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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弱宋：造极之世／陈胜利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02-43853-3

Ⅰ．①弱…　Ⅱ．①陈…　Ⅲ．①中国历史－宋代－通俗读物　Ⅳ．①K24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87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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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产品编号：060739-01

引言

秦汉以后，统治时间超过两百年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只有五个，即汉、唐、宋、明、清。与汉、唐、明、清的大一统王朝不同，两宋长期与辽、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签订了一系列不平条约，始终都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并先后亡于金、元。而且，但凡看过《水浒传》的人都会觉得，这还是一个奸臣当道、贪官污吏横行的王朝。

明末王夫之有“孤秦”“陋宋”之说，认为宋王朝与残暴的秦王朝一样不堪。20世纪60年代，有一本很权威的教科书《中国史纲要》指出，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此后，“弱宋”之说几成定案。

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南京的明孝陵矗立着一座“治隆唐宋碑”，这是1699年清康熙皇帝第三次下江南拜谒明孝陵时所题。“治隆唐宋”本来的意思是：明太祖的功业超过了唐太宗和宋太祖。我们就此可以推演说，在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眼中，宋王朝是可以与盛唐相提并论的。

当代宋史学家王立群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帝国制度下，一个王朝想要“做长”，比“做大做强”更难。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很强，但命运不长。谁说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不强？但只有十五年；隋朝三十七年；元朝征服了欧亚两个大陆，九十八年；一个“弱弱的”宋朝，先后有辽、西夏、金、元列强环伺，却存在了三百多年，那是有很多道理的。一个民营企业，能存在三十年就不错了，能存在三百年简直就是奇迹，更何况一个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

陈寅恪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弱宋”的看法并不全面，宋代的疆域远不如汉、唐、明、清，且国家多难，两遭倾覆，但文化繁盛，士人风骨凛然，站在精神层面、文化的立场，宋代堪称“盛宋”。

这并非是对宋代的过度美誉，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精神与文化的价值。

因为珍视自己的宗教、文化与传统，犹太人能在失国两千年后重建国家。

因为复兴了古典文化，欧洲迎来了近代文明。

马克斯·韦伯说，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重要前提。

假如没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没有柳永、晏殊、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没有《寒食帖》《清明上河图》、宋孩儿枕，没有书写宋人的《杨家将》《三侠五义》《包公案》《水浒传》《岳飞传》，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史而言，那将是多么大的损失！

宋代也是中国古代科技高度繁荣的时期，假如没有指南针、活字印刷的发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定会失色不少！

假如没有宋代的文人政治，没有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我们的古代政治史、改革史将失去一笔多么丰厚的遗产！

假如没有三呼“过河”的宗泽，投水殉节的江万里，没有扬州城头横刀怒目的李庭芝，崖山之战中愤然蹈海的陆秀夫，以及在大都菜市口从容就戮的文天祥，我们民族的精神史将缺失多么壮烈的篇章！

假如10世纪中叶没有大宋王朝的勃兴，中原王朝在武人擅权、分崩离析的情况下进入草原民族崛起的十一二世纪，中国的历史不知会被改写成什么模样！

我向一位朋友谈及正在写一本关于宋代、宋人的书。他说：好啊。传统里其实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丁忧，官做得再大，父母去世也要去官回乡守孝，一守就是三年。今天，这个传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恢复，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有一种精神——为了实现某种价值而肯于放下一切，这叫有信仰。宋人是有信仰的。

北宋时期形势（1111）

南宋时期形势（1142）

目录

引言

第一篇　宋家天子
在统治时间超过两百年的五个封建王朝中，两宋历时三百一十九年，仅次于两汉。与中国大多数封建王朝亡于内部农民起义不同，两宋均亡于外患。两宋虽少有太祖赵匡胤这样的雄主，南宋诸帝治国能力尤其不足，但亦未出现暴虐无道之君，这或许是她国运绵长的重要原因。

太祖是伟大的乱世终结者

太宗被誉为是五代最后的一位政治强人

真宗善始而未能善终

仁宗不愧“仁”的称号

神宗励精图治

徽宗角色错位

高宗是“中兴之主”吗

孝宗有恢复之志

宁宗优柔寡断

理宗治国乏术

刘娥“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姨侄两皇后

离乱中的女主

第二篇　文治巅峰
宋王朝自立国后，倡行文人政治，重用文人士大夫，发挥台谏作用，以“祖宗家法”固化制度建设的成果，令唐末、五代以来武人擅权的痼疾彻底丧失了生存土壤，奠定了宋王朝长治久安的基石。两宋文人政治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政治制度的高度成熟。

政治稳定的“压舱石”

“祖宗家法”定规矩

天下何物最大

京师流行“榜下捉婿”

两宋无“阉祸”

权相的崛起标志着文人政治的异化

“文艺复兴”与宋型文化

儒释相向而行

《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走进千家万户

文化下移与宋人的世俗生活

宋室南渡改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版图

第三篇　战斗王朝
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王朝像宋代一样，从立国一开始便长期处于严重的外来威胁之下，与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缠斗了三个世纪。从公元979年太宗第一次北伐，到公元1005年“澶渊之盟”，宋辽之间打了二十六年。从宋初太宗朝开始至北宋亡，宋与西夏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近百年。宋金战争自北宋末开始，一直打到金亡，亦持续百年之久。南宋与蒙古（元）的战争前后也打了四十余年。宋朝诞生于抵御契丹的中途陈桥驿，终结于抗元战场的崖山海面，堪称是一个兴于战、亡于战的战斗王朝。

宋辽战和

杨家将

宋夏百年战争

王韶复河湟

章惇熊本在南方的用兵

郭逵伐交趾

种家军

宋金结为世仇

李纲与宗泽

“精忠”岳飞

采石大捷

孟珙与杜杲

余玠经营四川

辽金统治下的汉人

宋元的最后一战其实是两位燕云汉人间的决斗

武力的征服者成为“文化战争”的被征服者

第四篇　士大夫精神
立宋之初，太祖赵匡胤大力表彰韩通、卫融，“勒石三戒”，将“不杀士人及上书言事者”列为祖宗家法。“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直言敢谏的台谏官员不仅不会因言获罪，而且受到朝廷的庇护。这些因素对提振士人精神或者说士大夫精神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程朱理学将传统纲常学说理论化和通俗化，既有强化封建主义思想的消极一面，也有培育士人忠节意识的积极一面，对宋代士人精神产生了更为持久和根本的影响。

忠臣与贰臣

旧臣与勋故

贤相

谏官

小臣撼重臣

一忧一乐

庆历“四谏”与“箭垛式人物”

范镇与薛奎

“铁面御史”与“真御史”

发现苏轼

进退出处，无不相同

世道之颓，吾心如砥柱

当“拗相公”遭遇“司马牛”

“非典型性官员”苏颂

范纯仁有其父之风

“殿上虎”刘安世

“黑暗时期”的敢言之士

三名臣

无官御史台

范成大治蜀

陆游与辛弃疾

吏隐者

朱熹的沉浮

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

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

我只有一死报国

国亡我当速死

陛下当为国死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宋朝皇帝年号

附录二：宋朝大事记

第一篇　宋家天子

太祖是伟大的乱世终结者

中华民族历尽磨难。但中华文明具有一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无论受到何等程度的打击，她总能浴火重生。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古老文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都曾出现过辉煌文明，但由于外族入侵等种种原因，这些文明都中断了，唯有古老的中华文明历经波劫而“大难不死”，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宋王朝便是在五代乱世基础上恢复重建并大放异彩的。

五代又称为“五代十国”，是“墙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短短五十四年间，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中原王朝，有八姓十三人登上皇位，战乱不断，人民水深火热。

前人往往把五代称为“五季”，意思是“末代”“最差”的时代。欧阳修在《五代史记一行传叙》中就感叹道：五代乱到极点了！做臣子的杀害他的国君，做儿子的杀害他的父亲，而那些士大夫们却安享着国家俸禄，占据朝堂，不知廉耻的人到处都是。

然而，“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在中国乱到极点的时候，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后周太祖郭威、后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这三位英主。

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人建立的，被称为“沙陀三王朝”。而郭威是汉人，出身平民，由普通一兵逐步成长为后汉最高军事将领，最后代汉自立。他上阵打仗时，着短装，“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在军中接见宾客时，穿宽袍大袖，风度儒雅，是一位重视文治、勤政爱民的好皇帝。

柴荣是郭威的妻侄，后被郭威收为养子。郭威的儿、侄均被后汉隐帝所杀，接班人有三个：养子柴荣、外甥李重进和女婿张永德，郭威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传位于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柴荣。柴荣没有辜负郭威的重托，任人唯贤，励精图治，南征北讨，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强势发展，被誉为是“五代第一明君”。可惜天不假年，当了四年皇帝、不到四十岁的柴荣病死，他七岁的幼子恭帝柴宗训继位。柴荣死后不到一年，建隆元年（960）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

赵匡胤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三月生于后唐禁军屯驻之地洛阳夹马营。赵匡胤在夹马营生活了二十一年，后唐、后晋相继灭亡，赵家逐渐衰落，于是辞别父母、妻子外出闯荡。赵匡胤先投靠复州防御使王彦超，此人与他的父亲赵弘殷是同僚好友。但王彦超并没有收留他，只给了他十贯钱，打发他走了。赵匡胤立宋后，王彦超先后任永兴军节度使、凤翔节度使。一次，赵匡胤在酒宴上问王彦超：“朕昔日来复州投卿，卿因何不纳？”王彦超一路小跑到台阶下跪倒，边磕头边说：“浅水岂能藏神龙，当日陛下不留滞小郡，实乃天意也！”赵匡胤听后哈哈大笑。

失败和挫折，不过是上天考验强者的小小伎俩。

赵匡胤又去投隋州的董宗本，虽被收留，但并不得志，不久便返回洛阳，在城中长寿寺暂住。寺中一位老僧为他指点迷津，要他北上。赵匡胤按照老僧的指点一路北上，途中恰好遇见后汉枢密使郭威的军队，便应募在郭威帐下当兵。他作战勇猛，很快被从一般将校提拔为滑州副指挥使。郭威当了后周开国皇帝后，将柴荣提拔为开封尹，赵匡胤转任为开封府马直军使，成为柴荣的嫡系。

柴荣即位后，北汉主刘崇勾结契丹兴兵来讨，在关键的高平之战中，柴荣冒着矢石亲临战场。危急时刻，赵匡胤挺身力战，帮助柴荣扭转了战局。赵匡胤因功升殿前都虞侯，成为禁军高级将领。

柴荣第一次征淮南时，赵匡胤跟随南下，先在涡口之战、滁州之战、六合之战中大败南唐军。柴荣再征淮南，赵匡胤在攻克寿州的战斗中立下首功，凯旋回京后改领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兼殿前都指挥使。柴荣第三次亲征淮南时，赵匡胤任前锋，连破濠、泗、楚州，又在瓜州大破南唐水军，成为平淮南的第一功臣，改领忠武军节度使。

赵匡胤不仅是一个能打仗的孔孔武夫，他具备相当的政治头脑。

柴荣第二次亲征淮南时，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为前军副都指挥使，领兵先入扬州，不久在前线染病，先行北返。他夜半行经寿州时，得知赵匡胤率军守城，便传呼赵匡胤开放城门，入城住宿。赵匡胤不但不开门，还在城头上说，父与子虽是至亲，但城门的开闭是王事，要按规定等天亮后打开。赵弘殷本已抱病在身，次日进城后便卧床不起，两月后不治而死。柴荣得知此事非常感动，按礼，官员父母故，得免官守丧三年后才能复用，柴荣打破常规，在他守丧几天后，即由殿前都虞候擢升为殿前都指挥使。

赵匡胤破寿州城后，有人在柴荣跟前诽谤说，赵匡胤掠取的金银财宝装了好几车。柴荣派人去查，却发现是数千卷书籍。柴荣召问赵匡胤：卿正为朕任职将帅，扩张疆土，理当以治戎装磨刀剑为急务，用这些书做什么用？赵匡胤叩头回答说：臣没有奇谋可以帮皇上，既受重任，常感到力不能胜，因此广购书籍，以广博见识，增加智谋。

淮南战事结束后，南唐李璟忧惧赵匡胤的文韬武略，便施离间计，遣密使送书信和白银三千两给赵匡胤。赵匡胤识破他的阴谋，把白银全部原封未动地交给内府。

柴荣对统军大将们疑心很重，见到方面大耳的就杀，但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赵匡胤。一次，柴荣与赵匡胤对饮，君臣都喝了不少酒。柴荣突然对赵匡胤说：你长得方面大耳，好一派帝王气象啊。赵匡胤立即跪下说：为臣不仅是肥头大耳，而且心肝也很肥厚，如果皇上需要，也愿意一并奉献。柴荣哈哈一笑说：我说的是戏言，你不要当真。

五代有兵变的传统，郭威发动澶州兵变，黄袍加身，取代了后汉。陈桥兵变与澶州兵变在形式上如出一辙。

关于澶州兵变的细节，《旧五代史·周太祖纪》描述说：“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裂黄旗以被帝体”这几个字很关键，军士们撕下的黄色军旗披在郭威身上，这符合临时起意的特点。

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陈桥兵变被说成是赵匡胤在事先完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被军士们强行披上了象征皇权的黄袍。因此，陈桥兵变被称为宋初的一大疑案。《宋史·太祖本纪》做了以下记载：“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请注意，披在赵匡胤身上的是黄衣而非黄旗，这里的隐喻是：兵变是事先就准备好的。

后人其实并没有过多地探究陈桥兵变的细节，因为，太祖赵匡胤是最没有争议的明君，他雄才大略，代表“天命”的归附。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提出过“孤秦”“陋宋”说，认为宋王朝羸弱，与残暴的秦王朝一样不堪，而对于太祖赵匡胤，却给予了极高评价。

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后来的“康乾盛世”他还来不及看到。在其著名的史论《宋论》中，他说：自尧舜禹三代之后，中国的盛世只有三个。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但只坚持了两代。第二个盛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但李世民一死，这个盛世也宣告结束。第三个盛世，就是北宋的盛世，这个盛世从太祖赵匡胤，到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英宗赵曙，历经五世，历时最长，有一百余年之久。王夫之感叹道：“光武以后，太祖其迥出矣。”意思是说，自汉光武帝刘秀之后，赵匡胤是最优秀的。

与郭威相比，赵匡胤在兵变过程中显得更为从容、淡定，给人以水到渠成的感觉。早在后汉末年，他就与同在郭威帐下的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结成“义社十兄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后周重要将领，是陈桥兵变的重要推手。赵匡胤还利用主持整顿禁军的机会，将罗彦环、郭延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亲信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任中层将领。赵匡胤还重视交结文人谋士，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先后被他招到麾下，成为心腹幕僚。赵匡胤率领部队返回开封时，负责京师守备的石守信、王审琦立即打开城门。京师开封很快安定。

但地方上还有忠于后周的势力，最强的有两股，一北一南。北面的是镇守潞州，防御北汉、契丹的昭义节度使李筠；南面的是出镇扬州的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不久，李筠、李重进发动叛乱，赵匡胤亲自督师，很快弹压了他们。看到李筠、李重进轻而易举地被平定，其他那些手握重兵、犹疑观望的节度使们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赵匡胤的统治。

赵匡胤沿袭柴荣确立的“先南后北”战略，先后平定荆南和湖南，又以荆、湖为突破口，攻灭后蜀、南汉以及南方实力最强的南唐，为其后太宗继续推进统一大业，结束唐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两个世纪的诸侯割据和军阀战乱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太祖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后人所谓“唐宗宋祖”，将他与唐太宗李世民相提并论，主要就是基于这一点。

柴荣在病危时认为，赵匡胤忠诚可靠，资望较浅，对儿子威胁相对较小，可以托付后事。历史将机会给予了赵匡胤，事实上，赵匡胤从大头兵做皇帝，只用了十年时间。稍后的历史发展则证明，赵匡胤是真正能治平天下的一代伟人，柴荣没有实现的理想，由赵匡胤替他实现了。因此，除去柴氏一家一姓的损失，站在天下人的角度看，柴荣选择赵匡胤，是英明的决定，是历史的选择。

立宋后，以赵匡胤为首的宋初统治集团劝奖农桑，减轻徭役，澄清吏治，很快医治了近两个世纪的战争创伤，迅速把宋朝推向繁荣，出现了所谓“建隆之治”。

赵匡胤极具人格魅力，宽仁大度，好学不倦，勇于纳谏，不近声色。赵匡胤据说还是历代帝王中的功夫魁首，打得一手好拳。

赵匡胤夺取后周天下后，对后周皇室及旧臣没有展开血腥杀戮，而是妥为安排。在其后的统一战争中，赵匡胤不杀降王，并一再要求将帅不得滥杀无辜。

为防止五代乱世的重演，赵匡胤确立右文抑武方略，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宿将兵权，以分权制衡为要，对军事、行政体制进行大幅改革，将军政大权牢牢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在约束武将的同时，赵匡胤重用、优容文人士大夫，他在太庙勒石，立誓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

赵匡胤生活节俭，痛恨腐败。他立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但这道免死金牌不适用于贪官污吏，他在位期间，处死了不少贪官。

开宝九年（976）十月十日，在位十七年的赵匡胤暴亡，《宋史·太祖本纪》中只留下了简略的记载：“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由此也留下了一桩千古疑案。

太宗被誉为是五代最后的一位政治强人

太祖赵匡胤暴亡的第二天，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太宗。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一传弟不传子的方式并不十分意外。因为，在武将擅权、国家纷乱的五代，皇帝立储与传位，更看重继承人杀伐决断能力的大小，而围绕皇位继承，父子、叔侄、兄弟、亲子与养子之间的争夺都有发生。

太宗当政二十二年，被誉为是五代的最后一位政治强人。太宗有扫平天下之志，即位后继续推进统一事业，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割据吴越的钱氏、北汉刘氏或降或灭，华夏地区终于实现了一统。他两度挥师攻辽，试图恢复幽燕，只可惜均告失败。太宗坚定执行太祖确立的文治靖国方略，大兴科举，利用南唐和后蜀旧臣，编纂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这三部大书，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新王朝的稳定。《宋史·太宗本纪》对他给予了很高评价，说：“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

但太宗的声誉不如太祖。历史上有“宋初三疑案”之说，三疑案指“陈桥兵变”“斧声烛影”“金匮之盟”。其中，“斧声烛影”“金匮之盟”的主角都是太宗。三疑案围绕皇权更迭发生，虽称不上腥风血雨，但也充斥着猜忌、阴谋，令人浮想联翩，可以视为是五代政治风气的某种延续。据说南唐后主李煜是太宗毒死的，太宗还强行霸占李煜的小周后，这也有损于他的形象。

关于太祖之死，自北宋开始便有多种传闻，其中，以宋人笔记《续湘山野录》的记载最为著名。

《续湘山野录》的作者文莹是钱塘名僧，大约生活在真宗至神宗年间。他记载说：太祖驾崩前，召赵光义进宫，二人单独饮酒。外人只远远看见太祖和赵光义说了一些什么，接着烛影摇晃，似乎赵光义离席退避，随后听到玉斧戳地之声，又听见太祖高声说：你好好去做。当晚，赵光义留宿禁中，次日快五更时，侍者发现赵匡胤驾崩，“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这段文字文辞闪烁，是“斧声烛影”说的最早出处，暗指太宗有谋害太祖之嫌。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当天晚上喝完酒后，太宗离开禁中回到开封府。次日四更天，太祖驾崩，宋皇后立即让太监王继恩去叫小儿子赵德芳，王继恩却跑到开封府向赵光义报告，赵光义说不知该不该进宫，王继恩说再不走就让别人当皇帝了。宋皇后见赶来是赵光义，先是很吃惊，而后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的命运，全都要依靠“官家”（宋时对皇帝的称呼）了。司马光暗指太祖之死与太宗有没有关系，但对王继恩引太宗入宫的细致描述，还是透露出太宗有夺位的嫌疑。

《宋史·太祖本纪》说“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这貌似平淡的寥寥数笔，反而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空间。

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和睦，在陈桥兵变及其后的统一战争中，赵光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赵匡胤即位后，封赵光义为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不久领泰宁军节度使。征讨李重进后，封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开封府尹，加兼中书令。后来又加封赵光义为晋王，位列宰相之上。五代以来形成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凡皇族担任开封府尹，就基本确立了其储君的地位。太祖起初确有传位给太宗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到后来会不会改变就不得而知了。

太宗任开封府尹长达十五年之久，围绕他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当晋王后，他的幕府成员便有六十人之多。王夫之在《宋论》中就认为，太祖知天命，认为其弟赵光义“威望隆而羽翼成”，儿子不如弟弟，所以未立太子，将皇位传给了太宗。

赵匡胤兄弟一共五人，老大和老五去世较早，只剩下他和光义、廷美三兄弟。三人同为昭宪杜太后所生。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也就是太宗继位的第六年，一份被称为“金匮之盟”的政治遗嘱突然由赵普抛了出来。

据赵普说，昭宪太后临终前把太祖叫到病榻前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能得天下？太祖说：都是祖宗和太后积善行德带来的福气。杜太后却说：是因为后周皇帝是个七岁的娃娃，换了成年皇帝，就很难说了，为保江山，千万不能让娃娃继承皇位，如太祖去世时儿子还小，就要把皇位传给弟弟光义。太祖俯首承命。杜太后又吩咐赵普，把她说的话记下来。赵普遵命，在榻前书写了遗命，封藏于金匮之中。

“金匮之盟”的核心是“兄终弟及”。昭宪太后死时，太祖三十五岁，皇太子德昭十一岁。后来，太祖虽死得突然，但德昭也已二十六岁。昭宪太后当时顾命的理由是吸取后周柴氏君幼为赵氏所篡的教训，而在德昭长大成人的情况下，这个理由根本就不成立了。太宗继位时，还没有“金匮之盟”之说，在时隔昭宪太后遗命二十年后，赵普旧事重提，显得很古怪。

赵普是太祖时的宰相，曾经在太祖开创帝业和稳定政权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因为赵普多次反对立赵光义为继承人，且与太宗的心腹卢多逊不睦，赵光义即位后立即将他罢免，只给了一个太子太保的虚衔。赵普郁郁不得志。后来朝中有人密奏赵廷美与宰相卢多逊勾结，图谋不轨，受到太宗提拔。赵普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在朝会上提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后立刻给太宗上了一道密奏，献出了“金匮之盟”。几天后，赵普被擢升为司徒兼侍中，重回到权力中枢。

没过几天，太宗问赵普，接下来皇位应该怎么传？赵普斩钉截铁地说：“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言下之意是，不能传给赵廷美了。太宗大悦，不久，赵普再度出任宰相。

为巩固权力，太宗将其幕府成员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陆续引入朝廷担任要职，以替换太祖朝旧臣。一批元老宿将如向拱、高怀德等被罢，调至京师附近做官，以便控制。

太宗即位之初，似乎也按“金匮之盟”做出了一些安排，以赵廷美为开封尹，赵廷美原位由赵德昭继之，并诏赵廷美、赵德昭位在宰相之上。但不久，赵德昭便遭来厄运。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灭北汉，并转兵攻辽。赵德昭从征幽州。高梁河一战，宋军惨败，太宗只身逃脱，不知所踪。有人商议立赵德昭为帝，后来太宗生还，此事作罢。回京后，太宗以此次北伐不利，过了很久还不行平定北汉之赏，将士们议论纷纷。赵德昭为将士们请赏，太宗很不高兴地说：等你做了皇帝再赏不迟。赵德昭惶恐万分，回来后便自刎身亡。两年后，赵德芳也不明不白地死去。

紧接着，赵廷美也遭了殃。太宗罢赵廷美开封府尹职，令其为西京留守。赵廷美被贬西京留守后，暗中仍与卢多逊来往，又被罢去西京留守，削去一切官职，仅保留魏王空名。后降为涪陵县公，迁往房州。雍熙元年（984），赵廷美举家迁至房州，不久病死。卢多逊也被牵连而死。

