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探索内心世界

公元前7世纪的一场心理学实验

来自神灵的旨意

心灵的发现

第一部分 前科学心理学

第一章 猜想者

第一节 荣耀归于希腊

第二节 先驱

第三节 “思想的接生婆”：苏格拉底

第四节 理想主义者：柏拉图

第五节 现实主义者：亚里士多德

第二章 学者们

第一节 漫长的休眠

第二节 罗马拿来者

第三节 教父改造者

第四节 教父折中者

第五节 黎明前的黑暗

第三章 原型心理学家

第一节 第三次造访

第二节 理性主义者

第三节 经验主义者

第四节 德国的先天论

第二部分 新科学的奠基人

第四章 物理主义者

第一节 魔术师——诊疗者：梅斯梅尔

第二节 颅相者：加尔

第三节 机械论者

第四节 特别的神经能量：穆勒

第五节 最微可感知区别：韦伯

第六节 神经生理学：赫尔曼·亥姆霍兹

第七节 心理物理学：费希纳

第五章 捷足先登者：冯特

第一节 现代心理学的诞生

第二节 首位心理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第三节 孔维特楼里的稀奇事

第四节 冯特心理学

第五节 难以道说的变迁

第六章 我行我素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第一节 “这不是科学”

第二节 可爱的天才

第三节 奠基者——美国心理学之父

第四节 卓越心理分析家的概念

第七章 纵深探索者：西格蒙得·弗洛伊德

第一节 关于弗洛伊德

第二节 催眠医师

第三节 心理分析的发明

第四节 弗洛伊德的新发现

第五节 动力心理学：早期论述

第六节 成功

第七节 动力心理学：发展及修正

第八节 衰微与复兴

第八章 测量者

第一节 “何时想数，就数吧”：弗兰西斯·高尔顿

第二节 高尔顿的困惑

第三节 走近心理年龄：阿尔弗雷德·比内

第四节 测试旋风

第五节 智商之争

第九章 行为主义者

第一节 老问题，新答案

第二节 行为主义原理的两大发现者：桑戴克和巴甫洛夫

第三节 行为主义先生：约翰·华生

第四节 行为主义的凯旋

第五节 新行为主义者：斯金纳

第六节 失势与衰落

第十章 格式塔学派

第一节 可视错觉与新的心理学

第二节 思维的再发现

第三节 格式塔定律

第四节 够不到的香蕉及其他难题

第五节 学习

第六节 失落与成功

第三部分 专业化与集大成

引子：心理学的裂变与心理学诸学科的融合

第十一章 人格心理学家

第一节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第二节 人格的基本单位

第三节 人格测量

第四节 乱中求序

第五节 后天养成的性格

第六节 身体、基因和性格

第十二章 发展心理学家

第一节 “橡树再大，也得从橡子中长出”

第二节 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

第三节 巨人与宏论

第四节 认知发展

第五节 成熟

第六节 性格发展

第七节 社会性发展

第八节 生命全程的发展

第十三章 社会心理学家

第一节 无人区

第二节 多重父系的社会心理学

第三节 定案

第四节 前进中的探索

第五节 社会心理学的价值

第十四章 知觉心理学家

第一节 有趣的问题

第二节 看待“看”的风格

第三节 看见形状

第四节 看见运动

第五节 看见深度

第十五章 动机与情绪心理学家

第一节 基本问题

第二节 肉体理论

第三节 ANS及CNS理论

第四节 认知学说

第五节 缝缝补补的被子

第十六章 认知心理学家

第一节 革命

第二节 二次革命

第三节 记忆

第四节 语言

第五节 推理

第六节 思维是计算机吗？计算机是思维吗？

第七节 谁是获胜者？

第十七章 心理治疗师

第一节 发达的行业

第二节 弗洛伊德的支脉：动力心理治疗者

第三节 作为实验动物的病人：行为疗法

第四节 全在脑海里：认知疗法

第五节 疗法种种

第十八章 心理学的利用与误用

第一节 知识就是力量

第二节 改善“人性设备”的人性用途

第三节 改善人类与其工作的协调关系

第四节 测试的利用与误用

第五节 隐性说服：广告与宣传

第六节 法庭心理学

第七节 界限之外

第十九章 今日心理学

第一节 心理学家素描

第二节 学科素描

第三节 分裂

第四节 心理学与政治

第五节 状态报告

图书代号：SK15N0490

THE STORY OF PSYCHOLOGY by Morton Hunt

Copyright©1993 by Morton Hun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year)

by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版权登记号 25-2013-0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的故事 ：精编普及版 / (美) 亨特著 ； 寒川子，王梦迪

编译.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5.9

ISBN 978-7-5613-8209-7

Ⅰ.①心…　Ⅱ.①亨… ②寒… ③王…　Ⅲ.①心理学—通俗读物

Ⅳ.①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868号

心理学的故事：精编普及版

XINLIXUE DE GUSHI：JINGBIAN PUJIBAN

［美］莫顿·亨特 著　寒川子　王梦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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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　凌　梁　菲

责任校对　赵荣芳

特约编辑　简　雅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24

插　　页　1

字　　数　376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209-7

定　　价　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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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探索内心世界

公元前7世纪的一场心理学实验

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埃及受制于国王普萨美提克一世。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普萨美提克建立的卓越功勋数不胜数，其中包括将亚述人驱逐出境，使埃及的艺术和建筑发扬光大，为社会积累了令人炫目的巨额财富，等等。更有趣的是，他还别出心裁地构想并指导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心理测试。

很久以来，埃及人自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普萨美提克出于好奇，决定探索并证明这一观念。像其他优秀的心理学家一样，他的实验起始于一个假设：如果孩子在出生之后即被剥夺学习语言的机会，那么，他们就会本能地说出某种最原始的语言——人类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语言。普萨美提克认为，这个语言应当是最古老民族的自然语言，而他想证明的是，这个最古老的民族是埃及人。

为证实这种假设，普萨美提克征召了两个出生于社会下层的婴儿，然后把他们交给一个边远地区的牧人抚养。两个孩子被安置在相互隔离的小屋里，得到舒适的食宿与照料，但不让他们听到任何言语。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追溯了这个故事的真正起源。故事出于麦菲斯的赫菲斯托斯教堂牧师之口，那牧师说，普萨美提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倾听两个婴儿在咿呀学语时所发出的第一个音符是什么。

实验成功了。在孩子两岁时的某天，当牧人打开房门时，孩子们跑向他，不停地重复一个单词：“贝克斯”。对于牧人来说，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因而没有在意。然而，由于两个孩子此后经常叫喊“贝克斯”，他就将此报告给普萨美提克。普萨美提克传令把孩子们带来，亲耳听到他们口中说出的“贝克斯”。他不知所云，让人四处探访，从弗里吉亚人那儿得知“贝克斯”是他们的语言，意思是“面包”。

这个结局让普萨美提克颇觉失望，因为它无疑是在告诉他：比埃及更古老的民族是弗里吉亚。

今天的我们倒是可以聊以自慰了。通过对隔离条件下所抚养大的孩子的研究，我们已经得知：世界上绝对没有天然语言，一个从未听过别人说话的孩子是不可能说话的。普萨美提克受束于一个假设，又想当然地把一个咿呀之音认定为真正的单词。

虽然如此，我们仍要敬佩他，因为他的所有努力皆为证明一个假设，而且，这一实验基于这样一个观念：大脑通过内在进程形成思想的概念，可以通过实证取得。

来自神灵的旨意

在普萨美提克之后的数代人中，再没有人对人类思想及感觉的形成进行研究、推理与评测。无论在埃及还是在其他任何国家，没有人思考过或尝试寻求过——更不用说影响过——人类自己的思维运转机制。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看作是鬼神等作用的产物，古代记载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譬如，约公元前2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曾多次以神的“命令”——通常通过统治者的口谕——指导人们在哪里及如何种植庄稼、授权予谁及向谁宣战等。典型一例是刻在泥土锥形柱上的一段文字：

克什姆的麦西林国王在其法神的旨意下负责那个地区的种植，并筑造一块石柱……宁格苏，恩格尔（另一神）的英雄，按法神的旨意发起对乌姆的战争。

早期人类如何假定其思想与情感的更为具体的描写可见于《伊利亚特》。它记载的是公元前9世纪荷马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所描写的公元前11世纪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事情。

在《伊利亚特》里，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都由众神直接输入他们的脑海之中，史诗在开场白里把这一点表达得清清楚楚。故事从特洛伊被困的第9年开始，当时，希腊军队正为瘟疫所困，阿喀琉斯认为，他们也许应该从岸边撤离：

阿喀琉斯把他的士兵召集起来，此行为源于白臂天后赫拉的旨意，因为赫拉看到希腊人一个个死去非常同情……阿喀琉斯对士兵们说：“我们要想逃脱战争和瘟疫带来的死亡，我认为我们必须撤退，返回家乡。”

诸如此类对思想与情感的解释不时出现在《伊利亚特》中：

当希腊军统帅阿伽门农掠夺阿喀琉斯的情妇之后，抓牢阿喀琉斯的黄色头发，警告他不能伤害阿伽门农的是天神……带领勇士冲入敌阵的是天神，在关键时刻给士兵以训示的是天神，争论并教导赫克托耳如何如何的仍是天神。

其他一些古代民族，甚至在几个世纪之后，仍然相信他们的思想、视觉和梦是神的旨意。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波斯帝国的建立者居鲁士大帝，于公元前529年进入敌对的马萨格泰人的领地。当天晚上，他在睡梦中看到部将西斯塔斯普斯的儿子大流士双肩长出了一对翅膀，一只遮住亚洲，另一只遮住欧洲。居鲁士醒来，把西斯塔斯普斯传唤过来，对他说：“我察觉你的儿子正在密谋杀害我，意欲篡夺我的王位。我肯定这一点。天神一直关注着我的安全，并在每次危险来临之前警告我。”

居鲁士大帝复述了他的梦，命令西斯塔斯普斯返回波斯，告诉其儿子大流士，在大帝击败马萨格泰人之后前来晋见（然而，居鲁士却为马萨格泰人所杀）。大流士后来确实成为国王，但并不是通过密谋杀害居鲁士所得。

古希伯来人也持相近的观点。《圣经·旧约》中，很多重要的思想都被看作是上帝的旨意。开始是上帝亲自发话，后来只听到上帝的声音。这里举三个例子：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像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创世记》，15：1）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约书亚》，1：1—2）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1：1—2）

紊乱的思绪和疯狂同样也成为上帝或其派遣的恶魔的杰作。《申命记》中把神智错乱看成是上帝对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的诅咒和惩罚：

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申命记》，28：28）

扫罗突然发生精神错乱，可归咎于上帝派遣的一个恶魔。大卫要给他弹奏竖琴以缓解病情：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儿来扰乱他……从神那儿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撒母耳记》上，16：14、23）

当大卫作为勇士的名誉超过扫罗时，恶魔的势力又猖獗一时：

次日，从神那儿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把大卫刺透，钉在墙上……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撒母耳记》上，18：10 — 11，19：10 ）

心灵的发现

公元前6世纪，似乎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发展。在印度，佛教把思想归因于人们的感觉和知觉，认为感觉和知觉逐渐而自然地形成思想。在中国，孔子强调思想和行动，认为它们的力量存在于人的体内。

变化更大的是希腊。在那儿，诗人和贤士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思想和感情。例如萨福，她就没有把嫉妒看成是神的惩罚，我们可以欣赏到她是如何用现实主义的口吻来描述因嫉妒所受的折磨：

对我来说，神灵就像欢快的

男子在你面前，盯着你

挨紧你坐下，默默地聆听

你银铃般的声音和

恋人般的憨笑

噢，这——这——搅动着

我胸腔内那颗不安的心

只要我能看到你，哪怕只一眼

我愿意失去声音

是的，我的舌头断裂，周身之上

自心底涌起一股烈焰

我一无所见，任凭一声咆哮

响彻在我的耳畔

——阿提斯颂歌

刻在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一句千古名言是：认识你自己。

此后几十年里，希腊在思想、科学、艺术方面陡然出现一个令人惊叹的全盛时期，人类知识在不到3个世纪里增长近40倍！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是哲学这个全新领域的出现与繁荣。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里，有这么一小部分贵族，尽管没有先进的设备和确凿的数据，却善于思考，善于用激情来理解世界与人类自身。他们仅通过观察与推理来看待和解决许多领域里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天体、宇宙、物理、形而上、伦理道德、美学和心理学等。

当时，哲学家们并没有用“心理学”（该词产生于1520年）这个术语，也不把它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他们还是识别并对几乎所有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假设。从那时起，这些问题一直受到学者和科学家们的关注。

这些问题包括：

——世界上是否只存在一种物质？思想是否与物质不同？

——人有灵魂吗？人死之后灵魂是否独立存在？

——人的思想和身体是怎么连在一起的？思想是不是灵魂的一部分，如果是，它是否可以存在于人的身体之外？

——人的本质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后天经验所得？

——人如何了解自己的所知？我们的观念产生于心田中呢，还是产生于感知和经验？

——感知是怎么起作用的？人对世界的印象是否真正代表真实世界的存在？人又是如何知道是或不是？

——获取真正知识的正确途径是纯粹的推理呢，还是通过观察所得来的数据？

——逻辑思维的原则是什么？

——是什么导致了不合逻辑的思维？

——是思想引导感情，还是感情引导思想？

不得不感叹，希腊哲学家的探索目标与当代心理学家完全相同：探索人类行为的起因。对人类发展来说，希腊哲学家所倡导的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当比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更为重要。

这些探索让我们明白：人类可以观察、理解，最终甚至引导并控制自己的思维过程、感情及“产生的”行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成为这个星球上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物种：唯一能够审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且能对之进行改变的动物。尽管在体格上我们与3000年前的人类差别甚微，但在文化上我们却属于全新的人类，因为我们已变成具有心理认知的动物。

这次心灵之旅迄今已历经2500个春秋。《心理学的故事》所涉及的主题正是这次旅程，是人类对行为的真正原因的不懈探求，是所有人类探求的最大释放。

第一部分 前科学心理学

第一章　猜想者

第一节　荣耀归于希腊

“在所有的历史中，”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比希腊文明的突然崛起更令人吃惊，或更难于理解。”

直到公元前6世纪为止，希腊人的大部分文化都借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邻近的国家。然而，自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他们却产生了一大批属于自己且极具特色的新文化。这些文化琳琅满目，他们从中创造了复杂而全新的文学、艺术和建筑形式，编著了第一批真正的史书（与单纯的编年史相对而言），发明了数学和科学，建立了学校和体育场所，并创建了民主政体。

接踵而至的西方文明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希腊文明直线发展而来的，尤其是过去25个世纪中的西方哲学和科学，基本上都奠基于那些伟大的希腊先哲们对世界本原的理解与探索。进一步说开去，心理学的故事更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长篇，是代代相传的持续努力，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回答那些伟大的先哲们早就提出的有关人类心灵的问题。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希腊先哲们突然间开始使用心理学，或者至少说，使用准心理学的一些术语来概括人类的精神过程。散落在地中海附近的大约150个城邦国家尽管拥有神圣的庙宇、优雅的雕塑和喷泉，以及熙熙攘攘的集市，但人们的生存状况在很多方面还是相当原始的。

人们会推测，这样的生存状况不可能有助于他们思考诸如心理学这样细腻的课题。

当时，只有很少人会读能写,而他们也不得不花费极大的力气在蜡版上擦刮，或为永久记录起见，干脆书写在成捆的纸莎草或20～30英尺长、卷在一根棍子上的羊皮卷上。书籍（实际上是一些手工抄写的卷册）非常昂贵，用起来也相当麻烦。

因为没有钟，也没有表，希腊人对时间的感觉非常原始。日晷只能提供粗略的时间，而且不容易搬运，阴天更是帮不上忙。用于限制法庭辩论时间的水钟（在中国叫漏壶）只不过是一些注满水的大碗，它有一个小孔，里面的水约在6分钟内流完。

当时，照明是由飘来闪去的油灯提供的。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拥有安装自流水的浴室，大多数人缺少洗浴用水，只能用油擦洗身体，再用新月形的刮板把油污刮走，从而达到清洁自己的目的（所幸的是，在希腊，一年中大约有300多天都阳光灿烂，雅典人大部分时间尽可以在户外生活）。城市的街道很少铺有石头，大多是土路，晴天里尘土飞扬，雨天里满是泥泞。成群的骡子或没有弹簧、破损不堪的马拉车辆构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消息偶尔依靠烽火台或信鸽传达，但最经常的仍然是专人徒步跑送。

雅典——希腊文化的中心，人们无法养活自己。它的周围平原上土地贫瘠，大小山头尽是石头和不毛之地。雅典人的主要食品靠海上贸易和征服外族供给（雅典人建立了多个殖民地，并一度控制了爱琴海，接受其从属城邦国家的贡奉）。然而，船只上虽然挂着船帆，但雅典人只知道顺风操舵。逆风航行或驶入风区（其他风向）或风平浪静时，他们只好强迫奴隶们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摇桨，航速最多只能达到每小时8英里。他们以这样的方式为遥远战场上为雅典利益而战的军队运送给养，而这些军队仍旧像他们的先祖们一样，使用长矛、短剑和弓箭作战。

希腊工厂和银矿的大部分劳力也都由奴隶们构成。人类肌肉尽管比现代机械脆弱得多，可在那时，却是除了驮货运输的牲畜之外，唯一的动力之源。奴隶制事实上形成了希腊城邦的经济基础。希腊军队从海外劫掠男人、女人和儿童，并让他们构成许多城邦的主要人口。即使在民主的雅典及其邻近的属城阿提卡，总人口31.5万中至少有11.5万是奴隶。在另外20万自由人中，只有4.3万名男子真正享有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因为他们的父母皆是正宗的雅典人。

综上所述，人们不大可能期盼从这样的生活方式里诞生具有思想与探究的哲学，或其分支——心理学。

那么，用什么来解释希腊人令人惊叹的智慧成就，特别是雅典人的成就呢？有人半开玩笑地提到了气候。西塞罗说，雅典的清新空气对雅典人思维的敏捷不无帮助。一些现代分析家推测，雅典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户外，可以经常地相互交流思想，引发出疑问和思维。另一些人则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商业和征战使雅典人和其他希腊人保持其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并使他们对人类差异的起源感到好奇。还有一些人认为，城邦间文化的相互影响无疑使希腊文化具有一种杂交的活力。

没有一个解释真正令人满意。不过，如果把各种解释加在一起，也许能令人满意一些。雅典人及其盟友在击败波斯人之后，终于抵达其巅峰，也即他们的黄金时代（前480—前399）。胜利、财富及重建被波斯首领克塞克西斯烧掉的雅典卫城的庙宇的需要，外加上述的种种有利影响，可能造就了这么一个具有文化鉴赏力的群体和一次创造力的爆发。

第二节　先驱

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早期的一些希腊哲学家不断思考，试图对人类的精神过程提出合乎自然的解释。后来他们的假说成为西方心理学的核心。

他们是什么人？又是什么引发他们，或至少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考虑人类的认知问题呢？

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泰勒斯、阿尔克迈翁、恩培多克勒、恩那斯索哥拉斯、希波克拉底、德谟克里特等——他们里面许多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即使那些我们略知一二的，也大多是通过圣徒传播和传奇故事了解而来。

比如，最早的哲学家之一，泰勒斯（约前624—前546）是个心不在焉的梦想家。他曾在研究夜晚的天空时因过于沉迷于自己的光辉思想而跌入水沟，弄得狼狈不堪。他对金钱毫不在意，直到有一天，他因为贫穷而遭人奚落。迫于饥寒，在一年冬天，他用渊深的天文知识预测来年橄榄必将大丰收，于是就把那个地区所有的榨油机低价租赁，再以高价租出，果然大赚了一笔。

爱好散布小道消息的编年史学家告诉我们，生活在西西里南部阿克勒加斯的恩培多克勒（前500？—前430）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他能控制风向，甚至还让一位已死去30天的妇女起死回生。他相信自己是一位神灵，因而在年迈之时跳入埃特纳火山，希望死后不留下一丝痕迹。后世一位诗人为他写诗赞道：

伟大的恩培多克勒，一颗燃烧的魂灵；

一头扎入埃特纳火山，把自己整块烤蒸。

然而，埃特纳火山却把他的青铜拖鞋喷射出来，飞落在火山口的边缘上，这无疑是在宣告他并不是永生的。

仅靠这些细节，我们是难以探究这些心理哲学家的，假如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他们中没有一个流传下来什么记录来说明他们思考的方式及其对心理机制产生兴趣的原因。

那时，由于条件限制，进行实实在在研究的人非常少，不过也有。比如居住在意大利南部柯诺东城的一个名叫阿尔克迈翁的外科医生，就对动物做过解剖（当时禁止人体解剖），发现视神经是连接眼睛和大脑的纽带。然而，大多数人不是实验者，而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士，他们从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观察入手，试图推断出世界和思维的本质。

这些心理学者往往在散步时，或与弟子们坐在城镇的集市上，或在其所在学院的院落里，进行他们的推理，或就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无休无止的争辩。然而，他们的作品除了被后世人引用以外，几乎没有流传下来。

从后世作家引用过的那些有趣又令人费解的典故来看，哲学家们针对“Nous”（灵魂或思维）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它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似乎触不可及却又实际存在的东西是怎么与身体联系起来，并对它施加影响的？

泰勒斯曾经思索过这些问题。唯一对他的思想进行记载的是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中的一句话：“从与其（泰勒斯）有关的一些奇闻逸事进行判断，他认为灵魂是运动的动因。如果他是对的，他就认定，磁石也是有灵魂的，因为它引起了铁的运动。”

这表明，泰勒斯认为灵魂或思维是人类行为的本源，它的运动方式是身体内在的力量。这个观点与早期希腊人认为人类行为是超自然力所致的观点大相径庭。

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外科医生阿尔克迈翁及一些哲学家提出，“Nous”存在、思维进行的地方是大脑，而不是心脏或其他器官。很多人纠结于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即思想的原材料如果不是从神灵那里得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阿尔克迈翁

阿尔克迈翁曾说过，感觉器官把知觉送往大脑，然后，我们在思考和转化的过程中形成观念。阿尔克迈翁及其他人极感兴趣的是，感觉是如何从感官传送到大脑里去的？

他认为，知觉一定是从感觉器官经过空气通道到达大脑的。他从未见过任何通道，但理性告诉他，肯定是这样。虽然阿尔克迈翁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通道也根本不存在，但强调知觉是知识的来源这一观点，却是认识论研究人类如何获取知识的开端，它为此后围绕这个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辩论奠定了基础。

普罗塔哥拉

普罗塔哥拉（约前481—前411）是诡辩学者（这个词当时并不指谬误性的推理，而是指“智慧之师”）中最有名的一个。他说，由于知觉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因而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断言使其弟子和当时的人们一度陷入困惑。他著名的格言是：“人是所有事物的尺度。”

他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任何给定的事物，对我来说都是在我看来的存在。如果对你来说它有所不同，那就是它在你面前所呈现出的样子。所以，对于每一个感知者来说，任何一种知觉都是真实的。

哲学家大都支持这个观点，政治家却认为它具有颠覆性。普罗塔哥拉在访问雅典时，毫无戒心地将这个理论搬到宗教之中，宣扬说，无论什么都无法使他确认是否存在一个上帝。结果此言惹起众怒，愤怒的集会者将他轰走，烧毁了他的作品。他一路逃窜，淹死在逃往西西里岛的途中。

德谟克里特

阿布德拉人德谟克里特（约前460—约前370）是当时最有学识的人，他对人类的错误思维大多进行嘲弄，因而被称作“爱嘲笑的哲学家”。

实际上，他获得声名的最大原因，倒不是因为他的心理沉思，而是因为他的杰出猜想。他猜想，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不可见的粒子（原子）构成的，它们的外形彼此不同，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连接在一起。这个结论是他在没有任何实验工具的情况下仅凭推理得出的，这个学说经后人证明是绝对正确的。

从原子理论出发，德谟克里特得出了有关感觉的解释。每种物体都会在原子上留下自己的空气图像的印迹，这个印迹会顺着空气前进，最后到达观察者的眼睛，并在那里与其原子产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被传送至心田，然后按顺序与其原子相互影响。

尽管这个解释的细节大部分是错误的，但德谟克里特却猜出了今天的视觉理论，即从一个物体发散出来的光子会传送至眼睛，射入眼睛后刺激视神经的末梢，再由它将信息传送入大脑，并在那里对大脑的神经元产生作用。

希波克拉底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前460 —前377）最大的贡献是把医学从宗教和迷信中分离出来。他说，所有的疾病都不是神灵的作用，而是有其自然原因。他的一整套对健康和疾病的解释，是以当时普遍流行的物质理论为基础的。

他是医生的儿子，出生于希腊的科斯岛，他声名远播，甚至连偏远地方的统治者也来找他看病。

公元前430年，雅典城发生瘟疫，请他前去救治。他看到一些铁匠似对瘟疫有免疫能力，于是命令在全城各处的广场上烧起炉火。根据传说，瘟疫就这样被控制住了。在70多本署着他名字的书籍中，只有少部分是他所写，余下的多是其弟子秉承其思想撰写的。其中一些确有真知灼见，另一些却荒谬不经。比如，他强调饮食营养，主张锻炼身体，不要依赖药物。然而，对许多疾病他却极力推荐断食治疗，其理论是，我们越是给有病的身体喂食，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当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认为，世界是由四种元素——泥土、空气、火和水——组成的。它们被一种他叫作“爱”的力量按照不同的比例黏合在一起，或被一种相反的他叫作“冲突”的力量分散开去。

希波克拉底借用了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理论，并将之运用到身体方面。他说，良好的健康是四种身体流体或体液左右平衡的结果。四种体液对应四种元素——血对应火，黏液对应水，黑胆对应泥土，黄胆对应空气。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中，医生们将许多疾病归结为体液失衡。他们通过抽掉某种过剩的体液（如放血）或通过某种药物弥补某种不足的体液，对病人进行治疗。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这种治疗方法，尤其是放血，所造成的损害不可估量。

然而，希波克拉底学说的前提──影响人性格和健康的是生物学元素——却在最近得到证实。神经生理学家和大脑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证实，由大脑细胞产生的物质可以促进思想过程的发生。他们确认，外来的物质如药物或毒素等，会扭曲或干扰这些过程。希波克拉底竟然与这个认识如此接近！

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心理哲学家的心理冥想确实令人叹服。他们没有实验室，没有方法论，也没有经验主义的证据——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开拓的思维与强烈的好奇心——但竟辨识并解释了一系列杰出的课题，发展出一套自他们的时代起直至我们这个时代都至关重要的心理学理论。

第三节 “思想的接生婆”：苏格拉底

我们现在遇到一位与前面那些有影无形的人物完全不同的人，一位真正的人，一位活泼的人。他的长相、生活习惯和思想都有完整的记录。他就是苏格拉底（前469—前399），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与以感觉为基础的学说完全冲突的知识理论的倡导人。

我们知道许多关于他的事迹，因为他的两位弟子，柏拉图和历史学家兼军人色诺芬，详细地写下了他的深思结果。不幸的是，苏格拉底本人却什么也没有写出，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流传下来的，而他在这里所说的许多言论，却极有可能是柏拉图为达到某种戏剧效果而借用苏格拉底之口表达出来的他自己的观点。然而，苏格拉底对心理学的贡献则清晰可辨。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极盛时代的前半个时期，当时，哲学和艺术空前繁荣。他在年轻时代着迷于普罗塔哥拉、芝诺及其他人的哲学。他很早就决定终生从事哲学研究，但他跟诡辩学者不一样，他在教学时从不收费。他常常与任何想与他讨论思想的人进行对话，有时兼做石匠和雕匠。他喜欢思想和辩论所带来的快感，厌恶金钱买来的舒适。他甘于清贫，一年四季只穿一身简朴而破旧的长袍，从不穿鞋。有一天，他在集市上闲逛，突然愉快地大声欢呼：“啊，竟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

但他并不是苦行僧。他喜欢结交朋友，有时甚至还参加富人举办的宴会，而且坦然承认，当透过衣服看到一位青年的肉体时，他感到内心深处产生一股“火焰”。他长得非同寻常地难看，肚子特大，谢顶，鼻子短而扁平，嘴唇奇厚。朋友阿尔西比亚斯告诉他说，他长得像个色情狂。

然而，与色情狂不一样的是，他是谦恭、礼貌和自制的典范。他很少喝酒，即使喝酒，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保持贞操，甚至在恋爱之时。一天晚上，长相美丽但缺乏道德观的阿尔西比亚斯爬到苏格拉底的床上企图引诱他，却吃惊地遭遇一顿长辈般的训斥。“我认为自己已经受到玷污了，”按照柏拉图的《会饮篇》，他后来说道，“然而，我喜欢这个人做事的方式，还有他的自制和勇气。”

苏格拉底很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英勇作战，在战场上忍受饥寒的能力使其他战士万分吃惊。他长年教授学生，并因此被推上法庭，因为当时的雅典民主者认为他的教学使年轻人走向堕落。真正的问题在于，他蔑视当时的民主政体，并把许多贵族即那些民主者的政敌列入自己的弟子行列。他平静地接受了对他的判决，且拒绝逃跑，宁愿昂首就死。

特尔菲神谕曾宣布苏格拉底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可他却与这个宣告进行争辩。他的风格是，他喜欢宣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的唯一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宣称自己是“思想的接生婆”，一个只帮助别人产生其思想的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实际上，关于某些哲学问题，他有着许多坚定不移的观点。

然而，跟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对宇宙学、物理学或知觉没有任何兴趣，一切如其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所言：“我与物理思辨没有任何关系。”他所关心的只是伦理学问题，他的目标是帮助别人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他说，有品德的生活来自知识，因为没有人明知故犯，有意作恶。

在帮助弟子们获取知识方面，苏格拉底从不一味说教，而是采用辩证法向弟子们提出问题，这些问题会引导他们自己去一步一步地发现真理。从此以后，这种理论成为与以知觉为基础的理论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知识获取方式。

按照这种理论，知识即思想；知识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推理。推理会引导我们发现存在于我们自身的知识。有时，苏格拉底首先征询定义，再将他的对话者引入矛盾之中，直到新的定义形成。有时，他提供或征询一个例证，其合作者最终将从该例证中形成一个概括。有时，他会一步一步地引导对话者得出一个与刚刚说过的话互相矛盾的结论，或一个早已隐含在他的信仰之中他却不知道的结论。

苏格拉底引用几何学作为理想的模型以说明其方法。人们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通过假设和归纳，在已经知道的真理中发现其他真理。

苏格拉底的教学法极大地影响了心理学的发展。他的观点，即知识存在于我们自身，只需我们通过正确的推理就可发现的观点，成为不同时代伟大人物的心理学理论的基础。这些人有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康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一些现代的心理学家，

他认为，通过辩证法显示出来的人类固有知识的存在，证明了我们具有不死的灵魂，灵魂是可以与大脑和肉体分开存在的实体。灵魂永存，所以意识不因为死亡而停止存在。

在这个基础之上将建立柏拉图式和后来的基督教式二元论：世界分成意识和物质、真实和表象、观念和物体、推理和感知两大部分，每一组的前一部分不仅看起来比后一部分更真实，在道德上也更高级一些。尽管这些区别主要存在于哲学和宗教意义之上，但它们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影响着人类对自我理解的探索。

第四节　理想主义者：柏拉图

他的名字是阿里斯托克勒，可这个世界只知道他叫柏拉图，在希腊语中是“plato”,意为“宽阔”，这是他在年轻时代作为摔跤手时得到的绰号，因为他的肩臂甚宽。

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的雅典，父母都是有钱的贵族。他在青年时期就是个卓尔不群的学生，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喜欢的漂亮哥儿，而且还是个极有潜质的诗人。20岁那年他完成了一部诗集，就在准备将其上交给大奖赛时，却意外地听到了苏格拉底在一个公共场所进行的演讲。

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辩证法中所含的游戏成分俘获了这位摔跤手，也许是因为这位哲人思想的微妙之处吸引了这位严肃的学生，也许是因为这位大师的哲学中所含的宁静与安详极大地冲击了一个充满混乱与背叛、战争与失败、革命和恐怖的时代，这位贵族世系的后裔当场烧掉诗集，矢志投身于这位哲学家的门下。

柏拉图跟随苏格拉底学习了8年。他是个专心致志的学生，且不苟言笑。一位古代作家曾记载，没有人见他大声笑过。他的情诗有极少部分得到保留，有些是献给男人的，有些是献给女人的，可其真实性都值得怀疑。没有任何有关他的爱情生活的闲言碎语，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曾经有过婚姻。

他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中宣称，苏格拉底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智慧、最公正、最好的人”。在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离世之后，柏拉图逃出雅典，在地中海一带周游。之后他又回到雅典，为他的城邦而战斗，然后又四处漫游和研修。

40岁那年，他在与锡拉库萨的君主丢尼修谈话时，大胆地谴责了独裁政治。丢尼修大为震怒，下令逮捕他，并把他推到奴隶市场拍卖。幸好，一位有钱的崇拜者安里塞里斯成功地把他赎回，他再回雅典。朋友们募集3000德拉马赔偿安里塞里斯，被他拒绝了。于是，他们用这笔钱为柏拉图在郊区置买了一处房产，他便于公元前387年在这里开设了他的学院。

这座高等教育学院在接下来的9个世纪里一直是希腊的文化中心。可惜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柏拉图在这所学院活动的详细资料，只知道他在这里教授了41年，直到公元前347年他在80或81岁的高龄时逝世为止。人们相信，他合并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和讲座法，他通常会和学生一边在庭院中散步一边授课。

柏拉图大约有35次对话（至少一半是伪造的）——并不是供他的学生使用的，它们是用通俗形式演绎的半戏剧化的思想。他对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心理学的影响，虽然不是其贡献的主体，却也远远超过在他之前的任何思想家，甚至连此后2000多年间的哲人在内，也无人能望其项背，除了亚里士多德。

尽管大家对柏拉图心存敬意，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他对心理学的影响却是弊大于利。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他反对知识来源于知觉。在《泰阿泰德篇》中，他嘲笑知觉是知识的基础。如果每个人都是所有事物的尺度，那么，猪和狒狒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同样有效的尺度呢？因为它们也有感觉啊！如果每个人对世界的感觉都是真理，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跟神灵一样聪明，然而又比傻瓜聪明不了多少，等等。

柏拉图认为概念比我们感觉到的物体更为“真实”。关于“椅子”的概念，要比这把或那把物质的椅子更长久，也更真实。椅子会腐烂，然后停止存在，概念却不会。任何美丽的个人最终都会变老，变得满脸皱纹，然后死去，不再存在，可是，美这个概念却是永恒的。这就是柏拉图概念（或形式）理论的中心所在。现实是由概念或形式构成的，概念永生不死，物体则是短暂的。

他在《理想国》中说，想象一个山洞，里面关押着囚犯，他们只能看见由外面的火光映照进来的影子，这些囚犯把影子当作真实。其实这些影子全部来自他们自己和身边的物体。最后，一个人逃了出去，看见了实际的物体，知道自己一直在受骗。柏拉图像一位哲学家一样认识到，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真实的影子，现实是由概念的形式构成的。他的职责则是深入洞穴，把囚犯们领出来，让他们意识到什么是真实。

柏拉图把灵魂比作两匹小马，一匹马活泼而温驯（精神），另一匹狂暴而难以控制（喜好），两匹马被马轭约束在一起，由驭手（理智）驱赶。这位驭手以相当大的努力才使它们相互配合，协力向前。柏拉图没有进行过任何临床研究，亦没有对任何人进行过心理分析，就得出此等令人吃惊的结论，其高明程度直逼弗洛伊德对性格的分析。

柏拉图进一步说道——这是驭车手和马儿比喻中最为重要的信息——喜好不应该被彻底根除，只是应对其加以控制。如果我们的欲望全部受到压抑，就如同将马儿完全勒住不让其奔跑一样，永远无法达到驾驭它们奔向理智的目的。

第五节　现实主义者：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在学院学习了20年。然而，离开学院以后，他提出许多与柏拉图教给他的思想完全相反的主张，对哲学产生了与其恩师齐名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哲学，在更广泛的学科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逻辑和天文学、物理和伦理学、宗教和美学、生物学和修辞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

亚里士多德长什么样子呢？他的半身像显示的是一位英俊漂亮、留着胡须的男人，面容优雅而细腻。一位幽默的同时代人这样描述亚里士多德，说他生就一对小眼睛和一双棒槌腿，只是他极其聪明地用高雅的服装和无可挑剔的发式让人们及时转移了对这些小毛病的注意。

他通常是和蔼可亲的，待人热诚的，又十分率真。据说一个啰唆的人问他：“我的唠叨不休是否已令阁下烦透了？”他的回答是：“没有，真的没有——我根本没有听您讲话。”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出生于希腊北部的斯塔吉拉。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他家境富裕，也勤奋努力。在柏拉图大声诵读自己的对话时，心烦的听众一个一个地蹑着脚溜了出去，只有亚里士多德留在那里，直到对话的结尾。即使度蜜月，他也用大部分时间收捡贝壳。他在写作和研究时专注如一，使其在40年的时间里竟能完成170部著作。

他于17岁进入柏拉图的学院就学，在那里一直待到37岁。之后，他离开学院。有人认为他是在盛怒之下离开的，因为柏拉图在死前并没有指定他为继承人，而是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遗留给了自己的侄子。

此后的13年中，他远离雅典，先在小亚细亚为那里的国王担任哲学顾问，然后到莱斯博斯岛的麦迪伦就任过几年的哲学院院长。接着，他在菲利普国王的首都贝拉，给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做老师。这期间，他大量地读书，观察动物和人类的行为，笔耕不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对话形式刻写下来，据说都是文学杰作，只可惜全部散失了。流传下来的47篇，可能都是讲课笔记，或是只准备用于教学的讲稿。

49岁时，亚里士多德抵达自己的人生巅峰，重返雅典。尽管学院院长的职位再次空缺，可他仍旧未能当上。在此情况下，他自己开办了一所学院，即吕克昂，与之竞争。吕克昂位于城外，他在那里聚集了一些师生，开设了一个图书馆，还收集了一些动物标本。他早晨和下午都要授课，授课的过程一般发生在吕克昂学院里铺着石子的小路上。他与学生一边散步，一边讲授（“逍遥派”一词即由此而来）。他将一些研究领域交给学生去做，很像今天的一些大学教授，把学生的发现一本接一本地汇集在自己的作品中，从而使自己的学术产量大增。

在吕克昂任教13年之后，他被迫离开雅典。当时城里爆发反马其顿人的骚动，他因为与马其顿人联系过多而遭到攻击。他说，他离开的原因是想拯救雅典人，使其不至于对哲学再犯罪过（第一次罪过是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错误审判和杀害）。第二年（公元前322年），他死于腹痛，享年62岁或63岁。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天才，而且碰巧生活在一个特别适合他这种超凡天才的时代和地方。可是他的许多学说都在后世遭到推翻，大多科学作品也多存在于错误的学说中。

与他的恩师柏拉图的思想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从不相信灵魂天生就带有知识。柏拉图认为灵魂不灭，但亚里士多德几乎就要得出结论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人的思想意识之外存在。柏拉图认为，灵魂是被身体束缚的，所以灵魂的最高目标是从物质的束缚中逃脱出来。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灵魂无法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

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的一些评论现在看来毫无意义。然而，他的许多观察仍然很有见地。例如，他认为，经验重复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被记住。再如，虽只经历一次，但经验若发生在非常强烈的感情之下，则会比一些经历许多次的事件更容易记住。

在《论灵魂》和其他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也简要地处理或浮光掠影地触及过其他的心理学课题。虽然没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严加考察的，但这些评论的范围和见地令人惊叹。

正如罗伯特·华生（Robert Watson）所写：“对亚里士多德进行研究会得到惊奇的报答，人们会因为他就心理学的一些事情所产生的现代思想而感到惊讶……当然，他在许多所谓的事实上是错误的，他还略去了一些重大的课题，可是，他关于成长、感觉、记忆、欲求、反应和思想的总的框架却少有差错，简直与现代心理学毫无二致！”

第二章　学者们

第一节　漫长的休眠

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心理学在希腊突然出现和兴盛，更无法解释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17世纪的2000余年里心理学为何进入了漫长的休眠。

然而，“冬眠” “休眠”都是误导性词汇，暗含某种并不知情的意思，因为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二十几个漫长的世纪里，在社会的种种变形过程中，心理学没有垂死，更没有被人遗忘。总有知识分子继续提出希腊哲人曾经提出过的问题，并为之作答。但是他们的确没有什么重大创新，我们来简要了解一下他们。

德奥弗拉斯多斯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3年因政治动乱离开雅典。临行之前，他让自己的老朋友兼同事德奥弗拉斯多斯（Theophrastus）担任吕克昂学院的院长，此后又将自己的图书馆及所有作品的手稿遗赠给他。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他甚为重视。

德奥弗拉斯多斯（约前372—前286）的确是位杰出的师长和学者。他主持吕克昂，使其成功地运行了许多年。他是位口若悬河的演讲者，甚至有多达2000人同时前来听他演讲。他极为勤奋，在其一生中完成了227部——有人说是400部——有关宗教、政治、教育、修辞学、数学、天文学、逻辑、生物学及其他学科的著述，其中包括心理学。

德奥弗拉斯多斯的众多作品几乎全被后人遗忘，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创新，充其量是对前人已经产生的论断进行重述、编辑和评论而已。只有最为琐屑的《性格》一书因为内容比较有趣而流传后世。该书内容是一系列简短的讽刺性原型素描，如谄媚者、饶舌者和蠢人——这是一种后来非常流行的文学作品的最初样板。

希腊学者

希腊学者对前几个世纪的思想家的学说的编辑和批评，随着图书馆的增多而发达起来。几何学里，在欧几里得手中得到极大发展；流体静力学领域，在阿基米德手中有了划时代的发现；还有天文学领域，厄拉多塞通过计算地球的周长而极大地推进了这门学问的发展。

哲学却在衰落。由于战争的肆虐，前希腊城邦的社会秩序逐渐崩溃，人们产生厌恶与悲观情绪。哲学家们不再寻求最高真理，而是纷纷去寻求安慰。他们转而研究天文学、近东宗教，并对柏拉图主义进行神秘主义改造。他们将哲学变成狭隘的伦理体系，并从中学会如何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明哲保身。

在此情形下，心理学不再引起哲学家的兴趣。学者们大多只是在反刍和推敲大师们的假说。新兴的三大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弟子们只把自己的心理学讨论局限在德谟克里特的认识论上，修补细枝末节的错误，并根据他们的伦理学需要增加一些概念。

第二节　罗马拿来者

当东地中海世界在沉沦中进入没落和昏睡时，罗马却显出勃勃生机，越来越有进取精神。然而，尽管罗马人征服了整个东地中海区域，但其本身却被希腊文化征服。他们将希腊的文学、建筑、雕塑、宗教全盘照搬过来。

在哲学上，他们在照抄希腊人时却有所选择。他们关心的只是有关军事征服、对从属国土地的管理、对奴隶的控制等实用知识，希腊哲学在更高层次上的想法根本派不上用场。下面我们简要认识一下罗马的借用者们。

卢克莱修

卢克莱修是裘里斯·恺撒的同时代人，他的长诗《物性论》详细阐述了希腊伊壁鸠鲁的学说，他在这里宣扬的是理性和消极的伦理学。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对心理学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他只是以某种学校老师式的说教口吻重述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里特的观点，增加了一些旨在修补二者缺陷的评论。

塞涅卡

塞涅卡（约前4—65）是一位诗人、戏剧家、政客和斯多葛主义哲学家。他信奉斯多葛式的消除激情及面对个人悲剧时保持镇静的人生态度。这种教义集中体现在他面对死亡的行为中。

他被人诽谤谋划推翻尼禄王。尼禄王听到谣言后，派一位百夫长来到塞涅卡的家乡，告诉他说，尼禄王希望他死。塞涅卡平静地让人们取来蜡版，书写遗愿。百夫长不许他完成这件冗长的工作，因此，塞涅卡对身边哭泣的朋友们说：“我不能回报你们给我的服务，只好把我能够留给你们的最好东西留给你们——我的生活方式。”

他平静地割开自己的血管，躺在热水池里，在走向死亡之际向秘书们口述了一封告罗马人民书。

爱比克泰德

爱比克泰德（约50—约138）是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他对宇宙的本质、物质或精神丝毫不感兴趣。他说：“所有存在的事物是否由原子构成……或是否由火或土构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仅仅理解善与恶的本质还不够吗？”

他关心的焦点是找到一条忍受人生的办法。他对心理学唯一的注意是提出一条准柏拉图式的、对如何“忍受和放弃”的理性化：永远不要说什么“我已经失去它”之类的话，而只说“我已经把它还回去了”。你的孩子死了吗？他被送还回去了。你的妻子死了吗？她被送还回去了……我必须遭到流放，可有谁能阻挡我面带微笑和宁静上路呢？

盖仑

罗马人对心理学唯一的贡献是由一位希腊人和一位埃及人共同做出的。

这位希腊人名叫盖仑（约129—200），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

盖仑对心理学的主要影响，如前所述，是以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为基础的性格理论。这是一种负面的贡献，因为在许多世纪里，这种理论误导了医生和其他人，被认为是性格模式和心理疾病的成因。

可是，他的确承认并正确地描述了由情绪引起的一种生理症状。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位女病人的脉搏在某人碰巧提到一位男舞蹈者的名字时突然加快，而用其他舞者的名字实验时则不会。于是，他很有信心地为她下诊断，说她得的是相思病，又说，一些医生好像认识不到肉体的健康会受心灵磨难的影响。

普罗提诺

埃及人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把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与柏拉图信仰中的神秘和世俗部分，包括他自己最没有科学性的心理学，结合成一个全新的整体。

普罗提诺先在亚历山大城学习希腊哲学，后于244年来到罗马。他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囚所，甚至为自己的灵魂竟然有个肉体而羞愧不已，因而丝毫也不顾惜自己的肉体，对衣着和卫生诸事毫不关心。他吃的是最简单的食物，完全避开性生活，还拒绝坐下来让别人画像。他认为，肉体是他最不重要的部分。尽管他过着苦行生活，但他仍是一位颇受欢迎的演说家，罗马城里很多富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找他出个主意。

第三节　教父改造者

教父们

在公元1世纪至4世纪之间，基督教成为主导性宗教。接下来，哲学家渐为一群完全不同的思想领袖所取代，他们就是教父。

他们的名字对任何熟悉这一时期历史的人士都不陌生，其中著名的有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德尔图良、奥利金、格列高利·陶马特古斯、阿诺比亚士、莱克坦，尼斯的格列高利，当然还有奥古斯丁。

尽管异教哲学已经衰退，但其心理学却以教父们选择和修改后的形式得以保存。这些教父们多是哲学神学家，他们的主要兴趣是有关基督是人还是神这样的信仰问题，但也涉及有关灵魂的本质、灵魂与思维和肉体的关系、思想的来源之类心理学问题。

困扰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灵魂是否是上帝的一个部分，灵魂是否在其来到肉体时就已拥有知识。另一困惑是，灵魂如何与心灵及肉体结合，灵魂是否需要肉体来感知和接纳感觉，如果灵魂与感官脱离后没有感觉了，那么犯罪的人死后又如何感受到地狱的痛苦呢？

德尔图良

德尔图良（约160—约225）是罗马一个百夫长的儿子，在迦太基长大，并在那里接受一流的教育。然后，他学习法律，来到罗马，在这里成为一位著名的法学家。30多岁时，他皈依了基督教。他迎娶同教的一位信徒为妻（当时的僧侣不是独身的），带着僧侣的指令回到迦太基传教，在那里度过余生。他源源不断地写出大量激烈的护教作品，对罪恶进行斥责。他是教父中最早用拉丁文而不是希腊文写作的人，有人认为，西方基督教文学是从成熟期的德尔图良开始发展起来的。

尽管德尔图良结过婚，但对婚姻中肉欲的一面他有着不佳看法。他在40多岁时给妻子写了一封关于婚姻和守寡的信，在信中表达了对自己和她的身体欲望的蔑视。该信虽然不属于心理学文章，但它代表了许许多多教父作品对性欲的态度。

德尔图良在信中要求妻子在他先她而死之后不要再婚。他说，二婚等同于通奸。她应该把守寡看作上帝对禁止性生活的召唤，因为上帝认为，只有在婚姻状态下才可进行性生活。她也不应该对丈夫的亡故感到悲伤，因为这个行为只是结束了他们被一种肮脏习惯奴役的状态，而这种习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他们在进入天堂之前必须抛弃的。

跟希腊的哲学家一样，他把心灵定义为灵魂进行思考的那一部分。而在教义方面，他改造了柏拉图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观点，认为理性是从上帝那里得来，而非理性是从恶魔那里得来的。

奥古斯丁

心理学能够从4世纪以衰减的形式保存到12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奥古斯丁。他被称为“基督教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曾是教会的理论权威。

奥古斯丁（354—430）出生于罗马努米底亚省（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塔加斯特城，母亲圣莫妮卡（后被封为圣人）是位基督徒，父亲帕特里西亚是一位异教徒法官。

16岁时，奥古斯丁的行为基本上属于典型的罗马式酒色之徒。他在著名的《忏悔录》中回顾这段生活时说：“我全身心地投入通奸活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因为母亲的灌输而产生一种负疚感，于是放弃乱交，纳下一个小妾，并与她厮守15年之久,对她极其忠诚。

他对柏拉图敬仰有加,称其为“半神半人”。后来，他将柏拉图的许多思想改造后融入基督教的教义。32岁时，奥古斯丁屈服于母亲的压力而准备结婚。他把心爱的小妾送走，一心等着他的未婚妻长大成人。有一天，在米兰的花园里，他与一个朋友正在小坐，突然感到灵魂难受，备受煎熬，内心产生出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他逃往花园的一角，却在那里听到一阵孩子般的说话声，“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拿起一直在读的圣保罗的著作，随便翻开一页，读到下面几行：“不要放纵声色和酗酒，不要自我幽闭和麻木不仁，不要争斗和嫉妒。汝须置身于基督之中，不得为一己的肉欲和色心准备行当。”顿时，他感到灵魂的创痛消失殆尽，内心一片宁静。于是，他放弃结婚的打算，献身于研究，准备转教。公元387年的复活节，在母亲陪伴下，安布洛兹主教（后来亦成为圣徒）为他施以洗礼。

他回到非洲，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施舍给穷人后，创立了一家修道院。他甘于贫困，在那里度过了几年满意的独身研修生活。然后，奥古斯丁正式过上了僧侣生活，几年之后，他接替了主教的工作。他一直待在这里，直到34年后去世为止。

作为主教，奥古斯丁仍然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尽管个子矮小，身体孱弱，而且长期受到慢性肺病的困扰，但他仍积极参与宗教讨论和辩驳，与异端邪说进行斗争，同时写出了大量的信件、布道词和著作，包括著名的《忏悔录》。他甚至花费13年时间完成了杰作《上帝之城》。他写出这部巨著旨在使理智与教会的教理调合在一起。

奥古斯丁认为，在活人中，意识与灵魂是等同的；人死之后，灵魂会离开肉体，永生不死。

关于如何解决邪恶存在这个神学问题，奥古斯丁推理，因为人类是趋善的，他们就该有能力选择善良，而不是选择邪恶（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邪恶只是善的缺失）；上帝给人以自由意志，可是，人类有可能失去行善的意愿，甚至有可能去行不义之举，这就是邪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奥古斯丁本人亲历过失败，他自己起初就没有选择良善，曾与小妾沉溺于声色之中。他认为邪恶给予色欲以极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过了我们的意志力。肉欲统治一切，使其在藐视自己意愿的同时，也藐视上帝的意愿。

奥古斯丁又说真正的善人，应该在没有快感也无罪恶感的情况下繁殖子孙。如何进行呢？他有着苦行僧的狂想：

当不再有无法控制的色欲来激发生殖器官时，当所需要的一切全部由刻意的选择实施时，精液就可在不刺破处女膜的情况下，像时下的情况一样，经由同一个阴道进入子宫；反过来，妇女的行经也如此进行。

奥古斯丁就是这样选择和改造人类在心理学的前8个世纪里所领悟到的关于人类意识的知识的，这些也是他的权威得到认可的主要概念。在接下来的8个世纪里，它们成为唯一可以接受的心理学原则。

第四节　教父折中者

经院哲学家

奥古斯丁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对哲学或者心理学问题发表议论。

十字军东征时，哲学开始以经院哲学的面目出现。经院哲学家（或叫烦琐哲学家）大都将自己局限在《圣经》的权威和纲领中载明的教理之内，并对奥古斯丁及其他教父们的著作怀着毫不置疑的敬畏。

对许多经院哲学家来说，亚里士多德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和相对现实的世界观是对教父们枯燥无聊、充满来世空想的解放。于是亚里士多德成为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在许多年里，经院哲学家们大多分为两大阵营：神秘的柏拉图派（大部分为圣芳济会的修士）和知识型的亚里士多德派（大部分为多明我会派）。

神秘柏拉图派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和逻辑学是对信仰的威胁，而亚里士多德派，其中有阿伯拉尔、彼得·隆巴尔德、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和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它们能支持和证实基督教的教理。经过几十年的激烈争辩，亚里士多德派取得胜利，成为天主教的正式哲学。下面就让我们认识一下亚里士多德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

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的崇拜者称他为天使博士。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他一点也不引人注目：默不出声，圆圆的身体包裹在修士的黑袍里，通常迷恋于自己的思想，像个虔诚又勤奋的书生。

阿奎那的父亲是位伯爵，而他的母亲则是西西里岛诺尔曼王子的后裔。阿奎那出生于1225年，长大后的他高大强壮，面部方阔，一头漂亮头发，可又有些迟钝。他很少生气，在同学中的外号是“西西里的大木牛”。

他5岁时被父亲送入离家几英里外的本尼迪克丁修道院住读。他在那里度过的童年不自由也没什么快乐，因而在14岁离开时，他已成为一位禁锢的学者和苦行僧。在那不勒斯大学继续5年学业之后，他成为一个修士。这使他的家人大为失望，因为家人希望他成为声望很高的蒙特卡罗修道院院长，而不是生活在贫穷之中的修士。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的母亲唆使阿奎那的兄弟们绑架了他，将他关押在自家的城堡里一年，希望他改变主意。他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在囚室里继续自己的研习。

有一次他大发雷霆，因为他的兄弟为引诱他脱离苦行生活，把一名妖艳的美女悄悄送入囚室。阿奎那一看到她就惊慌失措，捡起一根燃烧的火棍满屋追打，把房门上的十字架也烧着了。此举使他的兄弟们再也不敢给他赠送美女。最终，阿奎那的虔诚感动了母亲，她帮助他逃了出去。1245年，他恢复了正常生活，成为巴黎多明我教会的神父，师从亚里士多德的拥护者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学习神学。

他是位了不起的学生。31岁时，经教皇特准，他提前三年被授予神学博士头衔。他有非凡的集中思想的能力，他能够在杂乱的环境中思考复杂的问题。有一次，在国王路易九世的宫廷宴会上，阿奎那深思起如何辩驳摩尼教邪说的办法，完全不受周围盛况的打扰。突然，他拍案而起，一声猛喝：“这下可以搞定摩尼人了！”吓得周围的宾客大惊失色。

这些并不是说他是一个难以亲近的人。他说话慢条斯理，轻言细语。他非常健谈，生性乐观，思想高深。他很忙碌，从醒来到睡觉，都在研究、写作、教学和礼拜。他参加所有的祈祷，每天要么说一次弥撒，或听两次弥撒，讲课或坐下写作前都要进行祈祷。

令人惊奇的是，他从事如此之多的宗教活动，却还能在他49岁离世之前，干出那么多的事情。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在巴黎和意大利的一些大学里讲课，一边写出为数众多的布道词、宗教小册子、赞歌和祈祷词，包括四卷本的《反异教大全》和二十一卷的《神学大全》。

也许是操劳过度的原因，1273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在做弥撒时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受。自此以后，他无法再行写作《神学大全》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他说，“我已经感到，我所写下的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我等待着自己生命的终结。”3个月后，他溘然长逝。此后不到50年，他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封为圣徒。

阿奎那的学说里神学和纯粹哲学与心理学和谐地相处在一起。他的使用深奥难懂的术语的心理学大部分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之上，同时还零星地夹杂了加伦、奥古斯丁和其他少数人的思想。

在《神学大全》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话题。

在论及感觉时，阿奎那讨论了早期作者们所熟悉的五种外部感官，再加上“常识”感觉——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我们知道，同一个物体的信息可以通过不同的感官同时感觉出来。

他以多少带有亚里士多德风格的方式细分了心灵的各种功能，把它们分为“生长性”（可自行调节的身体功能）、“感知性”（感觉、胃口、运动）和“理念性”（记忆、想象和理智或智力）三个层次。

阿奎那对心理学的影响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在他把感觉和理智描述成我们借以获取知识的途径时，他提供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心理学有一天将获得一种实验的、科学的世界观。

然而，他把更高级的智慧功能描述成永生不死的东西，这种做法使超自然主义得以长久地对心理学进行控制。至少在天主教徒中，他的权威牢不可撼。在20世纪初—— 甚至晚至1945年——的天主教徒所写的两本心理学史认为，心理学在阿奎那之后就走入了迷途。

第五节　黎明前的黑暗

在阿奎那离世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心理学又一次陷入停滞，没有人发现过新东西。

在15世纪末期，社会的变化使心理学向前跨了一大步。火药被引入欧洲之后，城墙和盔甲顿时成为废物，封建制度也显得过时。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学者人数激增。1450年左右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们更能在教会控制的大学之外进行研究。许多才发现的新知识把人们的意识从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之中彻底解放出来。

在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科学领域也跨越了1000多年间真正重大的一步。维萨里纠正了盖仑的解剖学错误；哥白尼证明了太阳系的日心说；伽利略发现了月球上有山，银河系是由各个单独的恒星组成的；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此外，阿格里科拉对矿物学，帕雷对外科医学，墨卡托对制图学，泰科和开普勒对天文学，哥伦布与麦哲伦对地理学等，都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人们对心理学的兴趣也渐渐复活，却未取得进步。在16世纪，有好几百部著作相继问世，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亚里士多德、德奥弗拉斯多斯、盖仑和其他一些哲人心理学论述的一般性翻版，或把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一些言论重新包装一番。

不过，在我们跳入现代心理学的黎明之前，有两位作者仍然值得我们一提。

第一位是一个名叫马鲁利奇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作家。他一生默默无闻，但在一份写作时间约为1520年的手稿中第一次使用了“心理学”（psychology）这个术语。这是“心理学”这个名词的第一次出现。

第二位是朱安·刘易斯·比韦斯，16世纪的一位犹太裔西班牙天主教哲学家。他给英国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公主当家庭教师，后因反对亨利八世离婚而蹲过一段监狱，再后就潜心写作了。他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名为《灵魂与生命》的长篇大论，基本上是对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思想的概述。但其有一个巨大的闪光点：里面记载了作者列出的意象和思想可以通过意识的联想进行联系的多种方法。他是17世纪联想学派的先驱者。因而，20世纪的一位联想派学者称他为“现代心理学之父”。

然而，现代心理学和自然界的动物并不一样，它有许多父亲。

第三章　原型心理学家

第一节 　第三次造访

弗兰西斯·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一书中总结了他所处时代在1605年的知识状态，他大胆预测：拥有先哲的思想成果，印刷术、航海术的发展只是促进了传播，科学一定会迎来大发展时代。

的确如培根所预料，在这个世纪里，知识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7世纪的商业、军队、金融及赋税系统都需要新的有效的方法来处理数据。比起神学，这是一个适合于实用科技的时代。在这个世纪之内，产生了十进制计数法、对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空气泵、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和望远镜。

宗教为了对付科学的新思想，则推出了更为凶险的对策。在整个17世纪，不仅天主教，而且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也都加紧了对异端的残酷迫害，任何公开信奉与当地国家的正宗教会相冲突的科学理论的人，不仅要冒着声名尽失的风险，而且极有可能失去社会地位、财产，甚至生命。

尽管有这么多的障碍，科学还是繁荣昌盛起来。在西欧的主要国家里，追根究底的人通过显微镜和望远镜偷偷窥探。他们在玻璃瓶里配制试剂，在地上掘出深洞，切割动物和人的尸体，计算恒星和行星的运动。在这些人当中，英国有沃利斯、哈维、玻意耳、胡克、哈雷和牛顿，法国有笛卡儿、费马、马里奥和帕斯卡，意大利有伽利略、维维阿尼和托里拆利，瑞士有雅克和伯努利，德国有莱布尼茨，荷兰有惠更斯和列文虎克。

心理学从哲学和神学中脱离出来的时间比其他自然学科都晚，好在这个时代科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心理学了。更为喜人的是，科学家们第一次就希腊哲学家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构想起新的答案。他们不仅对以前的学说进行重新探讨，而且还在旧的心理学基础上探索出了新领域。

第二节　理性主义者

笛卡儿

笛卡儿是现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发明了解析几何，同时也是小有成就的物理学家。鲜为人知的是，他被心理学史学家罗伯特·华生称为“现代第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华生还说：“这不等于说他就是第一位现代心理学家。他与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并不一样，他进行一些形而上的假想，他的心理学是其哲学的分支。”

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个开创一门全新心理学的学者。

笛卡儿于1596年出生于土伦。他出生时就患有结核病，几天后他的母亲也因结核病去世。他天生残弱，儿时一直病恹恹的，成年后身体瘦弱。他的父亲是位生意发达的律师，因而能在他8岁时把其送入拉弗莱奇的耶稣学院，在那里学习数学和哲学。他的老师注意到了他身体的羸弱和异乎寻常的思维能力，特别准许他待在床上读书，因此，他常常躺在床上长时间地读书，然后用整个上午进行沉思。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至生命的结束。幸好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足以使他延续这种安逸的生活。

其貌不扬的笛卡儿，在十几岁时曾一度混迹于巴黎的社会生活和赌场，不过很快觉得非常无聊，转回去继续从事数学和哲学的研究。研究渐渐深入，他也慢慢发现，对于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不同的学者往往得出相互矛盾的答案。他对此很困惑，同时想去生活中寻找一个统一的答案。后来他报名加入纳索的莫里斯王子的军队，然后又加入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在军队中他好像并没找到答案。几年之后，他再次回到独自思索的世界。

在返回自己的个人生活之前，笛卡儿经历了一次值得纪念的哲学幻觉。23岁那年冬天，他整个上午将自己关在一只“火炉”里——这是他的话，实际上可能指一间装有暖气的小房间——在那里他产生了几次幻觉，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不去理会“古人”们彼此矛盾的看法，完全可以用数学的严谨推理得到哲学上的确定结论。于是，实验主义哲学起步了。他很害怕自己的科学研究被天主教或新教以“异端邪说”的罪名迫害，为了逃避攻击，他在20年内搬家24次。

他最重要的著作是《方法论》（1637）和《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其大部分心理学学说散布于这些著作之中。余下的部分可在1633年写成的《世界》里找到，不过该书在他逝世之后才得以发表。原因是，就在他准备将此书交付出版人时，突然得知伽利略已因坚持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理论而受到审判，而他自己的著作也是讲这个观点的。

1649年，他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发出的邀请，赴瑞典教女王哲学。他受到礼遇可又非常痛苦，因为女王要他每天早晨5点钟开课，而他习惯于躺在床上一直待至中午。这个差使使他苦不堪言，因为每周里有3天他天不亮就得起床，在凛冽的寒风中挣扎着走向女王的御书房。1650年2月，他染上风寒，进而发展为肺炎，在临终仪式后死去，享年54岁。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笛卡儿的哲学思想，因为这是他的心理学的基础。他用自己在“火炉”中产生的想法构造自己的哲学系统。

首先，他怀疑所有绝对的东西。然后，他怀疑自己的感觉，怀疑以前证明过的东西，怀疑自己醒着时产生的思想。这使他得到了他最关键的感悟——我思，故我在。就算怀疑所有的东西，进行思考和怀疑的“我”也非得是某种东西才行。接着，他问自己，这个在进行着思考的“我”是什么东西。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我是个东西或物质，但本质是思想，而思想是不需要物质的形体即可存在的，因而即使肉体不存在，这个灵魂依然存在。

这样一来，他一方面怀疑古代贤哲所说过的一切，同时又通过自己的推理再一次建立了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即灵魂可以脱离肉体存在。

他还由此发展出一套人类行为的理论——机械-水力学说。他认为，大脑里充满着叫作“活力”的液体，感觉的刺激使活力随着神经系统从大脑流向全身，并使肌肉扩张和运动。

他的灵肉二元论也带来了一个棘手问题——肉体和灵魂是怎样相互产生作用的，这种作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发生？无形的灵魂又是怎样和有形肉体相连接的呢？

笛卡儿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从解剖研究中得知，大脑有两个同样的半球，在它深处的一个很特别的位置，有一个单独的很小的腺体（即松果体）。这在笛卡儿看来，似乎就是灵魂和肉体的连接之处。他猜测，由于其在大脑中的位置，“其最为轻微的运动也会极大地影响活力的流动，反过来说，活力流动的最轻微变化也会极大地影响到松果体的运动” 。

事实上，笛卡儿对灵与肉之间相互作用的解释错误百出，人类身上已经退化的松果体对肌肉运动并没什么作用。但重要的是他的灵魂和肉体学说，此学说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自我了解。笛卡儿的相互影响式二元论也曾对西方人的想象力产生过重大影响。

笛卡儿主义者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笛卡儿的信徒们，通常称作笛卡儿主义者，试图对他的心理学观点进行修补，以解释灵魂是如何与松果体相互影响的。

他们暗示说肉体与思想之间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接触关系，上帝指挥大脑的两个半球分别发生交互作用。这个学说似乎让上帝劳作不停，因为他不得不为每一个人经营两个不同的世界。于是，一位聪明的笛卡儿主义者，阿诺德·海林克斯（1625—1669）提议说，肉体和思想就像上帝上足发条的两个钟表一样，它们可以彼此十分协调地自由走动，在此之后，上帝不再需要做任何事情。这种理论被称作“平行主义”。

斯宾诺莎

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被伯特兰·罗素称为“伟大的哲学家当中最高贵、最可爱的一个”。他通过纯粹的理性方法，对自由意志、因果关系和灵肉关系问题得出了与笛卡儿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在著作《伦理学》里讨论了心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但它艰涩难懂，里面全是几何学上的表达方式（公理、命题、实证和“证明完毕”等），以及大量纯粹哲学的术语，以及他关于宇宙及心理学的一些思想，这都使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受到争议。一些人认为他的学说非常现代，另一些人则认为已老得掉牙了。

他最为现代的思想是对上帝的定义：斯宾诺莎将上帝与宇宙等同起来，认为宇宙及一切（包括上帝）都要服从宇宙的法则，因而谁也无法干扰事物的正常秩序。结果，斯宾诺莎被许多人斥责为无神论者，而另一些人则因为他能在万事万物中看到上帝而对他大加赞扬。

斯宾诺莎出生于阿姆斯特丹，并在这个城市的一个犹太会堂里接受犹太教育。他天生聪明，20岁左右即掌握了拉丁语，研习过哲学，将会堂里的学业远抛脑后。犹太社区的管事人害怕他变成一个基督教徒，因而做出决定，只要他隐藏自己的信仰，并不时地来会堂一下，每年就可以得到1000弗罗林的奖金。

后来，由于斯宾诺莎的拒绝，管事人将他赶出社区。赶走他时，他们还百般诅咒嘲笑他。这段经历也是斯宾诺莎的自传中唯一有趣的部分。不过这些咒语并没有成真，斯宾诺莎后来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他依靠做磨镜片师傅和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他的大部分成年时光是在一个房间里度过的。他很少出门，于45岁那年死于肺炎。

斯宾诺莎深受笛卡儿哲学的影响。然而，他发现笛卡儿有关松果体的理论不仅不足信，而且还缺乏证据。他跟笛卡儿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相信自由意志。他认为所有精神现象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有原因，所以也有前因。斯宾诺莎认为世界，包括人类精神活动，都是从属于自然法则的，而且都是可以被理解的。这是他对科学心理学的前提做出的预测。

他还认为，最为基本的人类动机是自我保存。这一言论又一次预测了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他的思想间接地影响了心理学的发展，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弗洛伊德和其他学者。

他在心理学上关注的焦点只与感情（情绪）有关。他关心的是我们如何通过理解情绪的成因从而摆脱情绪的束缚。他对情绪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笛卡儿为范本的。他说，人类共有3种基本的情感：喜悦、悲伤和欲望——但此3种基本的情感却在外界的影响中产生出48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外界的影响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愉快和不愉快的刺激等。

斯宾诺莎的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在另一方面却有很大的冲突。尽管他是一个一元论者，认为思想和物质同属于一个基础事实的两个方面，但他认为，灵魂和肉体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肉体不能决定大脑怎样思想，思想也不能决定肉体是否运动。”

第三节　经验主义者

在17世纪早期的几十年中，英国思想家们在寻求知识时都是凭着经验做事。他们依靠实验或者日常经验来判断、处理事情。

英国的经验主义倾向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在心理学上，它产生出一系列原型心理学家。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经验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们进行过实验（他们还不知道如何进行心理学实验），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思维是通过经验的办法发展起来的，思想来自经验。

先天论者（相信思想天生的人）和经验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开始，17世纪又以新的、更尖锐的形式出现，并且一直持续至最近。

霍布斯

英国第一位经验主义心理学家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他是一个教区牧师的儿子，母亲受惊早产生下他。母亲的早产与他的生性胆怯大有关系，他说：“恐惧与我是一对孪生儿。”这种胆怯，或至少说惧怕他人的感觉，是他著名的反民主政治哲学的根源所在。

这种阴沉哲学的建立者却不是一个病恹恹、心怀叵测和不适应环境的弱者，霍布斯个子高大，英俊漂亮，天性活泼，待人友善，而且在其漫长的一生中，身体一直都很健康。

霍布斯1651年写下《利维坦》宣扬君主专制，他认为独裁政府强制推行文明是很有益的。霍布斯之所以形成这种保皇党思想，是因为他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后来又给卡文迪什家族的好几个儿子当过多年家教（他的学生之一后来成为德冯郡的第一位伯爵，另一位成为第三位伯爵）。在英联邦时期，他一直与逃亡的保皇党们生活在一起，并教授了未来的君主查尔斯二世。

这些和皇家的联系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桩幸事。他献身于科学，是位明确的决定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在他的晚年，一群主教在议会里起诉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亵渎神明和不敬神的罪行，提议将这个白发苍苍、威武不屈的老人烧死。但这项起诉没有形成法案，议会不但否决了禁毁《利维坦》的议案，国王还发给他一份优厚的年金。他也很知趣，自此思想和文笔便不再那么富有煽动性了。

尽管霍布斯主义多年来一直受到牧师和信教者的毁谤，但他本人却过着安详宁静的生活。他不断地写书，年逾70岁照打网球，80岁之后仍致力于翻译荷马，近92岁才寿终正寝。

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使其在心理学的殿堂里谋得了一个席位。霍布斯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现象都是运动中的物质。他推断说，原子在大脑里面的运动形成了思想。

霍布斯大胆地宣布，宇宙的任何部分都不是无形的，连灵魂也不是无形的。他藐视思想天生的观点，他认为，复杂的思想是从简单的思想中得来的，简单的思想则是从感觉中得来的。

霍布斯表达的经验主义心理学，虽然尚未成熟，而且是以假想的生理学为基础的，可它仍是一座里程碑，因为它首次解释了感觉印象如何转变成更高层次的思想过程。

他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开路先锋：他是第一位现代联想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维夫都曾说过，记忆是通过某种连接抽调出来的，但霍布斯的贡献在于，他将之解释得更清楚更具体。霍布斯没有使用“联想”一词，他的学说也不够成熟，但无疑他间接导致了19世纪实验主义心理学和20世纪行为主义这一传统的开拓。

“无论一个人在念想什么，”他宣告，“他的下一个念想并非完全如其看上去那样随心所欲。一种念想与另一种念想之间的接续并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他把思想的连接比作物质的“连续性”。一种思想紧接着另一种思想，“其方式犹如平拂桌面上的水，手指牵动水的任何部分向任何方向划动，整个水流都会跟着朝该方向流动” 。

就思想从一个念头到另一个念头之间连续性的解释，他所举的例子跟现代心理学中的任何文献一样恰当。如在《利维坦》中：

谈到我们目前的内战，还有什么比提出罗马便士值多少钱这个问题更为不妥的呢？而这个连续性在我却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想到战争，就想到了将王位拱手让予敌人；这个想法又带来出卖基督的念头；接着便引发出30便士这个出卖的价码；于是也就非常容易地得出这个恶毒的问题。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刹那间完成的，因为思想的速度非常之快。

在他后来的作品《论人性》中，他说，记忆当中任何两个思想的连接都是其第一次偶然被体验的结果：

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之间有连续性或前后联系，是因为一个感觉最初产生出这两个概念时，内含着其间的连续性或顺序。比如下面一例，从圣安德鲁想到圣彼德，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列在一起，从圣彼德想到石头，也出于同一原因；从石头想到基石，再想到教堂，再从教堂想到人群，从人群想到拥挤。按照这个例子，思想也许可以从任何事物联想到任何一种其他的事物。

这只是联想主义心理学的一粒种子，可它已经落在了一块肥沃的土壤里面。

洛克

尽管霍布斯是英国心理学中第一位经验主义者，但把这个学说发展下去的却是44年后出生的约翰·洛克（1632—1704）。所以洛克被称为“英国经验主义之父”，他也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他在政治哲学上与霍布斯截然相反，却在心理学上与霍布斯十分类似。

在社会政治体制上，他辩驳霍布斯的理论，文采斐然地说，某些天生的权利，如自由，在人从自然状态转向社会生活时不应该被抛弃。他的思想体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之中。

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部分源于他的家庭背景，部分则源于他的个人经验。他的父亲是一位清教徒律师，小时候，洛克就尝到了不受欢迎是什么滋味。后来，他不仅成了维持国王及国会之间平衡的天才的代言人，而且成为英格兰宗教宽容的倡导者。

他在牛津大学研究哲学，非常崇拜笛卡儿，同时也喜欢实验科学。在牛津教书的几年中，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伟大的化学家和著名的医学科学家。与医学家的深厚友谊促使他研究医学，后来他还当上了一位公爵的私人医生和总顾问。再后来，洛克步入政治，并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期间出任各种政府职位。

从肖像上可以看出，他有一张长脸，非常严肃。他衣着整洁，善于控制自己，节俭且节制。他还善于交际，好友如云，尤其喜欢孩子。他从未婚娶——笛卡儿、斯宾诺莎、霍布斯和17世纪其他一些哲学家大都终生未娶，这一现象值得做一篇博士论文——不过，他在牛津大学期间却有过一次恋爱。他对此感叹说：“几乎将我的理智摧残。”此后他再没有受到此类创伤，没有恋爱的时间里他大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哲学和心理学思想。

在洛克的许多著作中，值得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理智论》。1670年，他在朋友家参加聚会，聚会讨论的是剑桥一些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那些观点认为人们关于上帝及道德的观念是天生的。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的前言中讲述了这次聚会：朋友们在讨论问题时发现我们走错了路线，我们探索自然本质时应该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理解能力，明白什么是我们的目标，什么是不便处理的问题。

洛克准备在下次聚会时，能够列出一张单子，里面应包含思维自身可以理解的一些精神过程。结果，他为此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在数百页纸张上记满了各种观察和结论。

后来的时间里，不管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期间，他都致力于《人类理智论》的写作。该书于1690年付梓，同时使他蜚声整个学术界。在14年的时间里，该书再版4次，不但成为客厅沙龙的谈论话题，而且为英国哲学和心理学确定了前进的方向。

该书也使他受到非议。他反对思想天生，书中散布的对无神论者有利的言论更使柏拉图主义者和牧师们忍无可忍，于是群起而攻之。但时间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他的《人类理智论》成为现代思想的主流之一，而反对者的咆哮则大多被淹没在历史的垃圾堆之中。

洛克的《人类理智论》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解释了我们是如何获取知识的。他采取与其先辈们完全不同的方式，探索了知识是如何转换成思想的。

洛克没有依靠正式的演绎推理，他尽量用经验的方法来检查自己的理论。他还进行过至少一次著名的实验。他先将一只手放在热水盆里，将另一只手放进冷水盆里，之后，再把两只手全部放进温水盆里，这样，一只手感到的是热，另一只手感到的是冷。这种情况说明，感觉起因的本质是客观的，而我们的感觉却是主观的。

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击天生思想的教条。笛卡儿认为，由于我们没有直接体验过上帝，所以关于上帝的思想一定是天生的。对此，洛克回答说，它不可能是天生的，因为有一些人并没有这样的思想。他认为上帝的概念是从万物中的智慧里获得的。他还认为不可能天生就有正确与错误的概念，我们形成这一概念是受到社会影响的。

接着，他提出了一个经验主义心理学最原初的原理：“让我们假设思想（在出生的时候）是一张白纸，它是怎么载入内容的呢？”他回答，从经验中而来。我们的知识都建立在经验之上，并从经验之中最终得出自身。

洛克认为，人的“思想”有两个来源，即感觉和回忆。

我们的感官把感觉传递至思想，他把这些叫作“简单的概念”。我们自身所具有的感知、意愿、区分、比较的能力逐渐形成“回忆的概念”。其他复杂和深奥的东西，都是这两类概念相互影响的结果。

关于古老的哲学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所感知的东西就是事物在思想里的正确反映？洛克也没有得出答案。和笛卡儿一样，他只好这样解释说，上帝不会误导我们。

他关于感觉问题的讨论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接受了我们所感知到的物体的“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之间的差别。远至阿奎那，近到笛卡儿、伽利略和牛顿，都接受过这种区别。

第一性的质指不管它们的变化有多大，都不可与物体“分开”，它们在我们身上产生出简单的概念，如固体、范围、轮廓、运动或静止、数量等。“拿起一粒谷子，”洛克说道，“将其分成两半，每一半仍有固体、范围、轮廓和动感等感觉。”

第二性的质，如色彩、声音、口味和气味等，并不以我们感知它们的形式存在于物体之中，而是这个物体的第一性的质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觉。紫罗兰在黑暗当中就不是紫罗兰，只有当它在我们身上引起那种颜色的感觉时，它才是紫罗兰。这就是洛克的推论。

另一方面，思想来自感觉，那么，我们知道的都是我们感受到的，而感受到的却不一定是真实——真实甚至不一定存在。我们知道的只是自己概念里的经验。

洛克在思想本质的问题上闪烁其词。部分地出于他自己的信仰，部分也可能是避免“异端邪说”的罪名。事实上，在《人类理智论》中的一个著名段落里，他已慎重地提出，思想是一种物质。

他并没有提及联想的规律。不过，他说，我们可以把简单的概念合并成复杂的思想，这合成和快乐与重复有关。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说他的一位朋友做了外科手术（当时还没有麻醉剂），尽管他对这位外科大夫心存感激，可再也不愿去看他哪怕一眼，因为这个大夫的脸与疼痛之间的联系过于强烈了。他还说，有一个人在一间放着箱子的房间里学会一种非常复杂的舞步，后来，他只有在放有类似箱子的房间里才会跳这种舞。

洛克的联想概念的确刺激了其他人，他们寻找连接和顺序在思维当中形成的方式。后来的行为主义者甚至把所有的精神生活全部简化到联想中去。甚至心理学在摆脱行为主义的主导之后，联想仍然是其主要的议题之一。洛克的思想把心理学从哲学中解脱出来，导入了科学的方向。

洛克死于1704年，这是一个世纪的开端，是科学大进步的年代。然而心理学好像没有什么新发展，直到19世纪实验主义的产生。就大部分而言，18世纪的原型心理学家要么是承袭笛卡儿主义的先天论者，要么是承袭霍布斯、洛克的经验-联想主义者。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确把这些概念向前推进，从而影响了心理学的未来。他们值得我们简单地认识一下，他们的贡献也值得我们给以概略的回顾。

贝克莱

乔治·贝克莱（1685—1753）是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他的哲学是荒诞的，可许多人记得它。他的心理学是合理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将其遗忘。

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几乎全仗着28岁以前所写的3部书。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再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了。他出生于爱尔兰，在都柏林的三圣学院学习哲学，并获得博士学位。24岁时，他被封为英国国教的执事，有过几年的旅行和布道经历。最后，他来到爱尔兰的科克郡，出任克洛因地区的主教，直到终老。

贝克莱看过洛克的一篇短文，里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天生没有视力的人后来突然产生视力，他能不能仅凭视力就判断出球体和立方体呢？贝克莱受到启发，写出了第一本值得注意的书——《视觉新论》。

洛克认为，那个人不可能判断出来。贝克莱同意他的观点，但他就此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他把分析建立在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他说，仅凭视力，新生儿是无法区分距离、形状、大小或相对位置的。儿童学会空间上的判断，靠的是重复的经验——碰触、够取、行走等。我们把视觉上的距离、大小和形态的线索与我们已经通过其他感官感受到的东西联想了起来。

这个立论非常合理，也是对感知心理学理论的真正贡献。另外，他把深度感知体验细分为更为基本的感受，预示出后来心理学的“分子”分析法——把所有体验按其最简单的构件进行分析的方法。

然而，如果说贝克莱在感知心理学上非常现实的话，在他因之成名的哲学理论上，他却是超凡脱俗的。哲学一直在给心理学家增添麻烦，而贝克莱的心理学却给哲学家惹出了问题。事情起始于他21岁的时候。当时，还是一个青年的贝克莱就已认识到，物质主义的牛顿科学已经威胁到了宗教。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如果能够废除物质主义的类似牛顿的理论，无神论者的“恶魔计划”就会不攻自破。

物质存在是当时全球的信仰。对于一位21岁的青年来说，梦想打破这信仰——而且还要在25岁的时候出版一本名叫《人类知识原理》（1710）的著作阐释其梦想——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可是，贝克莱坚持深究洛克在第一性的质与第二性的质之间所做的区分：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我们的感觉，那除了这些感觉以外，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将什么也不知道，可是，这些都是第二性的质。我们如何知道第一性的质所以藏身的物体是真实存在的呢？在梦中，我们可以看见活生生的树、房子和群山，可这些都是错觉，我们怎么证明醒着的时候所具有的感觉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他宣布根本不存在任何类型的真实世界，所有的存在都只是我们的想象——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看见它了。当我们朝其他地方看时，它就不再存在。可没被看到的世界不会消失的原因是，上帝就是永恒的感知者，他在所有的时间里看到了所有的事物。因此，当我们不再看该事物时，它并没有停止存在，因为上帝看见了它的存在。20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罗那德·诺克斯神父带着佩服的神情，用一段著名的五行民谣总结了贝克莱的观点：

四合院里早已空荡

此树却在茁壮生长

一位年轻人于是发问

如此怪事

上帝必定惊讶万状

有无名人士这样戏答

亲爱的先生

您的惊讶真正走样

本人总在四合院里游荡

此树所以仍在原地

只因为我

您忠诚的上帝站在一旁

贝克莱的理论给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均制造了难题。许多年以后，在1763年8月的一天，当传记家鲍斯韦尔与约翰逊博士散步时，前者请教后者，说他应如何反驳贝克莱的理论。约翰逊博士狠劲地踢了一块大石头，可给反弹回来，然后他说：“我就这样反驳它。”

还有比约翰逊博士更为微妙和更好的回答，但没有哪一个比休谟的回答更为简洁巧妙。他说，贝克莱的观点“不容许有任何答案，也不让任何人相信” 。

休谟

大卫·休谟（1711—1776）在他的心理学作品中给哲学和心理学带来了更大的麻烦。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耀眼的明星。

在苏格兰，18世纪流行的哲学运动是启蒙运动，其特征是相信科学和理智，质疑全球宗教。从其童年时代来看，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均无法看出休谟能成为这一运动的杰出人才。其一是，他出生于爱丁堡一个条件优越的长老会家庭，从童年时代即开始接受卡尔文教的神学观点；其二是，作为一个孩子，他看上去非常木讷（其母亲称他为“优秀而善良的装箱工，但太笨了”）。

他看起来木讷迟钝，实际上他很聪明，12岁就考进爱丁堡大学。卡尔文教神学思想对他影响不大。15岁时，他已经热切地阅读了所处时代的哲学著作。18岁时，他已成为卡尔文主义的叛逆者。

休谟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因而只继承到很少的遗产。为谋生计，他努力攻读法律，但并不喜欢，后来差点为此而精神失常。他学习经商，但觉得商人办公室里的吝啬同样令人难以忍受。23岁时，他决定依靠哲学混饭吃，因而投身法国，在拉弗莱奇因安顿下来（笛卡儿曾在这里学习过）。他未能读成大学，但说服耶稣会，让他可以使用这里的图书室。两年之后，他完成两卷本的《人类天性论：实验（牛顿）推理法引入道德主题的尝试》（1738）。在这部著作里，他第一次引入了自己的心理学观点。

他原指望这本书能带给他巨大的名声，没想到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感到痛心万分。后来，他又重写此书，改成稍简单一些的形式，效果略好一些。他被迫谋生计，先为一位年轻人当辅导教师，然后应聘为一位将军的私人秘书。这个岗位的收入不错，他穿上红色制服，吃喝无忧，身体开始发福。一位访问者对他的描述是，他有一张又宽又胖的大脸，“除去愚钝之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且他的身材更像是一位地方官员，一点也不像一个哲学家。

