版权信息

书名：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985～1949

作者：（美）沙培德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5-01

ISBN：978-7-300-18887-4

价格：78.00元

目录

CONTENTS

序言

致谢

第一部 通向革命之路（1895-1919）

序幕：义和团

20世纪初叶的中国

第一章 儒家激进主义的兴起

制度变革的要求

政治语境中的儒家激进主义

文化语境中的儒家激进主义

意识形态革命

第二章 1911年：历史与历史叙述

作为序幕的辛亥革命

作为阶段的辛亥革命

作为保守社会变革的政治革命

清朝的结构性崩溃

革命氛围

第三章 清朝覆灭过程中的观念与理想

帝国与国家

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梁启超

汉民族主义：种族与革命

第四章 从军事独裁者到军阀

早期民国政治

外交与君主制

军阀主义与军阀时期（1916—1927）

军阀主义的动因与影响

第五章 乡村社会状况

乡村生活的基本样式

乡村社会的解体

农民：抵抗、造反与革命

定义

第六章 城市社会变化

城市发展：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

新兴社会力量：工人

新兴社会力量：学生、妇女

第七章 知识分子、民国与新文化

立宪主义、联邦主义与改革

新文化运动

孔教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民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第二部 民族主义与革命（1919—1937）

第八章 五四运动中的政治与文化

五四运动（1919—1921）

帝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

文化革命与社会变革

现代国家与变革的限度

第九章 国家认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正义

“问题与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

“科玄”论战与现代中国保守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界定马克思主义

五四话语中的共同主题

第十章 政党政治的兴起

广州与早期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五卅”运动（1925年）

第十一章 国民革命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力

意识形态与国民党

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激进主义：农民阶级

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激进主义：妇女

第十二章 北伐与蒋介石的崛起

北伐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国民革命与权力的巩固

第十三章 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党时期

南京十年的国家建设

蓝衣与新生活：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

经济、国家与社会

正当性、民族主义与异见

第十四章 农民与共产党人

求生存：中国共产党

中央苏区

富田事变与游击战的经验教训

知识分子与对群众的发现

第三部 战争与革命（1937—1949）

第十五章 抗日战争（1937—1945）

日本侵华

战争中的国民党人

战时的重庆与南京

第十六章 毛泽东、毛泽东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走向1949年的毛泽东主义

整风

群众路线

第十七章 革命与内战

政治抗争与内战

共产党人与农民（1937—1946）

农民与政治：激进化

结语

序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其中有些是暴烈的，另有许多则缓慢而不引人注目。本书探索在努力创建一个强大且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这些变革对中国人民的含义。我希望阐明在现代中国内部以下动态且经常充满争议的互动——权威与自由，地方与中央，社会与国家，革命与稳定，以及乌托邦主义与务实主义。

为理解中华民国，本书并不采取直线叙述，而是以专题章节的形式提供对于中国转型这一中心主题的深度阐发，再将它们综合起来，编织入整体的叙述。尽管本书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推进的，但是每一部的各章都用一种更为聚焦的方式考察那几十年中的特定方面：政治、社会关系、思想、外交、经济以及其他主题。因此，本书避免单一的故事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教科书的作品。将其抟为一体的是贯穿这一时代内外的一系列重复出现的主题。通过检查不同颜色的丝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外衣是怎样织成的。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与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在外国干涉、战争与经济紊乱的情况下，中国古老的王朝政治制度以及支持它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为了自己与家族（有时是民族）的尊严——而努力奋斗。民族本身也有待构建。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国认同的版本，但正是在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与激进行动者首次试图通过混合种族、文化与历史等观念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些令人兴奋的观念触动了受教育阶层与城市群体的心弦，最后，它们还传布到了农民阶级之中。与此同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宣告帝制就此结束，并在随后试图建立一个共和国。清朝是以汉民族主义的名义被推翻的，满族统治者被视为外国侵略者——他们在两个半世纪之前突然冲出了东北森林，征服了中国。1911年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清朝不过是前后相继的二十多个皇室中最近的一个，其“正统性”可以被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像之前的所有王朝那样，清廷以其自身而非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

在王朝最后的那些年中，这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容忍。他们想要一个代表国人利益的强大政府。由此，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对受过教育的群体——如数量日渐增加的学生、军人、专业人士以及商人——来说，这些理念既是奋斗的目标，又是他们之间互相争夺的对象。到20世纪20年代，城市工人与许多乡村社群也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政治行动者，他们也迫切要求实现自己的社群与正义理念。民族主义将那些算得上数或应被算上数的人群重新界定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它唤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注意，那就是一个软弱且四分五裂的中国如何保卫自己抵抗外国自19世纪以来的威胁。而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正义——权力与财富在中国内部如何产生与分配——的问题缠结在了一起。

因此，建立某种新政府的斗争就关涉到政治共同体成员如何作为——哪些成员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这与建立强大国家以抵抗外国威胁和直接侵略的迫切需要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在这几十年中，战争肆虐，没有哪个城市、村庄或家庭能不受其影响，且它又与新权力源及其反对力量的出现关系巨大。在摧毁旧社会结构并为新权力竞逐者的出现开辟道路方面，外国帝国主义与赤裸裸的侵略、内战、地区与宗族暴力以及匪患都发挥着作用。在这几十年中，中国还被进一步拖入世界经济之中，这促进了城市化（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并为新的文化交互与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

在这几十年中，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以民主为名义，而民主自然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民主有时意指选举制度或实行选举的保证（以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方式），不过，它还意指各式各样的群众动员以及从公民权到经济安全等种种权利制度。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新社会群体——例如妇女、工人、商人、少数民族以及各种“爱国者”——要求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城市精英在挑战王朝权力以及随后反对自封的建国者时，都既用民族主义又用民主主义来正当化自己的行动。在工人与农民之中，民主、社会正义与民族主义也变成了强有力的潮流，塑造着长期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国革命者反抗着传统习惯与道德的重负，同时也与民国时期新出现的掌权者作斗争。

因此，“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同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标志就是国家建设的努力与实验，这种努力与实验宣称能加强国家力量且创建民主，而事实上通常是通过创建民主来加强国家力量。然而，在像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就此而言）民主主义这样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到的解放与乌托邦冲动也可能受到了限制，理由则是国族统一以及抑制对国家或法团权力的阻抗。中国民族主义是通过面对外国的频繁干涉与侵略的耻辱感塑造出来的。领导者与人民都同样尽力试图恢复
历史上的伟大。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片有着古老荣光的土地。而为了生存与发展，它需要新的制度。首要的则是新的公民，他们会被像学校、法律、兵役以及国家宣传这样的共同制度塑造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本书的绝大部分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追索这些尝试——教育普及化，语言标准化，改造法律制度，并一般性地加强政府。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可能互相冲突。领导者批评说民主会带来不统一与无效率。政府的批评者不得不为他们的爱国心辩护——尽管他们可能同样因为政府不能保护民族利益而攻击它。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间互相冲突的成分是不可能被否认的，不过同时，它们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虚假造作或白日梦。在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的逻辑完全以对人民的动员为基础。对旧式的王朝国家来说，只要人民交了税，它大体上就满足于让他们自行其是，而新式民族国家则需要他们热忱的合作。本书考察了中国奋力创造公民的过程。那么，被理解为是权利与义务结合的公民权就同样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民族主义要求创造公民——认同于政治共同体的人民。作为一位公民，在那个共同体中也就有自己的一份。在此类政治问题之外，本书还考察针对家庭、欲望、性关系、休闲以及身体本身（例如如何出行与着装）——它们承载着公民权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态度变化。

本书混合性地借鉴了社会科学、文化研究以及实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以集中探讨这些主题。我所设想的读者无须对中国有任何了解，不过要乐意在少数广为人知的事件中扑腾，并要间或游入深水之中，考虑这些事件的原因、方式以及潜在的替代性选择。

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提示——我在整本书中都使用了汉语拼音系统，只有两处例外：一些台湾的注解，因为那里普遍使用威氏拼音系统；非普通话版名字更为人所知的某些个人，如Sun Yat-sen(在普通话中读作Sun Yixian或 Sun Zhongshan)与Chiang Kai-Shek(Jiang Jieshi)，我遵从中国人的习惯，将姓氏放在前面。

推荐阅读、每章问题以及与本书有关的其他资源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www.routledge.com/textbooks/isbn0415364485。

致谢

本书写作耗时超过十年。我对那些读过各版本草稿的人心存感激，由于历时久远，他们中有些可能已经忘了这事（不过我记得）。为本书慷慨付出时间的包括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一些普通人。我感谢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狄忠蒲(Bruce R.Dickson)、李孝悌、陆冬远(Richard Lufrano)、潘光哲、托马斯·施瓦茨（Thomas Allen Schwartz）、大卫·西利托（David Shillieto）以及汪荣祖，他们在不同阶段阅读了全部或部分手稿； 鲍德威（David Buck） 与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对倒数第二稿的细致意见，为改进终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台北写作初期，宁爱莲(Ellen Neskar)与 阿里·博雷尔(Ari Borrell）给了我情感支持，并提供一台打印机供我使用。资助本项目（在我本应从事其他研究时）的机构有台北学术交流中心 （富布莱特计划）、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研究委员会、台北中国研究中心、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最后阶段，罗斯玛丽·卡斯腾斯（Rosemary Carstens）的敏锐编辑价值极大；我的研究助手洪静宜井井有条且精确到位的协助，为我节省了数月时间。我尤其要感谢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他细致而富于批判性地阅读了本书，其审阅之笔对我的语言与论述大有助益。当然，本书的错讹与偏误都由我个人负责。

第一部　通向革命之路（1895-1919）

纪年方式关乎政治、宗教与世界观。欧洲基督徒在13世纪开始把耶稣降生的年份当作公元元年，并开始以100甚至1000作为思考时间的单位，由此可见千禧年对于西方时间想象的重要性。而中国人则用60年一循环的干支或皇帝的年号纪年。义和团运动在西方人看来发生于1900年，但对中国人来说是光绪二十六年（光绪皇帝统治的第26个年头）或干支纪年中的庚子年。虽然在中国几乎没人把1900年看作世纪之交——一个世纪的结束与另一个世纪的开始，但是许多读书人确实感到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已经陷入了致命的衰退。中国在1894年（或称甲午年）在海上与陆上（朝鲜）都被日本击败，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引发了激烈的自我反省，并在1898年促成了一场激进的变革，但最终夭折于保守的朝廷官僚之手。事实上，回溯整个19世纪的中国，我们都可以看到保守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冲突。

虽然爆发于乾隆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在19世纪初被镇压了下去，但国库已被耗竭，外国侵略的危险也日甚一日。英国人贩运到中国的鸦片四处泛滥，战争与农民起义则成了这个世纪最明显的标志。尽管历史学家将19世纪——或者用中国人的术语：后乾隆时期——当作王朝衰落与应变失败的时期，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对自身传统充满自信的中国精英却并未感到须对既有文化做根本重估，绝大部分保守主义者直到五年后的义和团运动时才被迫开始承认变革的必要性。西历1900年在大部分地区都开始得再平常不过，春播的农夫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丰收，数百万人继续依靠地区与国际贸易为生。

尽管1900年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平常，但一场发生于华北乡村的排外运动正迅速地蔓延到失控的程度。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北方此时正在遭受一场持久的旱灾。成千上万的农民（包括不少妇女）联合起来，自称“义和团”，攻击地方上的传教士与教民，并乱糟糟地向北京进发。
[1]

他们为什么要攻击基督徒？这一事件又为什么对与这些拳民处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的中国政治精英，也标志着一个根本的转折？

序幕：义和团

愤怒而恐慌的拳民从山东西北部涌向直隶（京师所在的省份）、河南、山西，甚至内蒙古与东北。义和团运动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且没有统一的组织，拳民分散为成百上千的团体。在1899年与1900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这些以村社共同体为基础的小团体开始行动了。到春末，拳民烧毁教堂，劫掠修道院，并从那些不管是支持他们还是恐惧他们的地方精英那里获取金钱与粮食。很快，所有外国人与外国事物——例如铁轨——都成了攻击目标。一大批拳民在1900年6月进入了北京与天津，他们几乎占领了这两个城市，因缺乏组织，尽管在八国联军于8月最终赶到前一直在围攻北京外国使馆区，但始终未能攻克。同时，清廷在长时间的犹疑后，终于在6月决定支持拳民并向外国人宣战——然而基本上，它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支持拳民是慈禧的决定，但事实上，之后朝廷依然保持着分裂。一大批重臣认识到，反抗西方人成功的后果比失败更严重，因为前者必然招致列强的报复。面对传教士在许多省份被杀与北京使馆区遭围攻的局面，西方列强与日本组成了一支联军，并轻松地粉碎了拳民与清军的抵抗。大部分拳民逃散并重新变身为平民，清廷成员——包括慈禧与光绪帝——穿上老百姓穿的蓝色棉制衣物，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乘着一辆驴车耻辱性地逃走了。

在华北，超过200名外国传教士与成千上万的中国教民在义和团运动初期被杀。而在1900年6月至8月的武装冲突中，超过800名外国人以及难以计数的拳民与清军被杀。联军在从沿海向北京进军的过程中，劫掠乡民，强奸妇女，烧毁村庄，并杀死了相当多的中国人。在占领北京后，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军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为拳民之前的作为而惩罚所有人。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拳民的实践与信仰根植于华北的大众文化，信奉中国传统神灵的人们与独尊基督的教民之间长久积聚的矛盾则造成了冲突的爆发。19世纪最后十年的旱灾摧毁了乡村，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没有庄稼可种的农民学会了拳民的仪式，并认为这些仪式可以让他们刀枪不入。同时，尽管传教士与中国教民也祈雨，但在他们祈祷的对象中，并没有中国传统的神灵。据说由于中国教民数量的增多，许多教民拒绝参与他们所在邻里社区组织的传统仪式。庄稼仍在枯萎，开始有谣言传播说教民往村子的水井里投毒。此外，关于传教士以及投靠他们的中国“逆民”的传闻也扩散开来。据传他们是乱伦的恶魔，肆意强奸，并且为了他们邪恶的魔法挖出中国人的眼睛与身体器官。换句话说，人们害怕什么，他们就被说成是什么。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2]

西方传教士在乡间劝人们改信基督已逾40年，他们与中国乡民间的矛盾经常会爆发出来。传教士插手地权与水权之争，由此挑战了这一地方精英的传统特权，并惹怒了乡民。如果一名教民与一名非教民争讼走失的猪归谁所有，传教士会给地方官施加压力，使他们作出有利于教民的判决。传教士向各自使馆的抱怨会直接将压力转向清政府，迫使后者加强对地方官的管束。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山东省西部，但引爆运动的却并非某个特定的事件。这里的德国天主教徒显得特别咄咄逼人，并被当地人视为异类，在两名德国传教士于1897年末被杀后，威廉二世很高兴能有这样好的一个借口攫取青岛港并进一步加强德国在山东的势力。
[3]

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聚集在各种宗派的师傅周围，学习据说可使他们刀枪不入的仪式——简言之就是学习降神附体的技能，以把他们变成一架金刚不坏的搏斗机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植根于大众文化。通常降神附体是巫医、命相师或通灵者的专利，与其他人一样，普通中国人对这些骗子将信将疑，但没有人怀疑各种神灵确有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某种作用。

如同其他帝制政府，清廷在通常情况下对这种民间异端宗教会严加取缔，但是由于它的精锐军队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击溃，初期的拳民群体似乎提供了一种乡村共同体自我保护的方法，而中华帝制体系对此种自我保护一直以来就持支持态度。开始时，拳民群体是村庄自我防卫的内向组织，而非外向的劫掠者，拳民也自称忠于清朝。有些清廷高官（可能还包括慈禧本人）觉得拳民的异能或许有几分靠得住，至少他们的决心、斗志与狂热是如此。

在攻占天津与北京后，八国联军决定在“惩罚”清廷的同时，继续保留它的权位。因此，要斟酌“惩罚”的严厉程度。 例如英国准备以颐和园为攻击目标，理由是它属于皇帝个人，劫掠与摧毁它并不会伤害到老百姓。同时也讨论了就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报复清廷的问题。威廉皇帝宣称：“一千年前，匈奴人在他们的首领阿提拉的统领下，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声；德国人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为人所知：中国将无人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4]

支持义和团的清廷官员被处决，其中包括山西巡抚——他曾指使部属杀死了44名向他寻求避难的传教士及其家属。

1901年，《辛丑条约》（the Boxer Protocol）签订，强迫清廷赔偿三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三亿三千四百万美元），39年付清，年息4厘 （总共须支付约十亿两白银） 。这可是一大笔钱。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两亿五千万两，这意味着它不得不将最后的主要税源——关税、内地税（例如厘金）以及盐税——都抵押给外国人。
[5]

清廷同时承诺为遇害的传教士以及死于北京的德国公使建造纪念碑。它的军备受到严格限制，外国在华军事力量也得到了相应的加强。《辛丑条约》影响深远，它进一步削弱了清廷，并增强了外国在华势力。义和团运动同样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清廷的耻辱性失败迫使它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改革。这些改革在慈禧太后一返回北京后就开始实施，这意味着以现代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为标志的中国20世纪的开始。

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性更多地在于它塑造了西方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尽管有几百名外国人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遇害，但拳民点燃的动乱之火毕竟很快就被扑灭了，华北平原上的日常生活秩序不久也得到了恢复。可是对于伦敦人、纽约人或者柏林人来说，在阅读他们勇敢的传教士与士兵在遥远而幽暗的中国的不幸命运时，拳民简直成了世界上一切令人恐惧的邪恶与黑暗的象征：反过来，拳民心目中的外国人形象也是如此。由此，拳民对20世纪之交“黄祸论”在西方的流行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在好莱坞版本的义和团运动中，几乎看不到帝国主义与旱灾在制造拳民过程中的作用。在《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
）（拍摄于1963年的彩色历史片，时长两个半小时）中，坚毅英俊的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与英勇无畏的大卫·尼文（David Niven）率领被围的西方人——其中包括美丽绝伦且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娃·加德纳（Ava Gardner）——坚持到了援军到来。尽管慈禧太后在影片中有一个群镜头，但拳民本身出场甚少。他们只被当作社会力量，如同一股短暂而有破坏性的扫过大地的“飓风”。

对中国人来说，义和团运动成了一面反光镜，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镜子前的你是谁。历史学家保罗·柯文（Paul A.Cohen）巧妙地指明了义和团运动是如何被后人“神话化”的。
[6]

该运动可以被解读为进步的或落后的。进步是指爱国拳民代表国人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势力，他们表明农民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这预示了之后的革命的到来。落后是指他们表现了无知与迷信，他们支持清廷这一封建王朝，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现代化取向的中国精英深信义和团运动是落后且毫无价值的，他们将拳民当作中国必须进行一场民族再生运动的铁证。不过，这些精英也承认，如果大众能接受教育且被适当地动员起来，他们能够成为现代国家的合格公民。这一公民教育被当作中国精英的中心任务。

此外，对某些中国人来说，义和团运动显示了希望、信念与组织的威力。随着反帝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加强，拳民被重新界定为爱国者。就此而论，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并非大众的无知或迷信，而是帝国主义势力对整个国家的压迫。思考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去问：到底什么值得被记住，是拳民的“迷信”还是《辛丑条约》显而易见的非正义性？ 中国的爱国者指责英国士兵的行径比拳民更野蛮，共产党人甚至倾向于把拳民浪漫主义化为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爱国者。

当然，义和团运动不可能被简单归纳为迷信且封建，或进步且爱国。它给我们展示了20世纪中国的许多重要趋向。考虑以下因素：打乱传统权力关系的乡村传教士，政治经济学视野下华北平原的大饥荒，列强的直接干涉（炮舰外交，“不平等条约”），清廷以及地方官所面临的复杂政治压力，农业经济面对水灾与饥荒的脆弱性，改革派精英的期望与决心，有可能正当化暴力行为的文化，以及民众的抗争传统。更重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预示了中国大众的政治化。回溯历史，他们代表了由土匪与军阀（偶尔会成为未来的皇帝）参与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如同暴风雨般猛烈，却没有能力重塑政治与社会结构。而从长远看，义和团运动使我们得以窥见老百姓如何——在适当的环境下——能够不仅影响历史走向而且有意识地参与政治运动。

20世纪初叶的中国

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切入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入口。在1900年，全国4亿人口中约80%是农民，乡村中国的生活节奏甚至到今天也很少改变。南方的稻作与北方的麦作都是密集种植，以至于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农业看起来更像园艺而非农作。可能直到1750年或1800年，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略高于欧洲，这一水平在19世纪略有下降，但长期稳定。但是，相对于欧洲与北美的人均增长率，如同世界其余的大部分地方一样，中国经济在19世纪下降显著。清朝在19世纪重新恢复的和平局面、农业技术的进步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优越地位共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从17世纪末的1亿左右增加到1800年的超过3亿。但这一量级也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例如人多地少、租佃关系恶化以及过度耕作与水土流失这样的生态灾难。

同时，白银开始外流：在19世纪30年代，为购买从英属印度进口的鸦片，每年流出900万两白银。这一结果对农民尤其严酷：他们的租税直接增加（租税以白银交纳，这意味着农民必须用他们日常使用的铜钱去兑换白银）。鸦片战争从1839年至1842年断断续续地打了两年多，最后清军战败，中国被迫接受西方列强的索求，包括贸易开放、外交、传教、驻军、赔款以及外国直接投资（1895年后）。清廷失去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后者已被卷入了国际性的贸易与资本流动中。尽管有地区性的不稳定，20世纪的头20年并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但同样，也没有工业化的内涵式增长必需的资本积聚发生。人均国民收入仍只有60元（200美元~250美元）。

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争论在两极间摇摆，一极认为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自然发展，要为中国的落后负责；另一极则认为它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与进步。具体分析，外国经济渗透（贸易与投资）应该与强索赔款或强占关税等政治决策的经济影响区别开来。后者无论经济影响如何，都削弱了清朝以及随后的共和政府。这样的政治后果破坏了既有的物质、法律甚至道德体系，并最终影响到经济。因此可以这样说，不管国际贸易是打乱还是改善了中国的经济（或者两者皆有），帝国主义的影响就整体而言仍是灾难性的。中国在19世纪初期进出口贸易相当平衡，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几乎没有外债，而到了辛亥革命时，外债已高达惊人的9亿两。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政府岁入被迫用来偿还外国债务或赔款。

中国人在20世纪之交开始意识到，帝国主义如同一张不断伸展的巨网，有将他们牢牢缚住的危险。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与军人都是剥削中国的整体行动的一分子。法律禁止中国人移民美洲与澳洲，更是令人憎厌。铁路——伟大的19世纪的进步象征，控制自然并开发大地——被一些中国人视作外国侵略的标志：让中国借外债修路，并身陷债务陷阱；让外国商品与军队可以更容易地深入内地；让民众失业；让外国军队可以在中国更迅速地调动。拳民要扒掉铁路真是一点也不奇怪。

帝国主义的形式多种多样。鸦片战争后，治外法权使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通商口岸的管理权也落入外国人之手。
[7]

到1890年，已有33个城市向外国人开放贸易，并允许其定居，而在1894年到1917年之间，又有59个城市渐次开放（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传教士获得了全境传教权，商人也获得了内地旅行权） 。并不是所有通商口岸都住了很多外国人，但其中16个城市有租界，在那里外国人实行自治：这事实上是些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微型殖民地。最大的租界在上海。中国政府在1898年割让了5个租界地与附属地域。

德国：山东胶州湾以及附近超过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加筑路权与采矿权，租期99年；

俄国：东北南部的辽东半岛，租期25年，外加修筑从旅顺到哈尔滨的铁路以及沿线的伐木与采矿权；

法国：东南地区的广州湾，租期99年；

英国：正对香港岛（鸦片战争后已沦为英国的永久殖民地）的新界地区，租期99年；以及威海卫港，租期“只要俄国人仍占据旅顺港，就继续占据该港”。

强权竞争的作用在此显而易见。这种竞争保证了任何一个强国都无法单独殖民中国。很自然，中国人越来越担心列强会就此瓜分中国。列强还任意索求势力范围（由单一强国结合条约权利与现实军事存在而加以控制的区域）。势力范围与经济渗透互相重合：英国控制长江中下游以及广州周边地区（从香港）；法国从其殖民基地越南与柬埔寨出发，索求南中国的云南、贵州与广西作为势力范围；德国、俄国与日本激烈争夺中国北方的控制权，日本于1905年击败俄国，再加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日本便控制了东北以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正式吞并了朝鲜（1910年），并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1914年）。1915年，日本又从北京政府手中获得了辽东半岛99年的租借权以及相应的筑路权。美国虽主张列强应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即各国均可在均等机会下与中国进行贸易），但也在中国内河与沿海保持了一定的海军力量。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始终是英国在维持着整个体系的运转。控制长江下游使英国获得了通向内地的钥匙，英国基于对其商业力量的自信，承认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存在，换句话说，英国反对任何国家在中国某一区域索求排他性的经济权益并支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

1900年，在中国居住着几万名外国人，这一数字在1920年达到了40万，其中包括移入东北采矿、伐木与垦田的日本人、朝鲜人与俄国人。传教士深入中国大部分地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前夕，天主教传教士与修女（西方人与中国人合计）已超过5000人，天主教徒则从1900年前后的721000人增加到1920年的200万人。新教传教士同样增加到超过6600人，并宣称有345853名信徒。新教的不同教派组织了超过1000个传教团，并与天主教一样都建立学校。在1900年前后，法国主导着天主教传教活动，而英国则在新教方面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不过这一角色在1920年后被美国所取代。到这时，许多新教传教团将更多的注意力从拯救异教徒脱离地狱转移到了改善人间生活这样的“社会福音”——具体包括医疗救助、赈济饥荒、康乐活动以及学校与扫盲。

就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范畴“半殖民地”显得恰如其分。外国存在并非毫无限制，中国并未被任何一方完全殖民——但是大部分主权却又被如此多的列强分别控制，又使它像是一个殖民地。中国人感到自己被殖民，外国人则感到自己是殖民者。外国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享有治外法权，他们确实在中国法律——不管是民法还是刑法——的管辖之外；外国公司不必向中国政府缴税，外国银行则自行发行货币；外国军事力量与传教士能够、事实上也已经在中国境内自由通行。在很多问题的处置上，中国政府甚至连商讨权都没有。列强相互间的协议能够决定铁路的走向与所有者，以及势力范围的运作方式。而在那些老大的清帝国还能自主控制并且在文化上属于非汉族的区域，大片（绝大部分不可耕种）土地被廉价攫取：英国控制了西藏，俄国则侵入了蒙古。同时，尽管西方人以种族主义式的轻蔑认为中国人懒惰、贪婪、不诚实、落后、恶毒（殖民者的这些陈词滥调在他们的描述中都不难找到），这个国家与其人民却仍能引起某种尊敬。外国人无法忽视它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以及它令人自豪的传统文明，而且他们也不确定它在未来会是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

地图一 中国的通商口岸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首次向外国商人与外交人员开放了5个港口。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更多的沿海与沿河城市被开放，其中一些建立了租界，在此，外国人基本实行自治，不受清政府以及随后的民国政府的法律管辖。同时，依靠在中国内地的运兵权以及内水航行权，列强保证了更非正式但也更广泛的“势力范围”的确立。最重要的势力范围包括英国——香港、广州，尤其是上海、汉口以及长江流域；法国——广州湾与福建；俄国与日本——东北；德国与日本——山东。

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外国在华存在的悖论之处在于，它既是无法抗拒的，又是不起眼的。绝大部分中国人从未见过外国人，只有极小部分的中国人皈依了基督教。不过，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感觉到了由外国人所带来的经济变化的影响。就业与失业视全球经济循环形势而定，当其不再需要农家妇女的手工纺织技巧时，农家就陷入困境；而当她们在城市的工厂里找到工作时，农家又从中获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港由于贸易转向上海而出现大量失业人口，但同时浙江男子却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逐渐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开始学会如何管理现代银行与医院、建立新工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运营报纸与出版社。总的说来，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现代经济。

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王朝制度开始解体。只有在外国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辛亥革命。不过，辛亥革命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内部根源，而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则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本书的第一章至第七章讨论这一革命的原因与影响。尽管后几代中国人认为这一革命不彻底，但它毕竟是打破一系列预设与偏见——皇帝的神圣性、士绅阶级的优越地位、古典教育对精英的重要性——的枢纽性事件。整体上，权力的文化与宗教象征被严重地破坏了。
[8]

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在整个世纪也是如此。我们的故事因此开始于1894年至1895年间的甲午中日战争与1895年至1911年间的骚动时期，接着来到辛亥革命以及试图建立新政府、新社会乃至新文化的20世纪第二个十年。时间从1912年重新开始了——这一年就是民国元年。

注释

[1]
Paul A.Cohen（柯文），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以及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
拳民小调。引自Joseph W.Esherick（周锡瑞），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p.299。

[3]
John E.Schrecker（石约翰），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3。

[4]
引自Paul A. Cohen（柯文）， History in Three Keys， p.55。

[5]
1908年，美国国会授权总统，从属于美国的赔款中免除1000万美元，用于发展中国教育。这笔资金帮助建立了清华大学的前身，并且提供了将学生送往海外留学的奖学金。然而，加诸中国的赔款总额是毁灭性的，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废除。

[6]
Paul A.Cohen（柯文）， History in Three Keys， 尤其是pp.211-288。

[7]
参见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的综述部分，“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Republican China，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28-207。

[8]
这种情况在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的文章“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Republican Politics”中有简要描述，载China Quarterly 150 （June 1997）， pp.260-281。

第一章 儒家激进主义的兴起

1895年4月末，雄心勃勃的37岁新科举子康有为起草了一份进呈光绪帝的请愿书，要求清政府拒绝向日本屈服并立刻进行一系列的基本变革。震惊于中国惨败于日本的事实以及《马关条约》的苛刻，1200名与康有为一样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这几乎相当于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抗议，签名者冒着触怒清廷的危险。毕竟，清廷已经接受了《马关条约》，并且一贯地并不容忍批评。

根据条约，清政府须赔款2亿两白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主导地位；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4个新的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所有通商口岸建立工厂。由于之前一系列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其他列强自动获得这些权益。从后来可以看到，这场战争为列强打开了直接投资中国的大门，这也成为了中国接受现代技术的主要途径。随着外国投资的增长——1902年大约8亿美元，1914年超过15亿美元——列强发现他们的利益与中国经济的稳定紧密相关。这场战争同样标志着日本依靠自身崛起为太平洋地区的强权国家。回溯以往，我们可以看到这不过是中国自1840年后所遭受的一系列挫败——每一次挫败都使得外国列强得以攫取更大的商业、宗教、外交乃至领土权益——中的一个。但这次挫败对中国的震动尤其巨大，因为中国——经过几十年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本被认为应该能赢得这场战争。这种震动因为以下情况更加剧了一层，那就是中国士大夫长久以来都将日本视作中华文明边缘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岛。

在这一章，我将勾勒1895年公车上书运动的基础，以及由之而起的政治风暴。我试图展示为何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与文化的起源。这里所说的“现代”，首先意味着一系列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这一过程自然牵涉到重新思考中国政府的组织方式。除此而外，正如康有为（1858—1927）所明了的，上一代政治领导人对西方文明在经济、技术与文化方面的巨大活力，民族国家间你死我活的竞争，进步无情向前的特性或者改革中国绝大部分基本制度以更有效地利用国家力量的迫切需要都所知甚少。这场以康有为为先锋的运动回向中国传统以寻求支持，朝向欧洲与日本寻求可资借鉴的榜样，且后来指向了一个违反它最初意图的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证明不能迅速变革的王朝。
[1]

康有为以及他这一代的激进派儒生希望能够将对他们自幼浸淫的儒家价值与世界观的忠诚与对皇帝的忠诚结合起来，忠于皇帝伴随着忠于改革后的清廷，忠于清朝则伴随着忠于国族——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民。他们开始提出新的问题：谁构成这个国族？中国人民如何界定？忠于国族是否意味着支持强政府？支持什么样的政府？

儒家激进主义——尽管这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象征着刺耳呼声的出现，这一呼声由儒家传统教育出来的男子（妇女尚未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发出，要求以儒家经书为基础进行彻底变革。纵使这些人主张一定程度的西方化，这种西方化也仍然是植根于儒家的世界视野之中。他们想要中国变得强大，在各强权间独立不倚，换句话说，他们想要有选择自己将采用何种外国观点的权利。但是，伴随着1895年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急速扩张对中国造成的威胁，他们开始恐惧于列强将要瓜分中国，甚至中国人将要灭种。希望与恐惧互相咬合，产生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紧张气氛。尽管如此，在1895年，即使是年轻一代的士绅也仍然几乎毫不怀疑自身文化的基本正当性。

他们立刻遇到了政治挑战——仅具有举人功名，即使是像他们这样经验丰富的成年男性，也没有向皇帝上书的权利。光绪帝与实际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都没有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北京的官员把它压下来了。该上书冗长而详尽（俗称“万言书”），就其重大意义而言，其真正的要点也已超越了继续抵抗日本的需要。康有为与他的伙伴们要求对整个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重构。一些最有见识的年轻士人开始认识到国族团结的力量。不久后成为康有为追随者的唐才常，在给他兄弟的信中说：“不可自恃为读书人，以藐视愚氓。盖兵乱将起，先能得若辈之心，则仓促中或犹有为之援者。”
[2]

康有为的上书呼吁政府促进工业发展，实现军队现代化，修筑铁路，建立邮政系统，发展海运业，雇用“良工”，甚至利用海外华侨（大部分是下层商人，不过富于商业技能）的才能，以学校培训的方式改良农业。在今天，这样的改革可能听起来并不特别激进，但是它们预示着一个中国之前从所未见的远为积极的政府。上书也毫不畏惧地要求政府加税。更说明问题的是，改革者预想了一个积极公民的形象——人民不仅献身于他们的家庭与地方公益，而且献身于促进中国的成长与进步。

康有为籍贯广东，出生于广州附近，这里也是感受到现代西方的存在最久的地方。他的背景被历史学家贾祖麟（Jerome Grieder）描述为“地道的士绅家族后代，伟大文化的继承者……在早年就开始努力成为他事实上所是的人，至少他自视为：一个儒家圣人”
[3]

。康有为在早年便以救济苍生为己任，尽管他研习过儒家与佛教经典，阅读了许多翻译的西方著作，但是他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宗教领袖而非学者。当他21岁（1878年）时，在一段时间的紧张研习之后，他经历了一次以觉醒作为结束的精神崩溃，如他后来所回忆的：

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焉，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
[4]

康有为在1895年考中进士，他与弟子（其中最出色的是梁启超，1873—1929）于同年秋离开北京，迅速准备建立新学会，计划将年轻且受过教育的国人组织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间或在持同情态度的督抚的保护之下，不少团体以类似“强学会”这样富于提示性的名字活动，建立了图书馆、学校，制订了出版计划。他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呼吁更激进的改革——议会制民主、“民权”与平等的主张都开始出现了。

激进派儒生的主要目标是要实现君民一体。因此，议会就不是被当作代表不同利益（更不用说互相冲突的意志）的机构，而是被当作沟通上下并达成合意的场所。旧的共同体团结的儒家信条因此被赋予了全新的制度外形。但是认为非官员乃至平民也应该参与政府事务的观念在当时毕竟仍象征着激进主义。“人民”凭借自身作为一股力量开始进入中国人的公共意识。 尽管谁算是人民仍悬而未决，但激进派儒生已对他们抱以厚望。儒家经典中所说的“民本”——人民作为政府的基础——强调令人民丰衣足食是统治者的责任，因为失去了人民的国家就会灭亡。就此看来，“民本”是一种相当家长制的精英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尽管改革者将“民本”看作建立真正的民主制的文化基础，但儒家的“民本”概念从未允许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换句话说，它代表的是某种“为”人民而统治的力量，但却不是人民的统治或由人民来统治。激进派儒生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平民百姓，当他们要求朝廷扩展政治过程时，他们心中所想的主要就是自己这一群人。不过，改革者认识到在这个帝国主义与竞争性民族国家的新世界中，人民必须被整合入共同体的政治生活。第一个布讲这一信条的人是梁启超。

制度变革的要求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一名非凡的学生，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中，他逐渐成为维新运动的首席发言人。比起康有为，梁启超的头脑要更为开明，他刚刚二十出头就已成为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他在发表于1896—1897年间的《变法通议》中，呼吁政府鼓励来自下层的意见，以及迅速扩展教育体系（包括女校）。这些主张意味着要求重构中国社会。例如，梁启超预言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帝制中国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将被大众教育制度取代，他对明治维新所建立的以西方为模板的学校体系大加赞扬。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太无知，也太无目标，因此不能立刻被赋予权力，因此，他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不要误解他的最终目的。通过呼吁一种士绅民主，梁启超正在挑战朝廷与官僚的政治垄断。此外，在出版的文字中，梁启超对王朝专制的批评即使并不直接，也已足够尖锐。他批评皇帝将自己与人民隔绝开来，自私地拒绝关心他们。在一封私信中，他坦率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

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为人治之极，则私亦为人类所由存。
[5]

而私下，梁启超向他的学生提出过叛逆性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异族的清统治者是否能够领导必要的改革。

1898年夏，慈禧处于半退休状态，维新人士最终赢得了她的侄子光绪帝的支持。他们奋力战斗，试图重组官僚机构，加强皇帝的权力，以使他能推行改革——维新运动的各种主张已激起了既得利益者的巨大反对。光绪帝宣称自己要广纳良言，但是，改革的建议中并未出现议会、宪法或其他的民主制机构。对满人、宫廷与官僚机构间缠结不清的利益来说，外部挑战仍突然间如凶灵般从暗影中显现出来。

许多历史学家觉得这是中国“以非革命的方式进入现代”
[6]

的最后机会。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观点太言过其实，不过是改革者在失败后广为传布的自我标榜的反映。无论如何，光绪帝在整个1898年夏天确实颁布了一连串的法令。他改革科举制度，强调时务策而非四书五经义；他将佛教寺院改建为公立学校；他废止了满人的任官特权，裁撤冗官；他新建了主管商业、工业与农业的机构；陆军与海军将更现代化。光绪帝鼓励中下级官员乃至普通士人直接向他上书，这多少是对康有为在1895年贸然上书加以事后追认。

维新运动不仅挑战了官员，而且也挑战了绝大多数士人的生活之道。功名以及其所伴随的文化预设都受到了威胁。一些官员与满洲亲贵感觉到王朝本身也在危险之中。绝大多数官僚对光绪帝的改革愿望都虚与委蛇，静待他的伯母慈禧太后的反应。光绪帝对中国政府的重组只不过是纸上的革命。

慈禧太后在19世纪70年代后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宰者。她在维新派与守旧官员之间保持着平衡，不使朝政倒向任何一方。最开始，她是咸丰帝的年轻妃子，为他生育了唯一的子嗣。1861年，当咸丰帝在英法联军第一次侵入北京不久驾崩后，在一些大权在握的皇亲国戚的支持下，她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成为事实上的摄政者之一。1875年，在她的儿子同治帝驾崩后，通过让侄子继位为光绪帝，她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光绪帝长到20岁以后，慈禧开始退入后台。表面上她似乎对这些维新派的行动感到满意，至少在1898年维新刚开始时是如此。

不过，到这一年夏末，在光绪帝开始罢免重要官员并擢拔他自己的亲信后，出于对自身地位的担忧，也可能是相信了维新派密谋推翻满洲统治的宫廷流言，慈禧采取了行动。事实上，此时维新派正在设法除掉她，并向倾向维新的军事将领袁世凯寻求帮助。但袁世凯却去告了密。这年9月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光绪帝，清除了他的支持者，并不经审判就处决了6名维新人士——一个很罕见的举措，表明朝廷当时是何等震恐，她甚至命令掘掉康有为家的祖坟。本来会有更多的杀戮，但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外国公使馆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光绪帝在软禁状态下度过了他的余生，困居于紫禁城外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到政变发生的那个周结束，几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已被废除。一个反动的时期到来了，在政变后，朝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落到了对义和团表示同情的守旧派手中。

通过争论，历史学家已将对光绪帝以及激进维新运动的同情与对至少是一个计划更详审的改革的同情（如果不是对慈禧太后与她的反动运动的同情的话）区分了开来。 一些人认为康有为对光绪帝与维新运动有强有力的影响，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作用要小很多；一些人指责康有为造成了混乱，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在试图支撑每况愈下的王朝；一些人将1898年的事件视为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支持者之间的政治争斗，另一些人则认为其有比这更重大的意义；一些人在1898年中看到了与过去的真正决裂，另一些人则更多地看到了它与之前一代的洋务运动的连续性。一般而言，绝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同意，康有为对光绪帝与帝党的影响对于维新的激进化至关重要，也都同意尽管维新运动并未被很好地计划，但就历史因果而言，它是被慈禧太后这个娴于宫廷权谋而昧于世界大势的女人所发动的政变所扼杀。换句话说，一个老套的故事——善良的改革者对阵邪恶的反动势力。

修正派已从许多视角攻击了这一观点。他们都提到的一点是1898年事件的史源问题，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记述本身就是他们对清廷的攻击的一部分。
[7]

不过，在康、梁版的善恶相争的故事中寻找漏洞与证明发生过根本不同的事件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并非每一点都真实，但这个1898年事件的标准版本影响了当时以及以后几代人对此的态度。梁启超对维新运动的解释如何成为主流历史，它又如何迎合了既存的偏见（例如女性不应该掌握权力），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8]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用最同情的办法理解慈禧太后，也无法在那个改革已明显成为必须的时代将她塑造成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即使她并不像传统形象中的那样是一个恶魔，她也绝对无法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充满活力的领导。

慈禧太后认为康有为试图颠覆清朝，这是错的，但是康有为最终确实想要将清朝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康有为竭力主张光绪帝应该像日本的明治天皇或俄国的彼得大帝一样强力推进改革。问题在于，尽管慈禧太后并不完全反对改革，但她的政治基础在于维持宫廷与军队中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平衡。因此，改革主要被交给了各省督抚，他们中有人建立新式学校与兵工厂，发展采矿与铁路，以及推进管理现代化——有人则什么都不做。袁世凯自己是改革的支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冒把政府交给毫无经验的新进人士的风险。在1898年，光绪帝想要超越之前两代人不紧不慢的零碎改革，毫无疑问，其部分是因为这是增强自身权力的有效途径，而康有为则提供了进行政策变革的智识动力。但是，一旦涉及落实改革这一棘手问题，不管是康有为还是光绪帝都相当缺乏政治经验。康有为的鲁莽与自我圣化阻碍了策略性的联合，北京的官僚极其保守，到了9月，朝廷重臣明显已经使慈禧太后相信光绪帝的所作所为正在威胁到王朝本身。双方都在集结力量，双方也都向袁世凯寻求支持。如此这般，维新运动最终走向了一个血腥的结局。

康有为给光绪帝提供了一种新的君主政体。最终，通过宪法与议会，光绪帝能够成为古代圣王所树立的理想典型。君主将与人民成为一体，自身作为神圣象征，但并不拥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权力。康有为解释说，在一个议会制体系下，“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
[9]

，国会制定法律，法官依法断案，政府依法治理。“人主总之”，但是几乎什么也不做。这样说来，慈禧太后把维新派看作直接的威胁可能倒是对的，不过，儒家的圣王（以及其贤相）在康有为的愿景中仍显得很有生命力。

中国人对百日维新仍然念念不忘——1998年遍布全国的纪念维新运动100周年的公开讨论可为明证，其原因正在于康、梁使它成为中国改革与自救大戏的第一幕。百日维新表明，中国也许能够通过迅速且自上而下的途径走向现代。这一梦想并未随着戊戌六君子等志士在1898年的遇难而消逝。

维新运动在1898年9月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义和团自然有他们自身的紧迫关切，与宫廷政治或士绅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之所以能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获得重要地位，纯粹是因为朝廷对它的容忍。正像现代历史学家那样，保守的朝官用外国影响来解释维新运动，义和团看起来好像——仅仅是可能——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讽刺性的是，组织涣散的清朝军事力量无可置疑的失败、慈禧太后从北京耻辱的出逃，以及保守派回应改革派挑战的一般性失败，导致了1901年之后一场真正改革的出台。

清廷的“新政”改革与百日维新（此时不再被视为非常激进）区别很小：重组官僚机构，新建学校，发展现代基础设施；在几年内，古老的科举制度就被废止，宪法就被制定就位。这一次，清廷面对着持续性地要求它大变、快变的压力。不耐烦的改革者（如梁启超）仍严厉批评清廷变得不够快；在中国大地的许多城镇，那些经常阅读梁启超以及其他激进分子的作品的士绅正出于自身利益努力推动政治参与。率直的革命者指责清廷的改革不过是个骗局，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接受异族满人朝廷的暴政。我们会在第二章叙述这些斗争，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将考察改革运动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政治语境中的儒家激进主义

作为寻求发出自己声音的政治激进分子，康有为与梁启超指向的是20世纪。他们要求政治领域必须向所有受过教育的男性开放。 不过，为了理解他们，我们同样要看看他们借以现身的语境。传统的士人期望获得尊敬与权力，首先是基于自己托身于儒家文化——他们精熟四书五经；其次，也是更显而易见的，是基于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对成功者来说，学校教育伴随着一系列的考试（经常超过20年，甚至更久），最终则意味着功名、声望与官职。这也是康有为自己的梦想之一。这种考试基本上分三级，难度逐渐递增。首先，县一级的考试，选拔出数量相对较多的“生员”；其次，省一级的考试（乡试），选拔出数量要少很多的“举人”；最后，京城一级的考试（会试，每三年在北京举行一次），选拔出几百名“贡士” 由皇帝亲自加以殿试。1895年，举人康有为与梁启超赴京应考，力争考中进士。作为学生的梁启超应举中式的年岁要比他的老师康有为小得多，这显示了他的过人聪明，但并未影响到他们的师生关系，毕竟每个人都知道能否考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碰运气的事情。尽管科举中式名额十分有限，但在晚清，对政府来说，获得功名而等待任官的士人也还是太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以教书为生（如康有为），或做高级官员的幕僚，或从商经营家族产业，或著述进行古物研究，或自命清高而陷于贫困，或甚至可能参加革命。不过，不管他们的个人际遇如何，所有这些人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精英文化的成员。

同时，所有这个文化的成员都习得了儒家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以对社会的等级性视野为基础，强调礼仪性行为。不平等是自然而然的——正如天高于地，男人高于女人，父亲高于儿子，皇帝高于他的所有臣民。义务是相互的：大体上，地位较低的一方要向较高的一方表示忠诚与服从，后者则对前者施以关怀与仁爱。士绅作为儒家经典的研习者以及政府组织的科举考试的参加者，自认对维持社会秩序负有责任。例如，帝国政府并没有足够数量的官员去关照所有进行的工作，士人因此成为全中国乡村与城镇共同体的自然领导者。这一角色得到了儒家经典的确认（因为儒家经典要求有“德”之人来担当领导），并被历史所反复证明——士人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解决邻里纠纷、筹集资金筑堤或组织团练，还是教化民众。这是一种深植心中的社会责任感，它甚至塑造着那些最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必须强调的是，儒家道德绝非仅限于一小群精英。反过来，因为基本读写能力的普及，各种各样大众化的儒家学说版本支配着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层级。例如，尽管孔子本人谴责“利”并且看重农民（这种态度经常可以在乡村社会中的士绅那里看到），商人们仍然在儒家传统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指导人们如何合乎道德地取得商业成功的书在整个清朝时期都十分流行
[10]

，它们甚至许诺说一个野心勃勃的商人在赚钱的同时，仍然能够做士绅。许多与儒家信条相连的基本价值（例如孝——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实在可以被当作适用于所有中国人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上升阶梯向所有出身的人开放，几乎所有帝国男性臣民在法律上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尽管很多男孩必须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活，没有时间接受必要的儒家经典训练，但是，经济的流动性可能最终会让他们的后人进入科场并获得成功。只有少数贱民阶层与贱业群体（例如船民与戏子）被禁止参加科举；衙役、税吏与书吏同样不能应举，想来是为了让这一未受经典熏陶的潜在权势群体不至于对现存秩序形成威胁。

一个人如果足够聪明且幸运，他可能在二十出头时中秀才；在接近三十岁或三十出头时中举人，并因此可能在一段时间后获得任官资格；中进士的时间会在三十岁到去世之前的任何时候，这可能会让他立刻获得外放官职。以1850年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计算，只有万分之五能够通过乡试。而对经典的背诵从五岁就开始了。当然，中举者绝大部分来自有相当特权背景的家族，或有富有的亲戚资助，以完成应举必须的、长期的经典研习。少数卓越的家族能够超过5个世纪连续获得科举的成功，这也显示了晚期中华帝国社会的稳定性。科举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厌恶的干瘪教条的世界，应考者的整个生命在年复一年取悦主考者的无价值努力中逐渐凋谢。但这同样可能会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世界——智识上充满活力，感官与文学经验得到开启，并伴随着获得声望、财富与权力的保证。
[11]

应举群体至少包括几百万人。高度教化的“儒生”占到总人口的5%。
[12]

该世界以对繁难的文言文的谙熟为标识，其成员共享着一种精雅的举止与礼节。甚至最低一级的“生员”都被特许穿戴把他们与民众区分开来的衣服。他们拥有某些受法律保障的特权，包括不得被刑讯以及一些税收豁免。但是这种官方地位却并不是道德水准、正直性甚至谋生能力的保证。高级官员严格按照他们的等级地位着装，俸禄丰厚，并通常能从请托者那里获得更为丰厚的贿礼。所有这些人都是“士绅”，这一术语涉及英语文献里两个部分重叠地描述中国的词。首先是中文“绅士”一词的英译，基本上是一个法律范畴，精确地指称那些中举的人；其次则不仅包括以上这些人，而是广泛地关涉他们的家族，甚至有可能下延到第三代，甚至更广泛地扩展到那些就财富、教育与举止而言有必要接受士绅生活方式的家族。

康、梁在1895年试图将这些含混地共享着同一个文化的人们争取过来，并将其组织入一个团体——某种以“学会”与杂志为载体的游说集团。恰恰由于中国之前的变革，他们找到了现成的拥护者。19世纪6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开始将现代专家之学（例如数学）引入某些考试之中。主考者也开始就西方制度与政治的历史提出问题。纯粹的传统经典教育正在被推向一个新的方向。此外，洋务运动创办的学堂、兵工厂与造船厂已经产生出如军事技师与西学专家这样的职业道路。这两个群体缺乏科举正途所具有的声望，但它们之间却并不隔绝。军事学堂甚至培养出了西式的医生与护士。因此，一个支持改革的广泛且具有社会多样性的群体出现了。

康有为与他的同谋者的行为是违反成法的，但却并非没有先例。康有为早在1888年便第一次违制直接向清帝上书，表达改革诉求。清廷对结党一事特别敏感，官员必须作为个人为朝廷效劳： 不完全是作为官僚机器的锯齿，而是作为只忠诚于皇帝的无私臣属。然而现实政治长久以来就一直是派系分立，而其表面形式则往往是学术传承或文章应和。官员、有权有势的各省士绅家族以及身份低下的书吏都有办法互相勾结。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动荡不安的几十年中，此类合作变得十分普遍。
[13]

也有更之前的例子。在士人写就的历史中，官员冒着身家性命之险向皇帝谏诤被视为典范。在南宋（1127—1279）时期，“主战派”不停地呼吁要从夷狄手中夺回北方失地。更近一些的例子则是发生于明朝（1368—1644）晚期的东林运动，作为对腐败与失序的回应
[14]

，他们公开宣称自己对儒家道德信条的坚守，抨击宫廷内的道德腐败，并要求让“好人”掌权。这些并不是无用的老生常谈，在由皇帝公然的怠政所引发的党争中，它们都是可用的武器。与晚清的维新人士不同，东林运动缺乏一个特定的政治方案，但它的领袖却为后世提供了某些精神上的激励。

更直接的，康有为是清流运动的继承者。这一运动是对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的自觉的正统化反应，一开始就因其反西方主义而得到了一个强硬、“保守”的名声。但是在外国压力日益增长的背景下，以雄辩的修辞包裹的尖锐抗议与批评却导向了令人意外的变化。尽管清流派多出自官僚体系的中下层，但他们也卷入了宫廷政治，并在高级官员中也有少数的支持者。不过，比起特定的政治派别，他们更多的是一个基于学术兴趣、政治关怀、荫庇与友谊纽带而结成的伙伴网。他们的清议提供了围绕道德与政策关系的争吵的背景。虽然拔擢贤才与广开言路的呼声几乎不可能是非正统的，但却暗含着对专制统治的挑战。到了19世纪90年代，当年轻的光绪帝开始走出慈禧太后的阴影时，清流派构成了“帝党”的基础。他们呼吁“公议”——就是说政府要倾听中下级官员的意见。因此，当康有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时，他就不可能找不到同志。不是现代军事技术而是唤起人民为国家而战才能打败外国侵略者。对人民的不信任标志着政权本身的腐败与软弱。因此，19世纪90年代的清议运动寻求改革政府与经济以动员人民，人民将在地方士绅的领导下与官僚系统合作。

就这样，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公共舆论——正在被创造出来。康有为的作用则是打破官僚体系的束缚，以发动一场一般性的士人抗议运动。虽然康有为主张孔子是变法改制者，他对儒家经典的狂放解释都令绝大部分清流官员感到震惊，但正是他们为康有为走的这条路做了很多铺垫工作。在甲午战争后，康有为的作品开始公开出现在已成为城市士绅与学生的基本读物的报纸上。在晚清持续不断的国家与地方危机中，康有为并不是唯一一个寻求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他是更广大趋势的突出代表，这一趋势则以辛亥革命作为终点。

文化语境中的儒家激进主义

要充分估量康有为的激进主义的程度， 仅仅看他的政治观点是不够的。他将儒家学说再造为一种社会变革哲学的企图要更加激进，因为这挑战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而且是它的文化基础。对儒家学说进行再造的失败也预示了支撑帝国体制的整体文化结构在未来的毁灭：皇帝与他的宫廷， 通过科举体系选拔官员，儒家经典的成就——其世界观不仅将一代又一代的士绅抟为一体，而且提供了将各式各样的地域与阶级聚合在一起的黏合剂。要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就必须回顾一下宋学与汉学，以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考据学的兴起这些发生于18世纪的深奥争论。不过，对于18世纪的学者，这些一点都不深奥——它们是学术活动的对象、社会评论的工具， 甚至是政治蛇梯棋的棋子。

清代学术最终走向了对儒家经典的去神圣化。清代学者证明儒家圣典（被假定写作于孔子之前，或者公元前6世纪之前）事实上是在后来的汉代（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被伪造出来的。不过，在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清代学者却并未立刻就陷入一场信仰危机，而是找到了继续维持对儒家经典根本真确性的信仰的办法。直到19世纪，似乎也没有什么紧迫的理由需要怀疑它们。但是，在外国入侵与国内起义的双重政治灾难后，天授皇权无法再维持了。在讨论其崩溃之前，让我们先考察一下这一巨大教化性权力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源——它将皇帝与宇宙的本性联系了起来。

虽然这种宣称皇帝是天之子的意识形态与西方的“神圣权利”具有相同的宣传功能，但它所立足的基础却完全不同。对中国士人来说，“天”并不是一种拟人、全能与有目的的力量，而是更像宇宙的平衡或一种自然规律。中国皇帝获得“天命”是由于他所具有的崇高德行与中正礼教。当然，如人们所知，现实中的皇帝会犯错或任性而为，甚至犯罪。另外，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原则与儒家理想也并不一致。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个根本紧张就出自皇帝一方面被视为天之子，另一方面又仅是他父亲的儿子。另一紧张——制度性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性的——则出自皇帝与作为传统与儒家经典担当者的士绅之间的对峙。就个体而言，士绅乃至官员在皇位面前都显得毫无政治权力，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有着相当的道德自主性。绝大部分天子都承认，当遭遇天灾人祸时他们需要进行自我修省，例如地震甚至农民起义都被视为反映了皇帝个人德行有亏。且有一点，尽管老想着并不可取，但每一个人都知道所有王朝到最后都必须屈服于天命的更改。

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都关联于一种宇宙论式的象征主义——变易表现在更广大的和谐内部。在通俗水平以及（有时在）哲学家的神秘冥思层次，关于五行、阴阳与《易经》的卦爻观念表达了一种所有部分互相关联的有机论式的宇宙视野。在宋代（960—1279），儒家思想发展出了宇宙论，在将这些要素以一种复杂的形而上学加以合理化的同时，强调宇宙的道德本性。程朱学派（以其代表人物命名）的解释最终成为正统，并在清末之前一直被尊为科举考试的基础。尽管程朱强调社会等级内在于宇宙本性之中，但他们同样谈论父母、长者与统治者的责任问题，这也是为何天子本人也要进行自我批评。不仅是大的起义，甚至不寻常的天象人事也可能引出礼仪上的自我贬损行为。例如地震可能会被朝廷解释为上天的警告，意味着皇帝失政或下民正在遭受苦难。这丝毫也不会减少皇帝的实际权力，但是清晰地显示出自然、道德与政治社会秩序是如何被置于同一概念网络中的。

在18世纪，这一世界观的某些前提遭到了攻击。
[15]

明代学术潮流被视为是颓废腐朽的，清代“考据学”与汉学则一反这一潮流而出现。清代学者指责对儒家经典的主观研究方法，认为它造成了一种摧毁良善秩序的个人主义，并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直觉式的道德推理受到谴责；取而代之，清代学者转向原初经典，运用朴学与天文历象学来判定孔子教诲的真正字句。因此，这一更加实证的方法是“考据的”，它极详细地比对不同的文本；也被称为“汉学”，因为它以汉代注释为基础——后者更接近原初经典，被视作更直觉化的宋学的对立面。

这一根本的哲学转向支配了清代大部分时期的智识生活，其程度正如欧洲启蒙运动在18世纪挑战了基督教正统，或“后现代”反叛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挑战了之前被广为接受的启蒙主义认识论。正如在西方，中国的正统也同样有它的捍卫者。但是，那一时期如此多的第一流头脑都受到这一新趋势的影响，以至于就此改变了所有人的视野。历史的反讽之处在于，对宋明儒学的反抗是出于一种保守与基要主义——发现经典的原初含义——的精神，这一智识上的反叛在政治上也确实是完全正统主义的：试图通过纠正明朝的过分之处，将新生的清朝置于更健全的基础之上。

但在实践中，这一考据学运动却是破坏性的。朴学证据表明宋明形而上学是如何被道教与佛教的影响所“污染”的，随后，经典（例如由孔子整理而成的《尚书》）中存在着后人的伪造也被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种怀疑蔓延向了其他经典。清代汉学学者就其专业而言倾向于怀疑主义与理性主义，清除历代累积的对经典的错误解释的过程本身可能是颠覆性的。什么是它的重点？的确，如渊博史家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所指出的，“汉学代表的远不仅是一种好古的追索。它的支持者对满洲统治者正当化自身皇权时奉若神圣的儒家意识形态提出了质疑”
[16]

。更重要的是，汉学将之前被认为是超验神圣的经典历史化了。通过指明在广义的儒家传统中居重要地位以及在狭义的帝制儒学中处核心位置的特定文本包含着伪造，汉学引发了对整个经典体系的怀疑。另外，通过使朴学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科学方法，这一运动也引起了对客观立场的疑问。 尽管这些汉学学者自视为孔子的真正追随者，但是，儒家学说自一千年前遭到佛教的外部威胁后，还未遭遇过如此严重的挑战。

与汉学的研究成果相比，其破坏性潜力绝大部分仍是隐而不显的。一个原因是那些学者有意识地忽略他们的学术成果的更广泛含义。汉学因此倾向于在朴学的琐碎考证中停滞不前。汉学与程朱正统共享着对学问的尊敬以及对乌托邦思想的怀疑。作为一门需要许多年专门训练的相当技术化的学问，它更鼓励养成怀疑而非思辨的思维习惯。为了更狭窄与集中的研究关注，它放弃了对道德观与宇宙论的追问。

最终，钟摆摆了回来——不过并不完全是原来的位置。到19世纪初，流行的感觉是有思想的人最好去考虑道德观（乃至形而上学）。清代汉学攻击宋明时期的哲学，但却并未真的试图去替代它。答案被假定仍隐藏在现在已被更好地理解的经文中，但事实上，答案仍只能通过诠释达至，而这种方法根本已超出了考据学自身的能力范围。一种新的方法是有意识的调和——借用汉学的精密学问以理解经文中的问题，随后继续以宋学作为基本原则（尤其是在伦理学中）的指导。汉学在重新揭示圣人之言的含义方面有多成功，使它们与现实相关这一问题就被多大程度地凸显了出来。

为了理解晚清真正的知识革命，必须提及考据学的另一个特征。汉学学者在追寻上古时期留存下来的所有证据时，重新发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世纪到前3世纪）的哲学辩论。这一时期是孔子后几代人的活动时期，反对与支持儒家学说的竞争性学派在这时都得到了详尽阐发——其中一些学派后来已失传。清代学者发展出了从可资利用的不完全且片面的文字记录中梳理出这些学派的方法；反过来，墨家、道家与法家传统中的某些观念为晚清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这些新的资源丰富了哲学词汇表，突然之间，中国文化的范围超出了儒家正统。

最后，作为康有为哲学的直接源头，“今文经”学派同样从汉学中诞生。“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最初是古代的一场论战。儒家学说在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试图以焚书毁灭它之后，在汉代复兴，此时经典的版本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字体。“今文经”是指当时的隶书，由汉代学者凭记忆录出；而“古文经”据说发现于孔子旧宅的墙壁中，以汉以前的字体写成。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学者倾向于今文经，而东汉学者在几次辩论之后，倾向于古文经（它们大体相同，不过在有些地方有所区别）。到了清代，今文经学派已经被遗忘很久了，清代的汉学学派重新发现了这场争论，18世纪末，一些（不过绝非全部）考据学学者指责古文经传统建立在伪造基础之上。确实，部分古文经是汉代的伪造品，但是这里的要点并不在于相对较小的文本层面的分歧。

最要紧的问题在于孔子的形象。据说孔子写作或至少是编辑了所有的经书。其中最简短的一种是《春秋》——孔子自己的弱小祖国鲁国朝廷的片断编年记。各种“传”随附着这些编年记，对后者加以解释。今文经学派对《公羊传》施以特别的关注；古文经的传注将孔子塑造为一名老师，其伟大之处在于复兴了古代传统；公羊家则将孔子当作“素王”，其伟大之处在于创立了新的制度。公羊家的孔子是一位卡里斯玛式的（甚至是神秘的）领袖。这里的政治要点在于， 在正统的儒家学说中，孔子已盖棺论定：士绅可以宣称他们是熟练掌握神圣经书的人，但是他们终究受限于如此的现状。但在今文经学思想中，孔子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令人不安的魂灵：尽管从未成为君王甚或宰相，他却已了悟了保存中国文化于乱世、为一元帝国建立基础乃至预测未来的方法。任何以这样一位神奇的孔子的名义发言的人自己也会成为先知或“圣人”，并可能转而对既存秩序构成挑战。今文经学者发现汉朝指涉着革命性的“三世说”方案，从“据乱世”到“升平世”最后进到“太平世”与大同。这种进步主义，不管多么模糊，都支持了一种从根本上来说属于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并正当化了康有为激进的儒家学说。

意识形态革命

当清朝制度开始衰败时，这种关于孔子本质的深奥辩论在政治上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晚清的政治语境是随着天授王权的衰落被创造出来的，由此背景，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看清康有为的观念是多么激进，以及它们又如何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康有为并不自视为政治家，而是自命为一位具有卡里斯玛气质的圣人。他最终想要达到的是一个受佛教伦理学影响的儒家目标——引导所有人达到道德完满。该目标的枢纽是在其思想中明确革命化了的“三世说”方案；最终，不仅是中国，所有人类乃至整个自然世界都将达至完满。

康有为在年轻时便博览群书（其中包括西方书籍的译本），在一次赴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旅行中，他对所见印象深刻。就个人而言，成为基督徒对他并无吸引力，但他了悟到，基督教在西方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因此既是中国文化的威胁，也是儒家应该效仿的榜样。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他一直力劝光绪帝（在那些未送到御前的上书中）将儒家改造为如同英国国教一般的建制性宗教。这就其自身而言是一个不寻常的建议。儒家是一种“教化”，它尽管被仪式与敬畏所环绕，但从未有过教士组织。 而康有为则构想了一个能为普通人提供精神安慰与价值体系的儒家国教。因此，他将精神真空当作中国的最大威胁。他经常评论说，犹太人很久之前就失去了他们的祖国，但却一直保持着自身的特性，这就是因为他们有宗教，而一个失去了自己特性的民族就失去了一切。然而，在汉学对儒家经典两百年涓涓不断的考证侵蚀后
[17]

，康有为自己却促成了对经典神圣性的摧毁。康有为从未放弃将中国转变为一个儒教国家的努力，也同样始终试图建立某种君主立宪制或虚君制。从1898年寻求维新到20世纪一二十年试图复辟，他始终相信中国需要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以保持统一，而政治体制则向下层开放。然而，一个儒家教会将意味着某种完全新型的宫廷、士绅（一个新的教士阶级？）与普通人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康有为的目标超出了政治，他试图将儒家学说塑造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基础。不过，在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的直接兴趣则在于用今文经学观念推进制度性创新，这一点他在出版于1897年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表达得更加明确。
[18]

康有为版的孔子相信轮船与铁路，他的儒家学说则允许制度性变革。他要求政府召集“好人”（如同东林运动那样），并进而通过议会将此举制度化。不过，如果说“素王”孔子仍在震惊着康有为那些更保守的同侪，那么献身于政治转型的孔子看起来更让他们无法接受。通过将维新观念置入儒家意识形态框架，康有为将某些引起刺痛的东西从它们的外国背景中解纽了出来，但他开始以一种宗教的眼光看待孔子。《孔子改制考》叙言中的一个段落将这些问题联系了起来：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
[19]

政治甚至文化都被最终纳入了康有为更大的宇宙论框架中。他的学问粗疏，说理武断，但他卡里斯玛式的洞见对19世纪最后几年成长起来的一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相信人类在以线性方式进步，迈向一个他称作“大同”的时代。尽管康有为为完成《大同书》继续努力了四十年
[20]

， 但不晚于19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他已开始发展出关于人类进步阶段的一些观念。他宣称最终将出现一个大同世界，其中将没有民族、家庭或家族，也没有私人财产。取代家庭的，将是同性恋以及异性恋者间以一年为期的自由协议联合，而儿童将由公共育婴所抚养。这一狂想令许多人震惊，被视为这一儒家圣人所支持过的最非儒家的主张。但是，它代表了人类进化的最终状态，此时与其说“家庭”被废止，不如说其被扩展到以整个人类为边界。世界政府将以共和与联邦原则为基础。

康有为的乌托邦设想以仁（爱，仁慈）这一儒家价值观念为中心，而他以大乘佛教的基本目标灭苦与普适之爱的观念扩展了这一价值观念的含义。他的目标是消除民族间的歧异，或者说废除支撑个体自我的制度。依据康有为的形而上学，万物分享着相同的原初能量，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宇宙的本性。他否认性别、种族与文化差异最终能有任何意义。然而，同时，康有为接受了当时的种族分析，认为“棕色人种”与“黑色人种”比“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更低等——与他毫不含糊地谴责对女性的歧视正相反。康有为致力于废除缠足，并亲自教育女儿们。但是对种族平等，他则认为只有通过让赤道附近的民族移居到更凉爽宜人的气候带并推动混种才能实现。

仍然，乌托邦是一回事，当下的现实则是另一回事。康有为在生前拒绝出版《大同书》，其思想的两个层面间也甚少关联。当下的建制性变革与未来的乌托邦，这两个观念本应该出自两位不同的人的著述。不过，康有为认为自己所处的世界处于“升平世”，是原始据乱世与大同之间的过渡阶段，并从这一观念中获得了很大的安慰。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说，在条件未成熟时试图建立大同制度就是在招致灾难。他支持的中国制度变革明显与升平世相适合：一个置身于两种灾祸之间的宪政秩序，既不是君主专制，也不是乌托邦式的绝对民主。他对共和主义的持续反对出于自己所笃信的特定版本的线性进步思想。

大体上，激进派儒生未能成功地改革清政府。事实上，他们倒起了对清朝去正当化的作用。当然，外在压力与朝廷自身的无能也对清朝的灭亡起了很大的作用。清廷的“新政”做得太少，又来得太晚。有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改革有助于重建中国；但是，这里的要点在于，不管就其自身而言清朝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它们都撕碎了传统上将政治与文化制度连为一体的精密网络。例如，清廷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这立刻令数量巨大的应举者梦想破灭。一名满怀抱负的乡村塾师对这一消息发出了辛酸的回应：“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
[21]

突然之间，文化与政治分了开来，儒家经典被从官僚系统中剥离了下来，朝廷则放弃了提供政治教育这一角色。科举考试中的题目本身就是文化控制的工具，而又没有新的制度能提供这一功能。传统的私塾教育一直下延到乡村一级，昂贵许多的西式学校则只设立于县城所在地。结果，一条连接精英与普通乡民的纽带也同样被切断了。以前曾被当作整个世界的学问与真理的，突然之间缩小为一个次要的子域——某一地域的特定历史。

朝廷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士绅的威望与地位、士人的价值与学问——这些一度是支持一个似乎不可动摇的体系的三根坚强台柱，今文经学派的改革主义却把它们都拔掉了。它批判专制皇权与传统样式的经学研究；然而，它又无法与20世纪新的民族主义与功利主义价值达成一致。
[22]

清朝与儒家学说注定要一起被摧毁。儒家激进主义或许本可能为较具活力的政治领导者提供助力，但在晚清的政治现实中，它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太过激进，而对革命者来说又不够激进。

注释

[1]
Hao Chang（张灏）对此有一篇洞察深刻的概述，“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1898”，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1， Late Ch'ing，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74-338。

[2]
引自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man and Hubei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12。

[3]
Jerome B.Grieder（贾祖麟），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p.81。

[4]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条。引自Laurence G. Thompson（谭维理）， Ta Tung Shu: The One-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8）， p.12。

[5]
《与幼陵先生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卷本），108页，台北，中华书局，1960。背景资料见Hao Chang（张灏），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6]
Young-tsu Wong（汪荣祖），“Revisionism Reconsidered: 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1，no.3 （August 1992）， p.513。

[7]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以及Luke S.K. Kwong（邝兆江），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Cambridge， MA: CEA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对康有为持批评态度。对于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批评，见Young-tsu Wong（汪荣祖）， “Revisionism Reconsidered”，以及汤志钧与Benjamin Elman（艾尔曼）， “The 1898 Reforms Revisited，”Late Imperial China vol.8，no.1（June 1987），pp.205-213。

[8]
Sue Fawn Chung（张素芳），“The Much-Maligned Empress Dowager: A Revisionist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is in the Period 1898-1900，” 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75）。

[9]
《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见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2册（全4册），236~237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0]
Richard John Lufrano（陆冬远），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11]
Benjamin A. Elman（艾尔曼）在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中详细描述了科举制度。

[12]
Chung-li Chang（张仲礼），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Table 32，p.164。这本书估计法定的士绅（通过考试或购买而拥有学衔者）及其家人构成了19世纪早期总人口的1.3%，后来达到了1.9%。 Evelyn Sakakida Rawski（罗友枝），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23。该书得出结论说，人们的功能性识字率要更高，男性达35%~40%，女性有2%~10%。在法定士绅之外，具有较高层次古典文化素养的尚大有人在，包括一些僧侣、女性、政府官员，以及商人。

[13]
参见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
Charles O.Hucker（贺凯），“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pp.132-162，收入John K.Fairbank（费正清）编：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15]
这些文章受益于Benjamin A. Elman（艾尔曼）的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以及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6]
Elman（艾尔曼），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p. xxv。

[17]
他1891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就是一个例子。

[18]
1898年，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进呈给皇帝。

[19]
译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译者：Derk Bodde（卜德），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1953），p.675。略有修改。

[20]
虽然康有为声称《大同书》在1902年已经完成，并且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早期已经出版了一部分，但是它的全本在其死后的1935年才最终出版；此书于19世纪90年代也部分地在康有为的弟子中流传。

[2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引自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 Inventing the Nation: China （London: Arnold，2001），p.91。

[22]
参见Anne Cheng（程艾兰）， “Nationalism， Citizenship， and the Old Text/New Text Controversy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收入Joshua A. Fogel（傅佛果） 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NY:M.E.Sharpe， 1997）， pp.61-81。

第二章 1911年：历史与历史叙述

令人惊奇的是，辛亥革命一直难以归类。三个不同的学派为解释它而在1911年后的整个世纪里竞争不休：（1）革命者的革命；（2）兴起中的资产阶级的革命；（3）城居士绅的革命（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场“革命”）。
[1]

1911年与1912年发生的事件似乎与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美国与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或（就此而言）1949年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都不是一回事。然而，辛亥革命毕竟不仅推翻了清朝延续近270年的统治，而且也终结了长达约2100年的王朝帝制体系。当然，当时人并不确定这场革命不会仅代表着另一次王朝循环的开始——旧的皇室垮台，由新崛起的皇室继续统治。实际上，对绝大部分农民来说，就算他们确实听到了革命的消息，也恰恰只会这么想。不过，对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确实感觉到发生了某种前所未有的事情。

辛亥革命看起来并不像我们认为革命应该是的样子。真正原因在于，从许多方面来说，它都未带来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未来。新生的“中华民国”并不是共和主义的，尽管帝制政治架构崩溃了，但许多前清官僚仍稳居原位，文化、社会与经济也貌似毫无改变。当然，它们在发生变化，但却并不是作为辛亥革命的直接结果。

然而，纵然革命未能缔造出一个新的、有效率的政治体系，但它的影响仍是深远的。士绅阶级本来由于科举制的保证而与皇帝有着特别的关系，他们无法承受丧失这一关系的代价。科举制已于1905年被废除，而将某种新关系建筑于旧基础上的最后机会则在1911年被摧毁。另一些变化则是：中国的城市伴随着辛亥革命而兴起，视野开始向外，对北京的政治角逐越来越不关心。甚至那些熬过了革命直接冲击的国家与省一级官僚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四分五裂了。乡村精英丧失了与皇权中心的联系，结果失去了他们的正当性。纵使辛亥革命不可能被单列出来作为所有这些变化的首要原因，但既然它部分地是这些变化的反映，它也就确实刺激了进一步的变化。“革命”本身成为了思考变化的通行办法。

了解1911年实际发生的事件很重要，因为这场革命在后来被神话化了。20世纪中国的两个主要权力竞争者一直试图将辛亥革命纳入民族神话之内——很像将现任美国总统的正当性联系到1776年美国建国。今天的台湾当局（仍自称为“中华民国”）将自身的起源追溯到孙中山（1866—1925）与三民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共产主义革命（1949年）作为它创生的起点，但同样将辛亥革命当作其前史中的一个关键性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把1911年当作一场更长的革命斗争的资产阶级阶段——反封建与反帝——的起点。

这两个的实际源头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它们分别创造了可以被称为对辛亥革命的英雄式的与马克思主义式的解释。第三个学派由西方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组成，他们寻求较长时段的解释，考量相对保守的社会力量在推翻清朝时所起的关键作用。第一个学派（台湾）强调少数领袖的革命英雄主义，事实上主张中国是通过少数别具远见与能力的男女的努力而取得进步的；第二个学派（大陆）的目的论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认为一场现代革命将不可避免地经过一个资产阶级阶段，最终结果是无产阶级的胜利；第三个学派（西方）更少地将辛亥革命看作有计划的创生行动的产物，而更多地将其看作一个老旧且逐渐失灵的系统的衰落与最终崩溃的结果。当然，在实践中，这些学派间互相的重叠要比这里描述的更多。本章将探讨在每一个学派中，哪些是切实有益的，哪些又是神话式的，考察它们所共有的，并标出它们所共同忽视的一些问题。

作为序幕的辛亥革命

对辛亥革命的第一种解释主要来自制造了这场革命的人，他们在1912年后失去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但在20世纪20年代又开始奋力夺取权力。在这一版本的历史中，1895年这个对康有为这样的士绅活动家如此重要的年份，也是孙中山（广州附近一个农民的儿子）组织他第一次反清起义的时间。孙中山曾离家赴夏威夷，受教育于一所英国国教开办的学校，后来在香港完成医学学业。他最初曾上书陈述改革计划，试图引起清廷高官的注意，但是却如石沉大海。随后，他转向了革命。他的策略、盟友与目标都不断变换，起义屡败屡兴，直到触发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

当清廷悬赏取其人头时，孙中山逃到了海外。他早期的一个活动中心是日本，在这里，他在数量日益增多的年轻留学生中找到了现成的听众。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在20世纪头十年中，有5000到7000名中国学生在东京留学，他们中的气氛让人既紧张又兴奋，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后，有抱负的年轻国人转向各种各样的新式学校与职业——从士兵、警察到会计师与医生。因为在日本留学要比去美国或欧洲便宜得多，再加上日本在文化上更接近，语言也更易掌握，中国青年开始聚集于东京。他们基本上可以自由讨论任何事情，并发现日本人已用文言文翻译了从罗素到马克思这些令人激动的西方思想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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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生（包括革命者）都有政府奖学金。他们大部分来自并不富裕的士绅家庭，且大多选修了那些设计来让他们为军事或官僚生涯做好准备的短期课程，仅只想要获得证书然后返回故国。然而，甚至那些保守的学生也不禁为东京与日本其他城市的景象所迷惑，这里的商店有大块的玻璃橱窗，有有轨电车与几十种报纸。城市巨大而有秩序，快速的铁路将全国连接起来，立宪政府似乎承认了人民的权利。

来自不同省份的反清学生革命者在1905年会聚一堂，成立了同盟会。这一包括大约400名成员的总会选举孙中山作为领袖。这时，尽管从未成为一名重要的知识分子， 孙中山已研习了西方政治理论并作为革命者——一个新的社会范畴——获得了不少声誉。孙中山从未受过儒家经典教育，因此最初在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留日学生（以及更年长一些的激进派知识分子）中缺乏声望；然而，他对反清事业的献身为他赢得了尊敬。他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土地国有（后来称为“民生主义”，即一种模糊的社会主义）——阐明了一个革命计划。

在向海外华侨商人团体尤其是那些遍布东南亚的旅居商人募款方面，孙中山具有非凡的才能，在旅美与旅欧华侨中他的成功率则要相对小些。虽然这些人长久以来被清廷所忽视与轻鄙，但他们同样关心中国的命运——也许是考虑到当下的一点支持就有可能在革命成功后获得巨大的回报。事实上，不管是密谋以光绪帝取代慈禧太后的康有为还是革命团体都对这些捐助者许以丰厚的报偿。孙中山在海外购买武器，将它们运送给中国的秘密社会。所谓的秘密社会通常并不那么神秘，只是在农业集镇、城市与海外华侨社群中的类似帮派性质的互助组织。

尽管有些秘密社会声称主张“反清复明”这一原初教义，但这不过是对中国南方长久以来的反满主义的一种神话式的追忆罢了。秘密社会的真正营生是赌博、勒索（收保护费）、卖淫、鸦片走私、偷盗，以及为有需要的成员提供帮助。在晚清的混乱局势下，它们有时也会准备起事造反。

与此同时，同盟会不断壮大，据称在1911年已有大约一万名成员。它特别以清廷的现代化军事力量——“新军”作为宣传与发展组织的目标。作为19世纪末清廷改革措施中的一项，新军本是要以其更好的训练、文化水准与战斗效能取代顽固守旧的八旗与地位低下的绿营。袁世凯是其主要组织者之一。在1908年后，清廷特意试图将新军中央化，重新明确满人对其的控制，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同盟会同样在吸引这支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民族主义的军队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最终，1911年10月10日，一支新军在长江中游的武昌城发动了起义。在一次炸弹意外爆炸事件后，警察发现了革命组织的人员名单，并实行了抓捕。剩余的革命者迅速行动，夺取了主要的兵工厂，这一地区的满人总督逃走了，在两天的紧张劝说之后，协统黎元洪加入了起义。尽管黎元洪是在革命者用枪顶着他脑袋的情况下才被说服的，但选择他被证明是明智的，因为他既可以被地方士绅所接受，又能够与袁世凯沟通。袁世凯是清方军事力量的领导者（他在慈禧太后去世后被迫从权力中枢引退，但此时，皇族发现他们又需要他）。

到10月末，七个省份建立了革命政府（通常是军政府），并脱离了清帝国，又过了一个月，另外七个省份也同样独立了。1912年1月，孙中山返回中国，并在南京被临时参议院宣布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

尽管在南京这一南方的首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另一些城镇中，满人被屠杀或沦为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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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场浩大的内战被避免了。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关内各行省中，只有靠近北京的三个省份（加上东北以及西部沙漠地区各省）仍效忠清廷。袁世凯一方面与清皇室协商，另一方面又与孙中山交涉，最终促成了和平协议。清帝退位，回报则是自身的安全、丰厚的经费，以及一个严限于紫禁城内的规模大大缩小的朝廷（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在运转）。更关键的是袁世凯与革命者之间的谈判，拥有更为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及外国支持的袁世凯占据了优势。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给了他，条件是他承诺将首都迁到革命势力更为强大的南京，并组建立宪政府。事实上，两条中袁世凯一条也不准备做。

地图二 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独立

从1911年10月到1912年2月（日期以“年.月.日”为序）的辛亥革命采取了各省分别脱离清帝国而独立的模式。通常，年轻的革命者、地方军人以及主要士绅联合控制着省城或其他城市，并一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他们的权力通常不超出城市多远，他们的目标也不是独立（除了在东北），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民族政府。清廷未能从蔓延全国的革命运动带来的心理震撼中恢复过来。

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这就是革命的故事。解释起来相当简单：革命者制造了革命。就此而言，他们制造革命是因为看到了帝国时代已走到尽头，且并不认为满人可以统治汉人。这是一个英雄式的故事，充满了历经艰险的牺牲、斗争与胜利。悲剧性的是，袁世凯背叛了革命，建立起独裁统治并镇压了革命者。这一故事继续到20世纪20年代，到那时，革命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重新聚集起来，为了国家统一而战斗。就这个意义而言，辛亥革命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的序幕。

然而，这一版本的历史存在着相当的问题。清廷在镇压孙中山与其他革命者鼓动的起义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些起义因为错误的情报、糟糕的后勤以及少得可怜的地方支持而倍受打击，很少有能撑得过几天的。革命者中缺乏有能力的领导者，不过，这并不是说没有革命的潜能。土匪四处活动， 特别是由于清廷官员与地方精英为支持新政而增税，农民骚乱与日俱增。然而，绝大多数的农民骚乱都聚焦于特定的地方性不满，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囿于抽象的口号，对下层社会的革命意愿仍持怀疑态度。激进学生偶尔会通过秘密社会与农民或如矿工这样的乡村工人联系在一起，但这两个群体与清廷作斗争的理由却各不相同，要取得的目标也各异。农民起义仍打着恢复汉人皇朝与建立王侯将相本无种的新世界的旗号，而发动武昌起义的那些士兵虽然确实对清廷十分不满，但与同盟会的联系却十分薄弱。归根结底，清朝之所以灭亡，并不是因为革命者的军事能力，而是因为清廷自己的军队将领不愿意再支持它，且汉人精英——士绅与富裕的商人——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要支持它而非革命者。辛亥革命的真面目并不在孙中山那里，而是在袁世凯这里。

作为阶段的辛亥革命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辛亥革命的理解接受了第一个学派讲述的大部分故事，不过把这些事件置入了一个更大的社会框架中。以这种视角，辛亥革命代表着反抗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如同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是迈向下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一环。因此，辛亥年的革命者就不是作为个别的爱国者，而是作为他们的社会阶级的成员在行动。将革命者团结在一起并给予他们力量的是他们新兴资产阶级代表者的属性。巨大且复杂的晚期帝国经济已产生出一个生气勃勃的商人阶级，帝国主义经济存在的增加虽然整体上看来抑制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但却极大地促进了口岸城市——尤其是广州、上海与天津——的资本主义活动。虽然暂时仍结胎于小型制造业中，但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也正在被创造出来。现在中国正开始创造出工厂主、银行家、中产商人与店主这样更强有力的阶级，以及教师、记者、工程师与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员。以上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称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

从这一视角看过去，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之中。资本主义已发展了七个世纪，农民逐渐学会了为市场生产，城镇市场将现金注入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这一自然演化被工业革命催生的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阻断了。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来自英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以倾销的方式压垮了本土产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造成了失业问题，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有政治方面的含义——崛起的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像它本应该是的那样强有力。因此，辛亥革命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发动它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损害了它。

用以总结这一情势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将中国描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是封建的，这是基于拥有大量土地的传统士绅掌管地方事务并控制着中央官僚机构，这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封建”——一个去中央集权化的贵族体系，而是一个建立在毫无权力的农民基础之上的农业文明。同时，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在其中，商人的财富挑战着士绅的权威，因此，无法再将社会描绘为完全封建的。另外， 在外国列强支配着政治与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个意义上，中国又是一个殖民地，而因为这一统治的绝大部分都是间接且分散的，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下的一块半殖民地，每任中国政府只能在其阴影下过活。半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同样抓住了中国人民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是自己国土上的二等公民。英国士兵辱骂人力车夫或美国军舰在长江巡行的景观令爱国者憎恶。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1940年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的看法：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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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真正兴趣点并不在历史，而是在当下的政治——不过他确实将政治理解为历史进程的结果。他谨慎地指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试图在20世纪40年代的共产党革命中给商人一个位置。毛泽东宣称中国可以跨越“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阶段，不过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的过渡时期内，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将被保留。由此，毛泽东将共产主义革命置于辛亥革命继承者的位置上。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与某种现代历史观联系密切，不管策略如何变化，辛亥革命始终被看作某个更长革命进程的一个阶段。

李大钊——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早先时候表达了一种对辛亥革命在中国不间断革命中角色的更积极的看法。他相信民主是当时的根本精神，辛亥革命反映了它，而共产主义则是这一精神成长中顺理成章的延伸。李大钊此文作于协约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获得胜利后，对两者都持颂扬态度。他主张说，民主诞生于欧洲，移植到了美洲，并用机枪、轮船与媒体唤醒了在专制统治下沉睡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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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辛亥革命因此代表着民主主义对君主主义的胜利。只要中国的新领导者遵循民主的路径，他们就能保持胜利，而当他们如袁世凯一般转而反对民主时，他们就将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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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最初来源于卡尔·马克思，他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描绘欧洲过去的同时，也已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中国未来的蓝图：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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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中国资产阶级被指定的任务就是终结“封建主义”，它实际上能做到这一点吗？中国历史学家认识到，20世纪初叶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比它的对应物——18世纪末期的欧洲资产阶级——软弱得多。它不仅要面对根深蒂固的乡村地主所有制体系（它与之关系密切，这与欧洲北部的世袭贵族制以及封建制下城市的自治传统不同），而且要面对帝国主义——后者削弱着独立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并将某些分子扶植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作为“买办”）。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区分两种资本家，一种（好的）在中国生产商品并与外国人竞争；另一种（坏的）——“买办资产阶级”为外国企业服务，因此是帝国主义者的帮凶。中国历史学家想尽办法要将康有为的维新主义与孙中山的革命观念都标示为资产阶级的，毕竟，立宪政府、议会、国民学校、废除厘金、建造铁路、开通电报、兴办航运以及其他事业都对商业利益有好处。

然而，推翻全部的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对现实中孤立且分裂的中国资产阶级来说实在是力所不及的事。推翻清朝是一件意义深远但效果有限的成就，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辛亥革命的最大弱点是其未能对乡村的封建势力造成冲击。不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用超出了（单纯的）反君主主义。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中包含着资产阶级特别关心的两个部分：强政府，如此才能支持国内贸易、保护财产权与限制外国经济影响；统一，如此才能避免看起来西方正在发生的阶级斗争局面。民族主义意识鼓励组建最终将战胜帝国主义的同盟，事实上，从20世纪早期开始，反帝国主义的抵制外货运动便对中国工厂主颇有帮助。1906年，当美国通过针对亚裔人群的反移民法后，一场由学生、工人与商人共同支持的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便在该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持续进行。由此，中国社会的不同部分联合起来，清廷未能支持此类运动，这同样有助于革命基础的创造。

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也令资产阶级信服。传统士绅由于对儒家学说与所在地方的双重忠诚，很难以民族竞争模式来思考问题。但是一个形成中的立足于城市且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企业家与经理人阶层很自然就会将自由市场竞争原则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就理论而言可能并不是民族主义的，但在实践中，竞争性民族国家范式与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世界相当契合。正如在商业中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一样，在世界中，也只有适应进化的国家与民族才能最终生存下来。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尽管在社会分析时虽会明显使用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这样的范畴，但他们如同第一个学派的历史学家那样，倾向于夸大孙中山的美德与袁世凯的罪恶。在这一视角下，对推翻一个无可救药的腐朽制度——因为它植根于封建式的乡村社会关系，且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拉拢收买——来说，辛亥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孙中山代表着新的社会力量，不过这一力量尚未强大到可以填补随之而来的领导真空的程度，而袁世凯则代表着封建主义。在这一理解方式下，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将对革命的个人态度与其阶级地位混淆了起来。事实上，在前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要找到任何种类的资产阶级都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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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确实是个地主，也是位大权在握的官僚，但很难证明革命者来自资本家家庭。真正的资本家倾向于支持朝廷里的改革分子。例如张謇（1853—1926），作为一个传统士人，他在42岁时获得最高了等级的进士功名，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官场中的人脉筹集资金并经营工厂。如果非要找到一个资产阶级方案，那也是在清朝自己的新政中——它试图推进交通与通讯建设，提供更清晰的商法框架，以及鼓励投资关键产业。

不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了政府与地方精英的冲突所在。例如，不管政治色彩如何，那些试图实现现代化的人都同意铁路是一件好东西。或许如清廷所说，铁路应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若清廷不得不让外国人来修建铁路，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就不会认同中央控制了。不少省份出现了精英领导的“收回路权”运动，经常能以廉价股权热卖的方式募集到巨款，以从外国财团手中赎回铁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能结合在一起）。1911年早些时候，在清朝的西部大省四川，政府计划以外国贷款购买地方建造的铁路干线，抗议运动逐渐升级为对政府的攻击，清廷失去了对四川的控制。反清的地方领袖尽管几乎没有一个人属于真正的资产阶级，但却代表着地方资本的利益。对这些领导者的逮捕引发了反抗总督的民众自卫行动。到该年夏，愤怒的农民也参加了进来。农民起义的传统仍保持着——为获取粮食，仓库被洗劫，警务与税务公所也被捣毁。秘密社会、土匪、士绅与革命领袖混杂在一起，让局面更加混乱。清廷正要开始恢复秩序，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事实上，晚清时期的阶级结构极其流动易变。现代资产阶级与传统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从乡村士绅到城市商人，有着渐变的谱系。19世纪70年代之后，绝大部分重要商业活动都是官商混合的事业。假如说“资产阶级”是指生产工具的所有者，那么在1911年，中国人自有的机械化工厂与矿山的总数只有约600个。比起农业，非农业部门相形见绌，工业与铁路（在一片如同欧洲大陆般大小的国土上，只有5600英里）加在一起也只有8000万美元的资本总额，只相当于农业投资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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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代表着一种试图将欧洲范畴应用于中国的努力，但这很可能会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血统、世袭爵位与土地所有权都无法定义中国士绅，他们参与商业活动也没有任何社会与政治障碍。在整个清朝时期，有很多较为富裕的士绅从乡间迁到了城市，尽管他们仍保留着对相当数量土地的占有权，但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

这一幅革命情景图比传统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派历史学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两岸意识形态架构的松动，这两个学派一度被削弱。有的中国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革命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如果那一时期新的社会力量尚未成熟到能够完成一场革命，那么革命就是过早了，并因此是个错误。一些历史学家也强调，考虑到中国从本质上来说是个多族群社会，所谓满汉间的种族矛盾不过是个反映大汉族主义的虚假命题。现在有人主张清廷自身的新政是成果丰富的，本能够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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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被视为一厢情愿的修正主义，不过，它与20世纪90年代严重的政治风波有着共振，正是在此时，“革命”的语汇变成了“改革”的语汇。

作为保守社会变革的政治革命

第三个学派由西方社会历史学家主导，不接受前两个学派的许多结论。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在他对两湖地区的辛亥革命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尽管流亡革命策划者可以充分利用革命形势，但就根本而言，并不是他们引发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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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革命是怎样被引发的？当新的社会力量无法在政治进程中为自己找到空间时，它就可能会为创造这样一块空间而战。在中国的例子里，重要的一点是，在新兴专业人士、学生、商人，尤其是包括旧士绅家族在内的地方领袖的激进倾向之外，也要注意他们的保守倾向。对辛亥革命的社会史研究同样对长期以来中央权力向省与县的转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一学派相对而言不那么目的论，至少不那么乐观主义，比起作为让中国强大起来的一个阶段，革命显得更像是一场持续性崩解的一部分。革命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军事化，这一趋势在1916年到1927年间的军阀时期达到了极点。

在这种视角下，是中国的地方精英（尤其是来自相对富裕的长江沿岸省份的）决定了革命的结果。内战一爆发，他们就为了地方与省一级的权力而背弃了清廷。他们或许是以传统的方式理解事情的——清廷已经失去了天命；不过，他们也同样认识到“革命”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以及自己能够影响新政治架构的创造。清廷尽管熬过了19世纪中叶规模浩大的起义（这场内战导致了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死亡），但再也无法完全确立中央的控制权，地方领袖开始履行国家的很多职能，至少在相对富裕的省份，成功的士绅与商人间的某种新联盟开始起支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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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管是只关注资产阶级还是只关注士绅都是误导性的。商业财富、土地占有、军事力量、庇护制，以及士绅在教育与科举考试中的成功，这一切结合起来构成了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

比起传统士绅，这种新精英要大大地城市化了。在19世纪50年代的内战期间，城市要比乡间更安全。精英作为管理者，开始在如同业公会、治水会、赈灾组织、学校之类的私人与准公共组织那里找到更多的认同。用芮玛丽（Mary Backus Rankin）的话说：“商业化促使商人与士绅融合为一个生气勃勃且数量不断增大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权力基础在于土地所有权、贸易、高利贷与功名间方式不一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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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重要的是，城市改良主义精英正创造出一个公共空间——通过发生于茶馆乃至妓院这样的地方的论辩以及新兴杂志与报纸，他们能够讨论自己想要创造怎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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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精英继承了儒家式的家长制委任统治，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与自己的新社会角色（管理宗教与教育机构，运作同业公会与同乡会——来自同一地区或省份的旅居者特别是精英商人的组织，照顾福利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的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城市精英开始松解他们与国家的联系。

确实，此类活动都有先例可循。官方有时会将消防事业委托给商人的同业公会办理，因为保护中国的木结构城市免于烧毁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士绅长期以来一直管理寺庙、地方福利事业（管理孤儿院，救济寡妇，埋葬赤贫者）与学校，官方几乎从不加干涉。在动乱时期，国家甚至授权地方士绅募组团练。而除了那些最大型的工程（如维护黄河大堤或运营大运河），其他农渠均由地方管理。此类活动并不是要与国家发生冲突，而是要弥补那些中央政府不肯或不能做的事情。

然而，在晚清时，变化确实发生了。纵使需要获得官方的认可，但毕竟通常是由地方精英来负责后义和团时期的新政事业。他们由此创造的公共空间既非不受官方干涉，也非必然与官方处于对立地位。确实，纵使精英自视为“社会”的代表，他们也还自认为在为建立强大国家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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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地方性的水灾促进了国家的利益，省一级的铁路将会使中国更强大。王朝保持着对人们精神的控制——商界自治会的领袖仍捐纳清朝的功名。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那些在辛亥年接掌了革命的人中的绝大部分都仍保持着对清朝的忠诚。 不过， 非官方的精英组织为政治辩论提供场所，影响着公共政策，并对地方官员施加着压力。他们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一股变革社会与政治的新力量，并从一开始就有着反清的潜能，当认为地方官员腐败或国家政策错误时尤其如此。

如此说来，晚清精英并不是革命者，不过，他们在转向一种新的批评性且有条件的忠诚。他们敦促朝廷，要求实行有限度的地方自治、加快君主立宪制进程以及抵抗帝国主义。学生革命者有时就是他们的子女，而如友情、乡籍与同门之谊经常能将地方改革者、激进知识分子乃至持同情态度的官员联合在一起。政治倾向各异的进步中国人共享着相同的目标、预设与世界观。在政治上，义和团一崩溃，清廷就转而开始改革，而这些改革则创造了要求进一步变革的力量。例如，1908年进行的省谘议局选举只会增加对宪政的吁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90%的谘议局议员是曾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士绅，但他们中的30%选择以更西方化的课业进行自我再教育，或在中国的新式学校，或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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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革命者，这样的人更年长也更传统，但你不能再说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

这并不是说新精英们无私地追求着民族的利益。例如上面描述过的“收回路权”运动，便旨在让它的领导者们赚钱。花费公共钱款建立了新学校，但其学费对普通人来说却太高了。不过，这里的要点仅在于，公共机构扩展得太快了，超出了清朝的控制能力。出于一大堆混在一起的动机，立足于城市的士绅要求在宪政框架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如果清廷不愿意或不能够提供这些，王朝的这些天然支持者就可能会转而反对它。

当革命暴力在1911年开始扩散时，这些新精英几乎没有明显流连就选择与他们的军方盟友合作，转而来领导革命。从辛亥革命历史解释学中第三个学派的视角来看，地方精英畏惧大众暴力。他们想要保证煽动革命的激进分子无法索得权力。他们反对土地改革与工会。1912年出现的省一级领袖通常都是新精英，辛亥革命采取各省从清帝国分离的形式也绝非偶然。

第三个学派强调基本的社会因素，最小化了上述事件的目的论意涵。既然最终颠覆平衡并导致革命的那些势力起初致力于改革，事情就本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结果。辛亥革命也并不是直线指向着共产主义革命。用周锡瑞的话说：“对日益西化的城市改良主义精英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胜利。作为中国精英脱离大众的重要一步，它更多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的前提而非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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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社会历史学家对新精英投以的关注有着自身的目的。 它虽然不算一场革命，但依然与现代化命题紧密相连——尽管就中国的情形而论，是被阻碍的现代化。

西方社会学家认为，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增加，社会需要官僚与职业更大程度的专门化。传统的神圣或准宗教性的世界观必须被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主义所取代。不过，这在感到国家统一已岌岌可危的西化精英与落后于变革的平民百姓之间造成了日渐加宽的鸿沟。最后，那些对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改革似乎会撕裂它的社会统一。 传统上，儒家学说与皇朝国家制度在审慎地区分不同阶级的同时，又以共享的价值体系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然而，到20世纪初，城市精英正创造出一种日益与乡村文化拉开距离的现代文化。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似乎夸大了“城市改良主义精英”的经济活力，而忽视了他们投身政治变革的程度。当然，在关涉到财产权时，他们是保守的，也不喜欢“混乱”，但他们明白辛亥革命并不是王朝循环过程中的一个新轮回：这场革命促成了一个建立在新正当性原则上的新形式政府的出现。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当时的国人将1911年与1912年的事件当作一场民族主义的政治起义，它计划以共和制取代专制君主制。这一清晰的“公共脚本”就是所有政治行动者与绝大部分城市支持者对辛亥革命的共同解读。