《宋史·太宗本纪》称太宗是“贤君”之后，委婉地批评说：“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意思是，要没有这几件事，后人是不会对太宗有非议的。涪陵县公指其弟廷美，武功王是太祖子德芳、德昭，他们都被太宗逼贬而死；宋后是指太祖宋皇后，在太祖驾崩后，因继位问题和太宗有争吵，因此她死后太宗不按皇后礼安葬；改元在一般朝代中都是在老皇帝死后的第二年，而太宗在太祖死的当年十二月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这时距岁末只有八天，毛泽东读到这段历史时曾批语说：“不择手段，急于登台。”

此外，南宋学者吕中指出：“太祖时规模广大，故（赵）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于事；太宗规模烦密，故（赵）普不免远嫌疑存形迹而救过之不暇。”太宗与太祖行事风格不同，太宗治国管得具体，管得细，在太祖朝敢于任事的宰相赵普，在太宗朝时也变得畏畏缩缩。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委婉地说，在治国理政方面，太宗不如太祖。

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驾崩。赵普则在五年前病卒于洛阳。尽管随着二人的离世，“斧声烛影”“金匮之盟”的谜底被带进了坟墓，但根据常理，后人对“金匮之盟”的真实性普遍存疑。

真宗善始而未能善终

如果真有“金匮之盟”的话，皇位继承顺序应该是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赵德昭。赵廷美、赵德昭死后，太宗终于清除了将皇位传给儿子的所有障碍，不过，他传位的过程并不顺利，而是颇费周折。

太宗长子元佐自幼聪明机警，善骑射，颇为赵光义喜欢。但他为人正直，赵光义迫害赵廷美时，他颇不满。赵廷美死于房州，元佐悲愤成疾，竟然发狂。有一年重阳节，元佐得知皇室的宴会未请自己，忿气难平，竟一把火焚烧宫院，被废为庶人。也有人说元佐是在装狂，以示对父亲的不满和对皇位的拒绝。太宗去世后，李皇后曾打算立元佐为帝，未果。元佐对此并不知情，未受牵连。元佐的同母弟真宗即位后对元佐很好，努力帮他治病。元佐死于仁宗天圣年间，活了六十二岁，也算善终。

重阳节事件后不久，太宗次子元佑改名元僖，封开封尹兼侍中，成了准皇储。不料他在数年后一夜暴亡。太宗极悲伤，罢朝五日。

太宗晚年在寇准支持下，立襄王元侃为太子，改名恒。太宗驾崩后，在宰相吕端的支持下，赵恒继位，是为真宗。真宗既非太宗的长子，也不是皇后所生，他能登极，多少有些运气。

真宗即位的次年改年号为“咸平”，其中的这个“平”字似乎在昭告天下：强人政治落幕，守成之君登台。

真宗提拔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人担任宰相和执政大臣，留用张齐贤、吕端等老臣，这些人大多能忠于职守。他多次下诏征求“直言”，京师内文武百官对施政、军事等有好的建议，可直接向皇帝呈奏。真宗主张谨慎用刑，下诏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严禁刑讯逼供，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真宗经常跑去主持各种审决在押囚犯，几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虑囚”，处理一些长期关押的囚犯，免得他们在监狱待时间过长受苦。

太宗两度指挥北伐，均遭惨败。北伐失败后，太宗将施政重点转向内部，对辽政策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辽对北宋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虽然宋军在杨延昭、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但辽军骑兵进退极快，战术灵活，给北宋边防带来巨大压力。

景德元年（1004）秋，辽承天太后萧绰、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直抵黄河岸边的澶州城下，威胁京师开封。警报一夜五传京师，真宗问计于群臣。宰相王钦若、陈尧叟分别主张迁都于江南及蜀地，任职才一月的宰相寇准则厉声反对说：出这种主意的人应当斩首！在寇准的坚持和鼓动下，真宗御驾亲征，渡黄河进入澶州城，宋军大受鼓舞，斗志高昂，辽军陷入被动，萧太后主动要求议和。宋辽达成澶渊之盟。

根据盟约，宋辽互为兄弟之国，宋为兄，尊萧太后为叔母；双方撤兵，以白沟河为国界，各守疆界互不侵犯，辽归还宋遂城及瀛、莫二州；双方不得收留对方的逃亡人员；双方不得构筑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即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于边境设置于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有人认为，“澶渊之盟”是不平等条约，真宗对外实行投降主义，签订这个条约，是北宋软弱和甘于屈辱的表现。

但合约的签订，不仅令辽撤军，归还占领的北宋领土，而且使北宋节省了巨额的军费支出。仁宗宝元间，北宋与西夏战事骤起，仅陕西一地，不战时期的军费就达两千万贯，战时更达至三千三百万贯。澶渊之盟约定的北宋岁币，仅为三十万贯，相当于当时北宋一个州郡的财政收入。而在互市贸易中，北宋每年赚的钱远远多于岁币，还能购买到许多北宋急需的用于装备军队的马匹。“澶渊之盟”以较小的代价结束了宋辽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并使双方大致保持了一百一十余年的和平，算得上是北宋的一次成功外交。

咸平年间，真宗的政绩可圈可点，后世将这段政治清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时期称为“咸平之治”。

人们常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但可惜的是，“澶渊之盟”后，真宗的进取心逐渐消退，政事日益懈怠，又在宰相王钦若等人的撺掇下，大搞迎“天书”“封禅”迷信活动，而且一搞就是十五年，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国家陷入内耗。

王钦若是临江军新喻人，历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深得真宗宠幸，是北宋江南人当宰相的第一人，因身材矮小，颈上有肉瘤，故有“瘿相”之说。《宋史》记载说：“钦若多智。”史书上所称的“智”，往往取的是贬义，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小聪明”。中国文化中自古有“反智”的倾向，“难得糊涂”才被认为是真有智慧。鲁迅先生喜欢曹操，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取的也是贬义。

咸平初，王钦若任太常丞、判三司理欠凭由司，度支判官毋滨古对他说：全国老百姓因逃亡拖欠下的钱粮，自五代起到如今，虽政府一直在催缴，但始终上缴不了，因老百姓实在是太贫困了，负担不起。我将疏请皇上，将这笔钱粮减免。王钦若一听，认为这是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便连夜命人核算好这笔拖欠钱粮的总数和减免成数，第二天以他个人名义抢先疏奏真宗。真宗见奏疏后大吃一惊，找来王钦若来问：这件事难道先帝不知道吗？王钦若诡称：先帝本来就知道的，只是他有意把它留给陛下来处理，以收人心。真宗听后很高兴，立即下令减免历年钱粮欠款一千余万贯，又释放了三千多名囚犯。王钦若很快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后又授左谏议大夫。

景德元年，辽人大举南侵，王钦若请驾南迁，遭到寇准痛斥，王钦若心存怨恨，但知道争不过寇准，没有表现出来，而是积极配合寇准。恰好皇帝要派大臣出知大名，他主动要求就任。次年，王钦若调回朝廷，任资政殿学士。一天，王钦若向真宗进言说：陛下如此尊敬寇准，那您看他是不是匡扶社稷之臣呢？真宗说是。王钦若又说：澶州一战，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还把它当成寇准的功劳，这是为什么呢？真宗不觉愕然惊诧，忙问其中缘故。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以为奇耻大辱，而陛下为万乘之主，与虏订盟于城下，还有比这更耻辱的事吗？真宗怅然不乐。王钦若又进言说：陛下知道“孤注一掷”吗？陛下您成了寇准赌博的“孤注”，这是很危险的呀！

真宗听了王钦若的谗言，逐渐疏远寇准，第二年，罢了他的宰相之职，降为刑部尚书，外任陕州。王钦若揣摩透了真宗的心理，知道真宗害怕战争，故意建议真宗出兵收复幽、蓟两州，一洗澶渊之盟的耻辱。真宗连忙说：百姓始得休息，不忍挑起战争。王钦若又说：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真宗心领神会。

封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活动，秦皇、汉武都封过禅，封禅历来就是众多皇帝们毕生的梦想。但自古封禅，都得有“天瑞”出现才行。王钦若又说，前代之所谓“天瑞”，有些是人为搞出来的，古代传说的“河出《图》、洛出《书》”，难道真有这么回事吗？

此前，曾有殿中丞侍御史上言请封禅，遭到宰相王旦的驳斥。真宗担心王旦不同意。王钦若表示可与王旦沟通。结果，王旦勉强同意了。真宗心里还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喝得高兴时，命人取出一樽酒赐予王旦。王旦回家后打开一看，哪里是什么美酒，里面盛的全是珠宝！从此，王旦对天书、封禅之事便不再持异议。

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开始，真宗伪造所谓的“天书”，东巡泰山，行封禅大典；西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又跑到亳州太清宫拜谒老子。并在京师开封和全国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其中最大的玉清昭应宫有二千六百多座殿宇建筑，由三司使丁谓主持修建，工期原来估计要十五年，丁谓役使数万工匠夜以继日，只用七年多时间就竣工，其宏大豪华之规模，超过秦之阿房和汉之建章。这一系列的迷信活动耗费的钱财数以千万计，国家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直到真宗去世，“天书”随葬入陵，这才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这幕荒唐闹剧。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前期贤明，后期昏聩，在封禅问题上显得十分不智，未能做到善始善终。

不过，在个人感情问题上，真宗倒是善始善终的。真宗刘皇后名为刘娥，出身低微，真宗还在做襄王时便看上她，但不为太宗所容。太宗去世后，真宗即位，才把刘娥迎进宫中，封为美人，刘娥当时已经三十六岁了。真宗对刘娥一往情深，在她四十四岁时册立为皇后。真宗去世前的两年一直生病，日常政事实际上都由刘后处置。后来，真宗病情加重，便下诏由太子听政，刘后辅政。真宗于乾兴元年（1022）病死，年五十四岁，太子赵祯即位，刘后垂帘听政。

仁宗不愧“仁”的称号

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除前十三年刘太后垂帘听政外，实际执政近三十年，是两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时期，北宋进入到王朝中期，问题虽多，但国家总体安定，经济社会繁荣，文化和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他统治的最后八年被称为“嘉祐之治”，也有人把他统治的整个时期称为“仁宗盛治”。

仁宗善纳谏，有雅量，爱护提意见的大臣。在他治下，大臣们言论比较自由，敢于讲话，勇于任事。

包拯当监察御史和谏官时，经常给仁宗提意见，有时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要接受他的建议。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想让张尧佐当节度使，包拯、唐介等台谏官就是不同意，仁宗只得放弃。在京剧《铡美案》中，包拯当着太后的面处死了驸马陈世美，这虽是虚构的情节，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仁宗朝大臣不屈皇权、敢于担责的风貌。

嘉祐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报告到仁宗那里，仁宗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敢于直言，应特与功名。

在仁宗治下，各领域杰出人才的涌现呈现出井喷之势，人才之兴盛，在整个宋代乃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几乎都无出其右。苏轼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明代李贽更认为：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仁宗朝最杰出的政治家当属发动庆历新政的范仲淹，称得上名臣的人物还有吕夷简、鲁宗道、薛奎、韩亿、杜衍、庞籍、吴育、包拯、孔道辅、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等。

活跃在神宗、哲宗朝的王安石、司马光、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范纯仁、刘挚等人，在仁宗朝也崭露头角。

仁宗奉行无为而治，重用宰相，为防止宰相擅权，又善用台谏，使之相互制衡，极大地提高了台谏官员的地位。因此，与宰相相比，仁宗朝的谏官反而更为闻名，如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孔道辅、蔡襄、余靖、王素、唐介、赵抃等，他们以敢言为荣，以持禄固宠为耻，对朝堂风气带来了深刻影响。

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师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蔡襄，其中，苏轼、黄庭坚、蔡襄精于书法。绘画大师有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思想学术家有孙奭、刘敞、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科学家有毕昇、沈括、苏颂等。

庆历年间，由于北宋内部财用匮乏，兵变、民变及盗贼蜂起，外部与西夏的战争屡战屡败，北方宿敌辽又迫使宋增加岁币。为摆脱内外交困局面，仁宗重用范仲淹搞新政。由于种种原因，新政未能取得成功。在执政后期，仁宗进取思想减退，崇尚无为而治，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国家政局总体稳定。

庆历新政期间，西夏因干预本族党项人在辽的反叛，与辽大打出手，仁宗仿效“澶渊之盟”，与西夏签订合约，册封元昊为西夏主，提高岁赐，恢复边民互市，西夏则取消帝号。此次和议换得了宋夏之间二十多年的和平。

仁宗极力维护与辽、西夏的和平大局。一次，辽发生了旱灾，饥民涌入宋境，他命令地方官员将他们等同于宋人一样给予救济。仁宗去世时，宋王朝举国哀痛。他的讣告送到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皇帝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他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仁政是儒家政治理念的最高境界，仁宗之前，还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之以“仁”的。元祐七年（1092）三月，曾为哲宗帝师的范祖禹在《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中说：“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圣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纳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宋史·仁宗本纪》对仁宗给予了盛赞，说他的善治为两宋三百年基业打下了基础，后来的皇帝一改变他的政策，国家就搞乱了。

对仁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他在亲政后做出的废后决定；二是他“宽仁少断”的处事方法。

当初，真宗册立刘娥为后，费了不少周折。刘娥入宫后一直获得真宗专宠，数年后，郭皇后去世，真宗想立她为后，但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娥无法怀孕，未能替真宗生出一男半女，加之她出身低微，真宗的想法一提出，便遭到群臣的反对。刘娥身边的侍女李氏，突然一日梦到仙人下降为子，刘娥受到启发，想出“借腹生子”的方法。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李氏生下一子，即后来的仁宗赵祯。孩子一生下来，刘娥就据为己有，并交予与自己交好的杨婕妤抚养。刘娥借此扫除了立后的障碍。

刘太后一直隐瞒仁宗的身世。仁宗的亲生母亲李氏终其一生都未与儿子相认，并先于刘太后一年去世。刘太后原本想秘而不宣，只准备以宫人常礼治丧于外。宰相吕夷简觉得非同小可，力谏厚葬。刘太后责问道：宰相也要管宫里的事吗？吕夷简答道：臣是待罪宰相，内外事都要管。太后怒道：你要离间我母子吗？吕夷简说：太后不考虑将来刘氏的出路，我就不多说了；如果还考虑刘氏一族，丧礼就一定要从厚啊。刘太后幡然醒悟，厚葬了李氏。

刘太后去世后不久，仁宗便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亲自去查验生母灵柩。生母被厚葬，多少平息了些许他对母子生前不得相认的怨恨。仁宗下诏，追尊李氏为皇太后，改葬于永定陵，让她的牌位进入太庙，供奉于先帝身旁。常礼院认为，太庙均立一帝一后，从没有并立太后之说。经群臣反复讨论，决定仍以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的牌位列于太庙之中，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牌位，仁宗生母的地位最终确立。

仁宗还做出了更惊人的决定。仁宗十五岁大婚，他原本相中已故骄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但刘太后选中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立为皇后，选张氏为才人。郭后性情骄横，刘太后去世后，后宫美人纷纷得到仁宗宠幸，美人尚氏和杨氏最受宠幸，引起郭后嫉恨。一天，郭后欲上前打尚氏耳光，仁宗跑过来遮护，结果巴掌落在他的脖颈上。仁宗大怒，在宰相吕夷简支持下，下诏废后。诏令一出，遭到孔道辅、范仲淹等言官的强烈反对，二人联合御史台、谏院十名官员，一同到皇宫谏阻。仁宗拒不接见，并将孔、范二人贬逐。

仁宗中意于一名陈姓女子，欲立为后，但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遭到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反对。仁宗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立为皇后。仁宗后来宠幸张美人，封其为贵妃，不料张贵妃三十一岁就暴亡，仁宗悲痛不已，决定用皇后之礼发丧，由于担心朝野反对，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张氏为皇后。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出现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极为罕见。台谏连续上奏反对，但仁宗不听。

仁宗不顾朝野内外非议，进行了两次不同寻常的追册，因为一巴掌而废立皇后，显示出在处理家事问题上的能力不足。可以推断，他的童年时代，以及做少年天子时，与养母相处并不愉快。

关于仁宗“宽仁少断”的批评，来自庆历年间的谏官、名臣蔡襄。他在上疏中批评仁宗，说许多事情大家议论纷纷，而仁宗却没有坚定的主见。王夫之的看法与蔡襄类似，认为仁宗“无定志”。他说，仁宗在其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对以上的批评，仁宗的粉丝们表达了不同意见。南宋陈亮在其《中兴论》中记载：某次，有人劝仁宗独断专行。仁宗却回答说：你说得不错，但天下事的决策，不该都由我来做决定。如果都由我决定，决策对了还好，有一项错了，也难以修改。不如让大家来讨论决定，令宰相执行，如果实施的过程中天下人认为不便，则由台谏官员公开地直言其失，决策也容易更改。陈亮其实是用仁宗的话反驳了蔡襄。

仁宗的这番表白有没有道理呢？《贞观政要》中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话，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这段话讲得非常朴素：国家治理千头万绪，一日万机，假如都由君主独断，一定会出问题。治理天下国家，光靠天子一个人是万万不行的；治理天下国家，天子要倚仗宰相、百司。唐太宗是后世公认的明君，他的这段话与仁宗讲的是一个道理。

宋人还评价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这难道不是对皇帝的最高褒奖吗？

神宗励精图治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子，而是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嘉祐八年（1063）三月即帝位。英宗继续任用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向执政宰辅们提出了裁救积弊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还下诏将各品级官员的转迁年限加以延长。英宗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但在位仅四年便于治平四年（1067）去世，其长子神宗赵顼即位。

神宗是北宋最富争议的皇帝，原因自然是他本人力主、由王安石具体操作的变法。

神宗即位之时，宋初制定的制度已产生诸多流弊，“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日趋严重，民生出现倒退，辽与西夏又虎视眈眈。神宗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有意于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有“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大志。他即位时才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想干一番大事业。看到宋王朝所面临的危机，他十分焦虑，曾对枢密使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

王安石在仁宗朝时上万言书，鼓吹改革，虽未被重视，但声名远播。神宗迫切地需要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在好友同时也是神宗老师的韩维举荐下，王安石得君行道，先后被神宗任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最后拜为宰相，力行新法。

财政改革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他认为，“理财”是富强国家的关键，“理财”的核心是生财，生财的基础是社会生产，生产发展了，财富增加了，同样的税率就可以取得较多的税额，就能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应该说，比起司马光等人主张的单纯“节用”的思想，王安石的理论要先进得多。至于有反对派认为王安石变法以逐利为目标，不符合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则完全是毫无新意的老生常谈。

围绕财政改革这个核心，王安石设立改革机关，引进改革人才，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法，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

改革之初，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十分信任，苏轼批评支持新法的宰相曾公亮，说他不能站出来主持公议，曾公亮说：皇上与王安石一条心，像一个人，这是天意。

但新法遭到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保守派大臣的强烈反弹。加之，熙宁间，北宋各地天灾不断，神宗的新法决心有所动摇。熙宁六年（1073）至翌年三月，北方久旱，赤地千里，灾情越来越严重，饥民离乡逃荒的不绝于道。开封的小官郑侠向神宗呈《流民图》，令神宗受到极大震动。神宗第二天就下令暂罢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项新法。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后被恢复，但他与王安石之间信任关系发生了变化。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首次被罢相，出知江宁府。

参知政事吕惠卿继续扛起变法大旗，但他个性乖戾，肆意妄为，挑起了很多争端。神宗见他主持大局的能力有限，于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但次年六月，王安石因长子去世坚决求退，神宗不得已于十月再罢其相位。此后王安石便不问政事。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对王安石变法得失成败的争论，直接关系到对神宗历史地位的评价。

后人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非常极端。一派认为，王安石变法变乱国家，他应当为北宋亡国埋单。另一派则认为，王安石变法实现了富国强兵的初衷，增强了北宋国力。

南宋高宗赵构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为开脱父兄失国的历史罪责，把“靖康之难”的责任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由他诏命重修的《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元人修撰的《宋史》承袭这个基调。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生财忘义，最终导致北宋亡国，逐渐成为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包括朱熹、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大思想家普遍认同的观念。

而与朱熹同时代的大儒陆九渊，元代的吴澄、虞集，明代的陈汝锜、章衮，清代的颜元、李绂、蔡上翔、龚自珍，以及近人梁启超等，对王安石变法则给予了充分肯定。

王安石被罢后，神宗站到了改革前台，继续推进变法，被称为“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与熙宁变法并称为“熙丰新法”，但力度无法同熙宁变法相提并论。

除了改革，神宗还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外患上，决心一举消灭西夏，但有些操之过急。元丰四年（1081）四月，西夏国内发生变乱，神宗借机大举伐夏，不想遭遇惨败，在关键的永乐城之役中，宋军二十多万士卒、役夫阵亡。神宗大病一场。元丰八年，神宗崩于福宁殿。

有人认为，神宗是励精图治的改革之君；也有观点认为，正是由于神宗的“励精图治”才将北宋送上了灭亡之路。北宋于靖康二年（1127）灭亡，距离神宗去世已过去了四十年。姑且不论这四十年中北宋历经了哲宗、徽宗、钦宗三代皇帝，以及北方金、辽力量的消长与急剧变化，就一般逻辑而言，如果说励精图治导致国家灭亡，难道因循苟且能救国吗？

神宗去世后，九岁的哲宗赵煦即位，宣仁太后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高太后实行“元祐更化”，对哲宗严加钳制，信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打击新党，尽废新法，引发严重的新旧党争。

元祐八年（1093）秋，高太后病重去世，十九岁的哲宗亲政。哲宗发动“绍述”运动，继承父亲神宗的遗志，贬斥旧党，信用新党，继续推进变法。但此时的新党中再也没有像王安石那样的实干家，大多是一群投机分子，朝廷党争愈演愈烈。

在对外方面，哲宗对西夏采取强硬的进逼政策。绍圣五年（1098），宋军在平夏城，击溃小梁太后与崇宗李乾顺亲率的号称五十万西夏大军，取得对夏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西夏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之后，宋军逐渐控制了横山、天都山一线，宋朝西部边境地区得以稳定。

在呕心沥血地处理朝政及西北边事的同时，哲宗还不得不消耗精力处理后宫纷争。他废掉原配皇后孟氏，进封艳冠后宫的刘妃为后，但刘后所生的皇子出生两个月便夭折了，哲宗备受打击。元符三年（1100）的正月初八，哲宗病死。

封建帝王的健康状况、年寿与王朝兴衰之间关系密切。王朝国力最强时期的帝王大都年寿较长，西汉武帝享年七十岁。盛唐时的武则天享年八十二岁，玄宗七十八岁。明太祖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清康熙六十九岁，乾隆八十九岁。王朝国力衰微时的情况则相反。西汉的最后三位皇帝，哀帝、平帝、少帝分别活了二十六岁、十四岁、二十一岁。唐朝最后十位皇帝中，有五位都是在三十多岁时病死的。

北宋诸帝寿命都不长，一百六十七年间始终没有出现一位既大有为又高寿的皇帝。特别是从英宗开始，连续三位皇帝英年早逝，英宗活了三十六岁，神宗三十七岁，哲宗二十五岁。而这三朝正是北宋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假如上苍再多给神宗一些时间，北宋的命运或许能有转机。

徽宗角色错位

哲宗无子，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向太后召诸王及执政大臣入宫商议新君人选。神宗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宰相章惇提出，立哲宗同母弟简王为帝。向太后不同意，说自己没有儿子，所有皇子都是神宗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是十三子，没有僭越诸兄的道理。章惇改口说：若以长幼，应立申王。向太后又反对，说申王有眼疾，端王最合适。章惇当即指出，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向太后大怒道：这是先帝遗志。

知枢密院曾布、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在一旁附和向太后，章惇力单。赵佶被推上皇帝宝座，是为徽宗。

徽宗早就对皇位有了觊觎之心，他看到要想从藩王成为天子，向太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每日都到慈德宫朝见她，曲意逢迎，讨太后的欢心，并着意拉拢向太后身边侍从。久而久之，向太后对他刮目相看，认为端王贤于其他诸王。