然而，人不可貌相。不久休谟即存下一笔钱来，使他可以专心地从事写作。这些成熟年代创作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宗教方面的著作给他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名声。在法国，腰圆体胖的他是各个沙龙的座上宾，而且得到了伏尔泰和狄德罗的称赞。在伦敦，他在家里举办沙龙，并引来亚当·斯密和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光顾。

朋友和熟人认为他聪明、友善、谦逊、宽容，他自己也这么看，他认为自己“宠辱不惊，激情充沛”（23岁时他使一位姑娘怀孕，37岁时屈膝追求某位伯爵夫人未果──这些小插曲证明，他至少在激情方面的确是充沛的）。虽然不喜欢斯宾诺莎，将其视作无神论者，但他自己归根到底也是一位怀疑论者。他因直肠癌而卧床垂死时，传记家鲍斯韦尔问他是否相信有一个来世。休谟的回答是，来世是一个“最无理智的幻想”。说到底，休谟是位彻底的启蒙主义者。

休谟写作《人类天性论》的主要目的是开拓一套基于“人的科学”的道德哲学，其实他在这里指的就是心理学。为此，他致力于建立一套理论，有关人类激情和我们对激情的看法。这要求他了解我们的思想来自何处。他以一位真正的经验主义者的方法来探索这个问题：“有关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唯一坚实的基础，这些基础必须是经验和观察。”

尽管休谟大量引用和批评其他人的作品，但他最主要的依靠还是自己的内省式观察。作为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排斥关于灵魂的本质的所有问题。他宣布，灵魂的本质是“一个非智力的问题”，根本不值得讨论。他认为，思维完全是由感觉构成的。

休谟在“印象”（指感觉或感知）和“思想”（比如在回忆、思考或梦中）之间做了区分。跟洛克一样，他认为，这些简单的元素合成了复杂抽象元素。但以什么方式呢？他推想，必须有个“联合的原理”，这个原理表现为三个部分，即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似性、连续性及因果性。

休谟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思维基本的科学法则，但他对“联合的原理”之一的因果关系的解说，却削弱了这门科学的基础。他说，我们只知道，一个现象好像总是紧跟着另一个现象，因此我们推断，是第一个现象引起了第二个现象。休谟做出结论说，因果关系只不过是思维的习惯。实际上，我们不可能通过感官感觉来体验或感知它。

休谟对因果关系概念的摧毁性攻击在科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心理学史上。这是因为，在心理学努力成为科学的征途中，它一直都在努力地发现精神的因果法则。休谟时代和后世的一些心理学家相信，心理学不可能得出因果解释，因而只能用于应对相互之间的关系——即两件事情会持续同时发生或先后发生这样的可能性。

经验主义-联想主义学派

从洛克的时代开始，一大批经验主义-联想主义者，大部分在英国，从事的部分工作代表着探索未知事物的无畏精神。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跨越一无所知的海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至少对附近的海岸线进行了极其重要的标识。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大卫·哈特利（David Hartley，1705—1757）即是其中的一个标识者。作为一位学者型医生，他在洛克所做研究的启发下写出一部长篇大论——《对人的观察》（1749），畅论联想主义。尽管他没有提出任何有创见的高论，但他对主题的处理却是有组织和系统化的。他的假说使得联想主义者继续津津有味地探求精神现象中的物理基础。

在苏格兰，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 —1796）、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1753—1828）和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1778—1820）等大学教授和长老教会学者们，全都参与了对联想主义的修正，以使其更适合信徒们的口味。他们感到洛克和休谟的解释过于机械，而休谟对因果关系和外部世界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与宗教思想也是冲突的。这三位学者试图改良联想主义，让它适合宗教和信徒。

他们对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否定理由简单得异乎寻常：主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与常识不符。所有国家、年龄的人，都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也相信因果关系的存在，因为这是常识——这也正好是约翰逊博士通过踢石头所表达出来的观点。

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1773—1836）是位社会理论家、功利主义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在《人类意识现象分析》（1829）一书中说，人类只有两类意识元素：感觉的和思想的。他还说，所有的联想都来自“邻近”，即两种体验在时间上的同时性或接近性，简单思想相互连接形成复杂的思想。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詹姆斯·密尔的儿子。他是位哲学家，尽管也曾在作品中讨论过心理学。在心理学中，他认为，这些复杂的思想不仅仅是一些简单因素的汇集，而是融合。他说，联想的法则并不能告诉我们复杂的思想来自何处、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只能从经验和直接实验中知道这些东西。因此，小密尔的贡献主要在于及时校正了联想主义的航向，使其导入实验心理学的坦途。

亚历山大·贝因（Alexander Bain，1818—1903）是小密尔的朋友，他一直生活到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时代。有些学者说，他是最后一位哲学、心理学者。也有学者认为，他是第一位真正的心理学家，因为他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心理学，并把生理学带入心理学的范围，其贡献超过了他的任何前辈。

第四节　德国的先天论

当心灵的探索者们正在英国和法国（在这里，经验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产生了极大影响）朝着一个方向大踏步前进时，德国的探索者们却沿着笛卡儿开创的道路向前奋进。其中不乏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譬如唯心主义学派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康德的意识理论。

在康德之前，德国哲学家们尽管智力超群，但在对人类精神过程的理解上并无建树。17世纪时一位极其聪明的思想家曾涉足心理学，但结果是无功而返，因为他深陷其中的玄学思想如同一个有误差的罗盘一样将他引入了歧路。不过，他还是值得一提的人物，因为他的思想昭示了导致康德哲学的传统。

莱布尼茨

哥特弗莱德·威尔汉姆·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出生于莱比锡。他患有佝偻病，两腿罗圈，但却是个奇才，20岁即获得法律学博士学位，后作为外交官服务于法、英法庭。他与牛顿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学（他与牛顿就谁先发明这门学问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辩），并就一系列哲学议题发表过大量专著。

尽管他的很多思想值得敬仰，但使其获得声望的却是他的两个荒谬概念。其中一个可见于伏尔泰的《天真者》一书：

上帝是极端完美的，因而顺理成章的是，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选择了最佳的方案……既然在理解上帝的时候，所有的可能性都要求有与其完美性成比例的存在，所以，实际的世界，作为所有这些要求的结果，就一定是最为完美的。

莱布尼茨的另一个古怪概念是，这个世界是由无数无穷小的“单体”构成的。它们是某种灵魂似的东西，没有尺度，无法指认，而且不受外界的影响。

除了这两个荒谬的概念，莱布尼茨心理学中有一个方面的确引导了一个有用的方向。为解释意识的来源，他假设了一个被他叫作“统觉”的过程。“统觉”通过某种天生的模式或信仰使我们能够觉察到许多微小的无意识感觉，并理解它们。例如，我们不需学习就会知道，“现存的东西都是存在的”，也知道“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莱布尼茨之后的康德将把这些观点转换成一种历史理论。

康德

许多人认为伊曼纽·康德（1724—1804）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

康德的自传听上去就像是描述了这位生活在象牙塔顶层的知识分子一生的滑稽剧。他出生在普鲁士的哥尼斯堡，16岁进入大学，在这里一直待到73岁。除了在这个城市方圆40英里的范围内走动之外，他一生从未出过远门。他不到5英尺高，胸部凹陷，终生光棍一个。每天早晨5点，男仆准时把他唤醒。之后，他花2个小时学习，再花2个小时授课，接着坐下来写作至下午1点，然后去一家餐馆进餐。下午3点半，他准时散步1个小时，不管天气如何。他沿着菩提树下的一条小路散步，只用鼻子呼吸（他认为在户外张嘴不利于健康），而且不跟任何人说话。他非常守时，邻居们往往根据他散步的时间对表。有一天他没有准时散步，邻居们都非常担心。原来，他在读卢梭的《爱弥儿》时，看得过于专注，竟然忘乎一切了。他将一天中余下的时间全部花在读书上，抑或准备第二天的讲稿。晚上9点至10点，他准时睡觉。

康德的写作和讲课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伦理学、神学、宇宙学、美学、逻辑学和知识理论。他相信民主，热爱自由。他一直笃信莱布尼茨，直到步入中年时读过休谟之前。他发表感叹，称自己“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猛然醒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比莱布尼茨的学说要详细得多的知识理论体系。

休谟认为，因果关系不能用逻辑的办法证明。康德对此大加赞赏，但他又确信，我们的确能够体验到现实生活中的因果关系。于是，他通过纯粹的思维活动寻找答案。在12年的时间里，他盯着窗外教堂的尖顶认真地思索。然后，他只花几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作品——《纯粹理性批判》（1781）。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在此斗胆宣称，任何一个形而上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任何一条通向解决问题的门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把钥匙。”

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其他著作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都很难理解。因为康德使用术语艰涩，观点深奥。但在《纯粹理性批判》前言中，他已把自己对意识的基本观点讲得清清楚楚。他说，经验只给我们以有限的知识，经验绝不是意识的唯一知识源泉：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存在的，可它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一定是存在的，什么东西一定是不存在的。

明确的真理是存在的，数学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比如，我们相信，2加2总会得出4。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确定性的呢？不是通过经验，而是通过我们意识当中天生的结构。因为人类的意识积极地组织和转换，把混乱的经验转换成纯粹的知识。我们开始通过在时空中重新组织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关系而获取知识——不是通过经验，而是通过先天的能力。

康德的先天论引发了许多条关于意识工作机制的探索，但在另一个方面，这却是一种严重的后退。康德认为，意识是一整套的过程，它们发生在时间中，并不占有空间。这一点使他推断出，精神过程是不能够进行测量的（因为它们并不占据空间），因而，心理学不可能成为实验科学，这大大推迟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进展速度。

但仅仅是推迟而已。正如太阳才是太阳系的中心——人类的这一认识虽然遭到天主教的抨击而迟延，最终还是滚滚向前。唯心主义哲学家的伟大权威，同样也不能阻挡心理学通过实验成为一门科学的步履。

第二部分  新科学的奠基人

第四章　物理主义者

当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家们坐在书房里推想各种精神现象时，一些医生和物理学家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走向心理学的知识殿堂。一些雄心勃勃的科学家，如哈维、牛顿和普里斯特利等，不但亲自动手，而且还借助仪器收集信息，特别是有关神经和精神过程的物理起因的信息。这些物理主义心理学的开路先锋，如今已成为神经生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们的世界观导致了今天对构成精神现象的基本元件神经元的分子学转换研究。

第一节　魔术师——诊疗者：梅斯梅尔

1778年，在凡多姆的一个大厅里，灯光昏暗，明镜高悬，满屋子弥漫着巴洛克的怪诞气息。十来位衣饰崭新、举止优雅的女士和先生围坐在一个橡木大桶的旁边，每人手握一根从木桶里伸出来的铁棒，木桶里装满磁铁屑和一些化学品，隔壁房间传来玻璃敲打在乐器上的阵阵呜呜声。不一会儿，乐声消失，房门大开，走出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他步履沉重而庄严，一身紫袍随风轻飘，手握一根像手杖一样的铁棒。

他就是创造奇迹的梅斯梅尔医生。

梅斯梅尔一脸严肃，阴森可怖。他生就一张下颌宽大的脸庞，嘴巴大而长，眉毛高挑。他的出现使病人们呆若木鸡，浑身震颤。

梅斯梅尔医生的两眼紧紧盯住其中一位男士，然后一声令下：“入睡！”这位男士的眼睛立刻闭上，头颅无力地垂在胸前，其他的病人则直喘粗气。然后，梅斯梅尔医生盯住一位妇女，用铁棒缓缓指向她。她浑身发抖，大叫起来，因为一股麻刺感正涌遍她的全身。随着梅斯梅尔沿圆圈继续前行，病人们的反应也越来越激烈。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尖叫，双臂扑腾，然后晕厥。助手们把他们带到急症室加以处理，使其平静，直到完全恢复。

经过这番折腾，许多病人所患的各种疾病，从忧郁到瘫痪等，无不感觉良好，甚至当场痊愈。尽管梅斯梅尔收费不菲，可求医者依然络绎不绝，门前车马喧闹。

在今天看来，梅斯梅尔的行医好像是在胡闹，至少说是些骗人的把戏。他自己最后也未得善报。然而，大部分学者认为，梅斯梅尔当时的确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道理的，他是在用这个道理来为病人治病。

梅斯梅尔出生于康斯坦茨一个贫穷家庭，父亲是护林员，母亲是锁匠的女儿。他通过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教育系统闯出了一条出路。他原指望当牧师，后来又想当律师，最终选择的却是医生。

32岁时，他在维也纳拿到医学学位，因为当时他的导师并没有发现他的学位论文，即《论行星的影响》，大部分抄袭自牛顿一位同事的作品。尽管论文的题目与行星有关，可论文的内容却与星相学完全不同。论文提出，牛顿的万有引力与人体身心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论文中属于梅斯梅尔本人的那一小部分里，他把这种理论按照牛顿随口说过的一句话而推进一步，提出人体内部存在一种不可见的体液，这种体液能够根据行星的引力而产生对应行为。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梅斯梅尔认为，都取决于身体的“动物引力”与行星引力是否处于和谐状态。

得到学位两年之后，梅斯梅尔娶了一位年龄远比他大的富有维也纳寡妇，从而获得进入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入场券。因为不再需要全天行医，他便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上。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玻璃敲打乐器时，作为一位相当有天赋的业余乐师，梅斯梅尔当即购买了一台，而且很快成为行家里手，演奏如飞。他和妻子都是热切的音乐爱好者，经常看望莫扎特及其家人，而12岁的莫扎特的第一部歌剧《巴斯蒂安夫妇》，就是在梅斯梅尔家的花园里上演第一场的。

梅斯梅尔一边欣赏这些赏心悦目之事，一边在医学和心理学上开辟道路。1773年，一位27岁的少妇拜访他，说她患上一种怪病，其他医生无法医治。梅斯梅尔当然也无法医治，不过，他突然想起此前与一位耶稣会士的谈话。这位牧师对他说，磁石有可能影响人体的功能。于是，梅斯梅尔买来一套磁石，在这位妇人第二次造访时，他小心翼翼地摆弄磁石，一块接一块地将其贴在她身体的不同部位上。

奇迹发生了，她开始发抖，不一会儿竟然浑身痉挛——梅斯梅尔认为这就是“危象”——等她醒过来时，她感到症状轻了许多。经过一系列的进一步治疗，她的病症完全消失了。（今天，这种病症可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神经官能症，康复的原因则是受到暗示。）

梅斯梅尔终于看到磁力与他自己的动物引力之间的联系了。他认为，人体里面充满这种磁力，而不是引力体液。他还认为，最终形成的力场可能会错位，从而导致疾病发生。如果治疗得当，即可对错位的磁力进行重新对位，从而使健康得到恢复。于是，他以前称作“动物引力”的东西，现在改称“动物磁力”。病人的危象，他解释，是人体磁液流动突破障碍所致，接下来的恢复则是“和谐”。

梅斯梅尔开始治疗其他病人了。他告诉他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以面对一些反应，包括这种危象本身。果然，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做出了反应，与所预期的一样。很快，维也纳报纸登满了梅斯梅尔医生的医疗奇迹。

梅斯梅尔为了广播声名，在许多城市举办了听众甚多的演讲和表演。然而，在维也纳，他公开炫耀其疗法的张扬举止激怒了城里的一些名医，而这些医生的名声在1777年又因为梅斯梅尔宣称治好一位名叫玛丽娅·特里莎·冯帕拉迪斯的病人而蒙垢。

玛丽娅是位盲人钢琴家，莫扎特为她创作过《K.456降B调钢琴协奏曲》。她3岁那年即失明，18岁那年找到梅斯梅尔求医。他宣称，在他的治疗下，她重新获得了部分视力，但只有他在场时才有视力，其他证人则不行。也许，她的失明是心理影响所致，而他也的确能够对她产生影响。然而，在1778年，她的父母决定终止治疗，维也纳医生们也宣称梅斯梅尔为江湖骗子。梅斯梅尔在巨大压力下，只好抛开一切，包括已上年岁的妻子，逃至巴黎。

在巴黎这座起伏不定、时尚如潮的都市里，梅斯梅尔凭借自我提拔的天才很快再次获取巨大声誉，但不久就又身败名裂。开始时，他为单个病人看病，后来，随着业务的增大，他发现集体处理病人更容易赚钱。他使用的方法就是自己发明的木桶法，即橡木桶，里面有用铁棒配好的磁液。由于他还可以通过碰触、手势，或长时间盯住病人眼睛的办法影响病人，他开始想到，磁铁和铁屑都不是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是他自己的身体，它一定是一块不同寻常的大磁铁，具有直接传递看不见的磁液的能量。

这种方法很快被称作“梅斯梅尔疗法”，成为最后的疗救希望。人们蜂拥而至，来到梅斯梅尔的诊所里。助手们在他的指导下研究学习，其弟子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写出至少200多篇小册子和著作，专门介绍这种疗法。然而，巴黎大学的医学教授和其他正规医疗机构大都认为他是江湖骗子，公开发表看法。不过，如果梅斯梅尔认定自己是个骗子，他就不会像当时那样奋力反驳。1784年，他还通过与官场的关系，诱导国王指定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杰出的医生和学者组成，包括化学家拉瓦锡和美国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专门调查他的疗法是否属实。

委员会进行了仔细研究，包括一项在当代心理学中很常见的实验。他们告诉一些受试者，他们将通过一扇关闭的门进行磁疗，但实际上并不给他们上磁。这些受哄骗的受试者果真像真正受到磁疗一样，准确地报告说自己感到了磁疗。

对这些证据进行分析之后，委员会正确地报告说，梅斯梅尔的磁液根本不存在，但他们也错误地报告说，磁力治疗的效果只是想象而已。自此以后，梅斯梅尔疗法的名声江河日下，这场医疗运动也分裂出了彼此争辩不休的几个宗派。梅斯梅尔的结局也只能是离开名望尽失的伤心地，将其生命的最后30年花费在瑞士的土地上，过着隐士生活。

在半个多世纪里，人们一直将梅斯梅尔疗法视作一种准魔术而给予误解。一些纯粹的江湖骗子，还有杂耍艺人、冒险的外行，以及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非正规医生，都尝试过这一把戏。大部分梅斯梅尔疗法的实践者慢慢抛弃了磁石的使用，通过仪式和召唤、眼部接触和其他一些步骤实现磁液的传递。事实上，这些方法的确也能引起神情恍惚的现象和危象，起到减轻某些症状的作用。

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梅斯梅尔疗法一度受到重视，因为一位叫约翰·艾略逊的医生用它治疗过神经病，外科医生W.S.瓦德也通过梅斯梅尔疗法使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并在此状态下锯掉了病人的大腿。

在中世纪的法国，有位名叫圣奥古斯特·里埃波特的乡村医生抛弃了催眠法中所有近乎魔术和神秘仪式的装饰。他让病人看着自己的眼睛，他一边不断地暗示说，病人马上就要睡着了。当病人进入恍惚状态时，这位医生告诉他，他的症状将会消失。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症状果真消失了。到19世纪60年代，里埃波特的声名远传，传播于他的家乡法兰西之外。他写过一本书，专门讲解他的催眠法及其结果。催眠法当时受人怀疑，甚至是争辩的议题，然而从他之后，开始成为医术的一个部分。

这种催眠法的最著名实践者，是19世纪末期的让·马丁·夏尔科（Jean Martin Charcot）。他是巴黎一家医院的院长，有“治疗神经病的拿破仑”之称。他认为，催眠现象与歇斯底里状态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且也只有歇斯底里患者才可能受到催眠。他在学生面前给许多歇斯底里病人催眠，以演示歇斯底里的症状。

夏尔科还错误地认为，恍惚状态只有在病人经过两个先期阶段，即慵倦和强制性昏厥以后，才可能进入。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特定的症状，并涉及主要神经系统的功能变化。他的观点受到其他学者的批驳，因为他们证明，恍惚状态可以直接诱发，而且非歇斯底里病人也可进入催眠状态。

1882年，法国科学院正式接受催眠法，认为它是一种与磁力无关的神经生理学现象。夏尔科的几位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洛伊德，继续寻找对催眠现象的心理学而不是神经生理学解释，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利用过催眠法。

梅斯梅尔医生假如知道这一切的话，可能会因自己的理论受到如此排斥而大光其火，也可能幸甚志哉，因为他的治疗方案经证明仍然是有效的。

第二节　颅相者：加尔

其他物理主义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措施——抚摸并测量头颅，因为他们相信，头骨分布的细节与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及精神能量直接相关。

相面术对心理学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却为一种相关的理论——颅相学，铺平了道路，而颅相学对心理学则产生过重大影响。颅相学认为，头骨的轮廓取决于大脑特定区域的发育，因此可以指示人的性格及精神力量。

这种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弗兰茨·约瑟夫·加尔（1758—1828）。

加尔出生于德国，在维也纳接受过培训，并于1785年在该市取得医学学位，是位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加尔鼠头鼠脑，五官低洼，很难取悦于人——但他的许多著名患者显然并不在乎他的相貌。加尔是习惯的叛逆者，不相信权威，热衷于激烈争辩，沉醉于乱搞女人，且非常贪婪，甚至在进行科学演示时还收入场费，而这在当时有悖于常规。

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流的大脑解剖学家。通过解剖，他第一次向人们展示：大脑的两个半球是由一些乳白色的物质所组成的茎（接管）连接起来的；脊椎的纤维在与下脑连接时是交叉进行的（结果将使身体一侧的感觉到达另一侧的脑部）；一个物种所具有的皮层——大脑表层的灰色物质——越多，其智力水平也就越高。

加尔所做的一切是对神经科学的巨大贡献，到今天仍是如此。但这些发现却使教会的权威人士和弗朗西斯一世大为不快，因为他们将更高的智力过程归结为更加发达的大脑，而没有归结为非物质的灵魂或意识。1802年，皇帝禁止加尔进行进一步的讲演，理由是这些讲演将导致物质主义、不道德和无神论。他数度请求皇帝取消禁令，始终没有得到响应。因此，他于1807年放弃维也纳，来到巴黎。在这里，他的思想显然也没有得到拿破仑的支持，更没有受到法国学院派的回应，但他仍然固持己见，终生不渝。

加尔对大脑结构及其与智力的关系等知识所做出的贡献，本应使其在心理学史上占据令人尊敬的席位，但他的颅相学理论所取得的声誉远远超过了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因而后世通常在评判他时，总是将他与这个理论相提并论。

当加尔第一次意识到人类智力超过动物智力的原因是人类的大脑皮层发育得更完全时，他突然想到，人类在智力和性格方面的可测性差异，也极有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大脑皮层发育的不同所致。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侵扰他多年的困惑。不管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有一个问题总是让他感到苦恼。他发现，一些同学虽然没有他聪明，但却得到更好的成绩，因为他们更善于记忆——而且，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他们都长着很大的头颅，眼睛鼓出。加尔猜想，这一定意味着，眼睛后面的皮层区可能就是大脑的记忆区，记忆力旺盛者，一定是该区域的发育非常特别，甚至逼使眼睛外突。

果真如此的话，是否就意味着更高级的才能取决于大脑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或器官呢？比如，为什么不可以存在某个专门生成“好战”或“仁慈”等的器官呢？加尔记起苏格兰联想主义者托马斯·雷德所提出的几十个大脑功能区，也许每一种功能都位于某个特定的皮层区，大凡具有某种超常功能者，极有可能是其大脑在这一区域发育特别。

他无法打开人的头颅以检测这一理论正确与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造X射线在当时还没有问世。但加尔还是慢慢推出一个简便的假想。正如善记忆者眼球外突一样，任何发育特别者，其相应区域的颅骨肯定也会外突。而且，说来奇怪，在他开始寻找证据时，他发现证据到处都是。下面一段文字可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发现“贪取型器官”的：

以前，我在家里使用很多役童和仆从，他们经常彼此责难，说对方偷窃某某东西。其中一些人特别厌恶偷窃，宁可饿死也不接受他人偷来的面包或水果，而那些偷窃者却嘲笑这种行为，认为他们很傻。检查其头颅时，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积习已久的小偷颅骨突起，从狡猾区几乎一直延伸至眼睑根部（也即耳朵上方和前面），而这个区域平坦者往往讨厌偷窃。

加尔及其同事检查了几百位病人、朋友、犯人、精神病院的患者和其他人的头颅，并画出一张标有27个功能区域的颅骨图（后经施普茨海姆扩大为37个区域），每个区域代表一个支撑该功能的器官或皮层，凡颅骨特征突出者，其相应部位的功能就高于常人。经加尔认定的区域主要有好色区（脑勺下方）、仁慈区（前额上方正中间）、好斗区（耳后）、威严区（头顶前部）、愉快区（前额中间靠两边处）等。

加尔在1810 —1819年间，出版了一系列卷帙浩繁的著作，用以描述他的发现。通过加尔的著作和自我推销，颅相学红火起来，且在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长盛不衰。有一阵子，仅在英国一地即成立了29个颅相学协会，出版数本颅相学会刊。在纽约，颅相学“诊所”在百老汇一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颅相学大师在美国各地巡回摸诊。在颅相学的巅峰时代，它甚至成为寻常百姓的日常谈资，众多人在颅相中寻找人生两难境地的答案。更令人吃惊的是，许多杰出人士和严肃学者也相信它，他们包括黑格尔、马克思、巴尔扎克、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瓦尔特·惠特曼等。

然而，颅相学从一开始就遭到科学界的坚决反击。加尔虽然收集并提供了大量证据，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是符合其理论的证据。他应该随机抽取样品，并显示这些包块与所谈及的特征之过度发育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与正常或其特征不那么过度发育者头上的包块并不存在这种互动关系。另一原因是，当颅骨突出者没有所预测的特征（如好斗）时，加尔就用其他使该问题出现偏差的大脑部件的“平衡”这一术语进行辩解。加尔界定了如此之多的功能，当然可以“证明”其所选择的任何一种功能。大部分科学家认为，他的这些证明毫无价值。

对颅相学的确切否定来自实验室。彼埃尔·弗楼伦（1794—1867）是一位非常聪明的法国生理学家。他对加尔粗制滥造的方法极为惊骇，决定以实验证明是否某种特别的生理功能就位于某个特定的大脑区域之内。他是位技术高明的外科大夫，给鸟、兔和狗的头颅做过许多手术，甚至切掉一些区域，使它们恢复健康，观察它们的行为是否因为缺少这些区域而受影响。

当然，他不能够测验如记忆等的人类功能，但他可以测试加尔本人所界定的与人脑特定部位相关联的其他功能，如好色器官。照加尔的说法，该功能位于小脑（大脑最原始部分，即头颅靠后的基座部）。弗楼伦在一系列的手术中切除狗脑里越来越多的小脑之后，狗却慢慢地失去其有顺序的移动能力。其结果是，它本想向右转时，却转向左边，向前走时，却开始后退。此实验证明，小脑的功能是有目的地移动，与好色无关。

同理，弗楼伦发现，不断地切除动物的皮质会减少它们对感觉刺激的反应和启动行动的能力。小小的损伤并不造成严重后果，只是降低其对视觉刺激的总体反应能力和总体活动水平。而根据颅相学的理论，却是应该产生恶果的。大脑皮层切除得越多，动物则越显得呆滞，直至所有的反应能力和自我启动能力全部丧失。一只完全去除皮层的小鸟不再飞翔，除非把它抛入空中。弗楼伦的结论是，感觉、判断、意愿和记忆，全部分布在大脑的皮层里。尽管他在大脑里面发现大量的功能——皮质和小脑的确各有不同用途——但每一部分的具体功能并非均匀地分布于所在区域。

就这样，加尔的伪科学理论导致了对大脑功能分区的实验研究。另外，他的理论尽管在所有的细节上是错误的，但还是躲过了弗楼伦的攻击，因为后来的神经生理学家仍然按照弗楼伦的方法继续实验。他们辨别出大脑的一些特别区域，认为这些区域对视觉感知、听觉感知和运动控制具有控制作用。弗楼伦认为记忆和思维分布在整个皮层是正确的，可一些较低的精神过程，甚至一些高级的精神过程，也的确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之内。

较高级的功能在大脑的某些局部得到执行，最典型的例子是语言。1861年，巴黎比塞精神病院一位51岁的病人勒波涅被转到外科室，因为他的右腿出现坏疽。外科医生是一位名叫布洛克的年轻人，他询问病情，可这位病人只是喃喃地发出一个毫无意义的声音“坦”，他只能通过手势和“坦、坦”进行交流。布洛克终于弄清楚了，“坦”是他在医院的名字。他于21年前来到这家精神病院时，已经失去语言能力，但他的智力仍是正常的，只是几年之后，他的右腿和右臂开始瘫痪。

坦进入手术室后的第6天离开人世。布洛克尸检时发现，他的大脑左侧中间偏前的地方，一块鸡蛋大小的区域严重受损，受损部位的中心几乎没有任何组织，而在它的边缘，一些剩余组织也已萎缩。根据勒波涅的病历，布洛克下结论说，损伤最早发生在这个中心区域，当时它已完全破坏了勒波涅的语言能力，后来，随着创伤的扩散，开始导致他的瘫痪。显然，大脑左半球这一较小的前端环状区，应该是语言的基座。自此以后，这个区域就叫作布洛克区。

10余年后，一位名叫卡尔·维尼克的德国医生以类似的方式发现，有些病人讲话流畅，但总爱使用一些很怪的字眼，且不理解人们对他所说的话。这些人的损伤发生在布洛克区后面几英寸远的左半球内。真相很快大白，布洛克区主管的是语法（语言的结构），而第二区，也即现称为维尼克区的区域，则主管语义（词语的意义）。这两个区域在正常的语言交流中都是必需的，布洛克区的损伤将使说话能力受损，但不影响理解，维尼克区的损伤则使病人能够说话，但说出的话往往毫无意义，而且不能正确地理解语言。

此后，两位德国生理学家，居士塔夫·弗里奇和埃杜阿·希基格，辨认出大脑皮层的一个特别区域即运动控制点，位于左中脑伸向右中脑上面的一个长条形组织。其他调查者也分别查出负责视觉、触觉和听觉的区域。到19世纪末，弗楼伦认为不存在功能分区化的看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加尔的观点则相对正确，只是在细节上错误。但到20世纪之后，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两种理论都是正确的。许多功能位于人脑某些特定的区域，学习、智力、记忆、推理、决策和其他一些高级精神活动，则发生于大脑前叶。

心理学之所以慢慢变成如今这个样子，部分是因为加尔。他所发现的大脑结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的颅相学的荒唐理论导致了人类对大脑功能分区化的实验研究，他对皮层作为智力基础的强调，也使心理学迈出了更大一步，其功劳远超过形而上学，也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接近于实验科学。

第三节　机械论者

给大脑分区只是用生理学的方法解释心理学的一个小部分。

随着物理学和化学在17世纪的出现，一些大胆的原型心理学家开始对精神过程进行机械解释。然而，他们缺乏观察数据，只能推想在空洞的神经里流动某种“动物的精神”（笛卡儿的说法），或某种原子（霍布斯的说法），或神经与某种“震子”（哈特利的说法）一起震动，等等。

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生理学家得以利用实际观察到的物理和化学现象来解释一些低层次的心理学过程，这些发现有：

——1730年左右，英国植物学家和化学家斯蒂芬·黑尔斯（Stephen Hales）砍掉一只青蛙的头，然后挤捏青蛙，发现青蛙的腿仍能动弹。但在他砍断青蛙的脊椎后，青蛙的腿不再动弹了。黑尔斯因此确立了反射与有意识行动之间的差别，并把反射的中心确定于脊椎，而不是大脑。

——1791年，意大利生理学家鲁伊格·伽伐尼（Luigi Galvani）用一只铜钩钩住青蛙的腿，使一部分脊椎仍然与之相连，当他用雷登蓄电池向脊髓放电时，青蛙的腿踢腾几下。伽伐尼做出结论说，在肌肉和大脑里面生成的“动物电流”是通过神经传导的，负责运动。

——19世纪早期，生理学家们提出，神经系统似一张连续不断的网络。然而，在这个世纪的早些年里，当植物组织由细胞构成的观点得到确立之后，德国生理学家西奥多·施万（Theodor Schwann）把这一观点推进了一步，认为动物组织也是由细胞构成的。他区分出一种神经细胞，很快，其他一些人也演示出，大脑细胞由细胞核和长长的分支组成，它们伸出并与其他大脑细胞的分支相连接。

——1811年到1822年间，英国解剖学家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和法国生理学家弗兰索瓦·马让迪（Francois Magemdie）各自切断不同的动物神经，以观察哪些功能会受影响。两人的实验显示出，神经系统分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两种：在感觉神经中，电流在里面起传导作用，电流由外向内流动，流动方向是脊椎和大脑；在运动神经中，电流由内向外流动，自大脑和脊椎流向肌肉和器官。

所有这些发现，加上我们已经掌握的有关光和色彩的物理学原理， 19世纪在感觉器官和感知生理学研究方面大有进步。在对思维如何感知周围世界这一问题上，新产生的心理学与贝克莱的神学幻想和休谟的怀疑主义完全不同。

第四节　特别的神经能量：穆勒

穆勒出生于科尔布伦茨的一个中产家庭，天赋极高，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生就一副拜伦式的面孔——一头卷发，嘴唇性感，一双眼睛极具穿透力。21岁时，他在柏林拿到医学学位，之后转攻生理学和解剖学，有许多惊人发现，波恩大学在其年仅24岁时即授予他准教授的头衔，29岁时又授予他全日制教授职位。

穆勒20出头即狂热地迷恋于活体解剖和动物实验。到25岁时，他已完成两大本视觉生理学方面的著作，但与此同时，自身也开始受到躁郁症的折磨。26岁时，刚成为教授的他终于娶了恋爱已久的未婚妻，但躁郁症更加严重，使其有5个月既不能工作，也无法研究。39岁时，当后来者在生理学研究中超越他时，他又一次受到躁郁症打击。该病症对他的第三次打击是在其47岁时，起因于他与1848年的大革命政见不合。1858年，也即他57岁时，该病症第四次袭来，终于使他以自杀告终。

穆勒在生理心理学方面的所有成就几乎都是在他的早年取得的。32岁时，他转入柏林大学，此时，他已无意再做那些被自己称作“切割快乐”的动物实验，转而研究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他不再相信实验可以解决生命的终极问题，他的里程碑式著作——《生理学手册》充满了他自己和他人的实验发现，但其中也包含许多他东拉西扯的关于灵魂的哲学讨论。

在穆勒有关神经系统的大量发现中，许多都有利于生理心理学的确立，其中有一项还产生了巨大影响。早期的生理心理学家认为，感觉神经将感觉传递至大脑，任何感觉神经都可以传导任何种类的感觉数据至大脑，正如一根管子可以传送各种输入其中的东西一样。穆勒则认为，每种感觉系统的神经只传递一种数据，光学神经只传递光线感觉，听觉神经只传递声音感觉，其他的感觉神经也只传递各自的感觉。

穆勒是在对动物进行一系列的解剖研究后做出上述结论的。他甚至还在自己身上做一些虽小但却起决定作用的实验。例如，当按压紧闭的双眼时，压力不会引起声音、味觉或口感，只会闪出光线。

我们可能要问，感觉神经的这种专业性是因为每套神经拥有独特的品性呢，还是大脑的某个区域控制着这些神经？这一点穆勒也没能弄明白。

古人认为，任何感知到的东西的最小复制品都会通过空气和神经传递到大脑里面，穆勒则指出，传递到大脑里面的都是神经脉冲。我们的感觉不是周围事物的复制品，而是与它们类似或同形的东西。

还有个问题一直在折磨哲学家和生理学家们——我们如何知道大脑对传递来的刺激的反应就一定是和现实对应的呢？这个问题被穆勒轻松解决。他认为，虹膜上的图像是对外部世界的忠实反映，也是视觉神经传递到大脑中的刺激。所以，我们的神经状态是以合适的方式对应于现实的。

第五节　最微可感知区别：韦伯

19世纪30年代，在莱比锡大学，一位长着胡须的年轻生理学教授正在进行一项与穆勒完全不同的研究。他的名字叫恩内斯特·海因里奇·韦伯（Ernst Heinrich Weber，1795—1878）。他不用手术刀，也不切开青蛙大腿，更不锯开兔子头颅，反过来，他用健康、完整无损的人类志愿者进行实验——大学生、城里人、朋友——还使用一些平凡的工具，如药房的小砝码、灯、笔和毛衣织针。

我们先来看看韦伯平凡的一天吧。他用碳粉涂黑针尖，让针垂直下落在一位俯卧在桌上的年轻人的裸背上，在年轻人的背上留下一个很小的黑点。现在，韦伯请他用一根同样涂黑的针尖指出原来那个黑点所在的位置。年轻人照做了，却指在一个离原来黑点几英寸远的地方。韦伯仔细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他在该年轻人的背、胸脯、臂和脸等不同部位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进行这项实验。

一年之后，他打开一把圆规，并在一位蒙上眼睛的男人身体的不同部位把圆规撑开按下，使两只脚均接触身体。当圆规的两只脚张得很开时，志愿者知道接触到的是两个点。而当韦伯将圆规脚拉得近一些时，受试者就难以说清接触到他身上的到底是一只脚还是两只脚。两只脚继续移动，直至一个临界点上，受试者确切地感到两只脚只是一只脚。这个临界的距离，韦伯发现，会根据身体的不同部位而有所变化。在舌尖上，该距离不到1/20英寸；在脸上，只有半英寸；而在脊梁上，不同位置距离不等，最大为2英寸半——敏感度差异竟达50倍以上。这戏剧性地说明每个部位神经末梢的敏感度具有相当大的差异。

韦伯进行的实验虽然简单，在心理学史上却至关重要。这是实验心理学史上最早的真正的实验。他每次只改变一个变量，在两点临界值测试中，测试的是身体的面积，并观察该面积在第二个变量中引发了多少变化，即两只圆规脚落点之间的关键距离。

韦伯出生于萨克松尼省的维腾贝格，兄弟三人都是杰出科学家。韦伯早期接受过医学培训，并在生理学和解剖学研究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专业。在事业早期，韦伯醉心于确定在身体不同部位引发碰触感所需要的最低触觉刺激，不过很快就转向研究更复杂也更有趣的感觉灵敏度问题，并得出一个推断：我们在两个刺激之间能够感觉到的最小的区别，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的数值，而是主观的，且随物体重量变化的量。

为检测这一假想，韦伯请志愿者先拿起一个砝码，然后再拿起第二个，而后说出哪一个更重一些。他利用重量不同的一系列砝码成功地确定出最微小的差别——“最微可感知差别”——也即他的受试者可以感觉到的最微弱区别。

如其所料，最微可感知差别并不是一个具体不变的重量。第一个砝码的重量越大，受试者能够感觉到的差别就越大；第一个砝码的重量越轻，他们的敏感度也就越高。他报告说：“最微可感知差别即是两个以约39∶40的比率摆在一起的重量，即是说，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重1/40。”如果第一个重物重1盎司，则第二个重物的最小可感知差别为1/40盎司；如果第一个重为10盎司，则第二个重量的最小可感知差别为1/4盎司。

韦伯还测量了例如两条线的长度、两个物体的温度、两个光源的亮度、两个音调的音高等一些度量之间的最微可感知差别。他发现，最微可感知差别的大小与第二个刺激的程度有关。而且，两种刺激之间的比率是一个常数，不同的感觉系统比率不同。视觉最为敏感，可区别光线强度的1/60；对疼痛的最微可感知差别为1/30；对声音的为1/10；对嗅觉的为1/4；对味觉的为1/3。

第六节　神经生理学：赫尔曼·亥姆霍兹

1845年，一群年轻的生理学家组织了一个协会，即柏林物理学会。他们以物理原理解释所有的自然现象，包括神经及精神过程。

杜布瓦·雷蒙德给这个学会带来一位新朋友，他就是赫尔曼·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一个驻扎在波茨坦附近军团里的外科大夫。这位害羞、不苟言笑的年轻人前额宽阔，眼睛大而有神。仅仅在几年之后，他就成为了学会最激进的旗手，因为他在神经传递、色彩、视觉、听力和空间感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清晰地显示出支撑精神功能的神经过程是物质的，而且还可以通过实验来进行测试。

亥姆霍兹从不认为自己是位心理学家，因为他的最主要兴趣在物理学上。尽管他将职业生涯的最初20年在很大程度上奉献给了生理学，但他在这一时期的目标，却是要用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的物理学术语来解释感知现象。在此过程中，他的努力对实验心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可笑的是，在他那个时代，亥姆霍兹最著名的科学成就竟是检眼镜的发明。这个小东西总共仅花费他8天时间，且他自己也认为不值一提。然而，正是有了这个小玩意儿，医生们才得以第一次真正地察看活体视网膜。

亥姆霍兹一跃而成为其所处时代中名列前茅的科学家——他所取得的成就使其赢得贵族称号（姓名前的“冯”字即由此而来）。他对其他科学家或同事们既客气又慷慨，在私生活上，表现为一位极为正常的中产阶级教授先生，其生活平淡如水。

他的父亲是波茨坦一所专业学校的哲学和文学老师，薪水很低。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古典文学和哲学的深厚根基；经过医学培训后，他在穆勒的指导下完成了学业论文，入伍后成为一支军团的外科医生，在那里服役5年；他在接到第一份学术职位时娶妻，生育两个孩子后成为鳏夫，再婚，又生三子。他在职业生涯一路攀升，职位越晋越高，学术成果越来越多，社会地位扶摇直上。他从未卷入过名誉权纷争，且只加入过一次学术争论。根据记录，他的业余爱好是古典音乐和登山。

亥姆霍兹在军队服役时即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当时是在和平时期，他拥有较多的空闲时间，因此，他在营房里搭起一间实验室，进行青蛙解剖实验，目的是支持一种机械主义的行为观点。他测量出青蛙产生的能量和热量，并设法以青蛙摄取的食物的氧化量进行解释。

他以自己对青蛙的实验数据和学到的物理知识为基础，写了一篇论文，题名《论力的守恒》，并于1847年提交给柏林物理学会。他的论点是，所有的机器都遵守能量守恒的法则，因此，永恒的运动是不可能的。然后，他说，有机物的运动过程也是这样。因此可以将生理学建立在牛顿力学的立场上。这篇文章使他赢得较高的声望，普鲁士政府于是不再要求他服兵役，转而让他在柏林艺术科学院任解剖学讲师，一年以后，又指派他担任哥尼斯堡大学的生理学教授。

在余下的20多年里，亥姆霍兹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对感觉和感知生理学的研究。

他的第一个历史性研究成果是测量神经脉冲在神经纤维上的传递速度。首先他着手测量青蛙运动神经的脉冲速度。由于当时还没有先进的设备，他只能把一台检电计绑在青蛙腿上（青蛙运动神经在腿上），一根在旋转鼓上画直线的指针会显示电流通过神经上半端到青蛙腿踢蹬之间的时间差。得到刺激与蹬腿之间的时间差和距离之后，亥姆霍兹就可以计算神经脉冲的速度，约为每秒90英尺。

他还测量了人类受试者神经脉冲的速度。他请来志愿者，给他们的脚趾或大腿上施放微弱的电流，要求他们在感到电流时，立即举手示意。这些实验得出的数字为每秒165～330英尺不等。亥姆霍兹认为，这些数字没有从青蛙腿上得出的数字准确可靠。

他于1850年将实验结果发表，但初期并不被人们接受，尽管最终还是赢得了广泛认同。即使他一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仅这一点就可使其在心理学史上永垂不朽。

1852年，他开始对彩色视觉产生兴趣。自从牛顿于1672年发现太阳的白光是所有可视彩光的混合之后，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争相尝试察看眼睛和思维是如何感知色彩的。最让人困惑的是，当所有色彩的光混合在一起时，我们看到的是白色，而当两种互补色，比如红色的与蓝绿色的光线混合在一起时，同样也是白色。同理，我们看见纯橘红光线的时候会看见橘红，而当红色和黄色光线混合在一起时，也会变成橘红。

作为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知道，三种特别的色彩——红、蓝紫和绿的特别色调，按合适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时，可以产生其他任何色彩，它们都是原色（所谓颜料的原色是洋红、蓝绿和黄色）。他推想，这就意味着人类视力可能检测出这三种色彩。

他进一步提出假说，视网膜一定有三种不同的接受细胞，每种细胞负责一种颜色。他依靠穆勒特定神经能量的理论推想，从每个接受器伸向大脑的神经不仅传递视觉信息，而且还传递特别的色彩信息。

一位叫托马斯·杨（Thomas Young）的英国科学家曾于1802年提到过类似的理论，但他没有实验证据，因而被人们忽略了。亥姆霍兹收集到大量证据，包括:当不同色彩的光线混合在一起时，我们所体会到的色彩；当紧盯某种强烈的色彩看过一阵后，我们看到的互补色的残余；存在于一些人畜中的色盲现象；某种大脑损伤对色彩视觉产生的影响；等等。而且，他慷慨地承认杨的发现在先，因而，他对色彩视觉的说法此后就被称作杨-亥姆霍兹理论或三色理论。

他的研究成果，即《生理光学手册》（1856 —1867），达50万言（约100万汉字）。书中除了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外，还概括了前人在这方面进行的所有研究。此后的好几代人中，该书一直是眼睛光学和神经性研究的权威论著。

在《生理光学手册》中，亥姆霍兹主要处理了视觉的物理学和生理学，并就生理学的过程进行了敏锐观察，认为思维可以借助这些生理学过程，对来自视觉神经的信息进行解释。他在感觉和感知之间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区分。感觉是视觉神经脉冲，是由光线对视网膜的刺激形成的；感知是意识根据接收到的神经脉冲形成的有意义的解释。

他还宣称，意识在尝试与过错中学会了解释感觉。空间感是个很好的例子。康德认为，意识天生就知道空间关系；亥姆霍兹则争辩说，通过经验，我们才慢慢对空间关系形成正确的判断。在孩童时期，我们通过尝试，一点点地得知如大小、方向、色彩强度等视觉线索和物体的远近、左右、上下方位等。

他还突然想到，如果他的理论正确，那么颠倒抵达受试者大脑的空间感，则受试者应该能够适应这种倒错的视觉。于是，他做出一副带棱的眼镜，使物体出现在实际位置的右边。当戴着这种眼镜的受试者试图碰触面前的物体时，结果却错过了，因为他们的手伸向的不是实际的位置。接下来，他让受试者戴着眼镜继续拿取物体，然后碰触实际位置上的物体，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朝眼镜中看到物体的左边伸手。几分钟后，他们都能很快按照物体的实际位置拿取物体，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感知适应，他们的意识已经重新解释了从视觉神经传递过来的信息，从而做出了对现实相对关系的正确判断。然而，当摘下眼镜再去拿取物体时，他们却又错过了，所有的手都伸到了实际物体的左边。这就说明，意识的正常空间感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复原。

康德认为解释因果关系的能力是天生的，对此，亥姆霍兹非常赞同。他坚持认为，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知识和思想都是意识对感觉经验解释的结果。

亥姆霍兹的理论并没有完全击溃先天论者，不过，自亥姆霍兹时代以后，心理学的主流大都是实证主义和实验性的。亥姆霍兹自认为不是一位心理学家，可事实上，他对心理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了他对物理学和生理学所做的贡献。

第七节　心理物理学：费希纳

费希纳出生于德国东南部的一个小镇，父亲是该镇的牧师。正如他的儿子一样，这位父亲把宗教信仰与坚定不移的科学观结合起来，并使用上帝的语言布道。他的一些行为使村里人大惑不解，譬如他在教堂的尖顶上安装一枚避雷针，难道上帝连自己也保护不了吗？

费希纳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医学，但在1822年拿到学位之后，他的兴趣迅速转移至物理学和数学方面。毕业之后，他主要以翻译为生，从1824年起，他开始在大学里讲授物理学，致力于电流研究，写出许多专业文章。他的孜孜研究使其在物理学上获得巨大声誉，但自己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剧烈的头疼，并一度失控无法思想。这种病症导致他不停地兜圈子，忙碌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在30出头就飞黄腾达，爱情事业双丰收——于1833年结婚，并于1834年获得全职教授职位——但其身体状况却持续恶化，去温泉浴场寻求治疗，也收效甚微。

之后，他试图通过研究后象以转移注意力。研究过程中，费希纳往往戴着太阳镜长时间地观测太阳。尽管其研究得到认可，但他却患上了严重的恐光症，几乎失明。为了避光，他躲进了暗室，忍受着疼痛、压抑、无法排遣的无聊和严重的消化道疾病的折磨。在3年养病期间，他在各方面都处于人生的最低点。他把自己的房子漆成黑色，无论白天晚上都待在里面，什么人也不见。各种泻药、冲浪治疗、催眠术、休克治疗都无济于事。他仍然莫名其妙地反复忙碌于一些琐事，同时受到另外两种感觉的折磨：一方面，他为感到自己已接近发现这个世界的秘密而喜悦；另一方面，又为是否能科学地证明这些秘密的正确性而担心。

不过，他还是慢慢地好转起来。他可以在光线下看东西，且乐于与人讲话。几个月后，他第一次走到花园里散步。花儿看上去更加明亮，色彩更加鲜艳，他感到自己对这些东西施予了内在的光，他认为自己发现了花朵的灵魂。

此后不久，费希纳写出一本书，详细讨论了植物的精神生活。在余下的几年里，他施尽各种办法宣传自己的泛灵论，即意识与物质在世界里同时存在。

1850年10月22日早晨，他躺在床上考虑如何向机械论者证明，意识和肉体其实只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就在这时，一道灵光在他的脑海闪过：如果他设法证明在刺激的力量与感觉到的强度之间存在某种数学关系，那么他就可以证明灵与肉的统一。

费希纳接受过物理学和数学的训练，他的感觉是，当刺激的强度增大时，它应该要求更大的差别。从数学上来说，刺激在长度上的几何增大会导致感觉上的算术增大。

费希纳的猜想似乎无法证明。刺激强度容易测量，主观感觉却无法测量，于是他想到，可以通过测量感觉者刚能察觉到的、最小的刺激力量来间接地测量感觉。

费希纳并没有从老师韦伯那里得到这一灵感，而是修改了韦伯表达刺激强度与感觉强度之间的关系公式。尽管费希纳想把这份荣誉归还给他的老师，将修改后的公式依然称作“韦伯定律”，但后来的心理学家坚持把修改后的公式叫作“费希纳定律”。

费希纳将余下的9年花费在辛苦的实验当中，收集了大量能够确证这个定律的数据。在实验中，他极有强制力且非常严格。他不知疲劳地让受试者举起重物，注视光源，聆听各种杂音和音调，观察彩色样本等，而后说出它们在感觉上的异同。他对每种刺激的强度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实验，使用3种方法测量这些判断，其中仅是一种，他就列出24576种判断的表格和计算结果。他第一次系统地将探索物理和心理学王国之间的数量关系视作一种新的科学专业，并将其命名为“心理物理学”。

1860年，费希纳将其研究成果公布于世，出版了两卷本的《心理物理学纲要》，对后世影响颇大。

第五章　捷足先登者：冯特

第一节　现代心理学的诞生

现代心理学的诞生是一件默不作声的琐事，未曾有过一丝张扬。

这一天，在莱比锡大学一栋破旧的叫作孔维特的寄宿招待所三楼的一间小房间里，一位中年男人和两位年轻人正张罗器具，准备实验。他们在桌子上安装一台微时测定器（铜制的像座钟一样的机械装置，上面悬挂一重物及两个圆盘）、发声器（一金属架，上面升起一只长臂，一只球将从臂上落下，掉在一平台上）、报务员的发报键盘、电池及一个变阻器。然后，他们把五件东西用电线连接起来，这套电路还没有今天电气培训的初学者所使用的东西复杂。

中年男人是47岁的威尔汉姆·冯特（Wilhelm Maximilian Wundt）教授，长脸，胡须浓密，衣着简朴。两个年轻人是他的学生，马克斯·弗里德里奇（Max Friedrich），德国人，G.斯坦利·黑尔（G.Stanlev Hall），美国人。这套摆设是为弗里德里奇设置的，他要用这套东西收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数据。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知觉的长度》——即受试者从感知球落在平台到其按动发报键之间的时间。没有记载写明那一天是谁负责让球落下，谁坐在发报键面前。然而，随着那只球“砰”的一声落在平台上，随着发报键“嗒”的一响，随着微时测定器记录下所耗费的时间，人类正式进入现代心理学时代。

当然，人们可以反对这个说法，但大多数权威认可的正是1879年，因为在这一年，冯特在孔维特的房间里进行了心理学的第一次实验。几年之后，这个地方成为未来心理学家的朝圣之地，不但得到大规模扩建，且被正式定为这所大学的心理学研究所。

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个研究所，冯特才被认定为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且是最主要的创始人。正是在这里，冯特进行了自己的心理学研究，以他的实验方法和理论培育了许多研究生。他从这里输送了许多新的心理学骨干——他亲自指导近200名博士的论文答辩——送往欧洲和美国的各个大学机构。另外，他还写出一系列学术论文和专著，使心理学在科学领域里占据一个特定席位。他可称得上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心理学家，而不只是对心理学感兴趣的生理学家、物理学家或哲学家。

更重要的是，冯特把有意识的精神过程带到了心理学中。早在冯特的实验室进行第一次实验之前，也有人利用实验方法以测量某些精神反应。然而，将这些方法完整开发且为后世所用的却是冯特，倡导精神过程可以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也是他。

然而，在今天，冯特似乎是一个奇怪而矛盾的人物。尽管他拥有声望和影响，但除少数心理学家和学者外，他的名字几乎少有人知，大部分人可以轻易地说出弗洛伊德、巴甫洛夫和皮亚杰，却不知道冯特。那些的确知道冯特的人，也说不准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对于他的理论体系，不同的学者可以给出不同的总结。

在某种程度上说，造成他难以理解的原因极有可能在于他身上拥有太多19世纪德国学者的品性：无所不晓、顽固、专横，且自认为一贯正确——无论他的理念及人格，在今天来说都难以理解。下面就让我们一睹第一位现代心理学家的风采。

第二节　首位心理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冯特其人的一切都令人吃惊，他的出身也不例外。在其童年和青年时代，他既没有活力，又缺乏才气，看上去完全不像个有出息的人，更不用说会成为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的巨人。事实上，他看上去傻乎乎的。

冯特于1832年出生于曼海姆附近的内卡劳，位于德国的西南部。冯特的家庭也算是书香门第，因为他的父亲是该村的路德教牧师，而他的祖先也不是无能之辈，出过大学校长、医生和学者等。在许多年里，冯特一直没有显露才气，对学习更是不感兴趣。在孩提时代，他的唯一好友是一个弱智男孩。他一到课堂上就神情恍惚，读一年级时，有一天他的父亲来到学校，发现他在那里心不在焉，盛怒之下竟当着同学的面连扇他几记耳光。此事冯特终生未忘，但就当时而言，似乎并未改变什么。13岁时，他前往布鲁西萨尔的天主教专业学校就读，继续在课堂上做白日梦，脸上不时响起老师的耳光，甚至有老师当众对其讽刺挖苦，尽管这些同学多半是农家子弟，且读书亦并不比他专心。然而，所有惩罚于事无补，那一年他学业未成，颜面尽失。

父母只好转送冯特去海德堡的学院。这里的学习氛围较好，他也慢慢控制住走神的毛病，安然度过中学的几年时光，不过成绩一般。毕业时，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此时，父亲过世，母亲只有少量养老金，他不得不思虑谋份工作，以维持体面生活。他决定选择医学，并考上杜宾根大学。之后，他瞒着母亲继续在外无所事事地晃荡了整整一年。

年终时他回到家里，却惊讶地发现家中已几乎无钱供他读完余下的三年。他决定痛改前非，于这年秋天继续到海德堡大学，重开学业。他一头扎入学习之中，竟在3年时间内完成全部学业，并于1855年，在医学全国会考中获得了第一名的骄人成绩。

在学习过程中，他却发现临床实践丝毫没有吸引力，而理科课程反倒饶有趣味。1855年，他在拿到硕士学位之后，来到柏林大学学习一年，于1857年出任海德堡大学的生理学讲师。次年，已名望大振的赫尔曼·亥姆霍兹来到该校，建立一所生理学研究院，冯特做了他的实验室助手，这份工作进一步加强了他对生理心理学的兴趣。

此时，他正值20多岁，尚未婚娶，彻底成了一个工作狂。除实验室的工作之外，他一边讲课，一边编教科书赚钱，同时致力于对感官知觉理论的研究，开始就该课题起草一部鸿篇巨制，即《感官知觉理论文集》。

该书出版于1862年，在书中，年仅30岁的冯特向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和机械论生理学家提出了挑战。他说，心理学只有建立在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时，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还说意识是可以通过实验手段进行探索的。

1864年，冯特晋升为副教授。他辞去了亥姆霍兹助手的工作，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研究。他无法再进入亥姆霍兹的实验室，因而就在家里自建一个，收集并自己动手制作必要的仪器，进行自己的心理学实验。他继续教授实验生理学课程，但其讲稿里已出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素材。将近不惑之年时，冯特开始抛开工作，着迷似的追求一位女郎，并成功地与她订婚。由于手头仍很拮据，他们只得推迟婚期。

亥姆霍兹于1871年离开海德堡大学。从逻辑上说，冯特最适合坐他的位子。恼人的是，尽管该大学不断地派给他本属于亥姆霍兹的工作，却只给他一个特命教授的头衔，薪水只有亥姆霍兹的1/4。婚后的他比以前更加刻苦地工作，专心撰写《生理心理学原则》一书，指望该书能使其离开海德堡大学。

他真的做到了。在第一部分里——该书分两个部分，分别出版于1873年和1874年——冯特毫不含蓄地说：“本人在此奉献给公众的作品，是想划出一门科学的界线。”这部著作带给了他所希望的东西，即苏黎世大学的教授教席，一年之后，他又在莱比锡大学得到了更好的教职。

冯特于1875年来到莱比锡大学，设法获得了孔维特楼的房间，以存放物品和演示。4年之后，他将之改造为自己的私人研究所。他的讲座十分吃香，个人名声和实验室的名气也吸引了许多助手来到莱比锡。1883年，大学不但增加了他的薪水，且给他的实验室以正规的研究院封号，使之名正言顺。同时，大学又增拨给他额外的空房，让其将实验室扩建成拥有7个房间的套间。

他本人却很少待在实验室里，转而将大部分时间放在授课、管理研究院上，同时致力于写作并修改心理学方面的著述，后又写出很多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他把每一天的活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就像依曼纽·康德似的。他利用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写作，然后进行一个小时的咨询，下午访问实验室，散一会儿步，同时思考下面讲课的内容，把课讲完，然后再去一趟实验室。他的晚上是安静的，除音乐会以外，他并不热衷于公众生活，也几乎从不旅行。不过，他和妻子经常招待高年级的学生，且在大多数星期日里，让其助手们来家里进餐。

在家里，冯特虽然仍旧端着架子，但总体上是亲切和蔼的。可在学校，他则有板有眼，一股书卷气，其言行举止宛如一个大人物，他也自视为大人物。授课时——在大学里最受欢迎——他会一直候在外面，直到大家全体落座，助手们也全体到位，且都在前排坐定。然后，他会突然将门打开，一步跨进，一袭黑袍充满学究气。他目不斜视，径直沿走道迈向讲台，在讲台上摆弄一会儿粉笔和纸张，而后手撑讲台，面对早已期待的听众滔滔不绝地展开讲述。

他讲起课来从不看讲稿，总是滔滔不绝，激情澎湃。他的文章虽然总是艰涩沉闷，但讲课时，他却会以稳重的学术方式逗人乐。比如，他这样描述狗的精神能量：

我曾花费大量时间测试家中的那条狮子狗，观察它能否肯定地表现出经验上的概念。我教它将一扇开着的门关上，并要它在听到我“关门”的命令时，用前爪按通常的方式关门。开始时，它在我书房里一扇特别的房门上学会了这招。有一天，我希望它在书房的另一扇门上重复这个动作，它却吃惊地看着我，什么也不肯做。我煞费苦心地又一次教会它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重复这一把戏。自此之后，它可以毫不犹豫地听从命令，遇到像这样的两扇门时都能够关上……但仍没有迹象表明，在狗的意识里关门的概念形成了。当我命令它关上一扇从外面打开的门时，它只是简单地重复着原来关门的动作把门打开。虽然我不耐烦地重复着“关门”的命令，它仍无动于衷。不过，它显然也因为自己未能完成任务而沮丧不已。

对于他的毕业生，冯特非常乐于给予帮助，对他们关怀备至，充满慈爱——但也十分专横。在学年开始时，他常命令研究生班上的学生到研究所集合，他们要在他面前站成一列，由他宣读该年度他必须看着完成的一些研究项目，并把第一个课题安排给站在队列边上的第一个学生，第二个课题交给第二位学生，以此类推。

没有人胆敢对这些分配提出异议。学生们很有责任心地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这些任务在大部分情况下即成为他们的博士论题。冯特指导这些将要发表的报告的写作。尽管有时他容许学生们在这些报告里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他却常常拿蓝笔在上面大肆批评。他的最后一批美国学生中的一个在报告里说：“在热烈捍卫学术观点的基本原则方面，冯特表现出的是众所周知的德国人的品性。我的论文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未能支持冯特的同化观点，因此惨遭删除。”

公平而论，我们还是要说，晚年的冯特已经变得心地柔顺、慈祥可亲了。他喜欢在书房里招待年轻的客人和听课者，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趣闻逸事。他教课、写作，还指导心理学研究，直到1917年于85岁的高龄退休为止。此后直到1920年，即他88岁时，还一直忙于著述，直到临死前第8天仍在奋笔疾书。

第三节　孔维特楼里的稀奇事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正在参观冯特实验室，就会觉得这些实验实在是稀松平常。我们通常认为人类心理学中最为关键的一些领域，如认知、思维、语言技巧、情感和人际关系等，他们一点也没有涉及。

在实验室里，我们能看见冯特的学生，偶尔还会碰到冯特本人，花费数小时的时间聆听节拍器。他们以各种速度开动节拍器，听节拍器的人每次都要仔细检查自己的感觉，然后报告出意识反应。他们发现，有些节拍令人愉快，有些则不愉快。快节拍使人激动，慢节拍则使人放松。在每一声“嗒”的后面，他们都会莫名其妙地紧张，之后又是说不清的放松感。

这种看上去无足轻重的练习却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它在培训冯特所称的内省。这与自苏格拉底到休谟以来的哲学家们经常进行的内省十分不同。冯氏内省是准确的，同时也是有条件和受控制的。冯氏内省局限于冯特称作心理生活“要素”的东西，即由声音、光线、颜色和其他刺激引发的直接简单的感知及感情。实验者提供这些刺激，并观察受试者的视觉反应。当受试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感觉和感情时，刺激就会在他的身上形成。

我们看见的正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许多实验，多少都跟这个实验室里进行的第一次实验，也即马克斯·弗里德里奇的实验差不多。一次又一次，让球落到平台上，激起一阵刺耳的噪音，受试者一听到噪音，立即按下发报键，使微时测定器停顿下来。

这些实验通常以两种形式进行。在第一种形式里，受试者得到的指令是，在清楚地感到自己听到响声时，立即按发报键；第二种形式是，他被告知，声音响后即按发报键。在第一种情况下，指令集中在他对自己感觉的注意上面；在第二种情况下，注意力则在声音本身。第一种反应因涉及人在紧跟着的有意识的自发反应后对声音的感知，因而通常要花费约2/10秒的时间；而第二种情况则主要涉及纯粹的肌肉或反射反应，只花费约1/10秒的时间。

这些发现好像很琐碎，但在两种实验形式中，受试者已经学会了内省。他们报告说，他们准备好去听声音时，会产生轻微的、波动的紧张感。当听到响声时，他们则会产生极其轻微的惊讶感，并产生非常强烈的去按发报键的冲动。在另一方面，他们体验到的却是对即将听到的声音的微妙感觉——有些紧张感，以及球落下时所产生的强烈的惊讶感，并下意识地产生了按下发报键的冲动。因此，这个实验不仅可以测量有意识的意愿和反射意愿之间的时差，而且还能辨识意识的过程。

几年以前，冯特曾大胆地宣布，实验可以探索心理世界，可现在，他感到他们只能对意识的基本材料（感觉、感知或感情等）方面这么做。较高级的意识过程，包括复杂的思想、语言、概念形成和其他一些高级认知功能，只有通过对人群的观察才能进行研究。

冯特对科学的心理学实验的定义是，在这种实验中，首先施加一个已知的、受控制的生理刺激，然后观察并测量受试者的反应。冯特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利用自己的内省办法获取受试者有意识的内心反应的计量信息。

与冯特同时代的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卡尔文爵士（Lord Kelvin）常说：“当你能测量出你正在说的话，并能用数字表达出来时，你就了解了其中一些东西；可是，当你无法测量它，也不能用数字表达它时，你的知识则属于贫乏和不令人满意的那种。”冯特实验室里收集到的那些数据肯定符合这个知识标准，至少涉及了心理过程的基本构件。

第四节　冯特心理学

冯特对自己的评价绝不限于一位实验科学家。在著作和文章里，冯特自认为是心理学的系统组织者及总体计划的建筑师。然而，他的系统却难以详述，对其主要特征的总结也总是千差万别。

其中一个原因是，冯特的系统是一种分类方案，无法通过实验证明或反驳，其中有许多不能用实验室使用的方法进行探索。

总结冯特系统的一个更大障碍在于，他不断地修改它，并向里面增添新的内容，因此，它不是一件东西，而是许多东西。的确，在他那个时代，评论家们很难在其系统的任何部分找到毛病，因为往往还没有来得及找到问题，冯特要么在新版本中做了更改，要么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上了。

然而，即使不能在冯特的心理学中找到中心主题，列举些反复出现的散题还是可能的。

一个主题是他的心理平行观点。他说过，意识的现象与神经系统的过程是平行的，但他认为，前者有基于实际神经现象的合并。

另一个主题是，他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开始，他提倡它是或可能是一种自然科学，可后来又说，基本上是精神科学。他说，只有直接经验的实验研究才是自然科学，其他的都是精神科学。

冯特心理学中最接近中心的论题是，有意识的心理过程由基本的元素构成，基本元素是指直接经验的感觉或情感。

他的另一个心理学主题是，对所有有意识的行动和心理活动来说，“意愿的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

总的来说，冯特的心理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宽泛得多，包括的内容也广泛得多。他的心理学是非常严格而排他的，因而禁止过许多领域，这些领域在今天已被接受为心理学基本部分的研究领域：

——他无一例外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心理学实际用途。他最有才干的一位学生恩内斯特·莫曼（Ernst Meumann）转向教育心理学时，冯特认为他是背叛自己，转向敌营。

——他同样反对除了自己规定的内省法以外的其他任何形式。他猛烈抨击其他研究者的工作，尤其是沃兹堡学派的成员。关于这个学派，我们下面还要详说。该学派要其受试者在实验期间讲出所想到的任何东西。这种方法，冯特认为是“假”实验，即不是实验方法学上的，也不是内省式的。

——儿童心理学刚一出现，他就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些研究的条件不能得到足够的控制，因而其结果也不是真正的心理学。

——他摒弃同时代法国心理学家的工作，因为法国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催眠法和暗示法，而这种方法又缺乏严格的内省，因而他认为也不是心理学的实验。

——他反感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而后者的心理学却更为完整，更有洞察力，更有个人特色。读完詹姆斯受全世界心理学界普遍欢迎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之后，冯特酸溜溜地说：“这是文学，它非常优美，但不是心理学。”

第五节　难以道说的变迁

在冯特的一生中，最为奇特的是他对心理学的影响——既出乎意料地广泛，又十分有限。

影响广泛的是：

——他是这个领域里的博学之士和总体规划的决策人，为这片学术领土划分了疆界，并定义其为一门新的科学。

——他培育出许多人才，这些人才后来大多成为德国和美国在这门科学的最初几十年里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他把生理心理学开始阶段最有特色的方法论引入实验心理学。他的实验室及其实验方法是下半个世纪中许多实验室的典范。

——通过其厚厚的、权威性的教科书，冯特影响了整整两代美国心理学家及其学生。在20世纪初期，美国心理学的学生大多可以把他们的历史渊源追溯到冯特那里去。

十分有限的是，冯特的观点在当代心理学理论中影响甚微，主要原因是：

——冯特就心理学的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领域都写过书，包括按照自己的实验方法无法通过检验的许多话题，比如心理因果关系、催眠术和通灵术。结果是，一些年轻的心理学家将其视为某种类型的二元论者和玄学者。

——其他心理学家反对冯特心理学，他们认为其过于狭窄和生硬。他们将注意力转至带有实际应用目的的研究领域，包括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测试和临床心理学等。所有这些领域，虽然都超出了冯特心理学的界限，但却成长并发达起来。

——在冯特的晚年，一些新的心理学流派相继出现，对他的心理学系统进行拨乱反正。这些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实验心理学不应局限于基本的直接体验，而应探索更高级的心理活动。

第六章　我行我素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第一节　“这不是科学”

有这么一位奇怪的教授，他在心理学这一新的科学领域里出类拔萃，却又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他赞扬实验心理学家们的发现成果，却又憎恨实验，能不做的尽量不做；他被公认为所处时代（19世纪晚期）中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可从未上过心理学课，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心理学家。

他就是心理学领域里的怪杰威廉·詹姆斯。

他在写给一位诗人朋友的信中不无嘲讽地评价德国机械论者的新心理学说：“科学现在可以确认的唯一心灵，就是一只砍掉了头的青蛙，这只青蛙的抽搐和扭动表达的是比你们这些怯懦的诗人曾梦想到的更深刻的真理。”

在给其兄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信中，他将心理学视作一个“讨厌的小课题”，凡是人们想知道的，它一概不去研究。在完成其权威性的大部头《心理学原理》后不到两年，他又写道：

听到人们骄傲地谈论“新心理学”，看到人们编写“心理学史”，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这个词所涵盖的真实元素和力量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连一点清晰的影子也找不到。这不过是一连串粗糙的事实，一些闲言碎语和不同意见的争执，或仅停留在描述水平上的小小分类和综合，或一种认为我们具有不同思想状态和我们的大脑决定这些状态的强烈偏见：却毫无规律可言，从不像物理学那样给我们显示出定律来，也拿不出一条命题以推断出一个结果。这不是科学，只是一门科学的希望。

毋庸讳言，这位冷嘲热讽的叛逆者并非是对心理学发泄不满，而是对它抱着极大的期望。他看到的是，它的发展目标旨在发现每一种生理的“大脑状态”与其相应的意识状态之间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的真正理解将是“科学的成就，在这样的成就面前，以前所有的成就都将相形见绌”。

然而，他认为心理学还没有准备好实现这个目标，它的状态就像伽利略宣布运动定律之前的物理学、拉瓦锡宣布质量守恒定律以前的化学一样。在伽利略和拉瓦锡出现以前，它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解释有意识的心理生活的定律。不过，“这一天必将来临”。

第二节　可爱的天才

詹姆斯个子矮小，身材瘦弱，蓝色的眼睛，脸上有少许胡须，倒也眉清目秀，还配着一个贵族般的前额。他喜欢非正式的服饰，比如夹克衫、浅色的衬衣和宽松的领带，而这些跟他的教授身份格格不入。他为人友善，风度迷人，喜欢外出，经常和学生们漫游哈佛园。他授课时既活泼又幽默，有时忘乎所以，甚至有次一位学生不得不打断他的讲课，请他严肃一点。

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看上去颇孩子气，甚至有点顽皮。不过，他却是一个多面的人物：非常坚强，可有时又非常脆弱；工作勤奋，喜欢交际，性格开朗，有时却受阵发性忧郁的侵扰；对学生非常友善，对家庭充满爱心，可又容易感到厌倦。尽管他有绅士风范，也极有教养，可有时候也会十分刻薄，但这些刻薄之语通常只出现在私人信件里，在其公开著作里，他总是谦逊有加，客套有余，甚至是在批评别人的时候。

有时候，詹姆斯会用一些幽默的故事和笑话冲淡自己作品里面的严肃性。例如，为解释人们对不喜欢的课题往往很难集中注意力，他举出下面一例（可能就是他自己）：

人们会抓住各种借口逃避手头上不想做的事情，不管这些无意中到手的借口是何等琐屑和与己无关。比如，我认识一个人，他宁愿去拨火，剔地上的污渍，清理桌面，翻报纸，翻看视野中的任何一本书，修理指甲，简而言之，就是磨磨蹭蹭地浪费掉整个上午的时间，而这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他所做的这一切，为的只是中午时分他不得不上实在不喜欢的形式逻辑学课，因为按照预定计划，整个上午他唯一应做的事，就是为这门课备课。除此之外，别无他事！

难怪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对他的总结是：“那个威廉·詹姆斯，真是个可爱的天才。”

威廉·詹姆斯1842年出生于纽约，家境富裕。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应该成为一个纨绔子弟，或至少成为一个业余的花花公子。

他的爷爷是爱尔兰商人，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精明强干的他发动并组织了伊利湖运河的开掘，从中赚取了几百万美元。这个结果使其儿子亨利（威廉的父亲）得以不用为生存而奔波。亨利读完两年的教会学校，实在忍受不了那里呆板的长老会教条，坚决辍学。

之后亨利迷上了宗教和哲学。结婚后亨利把时间用在写作和教育几个孩子上，威廉·詹姆斯正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亨利让孩子们接触美国文化的同时也接受欧洲文化的熏陶。

亨利独特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受益匪浅。威廉·詹姆斯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和德国都读过书，还接受过私人教育；他随家人去过许多名城的博物馆和画廊，能用五种语言与他人交流；梭罗、爱默生、格里利、霍桑、卡莱尔、丁尼生和J.S.密尔等名家都是他家里的常客。在父亲的影响下，他阅读广泛，哲学基础扎实。

17岁时，威廉·詹姆斯希望成为一名画家，可他父亲亨利却希望他能在科学或哲学上有所建树。亨利不同意儿子的想法，并执拗地带着全家赴欧洲待了整整一年以冲淡此事。后来，由于威廉再三坚持，亨利才勉强答应。半年之后，威廉可能觉得自己实在缺乏绘画的天赋，也可能觉得这样做实在对不住父亲，于是决定遵照父亲的愿望，入哈佛学习化学。

烦琐的实验室工作再一次使他失去耐心。不久，他转向生理学，因为穆勒、亥姆霍兹和杜布瓦·雷蒙德在欧洲做出的开拓性工作使这门学科生机勃勃。然而，没过多久，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转坏，威廉意识到自己迟早得谋生计，因此，他转入哈佛医学院学习医学，希望将来做一名医生。但医学同样唤不起他的热情，苦恼的威廉于是花去将近一年的时间跟随哈佛大学的博物学家路易·阿加西兹学习自然史，两人一道远赴亚马逊河流域考察，希望这门学科能够成为他的最爱。结果没有，因为他并不喜欢收集标本。

他回到医学院，在这里却又受到各种疾病——腰疼、视力欠佳、消化不良、阵发性自杀冲动等——的折磨，而所有这些疾病，或大部分疾病，大多起因于他对未来的担忧。为了寻找解脱办法，他再赴法国和德国，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时间，一边沐浴，一边跟着亥姆霍兹和其他著名的生理学家学习，对这门新的心理学渐渐熟悉起来。

之后，他又回到美国，并于27岁那年完成医学院的全部课程。由于身体原因，他并没有行医，而是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对心理学的研究之上。这一时期，他前途未卜，心情沮丧，再加上自己关于意识的观点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因而郁郁寡欢。1870年，也即他28岁时，经历了一次情感危机，许多年之后，他在《宗教经验种种》一书中，通过一位匿名的法国人之口，描述了这次体验：

有天晚上，我在夜色中到一家成衣店购买衣服。突然，一阵可怕的恐惧感向我袭来，且事先没有任何预警，就像从黑暗中突然冒出来一样。这个感觉就是对自己存在的害怕。同时，在我脑海里出现一个癫痫病人的形象，此前我曾在疯人院里看见过他，一个一头黑发的青年人，皮肤发绿，完全是个傻子，整天坐在凳子上，或坐在墙上的架板上，双手抱膝。这个形象就是我自己，我心想。我害怕得发抖。此后，对我而言，这个世界完全变了。每天早晨我从梦中醒来，这种可怕的感觉就会从心底冒出来，一种我此前从未意识到的人生朝露感，一种自那天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这次经历使詹姆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神情沮丧。在此期间，德国生理学家对世界的机械论看法对他产生颇大的影响。詹姆斯认为，如果机械论真实地反映了意识，那么，他所有的思想、欲望和意愿，只不过是一些自然粒子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而所有这一切，是事先早已决定了的，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就像精神病院里的那个癫痫病人一样。

后来，他读到法国哲学家论自由意志的一篇文章。他开始相信自由意志，认为我们的选择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他相信自由意志的意愿果真起了作用，他开始慢慢从坏情绪里恢复。此后两年，他阅读了大量的生理学和生理心理学著作。1872年，他已年近30岁，但经济上并没有完全独立，而且对未来毫无打算。就在此时，哈佛大学的校长，也即他曾经的邻居查尔斯·埃利奥，邀请他去哈佛大学教授生理学，他接受了这个职位。在此后的35年中，他一直守在那里。

3年之后，他开始教授生理心理学，并与人合作一个小型实验室，他在那里向学生们演示。他继续杂乱无章地博览群书，渐次形成自己玄妙的心理学概念，写出大量文章和书评，极力鼓吹他的概念。出版商亨利·霍尔特与他签约，让其就这门新的科学心理学写一部教科书。詹姆斯答应下来，但说需要两年。结果他在这本书上整整花了12年时间，直到1890年，他才完成全部书稿。大大出乎出版商的预料，该书在出版后大获成功，很快成为畅销书。

詹姆斯开始写作该书那年，也即1878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年他36岁，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尽管他相信自由意志，但在选择配偶时，他似乎无法支配自己的自由意志。两年前，他父亲到波士顿激进者俱乐部开会，回来后向大家宣布，他为威廉物色了一个未婚妻。她叫艾丽丝·吉本斯，是波士顿的一位小学教师，也是个小有名气的钢琴家。

尽管威廉拖着两条腿不大情愿地去相亲，然而，一旦走了第一步，他也只有继续走下去。经过一段马拉松似的求爱过程，艾丽丝最终成为他忠实、坚强的妻子和帮手，并为他生养了5个孩子，充当他的抄写员和智慧伴侣。她欣赏他的天才，理解他的情感，容忍他的反复无常。他们的关系有时剑拔弩张，但就总体而言，他们仍是互敬互爱、彼此忠诚的夫妻。

结婚之后，詹姆斯的神经质与生理上的症状奇迹般地完全康复。他对生活的态度大为改观，全身爆发出一股此前从未体验过的热情和能量。他终于成为一个经济独立、有身份地位的男人，有家有室，收入不菲，并可以自由自在地追逐自己的目标。两年之后，哈佛对他的特别兴趣和才华称赞有加，晋升其为哲学系副教授，并于1889年晋升其为心理学教授。

第三节　奠基者——美国心理学之父

在詹姆斯于1875年教授心理学之前，美国大学里还没有心理学教授。当时，大学里与心理学有关的是颅相学和苏格兰心理生理学，它们主要用以对宗教进行辩护。詹姆斯本人从没有上过新心理学课程，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课程可上。对此他嘲弄说：“我听过的第一次心理学讲座，主讲人是我自己。”

但在短短的20年之内，20多所美国大学纷纷开设了心理学课程，出版了3本心理学杂志，还成立了一个专业性的心理学学会。心理学这么快地进入花季主要有三个原因：许多大学的校长希望效法德国心理学机构的成功；冯特培育出来的心理学家纷纷回到美国；最重要的就是詹姆斯的影响。他通过教学，通过他的十几篇极受欢迎的文章及自己的一部杰作——《心理学原理》，将这些影响扩散出去。

詹姆斯首次将实验心理学引进美国。可笑的是，詹姆斯一方面极端强调实验的价值，另一方面却觉得这种做法十分无聊，且在学术上也太过局限。他通常只花两个小时进行实验。他曾说，“我天生不喜欢实验工作”，“一想到心理物理学实验和完全的铜制仪器及代数公式，我就从心底里对这门学科充满恐惧”。

然而，他相信实验心理学，而且让他的学生进行广泛的实验。他们让青蛙飞速旋转，以探索内耳的功能；他对聋哑人也做同样的实验，以证实内耳的损坏会降低对眩晕的敏感度；他们还进行催眠和自动写作的实验，其实验范畴远远超出了冯特的生理心理学。

詹姆斯不喜欢做实验，然而，当证明或驳斥一个理论的最好办法别无他途时，他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做实验。譬如，在写作《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有关记忆力的一章时，他希望测试一个古代信仰，这个信仰说：记忆跟肌肉一样，是可以通过练习进行强化的，而且，记忆某个东西不仅可改善对被记忆材料的记忆力，而且可增强记忆任何事物的能力。詹姆斯对此表示怀疑，于是迫使自己成为受试者。在8天时间内，他背下维克多·雨果《讽刺》一诗的158行，每行平均花费约50秒时间。然后，他开始背弥尔顿的《失乐园》。在38天内，他每天花费90分钟进行背诵，直到背完整部诗篇（共798行）。最后，他又回到《讽刺》一诗，并背诵了它的158行——发现背诵每行的时间竟比第一次背诵时多花7秒。这个实验证明，练习并没有增强他的记忆力，反而对其有所减缓，或至少是暂时有所减缓。他让几位助手重复这个实验，结果大致相同。实验驳倒了存在2000多年的谬论。

实验对詹姆斯的心理学思想来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来源。他的大部分思想源于所阅读到的有关哲学和生理心理学领域的书籍。他在1882—1883年间，远赴欧洲，在半年多时间里访问了许多大学，与几十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进行交流。

他通过内省的方法得到许多见解，但这和冯特的内省法有很大不同。詹姆斯认为冯特内省法是注定失败的。他觉得，自然主义者的内省法是最重要的调查方法，即按照我们思想和感觉的实际样子来观察它们。正如人们可以对外在的事物进行观察、命名、分类一样，人们同样可以通过观察内在的事件（内省）达到同样的目的。詹姆斯相信，“内省和观察都是我们必须依靠的最优化方法”。

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个人和非科学的来源：他对人类行为的自然的、认知的和聪明的解释，主要建立在他自己的经验和理解之上。

经过12年的写作，詹姆斯终于完成了《心理学原理》。此书共两卷，近1400页，完全不适合做教科书之用。因而，他后来从中改编出一本简写的教科书。《心理学原理》发表后即获得轰动效应，对美国的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1898年起，詹姆斯由于个人原因而产生出对死后世界的兴趣。那年他56岁，在阿迪龙戴克斯山区爬山时劳累过度，从而引发了慢性心脏病。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于1907年不得不从哈佛退休。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他写出了两本哲学方面的书，于1910年离开人世，享年68岁。

约翰·杜威对他的评论是：“大家一致公认，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若不是人们一味毫无道理地对发生在德国的人和事大唱赞歌，我认为，他也是任何国家里最为伟大的心理学家——在其所处的时代，或在任何时代。”

第四节　卓越心理分析家的概念

詹姆斯对心理学领域的每一个话题都发表过宏论，这在他所在的时代已众所周知，但他的最重要影响却在于下述几个概念：

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是个非常准确但只适用于詹姆斯心理学某些部分的标签。詹姆斯没有实际的系统，而且有意避免使自己的思想形成有机的系统，因为他意识到心理学形成宏大理论的时机尚未到来。

然而，他的确拥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德国生理心理学家认为，心理状态只不过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生理状态，詹姆斯却说，这是“无正当理由的妄断”。他认为精神生活是真实的，而生理学认为人的意识只不过是对外部刺激的生理反应的观点是不对的。因此，心理学的合适主题应该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能意识到的、发挥功能的“意识状态”的内省分析。

意识的本质

尽管詹姆斯排斥生理心理学中的物质主义，但他也不认同意识是与肉体平行或不依靠肉体而单独存在的观点。

詹姆斯最后认定了二元论。他认为，存在一个外在的世界，也存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存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也存在一套与之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后者不仅是由外部事物引起的大脑状态，而且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可以彼此间产生影响。在这个意识的王国里，它们遵循着自己的因果法则。

不管意识形态的最终本质是什么，詹姆斯认为，心理学家都应该把灵肉问题搁在一边。心理学还远没有准备好或理清生理状态与心理状态之间的联系，而目前应关心的问题是，描述并解释如推理、注意力、意愿、想象、记忆力和感觉等活动过程。

意识流

詹姆斯利用内省分析作为其探索有意识思维的主要方法。他强调说，这种方法感觉到的现实就是意识思维的流动。

詹姆斯认为意识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过程或功能。正如呼吸是肺的功能一样，传递有意识的心理生活则是大脑所做的事情。它为什么要做呢？“为使一个神经系统不至于变得过于复杂而无法进行自我调整。”意识允许有机体考虑事物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状态，而且，因为有了由此而来的预测能力，它可以事先计划并调整其行动，以适应环境需要。

他说过：“意识在自我展现时并非砍碎的粉屑。像‘链’或‘串’这类的词并不适合描述它刚刚出现的样子。它会流动，用‘河流’或‘小溪’来比喻它们倒很贴切……我们权且叫它思想、意识或主观生活之流。”

意识流在心理学家中引起巨大反响，并在研究和临床工作中起着非常实用和重要的作用。它被许多作家立即借去，写出大量意识流小说。他们中有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弗吉尼娅·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