清朝的结构性崩溃

三个学派都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然而，不贬损革命者、改良主义精英与保守士绅（以及他们造就的奇怪组合）的成就，我们同样需要注意到，清王朝的制度基本上是自己崩溃的。当然，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压力，帝国主义在中国创造出了悖论式的局面。第一个悖论是将“主权”这一西方的法律概念强加给中国，却又用强行订立条约的方式破坏着中国的主权。就中国人思考中外关系的方式而言，“条约”这一观念是陌生的。第二个悖论既否认中国的主权，它无法建立关税制度，甚或不能自己征集关税，它向许多西方国家支付数额巨大的赔款，外国警察力量存在于大多数城市，外国炮舰在各主要河道上巡行，然而在官方上，它又被当作一个主权国家（因为只有此类实体才能签署条约）且从未被殖民地化。这种异常情形能继续多久？1898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爵士警告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出于政治需要或在博爱的名义下），有生命力的民族将逐渐侵占行将消亡者的领地。”
[18]

操作性假设是世界由两类民族组成。在整个18世纪，也即工业革命的效能在世界的贫富两方间制造出巨大的断裂之前，大部分西方人尊敬中国的文化与力量。到19世纪，两者都成了被蔑视的对象。在外国人看来，治外法权——外国人依其自身的法律由其领事加以审判——保证了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对中国人来说，在没有被全面殖民的情况下，它成了外国人背信弃义的最大象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中，外国势力显著增强。通过每一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列强确保了中国对其中一国让与的权益也由其他各国均沾。此外，到19世纪90年代，一小部分中国领土已被殖民地化。香港以“永久让与”的名义割让给了英国，台湾则割让给了日本。不少非汉族的偏远边疆地区被列强分割：在西藏是英国，在琉球群岛则是日本。大部分主要城市——包括新兴的商业中心上海——的某一部分被“租借”给了列强。这些租界事实上成了微型殖民地，它们由当地外国人管理，最终决策权则在伦敦、华盛顿、东京或巴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所击败，这让分裂——“瓜分”中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对特许权的争夺”使东北与山东分别成为俄、德两国的势力范围， 并增强了英、法两国在华中与华南的势力。列强间的竞争威胁着过去的非正式协议——如美国“门户开放”的建议所不切实际地希望的那样：让中国主体保持独立，但要对贸易与传教士保持开放。不过，门户开放本身更多是帝国主义间的松散合作，而非对中国主权独立的保证。

清廷在这一体系下苟延残喘，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则日甚一日。外国存在就根本而言是破坏性的，传教士成了村镇中的新权力中心，商人们孜孜不倦地追寻着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中国是“东亚病夫”，西方的态度表现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以科学撑腰的种族主义，有权威生物学家宣称，亚洲人的肤色与脑容量均较低劣；另有权威哲学家则宣称，亚洲历史停滞于一个较为原始的阶段；大学历史系不教授亚洲史，因为亚洲人没有历史。在20世纪之交，种族与国家支配着的国际等级秩序视野广为流行。

同时，帝国体系也承受着来自内部的压力。讽刺性的是，清朝的压力与它的成功关系密切。经济在18世纪受益于国际贸易，长期的和平导致了人口的大幅增长，据粗略估算，在17世纪晚期，人口为一亿五千万；在1800年，增长至三亿；到1850年，则增长至四亿三千万。这使得成百万的人口缺乏足够的耕地养活自己。在18世纪，食物生产以及一般经济活动尚或多或少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了收成，对湿地稻作尤其有利。最后的小片山地与边疆土地吸收着移民，边角地块则种植了来自新世界的作物——如玉米、甘薯与花生。但到了19世纪，土地的压力开始上升——暴力争斗的记录（世代定居的乡民与外来者，本地族群与移垦者，以及不同移民群体之间）惊人地增长，在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时达到顶点，起义结合族群对抗与反地主行动，席卷了整个华中地区。

不过，当清朝在外国的帮助下最后重新确立其统治时，政府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接下来不稳定的和平时期，求取功名与官职的人的自然增长与不变的科举录取额日渐冲突。由此，精英与民众整体都面对着社会变动机会下降的局面。确实，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出现了新的职业选择，除了经商，还有非正式的政府职位——地方官的幕僚。第三章讨论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来自这样的家族，如“新学堂”这样的新政机构最后聘用了许多老师。然而，受教育者数量过多，仍持续地挤压着此种成功之路。

整个体系的另一问题是中国式的结构性腐败。腐败没有什么新鲜的，不过，在18世纪，随着政府支出的上升（由于中国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正式预算却没有变化。县一级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支出一直以来就“不在编制预算之内”，数量众多的地方官僚属——从税吏、书吏到衙役、看守与兵丁——的收入从不令人满意，他们因此依靠习惯性的规费与贿赂过活。在一个19世纪的县官看来，他从朝廷获得的俸禄与之前一样，应上缴朝廷的税额与之前相同或有所增加，但他的僚属与花费却在上升。尽管官方税额不应该上升，但地方政府效率低下，又有财政需求，促使在税收上压榨平民百姓。结果，在帝国的许多地方，实行的是一种有效的（即使在技术上并不合法）包税制。与统治者赐予商人收税特许的法国或印度不同，中国的包税更多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现象。完全非官方的包税人（通常是中下层士绅）并不竞价获取收税的权力，而是利用他们的法律特权与社会关系代替家户纳税，以此获取规费。作为回报，他们保护家户免于政府的进一步的索取。整个村庄可能用这种方式互相合作。

随着清朝的衰落，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19世纪90年代后，抗税显著增加，反映出地方共同体对中央政府需求的反抗。其领导者通常就是这些中下层士绅。不过，同时，在长江中下游中相对富裕的区域，恶化了局面的是那些同时向佃户收取地租与赋税的地主，佃户与政府则都受到了损害。在19世纪，由于中央政府面临着不少财政限制，军事陷于混乱，官方对公共设施——水坝、河堤、运河以及粮仓体系——疏于照看。这些问题对19世纪中叶的起义起了促进作用，甚至在中央政府恢复权力后仍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一些历史学家观察到了权力从中央向各省的“转移”，但这并不是零和游戏。北京政府一直试图扩张自己的权力，且有时会获得成功。不过，总的来说，在中国，政治权力增大了，且更多是各式地方精英而非国家从中获利。虽然政府的功能比从前更深地扩展到了社会之中，但却并不一定在帝国政府的支持或控制之下。在一些城市中，商人们筹集基金做如消防之类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
[19]

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为达成军事目标，清朝赋予各省与地方当局史无前例的征税权，以及为所在区域谋利的权利——这些权利它从未能完全收回。 为维持秩序，官僚体系被恢复，由地方支配的类似机构也同时增长。社会比之前更加军事化，混合商业与土地两方面利益的家族力图确保由他们控制地方团练。在清朝时期，野心勃勃的家族偶尔能让自己在县一级的权力影响到省一级，在辛亥革命后，甚至进一步取得了省一级的控制权。
[20]

在偏远内地与边疆地区，军事化特别明显，在经济核心区，则有另一种革新赋予了某些精英新的权力。当征收赋税与收取地租被合二为一时，地主就与帝国政府的警察权有了直接的联系。在太平天国起义被最终镇压下去后，在某些地区，为预防农民的骚乱，政府可能会限制地主盘剥。
[21]

中国精英并未完全忘记太平天国的教训，农村危机被推后了一代人，不过也只推后到世纪之交而已。

晚清地方精英的权力与影响来自各种渠道。
[22]

许多世纪以来，精英的权力包括展示特定的生活方式、维持重要的社会网络（婚姻与友谊的模式），以及其他与功名没有直接联系的行为。甚至国家一级的显赫家族依靠的也并不是科举（至少不是每一代都依靠），而是私人经济事业（包括但并不限于土地占有）以及地方公共职责（例如协调建造与维护水利工程，或在动乱时期领导地方团练）。科举的成功依赖于经济与社会的成功，中国精英缺乏其他农业君主国精英所具有的许多力量（例如世袭爵位、可继承的财产或宫廷职位）。正如统治王朝依靠士绅，士绅也依靠国家以获得正当性。太平天国运动损害了皇室的威信，提出了长期被压制的满人统治者正当性的问题，促进了军事化，并迫使地方精英采用新的生存策略，这一切永久地削弱了清朝。

这并不是说革命不可避免。士绅与省级官员仍保持着对朝廷的忠诚，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改革很有助于清政府恢复完整。对正在挑战它的社会势力，清廷将不可避免地无法压制、适应它，或与之达成和解，但这一点绝非显而易见。太平天国时期军事的去中央化为袁世凯领导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先例，这一改革让他最后推翻了摇摇欲坠的清朝。不过，几乎到灭亡前夕，朝廷依然掌握着权力。

仍然，纵使革命并非不可避免，但朝廷不断地受挫，它的“控制”反映的也不过是反对者的软弱。或者说，直到清廷灭亡之前，依然无法想到替代者。政府发现，任何提高自身效率的努力都会让某些支持者感到不满。以较宽的历史视野来看， 新政像是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章，创设农工商部、度支部、民政部与学部，这一官制改革塑造了后来的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清廷新政的直接影响则是削弱了政府。它试图将王朝与帝国体系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但却同时正当化了精英的抗议政治。皇帝对中国的象征与情感性权力由此衰弱了下去，在19世纪90年代仍能起作用的，在20世纪最初十年已为时过晚。在学堂中，传统的道德教本被西方化的课程所取代，地方的“议事会”与省谘议局正当化了之前被谴责为“结党”的士绅政治，甚至资政院也在1910年开会。而需要再说一次的是，君主制与士绅现实与象征联系中的关键一环——科举制，已于1905年被废除。

清朝并不是简单地原地倒下，它还被强推着向前。满洲贵族与传统儒生面对着新的国族统一之梦，为了这一梦想，革命者们愿意去杀人或牺牲自己。起义与暗杀的高潮——从抢米骚乱到配有外国武器的反叛——标志着王朝的衰落。革命被以惊人的广泛合意提上了日程，这一合意发自19世纪90年代的激进派儒生，并扩展到20世纪的革命者那里。历史学家高慕轲（Michael Gasster）总结了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清）政府由于自己的错误而被认为不合格，这个一致裁定所依据的原则则由革命者一直以来的努力所确立。这些原则既不完全清晰，也不完全前后一贯，捍卫它们的某些人也只是说说而已，自己就准备违反。但它们就是辛亥革命时中国所具有的最接近民族合意的东西。”
[23]

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这些原则，但首先，我们必须考察这一结构性崩溃所造成的气氛如何进一步有助于革命的推进。

革命氛围

在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主要城市间都铺设了电报线，如上海这样的港口甚至更早就直接与世界各地连接起来。为进行个人与商务通信，邮政服务也在扩展（甚至到了小镇一级），它也邮递报纸与杂志。尽管并不是所有印刷品都是革命或政治性的，但邮政局的数量提示了新出版物的重要性。在1908年，投递的期刊与书籍总计3600万份，这尚不包括地方自售的刊物，也并未标示出有多少人是共读一份印刷品的。
[24]

在义和团运动后，受传统教育且之前倾向保守的教员吴稚晖宣称他的新原则是永远支持人民反对君主制，支持学生反对老师，支持年轻一代反对老一代。吴稚晖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解雇，而仅是被劝去日本继续求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事件是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作为充溢着反清情绪的全国性事件中较早的一个，它值得一提：其不仅仅是批评政府，而是要完全推倒这个王朝。为吸引民族主义学生，包括章炳麟、蔡元培与吴稚晖（从东京返回）在内的一群激进分子在上海成立了爱国学社与爱国女校。这些学校组织公共集会，开展对西方政治理论的讨论，进行学生武装训练。在这个时候，最开始为镇压义和团而来的俄国军队拒绝撤离东北，学生们呼吁清廷采取更多措施来保卫领土。而第四个关键人物——年轻的邹容也进入了爱国学社学习。

这些人也给《苏报》写稿——该报在1903年公开吁求革命。章炳麟把光绪帝叫做“小丑”，并用《苏报》做阵地抨击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可以理解，清廷想要处决这些人，足够讽刺的是，这些激进分子在公共租界内受英国法律保护。清廷邀请吴稚晖与蔡元培出席一个会议，试图将他们诱出租界，但没有成功。不过最终，英国人支配的工部局认为《苏报》至少犯了冒犯君主罪，给予了逮捕许可。

有趣的是，激进分子事前曾接到过持同情态度的中方官员的警告。在激进分子与官方成员之间存在着个人纽带——孕育他们双方的士人世界并不大。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之间还有政治性的纽带：官员之中的改革派可能会认为激进分子的建议太极端，他们的反满主义也太过分，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感到自己的工作是推动政府向前，而非从事镇压。最终，吴稚晖与蔡元培逃到了欧洲，并进入了那里的大学，而章炳麟与邹容则一经确认他们将由英国人而非清廷拘押，就向上海租界当局自了首。

当时，清朝当局要求由自己来拘押这两个人，或至少上海租界法庭能判处他们死刑。这导致了与英国当局长时间的法律交涉，因为后者认为他们自己的法律立场与原则受到了威胁。经过冗长（且公开）的磋商，这二人在上海会审公廨受审。尽管中国法官要求判处章炳麟与邹容无期徒刑，但二人最终都仅被判短期监禁。这整个事件有助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范围的扩展，在上海公共租界取得事实自治以及长期作为中国激进分子的孵化器与安全港的过程中，它也写下了自己的一章。更大且直接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公共舆论从此开始转向反清。纵使激进分子显得比较极端，但清廷让自己看起来残忍、无能且愚蠢。似乎清廷是在以抗议俄国侵略而非谋反为名控告诚挚（纵使单纯）的民众。在公共舆论的法庭上，清廷在两条战线（东北与上海）上都被宣判为软弱无能。邹容在狱中染病去世，成了烈士，而章炳麟则在1906年作为英雄出狱。

《苏报》案不仅挫伤了清廷，而且显示出官员与激进分子共谋的迹象——虽然前者毫无疑问仍认为自己忠于政府的真正利益，而后者自身对抗议与革命间的精确界限也不甚了了。代际间的紧张与合作——保守的父亲与激进的儿子间的争斗，以及他们最终相互间的忠诚——构成了辛亥革命的部分故事，在宋教仁公开反叛政府后，地方官违反法律，保护这个年轻人一家免于迫害，此种现象并不仅是特殊纽带或中央政府软弱性的结果，它反映了日渐增强的革命气氛。这一气氛甚至感染了精英（尤其是那些认识到自己不能仅仅继承父辈立场与态度的年轻人）。年轻精英对革命理想、努力与组织都是关键性的，他们自然会利用自己的个人纽带保护自己与运动本身；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保守精英也已对现状失去了信心，部分地失去了勇气。事实上，若没有这一点，革命就无法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试图将中国革命者与资产阶级的出现联系起来，但这种简单化做法并不成功。一些革命者来自富裕的传统士绅家族，更多的来自过去出过官员、现在也并未衰落的家族。不管哪种情况，他们都继承了一种儒家式的救世的责任感。

这些产生自普遍革命气氛的征候并非中国特有，沙皇俄国在其同样折磨人的垂死挣扎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气氛。在俄国的例子中，捕捉到它的是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纵使是持批评态度），革命气氛的概念不仅包括保守者与中立者的困惑，也包括极端的千禧年期望突然间似乎变得现实了，或至少是可能了。在康有为幻想的乌托邦世界中，没有家庭、政府、国家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对人类潜能的限制，尽管他本人试图将这一幻想隐藏起来，但它却变得越来越流行。革命者经常设想说，一旦满人被推翻，汉人将迅速让事情各就各位，一切都会好的。对一小伙儿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进化”与其说是为群体生存而进行的盲目斗争，不如说是指向真正文明的有序路径。
[25]

斗争将被引导，只朝向普遍目的，使人类能自由而平等地生存。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扩展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概念——生物进化与文化进步首先是通过合作机制获得，群体（种群）是作为整体而非通过群内竞争演进的。

无政府共产主义信仰的假设性基础是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已为时不远。在《苏报》事件后的那些年中，出于相当不同的视野，刘师培与吴稚晖都赞同旧秩序必须被一种基于自然正义的无国家制度所取代。刘师培认为中国传统中的一大部分——如道家学说以及可见于儒家学说中的针对政府的“无为而治”态度——与无政府主义可以兼容，而吴稚晖则只信仰一个科学化的未来。不过，他们二人都倾心于一种革命：它以推翻满人统治为开始，接着继续前进，完全废除国家机构。因此，反满革命将不是产生一个新政府，而是产生自愿结合的社团。接着，中国人民将以共同行动摆脱帝国主义。事实上，就发展出农民担当主要角色的革命理论而言，刘师培可算是中国的第一人。他预示了共产主义者随后的洞见，教导了一个简单的民粹主义信息——被压迫者要站起来了。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刘师培也预见到了列宁主义式的命题：殖民地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会在母国引发如此大的压力，以至于西方将面临国内革命。他还呼吁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联合起来。

除了这些政治性短文，对新革命气氛的关键表达来自小说。

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汉族认同、报纸与其他新式公共媒介以及实际上的“人民”自身都是在清朝最后那些年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学创造出了许多精彩的散文体小说，但是这一文类被认为低于诗歌或论说文（后两者是科举考试的项目）。 此时，晚清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了散文体小说的美学与社会价值，这不可能是个巧合。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展现了小说与民族间的联系——两者都依赖于想象性连接、线性同质时间与有界空间。小说中的人物们可能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却共享着相同的社会世界，并经历着共同的时间周期。与小说所展示的“历时穿越同质、空洞时间的社会学有机体”相同，民族被想象为穿越历史的共同体。
[26]

比起那些更加渊雅的文学形式，小说还提供了一条接触更大规模受众的途径。相比文言文，白话文与汉语口语更为接近，而又能避免地域与方言造成的混乱，因此为国族统一创造了重要的基础。

在戊戌变法之后，进步知识分子呼吁进行“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不过，当诗歌不再能提供科举考试的有用训练后，它不可避免地变得边缘化了。小说则似乎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自我表达的新形式与理解世界的更好途径，促进道德价值，提倡社会变革。
[27]

比如说，梁启超就认为小说是再造中华民族的理想工具。 在某种意义上，儒家将文学视作教化工具的做法仍继续存在。林纾（1852—1924），一位用文言文转译的杰出翻译家，赞扬了查尔斯·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疾病的揭露：“非迭更司描画其状态，人又乌知其中之尚有贼窟耶！……所恨无迭更司其人，如有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
[28]

事实上，中国作家正在尝试这样做。刘鹗（铁云，1857—1909）在1904年至1907年间创作了半自传性质的《老残游记》。小说以梦中寓言开篇，讲的是老残与他的两位朋友乘船——中国之船——旅行，船身承载很重，“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在狂暴的海上逐渐倾覆。当海水灌进来时，水手开始抢劫乘客。一名乘客试图唤起这些同船旅人，咒骂他们是奴才，提醒他们这船是“祖遗的公司产业”，鼓动他们从船员手中把船夺回来。接着，他从乘客手中敛了些钱，骚乱一爆发，就立即躲开了。老残试图给船员提供更好的航海设备，但被指责为兜售外国物件，他也逃开了。
[29]

因此，刘鹗最尖锐的批评不是对准外国侵略者或商人（也不是对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民，尽管在梦中寓言里，他几乎从未赞美过他们），而是对准贪婪与愚蠢的官僚，革命者则被描绘得卑鄙之极，既贪婪又怯懦。如隐居的黄龙子所点明的：“你当天理、国法、人情是到南革的时代才破败吗？久已亡失的了！”
[30]

那些被当今的历史学家强调为创造现代中国的中心事件，在晚清小说家笔下，则多少是被当作普通人故事的背景。在《恨海》中，吴趼人（沃尧，1866—1910）描绘了义和团运动时的混乱。书中的主角们既不特别支持义和团，也不特别反对他们，仅仅是想要免祸。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在交战中被抓住。有一个人躲藏了起来，最后出来时发现“满目荒凉，房屋尽皆烧了，剩了一片瓦砾。路上还有许多死人，血肉模糊，十分狼藉”
[31]

。这一对天津（由于义和团占领以及列强的残忍报复，该地实际上被摧毁了）的简短小说化描写可能会让吴趼人的读者想起某些虽过去不久但已难以想象的往事。

小说同样为妇女提供了自己的发声平台。革命者秋瑾（1875—1907）在《精卫石》中，讲述了一些杰出的女性如何逃出自己的家庭，到日本去追求教育与独立。
[32]

作者自己在1904年变卖了嫁妆首饰，离开了她在北京的丈夫与两个孩子，报名进入东京的一所学校。《精卫石》强调家庭的压迫（尤其是对女孩）。秋瑾宣称只要女性不能自立，她们就将受到压迫——她还将女性地位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用她书中的一名人物的话说：“家庭教育非母不可，诞育国民非女不可，故文明国的男子皆明男女关系，又利权均一。”
[33]

国家并不只归男子所有。

总之，小说促进了新的表达感觉与观念的方式的兴起，革命气氛不仅有益于革命，而且有助于人民在革命到来时理解它。当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引发了一系列的省份独立时，中国人明白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事件——革命。但是，革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注释

[1]
前两个学派的观点参见Winston Hsieh（谢文孙），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第三个学派的观点展露雏形于Mary Wright（芮玛丽）编：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成熟于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2]
文言文也是日本高层文化的语言。对中国革命者的一种观点可见Miyazaki Tôten（宫崎滔天）， My Thirtythree Years' Dream: The Autobiography of Miyazaki Tôten（《三十三年落花梦》），英文译者：Et Shinkichi（卫藤沈吉）与Marius B.Jansen（詹森），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3]
对满人不同社群命运的清晰概述，见Edward Rhoads（路康乐），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p.187-205。

[4]
毛泽东：“On New Democracy”（《新民主主义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

[5]
李大钊：《平民主义》，见《李大钊文集》第2卷，5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
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见上书，502页。

[7]
Karl Marx（马克思）与Friedrich Engels（恩格斯），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4， pp.57，61-62。

[8]
参见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Republican China，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722-825；以及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英文译者：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9]
Wellington K. K. Chan（陈锦江），“Government， Merchants， and Industry to 1911”，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1， Late Ch'ing， 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16。

[10]
这种主张的例子可参见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载《近代史研究》，1995（1），138~163页。

[11]
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p.1。

[12]
参见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ger Thompson， China's Local Councils in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
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p.7。

[14]
关于这一公众领域在晚清如何形成的研讨，见Philip C.C. Huang（黄宗智）编：“‘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讨论会论文集）Modern China 19， no.2 （April 1993）， pp.107-240， 以及下书的概要部分：Peter Zarrow（沙培德），“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Concepts of Privacy: Notes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Moral Discourse”，收入Bonnie S.McDougall（杜博妮） 与Anders Hansson（韩安德）编： Chinese Concepts of Privacy （Leiden: Brill， 2002）， pp.122-129。

[15]
Michael Tsin（钱曾瑗），“Imagining‘Society’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收入Joshua A.Fogel（傅佛果）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Imagining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NY: M.E.Sharpe， 1997）， pp.212-231。

[16]
张朋园：“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Parliament of 1913-1914，”英文译者：Andrew J.Nathan（黎安友），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7，no.2（February 1978）， pp.293-313。

[17]
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pp.256-257。

[18]
引自Jerome 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1），p.137。

[19]
有一部长篇著作研究“政府—社会”关系这一主题，我们这里的讨论经常会回到这一话题上来。一篇简洁而尖锐的评论可见Frederic Wakeman，Jr.（魏斐德），“Moderls of Historical Change: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1898”，收入Kenneth Lieberthal（李侃如）等编：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1）， pp.68-77；也见于他的“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vol.19，no.2（April 1993），pp.108-183。

[20]
参见Edward A. McCord（麦致远），“Local Military Power and Elite Formation: The Liu Family of Xingyi Country， Guizhou”，收入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与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编：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162-190。

[21]
Kathryn Bernhardt（白凯）: Rent，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2]
大致可参见下书所收论文，Joseph W.Esherick（周锡瑞）与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编：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也可参见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

[23]
Michael Gasster（高慕轲），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1，Late Ch'ing， part 2， p.516。

[24]
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Republican Politics，1912-1918，”China Quarterly 150 （June 1997），p.273。

[25]
关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参见Peter Zarrow（沙培德），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以及Arif Dirlik（德里克），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2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 New Left Books， 1993）， p.26.

[27]
David Der-wei Wang（王德威），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Theodore Huters（胡志德），“A New Way of Writing:The Possibilities for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China， 1895-1908，”Modern China，vol.14，no.3（July 1988）。

[28]
林纾：《〈贼史〉序》。引自Theodore Huters（胡志德），“A New Way of Writing，”p.253。

[29]
刘铁云：《老残游记》。英文译者： Harold Shadick（谢迪克），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2，pp.7，9，11。

[30]
同上书，pp.125，132。

[31]
吴趼人：《恨海》。英文译者：Patrick Hanan（韩南）， The Sea of Regret: Two Turn-of-the-Century Chinese Romantic Novel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163。

[32]
秋瑾：《精卫石》。“精卫”是一只传说中的鸟儿，它试图用小石子填平大海；秋瑾改造了这一寓言，将主题从徒劳无功变为了希望。参见Amy D.Dooling（杜爱梅）以及Kristina M. Torgeson（杜生）， 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pp.43-81。

[33]
Quotations from ibid.，pp.55，72.

第三章 清朝覆灭过程中的观念与理想

辛亥革命前夕，倾向于君主立宪制的改良主义者与倾向于共和制的革命者论战频频，经常互相谩骂。这一论战既是学理性的，也是情绪性的；既是抽象的，也是个人化的。主导者则是那些面对着危险而不确定的形势的流亡者团体。两方都可以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的标签——这虽不会增进我们的理解，但却是重要的。两方都想要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国家（尽管不是当下这个政府），都设想了某种形式的议会民主制，他们的分歧在于政体问题，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界定“国家”。“中国人”是指汉人这一族群，还是一种公民参与资格?革命者强调他们的革命（在其他含义以外）是一场“种族革命”，他们要求向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持续罪行进行“种族复仇”。对革命者来说，国家建设有赖于民族建设。他们也开始考虑社会正义问题，这标志着对农民与工人的关注的萌芽。改良主义者倾向于弱化种族差异，强调满人对汉人生活方式的归化。他们因此以国家为标准界定民族性，强调真正的公民权以教育为基础。最后，两方在手段上互相歧异——渐进主义的改良对绝然断裂的革命。

如果不考虑辩论的确切内容的话， 那么可以说，19世纪90年代的激进派儒生已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空间。这是一种新的语言，表达的是关于民族、公民、公共舆论、自由、权威、竞争与进步的概念——新形式的人类团体。过去独一无二、最强有力的政治形象——作为天子的皇帝及其一整套确认帝国与宇宙统一性的容仪——正在崩塌。摆脱这一形象的影响并不容易，用今文经学的孔子形象来取代它的企图从未真正实现，这或许是因为中国文化一直就太过于复杂了。虽然开始时若断若续，但以“汉族”理论为基础的团结一致的民族形象将取代皇帝，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象征。这是民族主义者的方案，造就于最艰难的境况之中——中国部分地区被外国军队所占领，吸食鸦片无可阻挡地泛滥于所有阶层，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崩溃缓慢但又似乎无可逃避，道德破产，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不过，这也是一个有伟大希望的年代——放胆信仰未来。

谁来实现民族主义者的方案？年轻人的自我形象中有一点浪漫主义的内容，他们愿意为国人牺牲自己。正如谭嗣同（1865—1898）所说：“困于君权之世，非此（指游侠——译者注）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
[1]

有人以自杀唤醒国人，有人试图刺杀政府高官，还有人领导武装起义。谭嗣同自己则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拒绝逃离北京，被慈禧太后下令处死，成了烈士。他的死在激进派儒生与后来的革命者间建立起了不被承认的联系。1907年，秋瑾被清廷以密谋起义为名处死，成了第一位革命女烈士。她不仅是一位反满革命者，而且也是一名坚定的女性权益——辛亥革命的另一主题——支持者。

帝国与国家

要理解新知识阶级的观念，我们就必须理解他们争论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中国”？ 让我们从历史主体问题开始。在上面，我们已提及了纪年的重要性。时间（或至少历史）以朝代划分，从开国起，顺次历数该朝各个君王的统治。作为替代，康有为想以孔子诞辰作为历史纪年的起点（如同西方以耶稣诞生纪年）——就他的孔子观来说，这一点也不令人惊奇。不久之后，革命者也有了自己的纪年体系——以黄帝作为起点，据称可追溯到约4000年前。孔子只是位思想家，而黄帝则是汉族的始祖。随着革命的成功，时间重新开始了，1912年成了民国元年，1913年则是民国二年，依此类推。

纪年的问题体现了帝国与国家的不同。长久以来，中国历史学家有着两种区分。第一，帝制中国——历经不同王朝的多民族帝国，可与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以及接下来更近的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帝国相比拟， 还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如同现代法国）；第二，以文化还是族群或“血统”作为中国人认同的标志。现代国家一般用“文化”界定民族的共性（如语言与宗教），但在中国，文化认同与帝国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不同的民族可以共享儒家学说与佛教，甚至入侵中国且建立“征服王朝”的“夷狄”也被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同化——天命的降临是以德行而非血统为基础。 在帝制中国时期，接受正统（儒家）文化就可以成为帝国的一员。但在晚清，现代中国被从种族的角度加以构想，以至于中国认同或所谓的“汉族”认同被联系于共同祖先（血统）的神话。 换句话说，若使种族而非文化是关键所在，那么一个人一出生就要么是中国人要么不是。

不过，传统/帝国/文化与现代/国家/种族的二分可能被夸大了。
[2]

近来，历史学家指出，儒家学说自身具有种族意识。当中国人最初与北方游牧民接触时，他们认为“夷狄”文化落后，生性鲁莽、粗鄙、卑劣、残忍且不道德。实际上，文化与种族的区分可能是细微的——如果你采取正统言行足够久，你就可以宣称自己是汉族后裔。此外，清廷有意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明显的满洲认同——皇家谱系、宗室贵族与八旗。
[3]

清廷利用中国传统的官僚体系，支持关内各省的士绅阶级，但它在统治（有时是非常间接地）帝国的边疆地区时，则将蒙古人、藏人与维吾尔人当作各不相同的民族。它试图阻止汉人移民到边疆地区，有时甚至试图保护西南地区的土著族群。无须明言，它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尊重少数族群的权利，而是为了维持庞大帝国的秩序，且从帝制中获益（例如蒙古盟友的战斗本领，以及西藏喇嘛们的精神支持）。皇帝从不同群体的效忠里获得荣耀。清朝并不是简单地归化入中国，就此而论，它同时标志着种族意识与帝国（而非民族国家）思想，且并没有整合不同民族的文化政策。

不过，从大多数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清朝似乎确实被同化了。因为它在关内各省或者说在前明疆土内采用了传统的官僚体系，提倡儒家经典，且一般以正统道德术语示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满人基本汉化了，他们只说汉语，写汉字，忘记了自己的骑射传统。不过，皇室与其他重要的满人继续举行奇怪的（对汉人来说）萨满教仪式，满汉禁止通婚，给予满人俸禄，顶层政府职位也被预留给他们。由此，在许多汉族激进分子的头脑中，种族与政治问题就联系在了一起——政府的无能与腐败、满人的特权、共和主义以及互相冲突的忠诚：对王朝还是民族？也许，如果当危机爆发时，是一个汉人王朝而非满人的清朝在统治中国，可能君主立宪政体就会出现，激进的辛亥革命则不会发生。

让我们说明一下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区别。在20世纪之前很久，中国认同已经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谈论古代汉民族；不过，从未有过一个汉民族国家，且民族认同的感觉也并不强烈。直到20世纪，作为整个东亚的主导文化的承载者，中国人——不像日本人、越南人、朝鲜人以及其他邻居——始终无须担忧自己的认同，中国性因此成为了一种默认的价值，很少被提及，因为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20世纪初，却不得不创建汉民族国家：必须说服人民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并为之献身。因此，也不得不创建看护民族的强有力政府。这样，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的方案就是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分的。两者都是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不同的社会团体宣传着各自版本的民族与国家。

地图三 明帝国与清帝国

清帝国（1644—1912）的疆域要比明帝国（1368—1644）大得多。明朝基本上包括了我们现在称为“关内各省”的农作地区，满人征服了明朝旧土，且创建了一个新的亚洲帝国。除东北与蒙古之外，新帝国还包括大部分人烟稀少的中亚地区。通常，清朝让地方领袖继续统治， 北京的皇帝表现得像一个远方的宗主。总的来说，清朝的国策就是要阻遏同化于汉人生活方式的趋势。

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民族国家”是19世纪欧洲的理念。就理想而言，一个政府应该只统治一个“民族”，且每一个已充分发展的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政府。事实上，考虑到有成千上万的民族或潜在民族存在， 不同族群散布于广大的地区，且族群认同随时间而改变，因此，民族国家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理想。但它又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许多人——从爱尔兰到意大利，从德国到匈牙利——都将其看作从各宗主帝国那里获得解放的机会。民族成员间必须互相想象，因为民族太过庞大，使得他们无法在现实中互相认识，但它仍是一个以成员“深厚而平等的伙伴情谊”结成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4]

它与村庄或帝国都不同，在村庄中，每一个人都确实认识其他所有人，而在帝国中，国家公民与皇帝臣民（一种垂直的关系）表达团结的方式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新兴的民族国家仍要采用古老的形象：一个历史久远的民族以政治主权的形式完成它的使命——正如康有为回溯到孔子诞生，将其作为奠基时刻，或革命者将“汉民族”的起源追溯到黄帝。

那么，在19世纪之前的王朝帝国时期，是否已经隐藏着一个中国的“民族”呢？或许我们能在“礼”这里找到它。“礼”将家庭当作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对不同的阶级与地域，礼一般所强调的是类似的行为模式，而非共同的信仰。
[5]

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家庭被组织了起来，按照父系血统延续，并赋予其中最年长的男性很大的权力。财产在所有活着的男性继承人间平分，经济以土地与农产品的自由买卖为标志，其中的基本家户单位与核心家庭相接近。富有的家族可能能避免财产的分割，富有的家系保持着一些共有的财产，但核心家庭是通行之规。子女的孝顺是最重要的行为模式，其标志是在父母生时敬之以礼，死后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女儿会“出嫁”，从此归属于丈夫的家族。当然，有例外存在——但社会规范很清楚。那些不承认这些规范的人确实就不是中国人。

虽然宗教信仰与神灵有着令人震惊的多样形式，但民间宗教却是国家官僚结构的粗糙复制，神灵们被组织入由上下行交流通道联系起来的等级序列中。地方市镇的神灵对应着最低一级官员——县官：两者都定期向他们的上级汇报，且都对所在共同体的福祉负有责任。因此，帝国政府不完全是外来而遥远的抽象物，而是在地化了。实际上，每一家户都有一个灶神，它是最低微的神，但最终会上达玉皇大帝的天听。如此这般，比起人间帝国，天界的官僚体系对村庄的渗透要更为成功。这虽然不合于儒家学说，却与国家意识形态——它正式承认许多神灵，同时又禁止（并不总能成功）其他神灵——正相匹配。绝大多数农作地区都有士绅与举子居住，他们促进了社会的统合。而市场网络则将普通农户带入了比他们的村庄更广大的领域。

换句话说，在传统帝国中，汉族被定义为商业化经济中的父系家长制家族，老百姓无法想象大权在握且远在天边的国家，必须通过所在地的宗教体系的形象来把握。庞大帝国的标识是地域、种族与语言的多样性以及阶级的区分，不过，在清朝时期，所有男性必须剃掉前额的头发，并按满洲发式留辫，这进一步显示了国家作为统合与强制力量的影响所及。不像哈布斯堡或奥斯曼帝国，清帝国主要
民族是汉族而非其他，蒙古人与维吾尔人占有广大的地域，却只占总人口的极小一部分，居住于贫瘠的内亚地区。在关内各省定居农业的土地上，从村、镇、地区到城市，这些层的精英将自己看作上延到皇帝的广大不朽世界的一部分。士绅学习北京官话，作为北方方言，它自然地在一个又一个方言区被使用，充当着整个帝国的通用语（使用者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汉字的书写体系也独立于方言。在低于士绅的层次，地方精英乃至半文盲的乡村长者也知道他们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广大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了解这一点，而且也能够利用官方仪式——县官求雨，他们也求雨；官员维护官方寺庙，他们也维护地方寺庙。地方士绅可能会建立儒家书院或孤儿院， 乡村地主也可能会为塾师或医生支付报酬。
[6]

因此，晚清时期的中国认同来源于这一礼仪政体。然而，说到底，纵使清代中国拥有一种共享的文化意识，但它是否生成了一种民族认同仍是另一个问题。或许绝大部分中国人怀有一种居于天下中心的文明感，不过，在19世纪最后一些年之前，却难以找到对民族主义感觉（“我是中国人，忠诚于中国”）的表达。 就传统而言，亲属关系与地方认同有着更为直接的重要性，它们给予一个人——比如说，一个在北京的绍兴人（来自浙江绍兴）——一套关系纽带与一条为人所知的门路。“忠”——一种珍贵的德行——也并不指向民族。可以说，忠诚是特殊性的，指向低于民族的家族、同伴与社群，或高于民族的皇帝与王朝。没有国旗，也明显没有其他特定的国家象征物。作为替代，皇帝本人与他的臣僚体现着国家。这些人以个人身份处理绝大部分事情。

总的说来，帝国政府鼓励地方认同，将其作为社群聚合的典范与帝国大厦的筑件。官员、士绅与地方长者要将《圣谕广训》宣读给百姓，该书强调家内道德：“敦孝悌”，“务本业”，“笃宗族”，“和乡党”。
[7]

在传统儒家观念中，良善的家庭成员一定会是良善的帝国子民。或如一份19世纪的商业文件所说，之所以要在上海建立广东同乡会，是因为：“天下一郡县之积也，郡县一里乡之积也。通力合作，守望相助，是以统乡里、郡县而天下治也。”
[8]

因此，乡籍纽带并不与其他忠诚相抵触，且在帝制的压力下可以发展为民族主义。如历史学家顾德曼（Bryna Goodman）所指出的：“乡籍认同中混合着对领土、祖先、文化与语言纽带的感情，所有这些都会在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
[9]

不过，清代虽然存在着民族主义的筑件，但这与完全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在19世纪之前，将民族主义主张表达得最清晰的是身历明朝崩溃、满人入主的哲学家王夫之（1619—1692）。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士人经常明确表示对明皇室的个人忠诚，不过，王夫之陈述的是对清朝的原则性反对——满人永远不能成为有正当性的统治者，因为就土地、语言、风俗与血统而言，他们都属一个不同的民族，而不同的民族间不能混同。不过，王夫之的种族性民族主义被遗忘了，他的危险著述也未被出版。在清朝的全盛时期，反夷狄情绪的爆发相对寥寥，国家在镇压时并未遇到什么困难，且也没有“汉族认同”之类的思考。对王夫之思想的再发现以及他的危险著作的秘密出版为晚清的革命狂热提供了养料。

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梁启超

20世纪头十年的中心问题是革命。那些所谓的“立宪主义者”想要清廷全心全意推行改革，将中国转变为君主立宪制。他们首要关注的不是清皇室的命运，而是中国的命运。他们惧怕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破坏，正面榜样则是英国、德国，尤其是明治日本。与之相反，革命者想要完全推翻清朝，创建共和政体，他们的榜样是美国与法国。两方的论证都令人信服：立宪主义者警告说，革命带来的混乱将诱使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进一步的侵略，中国人民也并未对共和主义做好准备；革命者争辩说，清廷根本没有致力于改革，满人则邪恶得无可救药。立宪主义者设想的是一个最终由民选议会管理的多民族国家——君主将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革命者设想的则是一个没有世袭特权存在的汉族国家，以及一种功能性民主。有些革命者是社会主义者。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个群体所共享的东西：相信民主—立宪程序的渐进发展，感到必须区分中国与清朝，致力于让中国更富强，以及对进步的信心。没有哪方真的认为老百姓已为民主做好了准备，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层与政府。立宪主义者与革命者共享着另一基本预设——社会达尔文主义所精确描绘的“弱肉强食”的世界。积极地看， 社会达尔文主义可算是“现代化”方案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版本。在严复（1854—1921）手中，进化变成了制度性的变革方案。严复的译作——事实上，是注解性的节略本，其中最重要的是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1898年出版）与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903年出版）的作品——从根本上动摇了一个秩序和谐的儒家世界。取而代之，严复引入了一个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的可怕世界。这样一幅图景契合了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所看到的国际世界，到19世纪末，随着中国人了解到波兰与日本截然相反的命运，达尔文主义式的现实似乎得到了确认。他们用合理性的变革计划取代了决定论，无论变革是革命性的还是改良主义的，进步就其自身而言就是有价值的。而这不啻是将斯宾塞头脚倒置。
[10]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面则是，中国可能如波兰或印度那样，因落后而灭亡。 达尔文主义在中国迅速得到欣赏，这是因为，尽管在许多方面与儒家学说截然不同，但它有着直觉上的意义。正如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国背景中观察到的，科学研究可以“在知识共同体内获得如此大的利益以及如此高的声望，以至于所有人几乎都感到有必要至少让他们世界观与此保持协调一致”
[11]

。在美国，保守主义者欢迎来自英国的经济自由竞争的新福音。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现状辩护，对改革者与几乎所有对社会的有意识与指向性变革的努力，它都提供了攻击的力量”
[12]

。而尽管它同样为新兴的民族主义提供了科学上的认可，但它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却几乎正好相反。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从群体的角度考虑问题，它攻击现状（自满的政治与社会等级制），加强了改良主义者的地位，正当化的是计划而非自由放任。在中国，人权与平等主义的信奉者以及那些推进更排他性民族主义的人都将社会达尔文主义抓在手中，作为支持他们论证的终极论据。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形，一个原因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晚了一代人才传到中国的，此时，在欧洲乃至美国，个人主义正在衰弱下去。19世纪末，整个世界的达尔文主义式的斗争都被看作集体主义的，被当作民族（有时是种族）为争夺世界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英国帝国主义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敦促美国“承担起白人的责任”，从西班牙手中夺占菲律宾，而“帝国主义”本身也是一个新词汇，代表着似乎良好而大胆的目的，并没有后来的贬义。
[13]

因为“适者”由人来定，所以达尔文主义既可以被用来正当化帝国主义扩张，也可以正当化反帝斗争。对儒家传统来说，进步的信念是外国的，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高度目的论的。它既被用来正当化小心谨慎的渐进改革，也被用来正当化彻底而狂暴的千禧年主义。“真理、公道，日日倾向于进步，即教育须臾不可息，亦即革命无时可或止。”一位自信的革命者写道。
[14]

康有为对今文经学“三世说”的解释将中国历史牢固地置于指向未来的线性路径之中，进步被看作缓慢而稳定的，还是快速而起伏的；进步或目的被看作道德的，还是非道德的；其结果是乌托邦的，还是变动无休的——所有这些都是智趣问题。 在中国，达尔文主义所不能正当化的一件事物就是现状，革命进程出了差错。立宪主义者与革命者都再一次倾向归罪于过去帝制时期的“暴君”与“专制者”，指责他们将中国人变成了奴隶。对立宪主义者来说，问题仅在君主制这里；而对革命者来说，君主制的罪恶与外族（满人）统治混合在了一起。

西方民族主义与反殖民斗争——菲律宾反抗美国，布尔人反抗英国——为中国人提供了榜样。民族本身就具有从外部与内部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天性，而汉族并未失去这一点。“少年意大利”是个鼓舞。梁启超撰文颂扬马志尼与乔治·华盛顿，褒扬1868年明治维新，因为它成功地实现了日本的现代化，使后者能够抵抗西方帝国主义。

在1898年到1911年间，梁启超是立宪主义者的首席发言人。他同流亡日本的革命者们进行论战，试图对国内事件的发展施加影响。他的智识影响怎么夸大也不过分，受众包括学生（像毛泽东）、城市改良主义精英，乃至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甚至那些不赞同梁启超特定政治方案的人也从他那里学到了现代社会与政治组织的主要范畴。他讲授的基本上是公民版的民族主义，强调公民在建设强有力国家中的作用。他明白，必须以某种方式创造国族统一，不过，他寻求将中国性首先宽泛地定义为一种政治认同。

与他的老师康有为类似，梁启超出生于广州附近的一个士绅家族。不过，到他这一代，这已是一个只有两本书的贫困的耕读之家。他很年轻时就通过了前两级科举考试，中举人时年仅16岁。他未能中进士，无论如何，这不久之后就变得与他的真正兴趣毫不相干。他在17岁时遇到了康有为，立刻就成了这位卡里斯玛式圣人的弟子与今文经学派的支持者。不过，后来，冷静下来的梁启超注意到了他的老师“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
[15]

。在1898年后，他们经常分开，梁启超逐渐变得独立于康有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16]

如果智识世界可以被分为狐狸型（“知道许多东西”）与刺猬型（“知道一个大东西”）的话
[17]

，那么梁启超就是最典型的狐狸——他的兴趣热情不断变化， 正如自己所承认的，他乐于以今日之所信反驳昨日之所言。

梁启超在1898年到1912年间居住于日本，他掌握了日文阅读，不过从未能掌握日语会话，且在数次尝试之后，仍未能成功掌握英语。他在日本知识与政治阶层中结识了很多朋友，他这一时期写就的文章数量众多，绝大部分——从法国大革命与俄国虚无主义到德国国家理论与美国选举实践，无所不论——都来源于日本。因此，梁启超是以明治日本为中介而将西方知识教授给了中国青年。此时，晚期明治文化正发生着改变
[18]

，19世纪80年代，日本人曾支持过激进的自由主义，并组织了“民权”运动，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他们则变得保守了许多，尤其是支持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国家——梁启超尽管对清朝统治者心存蔑视，但也发现自己被这一观点所吸引。对梁启超与中国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可能都是日本对他们事业的同情。 泛亚洲主义正在流行。晚期明治政治光谱中的左右两翼都倾向于反帝主义。

1898年惨败后，梁启超对民主与革命产生过短暂的浪漫情怀。不过，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康有为对改良的坚定支持以及梁启超自己旅行西方的经历，都将他带回到了更稳健的立场上。梁启超在1899年到1900年赴夏威夷与澳大利亚旅行，1903年又游历了加拿大与美国。观察力敏锐的他看到了腐败、贫民窟与阶级斗争。尽管富强有加，但西方社会并不能为所有问题提供答案。美国的华人群体也令梁启超感到幻灭，他指责这些人封闭、狭隘且守旧。梁启超观察到，尽管他们相对自由且富有，但却仍只顾个人收益，对公共利益毫无感觉。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甚至在最好的环境下，民主也仍是一种有着高度缺陷的制度，而甚至最好的中国人也没有能力运用它。这将梁启超带回到精英式的信念——在明智而强有力的君主的平稳影响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

梁启超将民族设想为一个以共同政治目标而结合的共同体。他将“群”、民族与民主这些观念重组为一个有说服力的新聚合体。
[19]

在《新民说》（1902—1903）中，梁启超展开了他的观点，他强调必须有公民团结、清晰的民族感、人民主权以及自由民主制度。尽管政治参与基于个人义务，但它仍根本上是为了建立国家正当性与达成统一。梁启超使用了“新民”（字面含义是新的人民）这一术语，意思是人民通过再新可以成为公民。 就根本而言，人民的再新是指他们的道德修省，这是儒家的一项中心价值，在《大学》——古代经典，通过朱熹（1130—1200）成为教育课程中的基础部分——中有着明确的表达。在尝试对人民的地位进行重新概念化时，梁启超有意识地调用了这一传统。不过，他也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这一传统。新思考方式的标志是新的词汇。梁启超用“国民”来表述参与性的“公民”，这表现了该术语的逻辑演化——它在过去仅指“王国之民”或“老百姓”。梁启超支持民众参与，这一点清晰地显示了他所论的国民确是指公民，而非仅是指老百姓。在界定公民时，梁启超借助的是政治性成员身份而非个人权利：“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20]

在1900年后，梁启超努力的所有目标都指向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保存与进步。他以增强群内聚力的能力来定义“公德”（类似公民道德），而“私德”则是要塑造个人，使其能为群所用。
[21]

梁启超抱怨道：“我国民中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义未有发明故也。”
[22]

国家依赖于人民，两者皆从社会进化过程而来——从野蛮到文明，从氏族到部落再到民族国家。因此，国家并不比民族更少自然性。梁启超以其才华四射的修辞， 展示了国家如何从民族统一中产生出来：

敢问国。曰有君焉者，有官焉者，有农焉者，有工焉者，有商焉者，有兵焉者。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别也万，其执业之差别也万，而其知此事也一，而其志此事也一，而其治此事也一。心相构，力相摩，点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
[23]

因此，梁启超谴责中国社会的分裂倾向，中国人需要找到之前缺少的社会与政治统一的基础。这些都并不是只有梁启超谈（孙中山以及其他一些人喜欢将中国人比作一盘散沙），而是那一时期的共同主题。如果教育、国家干预与彻头彻尾的威吓可以造就更强有力的纽带，那么就有希望了。梁启超相信，既然合群是人类的天性，那么“公德”就以群的利益为主要内容。民族并不是个体、家庭或部落的偶然集合，而是由人民——在现代语境下必须成为公民——组成。“而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
[24]

这概括了梁启超民族主义的政治本质——尽管有一些族群主义成分，但基本上是一种公民民族主义。梁启超完全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情竞争的图景，他认为这种竞争首先就在民族层面展开。像绝大部分西方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理论家那样，梁启超也领悟到，“种族”才是达尔文式竞争的单位。有一次，他谈及“红色人种”与“黑色人种”将由于“白色人种”的影响而迅速灭绝，并希望“黄色人种”能幸存下来。尽管坚持认为汉族与满族联系紧密，但如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人那样，他也将“汉族”理解为一种种族。不过，这里的要点在于，种族语汇确实是讨论民族主义问题的一种方式。随着俄国威胁中国北方，日本一步步吞并朝鲜，英国与俄国争雄中亚，以及西方列强控制长江流域，恐惧中国人将“灭种”是很正常的。梁启超对中国人理解这个可怕世界的贡献在于：他指出，现代帝国主义并非来源于传统强权（如罗马帝国或奥斯曼帝国），而是来自单一民族的民族主义扩张——典型即是控制了世界超过四分之一陆地的英国。这一“民族帝国主义”根源于民众对经济扩张主义的支持。受害者（如中国）的唯一抵抗方式就是像他们的敌人那样动员自己的全部人口。这也是人民主权的要点所在。“吾人对国家资格之概念略有所知即可明了，国家属于全体，非皇室之私产。”上海改良主义报纸《时报》（梁启超曾帮助创办该报）如是说。“国之中衰始于人民昧于国家与朝廷之分。”
[25]

“新民”要展现勇气与热情，要拥有自由与权利，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必须忠于民族。通过公民认同与功能良好的政治制度，不用侵犯个人权利，就能达成国家统一。
[26]

换句话说，梁启超的目标是动态的统一，手段则是公民权利。在梁启超这里，个人与国家的联系如影随形。不过，以晚清政治话语而论，这并不足以使他成为一名共和主义者。在日本期间，他学会了将国家理解为是超出个人意志集合或其各个部分的简单累加的某种东西。梁启超追随的是支配晚期明治日本的德国公法学派，将国家当作具体实体—— 既非纯粹的抽象，也非传统的专制王朝国家。尽管如此，纵然梁启超对个人权利——自由主义的信念：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推进并非出于它本身，但大致而言，他仍更倾向于宪法下的有限政府，支持民选立法机关发挥作用，认为它是培育政治参与的最佳途径。总的来说，在梁启超眼中，民主的意义就在于政治参与的权利，而界定他的个人主义的，也更多是公民参与政治必备的自治与自主，而非受法律保障的公民自由。此处的要点并不在于他以自由主义为目标，却又未能实现它，而在于在中国，他第一次试图创造公民权观念，并获得了成功。

汉民族主义：种族与革命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27]

这就是邹容（一位来自偏远的四川省的青年，不过此时正在上海这个大都会求学）于1903年总结的民族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满人的邪恶，汉人的堕落，两者间不可避免的对立，历史的重负（这是一个比满人更大的问题），以及革命烈火般的力量。“革命”一词出自古典，意指天命转移到合格的帝系。19世纪日本学者认定该词是对“revolution”（一个英语术语，在19世纪之前意指循环往复，之后则开始获得其现代意涵）这一西方概念的最合理译语。中国知识分子参照法国与美国历史，将革命解释为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进程。不过，改良与革命间的界限仍难以划定，仅就清廷对它的批评者（如梁启超）与敌人（如孙中山）都悬赏其首级就说明了这一点。

章炳麟（《苏报》案中邹容的年长同志）是第一个表达出全盘反满意识形态的中国人。他是最早公开剪辫的人中的一个。这同样是一个特定的革命姿态。不过当时，章炳麟所反对的比支持的要清楚得多。他反对满人作为异族统治汉人。满人试图根除生机盎然的本土文化，代之以粗鲁（不过也在军事上更强大）的“夷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章炳麟是位相对主义者。如果“夷狄”退回到他们的地盘上去，他就没有什么要反对他们的了，他只是不认为他们能够转变为文明的中国人。作为一位学者，他宣称清廷扭曲了真正的中国文化，已被证明没有资格统治中国。其他许多革命者感到满人统治已将中国变为“奴隶之国”——事实上，既然清廷受西方帝国主义者控制，则中国人就成了“奴隶之奴隶”。

17世纪40年代血腥战争、大屠杀与奸淫的故事被反复讲述，17世纪的反满作品被重新发现与出版。有趣的是，并不是只有革命者才这么做。梁启超自己就重新发现了黄宗羲对君主制的批评。他为“明遗民”作传，正如名称所示，明遗民拒绝承认清朝统治的正当性，并自我放逐。他们曾被视为忠君（他们成长时期的君主）的典范，甚至被新的满人统治者推崇， 而现在，则被看作民族主义意识的先驱。对革命者来说，任何形式的反满主义都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先驱。面对满洲士兵，汉族贞妇宁可自杀也不愿失节，这种故事被绘声绘色地反复讲述。纵使绝大部分清军实际上是汉人，革命者也仍认为满人就其本性来说就是嗜血的。必须向满人最初的罪行复仇，也必须想办法对付他们当下的罪行——镇压汉族以及与帝国主义列强合作。满洲统治者从未诚心支持“改良”，它最后无果而终，剩下的就只有革命了。

现代学术多数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观点。国民党与共产党站在革命一边。不过，许多西方学者以及不少中国学者都认为满人被当成了更深层次问题的替罪羊。梁启超在当时就这样认为。反满主义可能将中国最杰出的一些头脑从更重要的问题上带离了开来。有些学者甚至质疑反满情绪的深厚程度，主张说那仅仅是革命者的宣传，有效但浅薄。他们争辩说，这一点从革命后反满主义的迅速消失就可以看出来。确实，就官方而言，新兴的共和国变成了一个承认所有民族都有自身权利的多民族国家。

不过，反满主义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共和派武装在辛亥革命期间杀戮了不少驻防八旗中的满人，包括妇女与儿童。革命者宣称，满人“夺取了我们的土地，剥夺了我们的权力。现在，为了复仇，我们完全应该尽我们最大可能灭绝他们……”
[28]

南方的满人变成了难民，被赶出了家园，财产也被剥夺（在北方，他们则因袁世凯促成和平协议而幸免于难）。朝廷拒绝废止满人的法律特权与任官优先权，这不啻是对革命火上浇油。孙中山的一个追随者写道：“所谓恶劣之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且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
[29]

其他人则更无节制，满人被谩骂为“膻虏”与“胡狗”。

19世纪末，革命学生与知识分子接受了正流行全球的种族与帝国主义语汇。对中国而言，此类种族范畴或许并非是全新的——以肤色与其他生理特征归类或贬损外国人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古代。
[30]

不过，相信某一特定群体或其他社会不可改变的天生低劣、邪恶，这种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却并不在儒家学说主流之内。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同样依赖于一种新的历史——不是传统的朝廷史，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梁启超再一次担当了先导，他在1902年毫不含糊地倡导著作民族史。不过，是革命者领悟到了中华民族史意味着必须回溯过去与深入未来，以辨识族裔区别。章炳麟与其他“国粹学派”成员着眼于生物与文化两方面的因素，以展示“汉族”是如何历史地演化出来的。在生物方面，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血统传承谱系（正如中国宗族一直在做的那样），而在文化方面，他们首先考虑的则是东周经典时代（公元前7世纪—前3世纪）的哲人们。他们对清廷的指控之一便是它利用科举制度压抑诞生于东周时期非儒家的“诸子百家”，因此否定了中国人的智识自由。就历史事实而论，清朝奉行的正统教义是汉人自己创立的，不过，对非儒家哲人的重新发现对晚清时期的智识骚动确实颇有助益。

在该世纪的汉学领域中，章炳麟成了历史与考据研究的顶尖学者之一。他明确支持“古文经”学派，反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立场。
[31]

他将如王夫之这样的晚明思想家作为自己的智识先导。章炳麟断言文化认同基于种族认同，因此，同化只是幻想——满人永远无法文明化。不过，文化并非全由生物因素决定：它仅是由所论的特定民族以其努力建立与维持的。章炳麟相信汉族必须了悟到他们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延续自己的共同文化，以免该文化以及与之同在的中国人民就此消亡。就历史而言，他承认汉族不是一个“纯粹的”种族， 不过，只要许多世纪以来其他种族一直与汉族混种，他们就不是汉人种族上的敌人。

这些主张相互间存在着紧张。如果汉人可能丧失他们的特性，并沦为“夷狄”，为什么满人就不能文明化？最重要的是， 如果民族是通过传承过去的文化意识来加以界定的，那么变化来自何方？章炳麟将文化看作一下就植根与成长的事物，甚至认为文化是习得而非继承的。但他又留着一个备用的立场。他强调，纵使满人变文明了，他们也仍必须放弃对中国的统治，因为文明民族不会压迫其他民族。 章炳麟同样相信有意识的文化认同会要求自治。这就使得满人（被定义为非汉人）自动变为没有正当性的统治者。不过，这倒也意味着满人同样拥有对其祖居地的统治权。与一些革命者不同，章炳麟虽并不一定反对民主，但却绝不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对他而言，自治意味的是种族的自治。

但是，谁是“汉人”？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事实上，也是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章炳麟与其他革命者从文化、道德范畴转向了血统、族系观念。这些本就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方式，为区分群内与群外提供着语汇。一直以来，清廷就将“满人”与“汉人”区隔开来，对帝国西疆的其他民族与部落也是如此。
[32]

“汉人”在这里是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民族的几个描述语中的一个——该区域北界长城，西至亚洲中部的群山与沙漠，东临太平洋，南则以东南亚丛林为界。不过，清廷试图以界定宽松的政治群体而非血统决定的种族来区分其子民。与此相反，章炳麟与其他革命者明确声明，汉族或汉种就是指黄帝的后裔。黄帝神话被重写，讲的是汉族在约5000年前征服中国平原的故事。这一世系—种族方案的基础是长期以来对汉人的界定，那就是如历史学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所说：“一个由互相通婚的诸多族姓结合而成的巨型父系血族群体。”
[33]

与绝大多数前现代民族不同，汉人长期以来用姓氏（以父系传递）作为首要的认同标志。认同纵向回溯到祖先，而横向，只要拥有相同的姓氏，甚至没有任何已知血缘关系的人们也会假定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某些宗族保有的族谱上记录着超过十几代的成千上万成员的名字。分辨某人是不是汉人（比如说相对于蒙古人或土耳其人而言），一个方法就是看他们是否有汉人姓氏（姓氏的数量并不很多）。事实上，许多民族都采用汉人姓氏，但这仅是确证了建立中国认同的重要性。

由此，现代意义上的“种族”认同就被加到了亲族与宗祖观念之上。一直以来，家族利用血统原则将其族源追溯到几个神话式的文化创建者，要由此转化为汉民族主义，只须转而将黄帝作为唯一的先祖，他育有二十五子，衍生出许多姓氏集团，而他们又都因他而在生物学意义上互为亲属。黄帝成了某种超级世系的创立者，所有活着的中国人都成了兄弟姐妹或至少是同辈。历史学家贾士杰（Don Price）认为，因此，为中国牺牲就变成了为家族献身甚或为先祖尽责。
[34]

在其疯狂的学术力作中，章炳麟考察了几百个族系，以在中国寻找血统纯粹的群体。革命者的认同观念不仅未被改良主义者驳倒，反而广泛地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汉族认同并不基于外貌、语言甚至出生地，而是基于血统——或更准确地说，基于共同血统的神话。现代汉民族主义受到西方种族分类观念（粗疏地分为白色人种、黄色人种、棕色人种、红色人种与黑色人种）的影响，从梁启超到章炳麟，许多中国人都将这一人种分类当作社会达尔文式斗争的基础。如“条顿”与“盎格鲁撒克逊”这样的西方种族分支被看作类似于满、蒙古、朝鲜等族群间的区分。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了政府的官方民族识别——超过90%的中国人属于“汉族”，剩下的人口则被归入某个少数民族（包括满族）。

那么，中国的文化或“国粹”是什么？
帝制中国的政治遗产仍是关键性的——在明、清两朝，许多人（不止是精英）建立认同所依赖的就不仅是地方，也包括更大的帝制官僚体系及其象征。如上面所指出的，这种礼仪政体允许老百姓自视为更大的不可见共同体的成员，为了将这一有些模糊的认同转化为更现代的样态，康有为借用今文经学，将孔子解释为一位可与耶稣基督比拟的卡里斯玛式创教者。不过，今文经学仍尊奉“儒家式的”对普遍王权的断言——不论出自哪个种族，皇帝代表的都是宇宙的力量与人类的希望，而非某个特定的民族。
[35]

章炳麟自然痛恨这种模式，并采取了另一路向。他想要从儒家学说——他将之与阻碍中国进步的官僚专制联系了起来——的霸权中解救出历史的隐藏部分。章炳麟对今文经学派的攻击并不仅基于特定的文本问题，而是针对其对经典的浪漫化。章炳麟认为，绝大部分经典都出现于孔子之前，孔子只是它们的“述者”，而不是“作者”。对章炳麟来说，经典代表着历史而非神典、启示录或预言书。这表明章炳麟属于汉学中的古文经学传统。而古文经学对历史的强调则为追索中华民族（作为历史民族）提供了基础。这一方案为“国粹学派”全体所共享，并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
[36]

“国粹”这一术语最初是由忧心其传统文化受侵蚀的日本人于19世纪80年代创造出来的，但该术语的中国形式是在古文经学的文本与历史倾向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该词的英文译语暗含着本质化倾向，但这却完全不是中国学者要表达的意思，对这一点，他们说得也很明确。他们并不反对文化变革，但感到，重要的是恰当地理解过去，以此维持与当下的连续性。晚清国粹学派诸人在政治上都是革命者，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基础为革命的正当性辩护，他们以种族、族群与族系界定认同，但后者也同样是文化的。他们担心中国文明一旦消亡，中国人也将不能生存。不过，他们将传统中自己所珍视的事物与君主制及儒家学说体制区别了开来。对国粹学派来说，文学、绘画、书法与非儒家的思想学派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还有中国的法律与制度进步、豪杰与忠良、霸主与伟业，以及汉语本身。学者在保持民族强健上担当着特别的角色——维护它的文化活力。

革命形势同样促使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他们对社会性质的假设。民主理想仅仅是指政治参与，还是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平等？“人民”到底该如何掌握新政府？革命者显得相对乐观一些。胡汉民（1879—1936，孙中山最亲密的追随者之一）在1906年写道：

夫君主专制政体之不宜于今世，无待辨者……夫各国立宪之难，未有难于以平民而当战胜君主、贵族之两阶级者也。故美洲独立，惟有平民，其立宪乃独易，而民权亦最伸。吾国之贵族阶级，自秦汉而来，久已绝灭，此皆政治史上一大特色……惟我汉族，民族思想与民权思想发达充满，故能排满，能立国。
[37]

因此，胡汉民强调的是中国加入现代历史潮流的意愿，而非其独一无二的特性。像他这样的革命者将民主当作取代他们想要摧毁的君主制的唯一选项。批评者指责他们未能全面考虑民主制度如何在中国的君主制土壤中植根的问题。但是，两院还是一院？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这些缜密沉思能有多大用处也并不清楚。

图3.1 工人与农民肩负中国进步的重担

一幅漫画，画的是工人与农民背负着中国进步的重担——一个农民在前拉着马车，一个工人在后面推，车上满载的是快活的士绅、官员、交易商与经纪人。商人手里拿着鞭子。换句话说，中国的上等阶级以剥削为生。

出处：《北京白话画图日报》，1908年5月17日，第241号。

图3.2 婚姻自由

一位女子不愿与父母为其择定的男子成婚，她找来（毛发相当多的）外国传教士为她求恳，说服父母允许她入读教会所办的女校。

出处：《图画新闻舆论时事报》，1909年6月22日。

革命者当然是天真的，但他们的批评者又何尝不是如此。考虑到清廷的顽固不化，改良主义也并不比革命更现实。

胡汉民宣称中国缺乏阶级，情况又是如何呢？胡汉民考虑的可能更多是等级制或——如他所说——贵族阶级的存在。士绅身份不能像爵位那样传承。胡汉民将摧毁统治者（满人）与被统治者间的二分当作打开所有中国政治的钥匙。但他将中国的情况对比于西方的经济阶级，则似乎是在否认一个明显的事实。这是一个少数知识分子开始明白“社会”可以“阶级”划分的时代，在观察中国社会时，革命者所看到的，并不是完全没有以地位或财富为基础的群体区分，而是相对缺乏作为欧美工人阶级兴起的标志的阶级斗争。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相信，中国的贫富差别并不像西方那样大，他们信奉某种模糊的社会主义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考虑到中国资本主义的落后状况，他们认为，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明治日本所证明的；第二，社会主义恰恰允诺会预先防止（不去孕育）破坏性与分裂性的阶级斗争。中国知识分子同意，西方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评与中国并不很相关。虽然此时，马克思相对简短的几部著作已开始被翻译过来，但马克思主义者还未出现。

不过，革命者所献身的就是社会正义。他们至少了解农民遭受的某些困苦，一些人呼吁实行土地国有化。胡汉民谴责现状，认为其“流弊……则可使地主有绝对之强权于社会，可使为吸收并吞之原因，可使农民废业，可使食艰而仰于外，可使全国困穷，而资本富厚悉归于地主”
[38]

。革命者援引古例古训以支持土地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是个老问题。诉诸秘密社会反映了革命者民粹主义的一面，不过，事实上，他们之间所共享的仅限于反满主义。
[39]

半文盲的秘密社会领袖说的是通俗化的儒家思想语汇（“义”、“忠”），反之，革命者谈论的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政治现代化。不过有时，革命者并不是仅将秘密社会当作炮灰，而是将其视为中国认同的真正所在。这一浪漫的图景仅存在于1911年之前，在那之后，甚至最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认为秘密社会是落后且迷信的。只有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仍在以工人与农民的名义呼吁“社会革命”， 但甚至是他们，经常谈论的也是“全民”。

总的来说，革命者澄清了革命概念，并开始定义一种新的民族认同。“革命”就是要清理地面上的旧瓦砾，重新开始，并用一个体制整个地取代另一个。无论如何，革命事实上成了中国整个20世纪的特征之一。而就民族认同来说，除了历史、语言、宗教与思想的文化概念，晚清知识分子还构建起了族群、族源、种族以及“血统”等一大套语汇。对成千上万人来说，是汉民族主义促发了他们的政治激进主义与热烈的献身精神，这些观点又以相对不那么有力的形式影响了成百上千万的人。未来的共和主义政治共同体将（据认为）创造出一个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的公民社会。辛亥革命确实没能实现革命者的理想，且归根结底，革命也不是他们造成的。但如果——看看民国的迅速分裂——我们宣判说革命失败了，那么我们正是在用革命者的标准来衡量它。

注释

[1]
谭嗣同：《仁学》。英文译者：Chan Sin-wai（陈善伟），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the Jen-hsueh of T'an Ssu-t'ung， 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65（修订版）。

[2]
认同问题已经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所在。参见Frank Dikötter（冯客），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2）; Prasenjit Duara（杜赞奇），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以及James Townsend，“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January 1992）， pp.97-130。Joseph R.Levension（列文森），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尤其是1:95-108， 突出强调了这一问题。最近的工作则尝试将传统的认同形式与民族认同联系起来——参见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以及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 “Ritual Imitation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North China: The Late Imperial Legacy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State Revisited，”Twentieth Century China vol.23，no.1（November 1997）， pp.1-30。Benedict Anderson重开民族主义主题且经常被引用的著作：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 New Left Books， 1983）。

[3]
参见Pamela Crossley（柯娇燕），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以及Mark C.Elliott（欧立德），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4]
Benedict Andersion， Imagined Communities，pp.6-7.

[5]
参见James Watson（华琛）， “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天后）”，收入David Johnson（姜士彬），Andrew Nathan（黎安友）以及Evelyn Rawski（罗友枝）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pp.292-324;以及“The Stru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收入Evelyn Rawski （罗友枝）与James Watson（华琛）编：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3-19。

[6]
参见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Ritual Imitation and Political Identity”，收入Prasenjit Duara（杜赞奇）， 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7]
Victor H.Mair（梅维恒），“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s of Sacred Edict”，收入David Johnson（姜士彬）等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325-359。

[8]
引自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p.13。

[9]
同上书，p.313。

[10]
参见Benjanmin Schwartz（史华慈），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该书是英语学界对严复的最具权威性的研究；还可参见James Reeve Pusey（浦嘉珉），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该书是对这一问题的更宽泛研究。

[11]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Boston:Beacon Press，1955）， p.3.

[12]
同上书，p.5。

[13]
“该词第一次进入……［英国］政治是在19世纪70年代，直到70年代末仍是一个新词。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突然被普遍使用。”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7），p.60.

[14]
吴稚晖：《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1908年9月19日）。引自Peter Zarrow（沙培德），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p.121。

[15]
引自Jerome B.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1），p.117。

[16]
引自Tse-tsung Chow（周策纵），“The Anti-Confucian Movement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收入A.F.Wright（芮沃寿）编：The Confucian Persuas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p.292。

[17]
这一点是现代哲学家与历史学家Isaiah Berlin半带戏谑地提出的。

[18]
参见Kenneth B. Pyle， The New Generation in Meiji Japan: Problems of Cultural Identity， 1885-189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19]
Hao Chang（张灏），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对梁启超公民权观念的讨论，还可参见Peter Zarrow（沙培德）， “Introduction: Citizenship in China and the West”，收入Joshua A.Fogel（傅佛果）与Peter G.Zarrow（沙培德）编：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NY:M.E.Sharpe，1997），pp.3-38，以及Andrew J.Nathan（黎安友），Chinese 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pp.45-66。

[20]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引自Hao Chang（张灏），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p.164。

[21]
梁启超：《新民说》（台北，台湾中华，1959），12~16页；参见Hao Chang（张灏），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 pp.151-152。

[22]
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2 Vol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2:95。

[23]
梁启超：《新民说》。引自Hao Chang（张灏），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 p.100。

[24]
梁启超：《新民说》，6页。

[25]
引自Joan Judge（季家珍），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59（修订版）。

[26]
一个稍微有些不同的解释，见Stephen Angle（安靖如）， 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A Cross-Cultural Inqui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40-162。

[27]
邹容：《革命军》。英文译者：John Lust，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of 1903（The Hague: Mouton & Co.，1968），p.1。

[28]
引自Edward J.M.Rhoads（路康乐），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189。

[29]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译文出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 Sourses of Chinese Tradition， 2:101-102。

[30]
参见Frank Dikötter（冯客），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31]
因为一些原因（包括他大部分文章的深奥难懂），章炳麟在历史上一直是有争议的。最近的一个概述是Young-tsu Wong（汪荣祖），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
清朝对族群的态度，参见Mark Elliott（欧立德）， The Manchu Way， 以及Pamela Crossley（柯娇燕），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11， no.1（June 1990），pp.1-35。以及特别是Translucent Mirror。

[33]
Patricia Ebrey（伊沛霞），“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收入Melisssa J.Brown（鲍梅立）编：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pp.19-36。

[34]
参见Don C.Price（贾士杰），“The Ancestral Nation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纪念兴中会创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Centennial Symposium on Sun Yat-sen's Founding of the Kuomindang for Revolution”， 台北，1994年11月19—23日） ；以及“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Autonomy， Family and Nationalism”，收入 《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015~1053页。

[35]
参见Anne Cheng（程艾兰）， “Nationalism， Citizenship， and the Old Text/ New Text Controversy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收入Joshua A.Fogel（傅佛果）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Imagining the People，pp.72-78。

[36]
参见Martin Bernal，“Liu Shil-p'ei and National Essence”，收入Charlotte Furth（费侠莉）编：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890-112;Laurence A. Schneider，“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收入同上著，pp.57-89; 以及Lydia Liu（刘禾），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39-256。

[37]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 Sourses of Chinese Tradition，vol.2，pp.102-103（修订版）。

[38]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 Sourses of Chinese Tradition，vol.2，p.104（修订版）。

[39]
参见Prasenjit Duara（杜赞奇），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pp.115-146。

第四章 从军事独裁者到军阀

1912年2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方，他拥有（中国最强的）北洋新军的支持，而在南方，他则与同盟会达成了协议。大致上，直到1916年去世，他始终统治着中国。袁世凯统治的宪法基础是，他是由清廷新近建立的资政院推选出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且清帝已正式退位。南方革命党政府同样承认袁世凯，他们寄望于在共和政治制度下，自己也终有掌权的一天。新兴的民国以五色旗为国旗，代表着汉、满、蒙、藏、回（穆斯林）五个民族，以公历纪年。时间被重置了，并不以年号或朝代，也不以孔子或黄帝甚或耶稣诞生纪年，而是以民国建立来纪年，从民国元年开始。

新兴的民国政府同时主张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男人剪掉了辫子（或强迫他们剪掉），妇女放脚则相对缓慢得多。在城市居民中间，握手开始取代——或补充——作揖。然而，共和政治制度并未能生根。

革命确实推翻了清朝以及整个君主体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并没有被真正摧毁，皇室也没有被处死。隆裕太后（光绪帝的遗孀）以小皇帝溥仪的名义签署退位诏书，认可了袁世凯的总理地位，这部分是一场交易，它允许皇室暂居紫禁城，并每年从新政府领取一笔津贴。袁世凯将办公地点定在了紧邻紫禁城的原皇家听政地——中南海，也就是今天共产党人治理国家的地方。尽管直到1924年，皇室才被赶出了紫禁城，但民国政府从未能按期支付约定的津贴。旧朝廷的官员变卖了很多皇室珍宝，它们今天已散落全球。更直接的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城的心脏地带，宫廷礼仪（年轻皇帝接见廷臣，甚至还接见政府外交官）仍在继续。这象征可能是革命的宽宏，但也可能是它的局限：不得不与过去妥协。

袁世凯基本上是作为军事独裁者在统治。这不仅是说，他的权力直接来源于高级军官的支持，而且也是说，他通常穿军装亮相，这使统治的军事性质显露无遗。在19世纪90年代以及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作为清朝的臣子，袁世凯亲手建立起了中国最精良的军队。主要将领与军官都是他的门生，他也是位能干的行政官。清朝时期，在处理外国事务与进行行政改革时，袁世凯成功地建立起了他的事业。其事业表明了现代中国权力性质的转变——从帝制—官僚变异为更军事化的统治。自晚清以来，武人日渐政治化，文职政治家与官员也日益受制于军事力量。袁世凯在1916年死后，这些趋势导致了彻底的军阀割据。

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袁世凯害人不少。1898年，当维新人士在那个生死攸关的夏天向他求助时，他背叛了他们；1911年，当清廷要他施以援手时，他背叛了他们；1915年，他推动帝制运动，最终背叛了共和。当然，这些所谓的背叛都可能是个人对形势的实用主义回应。对袁世凯的核心批评并不在于他的个人品行，而在于他对当时端倪已露的新中国的理解。他推进国家建设层面的改革，这是受教育阶级一直以来都在追寻的，但他却坚持实行纯粹的自上而下管理，消灭精英民主，扼杀地方自主性，最终摧毁了他自己的政权。

早期民国政治

早期民国政治以争斗为标志，争斗的一方是出现于晚清的地方势力， 另一方则是官僚国家政府——承继自清代，其中绝大部分袁世凯都未加变动。在他眼中，地方力量无疑是无纪律而危险的，他没有尝试去笼络它们，也未能理解精英动员（更不用说民众动员）的潜能。袁世凯确实试图改革政府的司法与金融机构，聘请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鼓励工业，兴建学校（仅指男校），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禁绝鸦片，重建基础设施。因此，他是在寻求延续并扩展清末新政。正因为袁世凯是位军事家，所以，他的政府在一个特殊的意义上显得符合现代这个词：如果军队能成为纪律严明的民众动员的典范，那么整个民族将会齐步前进。这一军事典范后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社会动员观念，但是，只要袁世凯是通过臃肿的官僚体系进行统治的，他的政府就不可能不是保守、腐败且无效率的。

袁世凯统治的标志——与污点——包括以下这些行动：向外国银行与政府借款（而非改革税收制度），摧毁议会政治，镇压所谓的二次革命，以命令统治，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要求，最后，试图自己建立一个新王朝。毫不奇怪，许多中国人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袁世凯的统治在声名狼藉与灾难重重中结束，且它树立起了一种日益恶化的模式——政治危机、暴力与分裂。不过，这一切并不完全是他的错。

袁世凯继承的是一个已破产了的政府，每月赤字高达1300万元。由于中央政府权力削弱，帝制时期税收体系的支柱——地税被地方与省一级截留，袁世凯事实上一点也没收到。袁世凯使尽了压制的手段，但在权力深入地方行政的程度上，新政府甚至不如前清。关税已落入外国人之手，中国政府不得不依靠厘金与五花八门的货物税（如茶税）为生——有可能都无法保证中央行政的日常开销，更不足以支付改革的费用。

除了承认清帝国所欠的外债，袁世凯别无选择。外国列强以早先所定的条约自行征收关税与盐税，并继续将它们差不多全部截留，充作赔款与之前借款的偿款。此外，现在这些钱款从征集到支付都被存储于外国银行。之前，清政府是自己掌管这笔偿付外债的款项，因此可以从短期储蓄利息与汇率变动操作中获利。但在革命期间，外国列强接管了整个流程。当袁世凯的新政府试图提高关税税率时，列强否决了动议，实际税率仍维持在低于4%的水平。还有许多外国人施压说，他们的财产在革命期间受到了损害，必须得到赔偿。

事实上，中国受帝国主义控制的程度加深了。尽管在1914年到1918年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自欧洲的压力暂时缓解了，但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却有了显著的增长。在这个节点上，没有哪个中国政府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重返中国。用历史学家杨格（Ernest Young）犀利的话来说就是：“20世纪前20年，最栩栩如生的就是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自动成长。它已在中国的土壤中扎下了根，不再需要来自伦敦、巴黎、华盛顿、圣彼得堡、柏林或东京的培养。”
[1]

只要记住巨款正是来自外国资本，就可以知道此话一点也没错。正如今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的贷款伴随着很多附加限制。如政治学家傅礼门（Edward Friedman）所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创造出了一个“借款、银行、债务、通货、贸易以及投资都与权力紧密缠结的局面”
[2]

。

新选举预定于1912年底举行，民国诸多政治戏剧中的第一场由此开始。选举权受性别、财产与教育水平限制，不过，仍有约4000万名男性（占总人口的10％）有投票权。清朝最后几年中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延续到了民国。进步社会群体热情洋溢地接受了民主模型。如在上海，新式同乡会制订规程，选举任期有限的负责人，举行公开集会。这些都与旧行会式组织更精英化的行事方式不同。
[3]

在国家层面，与孙中山共事多年的同盟会成员宋教仁（1882—1913）组织了国民党，为实践将袁世凯控制于宪政之下的诺言而参与选战。同盟会势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相当强大，而在东南地区，胡汉民则担任着广东省都督。

梁启超与其他一些人组织了相对保守的党。章炳麟同样组织了一个小党，吸引了国民党的一些异议分子，而不少省一级的军事领袖也拥有自己的党。尽管如此，国民党依然赢得了大选。1913年春，新国会正式召开在即，据认为宋教仁将会被选举为总理，但他却在这年3月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同年10月，通过逮捕少数议员以及施加许多的贿赂与更多的威胁，在三轮国会投票后，袁世凯最终被选举为大总统。

同时，经过紧张而艰难的谈判，1913年4月，袁世凯达成了数额高达2500万元的“善后大借款”协议。外国银行利益主导了借款条件，而这些条件又受到其外交官的支持。银行团建立起来了，这样袁世凯就无法挑动银行间互相竞争并从中获益。随着协议的达成，外国人开始在中国政府任职，以监督支付情况。盐政也同样被置于外国控制之下。
[4]

在善后大借款被用尽后，袁世凯又向外国人进一步让与了驻路与采矿的特许权。假如没有这些钱，袁世凯将无法为他的军队发放军饷，也很难设想他的政府能生存下来。而用这些钱，外国人则买到了和平与持续的贸易以及有利可图的利息率。这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以英镑、日元与美元补充传统的贸易、军队与传教士。

国民党并非唯一的反袁团体，不过它规模最大，声势也最喧嚣。与此相反，梁启超则继续给予袁世凯谨慎的支持。他仍害怕同盟会——现在的国民党——的破坏性，并将袁世凯视为维持中国统一的最佳人选。他希望能被延请入政府，试图使自己成为值得袁世凯信任的建议者。袁世凯并不特别看重梁启超的政治才能，不过他确实很看重后者的支持带给他的正当性。袁世凯任命梁启超为司法总长，随后又任命其为币制局总裁。这两个领域都需要改革，但袁世凯不可能同意梁启超最终想要的司法独立，而梁启超对各式各样的外国与本国币钞的大杂烩也无能为力。为了生存，文职政治家与官员不得不变成军人的附庸，一名年轻的激进分子当面谴责另一人道：“现在你们做了袁世凯底姨太太了。大人老爷们睡到半夜里，淫性发作，把睡在床前地板上的姨太太拉进被窝中泄欲；等到欲火一泄，就会把她一脚踢出被窝的。你们当心着，不久终有踢出被窝的日子。”
[5]

如果说对梁启超的安置显示了袁世凯怀柔的一面，对国民党的处置则显示了他强硬的一面。不过，在宋教仁被刺杀后的混乱时期，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妨碍了袁世凯，在南方又根基深厚，这都使它对袁世凯构成了威胁。1913年5月，袁世凯解除了国民党籍都督的职务。该年夏，南方的老革命党称袁世凯为独裁者，并起兵反抗，所谓的“二次革命”爆发了。但是，革命一方的都督被分化了，绝大部分城市精英要么中立，要么将袁世凯看作稳定的最大希望并支持他。商人对同盟会在南方征税日渐怨恨，害怕革命要他们支付的财款会像之前的地方政府那样多。因此，在扑灭革命时，袁世凯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孙中山等人不得不逃往日本。该年10月，袁世凯被正式选举为大总统。他查禁国民党，解散国会——尽管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也谴责二次革命。袁世凯还取缔了所有的地方与省议会。有革命嫌疑的人被拷打与杀害，甚至著名的士绅也被处决。张勋（袁世凯的一名将领）洗劫了南京，全国大部分地区宣布戒严。

由此，袁世凯终结了晚清的地方自治试验。此后，他基本上是以命令统治。他不仅铲除了政治反对党，还制定了新的审查条例，邮局分检着煽动性的材料。突然之间，1912年令人兴奋的自由与之前几年政治参与的兴起显得脆弱不堪。但是，开启公共领域的基本趋势只能被暂时阻挡。1915年，袁世凯试图称帝并建立新王朝，他是借着“人民”的名义这样做的。不管袁世凯对合宪原则的空口应付是多么虚伪，但他毕竟被迫承认了一种新政治的存在。

外交与君主制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最初保持着中立。因此，英、德两国大使馆人员仍可以在外交活动中相见。1902年后，日本成了英国的盟友，因此催促中国支持协约国。欧洲人在战场上互相屠杀，中国则派出了超过10万名劳工，以填补英、法两国工厂中的空缺。中国人还充当普通劳工、建筑工人与搬运工人。其中的许多工人与少数学生在战后返回了中国，并成了坚定的工运分子与共产主义者。在当时，中国人仅是希望能从支持胜利一方中获益，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1914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仅仅三个月），日本自由行动，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

接着，在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除了控制山东，它还明确要求承认以下权益：东北与蒙古的利益（包括采矿权），福建省（正对着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新的商业特权，华中地区巨大的汉冶萍煤铁厂矿中的利益，以及最后一号中的几条，将使日本广泛介入所有层级的中国政府。 尽管袁世凯一直聘用外国顾问，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与其母国沟通的非外交途径，但他显然并不想在自己的政府里引入日本警察与行政官。中国人深感震惊，不过，考虑到20世纪的帝国主义趋势，日本的要求并不令人吃惊。如前所述， 外国人已接管了大部分税收体系。在其政治生涯中，袁世凯唯一一次试图利用民众情绪，他有意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了出去，希望抗议活动能迫使日本退缩。日货确实受到了抵制，但没有什么效果。最终，5月，面对最后通牒，袁世凯接受了除最后一号外的其他四号。从此以后，5月25日就成了国耻日。

在这个节点上，袁世凯做出了建立新王朝这一致命决定。人们可以争辩说帝制确实很有意义。毕竟，梁启超等人（甚至革命者）一直都对落后的民众如何能理解共和体制深怀疑问。而且，袁世凯会像欧洲与日本的那些帝王一样做一个进步的、20世纪的皇帝。甚至他的年号听起来也颇为现代——洪宪，或者说宏伟的宪政时代。更直接的是，帝位可能赋予袁世凯足以抵抗西方与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地位。他甚至可能考虑过自己的君主体制将会创造出一种人民民族主义，不过，他并未试图去动员民众以获得支持。
[6]

袁世凯还估计，在“二十一条”上对日妥协将确保他获得终归也属于君主立宪制的日本的支持，但这些都不过是幻想。某些日本领导人确实暗示过对新王朝的支持，但随后，他们就转而反对这一计划。日本甚至向起义者出售军火，其中就包括它的老朋友——孙中山。

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帝国主义是明治政府克服清、元两朝曾面对的同样一些（尽管不是全部）压力成功发展的产物。日本清楚地看到，赶超就是一场赌博——欧洲人的帝国早已建立，西方商人遍布全球，美、俄两国在19世纪沿着各自的大陆不断扩张，都已到了日本的家门口。而正当日本人开始向外移民时，美国与澳大利亚制定了严苛的反亚裔移民法。到明治晚期，日本自视为与西方从事同类事业的文明国家，但却受到它们的不公平歧视。就这样，日本成了一个“西方”强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观念，“泛亚洲主义”开始出现——它似乎同时为那些想要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人与那些想要在瓜分中国时分一杯羹的人提供了某些支持。换句话说，此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仍是混杂的。对一些人来说，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国提供了结成反西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景。日本欢迎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进入其学校求学，自晚清以来，日本自由主义者与激进分子便一直与中国改良主义者密切合作。政府政策在相对温和与更富侵略性之间摇摆，其目的则都是为了确保日本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中国筵席中占得一个位置。

与此同时，袁世凯面临着如何在中外两方眼中正当化其统治的问题。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宣布准备祭孔。同年11月，如同注意到了康有为的宿愿一样，袁世凯开始将儒教转变为某种国家宗教（尽管往往否认他在这么做）。袁世凯还在北京为关帝、岳飞以及其他武神建了一座庙。他似乎在重启君主定义正统的特权，更多是以帝王的方式与神灵交通，不过增加了另一层意义——关帝与岳飞代表着爱国军人，对一个20世纪的共和国来说，这样的神灵是合适的。袁世凯的行动并不一定表明他正计划称帝。毕竟，一个人可以出于很多理由去祭孔。不过，线索在不断增加。12月23日，袁世凯大总统身着大元帅服，乘坐一辆装甲车，以黄土垫道，一路向南行至天坛。他乘坐一辆朱红色的马车进入天坛，改服祭服（一件紫色的绣龙礼服，以及天子式的冠冕），向天祈福：“吾袁世凯，代表中华民国”，诸如此类。

尽管袁世凯将国家带入祭天仪式之中，但他请所有人都参与到祭天中来，这明显是现代与民主的印记，因为先前的帝王将与天交接视为自己的宗教禁脔，谁敢涉入，就一定会被处死。1915年末， 新的国民代表大会呈给袁世凯两份推戴书，称其为“我圣主”，要求他接受天命。国名只改了一个字——从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帝国，以符合现代国民君主制，并与只指涉单一家族的大清相对立。
[7]

由袁世凯指定的新国民代表大会以引人注目的全体一致（1993票赞成，0票反对）选举他为皇帝。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即位，日子依照的是新历而非旧历。可以理解，许多中国人对这一过程心怀讥讽——而袁世凯试图结合新（宪法、选举）旧两种仪式的努力既无法吸引传统主义者，也无法吸引改革论者。新王朝迅速分崩离析。袁世凯面对着他先前挫败过的政治集团的坚决反对，甚至通常支持他做总统的某些人也起而反对他。在警告袁世凯放弃帝制野心失败后，梁启超担任起了政治反对势力的领袖，而他1898年收的门生蔡锷将军则在西南地区的云南省领导着军事起义。前同盟会会员与国民党党员自然反对袁世凯，尤其重要的是，一种来源不明的“疾病”——温和但却使人虚弱——侵袭了高层文武官员中的许多人。也就是说，袁世凯最优秀与强有力的军事部下看到，君主制意味着权力将可能被传承到他广受鄙视的儿子而非他们这些人手中，因此便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作壁上观了。地方军阀统治着西南各省，他们宣布独立，并将袁世凯称为民国的叛徒。内战日益临近，袁世凯却无法找到一名不在称病名单上的可信赖的将领，因此，尽管力量对比悬殊，西南军事将领却获得了一些胜利。到1916年2月，袁世凯退缩了，他宣布无限期推后登基大典。3月，在又一个月毫无结果的战斗之后，他宣布放弃洪宪帝制。和平降临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结束了。接下来是一个没有有效中央政府的时期，6月，那个想要做皇帝的人因为尿毒症死去了。

就个人心理而论，袁世凯对称帝显示出深深的左右摇摆（与不合常规的优柔寡断）。很清楚，他寻求这一位置时的态度不同于之前的王朝建立者们。他很可能想要做皇帝，但同样感觉到，就获得人民支持与正当性而言，皇权代表的是一种成问题的策略。作为一个现代人，袁世凯可能相信他的顾问（包括美国卓越的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所认为的——人民太无知，国家状况也太落后，因此无法实行共和主义。君主制更有可能让中国沿着西方所昭示的发展道路前进。的确，难道绝大多数民众不是想要一个皇帝吗？难道由于无知，他们不是已在事实上假定了皇帝的存在？不过，袁世凯本该认识到，仍看重君主制的保守精英将反对他，因为在他们眼中，他是清朝的贰臣；而开明精英则坚信君主制就是倒退。这些群体可以接受他做军事独裁者，但却不能接受他做皇帝。大众仍然对政治无动于衷——纵若他们对共和主义毫无理解，但他们对袁世凯的混杂仪式同样一无所知。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君主制确实寿终正寝了。它的卡里斯玛与所引发的敬畏都随之消亡了。实际上，这就是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主要论据。梁启超承认他曾反对过共和革命，但一旦革命爆发，时钟就不可能再被拨回去了。不过——再次以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到，后辛亥中国政治精英所面对的更大困局在于，尽管正当性无法脱离现实的强制性权力存在，但权力的诉求似乎又会阻碍正当性的建立。纵使袁世凯是受明治日本王政复古榜样的启发，他也本当记住，日本的天皇是统而不治的。

军阀主义与军阀时期（1916—1927）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成了代总统。后者在1911年领导着武汉革命者，从而在华中建立起了权力基础。最初，他试图作为第三方势力周旋于袁世凯与国民党之间。不过，他从未能建立起独立的权威，不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死后， 冯国璋与段祺瑞——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在帝制运动中作壁上观——出任副总统与总理。他们重新召集了国会，但由于骚乱与军事阴谋中错综复杂的派系权力冲突，整个中央政府很快就瓦解了。1917年6月，受黎元洪邀请，袁世凯的另一名将领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只是为了解散政府，并拥戴孩童皇帝溥仪复位！张勋的军队在不到两个星期内就被打败了。

中央政府并未完全崩解。在1917年与1918年两年中，日本向袁世凯的后继者们借款约14500万日元，从而加强了它在中国的地位。像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那样，“西原借款”有着强烈的政治用意，并被用以支持特定的政府。作为回报，北京政府秘密承诺，日本有权继续在东北与蒙古地区驻军，甚至不反对它在山东的存在。北京继续与伦敦、东京以及华盛顿等互换着大使。尤其重要的是，北京继续通过外国人而获得盐税与关税的收益，不过，其中的绝大部分被用以偿付债务。部分基于此，外交部仍保持着它的大部分重要性以及人员与目标的连续性。
[8]

的确，政府在教育、法律制度与外交方面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功。尽管在改正不平等条约体系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但政府毕竟开始一点点地废除它，促使列强同意将关税税率提高到5%，以及在原则上最终实现关税自主并废除治外法权。这些成就都给未来政府的继续努力打下了基础。

然而，这个国家行政机关并不是真正的中央政府。相反，倒不如将北京理解为各自为政的军阀互相争夺的奖品，北京可以给某个地方军阀一块宝贵的显示正当性的遮羞布，他的部下也可以获得督军与镇守使这样的正规头衔。值得记住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军阀为省的独立而战，相反，绝大部分大权在握的军事领袖都寻求控制国家政府，甚至较弱一些的军阀也设法维持着与中央的联系。尽管北京政府——这个国家——的一些部门在持续运作，但它自身却缺乏军事力量。

因此，在袁世凯死后，分裂的力量不断增强，那些曾多少将中国政制连为一体的纽带在持续崩裂。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到1928年中国重新实现政治统一，军阀各自为政，省以及更小区域多在他们的军事控制之下。在不同的时段，出身互异的军头统领着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军队，以形形色色的派系组成分割中国为各自的私产，没有哪一方能获得对全国的控制权。虽然对此就算是拿着计分卡的玩家也难以区分明白，但我们还是将尝试对这一时期进行某些总体的解说。

“封建主义”是从某些方面做出的概括，它凸显了社会的持续军事化与中央权威的缺失。军阀既是他们所占据地区的剥削者，也是其保护者。如欧洲与日本中世纪时的封建主义那样，中国的军阀割据将对军队的个人领导联系于两样东西——基层地盘以及高层变换不定的军事结盟。在缺乏有组织的国家的情况下，地方权威得到了维持。尽管如此，在至少两个意义上，封建主义并不适用于军阀时期。如果说采邑——在中世纪支配着欧洲的部分乡村——是封建主义的核心制度，那么中国并没有采邑制。“采邑”首先是指一块由封臣控制的领地或庄园，它极少受到外部干涉，作为回报，封臣则向其领主提供服务。20世纪中国农业高度商业化，这一性质与封建主义封闭经济并不相合。如果说“封建主义”指的是领主与家臣间的道德与法律关系，那么中国军阀很少（纵使不是从不）向其上级宣誓效忠，这也与骑士或武士不同。

“王朝循环”同样描述了这一时期的某些方面。作为中国历史学中的一条格言，王朝循环表明的仅仅是各个王朝崛起、兴盛与衰亡——被新王朝所取代。它注意的是重复出现的模式，一系列事件汇聚在一起——官僚腐败无能，皇室虚弱不堪，国家分崩离析，土匪、叛乱者与地方权力集团开始兴起，标志着王朝末年的来临。随着一个强大王朝的衰亡，在新王朝能够重新恢复秩序之前，可能会有好几代的“混乱”。正如从东汉覆灭到隋朝兴起，有好几个世纪（公元220年到589年）都只能看到相对短命与地方性的政权，又如唐、宋两朝间的50年（公元907年到960年）。作为对历史的描述，王朝循环具有相当的提示性。对许多具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来说，随清朝灭亡而来的混乱并不令人吃惊。他们料想这会是一个过渡期，最终将会产生出新的统一者。纵使袁世凯不是统一者，他仍可以被理解为末代贼臣。 但是，“王朝循环”并不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最明显的是，不会再有新王朝诞生了，大大小小的王朝的坚实基础——帝制儒学消亡了。中国面对着一种新的帝制，从而激发出了一种新的国家主权感。

人们可以将军阀时期称作两方之间的过渡期，一方是清与元这样的王朝，另一方则是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或共产党（1949年）的统一。但这不过是个比喻。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创建帝制秩序。复辟继续存在（清朝最后的孩童皇帝在1917年曾短暂复辟），但军阀自顾自地为权力而争斗，并没有以帝王自命。这同样为中国传统史学所熟知，不过，至少一些知识分子将现代“军阀”理解为一个新现象。
[9]

后者被国内与国际力量所左右， 并不仅仅是衰落的征候。

王朝循环的真正继承者是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他们锻造出完全新的正当性基础，从而打破了这一循环。就军阀自己看来，他们更像是演义与戏剧中的那种英雄，而非想要称帝者。这一流行模式用超群的个人品格而非政治标准来判别人。强盗头子与军阀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如赛珍珠所说：

我所知道的军阀无一例外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天赋才能，拥有特别的个人魅力、想象力与勇气，并通常伴有一种诗人式的豪放特质……军阀自视为伟大人物——模仿的是古代传说与历史中英雄豪杰的传统做派，而后者则与中国古典小说密不可分。
[10]

并非所有军阀都这么有魅力——有一些军阀以他们的妻妾、财富与极端的残忍而闻名。真正重要的是军队体制，这不是由指挥官与部队组成的国家武力网，而是一堆武装力量的累积，其中的每一支都听命于某个基本自行其是的军头。这些军头依靠的是个人纽带，结果则是这样一个体系——国家分裂，各地区自行其是，由此引发派系之争与拉帮结伙。

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期，最重要的军头是那些在袁世凯死后各自为政的将领。军队吸引了许多人。中下级军官（到20世纪20年代，甚至军头）有时就来自穷苦农民或土匪。这样的出身也解释了军阀身上正统儒家学说与民间英雄形象的奇异混合。军队提供了某种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例如张宗昌就曾是小偷，而作为山东的统治者，他基本上是在更大的范围内继续他的偷窃行为。张作霖崛起为整个东北（有时也包括华北）的统治者，他同样不过是土匪出身。其他一些军阀则是改革主义者，例如北方的冯玉祥是一个基督徒，而南方的陈炯明则是一个准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些军阀的士兵则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尽管军队几乎不可能提供好的生活，但人口压力与经济紊乱将男子赶离了田间，其中一些人就投身了行伍。1916年，军队总数为50万，而1918年就倍增到100万，1924年则达到150万。

如果没有稳定的地盘，军阀就不能长久地维持他的军队。他们通过征税以维持类似地方政府的机构。即使部队军饷不高，供养起来也花费高昂，而日常政府功能则饱受摧残。地税经常要靠垄断与盐税之类来补充，赌博、卖淫以及尤其是鸦片提供了巨额的收入——在袁世凯时期相对成功的禁烟运动之后，鸦片种植再次迅速蔓延。军阀自印钞票，这一般被认为是政府的真正标志。生意人经常被勒索，被“邀请”去购买债券、执照与印花税票。

“军阀割据”算是个体系吗？确实，军阀割据是中国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一局面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列强（日本在部分上是例外）更情愿与一个统一（但孱弱）的政府打交道，相反，军阀给他们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基础设施被破坏，如铁路就被炸毁或被强夺去运送军队；中方生意伙伴被敲诈。虽然没有军阀愿意冒犯某个列强，但意外总会发生。另一方面，列强倾向于与某些特定的军阀达成谅解——或者可能是军阀们做出了妥协。这类关系超出了先前势力范围的界限。由此，日本在东北攫得了霸主式的地位，而英国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长江流域。两个强权都试图与北京保持友好，并对这个名不符实的全国政府施加影响。无论哪个军阀，只要能付得起钱，所有列强都会向他出售军火。因此，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军阀割据是个能与其他地域、时期的军阀割据进行比较的“体系”。然而，在对20世纪晚期非洲或21世纪早期阿富汗军阀割据根源的观察中，研究“部族主义”的学者发现，明显无法在中国找到对应物。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中国的军阀割据植根于具体的政治形势之中。

军阀割据体系的基本法则是，如果任何一个军阀看起来会获得全国政权，其他军阀就会对他群起而攻之。军阀们经常性地变换盟友，以防止他们中的某一个获得全国性的支配权，并获取短期利益。军阀主义决定了没有一个社会群体能够在缺乏自己的武装或可靠的军事关系的情况下生存下来。想要进行改革的人只有在军阀们允许的时间与地点才能行事。不管倾向如何，没有军阀能够负担得起大规模的改革，因为他们需要用绝大部分收入来维持自己的军队。赋税繁重，贫穷肆虐，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幸免。某些与众不同的军阀在对其地方权势很有把握的前提下，可能会进行小规模的改革，建设基础设施与学校，鼓励商业，如阎锡山就在山西省支持孤儿院、澡堂以及贫民诊所这样的慈善机构。不过，此类努力通常转瞬即逝，充其量不过是给裂开的伤口打了条绷带。

军阀割据还有其他可预见的特质。其地盘倾向于在战略上是可防御的，并具有地缘经济意义。充当某个军阀地盘的有时是一个省，有时则是两个或更多的省，另有时，如从多山的四川向西，没有什么大的军阀。大军阀的地盘的边缘区则成了小军阀与匪首的领地。

不过，即使在稳定时期，军阀体系也几乎从未静止不变。1924年，以富庶的华中地区作为地盘的军阀吴佩孚几乎就要成功击败他的主要敌人们了，而尽管列强官方保持着中立，但英国与美国不顾吴佩孚民族主义者的名声，都倾向于支持他军事统一全国的努力。然而，日本出于对其在东北与蒙古的特殊地位的担忧，向吴佩孚的对手提供了资金支持。吴佩孚的军队处于收复东北的有利位置，这将使他的北京政府能够控制除边缘地区之外的整个中国。然而，一名部下背叛了他，袭取了北京城，其他人阻断了他的交通线，日本军队——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条约权利——则阻止吴佩孚增援其北方军群。
[11]

吴佩孚的命运确证了军阀体系的法则——由于自己的野心与互相间的嫉妒，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军阀中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统一者。

不过，几乎没有军阀能割据超过一代人的，而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循环中，过渡期经常持续数代。军阀割据的局限性是多方面的。在政治领域中，只有主张保卫国家统一才能带来正当性。军阀没有能力使城市精英相信他们能够抵抗帝国主义势力并使中国重新伟大，这同样注定了他们的垮台。建设强大而统一的中国，这一驱力将催化出新的社会势力，并由后者继续加油驱动。

军阀主义的动因与影响

19世纪晚期的政治分裂并不仅仅是王朝循环的重演。相反，自西方引入的新军事技术改变了国内控制的性质，并赋予军队新的权力。

地图四 军阀中国（1920年）

1916年，袁世凯死去。随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到1920年，一堆“军阀”控制着不同的地区，如下：土匪出身的将军张作霖盘踞东北，形成“奉系”；袁世凯的前部下冯国璋在1919年去世前控制着“直系”，之后该系由曹锟与吴佩孚掌握；袁世凯的另一位前部下段祺瑞控制着“皖系”，该系在1920年被直系击败。东南（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尤其是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被互相争斗的小军阀所瓜分。

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地图五 军阀中国（1924年）

到1924年，吴佩孚主掌下的直系控制着华中与华南的大部分地区。然而，由于部下冯玉祥叛变，不久之后，吴佩孚被张作霖的奉系势力所击败，后者在该年末夺取了北京以及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南地区依然四分五裂，不过，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正在广东建立基地。这一时期，在阎锡山小心谨慎的改良主义下，易守难攻的山西省继续保持着政治稳定。20世纪20年代后期，阎锡山与冯玉祥都变成了国民党的支持者，不过，阎锡山保持住了他的独立性。

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同样重要的是军队的质量。在帝制时代后期，中国军队通常军饷过低、受教育程度不足，且缺乏训练。清政权一巩固下来（1680年左右），其基本战略——在内地以及边疆地区——就是防御与预防性的。一旦动乱爆发，接下来的政策就是用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以及妥协调和来解决它。因此，军队尽管是必备的，但却又是不重要的。不过，19世纪后期，随着国内外压力的增加，清廷开始改革军队，着重强调训练、纪律、忠诚与士气，军饷也提高了。最后，在袁世凯的领导下，新军从士人中拔擢军官， 以提高行伍生涯的地位。军队新的重要性同样可以在反清革命者对“军国主义”的赞美中看出来。他们指责中国缺乏军国主义传统，从而使自己易于受到外国的侵略。

从19世纪成长中的军国主义到20世纪20年代羽翼丰满的军阀割据，中间并没有直达路线可走。
[12]

军阀割据诞生于中国中央政府崩坏与地方需求兴起间的复杂互动之中。19世纪中叶的省军并不是20世纪的军阀割据的预演，因为前者的领导人是仍忠于清朝的士绅， 且这些军队在战后就被遣散了。虽然省军的存在表明了清朝的孱弱，不过在清末之前，军国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分裂性的力量。是晚清的发展使得军阀割据变为可能（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

首先，清末改革计划实现军队现代化与职业化，结果造就了一个更加政治化的军官团。清廷有意不去创建一支单一的国家军队，而是维持着旧式的武装与分割的指挥权，以预防对其统治的威胁。不过，许多军官与士兵都对革命目标持同情态度，比起清廷，他们更忠于自己的长官以及抽象的中华民族观念。其次，晚清军队的新声望为行伍生涯提供了正当性，吸引了有理想、抱负与才华的人投身其中，他们有能力在清朝瓦解时自行其是。1902年，蔡锷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撰文支持军事教育，理由则是“军者，国民之负债也”
[13]

。 辛亥革命未能创立稳定政府，这不仅造成了权力真空，而且带来了持续的正当性危机。当文职政治家无法达成一致时，军人则抓住机会出来“仲裁”。

再次，辛亥革命的形式——各省独立而非一场革命与保皇间的大内战——将省军带到了地方政治的前台。军队长官往往处于省一级政治斗争的中心。 最后，清朝瓦解后，地方精英太过孱弱，无法对所在共同体进行民事管理。而随着每一级社会的军事化， 他们转而向外在军事力量寻求支持。乡间成立了看稼团以抵御匪患，县里则成立了职业化的民团。一无所有的流民结成了匪帮。 这都造成了自下而上的军事化，最终则会与从中央向下的军队结合起来。

在担任大总统时，袁世凯始终能保持住军官们对他的忠诚。他通常能调动他们，防止他们获得权力基础，但并不总能罢免他们——或把他们与其部下分离开来。“二次革命”给了袁世凯替换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机会。当时西南省份云南的都督蔡锷被袁世凯诱至北京，不过这部分是由于他允许后者自行选定继任者。这让蔡锷可以在1915年返回云南，领导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央与省政府的关键位置被忠于袁世凯个人的人所占据，不过，他们的服从是有条件的。通过摧垮共和政治制度、消灭精英反对派、滥用国家主义的正当性， 以及坚持严格的自上而下统治，袁世凯为接下来的军阀主义打开了大门。1913年的二次革命以及1916年的护国运动同样加剧了中国社会持续的军事化。

军阀体系强烈地影响了政治发展。民国失去了正当性。许多曾催化辛亥革命的政治理想都名誉扫地。由于国会议员表现得腐败而堕落，代议制民主这一理念受到了阻碍。而随着宪法被以越来越快的频率撕毁又重新制定，立宪政府的理想也名誉扫地了。用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话说就是：“1916年后，伴随着每一次的派系冲突循环，可以感觉到，政客利用立宪的虚伪程度在升高；相应的，公众对共和政体的支持则在降低。”
[14]

政敌每次都被诋毁为破坏分子。1914年，袁世凯废除议会，理由是其成员是些对中国命运漠不关心的自私个人。主要军阀互称对方为叛徒，革命者则将军阀称为窃贼。

每一位政治精英的声誉都被玷污了。一方面，军阀割据为人憎恨；另一方面，可以称为尚武的价值仍具有自身的生命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做出的著名陈言，代表的是仅过一代人就发生了的重大的意识转变。在科举制于1905年废除之前，通行的观念是权力出自对经典文化的谙熟，纵然这从来不是完全真实的，但它毕竟代表着基本的社会规范。受过良好教育的士人注定就该统治别人。然而，国民党（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共产党（在其后一代人）建立的政治制度都从军阀时期的经验教训中获益匪浅。在接下来所有的政府中，军人都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此外，军人提供了好公民的重要典范——守纪律、忠诚、热情、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一种更广义的现代性。军国主义理想有助于新政党的形成。

就社会效果来说，军阀主义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加剧了乡村的困苦。这不仅是说军阀强行征税与征兵，让人忍无可忍，也是说不可预测的兵灾让生活变得更加朝不保夕。虽然农业共同体需要军事保护者，但地方民团、匪帮以及外来军队狼狈为奸，没有任何一方是农民可以信赖的朋友。缺乏地方税收收入与农业信贷， 也没有人来领导乡村共同体，这些都意味着关键性基础设施——例如灌溉与预防水患的水坝与河堤——的状况在持续地恶化。

人命的损失同样高昂。战争可能变成溃败。获胜的军队往往由侵入“他”省的士兵组成，他们会将自己的怒火转向平民。士兵——受官长虐待，军饷微薄，且甚至饥肠辘辘——会径直从农民与商人手中夺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历史学家麦致远（Edward McCord） 描述了一种劫掠：“通常的策略是，派遣少量士兵边开火边穿过村庄。试图逃跑的村民会正撞入军队主力之手，后者捆绑并抢劫所有男人，并强奸妇女。”
[15]

尸体也会被毁坏——剜掉眼睛，切掉生殖器，挖出心脏。有的军阀会试图在其部队中维持纪律甚或惩罚此类行为，但有如此名声的少之又少，更多的军阀被当作可怕的野兽。士兵不得不依靠乡村为生，恐怖政策是一种确保所控制人口驯顺的方法。随着军阀尽力扩大其军队规模，农家子弟被征召入伍，土匪也被收编。

一些历史学家表示，军阀割据的邪恶被夸大了。第一，有许多地区一直没有受到影响，军阀的暴行通常是高度地方性与暂时性的。第二， 军阀更倾向于让其军队不受损失，一般试图避免真的打仗。第三，与常态活动相比，他们对社会与经济的整体影响要小得多。经济史学家们在近著中指出，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20年代，经济是在正增长。
[16]

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工业快速扩张，绝大部分年份的平均增长率在9%到13%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高（由于列强无暇东顾）。在这一形势下，农业产量同样相当可观，可以与人口增长（从1912年的四亿三千万到1930年的五亿）保持同步。尽管绝大部分军火购自西方，但中国自己的兵工厂也有所贡献；铁矿开采有所发展，建成了一些钢铁厂；公路与铁路网也有所改善。历史学家林蔚（Arthur Waldron）主张说，越来越频繁的战争使军备竞赛成为必要，这反过来有助于工业的发展。不过，他也指出，战争造成了经济动荡、金融恐慌、特别税，以及对交通、通信以及财产的破坏。
[17]

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同样显示出某些连续性。智识与文化生活——至少在那些受到列强保护的城市中——繁荣兴旺，换句话说，并不是中国人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陷入了混乱之中。有许多中国乡村未罹战火，大部分军阀打起仗来也就是装装样子。不过，尽管大规模的战争寥寥无几，但战争的紧张与日俱增。1924年，为争夺北京的控制权，中国东部爆发了全面战争。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直接受军阀割据之苦，但很少有人能逃脱其间接影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纵使就经济来说，不可能估量出军阀割据的确切后果，但我们可以假设，若没有它，经济增长本可以更快并更加可持续。

事实上，甚至城市也受到了影响。战败或被遣散的士兵对城市地区是个威胁。当战事加剧时，军阀为供其所需，会向商人们压榨钱财。城市居民以及他们的马匹、人力车、马车与汽车，并不比农民更能免于强征的扰害。逃跑者会被射杀。当士兵们驻扎在城镇里或附近时，简直就如同一场入侵。他们会闯入所有店铺，拒付货款，或迫使店主接受一文不值的白条。1924年，一名西方记者如此描绘一伙正要乘船离开苏州的士兵:“他们几乎身无分文，于是首先冲到当铺去，用自己相当不值钱的物品典当现款，为一件可能只值一美元的东西，他们会要价十美元。当铺老板一般都是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因为拒绝掏钱，一位老板的大部分牙齿被一伙匪兵敲掉，人也几乎被打死。”
[18]

中上阶层同样受到了侵扰。银价暴涨伤害了每一个人，政府债券的投资者亏了本。信用缩水，紧接着则是商业破产。

中国现代通史有时会略过袁世凯与军阀。确实，他们令读者灰心丧气。但为理解这一时期更具活力的那些变化，必须对袁世凯与军阀的力量所在与根本弱点有所把握。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看到的，他们对未来的政治进程影响很大。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格言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事实上，它是对新政治现实的勉强的也是部分的承认。直到21世纪，对军阀割据乱局的恐惧仍会被用来论证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正当性；在很长时间内，辛亥革命的命运也一直是政治文化里的中心主题——所有政治与社会批判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回应它。

报纸与政治集会、政党与社会运动、商人与职业联合会、学校与学生示威抗议，以及概而言之，关心国事的公民行动，这些“公共领域”的扩展只是被袁世凯与后来的军阀延缓了，但并未被阻止。当然，学生联合会、工会乃至商人团体都会遭受嫌疑犯待遇，记者会遭到射杀。然而， 军阀虚弱的行政管理为社会团体留下了一定的自组织空间，地方精英经常介入如施济所这样的准公共服务。在军阀政权更迭时，商会确保警察能领到薪水。某种程度上，在一些外国租界地（尤其是上海公共租界）中，言论自由受到保护。大学经常处于外国的保护之下，间或为学生持异见者提供避难所。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智识与文化创新（包括几种保守主义思想），它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再次出现。不过，所有这些都与乡村无关，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后者。

注释

[1]
Ernest P.Young（杨格），“Nationalism， Reform，and Republican Revolution: China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收入James B. Crowley编：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p.154。

[2]
Edward Friedman，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a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p.188.