徽宗即位时已十八岁，完全到了可以亲政的年龄，但他投桃报李，在即位的头七个月，坚持要向太后临朝听政。

向太后一向反对新法，王安石变法时，曾当面向神宗指责向后之父向经为“影占行人”。当时，大商人与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勾结，垄断商品和物价。贵族们表面上没有商业活动，但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在“行会”里分红取利。这些人被称为“影占行人”。向太后临朝听政后，新党再次遭到打击。她起用韩琦长子韩忠彦为左相。曾布因为在嗣位上附和向太后，也被重用。范纯仁的官职被恢复，进而追复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官职，新党章惇、蔡京、蔡卞、安惇被贬出朝。这一时期，史称“小元祐”。

向太后很快还政于徽宗。徽宗改元建中靖国，意为“中和立政”“调一天下”。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去世，徽宗数次加封，将向太后的兄弟向宗良、向宗回封为郡王，而且自向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宋史·后妃传》评价说，这是“非常典也”。

章惇因反对徽宗继位，一贬再贬。左正言任伯雨弹劾章惇说：我听北方的使者说，去年辽主正进食，听到中原罢免了章惇，放下筷子起身，接连称好，说宋朝错用了这个人。从这件事看来，对章惇不只是如孟子所说“国人都说该杀”，即使是蛮貊之邦，也无不以为他该杀。崇宁四年（1105），章惇死于睦州贬所。

徽宗一开始还做出尚检戒奢的姿态，退还百姓献给他的玉器，赶跑内苑的珍禽异兽，下诏求直言。但他性好享乐，做端王时就是个花花公子，对朝政毫无兴趣，狐狸尾巴很快就露了出来。不久，徽宗大造宫殿园林，为装饰名为“艮岳”的园林，下令收集天下的奇花异石。专门在苏杭设置造作局，由大宦官童贯主持，集中东南数千名巧工良匠，为皇帝制作各种奢侈品。又设苏杭应奉局，由商人朱勔管理，负责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用船只通过运河运往京师开封，每十船为一纲，成为“花石纲”。

徽宗贪恋女色，经常微服出宫，寻欢作乐。他与京师名妓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广为流传。秘书省正字曹辅上疏规谏徽宗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看后勃然大怒，将他贬斥出朝。曹辅一语成箴，若干年后，北宋灭国，徽宗“北狩”，真的成了贻笑后世的亡国之君。

自己不是治理国家的材料，找个好宰相也不失为弥补之策。徽宗偏偏又没有识人之智。他在位二十五年，让蔡京当了十七年宰相。徽宗、蔡京当政的这段时期被公认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时期。

蔡京是兴化军仙游人，熙宁间和其弟蔡卞同榜中进士，累官至起居郎、中书舍人，受到神宗、王安石的重用。司马光当政后，蔡京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干将，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元祐时，司马光要求各州县必须在五日之内罢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只有知开封府蔡京如期完成。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每人都像你这样，有什么不能贯彻的？但蔡京最终仍被逐出京师，先后知成德军、知瀛州、知成都、知扬州等。绍圣初，蔡京回到朝廷，任权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

徽宗即位后，蔡京被罢官为端明、龙图两学士，知太原，向太后命徽宗留蔡京完成修史工作。几个月后，谏官陈馞弹劾蔡京与内侍交结，蔡京被贬，出知江宁。蔡京不满，拖延着不去赴任，又被御史陈次升、龚夫、陈师锡相继弹劾，被夺去官职，以提举洞霄宫之职居杭州。这时，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到三吴访求名家书画、各种奇巧之物，在杭州住了几个月，蔡京极力巴结他，日夜陪伴。蔡京善书画，童贯将他画的屏幛、扇带等物送到宫中，引起了徽宗的注意，不久被起用为知定州。

崇宁元年（1102），蔡京徙知大名府，入京复为翰林学士承旨，韩忠彦罢相后，任为尚书左丞，很快又取代曾布为右相。蔡京第一次拜相的时间长达四年，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援引同党，提拔邓洵武为尚书右丞，以姻亲胡师文为户部侍郎，吴居厚为户部尚书。同时，打击异己，掀起声势浩大的党禁。

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祐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蔡京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之“元祐党人碑”。碑上所列人物一律“永不录用”，而且，子孙不得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后来，“元祐党人”名单增加到三百零九人，其中陆佃、章惇、曾布等为新党。蔡京手书姓名，发各州县，让州县仿京师立碑“扬恶”。

崇宁二年二月，蔡京升任左相。崇宁五年正月，彗星现于西方。有谏官认为是对元祐党人打击太过严厉所致，徽宗因此要求各地禁毁“奸党碑”，除党禁，恢复元祐、元符年间迁谪者士籍，蔡京于当年二月被罢相。徽宗虽然将蔡京罢相，但并非不信任他，不到两年后蔡京复相。

两年半之后，受张商英、何执中、张康国等人排挤，蔡京再次罢相。何执中、张商英等先后接任宰相，蔡京利用人事矛盾，再加上童贯等居中调停，在三年后的政和二年（1112）五月第三次担任宰相，这次的任职长达八年之多。期间，徽宗对蔡京恩宠有加，甚至还将公主茂德帝姬嫁给他的长子蔡攸。

宣和二年（1120）六月，蔡京第三次罢相，时年七十四岁。罢相的原因，首先是年过七十仍居相位，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其次，他倡导的新法招致很多人反对，甚至其子蔡攸也成了反对派；其三，蔡攸仗势狂率不羁，侵凌同列。但在宰相王黼被童贯、朱勔等人排挤后，宣和六年十二月，七十八岁的蔡京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时的蔡京早已老眼昏花，头脑也不甚清楚，大小事宜基本上都由蔡攸操作。

蔡京投徽宗所好，兴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二十年”，助长其玩物丧志的心性；大肆打击政敌，对自己的亲弟蔡卞、儿子蔡攸也毫不心软；在打击异己的同时，又极力扶持亲近如童贯等人，帮助自己屡次东山再起；侵占田产、宅地、钱银无数，家中姬妾成群，仆从如云，连厨房切葱丝都有专人负责。蔡京过生日时，各地官府都必须进献贵重的贺寿礼物，时人称为“生辰纲”。《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情节便是由真实的史实演绎而成。

与蔡京狼狈为奸的还有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王黼、朱勔等。重和元年（1118），黄河泛滥，河北、京东四路遭受水灾，淮南宋江发动民变，起义军一度占居京东、淮南、河北数县，两年后接受朝廷招安。同年，方腊在睦州青溪举义，占领两浙六州五十余县城。徽宗派童贯率十五万禁军经苦战才将其镇压下去。

北宋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北方形势发生了剧变，长期受辽压迫的女真人日益强大。政和五年（1115），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建国，国号金。金兵屡败辽军，徽宗与蔡京、童贯密谋联金灭辽。宣和二年（1120），宋金签订海上之盟。不久，金兵攻下辽上京。宋军却在攻打辽燕京的战斗中惨败。燕京最终由金兵攻破。宣和六年冬，金兵俘获辽天祚帝耶律延禧，辽历时二百零九年而亡。

金人看到宋军在燕京战斗中不堪一击的表现，野心膨胀，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军由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率领，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下攻宋。西路军在太原遭到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不得前进。东路军则因宋的燕京守将郭药师投降并做向导，顺利南进。消息传到开封，北宋君臣大惊。徽宗急令各地军队勤王，因害怕承担失国罪名，仓皇间禅位于钦宗赵桓。

金军于靖康元年八月第二次南下，分两路攻宋，并在开封会师。宋廷准备不足，开封城中只有守兵及弓箭手七万人。十一月，金军开始攻城。宋廷于市人中找到无赖郭京等人，组成所谓的“六甲正兵”等，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大开宣化门，命令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神兵”出战。金军分四翼迎战，“神兵”溃败，郭京带着残兵南逃，金兵乘胜攻上城墙。

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人扣押钦宗，二月六日下令废钦宗为庶人。三月初七，立通金的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四月一日，金军带着被俘的徽宗、钦宗和几乎全部的赵姓宗室、大臣三千多人，以及掠夺来的大量金银财宝、文物礼器北撤。徽宗的近五十位皇子公主，除第九子康王赵构和一名年仅一岁的幼女，其余全部被押北上。北宋王朝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徽宗、钦宗后来都死在了偏远的五国城。

徽宗艺术天赋极高，爱好广泛，喜书法、绘画、奇石、蹴鞠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帝王的艺术成就能与徽宗比肩，他首创“瘦金体”书法，传世画作《芙蓉锦鸡》《听琴图》《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等堪称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瑰宝。

徽宗还以皇帝之尊提倡绘画，广招天下贤士进入翰林图画院，提高院画家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并前所未有地将“画学”纳入科举，中国绘画的职业化达至极盛，极大地刺激了北宋绘画艺术的发展。近九百年后，今人仍能有幸欣赏到《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史诗般的画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感谢徽宗！

假如不当皇帝，徽宗或许也能凭借杰出的艺术才华留名青史，可惜他错生在皇家，《宋史》评价徽宗说：“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高宗是“中兴之主”吗

北宋（960—1127）一百六十七年间，历九帝。南宋（1127—1279）前后一百五十二年，与北宋一样，历九帝。由于金人的挤压，南宋的北部疆域退至淮水、唐、邓二州至秦岭大散关一线，东南、西南疆域与北宋时大体相同，国土比北宋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

北宋自第二代皇帝开始，均为太宗赵光义的一系血脉。而南宋自第二代皇帝孝宗开始，均为太祖赵匡胤的一脉。历史终于还了太祖一个公道，只是，除孝宗外，太祖的子孙大都平庸，事功不及太宗的子孙。

赵构是徽宗第九子，钦宗的异母弟，大观二年（1108）封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进封康王。赵构的母亲韦氏是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徽宗宠爱，赵构虽为亲王，但在众兄弟中并没有地位。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第一次兵临开封城下，宋廷向金求和，金人提出犒师金币、割让太原府、中山府、河间府三镇、以亲王为质等条件，钦宗便把这个耻辱而冒险的任务安排给了赵构。

钦宗命少宰张邦昌为计议使，与赵构同行。与生于帝王之家的其他亲王不同，《宋史·高宗本纪》记载说，赵构能拉动一石五斗力的弓。一石五斗相对于现在的二百斤，名将岳飞能拉三百斤力的弓，这说明赵构臂力还是相当惊人的。《宋史·高宗本纪》又说，赵构在金营“意气闲暇”，期间，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率军夜袭金营，金人责问时，“邦昌恐惧涕泣，帝不为动”。赵构的反应令金军主帅完颜斡离不感到吃惊，怀疑他不是亲王，要宋廷换另一位亲王肃王来议和。

以上的记载让人觉得有美化赵构之嫌，金人要求用肃王换康王，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明知康王在金营，钦宗仍不顾人质的安全，令宋军偷袭，让金人对人质的真假产生了怀疑。赵构称帝后，并不以迎回钦宗为念，或许是受到了这事的刺激。

赵构被金人遣返，肃王赵枢代替他赴金营为人质。钦宗答应割地、赔款，金人暂时撤军，掳肃王北去。八月，金军统帅完颜粘罕再次出兵侵宋，攻陷太原。完颜斡离不攻破真定。十一月，钦宗下诏赵构出使河北，与金人议和。高宗从开封出发，行至河北磁州时，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当时，粘罕、斡离不得已率金军渡过黄河，进围开封。钦宗授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令其率军救援京师。但赵构并未驰援，而是先移屯大名府，继而又转移到东平府，避开金军主力自保。

靖康二年四月，金人掳掠徽宗、钦宗及赵宋宗室北去。五月初一，二十一岁的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重建赵宋政权，史称南宋，改元建炎。高宗重建南宋，以及南宋初年宋军抵御金军入侵这段历史，通常被称为南宋“中兴”，南宋官方称高宗为“中兴之主”，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这四位著名的抗金将领并称为“中兴四将”。

面对金人，高宗奉行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对内则实行铁血主义。靖康之变前，太学生陈东率开封军民在皇宫前伏阙示威，上书言事，要求锄奸、抗金。宰相李邦彦对钦宗说，他们“意在生变，不可不治”，企图把陈东等太学生逮捕处死，但未得逞。高宗在应天府称帝后，陈东与另一个士子欧阳澈赶到应天府再次上书，要求起用抗战派大臣李纲，高宗竟将他们斩于东市。高宗后来迫于形势起用抗战派名臣李纲，但始终畏敌如虎，对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格外器重。他采取黄潜善等人的意见，由应天府一路南逃至扬州，又从扬州南逃杭州。

在逃跑过程中，统制苗傅、威州刺史刘正彦等人对以内侍康履为首的宦官骄恣用事、妄作威福不满。主张逃跑的高官王渊与康履等宦官勾结，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建炎三年（1129）三月，苗、刘二人发动兵变，先斩王渊，后杀宦官康履、曾择。苗刘兵变的本意不是想篡夺皇位，但事态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他们又胁迫高宗传位给三岁皇子赵旉，改元明受，请隆佑太后孟氏垂帘听政。兵变消息走漏后，刘光世、张浚、韩世忠、张俊等将领起兵声讨，高宗很快恢复大位，苗、刘二人出逃后被擒，被押解至建康，同磔于市。赵旉在兵变中受到惊吓，八月病死。

苗刘兵变被镇压后，高宗移驾建康。金兵渡江南侵，高宗南逃至绍兴、明州，金兵追踪而来时，高宗又从明州乘海船逃往温州。金兵下海追赶三百里，遇大风雨被南宋水师打败，引兵撤退。

建炎四年四月，高宗在海上获悉金兵北撤，从温州经明州回到越州。高宗对富饶的杭州念念不忘，绍兴二年（1132），升杭州为临安府，定为南宋的“行在所”，即临时首都、战时首都。终南宋一朝，都未将杭州称为京师，京师永远是开封。

高宗在南逃过程中狼狈不堪，但他有过人之处，在极危急的时刻，仍不忘利用深入人心的天命观念，杜撰了一个著名的神话——泥马渡康王。

南宋辛弃疾在《南渡录》中记载了这个故事：靖康元年，金人兵临汴京城下，赵构以亲王身份受命出使金营。一次，他偶然与金太子比试射箭，三箭俱中，被金人怀疑为冒名顶替者，要求换真亲王来，赵构得以脱身。但金人不久醒悟，金兵又追了上来。逃跑路上，赵构在一神庙里休息时打了一个盹，梦见庙神对他说：金人追上来了，快走，门口已准备了马。赵构惊醒，发现马已在旁边，便翻身上马飞奔，渡过黄河。过河后赵构下马休息，转身时发现这马已化身为泥。泥马渡康王在民间有若干版本，毫无疑问，其始作俑者一定是赵构及其近臣。

南宋定都临安后，金兵暂停南侵，宋廷获得喘息之机，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不久，高宗抽调精兵镇压荆湖、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又命岳飞、韩世忠、吴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在这几位大帅的带领下，宋军日夜操劳，军力提高，与金兵的大战互有胜负。

但高宗没有丝毫收复失地的打算，绍兴八年（1138），他重用投降派官僚秦桧为相，压制岳飞等将领的抗金要求。次年，秦桧不顾赵鼎、胡铨、岳飞、韩世忠、张浚、王庶、李纲等人反对，签订第一个宋金和约。高宗装病躲进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

绍兴十年，金朝都元帅完颜宗弼领兵南侵，岳飞等军大举北伐，屡破金军，进逼开封，秦桧怂恿高宗迫令岳飞班师。绍兴十一年四月，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被解除兵权。十一月，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将淮河以北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向金贡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除夕夜，高宗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将岳飞赐死，将岳飞长子岳云及部将张宪斩首。

高宗唯一的皇子赵旉病死后，后宫没有生育。高宗听取了哲宗皇后孟氏的意见，广选太祖赵匡胤裔孙比自己低一辈者，作为太子人选。太祖的香火特别旺盛，符合条件的“伯”字辈七世孙约有一千六百余人，朝廷从七岁以下儿童中遴选出十人，让高宗逐一审看，最后，高宗选了两个孩子：赵伯琮和赵伯玖。时为绍兴二年，高宗只有二十五岁。伯琮后赐名为赵瑗，伯玖赐名为赵璩。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高宗用岳飞性命换来的和约无情地被金废帝完颜亮撕毁，他举兵六十万人浩浩荡荡杀过长江。幸好一介书生虞允文在采石矶以少胜多，完颜亮兵败并引起兵变，他本人被部将所杀。第二年，高宗下诏立赵瑗为皇太子，改名赵眘。五月，五十六岁的高宗突然提出要禅位。六月，高宗以“老且病，久欲闲退”为由，下诏传位于赵眘，自称太上皇帝，移居德寿宫。赵眘即位，是为孝宗。

高宗一向身体强健，禅位后又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帝，直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他自称的“老且病”显然是饰词。高宗禅位前，南宋军队刚刚在采石矶之战中大胜，南宋军民人心振奋，在这种情况下禅位，显然属主动的姿态。高宗禅位后，并没有就此躲在深宫，颐养天年，而是一到关键时刻，大至对金和战，小至官吏任命，他都会出面干涉。

高宗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建立并巩固南宋政权，维持了半壁河山，实属不易。后来的南明政权就没有这样的坚持，前后不过十八年便被清人剿灭。还有，他以太祖裔孙为养子，并在盛年传位，赢得了归还太祖一脉帝位，以及急流勇退的名声。

但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因此，在两宋皇帝中，他的名声差不多是最差的，对于“中兴之主”的称号，后人大都不认可。

孝宗有恢复之志

当初高宗选定两个孩子养在宫中时，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不喜欢赵昚，而喜欢赵璩，这令高宗难以取舍。传说韦太后死后，高宗给两位准继承人各送了十名美女，过了一阵又把她们召回。赵昚的老师史浩察觉了高宗的用意，及时提醒了赵昚。结果，经过检查，发现给赵璩的美女都不是处女，而给赵昚的那十个则全是完璧。高宗决定立赵昚为皇太子。

孝宗被确定为太子的时候已经在宫中养了三十年，即位时已经三十六岁了。孝宗即位前的一年，即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孝宗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史浩的提醒，为避免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

或许是因为被压抑太久，孝宗一上台就显示出励精图治的强势姿态。在即位后的第二个月，孝宗便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之待遇。经岳飞家属要求，归还了岳飞原有田宅。

孝宗即位次年改元隆兴，隆兴元年（1163）四月，他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

张浚在高宗时为知枢密院事，坚持抗金，先后率军转战川陕、两淮等地，多有战功，在南宋朝野间享有盛誉，金人也十分忌惮他。秦桧当政时，张浚遭排挤，被迫离开朝廷。孝宗久闻张浚威名，张浚得知新皇帝锐意进取、力图中兴后，兴奋不已。他建议孝宗亲赴建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同时，向孝宗举荐了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如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等，孝宗都一一予以起用。一时间，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气氛一扫而空。

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拒绝。金朝屯兵虹县、灵壁，摆出一副马上要进的架势，南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议一出，马上招来了右丞相史浩为首的主和派的强烈反对。

但孝宗锐气十足，为避开主和派的干扰，他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

张浚派李显忠渡江出击，先后收复了灵璧，虹县等地，继而又攻陷宿州。金军反攻宿州，宋军缺乏协同配合，李显忠孤军难支，趁着夜色撤离。金军乘势掩杀，宋军大败。宿州旧郡名为符离，史称这场溃败为“符离之溃”。主和派纷纷上书弹劾张浚，要求与金人重开和议。

迫于主和派压力，孝宗一度降任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但不久就让其官复原职，后又升其为右相，表示对他仍然信赖。然而，这次惨败使孝宗的雄心受到不小打击，他逐渐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作为权宜之策，议和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孝宗让主和派代表汤思退复出，主战派大臣张焘、辛次膺和王十朋等相继出朝。他还命令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拒绝执行，被撤职降知平江府。

孝宗采纳汤思退建议，派卢仲贤前往金军大营议和。金人向南宋提出割海、泗、唐、邓四州之地，纳币称臣，以及遣还中原归附之民等要求，卢仲贤到宿州金营后，在金人威胁下，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接受金人的要求。孝宗闻知后大怒，将卢仲贤革职，发配郴州管制。和谈陷入僵局。

此时，太上皇高宗不断地向孝宗施加压力。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大谈恢复，而高宗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一次，他终于忍不住打断孝宗的话说：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

隆兴二年，金世宗为达到“以战促和”目的，发兵南下，孝宗任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汤思退拒绝赴任，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又已全部撤回，金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楚州、濠州、滁州相继陷落，金军兵临长江以北，准备渡江南下。南宋朝野上下哗然，孝宗罢汤思退，押赴永州管制。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孝宗，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汤思退在赴永州途中忧惧而死。

孝宗不得不作出让步，隆兴二年岁末，宋金签订协议，史称“隆兴和议”，主要条款有：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为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双方交换战俘，叛逃者不在其内。与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皇帝不再称臣，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有所减少，这是金朝最大的让步；南宋在采石矶会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则悉数还金。

五年后，孝宗想要再次北伐，召主战派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为北伐做好准备。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但被金世宗拒绝。

孝宗改任虞允文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镇抚四川，以图光复大业。虞允文在到任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积极筹划由四川出师北伐，以图光复中原，却不幸积劳成疾，于淳熙元年（1174）病卒，年六十五岁。虞允文去世后，孝宗失去了收复中原的斗志，从此不再做收复的打算，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中外无事”，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史称“乾淳之治”。

为吸取秦桧长期位居宰相，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教训，孝宗大大缩短了宰执的任期，防止宰执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同时加强了针对宰相的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孝宗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废除苛捐杂税，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宋代如遇灾荒，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孝宗认为，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

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的程朱理学一视同仁，倡导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孝宗虽对新学有些微词，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诸儒彬彬辈出”，包括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以及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辛弃疾等文学家。

虽北伐未果，但孝宗被认为是南宋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孝宗之所以壮志未酬，除了南宋内部的原因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南宋的宿敌金虽没有了当年“靖康之变”时的骁勇善战，但孝宗却碰上一个强劲的对手——金世宗完颜雍。金世宗被朱熹称为“小尧舜”，他统治金近三十年，与南宋孝宗统治时间大体相当，他一生只使用了“大定”一个年号，期间是金朝政治最安定、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他任人唯贤，重用汉族知识分子，“躬节俭，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经济迅速得以恢复。金世宗治下的大定时期被誉为“大定盛世”，南宋在这个时候能保持与金的大体均势，已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太上皇高宗去世，两年后，孝宗禅位给皇太子，即光宗赵惇。孝宗当上了南宋第二代太上皇，入住第一代太上皇颐养天年的德寿宫，改名为重华宫。

光宗即位时已四十多岁。皇后李氏生性妒悍，一次，光宗洗手时见端着盥盆的宫女双手细白，喜形于色。几天后，李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光宗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上次那个端盆宫女的双手。她趁光宗出宫之机，虐杀光宗宠幸的黄贵妃，然后派人告诉光宗说黄贵妃“暴死”。光宗明知是皇后下的毒手，但惊骇之余，连质问皇后的勇气都没有。不久，光宗精神崩溃，难以理政。从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后”。

光宗仿效孝宗侍奉高宗的先例，每月四次朝见重华宫，但没过多久，光宗开始找借口回避这种例行公事，引起孝宗的不满和朝臣的议论。绍熙五年（1194）孝宗病重，光宗还是不去重华宫探视，宰相留正、兵部尚书罗点、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舍人彭龟年等纷纷进谏，留正甚至拉住光宗的衣服哭谏，但光宗不听，最后只同意其子嘉王赵扩去探视。六月，孝宗病死，光宗称病不去服丧。留正与礼部尚书、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商议，只好请出已经八十多岁的太皇太后吴氏出面主持丧礼。

朝中骚动。赵汝愚与外戚韩仛胄定计，请太皇太后吴氏下诏，光宗退位做太上皇，立赵扩即皇帝位，是为宁宗，并召还留正，朝中才安定下来。

儿子当上皇帝后，光宗才知道消息，但已经无可奈何，在当了六年太上皇后，光宗病死。

宁宗优柔寡断

宁宗继位后，重用使其登上皇位的赵汝愚和韩侂胄两位大臣，任命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为枢密院都承旨，册立韩氏为皇后，韩侂胄是韩皇后的曾叔祖。