自我

就连意识的间歇，比如梦，也不能中断该流的连续性，在醒来时，我们不难在意识流中做好这个连接，那就是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自我告诉人们，无论何时，无论何日，我仍旧是刚才的我，仍旧是一天前的我，仍旧是10年前的我，也或者仍旧是此生之前的我。

自从心理学诞生以来，思想家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有谁或什么知道我就是我，知道我的所有经验都发生在同一个我的身上？解释自我或连续身份的感觉的究竟是什么物质或实体？谁是观察者或控制者？詹姆斯把这些问题称作“心理学必须面对的难题中最使人困惑的”。

詹姆斯找到了将自我概念归还给心理学的办法。我们都可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将某些事情视作我或我的。与这些事情相关联的感觉与行为是可以进行调查的，这就构成了“实证的自我”。

实证的自我分几个部分：物质的自我（我们的身体、衣服、所有物、家人、家庭），社会的自我或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如何与生活中不同的人物相处），再就是精神的自我（即个人的内心或主观存在，我们的心灵功能或性格集合）。所有这些都能通过内省的办法和观察的办法加以探索，不管怎么说，实证的自我都是可以研究的。

意志

一些同时代人认为，詹姆斯对心理学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他的意志理论，即引导自愿活动的意识过程。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所致力解决的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从一开始就想到自愿采取一个行动的。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毫不犹豫地对日常行动产生意愿，因为我们感到它们与我们想做的事情并不冲突。可在有些时候，我们的脑海里会存在一些互相冲突的想法：我们想做甲，我们也想做乙，但两者是互相矛盾的。由什么来决定我们的行动意愿呢？詹姆斯的答案是：我们将彼此相冲突的可能性进行比较，最终决定只留下一个，重视哪一个想法，其本身即是意愿行为。

詹姆斯本人，在其情绪危机中非常相信自由意志，该信仰曾帮助他渡过了难关。詹姆斯坚持说，相信自由意志在实用主义方面看来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将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进行比较，我们就会选择相信哪一个，采取哪一种行动。相信自由意志可使我们考虑各种选择，进行计划，并按计划实施行动。如果相信我们不能影响自己的行为，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果相信我们能够影响自己的行为，则会产生有益的结果。

无意识

在谈论自愿行动时，詹姆斯区分了我们有意识命令的肌肉运动和大部分自愿行动间的差别。有些运动得到了长期的执行，能够立即和自动地跟随心理的选择，就好像是自发做出的选择一样，比如，谈话、爬楼、脱掉或穿上衣服等等。“心理学中的一个普遍原则是，意识会放弃所有不再有利用价值的过程。”

因此，詹姆斯预测了现代的学习研究。这些研究证明，通过实践，更复杂的自愿动作，比如弹钢琴、开车或打网球，都是熟能生巧的，因而在意识发出总的命令之后，其中的大部分动作都可以很快在无意识中得到完成。

他还注意到，在不注意体验时，我们也许会对这些东西不太注意，尽管它们对我们的感官会产生正常的影响：“我们在醒着时，对习惯性的噪音等毫无感觉，这足以证明，我们可以不去注意我们仍然感觉着的东西。”

但由于詹姆斯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有意识的心理生活上，他不能想象完全无意识的知识。他感到，不管什么形式，不管在什么地方，所有的知识都是有意识的。在这一点上，他非常赞同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人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的思想，后者认为，这些似是而非的无意识知识都是分裂人格的结果，主要的人格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却是分裂的第二人格意识到的东西。

情绪

与此前所述的伟大理论相比，詹姆斯提出的一个很不起眼的理论却越来越著名，越来越引起人们更多的研究。这就是他的情绪理论。

情绪，并不是引起心跳加速或掌心盗汗等生理症状的那类东西。相反，这些生理症状是神经系统对外部刺激所产生的反应，而我们叫作情绪的东西，则是我们对这些生理症状的感知。

几乎就在同时，同样的理论由一位丹麦生理学家卡尔·朗格提出，对此，詹姆斯给予了承认，这个理论很快便被确认是詹姆斯-朗格理论。

这个理论产生后立即引起了争议和研究，最终被认定在许多方面是错的。哈佛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在1927年指出，不同情绪伴随总体上相同的生理反应。比如，愤怒和害怕都伴有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所以通过生理反应不一定能够确定地解释情绪。另外，坎农认为，内脏反应时间较慢，但情绪反应却常常是快捷的。坎农的结论是，刺激信息从大脑兵分两路向外发出，一路直达自动的神经系统，引起内脏变化，一路直达大脑皮质层，在这里生成情绪的主观感觉。

虽然如此，詹姆斯-朗格理论仍然受到心理学家们的高度注意。它在假定情绪有生理成因方面是正确的，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如果达到对刺激的生理反应的可控程度，我们就可以在同样程度上控制联想的情绪。例如，我们从1数到10以控制愤怒，吹口哨以保持乐观与勇敢，跑步或打网球以驱除烦恼。

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及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同事最近指出，当志愿者有意做一些与某些情绪相关的面部表情——惊奇、讨厌、悲伤、愤怒、害怕、幸福——时，这些表情会影响其心跳和皮肤温度，并诱发少量的相关情绪，情绪的生理表达的确可以引起某种程度的情绪。总体来说，詹姆斯-朗格理论有一部分是正确的。

大凡读过詹姆斯心理学作品的人一定会感到困惑：詹姆斯总是清晰明白且很有说服力地表达一个观点，但与此同时，他也会以同样的态度表达这个话题的相反方面。詹姆斯经常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说他头脑混乱，因为他在学术问题上涉猎得太过宽泛，无法使自己局限在某一个封闭或连续的思想体系之内。

但是，他的思想的相当一部分，现在越来越成为主流心理学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美国。

在主流之外，詹姆斯还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心理学，而这两个方面都很实用。其一是，他建议将心理学原理应用到教学中去，如今，这个建议已经成为教育心理学的核心；其二是，在1909年，詹姆斯竭力促成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财团投资数百万美元，用于发展精神卫生运动、精神病医院，并对精神卫生的职业人员进行培训。

美国心理学学会于1917年庆祝了詹姆斯的75岁生日。在开幕式上，讲演人戴卫·克莱奇（David Krech）宣称，威廉·詹姆斯是“培养我们的父亲”。在谈到过去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心理学界为解决詹姆斯所提出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时，克莱奇说道：“就算我把一切收获和成就全部叠加起来，再乘以希望这个系数，所得的总和仍不足以作为足够丰硕的贡品供奉在詹姆斯的脚下。”

第七章　纵深探索者：西格蒙得·弗洛伊德

第一节　关于弗洛伊德

在心理学编年史上，没有哪位人物能像西格蒙得·弗洛伊德一样，其理论既备受吹捧，又惨遭诋毁。他既被视作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令人尊敬的学派领袖，同时又被斥为骗子。然而，不管是他的崇拜者还是他的批评者，得出的认识是相同的，即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心理治疗及西方社会看待自己的方式等所产生的影响，比科学史上的其他任何人都大得多。

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弗洛伊德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他的人生故事吧。

和大多数有名望的心理学家相比，他从背景上来说最没有希望成为学术界的泰斗。弗洛伊德于1856年出生于弗赖堡，父亲是一个沿街叫卖的犹太小贩。在孩提时代，他从未听说过科学这类事情，更谈不上现代心理学了。他的祖先当中也没有哪一位曾上过大学，甚至连预科学校都没有读过。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讲，他都应该像其父亲一样，做一个小商小贩。

弗洛伊德的父亲抚养了7个孩子，这个家庭的大部分岁月是在艰辛中度过的。这也是为什么弗洛伊德终生都对金钱存在一种焦虑感的原因。不仅生活贫苦，他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他是犹太人，社会禁止他们从事大部分职业，更不准他们进入高级公职阶层。由于他的父亲早已抛弃犹太人的东正教信仰，弗洛伊德更成为双重的局外人。他不被社会接受，也不参加犹太社区的任何活动。

弗洛伊德出生之后，一位农妇曾对其母亲预言，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的父母时常给他讲起此事。不管是否出于这个原因，早在幼年时，他就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学习刻苦用功，在预科学校的7年中，一直是班上第一名。法律和医学在当时都对犹太人开放。在预科学校的最后几年中，他读到一篇歌德论自然的文章，于是决定终生投身科学。1873年，他考上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在那里他受尽同班反闪族同学的排斥，或许正因为此，他脱颖而出。

但他迅速发现，医学对他并没有吸引力。在学医中途，他开始受到恩内斯特·布吕克（Ernst Brucke）的强烈影响。布吕克是生理学教授，是当时统领整整一代心理学者的机械生理学派的核心人物。布吕克比弗洛伊德年长近40岁，这位老人当然也对这位绝顶聪明的学生有强烈兴趣，不久他即成为弗洛伊德在科学上的师长和生活中的慈父。弗洛伊德后来说，布吕克“在我一生中的重要程度胜过任何人”。对于一位花费近50年时间才形成一门与布吕克完全不同的主观内省心理学的伟人来说，这一句话确属不易。

弗洛伊德对内省法的关注还是后来的事。当时，他确实被生理心理学深深吸引，并把6年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上，解剖鱼类和龙虾，追寻它们的神经通路，并透过显微镜观察神经细胞。

他醉心于学术上的生理心理学，希望成为一名生理学家，终生进行纯粹的研究，但布吕克建议他不要这样。弗洛伊德没有钱——他依旧住在家里，靠父亲供养——当时，从事纯科学研究对一个没有额外进项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有望在学术上取得很高的地位。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弗洛伊德放弃这个梦想，极不情愿地完成医学课程，并于1881年拿到硕士学位。

他继续待在这个研究院里，但在第二年，他邂逅并爱上妹妹的一个朋友，一位名叫玛莎·柏恩雷（Martha Bernays）的迷人姑娘，不久即向她求婚。她也为这位肤色黝黑的漂亮医生所吸引，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求爱。但结婚还是很遥远的事，因为此时的弗洛伊德还无力娶妻生子。对他来说，能够自食其力的最可行办法是开一家私人诊所，因此，他离开布吕克的研究院，来到维也纳通用医院，师从当时世界上最负声望的脑解剖学家西奥多·梅内特（Theodor Meynert）。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他迅速成为诊断不同类型的脑损伤和脑疾病的专家。

在通用医院刻苦工作的几年他既孤独又沮丧。玛莎·柏恩雷跟母亲生活在汉堡，在很长的时间里，弗洛伊德只能偶尔看到未婚妻，他们主要靠鸿雁传书，几乎每天一封。他总是在爱意绵绵的长篇情书里展望自己的美好前景，幻想自己已成为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博士，私家诊所的神经学家，财源滚滚而来，并幸福地与心爱的玛莎喜结连理，生儿育女。虽然偶尔他也在信中透露自己内心的狂乱，但那时候我们还不能看出将来的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而不是神经学家。

第二节　催眠医师

弗洛伊德步入自己独特的职业生涯，源于与约塞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后者是位成功的医生和生理学家，比他年长14岁，弗洛伊德通过布吕克与他相识。虽然年龄地位相差悬殊，但他们仍然成为莫逆之交。

1882年11月，布罗伊尔告诉弗洛伊德，他的一个病人，一位年轻妇女，患有歇斯底里症，他已经为她治疗一年半了。病人叫贝尔塔·帕本海姆，是一个富裕犹太人的女儿。弗洛伊德让布罗伊尔详细介绍了她的病情，并在数年以后与布罗伊尔一起撰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就是心理分析学的第一份个案报告。

贝尔塔·帕本海姆是一个漂亮且聪敏的21岁姑娘，她深深地迷恋自己的父亲，并在他生病期间，竭尽全力地照料他，直到自己因严重的歇斯底里症而病倒在床。她失去胃口，肌肉无力，右臂麻痹，一旦紧张就剧烈咳嗽。两个月后，随着父亲去世，她的病情更趋恶化。她在幻觉中总是遭遇黑蛇和骷髅，语言产生障碍(有时，她不能讲德国母语，但能用英、法或意大利语交流)，即使渴得要死，也不能喝水，同时还伴有阵发性的“失神”，或恍若梦中的时空错觉，她称其为“时间消失”。

布罗伊尔告诉弗洛伊德说，病人在产生“失神”时，常会呢喃出一长串词语，而他偶然发现，若给她稍加催眠，他就可以让她以这些词语为起点，讲出她的意识深处所发生的场景和幻想的故事。在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她的精神不再错乱了。第二天，她也许会进入另一种“失神”，布罗伊尔又可以通过催眠来驱走这种“失神”。她把它叫作“谈话疗法”，有时叫“扫烟囱”。

如果布罗伊尔能在催眠病人时让病人想起某种特殊的症状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怎么出现的，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例如，有一次，她追究起自己为什么不能喝水时，突然想起从前某个时候曾看见一条小狗在水杯里喝水，并因此产生恶心的感觉。醒来后，她竟然可以喝水了。此后，这个症状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通过谈话疗法，布罗伊尔一个接一个地攻下了她的病症，控制了她所有的病情。但事实上，这些症状只是暂时消失。这个情况促使弗洛伊德在几年以后进一步探寻，得出的结论是，病人不仅需要回忆引发各个症状的事件，且得找出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

1886年，31岁的弗洛伊德终于开了自己的诊所(并在该年娶了玛莎)，以神经和脑病专家的身份开始其职业生涯。由于病人较少，当布罗伊尔推荐过来歇斯底里病人时，他也乐于收治。他为这个课题进行过专修，并从布罗伊尔的神经学研究所里得到一小笔资助，前往巴黎小住几个月，在那里接受名噪一时的神经病理学家让·马丁·夏尔科的指导。

在夏尔科的影响下，弗洛伊德在处理自己的歇斯底里病人时多半使用电击疗法，这在当时非常流行。他把电极接到身体的敏感部位，释放出轻微电流，使身体产生微颤或肌肉抽动。他用这种方法取得一些初期疗效，但连他自己也怀疑治疗效果的产生不是因为电流的刺激，而是因为电击前暗示病人一定会有效果。

弗洛伊德采用这种疗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好景不长，他很快发现，病人只是部分且暂时地摆脱了症状，于是，他决定用布罗伊尔治疗贝尔塔的办法进行催眠，就是催眠病人后要其回忆并讲述第一次引发病症的创伤性事件。这种治疗对有些病人来说，结果相当满意，但就总体上说令人失望，因为病情总是反复。且对于许多无法催眠的病人来说，这种疗法根本没用。

尽管局限很多，他还是和布罗伊尔在五六年的时间里研讨了一系列的病案，渐次形成了他们的歇斯底里理论。这套理论是完全心理学上的。他们的结论是，“歇斯底里症受回忆影响”，病人对痛苦情感体验的回忆引起了他们的病症，当记忆通过催眠而得以疏导和排解时，症状就会消失。

第三节　心理分析的发明

弗洛伊德迈向发明心理分析学的第一小步并不是预先设计的，而是他对一个病人的需要所做出的反应。这位病人就是男爵夫人凡妮·莫塞尔（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研究》一文中将其化名为弗劳·艾米冯恩，一个40岁的寡妇）。她于1889年求医于弗洛伊德，当时的症状是面部抽搐，幻遇扭动的蛇和死鼠，噩梦中总有猫头鹰和可怕的野兽，嘴巴里不断地发出嘘声或扑扑声，并因此而经常中断交谈，害怕社交，讨厌陌生人。

弗洛伊德利用宣泄式的布罗伊尔方法，一段时间后治好了她的许多症状。接着，他从病人身上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有一天，弗洛伊德问她为什么会胃疼，她的回答是，她也不知道。他请她第二天再想，她却带着明显的抱怨口气说，医生不应该问这问那，应该由她把想说的东西说出来。

这一点使他茅塞顿开。弗洛伊德意识到，应该让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讲述下去。她开始谈到丈夫的死亡，并从这里东拉西扯，最终讲到夫家亲戚和一个“意图不明的记者”对她的诽谤，大意是说，是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虽然这些唠叨与她的胃疼毫无瓜葛，却使弗洛伊德想到了她与人隔绝、不爱交际及讨厌陌生人的原因，而所有这些都是以前他无论如何询问都无法找到的真相。他于是想到，让病人想哪儿说哪儿，倒是比直接催问更为有效的路径。这种做法最终使他悟出了自由联想法。

弗洛伊德进一步意识到，对于那些催而不眠的患者，这个方法可以大派用场。他请这些病人，在诊所的躺椅上躺下来，闭上眼睛，集中精力回想，想起什么说什么。然而，他们常常什么也想不起来，或者想起很多毫不相干的东西。个中原因是，弗洛伊德注意到，大凡很难回想起来的记忆，涉及的多是羞耻、自责、精神痛苦，也就是说，是实际上的伤痛。不愿回忆创伤性情节的病人，大都是在无意识地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的折磨。

弗洛伊德把这种不能回顾痛苦记忆的现象称作“抗力”，并发明出一种办法以打破这种抗力，于1892年首次使用。当时的患者是一个少妇，她不接受催眠，也回忆不出任何有用的细节。他用手按着她的前额，向她保证说，这一按一定能产生这样的回忆。她开始回想起事情，第一件事是一个晚上，当时她刚从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回来，站在父亲的病床边。从这里开始，她继续想下去，慢慢地，东一句西一句，但大都是相关的思想片断，过一会儿，她想起来，她当时感到非常内疚，因为父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她却在外面开心。终于，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之后，弗洛伊德使她认识到其中一个症状——腿疼——的原因，这是潜意识要她别再作乐，以免产生内疚感。后来，她不但完全恢复，且还结了婚。这个过程的关键，并不是弗洛伊德用手所能做到的事情，而是病人同意去做。对此，他后来解释道：

我(向病人)保证，只要他额头上有压力，他就可以感到眼前产生一个画面，或在他的思想里，将闪现一个突然的念头。我请他把这个画面或念头告诉我，不管它是什么。不要对它做出批评，也不要因为情感上的原因不愿说，或觉得它不重要，不值一提。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找到需要的东西，而且万无一失地找到它。

由此而产生的想法极少来自尘封的痛苦记忆，多半来自联想链中的某个环节。然而，如果加以追索，它就会慢慢地导向某个病源念头及其隐藏意义。在《歇斯底里研究》一文中，弗洛伊德把这一过程称为“分析”，次年，也即1896年，他开始称其为“心理分析”。

弗洛伊德迅速得出结论，认为掌压技巧——另一种形式的暗示——并不值得推荐。到1900年，他开始抛弃这个方法，自此以后，他便完全依靠词语的暗示了。到1900年为止，他的整个治疗方法主要是让病人在躺椅上放松，医师重复一些暗示，病人同意说出任何联想。经证明，此种方法不仅对治疗歇斯底里症有效，且对其他精神疾病也能产生作用。

此外，另外两种由弗洛伊德发展而来的心理分析因素，也对他治疗病人、将心理分析视作一种调查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移情现象。移情现象是指，在以催眠疗法和自由联想法为主体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来访者对分析者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情感，是来访者将自己过去对生活中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太多投射到被咨询者身上的过程。

1900年，他开始治疗一位年仅18岁的姑娘多娜。他与她一道将她的歇斯底里症结追溯至她的邻居K先生与她之间的性亲近，接着追溯至她对这位先生的矛盾心理，即一方面感到恶心，另一方面又为他的性感所吸引。然而，多娜在3个月后突然中断治疗，这使弗洛伊德感到很奇怪，于是仔细探讨她逃避治疗的理由。他对她所做的一个梦进行重新审查，果然发现：这种逃避其实类同于她在K先生家受到性亲近时的逃避行为。由于自己烟瘾很大，说话中总带有浓浓的烟味，她便情不自禁地联想到K先生，因为K先生也是瘾君子。他还发现，也许她已开始将她对K先生的矛盾感觉转移至他的身上，而他竟然忽略了这一点，没有给她提出适当的建议以解决这一问题。

分析技巧的第二个要素是释梦，这也是后来成为弗洛伊德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尽管他当时未能看出多娜的梦是向他移情的重要迹象，但后来他一直在利用病人的梦来获取无意识的素材，而且收效甚大。

在《梦的解析》一书中，他假设，梦的基本作用是让我们继续睡眠，否则我们就会醒来。梦可以满足一些愿望，有些梦满足的是简单的肉体需要。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任何时候，只要他吃的东西过咸，晚上口渴，梦中就会大口喝水。他还引证了一位年轻的医生同人的梦。他喜欢睡懒觉，一天早晨，女房东在门外喊他：“起床啦，佩皮斯先生!该去医院啦!”但那天早晨佩皮斯特别不想起床，于是梦见自己是位病人，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然而，许多梦所满足的愿望是很复杂的。这些愿望通常隐藏在无意识里，如果它们跑到意识里来，人就会因刺激而醒来。为了保证继续睡眠，这些愿望通常会在梦里转换成某些相对不那么刺激的因素。因此，许多梦好像要讲述什么，而实际上却又不是那么回事。

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来自于他对自己所做的一个梦的分析。1895年7月，他梦到自己正在治疗一个名叫艾玛的少妇。梦很复杂，简单来说，他在一个大厅里遇见她；客人们正纷纷赶来；她告诉他，她的喉咙、胃和腹部都在疼痛；他担心是由于自己的诊治不当，但他通过许多其他细节发现，责任在于他的朋友奥托，一位年轻医生，曾用一支不清洁的注射器给艾玛打针。

弗洛伊德通过自由联想追寻这个梦背后的真实意义。他想起来，之前，他的确为一名叫作艾玛的女士治疗过。他的一位足医朋友奥斯卡·莱认识艾玛，并对弗洛伊德说：“她好多了，但没有彻底康复。”弗洛伊德恍然大悟：

事实上，奥托的话使我非常生气，他说，艾玛的病并没有完全治好，于是，我就在梦中报复他，把责任全推到他头上。梦把我应对艾玛负的责任推掉，称她有待康复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梦代表事物的一种特别状态，即按照我所希望的样子表现出的状态。因此，它的内容是某种愿望的满足，动机则是某个愿望。

通过对自己不高尚动机的残酷自查，弗洛伊德发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技巧。在接下来的5年里，他接连分析了1000余患者的梦境，并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报告说，这种方法是心理分析治疗和无意识思维研究中最有用的工具之一。

然而，用心理分析法实现研究目的一直受到众人的责难，大家认为它在方法论上并不可靠，因为没有办法证明分析师对梦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节　弗洛伊德的新发现

就弗洛伊德而言，自由联想和梦的解析使他免于犯下一个非常严重的科学错误。

在从事心理治疗的早期，他推测，性欲障碍可能是大部分精神疾病的根基。他的这种认识可能是从《时代精神》杂志上得来的。尽管当时的维也纳社会在性欲问题上仍持虚伪的道学态度，但在医学及科学圈子里，性却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

但所有这些著作，几乎无一例外是关于成人性欲的。在他们看来，儿童是天真、纯洁的，不可能受到性欲或性经验的污染。然而，弗洛伊德却不断地从病人那里听到其费尽心力地回忆童年性觉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大都受过成人的性骚扰，其经验范围从被猥亵到被强奸不等。歇斯底里是解脱的一个出口，重度精神病、恐惧和偏执等是另外一些出口。这些有罪的成人多是保姆、管家妇、家仆、教师、兄长等。令人震惊的是，在一些女性患者中，还有父亲。

弗洛伊德大为震惊，同时认为自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1896年，在进行过五六年的催眠治疗和分析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引诱理论，并将其发表在一篇文章里，同时在大人物克拉夫特·伊宾主持的当地精神病暨神经学协会的会议上进行宣讲。大家对演讲的反应平淡如水，甚至说“听起来就像是一篇科幻故事” 。在讲座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弗洛伊德感到自己在医学界受到排挤，甚至陷入孤立，推荐来的病人数量也急剧减少。尽管他一度坚信自己的发现，但最终连自己也怀疑起这一理论来。

但到此时为止，弗洛伊德可以说事业发达，人丁兴旺。全家搬到伯格斯19号一个更为宽敞的公寓里，享受着十分安宁的生活，每年还要举家出游一次意大利。然而，生活中还有许多事使他感到压抑和焦躁。1896年，父亲辞世，他感到自己“被连根拔起”；他与给过他很多帮助的布罗伊尔宣告友谊终结，因为后者无法接受他越来越激进的精神病理论与治疗方法；他在大学里10多年来一直未能获得受人敬仰的教授职位，而这将对他的事业大有助益。所有这些使弗洛伊德的精神症状不断加剧，这些症状特别表现在对钱感到揪心，挥之不去的还有对心脏病的恐惧和对死亡的困惑。

1897年夏天，41岁的弗洛伊德开始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企图理解并解决自己的精神病因。笛卡儿、康德和詹姆斯——甚或苏格拉底——都曾检查过他们各自的思想，然而，只有弗洛伊德想到去揭开自己潜意识的奥秘。

自我分析在字面上似乎是个矛盾。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既做引导者又做被引导者，既做分析者又做被分析者呢？ 然而，谁也没有接受过类似的培训，或有资格来做弗洛伊德的分析师，于是，他只好自导自演了。但是，他还是邀请威廉·弗里士充当他的代理分析师，因为他对后者有着很强的依赖感。弗里士虽然是位耳鼻喉科专家，但对心理学很有兴趣，弗洛伊德经常或定期给弗里士写信，将他在研究和自我分析中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他，并时不时地与他会面，两人一聚就是两或三天，激烈地就他或弗里士的工作和理论展开讨论。

一连数年，弗洛伊德每天都抽出一定时间用自由联想法对晚上所做的梦进行审查，以寻找隐藏的回忆、早期的经历，以及隐藏在每天的愿望、情感、说话走题和短暂失忆等现象背后的动机。他要了解自己，并通过对自己的理解来理解整个人类共通的心理现象。这个过程非常困难，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走入死胡同，结果却是柳暗花明——最后，他终于成功了。

不难看出，这个工作非常难做，因为他正揭示的是自己的“粪堆”——那些令人难堪或使人产生内疚感并因此而尘封起来的记忆。比如，他在童年曾对一个弟弟十分嫉妒(他在摇篮期的夭折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永恒的内疚感)，他对父亲拥有又恨又爱的矛盾感情，并在两岁半时，他看到了赤裸的母亲，产生了性冲动。

这次自我分析得出了一些理论，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儿童即使在其早年，也存在非常强烈的性感觉。他们特别容易受到父或母的性的吸引，这些父母通常都有别于自己的性别。然而，儿童感觉到，他们的欲望和幻想在父母和其他成人的眼中非常邪恶，于是，他们不得不将其深埋进无意识之下，竭力忘掉自己曾经有过冲动或欲望。

弗洛伊德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病人都说自己在儿童时期受过引诱。他们揭示出的“记忆”，大多是一些儿童期的幻想，而不是事实上的引诱。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发现，他新近发现的儿童性欲和乱伦欲理论，将远比他早先的引诱理论吓人。然而，弗洛伊德尽管对钱有所顾忌，尽管有孤立感，尽管希望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但还是觉得要把真实的情况公布出来。他也的确这么做了，一部分发表于1900年，其他的发表于1905年。

到1900年为止，他的成就远不止新的精神疗法的发明和儿童性欲的发现。他还研究出一系列高度连贯的人类心理学理论，不管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心理现象，都在他的理论范围之内。在吸取其他心理学家的最新发现和观点的同时，弗洛伊德更多地在著作中加入了自己的创意——且绝大部分是自己的——这些创意大多来自他通过某种形式对自己及其病人思想的探索。就这一点而言，心理学史上可以说前无古人。

第五节　动力心理学：早期论述

在1895年至1900年短短5年的时间内，弗洛伊德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心理疗法，首创了若干有关人类心理学的革命性理论。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对这些理论不断地修正和增补。即使在1900年以后他什么也没有做过，但他对心理学的贡献也是全方位的。他就意识问题所阐明的理论，散见于这个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里，主要内容如下：

动力无意识

弗洛伊德之前的心理学家所进行的几乎所有研究和理论上的归纳，都旨在解决意识的精神过程，如感知、记忆、判断和学习等。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和西方文化所做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关于无意识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关键作用的理论。

确切地说，弗洛伊德并没有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发现了无意识。其实，两个世纪以来，思想家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从理性主义者莱布尼茨，到19世纪的催眠大师们，从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到亥姆霍兹，再到沃兹堡学派的所有成员及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把这个相对蛰伏但又容易进入的精神区域叫作“前意识”，认为它与无意识有根本不同。

他认为，意识在功能上有三种层次，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最后一种是意识王国中最大也最有影响的部分，它远非某种处于非活跃状态的材料库，而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区域。无意识领域不断对有意识的思维造成压力，促成和决定着我们的大部分行为。无意识领域造成压力的是：强而有力的原始驱动力、各种伪装过改变形态的受到禁锢的欲望。

弗洛伊德慢慢相信，对精神病人适用的东西，对正常人也同样适用。然而，后者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发展，即他们不为人接受的欲望，也就是藏在清醒头脑之外的东西，被转变为某种可以让人接受的行为方式。因此，健康的行为，如同病态的行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无意识力量的促进和诱导。

原初过程及次级过程

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领域纯粹是一所监狱，羁押着我们思维当中原初和不成熟部分无法忍受的思想和欲望。他把发生在里面的精神过程称作“原初过程”，它们通过行动来打破禁忌，满足欲望，但在行动受到现实世界的制约时，则通过幻想或梦幻，就像儿童期间的引诱概念一样。无意识的内容虽然没有来自现实世界，却是促使我们行动的精神现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渐渐知道，我们并不能按照那些不受控制的原初过程来支配自己的行动；我们开始学会哪些欲望在现实世界里可被接受，可以实现，哪些不能；我们的思维操作方式，开始寻求方法去满足社会所能接受的欲求，并实现它们。这个过程叫作“次级过程”。

快乐原则

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趋乐避苦。弗洛伊德将这种认知归入无意识理论，但重心有所改变。他认为，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或没有得到平息的激动是整个心理机制的基本促进动力。平息了未满足感(不快)的愿望，就消解紧张得到快乐。起初，弗洛伊德将之叫作“非快乐原则”，但后来重新命名为“快乐原则”。该标签后来即成为心理学词汇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饥饿是典型的愿望。当原初思想(想象、梦见食物)的画饼充饥达不到平息非快乐的效果时，次级思维过程开始启动，情感投注或心理能量被转移到现实世界的活动之中，如购买食物、烹调等。这些活动不久即可排除饥饿的感觉，带来快乐。

因此，原初过程按快乐原则行事，次级过程则按现实原则行事。弗洛伊德后来进一步补充道：

用现实原则来替代快乐原则，并不意味着可以去除快乐原则，只意味着对它的保护。由于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希望的结果)，暂时的快乐最终遭到抛弃，从而使思维顺着这一新的路径在不久之后获得确定的快乐。

性欲：俄狄浦斯情结

直到1900年以后，弗洛伊德关于性欲的思想才初见雏形，并在他的理论体系里占据独特地位。然而，众所周知，早在1900年之前，他已坚信性欲的驱动力是最勇猛的力量之一，它甚至存在于人类的儿童时代，并在正常人格或精神病人格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认为，该驱动力的最重要方面是，在儿童时期，它通常因为原初过程而导向异性父母。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把这一驱动力叫作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在希腊神话中，这个名叫俄狄浦斯的年轻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杀亲父，娶下生母。在男孩心中，这种恋母的性意识导致其仇视父亲，视其为情敌，甚至还伴随有甩掉他的恶劣愿望。然而，通过现实的次级思维，男孩认识到，他的父亲远比他强，在这场争斗中必赢无疑，而且，这种俄狄浦斯式的愿望还包含着某种严重的危险。

这种愿望与恐惧的冲突最终导致男孩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焦虑感。到1910年，弗洛伊德将这种感觉最终称作俄狄浦斯情结，但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在他写给弗里士的信件当中，已将之类比为俄狄浦斯神话，并在1900年的《梦的解析》中，正式以简单的形式公开地论及这一理论。他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经验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把最初的性冲动导向我们的母亲，并把最初的仇恨和我们最开始的谋杀愿望导向我们的父亲，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我们的梦告诉我们，事情就是这样。”

后来，他又以此类推出一套关于女孩子的理论。

抑制

为排遣俄狄浦斯情结造成的焦虑，孩子们只好抑制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把它们藏进无意识里。抑制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思维机制，是心灵自我防范的基本方式，可以避免因担心原初愿望可能会在现实世界里受到伤害而产生的高度焦虑感所引起的冲突。琼斯说：“肯定地说，它可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最重要和最富于创造性的贡献之一。”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情结及通过抑制解决问题的理论进一步扩展，并使其成为儿童成长理论的核心。

衡定原则

亥姆霍兹提出的能量守衡原则，是指任何封闭系统中的能量总和为常数。弗洛伊德相信这一原则也可应用到精神现象中去。

当某些事件引发过多兴奋时，比如发生某件令我们生气的事情之后，我们倾向于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消解这种愤怒，以保持正常的兴奋平衡。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举例说：“当俾斯麦必须在国王面前压抑其愤怒时，他往往在事后将一个昂贵的花瓶摔到地上进行发泄。”

衡定原则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信条，也是他解释精神病和其他现象的基本部分。由于精神激发保持为衡量，如果它在一个思想中受到削减，就会在另一个相关的思想中增补回来，得到“转移”。

第六节　成功

1900年，已完成自我分析的弗洛伊德，尽管已年届44岁，却大有理由气馁与沮丧。他原本对《梦的解析》抱着极高的期望，然而，1899年12月这本书出版以后，虽也听到几句恭维，在维也纳名噪一时，但其他地方却反应平平。从商业角度看，该书更是亏大了，6年时间只卖出去351本。

弗洛伊德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感到受人冷落，他继续遭受惧怕贫穷的折磨，他与好友布罗伊尔的友谊之线早已扯断。弗里士曾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和偶像，弗洛伊德在自我分析期间，曾仔细地分析过他对弗里士近乎崇拜的感情，发现里面隐藏着某种近乎精神病的倾向，甚至有一种同性恋的因素。当自我分析使弗洛伊德从对弗里士的情感依赖中解脱出来时，弗里士又恼又怒。在1900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彼此攻击。几年以后，他们的友谊完全终结，因为弗里士谴责弗洛伊德把他尚未出版的万有遗传双性论透露给哲学家奥托·魏宁格，却不点明这是弗里士的观点。

在私生活中，弗洛伊德一定也感到了某种程度的孤立。尽管他与玛莎的关系一直保持良好，但却失去了婚前的那种热切与亲密，他已不再与她谈论自己的观点。在他37岁时，就已中止了与玛莎的夫妻生活。此后，虽然他们之间的性生活有所恢复，但他却在1900年告诉弗里士，他感到自己性冷淡。

然而，从这一年起，弗洛伊德的生活却开始有所好转。1902年，他终于被提升为维也纳大学教授。在之后的生涯中，他以弗洛伊德教授闻名天下。这项荣誉来得委实迟了些，但无论是名分上还是实际上，却都是雪中送炭，使他受益匪浅。

同年，维也纳一位名叫威尔汉姆·斯特克尔的医生因患阳痿，求弗洛伊德诊治并痊愈。他建议弗洛伊德每周开一次例行晚会，凡志同道合者都可参加。弗洛伊德喜欢这个主意，于是向其他3位医生发出邀请。

1902年秋天，一共5位自称“星期三心理学会”的医生开始在弗洛伊德的办公室内定期碰面。会上，一位成员提交论文，几个人就着咖啡、茶点，对该论文及相关的心理学理论和疗法展开讨论。

这个团体慢慢成长起来，早期的成员在后来都成为心理学运动中的大腕级人物。到1906年，该团体已有17名成员，两年后，这个不断成长的团体改名为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不过已经生出分支，成员争吵不断。这一时期，欧洲和美洲也冒出许多类似的学会。

弗洛伊德的教授地位和组建星期三心理分析学会的工作，使他在门诊业务和收入上都有斩获。他已有能力单独开出一个办公套间，与他家中的宽敞住宅完全分开。他开始收藏罗马和希腊的小型雕像及其他古董，还有闲钱使他到更遥远的地方享受豪华的度假生活。他习惯于努力工作9个月，而后休3个月的暑假。在假期的前半部分里，他与玛莎、他们的6个孩子、玛莎未嫁的妹妹明娜等一起来到山区的度假胜地。尽管他在照片里显得神情严肃，可在私人生活中，他却是个热情、豁达、不拘小节的人，度假时常背着一个背包，穿着远足衣和长靴，带着稍大一些的孩子行走在森林里，爬山，找蘑菇，钓鱼，等等。

弗洛伊德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完成了大小不一的许多著述，其中有两部特别重要，一部使他声名大噪，另一部却令他恶名昭彰。

第一部是出版于1901年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谈论的是诸如遗忘、说话走嘴和做事笨手笨脚等话题。弗洛伊德认为，所有这些不只是小毛病，而是有其重要的无意识原因。《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成为弗洛伊德一生中最为畅销的书，在其活着时，已经再版11次，被译成12种语言。

第二部是《性学三论》，出版于1905年，将性描述为人类行为中最根本的力量。

《性学三论》第一篇主要论述性错乱行为，第二篇主要论述婴儿性欲，第三篇文章则讲述青春期性欲和因解剖学差别而形成的男性人格与女性人格的差异。《性学三论》里的许多暴露性细节以及书中有关儿童性欲的理论，触犯了欧、美中产阶级中一些思维受到约束的小镇居民们。弗洛伊德被称为思想肮脏的泛性论者、维也纳的浪荡子，他写的书被定性为色情作品，是对儿童纯洁本性的玷污。然而，该书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人们广泛地讨论此书，使它再版多次，并被译成9种语言。

3年之后，弗洛伊德受邀在一次心理学大会上任主讲人，这次邀请可以说是国际社会对他个人及其工作的第一次肯定。他的演讲在各家日报和《国家报》的讨论中也受到好评，并被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大会以后，弗洛伊德名声大振。

然而，这一切并未为他带来宁静。弗洛伊德骄傲、敏感、倔强、自我，在这个由他一手开创的运动中，总是试图控制因理论和治疗方法而产生的各种纷争，但又总是事与愿违，同好多朋友之间裂痕频现。

弗洛伊德与密友布罗伊尔、弗里士等，也开始闹僵，甚至于彼此间恶语相向，不相往来。

在弗洛伊德的家庭餐桌上，有一次在谈到他无法团结门徒这一话题时，弗洛伊德的姑姑一语道破天机：“西格蒙得，你的问题在于，你根本不了解别人。”

所有这些令人压抑的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掠夺与混乱等，使他的业务量急剧下降，战后的通胀更把他前半生的积蓄一卷而空。令人惊奇的是，在生活的打击下，弗洛伊德还与从前一样高产。

他继续通过与病人进行的临床诊疗来发展自己的心理分析理论，并通过信函和国际会议与同行们交流思想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作为一种疗法和心理学，心理分析学获得成功，弗洛伊德本人的名声也自1909年起扶摇直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们常常将他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许多著名的学者纷纷给他写信，或寻机攀龙附凤。媒体业巨头试图以他的名字和声誉大捞一把。1924年，萨缪尔·高德温曾提出给弗洛伊德10万美元，以帮他制作一些描述历史上著名的爱情故事的电影，弗洛伊德的答复使自己的名字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弗洛伊德婉拒高德温，维也纳心理分析大师面对电影合作的飞来巨款不动声色。”显然，弗洛伊德对这些显赫声名兴趣不大，可在1930年被授予歌德奖时，他却宣称是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人生高峰”。

1923年，在弗洛伊德67岁时，他的上颚因抽雪茄而生癌变，他不得不到医院让外科医生动手术。这是他一生的第一次手术，在此后的16年中，这样的手术他共经历了30次，医生们不厌其烦地为他切除那些癌变的组织。他不得不在口腔里装上一个很大的支架以分隔口腔和鼻腔，这使他无论是谈话还是进食都很困难。他还得定期忍受巨大的疼痛将之取下来，以清洗受到感染的创伤。

他的晚年因纳粹德国的兴起而蒙上阴影。自1933年起，他的书开始遭到纳粹的焚烧。眼看纳粹运动就要席卷奥地利，朋友和家人极力劝告他离开那里，他坚决不从。接着，德国占领奥地利，纳粹收缴了他的营业执照。直到此时，年届82岁身老体弱的弗洛伊德才意识到危险的逼近，幸而由于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总统和驻法国大使威廉·西·布立特等的干预，纳粹不得不将他放行。1933年的晚些时候，忠实的玛莎与他一道侨居伦敦。此时，他的癌症已经无法再做手术，但弗洛伊德仍然在意识清楚时坚持写作，甚至坚持为一些病人诊治。

最后，由于实在无法忍受剧烈疼痛，他请医生给自己注射过量吗啡，从而永远结束了痛苦。1939年9月23日，他与世长辞，而此时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仅有3个星期。

第七节　动力心理学：发展及修正

自1900年到1923年，弗洛伊德发展和修正了他的一系列心理学理论。然而，自此以后，他对心理学再也没有决定性的贡献了。

心理分析疗法以极细微的方法来看待这个世界。弗洛伊德一生中最伟大、也最大胆的理论都是从极细微的小事上得出的——病人梦中的一个图形或一个名字、说话走嘴一个玩笑，一个奇怪的病症，儿童时代某个场景的回忆，某种面部表情，等等。在一次有关“闪失”(小毛病、小过失)的讲座中，弗洛伊德以无法模仿的迷人风度对听众说：

进行(心理分析)观察的材料，通常都是由不足挂齿的小事提供的。其他科学往往对它们不屑一顾，认为它们不过是现象世界的残渣废铁……(然而，)世界上不总是存在一些只在某些条件下或在某段时间内以极隐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重要事情吗？……比方说，如果你是位年轻人，难道不是通过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判断你是否已经赢得某位少女的芳心吗？难道你一直傻等着爱的直接表达或热烈的拥抱吗？一个不为外人察觉的流盼难道不是足够了吗？轻微的动作、温柔的抚摸就多那么一秒，不已足够了吗？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位追捕凶犯的侦探，你会寄希望于在作案现场找到凶手的照片且照片后面贴有他的住址吗？如果你能在那里发现一点点儿关于案犯的蛛丝马迹，难道不也很满足吗？

正是因为他对病人和无数细微琐事的高度重视，弗洛伊德才得以将自己所创立的心理学体系中的一些主要因素串连起来。他对自己的早期发现所做的主要扩展和修正如下：

儿童期性欲

1905年，他在《性学三论》里强调说，性的驱动力甚至存在于婴儿期。他的结论是：“儿童自小就具有性本能和性活动，性与生俱来。”

然而，弗洛伊德在此所指的婴儿期和儿童期性欲，在概念上要远比成人性欲宽泛，应为广义的冲动。尽管弗洛伊德将之称作性欲或利比多，但他在实际上指的却是追求任何意义上的肉体快感的普遍欲望。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婴儿是多重倒错的。刚开始，嘴唇是其主要的快感带，最初通过吮吸，然后通过衔咬和进食以获取快感。在1岁半至3岁之间时，肛门区成为主要的快感来源，因为他或她已开始控制并意识到粪便的排泄或保留。而在3岁至6岁期间，他们往往通过生殖器的自我刺激来获取快感。

然而，对于这些原始的快感满足，父母往往施加影响以对之进行压抑，影响手段通常是排泄训练，或对手淫行为进行严禁与惩罚。就这样，这种原始的多重性欲本能变得越来越窄，逐渐被导向成年期与性伙伴的生殖器性欲之上。

不适当的育儿方式，将阻碍儿童在生殖器性欲方向的发展。表现为成年生活中的性偏离(例如，喜欢口交或肛交)，或者形成对应的性格特征。例如，在口唇期过度沉溺的孩子，可能会在成年期喜欢吃、喝和抽烟。在口唇期满足度不够的孩子，则可能成长得非常消极，往往在依靠别人中产生自我价值感。同样，在肛门期内没有能够调节过来的儿童，可能会在成年生活中形成“肛门特征”——强迫性洁癖、吝啬(守物)和倔强。

性欲发展的后期阶段

儿童期最关键的心理学事件，发生于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阴茎期(弗洛伊德用该词指代两个性别)，也即3到6岁期间。儿童性欲主要靠自淫满足，对两种性别的幼儿都能产生相当的影响。但在阴茎期内，儿童已通过许多线索得知哪种人可能提供更为合适的性满足。他们的最理想模型——最近、最容易得手的——当是异性父母。

这一点，弗洛伊德早年曾经说过，将直接导致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他将之描述为一个关键的阶段。现在，再往前一步，他推想，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对于性格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与父亲的对抗使男孩开始担心起来，他担心强大的父亲为了战胜他而将他阉割(而不是杀害)。出于对这一恐惧的反应，他不仅压抑住自己对母亲的性感觉，代之以亲情，而且慢慢地将针对父亲的敌意和反叛转变成对他的认同，并承认他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女孩子而言，情况稍有不同。按照弗洛伊德在女性成长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在意识到自己没有阴茎时，她便想象自己的阴茎已被阉割掉了。她遭受到“阴茎嫉妒”的痛苦，并由此而对母亲产生敌意(在她的想象中，母亲允许自己在出生时没有阴茎或阴茎被阉割掉)。同时，她梦想通过与父亲生一个孩子来弥补这个缺失。可经证明这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她只好放弃，转而认同母亲，并解除引起自己焦虑感的敌意。

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约5岁时，大都经历过性欲的压抑过程，而后进入人生的“潜伏期”。在此期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性本能引起的担心和焦虑，并将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转入上学和成长之中。然而，被压抑下去的性冲动只是被封锁起来，并没有得到根除。它们一直尝试着冲出封锁，并以梦的形式找到间接的出口。在某些没有完全解决好俄狄浦斯情结的儿童身上，它们则以病态的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最后，在孩子12岁时，青春期的荷尔蒙变化再一次唤醒了沉睡的性冲动，被压抑的感情开始以社会可以容忍的形式向外宣泄，宣泄对象通常是家庭之外的异性。在儿童成长期的最后阶段，也即生殖器阶段，性渴望转变成目标之爱——性欲和感情欲望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在对另一个人的爱中得到满足，这个人通常是与受禁的性爱对象相类似的人，也即父母中与自己的性别相异的那个。

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发展理论，通常被狭隘地局限在性欲望和性行为方面。但在实际上，它要解决的却是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孩子气与成熟之间、本能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愿望与现实之间基本和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对性格发展和社会生活都至关重要。

精神的结构

弗洛伊德最初认为，精神是由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组成的一幅图画。然而，随着他的心理性欲发展理论的出现，他开始以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重精神状态来对之进行重新描述。

在新生婴儿中，所有的精神过程都是本我过程，全部处于无意识和原初状态。本我是一口大锅，装满了满足原初欲望的一切本能要求。这些原初欲望大都与自我保存(饥饿、渴望之类)、性欲和进取有关。本我的要求按快乐原则进行，对社会规则或寻找释放行为的现实后果则置之不理。

养育孩子和社会生活旨在控制本我的力量，并将其导向可接受的行为。这就是自我，或是自身，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与本我区别开来。本我往往形成诸如俄狄浦斯情结之类焦虑中的思想和感情，但总是被自我的压抑推回去，并给牢牢地封锁起来，使其再也无法回到意识之中。然而，自我当中有相当部分却不属于有意识，它的很多过程是潜意识的。例如，训练有素的音乐家的手指，在他读乐谱时便能自动弹奏出正确的音键，他不需要就此思考。

超我是无意识的，它负责监督和督促自我，约束我们不做违背社会道德的事。因为超我的存在，孩子会对自己同性别的父母产生认同，接受父母的教育。通过认同，将“你不能”与“你应该”等命令很快转变为“我不能”与“我应该”。一个在救生艇上漂浮的人，他的自我可能认为，将食物和水递给一个行将死去的同伴是浪费，超我则可能胜过自我，坚持与同伴分享剩下的东西。

个人行为就是本我、自我、超我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我寻找最直接的欲望满足，自我寻找可接受的方式以满足这些欲望，超我用父辈的教诲来对自我施加控制。当本我的力量强大到自我和超我均无法控制时，此人的行为要么呈现病态，要么就去犯罪。当超我太强，超出自我时，此人就会充满负罪感、挫折感，表现得道貌岸然或乐于迫害他人。而在健康人身上，自我会控制整个系统，寻找让本我得到充分满足的各种方法，且并不招惹从愤怒的超我那里汹汹而来的负罪感。

本能理论

弗洛伊德心目中的“本能”，与生物学家的概念并不一样,前者有“冲动” “变动的力量”或“驱动力”之意。

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他曾假定，与嘴唇、肛门和性器官相关的性本能构成精神力量的总和。后来，他逐渐相信，在人的意识里还有一种毁灭本能。当这种本能向外导出时，它就以侵略的形式出现，如果受阻，它则被锁定在内心，向纵深发展，如在重复的强迫性冲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

他由此逐渐形成自己的二重本能理论：一是生存本能，或依洛斯，由所有的生存保护冲动构成，其中包含性驱力；二是死亡本能，或坦那托斯，由所有导向敌意、虐待狂和侵略的冲动构成——他甚至小心翼翼地提出，还有一种导向自我死亡的神秘冲动。一般来说，最后一种本能的冲动在表现中要比生存冲动弱得多，也难得多。但在弗洛伊德看来，对于受虐狂现象和其他一些与快乐原则相左的行为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能提供的解释方法。

第八节　 衰微与复兴

然而，就在好评日多、业界给予肯定之际，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声望与影响，尤其是心理分析理论的普及，均呈下滑趋势。

行为科学的大力发展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削弱了弗氏理论的地位，冲淡了分析疗法的热望。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使弗洛伊德针对女性的理论饱受冲击，而同性恋革命的代言人更是大肆攻伐弗洛伊德针对同性恋的某些观念。学术心理学也证明，儿童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很多影响与弗洛伊德的论断并不完全一致。在临床心理学中，镇静剂和抗精神病药物开始让众多患者走出了精神病院，药物的治疗速度远比他的谈话疗法来得更快。

尽管弗氏理论遭到这么多攻击，但其许多思想已经永远渗入并改变了我们的文化。

不管是弗洛伊德的敌人还是他的崇拜者都承认的是：他的概念已渗入西方文化，产生了一大批不同的心理分析疗法，且更重要的是，深刻地影响了艺术家、作家、立法者、教师、父母、广告商和大多数的有文化者，使他们重新考虑人性和他们自身。

复兴局面出现了，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现代和大幅改造后的心理疗法使学者重拾兴趣。美国心理分析学会在过去6年中有所扩大，目前在册成员已经增至34001名，而一个名为全国心理分析推进协会的复兴团体也有近1500名成员。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神经科学已经证明了弗氏心理学的正确性。

最后，我们不得不对弗洛伊德的自谦之辞——他不是一个伟人，只是得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表示一点不同意见：只有伟人才能得出伟大的发现！

第八章　测量者

第一节　“何时想数，就数吧”：弗兰西斯·高尔顿

1884年，在伦敦国际健康展上，展厅里只有一个小展台，上面庄重地标着“人体测量实验室”。展台上摆着一些简单仪器，其中有一个摆锤和反应键，一根手柄和转盘，一台可用来比较小色块的光度计，还有一根长管子，在助手向里充气时，它可以发出哨音。参观者只需花费3个便士，就可以测试和测量13项特征：反应时间、视力和听力的灵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断长度的能力、拉力、拧力、吹力、身高、体重、臂长、呼吸力量和肺活量。

人们为什么愿意花3个便士以获取这些数据，这就很难说了，但在展览期间，共有9337名观众真的为此付过钱。

展台的经营者就是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一位矮个子的秃顶男人，鬓角花白、一双具有穿透力的蓝色眼睛、突出的鼻梁和狭长的嘴巴。所有这些赋予他一种大块头男人也要嫉妒的权威风度。

高尔顿是位业余心理学家。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智力上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决定，因此，应该鼓励智力最好的人多多繁殖，从而使人类得以进化，社会得以进步。可如何才能辨认出这些人呢？他相信，一些遗传的生理特征或能力，特别是感官和反应的灵敏度，都与智力相关联。

高尔顿自己的遗传应和了他的智力观。一方面，他是著名医生和植物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曾孙（另一曾孙查尔斯·达尔文是高尔顿的堂兄）；另一方面，他还是非常成功的银行家的孙子和儿子。除此之外，他在早年收集了大量杰出男人的家谱，从而证明了与智力相关的“杰出”大都呈家族性。

高尔顿自己花钱租用展台以展示人体测量实验室，其目的是测量与智力相关的生理特征，并收集结果。这样一来，他就开启了使用测量实验的心理学研究形式的先河。

高尔顿本人是一个拥有超凡智力天赋的科学家，热情、好奇，对工作专注如一。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学者，一位成功的发明家，一位赢得大奖的地理学家，权威的游记作家和气象学家。他开发出第一套鉴别指纹的实用方法，并第一次对孪生子进行研究，以挑开遗传和环境的影响。他还发明了关联分析法，此种方法后来成为心理学和其他科学中最有使用价值的研究工具之一。此外，高尔顿还是第一位使用智力测验的人。他宣布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个体差异。他寻找的是个体特征之间的差异（比如反应时间）及这些差异与他们的其他特征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高尔顿于1822年出生在伯明翰，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大多在中晚年做出。高尔顿生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是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天生聪慧，2岁半开始阅读，5岁即可阅读任何英语文本，并懂得拉丁文及法文，还能解决最基本的算术难题。6岁时，他到当地一所小学就读，却瞧不起其他孩子，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伊利亚特》。到7岁左右，他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是阅读莎士比亚和蒲柏的作品。

这颗极有希望的新星在寄宿学校里却显得暗淡，因为这里提倡的是死记硬背，而天生的好奇心和独立精神则往往受到压制。在转到剑桥学习后，他仍然未能混好：时刻处在出人头地的压力之下，忍受着考试和学习成绩不如人的压抑。他慢慢患上心悸、头晕、走神等毛病，“头脑里面好像有台榨油机在转，”他说道，“我无法排遣这些念头，有时连书都看不进去，甚至看到有字的纸都烦。”

在精神崩溃的剧痛中，他离开学校，回家休养。后来，他决定不再竞争荣誉生，只做一个普通学生。这种心态使他重新回到学校，并完成学业。不过，终其一生，他对考试和学习成绩的名次都耿耿于怀。

在剑桥毕业后，高尔顿完成了医学培训（此前就已开始）。父亲1844年过世时，给他留下一笔丰厚遗产，于是，他在22岁那年放弃行医，像乡绅一样生活了几年，整天骑马、打猎、赴宴和旅行。然而，享乐生活怎么也满足不了他无法平静的大脑，在27岁时，他在咨询皇家地理学会后，自费到西南非腹地探险两年。他带回了大量的制图信息，填补了原来地图上的空白，因而在31岁时，他被这个学会授予金奖，并作为杰出的探险者而受到表彰。

同一年，即1853年，他走进婚姻，同时也稍稍收敛了自己的旅行计划，转向发明，生产出一系列实用的装置，其中包括印刷发报器（电传的前身）、改进的油灯、撬锁装置、旋转蒸汽机和潜望镜。潜望镜的发明使他可以在拥挤的地方越过高个子而拓宽视野。

在不惑之年，他开始研究气象学。他很快就想出用最近研制出的发报器同时收集不同地方的天气数据，再把这些数据标在一张图上。同时，他还把具有同样气压的点用线条连接起来，而后突然发现，它们可以用来描述几近环形的低压区和高压区（气旋和非气旋），其在地表的运动则是预测天气的基础。

约在同时，高尔顿终于来到他一生中最感兴趣的领域：智力的遗传性。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划时代的《物种起源》，使高尔顿受到巨大震撼。达尔文的基本假设之一是，进化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推想，人类物种的进化极可能也是通过由最好的大脑向子孙传递的天生心理优越性而发生的。

这与高尔顿在剑桥时期得到的印象相一致，即许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荣誉和高分，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都是成功者。于是，高尔顿设想并着手进行一个研究项目：检查和统计在过去40年时间内获得剑桥古典知识和数学高分的人及其家庭背景。如其所料，高分获得者果然一直是某些家庭的子女，比例极不匀称。他于1865年将结果发表，自此之后，他便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至对人类心理能力的遗传本质的研究，探寻如何才能通过选择繁殖而改进人类的种族。

高尔顿于1869年出版了《遗传天赋》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也是论心理能力遗传的4部大作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该书旨在选择一系列杰出人物，察看这些人的家庭，比较这些家庭的才智普及率与一般家庭的差距。

高尔顿在研究中付出的辛勤劳动所得出的硕果是，他发现在其抽样调查的286位法官中，约有1/9是另一位法官的父亲、儿子或兄弟。另外，在这些法官的亲戚中，也将产生主教、海陆将军、小说家、诗人和医生。在这些人的家庭里，杰出人物出现的概率比在普通家庭里出现的概率高好几百倍，杰出人物其他方面的特征亦是如此。

他总结了杰出人物所有范畴的数据，报告说，有31%的人父辈杰出，41%的人兄弟杰出，48%的人子女杰出。另外，杰出人物与其亲戚的关系越近，该亲戚出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高尔顿非常高兴，因为他已经彻底证明了自己所提出的假设——“人类天生的能力来自遗传，与整个有机世界的自然特性遵守同一局限”。

现代心理学家可以指出高尔顿方法学中有许多缺点，尤其是忽略了杰出人物成长的环境。如果大部分人是在极其有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也许环境和遗传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力。不过，无论高尔顿的方法中存在何种局限，他已经确立了智力中的遗传性，认为它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有效的课题。

高尔顿的名声却因为“优生学”的提出被蒙上污点。他认为，如果鼓励并奖励优秀人种的繁殖，社会就一定能得到改善并进步。高尔顿的观点在纳粹分子的手中得到可怕的发挥。纳粹鼓励纯种雅利安人大量繁殖，并认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一些人种是劣质人种，应该遭到根除。

高尔顿的优生学思想也引发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例如，《遗传天赋》所引起的评论，这些评论指出了环境对智力的影响。瑞士植物学家阿方斯·康多尔提出许多统计数据，证明伟大的科学家大都来自气候温和、宗教宽容、政体民主和拥有健康商业兴趣的国家，这些都是环境的影响。

这一点激发了高尔顿的灵感，使他想到应该区分一下遗传和环境在杰出成就中的影响，特别是在科学领域里。于是，高尔顿发明了另一种研究工具：自我问卷。他设计出一套问卷，让受调查者回答有关民族、宗教、社会和政治背景、性格特征，甚至还包括头发的颜色及帽子的大小等问题，再将问卷分发给皇家协会的200名会员。其中一些关键问题是：您的科学品味看上去有多少是天生的？它们是在您成人之后受某些事件的激发而形成的吗？如果是，都是哪些事件呢？

尽管问卷长得惊人，但大部分受试者还是完成并寄回了问卷。通过问卷，高尔顿觉得非得承认环境因素不可，特别是教育。可他坚持，遗传资质显然是科学成就中最基本的因素。实际上，高尔顿的问卷和他对数据的分析存在严重错误。许多问题的答案都很主观，没有科学评判智力和环境的关系。不过，高尔顿使用的问卷和数据分析法却可以被列为极其重要的发明之一，此后一直成为心理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接下来的10年，已届中年的高尔顿工作更加勤奋，全身心地致力于对个人心理差异的研究。1883年，他出版一部杂文集《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探索》，集中探讨了约30个不同的课题。该书是科学与思辨、数据和猜想、统计与传闻的奇妙结合。

高尔顿在苦苦思索如何演示天性和教养对意识和性格的影响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追踪双胞胎的后期发展情况。他知道，双胞胎有两种：一种在生理上几乎一模一样，另一种则与普通的兄弟姐妹差不多。如果双胞胎原来极其相像，但经过生活的磨炼后变得不太相像，则可能是后天的教养使然；如果两个原来不怎么相像，在一起哺育后，仍然保持其不太相像的特征，则可能是天性使然。

双胞胎研究方法不仅成为重要的研究策略，而且也是评估遗传和环境对智力、性格特征和其他心理学特征的影响的几乎最有决定性的方法。

高尔顿还在《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探索》中讨论过一系列的心理测试，以便快速简单地辨认较高智力的人，从而部分地构成他通过优生学改善人类的庞大梦想。此时高尔顿已年届六旬，他却在此时大放异彩。他将毕生的精力都耗费在数量上。在人体测量实验室里面所进行的测量让高尔顿感到，如果他能够发现不同测量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许可以从中收集到其他重要信息。后来，他通过复杂的研究也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从高尔顿的诸多贡献来看，不难理解尽管高尔顿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但雷蒙德·番切尔还是高度地称赞他：“对现代心理学来说，没有多少人产生过像他那样大的影响。”

第二节　高尔顿的困惑

高尔顿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困惑。高尔顿创立了心理测试，可大家往往只想起他是优生学的创始人。他长期致力于大学氛围之外的研究工作，没有创立任何心理学学派，没有指导过博士论文，更没有多少弟子以传承其衣钵。此外，他的主要贡献大多是研究方法，很少有给人以启迪的理论，而这个世界往往只记得后者。

高尔顿的影响在美国达到最大，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高尔顿的测量方法很有价值，因为它对个人间的差别的判定最为切实可行。人体测量最热情的倡导者是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1860 —1944）。

卡特尔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伊斯顿市，在拉菲耶特学院接受教育，并于1883年留学莱比锡，师从冯特至1886年。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反应时间，他很大胆，敢于就一些关键方法向冯特挑战。

卡特尔对检测的人中所产生的不同反应时间大感兴趣，并于1885年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讨论，视其为“特别兴趣”。次年在获取博士学位后，他来到伦敦，见到高尔顿。两人尽管年龄相差40岁，却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对高尔顿的工作方法印象深刻——多年之后，卡特尔称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伟大人物”——并在此后的两年里，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人体测量实验室里为高尔顿效力，很快熟悉了这里所进行的所有测验。

1889年，年仅28岁的卡特尔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该头衔的人，就连詹姆斯也是第二年才获得心理学教授头衔）。卡特尔收集到一套测试题，他将其中的10项测验交给学生，让其去测量智力的个体差异。他提出，如高尔顿所说，通过测量得出的主要生理特征有可能与智力相关。

卡特尔于1891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兼心理学系主任。在这里，他将心理测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每年都让50名新生志愿进行这些测试。他旨在证明，这些测量有可能测出智力差异，有可能显示其与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为达目的，他收集到近10年的测试数据和学生成绩，到1901年，卡特尔已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他的学生对这些数据做了相关性分析，结果使卡特尔再次困惑：学生成绩与任何人体测验结果均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然而，毫不气馁的卡特尔开发出其他一系列测试。同时，他编辑了两份科学杂志，创立了心理学公司，并把心理学应用引入商业领域，成为心理学界一位忙碌、实际、善于经营的代表人物。

高尔顿利用人体测量方法进行心理测验的活动很快告一段落。然而，另外一种不同的智力测试方法几乎是马上就取而代之，最终使个体差异研究成为美国心理学中影响最大的一个领域。到1917年为止，在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会议上，近一半的研究报告大都是关于个体差异的。高尔顿对心理测试的评估几乎控制了美国心理学，智力测试于是成为主要方法，通过它们，遗传观点开始影响学校所开设的课程，甚至影响至军事训练中给士兵们分派何种任务及这个国家的移民政策等。

第三节　走近心理年龄：阿尔弗雷德·比内

每个学《心理学导论》的本科生都知道阿尔弗雷德·比内（Alfred Binet），但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他没有形成任何公式，没有任何聪明的发现，也算不得一位有号召力的师长。然而，他产生过一个简单而富于创意的念头，并根据该念头，与合作者西奥多·西蒙（Theodore Simon）研究出一种心理测试，深刻地影响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

比内于1857年出生在法国的尼斯，父亲是位医生，母亲具有艺术天赋。他尚在年幼时，父母离异，他跟着母亲长大。可能出于这个在当时尚不多见的原因，也可能出于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也或出于他的天性，长大之后，他成为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不喜结交朋友，喜欢独自工作和学习。

为寻找适合自己的专长，比内走了好几段弯路。在学生时代，他曾拿到法律学位，可又认为科学更有趣味，因此转而学医。他有固定收入，并不需要谋生，不久即放弃学医，转而研究心理学，因为他在多年前已深深地迷恋上这门学科。但在走向这门学科时，他采取了不明智之举，不是接受正规培训，而是埋头于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之中（在这里，他博览群书，并阅读到高尔顿的《遗传天赋》）。

这种自学方式是得不到结果的。但在1883年，他的一位同学，约瑟夫·巴宾斯基(Joseph Babinski)，通过朋友将比内介绍给一家医院的院长让·马丁·夏尔科。虽然比内没有医学学位，也没有心理学学位，但夏尔科对他的智力、知识和对催眠的兴趣印象颇深，于是让其在医院从事神经学和催眠法研究。

比内在这里颇有成果地工作了几年，但又走了不少弯路。他和弗雷做了一些催眠实验，但控制得不够理想。然而，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歇斯底里病症的新现象，并把这个发现公之于世。他们宣称，通过使用磁铁，他们可以使催眠状态下的病人转移其正在进行的任何行动，比如举臂，可使其由举左臂变成举右臂。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宣称，已能通过使用磁铁改变病人的情绪或感觉，比如，将对蛇的恐惧转变为对蛇的喜爱。

即使在梅斯梅尔时代，这种戏法也令人生疑，因而一出笼即遭到批评。大家都认为这是通过暗示达到的效果，并且在任何人身上通过暗示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根本用不着磁铁。这项测试结果使比内的名声大打折扣，他只得公开宣称，这些结果的确是从对实验者的暗示中得来的。

这次不快的经历迫使比内退出医院，也中断了与其他心理学家的接触。在约两年的孤独生活里，他就恐怖、谋杀和心理疾病等主题写过几部戏剧，还兴冲冲地花大量时间观察自己的两个孩子——马德兰和艾丽丝的思想过程。当时两个孩子一个4岁半，另一个2岁半。为了研究该年龄段的思维，他设计出一系列简单测试：在一项测试中，他请孩子们说出某些日常用品的用途；在另一项测试中，他让孩子们判断两叠硬币或两堆豆子中哪一叠或哪一堆数量更多一些；在第三项测试中，他当面从一堆物品里拿走一些，然后一件一件地还原，再问她们还有多少没有归还回来。当两个小姑娘长大时，他给出更难的题让她们解答，以此来研究推理过程的成长。他将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三篇论文里，它们不但为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未来成就埋下了伏笔，而且也是比内迈向成名的第一步。

迈向成名的另一步是，1892年，比内35岁时，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上，巧遇巴黎大学生理心理学实验室主任亨利·博尼斯（Henri Beaunis），与他就催眠术进行了友好争辩。结果是，波尼斯邀请比内当其助手，并在两年后退休时让比内接替了自己的职位。在实验室里，他开始从事自己的研究，指导出许多学生，并于37岁那年获得了姗姗来迟的博士学位。尽管该学位的方向是自然科学，但由于他的地位和发表的作品的影响，比内已成为法国心理学界的知名人士。再加上他的络腮胡须、夹鼻眼镜和一绺艺术地散布于前额上的卷发，他看上去也的确有那么一股学究气。然而，他最大的愿望，即做一名心理学教授的愿望，却从未实现。

除此之外，他又发展了一种奇怪的热情—— 他想证明，智力直接与大脑的体积相关，并可通过测颅术（头颅测量）进行测量。结果是，他再一次走上错路。在这一系列活动的初期，他宣布说，大脑尺寸与智力相关，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后来，他请老师将自己认为的班上智力最佳的学生和智力最差的学生挑选出来，他一一对其头颅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头颅大小的差别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到此时为止，人们很难想象出，已届中年的比内会很快干出一份相当具有学术内涵的成就出来，而且该项成就对世界来说影响巨大。

他仍然保持着对智力测量的兴趣。1881年，法国实行强制性儿童普及教育。比内所在的儿童心理学研究自由协会于1889年敦促公共教育部，要其设法帮助那些心理迟钝、难以跟上正常班级的儿童，使他们可以到学校学习。1904年，公共教育部指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比内亦为成员之一。该委员会一致认为，可以通过考试，确定出心理迟钝的儿童，并将其放在特殊的班级或学校里，让他们在那里接受合适的教育。

比内及同事西奥多·西蒙自觉地承担了这份工作，试图编制一份考题出来。他们首先汇集了大量实验测量试题。然后，他们来到一些小学，让3～12岁的学生试做这些试题。此外，他们还测试了在医院住院的有障碍儿童。比内和西蒙煞费苦心地指导几百名儿童进行这些考试，然后删去或修改一些不合适的题目，最后形成了著名的“智力测定表”。

到此为止，它还构不成智力测验，因为它没有给出评分方法。这套试题的前30道题极其容易。实验者将一根点着的火柴在受试者面前前后晃动，察看其是否存在与视力相关的头与眼的协调。后面的测试难度递进，其中包括判断能力，例如，判断哪些线段更长一些；重复3个数字；重复有15个单词长的句子；从一张折叠一层的纸里剪下一部分后，说出展开来的纸张图案会是什么样子；等等。最后还有最难的问题，即确定一些抽象术语的意义，例如，“尊敬”与“喜爱”、“疲倦”与“悲伤”有何差别？在每个年龄段内，正常的孩子都可以在某个程度上令人满意地回答问题；年龄越大，他们能够顺利进行下去的题目就越多。这个测定表实际上的确是一种不错的测量工具。

比内和西蒙在发表该项成果之后，进一步考虑了自己所发现的一些缺点及别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先后于1908年、1911年对这套测定表进行了广泛修改，这些修改还包括给出一定的评分信息。1911年修改后的测定表上包含下列项目：

3岁：

指鼻子、眼睛和嘴。

重复两位数字。

列举图画中的物体。

说出自己的姓氏。

重复一个由6个音节组成的句子。

6岁：

区别早晨和晚上。

通过用途定义一个词。（例如：“叉子是用来吃东西的。”）

照样子画一个钻石形状。

数出13便士。

在图画中指出画得丑和画得好看的脸。

9岁：

从20苏中找出零钱。（苏为法国旧币名。）

定义一些高于用途的词汇。（例如：“叉子是一种进餐的工具。”）

分出9种钱币的价值。

按顺序报出月份的名字来。

回答简单的“综合问题”。（如，问：“错过火车后怎么办？”答：“等下一趟车。”）

12岁：

对抗暗示。（让孩子看4对不同长度的线条，然后问每对中哪一根长些，最后一对线条的长度是一样的。）

用3个给定的词语组成一个句子。

3分钟内说出60个单词。

给3个抽象词定义（慈善、公正、善良）。

根据一个错乱的句子，说出它的意义。

1908年的测定表包括对13岁儿童进行测试，1911年的表包括对成年人进行测试。如以后的研究人员所指出的一样，智力在发育到成人早期后，就停顿下来。

比内和西蒙说，如果孩子的心理年龄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龄晚2～3年，该孩子就可能需要特别教育。他们还按心理年龄确定出三种心理迟钝水平：白痴，只有2岁或以下的心理年龄；低能，为2～7岁或以下的心理年龄；弱智，7岁以上，但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龄要晚许多。

这些归档中的弱点是，它们是固定的心理年龄，而几乎所有的心理迟钝儿童都将继续发育，尽管其比正常发育略慢一些。一个4岁的孩子，如果其心理年龄只有2岁，他就是个白痴；到8岁或10岁时，尽管他仍是白痴，但其心理年龄可能已达到4岁或5岁的水平。

德国一位名叫威廉·斯登（William Stern）的心理学家于1912年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说，如果用孩子的心理年龄除以自然年龄，结果将是他的“心理商数”（马上又被命名为“智力商数”，或“智商IQ”），该比率可以表示孩子相对的心理迟钝或超前的程度。一个4岁孩子如果只有2岁的心理年龄，其智商是50（比率乘以100，以省去小数点的麻烦）。如果在10岁时，他仍然只有5岁的心理年龄，则其智商仍是50。同样，一个5岁的孩子如果有8岁的心理年龄，或一个10岁的孩子有16岁的心理年龄，则其智商为160，属于天才智商。因此，智商是非常有用的办法，不但可以表示测试结果，而且可以提供一个基础，用以预测孩子的发育潜势。

1908年的测定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到1914年，有250多篇文章和书籍评论或利用这一成果。到1916年为止，1908年版或1911年版的测定表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德国、瑞士、意大利、俄国和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得到广泛应用。在工业社会里显然需要这样一个测量标准。

第四节　测试旋风

美国对智力测试采用得最快，热情最高，理由也最充分。美国的社会结构呈流动型，对复杂技术工人的需求迅速攀升，由行为不良者、穷人和罪犯构成的下层阶级人数众多，成千上万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及看上去呈半原始人状态的大量移民蜂拥而入，因而，领导者急需一种可以评估他人心理能力的科学方法，好从混乱中理出秩序。

虽然比内相信，心理有缺陷的人，特别是接近正常心理年龄值的人，其智力可以通过特殊培训加以提高，但美国的心理测试倡导者大都接受高尔顿的观点，认为遗传是心理发育中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人的智力不可改变。他们通过心理测量，使社会将其成员分配至适合其天生能力的学校和工种上，并确定出哪些人具有生理缺陷，应限制其生育。

亨利·哥达德（Henry Goddard，1865—1957）是持此观点的领袖人物之一。哥达德是一位坚定的遗传论者。1906年，他成为新泽西凡尼兰研究基地——弱智儿童培训学校——的校长，身边发生的一切使他更加坚定了对遗传的信念。许多弱智儿童不仅行为迟钝，而且其缺陷看上去是先天的。哥达德甚至假设，心理缺陷是某种退行性基因引起的。

在去法国旅行时，他听人介绍了1908年版的比内-西蒙标准，立即认识到它的价值，迅速将它译成英语。除将一些法国文化方面的改成美式的之外，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修改。

哥达德是第一位使用比内-西蒙标准进行大规模测试的人。他让培训学校的400名儿童和新泽西公共学校的2000名儿童参加测试，结果显示，在心理迟钝儿童中，智力得分有着极大差距。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公共学校的学生中，情形也差不了多少，且其中有相当多的学生低于其心理年龄的正常水平。这促使他开展一项活动，即在公共学校里进行智力测试，以确定低于正常水平的学生，并将其分流至特殊班级。在此后的6年时间内，比内-西蒙标准在许多公立学校里开始使用，效果极其显著，大部分教师都要根据这一标准来决定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它还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机构、教养院、少年管理机构及治安法庭，以确定心理缺陷者，改善对被管治者或犯人的处理办法。

哥达德认为，低智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花大力气加以解决。白痴和弱智对社会不是威胁，因为他们通常不会繁殖自己，但“高级缺陷者”或痴愚者（该词是哥达德发明的）却很有可能，他们也许会成为不适应社会的人或罪犯，且有可能成为反社会者。他还认为大多数罪犯，比如嗜酒者和妓女等，都在遗传水平和心理能力上次人一等。

他的这些认识一方面来自于比内-西蒙标准，另一方面来自他对美国内战时代一位士兵的后代的研究。一位名叫马丁·卡里卡克（化名）的士兵先与一个弱智女生下一子，后又娶了教友派的女人，并与她生了几个孩子。哥达德追踪卡里卡克与这两位女人的几百名后裔，直到20世纪初为止。哥达德的报告是，与弱智女所生的大部分后代都与弱智、不道德或犯罪相关，而教友派女人这边，几乎所有的后代都是社会上正派诚实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这项研究漏洞百出。别的不说，他所追踪的大部分家庭都没有进行过测试，大部分例证中的智力问题等，都是以貌取人或道听途说的。另外，两边孩子生长的环境也大不相同。然而，在当时（1912年）及后来的许多年里，卡里卡克一家被许多心理学家和普通读者看作智力具有遗传性的有力证据。

哥达德关于卡里卡克一家的发现，导致了远比高尔顿严重极端的立场：“非常清楚，不应该允许弱智者结婚或为人父母。”为实现这一目标，哥达德作为专家与证人两次出席全国委员会听证会，倡导对弱智者实行绝育措施，其中一次会议甚至将绝育范围延伸到贫民、罪犯、癫痫病患者、精神病人和先天残疾者。

立法者对哥达德和其他心理学家的申述印象颇深。到1931年，全美有27个州颁布法令，强化执行优生绝育法，成千上万个心理和社会“有毛病”者在接下来的30年内全都实施了绝育手术——仅在加利福尼亚一地，绝育者就有近万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州的立法机构才开始呼吁新的法规，对心理迟钝者实施自愿基础上的绝育。

哥达德在移民问题上也同样呼吁采用比内-西蒙标准。从18世纪与19世纪的世纪之交开始，向美国的移民就持续不断，且移民者大多是文盲和社会能力较低者。这种现象在美国引起普遍关注，人们担心这个国家将因过多的心理和社会能力“有缺陷者”而出现问题。后来，哥达德的测试导致了大量的移民被拒签。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Lewis M.Terman）发现哥达德翻译的比西氏标准存在一些错误，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对比西氏标准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标准亦即斯坦福-比内标准。

这次修改的最大价值是，整个标准比西氏或哥达德-比内-西蒙标准更“标准一些”。一个孩子或成人若得100分，则智力一般；若得130分或更高分，则比99%的人略聪明一些；若只得70分或低于该分数，则比99%的人略笨一些。特曼把智力分数分成如下级别：

140分及以上：近乎天才或就是天才

120 ~ 140分：很高智力

110 ~ 120分：较高智力

90 ~ 110分：正常或平均智力

80 ~ 90分：较木讷，但还不能被判定为低能

70 ~ 80分：接近有缺陷，有时被分为木讷型，经常被视为低能儿

低于70分：肯定是低能儿

按照斯坦福-比内标准元素进行的一项接踵而至的测试，在智力测试领域里掀起了一场空前的革命。

后来心理测试操作变得更加简单了，引发这项突破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卷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6日签署作战宣言，两周后，美国心理学学会指定一个专业委员会，专门研究心理学可以为战争做出哪些服务。后来发现，心理学可为战争做出的最实用贡献是设计一套心理学测试方法，从而快速地检查分类大批军事人员，从中挑选出最适合进行特种培训和承担重大责任的人。

于是，一组心理学家——其中有特曼、哥达德和哈佛教授罗伯特·耶基斯——汇集在凡尼兰，开始设计这套试题。8月，耶基斯被任命为陆军少校，受命执行该项计划。他召集约40名心理学家，在两个月时间内拿出了一套“陆军阿尔法方案”，即书面智力测试题，和“陆军贝塔方案”，即为应召士兵中40%文盲士兵设计的图片测试题（贝塔卷要求助手将试题大声念出来）。从今天来看，广泛使用的阿尔法方案看上去像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是科学常识、民间智慧和道德观念的总汇，如下例所示：

1．如果植物因缺雨水而快旱死，你应该

——给它们浇水。

——征求花匠的意见。

——在旁边施肥。

8．宁可战斗而不逃跑，因为

——懦夫常被打死。

——战死更光荣。

——如果逃跑，可能背后挨子弹。

11．回声的起因是

——声波的反射。

——空气中有电子。

——空气中有湿气。

耶基斯的小组开始在4个军营中进行测试。几个星期后，总军医决定在全军范围内实施该方案。到战争结束时，即1918年11月，共有170万人受测试，耶基斯手下约300名心理学家给每个人打分，并为他推荐合适的军队职务。阿尔法方案开始成为一项重要的选拔标准，整个战争期间，被提拔为军官的20万人，有2/3的人受到了该项测试的影响。

陆军测试计划使美国更加意识到心理学的实际用途。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英国都在学校教育过程的早期通过测试对学生进行分类，以使一部分学生学习知识面更为宽泛的课程，为进入高等学院做准备，同时使另一部分学生学习知识面较窄的职业性或技术性课程，为从事蓝领阶层的工种做好准备。在美国，人们管其叫“分轨”，在英国则叫“分流”。

测试的发展不仅局限于智力的测试。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人们还开发出其他许多标准，以测试人们的音乐、机械、图形、言语及一系列职业方面的天资。尽管有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智力测试大肆攻击，但比内的心理能力测试法却为心理学研究打开了一扇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而美国的陆军阿尔法方案更将比内繁重和昂贵的测试变得既实用又廉价，使其成为心理学领域的流水生产线。

第五节　智商之争

智力测验并非无可置疑。从1921年起，智力测试就开始受到人们攻击。攻击者认为，阿尔法方案和贝塔方案测试的不是天生的智力水平，而是后天对知识和文化的学习。因而，对处于主导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有利，而对低层阶级和移民则带有偏见。

比如，在12岁的标准水平上，斯坦福-比内标准问到 “慈善”和“公正”两词的定义问题。如果一个来自西南农村棚屋地区的墨西哥裔美国孩子答题不充分，是他天生存在智力缺陷呢，还是该孩子未能学习过这些词的意义呢？再比如，在8岁水平的斯坦福-比内标准测试中，有这么一道题：“如果你把属于别人的东西弄坏，应该怎么做呢？”如果这位8岁的孩子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在这里孩子们需要拼命挣扎才能生存下去，那么，他或她的答案反映出的是其天生智力水平呢，还是贫民窟的传统或这种子文化中的习俗？

1922年，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起一场批判运动，批评宣称智力测试能够测量天生心理能力的人。李普曼认为，智力测试给一些孩子，特别是一些贫穷人家的孩子，贴上了次人一等的永久标签，从而使其服务于抱有偏见且有权有势的阶层。

他和其他持相同观点的人士列举出非常充足的证据以反对陆军阿尔法测试，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他们对斯坦福-比内标准的反对。他们还批评了耶基斯以阿尔法方案为模型的测试法可测量天生智力的观点，认为阿尔法问题中的许多答案要求的显然是后天所学知识，而不是先天智力。按照阿尔法和贝塔方案，美国白人男子的平均心理年龄只有13岁，仅仅略高于低能儿。

随着智商争执的升温，智力测试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心理学家中降温，40年代则大幅降温。尽管如此，教育工作者、商业机构负责人还在继续使用心理测试。到60年代，这些测试再次受到攻击。一些心理学家甚至走到否认存在智力的地步，认为人们讲不出智力是什么，智力只不过是智力测试所测试出来的东西。

尽管标准智商测试遭遇很多挑战和反对，但它依旧是“心理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炮轰智商测试的人渐渐减少。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该领域开发了全新的测试手段，收集了最新的数据，并找到了最新的解读方法。智商测试开始广泛地应用于神经病学研究。

关于智商的争议潮起潮落，至今仍在继续。现在智商测试已得到很大修改，比早期更贴近“文化公平”。在学校、机构、军方、工业和其他领域里，这些测试仍然得到广泛的应用。无论如何，心理测试始终对现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九章　行为主义者

第一节　老问题，新答案

心理学上最复杂也最无法追踪的问题，即与思维的本质相关的问题。其中有：

——在我们体内存在一种物质，它在我们醒时能够看、感觉和思考，熟睡时又暂时消失（如果做梦，它似乎可以离开身体，跑到其他地方），而在死去的瞬间，它则永久消失。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它是否等同于灵魂，或是灵魂的其中一个部分？

——不是物质的存在对它所依存的物质的肉体能产生何等影响？它是如何感觉到肉体的感觉呢？

——肉体死去后，它能独立存在吗？如果能，它寄住何处？它又是如何感知它所寄住的处所呢？

这些问题让哲学家、神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长久以来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然而这些解决方案总是引发出更多的困惑。

有人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说，就是意识是一个错觉；我们的肉体根本不存在某种有形的自我；我们的精神经验，包括意识，对自我存在的感觉和思维，都只是一些生理事件，它们发生在神经系统之内，是神经系统对刺激的生理反应。

随着物理和生理科学的发展，这个假说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有道理。19世纪后期，亥姆霍兹和冯特的门徒都有类似的研究。19世纪末，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假定动物具有虽简单但与我们同样的思维过程，所以通过一些对动物的实验来研究问题的答案。

给小鸡吃两种毛毛虫，假设一些苦一点，一些甜一点（我们说假设，因为研究者本人从未尝过这些毛毛虫），小鸡会如何选择呢？或把一些玉米泡在奎宁（酸苦味）里，另一些泡在糖水里，再涂上不同的颜色，而后扔在小鸡面前。小鸡啄食两种玉米，很快就只啄食泡过糖的玉米。但这些跟人类的学习有何关联呢？

把一只饥肠辘辘的猫放进一只木条制作的“难题箱”里，它只有踩上踏板后才能打开门逃到外面。研究者把猫放在木条箱里，在箱外挂一鱼片。猫看到鱼片，味觉大受刺激，将鼻子挤进缝隙里，把爪子也伸了进去，而后折回来，在笼子里四处乱挠约2分半钟，直到它碰巧踩到踏板，使门向下滑开。猫从里面蹿出吃掉鱼片，然后又被放进去重新实验。第二次它干得好些（40秒逃出），第三次差些（90秒）。在经过约20次反复实验之后，它每次都能立即开门了。无疑，它增长了见识——猫的见识。但这与心理学有何关系呢？

将一只狗关进笼子里，先用节拍器拍打15秒钟，而后将肉末放在笼子里的碗中。不断重复这一过程，最后，只要节拍器敲响，唾液就会从狗的嘴里滴下，即使碗里并没有放置肉末。这个现象如何启发了人类理解自身的意识呢？许多心理学家在第一次听说这个实验时，认为它不过是某种类型的联想。但实验者并不这么看，他相信自己发现的这一原理甚至可以解释最高级且最复杂的人类行为方式。