[3]
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 : Regi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217-222.

[4]
Jerome Chen（陈志让）， Yuan Shih-k'a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16-128;以及Ernest P.Young（杨格），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p.123-129。

[5]
这位激进分子是沈定一，一度是孙中山的同事。引自R.Keith Schoppa（萧邦奇）， 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29（修订版）。

[6]
参见Ernest P.Young（杨格），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pp.212-214。

[7]
对袁世凯试图称帝的探讨，参见Jerome Chen（陈志让）， Yuan Shih-k'ai，pp.162-178;Ernest P.Young（杨格），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pp.210-240;以及Peter Zarrow（沙培德），“Political Ritual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收入Kai-wing Chow（周启荣），Kevin Doak与Poshek Fu（傅葆石）编，Consturcting Nationhood in Modern East Asia:Narrative Schemes， Nostalgia， and Ambiguity of Identit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pp.149-188。

[8]
参见Andrew J.Nathan（黎安友），“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16-1928”，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56-283。

[9]
Arthur N.Waldron（林蔚），“The Warlord: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 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6，no.4（October 1991），pp.1073-1100。

[10]
观点与引文均出自His-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83-185。

[11]
Arthur Waldron（林蔚）在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中对这些事件做了很好的分析， pp.181-207。

[12]
Edward A. McCord（麦致远），The Power of the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3]
蔡锷:《军国民篇》。引自Han van de Ven（方德万），“The Military in the Republic，”China Quarterly no.150（June 1997），p.357。

[14]
Andrew J.Nathan（黎安友），“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p.259;还可参见他的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15]
Edward A.McCord（麦致远），“Burn，Kill， Rape， and Rob:Military Atrocities， Warlordism，and Anti Warlordism in Republican China”，收入Diana Lary与Stephen MacKinnon编：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1）， p.21:1918年春，山东督军张怀芝率领东路军开进湖南。

[16]
Thomas G.Rawski，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 An Introducti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on Modern East Asia，1978）.

[17]
Arthur Waldron（林蔚），From War to Nationalism。

[18]
引自Arthur Waldron（林蔚）， From War to Nationalism，p.143。

第五章 乡村社会状况

新的社会群体——学生，专业人士（记者、医生、律师、护士），商人资本家，知识分子以及妇女——被辛亥革命动员了起来， 他们开始找寻各自的声音。尽管对此的压制往往很严厉，但该努力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军阀可以垄断强制权力，但却无法宣称拥有正当性， 也几乎从未试图垄断政治话语。民众有被剥夺感，原因是他们获取权力的期望升高了，而现实则否定了这一期望；不过，并没有什么人被强制噤声。纵使新社会群体在国家层面并不强大，但在地方上却很有影响力。在城市里，公共领域——非官方协商一致活动——在教育、出版、专业与商业组织的世界中成长并制度化，也出现于形成中的工人阶级的行会与工会之内。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军阀割据增加了中国社会所承受的压力（尤其是在乡村中）。不过，我们必须同样考虑到较长时段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无论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如何激烈，在中国经济史
上，20世纪早期都不算是一个断裂。
[1]

问题随之出现：如果说经济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变，那么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呢？就农业来说，研究者便在产量是落后于、领先于还是仅仅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的问题上分歧明显，他们同样在不平等是否增加或收入分配是否保持不变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在追踪这些情况方面，晚清与民国政府都毫无作为。中国广阔而多元，很难获得可靠的数据。就地理范围与所涵盖的时间来说，西方与日本的调查都太有限了，且这些问题还高度政治化。纵使准确的经济图景仍有点模糊，但仍可以对社会状况做出某些判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当时人是如何理解这一形势的。

共产党的现代历史叙述坚持，农村革命对中国挣脱“封建束缚”是必不可少的——地主与军阀对农民阶级的压榨日甚一日，而资产阶级（本可以推动更激烈的变革）被帝国主义势力所控制。不过，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假使不平等不增加且农民阶级确实能自立（至少就总体来说），那么基本问题就在于缺乏现代农业投入（技术），而非阶级不平等。换句话说，在第一种情况下，剥削是个可以被除掉的恶棍，方法则是清除地主、帝国主义者以及重新分配经济资源。在第二种情况下，需要打倒的恶棍是原始的技术与人口过剩，方法则是改良农耕技术与合理化农业实践，最终让农民离开土地并投身工业。不过，两派都同意，缺乏导引他们最急需资源的制度构架，且更基本的一致是在非农业领域。

本章将首先讨论农业的基本状况，接着讨论国家与农村共同体间的关系。我们更关心的不是经济史，而是如何重新把握与分析20世纪早期乡村生活的社会方面。

乡村生活的基本样式

在晚清与民国早期，农业商品化稳步继续，且可能在加速进行。到16世纪，通过市场网络，村庄已被垂直与水平地联系了起来。
[2]

大致而言，在一组村庄中，每一个村庄到中心集市步行都不过几小时路程，该集市每周可能会开放半天（一“周”以十天为一循环）。在这一组村庄内，人们可能互相通婚，实践同一套宗教与日常生活仪式，说同样的方言，且几乎从不出远门。通过这个市场网络，物品、服务乃至观念都在体系内上下传播，在环形分布的日间市场间，小贩、剃头匠、戏团、接生婆以及如道士之类的礼仪专家往来穿梭，一周可能只返回有着永久市场的中心城镇一次。商贩在这些周期性的市场中购进农产品，卖给镇民以及其他商贩，后者转而将它们运到更高层级的城镇与城市中，并将城市产品带回到市镇。这是一种网络“嵌套等级制”，每一级结构都在更高一级那里再现——村庄组以周期性日集市为中心，日集市组以市镇为中心，市镇组则围绕着地区中心，依此类推。最后，中国乡村就是这样系联于国际市场的。由此，茶叶从偏远的山乡运出，通过几层专业化程度逐级升高的商贩与加工者，最终被运到广州与上海的大出口商那里，由他们装船运往伦敦。曼彻斯特或波士顿产的铜壶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运到偏远的中国乡村。

乡村市场还是劳力交易与信贷的场所。无地或少地农民可能会到更大的土地所有者那里去按日打短工或做长工；农民也可能会贷款，利息会很高，不过也让许多人家能撑到秋收。土地会被作为抵押品，袁世凯就是通过收取无力还债者抵押的土地而成了大地主的。绝大部分农民仍是自种自收所需的大部分粮食（90%的主粮），在市场出售的农产品约占总产出的20%到30%。
[3]

生存于一个商业化与货币化的世界中，所有农民都至少要卖出自己收获的一部分。他们须用银元缴纳赋税，而大部分日常交易用的则是铜钱。他们以铜板购买农具（如犁头）、肥料（如粪便或鱼粉），乃至衣物。

佃农——在南方很普遍，在北方则很少见——租地通常基于分成制，不过，即使这样，他们也要付押佃金，且部分地租可能要用现钱支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地主与农民都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仍然是家庭，一个“标准”农家可能自产所需的绝大部分稻米与（在特定情况下）家禽，并什么都卖（从桑叶、蚕茧到桐油、大豆），以换得现钱，购买农具、木炭、灯油、蔬菜或豆饼。在某些情况下， 农家将专门生产棉花、鸭子或鸦片，并购买自家所需的全部粮食与物品。此外，对绝大部分农家来说，“家计工业”——范围从妇女纺纱、织布，到几个农家成员专门生产草鞋、砖块、绳索以及其他家计产品——对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中国的情形与中美洲那些咖啡为王的国家大不相同。咖啡种植园主多拥有成百上千的农奴，几乎不可能有工业化与商品化农业（除咖啡以外），也几乎没有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没有土地会转手，精英家族像公司一样经营着他们的庄园，只对更大的外国商业利益负责。在中国有一些种植园（如山东的棉花种植园），但一般而言，精英家族依靠的是土地所有权（这似乎不能带来高回报）、官方地位以及商业关系的混合。

清朝农业的基本模式是农家耕种小块土地。这些地块散布于村庄周围，在北方，人均约五英亩；而在土地更肥沃的南方，人均则不到三英亩。这既是说自种者，也是说佃种者（以及自种与佃种混合者）。一个农家包括丈夫、妻子、孩子，或许还会有兄弟姐妹与双亲（或双亲之一）。在田间，通过使用未成年劳力，经济灵活性得到了增加。成功的农人也可能临时雇用劳力。运气好的话，超出家庭劳力需要的儿子们可能被出雇为长工，或可能做学徒，甚至可能（在20世纪）去当兵。女儿们会“出”嫁——成了各自丈夫家的一员，或可能在困难时期被卖为丫环、小妾，甚至妓女。困难时期杀婴很普遍，而杀害女婴则扭曲了性别比例。最贫穷阶层的男子永远无力承担娶妻的费用。父亲名下的田地在其生前或刚去世后就会分给所有儿子。这一诸子析产的风俗明显缩小了每一代人的占田面积，直到更年轻一代农民完全卖光其田地或买入新田为止。通过法定契约买卖田地很普遍，这同样标志着中国农业几个世纪以来已变得如何高度的商品化。不过，在任一给定时期，可购买的田地都很少。所有权形式有着广泛的不同，佃农、佃户、自耕农与地主这些类别经常互相重叠。 换句话说，某个农家可能会把自己的田一部分自耕，一部分佃出，同时又佃入另一些田。

在北方，占中心地位的是旱地作物（大麦、小麦、谷子、高粱），在南方则是水稻（种植于灌溉水田中）。在20世纪，主要的经济作物是棉花、花生、烟草、蚕丝与鸦片。几乎没有土地用来放牧，大部分家禽、家畜是鸡与猪。用人与部分家畜的粪便来保持土地的肥力。尤其在南方，农业基础设施——运河、圩田（在湖泊、沼泽与沿海筑堤造田）、灌溉渠以及平整梯田——遍布各地， 而维护它们需要占用农人的大量时间。家族与村庄为像水或山坡灌木丛（家里用来生火）这样的有限资源展开争斗，不过，他们同时也在建造与维护基础设施、村庄防卫与照看庄稼方面进行合作。亲属与邻里可能会分享农具与劳力，村庄间的大型工程则需要士绅甚至官方来管理。

在中国南方，甚至佃田也可以买卖或再出佃，而田地的最初所有者（拥有“田底权”）可能完全不参与这一过程。有些村庄住的完全是佃农，地主住在另外的地方，且几乎从不“合理化”他们的田产，而是在此种不变的农业模式中将其租给佃户。换言之，地主几乎从不建立以集中邻近地块与雇用支薪劳力为基础的“经营式农场”。佃户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自己的农具，他们以现钱、定额租或分成租的方式佃入田地。某些村庄（尤其是在北方）住的绝大部分是自耕农，几乎没有地主、佃户与雇农。虽然主要地主（有着城市经济利益）的地位可能是不容置疑的，但在许多村庄中，大量人向下、少量人向上的社会变动仍是普遍存在的。在村里的小地主与拥有多个村庄田地的富裕城居家族间，有着巨大的社会距离，这令村庄内的差距相形见绌。

农家靠节俭与勤劳维持生计，这些并不仅仅是儒家的说教，而是已内在化了的价值。在勤劳与好运如何能够带来足够的向上变动方面，毛泽东的父亲就提供了一个范例。他纵使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地主（他自己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但却已能够建立家业并送自己的儿子上学。一百年前，毛泽东本来会通过成为商人甚或应举谋得出身来完成这一循环，紧接着，他的儿子则可能会进一步将功名与经济活动混合起来，以此来维持士绅地位。

据估算，在20世纪30年代，全国约42%的农田出佃，32%的农家没有任何土地。地租约为主要收获的50%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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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主可能会受到习俗制约，不会市场能承受多高价，就自管自地要价多高，但人口压力在推动着租价上涨。租佃率在南方较高，因为其土地更肥沃，农业也更商品化；而在北方则较低，且以富裕农民雇工为趋势。要点在于，在整个清朝时期，这一体系虽然日渐紧张，但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随着乡村人口日渐增加，越来越多的村庄设立了自己的集市，每周半天的集市变成了每两周一整天，日集市变成了永久性的市镇，市镇则变成了地区经济中心。村庄确实可能多多少少是封闭的，且在混乱时期倾向于形成自卫组织，以保护庄稼免遭掠夺并阻止“外来者”进入。但在20世纪，市场模式与外来势力让任何村庄都无法将自己与外部社会完全隔绝开来。

中国的农业模式高度依赖于劳力投入，投入田地的劳动时间越长，获得的产量可能就会越高。农村手工业也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不过，劳动密集化进程同样有其限度。19世纪中叶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可能就起了暂时缓解体系压力的作用。但到1900年，没有新的农业模式，中国已无法供养更多的人口。用经济学术语讲，劳动力收益最终会开始递减——农民投入农作与手工制作的时间越长，他们单位时间所获得的实际收益就越少。

市场的成长引发了进一步的专业化。到1920年，可能有一半的农产品是为市场生产的，临近城市与交通便利地区比例较高，偏远地区则比例较低。铁路将某些新区块带入了市场经济之中。不过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地区则被忽略了。在20世纪，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可能进一步增大了，成功与失败的机会也同时拉大了。在海外与成长中的城市里，中国农业发现了扩大的市场。从1876年到1890年，粮食作物出口按同比价格增加了26%，工业原料作物出口增加了38%，而两者各自在1890年到1905年间又增长了3倍与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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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需求的增长，农民进一步专门化种植最擅长的作物，以在市场中获取最大利润。一家人可能会认定种棉花比种水稻更赚钱，但歉收或价格下跌就可能让他们断粮，比决定相对安全地种水稻情况更糟。在这个意义上，随着20世纪的深入，农民阶级的脆弱程度是增加而非减少了。中国生产者（在19世纪，生产着瓷器、生丝、茶叶以及其他主要出口品）面临着国际市场中海外新生产地的竞争。

20世纪早期的清末新政已预示了民国政府向基层扩展的企图。国家建设（受到城市精英的支持）表明，村庄与省以及国家政府间的关系将要比之前更为密切，它意味着，政府将努力以一种帝制体系从未尝试的方法深入村庄之中。就上文述及的“嵌套等级制”市场体系所造就的国家一体化而论，农民仍只是被不完全地整合到了国家之中。部分上，他们仍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行其是。绝大多数农民甚至不知道辛亥革命已发生有一段时间了，或即使知道，也以为袁世凯已建起了一个新王朝。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对附近城市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纵然是以扭曲的形式），途径则是通过秘密社会（他们的领袖与革命者有联系）、遣散返乡的士兵、剪辫运动，以及新官员或有了新头衔的旧官僚对乡间的巡游。

村民往往在半途中与外来代理人碰面。在清朝时期，理论上，赋税额是根据对所占有土地数量与质量的评估而确定的；但事实上，要维持这一制度，就必须进行土地清丈，而后者从未能跟上。结果则是，赋税额变得既是习惯性的，又是临时性的。缴税义务通常由一群村民或全村来集体担保，在县衙的“差役”与“税吏”有机会了解到确切情况之前，地方士绅、地主与村中长者就用钱打发走了他们。不过，袁世凯打算要重新清丈中国所有的农田，让富者按田纳税，将开垦出的泽地与山地也纳入税基。虽然这一方案构想显示出他有着何种程度的治国雄心，但该计划从未实行，标示的则是政府在事实上的软弱。

不过，现代政府的代理人对乡村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军阀割据，强征金钱、男丁、作物与设备（尤其是牲畜与马车）， 这不仅对农民造成了直接的压力，而且造成农业 量急剧下滑。在有些地方，农民甚至失掉了他们传统的劳力投入、资本投资以及将作物运到集市的简易设备。以废庙兴学为例， 此事由国家指令，并受到现代化精英的支持，不过，在农民看来，这一变革对他们是有害的。在教给农家子弟所需知识（亦即一点读写能力）方面，新学堂是否比旧私塾为优是并不清楚的；新学堂的花费（不管是税款还是学费）更高，农民往往完全承担不起。而亵渎寺庙则自然要冒神佛降怒的危险。

甚至在军阀割据之前，晚清政治权力的下移就在影响着乡村。简而言之，中央政府的孱弱导致了地方士绅的优势。这一地方领袖的优势同样以普通农民为代价，大量证据表明，20世纪早期，村民间的关系明显地恶化了。不过，历史并不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零和游戏（中央权力越大，地方自主性就越小）过程，相反，新老政治行动者需索的是不同种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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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中央政府可以与省及地方机构一起成长。辛亥革命后，村庄有了设立预算与征集赋税的法定“权利”，如同老的领导者那样，村里新的正式领袖是比较富裕的那些人。他们是当地人，且仍不能被看作国家的代理人。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面临着新的压力。

乡村社会的解体

民国时期的标志是一个悖论——虽然在许多方面，国家都被削弱了，但国家与准国家政权对乡村的干涉却增大了。许多人认为改革最终将使中国“富强”，但它花费甚多。相应的，现代化国家的财政需求——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增加税收——对村社生活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国家确实做到了增加税收收入，但它却既损害了乡村自治，又没能保护其免于掠夺。由于需要干涉乡村，国家毁掉了它的自然支持者——传统乡村精英，正当性也受到了削弱。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通过对华北乡村资料的考察，将之称为“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过程——虽然国家并没有被削弱，但国家建设却随着范围的扩展而适得其反。乡村的动荡增加了三种政府体制——新政阶段的清朝、袁世凯政权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政府的不稳定性。

在帝制后期，帝制管理体系的局限意味着乡村很大程度上是在自行其是。绝大部分中国官员都看到，这一体系的弱点在于非正式的县级官吏——衙役与胥吏。他们是受鄙视的一类人，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受儒家道德教化、为官奖惩（包括俸禄，因为他们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习惯性规费与贿赂）以及他们的主人——县官（后者依靠他们办事，但却甚至可能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限制。在一长串批评者中就包括有康有为，他想要废掉这些人，在上代以士绅参与，在下代以乡村“自治”。在清朝时期，乡村被认为应由保甲长管理，他们在缴纳税赋与维持地方和平及秩序上向县衙负责。这是令人垂涎的工作，象征着地方威望，或会成为个人自肥之途。 村庄首领被指望着能保护村社免受外来者（不管是匪帮还是征税者）的恶劣掠夺。就根本而言，地方精英的权力是非正式的——纵使他们的终极后盾是帝制国家（其力量令人生畏），但朝廷命官毕竟离得很远。村一级的平衡通常是靠一整套的道德规范、互惠感、日常实践、宗教仪式与信仰以及家族与市场网络（杜赞奇称之为“权力的文化网络”）来维持的。

但是，从晚清开始，通过向地方精英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国家建设计划打破了权力的文化网络。村庄首领既不能满足国家贪得无厌的需索，也无法通过抵抗这些需索来保护村社。变化可见于，村民开始逃避村庄首领之职。最重要的是，征税不定期对村庄整体（不是像地税那样施于个别农家）增加了新的负担。村里不得不想办法筹出这些钱。这不仅对村庄首领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显然也损害了村庄的团结。不同种类的村庄回应方式各不相同。在华北那些主要由贫富大体相同的小自耕农组成的村庄里，村民间或会强化内部纽带，成立自卫组织， 并分担税收负担。另一些村庄阶层分化更明显，或绝大部分土地掌握于不在村地主之手，面对外来压力，它们会分裂，且变得更加脆弱不堪。村庄首领弃职而去，随着新人——新类型
的人——进入村庄领导岗位，品性也就跟着变了。新首领纯粹以强制统治。

这就是20世纪中国“土豪劣绅”的结构性起源。这些人可能出身于任何阶级，他们共同所有的则是欺压人民所必需的气力。实际上，他们成了包税人（尽管并未得到政府承认），对村民来说，则就是敲诈勒索之徒。“土豪劣绅”可能会安排征税，但往往会欺骗国家，并反对财政管理合理化的努力。他们与地主联手，因此也就无法代表村民。与传统士绅或真正的村庄首领不同，他们没有任何正当性——国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国家政府的去正当化与村庄权力安排的去正当化密切相关。尽管这并不是说传统秩序下的乡村生活是田园牧歌式的，但至少村民在道德体系（纵使是等级制的，但也是互惠的）下各安其位，国家也试图限制地方掌权者的特权——即使仅是为了避免触发农民起义。

1911年，帝制国家崩溃，这不仅是中国高层政治的一个枢纽性时刻，对乡村社会也是如此。因为传统精英的正当性部分就源于他们与皇帝的“联系”。家族中若有人中举，就可以在宅院门口竖立功名旗，以显示自己的新身份。虽然从北京的真龙天子到乡村中的士绅地主，中间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直接，但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然而，到革命派都督或袁世凯的将军这里，这一正当化路径却几乎从未能延伸出省城的范围。确实，在晚清时期，分裂过程就在持续发生，不过，1911年后，速度更加快了。这并不是说，辛亥革命自身标志着乡村社会的一场革命，而是说在君主制崩溃后，地位关键的士绅阶级将无法幸存下来；而在士绅阶级崩溃后，乡村中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也无法幸存下来。

毫不奇怪，在乡村中，匪患明显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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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是社会生态中的一个传统部分，无疑，在所有农业社会中，当有年馑时，年轻男子就可能会变为盗匪，而女子、孩子与老人则会变成乞丐。在某些地区，盗匪是一项传统的淡季营生。不过，在民国早期，匪帮的数量与规模都显著地扩大了。盗匪不仅是一项收入来源，而且，尽管危险且触犯法律，但它在两方面都可以被正当化：中国的罗宾汉传统——梁山泊式的好汉以及尚武主义的普遍流行。 许多有或没有官方头衔的军阀都出身于匪首，更多的农民则在兵与匪两种身份间来回转换。绑架勒索赎金与盗窃都司空见惯。有些匪帮有几千人，控制着颇大的地盘。尽管并没有真正专门劫富济贫的罗宾汉或“义匪”，但许多匪帮至少仍顾念本乡本土（“兔子不吃窝边草”）。

在剿匪方面，军阀队伍几乎毫无用处。通常的做法是军队放空枪，警告土匪他们正过来。这有着双重好处，既避免真正交火，又通过保存土匪来提醒官方维持军队的必要性。总的来说，在绝大部分农民看来，土匪并不比政府代理人更坏，甚至官方也往往认为土匪并不比外来士兵更坏。绝大部分匪帮都是短命且地方性的，不过，在1911年到1914年间，著名的白狼曾领导着几千人纵横于中国北方五省。从盗匪变为行伍很容易，而从盗匪发展到反叛起义则几乎甚至不具有意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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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土匪经常与那些能够荫庇他们且从他们那里获益的精英建立联系。匪患表明了国家政权的失败，也同样是乡村中国衰落的证据。

除了匪患，在邻近村落间，同样有着大量的暴力冲突。争夺水源与树林都可能引发械斗。此类骚动与暴乱的例子很多，因为难以界定且记录分散，数量无法统计，但可见于国内与外国的官方记录与报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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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事件有种传统感，不过，值得询问的是，匪患与集体性暴力的上升是否仅仅代表着经济失败？民众对革命结果的失望是否也对乡村抗争有所促动？之前的绝大多数骚动与暴乱都是由征税与虐政所触发，与地主关系不大；这里的要点并不是阶级对抗与乡村中国毫不相干，而是村社—国家冲突是晚清与民国早期政治的一个主要面相。

1912年至1914年间的福建省仙游县黄濂起义就是一个明证。 它将保护当地鸦片种植者、反抗政府禁令的积极努力与抗税情绪、反基督教运动以及对新兴民国政府的普遍敌视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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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濂最初支持辛亥革命，1912年夏，他成了一个由农民、地主以及少数地方精英（士绅与以城市为依托的会社领袖）组成的松散团体的首领。可能出于地方政派争斗方面的原因，他起而反抗袁世凯政府。起义者的主要要求是废止鸦片种植禁令，且停征地税。驻仙游的袁世凯部队残暴而贪婪，引发了进一步的抗争。

与此同时，1913年夏，二次革命席卷了福建省。随着袁世凯对东南控制的加强，政府军最终将起义分子孤立了起来，并处死了他们的一些首领（包括几位持同情态度的士绅，黄濂则下落不明）。袁世凯利用起义摧毁了精英的反抗，并重新开始禁烟运动。不过，在他死后，这一地区的鸦片（获利丰厚的经济作物）种植迅速恢复。尽管这一事件毫无全国性的重要性，不过却显示了农业社会抵抗外来压力的能力。袁世凯与北京政府可以在起义一发生时就派来军队，但却无法预先阻止它。尽管农民尚不能登上政治舞台并以自己的声音提出要求，不过他们仍能表达不满。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农民：抵抗、造反与革命

让我们向前看片刻——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农民成了主要的政治行动者，是他们造就了中国革命。虽然“一贯”有着抵抗、暴动与起义倾向，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自觉的农民运动才开始出现。随后，农民对革命的塑造达到了定义其内涵的程度——他们决定了革命的限度、烈度与方向。如我们将看到的，农民阶级受中国共产党的塑造（也塑造着共产党）。对20世纪的农民而言，根本的疑问在于：（1）他们面对着怎样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 （2）他们为什么要起义？又是如何开始支持共产党的？（3）他们如何认知国家？又希望它能为自己做什么？ 事实上，对我们理解中国，这些疑问都是基础性的。前两个疑问引发的学术兴趣最大，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第二个疑问详加考察。不过，应给予更多关注的是第三个疑问。

虽然历史地看，所有大的农业文明都必须应对乡村骚乱问题，但是，中国的农民起义似乎尤其常见。国家需要农业剩余，这与农民以及地方精英有着矛盾，人均剩余有限这一事实意味着，在天灾与歉收时，国家的需求可能会对村社造成威胁。清朝士绅与上一千年的大贵族截然不同，与国家相比，他们要弱小得多。 同时，当冲突爆发时，他们可能会认同于村社而非国家。因此，当普通农民攻击地主时，农民起义具有阶级性，而当乡村精英加入农民运动并攻击国家（或至少它的地方代表）时，该起义又具有更明显的政治属性。尽管精英与国家联系——通过儒家教育、科举制以及国家保护财产权的承诺——紧密，但士绅身份无法继承，家族财产每过一代就会被平分。换句话说，地方精英感受着向下的社会压力。他们可能会与普通农民一起向国家提出要求或抗税，也可能会与国家一起压制地方骚动。国家试图在农民阶级、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府间保持平衡，在政府事务上，乡村精英是必要且自然的盟友，但也是潜在的资源竞争者。小自耕农经济避免了可能挑战朝廷的大家宅的出现，但如果这一平衡失效，国家自己就可能变成民众愤怒的靶子。

定义

让我们在“社会革命”或阶级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重塑这一意义上来把握“革命”。根本性政治变革——重塑政体基础——将会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急速的文化变革也是如此。另外，“造反”首先指的是非法的有组织抗争；就其外延而论，造反是要以新政府取代现政府，且只寻求对阶级结构与政治制度进行小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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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至少作为自觉行动——则是完全现代的。没有农民独自造成革命的历史先例。从“国家”——统治机制——的观点来看，造反不会有什么结果，权力与阶级结构将被恢复。从“政府”（朝廷以及官僚）的观点来看，造反是与革命同样严重的事情，造反者自然被当作叛贼。而从农民的观点来看，在造反中，他们成为政治行动者的程度与革命并无二致。

需要注意的是，我对“农民阶级”的归类相当宽松，是指非精英的乡村居民。但农民有时会被更严格地界定为种田人或种田人家的成员，有时甚至会排除无地的佃农或雇工。我这一较为宽松的定义的好处在于，它指涉的人群共享着同一种文化，说着同样的方言，受同一经济变革之害，家庭间也可能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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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说纯粹的“农家”女可能会嫁给商贩，而且是说农家子弟可能会去给剃头师傅或药房师傅当学徒，反过来，后两者则可能给子弟买地耕种。甚至职业土匪也往往保持着乡村纽带。

但问题依然存在，农民如何决定是认命还是造反？做出这一决定并不仅是基于时事艰难或遭受剥削，事实上，有一学派明确否认这一点。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农民一直受到剥削（就其定义来说），阶级与制度性安排（尤其是国家）间的关系才是解释农民起义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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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否在任何时候，农民都觉得自己同等地受着剥削？农民对非正义的知觉会随着环境而改变，虽然发掘农民的主观道德世界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但认为它无关紧要而束之高阁同样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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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剥削”不仅是指对剩余的占有，也是指（如巴林顿·摩尔所说）没有互惠的强制性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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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权威需要互惠、管理能力以及对共同体目标的共享感。我相信，互惠概念对思考中国的剥削问题尤其有用。许多社会学家已摒弃了剥削概念，因为它高度主观且情绪化。然而，恰恰是主观的剥削与非正义感解释了20世纪中国农民的愤怒。不仅乡村精英丧失了他们传统的社会功能，而且国家社会功能丧失更具关键性——它无法抑制地产利益（包括高利贷者）强征极具破坏性的“特别税”以及放任道路、沟渠与堤坝毁坏。在国民党统治最初十年（1928—1937），尽管政治失序逐渐减轻，但仍继续扰乱着市场与商品化经济的其他制度，通货也仍不稳定。工业（包括本土与外资）虽有所增长，但其速度并不足以吸收增加的人口。纵使客观说来，农民总体上过得并不比以前更糟，但他们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潜在的社会契约正在遭到破坏。

在审视农业危机时，有些学者强调中国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另一些则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迟滞（由于人口增长而更趋恶化）以及技术的缺乏。土地所有模式问题耗费了大量的笔墨。多少农民是佃农？多少是地主？怎样才算是佃农? 在一家人种的地中，只有部分是租来的，这种情况算什么？另一家人租种一些地，自种一些地，在附近的镇子上打短工赚钱，其妇女在家织布，这种情况又算什么？ 地区差异乃至村与村间的模式都有显著不同，南方的租佃率（不过也可能包括人均收入）较高，地主所有制将小土地所有者变成了失地农民，这就会出现问题。不过，中国的地主是将土地租给个别佃户耕种，他们并不像欧洲的庄园领主那样支配佃户生活的每一方面。

19世纪，作为对中国乡村变乱的反应，富人移居城市，变成了不在村地主，并投资更加有利可图的城市企业。从城市的观点来看，留下来的乡村精英（20世纪早期的“土豪劣绅”）并不是那么精英。比起乡村地主，有工作的城市贫民可能事实上过着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食物、穿着与休闲活动）。农民面临的直接压力包括坏收成（通常是自然灾害的结果）以及一系列国家造成的问题——征兵、基础设施损坏、地租、利息以及赋税缴纳。尽管地租与利息可能在理论上被视为私人契约性的事，但这类契约最终却要由国家代理人来执行。同时，中国农民经常希望国家（以及精英们）能在缓减坏收成的影响上发挥作用。清朝试图维持常平仓制度，储粮可以低价或无偿地分发给受饥的农民；或者国家会负责把粮食运到某一地区。这些政策是为了预防饥苦、骚乱、匪患与囤积居奇。尽管这一制度并不完美，但直到18世纪末开始崩坏前，它一直在起着预防造反的作用。国家还鼓励乡村精英通过自发合作提供救济。

当然，农民通常不会为表达政治观点而冒家庭与生命的危险，促使他们行使暴力的是急迫的需要。除了造反，农民行动还包括诉苦、打官司、告状喊冤与骚乱。在一生中，政治意义相对不那么明显的“生存策略”（包括落草、当兵、乞讨、流入城市、卖儿鬻妻、杀婴以及以上诸项的混合）很可能会用得上。不过，假如农民因为绝望而被迫公开造反，他们就可能会以各式各样的“抵抗”策略来对付精英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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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众文化中包含着与官方意识形态冲突的平均主义与极乐净土因素，儒家家长制也包含着批判自身的种子。若官僚与精英不能治民以“仁”，他们就很容易被指为虚伪——这是互惠的问题。逃税、落草与慢待这种日常反抗以及对清官的民间传说（对照于现实中的贪官），映照出的是士绅将农民视为蠢笨牛马或危险野兽的态度。反抗与顺从、压制与互惠，乡村生活的基本道德节律被建立了起来。

造反发生于日常生活模式外的异常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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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以抗争与非法活动为一边，颠覆性组织与公开的政治挑战为另一边，界限尚清晰可辨。甚至抗税骚乱也很少会威胁到政府的基础。不过，在适当的环境下，引发抗税骚乱与其他非法活动的那类组织就可能越界为全面的造反。假如政府开始向匪伙施加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就可能逃窜、散伙或回击，即造反。如果土匪与官军交火，冲突可能会牵及地方村庄。而假如土匪能够与村民的利益与怨屈挂起钩来，那么整个地区就会爆发起义。中国村庄相对开放且一体于更大的社会，这一社会地理也促进了上述局面的出现。想要成为造反领袖的人很容易就能在可以达至许多村庄的回路内周游，且不会引起官方的注意，由此，起义就能在国家懵然未觉时扩散开来。造反领袖——如义和团首领——可能会沿着与剃头匠、小商贩与拳师相同的路径在村庄与市镇间游荡。

类似的，许多农民属于“秘密社会”——事实上是相当开放的互助团体。这些组织以区域等级制的方式松散地联系起来，从未实现集中化。换句话说，尽管来自各不相同的秘密社会的成员们确实习得一套共同的仪式，且用此可以相互确认身份并在必要时（例如在贩运私盐或偷卖赃物时）建立新联系，但秘密社会本身是地方性的组织。许多这类组织似乎有着一种模糊的复兴意识（“反清复明”），但并没有多少真正的造反潜能。土匪与秘密社会都可能变为精英的工具，如他们可能会成为地主的私人武装，有时，精英也会作为中间人，并利用他们处理掉赃物。

村社护卫组织要更保守些。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社会混乱中，从常设的民兵到临时的看稼团之类的团体迅速增加。随着匪患与军阀割据日益严重，村社不得不保卫自己的庄稼。不论是由地主控制，还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整体的村社，此类团体想要做的都是保护自身的财产。他们击退土匪，有时也会卷入村社间的纠纷，如用水权争夺或东南地方的宗族械斗。一言以蔽之， 他们抵抗外来者。

政府很容易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外来者。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民兵就成了起义的焦点所在。不过，只要护卫组织仍是地方性的，它们的造反潜能就很小。正如仙游县的例子所显示的，官军可以轻易地孤立并挫败此类反抗；与能流窜的土匪或在他乡有朋友可找的秘密社会成员不同，一旦离开本乡本土，村社护卫团体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更常见的是地方团体与政府讨价还价。不过有时，农民的绝望、官员的顸颟与地方领袖的野心结合起来，会导致各村社组织在大规模的起义中联合起来。毕竟，不同村庄在抵制它们认为是不公正的税课时有着共同的利益。在20世纪早期，成千上万规模虽小但仍很血腥的民变就是由地税、盐税、鸦片税以及各种对牲口与产品的税课所激起的。

20世纪20年代晚期， 华北平原爆发了一场持续时间特别长的“红枪会”起义——保卫村庄， 既打土匪，也打军阀队伍。在某些人看来，他们是义和团的后继者，把自己的神功异能贡献给地方自卫组织，以保护村庄免受土匪劫掠。河南、山东与江苏省的平原上遍布着他们的寨垒。怎么防备土匪，就怎么防备军阀队伍。事实上，第一次反红枪会运动（1923年）就是由他们对土匪的有效抵御所引起的，因为官兵或积极与土匪合作，或至少需要土匪存在以维持他们的剿匪工作，而红枪会的作为则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计。军队强索附加税与人丁，使红枪会的斗争焦点转移到抗税上来。红枪会对开封居民的一份布告公开指责政府军说：

这个捐，那个税，今天要，明天催；把粮食变卖了，把衣服当了，还不够缴他妈的粮。你看他军队比土匪还厉害……什么借收一个月的房租，立下洋油特税，拍卖四郊护城地到五里以外，发行丝茶银行钞票五百万，强制行使有息证券，这都是安心立意要你们的命。
[18]

抗税骚乱同样是晚期帝制时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持续调适的一部分。在农民抗争中，有一种并不试图调适，那就是追求极乐净土的宗教派别。极乐净土运动提供了一幅真正激进的新社会愿景。宗教教派信众的信仰发展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尽管是非人间的）， 当环境合适时，就能爆发为暴力群众运动。大致说来，民间宗教是佛教、儒家学说、道教与萨满教诸特征的大杂烩。政府明令禁止非官方教派，却又很少干预它们。白莲教是受摩尼教影响的一种佛教形式，它宣称“无生老母”将诞降弥勒佛（未来佛），标志着第三世（“劫”）的开始。到那时，在巨大的灾难与毁灭之中，光明力量将战胜黑暗势力，只有信众会活下来，进入一个和平、丰裕、闲适与平等的时期。由于明、清两朝官方禁止白莲教，它没有教堂，甚至也没有一个清晰连贯的文字传统。师傅（经常是世袭的）与信徒将一套松散的教义传给高度分散、互相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的教众，妇女往往起着突出的作用。只要认为第三世尚遥不可及，信众就安静不动，政府也基本上会忽视他们的存在。奉教者可能是整村人，也可能是村里的一部分人。

不过，如果爆发了饥荒或战争之类的灾难，就可能被解释为预示着第三劫即将到来。如果有一个擅长组织的卡里斯玛式领袖乘势而起，那么分散的教众就可能被纠合起来，变成一场运动。帝制政府与皇帝个人都被与黑暗势力联系起来，起义被神圣化了。成千上万通常小心谨慎的农民会加入这样一场运动。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新信教者，之所以响应运动，是期望自己能在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中获救，或仅仅是为了在大破坏中从身边捞上一把。

政府对付起义的政策是“首领必除，胁从不问”——假定大群追随者是“被诱骗的”，因此本质上可算无辜。太平天国起义中官军对太平军的大屠杀是个例外，通常，普通起义者会被遣散回乡。这种仁慈是实用主义的，它同样反映了对社会与宇宙势力关系的儒家式理解。像任何抗争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起义是个标记——预兆或征兆。与其说人民是抱有政治观点的思考者，倒不如说他们是一股自然力量。如同地震一样，起义也可能是上天表达对皇帝不满的标记。在精神层面，这要求皇帝本人自我修省；在社会层面，则应进行改革，以缓减引发民众不满的现实原因。因此，总的来说，起义的效果是以促动周期性改革的方式支持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原因则是，即使到了起义者想要建立自己政治制度的程度，除了帝制儒学的规范之外，他们也别无选择。

极乐净土取向的起义者不可能——完全——设想革命。“革命”指的是在此世
的变革，是世俗层面的事情。 宗教教派分子提供了对现存国家的批判以及对替代性秩序的悬想，这是土匪之类人所无法做到的。然而，此类宗教悬想付诸实践的机会寥寥无几，且被证明是造反而非革命的材料，而造反不过是变出一个新的儒家政权。

尽管如此，极乐净土主义预示了20世纪的革命。在儒家所设想的社会秩序与其宇宙基础之外，它提供了另一选择。大同主义隐含着如下观念，那就是一群人齐心协力，努力打破宗教、语言、阶级、宗族、家庭与性别的区隔。护卫组织以村社为基础，匪众的内部忠诚则更加狭隘，要超越这些区隔有着很大的困难。在中国，超越它们是可能的，这也是中国文化与商业统一性的标志。因此，农民从来就不是自然力量，而是政治行动者。

注释

[1]
Loren Brandt，“Reflections on China's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Century Economy，”China Quarterly no.150 （June 1997），p.284.

[2]
参见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s Ⅰ， Ⅱ，Ⅲ，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 nos 1-3（November 1964， February 1965，May 1965）， pp.3-44， 195-228，363-400;以及“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3， no.1 （July 1971），pp.270-281。

[3]
这一数据得到了Madeleine Zelin（曾小萍）的检验。见其“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Qing Period: Some Thoughts on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Opium War”，收入Kenneth Lieberthal（李侃如）等编：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Armonk， NY:M.E.Sharpe，1991），pp.32-33。

[4]
Lloyd Eastman（易劳逸），Family，Fields， and Ancestors: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550-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75。

[5]
这些数字出自 Ramon Myers（马若孟），“The Agrarian System”，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p.250-251。

[6]
Prasenjit Duara（杜赞奇），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7]
Phil Billingsley（贝思飞），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8]
在上面著作之外，可参见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在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中的精细描述；以及Edward Friedman，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ar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9]
对我们所知情况的出色总结，参见Lucien Bianco（毕仰高），“Peasant Movements”，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pp.270-328;以及提交给“中华民国建国80年”学术研讨会（台北，1991年8月11—15日）的论文：“Rural Tax Resistance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912-1937）: The Variety of Tax Targets”。

[10]
这一描述是基于 Joyce Madancy（马丹茜），“Revolution， Religion， and the Poppy: Opium and the Rebellion of the Sixteenth Emperor in Early Republican Fujian，”Republican China vol.21， no.1（November 1995）， pp.1-41。

[11]
参见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

[12]
Henry A.Landsberger将无地者纳入其农民定义之中，“Peasant Unrest: Themes and Variations”，收入Henry A.Landsberger编：Rural Protest:Peasant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Macmillan，1973），pp.6-18。

[13]
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尤其是 pp.114-115;还可参见William Skinner， “What Makes Peasants Revolutionary?”收入Robert P.Weller 与Scott E.Guggenheim编：Power and Protest in Countryside:Rural Unrest in Asia，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57-179。Daniel Little（李丹）在其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中，对这些复杂问题进行了清楚的讨论。

[14]
尽管有时有所夸大，不过，在描绘农民阶级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时，“道德经济学”学派展现出巨大的独创性。在农民的认知中，明显有某种非正义感在发挥作用。 常被引用的是James 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还可参见Daniel Little（李丹），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15]
Barrington Jr Moore，Reflections on the Causes of Human Misery and Upon Certain Proposals to Eliminate Them（Boston: Beacon Press， 1972），p.53：“……当1）交换的物品与服务明显不等价，以及2）交换的一方使用了相当程度的强制时， 剥削就构成了物品与服务交换的一部分。”

[16]
参见James C.Scott的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以及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17]
本章整体上受益于 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该书依据生态与适应因素，对淮北地区（位于淮河与黄河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农民活动进行了探讨，影响深远。

[18]
向云龙：《红枪会的起源及其善后》，载《东方杂志》24卷21号（1927年11月10日），35~36页。引自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pp.165-166。

第六章 城市社会变化

可以说，在中国，城市与乡村几乎截然相反。在城市里，文化互相混合匹配，新的生活方式成长发展起来，人流汹涌：穿着工装裤的马车夫与人力车夫、穿着西装或传统学者长袍的银行家与教授、艺人、工匠、妓女、学生、僧尼、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男女、饭店侍应生、路边小贩、各式店员、骗子、乞丐、士兵、乡间骚乱涌来的一波波难民，以及大体上每一种职业与时尚的追随者。就上海来说，包括难民在内，移民来自世界各地——在20世纪20年代，是逃避列宁而来的白俄；在30年代，则是逃避希特勒而来的犹太人。

只需步行一小段路， 市民就可以从高雅的书店走到冷饮店、茶馆、妓院或公园——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许多公园被建造起来，居民花费不多即可游玩。北京尤其幸运，因为在1912年后，绝大部分旧日的皇家寺庙与园林都变成了公园。
[1]

建造公园象征着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公园同样是进步的标志，表明如同西方与日本那样，中国也会为自己的公民建造健康、娱乐与放松场所，不过，工人阶级家庭很少能承担得起门票费。公园同样成了政治抗议的场所，因为在这里，游行示威者能够汇集起来，并且聆听演讲。它也成为休闲场所。

到190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以每年约2%的速度增长。上海不仅支配着华中内地，而且也掌握着远东的贸易与金融。中国主要城市变成了政治与文化论争以及商业竞争的场所。政治运动在城市里被组织起来，城市居民开始将自己看作公民。民国政府倡导新的公民意识，如“双十”（10月10日）国庆日，该节日有队列与旗帜操演、军事检阅与步枪演练、学生运动竞技、政治演讲、“新戏剧”演出以及官方与私人宴会。新公民以短发（男人们剪掉了辫子）、天足（妇女不再缠足）、鞠躬与握手（替代磕头）以及西式着装作为自身的标志
[1-1]

，公民新形象——比旧的要严厉、直率与强壮一些，间或身着制服——的范例则是士兵、官员与学生。

某些历史学家在如饭店、同乡会大厅、公园、广场乃至澡堂之类的城市空间中追索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起源，此类场所被用来谋划示威游行、达成政治交易以及举行集会。日报、周刊、月刊与书籍大量出版，闲话栏与其他的中产阶级读物流行于职员、店员与家庭主妇之间，精英则阅读严肃的政治评论。不过，这些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社交模式。不同团体共享着对国家与地方的政治意识感。例如，就北京来说，无论哪个军阀占领了它，都不能忽视城市里的公共舆论——后者日益被界定为与国家相对立。
[2]

这一新兴的市民社会的“担当者”就是公民——假定包括所有中国人，但实际上只包括以摩登为标志的少数人。民国新政府命令其官员在官方场合身着西式礼服，不过，成为男性通行服装的是“中山”装——模糊的军服式组合：裤子、四兜上衣与高领。整个20世纪人们都在使用这种服装，其在西方则以“毛装”为人所知。现代女性将在下面详细讨论，不过，她们也有把自己区别出来的方法：除天足与短发外，她们不穿长而宽松的裤子，改着短上衣与裙子，到20世纪20年代末，又身着长旗袍
；尤其重要的是，她们可以走出家庭，进入公共场所。当然，在实际生活中，面临不同情境，礼节也可能不同。一名学生可能仍向父母磕头，但到了学校就身着制服，练习体育，并操练军事。不过，总的来说，现代公民通过着装、礼节与身体语言互相确认，因此，其新共同体尽管包括士兵，却排除了农民与工人。有些人负担得起现代衣着，也学得会新式礼节，但却选择不这样做，这则是将自己标记为了共和精神的老派反对者。

同时，市民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独立于国家，也并不与国家建设相对立。正相反，各式各样的正式与非正式协会——如商会、酒吧、学生团体、妇女组织——与国家互相渗透，它们虽然愿意吸收官吏会员，但在面对国家时，同乡会仍会代表商人的利益。学生团体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在发生特定对抗后，团体本身也可能会消失，但一旦情势改变，它们又会重新出现。与其说城市市民社会是自主个体追求个人利益与表达公共关切的场域，倒不如说是团体代表、竞争与协商的舞台。国家的羸弱与地方社会的力量造就出一个动态的混合体。社会无法——也不想——取代国家，事实上，国家的羸弱被广泛看作总体进步的严重障碍。
[3]

公民社会的自我形象完全是爱国主义的。

因为国家并没有强大到迫使不同阶级与地方团体结合起来保卫自己的集体权利的地步，所以甚至在城市里，社会团体也仍然是分裂的。当时人一想到社会，留心的并非“阶级”（该术语尚未普遍使用），而是“圈子”，尤其是官员、商人、学生、绅商、军人、教师、记者、工人与警察的圈子。 这些就是支配城市公共生活的团体。它们是发展中的自治组织，至少部分地摆脱了国家控制。正因如此，这些强有力的新兴社会力量就成了城市社会的标志。城市的物理外观也正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中国城市的面貌改变了：除小巷外，有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在人力交通工具与骡车外，又加入了马车、黄包车与汽车；彩色广告到处可见，明亮的电灯照耀着街道与商店。城里人读着当天出版的报纸，而不用几星期等一批报纸的到来。城里的生活更加开放：非法情侣在茶馆幽会，政治煽动者在公园演说，个人可以通过剪发、穿着西式服装或喝牛奶来重塑自己。

中国主要城市在保护之下，未受军阀的肆意劫掠。作为通商口岸，它们以列强为靠山，后者不会容忍秩序的崩溃。到1917年，大约92个城市正式开放进行外贸。尽管在20世纪早期，中国主要城市中到处都是犯罪、卖淫、腐败的官僚以及贪婪的帮会，不过比起一个半世纪前剧烈工业化阶段的伦敦或巴黎，前者可能是更好得多的生活场所。 通过将粪便卖给农民的古老做法，基本卫生得以维持，正如在清末时那样，商人的同业公会提供着某些社会服务——组织团练，负责消防与环卫，开设施粥所，免费安葬穷人。

城市是新学校（包括教会学校）以及西式医院的最初场所。革命者聚集在城市中，外国人当然也会集于此。城市也成了新工业（国营兵工厂以及外国人与中国人建造的首批工厂）的所在地。在东北与华中，重工业（钢铁）促进了城市的建立，轻工业（纺织、烟草）则促使上海与广州成为了今天的样子。

城市发展：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

中国日益被拉入世界经济，商人出口茶叶与生丝以换取白银与鸦片，逐渐发展为既从事制造业也从事贸易的资产阶级。许多资产阶级人士直接为西方公司工作（ 在1900年，这类“买办”的数量大约为两万）；在与西方商业利益的合作中，许多人发了财，另一些人则直接与它们竞争。到1912年，“商人阶级中最富裕与最受尊敬的那部分（包括其家庭成员）的数量应该为150万到200万强，占总人口的0.5%”
[4]

。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办公室文员与助理、社会地位更低的店员、个体街道小贩，以及剃头匠与妓女之类的服务人员）的数量也有所增长。到1912年，商会计有20万会员，虽与中国的总人口相比仍微不足道，但却处在能施加经济政治压力的战略性位置上。如我们在第四章指出的， 中国经济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这一新兴的资产阶级从西方对原材料与农产品的需求中大赚了一笔。随着1918年战争结束与贸易复苏，向满目疮痍的欧洲的出口额甚至进一步上升，中国的贸易赤字则相应地下降。

直到最近，西方历史学家仍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太过弱小，无法实现它的同类在西欧曾经发挥过的推进民主制度的功能。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样批评资产阶级未能挫败封建主义（乡村地主所有制）与帝国主义势力。在这里，就这些观点是否奠基于对19世纪的欧洲发展的恰当描述的问题，我们无须多费笔墨，或许，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制度——成年选民普选、群众性政党与平民主义修辞——都更多地归功于工人与社会主义运动而非真正资产阶级的古典自由主义。 无论如何，很明显，中国资产阶级未能像法国资产阶级塑造19世纪的法国那样塑造中国的民族政治。不过，当前研究多较少询问资产阶级“应该做”什么，而更多探讨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上海尤其受到了大量学术兴趣的集中关注。尽管上海的国际重要性意味着它不可能被视作一个标准的中国城市，但它确实一般性地提示了看待城市的新方法。
[5]

资产阶级的假定性历史角色被作为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以及消费与生产的中介物的文化角色所取代，它纵使没有直接领导一场革命，也确实引领了日常实践与态度的变革。

另一路向是询问资产阶级所面对的困境是什么。各主要商人一般都试图与外部强权——军阀、洋人、革命者或土匪，视情况而定——达成妥协，不过，同时，他们也展示了一种新的政治自觉，并开始参与到民众运动乃至非正式治理中来。 尽管在1912年早些时候，资产阶级支持过孙中山的南京政府，但他们对袁世凯担任总统同样持欢迎态度。袁世凯承诺：承认南京政府的债务，赔付革命期间造成的某些损失，削减出口税，统一货币，并废除讨厌的厘金。最重要的是，他承诺了和平与秩序。随着军阀时期的到来，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同情于激进的民族主义，不过，仍对社会混乱心存恐惧。激进民族主义学生与城市商业社群的暂时联合植根于他们部分地共享着一项政治议题：两个群体都憎恨外国帝国主义，都愿意支持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抵制外货运动。尽管某些商人与日本人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感受到了日本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20年代带来的竞争。英国与美国的权益同样令人厌恶，列强又往往联合起来维护不平等条约、低进口关税以及其他此类的“原则”事项。中国资产阶级同样对白人的社会排他性感到愤怒。他们支持抵制外货，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一种“购买国货”的普遍感情开始出现，事实上，整个广告运动都建立在购买国货的重要性上，如南洋兄弟牌香烟的广告就将美丽女性与爱国主义联系了起来。

虽说如此，资产阶级同样支持国际主义，承认自由贸易、外国资本与技术与他们利益相关。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拉扯之下， 坚定的变革欲望出现了。中国商人（有时受西式教育）接受了几分美国式的对进步、自由企业、竞争以及打破工会的信念。如果说传统的中国商人致力于实现长期垄断，并临时性地做些慈善（一种固定形象）， 那么现代资产阶级感兴趣的则是改进商业、提升技术，以及对国家在税收、货币供给与关税定额方面的政策施加影响。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由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在不同的方向上同时拉扯，资产阶级对掠夺性的军阀队伍带来的破坏、横征暴敛以及市场扭曲深恶痛绝，却又与现实中的政治力量谨慎灵活地协商并达成妥协。更积极地说，资产阶级将自己视作坚定的进步分子。中国需要什么？如我们所说，自19世纪后期以来就是以工业救亡！最后，资产阶级想要一个有充分共识的政府，许多商人都把自己中介者的地位以及社会责任看得很重。
[6]

但是，资产阶级的有限家长制并不能满足城市平民的真正需要。民族主义冲动也不可能永远把利益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与工人绑在一起。

资产阶级依然是个脆弱的阶级。它对国家权力的兴趣在对1912年的后革命政治的参与中显示了出来。然而，它只能在地方一级对新政府施加影响。资产阶级没有任何政党代表，事实上，在它与孙中山的支持者之间迅速出现了分歧，这同等地削弱了两方在与袁世凯的关系中的地位。袁世凯对独立实业家与金融家可以为中国经济做出的贡献评价不高，他更喜欢与自己从上而下的统治方式相一致的“官僚资本主义”。在整个民国时期，甚至在省一级， 资产阶级也依然从属于军事与官僚当局。此外，外国资本支配着现代部门（造船、银行、纺织与其他制造业，甚至也包括采矿业），不过，外国资本只占整个经济的10%，农业仍然是最主要的。

然而，资产阶级仍在继续扩大，并经常能成功地与外国公司竞争。在技术要求不高的领域（外国资本与资源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如香烟制造）中，中国公司表现出色。机器印刷业在上海获得发展，不仅支配了中国市场，而且支配了整个东亚（包括日本）与东南亚市场。
[7]

不过，除了在纯地方层面，资产阶级并未能把他们的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由于缺乏政治权力，在改善物质或商业基础设施方面，他们做不了什么，更不用说抵抗军阀劫掠了。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实现农业活动现代化，以满足成百上千万农民的消费需求。由于乡村停滞不前，现代部门就是在踩着刹车前行。不过，资产阶级对这一时期的结构性变化做出了贡献，这些变化包括知识界与激进学生运动的兴起、城市财富与中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以及现代教育与出版机构的扩展。

新兴社会力量：工人

随着现代工业的成长，国人为工作来到了城市。慢慢地，无产阶级诞生了。长久以来，工人们就为中国提供着手工制品——“工”是个受人尊敬的儒家社会范畴。不过，此类手工艺者有着与现代工厂工人不同的技艺与态度。20世纪第二个十年，在船舶、铁路、电力与燃煤工厂以及机床厂之类的现代部门中工作的工人增长到超过150万人。此外，像资产阶级那样，虽然与中国的总人口相比，工人的数量很少，但却分布于关键性的位置。不过，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20年代的工厂工人中，极少有一辈子做工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经常返家帮助秋收或参加亲属的婚礼与葬礼。与其他工业化初期社会一样，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糟糕，报酬低下（不过数额尚足以从衰落中的农业体系下吸引工人），普遍雇用女工与童工。绝大部分工人受到包工头（为工厂募工，并在整个雇用期内保持着凌驾其上的威势）的掠夺。不过，虽说如此，中国工人仍能够进行持久而有效的组织。

工人既不是20世纪20年代那些试图组织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职业政治家的工具，也不是孤立且与政治无关的乌合之众。 在政治组织者登场之前很久，中国工人已发展出集体行动的传统——停工、休工、怠工与罢工。

乡村移民利用其乡籍纽带（以及族群与亚族群认同），以在陌生的城市中生活得更平顺些。以上海为例，工人来自中国各地，利用同乡会找工作，获得一定的福利与保险以及某种社群感。 在很大程度上，专业化与乡籍一致，熟练木工来自广州，织工来自上海周围，而非熟练的人力车夫与搬运工则来自上海以北的贫瘠腹地。家庭成员经常跟着亲戚来到城市。

同省人（雇主与雇工两者）都倾向于在城市的同一片街区中工作与生活。包工头一般从自己的家乡招募工人，他们向家长与其女儿（工厂招募的通常是年轻女性）许诺在上海有美好的未来等待着她们，这一过程有时被称作“摘桑叶”。在城市里，他们与工人们形成庇护关系，往往将其工资装入自己的腰包，而只供给工人们近乎监狱条件的食物与居舍。工人帮会间互相竞争，为增加各自的工作机会而打斗并不少见；不过，工人阶级内的区隔并未妨碍集体行动。正相反，如政治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一个重要研究中所展示的，乡籍团结造就了表现战斗性的基本社会单位。
[8]

在适当的环境下，族群区隔促进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可能联合，熟练工人对非熟练工人家长式的关心，乃至根本上的阶级意识。

阶级冲突不可避免。电力与燃煤工厂创造出了全新的环境，这是一个与小而促狭的家庭作坊（就在那些规模巨大的新部门的旁边）大不相同的世界。虽然无产阶级化——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发展出阶级意识以及对工人身份的认同——要花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人开始不再认同于其祖居地，而是将上海、广州、武汉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像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当作自己的家乡。工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乡村纽带，他们在工厂中组织起来，与其他工人建立联系。阶级意识不仅限于有组织的劳工抗议，在这个新的城市世界里，工人应对自己无权处境的各种策略都有助于共同境遇感的形成。罢工会导致被解雇，怠工则是更有效的。有时，成群结伙的工人（或与有组织帮会有联系的工人）会把工头打一顿。终生做工的全职工人越来越多。但同时，他们往往仍保持着地方认同，方言、着装、菜系与习俗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工友区别了开来。不过，尽管甚至到今天，这些亚族群区分——往往相互间抱有敌意——也仍然存在，但地方主义并未对更广泛认同的出现造成障碍。工人阶级意识并没有压倒其他的团结形式，而是与后者相伴出现。

早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阶级冲突论说已清晰可见。江南制造局（一所政府经营的兵工厂）的熟练工人想要将自己与非熟练工人区别开来；不过，工人与资本家间的对立更为强烈。1912年，他们宣称：“以工匠比劳动家，该局（江南制造局）比资本家。”
[9]

现代工会组织缓慢出现。自19世纪末以来，工人阶级就为争取更多的工资与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怠工、休工与罢工；同时，甚至在1911年前，反帝国主义情绪就已引发了集体行动。早在1831年，广州附近的织工就发起过一次抵制英国纱线的运动。以上海市著名的宁波墓地事件（经常被历史学家当作中国首次爱国罢工）为例，1874年，法国当局决定建一条路，穿过宁波同乡会照看下的一座邻近法租界的墓地。在抗议与骚乱后，法国人放弃了他们的计划；但到1878年，他们又做了一次尝试。这一次，宁波工人攻击所有法国雇员，宁波本地人则抵制所有西方货物与商人。面对这样一群以共同体与阶级为号召、拼死保卫一个神圣场所的民众，法国人再次退缩了，宁波工人与商人取得了胜利。到1920年，约一半的现代中国工人受雇于外国人所有的工厂。

罢工乃至工会都是非法的。不过，由店主、工匠师傅以及一般学徒组成的行会越来越像工会般行动——代表工人面对所有者。辛亥革命使许多工人政治化了，教会了他们用民族命运的措辞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公民社会的一般性扩展把工人（或至少受过教育且技术熟练的工人）包括了进来。虽然民国政府极少同情工人，但革命同样清除了清朝的反罢工法。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末，当工匠们与更保守、生活更优裕的行会主管者发生不一致时，他们会自行集会或以多数投票解决问题。他们成立了不包括老板在内的分支行会。

如果说熟练工人与工匠是自己选择来到城市，并自视为现代公民，那么非熟练工人则经常是为逃荒而被迫来到此地。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每年有将近十万名“苦力”被贩运到海外，不过，在中国城市中寻找工作的人更多。非熟练工人缺少行会，挣的比工匠少得多，且可以轻易被换掉。他们也最愿意回乡。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能够迅速进行罢工。在1895年至1913年间上海有记录的50次罢工中，纺织厂的非熟练女工罢工占了其中的70%。

非熟练工人依靠的是帮会关系。19世纪后期，上海帮会已从贩卖鸦片扩展到其他犯罪活动，青帮在1911年支持过革命力量，就此成为包括劳工市场在内的上海经济的中心。
[10]

帮会首领经营着商业机构，范围从妓院、人力车行到码头与工厂，主要依靠的是有帮会关系的包工头。尽管他们自己就剥削工人，但若对雇主不满意，他们也会领导工人出来罢工。就其性质来说，非熟练工人罢工一般是防御性的，是对如削减工资等的反应，而不是要改进什么。不过，在上海，成千上万的棉业工人加入了青帮（否则他们就可能找不到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方面获得了某些成功。

社会学家马克·塞尔登（Mark Seldon）指出，在整个晚清与民国时期，罢工行动的高峰是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而来的，这些运动包括戊戌变法（1898—1899）、抵制美货（1904—1906）、辛亥革命（1909—1913）、“五四”民族主义运动（1917—1919）以及国民大革命（1925—1927）。
[11]

不过，同时，不满仍然是“地方性的”，指向的是通货膨胀与个别工厂的问题。工作条件恶劣，牢骚很多。每天工作12小时是常态，一天连续工作14小时到16小时（中间没有正式间歇）也很常见。普遍使用童工，女工与童工的薪水只有男工的一半或更少。帮会分子与工头用强奸威胁女工。工人一年最少工作340天。工资的增额通常被通货膨胀与币值波动所吞蚀。招工者与老板截扣工人的部分（达50%）工资，根本就是收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工头任意克扣工钱，殴打、羞辱与解雇工人。

劳动立法少得可怜，也基本上不被实施。纺织厂与卷烟厂充斥着灰尘，棉纺车间与缫丝厂潮湿闷热——蚕茧须用水煮，高湿度对纱线有保护作用。中暑最为常见，主要的苦难则是肺结核。中暑的工人会被拖到门口，并扔在那里，直到他们恢复到足以重新工作为止。不满并不纯粹是经济性的，而是往往集中在劳工史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所说的“尊严问题”上：被称呼名字的权利、使用厕所的权利以及饭歇的权利。
[12]

某些行业仍维持着学徒制度，新工人在三年（或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实际上拿不到一分钱。机器印刷厂里的学徒每天工作18小时或19小时，伺候师傅，睡在机器底下，机油就滴到他们身上。
[13]

他们每月付给12个铜钱，其中一个人用反讽的口吻说：

那个时候，六个铜板就能理个发。每天出工，全身油腻。要洗手洗面，需要买块肥皂，再费四个铜板。这样，只剩两个铜板……那个时候，最便宜的澡堂子要十二个铜板……只要省六个月的钱，就能洗个澡。所以，一年到头也洗不了澡。多剩下两个铜板，就买碗馄饨，算是“开荤”。

工舍或附近的贫民区与棚户区居住条件恶劣，上工往返时间很长，工人们要走长达两个小时的路，以在早晨六点前到达工厂。多个家庭共用一个水龙头，没有厕所，居住空间狭小。在一名记者笔下，天津工人住房是如此破旧，以至于“屋子因为年久失修缘故，顶上泥片，漱漱的堕落，苇把和木架，也多宣告仳离。四壁缝裂，到处窟窿，下雨时，好比露天，炎热时，臭气四溢。逢到隆冬的季节，整天的在北风底下，抖颤呻吟”
[14]

。工人们通常以廉价谷物、开水以及蔬菜碎叶勉强度日，只有过节时才吃肉。

因此，有趣的是，投身最激烈形式的劳工运动的反而是熟练工人。如水手、机修工以及那些出自工匠传统的成年男工最早组织了现代工会。20世纪20年代，他们与信仰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职业组织家紧密合作。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未来领导人陈云曾在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在那里，他协助组织了激进工会，植根于较早的印刷工行会。在世界其他地区，由“工人贵族”掌握工运领导权也颇为常见。他们是最早定居于城市中的一批，相对富足与较高的教育水准也赋予其将自身利益置于更宽广社会经济与政治语境中的时间、资源与人脉。当然，比起非熟练工人，解雇威胁对熟练工人要更为有效。

就上海而言，木工与织工这样的工匠多来自华南，一般会与共产党或激进主义者建立联系；而非熟练工人则多来自华北，与青帮以及后来的国民党联系密切。另一个重要的区隔是性别等级制——妇女几乎总是做着技术含量更低、报酬更微薄的工作，这使她们对城市与工会的投入也较少。不过，所有群体都会在涉及工作车间问题的抗议中联合起来。自然，其他认同——如行业、乡籍、族群与民族——与工人阶级“意识”混合在了一起，不过，这并未对无产阶级化造成阻碍。

新兴社会力量：学生、妇女

在20世纪早期，受过教育的青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像地位更高的知识分子那样，确切说来，学生——有男有女——并不是一个新社会群体。传统儒家经典已考虑到了青年教育与妇女的适当位置的问题。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们也不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意义上的“阶级”。不过，性别与代际都成了自我的重要标识。虽然少数人出身于农民中相对较富裕的那部分（毛泽东就是一个），但学生几乎一直都属于特权阶级。不过，在这一动荡时期，甚至来自“好”家庭的学生也无法获得成为真正精英的保证。谁也不知道新的中国需要的是怎样的才能。学生是对中国社会的激进批判——尤其是对传统社会结构、家庭与儒家学说的偶像破坏式攻击——的主要听众，他们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吸引。

在“二次革命”与各式各样反帝国主义的抵制外货、示威游行与运动中，学生都担当了突击队的角色。他们尽管没有什么权力，但却拥有道德权威。在适当的形势下，他们能够促使资产阶级与工人进行大规模的抗议。他们虽转而反对儒家传统，但保持着传统士人为整个共同体担责的道德义务。宋代的范仲淹就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5]

。在20世纪头二十年中，一整套新教育制度被建立了起来。据估计，在科举制被废除的1905年，有4222所公立或私立学校；而到1911年，这一数字迅速增加到52348所。
[16]

到20世纪20年代末，有约40所国立或省立大学，同时还有教会学院与大学、侧重农业与工程的省立高校、军校以及师范学校。精英学生往往到日本或欧洲留学。尽管对中国学生来说，赴美留学要比赴日花费更多，但随着辛亥革命后反日情绪的上扬以及美国传教士与奖学金对学生的引导与吸引，后者取代日本，成为留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目的地。

大学、学院与中学成了天生的激进主义中心。比起革命，绝大多数学生可能对法律与工程更感兴趣。大学生活的标志就是学生兴趣、学术追求以及教育管理方式的多样性。
[17]

学生断掉了与乡村中国的联系。相较于与普通村民共享着同一个象征性宇宙的传统士绅，城居青年正日益变得世界化与“外国化”。乡下青年被高等教育拉入城市——上海、北京与南京这三个城市造就了四分之三的大学毕业生。比起粗粝的乡村生活，学生了解更多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比起传统神灵，学生更加熟悉的是欧式几何学与英语。他们的世界观与兴趣日益远离乡村社会。尽管一些官员与学校管理者百般努力，“革命气氛”仍弥漫于中学与大学之中。

至于20世纪早期妇女运动，其发展植根于如教育普及这样的长期社会变化之中。直到清末，女性教育才开始被精英们普遍接受。 当然，在清中叶之前，许多精英家族就会教育他们的女儿，女诗人比比皆是。与绣工与针工一起，文化教养被当作一项重要的女性技能，对某些家族来说，女方若未受教育，就不考虑纳为儿媳。普遍认为母亲是儿子们的第一位老师，不仅负责教其礼貌，而且也教其基本读写。不过，对精英家族来说，送自己的女儿去学校是个令人恐惧的想法，教育是在家里的，由家庭教师完成。然而，到了晚清，在激进青年眼中，这一方式似乎完全陈旧过时了。以秋瑾为例，她曾接受过某些读写教育（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但她想要接受现代教育，这就不那么常见了——她不得不远赴日本，以逃脱家庭压力。家庭教师教授读写，这一模式已经不够了。女孩子们想要学习现代学问（本被认为只属于她们的兄弟们），而不是去做早些世代的“才女”。事实上，晚清女性作家倾向于背离她们在明、清两代的先驱者们，认为后者不过是在腐败社会中接受了自身低下地位的诗人。
[18]

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在围绕民族主义主题形塑出的政治话语中，城市女性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女性主义政治；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出现。作为一场自觉的运动，现代中国女性主义脱胎于晚清的维新与革命潮流。康有为是反缠足会的先锋，该会成员发誓自己的儿子将只娶“天足”女性。梁启超与其他人则主张说，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需要健康、强壮、聪敏且受过教育的女性。梁启超在其广为人知的《变法通议》（作于1896—1897年间）中，明确攻击“妇人无才即是德”的古老谬说。
[19]

女性教育有了两大功能，都旨在强化民族。梁启超想让女性在经济上变为生产性的，并成为更好的母亲。

让女性在经济上变成生产性的这一观念与维新主义者对国家“富强”的关怀联系在一起。正如梁启超所从反面说：“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他支持职业教育，因为这会让女性为出来工作做好准备，并使她们变成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梁启超：《变法通议》）当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妇女在经济上都是生产性的，不过，这一点因为她们的劳动是在家庭内而为人所忽视。

女性教育对培养好母亲来说更为关键。维新主义者感到，无知的母亲将造就出暗弱的国民。既然母亲是影响未来世代的首要生成性因素，那么，对民族生存来说，女孩教育就是关键性的了。事实上，对衰弱的恐惧引出了某种生物性神话，认定中国父母若不够健康强壮，种族就会退化。在这一视野下，与其说缠足是长期施加于妇女的非正义，不如说是对民族生物性力量的威胁。这并不一定是女性自身的观点。在20世纪之交以后，激进女性开始放足，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不过因为完全解放的承诺而变得可以忍受。

由此，民族主义让女性主义的成长变为可能，不过，它同时又试图将后者限制于家长制之内。激进女性强调，她们对民族的责任并不限于被动地为其服务（作为工人与母亲），而是必须包括个人权利的声张。女性是否应成为完全公民仍存在疑义。尽管妇女参加了辛亥革命，但却并没有被赋予选举权。女权仍是个激进的问题。不过，在清末民初，它至少已作为一个主题出现了。

在清朝的最后十年中，随着女性教育的扩展，独立出版商迅速赶上，满足对女性课本与辅导册的新需求。
[20]

所普及的课程从最严格的儒家正统观念到西方女律师、科学家与革命者的模范生活。或许最重要的是，纵使女性未被视为完全公民，但却正被教以进入共同体公共生活的方法。即使只是做照顾家庭与教养儿女的“贤妻良母”（如当时的这一成语所说）， 妇女也要了解卫生与营养方面的最新科学发现。因此，即使家庭仍被认为是她们的主要关切所在，她们也不可能再被限制于其内。因为同样，她们对民族责任重大——确保下一代的人生能得到一个好的开始。除此之外，以女性为对象的新作品向她们展示了怎样成为英雄。中国与西方都有无数讲颂女战士与祖国拯救者（例如公元6世纪的花木兰或法国的圣女贞德，两人都在投身战斗时女扮男装）的历史传说。

实际上，女性将在外表上与男性相似：放足、不化妆、卖掉珠宝首饰、 简化发饰、不卖弄风情。事实上，在晚清，士绅家庭的女性确曾卖掉自己的珠宝首饰，用于在“收回路权”运动中购买铁路股份或为进一步的教育支付学费。像天足一样，短指甲也代表着现代思想与民族主义。然而，男女一律是在一定限度内的，或许正由于男性的身体发育得更为强壮，所以女性尽管可以变得更少惰怠，但却不能与男性同样敏健。民国法律禁止女性剪发过短，正如男性不应当让头发长得过长一样。不过，女孩与男孩的教育都是从体育运动课开始的，要从西方人眼中脱去“东亚病夫”形象，这一感觉是很普遍的。尽管保持家内洁净仍被当作现代女性的义务，但洗浴与清洁——新的卫生标准——对男女两性都有着影响。公共澡堂、自来水与下水道系统也开始在城市中出现了。

妇女进入了公共视野。这既是由于革命者的政治运动，也是由于城市中产阶级标准的变化。纵使女性对辛亥革命的参与未能为她们赢得政治权益，但这毕竟将她们带出了家庭。在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中，包括革命者秋瑾以及陈撷芬——上海激进报刊《苏报》主编的女儿。像秋瑾那样，陈撷芬也将女权事业与中华民族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她在1904年写道：

吾中国之人数也，共四万万，男女各居其半，国为公共，地土为公共，财产为公共，患难为公共，权利为公共。我辈既有公共责任，宁能袖手旁观？
[21]

陈撷芬担心中国女性将变成“奴隶之奴隶”，也就是说继续做已成为外国人奴隶的中国男性的奴隶。当然，以这一思路写作的精英女性并不真正把自己看作做苦工的奴隶，而是当成父权家长制的奴隶。
[22]

陈撷芬强调，中国女性已经同时丧失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感。因此，她们被义务驱使为国奋斗，也将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利。关键在于，女性需要为自己
奋斗，而非坐等平等被递到手上。因此，中国的独立就取决于中国女性的独立。

鉴于梁启超已经一般性地强调了独立女性能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女性激进分子则强调通过自力谋生，女性可以获得个人独立。许多精英女性寻求改善在家庭内的地位，并以自己在家庭内的角色正当化其参与市民社会的权利。她们对父权家长关系的批判够得上激进。这并不是说精英女性（甚至激进分子）鄙薄自己的阶级特权，而是说她们试图将女性主义置于不可能被国家主义压倒的位置。这就是说，如果女性应该有权利的原因不过是这会让中国更强大，那么就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出于（至少是由男性定义的）国家的需要，女性要顺从而非独立。我们将会看到，这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变成了一个明显的问题。

1907年，女性无政府主义者何震指出，妇女解放是以完全的社会平等为基础的。在何震的分析中，女性权利受到了双重的否定：首先，作为工人，她们如同男工一样受制于资本家雇主（尽管她们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更为低下）；其次，她们受制于自己的丈夫与父亲。在何震看来，这两种依附关系别无二致。因此，女性的低下地位就被归咎于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与男性压迫。“你们做女子的，不要恨男子，只要恨没有饭吃。为什么没有饭吃？就是因为没有钱不能买饭。为什么没有钱？就是因为有钱的人，把财产掠夺了去，所以弄得多数的人，穷得没有饭吃。” 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剥削，而真正的性别平等则在于，不管剥削来自何处，都要打碎它。何震写道：“吾等所谓男女平等者，非惟使男子不压抑女子已也，欲使男子不受制于男，女子不受制于女。”
[23]

何震还强调，女性必须解放自己。特别是，她试图超出精英女性的圈子，提醒读者注意仆人、工厂工人以及妓女所遭受的苦难。由此，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打破了国家主义与女性主义间的联系，而且，其对传统道德与家庭的彻底攻击预示了20世纪20年代激进转变的到来。

不过，乡村女性并没有受到中国城市中的社会变革的影响。尽管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但绝大部分女性的地位却随着旧秩序的崩溃而更加恶化。人口现实可能更降低了女儿的价值。只有儿子被认为可以延续家族香火（这是一项核心文化价值），对绝大部分父母来说，在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后，也只有儿子可以提供某种形式的老年保险。乡村女性是个奢侈品，女儿尚未偿还父母的养育费用就被“嫁出去了”，贫苦农家的女儿可能会被卖为小妾或妓女。在城市中，缠足、文盲与包办婚姻逐渐减少，但在乡村中，它们仍继续存在。很久之后，城市女性才将她们的解放信息带到了乡村中，且通常是被统摄于共产主义预言之下。

在许多社会群体的生活中，中国城市与乡村间的断裂都在日益扩大。大学学生在练习会计与英文，农民则仍被束缚于传统的神灵与习俗之中。城市女性要求权利与责任，农村女性则仍被束缚于父权家长制之下。女性走出家庭一隅，进入公共领域，这情形只能出现在城市里。确实，甚至在城市里，这一进程在不久后也遭到了限制，即使保护妇女——如拒婚权与离婚权——的法律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通过，但实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中产阶级女性的经济机会依然是有限的。女性在生理上劣于男性的偏见也依然广为流布。因此，女权尚是个须不断进步的事业。女性虽被看作中国通向现代之路的一部分，但尽管社会现实持续演化，公民的模型仍在由男性来充当。

注释

[1]
Mingzheng Shi，“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Modern China vol.24，no.3（July 1998），pp.219-254.