赵汝愚为赵宋宗室，他广揽名士，想有一番作为，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荐用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宁宗讲道学。但韩侂胄与赵汝愚不和。理学家朱熹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同劾韩侂胄，韩侂胄在宁宗面前反击说朱熹迂阔不可用。结果，朱熹被罢官，赵汝愚罢相。在韩侂胄集团的策划下，宁宗下令禁止理学，定理学为伪学，又订立伪学逆党籍，包括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以及朱熹、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刘光祖、叶适、吕祖泰、蔡元定等共五十九人。禁止他们担任官职，参加科举。史称“庆元党禁”。

韩侂胄欲恢复中原，得到宁宗支持。嘉泰四年（1204）四月，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追封岳飞为鄂王，不久，改元开禧，取的是太祖“开宝”年号和真宗“天禧”的头尾两字，表达恢复之志。

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下令各军备战，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做军需。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开禧二年（1206），宁宗下令削除秦桧死后所封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此举被认为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

同年五月，宁宗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开战之初，宋军收复了一些地方。但中路军皇甫斌率军攻打唐州时被金军击溃，接着在攻打蔡州时大败于溱水。宋军两淮统帅邓友龙等也因兵败而被撤职。不久，金军就在东、中、西三个战场上，对宋军发起了进攻，真州、扬州相继被金军占领，西路军事重镇和尚原与蜀川的门户大散关也被金军所占。韩侂胄想通过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在四川战场挽回败局，但吴曦却暗通金兵，叛变称王。开禧北伐以南宋完败告终。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金朝提出了苛刻条件，除了提出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将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谋缚送金。韩侂胄大怒，拟散家资兴兵再战。在此形势下，南宋主和派纠合在了一起，礼部侍郎史弥远和杨皇后通过皇子向宁宗进言说，韩侂胄再启兵端，将危社稷。宁宗一时难以定夺。杨皇后担心宁宗走漏风声，与史弥远、参知政事钱象祖等人密谋，设法除掉韩侂胄。开禧三年十一月，韩侂胄在上朝途中被殿帅夏震派出的将士挟持，杀死于玉津园中。

听说韩侂胄被夏震所持，宁宗急忙写手谕想赦免他。但杨皇后拉住宁宗哭道：陛下若下谕旨，请先让妾死在这里！宁宗就此作罢。宁宗对诛杀韩侂胄一事并不知情，第二天还下诏“责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第三天又“改送英德府安置”，第四天再次下诏“除名勒停，送吉阳军安置”。史弥远见隐瞒不住，才向宁宗报告了实情。韩侂胄被杀后，被史弥远、杨皇后谤成十恶不赦的奸臣。相反，金人在收到韩侂胄的首级后，特予厚葬，并赠其谥号为“忠谬”，说他“忠于谋国，谬于谋身”。

嘉定元年（1208），南宋与金签订“嘉定和议”，规定：两国境界仍如前；嗣后宋以侄事伯父礼事金；增岁币为银帛各三十万；宋纳犒师银三百万两与金。宋朝皇帝与金朝皇帝的称谓由以前的侄叔改变为侄伯，比“隆兴和议”更为屈辱。

韩侂胄死后，宁宗声称要革除韩侂胄的弊政，表示要广开言路，“人所难言，朕皆乐听”。紧接着的措施是清洗韩党，陈自强、邓友龙等都贬窜到远恶州军，许多人被除名抄家，清洗最后走向极端，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的都被视为韩党。叶适被夺职奉祠达十三年之久，陆游以“党韩改节”的罪名去职。赵汝愚尽复原官，增谥“忠定”，朱熹被赐予文臣最高荣誉的字谥，称为朱文公。韩侂胄专政时期的国史记载被修改。宁宗这一系列的举措被称为“嘉定更化”，但毫无成效。

宁宗体质羸弱，身体一直不好。史载，宁宗走到哪里，都有两个小太监扛着两扇小屏做前导，一屏上写“少饮酒，怕吐”，一屏上写“少食生冷，怕肚痛”。由于身体原因，晚年的宁宗很少去妃嫔处，并迷恋上了道教修炼之术。朝政长期被史弥远把持。

宁宗的八名亲子皆幼年夭折，立弟弟沂王赵抦的儿子赵贵和为皇子，改名赵竑。嘉定十七年八月，宁宗病重。宁宗临死前，史弥远矫诏，改立他物色的宗子赵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闰八月，宁宗病死的当日，史弥远劝说杨皇后同意，废皇子立皇侄，赵昀即位，是为理宗。赵竑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

王夫之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评价南宋初三朝皇帝的话，他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照此而论，宁宗朝既无恢复之臣又无恢复之君。”

宁宗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三十年足以改变一个国家。即位之初，他抱负不凡，但韩侂胄死后，便无所作为了，后期朝政则完全陷入史弥远的操控中。

在玉津园事件中，宁宗的态度其实很关键，但关键时刻他模棱两可。事后，对矫诏的史弥远也没有做任何处分。临死前，他更是连身后的安排、传位的决定都做不了，其性格上优柔寡断的弱点暴露无遗。

理宗治国乏术

理宗原名叫赵与莒，开禧元年（1205）生于绍兴府山阴县虹桥里。他是太祖的十世孙，宁宗属秦王赵德芳一支，理宗则属燕王赵德昭一支，至南宋后期，两支在血缘关系上已十分疏远。理宗的曾祖和祖父均无官职，父亲也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理宗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全氏无力抚养孩子，回到娘家寄居。全氏的弟弟为当地保长。

史弥远令余天锡物色代替皇子赵竑的人选。余天锡有一次回乡路过绍兴，忽逢大雨，恰好到全保长家避雨。全保长听说他是史弥远的门客，便盛情款待，余天锡得知全保长的外甥是皇室血脉。回到京城后，余天锡将此事告知了史弥远。史弥远派人将赵与莒接到临安，亲自考察。史弥远让赵与莒写字，他竟然写下“朕闻上古”四字，史弥远当即认为：“此乃天命！”为防止计谋泄露，仍将他送回全保长家，等待时机。一年后，史弥远将赵与莒接到临安，找来当时的名儒郑清之调教，并向宁宗推荐立为宗子，改名贵诚。

理宗由一介平民被史弥远扶持上台，朝中毫无根基，史弥远擅权时，他“渊默十年无为”，直到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病死。绍定六年十一月，理宗宣布明年改元为端平。从端平元年（1234）到淳佑十二年（1252）的近二十年间，理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理宗首先将史弥远的党羽“三凶”贬斥出朝。“三凶”指台谏官梁成大、莫泽、李知孝三人，他们对史弥远唯命是从，不遗余力地攻击朝中的正直之士。其他史弥远的亲信党羽，也纷纷被贬。

为缓和内部矛盾，理宗召回被史弥远排斥的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尊崇理学的风气。对那些已故的理学大师，如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理宗都赐给谥号，请进孔庙。一时间“周程张朱吕之说，家传而人诵之”。

但理宗的政策朝令夕改，他网罗了不少贤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端平更化”并无太大建树，没有改变南宋的颓势。

此时，南宋王朝的外部正面临巨大变局。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理宗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在金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理宗最终还是作出了联蒙灭金决策。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力陈唇亡齿寒的道理，说：“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但被理宗拒绝。

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端平元年（1234）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末帝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朝历时一百二十年而亡。

孟珙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以及南宋军民沉浸在报仇雪恨的狂喜之中。理宗将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理宗决定乘势出师中原，收复开封、洛阳、应天府三京。但由于准备仓促，宋军在洛阳被蒙古军击败，损失惨重，“端平入洛”以宋军惨败、寸土未得告终，南宋国力受到严重削弱。理宗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端平二年，蒙古发动全面侵宋战争。淳祐元年（1241）十一月，蒙古大汗蒙古窝阔台病死，蒙古撤军。后来，继任的蒙古大汗蒙哥发动第二次侵宋战争，但在四川合州钓鱼城下被宋军火炮击伤后死去，蒙古再次撤军。蒙古因忙于内部事务，放缓了打击南宋的脚步。但南宋朝廷没有抓住这难得的时机增强防御，时局每况愈下。

程朱理学推崇“存天理，灭人欲”。据说程颐凡赴宴只要得知宴会上有歌伎时，他便会看也不看一眼就拂袖而去。因弹劾秦桧被贬海南的胡铨，晚年回到京城时，看到一个歌女脸上的酒窝很可爱，情不自禁赞赏了几句，朱熹为此特地作诗一首：“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提醒人们要牢记“人欲”之险。理宗在统治后期与他崇尚理学精神相背离，追逐声色，甚至把名妓唐安安召到宫中。后人作诗讽刺说：“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

宰相丁大全、同签书枢密院事马天骥、阎贵妃、内侍董宋臣四人乘机擅权用事，时人编出顺口溜说：“阎马丁当，国势将亡。”理宗宠妃贾氏的异母弟贾似道也平步青云，淳祐七年贾氏去世时，二十出头的贾似道已做到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成为镇抚一方的大员。

理宗在位四十年，是在位时间仅次于仁宗的宋朝皇帝，《宋史·理宗本纪》对他提出尖锐批评：理宗在位时间久长，与仁宗一样。但仁宗在位期间，贤相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理宗在位四十年间，像李宗勉、崔与之、吴潜的贤才都没有很好地予以重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之流，暗中弄权，作威作福，与理宗朝相始终。治理国家的效果比不上仁宗庆历、嘉祐时期，是很自然的事。

景定五年（1264）十月，理宗去世，理宗之侄度宗赵禥继位。受理宗的影响，度宗对理学也十分偏爱。做太子时，他前往太学拜谒孔子时，提出增加张栻、吕祖谦为从祀，深得理宗赞赏。即位后，度宗提拔了一些理学名士，如江万里、何基等人，录用前代理学大家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后人为官，理学门徒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职位。

但度宗与后期的理宗一样，沉迷于美色，按宋朝惯例，天子召幸嫔妃，次日清晨一定要到阁门谢恩，写明月日，以备查考。度宗时，每日谢恩的有时多达三十多人。度宗将军国大权全权交给贾似道执掌，政治日益腐败，战备松弛，将士离心。

在汗位争夺战中胜出的忽必烈自立为蒙古大汗，平定了其弟阿里不哥之乱，并于咸淳四年（1268）发动第三次侵宋战争，五年后夺取襄阳。南宋岌岌可危。咸淳十年七月，当政十年的度宗去世，四岁的恭帝赵显即位，由祖母谢太皇太后、母亲全太后垂帘听政，但军国大权依然掌握在贾似道手中。

咸淳十年十二月，元将伯颜率兵进攻鄂州，沿长江防线东进。德祐元年（1275）二月，贾似道督诸路军十三万、战舰两千五百艘，出师西上迎战元军。元军在芜湖丁家洲大败宋军，南宋军主力几乎全部丧失。三月，元军攻入临安，俘获恭帝及谢太后。

元军进逼临安时，驸马都尉杨镇等护卫度宗之子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出逃福建。五月，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八岁的赵昰为帝，改年号为景炎。后端宗病死，陆秀夫、张世杰又扶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祥兴二年（1279）五月，南宋军最后的有生力量在崖山海战中被元军击败，陆秀夫背负帝昺投海，宋王朝覆亡。这是华夏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直到九十年后明朝的建立。

宋王朝的覆亡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元朝建立后持续对外扩张，统治中期，皇位更迭频繁，政治始终未上正轨，经济未能恢复到宋朝时期水平。元朝上层统治阶层对汉文化的接受比较缓慢，汉文化、汉人受到歧视和压迫，不少中外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这既是宋亡的挽歌，又何尝不是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肯定呢？

刘娥“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女主临朝（又称“垂帘听政”）并非常态，但宋代却是女主最多的王朝，前后出了九位：真宗刘皇后、仁宗曹皇后、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孟皇后、高宗吴皇后、宁宗杨皇后、理宗谢皇后、度宗杨淑妃。中国自古有“女祸”“红颜祸水”之说，两宋女主虽多，但没有一人可以称为“女祸”。相反，在治国方面，有的女主还相当出色。

宫廷政治历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反映宫廷政治的传统戏曲，最著名的莫过于《狸猫换太子》。剧中情节曲折、离奇，骇人听闻，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宫廷政治的丰富想象。只不过，现实版的刘太后完全不是戏曲中的那个夺人子并欲害其母的毒妇，而是宋王朝第一位摄政且功绩赫赫的女主。

刘太后名为刘娥，《宋史》说她祖籍太原，爷爷是将军，父亲是刺史，她还在襁褓时，父亲死于征战，母亲撒手人寰，刘娥成了孤儿，后被好心人收养，长于益州。但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说：“章献刘后，本蜀人。”没有支持她祖籍太原、将军之后说。

刘娥善说鼓儿词，就是边摇拨浪鼓边唱歌。她十三四岁时嫁给一名年轻银匠龚美，并跟着龚美一起来到京师开封卖艺谋生。龚美手艺出众，为人和善，善于结交朋友，尤其与襄王府里当差的张耆交好。襄王便是后来的真宗赵恒，此时他的名字还叫赵元侃，尚未被册定为太子，年仅十六岁。刘娥随夫抛头露面，其美貌为赵恒的随从们所知。经人指点，龚美改称是刘娥的表哥，改名刘美，把刘娥进献给赵恒。二人很快如胶似漆。但赵恒乳母认为刘氏出身寒微，劝赵恒不要亲近刘氏不果，只好报与太宗，太宗大怒，下旨逐刘氏出京，并为十七岁的赵恒赐婚。

赵恒把刘娥偷偷藏在张耆家里，不时私会。十几年后，太宗病死，赵恒即位，随即把刘娥迎进宫中，封为美人。刘娥虽已三十六岁，却一直获得真宗的专宠。

景德初，真宗郭皇后的儿子赵祐夭折，年仅九岁，半月后，另一名两月大的皇子也夭折了。此时真宗年近四旬，以防万一，养宗室之子于皇宫内。景德四年（1007）四月，郭皇后病死。真宗想立刘娥为后，遭到群臣反对。宋代士大夫在这个问题上喜欢发表意见，他们不仅不赞同立刘娥，反而要求册立十四岁的才人沈氏为后。沈才人是太宗朝宰相沈伦的孙女。真宗不悦，将后位空缺，也不再提及此事。

后来，刘娥借腹生子，真宗诏告群臣，欲立为后。大中祥符间，晋封刘娥为德妃，并给百官加官进爵，再册封刘娥为后。册后礼仪一应从简，真宗既不让官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书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自己在后宫宣布一下就完事。刘娥在入宫前的闲居期间，读了不少书，通晓古今，加之她悟性极好，一点就通，每每襄助真宗，以至真宗在工作上都离不开她了，每日批阅奏章，刘后必侍随在旁，外出巡幸也要带上她。

乾兴元年（1022），真宗病死，太子赵祯即位，尊刘皇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刘娥沉着决策，政局平稳过渡。当时，围绕太后与皇帝如何坐朝，大臣们争议不休，宰相丁谓建议朝会时皇帝坐朝承明殿，太后另择地方听汇报。刘娥认为不可，她说：“皇帝视事，当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于是，仁宗与刘太后五天上一次朝，皇帝居左，太后坐右，皇帝称“朕”，太后称“吾”。

刘娥号令严明，赏罚有度，乾兴元年六月，她诛杀与丁谓勾结的宦官雷允恭，将丁谓罢相出朝，开始和仁宗一起听政决事，正式垂帘听政。她对真宗晚年的降“天书”等封建迷信活动进行拨乱反正，先后以冯拯、王钦若、王曾、张知白、吕夷简等为相，在内政外交上颇多变革，除冯拯在任时间短促，王钦若名声较差外，其他人均为后世所赞誉。

刘娥特意在崇政殿的西厢房，给仁宗安排了一个专门读书的地方，邀请当时最有名望的博学鸿儒，给他讲经习史，朝夕诵读，为这位后来的贤君奠定了扎实的道德、学问根基。仁宗生母李氏被刘娥封为顺容，迁往真宗永定陵，成为守陵的先帝诸妃之一。明道元年（1032）二月，李氏患了重病，刘娥派太医前去诊治，并晋封她为宸妃。然而李氏封妃当天便病死了。在宰相吕夷简的力主下，刘娥以一品礼仪将李妃殡殓，在皇仪殿治丧，并给李妃穿上皇后冠服，予以厚葬。李妃的父亲得到追封，兄弟李用和再次晋升。

刘娥虽迷恋权力，却并未想过自立。小臣方仲弓上书，建议刘娥效仿武则天，为刘氏祖宗立庙，遭到她的怒斥；太常博士程琳献图《武后临朝图》，被她亲掷于地。见她这样的表态，群臣如释重负，仁宗也心怀感激，天圣七年（1029）九月颁布诏书，将太后生辰长宁节的仪礼升级到与皇帝生辰乾元节相同。随着仁宗年龄的增长，朝中要求太后还政的呼声渐渐多起来，有的大臣甚至联名向皇帝上书。

明道二年二月，宋廷行祭太庙大典，刘娥自觉天命已不久，想要在生前穿一次天子衮冕，便提出自己要着衮冕祭祀太庙。大臣们经商议，将皇帝衮衣上的饰物稍减了几样，呈了上去。当天，刘太后穿着天子衮衣、头戴仪天冠，在近侍引导下步入太庙行祭典初献之礼。刘太后在太庙文德殿接受了群臣给自己上的尊号：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随即还政于仁宗，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三月，刘娥病重，仁宗大赦天下，四处征召名医，几天后，刘娥病死。第二日，仁宗在皇仪殿召群臣，哭道：太后临终前数度拉扯身上衣服，可有什么心愿未了？参知政事薛奎说：太后不愿先帝见她身穿天子服入葬。仁宗恍然大悟，下令给她换上皇后冠服。

在治国理政方面，刘娥堪称是两宋女主中的佼佼者。后世人称她“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这个卖艺出身的女子，聪慧过人，又肯于学习，受命于危急之际，垂帘听政达十一年之久，期间，国家内无大忧、外无大患，最后又平稳地交接了政权。刘娥晚年时曾问大臣李迪：卿向来不想我干预国事，有些过了。我十几年保养天子之至，卿以为何如？李迪性格刚烈，大半辈子与刘娥作对，也终于说了句公道话：臣蒙受先帝厚恩，今天看到天子的圣明，臣以前不知皇后的盛德，乃至于此。

刘娥的统治也有瑕疵，比如她晚年纵容娘家人，刘美的儿子刘从德去世后，他的姻戚、门人、厮役为官有几十人，御史们上奏告状，反而被贬。尽管如此，《宋史》还是给予她高度评价，说她当政时朝廷纲纪得以树立，朝政没有大的缺失，奸邪的人不能肆意妄为。

无独有偶，宋代女主中，与刘娥经历相似的还有一位，南宋宁宗杨皇后也是因为机缘巧合，由一介平民进身为至高无上的女主。

《宋史·后妃传》记载，宁宗皇后杨氏年轻时因姿色动人而被选入后宫，有人说她是会稽人。南宋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中详细记述说，由于杨氏的养母张夫人唱功出色，被选入宫廷乐部，时常为皇室成员献唱，深得太皇太后吴氏的喜爱。有一次，吴太后对乐部艺人表演不满，便想起当年的张夫人来，便“顾左右曰：‘记得张家，今安在？’左右对曰‘已死矣。有女颇聪慧’”。吴太后想念张夫人，便把张夫人的养女杨氏召入宫中。

杨氏入宫时只有十一二岁，她长得漂亮，又能说会唱，通经史文墨，深得吴太后喜爱，一直把她留在身边。绍熙五年（1194），光宗被逼退位，赵汝愚、韩侂胄等大臣迎立二十六岁的宁宗赵扩。宁宗即位后到吴太后处问安，见到杨氏，立即被其风韵所倾倒，此后常常借口去吴太后处问安。杨氏平素为人不错，左右内侍都替她说好话，吴太后有意成全他们。第二年，吴太后把杨氏赐予宁宗，当时，宁宗二十七岁，杨氏已三十三岁。宁宗当年封杨氏为平乐郡夫人，并一路进封为贵妃。宁宗韩皇后去世后，中宫一时空缺。同与杨贵妃受宠的还有一位曹美人。外戚、权臣韩侂胄比较二人之后，认为杨氏“涉书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权术”，而曹美人柔顺温和，力劝宁宗立曹美人为皇后。韩侂胄判断极准，却毫无办法，杨氏一通枕头风吹下来，宁宗很快写下立杨氏为后的手诏。嘉泰三年（1203），杨氏被册封为皇后。

杨皇后对韩侂胄耿耿于怀，欲除之而后快，与其兄杨次山密谋，设计诛杀韩侂胄。但韩侂胄权倾朝野，杨皇后与杨次山势单力薄，一时无法下手。杨氏指使杨次山“择廷臣可任者共图大事。礼部侍郎史弥远，素与韩有隙，欣然奉命”。在史弥远的暗中组织和串联下，参知政事钱象祖、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等加入到反韩阵营。

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结果一败涂地，朝野上下出现反对韩侂胄的声音，杨皇后认为时机成熟，与史弥远一起实施诛杀计划。为掩人耳目，杨后与史弥远伪造了宁宗欲诛杀韩侂胄的御批密旨。在杨皇后授意下，史弥远选定由主管殿前司公事的中军统制夏震动手。开禧三年十一月，夏震带兵埋伏在韩侂胄上朝的必经之地六部桥侧，乘韩侂胄上早朝时，借口有密旨宣听，喝退随从，由众军拥至玉津园侧，将韩侂胄槌杀。

后来，史弥远实施废掉皇子赵竑阴谋，杨后的态度至关重要。史弥远将废太子之事托杨次山之子杨谷、杨石密告杨后，杨后先是说：皇子是先帝所立，怎么能擅自变更？史弥远指使杨谷、杨石去反复劝说，终于获得杨后同意。

理宗即位时已二十一岁，虽已成年，但为报答皇后拥立之恩，不仅尊其为皇太后，而且恳请她垂帘听政。在理宗与史弥远等大臣的一再恳请下，六十二岁的杨太后垂帘听政。七个月后，杨太后主动宣布撤帘还政。理宗两次请求她继续垂帘，杨太后都不答应。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杨太后在慈明殿去世。

由于出身平民，杨氏能体恤民间疾苦，当皇后期间，她得知浙江百姓苦于一种叫“生子钱”的重赋，便请求宁宗“尽免两浙生子钱”。此外，她家教严明，杨家外戚虽显赫，但没有出现仗势欺民的人物。

与真宗刘后不同的是，杨氏交接史弥远，诛杀韩侂胄，在废立太子问题上助纣为虐。她为杀韩侂胄，从谋划到完成，前后花了数年时间，却不露一丝破绽，其心计之深，手段之狠，在两宋女主中都是罕有的。出现这样的女主，反映出南宋中期以后政治生态的恶化。

姨侄两皇后

北宋仁宗皇后曹氏出身将门，祖父为北宋名将曹彬，为开国功臣，官至枢密使、谥周武惠王。明道二年（1033），太后刘娥死后，仁宗将第一位皇后郭氏借口废掉。十八岁的曹氏奉诏入宫，次年立为皇后。

曹皇后熟读经史，善书法，性情慈爱，生活简朴。但相貌一般，终身未生育子女，因此，仁宗对她并不宠爱。曹皇后善于自处，常常在宫苑内种植谷物，养蚕采桑，不参与内宫争宠之事。她严格约束外戚，对曹氏家人、仆人有贪赃枉法的，毫不通融。

张贵妃恃宠而骄，成为朝廷上下名利之徒依附的对象。有一次，张贵妃竟想打着皇后的仪仗出游，仁宗让张贵妃自己去找皇后借。对这种僭越行为，曹皇后没有表示出不高兴，而是爽快地答应了。张贵妃回告仁宗，仁宗觉得张贵妃有些过分，便说：国家的文物礼仪章法，上下是有秩序的，你用皇后的仪仗出游，朝廷会非议的。张贵妃只好放弃。曹皇后以谨慎和宽容的作风，赢得内外赞誉，正位中宫达二十八年之久。仁宗一度产生废皇后、改立宠妃张贵妃为皇后的想法，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只得作罢。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驾崩，英宗赵曙即位，尊曹皇后为皇太后。英宗生心疾，请太后处置军国大事，曹皇后在东门小殿听政。第二年夏天，英宗的病快好了，曹皇后撤帘归政。