然而，1894年动物学家西·劳埃德·摩根——就是将两种毛毛虫喂给小鸡吃并用两种颜色的玉米调戏小鸡的研究者——认为，没有必要假定动物中存在着某种高级的精神功能。德国生物学家雅克·罗艾认为，动物在实验中表现出的行为是由于刺激驱动。有人甚至提出：意识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可忽略不计，因为它既无法观察，又无法解释行为。

心理学真正的主题是切实可见的行为，而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记忆、推理、意志等过程。这些不可观察的假设，是无法成为客观严密的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的是可观察的现象中得出的规律。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早期许多心理学家思考这个问题时，“行为主义”一词还远未造出。

第二节　行为主义原理的两大发现者：桑戴克和巴甫洛夫

上述动物实验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行为主义原理：自然学习原理（小鸡在某种特定的颜色与有甜味的玉米粒之间产生联想，猫在踩上踏板与逃脱和食物之间产生联想）和条件反射原理（狗在听到节拍器的声音时产生唾液，是与人为形成的唾液反射相联系的刺激结果）。这些原理的发现者，一位是聪明绝顶、专心致志的心理学家，另一位则是平生最瞧不起心理学的生理学家。

第一位叫爱德华·李·桑戴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

桑戴克出生于马萨诸塞，是循道宗牧师的儿子。孩提时代，他相貌一般，孤独害羞。他学习很好，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名列第一或第二名。大学毕业时，他获得了卫斯理大学50年来最高的平均成绩。他考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计划学习英语、哲学和心理学，但在听过詹姆斯的两次讲座之后，则完全陷入最后一门课程里了。

他选取的研究方向是：鸡的直觉及智力行为。詹姆斯同意了他的选题，于是，桑戴克买了一群小鸡，因实验室太小，他就把鸡关在自己的屋子里，直到愤怒的房东勒令他把小鸡弄走为止。他把麻烦告诉詹姆斯，詹姆斯大度地让他将鸡关在自己家中的地下室里。

在那里，桑戴克用厚厚的书本堆成一个迷宫，其中有三条死路，第四条路可通往邻近的开口，那里有食物、水和其他鸡。他把一只鸡放入迷宫，它便在死路里转来转去，急得咯咯直叫，直到碰巧找到出口为止。他把这只鸡一次又一次地放回去实验，小鸡竟然慢慢学会了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出口。显然，这里并没有多少智力行为。照桑戴克的说法是：

鸡在面对孤独和封死的墙时，其反应方式与在类似自然环境中可使其逃脱的行为差不多。其中一些行为可引导它走向成功，因之而来的快乐则使它记住这些动作，同时忘却那些没有导致快感的行为。

这些话里潜藏着行为主义理论的种子。

后来，桑戴克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完成博士学位，指导教授是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为完成博士论文，他继续研究动物认知。他用水果箱和蔬菜箱做出15个样式不同的迷宫，在大学一幢旧楼的阁楼里对猫（与几条狗）进行研究，主要观察其如何逃脱的能力。

他的猫在一些箱子里可通过较简单的行为逃脱，如踩上踏板、按动按钮，或拉一卷绳子等。但在另外一些箱子中，要想逃脱就得进行多重动作，如拉绳子，然后移动一根棍子。在其中一项实验中，只要猫舔一下自己或抓一下自己，桑戴克就把门松开。他工作得非常勤奋，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

桑戴克的研究成果虽然简单，意义却非常重要。根据对猫行为的观察，桑戴克形成了自己的“联系法理论”，并由两大认知定律——效应律和练习律表达出来。两条定律修改后成为动物及人类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础。

第二位是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49—1936），他则属于另一类科学家。他是个实验生理学家，认为狗的垂涎只是生理现象。他对心理学的偏见很大，竟然威胁要开枪击毙胆敢在其实验室里使用心理学术语的人。

巴甫洛夫出生在俄国中部的一个农庄里，父亲是当地的东正教牧师，母亲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在中学阶段，巴甫洛夫开始接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俄国生理学家伊万·塞基洛夫（Ivan Sechenov）的《大脑反射》。后来他来到圣彼德堡大学，专攻自然科学。塞基洛夫当时正是这里的生理学教授。

1875年，巴甫洛夫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继续研究医学，但其目标是从事研究。当时，在俄国，年轻科学家的机会远少于西方国家。尽管巴甫洛夫拥有出众的才能，在生理学研究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其一生的许多个年头里，他的全家一直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

然而，他过于执着于自己的工作，因而根本无暇顾及日常生存的窘迫。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的象征。订婚之后，他没有花钱为情人买一件奢侈品，只为她买过一样实用的东西——一双出远门用的鞋。结婚以后，他们几乎就生活在贫困之中。他经常忘记领月薪，总是妻子提醒方才拿回。一年冬天，由于无钱买燃料，一群养在家中以研究蜕变现象的蝴蝶死于寒冷。妻子小声嘟哝，抱怨生计，巴甫洛夫恼怒地说：“滚开，我正心烦呢。蝴蝶死光光了，你却在这里抱怨那些愚不可及的小事。”

巴甫洛夫的成功姗姗来迟。1891年，在巴甫洛夫42岁时，他终于被圣彼德堡军事科学院任命为教授，几年之后，又被圣彼德堡大学任命为教授。他开始组建实验医学研究所，并将人生的后40年花费在该所里。

在19世纪9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消化系统，通过外科手术切开实验狗的胃部，在里面植入一根带管的小囊。这使他得以观察胃的反射（狗开始吃食时胃液的分泌），而又不让食物污染胃液。他的发现使其获得1904年的诺贝尔医学奖。1907年，他成为俄国科学院院士，从而到达俄国科学界的巅峰。

在1897年至1900年间，在对胃的反射研究中，巴甫洛夫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还没有到正式的喂食时间，只要看见或听到喂养者，狗就会分泌胃液与唾液。他想，一定有什么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狗“意识”到进餐时间即将来到，于是自动产生分泌物。然而，一向反对心理学的巴甫洛夫对这些主观猜想根本不信。

为了研究这一现象，巴甫洛夫在狗的唾液腺体上做了一只简单的小囊，并将其挂在高处，导入一个收集和记录的装置。狗在接受培训后可以站在桌子上一动不动。为了逗人高兴，它往往不等人命令就自己跳到桌子上，极有耐心地站在上面，脖子上松松地挂着套圈，连接在一些检测装置上。狗面对一堵带窗的墙，前面有一只喂食桶，食物可通过机械装置倒进该桶。

食物一到狗的口里，其唾液即自动溢出。由于这是一种不需要培训的反射，巴甫洛夫将食物叫作“非条件刺激”，将这种唾液反应叫作“非条件反射”。接着，实验者在不被狗看到的地方摇铃或按蜂鸣器，同时把食物倒向喂食桶。起初，狗听到铃声只会竖起耳朵，不出现唾液反射。但在几轮实验之后，仅这种声音就可使狗的唾液自动溢出。按巴甫洛夫的说法，声音已变成引起唾液反应的“条件刺激”，唾液反应则已成为声音的“条件反射”。

巴甫洛夫及其助手们变换出各种形式继续这个实验。他们常不用声音，只使灯光闪动，或在窗外转动一个物体，或操纵某个可碰触到狗的仪器，或拉动狗圈的某个部位，等等，或快或慢，狗都会出现“条件反射”现象。

心理学家可能将这种条件形成过程称作联想认知，但巴甫洛夫却用生理学的术语对其进行了解释。然而，大家都认为巴甫洛夫这是对心理学知识的极大贡献。

巴甫洛夫相信，他已经找到了动物和人类认知的基本单元。他说，所有学习得来的行为，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外面获得的，“只不过是一长串的条件反射”。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俄国20世纪初期至50年代的心理学，但在西方，许多年里它一直鲜为人知，即使巴甫洛夫于1904年在诺贝尔获奖致辞上已经提及条件反射。1926年，巴甫洛夫的著作《条件反射》以英文出版，自此之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很快汲取了他的思想，借用了他的研究方法。

第三节　行为主义先生：约翰·华生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华生（John Watson）是位天才的叫卖者，在向同事们推销他自己及其思想时，很快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运动。之后，他因为桃色事件而被逐出学术圈，但几乎是马上就在一家大型广告公司谋到了心理学顾问的职位，收益颇丰。

像小说里所描写的旅行推销员一样，华生有极强的自信心，宣传自己观点时富有煽动性且口吻坚定不移。但在背地里，他却是个没有安全感、害怕黑暗且情感冷淡的人。他在人堆里显得平易近人，善于社交，然而只要论及深层感情，他就会避而不谈，他甚至从未吻过或抱过自己的孩子，睡觉时只与孩子们握手再见。

华生的成功故事带有传奇色彩。他于1878年出生在一个小农场，父亲是名声不佳、性情暴躁的小农场主，母亲则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友。华生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成人模式中备受折磨，因而显得既无能又懒惰。在他13岁那年，父亲与另一个女人远走他乡，母亲只好卖掉农场，携家搬到格林维尔市。在那里，华生的乡下生活习惯常受到同学的嘲弄，父亲的出走也使他情绪低落，因而成绩一路走低。“我既懒，”他后来回忆，“又不听话，而且，就我记忆所及，从未有哪一门课及格过。”跟离家出走的父亲一样，他有暴力倾向，经常与朋友打拳击，直打到有人倒在地上血流满面为止。他还特别喜欢玩“揍黑鬼”（打黑人）游戏，并为此被逮捕两次。

尽管举手投足都像一个农夫，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争取出人头地。他鼓起勇气，请求面见格林维尔市一家小规模的浸信会机构费尔马学院的院长。院长召见了他，对他的印象也不错，因而他得以入校学习。他打算修习浸信会牧师专业——这是他母亲的希望——但他一向具有反叛精神，因而不久即放弃了宗教。他与同学总是处不到一起，但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出落成一个特别英俊的小伙子，棱角分明，下巴坚挺，一头黑发波浪起伏，因而终其一生，总是情场得意。不过，他开始极其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抱负，学习认真，成绩也直线上升。他特别喜欢的是含有心理学内容的哲学课程。

毕业之后，华生在一所只有一个教室的学校里任教一年。接着，他最喜欢的哲学教授乔治·莫尔调至芝加哥大学任教，敦促他去那里读研究生。华生又一次直奔上层。他先给这所大学的校长威廉·瑞恩尼·哈柏写了果敢的自荐信，告诉他自己虽然很穷，但学习态度认真，恳求他要么免除学费，要么等他以后还清。接着，他又劝说费尔马学院的院长写信对其特别举荐。最终哈柏校长将他录取。他带着自己挣来的50美元只身来到芝加哥，从此，他得自谋生路（母亲已去世，父亲影踪全无），但已成竹在胸。

开始时他选取哲学作为专业，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真正关心的是心理学，于是转系。他学习非常刻苦，同时打几份零工以养活自己：在寄宿区当侍应生，在心理学系当管楼人，在实验室里照管老鼠。他一度因焦虑和失眠而患上精神症，不得不花费一个月时间去乡下疗养。若是别人，有过这次经历，也许会开始寻找自我，并对内省心理学产生兴趣，但华生却在1901年与1902年间的冬季从事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幼鼠的大脑发展水平与认知迷宫和开门取食有何关系。

华生在芝加哥大学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因而在其毕业时，系里让他留校任实验心理学的助教，两年之后，即将其升为讲师，又两年，升为副教授，再一年，在其30岁时，授予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教授职称，且得到一份在当时（1908年）非常可观的年薪：3500美元。

他的成功虽归功于其出色的社交能力，更大程度却归功于他在动物认知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教老鼠学会走出亨利八世的汉普顿迷宫的微缩模型，开始时要半个小时，尝试30次后，老鼠可在10秒钟内直奔出口。为找出老鼠学会认路的原因，华生分别蒙上老鼠的眼睛，破坏老鼠的味觉、嗅觉，但老鼠都能学会走出迷宫。最后华生得出结论说，肌肉运动觉，即肌肉的感觉，是认知过程的关键因素。

通过这些研究，华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以可观察的行为为基础的心理学。

华生严厉地指出，心理学之所以一直未能成为不可辩驳的自然科学，是因为它关心的只是一些看不见的、主观的意识过程。他抛弃了希腊哲学家、中世纪学者、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心理学理论，也抛弃了诸如康德、休谟、冯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等一批伟人。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误入了歧途。

他提出了全新的只以行为为主题的心理学，这对心理学家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它开始统治心理学，并在此后的40年间，成为美国心理学中的主导模式和欧洲心理学的重要模式。华生于1915年登上了美国心理学学会主席的宝座。

后来，他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法以使行为主义者从事研究工作：条件反射法。他虽然对巴甫洛夫所做的工作知之甚少，却将之作为一个模式提出来，认为行为主义者的实验对象不仅可以是动物，而且可以是人类。

华生本人也开始致力于研究人类的条件反射，他的实验对象不是成年人，而是婴儿。华生自1916年起开始观察婴儿，从出生到1周岁。华生首先希望发现婴儿具有哪些非条件反射，即什么样的刺激可在没有任何学习过程的情况下引起反射。根据一些简单实验，他得出结论说，本能反射有吸吮、伸手和抓取等。他还发现，婴儿对某些刺激有三种天生的情感反应：恐惧、愤怒、感到爱。

接着，他的更大目标则是揭示条件反射是如何构成所有人类行为和情感反应的。华生与其学生之一罗萨莉·雷纳（Rosalie Rayner）于1919年至1920年冬进行了一次被称为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实验，尝试对其报告中叫作阿尔伯特的11个月婴儿进行恐惧条件反应。

在阿尔伯特仅9个月大时，他们将一只白鼠放在他的身边，但他一点也不感到害怕。然而，当用锤子在其脑后敲打铁棒时，他却一脸恐惧的反应。两个月之后，他已将此事淡忘，于是，他们又开始对他重复这些实验。他们将一只老鼠放在阿尔伯特面前，他伸出左手抓它，就在手碰到老鼠时，他的脑后又响起了敲铁棒的声音，他吓得猛地一跳，扑倒在床上，脸深深地埋在床垫里。第二次尝试时，阿尔伯特用右手去抓，也是在快要抓住时，敲铁棒的声音又在脑后响起。这一次，阿尔伯特跳起来扑倒在地，哭叫起来。这样的配套实验又进行过5到6次，他们把老鼠放在阿尔伯特身边，同时在他脑后敲铁棒，于是，阿尔伯特形成了对老鼠的完全恐惧式条件反射：老鼠一出现，婴儿就开始哭。

更进一步的实验显示，阿尔伯特对其他毛乎乎的东西全都产生了恐惧：兔子、狗、海豹皮大衣、棉绒，还有华生装圣诞老人时所戴的面罩。一个多月后，他们又对阿尔伯特进行实验，一切如华生和雷纳满怀喜悦地在报告中所解说的那样，他哭了起来，对老鼠和其他一系列展现在眼前的毛乎乎刺激感到害怕，尽管已没有任何敲铁棒的声音。

令人惊讶的是，华生和雷纳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阿尔伯特的条件反射，该孩子在完成最后的实验后就离开了门诊医院。

华生没有为他对阿尔伯特的所作所为付出任何代价，却因合作期间所做的另一件事损失惨重。实验期间，他开始爱上年轻美丽的罗萨莉·雷纳，并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城里出双入对，他也经常离家外出，并在不经意中将罗萨莉写给他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留在口袋里，结果被妻子玛丽逮个正着。

妻子发现他的出轨，但华生却不愿与罗萨莉分手。玛丽决定起诉离婚，而且，可能是她，也可能是她兄弟，还把华生出轨的证据寄给大学校长弗兰克·古德劳。那个时候，该校还不允许教授发生这样的性丑闻。于是，古德劳将华生召到办公室里，要求他正式辞职，华生激烈地为自己辩解，但只好服从。他离开办公室后回到家里，打好行李包直奔纽约。他在心理学上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突然而永久地结束了，但他不久就又掀起了一场浩大的心理学运动。

华生后来娶了罗萨莉，并与她生了两个儿子。他在纽约重新找到工作，出任一家广告代理公司的常任心理学家，这份工作后来使他薪水丰厚。他在这里将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和推销技术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为公司设计出一些最为成功的广告策划活动，包括除臭剂、冷霜、骆驼香烟和其他产品。他的业绩包括：为旁氏冷霜和雪花膏设计的促销活动，其中使用到来自西班牙女王和罗马尼亚女王的推荐材料；帮助强生公司说服母亲们，告诉她们婴儿在每次换过尿布后至关重要的是换上新的爽身粉；帮助麦氏咖啡，使“咖啡小憩”成为美国办公室、工厂和家庭的习惯之一。

1957年，在华生年近八旬之时，美国心理学学会发给他一个通知，要给他颁发一份金奖，奖励他对心理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深感震惊，也非常高兴，便与儿子们一起去纽约领奖。然而，在最后一刻，他害怕自己在仪式上失控而痛哭，因而只让儿子代其出席了仪式。颁奖词是：

致约翰·华生，他的工作是构成现代心理学形式和实质的决定因素之一。他发动了心理学思想上的一场革命，他的作品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延续不断的航程的起点。

华生病逝于1958年，即其接受金奖的次年。他至死都还坚信，他所发动的这场革命，以及这个在美国心理学界执掌牛耳达半个世纪的学派，一定会成为未来的心理学主流。但他错了，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一点。

第四节　行为主义的凯旋

行为主义在经历启动初期的缓慢发展后，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许多心理学家的青睐，特别是在美国，它很快成为主导性的观点。

行为主义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宣称自己是最早的真正科学的心理学。直到19世纪，心理学坚持的一直是哲学思辨，而不是科学实验。在19世纪，新心理学的继承者们曾致力于将心理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但只走到用生理学术语解释一些简单的反射和感知的地步，而且，即使这一点，也是要依赖不可实证的内省法才能做到。

相对而言，行为主义者宣称，他们完全可以依靠可见、可测的现象来建构一门心理学。大多数心理学家认可行为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只需要研究一些可见的行为，而不用管那些有关思维等不可追踪现象的问题。行为主义者认为，我们不可能知道思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也完全不需要知道它。他们常把思维比作一只黑箱子，里面装着未知的电路。如果我们知道在按动箱子的某个按钮时，箱子就会发出一种特别的信号或动作，而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则无关紧要。

再说，行为主义的成功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它很对20世纪某些人的口味，尤其在美国，因为它非常实用，不追寻最根本的解释，只寻找可投入使用的常识。

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行为主义（或其更为复杂的翻版，即新行为主义）成为美国心理学中的统治力量和模式。在大多数大学里，心理学研究者们大都调整自己的工作和术语，使其适应行为主义的范式。行为主义史学家格列高利·金布尔（Gregory Kimble）稍带夸张地说：“在50年代的美国心理学中，出版有关思维、意识、意志甚或精力的作品都要冒着给挤出局（本行业）的风险。”这是因为，只要使用这些术语，就表明其依旧是唯心主义者，依旧相信过时的、主观的神秘概念。

其结果是，20年代至60年代的几十年间进行的大部分研究所面对的，都是一些无可置疑但又没有太大启发意义的课题。我们从《心理学日报》和《美国心理学杂志》发表于1935年的内容中抽出一些代表性题目如下：

饥饿对鸡啄食反应的影响

老鼠在迷宫阵中第一次与第二次探索的比较

利用经过迷宫训练的老鼠研究吗啡及相关物质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动物在迷宫中的辨识错误

即使以人类为实验的课题，一些论文题目和方法也受到行为主义教条的局限。1935年《美国心理学杂志》中的一些典型论题如下所示：

作为伴随行为生理变化指标的人类混合唾液中pH的可信度

不同随意控制的肌肉条件形成比较

通过实验进行高阶反应的消除

当时的研究者并不是真对鸡的啄食行为或人类唾液中的pH感兴趣，而是对动物受到不同刺激所产生的行为反应感兴趣。因为在行为主义时代，美国心理学假定，这些原理同样适用于其他有知觉的动物。人们从鸡、猫、狗，尤其是老鼠，身上得知的东西，亦可适用于人类。

第五节　新行为主义者：斯金纳

B.F.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是新行为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

跟华生一样，斯金纳是一个天生的争议人物、杰出的煽动家和广告人。他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时，就搬出一个原由蒙田提出的两难问题：“如果你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是烧死自己的孩子呢，还是烧掉书籍？”然后他说，他本人情愿烧掉自己的孩子，因为他通过工作对未来所做出的贡献，将远大于通过自己的基因所做出的贡献。可以预料的是，他大大地激起了众怒，因而继续受到邀请，进一步在电视上露面。

斯金纳是个机敏的表演者，善于讨取公众的欢心，能言善辩且长相迷人。为展示其条件反射技巧，他教会一只鸽子在玩具钢琴上弹奏曲子，并教一对鸽子打网球，两只鸽子用嘴巴将球推来推去。数百万人在电视纪录片上看到了他的表演，他们都认为斯金纳是个了不起的人，至少是位动物专家。他写出一本乌托邦小说，《第二个沃尔登》。在这部小说里，他展现出一幅小型社会的图景，在诞生之后，孩子们全部通过奖励（积极的强化）式条件反射训练，以使其形成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在这里，所有的行为都受到控制，所有的控制都服务于整体的利益和幸福。这部小说成为极受推崇的畅销书，大学生长年阅读，销量已逾200万册。

斯金纳于1904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一个邻近铁道的小镇，父亲是律师。在儿童时期，他有制作复杂小玩意的癖好。后来，在成为心理学家之后，他还发明并建造出动物实验用的许多富有成效的装置。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立志当一名作家，并在大学毕业后花费一年时间在格林威治村练习写作。尽管他仔细观察了周围千奇百怪的人类行为，但过后却发现自己对所看到的一切写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灰心至极，决定放弃当作家的打算。

后来，他偶尔接触到华生和巴甫洛夫等人的思想，决定将自己的未来献给科学，以探索人类行为的科学方法，尤其是条件反射。他来到哈佛大学，但此地却是内省式心理学的天下。他没受影响，迅速转向，致力于实验老鼠的行为主义研究，成为一个越来越彻底的行为主义者。

斯金纳利用自己的机械制作能力做出一只迷箱。这种迷宫后来开始流行，被称为斯金纳箱。其基本的样式是一只笼子，一面箱壁上有一根横杆，恰好装在一只小食盘和喷水口上方。老鼠碰巧用爪子压住横杆时，一粒饲料就会自动地落在盘里。笼子外面连接着的设备则画出一条线，一分钟一分钟地显示出压下横杆的总数，从而自动地记录老鼠的行为。老鼠将自己决定，每次按下横杆和下次按下横杆的时间间隔长度。这种迷箱远比桑戴克的迷宫有效，也更容易收集数据，因为实验人不需要盯着老鼠，也不需要在它压下横杆时递送饲料，只需看看记录就可以了。

此外，斯金纳还可以调节这只箱子，使其模仿现实世界里行为的种种环境。比如，他可以研究当动物定期受到奖励时如何学会反应；奖励突然中断时已经学会的反应是怎样消失的；当奖励按照时间间隔（比如每按动四下来一次）进行投放时，动物是怎样影响学习和反应消除的；当按压横杆得出混合结果时（比如一次奖励跟上一次电击）会有什么影响；等等。

然而，斯金纳心理学方面最为重要的贡献却是他的“操作性条件制约”。在斯金纳看来，动物为达到目的而进行的任何活动，都可被看作以某种方式对环境的“操作”。实验者通过对一系列小型随机活动一次次奖励，直到动物采取不是其本来的或自然技能的行动，便可对动物的行为“定型”。奖励这项活动就产生了操作性条件制约。

虽然如此，斯金纳的主要影响却在主流心理学之外。

1953年，在一次去女儿所在的学校参观时，斯金纳突然想到，一些他教鸽子弹钢琴等类似的操作性技巧，可能生成比传统方法更为有效的教学法。先问学生一些问题，并立即告诉他们答案是否正确。这里可能有两个原理在起作用：学生答对的知识是一种很有力量的行为强化（奖励），而立即强化的效果要明显好于延迟强化的效果。结果就形成了有名的“编序指导法”。就总体上说，斯金纳关于立即强化的教条经证明是非常管用的，不但受到大多数教师的欢迎，而且已被融进许多教程和中学教科书之中。

斯金纳对精神和情感疾病的治疗也影响不小。他曾想到，通过对病人从病态行为向正常行为的微转化进行奖励，说不定可使病人的行为重新定型。这在深度偏执的精神病人中往往能够奏效。一位患压抑症的妇女不愿吃饭，可能有饿死的危险。但她喜欢探访者，也喜欢在房间里摆上电视机、收音机、书籍、杂志及鲜花等。治疗师将她移至一间没有这些东西的病房里，并把一份便餐摆在她的面前，她只要吃下任何一点东西，房间里即会给她恢复某件物品。治疗师慢慢地对她实施奖励，最后她也吃得越来越多，进餐的情况大有好转，还增加了一些体重，两个星期后即病愈出院了。18个月后随访，发现她已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斯金纳有时也刻意贬低自己对世界的影响。“总体来看，”他说道，“我对别人的影响远不如我对老鼠和鸽子的影响巨大。”

这话可能不是当真的。斯金纳的真正意思是下面一段话：“我从未在任何时候对（我的工作的）重要性产生过怀疑。”而且，他还带着极有特色的乖张语气说道：“当我的工作成果开始引起注意时，我对它的影响是忧虑多于高兴……对于这些所谓的荣誉，我感到非常害怕，或大为不快。我常常放弃那些可能占用我的工作时间或过度强化其具体方面的荣誉。”

第六节　失势与衰落

行为主义研究在其积累途中，人人都很清楚的是，老鼠和其他实验动物经常以一些理论无法解释的方式行动。

一方面，动物们的行为常常不符合所谓的通用条件反射原理。实验者发现，他们可轻松地教会老鼠压下横杆取食，但要让猫学会，就要费好大力气。给老鼠喝一种发酸的蓝色的水，然后用药物使老鼠恶心，它便会避开发酸的水，但愿意喝蓝色的水；对鹌鹑进行类似实验，它则会避开蓝色的水，但愿意喝发酸的水。行为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每个物种都有其自身的原理，使它们可轻易地通过本能学到一些知识，费力地学到另一些知识，而有些知识，它们是根本不可能学到的。学习的原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在于，实验动物的行为并不经常遵循反应规律。例如，一直通过按动横杆取一颗饲料的老鼠，如果发现没有饲料，它会一次又一次更用力地按动横杆，而按照严格的行为主义学说，奖励的缺失应使它的反应强度减弱，而不是增强。

当然，人类亦是如此。当一台自动售货机不再发货时，客户会更用力地推拉几下，或敲打或踢几脚。他之所以这么做，要么是发泄一下，要么是以为哪个地方卡住了，需要踢一脚。行为主义学说根本不关注内在的过程，尤其是对问题的思考。

行为主义对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工作机理的解释十分有限。拿记忆来说，行为主义者以纯粹数学的术语描述它：尝试和强化的次数越多，奖励越多，刺激和反应的时间越接近，刺激产生反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心理学家都知道，人类的记忆要远比这一点复杂。一方面，我们可以“吞下”一些信息，比如，我们把区号视为一个记忆单元，而不是视作一系列互有连接的反应；另一方面，我们拥有不同种类的记忆，我们可暂记某些电话号码——我们查出号码，暂时记住，拨完号后即将其忘记——同时，我们还可“长期记忆”某些东西，比如知识。某些东西需要无数次的重复和奖励才能固定在记忆里（比如身份证号），另一些东西（在某家饭馆进餐时付的钱超高，孩子说的第一句话，等等）只需经历一次就能永存在记忆里。人类记忆的这些特点和许多其他特点，并不能用行为主义的死板公式进行解释。

同时，其他领域里的研究带来了研究思维工作机制的曙光。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文字产生之前的人类是如何思想的；心理语言学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获取并使用语言的；计算机科学则给我们指明了一套全新的认识思维的方法。到20世纪60年代，所有这些影响开始汇集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新观点，称作“认知科学”，即一种否认超自然存在且建立在实验方法上的心灵主义，通过它，人们可对精神过程进行合理的推断。

随着认知科学的到来，行为主义很快失去其在心理学中唯我独尊的地位，不再像其宣称的那样，成为足以解释所有行为的唯一方法。

奇怪的是，在行为主义日薄西山之时，作为其支流的行为疗法却大行其道，合乎情理地成为治疗某些心理疾病的灵丹妙药，尤其是成为对付恐惧症等的成功疗法。

行为疗法的正确之处在于，虽然用途有限，但非常管用。比如，为了阻止郊狼吃羊，研究人员弄来有毒的羊肉，用羊皮包着，放在羊圈周围。狼吃了后，呕吐不止，马上对羊肉产生了反感，进而对羊产生了反感。同样，这种调节机制可以帮助癌症病人调节食欲。类似的行为矫正法还用于弱智人群、精神病人和在押囚犯的心理治疗。他们若有上乘的表现，就会得到奖励。对患有恐惧症的人来说，比如，对于那些非常怕蛇的人来说，也可以采用上述方法，慢慢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这样，以后想到蛇、看到蛇，甚至是玩弄蛇，都不会再有任何恐惧的念头。此外，次级强化法在工作场所非常有用，比如对按时上班的员工进行适当的奖励等。

一般而言，尽管人们对行为主义的遗产都不以为然，然而，它在心理学的很多领域都是必不可少的，如严谨的实验和仔细定义的变量等。行为分析作为研究其他领域的重要手段仍吸引着很多心理学家。

第十章　格式塔学派

第一节　可视错觉与新的心理学

1910年仲夏，在一列从德国中部飞驰而过的火车上，一位名叫麦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的年轻心理学家远眺窗外的风景。尽管电线杆、房舍和山顶是静止不动的，可看起来却似在与火车一起飞奔。

这是为什么呢?

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错觉，也都视其为想当然，但韦特海默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这件事必须有个解释。这个疑团使他联想到另外一种错觉运动——频闪观测仪。它的基本原理与电影差不多，作为一种玩具在当时非常流行。不管是电影还是万花筒，都是一系列以几分之一秒的时差所留存下来的照片或展示其最细微变化的画面快速地在眼前通过，给人留下连续运动的印记。

几十年来，这种现象广为大家所知，却从未有人给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就是在这辆火车上，刚刚在魏茨堡获得博士学位的韦特海默突然直觉上意识到答案所在。他突然意识到，运动错觉的成因可能并不发生在许多心理学家所认为的视网膜上，而是发生在意识深处，极有可能是某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在连续的图片之间提供出转接，从而对运动产生了感知。

当时，韦特海默正在维也纳大学就阅读恐惧症进行研究，此番正要赶往莱因兰度假。这一想法使他激动异常，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在法兰克福跳下列车，前去拜谒弗里德里奇·舒曼（Friedrich Schumann）教授。他是感知方面的专家，在去魏茨堡之前，韦特海默曾与其一道求学于柏林大学。

进城后，韦特海默去玩具店买了一只频闪观测仪（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是一种流行玩具，可以产生连续活动的印象)。这只频闪观测仪中有马和小孩的图片，如果控制好速度，就可看见马在行走，还可看见小孩子在走路。韦特海默用纸片代替那些画面，并在纸片的两个位置上画一些彼此平行的线条。他发现，用一种速度转时，他先看到一根线条，然后才在另外的地方看到另一些线条；用另一种速度转时，两根线条则平行在一起；再换一种速度转，有一根线条从一个位置移动至另一个位置。就这样，他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验，一种全新的心理学理论即将产生。

第二天，韦特海默打电话给法兰克福大学的舒曼，告诉他自己的猜想，征询他的看法。舒曼解释不出所以然来，但同意让韦特海默使用他的实验室和设备，包括他亲自设计的新型速读训练器。速读训练器可精确地控制频闪观测仪只能粗浅演示的实验。

韦特海默需要一些志愿者充当实验的受试者，舒曼便找来自己的助手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ohler），苛勒又介绍来另一位助手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他们两个比韦特海默年纪要轻(他30岁，苛勒28岁，考夫卡24岁)，但三人都对神经心理学中的新心理学派和冯特的门徒们所忽视的高级精神现象极有兴趣。他们立即着手工作，此后成为终生的朋友和同事。

韦特海默没成婚，还有一份额外收入——父亲为布拉格一所商业学校的校长——因而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度假计划，在法兰克福一待就是半年。他让苛勒、考夫卡和考夫卡妻子充当受试人，进行一系列实验。

按照在旅馆里所做的初期实验模式，韦特海默的基本实验是轮流投影一条3厘米长的水平线条和另一根在它下面的约2厘米长的线条。在投影速率较低时，他的受试者先看到一条线，然后是另一条线；速率较高时，两条线可同时看到；速率中等时，一条线平滑地向下面的线条移动，然后又返回。

为变些花样，韦特海默使用一根竖直的线条和一根水平的线条。速度刚好时，他的受试者可看到一条线以90度的角度来回运动。在另一个变换中，他使用了许多灯。如果速度恰好达到临界点，那么，看起来就像是只有一盏灯在移动一样。他还使用了多根线条，并将之涂成不同的颜色，设计成不同的形状。在每种情况下，它们都能制造出运动的错觉。即使他将正在进行的事情告诉3位受试人，他们也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在其他许多种变换中，韦特海默都力图排除此类现象是由眼睛运动或视网膜残留而引起的可能。

他得出的结论是：运动错觉的发生不是在感觉的水平上，不是在视网膜区，而是在感知中，在意识中。在这里，由外面进入的、互不关联的感觉被视作一种组织起来、具有自身意义的整体。韦特海默将这种总体感觉叫作格式塔，一个德语词汇，原意为外形、形状或配置，他在这里用以表示被作为有意义的整体而感知到的一组感觉。

这样看来，他花费数月所进行的工作似乎只是解释了一个小小的错觉。但在实际上，他和同事已埋下了心理学中格式塔学派的种子，它将形成一个运动，该运动将极大地丰富和扩大德国和美国的心理学内容。

第二节　思维的再发现

韦特海默的理论是，思维让进入大脑的感觉有了结构和意义。这一认识显然走出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往往与格式塔疗法相混淆，前者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后者是心理疗法的技巧。

当时，自然科技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电灯正在快速地改变城市甚或遥远乡镇的夜生活，汽车也正在改变各个国家的习惯，飞机已可以进行长距离飞行，玛丽·居里刚刚分离出镭和钋，卢瑟福（Rutherford）正在编制原子结构理论，齐柏林（Zeppelin）客运服务开始起步，黎·德·福里斯特（Lee De Forest）的晶体管也刚刚申请到专利。新的心理学与这些发展相辅相成，心灵主义心理学则比以前更为形而上，更不科学，因而更像明日黄花。

心理学领域，其他研究者也不断地提出证据，证明感知与视网膜或其他感官接受到的感觉并不一致，认为感知是思维对这些感觉中数据的解释。

远在1890年，奥地利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冯·埃伦费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就已指出，当乐曲变调时，所有的音符都已改变，可我们听到的却是同一个旋律。因为我们辨识音乐是由思维而不是耳朵。

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医生厄恩斯特·马赫（Ernst March）于1897年说道：当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一个圆圈时，它总是圆的，但在镜头上观察时，它却是椭圆的；当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一张桌子时，视网膜上的图像改变了，可我们在内心里体会到的、看见过的桌子的经验并没有改变。思维在解释感觉时将按自己所知道的目标形状进行描述。

1906年，维托里欧·本鲁西（Vittorio Benussi）进行了著名的穆勒-里尔错觉实验。实验中，两条线(如下图所示的平行线条)在长度上看起来有所不同，而实际上它们是等长的。

图   1    穆勒 - 里尔错觉

他发现，即使他告诉受试者集中精力于平行的线条，他们还是无法使自己忽视整个图形。他们可以减少错觉，但不能消除错觉。

韦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在接受培训时早已熟知了这些发现与概念。此后，三人都进行过包括较高级精神功能的研究：韦特海默研究过有阅读障碍、思维迟钝的孩子和病人的思维能力，考夫卡的博士论文是格式塔式节奏形态，苛勒研究的则是声响心理学。

然而，这样一个志趣截然不同的三人小组，乍看起来，还达不到彻底击败冯特心理学的智力水平。

在布拉格长大的韦特海默是个犹太人，长相颇具孩子气，头顶略秃，蓄一脸毛乎乎的、元帅般的大胡子，但骨子里有股诗人气质，有音乐天赋，热情，幽默，个性乐观。他富有煽动力，当然也有口才，脑子里总是闪现出新的念头。然而，他非常不擅于写作。

柏林人考夫卡只能称得上半个犹太人。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瘦长的脸上写满严肃，性格内向而敏感，且极易动摇。但使人无法解释的是，这些特点尽管使其上课干巴得味同嚼蜡，却对女学生极具吸引力。尽管他在讲台上浑身都不自在，但在写字台上却是游刃有余，不断地炮制出一系列格式塔心理学的学术报告。

苛勒则出生于爱沙尼亚，不是犹太人。他在德国的沃尔芬布特尔长大成人，脸上呈现出好斗的表情，硬邦邦的短发在中间分开。他是三人组中最刻苦的实验者，后来到一所研究院工作，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他高傲、古板，为人正派——对于结交10年的朋友，他才肯使用“你”来替代“您”——但在写作中，他的文笔总是令人意外，感到既放松又使人着迷。

然而，三人性格及爱好的不同却能使其各司其职，取长补短，从而结出难以意料的硕果。格式塔心理学史的一位研究者认为，韦特海默是“智慧之父、思想家和革新者”，考夫卡是“该组的销售者”，而苛勒则是“内勤人员，干实事者”。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格式塔心理学成为德国心理学的主要力量，也成为其他国家不断成长中的心理学流派。但它对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却非常有限，且大多发生在1927年至1935年间，也即三人全部来到美国之后。尽管三人均没有在美国心理学的机构中担任要职，但他们的思想已渐渐地充斥于心理学之中，并发展壮大，直逼行为主义的营垒。

第三节　格式塔定律

从一开始起，韦特海默就认定格式塔理论并不仅限于对感知的解释。他相信，它将能证明自己是学习、动机和思维的关键。

他的这些认识建立在自己的一些早期研究之上。他在法兰克福就运动错觉进行研究之后不久，受到维也纳精神研究院儿童诊所主任医师的邀请，到那里寻找对聋哑儿童的教育方法。他的实验方法之一是，由自己搭建一座简单的桥，桥上有3块木板，建桥时，一位聋哑儿童看着，然后由他拆下来，再让他试着搭建。通常情况下，犯过一至两次小错之后，他将学会并成功地搭建几座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桥来。在韦特海默看来，孩子的思维并没有建立在对演示中所使用的物品的数目和大小的感知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某个稳定的配置的感知之上，该配置即是格式塔。搭桥即是这种模式，两个同样长短的长条物水平定位在两个终端。

韦特海默还阅读人类学就原始部族的数字思维所做出的报告，并收集到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外加他在法兰克福所做的实验，使他于1913年在一系列讲座中勾画出一种全新的心理学轮廓。他认为，格式塔并不是相关联想物的累积，而是某种整体架构，因而要将事物看作一个有序的整体。

尽管韦特海默认为格式塔理论是整个心理学的基础，但他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应付感知问题。在十几年的时间里，3位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发现了一系列的感知原理，或被称作“格式塔定律”。韦特海默总结了自己和他人的一些观点，在1923年所发表的为数有限的几篇论文中对若干主要定律一一命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下列几条。

就近律：在观察一系列类似物体时，我们倾向于以彼此距离较近的组或集对它们进行感知。韦特海默的简单演示如下：

图  2  就近律：简单例子

他发现，给人们看一排黑点时，他们会自发地以彼此距离最近的黑点结对来看(ab/cd/……)，但实际上，完全也可看作一对分隔较远的黑点和分隔较近的黑点(a/bc/de/……)。然而，没有人以这种方式去看，且大多数人无法使自己这样来看。还有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

图  3  就近律：极端例子

在这里，我们看见由3个距离较近的黑点构成的一些线条，以竖直方向向右上倾斜。人们一般不会以另一种结构来看它，或就算以其他结构去看，也非常吃力——即由3个彼此分隔较远的黑点构成的线条，以竖直方向向左上倾斜。

相似律：当相似和不相似的物体放在一起时，我们总将相似的物体看作一组：

图  4   相似律：简单例子

相似因素实际上可以克服就近因素。在下面的左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四组距离较近的物体；在右边的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两组分布在各处但相似的物体。

图  5  相似律：复杂例子

方向的连续律：在许多模式中，我们倾向于看见一些有内在连续性或方向性的线条，我们可据此在令人迷惑的背景中找出有意义的形状来，如平常所玩的“藏图”游戏。这样的线条或形状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格式塔”——内部具有连贯性或需求。例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

图  6  连续率：两条曲线呢，还是两个有尖角的图形？

我们只能强迫自己将其视为两个弯曲的、有尖角的图形，即AB和CD，但我们倾向于看到的是更为自然的格式塔形态，即两条相交的曲线AC和BD。连续因素可构成相当惊人的力量。考虑下列图案：

图  7  两个图案，它们一样吗？

再看下面，前两图合并在一起就成这样：

图  8  相同的图形，但就视觉上说，你能将其分开吗？

在合并的图中，几乎不可能再看出原来的图形，因为连续的波纹线已控制整个图形。

求简律：相关的英文词是“怀孕”（pregnancy），但该词并不能传达韦特海默的意思，因为他所要表达的是“看见最简单形状的倾向”。正如自然法则使肥皂泡采取最简单的可能形状一样，思维也倾向于在复杂的模式中看见最简单的格式塔。如下图：

图  9  求简律：我们只看见最简单的可能性形状

该图可解释为一个被直角切去右边的椭圆相接于一个被弧形切除一角的长方形。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到的要简单得多，即一整个椭圆和一整个长方形互相重叠，仅此而已。

闭合律：这是求简律的一个特别并且重要的案例。我们在看一个熟悉或连贯性的模式时，如果某个部分失去了，我们则会把它加上去，并以最简单和最优秀的格式塔对它进行感知。比如，在下图中，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它看作一颗五星，而不是五个构成此图的V形。

图  10  闭合律：我们把缺失的部分补上去

20世纪2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注意到，侍者能轻易记住尚未付款的客户的账单细节，而一旦付过之后，他就会立马忘记。这使他想到，这是记忆和动机领域的一个闭合案例。只要交易没完成，它就没有闭合，因而可以引起张力，保持记忆。一旦闭合完成，张力即消除，记忆也就消失了。

卢因的学生，一位名叫布鲁玛·塞加尼克（Bluma Zeigarnik）的俄国心理学家，用一非常著名的实验测试了老师的推想。她给志愿者分配些简单任务——做泥人、解决算术问题等一连串工作——很快又打断他们，不使其完成任务。几个小时后，她要求他们回忆所做的工作，结果发现，他们能清楚地记忆尚未完成的任务，而已经完成的任务，他们的记忆效果要低很多。这个效应被称为“塞加尼克效应”。

图形-背景感知：注意某物时，我们一般不注意或很少注意它的背景。我们看的是一张脸，不是脸后的房间或风景。1915年，古丁根大学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Edgar Rubin）深入探讨了图形-背景现象，即大脑将注意力集中于有意义的图案而忽略其他数据的能力。他使用许多测试图案，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鲁宾瓶：

图  11  鲁宾瓶，是陶器还是剪影？

如果看到瓶子，你就看不到背景；如果看到背景——两个人脸的剪影——你就看不见瓶子。

尺寸衡定律：一个已知尺寸的物体，拿到远处去的话，会给视网膜留下较小的图像，但我们感知到的却是它的真实大小。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联想主义者认为，我们是从经验中得来的，格式塔学者却发现这个解释过于简单。对雏鸡加以训练，使它们只啄大颗饲料。在该习惯完全形成之后，把较大颗的饲料放在远处，使其看起来要小于近处的较小颗粒，小鸡仍毫不犹豫地直奔远处的大颗饲料。对11个月大的女婴进行训练（通过奖励办法），使她在两个并列的盒子中选择较大的盒子。把较大的盒子移至足够远的地方，使大盒子看起来很小，可婴儿还是选择远处的那只大盒子。

我们感到，远处的物体与它们在近处同样大小，因为大脑用相互关系——如邻近的已知物体或可提供远景的特性——的办法组织了这些数据。图12中的两图摘自最近的感知教科书，可对此进行说明。

图  12  远景可提供物体大小的线索

在左图中，远处的人与他身边物体及与走道的相互关系可使我们将他视作与近处的人一样大小。然而，在视网膜上，远处那个人的图像却要小许多，如右图所示。

第四节　够不到的香蕉及其他难题

萨尔顿是一只雄性猩猩，它整个上午什么也没有吃，已经饿极了。饲养员领着它来到一个房间，天花板上吊着一串香蕉，但它够不到。萨尔顿朝着香蕉又蹿又跳，接着，它开始在屋子里打转，发出不满的吼声。在离香蕉不远的地上，它发现一根较短的木棍和一只很大的木箱，它拿起棍子，试图打下香蕉来，可依旧够不着。有一阵子，它来回跳个不停，极为愤怒，突然，它直奔箱子，把它拖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轻轻一跳就拿到了奖品。

几天之后再次实验，香蕉被挂得更高，而且不再有棍子。所不同的是，屋内有两只箱子，一只比另一只稍大一些。萨尔顿自认为明白该做什么，它把大箱子搬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蹲下来，似乎要跳起来。但它看看上面，并没有跳，因为香蕉挂得太高了。它下来，抓住小箱子，拖住它满屋子乱转，同时愤怒地吼叫着，踢打着墙壁。显然，它抓住第二只箱子，并没有想到要将其叠放在第一只箱子上面，只是拿它出气。

然而，它猛然停止叫喊，将较小的箱子直拖到另一只箱子一边，稍一用力，就将其放在大箱子之上，然后爬箱子，解决了香蕉难题。一直站在一边进行观察的沃尔夫冈·苛勒将这一切尽数记载下来，并表示了由衷的高兴。

在1914年至1920年间，苛勒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对猩猩的智力进行研究。苛勒的发现直接导引出格式塔心理学家对人类解决难题的类似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发现。

苛勒在与韦特海默进行完运动的错觉实验之后，于26岁时，受命为普鲁士科学院设在特里莱夫的猩猩研究站站长。特里莱夫是西班牙偏远的属地孔拉里岛的一部分。苛勒于1913年整装出海，万没想到的是，此后发生的世界大战和德国战后的混乱竟将他困在岛上长达6年之久。

在这期间，苛勒设立了许多不同的难题让猩猩解决。最简单的是绕道问题，猩猩得通过转弯抹角的路径以获取香蕉。复杂一些的是使用工具，即猩猩得使用工具才能获取挂在高处的香蕉。如棍子，猩猩可用它打下香蕉。再如梯子，它们可将它靠在墙上和箱子上。

有的猩猩需要较长时间才可看出箱子是用以获取香蕉的，有的猩猩总是做些徒劳无益的事情，如把箱子码在离香蕉很远的地方，或码得水平过差，待它爬上去时，箱子往往翻倒在地。另一些猩猩显然要聪明一些，做得也很出色。它们学会以更安全的方式码放箱子，即使要码放两只以上的箱子才能取到香蕉。雌猩猩格兰德甚至在需要时可使用4只箱子，虽然在码放它们时颇费周折。

猩猩似乎能时不时地突然在某个节骨眼儿上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苛勒解释说，这是猩猩在脑海里对形势的重塑。他将这种突然的发现叫作“感悟”。

苛勒证明感悟是可以诱发的。苛勒常把一只猩猩放在笼子里，再把香蕉放在笼子外面它够不到的地方。他在笼子里放一些棍子，猩猩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知道用棍子够取食物，但可能在突然之间，它会想到这一点。一个叫谢果的雌猩猩先用手尝试着抓取香蕉，半个小时后，它失去了信心，干脆躺了下来。但另外几只猩猩出现在笼外时，它一下子跳了起来，抓住一根棍子，猛地把香蕉拨到跟前。显然，其他猩猩接近食物对它起了促进作用，从而诱发出了她的感悟力。

苛勒还有一个对认知心理学意义重大的发现，那就是，感悟式学习不一定依靠奖励。当然，猩猩一直在寻找奖励，但其认知的结果并不是奖励带来的，因为它们在吃到食物之前就已解决了问题。

另一项重要的发现是，当动物得到某种感悟时，它们不仅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还能概括并把稍加改变的方法应用到其他不同的情形之中。按照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感悟式学习能进行“积极传递”。按照一般人的说法，猩猩已学会应付各项考试。

苛勒在1917年的专论中报告了自己的发现，在1921年又出版了《类人猿的智力》。他的专著使心理学界大受震动，苛勒的观察为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人类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铺好了道路。

192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一位心理学家利用苛勒式方法对一些1岁半至4岁不等的孩子进行实验。在实验中，即使这些远未成熟的孩子，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要远远高于成熟的猩猩。

类似的实验还包括年龄更小的8个孩子，他们的年龄从8～13个月不等。这些实验是稍晚的卡尔·登卡尔（Karl Duncker）做出的。登卡尔最重要的研究发生于1926年至1935年之间，主要研究成人受试者解决问题的能力。

登卡尔的其他主要研究方法是把受试者带入一个房间，里面堆满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请受试者完成一项任务，而这些东西里根本没有一样东西适合这项任务。该实验的目的是测试受试者在什么情况下能考虑常见的东西有其他的可能用途，又在什么情况下不能考虑到。

实验发现，解决问题者如果认定某物体具有专门用途，就很难看出它的其他用途。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一些最熟悉自己所从事行当的人往往最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一位专家看其手中的工具时，看到的是各个工具的专业用途。一个生手尽管可能出些不着边际的馊主意，但也往往能够提出极有创见的新方法。毫不奇怪，科学家们往往是在早年提出其最有创见和重要见解的。

第五节　学习

格式塔心理学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有关学习方面的研究。

好玩的是，第一份证明联想主义等学说存在严重不足的证据，是一只母鸡的思想。苛勒在特里莱夫岛时，曾对四只鸡进行过实验。他让其中两只鸡啄食散落在一张浅灰色纸板上的米粒，当发现其啄食另一张深灰色纸板上的米粒时即将其赶走。同时，让另外两只鸡接受相反的训练。大家都知道鸡特别傻，但经过400～600次实验之后，前两只鸡便只啄浅灰色纸板上的米粒，而后两只鸡也只啄深灰色纸板上的米粒。

接着，苛勒将两种情形互换一下，让鸡学会吃食的那张纸板的背景颜色保持不变，但将另一张纸的色调调换。对前两只鸡，调换成更浅的灰色，对后两只鸡，则换成更深的灰色。联想主义者可能得出预测，鸡认准了纸板的颜色，只会在原来的纸板上吃东西。但在70%的实验中，被训练在较浅纸板上吃东西的母鸡大多选择新的、颜色更浅的背景，学会在较深背景上吃食的母鸡则大多选择新的、颜色更深的背景。格式塔学说提供的答案是：动物所学的不是两种颜色，而是两种颜色之间的关系。

苛勒在一只猩猩和一个3岁幼童身上重复了这个实验。他们两个各得到两只箱子，一只是暗色，一只是亮色。当猩猩受试时，亮色箱子里放着食物；当孩子受试时，亮色箱子里面放着糖果。猩猩和孩子都知道亮色的箱子里有奖品，但此时苛勒拿走了暗色的箱子，各用一只比盛放奖品的箱子更亮的箱子替代之。这一次，他在两只箱子里都放了奖品，这样的话，除两只箱子的颜色不同外，没有其他的激励因素以供挑选。结果，猩猩和孩子通常选择的都是新的箱子，即更亮的箱子。

但苛勒的实验无一例外地证明，动物所学的不是两种颜色，而是两种颜色之间的关系。关系是感知、学习和记忆的关键。这个事实此前被排除在心理学之外，现在又由格式塔学者重新将其找了回来。

韦特海默、苛勒、考夫卡和他们的许多学生都对学习问题进行了探索，宣布该观点的许多功绩却大多归在考夫卡名下。这位害羞、自疑、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性格古怪，嗓门巨大，但当他坐在桌前编辑事实和学说时，却总是心旷神怡，游刃有余，文笔既有大师的气度，又尖刻泼辣。

考夫卡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什么值得注意的认知研究。然而，由于他的英语很好，1921年他接受《心理学快报》的邀请用英语讲解格式塔心理学。自此之后，考夫卡就成为整个运动的非正式代言人。考夫卡的两本书《思维的成长》和《格式塔心理学原理》让格式塔心理学研究发现和有关学习的思想广为人知。除此之外，考夫卡的理论也为记忆方面提出了一些有见解的思想。

第六节　失落与成功

在德国，如我们所见，格式塔心理学已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领导学派。在其3位创立者及其学生相继离开德国之后，格式塔心理学于30年代中期几乎销声匿迹，重心转向美国。考夫卡于1922年开始发表介绍性文章，之后，格式塔心理学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激起了相当的热情。

然而，当时的美国正在流行行为主义学说，行为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心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根本不给格式塔思想任何发展空间。而几十年之后，格式塔心理学得到了众多研究形式的强力确证。比如，对语言获取能力的研究证明，儿童被教授语法之前就会按照语法说话。行为主义对格式塔心理学的反感也遭到报复，考夫卡、苛勒和韦特海默均对行为主义学说不屑一顾，并将自己的学说视作唯一有效的理论。

到30年代末，格式塔心理学虽已在美国心理学界扎下根来，但仍是二流。然而，他们对心理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却远超出了其人数和位置的影响。

韦特海默热情但没有耐心，因而并不是个好老师。考夫卡枯燥无味且古板教条，却颇受其所教书的史密斯大学女生的青睐，他所著的百科全书式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对心理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苛勒尽管拥有德国人的古板，却是3个人中在传统学术圈子里混得最好的一个。他创立了一个心理学研究中心及一份奖学金，吸引来许多一流的博士生。苛勒于1958年退休，但一直积极从事研究工作，直到9年以后他年届80岁为止。退休以后，他得到了美国心理学界的最高颂扬，并被选为美国心理学学会主席。

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到20世纪中叶，尽管格式塔运动已失去地位并销声匿迹，但它的一些重要概念却渐渐汇入心理学的主流，迄今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格式塔心理学的基础教义，即整体——格式塔——重要于构成它的所有组件，并主宰我们的认知力，完全经受住了时间与实验的双重考验，在感知、解惑和记忆领域仍发挥着作用。

更重要的是，格式塔学者把意识和意义重新带入心理学，他们并没有对冯特的信徒或行为主义者的发现造成损毁，只是极大地扩大了科学心理学的范围和规模。如考夫卡所说：

我们并不是被迫从心理学和普遍意义的科学中废弃诸如意义和价值这些概念，相反，我们必须利用这些概念以更全面地理解思维和这个世界。

1950年，已成为遥远流派的格式塔心理学慢慢失去了影响，对此，艾德温·波林用迄今仍无人超越的文笔对其命运小结如下：

学派可以没落，也可因成功而消亡。有时，盛极必衰……（格式塔心理学）开创了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但把它继续标榜为格式塔心理学已不再具有益处。格式塔心理学的巅峰已经过去，现在已是盛极而衰，销匿在心理学的海洋里了。

第三部分  专业化与集大成

引子：心理学的裂变与心理学诸学科的融合

我们已经走了很远。

跟任何一门不成熟的科学一样，心理学作为独立的知识领域在其最初的几十年里并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理论，只不过就某种独特的现象提出了某些独特的理论而已。这些理论出自几位伟大的先贤——冯特、詹姆斯、弗洛伊德、华生、韦特海默等。

科学心理学的最初几十年是“流派纷争的年代”——20世纪30年代至少有七大流派——每一流派的门徒都宣称自己的流派是真正的科学。然而，到20世纪中叶，许多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现存的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成为统一的心理学范式。例如，无论是冯特还是行为主义，都未能就解决问题或决策之类心理现象提供有用的答案；弗洛伊德对感知过程或认知之类的事情无招可使；格式塔理论则无法解决记忆和儿童发展等问题。一切都如1963年斯坦福大学的莱维特·圣弗德所言：“通用心理学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人们如此吹捧、追逐的‘通用’规则根本谈不上通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心理学远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产生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程度。然而，它的另一层意思可能完全不同：心理学根本就不是一门类似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等的科学，而是一个系列的科学领域集合，它们尽管彼此相连，但又差异巨大，根本形不成某种单一的理论框架。

流派纷争时代结束以后，新的理论不断涌现，但它们充其量不过是适合心理学的某一具体领域，绝不能涵盖整体意义上的心理学。没有哪一流派在它的整个疆土上称王称雄。恰恰相反，心理学的领域从整体上呈现出分崩离析、诸侯割据的局面。截至 1990年，美国心理学学会已承认58个心理学领域，该学会45个分会 （会员制）中的42个，分别代表这些领域，这也是心理学的裂变结果。这种情况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愈演愈烈。如今，美国心理学学会承认的心理学领域达到70多个，分会发展到56个。

不断裂变就是心理学的现状。随着行为主义的衰落，心理学开始出现裂变。然而，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尤其是最近两年出现了回潮。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随着其他行为科学的发展，加上神经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许多大学的心理学系和心理研究所纷纷推出了跨学科研究，目的是对人脑有更为全面、更加深入的认识。至此，裂变完全终结。

与之相应的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讲述按单一时间顺序发生的故事，而要逐一查看心理学的六大领域，查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理疗法及成就。

本书的最后两章将会简要提及当代心理学的其他领域，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它们详加陈述，以免读者精疲力竭，作者也吃力不讨好。

第十一章　人格心理学家

第一节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不管是心理学家还是普通大众，人们都会好奇：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和行为为什么会出现差异?人类最善于撒谎，也的确经常撒谎。这让我们想知道生活中认识的真正的他或她是怎样一个人，又习惯于怎样为人处事。

已知的最早人格评价活动诞生于伪科学——占星术。占星术多用来预测未来，比如战争、自然灾害或者命运。在科学的幼稚年代，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观点是，一个人出生时行星所处的位置将影响他的性格和命运。尽管现代天文学和行为科学已证明其纯粹是无稽之谈，但这种观点现在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跟占星术不一样的是，相面术——面部特质反映人的内心真实这一说法，在心理学上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的表情当然能够极大地反映我们的真实感受。但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及其他外貌学家均注重的不是表情而是长相，甚至伟大的亚里士多德也强调说：“天庭（前额）巨大者愚笨呆滞，天庭偏小者用情不专，天庭宽阔者易于激动，天庭突出者心直口快。”

另一种用外表区分性格的方法是骨相学，就是抚摸头骨形状的伪科学，19世纪曾风行一时。虽然骨相学在20世纪已销声匿迹，但许多人仍然相信，大额头代表智慧敏感，小额头者多半愚蠢而寡情。

古代使性格与生理特质相联系的最有名的理论，是盖仑（Galen）的气质体液说。他认为：黏液过多者冷静镇定；黄胆过多者性急易躁；黑胆过多者沉湎于忧郁；血旺者乐观自信。这一教条一直统治至18世纪，其后继门人常玩弄营养新潮、蒸汽浴和其他准科学把戏以校正体内的化学循环，以求强身健心。

多少世纪以来，有关性格的讨论经常围绕心理学中最基本也是争辩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究竟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导致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出生之前已经存在，因而只需记住即可；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里特则反驳说，所有的知识均源于感知。一场争论由此而起，并于17和18世纪达到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儿和其他理性主义者认为，大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婴儿的头脑形同白纸一张，只靠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后，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等——都拿出调查数据以支持其观点，而行为主义者——巴甫洛夫、华生、斯金纳等——则提供实验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两种观点在儿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针对少数的公众政策、对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等诸多个体与社会议题上，均得出相反的结论。顺理成章的是，最近几十年来，这一问题也一直制约着人格心理学的发展。人们渴求一个决定性的科学答案。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两大阵营的研究者和理论家都悟到了什么，他们是否得出了这样的答案。

第二节　人格的基本单位

本世纪初期，对人格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心理分析学家做出的。

弗洛伊德对成人性格做出了解释，认为成人的性格是自我致力于控制本能冲动并把其转换成可接受的行为形式的结果。

阿德勒的兴趣却集中于社会力量对性格产生的影响。比如，中间出生的孩子由于位置的关系容易产生自卑感。

荣格认为，性格是由经验与“集体无意识”（与生俱来的概念）形成的。

心理动力学概念虽然提示了性格的发展，但并没有给心理学家提供快速、准确地衡量性格的方法。心理分析所揭示的性格特质只有在几十甚至上百次临床诊疗后才能得出，即使这样，此种方法也只是得出印象上的评估。在性格测试界赫赫有名的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认为，临床方法“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勘察”，而心理学需要的是“可计量的分类学”。

最早的分类学始于1917年。美国介入一战，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伍德沃思（1869—1962）受命设计一种快速简易的方法以辨别情绪受挫的新兵。他在紧急中抛出了第一套人格测试问卷，即一种征询表格，向受试者征询有关症状，如：“你梦游过没有?”“站在高处时是否觉得想向下跳?”等等，将获得认可的症状数目加在一起就可得出总的分数。

作为性格评估，这无疑既原始又有限。事实上，后来进行的一项试验证明，这种测验确实有效，这些问题的确能将正常人和神经质的人区分开来。诊断出的神经质患者得出的肯定答案平均为36项，正常人仅有10项。

伍德沃思的开拓启发了很多人。战后，许多心理学家设计出类似的其他问卷，让受试者自我评估。没过多久，这些问卷很快开始涉及总体的性格特质问题。早期测试中的最优秀问卷是1931年由心理学家罗伯特·伯恩鲁特（Robert Bernreuter）设计出来的。该问卷共提出125个问题，将分数归类为四个主要特质：自制、自足、内向及神经质。比如，如果受试者对“你是否常常感到可怜?”的回答是“?”（“不知道”或“说不出”）号，则他或她在内向上将得3分，自制上得1分，神经质上得0分，自足上得0分。全国迅速席卷起一股心理测试热，在整个30年代，约100万份类似的测试问卷销售一空。

到此时为止，性格成为心理学的特别领域，由特质理论主导。该理论认为，每个人在特别情境中都有一套可以识别的特点和惯常的行为模式。

1928年和1929年，另外一种重要的研究似乎从特质理论中脱颖而出。休斯·哈特肖恩神甫是联合神学院的圣职教员，马克·梅（Mark May）是心理学家，也曾供职于联合神学院。哈特肖恩和梅让若干儿童做书面测试，以察看其对欺骗、偷盗和撒谎等的态度。然后，他们让孩子参与诸如集体游戏或自己给自己打分等活动，孩子们可以在里面作弊、偷窃或撒谎，看似神不知鬼不觉，实际上研究者一眼即可判断出。

结果令人十分不安。孩子们不仅在书面测试中说的话与实际行为的关系甚小，在一种情形下与另一种情形下的诚实度也根本没有连续性，这着实令人惊异。

这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互相矛盾。我们都能感觉出，在所认识的人中，有的诚实，有的不诚实，有的保守，有的开放，有的谨小慎微，有的草率鲁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执掌牛耳的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897—1967）出来救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奥尔波特是印第安纳州一个乡村医生的孩子，而且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其父所在的家族世代居住在英格兰，母亲则是德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后裔。奥尔波特的幼年生活，如他多年后所回忆的那样，“只有朴素的、新教式的诚实和勤奋”。在他生活的那个地区，没有医疗设施可言，奥尔波特家里总是住着许多病人和护士，奥尔波特自小就开始分担家中的工作，如照应门诊室、洗瓶子、照顾病人等。他继承了父亲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经常引用父亲的座右铭：“如果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工作，只取家中所需的最低经济回报，那么，就会有足够的财富随心所欲。”

在哈佛，奥尔波特除了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外，还抽出时间从事许多社会服务的志愿性工作，从而使其满足了帮助困难者的深层需要，就像他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使我产生一种竞争的感觉（以纠正普遍意义上的自卑感）”。他的两大兴趣，即心理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最终融为一体，因为他确信，“若想有效地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人们必须对他人的性格进行充分的理解” 。

对于奥尔波特来说，性格研究总是常识意义上的事情。他的兴趣只在有意识部分，而不是无意识那难以确定的深层。他经常谈到与弗洛伊德唯一的见面，因为那次会晤对他影响深远。当时，他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在访问维也纳时给弗洛伊德写信说很想见一见他。弗洛伊德慷慨地接待了他，但只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等他先开口说话。奥尔波特试图打开话匣子，于是说，在来弗洛伊德办公室的路上，他听到一个4岁的小孩告诉母亲说，他想躲避脏东西，从而可以看出他对脏物具有一种真正的恐惧。奥尔波特描述说，那位母亲穿戴整齐，衣领浆过，气度不凡。他认为，显而易见，这种对脏物的恐惧心理与母亲大有关联。然而，如他所回忆的，“弗洛伊德用他那双仁慈的、治病救人的眼神看着我说，‘那个男孩子是你本人吗?’”奥尔波特目瞪口呆，只好转换话题。

在研究生阶段，奥尔波特即开始自行设计书面性格特质测试问卷。他和哥哥——心理学家弗劳德·奥尔波特，创造了一种早期客观的测试法。他们不问受试者是否感到优势或压抑，而是问其在涉及那种特质尺度时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下做出行为反应。这里有个例子：

有人在排队时企图插到你的前面，你已经等了好一阵子，不能再等了。假设这位插队者与你同一个性别，你常会：

——规劝这位插队者；

——对插队者怒目而视或与旁边的人用清晰可闻的声音议论这位插队者；

——决定不再等，径直走开；

——什么也不干。

对一批自愿受试者进行测试后，奥尔波特得出结论说，对任何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情境做出优越或压抑反应的人，他们在其他类似情境里多半会做出同样的反应。

既然如此，为何接受哈特肖恩和梅测试的孩子们会有前后不一的表现呢? 奥尔波特从格式塔理论中找到了答案。每个人的特质都以某种层面的独特配置集中在一起：在顶层是其主要品质或关键特质；再下面是中心特质，也即其生活中的日常聚焦点（奥尔波特称之为我们在写推荐信时有可能提到的品质）；最下层是一大批次要特质，所有次要特质均由少数特别刺激引起。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在具体方式上有可能不一致，但其在较大的层面上仍保持一致——奥尔波特喜欢称其为“相合”。

例如，他认为，如果你观察某人先是慢行，后又见其匆匆忙忙地拿着一本书回到图书馆，你可能判断他前后不一致，因为在一种情境之下他轻松自在，而在另一种情境之下他又疾步如飞。然而，这些只是次要级别的特质行为。另一个更重要的特质是弹性。如果你请他在黑板上写较大的字，又在纸上写较小的字，他也这么做了，你可能认为他富于变化——他也的确如此，如在走路时一样。他在两种活动中的行为均显示出可塑性，因而也是前后相合的，尽管不一定前后连贯。

奥尔波特也用此观点回答了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常常会表现出互不兼容的特质，或在不同情境之下表现得前后不连贯? 转瞬即逝的情绪或状态经常构成似乎不连贯的东西，紧急的情境有可能在人的心中产生临时的焦躁情绪，即使他平素静若止水。

奥尔波特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性格理论，但始终认为，特质是性格中最基本且相对稳定的单位。今天的心理学家认为，性格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特质研究的同义词。如果他知道这一点，肯定会非常高兴。

第三节　人格测量

特质既不是可见物体，也不是具体动作，而是个人的某些特质，因而，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测量它们。

首先，他们要清楚自己所测量的究竟是什么。早期的性格研究者选择一大批直觉上非常明显的特质，比如内向、自制和自足。但不久，他们就放开眼界，将许多其他东西拿进来一并加以考虑，从而导致整个领域因数量庞杂而变成一团乱麻。

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可能。勤奋工作的奥尔波特和一位同事曾数过字典中专指不同人类行为或品质的词条，总数竟达18000条之多。他们测量性格的主要方法如下所示：

个人材料和史料：在信件、回忆录、自传、日记等东西里，存在着大量关于受试者性格的信息，当然也有错误信息，因为写给他人阅读的自我描述，表现出的肯定是经过伪装的自我，而非赤裸的真实（佩皮斯的日记里含有大量放荡淫秽的段落和无耻的想法，但其是写给他自己看的，里面满是代码）。

面谈：这也许是最常用的性格评估方法，但也是效率最低的一种。就业面试的官员、大学入学考试的主管和心理分析学家等，都可通过与受试者谈话得出有关他的信息，但其他人未必就能。研究证明，即使有经验的面试者，对同一个人也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

由观察者定级：研究者经常请某人的朋友或熟人来评定他或她的若干具体特质。为求得准确，研究者会让接受询问者在某种特质的尺度表上定一个级别。该尺度表从0～5或0～10不等。可是定级的办法既不可靠，也非有效（所谓可靠，即每次测试均得出相同结果；所谓有效，即所测出的正好就是要测试的东西）。

问卷：它是目前最通用的性格评估工具。比如，提供现实生活情形，征询受试者在这些情境中最可能的行为方式。

心理学家斯塔克·哈塞维（Starke Hathaway）和精神病学家J.C.麦金雷（J.C.Mckinley）均为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两人于20世纪30年代合作设计出著名的“明尼苏达多级问卷”（MMPI）。内容中约有550句话，其中包括：

大部分时间我是快乐的。

我喜欢社交性的聚会，是想与人相处。

我缺乏自信心。

受试者针对每个问题回答“是” “不是”或“?”（不肯定）。它能通过你的回答检测性格，比如，那些对“大部分时间里我是快乐的”和这个级别里的大部分其他问题均回答“不是”的人，可被定为精明、心存戒备和处心积虑者。那些对“我喜欢社交性的聚会，是想与人相处”和相关问题回答“是”的人，可被定为善于社交、活泼和有雄心者，而那些回答“不是”的人则有谦逊、害羞和自我躲闪的倾向。

1949年，一组性格心理学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款项。他们设计出的最知名、使用最广泛且至今使用不衰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心理问卷（CPI）。CPI是哈里森·高夫（Harrison Gough）博士的研究成果，他共收集了1000个问题作为原始材料。在助手和同事的帮助下，他开始对这些项目进行测试，最后的CPI定稿包括480个（1987年版中有462个）项目。比如：

人们常常对我期望过多。

我要坐下来放松一下也非常难。

我喜欢聚会，喜欢社交活动。

受试者根据每句话回答“是”或“不是”，这些答案可得出自制、自我接受、自我控制、移情等15个（改进后增加到26个）性格特质的分数。这种测试在今天依然广为使用，尽管它问世已达40年之久。

其他许多心理学测试法所提供的答案远比MMPI或CPI广泛，比如定级测试。下面举3个例子：

按这种定级方式做出的回答所得出的对态度与感觉的检测远远精确于“YES—NO”问卷。

投射测试：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接受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无意识过程是性格的主要决定因素，检测这些特质最可行的办法是给受试者提供一些模棱两可的模糊或暗示性的图形或图画，再请受测者来描述它们。一般来说，他们的回答往往显露出他们部分或全部的无意识幻想、恐惧、期望和动机。

这些测试中最有名的是1912年至1922年间由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克（Hermann Rorchach）设计出来的。他创造出若干的墨迹图案，请病人说出每个图案看起来与什么相像。之后测试者给病人的回答评分。评分的依据是：受试者是对整个墨迹做出反应，还是只对部分？墨迹的哪一部分受到重视？回答是针对墨迹，还是其背景？以下是几个相似的（原图案不允许复制）图案，还有对典型反应所做出的解释。

图  13  仿罗夏克图案与典型解释

后来，罗夏克测试法成为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使用最广泛的测试法之一。

另一种有名的投射测试法是主题知觉测试（TAT），由心理学家亨利·默里（Henry Murray）及其助手克里斯蒂安娜·摩根（Christiana Morgan）创出。

在实施TAT法时，测试者让受试者观看19张黑白图片，图片所描述的事情及原因他们并不知情。测试者要求他们为每张图片编出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约5分钟，可凭感觉自由发挥。然后对这些故事进行心理学解释。

尽管TAT法有其价值，但使用起来却相当麻烦。一些人能够讲出长篇大论的系列故事和大量信息，但另一些人总觉得无话可说，什么信息也表达不出来。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它仍旧是一种用来检测性格特质的可靠且有效的工具。

行为取样或操行测试：在这类评估中，一位经过培训的心理学家在特定情形下观察某人，并检测或给他或她的行为定级。观察者通过单向镜观察孩子们在教室里一起完成某个项目、玩耍或面对一个设计好的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如从隔壁教室里传来的呼救声等。在另一种形式的操作测试中，心理学家与某人面对面，让他或她进入很烦躁或很压抑的情境里，再给他或她的最终行为定级。

人们还设计出更为实际的操作测试法。然而，大部分的测试法都要求测试人的参与，且必须在实验室里进行，因而不适应在学校、工厂、临床、机构及军队中做大规模的性格测试之用。下面列出几例：

——受试者要追踪4道印制的迷宫，每道不能超过15秒，且不能让铅笔轨迹碰到迷宫边缘。如果成功，说明该人有决断力。

——受试者按正常方法大声念一篇故事，然后倒过来念。费时差距越大，受试者僵硬和不灵活的可能性也越大。

——一组受试者就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表示态度，测试者私下告知每一个受试者，他或她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出于测试目的，不一定是事实）。一会儿之后，受试者再度接受测试，他或她对该话题的态度的改变程度，可用以检测其对求同压力或对适应性压力的抵抗能力。

——受试者坐在椅子里等待一件计划好的事件发生，可该事件却推迟发生。他或她并不知情的是，这把椅子是一个小动作记录器，可以将所发生的所有动作记录下来。动作过多的人往往是容易紧张或容易受挫者。

这只是一小部分例证，心理学家还编制出数以百计的其他测试法。他们在开发这些产品时，也许还有一些非物质主义的动机：为使结果值得信赖，这些测试的真正目的往往不为受试者所知，因此，编制该道测试题还有某种游戏或设计某种可操作的玩笑的意味。也许情况是这样的，设计这些测试法的一些心理学家发现这样做非常有趣。

第四节　乱中求序

在性格研究的早期，就特质问题收集到的大量数据只不过是一些原始素材。有关一个人的杂乱特质分数，并不能合并成关于他或她的性格的整体图像。

一些心理学家提议，一定要做到乱中求序，即把一些联合特质合并成更大的趋向或共有特质。其他人建议把性格特质归类为双模式的范围或类型，比如荣格将人群分成外向及内向两大类。

在20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汉斯·艾森克（Hans J.Eysenck）的德裔英国心理学家，将因素分析应用到复杂的性格分析之中。艾森克采纳荣格的两分法原型，假定说，若干特质如死板和害羞，会在内向的人身上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而相反的特质却可能在外向的人身上产生相互作用。对此，他又自己增加了两种新的两分法，即神经质的尺度，一个极端是高度稳定的性格，另一极端是极不稳定的性格。他期望一些特质能够彼此关联。

按照MMPI和他自己设计的一套性格测试法所得出的数据，他发现自己的假设是正确的：在他认为内向者和外向者身上应该成串出现的一些特质当中，的确存在相互联动的关系；而在神经病和正常人之间他认为应该成串出现的一些特质中，的确也存在可比较的相互联动关系。将这四种因素罗列出来时他发现，它们与盖仑在古代发明的体液理论的四质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画出了下面的草图：

图  14  艾森克四重性格表

尽管这种巧合令人激动，但大多数MMPI使用者发现艾森克四重原型说太过笼统，并希望能从测试结果所得出的分数里归纳出更为具体和详细的诊断办法。在英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之下，因素分析法终于问世。

卡特尔没有像艾森克一样始于某个假设的结论，而是让因素分析法自己探索出路。他在大量变量中计算其相互联动，将那些明显显示相互联动关系的素材列成表格，再给它们编上因素名称。这是一件繁重的业务，即使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亦不轻松。比如，要把100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计算出来，就得计算4950种关系。

这一研究听起来严苛认真，远离现实。但就卡特尔而言，尽管彬彬有礼，富有贵族气质，却并非那种枯燥无味的浮夸之徒。卡特尔于1937年来到美国从事研究，在研究工作的早期，他设法将171种性格表层特质归类为62个串,后来减去重叠内容又将其缩减为35个。最终得出结论说，16种根本性的特质或因素足以涵盖所有个体性格差异。

16种性格因素中的每一种都有两极化倾向。比如，情感稳定性，从一端的“受感情左右”到另一端的“情绪稳定”；疑虑，从“不疑”到“多疑”不等。按照手册里列出的一些步骤，测试人员可得出一位受试者或某类受试者的性格轮廓。轮廓间的差别非常明显，且易于看出问题，这些轮廓成为职业咨询的重要工具。我们在此例举出3种职业人员的轮廓。

图  15  卡特尔16种因素法得出的3种职业人员的性格轮廓

多年来，卡特尔16种性格因素问卷一直得到广泛应用。今天，它已为不那么复杂的其他分析法所替代，但这些新方法中有许多仍是它的衍生物。

第五节　后天养成的性格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性格内在型与外在型的区别，一是男女性格的差异。

内在型与外在型

20世纪50年代，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朱利安·罗特（Julian Rotter）研究发现，病人的基本人生态度通常产生于一些关键性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有好有坏。用行为主义术语来说就是，当某个特别的动作得到或没有得到回报时，人们会对这样的环境和行为将能否得到回报形成“总体的预测”。一个经过认真学习而得高分、得奖并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可能会形成这样的预测，即在其他情境下如果同样努力，也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一个经过认真学习但没有得到高分，也没有得到与之相联系的任何好处的学生，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总体看法，即努力也是白搭。

罗特和他的研究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显示总体预测所产生的影响。在一项典型研究中，他告诉志愿者——该大学的男女本科生——他们接受的是超感实验（是幌子，以掩盖真正目的）。实验者举起一张卡片，卡片背对志愿者，上面是一个方形或圆圈，让志愿者猜测，而后由实验者评判是猜对或猜错。进行10次实验之后，他就让受试者预测一下将在后面的下一组实验中猜对几个。一些学生通常预测说，他们将猜得更差，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凭运气猜中的。另一些则预测，他们将能猜得更好，因为他们将正确的猜测归因于自己在超感方面的技巧，他们认为随着练习的增加，他们对这种技巧将更加熟练。

约在同一时期，罗特指导了一位心理治疗医师杰里·费里士（E. Jerry Phares）。费里士有位40岁左右的单身病人，他总是抱怨自己缺乏社交才能。费里士敦促他参加一个免费的校园舞会，他去了，而且有几位女孩跟他跳了舞。但他告诉费里士：“这一次完全是撞大运了——这样的事情再也不可能发生的。”当费里士向罗特报告此事时，一直萦绕在罗特脑海里的一个念头突然明朗化：

我意识到，在实验中，总有受试者跟这位病人一样，他们即使成功，也不能形成盼望。我和我的研究生先前进行过各种实验，有些志愿者，不管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告诉其是对是错，他们总认为自己在下一轮实验中表现得更为糟糕。另一些人，不管我们怎样告诉他，他总认为自己下一次会干得更好。

因此我得出假设，有人感到发生在自身的事情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另有人则感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自己努力加技巧的结果。我和费里士要编制一套测试法，用以检测个体的认知程度，即个体认为其所得到的回报是自己的行为结果，还是与自己的行为毫无关系。

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称作“控制位”，他和费里士为检测它而设计的测试，即“内-外控制位（I—E）标尺”，由29个项目构成，其中的每一个项目均由两句话构成，凡接受该项测试的人都要说出每一对中的哪一句陈述最适合自己。

下面是一些典型的项目：

2. a.人生不幸多为运气不佳所致；

b.人生不幸多为自己所犯错误所致。

4. a.从长远意义上看，人总会得到应得的尊敬；

b.不幸的是，人的价值经常遭到埋没，不管其多么努力。

11. a.成功是努力工作的结果，与运气无关；

b.得到一份好工作取决于合适的时机与合适的地方。

25. a.我常感到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无能为力；

b.我几乎不相信运气在我的生活中起过什么作用。

选择2a、4b、11b和25a者表明受试者是外在型，这样的人会经常感到他或她对事件无能为力；选择其他者则表明是内在型，这样的人通常认为自己可以主宰生活。外在型倾向于将成功和失败归结为命运、运气或他人的力量；内在型倾向于将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自己的智力、勤奋或其他个性特质。

控制位，因其是影响性格和行为的诸多方面的总体态度，因此就像奥尔波特方案中的“中心特质”和卡特尔方案中的“根本特质”。许多研究结果显示了控制位预测对行为的影响。

比如，被评为内在型的小学学生所得的分数将高于外在型的学生；“无助的”学生（外在型）在某次包含有困难问题的测试中考砸之后，将表现得越来越差，而能“把握自己的”学生（内在型）将表现得更为努力，也更优秀。在一些实验中，志愿者将面对一个两难情境，内在型多半寻找有用的信息，而外在型则大多依靠他人的帮助。在患肺炎的住院病人中，内在型对其病情的知情度及向医生提的问题要远远高于外在型。内在型刷牙的次数比外在型多。与外在型相比，内在型坐汽车时更易系上安全带，做更多的防范工作，参加更多的体育锻炼，进行更有效的生育控制。

其负面效果是，一些研究发现，内在型比外在型更不可能同情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内在型相信，这些人不思进取，自寻烦恼。而且，内在型在成功时虽然感到自豪，却可能在失败时感到羞耻或负疚。相比较起来，外在型就没那么在乎成败。

控制位理论还有个特别引人注意的副产品，即可以解释一种让人失去能力的现象，他们称其为“学会的无助”。大家知道，一些无助和消极的人，往往拥有足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可就是想不出办法对付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最有价值的解释发生在1967年，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1岁大学生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一个奇想。

塞利格曼做过一项实验，把一些狗拴在笼子里施以电击同时开灯，无论它们如何挣脱都不能逃脱，狗很快将灯光与电击联系起来。然后解开绳子，再放入另一些狗，继续施加电击。当电灯打开后，后放入的狗被电击后很快逃走，而之前被拴过的狗却只是待在原地，不做任何逃脱努力。因为这些狗认为不管做什么都难以逃脱被电击的下场，它们已知道了什么叫无助。塞利格曼和他的合作者大胆假设，人类存在的压抑感，可能更多地归咎于学会的无助——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或信念，而不是因其真的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后来，塞利格曼将其理论进一步扩充，他称其为“解释性风格”，用以解释彻底乐观主义或彻底悲观主义的性格的基本方面。例如，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形，如生意或恋爱失败，悲观主义者将它归咎于长期或永恒存在的原因，而所有这些全都是自己的过错；乐观主义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暂时的，且只限于目前这件事，要么就是环境不好，或运气不佳，或他人从中作梗。

性格与性别

就社交学习理论引发新见解的另一个话题是，男人和女人有着性格方面的差别。

传统上属于女性的特质——多愁善感、胆小、贪图虚荣、敏感、善变等——一直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在心理学的早期，大多数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在内，均相信这些特质是女性荷尔蒙和生物构成的结果，或是这些特质所引起的特殊经验的结果。

现在，随着女性在最近几十年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性格的许多方面也起了很大变化。另外，由社会学习理论家和其他学者得出的大量研究结果，也对传统假设提出了挑战。在过去30多年所发表的几百篇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个例子：

——女孩子的确比男孩子更怕老鼠、蛇和蜘蛛，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她们在幼年已经养成一种认知，由她们而不是由男孩子来表达害怕更为合适，也更容易得到容忍。

——女孩子比男孩子更自发地玩布娃娃，这个事实长期以来就是证据，可证明女孩子天生更喜欢养东西，且更喜欢帮助他人。但女孩子总是收到布娃娃作为玩物，应该是社会培训的结果。女孩子更喜欢养育的天性至少有部分是后天学来的。

——小学的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更具同情心，我们可根据她们更愿意给生病住院的孩子写慰问信做出判断，但男孩子乐于采取一些被人视作具有阳刚之气的行为以帮助他人。在成人阶段，女人比男人更乐于帮助一些闷闷不乐的人，这主要也是传统作用的结果，传统认为，女性更适合这种场合，如照顾受伤的孩子等，男性更乐于在冒险性或需要力量的情形下帮助他人。总体来说，在帮助人时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别，其原因有部分或较大部分是从社会中学习来的。

虽然女权主义者一度极端地认为，几乎所有的性格和智力差别都是社会不平等、压力和后天培养的结果，但研究结果证明，有些认知性差别和性格差别的确是生物构成影响的结果。

结论是，男女差异中的大多数现已归入后天学习的结果，或是社会影响和生物进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但部分差异的确是天生的。

第六节　身体、基因和性格

你相信性格是先天形成的吗？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吧。

关于性格先天论有两个相关版本：其一是，性格受个人身体特质如相貌、体格等影响；其二是，性格取决于具体的基因或某些基因的相互影响。

20世纪初，在德国南部数所精神病院从业多年的德国精神病专家厄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1888—1964）宣称，他已发现病人的身体与其性格及精神状态之间存在着联系。他认为，四肢短小、圆脸、矮胖健硕的人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要么兴高采烈，要么极度沮丧，癫狂与抑郁交替发作；四肢修长、面容消瘦、身材苗条的人则内向，害羞，冷淡和反社会，是分裂症患者；而四肢平衡、肌肉结实的人富有活力，富于进取，性情达观，但有其他精神毛病。

后来，哈佛大学的医生兼心理学家威廉·谢尔登（William H.Sheldon，1899—1977）也开始其“身体差别”（身体类型）研究，并在此后的几十年内收集了有关身体尺寸和正常人性格的大量数据。他共拍摄4000幅男性大学生的裸体照片，一一记录下他们的主要身体尺寸。从大量的数据里，他得出结论说，共有三种基本的人体类型 ：内胚叶型，即柔软、滚圆、丰满者；中胚叶型，即硬棒、平阔、大骨架、肌肉丰富者；外胚叶型，即高挑、瘦削、颅骨巨大者。