[1-1]
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Merle Goldman（谷梅）与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编：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以及Joshua A.Fogel（傅佛果） 与 Peter Zarrow（沙培德）的Imagining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1890-1920（Armonk，NY: M.E.Sharpe， 1997）同样对公民权进行了讨论。

[2]
David Strand（全大伟），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 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
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英文译者：Janet Lloy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4]
Marie Claire Bergère（白吉尔），“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Republican China，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 730。这一节同样受益于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5]
对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上海为主题的文学的一个集中而富于提示性的回顾，参见Wen-hsin Yeh（叶文心），“Shanghai Modernity:Commerce and Culture in a Republican City，”China Quarterly no.150（June 1997），pp.376-394。

[6]
David Strand（全大伟），“Mediation，Representation and Repression: Local Elites in 1920s Beijing”，收入Joseph W.Esherick（周锡瑞）与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编：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216-235; 以及 David Strand（全大伟），Rickshaw Beijing。

[7]
Christopher A.Reed（芮哲非），“Sooty Sons of Vulcan，”Republican China vol.20，no.2（April 1995），pp.28-34。

[8]
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还有她的“Labor Divided: Sources of State 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收入Joel S.Migdal， Atul Kohli与Vivienne Shue编：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43-173。

[9]
引自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p.47。

[10]
参见Brian Martin，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1]
Mark Selden（塞尔登），“The Proletariat，Revolutionary Change， and the State”，收入Immanuel Wallerstein编：Labor in the World Social Structure（London:Sage，1982），p.86。

[12]
Jean Chesneaux（谢诺），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13]
Christopher A.Reed（芮哲非），“Sooty Sons of Vulcan”。

[14]
《天津人力车夫生活一斑》，载《劳动季报》第5期（1935年5月），138页。引自 Gail Hershatter（贺萧），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69。

[15]
范仲淹 （989—1052），引自E-tu Zen Sun（孙任以都），“The Growt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1912-1914”，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 Republican China，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365。

[16]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25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7]
Wen-hsin Yeh（叶文心），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8]
参见Joan Judge（季家珍），“Re-forming the Feminine:Female Literacy and the Legacy of 1898”，收入Rebecca E.Karl（柯瑞佳）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pp.158-179。

[1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卷本），37~44页。

[20]
Joan Judge（季家珍），“Citizens or Mothers of Citizens?”收入Merle Goldman（谷梅） 与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编：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pp.23-43。

[21]
陈撷芬:《女界之可危》，收入Amy D.Dooling（杜爱梅）与Kristina M.Torgeson（杜生）编：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pp.84，85。

[22]
参见Rebecca E.Karl（柯瑞佳），“‘Slavery，’Citizenship 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s Global Context”，收入 Rebecca E.Karl（柯瑞佳）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p.212-244。

[23]
何震（震述）：《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以及《妇人解放问题》。引自Peter Zarrow（沙培德），“He Zhen and Anarcho-Feminism in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no.4（November 1988），pp.801，810。

第七章 知识分子、民国与新文化

民国政治的混乱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去探求“错在何处”以及如何做才能建立起民主制度的问题。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通常与资产阶级一起——选择的是相当保守的路径，试图与袁世凯合作。直到后者在1915年决定公开建立新王朝时，知识分子才大体上转而反对他。
[1]

1913年，当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少数派起兵反袁时，旧的革命运动分裂了。不过，绝大多数原革命党都加入了梁启超这样的温和派一方，动员公共舆论支持渐进变革。1914年，孙中山的前战友黄兴协助筹集资金，以建立一个在立宪与反帝上寻求举国一致的组织松散的团体。这一团体包括章士钊（1881—1973）、陈独秀（1879—1942）、陈炯明（1878—1933）与蔡元培（1868—1940）。他们的结论是，革命只造成了独裁与混乱。但是，当下能做什么呢？ 他们的答案是，必须弃绝政治。许多人相信，就前满人政权的所有罪恶来说，新政府的腐败与专制仅仅是一种深层病态——中国文化——的征候。在根本上，中国文化与社会就是专制的。只要中国问题的根源未受攻击，仅靠政治变革，就只能隔靴搔痒，从对科学的传统性贬抑到父权制家庭对成员个人幸福的漠视，儒家学说似乎涵括了所有阻碍进步的事项。因此，首先是思想与社会变革，接着才是政治变革。

这是个相当乐观的观点。时间似乎在中国一边。对进化的信仰使知识分子相信，中国也能跨入现代并赶上进步的潮流。然而这一信仰本身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用什么来取代儒家学说？到20世纪20年代，政治变革应后于文化变革这一观念已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但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的一个关键时刻，它却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一般性共识。同时，转向“文化”（一个经典术语，意指“文明模式带来的转化”，由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用以翻译西方概念）并不是全新的。1919年在天津创建南开大学的张伯苓（1876—1951）最初受训为海军军官，1898年英国强租山东威海卫海军基地时，他在该地见证了清朝黄龙旗的降落，就此退伍并投身教育。“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张伯苓回忆道，“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
[2]

到1915年，主流知识分子的观点开始趋向于同一个结论：真正的改革必须经由改变青年的精神而达至。

结果则是新文化运动。这是对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持续到20年代的智识变革的一个模糊标签。事实上，“新文化”是一场集体呐喊，为的是弃绝所有与顺从、等级制、家长制以及堕落有关的东西。历史学家通常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1919年）放在一起，好像它们是一回事——好像1919年学生游行示威、工人罢工以及抵制外货的反帝运动是之前新思想符合逻辑的政治结果。然而，五四运动（将在第八、第九两章探讨）应被与新文化运动区别开来，这只是因为，前者代表着更直接的向政治的转向。不过，确实是新文化运动锻造出了知识分子随后用以正当化五四政治的工具。要点在于，新文化为一种新的平等主义与自由论的政治奠定了基础。

20世纪第二个十年晚期到20年代成年的这一代，是第一批拥有广泛的第一手外国经验的人。日本仍吸引着中国学生，不过，到20年代，数量已从第二个十年的约5000人下降到1000人左右。同时，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赴美留学的中国人人数增至1000人，并在整个20年代维持着这一水平。英语是中国的支配性外语，欧洲各国只吸引到了相对较少的中国学生。许多学生用与拒绝日本同样的理由放弃了英国——它们被视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祸首。在提供特别奖学金之外，美国还控制着在中国的教会教育系统。新文化运动由曾留学日本、美国、德国、英国与法国的人领导，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正快速扩大的中国教育系统中谋得了教职。以数量而论，北京的高等教育机构从1909年的10所增加到了1922年的40所，而学生则从2115人增加到了15440人。
[3]

立宪主义、联邦主义与改革

1915年，袁世凯决定建立新王朝，他的公关团队给出了三条理由：一条可被称为传统主义理由，另一条是现代化理由，最后一条则是用以结合以上两者的对历史的特定重述。传统主义方式称述的是袁世凯的圣贤心性、盛德懿行以及“更始”。他聪明天亶，睿哲渊涵，抱经天纬地之宏猷，“负神武圣文之伟略，讴思久系乎人心”
[4]

，作为皇帝，他秉乾御宇、辨天泽而凛天威。整个事件好像都在他个人的控制之外，他的责任不过是“应”天意而“顺”人民的“明命”。“人民”？虽然传统主义者并没有说人民应被忽视，但后者的意愿并不是公共舆论（即理性个体的共识）的产物，而是像某种独立存在的自然力量。“总总群生，喁喁望治。”
[5]

一名君主主义者写道。“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
[6]

另一人又写道。

然而，此种传统主义已不再有听众。纵使我们说农民是一股保守力量，但此类活动本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上演。最可能被这种传统修辞打动的保守精英忠于的却是清朝。讽刺性的是，他们能容忍共和，恰就在于这并未威胁到清朝的神圣性。毕竟，小朝廷虽已退居角落，但仍存在于紫禁城中。对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袁世凯作为事实上的掌权者，其担任总统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不可能背叛清朝并将自己的忠诚转向新王朝与袁皇帝。 此类忠诚存在于中国保守主义者的核心，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儒家学说仍具有政治（与仅被视为文化相反）意义。对清朝保守的政治性忠诚是一种软弱而单薄的力量。在传统的王朝循环中，旧朝的覆灭将引发一系列表达最后忠诚的自杀行为，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清廷高官或满洲贵族自杀。

相对而言，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现代化理由要更强有力一些。它并不新颖——梁启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来了，不过，可能是由于民国政治的混乱，它似乎更有说服力了。1915年4月，杨度（1875—1931）写就了一篇维护立宪君主制的雄辩文章；同年8月，袁世凯的美国籍宪法顾问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也写出了一篇批评共和制的文章。他们的根本观点是，共和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原因是它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有着一人统治的传统，民众不受关注，几乎没有参政经验。因此，立宪君主制恰是中国为共和主义做准备之所需。这一主张植根于某种现代政治话语，借用的是与反君主主义者相同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1915年年中发生的这一何种形式政府最适合中国国情与需要的争论是明智合理的，实际上，它是19世纪90年代维新运动产生出的话语的一部分。

杨度写到，人民无德无识，无法承担民主制度，他们只知道皇帝。
[7]

他并不认为共和主义是错的，只是认为它为时过早。事实上，他支持立宪君主制的全部理由就是，为在中国实行真正民主做准备。而就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再次迈上了政治舞台。对梁启超来说，尽管就其根本而言，他的老朋友杨度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却错失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纵使辛亥革命发生过早，但它依然无可补救地毁坏了君主“尊严”的观念。 因此，梁启超倾向于维护据认有缺陷的共和制度，他吁求的不是民众的实际政治参与，而是平民主义与国家权威、法律与道德、制度与人以及公民权力与精英控制间的某种平衡。梁启超期望，教养与克制可以在有着潜在危险性的国家权力与自私的社会利益之间维持住一个政治行动的领域。
[8]

不幸的是，在民国早期，为教养留下的空间很小。国家太过软弱，无法保证以形式性的民主程序为权力之争披上体面的外衣。不过，不是梁启超而是袁世凯的支持者最好地抓住了这一问题。他们创建了一套围绕袁世凯的新历史叙述——清朝已失天命，民国则陷入了混乱，民族一直支持的就是袁世凯。清朝拒绝照他的改革建议行事，共和政体则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9]

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终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
[10]

对比是有趣的。与墨西哥不同，中国没有被殖民过，也不是一个新种族创建的社会。而与中国不同，墨西哥缺乏长久的帝制官僚政府传统，且忽视本土传统，将自身政体的起源追溯到欧洲。它最后从西班牙的控制下独立，而直到末期，迪亚斯（Porfirio Diaz，1830—1915）的统治也比晚清稳定得多。此外，大庄园制度控制着更好的土地，并将农民变为农奴（该方式在中国已不再为人所知）。 虽说如此，两个国家在19世纪都被拽入了世界贸易之中，并因此变得脆弱，都试图追求专制下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其知识分子主张着更进步的自由主义，农民则变得日益贫困。

这些相似之处提醒我们，中国所经历的错位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它只是20世纪早期许多革命社会中的一个。到19世纪90年代，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后发展国家都被不同程度地推入了世界经济之中，并经历了严重的混乱。这一进程加速了（或至少是伴随着）其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农民阶级——境况的恶化，也造就了国家与新兴经济行动者的新关系。商业社团与知识分子都发现，旧的国家形式令人不满。 因此，见证这一点的不仅有中国与墨西哥的革命，还有1905年俄国革命、1908年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的胜利，以及1910年葡萄牙共和国的建立。这是一个弥漫着自由主义幻想的伟大时代，而在自由立宪主义失败后，这些社会中的多数将要么目睹半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要么见证规模宏大的农村革命。

同时，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中国落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那些有改革意向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继续试图在体制内努力。这之所以可能，则是多亏城市生活的相对稳定以及教育、新闻与其他职业领域的成长。地方认同与利益获得了新的正当性，有些知识分子甚至建议实行联邦制度以保持中国统一。1921年，作为律师与军阀，陈炯明建议广东人自己选择其领导者，并实际上开始举行选举。然而，孙中山一派的军队很快将他赶出了该省。“浙江者，我浙江人之浙江也。”1917年，面对北京政府任命的非本省籍的督军与民政长，激进议员沈定一如是说。“浙江人不自治而一一以委诸外省人，外省人而仍不治，不将引外人来治耶？”而同时，沈定一将省与国家联系起来：“浙人不能保浙即国人不能保国……不但浙事为浙人之责，即中国全国亦应由浙江人负责。”
[11]

本质上，沈定一提倡的是这样一种联邦主义：每一省各自的力量会加强国家的力量。

自晚清以来，对失败的中央政府的幻灭引发了省自治的吁求。
[12]

城市政治很容易支持联邦主义。学生、知识分子乃至有时是商业精英都反对走马灯式的中央与军阀政府，并以此来确证自己。湖南的联省自治运动或许最为成功，在这里，青年毛泽东竟呼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此“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
[13]

。在掌握共产党大权之前，早年的毛泽东曾是一名地方激进分子。湖南同样是富于启示性的，该省督军镇压了这一潜在的民主运动。

因此，有时，“自治政府”的吁求变成了军阀贪婪行径的遮羞布。纵使“地方自治政府”听起来是进步的，但到20世纪20年代，“封建主义”已成了诅咒之词。批评者将封建主义与军阀割据以及帝国主义作恶联系起来
[14]

，在这个国家主义情绪强烈的时期，即使对比项是腐败的中央政府，要正当化地方主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是支配辛亥革命的城市改良主义精英最终无法确证其正当性的一个原因。既然中华民族仍然至高无上，国家建设计划就仍是正当的。历史学家杜赞奇论述了“在19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中，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如何出现。在该秩序中，世界舞台上唯一被承认的演员就是主权民族国家。……国家建设必要性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不是别的，正是这一民族国家体系”，以此指出“全球性的现代化与国家权力话语”正处于中心地位。
[15]

更具体地说，许多知识分子担心，联邦主义无法应对军阀的挑战，某些知识分子则感到，只有一种新型军事力量才能统一中国。从最后来看，他们是对的。

新文化运动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1915年，陈独秀写下了这篇《敬告青年》，作为他的新杂志《新青年》的发刊词。
[16]

《新青年》表达了一种广泛存在的情绪。陈独秀忠告青年，要避开党派政治，集中精力于自觉与“民众运动”。他的反传统主义是毫不妥协的——他猛烈抨击中国文明象征的是衰败、守旧与形式主义。中国正进一步落后于西方，后者成功的原因则在于其活力、科学以及民主与社会主义的高尚道德原则。虽以“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名义提倡西方价值，但陈独秀也批评西方的国家主义以及精英主义社会制度。陈独秀力劝他的年轻读者，要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与科学，而不要奴隶、保守、退隐、锁国、虚文或想象。“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17]

陈独秀生于1879年，不到20岁便考中了秀才。但之后不久，他就摒弃了对儒家学说的研习，投身于改革运动。他后来宣称，自己的应试文章不过是一堆故意弄出的引经据典的大杂烩，目的是愚弄那些自命不凡的考官。他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领袖，再后来则是被开除出党的托派分子，又被国民党人投入了监狱。不过，是《新青年》让他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首席发言人。作为月刊，《新青年》每期发行约16000份，是当时的严肃出版物中的后起之秀。不过，同样应该注意的是，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都在找寻自己的声音。1915年到1923年间出现了约700种新刊物（绝大多数存在时间都很短）。

从1917年起，陈独秀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支持人权、科学与民主，这与儒家学说、传统主义与独裁统治正相对立。陈独秀与他的支持者们将儒家学说与专制统治以及“封建主义”联系了起来，不仅宣称儒家的德目孝与礼是不道德的，而且将中国的落后也归咎于此。《新青年》不谈政治，至少不讨论职业政客与军阀正玩弄的那类政治把戏。但最终，不久之后，陈独秀自己就回向了政治。不过，这一政治已是平民主义而非党派性质的了。1919年，当五四运动将文化运动转变为街头游行示威时，陈独秀早已做好了准备。《新青年》在之前四年一直教导说，只有在更深层次变革发生效力后，更好的政府才会出现。“往岁之革命为形式，今岁之革命在精神。”自日本学成归来的政治学家高一涵（1885—1968）写道，“政治制度之革命，国人已明知而实行之矣；惟政治精神与教育主义之革命，国人犹未能实行。”
[18]

社会达尔文主义仍是理解世界的主导性方式。所以，上述论及“异种”的引文以及陈独秀的评论会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19]

因此，陈独秀与其他《新青年》同人承认，中国必须适应这个无情竞争的世界。不过，他们同样认为，这个世界正从专制与等级社会向更民主与平等的秩序前进。科学、民主与个人自主被联系到了一起，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值得向往，也是因为它们被当作西方现代性的根本。自主观念将私与公联系起来，自主是奴隶与依从的对立面，不孤立但却自觉。个人将在婚姻中获得自由，核心家庭将同时解放男人与女人。私人财产是个体权利的保证，而个人主义将解放生产力。达尔文主义甚至认可人民为夺取权利而展开斗争。

对陈独秀来说，归根结底，民主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而后者在他看来同样是法律与自由的基础。陈独秀简单地宣称，在西方国家，法律的作用是保护与规范个人主义——后者并不与国家或社会相冲突，因为它本就是为个人服务的。反过来，在中国，家族由家长统治，封建道德以“忠”与“孝”限制个人，礼代替了法。
[20]

陈独秀倡导的“民主”不仅是一套政治制度，同样也是一套现实的生活哲学。他沿着杜威（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与改革家）1919年巡回演讲的思路，以公民权利、政治参与、社会与经济平等以及社会生活的一般性改进作为对陈独秀版民主的综合解释。他从不认为个人主义要以牺牲国家统一为代价。不过，对陈独秀来说，国家主义必须是民主主义的。一个不能保护人民的政府不值得对之忠诚或拥护。

吾人非崇拜国家主义，而作绝对之主张 ；良以国家之罪恶，已发见于欧洲，且料此物之终毁。第衡之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惟国人欲采用此主义，必先了解此主义之内容。……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
[21]

不过，没有人有着比李大钊（1889—1927）更乐观或更完全的民主观。李大钊（成长于乡间，曾留学日本，后来与陈独秀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将民主主义理解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以劳动教育作为开头：“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 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 的轨辙……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惟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 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劳工问题同样是民主的表现，妇女运动也是这样。
[22]

这一民主精神是什么？就是所有个体（无论种族、性别、阶级或地域）的“均等的机会”，以“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23]

。李大钊用乌托邦的方式解释民主，在一篇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文章中，他用目的论术语理解这场战争：“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作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
[24]

在社会层面，李大钊将一战看作资本主义的失败与劳工的胜利。迟早所有人都将成为庶民，即工人。李大钊尽管未直接皈依马克思主义，但对俄国革命印象深刻。他写到，德国的战败并不是协约国对各国人民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平和、公理、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与世界劳工阶级（所有这些构成了“20世纪新潮流”）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胜利。
[25]

不过，即使在自称为进步分子的人中，李大钊的乐观主义也是极端的。更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传统的大批评者胡适（1891—1962），虽然就气质而言，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但却并不认为进步轻而易举。他是约翰·杜威的学生，曾在康奈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26]

在新文化运动所有的领袖中，他一直保持着对政治的怀疑主义以及对长期、缓慢而稳健的文化变革的信念。而同时，他以彻底再造中国为己任，一度呼吁“全盘西化”。不过，他解释说，这只是一个自己也明知永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而且，他也是“整理国故”运动的领导者。像晚清与民国的众多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一样，胡适出身于一个败落中的士绅家族。像毛泽东（两年后出生于湖南）那样，胡适也为梁启超与革命者的魔力所倾倒。1910年，他考取了庚款留美名额，并在接下来的六年中留学美国。他是个聪颖特出的学生（在英语与哲学方面都获得过奖励），当时已信奉一个观念，那就是相比于短视的政治运动，中国更需要长期的公民教育。

胡适于1917年回国，并呼吁“文学改良”。这意指几样事情。尽管自20世纪之交后，白话文实践就很活跃，但胡适是第一个提出了考虑周详的白话文实施方案的人。文言文出自最早期的文典，代代相传，逐渐堆垒起层层典故与学问，远离了日常口语，就如同欧洲上层文化以拉丁文记述那样。对胡适来说，白话文不仅提供了一种接近人民的方式，而且也提供了一条让作文者自己更清楚地思考的途径。因此，他竭力主张，作文者应明晰、直接与不矫饰。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建议是用文言文写出的，这是因为他担心自己想要影响的人不会把一篇白话文文章真当回事儿。

“白话文运动”发展为新汉语文化的核心，文言文被取代了，如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语言取代拉丁语成为文学、哲学与社会问题的鲜活载体。不过，实践表明，要创造出一种清晰、简约的白话文体是相当困难的，该运动生成了一大堆生硬而笨拙的作品。左翼批评家后来指出，现代写作充斥着大量新词，且借用了西方的语法形式，对老百姓来说，其难度与古汉语（通过民间戏曲与口语中的大量成语，他们至少对其有所了解）不相上下。不过，中国文明的起源是神话王权式的，从那时起，社会便将文字读写与权力联系在了一起，因此，白话文运动的政治含义是震撼性的。白话文的支持者主张，若以普及教育取代耗时多年的经典研习，书面文字所负载的权力就会下渗到社会之中。假如农民能学会读写，那么他们就将成为现代公民，为时长久且危害严重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区隔也将被打破。

胡适自己一直在捍卫受人鄙视的中国白话文文学传统，尤其是扎根于一代代职业说书人中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尽管胡适因为对经典传统的威胁而受到旧派的批评，但其实他的立场是相对温和的。陈独秀则讲出了“文学革命军”的政治含义，坚持“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27]

。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喊道，所有的线装书都应该被扔到茅厕里。文化激进分子钱玄同（1887—1939）则宣称：“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之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28]

一位受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章炳麟的学生）却呼吁废弃自己的语言，这表明的是一种实际上多有同感的绝望。

在文学问题之外，胡适试图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来复兴中国文明。什么能起作用？或者，用胡适更典雅的表述来说：“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同时，他很清楚，文化在事实上是连续的。“我们如何吸收现代文明，以使它跟我们自己创造的文明互相融合、协调发展？” 很说明问题的是，胡适更偏好文明建设而非国家或民族建设。他宣称，进化只会“一点一滴”地来，因此，对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特定改革，必须一个一个着手。
[29]

孔教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民国初年，一群知识分子试图将袁世凯的帝制运动理解为表明中国人具有“奴隶根性”。但是，指责人民只能令人部分满意，接下来，这些知识分子采取的激进转向令他们直面传统中国的上层文化与社会实践。他们把罪过算在了儒家学说头上，不仅将儒家学说界定为一个文本传统，而且也将其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一套围绕等级制与恭敬的价值以及传承于家庭、村庄、行会与学校中的信条。在这个意义上，在王朝覆灭后，儒家学说仍存活了下来，且几乎传布于每个家庭之中。数百万受过一定经典教育的男人（以及女人）遭到了败坏，甚至文盲也已被儒家学说的风行所污染。

袁世凯在1916年死去，这意味着，突然间，对知识分子发言的限制更少了。不久，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领导者就成了北京大学的教员，该运动也开始以北大为中心。1916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长期致力于教育问题，在北大，他试图改革已有几分腐败的学生生活。北京居民称学生为“探艳团”，而蔡元培则鼓励他们投身学术并关注社会问题。他支持教职员自治，并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钱玄同与胡适以及如刘师培与辜鸿铭这样的守旧派。

激进分子认定，孔子学说的影响是有害的。“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30]

，而“主张民国之祀孔，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陈独秀指责孔教传统的“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阻碍了自主个体的进化。他指责孔教扭曲了中国的道德观念，反复谴责“忠”、“孝”与“三从四德”。孔孟所教导的是“片面”的道德，在任何人伦关系中都要别尊卑、明贵贱
[31]

，因此，孔教强调的是不平等的人伦关系，会导致对个性的压制。
[32]

这里的要点并不在于历史上的孔子的思想，而是当下中国社会制度的运作方式。甚至在袁世凯死后的1917年年中，陈独秀仍强调，他对民国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洗刷干净不可。
[33]

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个人主义必然与中国传统对立。作为广受欢迎的《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思路开阔，他在1914年撰文认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孔教都可兼容。
[34]

他赞同新文化运动改革源于个人层面的主张，但将之与儒家道德自省的诫命联系了起来（如梁启超在十年前所为），主张社会是通过个体成员的道德自校结合为一体的；反过来，社会主义则代表了其成员的集体利益。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可以被当作微观个人自修的宏观社会结果。然而，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末，杜亚泉的观点看起来已落伍了。个人主义成了反孔教的典型，孔教则在所有意义上——政治、社会、道德与个人——都代表着压制。

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对孔教的首次现代攻击。在辛亥革命前的那个十年中，章炳麟就激烈地攻击过孔教对中国学术的垄断。有些像吴稚晖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要求以现代科学取代传统宗教。谭嗣同同时谴责君主制与“三纲”（不过仍维护孔子本人）。甚至梁启超也曾批评儒家强调“仁”，批评它与“义”及权利相对立。
[35]

但是，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攻击是毁灭性的。最终，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学生重写了中国历史，抹掉了传统上层文化所附着的大部分荣光。

但是，为什么悠久、复杂且多层面的传统要被包裹为一样东西——“孔教”呢？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与孔教的重塑是重新界定国族认同的更大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36]

当然，学者们很明白，孔子、孔教以及中国传统不是一回事儿。事实上，胡适就将学术生涯的一大部分投入对中国传统中非儒家面相的发掘中。他的终极目的不是埋葬孔子与表彰他人，而是为一种不完全西方化的全新世界文化做出贡献。不管怎样，胡适将孔教丢弃给了历史中已逝的一方。而一代人之前，在19世纪晚期，儒家激进派则想要改革孔教与王朝政治，将自己植根于先知与乌托邦式的神化孔子形象之中。1898年，他们试图以这一文化视野为国族认同奠基的努力失败了，虽然陈独秀继承了他们对孔教的总体观点，但是，他试图将某种现代中国认同奠基于孔教的对立面之上。

看起来，获胜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这些反传统主义者。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长期以来，他们的观点都支配着对中国历史的解释。甚至那些很尊敬儒家学说的学者也认为它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无关。不过，到20世纪末，形势似乎有些不同了。儒家学说从未完全失去辩护者。儒家学说可能为中国现代性做出贡献——比之从前，这一观点在最近获得了更富敬意的聆听。此外，儒家学说虽被丢弃，但可能丢得并没有像那些反传统主义者所以为的那样远。正如马克思主义是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发展而出，在中国，对孔教的激进批判的某些动力与前提也源于孔教自身的成分，且继承了它的特质——社会责任感、公同倾向、道德与教育的对立统一（即社会变革植根于个人关系这一对立统一）、文化自省以及个人自修。尽管儒家学说倾向于弃绝乌托邦主义本身，但它确实有着一种良善社会的观念。尽管儒家的社会正义话语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平等主义的，但它启发了孙中山的“民生”主张（例如“大同”）。为攻击传统，中国反传统主义者理想化了他们仍知之甚少的西方，不过，这里的要点本就不在于客观知识。

民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民国早期的智识骚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年轻一代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巨大兴趣，20世纪20年代，它们取代了自由主义，成了激进变革的主导模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忽视无政府主义在一般性地塑造中国激进主义时的中心作用。两者的历史叙述都夸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吸引力，从而一方面对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许多联系都未能加以展示。个人自主的观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革命教育中的核心信仰，对传统的彻底批判，对帝国主义的彻底谴责，对科学、进步与文明的尊敬，对“互助”与公共团结的强调，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以及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界限的渴望，乃至阶级斗争的语汇——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无政府主义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在毛泽东早期绝大部分最激进的观念中，都显露着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从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20年代，无政府主义几乎就是激进主义的核心定义。这并不是说绝大多数政治激进分子都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很少有人支持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结构的总体拒斥。然而，正如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所指出的：“在一个革命话语正在成型的时期，无政府主义观念把一些为中国革命烙上持久印记的关切引了进来，以此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超越了无政府主义者相对较小的团体，进入其他革命者的思想体系之中。”
[37]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在西方激进哲学中，无政府主义是唯一被巨细无遗地翻译为汉语的一种；1911年前，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文本已由在东京与巴黎的流亡者组成的两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翻译了过来。20世纪20年代，马列主义“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这是不容置疑的；中国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通过无政府主义的渠道提出和传播（后者对前者影响深远），这也同样应该是清晰明白的。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数量可能从来没有超过几千，他们的组织也通常是昙花一现，不过，他们靠着自己的出版物、讲演以及组织工人与农民的努力，看起来好像无处不在。

学生、妇女与工人在公共领域中的出现鼓舞了激进组织。此类团体的成员自认为是被压迫者，并将理论反省与政治行动看作个人义务。有两个主题引人注目：“互助”的观念以及对劳动的理想化。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者实施的第一批计划中的一项就是送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北京的预备学校中，学生们要自己做维修与清洗工作；在法国，则要一边工作，一边上课。该计划虽然于1920年最终失败，但已教育了成千上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派往法国的华工。学生中则包括中国一些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者，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未来领导人邓小平。
[38]

无政府主义者还在中国创建了各种各样旨在促进社会道德的志愿团体。成员根据所要戒断的恶习分等，立誓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食肉、不染其他社会恶行。不过，比如说，一个人可以发誓绝不当政客，但仍继续吃肉。在担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创立了这样一个团体，并马上吸收了超过1000名学生。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蔡元培自己就是位明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邀请中国无政府主义巴黎团体中的许多成员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了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一个中心。

在民国早期，最著名的（甚至是卡里斯玛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刘师复（1884—1915）。1912年，刘师复与几位同人一起创建了晦鸣学社，他支持辛亥革命并参加了同盟会，在一次试制炸弹时炸掉了一只手，并曾入狱两年。但是，到1912年，他指出，革命存在缺陷——试图建立新政府，却自然地生成了袁世凯。刘师复创造新社会道德的努力始于个人的自我革新，他甚至因为不肯压迫人类同伴而不乘坐人力车。刘师复相信国家与资本主义将一同崩溃。“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
[39]

由此，刘师复规划了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乌托邦，生产与消费都将在公共的基础上进行，货币将被废弃。科学与技术将把人们从令人不快的必然劳动中解放出来。一旦政府与压迫性的经济制度被废止，人类合作的源泉将不再被阻塞，良好的社会就会出现。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信奉的并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信条，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都信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信条，热情地推进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团体是好的（事实上，它对人性来说是自然的），不过，像政府这样的强制性团体则是不道德与有害无益的。他们乐观地认为，个人的解放恰就将使得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变为可能。因此，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与同路人。他们同样是反资本主义者。事实上，此时对“共产主义”的最通行理解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最早的联系工农的团体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且获得了某些地方性的成功。其目标不是去“领导”民众，而是去教育与帮助他们。

刘师复的晦鸣学社事实上成了一个公社：共同居住、学习与劳动的雏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刘师复理想中的高标准，某些支持者回忆说，他们在拜访刘师复时就坐着黄包车，不过，一定会在还剩几个街区时下车，步行最后一段路。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晚期，旨在由学生与农民一起建立新农业公社的“新村”运动仍更多只是理论而非实践，不过，尽管一般都缺乏必要的资金，但他们仍进行了某些改革村塾的尝试。像胡适这样的批评者指责该运动是避世主义的，然而，毛泽东与当时的其他学生却发现其理念很吸引人。该运动的终极灵感来自托尔斯泰东正教农村公社式的和平主义，更近的日本公社试验也为当时提供了典范。不过，核心观念仍然是：社会改革必须伴随以新人的创造。

1920年至1921年，公社试验在工读互助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受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以及新村运动的影响，学生结成小团体共同居住，在工厂、餐馆或洗衣店做工。他们将资源集中在一起（有些人拿出了全部财产），甚至到了集中衣物的程度。“我们那时的理想——凡是理想社会所当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试验的都试验起来，”一名公社成员后来回忆道，“做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得一个改造社会的方针。”
[40]

“劳工主义”与互助观念传布到了无政府主义公社之外。在1918年的一个演讲中，蔡元培呼劳工为“神圣”，因为它既能打破传统上儒家对治者与被治者的区分，也能消灭资本家与地主的经济剥削。工权的观念将各式各样的激进分子团结在了一起。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刘师复的晦鸣学社、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以及孙中山的追随者（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间发生了一场自由的三方争论。刘师复与江亢虎（1883—1954）共享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国际革命、废除家庭、平等教育以及其他种种平等主义社会制度的时代即将来临。孙中山则没有走得这么远。不过，江亢虎与孙中山共享着一个在1911年前就普遍存在的信念：既然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充分发展，那么就能够用社会主义来预防作为西方社会标志的紧张而暴烈的阶级斗争。不过，无政府主义者也相信中国需要革命斗争。

清末最后十年，江亢虎在袁世凯手下从事教育改革。在留学欧洲后，1911年，他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回国。袁世凯于1913年取缔中国社会党，随后，江亢虎赴美旅行，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文教授。不过，在1911年至1913年间，江亢虎组织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作为其政党的基础）。他有些夸张地宣称该党拥有40万名成员。江亢虎并不否认他的社会主义是相当温和的，他试图控制个人主动性，并主张在共和政体下，社会主义能被最好地实现。因此，与刘师复不同，他接受基本的政府机构。至于孙中山，他也继续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不过显然，他更强调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他攻击重新分配财产的观念，反对“社会革命”。此时，他的社会主义大致不过就是征收财产税以及靠国家来建设主要的工业与基础设施。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早期争论预示了一代人后共产主义的胜利。他们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至少在最初）也需要遵从的思考方式。更广而言之，对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甚至那些远离激进圈子的人）来说，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阶级间的公平关系以及社会照顾其成员的责任这样的社会主义观念似乎开始成了常识。

注释

[1]
对知识背景的一般性研究，参见Jerome B.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1），pp.203-279（第6章）;Tse-tsung Chow（周策纵），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以及Yüsheng Lin（林毓生），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Timothy B.Weston（魏定熙），“The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New Culture Community，1913-1917，” Modern China vol.24，no.3（July 1998），pp.255-284，该文对民国初年尤有洞见。

[2]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引自 E-tu Zen Sun（孙任以都），“The Growt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1912-1914”，收入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373（修订版）。

[3]
Jerome B.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pp.210-211，215。

[4]
杨度与孙毓筠，载《政府公报》第76册，第1304号（1915年12月25日），34页。

[5]
沈云沛，载《政府公报》第76册，第1304号（1915年12月25日），31页。

[6]
《政府公报》第75册，第1293号（1915年12月13日），4页。

[7]
杨度：《君宪救国论》，见《杨度集》，56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8]
参见Peter Zarrow（沙培德），“Liang Qichao and the No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收入Joshua A.Fogel（傅佛果）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Imagining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1890-1920（Armonk，NY:M.E.Sharpe，1997），pp.232-257。

[9]
《政府公报》第75册，第1293号（1915年12月13日），471~472页。

[10]
《发起筹安会宣言书》（1915年8月14日）。引自Jerome Chen（陈志让），Yuan Shih-k'a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169。

[11]
《民国日报》，1917年1月7日。引自R.Keith Schoppa（萧邦奇），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44（修订版）。还可参见R.Keith Schoppa（萧邦奇），“Province and Nation：The Chekiang Provincial Autonomy Movement，1917-192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6，no.4（August 1977），pp.661-674。

[12]
参见Prasenjit Duara（杜赞奇），“Provincial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Centralism and Feder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收入Harumi Befu（栗田靖之）编：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Representationand Identity（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9-3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177-204（第6章）；Jean Chesneaux（谢诺），“The Federalist Movement in China”，收入Jack Gray编：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96-137；以及 Leslie H.Chen（陈定炎），“Chen Jiongming（1878-1933） and the Chinese Federalist Movement，” Republican China vol.17，no.1（November 1991），pp.21-37。

[13]
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7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515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14]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50-167。

[15]
Prasenjit Duara（杜赞奇），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p.158。

[16]
引自Jerome B.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p.223（修订版）。最初的名字不过是《青年杂志》，在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并变得广为人知。

[17]
引自Ssu-yu Teng（邓嗣禹）与John K.Fairbank（费正清），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New York：Atheneum，1970），p.241（修订版）。

[18]
高一涵：《1917年豫想之革命》，载《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引自Jerome B.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pp.225-226。

[19]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6页。

[20]
参见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见《独秀文存》（4卷本），35~4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21]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见上书，23页。

[22]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见《李大钊文集》第1卷，6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3]
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见《李大钊文集》第1卷，635页。

[24]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同上书，594页。

[25]
参见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同上书，598~599页。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信将在第十章加以讨论。

[26]
参见Jerome B.Grieder（贾祖麟），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以及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pp.226-279，及以下各页。

[27]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4页。

[28]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引自Jerome B.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pp.231-232（修订版）。

[29]
第九章将对胡适的政治观点进行更充分的处理。引文出自上书，pp.242，239，251。

[30]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见《独秀文存》，100页。

[31]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同上书，107~109页。另见《复辟与尊孔》，同上书，167页。

[32]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同上书，117页。

[33]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同上书，148、149页。

[34]
参见Lydia H.Liu（刘禾），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87-89。

[35]
参见Marina Svensson（史雯），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The Debate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1898-1949，博士论文（Lund：University of Lund，1996），p.146。

[36]
参见Lionel M.Jensen，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Chinese Tradition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53-265。

[37]
Arif Dirlik（德里克），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2。另见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尤其是 pp.74-94；Hung-yok Ip，“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A New Interpretation，” Modern China vol.20，no.1（January 1994），pp.34-63；Peter Zarrow（沙培德），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以及Anna Gustafsson Chen（陈安娜），Dreams of the Future：Communal Experiments in May Fourth China，博士论文（Lund：Lund University，1998）。

[38]
参见Marilyn A.Levine，The Found Generation：Chinese Communism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

[39]
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引自 Peter Zarrow（沙培德），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p.214。参见Edward S.Krebs（高谔），Shifu: Soul of Chinese Anarchism（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1998）。

[40]
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 引自Anna Gustafsson Chen（陈安娜），Dreams of the Future，pp.51-52。

第二部 民族主义与革命（1919—1937）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国家政权的重组引人注目。在20世纪20年代，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政党诞生了。国共两党并不是竞选意义上的“党”组织，而是建立在民众、军事与根据地支持之上的政治组织。国共两党都是列宁主义政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组织，既试图争取城市与农村群体，也想要让他们掌握权力。在国民党1927年转而暴力镇压共产党之前，它们一直通力合作，动员民众力量。民众社会运动传播了公民权与公共参与的观念。批评性的新闻界、教育机构、工人组织以及农民运动，所有这些都建立于晚清以来的发展之上。

20世纪20年代，军阀横行，帝国主义的压力持续增加，经济萧条。不过，这一时期的另一标志就是基础广泛的社会运动。城市工权运动的推进与乡村农民运动的兴起，伴随以女性与学生的社会、政治诉求，共同创造出一个民主传统（尽管不是民主制度）。个体权利、团体相对国家的自主、国家的法律界限、多数决定原则、“救国”以及经济正义（此类观念受到了广泛的讨论），随着深层的社会变革逐次展开。在制度层面，这一时期，代议政府软弱不堪，许多公共职能（包括维持秩序与征税）依赖地方精英执行。
[1]

商会的议事厅几乎从未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不过，他们经常激烈地批评政府——有时是因为干涉他们，有时是因为不能保护他们，也有时是因为出卖国权。出于对某一事业（尤其是反帝运动）的支持，商人间或会与学生群体联合起来。反帝不仅是要呼吁国家统一，也是要批判与外国合作的中国领导人与阶级。

由于完全缺乏宪法保护，政治异见分子很容易被拘捕与暗杀；不过，20世纪20年代，政府相对软弱且极度分裂，难以将整个运动镇压下去。因此，它只偶尔想要镇压，其他时间则只试图吸纳与控制。

某些社会团体尝试在可能的范围内与政府合作：专业人士（如律师、会计师，甚至教师与教授）很少直接挑战国家；商人总体上围绕着政府工作，以建立一个现代市场体系。这些群体既想要改善他们自身的状况，也想要通过自己的技术以及经济活动为中国的未来做出贡献。20世纪20年代的另一个标志则是，在城市与某些乡村中，民众动员开始出现，街头政治也开始兴起，且伴随着政党组织的农民抗争。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与西方帝国主义施以越来越尖锐的批判，加深了新兴反对派社会团体对敌人性质的理解。在20世纪之交，公共舆论被正当化，它可以在公共领域中传播，“范围从寺院、妓院到公园与剧院……旧习俗仍引导着公共行为（如在茶馆会面，进行调停与密谋），它与新意识形态及组织（如工会主义，以及政治俱乐部与党派）结合，支撑着政治参与的激进扩展”
[2]

。在民国早期，不仅可以看到新闻与教育的扩展，也可以看到新式公园与游憩用地的出现——它们成了游行示威、集会与演讲的焦点所在。新式街道被加宽且铺平，游行者则迅速抓住了这一机会；中国政府的邮政检查效率低下，要控制电话与电报则更加困难。

1928年，一种新政治出现了，军阀时代被带向了尽头。或至少，军阀割据改换了面目，被吸纳进了新兴的国民党政府的框架内。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宣布北伐成功，实现了国家统一。纵使未能击败所有军阀（相反，他邀请了许多军阀加入国民党，并给予他们地方自主权），但这确实是在军阀制度开始仅20年后就摧毁了它。 国民党已与共产党分裂，还镇压了后者领导的工人与农民运动。它创始自孙中山的革命愿景，后者希望领导第二次国民革命以建立一个统一进步的中国，抵抗军阀与帝国主义。结果则并不完全是这样。尽管国民党有了相当大的收获（尤其是在华中地区以及城市里），但它始终无法渗透到绝大部分乡村地区。大体上，在抵抗政府从乡村中抽取财富的企图上，农村精英与非精英有着共同的利益。“土豪劣绅”护卫着村庄，将政府代理人拒之门外。

约在1930年以后，乡村状况日益恶化，国民党政府却既缺乏资源也缺乏意愿去改善它。

回溯以观，很清楚，乡村中国有着巨大的革命潜能，它不是等待被进步中的城市操弄与塑造的一潭死水，而是有着自己历史的积极能动者。中国农民就是在这个时期迈上历史舞台的。他们绝不消极接受国民党的慷慨赐予，而是积极寻求决定自己的命运。迟钝的“锄把子”——这一顺从形象从不适合中国农民，他们在落草为匪、暴动反抗官府、威胁地主或躲避征税时都毫不犹疑。1927年至1928年，中国共产党几乎已被摧毁；之后，他们在偏远的山区获得了重生。正是在这一转向“荒野”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会了如何通过社会革命将农民的愤怒与能量动员起来、如何组建军队与地方政权、如何对离心倾向保持集中控制。正是在农村发展阶段，毛泽东开始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大权。他似乎比任何其他中国政治领导人都更了解：承诺分配土地与实现社会正义并不仅仅是赢得农民支持的宣传技巧，而是中国革命的根基所在。

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国民党政府在修订不平等条约上取得了某些进展。此外，西方列强大致承认（至少是在原则上），在中国满足特定条件后，它们将放弃自己的特权。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随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之上，帝国主义的压力（至少那些最直接的）减弱了。不过，随着日本扩张其东亚霸权，它日益将中国的政治失序与民族主义当作同等的威胁。日本领导人并不相信军阀割据（这证明中国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已于1928年结束。国民党的黄金十年（1928—1937）被日本侵华所终结；不过，在这十年的一开始，日本在东北与华北日益增长的压力就使得国民党的战略机动空间几近于无，并削弱了它的正当性。

政府的失败与成功都有助于政治领域的成长。国民党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改善教育体系并促进商业，就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时期尚可算是成功的。虽然城市商人尝试与政府合作，但是，学生与知识分子越来越激烈地批评政府未能进行社会改革以及（尤其是）不能更有力地抵抗日本侵略。尤其重要的是，农村的压力继续上升。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党遭遇了军事失败，但它仍挑战着国民党对民族主义的领导权，并极力主张更有力地回击日本的侵略。 在城市中，知识分子与学生的抗议活动显示着政治与社会革命的愿景。然而，不顾日本压力日增的事实，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逐步右转，集中其资源“围剿”共产党。在左派与右派、呼吁坚决抵抗日本与更倾向于暂时对日妥协以待中国更强大时再抵抗的人们之间，政治两极化了。

注释

[1]
David Strand（全大伟），“‘Civil Society’and‘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A Perspective on Popular Movements in Beijing，1919-1989，” 亚太研究工作论文（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

[2]
David Strand（全大伟），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68。

第八章 五四运动中的政治与文化

“五四”指的是学生在1919年的那一天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中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一和约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主要涉及如何处置欧洲的德国与奥匈帝国的问题。不过，它还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了日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山东会被返还给中国。北京政府试图镇压示威游行，但紧接着，抗议活动从首都传播到其他城市、从学生传播到其他阶级（尤其是沿海城市中的工人与商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事件”是指最初的学生示威游行，而五四“运动”是指接下来几个月的罢工与抵制日货运动，五四“时代”则是指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民众的觉醒。该运动代表了一种主要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全新类型的基层政治。不过，“五四”所意味的已超出了这些。

事实上，“五四”存在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所有讨论中，已成了一个极端重要却意义多重的概念。共产党人（有时）会走到将起源追溯到五四的程度，认为五四代表着进步、爱国，标志着工人阶级的出现以及导向了“文化革命”，就此而言，五四被当作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要条件。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因五四运动）觉悟了的学生青年、智识青年们发起的。”
[1]

国民党人对五四抱着矛盾的情绪，不过，越是国民党中的改革分子，就越认同五四“启蒙”主题。五四运动与政治、社会与文化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后继者，它代表着互相冲突的时代思潮，如共产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的盛行、理性与现代性、科学与民主、国家统一、少年中国的觉醒、劳工以及对传统的拒斥。它的口号是爱国主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与女性主义。

就其自身而言，新文化运动（在第七章单独介绍过）应被理解为相对较小的一群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对袁世凯统治时期形势的反应。尽管五四运动与它有着重要的连续性，但前者是由稍年轻且更加激进的一代所领导的。事实上，五四运动代表着向政治的回归，而这则是之前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所否定的。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可以说胡适代表着基本上不赞成学生示威者的那些群体。至少，胡适认为，他们如果返回课堂，就长远来看，将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知识分子中支持学生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事实上，他成了新的政治领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五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作为新文化智识趋向的进化，更是因为它被当作有意识地吸引不同社会团体的更激进政治运动的开始。不过，现在有一个将五四当作中国现代性的起源的趋势。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目的论——历史从黑暗、可耻的过去迈向光辉、开明的未来，或者说从封建制度到现代世界——这一说法本身是重要的。在共产党的准官方历史叙述中，就历史分期而论，五四运动标志着“现代史”的开端，而鸦片战争则标志着“近代史”的开端。显然，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现代性的根源至少应被回溯到晚清（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不过，五四运动确实标志着一种新级别的公共行动。它以某种方式浓缩了积聚几十年的对无能的中国政府的绝望：不能提供足以抵抗帝国主义压力的高效、诚信与合法的管理。此时，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巨大的希望与同样巨大的绝望互相角逐。在为其第一部小说集所作的自传性序言中，鲁迅（1881—1936）表达了他的无力与厌倦感。他讲述了自己试图“麻醉自己的灵魂”，不是靠毒品或性爱，而是通过学术性的古物研究——抄古碑。《新青年》的编辑者之一钱玄同询问他为何不做文章，鲁迅后来回忆起他的回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2]

铁屋指的自然就是中国。鲁迅成了中国革命中最著名的英雄之一，对该革命，这却是一个冷嘲性的注解。尽管他确实有着英雄般的壮志（希望通过文学来改变中国人的意识），但他的悲观主义、冷漠、疏离与革命者的态度正好相反。不过，他表示，不管希望多么渺茫，都会推进行动，而逻辑需要希望。
[3]

铁屋必须被毁坏。

1919年，鲁迅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讲的是在一位狂人的想象中，旧社会与旧道德都完全是以吃人为基础的。经典所讲的是“孝”，但他从字缝里看出来它们实际上说的是“吃人”。敌人是明确的。在1919年，被辛亥革命的失败所短暂玷污的革命观念再次现身，不仅含义更加宽广（指向意为“文化”的所有旧风俗与旧习惯），而且焦点更加集中（锁定军阀割据与帝国主义）。

五四运动（1919—1921）

1919年5月4日，约3000名北京学生走上街头，集会于天安门前，使军警们狼狈不堪。示威活动组织良好，攻击目标既包括似乎仍措意于瓜分中国的列强，也包括与他们勾结的中国政客。来自13所本市大学的学生要求在凡尔赛的中方代表拒绝在任何不能恢复中国对青岛主权的和约上签字。他们还议决说鼓励在巴黎的中国人加入抗议活动、尽力唤醒中国民众、在北京举行民众大会，以及建立常设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学生们向旁观者散发传单，举着写有英、法、中文标语的旗帜。只有少数学生代表被允许进入使馆区——这里自义和团运动后受到了严密的保护。但即使如此，他们仍发现美国、英国、法国与意大利公使全都不在，只能留下说帖。此时游行已过去了几个小时，中国军警与示威者的关系恶化了。经过一番争论，某些学生决定：“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4]

从一开始，一小群学生就明确计划要将示威转化为一场更尖锐的事件。他们的目标是直接打击中国政府内的亲日官员。尽管有许多回忆录提及此事，事件的细节仍然晦暗不清（部分是由于这些记述互相冲突）。把曹汝霖（1876—1966）当作攻击目标的可能是无政府主义学生，曹汝霖是内阁成员，并曾担任前清官员与袁世凯的助手。“二十一条”对日谈判绝大部分由他进行，他还操持了西原借款，被认为是日本的代理人。在曹宅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骚乱，五个学生闯了进去，曹汝霖的保镖措手不及。北大的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这位未来的历史学家此时担任示威游行的总指挥。他试图阻止学生冲向曹宅，但他自己的兄弟就是发动攻击的学生中的一个。学生们涌入曹宅，捣毁家具，最后一把火烧了房子。他们发现了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把他痛打了一顿。然而，曹汝霖爬窗逃走。同时，学生与军警在北京的其他地方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不过，绝大多数示威者不久就散去了。到当晚，共有32名学生被捕，另有1名被送入医院，并在三天后死亡。使馆区附近发布了戒严令。

匡互生（1891—1933，无政府主义者，闯入曹宅的学生之一）回忆道，“我见着几个同学那种决意为反抗强权、反抗人类的蠹贼而牺牲的激昂慷慨的态度，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建立“理想的社会，真正的自由”
[5]

需要流血。虽然开始时，示威游行只有3000人参加，但他们代表的是中国未来的知识精英。军警大体上保持着克制，可能是警界高层并不喜欢曹汝霖，更可能是普通军警（如几乎所有的北京市民一样）赞同学生的要求。示威活动秩序井然，甚至在走向曹宅的路上也是如此。不过，对学生的拘捕也让五四成了导火索。被捕学生得到了北京各行各业市民的支持，抗议活动则传向各主要城市。

图8.1 示威游行的北京各大学学生（1919年5月4日）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学学生发动示威游行，抗议中国政府自愿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示威活动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不断扩大，散布到其他城市，并引发了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日资工厂罢工。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学生们举行了多次集会、示威游行、请愿运动以及街头讲演。他们发起募捐，广为宣传被捕学生的情况，并开始组织高校学生。北京成立了一个包括女性成员在内的学生联合会。学生们利用快递以及外国电报服务，挫败了政府审查示威游行消息的企图。在上海，消息于5月6日从北京传来，激进的教师与学生开始组织起来；在一场抗议游行后，国民大会于5月7日开会；5月8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反日运动贯穿了整个20世纪，可见其极为深入人心。学生们从教育机构（包括绝大部分的中学与大学校长）、商会、律师协会以及其他中国职业团体处获得直接的支持。工人随后跟上，他们在上海变得尤其重要。在整个5月，示威游行与罢工传到了更多的城市。

随着运动转向反日活动，直接的反政府行动暂时停歇下来。学生联合会公开烧毁日货。新的抗议组织方兴未艾，日货则受到抵制。不过，政府继续试图限制抗议运动。对被捕的32名学生的审判在5月10日开始，他们拒绝自辩，而是要求把曹汝霖以及其他“卖国贼”送上审判席。公众舆论倾向于对此表示赞同。政府缺乏正当性，所以它依法行事的诉求听起来空洞无物。5月19日，全国学生开始罢课。学生们走上街头，并开始与商人以及工会联络。

6月初，进一步的示威游行活动与拘捕使得商人与工人完全投入斗争中来了。北洋政府（像绝大部分军阀政权那样）并不想超出常规去迫害普通学生，但也同样不可能屈服于学生的诉求，以叛国为名惩罚自己的官员。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它正式抗议，要求镇压反日活动。然而，不管是威胁还是劝说都无法让学生们安静下来。在一个月的犹豫不决后，6月初，北京政府开始取缔学生的街头演讲，许多学生与旁观者都遭到了殴打与逮捕。到6月4日，临时监狱中有超过1000名被拘捕者，已经人满为患。北京学生则又动员了5000名演讲者上街。消息不久就以电报的形式传到了上海。

从运动一开始，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海精英人物（甚至包括复旦大学的校长）就担任着抗议的领导者。在5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学生的组织与请愿运动一场接着一场。5月26日，一场包括多达两万名学生的规模浩大的罢课开始了，学生们策划周密，向整个城市发出爱国诉求，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们集合起来，立誓“挽救危亡”，游行穿过城市，分发传单、张贴海报、演出街头爱国剧。上海的学生代表还分赴华中与华南各主要城市，向那里的学生传授他们的公关技巧。他们的极端严肃性（学生的自我监督十分严格，他们要确保自己的成员不会变得“无秩序”或比如说利用学校停课去看电影）令上海市民印象深刻。到6月份，上海已经取代北京，成了五四运动的首要焦点所在。
[6]

上海学生呼吁在6月5日进行“三罢”——罢课、罢工与罢市，城市实际上停止了运行。不过，要让“三罢”持续一个星期，需要进行许多组织工作，且要坚持不懈。学生向店主施压，不许他们开店。 学生纠察队沿街巡逻，维持秩序并阻止对日本人的人身攻击。在整个5月，上海总商会都对学生持反对态度，但到6月，威望稍低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中的商人径自带头行动，关闭了他们的店铺，并谴责总商会。总商会随后向民众压力低头。从1919年到1923年，各种抵制日货运动席卷中国各城市，其成功则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支持。事实上，在上海，由商人主导的同乡会在1919年2月就投身到爱国运动中来了，不少团体向北京政府请愿，反对日本在凡尔赛会议上的索求。某些商人在5月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抵制日货了。（学生组织巡查团检查店主） 那些与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被宣布犯有“卖国罪”，并被开除出同乡会——从此他们很可能难以继续维持经营。尽管相比于学生联合会，同乡会看起来是一种更传统的组织，但在传布民族主义观念以及动员支持力量上，它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7]

与此同时，工人罢工最终使对日贸易彻底停顿。6月，在上海，约6万名工人举行罢工。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日本人所有的生丝厂因为罢工而被迫关闭。随后，罢工继续扩展，形成了一场持续5天的准总罢工。工匠与熟练工人组成的行会倒向了罢工，受帮会组织的非熟练工人同样停了工。事实上，上海的帮会甚至命令其所控制的乞丐与扒手也停工。妓女们用唱爱国歌曲代替了她们通常的卖弄风情。
[8]

当北京政府免除了被学生指责为是向日本投降的“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后，“三罢”最终于6月12日结束。

在法国，在中国学生与工人的极大压力下，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最终决定违反北京政府的训令，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由此，《凡尔赛和约》在于6月28日达成时，并未获得中国官方的认可。学生们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纵然很不稳固，但学生—商人—工人的联盟毕竟已经建立。不过，日本依然控制着山东，军阀割据则正进入其最恶性的阶段。考虑到这些，为何中国市民在帝国主义者成千上万的挑衅中，会认定《凡尔赛和约》是尤其骇人听闻的呢？

帝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凡尔赛和约》是中国人对西方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尽管面临帝国主义的羞辱，甚至感觉到灭种的威胁，但中国的顶尖人物们仍一直将西方国家视为榜样。不过，现在，用一名北大学生的话说：“我们立刻对事实的真相觉醒了，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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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标志着一个幻灭的时刻。从列强的角度来看，山东是个小问题；然而，在《凡尔赛和约》的检验下，威尔逊的自由主义名不副实。国际语境对中国政治的激进化是关键性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宣扬的民族自决理念旨在与列宁反殖民主义的吁求相竞争。1918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已在中国为人注意并受到赞扬；不过，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或许更广为人知。威尔逊与列宁都表达了对殖民主义的批评，一个是改良的，另一个则是革命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多达20万中国人在欧洲作为替代性劳工参与战事，所以，1918年11月，协约国的胜利得到了国人热烈的喝彩——它部分上就是中国的胜利。不仅是威尔逊冠冕堂皇的言辞，而且，道义上的欠债似乎也预示着中国将在凡尔赛得到好待遇。事实上，梁启超最初便主张说（为反对巨大的中立情绪），中国应该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以确保在战后获得有利的待遇。

然而，从威尔逊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情形不过是和会面临的许多困难问题中的一个，并且明显没有处置前奥匈帝国遗产或建立国联那么重要。与其他协约国领导人一样，威尔逊惊警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传布，事实上，由于哈布斯堡、霍亨索伦以及罗曼诺夫帝国的崩溃，新的世界秩序正在显现。但是，与此同时，和会专注于欧洲事务。帝国主义者控制下的各民族抗议着它们的处境：不仅是中国，还有埃及、印度、土耳其与东南亚。甚至帝国主义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就此而言，大战严重破坏了西方作为文明样板的形象。西方自身的自信也同样被破坏了。如果欧洲文明最精美的花朵是用来互相毁灭的，那么帝国主义者能用什么逻辑宣称，自己是为了“落后民族”自身的利益而统治他们的？

1918年，列强更重要的任务是为日本找到一个位置——日本既批评欧洲旧秩序，又急于加入进来。虽然日本在大战中的作用相对较小，但它是西太平洋的主要军事力量。它在说服北洋政权对德宣战上起了作用，并打算继承德国的殖民地：既包括山东，还包括散布在太平洋上的德占岛屿。在协约国因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遭遇危机时，日本加入了对西伯利亚的入侵，1918年7月，它如同美国一样派遣了7000名士兵，但不久后，就将兵力扩大了十倍。尽管英国、法国与美国分遣队在1920年已从苏俄撤离，但直到1922年，日本军队仍留在那里。日本未受大部分实际战事的损害，其经济与军事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巨大。它成了债权国：向协约国出卖军火，且由于欧洲不再能够供应产品，在整个亚洲的民用市场中，它都扩大了份额；它的国际贸易、制造业、高科技工业都获得了发展，最明显的是，造船业从1914年的 85000 吨增长到1919年的650000吨。1917年，英国、法国、意大利与日本签订密约，保证支持其索取山东。当1919年和会召开时，日本公开了这些条约。它们令中国人震惊，并给美国增加了额外的压力，使它无法推翻已经获得同意的东西。

1913年，威尔逊总统承认袁世凯政府为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对后继北京政府也是如此）。在威尔逊的愿景中，战后将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某种继续。20世纪之交，该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提出，目的是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将被自由贸易取代，在与其他国家商人同等待遇的基础上，美国商人将遍布全世界。落后国家将无法把原料留存己用，且会被带入世界经济之内。不过，它们的政治独立将被保留，且据说从长远来看，会从这一体系中获益。因此，1918 年，中国人揆情度理，指望着威尔逊能对他们反抗日本更具殖民印记的帝国主义的斗争提供支持。

在1918年早些时候，威尔逊演讲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以回应布尔什维克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列宁主义者呼吁国家独立，并相应地付诸行动。日本与欧洲列强都订有密约，与沙俄也是如此。但是，1918年2月，布尔什维克公开并废弃了日本与俄国在1907年至1917年间所订立的瓜分东北与蒙古的协定。尽管事实上，通过密约（不为中国人所知），苏俄仍保留着在东北的某些特权，但中国的公共舆论仍受到这一姿态的巨大激励。威尔逊的回应更为微妙，不过，他呼吁外交公开以及尊重各国家人民的意愿，这是足够清楚明了的。中国人尤其指望着他所主张的第五点：

对所有殖民要求进行自由、开明与绝对公正的调整，并基于对以下原则的严格遵守：在决定此类主权问题时，相关人民的利益应与统治权待决的政府的公平要求享有同等的权重。
[10]

这是很谨慎的表述。不过，对中国人来说，要将19世纪所订立条约的款文理解为是不公平的，实在是一点也不困难。无论如何，威尔逊自己就补充说：“贯穿我所概述的整个计划的是一个明显的原则——正义原则，即所有民族与国家不论强弱，都有依同等的自由与安全而生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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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战后时期，对有着正待重整的殖民帝国的国家来说，威尔逊的自由主义如同诅咒般令人厌恶，而美国并未做好强力推行这些原则的准备。国家主权与对经济扩张的信仰并存——对后者，虽尽可能采取和平的形式，但若必要，强制也未尝不可。因此，威尔逊1918年原则的第二、第三两点是航行自由，以及“应尽最大可能消除经济障碍，并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
[12]

对威尔逊来说，帝国主义意味着殖民地与势力范围，而就定义来说，经济关系就不可能是帝国主义的。对中国铁路、矿山、工厂等的贷款与外国所有权属于门户开放传统，与帝国主义是对立的。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就矿山与铁路而言，外国所有权与外国军队驻扎总是同时并至。

无论如何，中国对日本的债务牵累了它在凡尔赛的地位。1917年，日本的政策是通过金融援助影响段祺瑞政府。通过出让重要的特许权，段祺瑞获得了总计1.45亿元的西原借款（最终只偿还了5000万）。日本得到了在东北与蒙古北部的驻兵权，双方订立了军事合作条款（针对苏俄），日本开始训练中国的陆军与海军。这一交易帮助段祺瑞巩固了对国会与政府行政部门的控制，且增强了他与南方军阀以及孙中山的军事对抗实力。山东铁路也被作为借款抵押押给了日本，驻日公使章宗祥（后来在1919年5月4日遭学生痛打）在1918年9月表示，对日本在山东省的青岛、济南两市以及铁路沿线驻兵的要求，中国政府“欣然同意”。这些内容就包含在日本于凡尔赛公开的文件之中。

尽管对中国的情况表示同情，但威尔逊面对的是多疑的盟国以及仍在力求加入强国世界的日本，日本试图让和会公开支持种族平等观念，但却遭到拒绝——虽然这可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无害宣言，然而澳大利亚与美国担心，它会鼓励来自亚洲的移民。或许，山东被当作对日本的安抚。威尔逊还非常希望日本能加入国联。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美日贸易比美中贸易规模大得多，而对日本——但不是对美国——来说，中国在战略与经济上都至关重要。讽刺性的是，在三年后的1922年，日本就正式将山东交还给了中国。不过，作为支付山东铁路与其他改进设施费用的国库券的所有者，日本保留了自身的利益。

20世纪20年代，“门户开放”大致获得了尊重，局势也一直相当稳定，直到这十年的末尾，都没有发生任何大的领土掠夺事件。日本领导人（一度）同意美国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景。不过，这也就是说，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在持续受挫。因此，“威尔逊的自由主义”既提示了民主观念的真正力量，也提示了西方帝国主义严重的伪善。第一次世界大战毁坏了西方在中国的声誉，如梁启超（一生中从没有比这时更传统）就质疑西方价值，力促回归更古老的儒家规范。中国人用西方自身的标准来评判并谴责它。“威尔逊的自由主义”的困境在于：它既不能认可现状，又无法终结帝国主义。

20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曾担心国家将被瓜分。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仍怀着亡国的恐惧。五四运动反映了对这一形势的复杂解析：帝国主义并不仅是一种来自外国人的威胁。中国问题的一大部分就在内部，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就领导层而言。因此，学生们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辛亥革命曾将问题归咎于满人，但在1919年，很明显，卖国贼都是汉人。与此同时，外国人若作为朋友而非帝国主义者而来，就将被当作朋友对待。例如，在1919年至1921年间，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就进行了广受欢迎的旅行讲演。两人在政治上都是进步主义者，这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得益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五四运动提出了自己的解析：单靠政治不是办法。在政治领域内，若说组织性突破的达成尚须更多时日，至少激进分子已认识到，必须将大众带入政治、将政治引向街头。

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

五四激进主义与晚清激进主义间隔不到30年。如果说年长一代接受的完全是儒家教育，1919年走上街头的年轻一代则受教育于以西学为主的中学与大学。两代人讲的并不一定是同样的政治语言。
[13]

比起年长一代对其儒家教养的强烈反抗，年轻一代对传统的负担要轻松一些。（我们这里所说的不同“代”成员，其年龄有时仅差几岁。在这一意义上，代际认同反映的是文化的快速变革。）此外，在观念与组织策略上，五四抗议者也都与之前有着重要的连续性。从晚清到五四自觉，绝大部分转变都是老师一代教给学生一代的。1919年，在北大的教职员中，有许多都曾是反清革命者——包括该校校长蔡元培在内。

西方历史学家有时会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像所有民族主义那样）倾向于仇外——是无知、保守而非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依此观点，不管帝国主义多么野蛮，它都是世界性的，因为毫无疑问，它联系并影响了不同的文明。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看起来则更具世界性。民族主义学生与商人都受过良好教育，通情达理，对世界博闻多识，对普世价值与理想感兴趣，并操着进步与启蒙的语汇。倒是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显得思想狭隘、无知且种族主义，并仍依靠炮舰而非理性。重要的是，必须记住，帝国主义不仅是对棉花进口或英、美烟草公司的经济影响的一整套抽象疑问，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经验。

在乡村中，传教士因为干预词讼、介入乡里间的其他争端（尤其是当一方是基督徒而另一方不是时）而声名狼藉。如下故事数不胜数，许多中国老百姓都耳熟能详。
[14]

1902年，两名英国传教士在湖南西部的郴州安顿了下来，建立起一座教堂与一所医院。霍乱肆虐，民间流传说，传教士的女管家将白色粉末投到了镇上的水井里。2000人聚集了起来，指控她与传教士向水井内投毒。事态逐步升级，直到两名传教士被殴打致死。汉口英国领事要求惩治当地社群与地方官。他们甚至要求将一名被看到踢了其中一具尸体几脚的14岁的小伙计处死。清廷罢免了相关官员，逮捕了300人，其中10人被处决，其他一些人瘐死狱中。

在城市里，外国士兵与水手无处不在。他们通常是来找乐子的，却引发了数不清的争端。在酗酒斗殴中，如果有中国人死亡，外国行凶者只会被轻微处罚，再给死者家一点赔偿金，便算了结。例如在1904年的上海，两名喝醉了的俄国水手雇了辆人力车，要求把他们拉回舰上。 当人力车夫要他们付车费时，其中一名水手大发脾气，从附近的木匠手中抢过一把扁斧，却没杀死人力车夫，而是砍向了过路行人的头颅。
[15]

俄国当局坚持治外法权，自行审结了该案。引人注意的是，他们以该水手杀死的并不是他要谋害的对象为由，判处他犯有“相当偶然的”过失杀人罪，只需服四年苦役。

随着时间的流逝，此类事件成倍增加。不同的政治团体发现，它们在反帝上有着共识。虽然没有一家上海公园真的公然竖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但绝大部分中国人一点都不费力就相信了它的存在，这显示了他们对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的帝国主义的理解。（不过，有些公园确实禁止中国人入内，除非是陪伴雇主的佣人。）这里的要点在于，五四运动的普及以及对学生的尊敬都与帝国主义直接相关。这一运动将一度保留于精英讨论中的政治与政策问题带入了城市民众的话语之中。学生不仅动摇了政府的统治，而且将一种新的政治带给了中国。街头政治还扩展了由知识精英、军阀、行政官僚与职业政客支配的旧式政治世界。五四运动可以类比于1895年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运动，两者都将政治思虑移入更广阔的视野之中，从而发挥了激进力量的作用。康有为转向士大夫同伴，五四运动则自觉地转向“人民”。1919年，甚至康有为（此时大致是保守的）也赞扬学生，指出“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
[16]

。1895年的抗争仍相对镇静，1919年的兴奋与危险则要大得多。各种各样的流言出现，从士兵镇压街头学生，到他们临阵倒戈、联合学生去推翻政府。但正如1895年，年轻的士大夫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1919年，公民权观念深入人心。15岁的女孩们宣称有权利讨论政策并以民族的名义发言。公共演讲是一项权利而非特权。

当然，学生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6月，斗争仍在继续，他们失去了希望复课的教师们的支持。不过，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学生们走上街头宣讲，这是高度组织化的联系城市民众的运动。一群群学生被分派去劝说商人与顾客抵制日货。学生们的权威来自愿意为共同体利益献身，他们还继承了传统士人的某些声望。至少在上海，学生们转而强制执行抵制日货。不是所有中国商人都能从抵制中获益，许多店主失去了生意，且不敢从中弄虚作假。学生们担心出现暴力，不想因此招致外国巡警的强烈反应，因此，他们竭力维持秩序。学生们一边宣传仇日，一边又不得不劝阻群众袭击日本人（此类事件偶有发生）。

总的说来，此次运动和平而有纪律，甚至堪称肃穆。学生们示威游行，纪念被军警杀害的烈士，发誓救国。他们的号召力不仅在于言辞，也同样在于行为。他们宣称将无私地行动，这对保持自己的正当性至关重要。因此，这是纯洁政治，同样也是一种新的街头政治。由此，多阶级学生运动与军阀以及政客的阴谋诡计的巨大不同清晰可见。学生们用自己的血书写标语，发誓为自己设定规矩，以此加强自身的目标感。甚至那些不赞同学生的某些要求与策略的国人也会赞赏他们的真诚。

这一类政治确有先例可循。1905年，为抗议美国的种族移民政策，学生与商人联合发动了一场短暂但却有效的抵制美货运动。1915年，袁世凯政府曾短期试图利用民众抗争来抵制“二十一条”。学生罢课、示威游行与群众集会植根于始于世纪之初的反满运动。更基本的是，学生的自我正义感出自士大夫的政治异见与责任传统（这同样激发了康有为）。因此，如果我们比较学生在1911年与1919年的作用，那么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就数量而论，五四运动所卷入人众的数量前所未有——中国各主要城市中数以万计的学生、工人与几千名商人，且“就性质而言”，它将政治活动带到了一个新的平台。这可能更多反映了20世纪头2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而非对政治日渐成熟的理解（尽管它同样发挥了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显示了激进知识分子、学生与省督、军阀的暂时联合，五四运动则是在反帝与反对腐败的中国政府机关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多阶级的政治议题。

五四运动训练了未来的领导者，以此为未来的抗争定下了模式。在接下来的30年中，罢课周期性地持续发生；学生动员经常化了，对学生的巨大同情则保持了下来。五四运动让成千上万的人认为政治问题对个人关系重大。毫无疑问，他们中有些人并没有一直被政治化，但确实有许多人是这样了。他们不得不放弃单纯的抗争运动——这根本上就是一时的。由此，各种各样的长期办法得以形成。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独立政党，它不是附着于某一军阀派系，而是要彻底推翻整个军阀制度。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国共两党，不过，此处的要点在于，没有五四运动，它们就不会出现。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不仅有政治化，也有政治的职业化。 虽然，对五四运动来说，职业政客——老的国会议员——几乎与军阀一样卑劣，但是，一种新的政治家正在出现，他们献身于某一事业，并代表着政治的扩展。他（或越来越多地，她）并不是1911年模式中的革命密谋者，相反，即使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新政党的成员也是在献身于对原则力量的长远追求。

五四运动代表着一个未完成的政治计划，留下了不少未解决的问题。街头示威游行是一种有效但又终归有限的手段。一个人可以影响政府，但只能改变后者对某一特定政策的态度，或推动小范围的改革。一个人可以去从政，但接着是否同样会被卷入军阀制度的阴谋诡计之中？会有人想要推翻整个制度，但怎么做？且革命带来的混乱是否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同1911年所显示的那样？

辛亥革命单纯政治的方式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单纯文化的方式也失败了，或至少太过缓不济急。五四运动把文化与政治的主题及策略结合起来。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新生的国共两党吸纳了五四运动所迸发出的大部分热忱。不过，在考察这些意识形态导向的政党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看一看这一时期的智识与文化变化。

文化革命与社会变革

五四时期的一个主导性话题是女权。将女性转变为积极公民，这一尝试可以追溯到晚清。当然，只有随着教育与工作机会的扩展，女性才开始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力量。保守主义者希望将女性限制于私家之内，因此反对妇女运动。对性别差异的看法根深蒂固，同样阻碍着“完全平等”的希求发挥出它的全部潜能。法律改革姗姗来迟，社会变化则更为缓慢。不过，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话语里，女性主题（从婚姻自由到工作机会）成为核心。

这些话语绝大部分仍受男性声音的支配。1919年，在早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代表自己希望动员的主要群体——学生、工人与农民——发言，呼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对女性，他则这样说：

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整天说什么“贤母良妻”，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
[17]

1919年，毛泽东还以一位湖南当地女性的自杀唤起了全国的注意。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宣称赵女士是因父母违反其意愿包办婚姻而被逼自杀。她在自己的裹脚布中藏了一把剃刀，在抬往新郎家的花轿中割喉自尽。 毛泽东谴责这不道德的婚姻制度，得出结论说：“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
[18]

这样，赵女士便成了为女权而死的革命烈士。

我们可能无法确切地知晓赵女士实际上是怎么想的，或在自杀时，绝望与权力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不过，有些女性确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辛亥革命后，所谓革命者拒绝支持女性选举权，这让很多女性将妇女解放称为“未竟之业”。有些受过教育的女性发现，写作可以是解放性的。陈学昭（1906—1991）回忆称，通过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投给上海一家报纸，她不仅挑战了严苛的家庭权威，而且发现了以写作来独立生活的可能性。
[19]

陈学昭筹得了自己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的费用，并抵抗住了父母要其结婚的压力。丁玲（1904—1986）可能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女作家，她大胆地描写女性的性兴趣；不过，对解放的与未解放的女性两者都面对的困境，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探索者。
[20]

男作家倾向于创作现实主义小说，大部分女作家的作品则是自传与内省性的。然而，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别无选择，只能考虑如何做现代女性的问题。

在女作家的作品（尽管在格调与政治立场上都差别很大）中，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与支持女性主义的男作家不同，她们塑造的女性并非完全无权，且仍不满于新社会的自由。在《莎菲女士日记》中，丁玲讲述了一位女性（并不完全像丁玲本人）的故事，她脱离了传统的父权制家庭，却仍然不安且不幸。许多女性创作了完全自传性或半自传性的作品，讲述长大与逃离旧家庭的故事。例如，在学校就读的萧红（1911—1942），当父亲要求她嫁给自己选定的男子时，她就离家出走。她与自己学校的一名老师同居，两人都被开除，被迫移居北京；在那里，他抛弃了她。她的小说处理的似乎就是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问题。例如，《弃儿》讲述的就是一名被迫遗弃自己孩子的妇女的故事：“我怎么办？没有家，没有朋友，我走向哪里去呢？只有一个新认识的人，他也是没有家呵！”
[21]

小说《隔绝》采用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写信给自己情人的方式，我们看到，她被母亲禁闭起来，以保证与另一名男子的包办婚姻能顺利举行。小说作者是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冯友兰的妹妹，事实上，他们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要开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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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于1923年发表后，因为对未婚者之间的浪漫爱情的描摹而轰动一时。今天，倒是它对爱情与政治自觉的狂热表达看起来更引人注目：“我发觉人类是自私的，纵然物质上可以牺牲自己以为别人，而精神上不妨因为要实现自己由历史环境得来的成见，置别人于不顾。”
[23]

可能很少有女性会毫无疑问地接受男性激进分子的乌托邦愿景。失去了家庭支持，绝大多数女性面对的命运会是什么？

想要成为新男子与（尤其是）新女子的年轻男女面临着困境，对此，鲁迅的小说做了更为细致入微的描摹。其中的一篇讲述了一个本想要教授科学与其他现代学科的人，却只能找到一份教旧式儒家道德的工作。对一个曾经梦想改变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个静悄悄的悲剧。

在五四时期，亨利克·易卜生（挪威剧作家）的戏剧十分流行且影响巨大。1918年，《玩偶之家》被翻译了过来。该剧讲述的是娜拉走出自己舒适但却拘束的家庭，离开丈夫与孩子，激起了对自由恋爱、节育与离婚的赞赏性讨论。很少有女性能离开家庭独自生存，某些人（像丁玲）确实有自己母亲支持（丁玲的母亲同样放了足），其他人则有朋友与同事支持。但是，成百上千的天真女子准备不足便来到了北京、上海以及其他城市，这一景象促使鲁迅在一所女子学校作了个演讲，题目就是：“娜拉走后怎样？”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并非只有年轻的女学生在用政治术语看待她们的个人问题。主导着很大一部分五四话语的“妇人问题”是对传统家庭的更大攻击的组成部分。根本上，家庭被控要为压制个人权利与变动活力（两者为复兴国家所急需）负责。现代、科学、民主与什么相对立，家庭就代表着什么。如历史学家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所指出的，伴侣性婚姻不仅是对父权家系的颠覆，而且要求爱人们做出自觉的承诺，与另一半同甘共苦，生死不渝，以达成“情感的共同体”——有些像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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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五四时期，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学生一代来说，这些抽象概念变得令人痛苦地切身。而对像胡适、陈独秀与李大钊这样的年长知识分子来说，自己的婚姻都是包办的，对象则是相对未受过教育乃至缠足的女性。对这些元配夫人，他们必须做出抉择。离婚？婚外情？保持忠诚？在学生中，大量攻击家长制的文字以匿名写就，以免触怒或伤害到作者的父亲。

文学批评家瞿秋白（1899—1935）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他回忆道，自己不负责任的父亲将祖传产业挥霍一空，留下六个孩子由母亲抚养。在亲戚们的奚落嘲笑中，她自杀了，整个家庭就此分崩离析。对鲁迅来说，家庭是吃人社会的代理人，吞噬自己的孩子。在傅斯年最早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写到，家庭是“万恶之原”。傅斯年自己在15岁时就被包办成婚。

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咳！这是中国家庭的效用：——逼着供给，弄得神昏气殆；逼着迁就别人，弄得自己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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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还将整个新文化运动带到了各省，带给了各地方的年轻人（如毛泽东这样的湖南人，或杭州的男青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位于杭州）学生热情地加入了五四游行示威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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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本身并不是一潭死水，最激进的学生多来自摩登上海未及的乡村地区。例如施存统（1899—1970），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成了狂热的反传统主义者。1919年秋孔诞日，第一师范学生拒绝在孔庙拜祭孔子，而是前去瞻仰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的墓，并推倒了校园里的孔子塑像。施存统写了一篇名为《非孝》的文章，攻击儒家传统最核心的价值。

像瞿秋白一样，在生存困境中，施存统创造出了一种智识立场。1919年秋，施存统回乡探亲，他发现，尽管家里人请了草药医生来给母亲看病，并向神灵求助，她看起来还是快不行了。父亲（施存统记忆最深的是在孩提时遭他责打）要把家里的钱财留下来给她办丧事，以合于儒家礼仪。施存统则建议再找医生来诊视。他的困境在于，孝顺母亲就要好好照料她，而孝顺父亲则就必须服从他。他逃回了杭州。稍后，他宣称：“我母已无可救，我不能不救将成我母这样的人！”
[27]

尽管施存统之前接触过陈独秀这样的人对儒家学说的强烈攻击，但他拒绝了它们。不过，经过五四运动，通过智识辩论，对中国困局的理解以及自己的生存痛苦，他认定儒家学说确实有罪。施存统攻击说，孝是奴隶的伦理，并直接谴责自己的父亲。同时，他指出双亲也都是未经个人同意便被强行束缚于这一社会与文化制度之中。施存统提议，以一套无政府主义制度取而代之，它没有将人们分隔开来的个人财产，并将抑制家长制以及其他罪恶。历史学家叶文心指出，北京与上海的知识分子更为政治化，更关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的影响；与他们不同，如施存统这样的“地方人士”则集中关注家庭与社会。“尽管在意识形态与不同方面社会现实的关联上，来自大都会的声音已经铺平了道路并揭示出了模式，但杭州的反传统主义者受来自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愤怒与狂热的推动，选择性地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做出强烈展示，他们绝不是大都会输入品的苍白反映。”
[28]

总而言之，对家庭的攻击的动力在于，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男女（既有年轻的，有时也有不那么年轻的）渴望建立自己的生活，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以及实现中国的革新。许多人自视为英雄。文学学者李欧梵列举过一些年轻作家，他们抛弃了儒家合理主义与传统的标准，探索一种将人类情感、活力与爱情、真理、美以及自由联系起来的美学标准。
[29]

这些浪漫主义者推崇唯情论，他们的苦恼感人至深，充斥在许多文学杂志中。他们呼吁“为艺术而艺术”，且有时推崇“颓败”。浪漫主义运动经常被批评为是逃避现实，在这十年的最后，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冲散了。20世纪30年代，虽然对新政治的投身或许已不能为浪漫主义者极端的个人主义留下多少空间，不过，作家郁达夫显示了浪漫主义仍能与政治冲动混合在一起：“自去年冬天以来，我的情怀，只是忧郁的连续。我抱了绝大的希望想到俄国去作劳动者的想头，也曾有过，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教我能够做些什么？”
[30]

“零余者”似乎要带我们远离创造新中国的渴望，不过，浪漫主义者对现状的批判与政治激进分子同样严厉。我们可能应该少将五四思潮明确区分为激进主义、浪漫主义与文化主义三派，而更多将其置入一套共享的可能性与压力之中。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如李大钊、瞿秋白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历史学家与文学偶像郭沫若，1892—1978）分享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现实是有机且有生命的。这样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广为流行，它与大受欢迎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道教与佛教思想，引发了对生命的共情的信念：个人必须进入其中，舍弃自我。郭沫若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于1922年写道：

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人到一有我见的时候，只看见宇宙万汇和自我之外相，变灭无常而生生死存亡的悲感。

从这一宇宙的共情（很像40年前康有为青年时的觉醒）出发，郭沫若得出了一个激进的结论：“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灵以谋刹那之充实，自我之扩张。”
[31]

这也许应被称为神秘激进主义而非神秘避世主义。

现代国家与变革的限度

在示威游行消失后，五四理想留下了什么？军阀与（通常站在他们身后的阴影中）外国列强仍支配着政治。城市社会鄙吝且日益消费化。乡村社会则似乎毫无变化。民族主义潮流，伴随着赞颂团体、压制异见、反对世界主义以及要求统一的倾向，足以压倒民主与文化批判运动。
[32]

当然，这并非唯独中国面临的困境。不过，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身上的反传统主义尤其强烈，这让他们很容易被指责为“文化叛徒”。 当互相竞争而又互相补充的国家统一、社会正义与民主、个人主义公开争论时，是能够达到某种平衡的。但是，这些问题不见得会公开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潜意识话语影响了五四时期中国的“妇人问题”。

激进分子想要实现男女平等，但却无法逃脱更大话语的笼罩：女性气质被与软弱以及国耻联系起来，而侵略性与勇敢这样的男性品质则被与救国联系起来。人们日益期望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像男性那样行动。此外，陈独秀、鲁迅以及其他激进分子直接攻击女人气的“白面书生”，批评中国既衰败又腐化。几百年（或许几千年）来，“种”本身一直在退化。
[33]

虽然对一夫多妻制与纳妾制的攻击可以个人权利为依据，不过，它们同样被认为是削弱了种族。凭借双重标准，男人可以有多个伴侣，这据说导致了梅毒的传播。优生学变得很流行。健康男女以一夫一妻的方式结合，可以实现“种族改良”。阉割去势则成了对民族命运的隐喻。

卖淫与同性恋成了中国病的象征。两者都在合法婚姻之外，对民族的繁衍与进步也毫无贡献可言。据估计，单是上海公共租界就有7万名妓女，服务对象则是越来越多的未婚男工。在卫生学版本的中国民族主义中，女性的放荡与男性的淫欲会削弱个人，并因此削弱民族。这并不完全是新观念。在明、清时期，一方面，女性的性兴趣受到法律与习俗的牢固规制；另一方面，在传宗接代之外，男性的性兴趣尚留有一些空间。传统精英倾向于不明确区分“同性恋”与“异性恋”行为、个人偏好或人格类型。相反，更基本的性向范畴是主动方与被动方，后者既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男孩）。
[34]

处于被动方的男性被类比为女性，因为他们更年轻，地位也更低。社会对主人鸡奸仆人、军官鸡奸士兵以及年长者鸡奸年轻者留有余地。尽管在清朝时期，两厢情愿的同性性行为也是非法的，但对两者中主动的一方来说，并不会蒙上什么特别的羞耻。社会上似乎也有几分青年男子互相爱慕的传统（女同性恋的情况则不甚清楚）。不过，良好人家出身的男子无疑会被期许以娶妻生子，并最终凭自己成为一家之长。

在20世纪，这种态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随着西式的同性恋医学化，进步的中国人将其与旧文化的衰败联系了起来。同性恋首次被诊断为是异常或精神疾病。现代健康观要求对妓女与同性恋者进行矫正。因为妓女卖淫会传播“梅毒”，同性恋行为又在军队、寺院与男妓院中反常不绝，所以被设想为会传播“疑似梅毒”。

新的“科学”性话语终结了清代对女性贞操的执迷，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核心家庭内正当性爱的基本规范。在与妻子交合时，丈夫应居主动地位，双方应互相为对方守贞。但这一规范仍与某些女性追求的平等与解放相去甚远。女性仍被家庭内妻子与母亲的角色所束缚，而丈夫与父亲的角色范围则还包括公共领域。传统宇宙论与现代生物学都将男性当作天然主动的一方，而将女性当作天然被动的一方。

政治激进分子宣称，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需要健康且现代的性态度。 然而，性实践确实变了吗？这没法说清楚。不过，对城市中产阶级来说，家庭制度确实改变了：在父母包办之外，城市青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与异性交往的机会。他们一起工作与学习，在饭店与电影院互相认识，因此，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恋爱结婚”成了中国城市的规范。士绅公开一夫多妻的“大家庭”逐渐消失。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趋向同样影响着城市工人阶级与乡村精英。20世纪20年代，在城市里，节育书籍与措施已广为普及；不过，在共产党人于1949年后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家庭制度之前，通奸、同居、婚前性行为、同性性行为以及嫖妓的比率在实际中是否已发生改变则很难说。可以给出的结论是：性与家庭结构是天然的政治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女性性兴趣是在五四运动过程中进入公共意识的，无法将它与个体解放以及中国未来的问题分割开来。

注释

[1]
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6卷，331页。引自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3。在毛泽东的正式出版的文集中，这一陈述被剔除了出去，大概是因为未明确提到无产阶级与农民。

[2]
鲁迅：《〈呐喊〉自序》。英文译者：Yang Xian yi（杨宪益） 与Gladys Yang（戴乃迭），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p.ix。

[3]
在Leo Ou-fan Lee（李欧梵）看来，这一寓言指涉着写作的意向性，唤醒作者以及少数读者走出他们黑暗的内心世界。Leo Ou-fan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p.86-88.

[4]
对五四事件以及1917—1921年间绝大部分相关问题的经典描述，参见Tse-tsung Chow（周策纵），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尤其是第4章。

[5]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见《五四爱国运动》，493~49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后来，匡互生在上海成了一名教育家。

[6]
参见Joseph Chen，The May 4 th Movement in Shanghai（Leiden：E.J.Brill，1971）；Jeffrey Wasserstrom（华志坚），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s from Shangha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7]
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260-277.

[8]
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70-71。

[9]
引自Tse-tsung Chow（周策纵），The May Fourth Movement，p.93。

[10]
引自Lloyd C.Gardner，Wilson and Revolutions，1913-1921（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976），p.107。

[11]
同上书，p.108。

[12]
同上书，p.107。

[13]
参见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尤其是第2章。

[14]
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对此进行了详细叙述。参见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73-74。

[15]
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pp.179-183.

[16]
引自Tse-tsung Chow（周策纵），The May Fourth Movement，p.127（修订版）。

[17]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英文译者：Stuart R.Schram（施拉姆），China Quarterly 49（January/March 1972），p.81。

[18]
毛泽东：《“社会万恶”与赵女士》（1919年11月21日）。引自Ono Kazuko（小野和子），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1850-1950 ，英文译者：Joshua A.Fogel（傅佛果）（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01。还可参见Roxane Witke，“Mao Tse-tung，Women，and Suicide”，收入Marilyn B.Young（杨玛丽）编：Women in China：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3）;以及 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p.26-27。

[19]
Amy D.Dooling（杜爱梅）与 Kristina M.Torgeson（杜生），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p.14-15。

[20]
关于丁玲，参见Tani Barlow（白露）及Gary J.Bjorge编：I Myself am a Woman: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Boston：Beacon Press，1989）。

[21]
Amy D.Dooling（杜爱梅）与Kristina M.Torgeson（杜生），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p.348。

[22]
同上书，p.106。

[23]
同上书，p.112。

[24]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94-95。

[25]
傅斯年：《万恶之原》。引自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p.110。

[26]
Wen-hsin Yeh（叶文心），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我们将在第十一章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这一主题上来。

[27]
施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1920年9月），同上书，p.176。

[28]
施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1920年9月）。引自Wen-hsin Yeh（叶文心），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183。

[29]
Leo Ou-fan Lee（李欧梵），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30]
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引自Leo Ou-fan Lee（李欧梵），“The Romantic Temper of May Fourth Writers”，收入Benjamin I.Schwartz（史华慈）编：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 Symposium（Cambridge，MA：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romanization modified，p.73。

[31]
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1922年）。 引自David Tod Roy（芮效卫），Kuo Mo-jo:The Early Yea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35。

[32]
参见Andrew J.Nathan（黎安友），Chinese 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尤其是 pp.286-302。我们将在后面各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彼时，自封的民族主义领袖要求越来越多的权力。

[33]
参见Frank Dikötter（冯客），Sex，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 Period（London：Hurst & Company，1992）;Lung-kee Sun（孙隆基），“The Presence of the Fin-de-Sicle in theMay Fourth Era”，收入Gail Hershatter（贺萧）等编：Remapping China：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94-209；以及Gail Hershatter（贺萧），“Sexing Modern China”，收入上书，pp.77-93。

[34]
Matthew Sommer（苏成捷），“The Penetrated Male in Late Imperial China：Judicial Constructions and Social Stigma，” Modern China vol. 23，no.2（April 1997），pp.140-180;Bret Hinsch（韩献博）探讨了精英传统，见其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第九章 国家认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正义

到20世纪20年代，知识阶级与社会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了。“读书人”不再是以精通经典为标志的身份团体，也不再具有特别的任官资格。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称呼知识阶级的新术语——“知识分子”，它标志着他们已成为特定的职业群体。他们虽不再宣称与帝国中心有着特殊联系，不过无疑对现代国家有着认同。他们自封的新任务是创造新叙述，对象则是国家、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本质以及中国的历史命运。事实上，许多人抱着英雄式的自我形象，认为自己将唤醒沉睡的大众，让垂死与颓败者恢复生机，并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但是，面对着一个暴力肆虐、内外掠夺势力横行以及几百年来广大农民生活基本无大变化的社会，知识分子到底能做什么？

传统的负担沉重地压在新知识分子的肩上。当然，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将传统（尤其是那些能被标识为“儒家的”）拒斥为已死的重负、专制独裁、反科学、反民主以及根深蒂固的保守。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学说阶级本性的批判就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者指责儒家学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家长制与霸权意识形态的伪装，促进“虚假意识”，试图使农民与工人相信他们天生命苦，从而正当化对农民阶级的剥削。

在20世纪，儒家学说的角色是什么？据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一种新的正统教义，以寻回自己先辈曾拥有的确定性。因为儒家学说曾提供一种似乎能回答所有问题的正统教义，所以最终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类似的完备意识形态走上了前台。内容不同，但社会功能却类似。在最粗疏的形式中，这一理论甚至主张两者内容上也有着连续性——从帝制时期的“东方专制主义”到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民主专政。显然，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比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或其他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更适合成为正统教义。这一命题需要论证。更根本的问题是，对20世纪中国的任何考察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脱离帝制时代后，有某条简单的路可走。即使对中国知识分子投以最简短的一瞥，也会看到他们是在反复探求真理，而非刻意找寻新的正统教义。不过，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列文森所指出的，“（传统在共产主义中国）存活了下来，这一现象绝非眼睛耍的把戏”，然而，“旧结构的许多条砖仍在，但结构本身却不存在了”
[1]

。

知识分子探寻的是切合社会现实的活生生的真理。这或许反映的是强调践行的儒家主流传统，而不是追求形而上永恒真理的柏拉图传统。这也解释了为何杜威实用主义式的自由主义会具有如马克思主义般的巨大吸引力。事实上，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正统教义旧瓶装新酒，这一观点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儒家学说相对很少要求意识形态化的献身。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是建立政权的一个必要手段，但中国人似乎有段时间“冷落”了马克思主义。

不过，即使儒家遗产几乎没有影响到新思想的内容，它却可能形塑了知识分子构想其任务的方式。 历史学家林毓生指出，新文化对儒家学说的总体主义式攻击（它没有任何价值，必须被彻底清除）反映的是一种对文化问题的传统方法。
[2]

特别是在他看来，正确的知识结构将导向正确的行动，这一信念就是儒家认识论的反映。五四一代同样相信，构想出正确的观念是必要而可能的，且这将满足一切需要。甚至对传统最具破坏性的批判也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传统的影响，这一观点既是反讽性的，又并不出人意料。然而，反传统主义是不是对主流思想的确实描述仍并不清楚。如陈独秀、鲁迅与胡适这样的反传统主义者确实建构起了对传统的有力批判，这一批判主导了新文化运动，并继续影响着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意识形态。但在许多方面，这一批判也受到了挑战。就强调个人道德以及相信好人可以作为共同体楷模而言，许多知识分子都大致可算作“儒家”。

尽管反传统主义者雄辩滔滔，但也无法占据我们的全部注意力。考虑到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的回应的多样性（包括重塑儒家学说的努力），应该在偶然与意料之外的地方去探寻传统的作用。考虑到知识分子面对的生存困境，他们的精神追索也不应该被忽视。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尽管马克思主义最终支配了智识生活，但在1920年到1949年间，皈信该主义的事实上只是很少一部分知识分子。 因此，五四时期的智识史不应该完全集中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上。

最后，对传统问题还有一条解释路径，它提出，来自西方的新观念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为旧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换句话说，儒家学说已为安置新思想设好了条件。历史学家墨子刻（Thomas Metzger）认为，到18世纪，源自11世纪的新儒学传统已走入某种死局之中。个人期许学为圣人，但实际上，他们既不能完善自身，又不能引导社会达到适当状态。这引起了强烈的焦虑，所以“在上世纪之交，中国人决心实现现代化。这不仅是基于他们发现某些西方方法要优于本土方法，相反，这些西方方法显示出巨大吸引力的唯一原因在于，它们有助于解决儒家一直关心的令人痛苦的难题，并实现它始终着意的社会理想”。就是说，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以及将臣民转化为公民的能力看起来适合达成传统中国人的目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摆脱形而上学、心理、政治与经济困境的内生、强烈且持续数世纪之久的渴望引导着许多中国人热忱地投身于推翻有着尊贵传统的制度的事业，并采用陌生的异国方法”
[3]

。

这与之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相冲突，后者假定，儒家学说把理想与现实的紧张降到了最低，因此缺乏他在新教中看到的变革冲动与能力。不过，墨子刻的解释支持了韦伯的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中国缺乏改变的能力。两种观点都把西方思想当作手段。问题是，这一解释仍是化约论的——人们试图想清楚问题，但仅仅是在为自己计划之外的框架做填空工作。不像墨子刻所展示的那样，儒家既没有陷入困境，也没有这种在目标方面的连续性。就根本而言，与西方思想范畴遭遇后，儒家绝非毫无改变；显然，新知识分子也不是在它之外就别无选择。像旧日的士人那样，现代中国知识阶级寻求的是秩序，不过，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秩序。民族主义、公民权（大众的政治参与）、进步与进化论、平等主义、对斗争的赞颂，与过去对照，此类目标体现着重要的非连续性。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它们。

不过，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理解自身的世界，把握这一努力的意义会带来洞见，对此，本章将尝试加以评估。总的说来，五四知识分子可以做如下区分：自由主义者（或温和派）、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这一划分虽有些时代误置，但就启发性来说，无疑仍是有道理的。虽然比如说，我们无法给“保守主义者”下绝对的定义，但在相互关系中，这三种倾向还是可以被辨识出来。当然，在每一群体内部，都有着争论以及深层的区隔，群体间则有着重叠的联系与主题。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做出明确区分是有益的——某一知识分子可能在文化上是保守的，在政治上却是改革的（梁漱溟）；其他人则可能在政治上相当保守，却想要进行激进的文化变革（胡适）。“保守主义”绝不意味着反对一切变革。不过，此种标签对智识的可能范围提供了方便的介绍。本章将考察三次论战，以辨别出五四时期的智识趋向。第一是“问题与主义” 之争，开始于1919年，对区分政治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并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第二是1923年发生的“科玄”论战，对建立保守主义对西化的批判起了很大作用；第三则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标志着之前高度理想化的激进主义的消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胜利，成为激进主义的主导形式。

“问题与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

1917年，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再加上《凡尔赛和约》后对威尔逊式自由主义的幻灭，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兴趣。在中国激进主义者眼中，列宁主义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之前缺乏的实践表达，俄国革命则似乎证明了这是个可行的方案。 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信是个缓慢的过程，对马列主义政党纪律的遵守则更为缓慢；不过，对这一看起来似乎是成功了的革命方案，大家都很有兴趣。例如，胡适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所困扰。他倾向于尽可能地在政治现状范围内工作，一直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再生必须发生于政治激进主义之前。

因此，胡适试图以实用主义（或他更偏爱的称呼——“实验主义”）来质疑马克思主义。民众不应谈论一般性理论、抽象命题——“主义”，而应去处理有着可验证解决方案的具体问题。 例如，工厂条件与女性权利就应该被单独处理，而不是被当作某些普遍与深层问题的征候。胡适想要为中国问题找到特定与渐进的（尽管是部分的）解决办法：改良而非革命。他提倡自己导师约翰·杜威的方法，主张用冷静、科学的调查来解决社会问题。甚至民主也不过是个实践问题。早在1915年，胡适就写道：“通向民主之唯一道路即是拥有民主。”
[4]

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在中国的背景下，胡适的愿望是脆弱的，自由主义也是软弱的。改良主义暗含了社会共识的存在，但后者事实上仍待建立。实际上，到20世纪30年代，胡适的观点已处于边缘位置，呼吁渐进主义似乎是怯懦的，呼吁冷静则似乎是无知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宣称自己完全科学，且绝非渐进。胡适倡导耐心的乐观主义，有道理与否尚在其次，但这似乎缺乏对多数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可怕形势的某种共情。

不过，晏阳初（1893—1990）显示了自由主义在社会改革方面的潜能。在美国，他以Jimmy Yen为人所知，在那里，他接受了高等教育，并始终能获得支持力量与筹款资源。他的事业随着基督教青年会起步
[5]

，是20世纪20年代“社会福音”运动的一部分。在该运动中，基督教传教士将更多的时间投给了提供社会服务，而非忧心皈依问题。此时主导中国传教界的美国新教徒担当着先锋，他们致力于筹建医院、学校、孤儿院，对乞丐与妓女进行职业培训，以及推行卫生运动。晏阳初着手推动识字计划，通过将学校、志愿教师、学生教师以及只能被称为机智的营销策略结合起来，吸引那些干了一天活的人来参加学习。例如，夜校补习班的招生广告上会登出巡回乐团的消息。

很快，晏阳初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乡村问题上。他的组织在河北省定县创立了一个试验计划，在那里，晏阳初创建学校，推动农业拓展计划，建立医疗卫生制度与农民合作组织。比起引入外来资金与专家，定县计划更多的是动员当地资源，包括普通村民的热情。例如，在与当地农民密切协作以寻找合适且实用的技术的过程中，农业改革发生了。他们靠的并不是引进不适合当地情形的昂贵科学机械。晏阳初的团队与农民密切协作，寻找可以提高产量的合用杂交种、肥料、饲养技术、水泵与农药。此地的农民经常欠中间商债，因此，作为手段，不管是提供贷款还是帮助销售，合作组织都是很重要的。晏阳初的梦想是从教育改革过渡到经济进步、地方动员、团体协作（把农民从价格操纵与贷款盘剥问题中解放出来）、轻工业化以及最后真正的乡村民主。事实上，晏阳初是想将农民转变为完全公民。但是，地方与国家领导人为该改革加上了限制——土地分配问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晏阳初团队谱写的新政治戏剧中，此类乡村问题被诊断为破产，但为避免计划被官员们强行中止，他们不得不收回其中的革命暗示。因此，观众高喊“杀死放高利贷者”，台上的演员则组织大家将放高利贷者押赴政府拘禁，以此作为这幕戏的结束。

在更加激进的知识分子看来，胡适与晏阳初的改良主义注定是要失败的。李大钊回应了胡适对“主义”的批评，他赞同要研究具体问题，但又呼吁进行集体行动。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信念，那就是管理者与技术人员可以解决问题；反过来，他现在强调某种平民民主主义——问题是否存在以及采取什么行动来解决它都应由多数人决定。 而只有在共同理想的语境下，且出于“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
[6]

，多数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李大钊暗示，对更为进步的社会来说，胡适的观点可能是适合的；但在中国，军阀乱政，帝国主义入侵，国家四分五裂，混乱不堪，腐朽衰败，零碎的方法不会有什么效果。相反，经济层面的基础建设会为根本解决提供机会。他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7]

但是，李大钊版的实用主义是将具体问题联系到根本的社会变革上，而非像胡适那样，把它们一个个独立出来。李大钊相信，中国一旦经过社会革命，大体说来，遗留下来的特定问题就会自行解决。李大钊与其他激进分子日益将列宁主义俄国视为政治革命与国家建设的典范。

在这一论战下潜藏着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手段与目的。胡适不想被政治运动固有的妥协与背叛弄脏了手。他自称倡导的是精英主义路径，即由专家作决定。李大钊发誓要采取行动，不过，他设想的政治过程更多的是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而非军阀割据下的交易与武力恫吓。胡适不像李大钊那样信任“人民”；另外，李大钊背离了立宪主义与代议制民主，并吸纳了更近于“公意”的某些思想。李大钊将人民视同神秘的单一意识，胡适工具主义的民主观信任的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认为他们经过充分而理智的讨论后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然而，胡适认为，大多数民众无知且落后，职业化与专门的管理技能才值得信任。因此，他主张就当前而论，比起尽量让称职的领导者与诚实的管理人在行政机构中各就各位，政权的确切性质（军阀的或民主的）并不那么重要。不过，胡适并未直面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确保行政机构始终对人民负责。更迫切的是，他无法面对军阀政权的现实，该政权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来建立起称职的行政机构。

李大钊至少对第二个问题有着回答——革命。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他信仰人民——对他转向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并继续形塑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1919年之后，对列宁正在俄国创建的布尔什维克世界，他视之为要把所有国民都变为劳动者的“劳农政府”。李大钊认为，俄国革命之于20世纪正如法国大革命之于19世纪，他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以根除资产阶级为目的的暂时的过渡阶段。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政府将变为民众意志的良好执行机构而非利益竞争的舞台。李大钊对列宁先锋队政党的观念很少留意，他的基本参考框架仍更多是一般性的社会主义甚或无政府主义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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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互助、共同体与平等仍是他的关键词。像绝大多数激进分子那样，他甚至期望中国能够避免阶级斗争这一革命暴力——或者假如这不可能，那么阶级斗争就是为达到良好目的而不得不用的不幸手段。李大钊可以被视为何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起初，李大钊更多的是位评论者而非信徒。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撰文表达对俄国的看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日益增长的了解，并与同事以及学生讨论这些话题。1918年末，作为一名省立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开始与李大钊建立联系。1921年与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创始者都出自这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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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赞赏的首先是它的有效性：更多的是俄式列宁主义而非德式马克思主义。他们同样赞赏它的分析力：中国历史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都可以用经济力量与阶级斗争的运作来理解。实际上，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仍对马克思主义多有批评，感到它缺乏伦理或人道的维度。不过，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中获得了力量，后者将人类置于社会之中，并试图将他们理解为社会存在。李大钊把历史重新构想为以斗争为动力的进步故事，且一直倾向于以唯意志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强调塑造个人命运的经济力量，而是强调人类如何大体上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历史。作为一种哲学，唯意志论强调意志的作用。

同时，知识分子经常为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性而感到困惑。李大钊引用一位德国哲学家的话说，任何人在满50岁之前要理解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马列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指向实践的承诺，而非它的抽象哲学。陈独秀认定，党组织与民众动员是革命行动的关键。到1920年，他开始以一贯的坦率攻击个人主义（他之前是该主义在中国的首席发言人），理由则是它是反社会的，属于资产阶级与（甚至）虚无主义者。

李大钊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是他对最贫苦群体的认同。在这一点上，他预示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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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说，中国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由农民构成。他不像马克思那样将拥有小块土地或至少是想要拥有土地的农民贬为小资产阶级，而是在农民这里既看到了革命的潜能，也看到了一种天然的善。李大钊自己是相对富裕的农民的后代，或许比他身边许多成长于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或马克思本人）更了解乡村社会。他认为，比起加于中国乡村的外来力量，乡村中阶级区分的破坏性并不那么大。此外，他把中国自身当作被有害强权包围的“无产阶级之国”，就是说，所有中国人都至少是革命工人阶级的潜在成员。

最重要的是，他赋予知识阶级（尤其是学生）一个新的角色。他们会走向乡村，与农民一起劳作，改善农民阶级的生活，并在此过程中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李大钊并非第一个呼吁“走向人民”的人，不过，他强调，双方都会从这一交往中获益。

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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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被唤醒，人民就能抛开知识分子自行行动。知识分子与学生并非永远都是老师，家长式地施予更高的智慧；他们是催化剂，激发的是独立的回应。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式的平民主义是广泛存在的。例如，在写于1919年夏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呼吁发起一场巨大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文中并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也没有多少做引领革命的知识或政治先锋的感觉。相反，他呼吁的是一场十分广泛的群众政治，一场将推行彻底变革的“民众的大联合”。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上面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各色人等……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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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或许这里有着阶级斗争的萌芽，但这也是对中国人民基本团结的信念，事实上，也是对国际兄弟情义的信念。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效仿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主义。

胡适式的自由主义谨慎而零碎，基于对人类本性更悲观（纵使不是更冷嘲）的看法。因此，他对毛泽东等的文章毫无耐心。事实上，毛泽东后来抱怨说，胡适这样的北大主要人物对他不理不睬。我们后面继续谈毛泽东，胡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不过，自由主义在中国所面对的某些弱点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者厌憎暴力与军国主义，无法说明他们倾心的改良主义计划如何能付诸实施。只要军阀与外国列强仍控制着中国，他们就会以强力否决掉任何改善形势的企图。同时，自由主义也缺乏社会基础。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依赖于以程序性共识为基础的自由社会，政治竞争的失败者必须愿意等待下一次竞争，成功者则必须愿意给他们这一机会。正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既小且弱。政治共识或许可以诞生于稳定的乡村社会中，然而当时，中国的乡村远非稳定。普遍的暴力让自由主义变得文不对题。尽管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与财产权，似乎是在否定国家，但实际上，它以强市民社会为基础，而后者则要与能够垄断暴力的强国家相一致。

不过，对中国自由主义也不应估计过低。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基本上主导着教育、新闻与出版界，并甚至可能主导着商业界。有些军阀对改良持同情态度，且军阀力量有限，经常会为自由主义者做事留下足够的空隙。所以，蔡元培才能成为北大校长。自由主义者被迫与当权者（不管是右派还是后来的左派）妥协，在不丧失对个人与有限政府的基本敬意的前提下，他们承认民族主义关切、儒家道德（至少是部分的）以及农民暴动的正当性。