英宗在位四年病死，神宗即位，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曹太后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反对王安石变法。她对神宗说：王安石确实有才干学问，但怨恨他的人太多了，皇上要是爱惜他，想保全他，不如暂且放他到外省去。神宗对祖母很孝顺，几乎动摇了变法决心。

神宗想出兵燕蓟，遭到曹太后反对。曹太后说：得到燕蓟，不过是受到些朝贺而已，万一不行，则生灵涂炭。如燕蓟能轻易取之，那么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哪里会等到今日。神宗觉得有理，听从了她的意见。

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大家都以为他必死无疑。曹太后听说此事，对神宗说：我想起仁宗皇帝在殿试中取中苏轼兄弟时，高兴地说：我为子孙们找到两位宰相。现在听说苏轼因为作诗而被关进监狱，该不会是受了仇人的诬蔑吧？从诗句中搜寻过错，即使有错也是小错。我的病已经很重了，不能再因为冤枉好人、滥加罪名而伤害天地的中正和平之气。对苏轼一案，要仔细审查才好。

神宗听进了曹太后的话，苏轼得以免罪。同年冬，曹太后病死。

英宗即位后，立高氏为皇后。高氏小名滔滔，出身名门，其曾祖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她还是仁宗曹皇后的姨侄女。英宗与高氏是青梅竹马的夫妻。仁宗无子，英宗系仁宗之侄，是濮安懿王的第十三子，自小养在宫中，被称为“官家儿”。曹后亦无子女，将滔滔从小养在宫中，视为己出，被称为“皇后女”。两个小孩刚好同岁，仁宗很是喜欢，曾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后来，仁宗和曹皇后果真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对这桩美事，时人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

高氏自小在宫中长大，见识不凡。英宗想晋用高后的弟弟，被她阻止。高皇后的两个侄子在朝廷任官，原本可以升到观察使一职，但高皇后一再阻止，最后只将两人各升一等。高皇后的母亲有一年想在元宵节时入宫赏花灯，被她劝止。她说：皇上如果知道母亲要来看花灯，一定会隆重礼遇母亲，若因此坏了祖先的礼法，这会令我不安。在钱财方面，高皇后谨守分寸，不论谁送她礼物，她都原封不动地退还，或缴入国库，分文不取。

英宗与高氏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后为英宗诞下四子四女。英宗仅做了四年的皇帝便驾崩，他们的长子神宗赵顼即位。神宗重用王安石实施变法，高后虽不同意变法，但也尊重儿子的想法，没有过多干涉。神宗想替高太后的娘家兴建几栋豪宅，被她拒绝，她最后只要了一块郊区土地，用自己储蓄的钱盖了房子，没有动用国库。

元丰七年秋，神宗在一次宴会上发病，把酒杯打翻。次年正月卧床不起，不能理政。二月，神宗疾病恶化。宰相王珪请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神宗已经不能说话，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建议让高氏暂时处理朝政，等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神宗也点头认可。退出后，王珪等人跪在高皇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高皇后开始时执意推辞，后在宦官张茂则劝说下同意垂帘听政。

神宗同意立皇子赵煦为太子，但一直未下诏书。赵煦为神宗第六子，母亲为德妃朱氏，既非嫡出，又非长子，因为皇后向氏没有儿子，前面五个哥哥又早夭，他才被立为太子。这时候，赵煦才十岁，而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頵三十岁，且与神宗是同母兄弟，都是高皇后亲生。前朝有太宗“兄终弟及”的先例，论地位和出身，二人都具备了做皇帝的资格，于是，一些人开始从中谋划。

大臣蔡确与宰相王珪不和，他见王珪打算拥立赵煦为皇太子，便与另一大臣邢恕密谋在雍王和曹王中选立一人为帝。高后的立场至关重要。为取得高后的支持，蔡确和邢恕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由邢恕出面，以赏花为名，邀请高皇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到府中。二人应邀前来后，邢恕开门见山地说：皇帝陛下的病情已重，御医都无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不等他说完，大惊失色地说：邢公这是想陷害我们全家！然后与高公纪急忙离开了邢府。

高后察觉到这些不正常情况，下令关闭宫门，禁止赵颢和赵頵出入神宗寝宫，亮明了自己的态度。群臣觐见时，她当众夸奖赵煦聪明伶俐，还将赵煦为父亲祈福手抄的佛经拿出来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表示称赞。高皇后立即命人领着赵煦出来，宣读神宗诏书，立赵煦为皇太子。

几天后，神宗病逝，赵煦即位为哲宗，改元元祐，当时曹太后已死，尊高氏为太皇太后，尊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高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于是，五十四岁高太后开始执掌朝政大权达九年之久。

高太后素来对王安石新法持反对立场，她垂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司马光。司马光回到朝廷后立即打出“以母改子”旗号，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高太后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反对派官员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将变法派官员吕惠卿、章惇和蔡确等人逐出朝廷，大大激化了新旧党争。

高太后晚年迷恋权力，与哲宗的祖孙关系处得并不好，哲宗亲政后，极力否定元祐政治。《朱子语类》记载，哲宗常使用一张旧桌子，高太后让人换掉，但不久见桌子又被搬了回来。高太后不解，追问原因，哲宗回答说：是爹爹用的。高太后听后很是吃惊，知道哲宗有恢复神宗政治的意愿，更不愿轻易放弃权力。

哲宗十七岁大婚，立孟氏为后，高太后仍没有还政的意思。两年后，高太后病重不起，她召宰相吕大防等大臣晋见，当着大臣的面，对哲宗说：这几年，我为了皇帝，为了国家，自问尽心尽力。只希望天下太平，上不负祖宗，下不负百姓。只是不知，我这点心意，官家是否知道？相公和天下人是否知道？哲宗没有接茬，却开口说：吕大防！你们退下！语气极为严厉。大臣们吓得面面相觑。

元祐八年（1085）秋，高太后病重去世，十九岁的哲宗亲政。哲宗认为高太后听政时，元祐旧臣都仰承她的鼻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一次，高太后问哲宗：那些大臣奏事，你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说？他回答道：娘娘已处分，还让我说什么？哲宗追述高太后垂帘时，好几次都说“朕只见臀背”。

哲宗对高太后对待自己生母德妃朱氏的态度也不能释怀。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德妃只被尊为太妃，直到元祐三年（1088）秋，高太后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但还是比向太后待遇低很多。哲宗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将母亲朱太妃的待遇提高到完全与向太后相同。哲宗以“绍述”即继承神宗成法为名，于次年改年号为“绍圣”。他拜章惇为相，重新启用新党，毫不留情地打击旧党。“绍圣”政治完全是对于“元祐更化”的反动。

宋室南渡后，高宗出于收拾人心的政治需要，改修《神宗实录》，否定王安石。他上台翌日，便下诏为“以母改子”的高后辩诬，说“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出于私心，诬蔑她的圣德，并写在史书中，可令国史院派史官重新修撰，播告天下。高宗还多次声称自己“最爱元祐”。《宋史》对高太后的评价很高，称她为“女中尧舜”。

离乱中的女主

哲宗孟皇后堪称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子，一生经历两废两立却因祸得福，半生逃难却为南宋的重建立下汗马功劳。

孟氏出身名门，是高太后替哲宗选的，但哲宗不喜欢，而是宠幸另一名妃子刘婕妤。一年后，孟皇后生下了一女，名唤福庆公主。福庆公主生病，久治不愈。孟皇后想到自己的姐姐颇懂医道，便将她请来为公主看病。公主的病依然没有起色。孟皇后的姐姐听说京城来了一个神仙道士，能用符咒治病，便拜访道士，求了符咒。当时，巫术在宫中属禁忌，孟皇后见后忙令人藏了起来。待哲宗来看女儿时，孟皇后说起这件事，哲宗理解孟皇后的心情，没有介意。福庆公主最终还是夭折了。

孟皇后痛失爱女，失去理智，让道士入宫为公主祈福，被刘婕妤探知，便将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在哲宗面前搬弄长短，称孟皇后欲用符咒诅咒皇帝。哲宗大怒，令梁从政和苏圭调查。审讯官将孟皇后宫中的宦官侍女屈打成招，梁从政等伪造供词，令哲宗相信孟皇后图谋不轨。哲宗以“旁惑邪言，阴挟媚道”为由废黜孟皇后。孟皇后迁居瑶华宫，成为一名女道士，法名“冲真”。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孟皇后被废之后的人生沉浮是谁也想象不到的。

哲宗废黜孟后，心里渐生悔意，等了三年也没有继立中宫。刘婕妤朝晚盼望，枕席上也格外献媚，却始终得不到册立的消息，只晋封了贤妃。后来，刘婕妤生下一个男婴，令哲宗大喜，命礼官备仪，册立刘婕妤为皇后。

右正言邹浩谏阻说：立后以配天子，怎么可以不慎重？仁宗时郭后与尚美人争宠，仁宗既废后，并斥美人，所以公平，可为天下后世效法。陛下废孟后，与郭后无以异，天下孰不疑立贤妃为后，凡皇后须德冠后宫，不能从妃嫔中晋升，应自贤族中选择；况且刘贤妃有废后之嫌，更不宜立为皇后。哲宗大怒，将邹浩削职除名，贬去新州。

不久，刘皇后所生之子染病夭折，哲宗病死，徽宗赵佶即位，册封刘皇后为元符皇后。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破例为元符皇后加恩礼，尊她为崇恩宫太后。但刘太后行为不谨，多次干预外朝之事。徽宗与宰相辅臣商议，想废黜刘太后。刘太后平日里待人刻薄，左右侍从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落井下石，刘太后一气之下用帘钩自缢而死，年仅三十五岁。

孟皇后被废不只是简单的后宫争宠，而是有复杂的党争背景。哲宗年幼登基，高太皇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支持旧党，排斥新党，哲宗甚为不满。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后，启用新党，打击旧党。支持刘婕妤的朝臣大多属新党，支持孟皇后的多属旧党。徽宗赵佶在向太后支持下继位，向太后反对变法，旧党重新得势，孟皇后被复位，称为“元祐皇后”。不料次年向太后病死，徽宗重新任用新党，贬斥旧党，孟皇后再度受到牵连，二度被废，又迁居瑶华宫，加赐“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之号。

二十年后的宣和七年（1125），金人大举南侵，徽宗匆匆将皇位传给了太子钦宗赵桓。靖康元年（1126）冬，孟皇后居住的瑶华宫被一场大火烧毁，孟皇后只得暂时迁居延宁宫，不巧延宁宫也遭火灾，只好又搬到开封郊外相国寺前的一处民房暂住。不久便发生了“靖康之变”，金人攻下开封，将徽宗、钦宗及后宫有位号的嫔妃全部掳走。孟皇后因是废后幸免于难。

金人拥立宋宰相张邦昌为楚帝。张邦昌深知自己难得民心，为求自保，将孟氏迎入宫中，尊为“宋太后”，接受群臣朝拜。大臣胡舜陟、马伸上书建议一切政事应取得太后之命令才能决定。张邦昌随即恢复孟氏元祐皇后的尊号，令其垂帘听政，此时的孟皇后被看作是宋朝君权的象征。五十五岁的孟皇后从人生低谷登上权力的巅峰。

孟皇后执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以皇太后身份册立赵构为帝，“播告天下”。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即位，同日，孟皇后撤帘，被尊为元祐太后，后改称隆祐太后，随高宗南渡。

高宗南渡不久，金人再次南侵，高宗乘船入海。孟太后则是向江西方向逃亡，金人一再追击，孟太后随行兵众溃散，甚至到了要以农人抬轿的窘境。高宗知道孟氏处境后说：“朕初不识太后，自迎至宋州，爱朕不啻己出。今在数千里外，兵马惊扰，当亟奉迎，以惬朕朝夕慕念之意。”派人将孟太后迎至高宗绍兴皇宫所在。

建炎三年（1129），护卫统制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高宗被迫退位，由年仅三岁的太子继位，孟太后在苗刘要求下，再度垂帘。她一面曲加慰抚苗傅等人，一面暗召韩世忠等勤王，不久，韩世忠、张浚等发兵平定叛乱，孟太后又归政于高宗。危难之际，孟太后挽狂澜于既倒，保住了赵宋江山。

绍兴元年（1131），饱经沧桑、历经坎坷的孟氏在南宋皇宫病死，享年五十九岁。

当初开封城破，北宋皇室几乎全数被俘北迁，孟氏与高宗是极少数的幸免者。孟氏性情恭谨，在绍兴十二年高宗生母韦太后自金国放归以前，一直是当时宋室母仪的代表。高宗对孟氏极敬重，史载：“帝事太后极孝，虽帷帐皆亲视；或得时果，必先献太后，然后敢尝。”孟皇后去世后，高宗“哀悼甚，不能视朝者累日”，并给予其极高的谥号，初谥为“昭慈献烈”，后世因此也称她为“孟献皇后”，绍兴三年再谥为“昭慈圣献”，足见她在高宗心中的地位。

这位一度享尽人间荣华的非凡的孟氏女子，在朝堂纷争与国破家亡的大势中，历经坎坷，终于寿终正寝，得以善终。她的心路历程，该是怎样的悲欣交集？

高宗吴皇后也是一位奇女子，一生经历高、孝、光、宁四朝，在皇后位、太后位长达五十五年之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在后位最长的皇后之一。

吴氏十四岁被选入宫，侍奉赵构。高宗即位之初，外受金兵追击，内部时常发生兵变，吴氏常常身穿戎装，跟随高宗左右，英姿飒爽，为高宗当保镖。因此，后人也称她为“带刀皇后”。金兵南征，高宗乘船入海，从定海转赴昌国途中，封吴氏为和义郡夫人。回到越州又进封才人。此后，吴氏博览书史，勤习翰墨，很快进为贵妃。高宗生母韦太后由金国还朝后，吴贵妃十分贤惠，对韦太后孝顺有加，受到太后认可，高宗于绍兴十三年正式册立二十八岁的吴氏为皇后。

《宋史·后妃传》记载说，吴氏颇知书，高宗南逃航行于海上时，曾有条鱼跳进高宗船中，吴氏马上说：这是周人白鱼的祥兆。高宗闻之大喜。原来，吴氏用了“白鱼入舟”的典故。《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诸侯皆曰：‘纣可伐矣。’”当时，武王率大军自镐京出发东进，来到黄河南岸的盟津，邻近部落方国都前来参加会盟，助威者达“八百诸侯”。通过盟津观兵，奠定了武王的盟主地位。白鱼入舟典故便发生在盟津观兵过程中。两年后，武王伐纣，灭了商朝。白鱼入舟也成为了殷亡周兴之兆，后用以比喻用兵必胜的征兆。

高宗唯一的儿子因“明受之变”病死，后宫再无生育。张贤妃收养宗室赵伯琮为养子，吴皇后为才人时，收宗室赵璩为养子。张贤妃病逝，伯琮也由吴皇后一并收养。高宗分别封赵伯琮、赵璩为普安郡王、恩平郡王。伯琮恭俭勤敏，聪慧好学，经吴皇后力劝，高宗立他为皇太子，改名为赵昚。高宗禅位于孝宗赵昚后，孝宗尊吴皇后为寿圣太上皇后。淳熙十四年（1187），赵构驾崩。在兵荒马乱之中，吴氏和高宗携手走完五十九年的婚姻生活。他们大概是中国古代最长久的皇帝夫妻。

绍熙五年（1194），孝宗死，光宗即位，尊吴太后为太皇太后。当时，光宗疾病未愈，不能为父亲主持丧事，宰相请吴太后垂帘主持丧事，吴太后不同意。宰执大臣效法唐肃宗故事，令群臣在太极殿发丧，吴太后代行祭礼。之后，吴太后听从枢密使赵汝愚的请求，垂帘听政，宣光宗手诏，立皇子赵扩为皇帝。第二天，册封韩氏为皇后，然后马上撤帘。庆元三年（1197）十一月，吴太后病逝，年八十三岁。

与孟氏、吴氏相比，理宗谢皇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经历的亡国之痛，恐怕是外人所无法想象的。

理宗谢皇后名叫谢道清，是宰相谢深甫的孙女，十七岁入宫为通义郡夫人，十九岁时册封为皇后。谢道清性格豁达，顾全大局，五十年间后宫一直和睦稳定。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首次渡江攻打鄂州，理宗准备迁都南逃，皇后首次参与朝政，以“恐动摇民心”劝谏理宗，说服众大臣，并率先尽力俭省，以资军需。景定五年（1264），理宗驾崩，十六岁的度宗赵禥即位，尊谢道清为皇太后，由权相贾似道专政。谢太后眼看南宋气息奄奄，却无能为力。

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于发动第三次侵宋战争。咸淳十年七月，度宗病死，五岁的恭帝赵显即位，尊谢太后为太皇太后，应众大臣屡请，谢太后随恭宗垂帘听政。十二月，元、宋两军在汉口、鄂州等地展开血战，几十万宋军大部被消灭，汉阳、鄂州守军投降。宋军兵败如山倒，长江南北沿岸各城纷纷投降。宋廷一片慌恐，谢道清命贾似道率军十三万迎敌，结果在芜湖丁家洲被元军击溃。群臣奏请诛杀贾似道，谢道清没有答应，只是将贾似道罢官放逐漳州。

宰相陈宜中等大臣建议迁都，谢太后不得已而从之。第二天启行时，宫车已经驾好，但陈宜中迟迟不到，谢太后在怒气中下令不迁都了。

南宋文武官员纷纷逃跑，谢太后命人在朝堂上张挂榜文说：“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书省即与转一次；负国逃者，御史觉察以闻。”谢道清还几番亲书急诏，调集各路军马奋力抗敌，但应者寥寥。

谢太后派大臣陆秀夫前去请和，被元军统帅伯颜拒绝，元军直逼临安。谢太后提升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再与伯颜谈判。谈判未成，文天祥被扣留。急难中，谢太后让陆秀夫等携幼主出逃南方，企望赵氏一脉得以延续。

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军进入临安，谢太后与恭帝当了俘虏。三月，恭帝被押往大都，谢太后患病在床，由元兵监视，暂留临安。八月，元军将她从宫中抬出，押送到大都，被忽必烈降封为寿春郡夫人。七年后，谢太后病死。

后人对谢太后评价较高，认为她在垂帘听政先后两年的时间，清除了像贾似道这样的奸相，朝廷内部得到一定程度的整治；在南宋王朝危如累卵的时刻，她重用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安排幼主出逃，为南宋保留了最后的一线生机。虽然后来，文、张、陆等人并未能挽回国运，但都战至最后一刻。尤其是文天祥，他由谢太后一手提拔起来，没有谢太后，就没有后来的文天祥，仅就此而论，谢太后为宋王朝立下了丰功。

第二篇　文治巅峰

政治稳定的“压舱石”

宋初，赵匡胤要改元，令心腹大臣赵普定年号，最后名为“乾德”。当时，宋军攻灭后蜀，一些后蜀宫人进入宫廷。一天，宫中出现一块刻有“乾德四年铸”的镜子，一时议论纷纷。他问时任宰相的赵普：现在是乾德三年，怎么会出现这样一块镜子呢？赵普不知所以。赵匡胤再问学士窦仪，窦仪从容地说：镜子应该是从蜀地来的，蜀国最后一个君主王衍用过“乾德”年号。赵匡胤叹息道：宰相还须用读书人啊！

读书人懂历史，这只是赵匡胤用读书人的表面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鉴于中晚唐、五代的教训，赵匡胤立宋后，剥夺大将军权，削弱藩镇，同时，重用文臣，将右文抑武定为基本国策。登基后不久，赵匡胤便下令扩修国子监，多次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庙。

宋人叶梦得在《避暑漫抄》中记载：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镌立了一块七八尺高的石碑，名为“誓碑”，规定，春秋庙祭及新天子即位，参拜列祖列宗后，礼官要奏请皇帝恭读誓词。由于仪式颇为神秘，除皇帝外谁也不知道誓词的内容，直到金兵攻占开封后，太庙遭洗劫，碑文才流传于世。碑文内容有三条：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处以刑罚，纵然犯谋逆大罪，只可于狱中赐其自尽，不得在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

赵匡胤在太庙的“勒石三戒”未见于正史，但叶梦得是两宋之交的重要人物，曾任徽宗朝的中书舍人兼实录院修撰兼直学士院、翰林学士，试户部尚书、兼修国史，宋室南渡后官至尚书左丞。他的记录一向为史家所重。

“勒石三戒”核心的一条就是优待文臣。范仲淹在庆历年间曾感慨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王夫之在《宋论》中评价说：“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南宋末，元军兵临临安城下，南宋高官纷纷出逃，执政的谢太后曾出榜责问道：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啊！谢太后这样说，还是有些底气的。

太宗赵光义继续推行文治。即位后不久，他做出的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将沿袭已久的宫中内殿“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表明自己倡导文治的决心。第二年，太宗视察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见馆舍低小，环境喧杂，立刻下令营建新的三馆，建成后赐名为“崇文院”。他在崇文院新建秘阁，收藏三馆珍本图书和大内的古画墨迹。太宗选拔才识之士，担任三馆和秘阁中自校理到学士的各级职位，入选馆阁，成为文士升迁中枢要职的捷径，文官都以带馆职为荣，馆阁成为培养高级干部的储备库。

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在宋代定型，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成为进入仕途的几乎唯一合法途径，将读书与做官、知识分子与官僚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阶层。同样是在即位后的次年，太宗举行了第一次科考，录取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两百零七人，又追加录取特奏名进士、诸科一百八十四人，总录取人数为五百人。仅此一榜，就比太祖一朝十五科录取的总人数还多。

太宗对文治的重视，甚至招致文臣的批评。言官王禹偁进谏说：陛下统御天下以来，力崇儒术，志在得人，在人才选拔方面不求全责备。大的官员几年便居富贵，小的官员几个月就能进入正途。有的官员因为一个行为可嘉，或者一句话可采，便获得千万以上的赏赐，这样一来，恐怕军士们有怨言，望陛下减少对儒臣的赏赐，多用到军士身上。

太宗还派人前往江南、两浙购求图书，组织学者校勘，他把名士集中起来，完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类书的编纂。他本想再编纂一部记载历代君臣事迹的典籍，但因故未能进行，帮他完成心愿的是他的第三子、北宋第三位皇帝真宗赵恒。

景德二年（1005），真宗命大臣杨亿等负责编纂了《册府元龟》。真宗对编纂工作极用心，他对身边大臣说：朕编此书，是要选取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国家治理取法。同时，也希望这些古代史料对学者有用。这部书加上之前太宗朝编纂的三部类书，合称为宋“四部大书”。它们流传至今，保存了大量珍贵古代文献。

真宗还是一位诗人，写过一首极具杀伤力的《劝学》，诗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想住大房子吗？想娶美女吗？那么，好好读书吧！

武将的地位日渐衰落，北宋前期尚有不少武将担任枢密院长官，到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时，枢密院基本上被文臣把控。营武出身的狄青屡立军功，仁宗准备提拔他为枢密副使，竟遭到言官的激烈反对。后来狄青平定西南侬智高的叛乱，被擢拔为枢密使，受到更大指摘。最离奇的说法是，狄青宅院在夜晚常发出奇光，而这种光亮恰与当年后梁太祖朱温称帝前的情景惊人的相似。狄青终于出罢陈州，不久便郁郁而终。

赵匡胤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也。”意思是说，文人担任地方长官，最多不过贪腐些钱财，没有打打杀杀的胆子，危害不及武将的十分之一。为此，赵匡胤“令文臣知州事”，派二品以上的文官充任，兼任地方军事长官，令真正领兵的军将为副职。又设通判与知州相互牵制、监督。通判的官位在知州之下，须任足一定年限方可升为知州，但州府的重大公事须经知州与通判联合签议才能施行。而且，作为皇帝耳目，通判对所部官员功过及职事修废的意见，可直达皇帝，时人视其为“监州”，而不是简单地认为是知州的副职。唐、五代以来显赫的节度使成为只是享受级别待遇的虚职。

在尊重文臣的氛围下，宋代形成朝省集议制度，即集体决策制，遇到重大问题，文臣百官一起开会商量解决，皇帝虽手握全权，并不乾纲独断。朝廷有些决策甚至会邀请平民参加，形式有如今天的听证会。