通过性格测试他发现，性格和体形有关联。矮小圆滚的内胚叶型通常为社会型，放得开，健谈，且喜欢奢侈的生活；平衡发展的中胚叶型则精力旺盛，言行果决，勇敢无畏，乐观向上，喜欢运动；而高挑瘦削的外胚叶型则大多内向，害羞，智商较高，善于自制，不善交际。谢尔登推断道，决定哪种类型在胚胎发育时成长壮大的是基因，因而，决定此人将要表现出何种性格模式的也是基因。虽然谢尔登的理论存在着很多谬误，但在当时还是引发了大量的研究。

到20世纪40年代，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专家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ander Thomas）和斯特拉·切斯（Stella Chess）开始在婴儿和小孩中进行个人禀性差异的研究。托马斯和切斯收集婴儿从出生时起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部分来自于个人观察，部分来自于对孩子父母的征询，如婴儿第一次洗澡或吃第一口麦片时的反应。他们发现所有生过两个孩子以上的妈妈都有体会的证据，即婴儿从出生的第一个小时起，禀性就有所不同。

经过几年研究，托马斯和切斯将生命最初状态下就已明显的禀性分为九类。但总体来说，约有2/3的婴儿在生命早期即表现出明显的禀性，2/5的婴儿是“轻松型”（平和、易哄），1/4是“困难型”（易怒、难哄），1/6是“热身型”（稍显糊涂或领悟较慢，但对环境能够适应）。而且他们发现，如果这些孩子成长中没有遭受重大事件影响或环境变化，生命早期的禀性基本上就是成年后的禀性。

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性格中有部分是先天形成的。那么，一个人的性格如何受到其基因的控制，基因彼此相关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的精神能力、性格和成就。结论是亲属、兄弟或双胞胎两个人的基因关系越近，其心理上的类同性应越类似。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浩如烟海的研究证明，情况正是如此：基因关系越近，个人之间的性格也越近。双胞胎比同胞兄弟更为相像，最好的数据——也是最难获取的数据，应来自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即分开在不同地点和不同家庭里养大的双胞胎。在这样的情况下，至少说环境是不同的。

譬如说明尼苏达双胞胎与收养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布查德（Thomas Bouchard）教授追踪的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这对双胞胎。他们于1940年出生，刚足月就被分开，分别在俄亥俄州相距约45英里的两个家庭长大。他们在39岁时才知道对方的存在并相会。见面后，除服饰之外，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在身体上是无法区别的。但更令人惊奇的远不止此。两个男人都娶了名叫贝蒂的女人做妻子，都嗜好同一牌子的香烟，都喜欢开雪佛兰车，都咬指甲，都为自己所养的狗起名托依。布查德和他的研究小组对这对双胞胎进行了一系列性格测试，发现他们的反应和特质分数几乎相等。

布查德累计追踪了分开养育的近80对双胞胎和33对兄弟。在对双胞胎与不同组别中所存在的相关统计数据认真分析之后，研究小组得出结论，性格中约有50%的变化由遗传所致。

然而，行为基因学的其他研究者却得出了更为谨慎的估计。奥斯丁德州大学的约翰·里林（John C. Loehlin）最近对一系列双胞胎进行研究并发现，从整体上说有证据证明，遗传的成分只占其性格变化中的40%。

除了上述研究，因为其他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开辟，性格研究这些年变得不那么热门了。这一领域最新也最有趣的发展是研究性格对中年和晚年普遍产生的“富足感”（普通意义上的满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向的人社交能力比较强，老了之后的生活要比内向的人更为幸福。神经质严重的人将变老看作危机，担心健康并为退休感到沮丧压抑，而神经质程度较轻的人更适应中老年生活的变化。

第十二章　发展心理学家

第一节　“橡树再大，也得从橡子中长出”

许多人在提到科学家时，眼前大多浮现出这么一幅幅画面：身着工作服的化学家正把沸腾的液体倒入试瓶里；细胞生物学家透过显微镜观察；裹着一身卡其布衣服的古生物学家用刷子刷着泥土，最后露出一块朽骨。但对于工作中的心理学家来说，没有人能想象出他的形象。心理学是各门科学的综合，每一科都有每一科的场面。即使在心理学内部的具体领域，情形也千姿百态，不尽相同。然而，在心理学的所有领域之中，意象最复杂的莫过于发展心理学。比如：

——身着白色工作服的技术人员紧握着一只闷闷不乐的实验老鼠的头，一位助手灵巧地翻开老鼠的左眼皮，在里面放上一块不透明的隐形镜头。

——8个月大的男婴坐在微型舞台前，一个研究人员躲在舞台后，把一只玩具狗放在男婴看得见的地方。正当婴儿准备用手抓它时，研究人员却拉上帷幕，将狗遮盖起来。

——一位男士蹲在一个玩石子的5岁男孩面前，对他说：“以前我经常玩这些东西，可现在忘了如何玩。我想再玩一回，你教我规则，我就跟你一起玩。”

——一位年轻母亲跟只有1岁大的女儿在地上玩耍，她突然假装受伤。“哎呀，哎哟！好痛啊！”她大叫起来，紧抱住自己的膝盖。小女儿伸出手来，好像要拍她的肩，却突然大哭起来，把自己的脸埋在枕头里。

——在一间微型办公室里，一位心理学家手上拿着一张绿色的扑克牌，对坐在桌子对面的10岁女孩说：“我手上这张牌要么是红色的，要么不是黄色的，这个说法对吗？”她立即回答说：“不对。”后来，在同一天，他又让一位14岁的女孩子回答这个问题，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对。”

——一位女研究员给一位学牙科的学生放一段录像。录像中，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哈林顿夫人第一次去看牙医。这位牙医说，她昂贵的假牙中有一些全坏了，根本没法维修，而且，她患有牙周炎，而以前的牙医对其根本没有注意。哈林顿夫人心烦起来，开始怀疑这位牙医的话。研究员停下录像，问学生说，假设他是这位牙医，遇到这种情况时该怎么办。

在这些千奇百怪的活动中，所有的研究人员拥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发现心理学的橡子究竟是如何长成心理学这棵参天巨橡的。尤其是：

——把不透明的隐形镜头放进老鼠眼睛以后，实验人员培训老鼠走迷宫，然后将其弄死，在显微镜下观察其大脑，旨在通过比较其左右视觉皮层，观察神经元上的树突数目因经验增多而增多的程度。（由于左眼被蒙，右脑的视皮层在迷宫培训中就接受不到信息。）

——把帷幕拉上藏起玩具狗的研究人员，是要察看婴儿记忆力的发育情况。在本例中，他要测试的是对被藏起来的东西仍然存在这个事实的意识程度。

——那位请求重新学习玩石子的男士是皮亚杰，时间在20世纪20年代。他想研究小孩子道德推理能力的发育情况。

——那位假装受伤的母亲正在与研究工作者合作，以确定儿童移情功能出现的准确时间。

——那位就绿色的扑克牌提出奇怪问题的研究工作者是在察看儿童逻辑推理能力的成长过程。

——那位请牙科学生回答如何处理上述情况的女研究工作者，正在调查成人水平的道德推理能力的发育过程。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旨在说明现代发展心理学家多种形式的活动和兴趣所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是科学中最广泛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典型的：发展问题涉及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一切，也涉及我们对所有过程施加影响的方式。

第二节　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

到20世纪20年代，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的前身，“发展心理学”一词30年后才开始流行）当时完全处于研究阶段，很大程度上只是理念性的。当时全国掀起心理测试狂潮，20年代至50年代的发展心理学家大都将精力集中于对正常值的确定，即婴儿行为及能力每周应如何表现，每月又应如何表现。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通往更复杂的发展研究领域的大门已经洞开，一个与之相关的更为深邃的理论体系行将席卷整个领域。所有这些都来源于那个向5岁男孩讨教如何耍石子游戏的巨人——让·皮亚杰(Jean Piaget)。

让·皮亚杰（1896—1980）是20世纪最伟大的儿童心理学家。在青年时代，皮亚杰比较清瘦，前额上留着刘海，到80岁时，他已一头白发，弯腰驼背，而且很胖。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他将其中的大部分用以观察儿童玩耍，并亲自参与游戏。

能够六十年如一日地与孩子们玩在一起，听他们讲话，但却拥有足以使一门重要的心理学分支产生革命的天赋的人，何等人也？

答案令人不可思议：温和、庄重、慈祥、友善且热情。同事和朋友们亲切地称他“老板”，他从未招惹过恶意的诽谤。对他工作的批评，他也能从善如流，因而至亲好友从未跟他翻过脸。皮亚杰晚年的部分照片可真实地反映他的为人：一脸和善，角质眼镜中透射出威严，飘逸的白发从终生不离的贝雷帽两侧垂下，微笑的嘴角含着烟斗，这一切无不使人感受到他的平易可亲。他身上可找出的唯一缺点是，他严肃得有点儿过分，竟然对孩子们的玩笑和大笑置若罔闻。

他出生于瑞士的纳沙泰尔，父亲是位一丝不苟、吹毛求疵的历史学教授，母亲则过于精神质，还极度虔诚。父母的这种差别使得这个家庭的生活总是波澜起伏，对此，幼年的让·皮亚杰只得硬着头皮适应。

他的童年没有神话故事，没有冒险经历，也没有孩子所玩的游戏。在7岁时，他已开始在空闲时间里研究鸟类、化石、海贝和内燃机械装置。不到10岁，他已写出一本有关当地鸟类的书。

然而，他成就大作的骄傲很快就烟消云散，因为父亲宣称那部书不过是一堆七拼八凑的大杂烩。因而，在10岁这一年，皮亚杰“决定更加严肃一点”。他在公园里看见一只部分白化的麻雀，于是写下一篇简要的科学报告，投递至纳沙泰尔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社。该杂志编辑并不知道作者是位孩子，于是将其发表了。这个成功使皮亚杰鼓起勇气给纳沙泰尔自然博物馆的馆长写信，问其可否在闭馆之后让他研究一下藏品。馆长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还邀请他当助手，帮他清理贝壳，为它们分类并贴标签。皮亚杰一周工作两次，数年不辍，从中学到的知识自不待言，因为其在不足16岁时，就已在一些动物学杂志上发表许多关于软体动物的科技文章。

大约就在此时，他跟教父一起过了一个长假。教父是个文人，他认为这个孩子的兴趣过于狭窄，因而让他接触哲学。于是，一个广大的世界呈现在皮亚杰眼前。他非常喜欢这门学问，尤其是认识论。到假期结束时，他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对知识进行生物学解释的事业”。然而，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位博物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在纳沙泰尔大学，他学完本科后一直读了下去，22岁那年获得自然科学博士的头衔。

直到此时，他才转入自己的真正兴趣，先在苏黎士两家心理学实验室短暂停留，而后到巴黎大学选学一些课程，再后被推荐给西奥多·西蒙。西蒙让他将一些测试5～8岁巴黎儿童推理能力的试卷标准化，皮亚杰乐在其中，一干就是两年。这一时期，他所感兴趣的并不只是确定儿童以推理方式正确回答问题的年龄，而是他们为何在此前常犯这样的推理错误。他与孩子们一起谈话，向他们提出有关世界的问题，听他们解释，并请他们解开他出的谜题。所有这一切，随即成为他的调查方法。他在自传中欣喜地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到这时为止，他决定为下个5年——结果是将近60年——定个目标，即发现“某种智力的胚胎学”。皮亚杰在这里用的是暗喻。他认为，智力的成长不是由于神经系统的成熟，而是由于思维得到了经验，经验反过来使思维发生了变化。

从那时起，他开始担任一系列的学术和研究职位并且结了婚。无论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人行道上，在公园里，抑或自己的家中与3个孩子在一起，皮亚杰总在进行没完没了的研究工作，注意力一会儿集中于这个年龄段，一会儿又移至另一个年龄段，直至得到人类自生命之始的几周内直至少年时期的全部发育图景。他按部就班地撰写文章，有条不紊地发表著述，向这个世界提供大量惊人的发现及数不清的、价值连城的观察数据，从而将儿童研究领域转变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心理学。他蜚声国际，除弗洛伊德以外，他的文章成为迄今为止在心理学领域被引用得最多的文献。许多著名大学纷纷授予他荣誉学位，美国心理学学会也颁给他大奖，以奖励其对心理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他的成就如此惊人，但更惊人的是其本人却从未接受过任何心理学方面的培训，更未得过心理学的学位。

第三节　巨人与宏论

皮亚杰给孩子们讲故事，也听孩子们讲自己的故事。他向孩子们提出很多问题，诸如事物为什么以其自身的方式发展、变化（“走路时，为什么太阳会跟着你走？”“做梦时，梦在哪里，你怎样看见梦的？”）。他还发明了许多谜语和难题让他们猜测。通过这些活动，皮亚杰有了大量发现。

比如，皮亚杰常让婴儿看一件玩具，然后用自己的贝雷帽盖住玩具。9个月以前的婴儿在看不见玩具时常忘掉它，但在婴儿约9个月大时，他会意识到玩具仍在贝雷帽下面。再举一例，皮亚杰常让孩子观察两个一模一样的大杯子，里面盛着同等数量的水。然后，他将一只杯子里的水倒入一个细长的容器里，再问孩子哪个容器里装的水多些。7岁以下的孩子几乎总是说细长容器里的水多一些，但7岁或7岁以上的孩子却会认识到，虽然容器的形状变了，但数量还是一样的。这样的发现皮亚杰还有很多。

为解释这些发现，皮亚杰还构筑了一套复杂的理论模式。他的基本信条是：思维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经历一系列突变；思维不仅积累经验，而且也因经验而产生变化，并因此产生更多的全新的先进思维；约15岁以前的思维是我们认为最有人性特点的一种。

从此地开始，现代发展心理学正式诞生了。

行为主义认为，发育是制约和模仿的结果；遗传学认为，发育是成熟的自然结果。皮亚杰对此一概否认，他认为，心理发育需要经验，也需要成熟，但发育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不断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4个月大的婴儿意识不到皮亚杰贝雷帽下的玩具，因为在这个心理发育年龄，思维只有当前的认知力，没有存储图像，物体若看不见，即等于不存在。但在第一年的后半部分里，他会偶尔发现，玩具就在贝雷帽底下，婴儿于是开始修改以前做出的看不见即不存在的反应。

在另一个典型实验中，尚不会数数的孩子说，在一条线上排得很开的6粒扣子要多于紧紧地串在一条线上的6粒扣子。学会数数之后，他发现结果其实不然，于是，他思维功能中处理类似感知情形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两个例子均说明了皮亚杰理论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心理发育过程：同化与适应。孩子将数扣子的经验同化，也可以说是消化，好像以前的经验一样，某东西若看上去大，实际也果真大。然而，数扣子得出的新经验与这个假设并不一致，思维为了恢复平衡，只好尽量适应新的经验。从此时起，他开始以更适应现实的方式观察和解释事物。

这样的心理发育过程并不是平滑和连续发生的，而是呈阶段性发展的。人类心灵呈阶段性发育这一概念并不是皮亚杰始创的。然而，皮亚杰是第一个辨认并描述诸阶段的人，而且是基于大量观察和实验证据做到这一点的。皮亚杰理论中的四个主要阶段（还有许多较小的阶段）包括：

——感觉运动阶段（从出生至18～24个月）

——前操作阶段（18～24个月至7岁）

——具体操作阶段（7～12岁）

——正式操作阶段（12岁以上）

这些年龄划分只是就平均而言，皮亚杰非常清楚，个人之间仍是有差别的。但他说过，这一顺序不可能改变，且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必要基础。

下面我们分阶段述说：

感觉运动阶段（从出生至18～24个月）：最初，婴儿只能意识到部分感觉，但不能将之与外部物体联系起来，甚至无法将手的图像与手动的感觉联系起来。慢慢地，通过试误法，婴儿终于发现伸手抓玩具这一动作与所看到的物体之间存在关系。

孩子根据不断尝试得到的经验，在不断增强的记忆力帮助下（部分由于大脑的成熟），开始存储心理图像。因而，他们在第一年的下半年里开始意识到，一件藏起来的物体仍然存在，尽管眼睛看不见它。皮亚杰将这一现象称作“物体恒定”的获取。

在该阶段的末尾，孩子开始使用其存储的图像和信息来解决包括客观物体在内的一些问题，他们开始思考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不是一味地玩弄物件。孩子们开始思考如何实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皮亚杰在报告中仍旧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观察：

在1岁4个月零12天时，雅克琳正在兴致勃勃地玩一个游戏时被强行抱走，然后将她放在育婴篮里，不准她爬出来，她徒劳地哭叫。接着，她迅速地表达了某种需求（要上卫生间），尽管在刚刚过去的10分钟里所发生的事情证明她根本没有这种需求。刚出育婴篮，她即指着那个游戏，想要再玩！

前操作阶段（18～24个月至7岁）：现在，孩子能够快速地获取图像、概念和词汇，并能以符号方式对外部事物进行流畅的说话和思考。2岁的孩子会将一块积木扔在地板上，然后模仿卡车的声音；3岁的孩子能假装从一只空杯子里饮酒。最初，孩子学习说话时总是将事物及其名字看作同一个东西（2岁的孩子看见一只鸟就说：“鸟！”如果成人用到“鸟”这个词，孩子会问：“鸟在哪儿？”），但他最终明白，词汇只不过是个符号，跟其所代表的东西并不是一回事儿。从那时开始，他或她开始能够就不在场的事物或就过去或未来事件谈论和思考。

然而，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内在表达仍是原始的，缺少诸如因果、数量、时间、可逆转性、比较、视觉等组织性概念。这就是5岁的孩子之所以认为展开的6粒扣子要多于串在一起的6粒扣子，也是他认为将水倒入细长容器要多于倒入宽大容器的缘故。

处于前操作阶段的孩子也是“自我中心者”（跟感觉运动阶段的孩子一样）。皮亚杰常让4～6岁的孩子观察三座山的模型，将一只小玩偶放在山上的某个地方，再展示一组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山中照片，然后问孩子们，哪一张照片显示玩偶正在看的方向。孩子们总是选择自己视角方向的照片。

具体操作阶段（7～12岁）：约7岁时，孩子可执行像数数和分类之类的操作，也可理解并思考相互关系。具体操作阶段的孩子则能将词语和意义联系起来，能在心理上逆转一个过程。当一个孩子可以想象将水从细长容器倒回原瓶时，他就获得了逆转的概念，也认识到数量在外形发生变化时并不变化。

处于此阶段的孩子还慢慢地学到，身外的事物自有其发生的原因。前操作阶段的孩子会说，到晚上时天就会黑，因为我们要睡觉了；具体操作期的孩子会说，天之所以要黑，是因为太阳下山了。他们能够想象出，若从其他角度观察一个事物，将会产生不同的图像，他们还能知道其他人是如何思想和感觉的。

如果一道难题出现多个变量，他们将不知道如何系统地进行下去。当遇到这样的问题，前操作阶段的孩子根本没有行动方案，具体操作阶段的孩子尽管更有方法，也更准确一些，但也常犯错误，因其逻辑思维能力仍旧较差。

正式操作阶段（12岁以上）：在发育的最后阶段，孩子们可以思考抽象的关系，如比率和可能性。他们已能掌握三段论推理，可处理代数问题，开始理解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要素。他们能形成假设，编制理论，并能系统地考虑谜语、神秘故事或科学问题中的可能性。他们可非常有方法地大玩诸如“20个问题”之类游戏，所有的问题均是先从大处开始，而后逐步缩小可能性的领域。而在此阶段之前，他们的问题常常一会儿从大处跳至小处，一会儿又回到大处，或互相重叠，或一再重复。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能思考具体的世界，而且能解决像可能性、或然性和不可能性等问题，甚至能解决诸如未来、公正、价值等抽象问题。

近20年来，皮亚杰的思想和发现一直得到他人的不断修改和修正。新皮亚杰主义、后皮亚杰主义和反皮亚杰主义的成千上万篇论文，连篇累牍地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或在专题会上宣读。这些研究中虽也不乏有价值之作，但与这位巨人的研究相比，大多不值一提。

艾萨克·牛顿曾不无得意地谦逊道：“如果说我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修改和修正皮亚杰理论的心理学家应该从心底里说，他们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其全都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第四节　认知发展

20世纪20年代，皮亚杰的理论在欧洲和美国都掀起了认知发展的热潮。在美国，热潮迅速撤退了，因为当时行为主义正如日中天。到了60年代，认知主义再次受到欢迎时，皮亚杰迅速被重新发掘，按他的方式进行的智力发育研究再次成为热门项目。

但是，皮亚杰的理论很快遭到大批博士生和心理学家的挑战与修改。过去的30年内，尽管认知领域仍受皮亚杰的影响，但已长成一个繁杂的花园。这个繁杂的花园生长着无数美好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只随手采摘几朵以观赏30年来的研究所开出的鲜花和结出的硕果。

记忆力：婴儿不会说话，甚至连通过表情或手势表达认知都不可能，我们如何来调查他的记忆力呢？研究者想出许多聪明的办法。

在195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他们对不到1月大的婴儿进行训练，使其在听到某种特定声音时转动自己的头（他们在碰触面部时转头，并得到奶瓶奖励）。一天之后，他们听到响声后仍然转过头来。这种方法在不同年龄的婴儿身上试过之后，即可得出记忆力成长的数据。

在几个月大的婴儿中，用得最多的是通过范茨法来观察他们的眼部运动。由于婴儿观察新事物时用时要长于其观察旧事物的时间，此方法可直接指示婴儿对所看到物体的记忆。

另一方法可见于1979年的一项实验。此方法需要将一个活动物吊在婴儿床上，受试者2～4个月不等。当婴儿踢腿时，研究者就让活动物自己动起来，婴儿很快学会踢东西，以便让活动物动起来。接着，在一周内不使其看到该活动物。结果是，他一看到活动物就开始踢腿。间隔两周之后，他就不踢了。这个办法使记忆力的成长得到了准确的测量。

这样的记忆力（识别力）与婴儿寻找遮掩物时更积极地得到利用的记忆力大不一样。如果8个月或9个月大的婴儿两次从两种类似的覆盖物下找回一个玩具，如果研究者将其放在另一个覆盖物下——在婴儿看着时——除非允许他在几秒钟内寻找玩具，否则，婴儿会在原来找到玩具的地方翻找。他的记忆力仍在原始的水平上发挥作用。可是，几个月后，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种进步是大脑中某些线路的成熟所致。大脑前皮层中某个特定区域受到破坏的猴子总是学不会在正确的覆盖物下寻找东西。

到5岁时，儿童可毫不费力地记住几千个单词，但他们听读后所能记住的最长数字却只有四位数；到6岁或7岁时，他们可记住五位数字；到9～12岁时，可记住六位数字。这种能力的增加与其说来自成熟，毋宁说来自如何记忆数字的知识。到上学之前，孩子们还不会“排练”（重复或复习）信息，也不会使用相关的技巧。一年级孩子的父母常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的孩子记不住当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但在学校里，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记忆技巧，很快就会知道如何想象自己在学校一天的开始时自己在班上的情形，或回忆起学校里所发生事情的先后顺序。

自我感、竞争感：小孩子对自己世界的探索，是衡量其自我感和竞争感的尺度。9个月大时，孩子们会用嘴咬物件，或把东西砸得砰砰直响，或毫无目的地一次又一次转动物件。但在1周岁的末尾，他们开始探索这些物体的实际用途：试着从一个玩具杯里喝水，对玩具电话“说话”等。他们对探索新的世界产生兴趣，有时也喜欢爬到母亲看不见的地方。他们见到旋钮就拧，抓到转盘就拨；他们打开衣柜和壁柜，把所有的东西都拖出来。这些行为显示了被许多发展心理学家叫作“竞争力获取”的东西。探索行为与行为主义的理论完全相反，不是受奖励行为的后果，而是自发和自我启动的。婴儿和孩子是在调查自身对物件发生作用、干涉事件的发展和扩大视野的能力。

显示竞争感成长的另一项实验是，接近2岁的孩子在成功搭起一座塔后，将最后一片积木插到正确位置，或给玩具娃娃穿好最后一件衣服时会微笑，即使没有人在场。同时，孩子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失败及其意义。在15个月和24个月大的孩子中，如果成人展示了某种高级的游戏，然后告诉他们说该他们玩了，此时，婴儿往往显示出一种焦虑感。譬如说，让一个玩具娃娃在锅里做菜，然后让两个玩具娃娃吃饭，或让三只动物散步，然后藏在一块布下躲雨。面对这样一种遵守相对复杂的游戏规则的挑战，孩子们会感到烦躁，要么大哭，要么抱在母亲身上。这种现象证明，孩子对不能记忆或不能当着成人的面完成游戏感到害怕。如果没有旁观者，孩子常会尝试着照示范进行游戏，或完成游戏的某一部分。

语言及思维：皮亚杰相信，逻辑思维基本上是非语言的，是从行动中派生出来的。首先是就身边的世界做事，然后是按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印象做事。苏联和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找到了相反的证据。尽管有些思维是非语言的，但语言是一套符号，可让孩子们得到超凡的自由来通过心理控制这个世界，并按相应的方式对新的刺激产生行为，而不需要直接体验（很烫——别碰）。

下面是一些研究证据，可证明语言在思维中所起的作用。给幼儿园预备班的孩子们观看三个黑色的方框，然后让他们选择一个。如果选择最大的一个，对他们实施奖励。等他们学会选择最大时，再让他们观看新的方框，最小的一个与前面三个方框中最大的一个一样大。然后，又是选择最大的方框得到奖励。由于孩子们没有心理符号来告诉他们“总是选择最大的”，故而不断地选择前面得到奖励的那一块，当然也根本得不到奖赏。然而，更大的孩子们却很快能选择“最大的一个”，不管其实际的尺寸有多大。

如果单词用以指导思想，则更复杂和更高级的问题也能解决。告诉一组9～10岁的孩子，他们可以一边解决复杂问题，一边说话；另一组的孩子则没有得到这样的指令。这些复杂的难题涉及以最少的步骤将一些圆片从一个圈子里移至另一些圈子里。边做边说的那组孩子很快就有效地解决了问题，没有得到指令的一组则慢许多。有意使用单词使他们找到试一种或另一种方法的全新理由，因而有助于他们找到正确的答案。

语言获取：发展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对语言获取和利用感兴趣的心理学家）在最近几十年里花费很多时间听孩子们讲话，揣摩他们学习新词的速度有多快，寻找他们所犯的错误和纠正类型，等等。其中的一项发现是，孩子们以相对一致的顺序（词尾、动词形式、介词等）获取新词。在2～4岁时，他们的词汇量从几百个增加至平均2600个（每月获取50多个新词）。他们先模仿听到的动词形式，然后对动词词根进行总结，合理的（但错误的）假设，语言在所有地方都是符合规则和一致的（“I taked a cookie”“I seed the birdie”。注意，这里的问题是taked 与seed，前者应为took，后者应为saw），只是后来才慢慢地学会使用不规则动词形式。他们顽固地倾向于这些语法错误，如下面这段由心理语言学家记录的对话：

孩子：Nobody don’t like me. （没有人不喜欢我。）

母亲：No, say, “Nobody likes me.”（不，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Nobody don’t like me. （没有人不喜欢我。）

（这样的交换重复8次。）

母亲：No, now listen carefully, say, “Nobody likes me.”（不，现在仔细听我说，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Oh! Nobody don’t likes me.（哦！没有人不喜欢我。）

对语言获取研究的最重大进步是孩子理解句法的方法。句法是词汇在句子里的排列顺序，主要表明词汇彼此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决定句子的意义。1957年，斯金纳出版了一本名叫《言语行为》的书，他在其中解释了孩子的语言获取情况：当孩子正确地使用词或句子时，父母或其他人会表示赞许，这种奖励会激励孩子下次也正确地使用它。

智力发育：研究者设计出许多远好于皮亚杰的实验方法，虽大多单调乏味，却也不乏创造性。如前所述，这些方法的确对皮亚杰的方法进行了重大修正，甚至有的还敢于对他的部分研究进行全盘否定。例如：

——4个月婴儿的心率在某个物体消失或重新出现时会加快，这表明他已产生惊讶感。这件事说明，与皮亚杰理论正好相反的是，婴儿期望物体继续存在。（但也同样可解释为，婴儿在物体消失后立即将其遗忘。）

——皮亚杰曾就“数字恒定”问题（即认识能力，比如，6个排得很近的物体跟排得很开的物体的数目是一样的）测试过孩子，结论是，除非孩子们达到约7岁时的具体操作阶段，否则将不能获得这一认识。但最近一些研究者利用不同的实验方法证明5岁甚至更小的孩子也可以分辨多少。

——某些研究者就孩子们采纳他人观点这一问题发明了远自然于皮亚杰大山试验的方法。他们不问物体从不同角度看呈什么样子，而是让孩子们与不同的人谈话，讲出他们对玩具原理的理解。令人吃惊的是，4岁的小孩会使用较短的简单句子与2岁的孩子谈话，而与成人谈话时却使用较长和较复杂的句子。显然，学龄前儿童并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能够替他人着想，这一点与皮亚杰认定的有所不同。

——若干心理学家以大量实验为基础，认为人类智力的成长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即不像皮亚杰所描述的样子，其中大多数现象互相重叠或逐渐变化。有证据表明，有时孩子能在完全掌握其所在阶段的能力之前完成——或经过训练后完成——某些较高级的心理任务。心理发展步骤的顺序并非一成不变的。

——当心理学家利用皮亚杰的理论去研究来自其他文化的孩子的智力发展时，他们往往找不到符合理论的迹象。皮亚杰晚年时开始思考，他所谓的“正式关系”过多依赖于儿童所接受的科学教育，而并非其自然的心理成长过程。

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又叫跨文化心理学，对深入了解发展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所作所为可能差别不大，也可能有天壤之别。比如，巴基斯坦女人一旦通奸，其家人会为了家族的名誉把她处死。然而，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和巴西的图皮人则有“借妻”的习俗。我们都知道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大部分心理学方面的研究都是美国大学本科生做的，所以得出的结论可能适用于受试者，但不一定适用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文化心理学对发展心理学的贡献不可小觑。请看下列例证：

——研究表明，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取决于其所在社会的价值取向。皮亚杰让儿童完成的任务，在他本人看来是合适的，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让同一批孩子去织布，那么他们在危地马拉的玛雅儿童面前将相形见绌，显得力不从心。

——很多美国人从未认真考虑过自己做过的梦，除非是在接受治疗的时候或者就读于心理学系。然而，在许多美国以外的文化中，解梦是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厄瓜多尔的印第安男人每天早上要坐在一起，分享前一天晚上的梦。“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一位研究人员这样写道。“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梦都不是为自己做的，而是为整个部落做的。”

文化心理学家经过努力，发现了很多心理过程中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包括推理方式、动机、对时空和色彩的看法、处事方式、情感经历、克己自律以及自我表达等等。

演化心理学：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它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早期的倡导者认为自然选择将某些行为植入人们的大脑。然而，新的演化心理学者则认为，自然选择植入人脑的是一些认知策略，使人的行为能很好地适应周边的环境。

利用欺骗达到某个目的就是“认知策略”的一个好例。很多理论家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欺骗，是因为会欺骗的祖先与当时不会欺骗的人相比具有很多优势，他们生存下来、传宗接代的概率更高。他们的子女遗传了这种能力，其数量远远超出不会欺骗的人，最终，欺骗成了人类的共性。不过，请注意，欺骗不是遗传行为，而是一种认知策略，它可以以多种行为方式出现，包括撒谎。无论哪种形式都极富欺骗性，而且，因文化差异及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文化共性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证明。如果世界各地的人都表现出某种特质或某种行为，这不大可能与文化传递有关，这极有可能是遗传所致。文化共性除了欺骗以外，还包括讲故事、饶舌、使用专有名词、通过面部表情表达情感、舞蹈、送礼等等。

另一个证据源自对演化心理学理论的实际验证。首先，我们已知男性在选择配偶时，更加注重外表。其次，做一个有关演化的假设，即女性的长相为男性传宗接代提供了线索。最后，用下面的实验证明这一假设。给男性一大堆长相各异的女性的照片，让其从中挑选。结果证明，男性普遍青睐腰细臀大的女性。大家公认这种体型繁殖力很强，更受男性喜欢，这极有可能是进化的选择。

于是，许多问题都找到了答案。

为什么人类的行为要符合所在社团的信仰和规范？这是因为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稳定。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即便是在注重个体的文化当中，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社团中的一员。

为什么男性的空间能力要比女性强？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男性要出去打猎，空间能力出众的人生存能力强，传宗接代的概率自然就增加了，而女性不受这种选择力的影响。

为什么人类打心眼里需要自尊？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原因很多。首先，自尊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人对你的尊重。因此，能够把人团结在集体周围，从而提高集体生存能力的行为便成为进化的选择，并最终成为人类的特质。其次，自尊可以确保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安全感。过高或过低估计自己都会减少其在社会中生存的机会。最后，自尊是配偶选择过程中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机制，有了自尊就能确保自己的基因可以代代相传。没有自尊的人最终必然会遭到进化的淘汰。

第五节　成熟

你是不是也疑惑过：感觉能力的发育，究竟有多少出于先天，有多少出于后天教育？（发展心理学的术语是，有多少出于成熟，有多少出于学习？）

如何才能区分这两种影响呢？从婴儿离开子宫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在学习，同时也在成熟。把每一过程的结果分离出来是至关重要的科学问题。

偶尔也会碰巧遇到两者分开的机会：婴儿在3～4个月时就会喃喃自语，为说话做准备，但聋哑儿也喃喃自语，显然，他们并不是要模仿听到的声音，而是另有原因。喃喃自语显然是一种预设的行为，应是神经中枢在到达某个发育阶段时自发产生的。正常儿童的喃喃自语将通过学习发生改变，越来越接近于所听到的语音语调；聋哑儿童的喃喃自语则会慢慢消失，因为他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人们很难观察没有学习过程的行为的发育，一些发展心理学家便通过实验创造条件，从而也创造了历史。1932年，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疗中心工作的马托尔·麦克格罗（Myrtle MacGraw）说服布鲁克林市一户收入较低的人家借来一对孪生男孩进行实验。此后的两年多里，强尼和吉米这对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孪生子便在他的实验室里每天待8小时，每周待5天。强尼接受了高强度的身体技能训练，吉米被放在婴儿床上，“不受任何打扰”（也无人陪他玩，陪他的只有两只玩具）。强尼不到1岁时即能跑陡坡，可下水游泳，还会滑旱冰；吉米则一样也不会（但抓东西、坐和走路时跟强尼一样敏捷）。麦克格罗拍出的一组照片显示，强尼在21个月时即可大胆地从5英尺高的台子上自己溜下，落到一张垫子上；吉米则蹲在一个低得多的台子上，朝下望着，死也不肯往下跳。

到2岁时，麦克格罗让吉米接受强度训练，看其能否赶上强尼。他再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多年之后（类似于这样阻碍儿童发育的实验，慢慢地被认定为是不道德行为），尽管吉米后来在大部分地方均赶上了强尼，然而即使在进入成年之后，他在身体的轻松和流畅自如方面还是不敌强尼。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两个孩子只是孪生，并不是一模一样。唯一保险的结论是，强度训练可让孩子提前获得身体技能，且这种技能是暂时的。

另一项更大胆的实验开始于1932年，由当时弗吉尼亚大学的维恩·登尼斯（Wayne Dennis）主持。他从巴尔的摩一个贫困女人手上得到一对仅5个星期大的孪生姐妹，蕾和德尔。登尼斯在妻子的帮助下，将两个女婴收养了一年多。他的计划是剥夺其一切刺激和学习，而后观察哪些行为方式是与成熟一起自发产生的。在一个期刊上，登尼斯报告了他的实验情况，且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或内疚：

头6个月里，当着婴儿的面，我们一直挂着脸，不笑也不皱眉头。我们从不跟她们玩，从不抱她们，也不逗她们，除非这些行动是实验所必需的……为限制她们练习坐立，婴儿几乎一直被仰放在育婴床上。

在11个月里，她们无法看见对方。（育婴床中间隔着一张帘子。）

登尼斯说，结果显示，“婴儿在第一年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 跟正常抚养的同龄婴孩没有不同，这一点可从诸如婴儿大笑、啃自己的脚和听到声音后大哭等行为中看出来。不过，在诸如爬行、坐和站立这类行为中，她们远远落后于其他同龄孩子。14个月后，登尼斯让她们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他报告说，她们很快就赶上了正常的孩子。但登尼斯自己承认，蕾直到第17个月，德尔直到第26个月才学会不用扶东西走路。

这对孪生女婴余下的童年生活是在孤儿院和亲戚家度过的。尽管登尼斯宣称已让她们长至正常标准，但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曾在伊朗的孤儿院里研究过一些孩子，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因受冷落或被人忽视而在两岁时出现发育迟钝问题，且这种迟钝一直持续至少年时代。只是他再未提到蕾和德尔，不知道她们后来如何。

这些实验在60年前已很少见，今天更不存在了。文明社会自获悉纳粹医生在集中营里进行“医学研究”之后，对人体实验的法律限制便严格起来。然而，发展心理学家并没有止步，而是用其他方法进行实验，其中之一是动物。发展心理学试图了解动物成熟的原理，并观察哪些原理可以应用到人类身上。

人所共知的一个例子是，人们认为，刚刚孵化出的小鹅能够本能地追随母鹅，但奥地利动物学家、行为生物学奠基人和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却教会小鹅跟着他走。洛伦兹设法使自己成为小鹅出生后头几天里所能看到的唯一活物。它们的本能是跟着活动的物体走，因此，小鹅只能跟着他走。当小鹅学到这一步后，即使看见母鹅也视若无睹了。洛伦兹的理论是，在成熟的“关键时期”过后，被跟随物体的图像会在小鹅的神经系统里固化。自然的本意是让母鹅成为受到跟随的对象，没有料到行为生物学家过来插了一杠子。

美国人埃克哈德·赫斯（Eckhard Hess）制作了一只可移动、能嘎嘎叫的假野鸭，然后将一群小鸭放在它的周围。如果在小鸭刚孵化时就把假鸭子放在它们面前，有半数的小鸭子会跟着假鸭跑。小鸭孵化后13～16个小时，如果再将其放在假鸭子跟前，则有80%的小鸭子跟在假鸭后面走。这种现象将类似本能的东西进一步复杂化了：小鸭子的神经系统肯定能对一些移动的物体做出反应，但只有在成熟过程的某个特定时间点上，它们才最能将特定目标“刻印”下来。

这些发现的结果使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和儿科医师慢慢相信，出生后的几个小时是母子联结关系最终形成的特定时间点。因而，他们规劝母亲们，在孩子刚出生后不要马上将其抱到医院育婴室的烘箱里清洗，而应抱着婴儿，让他紧贴自己。后来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在这么做之后，母子的联结的确更为牢固，但得到最大程度联结的并不是婴儿，而是母亲本人。其他研究证明，婴儿对母亲的联结（或父亲或其他主要看护人）是在长达4～5个月的时间内发育而成的，其间充满着数不尽的看护和情感表现。

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感觉能力的发育，究竟有多少出于先天，有多少出于后天教育？这项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感觉能力迅速成熟的婴儿早期，研究目标是发现每一种新的感觉能力出现于何时。其假设是，当这种能力第一次出现时，它并不是来自于后天学习，而是来自于先天大脑皮层中接收和解释视觉信号的那一部分的成熟。

大多数结果来自于对婴儿的观察，比如，观察婴儿何时开始盯着附近的物件凝视，但这样的观察仍旧留下许多不解之谜。婴儿起初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显然，他看到的没有多少，他们的眼睛经常是飘忽不定的，也不会跟随移动的物体。此外，母亲们大多知道，在喂奶时婴儿总是死盯着母亲。由于我们无法听到婴儿的解释，如何才能找到答案呢？

1961年，心理学家罗伯特·范茨（Robert Fantz）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他设计了一个台子，让婴儿面朝天睡在底层。几英尺高的地方是显示区，实验者在这里放上两张大的卡片，每张卡片里有一个图案：一个白色的圆圈，一个黄色的圆圈，一只牛眼，一张面部素描。研究者（隐蔽起来）从上面的小孔上偷窥，可观察到婴儿眼睛的移动和眼睛朝这对图案观察的时间。范茨发现，2个月大的婴儿看牛眼的时间比看纯粹颜色的圆圈的时间要长一倍，看脸部素描的时间要比看牛眼的时间长一倍。显然，即使2个月大的婴儿也能区别主要的差别，且能使眼睛看向他认为更有趣的东西。

发展心理学家利用类似方法，终于搞清了以下问题：在第1周里，婴儿可区别有光亮和黑暗的图案；在第1个月里，他们开始慢慢地跟踪移动物；第2个月里，他们开始感受深度，可协调两只眼睛的移动，还可区分光的深浅和级别；到第3个月时，他们的视线可从一个物体飘浮至另一物体，还可区分家庭成员；到第4个月时，他们可在不同的距离内盯视物体，可做越来越精细的区别，并开始认识到所观察物体的意义；在第4～7个月中，他们已具有实体视觉，知道从不同角度看到的物体仍是同样形状，他们在不同距离内观察事物的能力已接近成人。

突触是神经细胞间的连接，在生命的头两年里随大脑发育而数量剧增。人类到12岁时，大脑中有近百万亿个突触。动物实验证明：有些突触连接是自动生成的，有一些则需要刺激才能生成，刺激缺少时，就无法形成这些突触。在黑暗中长大的老鼠，其视觉皮层中突触连接远少于在光亮中长大的老鼠。在光线频闪的环境下长大的猫只能在频闪的光线中才能看清事物，无法形成对移动敏感的皮层细胞，当它们长成大猫时，就会将这个世界看成是一连串静止的画面。小猴子的一只眼如果在关键时期总是闭着，该眼睛里的神经元就会赶不上另一只眼睛里神经元的增长幅度。因此，成熟可提供——在一定时间内——数倍的潜在神经通道，在这些通道里面，经验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并在那些为感觉所需要的线路上“接上真正的导线”。

图  16  大脑发育——这些视觉皮层的神经元图案展示的是婴儿从初生

到6个月时的大脑发育情况

有了这些认识，天性和教育这些旧词有了全新而精确的含义。经过这么多世纪的思辨和探索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思维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构造起来的。神秘的面纱已然揭开，奇迹终于发生了。

第六节　性格发展

英国心理分析学家约翰·波尔比（John Bowlby）对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发现，孩子们之所以缺乏情感及性格发育，是由于缺乏母爱。

波尔比的理论是，婴儿先天就能以某种方式行动（哭、笑、闹出声音、咕噜咕噜发出叫声等），旨在唤起注意以求生存，母亲的养育可在其发育的某个“敏感时期”在婴儿身上产生依恋心理。这种能在婴儿心里形成安全感的强烈的特殊联结，对正常的性格发育来说至关重要。没有这一点，波尔比认为，孩子有可能形成“没有爱的性格”，从而形成陪伴其终生的心理疾病。

缺乏依恋对婴儿性格所造成的伤害，可由1956年以色列所进行的一项微笑研究实验看出。这项研究将三种条件下养大的婴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第一种在婴儿家里；第二种在基布希姆（集居地）由专业保姆带大，但第一年里常由生母喂乳；第三种在孤儿院里。1个月大的婴儿在生人面前很少微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微笑越来越多，并在约4个月大时到达顶峰，然后，微笑行为开始递减。在这项研究中，当三组孩子都4个月大时，他们经常在陌生的妇女面前微笑，但在18个月大时，在家中长大的孩子所做出的微笑反应只比4个月大时稍少一些，在集居地长大的婴儿要少一半，而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很少微笑，甚至少于其在1个月大时。

微笑只是依恋的副产品，而不是依恋是否存在的衡量标准。研究者需要这样一个标准，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波尔比的前同事、后到美国的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设计出一个相对容易的标准，她称之为“陌生情形”。从此以后，这个设计成为依恋研究的主要标准。在“陌生情形”中，母婴均住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游乐室里，研究人员可通过单向玻璃观察他们，并通过8种不同的方法对他们进行测试。其中之一是，母亲暂时离开；另一是，陌生人在母亲在场时来到房间里；再一是，母亲不在场时陌生人来到房间；等等。

8个月至2岁婴儿的典型情况是，婴儿在母亲离开时会大哭（分离焦虑），当母亲再回到房间时，婴儿迅速过来，紧紧依偎在母亲怀里。（当然也存在性格差异，如一些婴儿的焦虑度表现得比另一些婴儿严重，但就总体而言，陌生情形的发现带有一般性。）如果陌生人进入房间时不笑也不说话，7个月或8个月大的婴儿会看看母亲，一会儿之后可能哭起来（陌生人焦虑），而在其3个月或4个月大时，可能在陌生人到来时笑起来。陌生人焦虑将在数月内消失，但分离焦虑持续升高，直至婴儿出生后第二年的早期，甚至全年。

对两种反应的出现和消失存在多种解释，但大多认为，随着心理能力的增强，婴儿可以更好地估量不同的情形。当婴儿获取与其他陌生人在一起时愉快经验的回忆能力时，陌生人焦虑就会渐渐消失。分离焦虑要等到婴儿得以理解母亲会回来这一事实后才能消失。

安斯沃思的初衷是观察婴儿在离开母亲时会产生何种反应，结果是始料不及的，因为婴儿在母亲返回后的反应更有意思。部分婴儿看到母亲回来非常高兴，希望能看自己并紧抱自己；第二种婴儿却不理甚至回避她；第三种则表现得更加不安，如果母亲想抱，他们就又踢又打。安斯沃思将第一种现象（周岁婴儿中约70%）称作“安全式依恋”，第二种（20%）称作“避免焦虑式依恋”，第三种（10%）称作“焦虑抵抗式依恋”。

研究人员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依恋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母亲的性格特质、缺乏表达、不愿做母亲的消极感情、对婴儿的厌恶及对婴儿哭声和需要的粗鲁反应。

对情绪发育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生命的开始两年，这样做可以说不无道理。有研究表明，人类的主要情绪（喜悦、害怕、愤怒、悲伤、讨厌、惊讶等）在生命的第一个半年就已出现，次级或派生情绪（窘迫、移情、嫉妒等）出现于第二年的下半年，其他的次级情绪（骄傲、羞愧、内疚等）也于此后相继出现。

到10年前为止，发展心理学家一直未能整理出情绪发育理论，但今天，这样的理论他们已拥有数套。这些理论在不同的议题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情绪的发育是来自具体神经的发育成熟呢，还是来自后天学习。在两种观点中，大家都认为情绪是通过学习而产生的具体形式，但分歧在于，前一种观点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成熟，后一种观点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认知和培训。

既然争论依然在继续，那我们就先看一看孩子在走出家门之后会如何发展。

第七节　社会性发展

在半个多世纪里，发展心理学家一直在利用各种方法收集人类社会发展的证据。他们在膝盖上放上记录本，手握秒表，守在家里或幼儿园里，不厌其烦地观察蹒跚学步的孩子，或在操场和教室里观察学龄前儿童或小学生；他们访问父母，让他们填写数不清的问卷；他们记录并分析儿童的大量对话，将故事的开头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接着编下去；他们设计出成百上千种实验情形，以测量不同阶段的社会发育水平；他们计算血液中的荷尔蒙与性别类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从所有这些活动中，他们得到了大量发现。我们毋需对它们一一分类，只需浏览一下其中的一些有趣发现。

轮流：社会行为中最早的几课是在家里学到的。婴儿在这里除学会信任他人之外，还学会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交流时要轮流进行。父母对婴儿说话，等婴儿用声音或微笑回答之后，再接着说下去。婴儿感受着这种模式，在刚学会走路或刚学会说话之时，就已学会与其他同样大小的婴儿交往时采取轮流模式。下列录于1975年的对话中，13个月大的伯尼一直看着15个月大的拉里对一个玩具喃喃自语。最终该他“发言”：

伯尼：哒……哒。

拉里：（一边继续看着，一边笑）

伯尼：哒。

拉里：（笑得更起劲了）

同样的顺序重复达5次之多。然后，拉里扭过头去，将玩具递给一个成人。伯尼跟在身后。

伯尼：（挥着两只手盯着拉里）哒！

拉里：（回头望着伯尼，又大笑）

交替9次之后，伯尼最终放弃，左摇右晃着走开了。

游戏：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新的技巧，熟练已掌握的技能。婴儿不会一起玩耍，因为这一点需要情感与认知技巧，而这些技巧需要两到三年才能发展出来。将两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放在一起，他们通常只会彼此望着，看着对方玩，或挨在一起各玩各的。但3岁或差不多大时，他们便开始在一起玩（不一定玩同一种游戏）。到5岁时，他们能以合作的方式一起游戏。

在游戏中，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和学龄前儿童都将学到自我控制的第一课。他们发现，如果过于霸道，在旁边观看的大人将不能容忍，同时玩伴也会报复或不与自己玩。他们开始学会分享，他们开始喜欢与其他玩伴一起游戏。到4岁时，这种习惯开始转变为友谊。

到3～4岁时，他们开始学习游戏的规则，并在与更大孩子一起玩的过程中了解到正确与错误的基本要素，“三次不行，你就得出局”，发脾气也不给你更多的机会，反而有可能将你开除出局。

约在同时，他们开始在撒谎和遮掩事实时表情声调上更为自然。有研究小组认为，这种行为通常是父母直接教育的结果。（“记住，虽然你心里想要的是玩具，但仍要感谢奶奶为你买来的上衣。”）

角色游戏：游戏还被称作“社会车间”，孩子们在这里独自或与其他孩子一起尝试规则。他们喜欢玩过家家之类的游戏，比如玩父母游戏，并让自己的父母充当孩子，要他们将东西吃光，或洗耳恭听或洗手洗脸或上床睡觉。不得不承认，这些游戏起到了进入社会生活的培训作用。最新研究甚至发现，学龄前儿童所玩的游戏越具有社会想象力，孩子的社交能力就越强。

社会竞争：社会竞争的要素包括：时刻准备遇到对手；有与对手讨价还价的能力；为他人所喜欢或接受。发展心理学家衡量受欢迎的方法是社会测验。他们询问某一特定游戏组的孩子，要他们回答在组内“特别喜欢”哪些孩子，“不特别喜欢”哪些孩子。将否定答案从肯定答案中减掉，再加上积分，就可简单地得出每个孩子在组内受欢迎的程度。

自我与集体：到8岁时，孩子开始认识到，他们在内部和外部与其他孩子都不一样，而且在事实上，他们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他们开始对集体的规则极为注意，比如，游戏规则（轮到击球时扔硬币以决定先后）和对集体的忠诚（向家长或老师“告发”同伴将受到排斥）。在小学阶段，甚至孩子在组群里穿什么流行衣服也极为重要。他们越是接近少年期，与集体保持一致的需要、着衣的品位、说话的方式、抽烟、音乐、俚语、吸毒、性行为等，也越强烈。青春期同伴的常规模式与价值观，在不同的种群和社会、经济水平上具有很大的差别，但保持一致的需要却无处不在。度过青春期的早期之后，这种现象将在整个少年期里慢慢消失。

性别类行为：50年前，很多人深信，在整个儿童期，特别是快接近少年期时，儿童会吸取符合其性别的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出现，许多人相信，很多性别类行为来自社会的后天教育，而不是来自先天遗传。

性别类行为形成的部分原因来自于生物学。在20世纪70年代，来自放射免疫学的研究显示，荷尔蒙水平约在7岁时就呈上升状态——远早于第二性征和性别类行为的出现。事出有因的是，从7岁起，女孩子大多不再像男孩子那样玩剧烈的游戏，也不再像男孩子那样弄得全身脏兮兮的；而在前少年时代，男孩子也大多不像女孩子那样注重衣着和发式。

然而，大多数的研究证明，青春期前和青春期的性别类行为，似乎来自于孩子对自己将来长大可能在社会中占据的位置的认知。1990年，应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的要求，有人对自三年级至十年级的3000名男女学生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在小学阶段，女孩子的自尊感只是略少于男孩子；但在初中阶段，男孩子的自尊感只是稍有下降，而女孩子的自尊感却急剧下降。这种不对称性一直持续至高中。自尊感的消失多方面影响着女孩子的社会行为，阻碍她们行动和能力的发挥，同时使其对外表格外注意。女孩子很少像男孩子那样“多方面感觉不错”，也不像男孩子那样在总体上信心十足，敢在课堂上轻松发言，并在自认为正确时与老师争辩。

移情及利他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发展心理学家被利他主义深深吸引。利他主义是“亲社会行为”（通过合作使社会生活变为可能的行为）的一种。大多数亲社会行为是以自私为动机的，比如我们交税并不是出自对同胞的爱心，而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利他主义却是以对他人的关心为动机，这样与自身利益格格不入的行为是如何产生的?

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是，它来自于不同影响的相互渗透。这些影响包括：看到同类痛苦时与生俱来的哀伤倾向、由父母的关爱而给孩子树立的榜样、文化价值观、儿童对另一个人的感受所产生的想象力、社会经验（帮助他人会使帮助者自认为是好人，并被别人视为好人）、基于现世知识的判断（知道帮助或不帮助处于痛苦中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下面为几个显著的发现：

——在10个月大或1岁时，如上所述，看见母亲处于痛苦之中的孩子会呜咽，或哭着爬走，而在其14个月时，可能过来拍拍她，拥抱她，或亲吻她。

——超过18个月时，孩子会想办法安慰另一个在哭的孩子，或找成人帮忙。

——2～4岁时，孩子会问另一个受伤或处在痛苦中的孩子是否疼痛，并想办法安慰或寻求帮助，甚至能想办法阻止其他孩子受到此类伤害（如警告这里有什么样的危险等）。

——到7岁时，大部分孩子会帮助一个看上去受伤或有困难的陌生孩子。

——从7岁起，孩子们会越来越愿意将自己的钱或玩具送给贫穷的孩子，或帮助有困难的孩子，即使这种行为意味着该孩子得放弃自己想做的事情。

道德发展：利他主义只是道德发展的结果之一。皮亚杰还研究道德发展的其他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皮亚杰开始实验调查，如观察孩子玩犯小错的游戏，或给他们讲犯小错的故事，而后问他们对某种小错应施以什么样的惩罚合适等。譬如，案例一，一个男孩给父亲的墨水盒加墨水，但不小心将墨水洒在桌布上；案例二，一个男孩玩弄父亲的墨水盒，将墨水泼到桌布上。然后问孩子，两个案例的惩罚应该一样吗？

皮亚杰得出结论，道德行为在游戏环境下，在4～12岁这一年龄段将按三个阶段发育而成。起初孩子对父母或较大孩子规定的规则全盘接受，最后孩子认识到，规则是由人制定的，并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做出修改。同样，行为（比如泼墨水）的正确与否，可根据该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与行为人的意图进行判断。

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于1932年在英国出版。该书在美国触发了大量道德发展研究，30年后，哈佛大学的劳伦斯·科尔伯格发明了一种测量道德发展的新方法，提出了六阶段的道德发展理论。

他的实验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因茨两难选择：一位妇女因癌症而接近死亡，有位药剂师发明出的新药有可能救活她，但他是个奸商，索要的药费是其制造该药成本的10倍。妇女的丈夫海因茨只能借到一半的钱，药剂师又不肯降价。海因茨为救妻子的性命，想将药偷出来。这样做应该吗？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他有职责或义务偷药吗？如果他不爱妻子，会为妻子偷药吗？如果要死的是陌生人，情形又会怎样？海因茨会为陌生人偷药吗？偷东西是犯法的，但这样做违反道德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共有21个。

科尔伯格测试了来自芝加哥地区的72名10岁、13岁和16岁的男孩子，他每隔2～5年对他们测试一次，一直测试了30年。在第一次测试之后，三个年龄组所给出的不同答案使科尔伯格相信，道德感发展于明显不同的年龄阶段。后来，随着受试者的年龄增长，他惊奇地发现，他们在这些阶段上的进展正好符合他的预料。下面就是道德发展理论的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天真的道德现实主义；行动基于规则，动机是避免惩罚。

支持者：如果妻子死了，你会有麻烦。

反对者：不该偷药，因为你会被抓进监狱。

——第二阶段：实用主义道德观；行动基于回报或利益的最大化、自身消极后果的最小化欲望。

支持者：如果被抓，你可以将药还给他，刑期不会很长。如果刑满回家时妻子仍在，坐一阵子牢也算不了什么。

反对者：如果偷药，妻子可能在你还未出狱时就已死去，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第三阶段：社会共享观点；行动基于他人的赞同或反对与实际或想象中的内疚感。

支持者：如果偷药，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坏人。然而，如果让妻子死了，在别人面前你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反对者：大家会认为你是罪犯，然后在别人面前你就再也抬不起头。

——第四阶段：社会系统的道德感；行动基于是否会有正式的羞辱（不仅仅是反对）和对他人造成伤害后的罪恶感。

支持者：稍有荣誉感的人都不会让妻子就这样死去。如果不对妻子尽这份责任，你将永远感到内疚，会认为是你自己致妻子于非命的。

反对者：你已绝望得昏头了，根本想不到偷药是在干坏事。但等你入狱后，你会清醒过来，你会为自己的不诚实和触犯法律而感到有罪。

——第五阶段：人权及社会福利道德观；其视点是一种理性的、有道德者的观点，认为价值和权利应存在于一个有道德的社会里；他们的行动基于保持对公众的尊重和对自尊感的尊重。

支持者：如果不偷药，你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如果你听任妻子死去，可能是出于害怕而不是出于理性。你会失去自尊，也可能失去他人对你的尊敬。

反对者：你会因违犯法律而失去在公众面前的地位和尊敬。如果听任感情的操纵而忘记长持的观点，你会失去自尊。

——第六阶段：普遍道德原则；视点在于所有人都应对他人和自己采用的道德观；行动取决于公平、公正和对自己能否保持道德原则的考虑。

支持者：如果不偷药而听任妻子死去，过后你会责备自己。你不会因偷药受到任何责备，但如果依法行事，你就无法平息自己的良心。

反对者：如果偷药，你不会受到他人的责备，但会自责，因为你没有按照自己的良知和道德准则做事。

第八节　生命全程的发展

皮亚杰的总体智力发展理论30年来不断地激发出许多极有价值的发现。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开始认为发展是人生持续不断的过程。1950年，心理分析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首次提出了一个终生发展的详细过程的模型，把人生分为八大阶段。

埃里克森（1902—1994）虽未得到高等院校的学位，但他一直是极受尊敬的发展心理学家之一，并在好几所著名大学担任过教授。他的父母是丹麦人，信清教的父亲在埃里克森尚未出生即抛弃他的犹太裔母亲，母亲只好改嫁给一个德犹混血的儿科医生。这种状况使埃里克森“里外不是人”，在学校，他因是犹太人而受人耻笑；在犹太会堂，他又因自己生得金发碧眼而被视作犹太异教分子，饱受冷眼。这些经历让他对发育过程中如何通过斗争认识自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在青年时代，埃里克森修过艺术，当过几年画家。但到罗马旅行之后，他站在米开朗琪罗的作品面前，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卑感和焦虑感，于是一路直奔维也纳，找到安娜·弗洛伊德，要其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在排遣焦虑之后，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目标：研究心理分析，成为一个业余分析师。

纳粹于1933年在德国上台后，埃里克森携妻子先移民丹麦，然后来到美国。他将心理分析付诸实践，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从自己多种多样的经历中，他感到人类的发展是一项终生的活动。在八个不同人生阶段里，人会经历一系列的心理斗争。譬如，第一阶段即婴儿期的斗争是基本的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冲突。在父母帮助下，婴儿解决了这个危机，学会了互相依靠和相亲相爱。以后的每一阶段代表一种危机，每一阶段的危机解决都会增加一些性格。

下面是埃里克森的终生发展观，分为八个阶段，每一阶段比前一阶段都更高一级。

阶段：冲突　　　　　　　　　　　　　　　成功的解决方案

1.婴儿期：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　　　　　信任

2.儿童早期：自理对羞耻　　　　　　　　　意志和独立

3.游戏阶段：主动对内疚　　　　　　　　　目的

4.上学阶段（6～10岁）：勤奋对自卑　　　能干

5.青春期：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自我感觉

6.成年早期：亲密对孤独　　　　　　　　　爱

7.成年中期：繁殖对停滞　　　　　　　　　关心别人，事业有成

8.老年：自我整合对绝望　　　　　　　　　智慧，整合感足以抵挡

生理退化

任何一个阶段如果不能平稳度过，正常的健康发展就会受阻。比如，一个没有人关心和爱护的婴儿也许永远不能学会信任别人。这是一种缺失，它会影响或扭曲以后的发展阶段。如果父母管束太严，一个少年也许就不能顺利通过第五阶段，不能获得独立的身份感，结果就可能成为“长不大的孩子”，或产生逆反心理。

至此，发展心理学看上去也许已完全成熟。它包容了人类的一生，对变化的原因也解释充分，具体实证了发育是呈阶段性进行的。

尽管如此，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状态。阶段论也不止一种，主要理论多达十几种，次要理论更是多如牛毛。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共同的，但在另一些地方却又彼此差异巨大。

发展心理学的领域已广博到了极致，因而它一直在呼唤的是一连串的理论，而不是一种可涵盖一切的理论。不过这是一种进步。当心理学仍由哲学家思索时，任何理论看上去都能解释一切；但当其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时，任何理论似乎都无法解释一切。

第十三章　社会心理学家

第一节　无人区

问：在现代心理学中，什么领域忙碌且高产，但迄今仍没有确切身份，甚至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答：社会心理学。

与其说它是一个领域，毋宁说它是介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片无人区，与两者彼此重叠，涉及许多其他学科。心理学家以一种方式为其定义，社会学家则以另一种方式为其定义，教科书里也模棱两可，似乎认为两者都对，又都不确切。

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也不是从某个理论的种子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像一片杂草一样从社会科学的领域里丛生出来。1965年，哈佛的罗杰·布朗在其著名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引言中宣称，他可以列出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课题清单，但其实它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共性。20多年之后，在这本教科书的第2版里，布朗不再废话，他没有给出任何定义。因为的确十分难以定义。

我们首先研究一下社会心理学的几个例子，对这一领域摸个虚实：

一位本科生志愿者U.V.来到心理学大楼的实验室参加“视力感觉”测试，已有6位志愿者候在那里。研究者说，实验主要是区别线条的长短。房间的前面有一张写字板，上面有一根竖直的线条，右边另一张板上有三根线条，编码为1、2和3。志愿者要说出右边的三根线条中哪些和写字板上的线条一样长。U.V.轻松地看出，线条2符合标准，线条1和线条3稍短。其他志愿者也说出了自己的选择，答案与U.V.的一样。实验者换了一张写字板，过程重复一遍，结果仍是这样。

可是，在用下一张写字板时，第一位志愿者认为是1号，在U.V.看来，1号明显太长。当其他人依次明确地说出是1号时，U.V.越来越感到不安。轮到他时，他感到犹豫不决，紧张得不知该说点什么。调查证明，他和其他处于同样情况下的受试者当场有37%的人选择屈从，即违背自己的判断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

实际情况是，每次只有一个人——本例中为U.V.——是真正的受试者，其他所谓的志愿者都是所罗门·阿什这位研究员的助手，他要这些作为志愿者的助手们有时故意做出错误的选择。这项进行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标准实验，旨在确定产生依从——屈服于实际或想象的压力而与集体成员中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倾向——的条件。进一步的诸多实验证实，依从存在许多原因，其中有保持正确的欲望（如果大家都同意，也许他们是对的），还有不愿被人看作唱反调者或怪人的愿望。

两位志愿学生就日常文书杂务等进行讨论和演练，之后，实验者要求他们玩一种叫作“囚犯二难”的游戏。前提为：

两名嫌犯被扣留起来，分开羁押。地方检察官确信他们犯下一桩罪案，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们。他对两个人中的每一个说，如果没有人招认，他就从轻判决，每人服刑一年。如果一个招认，另一个不招认，招认方将得到特别处理（只判半年），另一方则从重判罚，肯定不少于20年监禁。如果两个人同时招认，他就会请求宽大处理，各判8年。

由于1号囚犯不能与2号囚犯共同讨论方案，他只能进行想象，如果他招认，2号不招认，则他（1号）只服刑半年，而2号却被判20年。可如果他和2号都招了，那么每个人都要服刑8年。因而，最好的结果就是不招认。如果他不招，2号也不招，则每人只服刑一年，结果不算太坏。但是，如果他不招，2号却招了——则2号只判半年，他却得服刑20年！

30多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囚犯二难”选择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实验，以研究信任、合作及产生这些东西的条件和相反条件。

在加利福尼亚的帕罗阿尔托市，一个大学生挨家挨户按门铃，自我介绍是“安全驾驶公民活动”的代表，并提出一个荒谬的要求：允许其在该家前院的草坪里放置一块写得很丑的巨大牌子，上面写上“小心驾驶”的字样。当然，大多数居民没有同意，但有些人却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请求。两周前，另一位学生自称是“交通安全居委会”的志愿者，请求在他们院中矗立一块3平方英寸的标志牌，上面整齐地印着“安全驾驶”，他们已答应下来这一无害的要求。先前没有被这一要求软化的居民中，只有17%的人允许树立牌子，而先前同意在院中矗立3平方英寸标志牌的居民中，有55%表示赞同。

这项实验进行于1966年。此后，人们又进行过多次类似的上门法实验。这一办法后来被融资者大量运用，他们总是在第一次上门时求取一点点，尔后再来求取更大的份额。他们的结论是，认同较小请求的人往往将自己看作一个乐于助人且有民生思想者，而这种自我感觉使其在下一次要求更多的情况下仍愿意提供帮助。

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的员工说，X先生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位衣着整齐的中年人来医院时说自己幻听。他对接受住院的精神病医生说，这些声音不很清楚，但“就我所能分辨的是，它们好似在说‘空的’ ‘假的’ ‘砰砰声’”。于是他获准住院，此后再也没有提及那些声音，且行为非常正常。但医院的员工仍然说他是精神病患者，护士们还在他的卡片上记录一个频繁发生的反常行为：“病人有写作行为。”他的几个同室病友却不这么看，其中一位说：“你没有疯。你是个记者或教授。你是来体验医院生活的。”

病人们说对了，员工则犯了大错。1973年进行的这项实验旨在研究精神病院的员工与病人之间的相互影响。1位心理学教授和7名助手住进东海岸和西海岸的12家医院，全部声称自己幻听。一旦住进医院之后，他们立即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作为病人，他们得以公开地观察员工对病人的态度和行为。反之，如果是研究人员，他们将永远无缘目击这些情况。令人震惊的发现有：

——精神病院的员工一旦认为某个病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对于该病人日常生活中的正常举动，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给以错误的解读。平均来说，假病人需要19天的正常表现才能使自己离开医院。

——认为某病人有精神分裂症的员工尽量避免与病人接触。一般来说，他们对病人的直接提问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抬眼皮走开。

——员工们常在工作或彼此交谈时置病人于不顾，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身边。

在一所大学的心理实验室里，6位二年级男生坐在单间里，每人戴一副耳机。参与者A通过耳机听到研究者说，等他倒数结束时，参与者A和D均要扯开嗓子大喊“啊——”，声音拉长几秒时间。第一轮过去之后，A接到指令说，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喊，下一次是6个人一起喊。有时部分受试者可能接到假的指令，比如，参与者A接到的指令是6个人都喊，可事实上，其他几个人接到的指令是不喊。事实上6人在每次测验时在耳机上听到的喊声都是事先的录音。

所有的骗局只有一个严肃目的：对“社会投机”进行研究。社会投机是指人们在集体中不发挥最大能力的倾向，除非其所做的工作得到别人的认可。在本例中，证据是测量出来的喊叫力度（每人装一个麦克风）。当一名学生相信自己是与另一名学生一起喊叫时，只用独自喊叫时所发力量的82%。当他认为6个学生一起喊时，力量输出则减少至独自喊叫时的74%。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总结说：“在人类的本质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社会投机潜势。”

以上的例子都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戈登·奥尔波特多年前曾描写，社会心理学旨在“理解和解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何受到别人实际、想象或暗示的存在的影响”。这不能算作定义，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小的描述。但读过上面的例子之后，你是不是也开始对他的意思有所理解，同时也开始体会到将其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难处。

第二节　多重父系的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既非常现代，又有着悠久的传统。这是因为，它于60年前才以现代形式出现。但其相关的理论，譬如说我们的精神过程和性格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等，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其实早就开始构建了。曾有许多人都对社会心理学的议题阐发过论述，但并没有形成实验科学。

有许多人对社会心理学领域进行了探索。自1897年起，诺尔曼·特里普勒（Norman Triplett）就对常识社会心理学的假定进行了测验。他让10～12岁的孩子单独或成对地卷钓鱼线（但不告诉他们真实的意图），结果发现，许多孩子在他人在场时的确卷得更快。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教育的穆扎法·谢里夫（Muzafer Sherif，1906—1988）通过实验证明，个人的判断很容易受到他人的看法影响而动摇（随大流）。而大家公认的这一领域的真正父亲则是犹太心理学家勒温（Lewin）。

勒温戴着一架深度眼镜，一副儒雅风度，富有社交能力，与人为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勒温于1890年出生于波森（当时隶属普鲁士，现隶属波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他家在村上开一间杂货铺。他在学校的成绩并不太好，也未显示出任何天赋。但在其15岁时，他们举家搬迁至柏林，他在学业上迅速后来居上，并对心理学开始产生兴趣，最终在柏林大学获得该学科的博士学位。当时的大多数心理学课程教授的都是冯特的传统理论，这些理论处理问题过于琐碎无聊，于是，他决定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心理学。勒温在他们的格式塔理论中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寻求的东西。

为实现自己的夙愿，他于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即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并在那里召集了一群一流的研究人员和顶尖级学生。这个中心迅速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主流的主要培训基地。1947年，年仅57岁的勒温因心脏病发作而不幸去世，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很快搬迁至密歇根大学，他的学生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继续传播他的思想和方法。

勒温大胆和富于想象力的实验风格远远超出了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并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最突出特质。以他的一项研究为证。勒温和他的两名研究生罗纳德·里比德和拉尔夫·怀特为11岁儿童设立了一系列的俱乐部。他给每个俱乐部提供一位成人领导，以帮助他们学习手工、游戏和其他活动，并让每位领导采取三种管理方式中的任何一个：独裁、民主或不干涉主义。实行独裁制的一组小孩子很快变得充满敌意或非常消极，实行民主制的一组则很友善，具有合作精神，而实行不干涉主义的一组小孩子也非常友善，不过非常淡漠，不情愿去做任何事情。勒温对此项实验的结果十分自豪，因为它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想法，即独裁制有百害而无一利，民主制则对人类有百益而无一害。正是这类课题和实验成就了勒温对社会心理学的坚实影响。

尽管勒温的努力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但在若干年里，社会心理学仍然只在少数较大城市的大学里落脚，其他地方仍是行为主义的天下。然而，二战期间，军事上的需要使社会心理学开始受到重视，成为研究士兵行为和士气的重要手段。战后，发生的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或问题使社会心理学家对如何进行纪律教育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些事件及问题有：美国人口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及个人问题，在不断扩大的商业世界里寻找新的、更具说服力的销售技巧，等等。

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开始四处拓展疆土，美国各地的心理学系纷纷开设这门课程。60年代美国青年的反叛、越战引起的思想混乱、黑人、妇女和同性恋激进主义及其他社会问题越来越使这门科学成为受人重视的研究领域。

勒温如果在世，一定会为后继者的成就感到自豪。

第三节　定案

许多心理学家感到，他们的领域常常受到潮流的影响。学科中研究“热门话题”，一度是一种潮流。而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精髓问题，如今看起来早不那么热门了，原因在于社会心理学的本质。在其他大部分学科中，有关某个特定现象的知识是逐渐积累并丰富深化的，但社会心理学要处理的却是一系列根本不同的问题，且其知识也根本不存在积累这一说法。其结果是，许多现象的确引起社会心理学家的兴趣，他们也处心竭虑地对其中的个案进行研究，并就其本质加以解释。正当他们要在案卷上详加注明之时，该卷宗的封面却已被标上“案子已结”字样，也就是说，此案已了结。

下面是三个著名的定案。

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类如果存在互为矛盾的想法时，将感到紧张和不愉快（比如，“某某让人烦” 但“我需要某某做朋友”）。此时，他会想方设法地减轻不和谐因素（“要是你了解某某的话，他也没那么讨人厌”或“如果我不和他做朋友，我也过得挺好的”）。

20世纪30年代，勒温和他的学生里昂·弗斯丁格（Leon Festinger）共同研究这一课题。在这之后的1959年，弗斯丁格和同事J.麦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继续研究，该项研究后来成为古典认知失调实验的经典之作。

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让本科的男大学生受试者做一件极烦人的工作：将十几把汤匙装进一只盘子，然后再一把把拿出来，然后再放进去，一直重复半个小时。然后，他们要转动记分板上的48个木钉，每个顺时针转1/4圈，再转1/4圈等，一直转半个小时。

待每个受试者做完以后，一个研究者会告诉他说，实验的目的是观察人对某件事情是否有趣的想法将影响其完成事情的效率，还对他说，他现在已在“无期待组”里，但仍需要告诉其他人，说这件工作非常有趣。研究者继续说，本应该将这一情况告诉下一个受试者，但他的助手刚才打来电话说有事不能来了。他需要有人来接替助手的工作，并要求受试者帮忙一下，受试者也可因此而得到1美元或20美元的报酬。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把明显是说谎的内容告诉下一个受试者（而实际上，这个人是真正的同谋）。他们在通知下一个人时，会问受试者觉得这件事有没有意思。前面所提之事显然没有一点意思，而对别人撒谎就会形成认知失调（“我对别人撒谎了，可我并不是这种人”）。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否能够引导其减少认知失调，从而认定这些工作是有意思的。

从直觉上看，人们也许会想，那些得到20美元的人——在1959年应算很大一笔收入——是否比那些得到1美元的人更倾向于改变观点。但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所预测的却与事实相反。得到20美元的受试者将会有更加坚实的理由来为自己撒谎，得到1美元的人能为自己找到借口的机会则非常微小。他们虽然仍感到失调，但减轻的办法是，这些工作真还是有趣的，因而他们也就没有真正撒谎。实验结果正是如此。

认知失调理论也招引许多敌对的批评。但认知失调理论本身很有说服力，因而比较容易逃过各种攻击。然而，对认知失调理论的另一种批评却不是轻易就可以驳倒的。研究者们几乎总是哄骗志愿者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为钱撒谎），或在他们不认可的情况下要其去做一些劳神费力或荒诞不经的事情，或把他们自己身上不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从而使其自尊心受损。研究者事后会“征询”受试者，向他们解释实验的真实目的，并说合理欺骗是必需的，他们的参与使科学受益无穷。这种做法虽说部分地恢复了他们的有益感，但批评者坚持认为，欺骗实验者是不道德的。

囚禁心理

这些道德问题在认知失调研究中可以说司空见惯，甚至还出现在更为严肃的社会心理学调研当中。最著名的案例发生于1971年，是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教授及3名助手所做的一项实验。

为研究囚犯的社会心理，他们招收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分别充当看守或犯人。所有志愿者都要接受会晤和性格测试，其中有21位中产阶级白人性格被评定为情绪稳定、成熟和守法型，因而得以成功入选。大家扔硬币决定角色，10人充当犯人，11人充当看守，共进行两周体验。

“犯人”们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早晨遭到“逮捕”。他们被戴上手铐，在“警局”登上名册，然后被带入“监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中的一个套间），在那里脱衣，搜查，除虱，配上囚衣。“看守”们则配上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的工作是维持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可自行设计控制“囚犯”的办法。“典狱长”（津巴多的同事）和“看守”共设计出16种办法限制“囚犯”：进餐、休息和熄灯后必须保持沉默；只准在进餐时进餐；彼此只能称呼号码，所有“看守”须称管教者为“干部”；等等。触犯任何条例都将招致惩罚。

“看守”和“囚犯”的关系很快进入一个模式：“看守”们开始认为这些“囚犯”次人一等且十分危险，“囚犯”开始觉得“看守”们是流氓和施虐狂。一位“看守”这样报告：

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让他们彼此对骂，并赤手清洗便池。实际上我是将这些“犯人”当牲口看的。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得小心“看守”他们，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开始组织一次反叛活动。他们把身份证号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看守”们用灭火器喷他们，让他们从门后退下，接着撞开“囚室”，扒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床铺，总体来说，大大地吓唬了他们一顿。

此后，“看守”们不断增加新的管制条例，经常在半夜三更唤醒“犯人”点名，迫使他们从事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并因“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犯人”开始对不公的处罚习以为常，一些人甚至渐渐感到大脑失常，其中一个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因而在第5天时，实验者开始考虑将其提前放出。

“看守”思想中很快形成的施虐心理可从其中一个“看守”的日记中看出。实验开始前，这位“看守”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从不喜欢进攻别人，更无法想象自己会虐待他人。到第5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把这人（一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极想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不喜欢他……新“囚犯”（416）不吃这种香肠……我决定强行让他吃，可他还是不吃。我让食物从他的脸上滑下去。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我竟能干得出来。我为逼迫他吃东西而感到内疚，并为他不吃感到窝火。

津巴多及其同事没有料到两个组会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他在报告中写道：

这次模拟监狱体验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这些极为正常的年轻人身上竟能被非常轻易地激发出施虐行为，而在这些因情绪稳定而严格挑选出来的人中间，竟会很快散布出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病状。

到第5天，为保护所有的受试者，实验者突然宣布中断实验。然而，他们感到这次实验极有价值，它表明，“正常的、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迅速地发生转变”是件多么轻易的事情。

这项发现的确非常重要，但在许多伦理学家看来，该实验实在是与道德不合，因为它在志愿者身上施加了生理和情绪上的压力，而这些是受试者所没有预料或没有认可的。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违反了1914年最高法院强调的一项原则，即“任何有正常头脑的成人均有权决定在自己的身上从事什么”。由于道德问题，监狱实验再也没有重复，它已经成为一桩定案。

然而，这桩定案若与另一桩同样有价值、同样成为定案的实验相比较起来，真还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现在就打开卷宗，看能从中学到什么，看它又是如何异乎寻常的。

服从心理

大屠杀之后，许多行为主义科学家都在寻找办法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德国人为何竟对其他同类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

为探索这类问题，1960年早期，有人在纽黑文市的一家报纸上刊载了一则广告，寻求志愿者到耶鲁大学协助从事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任何非在校就读的成年男性均可报名参加，参加者可获得每小时4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0美元）的报酬，外加交通补贴。

40名20～50岁的男子中选，并约定于不同时间见面。每个受试者都要到一间很大的实验室里会见一位打扮整齐、身着灰色实验制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同时到场的还有另一位中年“志愿者”，一个模样讨人喜欢的爱尔兰籍美国人。穿实验制服者显然是研究人员，实际上是一位31岁的中学生物学教师，中年人则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两人都是进行这项实验的心理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莱姆（Stanley Milgram）的合伙人，在此将担当斯坦利所拟定好的角色。

研究人员向两位男人——真、假志愿者——解释说，他在研究针对学习的惩罚效果。其中一位将扮演教师，另一位扮演学生。每当学生犯一次错误，老师就要给他一次电击。两位志愿者抓阄决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通过设计，真志愿者抓到的都是“教师”。

然后，研究者便带着两位受试者来到一个小房间里，学生（受试者）坐在一张桌子前，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他说，他希望电击不要太重，因为他有心脏病。然后，教师被带入邻近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对学生说话，也可听到学生的声音，但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闪亮的金属盒子，里面安装着电击发生器，上面陈列30多个开关，每个开关上标着电压数（15～450伏），另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字样，在435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还有两个开关，上面简单地标着“XXX” 。

教师这个角色，研究者说，是宣读一些成对的词（如蓝、天；狗、猫）给学生听，然后考查他的记忆力。先念一组词中的第一个词，然后念四个可能的答案，让他选择其中正确的一个。学生只要按动面前的按钮，教师桌上的灯泡就会亮起来。每当学生选择出错误的答案，老师就按动开关给他一次电击，从最低的水平开始。每当学生再犯错误，老师就给他一个更高级别的电击。

刚开始，实验进展得非常顺利。学生给出正确答案，也给出错误答案，老师在每个错误答案之后给学生轻微的电击，然后继续进行下去。但随着学生所犯错误的增多，电击强度越来越高——当然，这些仪器都是摆设，实际上根本没有电流从里发出——情况也越来越糟糕了。到75伏时，学生发出了可听见的呻吟声；到120伏时，他喊出声来，说电击已使他非常痛苦了；到150伏时，他叫喊道：“放我走吧，我不想试了！”每当教师动摇时，站在旁边的研究者就说：“继续下去。”到180伏时，学生喊叫起来：“我实在受不了啦！”到270伏时，他号叫起来。教师再次犹豫不决，研究者说：“实验要求你进行下去。”后来，学生开始撞墙，再后开始尖叫，研究者严肃地说：“你得进行下去，这是绝对必须的。”超过330伏时，隔壁只有沉静——与选择错误答案的解释一样——研究者说：“你别无选择，必须进行下去。”

令人万分惊讶的是——米尔格莱姆本人也甚为惊讶——63%的教师当真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一直进行到底。然而，他们并不是施虐狂，相反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遵照研究者的命令进行下去时，自身却体验着切肤的痛苦，甚至几近崩溃。

对于实验结果，他的解释是，整个实验玩弄的是文化期待可产生对权威的绝对服从现象。志愿者进入实验时要扮演合作者和受试者角色，而研究者则扮演权威角色。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也包括其他许多社会，孩子们从小就受到教导要遵守权威，根本不问权威者让你去做的事情是对是错。在实验中，志愿者感到有必要执行命令，他们可对无辜的人施以痛苦和伤害，因为他们感到，是研究者而不是他们自己，须对整个行动负责。

在米尔格莱姆看来，他的系列实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正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竟会从事死亡集中营之类暴行，或至少接受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及其他受到厌恶的民族的集体屠杀命令。

米尔格莱姆不断地变换着实验方法，从而证明他的解释是正确的。有一种变化是这样的，在研究者还没有来得及向教师说完继续使用更高电压的重要性时，突然有电话找他，他的位置将会被一位志愿者接替（也是串通好的）。志愿者好像对按需要加压非常感兴趣，不断要求教师继续加压。但他是个替代者，并不是真正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20%的教师会一直干下去。米尔格莱姆还不断地调整受试者队伍。一般情况是，学生长得和善、矮胖，且是中年人，研究人员则穿戴整齐，严肃而年轻。他尝试着将角色倒换过来，此时，教师一路进行下去的比例果然减少，但也只降到50%。显然，是权威与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各人的性格，在起主要作用。

今天，研究者不再也不敢使用这样的方法了。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进行回顾而已。

旁观者效应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克尤公园里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全国也为之感到震惊。

这起谋杀案备受关注的原因跟凶手、受害者或其谋杀手段均没有关系。吉娣·格罗维斯是位年轻的酒吧经理，于凌晨3点回家途中被陌生男子温斯顿·莫斯雷刺死。使这起谋杀案成为重大新闻的原因是，整个过程历时半小时（莫斯雷刺中她，离开几分钟后折回来再次刺中她，再离开，又回头刺她）。在此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叫声和看到她被刺中的情形，但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助她，甚至没有人给警察打电话（有人的确打了——不过是在她死后）。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典型证据。但两位生活在该市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毕博·拉塔内（Bibb Latane）却另有看法，他们认为用社会心理学知识来分析的话，也许，38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其他人在看，这就是他们无动于衷的原因。

几周之后，经过周密的筹划和精心的准备，他们终于启动了一项针对旁观者在不同环境下应急反应的调查。

在研究中，纽约大学修习心理学入门课程的72名学生参与了这项未加说明的实验，并将之列入课程计划之内。达利、拉塔内或研究助手对每位参与者说，该项实验主要是针对都市大学生个人问题的讨论。讨论分为2人组、3人组或6人组，为降低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程度，他们将被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按安排好的顺序通过对讲机发言。

不管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假定是与另外的1人或2人或5人谈话——说到假定，是因为在事实上他所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者总是一位男生。他谈到了适应纽约生活及学习的难处，并承认在压力的作用下，他常表现为半癫痫状态。这些录音来自理查德·尼斯贝特，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目前为密歇根大学的教授。由于他在试演中表现最好，因而被选来扮演这一角色。第二轮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言语结巴，呼吸急促，前言不搭后语地叫：“哎呀，我的老毛病又要犯了！”接着开始憋气并呼救：“我快要死了……哎哟……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他大喘一阵，一点声音也没了。

在认为只有自己与癫痫病者对话的受试者中，85%的人甚至在病人还没有“休克”之前即冲出工作间报告；在认为其他4人也听到病人发作的受试者中，只有31%的人采取行动。后来，当问及学生别人在场是否影响其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他人在场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达利和拉塔内终于对克尤公园里发生的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于是管它叫“应急状态下旁观者介入的社会抑制”，或简称为“旁观者效应”。正如他们所假设的，正是由于在紧急状态下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才使旁观者无动于衷。旁观者效应，他们解释道：“更多地存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而不是存在于他的‘病态’性格中。”

达利和拉塔内的实验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也激发起人们的类似实验，大量的实验都证明，旁观者数量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

第四节　前进中的探索

最近几年，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探索自勒温时代以来在进行的一些课题。另一些课题是最近才冒出来的。这些前进中的探索虽然彼此并不相关，却存在一个共同的特质：关联性。几乎所有的课题都存在着科学的兴趣，且有着改善人类状态的深刻潜质。下面是两个著名的课题。