“科玄”论战与现代中国保守主义

如果说许多中国学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威尔逊式的自由主义感到幻灭，并因此左转，那么另外一些人则是对大战本身感到幻灭，并由此重新发现了儒家学说。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发现，自己对进步的信仰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西方代表的是更好的未来，那么怎么会陷入疯狂的战争？ 他于1919年游历欧洲，结识了反实证主义的直觉主义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并得出结论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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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他同样吸引着李大钊）强调理性思维的限度。他说，理性是有用的工具，但并不足以把握生生不息的宇宙之流；只有直觉或无意识且无私念的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且会让自我获得自由。对梁启超来说，柏格森与启蒙理性主义的其他批评者确证了他的感觉，那就是中国传统有可以贡献于自己与世界的地方。虽然中国思想并不能为一切问题提供答案，但它的人文主义可以补充西方技术上的成就。梁启超特别关注孔孟的“仁”道，他说，与竞争性的西方不同，仁教导的是和谐与妥协。梁启超的终极愿景是一个混合性的世界文化——博采不同文明之所长。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伯特兰·罗素绝非直觉主义的朋友，但他也分享着这一调和东西的新世界文明观。五四时期，罗素在中国进行了成功的旅行讲演，之后，他写道：“我要说，我们文明的特别优点在于科学方法，而中国文明的特别优点则在于对生活目的的适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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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针对科学在回答重要疑问上的无能，有些中国思想家对它发起了一次直接的攻击。科学是分析且客观的，对解决实用问题很有帮助，不过，归根结底，更重要的是“人生观”——对人类经验的理解。人生观是科学的对立面——综合且主观，有着道德关切。张君劢（1887—1969）直率地用东西比较的方式展示出了问题的核心：“方今国中竞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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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理解自然上，科学取得了许多进展，但它对良善或正当的生活却几乎不置一言。为此，张君劢转向了儒家学说。

张君劢是梁启超的追随者，1919年他陪同后者赴欧游历，并留在了欧洲，随倭伊铿（Rudolph Eucken）学习，同时阅读亨利·柏格森与汉斯·杜里舒（Hans Driesch）的作品。作为一名职业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出来为科学辩护，随后，胡适、陈独秀以及其他人都加入进来。丁文江并不是粗糙的实证主义者，他强调，科学的方法论并不保证一定能把握实在，只保证能获得由可验证的感觉材料所限定的实相。不过，他坚持认为科学方法论适用于所有问题。此外，科学的保卫者们仍相信进化论与进步。只有通过科学，才能解决劳役与疾病问题，它是真正的社会与道德改进的前提条件。

一大堆多少有些联系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与其说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倒不如说是争论如何界定科学、精神或直觉的角色；与其说是东西方之争，倒不如说是争论如何进行选择性的吸纳；与其说是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之争，倒不如说是争论如何平衡内在与外在自由。在当时的氛围下，“科学派”被认为是论战的胜利者。不过，儒家学说仍一直有着能言善辩的护卫者。值得注意的是，张君劢自己并不是反启蒙主义者。他对科学抱着有分寸的尊敬，同时也是立宪主义与社会民主的信徒。大体上，“科学派”与“儒家”都支持社会民主主义。

对被视为真理的五四命题的更激进挑战来自梁漱溟（1893—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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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明确否认中国传统应被废弃，他甚至拒绝接受“东西文化之融合”的观念，因为这一融合仍然否定了中华文明的“体”，也就是否认了中国人自身的认同。梁漱溟接受现代技术，不过他小心翼翼地试图挽救儒家之体的剩余部分。在进行这一努力时，他并不孤单。如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强调，移情与直觉在造就好人时起着作用。他们一般性地接受科学（不仅是技术），以及如理性与经验主义这样的科学价值，但否认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或为道德提供基础。这里的要点在于，在做出这一对科学的批评后，他们转向儒家传统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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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他们疏离于新文化（五四的“主流”），并显得好像对中国的迫切需要缺乏回应。在较高的哲学层面，熊十力的本体论有几分宗教性，并不是用来直接向学生与普通工人宣讲的（以让他们政治化）；不过，他将传统哲学观念与当时中国人面对的存在问题联系起来，这一努力确实吸引了一些追随者。可以说，这些人对中国思想有着影响，这一影响在1950年后更加显著地展现了出来。

不过，梁漱溟确实将他的哲学与当前的社会问题联系了起来。他主张人类的进步出自对环境的应对：第一阶段是征服自然，第二阶段是改善共同体（社会伦理），第三阶段是灵性。这些阶段还可以被共时地表现出来，分别见于西方、中国与印度。 至少，这有利于将东方主义的目的论扭转过来。因为在这里，是西方而非“东方”被显示为未分化的他者。 西方并不代表终极的完美，而仅仅是作为对立面存在。 梁漱溟把西方显而易见的优势归因于它更加原始，而非更加先进。西方技术代表着人类进化的较早阶段。他承认，中国太早远离了攻击性、活力与征服自然这一路向，这是犯了个错；不过当下，西方正进入第二阶段，这一点可见于当时西方哲学家（如柏格森）对实证主义的反叛，以及西方对社会主义全新的人道主义兴趣。 梁漱溟的结论是什么？中国必须“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所以在最后，梁漱溟不得不转向调和论。不过，他强烈地相信中国文化标志着世界进化的“下一个”阶段。这一中国文化是什么？梁漱溟的答案是：“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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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梁漱溟相信对群体与个人来说，民主、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与权利）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科学都是有价值的。根本上，西方的经济增长是其直接而蛮横地制服自然的决心的表现。然而，环境虽被征服，人性却不能得到满足，精神也受到了束缚。自私让西方人人性异化，并切断了他们与宇宙大全的联系。梁漱溟并不是简单地以西方对东方的批评还治西方之身，他不仅承认西方的优点，而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广泛存在的自我怀疑情绪有着共鸣。此外，与（比如说）张之洞不同，梁漱溟不得不为文化自信而奋争。他想要提倡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也确实需要被提倡——已不能不证自明。事实上，他的父亲是一位趋向改革的儒家人士，在他所受的教育中，经典所占的比重要比陈独秀或胡适小得多。梁漱溟上的是教授西式课程的现代学校，受导致辛亥革命的那些事件的影响，他投身政治，接着成了一名佛教徒，随后，又转向了儒家学说。从梁漱溟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感到一种个人的精神探求。纵使彻底地吸收了某些西方观念，他仍坚持其他基本价值是中国所独有的，例如人性本善。由此，他成年后所抱持的儒家学说得到了再造与加固。

那么，确切说来，世界需要中国提供的是什么？对梁漱溟来说，儒家“仁”的观念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然而，由于缺乏实现这一理想的物质资源，中国文化僵化了，社会也变得压抑了。中国人认为普世人类情感出自亲子关系，既然世界已准备好走更调和的路，那么，这一观念就会填充极端的物质主义所留下的虚空。

梁漱溟不仅仅是文化爱国主义者。他的时代进步图式并不止于中国式的调和，而是继续前进，到达人类进化的最后阶段——印度式的寂灭。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该书颇为流行；但是不客气地说，他更受高校教师（而非上流知识分子）的尊敬。梁漱溟批判西方“过度”，这一观点并非仅限于保守主义者之中，而是被广泛分享的。不过，胡适的回应是毫不妥协的。他不仅在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中发掘出了精神特质，而且在西方对物质改进的探求中也发掘出了这一点。他说，后者奠基于对真理的求索。在人类进化的“跑道”上，中国的确落后了。在短篇小说中，鲁迅对“东方精神”及其提倡者进行了更尖锐的讽刺。《孔乙己》中的主人公孔乙己（孔子的孔）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落第书生，为贫穷所迫而行窃，好酒却无钱付账，但仍自视为有高度教养且高人一等的士人。《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个小偷、好色之徒与无业游民，每当被别人打时，他就将自己的失败当作精神上的胜利。“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地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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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儒家理想，他在乡村进行了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20世纪20年代后期，受共产党人发起农民组织的成功的启发，他认定乡村的问题在于贫穷、生产力低下，以及农民远离权力资源。他也批评局部改革与慈善计划；并发现，即使官僚机构意图良好，也仍然太过高压了。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与他的追随者在山东的一小块地方开展工作，帮助农民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力。不过，他未能实现对农民的社会动员，这其实是因为他并不想要后者获得直接的政治权力。他的追随者并未转变为新的地方领导阶级。梁漱溟的努力在广度上依然有限，他虽然将乡村当作中国认同的核心，但却未能实现它的复兴。

并非只有自称儒家的人才会努力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有力量且活生生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佛教也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经历了一场复兴。在改革派和尚太虚（1890—1947）的领导下，如宗派、居士会以及僧团这样的佛教建制变得更为此世化，与基督教传教士中改革派的“社会福音”运动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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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因此强调，僧侣与普通信众必须通力合作，使慈善“制度化”，以救助贫困家庭，建立医疗诊所以及免费的现代学校。太虚试图将中国佛教中不同的宗——从禅宗、净土宗到更为深奥的华严宗与密宗——组合成一个松散的综合体，他宣称，虽然没有哪个宗掌握了完全的真理，但它们中的每一个又都建立在释迦牟尼的真实教诲之上。他试图重塑传统的大乘信仰，以与现代科学协调一致。不过，他也指出，科学无法为道德与精神提供基础，佛教超越了科学的局限，提供“内明”与直觉理解。显然，在某些重要方面，太虚、梁漱溟、张君劢以及后期梁启超在观念上互相重合，相当重要的一点便是他们对社会进步的信仰。

太虚预示了对整个佛教教义世界的大变革。尽管在他生前，改革并没有影响到大多数的佛教机构与信众（他们仍继续着传统的做法），不过，太虚以让佛法不管对保守派、进步分子还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有用处与意义为己任，这最终激励了许多人，并让自己成了民国智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如梁漱溟这样为佛教所吸引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过，不管是就智识还是就心理而言，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试图创造性地利用传统，这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界定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家倾向于用“激进主义”与“反传统主义”来界定“五四”，这似乎有些夸张。不管是就文化还是就政治而言，五四思想家并非都是激进分子；不过，说他们都普遍分享着对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的信仰，这似乎一点也不夸大。张君劢与梁漱溟都视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在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中，尽管有少数人拥护极端个人主义，并且是尼采与马克斯·施蒂纳的追随者，不过几乎绝大多数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如我们所知，孙中山支持的就是某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在他的追随者中，有着中国最早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工读互助运动以及新村运动都是社会激进主义主题下的各式变种。因此，一开始，马克思主义观念就不得不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观念（而非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观念）竞争。总的说来，五四时期，中国激进主义有着无政府主义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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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1893—1986）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博学的哲学家，且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这样解释自己在1920年皈信马克思主义：“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减产、绝婚姻。感受资本主义的恶果……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更绝对地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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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后，形成了几百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刘师复的追随者创办报纸，建立宣传机构，虽然绝大多数此类努力都转瞬即逝，但它们表明了无政府主义观念的吸引力——纵使并不总是深入，但至少足够广泛。激进分子想要沿更加平等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路线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重构，社会革命被认为不仅应无所不包，且应没有什么暴力性（只有对军阀以及少数买办资本家才需要动用强制）。互助概念（借自克鲁泡特金）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基石，旨在补足与完成达尔文主义所呈现的社会斗争与竞争的图景。可以被称作“互助思想”的东西在五四时期广为流行。它虽然没有儒家学说的等级制思维，但仍可以被视为儒家对社会和谐的强调的延伸。在军阀主义所强加的限制之外，互助提供了另一条构想组织化政治行动的途径。

首先，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共享着很多东西。在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中，有着许多无政府主义成员；许多年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才离去或被开除。在意识形态上，两者共享着对社会革命的信念。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初同样倾向于相对泛化的革命观念，且强调唯意志论——人民靠自己的意志就能改变社会。那种强调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谱系在中国从未流行过。例如，李大钊就始终保持着通过“互助”实现人类伦理与精神改造的观念。

此外，两方均信仰某种激进的参与性民主。他们将个人自由与共同体团结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在共产主义者中，有许多对国家几乎持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同样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对阶级斗争乃至无产阶级的特殊作用也日益持接受态度。这一时期的中文里，“共产主义”一词大体上是与“无政府共产主义”混合在一起的。

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它们代表着一种谈论社会问题的新语言，对中国思想家来说，要标示此种舶来的智识体系，就必须采用新语汇。Anarchism的字面意思类似于“没有政府的主义”（无政府主义），而communism则可以被称作“共有财产的主义”（共产主义）。虽然这些术语的中文翻译并没有太影响到它们的原意，不过，其指意范围则发生了变化。“proletariat”或industrial working class这一马克思主义概念被译为“无产阶级”（这一翻译倒忠实于proletariat的本义）；然而，比起马克思的原意，该词的中文意思包罗更为广泛。正由于源自外国，这些外来词被认为需要加以定义，即不能仅看其字面含义。界定术语的过程就是政治话语现代化的一部分。此类术语经常取自日本，后者在一代人之前已应对过许多同样的问题。

新词汇与新概念被广泛使用，结果每个人都对政治讨论变得相当陌生。政治概念被去熟悉化了。理论家可以在中国找到民主、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前身，但这只是被用来解释与界定此类仍属全新的概念。不管这些意识形态是否完全是西方的，它们都被看作现代的。从本质上讲，它们似乎都同样陌生，也同样不切实际。

最初，在民主或国家作用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为了更细致地掌握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观点，中国人仍须进行自我教育。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就是这种教育的一部分。第一个主要分歧是革命策略问题。共产主义者（或布尔什维克）强调党组织、党员的纪律以及先锋队观念，所有这些都为无政府主义者所质疑。虽然绝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赞赏阶级斗争的力量，但他们不会把它当作革命的基石。他们提出，要让权力尽可能地转到“人民全体”的手中。而对列宁主导下的苏俄，随着种种事件的显露，他们日益变得疑虑重重。

1921年，因为这些分歧，陈独秀与北大一名无政府主义青年学生区声白（1892—？）发生了论战。论战重新刊载于《新青年》。陈独秀嘲笑区声白幻想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没有任何国家机构强制人们服从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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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对反动分子与罪犯该怎么办？区声白从根本上否认个人与团体间存在着冲突。他指出，自己并不赞成与某些无政府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极端个人主义。他认为，社会与个人的利益能够加以调和。适当的教育会根除非社会行为，人民会在团体中找到自己的个人自由。在当前社会中，国家与法律阻碍着个人建立自由协作、合乎自然的社会。然而，陈独秀彻底改变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立场，明确要求个人必须为团体让路。他将社会看作需要强制性法律的复杂实体。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两人也存在着分歧。陈独秀指斥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倡导在不完美的当下发动革命；不过，他并没有讲清楚这对民主意味着什么。当然，无政府主义者确实组织薄弱，他们的学会、公社、出版事业以及劳工团体都完全以自愿为基础运作。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教育与促进其他阶级走向革命，而非领导他们进行革命。陈独秀说，无论多数人意愿如何，只要在中国赢得十万名信徒，共产主义就能实现，这暗示着“无产阶级专政” 将会压制社会（包括无产阶级）本身。

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可能性，并明确地批判它。他们指出，俄国共产主义者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指的就是“先锋队政党”。 无论以何种必要性来正当化无产阶级专政，也无法用来正当化少数知识分子或职业革命者的专政。无政府主义者担心，尽管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令人称许，但在事实上将导致抬高政党，加强国家，并在现实中离无阶级社会越来越远。先锋队政党意味着少数人统治，很难相信这一小群人会统治良好或放弃权力。相反，它会不可避免地被拉向保护自己的狭隘利益，并重建阶级。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因此，“无论是民主政府或劳农政府，实际总剥削劳动者的汗血，拥护少数特权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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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意指“资产阶级”民主：欺骗普通人，让他们以为自己在自由选举代表，但事实上，是巨额资本在做出所有政治决定。） 无政府主义者相信，无论出自何处，强制都是邪恶的。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批判的就是共产主义者对革命手段与乌托邦目标的两分。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革命过程本身就必须包含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价值。例如，合作社就是一个完美的正当目标，它将是新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且还能作为手段在特定的地方推进革命，因为它将人民从中间人的剥削中解放了出来，并教给他们今天可能称为参与性民主的东西。虽然在某一特定任务上，可能有着领导者，但在革命组织与未来社会中，特权都是不被允许的。

但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仅仅是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因为所受的压迫，无产阶级处在领导社会全体获得解放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上。此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仍是必需的。共产主义者争辩说，像所有形式的权威那样，政府就是一种工具，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不靠强制的话，被压迫者如何能够索取自己的权利？通过暴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意识将产生出来。甚至在革命胜利之后，富于管理技能的资产阶级也需要被加以控制。最后——在这里，共产主义者看起来的确比无政府主义者更现实——人性并非全善，要造就出真正能够胜任团体生活的个人，需要许多代的社会教育。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逐渐发展为全民民主，民众不再受资本主义的腐化，但仍需要对邪恶力量保持警惕。

因此，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自称能有效地指导革命行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比作为抽象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五四时期群众运动的幻灭已经出现了。所有那些游行示威、学生联合会以及商人与工人的联盟都没有产生长期的效果。无政府主义者短暂的出版活动以及公社实验也没有创生出新社会的萌芽。然而，列宁主义则提供了革命的技巧。同时，马列主义为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士绅被与“封建主义”联系起来，资产阶级则被与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剥削联系起来：它们代表不了由工人与农民组成的真正的中国。不过，马列主义并不承认有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案。许多年艰苦而自律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或许正是这一点吸引着某种特定类型的人。中国共产党慢慢地建立起了献身革命事业的干部队伍——共产主义是一项全职工作。共产党员被认为应做出牺牲——共产主义吸引着那些怀抱理想且雄心勃勃的人。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第一次从莫斯科抵达中国。他们的活动将在下一章被进一步考察；不过，在这里指出一点就足够了，那就是他们与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学生的会面创生了构成中国共产党基础的共产主义小组。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整个过程都是“地下的”。对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容忍是暂时现象，绝大多数时候，他们的组织都是非法的。一段时间内，共产党仍很弱小。

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以为马列主义将之前的其他主义一扫而空，并获得了整个一代人的信仰。很少有知识分子能接受将自己完全转变为职业革命者的党的纪律。组织建设与意识形态净化也是密不可分的。1922年，在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如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异端成分被驱逐出去。知识分子英雄式的自我形象——启蒙愚昧无知的大众——让位于自我弃绝式的公仆形象。20世纪20年代，随着“被压迫者”学会了为自己发言，知识分子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更小了。儒家士人被认为应通过领导社会与政府，从而尽性知命；现代知识分子则被认为应做唤醒与启蒙工作。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被认为应理解马列主义，但要掌权，只有通过成功的革命实践。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仍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与学生，随后，工人被吸纳到党内，最后则是农民。

五四话语中的共同主题

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传统主义者——中国整合入更大的世界之中，而中国人则面对着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疑问。这超越了帝国主义问题。一代人之前尚被普遍当作不证自明的信条，现在显得障碍重重、无关紧要，或最好做根本的反思。极其不同的信条与观念在等待着理解（如果不是追随的话）。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不可避免，规范与价值不再被视为普适的了。这就是现代性的挑战，它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尤其痛苦，因为似乎有如此多是由外部驱策而来。变为现代，这一问题无可避免地牵涉到民族认同的疑问，谁是中国人？他们如何才能在这一邪恶的时代生存下来？如果他们不能胜任（用仍在使用的达尔文主义语汇就是，不能“适应”），如何才能让他们变得更好？护卫中国文化的保守冲动与民族认同以及民族自豪问题紧密相连。即使在无政府主义话语中也有某种民族自豪感存在，那就是中国人会引领世界，进入无政府主义的乐园。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新答案的焦点在中国老百姓——“群众”——身上。

义和团名声的变化显示了五四时期的某些智识转变。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专注于理性主义、现代性以及“科学与民主”这对孪生兄弟，对他们来说，义和团没有什么用处。胡适攻击义和团受邪教支配，陈独秀早先不加区分地指责道教、孔教、佛教、民间戏曲以及守旧派，认为是它们引来了义和团。他担心义和团主义会重新出现。1918年，他争辩说：

而义和拳的思想，义和拳的事实，却是遍满国中，方兴未艾；保得将来义和拳不再发生吗?……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25]

不过，这种精英主义将面临挑战。到1924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自己就彻底转变了立场。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管如何极端，出于“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它都被正当化了； 拳民受邪教支配也不过是那个时代社会条件的反映，他们至少对民族抗争运动做出了贡献。“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
[26]

依此种现代中国观，义和团就应当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本身归为一类。非共产主义者同样开始重估义和团。甚至胡适也承认，义和团可以被看作我民族反抗西方野蛮侵略的例证；不过，他仍对拳民的滥杀无辜感到惊恐。

在重新界定义和团对中国人的意义方面，专业历史学家起了关键作用。他们的意见之所以有影响，可能也是因为传统上儒家对历史的敬意。
[26-1]

一派五四历史学家（多是胡适的学生）称自己为“疑古学派”，他们证明说，古代中国圣王以及三代的传说实际上只是些神话。傅斯年（1896—1950）强调，历史是个朝向理性与科学的普遍进程。
[27]

胡适与傅斯年从先秦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发现了科学思维的重要先驱者。这即使不能让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占据唯一中心位置，也至少能让它保持为中心之一。其他历史学家则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独特属性，由此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更保守些的历史学家则发现，儒家社会伦理在民族认同中居于核心地位。不过，他们同样承认，“中国”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与阶级在数千年中历经入侵、人口迁移，以及同化与变异的混合过程，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例如，就入侵而言，外来征服者既在某种程度上被同化，又同时带来了新的元素，推动这一文明继续成长。中国总是能完全同化外来征服者，这一观念仍广为流行，显然与为整个政治光谱所共享的排外主义甚为合拍；然而，专业历史学家（不管是“疑古学派”还是那些更保守的人）都不接受这一令人欣慰的观点，而转向一种更为复杂的融合观。

在历史学家对传统文字材料的利用工作之外，有着一场更为广阔的智识运动，试图更多地了解民众文化。尽管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粗鄙创造心生不屑，但民间文学仍成了重新界定中国文化的一条途径。
[28]

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对民歌、木偶戏、评话、神话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集体想象作品的研究大量出现。这是使知识分子走向乡村的另一条道路。民俗学研究者经常被攻击为庸俗乃至猥亵，或侮辱了某些特定的宗教与团体（例如出版非伊斯兰教版本的故事，讲述穆斯林为什么不吃猪肉），以及鼓励迷信。然而，民俗学运动源于这一时期的反传统主义——在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民间传说与歌谣的世界中找寻“民族精神”。当然，民俗学研究者并没有放弃“民主与科学”而去无条件地拥抱乡村文化，而是在这一文化中发现了能被用来建造自己所期望的新文化的构件。作为腐朽的儒家学说体系以及同样败坏的现代性（在他们看来，就是上海这样的城市中的舞厅，以及新兴的大众消费主义）的对立面，传统民间文化显示了人民的智慧与独立性。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扩展了中国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可能定义。只有将人民纳入中国文化叙事，社会的民主化才是可能的。回溯到20世纪之交，梁启超呼吁建立“新史学”，追索民族的发展，而非着意于帝王们的琐屑政策。一代人之后，这一任务就已上了路。新史学家或许会赋予旧日士人一个特定的历史角色，那就是宝贵的上等文化的担当者。不过，老百姓同样成了文化的担当者。中国文化历经变革且特性多样，这一认识创造出了一种更为广阔的民族认同感。

注释

[1]
Joseph R.Levenson（列文森），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3:113。

[2]
Yüsheng Lin（林毓生），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

[3]
Thomas A.Metzger（墨子刻），Escape from Predicament：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17。对墨子刻方案的批评，参见“Review Symposiu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9，no.2（February 1980），pp.237-290。

[4]
引自Jerome Grieder（贾祖麟），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37（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336。

[5]
Charles W.Hayford，To the People：Jimmy Yen and Village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6]
引自Jerome 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1），p.329。

[7]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引自Maurice Meisner（马思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New York：Atheneum，1974），p.106。

[8]
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3-59（第2、3章）。

[9]
党的组织方面将在第十一章加以讨论。

[10]
Maurice Meisner（马思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11]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引自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36。

[12]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 （“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英文译者：Stuart R.Schram（施拉姆），China Quarterly no.49（January/March 1972），pp.76-87。

[13]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引自Philip C.C.Huang（黄宗智），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146。

[14]
Bertrand Russell（罗素），The Problem of China（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Ltd，1966），p.194。

[15]
张君劢：《人生观》（1923年2月14日），见《科学与人生观》，4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6]
Guy S.Alitto（艾恺），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还可参见Hung-yok Ip，“Liang Shuming and the Idea of Democracy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vol.17，no.4（October 1991），pp.469-508。

[17]
Chang Hao（张灏），“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收入Charlotte Furth（费侠莉）编：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276-302。

[1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2:190，188。

[19]
鲁迅：《阿Q正传》。英文译者：杨宪益（Yang Xian yi）与戴乃迭（Gladys Yang），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p.73。

[20]
对民国时期太虚与佛教的富有思想性的研究，参见Don A.Pittman（白德满），Toward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m：Taixu's Reform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21]
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还可参见Peter Zarrow（沙培德），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p.217-237。

[22]
引自Vera Schwarcz（舒衡哲），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张申府访谈录》），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99。

[23]
《讨论无政府主义》，载《新青年》9卷4号（1921年8月1日）。对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的概述，参见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p.234-244；德里克还讨论了共产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见同书pp.225-234。

[24]
苦力：《中国无政府团纲领草案》，重印于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4册，2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25]
陈独秀：《克林德碑》（1918年10月）。引自Paul A.Cohen（柯文），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229。

[26]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9月），同上书，p.243。

[26-1]
参见Axel Schneider（施耐德），“Between Dao and History：Two Chinese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Modern Identity for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5（October 1996），pp.54-73，以及“Conservat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提交给“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Venice：University Ca' Foscari di Venezia，30 June-3 July 1999）会议的论文。

[27]
Wang Fan-sen（王汎森），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8]
Chang-tai Hung（洪长泰），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Cambridge，MA: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第十章 政党政治的兴起

卡尔·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待帝国主义，因此赞扬它摧毁了中国人的闭关锁国之高墙。列宁的观点则仍很微妙。他的分析从欧洲列强的扩张主义倾向开始，将其归因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工人受着剥削，买不起由效率越来越高的工厂生产出的产品。产品与物权集中到了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相应的金融资本也在集中。如果不是资本家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么欧洲工人就要走向革命了。列宁看到，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过剩产品强制输入附属的殖民地市场，剥削后者的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这与列强所谓的政治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导致了其对世界的瓜分。不过，垄断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或者说是“寄生的”，因为在经济上，债权国变成非生产性的了。
[1]

今天，极少有经济学家（如果不是一个也没有的话）会同意列宁的分析了。20世纪早期，尽管资本过剩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很少有人相信债权国将一直保持非生产性，而非随着全球劳动力分工的演变转入更高水平的技术阶段。不过，这里的要点并不在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解的片面性，而在于这一理解带来的政治后果。列宁相信，既然资本主义现在依赖于帝国主义，那么反帝运动就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世界革命将从殖民地而非先进国家（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开始。俄国革命后，列宁在1919年创建了共产国际，以帮助“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通过打击资本主义强权的要害（它们的殖民企业、原材料来源、廉价劳动力以及市场），殖民地人民就与工业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

对被压迫民族来说，这意味着各地方的革命不应仅限于所在地的无产阶级。根据列宁的分析，在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仍居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无产阶级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共产国际既寻求援助各地方的共产党，也同等程度地援助“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列宁十分确定地预料说，亚洲的斗争将主要由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来发动。

对中国激进分子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该理论的某些重要成分已被不少中国作者（如刘师培，早在1908年）预料到了。刘师培是一位倾心于某种形式的“全民”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说，如果世界上所有受压迫人民都起来革命，就能剥夺列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利益，并且鼓舞西方人民推翻他们自己的政府。不同于列宁，刘师培将帝国主义理解为种族主义、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体。在这一点上，他与今天学者的观点更为接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便饱受外国帝国主义问题之害。有一点十分明确，不像它的某些邻居，中国从未完全地变成某一特定帝国的一部分。从晚清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没有一届中国政府可以宣称对全部国土拥有真正的主权。毫无疑问，它们受制于内部的弱点，但也同样受制于不平等条约——外国在城市、河流与铁路上的军事存在，以及对现代工业关键部门（银行、公用事业、造船与铁路）的支配性所有权。与中国的体量相比，外国势力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形见绌的；对外国人想要做的事情，中国政府不会或不能每件都去做；列强自身也是分裂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确实一直是自己统治自己。不过，如同在完全殖民地一样，帝国主义扩张的力量在中国也发挥着作用。尽管与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相比，西方资本看起来仍比较小，但它收买了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此外，它处于中国经济的要害部位（尤其是交通与制造业）。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赔款数额巨大，历届中国政府都处于债务人的位置，这严重制约了它们所能采取的行动的范围。不管对西方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信念与态度，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都很清楚帝国主义的现实。

五四运动后，最初的爱国精神消散了。学生最终准备复课，工人也无法无限期地罢工，商人则要让买卖重新开张。不过，虽然反帝行动从报纸首页上消失了，但在两个小政党中，反帝主义则更为中心化了。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将会领导新的纪律更加严明的“国民革命”。这些“党”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建立在相对松散的一套利益与意识形态之上，主要致力于赢得选举。相反，两者都成了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权力集中（集中程度受到竞争性领袖与派系的限制），忠于其意识形态。两党严格化了成员资格（想要加入者必须证明自己是忠诚地献身于此），同时努力地动员群众力量。国民党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与军校，在军事上，这是重新统一全国的序曲。国共两党都强调正确的意识形态以及对领袖的忠诚。

不过，它们与西方政党的最大不同并不是组织，而是不得不在其中开展工作的政治语境。政治领域是竞争权力与资源的舞台，决定谁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获得什么。在西方，“政治”一般首先是指制定政策的舞台，表面上按照运行规则与社会区隔开来，背后则有着对价值松散而广泛的共识。其次，“政治”指的是不择手段地争夺权力与财富的舞台。按照这种观点，政治是肮脏的，政客则是腐败的。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后一种观点居支配地位。“政治”指的是不同军阀集团间显而易见的互相倾轧，政客则被广泛看作无原则之辈。北京政府颁布了形形色色的宪法，但每一部都比上一部更令人绝望，而每一届国会则似乎都比上一届更为贪赃枉法。

广州与早期国民党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政府曾在广州掌权，致力于对地方社会进行激进重构。孙中山的老战友胡汉民（1879—1936）以及当地的激进活动分子陈炯明（1878—1933）都倡导普及教育、男女平等、义务兵役以及群众动员。但同时，他们增加赋税，征用同业公会与同乡会的财产，攻击颇得人心的传统机构（如寺庙），导致广东精英转而反对。

在所谓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这一政府瓦解了。1913年7月，胡汉民以及其他领导人都被迫随孙中山流亡日本。中国各地的地方精英都寻求与袁世凯和解。孙中山新的中华革命党虽并不算成功，但强化了他与某些权势人物——包括上海的青红帮首领——的联系。他也接受日本人与（据说）德国人的钱款。在袁世凯死后，随着军阀割据的兴起，通过收买军事力量，孙中山重新夺回了广州。
[2]

转向讨论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崛起前，我们必须讨论一下那个争议性话题，即他与外国的联系。若他是个民族主义者，那怎么能乞求并接受列强这么多的援助呢？事实上，在孙中山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为获取外国支持，他屡次向后者许诺以权益作为回报。从民族主义视角看来，这实在是令人尴尬的，削弱了孙中山作为爱国领袖的资格。孙中山对问题心知肚明，他通常谋求以秘密方式达成此类协议。尤其令人尴尬的是，20世纪第二个十年，孙中山支持日本获得特许权，这确实损害了他的名声。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是天生的世界大同主义者。他出生于广州地区，这里从很早开始就是中国最开放的国际贸易区域。此外，孙中山在夏威夷与香港接受教育，在国外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朋友中有日本人、英国人与美国人。或许出于天真，他认为世界会欢迎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尽管孙中山可能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根本上，他的爱国主义是不容怀疑的。实际上，他似乎并不打算信守给外国人做出的许多承诺。例如，在1917年早些时候，他可能从德国接受了多达两百万元的援助，他的广州政府在同年9月却向德国宣战。

孙中山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回到了广州。他不承认北京政府的正当性，试图建立一个新政府。事实上，他宣称自己的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更现实些的是，他希望广州成为良好政府的典范以及军事上重新统一全国的基地。他承认需要军事力量的支持，宣称“欲争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必须有二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非得强大之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则无以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
[3]

。他从陈炯明的军队那里获得了某些支持，但这与势力更大的反对力量——广东、广西与云南军阀（他们都对广州—香港轴线上的商业财富垂涎三尺）——相比，则相形见绌。到1918年春，孙中山被迫再次放弃广州。他在1921年曾短暂回归，但次年当陈炯明转而反对他时，不得不再次逃亡。

这些令人困惑的阴谋诡计不仅反映了该时期的黩武主义，而且也反映了为大广州设定的两个目标——模范地区与军事基地——间的矛盾。在国民党的历史叙述中，陈炯明被谴责为孙中山的叛徒。但实际上，陈炯明与绝大部分广州精英一起是在致力于以联省自治实现地方发展。在掌控广东北边的福建省大部的期间，陈炯明实行了社会改革，并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组织者提供庇护所。反过来，孙中山则一直是个中央集权主义者，他想要利用东南地区的资源征服中国的其他部分。

最终，1923年，孙中山的支持者（包括来自滇军）将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在这座城市里，孙中山组建了一个小的军政府，并自任大元帅。这将构成重组后的国民党的基础。那么，孙中山不过是个小军阀吗? 公共舆论一般更多地将他当作麻烦制造者，而非国家的可能领导者。他与大军阀们交易，试图让他们互相争斗，以坐收渔利，或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惯常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权宜之计”。尽管他以民国的名义发言，但从国家层面来讲，他以广州为基地的小政府并没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尽管他的理想主义似乎将他与其他军阀区别了开来，但是理想本身——尤其是没有实现手段的状况下——也可以被贬斥为纯粹的宣传。

在某种程度上，孙中山对自身政府正当性的坚持以及理想主义确实把他与其他军阀区别了开来。不过，他与军阀主义最引人注目的决裂，则来自他的新政党组织——国民党。没有一个军阀有这样一个成员广泛、组织良好的政党。不久后，国民党发展出了旨在吸引进步爱国者的意识形态、促进社会动员的手段（尤其是对广州与上海的学生和工人）、报纸与学校，以及自己的军事力量。它已完美就位，将把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的浪潮推向顶峰。

国民党诞生于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八周年，正值五四运动的喧嚣之时，可以被看作孙中山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组建的党会的最新形式。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以自己为中心，孙中山一个接一个地建立了这些起义者组织。失败屡次发生，背后的一个因素则是孙中山缺乏领导技能。在组织上，国民党介于结构松散的同盟会（创建于1905年，由形形色色的革命者组织组成）与宗派式的中华革命党（创建于1914年，成员个人要向孙中山宣誓效忠）之间，将会发展出一套繁复却又灵活的意识形态，以及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孙中山与他的支持者逐渐认识到，学生运动已创造出了新的政治可能性。他个人并不赞同新思潮运动在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不过，他赞赏五四带来的民主与民族主义推力。
[4]

毕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更年轻一代对“科学与民主”的吁求与他的观点是相容的，他也相信技术现代化；“民生主义”理想则与通行的社会主义相一致。

1918年至1920年，孙中山与他的追随者被迫从政治上引退。利用这段时间，他们发展出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此意识形态，在这里，只需注意一点，那就是三民主义（孙文主义）被精细化为一套反对军阀割据与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孙中山还发展出了以下观念：一俟国民党夺取政权，紧接着的就是“革命时期”，在此期间将实行“训政”，以让人民为宪政做好准备。这一次，辛亥革命的错误不会再重演，革命者不会放下武器。

孙文主义并没有让新的国民党立刻就有了吸引力。在几年间，党仍然弱小且效率低下。一开始，国民党是否会不同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仍不明确。不过，到1923年，它已能吸引到参加过五四时期组织的学生们。成百上千的人南下参与“国民革命”。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

1923年2月，孙中山重新取得了广州政府大元帅的头衔。该政府仍在更大的军阀部队的支配下，并依赖于争斗不休的东南、西南与华中军阀的支持或中立——他们更倾向于让相对无权的国民党而非某个更厉害的竞争对手控制广州这一重要港口。同时，尽管孙中山以意识形态确定性自居，但国民党却因派系斗争而陷于瘫痪状态。 不过，共产国际就要来拯救他了。他最初似乎是不情愿地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不过，在被其他方面拒绝后，他决定推动国民党左转。毫无疑问，“五四精神”中的革命乐观主义有助于国民党的激进化，不过，联俄的基础仍在于孙中山对国民党自身需要的理解。他在1920年与1921年都曾拒绝苏俄的提议，但到了1923年，他已经别无选择。

重要的是，要把握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必须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形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世界受某种英美轴心支配。虽然在远东，“华盛顿体系”为日本留下了某些空间，但苏俄或中国的利益却得不到承认。本质上，该体系要维护的是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欧洲列强、美国与日本齐集一堂，努力防止另一场世界大战以及民族主义革命的发生。美国、英国与日本同意限制各自的主力舰吨位。对东亚，条约在理论上承认中国的“主权”，但实际上是旨在维持现状。 因此，华盛顿体系是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事实认可。对孙中山来说，1923年秋，英国的态度清晰化了。他正式要求不要将中国海关的全部关余交给北京政府，他的广州政府也应获得其中的一部分。19世纪以来，海关总税务司就由外国人控制，以保证海关收益首先被用于赔偿欠款。尽管在西方有某些人支持孙中山的要求，但伦敦仍然拒绝了他。孙中山威胁说要动用武力截留关余，紧接着，英国海军舰队就在广州港做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炮舰政策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到了这一步，孙中山放弃了在华盛顿体系下进行国际合作的愿望，开始操起反帝主义的语汇。
[5]

同时，新兴的苏俄无条件地谴责帝国主义。1920年3月，它公开废弃沙俄政府与清廷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令所有中国爱国者（无论是不是左派）都印象深刻。这一步同样为共产国际代表通过边境潜入中国铺平了道路。对列宁来说，反帝主义不仅是个主要的理论信条，他还向共产国际投入了硬资源。 列宁乐于支持亚洲共产党；不过，如我们已看到的，他更迫切地想要支持更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运动——只要他们是反帝主义者。 事实上，列宁主义认为，中国并没有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好准备——作为无产阶级的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确实太过弱小。反过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落后，它倒是为某种民众的多阶级革命做好了准备。

实际上，苏俄并没有放弃旧沙俄条约的所有特权。尤其是，它想要保证自己太平洋铁路线的安全。不过，共产国际依然找到了与中国反帝主义者的共同事业。它最初试图在北方军阀中寻找支持，但失败了；它试图将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共产党员，这虽要成功许多，但进展缓慢。这样就剩下了孙中山。在孙中山1920年至1921年“流亡”上海期间，共产国际代表格里高利·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他英语流利，因此可以与孙中山直接交流）以及汉斯·马林（Hans Maring）与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如既往，孙中山感兴趣的是能否获得帮助他组建军事力量、统一全国的援助。他似乎还对苏俄的现代化政策有着真正的兴趣；不过，他从未接受马列主义的革命观念。共产国际无法找到任何有兴趣与苏俄联合的北方军阀，又没有真正值得一提的共产主义运动，看起来，孙中山越来越像是它的最后希望所在。

中国共产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1年，在共产国际顾问的鼓励下，一小群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接下来20年中，它的发展极尽坎坷与崎岖。虽然在某些领域中有着重要性，但总体上，共产党在中国仍是一个相对弱小的政治行动者。然而，它又确实在将另一相对弱小的政党——国民党改造为一股强大且充满活力的力量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建立的，不过，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也必不可少。
[6]

除了与孙中山会谈，1920年夏，维经斯基还与陈独秀以及其他激进分子频繁会面。他把俄国革命作为模仿对象推荐给中国人。维经斯基看起来是这一工作的很好人选。他很尊敬中国的主要激进分子，表现为一名向导与教师，而非司令官。中国激进分子已成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到1920年底，其中的一些被转变为秘密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在上海以及如广州、武汉与长沙这样的城市，在留日与留法学生中，此类组织的成员致力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在可能的地方公开讨论社会主义。
[7]

下一步则是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将这些小组构造为一个致力于政治行动的政党。

在1921年与1922年，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逐渐形成。这并不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而是一个甄别乃至清除的过程。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乃至不想接受党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或是自愿退出，或是被清除出了组织。新成员被吸收了进来，包括工人（尤其是上海工会运动的领导者）、妇女与青年。不过，中国共产党对其成员的意识形态与个人素质要求都颇为严格。在五四一代中，只有少部分一开始就对此感兴趣，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1920年，他似乎已认定无政府主义不切实际，并放弃了它，取而代之的则是马列主义。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秘密会议在上海召开，约20名参会者代表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了正式的纲领。吊诡的是，党的两名“创建者”（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未能与会，约一半与会代表在随后一年内脱党。陈独秀被缺席选举为党的总书记，不过，很明确的是，不管是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许多早期成员都尚未将党的工作视为自己的首要责任与认同之源。

中国共产党是个秘密组织，某些活动（如开学校与书店）可以公开举行，党的领袖尽管是些公开的激进分子，但上海法租界的巡警们对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被允许进行一定的自由演讲；尽管《新青年》曾一度被禁止发行，但讨论社会主义无疑是可以的。北京警方对激进分子的高压将他们推向了上海，讽刺性的是，在这里，他们部分地是在受西方法律文化的保护。到1922年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甄别过程已造就出了一个更有凝聚力（纵使更小）的组织。12名参会者代表着全国约195名党员。他们致力于与共产国际密切合作，包括派遣成员去莫斯科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者来自何方？许多人来自中国各地方省份，在早期的党员中，只有陈独秀、李大钊与张申府算得上是当时的主要知识分子。其他许多成员都不是来自有权有势的家庭，也没有光鲜的大学履历。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许多人的出生地都在那正快速地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大都会区之外（尽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偏远乡村地区）。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朋友蔡和森（1895—1931）也是如此（在将毛泽东引向马克思主义上，后者最初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蔡和森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班同学，祖上相对显赫，此时却也已陷于贫困，由其母抚养长大。他直到16岁才上小学，不过，通过自学，他进步很快。1919年末，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勤工俭学计划的一分子，他乘船赴法。不过，在法国，他皈信了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中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写信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向他描绘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从1920年到1921年，蔡和森努力在欧洲组建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1922年，他当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友谊与乡谊在吸收党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沈定一（1882？—1928，浙江省一名地主之子）为例
[8]

，他曾与辛亥革命者共事，后在浙江省开始其政治生涯，但却被袁世凯与军阀们的镇压所打断。五四运动时期，他在上海担任新闻记者，1920年，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员。该会有10名成员，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加上时年41岁的陈独秀）。在某些会议上，争论是如此尖锐，以至于不得不以时间太晚为由散会。不过，不久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沈定一则继续协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另一位浙江籍的共产主义者施存统是个反传统主义的年轻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中，他公开指责自己的父亲，并参与了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在该团解散后，他移居上海。
[9]

在这里，沈定一以及其他一些人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并资助他赴东京学习该主义。在1927年前，沈定一始终作为一名共产党组织者开展工作，其后，尽管与党决裂，但他仍然是一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如前面章节所指出的，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间的论战起了界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其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想要净化自身的成员资格，不如说是界定有凝聚力的马克思主义认同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一点。至少李大钊就曾希望中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能一直保持联合。不过，意识形态净化是无法回避的。虽然共产主义者也许是激进分子中的少数（激进分子本身也是个少数群体），但他们已因自身的组织凝聚力而具有显著的存在感。在某些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眼中，他们进行更有效革命建设的承诺很有吸引力。此外，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会将政治与自己的职业（如学生、教员或新闻记者）混在一起，会为了后者中断自身的政治活动，且把这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共产主义者则全力投身于对造成革命有利的任何事情。如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所指出的：“不容许任何意识形态‘混淆’存在的排他性共产主义认同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参与者的认同也因此被从过去的遗存中改造并净化了出来。这里的争论点并不在于每一个体共产主义者的认同，而是组织化与意识形态化认同的出现。它清晰地划分出了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者的界限，不容许任何的折中主义与多元主义。”
[10]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意识形态、个人与宗派路线的分歧始终存在，地方支部也有着某些自主性
[11]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你得决定要么做个共产党人，要么不做。如果你做，那么你就承认了一系列的权威——从你所在的地方支部一直上升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总部，并最终通向莫斯科。

共产国际奉行着列宁主义式的帝国主义论，它要求共产党人支持亚洲所有的民族主义者（即使他们是资产阶级）。因此，相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与相对强大的国民党结成联合，（暂且）收起自己的革命计划。国共两党都对联合缺乏热情。许多国民党人担心，共产党会以其明显不同的目标分裂他们的运动，或甚至鸠占鹊巢；许多共产党人则担心失去他们的自主权。尽管如此，共产国际仍坚持其主张。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以意识形态术语认定，国民党并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知识阶级、海外华侨、工人与士兵的混合党。这样看来，是意识形态被形塑以满足组织的需要，而非相反。不过，国民党确实更多是许多种势力的混合，而非共产党人后来所宣称的“资产阶级政党”。1922年，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赞成国共合作。孙中山仍犹豫不决，然而，由于他无法找到其他盟友，一年后，他也接受了国共合作。

国民党在与苏联的联合中明确提出，苏联不寻求将中国共产主义化，且继续声明放弃沙俄的旧条约。作为回报，孙中山同意中东铁路继续由苏联人管理，以及苏联军队留驻外蒙。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同意允许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不肯接受国共两党作为平等实体正式联合，但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虽然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他们作为共产党员，仍继续秘密地共同工作。

这就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源起。尽管详情大都秘而不宣，不过，在1923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获得了约300万卢布（270万元），共产国际派出了超过100名顾问。援助中包括某些赠送的军火，卖给的则更多。毫不奇怪，英国人与美国人把孙中山以及后来的蒋介石当作“红色布尔什维克”。从孙中山的角度看来，国民党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大。中国共产党人同意遵守国民党的规章与政策。共产国际希望国民党能加强自身的组织性，实行反帝政策，准备农村起义以及支持工人运动。所有这些也都是孙中山自己想做的。此外，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用列宁主义路线重组了国民党，以加强集中与领导。这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有生以来第一次掌控了一架高效的政治机器。

对国共合作而言，幸运的是，这时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是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者、能力高强的组织者以及“狡猾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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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出身于白俄罗斯的一个犹太教拉比家庭，他在1905年革命后曾被捕，随后12年间流亡美国。因此，他能用英语与孙中山直接交流。他的第一项工作是说服孙中山推迟实施针对北洋军阀的北伐计划。鲍罗廷在公开场合对孙中山大加颂扬，然而，在他写给莫斯科的秘密报告中，他称孙中山“非常落后”且自高自大。不过，如果说鲍罗廷曾获得过孙中山的信任，那他做到这一点靠的是自己称职的建议，而不是阴谋诡计。

此时国民党甚至在广州都处境艰难，苏联的援助可谓雪中送炭。在共产党人这边，李大钊是党的领袖中最支持国共合作的一位，他承诺，只要两党目标一致，共产党就将一直协助国民党推进革命。尽管孙中山最信任的一些助手对共产党人怀有敌意，但孙中山是真诚地致力于国共合作的。他自信地认为能够最终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纳入自己的目标。“吾等不过借力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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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承诺道。然而，事实将证明，谁驾驭谁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西方与中国都存在着争议。特别是在冷战最高潮的20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主张，整个中国革命都是由莫斯科指挥的。这似乎太过夸张了。出现根据本土情形做决定的中国领袖需要时间。共产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并不仅是实践，也包括对中国观念的创造性采用。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间有着持续的紧张——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莫斯科的被动代理人。同时，共产国际自己也明白，中国人不能一味模仿俄国革命，而是必须发展出自己的策略。共产国际代表离中国现实总是有点距离，他们试图影响中国人，但又首先要靠这些中国人来告诉他们正在发生什么。孙中山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他不赞同的共产国际策略，他也直接否定。

反过来，中国共产党人则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在1927年造成了一场大灾难。在那之后，中国人开始与莫斯科保持一定的距离。总的说来，中国革命是由共产国际“指挥”的这一观点是误导性的。简言之，共产国际让在中国形成强有力革命政党成为可能——这既是说共产党，也是说国民党。但它无法决定中国革命的优先顺序。在辛亥革命中，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在暗杀以及运动军队上，没有尝试去接触更广大的群体或阶级。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新的职业革命家拒绝承认个人可以作为有意义社会变革的关键代表，相反，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纪律严明的党组织都成了系统性政治变革的关键所在。新革命家并不向内质疑文化与家庭，而是向外质疑整体的经济与社会结构。

鲍罗廷教导国民党要去接触“群众”（首先是广州的工人以及广东省的农民），以及要改组党本身。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孙中山的强力推动下，大会投票通过了强化党纪案。例如，工会或其他党外团体中的国民党人要作为整体行动，始终要一起投票。在组织上，每一级成员选举代表参与更高一级的代表大会，在两次大会之间，成员则服从来自更高层级的命令。许多人将这些规定当作民主的保证，会阻止新“皇帝”的出现。不过，在实践中，国民党被改造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改组实际上保证了决策的自上而下。国民党的改组以及投身“国民革命”赋予了党本身前所未有的组织目标感与凝聚力。为强调改组的重要性，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

不过，国民党仍是高度派系化的。许多老党员不信任共产党人。他们虽然会跟着孙中山走，但并不喜欢要去的地方。例如，胡汉民就反对国民党的明显左倾，并将共产党人更多视为竞争对手而非盟友。尽管孙中山以自己全部的声望与权威支持国共合作，但在他生前以及去世后（1925年3月），国民党内的反共情形愈演愈烈。1927年，国共合作以一场大屠杀而最终瓦解。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鲍罗廷试图让国民党公开宣称与苏联建立反帝联合，没收全广东省的土地，并在农民中重新分配；孙中山本人对此则表示反对。与苏联的正式联合只会加重列强的猜疑，重新分配土地也很棘手，因为国民党仍依赖海外支持者，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广东乡村中都有田地。不过，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实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尽管没有明确说这些供分配的土地将出自何处，但这仍是左倾化的清晰一步。国民党宣称，1923年底自己在广东约有3万名党员，然而，只有3000人在会议期间进行了重新登记。到1926年，党员人数达到约20万。

最初，国民党连广州也不能稳固控制。不过，它重组了税收，并从中获利丰厚（因为该城市是个重要港口）。孙中山的确夺回了由外人垄断管理的盐业，但是，同样由外人管理的关税收益仍继续输往北京。大多数人认为，广州有了一个相对较好的政府，孙中山则有了供养一支成长中的军队的能力。1924年全年，国民党的税收收入为800万元；1926年前6个月，则增长到1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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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增长让孙中山可以计划举行北伐，占领北京。这让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认为时机并不成熟。更直接的是，国民党从广州出发，控制了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与邻近军阀的军事冲突持续发生。最初，孙中山手下许多将领的忠诚度都非常可疑，像在中国其他地方那样，他们被赋予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过很快，孙中山与他的共产国际顾问就创建起了更集中统一的指挥体系。它能长期维持的关键则在于黄埔军校。

孙中山、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把自己最优秀的一些人派到了军校，以培训新国民党的军官团，强化军事与意识形态教育，学员学习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中国史与西方革命史。 孙中山的助手蒋介石（1887—1975）被任命为军校校长，共产党人周恩来（1898—1976）负责意识形态工作。 黄埔军校的目标是创建一支职业化的党军。一部分学员从现有军队中录取，不过，绝大部分来自南下参加国民革命的学生与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理想主义的。有人说加入是为了“求军事学识，为国家人民谋幸福”，另有人说，“因社会不良，欲接受救国主义之精神锻炼”
[15]

。

蒋介石不仅强调革命政治以及此外相对标准化的军事训练，而且还力阻其他军校进行党的训练。
[16]

因此，黄埔军校成了国民党官员的首要可靠来源。并非巧合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忠于蒋介石个人。 黄埔军校学员增长迅速，1925年初为3500人，同年中就达到了10000人。不过，在孙中山所能依靠的大约65000名军人中，他们仍只占少数。

尽管黄埔军校有着竞争者与模仿者，但是，只有它留在了后来的历史记忆中。其他军事指挥官也试图向自己的部队灌输党的纪律与政治教育。各支竞争性的国民党军队称呼黄埔学员为“娃娃兵”，蒋介石为“娃娃司令”。然而最后，在1926年初，军官培训被集中于蒋介石之手。孙中山去世后，在一次处理组织问题的党会上，蒋介石打败他的党内对手，大获全胜。国民党新军以其忠诚与纪律（这是任何有效组织的内外在力量）而与通常的军阀部队大不相同：会为牺牲的士兵举行葬礼，入土为安，而非任其遗尸战场；伤者与其家人被付给特别津贴；以正式的战场报告决定升迁与降级。“集体负责制”促进了集中控制，例如，若某个班不经命令就擅自撤退，班内的所有人都将被处死。

国民党军队并未完全合理化，不过相对已算不错。最重要的是，军队已彻底政治化。它被称为“国民革命军”，明确就是国民党的一部分，不过，最发挥作用的政治委员一职通常由共产党员担任。军队的政治部与党代表有着不同的功能。他们确保军官们听从国民党的指令，加强部队纪律，并监督军民关系。他们惩治欺凌老百姓的军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让老百姓相信与部队合作是必要且有益的。在部队停驻或途经的地方，他们向军人以及老百姓展开宣传。最后，他们代表那些对军官怀有不满的士兵，担当着重要的安全阀，并让将领们得以了解哪些军官不能胜任或欺压下属。在1926年中，国民革命军全军约有10万人，能击败数倍于己的敌军。

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国共两党或国共合作取得的成功中，绝大部分都无法归功于高层组织、军事力量以及共产国际顾问与金钱。相反，是国共合作产生出的政治力量与持续的社会变化咬合了起来，造成了一种互相促进的效果。虽然城市工人、农民、妇女与青年的激进变革要求并非由国共两党的“群众动员”所引发，但通过与这些外来政治组织者结合，它们被大大地加强了。在第十一章与第十四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共产党人的农民工作，在这里，让我们先看一看工人的激进化。

“五卅”运动（1925年）

1922年1月，一场规模巨大的罢工在广州与香港爆发。约3万名水手与码头工人拒绝开船或搬运货物，这让超过150艘船困在原地，并直接挑战了英国的权威。接下来的两个月中，据估计，有12万名同情罢工的工人（从街边小贩到先进的电子厂工人）参加进来。船主随后让步。水手赢得组织工会权，工资则上涨15％到30％。这显示了在国共两党投入工运之前，工人们主要凭自己就可以达致怎样的成果。它同样给在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政治环境仍然是关键性的。在许多方面，引发1922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能量都出自五四运动。此外，孙中山与陈炯明数年以来在东南地区所获得的政治同情也至少间接地促进了工会运动。港英当局的权力也相对有限。

这并不是要贬损广州水手自身的能量与技巧。考虑到次年在华北发生的铁路工人罢工的情形，我们就会看到政治环境的至关重要性。在那起事件中，工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但却遭到吴佩孚（当时的一名主要军阀，有着多少同情社会改革的名声）军队的直接攻击，士兵杀害了35名拒不服从的工人，打伤的则更多。紧接着，一位拒绝发出复工命令的工会领袖被砍头，他的头颅被挂在电线杆上以儆效尤。工人们最终复工。

五四运动期间，随着工人被组织起来，纪律严明的工会也在发展：有能力进行长期谈判，采用各种策略，以及准备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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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劳工活动最多，对抗的往往是外国公司；华北经济较不发达，且有着更严厉的反工会政策。1919年至1922年以及1925年至1927年，在一般性的反帝运动中，都有罢工浪潮出现；而1923年至1924年运动消退，1927年后，左派已被镇压，罢工相对也处于低潮。绝大部分罢工由工资与工作条件推动，并通常能在这两方面取得至少是部分的收获。换句话说，罢工并非由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引起”，反抗中国所有者的罢工与反抗外国所有者的同样常见。不过，与其他群体一样，工人肯定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一位上海棉花工人如此回忆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接下来的206～209页（英文页码）加以讨论］：

当时反帝情绪不仅盛行于工人当中，所有在上海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情绪。罢工时，甚至连警察、掏粪工人、外国人家中的仆役以及厨师无不参加进来。……共产党以前从来没能激发出这种情绪。当人们听说外国人杀害了我们一名中国人时，都被激怒了，觉得我们必须起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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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行动仅局限于单一工厂，不过，久而久之，工人们渐渐能够跨越地位、职业与籍贯的界限展开合作。工人运动让激进学生大受启发。在对五四运动中的工人参与进行了思考后，一名学生后来回忆道：

工人是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真的“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于共产主义，以至于加入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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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别人描述自己时，邓中夏（1894—1933）也这么说。政治学家与劳工史家裴宜理强调，工人虽成了共产党或国民党的称手工具，但他们仍保持着自己的抗争传统以及目标。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业的总中心，这里既有外资工厂，也有中资工厂，生产着从布匹、机械到香烟、纸张、火柴等各色物品。在全国，上海的工厂是最大、最现代的，不过，绝大部分也仍不过是阴暗的小作坊。除了工厂外，在上海，交通、邮政、理发、粪便处理以及建筑业雇用了成千上万的服务工。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工人在五四运动中是如何通过行会、同乡会与帮会异常迅速地组织起来进行罢工的。最强有力的工人组织既不是现代的产业工会，也不是车间组织，而是将作坊主与手工艺人结合起来的行会，由商人领导的同乡会以及涉入贩毒、走私、勒索、抢劫颇深的帮会。最能发动工人起来斗争的则是工厂要雇用新工。

不过，在五四运动中，一种新型的劳工运动开始出现了。6月，随着最初的狂热的逐渐消退，来自不同产业的一小群工人激进分子聚在一起，计划组建长期性的工人组织。此类组织通常以外国工人运动为模型，传布者则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五四运动激进分子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回国的成千上万名中国劳工。从此以后，5月1日（国际劳动节）开始成为一个游行示威与抗议的重要日子，至少在上海与广州是如此。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在国共两党中，成百上千的青年组织者深入工人之中。1924年，大上海已有了超过120个共产党支部，不过，它们并不是每一个都参与劳工运动。尽管共产党人首先试图影响上海工人，不过，国民党人后来赢得了邮政工会的控制权。起初，共产党组织者面临着许多问题。学生能够渗入熟练技工组成的行会，并协助它们转变为像机修工与印刷工这样的工会。但非熟练工的世界则要无序得多，难以着手，且青红帮的影响也难以消除。共产党人发现，他们不得不渗入帮会（尤其是最大与最有势力的青帮）中，以影响上海的非熟练工人。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发现，要将上海好几万的女工组织入工会仍特别困难。或许是因为作为一个男性主导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任务准备并不充足。确实，尽管女工罢工像男工一样频繁，但共产党仍经常以“落后”为由将她们拒之门外。不过，女工罢工的理由往往不同，是基于“姐妹情谊”传统的互助，而不是为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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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19年至1925年的主要罢工浪潮中，女工与男工仍能够在共同的事业中通力合作。

共产党人传布的是阶级斗争的福音；然而，现实中的工人们并不一定会自视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相反，他们会被工种、籍贯与地位横向分隔开来，且经常会利用与同省工头、帮会首领以及富裕商人的纵向关系。与共产党人相反，国民党人传布的是阶级调和的福音——通过劳资合作实现经济发展。然而，工人们确实对其雇主（不管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怀有不满。虽然合作并未终结国共两党间的竞争，但形式上的合作至少使对上海工人阶级的动员更有效率了。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者是学生或者前学生，不过，20世纪20年代中期，工人开始被越来越多地吸收入党。不管是学生还是工人，都逐渐认识到，有效的组织必须建筑于既存结构之上。举例来说，这意味着尝试在来自不同省份的上海工人间建立联合，而非在大工会内抹除省籍界限。换句话说，取代以乡籍联系为基础的帮会与行会是劳而少功的，共产党人必须用这些人自己的方式吸引其领袖与成员。在幽暗的庙宇中赌咒发誓，喝鸡血酒，还有其他“封建”活动，这些都加强了伙伴情谊。

1925年的“五卅运动”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激进浪潮。1925年初，上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国资产阶级为列强想要提高码头使用费所困，工人则受害于通货膨胀与米价上涨。一家日本纱厂解雇了40名成年男工，以年轻女工代替，22家日本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虽然这次罢工逐渐消歇，但5月，一次新的罢工又在呼吁之中。5月15日，一个日本大班在乱斗中打死了一名中国工人；同月24日，大型公众悼念仪式举行，以纪念这名遇害的工人。5月30日，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示威游行开始。结果，隶属英国的信奉锡克教的巡捕向人群开火，打死13人，打伤超过50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这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并事实上让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在一场商人、工人与学生都加入了斗争的总罢工中，上海与广州陷于瘫痪，示威游行与抵制外货运动也扩展到了其他城市。

在上海，有200家店铺企业的超过20万名工人参与了罢工。上海总商会对罢工资金贡献巨大。约一个月后，中国店铺重新开张，由于抵制外货仍在继续，它们生意很好。不过，在外国电力公司停止向上海非租界区输送电力后，中国商人转而反对总罢工。许多工人也日益对罢工费微薄或难以获得资金支持感到不满。军阀开始加紧镇压，罢工最终于9月结束。工人们虽然赢得了些许经济利益，但他们的政治诉求一点也没有得到满足。这些诉求既包括承认工会、结社权以及演讲与集会自由，也包括撤走外国军队与废除治外法权。

不过，上海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支持者仍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在6月份罢工浪潮刚出现时，共产党人便成立了上海总工会。这理论上是国共合作的一部分；然而，孙中山于本年3月去世，国民党陷于混乱，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此时，颇多共产党人成了青帮首领的“兄弟”与“弟子”。对任何广泛的罢工来说，青帮的支持都至关重要，因为几乎所有工厂大班与工头都是它的成员。上海的五卅运动可以被看作工人、共产党人以及青帮的联合，它以中国民族主义的名义赢得了普遍的支持。敌人则包括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政客联系在一起的保守工人、某些帮会首领，当然还有外国官员与商人。

不过，五卅运动并不仅仅是劳工斗争的鲜明例证。像五四运动一样，它很快就转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与抵制外货运动。在根本上，它是一场有着政治后果的政治运动。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引发全国性反抗的并不是5月15日打斗中工人的死亡，而是5月30日手无寸铁的学生的被害，后者激起了全中国的震惊与憎恶。
[21]

一位诗人以骄傲的语调悼念道：

上海的英巡捕更杀伤我们无数的学生……

祝你一切为先锋的牺牲者！

死者呀，

死者呀，光荣的死者呀！……

你们的血液将灌出鲜艳的红花。
[22]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学生团体、商会加入工人群体中，组织街头演讲、集会，散发小册子，以及举行悼念仪式。青年们表演街头剧，让上海市民了解发生了什么。“哭丧队”在悼念仪式上齐声大哭。旗帜上涂上了鲜血，以象征烈士们。照片与版画被当作对死者永恒的纪念。罢工与游行的浪潮从上海散布到了其他城市，例如在天津，工会加速发展，工厂工人与水手事实上已让城市停摆。在北京，6月3日，3万名学生停课游行。在东北的沈阳，6月5日，英美烟草公司工人举行罢工。6月11日，在长江中游的汉口，英国人用机枪射杀了8名游行者。6月19日，香港与广州开始罢工，其卓越领导者是邓中夏，并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协助。到7月，天津总工会成立。7月23日，约6万名游行者（其中包括黄埔军校的武装学员）试图穿越广州沙面租界，随后发生了交火。没有人知道是谁先开火，但当一切结束后，英国军警已至少打死52名、打伤117名游行者。紧接着的则是全国性的总罢工。约25万名中国人离开香港（约占当地中国人口的45％），返回广州或他们在广东各地的乡村老家。他们将在此待上6个月，继续罢工与抵制外货。邓中夏则确保劳工组织者不至于忽视乡村。

整个1925年夏天，学生与工人周期性地威胁说要占领中国各城市的街道。在上海与广州，他们在游行时喊着这样的口号：“扶助劳工”，“支持被捕学生”，“打倒帝国主义”以及“收回租界”。不过，就全国层面而言，在夏末，运动被镇压了下去。8月，在英国与日本的支持下，中国军队开始拘捕游行示威者。在天津，8000名士兵打死了几十名工人，逮捕了500人，且镇压了学生联合会与工会。在起初的爱国情绪过去之后，中国商业界摇摆不定。像之前的五四运动那样，商人们很容易受到爱国呼吁的影响，不过，他们并不支持激进工联主义，且许多人归根结底仍依赖于外国贸易。运动在向华北与华中传布的过程中逐渐消歇。在上海，总工会不久就被迫转入地下，其领导者则被处死。

在某种意义上，很难说五卅运动达成了什么。五四运动时的抗议者在“三个卖国贼”被从政府中解职后举行了胜利游行，而五卅运动中的抗议者却没法拿出什么特定的成果来。添加几名华董进上海工部局（管理着公共租界）显然是象征性的。当年秋，外国特权的守护者可能会对形势感到满意，不过，他们不会自鸣得意多久。五卅运动激发了国共两党的快速成长与扩张。由于领导了该运动，国共合作的声望与权威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事实上，激进反帝潮流并未被倒转，而是继续从东南地区向外涌出。意义重大的是，在运动的最高潮，甚至反学生的军阀也被迫容忍某些游行示威。尽管湖南督军威胁说要射杀任何“鼓吹布尔什维主义”或“扰乱治安”的人，但是权力的政治平衡已经被改变了。

五卅运动发生的背景如下：军阀割据加剧，孙中山声望增长以及北京政府去正当化——因为它无法应对新难民问题、财政危机以及不平等条约。不过，尽管五卅运动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最好还是将它视为既非开端也非高潮，而是更长的艰苦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正义的诉求与集体认同的渴望咬合起来，将日益众多的民众带入了政治进程之中。社会的更多部分（显然包括工人，在某些地方，也包括农民）变得激进化了。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从该运动中获得了新生与正当性，成了中国未来的国族
代表。

注释

[1]
V.I.Lenin（列宁），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5）。

[2]
参见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英文译者：Janet Lloy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尤其是pp.259-276。对1917年后的广州政治，参见Michael Tsin（钱曾瑗），Nation，Governance，and Modernity in China:Canton，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Ming K.Chan（陈明銶），“A Turning Point in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anton Decade，1917-1927”，收入Gail Hershatter（贺萧）等编：Remapping China：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24-241;以及Wang Ke-wen（王克文），“Sun Yatsen，Wang Jingwei，and the Guangzhou Regimes，1917-1925，” Republican China vol.22，no.1（November 1996），pp.1-22。

[3]
孙中山：《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1917年7月17日）。引自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p.272。

[4]
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pp.277-278；Lü Fang-shang（吕芳上）“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Guomindang Radicalization in the Early 1920s，”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26，no.1（Fall 1992），pp.3-41。

[5]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69-170。

[6]
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Bruce Elleman（艾朴如），Diplomacy and Deception: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7（Armonk，NY：M.E.Sharpe，1997）。

[7]
关于旅欧中国人中的马克思主义皈信者，参见Marilyn A.Levine（林如莲），The Found Generation:Chinese Communism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

[8]
R.Keith Schoppa（萧邦奇），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9]
Wen-hsin Yeh（叶文心），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10]
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244。

[11]
Hans van de Ven（方德万），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12]
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p.315。

[13]
同上书，p.323。

[14]
C.Martin Wilbur（韦慕庭），“Military Separatism and Reunification，1922-1937”，收入Ho Ping-Ti（何炳棣）与Tang Tsou（邹谠）编：China in Crisis 1，no.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227。据大致估算，100美元相当于180元。

[15]
分别为林大埙与胡仕勋语。引自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Inventing the Nation:China（London：Arnold，2001），p.184。

[16]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294-295;对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军队的深入探讨，参见 pp.290-313。

[17]
参见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69-129;Daniel Y.K.Kwan，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A Study of Deng Zhongxia（884-193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Jean Chesneaux（谢诺），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尤其是 pp.376-378；以及Ming K.Chan（陈明銶），“Labor and Empire: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 博士论文（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75）。

[18]
引自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p.250。

[19]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引自Daniel Y.K.Kwan，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p.18。

[20]
Emily Honig（韩启澜），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2-217；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pp.60-64。

[21]
参见Jeffrey Wasserstrom（华志坚），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95-145。

[22]
蒋光慈：《血花的爆裂》（1925年6月2日），同上书，p.112。

第十一章 国民革命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力

1926年到1928年，国民党终结了军阀时代，并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了中国。在这几年中，蒋介石崛起，并掌握了国家权力。不过，这权力并非不受限制（甚至在国民党内也是如此）。这是一个革命时期还是反革命时期？在一个新的全国政府的建立过程中，中国社会继续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又会给新政府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有必要回顾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一些事件。因此，就时间顺序而言，本章与上章有所重叠，仍将集中关注国共两党。这两个政党带给中国巨大的活力。然而，到1928年，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继续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军阀政权之下。

自19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清晰可见的改变。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与学生来说，外部世界既象征着威胁，也象征着机会，且伴有需要记取的教训。这一趋势造就了梁启超、陈独秀与毛泽东。同时，千千万万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中国人（多来自华东）移民东南亚、澳大利亚、欧洲与美洲，出卖劳力，并寻求商业机会。在这些地方，他们对西方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这一趋势则造就了孙中山。这两种趋势互相结合，造就了强有力的以反帝为形式的民族主义，同时，它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民族主义更多地诞生于耻辱而非自豪，追求的更多是尊严而非孤立主义。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一旦掌权，就要提高保护性关税，以限制外国竞争，让中国制造业得以起飞。他们也要资助国有企业，尤其是交通、采矿以及基础建设，例如铁路与电厂。不过，他们并不是要把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五卅运动显示，中国城市各阶级正投身于民族主义，不过，这绝非义和团运动的重演。外国企业遭抵制，外国工厂遭罢工，外国领事馆遭抗议，然而，外国人本身却大致安然无恙。

国共两党都不能被称为民族主义政党。不过，它们的目标都是将民众力量转变为政治权力，且都塑造着革命的图景。对中国来说，这是第一次以纪律严明的革命党动员社会群体的试验。然而，就历史事实来说，“国民革命”的结果却并非革命性的。尽管国民党获得了权力，但它推行的是国家建设政策，旨在加强党、军队以及政府财政机构。许多国民党党员来自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议会，另一些人则来自军阀时期的官僚机构。一俟掌权，国民党便企图为革命性的反帝主义降温，并基本上承继了旧北京政府的渐进主义政策。

孙中山试图将国民党转变为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列宁主义革命党，结果算不上成功；不过，“孙文主义”或三民主义将对中国有持久性的影响。某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孙中山既不精深又不一贯，确实，他的思想不系统，且自相矛盾，他的观念模糊不定，随着政治机会的变化而变来变去。不过，他通常极其富有洞察力。在1918年至1920年间，孙中山以及他的追随者被迫从政治中隐退，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发展出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批判、革命策略以及发展计划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第三世界政治。在许多方面，孙中山的观念预示并有益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

对孙文主义的批评往往错失了在现代中国政治中，政治论说的要点所在。对孙中山与毛泽东来说，政治论说根本上并不是为了影响知识分子（或赢得民众的选票），而首先是要为追随者提供指导。在西方，政党的纲领含含糊糊，且没人期待政治家会把自己的政策观念与严肃的政治哲学联系起来。在此种“常规”政治中（以美国为甚），政治家设法用含糊的承诺取悦尽可能多的群体，并避免得罪任何人。但在一种革命性的形势里，政治家则试图将自己的政策植根于某种政治哲学中。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到《毛主席语录》，此类作品包含着公关的成分，但同样是对目标相当坦率的陈述。

首先，革命政治家并不惧于得罪别人与要求牺牲。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哲学是否高深，而在于所展示出的领导风格与方向。国民党对三民主义很当真，在孙中山逝世后，孙文主义仍具有生命力，且在20世纪20年代末协助塑造了一个新型政府。就国民党政权是个意识形态政权而言，三民主义提供了此种意识形态，并限制了该政权寻求他种政策的可能性。1928—1937年的国民党政府受一部自视为社会先锋要素的政治机器的支配，而这种方式在中国前所未见。它希望动员起群众力量，但又对真正的群众组织抱有深深的不信任。它反对帝国主义，但又希望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合作。它带给中国的不是一位新皇帝，而是一种新式独裁。

意识形态与国民党

“知难行易”，孙中山将这一认识论程式当作自己先锋队政党信仰的基础，由此也对中国哲学的一个经典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在中国，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如同“真理是什么”的疑问一般长久。孙中山认为，传统中国的信念是“知易行难”，这是政治错误的根源。他的结论是，国人习惯于在处理问题前先试图理解它，“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
[1]

。换句话说，孙中山将对革命的幻灭归咎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倾向。该认识论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人的另一趋向，即在做周详思虑之前就匆忙行动。无怪乎辛亥革命失败了，“旧腐败仍未根除”
[2]

。

孙中山宣称追随的是孔子与孟子。这是他的典型特点：将自己的观念同等程度地植根于中国传统与西式意识形态。历史学家余英时表示，在知行问题上，孙中山的立场与新儒家正统是一致的。
[3]

不过，孙中山明确攻击新儒家王阳明（1472—1529，否认知与行存在任何真正的区别）的教义。王阳明强调直觉，这激励了19世纪末那一代的日本与中国激进分子。知——真知——就是行，同样，行就是知。王阳明解释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4]

例如，除非践行孝道，否则说一个人“知”孝是毫无意义的。此外，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暗含的并不是知识唾手可得，而是每个人都有获得知识——或用新儒家的术语，成圣人——的潜能。王阳明的信念将得到持续的回响，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然而，对孙中山来说，知恰恰必须与行区别开来，以正当化先锋队政党。孙中山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三种：1）“先知先觉者”或者说创造者，因自己理解世界的智识能力而进行统治；2）后知后觉者，一旦被教导则能够理解，因此可以成为统治者之下的管理者；3）不知不觉者，作为群众，只能追随前两者。这一理论为共和主义留下什么空间了吗？孙中山将民主理解为不会威胁执行效率的代议制度，在这一意义上，他仍信仰民主。到1924年，孙中山似乎已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在可见的将来，先锋队政党不仅对领导革命必不可少，且事实上对创造国家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为中国共产党所分享的列宁主义式的革命观，不过，孙中山得出这一看法并不需要列宁的指引。他早已得出结论，那就是1911年后革命者的失败并非由于更大的社会经济势力、帝国主义或中国保守主义，而是由于他们自身对行动的恐惧。

在孙中山去世两年后，他对“训政时期”的设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理论蓝图。在这一大纲中，稳定的法律制度会界定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有义务与权利。自治从地方开始并向上扩展，将训练新公民掌握民主。孙中山指出，美国人在革命之前就实践着自治，但在中国，革命不得不在人民为自治做好准备前就先行一步。训政不仅是教育。孙中山还建议，党要控制（乃至创造）国家，这意味着权力必须出自“先知先觉者”（像孙中山这样的）。因此，训政恰恰成了政府结构的一部分。

中国自由主义者批评“训政”，因为它并非通向民主的过渡时段，而是对独裁统治的合理化。这一批评是公正的，但却错失了要点所在，因为毕竟，考虑到孙中山对中国民众能力的假设，民主不是一个直接的选择。在实践中，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训政否定了人民的选举权，而是它抑制了市民社会。除了让代议政治制度名声扫地，训政还要压制异见。国民党（以及共产党）对动员工农的支持是以自己的条件为前提的。对孙中山来说，需要党的统一，正如需要国家的统一，而“欧美”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已过时了。因为“要革命成功，只有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

就政治团体的范围讲，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政党……或者是本国与外国相竞争，或者是本党与他党相竞争，都应该有平等、自由。不能说在本国之内，或者是在本党之内，人人都要有平等、自由。
[5]

孙中山所提出的宪法为国家权力加上了限制，在绝大部分文辞中，他都将人民说成是统治者。然而，孙中山向往的毫无疑问是一种统制观——人民被转变为统一且忠诚的公民。比起个人，他更强调国家的权力；而比起国家，他归根结底又更强调纪律严明的革命党的权力。在构想中，孙中山将“主权”赋予了公民，但仍坚持国家的训导作用——正如古代的皇帝一样，指引并教育这些公民。孙中山怀疑当前中国人民的能力并忧虑“个人主义”，一个原因是他感到帝制政府远非太过独裁，而是太过松散。中国人民已经被过度的自由惯坏了。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
[6]

因此，需要纪律以将这些散沙凝固为硬水泥。而既然孙中山不信任议会辩论与妥协的政治过程，那么纪律就只能来自一个自身纪律严明的党。

孙中山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将组织松散的国民党转变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中国，党至高无上的观念并非出自共产党人，而是出自孙中山。不过，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认为中国需要革命，革命需要纪律严明的党，且革命后的建设仍需要党的领导。国民党成了一个不容异议的组织，对党内比党外尤甚。党员被要求超越各自的地方牵连，看起来，地方自治或省自治的观念打击到了国民党原则的根基。这些理念总体上也为共产党所继承，不过，共产党还继承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的严厉批判，而孙中山则认为如忠、信与孝这样的儒家道德有助于国族认同与统一感。

就“三民主义”而言，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彻底改进了“民族主义”，将其从辛亥革命时的反满主义变为更宽泛的反帝主义。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外来威胁，抱怨道：“全国人至今还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因为中国：

是对于已经缔结了条约各国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国有条约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人。所以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
[7]

有人可能会不同意孙中山提出的经济主张，不过，就心理层面而言，他抓住了政治觉醒的国人的无力感。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奴隶的比喻便被广泛使用，孙中山说中国的处境比殖民地还糟糕，这一宣称有着巨大的力量。他主张说，殖民者对他们的殖民地承担一定的义务，而列强则径直忽略中国的问题。就中国的族群区分而言，孙中山认为，少数族群基本上会被汉文化所同化。“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8]

孙中山教导说，中国人是有着值得自豪的传统的强大民族。不过，他也告知他们自身的缺点（尤其是那些被外国人看在眼里的）。他抱怨说，中国人缺乏餐桌礼仪，吐痰，指甲太长，且牙齿不洁。要点在于，这些就是外国人惯用来评判中国人的指标：

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咦士巧士咪。”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而中国之文人学子，亦常有此鄙陋行为，实在难解。
[9]

对国民党以及共产党的革命来说，个人习惯与外表的问题都变得至关重要。正如历史学家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指出的，重塑个人与重塑国家是一体两面。真正公民的穿着是现代而又朴实的，短发，每天洗澡，并将这种纪律贯彻到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在1912年民国诞生时，已可见一些此类仪容修饰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它们变成了党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它们又成了政府的信条。

第二项原则“民权”似已饱受训政观念的破坏，不过，孙中山又确实规划了一个试图平衡民众权力与政府需要的宪政秩序。他寻求建立一个既强大又仍积极回应人民意愿的政府，并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区分进行行政管理的执行权与终极主权。他将民国比喻为一家企业：人民是股东，主席则是经理。换句话说，人民设定基本的目标，政府则想办法达成这些目标。实际的行政管理不由人民经手。孙中山规划了五权分立的宪法，有意识地将西方与中国传统混合起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选拔公务员）以及监察（检举渎职官员）。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以及复决权。然而，这些原则——全部都在这里——没有一项减损了孙中山根本上的统制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观念至少与他的民权观念同样模糊。他认为这一原则与西方自由主义有着相当大的重叠。在未来，每一个人都会分享到资本的收益。虽然自20世纪头十年早期以来，“平均地权”有时会被谈及，但国民党投给乡村问题的关注相当有限。孙中山从未否定资本主义或颂扬阶级斗争。因此，“平均地权”指的是“节制资本”或政府调控。1924年，国民党坚称，国家要控制金融、基建以及其他大型企业，并承诺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不过并未号召剥夺地主）。国民党倾向于支持体面工资与工作条件这样的工人权益，不过，他们（孙中山就是一个）对可能危害国家经济的罢工权持怀疑态度；可以信任私人企业，以发展农业与贸易，要鼓励外国投资中国商业。简言之，他们奉行的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温和的国家社会主义。

首先，对孙中山来说，中国最深重的问题就是普遍贫困。 他一直希望经济现代化会让中国避免已在西方出现的阶级斗争与劳工冲突。尽管攻击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但他根本上仍抱持着一种国际主义的愿景，即外国投资会逐渐将中国转变为先进的制造者与市场。正如孙中山的传记作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所指出的，此类观点似乎更好地代表了20世纪末，而非孙中山自己所在的时代。不过，若非如此含混灵活，孙文主义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宣布他的文字永远不会自相矛盾，只要共产党人接受孙中山的观点，他们就可以继续加入国民党。但正如《圣经》，通过选择适宜的段落，孙中山的遗产可以被用来支持极其不同的目标。如果说这因此让孙中山显得像个草率的思考者，但他的观念毕竟构成了一种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的柔韧基础。这一影响根本上并不在于孙中山的说服力，甚至也不在于国民党的政治成功，而在于如此多的人都能与孙中山一致。他囊括了至少可以回溯到梁启超的中国政治思想的精髓：中国需要更强大的政府；这一政府的目标则是实现国家发展与现代化；中国社会是无政府主义的；市民社会与个人权利本身依赖于强有力的国家；宪政秩序将会调谐互相冲突的利益。

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激进主义：农民阶级

我们已经看到工人如何成为了一股更强大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在上海与珠三角）。其他群体（包括农民与妇女）同样要求社会与政治变革。共产党人最终掌权的基础就是乡村革命与大体上由农民组成的军队。20世纪20年代，包括共产党人在内，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一点。虽然20世纪20年代，农民团体与农民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吸取的教训将在日后为共产党人提供帮助。从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中国乡村的很多情况。
[10]

尽管国共两党党员都抱有来自城市的偏见，但有少数国民党激进分子将农民阶级看作一股支持广州国民政府的有用力量。他们看到，广东省乡村中存在着可能有助于国民党的权力真空。在国民党领导下，有纪律的农民团体能够成为维持乡村秩序与征集赋税的代理者。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孙中山无法说明田地从何而来，但他毕竟承诺耕者有其田。这至少为与农民合作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共产党人间或在农民阶级中看到支持工人革命的力量。同时，农民政治家则看到，国共合作中存在着能够在地方争斗中帮助他们的外部联系。

受过教育的人要深入乡村世界并不容易，即使就是出自乡村，他们也仍不得不与有充分理由不信任自己的人们沟通交流。沈定一就是一个做此尝试的人。或是出于对上海温室中的个人化政治的幻灭，或是由于在地方组织中看到了可能性，他于1920年秋天返回了自己的家乡——浙江衙前。
[11]

他坚持要家里的仆人叫他的本名，而非称呼他“三少爷”。他教导说，农民与工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因此是反抗地主与商人剥削的天然同盟者。他身着农服，间或给生活困难的佃户些钱，并建立了一所免费村小，老师延聘自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是那个产生了施存统的激进机构。衙前农运就出自这试验性的开端——与旧士绅的家长式作风并没有多大不同。1921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农民去攻击那些提高价格的商铺。虽然表面上沈定一没有直接参与，但毫无疑问，他以及这些年轻教师所推行的宣传发挥了作用。不管怎样，沈定一随后号召农民成立了一个反地主团体，并预言说“大地主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

衙前农民协会在同年9月成立，要求减租30％，停止在收获前缴纳预租，以及实行其他一些改善佃农地位的措施。农会还为更一般性的主张而奋斗：实现男女平等，破除迷信，扫盲，禁止缠足，等等。衙前一座旧节孝坊上的匾额被从“钦旌节孝”改为了“妇女解放万岁”，并加上了鲁迅式的文字：“一部廿四史中无非写那些吃人的礼教”。沈定一可以被视为农会的赞助者，不过，他被选为省议员，离开了当地农民，去处理议会的日常事务。在几周之内，整个杭州湾南部地区都有农民来到衙前参加农会，并学习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

在几个月之内，82个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总计10万人。试图全额收租的地主遭殴打或驱逐。在他们的恳求下，省军出动，解散了农会，逮捕了其领导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拷打或处决。该省督军明确宣告减租运动不合法，因为它威胁到了征税。不过，政府并未要沈定一为此负责，后者返回了家乡，表面上是为了安葬死者。

农民尚未达到要求分配土地的程度。尽管农会确实是强制性组织，但农民的目标仍更多是改良的而非革命的。或许沈定一以及加入他的第一师范青年认为农民运动能够在军阀格局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又或许他们只是对地主的权力有着天真的幻想。但是，无论怎样，他们代表了“发现”农民的一个早期例子：农民不是作为抽象物，而是作为特定经济制度的现实受害者，以及本身具有潜力的政治行动者。除非做好准备，否则即使是成长于乡村的人也无法“看到”农民的生活是多么贫困。现在，年轻的读书人走访农家，看到了“地坪上鸡粪满布，但他们竟赤脚的走”。他们发现，风雨不调就意味着全村人会陷入饥荒。

广东北部沿海的一场农民运动与国共合作有着更紧密的关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在海丰与陆丰县这一地区，一名叫做彭湃（1896—1929）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客家子弟领导了一场转变为强有力革命性力量的政治运动。与沈定一类似，彭湃属于激进分子，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在已开始组织农民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陈炯明资助，于1917年赴日留学，在那里，他熟悉了马克思主义观念与日本农村改革家。1921年，他成了海丰县教育局局长。但是，他很快就开始怀疑学校教育能带来社会变化。彭湃转向了更直接的行动。他详细叙述了自己试图向农民解释他们如何受剥削，而他们拒绝接受这种想法。他们以为他是个税吏，或假如从他的话中得出些什么结论来，也是他想必是个疯子——这一谣言得到了彭湃家的支持。

讲演安排在傍晚收工时。在开始前，彭湃学会了用变戏法来吸引村民。他们尽管在听，但还是不一定会相信或信任他。不过最后，彭湃有了一些年轻的信徒。当他们的父母反对他们这么浪费时间时，彭湃首先借给其中一个，随后又借给其他所有人每人三美元，去给各自的父母看。 这一计策象征了彭湃的小成本运作的创新性。年轻的农民还建议彭湃对村民崇拜的神灵施以敬意，并尽可能地在传统的框架下开展工作。正像这位农民所总结的：“我们不想打坏佛像。我们的神仙是革命的，站在苏维埃一边。”
[12]

开始时，海陆丰农民协会是个年轻村民保护村庄免受外来攻击的组织——一副完全正统的样子。但是，在彭湃的指导下，它的互助与协会功能迅速成长。若某个地主试图提高地租，没有人会掏钱；若某个地主解雇了他的佃户，协会成员都不会承租这些地。此外，前租户有资格得到帮助。协会还提供医疗服务。同样重要的是，彭湃能够与商人们谈妥价格，且不久就开始涉入民事与刑事官司。

在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彭湃与农协组织填补了国家以及败落的地方士绅留下的空缺，提供着传统的社会服务。一段时间内，省当局为自身的权力斗争所困，无法做出反应。彭湃不仅从自身的家庭背景中获得帮助，而且他有意识地压制任何朝向阶级斗争的举动。不像沈定一的试验，广东农民协会一开始避免提出减租的要求。至少在表面上，彭湃的行动主要仍在传统的范围内。例如，村塾就是过去的机构，不过现在教授给学生的是有用的技能与激进的观念，并伴随着基本的扫盲工作。地主与商人会发现，农民懂得了算术，骗起来就难多了。

但是，彭湃的敌人们日渐失去了耐心。当地主与佃户的争斗在1923年爆发时，农会被解散，彭湃被赶出了这一地区。彭湃带着他的组织天赋到广东省的其他地方去了，海陆丰的农运则继续在地下活动。彭湃还尝试让农村妇女加入农会，她们中的一些人成了团体领导者。不过，农村男子仍是农会的支柱。彭湃并不想鼓励性别平等观念，以免造成贫苦农民的分裂。贫苦的乡村男子担忧的是无法筹到足够的钱娶个媳妇，共产党组织者则将他们对“封建家庭制度”的批判先咽到肚子里，因为必须首先开展对地主的斗争。

彭湃的经验显示了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力量与弱点。一方面，农民协会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在当局镇压时无法保护自己。它的发展取决于地区政治条件，对此它毫无控制力。陈炯明曾同情改革，且最初支持彭湃，但20世纪20年代，复兴的国民党正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它不会忽略这一地区。另一方面，除了利用形势（包括与陈炯明的关系），彭湃还有什么选择？自我限制——先集中于教育、卫生以及社群内调解——是明智的，它使得快速发展时遇到的敌对尽可能小；然而，更激进些的步骤激起了直接的敌对。由于土地竞争激烈，地主通常能通过让佃户间互相竞价而提高地租，结果，甚至温和的农会也终究要走向对抗。尽管彭湃明显试图保持要求的合理性（减租，而非废除地租；佃户与地主同等地受契约义务的约束），但这仍代表着对传统的权力与权利平衡的政治攻击。意义重大的是，争斗不仅发生于农民要求因歉收而减租（这是一个传统上合情合理的请求），也发生于地主试图借助对农民不利的基本人口条件提高地租，而佃户则认为他们享有永佃权。

如果说该组织最明显的弱点是无力抵御军事攻击，那么，它还面临着其他障碍。首先，当然必须要说服农民加入，并留住他们。必须让他们相信能从中获益，且不会因为加入而受到惩罚。此外，不加入则要付出代价。必须拒绝非会员享有诊所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家庭应急贷款。他们一旦加入，就必须遵守会规并缴纳会费。要点在于团体一致。但是，恰是这种一致可能会带来新的局限：地方主义持续性地制约着共产党组织者。要使一团体与另一团体相抗衡，用宗族组织与保护性帮会这样的传统方式要比以阶级为基础团结农民更为容易。团体间的争斗通常深深地嵌在当地的文化之中。组织者建立起某种跨村庄的团结，他们接下来必须避免被农民所吸纳。中国共产党当然并不想变成一个农民党，它自视代表着超国家与（归根结底）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农民可能会满足于些许经济收益，但共产党人想要做的是完全根除地主所有制或“封建制度”。

尽管如此，1925年10月，共产党人宣布支持“耕者有其田”与农民协会。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彭湃的经验，党的《告农民书》雄辩地声明，农民受到四方面的逼迫：1）地主，通过租课以及重利借贷等等；2）外国资本家，他们的洋货与工业摧毁了传统手工业，且控制着盐税； 3）军阀，以筹饷为名增加各项间接税且直接勒捐；4）贪官和劣绅，他们收的陋规至少在正项一倍以上。“农民做了耕种粮食这种重要的工，又占了国民大多数，现在如此困苦流离。”
[13]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以训练农村组织者。这可以对比于黄埔军校，不过规模要小得多，总共只有1700名毕业生，每人培训期仅三个月。教员包括彭湃、周恩来、瞿秋白与毛泽东。受训者并非贫苦农民，而是至少受过几年正规教育的青年。培训内容包括广泛的军事训练，这可能反映了孙中山想要布置尽可能多的军队以发起乡村民兵。讲习所的最大问题是规模太小，无法造就足够数量的有经验的组织者。即使在广东的农民协会中，也至多是每1000名农民对应着一名受训组织者。农民协会自身素质各异，动辄各自孤立，倾向于极端主义，且没有武装。不过，据共产党人估计，在最多的时候，全国有900万名农会会员。纵使这有所夸大，不过在1924年到1927年间（被残暴镇压之前），一股农民组织的浪潮确实横扫过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

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激进主义：妇女

在中国女性主义的历史中，经常有着一个区分，一方面是女性权利（如教育权、就业权、选举权以及自由议婚权），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更大革命进程一部分的妇女解放。第一项被称为女性的“资产阶级权利”，即转而接受不公正的制度，认为她们能够在孤立于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情况下获得权利。不过，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话说：“从一开始的时候起，我国妇女就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 ”
[14]

对“女性主义”的轻视并不是偶然的，它本身就是更大的中国革命的产物。尽管女性自己有着内容从严肃政治到时尚的刊物，也有着主题从选举权、教育机会到结婚与离婚权的话题，尽管有时会公开探究自己的性欲望，但在政治上，她们则倾向于与其他群体合作。20世纪20年代，许多女性成了国共两党党员。只要帝国主义者、军阀以及（或许）资本家仍在奴役所有中国人，中国女性就不会获得自由。因此，一些女性成了职业革命者与政治家，献身于更大的斗争，女性权利则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女性主义者（就是女权活动家，不管是否使用女性主义的术语）绝大部分都是女性，1912年，她们为革命者未能支持女性选举权而深感幻灭。不过，她们继续使用民权与民族主义的语汇来正当化自己的性别平等要求。若女性无法完全而不受拘束地参与公民生活，中国就既不能成为强大的国家，也不能成为公正的国家。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各主要政党中，似乎只有新成立的国民党愿意承认女性要求的正义性。不过，女性也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女界联合会主要代表中国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女性网络。她们在既存政治框架内推进女性议题。女界联合会能够让成百甚至成千的女性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以争取选举权。她们在湖南获得了成功——女性被选入了省议会与几个县议会。像其他的群体那样，女界联合会也在持续不断的自我界定过程中，面对着内部的决策分歧（例如是否承认妾）。考虑到女界联合会的吸引力，国民党认为与它联合可以让自己获益。甚至共产党人也收回了他们对“资产阶级”女性的批判以吸引她们的支持。

因此，国共合作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继承了新文化运动对赋予家系中年长男子权威的传统家长制的攻击。这的确是直接的“继承”，党的许多早期领导者（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中）之前已发展出适用于女性的解放与权利的语汇。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一时期的智识关切中，“妇人问题”处于中心地位。如陈独秀与张申府这样的人（就此而言，也包括毛泽东）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后也并未放弃女性主义。他们与其他同志都提出改变女性的法律与社会地位，这近于一场文化革命。许多人试图改变自己，过承认性别平等的个人生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决定可能是代价高昂的。陈独秀、张申府与毛泽东都将自己的原配当作包办婚姻的讨厌产物而加以遗弃。他们在一小群受过良好教育的激进女性中找到了新的爱人与妻子。遗弃这一做法至少可以让原配有权选择作为合法妻子留在乡下的男方家中。尽管对共产党人来说，离婚似乎更为现代，但仍是一种耻辱，并至少在一个例子中导致了原配的自杀。不过，对现代且思想自由的城市女性来说，伴侣性婚姻（乃至完全没有正式婚姻的伙伴关系）是她们自身获得解放的关键性标志。

同时，有许多女性完全在党的结构之外追求自身的解放。这一方面是个实践问题——在婚姻内外寻找独立的事业。在数量不断增多的女校中任教可能是最常见的选择，不过，也有女性成为律师、作家、出版商、护士以及医生。另一方面，这也是意识的转变。历史学家王政将这描述为“自由女性主义话语”，以区别于将女性（仅仅）当作更大革命过程一部分的更政治化的观点。
[15]

她强调，女性利用五四运动的人权理想来主张男女的根本同一。她们认为这样就能打破旧的性别界限。其实，“人”仍是以男性为模型的，自由主义女性并没有要求作为女性（与男性根本不同但又互相平等）的平等，而是要求作为与男性同样聪明、强壮、爱国（笼统言之，能干）的人的平等。

然而，这再一次描绘的是城市中受过教育的那一小部分女性。女性工作者（工人、佣人、妓女、苦力以及农妇这样为每日生计奋争的人）绝无办法以此种方式挑战性别界限。许多中上阶级女性满意于做个不用直接挑战家长制的“贤妻良母”，没有理由认为男性（甚至支持女性主义观点的人，如自由主义者胡适、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或文化激进主义者鲁迅）会将两性平等当作自己意识的核心成分。不过，对她们来说，作为全新社会范畴的女性的出现是一种意识转变的经验，发端于晚清，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某种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假定说女性工作者与中产阶级“贤妻”就没有受到这一时期激进变革的影响。事实上，“贤妻良母”的理想正当化了对家长制传统的许多突破。然而，某些性别等级制要素被证明是难以消除的。国共两党自身大体上仍是家长制式的组织。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人是如何更重视组织男工而非女工。两党中都很少有女性身居高位，著名的女性政治家则多是更为著名的男性政治家的妻子或女友。

1924年初，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妇女部。在宣传上花了大力气，其中包括在广州附近乡村为大部分是文盲的观众表演戏剧。在孙文主义反帝反军阀的框架中，可以毫无问题地置入妇女问题。在官方符号的层面，也不会体验到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与女性主义有任何紧张。一位苏联女性回忆了做中国人打扮参加1926年广州妇女节庆典的情形：“我描绘了被唤醒的中国，并向苏联伸出了我的手。不管这可能看起来多么令人惊奇，中国人在我这里找到了自己，鼓掌声震耳欲聋。”
[16]

如费约翰所指出的，女性觉醒这一标志表现了一个失去自由的民族的渴望。就象征而言，受压迫女性可以代表妇女问题或整个民族的苦难。
[17]

由此，中华民族自身被性别化了。

为了展示她们的革命现代性，进步的中国女性将头发剪短，发型更加男性化。这实际上就是激进主义的宣言，像男子在辛亥革命前剪掉辫子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广州，女性要求同工同酬与教育机会，自由结婚与离婚，以及废除纳妾、卖淫与童养媳。广州最后落入了孙中山的掌握之中，组织者进入乡村。她们时常会发现市镇与农村的“落后”。

图11.1 “贤妻良母”与好消费者

城市新中产阶级女性被认为应是“贤妻良母”——懂得卫生，并且知道如何（用这则广告中的话说）“省时候，省工夫，省金钱”的好消费者。

出处：《兰言日报》，1920年5月20日。

图11.2 20世纪20年代女性的新公众形象

20世纪20年代，至少在城市中，女性继续获得一种新的公众形象。这位身着高雅旗袍的美人令《妇人画报》生色不少。

出处：《妇人画报》，1935年11月23日。

不过，一旦获得了立足点，她们就能够改变当地条件，并招收积极分子。客家群体往往反应相对积极。关键似乎并不在于探讨反帝主义，而在于聚焦于特定的妇女问题：教育、职业培训、娼妓、奴婢以及最重要的婚姻权。乡村一级的妇女联合会能够推进对农村妇女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例如殴打妻子）。有些人开始认可自发离婚，不过，农村男子通常极为固执地觉得婚姻是不能解除的。有时，离婚妇女不得不在帮助下离开自己的村庄。她们又能去哪里？

1923年，中共中央妇女部成立。比起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更为明确地承认阶级与性别的压迫是一体两面的。有些共产党人甚至将女性自身的地位类比于无产阶级。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节译了过来，它将对妇女的压迫与私有财产联系了起来，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恩格斯似乎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正当化了新文化运动对家长制的攻击。家族是封建财产制度的支柱，也同样是缠足、纳妾、残酷隔离女性以及将她们仅当作财产对待这样的罪恶的源头。革命的目标不仅包括解放工人，也包括确保让女性首先学会做工的必要技能。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其1922年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所说的：

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所以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
[18]