有宋一代，鲜有武将坐大、尾大不掉的现象，文人政治成为维护宋王朝长治久安的“压舱石”。

但凡事都有两面，在辽、西夏、金列强环伺的时局下，无论外患稍息还是大敌当前，宋王朝一直谨守右文抑武国策，随着时间推移，其矫枉过正的问题日益显露出来。首先是军队战斗力明显被削弱，即使面对小小的西夏，宋军也屡遭败绩。更严重的是尚武精神的消退，在科举的激励下，宋人甚至认为，即使统率三军，恢复幽燕，也比不上高中状元。

“祖宗家法”定规矩

在宋代政治话语体系中，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祖宗家法”。何谓“祖宗家法”？南宋孝宗说过一句话：“祖宗法度，乃是家法。”可见，所谓“祖宗家法”，就是由赵宋开国皇帝制定、并为他们的后继子孙们所遵循的各项制度、规矩。

《宋史·赵普传》中记载，赵普要提拔一名官员，太祖不喜欢这个人，不同意他升职。赵普坚持己见，赵匡胤生气地说：我不给他升官，你又能怎么办？赵普说：刑罚是用来惩处邪恶的，奖赏是用来酬谢功劳的。这是从古至今一贯的道理。况且刑赏是国家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怎么能凭您个人的喜怒，独断专行呢？太祖听了恼火，一甩袖就往内宫走，赵普紧跟不放。太祖进了内宫，赵普就站在宫门外不走。赵匡胤后来冷静下来，终于同意了他的意见。

北宋建国之初，赵匡胤亲自主持制定了《太祖律令》，对将佐、官吏的升迁赏罚，都有详细规定。赵普与太祖发生的冲突，实质上是权与法、权与制度之间的冲突。尽管在这个案例中，太祖起初没有表现出对法度的尊重，但实际上，他极重制度建设，热衷于创造各种新规矩。

赵匡胤为何如此重视制度建设？

赵普一直提醒赵匡胤不要给亲信大将重权，赵匡胤对赵普说：这些人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弟兄，必不负我。赵普却回答：你的好弟兄肯定不会背叛你，但是万一你的好弟兄的弟兄，就像我们当年一样，拿起刀子逼迫你的好弟兄造反，怎么办？

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军权后，又想任命符彦卿为禁军统帅。符彦卿出身武将世家，原是世宗柴荣手下一员骁将。赵普认为，符彦卿名位已盛，如再授以禁军统帅，恐埋下隐患，因此多次谏阻。但太祖主意已定，并拟好任命文书。赵普扣下任命文书，找太祖谏阻。赵匡胤说：朕待彦卿不薄，他岂能负我？赵普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赵匡胤最终收回成命。

以上的两次对话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人都是靠不住的，要想靠得住，必须设计出能约束人的制度。

赵匡胤为吸收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严密防范权臣、悍将、女主、外戚、宗室、宦官等专权独裁，防御辽的侵扰，推行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军事改革。他确立了一整套新的政治理念、原则和制度，把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和皇帝身上，奠定了创业的基石与纲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强干弱枝，加强皇帝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文治靖国，防范武将，提高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分而治之，削弱宰相权力；集权于上，强化对地方的控制；等等。

太宗赵匡义萧规曹随，开宝九年（976），他在即位诏书中明确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太祖确立的各项改革被进一步深化。

把太祖、太宗推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概括提炼，凝聚为“祖宗家法”，并奉为治国纲领的，是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和第四代皇帝仁宗。

太宗立三子元侃为太子，同时改其名为赵恒。当时，他抚着儿子的后背，特别说明了改名的深义：“名此，欲我儿有常德，久于其道也。”真宗即位时在制书中强调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朝臣中曾经有建议增损旧政，他即举述太宗给他改名的故事予以拒绝。

仁宗朝时，“祖宗家法”的说法更加风行。仁宗在登极赦中说：“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

但“祖宗家法”并不是条目清晰的法典，而是一种规约、习惯和传统，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规矩”。

仁宗朝大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纵囚论》，针对唐贞观年间的“四百囚徒归狱案”展开议论。当时，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释放近四百名死囚回乡一年，等到来年秋收后再回到狱中受刑。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这个故事自唐以来一直被传颂。但欧阳修却批评说，这一做法违反法度，是沽名钓誉手段，不值得效法。这体现了宋人法度观念、规矩意识的增强。

“祖宗家法”反映了宋代制度文化的成果，对于防弊兴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其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维护政治稳定和守成，因此，有些制度明知有害，宋代皇帝仍将其奉为“祖宗家法”。北宋中期进行了两次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受到“祖宗家法”的掣肘。

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为应对财政危机和西夏的侵扰，仁宗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力推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但一年四个月后，仁宗改革的决心突然动摇，庆历新政草草收场。

仁宗为什么会放弃新政？

原因之一是，当时，西夏因年年征战，国疲民穷，又与辽发生火并，不得不主动与宋朝达成和议。北宋西北的威胁解除，仁宗丧失了改革动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仁宗面临“祖宗家法”的约束力。

南宋人叶适认为，范仲淹实施以吏治为核心的改革，失之“太猛”，以致激起“庸人”的反对。如果范仲淹改革“先国家之常行，后庸人之重害”，“势必民渐”，也许能够成功。

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了仁宗的一段话，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仁宗说：“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仁宗认为，国家在很多方面有祖宗既定的制度，若不遵循，便是过失。庆历新政的改革矛头直指士大夫阶层，而恩养士大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恰恰是赵宋“祖宗家法”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仁宗原本是想打破成法，但思来想去，还是从新政的道路上倒退了回来，重归“祖宗家法”的常轨。

当代宋史学家邓广铭指出，由于范仲淹等人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和衷共济，有时还互相推崇，招致一些关于朋党的议论。对朋党问题存有戒心的仁宗，最终下决心将范仲淹等人逐出朝廷。“所以，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它抵触了宋朝的家法。”

王安石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在王安石实施变法前的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曾召问王安石：“祖宗平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作答说：“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王安石将“百年无事”归于“人事”和“天助”，而非“祖宗家法”。

等到王安石实施变法时，文彦博告诫神宗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司马光更把“三不足”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强加给王安石。

针对“祖宗不足法”，王安石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王安石的说法固然是实情，但司马光抓住“祖宗家法”这根稻草，在朝廷上争取了许多人的支持，他本人成了反对派领袖，并最终在“元祐更化”中将王安石新法彻底废除。

而真正大肆破坏“祖宗家法”的其实是徽宗。

徽宗登基时，自称要“率循旧章”，实际上又频频“变乱旧章”，创造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个“首创”与“第一”，如首创御笔行事、首创宦官典机密，出现了第一批外戚宰相、第一对父子宰执等。

所谓“御笔行事”，即不经中书省商议，不由中书舍人起草，不交门下省审覆，由皇帝在宫中决断，并亲笔书写，或由宫中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

北宋宦官不得典兵权的原则在太宗至迟在神宗时期已被突破，而宦官典机密始于徽宗时期。梁师成首先突破这一成法，“御书号令皆出其手”。童贯先后出任陕西、两浙、河北宣抚使，统率重兵，领枢密院事，全面总管军政，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执政。

韩忠彦、郑居中、蔡京则成为北宋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是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是第一对父子宰执。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下旬，金军大兵压境，徽宗迫于压力，下罪自诏，表示要痛改前非，革除弊政，“尽复祖宗之故”，并称疾禅位。不久，徽宗禅位于钦宗。

钦宗在短暂的靖康时期，曾有“尽遵复祖宗法”之志。靖康元年（1126）七月初，主战派李纲被排挤出朝，宣抚河北河东，途经北宋诸帝陵寝时，感慨万端，进呈《乞深考宗之法札子》说：“伏望圣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钦宗表示：“览所上章，陈深考祖宗之法等事，足见忠义爱君之心。当一一铭记与怀。”但此时，北宋已经大厦将倾，莫之能振。

宋室南渡后又延续了一百五十余年，历朝君臣均标榜恪守“祖宗家法”。孝宗曾说“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淳熙三年（1176）十月，他又对辅臣说：“本朝文物家法远过汉唐，独用兵差为不及。”宰相龚茂良随即答道：“国家自艺祖开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有以固结天下之心，盖治体似成周。虽似弱之，然国祚绵远，亦由于此。汉唐之乱，或以母后专制，或以权臣擅命，或以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本朝皆无此等。可以见祖宗家法足以维持万世。”

真理向前半步就是谬误。孝宗对“祖宗家法”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龚茂良说宋代“国祚绵长”是因为“以文德化天下”，亦很有见地。但据此而推论说“祖宗家法足以维持万世”，无视“靖康之变”的前车之鉴，则完全是丧失逻辑与理智，自欺欺人。

王夫之在《宋论》中肯定赵宋“祖宗家法”说：“即其子孙之令，抑家法为之檠括；即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为之薰陶也。”同时指出：“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王夫之的看法一针见血。

天下何物最大

太祖曾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众人都认为赵普会回答说“皇帝最大”。但赵普却出人意料地回答：“道”最大。

真宗时曾遣使持诏书见宰相李沆，拟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于理有违，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并让使者传话说：你只说我李沆认为不可！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驸马都尉石宝吉求为使相，真宗征求意见。李沆以为，石宝吉无攻战之功，只是倚仗自己是皇亲国戚，明确表示反对。数日后，真宗再问，李沆坚持如初，真宗只得作罢。

仁宗是北宋诸帝中最能取听意见的一位，他曾在宫内做道场，赐群僧紫罗各一匹，特别嘱咐群僧说：来日出东华门，要把紫罗放到怀中，不要让人看见，不然的话怕台谏上章议论。

四川有个读书人，献了一首诗给成都太守，其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的诗句，成都太守看了以后大惊失色，认为是反诗，将老秀才五花大绑，送京师治罪。哪知仁宗平淡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做做。随后任命这个老秀才当了个司户参军的小官儿。

仁宗无子，死后传位于养子英宗赵曙。英宗继位后，对亲生父母恪守孝道，冷落了养母曹太后，曹太后非常生气，对仁宗旧臣富弼等人哭诉。富弼拜见英宗时说，当年仁宗选择你为继承人，是因为你有孝心，而如今你当了皇帝，对太后却不闻不问、礼孝皆无，这不是前后不一吗？富弼说完后，觉得不解气，竟举起上朝用的笏板，指着英宗的床榻说：“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竟弯下腰连声说，不敢。

熙宁间，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论变法事宜。他与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之间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俱在，就不要更张了，以免失去人心。神宗说：对于士大夫而言，变法不是让人高兴的事，但对老百姓来说有什么不好呢？文彦博立即回敬道：皇帝陛下是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是与百姓治天下。

元丰间因陕西用兵失利，神宗下令处死一名负责粮草的灌运官。第二天朝会上，神宗问宰相蔡确：昨日批斩，今日可否执行？蔡确回答说：臣正打算回奏此事。神宗问：有何疑问？蔡确说：祖宗以来，从未杀过士大夫，臣等不希望从陛下开始。神宗想了想说：那就刺面发配吧。不料门下侍郎章惇说：这样还不如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大怒道：朕难道快意的事都做不得一件？章惇答道：如此快意，不做也好。神宗没了脾气，只得免去灌运官死罪。

宋初，太祖赵匡胤确立右文抑武治国方略，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使北宋的士大夫政治发展到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从军国大事到皇帝的私人生活，从外朝到宫闱，从太子到皇后、嫔妃的废立，从官员的奖惩到生杀，北宋宰执大臣以及台谏官都可对皇帝进行公开批评，其尖锐程度令人吃惊。

当然，士大夫敢于提意见，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皇帝是个明白人，有肚量，肯纳谏。

孔子曾告诫子贡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朋友之间尚且如此，对至高无上的皇帝提意见，这可是闹着玩的？

《韩非子·说难》说，臣下向君主进言，搞不好就要掉脑袋，他并且列举了七种掉脑袋的情形：无意说破君主内心秘密者；察知君主借一种公开的行动以掩饰内心的另图者；猜测到君主内心谋划而有泄密之嫌者；君主恩遇不厚而进言奏效者；借礼义以揭发君主过失者；谋略得当君主想独占其功而参与其谋者；要求君主做其不愿做之事者。韩非子的总结绝非是耸人听闻，而是基于血淋淋的历史教训。

皇帝们能否勇于纳谏，除了皇帝个人修养、胸襟的因素外，关键还要看皇权稳不稳固。通常，为上者只有在觉得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时，才听得见不同意见，这是一般的情理。南宋叶适就认为，宋代至少北宋前期，天下无女宠、无宦官、无外戚、无权臣、无奸臣之害。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北宋不乏勇于纳谏之君。

仁宗以勇于纳谏著称，对言官表现出特别的尊重、理解和宽容。但正是这位开明的皇帝，因恼恨台谏官苦谏他废后，下诏说：从今往后，谏官、御史进谏必须通过秘密奏疏，不得相互串通，骇动中外。他又针对台谏官反对张尧佐担任四使下诏说：自今台谏官上殿先要向中书申请取旨。这样，台谏官“非时入对”，即随时向皇帝上奏、提意见的权力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司马光的话更直截了当。元祐初，司马光推荐老臣文彦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指责文彦博“有震主之威”。司马光替他辩护说：文彦博不过是一个老书生，富贵已极，还能求什么？他就是当了宰相，皇帝一旦想罢他，只要召来一个学士，起草一份文件，他就变成个匹夫了。

宋代最重要的士大夫当然是宰相。汉唐时，宰相权力极大。太祖建国后，实行“二府三司”制，分化、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宰相职权一分为三，中央行政权归属“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都堂，设宰相，以参知政事为副相。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与政事堂合称东、西“二府”。“三司”主管财政，号称“计省”，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二府三司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构成最高辅政机关。太祖在一次朝会中还撤去宰相范质、王溥的座椅，取消了汉唐以来宰相与皇帝“坐而论道”的待遇。

北宋相权虽有所削弱，但整个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却呈现上升的态势。宋代规定，政令的形成要经过以下几道程序：先由皇帝与宰执大臣“平章”即商议，宰执大臣有权反对；再将“词头”即要点交由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有权封还；再将草稿交由给事中审议，给事中有权缴驳；政令经皇帝“画可”即批准公布之后，台谏及有关官员有权论列。

宋代最重要的士大夫还包括负责监察的台谏官员。中国古代很早便有谏诤的传统，设台谏制度，任台谏官员，专门负责批评政府和皇帝。秦汉时，台谏制初步定型，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针对政府和百官的御史监察系统；二是针对皇帝的谏官（言官）系统。唐代时，谏官属门下省，是宰相的下属。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单独商量工作，旁人不得参加，但门下省的谏官例外，他们可列席。宰相有时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由谏官来讲。谏官讲得对固然好，讲得不对也无妨大体，因为他们职位较低，职责就是开口讲话，这样可使宰相避免同皇帝直接冲突，形成了一种有回旋余地的政治艺术。

宋初仿唐设谏官，如谏议大夫、司谏、正言。那时谏官多出外任职，用以监督藩镇。真宗天禧元年（1017），开始设专职谏官六人，以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专任谏职，不兼领其他职务，三年内不得差出，并诏谏院为独立机构。谏官以及台官（御史）不再由宰相任用，而是由皇帝亲擢。本来设谏官，用意在纠绳天子，对皇帝才称“谏”。现在，谏院脱离门下省，成了独立机构，谏官又由皇帝亲擢，这样一来，谏官的主要职责就不再是纠绳天子，而是转而纠绳宰相，宰相再也不好借谏官之口向皇帝发表意见，谏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谏官与宰相、谏院与政府的矛盾趋于激烈。

谏官人选受到宋代皇帝前所未有的重视，地位越来越重要。仁宗时，谏官每天都可随两府大臣上朝向皇帝进谏，后来还允许“非时入对”“风闻奏事”，即谏官随时都可向皇帝提意见，还可根据传闻中得到的材料弹劾大臣，而不必追究真实与否，也不必书告事人的姓名。

宋代著名谏官很多，如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王禹偁、包拯、苏辙、刘安世等。宋代谏官大都敢谏、善谏，谏诤的热情有时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神宗时，张舜民做谏官才七日，就上了六十封奏疏；徽宗时任伯雨做谏官半年，上疏一百零八封。范仲淹在《灵乌赋》中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算得上是对谏官使命最深刻的诠释了。

京师流行“榜下捉婿”

新宋之初，京师开封开始流行起一种新的婚姻文化，坊间称为“榜下捉婿”，说的是科举发榜之日，京师开封的大户人家纷纷出动，争抢登第士子做女婿。

《宋史》中留下了不少“榜下捉婿”的记载。

真宗时，河北大名人范令孙考中进士，很快成了宰相王旦的女婿。有一个叫高清的刚中进士，宰相寇准马上把兄弟的女儿嫁给了他。高清这个人极可能才貌双全，人品不错，他的寇氏夫人因病去世后，宰相李沆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继室。当时人形容范令孙、高清这样的人是“天子门生宰相婿”。

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看中状元郎、鄂州江夏人冯京，派人用择婿车把他拖到家中，谎称是奉皇帝的旨意，还摆出丰厚的嫁妆，但冯京“笑不视，力辞”。

徽宗时，权相蔡京曾想把女儿嫁给新进士孟州济源人傅察，傅察以沉默相拒。

同样在徽宗朝，江西饶州鄱阳人洪皓中进士后，权臣王黼、朱勔都想许婚与他，均被洪皓“力辞”。

据宋人笔记记载：揭榜之日，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可见，中举士子们是多么的炙手可热，争抢场面是何等的激烈。宋人把“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

一位权贵看中一名年轻新进士，派十多个家丁将他簇拥至家，权贵对那青年说：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不丑，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青年深鞠一躬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当然是件幸事，要不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如何？众人听罢哄堂大笑，随即散去。

还有一个叫韩南老的人，他考中进士时已年逾古稀，但很快便有人来向他提亲。

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中记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新兴的富裕阶层渴望通过联姻跨入上层社会，他们为攀新科进士，不惜以重金为诱饵！

“榜下捉婿”是开封的一道新风景，这道风景令我们看到了宋人极可爱的一面。风景的背后，是北宋大兴科举的宏大景观。

隋统一后于大业三年（605）开设进士科，用考试的办法选取进士，以科举制度代替了此前从贵族子弟中选拔官员的做法。从此，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可以凭借个人勤奋与拼搏，而不是靠拼爹，进入权力阶层，这是革命性的制度创新。

当唐太宗李世民主持殿试，看到读书人鱼贯而入时，曾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进口袋里了。但事实上，唐朝科举的竞争异常激烈，通过率极低，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多则两千人，少则不到一千人，而进士录取人数少的仅几人，多则也只有三四十人。后世就有人评价唐太宗的话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与“进士”谐音，为避讳，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最后只当上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二十七岁便怏怏而死。贾岛早年为僧，后还俗应进士试，却一直未中，只做过长江主簿、普州司仓参军等低级官吏。唐末，黄巢因屡试不第，愤然题诗“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最后真的成为大唐的掘墓人。

宋代是科举制度的成熟期，科举取士规模井喷式地扩大。北宋采取三年一试。太宗赵光义尤其重视科举，宋初，参加省试（明清称“会试”）的不过两千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朝的第一次贡举就增到五千三百人，录取五百人。太宗当政的二十二年间，取士超过万人，将大宋王朝上上下下的官员来了一次大换血。

唐代举子通过科举考试，只是意味着取得做官资格，任官还需通过吏部考核。宋人只要考中进士就可立即做官，“学而优则仕”，而且凡进士出身的，升迁也快。仁宗朝共举行了十三次科举，取中一甲状元、榜眼、探花的三十九人中，官至公卿的有三十四位。对那些多次应试不中的，朝廷又开辟特奏名科目，给予照顾。如果还考不上，一般是经过十五次以上的应试后，朝廷便赏赐一个相当于科举出身的称号。

唐代时，举子被称作考官的门生。太祖赵匡胤废除权臣向考官推荐考生的特权，诏令考生不得再呼考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所有考中的进士均为“天子门生”。

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主持京师贡院的会试，录取进士、各科及第者三十八人。按惯例，这些人要在讲武殿向皇帝谢恩，皇帝同时会再问他们一些问题。不料，有两人在回答太祖提问时语无伦次，被罢黜及第资格。恰巧一名叫徐士廉的落第举子控告李昉徇私舞弊。赵匡胤下诏亲自主持复试，结果，包括徐士廉在内的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十名原本考中的考生落选。李昉被贬为太常少卿。从此，殿试成为科举定制。

宋代还首创“锁院”“别头试”“弥封”等制度，防止考试作弊。唐代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基本固定由礼部侍郎担任，宋代主考官则由朝廷临时委派，考官受命后要立即进驻贡院，隔绝与外间的联系，防止串通作弊，称为“锁院”。对与考官有亲属或其他亲近关系的考生实行“别头试”，另行开场考试，考官与考题也另行安排。考生交卷后须先将姓名密封，再由誊录人员将试卷内容原封不动地誊录出来，将誊录的试卷交给考官评阅，称为“弥封”。

宋代科举录取的进士礼遇极高，通常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骑马侍从游街等。殿试结束后，朝廷举行唱名仪式，这时便是“金榜题名”的时刻。其间，皇帝要赐予袍、笏，称作“释褐”，表示已经脱离平民，步入仕途。唱名结束后，便是“期集”，即为新进士举行宴会活动。从唱名之地到期集之地的这段路上，便是“榜下捉婿”的主战场。

崇尚科举是宋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当时流行的两首诗将人生得意、失意与否，归结于科举考试。《得意诗》说：“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失意诗》则说：“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理学大师张载年轻时喜谈兵事，甚至想集合人马收复被辽占领的失地。他见到范仲淹，陈述了用兵谋略和计划。范仲淹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用兵？”认为张载更适合于研究儒学。苏辙也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使得大批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凭借个人勤奋与拼搏，而不是靠出身，晋身为王朝的权力阶层，最终在制度层面确保了文人政治在北宋王朝从上而下的全部确立。由于宋王朝打通了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给予了士人阶层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因此，有宋一代，士人阶层彻底抛弃了唐代功利主义的倾向，把自身命运同王朝社稷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他们的忧患意识、兴亡意识，不再停留在个人荣辱得失层面，而是达到了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

两宋无“阉祸”

鉴于唐代教训，宋王朝对宦官问题有清醒认识，对宦官防范较严，加之实行士大夫政治，文臣地位较高，因而未出现严重的宦官专权局面。

宦官本是负责宫廷杂事的奴仆，但因与皇室朝夕相处，有博取皇帝信任之机，历代王朝不乏宦官掌握国家政务大权的情形，东汉、唐、明三朝尤其严重，它们的灭亡都与“阉祸”紧密相关。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将北宋宦官问题同汉、唐两代等量齐观，他在《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中说：“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但这个观点被认为是针对明代“阉祸”的愤慨之言，并不是客观史实。

唐代宦官最多时达到三千人。而到宋代，太祖规定，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五十人。仁宗在皇祐年间将宦官限额调整为一百八十人。哲宗元祐间，又把宦官限额压缩到一百人。南宋初，许多宦官在苗刘之变中被杀，人数骤减。

为限制年长资深宦官在内廷供职，北宋建立之初，太祖设立十一阶宦官阶官体系，以东头供奉官最高，以区别于外朝文、武官。宦官升至东头供奉官后，要么留下继续使用，但不升转官资，若升官，则需转归吏部，改外任差遣。这一成法后来虽有所松动，出现了宦官应转归吏部而继续留用，并升迁官资的现象。但直到南宋，宦官到一定年资必须转出外任的制度没有改变。此外，为限制宦官与外官、宗亲的交往，宋代法令规定，两者如若相互往来，宦官若会见宾客，将受到惩处。又明文规定：宗室不得与内臣之家为亲。

在烛影斧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宦官王继恩，因拥立太宗有功，在太宗朝一度权势显赫。后来，他率军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宰相建议把他提拔为宣徽使，但被太宗否决了。太宗病重期间，他暗中串联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与李皇后一起，谋立已被废为庶人的太宗长子元佐，未遂。真宗即位后，被黜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死于贬地。