冲突解决

约半个世纪以前，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对下述问题产生兴趣：哪些因素可促进合作，而不是促进竞争；人们在哪些地方可更有效地工作，而在另外的地方则次之。之后不久，他们将这一课题重新定义为“冲突解决”。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荣誉教授莫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长期以来一直是冲突研究领域的元老。

研究领域中的焦点一直是人们在“混合动机情形”下的行为，如劳资争议或裁军谈判等。在这些情形下，当事双方都想获取更大的利益，但又存在着与对方的共同利益，因而并不想毁灭对方。20世纪50年代，多伊奇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这些情形，主要方法是动手修改“囚犯两难”游戏。

在多伊奇式游戏里，每个玩家都想在两种选择中选出一个较好的答案以增加收益——其结果取决于另外一个玩家同时做出的选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玩家1可选择X或Y，玩家2可同时选择A或B。在决定做什么时，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准备做什么，可双方都知道，他们所做选择的任何组合——XA，XB，YA，YB——都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比如，玩家1想：“如果我选X，而他选A，我们都可得到9美元。但如果他选B，我就会输10美元，他就会得到10美元。如果我选Y呢？如果我选Y，而他选A，我就会赢10美元，他则输10美元。但如果他选B，我们两人则各输9美元。”玩家2也面临同样的两难境地。

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会干什么，各方只好自己决定走哪一步最好。然而，就像在原来的“囚犯两难”游戏中一样，逻辑推理于事无补。只有当两个玩家彼此信任对方会选择最有利于双方的步骤时，他们才会分别选择X和A，同时各赢9美元。任何一方若不信任对方，或一心只顾及自己的利益，则他可能赢回10美元，对方则会输掉同样的数目。但也存在自己输掉10美元而让对方赢取相应数量，或与对方一起输掉9美元的可能。

多伊奇不断地对条件进行变更，以让学生志愿者既玩得刺激，又测验了不同情形中的实际效果。多伊奇说，令人鼓舞的结果是，“即使双方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也可产生彼此间的相互信任，条件是：整个形势能够引导一方期望自己的信任能够得到实现” 。譬如，这种结局可发生在下列情况之下，即玩家一方向对方提出合作方案，其中包含着规定和违规处罚；或一方在做出决定之前已知道对方的选择；或一方可对对方的选择结果施加影响，即让其知道违反协议并不是对方的兴趣所在。

经多伊奇修改后的“囚犯两难”游戏于是成为社会心理学中的开拓性研究，迅速引发出数以百计的类似研究。研究者修改并变更游戏的条件，以探索在冲突解决方案中可鼓励合作或竞争风格的其他因素。

多伊奇的兴趣很快转移至另一种游戏当中。在这个新的游戏中，他和助手罗伯特·M.克劳斯一起调查威胁如何对冲突的解决产生影响。在发生冲突时，许多人相信，只要发出威胁，就可使对方产生合作。例如，发生争吵的配偶往往发出分居或离婚的暗示，以使对方改变其行为；管理层也会警告罢工者，除非坐下来谈判，否则他们将关闭公司；发生冲突的国家，也会将军队调至边境，或进行武器试验，以逼迫对方让步。

多伊奇和克劳斯研发出来一种阿克姆-波尔特汽车运输游戏，其中有两个玩家，双方都是“卡车司机”，一方是阿克姆公司，另一方是波尔特公司。下面的地图表示他们相互行动的路线：

图  17  哪个办法更好？斗争到底还是合作？

时间是两个玩家关心的根本。近路意味着利润，绕路则意味着赔钱。两边同时以相同的速度开车（位置出现在控制盘上），双方都可选择弯曲的路或走近路。走近路虽是明显的好办法，可它涉及一段单向车道，一次只能通过一辆卡车。如果双方同时选择这条路线，他们将面对面形成塞车，其中一方或双方都得倒车，从而造成赔钱。显然，最好的路线是，他们达成协议，轮流过单行道，从而使双方均能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或赚取近乎平等的利润。

为刺激威胁，多伊奇和克劳斯让每个玩家在各自单行道的入口端取得控制权。谈判时，双方均可以此威胁对方，即对方若不同意自己的条件，便关掉自己的关卡。整个实验分三种情况，每一种可玩20轮：双边威胁（双方均可控制路卡），单边威胁（只有阿克姆一方控制路卡），没有威胁（双方都不能控制路卡）。另一个重要的变量是交流。在第一种实验中，玩家只通过所采取的步骤以传达意图；在第二种实验中，双方可彼此谈判；在第三种实验中，只能在每次尝试时谈判。由于双方均想尽可能多地赚钱，因而在总共20轮游戏中所挣钱的多少是其解决冲突成功与否的直接衡量。主要的发现如下：

——双方均不能威胁时获得最大利润（集体而言），单边威胁时稍差，还有，与常识看法相反的是，当玩家均能发出威胁时获取最少。（一般认为，“相互威慑”是避免核战的办法，这一想法是否为未经深思熟虑、代价高昂的错误判断呢？）

——交流的自由丝毫无助于达成协议，特别是当双方均能发出威胁时。如果双方均可构成威胁，交流便一无用处；不过，如果只有一方能发出威胁，交流仍会有用。

——如果双方均可发出威胁，发生僵局时口头的交流将比发生僵局前的交流更快地导致有用的协议。显然，陷入死局有碍于动机的实施。

——赌注越高，达成协议的难度也越高。

——最后，当实验由漂亮的女助手主持时，双方玩家——男大学生——往往以大男子主义的方式行动，即更频繁地利用其所控制的路卡，并在达成协议时设置更大的困难。

阿克姆-波尔特汽车运输游戏立即成为经典游戏，被多人引用不说，还获得了声望极高的社科研究AAAS奖。

近几年来，由师范学院多伊奇领导的“合作及冲突解决国际中心”、哈佛法律学院的“哈佛谈判项目”及其他谈判中心，已在教授谈判者以建设性方法解决争端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归因

20世纪70年代，作为社会心理学头等课题的认知失调理论已为一个全新的课题——归因——所替代。该词指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对事件的起因所进行的推理的过程。

归因现象可在一个古老的笑话中略见一斑。两个男人，一个信新教，另一个信天主教，看到一位牧师进入一家妓院。新教徒认为他找到了天主教虚伪信条的证据，因而报以不怀好意的一笑；天主教信徒看到的是另一种证据，即认为他们的牧师敢于去任何地方，即使妓院这样的禁地，以拯救天主教徒行将死去的灵魂，因而报以骄傲的一笑。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早在1927年就提出过归因概念，大约在1958年，他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概念，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中提出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概念，还认为，我们不是在对实际的刺激产生反应，而是在对我们认为引起这些现象的原因产生反应。

例如，如果妻子不理睬她的先生，并故意使他生气，他可能的猜想是，要么她心情不好，要么他做出什么对不住她的事情。他的反应并不是取决于引起她行为的真实原因，而是取决于他所理解的原因。

有关人类归因因素的知识将极大地增大对人类行为的可预见性，人们对归因的兴趣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至70年代，归因随之成为社会心理学中的又一个热门话题。

它仅是热门话题而已，还远没有构成理论。的确，实际上它是一大堆琐碎理论的集合体，每一种理论都是把某种社会心理学现象用归因术语做出的重新解释。归因研究产生了一大堆全新的发现。著名的案例如下：

——李·罗斯（Lee Ross）与两位同事邀请成对的学生志愿者玩一种“测验表演游戏”。一个假装提问者，另一个假装竞赛者，要求提问者拿出10个相当困难但他知道答案的问题，让竞赛者回答（竞赛者平均可答对6个）。之后，要求所有参与者对彼此的“总体知识”进行评定。几乎所有的竞赛者会认为提问者比自己更有知识，实验的公正观察人也这么认为。即使大家都知道，提问者所提的都是自己知道答案的问题，但他们仍旧因其所扮演的角色而被认为知识面更广。

——人们对穷人、嗜酒者、事故受害者、强奸受害者等其他不幸者的反应大多以“公平世界假说”进行解释。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善有善报。这就导致人们认为，受害者的不幸是自己不小心、懒惰、冒险、易受诱惑等类似原因造成的。有研究发现，受害者受到的损失越大，人们越认为其活该。

——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华林斯（Stuart Valins）邀请男大学生观看裸体女人的幻灯片，并给她们的美丑评分。学生们一边观看，一边还通过耳机上的听筒听到他自己的心跳，而在事实上，这些心跳是华林斯事先录制好且由他进行控制的。志愿者听到的扑通扑通声会在某些幻灯片出现时加快，而在另一些幻灯片出现时稍慢。后来，在评定这些女人的吸引力时，他们往往认为，那些似乎使自己心跳加快的女人更有吸引力。

——一些考得并不好但却被通知其考得很好的志愿者，倾向于将考试的所谓顺利归因于自己的努力或天才，所谓的不顺利归因于外部，如考试不公平、考试环境太吵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归因理论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进更为广泛的“社会认知”领域之中。这个领域研究人们对社会问题是如何认识的。在这个框架中，归因理论仍然保持其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界的中心地位，并使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范围大为拓展。

它还衍生出许多实际应用，如教育（告诉学生，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努力不够，不在能力不足）、忧郁治疗（让忧郁症患者尽量减少其个人责任感，告诉他们，生活中的负面影响不是他的责任）、提升畏惧失败者的进取心（引导其将所担心的失败归因于缺少练习和技巧，而不是性格缺陷）等等。

许多既有科学兴趣又具有实践意义的课题，比如人际交流、集体交流及说服、吸引、利他主义、态度的改变（劝说）、偏见、群体决策、社会神经学等，也在最近几年为社会心理学家所探索或正在探索。

第五节　社会心理学的价值

跟其他许多心理学分支一样，社会心理学也承受着一连串的外界批评和内部反叛。其混杂的课题、延伸过长的战线、大胆且有时带有冒犯性的实验方法及整体理论的缺乏，都使其成为众矢之的。

最严厉的攻击来自它的内部。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至最近几年，在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危机期间，社会心理学家大都卷入一场自我批评的狂潮之中。他们招来各式各样的攻击，譬如说，对实际的应用注意过少（实际情况是，他们对理论发展注意过少），对无足轻重的细节花费精力过多（实际情况是，他们从一个主题跳向另一个主题，从没有将其细节弄清楚），仅凭其在美国大学生身上所做的小小实验即对人性做出无法证实的概括，等等。

其中攻击最猛烈的人是斯瓦思摩尔大学的肯尼思·杰根（Kenneth Gergen）。1973年，他在一篇猛攻自己职业的文章中甚至认为，社会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他对外宣称，要找到适用于全人类的行为准则，但在实际上只是对一些符合历史上某个特定时间和某个特定文化背景的人的一些行为进行了解释。

在杰根的刻薄批评之后，许多年来，社会心理学家召开过无数次搜索灵魂的学术会议，主要是解决他的论点问题。最后，这场辩论并没有回答由杰根和其他人提出来的一些辛辣问题，也没有把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形象恢复起来。

再后来，为彻底反驳杰根的攻击，佛罗里达大学的巴里·谢伦克（Barry Schlenker）指出，自然科学开始时也只有有限的和互相矛盾的观察结果，慢慢才发展出一些可将看似矛盾的不一致现象统一起来的普遍理论。同样，社会科学在有限的环境里已分辨出什么是全人类共通的东西，并把一些分布甚广的证明收集在一起。社会心理学和自然科学走的是同一条路。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场批判危机终于退潮。至今仍然正确的是，社会心理学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但其许多理论经证明都是极其有效的，其大量发现对人类行为和本质的理解也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第十四章　知觉心理学家

第一节　有趣的问题

鲦鱼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大脑，却能看见物体（或多或少）；还有蚂蚁，尽管它的整个神经系统仅包含数百个神经元，它也能看到物体。由此看来，视知觉只是一种生理功能，它虽可影响到许多心理过程，自身却不属于任何一种心理过程。

然而，许多世纪以来，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大多认为，知觉基本上是一种心理功能，是思维与外在现实之间的联结。尽管哲学家们2500年以来都考虑过知觉的问题，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在最近的400年里反复地研究着它，但某些最有趣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大家都在考虑一个由古希腊哲学家首次提出的问题：外在世界的图像是如何进入内在感觉的？

柏拉图认为，眼睛活跃地发出某种可接触物体的探寻，可以说是从视觉上接触物体。德谟克里特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每个物体不断地将其同等性印证在空气的原子中，然后在眼睛里重新构造这种同等性，并将之传送至思维。

1604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Kepler）在视力的理解上又产生一次飞跃。开普勒时代刚刚出现的光学和光学仪器的发展使他得以看出，眼睛前部的晶体（眼球）是一个透镜，它可以弯曲来自物体的光线，在眼睛内如筛子般的视网膜上形成有关物体的图像，再由神经脉冲将该图像传递至大脑皮层。

自此之后，眼睛是某种相机这一看法开始流传，然而，尽管它在某些方面符合事实，却在许多其他方面与事实完全不合。拉尔夫·N.哈伯（Ralph N. Haber）长期以来一直是感知研究方面的领袖人物，他将这一看法称为“心理学上最有潜力却又最易误导的一个比喻”，是无数“伤害”的源头。

都有什么伤害呢？

其一是，在相机里，由透镜形成的图像是倒置的。1625年，天文学家克里斯朵夫·申纳（Christophe Scheiner）证明，眼睛的原理也是这样的。他小心地剥开牛眼后部的包层，在其半透明的视网膜上，不管它瞄向什么，都能看到其倒置的影印。然而，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视网膜上形成的图像，为什么看不到一个倒置的世界呢？这个问题困扰心理学家达300年之久。

其二是，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将眼睛看作相机的比喻所引起的麻烦更加明显。相机要生成一个清晰的图像，必须在曝光时抓牢它。如果是拍活动电影，则其快门在1秒钟内必须快速开合多次。眼睛却是不停地前后移动，即使其紧盯某件东西，情况也是如此，但眼睛从不会看到模糊的影像。尽管我们意识不到，而且一般也体验不到这些移动，却可通过非常简单的办法看到它们。我们可盯着下图中心的黑点看约20秒，然后快速地将眼睛移开并盯着白点。你会看到由黑色线条构成的一个错觉图案在前后波动。这些黑色的线条是一种余象，其成因是，白色线条落在视网膜接收器上约20秒，造成暂时的疲劳所致。波动的原因就是本章所论的永不停息的移动。

图  18  感知持续的眼部移动的测试模型

这一演示的意义是，在某种程度上眼球可能像是某种相机，但察看事物的原理与拍照完全不同。

第二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物体真的在那里吗？进而推论：这个物体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吗？民间的说法是，我们看到什么，什么就存在，我们看到的是真实存在的忠实反映。我们看到眼前有扇门，伸手摸门把手，门把手就在我们认为它所在的地方，也做出我们期望它所做出的反应（打开）。我们在椅子上弯下身子，椅子就真实而结实地存在，就像它看上去的样子。我们叉一块腊肠放进嘴里，它就具有腊肠的丰美、肉感和汁液感，就跟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常识和哲学认为，知觉就是与现实的接触。只有少数人物，如贝克莱大主教，提出过一些质疑，认为在我们之外还存在一个世界，它只对我们的知觉做出反应。

然而，尽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理性地假定知觉是真实的，我们却经常体验到某些我们明知是误导性或错误的东西。远在地平线上的月亮看上去硕大无比，我们都知道，当月亮处于头顶时，它并不会改变其大小，但我们无法使它看上去跟处在地平线上时一样大。我们紧盯着一根明亮的线条，扭头时会看到一个余象——这是知觉，但它并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任何东西。我们在梦中看到一些人，一些地方，还看到一些并不存在于我们面前的行为。它们看上去就在身边，可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在过去和眼前这个世纪里，心理学家还研究过许多错觉。如下图中：

图  19  哪一幅画面的中间部分更暗一些？错！

两个圆中间的灰度区看上去彼此不同，实际上其灰度是一样的。可在一张纸上剪下一个小孔，将小孔对着其中一个灰区，然后再对着另一个灰区，这样就可确定其灰度是否存在差别。思维，或至少大脑的皮质层是以对比度，而不是绝对密度，来判断其亮度的。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另外几个经典例子，每个都以其发明人的名字进行命名：1是泽耳纳图；2是坡根多夫图；3是杰士托罗图；4是赫林图。

图  20  四种经典视错觉

图20中，第一幅图中的竖线是彼此平行的，但眼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可用尺子量）；第二幅图中的斜线是彼此对齐的，根本没有产生偏移；第三幅图中的两个弯块同样大小；第四幅图中的加粗黑线是笔直的。

另一组错觉是由模糊的图形构成的，我们可将其看作两个不同事物间的任何一种。这里是两个例子：

图  21  两种可转换的图形

在图21的1中，你可以看到熟悉的纳卡尔箱，好像你是在俯瞰它，x角离你最近；也可以抬头看它，这时，y 角离你最近。在2中，你可看到提手紧贴在篮子里面的两面白壁上，也可将其看作是紧贴在黑壁上。

最后，在图22中，好像有一个比周围的地方白得多的三角形。

图  22  并不存在的三角形

正是你创造了这个三角形及其亮度。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三角形，且该三角形存在地方的纸似乎也并不比周围其他地方的更白。

下面我们将对这些错觉进行解释。眼下，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知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将外在刺激转移至中枢神经里去），而是一种更高级的精神过程，涉及使光感神经传递的脉冲信息产生意义。至少说，许多知觉研究者现在这么认为，尽管仍有人坚持认为知觉并没有利用更高级的精神过程。

第三个有趣的问题——艾德温·波林在其里程碑式的作品《实验心理学史》中称这一问题为“第一视觉疑团”——我们有两只眼睛，可看到的事物却不是双重的。盖仑早就正确地假设说，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两只眼睛里的神经细胞同时到达同一个脑区。但他仅答对了一半。除较远处的物体之外，两个视网膜所接收的所有物体的图像均有不同，只需两只眼睛轮流观察近处物体就可轻易将之证明（每只眼睛看到的物体一侧肯定要多于另一侧，且物体与周围背景中事物的相互关系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当这些并不相同的图像在大脑里重合时，结果为什么不会模糊呢？

知觉研究者的回答是，不同图像的“重合”可在视皮层中得出一个三维图像。他们甚至精确地指出了一些特别细胞，这些细胞是皮层中由双眼差异所激发出来的。但这些细胞，或其他将信息输入里面的细胞，如何将不同的图像重组起来并形成一个三维图像，目前仍是个谜团。利用现代技术，研究人员已经能识别复杂的神经冲动及其传导原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冲动分为30个路径，传递到视觉皮层区域，对模式、地点、颜色等进行识别。之后，这些数据和其他数据通过大脑的视觉系统统一协调，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图像。

另一个有趣的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视网膜上的图像是如何映照在大脑里的？大脑里并没有可供投射影像的屏幕，进入大脑里的数据流又是如何被看见的呢？而且，如果图像是以某种方式投射到该屏幕上，或投射到大脑里的其他什么地方，是谁或什么东西看到它呢？这一问题又使人想起一个古老的说法，即存在着一个侏儒或小矮人——思维里的“我”——是他在感知到达大脑皮层里面的所有信息。然而，如果有这么个侏儒在察看图像，它又是用什么东西察看呢？也是某种类似于眼睛的东西吗？那么，察看到达侏儒视觉中的信息的又是谁或什么东西呢？等等。

与这个谜团紧密联系的是视觉记忆问题。每个成人都在他或她的大脑里储存了大量图像：熟悉的面孔、房子、树木、草叶、云朵、睡过的床等。我们对这些东西甚至只浏览一眼，就可以某种方式将其记录下来。我们虽不能把所有这些一下子调入大脑，却可以在第二次看到它时通过记忆将其辨认出来。1973年，非常有耐心的加拿大心理学家莱昂内尔·斯坦丁（Lionel Standing）让志愿者观看10000多张不同题材的快照，他显示照片的速度为每天2000张，一连进行5天。后来，当他将这些照片混在其他新照片里让受试者观看时，他们能从中识别出约2/3已看过的照片。他们在什么地方存储这些仅掠过一眼的图像，又是以什么形式存储的呢？第二次看见图片时，他们又是如何在记忆里找出这个图像，并将其与新进来的其他图像进行比较的呢？肯定不是将已存储信息投射在大脑屏幕上，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屏幕。而且，不管以什么方式显示，里面的东西既会观看存储下来的图像，又会审察新进来的图像——啊！又是这个令人头疼的小矮人。

过去20年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这是从对大脑受损的中风病人的研究中得出来的。例如，让一名女性对香蕉进行描述的时候，她说，香蕉是一种水果，产自南方。然而，至于颜色，她却忘得一干二净。后来科学家发现，图像的所有元素（形状、颜色、纹理等），都分别存放于大脑的不同区域。

这些只不过是有关视知觉神秘现象的少数几例。也许，在心理学中还没有哪个领域曾产生出如此之多的数据，却又给出少之又少的确定答案。

第二节　看待“看”的风格

亘古以来，哲学家一直争吵不休，争吵的焦点在于，使看到的物体产生意义的智能是与生俱来的呢（康德学派或先天论者的观点），还是后天经验对看到事物的解释（洛克或实验论者的观点）？到今天为止，这些争辩仍没有消解。

如我们所知，洛克、贝克莱及其他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有时会提出幻想的测试个案，以期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天生盲人经过手术或其他干预后突然复明。在不触摸其正在看着的物体时，他能否知道该物体是立方体而不是球体，是狗而不是老鼠呢？或者，除非他学过该物体的真实含义，否则，他的知觉是否毫无意义呢？此人的经验将是解决整个问题的关键。

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确有这样的例子。被报道得最为详尽的是一位英国人，他先天患白底角膜，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52岁时，他终于得见天日。英国心理学家和知觉专家理查德·L.格雷戈里（Richard L. Gregory）称他为S.B.先生，对他进行了仔细研究。S.B.非常活跃，也很聪明，已完全适应了盲人生活：精通布莱叶盲文，善于使用工具制造物件，经常甩掉白色导盲杆进行散步，即使撞在其他东西上也乐此不疲，还让朋友扶着肩膀骑自行车。

S.B.进入中年之后，角膜移植已成为可能，于是，他也去进行手术。按照格雷戈里的报告，当绷带从其眼睛上取下时，他听到的是外科医生的说话声，并朝他转身，希望能看到一张脸，结果是一片模糊。

然而，经验很快使其知觉清晰起来：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他已能看清许多面孔，不用扶墙就可顺着医院的走道散步，还知道窗外一掠而过的东西是小汽车和大卡车。然而，空间知觉对他来说则较为困难。有一阵子，如果双手抓住窗台，他还以为从窗前到地面的距离用脚趾即可够到，而实际上，该距离有其10倍之多。

S.B.很快就能一眼辨出此前通过触摸才能了解的物体，比如玩具。但对于从未摸过的物体，除非有人告诉他是什么，或发现是什么，否则，他就会觉得非常神秘。格雷戈里和同事带他去伦敦，他在那里能辨认出动物园里的大部分动物，因为他曾养过猫和狗，还知道其他动物与猫、狗有何不同。在一家科学博物馆里，S.B.看到一架车床——他一直想使用的工具——却根本看不出它是什么。后来，他闭上眼睛用手抚摸，睁开眼后看着它说：“只要我摸过它，就能看见它。”

有趣的是，当格雷戈里让S.B.观察错觉时，他却受不到错觉的误导。比如，他无法将赫林图形错觉中的直线看成曲线，也未能将泽耳纳的平行线看成偏斜线。显然，这些错觉取决于人们已学到的具有视觉意义的提示，通过错觉中其他线条所给定的提示对S.B.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从这一例子中，人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令人失望和混淆的，一些证据偏向于先天论，另一些又偏向于经验论。另外，这一案例非常混杂：S.B.经历过大半辈子的感觉经验和学习过程，通过它们，他能解释自己的第一次视知觉，因而他的故事无法显示在经验之前，思维做好了多大程度上理解视知觉的准备。这一问题也无法通过婴儿的智力发育进行回答，因为婴儿知觉能力在任何时期的发育，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天成熟，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经验，至今尚无定论。只有剥夺婴儿的知觉和其他感官经验之后，这种无法进行的实验才能将它们彼此分开，并测出其相对影响。

使事情更糟的是另一个问题：知觉是生理功能呢还是心理功能？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进行了一些尝试。生理学家们逐渐发现了视觉功能存在于视皮层，而一些心理学家们则进行了有趣的错觉研究。1951年，奥地利心理学家依沃·科勒尔（Ivo Kohler）说服志愿者花费50天的时间用棱镜眼罩观察世界。这种眼罩可使他们的视野向右偏转10度左右，并使垂直线稍有弯曲。他的受试者在开始几天里感到世界很不稳定，走路和做事非常困难，但在1周至10天之后，他们都能正常地看待大部分东西。几周之后，一位志愿者甚至可以溜冰了。他们在取下眼罩后感到方向不明，但很快就能恢复正常视力。

其他心理学家更是恢复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冷落的错觉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错觉研究又成为风靡一时的研究项目。图22中最为显眼的主观三角形是1950年由意大利心理学家吉坦罗·堪尼萨（Gaetano Kanizsa）发明的，是诸多新式错觉图像中用以调查视觉心理过程的其中一个。人们还使用一种特别的错觉以探索心理对歧义图像的解释。图23这个经典图案是1930年由波林发明的，人们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审视它，可将之视作一个朝观察者稍稍侧脸的老巫婆，也可将之视作一个将脸稍稍扭开去的少妇。

图  23  这个女人属于何种类型，完全取决于你怎么去看

英国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安斯迪斯（Stuart Anstis）认为，人们在模棱两可或在诸如鲁宾瓶之类背景反向的图案上看出两种意义不同的图像的能力，无法用任何已知的生理机械理论来解释，因为它是更高级知觉过程的结果。（一些知觉研究者将这种反向效果归结为神经饱和——视网膜对一种图像感到疲劳，因而用另一种图像替代原来的图像。但这种说法无法解释我们为何可在两种图像之间自由转换。）

同理，思维甚至能够接受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由一些知觉心理学家发明的“不可能的事物”，并因此而感到惊讶。图24是两个经典例子：

图  24  两种“不可能的事物”

认为这样一个图片是物体，并对该图片中的提示进行解释，但同时又认为它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存在的，是思维，而不是视网膜、视觉神经，更不是神经皮层的某些特殊细胞。

心理设定，或人们对可能看到的物体的预期，是该项研究的另一课题。知觉研究人员从认知的角度对视觉识别过程进行了描述，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处理。处理过程中，大脑把点点滴滴的信息“组装起来”，实现高层次的认知，取得高层次的意义。经典的例子是图25每个单词的中间一个字母。

其实，如何观察“看”这一动作的两种风格，即生理学和认知法，表面上彼此对立，实际上却集中于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些现象。

图  25

第三节　看见形状

我们是如何看见物体外形的？这个问题好像非常荒谬——我们怎能看不见事物？可我们对外形的知觉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全部正确的。我们在晚上看到黑暗中一个阴影般的物体，但无法断定它是一片树丛还是蛰伏着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一个签得十分潦草的签名，也无法断定其究竟是以C、G还是O开头。我们经过长途飞行后疲惫地走出机场，看到空荡荡的停车场里停放着自己的车子，于是急切地朝它走去，可到跟前时才发现，原来是辆跟自己车子差不多的车子。我们非常喜欢拼图游戏，因为我们觉得它具有挑战性。将最后一块拼图拼装上去时，你将获得一种成就感。

就外形知觉所进行的研究，旨在辨认一些既是神经学，又具有认知意义的机械原理。但这些知觉只是结果，不是过程。思维通过什么步骤得以看到这些东西呢？将我们所看到的熟悉但不完整的表格填满是一回事，但要确定通过哪些具体办法做到这一点，却是另一回事。近来的许多研究细致入微地探索了视觉信息的认知过程，并对其中一些进行了确认。下面举出几例：

——对主观轮廓现象的研究（如前所述及图的错觉三角形）表明，我们对该三角形的周边的想象，部分是通过联想（该三角使我们联想到以前所见过的某些三角形），部分是通过提示，即经验告诉我们要加以弥补的地方（一个物体挡住我们看见另一物体的视线）。知觉研究者斯坦利·科伦（Stanley Coren）在197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圆圈和已经存在的三角形的间隔表明，某些其他东西——错觉三角形——被挡在视线之外了。由于明显的插入，思维得以“看见”想象的三角形。

——有些实验探索了我们如何辨认正在寻找的物体的外形，特别是当这一物体丢失在其他具有外形的物体里时。一个重要的过程是“特质检测”，即有意识地寻找具有某个特定外形的而且已知和可辨识的元素，以从类似物体中将其区分出来。在下面两栏字母中，各有一个Z字母。如果用秒表计时，看在哪一栏能更快地找到Z字母，你会发现，在第二栏里做到这一点要快一些。

XEIMWV ODRUQC

XIEWMV QCURDO

VXIEWM OQCURD

MVXIEW DOQCUR

WMVXIE RDOQCU

EQMVXI URDOQC

IEQMVX CURDOQ

XIEMWV QUCRDO

WVZXIE DOZQUC

MVXIEW DOQUCR

WMVXIE RDOQUC

将Z从记忆里找出与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相比较，这一任务在执行时，如果Z藏在圆形字母中，要比它藏在与Z本身类似的由直线和角所构成的字母中更容易寻找一些，找起来也快得多，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得对细节进行区别。

——1954年，俄勒冈大学的弗雷德·阿特尼夫（Fred Attneave）请一些受试者用10个点表示一些图形，他们倾向于把这些点安放在一些使轮廓的方向转变得最明显的地方。阿特尼夫的结论是，我们辨认模式的方法是通过对其“变化点”的分析进行的。他还画出一些从现实的实物中大大简化了的图案，即从一个变化点至另一个变化点画出直线。尽管这一做法使曲线变成了直线，但图形还是能够立即辨认，如在图26中：

图  26  不存在曲线，但人们仍将其看作一个弯曲的物体

——从事视觉错误研究的人员发现，如果要受试者长时间盯着某个假象看或者让他们的目光在这个假象上扫来扫去，那么，假象蒙蔽人们眼睛的力量将慢慢消失。即便假象中的一些迹象会误导大脑，但是，细心寻找终会从中发现真实的东西。

——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后来成为知觉研究领袖人物的心理学家欧文·罗克给受试者观看一个倾斜45度的方框，然后问他们，它看上去像个什么，他们说像颗钻石。然后，他让受试者也倾斜45度，使图像在他们的视网膜上呈方框图形。实验在同一间屋子里进行，在屋子的参照下，他们知道什么地方受到了倾斜。这两个信息来源经过大脑处理以后，使他们仍将方框看成一块钻石。这个简单的实验极大地影响了罗克对知觉的认识，使他得出结论，知觉现象必须在心理学视点上进行分析，在神经生理学的水平上做这一工作显然是不成熟的。

自20世纪40年代至今，神经生理学家已在视知觉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发现，这些发现对认知学家来说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已能记录小组神经细胞的电活动，到40年代，实验室研究者完善了装有电极的玻璃探针，其精细度——顶端细如发丝，直径仅为1/1000厘米——使其可以插入视网膜的单个细胞、膝状关节或插入经局部麻醉的猫或猴子的视皮层里。这种仪器使研究者得以观察在给动物照光或进行其他显示时单个细胞的电子释放情况。

这种技术给外形知觉带来了历史性的发现。20世纪50年代末，哈佛医学院两位极其聪明的神经生理学家大卫·胡贝尔（David Hubel）和托恩斯顿·威塞尔（Torsten Wiesel）测试出猫的视皮层细胞反应。他们把微电极埋在了猫的视皮层细胞里，研究者将猫用带子束缚妥当，再在屏幕上打出一束光线或一些光栅或其他图形。猫头被固定在一定的方位，研究者可从中探知视网膜上的哪一部分可以接收到图像的信息，并将之与被刺进的皮层区域进行连接。通过放大器和扬声器，他们可听到细胞启动的声音。安静时，细胞每秒只发出几声“噗噗”，但当受到刺激时，它会以每秒50或100声“噗噗”连续爆响。

由于视网膜和皮层的结构比较复杂，研究人员要费尽心机才能发现什么地方的哪些细胞对来自视网膜不同区域的信息产生反应。1958年的一天，这项令人极为痛苦的精细工作终于得出了令人惊讶和半是偶然的结论。胡贝尔发现：细胞对一个横向的线或边产生强烈反应，但对点、斜线或竖线的反应则非常微弱，或根本不起反应。

胡贝尔和威塞尔（及其他研究人员）继续证明，其他细胞对某些处在一定角度上的线条或对垂线或对直角或对明显的边际产生特别反应（在这里，物体与其周围的东西呈现对比）。显然，视皮层的细胞是非常专业化的，它们只对视网膜上图像的某些特定细节产生反应。这项研究及其他一些相关发现使胡贝尔和威塞尔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奖。

无论如何，胡贝尔和威塞尔的线条识别细胞理论是千真万确的。有趣的是，这种现象尽管是生理上的，可部分却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在1970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将一窝猫放在一个竖直的笼子里圈养，里面满是竖条，不让它们看见一根横条。5个月后，在对它们进行视力测试时，它们无法看见横条或横向的物体。神经学的解释是，对横向线条做出反应的皮层细胞在小猫的早年生活阶段已停止发育。同样，在城市长大的人在童年早期看见竖线和横线的机会要多一些，而看见其他方向线条的机会则相应少些，因而，他们对前者的反应更为灵敏。一个研究小组对一组在城市里长大的大学生和一组在传统的帐篷和房屋里长大、很少看见横向和竖向线条的克里印第安人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在城市长大的大学生表现出了较强的斜线效应，克里印第安人则没有。固定不变地看着下面这个图案的中心，也可体验你视网膜上竖直、横向和斜向检测器细胞的专业性。

图  27  使视网膜上的线条检测细胞产生混乱的图案

你看到的旋转和抖动，也许是因为，当你看着中心时，不同角度的光线靠得很近，眼睛不断的移动使视网膜上的图像从一种角度的线条跳到另一根线条上，从而发出一大堆信号，使专业化的、有方向性的敏感皮层接收器产生了混乱。

微电极法使神经生理学家能够解释视皮层的建筑——神经元，呈竖向排列，一栏里约有100个，且分有层次，一层层地穿过各栏——并能测量视皮层里每一部分的神经元对广泛刺激的反应。其结果是，人们得出了视皮层各个不同部分不同细胞的详细分布图，以及它们如何区分各种外形、亮度、色彩、运动、深度等所提示出来的线索。极为复杂的神经元对神经元、神经栏对神经栏的突触连接，将所有细胞的反应连接起来，从而为大脑提供视网膜上的图像这样一个复杂的编码信息。

然而，这一集中起来的信息在何地及如何让思维“看见”，这一点人们尚是未知。不过，认知型知觉研究可明显看出，视觉皮层专业化的反应并不是终极产品，至少在人类中不是。在错觉三角形的例子中，是观察者的思维，而不是其皮层细胞，提供了这个图像中所缺少的部分。其他不完整或降级图像也是这样，观察者有意识地唤起较高级的心理过程，填入缺损的部分，然后得以看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譬如下面的例子：

图  28  一幅降级图案，它是什么？

开始时，大部分人会将这一图案看作一堆排列着的毫无意义的黑块。呈反向的白色部分和里面藏着的字是如何看出来的，这一点尚不清楚。然而，一旦看出，思维几乎再也无法将之认定为一堆毫无意义的黑块。

第四节　看见运动

将眼睛视作照相机，这一比喻的意思是，我们是以快门的方式观察事物的，但我们的视觉经验是一种不间断运动的体验。的确，通过环境和环境中移动的物体来感知我们的运动，这是观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没有运动知觉的视力几乎毫无价值，也许比没有视力还要糟糕。这一点可从1983年《大脑》期刊上所报道的一例罕见的个案中看出。

病人是位妇女，患有严重的头疼、眩晕、恶心等症状，更严重的是她失去了运动感。脑电图和其他体检显示，在她主要视觉接受区域之外的大脑皮层里，有一部分受到损伤，而这一区域是主司运动感觉的。报告摘抄如下：

（她）失去了所有的三维运动视觉。比如，她无法倒茶和咖啡，因为这些液体看上去像结了冰一样，或就像一个冰块。另外，她也掌握不住倒水的时间，因为水快要倒满时，她无法感受杯子（或壶）里的运动……在有人走动的屋子里，她感到很不安全，很不舒服，只好很快地离开房间，因为“人们很快地走到这里或那里，可我看不见他们的移动”……她不敢穿过街道，因为她无法判断车辆的速度，但她可轻松地看到汽车本身。“当我首先看到车辆时，它好像在很远的地方。然而，当我准备穿过街道时，汽车一下子便出现在眼前。”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运动知觉的许多研究主要是处理外部的变量，移动物体的大小、速度、位置和其他特点如何影响其在我们视觉里的存在方式。这些研究与心理物理学不分上下——获取某些客观数据，对经验的内在过程却只字不提。尽管如此，它还是提供了这些过程的重要提示，即先天的神经过程与后天的认知过程。

关于先天低水平过程的典型发现是，研究者在婴儿面前把一个阴影或盒子状的图像打在屏幕上，然后让阴影或图像快速扩张，当图像扩大时，婴儿朝后靠一靠，好像要避免被撞上一样。这个反应绝对不是经验的作用，一个从未被快速接近的物体撞上的新生儿会以这种方式做出反应，就跟许多没有经验和新生的动物一样。这种对“快速放大”的物体所做出的避开姿势，显然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是通过进化传承下来的。一个快速接近我们的物体的视觉图像便可触发回避的行为，因而不涉及任何更高的精神过程。

关于后天高水平过程的典型发现是，1974年，心理学家戴维·李（David Lee）和埃里克·阿伦森（Eric Aronson）搭建了一个没有地板的房间，它可在一块不能移动的地板上从这里或那里溜移过去。他们将一个13个月至16个月大的、刚学会走路的婴儿放在里面，然后悄悄地将这个房间朝婴儿面对的方向溜移过去，也就是说，从孩子面前溜走，孩子会向前扑或跌倒，如果将房间朝另外一个方向溜过去，孩子会朝后跌倒。解释是，当墙壁移走时，孩子感到自己好像在向后倒，因而自动地通过向前扑倒而加以补偿。反过来亦如此。

这些及其他一些富有成果的移动知觉研究，使长期以来视眼睛为照相机的观点更加无法自圆其说。眼睛的屏幕不是感光剂，在它上面移动的图像并不是以静物的形式被清晰捕获。反之，视网膜是种由上百万个接收器构成的庞大组织，当受到刺激时，任何一个接收器每秒钟便要启动多次。当图像在视网膜上通过时，从一连串接收器上产生的连续脉冲流便一直进入视觉皮层。没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因为这一系统生成的并不是一连串的静止物，而是一条不间断的、不断变化着的信息流。

30年前所出现的一项关于移动知觉的戏剧性发现是，视网膜和视觉皮层里的某些神经元会对移动产生反应，而其他神经元却不会，移动的检测从单细胞水平展开。这种古老的进化性发展有助于一些猎物摆脱被吃掉的命运，也有助于捕食者发现并抓住猎物。一只青蛙会有效地捕捉任何较小的移动物体，但若只喂它已死的苍蝇或虫子，它就会饿死，因为它不认为这些东西是食物。其他许多简单动物也显示出类似的行为。青蛙的视网膜和大脑显然具有一些可对移动（和大小）做出反应的神经元，这种能力具有比视觉意义更大的生存价值。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胡贝尔和威塞尔等均展示了移动知觉器的存在。他们通过实验得出，当利用电极法记录老鼠和猴子的单细胞活动时，视网膜和视觉皮层中的某些细胞，且只有这些细胞，会对移动做出强烈反应。事实上，有些细胞只对一种方向的移动做出反应，另一些则对另一方向的移动做出反应。

其他调查者通过完全不同的方法确证了这一点。1963年，罗伯特·塞库拉（Robert Sekuler）及其同事通过投射一只向上移动的栅栏而确定了人类受试者看见物体移动的临界值（最低速度），然后让每位受试者稳定地看着移动的物体。几分钟后，受试者在栅栏以原来的临界速度慢慢走动时，再也无法看见它的移动。然而，如果速度提高一倍，他们仍能看见它的移动，且能在更慢的速度上看见它向下移动。结果表明，眼睛里存在着向上移动的检测器，不过它们已非常疲倦；也存在着向下移动的检测器，但它们仍未疲倦。在受试者观察向下移动的栅栏几分钟之后，实验者得到了以相反方向运动的比较结果。

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移动检测器疲倦的现象，但对它们的神经元基础毫不知情。如果盯着一道瀑布长时间观看（或其他连续移动的物体，如生产流水线），然后扭过头去，我们会看见向相反方向的移动错觉。以高速对一个方向上的移动做出反应的细胞会暂时疲倦，且不再产生反应，这时，对向另一方向移动产生反应的细胞，却会不断地以其正常的低水平保持运行，并以其喜欢的方向临时产生出移动的感觉。

第五节　看见深度

与实验室完全不同的是，在大自然中，所有的外形或移动都是三维的。要想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外形及移动知觉，首先要理解深度知觉。心理学家一向认为，深度知觉是知觉的中心问题，但深度知觉并不是自动和天生的，关于深度知觉的来源主要有两种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深度知觉是我们将暗示与深度经验联系起来的产物，这一观点始于洛克和贝克莱。从那时开始，那些联想-行为主义传统中的心理学家一直认为，我们在有意无意地将视网膜中二维图像的暗示与物体离开我们的距离这一经验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出三维的暗示。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感知深度是我们对所看到的事物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这一观点首先由J.S.密尔于1843年提出。在提到知觉时，他说，在我们观察到的东西中，1/10是观察，9/10是推理。在19世纪末期，亥姆霍兹进一步细化了这一理论，认为我们是根据视网膜上的二维图像无意识地推测出三维现实来的。从那时起，前进在认知方向上的心理学家大多认为，知觉（包括深度知觉）部分或大部分是高级心理功能的产物。

不管人们喜欢哪一种说法，对深度的暗示在日常生活中大都为人所熟悉，其在知觉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已被数以百计的实验证明。下面是一些主要线索及几个代表性的实验：

——明显的尺寸：物体越远，看上去越小。然而，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它有多大——比如一个人——我们就会从它所显示的大小上推断出距离，即使其位于一个毫无特点的平面上，我们从中得不出任何提示。在1951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一位研究者制作出一些扑克牌，其大小从正常牌的一半到一倍不等，然后在无任何有关距离提示的实验室条件下请受试者观看这些牌。受试者认为，一倍大的扑克牌离他们较近，只有一半大小的牌则离他们较远。其实，所有的牌位于同一个距离。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对月亮产生过“视觉错觉”，在我们眼里，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月亮远比在我们头顶上的月亮要大。对于这种现象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当月亮离地平线上的物体很近的时候，这些物体会影响人们对尺寸的判断。当月亮升到空中远离地面的物体时，人们的判断也会随之改变。

——视角：从观看者角度伸展开去的平行线，比如铁轨或墙壁的边角、地板和走道，可与距离结合起来。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提示的影响，可从图29中看得清清楚楚。视点坡度使我们认为远处的图像和近处的几乎一样，而事实上，前者只是后者的1/3大小。

图  29  双眼差异对深度的表达

——介入：当一物体被另一物体部分挡住时，我们会意识到，被挡住的物体要远于遮挡物体。我们远看城市风景时，可以非常容易地感受到某个遥远的高层建筑的距离，因为较低的建筑将高层建筑下面的楼层挡住了，但在海上，一个浮动物体的距离却很难判断。

——表面的质地——草原、水泥人行道——是不变的，但远处越来越细的纹路却是重要的线索，我们可据此看出物体在其表面上的距离。

——与近处的建筑物或山岗相比，远处的看上去平淡而模糊，因为中间隔着大量的空气。

——运动视差：在移动中，物体彼此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是重要的深度信息，特别是对近处的物体与相对较远的物体进行对比观察时。

——聚合与适应：我们在看较近的物体时，眼睛会向内收拢，眼球旁边的肌肉紧绷起来以形成焦点。看远处的物体时，眼睛为平行状，眼球处于放松状态。在判断10英尺之内物体的距离时，随之而生的内在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双眼差异：看相对较近的物体时，其图像会落在每只眼睛的最凹处，也即视网膜的中心，而同样远的其他物体的图像则会落在两个视网膜相对应的地方。不管物体的远近，其图像总是落在视网膜的不同地方，如图29所示。

两个视网膜图像之间的差异通过大脑进行解释，以指明哪个物体离我们远些。双眼差异在800～1900英尺之间的特写中效果最为明显。一些知觉理论认为，这是对深度的最重要提示。

前述所有深度提示都可用内在机制或后天学习的行为加以解释。但深度知觉的天生要素，却是由另外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加以证明的。

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验指明，深度知觉是本能行为。这些实验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由康奈尔大学的埃莉诺·吉布森完成的。这一次的合作伙伴是同事理查德·沃尔克（Richard Walk）。吉布森终生害怕崖壁，沃尔克却在二战期间让受训的伞兵从高台上向下跳，两人可以说是珠联璧合，创立出一种“视觉悬崖”，以验证老鼠对深度知觉的把握是来自先天本领还是来自后天经验。视觉悬崖是一块大的玻璃，下面的一半贴着瓦形墙纸，另一半也贴着墙纸，但其位置在几英尺以下的地方。问题在于，没有深度经验的动物——即从未在任何形式的高度上往下跳过的生物——是否自动避开看上去似乎要摔下去的物体。

研究者在黑暗中养鸡、鼠和其他动物，不让它们产生任何的深度经验，然后将其放在玻璃上的一块木板上。玻璃的一侧颜色较浅，另一侧颜色看上去较暗。结果富有戏剧性，动物尽管从未经历过深度，但总会避开较深的一边，并在板上颜色较浅的一侧跳下木板。

然后，吉布森和沃尔克开始对人类婴儿加以实验。吉布森后来回忆道：

我们不能在黑暗中哺育婴儿，只好等其能自行移动时，将他们对边缘的躲避当作我们的深度区别指标。结果是，只会爬行的婴儿的确会避开“很深的”一边。他们可能在学会爬行之前就已学到了某些东西，但不管是什么，他们的深度知觉绝不会从外部得到强化，因为父母从未报告说，有婴儿从某个高度摔下。

每位婴儿的母亲总是站在该装置的左边或右边向孩子打招呼。当婴儿的母亲站在浅色一边时，婴儿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立即朝母亲爬去；但当她们站在颜色较深的一边时，27个婴儿中只有3个敢向她所在的地方爬。

认为深度知觉内置于神经系统的极有说服力的证据，出自1960年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来源，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所，和一位同样不可思议的研究员，当时任电视信号发射专家的年轻电气工程师贝拉·朱莱茨（Bela Julesz）。

朱莱茨刚刚踏入视觉领域，就因为一个突然萌生的念头而在心理学界大出风头。他在阅读实体深度知觉方面的有关书籍时惊讶地发现，实体视觉的整体接受被认为是大脑将一些提示与每只眼睛图像里的外形和深度进行比较的结果。他们认为，这种结果形成了图像和深度知觉的重合。曾在匈牙利当过雷达工程师的朱莱茨感到，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为打破空中侦察的掩饰，人们会通过实体镜观察空中图像（从两个稍有不同的位置），从而使掩饰起来的目标以极其鲜明的深度跳出来。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理想的掩饰物，但观察过实体镜以后，人们可用一只眼检测到可从其背景中将一个目标区分出来的微弱提示。因此，我利用刚运到贝尔实验所的最大计算机即IBM704，来模拟理想的掩饰实体图像。

这些是由随机黑白点产生的图像，如图30的两个。如果单独观看其中一个图案，两个图案中均没有深度提示。然而，尽管它们的大部分相同，但中心部分的一个小区仍被计算机处理得稍稍偏向一边。因此，当人们用一只眼睛看一个图像并使这些图案重合在一起时，这个小区会产生双眼视差，看上去要从背景中漂浮起来似的。（要看到这个惊人的效果，可用一块4英寸×4英寸的纸板或一张纸竖直放在面前，并与本页垂直，这样做时，每只眼睛便只能看到其中一幅图案。看着图案的一角，过一会儿，两个图案会向彼此移动并重合在一起。这时，中心的方块似乎要从纸页上腾起约1英寸高。）

图  30  当这些图案通过实体镜方式重合在一起时，中心会向上浮动

这种随机点构成的立视图远不止是逗人好玩的把戏。它证明，实体视觉并不依靠每个视网膜上的提示形成三维特质的体验。反过来说，大脑可将无意义的图像重合起来，从而显示出三维特质中隐藏起来的提示。它不是认知过程，也不是学习如何解释深度提示的问题，而是一个天生的神经生理过程，发生于视觉皮层的某个特别层面中。一些组织严密且相互作用的细胞就是在这里发生了图案中点的相关作用，得出重合后的三维效果知觉。

关于深度知觉还有另外一种较现代的理论。胆识过人的怪杰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Gibson，1904—1980）将一个世纪以来对深度知觉的研究全盘抛弃，他认为：我们感知深度是“直接”和自动地产生知觉的，我们不需要解释看到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实际的东西。

吉布森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一座河边小镇，在中西部的不同地方长大成人。他有着一头卷发，方脸，长相极帅。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到史密斯学院任教。吉布森一度对相对传统的直觉研究着迷。二战期间，“陆军航空人员航天心理学计划”请他参与开发深度知觉测试，以确定谁具有飞行，特别是成功起飞和降落所必备的视觉敏感度。

吉布森认为传统的深度知觉提示，包括阴影和视点，都没有价值。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全都基于油画和客厅里的立体照相机，而不是基于现实中的三维特质；全都基于静态的图像，而不是基于移动。对他来说，最为有用也更现实一些的是两种提示：一是纹理坡度，就像飞行员在接近地面的最后阶段所看到的跑道上呈不规则形状变动的粗糙轮廓；二是动作视点，或一个人在环境中移动时物体之间产生的不断流动中的关系，包括飞行员在起飞和降落时看到的所有东西。这些提示很快得到接受，至今仍成为深度知觉中以提示为基础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吉布森的航空人员研究中包含着他日后观点的精华部分。深度知觉中最为关键的机制不是视网膜图像，而是物体之间相对关系的不断流动及其在感知者移动环境中的表象。

这一概念后来主宰了吉布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思想。当时，他在康奈尔大学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并对纹理坡度概念进行测试。在一些测试中，他将一些呈发散状的奶瓶放在观察者和有纹路的表面；在另一些实验中，他使观察者的眼睛扩展开来，以避免过于集中于纹理；他还在其他实验中，将乒乓球剖成两半，做成护目镜，使受试者看到的东西就像一团迷雾一样，没有表面，也没有体积。类似的实验，加上他对航空人员的研究，使吉布森慢慢抛弃了纹理坡度理论，将观察者在环境中的移动强调为深度知觉的关键。不管移动有多大或多小，它都会给视觉排列带来变化——从环境抵达眼睛的光线的结构模式，如图31。

视觉排列包含着从任何角度所看到的信息，这些信息将随着观察者的移动而变得无限丰富。即使是头部的最微小变化也会改变这种排列，会使看见的物体的外形发生变化，从而得出这种或那种物体的光学流动。吉布森渐渐相信，在视觉排列与流动里存在无限丰富的信息，它们可直接传递深度和距离，根本不需要心理计算或根据提示进行推算。

我们回顾了知觉问题的三种探索方法——神经生理学式、认知学式及吉布森式——认为三种共同存在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彼此并不排斥。以刺激为基础的神经学方法、以人类思维为基础的认知方法和以光学流动为基础的直接方法全都描述了整体现实的不同部分，它们彼此并不冲突，而是互为弥补。

图  31  视觉排列传达深度的方式

从这一视点出发，知觉似乎成为心理学知识中一个相对发达的领域，尽管其未解之谜尚有许多。对于这些有趣的问题，还有其他许多妙趣横生的答案。但这样的情景在现代心理学的其他研究领域里也比比皆是。未来是否会产生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理论，尚待时日进行证明。同时，我们知道，我们已在知觉问题上走了很远很远；我们更知道，等在前面的还有更多的未知。

第十五章　动机与情绪心理学家

第一节　基本问题

在春天的日子里，如果站在长岛海湾某个静静的河岸上，你可能看到雌性麝鼠大声尖叫着拼命游动，雄性麝鼠则狂乱地划着水紧追其后（无一例外的情况是，他最终总能捉住她，或她让他捉住）。在春天荒芜的海滩上，你还可能看到雄海鸥狂暴地驱赶雌海鸥，因为她不断地贴近他，想分享他的蟹肉。但一周后，你可以看到雄海鸥允许她叼走一块肉；再过一周，你会看到他正把一大块肉往她的嘴里喂；再过一两天，他则骑在她的身上，而她也默许着他的无礼。

据人们目前所知，这些动物从未问自己为何对方会这么做，也不知自己为何会这么做。只有人类才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这是我们给自己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心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早期的心理学家将行为的原因归结为情欲。在20世纪初，心理学家认为，由生理需要促发的行为取决于本能。

人类行为从解扣脱衣到写出十四行诗都有动机，但行为主义时代的心理学家只研究动物的动机。后来随着新认知主义的兴起，研究者着手调查人类的动机和情绪。但在起初的几十年里，他们的大部分兴趣集中在“直接认知”（信息处理、推理等），后来才转向“间接认知”。直到20世纪90年代，情绪才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占据了一席重要之地。

因为这一课题十分复杂，尽管不同的情绪研究者和理论家拿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但仍未出现一个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情绪理论。

但是，可以把这些理论分成三大类：一种是侧重情绪所引起的生理变化，如心率加速、体温升高、手心出汗以及大脑局部区域电波的变化等；一种是关注情绪所带来的感受，比如当我们问别人“你感觉如何”时自身的感受；一种是研究人们对于情绪的理解。

从20世纪到今天，人们对情绪的研究一直是沿着这个轨迹进行的：早期人们关注的是肉体理论，之后是与情绪和动机相关的自主神经系统（ANS）和神经中枢系统（CNS），最后是认知或思维过程。

心理学家的确只对情绪的较高级别发生兴趣：情绪服务于什么功能？是源于先天还是后天经验？是普遍存在还是因文化不同而有差异？肉体与精神过程是如何与其联系起来的？

心理学家还对下面一个实践问题很感兴趣：情绪如何与行为产生关联？

这样一来，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最终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中心问题，而情绪也被视作对这一问题的至关重要的回答。具体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解答。

第二节　肉体理论

谁会把一只老鼠饿上两天，再关在有食物的笼子里，可如果想拿到食物就要爬上通电的栅栏，从而爪子触电。谁会将一只母鼠放在笼子的一端，再将其幼鼠放在另一端。

虐待狂，你可能认为。但这是实验心理学家卡尔·J.沃登（Carl J. Warden）的“哥伦比亚障碍笼”，与虐待沾不上边儿。他希望通过上述实验观察并测量两种动机来源的力量，即饥饿驱动力和母性驱动力。

沃登的报告与其他行为主义著作一样，根本没有谈及本能，只提到了“驱动力”。驱动力是罗伯特·伍德沃思于1918年提出的概念，他认为驱动力将使动物趋向一个它已知的、可满足其需要的目标。心理学家假设，生理需要越大，驱动力也越大，该动物表现出来的活动也越多。为检测这一假设，很多心理学家进行了不同的实验。1931年，沃登的“哥伦比亚障碍笼”提供了检测同一驱动力的更有效方法。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发起了大量的实验来探索其他的主要驱动力，包括为满足水、氧气、性交、适宜的温度及避开疼痛需要的驱动力。1943年，这些动机的生理方面被行为主义者克拉克·哈尔（Clark Hull）归纳成一条简单的理论，即生理需要催生所有的驱动力，驱动力促使动物做出各种行为，当需要满足的生理需要被满足时，驱动力就减缓了。哈尔认为：动物的基本动机就是弱化驱动力。后来证明他的理论是不全面的。

还有些心理学家认为，生理变化正是情绪的来源，代表理论是詹姆斯-朗格理论。该理论认为，某项事实能激发某种情绪，并因此产生身体变化（如詹姆斯所言，我们遇到熊会发抖，并由于发抖而感到害怕）。

在许多年里，詹姆斯-朗格理论一直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到20世纪20年代，新的生理测量方法问世，研究者得以更客观地测量从前詹姆斯仅凭主观猜测所得出的身体变化，旨在观察血压、脉搏、出汗等受到自主神经系统（ANS）——大脑和脊髓之外的神经系统——制约的具体变化是如何与受试者所体验到的情绪发生关系的。许多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了詹姆斯-朗格理论的正确性。

然而，在1927年，杰出的实验者与理论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1871—1945）经过大量调查发现，詹姆斯-朗格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因而于1927年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彻底否定了詹姆斯-朗格理论。在文中，他提出了五种以自己和他人的研究为基础的证据。

比如，按照詹姆斯-朗格理论，生理的变化（内脏变化）传递至大脑产生情绪。坎农通过外科手术将老鼠的内脏与交感神经系统切断，所以来自心脏、肺、胃、大肠等的所有内脏信息均与大脑中断了联系，可是实验对老鼠的情绪反应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甚至到目前为止仍在进行的实验中，不断地产生新的证据证明詹姆斯-朗格理论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正确的。这些原因使詹姆斯-朗格理论得以继续生存下来。

近几十年来，众多学者对情绪和身体症状哪个是第一位的、哪个又导致了另一个的出现给出了复杂的、多方面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辩论的双方都有道理，而且，情感和认知的神经系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

总之，肉体理论对于情绪的来源给出了一个合理但又不完全的答案。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探讨一下上一个世纪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对当今理论的形成功不可没。

第三节　ANS及CNS理论

沃尔特·坎农的实验工作引发了对詹姆斯-朗格理论的争议，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情绪和动机理论。这两种理论都对后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坎农的动机理论与詹姆斯相同，他认为，外围提示给动物以动机，口渴会引发饮水，胃响会引发进食。他的情绪理论却完全不同，他认为，周边或内脏条件并不是情绪的起因，而是其他原因的伴生效果。这使坎农和其哈佛同事菲利普·巴德想到，愤怒和其他情绪起源于丘脑，即大脑核心中从感觉器官（除鼻子之外）接受信息并将合适的信息传达至皮层和ANS中的原初结构。按照坎农-巴德理论，皮层通常控制并抑制丘脑，但当丘脑发出某种信息时，比如看见敌人，皮层就放松控制。丘脑将其情绪信息传达到两个方向：一是神经系统，因神经系统会产生对情绪合适的内脏反应；二是皮层的后部，情绪感觉在这里形成。因此，情绪的体验及其内脏症状是丘脑信息的平行效应。

坎农的两种理论，解释了驱动力。尽管它们一度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最终仍被其他的实验证据推翻。1939年，研究人员两度利用“假饮”进行测试。他们通过外科手术在狗的食管里接上一根管子，将狗饮下的水接出来，以使水流不进胃里。尽管狗的嘴里大量饮水，却无法减轻口渴。显然，干裂的嘴唇并不是引起口渴的驱动力，它来自于一种更深层的内脏信号，并通过神经系统变成行动。

然而，坎农-巴德的情绪理论仍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尽管为后来的一些研究所修改。后来的研究表明，ANS、丘脑和神经系统中的其他原初领域可以自行生成情绪，并不需要内脏任何输入式的参与。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瑞士生理学家沃尔特·希斯在实验狗的下丘脑（位于丘脑下部的部分大脑核心）中植入电极，令其释放微弱的电刺激，结果狗立即做出愤怒的反应。当希斯将同样强度的电流送入下丘脑前面的区域时，狗开始镇定下来，并很快入睡。

另一个证据是20世纪70年代由发展心理学家J.E.斯坦纳（J.E. Steiner）提供的。他给一些新生婴儿拍照，在婴儿第一次通过乳房或奶瓶吃奶之前，让婴儿喝下有甜味、咸味或苦味的水。甜水使婴儿吮吸嘴唇；咸水使婴儿噘起嘴唇，皱起鼻子表示不悦；苦水使婴儿张开嘴吐水，或作呕。斯坦纳接着给先天无脑的新生婴儿（无脑是一种畸形，胎儿的大脑主干以上部分没有脑组织，该婴儿很快会死亡）做同样的实验，发现他们表现出的面部表情和反应与前述的一样。这样一来，简单情绪及其面部表情看上去就是由脑干形成的。不过，在正常儿童中，这些反应通过高级神经中枢做了部分修改，因孩子能学会哪些是社会中可以接受的情绪行为。

事实上对动机和情绪的高层次皮层影响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一直处于科研的前沿。新近一个病例充分说明了额叶皮质（认知过程的中心）对情绪的影响。病人名叫艾略特，30多岁，由于眼睛后面有一个巨大的肿瘤而患了剧烈头痛症。医生为他做了切除手术，但未能去掉周边的额叶组织。艾略特很快康复了，然而却失去了决策能力。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从此对工作和生活中犯下的诸多错误没有任何反应。著名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斯奥（Antonio Damasio）为他做了检查后写道：“我和他聊了几个小时，可他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没有痛苦，没有不耐烦，对我无休无止的问题也没有一丁点的反感。”当人们把令人不安的照片（如严重受伤的身体）放在他面前时，他说，手术前他会感到不安的，可现在他什么感觉也没有。

哲学及宗教传统认为，我们的驱动力和感觉来自于动物或生理的一个方面，但现代认知心理学通过艾略特以及其他具体病例发现，我们的动机和情绪大多受到思维的影响，甚至有可能起源于思维。

第四节　认知学说

心理学家们首先强调的是动机的肉体来源，接着强调的是其丘脑和淋巴来源，唯一忽略的却是一项一般人坚信的日常事实：动机的产生常取决于人类和高等动物的心理需要，而不是生理需要。

养狗的人对此非常熟悉。将狗放在一个新的或不熟悉的宅院里时，它们会立即在屋子里四处嗅嗅，东张西望。这些举动并不出于饥饿或其他肉体需要，而出于需要了解环境的心理需求。

父母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往往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不厌其烦地按动各种按钮，四处拨弄存钱罐或类似玩具，以期待找到这些物件的运行原理。

大家都知道，由于暴风雨或生病等原因而在家闭门几天之后，人们往往产生一种出门的需要，想要四处走走，看一下其他地方和面孔。长时间做同一件事的人，也往往希望干别的什么来换换脑筋。

基于行为主义的哈尔与基于心理分析的弗洛伊德认为，动物的基本动机是弱化驱动力。但在20世纪60年代，当认知再次成为心理学所关注的焦点时，一批研究者开始认为，弱化驱动力并不完全正确。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了高级动物经常受到认知的需要驱动，其行为动机不是生理需要或原初大脑的激励，而是心理刺激。

20世纪50年代及之后进行的其他实验显示，与行为主义学说相反的是，老鼠能学会做一些得不到奖励的事情——至少不是食物、水或其他满足其生理需要的奖励。例如，它们学会在笼子过暗时按动杠杆开灯，或当笼子过亮时按下杠杆熄灯。

动物不仅受到新奇性的激励，也会主动地寻找新奇的情景，以使自己受到激励。人类最有可能尝试新鲜事物，以激励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我们时常观看恐怖电影以获得惊吓的效果；观看色情材料以激发自己的性欲；挑选势均力敌甚至强于自己的对手进行游戏以挑战自己；开动脑筋解谜；等等。心理学家弗雷德·谢菲尔德（Fred Sheffield）极有说服力地证明，强化人类行为的不是驱动力的弱化，而是驱动力的引发。我们看电影、读书或玩游戏，真正的动机并不在于将之看完、读完或玩完，而在于观看、阅读和玩的过程。

然而，我们不喜欢，也不追求过多激励，我们只喜欢适度刺激，不喜欢过于强烈、过于可怕或过于混乱的刺激。这个原理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凡开车者、玩生理或心理技能的游戏者，或给他人打工者大都知道，当自己无聊或昏昏欲睡的时候，根本无法将事情做到最好，想把事情做好的压力过大时也做不好。

自我激励和解释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是获取竞争和控制切身环境的欲望。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来自皮亚杰和其他人就儿童通过游戏和学校教育进行认知的研究。有一个例子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一天，皮亚杰给10个月大的罗伦特（其儿子）一块面包，罗伦特将面包扔在地上，摔碎后捡起来，再扔到地上。这个动作他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极有兴趣。第二天，皮亚杰写道：

他持续不断地抓取假天鹅、小盒子和其他几种东西，每次抓到后就伸开胳膊让它们掉下去。他有时竖直地伸开胳膊，有时斜着伸在眼前或脑后。当物件落在新位置时（比如枕头上），他会重复这一地方两三次，好像要研究其中的空间关系。然后，他就修正了这种情形。

这些活动所取得的是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机制，并获得在某种程度对其控制的能力。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儿童时期，在成人阶段，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在强制自己增强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程度及处理环境的能力。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学家就认知对动机产生的影响方面有了新发现，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情绪经验及其生理症状的主要源泉是思维，而不是内脏、丘脑或边缘系统。

到目前为止，认知对情绪影响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实验，是1962年由斯坦利·沙切特（Stanley Schacter）和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er）进行的。该项实验所得出的理论整整主宰了20年的情绪研究。

沙切特认为，认知因素可能是情绪状态的决定性因素。他和辛格提出假说，认为人类不能从体验到的生理症状里找到情绪，要想做到这点，他们必须靠外部的提示。思维通过这些提示将身体所体验到的东西分类为愤怒、喜悦、害怕等。

为检验这一假说，沙切特和辛格请志愿者注射苏普拉欣，以检测这种维他命制剂对视力的影响。事实上，所注射的药物为类上腺素阻断剂，可引起心跳加快、面孔发红、双手颤抖等较为强烈的情绪。他在事先告诉一些受试者，说苏普拉欣有上述副作用，但对另一些人保密。

在受试者开始感觉到药效之前，他们被带入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假装也注射过这种药物的学生（合谋者）待在一起，各自填写一张长达5页的问卷。此时，合谋者将其早已预演好的两段戏之一表演了出来。当着某些受试者的面，他显得非常轻浮、愚蠢、开心，总是胡写乱画，将揉皱的纸团扔进远处的废纸篓里“投篮”，折纸飞机满屋乱飞，玩呼啦圈，等等，同时信口胡言，比如：“今天我真高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当着其他受试者的面，他会一边填问卷一边牢骚满腹，说里面的问题让他烦心（这些问题问得越来越接近个人隐私，越问越具有侮辱性，最后的问题是：“你母亲与多少男人有过婚外恋关系？”——对这个问题，多重选择答案中最低水平的次数是“4次及以下”）。最后，他会将问卷撕掉，把碎屑扔在地上，大骂着冲出房间。

研究者通过单面透镜观察受试者的行为，并给这些行为定分数，之后请志愿者填写一份表格，表明他们愤怒、气愤、讨厌或相反感觉的程度。结果非常有趣。在预先未告诉该药有副作用的受试者中，那些看到合谋者兴奋的人也会产生类似行为，说他们感到了兴奋；那些看见他气愤的人也会有类似的行为表现，声称自己的确感觉到了同样的情绪；而事先知道该药有生理副作用的受试者却没有类似的反应。沙切特和辛格的历史性结论是：

假如没有给人即时解释某种生理激励状态，他会给这种状态标上标签，并以他所知道的认知术语来描述他的感觉。在情绪状态取决于认知因素的程度下，我们应能预测的是，正好相同的生理激励状态可为“喜悦” “愤怒” “嫉妒”，或任何能叫出名字的情绪标签，具体什么情绪则取决于当时的形势。

情绪激励的认知学说立即走红。它不仅显示出认知，这个心理学家所喜欢的新课题的重要性，而且使先前得出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发现具有了意义。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心理学家们进行了数量繁多的相关实验，其中一些证实或反驳了沙切特-辛格学说，但大部分对之进行了确认与丰富。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主要在50年代，心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动机及情绪的主要来源。我们无法一一介绍这些种类繁杂的研究成果，在此只选举四例，并列出少量段落：

一

20世纪30年代中期，哈佛性格研究专家亨利·默里创立“主题知觉测试法”（TAT）以测试性格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无意识方面。他利用心理分析学说将这些方面编组为35种需要，如整齐、控制、顺从、进取、贬抑、教育、联系（归属和友谊）等等。35种需要中的每一种都是动机激发力量，此后的几年里，人们便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一一调研。

研究最深的也许莫过于成就需要，或按心理学文献中的术语，是成就欲。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戴维·麦克莱兰德（David McClelland）及其同事对成就欲极强者的性格和行为及其来源进行过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研究。他们发现：成就欲较强者喜欢那些能提供具体反馈信息的任务，因此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增长和扩张的工作。成就欲较强的男孩，在其很小时其母亲必定期望他能够独立，并依靠自己生活，她们对孩子的限制也远低于那些成就欲较弱的孩子的母亲。对23个现代社会的调研发现，社会看待成就的价值观往往反映在儿童故事中，并与其近几年电力生产的增加有所关联。

所有这些指明，取得成就的动机是从一个人的母亲和社会那里得来的，因此在本质上属于认知型。

二

弗洛伊德认为，在孩子学会控制他或她的即时满足的冲动，并为得到更大的回报或因不能为社会所接受而推迟其冲动之时，自我，或很大程度上有意识的自我，会慢慢形成。因此，较大儿童和成人身上的动机尽管受快乐原则的力量影响，但在方向上属于认知型。

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发展心理学家收集到的实验证据支持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发展理论。比如，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chel）及其合作者让孩子们在直接但较小的满足和延迟但较大的回报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7岁孩子选择的是直接满足，大多数9岁孩子则选择延迟但较大的回报。

同时，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茨·哈特曼的著作一直成为改变心理动力心理学的焦点。人们发现，自我比原来想象的更有力量，更有影响力，本我的力量则相当有限。对于致力于心理动力学研究的心理学家来说，这一发现意味着成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意识的愿望、自我保护机制和价值观所激发的。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治疗者和学院式心理学家大都在热情地探索自我如何利用积极的认知力量以战胜压力，并在犹豫不决时抵消焦虑，同时也探索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无理防范和自我防御。

三

20世纪的大部分心理学家，从弗洛伊德到斯金纳，都是决定论者。作为科学家，他们相信，人类行为就像现实世界里的所有现象一样，皆是有因的。按照这一观点，个人的行为中有一些或大多数取决于他们的意志。然而，“意志”一词在20世纪中期即从心理学中完全消失，今天，在大部分现代教材中，甚至连一句也没有。然而，这一概念并没有死亡。它改头换面，以别的名字存活下来，且理由充分。

一方面，心理治疗学旨在使病人从无意识力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只能意味着，病人能有意识地在选择中进行衡量和判断，并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不是意志行为，那么，这一决定又是什么呢？

另一方面，发展心理学家发现，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元认知”——对自己的思想过程和管理这些过程的能力的认识慢慢出现。儿童渐渐发现，他们有多种方法来记住一些事情，形成问题的求解策略，并对物体进行分类。他们开始练习，对自己的思想过程进行有意识的、自愿的控制。

再有，认知心理学需要设计一种现代的意志对等物以解释决策现象，它们可见于思想与解决问题的无数次研究之中。人工智能专家指的是一些程序中能刺激思维的“经理功能”，也就是那些能衡量在任何点上所取得的成果并能确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步骤的程序部分。值得强调的是，人类无论将决策视作完全可预测的管理过程，还是将其视作自愿的行动，其动机在起源上都是认知型的。

四

默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社会因素是动机的来源，但这一提议未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在50年代，他的这一提议成为1954年由亚伯拉罕·马斯洛所整合的动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斯洛也成为50年代和60年代人文主义心理学运动的领袖人物。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和来自需要的动机是一种结构或金字塔。它的宽大基座由生理需要构成，其他一切均建立在这一基座之上；它的第二层由安全需要构成（安全、稳定、不再害怕等）；再上一层心理需要，这里的大部分在本质上表现为社会性（归属感、爱、联系感、接受以及得到尊敬、同意和承认的需要）；最后，在塔尖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自我的需要，使自己成为能够成为的事物）。

其他人对社会动机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了类似的课题，并清楚地说明了社会动机是如何与个人的性格紧密关联的。比如，性格不稳定的人需要赞同，其结果是，他们持续不断地要求传达社会大多欲求的特性。在性格测试中，他们会宣称自己具有令人赞扬但很少是真实的情操，比如：“我从未十分反感什么人。”他们往往否认自己拥有那些不好但经常是真实的习惯，比如：“我很不喜欢说闲话。”大部分人都以这种方式寻求社会的赞同，但特别需要赞同的人在这样做时往往达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别人常认为他们是假正经。

社会动机的另外两个方面成为许多实验的课题，分别是：对联络的需求（研究显示，焦虑者比不焦虑者更需要联络）；对自我价值感的需求（研究显示，自我价值感较高的儿童往往比自我价值感较低的儿童更愿意从事谋取领导地位的社会冒险活动）。在两种情况下，社会行为中的一部分取决于认知因素：前者取决于个人在朋友中焦虑的弱化感觉，后者取决于个人自我价值的有意识评估。

社会动机的其他方面也成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该领域的热门话题。研究之多，不胜枚举。社会动机内容非常广泛，我们所提到的仅仅是沧海一粟。然而，我们的确不能在此浪费更多的时间。在过去30年里，尤其是近15年来，情绪与动机这一领域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发现。那还等什么呢？让我们快点徜徉在该领域重要发现的海洋里吧。

第五节　缝缝补补的被子

在心理学领域似乎是这样，早期的理论往往为后来的实验研究所否认并抛弃，同时，新的理论不断推出。但现实总是复杂许多：再后来的证据往往重新证明旧理论的有效性，而所谓的新的学说似乎又与证据不符。因而，在心理学中，人们很少能证明某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反之，它们看上去总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但当其与其他学说串在一起，拼凑成一床虽不整洁但屡经缝补的理论被子时，却显得很有价值。

詹姆斯-朗格学说就是一则很好的早期理论的例子，直至今天，它仍然在这块理论的杂拼被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它看上去似乎被坎农的研究抛弃，接着又被沙切特-辛格的实验一举推出历史舞台。但在1980年，著名研究者和科学挑战者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却以新的形式使它复活。

扎伊翁茨出生于波兰，由于德国对波兰的战争干扰，他直至35岁才完成博士学位课程。然而，尽管起步较晚，他仍然完成了许多具有相当意义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社会心理学方面，为此也赢得了许多荣誉。他极不安分，喜欢解决令他“烦恼”的问题，并总是大胆地勾勒出它们的答案，然后便弃之不顾，让其他人来完成细节。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扎伊翁茨对“接触效应”进行过若干实验。扎伊翁茨让志愿者观察一些日本商标，有些只给看一次，有些商标则给看27次之多。然后，他问志愿者哪些是他们认识的，哪些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最喜欢的是看过多次的商标，即使它们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

这一发现解释了我们之所以转而喜欢某些产品或人，仅仅因其名字或形象在我们面前重复的次数太多。扎伊翁茨从这里看到了某些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东西，感觉反应（感觉状态）可在认知之外发生，也可在认知性评估之前发生，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比认知更为负责。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富有挑衅性的文章——《感觉与思想：偏好不需要推论》，文章里讲到了情绪生理来源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激怒了许多认知心理学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理查德·拉扎罗斯成为扎伊翁茨的最主要对手，他激烈地抨击着扎伊翁茨的观点。他在同一家杂志上提供大量的反证，最著名的是他自己收集到的数据，其中受试者的情绪被电影唤起，又被给出不同信息的声道形式改变。拉扎罗斯此前曾利用电影中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剧情做过实验。在片中，土著人用锋利的石片对少年男性做阴茎下皮开槽手术。当这一切开仪式的声道着重强调其痛苦和残酷时，一些观众感到极其难受，但当声道强调少年目不斜视地正视这一仪式并因此获得地位和成人的好处时，观众的反应则平缓下来。拉扎罗斯的结论是：

认知活动是情绪产生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要体验一种情绪，人们必须得理解——不管是原始的评估知觉或是高度不同的象征过程——它们的好处均包含在一种转换之中，不管其是好是坏。对那些为自身得到好处而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毫无知觉，就不会产生情绪反应。

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他在情绪的认知作用上抱着“最坚决的态度”，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且完全的条件。（“完全”一词是指，思想能够产生情绪；“必要”一词是指，情绪不能在没有思想参与的情况下产生。）

扎伊翁茨和拉扎罗斯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但其他人的研究似乎在指明，两种认识都没有过错，他们的发现并非彼此不容。

譬如说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刘易斯及其同事的发现。人的六种基本情绪（喜悦、害怕、愤怒、悲伤、厌恶和惊讶）是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出现的，但另外六种情绪（窘困、移情、嫉妒、骄傲、羞耻和内疚）则是在孩子发育了认知能力和自我意识之后才出现的。

尽管没有达成一致，这一领域里的许多著名人士却大多采取一种新的达尔文式情绪理论。他们认为，这些情绪是信息源，可让我们评估并判断出应采取哪些行动才能达到目的。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情绪和认知均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即自我保护。

这一点仍然没有解答我们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何经常体验一些可误导我们的、无用的或可使我们受伤的情绪。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尼可·弗里吉达（Nico Frijda）提供的几种答案是，坏情绪有时来自于对情景的错误估计，有时来自于一些个人所不能应付的偶然事件，有时来自于一些特殊情形中产生的应急反应。在这里，稍加迟缓和更为深沉的评估可能对我们更加有利。

当面对一种威胁性较大或非常紧张的情形时，我们的情绪并不是行动的指南，而是痛苦和疾病的来源。被狂徒扣押的人质、前线的战士、晚期癌症患者都不能从他们的情绪中得到任何益处，只能受到它们的伤害。最后，如果我们产生互相矛盾或不可兼有的欲望，或产生与社会禁忌相左的欲望，我们就能体会到病态的情绪。

近几年来，许多动机和情绪研究者一直在东挖西采，虽未找到富矿，也没有惊人的发现，却为刚刚出现的有关情绪与动机的多元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他们的研究范围很广，从体细胞到神经再到认知，无所不包。下面是各种各样的例子。

——比如，一些人探索出具体的神经传递器是如何影响动机和情绪的。一簇神经传递器分子可堵住某些神经接收器，并以此来影响食欲，肥胖者在服用这种化学药品后能减少进食。然而，这一点并不能反证沙切特的发现，即肥胖者受思维的提示而产生吃东西的欲望；它只能说明，他们的进食可能受到不止一种因素的影响。

——其他人依旧沿着更古老的办法研究下去，即辨别情绪中的不同生理反应。在最近一项研究中，172名志愿者说出了他们感觉不同情绪的身体部位：羞耻感主要在面部，恐惧感可产生于许多部位，但主要集中地是肛门，厌恶感产生于胃部和喉部等。但这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并不意味着情绪经验主要来自于肉体体验。反之，他们认为，肉体信息是组合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一过程包括意识、认知评估和身体感觉，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再有一些人长期致力于对儿童的观察，旨在寻找移情和利他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他们发现，婴儿在听到其他婴儿啼哭时自己也会啼哭，显然，这是一种最为原初的移情形式（同一婴儿如果听到自己在录音机里的哭声却不啼哭）；还有，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将近1周岁的儿童在看到或听到另一人经历痛苦时，也会产生痛苦的表情，2～3岁的儿童则试图安慰甚至帮助另一个处于疼痛中的人。这些结果导向一个合理的结论：对他人的痛苦做出类似反应的倾向是天生的，但同情的情绪和因之而起的利他主义行为却是性格发育和社会化的结果，并在移情的基础上不断增长。

——安东尼奥·达马斯奥区分了两个概念，即情绪状态和情绪感受。情绪状态是指情绪所引起的身体症状，而情绪感受指的是对症状的认知。至此，他和威廉·詹姆斯的论调如出一辙。不过，和詹姆斯不同的是，他认为情绪状态和情绪感受可以是潜意识的，而且，对一种强烈情绪体验过后，便成为一种“体标记”，如对紧急情况的迅速反应以及迅速决策等。为了证明“体标记”的存在，达马斯奥对腹内额叶损害的患者进行了测试，并把测试结果和“实验对象”进行比较。双方对突然一声巨响这样的刺激都有反应，皮肤电导增加，这是与生俱来的特质。然而，当把一些灾难或身体伤残的照片摆在他们面前时，实验对象的皮肤电导急剧改变，而腹内额叶损害的患者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这种反应是需要后天学习的。患者以往的经验和他们的体系统不再有任何联系。

——与达马斯奥的研究相关的另一些研究对杏仁体（大脑颞叶内侧左右对称分布的两个形似杏仁的神经元聚集组织）受损的病人和正常人的吃惊反应进行了比较。两组人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都感到吃惊。然而，如果声音来自一个漆黑空旷的大街，那么，正常人的反应更为剧烈，而杏仁体受损的病人则没有任何反应。不过，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杏仁体受损的病人认为，漆黑的街道的刺激更为强烈。他们明知如此，可事实上却无动于衷。

——一些研究人员对情绪对认知和记忆的影响颇感兴趣。新近有这样一个研究，让受试者看单词。第一个关键词闪动0.4秒，接着是两个单词，其中一个单词他们刚刚看过。如果关键词代表某种情绪（积极的也好，消极的也罢），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而中性词则不然。显然，如果我们看到的东西对我们的情绪有影响，那么，我们便会很清楚地识别它。至于记忆，各种研究表明，如果情绪“对劲”，那么，受试者很容易回忆起某些事件和信息。情绪好时，会回忆起生活中愉快的事情；反之亦然。

——在过去几十年里，情感智商或情商成为很多研究和理论的焦点。情商是什么？因人而异。有人认为，情商就是理解情绪、控制情绪的能力。也有人认为，情商指的是人类在对行为进行判断时对情感的依赖。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在其著作《情商》中写道：“聪明有时和智商无关，但与自我意识、冲动控制、热情动机、感情移入和社会经验密不可分。”总之，他认为，我们的情绪有时非常聪明，有时极其愚蠢。一项人格测验表明，情商高的学生与他人相处得比较好，更容易得到父母的肯定，与朋友打交道也比较愉快。在对保险人员的研究中发现，情商高的员工在老板眼里也会有极高的评价，如更容易破解压力，更懂得社交，更具领导才能，因而，更容易获得晋升的机会，并因此获得更为丰厚的报酬、更好的待遇。

上述例子充分表明，情绪和动机这一古老的领域正在焕发勃勃生机。不过，过去80多年间的诸多发现能不能串在一起，形成一种纯粹的动机与情绪学说呢？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一点大有可能，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统一方案。不过，通过对顶尖级的教科书的调查发现，詹姆斯-朗格理论、坎农-巴德理论以及以沙切特、拉扎勒斯为代表的认知评估理论，这三大理论均有道理，其他理论也无不如此。的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让大家接受的统一答案。

现在，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我们何以这么做？”截止到今天，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或者一个总体设计来解释所谓的“被子理论”。那些希望得到一个简单易懂的答案的人，看来只能暂时放弃心理学了。至少，目前如此。

第十六章　认知心理学家

第一节　革命

1960年的乔治·A.米勒（George A. Miller）虽然年近40岁，但看上去仍相当年轻。他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并且在这一职业领域前程似锦。然而由于他对思维的兴趣,他的内心并不安分，总是感到一股无法遏止的冲动——暴露自己的本色，即使这么做意味着放弃他在哈佛的地位。

思维难道不正是心理学关心的核心问题吗？这有什么可思辨的？

并非如此。40年前行为主义者开始主宰美国心理学。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看不见、非物质且只能推测的思维是一种过时的形而上概念，任何一位关心自己前途和名声的实验心理学家都不会硬碰这一话题，更不愿耗时费力地研究这一课题。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米勒已成为一个公开的心灵主义者。在阿拉巴马大学读一年级时，他对心理学毫无兴趣，甚至有点讨厌它 ；要么是教育所致，要么是鬼迷心窍，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他读二年级时，由于一个女孩的影响（后来他娶了她），参加了一次唐纳德·拉姆斯德尔教授的心理学讲座。拉姆斯德尔教授在米勒的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他拿到了语言与交际专业的硕士学位。此时，拉姆斯德尔教授给他提供了一个教授心理学本科生的教职。尽管他此前从未正式接触过这门课程，不过因为这时他已结婚并成为父亲，确实需要养家糊口，于是答应了。一年之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

他去哈佛继续自己的研究生课程，并在那里彻底领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他成为一个拔尖的学生，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成为讲师。在接下来的14年里，他先在哈佛，后到麻省理工学院，主要从事语言与交际等方面的实验研究。这迫切需要他对人类的记忆和其他高级的心理过程进行思考，不管其是否愿意。他参加了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暑期研讨班，此后在内心深处更加接近心灵主义。在这次研讨中，他与语言心理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在学年休假期间，他前往帕罗阿尔托的行为主义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在那里工作一年，学到了许多思维研究的新方法，特别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进行思维过程的刺激。

米勒于1960年回到哈佛，他开始对哈佛心理学系所限定的狭窄心理学概念产生不满。他想建立一个类似于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的地方，他把这个梦想告诉了朋友和同事杰罗姆·布鲁纳。布鲁纳理解他的感情，于是，两人一起去找院长麦克乔治·班迪。班迪大力支持，并在卡耐基公司的资助下，为他建立了哈佛认知研究中心。这使他成为一场运动的领袖，极大地改变了心理学的焦点和研究方法，且此后一直引导着心理学的发展方向。

乔治·米勒的挺身而出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的实验心理学态势。起初为少数人，接着为大部分人，他们抛弃了老鼠、迷宫、电栅栏及可以发放食物的杠杆，转而研究起人类的更高级心理过程。在整个60年代，这场运动发展迅猛，被誉为“认知革命”。