当然，女性经济独立这一主题并不新鲜，也并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者的突出强调。更具争议性的是婚姻。有些主张女性主义的男子将婚姻当作某种形式的卖淫——无权的女性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换取物质生计；然而，激进女性激烈反对这一侮辱。不管如何，在讨论中，家庭问题并未被认为与阶级斗争毫不相关。一位女性共产主义者强调需要节制生育，以将女性从免费保姆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19]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个人倾向于强调女性主义事业。为替中国共产党寻找盟友，他支持与如女界联合会这样的“资产阶级”团体建立联系，因为后者能够赞同党的最低纲领中对平等法律权利与妇女选举权的要求。他还支持女性共产党员在为党组织妇女方面起领导作用。在共产党领袖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性是王会悟（1898—1993），她是共产党知识分子李达的妻子。最重要的妇女领袖之一是邓颖超（1904—1992），她是周恩来的妻子。向警予（1895—1928）则是在整个国共合作时期都领导运动的女性，她是蔡和森的妻子、毛泽东的朋友。

这些女性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作者与组织者。虽然她们获得领导位置并非仅靠亲属关系，但这似乎又是个必要的资格条件。女同志没有被赋予组织女工之外的重任。1922年，王会悟创办上海平民女校，提供比培养“贤妻良母”的上层阶级学校更为“现代”的教育。学校开设一系列的科学与语言课程，并提供旨在让女性为就业做好准备的工读计划。工读是一种改变个人自私与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式，这一观念植根于无政府主义传统之中。不过，织袜、缝纫与织布这些培训项目看起来相当接近于传统的“女人的活”。在30个学员中，有些是男性共产党员的文盲妻子，被希望能受些教育。其他一些人则是不肯违反自己意愿嫁给包办对象的离家出走者。

在此类女性教育的用处问题上，男性共产党人意见分歧。陈独秀致力于以教育与启蒙的方式变革社会，他是一位热情的支持者。反过来，施存统则想让学校集中于培训积极分子而非提供基本教育。王会悟强调经济解放与工读，毫不奇怪，当中国共产党试图纯化自身时，她就被指责为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李达与陈独秀发生冲突，并未能再次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王会悟的学校与编辑的一份女性杂志就都被停掉了。作为代替，蔡和森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他的妻子向警予则成了新妇女部的领导者。如历史学家柯林清（Christina Gilmartin）所认为的，对王会悟与平民女校的处置显示了，“某一无法表达的传统预设”阻碍着中国共产党接受女性为其完全成员，并使得对赋予女性权力的计划持怀疑态度。
[20]

女性能够在公共领域中运用权力的观念仍是新奇的，理论上欢迎容易，实践中支持则难。李达是学校名义上的首脑，事实上的组织者与经营者则是王会悟。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有195名党员，其中女性只有4人。

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向警予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而奋斗。她出生于湖南西部一户富裕商人家庭，在长沙的一所女校上学，明显受到了当时的激进趋向（尤其是梁启超的国家主义）的影响。 她与6位同班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团体，发誓刻苦学习以争取男女平等并拯救祖国。她年仅21岁便在家乡创立了一所女子小学，公开反抗自己的父亲，坚持与长沙的激进分子蔡和森成婚。1919年，作为勤工俭学会计划的一部分，向警予与蔡和森奔赴法国。他们一道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结婚照就是两人一起阅读《资本论》。

1922年，向警予返回中国，她起初并未注意妇女问题。不过，在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后，她致力于组织女工并影响“一般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女性党员中，向警予是最早加入国民党的人之一，且在国共合作中，她成了妇女问题上的主导人物。有趣的是，向警予支持国共合作，蔡和森则反对它。不过，她仍然对“资产阶级”妇女问题心怀提防。如果说男女平等、选举权与社会改良看起来太过温和，向警予的解决办法则是，推动女性投身于更大的革命斗争之中。她直率地谴责选举权运动不过是自我欺骗（至少在政治机构根本上仍受军阀控制时是如此）。“一班桀黠的妇女趁机闯入北京或各省的猪圈，伙同一般男性的猪仔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
[21]

不过，向警予一点也不教条，她修正了自己之前对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批评，承认后者是在投身于社会行动主义。

向警予特别强调团结女工。上海织丝工工作条件尤其恶劣，且有着强有力的罢工传统。然而，中国共产党却无法在这些工人中取得多少进展，这部分因为她们的工会是反共的。此外，尽管在理论上，组织女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目标，但事实上，对其的关切居于次要位置。作为五卅运动前奏的暴力冲突是由解雇男工并以女工替代一事引发的。即使明确以女工为目标，组织她们也要比男工更为困难。她们通常住在公司的宿舍之中，且如果已婚，丈夫就会希望她们将所有工厂外的时间都留给家务劳动。她们绝大多数是文盲，因此就在宣传册与报纸的可及范围之外。因为湖南口音，向警予几乎无法与上海人交流。而男性共产党组织者可能会对女性的关切感觉迟钝。一名年轻的女工回忆称，她对邓中夏作为组织者走入自己卧室感到震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应该与男性交谈。”
[22]

对接触女性而言，工人学校也不起作用，因为女性与非亲属男性共同参与活动是不成体统的（尤其是在晚上）。向警予指责不考虑传统态度的“左倾错误”，并明智地建议成立单独的女校。但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受男性主导，并不愿对女性的需求加以特别考虑，所以从未像招收男工那样招收女工。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由更趋向改良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女工建立起了单独的学校。

在整个1925年，随着中国共产党进入大发展时期，更多的女性入了党，向警予则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女学生与女工参与了1925年所有的街头示威游行。出于这些经验，有些人永久地激进化了。共产党发起的妇女团体扩展到了许多城市中。然而，女性共产党员大体上仍被局限于妇女部之中，虽然向警予当选为中共第四届中央局委员。在个人生活中，男性共产党员仍安于传统的家计安排（妻子做家务与养育子女，丈夫则主外），且有些人似乎逛过妓院。就我们所知，也没有女性直接反抗此类安排的例子。虽然这代表着理论与实践间的裂隙，但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在五卅运动的高潮时期，向警予突然被免去了妇女部部长一职。她与蔡和森的婚姻恶化了，且与另一位共产党领导者变得亲近，这明显都令党感到烦恼。她的替代者杨之华是能干的，是瞿秋白的妻子。瞿秋白是位知识分子，在1927年取代陈独秀，成为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男性共产党员甚至在理论上也表达着对妇女运动的保留。将女性性别与无产阶级地位简单等同起来并不够。男性共产党员担心，“平等”可能会指与资本家而非工人平等；类似地，女性“权利”可能会指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有些人似乎担心该运动是仇视男性的，他们强调，将女性当作财产的欲望出自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而非任何基本的男性特质。他们抨击节制生育运动是个干扰，争辩说根本的问题是财富的不公平分配，而非人口过剩。一系列主题被谴责是反革命的，被党排除出了妇女解放的范围。
[23]

这些限制因素狭窄化了女性话语，乃至剥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

这一潜在的反女性主义有两个源头。首先，通过智识分析，阶级革命而非性别革命（或就国民党而言，是反帝反军阀运动而非妇女问题）被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其次则是对公共生活中出现有权力女性的根深蒂固的排斥。考虑到成长环境，即使在激进运动中，多数男性也可能无法不这么想。然而，无论从今天的角度看中国激进分子有着怎样的局限，他们毕竟支持着倾向于各式各样解放的力量。

注释

[1]
孙中山：《建国方略》。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2:123。

[2]
引自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英文译者：Janet Lloy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378。

[3]
Ying-shih Yu（余英时），“Sun Yat-sen's Doctr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收入 Chu-yuan Cheng（郑竹园）编：Sun Yat-sen's Doctrine in the Modern World（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98。

[4]
王阳明:《传习录》。引自Wing-tsit Chan（陈荣捷），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p.669-670。

[5]
引自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7-18，215。

[6]
同上书，p.85。

[7]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2:107。

[8]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引自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p.358（修订版）。

[9]
引自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11。

[10]
参见Roy Hofheinz，The Broken Wave: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1922-1928（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Fernando Galbiati，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Robert Marks（马立博），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1570-1930（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第十四章将对共产党人与农民的关系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11]
R.Keith Schoppa（萧邦奇），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95-126。

[12]
引自Fernando Galbiati，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p.306。

[13]
《告农民书》（1925年10月10日）。见Tony Saich编：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Armonk，NY:M.E.Sharpe，1996），p.163。

[14]
宋庆龄：《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1942年7月）。见Yu-ning Li（李又宁）编：Chinese Women Through Chinese Eyes（Armonk，NY:M.E.Sharpe，1992），p.91。在这里，我受益于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以及Elisabeth Croll，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New York：Schocken Books，1978）。

[15]
Wang Zheng（王政），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6]
Vera Vladmirovna Vishnyakova-Akimova，来访俄国代表团的一名译员 。引自 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154。

[17]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284。

[18]
引自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p.68-69。

[19]
王剑虹，同上书，p.57。

[20]
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p.69-70。

[21]
向警予：《酝酿中之女国会的我见》（1923年9月12日）。引自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91。

[22]
Emily Honig（韩启澜）详细叙述了这一点，参见其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7-208。

[23]
参见Harriet Evans（艾华），“The Language of Liberation：Gender and Jiefang in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scourse，” Intersection no.1（September 1998）。

第十二章 北伐与蒋介石的崛起

到1928年底，国民党已击败了中国各主要军阀势力，并多少控制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以及两广诸省。在蒋介石的统领下，国民党军队仅用了两年多一点就终结了军阀时代。这就是北伐——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统一全国。胜利一个接着一个，通过收编投诚军队，国民革命军不断扩大。既没有时间向他们灌输政治信仰，也很难筹措军费养活他们，但这些并不是致命的弱点。

怎么解释国民党的成功？有许多优点可以供蒋介石来说。有信仰、知道为何而战的军队，以现代银行与税务部门为基础的可靠的金融中心，民众支持（这意味着在敌人的地盘内，工人与农民也会为北伐提供帮助），苏联专业的军事建议与援助，敌人内部严重分裂，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加入国民党。本章将考察这一统一中国（在一定限度内）的过程。

这一过程包括一场社会革命的开始。从1926年到1927年初，在国共两党的指导与援助下，上海与东南的工人在工会组织方面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进展，且可以说在反对外资与中资工厂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样，在运动最高潮时的广东、江西、湖南与湖北省，农民协会能够就地租问题与地主讨价还价，有时甚至可以自我武装。在乡村中，共产党组织者似乎是在启动一场链式反应。全国各地的社会群体都对国共合作心怀向往，愿意为国族的事业牺牲自己，期待着这些牺牲以后会带来回报。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工人、妇女、农民、学生以及商人都被动员起来，将自己的权利与国族的权利联系在了一起。

图12.1 孙中山（左）与蒋介石（右）在火车上

来源：台北“国史馆”。

在成功带来的重压下，国共合作破裂了。共产党人变成了被通缉的罪犯，

1928年后，他们的政治能量几乎被削弱到无。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面临着一个任务，那就是几乎从零开始建设国民政府。国家建设牵涉裁减军阀对手与地方精英的武装，维持社会秩序并结束匪患，实现官僚制度与赋税征收的正规化，加强中国的军事与工业能力。然而，国民革命虽带来了1928年的成功，但就完成以上目标而言，它从一开始就是能力不足的。

北伐

1925年3月，在与军阀和谈期间，孙中山因胃癌在北京病逝。他从来没有像在去世时那样受人欢迎，国民党人利用对他的纪念获得了国人新的支持。然而同时，国民党内的争斗也变得更加明显了。蒋介石开始崛起。他最大的战略优势是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且领导着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不过，他同样是一位能干的政治组织家，也就是说，他知道如何建立有利可图的联盟并挫败敌人。起初，他似乎并不要谋取大权，因为他不是国民党的资深政治家，没有人把他当作威胁。就在孙中山去世后的那几个月中，他奉行着（或至少是显得奉行）中间路线。他向国民党右派示好，清楚他们对共产党人怀有疑虑，且恐惧社会革命；不过，他也宣称国共合作必须延续，自己则致力于容共与联俄。蒋介石的盟友包括商团中一些最富有的成员以及上海最大帮会的首领。他是怎么变得如此强大的？

1887年，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长期经营盐业贸易的家族。像他这一阶级与世代的许多人那样，他在清朝末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学，并在那里加入同盟会。他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了战斗，追随陈其美，后者是他的浙江老乡，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且曾短暂担任沪军都督。尽管未被证实，但人们普遍相信蒋介石暗杀了属于反陈派系的一名同盟会会员。无论如何，在1916年遭袁世凯暗杀前，陈其美一直是蒋介石在革命政治中的导师。蒋介石不久后就有了新的导师——上海富商张静江，后者是革命者（既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孙中山）的旧识。蒋介石做了几年股票经纪人，在此期间还交结黑社会（尤其是青帮）。对蒋介石在上海生活的细节我们所知不多，不过，1923年，孙中山将他派往苏联，而他一回到广东，就成了黄埔军校校长。军事领导地位是蒋介石获得权力的关键，他仍保持着自己在上海的人脉，这屡次证明是派得上用场的。

不过，1925年，没有谁会把他与国民党的领导权联系起来。似乎有许多更好的候选人，尤其是那些自早期反满斗争时就追随孙中山左右的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且能言善辩。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完全接替孙中山的位置。胡汉民已背离社会主义，变得右倾，且被指控与对一位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暗杀有关。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另一位老伙伴，长久以来，以其机智与英雄主义享有盛名，因此最初有着许多优势。但是，他日益摇摆不定且含糊其辞。尽管他们之间的争斗还需要几年才能最终分出胜负，但至少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的地位已因1925年的军事胜利而得到了巩固，又因举行北伐、以军事力量统一中国这一决策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该决策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军方在国民党中的力量，而在这一意义上，就逻辑来讲，蒋介石可以被看作袁世凯而非孙中山的后继者。

然而，进行北伐毫无疑问是孙中山的目标，因此，蒋介石就能宣称他是在实现先总理的遗愿。为完成这耗资巨大的任务，蒋介石需要苏联的援助，但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计划（以及他这个人本身）存有疑虑。革命政治受制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1926年3月，激进运动正值高潮，蒋介石演出了一场小型政变，突然逮捕了许多共产党员与苏联人，并在广州宣布戒严。他的动机尚不清楚。共产党控制下的一艘炮舰可能卷入了绑架他的密谋（如他后来所指控的），或者他可能决定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巩固自己在广州的军事权威。不管怎样，如果说这是一场赌博，他赌赢了。他与鲍罗廷磋商结束骚乱，结果则是对方同意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所起的作用，且最终承诺为北伐提供苏援。

为什么鲍罗廷与共产党人会同意那些条件？确实，蒋介石反复声明他支持国共合作与联苏，不过另一方面，苏联国内政治也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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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一直在努力巩固他的权力，他希望自己能在中国获得胜利。蒋介石本来威胁说，除非他得偿所愿，否则就不惜失去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要中止联合。比起冒蒋介石可能兑现其威胁的风险，斯大林更愿意与他妥协。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可能宁愿脱离国民党也不愿支持北伐，至少，他们的政策就是集中关注工人与农民而非军事统一。然而，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国共合作（或者换句话说，为苏联与国民党的联合）牺牲自己的利益。

因此，中国成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权力争夺的重要因素。斯大林的主张基本上与列宁一致，那就是在资产阶级（也就是国民党）领导下，中国的“国民革命”将给列强一击。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国资产阶级太过软弱、妥协与不可靠，以致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他想要中国共产党采取更激进的路线，向前发动一场彻底的工农革命，即使这意味着公然对抗蒋介石也在所不惜。托洛茨基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大林则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微不足道，农民则几乎毫无革命性。 在某种程度上，两者都是对的。就此而言，中国的情形似乎没有什么革命性。然而，革命行动正在发生。

1926年7月，蒋介石做好了率军北伐的准备。一路沿华东海岸，途经福建与浙江直指杭州；另一路朝向正北，途经江西与安徽直指南京；第三路向西北前进，途经湖南与湖北直指武汉。根本上，蒋介石的战略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金钱——他得自苏联。在1925年下半年，从广州获得的收益也日渐增加。用一位观察者的话来说，广州变得看起来“像一枚榨干了的柠檬”，因为“所有的汁液和滋味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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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还开始发行公债。第二，人力。关键是包括此时先后从黄埔军校毕业的超过7000名军官。有超过10万名士兵可为蒋介石所用，其中许多人忠心耿耿、士气高昂且训练良好。

第三个因素是民众动员。这主要由共产党人所掌握。军阀统治区的农民协会与国民党人合作；可能最重要的是，工人们从事着军需物资运输。军阀队伍径自强征当地人运输军需，国民党官员则否认在征募搬运工时使用过武力。虽然罢工委员会手中有从上海来到广州的成千上万名罢工工人，也有着广州当地的成千上万名罢工者，却放手让这些人去为蒋介石的军队运输军需。纵使共产党领袖并不乐意这么做，但正如蒋介石之前发动的小型政变所显示的，他们别无选择。不过，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军队现在有了自愿搬运工这一优势，无须以恐吓当地人来获得运输物资、挖掘战壕、修筑道路等所需的人力。工人与来自农民协会的志愿者还被派去破坏基础设施，例如阻碍军阀队伍使用铁路。农民提供军阀部队调动的信息，协助国民党军队设置陷阱。国民党军队军纪严明，不强占平民房舍，且以公平市价征集物资。

第四则是军阀自身。蒋介石靠的就是主要军阀没有能力联合反对他。他的另一依靠则是不少军阀愿意向他投诚。这并不是要否认军事战略的重要性。国民党军队打赢了几场关键性的战役。训练更好、士气更高的一方击败了数量更多的一方。伤亡数以千计，到1926年末，蒋介石已经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不过，这一迅速的北进同样得益于几次关键性的军阀倒戈，他们随后就将自己的部队编入了国民党军队序列。虽然在战争正值白热化之时，此类力量是无法完全被整合好的，但他们是宝贵的盟友。一些军阀队伍选择充分合作，另一些则只是保持中立。国民党人甚至为普通士兵也提供足额军饷，且待遇良好，这一名声对征集兵员有着重要帮助。北伐第一阶段的大输家是吴佩孚，尽管尚未被完全击败，但他对华中的控制已被严重削弱了。

作为东北的主人，张作霖在等待，并已接管了北京政府。在北京，他下令处死李大钊以及其他共产党人。他亲自举行祭孔，且在车行的路上以黄土铺地，这都透露出他想要称帝。1926年11月，他撤销了向南方派遣一大支军队的命令，这一事实使许多人相信他与蒋介石达成了某种交易。看到他的老对手吴佩孚被击败，张作霖确实感到高兴；在国民党方面，军队在冬季停止了行动，做出决定，暂不进一步向北方进军，而是夺取上海这个大战利品（指中国政府管辖下的城区，他们不会威胁公共租界）。

在华中与华南各省，国民党的胜利触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不像辛亥革命，在北伐中，几乎没有女性参与实际战斗；不过，她们中有几百人承担了护士、宣传员、间谍以及搬运工的工作，大部分是客家妇女——因为她们是天足。其中一人冒着枪林弹雨将一名受伤的士兵拖出战场，并因此受人赞颂。

随着军队向北进军，乡村与城镇觉醒起来，形成了妇女团体，以支援革命并为女权而奋斗。国共双方的女党员都深入乡间，鼓动女性放足、留短发、与恶夫离婚、寻求教育以及努力终结卖淫与纳妾的罪恶。所有旧秩序的恶行（包括军事抢掠）都被与军阀联系在了一起，那些从未听到过现代化福音的女性现在却突然接触了它。在国民党最高层中，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成了女权的坚定支持者与国民党各派系中的左派。

保守军阀捍卫家长制秩序并攻击女权以及妇女活动家。在五四运动或五卅运动中，参加示威游行的女性抗议者为数众多，但她们极少受到军警的攻击。不过，在1926年的激进化气氛中，这则改变了。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1926年3月的北京。6000名示威游行者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抵抗日本的索求。47名抗议者被径直射杀，其中6名是女性。鲁迅是其中一位被害女子的老师，他痛苦地评论道：“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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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说：“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随着北伐的推进，女性激进活动者经常成为军阀杀戮的牺牲者，她们的头颅与男性激进活动者的一起挂在了城墙上。

地图六 北伐

1926年7月，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举行北伐，完成一年前去世的孙中山的遗愿。两年后，他们进占北京，沿途夺取了包括上海在内的各主要城市（日期以“年.月”为序）。许多军阀加入进来，其中包括陕西的冯玉祥与山西的阎锡山。

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国民党军队横扫华中，这还鼓励了农民激进活动者。在广东，由彭湃发起的协会不顾地主的强烈反对而重生，且甚至能够组织民兵。实际上，这一地区内的士绅与商人已大批逃离。在其他地区（如湖南中部），农民径直为自己没收土地，并成立了“贫农协会”以威胁地主。尽管没有什么组织，但此类行动是有作用的，它削弱了地主对乡村的控制，并支援了国民党的事业。

上海总工会也同样复生了。随着国民党人建立起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对上海中国城区的军阀政权的压力也日渐增加了。1927年2月、3月间，周恩来领导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罢工，削弱了该政权，并最终将其推翻。3月21日，约80万名工人罢工，整个城市陷于瘫痪，成千上万的工人纠察队开始在关键机构周围巡逻，警察局、军事仓库以及火车站都被夺占。尽管许多军阀队伍径直放弃了自己的岗位，但还是发生了一些激烈的街头战斗，造成至少200名工人死亡。不过，革命者留心不伤及外国人。与此相反，在汉口，中国群众“冲入”外国租界，造成了财产损失，并使得外国人向上海撤离。在南京，国民党军队抢劫了外国领事馆，杀死了几名外国人。英国与美国海军以炮轰该城作为报复。

但在上海，通过共产党、国民党、商人以及青帮（它捐赠钱财，打探军阀情报且保护试图在外国租界内活动的激进分子）的合作，“上海暴动”被更好地控制住了。3月末，一个由这些组织的代表组成的新市政府接管了上海的中国城区。国民党军队未发一弹，而上海已被夺取。3月末，蒋介石进入上海。这标志着国共合作开始走向结束。不到两星期，他发动了一场浩大的“白色恐怖”，目标是除尽所有的“赤色分子”或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初看上去，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不相容似乎太过明显而无须解释。本质上，国民党致力于国家统一，共产党则致力于工农革命。倒是国共合作本身需要解释。事实上，没有共产国际作为红娘极力撮合，这一关系绝对不会建立起来。每一团体的终极目标的差异不能不影响到它们的战术、战略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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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不想以整个社会群体——例如“地主”——为标靶，纵使后者反对国民党人的群众运动也是如此。对国民党人来说，阶级斗争一直十分讨厌。商人应加以训导并被纳入进来，但国民党人不可能承认主要社会利益会与国家利益相对立。没有一个阶级或社会团体会是全无爱国心的。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只有少数完全腐化的个人（如军阀与旧官僚）才是革命的敌人。然而，在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中，地主被贬斥为天生封建的，是军阀割据背后的社会势力，坦率地说就是资产阶级，虽然今天尚是盟友，但明天就将是敌人。

不过，国共合作仍是个巨大的成功，让两党都从中受益。很难想象没有它北伐能统一南中国。然而，如果说这一联合点燃了许多共产党人（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彭湃、向警予与邓中夏）的真挚热情，却仍另有许多共产党人对它持怀疑态度。它在国民党内部则激起了尖锐的派系斗争。1925年11月下旬，一群国民党人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开会，要求从国民党中驱逐共产党人。在当时，这一“西山会议派”遭到了谴责，但在1927年后，他们又被带回了权力中心。

为了正当化自己对国共合作的参与，共产党人不得不重新诠释阶级概念，用政治而非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阶级成分”。军阀在中国被归为封建贵族，在中央政权崩解过程中，这些崛起的强制力量发出了混杂的命令，被成功地混合为一个阶级（该阶级在欧洲依赖于土地所有权与军事地位）。如列宁主义所昭示的，这在中国阶级结构与外国帝国主义（此刻的敌人）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但反过来，就中国共产主义最灵活的形式来说，普通地主只要不反对国民革命，就仍可以算作朋友。根本上，这与国民革命必须先于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观念是一致的。以阶级术语而论，共产党人应联合资产阶级以挫败封建势力。就实际而言，我们可以说，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人同意收窄对敌人的界定：

我们应该明白了解现时中国的革命，毫无疑义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在估计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力量中，便非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及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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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中央的分析是，国民党的派系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或阶级。在它们中，资产阶级可能是最强大的，但也会倾向于不将革命进行“到底”。它满足于小利，可能会在“一年或三年后”变成反革命。与外国公司合作的中国商家被贬斥为极右的“买办阶级”，对面则是与外国利益竞争的“民族资产阶级”。例如，毛泽东就将国民党右派等同于既不反帝也不反封建的买办。正如费约翰对毛泽东方法的描述，它“提供了一种粗略但却有效的分析，一方面针对被归于各种社会阶级的利益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针对被归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利益间的关系，并且试图将这两套利益联系起来，以在革命运动内显示政治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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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继续掌控国民党，或者说在于这一权力是否会落入买办之手。毛泽东渴望迎击这些国共合作内部的“矛盾”或者说敌人，并将其公开化。甚至陈独秀（尽管他与共产国际都坚持中国共产党应致力于“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似乎也在期待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不幸的是，对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没有为这一破裂做任何实际准备。

共产党人相对坦率地表现出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力量与决心的怀疑态度，这只会助长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忠诚度的疑虑。真正的问题在于政治控制而非阶级代表。蒋介石利用北伐确立对国民党的控制，这让铲除共产党人成为必须。在1926年，伴随着北伐，华南与华中的农民骚动日益增长。农民查抄粮仓，强行重订地契，阻止商人将粮食用船运出他们所在的地区，且杀死“土豪劣绅”。农民拒绝让粮食自由流通，此时上层阶级逃入城市避难，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中的米荒。军阀队伍与地方上的“士绅民团”行动了起来，镇压农民协会，国民党军官则叫屈说他们的家产被没收了。形势有失控的危险。同时，政治激进行动分子的分析也变得更加激进。对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来说，将地主界定为一个有着指向反革命方向的“封建”利益的“阶级”变得更容易了。按照这一新的更为马克思主义化的定义，军阀成了这一更大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因此，批斗地主就意味着推进北伐。

与此同时，在城市中，恰恰由于自身的成功，工会日益分裂为对立的派系。在国共两党各自主导的工会间，冲突爆发了，政治谋杀也开始出现。共产党领袖与共产国际仍期望能通过与国民党左派以及被认为是中间派的蒋介石合作来孤立右派。他们将党的未来整个地压在这一期望上。

蒋介石将1927年的头三个月花在了与上海各主要商人、青帮与外国公司代表谈判上。他正与国民党左派争夺党的控制权，同时试图缓和列强的疑虑，从中国商人处获得金融资助，为下一阶段的北伐做好准备。为了维持国共合作，在上海工人成功接管该市的中国城区后，中国共产党自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3月末，国民党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上海。接着，4月12日凌晨4点，青帮的武装分子与国民党军队袭击了上海总工会，杀害并逮捕工人。在第二天的示威游行中，军队又杀害了差不多100名抗议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对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嫌疑人的搜捕遍及全上海。为获得青帮的关键支持，蒋介石提出，允许利润丰厚的长江流域鸦片贸易继续进行；而出于对工会的畏惧，上海资本家“借给”蒋介石他急需的1000万元以支付军饷。外国当局赠送了5000支来复枪与相应的弹药，并确保那些暴徒有通过公共租界的安全通道。为了劳工安宁的承诺，这点代价看起来微不足道。散发的黑名单上写着知名激进分子与激进嫌疑人的名字，剪短发的女性——一个激进倾向的明确标志——被逮捕。女性激进活动分子总是被指控犯有性放荡罪而非政治罪，被处决女性的尸体有时会被损毁且公开展示，以作为警告。

清党——如果说不一定是血腥的恐怖的话——得到了国民党领导层中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部分的支持。蔡元培（辛亥年激进分子与北大前校长）与吴稚晖（无政府主义者，孙中山的朋友）两人都支持清党。除国民党左派少数人外，国共合作已只剩下一个空壳——这是要他们还是要我们的问题。上海并不是唯一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城市。在乡间，随着农村激进分子被抓捕，农民协会要么解散，要么被军队镇压。国民党左派人士试图自行采取对抗蒋介石的立场，这令形势更加混乱不清。1926年10月10日，一个新的国民党政府在武汉成立。武汉国民政府由孙中山长久以来的追随者汪精卫领导，该政府试图不顾白色恐怖，在华中继续进行“国民革命”；直到武汉共产国际代表误将斯大林的一封电报拿给汪精卫看，内容是命令农民与工人举行起义。这吓坏了汪精卫，他随后就转而反共。

斯大林一直坚决支持国共合作并对工人与农民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为何突然要冒疏远国民党左派的风险？首先，他的中国政策明显正在崩溃，且正发生于苏联共产党人在克里姆林宫开会选定新领导人之时。假使斯大林能够推动大规模的起义，不管如何力量悬殊、徒劳无益，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的中国政策会看起来是成功的，而这会确保他的权力。斯大林的指示可能是想要保密的，将其透露给汪精卫的直接后果是让共产党人显得不可信任。国民党左派对有秩序的农民协会持同情态度，但他们并不支持反地主的武装暴乱。汪精卫命令将所有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

1927年末与1928年初，共产党人发动起义，继续维持着革命的神话；然而，每一次起义都被迅速、残酷且彻底地镇压了下去。1927年12月，俄国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斯大林此时仍能够宣称运动并未死去。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元气大伤，苏联的政策正走向破灭。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托洛茨基就曾竭力主张中国共产党放弃明显正走向解体的合作，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在早些时候建议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这虽然几乎肯定会失败，但至少会让党在组织上保持完整。而正当它面临最大威胁之时，斯大林却解除了它的武装。

1927年末，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巨大挫败已显而易见，斯大林则径直将其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幼稚。中共党史倾向于将责任归于陈独秀个人，他被开除出党。事实上，在决定性的事件开始展露时，就加剧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问题而论，最该受指责的就是斯大林自己。不过，中国共产党在3月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明朗，也并不清楚共产党人是否本可预见到蒋介石的背叛。考虑到两党利益的互相冲突，国共合作的最终瓦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假使共产党人完全在地下独自活动，他们绝不会有如此大的发展。党在1925年初有党员1000人；到1927年4月，已增长到58000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上海与广州的工人。或许，在蒋介石眼中，是这些党员以及共产党组织者的效率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1926年，蒋介石上演了一出准政变，这被证明只是一年后真正的清党的彩排。军事上软弱无力的武汉政府寻求与蒋介石妥协，汪精卫则决定下野赴法国游历。通过攻击共产党人，蒋介石既排除了一名主要竞争对手，又证明了国民党是如何地需要他。为让国民党的外国反对者保持中立，清洗左派至关重要。这换得了中国主要银行家与工业家——他们自然看不起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支持，向农村掌权者表明国民党会支持他们，也缓解了国民党阶层内部对社会革命会让他们的家庭付出代价的恐惧。在白色恐怖中，成千上万人被杀害；在接下来的10年中，共产党人则一直遭受死刑威胁。这里是一个很不完备的名单：

李大钊：1927年被张作霖抓捕处死；

向警予：1928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彭湃：1929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蔡和森：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邓中夏：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瞿秋白：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陈独秀：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释放）。

国民革命与权力的巩固

鲁迅在1923年评论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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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是在预见国民革命与随后的抗日战争的命运。不过，一名历史学家必须问的是：白色恐怖是反革命报复吗？或它是国民革命逻辑上的顶点，预先阻止了进一步的分裂性社会斗争？当然，蒋介石声称是在实行孙中山所设想的革命。1927年夏，北伐重新开始，并立刻就受了阻。长江下游的军阀孙传芳尽管丢失了上海，但一度威胁要夺取南京。在国民党内部，汪精卫与蒋介石间自相残杀式的派系争斗继续着，8月，蒋介石突然辞去了总司令一职。

中国在混乱中，蒋介石则赴日本与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完婚。他的新家庭礼貌地忽略了他第一次婚姻中的妻子与儿子，并给予了他宝贵的新人脉。宋家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富有家族，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在当时轰动一时，宋庆龄与她的姐姐宋蔼龄都做过孙中山的秘书，且孙中山起先爱上的是宋蔼龄。因为宋家与孙中山都是基督徒，若不是孙中山尚未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一结合看起来倒似乎是合适的。然而，几年后，宋庆龄与孙中山私奔。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平息了下来，孙中山反复坚持说，他认为自己已与第一任妻子离了婚。宋庆龄开始与他一起在公共场合出现，宋蔼龄则嫁给了一位富有的中国金融家。等到宋美龄要嫁给蒋介石时，前任妻室已是个次要问题了。现在蒋介石可以宣称与孙中山是姻亲，同时获得其妻兄敏锐的金融头脑的支持，且拥有一位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她说一口完美的英语，能够代表他面对外国公众。

蒋介石纵使不再返回政坛，也可以作为富有的上流人士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他并没有真的离开政治。他的辞职不过是凸显自己不可或缺的计策。在他走后，国民党资金短缺，且无法找出新领袖。因此，蒋介石被迎回，以从上海商人那里敲出更多的钱，并于1928年3月初重新开始北伐。早在1927年4月底，蒋介石与上海资本家的联合就已经瓦解了。为了筹集钱款，蒋介石拘禁主要商人与银行家，或让他的青帮盟友径自绑架他们。他发行公债，要他们来认购。这不是街头处决式的白色恐怖，而是按照美国领事的说法：“对金钱阶级不折不扣的恐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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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北伐，可能以这种方式筹集了5000万元。

在奔向北京的最后一程中，国民党军队得到了中国北方两位主要军阀的支持配合，他们分别是冯玉祥（曾经击败过吴佩孚）与阎锡山（长久以来一直统治山西省）。张作霖由此被赶出北京，被迫退向东北老家。然而，载他离开北京的火车被炸，他伤重去世。暗杀张作霖的是日本军队中他从前的支持者。尽管日本在东北的影响力在快速增长，但有些军官希望暗杀张作霖会在中国北方点起一场燎原大火，进而诱使日本政府支持全面侵华。他们在1928年没有成功，但不到10年后，这一愿望就实现了。在当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接掌了他父亲的军队，并与蒋介石达成协议，承认新国民政府，尽管日本坚持要维持东北的独立地位。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回到日本在中国的角色问题上来。在这里，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国民党的成功是宏伟的，但却并不彻底：“国民党中国”或“南京时期”就要开始了。新首都没有定在北京，因为它易于受到北方侵略者的攻击，且被视为堕落、帝制与官僚主义的象征，而是定在了中国中部的南京，也就是旧日明朝的首都。北伐虽然创建了一个新政府，但它也任由若干军阀实际控制着特定地区。并非所有税收收入都上缴南京；最说明问题的是，甚至在国民党人实际控制的那些省份中，大部分地税也仍由当地截留。新政府获得了外国的承认与（孙中山在1925年未能取得的）海关关余，且甚至在1928年收回了自定关税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与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相比，他们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对北京政权的承认是远远不充分的。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对中国中部与南部（中国最富裕地区）建立起了牢固的控制。

对获胜的国民党人的最大威胁并不在于边缘地区的军阀，也并不（直接）在于帝国主义压力，而是在于（可以被称为）国民党自身的军阀化。蒋介石自己的参谋总长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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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民党成了个杂合组织，它奔向权力依靠的是三驾马车：革命动力、职业化军队以及税收充足的现代经济部门。在获得权力之后，第一项被清除了，第二项由于军阀军队的渗入而被削弱了，第三项则受到了军队的守旧性与财政需求的威胁。尽管国民党左派的几位支持者（包括宋庆龄）离开中国以示抗议，但在短期内，社会革命的终止可能并没有削弱国民党。“公共舆论”在成长（仍主要是城市与受教育者中的现象），且仍是积极活跃的。针对军阀的内斗、无能与腐败，国民党做出了重大的改进。一个现代行政体系承诺推进社会改革。左派人士被噤声，要求立即实行民主制的自由主义者也只是少数，国民党人可以带着几分正当理由宣称自己是在代表国家发言。

他们致力于以自己的图景重塑国家。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观念，那就是党将领导国家经过一段训政（或换句话说，独裁统治）期达到民主。不过，威权政府并不意味着社会与政治利益可以被压制。国家建设这一过程要求将利益团体带入公共舞台，且国民党政府的正当性依赖于人民主权的神话。尽管孙文主义者以人民落后、需要训政为说辞，但并不是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政治进展都可以被倒转。对更广泛政治参与的需求以及精英通过职业协会与其他利益团体参政的发展，都已植根于现代政治文化之中。教育必然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乃至应在国民党控制下的群众动员有时也会不可避免地脱出控制。不过，出于同样的原因，国民党（以及南京新政府）的运行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团体。如我们在下一章将加以考察的，在理论上（以及很大程度上，在实践中），国民党是自主的。

不管我们将新政府看作国民革命的标志、反革命还是两者间的某种东西，它都最终确证了辛亥革命。结果证明，军阀割据不过是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到另一个间的短暂过渡。南京新政府还消灭了帝制政府的古老神话。蒋介石确证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信仰——不是皇帝的天授权力，而是代表着中国人民的统治者以及以纪律严明且秩序良好的公民为基础的国家。国民党人试图创建一种自上而下的渐进启蒙模式：从国家自身辐射到精英，最终辐射到普通人。然而，在某些关键地方，民主需求与国民党人的计划背道而驰。尽管普遍信仰强国家，但是人民主权仍是天授皇权最普遍为人所接受的替代品。虽然城市团体并不一定赞成大众的平等选举权，但要求有自己的代表，就此对国民党宣称代表他们形成了挑战。换句话说，蒋介石试图将国民党转变为一个常规化的社会控制主体，但这一控制的基础尚未被社会所接受。他试图将一个致力于意识形态灌输、纪律训练以及革命动员的列宁主义政党转变为对社会进行制度化控制的官僚机构。但是这一转变仅仅是部分的。国民党政府仍部分是革命党，部分是理性化官僚机构，部分是军阀化的军队。这是一个蹩脚的混合物。

蒋介石并不想与实业家或地主这样的社会团体（更不用说工人或农民）分享权力，因为他们可能会偏离国家建设这一任务。但恰是因为忽略社会团体，新政府不得不花更多的力气征集税赋与打击竞争对手，这导致了对社会团体更大的不信任。讽刺性的是，这一过程导致了中国社会更大程度的政治化，最终，压制适得其反。

蒋介石继承的是孙中山的目标，他不是要创建一个主要在其国民互相冲突的利益间发挥协调作用的国家，而是要创建一个真正高踞于社会之上且推进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国家。
[10]

那么，公民权就在于个人或团体对利己主义的弃绝——为了国家建设（尤其是要在军事上足够强大以压制地方势力、培养社会秩序以及抵抗外国侵略），新政府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抽取中国社会所创造的经济财富，彻底的牺牲必不可少。在这一孙文主义—列宁主义的愿景中，合法反对派的概念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真正的中国人不会反对这一计划，因此，任何反对者都是没有爱国心的。当然，实际上，有许多团体认为自身利益与爱国主义是兼容的，但却未必与国民党版的国家建设相兼容。新的国民党政府向每一处地方都派出了代理人，他们被视为外来者。

最重要的是，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渗透既威胁着既存利益，也威胁着村社团结。只要国民党人想要从乡村中抽取税赋，对农民与地主来说，他们就代表着威胁。例如，对国民党人来说，农民协会的目的是削弱地方精英的控制，使资源可以为国家所用，而非让农民掌权。 国民党人对阶级斗争的否定部分是出于对内部分裂这一图景的噩梦般的恐惧，部分则是由于他们认为，大的分界线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非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他们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声称代表作为整体的人民——由无私的公民组成的没有阶级差别的汉民族。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看到国家建设过程可能会加剧阶级紧张。

蒋介石的权力受到持续的挑战。不过，他掌握着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这植根于他对黄埔军校的领导），在一个军事化的时代，这确保了他最少会是主角之一。他在军校管理者与黄埔毕业的成千上万名军官之间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师生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一直给予嫡系最好的训练与装备。蒋介石是以操纵派系为手段的个人政治的大师——在关键时刻更换盟友，收买敌人，让对手四分五裂。

至于该将20世纪20年代的特征归结为革命、反革命、流产的革命还是局部的革命（所有这些都有人提出过），这一问题不可能有最终的答案。当然，从共产党人的视角来看，1927年至1928年的那些事变是反革命的，因为它们清除了代表着反帝、反封建以及社会正义的工农运动。相反，国民党人自认为仍忠于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白色恐怖挽救了国族，使其不至于陷入阶级斗争。然而，不管怎样界定，恰是尝试建立更强大国家的过程引发了对“革命”的反动。因此，新政府致力于让难以驾驭的社会遵从治理。

在这种气氛中，孙中山的魂灵自然会被人召唤，不仅是要加强意识形态纯度，也是为了给一场正迅速失色的革命增添卡里斯玛式的魔力与意义。我们曾谈及孙中山去世时广受爱戴。当他1925年在北京去世时，举行了两场葬礼，一场属于家葬，是基督教式的，另一场则属于党葬，布置以孙中山演说中的格言作为悼念。
[11]

考虑到孙中山突然增高的全国性声望，北方军阀不得不允许他以相当盛大的仪式下葬。孙中山的遗体在水晶棺内停灵三个星期，供公众瞻仰。他们可以看到孙中山身着西装，部分地覆以国民党党旗。选择的供瞻仰之地是古老的皇家社稷坛——明、清两朝国家的神圣象征。讽刺性的是，这将共和革命与传统帝王联系在了一起。不过，根据前来哀悼的市民写下的简短评论判断，孙中山已被追念为民国的国父，因为推进人民主权、教育以及女性权利而被人们铭记。

在悼念期结束后，孙中山的遗体被安置于北京郊外西山的一座寺庙中。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灵柩于1929年移往南方，正如孙中山的遗言所愿：“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中山陵的设计竞标公开举行，胜者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的年轻中国建筑师，他的设计反映出了中西两方的要素。1929年奉安大典的主导者当然是蒋介石。孙中山被安灵于他的最后安息之地——一座俯瞰南京的林木茂盛的山峦的半山腰。各国外交使节以及成千上万市民出席了该仪式。跟在孙中山灵柩后的队伍是精心选择来象征国族整体的：国民党、政府与军方代表，工人、农民与商人，妇女，学生，以及海外华侨、关内外各省以及西藏、蒙古两特别区的民众。

对孙中山的崇拜触动了中国人民的心弦。他代表着如此多的期望，去世时自发悼念便遍布全国，1929年下葬时又是如此。他自然是国民党与其他方面精心操纵的一个象征物。在整个南京时期，每一间政府办公室、每一所学校与每一处兵营都挂有孙中山的像。每周一，政府官员与学校学生都要向孙中山三鞠躬，聆听宣读他的最后“政治遗嘱”，并静默三分钟。在国民党人于1949年逃往台湾后，蒋介石继续利用孙中山来正当化自己的统治。共产党人赞扬孙中山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与爱国“先行者”，周恩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瞻仰了他的陵寝。今天，它是官方认可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中山被当作（他所期望的）国家统一的象征，不过，中国人仍旧不能就他的国家愿景到底包含着什么达成一致。

注释

[1]
参见Harold R.Isaacs（伊罗生）1938年尽管有些倾向性但却巨细无遗的记述，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补充以Bruce Elleman（艾朴如），Diplomacy and Deception（Armonk，NY:M.E.Sharpe，1997）；以及对北伐本身的概述，Donald A.Jordan（朱丹），The Northern Expedi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

[2]
引自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91。

[3]
鲁迅，Lu Hsun：Writing for the Revolution：Essays by Lu Hsun and Essays on Lu Hsun（San Francisco：Red Sun Publishers，1976），pp.60-61。

[4]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171-179。

[5]
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收入Tony Saich编：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Armonk，NY：M.E.Sharpe，1996），pp.171-172。

[6]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256。

[7]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26日）。 Lu Hsun：Writing for the Revolution，p.105.

[8]
引自Parks M.Coble，Jr（柯博文），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35。

[9]
何应钦。引自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1927-1937”，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18。

[10]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The Misconceived Revolution：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Nationalist Revolution，1923-192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9，no.2（May 1990），pp.323-343。

[11]
本段以及下面两段受益于Liping Wang（汪利平），“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vol.21，no.2（April 1996），pp.23-63。还可参见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英文译者：Janet Lloy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407-414；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1-15。

第十三章 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党时期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撤离了南京，“国民党十年”结束。不过，国民党人的失败并不是预先注定的。通常，南京十年是被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加以研究，学者们谈论国家的“扩张”以及它对社会的“渗透”，有时似乎认为强社会意味着弱国家，反之亦然。自主的地方精英无疑会限制任何中央政府的权力，国民党人自己相信，创建强政府依赖于对社会势力施加建制化控制。然而，只要这暗指的是零和游戏，则就是误导性的——对现实里国家建设成败的考察显示了这一点。“社会势力”（从农民到实业家）并不是被动地等待着被渗透，而是主动的参与者，时而支持时而反对特定的政府举措。不过，对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观察者来说，中国社会绝大部分活力贫乏，秩序混乱，而少数人预见到，更强大的国家与更强大的社会是可以兼容的。

南京时期的基本模式是由北伐的妥协性质决定的。它确立于北伐第二阶段，时间是从1927年中期到1928年全年，方式则是并入各地区军阀与官僚机构。国民党在1928年所建立的地区统治实体被主要军阀所控制，在27个省与地区政府中，有25个被军头掌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北伐期间加入的国民党，且都仍保留着自己的地盘与人马。
[1]

东北的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以及东南与西南地区的各式军头都与蒋介石讲和了（不过有时只是暂时性的）。

因此，南京十年的政治存在着两个层次：作为整体的政权的权力，以及在高度派系化的政权内部决定政策的方式。尽管南京政权的统治没有宪法制约，但它并不是蒋介石一人控制下的独裁政治。蒋介石一直受到国民党内竞争对手的挑战，他发现，党的官僚系统与政府都很难对付。军队与秘密警察是他权力的真正基础。蒋介石的权威依赖于国民党支持者（他们别无选择）与地区盟友（反共的军阀与地方精英，他们需要安抚）的不稳定联合。他面对着再三发生的“反叛”：桂系（1929年），冯玉祥与阎锡山（1930年），江西的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暴动日渐壮大），保守的国民党领袖胡汉民的广州支持者（1931年），福建事变（1933年），以及再次出镜的两广地方实力派（1936年）。

在对付敌人的过程中，蒋介石慢慢地加强了他的权力。1928年，南京政府只在江苏、浙江与安徽有较强的统治力；到1931年，已经伸展到河南、江西、湖北与福建；并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向中国南部与西部继续扩展。1934年，共产党人被迫撤离其中央根据地，南京政府的权力获得了增长。在后来的共产党史学中，这以光辉的长征而为人所知，共产党人的转移使得尾随追击的国民党军队得以对湖南、贵州、云南与四川诸省施加至少一定的控制（将它们拉入南京的轨道）。南京的币制改革与道路建设计划是精心设计来削弱各省自主权的。这样，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人就能够宣称对关内大部地区——作为经济心脏地带的稻作中心区以及工业化的东部城市——均已有相当程度的控制。

新制度旨在帮助国民政府支配各地区。在南京十年中，这些仅取得了部分成功；不过，它们建立起了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可以依靠的先例与模式。在学校中，学生们学习作为该政权意识形态基石的三民主义。历史、地理与文学课讲授民族主义，甚至科学与算术课也讲授外国人如何欺骗中国人（例如算出具体的数目），特别“国耻日”的传统持续地提醒着学生牢记中国所遭受的冤屈。现代史变成了讲述失败（肇端于鸦片战争）以及随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与北伐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

蒋介石还建立起了控制系统：通过保甲制，村庄领袖要为每一位村民的罪责承担责任，警察势力以国家军队为后盾，学校进行严密的意识形态训练，以及普遍地“党化”。因此，对南京十年的任何估价都必须将其政策的长期效果以及该政权存在期间的成败纳入考量。

对国民党十年的历史争论永远不可能有答案。一些学者设想，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侵华，从长远来看，适度但有限的统一、政治稳定性以及种种现代化计划会造就稳定且繁荣的国家。

该政权挺过了帝国主义压力，挨过了世界性的大萧条，这表明它就在正确的轨道上。通过向外国列强承诺废止厘金与五花八门的商税，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取得了关税自主权。该政权由此达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者长久抱持的主要目标中的一个。增长的关税收益足够偿付约一半的政府支出（其他部分来自工业）。

然而，从一开始，腐败、无能与独裁主义就是这一政权的标志。蒋介石个人并不腐败，但他身边的许多人是腐败分子，且如他自己经常抱怨的，国民党的集体性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不仅花销无度，且妨碍效率。虽然无能更难度量，不过，腐败与任人唯亲削弱着官僚系统。蒋介石甚至在经济部门中也要依赖军人，而他们并不适合担任这些职位。他的许多高级幕僚都是尸位素餐之徒。“人们只能感到惊讶，”蒋介石的一位更有上进心的助手回忆道，“发现位居高层的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
[2]

出于独裁本能，蒋介石与他的政权从骚乱问题中得出了错误的答案，他们对巨大的农业危机几乎毫无了解，而用镇压来解决只会让该政权进一步脱离现实。甚至城市里的学生运动与民众不满也只是被推入了地下。该政权的弱点让它无法完全根除此类威胁。

该政权无情地从现代部门中榨取资金，不能仅被视为资本家利益的代表。它大举借债，约五分之一的收入出自公债销售与银行贷款。该政权高居于社会之上，即使对统治最巩固的部分也是试图控制而非给予选举权，从而自己否定了可能的创造性输入物。如果它有商会、工会与学生组织（更不用说农民协会）的话，就会承认政治化这一20世纪20年代的现实了。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对南京政府来说，日本日益增长的威胁都是灾难性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威胁令蒋介石受益，因为它统一了公共舆论且削弱了他的敌人。但是蒋介石自己拒绝抗日，这让国民党士气低落，并鼓励了日本的进一步侵略。
[3]

蒋介石颇有几分道理地坚称，中国没有强大到足以面对日本，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统一全国并建立军事力量。他尤其想要铲除共产党。然而，这个顺序是对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原则“民族主义”的践踏。作为袁世凯的真正继承者，蒋介石不信任群众运动，几乎从未试图将整个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

南京十年的国家建设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为维持与增加自身权力，南京政权奉行两条基本策略，并在两者间摇摆。
[4]

第一条是强化等级官僚制、责任分工与法律常规，第二条则是强化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信仰灌输与民众动员技术。第一个策略希望能维持住中央的权威，即使它只管授权。但这一策略受困于几个缺陷。如何找到足够的训练有素的能干官吏是个始终存在的问题，如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这样的技术专家不仅稀缺，且面向城市，而此时本需要对乡村投以更大的关注。蒋介石喜欢平衡派系与在关键位置任用信得过的部属，这让工作职责无法明确，而后者对官僚体制平稳运转必可不少。第二条策略不仅代价更为低廉，且与任用“贤人”以实现皇帝意愿的传统理念相一致。明显，问题在于如何确保被任用者品德高尚，尤其是此时官僚系统孱弱，无法保证中央政府能够约束地方利益。

新政府面对的首要议题中的一个就是编遣军队。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上有几十支军队，200万士兵，蒋介石个人就控制着24万。国民党自己的军队每年消耗掉超过3.6亿元军费，而南京政府的净收入只有3亿元。不过，军队编遣的真正目的是解除蒋介石的竞争对手的武装。结果，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战争持续不断，对这一政权的影响则是混杂性的。军队继续吸走本可以更好地用到他处的资源（超过预算的40％）。不过，在蒋介石胜利后，南京官僚系统通常就能渗透到更多的地区。
[5]

类似地，尽管乡村民团似乎象征着中央政府的软弱，但在适当的环境下，它们能够适应国家建设的目标。
[6]

民团以某个特定的县域为基地，发誓保卫乡里，一般会反抗军阀将其整合入更大规模的流动性军队的努力。民团领袖通常成了事实上的“土皇帝”，在国民革命中被归入“土豪劣绅”之列。然而，一俟南京政府建立，问题就变成了地方民团是该遣散还是纳入官僚系统的控制之下。在中国许多地方，两个选择都不可能。即使南京任命了县长，他也可能对民团毫无控制力可言。虽然在追捕共产党上，地方民团可能会与县长合作，但却不会为一个遥远的政府征税。不过，在湖南，省政府特别注意为地方民团提供培训与指导，逐渐将它们纳入了官方控制。通过军事指挥链条，地方民团基本上被整合入了省军。甚至民团的特别“税”最终也在省一级被加以规范化，这使得湖南政府能够更大程度地控制乡村资源。

然而，乡村改革依然在南京的视野之外。 孙中山曾将乡村危机归结于官僚腐败，缺乏现代输入以及基础设施落后。 与共产党人的理解不同，他并没有归咎于“封建制度”——如我们在欧洲与俄国所见的那种形式，贵族领主剥削广大农奴劳动。相反，在中国，地主不是贵族式的，所拥有的土地通常并不特别大，小地主与自耕农间的差别微不足道。不管怎样，蒋介石自己几乎没怎么谈到过农村的情况。不过，最近出版的俄方档案材料显示，在1923年访问莫斯科时，他曾反对过共产党人的解释。
[7]

蒋介石宣称，村民间与宗族内的情感纽带缓和了地主与佃农的紧张。20世纪20年代早期是蒋介石一生中最为激进的阶段，我们可以设想，他视政府为稳定的恢复者。在这里，他显示出一种浪漫或怀乡式的保守主义，这也与孙中山对乡村困苦的更为现实的评价并不一致。

纵使在某种意义上，蒋介石的观点看起来比较天真，但南京政府乡村政策的失败却首先并非源于对“阶级斗争”的压制，而是来自对自身法律的忽视。这些法律本要降低租额、调节土地关系、向农民提供信贷与专门技术，甚至赋予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重新分配土地的权利，以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假使这些政策实行了的话，南京政府就会真正地渗入乡村。许多国民党成员倾向于强有力的农业政策，督促政府向农民合作社注资，然而蒋介石并不想冒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风险。甚至提供外来信贷（这可以大大提高农业产量）也会威胁到乡村精英对信贷的垄断。

如果说南京对广大乡村的控制仍然是薄弱的，在或许更易管理的城市中，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就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来说，该政权的记录也至多是好坏参半的。政府将该市当作行政橱窗，向外国人显示中国人可以将通商口岸管理得多么井井有条。该政权约85%的收入来自贸易与制造业部门（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
[8]

然而，上海只在部分上是可支配的。市财政预算经常性地处于赤字状态，许多政府职能继续由同乡会来行使
[9]

，后者数量超过两百个，最大的会员超过两万名，它们调解纠纷（包括绑架与劳工冲突），在城市被围困期间提供慈善救济。帮会分子是这些团体的成员，官员（尤其是警察）也是如此。因此，上海中国城区是由身份部分重合的精英人士——富商、官员与帮会大佬经营的。他们不得不掏钱给蒋介石，不过，尽管拥有固定资产的实业家深受其苦，某些帮会分子与银行家却做得有声有色。

南京政府是软弱的，这从上海警政的命运中就可以看出来。
[10]

警察与军队最直接地代表着国家建设。警察是政府伸入城市街区的直接触手。南京政权想把地方警察力量纳为民国政府的一部分，上海警察被用于追捕共产党人。然而，这种对警察的使用夺去了本可以投入日常警政的资源。不管是租界还是华界，上海以抢劫、谋杀与绑架而声名狼藉，整个城市到处都赌博、卖淫与吸毒。 在鸦片战争后，鸦片日益流行，到民国建立时，罂粟种植已散布到绝大多数省份，国产鸦片已成了印度进口货的竞争对手。在许多地方，鸦片变成了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及乡村赋税的支柱。鸦片吸食扩散到了乡村。据估计，有多达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是瘾君子。
[11]

严格说来，鸦片仍是非法的，它的秘密交易为成千上万帮会分子提供了工作机会。实际上，据许多估计，单是上海帮会就有10万名成员。从一开始，毒品就是上海经济与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贿赂与交易，官员与帮会分子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鸦片贸易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蒋介石承诺用征税的办法来禁绝毒品——南京政权倒变得对这一收入流上了瘾。事实上，孙中山在广州时便已开了鸦片垄断的先例。

不过，这一政府—帮会—警察—商业的连锁并不仅限于鸦片。20世纪20年代，青帮中的一位首脑就是法租界的探长。其继承人则是恶名昭著的青帮首领杜月笙，杜氏被蒋介石委任负责禁烟。中外官员都感到必须容忍青帮，因为只有它能摆平劳资关系并让上海庞大的黑社会保持某种秩序。作为回报，帮会不仅支付了数额巨大到足以构成维持政府运转的收入的重要部分的贿金，而且在白色恐怖中发挥了作用，并在整个南京十年期间继续追捕共产党人。政府通过青帮暗杀反对者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竞争者，不过，这经常引起公众的巨大义愤，让该政权得不偿失。

在20世纪30年代那几年，帮会分子、商界领袖与官员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让政府从毒品生意中获取更大收益的决策与蒋介石个人有关。据说他憎恶吸毒，但又找不到替代的筹措收入的办法。改革毒品政策的尝试（贩毒合法化，建立戒毒所）也被日本制造毒品并在华北销售的决策（既扰乱南京的财政，又戕弱中国人）所蓄意破坏。上海警察只是体制的一部分，在该体制中，腐败与合法的界限被弄得模糊不清。历史学家魏斐德总结道，正当上海的帮会分子试图洗白自己时，蒋介石努力要让警察国家化，这“在上海创设出一整套新的形势，让区分警政与犯罪、爱国精神与恐怖主义变成了困难的事情”，并意味着“让政府变成了犯罪集团”
[12]

。

总而言之，国家建设中的矛盾严重削弱了南京政权。蒋介石无法设想出新的权力组织与代表方式，以及应对一个巨大国家的多重利益的办法。他利用自己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来支配国民党与政府。然而，在共产党人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巩固其权力之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不受中央节制的军队仍强大依旧。蒋介石实际但又有限的现代化努力恰恰讽刺性地动摇了他所依托的现状。假如说国民党在北伐期间“军阀化”了，在吸收先前军阀与中央政府架构内的官僚——这些人对三民主义毫无信仰——的过程中，它也“官僚化”了。在某些情况下，这无关紧要，几个部之前已设法变得既有效率又有效能，且至少能部分地屏蔽政府的干涉。
[13]

外交部不断吸引着有才能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其服务，并在政府最受人欢迎的目标之一——“改订新约”上取得进展。财政部也做到了保持自主并限制腐败。对赋税的第一手掌握让它可以支付丰厚的薪水，这带来了高效，使它能增加收入并取悦政府。

官僚系统或许在地方政府一级是最弱的。南京政权的困境在于，没有更多的资源，它就无法建立起强有力的民政部门，而没有强有力的民政部门，它就无法从中国社会中抽取自己所需的资源。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军费意味着文官系统只能获得财政预算的8％~13％。政府并不想要摧毁地方精英，这将会造成真空式的社会失序；不过，它确实想要以某些削弱他们自主的方式整合他们。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将“土豪劣绅”瞄定为压迫与剥削阶级，那么国民党用同一习语表达的则是不同的意思——没有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地方精英。国民党从未达成其孙文主义—列宁主义的任务——领导整个社会。左翼理想主义者更多让位给了腐败的野心家。精神与动员的呼吁能否填满这一缺口？下文将探讨蒋介石在中国社会中重塑风纪与精神的努力。

蓝衣与新生活：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

在1932年早些时候，蒋介石黄埔时期的一群门生军官组织了“蓝衣”社，以与社会的堕落、国民党的腐败、共产主义以及日本的威胁这诸种病症作斗争。该社的秘密核心是力行社，后者最终发展到50万会员，支配了军队培训，且影响着警局、大学、中学夏令营、童子军以及新生活运动。
[14]

该社的领导人希望将他们学自黄埔的军事效率与个人纪律跟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意大利建立强大国家的教导结合起来。正如意大利黑衫党与德国褐衫队，蓝衣社赞美权力本身。他们称蒋介石“领袖”——一个新头衔，出自“元首”。尽管反日，但他们仍忠于蒋介石高度争议的决定，那就是在努力应对日本之前先“剿灭”共产党人。

在力行社中，最明显公开活动的一派是蓝衣社。这是一伙暴徒，攻击甚至暗杀蒋介石在党内外的敌人。忠于蒋介石且极端狂热的国民党人的整个运动一般都被归给了蓝衣社。不过，力行社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外围组织，成员在宣传、情报、军事、警察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中结成秘密小组。蓝衣社明显是想要中国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下，这并不像今天听起来那样奇怪。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大萧条让很多人得出结论说，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行将失败。旅欧的国人经常对在德国或苏联（或两个国家一起）的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国民党中国尤其钦佩德国——它之前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取得了统一，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甚至已通过苦干与纪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完全失败中恢复了过来。这并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欣赏，蒋介石支持中德在工业与军事的所有层面上的保持接触。
[15]

20世纪20年代晚期，德国顾问在国民党中迅速取代了苏联顾问。法西斯主义显然会对威权主义现代化派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如一位蓝衣社高层许久以后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
[16]

在某种意义上，法西斯主义还提供了另一个可用于中国的外国模式。如历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所指出的，对不同的中国团体（国民党内外都算），“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一些人相信“极权主义”充满活力的目标以及伟大领袖的作用，另一些人则在法西斯主义这里看到了非威权主义的技术专家治国的可能性；一些人想要将它与“传统道德”调和起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将彻底替代传统——一种削弱了它的吸引力的反传统主义。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害怕阶级斗争会分裂中国，他们欣赏法西斯主义压倒阶级斗争的承诺，认为法西斯主义式的国族主义要高于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对宣扬国家至高无上来说，法西斯主义的旗帜很有用；对批判过度的个人主义与自由来说也是如此。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者赞同他们的死敌——自由主义者以及拥护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认为文化自身已变得颓废败坏。不过，根据他们的分析，引发文化问题的与其说是传统的恶劣影响，倒不如说是西式自由主义造成的衰颓。男人的精力消耗于妓院之中，女人则以化妆品玷污自己。“在近几十年，我们徒劳无益地沉醉于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提倡中。”蒋介石如是说。他在1933年解释道：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当然领袖自己要有伟大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来做一切党员的楷模！而每个党员，也务必能直接为领袖、为团体，间接则为社会、为国家、为革命主义而牺牲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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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衣社理想中的未来社会里，所有儿童都将属于国家而非个别家庭或家族，他们将被教以“团体主义”，被训以尚武主义；会强调职业教育，以避免毫无用处地学习“死书”。更为激进或极端民族主义的蓝衣社成员倾向于对经济实行完全国家化。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日本的农业法西斯主义以及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那里，这一看法有着广泛的共鸣。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农民与地主的分散田地将转为国家集体所有。不过，温和一些的蓝衣社成员支持的仅是官方的稳健改革路线。力行社的秘密状态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蒋介石之外，并不清楚还有谁是说话算得上数的。而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说得也并不清楚。

法西斯主义无法压倒国民党固有的派系主义，也无法把蒋介石无可置疑地转变为一位元首式的人物。力行社与蓝衣社只是三四个主要派系中的一个。蒋介石明白，他个人权力的基础就是它们持续不断的争斗——只要它们中没有一个能独掌大权，他就能主宰所有人。中国法西斯主义模式的另一个弱点是蒋介石对任何种类的群众运动的疑虑。蓝衣社从未被允许像意大利与德国那样组织国家控制的群众追随者运动。成员资格仍大致限制于军官与党的官员之中。最后，蓝衣社意识形态中的反传统一面违反了蒋介石的本性。

尽管蒋介石认定军队纪律为社会提供了模范，但他同样相信传统价值能在创建这样一个社会中扮演主要角色。作为以法律措施强制实行的对全体国民的意识形态重建，新生活运动于1934年9月正式开始。
[18]

它在许多方面都与蓝衣社的理想是相容的（尤其是就敌人——中国的颓败与共产主义——而言），总体目标同样是造就一个彻底纪律化的社会。但是，归根结底，新生活运动与法西斯主义并不相容。它将儒家学说乃至基督教教义带回中国的政治生活，同样是一种补救政府弱点的措施，而非扩展其权力的手段。假如人民真的被纪律化了，那么，无须强大国家的推动，他们就会自发地服务社会并献身于国族。

蒋介石宣称，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公”，“国民革命的原动力”则是“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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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意指公共、有公共精神以及共享，就是既不个人也不自私；“诚”意指真诚、深沉的奉献以及恭从。这些都是古老的德目，在宋代新儒学复兴时被标举了出来。它们表明蒋介石相信自律是理性国家的基础。蒋介石的新生活儒学是对大大小小的“自私”的攻击，它强调的是礼、义、廉、耻这样的新儒家德目。蒋介石想要改良中国人的习俗，他竭力主张俭与勤这些旧式的教义，社会改良将会自然地产生于此。

蒋介石解释说，自己举不劳而获的乞丐的例子，意思是假如他能在道德上获得进步，能更好地掌握四种主德，就会走出去找个工作。最终，社会秩序——蒋介石将其预设为等级式的关系——就会恢复。但是，正如李大钊在差不多15年前与胡适所争辩的，要为遍布中国各地的乞丐与盗贼提供工作，难道不是首先要有起作用的经济制度吗？ 蒋介石确信德行应先行，他甚至明确主张食不果腹者也必须讲求道德；否则，他们即使变成了富人，也仍会品行不端。正如蒋介石的批评者所指出的，甚至孔子也认为，希望基本经济需要都未得到满足的人讲求德行是不合情理的。然而，蒋介石解释说，德行必须先行：“未能为人，何有衣食？” 有了德行，那么，“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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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的目标范围甚广，从这样超然的高度直到对刷牙与洗脸（用冷水）的详细规定。在该运动的支持下，警察有时会查封舞厅，蓝衣社暴徒则撕毁危险的杂志，向穿着不得体的人身上泼酸液。即时在当时，指示大家如何穿着整饰也会受人嘲笑，可想而知，国民党人对堕落的审查毫无作用。不过，这一运动反映了一种广泛的感觉，那就是社会太混乱了。南京十年有限的法西斯主义会逐渐演化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清教徒式的审美。

对蒋介石来说，与其说儒家道德就自身而言就是目的，倒不如说它更多是一种将军队标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手段。正如旧日儒家士人强调弟子的洒扫之职，整饰是要逐渐培养出内在的庄重与自律。不过，新生活儒学也反映了一种等级式的社会模式——未加规制的民众是危险的。总而言之，蒋介石发现，欧洲法西斯主义有很多地方值得钦佩：提升国家，否定民主，颂扬领袖，以及对法西斯主义新人的愿景——遵守纪律的群众中去个人化的一员。但是法西斯主义与新传统主义、三民主义以及标志着南京十年西方化的许多形式并不完全兼容。至于说到德、意法西斯运动对群众的动员，这一尝试与蒋介石的关切就全不相干了。

经济、国家与社会

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基本上陷于停滞。农业产出占国内生产净值的65％，全国绝大多数人在内谋生。从1934年到1936年，投入经济发展的资金不到政府总支出的4％，甚至这一点钱中的大部分也被吸入了私人银行账户，或在徒劳的努力中被花掉了。对各主要城市来说，国际贸易与资本投资有重要意义，并促成了中国经济整体上小幅但相当稳定的增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7年，实际总产量可能每年增长了2％，人均产量则增长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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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治日本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经济体（包括中国）相比，这些数字黯然失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的小规模商贸企业的风气仍支配着国内制造业与贸易。

尽管从1931年到1936年，工业年增长率达6.7%，但起始基数很小。中国工业仍只占总体经济的一小部分，并因为高税收与融资困难而显得很脆弱。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因缴不起税而破产（讽刺性的是，实际税制偏向于外国公司，因为南京需要从政治上更为软弱的中国企业这里获得收入）。商人被指望着做出牺牲。大萧条减少了欧洲与北美对生丝以及其他产品的需求，结果沉重打击了出口。最初，中国受益于1929年至1932年间的银价下跌——虽然各工业国都采用金本位，但中国仍以白银作为通货。因此，银价下跌让中国银元事实上贬值，降低了出口品价格。但是，由于美国开始买入更多的白银以平衡黄金储备，银价转而上升，白银开始从中国流出，中国经济则跌入了急剧的通货紧缩时期。在1932年至1935年间，批发价下跌了四分之一。

净出口额从1931年的14.17亿元下降到1934年的5.35亿元。 到1932年，三分之一的城镇工厂与40%的商铺已经倒闭。农民深受物价降低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毁灭性的洪灾所害。蒋介石拒绝将军费转用于救济洪灾。中央与地方政府仍处于赤字状态，南京政府年度支出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由借款填补，结果吞掉了本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商业贷款的年利率最低也达到18％。

1936年，形势改善了。在1934年至1935年的萧条期间，南京政府实行了银行国有化（让少数友人大赚了一笔），暂停了白银交易，并从根本上开始印发纸币。这些政策的计划外后果是通货膨胀，农民则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受益。1936年至1937年的农业季更加风调雨顺，收成也更好。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1935年，政府设计出一个五年计划，在内陆省份发展重工业。这一政策后来成了毛派经济学的支柱。在远离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的那些地区，钢铁、机械、电力与采矿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南京政府对私人企业——从纺纱厂、肉类加工厂到电信与造纸业都包括在内——实行了国有化。这助长了各级官僚的大规模腐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让经济增长提前结束；不过，这同样也促使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民党人试图保持相对社会的自主，以此让政府不受制于外来压力。南京政府试图包容（或笼络）如资本家、军阀、帮会分子以及乡村精英这样的潜在敌手，它承认集团利益，但前提是它们必须从属于总体利益。公民权的基础是无私个人对国家——它是唯一可以国族名义发言的机构——的义务，被视为是有限制的。早在1929年，新兴的南京政府就规定：“在训政时期……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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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要努力赢取，而非自我主张即可。更具体的是，国民党人寻求在意识形态上统合所有正式的自发团体，适用对象是专业人士（组织渊源可追溯到晚清，律师、医生、教师、记者、会计师以及其他人群的职业团体），当然还有商会以及商人的同乡会（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特别是专业人士，他们自视为关键的现代化事业的天然社会领导者，并想要政府承认他们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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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间或会反对政府——例如律师批评国民党人漠视正当程序与人权，宣称代表公众发言，是对国民党正当性核心的不言明的打击。不过，也仅仅是不言明的，并没有任何公开性的决裂。职业团体的运作并不独立于国家。

国民党人认为，国家的作用既在于控制社会，也在于调整社会。他们想要让国家成为社会冲突的调解者。这一阶级合作方法立刻被用于处理劳资关系。20世纪20年代末，共产党人的影响被从工人运动中清除出去。在上海，共产党人对工会运动的渗透曾既广泛又深入，结果，这一清除过程既血腥又充满了派系冲突。不过，甚至在这里，国民党政权也对劳工显示着相对正面的态度。尽管工人被驱入弃绝阶级斗争的“黄色工会”，不过，工作条件与工资仍得到了改善。国民党并不否认工人有采取集体行动反抗雇主的权利，不过，关联更大政治问题的活动则在禁止之列。在工会与雇主的争执事件中，市政府试图居中调解，以达成妥协。在调解期间，罢工是非法的，不过，雇主也不可以解雇或禁止工人入厂做工。在意识形态上，国民党继续展开着后期孙文主义中反资本主义的滔滔雄辩，将商界领袖描绘得既自私自利又剥削别人。然而，国民党政府缺乏效率，绝大部分工厂又位于国人无法控制的公共租界，这些事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改革的失败。

在南京十年期间，工作条件与工资因产业与城市而不同。20世纪30年代，工人为萧条与工厂倒闭所苦，政府调解者要工厂必须不时发放额外津贴，且假如倒闭的话，必须发放退职金，够工人在找到新工作或返回乡村老家前渡过困难期。工人则要转变为（被动）公民。例如在天津，他们就被教以如下口号：“促进劳资合作！”“铲除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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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对劳工组织来说，青帮变得至关重要。杜月笙与各主要公司工会以及国民党建立了联盟，他从中获益，但工会也得以为其成员争得具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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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工人自愿加入青帮，杜月笙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以及敲诈勒索的机会。他有时会用自己的资金支付罢工费用，甚至在罢工结束后为管理人员增发奖金。由此，他得以从鸦片之王变身为市民英雄。杜月笙的政治关系在一场针对英美烟草公司的罢工中清晰可见，该罢工也与国民党提高企业税的努力紧密相连。他的帮会利益则在一场针对法国有轨电车公司的罢工中显现了出来。该罢工的意图就是阻挠法国官员中的改革派干预鸦片与赌博业。青帮控制着上海一大部分的工人（只有码头非熟练工人以及最为技术化的手工艺人仍大体上是独立的），这一角色可能会被看作南京政权软弱性的另一标志——为了维持对工人阶级的些许控制，它不得不回报当地的掌权者（在这里是杜月笙）。不过，从另一角度讲，南京是将杜月笙整合到了政权内，以确保他的合作。杜月笙不用放弃对青帮的控制权便成了受人尊敬的银行家与慈善家。

上海确实有一个自治组织。以美国为大本营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有着特权式的地位，为女工提供了国民党控制之外的民众论坛。它因资助来自外国与基督徒而实现了自我保护，且甚至让公共租界那些不动感情的商人也感到羞愧，并参与到改善儿童工作条件的改革中来。基督教女青年会一开始服务于有文化的阶级，避免直接介入劳工问题。不过，它的教育项目迅速发展到各阶级之中，从而让女性意识到自己既是女性也是工人。伴随着写作、算术、历史以及其他威胁性较小的知识食粮，社会变革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被介绍了进来。进步阶级讨论着劳工立法与工联主义，学生则计划将各女工工厂的不合法状况开列清单汇编出来。

与工人不同，作为整体，女性无法通过特定的组织整合入政权之中。而且在妇女问题上，南京政权在以两种声音说话。在新生活运动中，女性被告知应返回家庭去做孝顺的女儿、贞洁的妻子与贤良的母亲。女性主义者有被标上共产党的危险。不过，女权问题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完全埋葬。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引领着性别平等运动，明确以普遍人权观念为基础。“人权对所有人都一样，没有所谓的特别妇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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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宣言说。比起有着广大群众基础、包括工人在内的妇女运动，此类女性不那么容易受到政权的伤害，对政权的威胁也更小。最终，1936年宪草赋予女性以选举权。实际上，不到十年，她们甚至已获得了立法机关中女性议席不得低于10％这一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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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南京的政治制度下，这一胜利可能更多被视为象征性的，而非实际的，但对起自晚清且遭遇了数不清挫折的这一事业来说，这仍然是个胜利。

南京十年同样见证了亲属法的某些实践改革。在1929年至1931年间，一部现代民法典被批准适用，其中明确赋予女性缔婚、离婚以及继承财产的权利。
[28]

就关于离婚的条款而论，它是当时最为自由主义的法典之一。妇女有平等的离婚权，理由有十，包括通奸与虐待。在互相同意的前提下，夫妇双方甚至可以“无过错”离婚。不过，即使以最自由主义的方式理解，该法典的目的也是提供特定的救济与权利，而非激发社会革命。它在乡村中（传统规范盛行）毫无效力可言，在城市中尽管有实际效力，但也相对较小。

假使我们记得传统上丈夫可以违反妻子的意愿纳妾、逛妓院、殴妻以及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休妻，那么南京政府的民法典就可算是个真正的突破。尽管离婚案件总数仍较少（在各大城市中，很少超过每年100起），但已不再局限于上层阶级之中，且绝大部分是由女性代表自己提出。

虽然双重标准并未消失，但已被减轻。例如在大清律例中，妻子所遭殴打若已严重到会造成永久性损伤的程度，才可以提出离婚，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她也需要得到丈夫的同意才离得成。即使妻子仅仅是扇了丈夫一巴掌或对其父母无礼，或无法生养，他也可以提出离婚。1931年民法典划一了身体虐待的定义；不过，法官认为轻微殴打不构成离婚的理由，且如果判定女性遭到丈夫殴打是因为自己的坏行径所致，则也将不允许离婚。

妾并没有被赋予妻的地位，不过，新法典赋予了她们比之前拥有的更大的权利。她们被视为家里的合法成员，不能被丈夫/家长任意赶走。恰恰因为她们事实上不是妻子，所以就不必像合法妻子那样，而是只要想走就可以离开。出于同样的原因，妻子也不能赶走妾；不过，假使她们能证明自己曾反对丈夫纳妾，那么她们就能以通奸为理由达成离婚。在所有得到承认的离婚中，绝大多数是通过双方同意达成的。将婚姻不谐归咎于传统重压，这样的夫妇可能不在少数。一对伴侣在报纸上宣布：

无爱、不自由的婚姻，两方苦痛已久。如今表现革命精神，应该快快解放！只因无爱、不自由而离婚，绝不是因为有别的情节，故离婚并不是耻辱的事情！绝无仇怨的离婚，缓急扶持，仍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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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生活运动，在政府两只手中，保守的那只试图将自由主义的那只给出的东西再拿回来。例如，在山东，女性留短卷发或穿短袖连衣裙会遭逮捕。在长沙，美容院中不得有烫发机。不过，这并不是要女性外表——衣着、发式，当然还包括缠足与否——回到前清时的样子。20世纪20年代，一种叫做旗袍的衣裙新样式——长连衣裙——流行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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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基本上是一款得体的女式长服，可以在上街、购物、上学乃至更正式的场合穿着，也可以转变为妓女与夜总会歌女所穿着的各式性感服装，办法是穿凸显身材的紧身旗袍，侧面则开高衩。不过，旗袍开始是为了让城市女学生与中产阶级女性能像男性那样穿着更简素。男性被鼓励穿着“中山装”以显示自己的现代化，女性则是旗袍加上短卷发、天足以及更少佩戴首饰与化妆。

旗袍代表着趋向中性化的一步，女性穿着素色衣服，且大体上看起来更像男性。根本上，国民党改革者是想要让中国男性化，以可敬却又活跃的女儿—妻子—母亲来帮助强化民族。但国民党中的保守主义者则想要在男性更加男性化的同时，让女性也更为女性化，这样她们就可以做顺从的贤内助。保守主义者抱怨说，男子穿着飘动的丝衣，女子穿的则像男子一样，“此国民意志向下，无向上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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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爆发削弱了新生活运动的保守主义，战争赋予了女性更大的公共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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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有几百个妇女爱国团体涌现了出来，她们进行医护，照顾孤儿，从事其他战时服务工作，以及唤起公众关注战时所需的意识。尽管女性仍在为（尤其是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让多数人参与到那些与养育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女性任务中而奋斗，但是她们正日益冲出女儿、妻子与母亲的角色。正如无法阻止工人伸张自身权利一样，国民党人也无法将女性限制于家室之内。

正当性、民族主义与异见

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对1927年蒋介石暴力毁灭国民革命深感沮丧。正如思想史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所指出的：“此时每个人都将历史经验为个人的挫败，每个人都将他或她的恐惧看作个体软弱性的标志，这种软弱性又因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缺陷而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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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逐渐在公共领域重新发声，在为白色恐怖受害者辩护时，也学会了不让自己为恐怖所压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动员起来反抗对成千上万的无名工人与共产党人的残害，不过当自己认识的某个作家、教员与学生遭到逮捕与暗杀时，他们确实进行了抗议。大学与人权组织再次成了反对南京政权的节点。1932年，陈独秀被捕，该案轰动一时，甚至坚定的反共人士也为他奔走辩护。他的辩护律师是章士钊，后者在辛亥革命期间自誓弃绝自己先前的激进主义，并成了批评五四运动的保守主义者。傅斯年先前曾是学生领袖，此时刚刚加入国民党，他将陈独秀与“自由精神本身”联系在一起。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却继续与狱中的陈独秀通信。

南京政府试图建立审查制度。然而，自晚清以来，娱乐与观念的大众市场在发展中，几乎无法关闭，也很难控制。讽刺性的是，上海的外国租界一直作为相对的智识自由的大本营而存在。日报带有文化专栏，艺术界名人为期刊写短篇文章。严肃期刊与左翼文学也确实有卖。知识分子因此在通俗文化中有了位置。学术机构（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革新与保守两方的基督教学校也包括在内）也在继续发展，大学教育与留学仍大致局限于一小部分精英之内，不过，省立中学与师范学校多少也加宽了教育的基底。大学毕业生可以在政府部门、教育、新闻与商业等领域找到工作，不过，失业与不充分就业仍是个问题。

南京政权坚持对教育施以某些控制，学校则受制于所谓的“党化”。不过，学生与教师极少受制于此类政治测试。1930年，新的审查法令赋予政府撤销邮政权限以及关闭杂志的权力。然而，此类审查似乎相当没有效率，至少无法压制坚定的声音。国民党甚至求助于暗杀与绑架，却仍不足以有完全的威慑力。政府遭受着两个世界中最坏部分的折磨。它明目张胆的独裁主义本身就足以招致足够多的反对，令潜在的支持者幻灭，且最终让自身正当性成疑，而它的警政又效率不足，无法压制异见。不过，国民党牢固地控制着城市工人，知识分子以及特别是不断增加的学生社群仍保持着相对的自由。共产党人仍受制于抓捕，不过，非共产党的批评则通常会被容忍。

南京政府被批评的主要理由有二：相对较小的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生与城市专业人士指责它拖延民主且侵犯人权，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长的人们（尤其是学生）则指责它无法有效抵抗日本侵略。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群体是互相重叠的，其中哪一个也不是共产党人的工具。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确实在动员学生抗争中发挥着作用，但是，因为不情愿与非共产党群体合作，党的影响受到了限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学生都代表着城市的公共舆论。尽管孙文主义的承诺在南京政权的对外公关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该政权的正当性并不直接基于计划建立民主。然而，对国民党人的事业来说，让中国强大而统一的承诺则是核心性的。面对这一标尺，该政权的作为则显得相形见绌。

该政权同样惧怕那些人权批评家，且有时试图让他们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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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南京政府宣布，国民党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限制集会、结社、言论与出版自由”。这激怒了胡适，他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指出无法信任政府能自己监管自己。

他抱怨说，政府决定法律的界限在哪里，而假如官员侵犯了人权，却没有机构来检察他们。胡适继续说，政府实际上表现得好像自己在法律之上，甚至国民党也是如此（这更为危险）。胡适以白色恐怖中的恣意逮捕为例，质问是否有谁不会有被贴上共产党人标签的危险。胡适不是反对孙文主义的“训政”观念，而是反对没有法律，他赞成稳健的立宪主义，这与一代人之前梁启超的观念相当一致。

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为人权在中国搭建起了更为哲学化的平台，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或许是罗隆基（1896—1965）。五四运动时，罗隆基是北平清华学校一名政治上活跃的学生，他随后在威斯康星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求学，以中国最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者而为人所知，鼓吹政府专业化或简言之——专家治国。他对南京政权的无效率与意识形态狂热感到失望，强烈赞成自由主义而非威权主义式的专家治国，强调公民权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社群良好运转也有着同等的重要性。他抱怨说：“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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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将该政权的无能与腐败归咎于对民主的压制。他在1930年曾短暂被捕入狱，自由主义者的杂志也被停刊了。

像胡适与罗隆基——新文化运动潮流的产儿——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将这些看作反动趋势，因而批评南京政权。这并不仅仅是说孙中山的训政观念违背了独裁统治欲，而且也是说整个新传统主义方式都（自然地）被用来施加专制措施。胡适争辩说，该政权试图向国人施加的意识形态规训带有旧日皇帝支持儒家学说的味道，他指出：“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他将问题的根源追溯到国民党“极端的民族主义”，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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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进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南京政权的辩护者争辩说，日本入侵已使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因此需要威权措施。然而，甚至南京独裁政体的支持者通常也希望该政权能对批评与改革表现得更为开放。尽管受法西斯主义吸引，尽管许多人主张独裁是建立更强大国家的必要阶段，但很少有人会认为独裁政体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抱持民主思想的批评者（包括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则更进一步，他们现在否定那个老生常谈式的主张——中国人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他们问道：纵使中国人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但是，独裁能够提供他们需要的“训导”吗？难道一党统治不会造就出既得利益者，从而永远不会分享权力吗？民主的典范应当来自何方？更尖锐的是，受旧式官僚与军阀支配的国民党有能力培育民主吗？1932年，罗隆基主张道：

我们亦主张“还政于民”。三年前反对党治，或者是偏重意气，或者是偏重感情。三年来党治的成绩，目前南京无政府的情况，一一都在我们的眼前。就事论事，主张继续党治的根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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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根本的是，民主人士争辩道，要拥有民主，办法就是去拥有民主。换句话说，宪政程序必须立即被建立起来。民主与允许精英知识分子提建议的独裁统治无关，而与让人民投票选举有关。胡适竟至于主张民主是“幼稚园的政治”，是适合于后发展国家的制度。反过来，独裁需要高度训练的专才，因此代表着更先进的政体形式。他主张说，民主并不需要大的才能，倒会训练平常人来参与政治。批评者很快就指出了这一论点的缺陷所在。民主人士感到，认为独裁“更先进”是有悖情理的。胡适的论点同样忽视了运转中的民主制度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他忽略了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专才，且对学识有限、目不识丁的民众能选出贤能的代表一事太过乐观。

不过，胡适的论点是基于若干条非常强有力的预设。第一，甚至对政治理论的精细要点一无所知的民众也有“常识”，而这常识为地方民主提供了有益的基础。所有人（不只是精英）都有权以对自己有意义的方式规整其人生。第二，政治参与是训练民众进一步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第三，这样做的话，“政治权威的基础”将得到扩展。胡适承诺说，既然政府以符合多数民众意愿的方式行动，这实际上就将增进而非减损它的权力。第四，比起威权体制，民主体制会将民族更牢靠地团结起来，因为它会在地方与中央、底层群众与顶层精英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建立起纽带。这一论据从团结全民的角度给出，来源于19世纪对议会的最初吁求之中。不过，胡适宣称的可不是皇帝只需倾听
百姓的声音，他坚持说，百姓有通过投票箱向政府说“是”或“否”的权利。第五，民主人士争辩说，只有选举人责任制才能迫使政府遏制腐败、提高办事效率且推行改革。

这些论据最后对南京政权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思想史家贾祖麟（Jerome Grieder）指出，“自由主义者的困境”在于他们没有能力获得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资源。将自由主义理念转化为日常行为需要一致的社会期望以及互相之间的信任。“这种一致是对热望与决心语汇的共享，就日常经验而论，它无法强加，也无法在生活方式距离甚远的人之间发展出来。”中国民主人士不知道怎么去接触群众，也不知道如何去创造空间，以让民主政治来正当化自由主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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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京政权来说，更为紧迫的关切是爱国主义的批评。1928年6月，关东军军官暗杀了军阀张作霖，希望使东北陷入混乱，以让日本军队插手。东京当局对此并不支持，事实上就结果而言，讽刺性的是，暗杀张作霖可能倒有助于蒋介石控制北方军阀。张学良掌控住了其父的军队，12月，他与国民党结盟；然而，与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紧张已无法继续遏制。1931年9月，日本军官炸毁了奉天（今沈阳）城外中国兵营附近的一段铁路，挑起小规模冲突，接着以此正当化他们对整个东北的占领。“柳条湖事件”引发了对日本的国际性谴责，不过并没有与之相伴的行动。东京的日本文职领导人再次不支持这一行动，然而，中国军队对关东军实行不抵抗政策，因此，关东军军官得以在1932年建立起一个傀儡政府，宣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纵使现代化的关东军只有11000人（包括预备役军人在内），张学良超过20万的军队可能还是无法击败他们。

然而，日本的举动无疑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怒火。上海的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罢工引起学生游行与反国民党骚乱，共产党人也重新现身。
[39]

令国人震惊的并不是失败，而是完全的不抵抗。蒋介石也支持不抵抗政策。他指出中国比日本要弱得多，要求首先彻底统一国家。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日本人不过是“疥癣之疾”。蒋介石的决定同样受到了国内军事政治的战略现实的促发。他派遣张学良去平息以冯玉祥与阎锡山为首的叛乱。此时，一半东北军在长城以南。假使他让这些军队返回东北，他就要冒叛乱再起的危险。况且看到张学良失去东北地盘，蒋介石并不一定会不高兴。通过批判蒋介石消极抗日，共产党人获得了巨大的宣传优势，他们提出建立第二次合作以抵抗日本。蒋介石担心会与日本发生更大的战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绥靖政策”严重削弱了南京政权的正当性。再者，纵使日本不过是疥癣之疾，但是丢失东北依然让国民党政府失去了15％的关税收入。假使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再强些的话，日本胜利的代价也会更高昂。那么，虽然在东北发生某种爆炸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东京政府也许能够约束住关东军。

地图七 日本入侵（1931—1936）

到1932年，日本已巩固了对东北的控制。在20世纪30年代，它继续渗入华北。日军入侵西北乃至蒙古，不过，比起它对长城以南的侵略，前者的政治敏感度要低一些。1932年，日本轰炸上海华界。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签署，目的是稳定局势，蒋介石愿意非正式承认的不仅有日本对东北的控制，还有它在热河与察哈尔的利益（包括军事基地）。然而，这一停战线被证明是暂时的。

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白色恐怖削弱了学生运动的斗志，加剧了它的派系冲突。不过，学生仍可算是异见的蓄水池。南京政权尝试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并笼统地给人一种战争迫在眉睫的印象。事情并不是这样。学生再一次带头组织抵制日货、日企罢工以及街头游行与集会，其中某些运动吸引了超过10万名市民。约3万名日本人居住于上海，抵制日货与罢工对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日资贸易都影响巨大。到1931年10月，日本向南京政府发出威胁，据传日本人计划入侵上海。随着日本逐步占领东北全境，学生示威游行从上海扩展向南京。学生开始与自己的政府对峙。上海同乡会以及某些工会站在学生一边。在南京，学生向据传亲日的外交部部长家行进，并把他痛打了一顿，相当像五四学生在1919年痛打“卖国官僚”。

直到该年12月，国民党暴徒袭击学生活动分子，学生则攻击警方。上海市市长辞职，到了该月底，蒋介石自己也暂时辞职。国民党党部被捣毁。政府控制的工会则恐吓学生。反日骚动继续着，不过，并没有引起五四运动或五卅运动式的总罢工。到次年1月，学生运动逐渐停歇。 但在1932年1月18日，五个日本和尚遭到一伙中国暴徒的袭击，其中一人被杀死。实际上，这一袭击是日本军方自己煽起的，他们急于要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东北引开，且对抵制日货运动感到愤怒。随后，日本总领事提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上海政府彻底平息反日运动。虽然市长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但日本人却已开始行动。战斗在该月底爆发，从附近航空母舰起飞的日本飞机轰炸了这座城市。2月份，日本人投入增援部队，在此之前，中国军队努力守住了上海华界的北部——闸北（该地正好在公共租界的北边）。空袭彻底摧毁了闸北，23万难民逃入公共租界。战事持续到3月初，此后，中国军队后撤，日本则宣布单方面停火。

日方伤亡4000人，中方付出的代价则为伤亡14000人——不过，他们已证明了自己能够战斗。公共舆论振奋不已。然而，南京政府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策。日本则继续通过其东北新基地侵略华北。1935年末，当日本将华北大片区域变为“自治地带”（实际上是小型傀儡政权）的计划曝光后，学生再次大规模走上街头。该年12月，冀东被置于一个“防共自治委员会”的管理下，12月9日，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北平（原来的北京，仍是一个高等教育中心）街头。天气寒冷，滴水成冰，警察用消防水枪向他们喷水，殴打他们，并逮捕了许多示威者。这触发了“一二·九”运动，在几周之内，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以及其他城市都有学生游行示威。尽管学生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向所有市民（甚至包括警察）呼吁支持，但从一开始，该运动就有着反政府的一面。在某些城市中，蓝衣社行动分子设法控制住了示威游行，并将其转变为支持国民党领导的统一仪式，然而在北平、天津与上海则有真正的对抗发生。

如果说1931年的学生运动尽管场面激烈，但却未能改变南京政府的政策，那么1935年至1936年的“一二·九”运动则助长了对“绥靖”的全国性不满。到1936年末，建立统一战线、以军事抵抗日本进一步索求的计划已经就位。与此同时，在国共两党间，学生抗议者与知识分子批评家创造出了新的政治空间。虽然这从来不是个宽阔或舒适的空间，但它为那些对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都感到不满的人提供了避难所。20世纪40年代，这一民主抗日中心演变成中国政治中的“第三势力”。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是像哲学家张君劢这样的人——他从来就不相信国民革命。另一些则是像施存统这样的激进活动分子——他曾信仰过共产主义且加入统一战线，但却对中国共产党以及蒋介石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感到幻灭。
[40]

两个人都曾差点被捕。张君劢仍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施存统则转变为不再与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将为构建战时的政治文化做出贡献，直到20世纪50年代。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代表的是异见者的声音。

注释

[1]
Hung-mao Tien（田弘茂），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附录 A，pp.185-187。

[2]
Franklin L.Ho（何廉）。引自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1927-1937”，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 （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165。

[3]
Parks M.Coble（柯博文），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1931-1937（Cambridge，MA: 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4]
Julia Strauss（朱莉），“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China Quarterly no.150 （June 1997），p.344；还可参见Julia Strauss（朱莉），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1927-19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8）。

[5]
Hans van de Ven（方德万），“The Military in the Republic，” China Quarterly no.150 （June 1997），pp.369-370；Parks M.Coble（柯博文），Facing Japan。

[6]
Edward McCord（麦致远），“Local Militia and State Power in Nationalist China，” Modern China vol.25，no.2 （April 1999），pp.115-141。

[7]
A.Pisarev，“State and Peasant in Republican China: Dilemmas of the Guomindang Agrarian Policy During the 1920s-1940s，”“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Venice: University Ca'Foscari di Venezia，30 June-3 July 1999）会议论文，pp.5-7。

[8]
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 p.132； 还可参见Parks M.Coble（柯博文），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Cambridge，MA: 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9]
Bryna Goodman，“Creating Civic Ground: Public Maneuverings and the State in Nanjing Decade”，收入Gail Hershatter（贺萧）等编：Remapping China: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p.164-177。

[10]
本段以及下面两段来自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关于帮会分子，参见Brian Martin，The Shanghai Green Gang: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关于鸦片，参见Edward R.Slack，Opium， State，and Society: China's Narco-Economy and the Guomindang，1924-1937（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11]
Jonathan Spence（史景迁），“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收入 Frederic Wakeman，Jr（魏斐德）与Carolyn Grant编：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154。

[12]
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Policing Shanghai，1928-1937，pp.244，260。

[13]
Julia Strauss（朱莉），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14]
参见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njing Decade: Confucian Fascism，”China Quarterly 150 （June 1997），pp.395-432;Lloyd Eastman（易劳逸），“Fascism in Guomind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 China Quarterly no.49（January/March 1972），pp.1-31，以及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 （Cambridge，MA: 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5]
William 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16]
出自1969年Lloyd Eastman（易劳逸）的采访。引自 “Fascism in Guomindang China，” p.3。

[17]
蒋介石：《如何做革命党员》（1933年9月20日）。引自Lloyd Eastman（易劳逸），“Fascism in Guomindang China，” pp.5，6。

[18]
在上面引用过的之外，还可参见 Arif Dirlik（德里克），“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4，no.4 （August 1976），pp.945-980。

[19]
蒋介石： China's Destiny（《中国之命运》），英文译者：王宠惠（Westport，CT: Greenwood Press，1947），p.99。

[20]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1934年）。见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vol.1，p.140（修订版）。

[21]
这是Thomas G.Rawski对可用统计数据的评述，参见其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xxix；更详细的则见pp.268-343。然而，即使是Rawski的统计数据也无法支撑他的断言，那就是经济成就是“相当可观的”。

[22]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刊》（1934年），160页。

[23]
参见Xiaoqun Xu，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1912-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4]
引自Gail Hershatter（贺萧），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22。

[25]
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95-103。

[26]
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p.74。

[27]
Louise Edwards（李木兰），“From Gender Equality to Gender Difference: Feminist Campaigns for Quotas for Women in Politics，1936-1947，”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vol.24，no.2 （April 1999），pp.69-105。

[28]
Kathryn Bernhardt（白凯），“Women and the Law: Divorc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收入Kathryn Bernhardt（白凯）与Philip C.C.Huang（黄宗智）编：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87-214。

[29]
《离婚声明》，载《申报》，1929年2月2日，第4版。引自Kathryn Bernhardt（白凯）与Philip C.C.Huang（黄宗智）编：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pp.192-193。

[30]
Antonia Finnane（安东篱），“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 A National Problem，”Modern China vol.22，no.2 （April 1996），pp.99-131。

[31]
李寓一：《美装·新装与奇装异服》，载《妇女杂志》14卷9号（1928年9月），25页。引自上书，pp.115-116。

[32]
Louise Edwards（李木兰），“From Gender Equality to Gender Difference，” pp.82-84。

[33]
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98。

[34]
参见Edmund S.K.Fung（冯兆基），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1929-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35]
罗隆基：《我对于党务上的“尽情批评”》（1929年10月）。引自Jerome 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r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1），p.342。

[36]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9月）。引自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p.203。

[37]
罗隆基：《论“还政于民”》（1932年1月20日）。引自Edmund S.K.Fung（冯兆基），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p.74。

[38]
Jerome Grieder（贾祖麟），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p.353。

[39]
Parks M.Coble（柯博文），Facing Japan；John Israel（易社强），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以及Jeffrey Wasserstrom（华志坚），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40]
对张君劢，参见Roger Jeans（金若杰），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The Politics of Zhang Junmai （Carsun Chang），1906-1941（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7），pp.57-72，97-117；关于施存统，参见 Wen-hsin Yeh（叶文心），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p.254-260。

第十四章 农民与共产党人

从菲律宾到危地马拉，20世纪的一大标志就是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与革命活动。没有哪一场农民革命比中国规模更大，直到该世纪末，这场革命仍在被秘鲁、墨西哥、斯里兰卡、尼泊尔以及其他后来的革命者所效仿。对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中国农民来说，不管是争夺水、土地与柴火这样的具体资源，还是争夺市场与资金的获取权，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暴力仍是地方性的，首要的一点就是，南京政府被证明无法真正确立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这是自清中叶以来历史性的权力下移或松动的结果，就根本而言，与朝廷未能有效应对18世纪的人口大增长有关。
[1]

正式的官僚系统无法跟上中国社会日渐增长的规模与复杂性，为维持秩序与征集赋税，朝廷官员被迫日益依赖地方精英。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关系由此发生了改变。到20世纪，不管是使用武力还是尝试唤起意识形态狂热，国民党都无法将地方精英相对于南京政府的力量削弱多少。

在经济史家最近基于定量估算得出的发现与社会史家基于印象式证据描绘出的图景之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分歧。某些经济学解释将农业危机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并得出结论说，在那之前，从很多方面来看，农民阶级的状况相对不错。
[2]

农业年均增长率可能达1.5％，比人口增长高约0.5％。然而，记者与旅行者的记述强烈表明，在之前很久，情况就开始恶化了。大量的抗税请愿、抗租运动以及农村骚动表明，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
[3]

当然，最乐观的经济史家也不会主张说农民阶级突然间就不受年馑、市场波动或恶政的影响，只是说归结起来，进入20世纪后，农业收入很有可能一直在增加（纵使幅度很微小）。

地方性农业危机是20世纪20年代的标志。经济史家马若孟（Ramon Myers）总结道，“这不是农业人口的暂时性生存危机，而是发生在持续基础上的一系列脱臼效应”，其结果则是乡村惨剧。
[4]

另一些历史学家则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前，农民阶级仍能苦苦支撑。
[5]