嘉祐三年（1058），枢密使贾昌朝因结交宦官，被罢。宦官阎士良在仁宗时、任守忠在英宗时、陈衍在哲宗时受到惩处，其罪名之一便是“与中外大臣交相结托”。

南宋几乎没有出现所谓“权宦”，孝宗淳熙年间，吏部侍郎李椿上书论宦官盛衰时说：“自古宦官之盛衰，系国家兴亡。其盛也，始则人畏之，甚则人恶之，极则群起而攻之。汉、唐勿论，靖康、明受之祸未远，必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极，则国家免于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贵。门禁宫戒之外，勿得预外事，严禁士大夫兵将官与之交通。”这段话总结了宦官势力发展的三部曲，即“始则人畏之，甚则人恶之，极则群起而攻之”。

两宋之际，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地对宦官“群起而攻之”的事件。第一次发生在靖康元年（1126）。这年二月，开封城里的老百姓“群起而攻宦官，杀之者不可胜数”。钦宗迫于公议，将李志道等内侍治罪，将童贯、梁师成、李彦等恶贯满盈的大宦官先后处死。第二次发生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宦官康履、蓝珪对武将吆三喝四，大耍威风，甚至“踞坐洗足，立诸将于左右”。苗、刘愤愤不平，在杭州发动兵变，令“分捕中官，凡无须者皆杀之”。高宗不得不将康履交出，被当众腰斩。苗刘之变后来被镇压，经过这一事变保留下来的宦官仅十五人。苗刘之变对高宗刺激很大，兵变平定后，高宗刚复辟便下诏强调，内侍不许与外朝官交接、干预朝政。

孝宗刚即位，殿中侍御史张震便指出“宦者员众”，建议加以裁减。孝宗当即表示赞同：“朕有此意久矣。”他规定限制内侍员额，以二百人为限。考虑到做了太上皇的高宗身边需要宦官，又规定以二百五十人为限。

光宗在绍熙三年（1192），根据宰执大臣的建议，下诏强调：“中官只令承受宫禁中事，不许预闻他事。”

宁宗时，宦官王德谦升任节度使不果，尽管制书已草成，但参知政事何澹“不押制书”，右谏议大夫刘德秀率台谏官反对，宰相京镗更是怒不可遏，请求将制书撕毁。宁宗问：“除德谦一人而止，可乎？”京镗断然拒绝，并提醒宁宗说：“以大观、宣政问童贯等冒节钺为戒。”结果，王德谦升官的企图化为泡影。

削弱南宋宦官权势的要害之举是不让宦官插手军事，“不以内侍典兵权”，不领兵，不监军。淳熙八年（1181），高宗的亲信宦官陈源被任命为添差浙西副总管，遭到权给事中赵汝愚反对：“内侍不可预军事！”孝宗马上表态说：“其言极当，甚不易得。”收回了成命。

两宋虽无“阉害”，但宦官用事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早在太宗时就有李神祐、窦神宝等人领军，王继恩、卫绍钦率军镇压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神宗时李宪、王中正带兵同西夏作战。徽宗一朝，宦官更是权势熏天。徽宗破例授予童贯节度使，之后，杨戬、梁师成、谭稹、李珏、梁方平等十余名宦官纷纷官居此职。宣和间，宦官人数失去控制，“动以千数”，梁师成被人们称为“隐相”，童贯有“媪相”之称，他们与蔡京、王黼等表里为奸，权倾朝野，士大夫几乎无不奔走宦官之门，“相习成风，皆以附内侍为荣”。

与历朝历代的情况一样，作为皇帝的近侍，宋代宦官除参预政事外，还自觉不自觉地卷入皇室内部纷争。王继恩是一例。后来，宦官周怀政在真宗重病期间，企图杀掉宰相丁谓，拥立太子赵祯为帝，奉真宗为太上皇，废真宗刘皇后为庶人。丁谓事前得到密报，在刘皇后的支持下，抢先将周怀政逮捕并处斩。刘皇后听政后，又诛杀了与丁谓勾结的宦官雷允恭。

好在宋代皇帝注重汲取前代教训，对“阉祸”防范甚严，士大夫势力强大，没有给予宦官更多的机会。即使在徽宗时有童贯、梁师成等宦官祸国，也始终没有坐成凌驾于宰相之上的权势。

与女主、外戚一样，宦官势力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历史上的宦官专权，其初始阶段，常常埋藏着皇帝以内臣驾驭外臣的动机，只不过，宦官势力一旦恶性膨胀，皇帝都无法控制。

宋代没有出现的“阉祸”，并没有就此在历史上销声敛迹，有明一代，由于遇见合适的政治气候，它又死灰复燃，对明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真正去掉这块政治毒瘤，则是在辛亥革命把皇帝推翻之后。

权相的崛起标志着文人政治的异化

在两宋的一百三十余位宰相中，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四人任职时间最长，均在十四年以上。蔡京创设“应奉局”，大兴“花石纲”，为满足徽宗的享乐上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他在任相期间，徽宗轻而易举地三次将他罢免，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秦桧、史弥远、贾似道则不同，他们不仅精于权谋，长期把持朝政，而且能控制皇帝的意志，甚至擅自废立皇太子，这种情势是整个北宋时期所未有的。

秦桧，江宁府人。徽宗政和间进士及第，曾任太学学正。靖康元年（1126），金兵进攻开封，要求南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宋廷派秦桧和程璃为代表同金人谈判。秦桧在谈判中表现出强硬姿态，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朝中百官在讨论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割地，秦桧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可。

徽宗、钦宗被俘后，金人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命他负责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御史马伸等人上书反对，要求时任御史中丞的秦桧也签名。秦桧起先不同意，但数十名官员先后签名，加之马伸“固请”，秦桧无奈，只得签名。因在上书者中秦桧官职较高，于是在靖康二年，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为名，将他及妻王氏一并捉去。被俘北上后，秦桧暗中投靠金人，几经周折，逐渐成为金太宗之弟完颜挞懒的亲信。建炎四年（1130），挞懒率军进攻楚州，秦桧与王氏随军南下，投奔了南宋在涟水军的水寨，十一月航海到达南宋当时的行在越州。

秦桧南归后，马上向高宗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主张。这一条规的核心内容是，将原籍在南宋境内的汉人归南宋，原籍在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女真人归金国。建炎元年九月，金帅完颜希尹授交南宋的国书中就提及这一要求。建炎三年二月金人占领扬州时又曾声言过，当时“金人揭榜于扬州市，西北人愿还者听之，去者万余人”。由于南宋将领和军队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人士组成，如果按照“北人归北”主张办，就等于是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献给女真贵族，而且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受金人统治。高宗觉得这个投降路线太过露骨，未采纳。

秦桧还带回了完颜挞懒议和的意愿。高宗大喜过望，说秦桧的回归使自己“又得一佳士也”。时人有指出，秦桧可能是金人派来的奸细，但高宗迫切需要主和派，对他格外信任，一路擢拔，三个月后拜其为参知政事，旋即擢为右相，虽然一年后被罢免，但很快又起用。绍兴八年（1138）十月，赵鼎罢相出朝后，秦桧独居相位，而且一干就是十七年。

建立南宋以后，高宗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高宗专意乞和，则是在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在媾和方面，秦桧成了金人的代理人。《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金朝张通古来使，议和紧锣密鼓地进行。张浚在永州五次上疏，反对和议。岳飞认为和议“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在鄂州加紧军事训练，以备不虞。绍兴九年（1139），高宗不顾张浚、岳飞、韩世忠、胡铨等人的激烈反对，令秦桧等宰执大臣代替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正式与金议和。和约规定：金朝送还伪齐旧地，南宋向金称臣，岁贡银绢共五十万匹两。

但金内部主战、主和两派矛盾激化，不久发生政变，主和派完颜宗磬、挞懒被杀。主战派重新上台后，随即于次年进攻南宋，占领刚刚让出的河南、陕西地并挥军南下。宋军在三个战场防御、反击。川陕方面，吴璘部阻挡住金将撒离喝的攻势。东路方面，韩世忠与张俊部小有胜绩。中部方面，岳飞、刘锜部与完颜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对阵，刘锜部在顺昌之战中取胜，岳飞军取得郾城大捷，进抵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纷纷响应，宋军形势一派大好。高宗、秦桧为向金朝求和，连下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

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枢密使，把三大将原先主持的淮西、淮东与京湖三宣抚司统制以下的官兵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一律改称统制御前诸军。岳飞在“中兴四将”中资历最浅，功勋最著，抗金最坚决，性格最耿直，为高宗和秦桧所忌。岳飞被害前，辞官在家的韩世忠质问秦桧，岳飞何罪，秦桧无耻地答道：“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岳飞被害后，家属流放岭南，被株连者或坐牢或流放，或死于狱中，相反，凡跟着秦桧陷害岳飞的，都各有升迁。为控制言路，秦桧将自己亲信安插到台谏，使之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绍兴和议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带性条款，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确保了秦桧的政治地位。秦桧“挟虏势以要君”，总揽大权，排除异己，大兴文字狱，残酷打击赵鼎、李光、胡铨等反对自己的人。而朝廷生杀之权，“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据说后来高宗上朝时，裤腿里都要暗藏一把匕首，以防秦桧加害。

秦桧执政期间是两宋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南宋初年军民的抗敌锐气，丧失殆尽。绍兴二十年正月，殿前司武官施全在秦桧上朝途中谋刺未遂，面对秦桧的亲自审问，施全大义凛然地说：全天下都要去杀金人，只有你不肯，我就要杀你。秦桧大怒，将施全处以极刑。秦桧自此心惊胆战，凡出门都要以五十武士执长梃护卫。秦桧又命令特务人员“察事卒”数百名整天在街市上巡察，听到有人议论自己，就逮捕处死。秦桧还唯恐人们引起对岳飞的怀念，采纳一个党羽的建议，把带有岳字的地名全都改掉。如岳州改为纯州，岳阳军改为华容军等。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病死，高宗赐谥号“忠献”。秦桧死后，高宗令其子秦熺退闲，其孙秦埙、秦堪免官。秦桧一生作恶多端，死后群情激愤。高宗被迫恢复了一些被秦桧迫害诬陷的官员的名誉，但又担心引起金的不满。次年三月，高宗采万俟卨、汤思退等人的建议，下诏说明，降金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自觉担当了秦桧的保护伞。

史弥远，明州鄞县人，孝宗朝右相史浩之子。开禧元年（1205）任司封郎中。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后，史弥远受到重用，到开禧三年升为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史弥远权位迅速升迁，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

开禧三年，韩侂胄北伐受挫，威望下降，史弥远与杨皇后伪造了御批密旨，与钱象祖等合谋杀害了韩侂胄。

韩侂胄被杀后，史弥远拜右相，军政大权由杨后、史弥远操纵。嘉定元年（1208），他们遵照金朝的要求，将韩侂胄的棺椁打开，割下头颅装在盒子里送去，屈辱地签订“嘉定和议”。史弥远专权后，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的都被视为韩党，受到清洗。名臣叶适被夺职奉祠达十三年之久，陆游也以“党韩改节”罪被革职。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被恢复。

史弥远与杨皇后内外勾结，专权擅政，引起皇子赵竑的不满，史弥远有所觉察，图谋废掉赵竑。史弥远委托门客余天锡物色宗室子弟赵贵诚，以便将来替代赵竑。赵竑的老师真德秀曾劝赵竑，要韬光养晦，孝敬杨皇后，善待史弥远，不可锋芒太露，否则会很危险，但赵竑不听。真德秀担心招致杀身之祸，辞去了赵竑老师的职位。赵竑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谋臣，在与史弥远的斗争中更显孤立。

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宁宗病重不能处理朝政，史弥远加快了策划宫廷政变步伐。同年闰八月，宁宗病死的当天黄昏，史弥远逼迫杨皇后同意，伪造宁宗遗诏，帮助平民出身的理宗即位。

理宗即位后不久，赵竑赐第湖州，被赶出了京师。湖州人潘壬、潘丙兄弟及堂兄潘甫等人感愤史弥远擅自废立皇子，与山东红袄军李全联络，准备拥立赵竑为帝。结果到了约定日期，不见李全一兵一卒。潘壬等人遂组织起盐贩、太湖渔民乘夜进入湖州城，拥立赵竑。赵竑知道事难成，一面派人向朝廷告变，一面率领州兵追捕潘壬等人。事变很快平息，史弥远乘机派秦天锡逼赵竑自杀，并杀害了赵竑的幼子。

理宗和史弥远为平息朝野内外对杀害赵竑父子的非议，辍朝表示哀悼，追赠赵竑为少师。不久，理宗就在史弥远的建议下收回成命，追贬赵竑为巴陵县公，将他打成朝廷的罪人。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邓若水等人纷纷上书，为赵竑鸣不平，指责理宗处理此事不当。理宗却说：“朕待济王亦至矣。”为赵竑鸣冤叫屈的人士被贬离朝。

理宗毫无根基，亲政之初，完全看史弥远脸色行事，史弥远又独相九年。史弥远两朝擅权达二十五年之久，权倾内外，对内广布爪牙，控制言路，打击政敌，对金屈服妥协。

史弥远为改善其形象，起用理学派人士，追赠朱熹太师官号，追封信国公爵位。还追赐岳飞的谥号为“忠武”，企图以此掩盖他奸臣面目。史弥远一直得到宁宗、理宗的信用，绍定六年（1233）病死后，被追封卫王，谥“忠献”。由于史弥远的倡导，他死后不久，理学被确定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元代理学人士对他心怀感激之情，没有把他列入《宋史·奸臣传》。但理宗赠给他的谥号为“忠献”，与秦桧的谥号一致，不免令人产生联想。

后人评价，比起韩侂胄，史弥远为害更烈，韩侂胄专政，“天下之势，如人少壮而得疾，其疗之也易为功”；史弥远专政二十五年，“天下之势，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疗之也难为功”。韩侂胄与史弥远前后折腾了近四十年，南宋后期的衰势已不可逆转。

南宋最后的一位权臣贾似道同样胆大妄为。蒙古军第二次攻宋时，忽必烈围困鄂州，理宗以贾似道为右相兼枢密使，派他屯兵汉阳以援鄂州。贾似道见蒙古铁骑骁勇，秘密派人去向忽必烈求和，提出：“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忽必烈本不想议和，但因蒙哥汗在四川合州钓鱼城下被火炮击伤后死去，他为赶回蒙古争夺汗位，就顺水推舟答应了议和条件，率军北撤。

景定元年（1260）四月，左相吴潜遭贾似道排挤罢相，贾似道大权独揽。他隐瞒私订和约之事，吹嘘自己取得“鄂州退敌大捷”。理宗听信了他的谎话。贾似道将吴潜一贬再贬，在武将中实行所谓“打算法”，借核实军费开销之名，夹带自己立威诸将、排斥异己的私货。抗蒙有功的向士璧、曹世雄等被他逼死。潼川府路安抚副使兼知泸州刘整与其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有隙，因害怕被“打算法”报复，以泸州十五州府、三十万户投敌，四川形势急转直下。

贾似道还通过“买公田”“经界推排法”等手段从民间搜刮财富，连年滥印纸币，使物价飞涨，工商业、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南宋国力迅速衰微。

景定五年（1264），理宗病死，度宗即位。咸淳元年（1265）三月，贾似道假意辞相，回到绍兴私第，同时让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蒙古来攻的军情，恐吓度宗。度宗不知所措，八次派人到绍兴迎请，拜贾似道为太师。贾似道每次上朝行臣子之礼后，度宗都要对他回拜，称为“师臣”，不敢直呼其名。咸淳三年，度宗拜贾似道为平章军国事，三日一朝，位在宰相之上。咸淳六年，允许其十日一朝，每日由书吏把三省文书抱到贾似道在西湖边上的葛岭私第，由他的门客处理，贾似道则纵情声色。

咸淳四年七月，史馆检阅黄震上书指出，国家面临“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四弊，被度宗连贬三级。之后，朝中难闻正直声音。

贾似道专权十七年之久，由于忽必烈北归争夺汗位，处理内部事务，这本该是南宋恢复力量、抓紧进行战争准备的黄金时期，但由于度宗的昏庸软弱和贾似道的醉生梦死，南宋实际上是坐等灭亡。

咸淳四年，忽必烈发动第三次侵宋战争，派军进围襄阳和樊城。边关告急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贾似道一律不报。咸淳九年正月，樊城被攻破。二月，襄阳主将吕文焕献城出降。

咸淳十年七月，度宗去世，四岁的恭帝即位，谢太后垂帘听政。元军大举南下，鄂州失陷，长江沿线全面崩溃。德祐元年（1275）初，贾似道率十三万大军迎战，在丁家洲之战中大败。朝臣纷纷要求诛杀贾似道，谢太后只罢去其职，贬为循州安置，抄没其家。后贾似道在流贬途中被押解官郑虎臣在漳州木棉庵处死。

权相的养成，或是由于权相本人善于权谋，又遇到了昏庸无能、易于掌控的君主，或是由于时势的需要。

史弥远与贾似道属于前者。史弥远与杨太后合谋杀害韩侂胄、废立皇子，显示出超强的权谋，加之遇到昏庸无能宁宗，以及他扶立的理宗，专政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之久。贾似道当权时，南宋始终处于战时或严重战争威胁之下，他的个人权力达到顶峰之时，正是南宋的灭亡之秋。

秦桧属于后者，他之所以成为权相，关键是迎合了高宗投降、求和的需要。自从秦桧南归，高宗便从“且守且和”转变为一意求降，秦桧当政后，宋廷的投降主义路线就从未动摇，秦桧死后，高宗仍奉其为圭臬。

更深层的因素是南宋王朝对文人政治体制的破坏。宋初，为加强集权，太祖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分割相权，以中书、枢密院分掌政府、军事大权，号称“二府”，使之相互牵制。庆历年间，因对西夏用兵，仁宗以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并兼枢密使，这是宋代宰相第一次兼领兵政，但只是临时性安排。高宗时，宰相张浚兼枢密使，这也是为应付战争局面的临时行为。但宁宗开禧以后，由于兵警时起，“宰臣兼使，遂为永制”，宰相权力较之北宋有很大的扩展。

此外，自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加“平章军国事”之后，“平章军国事”成为此后南宋权臣必加的头衔，史弥远、贾似道都加此衔而专权，不加此头衔的宰相，竟成了“平章军国事”的僚属，军政大权日益集中于权臣一人之手，皇权不振、权臣递相专权局面越发难以遏制，成为南宋败亡的重要因素。

“文艺复兴”与宋型文化

唐朝是我国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则是由中唐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和成熟期。宋代文化由于其呈现出的成熟、稳定特质，以及在理论化、体系化和大众化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被称作“宋型文化”。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体现了宋型文化的发展路向，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在唐代发轫和初步形成，在宋代最终定型，并被此后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成为散文发展的主流。

中唐时，韩愈、柳宗元等为复兴儒学，提出了“载道”“明道”的口号，强调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发起古文运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晚唐时，古文运动趋于衰落。

宋初真宗朝时，杨亿、刘筠、钱惟演聚集于京师秘阁，编纂《册府元龟》，他们把在编书之余所写的酬唱诗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号为“西昆体”。杨亿、刘筠、钱惟演均是著名的文士、达官显宦，这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华而不实的文体一经他们的倡导，竟成为当时科举考试的标准文体。

而以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为代表的中下层士大夫和文人，则提倡古朴文风，但影响尚弱。王禹偁成就最著，他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的诗风。他的诗文注重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

庆历间，与保守政治互为表里的颓靡文风，共同成为变革的对象。庆历新政所涉的政治改革虽未成功，但诗文革新运动渐入佳境。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显示出浩大声势。

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改革文风主张，天圣七年、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苏舜钦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骚》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追求“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生活，反对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欧阳修后来居上，成为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字永叔，吉州庐陵人。四岁时，便失去了父亲，家境贫穷，没有钱供他上学。母亲郑氏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画，教给他写字。欧阳修年龄稍大时，家里无书可读，就到乡里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借机抄录下来，常常是还未抄完，就已经能背诵了。十岁时，他借得唐代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爱不释手，这为他日后领衔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因子。

欧阳修一直将韩愈的“明道致用”奉为圭臬，主张“道胜文至”，但当时科举考试以“西昆体”为标准。欧阳修无奈，拜“西昆体”名家汉阳知军胥偃为师，在天圣八年（1030）第三次科举时中二甲进士。初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在钱惟演幕下，与尹洙、石曼卿、梅尧臣等名士交游。

欧阳修支持范仲淹发动庆历新政，担任过朝廷和地方的许多重要官职。嘉祐二年（1057）二月，他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礼部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叫“太学体”，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批阅试卷时，见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就着他的韵脚续写道：“秀才剌，试官刷！”意思是说，你这秀才学问不行，文字却乖张，我不会录取你！欧阳修身体力行，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抨击权贵的优秀散文作品，开辟了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士子们群起仿效，一时间，文体大变，古文风行。

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文学，诗文革新运动堪称北宋的“文艺复兴”，一直延续至英宗、神宗、哲宗朝，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

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文以意为主”。他的诗文词赋，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被誉为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完成者。他的学生，包括“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是杰出的文学家。

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北宋文豪占据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集体出场，使韩愈以来倡导的古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

宋初，太祖、太宗振兴文治和科举，优容文人士大夫，为宋型文化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与唐代不同，宋代士人大都集官员、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其知识结构之淹博、宏大，远非唐人可比，其思想学术研究的深度，达到了前代罕见的境界。宋以前的传统儒学，偏重于从儒家伦理的角度阐述经世致用之学，对天人之际的形而上学方面关注不多，未能从根本上解答人的生命本质等哲学层面问题，因此未能有效地与汉末魏晋以来发展的佛老之学抗衡。经过宋儒的集体努力，程朱理学作为宋型文化的集大成者应时而出。

此前，唐代韩愈是促使传统儒学向程朱理学转向的关键人物。他最早提出儒家“道统论”，认为儒家的“道统”从尧、舜、禹，到汤、文、武、周公，再到孔子、孟子就失传了。为此，他极力排斥佛、道二教，不惜得罪皇帝而公然“谏迎佛骨”，倡导古文运动，以恢复和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之后便是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公案》中梳理出的脉络：“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元公”是周敦颐的谥号。周敦颐被视为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他在《易传》和部分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作《太极图说》，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

二程，即程颢和程颐，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其思想核心是高扬孔孟儒学精神，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二程特别重视后来被称为“四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反对训诂章句之学，强调“独见”“自得”，主张“知道”“求道”，其学术思想又被称为“道学”。

“横渠”指张载，他是“关学”的创立者。关学强调“通经致用”，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问题。张载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以及“民胞物与”的伦理思想。他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誉为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

周敦颐、二程、张载主要活跃于神宗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思想学术发展的高峰期，理学体系基本确立，哲学思辨水平明显提高。但当时处于官方主流学术地位的还不是理学，而是王安石新学。王安石新学也称荆公新学。变法时，他与吕惠卿、王雱等训释《诗》《书》《周礼》，于熙宁八年（1075）完成《三经新义》并颁于学官，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新学从此大行其道。与新学、理学并立的还有苏氏蜀学，为苏洵所创，其子苏轼、苏辙继承并予发扬。

孝宗朝是南宋思想界最活跃的时代。朱熹把孔孟置于正宗，又把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和张载、周敦颐、二程思想以及佛道精神，整理融合，形成了内容精深、更加理论化、思辨化的新儒学体系。朱熹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即以客观精神本体为第一性，以物质世界为第二性。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而后者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三纲五常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千万年磨灭不得”，人们应自觉遵守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

宁宗朝时一度发生打击理学的“庆元党禁”，韩侂胄被杀、史弥远专权后，解除了针对理学的党禁。理宗为争取士大夫的支持，大力推崇理学，使之正式成为南宋官方意识形态，其独尊地位一直延续至清末。

事实上，在理宗朝以前，理学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已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理学内部，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提出了不同看法，陆九渊世称“象山先生”，他创立的学派被称为“象山学派”，后由明人王守仁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陆九渊学说的核心是“心即理”说，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当作通万物同天地的本体，这比朱熹以天理为本体、为第一性而更令人亲近。陆九渊和王守仁均视“心”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所谓“圣人之学，心学也”。后人因此称陆王学派为“心学”。