有多种因素促成了这场运动。在过去20年里，诸多心理学家都以不同方法对心理的过程进行探索。凑巧的是，其他科学领域（其中一些我们已经说过，还有一些马上就要提到）里的发展也对思维运行机制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

——神经科学家利用微电极探针和其他新技术，对涉及思维过程的神经现象和细胞交接进行了观察；

——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发展了信息理论，并利用它对人类交流的能力和局限性进行解释；

——人类学家分析了不同文化中的思维模式，发现一些心理过程可根据民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另一些则带有普遍性，因而可能是先天的；

——心理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获得和用途进行研究，开始认知思维如何获取并控制我们称作语言的复杂的符号系统；

——作为新出现的杂家（部分为数学家，部分为逻辑学家，部分为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对思维提出了一套崭新的理论模式，并设计出一些似乎能进行思考的机械装置。

到20世纪70年代末，认知心理学及其相关领域被统称为认知科学。到了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人们期望它能取代心理学。然而，事实上心理学发生了变化，开始吸取认知科学的新观念。今天，心理学的大部分领域涉及认知科学的课题，而认知科学的某些领域也包含了传统心理学的领域。认知革命确实是一场令人难以相信的伟大变革。

计算机科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最大。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是二战期间深入研究的结果。当时，盟军需要能够计算的机器以快速处理大量数字，引导防空火炮，操作航行设备等。但即使运行速度极高的计算器也需要操作人员给它下达指令，告诉它下一步该做什么，这一点不但严重阻碍了计算器的速度，而且还可能导致计算不精确。到20世纪40年代末，数学家和工程师开始给机器提供一套存储在其电子记忆中的指令（程序）。现在，机器可快速而准确地指导自己的操作，执行较长的程序，并做出诸如下一步如何做的决定，于是计算器发展为计算机。

计算机可能在某些方面发挥思维功能的概念——当时，这种想法听上去不像科学，更像科幻小说——于1948年首先提出，是冯·纽曼（von Neumann）和神经生理学家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 Culloch）提出来的。

这个概念吸引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当时，他是卡耐基学院（现为卡耐基-默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但他绝不只是政治学教授。西蒙是电气工程师的儿子，自幼聪慧，在学校总是跳级，因而在朋友和同学圈子里，他总是最年轻的。他不喜欢运动，自小在威斯康辛长大。在大学里，他总是自视为一个知识分子，但在实际上，他总是见异思迁，兴趣非常广泛。他虽为一名政治学家，但对数学等饶有兴趣，自学了数学、经济学（1978年他荣获此领域的诺贝尔奖）、管理学、逻辑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

1954年，西蒙及其年轻的研究生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都对计算机和思维产生兴趣，希望能创造出一种会思维的计算机程序。

一年半之后，西蒙和纽厄尔于195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信息理论学术会议上成为举座震惊的焦点人物，他们描述了自己的智力产品“逻辑理论器”。这种程序能以逻辑形式证明一系列公理，逻辑理论器是第一个人工智能程序。尽管并不是非常智能化的，但作为第一个能进行某种类似思维活动的计算机程序，它所取得的成就的确是石破天惊的。

在第二年末即1957年末，纽厄尔、西蒙及一位大学生克利弗德·肖已编写出另一个更为聪明的程序，即GPS（通用问题求解器）。它合成了一系列与许多智力任务差不多的宽泛原理，包括几何公理的求证、解决密码算术问题和下国际象棋。GPS会先走一步，而后察看结果，确定这一步骤是否已向目标趋近，再调整接下来的可能步骤并加以测试，看哪一步能使其更进一步接近目标。

GPS（即后来的人工智能程序）的两个基本特征为认知心理学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因为它们给心理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更详细也更可操作的心理过程的概念，同时也提供了调查这些概念的切实办法。

第二节　二次革命

什么？又一次革命？来得如此神速！

20世纪80年代一夜爆发，认知心理学领域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受到它的影响。这就是认知神经科学革命。

认知神经科学（也叫行为主义神经生物学）的爆炸性发展也给认知过程带来了一束完全不同的曙光。其目的是用生物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心理过程，我们已接触过这样一个例子，即胡贝尔和威塞尔就只对特别形状或运动方向产生反应的视网膜细胞所做出的历史性发现。

在认知神经科学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前几十年的时间里，行为神经科学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在思维过程上进行研究，而是就“湿件”（ 计算机专业用语，指相对于软件、硬件而言的“件”，即人脑）中实际发生的现象进行研究。这些湿件是1万亿至2万亿个构成人脑的神经元。

在所有认知过程中，特别是在更高级的物种中，最基本的是记忆。认知神经学家一直在设法辨认记忆力如何以细胞水平存储，又存储在什么地方。记忆和其他高级心理过程只是一些在大脑的迷走神经和极微管道中流动的离子和分子。然而，大部分认知心理学家认为，神经现象并不能就认知现象提供足够的解释。

大多数认知心理学家相信，从记忆里调出一个单词，并不能与神经元上千万次的发射及其产生的几百万甚或几十亿次突触传递相提并论，但它却是这些发射或传递的结构或模式的产品。对记忆的神经生理研究虽有价值，但它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学习，如何辨认我们早先经历过的事物，或从记忆里检索所需的东西——比如我们讲话时要用到的词汇。这些现象或副现象，不是由认知神经学，而是由认知心理学掌握着的。

知名神经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中心主任玛莎·法拉回忆道，1980年，当她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时，“我想选修神经解剖学，于是我就去听课了。课堂上，我该学的内容一是大脑的工作原理，一是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与研究没有任何关系”。

到底是什么终结了与大脑脱钩的心理学的统治地位？原因很多：

——有关神经传导、大脑底部构造与功能以及强化学习中突触连接的分子和其他因素方面的数据越来越多；

——计算机认知模式的缺陷（显然，尽管计算机可以模拟认知的某些方面，但是，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非常复杂，远不像计算机的线性程序那样简单）；

——由于神经学在大脑的工作原理方面有了很多重大发现，一些著名认知心理学家的反对声变得越来越弱；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研究远远超出了大脑生物学，他们的研究领域应该叫作“认知神经科学”。正如在其他的领域一样，真正改变神经科学领域并引发第二次认知科学革命的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全新的工具或者说一套工具。这套工具就是大脑扫描装置。这种装置可以对工作中的大脑进行造影，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们可以记录大脑工作时本身所发生的物理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生理学家可以通过脑电图记录脑电波，这对研究人脑在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下的电波差异以及癫痫发作时脑电波的反常现象非常有用。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弊端，它无法定位具体认知过程中的大脑活动，因为它反映的是大脑整体的电波活动，而不是具体区域或者大脑的结构。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科学界出现了重大突破。一是PET（正电子发射X射线层析照相术）扫描技术的发展，这是多年来对大脑血流进行测量实验的结果。进行PET扫描时，病人仰卧在一张狭长的桌子上，桌子卷成一个很大的管状机器。旁边的一台回旋加速器生成一个弱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一两分钟后插入病人体内。对同位素很敏感的扫描仪记录大脑断面的血流，同位素显示大脑活跃的部位。PET扫描技术可以用于临床，研究大脑的受损程度或者异常情况。然而，认知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很快就利用这项技术研究大脑在认知过程中哪个部位血流升高。

1983年又出现了另一种很重要的工具CT（计算机断层X射线扫描术），又称CAT（计算机化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事实证明，对于研究各种生理问题、大脑结构以及识别脑部病变来说，它是个不可多得的医疗工具。和做PET扫描一样，做CT扫描时病人仰卧，扫描仪有一个X射线源和一套辐射探测器，扫描仪从多个角度向病人的不同部位发出辐射。由于生物材料密度不同，因此，探测器收集的数据揭示了扫描部位的内部结构。这些数据经计算机程序整合处理，生成一个完整的X射线影像。CT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主要用于临床医学分析，然而它在大脑结构的认知研究方面也很有价值。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分辨率不高，结果不太理想。

迄今为止，最新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工具是MRI（核磁共振成像）。和CT一样，病人要仰卧进入设备。该设备的大小类似一辆小型的越野车，在工作中会发出一种很可怕的声音。它的工作原理是生成一个巨大的磁场，穿透病人的大脑。和CT的辐射不同的是，核磁对人体无害。而且，与CT相比，能更好地揭示大脑的内部构造以及大脑的活动方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水和人脑中脂肪的主要成分氢质子像一块块很小的磁铁一样，在磁场的影响下排列起来（一般来说，其定向不受地球弱磁性的影响，是随机分布的）。接着，无线电波经过病人大脑，改变质子的定向。不过，无线电波一旦停止，质子马上弹回到磁场产生的定向，并释放能量信号。探测器发现信号后，产生图像，这比任何方法所产生的图像都更为清楚，分辨率更高（1毫米的空间分辨率和1秒的时间分辨率）。

最重要的是，从认知研究人员的角度来说，如果病人在扫描时执行一些“规定的任务”，那么，核磁共振成像会详细地揭示认知过程中大脑哪个区域在活动及其活动的程度。十几年前，基于核磁共振成像的几个小时的研究抵得上一年的文献研究。如今，可以说，基于核磁共振成像的一年的研究抵得上几千年的传统研究。

这一切对于心理学这门研究人类大脑的科学又意味着什么？至于这一点，那完全取决于谁是评估人员。

大部分专注于认知过程而非湿件研究的心理学家依旧利用传统的方法来研究。不过很多心理学家也开始借助于扫描技术，他们不再把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看成是各种独立、毫不相干的领域。心理学家史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和罗宾·罗森伯格（Robin Rosenberg）这样写道：“公平地说，神经成像技术彻底改变了心理学，让研究人员可以轻松地回答上世纪80年代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认知神经科学就是未来的心理学？当然不是。然而，一些认知神经学家认为他们的研究领域在未来极有可能会成为心理科学的主流。当有人问及认知神经科学最终是否会成为首要的心理学理论时，玛莎·法拉答道：“会的，因为认知神经科学范围更广，使用的方法更多，其中就包括认知心理学。它通过分子——细胞——系统的方法，揭示大脑在传统的认知心理学过程中的各种活动，如人类学习、思考的方法、行为模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个性品行的形成等等。从原则上讲，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各个层次的大脑活动的各级描述加以解释。”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认知心理学的故事，好好研究一下近几十年来该领域最重要的一些主题。

第三节　记忆

20世纪60年代，至少在学术界，认知革命很快赢得某些高级心理学家的认可，相当多的年轻心理学家和心理学研究生开始狂热地转向这一领域。一开始，他们集中研究认知的第一个步骤——知觉，但很快便将注意力转移至思维对知觉的利用，即它的更高级心理过程。到1980年，心理过程的理论家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将认知心理学定义为“理解人类智力的本质及人们如何思想”的尝试。

按照信息处理学说，最基本的一步是如何储存输入记忆的数据，不管其存储时间为几分之一秒还是一辈子。记忆对于思维具有何等重要意义，这一点没有谁能比经受阿尔茨海默氏病（老年痴呆症）折磨者体会得更深的了。他可能在话讲到一半时突然忘记自己想说什么，在沿着小路去自己的信箱取信时会突然迷路，他可能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对自己也突然间陌生起来，并因此大发雷霆。

乔治·米勒于1955年在东部心理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过一篇演讲，该演讲后来成为研究记忆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家的界标。他的开场白是：“我的问题在于，我一直受到一个整数的折磨。”这个整数就是7。米勒感到非常神秘和难以忍受的是，许多实验已经显示，人们可以即时记住的往往是7位数（人们经过短时间的研究之后可立即记住像9237314这样一个数字，但记不住像5741179263之类的数字）。

米勒说道：限制即时记忆的并不是7个数字，而是或多或少的7个单元。比如，7个单词、名字或诸如FBI、IBM、NATO、电话区号、所熟悉的惯用语之类“单位”，其中的每一个都包含有比单一的数字更宽泛的信息，但都是易记的。

即使分为若干单位，与我们需要学习、长期记忆且在需要时调出来的材料的巨大数量——我们的日常经验、语言和各类基本信息——相比，即时记忆的能量仍显得微不足道。

为解释这种不一致现象，确定记忆如何工作，认知心理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 年代进行过多次实验，人们将这些实验结果串在一起，形成了人类记忆的信息处理全图（见图32）。在这幅图中，记忆由三种存储形式构成，从几分之一秒到终生不等。有的只需几秒钟便会很快消退，但也可能转变为半长久或长久记忆。研究者和理论家以类似于流程图的形式描述了信息的类型和传递过程。

图  32  人类记忆的信息处理模式

最简单的记忆力形式由感觉“缓存器”构成，进入的感觉在这里得到接收并保持。研究者通过旋转实体镜证明，不但缓存器存在，而且记忆在消失之前能在其中（缓存器里）保持多长时间也能被测出。在1960年的一项经典实验中，心理学家乔治·斯珀林（George Sperling）在一块屏幕上闪过如下所示的字母图案，让受试者全力观察：

R　B　L　A

T　Y　Q　N

G　K　R　X

这些字母的闪过时间约为1/20秒，受试者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看到所有的字母，但在看完之后，他们马上能写出任何一行（闪动之后，会有声音告诉他们写下哪一行）。他们在听到声音时仍能“看见”所有三行字母，但在其写完其中的一行时，其他两行便再也记不清楚了，因为关于它们的记忆已在不到1秒内完全消失（其他人用声音进行的实验也得出类似的可比较结果）。显然，进入的知觉存储在缓存器里，并在这里很快消失——也幸亏这一点，这是因为，如果它们在记忆里经久不散，我们看到的世界将会是一片混乱。

然而，由于我们需要将目前所关心的东西保持更长的时间，因而就需要产生另一种能持续较长时间的临时记忆形式。在关注感觉缓冲器里的材料时，我们可用几种方式中的任一种进行。一个数字不仅是一个知觉到的外形，而且是一个符号，如数字4不但有一个名字（4），而且具备一个意义（所代表的数量），同样，我们读到或听到的单词大都具有意义。这样能引导我们正在关注的东西从缓存器里传递至米勒所说的短期或即时记忆之中。

一般来说，短期记忆是指近几小时或近几天内所发生的事件的保留。我们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即记住一个电话号码，拨出后遇上占线，重拨时需再记一次。但我们可将这一号码念出几次，使其在脑海里保持几秒甚至几分钟——心理学家将这种活动叫作“预演”——直至用过为止。后来的诸多实验确证，短期记忆力的衰退时间为15～30秒之间。

后来，其他研究将两种短期记忆做了进一步的区分。一是语言方面，我们刚讨论过的对数字、单词等的即时记忆；二是概念方面，通过句子或其他几个部分（比如代数方程）而表达出来的概念或意义。许多实验也清楚地显示，我们很容易在短期记忆中记住一个句子的意义，但会很快忘掉具体的词汇。

同样，我们可在长期记忆中，将我们谈过的话、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的要点和所得知的事实保持数月、几年甚或终生不忘，但没有人或很少有人能记住这些事情发生时的准确用词。这是因为，以此方式记忆的材料要远远多于我们大多数人所能记忆的。数学家约翰· 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计算过，一般人一生的记忆总量为10的11次方比特，或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所含信息的500倍。

短期记忆中的新信息在我们使用之后就被遗忘，除非我们使其在进一步的处理后变为长期记忆的一部分。重要的一种方法是“精细处理”，根据这种方法，新的信息与我们现存的有组织的长期记忆互为关联。如果新项目是一个从未见过的芒果，我们会将该词和概念与合适的长效记忆（不是物理位置——人们认为思想和图像散布于大脑之中——而是概念位置：即“果子”这一范畴），连同芒果的视觉图像、触觉、口味和嗅觉（我们将它们分别列入图像、触觉品质等范畴之中），再加上我们所知的有关它的生长地、价格等其他信息，一一联系起来。有朝一日，在试图回想芒果时，我们会以上述任何一种办法将其从记忆中检索出来：通过回忆其名字，或思考水果，或回忆有青皮的水果，或回忆黄色的切片，或任何其他范畴及所能联系起来的特征。

我们现在已通过反应-时间的实验得知了所有这些信息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比如，请受试者在很短时间尽量说出红色东西的名字，或说出水果的名字，或说出一些以某个字母开头的物体的名字。利用这些方法，华盛顿大学的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发现，在1分钟内，志愿者平均可说出12种“鸟类”，但“黄颜色的”物体1分钟只能说出9种。她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在记忆中直接找到符合某种特征的物体，但能很快找到范畴（鸟、水果、蔬菜等），并在每个范畴里寻找到这些东西。

1975年，柯林斯和洛夫特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象征性地将长期语义记忆描述成复杂的网络，它具有层次性（总的范畴下是具体的例子）与联想性（每一例子都与某种特征相联系）。他们用图33将之描述出来：

图  33  长期语义记忆网络的描述

上图不过是语义记忆网络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例证。图中的每个结点还与其他许多结点连接在一起，这里没有显示出来，比如“游泳”也可联系“鲸鱼” “游泳运动员” “运动” “有益的锻炼”，而上面所连接的每一个词又可与其他许多词汇和特点连接起来，并无止境地一直连接下去。

记忆研究已伸展至很远的地方，我们不能一一涉及，所以我们将继续前行。

第四节　语言

语言是思维的足迹，因为语言不仅能传递思想，而且能在其结构中附带思维如何运行的痕迹。

举例来说明语言的痕迹：孩子们倾向于将不规则动词和名词当作规则动词和规则名词进行处理（“Doggy runned away” “Dat baby has two toofs”）。但他们从未听过成人这么说，因此绝不是模仿所致。心理语言学家认为，孩子们能够辨认成人语音中的一些规则，如加上“ed”就可形成一个简单的过去式，加上“s”或“es”就可生成名词，然后，他们认为这种规则可适用于所有的动词和名词（这种倾向被称为“过度归纳”）——这可证明人类思维是如何自发地根据例子生成概念，再将规则应用至新的情形之中。

英语、斯瓦希里语、巴斯克语可以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在这些语言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能在不需要教育的情况下区别出名词的单复数形式及表示过去和现在的动词时态变化等，并能利用正常的词序构筑一些简单的感叹句。没有哪个讲英语的孩子会说“Milk more some want I”（一点牛奶再来想我），也没有哪个说其他任一种语言的孩子将最基本的词序搞错。

20世纪中叶之前，心理学与语言学几乎互不往来，但随着认知革命的到来，一些认知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朦胧地感到，若想使自己的学科得到全新的发展，必须要借助对方的解释。1953年，一群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康奈尔大学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讨论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同时采用“心理语言学”这个名字，并将其确定为语言心理学研究的名称。

心理语言学当时还是一个不大为外人所知的新兴学科。4年以后，哈佛同事协会里29岁的年轻会员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使这门学科开始引人注目。这篇专题论文所提出的包含“心理语言”在内的两个理论现已成为这个时代心理学的两个重大发展之一（另一个是人工智能），作者是前面提到过的诺姆·乔姆斯基。

乔姆斯基头发蓬松，眼镜厚实，衣着凌乱，但这个天才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因为他差一点与心理语言学家失之交臂。

大萧条时期他在纽约激进的犹太社区成长，父亲是一位知名的犹太学者。乔姆斯基年幼时即已掌握了闪族语的基本结构，也大致领略了什么叫语言学。两个主题，一是激进的政治学，一是语言学，此后主宰着他的一生，但乔姆斯基一度更倾向于政治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两年之后，他发现那里的学术生活远远枯燥于左派政治生活。1948年，他打算去以色列，准备在那里致力于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阿拉伯-犹太工人运动。就在此时，他遇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泽尔格·海里斯（Zellig Harris）。共同的政治信仰使他们相见恨晚，乔姆斯基非常喜欢且敬佩的海里斯教授让他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放弃了投奔以色列的打算，转而投身于语言学和左派激进政治运动。

乔姆斯基认为，孩子使听到的语言产生意义及获取语言的途径，不是来自于语言的语法（“表层语法”，按他的说法），而是来自于一种感觉，这就是被他称为起支撑及连接作用的“深层结构”。他指出，作为一种证据，孩子们拥有一种轻松感，可轻易地理解一种形式的句子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句子时的真实意义。比如，当一个陈述句转变成疑问句时，他们可以自己完成这样的转换关系。如果孩子们所依靠的是表层语法，他们就会在转换句子中抽象出不正确的东西。下面的例子可说明这些问题：

The man is tall. （这个人很高。）

Is the man tall？（这个人高吗？）

他们会得出一个规则：从开始处着手，转到下一个出现“is”或另外一个动词的地方，再将动词移到句子的前面。但这一规则过于简单，遇到像下面这一句子时，它便一无所用：

The man who is tall is in the room. （个子很高的那个人在房间里。）

按理，他们会把这个句子转换成：

Is the man who tall is in the room？（个子很高的那个人在房间里吗？）

但孩子们并不会犯下这样的过错，他们只犯一些较小的错误，如“roofs”（应为teeth，牙齿），而不会犯此类严重的错误。孩子们可感受到思维元素之间的关系，使自己听到的东西产生意义，并毫不费力地构建自己从未听说过的正确句子。

孩子们何时及如何获取这种万用语法和深层结构的知识呢？乔姆斯基的答案完美地代表了针对行为主义理论的一场革命，因为行为主义认为新生儿是一块白板。他认为，在大脑的某个地方，有一专业的神经结构——他将此结构称作语言获取器，或L.A.D——它靠基因连接，可辨认由名词、动词所代表的事物或动作，以及名词、动词彼此作为主谓宾产生联系的各种方法。

乔姆斯基和其他采纳其观点或衍生自己观点的语言心理学家们开始以新的形式回答一些行为主义时代被视为禁区的古老问题，诸如知识是否存在于经验之前的思维之中。他们的答案是：语言本身是后天经验所致，但大脑的结构可使孩子们自发地从他们听到的东西里抽取语言的规则，而不需要人们告诉他们这些规则。虽然他们会犯一些枝节性的错误，但在构造句子时，他们都能利用这些规则。

乔姆斯基平素严肃认真，但也有幽默的时候。为演示一个句子中元素之间的深层关系，他构造出一个荒诞不经的句子，此句后来变得非常出名：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没有色彩的绿色思想愤怒地睡着了。）

尽管整个句子毫无意义，但对读者来说，它仍与下面同样毫无道理的句子有着明显的不同：

Ideas furiously green colorless sleep.（思想愤怒地绿色毫无色彩睡着了。）

任何熟悉英语的人都会觉得，第一个句子多少让人能够容忍，它几乎能表达出是什么事情，第二个句子则完全是堆令人不快的垃圾。其理由是，第一个句子遵循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的规则，第二个句子却没有。

乔姆斯基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的先天论思想，尽管他并没有断定思想先天，只说可以体验语言的先天能力。那些难以接受先天语言获取能力的人也在不停地寻找证据，以对之加以反驳。

除了这些争议之外，半个世纪以来，心理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一直在收集语言与思维何以发生联系并显示思想过程的证据。

今天，许多心理语言学家的研究结果是，环境的确给语言获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乔姆斯基所没有意识到的。尽管许多心理语言学家对乔姆斯基L.A.D学说的细节提出质疑（他本人对此也做过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但大多数人认为，人类具有理解和获取任何语言的基因决定能力。

心理语言学家还探索了语言与思维关系中的其他重要问题。我们一直以词汇的形式思考问题呢，还是偶尔为之？没有词汇的思想可能吗？我们母语中的词汇会形成或限制我们的思想吗？大家一直就这些问题争辩不休，想尽办法地对其加以研究。最重要的如下：

——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夫（Benjamin Whorf）在1957年提出理论：思维由母语中的句法和词汇塑造，我们所用的语言能够塑造并影响我们看到或思想的东西。

——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发现，在许多其他文化中，人们使用的表示颜色的词汇比讲英语国家的人要少得多，但其体验这一世界的方式却毫无二致。至少，当谈及颜色时，他们不需要词汇即能思考。

——皮亚杰和其他发展心理学家对儿童思维进行的研究显示，语言和思维间存在很强的相互作用。研究显示，儿童在约18个月时开始对语言范畴化，其结果之一是“名称爆炸”，这是父母均很熟悉的现象。因此，利伯曼认为：“具体的语言并不会先天地限制人类的思想，因为两种能力（语言和思维）好像都涉及紧密相联的大脑机制。”

在大脑的这些机制中，至少有一部分现在已经找到了精确位置。其中一些是通过对失语症的研究发现的，因为失语症是由大脑某个部分的损伤或切除所造成的语言病症。我们在前面已经读过，对维尼克区的切除将导致相对流畅但没有语法意义的语言，受害者要么说不出话，要么找不到所需要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研究失语症的哈佛认知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给出下列例句，是从他与一位病人的对话中摘录的：

“您以前做过什么工作，约翰逊先生？”我问。

“我们，孩子，我们所有人，和我，我们有一阵子在……您知道……工作过很长时间，那种地方，我的意思是说在……后面的那个地方……”

这时，我插话说：“对不起，我想知道您做的是什么工作。”

“您说的那个，我也说过的，布马，离走运很近，走近，坦布，就在3月的第4天附近。我的天，全搞混了。”他回答说，看上去非常困惑，似乎已感到他的语言之流并没有使我满意。

相比较而言，布洛克区受到损伤的病人尽管能够理解语言，但要说出话来，却是相当不易，要么支离破碎，缺少语法结构，要么没有名词和动词的修饰语。

从宏观上来说，人们就知道这么多。我们无法弄清楚正常人维尼克区和布洛克区内的神经网络是如何执行语言功能的。这些区域对心理学家来说一直是个“黑箱子”——大家只是知道其输入输出的机制，但对其内部的运行机制仍一无所知。

然而，神经科学家已在开始寻找提示。最近，在手术期间使用电极探查、脑电图扫描及其他方法对语言能力受损的病人所进行的大脑功能分析显示，语言知识不仅位于维尼克区和布洛克区，而且还遍及大脑的其他许多地方，并在需要时集合起来。比如说一只聚乙烯杯子，它的外形会存储在一个地方，其易破碎性在一个地方，纹路在一个地方，等等。这些东西通过神经网络在“会聚区”连接起来，并从这里向语言区移动，于是形成名词“杯”。

在过去几年里，通过PET 和 FMRI对正常人进行扫描，确定了具体语言过程中大脑的活动区域。尽管材料丰富，可这些数据却无法告诉我们神经元放电后是如何变成了人们大脑中的一个单词、一个思想、一个句子或者是一个概念。正如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等在《认知神经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语言系统十分复杂。至于大脑是如何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理解那么丰富多彩的言语和语言现象，还有待于继续研究” 。

第五节　推理

在心理学中，思维一直是传统性的中心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知识的爆发使这一术语变得不那么称手，“思维”现已慢慢有了远比以前狭窄、准确的定义：操纵可以实现目标的知识。为避免产生误解，许多心理学家，宁愿使用“推理”一词。

尽管人类总是将推理能力视作人类的本性所在，但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对推理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一池死水，极少有人问津这一领域。但随着认知革命的到来，对推理的研究变得空前活跃。信息处理模式使心理学家得以提出假设，并能以流程图的形式推论在不同推理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计算机的出现更是锦上添花，人类自此可用其对所做的假设进行检测。

计算机如何进行推理呢？它的程序包括一组日常程序或指令及一系列子程序，每一道程序是否使用，则取决于前一运行结果和程序存储器里的信息。常见的程序是一系列“如果—则”步骤：“如果输入符合条件1，则采取行动1；如果不符合，则采取行动2。比较条件2和结果，如果结果大于或小于其他任何情况，则采取行动3。否则采取行动4……存储所得的条件2，3……然后，根据进一步的结果，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这些存储起来的项目。”

然而，计算机在执行这些程序时，不管是进行数学计算还是在做问题求解，它们真的是在推理吗？它们难道不像自动机一样毫不动脑筋地执行事先规定好的行动步骤吗？这一问题最好留给哲学家来思考。如果计算机能像可获得知识的人类一样证明公理，或航天，或确定一首诗是否为莎士比亚创作，谁又能说，它是没有思维的自动机，或人类不是这种机器呢？

1950年，世界上还只有几台非常原始的计算机，但数学家、信息理论家等已就计算理论进行激烈的辩争。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认知心理学家都认为计算理论是概念上的突破，它使他们第一次能以详细和准确的信息处理术语描述认知的任何方面，特别是推理。再说，一旦假定出此类任何程序的步骤，他们就能将其从单词翻译成计算机语言，并在计算机上进行测试。如果一切运行顺利，那就意味着思维的确是通过某种类似于此类程序的方式在进行推理。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赫伯特·西蒙认为计算机对心理学的重要程度不亚于显微镜对生物学的重要程度。

求解能力是人类推理的最重要应用。大多数动物都是通过先天或部分先天的行为模式从事诸如寻找食物、逃避天敌、筑巢等活动。人类解决或试图解决大部分问题的方法，则是通过后天学习或创造性推理得以实施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蒙和纽厄尔着手创建“逻辑理论器”。这是第一道刺激思想的程序，他们曾经自问：人类是如何解决问题的？逻辑理论器花费他们近1年时间，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占去他们15年。

他们的主要研究方法，按照西蒙的自传，是两个人进行讨论。这一过程涉及归纳和演绎推理、类比和比喻性的思维及想象的驰骋——简单地说，它涉及任何种类的推理，不管其合理与否。

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室研究。不管是一个人做还是一起做，他们都会记录并分析一些步骤，将他们或其他人解决难题的步骤写下来，然后将这些步骤作为程序写下来。他们最喜欢且在多年来一直使用的是一个儿童玩具，叫“汉诺依之塔”。简单说，它由3块不同大小的圆片（中间有孔）组成，平底座上有3根竖杆，圆片堆放在3根竖杆的其中1根上。开始时，最大的圆片在最下层，中等大的圆片在中间，最小的在顶层。难题是，玩家要以最少的步骤一次移动一个，不准将任何圆片放在另一个比它小的圆片上，直到其以同样的顺序堆在另一根竖杆上。

完美的解答仅需要7步，不过，移错任何步骤都会引起死解，得重新来过，因而需要更多的步骤。在更先进的版本中，解答需要更复杂的策略和更多的步骤。由5个圆片组成的游戏需要31个步骤，7个圆片组成的游戏需要127步，等等。

这一小组使用的另一项实验工具是密码算术。在这类难题中，将一道简单加法题中的数字换成字母，目的是求出这些字母代表哪些数字。下面是西蒙和纽厄尔使用过的简单例子：

S　E　N　D

M　O　R　E

M　O　N　E　Y

第一步非常明显：M必定是1，因为任何两位数——这里指S+M——都不可能加起来大于19，即使有进位。

[解答按下面所述继续进行（0在这里用? 替代，以区别字母O）：

S须为8或9，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进位；用1替代M，在S+1=O处，我们可以看出字母O只能是?或1。但M是1，故O一定是?，因而S一定是9，且没有进位。

在左侧第二栏中，E+ ?仍为E，除非有进位，故而这里一定有进位，因而E+1=N。

如果E为奇数，N为偶数，则反之。如果E为奇数，只能是3，5或7（1与9已有）。先试3，而后接着往下试。]

西蒙和纽厄尔让志愿者一边解题一边大声念，把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全部记下来，之后把他们思想过程的步骤编进图中，以记载他们如何进行有步骤的寻找，如何在交叉点时做出决定，如何做出死解选择及如何从最后的交叉处回头重新来过，等等。

西蒙和纽厄尔特别利用了国际象棋。这是一种比汉诺依塔或密码算术要难许多倍的复杂难题。在一次共60步骤的典型国际象棋赛上，每一步均有30种可能的走法，先“看”三步就意味着看到27000种可能性。西蒙和纽厄尔希望了解的问题是，象棋手是如何处理这些数字庞大的可能性的。答案是：有经验的棋手并不考虑自己下一步可能走什么，或对手可能走什么的所有可能步骤，只考虑几步具有意义且符合基本常理的棋路，如“保护国王” “不因过低的价值而随意弃子”等。简单地说，棋手进行的是启发式寻找——由宽泛、符合棋理的战略原则所引导的寻找——而不是整体但缺乏条理的瞎找。

纽厄尔和西蒙在问题求解学说上共花费了15年时间，得出的结果是，问题求解是在追求某种通道，从开始状态直达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求解者须通过由他可能到达目标的所有可能状态所构成的难题空间，并通过所有符合通道限制（规则或域）的步骤。

在这些寻求中，可能性通常呈几何级增长，因每一个决定点都会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能性，可能性下面又有若干决定点，因而提供出另一系列的可能性。在一般国际象棋比赛的60步骤中，如前面已说过的，每一步骤均有30种可能性；一场比赛中通道的总数约为30的60次方，这一数字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相应来说，一切如西蒙和纽厄尔的研究所示，问题求解者在他们的解题空间里寻找通道时，并不会寻找每一个可能的通道。

纽厄尔和西蒙的求解学说虽为了不起的成就，但所使用的仅是演绎推理。在过去的几十多年里，一系列研究者开始拓宽对推理的调查范畴。典型的例子如下：

演绎推理：传统观念认为，一共有两种推理形式，演绎和归纳。演绎是从已给定的信条中抽出进一步的信条，也就是说，如果前提是正确的，结论也应该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的经典三段论是：

所有人都会死。

苏格拉底是人。

我们必然得出：

苏格拉底会死。

这种推理非常严密、强烈，也容易理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常用于逻辑和几何公理的证明。

但许多只有两个前提，也只包含三个段的三段论并不如此明显，有些很难理解，大多数人无法从中得出有效的结论。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曾研究过演绎心理学，举出一个曾在实验室里使用过的例子。想象一间房子里有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和棋手，再假定下述两个论断是真实的：

所有的考古学家都不是生物学家。

所有的生物学家都是象棋手。

从这两个前提中能够得出什么呢？约翰逊-莱尔德发现，很少有人给出正确答案（唯一正确的演绎是，一些象棋手不是考古学家）。为什么不能？他认为，从上述的苏格拉底三段论中得出有效结论比较容易，从上述考古学家三段论中抽出结论却非常困难，这是由这些推论在思维中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即我们从中创建的“心理模式”所致。

心理模式不是错误演绎的唯一来源。实验显示，即使三段论的形式非常简单，其心理模式也很容易确立，一些人仍易受到自己想法和信息的误导。一个研究小组询问一批受试者下述三段论在逻辑上是否正确：

所有装配发动机的东西都需要石油。

汽车需要石油。

因此，汽车装配有发动机。

所有装配发动机的东西都需要石油。

奥普洛班因需要石油。

因此，奥普洛班因装配有发动机。

认为第一个推论在逻辑上成立的人，显然要多于认为第二个推论在逻辑上成立的人。两个推论在结构上一模一样，只不过用“奥普洛班因”这个无意义的词代替了“汽车”而已。他们知道第一个三段论的结论是真实的，因而认定这一推论在逻辑推理上也是正确的。他们尽管对“奥普洛班因”一词毫不了解，但仍认为这一推论不正确，因为他们可以辨认出“奥普洛班因”与装配发动机的东西之间没有必然的重叠关系。

归纳推理：相对而言，归纳推理稍为宽松一些，且也不很精确。它指的是从具体的想法向更广泛的概念推进，也就是说，从有限的情形向总体的概括方向发展。

许多人类的重要推理属于这一类型。对思维至关重要的范畴化和概念化的形成也归功于归纳推理，这一点我们在儿童如何形成其范畴和概念能力的研究中已经知道。人类所拥有的有关这个世界的全部高级知识——从死亡的不可避免到行星运动和星系形成的法则——都是从大量具体事例中所推出的概括结果。

在模式辨认中所使用的归纳推理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个简单的例子：

下个数字是什么？

2 3 5 6 9 10 14 15——

10岁的孩子也会解答这个难题，成人可在1分钟左右看出这个模式和答案（20）。经济学家、公共卫生官员、电话系统设计员和其他许多从事对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模式辨认工作的人，利用的也正是这一推理过程。

然而，研究者发现，许多人不会从进入的信息中进行演绎推理。我们常常只注意那些支持现存想法的东西，并将它们存储在记忆中，却往往忽略相反的东西。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确认偏差”。

人类的大部分推理都是演绎和归纳的结合，二者“各司其职”，进化心理学对此早已给出了理论上的阐述。演绎能力和归纳能力是人类得以生存的两大法宝，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

或然性推理：人类思维的能力是进化选择的结晶，但我们在高级文明社会里生活的时间过于短暂，不可能形成对数据中的或然性进行严密推理的先天能力。

丹尼尔·卡恩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这个领域里均进行过大量研究。他们询问一群受试者，让其在下列选择中说出更喜欢什么：你肯定能拿到80美元，或有85%的机会去拿100美元，当然也有15%的可能是什么也拿不到。大部分人愿意拿80美元，尽管统计上的风险平均数为85美元。卡恩曼和特沃斯基得出结论说，人们一般不愿冒风险：他们情愿拿到确定的东西，即使风险性项目更值得一赌。

我们再看另一种情形。卡恩曼和特沃斯基询问另一群受试者，让他们也进行选择：你肯定赔出80美元，或有85%的可能是赔出100美元，当然也就有15%的可能是一分钱也不赔。这一次，大部分人选择的是赌，而不是照赔，尽管平均来说，这场赌局的代价可能更大。卡恩曼和特沃斯基的结论是：当在获取中进行选择时，人们不愿意冒险；当在损失中进行选择时，人们会寻机冒险——在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

后来的发现更引人注目。他们让一群大学生在两种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版本面前进行选择。两种办法在数学上是相等的，但措辞不一样。第一个版本是：

假设美国正在准备预防某种罕见的亚洲疾病，它估计能使600人丧生。有人提出两种方案来对付该病。假定对这些方案的后果进行准确的科学估计如下：

如果采纳A方案，则可能拯救200人；

如果采纳B方案，则有1/3的可能性是600人全部获救，有2/3的可能性是600人一个也救不了。

你倾向于哪一个方案？

第二个版本的故事与前面的一样，只是措辞略有不同：

如果采纳C方案，将有400人死去。

如果采纳D方案，有1/3的可能性是没有人会死，但也有2/3的可能性是600人全部死去。

受试者对两个版本的反应差别极大：72%的人选择方案A而不是方案B，但78%的人（另一小组）选择方案D而不是方案C。卡恩曼和特沃斯基的解释是：在第一版中，结果是以获取（拯救的生命）来描述的，在第二个版本中是以损失（损失的生命）来描述的。这与上述金钱方面的实验抱有相同的偏见，受试者的判断在这里再次受到扭曲，即使所涉及的是人类的生命。

我们在这些情况下会做出糟糕的判断，因为涉及的因素是非直觉的，我们的思维不愿抓住或然性中的现实。这一缺点既影响着个人，也影响着整个社会。选民和选民代表经常因为很差的或然性推理而做出代价昂贵的决定。比如，许多政府行为和在危机时期采用的政策往往因其所带来的效果而被视为有益的，尽管这些政策经常是无用甚至有害的。

类比推理：到20世纪70年代末，认知心理学家已开始认识到，许多被逻辑学家视为谬误推理的东西实际上是“自然”或“行得通的”——它们往往不准确，不严密，比较直觉，且技术上不成立，但往往行之有效，富于竞争力。

此类思维之一便是类比。只要我们认识到一个难题可与另一个我们所熟悉且知道答案的不同难题进行类比时，我们的思维往往会一下子跳跃进结论。比如，许多人在组装一件散落的家具或机器零件，大家根本不看说明手册，而是仅凭“感觉”动手——寻找各零件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的家具或机器零件之间寻找与他们曾组装过的东西的类同之处。

类比推理形成于儿童心理发育的晚期。近来一直从事类比思维研究的认知心理学家迪德尔·金特纳（Dedre Gentner），分别就云彩在哪些方面与海绵类同这一问题询问一些5岁的孩子和成人。孩子们的回答依据是其类似的特点（“都是圆圆的，毛茸茸的”），成人依据的则是其相关的类似点（“都储水，且都能将水反馈出来”）。

专家推理：许多认知心理学家在纽厄尔和西蒙的工作触发之下，认为他们的理论有可能通过各个专业领域里的专家应用到问题求解中去，但结果他们吃惊地发现，这样行不通。在一个富含知识的领域里，专家们进行得更多的是向前的求索而不是向后的求索，也很少进行手段-目的分析法，他们的思维经常不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而是跳跃式的。他们不是从细节着手，而是察看整体的关系。他们知道哪些范畴或原理涉及在里面，因而会从上向下着手。对比而言，新手们缺少视点，因而是从下向上工作的，他们会从细节着手，尽量收集足够多的资料以形成整体的看法。

从20世纪80年代起，心理学家对不同领域的专家推理特点进行了研究。他们请心脏病学、商贸学、化工和法律方面的专家从事问题求解。在分析受试者的思维时，研究人员一再发现，与新手或者智能软件不同的是，专家们并非采用循序渐进的逻辑搜寻方法，而是经常根据少数事实跳向对问题本质的正确评估，且能很快形成答案。比如，心脏病专家可能根据两到三条信息而得出某种具体的心脏病的正确诊断，而刚毕业的医生在遇到同一病案时，往往会问出许多问题，慢慢逼近可能的解答范围。解释是：与新手不一样的是，专家们拥有以概要形式组织和排列的知识，里面充满了各种基于经验的特别捷径。

第六节　思维是计算机吗？计算机是思维吗？

哪怕是在信息处理学说和计算机模拟推理的第一次热潮之中，也有些更喜欢人力而不是计算机技术的心理学家。因为，一方面，计算机只寻找和检索所需要的信息，可是，人类却不需要任何搜寻就能检索到许多条信息，比如，我们自己的名字，还有我们说出来的大部分话；另一方面，如认知科学家唐纳德·诺曼所指出的，如果有人问你说：“查尔斯·狄更斯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马上就知道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可是，一台计算机却不这样想，它会到处找这个号码。

再说，思维知道词语和其他符号的意义，计算机却不知道，对于计算机来说，这些都算是贴签。计算机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与无意识或者无意识里面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

然而，思维和机器在范畴上是类似的。计算机和人类思维都是“符号系统”——能够处理、转变、精确且一般也能操纵各类符号的物理存在。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默伦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学里部分致力于心理学和计算机事业的科学家狂热地相信，他们已处于一个巨大突破的前夜，有能力开发思维何以运行及人类思维机器版的理论程序。至80年代初期，这项工作已扩张至几所大学和一些大公司的实验室里。这些程序可执行许多活动，比如下国际象棋，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将基本句子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等等。

狂热者认为，信息处理解释思维运行原理的能力无边无际，人工智能也可无限制地通过执行同一些过程以检测这些解释的能力。他们相信，这些程序最终能做得比人类更好。

但不久后一些心理学家失望地感到，计算机只是对思维某些方面的机械模拟，心理过程的计算机模式根本无法匹配。还有另一些人则向计算机编程后能像人类那样思维这一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同人类智力相提并论，尽管它也许在计算方面胜人类思维一筹，可它永远不可能轻松或完全无法从事人类思维在平素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工作。

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计算机不能理解它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贝克莱的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和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森鲍姆（Joseph Weizenbaum）等人认为，计算机在按编程进行推理时，只会操纵符号，根本不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或含义。比如，解决渡河问题时，它不知道一只船、父亲和孩子是什么，“沉船”后意味着什么，他们在沉下水后又会发生什么，或这个现实世界里的其他任何东西。

然而，写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许多程序的确似在解决现实世界的现象，典型的是“专家系统”。其原理是模拟专家推理过程和利用不同领域专家的知识，从肿瘤到投资，从定位矿石品种到土豆种植，无所不包。到80年代末，这样的程序中已有百种之多应用于日常的科学实验室、政府部门和工厂里。

然而，虽然专家系统远远聪明于银行、航空订票处及其他场合的计算机，但事实上，它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理的现实世界中的信息的意义，跟我们所了解的意义完全不同。卡杜塞斯（CADUCEUS）是一个内科咨询系统，可诊断500种疾病，诊断效果可以说与高级医疗人员相差无几。但权威教科书《建立专家系统》却称它“对所涉及的基本病理的生理学过程一无所知”。在用户问及羊水诊断是否有用时，医学诊断程序竟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这位病人是位男士，系统却无法“意识”到这是一个荒谬的问题。

有关计算机推理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在国际象棋比赛中，人工智能程序打败了世界冠军。1997年，一个叫作“深蓝”的程序打败了世界上最好的棋手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计算机是靠“蛮力”取胜的，即它每秒钟可以搜索约2亿步棋，而人类每秒钟只能走一步棋。

在心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反对人工智能可以思想这一论断的众多意见中，主要有下列几种：

——人工智能程序，不管其是专家系统型还是更具广泛推理能力的程序，都没有“直觉”，都不能感觉自我及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所处的位置。这一点严重地限制了它们对现实世界的思考能力。

——它们没有意识。即使根本无法对意识进行定义，但我们却在经历着它，而它们却没有。因而，它们无法检验自己的思想，并因之而改变念头。它们能够做出决定，但这些决定完全取决于所输入进去的数据及其编程。因而，计算机从根本上不同于自由意志。

——它们不能，至少目前不能，直觉地或大致地推理，也无法创造性地进行思想。有些程序的确能够生成新的办法以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但其只是对现存数据的重新组合。另一些程序能够写出诗歌，编出音乐，甚至能画出油画，但它们的产品并不能在艺术世界里留下痕迹。约翰逊博士的经典说法是，它们“就像狗用两条后腿走路，走得不太好，但你吃惊地发现，它竟然能够走下去”。

——最后，它们没有感情，也没有肉体感觉，而在人类中，所有这些都将深刻地影响、指导且常误导其思维和决定。

尽管如此，信息处理的比喻和计算机均已在人类推理能力的调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处理模式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实验、发现及对以系列方式发生的认知过程的洞见。以信息处理学说为模式的计算机，不管其是否能够得到验证，都已成为人类无法估价的实验室工具。

后来这一领域最了不起的发展是计算机与思维之间关系的变化。一代人之前，计算机似乎只是一种模式，人们可通过它理解推理的思维。现在，这一秩序被反转过来，会推理的思维才是模式，人们可通过这一模式制作更加聪明的计算机。最近几年，计算机工程师们一直在研制并行计算机，其线路的连接将多达64000个处理单元，它们可以同时操作，彼此影响。同时，人工智能研究者也在编写程序，使其能模拟出相当于1000个神经元的小型神经网络的并行处理。他们的目的是多重的：创造出比串行处理更为聪明的智能程序，编写出能模拟假设的心理过程的程序，使心理过程可在计算机上进行测试。

第七节　谁是获胜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跟踪了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学的革命性发展历程。如今，这两个学科同时存在，相互交叉。然而，这种情况能延续多久？会不会有一天一方“吸收”了另一方，成为未来的心理学呢？答案要看哪个学科能对人类的心理过程和行为给出更为科学的解释。

认知心理学：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认知心理学在过去6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它摆脱了行为理论严重的局限性，重新发现了大脑的奥秘，找出了很多探索大脑“未知过程”的方法，如直觉、学习、记忆、情绪、人格发展、社会行为等。认知心理学家再一次提出了古代哲学家所反复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我们的行为为何会是这样的？”

和其他学科一样，大量的科学假设以及对实证证据的收集使得认知心理学家可以对当时流行的理论进行大胆的修正，提供了新的数据，提出了新的理论。总的来说，认知心理学一直是一门不断积累、不断更新、不断完善的科学。

认知心理学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无法对大脑中数以亿计的神经元是如何变成思想、情绪和有意识的行为这一问题给出足够的解释。正如尸检专家 V.S.拉玛钱德朗（V.S. Ramachandran）和科学作家桑德拉·布莱克里（Sandra Blakelee）几年前所描述的:“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思想、情感、情绪等内心深处的东西）都源自大脑里面纤细的原生质。很多人对此深感不安。这怎么可能呢？像意识这样神秘深奥的东西怎么可能源自脑壳中的一块肉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很多心理学家在认知革命早期就开始跨越了心理学传统的研究范围，从激素、遗传和心理等方面进行研究。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很多心理学家开始转向认知神经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大脑扫描技术）以验证他们的假说。尽管这一点十分可贵，但是，它始终无法解释无数的神经冲动是如何变成思想和其他心智过程的。

认知神经学：自从大脑扫描技术诞生以来，认知神经学在知识进步方面成绩斐然，在这一点上，一点也不比认知心理学逊色。认知神经学家从感觉受体到大脑中产生情绪的基因位点追踪神经细胞通路，发现记忆在大脑中成网状储存。他们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大到认知心理学的领域，就大脑对心理意象、注意力、言语、学习、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的作用等传统心理学研究的领域获得了大量数据。

所有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在此基础上，神经冲动如何变成思想这一谜底终将解开。不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一本有关神经科学书籍的作者这样写道：“在本书中，我们就大脑如何触发思维进行了探索。” 说到“探索”，总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迄今为止尚无法完全解释“突触事件”是如何变成“心理事件”的。我曾问过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神经学中心主任玛莎·法拉，这一问题是否和描述水电波类似。她笑着回答：“流体力学独立于分子物理学。然而，要解开认知这一谜团，离开神经功能显然也是不行的。”

因此，一个非常简单的心理过程（如从记忆中提取一个单词）不能跟数百万神经元放电和相应的数十亿的突触传递等同起来，然而，其放电和传递的模式或结构是一样的。诸如言语、记忆搜索和推理等心理现象不适宜于神经活动法则，而属于认知心理学的范畴。《认知》杂志早期的“标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图34是一张墨水分子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高一级的层面上，分子组成了字母。字母本身没有意义，但是，结合到一起构成了“认知”这个单词。不过，还没算完。尽管该图案看上去是立体的，和真的一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存在。这种相互矛盾的幻象是一个心理现象。如果可能，不妨用墨水分子、字母或者视觉皮质神经元能量爆发等因素加以解释。无论能否通过神经术语对“心理事件”（即心理活动） 做出充分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都应该说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学革命都非常成功，二者相互交叉，相互依赖。

图  34  不同等级的事实：分子、字母、单词、不可思议的物质

至于本节的小标题“谁是获胜者”，现在看来，似乎还难分胜负。

第十七章　心理治疗师

第一节　发达的行业

我们不妨放纵一下，来一点幻想──W.冯特从某个地方重返这个世界。除我们之外，没有谁能看见他。他特别想知道自己在一个世纪前所发动的那场科学运动，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教授的影子身着黑色的演讲袍，神色严肃，十分困惑地凝视着他的后继者。他们中的一部分聚在一起，正在一个认知理论的学术会议上讨论关于海底软体动物记忆的分子基础，另一些人在讨论其他内容。但在另一些场面，他不动声色地露出少许欣慰的笑容，因为他得知，50年前的美国一共才有4000名心理学家，而今天则至少有149000名，其中的70000人是博士，79000人是硕士，增长了近40倍。

然而，当冯特博士飘然来到美国心理学学会时，一脸的笑容顿时消散，面露不悦之色，因为他在这里得知，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大多数新加盟的心理学博士已不再是研究人员，而是工业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和临床及顾问心理学工作者，其中临床及顾问心理学工作者是到目前为止人数最多的一类。冯特曾坚定地反对教育心理学，也反对应用这门科学，而临床心理学则是最为糟糕的，因为它要听人们谈话，与他们讨论隐私问题，这是对心理学最可恶的亵渎。更糟糕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如今在谈起心理学家时，往往认为他们是精神病医生！

在过去的七八十年里，心理学对美国人产生的所有影响中，最普遍的是改变了美国人考虑和处理感情及精神问题的方式。他们的父辈往往将不幸、失败、失去能力、不满足、错误的言行等等，归结为个性软弱、邪恶或命运，但现在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心理疾病，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精神治疗师加以矫正的。

正是因为这种信念，近年来每3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进行过心理治疗，总人数为8000万至9000万。约1/3的治疗由心理学家完成，另1/3由精神病医生完成，最后的1/3由临床社会工作者、临床精神卫生顾问、非医学人士和教会人员完成。上面说到的大部分专业人士（靠药物治疗的医生除外），尽管背景不同，隶属的机构不同，都采取了心理治疗的方法，这和其他方法（如物理疗法、社交疗法和宗教疗法）完全不同。

然而，药物疗法的兴起也不可小觑。越来越多的治疗专家让病人去医生那里开药，即药物疗法与谈话疗法同时进行。很多精神病人要求自己的家庭医生开药，借以干预自己的情绪。一些心理疗法专家认为，药物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心理疗法。

心理学最初不是一门实用科学，但与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这门学科在二战之后迅速发展，每年授予的心理学博士人数在1945年至1970年间增长了10倍。但随着本科生的增长大潮渐渐消退，新学位的持有者难以找到教学工作，因而，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数量都开始急剧下降——但心理学除外，因为它仍旧保持着增长的势头。

但到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已不再是一门纯科学，而是将不同类型的实用科学混杂起来，其中最大的一种是保健科学。研究类心理学家至20世纪70年代还呈增长趋势，但接着便迅速下降，保健类心理学者（临床、咨询和学校心理学家）则持续猛增。

尽管从事临床心理学工作的人数有所增长，但约2/3的心理治疗要求由其他人满足，这些人中有的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培训，有的完全没有。

所有这些心理治疗现在处理的病人比任何时候都要广泛。此前，心理治疗所针对的主要是那些虽能正常地与现实进行接触但总是神经质的人群，就是他们患有神经症。但在今天，许多人来寻找心理治疗，却是为婚姻冲突、代沟问题、工作烦恼、孤独、害羞、失败等任何可列为“生存麻烦”名下的东西——按照1991年纽约大都会剧院的新闻公告，甚至还可包括垒球守卫、扔直线球和击球中无法解释的障碍。

另外，一些精神病重症患者在此前长期使用温水浸泡、注射胰岛素或电痉挛式休克等进行治疗，有时甚至对脑叶进行切除，但他们很少使用心理疗法。在20世纪50年代，约有50万人被锁在全国的精神病院里。精神镇定剂在50年代中期问世以后，就有16万多了。且此前大部分被关起来的病人，现也都居住在生活区里，其精神疾病也在生活区的精神卫生中心里通过药物进行控制和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虽然因此而产生了巨大影响，且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其长期以来仍然受到人们的责难，一些人认为，心理学是伪科学，另一些人认为，心理治疗是欺骗性疗法。

然而，如果能够见到几位行医者，偷听他们的临床诊疗，并观察其积累而来的疗效证据，我们就可能对心理分析疗法和心理治疗专家的成功得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第二节　弗洛伊德的支脉：动力心理治疗者

今天，心理治疗法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概括的。到目前为止，可应用的方式有五六种或更多，其变种多达数百。一个极端是，病人躺在躺椅上胡言乱语，心理分析者则站在一边不时地“嗯”出几声。另一个极端是，嗜酒者身上绑着电线，只要看到图片上的酒吧里有人往加冰的酒杯里倒酒，他准得挨一次电击。

不过，关于现代心理疗法，还是有一个准确概括，那就是，半数或更多的心理治疗专家均使用的是形式不同的动力疗法。这个概念尽管属于心理学，但其根源不在心理学本身，而在于神经学家弗洛伊德的偶然发现，即他在使用谈话治疗处理歇斯底里时所取得的成功。心理学并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发现和理论。在20世纪初期，心理分析学在欧洲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中刚刚站稳脚跟，而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仍在忙于心理学的试验和测量。一些大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设过心理学诊所，但仅限于对学习障碍儿童进行测验和培训。心理疗法被视为是一种异国的、外来的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欧洲范围。

在20世纪初，美国医学界对心理分析方法的接受也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美国精神病专家在处理住院的精神病人时，几乎都采用生理强制手段：捆绑、浸泡、锻炼和体力劳动。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大批有战争创伤的退伍军人纷纷回来，大批精神病专家也应运而生，因为心理分析疗法据说对较重的精神病疗效明显，因此对其情有独钟。

在上世纪20年代，心理分析成为先锋派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心理动力的概念也为心理学权威机构所接受。如我们所见，这些概念对“主题知觉测试”的发明人亨利·默里及其在哈佛的研究小组产生过巨大影响。到30年代，当欧洲心理分析学家为逃避纳粹而纷至沓来时，各类培训学校便如雨后春笋，心理分析学说开始变成一场学术运动。

然而，跟欧洲早期的运动一样，这场运动也经历着不断的裂变。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部分心理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不断地进行修正，增加了许多内容，从而使自己与主流的心理分析体越来越远。值得注意的是一群新弗洛伊德学者，他们开始编制自己的系统，设立机构传授自己的学说。尽管他们没有完全排斥弗洛伊德的动力学理论，但在对性格发展和精神疾病的解释时，赋予了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平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20世纪30年代，由弗洛伊德学者和新弗洛伊德学者所进行的治疗过程，通常是每周4至5次会面。这样一来，接受治疗的病人便仅限于少数既有钱也有时间的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多的创伤士兵——1946年，仅退伍军人管理医院就有4.4万住院病人——因而紧急需要更大数量的心理治疗专家和简单易行的治疗方法。结果，精神病专家和临床心理学家的人数剧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心理动力的概念和方法。

同时，心理分析学中有关人类心灵的说法也流传开来，并通过一些作家，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等，及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努力，最终成为知识阶层的时尚话题。经过这一次心理分析几乎成为走向前卫的途径，没过多久，心理分析思想开始成为普通百姓的谈资。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的《婴儿及儿童养育手册》倡导人们以心理分析的观点对儿童进行培育。该书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总销售量超过2400万册，成为最重要的宣传渠道，至少使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传至美国社会的角角落落。不幸的是，心理分析学观点经常被一些过分热情的人扭曲，将其视作挡箭牌，借以把自身的失败归罪于父母。

考虑到为数不多的心理分析师和接受心理分析者，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是相当惊人的。在上世纪50年代它最为红火的时候，全国只有619位医学专业的分析师及500位左右非医学专业的分析师，还有千名员工正在约20所医学分析师机构和十几所普通分析师机构里接受培训。尽管没有对接受心理分析的人数进行统计，但按大多数分析师每天工作8小时，每个病人一周门诊4～5次计算，接受治疗的病人总数应该只有10000多人，在所有精神病人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数量相对较少的儿童心理分析师，更是不太可能处理有钱父母之外的孩子。

加上其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定期看病对正常生活的干扰，注定这种疗法无法普及。但是，障碍不止这些。懂行的人士一眼就可看出并对之大加渲染的是，它看起来更像是某种骗术，因为病人花费许多时间、金钱和努力，心理分析师却几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他们只简单地听取病人的呓语，常常将病人向他们提出的问题，用诸如“为什么这对你很重要？”“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会那样看？”等言词一一挡开。

其原理在于，分析师的思想和感觉表达会对病人形成干扰，使其将童年时的某个重要人物投射到这位心理治疗者身上。心理分析培训强调，病情的转变主要依靠病人通过自由联想将潜意识变成有意识，中间需要分析师进行三个过程：梦的解析、移情和排斥。

病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感觉到的是心理医生的沉默和避而不答，这一点往往使他们非常愤怒——但又无法走开。一位分析师曾谈过他如何对一位漂亮女士进行治疗：“她无情地对我大喊大骂，几乎每小时一次，骂我不成熟，庸医，性冷淡，色情狂，等等，但到结束时，她往往又对我投来深情、渴望的一瞥，然后温柔地说‘下次见’。”在《国际心理分析学杂志》中，另一位心理分析师也报告了一位女病人，她在心情不好的那一天对他一阵痛骂（略有删节）：

够了。为这事儿整整折腾了我一年——乱七八糟的一年，可悲的一年，荒废的一年。为什么呢？什么也不为。任何见鬼的东西也不为。就这几天，我不定哪天就要豁出去离开你，再也不回来。为什么要回来？你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什么也没有做。一年又一年，你只是在那里听。你还需要多少年？你究竟认为你是谁？你怎能这样做呢？——你没有改变任何人，没有治好任何人，只是将钱骗走，然后去百慕大度周末，还不敢承认你在卖假货。我家里收垃圾的人也比你有人性。

有时，分析师甚至让无法表达他或她思想的病人整小时地躺在躺椅上，甚至躺数小时，而不帮病人突破——但时间费用照收。

这些高高凌驾于病人之上，又似乎对他们漠不关心的可怕权威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中的一些在临床时间之外往往扮演着自认为是真我的角色：聪明，善于思想，具有洞穿一切的眼光，习惯于沉思默想，严谨，庄重，睿智，能力极强，也容易受到伤害——简短地说，他们表现得很是弗洛伊德。但实际上，心理分析师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冰冷如铁的，有热情如火的，有苛刻的，有友好的，有强势的，有软弱的。

心理分析的诸多不利因素，外加上更简便、代价更少的治疗过程的发展，都使它的地位和受欢迎程度在20世纪60年代大大滑坡。心理分析的日暮途穷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它无法证明自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心理分析学会的执行主席海伦·费希尔（Helen Fischer）悲哀地承认：“现如今，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进行全日制的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学说已不再成为治疗的模式和理想方法，也不再是治疗知识和研究的前沿科学。

然而，它关于人类性格和神经疾病的核心概念却以另外的形式存活下来。新的几种疗法以更低廉的费用、更可行的治疗和更简单的方式渐渐替代了心理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叫作心理分析式疗法。它直接以心理分析心理学说为基础，又叫作心理分析导向式疗法或动力心理疗法。它有很多变种，但最典型的变种是，治疗者一周只需察看病人2~3次。病人坐在那里，面对治疗师，后者就这样一天接一天地被人盯着。可以讨论，询问，提供建议，共享经历和知识，一般来说，还得更多地充当教导者，而不是纯粹的倾听者和对病人的废话的解释者。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批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开始以心理分析原理发展“短期动力学疗法”。这些方法主要集中于目前给病人带来麻烦的单个问题。与心理分析师不一样的是，这些治疗师积极地面对病人，治疗师往往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把关系挑明，如下面这位波士顿精神病医生彼得·西弗尼亚斯（Peter E. Sifneos）所描述的（稍加删节）：

病人：我喜欢表演，喜欢戴面罩。我给人的印象是，我与真实的自我不同。我的女友与我吹掉之前曾说，她不喜欢跟一个“假冒者”外出。在她之前的女友玛丽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只是用词稍有不同。我最好的朋友鲍勃也这么说。我知道他们都在说些什么。有时，即使在这里，我也有一股很大的冲动，想表演一下，让你崇拜我。

治疗师：那么，这股冲动是从哪里来的呢？

病人：很久以前，我喜欢表演一番以取悦母亲。记得有一次，我编出一整套有关学校里的故事。我告诉她，老师说了，我是她曾经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我母亲非常喜欢，但你知道，医生，这不是真的。老师的确表扬过我，但我夸大其词了，编得走了样。

治疗师：这么说，你是在取悦你母亲，你是在取悦你的女友们，还有鲍勃，包括在这里——

病人：您说还有“包括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治疗师：一分钟之前你说，即使在这里，你也有这样的倾向。

病人：我说过吗？

治疗师：是的，你说过。另外，为什么这一点使你惊讶呢？ 如果你喜欢对任何人表演，为什么不向我表演一番呢？

病人：我的确有这个想法，也就是说，这是有可能的，可这正是我不想做的事。我到这里来是想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好使我不再继续装下去。希望您能帮助我。

短期心理动力疗法仍需要6～20次每周一次的会面才能达到效果。这样的疗法，据报告可对因压抑和丧亲而引起的精神疾病产生效果。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动力治疗法，特别是期限更短、交互程度更高的疗法，是治疗大多数精神病和生存障碍的最有效方法。这些年来，心理学家将治疗期缩短，半数接受每周治疗一次的病人在第8次会面时，其严重症状往往能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不过，慢性和更深层的障碍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1990年，在所有的心理治疗者中，约1/3基本上为心理动力学派。而最近几年里，“心理治疗整合法”——根据病人的需要而使用不同种类的治疗理论及治疗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较新的治疗方法。尽管它们彼此之间大不相同，但却取得差不多的成功率，从而享有一定的声誉。

第三节　作为实验动物的病人：行为疗法

1951年，康奈尔大学一位慈祥和蔼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利德尔（Howard Liddell）做了一项在行外人士看来肯定有点虐待意味的研究。他在山羊、绵羊和一头名叫泰尼的豪猪身上制造出一系列的精神病或某些类似的症状。在伊萨卡城外的农场上，他与其助手常将绵羊关在羊栏里，将一根电线接到羊腿上，而后将电灯光照进羊栏，接着即送一股电流。

开始时，绵羊仅仅蹦跳几下，但在十几次之后，它渐渐明白了灯光信号的意义，因而，当灯光扫过时，它会在圈子里胡乱冲撞，似乎要避开电击——但徒劳无功。这样，约1000次电击之后，该羊只要被领进羊栏，就会拼命扭动并冲撞。在灯光扫来时，它便磨牙齿，出粗气，眼球乱转，浑身僵硬，双眼死盯住地板。此时，即使再把它带回草地上，它也会出现异常行为，远远地离开其他羊只，因为它已形成了忧郁性精神病。

利德尔还想办法将这一过程逆转过来。将一只精神创伤十分严重的绵羊用电线绑在小围栏里，只让它看见灯光，但不给它电击。由于羊不是很聪明，这种无刺激的灯光需要照许多次才能使其忘掉该信号的含义。当然，它最终会彻底地去除条件反射。

相比较而言，猪显然聪明许多。泰尼慢慢地害怕它的食槽，因为它多次拱开槽盖时都会遭到电击，因此，即使它看见人们往里面倒食物也不敢靠近它。为使它驱散恐惧感，一名研究生开始在猪圈外面给它喂食。猪在这里感到非常安全，并渐渐地开始相信他。接着，他将它带到实验室里，将一只汁液丰实的苹果放进它的食槽里，一边摸它的背一边轻轻说话。“泰尼，出什么事了?”他说，“为什么不吃苹果呢? 去吃吧。”他指着苹果不断地与它交谈，还拍打着它的后背。泰尼哼哼几声，试探性地碰了几下食槽，并将苹果吃到嘴里，没有遭到电击。这样试过几次之后，那位研究生一到身边泰尼就去打开食槽。后来，如果有人靠近它，它就去打开食槽。最后，即使没有人在身边，它也敢去打开。它的恐惧症已得到矫治。

动物精神病的诱发显然是标准的巴甫洛夫心理学，只是利德尔走得更远一些，他试图通过研究消除条件反射来治疗精神病（“休息疗法”——在实验室外度过一段时间——起不到任何效果，因为动物虽有所改善，但一回到实验室即告复发）。利德尔坚持不断地进行着自己的实验，不断地报告着自己的发现。但在20多年里，他一直没有向任何临床治疗者暗示过，这种方法也许可以应用于人类。

现实的发展远远地快于他的预料。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一位名叫约瑟夫·沃尔普（Joseph Wolpe）的普通执业者于1947年和1948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就读期间，曾读过巴甫洛夫的文章，印象深刻。他自己着手进行过类似利德尔的实验，但用的是猫。他将猫关在实验室的笼子里，给它喂食时电击它，使它产生恐惧型精神病。经过一段时间的电击，它即使被饿得半死，也不肯在笼子里进食。然后，沃尔普想办法将条件反射倒过来，让它在一间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房间里进食。在这间屋子里它的焦虑程度显然降低，因而很快学会在这间屋子的笼子里进食。然后，沃尔普再将猫放进与实验室的房子差不多的房间，让它在那里的笼子里进食。之后他将猫放进与实验室更加相像的屋子里，最后回至原来的实验室里。

他将这个方法叫作“反向抑制”或“脱敏”。他的理论是，如果抑制焦虑的愉悦反应（如进食）在产生焦虑的刺激面前出现，则会减弱该刺激的强度。就这些猫而言，对食物的愉悦反应与笼子，且最终与实验室里的笼子产生联系，于是能够克服在这个地方所产生的焦虑。

沃尔普开始寻找一种能够用于病人的技巧。在他看来，在治疗精神病时，与动力心理疗法相比，用脱敏的办法来对人类进行重新培训，显然更加合理。

经过几年的实验和阅读，沃尔普终于找到一个他认为卓有成效的方法。他在病人身上诱发出一种近乎昏迷的状态，并通过联想式培训使他或她的愉快感受与引发恐惧的刺激联系起来，然后再克服恐惧（这一方法仅适用于精神病型的恐惧，因真实和持续的危险，如生活在可能遭到敌人轰炸的城市里等，而引起的恐惧，它便无济于事）。

进行这样的治疗时，沃尔普首先花费几个小时来记录新病人的病历，再向他或她灌输自己的理论，即精神病只是一种或多种由经验诱发出来的习惯，很容易为新的习惯所代替，根本不需要深挖某个人的潜意识或童年时期的创伤。

然后，他便让病人进行深度的肌肉放松，先使前额的肌肉丛松弛，然后再放松面部肌肉，一直放松至脚趾，直到完全放松，进入某种半昏迷的状态。等病人能够熟练地放松自己时，沃尔普会让病人在完全放松时想象自己最软弱时的情景。只要它不再引起任何不快，他们就会着手解决下一个问题。病人会越来越多地被解除条件反射，一直解除至最后和最厉害的刺激，使它们与放松的状态联系起来，最终变得无害。

在一个典型病案的报告中，沃尔普讲到约翰内斯堡的一位52岁家庭妇女C.W.夫人，她极度害怕疾病、死亡，并害怕遭到遗弃，这些感觉使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因而前来找他看病。沃尔普将她的每一种恐惧分析、转化为一种层次关系。身体症状分成9项，最轻的是左手疼痛（旧伤引起的），最重的是不规则的心跳。在她进行第18次脱敏时，他已去除了她的全部其他症状，只剩下单子上3个最严重的症状。于是，他开始对最严重症状中的第三个——左肩疼痛，展开攻击。首先，他让她深度放松，集中精力想一些愉快的事情。然后，他按下述方法进行进攻：

如果碰巧有场景前来干扰你，你就举起左手指明。首先，我们要让你看看自己在这些治疗中已经熟悉的东西——你左肩的疼痛（在以前的诊疗中，她说过自己在想象这一点时曾受到干扰）。你将非常清晰地想象此处的疼痛，且一点也不会受到干扰……不要再想这个疼痛了，集中精力放松自己……再想象你左肩上的疼痛……不要想了，集中精力放松自己……（再进行第三轮）如果你感到第三轮场景中的疼痛干扰最少，请举起你的左手（手没有举起）。（病人后来报告说，第一次想象到疼痛时稍有干扰，第三次想到时一点干扰也没有了。）

通过这种方法，沃尔普宣称，他不仅能完全治疗恐惧症，且能治愈多种精神病，且通常只需心理分析诊疗次数的1/20。他的许多病案比C.W.夫人的更具戏剧性，从极度害怕驾车到恐惧撒尿（一位年轻人，曾尿过床）。一位27岁的妇女前来找他治疗婚后生活中的性冷淡（沃尔普的话）和其他严重障碍。沃尔普并没有追究深层的害怕控制的心理原因，而是问她一些问题，之后得出结论说，她的焦虑感来自于此前曾看见或触摸过阴茎的情形，因为她总是感到这种情景难以承受。接着，他和她建立起一个层次关系，在这层对她来说最不易引起害怕心理的关系里，她可以想象自己看到公园里30英尺远的一个裸体男性雕塑。等她完全克服了想象中这一情景的焦虑之后，他引导她一步一步地靠近这个雕塑，直到她可以想象自己用手握住石头所做的阴茎。他再转入一系列的情景之中，让她想象自己站在卧室的一侧，看见15英尺外她的丈夫的阴茎。通过脱敏，她被引导着走向更近的距离，直到自己可以想象出如何轻触这根阴茎，然后抚摸较长的时间。约第20次诊疗时，她报告说，她已品尝到与丈夫在一起的性快感，且做爱中半数可以达到性高潮。

按照沃尔普的说法，这类系统的脱敏法对70%的病人来说是最佳选择。对于其余的30%，他也想出了其他的办法。自此之后，对行为疗法的研究及有关行为疗法的出版物开始呈几何级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它已成为主导性的治疗办法，直至今天依然如此，尽管它从未排除动力学的疗法。一些心理治疗师只用这种方法治疗，更多的人将它与其他认知疗法（我们马上就要谈到）并用，有人有时也用行为疗法治疗一些特殊的恐惧症，如驾车恐惧、飞行恐惧、怕猫或怕人多的地方。

脱敏技巧的最知名用途可能是对性功能紊乱的治疗，尤其是治疗性功能障碍和女性性高潮缺失。脱敏法一直是行为疗法中最常用的技巧，但在某些条件下，由沃尔普和其他人研究出来的其他办法往往更为有效。这些疗法包括：

厌恶培养：该技巧旨在消除迫不得已的行为，如嗜酒、吸毒或性变态。按照行为主义学说，在对刺激的反应与疼痛或惩罚有关时，该反应会受到削弱或抑制。作为一种疗法，它往往需要病人在做或想到他或她所希望戒除的行为时，引起某种不舒服感觉。

在对住院的嗜酒者进行厌恶培养的早期，病人通常会喝一些带厌恶药剂的酒液。喝完之后，病人往往感到恶心并产生呕吐的感觉。做过几次之后，病人可能在看到酒或想到酒时产生呕吐感。

此后，对刻意嗜酒者、烟瘾较重者、进食过度者、深受强迫性和迷恋型琐屑行为困扰者和性变态者的治疗，往往使用电击方法。比如，一位前来就诊的33岁男子总是喜欢女人的内衣，且在与女人性交时总是阳痿。他常买女人内衣，或从晾衣绳上偷，然后自己穿上，而后手淫。治疗时，他往往一直看着一条女性内裤或女内裤的照片，或想象一条女人的内裤。此时，治疗师往往给他来一次轻微但能引起痛苦的电击。经过14周41次治疗和492次电击之后，病人认为，女内裤再也无法引起他的性冲动了。除掉这道障碍之后，治疗师有的是办法来治疗他的性无能。

总体来说，厌恶疗法如今很少使用。不仅是因为它危及健康，同时也引起了人们道德方面的担心。此外，病人的抵触情绪以及公众对此持有的负面态度都会引起可怕的后果。公众和社会批评家均觉得厌恶疗法令人难以接受，且似乎具有虐待的意味，不近人道。另外，它的好处也没有得到长效的印证，只是用某些变换的行为方式来代替受到禁止的方法而已。

果断培训：它不是某种独立的技巧，而是数种技巧的合并使用，旨在帮助病人克服社会性焦虑和禁忌，并在其此前一直感到害羞和被动的情形下采取更为果断的行动。治疗先从教育开始，治疗师和病人讨论一些令病人感到害怕的情形，再分辨出合适的反应。接着，病人会受到鼓励，在带有轻度挑战性的情形中将这些行为表演出来。最后，等他感到完全有把握以后，再一步一步地推向更为严重的挑战形势。

果断培训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行为预习”。病人在挑战性的情形下扮演自己的角色，治疗师则扮演造成威胁的人（老板、配偶、邻居）。病人有机会练习他或她在现实生活中需要说的话和需要做的事，治疗师往往发出反馈，并给予指导，直到病人在这个角色里已工于技巧，且对新行为感到舒适为止。此后，他便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示范法：斯坦福大学的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研究了一种新的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大多数人的行为来自于认同或模仿对其十分重要的人物。该疗法的中心是，病人要以特别的方式观察治疗者的行为，通过模仿学会他人的方法，再据此修正他或她自己的行为方式。班杜拉指出，通过这个方法，在主持人俱乐部观看和学习他人的几百万人均克服了不敢在公共场所讲话的毛病。

这种方法最初被用以改变儿童的行为习惯，但人们很快发现，它对克服成人的恐惧感也大有用处。典型地说，治疗包括下列步骤：先让病人观察示范者在相对不那么可怕的情形中接触令人害怕的东西，然后，再在越来越可怕的情形下重复这种接触。比如，在治疗人们对蛇的恐惧时，示范者先摸蛇，然后抓住它，最后让它在自己的身上爬。治疗师鼓励病人经历同样的系列活动过程，甚至引导病人，表扬他所做出的努力。渐渐地，治疗师减少演示、保护和引导的程度，直至病人独自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面对其所害怕的事物。

操作制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项非常成功的实验是，许多住院病人的行为往往可以通过奖励而得到修正。之后，许多精神病院也炮制出类似的基于操作制约的治疗项目。护士和精神病专家接受培训，将一些象征物（扑克牌、卡片或假币）奖励给病人，以表彰其所做的好事，如自我清洁，保持房间卫生、整齐，对其他病人的正常行为担负起责任等。这些象征物可换成电影、特别食物、私人房间或周末等。这种方法往往能收到积极的疗效，尤其在一些长期自我封闭的病人之中。“象征经济”活动，他们这样认为，对痴呆症患者、少年罪犯和受到惊吓的学龄儿童特别有效。

第四节　全在脑海里：认知疗法

认知疗法的发起人之一是艾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他仅用一句话便总结出该疗法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句话几乎就是爱比克泰德名言的现代翻译版：“你在很大程度上感受的是你的思想，如果你能改变思想，你就可以改变感受。”

认知心理疗法常被称为“认知-行为疗法”，因为它包括行为疗法的一些成分。尽管两种形式互有重叠，但其焦点并不一样。行为疗法常像对待羊或猪一样对待病人，其行为和反应的生成主要通过脱敏等其他形式的条件形成；认知疗法则有所不同，主要是通过修正病人的有意识思想来修正病人的感觉和行为。

艾伯特·埃利斯深受罗特等人作品的“刺激”，1955年开始实践和促进自己的“理性情绪法”（RET），从而成为“第一位主要的认知行为治疗师” “RET之父及认知行为疗法的鼻祖”。（从1993年起，这种疗法有时也被称为“理性情感行为疗法”，或REBT。）

确切地说，这些称呼算不上谦虚，但埃利斯本就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他曾大言不惭地写道，他是“‘师范大学’里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也是“最出名的临床心理学家之一，更是美国及全世界最出名的性学专家之一”。他最近还说：“我的‘老年’，即80年代，是我职业生涯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也是理性情绪法和认知行为疗法稳步前进的时期 。”他说：“如果我不干一点大的、向前推进的、富有创造力的事业，（我）就会索然寡味 。”他还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从早晨8点开始，一直工作至第二天凌晨1点。毫不奇怪的是，他非常清瘦，甚至有点皮包骨头，长脸经常阴沉着，但会突然间爆发出恶魔般的狞笑。如果给他安上一对翘起来的黑胡子，他看上去便与靡非斯特（《浮士德》里的魔鬼）相差无几。

即使人们不喜欢这种夸张，考虑到他起步时的可怜处境，埃利斯所取得的成就和能力也的确超凡脱俗。他将父亲描写成一个吝啬鬼，且非常不负责任，没有给过他一点父爱，而其母亲将大量的时间花在桥牌、麻将及其他嗜好上。年轻的埃利斯在布隆科斯长大，5～8岁期间因肾炎住过8次院，因而不能进行剧烈运动，遇到此类活动时，他往往表现得像个女孩，而且非常害羞、内向，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他说，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他成为一个“固执而决断的解决问题者”：

我对自己说，如果人生充满着这样的粗野和争斗，我怎能活得快乐与成功呢？不久我就找到答案了：开动脑筋！因此，我马上就设计出如何在我木头木脑的母亲面前卖乖，如何与一天到晚喧闹着的兄妹相处，如何在不失害羞的情况下尽量过得快活一些。

在其青少年时代，埃利斯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并不成功。他后来想做个临床心理学家，1947年才获得博士学位，时年34岁。对于正常人来说，如此晚才涉足这一领域意味着他将一事无成。但对他来说，却不是。他在新泽西精神病院工作过，同时接受了4年的心理分析培训，1948年起开始自己接待病人。1952年，他在曼哈顿行医，并开始写大量讨论性学及相关内容的学术著作和大众读物，其激进的观点和粗俗用语使他恶名在外，而他也似乎乐于充当这样一个恶人。

1953年和1955年之间，埃利斯开始对心理分析进行反叛。他觉得心理分析的过程太慢，也太被动（在分析师这边），根本不适合他。因此，他开始变成一个折中主义治疗师，在治疗中一边训导，一边劝导，主动地加以指导。

按照符合自己口味的技术实验了两年之后，他编了一整套理性情感疗法。1955年，他开始实践这一疗法，就此开始著书立说。书面上不太容易传达出RET疗法的本质，也不太可能看出埃利斯使用这一办法的场景。他富于召唤性、挑战性的治疗方式只能依靠人们的想象力。下面这一例子（稍加节略）或许可以捕捉他的一部分方式和过程。该段文字选自他与一位26岁美工的早期谈话。该美工有一个固定的女友，也与她定期性交，但总是害怕成为同性恋者。

治疗师：使你心烦的主要是什么？

客户：我害怕成为同性恋者，非常害怕！

治疗师：是因为“如果我成为同性恋者——”会发生什么吗？

客户：不知道。不过我真的烦透了。它使我每天都在怀疑，我的确怀疑一切。

治疗师：嗯。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请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成为同性恋，我会怎样呢？”

客户：（暂停）我不知道。

治疗师：不，你知道！好吧，我可以把答案告诉你。但我们还是来看看你自己是否能答出来。

客户：（暂停）不再是个完人？

治疗师：嗯。显然，你说的是：“我糟透了。但是，如果我成为同性恋，那可真的是糟透了！……”你为什么糟透了呢？

客户：（暂停）

治疗师：说不出来吧。你为什么认为自己糟透了呢？即使在100个男人中99个都能与女人做爱，你自己是唯一不能做爱的，你为什么就一定感觉糟透了呢？（埃利斯这里是用病人自己报告的数字进行辩驳——每百个男人中出现同性恋的数字当然要大于此数。他还在私下的场合里说过，他并没有同意病人的看法，认为同性恋非常可耻，只是向他说明，认为这件事情不好并不会使其真的不好。）

客户：（半晌不出声）

治疗师：你还没向我说明哩！为什么感到糟透了呢？没有价值吗？

客户：（半晌不出声）因为我不属于。

治疗师：不属于什么？

客户：我不属于那99个人。

治疗师：“我不属于，因此我应——”

客户：我应该属于。

治疗师：为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是同性恋者，你就是个同性恋者。现在，如果你真的是个同性恋者，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非同性恋者呢？这听上去不对。

客户：（半晌不出声）

治疗师：看出你的烦恼在哪里了吗？

客户：嗯。

治疗师：你在说的是一句正常的话，“如果我是同性恋者，成为异性恋者是我所渴望的” ，并将其译成“因此，我应该是（异性恋者）”。是这样吗？

客户：是这样。

治疗师：可这说得通吗？说不通嘛！

还有与另一客户的一段对话：

治疗师：全是废话！一直是同样的废话！现在，请你来看看这句废话——不要说“啊，我有多蠢！他恨我！我想我会自杀的”——你马上会好一些。

客户：你一直在偷听吧？（大笑）

治疗师：偷听什么？

客户：（大笑）我心里说的话，跟这一样，我是这么说的。

治疗师：那当然！而且，根据我的理论，如果不对自己说这些废话，人们一般不会生闷气……如果我认为你是我见过的最可鄙的人，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做的就是这一行。即使我这么想，能把你真的变成一个最可鄙的人吗？

客户：当然不能。

治疗师：什么东西能使你成为一个最可鄙的人呢？

客户：自认为是。

治疗师：这就对了！你认为自己是，你就是，这是唯一能使你变成这种人的东西。懂了没？你控制着你自己的思想，我控制着我的思想——我对你的看法。你完全不必受我的影响。你总在控制你自己的思想。

埃利斯认为，这种面对面的RET治疗法要远远好于非面对面的RET法。埃利斯将自己的想法编成《RET疗法的ABC理论》。病人生活中激活（A）的现象与其对这些现象的看法（B）混合在一起，而这些看法导致接下来的后果（C）——情绪及行为上的混乱。最近几年，他又详细描述了ABC之间存在的多重性影响和反馈。比如，C的状况不好——情绪反应——会反馈至信仰系统，并增强B（对某种经历的思想，然后又反过来影响感觉系统如何实际地对经历A进行评估）。RET旨在使客户产生“深刻的、基本的和哲学的变化……要观察，要屈服，要停止重构其核心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必要性处于其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哲学假定的最底层”。总体来说，理性思维是精神及情绪健康的源泉。

听上去过于简单化，但事实证明它具有极大的感召力。这种疗法开始时发展缓慢，但在埃利斯本人持之以恒的宣传下，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很快地发展起来。埃利斯的生意越来越忙，最终得以在60年代开设一家理性情绪疗法研究所，并在曼哈顿东65大街买下一栋房子作为研究所的工作场所。自此之后，这栋大楼从早到晚充满了客户、学生和员工。

在20世纪70年代，尽管埃利斯、他的学生和他的方法在一些专业杂志上经常遭受攻击，但RET研究所仍在其他城市和欧洲各地落下脚来。1982年，一项针对800位临床及咨询心理学家的调查在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会刊《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在心理治疗大师的排行榜上，埃利斯名列第二。三家咨询杂志的参考资料显示，埃利斯是20世纪80年代受到引用最多的作者。1985年，美国心理学学会给埃利斯颁发“杰出职业贡献奖”。

不幸的是，没过几年，埃利斯和学院的董事会之间在管理问题上发生了矛盾，最终，于2005年带着一颗受伤的心被迫离开。然而，他并没有就此倒下，而是在纽约市的其他地方继续他的REBT。两年后，他离开了人世。尽管如此，他是最后的获胜者，因为他的基本方法（REBT）成了各路心理治疗专家的利剑。

还有一位治疗专家，他对认知疗法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这就是艾伦·贝克（Aaron Beck），一个在当代心理疗法领域备受尊重的名字。