由于工业化国家关闭其市场，农业出口减少，部分中国乡村（一直面临着困境）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样要注意的是，1931年，长江发生大水灾，1934年至1935年，华中则发生了旱灾。

考虑到精确定量记录的缺乏，我们将永远无法准确了解每一年、每一地区乡村经济是如何发展的。数据分析与推论很容易走偏，正如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6]

虽然在中国历史中，地区性衰退周期性地出现，但是一场耗尽经济余量的全国性萧条——不仅如此，还要加上人口爆炸、政府破产，以及中国面对国际金融变动的脆弱不堪——则是前所未有的。失业率是灾难性的，更不用说不充分就业了。这就是国民党人继承的遗产。正如一名日本旅行者在1911年简明指出的：“由于农民阶级无法积累起任何剩余，他们的生活就无法脱出糊口水平。假如哪一年收成不好，他们就要遭受饥荒。”
[7]

20年后，一名英国观察者注意到：“存在着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乡村民众的处境就如同一名长期站在没颈深水中的人，甚至一股细浪也足以将他淹死。”
[8]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托尼（R.H.Tawney）尤其震惊于这种危机的系统性：“邻里无法救助个人，因为整个地区陷于相同的处境之中。国家也无法救助该地区，因为运输手段保证不了能运进足够数量的食物。”在许多重要方面，乡村经济已经从清朝时期相对有效的饥荒预防体制上滑脱了。
[9]

作为整体，中国社会的首要区隔就是城乡之分。乡村地区被以它们所不具有的东西加以界定：它们缺少收音机、电影院、百货商店、马路、报纸、电、现代学校以及任何令城市变成陌异世界的特征。然而，工业化却以乡村经济为基础（棉花、生丝、烟草、粮食），所有这些都是靠极其廉价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来的。长期的趋势是富裕者移居城市地区，这与自16世纪以来商人文化的兴起有关。不过，这一趋势被晚清的政治不稳定大大加速了。结果，“乡村精英”不再都是那么精英，他们的财富也不很稳固。这类家庭往往并不比他们的穷乡邻们——“乡村精英”既怕他们，又怕变成他们——过得好太多。由此，中国乡村以极其严酷的方式开始了自我更新。

造成乡村瓦解的引擎可能更多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将帝制中国抟为一体的制度已经失灵。不过，归根结底，政治与经济的衰退是紧密相连的。长期的经济与人口压力成了令政治体制无法应对的重负，1911年政治秩序的瓦解使得经济平衡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历史学家黄宗智强调现代农业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10]

16世纪，农业商品化充满活力，有几分像有着复杂交易技术且使用雇工的现代市场经济；19世纪，中国被吸纳入世界经济之中。但这两者都没能转变古老的小农经济的基本形态。家庭农场继续依靠其成员的劳动，且绝大部分产品供自身消费。农民经济围绕最小化风险而非最大化利润（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展开。此外，在家庭农场中，农民通常以就自己看来合理的方式使用劳动，然而在资本家看来，这些方式却是效率低下的。因为“当边际收益低于市场工资时，资本主义农场将停止投入劳动——因为这意味着收益为负。反过来，即使劳动的边际收益远低于普遍的市场工资，只要尚未达到家户消费所需，农民的家庭农场就将继续投入劳动”
[11]

。

换句话说，农户中的某些成员在收益低于自己生存所需时仍在工作，因为他们是在为整个家户的收入做贡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自我剥削”，是因为农民并不为劳动“支付报酬”，他们无法自由地获取与摈除其成员，因此有着合理的动机在效率低下时仍投入某些劳动，“边际效益递减”至少好过一无所得。中国的人口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5亿——让某些经济学家主张说，该系统一定仍基本运转良好，然而事实上，它造成了既无法在外就业也无法垦居新地的“剩余劳动力”。最后的边远荒地已被开发，所有适于耕种的土地都被集约种植。一般每年都要种植两季甚至三季。传统模式的农业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

这将我们带到了例如化肥、良种以及农业机械之类的技术问题那里。理论上，尽管能达到的程度以及需付出的代价并不清楚，但正如20世纪50年代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科学的投入能够提高产量。不管怎样，只要政治体制仍不稳定，且农民仍在微型家庭农场中忙于自我剥削，技术改革的潜能实际上就是零。

在帝制时代后期，中国农业变得越来越集约化。劳动投入的增加提高了产量，接着，到20世纪，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开始下降（尽管总产量仍在增加），“内卷化”不可避免。黄宗智认为，不应将中国农业的内卷化当作一场特定的危机，而应看作长期趋势的标志。在早期工业化阶段，西欧的绝对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都得到了提高，与此相反，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中国仍只在第一而非第二个范畴获得了提高。乡村中的基本生活标准、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都没有变化。人口与商品化以互相关联的方式增长，农民越来越多地种植如棉花、花生与罂粟这样的更为劳动密集的经济作物。然而最终，农民收入停滞并下降。在这一节点（不管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前很久，客观上，出于所经历的经济混乱、高额盘剥（赋税、地租、利息）以及暴力与自然灾害的经常性威胁，中国农民已主观地体验到了贫困化。而这就是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试图发动革命的地方。

求生存：中国共产党

1927年至1928年，国民党进行了清党，大批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杀害。之后，共产党又进行了三四年的党内斗争，才得出一套首尾连贯的政策。最终，党采用了三条相互关联的策略：借助农民的怒火，创建遵循游击战术的军队，以及建立根据地（“苏区”）。最成功的苏区领导者是毛泽东，不过，他并不是党的高层领导的一员，且这些策略是他同时顶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共产党内的批判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国共合作已经无可挽回地破裂后，共产党领袖仍很难明白他们组织城市工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共产党领导层对白色恐怖的回应是无效的，这也可以理解。他们对现实了解非常有限，却不得不迅速应变。终归，党生存的关键并不在党的总部，而是在田野上。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共产党人最明智的策略是转入地下与撤退到国民党势力不及的地区。然而，如我们已指出过的，斯大林依然需要宣称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以证明他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是正确的。因此，共产国际命令发动起义。某些中国共产党人也期望着貌似徒劳的起义会引燃更广泛的革命。实际上，这仅仅导致了对共产党员与工人进一步的大屠杀。最后，尽管正是陈独秀推行了托洛茨基所反对的与国民党的联合，他仍被当作一名“托派分子”而开除出党。1926年，在国民革命达到最高潮时，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批评说不应试图限制工人与农民的行动。他建议说，即使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人也应支持那些最激进的工农运动。另一个讽刺性的反转在于，这似乎正是斯大林在1927年夏秋所决定要做的事，然而，已经太迟了。

1927年，文学批评家瞿秋白被指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他激进地预计说，对国民党的胜利即将到来。该年末，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广州发动。共产党士兵与工人设法夺取了城市，宣布建立“苏维埃”，随后撤退，前后不过60个小时。接下来是广州持续五天的白色恐怖，约6000人被屠杀。对与苏维埃有关的人的搜捕、刑讯以及处决持续了两年之久。
[12]

起义的时间是设定好的，以与在莫斯科所举行的关键会议相一致。它也是一段时间以来所创造的地方革命能量的爆发。可能有两万名工人为苏维埃而战，只占广州人口的一小部分，但用邓中夏的话说：“这不能说不是群众，或者可说太少了一些。”
[13]

这并不表明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至于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反对派，托洛茨基本人在1928年被流放，并开始倾向于更为民主主义的革命手段。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的效果同样吸引着陈独秀，因此最后，他确实成了一名托派分子。中国的托派小团体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官僚腐化”的批评。
[13-1]

与此同时，在白色恐怖后，出现了十多个小苏区。作为农村根据地，它们存在于互相争斗的军阀间的缝隙中，通常位于各省多山的交界地区——传统上的真空地带。这些地方最为偏远，地势也最为崎岖，长久以来就是土匪逃避王朝军队追捕的地方。约有300个县（总共1800个县）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影响，不过，绝大部分人口仍然是“白色的”。共产党领导层颇有几分道理地担心，农村苏区会威胁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或城市工人阶级）属性——他们可能会变质为纯粹的土匪。然而，党已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乡村激进行动主义（至少，在重建起与工人的联系前，可以作为暂时的应急措施）。

党若是要重建的话，就必须在中国社会中找到新的根基——必须从城市与城市工人转向乡村与农民。这完成得磕磕绊绊。对共产党人来说，幸运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需要去注意那些更强大的对手。即使在巩固了南京政权之后，蒋介石也无法动用他最为精良的军队来对付苏区。相反，他试图利用名义上在他领导之下的军阀，希望军阀与共产党人两败俱伤。然而，前者的军队可不是最有效的战斗者，而这一策略则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些喘息的空间。

在最初的白色恐怖袭击之后，共产党员数量又缓慢增加。农民与士兵党员开始被吸收进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面积不小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起来。在接下来的20年中，随着环境的变化，共产党员数量一直起起伏伏。下面的估算数据（表14.1）显示了共产党的发展周期：

表14.1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

尽管国共合作并未赋予农村组织工作太高的优先级，但真正建立起来的农村组织都受共产党人的支配。在国共合作之下，毛泽东自己就曾短暂地在这一领域中工作。也正是以这一经验为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转向农民寻求支持。

1927年，中国的第一批苏区在广东沿海建立，基础是彭湃于1922年在海陆丰创建的旧农民协会。
[14]

不过，它们是偏远而孤立的，为人力与军力都占压倒性优势的“白”区所包围。共产党领袖想要撤退，但当地人想要有人来保卫他们的革命所得。自然，系于自家土地之上、现在又投身革命的农民并不希望他们唯一的保护者一走了之。在1927年剩下的时间里，尽管县城已驻扎了反共军队，但苏维埃政府仍保持着对乡村的控制。两方都不觉得已强大到能将对方消灭（并承受一旦这么做所带来的严重伤亡），因此，僵局持续着。根据彭湃后来的分析，农民依附于农会，且在保卫本村时表现非常好，然而，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既微小又抽象，在进攻方面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该年9月，在政府军内一次暴动的帮助下，共产党人得以占领几个大一点的城镇。

然而，彭湃所期望的外来援助从未实现。广州起义于1927年12月失败，之后，掌控广东的国民党盟友准备转而对付苏区。次年2月末，一万名装备良好的士兵径直侵入了“红”区，占领市镇，逐渐扼杀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的中心区。事后回想可以看出，在战略上，海陆丰并不是理想之地，它们太靠近城市中心区，地势不够崎岖，无法为游击队提供隐蔽处，且还易于受到外国压力的影响。

1927年早些时候（此时，国民革命似乎仍完全以国共合作为准绳），毛泽东对家乡湖南省的农民协会进行了一次考察。他的报告与上层政策不一致，在党内受到压制。毛泽东并不因为担心与国民党疏远而批评农民“过激”，而是赞扬他们。他发现农民——尤其是“贫农”——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
[15]

毛泽东的热情并没有得到响应支持。上升中的风暴更像是一场到处着陆的小龙卷风，而非刮倒面前一切的台风。他还发现贫农无法自己发动革命。然而，毛泽东的直觉是精准的。农民不仅仅是临时组成的突击队。假如能被发动起来要求土地，那么，他们就会推翻反映财富与权力不平等的整个乡村“封建”制度。

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一个家境日渐发达的农民家庭中。最初，他的父亲比较穷，不过，最后有了约22亩（3英亩~4英亩）田，成了后来所说的“富农”——从事谷物运输，且雇着一名长工。
[16]

毛泽东被送到村里的小学堂，他亲眼看到了当地的食物短缺与农民暴动。“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17]

在16岁时，毛泽东离家上了一所“新学堂”，他是里面最穷的学生之一。在这里，他读到了康有为与梁启超的作品。不久之后，他被长沙（湖南省会）的一所中学录取，在这里，他虽然排斥古书古文课程，却学会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辛亥革命时，毛泽东暂时离校，加入了革命武装，并于此时第一次在报上读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随后一段时期，他进行了短暂而紧张的自修。

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18]

作为一名少年，毛泽东在智识与政治上变得很活跃。在家里的压力下，他放弃了自修，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他于1918年毕业，打下了牢固的西方化课业的基础，并对发自北京的新文化运动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毛泽东也开始在致力于新文化原则的学生社团与学会中运用自己巨大的组织才能。他回忆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19]

作为标准的“新青年”，毛泽东随后来到了北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他找了一份工作。在这里，他被许多新文化运动领袖所忽视，显然，这在当时令他怨愤不已，并或许影响到了他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过，他同样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与自己的朋友蔡和森一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此时，他返回了湖南，在激进分子圈子中有了名气。他成了师范附小的校长，这一职位有些特权。他的几篇文章发表在了五四运动的刊物上。

据毛泽东说，他皈信马克思主义是在1920年，是出于自己在长沙组织工人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进一步阅读以及对进行中的苏俄革命的兴趣。1921年，作为湖南代表，毛泽东出席了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1923年来到上海，专职为国共合作工作。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呢？他接受了国共合作原则——中国人民进行阶级间联合以反对军阀主义与帝国主义，也同意共产党人所强调的要为阶级斗争而组织农民与工人。尽管对政治有着特别的兴趣，但在很多方面，他仍是一位标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年轻人。

1927年，在白色恐怖过程中，毛泽东以及其他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只靠群众运动无法确保胜利。在8月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毛泽东还利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指责，以增强他自我辩白式的批评：为什么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忽视了？“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20]

他被指派去领导湖南当地农民进攻长沙。一旦成功，工农军队接着就可以与广东苏维埃（彭湃正将其聚合起来）取得联系。然而，像其他地方那样，湖南的形势已经不利于共产党人，夺取长沙的努力是徒劳的，只是损失了更多的人员与支持力量。之后，毛泽东竭尽所能，抵制以城市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未来的所有畅想。

在1927年晚些时候，像其他处在他的位置上的人那样，毛泽东只能从国民党军队那里逃开。他首先去了井冈山——位于长沙南面200公里、湖南与江西边界处的偏远山脉。在那里，毛泽东汇合了带领着一小群士兵的军人朱德，以及带领着自己部队的国民党起义军官彭德怀。他们收编当地的游民武装，建立起一支新的“红军”，且开始尝试使农民信仰共产主义。不过，他们的第一任务只是在遥远的乡间生存下来。这里地方偏远，政府影响微弱，到处都是游民武装，共产党人则在其中找到了安身之处。但明智的联姻几乎没有以地势为基础的。许多游民武装抵制纪律，不过，若使游民武装能被“改造”得接受纪律，他们就可以成为勇敢且吃苦耐劳的好士兵。毕竟，他们来自农民阶级而非地主阶级。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蒋介石仍坚持要把共产党一般性地辱称为“匪”。井冈山根据地取得了一些成功，某些农民开始相信肯定有个“朱毛”存在——分给他们土地，并注定将得天命。不过，毛泽东并不是唯一一个与游民武装打交道的共产党人，党也有理由担心游民武装将改变共产党人而非相反。毕竟，两者都利用穷人进行武装反抗。不过，游民武装靠流动逃避追捕，乡间的共产党人需要的则是稳定的根据地。

因此，毛泽东带领红军向东，到了江西与福建交界的瑞金镇附近的山区。尽管仍很偏远，不过，这里的条件要略宜人些。这成了中央苏区——不是避难的巢穴，而是个运转中的政府。正是在中央苏区，共产党“经验到了”一种使其得以生存的政策组合：以农民为基础进行游击战争，通过土地改革获得民众支持，军队武装职业化，以及自愿无限期地将城市抛给“反革命”势力。

中央苏区

虽然毛泽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不过，至少中央苏区在大部分时间内由他领导。
[20-1]

从1929年末到1934年末，毛泽东在江西西南部与福建西部建立起了一块最终覆盖13个县且可能拥有20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苏区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持续进攻，而在内部，毛泽东则面临着来自共产党高层领袖以及地方干部两方的反对。不过，在胜利与失败的过程中，共产党对农民革命了解了许多。主要的经验教训可以被总结为四点：第一，尽管根本上，是政治而非军事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但训练与装备尽可能良好的军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地，才能说服农民冒支持共产党人的风险，以及为军队提供资源。因此，“根据地”就不是指军事营地，而是农业区（尽管在偏远且难以到达的地域）。第三，单靠贫农提供不了足够的支持，既然中农也是稳定且长期管理的基础，那么，激进的土地分配政策就是自我挫败性的。第四，农民的支持以及苏区的经济成功因此就依赖于稳健的
土地改革，它相应又以精明的社会分析为基础。本质上，根据地革命是一场土地革命，它是要剥夺党所界定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它释放出的能量足够抵挡持续5年的进攻，且建立起军事与民事的官僚机构。

在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中，未来的中央苏区所覆盖的区域已经经历过动员。值得强调的是，向这一地区引入共产主义观念的并不是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是该地区受过教育的激进青年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已经看到像施存统、沈定一以及彭湃这样的共产党人是如何从小镇崭露头角，进而加入共产党的；地方青年（如毛泽东）可能会在省城求学，再返回家乡任教，这种情况也同样普遍。对这一时期受过教育的青年来说，新建立的西化学校是谋职的主要渠道。随着白色恐怖的发生，激进青年还返乡以躲避城市中的迫害。年轻的激进教员传布着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现代性。就中央苏区而言，因为毛泽东军队的到达，地方激进分子获得了保护，不过，他们并不一定会赞同毛泽东的所有政策。

在1933年之前，毛泽东一直不稳定地保持着对苏区的个人支配。在他的领导下，红军将游击战术与根据地战略结合了起来。这很微妙，要求红军一面要设法避免阵地战，一面又要不退化为四处流窜的土匪。根据地提供了军队必需的资金，最初是通过没收富人的财产，后来则是通过规范化的征税。同时，农民确信共产党人会保护他们免于国民党与地主的报复，因此就加入对乡村精英的斗争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某些政治教育，同时也分到了新的土地。长期压抑的仇恨被释放出来。农民一旦投身于此，就没有任何回头路可走了；一旦旧政权卷土重来，即使只是被动地接受了一小片地，也意味着会受到惩罚。随之而来的就是征召农家子弟参军。根据地的范围扩大了，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

以上概要确实都变成了后来的共产党宣传的一部分，这叙事有着很大的真实性。不过，真实情况要更为复杂，第五次“围剿”摧毁了苏区——在之前几年，它没能扩大太多。一个问题是领导层的分裂。毛泽东被允许在政治上对中央苏区负责，然而，当中共中央因无法在上海维持其地下存在而迁来瑞金后，毛泽东就不得不与党的高层打交道，而后者则受制于共产国际与斯大林。虽然没有人指责毛泽东不适于官僚政治的角逐，但他的位置远非稳固。党虽然承认他作为管理者还是有用的，但他却失去了军事职位。在1934年长征开始前，他的权限已大大缩小。中国共产党的顶层仍掌握在城市知识分子手中，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了解乡村生活的细微差异是件很需要时间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的中下层包括些粗线条的类型——善于打仗，但却不一定善于用说服的方式领导别人。有些游击队指挥员坚持独自战斗（“冒险主义”），另有些共产党干部则粗暴对待农民（“命令主义”），此类问题困扰着苏区。党的许多新成员是目不识丁的行动分子，可能会落入命令主义或贪污的陷阱之中。不过，在毛泽东主义者的组织中，此类问题会被加以讨论，而非像在国民党中那样被径直忽视，这说明了该组织的品质。基本技能与马克思主义规范教育被施加于任何能够施加的地方。毛泽东相信教育，也相信个人改造自己的能力，这成了他思考革命本身的关键所在。强调个体意志成了毛泽东主义的一部分，它解释了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如何可以变成优秀的共产党人，同样也显示了共产党人是如何能够克服巨大困难的。

不过，或许最关键的问题是不断变动的土地政策。该政策必须以对乡村阶级的理解为基础，共产党人将之界定为：

地主：富裕到足以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出租土地，收取分成租与/或货币租。

富农：富裕到需要另外雇工、放贷或出租一小部分土地，不过自己也参与劳动。

中农：自耕农，有足以养家糊口的土地，但也仅此而已。

贫农：拥有一小块土地，不过需要租入田地或出做佃农。“贫农粮食不够吃，长期欠债。”
[21]

雇工：不占有任何土地，可能有劳动工具，计日打短工或做长工。

毛泽东描述了调查土地所有权以及其他形式“剥削”的过程，其方式影响了后来20世纪50年代期间的乡村调查。
[22]

最初的村庄调查表明，地主与富农仅占人口的10%，却占有约50%的田地；另有20%的田地属于“公田”（例如庙田，通常由地主控制）。贫农与中农占人口的90%，却只拥有30%的田地。在某些县里，农民只占有15%的土地，分成租率通常高达收成的60%。作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首次土地改革开始于毛泽东到来之前，它本来就包括在乡里丈量土地、统计人口与平分土地。由此，地主与富农遭到了剥夺（尽管如果他们不逃离，随后会返还一些土地），这一过程通常是暴力的。地主与“恶霸”还被剥夺了积蓄与存粮。不过，在实际过程中，阶级分析并不重要，因为所有土地都被放在一起，完全平均分配。大约有6万人以这种方式分得了土地。
[23]

这些政策事实上被总结为“劫富济贫”、“抽肥补瘦”。当然，土地改革不可能在整个地区一次实行，而是紧接着某一地方的农民暴动以及红军的出现而来。到1931年夏，重新分配土地完成了。

此类激进土地改革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很大的支持，但也造成了问题。根据后来党对“左”倾错误的分析，平均分配土地伤害了中农，就此疏远了这一农村社会的重要部分——比贫农更有技能（如识字），又比富农参与革命更深。纵使给中农等量的土地，他们也不想失去自己祖传的地。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彻底性。据说，通过宣称自己家口众多，许多富农获得了超过公平份额的土地（尤其是在尚弱小的共产党向乡村渗透的初期），调查由外来者实施，依靠家户自行报告占田数量。即使伴有邻里间的检查，这也仍是种无效率与错误频频的方法。可能最具破坏性的是，平等主义原则激发了不满的农民，让他们要求反复重分土地。这造成了越来越恶劣的情绪，并简直让种地变成了件困难的事。如果农民投入种子与肥料，却在庄稼收获前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他很快就会学得不去勤劳耕作，也不再进一步投入。

因此，毛泽东带头缓和这些早期政策。富农会失去部分土地，不过，他们将保留自己原来的一部分土地，而非被再分配以新的地块。他们也被允许继续经营生意（高利贷与典当除外）。中农被允许保留所有土地，他们对此已投入了时间与资源。对贫农与无地者，将只给予专门从地主与富农手中没收的土地，以及学田、庙田与族田。甚至允许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农（不管是因为上了年纪，还是因为小孩太多）租出自己的部分土地。毛泽东还强调，目标是“通过革命，让广大农民群众获得他们最想要的一样东西：土地所有权”。换句话说，共产党并不鼓励“土地公有”。

在1931年后，党的高层领袖再次“左”转，不顾毛泽东的意见，重新推行激进的土地再分配：否认地主有获得任何土地的权利，给富农只分坏田，并宣布目标是土地公有。这重新引发了之前土地革命造成的问题，甚至使其进一步恶化，农民争着让自己被划入有利的阶级类别。1933年夏，党转回到毛泽东更为稳健的政策上来。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太迟了，有些热忱与效率已永远丧失了。阶级分析过度严厉或简单化，将大体上算是“富农”的家户划分为“地主”——只因为他们出租了少量田地。有的中农可能因为几个身强力壮的儿子正好到了最能劳动的年纪，结果家业经营良好；然而，一旦他们犯了向邻里借出小笔钱款的错误，就会被划为富农。只有经过这些失误，党才能最终学会不把单纯的财产与剥削方式混为一谈。毛泽东强调，干部们必须以该家庭是否主要
以租地为生或通常
雇用长工作为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听取吁求与改正错误阶级成分的过程耗时长久，并可能令绝大部分农民困惑难解。然而，对革命进程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富田事变与游击战的经验教训

在中央苏区的复杂政治中，另一个因素是村庄间的“水平”冲突打断了中国共产党所谈论的“垂直”阶级斗争。党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却无法创造出稳固的共同体。相反，社会革命政策往往与先前存在的地方冲突啮合在一起。在苏区建立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共产党组织者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且是自城里的学校返回乡间。如我们上面指出过的，他们可能会成为教员中的积极分子，并通常会在比如说影响整个社群的税赋问题上领导反抗当地政府。不过，他们很少代表更贫穷的山民的利益。在19世纪，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耕种着山谷中的水浇地，而新近的“客家”村（可能会从海拔较低的宗族村落那里租入土地）则靠不那么肥沃的山地为生，虽然他们偶尔会种些更赚钱的经济农作物或树木，但通常生活更为危机四伏。

“阶级斗争”容易导致村社与族群间的不和。尽管证据远不确实，不过，在国民党1927年至1928年的清洗之后，相对较为发达的谷地变成了“白区”，毛泽东的红军自然会转向山民寻求支持。毛泽东无疑将宗族组织（在肥沃的谷地中更为发达）当作主要目标之一。对叛变者的搜索很快导致了虚假的指控，从而延长了分裂。历史学家陈永发指出，后来，毛泽东禁止杀戮，以使得搜查叛变者的运动不至于变得如此血腥。

富田事变可以几种方式解读。从中国共产党史的更长视野来看，这是一场发生于危机四伏、动荡不安时期的相当小（尽管比较血腥）的肃反。它犯了错误，党从中吸取了教训。不过，它同样揭示了那将成为模式的东西。有的干部认识到，他们不用害怕检控会太过狂热——宁可错惩，不可放过。重要的是要记住，妄想与暴力的氛围反映的是敌人当真到处都是的事实。
[24]

由可靠的共产党员报告地方活动并警惕叛徒。对党员来说，对党纪的最轻微违反都是严重的罪行。

不过，尽管任务复杂且错误重重，但中央苏区仍成功地铲除了地主所有制，满足了大部分普通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并且通过鼓励手工制造业改善了地方经济。它并没有试图去干预市场。绝大部分债务被抹掉了，五花八门的旧税被一套统一且进步的新税制所取代。1931年10月的赣西南工作报告宣称:“农民交税很积极，知道这是用来做扩红、建立苏维埃之类的事，花在政府或医疗上的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与利益的。”
[25]

红军家属不用交税。苏区政府承担起了满足农业一系列需要（获取种子与肥料，维护灌溉设施，说服农民共用不多的耕畜，乃至去储备劳动力）的责任，毛泽东报告说：“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26]

这些扩展性的服务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将资源调动到作战上来。禁止稻米出口，同时，尝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走私如盐这样的必需品。“对于私人经济，”毛泽东补充说，“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

同等重要的是，一个民众政治参与的领域被创造出来，并导向了新的地方领导层的诞生。1931年选举为“工人”与贫下中农预留了超过其比例的位置。共产党干部的另一重要“目标群体”是乡村妇女。1931年婚姻法将缔婚与离婚权写入了法律条文，并禁止一夫多妻、买婚卖婚以及童养媳。许多乡村妇女都是被迫嫁人，且憎恨她们蛮横的丈夫。共产党的问题在于平衡。绝大部分婚姻不得不被维持下来，否则男性农人就会大为不满。许多妇女也将“婚姻自由”看成不过是放荡淫乱的委婉说法。因此，新法只被部分地实施，党致力于调解夫妻争吵而非推进个人自由。不过，妇女协会建立起来，将更多的妇女带入了政治参与之中——即使通常只是作为婚姻顾问。在城市以及镇政府中，妇女代表通常占到四分之一或更多。
[27]

妇女的能量一旦释放，经济产量就得到了提高。妇女耕作队组建起来，行政、护理与宣传工作方面的人才储备日渐发展。有些妇女甚至参了军。虽然妇女即使放了足，也很难四处走动（除非是从未缠足的客家妇女），不过，妇女活动分子为红军战士组织聚会，为开拔的队伍举行欢送仪式，并为部队做草鞋。这些公共仪式——不是那些仅包括妇女的——有助于为共产党人套上权力与正当性的光环。

在共产主义传统中，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一项发明或许就是红军。虽然列宁已预言了知识分子在党内的作用，乃至农民参与的正当性，但创建俄国革命军队是在夺取东部城市后的事。1789年法国大革命（被马克思当作历史典范）、1848年欧洲革命以及1870年巴黎公社同样都不以军队为基础，是革命先行一步。尽管欧洲经验是城市性的，但在中国，对任何根据地战略来说，军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保证当地人的安全，他们才会参加革命。不管是挫败精英控制下的地方民团，还是保卫革命（土地改革）核心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红军还发挥着其他几项关键职能：整合互不相连的根据地，传播革命信息，进行革命宣传；为地方活动分子提供军事训练与建议；将来自农民阶级、国民党军队以及土匪中的志愿人员集体组织化。如下表（表14.2）所示，20世纪30年代，以中央苏区为根据地的红军发展迅速，随后在长征过程中缩小，接着又再次扩大。

毛泽东宣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过，这并不是要将暴力与权力混为一谈。他明白，暴力是必要的，但却远不足以行使权力。毛泽东迅速领悟到，白色恐怖意味着群众运动必须以有组织军事力量为补充。被他斥为“教条主义”的那些正统马列主义者认定革命是阶级的崛起，而非武装力量的组织。毛泽东并不否认阶级的重要性，相反，他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红军，党就无法生存。不像之前现代历史中的革命，从一开始，中国革命就将军队当作关键要素。毛泽东的洞察是，要将各自不同的政治与军事考量整合为统一的概念——“革命战争”。他在1936年指出：“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28]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相信，掌握枪杆子的不应是红军，而应该是党。中国共产党正在创建一个有干部、学校、群众运动与新文化的国家，就此而言，军队构成了该国家的一个要素。

表14.2 红军士兵人数

如果说所有战争都不过是政治按另一种方式的继续，那么，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革命战争有着革命政治的力量。如马克思所构想的，一场反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可能会是相对和平的——开始阶段以罢工与抗议为标志，随后则是夺取城市。然而，考虑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处境，它面对的敌人要更为冷酷无情。因此，毛泽东所构想的是几乎正好相反的过程：党将通过军事斗争夺取对乡村的控制权，只有到那时才会转而占领城市。1936年，毛泽东明确地说，之前的西方经验以及俄国革命都无法提供可供中国效仿的榜样（在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为了更好地肯定“苏区经验”，这后来被修改了）。中国革命将是一场武装革命，革命战争则将植根于土地革命之中。用政治术语讲，毛泽东在说的是，他比共产国际或受过苏联训练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了解革命。

毛泽东计划对士兵（越来越多地是农民志愿人员）进行政治训练，既是让他们明白自己为何战斗，也是让他们有纪律感。政委制度（始于早期国民党军队中）不止被用来在军队中安置可靠的干部，也是作为党的代表，所有军事命令都要由其联署。毫无疑问，军队将会从属于党。正是这一纪律将红军与军阀以及国民党军队区别了开来。对体罚的禁止进一步加强了它与其他军队的区别。毛泽东指出：

红军……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29]

在20世纪30年代的绝大部分文稿中，毛泽东都探讨了游击战的战术与战略问题。在这一时期，1949年后中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是毛泽东的军事战友，不仅包括朱德与彭德怀，也包括林彪与陈毅。邓小平则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另一位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则与此不同，他这一时期是在城市中从事地下工作。毛泽东将某些游击战“规则”进行了系统化，虽然许多此类规则曾被乡村中游民武装与秘密社会用以反抗传统。一般说来，士兵需要灵活、有耐性且眼光长远，等待敌人犯错，敌人强大就撤退，敌人变弱就进攻。集中兵力突袭较小之敌，并利用当地人的合作以及对地形地势的熟悉。这样，“敌人来到赤色区域，就好像虾子落到滩头”
[30]

。

一个根本问题从未完全得到解决，那就是游击战术要求在受到优势力量攻击时放弃根据地，或甚至将放弃根据地当作“诱敌深入”战略的一部分；那么，不可避免的，这会让当地农民与干部暴露于敌人之前。在根据地安全与游击战术两种观念间存在着矛盾。结局在1934年来临。蒋介石自己统领着75万军队，以碉堡战略包围了中央苏区。该战略由其德国顾问策划，办法是国民党军队以间距不超过目视范围的碉垒为掩护，以使得共产党游击队既无法分割包围他们，也无法远遁。
[31]

蒋介石修筑了1500英里的道路以及14000个碉堡，包围圈逐步收紧。共产党试图进行常规阵地战，军队却打了败仗。包围圈进一步收紧，经济封锁也加剧了。苏区四周的乡村精英站在国民党一边，蒋介石重新采用了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1934年10月，共产党军队从国民党包围圈的薄弱处突围，就此开始长征。最终，只有十分之一的共产党军队到达了西北的新根据地。尽管丢失了中央苏区，不过，党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即便相对较大且较为成功的根据地，也无法支持一支能够从事阵地战的军队；要抵抗几乎能够动员全国资源的政府的猛攻，就要有更大的经济基础。但也有更正面的教训。共产党人学会了如何动员农民阶级，推进革命化的土地改革，以及在革命中整合出有生武装力量。

知识分子与对群众的发现

只有在事后看来，受过教育的国人对乡村的发现才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所发现的不是美丽的风景，而是人间的废墟。当然，在儒家学说中，对民众福祉的关切就是中心性的；毫无疑问，当现代知识阶级从相信城市是进步的源泉转向热心于农民阶级的状况时，这一关切会缓和他们的转换感。全新之处在于，慢慢地，农民变得不再面目不清且消极被动；相反，他们首先是特定社会不公的受害者，最后则其本身就是道德能动者。自20世纪头十年早期开始，无政府主义者便一直呼吁发动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社会革命；虽然马克思主义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远离村庄之处，但它从未完全丢掉对乡村的关切。李大钊力促大学生回村教育农民，而且还要学习乡村更为平和的生活方式。纵使说就马克思主义者而论，李大钊是非正统的，但他对乡村的回向却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1927年至1928年的惨败可能确实迫使共产党退入乡村，但同样真实的是，农民正在闯入受过教育的国人的意识之中。

在小说中，农民——生活中的、栩栩如生的、有想法的——开始作为具有鲜明个性的鲜明人物出现了。茅盾（1896—1981）、沈从文（1902—1988）以及罗淑（1903—1938）这样的作家运用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技法描写乡村的困苦。在他们的故事中，乡民既有德行也有恶习。在这些所谓的反封建小说中，甚至掺入了一丝对过去稳定的好日子的乡愁。（女性作家往往更具批判性。） 由于女性气质往往同时被与德行和弱点联系起来，20世纪30年代，小小的一步迈了出去：女性成了日本凌虐中华民族的文学象征。
[32]

不过有时，女性作家坚持认为，强奸的严重性是在于女性而非中国。萧红的《生死场》讲述的是东北农民的抗日斗争，在小说中，强奸中国妇女的是中国男子。萧红担心，民族主义会巩固家长制。

这些故事不动声色的措辞风格让它们免于陷入多愁善感。反过来，在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乡村似乎是更为意义两歧的地方。
[33]

它在表面上是田园牧歌般的，农民真诚，景色优美，生活本身更接近于永恒真理。陷身于如上海般压力巨大的城市中的国人爱将乡村设想为传统道德仍完好无缺的地方，然而，一丝对农村的蔑视就潜藏于表面之下。毕竟，流行小说的消费者主要就是城里人，且许多人刚逃离乡下不久。城市仍是实现新雄心之地。纵使在城市里希望受挫，但城里人也很清楚乡村中的惨状。

乡村甚至闯入了学术设置之中。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诞生，结果，我们有了几部研究乡村风俗与阶级结构的卓越作品。
[34]

在陈瀚笙（1897—2004）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国家级研究机构，领导者是蔡元培）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始对农村生活进行系统性的实证研究。陈瀚笙是江苏本地人，留学西方，本科毕业于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据说在柏林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在自己的家乡（位于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从事田野工作，接着移往不那么发达的区域。然而，不管每一地区的确切环境如何，陈瀚笙都发现农民生活悲苦：地租上升，工资下降，租税与高利贷超出了限度。他还发现，尽管可以报道经济情形，但政治腐败却是个敏感问题。他的一位助手被作为共产党逮捕，另一位同事则遭到暗杀。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陈瀚笙探讨的是中国农业是否正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不管是不平等的增加还是贫农（他们正日益被赶入非农业部门）所受到的压力，都没有创造出足够用来创设更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的——农场的剩余资本。这是因为本可以投资农业的富农
受到地主
的排挤，后者将地租收入完全抽离出了农业共同体。这描绘的是半封建制度无路可走。换句话说，中国农民面临的问题不是贫穷与落后，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农业经济的几个主要问题乃是列强资本对于中国农村直接间接的支配，国内封建性剥削的加强，转化农村阶层的分化和小农经济的统治”
[35]

。

除了对乡村生活的社会学兴趣，对非精英传统与民俗的人文主义兴趣也兴盛了起来。胡适自己就为对中国的伟大小说（之前被上层文化所轻视）进行严肃的文学与历史分析开辟了道路。他的学生与同事则进一步去复原与研究民歌、民间戏剧、谚语、传说乃至童谣。此类作品纵然并不完全是农村的，但毕竟照亮了中国人生活中被遗忘的角落。由此，“民间”中国进入了国人的意识之中，并滋养了共产党人的平民主义。

从基督教自由主义者晏阳初到儒家保守主义者梁漱溟，从共产党人到无党派的大学教授，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民阶级的关切日益增长。对人民的发现还引出了一种思考知识分子在社会中作用的新方式。经过痛苦的教训，知识分子明白了自己并不是军事与政治上的统治精英的一部分。许多人试图通过做老师来担当人民的领导者，然而，他们日益发现自己同样有许多要向人民学习的地方。在那些将所有美德都归于人民的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一种自谦与自我弃绝感。

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既是个政治现象，也是个文化现象。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它对激进分子的最初吸引力是承诺通过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更有效的行动，到20世纪30年代，虽然面临着白色恐怖，但它对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智识吸引力反而增加了。知识分子开始日益将信念寄托于群众而非自己的理性力量之上。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成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批判，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不再相信自己（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众所周知的自大病已完全被消灭了）。这有几分悖论的色彩。如果智慧在群众这里，那么知识分子的作用又是什么？完全服从党纪？代表群众发言或仅仅是倾听群众的心声？但只是遵循党纪或倾听群众心声的知识分子几乎已算不上知识分子了。

作为一位将自我与宇宙活力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泛神论者”，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懒惰、冷漠且懦弱。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他的某些浪漫主义渴望——倾覆现状并拯救世界；同时他宣称，这至少规训了自己的利己主义。在对中国的绝望之中，他发现了一丝希望：

我们到兵间去吧！

我们到民间去吧！

朋友哟，怆痛是无用，

多言也是无用！
[36]

如果说郭沫若在国民革命的狂热中想要走向士兵与群众，那么对知识分子的转型，殷夫（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1931年遇害）在一首布莱希特式的诗中说得更为直白：

Romantic的时代逝了，

和着他的拜伦，

他的贵妇人和夜莺……

现在，我们要唱一只新歌，

或许是“正月里来是新春”，

只要，管他的，

只要合得上我们的喉音。

工厂里，全是生命：

我们昨天闹了写字间，

今天童子团怠工游行，

用一张张传单串成。
[37]

绘画艺术也成为改革的工具。“凡不合公众要求的艺术，是必定归于没落的。所谓现代画，就是由此出发，它是首先要有生活的真实，足以供一般观众心领神会。”
[38]

高剑父，一位富于革新精神与创造力的画家如是说，而他既不是反传统主义者，也无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他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文学史家李欧梵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革命作家的信条:“1）所有文学都以阶级为基础，并为阶级所决定；2）所有文学都是宣传武器……3）文学批评必须出自唯物主义（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解释）；4）革命文学应当是无产阶级文学，就是说，写作对象与作者都应是工人阶级。然而就当时来说，只能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写。决定性因素是‘立场’或‘观点’：如果一位作家采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与观点，那么他事实上就能创作无产阶级文学。”
[39]

被剥夺者如何能发出声音？这一困境有个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讲述者的眼光来展现他们的处境。在鲁迅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中，讲述者很明显只部分地理解自己所同情的大众。例如在《祝福》中，不仅无名佣人“祥林嫂”的悲剧故事是经过了两三重转述，而且讲述者发现自己与祥林嫂简直无法沟通。类似的，在罗淑的小说《刘嫂》中，主人公也是通过家里女儿的眼睛呈现出来的。此类人物可以作为见证，并且象征着某种自我批判（象征着有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作者）。然而，这一写作策略仍是让大众失了声。大众会读这些记述吗？瞿秋白指责说，无产阶级文学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时尚物，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也是将知识分子与大众隔离开来，而非使他们靠拢在一起。

甚至最初新文化运动向白话文的著名转向也遭到攻击，被当作“半死的文字”——为创造书写文字，结果混入了矫饰的西化语法结构，像它原来的敌人文言文一样远离现实中的汉语口语。国民党右派捡起了这一批评，将白话文称作“非国语”，并提议学校课程重新采用文言文。而左派则竭力倾听普通人的声音，以创造一种“大众语”。此时在政治上是反共的右派，但在文化上仍是位激进分子的吴稚晖宣称，“大众自己所讲的大众语”可以构成新国语的基础。对这一争论，鲁迅的态度则更为微妙。他尽管批评保守主义者轻视大众，但也指出后者有着局限——不识字，思想狭隘，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那么，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将知识扩展到大众之中，但又要记住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语言文字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启蒙的手段。启蒙总是从少数人开始的，但这少数人有责任将其带给大众。尽管对知识分子的弱点有着强烈的感觉，但毫无疑问，鲁迅仍是精英主义的。激进分子提出，知识分子要转变为群众自己的“血肉”。然而，他们耗费了如此多的时间进行文学争论，以致事实上没有创造出什么无产阶级文学来。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大需要“个人主义”。确实，到20世纪30年代，很少有学生会认为献身国家与致力于追求个人幸福之间有什么矛盾。1915年，陈独秀严厉谴责“奴隶根性”，它仍与对家庭以及政治当局的顺从联系在一起。巴金（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受欢迎的作家）抓住了这一心绪。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讲述年轻人的成年过程。例如《家》讲的是三兄弟，大哥因为专制的祖父而陷入了无爱的婚姻，最终过着无意义的生活；二哥要好一些；不过，小弟进行了公开的反叛，违抗孝道，最后离家去了上海，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虽然在情感与心理上都是一维化的，但这一类关于旧士绅子弟的故事在这些寻求从旧文化中解放自己的旧士绅子弟中极其流行。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巴金试图攻击儒家人物的虚伪——这些人想将眼光从中国正在遭受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上移开。巴金所提供的不仅是一幅个人抗争的浪漫主义图景，而且也是（或许更具有吸引力）源自五四激进行动主义的进步运动感。《家》起初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连载，在1933年至1937年间再版了10次，1937年至1951年间又再版了33次。

然而，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无法胜过民族自尊的需要。作为哲学家以及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留法与留德的中国学生中）的共同创办者，1934年，张申府写了一篇捍卫孔子的文章。
[40]

确实，他仍对中国传统持批评态度，他的新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试图驳斥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以及日本以保护传统儒家文化为名正当化对东北的侵略。张申府力图将孔子当作一位伟人而非绝对准则的来源，在这种尊敬而又怀疑论式的理解之上界定真正的、批判性的儒家学说，并以此显出国民党与日本人的虚假。不管怎样，张申府从自己青年时的反传统主义上后退了。像谭嗣同那样，他将大师与后来的教条区分了开来，在儒家仁的哲学中，他发现了某些在当下大有用处的关键要素。像康有为那样，张申府宣称，孔子是位社会活动家。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西方哲学专家之一，张申府在儒家人文主义中找到的并不是对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是弥补西方哲学某些缺陷的办法。不过，更宽泛地说，他对反传统激进主义的背弃代表的是对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的新的回应。

注释

[1]
参见Philip A.Kuhn（孔飞力），“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以及“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收入Frederic Wakeman，Jr（魏斐德 ）与Carolyn Grant编：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257-298。

[2]
Thomas G.Rawski，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on Modern East Asia，1978）；Ramon Myers（马若孟），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以及Loren Brandt（白洛伦），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1870-1937（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多少更为节制的处理方式，参见David Faure（科大卫），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 to 1937（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还可参见Daniel Little（李丹）等：“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y，1885-1935: A Symposium，” Republican China vol.18，no.1 （November 1992），pp.23-176，对经济史家间的论战进行了批评性的讨论。

[3]
Lucien Bianco（毕仰高），“Peasant Movements”，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70-328，以及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NY: M.E.Sharpe，2001）。

[4]
Ramon Myers（马若孟），“The Agrarian System”，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257。

[5]
似乎是 Thomas Rawski提出的日期最晚，他得出结论说，人均产出、收入与生活水平在1937年后仍在上涨。参见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280-329。

[6]
例如，参见Joseph Esherick（周锡瑞），“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7，no.1（October 1981），pp.387-411。

[7]
Masuko Teisuke。 引自Ramon Myers（马若孟），“The Agrarian System，” p.231。

[8]
R.H.Tawney，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New York: Octagon Books，1972），p.70.

[9]
Pierre-Etienne Will（魏丕信）与 R.Bin Wong（王国斌），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 （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

[10]
Philip C.C.Huang（黄宗智），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1]
Philip C.C.Huang（黄宗智），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p.10，引用自A.V.Chayanov。

[12]
Arif Dirlik（德里克），“Narrativizing Revolution: The Guangzhou Uprising （11-13 December 1927） in Workers' Perspective，” Modern China vol.23，no.4 （October 1997），pp.363-397。

[13]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讨论广州暴动问题》（1928年2月9日），同上书，p.365。

[13-1]
托洛茨基在中国，参见Gregor Benton（班国瑞），“Lu Xun，Leon Trotsky，and the Chinese Trotskyists，” East Asian History no.7 （June 1994），pp.93-104；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1921-1952 （Atlantic Highlands，NJ: Humanities Press，1996）；以及引人入胜的《郑超麟回忆录》（ An Oppositionist for Life: Memoi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Zheng Chaolin，Atlantic Highlands，NJ: Humanities Press，1996）。

[14]
Roy Hofheinz，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1922-1928（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5]
毛泽东：“Report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收入Stuart Schram（施拉姆）编：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69），p.250。

[16]
对毛泽东早年生活的了解主要来自一名美国记者在1936年对他的采访。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记》），New York: Grove Press，1961。

[17]
同上书，p.131。

[18]
同上书，pp.141-142。

[19]
同上书，pp.147-148。

[20]
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收入Tony Saich编：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Armonk，NY:M.E.Sharpe，1996），pp.316-317。

[20-1]
Wen Rui，“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vol.27，nos 5-6，以及vol.28，no.1 （September-October 1994，November-December 1994，January-February 1995），pp.5-96，5-85，6-95;Stephen Averill（韦思谛），“Party，Society，and Local Elites in the Jiangxi Communist Move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6，no.2 （May 1987），pp.279-303；以及James Polachek，“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2，no.4（August 1982），pp.805-829。

[21]
引自Wen Rui，“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I），p.43。

[22]
毛泽东：Report from Xunwu（《寻乌调查》），Roger Thompson编译，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寻乌是江西南部的一个县。

[23]
Wen Rui，“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p.21.

[24]
Hans van de Ven（方德万），“The Military in the Republic，” China Quarterly no.150 （June 1997），pp.366-367。

[25]
引自Wen Rui，“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Ⅲ），p.56。

[26]
毛泽东：“Solemn Opening Remarks: Transcript of Chairman Mao's Remarks at the Second National Soviet Congress”（《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词》），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Armonk，NY: M.E. Sharpe，1992），vol.4，pp.692-693。“Our Economic Policy”（《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1:143-144。

[27]
Wen Rui，“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II），p.78.

[28]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收入Stuart Schram（施拉姆）编：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69），p.278。

[29]
收入Stuart Schram编（施拉姆）： Political Thought，pp.270-271（修订版）。毛泽东：“The Struggle in the Chingkang Mountains”（《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1:83。

[30]
毛泽东：《八个大胜利的条件》（1930年12月22日），收入Tony Saich编： Rise to Power，p.525。

[31]
William Wei，“Law and Order:The Role of Guomindang Security Forces 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Bases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收入Kathleen Hartford（贺康玲）与Steven M.Goldstein（戈迪温）编：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Armonk，NY: M.E.Sharpe，1989），pp.34-61。

[32]
Lydia Liu（刘禾），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95-213。

[33]
参见Perry Link（林培瑞），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p.202，及以下各页。

[34]
参见Yung-chen Chiang（陈永发），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19-194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35]
钱俊瑞：《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1934年10月10日）。他是陈瀚笙的一名研究人员，同上书，p.204 （修订版）。

[36]
郭沫若：《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1923年5月27日），创作于1923年。引自David Tod Ro（芮效卫），Kuo Mo-jo:The Early Years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50-151。要了解郭沫若的泛神论，参见第九章。

[37]
殷夫：《Romantic的时代》（1929年11月）。引自Sun Lung-kee（孙隆基），“Out of the Wilderness:Chinese Intellectual Odysseys from the ‘May Fourth’to the Thirties，” 博士论文 （Stanford University，1985），p.25 （修订版）。

[38]
高剑父：《我的现代国画观》。引自Ralph Croizier（郭适），Art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The Lingnan（Cantionese）School of Painting，1906-195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13。

[39]
Leo Ou-fan Lee（李欧梵），“Literary Trends II: The Road to Revolution，1927-1949，” 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424。

[40]
Vera Schwarcz（舒衡哲），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张申府访谈录》），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45-149。

第三部 战争与革命（1937—1949）

1937年到1938年，日本军队横扫中国东部，将全部主要城市、工业、国际贸易以及绝大部分的富饶耕地置于其实际控制之下。然而，中国并没有变成扩张性的日本帝国的安定属地，也没有变成其物资与收入的来源地；相反，它从没有被成功同化。持久的抵抗消耗了日本的大量军事资源。尽管控制着中国的经济要害以及沿海地区，但强大的日本军队从未能平息中国人的抵抗。国民党人撤往西南，共产党人退居西北，这些地区则成了挑战日本人权力的基地。在若干极其血腥的战役中，蒋介石的军队抵抗着日本人的猛攻；不过，到1939年，他们已撤退到长江上游数千英里的四川。在那里，蒋介石企图作壁上观，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坐等美国介入战争并击败日本。国民党离开了传统上的供应与收入来源地，变得日益专横、独裁、派系重重且腐败不堪，1942年之后，更依靠美援度日。而共产党人则继续在敌后组织农民，发动持久的游击战，让日本军队难以安稳。随着共产党的根据地政府在华北与华中广大地区的建立，之前受益于国民党的地方精英被迫要么与共产党合作，要么离开。

十二年的战争与革命创造出了大众民族主义，促进了民众参与以及现政府的分崩离析，并通过阶级革命最终界定出了新的国家。共产党人在战争期间变强了，在抗日中练习领导能力，并在农村动员以及建立地方政府两方面都获得了经验。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政治领袖不得不在很可能会压垮他们所有努力的地区与全球环境中随机应变。中日关系解释了20世纪东亚的大部分动态变化。1972年，当战后首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田中首相就日本侵华道歉。日本人确实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摧残了保守势力，并促进了大众民族主义。这都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加以利用的。甚至在战争爆发前，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存在已促成了统一战线的形成。不过，反过来，统一战线加强了日本对中国的担忧，并强化了其军国主义。

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盘踞中国，驱动着中日两国的国内政治，并最终导致了两个国家的灾难——造成这一切的则是日本的侵略性军事扩张（起初在中国，随后在亚洲）。如我们所看到的，蒋介石对日本强占东北毫无办法，这让他在南京十年期间饱受批评，并让创建强大且有正当性的国家这一任务变得几乎不可能。因此，要理解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中国，必须把握日本帝国主义的起源。侵华是几个更广泛问题的明确例证。虽然就中国国内政治来说，这是个“偶然”因素的好例子，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更大的国际语境与国内事件密不可分。如果说日本侵华最终影响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那么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有助于东京与新京（即长春，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的首都）作出决策而言，情形也是如此。
[0]

尽管日本人用共产主义威胁来正当化他们的军事帝国主义，但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全球经济与政治趋势——包括世界性的大萧条，法西斯轴心势力在欧洲的崛起，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的产物。日本击败了蒋介石的许多最为精良的部队，在战争环境中，国民党政权衰败了下去。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英属马来亚与香港（还有之前受到保护的上海公共租界），这让整个东亚与东南亚的西方势力颜面尽失，一个巨大但却短命的帝国建立了起来，最终得益的却是战后的民族独立斗争。

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展到拥有120万党员，共产党军队发展到几乎100万人。在战争期间，日本人维持住了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占领，但其制服重庆与延安的努力则被挫败。不过，纵使美国给了日本最后一击，但中国的贡献以及牺牲是巨大的。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与日本战斗了15年之久，牵制了它五分之二的军事力量。尽管在平定所征服的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上，日本都获得了高度的成功，但中国持续的抵抗仍耗竭了它的力量。日本于1945年战败，蒋介石重新建立起了他的独裁统治，南京政府获得了重生，并终于可以宣称真正拥有了全国的主权。治外法权已于1943年废止，利用战争之机，蒋介石将苏联势力赶出了新疆（不过，中国承认受苏联支持的外蒙古独立），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了台湾与东北，美国则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1945年，中国成了联合国的创始国，并获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不过，它仍极度贫穷，国际影响力也很微弱。

然而，纵使中国以及国民党政府打赢了战争，但在某种意义上，国民党人似乎还是输了——在随后的内战中，形势如此快就逆转了。他们要面对的共产主义运动已比抗战开始时强大了太多。从战争中走出的国民党人有着许多明显优势，如军事力量、对城市以及中国工业资源的控制、相当程度的合法性，以及美国的政治与军事支持。中国共产党——总部远在西北的延安——则是孤立的。不过，在战争早期，共产党人组织起了庞大的军事建制，从在日本战线后运转良好的小股游击队到能够进行阵地战的大股部队无所不包。到1941年，国共两党军队已在许多场合发生了冲突。抗日战争变得日益艰苦。日本当局从未能有效管控城市以外的地域，但中国武装力量一时也无法将他们从国土上赶走。不过，从长远来看，比起共产党的军事组织，它对地方社会的重组（这是它的基础）要更为重要。

在战争结束时，共产党人统治着超过9000万人口，绝大多数是“解放区”（日本占领区中的岛状区域）中的农民。在这些年里，党学会了如何进行治理，奉行的政策是经济自给、严明管理与群众动员（但并非激进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会吓跑那些最有能力承担管理责任的受过教育的人。不过，在共产党人的政策中，确实包括税赋改革与减租减息。在改善贫苦农民地位方面，税赋改革与减息尤其重要。足额征税与强制实行累进税制度以温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将财富从乡村社会较富裕的一部分人中转移了出来。中国农村长期受困于资金短缺，利息往往过高，令许多家庭不得不以自家田地抵偿。因此，减息同样有利于最贫困的家庭。党还鼓励工业，也就是我们会看作手工业的非农事业，例如制砖、搓绳与织布之类。大体上，此类政策令穷人受益，又没有太过损害富人。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社会也变得更加稳定。

在1945年至1946年间，国共两党进行了令两方都感到不自在的调处，在短暂的停战之后，内战爆发了。国民党人重新接收了中国东部广大的沦陷区，却治理得十分糟糕。在重庆多年的干枯岁月后，太多的国民党官员汲汲于自肥。在某些情况下，被没收了财产的地主在军队的支持下返回所在村庄，制造出某种白色恐怖。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危机由此继续。在城市中，规模巨大、程度严重的腐败破坏了国民党建立高效政府的企图。随着蒋介石开动印钞机以支付军费，恶性通货膨胀接踵而至，经济后果严重，对城市中产阶级尤其具有灾难性。在必须击败共产党人的焦虑下，蒋介石过度扩张了军队。

共产党人有能力融入乡村之中并重新组合，他们开始逐个收拾蒋介石最为精良的部队。从长期的经验中，共产党人明白了如何在农民支持与知识分子领导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军队。在军事上，共产党人采取“从农村到城市”的战略，这意味着处于最优先地位的仍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非占领一城一地。不过接着，一俟北方农村都已在控制之下，共产党人就进一步去夺取城市。
[1]

由此，游击战逐渐演变为运动战，最后又演变为大规模的阵地战。1948年至1949年，共产党人横扫南方，城市民众在等待中又抱着希望。虽然共产党人几乎从未被视为征服一切的英雄，但他们有着坚决抵抗可恨的日本人的名声，且承诺提供诚实、高效的政府，有了这些，再加上对国民党深深的不信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冲抵了对没收私人财产的恐惧。在共产党人的历史记忆中，内战应被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当然这太过简单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绝大部分出身于城市，并一直保持着从城市治理中国的目标。确实，共产党人最初依靠的是农村资源与农民士兵，后者尚不知道如何开电灯，也从未见过自来水管。然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虽促成了乡村的转型，但需要经验丰富、教育良好且有时是世界性的管理者参与国家管理。

注释

[0]
最近关于“满洲国”的研究著作，包括Louise Young，Japan's Total Empire: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rasenjit Duara（杜赞奇），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2003），以及 Rana Mitter，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1]
Tang Tsou（邹谠），“Interpreting the Revolutionin China:Macrohistory and Micromechanisms，”Modern China vol.26，no.2 （April 2000），pp.213-214。

第十五章 抗日战争（1937—1945）

面对着行将败于蒋介石“围剿”的处境，1934年10月，约86000名共产党士兵撤出了中央苏区。在当时，这一撤退被委婉地称作“战略转移”，后来则以长征之名而被历史铭记。共产党人最初向西行进，但并不知道最终要去哪里。一种可能是折回江西——假如蒋介石的军队能被引离苏区的话。其他选择则包括与较小的内地苏区或共产党军队建立联系。在蒋介石的“追剿”之下，共产党人的多数选择都被阻断，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正走向西北。这是个比江西山地更偏远的地方，不过，它让共产党人离东北的日本军队更近。因此，在共产党人的宣传中，长征代表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1935年1月，撤退中的军队在贵州北部一个叫遵义的城镇找到了暂时的歇息地，并抓住机会明确了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一任务不可避免地牵涉首先追问之前做错了什么。事实上，到该年1月份，部队已经减少到四万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领导层。他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中国共产党的5人小团体）以及最高军事机构成员，不过，其他几个人（如周恩来）仍是他的上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最后几个月中，毛泽东敦促对敌军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回击，这一事实令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分析有了额外的可信度。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不再能帮不上他们什么了）已经中断。中央红军并不是唯一一支转移中的共产党军队。张国焘（在北京大学时是李大钊的学生）在四川与西康的边境地区建立起了一小块苏区，在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几个月持续不断的袭扰后，1935年6月，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军队在四川懋功会师。此时，毛泽东的部队只剩下15000人，张国焘则拥有80000人，对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产生了争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部队是否该进一步向北，到川陕甘边境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毛泽东与他在党的中央机构中的盟友投票支持向北转移，张国焘则意见相左。前者还重申了中央苏区的根本经验教训——农村革命会解放农民阶级，并引导共产党人取得胜利。最后，毛泽东带着他的部队北上陕西，张国焘则南下四川。

地图八 长征（与共产党根据地）

1934年，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共产党人的失败已迫在眉睫。他们撤离了中央苏区，先向西，接着又向北。剩下的根据地要么被放弃，要么被迫转入地下。尽管共产党又一次遭到了重大失败，但是，陕西提供了使他们能够进行重建的战略性新根据地。

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对毛泽东来说，长征在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大部分时间向西，随后又向北折入荒凉的山地，曲折前行了10000公里，幸存者——约8000人，加上少数沿途加入的共产党人，到达了陕北一块极端贫穷的小根据地。

在长征中，红军差不多一直在遭受攻击，不是国民党军队，就是地方军阀，有时甚至是少数民族部落。据历史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计算，“每天一场小规模战斗，每两星期一场大的战役，这就是370天的撤退中的大概纪录”
[1]

。长征的终极意义在于传奇性与正当化。那些幸存者成了中国革命之父。他们的英勇行为被作为胜利而铭记，并以个人智谋、勇气与自我牺牲达到道德剧式的完满。例如，在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中，悬索桥的桥板已被敌人抽去，面对着敌人的重火力，共产党士兵匍匐爬过铁索，为索桥铺上新的木板。红军再一次绝地重生。长征战士受苦受难，为的是将中国带向应许之地。在毛泽东回忆性的词作《娄山关》中，他写道：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2]

共产党人在陕西安顿了下来，他们呼吁建立抵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这时则更靠近了一步。他们并不信任蒋介石，最初设想的是一种新的阶级联合——工农与反日资产阶级的联合。这将会是一个同时反对日本与国民党人的“下层统一战线”。在巩固了对陕北的统治后，1936年春，共产党发动东征，旨在穿过邻近的山西省，与更东边的日本人交战。东征向许多人表明了共产党人是值得重视的。越来越多的两党之外的国人呼吁，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该为了抗日联合起来。

在1935年晚些时候，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不过，共产国际的影响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暗淡了下去，在长征期间则彻底消失。当共产党人最后从西北重新出现在世界意识中时，斯大林这样的人似乎已大致上将他们看作农民土匪而不加理会。共产国际确实鼓励中国共产党考虑新的统一战线（苏联希望蒋介石足够强大，以阻碍日本侵略北亚）。1935年末，为了在陕北当地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毛泽东根据中央苏区时的路线温和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措施。富农的土地不再被没收，他们会有与贫农以及中农相同的公民权利。鼓励兴办企业，入党也容易了些。

陕西绝非共产党军队的唯一落脚点。当长征开始时，约30000名战士被留在了中央苏区。
[3]

到1935年中，蒋介石的部队已抓获了其中的 16000 名，然而，不同寻常的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残余的共产党军队存活了下来，且甚至能够重新组合并进行游击战。1937年，当新的政治现实开启时，他们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重新出现于南方。在与党中央实际分裂后，张国焘的军队受到了国民党与地方武装的猛烈压迫。到1936年年中，他们决定北上，加入正在陕北的毛泽东。对张国焘来说，这是重大的政治失败，不久之后，他就叛逃到了国民党那里。这给了毛泽东可观的军事力量（约30000人）。共产党希望能与其他北方军队领袖停战，尤其是张学良。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了东北，他名义上是在蒋介石的统领之下，且被要求去进攻共产党人。不过，张学良以及他的部队真正想的是打回东北老家。因此，他相当能接受共产党人的倡议。

蒋介石对张学良以及北方的其他司令官感到担忧，1936年12月，他飞赴张学良在西安的总部。然而，张学良不仅没有配合他，反而将他扣留了一个星期，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关于这一事变的研究很多。它震撼了南京，在一个星期之内群龙无首，且长期以来被视为转折点：之前是对日本蚕食的满怀怨恨的承受，之后则是举国联合对抗全面侵略。这一事变的大部分仍神秘难解——一起突然扣押，伴随以军阀、共产党人与政府代表互诉机密。蒋介石一直否认他在西安接受过任何条件，不过，他似乎可能就停止“剿共”做出过口头承诺。在他被扣的一个星期中，谈判进行得忙乱而紧张，南京政府中的某些人想要不顾蒋介石的性命强行进攻西安，为此蒋介石从未真正地原谅他们（这意味着蓝衣社的末日）。许多历史学家相信有些共产党人想要处死蒋介石，不过，在或许是他在中国的最后重大表现中，斯大林明确了一点，那就是他感到作为唯一能统一中国以对抗日本的领导人，蒋介石被留下一命。中国的公众舆论因担心引发更大规模内战，因而建议释放蒋介石，不过，只是侧对着
张学良与共产党人，而绝非反对他们。

西安事变成为一系列促使蒋介石采取更加积极的反日立场的事件之一，迫使蒋介石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4]

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这已迫使蒋介石考虑与苏联联合。总的说来，蒋介石明白中国公众不会再接受对日本的任何让步，且甚至他最忠诚的部队也对他的策略感到不满。蒋介石加入了统一战线，但并不是为获释支付赎金，而是仔细权衡过的策略。毕竟，一俟获释，他本就可以继续拒绝对抗日本。事实上，蒋介石尝试保持开放的选择，但日本对华北的无情压力阻碍了他再一次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进攻。一俟获释，他立刻将张学良软禁了起来，后者几乎在软禁中度过了漫长的余生。张学良的军队被瓦解，这有利于蒋介石，共产党人后来扩大了根据地，且占领了一座大一些的城镇。延安成了他们的革命中心。表面上，中国政治并没有立刻发生什么变化，然而，全国都知道蒋介石已同意对日本的索求不再一味忍让。蒋介石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了民族英雄，公共舆论则使他必须信守抗日统一战线的诺言。1937年8月，正当日本全面侵华时，国共两党达成了正式协议。

日本侵华

1937年夏，正当纳粹德国开始要征服欧洲时，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到1938年，绝大多数中国人受日本或某个傀儡政权的统治。然而，日本人试图与蒋介石达成某种交易的努力失败了，战争拖延不决。日本一开始为何要发动入侵？自世纪之交以来，日本人已在东北——一块肥沃且资源丰富的土地——建立了自己的利益区。虽然保守的东京官僚仅是想让中国继续虚弱不堪，然而军官们对20世纪20年代华盛顿体系加于日本的“军备限制”怀有深深的怨恨，且希望看到日本成为亚洲的主宰者。在日本国内，由于面临着大萧条带来的巨大经济与社会压力，出现了“昭和维新”的呼吁，希望在裕仁天皇的领导下实现如同明治维新般的重生。在20世纪，日本的国际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显著地改善了，从1913年到1923年，制造业产量翻了番，到1938年，已增长到原来的5倍还多。日本的化学与造船工业（对任何战争努力都至关重要）都是第一流的。不过，乡村看起来仍明显是前现代的。农家耕种着小块土地，高租佃率导致社会紧张。农民因从朝鲜与台湾——本应是让国家更为强大的日本帝国的前哨基地——进口稻米而受到损害，他们还受害于外国生丝市场的崩溃，因为在大萧条之后，西方列强开始限制贸易。小地主——绝大多数日本军官团所出身的阶级——陷入困境，许多人都变成了激进右翼。也就是说，他们将诚实勤劳的农民的苦境归咎于资本家与犹太人，责怪社会主义者煽动佃户与工人，将其引离了忠诚的正途。日本没有犹太人（被怪罪的犹太人是与“华尔街”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倒稍微不是那么荒诞不经），这并没有妨碍右翼将自己想象为资本家与共产党的国际阴谋的牺牲品。对激进军人来说，日本需要进口原料与粮食，这导致了它的战略位置具有固有的脆弱性。

日本似乎有着两个基本选择：或者是自由主义，就是说与西方列强合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并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或者是扩张主义，垄断东北亚（尤其是朝鲜与东北）的贸易，并支配东亚。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希望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此来解决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缓慢地从大萧条中恢复，有着巨量煤铁资源的东北被开发为工业能量站。东北在日本军队的直接经营之下。激进官员希望它不仅在物质上令日本获益，在精神上也要如此。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创造一个以军事—法西斯主义—儒家规范为基础的模范社会，内涵则是等级制、服从与恭敬。尽管日本本身已被资本家与社会主义者所腐化，但东北（被称作“满洲国”）可以成为一个乌托邦。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引来作为名义上的君主。西方国家谴责日本对东北的武装占领，不过，欧洲因希特勒的崛起而无暇他顾，美国则以孤立主义自持，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列强未能向中国提供援助以保卫东北（长期以来被承认是中国领土），这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性动荡。更具破坏性的则是国联被证明完全不起作用。

“满洲国”只是日本激进右翼所持的大得多的整套计划的一部分。在东京，军人小集团卷入了企图除掉更自由主义的文官领袖的政治暗杀与政变之中。如果说在夺得日本控制权上，这些狂热的爱国军官从未获得大的成功，那么，他们在亚洲大陆上则开拓出了独立的行动基地。所有亚洲人的大敌“英美帝国主义”，将被以泛亚洲主义的名义消灭，经济势力范围会围绕着日本—朝鲜—东北核心区建立起来，政治势力范围则会以所谓的日本式门罗主义——要求西方列强从中国这里“把手拿开”——来创建，该主义新造于1934年，为的是凸显美国的伪善。然而，尽管承诺要保卫亚洲，但日本人往往蔑视其他亚洲人。在对日本人的中国态度的研究中，历史学家傅佛果（Joshua Fogel）发现，在约1930年后，日本人在文字中对中国的腔调日益严厉。
[5]

一代人之前，某些日本人便已开始在自己与“亚洲人”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现在，更多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他们视蒋介石为另一个无能的军阀，并将中国人视为没有能力建立真正国家的人——至少没有日本人的指导将是如此。不过，出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恐惧，他们还反对中国的现代化努力。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的可能性一直很大。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泛亚洲主义是有吸引力的。许多人承认，日本进行了几十年的经济现代化，它能够在亚洲各国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担当领导位置。到当时为止，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比到其他任何国家的都更多，且整个中国对明治维新怀有着巨大而广泛的钦羡。那些自视为回馈古代中国教导之谊的日本人有着现成的受众。1934年，南京与东京接近和解，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谈，基本上同意维持现状：中国默许“满洲国”的存在，日本则停止进一步的侵略。然而，日本军官将中国的立场当作软弱的标志——或考虑到中国明显的反日情绪（如持续不断的抵制日货），甚至是个阴谋。他们想要将华北、东北与内蒙古并入更大的日本势力范围之内。

日本人为战争做了准备，但并未预料到会同时与所有列强开战——这正是真实发生的事。海军超出华盛顿条约的限制，秘密建造舰舶，其重型巡洋舰的排水量接近14000吨，而非许可范围内的8000吨。日本建造了10艘航空母舰，发明了世界上最大的鱼雷。与此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节省经费，美国海军乃至英国海军都将力量保持在容许吨位之下。日本常备军扩充到100万人，预备役则又有200万人。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边界事件中的一起，1937年7月7日夜间，日本与中国军队在北京西面约10英里卢沟桥发生冲突。情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随后北京周边的一系列冲突也是如此。尽管几个月之前，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但南京与东京政府部分官僚都不想引发全面战争。然而，中国人决心不放弃这一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尽管日本海军军官与外交官害怕关东军的行动会引发对苏战争，但即便陆军也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如滚雪球般发动全面侵略，并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在中国以抗日战争为人所知）。

这是怎么发生的？7月初，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决定加强防御。7月7日，日本人在桥附近举行夜间演习，射击空包弹。中国人短暂还击，无人受伤。然而，次日晨点名时，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这促使日本人开始进攻（尽管该人在20分钟后就归了队），结果被中国人成功击退。接下来几天发生了试探性的进攻与反击，使得东京与南京发出火药味十足的官方声明——要求道歉，抱怨受到了侮辱，指出领土神圣不可侵犯。7月17日，蒋介石声明道：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6]

该月末，精心策划的试探性攻击被连续不断的残酷战斗所取代。北京—天津走廊已落入日本人之手。虽然日本在1937年下半年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是一种不稳定情势的合逻辑的结果。抗战开始几年后，日本人仍坚持称其为“支那事变”，但该战争正迅速变成一个泥潭。起初，事件似乎落入了日本人的轨道。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速胜会压迫南京政权对日妥协。虽然世界舆论同情中国，但它仍孤立无援。然而，国民党人不会屈服。

抗日令蒋介石成了民族英雄。不过，虽然起初令日本侵略者遭受了某些损失，但中国军队总体上效能低下。蒋介石决定将战火引向上海。或许城市战会抵消掉日本在坦克与大炮上的巨大优势。它可能会将日本人的注意力从华北平原引开，给中国军队更多时间来建立防御。它甚至可能通过让西方列强从租界中见证日本的侵略，从而将他们牵扯进来。然而，尽管国民党人保卫上海英勇可嘉，但却损失了许多最精锐的部队，且不管怎样，日本仍占领了华北。1938年，蒋介石试图以炸毁黄河大堤延缓日军的步伐，这一失败的尝试造成80万中国人死亡。中国轰炸机未能命中日本舰队，反而炸到了上海。在整个10月份，该城的防卫战持续不止，中国军队伤亡25万（差不多是蒋介石部队的60%），日军伤亡4万。大多数战斗都是肉搏战，一份外国报告写道:“生者无地休息，死者无法安葬。尸体在8月的烈日下鼓胀，死亡与燃烧的气息飘过苏州河一路向西。”
[7]

最后，日军得到了在杭州湾登陆的后续部队的增援，突破了中国军队的战线，并溯长江而上，一路追击到南京。蒋介石发誓要保卫首都到最后一息，但之后，他就将防御任务委托给一位前军阀，而后者不久就逃之夭夭。接着，南京遭受了日本人7个星期的恐怖暴行。基于当时外国观察者的观察，一般估计有20万名中国平民被杀害（不是在战场上被杀死，而是被用刺刀刺死、活埋或用汽油烧死），2万名妇女被强奸。 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中日关系中的争议问题——代表着日军纪律的崩坏。面对中国人远比事先所预想的要强硬的抵抗，普通日本士兵的兽性、怒火、焦虑与这场仍未宣战的战争的模糊目标结合了起来，产生出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中国人都是敌人，都要付出代价。

南京大屠杀一直是辩论激烈的主题，就其原因而论，中日两方今天的历史记忆所起的作用与事件本身的历史同样重要。
[8]

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一直否认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中国一方估计有超过30万平民被屠杀。然而，毫无疑问，日军曾疯狂屠杀与奸淫达7星期之久。一位外国目击者的日记这样记述12月17日（星期五）：

抢劫、杀戮与强奸仍旧势头不减。从昨晚到今天白天，粗略估计，有至少1000名妇女被强奸。 一名不幸的妇女被强奸了37次。另一名妇女5个月大的婴儿则被蓄意闷死，因为那个兽兵在强奸她时不愿听到小孩的哭声。抵抗意味着被刺刀捅死。很快，医院里就到处都是日军残忍暴行的受害者，作为唯一一名外科医生，鲍勃·威尔逊完全忙不过来了，他不得不工作到深夜。黄包车、牛、猪与驴往往是人民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却被从他们那里夺走。我们的米房与米店受到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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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问题并不是南京所发生事情的细节，而是战争总体上的极端野蛮性。为何平民频繁受到恐怖摧残？首先，当然，战争恐怖主义并不仅见于中国战区——现代战争是“总体战”，正如盟军通过轰炸德国与日本城市来打击平民的士气，日本人试图破坏中国人的战斗意志。在南京大屠杀时，筋疲力尽且饥肠辘辘的日军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相对富庶的城市之中，他们对自身纪律的崩坏难辞其咎。尚未卷入战争的西方观察者有时也对此表示同意。然而，这错失了一点，那就是军官在几个星期之内都不去设法阻止杀戮、强奸与抢劫。因此，在当时与后来，另外一些人将注意力集中于日本军事文化的极端野蛮性（强行虐待、侮辱新兵），以及普通士兵为在围攻上海与南京时丧命的战友复仇的欲望。此时，许多日本士兵与军官都是仓促征发的，并未得到良好训练。还有，尽管平均而言，日本士兵可能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士兵更“狂热”，但不少年轻军官是蔑视中国人的极右翼的支持者。

图15.1 南京大屠杀（1937年）

在日本侵华期间，被记录下来的暴行数不胜数。有时，在杀死中国俘虏前，日军士兵会让他们自己挖自己的坟墓。这幅照片来自国民党方面，据认为出自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

来源:台北党史馆。

图15.2 日本轰炸广州

战争后期，日本人轰炸广州一处街区。

来源：台北党史馆。

就屠杀的规模而言，南京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在打赢一仗后，日军往往会决定处决战俘或袭击平民。虽然在人类历史中，日军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唯一一支利用恐怖主义、强奸与酷刑恐吓民众的军队，但对南京的关注不应取代对政策性屠杀的关注。例如，历时数天的东洲屠杀暴行（导火索是中国人在那里杀了几个日本平民）就预示了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大屠杀后，又发生了成千上万起暴行，并形成了一般性的政策，往最好里说也是对平民生命漠不关心。某些地区每天都遭到轰炸，另一些地区则受到周期性的扫荡。1800万中国平民被杀害，1亿人流离失所，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难民。（还有300万中国士兵战死。）没有任何可用的医疗救助，受伤就无异于被判处了死刑。在乡村里，面对游击队的抵抗，日本人经常会杀光所到之处的一切活物——男子、妇女、儿童、牲畜。据估计，战争期间的财物损失达1000亿美元。

到1937年末，日本在中国投入了70万军队，后增长至100万，最终则达到150万。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国民党约有170万军队，不过，只有8万人有完全现代化的装备，约30万人接受过某些德式训练。更糟的是，中国的武装力量四分五裂，掌握在半独立且互相猜忌的军头手中。到次年初，日本人巩固了对各铁路线、华北平原大部分以及各主要河流的控制。海军溯长江而上，直到武汉，1940年更上溯到宜昌，为追逐国民党政府而深入内地。蒋介石被迫迁都重庆，日本则控制了沿海地区。

实际上，到1938年末，所有主要城市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然而，中国人并没有屈服。日本的军事战略是夺取城市与交通运输干线。这些点线组成网，通过中国代理人深入并控制乡村。绝大多数活跃的汉奸是地方精英，有时是土匪。不过，中国人的抵抗仍在继续。当日本人的网络分散后，游击队就攻击其薄弱点（例如铁路线），然后在增援到来之前逃离，散入农民之中。地方上的汉奸被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甚或会秘密反日，真正的汉奸则会遭游击队员暗杀。

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发动了一场重大的进攻。随后，日本开始扫荡掩护游击队的整个地区。

这就是“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在华北，整个村庄被彻底摧毁，庄稼被抢走或毁掉，农民则遭到屠杀。这一战略成功地削弱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驱散了游击队，并减小了共产党根据地的面积；然而，很明显，没法让中国在经济上变成日本帝国的有益部分。纵使日本能承受得起战场上的兵力损失，财政支出却是另一个问题。对中国作战的军费很快就达到每天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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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了债权国，此时却担上了一大笔国债。对中国的战争长期化了，在可见的将来都看不到结束（只看得到军队的进一步投入），本土总动员随之而至。早在1938年就开始强制实行配给制，而在“总体战”的情况下，日本国内政治变得日益独裁化。

地图九 日本侵华（1937—1945，日本/国民党/共产党控制区）

1937年夏，日本军队首先南进（日本占领时间以“年.月”为序），接着，在海军的支援下，他们沿着长江流域的富饶农田溯江而上，攻入华中。受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人被驱入了落后的西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主体部分仍留在遥远的西北地区。不过，日本的占领从没有牢固过。

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日本需要石油、橡胶以及其他原料，这让它依赖于美国、英国与荷兰。如果它能够夺取西方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就能满足自身急迫的原料需求。但无论是与美国还是与苏联开战都要冒很大的风险。苏联布置在蒙古与西伯利亚的军事力量是日本布置在东北的两倍。如果主要敌人是苏联，那么与中国开战（更不用说与西方开战）就是不明智的。反过来，如果战争扩大到东南亚，美国还会袖手旁观吗？美国的工业能力令日本相形见绌，而随着侵华战争的延长，美国的反应日益严厉：1938年，它以“道义禁运”的名义禁止出口航空原料；1939年，又废除了美日贸易协定。1941年7月，日本占领印度支那，随后遭到美国—荷兰—英国的联合禁运，对象则是军事活动的血液——石油与铁矿石。对“ABCD”包围圈的迫害妄想变成了现实。在英国（B）、中国（C）与荷兰（D）的支持下，美国（A）的禁运将使日本的侵华战争难以为继。

不过，如果能迅速击倒中国（日本军界的某些人仍认为这是可能的），且如果在经济上，它能与朝鲜以及中国东北一起被整合入日本帝国，那么日本将处于非常强有力的位置。在欧洲动荡的背景下，所有这些都正在发生。1937年12月，德国与日本的联盟通过《反共产国际协定》得到了正式化。这是个出于现实政治的决策，既不顾在纳粹德国官方的种族主义中，“亚洲人”被归入低等种族之列；也不顾日本官方将西方谴责为帝国主义。在日本看来，该协定仅仅是为了在万一与苏联开战时能够获得援助，因此，它事实上已被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破坏。该条约震惊了整个世界，并在东京引发了巨大的混乱。不过，面对着迫在眉睫的战略物资短缺以及拖延不决的侵华战争的巨大花费，日本军方领袖依然决定大赌一场，要么大赚，要么输光。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泊于夏威夷珍珠港内的美国海军。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目的是将本钱最厚的玩家从这场军事博弈中踢出去。如果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保持中立，那么日本对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大陆的进攻将只会面临极小的抵抗。而如果日本争取到了将这些有着丰富资源的地盘（包括中国在内）整合入帝国的时间，那么它或许就能够建立起一部会让美国置身于西太平洋之外的战争机器。然而，日本领导人打错了算盘。中国难以下咽，而美国则立刻对轴心国宣了战。

战争中的国民党人

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头一年对日本的抵抗英勇而顽强（尽管有时会显得能力不足），这的确消耗掉了蒋介石绝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队。1938年后，他的战略成了撤退与等待：“以空间换时间”。为换取积聚力量的时间，放弃领土成了唯一的选择。不过，对国民党来说，孤立于重庆的那些年是艰辛的。统一战线意味着国民党要允许共产党在北方不受妨碍地建立根据地，并甚至要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然而，这依然是个别扭的联合。

作为国民党的陪都，相较南京，重庆要偏远与落后一些。事实上，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最为落后的那部分中国抵抗更强大也更先进的侵略者的故事。在重庆，蒋介石必须依靠一个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地盘的省份重建其军队。国民党人还须将云南纳入控制之下。云南省会昆明成了为逃难师生设立的大学的所在地，在这里，他们发现自己多了几分批评重庆政府的自由。昆明是西方列强从东南亚进行海运援助的军事补给线上的关键一环，因此，蒋介石承担不起疏远该省领导人的代价。他们为修建“滇缅公路”——全长超过700英里，道路泥泞，地形地物多变，经常只是穿过热带丛林的单行道——付出了重大的生命代价。该路于1938年末开通，是重庆获得装备与汽油的关键途径。国民党人对湖南、江西南部、湖北与河南西部、陕西南部以及两广的少数地区也有着一定的控制力。

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中，国民党从苏联与美国两处获得了少量援助。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评价不高，认定支持蒋介石是让日本人抽不出手来发动对苏联远东地区进攻的最好办法。几千名苏联顾问（大体上取代了德国顾问）帮助中国改进作战能力，苏联还送给中国几百架作战飞机。美国向重庆提供了一系列贷款，数额在2500万至5000万美元之间。与重庆政府所需相比，这些都算不上多少。中国的通货情况逐渐恶化，重庆滥印纸币，通货膨胀接踵而至。蒋介石明白，如果他能继续顶住日本人，更多的援助就会到来。中国对日本的英勇抵抗赢得了西方的钦佩。经过深思熟虑，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评论道:“中国是在为所有守法国家而战，在远东，它附带也是在为我们而战——假如日本获胜，我们在那里的利益无疑注定要被一扫而空。”
[11]

但1939年夏，随着欧战的爆发，苏联与美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里。1941年早些时候，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同年6月，德国侵苏。这让美国成了蒋介石剩下的唯一重要的支持者，不过，该国在形式上仍保持着中立。对中国人来说幸运的是，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随后，美国对日宣战，并增加了对重庆的援助。通过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最终得到了回报。

当1937年至1938年日本发动最初猛攻时，就抵抗来说，国民党人还能做得更多吗？尽管国民党军队作战勇敢（尤其是在淞沪战役中），但事实仍然是，蒋介石从未始终如一地将指挥权交给他最好的将领。1932年，蔡廷锴成功领导了上海“一·二八”抗战，却再未被给予指挥权；作为传奇性的军事天才，白崇禧在北伐开始后与蒋介石发生过争吵，他直到1937年夏才得以再次为国民党人效力。1937年8月，蒋介石说服白崇禧出任副参谋总长，1938年，白崇禧以自己的力量赢得了几个胜利，不过，到这时，要挡住日本人的进攻已为时过晚。
[12]

毫无疑问，相较中国，日本在装备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枪支、弹药、飞机、战舰、运输车辆与坦克。1935年，整个中国军队才有457门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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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人，蒋介石担任的是总司令而非战地指挥官，然而，他是如此害怕自己的竞争对手，以致不断地用庸碌无能的谄媚者替换掉自己能干的部下。确实，蒋介石有时会干预进行中的战事，并因此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以撤销自己的参谋人员、将详细命令直接电话给前线指挥官而著称，后者因此在战役中会接到互相矛盾的命令。纵使蒋介石明了军事战略，也没有人能从几百英里之外指挥一场战役。最后，日本人能迅速取得战果，还由于中国人毫无准备，没有对利用中国寥寥无几的南北向铁道线的日军制订任何伏击计划。即使当中国军队向南撤退时，若对日本人的脆弱点进行几次攻击，就能大大地延缓后者的推进。尽管中国军队有时会以极大的英勇保卫某个城市，但更多情况下，他们都是径自溃散了。

在北方，1940年，共产党人发动了破袭日本控制的炮楼与铁道线的“百团大战”。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共产党人给敌人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不过，日本人的回击更加厉害，这就是“三光”战。在共产党的主力部队中，减员达10万人。党控制地域内的人口从4400万骤降到2500万。不过，中国人仍未屈服。

僵局随之而来，但并不完全是稳定不变的。为动摇平民士气，中国城市遭到系统性的轰炸。在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遭受了268次轰炸；

1939年5月，在大轰炸开始的头两天中，便有4400人被炸死。在国民党人建起地下防空洞后，伤亡人数下降了，当有日本飞机起飞时，日本战线后的中国人会发出无线电警报。少数情况下会爆发激烈的战斗，随后则战火略熄。国共两党人都明白游击战是重要的手段，可以让日军饱受困扰，并让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反击日本在装备上的巨大优势。虽然在军事上，此类袭扰从未能发展到威胁日本人地位的程度，但它让这场战争对他们变得更加代价高昂。更重要的是，它还阻碍了他们进一步深入乡村。

随后，1942年，战争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确实，战场形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僵局仍在继续。对盟国来说，中国战区的重要性不在于立刻击败日本，而在于让它失血不止。不过，不久后，美国对蒋介石的物资援助就达到了6.3亿美元，并提供了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中国达成了这一交易的目的：拖住了150万日军，让他们在接下来的3年中无法到东南亚、南太平洋与澳大利亚参战。然而与此同时，因为没有对攻击日本前线做出更大努力，在中国的美国军人感到失望。他们并不理解，蒋介石需要将国民党军队分散开来以保护自己的地盘不受地方竞争者与日本人的威胁。由于美国已参战，他还想保存自己最精锐部队的实力，以备将来与共产党作战。蒋介石的战略是防御性的，其中包括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封锁。

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占领东南亚——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缅甸以及西太平洋诸岛。到1942年6月，日本人已经完成了对缅甸的占领，由此切断了重庆与盟国间的主要联系通道，并从南方威胁着它。由于英国虚弱不堪，缅甸的防务曾主要由中国军队（由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指挥）承担。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基本上反对缅甸战役，他感到极其失望，并将失败同时归咎于英国与史迪威（这有几分道理，因为英国害怕削弱自身权力，一开始拒绝与中国人合作，随后则宁愿放弃仰光，也不愿用防卫印度时可能需要的军力来冒险一战）。反过来，史迪威则对上至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官评价极低。据他所说，太多的中国军官罪行累累：腐败、虚报兵额以冒领粮饷、直接克扣士兵、敲诈勒索平民，以及赌博、虐待、以经商为副业。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坏，最终被召回了华盛顿。1943年末，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写信给华盛顿，认为蒋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分享着美国人中流行的‘蒋介石就是中国’的错觉的中国人……他的哲学是个大杂烩，出自于他有限的智力，所受的日式军事教育，之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与高利贷银行—地主阶级的联合以及对中国经典干瘪的道德主义的恢复”
[14]

。然而，良好的中美关系对战争努力至关重要。蒋介石任命他之前的批评者——受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胡适出任驻华盛顿大使，而华盛顿宁愿召回一位能干的将军也不愿冒失去蒋介石合作的危险，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日本人向中国投入了大量兵力，以阻止盟军在此获得距离近得足以轰炸日本城市的飞机场。然而，美国人的推进是不可阻挡的，从1944年开始，日本就受到了持续不断的猛烈轰炸。尽管1944年至1945年盟军表现良好，然而，蒋介石已永久性地丧失了一大部分精锐部队，在接下来对付共产党人的内战中，这将对国民党人造成不利影响。1945年5月，德国战败。随后立即就开始准备对日本最后一击，为此可能会动用数量巨大的中国军队。同年8月，广岛与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这迫使日本出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意外地突然投降。

尽管战败了，但日本至少部分地达成了所宣传的一个目标。西方殖民主义受到了致命一击。1945年后，英国、荷兰与法国试图恢复对东南亚与南亚殖民地的控制，却遭到重获新生的民族主义者的反抗。1942年2月，在仅仅一天的战斗后，“坚不可摧”新加坡以及13万守御部队就投降了，这对英国的威望是个沉重的打击。香港于1941年底陷落（这是自约克镇后，女王的殖民地第一次在军事上失守），比新加坡也好不了多少。此外，一俟夺得西方殖民地，日本人就故意羞辱西方人——他们在当地人眼前扛着自己的行李列队走向火车站与战俘营。同样，在中国，帝国主义的故事也差不多到了尾声。

战时的重庆与南京

在1938年至1941年间，尽管战争陷于相持，战斗无休无止且相当残暴，不过在各种场合下，东京与重庆政府确实在寻找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这一解决方案会要求中国承认东北与内蒙古独立，同意华北非军事化，并接受日本在全中国拥有政治与经济特权。在相关档案公开之前，我们无法确定重庆政府在进行这些谈判时抱着几分认真的态度；可能假如日本提供更好的条件的话，蒋介石本来会考虑实现和平；然而，同样可能的是，他只不过是在利用中日媾和的前景，以从美国与苏联那里榨出更多的援助。蒋介石已将他的政治事业与抗日绑定在了一起。尽管国民党内确实存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主和派，但要他转变方针依然是困难的。

既然重庆政府拒绝投降，那么日本就不得不另寻其他中国人来进行合作。1937年至1938年的迅速胜利让它占领了广大的地盘，它必须巩固它们，且必须用经济封锁来绞杀重庆政府。日本致力于切断重庆通向外部世界的铁路线与其他联系方式。尽管西北的共产党人仍是个主要的麻烦，但已被有效地隔绝了起来。虽然日本人更喜欢在为人所公认的中国领袖的积极协助下统治中国东部，但事实表明，要把这种人争取过来是很困难的。在华北，北洋政府官员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然而，日本人无法说服像吴佩孚这样的主要军阀加入，甚至五四“卖国贼”曹汝霖也拒绝参加。最终，在汪精卫的领导下，最大也最有威望的傀儡政府在华中成立。1940年3月，汪精卫——孙中山的追随者与同事，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及蒋介石长久以来的竞争者——建立了新的南京政府。汪精卫似乎认为，既然战败无可避免，那么若存在某种形式的中国政府，就能通过与日本人合作来在可能的限度内挽回自治权。对“通敌”、傀儡政府以及日本占领区内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情况的学术研究相对很少，尽管战争已过去了几代人，但这些仍是敏感问题（在欧洲情形也是如此）。虽然历史记忆聚焦于抵抗，但通敌——或只是得过且过——是生活中存在的事实。通敌有着程度的不同。一名商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将鞋卖给日本兵；另一人则可能自愿地秘密监视自己的邻居。
[15]

汪精卫为什么要冒毁掉好名声的风险，去追求日本人愿意给予他的空洞的权力呢？历史学家指出，他的动机中有着机会主义的成分，他将自己而非蒋介石视作孙中山的天然继承者，并最终看到了一个胜过自己竞争对手的机会。然而，机会主义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个人以及他的追随者会做出某些特定的决定。至少自1928年以来，汪精卫就一直是坚定的反共人士，且在抗战初期忠于蒋介石。他曾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曾冒生命危险刺杀满洲贵胄，并为孙中山所信赖，质疑这样一个人是否爱国似乎是荒谬的。不过，从1938年到1940年，在国民党圈子里，汪精卫一直敦促实行和平政策，并指出孙中山与日本人关系友好。在某种意义上，他在战前要比蒋介石自己更忠于国家统一的原则。对汪精卫来说，开战似乎是一场背叛，他最后指控蒋介石背叛了中国人民。在他看来，首要问题是蒋介石抛弃了人民，让他们任日本人处置，却救走了自己腐败的狐朋狗友。因此，重庆政府已不值得拥护。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治疗后死亡。如他的遗孀在1946年4月受审时所说：“政府和军队溜了，我们老百姓才出来负责。政府不管自己子民的死活，难道是对的？”
[16]

最重要的是，汪精卫错看了国际形势。他预料日本将获胜，因此认为抗日将会是灾难性的。尽管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能够取得某种胜利，但代价则从属于苏联。在这种观点下，中国要么被苏联统治，要么被日本统治。而汪精卫更倾向于日本。

大体上，历史学家同意，尽管在充分描绘汪精卫政府上，像“傀儡政权”与“汉奸”这样的词汇太有些下意识反应的意味，但该政府的行动自由其实相当小。
[17]

日本当局密切监视着它，在所有决策上，都是日本军队最后说了算。日军需要什么物资，就从中国的工农业中拿什么，且它还指挥着宪兵队。汪精卫可能以为他会被赋予较大的责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新的南京政府持续不断地广播宣传着和平、泛亚洲主义与反共，自始至终都宣称是在绍述孙中山的遗教。这种宣传看起来好像成效不大。它不断受到削弱，正如汪精卫在1942年所指出的：

和平区的政治经济情形并没有达到普遍的期望。不可否认，和平区政府还没有获得自由，和平区人民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物资控制，中日经济合作并没有实现。
[18]

即使有了汪精卫，日本人也未能动员起华中潜在的富裕经济力以满足自己的战争所需。大体而言，日本成功地将相对较为贫穷的华北整合入了其帝国经济中，夺占工业与资源，利用日本企业垄断通信、交通运输、港口、盐业、采煤以及钢铁冶炼。不过在被迫捐输之外，中国人并无意于贡献更多——中国经济也从未转变为战时经济。
[19]

换句话说，我们能找到很多消极抵抗的例子：故意偷工减料，只要有可能就消极怠工，盗窃，诸如此类。日本面积较小且已工业化，在它那里起作用的控制政策并不一定在中国也能起作用。日本也并没有为占领东部各城市做好准备。它原来预期中国会投降并与它合作，因此就缺乏接管中国工业的详细计划。大规模的腐败让利润流入了私人（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之手。日本各机构间钩心斗角，这一直与腐败同等程度地拖累着效率。绝大多数上海资本家没有与国民党人（它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一起逃入内地，相反，他们试图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经营自己的工厂。
[20]

不过，很少有企业家会主动与傀儡政府勾结合作，因为这样做实在得不偿失。

上海被划入了汪精卫的辖区，原因是日本无法找到称职的中国傀儡来掌管这座城市。杜月笙逃到了香港，其他首领则与日本人合作，不过，其中有些人同样将沟通渠道向重庆敞开。留在上海的学生大体上死水一潭，因为最微小的抗日迹象都意味着死亡。国共两党组织者仍在地下活动，并试图渗入汪精卫政权建立的学生团体。许多知识分子逃离了北平、上海以及其他城市，或与国民党人一起，或加入了共产党。不过当然，也有许多人仍留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抵抗可能会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例如在关于节烈女子——象征着忠于国家——的戏剧中），不过，绝大多数人相当消极，或只在最低限度内“合作”（例如仍在教书）。
[21]

极少有知识分子去支持日本的“泛亚洲主义”或甚至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上海的工人同样面临着抉择，不是通敌与抗日的二选一，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位置。国民党的撤离削弱了帮会对工人的控制。
[22]

共产党人尽管长期以来被迫在地下活动，但仍影响着部分的工人运动。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占领后，共产党人做到了在上海重建其强有力的存在。由于工厂被炸毁，许多工人失业，结果难民营（间或受青帮资助）成了男男女女获得食物或仅仅是碰面的地方。虽然这些“小茶馆”不能进行公开的反日活动，但却是共产党活动分子——通过提供互助、阅报以及娱乐活动——征募人员的基地。经济萧条助长了激进主义。由于生活成本显著上升，抢米骚乱屡见不鲜。不过，在某些帮会团体的协助下，日本特务机关压制着共产党人，并让工会无法威胁到其战争努力。

对重庆政府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保证仗能打下去的经济资源。然而，蒋介石的困境的根源在于自己10年前的政策选择——他未能根除国民党军队的军阀特性。现在，假如他用忠于自己的精良部队进攻日本人，就是在削弱自己的基础。假如他命令地方军头投入战斗，他们就会或拒绝前行，或索求更多的金钱与装备。假如他什么也不做，那么他的政府与军队就会衰落下去，爱国主义的桂冠也会落到共产党人头上。尽管受到美国人的压力，但基本上，蒋介石选择的是后一方针：将等待战略在逻辑上贯彻到底。然而，代价是高昂的。由于不顾农家需要而强征农民入伍，政府失去了民心。在蒋介石控制区，税收还很高，这导致民众骚乱；知识分子与学生深受通货膨胀之害。政府的批评者则面临着逮捕与暗杀。尽管共产党人实行的持久抗战战略，但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建立起了更好的政府，并持续向日本人施加压力。比起重庆，延安的斗志要高昂许多。

长久的相持以几种方式削弱了国民党军队。首先，持续不断的战斗耗掉了许多能干的人，尤其是构成军队脊梁骨的中下级军官与士官。其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得到蒋介石擢升的是第二流的军人。高级军官更多是以派系内斗而非军事本领而闻名。再次，军官培训从一开始就不充分，无法跟上战争的需要。最后，应征入伍者的处境令人感到恐怖。他们有时晚上会被拿走衣物，以防止开小差；食物配给不足（被高级军官克扣）；有时不得不喝路边水坑中的水，结果造成腹泻。一旦正式加入某一部队单位，条件会有些许改善，然而，痢疾、疟疾、疥疮、皮肤溃疡、眼睛感染、肺结核以及性病都很普遍。伤者几乎没有什么可用的医疗救助，由于疾病与开小差，部队很容易就会损失超过一半的士兵。一般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官方的玩忽职守，有超过100万国民党士兵死于疾病与营养不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虽然知道这些问题，但在既有的政治架构内，能做的少之又少。

像战前一样，民主人士对蒋介石独裁作风的批评仍在继续。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组成，该校成了批评政府的中心。总共有约52所教育机构撤到了内地，另有25所转移到了香港或外国租界中。在战争刚开始时，蒋介石试图成为中国战时联合阵线的领袖，他鼓励小党进行重建，并且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言论、集会与出版自由得到了短暂的恢复。然而，蒋介石从不信任民众动员，即使在战时也是如此。不久后，重庆就转而反对各小党与异见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统一战线已事实上破裂的1941年，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仍得到外国外交官般的保护，而国民党的其他批评者则遭到监禁与暗杀。蒋介石认定靠美国就能赢得战争，因此就无须再安抚他的反对者。

知识分子承认对抗战负有义务。
[23]

个人主义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性攻击似乎显得太过放纵与颓废。如顾颉刚与傅斯年这样的历史学家虽一度以考据方法而为人所知，但现在强调的则是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斗争的光荣故事。傅斯年曾经攻击家庭是压迫性的，现在他则主张说：“我们中华民族……俨然是一个家族……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
[24]

民主理想依然是主流，且即使从集团主义者的角度，也无法正当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知识分子仍坚持主张，民主制需要建立宪政秩序，实现法治与党政分离。1944年末，罗隆基提醒他的读者，“民主相信人本身就是目的……所以社会的一切制度，无论政治经济及其他任何制度，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25]

。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成了朋友与熟人）构成了特意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势力”。这些民主活动家既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也没有真正的民众支持，因此从不具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不过，他们提高了国家政治领袖的标准，并影响了下一代领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学生。

在经济领域中，尽管南京政府缺乏效率，但至少尚有些远见——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开始在内地建立工业企业。由此，湖南、江西与四川有了国有钢铁、重型机械以及电器设备工厂。
[26]

不幸的是，湖南与江西的工厂容易遭到日本人的轰炸。重庆政府控制区内的工业化程度仍很低，不过，在战争的最初几年中，超过600家私人工厂迁到了西南，约有 42000 名熟练与半熟练工人随同而来。这虽然不到上海工厂的6％，但依然对重庆政府至关重要。1937年夏，当上海子弹横飞时，大量设备被装上舢板。最初，这些货箱被卸到了武汉（这表明蒋介石尚没有料到会溃败得如此彻底且迅速），又被再次装船，以进一步溯江而上。最后，尽管对国民党来说，丢掉中国东部工业基地是十分不利的，不过，中国获得抗战胜利的“秘密”之一就是它大体上仍是个前工业国家。因此，失去城市工业的影响就要小得多。

重庆能够掌控西南经济的绝大部分（尽管帮助不大）。1941年，它收回了长期以来落入省或省以下政府手中的地税。烟草、糖、盐与火柴被置于国家垄断之下。国家接管了所有矿山，并为战时生产随意征用工厂。政府从农民手中夺走粮食，强制销售债券以冲抵部分预算赤字，并试图通过价格控制降低通货膨胀。这些措施并不都是成功的，其中许多的长期后果是灾难性的。不过，它们表明了重庆介入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程度。经济计划变成了重庆政府最大的官僚组织职能之一，且随着战争的继续不断扩大。某些经济官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明显的兴趣，考虑到1941年后美国顾问的涌入，这可能也受到了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在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经济官员获得了实践训练，这既有助于战后台湾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经济成长，也可能同样有助于毛泽东主义的发展政策。虽然当世界最大的水坝——长江三峡大坝开工时，已是20世纪的最后几年，但它曾列入国民党人为战后发展所做的经济计划中。

在国民党统治区，从1942年到1945年，通货膨胀率高达每年230％。这是个主要问题，因为国民党的关键支持者——军官、官僚以及教师——都特别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损害。在中国东部沦陷区，通货膨胀率甚至更高。用历史学家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话说：“国民政府的通货贬值像白血病一样扩散到整个政治体，使整个有机组织——军队、政府、经济与社会普遍陷于衰弱之中。”
[27]

不过，并不清楚政府能有什么选择。它不得不支付军费与新的基建——道路、铁路与工业——费用。它失去了旧收入，因此，政府75%的战费靠印钞解决。重庆政府开始以实物方式征收地税，虽然这似乎是回到了15世纪的前货币财政制度，但实际上有着明确的进步。它使得政府当即就可以获得供给士兵的粮食，并减弱了对印钞的需要。然而，它同样让谷物远离市场，进一步助长了涨价压力，并加剧了民众的愤怒。

由于日本人的轰炸摧毁了矿山与工厂，失业率上升了。战争期间的财产损失总计高达1000亿美元。
[28]

乡村中的饥荒肆虐，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救灾。由于有约600万农家子弟（以及牲畜与大车）被征发入伍，农业举步维艰。在开战头两年，上海的一半工业就毁掉了；在南京地区，这一比率则达80%。
[29]

到战争结束，72%的船舶与96%的铁路被损坏。矿山或遭水淹，或遭劫掠。工业设备或被毁坏，或被盗走。随着战争的继续，对发战争财的奸商的怨恨直线上升。一篇报纸社论（被审查人员压了下来）捕捉到了这一情绪：

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
[30]

注释

[1]
Lucien Bianco（毕仰高），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5-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67-68。

[2]
收入Stuart R.Schram（施拉姆），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69），p.283。

[3]
Gregor Benton（班国瑞），Mountain Fires: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1934-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4]
Parks M.Coble（柯博文），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1931-1937（Cambridge，MA: 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334-374。

[5]
Joshua Fogel（傅佛果），“Japanese Travelers in Wartime Chin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Reassess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New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会议论文，（Historical Society for Twentieth Century China，Vancouver，16-18 December 1995）。

[6]
引自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277。

[7]
引自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281。

[8]
最近一篇更为细致入微且具批评性的文章，Joshua Fogel（傅佛果）编：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同样有用的是 Yang Daqing（杨大庆）深思熟虑的文章 “Atrocities in Nanjing: Searching for Explanations”，收入Diana Lary与 Stephen MacKinnon编：The Scars of War: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1）。Iris Chang（张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1997） 有大肆渲染之嫌。死亡人数超过10万有相当大的历史可信度——几乎可以确定是在10万到20万之间。

[9]
最初发表于H.J.Timperly（田伯烈），Japanese Terror in China（New York:Modern Age Books，Inc.，1938）；节录于Pei-kai Cheng（郑培凯）与Michael Lestz （李文玺）编：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New York: W.W.Norton，1999），p.327。

[10]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 Random House，1987），p.302.