就在埃利斯发表第一篇论述RET的文章时，艾伦·贝克也在类似的一条路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教师，精神病学者。这位朝气蓬勃、中等个子的年轻人，一头浓发，满脸堆笑，一心埋头于心理分析之中。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也曾试过行为疗法和理性技巧，以克服两种较为严重的恐惧感。孩子时，他曾经历一系列的手术，自此后见不得血，一见头就晕。十几岁时，他决定战胜这种恐惧。“我之所以学医，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面对自己的恐惧心理”， 他说。

在上医学院的第一年里，他逼着自己站在远处观看手术。第二年，他主动要求当外科助手。他迫使自己将血视作自然现象，从而渐渐消除了害怕心理。

贝克在30多岁时才相信并利用心理分析法治疗病人，他对压抑感有着浓厚的兴趣。按照心理动力学的理论——他自己的解释——压抑是人们自己封闭自己的结果，可被解释为“受苦的需要”。受压抑者为满足这一需要，往往挑起人们反对自己，或不赞成自己。后来证明这一想法是正确的。

为寻找新的信仰，贝克重新捡起了他对一位压抑病人的梦幻的研究，从中发现了一套全新的理论。贝克发现：

当集中精力于病人的自我描述和体验时，我注意到，他连续不断地构架自己的负面形象，只看到自己生活经历中不好的一面。这些构架——与他梦中的形象非常一致——似乎是现实的扭曲。

通过一系列的测试，贝克发现，病人“对自己、对外部世界、对未来，总体上持消极的看法，这一点显而易见地表现在广泛的消极认知扭曲之中”。

既然如此，他推断，应有可能“通过逻辑和证据规则的应用来纠正这些扭曲，将他的信息处理过程调入现实之中”。也许，通过这种疗法，不仅这位病人，而且大部分病人都可治好。贝克引用人文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话说：“神经病并不是情绪上的疾病——而是认知上的错误。”

这个概念奠定了贝克发展出来的对压抑的认知疗法的基础。他在1963年至1964年间写成的专业论文及1967年出版的《压抑：临床、实验和理论探微》一书中分别表达了这些思想。后来，通过数年的周会制度与精神病学系的同事进行个案讨论，他将认知疗法的用途延伸至其他神经症状中，并于最近对其进行调整，使其能够处理配偶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

认知疗法并非是从贝克的大脑里一下子跳出来的。他本人也说，他的理论部分归因于心理学界早已进行的认知革命，也得益于行为主义运动，因为行为主义疗法需要病人思考所获取变化的心理步骤，因此，部分来说它也属于认知型。贝克最早想到认知疗法的时候，并不知道埃利斯的RET疗法，但他的确说过，埃利斯的工作在认知-行为疗法的形成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尽管贝克的方法与埃利斯的系统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贝克在个人风格上显得更端庄得体一些，并就神经症疾病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认知理论。比如，在讨论压抑时，他分辨并标示出三种起因：

——认知三联症：压抑者对自己、对世界和对未来的扭曲看法（“我不行” “我的生活让人失望……” “将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沉默的假定：没有表达出来的想法，它们将对情绪和认知反应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别人非常生气，可能就是我的错。”“如果大家都不喜欢我，我便一无所值。”）；

——逻辑谬误：概括过度（将个案误认为是全部）；选择性注意（注意一些细节，忽略另一些细节）；随意推论（所得出的结论不合乎逻辑或缺乏证据支持）；其他。

他还提出一些类似的分析，以解释引起一系列神经症，甚至精神疾病的认知扭曲。

指出病人的认知扭曲远非贝克认知疗法所涉及的全部。让病人认识到认知扭曲的重要一步是在治疗师与病人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贝克非常重视给病人以温暖，他使用了许多认知及行为疗法的技巧，其中有角色扮演、果断训练和行为预演等。病人在各疗程之间要观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努力改变它们，并执行一些具体的任务。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克服病人的惯性和动机缺乏，而且还能得出实际的成就感，有利于纠正病人所固有的一事无成思想。为达此目的，贝克还常请病人写出周报（每周报告），将他或她一周内的活动记载下来，并将每种活动所带来的满足程度描述下来。

然而，这种疗法的关键部分，却是在办公室进行诊疗的过程中对病人思想的检查，同时纠正其认知扭曲度。比如，一位极度压抑的妇女对贝克说：“我的家人不喜欢我。”“没有人喜欢我，他们认为我就是这样的。”她的证据是，她的几个已长成少年的孩子不再喜欢与她一起做事了。下面是贝克如何引导她检查现实与她的思想之间的差别的：

病人：我儿子再也不喜欢跟我一起去看戏或看电影了。

治疗师：你怎么知道他不想跟你一起去？

病人：十几岁的孩子实际上并不喜欢与父母一起去。

治疗师：你真的请他们与你一起去过吗？

病人：没有。实际上，他倒是问过我几次，问我需不需要跟他一起去……可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想带我去。

治疗师：试一试，让他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怎么样？

病人：我想可以。

治疗师：重要的是，不是他跟不跟你去，而是你是否在替他做出决定，而不是让他自己直接告诉你。

病人：我想你是对的，可他看上去的确不太体贴人。比如，他总是不按时回家吃饭。

治疗师：总是这样吗？

病人：呃，有一两次……我想也算不上总是迟到。

治疗师：他很晚回家吃饭是因为他不体贴人吗？

病人：真要说起来，他的确说过那两天他学习得较晚。还有，他在其他方面还是知道冷暖的。

这位病人后来发现，事实上她的儿子非常愿意跟她一起去看电影。

如本例所示，贝克风格认知疗法的关键是他的苏格拉底式启发，即通过提问让病人说出一些与他的假设或结论正好相反的情况，从而纠正这些认知错误。这个技巧的作用可在他的另一份报告中看得更加明显。下面这个段落是他与一位25岁的妇女所进行的谈话。她想自杀，因为丈夫对她不忠，她认为自己再活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治疗师：你为什么想自杀？

病人：没有雷蒙，我一钱不值……没有雷蒙我快活不起来。但我无法挽救这个婚姻。

治疗师：你们的婚姻一向如何？

病人：一开始就糟透了。雷蒙一直对我不忠，过去5年来我很难见到他的人影。

治疗师：你说没有雷蒙你就快活不起来。你跟雷蒙在一起时真的感到快活吗？

病人：没有，我们总在打架，我的感觉非常差。

治疗师：那么，你为什么觉得雷蒙对你不可缺少呢？

病人：我猜，可能是因为，没有雷蒙我就一钱不值。

治疗师：在遇到雷蒙之前，你感觉过自己“一钱不值”吗？

病人：没有。我认为自己非常出色。

治疗师：如果在认识雷蒙之前自我感觉不错，为什么现在必须有他才能感觉不错呢？

病人：（感到迷惑）呃……

治疗师：婚后没有人对你感兴趣吗？

病人：好多人给我丢眼色，可我没有理睬他们。

治疗师：除雷蒙之外，你觉得世界上没有跟他一样好的人？

病人：我觉得很多人都比雷蒙好，因为雷蒙不爱我。

治疗师：你是否有机会跟他重归于好？

病人：没有……他另外有个女人。他不需要我。

治疗师：那么，如果离婚，你在实际上会失去什么呢？

病人：我不知道（哭起来）。我想，只有彻底断开了。

治疗师：你觉得只有彻底断开才能与另一个男人相好吗？

病人：以前我也曾爱过其他男人的。

经过这次诊疗之后，这位病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非自杀不可。她开始对自己“除非有人爱我，否则我就一钱不值”这个想法产生怀疑。将贝克提出的问题想过几遍之后，她决定正式离婚。她离了婚，开始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到20世纪80年代，认知心理疗法已经成为主流的重要部分。今天，有约1/3的心理疗法医师宣称自己属于认知-行为疗法，这种疗法已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可，尤其适宜于压抑和失去自信的病例。现已满头白发、态度温和的贝克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地推行此种疗法，他也得到美国心理学学会的奖励，1989年该学会授予他“心理学应用杰出科学奖”，其中的部分奖词是：

他在压抑治疗上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他的影响深远的著作《抑郁症：病因及治疗》是一部引用甚广、在该课题上起决定性影响的文本。他对诸如焦虑和恐惧症、性格偏差和婚姻失谐等多种病症的疗法，经推广证明，其模式既有综合效应，又具实证性。

1989年贝克获得美国心理学学会奖的时候，认知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都处于上升阶段。此后，两种疗法均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追捧。几十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贝克、他的同事以及其他认知疗法专家都不断地对认知疗法进行修正，从而使其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

第五节　疗法种种

我们已考察过三个家族的治疗方法——动力学、行为主义和认知疗法——它们目前是这些努力中的最主要形式。但人们仍在尝试其他许多方法，且发现者均宣称他们的办法是更有效、更便宜、更快捷、也更科学的。1950年之前约有十几种心理疗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已达到130种。而到1988年，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阿兰·卡茨丁（Alan Kazdin）对外宣称，“相当保守的估计是，有230余种不同形式的心理社会疗法”。而且，目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疗法研究中心主任保罗·克里茨·克里斯托弗（Paul Critz Christoph）说，最新估计600多种。

这种现象看上去似乎使人茫然不知所措，但归根结底，所有的疗法在实际上均可归入相对较小的范畴。我们已读到三种，还有其他一些目前在其他书籍中很少涉及的，我们在此也不能一笔掠过。

人文主义疗法

在20世纪50年代，人文主义心理学是“人类潜力运动”——主要代言人为马斯洛——的核心。它是作为可选择的“第三种力”出现的，第一种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第二种是行为主义心理学。

相比较而言，人文主义者更具有哲学意味，而少一些科学含义。他们认为，行为不应该用所谓的客观、科学的标准，而应该用个人自己的参考框架加以评判。如果个人认为轻松、非竞争性的生活是其理想，那么，这就是他或她的有价值的生活，而不应被视为性格缺陷。宁愿单身而不去婚娶也是这样，性自由不应只局限于一夫一妻制，其他与社会常理不一样的东西亦如此。人文主义心理学因此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个人主义和反叛的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

从这种心理学中又冒出一大批疗法。尽管这些疗法互有不同，但大都基于这样的立场：治疗的目的不是改变客户，而是使客户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比如，认为自我形象或感觉较差等，治疗师的任务是帮助客户更好地发展自我。如今，约有6%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同样比例的其他心理治疗师将自己列为人文主义流派。

以客户为中心的治疗法：人文主义疗法中最重要的一种由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首创。根据这种疗法，治疗师只是回应客户——罗杰斯拒绝使用“病人”一词——所说过的话。他认为，这种做法应能传递某种对客户的尊敬感，并对他“处理自己的心理情景及掌握自己的能力表达出充分的信任或信仰”。下例是他与一位感到压抑的20岁女子的谈话过程（有删节）：

客户：有时，即使上街我也觉得费劲。这令人可恼，真的。

治疗师：即使小事情——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让你烦恼。

客户：呃，是的，我似乎没办法克服它。我的意思是说，它——每天似乎总是这些周而复始的琐事。

治疗师：这样的话，你非但无法取得进展，（而且发现）事情真的不会好到哪儿去。

客户：我多少有点跟自己过不去——有点总是在责怪自己。

治疗师：这么一来——你就责怪自己，根本不为自己着想，情况于是越来越糟了。

客户：是啊。我甚至连试试也没有想过，我认为自己将会一事无成。

治疗师：你感到事情还没开始呢，自己先气馁了。

罗杰斯认为，他的方法可营造出“协助性的气氛，（客户）可在这个氛围里探索她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然后向实现这一目标靠近”。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客户为中心的治疗法得到广泛采纳，此后，它的影响又渐渐消退。

格式塔疗法：该疗法由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佩尔斯（Frederick Perls）首创，他称其为格式塔疗法。不过，它与格式塔心理学没有任何瓜葛。佩尔斯的目的是让病人意识到他们自己已经舍弃的一些感觉、欲望和冲动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还让病人认识到，他们认为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借来的，或是从别人那里接受的。

佩尔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严格意义上的面对面接触，有时甚至非常生硬，包括多种实验、游戏、小花招，目的是挑起、刺激并逼迫病人承认他或她的真实感觉。在记录的诊疗片断里，佩尔斯有时似乎是虐待狂，但就某些病人而言，他的方式往往非常有效。格式塔心理疗法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于人文主义圈子之内，今天，在心理疗法中它已降至次要地位了。

交往分析

交往分析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以动力学原理为基础，主要关心人际行为，在“理性的”基础上处理神经问题。它的治疗作用主要是通过治疗师的解释，即对三种自我状态中哪一种应对病人的某一特定行为负责进行解释。

这些自我状态或自我，是病人在他或她的“交往”中所发生的行为。在任何既定的交往（社会交往的基本单元）中，每个人都以儿童（即儿童自我，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始终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父母（一套知觉对象和想法——“应该”和“不应该”——我们从儿童期开始已对父母的感知进行内化）或成年人（认知的自我，成熟和理性的自我）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尽管三种自我状态都以无意识感觉为基础，但在交往疗法中，治疗师是在有意识的层面上处理这些自我的。治疗师能指出各种游戏——将真实交往意义隐藏起来的别有用心的交往——病人往往以不合适的角色玩这些游戏。病人学会辨识其在与人（包括与治疗师）交往时究竟处于哪一种自我之中，与其交往的人又处于哪一种自我状态之中。在治疗师的指导下，他们能够学会利用自己的“儿童”自我进行玩乐，再利用“成人”自我负责严肃的行为。

人际关系心理治疗（个性疗法）

这个短期的（心理动力）治疗方法在治疗抑郁症方面尤为有效。它关注患者与同伴（同辈、同龄人）之间、与家庭成员之间现有的关系，旨在发现这种关系与患者情绪之间的关系。目的是通过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而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治疗师帮助患者认识到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后果，纠正自己的行为，促进患者与他人之间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改善人际关系等。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除患者自身的这些症状。

群体、配偶和家庭疗法

这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治疗方法，而是一些“形式”。形式就是根据治疗的单元分类的治疗类型（个体、配偶、家庭或群体）。

群体疗法：至少存在或存在过100种这样的疗法。每年都有新花样出台，但大多为昙花一现。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迎合时代精神和集体生活的理想，“邂逅集体”之类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冒出。集体活动可包括的范围很广，从讨论彼此的问题到角色扮演，从集体支持某一受难者到集体处罚某个行为不为接受的成员，等等。在大多数小组中，治疗师往往将彼此间的交往引入某种状态，然后积极地干预事态，以防止小组以毁灭性的办法来攻击某个成员。

小组的人数多少不一，但大多数治疗师认为8人为理想选择。他们通常每周会面一次，花费只有单个儿会面的几分之一，时间长度从8周到几年不等，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目标和治疗师的取向。此前小组治疗法只是美国的一个专业，现在已流行于许多国家。

配偶疗法：配偶疗法的前身是婚姻咨询，但今天它所涉及的内容已远远超过了配偶，已转向将要结婚的伴侣和同性恋者，因为他们大都或多或少地出现类似的关系障碍。

治疗师在配偶中的作用有点类似于杂技中的吊绳：如果他让夫妻中的任何一个看出他偏向另一方，该疗法便告流产。因此，治疗师必须得寻找办法以避免在客户中的任何一方产生偏移，他必须充当解释者、顾问和教师，向其强调真正有麻烦的关系不是任何人，而是客户自己。

治疗师恳请客户讲出实情，然后进行解释；教会其运用交流技巧解决问题；将彼此尽量避免的敏感话题挑起来，但又将其置于治疗师控制的范围内；然后给他们分配家庭任务，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新的和更加令人满意的行为方式。配偶疗法通常每周一次，且大多数问题都能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家庭疗法：家庭疗法于20世纪50年代几乎在美国各地同时开展起来，最著名的在帕罗阿尔托和纽约。它的基本假定是，心理症状和各种障碍皆来自家庭内部关系处理不当，而非来自个人内部机制（尽管这一点无法排除）。

尽管家庭里可能会找出“问题”成员——某个假设有问题的成员，全家人可将家里所有的麻烦推在他身上——治疗师仍将整个家庭视作病人，生病的是该家庭中的相互来往、规定和角色关系。所有这些均组成“家庭系统”，家庭疗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充分利用从生物学中借来的该系统的理论。按照此种理论，家庭成员也许彼此干涉过多，也许交往不足；也许过严的家规使成员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或反过来说，也许因完全没有家庭概念从而失去家庭感；等等。

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有约23000名成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并且符合该协会的要求，即为婚姻及家庭治疗师，且具有两年以上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此外还有数千名心理治疗师，他们经过或没有经过婚姻及家庭治疗培训，但宣称自己为婚姻及家庭治疗师（该词的使用在许多州尚没有法律约束），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治疗一般的病人，也可以治疗配偶和家庭的障碍。

五花八门

除上述几种之外，我们还可选出多种其他疗法，至少在美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有些疗法非常奇怪，但都建立在科学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另一些疗法更加奇怪，而且以伪科学或神秘观念为基础。总之，它们在精神健康治疗方面都贡献不大。

下面是随机抽取的例子：

原始疗法：如上所述，它要求客户进行长时间的吼叫，以释放婴儿期的愤怒。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求客户在家里自己练习。

森田疗法：日本疗法，以禅宗原理为基础，卧床4～7天，与外界隔绝，去除感官感受。此后，病人要接受自己的感觉和症状，积极地生活在现世，将思想从自己身上转移至周围的世界。

苦刑法：病人要完成非常困难的任务，时常要处于比目前更糟的环境，比如半夜起床，夜夜如此。

矛盾指令：用以打破顽固的反抗行为，让病人坚持自己有问题的行为，甚或加速错误行为，允许病人做一些不允许做的事情以缓解其情绪，去除里面的倒错因素。此做法常常带来突破性进展。

积极心理学：前面提到的积极心理学是一种治疗方法的涵盖性术语。尽管它没有忽视人们所承受的困苦和遇到的障碍，但是，它却强调积极的情绪、积极的人格特征、高峰体验以及对幸福的理解等。尽管其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极力推广，然而，接受该种心理治疗的病人却寥寥无几。

催眠：催眠，准确地说，应叫催眠后暗示，有时帮助患者控制吸烟或者暴饮暴食，克服怯场，临时纠正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行为。

EMDR （眼部脱敏信息再加工技术）：经过前期的准备工作，患者把注意力放在引起障碍原因的意象上。患者随着治疗师的手指运动自己的眼球，每次20~30秒，并不断重复这一动作，目的是消除引起障碍原因的意象。

EST疗法（艾哈德定期培训）：风行于20世纪70年代，在舞场待两个周末（花费250美元），除正式的休息时间外不准使用淋浴间的设施，参加者整天接受主持人不停的辱骂（“你们全他妈是些没用的屁眼……你们他妈的什么也不是，一台机器”）。如果客户感到精疲力竭，大受羞辱，生活的秘密也就显现出来：你的确什么也不是，就是一台机器，但能安于现状，知足常乐。

特别目的车间：持续半天或一天，有时需要整个周末，只能出去进食、上厕所和睡觉。在这里，讲座、集体治疗、敏感培训等其他活动，均可用以解决参加者由某问题，如儿时受虐待、乱伦、虐待配偶、害怕暴露等，所引起的感觉和情绪症状。

其他：怎么给其他疗法取名字呢？好吧，我们先不管它们叫什么名字，只简单地扫它们一眼吧：宇宙活力疗法（病人坐在一只特制的大箱子里，据说可在里面收集某种有治病作用的、弥漫于整个宇宙的能量）、舞蹈疗法、前生疗法、奇迹疗法、幻视疗法……该停住了。我们已经超越了科学的界限，尽管许多人认为，这些边缘活动也是基于心理学的心理疗法。

面对多种多样的疗法，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它们真的有效吗？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某些疾病来说，某些治疗办法要比其他疗法具有更好的疗效。

这些疗效研究的新形式将比过去的疗效研究更具体地显示：究竟是什么在心理治疗中产生疗效，又究竟对哪些病人起作用。心理疗法的确能起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假设冯特能够知道的话，他的灵魂也许会一展愁容，点头赞许。

第十八章　心理学的利用与误用

第一节　知识就是力量

不管W.冯特的幽灵如何看待今天的临床心理学，有血有肉的冯特却是非常愠怒地亲眼看到了自己所创立的科学被他的几个高足投入到了不体面的实用中。

其中一位高足，厄内斯特·缪曼，犯下了在冯特看来是变节的大罪，即完全抛弃纯粹的研究，将心理学原理应用于教育之中。更糟的是，另两位弟子公开在商界和公众面前叫卖自己的专业知识。1903年，西北大学的沃尔特·迪尔·斯科特（Walter Dill Scott）出版专著以讨论销售和广告心理学。冯特的嫡传弟子雨果·曼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于1908年出版专著讨论法庭陈述心理学，1915年又出版另一本专著以论述日常问题心理学。

曼斯特伯格是一位典型的德国教授，社会观反动（极力鼓吹妇女应当待在家里），形象丑陋（装束简陋，鼻子扁平，尖嘴猴腮，一脸卫士式络腮胡子），但在美国心理学界却大名鼎鼎。对于自己的身份，他似乎一直摇摆不定。他在书本、通俗杂志及公众面前极力鼓吹应用心理学，却又通过长篇累牍的心理学著作来拼命维护自己的科学家身份。他本可以不做这些的，因为他的重大影响是在应用心理学领域，在理论上他毫无建树。

曼斯特伯格极力鼓吹应用心理学使许多心理学家备受侮辱，但公众显然喜欢这一点。最终的结果是，一些冒险商人邀请曼斯特伯格及其学生利用心理学知识来改进工人的劳动效率，使广告更打动人，甚至帮助其确定最能完成特定工作的人选。

比如，他为一家电话公司开发出一套测试办法，以找出最能适应交换机操作的女性。为测试他的办法，这家公司悄悄地将几名有特技的操作员夹在30名求职者中让他打分。曼斯特伯格果然给这些有经验的操作员打出了高分。

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知识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不需要考虑其是否具有实用性；但大多数领袖人物和普通人觉得，知识只在应用于实际时才值得追求。后者的观点在工业技术社会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20世纪的美国，应用心理学很快引起社会的注意，并得到快速发展。

一些由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的人员发现，这一转变给他们带来了科研、收入双丰收。认知科学的领军人物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于1991年离开了纯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研究。

应用心理学还以很多别的形式影响着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早期已有不少人将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和理论用于实践，其中包括：

——智力测试，两次世界大战中用于剔除不合格兵员；

——智力及能力测试，全国许多学校用其为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分班；

——二战中的陆军飞行大队将知觉原理应用于测试准飞行员的培训；

——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布朗诉教育部案例中开始引用心理学研究成果，接着以这些成果对公共学校进行整顿；

——由大众媒体和其他方法进行灌输式的父母教育，在儿童发育的正常阶段及各种能够给每一阶段孩子带来最大益处的父母行为；

——当然还包括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学及其对美国人的心理卫生和行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对他们的生理卫生所产生的影响：一系列研究显示，经过心理卫生治疗后，经常到门诊治疗的人数减少了1/3。

最近几十年，这一领域继续蓬勃发展。美国心理学学会半数以上的会员由临床及其他应用心理学家构成，在非会员的心理学家中，这一数字可能更多。美国社会已深受心理学的影响，其中有：

——每年100多万高中生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SAT（学习能力测试）测试中的得分；100多万取决于他们在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得分。这两种测试由教育心理学家设计，许多学校不招收分数过低的新生。

——成百万人的就职问题，其工作性质从流水线作业到管理层不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就业者在智力测试、敏捷度测试、忠诚度测试和性格测试中的得分。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每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各种各样的培训，以促进劳动操作水平和运动水平的提高、人际关系的改善等，其中的大部分培训是以心理学的发现为基础的。

——数十亿美元的电视、无线电商业广告及印刷广告的洪流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品味、购买行为、日常行为和投票选择。这类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着心理咨询者（或按时下应用心理学教科书中的热门称呼，可称其为“依附职业者”）的说服技巧。

——我们购买和使用的电器、药物、副食品、书籍杂志等都是根据心理学的研究设计的，即研究不同年龄段、种族、性别等对产品的偏爱程度或者爱好取舍。

所有这些均提出一个问题：应用心理学是利用科学知识来改善人类的状况呢，还是误用其以谋取私利的目标并使其目标付出更大的代价？

不过可以证明的是，心理学的许多应用之中，一些可以改善个人和集体的生活，另一些则使行医者得益，接受者受害。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目前还没有学会既鼓励心理学的使用，又防止它的误用。

第二节　改善“人性设备”的人性用途

心理学的许多应用使人类开始更有效、更健康地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反应。其中有：

健康心理学：这些应用可改善或治愈与心理因素有关的心理和生理疾病。当然，重要的例证是心理治疗学，其他可包括诊断过程和情景或社会介入。例如：

——A型行为模式（TABP），主要针对那些拥有异乎寻常雄心的人，他们富有进攻性，节奏紧张，喜欢快速讲话，快速行动，容易生气，容易产生敌对情绪，且易得冠心病。要防止此类病症的发生，比如，知情的父母可以有意识地放松孩子的成就意识，可以选择一些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学校。TABP模式的成人也可以调换至一个竞争性相对宽松的环境，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调换一个不具有竞争性的工作。

——社会心理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发现，由移民、离婚或死亡引起的社会关系或网络中断与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疾病之间存在某种统计学上的关系。比如，抑郁及其伴随性的免疫反应减弱症状，在离异人群中更为常见。心理学家开出的药方是社会支持，所幸的是，许多支持性社会团体近期纷纷在全国各地出现，其中有专门为老人、伤残人员、有不良嗜好的家庭和癌症患者（特别是乳房切除术之后的妇女）服务的团体，还有专门为晚期病人及其家人服务的养老活动。

教育心理学：到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和教育者均已收集到大量证据，证明贫困学生在认知条件和文化准备上均不及正常学龄儿童，这是他们年复一年总是落在后面的原因。“从头开始”是一项大型实验活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开战”活动的一部分，旨在通过给他们提供特别教育，以使他们掌握在学校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和背景知识，从而克服贫困孩子的学习困难。

虽然“从头开始”活动由于一些政治原因没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然而，后来研究者所设计的其他项目，所得出的数据却充满希望。1982年，设计良好的11项早期强化活动的研究结果被汇总在一起，研究者们齐坐下来，进行纵向的追踪探索。在几年时间里，他们寻找、测试、随访了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学龄前儿童强化项目的8～18岁学生，收集了有关其学校操行的数据。1982年，研究者报告说，凡参加该项目的孩子，其学习成绩要好于可比较的控制组学生。若干年以后，其智商和成就测试的分数更高，谈起自己时也会因为所取得的成绩而更加自豪。

心理学在规模更大的程度上应用于教育达几十年之久。在全国范围内，约25000名学校心理学家在对学生进行测试和评估，同时提供短期治疗；数千名教育心理学家在用学习理论和研究数据设计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同时向师范学院的学生灌输这些理论。

人性工程：最早的汽车是通过舵杆改变方向的。如果要向左转，司机就得将舵杆向右拨，反过来也一样。后来，经过改良，如果想向左转，司机就把方向盘向左打。这就是本世纪初期，一些设计机械、汽车、电器和其他机械装置的工程师们突发奇想，设法使控制钮、仪表、阀门等更适合自然的人类知觉及运动能力。

战争期间，人们不断地开发出大量新型的复杂军事装备，军事服务机构及其合同签订方开始雇用心理学家，以使其产品更加符合人性的知觉及反应。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工程的开始，后来人们称其为工程心理学。于是，心理学家开始重新对这些设备进行设计，以提高其仪表的易读性，使控制钮的微调更易进行，也使必须进行的动作更加自然协调。

杰克·邓拉普（Jack Dunlap）是负责射击培训研究的海军军官，曾担任福汉姆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对射击设备的第一手经验及其对使用这些设备的心理学难度的理解，使他在战后成立了第一家人性工程公司，即邓拉普公司。邓拉普精力充沛，身材矮胖，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应用心理学的宏观远见。“都该烧掉！”1951年，他冲着一位参观者善意地叫道：“什么纯科学，我受不了这些学术上的马屎。科学若不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只会一钱不值 。”

他的公司可谓是蒸蒸日上。邓拉普于1948年投入2.1万美元，3年后的营业额已近70万美元，客户主要为美国国防部、飞机制造厂、办公机械公司、重型电气设备制造厂、闪光灯制造厂，等等。

邓拉普公司人性工程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它帮助一家制药厂解决了正确计量药丸的问题（计数过多将减少收入，过少则违反联邦法律，而两个问题药厂总是杜绝不了）。计数的工人并不实际计量，只用一块刻有诸如100个凹槽的铝板插入装药丸的盒子。抽出铝板时，药丸便落在几乎每一个凹槽里，扫一眼即可知道。他只需用手再抓4～5颗药丸放在铝板上，而后进入自动装瓶程序。至少说，这种方式应该可以起作用，但药丸计数者总是出差错。后来的改良版是将每个凹槽底部刷成橘黄色，结果，任何没有落进药丸的凹槽就会像警告灯一样亮起来。于是，精确度立即上升，问题得到了解决。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性工程学一直是应用心理学中一个相当出名的分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在广大的范围内开展研究，从大型喷气客机到地铁控制中心，从床头收音机到家用电脑。

到最近为止，美国最有灾难威胁的设备——核电站——也得到了人性工程的益处。比如说将自动停车系统中一个卡住的阀门的标志设计得更加显眼；将30%的系统标识挂得更低，否则操作员根本无法看到；更高指示灯的颜色，使其更统一更醒目。

环境心理学：此种现代专业研究主要处理人类使用物理环境的方法及受其左右的途径。

三个例子如下：

——领土：跟大多数动物一样，人类也有控制周围空间的冲动。当一组人感到某个地区属于他们时，他们往往在行动时不再匹马单枪，而是为彼此的利益采取集体行动。1972年，著名城市规划者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在公共住房项目中分析了犯罪的模式，确认了建筑的位置——建筑面向什么景点，环绕或控制什么空间，等等——会在其居民中形成什么样的共享感和责任感，从而降低犯罪率。自此之后，一系列环境心理学家开始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力度，主要探索哪种住房布置会刺激集体的领土感，加强彼此间的关系。

——隐私：在不同的社会和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同部分，人们对隐私有着不同的需要。但总体上来讲，某种程度的隐私是几乎每个人都需要的。环境心理学家试图通过建筑的方式满足这种需要。比如，在大型办公环境内，使用隔间或墙壁，而不进行敞开设计，从而使监视者不能直接看到员工。人们发现，这样可以得到更大的工作满足和更高——而不是更低——的操作水平。

——拥挤：在人口密度甚高的环境里生活和工作，人们往往感到非常压抑。当人口密度无法降低时，环境心理学家便通过建筑样式和视觉操纵以降低其影响。一组环境心理学家对一间大学宿舍进行三种不同建筑样式的测试，以观察这些样式将产生何种程度的拥挤感。第一种是一条较长的走道，房间里居住40名学生；第二种是两条较短的走道，走道两边的房间里各住20名学生；第三种是一条较长的走道，房间里住40名学生，但中间有一间客厅，学生可在里面会面，里面有门可将走道划开。尽管最后一种布置的密度与另外两种同样高，但学生感到它不那么局促，不那么拥挤，因而也就更加适宜一些，更富于社会性。

表演心理学：此专业关注的是如何扩大在学习和其他许多技能性活动中的心理能力和运动技能，包括运动在内。

1984年，美国陆军研究院邀请国家科学研究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技能培训进行评估。该院成立了人类表演强化法委员会，由14名会员组成。该委员会的委员们走访10所实验室，主要是观察这些技巧，听取这些新方法的倡导者和顾问人员的汇报，并查阅大量的文献。他们的结论是两份报告，认为有些是可预测的，有些是令人吃惊的。下列所列的是比较突出的发现，它们解释了扩大人类潜能的各种非正统方法（稍后，我们将看到有关更不正统的方法的结论）：

——培训方法：许多体能训练者和教练强调“大运动量练习”，即对某种技能广泛而持久的练习。一个例子是在网球营进行的培训，学生在这里一天训练许多小时，连续两周，没有任何中断。委员会报告说，这样的方法的确能在短时间内将表演提高至较高的水平，但其效果消退得也快。间歇练习效果不仅在运动技巧训练中如此，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也是一样。

——运动技巧的心理实践：最近几年，运动心理学家一直在向运动员、音乐演奏者和其他运动技能工作者提出建议，要他们在进行实际操作前在心里预演自己所期望达到的水平。一些运动员和其他人证实了这一做法的确有效。比如，杰克·尼克拉斯就曾说过，他在击打高尔夫之前，总是就自己挥杆的线路和球的走向进行心里预演。一位中国钢琴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7年，出监狱时其弹奏水平很快就恢复至从前。他的解释是，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关押期间，他一直在自己的心里演奏着。

第三节　改善人类与其工作的协调关系

我们已看到心理学家有两种方式可以改善人类与机械之间的协调性关系：一是测试人们处理某些具体机械的灵敏度，二是设计出适合人类知觉、反应和移动的设备。还有两种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一是调整工作者的动作，二是改善工作环境。

在20世纪初，那些“效率专家”们手握秒表和卷尺，分析并修改着每一个任务所必需的动作。他们还研究员工的动作以确定他们的效率，比如在包装书籍时，是站着包得快还是坐着包得快，是用一只手快还是用两只手快，书的位置到底是放在纸箱的左边、右边还是前面。但这些修改只注重增加产出，因而往往使工厂的工作更加繁忙，更加压抑，更易于疲劳，因而工人开始产生敌意，从而引发更高的错误率和产品缺陷。

二战期间及以后，科技复杂性的增加导致了一种更加宽泛的全新概念，即操作者-机器系统。该系统不仅指人类工程学元素的应用，还要求调整工作场地的工作环境，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的心理能力和需要。比如，改善照明，消除噪音，延长休息时间，改善通信和其他工作条件等，从而使疲劳弱化，工作满足感增大，员工的参与意识增强，旷工和人员调整现象减少。

工业心理学家开始从工厂慢慢转移至办公室，对经理职位申请者进行领导素质测试，对工作条件的变更形式进行推荐以防止怠工，建议修改命令链和内部的交流方式以改善集体的协作功能和协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曾经是工业心理学的东西现在变成二战后的工业/组织（I/O）心理学，即如今约1/10心理学家所从事的专业。我们下面便来察看一下其中的两种，以使我们对I/O心理学家如何将自己的科学应用于改善人类及其工作的关系有一个进一步的理解。

使工作适应人：有一部分是关于人类工程学的，但它包括更多的东西。

人类工程学方面包括工作场所的很多客观条件，这是I/O心理学家所关注的。其中有：

—— 工作空间包装：不仅要考虑隐私和拥挤等因素，而且还考虑照明，最适于工作的椅子，办公桌椅相对于抽屉、文件和门之间的空间关系，工作台面的最佳高度，等等。

——工作场所的噪音问题：噪音可造成压抑，从而干扰认知过程。

——工作的专业化问题：专业化产生高效率和高产出，但一天到晚做同样事情的工人们，比如说，焊一扇汽车门的门角，或专门剥离鸡胸脯上的皮，或在键盘上不停地敲进敲出，往往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单调乏味，毫无意义。

心理学家对此可以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不过，所有建议都意味着巨大的投入，尽管有人认为心情舒畅、工作愉快的员工效率高，产出也高，流失率小。可是，人类工程学仅仅是确保I/O心理学家所关注的“工作满意度”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很广泛、很复杂的问题。

使人更加适应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评估完成某项特殊工作的工人潜能。如果是经理，需在其工作数年之后，对其工作进行评估，以决定谁处于上进状态，可晋升为高层人员，谁力不从心，不太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家保险公司于1974年的评估是，更换一名销售人员的花费是31600美元，而更换一名经理的代价是185000美元。今天，该数字肯定已翻了几番——美国海军估计，要真正地培训一名战斗机驾驶员，代价是1500万美元。

如我们所知，员工测试在一战之前就已开始。今天，约60%的大型机构和一些较小的机构均对其员工进行测试选择。其证据是，测试的确效果明显。对一家人工制冰厂进行的典型研究发现，在申请维修工作的人选中，如果得分为103～120，约有94%可以确定为适合该项工作；如果得分为60～86，适合该工作的仅占25%。

在许多公司里，经理职位的应聘者均要经过严格的评估过程，人们称之为工作能力测评。因TAT而名声大振的亨利·默里（Henry Murray）及其他人在二战期间开发出工作能力测评法，主要为OSS（战略服务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筛选情报人员。OSS测评法，依靠的主要是性格测试和对候选人在几种人工设定情形下能力行为的观察。战后，一些参与过OSS测评的心理学家在贝克莱的性格测评及研究学院对这一方法进行修改，以使其适应其他目的。他们抛弃一些只适用于间谍的条件，将其修改为一般条件，使测评条件适合于几十种专业，测评范围也从法律学院的学生到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从MBA求学者到数学家不等。

但最终编制出个人评估方案，并使其成为美国商业及工业使用模式的，却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心理学家道格拉斯·布雷（Douglas Bray）。布雷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在克拉克大学读完研究生并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并于1941年入伍。他被分配至航空人员服务处，在那里从事航行心理学培训项目。他参与起草了书面测试题，对心理运动的技能进行测试，还进行过模拟活动，以筛选可以接受培训的飞行员、导航员、轰炸机驾驶员和空中炮手。

战后，他在耶鲁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在这里从事过几年教学工作。1955年，他的前教授推荐其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因为该公司需要一名心理学家长期帮助其筛选出可承担高级经理职位的工作人员。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每年约雇用6000名大学毕业生，并从职业岗位上提拔数千人至经理位置，因而，如何判断被选中的人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布雷在一年之内迅速组织起一班人马，设计出一种评估办法。在评估中心，他们一次对12名管理竞选者进行筛选，花费约3天时间与竞选者面谈，让其完成一系列的认知测试工作，包括性格盘点、态度范围和投影测试，并参与三种主要的行为模拟测试：领导小组讨论、商业游戏和模拟测试。对个人能力的测试，他们给候选人发放记事簿、信件和请求，让他们做出决定，写出答复，或采取其他合适的措施。8位评估人，其中主要是心理学家，花费约一周的时间观察并评估每一组参与者。

与所有的纵向研究一样，布雷评估中最困难的部分是等候收集证据，以证明这些评估办法的确行之有效。在评估之后的8年至20年间，布雷又对他们进行重新评估，结果证明他的评估方法非常有效。20年后，曾被评为最有希望的大学生中，有43%的人进入管理层的第四级（共六级）或更高级别，而评为一般者，只有20%做到这一步。在非大学生中，评分较高者有58%达到第三级或更高，而在评分不高的人中，只有22%的人荣升至这些位置。

近年来，布雷的评估中心和测试方法已被弃之不用了。但在20世纪70年代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它曾风行一时。到1980年，已出现1000余家评估中心，1990年达到2000家。此后，数量有所下降，因为成本太高，不适合大部分职位的评估。

不过，评估中心在美国和几乎每一个工业化国家仍继续存在，广泛地用于对高级人才的挖掘和遴选。今天，评估可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完成。评价由计算机问答、计算机化或录像模拟的群体测试取代了笔试卷子，从而使评估进度大大加快。

现在，布雷的测试方法大大简化了，大量的公司和机构都通过网络进行评估。作为应用心理学家，布雷已得到6项大奖，最近一次奖项是由美国心理学学会颁发的，时间是1991年，颁发的是“应用心理学终身成就金奖”。

第四节　测试的利用与误用

雇主对求职者的测试，只是心理学在美国生活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中的极小部分。每年，有几千万的美国人参加各种各样的测试，试题分别由100多家公司编制，其中的一些都是资产数以百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学校都要进行智商测试、职业标准化考试、公司招工考试、SAT和ACT等大学入学考试、人格测试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考试，可见，测试已经成为心理学在日常生活中最成功的应用之一。无论是在教育、就业、心理治疗领域，还是从军或者从事政府工作，都不例外。即便是在恋爱约会方面，许多中介也开始通过人格测试及其他测试安排男女约会。

比奈在20世纪初研发智力测验的目的是惠及儿童和整个社会，通过测试，看看哪些儿童需要得到特殊教育。而心理学测试和招工测试原理也是一样的，目的是惠及参加测试的人员及用人单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测试得以广泛利用，便足以证明其在这方面的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事实上，现代社会离不开测试，中小学、大专院校、政府部门乃至军队离开了测试也将寸步难行。

然而，测试本身也可产生误导。例如，测试对教育和就业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白人有更多的机会，黑人等则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对人类能力抱有不正确的遗传论观点的人看来，他们相信，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人会在这些测试中得到高分，因为他们平均起来在智力上先天强于下层社会的人。所以全国的学校在20世纪初开始对学生进行测试，让得高分者接受学术教育，得低分者进入职业教育，从而使学生在社会上各就其位。

然而，如果测试成绩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呢？如果贫穷和社会不利因素阻止了学生发展其潜在的能力呢？如果是这样，利用测试分数来测量假定的先天能力，并确定各人的教育及就业机会，将是天大的不公，也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

60多年来，对智商分数和其他认知能力测试在何种程度上可测出先天能力，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人生经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近几年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人的智力和情感发育都是他或她的经验和先天能力持续交互影响的结果。因此，至少在目前，我们还不可能根据一个人的测试得分来准确地判断其先天智力。

既然如此，测试如何才能决定求学和就业，同时又能公平地对待有特权的中产阶级人士和处于不利地位的其他人群呢？到目前为止，答案只能是通过政治及法律途径对测试加以控制。在60年代民权运动极盛时，一些活动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激进办法，即彻底抛弃测试。不过这办法并没有得到长时间的实行。

然而，在就业测试的范围内，活动家却取得了几项重大的成功，至少是临时的成功。一般能力倾向成套测试（GATB）可以测量若干认知能力和某些部分的身体灵巧程度，于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就业服务局开发出来。长期以来，该局及其下属州、市级机构一直使用这一测试作为招聘员工的基础。然而，少数民族群体的GATB平均得分总是远远低于多数群体的得分，因此，得出的分数如果使20%的白人中选，那么，只有3%的黑人和9%的西班牙人才有可能中选同一工种。

五花八门的测试中，有三种不得不说、值得争论的测试：一种是为了使绝大多数受试者都能轻易通过，降低考试难度的测试；一种是为了预防员工偷窃而进行的诚实测试；一种是为了招聘合格员工进行的情绪稳定测试。这三种测试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是因为测试中都涉及一些侵犯隐私的试题，而且这些测试的有效性也实在难以保证。

第五节　隐性说服：广告与宣传

然而，随着科学心理学的到来，有知识者开始利用新科学的某些发现，通过一般不为人视作说服的技巧来影响他人的思想和感情。

说服者往往出于好心，比如说，老师用来激发孩子们好好学习、心理治疗师用来启发病人产生变化的复杂技巧，均是在利用心理学的成果进行隐性说服。

但这些技巧也可以用来诱发某些对被说服者有害的行为，这些损害不仅包括有形的代价，而且还包括对自由选择的剥夺。那些被说服者往往表现得没有头脑，盲目地服从他人的意愿，对自己的利益全然不知。

在广告中使用心理学知识进行隐性说服非常普遍。确切地说，许多广告直接以诱人的灯光照射产品，以赞扬它的优势，表明它的价格。但美国每年在电视、电台和印刷广告中所花费的4000亿美元中的相当一部分，却是主要用以支付那些从心理学原理中衍生的隐性说服技巧所传达的信息。

沃尔特·迪尔·斯科特和约翰·华生等人，最早将心理学原理运用至广告之中。在20世纪40年代末，一些熟谙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人开始大肆利用心理学的原理牟利，其中最出名的是已经过世的欧内斯特·迪希特（Ernest Dichter）。他认识到，美国的广告商是比神经病患者更大的猎物。他非常清楚消费者的潜在欲望，完全可以激发他们的消费欲，使他们购买他的客户的产品。

其中的一个著名例证是他利用动机研究所进行的首次研讨。客户是康普顿公司——象牙皂的代理商。据迪希特后来回忆，他对广告公司的经理们是这么说的：“洗澡是一种心理解放的仪式。你清理的不仅仅是身上的污垢，而且还有罪恶感。”他通过谈话和问卷收集的证据完全说服了他们，在他的帮助下，他们采用他的建议，打出的广告词是：“聪明起来，用象牙皂重新开始……洗掉你的所有烦恼。”

他还极大地改变了香烟广告的力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烟广告要么强调享受的一面，要么强调对身体健康的益处。迪希特认为两者都没有力度。根据他的分析，典型的美国人基本上是清教徒，在使用任何自我陶醉的产品时都会产生一种罪恶感。迪希特告诉香烟的广告代理商：“当你销售自我陶醉的产品时，你得同时平息它所引起的罪恶感，并为其提供一个方法。”因此，他的客户的广告及后来的许多广告，所表现的都是那些处在压力下，或在公司里和远方牧场上的人物。

多年来，动机研究是广告业的热门话题，在某种范围内，今天依然如此。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广告业内对心理分析的把戏不再感兴趣了，因为它并没有产生出所预料中的惊人效果。他们开始转向更新的心理研究，寻找更显明的说服办法。

一项特别有用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也就是罗伯特·扎伊翁茨所发现的“单因接触”效应。扎伊翁茨发现，重复接触即使在没有意义的符号面前，也会让观看这些符号的人产生熟悉感和愉快反应。许多广告机构测试过这种办法，发现的确如此。在非常耗时的足球赛或网球赛中间反复不断地出现某个产品的名称（当然还有男子气概或性感的图像，阳光下的开心场景等）便会产生这种效果。球迷在购买啤酒或网球鞋时，只要看到自己经常看见的名字，便会自动地产生不假思索的反应。

最近几十年，这种方法在为政客所做的电视宣传片中也风行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民主的过程。流行的方式是让观众集中接受长达30秒钟或更短的商业性轰炸，不断地重复竞选者的名字，这种简单的重复可以转变人们的好恶。你可以将之称作宣传，但这样的宣传与隐性广告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同样，在一些城市里的一些街上，竞选者会在路边或者住户草坪的前面竖起一块块小小的牌子，上面除了竞选者的姓名外什么都没有。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摇摆不定的选民熟悉门前路边的姓名，稀里糊涂地投上一票。

还有一些实验室的发现成果近年来已被投入到产品广告和宣传之中：

——在一项基于经典条件制约理论的实验中，受试者看到某种颜色的钢笔，同时听到悦耳的背景音乐；看到另一种颜色的钢笔，则听到不悦耳的背景音乐。后来，受试者在面对几种钢笔的选择时，往往倾向于选择伴有悦耳音乐的那一种。这个原理经常被应用于电视广告节目中，看似无害，实则引导人们做出连自己也不明究竟的选择。

——与短期条件制约效果相对应的是，长效“睡眠者效应”也通过实验展示出来。通过不愉快的情绪而使人集中注意力的广告，往往会产生记忆的效果。比如，在电视上所做的泻药广告里显示的是一个男人紧皱眉头，远处还伴有男人深沉的痛苦挣扎声。观众有可能认为广告制作者非常愚蠢，竟用一种令人生厌的镜头或令人不快的场景来做广告，但时间久了，他们所记住的将会是产品，而不是令人不快的反应。

——更常见的是，如果信息可以引起恐惧，那么，它很可能比事实或者理性辩论更为有力。这种策略常常用于公益广告中，强调某些行为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也可以用于商业广告中，如水灾或火灾保险、害虫防治、轿车气囊等等。

——信息传递者自身的特点也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语速快的人总是比语速慢的人更能说服人。英俊潇洒、美丽动人、风采迷人的演讲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名人在广告人眼里都具备上述影响力。着装也是一样，多年以来，药物广告和饮食广告中的形象代言人往往穿着白大褂。

——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发现了打岔的神奇作用：在劝说中被岔开的人，往往比没有被岔开的人更相信劝说者所说的话。研究者的解释是：分神会干扰观众或听话者评估或在心里与这段信息争辩的能力。最近，按照普拉特堪尼斯（Pratkanis）和阿伦森（Aronson）的说法，电视广告已在利用这个发现。例如，广告者可通过以正常速度的120%的速度，将一部36秒钟的广告片压缩成32秒。从心理学上讲，人们很难与时间压缩类广告进行争辩。所以最近的广告片经常是快速闪动的画面，同时伴随着砰砰响的言辞，这就是原因。

隐性说服实际上并不可怕。1957年，市场调研员詹姆斯·维卡利（James Vicary）宣布，在新泽西福特李一家电影院里放映电影《野餐》时，他将“请喝可口可乐”和“饿吗？请吃爆米花”两句话以1/3000秒的速度每隔5秒在银幕上闪动一次。他说，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两句话，但在6周的实验期内，可口可乐的销量增长了18.1%，爆米花的销量增长了57.7%。

这个故事引起轰动，随后掀起了模仿和研究的狂潮，在收音机和电视上做潜意识广告迅即成为20世纪70年代的热门生意。但所有相信维卡利故事的人全都受骗上当了。《广告时代》于1984年载文说，维卡利自己承认，最早的一次实验根本是子虚乌有，旨在为其入不敷出的营销公司拉客户而已。

第六节　法庭心理学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将心理学应用于法律系统的兴趣大增。尽管法律职业人员和心理学家继续保持着紧张的关系，但应用心理学现已充斥于法庭、法院和申辩听证室。涉及的案件有民事的，也有刑事的。举例如下：

——心理学家可以充当法庭顾问，基于临床评估方法提出建议，主要解决子女监护权的争端问题，因为此问题涉及监护父母的监护能力。

——在赔偿案例中，心理学家可以做出证明，因为赔偿金涉及员工认为某种生理或心理伤害是工作场地的损伤所致。这些赔偿要求每年可达数十亿美元，心理学家的工作是与提出要求者面谈，对原告进行测试，最后报告自己的临床印象。

——对辨别犯罪嫌疑人的庭审人员的公正性进行测评，心理学家就公正与不公正阵容的组成提供其研究结果。不公正的阵容组成可能会使用“替身”（替代者）而使辨识十分明显，替代者与疑犯的外貌极不相同，或在一组照片中通过使用疑犯皱眉的照片和替身平静或微笑的照片做到这一点。

——在法官和检察长会见某个少年以确定其是否成熟到可以充当证人时，充当观察员和顾问。

——收集性虐待的证据，因为一些孩子太小，不知道如何在法庭上做证。利用从儿童疗法中借来的方法，心理学家可通过对孩子玩玩具进行观察，以确定与其报告的受害情形相类似的情景。

——会见并测试寻求精神错乱保护的疑犯。此类辩护所成功实施的例子远未达到公众假定的水平。有调查发现，公众认为40%的罪犯使用精神错乱进行自我保护，其中1/3取得成功。但专家估计，按照精神错乱的标准，只有不到1%的重罪犯人是无辜的。

法律系统中的其他心理学应用领域值得怀疑，因为职业工作者不是很愿意接受这些观点，它们的结果也不太稳定。例如：

危险度预测：申辩组经常邀请心理学家预测出狱的暴力罪犯再犯重罪的可能性有多大。研究发现，在临床工作者所做的预测中，精确度只有1/3（此类预测均是无害的“错误预报”——预告某些人释放后将重犯大罪，结果并没有犯）。美国最高法院重审了一位名叫托马斯·贝尔福特被判极刑的案子。此人的律师宣称，对其量刑时不应该考虑对贝尔福特在未来可能重新犯罪的预测。1983年，最高法院却持相反意见，认为这样的证词并非完全不可靠。但是，甚至就连美国精神病学会也以“法庭之友”的身份认为，涉及死刑判决时，危险度预测常常得到错误的应用。

谎言测试：心理学家、立法人员、律师、法官和新闻界已对测谎仪的用途和有效性进行过长期争辩。我们已经知道，撒谎的焦虑感，特别是在受试者被问及含有与犯罪相关的关键词句时，会使其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皮肤静电增强等，这些都将准确无误地反映在测谎仪上。但对这一课题所进行的大量研究既有支持性证据，也有反面证据。对测谎设备的用途所进行的10项最仔细的研究显示，测谎仪比纯粹的偶然胜出64%——胜出率非常之大，但要使其成为呈堂证词，其精确度还远远不够。

波士顿大学应用社会科学中心主任列昂纳德·萨克西（Leonard Saxe）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测谎仪的弱点。他说，测谎仪不是谎言测定器，而是恐惧测定仪。如果害怕机器会暴露其撒谎的真相，他们就会产生机器报告出来的恐惧反应；如果不相信测谎仪能做到这一步，他们便会照样撒谎，机器则判断其一直是在讲真话。

陪审员的科学选择：将心理学应用于法庭，其社会价值值得怀疑。其提倡者宣称，这将使陪审团的审判更加公平，但其宗旨却是挑选那些预计将偏向心理学家的客户的陪审员。

此种方法的一个早期且至今仍以其为原型的例子，是1975年由辩护方对陪审员所做的一次科学选择。黑人囚犯琼·利托声称被一名监狱看守强奸，之后她用冰铲将看守杀死。为辩护方工作的一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首先进行人口统计，他们确认，案发地北卡罗来纳州波福县的人口中，有30%是黑人，但陪审团里只有13.5%的黑人，因此，他们向辩护律师提出上述意见。由于这个原因及其他因素，法官便批准了辩护方要求更改审判地点的动议。

在新的审判地点，研究小组又进行了一项社区调查，以了解当地人对刑事犯罪辩护方的态度。他们利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分析数据，得出了“好” “坏”陪审员的大致情况。比如，黑人妇女和至少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民主党人等所持的社会价值观和对利托案件的看法，极有可能使其偏向于同情她的遭遇。

下个阶段完全是心理学上的。一位人体语言专家在预备询问中观察了有可能成为陪审员的人，并根据他们的姿势、动作、眼神、声带音调和讲话时的犹豫程度判断其求实精神和焦虑水平（一些陪审员的研究者，还将那些可指示陪审员是在理性或是在感情的基础上做出决定等因素考虑在内）。人体语言专家将其评估结果交给律师，律师再将这些建议和来自社区调查的态度等作为选择或避开一些陪审员的基础。尽管起诉方极力反对，但所选择的陪审员最后还是完全偏向利托一边，因而在历经5周的审判之后，所有的陪审员都认定她无罪。

这样一来，陪审员的科学选择就与辩护方必须得到公平、具有代表性的选定人群的判决原则发生了直接冲突。一位陪审团的研究者率直地说道：“不管是谁，只要他告诉你，选择陪审员的目的是寻求公平的陪审团，他就是在撒谎。律师希望找到有利他这边的陪审团——否则，他们真是太笨了——而陪审团的寻找方式也为他们提供了合理的办法。”根据陪审员可预测的行为来选择陪审员，无疑在隐性地破坏着陪审团审判的道德基础。

第七节　界限之外

将要淹死的人连稻草也抓，因而，人们在遇到挫折时往往求助于神秘的力量以获拯救。这种现象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几年来新时代的神秘信仰、功法和江湖秘方盛行，据说这些东西能给人以超人的力量、健康、安宁、顿悟和喜悦。它们包括：金字塔的魔力、水晶球的魔力、香气疗法、灵魂转世疗法、外星信息、通灵术、意念发功等等。

相信和不相信的人均可以提供大量证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我们可以走一条捷径，即依靠美国研究委员会成立的调查小组——人类表演强化技巧委员会——分别于1988年和1991年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在这里，我们以小结的形式谈一谈该委员会对一些叫卖得非常厉害的技巧的研究发现：

潜意识自助：近几年来，潜意识自助磁带的年销量已超过5000万美元。出品人宣称，听这些磁带，人们可以减轻痛苦，戒烟，控制饮食，增强自信心，消除压抑心情，治愈阳痿阴影，还可以达到其他有价值的目的。

这些磁带包含的信息大都藏在音乐、海浪轻轻的拍击声或其他掩饰性的声音后面，比如声称能增强自信心的磁带中隐藏着“我每天越来越相信自己”的信息。出品人说，隐藏信息能够有力地影响使用者的感觉、思想和行为。

该委员会研究过的最广泛的一项实验是双盲实验，即对志愿者的记忆力和自信心进行测试。测试之后，志愿者开始使用通过商业手段生产出来的潜意识自助磁带，不管是用于增强记忆力的，还是用于提高自信心的，5周之后重新对其进行测试。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只有半数受试者得到了他们认为的那种磁带，另一半人中，告诉其拿到的是增强自信心的磁带，实际上可能是用于增强记忆力的，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实验组得到的结果显示，这些磁带“没有产生可感知的效果，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也不管是提高自信心方面还是增强记忆力方面” 。

睡眠期学习：从1916年到20世纪70年代，一批心理学家尝试过对一些处在睡眠中的人小声地播放需要学习的材料。其理论是，这些材料将在无意识水平上为听者接收，因而可以不费力气地予以吸收。例如，几年以前，一位研究者对嗜好咬手指甲的人进行治疗。他在这些人熟睡期间播放一句话的录音：“我的指甲尝起来苦死了。”每晚播放300次，一连播放54个夜晚，结果是，40%的人不再咬指甲了。可能的解释是：大部分人在睡眠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级别变化，轻度睡眠期间有可能发生学习过程。该委员会的结论是：

本委员会没有找到证据以提示在能检测的睡眠中发生了学习过程（通过脑活动的电子记录加以确认）。但正要醒来时的知觉和对语言材料的解释，可通过在较轻的睡眠阶段提供该材料而产生改变。我们的结论是，对在睡眠期间提供的材料是否存在学习过程及学习和回忆的程度，都需要重新加以检测。

神经语言学教程（NLP）：这套办法是两位值得尊敬的心理治疗师理查德·班德勒（Richard Bandler）和约翰·葛林德（John Grinder）设计出来的。

使用NLP据说可以增强人们与他人相处的影响力和有效性。其核心概念是，人们在进行心理和生理活动时，会利用特别的感觉系统——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等等——来想象正在处理的材料。按照NLP的说法，人们最容易受到一些以自己喜欢或当时正在使用着的表现方法所表现出来的材料的影响。接受NLP培训的人依靠诸如眼球运动、姿态及呼吸频率和语言等的暗示，他或她依靠这些信息进行“模拟”（模拟他人的身姿、呼吸率和比喻的选择），“入定”（一种条件形成，可以引发某种具体的反应），从而扩大他或她对其他人的思想、感觉和意见产生的影响。这种方法因为一些明显的原因而对一些董事、经理和销售人员具有吸引力。

然而，该委员会找不出任何对NLP的有效性所进行的、在科学上可以接受的评估，这是因为，如该委员会所言：“NLP的经营者、承办人和从业者都不是实验心理学家，而且也无意从事这样的研究。”现存的少数几例极不彻底的研究证据“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否定的……总体来说，到今天为止，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实验证据能支持NLP假说，也不能证明其有效性” 。

生物反馈：指利用电子或其他监测设备，给人们提供有关他或她自己的生物功能的信息，旨在培训其对一般表现为不自觉的活动过程进行有意的控制。这些不自觉的活动包括心率、血压、体温（特别是极点温度）和阿尔法脑电波活动等。

典型地说，一位患高血压的受训者将看到一连串的血压读数，且能以某些说不出的方法慢慢地将一些无意识的过程与任何可观察到的血压下降联系起来。过一些时间之后，受训者在自己也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可以有意识地让血压降下来。同样，受试者看着可以显示左脑和右脑活动的监测器，能够学会增强某一种脑活动，同时减弱另一种脑活动，从而达到改善诸如心算等认知能力的目的。接受培训者在学会降低某些具体肌肉的张力之后，能够改善音乐演奏技巧、冲刺表现、手眼随动能力等。

听上去非常动人，但该委员会发现，通过生物反馈而取得的效果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在对肌肉放松研究的10份报告中，只有两份显示了证据，且没有一份显示过在受压抑时将得到什么益处。对阿尔法脑电波活动的控制只在处理一些简单的认知任务时可以改善表现，体温控制具有防止冻伤的潜能，但基本上无法奏效，除非受试者处于休息状态。

最后，该委员会认为，不管生物反馈具有什么功效，它仍然得与其他代价不那么高昂的方法进行比较，比如，确有效果的放松训练和有指导的偶像想象等。该委员会引用一项将生物反馈与放松训练进行比较的研究，发现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

超心理学：几十年来，一批非常投入的超心理学家——有些是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研究其他学科的人，还有一些是普通人——一直在进行实验，以求证诸如超感官知觉、超人透视（能看见不在跟前的物体）、意念移物（通过意念力量移动物体或影响机械的能力）、心灵感应、异体经验、濒死经验和通灵等“心灵”现象。掌握着巨额捐款的美国心灵研究会成立于1885年，出版一份简报和一份杂志，还定期地举行讲座，召开学术会议，组织各种集会等。盖洛普组织的分支机构普林斯顿宗教研究中心，于1991年发表一项综合调查报告，发现近半数的美国人相信超感知觉，其中1/4的人相信心灵透视。

在大量材料中，委员会最肯定的发现有如下两种：

——在关于超人透视远处物体的大量报告中，只有9份是科研报告，且9份中的8份均有严重错误（“发送者”已在无意间给“接受者”提供了中间试验的线索），而第9份报告的错误虽有不同，也同样严重。后来进行的更严格研究的确得出一些结果，但其结果远低于产生意义的统计学水平。

——在随机抽取的332例心理动力影响的报告中，188例符合某种程度的科学标准，58例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两份最仔细和最广泛的实验使用了随机数字发生器，转出0或1，就总体来说，这些结果从统计学上来讲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其对证明心理动力影响表示出来的是“极微弱的效果”。

因而该委员会明确指出：

在过去130年内进行的研究中，本委员会找不到有科学意义的证据以证明超心理学现象的存在。本委员会的观点是，最有力的科学证据也无法证实超感观知觉——在没有已知感觉机制参与的情况下收集有关物体或思想的信息——能够存在。

当然，该委员会对这些证据所做的结论，根本无法动摇超心理学者的信仰。要做到这一点，仍需要时间。人类思维这台可以令整个世界产生意义的、最有力也最令人惊奇的仪器，似乎能够非常轻易地为自己的错误思想进行辩解。

第十九章　今日心理学

第一节　心理学家素描

假想一下,如果知道坐在你邻桌的陌生人是一位心理学家时，你的脑子里会有何感想？

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他或她对人类天性一定有着特殊的眼光，并专门对付精神有毛病的病人。但对你而言，迄今为止，你已对心理学有所了解，一定能够纠正这些概括性的错误观点。你知道，“心理学家”一词的含义不止一个，是指内涵非常广泛的许多职业。许多心理学家是科学家，而不是治疗师。因而，没有任何一种概括，也没有任何一种形象可包容现代心理学家在不同的职业岗位上所从事的熟练而精巧的活动。这些活动有：

——一位身着白大褂的男士拿着手术刀弯腰伏在手术台上，慢慢地切开一只澳大利亚袋鼠，希望在其体内找到细小的肾上腺。这只雄性袋鼠在经历数小时的交配后刚刚死亡，这一类别的雄性大都在每年为期两个礼拜的发情期间经过5～12个小时的疯狂交配后绝气而死。对这些袋鼠的肾上腺检查所得出的解释是：繁殖季节的日照长度和平均气温引发雄性袋鼠肾上腺的极度活跃，从而引发其从事较长时间的高强度交配活动，最后以死亡告终。该项研究为人类认识季节可影响袋鼠和人类的行为增加了新的证据。

——两位社会心理学家提出假设，认为一个人在成年期内所体验到的浪漫关系，是以他或她小时候对父母的依恋为模式的。他们设计出一张多项问卷，每种答案均涉及儿童-父母依恋型和他或她所体验到的成人浪漫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设计出一种利用问卷形式进行的小规模调查。在通过统计数据分析答案时，他们从中找到了儿童-父母依恋类型与成人浪漫之间的相关联系。这项假设因而得到了证明。

——一个妇女太阳穴上绑着电线坐在屏幕前，一些男人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在屏幕上闪过。附近，一个研究者观察并记录着在另一个屏幕上出现的她的脑电波，看到的是正常的波峰和波谷，直到一个妇女的名字闪过，引起波峰迅速上升，表明她处于惊讶状态。这位研究者是在研究脑电波的波形和振幅与情绪的激励与认知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是许多尝试理解大脑的思维及情绪的电波化的一个基础步骤。

——在一个冬日里，鸭子在池塘里四处游动，两位穿得非常暖和的研究者站在30码开外，其中一位每隔5秒向水里扔一些面包屑，另一位每隔10秒往水里扔面包屑。喂过几天后，每5秒钟扔一次面包屑的那边，鸭子的数量多了一倍。几天以后，研究者做了变更：每10秒钟喂一次的研究者扔的面包屑要大一倍。开始时，鸭子仍按老样子往原来的地方跑，大多数鸭子喜欢扔得更频繁的那一边，但5分钟后，它们开始重新选择位置，两边的鸭子各占一半。研究者相信，这是天生的寻食策略中极其复杂的证据，鸭子不仅考虑扔食物的频率，也注意着食物的多寡。这项研究使人们眼界大开，知道了次数和数量在动物和人类的大脑中都是以非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些心理学家进行的实验千差万别，似乎很难用一个特别的形象来形容心理学家的特别兴趣和活动。但我们能否至少将心理学家视作一个典型的人呢？不能。心理学家男女都有，胖瘦、高矮、肤色、年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等各有不同。

许多人认为，心理学家应该是白人，男性，博士，治疗过不少精神病人。事实上，在102000名接受过博士教育的心理学家中，约有60%符合这一条件。美国心理学学会中也有将近6%的黑人、西班牙人、亚洲人。如今，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人中女性占到了50%。心理学家也不一定治疗病人，在美国心理学学会中，约有50000名拥有心理学硕士学位或学士学位的会员是在工厂、幼儿园、学校、诊所、政府机构和私人营业场所从事较低水平的心理学工作。

所有这些旨在说明，心理学家形形色色，除了共同享有这一类别的名字之外，彼此互不相干。

第二节　学科素描

心理学家及其活动多种多样，其兴趣领域也各不相同。尽管称其为一门科学，但其差异过于悬殊，除一些最为广义的词汇之外，根本无法对其加以定义或描述。

如果你翻翻《心理学年鉴》，你就知道新的理解混乱复杂到了什么地步。此年鉴包含约20个章节，涵盖100多个不同领域，每个领域又分化出若干分支，任何一个分支都有可能耗尽一位研究者一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

一个世纪以前，威廉·詹姆斯在机智地阐明当时的心理学局势后，非常悲伤地说，它在当时还不成为一门科学，它没有诸如物理学一样的定律，我们无法从哪一个命题中推出任何结果来。

心理学现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事实大量增多，且经过复杂的统计与分析；大多数想法可以上升为可检测的理论，不再只是意见；已有大量处于理论水平上的分类和总括；还有大量有关思维状态及其与大脑现象之间关系的规则和假说，且其后果经常可通过因果关系加以推论并佐证。心理学的确正在成为一门科学。

然而，它是与大多数学科完全不同的科学，复杂而繁茂。

在自然科学中，知识慢慢积累，并不断向着更深的理解进发。与之相反的是，心理学却产生出许多特别的学说，这些学说在后来要么被完全推翻，要么经证明只适用于一些非常有限的领域，行为主义即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物理学等学科中的概念都是相对稳定的，而心理学充满着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所说的不稳定概念，只指代主观的和可变的概念和理论说明。两位心理学家利用同一词汇可能在谈完全不同的事情。

还有，与物理学不一样的是，心理学中的许多定律只在部分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心理学家对这门学科中的一些规律在跨文化中的有效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一系列规律，包括皮亚杰对发育阶段、儿童获取语言元素的顺序、人类喜欢分类的自发倾向等其他现象的观察，看上去带有普遍性，但大多只在得出这些规律的环境或类似环境中才有效用。

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整合过程，不过这种整合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也许，一个既能解释神经传递器的动作，又能解开诗歌创作密码的智力过程，既能展示神经网络的分布情况，又能解释真爱产生过程的包罗万象、总揽一切的理论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理论只存在于我们处于无知状态的心理学中，将来根本不可能产生。而且，我们也许根本不需要这样一种理论。

第三节　分裂

尽管近几年来的发展掩盖了人们有关心理学将变得“四分五裂”的担忧，然而，学院派科学家与临床派行医者之间的组织性分裂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学术心理学家与应用心理学家之间的分裂在美国心理学学会里算不得新奇。该学会成立于1892年，当初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协会，其成员主要是学校教师和研究人员。自一开始，应用心理学家就被人瞧不起，大家认为，他们的价值和目标是腐败的、商业性的、非科学的，总体来说，是污秽的。因桃色新闻而被赶出学院的约翰·华生，在此后的几十年内一直被美国心理学学会忽略不计，因为他将自己的技能出卖给了广告界。

临床工作者更是被学术研究者视作下九流。在1917年的美国心理学学会年会上，一组人——当时仅几个——非常苦恼，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兴趣被忽略了，于是决定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这一协会渐渐壮大起来，美国心理学学会也采取行动，于不久即创立自己的临床分会，宣布它愿意接受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的任何成员进入自己的阵容，甚至还为此修改了自己的议事程序，旨在推进心理学，使其成为一门学科，同时也成为一种职业。这条办法果然奏效，变节者回到娘家，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宣告解散。

随着美国心理学学会中临床心理学家和应用心理学家人数的增多，类似的事件又反复发生。不满意者总是重新成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美国心理学学会总是进一步修改它的结构，对他们加以挽留，或设法使其回家。然而，要使学术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研究者的兴趣和世界观得到真正的协调，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使此事越发严峻的是金钱。在20世纪70年代，临床服务的第三方支付通过健康保险而成为可能。但在80年代，由于里根政府的政策和卫生组织的出现，这一支付来源开始减缩。美国心理学学会里的临床工作者——此时，他们的数量已占多数——要求该组织加速政治活动，以提高其知名度。学术研究者对此大为震惊，他们担心，美国心理学学会这个在历史上一直是一门学科的最大组织机构将可能变成职业协会，具有自己的金钱和政治目标，并受到行医者的控制。

1988年，发生了一个决定性事件。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心理学学会年会上，该学会的前任会长和著名的学术研究者们，包括阿尔伯特·班杜拉、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杰罗姆·凯根、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和马丁·塞利格曼，他们带着反叛精神，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即美国心理科学协会，主要吸收学术和科学方向上的心理学家。接下来的几周内，数百名科学家宣布退出美国心理学学会，转而参加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另有数百人也参加这一协会，但保留其原来的会籍。在一年之内，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已拥有6500名会员，至1992年，该协会的成员总数增长至13000人。现在，它的人员数量仍远远少于美国心理学学会，但它正在成长。

与离异夫妻为孩子的利益而订立临时协定一样，美国心理学学会和美国心理科学协会不再在公开的场合彼此攻讦了，来自两个学会的代表曾就如何寻找可能的合作进行过磋商。两个组织的确在彼此竞争，以吸引更多的研究生和新的博士学位持有者，但就今天来说，美国心理科学协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他们同时参加两个组织是明智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将继续成长，并服务于科学界。美国心理学学会也在增长，它的临床职业工作者成员的比例将居高不下，但仍将继续拥有许多学术界成员为他们出版刊物，并在华盛顿和其他地区维护他们的利益。

若所有这些令人困惑，那么，它又能怎样呢？在心理学中，一切都是繁纷复杂的，没有谁能理得清楚。整个领域真实地再现了它所研究的对象——错综复杂、一团乱麻的人类思维。

第四节　心理学与政治

——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中有1/10是心理学家。

——对学校、工厂、诊所、精神病院及部队的正常运转来说，心理学知识正变得至关重要。随着对人类天性越来越深入的研究，所有这一切都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与其他科学不一样的是，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无法得出可售产品，也不能为一己服务。它在很大程度上需由联邦政府资助，为公众谋利。

那么，联邦政府给予心理学研究以多大的资助才算合适呢？

一年200亿美元？

100亿？

50亿？

实际数字为：2005年为5.744亿美元。

心理学研究目前所得到的联邦资助不及物理科学的1/7，是生命科学的1/27，实际上只占联邦政府对科研资助的2%。

美国心理学学会和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定期派代表到国会上请求更多的资助，但他们在那里障碍重重。心理学研究的联邦资助大部分来自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不同机构，少部分来自国防部的某些分支机构，更少部分来自国立科学基金，还有一些零星资助来自其他机构。两个学会的代表因此必须在一系列委员会和分组委员会开会之前提出要求，从而分散风险，但这一步棋意味着必须四处开战，从而得不到高价位的资助。

在早先的几十年里，心理学研究非常简单。比如桑戴克，用破木板做一只木箱，再买几只老鼠和几条狗就将问题全都解决了。那时，费用根本不是问题。但现代调查、微电极扫描设备、大型计算机及一组组专业人士所进行的纵向调查，都需要花费相当巨大的费用。尽管如此，心理学研究与新武器、太空旅行等研究项目比较起来，只能算小巫见大巫。然而，我们这个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酷爱心理学，急需它所取得的进展及它所能带来的益处，却只愿为它花费年度预算1%中的1/25！

政府不仅对心理学研究的资助十分吝啬，而且还干扰甚至禁止某些研究，其动机有时令人敬佩，有时却不很光彩。

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鼎盛期间，公共卫生服务处采纳一些涉及生物医学研究的规定。1971年，卫生、教育和福利局将这些规定扩展至所有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这些规定可以限制联邦政府的某些部门对不服从这些规定的单位予以资助。条款的关键一条是，研究者在进行任何实验之前，必须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并同意。这种值得赞扬的对人权的延伸如果严格实施的话，将使欺骗性心理学研究或实验者隐藏其实验目的等活动无法进行，甚至连相对无害的欺骗性实验也前景暗淡。

经过数年的痛苦抗争，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实施的扼杀性条款于1981年得以废止。此后，欺骗性研究再行其道，但仍然处于十分严格的受控制状态，许多可能产生有价值成果的研究项目无人敢碰。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E.琼斯认为，即使这些要求不再生效，这些条款和机构复审委员会仍然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人们不可能尝试攻克某个需要某种程度的欺骗的障碍。

对心理学研究活动的另一项严重干扰是政治原因，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出于政治动机对某些具体的研究项目以及行为科学研究发起进攻。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例子。1991年，保守的加州共和党人威廉·丹尼梅尔（William Dannemeyer）对于一项已获通过的青少年性行为调查狂轰滥炸，并最终将其彻底扼杀。后来，又变本加厉，扩大其炮轰的范围，对1991年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项议案提出了修正案，禁止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支持或进行全国范围内任何形式的性行为调查。虽然他的提议以283票对137票被否决，不过，竟有137名众议员投的是赞成票，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震惊。

不久前，不少议员都企图削减或者完全终止联邦政府对心理学、社会学某些领域的研究经费。更有甚者，还有人提议，终止对上述所有领域的研究经费。比如说：

——2003年，在考虑国家卫生研究院2004年预算（这是劳工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教育部拨款法案的一部分）时，帕特·图米代表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取消国家卫生研究院对5个项目的资助，因为在他看来国家卫生研究院根本就不应该资助性行为与健康这样的研究。最后，众议院仅以2票的优势否决了图米提出的修正案。

——在2004年至2005年间，蓝迪·纽介堡（Randy Neugebauer）代表使出浑身解数，提出修改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拨款法案，呼吁取消对所有精神卫生项目的资助。每次法案通过时，都要附带着他的修正案。至于我国精神卫生研究的结果会如何，谁也说不清楚。谢天谢地，该修正案在参众两院会议委员会那里终于止步了。

那么，国会议员们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反对对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资助呢？或许，他们觉得某些研究“不合适”，或者认为是浪费资源，或者干脆有悖于自己和社会的信仰，或者说，他们是在利用美国社会当中一些人的恐惧心理，那就是害怕科学，敌视那些威胁到自己信仰体系的科学。无论答案如何，很明显，政府部门对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的资助尽管数额不大，然而，只要有悖于自己的“利益”，那些国会议员们还会挥舞着大棒，拼命反对。

除了政府官员和立法者以外，很多政府之外的利益集团和倡导团体也都攻击过这样那样的研究项目，他们有时成功妨碍了研究工作的进行，有时也会使研究项目夭折或流产。

“动物权利”运动，其成员近几年来甚至诉诸暴力活动，冲入医学及心理学实验室，拆毁设备，销毁记录，有时甚至带走动物。运动领导人声称：在动物身上而非在婴儿身上做实验，本身就是“物种歧视”。

但研究者认为，每种动物的生存都是以其他生物为代价的，许多动物均靠捕猎其他有感情的动物为生。人类利用其他动物作为食品，并用其充当受试者，从而增大自己的生存机会，从道德上讲与鹰、鹫、蜥蜴或狮子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利用动物进行研究的残酷性，威廉·格里诺（William Greenough）认为，大多数动物实验根本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在那些可能引发疼痛的案例中，研究者也往往使用麻醉剂。

心理学研究的很多其他领域也定期受到利益集团和倡导团体的猛烈炮轰和成功阻击，如果从事他们禁止的研究，就会招来恐吓信、示威游行、暴力威胁、人身攻击等。在学术界内部，还会得不到晋升，遭同事白眼，缩短或终止任期，而且，学术刊物也会拒绝出版你的研究成果，即所谓的“学术遗忘”。下面这些领域都属于“禁区”：

——智商的基因差异研究（受到少数民族、激进分子和其他自由人士长达40多年的攻击，将其视为种族歧视）；

——男女心理能力和情感反应的基因差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受到女权运动者的攻击，将其视为性别歧视）；

——男女性别角色差异的生理学研究（长期以来受到女权运动者的攻击，将其视为赤裸裸的性别歧视）；

——暴力犯罪的生理学研究（长期以来受到少数民族、激进分子和其他自由人士的围攻，将其视为种族歧视，这是因为黑人的暴力犯罪率远远高于白人）；

——对青少年的性调查（遭到保守组织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性调查违反了隐私权和监护权）；

——各种形式的记忆研究（受到律师和“被压抑的记忆”专家的抨击，因为这一研究直接影响法院对儿童性虐待案件的判决，是其一大威胁）。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上述例子足以表明心理学的很多发现在很多人眼里是难以接受的，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和1633年天主教堂对伽利略关于日心说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受不受欢迎不是对真理的检验，研究的合法性不是由其社会影响决定的，学术自由也不意味着只能探索政治上正确的课题。被认定在政治上不正确的研究也许的确没有价值，甚至有害于社会，但它们极有可能增加我们对人类的理解，促使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

第五节　状态报告

我们在思维的未知领域里究竟走了多远？

在没有图标的大地上摸索前行的人，在看到远处的海洋时就会知道，他已抵达了遥远的海岸，即他长途跋涉的终点。然而，在科学领域，没有这样的遥远海岸。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离终点还有多远，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个终点。

不过，我们已经走得够远的了，因而完全可以回答遥远的希腊哲人及此后的其他思想家所提出的部分经典问题。关于他们所提出的灵魂本质、思维和肉体的双重本质及思维和肉体相互作用的方式等问题，答案是绝对的。

知觉、记忆、思想、性格和自我是思维的运行程序。它们吸取并利用信息，并以突触连接的形式存储在大脑电路中的经验里，从而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对刺激产生反应。

天生资质与后天培养这一古老问题的答复者在20世纪初为遗传论者，后改为行为主义者，最近则为相互影响学说。许多证据显示，天生的倾向即进化的产物，可以通过经验得到发育和成型，而经验则可通过天生的资质进行感知和解释。

同一答案也适用于人的思想从哪里来这一古老的谜题，人的思想来自于经由固定的神经倾向过滤和塑造之后的经验和学习。语言获取是再好不过的例证。儿童的大脑具有一些特别区域，能在缺少帮助的情况下将互相关联的物体组成抽象的范畴。当固定的线路产生缺陷时，学习就难以进行。语言能力天生较差者往往不能处理困难的抽象问题，不管他或她拥有多少经验。

我们还读到，也无须重述，现代心理学对其他的许多古老问题也有解答，包括：知觉如何工作；思维如何解决问题；我们如何推理，为何经常进行无效的推理；行动是如何及何时由情绪、有意识的判断和两者的互相影响决定的；自私或利他主义、敌意或友好的行为模式如何形成于家庭和社会经验潜伏的倾向之中；等等。

还有一些问题被称作“奢侈问题”。不了解这些问题并不妨碍科学进程，也不影响日常研究，因此是否回答完全没有必要，大多数心理学家因而也相应对其忽略。比如意识的本质，它的用途或在人类心理学中的作用尚不可知，因而大多数研究者包括认知心理学家，大都将其忽略，并在自己的研究途中绕道而行。

那么，今后我们要走向何方呢？

《心理学年鉴》的每一期均充满着对这一领域未来的预测。大部分人认为，在很多领域，心理学正在打破前所未知的疆界，从未想象到的知识王国，过去宽泛和粗浅的阐述正在退位，禅让给狭小、具体且可检测的学说。然而，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尽管没有出现一个包罗万象、统揽一切的宏大理论，心理学并没有四分五裂，各个分支相互重叠、 相互作用，这在近几十年里尤为如此。

无论心理学的明天如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许多发现跟过去一样在不同的范畴内有利于人类的发展，从芝麻小事到重大事项——从儿童教育和记忆力提高的改善，到教育系统的重大改良、种族歧视及民族仇恨的消除。

最后，在远比此前广泛的范畴之内，心理学肯定可以满足最为纯洁也最为人道的欲望——理解的愿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世界上最无法理解的东西是，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心理学正在证明的是，这位巨人错了。这个世界正在使我们对它的理解可以理解。

Table of Contents

序：探索内心世界

公元前7世纪的一场心理学实验

来自神灵的旨意

心灵的发现

第一部分 前科学心理学

第一章 猜想者

第一节 荣耀归于希腊

第二节 先驱

第三节 “思想的接生婆”：苏格拉底

第四节 理想主义者：柏拉图

第五节 现实主义者：亚里士多德

第二章 学者们

第一节 漫长的休眠

第二节 罗马拿来者

第三节 教父改造者

第四节 教父折中者

第五节 黎明前的黑暗

第三章 原型心理学家

第一节 第三次造访

第二节 理性主义者

第三节 经验主义者

第四节 德国的先天论

第二部分 新科学的奠基人

第四章 物理主义者

第一节 魔术师——诊疗者：梅斯梅尔

第二节 颅相者：加尔

第三节 机械论者

第四节 特别的神经能量：穆勒

第五节 最微可感知区别：韦伯

第六节 神经生理学：赫尔曼·亥姆霍兹

第七节 心理物理学：费希纳

第五章 捷足先登者：冯特

第一节 现代心理学的诞生

第二节 首位心理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第三节 孔维特楼里的稀奇事

第四节 冯特心理学

第五节 难以道说的变迁

第六章 我行我素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第一节 “这不是科学”

第二节 可爱的天才

第三节 奠基者——美国心理学之父

第四节 卓越心理分析家的概念

第七章 纵深探索者：西格蒙得·弗洛伊德

第一节 关于弗洛伊德

第二节 催眠医师

第三节 心理分析的发明

第四节 弗洛伊德的新发现

第五节 动力心理学：早期论述

第六节 成功

第七节 动力心理学：发展及修正

第八节 衰微与复兴

第八章 测量者

第一节 “何时想数，就数吧”：弗兰西斯·高尔顿

第二节 高尔顿的困惑

第三节 走近心理年龄：阿尔弗雷德·比内

第四节 测试旋风

第五节 智商之争

第九章 行为主义者

第一节 老问题，新答案

第二节 行为主义原理的两大发现者：桑戴克和巴甫洛夫

第三节 行为主义先生：约翰·华生

第四节 行为主义的凯旋

第五节 新行为主义者：斯金纳

第六节 失势与衰落

第十章 格式塔学派

第一节 可视错觉与新的心理学

第二节 思维的再发现

第三节 格式塔定律

第四节 够不到的香蕉及其他难题

第五节 学习

第六节 失落与成功

第三部分 专业化与集大成

引子：心理学的裂变与心理学诸学科的融合

第十一章 人格心理学家

第一节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第二节 人格的基本单位

第三节 人格测量

第四节 乱中求序

第五节 后天养成的性格

第六节 身体、基因和性格

第十二章 发展心理学家

第一节 “橡树再大，也得从橡子中长出”

第二节 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

第三节 巨人与宏论

第四节 认知发展

第五节 成熟

第六节 性格发展

第七节 社会性发展

第八节 生命全程的发展

第十三章 社会心理学家

第一节 无人区

第二节 多重父系的社会心理学

第三节 定案

第四节 前进中的探索

第五节 社会心理学的价值

第十四章 知觉心理学家

第一节 有趣的问题

第二节 看待“看”的风格

第三节 看见形状

第四节 看见运动

第五节 看见深度

第十五章 动机与情绪心理学家

第一节 基本问题

第二节 肉体理论

第三节 ANS及CNS理论

第四节 认知学说

第五节 缝缝补补的被子

第十六章 认知心理学家

第一节 革命

第二节 二次革命

第三节 记忆

第四节 语言

第五节 推理

第六节 思维是计算机吗？计算机是思维吗？

第七节 谁是获胜者？

第十七章 心理治疗师

第一节 发达的行业

第二节 弗洛伊德的支脉：动力心理治疗者

第三节 作为实验动物的病人：行为疗法

第四节 全在脑海里：认知疗法

第五节 疗法种种

第十八章 心理学的利用与误用

第一节 知识就是力量

第二节 改善“人性设备”的人性用途

第三节 改善人类与其工作的协调关系

第四节 测试的利用与误用

第五节 隐性说服：广告与宣传

第六节 法庭心理学

第七节 界限之外

第十九章 今日心理学

第一节 心理学家素描

第二节 学科素描

第三节 分裂

第四节 心理学与政治

第五节 状态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