[11]
引自Akira Iriye（入江昭），“Japanese Aggression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ition，1931-1949”，收入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524。

[12]
Diana Lary，“Star Generals: Bai Chongxi and Cai Tingkai，”“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 （Venice: University Ca'Foscari di Venezia，30 June-3 July 1999）会议论文。

[13]
根据一项调查。Hsi-sheng Ch'i（齐锡生），“The Military Dimension，1942-1945”，收入James C.Hsiung（熊玠）与Steven I.Levine（梁思文）编： China's Bitter Victory: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 （Armonk，NY: M.E.Sharpe，1992），p.170。

[14]
引自Akira Iriye（入江昭），“Japanese Aggression，” p.535。

[15]
Parks M.Coble（柯博文），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16]
陈璧君。引自Jiu-jung Lo（罗久蓉），“Survival as Justification for Collaboration（1937-1945），”“International Symposium: Reassess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New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Vancouver，16-18 December 1995）会议论文，p.3（修订版）。

[17]
David P.Barrett（包瑞德），“The Wang Jingwei Regime，1940-1945: Continuities and Disjunctures with Nationalist China”，收入 David P.Barrett（包瑞德）与Larry N.Shyu（徐乃力）编：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1932-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以及Ke-wen Wang（王克文），“Portrait of a Puppet: The Final Years of Wang Jingwei，1940-1944，”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 （Venice: University Ca'Foscari di Venezia，30 June-3 July 1999）会议论文。

[18]
引自Ke-wen Wang（王克文），“Portrait of a Puppet，”p.4。

[19]
T'ien-wei Wu（吴天威），“Contending Political Forc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收入James C.Hisung（熊玠）与 Steven I.Levine（梁思文）编：China's Bitter Victory: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Armonk，NY: M.E.Sharpe，1992），p.70。

[20]
Christian Henriot（安克强），“War and Economics: The Control of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Lower Yangzi and Shanghai Area between 1937 and 1945，”“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 （Venice: University Ca'Foscari di Venezia，30 June-3 July 1999）会议论文。

[21]
Parks M.Coble（柯博文），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22]
Poshek Fu（傅葆石），Passivity，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23]
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09-133。

[24]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5年）。引自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230-239。

[25]
罗隆基：《民主的意义》（1944年12月9日）。引自Edmund S.K.Fung（冯兆基），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arcy: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1929-19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14。

[26]
William Kirby（柯伟林），“The Chinese War Economy”，收入James C.Hsiung（熊玠）与Steven I.Levine（梁思文）编：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Armonk，NY: M.E.Sharpe，1992）。

[27]
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584。

[28]
Hsi-sheng Ch'i（齐锡生），“The Military Dimension，”p.179。

[29]
William Kirby（柯伟林），“The Chinese War Economy，” p.185。

[30]
《华西日报》，1944年。引自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p.601。

第十六章 毛泽东、毛泽东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主义是造就现代中国的关键因素，虽然某些历史学家就毛泽东在塑造中国的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意见分歧，不过，他的理念必须被严肃对待。
[1]

毛泽东是最重要的革命理论家，其作品构成了某种后来理论著作不得不追奉的神圣经典。他的观念通常既原创又富有洞察力。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塑造了干部，干部塑造了党，而党将塑造中国。它们尤其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

毛泽东思想围绕的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他受五四自由主义的滋养，自己绝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都得自实践。他发展出对教条的怀疑以及认为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不过，他也学会了如何在党内斗争中利用观念。对毛泽东来说，阶级分析不是个学科，而是一种制造革命的手段。因为理论不是他的强项，所以与其他党的领袖相反，他强调实践。这是精明的策略转移。不过，要成为成功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对农民与军事战略的知识是不够的。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一步步地变成了理论大师——这部分就是出于证明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的需要。他必须证明自己不仅是位农民游击战的领袖，他需要成为有能力追随列宁与斯大林脚步的知识分子。不过，或许更重要的是，他想要弄清自己在组织革命过程中的经验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选择来分析、归纳并系统化这些经验的语言。

出于这些原因，1937年后，刚在延安安顿下来，毛泽东就转向了哲学。首要的是，他将“实践”褒扬为最高等级的“理论”真理。这恰好发挥了他的长处。反对毛泽东的共产党人来自更为正统化的阵营，他们为党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分离而忧心忡忡。他们害怕中国共产党将会变成一个农民党。毕竟，列宁的革命发生于城市之中，随后才被带到了乡间。毛泽东的回应则是强调人的意志的力量。这里的要点在于，选择投身革命（政治立场）既是个人阶级出身的问题，也是意志（或意识形态训练）问题。某种无产阶级意识将被中国共产党带到乡间，在这里，根据地与土地革命战略皆受必要性支配。毛泽东指责他的对手是教条主义与极左主义者，他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真理”或非常不同的俄国革命经验机械地应用到中国这一实例上来。

根本上，毛泽东是在呼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条大胆的路，不过又是显而易见与不可避免的。学者普遍同意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取得了成功。按毛泽东的说法，中国化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应用到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中。但并不是如此简单；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存活下来的是何种马克思主义? 可以争辩说，毛泽东以对农民阶级和人的意志的强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束缚。然而，根本之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提供了分析中国社会、寻找革命支持者、孤立反对力量以及预测革命进程的有用工具，并不清楚一个人是否能从一开始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特定正统教义单拎出来，不过，即使有人能举出这样一条正统教义，且发现毛泽东背离了它，我们还是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的启发与影响开始。
[2]

毛泽东的学识与生活哲学来自一生的阅读与经验。影响他的包括道教与儒家概念、得自中国民间文化的自然正义观念以及充分的西方自由主义背景。不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集中求索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覆盖了早期这些相对随机的观念。马克思主义让他得以将自己的革命实践联系于一些根本问题，如一个人如何知道真理，进步是如何发生的，构成人性的是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疑问。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中央苏区为生存而进行的尖锐斗争中，毛泽东致力于如下的实际问题：保持民众支持，掌控游击队，发动群众运动以及进行对当地情况的基础性调查。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延安，他开始将这些经验整合入更为宽广的理论框架，它将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整体的革命指南。然而，在革命中，毛泽东的作用要更加深入，这令人回想起维也纳诗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警句：“政治就是魔术。谁懂得从深处召唤力量，谁就会有众人跟随。”
[3]

走向1949年的毛泽东主义

1937年，毛泽东就辩证唯物主义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他大量借用苏联的思想资源，对结论做了精心的结构，并后来以“实践论”与“矛盾论”为题发表。毛泽东强调，矛盾标志着人类的现实，它们是所有变革与进步的源泉。就人类历史而论，在无限数量的矛盾中，阶级对抗或许是最为重要或基本的一个。在根本上，经济结构（“基础”）是塑造历史的决定因素，不过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毛泽东感到，文化因素这样的“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样是变革的潜在源泉，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有着自己的辩证交互。这使得毛泽东强调当下政治的重要性。纵使经济基础最终决定着政治的形态，但政治行动同样可以塑造经济现实。毛泽东保证说，实践问题（例如是否该加剧阶级斗争、剥夺富农，或放缓阶级斗争、安抚富农乃至地主）能够通过正确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或弄懂各势力的固有矛盾而得到解答。在某一特定时刻，至关重要的是判断出哪一矛盾比较而言要更为尖锐，这反过来以具体的经验或“实践”为基础。因此，对行与知的合一来说，实践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
，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4]

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意指的事项之一就是在不间断完善过程中实践与理论的互相影响，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深化”。对现实的知觉必须被概念化理解——建构被知觉事物间关系的综合模式——所取代。纵使知识以单纯经验主义——感知——为起点，但只有在理论指引下被深化后，此类知识才会有用。然而，未经实践的检验，理论也仍是没有根基的。这是个从没有真正完结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强调，理论本身是无用的。即使像马克思与列宁这样的天才，也只有亲自参与到阶级斗争中，才能构造出正确的理论。不过，没有理论的实践同样是无用的（如果说不是压根儿不可能的话）。人类总是通过以经验或“实践”为基础的认知而采取行动（事实上，不可能有“纯粹”经验主义这样的东西），而构造明确理论的目的就是指导行动。

但什么能保证理论与实践所造就的变革将是不断进步而非任意随机的？矛盾——毛泽东辩证法的核心概念——推动着有意义的变革。这是一种根本上源自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马克思的先导——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者宣称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虽然这很难成立，但至少毛泽东试图使其成为一种实用的技术。首先，矛盾无处不在，是普遍的。毛泽东引用了列宁新造的几个基本例子：力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化学中的原子化合和分解，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其次，在本质上，矛盾是内在的，根据某些规律，它们可能在发展中被转化，且有着不同种类的矛盾与转化：

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
[5]

此类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毛泽东给出的绝不是一个决定论的图式。革命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实践理解形势的矛盾性。这允许历史行动者的意志存在。毛泽东号召听众牢记列宁的告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强调需要认清“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他的意思是，例如在1937年，主要矛盾存在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是次要矛盾。在中国击败日本后，次要矛盾将会变成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构成了当前的任务——“困难”或进攻点。事实上，毛泽东的对人的意志的强调要先于他的理论化，他将矛盾理论当作改进实践的手段，这又更加强了前者。

无论如何，这是要造成一场革命吗？毛泽东反复说，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学会将之应用到当前中国的问题与具体形势中。毛泽东的目标是一贯的，即提倡干部们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座智识平台，而非一本菜谱。他攻击“教条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以此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只有适用于每一民族本国经验的“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革命。

毛泽东不仅批评他那些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更充分的基本训练的党内对手，他还想要提倡一种不同的思维，以作为支持自己政策的源泉。他感到以死记硬背与机械重复正确答案为基础的传统教育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标识。讽刺性的是，正如传统的经典教育，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同样高度重视对经典文本的解释。毛泽东毫不隐晦地点出了他的忧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使知识分子权力过大，凌驾于“无产阶级”干部之上。列宁与斯大林为俄国提出了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值得学习，但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毛泽东要求的是行动而非知识化。他强调马克思之所以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理论，就是因为他参与到了政治斗争之中。“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6]

这规定了他所寻找的干部的类型。

这里有着毛泽东与孙中山的一个重要不同。孙中山宣称知难行易，以此将权力保留在所谓的先觉者手中。与此相反，毛泽东拒绝将知识具体化为某种所有物。像王阳明（明代哲学家与政治家）那样，他强调知与行的不可分离。
[7]

此外，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视野。毛泽东感到巨大的历史力量正推动着中国与世界达至辩证存在与意识的更高阶段。与此同时，人类行动者在由矛盾所规定的环境中奋斗。奋斗之一是内在的——找到正确的理论。这意味着正像社会意识一样，意识形态也可以与阶级背景分离开来。纵使由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主导，中国共产党仍能体现无产阶级意识，因为一旦无产阶级发展出新的世界观，这就变成了一种面向所有人的知识。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明白地表达过自己的对人的意志的重视，当时正值白色恐怖，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灭顶之灾。毛泽东必须正当化自己吸纳游民与无产者以创建红军的做法。他防御性地宣称军队的一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不过，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他阐述得更加实事求是：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
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
[8]

整风

1942年，毛泽东想要在未来的统治精英——共产党干部中灌输一种新“形式”的领导作风。旧士人的傲慢与骄矜会消失，学究气与懒于劳动会消失，最重要的是，作为旧士绅标志的自私与拉帮结派也会消失。这是要给新统治阶级一种新的目标感。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他自己的成熟思想：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9]

这里正在发生什么？毛泽东的个人评论出现于“整风”运动的语境中。迫切问题是艺术家与知识分子要让自己的作品更为通俗易懂（吊诡的是，这可能要更多利用传统技巧，更少西化）。除此之外，艺术家要表明“阶级立场”（追随毛泽东主义），并从根本上改造自己，以为群众服务。在毛泽东的个人评论之前，是这样的提醒:“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他以自己为例说明此类磨炼，其目标是超越个人所出身的阶级，并与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特别说，阶级改造可以实现。一个人可以学得——纵然过程是痛苦的——无产阶级意识。由此，毛泽东的对个人意志的重视解释了这种准宗教皈依是如何能够再造忠诚的个人的：他们是通过痛苦的自查、“自修”与革命磨炼而被再造或重生的，因而是“宗教的”。

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计划实现几个更普遍的目标。从最低点时的1934年到1942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数已增长至70万人。学生与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反日力量，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为称职。如果要成为有用的干部，这些人要被教以党的纪律。他们的技能是有价值的，但其独立心智以及以最高标准的共产主义理想衡定党领袖行为的倾向则并非如此。从华北乡村中涌现出来的大量农民活动分子同样需要被组织化入党的轨道之中。骤然获得权力的农村青年需要被加以训练，以免滥用权力（依传统的做法偏袒自己的亲属），以及尤其是服从不断变化的党的命令（即使并不完全理解）。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在残酷的反地主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人发现，要执行相对温和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些困难。有些人需要被教以基本读写。整风运动还要挖出国民党与日伪间谍。最后，该运动确认了毛泽东作为整个党的正确路线的个人地位。

后来，毛泽东经常试图以一个运动达到数个目标，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则建立了这一模式。该运动至少在两个方面巩固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运动开始时，他仍有可能被指责为虽是高效的战术家，但却是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得不捍卫自己的政策——“农村包围城市”，以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策略（而非简单寻求与国民党合作）。毛泽东想要扭转来自党内留苏高层的批评。更一般地说，通过创造新版本的正统理论、政策与历史，党的领导者都同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应是“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学习会所用的绝大多数文本都出自毛泽东之手，或至少出自毛泽东与他的亲密伙伴（包括像周扬、陈伯达与艾思奇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手。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过，他们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合作。实际上，尽管将毛泽东思想归于毛泽东名下是件方便的事，但它从一开始就是集体的产物。

在毛泽东看来，党基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虽然有些需要解决的坏处与错误，但也仅此而已。党面对的不是道德上的弱点，而是可以改正的态度与行为上的问题。毛泽东要求要有灵活性，要密切关注当前革命之所需：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列主义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还应该作启蒙运动……应该老实地对他们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10]

整风运动的重点在于要干部们参与到学习小组中，以考察其对毛泽东主义文件的掌握，并进行自我批评。学习是非全日制与滚动式的，以免干扰常规行政。运动在延安根据地逐渐展开。出于实际考虑，该运动没有在相对不太稳固的根据地中充分展开。不过，学习一旦开始，就会持续几个星期、几个月，在结束之前，要达到什么效果始终并不清楚。在基层群众看来，这场运动并不是关于毛泽东的，而是将互不相同的男男女女在共同的事业中结合起来。该运动有着自己的特定语言、符号、仪式、神圣文本、结合方式、故事以及神话，最终创造出一群深信自己能改变世界的真正的信仰者。
[11]

因此，任务就在于掌握普通人且让他们成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严守纪律，但又仍能采取独立且有创造性的行动。可以设想，绝大多数干部、学生与农民都明显有着激进行动主义者的性情，如果不是愿意做出牺牲，也就不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主要问题无疑在于纪律。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困难。毛泽东坚称运动并不是要毁灭谁，而是会通过自我批评与悔过创造出新的自我。用他的话说就是，“治病”而不是“把人整死”。

但同时，该运动也包括搜捕潜伏于共产党阵营内部的间谍与敌人。少数人受到拷打，并被逼自杀。某些迅速坦白说为敌人工作的人被当成典型——几乎相当于英雄——供其他人效仿。绝大多数经过了这一火的洗礼的干部都感到自己变得更坚强了。纵使绝大多数干部都能被如此改造，但仍有一个群体受到特别的怀疑，那就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这些人易于有“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罪过。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要么留在城市中，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尽自己最大努力养家糊口，要么逃往重庆或昆明。那些奔赴延安的人自然倾向于共产党（纵使理想与现实不一致）。他们发现条件粗劣，这倒可以适应，但要忍耐某种程度的客套则更加困难。他们起初欢迎毛泽东对整风的呼吁，把这当作对官僚主义的攻击。著名女作家丁玲（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她的长短篇小说曾引起轰动）以及翻译家王实味抱怨说，高级干部伙食与住房都更好，女性受到不平等对待，且领导人拒绝接受批评。在1942年三八妇女节这天，丁玲发表文章，特别尖锐地批评了针对女性的双重标准。除了要像男干部一样献身于革命，女共产党员还被认为应结婚并持家。如果她们继续工作，就会被指责为忽视丈夫与孩子；但假如她们变成家庭妇女，又会被批评为政治落后，积极投身革命的丈夫就会与她们离婚。她说，“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例如提供托儿所与食堂）就好了。
[12]

在批评之下，丁玲收回了她的主张。然而王实味拒绝公开认错，他受到审判，并因有其他问题而被指控为“托派”。甚至丁玲也加入了对他的指控。在1942年初夏的两个星期中，王实味被“斗争”，受到无情的批判，且遭到公开的羞辱，接着作为“内奸”被捕入狱。1947年，当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压力下撤离延安时，他最终被处决。对延安消极现象的批评，党斥其为“绝对平等主义”。党宣称，适合于国民党或日据城市的“象牙塔”的态度并不适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社会。许多从日占区或国民党控制区奔赴延安的艺术家期望找到一个绝对平等的同志情谊的乐园，这是“幼稚的”。丁玲（后来在1957年作为“右派”被捕入狱）与王实味都是悲剧人物；不过，许多年以后，王实味成了某些知识分子心中的英雄。

尽管一直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最大希望所在，但王实味抵抗住了要其否定自己对党的批评的可怕压力。他说自己批评党的领导人是为了运动本身好。回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他揭露出了毛泽东自己思想中的深层矛盾。毛泽东确实反对官僚主义，确实不信任等级制，也确实倾向于平等主义，但他无法原谅王实味对延安体制消极现象的揭露，且无疑不认为外来批评是处理党自身问题的有效方法。王实味并非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因此不具有批评他们的资历。直到1990年，他才恢复了身后的名誉。

对绝大多数干部来说，不断的“自我批评”是一个持续过程的一部分，在该过程中，小组学习被认可的文本，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生活，并以一种自我改造感作为结束。
[13]

这并没有将他们变成洗过脑的行尸走肉。相反，部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被“再教育”，明白了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农民受地主的压迫与剥削，以及革命力量在共产党与毛泽东的教导下兴起。通过连贯流畅的综合，新训导与旧的熟悉故事混合在了一起。小规模的学习小组建立起了同志情谊式的联系，这可以被扩展到所有自愿接受再教育的个人那里。反映毛泽东主义的几篇通俗易懂文章成了运动的必学教材。

自我批评与学习小组将成为共产主义秩序的基本制度。它们成了让个人适应党中央不断变动的信号的手段。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它们大体上被视为接纳仪式。诀窍不在于学会正统教义，而在于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并将自己看作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在献身革命之中，有着一定的自我弃绝；同时，干部们要明白，为了实现更大的革命目标，必须铁石心肠。个人考虑并不重要。例如，比起革命，某人更关心自己的妻子或儿女，这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有罪的）思维特征。同情阶级敌人并不是值得赞赏的感情。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系统化了“故事”——说明中国历史，解释中国共产党无可阻挡的兴起以及毛泽东自己的正确性。这些故事创造了一种赋予事件意义的“宣传”，对每个试图帮助被剥夺的中国人民夺回其所有物的人来说，该“宣传”也给予了他们位置与角色。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将革命放在个人考量之前（特别是从长远来看），但在短期内，被更为强大的敌人所包围的共产党人创造出了一场致力于以艰苦奋斗、自我牺牲与信仰来渡过难关的运动。那些被成功“整风”的人感到自己学会了如何触到最好的自我、克服低下的本能与为了更大的利益而行动。正像在政治上颇为活跃的17世纪清教徒，共产党人使自己变成了自律的选民男女，将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新世界。
[14]

只消极等待着被告知正确答案的人永远不可能发动革命，找到了通向共同愿景的个人道路的人却可以。

群众路线

整风过的干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目标不是为群众效劳，而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彻底了解他们，又仍与他们有所区别。自我反省与批评并不被视作个人道德（像儒家士人——要为生民立命，但从不会与后者打成一片——内省式的“修身”），相反，虽然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一个有明确精神寓意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但其根本目的却是造就社会人。干部很可能会经过某种精神净化，之后，他或她至少会在主观上感到得到了改造。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在自我批评会中的体验。比自愿的匿名戒酒会更为紧张，比致力于自我发现的交友小组更具目的性。而比起对精神觉醒的宗教性追求，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批评会也更为现世化。在紧张的自我批评氛围中，是暗示性的强制转化，目标是超越自我，实现改造。这仍令人想起与宗教小派别或（就此事而言）建制性宗教的相似。整风是将信众带入新团体的入会仪式。毛泽东所选的隐喻是医疗性的。团体的目标是“治病救人”。愿意进行自我批评是拯救的关键标志；团体可以对目标个体大声呼斥，但不应该“把人整死”。治疗方法就是暴露于白日亮光之下。毛泽东的某些评论可能反映了他试图节制这一运动。我们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屈打；在后来的记录中，有为了暗箭伤人与报复而无情地操纵小组会议的情况。不过，在1942年至1943年，面对着日本轰炸与运动展开的混合压力，一种激烈的真诚氛围以及宗教式热情或许倒是正常的。

整风运动还有着儒家精神的成分。在官方的运动教程中，刘少奇以其作品成了仅次于毛泽东的杰出领袖，他直率地以传统的“修养”术语来谈论对个人的重塑，宣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因为归根结底“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
[15]

。传统上，要变革社会，必须要有道德高尚的领导者。宋代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界定理想中的士人，通过使其成为适用于所有人（而非仅适用于某些文化贤俊）的标准，共产党人将这一概念平民化了。甚至在以民族主义为根髓的抗日战争期间，在自我牺牲之外，刘少奇仍坚持不懈地宣讲着自我克制——为“世界与人类”之故，且同时警告要提防“左倾极端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这不禁让人想起儒家式的中庸。纵使优秀的干部与儒家君子不会被混为一谈，但毫不奇怪，对共产党领袖来说，个人对共同体的克己之忠这一儒家式的概念仍是方便可用的。正如真正的革命运动往往会是的那样，毛泽东主义对个人意志的强调不可避免地会高度道德化。

然而，共产党人一旦道德化，则该当如何与普通人打交道呢？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概念试图将党的最终控制与一定程度的民主结合起来。

“群众路线”让革命中的权力关系得以成形，共产党要指引、教导且领导，不过，它的权力不应该、归根结底也不可能以任意或绝对的方式行使。领导意味着倾听，群众路线假定，在人民之中有某种主权。1943年，毛泽东作出了经典的构想：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16]

最终目的就是改变群众本身，接着当然就是新观念、新行动以及新考验的“无限循环”。群众路线代表着毛泽东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概念应用到了政治工作之中。

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紧接着的国民党“清党”时期，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背后的理念逐渐形成。如我们所看到的，共产党人为了生存，必须与普通村民密切合作。随后，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将“群众路线”理论系统阐述为他更大的理论转变的一部分。群众路线或许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找不到），且它与实践——领导方法——紧密相连。

毛泽东还设想说，在特定环境下，会出现一群积极分子或英雄与领袖。他们有义务将群众路线付诸实施，以避免变得专制独裁或脱离现实。此外，在运动过程中，最初冲在前面的那些人很可能不会一直留在领导层之中，新的积极分子应该会涌现出来。这一领导层必须一直与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将后者作为自己得以生存的“具体经验”的源泉。不用说，群众的长远需求与党的政策目标是一体的。毛泽东还假定，尽管群众的要求能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但领导仍必然出自精英。因此，群众路线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太过脱离人民，整风则保证着组织上的统一性。群众路线是为了教会干部特定形式的动员方法。它内在地与以某种方式分享权力有关，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不可能的。例如，随着实力的增长，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将武器分发给尽可能多的农民。对国民党来说，这一行为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整风运动将对权力政治的怀疑与对人的能力的乐观结合起来。一方面，是所有人还是其中一部分人有罪，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清楚，可能每个人甚至毛泽东都有某些需要交代的东西；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被抢救上岸，作为受过洗礼的新人重新归队。在后来的那些年中，自我批评制度化了，但有时会流于形式。个别支部会议变得乏味无聊，当某人在前面喋喋不休地说的时候，其他人则在看报纸喝茶。不过，通过制度化，激烈的自我批评可以在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场合中再次上演。另外，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小组以单位同事为中心，这预示着20世纪50年代“单位制度”的兴起。在这一制度下，单位不仅是工作（以及批评）的场所，且提供住房、食物、娱乐乃至旅行的机会，成为中国城市中的核心社会单位。

总体而言，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将强制与救赎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党的成员（从来不涉及普通群众）被告知该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一套毛泽东主义的世界图式，并可以以此确定自己所应处的位置。绝大部分年轻干部在运动中过了关，被整合入更为紧密也更为纪律严明的团体。毫无疑问，这让绝大多数人感到，他们经受住了革命的考验。

历史的吊诡——与悲剧——在于，在延安时期，党让地方共同体为自己的命运切实发声，且将它们拉入了民主化的进程；然而，与此同时，管理民众的组织也已就位。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在造就一场革命的同时，也在造就一个政府。一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吸引着城市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追随的并不仅是另一种中国化的西方学说，也是一种宣称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特意识形态。概言之：对人的意志的重视，对自愿合作与参与的强调，选举、教育、平等主义，对穷苦人、年轻人与女性前所未有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政府机构。
[17]

如果说诞生于1949年的新国家极其有效率，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对社会的管理是前所未有的。整风运动建立起了后来毛泽东崇拜的基础，用世界历史层面的术语来讲，他被视作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的接班人。

注释

[1]
可参见Ian Burma，“Divne Killer，”The New York Review vol.47，no.3（24 February，2000），pp.20-25。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学者一直承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一些人强调它的意义在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则强调它在塑造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研究毛泽东的专著被放入“推荐阅读”的书单）。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简明可靠的介绍来自Stuart R.Schram（施拉姆），“Mao Tse-tung's thought to 1949”，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789-870;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Nick Knight，“On Contradiction and on New Democracy:Contrasting Perspectives on Caus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22，no.2（April-June，1990），pp.18-34，以及“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Pre-Liveration Texts，” China Quarterly no.84（December 1980），pp.641-668。

[2]
Nick Knight 探讨了毛泽东正统教义的例子，“The Law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Mao Zedong's Thought—The Question of ‘Orthodoxy’”，收入Arlif Dirlik（德里克），Paul Healy与Nick Knight编：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Atlantic Highlands，NJ: Humannities Press，1997），pp.84-116；以及Paul Healy的文章（论1949年后的毛泽东），“A Paragon of Marxist Orthodoxy”，同上书，pp.117-153。

[3]
引自Carl E.Schorske，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1），p.134。

[4]
毛泽东：“On Practice”（《实践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1:296-297（黑体为作者所加）；还可参见Nick Night，“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Preliberation Texts”；以及Stuart Schram（施拉姆）的探讨，“Mao Tse-tung's Thought，” pp.837-844。

[5]
毛泽东：“On Contradiction”（《矛盾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1:321-322。

[6]
毛泽东：“On Practice”（《实践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p.300。

[7]
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特别是pp.238-273。

[8]
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见Sturat R.Schram（施拉姆）编：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p.269。

[9]
毛泽东：“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3:73。

[10]
Sturat R.Schram（施拉姆），Political Thought，p.179；出自毛泽东：“Rectify the Party' Style of Work”（《整顿党的作风》），这一段的某些文字在《毛泽东选集》中被删掉了，见该书3:35-51。

[11]
这一部分受惠于David E.Apter与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2]
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8日）。见Gregor Benton（班国瑞）与Alan Hunters（韩德）编：Wild lily，Prairie Fire:China's Road to Democracy，Yan'an to Tian'anmen，1942-198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80。

[13]
参见David E.Apter与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特别是pp.263-293。

[14]
Michael Walzer，Revolution of the Saints: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5]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见Boyd Compton，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1944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pp.108-109。

[16]
毛泽东：“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Methods of Leadership”（《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Selected Works（《毛泽东选集》），3:119。

[17]
Mark Selden（塞尔登），“Yan'an Communism Reconsidered，” Modern China vol.21，no.1（January 1995），pp.8-44。

第十七章 革命与内战

让我们从结局或至少同时作为结束与新起点处开始：在四年内战之后，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达到了高潮。虽然在许多方面，这场革命继续贯穿至整个20世纪60年代，但1949年的胜利标志着共产党人获得了全国政权。这一革命的深度与广度可以用1946年至1952年间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来度量——废除地主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动员农民阶级，严厉限制资本家，更不用说以新国家制度进行管理。也可以用新政府（再一次建都北京）汲取乡村资源与获取市民效忠的能力来度量。共产党政府的权力不久就超过了蒋介石南京政权所具有的，比1911年后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大得多，且事实上也超过了之前的帝制王朝，后者的权力受限于小官僚，对地方情形的一知半解，以及前现代的交通与通讯状况。共产党人是制度创立者。

内战（1946—1949）让共产党人最终掌权，它是艰难的，结局绝非预先注定。靠后见之明，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军事体制与政权的根本力量。国民党的弱点则因失败而大白于天下（之前就已明显到让美国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个盟友）。最后，美国拒绝出兵支持国民党，给它的援助与苏联给共产党人的大体上差不多。
[1]

当中国内战爆发时，美国尚未采取随后成为冷战标志的强力“遏制”政策；而当冷战第一次升温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注意力转而投向了欧洲。不过，假如国民党人能明智地使用其仍相当可观的资源的话，他们还是有可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将共产党人限制于偏远地区，让后者只能达到农村暴动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人力量的基础在于对社会的革命动员。国民党人还失去了关键群体的支持。虽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与学生并未与共产党人联合，但他们寻求民主改革——希望改革会将共产党人带入新的政治领域中，这实际上打击了不民主的国民党人。到1944年，日本的战败看起来日益确定，美国与作为“第三势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试图调解国共两党。然而，两架军事机器的领导者都怀疑和平政治斗争的可能性，且首先关注的是谁会承担挑起内战的罪责。

美国要求日本军队只向国民党政府军投降，以此支持国民党人；不过，东北除外，这里的日军是向苏联投降。在整个9月——这已是日本正式投降一个月后，蒋介石都命令日军继续与共产党人战斗，以让国民党军队有时间重返中国东部。 日军的绝大部分武器与装备都落入了国民党军队之手。与此同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在华北各地创建了多达10块根据地。尽管他们不久后就失去了对这些根据地的控制，但仍保持着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利用苏联在东北的存在在那里站住了脚跟，并接收了日本人的武器。

国民党军队总计有250万人，超过共产党人的两倍，武器与装备更好，甚至有一支雏形中的空军。他们重新恢复了对各主要城市以及中国东部工业基地的控制——在此迅速获得了贪污腐败与残酷无情的名声。一返回稻作平原与城市，国民党官员就能强占什么就强占什么——工厂、农田、建筑、汽车、机器以及所有能变卖或据为己有的东西，这让在重庆发展起来的问题恶性爆发。同时，政府对汉奸的态度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前后不一。少数人被处决，但许多曾在日本人手下出任伪职的人仍继续在重建后的蒋记南京政府中任职——经常令民众惊愕不已。然而，政府对生活于日占区的所有人都横加羞辱，尤其是东北（沦陷14年）与台湾（沦陷50年）的人。沦陷区的所有学生与老师都被假定为是腐化堕落的，需要通过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测试——足够简单，但却是侮辱性的。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人的经济政策有着灾难性的后果。财产极少被归还给战前的合法所有者，法律所有权的不确定性阻碍了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几个月或甚至几年后，在战争最后时刻关闭的工厂仍未开工。

然而，甚至在这一工业衰退期内，重庆时期的通货膨胀政策仍在继续，直到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每天翻倍为止。印刷纸币以支付内战费用，投机倒把与囤积居奇者无视价格控制。奸商炫耀其横财，许多人则受苦受难。

政治抗争与内战

工业衰退与通货膨胀两者交叠，令工人深受其害。在日本投降后，工人成群返回城市，在这里，那些较为熟练、境况较好的工人有机会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在1946年与1947年之交的冬季，上海百货公司的员工假装太过疲倦，无法接待顾客，以此表示管理层拒绝发给年终津贴让他们身体吃不消；另有一些人则发起“愁工”运动，告诉顾客通货膨胀与薪水微薄让他们郁郁不乐，无法做生意。
[2]

在日本人从城市中撤走后，共产党劳工组织者得以重续其七年前中断的事业。党迅速招募工程师、技工、服务与公共事业工人、织工以及印刷工，发动他们抗议生活水平的恶化。共产党仍面临着国民党的镇压，上海的地下党从1945年的2000人增加到1949年的 8000 人，增幅并没有那么可观。在复兴的青帮以及工痞们的协助下，国民党人打击激进分子，拘捕共产党嫌疑犯，并解散工会。

然而，形势并不受国民党控制。随着内战开始不利于他们，越来越多的上海工人领袖乃至帮会分子转向了共产党人一边。学生陷入了类似的纷争——共产党人对阵反共分子，以及国民党不同派系间的明争暗斗。
[3]

随着抗战的结束，学生成群返回作为教育中心的北平与上海，这让共产党学生（以及知识分子）得以接触到对国民党人的普遍不满。在抗战后的几年中，尽管没有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样特定的高潮性事件，不过，学生运动持续不断，反内战活动也逐渐出现。绝大多数学生可能既谴责国民党人，也谴责共产党人，且同等地畏惧美帝国主义与俄帝国主义。但甚至是这样“无所皈依”的学生也紧跟着政治发展进程，并想要更大的自由。言论、集会与出版自由这样的权利问题全都起着反对国民党的作用。

政府尽管在城市里有警察力量，但仍无法控制内战造成的新动势。对外国在华存在——最明显的是美国军队——的谴责落到了政府头上。外国士兵迅速失去了解放者的荣衣，传言满天飞：美国大兵驾车碾过行人，殴打人力车夫，且甚至开枪射击那些怀疑要抢劫他们的人。

1946年，美国大兵在北平卷入了一起强奸案，被激怒的中国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对内战的谴责也往往落到政府头上。为什么？一个因素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耳闻目睹了国民党人的腐败与无能。尽管他们对共产党人所知甚少，但很难想象会比国民党人更糟。许多人要蒋介石找到办法与共产党人合作，而非消灭他们。这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回声。

国民党资助支持政府的游行，然而，反内战运动日益发展。成千上万的罢课学生聆听着如许广平（鲁迅的遗孀）以及吴晗（历史学家）这样广为人知的演说家的演讲。1947年，深受通货膨胀之害的学生汇合出一场反饥饿、反内战的联合运动，主题之一是要求增加学生津贴。5月，赴南京请愿的上海、杭州与苏州学生代表被取缔了游行示威权。他们遭到殴打，被消防水枪喷射，且有50人被捕。这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争取商人与工人支持的运动——自称绍述着五四传统。面对着城市人群的政治化，官方报纸完全无视他们，警察与密探逮捕了成千上万人，亲政府的暴徒则袭击共产党嫌疑犯。

学生不仅要冒被开除或被捕的危险。国家支持的暴力也是抗议的一部分。例如，在突袭武汉一处大学校园、抓捕激进分子时，军警为了开路，向宿舍内射了几轮达姆弹，打死3人，打伤5人。警惕的秘密警察无处不在。在回忆录中，张戎叙述了她母亲作为女学生散发秘密小册子的经历：“一天，我母亲散发的小册子的一个复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传到了她一位相当粗心大意的学校朋友手中。她把它放在书包里，接着就忘记了。当去市场时，她打开自己的书包拿些钱，结果小册子掉了出来。两个情报人员正好在那里，通过薄而发黄的纸张，他们认出了这本书。这女孩被抓走，遭到审问，被拷打致死。”
[4]

虽然政府用恐吓的办法立即肃清了街道，但它的正当性却在继续流失。靠将所有事情都归咎于“赤匪”是无法应付中国城市中各阶级所感到的不满的。

知识分子参与到“第三势力”的政治中，试图实现国共和解，并建立民主政府制度，而他们也同样受到政府的迫害。
[5]

他们的家被搜查，会议被扰乱，报社被捣毁。有几位被直接暗杀，例如诗人闻一多就成了被广为宣传的烈士。在相对仍较有希望的1946年，一位自由主义教授宣称：

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所以在事实上就以武力枪杆子来维持自己的政权。说他们是强盗，实在他们比强盗还要糟糕。
[6]

知识分子与市民并没有全体转向共产党人，然而，不可避免地，绝大多数谴责都指向掌权的国民党人，比起抗日战争，内战要远为让人士气低落。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流行性腐败不仅消耗着它的民众支持，而且也让共产党人得以通过买官渗入其内部，甚至秘密警察也被渗透。

至于内战本身，从日本投降的那一刻起，国共两方军队的零星冲突便愈演愈烈，事实上，不到一年，所有寻找和解之方的努力便已告终。
[7]

1946年8月，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之后不到一年，他们夺取了东北，并占领了北方各主要城市。共产党军队后撤，根据地则被放弃。他们一度措手不及，但并没有屈服。共产党军队重新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最初分散为小的作战单位，以对敌人的薄弱之点进行游击式的攻击。这一基本战略出自党的最高层的构想，它要求领导层要对各分区司令员施以高度的信任。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破坏或夺取其装备、损坏其基础设施为目标。尽管国民党人确实有着自己的弱点（尤其是补给线过长且铁路防御薄弱），但就放弃根据地而论，共产党人战略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这意味着农民支持者会遭到清算。被国民党人夺占的村庄遭到了残酷的报复，随政府军而来的还乡团地主夺回了自己原来的土地（或侵占新田地），并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农民。

然而，蒋介石几乎将所有军队都用来在全国范围内“围剿”灵活机动的共产党人，因此丧失了有生力量。到1947年中期，南京的进攻开始陷于停顿。国民党兵力过于分散，无法从中国北方的都市与县城出发占领较小的城镇与广大乡村地区（尽管他们在长江以南的统治仍是稳固的）。接着，作为规划已久的战略的第二阶段，在东北与山东，较大股的共产党军队开始放弃游击策略，对国民党军队实施有限反击。到1947年末，军事天平已经倒向了共产党一边。通过吸纳民兵与吸收国民党俘虏，他们建立起规模越来越大的军队。在林彪的指挥下，多达40万东北解放军将国民党军赶回了重兵据守的城市。尽管在理论上，国民党军队数量更多，训练更正规，装备也更优良，但是共产党人却击败了他们。

东北是关键所在，然而，国民党士兵很少有出自这一地区的。东北军本可以为国民党人战斗得更卖力，但他们仍忠于张学良。这位1936年在西安向蒋介石兵谏的少帅不仅未被释放，反而遭继续囚禁，并被出于安全考虑送到了台湾。与此同时，在建立新根据地的过程中，共产党人能够利用当地人对国民党人日渐增长的怨恨，将其纳入他们的事业之内。

共产党人还攻击山东与江苏北部的国民党军队，由此威胁通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关键交通与通讯渠道。1948年早期，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共产党军队重新夺回了西北的老根据地，并进入河南。在东北，甚至当共产党人开始最后一击时，蒋介石仍拒绝撤回其军队，随后，他们全军覆没。到1948年中期，两方的军事力量已大致相等。

地图十 内战（1946—1949）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急忙开始加强自身的地位，重新接管东部城市，甚至重新武装日军，以阻止中国共产党扩大其根据地。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大都撤向了东北。1946年，和谈破裂，随后，1947年初，中国共产党向南进军，最初很缓慢。直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才进占华中，随后进军华东与西南，最后进军遥远的西部。国民党人别无选择，只能撤往台湾。

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一俟东北与华北平原被共产党人牢牢掌握，国民党人就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最终溃败了。林彪统一指挥着近90万军队。1949年1月，天津与北京解放，在此过程中，国民党人损失了50万军队。在华东平原上的淮海战役中，他们又损失了50万人。此时，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摧毁。1949年春季，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林彪于1949年5月夺取武汉，10月又夺取了广州。蒋介石的唯一依靠就是撤往“台湾堡垒”。那里有国民党的残余军队，并存有大约3亿美元的硬通货。在抗战前景最为晦暗时，蒋介石就预见到日本最终会被美国击败，因此，现在，他决定等待美国与苏联之间战争的爆发，以借机重夺大陆。为了保存实力，在1949年上半年，他甚至未出全力守卫国民党人在长江以南的地盘。到12月，约200万国民党人已逃往台湾，只给共产党人在大陆上留下些扫荡残余的工作。

历史学家大致都同意，是国民党人自己（有许多责任要蒋介石个人来负）丢弃了自身的优势并恶化了自身的问题，而共产党人做的则恰好相反。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建议）将补给线拉得过长，然后又将战场指挥权交托给了一些被证明是无能之辈的将领。当他确实任用了优秀的将领来担任战场指挥时，又拒绝供给他们所需的物资，就像白崇禧在1949年试图挽救湖南危局时那样。绝大多数国民党将领——需要记得的是，通常是前地方军阀——既不懂机械化战争，也不懂空中力量，结果让他们相对于共产党人的两个优势归于无效。国民党军队屡次受害于缺乏计划与配合。

当主动权转到共产党人一边时，国民党人的撤退就变成了溃败，防御则变成了完全的被动挨打。许多将领试图利用龟缩于城墙后这一古老策略，好像在20世纪炮兵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一样。共产党人则正相反，他们的领导层久经沙场，既统一又灵活，能够对变化的战场形势迅速做出反应。他们简直好像能将游击战原则移植到大规模阵地战中一样，打击敌人薄弱之点，需要撤退时就撤退，有效地利用马车与独轮车这样的原始后勤工具，并充分利用民众支持这一优势（尤其是在乡村中）。

共产党人与农民（1937—1946）

共产党人获胜的关键在于对农民阶级的动员。由于新近可以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与地方记录，以及有可能对老农民与干部进行采访，学者们已开始重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此类工作必然仍是初步与不完全的：就革命与战争而言，我们可以从一个村子中了解到很多，但却会对仅仅几英里远外另一个村子非常不同的经验一无所知。不过，学者们正开始描绘出更微妙也更精确的革命图景。之前的看法——农民热切参与反抗地主、日本人与国民党的斗争——得到研究深化。相反，尽管农民经常在政治上表现活跃，但他们的思想心态仍往往是狭隘的，关心的更多是村社对国家的不满，而非阶级怨愤。首先回应延安宣传的群体是精英与土匪，而非农民。绝大多数农户至少拥有少量土地，但却面临着提高产量、缴纳赋税、找到贷款以及进入市场的问题，在这样的地方，分田地的承诺并没有什么用。当农民相信“无论谁当朝，我们都得交税”
[8]

时，反日情绪也就没有多少感染力。

这虽然使得共产党人在动员农民上的成功更加难以解释，但也让它更加不同凡响。用历史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的话说，中国共产党“试图发起一场没有农民的农民运动”
[9]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了统一战线，党决定缓和其纲领，不过，这并未削弱对农民的吸引力。事实上，由此产生的政策倒加强了它。共产党人不再以枪杆子重新分配土地，而是不得不建立起能够运转的经济制度，以提供许多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安全，并以看起来比武力强夺更公平的办法（对穷人与富人都是如此）逐渐重新分配财富。革命确实断断续续地创造出了一场农民运动。

革命让数以百万计的农人第一次参与到了政治之中。大体上，在最小化对乡村精英的触犯之下，调和性的统一战线成功地动员起了农民阶级。无论怎样，由于日本人的侵略，乡村精英已受到了削弱。如果他们留在当地——有些人就是这么做的，且如果他们进一步与日本人勾结，那就变成了暗杀目标，并很容易受军事形势变动所害。乡村精英的儿子一辈有时会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其军队，即使不是抛弃了改良主义信念，也是抛弃了爱国主义，且不再有保护自己家族的意愿。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们都将宝贵的技能带给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乡村中，单单识字就是一项有用的技能。尽管“阶级分析”仍然重要，不过，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仍给精英的子女留下了空间。共产党人建立起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贫农协会、军队以及地方民兵。

事实上，仅仅是通过善待士兵，以及最重要的——坚持士兵必须善待百姓，红军就确实大大地转变了农民对军队的态度。

在华北，地主所有制——共产党官方的定义是收取地租作为主要生活方式——并不突出。在那些有大地产存在的地方，地主都通常居住于遥远的城市而非田地所在的村庄之中。在村地主往往就比邻居们过得好一点，经常不过是些缺乏劳力的农户（例如寡妇），不得不出租土地来谋生。反过来，佃户自己倒经常是些小土地所有者，只租入一点额外的田地。大农场通常是“经营性”农场，经营方式是雇工而非地租或分成租。
[10]

尽管党的政策有时会改变，但官方上，他们仍将经营性农场视为进步资本主义企业而非封建地主所有制的产物。

中国北方农民的主要负担不是地租，而是税赋以及难以获得贷款。在单个村庄环境中，通过专门处理这些问题，共产党人找到了支持者——首先是村子里的积极分子，接着是大部分农民。共产党人的政策是将地租从通常占收成的50％或更多减到37.5%。不过，意义同等重大的是月利率减至1.5%。对贷款索要高额利息本是乡村精英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欠债被偿还，就大赚一笔；假如欠债没被偿还，就夺去债务人的田地。共产党人若试图彻底废除利息，将适得其反，甚至贫农与佃农也认为借钱付息天公地道——不过，当日子艰难时，减息也同样是公平的。

税赋几乎不可能与社会区分完全无关。因此，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重新分配纳税负担，以改变穷人纳重税的局面。税赋公平化对解决农民不满大有帮助，又不至如土地改革般引起扰乱与分裂。总的说来，税赋并未减轻，但得到了合理化，且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累进税原则。这最终促成了某种间接的土地改革——富裕些的村民会出卖田地以减少自己所要交的税。日本占领只是增加了税收需求，尤其是强迫劳役。然而，甚至在日本势力范围内，共产党人也能够建立起更为累进的税收制度。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建立起了新的税收制度，交两套税，一套给日本人，另一套给抗日力量。
[11]

因为五公村向日本人交税，所以尽管在日本人搜捕抗日志士时，许多村民遭拷打并被处死，但是村子并未遭到三光政策的待遇。不过，这里的要点在于，只要能按时交钱，日本人并不在乎村庄领袖是怎么弄到这些钱的；因此，他们也不管税收负担是怎么分配的。共产党人的政策则是通过与党保持秘密联系的可靠地下村政府贯彻实施的。

共产党人对根据地村庄的控制要更强一些。根据地包括差不多不受日本人攻击的核心区域，在这里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四周向外，逐渐变为控制权在争夺之中的游击区。因为日本人无法找到足够多“填补”乡村地区的汉奸，所以他们依靠少数治安强化镇，以这些地方为据点恐吓乡村。就数量与装备来讲，共产党人从未建立起足以与日军在常规战场上直接交手的军队。不过，即使在敌人阵线之后，地方游击力量也经常能得到共产党正规部队的支持，并就此联为一体。在抗日行动中，共产党人还与民团、自卫会乃至土匪这样的传统乡村组织合作。然而，纵使这类组织可以被渗透或笼络，但它们通常不愿意离开当地。战争年间的“相持”是高度不稳定的。有时，日本人会被压制在治安强化镇里，有时（例如在三光扫荡期间）他们的军队又会横行乡间，大肆劫掠。但是无论日本人如何努力，他们就是无法将共产党人从广大的乡村中驱赶出去。

共产党人的目标是尽可能既吸引精英也吸引穷苦大众，且还要改善经济。只有根据地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才能继续战斗，精英（需要他们的技能）才会留下来，穷苦大众才可以考虑超出纯粹生存之外的问题。五公村的第一次税赋改革是在1938年中期开始的，尚在日本人侵入乡村之前。田地按照土质或预估产量分等——这是中国征税人的古老技术。据称是以一块能产出150斤粗粮的土地作为标准单位。无论每家一共有多少田地，每人最初的1.5个单位（相当于225斤粗粮）免税，然后对豁免之外的农产品按平均税率征税。平均税率显然就不是累进的，不过，豁免意味着最穷的村民完全不用纳税。村子的总体税收负担仍大致与之前相当，不过，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约40％的五公村农户被豁免了税赋，绝大多数自耕农（中农）要交的税大致与之前相当，而绝大部分新税收负担（之前是由最穷苦者担负）则由25家最富裕的农户承担。

为了鼓励小规模工业，共产党人对所有非农收入一概不征税。乡村经济的基本结构并未被改变——收租与雇工无疑仍在继续。分支扩展到制造业（制砖、搓绳、织布等）中的乡村精英很容易就能保持住自己的财富。不过，穷人不再会被经济压力压垮，村庄团结也得到了巩固。

三年后，1941年中期，平均税率被真正的累进税所取代，农户拥有的田地（质量也纳入考虑）越多，税率越高——达到40%。这事实上有着拉平效应，不仅是最穷苦者，许多自耕农也发现税收负担减轻了，最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的税负则大大增加了。在五公村，最富裕的农户卖出一块块地，自耕农的数量则增加了。与此同时，制造业仍享有税收豁免，新开垦的土地也是如此。所有这些改革都能在统一战线的标题下向中国其他部分做出公开的合理化说明，且它们还对经济有好处。

减租计划也以类似的渐进主义为标志。例如在淮北根据地东部，在1940年至1944年间，减租经历了四个阶段。直到最后，它才被富人（不情愿地）与穷人（因为公平）完全接受，而“没有减租的农民则成了别人的笑柄”
[12]

。

在各处共产党根据地，改革在造成社会变化的同时又没有扰乱经济，且可能促进了至关重要的非农投资。在税赋改革之外，通过一系列乡村政治改革，权力被从富户转到了穷人手中。诚实的收税人代表着与过去——如我们所见，往往堕落为税收寻租——的重大决裂。当富人试图找漏洞钻时（如付钱给较穷的亲戚，让后者宣称拥有他们的某些田地），他们最终会被抓住。乱七八糟的附加税被取消了。在一次次的公开会议上，土地所有权与税收义务被加以详细讨论。许多村民有了个新谚语：“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
[13]

地方党员与政府干部（不一定是党员）通过延伸回延安的指挥链条运转，不过，实际上，他们同样有许多自主权。在地理上，延安之外的各根据地被日本军队分隔开来。党与军队的招募在战斗期间进行，新成员通常保留着地方关切与忠诚（可能会优先于来自延安的命令）。甚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中央根据地，地方活动分子一开始仍抵制上级实行温和路线的要求。
[14]

不过，党的高层至少大体上仍能将管理政策与军事行动协调起来。1942年的整风运动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手段。另一个办法是将经验丰富的外来干部与乡村以及县一级的党领导者混合起来，因此，在党层级序列的各阶之上，都要经历学会如何治理这一过程。

地方情况与管理经验差别极大。在华北平原上的淮北部分地区（这块根据地位于河北、山东以及河南省交界的偏远乡村），党发现自己能最有效地动员制盐者，农民的作用则从来都不重要。
[15]

该处的土地太贫瘠——盐分太高，务农不划算，家家人都学会了制盐；且长久以来，他们就为争取这样做的权利与帝制以及共和政府的代理人斗争着。帝制中国政府将盐（每个人生存所必需）当作有利可图的垄断对象。南京政权同样将盐视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并向地方制盐者宣战，试图要封闭他们的市场。后者是国家在乡村中的敌人，有着长期的反抗传统，共产党在这些人中扎得下根。减租减息运动本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建立农民间的协作，但这一努力在这一地区不适用。1945年，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重归其位，制盐者将之视为对自己在共产党帮助下维护的自由盐业市场的直接威胁。反过来，共产党人不仅从食盐中获利，而且也受益于对硝石的获得——可用于制造火药。

在各种类型的乡村社群中，共产党人的改革政策都导致了革命性的变化。累进税、村选举、减租减息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在几年中，财富与权力从少数上层农户转移到了范围更广的中农与贫农手中。然而，仅靠财富的再分配，乡村社群（以及共产党人）仍是非常贫穷的。一个解决办法是通过协作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农具与人力资源。虽然在传统乡村生活中，亲戚或邻居就会临时聚在一起共享农具、耕畜以及交换劳动，但是建立永久性的共用土地、农具与劳力的团体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五公村，计划要成功，关键就在于保证成员有退出权，并规定收益分配要一半以土地、一半以劳动为基础。
[16]

那样，不管是付出土地多于劳动的人，还是付出劳动多于土地的人，都不会感到受了骗。实际上，缺乏劳力与缺乏土地的农户可以互相帮助。最后，处于地下的共产党政府支持合作社，办法则是在它们陷入困境时提供现金与物资支持。

合作社并不是对所有问题的解答，一旦没了有能力的领导，它们很快就会举步维艰。1945年，当共产党政府要求五公村以更偏向劳动而非土地投资的方式分配协作所得（60％—40％，而非50％—50％）时，有些成员不接受更少的土地所得，选择退出。不仅是富余田地的农户，即使是田地与劳力两缺的农户，也更想要自家种自家的地。合作社衰落了。不过，它的优势是明显的。只要自愿且组织良好，人们就往往会为了明确的物质回报而苦干，因为土地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即使发了雹暴或低地洪水，也不会像天灾毁掉单个农户那样毁掉整个收成。可以用更多的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如花生或棉花），挣来现金收入。

共产党人从未严格地定义过“阶级”，且经济定义受当前政治考量的影响。即使没有政治压力，干部也必须决定农户哪一时期收入的哪一部分构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不过，阶级标签依然被当作村庄经济变革的粗略指导。如果说传统上，农民更多是以亲属与村社纽带而非阶级来思考问题的，那么，他们在革命的进程中学会了阶级分析。调查显示，在战时那些年中，地主、富农与贫农的数量都减少了，中农则增加了。虽然往往没有足够的田地来消灭贫农阶级，但总的说来，变化是引人注目的。以太行区为例，数据显示了新的中农户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富裕村民失去的土地转到了贫苦村民的手中。

在对太行根据地的细致研究中，顾德曼（David Goodman）展示了在偏远的太行山村庄中，共产党组织是如何逐渐成长为晋冀鲁豫边区的。尽管太行山区不能避免日本进攻的威胁，但日本人无法在那里维持持久性的军事存在。因此，共产党人得以建立村庄民兵、游击队，以及对进行广泛军事行动来说必不可少的动员资源（税收与人力）的政府机关。税收与地租改革赋予了党新的社会基础——中农，尤其是从改革中获益最多的“新”中农。

最初，到达许多华北村庄的共产党人完全是外来者，经常连当地方言也听不太懂，且震惊于农村的贫困。不过，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对自身事业的正义性深信不疑，且认定自己就是领导农民拯救中国的当然人选。在太行区，1938年中期，党员人数增长到10000人，到该年末，则达到了20000人。总的说来，新党员有教师与受过教育的人、青年（不过也有少数相对年长，超过了40岁）、中农乃至地主，贫农与佃农倒是相对较少（见表17.1）。

表17.1 太行区农田占有率（农田百分比，1936—1944）

来源：顾德曼（David 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p.30。

图17.1 共产党宣传画中的毛泽东（1948年）

共产党宣传画。毛泽东（上右）因两项政策而受到颂扬。第一项（上左，中）：《满足贫雇农》，易于记忆的顺口溜讲述的是土改的成功。第二项（右，下）：《团结中农》，又是一首易于记忆的押韵短文，要求贫农与中农团结起来推翻地主阶级。

来源:《农民画报》第8期（1948年3月11日）封面。

图17.2 共产党宣传画中的“从前”与“现在”（1948年）

共产党宣传画，对比了“从前”与“现在”。右上图描绘的是“从前”，一名看起来明显像蒋介石的地主在对农民逞威风。不过，在左上描绘“现在”的图中，“有了共产党领导”，该地主被打倒，农民则欢欣鼓舞。类似的，右下图描绘的是“从前”，展现的是陷于赤贫的家庭。不过，在左下描绘“现在”的图中，对财物的分配让每个人都丰衣足食。这幅画还表达了传统上农民对家庭生产的乌托邦理想——男耕女织。不过，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打算要实行的。

来源: 《农民画报》第4期（1948年1月7日）。

实际上，在各处根据地中，区别党所吸纳的新成员的特点的都不是阶级出身或财产，而是年龄、性别与婚姻状况。青年未婚男子是最可能志愿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群体。
[17]

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穷人，不过，党的政策就是招收“贫农”。然而，至少在太行根据地，官方机关仍长期被主要来自华北各城市的知识分子所支配。党担心自己的能力是否足以吸收且同化如此多的新成员，因此试图降低吸纳速度；不过，到1939年末，太行根据地已容纳了超过36000名党员。

看一下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272名太行区代表，就会感到里面有着两种类型的党员：几乎一半大学毕业，另又有38％是文盲。绝大多数是不到25岁的男性，入党时间在1937年后。女性只占6％。1940年后，吸纳干部变得更加困难，既要击退日本人的进攻，又要满足地方需要以及达成党的指示，这一政治负担令许多人望而却步。如果说某些无地农民与贫农活动分子的极端激进主义看起来适得其反，那么，许多干部同样因保守与无所作为而受到批评。党试图吸引更多中农的支持，然而，至少在太行区，对地方领导者来说，吸纳中农干部是争议巨大的。
[18]

许多人认为他们过于保守，只对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感兴趣（纵使原来曾是贫农）。不过，党的领导者看重他们的技能，且重视他们充当乡村社会不同群体间桥梁的调和能力。此外，中农在担当干部时有着足够的经济资源养活自己。从实际情况来看，抗日战争末期，土地占有的相对平均化造成了中农在绝大多数村庄居于支配地位。同时，共产党组织者也尽力掌握哪些中农之前曾是贫农并因此比邻里要“更红一些”。

农民与政治：激进化

在战争条件下，甚至相对温和的政策也在根据地内外造成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一场乡村革命。后果不仅可以从经济上感觉到，从村庄权力关系中也是如此。新组织给了农民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当然，共产主义（即使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创造的并不是民主乌托邦：接受领导是故事的一部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关键在于让农民积极参与到地方政治中，达成上层设定的目标。在根据地内，村一级的集会变得司空见惯，一开始可能是由传统精英操控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从地主阶级逐渐转移到新兴的积极分子手中。由此，在中国人手中，“民主”一词指的更多是参与而非代议制政府。选举在安全相当有保障的地区举行，在县与边区参议会中，共产党人甚至自愿将自己的议席限制在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一是非共产党左派，最后三分之一则是“小资产阶级”或地主，乃至国民党员。在太行根据地，地方政府还被要求至少选举一名女代表。虽然共产党人并没有赢得所有竞选，但党的实际领导权被普遍地接受了。

此类选举并不是想要创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相反，它们是正当化过程的一部分。其预设并不是真理或智慧会在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公开竞争中现身，而是政府与人民的沟通渠道会得到改善。1939年至1940年，“三三制”刚开始实施，目的是通过保证其正式发言权来缓和乡村精英的恐惧。不过，该方案不仅打开了交流的通路，且伴随着贫农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团等等，为普通农民开启了新的政治参与舞台。自19世纪晚期以来，进步知识分子支持的就是民主理念，选举则代表着实现这一理念的努力。虽然将人民带入政治过程并不意味着将决策权交托给他们，但却意味着他们的声音会被听到。它培养公民感——感到自己具有共同体的完全成员资格。

自然，共产党人面对着反抗乃至叛乱。地主假装将田地给了穷亲戚，试图偷偷摸摸地绕开地税改革。或他们虽会公开在减租后的租约上签字，但背地里却威胁说，除非按旧例交租，否则就另寻新租户。某些人为日伪军当奸细，以及搞蓄意破坏，可能就是受对共产党人的不满的推动。普通民众也会被干部的不当行为所激怒。较为公平的税收制度可能改善了政府给人的印象，不过人们仍须交税，也仍须支持一支军队。党深知坏干部会激起民众不满并削弱革命，他们的罪行间或会被检举揭发。然而，多数情况下，会从思想上对干部加以教育。

在自我评判时，党可能有意无意地会宽大一些。党也不想弄得干部消极无为。干部若害怕遭到公众或党的批评，因此什么也不敢做，就会与腐败一样有害。所有的干部都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至少在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后就是如此。“干部确实有些特权。他们能从银行贷到钱，从军队借到谷子，也能打老婆，”她又补充说，“爱做这些事的干部绝大多数又能干又有经验，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社会影响，贫苦阶级出身，或自己身上有弱点。”
[19]

普通民众可没有这么宽大仁慈——根本上取决于地方干部为村社服务得怎么样。总体上，干部可以依靠“积极分子”与“进步成分”来争取村子中持怀疑态度的人。

战时环境是极为可怕的。疾病乃至饥荒是主要问题。在太行区，疟疾与斑疹伤寒流行，蝗灾、洪水与旱灾导致饥荒，救济工作虽能缓解灾情，但却不能根除它。且如果说农民阶级能够被动员，那么他们也同样能被解除动员。也就是说，最初，日军决定向华中进军以迅速结束战争，这让整个华北平原出现了权力真空，共产党组织者因而受益。但到1939年，日本将军事资源重新投向北方，用中国伪军增补治安强化镇。在某些地区，为维护公路与铁路，实行村庄集体互保——倘若有破坏行为发生，整个村子都可能要为此负责。
[20]

1940年后，“三光”扫荡战摧毁整个村庄，日本人修筑堡垒公路，目标就是将根据地分割开来。游击队活动减弱了，共产党人面临着有人开小差的问题。若共产党游击队被迫放弃了某一地区，那里的农民协会就几乎没有办法公开生存。

不过，从长远来看，共产党人在华北领导的抗日力量还是让日本人陷入了困境。政治学家凯思琳·哈特福德（Kathleen Hartford）得出结论说，在华北，日本人未能像在朝鲜与东北那样粉碎抵抗力量，其中一个原因在于，1937年，他们决定进军华中而非巩固对北方的控制。
[21]

当然，就击败或威慑主要敌人——蒋介石的国民党——而论，这一决定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给了雏形期的共产党抗日力量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在面临真正镇压之前发展壮大。后来的“清剿”战就不像早些时候那样有效了，抗日力量已经在成千上万的村子中建好了地道与储藏区。共产党人对日本人压力的回应有着一定的灵活性。在环境变得更安全前，基层的秘密游击队会减少活动。党有时可能会暗杀伪政权领导人，也可能会经常与他们合作。通过将日本人认可的县级领导者吸纳入自己的网络，党大大削弱了日本人对地方情况的掌握。日本官员不再知道该信任谁，因为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是双面代理人——偷偷地保护游击队或向根据地输送粮食。

如果说动员有时会紧跟着解除动员，那么共产党人同样可以发起重新动员。组织者小心谨慎地把握着努力的时机，在附近的一次军事胜利后，他们会到村子里去重建地方党组织，复活农民的激进行动主义。群众大会会重新估定税赋，对地主地租提出挑战，并最终重新恢复士气。正是在日本人的高压时期，减租减息、税赋改革与民主选举运动得以实行。用一名共产党组织者的话说：

在我们组织的游击队中，有一句话，叫做“胜利决定一切”。这就是说，吸收战士，供应部队，动员群众的抗日热情，赢得群众的同情或帮助，这些不管多么困难，只要打一次胜仗，群众就会争先恐后地给我们面、馒头、肉和菜；群众的悲观与失败心理就会一扫而空，就会有许多人参加游击队。
[22]

1946年至1947年，一俟内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抛弃了温和政策，重新回归激进的土地改革。原始的阶级斗争重新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议题。乡村精英被再次没收财产，有时会受到攻击。农民被鼓励在“诉苦”大会上说出自己的不满。此类气氛紧张的事情需要乡村干部小心准备，不过，它们还会导致对创伤与不满的表达，从而让整个村庄被发动起来。比起对国民党的恐惧，动员同等地依赖于这种“情感工作”。
[23]

在抗日战争期间，农民平等主义受到限制，此时则再次被允许走上前台。地主与高利贷者往往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只是因为当穷苦村民忍饥挨饿时，他们仍过得（相对）较好，这看起来似乎不公平。许多人被殴打致死。此类“过火行为”（这是后来的官方说法）将村民发动了起来，共同投入到越来越紧张的运动中。调查发现，在土改期间，当没有足够土地能让每人都分得一份时，就往往会出现斗争。即便村子里的“地主”或仅仅是高于平均线的富农被完全剥夺了财产，许多农民仍无法达到中农自给自足的水平。在这种村子里，许多争斗与党煞费苦心界定的地主所有制没有什么关系，倒更多是与财产直接相关。在内战中，无论理论上的生产资料关系如何，富人与穷人间的暴力争斗（与理论上的生产资料关系没有直接联系）起到了强化动员的作用，代价则是进一步的分裂与焦虑。农民怒火爆发，这显示长期被压制的不满最终走上了前台，党则使这一表达成为可能。“斗争会”与“诉苦会”造成村民分裂。不过，在村社中，被贴上地主、富农与亲日汉奸标签的人不再享有任何权利，这样，村子的统一又被重建了起来。

考虑到战争年间温和政策的成功，共产党人为什么会转回到激进的土改？部分答案在于，减租只被认为是第一步，随后必然会有“耕者有其田”的计划（相应地，这最后又会被集体化所取代）。激进分子还指出，1946年，村子里仍然要么是富人，要么是穷人。在这个意义上，土改是革命的开始。不过，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形势。日本已战败，内战正在进行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反革命的可能性。至少在某些区域，尽管在之前几年中尝试了所有缓和乡村精英对抗的办法，但地主所兴奋与欢迎的仍是早先联合政府的议论以及国民党的回归。一名地主对他的一名长工说：“哼！还叫我们纳税粮。狗娘养的！国军很快就要回来了。砍掉你的狗头！”
[24]

当时，土改更多关涉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动员。党知道许多农民害怕国民党回来，更倾向于不要公开投身到自己一边。

因此，内战就是一场阶级战争，也是一场农村与城市间的战争；先前的联合不再有用。1946年后，一旦完全意义上的土改再次开始实行，农民就不得不继续保卫他们的果实：如果国民党回来，他们就可能被处死。激进的土改是场巨大的赌博，其目标是造就一个中农组成的乡村社会。由于参与到革命行动中，这些中农已失去了土地所有者天然的保守。一个人不是仅仅穷就能在土改中获得土地，他要在阶级确认过程中声索它。只要国民党仍有回来的可能，这就是必需的。在实际中，新中农通常只想要种自家的地，干部则抱怨说这些人自愿加入解放军的积极性不高。不过，村子经过了土改，就不可避免地会投身于革命。

东北各省在战略上至关重要，在这里，日本人曾成功地阻止了根据地的形成。当内战于1946年爆发时，共产党几乎没有时间来培植农民的支持。土改往往由干部直接实行（在共产党军队的保护下）。
[25]

没有时间去仔细调查不同村庄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与地方经济，也没有时间去招募农民积极分子或组织吸引群众支持的会议。普通农民仍未被动员，这自然给了传统乡村精英颠覆土改的机会。地主可能谎报田地数量，贿赂干部，给男干部找女人，或加入（甚至领导）农民协会。

不过，日本战败后，在东北乡村中，反共势力一直是未加组织与缺乏领导的。在整个1947年，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削弱了传统的支配与遵从模式，并摧毁了村社原有的纽带。土改至少将越来越多的农民带入了政治进程，并最终使他们作为村社的完全成员被动员起来。梁思文（Steven Levine）在对内战时期东北共产党的细致研究中，得出结论说，尽管许多农民从重新分配中获益，他们在战争中做出了重大牺牲，这可能使他们过得并不比之前更好。更确切地说，让共产党人不同于之前政权的是他们“建立起了与农民阶级的交换关系，其特点是互惠与衡平性的正义”
[26]

。在缺乏革命传统的东北，党迅速给普通农民提供实际利益，赋予积极分子参与新政治机构的权利，并给了干部与战士村庄外的上升性社会变动机会。与其他地方一样，在东北，尽管党加给各地方的负担是沉重的，但方式却要相对公平与可预见一些。

换句话说，土改并没有等内战胜利后再进行，而是就作为内战的一部分展开，它让内战成了一场革命战争。用历史学家陈永发的话说，通过鼓动村民互相斗争，中国共产党“破坏并摧毁了几乎所有传统上的特定关系，且将地方主义联系于更大的事业，从而控制住了它”
[27]

。宗族成员与地方精英间的旧联合被打碎了，个人进取的途径则完全由党所掌控。要点并不在于共产党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将武装斗争正当化（尽管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也不在于农民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更确切地说，这场地上——一个接一个村庄——的革命是要让穷人反对富人，共产党人与积极分子反对国民党支持者或汉奸，且有时还允许给私下的宗族械斗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进行中的内战明显是场生死决斗。随着村民陷入革命之中，征募新积极分子与新兵就开始了。
[28]

在中国北方（东北除外），党并没有进到村子里去确定每一户人家的社会经济成分，也没有亲自重分财产。目标是在党的指导下，让地方积极分子将民众带入这些革命行动中。这一过程也就是为了造就这些积极分子。

20世纪40年代后期，华中与华南的形势与此不同。在那里，中国共产党是作为战胜的军队到来的，土改则是政府而非民众革命力量的任务。在规定步骤与界定阶级成分上，执行得往往更为严格。尽管政府仍想要创造革命经验，且地主（以及其他群体）被当作斗争与没收的目标，但土改基本上受着自上而下的控制。虽然武装斗争仍普遍存在，但革命已变得程式化了。

中国革命植根于北方农民阶级，它通过将专门的军事行动与民众动员结合起来，击败了物质上更为强大的国民党人。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场”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场地方革命。没有单一的“农民阶级”，甚至也没有单一同质的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同一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学生、知识分子、职业革命者、士兵以及最后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动员了起来，在乡村中国的各村县中，他们被带上了政治舞台。1949年，他们又第一次被带上了全国性的舞台。

注释

[1]
Steven Levine（梁思文），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1945-1948（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8。

[2]
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17-119。

[3]
本段及下段，参见Jeffrey Wasserstrom（华志坚），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68-170，240-276。

[4]
Jung Chang（张戎），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New York: Anchor，Doubleday，1991），p.96。

[5]
Edmund S.K.Fung（冯兆基），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1929-19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以及Young-tsu Wong（汪荣祖），“The Fate of Liberalism in 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19，no.4（October 1993），pp.457-490。

[6]
张奚若：《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1946年1月19日）。引自Edmund S.K.Fung（冯兆基），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p.254。

[7]
最具水准的研究仍是Suzanne Pepper（胡素珊），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8]
引自Lucien Bianco（毕仰高），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Armonk，NY；M.E.Sharpe，2001），p.233。

[9]
同上书。

[10]
Philip C.C.Huang（黄宗智），“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21，no.1（January 1995），pp.114-117。

[11]
从单一村庄角度对持续至今的革命所做的最佳社会—历史研究就是以五公村为对象的。参见Edward Friedman（傅礼门），Paul G.Pickowicz（毕克伟）以及Mark Selden（塞尔登），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p.40-44。

[12]
Yung-fa Chen（陈永发）: 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156。

[13]
Edward Friedman（傅礼门）等，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p.41。

[14]
Joseph Esherick（周锡瑞），“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Yangjiagou，Mizhi County，Shaanxi，1937-1948，” Modern China vol.24，no.4（October 1998），pp.350-353。

[15]
Ralf Thaxton，Salt of the Earth: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16]
Edward Friedman（傅礼门）等，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pp.54-79，及以下各页。

[17]
Lucien Bianco（毕仰高），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p.237。

[18]
David 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1937-1945（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0），pp.166-171，194-200.

[19]
翟英，中国共产党辽县县委书记。引自David 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p.99（修订版）。

[20]
Kathleen Hartford（贺康玲），“Repression and Communist Success: The Case of Jin-Cha-Ji，1938-1943”，收入Kathleen Hartford（贺康玲） 与Steven M.Goldstein（戈迪温）编：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Armonk，NY: M.E.Sharpe，1989），pp.92-127。

[21]
Kathleen Hartford（贺康玲），“Repression and Communist Success: The Case of Jin-Cha-Ji，1938-1943”，收入Kathleen Hartford（贺康玲） 与Steven M.Goldstein（戈迪温）编：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Armonk，NY: M.E.Sharpe，1989），pp.126-127。

[22]
铁彦（Tie Yan），同上书，p.122（修订版）。

[23]
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no.2（Fall，2002），pp.111-128。

[24]
引自Joseph Esherick（周锡瑞），“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pp.362-363。

[25]
Steven Levine（梁思文），Anvil of Victory，特别是pp.197-235。Joseph Esherick（周锡瑞），“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同样强调暴力在土改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内战期间）。

[26]
Steven Levine（梁思文），Anvil of Victory，p.230。

[27]
Yung-fa Chen（陈永发），Making Revolution，p.18。

[28]
Philip C.C.Huang（黄宗智），“Rural Class Struggle，” p.120。

结语

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您听我说，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共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他们叫回家来。他说：“要不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从这以后，没人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

这段话是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1947年引自他的车把式的。
[1]

在这个例子中，爱国抗日与普通农民反抗其中国压迫者的斗争联系了起来。之前12年全面战争，之前37年国家分裂，政府软弱不堪，之前超过100年饱受帝国主义欺凌，此时，中国共产党统一了中国。这一胜利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成就。要回顾这一成就的来源，我们就既不能忽视农民的历史性不满，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才能。

对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来说，理解中国革命的关键（像其他大的社会革命那样）在于中国共产党逐渐巩固国家权力的过程。
[2]

扼要地说，1911年，帝制政府瓦解，激烈的政治与阶级冲突走上了前台。由于沉重的人地压力、城市化、移民、萌芽期工业化以及下层暴动的挑战，阶级结构变动不定。国民党革命者别无选择，只能将农民斗争整合入其建立新国家构造的努力中。共产主义运动同样孕育着国家，它敏锐地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做出了回应，并因有能力在国族竞争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日本侵华）下生存而使自身得到了加强。
[3]

斯考切波还强调，国民党衰败了，日本人的压力加剧了它之前就存在的弱点：缺乏对中国金融资源的控制以及去中心化的军事结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能够将农民招入其不断成长的军队中，并建立起根据地。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共产党干部已深入华北许多村庄的经济与重构过程中，这会构成20世纪40年代晚期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基础（还可以强调的是，共产党对农民阶级提供了正面诱导：相当坦诚与能干的村政府，公平的税收制度，对地主权力的制约，以及一点点经济机会）。斯考切波指出，通过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对地主与其他剥削者采取激励斗争手段，一股声势被造了出来，农民得以利用共产党的新秩序来做出乎党最初意图的事。不过，在根除反共乡村精英的过程中，党依然支持积极分子，利用土改过程来进一步褒奖他们，并以经济与军事需求限制他们的激进行动主义。

就其本身而言，这确实是正确的。然而，在斯考切波笔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听起来似乎太容易了。国民党在衰败中，不过并没有完全自我毁灭；共产党在抗日与反击国民党进攻上取得了成功，但这依靠的是多种因素，包括毛泽东有远见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技术并不是偶然地与进行中的农民革命“综合”了起来，而是要靠复杂且灵活的策略才能将某些农民转变为革命者。这里有阶级斗争，但社会同样也会按照其他界限——亲属、地区、语言、性别、族群——划分开，且阶级斗争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它需要被制造出来。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最大长处可能就是对乡村中跨领域区分与联合的通盘把握。正如毕仰高（Lucien Bianco）与裴宜理所共同强调的，除非有外来领导者，否则即便是最反叛成性的农民也不会投身反政府革命。
[4]

尽管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农民逐渐发展出了公正社会的观念，且掌握了起义这一手段，但他们自身一直是视野狭隘且自我防御的，也几乎没有阶级意识。

根本上，必须在最广阔的可能背景下来理解中国革命。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及1917年俄国革命都起着作用，从物质与文化两方面，新的经济与智识潮流将中国更深地拖入了世界体系之中。不过，还必须从该革命的独特性上来理解它。在关涉几百万人的几千个社群中，男男女女追寻着改造的愿景。实际上，这场革命是成千上万场的小革命。不过，中国共产党投身的是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进步愿景。

其胜利象征着配以社会革命目标的反殖民斗争的力量。因此，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中，“1949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毛泽东来说（正如他著名的宣告），共产党人胜利的本质在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革命铸造出的简明的国族主义构想。共产党领导的运动为击败日本殖民主义做出了贡献，并在接下来的内战中令人震惊地战胜了有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事实上，“1949年”同样标志着一个基本的转折——中国的盟友从美国变为了苏联。

毛泽东似乎是在承诺说，现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受压迫阶级）会获得对自己命运的掌握——土改的最初阶段已预示了具体该怎么做。在毛泽东的构想中，中国属于人民，也就是说属于“群众”，不属于封建或资本家势力（尽管对他们可能要善加利用），无疑更不属于外国列强。换句话说，毛泽东“站起来了”图景的基础是以社会阶级来理解国族。在八年抗战期间，通过统一战线，共产党人承诺与所有“爱国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合作。他们确实吸引来了知识分子广泛的支持，资产阶级学生与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奔向延安，并在战争岁月中成了干部或党官僚的一个主要成分。在国共两党间，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是不牢靠的，因此，其重要性与其说在于两党联合，不如说倒在于提供了共产党人与乡村精英合作、与城市知识分子联络的办法。在抗日战争后，随着革命斗争的尖锐化，以农民为基础的土地革命更明确地出现了。这并不是说党与其支持者的关系总是平顺的。宣称“代表”工人和农民，理由则是只有它了解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
[5]

工人与农民并不是作为个体独立自主地登上政治舞台的，相反，他们的政治与社会意涵是由党所解释的阶级属性加以呈现的。

不过，在革命进程中，确实出现了有限却又真实的乡村与工厂民主形式。农民协会、贫农协会、妇女协会以及工会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组织形式，以及最重要的，“发出声音”的机会。共产党关注社会正义与“经济民主”，这则通过对赋税、地租与债务的再调整（伴随以在农业与手工业中，从政策上鼓励小生产者）具体表达了出来。结果则是绝大多数民众在村社中有了新位置。

更广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暗含着民主，或至少暗含着某种平等主义思维。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对西方民族主义形式的比较分析显示出，随着民族的发展，“主权”被从君主转到了人民这里。
[6]

在古典英国模式中，为争取民族内地位平等，所以强调个人主权与特定的“自由”概念；而就本性来说，中国民族主义则更多是回应与防御性的。我们看到，在以国家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中，耻辱与拯救、财富与权力以及权利与义务全都混在了一起。不过，早在19世纪90年代，在激进派儒生那里，人民主权概念就得到了清晰的表达。随后，辛亥革命让其他主权形式不再有信用。推翻君主制的意愿引起了对民族平等的进一步探求，以此反对等级制的统治权，而这则为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民族主义运动注入了能量。

人民主权与平等主义不仅是抽象的政治观念，而且也被应用于个人生活之中（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家庭成员（两性）间乃至师生间的关系都开始重塑：从以宇宙秩序为基础的等级感，到出自本性的平等感。握手与简单的鞠躬取代了磕头，男女两性简单实用的服装取代了繁复的礼服。身体要自尊地挺得笔直。所有这些培养着新的心理认同——自我认定为一国国民。个人并未失去其性别、家庭、村落、教育、阶级以及其他形式的认同，不过确实，“中国人”变得比以前重要多了。首先作为观念，其次作为政治计划，最后作为身体化的行为——民族认同要求对其他国民的重新认识，对他们心理上的认同与共情，以及由此而来的某种平等。

可以反驳说，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中国的政治领袖并没有真正忠于人民主权，而是追求着权力。但这里的要点并不在于中国试图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并失败了，而是对权力的追求是发生在演变中的政治文化内的，在其中，皇帝主权已经瓦解，民族则饱受战争与侵略。对这一演变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的20世纪是以巨大的文化变革、社会动乱、经济脱位与地方暴力为标志的。从这几十年中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来看，中国要么形成强大的国家，要么灭亡，没有其他路可走。

独立和自控（不受其他国家的控制）意义上的“主权”肯定是虚构性的。问题并不在于人民意志是否能被代表，而是它如何
能被代表。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是将人民权力和国家管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办法。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国共两党人先后宣称会提供另一种办法。在国民党人这里，民族被界定为被该党的“先知先觉者”所代表的中国人民整体。唯一要紧的认同是作为中国人的认同。然而，许多人反对要由党来代他们说话。

在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产党人并不多，且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牢牢把握的党员也很少。对一些人来说，之所以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提供了解释历史发展与当下社会的有用范式。不过，他们同样相信中国应该避免
阶级斗争，且发觉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令人信服，但他的解决方案却并非如此。国民党中的某些现代化主义者就属于这一阵营。不过，随着共产党人发现在动员支持力量与激进行动分子上，阶级斗争是何等有用的办法，他们决定冒国内分裂的危险。许多人仍保持着最初的乌托邦希望，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于“无产阶级”与“贫农”。两次国共合作（1924—1927，1938—1945）都是暂时的妥协，当时，毛泽东将革命构想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过仍欢迎知识分子与“爱国资本家”——中小资产阶级——加入群众的队伍。当然，他说得很清楚，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出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与富农家庭。作为“革命者”，他们被党所接受，并被给予一个机会——通过投身群众与听从党的指令来超越自己原来的阶级出身。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标志着新的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因为事实上的主权被置于中国共产党这里，这一点在回顾中就显得格外清晰。而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设想中，民族是高踞于特定阶级之上的，且受承继士绅阶级的启蒙精英的统治。毛泽东主义最后要用社会革命瓦解民族。民族会被工农所拯救，后者既继承民族，又以自己的图景重塑它，创建完全由工农组成的社会。在20世纪早期的乱世中，工人与农民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则将他们动员起来作为自己的“突击队”。不过，说了这些以后，我们也需要记住，自行采取行动塑造中国政治的下层阶级成员不计其数，在同等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与他们都是被塑造的。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转向农村根据地，开始像政府（而非仅是革命政党）那样行事。这意味着其领袖不得不从满足民众需要出发思考问题，其“公民”则必须从权利与义务（或者特权与限制）以及党能提供给他们什么这一角度来想事。党努力想实现现代化。它改善水利灌溉、建造水井、修筑公路、鼓励商业、合理化税收、精简官僚机构，这些措施都既出于革命理论，又出于政府实践。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分析中，中国尚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仍需发展基础设施与工业化，而后者至今仍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资产阶级中，愿意为社会主义效力的人，尤其是城市知识分子与学生将会被党所吸纳。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党的政策就是既追求社会革命，也追求现代化，尽管两者从未能完美配合，却都持续到了1949年之后。

新政权的政治符号抓住了这些关切。1949年末，五星红旗飘扬在全中国上空，四颗黄星代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一颗大黄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新国家中领导并团结着这些阶级。红色领导共产主义革命，黄色代表中国本身，混合了新旧象征手法。新中国国旗的阶级象征手法与之前1912年中华民国国旗的族群指意法大为不同。在那面国旗上，五道水平条带代表着中国各主要民族：红色代表汉族，黄色代表满族，蓝色代表蒙古族，白色代表回族，黑色则代表藏族。
[7]

在新中国国旗中，国族是以社会与政治来界定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联合起来。

那么，革命赢得的国家到底属于谁? 19世纪90年代，激进派儒生第一次提出了国家问题，他们开始将人民与政府融为一体，寻求建立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辛亥革命期间，“汉族”或汉人成了中国人民反抗满洲入侵者的代表，少数族群则应当被汉化。这一族群或准种族意义上的国家状态也包含着文化要素。在20世纪头十年中，知识分子开始构想更大的汉族综合体，通过共同的语言、宗教、哲学、习俗以及（最重要的）历史将邻近的部落、人民与民族整合进来。

然而，辛亥革命本身造成了一个问题。“民国”继承了清朝绝大部分的领土，其上居住着各非汉民族。因此，通过“五族共和”的新神话，汉、满、蒙、回与藏被作为主要族群包纳了进来，虽然它们互相之间并不能完全同化，但却都以某种方式是“中国人”。汉族这一范畴将东西南北各地操不同方言的人包括了进来，由礼仪不同、经济模式各异的对立群体所组成，本身就是晚清的一个虚构。不过，如果说“汉”是晚清知识分子为了反抗“满人征服者”发明出来的，那么，这是个相当成功的发明，因为今天约90％的中国人都自视为汉人。
[8]

根本上，汉族认同的基础同属于17世纪被清朝所征服的明朝疆域。那么，汉族就是指向皇帝纳税的定居农夫与商人。事实上，这是国家认同先于民族认同。通过受儒家经典训练的地方精英，汉人被与国家以及官方文化联系在了一起。总的来说，他们接受了清朝的正当性，后者的统治方式继承自明朝，仍是传统的以科举为基础的官僚制，并且还带来了新的领土——清廷的老家东北（满洲），以及西北（蒙古族）、西方（回族）与西南（藏族）的土地。新民国还试图将若干主要居住于华南与西南山地或西北大沙漠的小一些的少数族群吸收进来。共产党人则控制住了国族归属有争议的领土。在整个20世纪过程中，假如新中国继承的是明朝相对较小的疆域，那么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的任务可能会容易一些。

知识分子考虑着族群问题，甚至在1911年之前就为此深感困扰。不过，他们往往是集中研究“一般人类”或至少是“一般中国人”而非考虑某个特定群体，在创造新未来时，应该使用多少传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激烈辩论影响着精英的现代化方案。他们的目标是所谓愚昧的人民的文化与物质水平，以及加强国家的力量。为此，某些知识分子与政治激进行动分子开始考虑特定的群体——不是族群，而是全球性资本主义与文化转型所创造出的新兴社会势力。他们并非政治激进行动分子所创造，但却是在后者的帮助下才进入政治舞台的。

因此，中国民族主义——反帝反封建，对国共两党都是如此——就是一种与如工权、女权以及（最后）农权之类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众民族主义，根本基础则在于晚清形成的观念，那就是革命将会把衰朽的帝国转变为“富强”的统一民族国家。在20世纪头几十年中，这一愿景失败了，迫使某些精英转向下层阶级寻求支持。在之前一个世纪，可能就会是以千禧年承诺招聚农民军；不过，在20世纪早期，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工人受到更多教育，“印刷资本主义”——如小说、报纸以及随后的电影与无线电，持续不断地吸引着更多的公众——快速发展。这些培养出的新时空观念使民众得以设想自己处于“水平同志关系”之中，或是同一共同体内的友爱伙伴。
[9]

民众学会了去感受与遥远的“始祖”（纵向穿越时间的“民族”）以及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由地图所划定的水平空间）的联系。正是这一民族主义的水平方面暗示了某种平等主义——在同胞认同中，所有国民伙伴都分享着特别的关键地位。作为共享的政治认同，民族主义就暗含在社会运动之中。

这些观念似乎会将广大不识字的农民排除出去，后者生活在与此区分方式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不是本国人/外国人，而是本村人/外人，亲属/非亲属，农民/商人。不过，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中国农民是与地区以及跨地区贸易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该网络则包含着以宗教实践、戏曲与说书为形式的文化交换。在普通人的头脑中，至少有着作为民族国家前身的帝制政府的模糊图景。地位较高的旧士绅—地主抛弃了乡间，只留下“土豪劣绅”、军阀以及土匪来支配乡村政治。不过，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部分地被头脑进步的青年——通常当着教员——填补了。这些人出生于家境较为宽裕的农民以及小地主阶级家庭，他们从中学与师范学院返回村镇，构成了激进思想与行动的节点。像毛泽东这样受过教育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到处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人要么加入国民党，要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农民协会则通常是通过学校组织起来的。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极度反日。由此，参与式民族主义或公民权这样的现代观念与先前存在的国家概念结合了起来，创造出农民民族主义的根基。日本侵华正好为这一大众民族主义打好了基础，日本人则成了它的标靶。正如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在反满中形成汉民族感，大众民族主义形成于抗日之时。
[10]

这并不是说日本人造就了农民民族主义，因为基础早已打下，不过，就传播而言，日本人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共产党就将阶级动员与抗日联系在一起。
[11]

在通过革命运动锻造民族认同方面，中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以美国为例，除“粗俗个人主义”外，在美国民族认同中，还包括许多复合在一起的观念——有进取心与创新能力的民族，独立自主又纪律严明的个人，以及以商业自由为荣。
[12]

无论这一复合体在殖民地时期有何种根源，它根本上都是在美国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是对腐朽欧洲的自觉回应。有些类似的是，中国民族认同是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腐朽势力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出来的，从一开始，激进知识分子就直觉地领悟到了日本侵华所带来的民族建设潜力。带着出自愤怒的希望，左派欢迎侵略的来临，要以此清扫旧社会，一洗对日妥协这些年中爱国者的愤懑。以共产党作家郭沫若1937年的诗为例：

听到上海空中的炮声，

我自己只有欢喜。

这是我们民族再生的喜炮，

我们民族有了决心要抗敌到底。
[13]

这里看不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中国乡村中的苏维埃——的踪影。郭沫若用的是民族语汇，召回了梁启超的“新民”之梦——现在要通过战争的清洗来实现。旧社会是腐败的，20世纪头十年涌现出来的现代化新精英也失败了。能拯救中国的只剩下群众。郭沫若终究还是将我们带回到了阶级这里。

可能没有人像毛泽东这样清晰地将阶级与民族联系在一起。他创造出一套中国历史的大叙述，将民主或社会正义与平等最终与国家“富强”（或者说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有着独一无二的能力，可以将千百万个人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和希望关联起来。
[14]

毛泽东主义的叙述开始于古代，中国规模巨大的农业文明就是由农民阶级负担起来的。懒惰的地主垄断了知识与土地，不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虽然农民起义这一“革命传统”从未能成功推翻地主制，但并不因此减损其高贵。毛泽东将这一高贵的阶级传统与“汉族”的特别品质联系了起来，他在延安宣称：“汉族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
[15]

革命、阶级与民族认同结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过，比起这一年代久远的故事，毛泽东更感兴趣的是19世纪西方列强的入侵。外国人以及他们的中国帮凶——罪恶的买办阶级——背叛了国家，用鸦片毒害人民，让中国事实上沦为殖民地，剥削中国劳工，夺走了中国与生俱来的雄视世界的权利。廉价进口物夺去了中国人的工作，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代表着完全反动性质的“封建势力”的仍是中国地主阶级。他们毫不在乎中国主权的丧失，反对任何物质或精神进步，只感兴趣于维持自己对农民阶级的剥削。

毛泽东主义提供了挫败与丧失的历史寓言，它有助于赋予个人的损失与创伤故事以意义。从前的安逸家庭，现在衰败了。某家祖父鸦片成瘾，并开始出卖田地；另一家父亲得了病。婚丧的花费让想要合乎礼仪地尊敬先祖、安抚子孙的家庭陷于破产。颇多中国主要知识分子来自衰败中的士绅家庭，包括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讽刺作家鲁迅以及自由主义者胡适，更不用提像周恩来与邓小平这样的共产党领袖。或许这解释了他们为何一般会缺少对旧社会的怀旧感。自然，千百万农民的个人故事要更残酷许多，最微小的挫折就会导致赤贫。当然，在毛泽东主义的宣传中，不会有像毛家这样社会地位上升的农家的位置，由城市资本主义造就出的新富也只不过是衰败的代表。毛泽东主义叙述的要点在于，整个中国都是受害者。不过，它有光荣的未来。中国将既变成新国家（反帝）又变成新社会（阶级斗争），在其基础上，会建立起一个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流光溢彩的文明。甚至在抗日战争最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仍在用简明的言辞讲着“新社会”。“受苦受难”的“工人”与“群众”将会“翻身”，且“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用语变成了日常的说法。

这一基本的阶级—民族叙述被程式化了，并在民众之中广为传播。“诉苦会”重新展现个人的苦难故事，在主观上，农民把再次体验自身困苦当成作为完全成员加入新社会的先决条件。“斗争会”则在现实与仪式两个层面惩恶扬善，打开解放或救赎的大门。“救赎”不仅针对选定的个人，而且也是群众（由党所代表）给予作为整体的国家的礼物。通过宣称国家属于群众，共产党人确定国家就是
群众，用阶级术语来讲就是正在创造无阶级社会途中。公民权成了关于阶级与激进行动主义的问题。以这种方式，民族主义将政治领域扩展到国家这里，包括的是被设想为英雄的全体人民。这样，通过群众参与的神话与意识，政治得以进行，不久之后，除了“黑五类”，所有人都被要求
参与进来。

共产党民族主义的力量在于，其不仅有能力解释社会现实，更有能力改变它。认定所继承的整个社会结构已破产，这需要巨大的跳跃式想象，并不会自动从压迫或剥削中产生出来。若不是王朝体系崩溃以及继承者无力组建正当政府，中国农民就不可能转而反抗现状。两件事发生了。首先，地方精英失去了自我价值感。其次，新的实现个人与集体抱负的办法摆在了农民面前。在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中，儒家仁政政府的旧神话被激进派儒生所摧毁，随后，共产党认定，苟延残喘的权力结构是不正当的，并教导农民要相信一个新的能动者——他们自己。20世纪40年代，村一级的团体提供了团结的新基础，并最终提高了生产。这是对新社会最可靠的展示。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以及贫雇农团体将个体农民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了起来，由此将农民认同整合入国家认同之中。

然而，国家认同并未被整合入农民认同之中。更确切地说，共产党革命并不仅以农民理想为模型，其目标还有现代、理性与工业现代化。在革命过程中，能够动员人口与物资的强大国家官僚机构被建立了起来。它将党、军与政几方面结合起来，深入到每一座城市街坊与每一个小村落。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才刚刚开始。

注释

[1]
Jack Belden，China Shakes the World（《中国震撼世界》），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0，p.30（修订版）。

[2]
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ma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252-281.

[3]
Skocpol将这一分析应用到法国（1789年）、俄国（1917年）与中国。参见上书，pp.284-287。

[4]
Lucien Bianco（毕仰高），“Peasant Movements”；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Reble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5]
John Fitzgerald，“The Republic of Sentiment-Representing the People in Modern China，” “现代中国的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 State”）国际学术会议论文，近现代史研究学会，台湾南港，2002年12月13—14日。

[6]
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五颗星有时会被解释为意指五个民族，但这并不是它的原意。

[8]
在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中，历史学家Pamela Crossley（柯娇燕）展示了在18世纪，此类认同（尤其是满与汉）是如何作为清朝政策的直接后果被建立起来的。

[9]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New Left Books，1983）.

[10]
Prasenjit Duara（杜赞奇），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77。该书强调，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共同的反帝斗争开始界定出民族；不过，大众民族主义也有着阶级基础。

[11]
这点见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该书虽有些夸大，但仍是有价值的。

[12]
Gordon S.Wood，“Early American Get-Up-and-Go，”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7，no.11（29 June 2000），pp.50-53.

[13]
郭沫若：《抗战颂》（1937年8月19日）。引自Chang-tai Hung（洪长泰），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1937-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272。

[14]
David E.Apter and 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esp.pp.69-106.

[15]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同上书，p.93。对比Stuart Schram（施拉姆），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1969），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