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分庭抗礼的第三种学术势力是浙东事功学派，由吕祖谦的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组成，他们倡导功利主义，反对空谈义理，被视为是反理学的学派。陈亮与朱熹通过书信，展开了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陈亮主张王与霸、义与利同源，仁义德性应见于事业功利；朱熹则认为，王与霸、义与利水火不同。

此外，当时还有以胡安国、胡宏、张械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等。

淳熙二年（1175）六月，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在信州铅山县城东北的鹅湖寺，围绕求知治学的方法进行辩论，史称“鹅湖之会”。理学与心学以及浙东事功学派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能相互沟通、学习，体现了宋型文化精深、开放、兼容的精神。

儒释相向而行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两宋诸儒，门庭路径，半出入于佛老”。他们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吸收改造佛道的宇宙论、认识论成果，以重建儒学的理论体系。宋型文化其实是以儒学为主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这同样体现了宋型文化的开放、兼容精神。

问题是，韩愈为复兴儒学，对佛道二教采取坚决排斥的态度，宋代理学家为何又出入于佛老呢？

北宋一反后周灭佛政策，使各种佛教宗派重新兴盛起来，尤其是慧能开创的南宗禅，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充分中国化、世俗化，在宋代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体，盛行一时。宋代皇室支持佛教发展，两宋皇帝中有不少人撰写文章或诗歌赞颂佛教，甚至注释佛经，弘扬佛法。如太宗著《妙觉集》，真宗著《崇释论》，南宋孝宗撰写《原道论》《圆觉经》等。真宗认为：“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孝宗明确说：“大略谓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在北宋皇室的影响下，北宋位至宰辅的士大夫中，富弼、张方平、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苏辙、张商英等人都信佛礼佛。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家修佛者被称为“居士”。唐代以居士为名号者，只是个别现象，如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到了宋代，以居士为名号，成为了一种文化时尚。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张方平号“乐全居士”，文同号“笑笑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秦观号“淮海居士”，范成大号“石湖居士”，辛弃疾号“稼轩居士”，刘克庄号“后村居士”，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朱淑真号“幽栖居士”。

“居士”跨界于僧俗之间，品茗饮酒，吟诗作文，濡墨挥毫，抚琴啸歌，风花雪月，都成为了他们的选项。北宋后期的士大夫社交圈子里，几乎出现了“不谈禅，无以言”的状况。

欧阳修、苏轼等文坛领袖与佛禅关系密切。起初，欧阳修为恢复儒家道统，紧步韩愈后尘，以辟佛为己任，其反佛主张甚于前人。韩愈在《原道》中，把佛教称为“夷教”；“宋初三先生”的孙复、胡瑗、石介三位道学家，都只说不合中国国情。而欧阳修则在《本论》中称佛教为魔教，是中国之大患，其害无穷，“千年佛教贼中国”。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攻击佛教，编《新唐书》时，他将对佛教的态度列为评价皇帝的标志，反佛的唐武宗，他给予同情和赞赏；反之，凡支持崇拜佛教的一概斥之为“庸主”。

后来，欧阳修被贬滁州，自号“醉翁”，寄情山水，在漫游九江时，拜访了庐山东林圆通寺的云门宗主要传人居讷禅师，与之论道后折服，在《赠庐山僧居讷》诗中写道：“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晚年，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将所出书集取名为《居士集》。

元丰间，苏轼被贬黄州后，常游览佛寺，拜访高僧，请教佛理。他初到黄州时，住在定惠院，跟一位诗僧参寥禅师结为好友。他曾拜访庐山东林寺的住持常总法师，跟他谈论佛法，一谈就谈到深夜。著名的云门宗僧佛印禅师住持庐山归宗寺，二人过从甚密，称为至交，留下了很多应酬文字，为人所传诵。南宋时出现了题为苏轼所撰的《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所记均为苏轼与佛印禅师往复之语。

与前代不同，北宋时期的佛教自身也出现了新的动向——沟通儒释，调和儒释。天台宗僧人智圆主要活动于太宗、真宗朝，他以佛教为中心，援儒入佛，认为两家各有其特殊价值，不能简单地做高下之分。他对儒家的治世之学十分肯定，主张“宗儒为本”，认同儒家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将忠孝、仁义、五常纳入佛教思想体系之中。他重视儒家的心性理论，推崇中庸思想。

云门宗僧人契嵩主要活动于仁宗朝，这一时期，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士大夫排佛言论风起。契嵩著文认为，儒佛虽有“治世”和“治心”的区别，但目标一致，儒家是以有为的方式教化世人，佛教则以无为的手段调理人心。他会通《易传》《中庸》的思想，建立“穷理尽性”“心即理”“性即理”等哲学命题，与理学家的思想相呼应。他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等同起来，提出了“孝为戒先”的重要命题，说佛教之孝重在理，儒家之孝重在行，两者不可分割。他的学说受到仁宗的重视，在士大夫中反响强烈。

佛学家认识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其根本出路在于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

程朱理学的发展则说明，宋代的儒释之间出现了相向而行的运动，传统儒学自觉吸收外来的佛教，二者有机地结合，释放出了巨大的文化创造力。

《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走进千家万户

“榜下捉婿”生动描绘了北宋科举之盛，科举的兴盛又强烈地促进了北宋平民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北宋时，朝廷三次兴学，降低入学门槛，南宋时大兴书院，极大地促进平民教育的普及。

北宋的第一次兴学称为“庆历兴学”，由范仲淹主持推动。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策划新政，当年九月，他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其中的前四项内容都与科举教育改革有关。次年，朝廷正式下诏兴学，主要措施包括：

其一，州县立学，规定士子们须在学校习业三百日，才允许参加科举。

其二，振兴太学，将胡瑗的苏湖教法引进太学。胡瑗早年在苏州、湖州两地州学讲学二十余年，主持苏湖州学期间，一反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声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经义，属于“明体”之学；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属于“达用”之学，学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学其他科。胡瑗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最早的。

其三，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

其四，改革科举考试方法。科举考试先策论，后诗赋。

庆历新政实施不过一年多，便遭失败，兴学也告夭折，但促成了宋代学校教育的兴起，一些改革措施得以保留。

第二次兴学称为“熙宁兴学”，由王安石主持推动。早在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提出了涉及教育、科举、吏治弊病的系统改革方案。王安石认为，造成当时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不足，用人不当。提出了“教”“养”“取”“任”四项培养造就人才的纲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朝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兴学诏令，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改革太学体制。在太学实施三舍法，将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生员依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升舍。上舍生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讲荐于中书，直接做官。其他人根据学业成绩，可分别得到免发解、免省试的待遇。三舍法的实行强化了学校的职能，使在校的学业与前途直接挂钩，使得学校教育的课业与考试更加规范化。随着三舍法的推行，太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二是颁布《三经新义》。为了统一经学，设经义局，王安石亲自修撰《诗》《书》《周礼》三经义，由朝廷正式颁行。起初，神宗对统一经学心存顾虑，但王安石态度坚决，他说：“今人才乏少，且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有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最终，熙宁兴学不仅以经义代替了诗赋，而且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代了《五经正义》和其他诸家注释，作为取士的标准。

三是扩建和整顿地方官学。朝廷设置诸路学官，全权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地方当局不得随意干预。朝廷还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解决州县学校经费不济的问题。此外，还举办武学、律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才。

北宋的第三次兴学称为“崇宁兴学”，由蔡京主持推动，在州县普遍设学，扩建大学，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与科举的结合。

经过三次大规模兴学，宋代学校教育制度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完善，官学大体沿用唐制，形成以国子监、太学为核心的中央官学和州县学校为主体的地方官学两大系统。国子监是国家管理学校的主要机构，又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地方官学有州府军监学和县学两级。一批名宿硕儒，如胡瑗、周敦颐、二程、李觏、张载等，先后被中央或地方官学聘任，主持或掌教于各级官学，对教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私学也随之发达。宋代私学分为两级，即相当于中小学的蒙学教育和相当于大学的经师讲学，以十五岁为界限，以下为蒙学，蒙学校有书馆、私塾、义学、冬学、社学等；私人所办大学有经馆、书院等。

宋代蒙学的教学内容、方法、教材等都有改进，受到像朱熹这样的大儒的重视，《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宋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北宋民间私人所办的蒙学，如小学、家塾、私塾、蒙馆、义学等，虽规模小，但分布广，收费低，将教育迅速地推广至穷乡僻壤。

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只是官方修书、藏书的机构。唐末五代战乱频繁、仕途险恶，一些学者不愿做官，隐居山林或乡间闾巷读书讲学，吸引了一些士子前来求学，书院开始具有讲学授徒的功能。但唐末五代的书院数量少，规模不大，影响有限。宋初，官学低迷不振，科举取士规模却日益扩大，书院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规模和数量大幅扩展。最著名书院有六所，即位于今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湖南省长沙的岳麓书院、位于今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位于今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位于今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位于今江苏金坛的茅山书院。

宋廷提倡文治，但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因此，对书院采取鼓励和扶持的政策。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使得原为私创的书院有了半官办的性质。

佛教禅林制度对学院建设也带来了积极影响。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至北宋中后期以后，随着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州县官学日益普及，书院呈衰落之势，有的甚至遭到废弃。南宋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理学家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书院进入到一个复兴的阶段。与北宋相比，书院的数量和分布的区域大幅度扩大；书院内部的设施和功能更加完善；规章制度更加完备。两宋书院总数大体在二百至四百所之间，其中，北宋和南宋的书院数量比例大致为二比八；北宋书院仅分布在今河南、湖南、江西几省，南宋书院则广泛分布在今湖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福建、四川等省份，以理学最活跃的江西和福建两地书院最多。

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朱熹、陆九渊等大儒长期在书院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威望。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时候，曾邀请朱熹到书院讲学月余。鹅湖书院曾同时邀请朱熹和陆九渊来讲学，二人观点对立，辩论相当激烈。朱熹在观点上坚持己见，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他很欣赏陆九渊的《论语》研究，将陆九渊请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论语》，还将他的讲义刊刻在石碑上。白鹿洞书院还专门拨出一笔专款，用来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有专人负责招待。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

书院大多采取师生同吃同住方式，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注重对学生人格精神的引导。朱熹将自己的次女许配给弟子黄干为妻，他生前深受学生尊敬，谢世后，学生们仍对他长念不忘，或自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广招学生，传承师业。

书院的大发展，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向当时的学术教育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促进了自由讲学和学术研究风气的形成。

文化下移与宋人的世俗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在官府”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原本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民间，促进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秦汉时期，社会长期安定，文字的统一，造纸术的发明，书籍的丰富，官学与私学的发展，加强了文化的传播和下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分裂成为士族和庶族两大阶层，“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隋唐开科取士，打破了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庶族开始预政，政治权力、文化学术进一步下移。

宋初大兴科举，“取士不问家世”，士、庶界限已不分明，底层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社会流动性大大加强。据统计，《宋史》中有传的一千九百五十三中，布衣入仕者占到五成以上。在科举刺激下，与前代相比，宋代教育的平民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私学深入乡村，书院式教育成果蔚为大观。而由于造纸术的成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宋代出书的总数接近历代出书总数的一半，最底层民众接受教育成为可能。这些因素，使得宋代文化下移的程度大大超过前朝。

宋朝出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镇化，按行政建制，城镇包括京师，路府，府、州、监、军城，县城，镇、市。城市人口大增，北宋京师开封人口一度超过一百八十万，南宋临安人口最多时超过一百二十万，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武昌、建康、扬州、成都、长沙等都是人口密集的万户以上乃至十万户的都市。

在宋之前，古代中国只有“城”而没有“市”，“城”是朝廷派驻的军事和政治管理机构的驻地。宋代城市的标志不再是城墙，而是街市。后周世宗时，由于开封仓储不足，诏许在汴河上设立邸店，太祖即位后下令允许开夜市，开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宋初仍实行坊市制度，仁宗景祐年间，宋廷正式下令允许商人只要缴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店铺，打破了前代城市政治区域与平民区域划分严格的格局，将平民工商业经营扩大到城市各个角落，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宋代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

北宋开封盛极一时。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御街和汴河两岸是京师开封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开封商铺林立，江淮的粮米，沿海的水产，辽夏的牛羊，洛阳、成都的酒，江、淮、蜀、闽的名茶，南方的丝织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和成都的纸，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书籍，两浙的漆器，赣州的陶瓷器，各地的药材、珠玉、金银器皿，日本的扇子，大食的香料、珍珠等，应有尽有，“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宋代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城乡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随着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发展繁荣起来。《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开封拥有大酒肆七十二个，中小酒肆“不能遍数”。神宗宁熙十年（1077）以前，北宋政府在全国二百六十个城市辖区中设榷酒务（官办的造酒作坊）一千八百多个。酒税成为两宋财政开支的重要税源。茶坊、酒肆聚集了市民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消息在其中流传，是市民文化的万花筒。

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极大地促进了宋代世俗文化的发展。与服务于宫廷、贵族的艺术不同，宋代的城市文艺反映的是市民的生活、理想、情趣，适应了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启了平民文化、“俗”文化发展的新面貌。

百戏、民间戏剧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等。杂技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角抵即相扑运动流行，出现了嚣三娘、黑四姐等女子相扑选手，北宋仁宗曾在宣德门上观看“妇人相扑者”，结果被司马光狠狠批评了一通。民间戏剧如傀儡戏、滑稽戏、参军戏已十分流行，这些歌舞小戏以滑稽调笑、讽刺揶揄为主，可以随时随地增添一些即兴表演，台下观众大声应和，气氛颇为热烈。

民间绘画艺术繁荣，开封善画“照盆孩儿”的画家刘宗道，每创新稿必画出几百幅在市场一次售出，以防别人仿制。

瓦子的兴起是宋代最重要的大众文化事件。随着商业的繁荣，开封出现了许多被称作“瓦子”休闲娱乐场所。瓦子，又叫“瓦肆”“瓦舍”，是大型市民文化娱乐中心，里面设有酒楼、茶坊、食肆、勾栏、棚，相当于今日的戏院。北宋开封“桑家瓦子”里的一个棚，大者“可容数千人”，在勾栏瓦肆之间，普通市民亦能品位市井文化的魅力。临安有各种文化表演行当五十五项，市民艺人五百二十余人，在众多的勾栏里，演出多种形式的文艺节目。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是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如诗、词、散文；所谓“俗”，是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这是宋代文化下移的重要标志。

宋代瓦子中有一种以讲故事、说笑话为主的活动，即“说话”。属于“说话”范围的有四家：小说、讲史、讲经、合生或说浑话。小说多取材于现实，一般一次讲完，其主要内容包括爱情故事、公案故事、神话故事等，它不光是说而且还有唱。讲史主要取材于历史，又被称为“平话”，只说不唱，由于历史故事的内容多，所以需要连续讲若干次，一次叫一回，以后就逐渐发展为长篇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说经是承袭唐代的“俗讲”“变文”而来，讲的都是宗教故事。合生是由两个人演出，一个人指物为题，另一人应命成咏，有时或伴以歌舞，不太侧重讲故事。

“说话”的四家中，最主要和最受群众欢迎的是小说和讲史，小说的影响又比讲史更大。随着说话活动的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

与以文言为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宋代话本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而且以平凡人物、下层百姓为主，不再将非凡人物作为主要塑造对象，是中国小说进一步走向平民化的重要标志。话本小说一般为短篇故事，多表现现实生活，形象鲜明，情节曲折，生活气息浓郁，其代表作有《错斩崔宁》《碾玉观音》《志诚张主管》《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

明代四大奇书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从宋代话本中得到了直接的艺术滋养，《三国志平话》已经具备了《三国志演义》中的主要情节和基本倾向；《大宋宣和遗事》从历代帝王荒淫失政之事说起，叙述了北宋的政治演变，重点写徽宗的昏淫及金人的入侵，表现了作者对黑暗政治的愤懑，其中的梁山故事已经具备《水浒传》中的一些主要情节，可以看出《水浒传》的最初面貌；讲经艺人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叙述了高僧玄奘与白衣秀才猴行者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到达天竺取经的故事，为明代小说《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最早的根据。

宋代话本的市民情趣和审美内在地规定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发展规律，由平话发展而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已经成为今天我们所称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的三部，我们就此可以说，宋代市民的审美趣味与今人非常相似。

宋室南渡改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版图

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大发展的时期，北宋建国一百年时，中国古代社会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均已完成。

公元前后发明的纸，这时已是很普通的物件。隋、唐之际发明的雕版印刷术更加完善。北宋庆历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唐代出现的黑色火药，在北宋都市的演艺场所中广为使用，使戏曲、杂技、幻术表演增添了迷人的梦幻色彩，成书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的北宋官修兵书《武经总要》正式记载了火药在军事上运用。

四大发明中的另一项发明，战国时期出现的司南，则是在宋后期被改良为指南针。

宋初大面积开荒，土地不抑兼并，农田规模扩大，为提高耕种效率，注重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改良品种，水稻、麦、茶、蔗等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汉唐人口最高峰时曾达到五千万到六千万。宋初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全国人口约六百五十万户、三千二百五十万。到北宋末徽宗大观四年（1110）户数超过两千万户，人口总数超过一亿。

宋朝也是我国古代唯一长期实施重商主义的王朝。宋朝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太宗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神宗发布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宋廷制定统一的商税，以促进商品在全国的流通。坊市制被废除，代之以厢坊制，对城市商业的种种限制随之消失，经营商业不再局限在狭小的市内，也不再局限在白天固定的时间。乡村中在原来的草市、墟市、村市的基础上设立镇市，这不仅是地方行政区划的创举，更有利于在广大乡村建立市场网络。

造纸、印刷、纺织、火器、制瓷、制盐、矿冶等在原料采集、生产工艺、产量上都有长足进步。

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之书被称为“监本”，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开封、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坊刻书以浙江口碑最佳，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宋朝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做工考究、传世稀少而闻名于后世。

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县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窑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七大名瓷窑，以及分布在各地的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东南亚、南亚、中西亚等地。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市场上的商品种类较之前代更加丰富。宋人笔记《袖中锦》列举了号称天下第一的商品，包括“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吴纸、晋铜、西马、等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子鱼、福州荔眼、温州桂、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咸豉……”，可谓是琳琅满目。

通行的货币有铜钱、铁钱、白银与黄金，其中，铜钱、银锭是本位货币。宋钱是当时周边各国最喜欢、最坚挺的货币。为应付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真宗时期，成都民间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信用本位的兑换纸钞，代替铜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

工商税收入构成朝廷财政收入的主体，据统计，熙宁十年（1077）岁入七千零七十万贯，农业的两税为两千一百六十二万贯，占百分之三十；工商税为四千九百一十一万贯，占百分之七十。宋廷将财政收入大量用于灾年招募流民、饥民当兵，并辅以一系列针对老人、儿童的社会救济政策，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两宋时期没有爆发过类似于黄巢起义、元末农民起义那样的大规模民变。

工商业者的地位大大提高，新兴的富裕阶层与上层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社会上长期形成的对商人的鄙视和歧视日渐消除，大商人与大地主同称为豪强兼并之家。

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两宋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东晋开始，由于中原人口的南下，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唐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开始超越北方。至北宋，南方较少受到战争影响，南北方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南方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区。到南宋时，经济重心南移已成定局。

江南各地平原早已得到垦辟，精耕农业发达，民间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产于江南的水稻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粮食作物，并开始向淮河和黄河流域推广，北宋时从交趾（今越南）引入的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南宋时已普遍种植。北宋时在两广和福建广泛种植的棉花到南宋后期扩展到长江流域。

南宋初人口锐减，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到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户口恢复到一千三百六十万。

南方矿区明显多于北方，铜矿基本出自南方矿坑。东南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造船业，造船技术优于北方。兵器特别是火器的发展迅速。纺织、造纸、印刷、文具制造业等，均以南方为中心。

南宋商业比北宋更加繁盛，商业网络四通八达，南宋都城临安，以及秀州、苏州、福州、泉州、明州、益州等成为繁盛一时的商业都会。临安居民每天食用大米一万多石，主要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淮南、两广等地，品种有一二十种之多，运输大米的船只日夜不绝。街市上的买卖昼夜不断，早市、夜市热闹非凡，其盛况远胜于开封。

南宋在东南沿海立国，发展海外贸易条件优越，贸易规模远远超过北宋。南宋海船规模巨大，商人的足迹远达波斯湾沿岸，同南宋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总计达五十多个，尤以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来往最为密切，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瓷器、金、银、铜、铁、锡、丝织品、茶叶、药材等，瓷器数量最多，享誉海外。进口商品主要有香料、象牙、珍珠、人参、矿产及各种工艺品。广州、泉州、明州是主要外贸城市，南宋沿袭北宋制度，在主要外贸港口设置市舶司，管理外贸，征收税费，管理侨居的外国商人。

与经济重心南移几乎同步，文化发展亦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南迁的动向。宋代文化在纵向上呈现出加速下移的趋势，横向上则呈现重心南移的趋势。

历史上的文化南迁运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时的永嘉之乱，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迁，中原文化随之南播。第二个时期是唐代的安史之乱，黄河中下游地区残破凋敝，加上紧随而来的藩镇割据和政局动荡，中原士民再次大规模南迁。第三个时期便是宋室南渡后给文化南迁以最后的推动。

事实上，文化南迁的趋势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其最显著的表现是南方政治人才、文化人才群体的迅速崛起。

北宋曾经是地域歧视较严重的朝代。真宗和仁宗朝的寇准，曾两度入相，他是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在一次真宗朝的考试中，有两位叫萧贯和蔡齐的都很优秀，一位是南人，一位是北人，真宗要钦点状元时，寇准对他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于是，真宗最后定蔡齐为状元。《东都事略》记载，真宗想起用王钦若为相，身为宰相的河北人王旦反对说：“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

宋人邵伯温在《邵氏见闻录》中曾提到这样一句话：“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但其他文献中，太祖刻石禁中，主旨在于保护柴周皇室、不杀士大夫的原则，并没有提到“不以南人为相”。邵伯温写的这段话应该是附会的内容，反映了他自己的政治诉求。

《邵氏闻见录》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英宗治平年间，邵雍与几位客人在洛阳城南散步，突然听到杜鹃鸣叫，邵雍惨然不乐。客人问他何以不乐，邵雍说，洛阳城中从前没有杜鹃，现在杜鹃从南方飞迁于此，这意味着国家政局有变。客人问，这预兆着什么呢？邵雍说，不出三五年，皇上一定要启用南方人总理国家大事，同时要重用大批南人，组成变法集团，天下从此就成多事之秋啦！客人们十分惊诧。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必然从南向北运行。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运行到了这里。飞禽走兽比人更敏感，首先感受到了地气的走向，才纷纷北迁。从此后，不但南方的禽兽将迁居北地，草木花卉也可移植北方，南方的各种疑难杂症也要在北方出现。北方人今后没有好日子啦！

《宋九朝编年备要》记载说，神宗想提拔来自福建的陈升之为相，问司马光意见怎样，司马光回答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更得淳厚。”后来司马光批评王安石，说他“拗强似德州，心术似福州”，指王安石的心计就和福州人一样阴险。

神宗时期是中国历代宰相人物由“北胜于南”而扭转为“南胜于北”的分水岭。神宗重用的变法派大都是南人，比如江西人王安石、王韶，福建人吕惠卿、曾布，江东人李定，淮南人章惇等。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都是北人，比如山西人司马光，陕西人富弼，河南人文彦博，河东人韩琦，河北人刘挚、吕大防，等等，可谓泾渭分明。

神宗去世后，高太后临朝听政，派司马光主国政，尽废新法，贬窜新党，朝臣中的南人改革派消失殆尽。

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改革派人物章惇、吕惠卿、曾布等，这次又轮到北方官僚遭贬。此后，当国者多是南人。

北宋中后期，南人中进士的比例越来越高。宋室南渡后，整个国家的重心都南移了，对南人的歧视与偏见自然而然就消弭了。南宋公卿将相多江、浙、闽、蜀之士，北宋的七十二位宰相中，北人四十一位，南人二十六位；南宋的六十二位宰相中，北方仅仅五位，南方四十七位。

北宋自中期开始，文学的重心便转移到南方。唐宋八大家的宋代六家全部是南人。南方的文人活动十分活跃，文士雅集、聚会之风盛行。

北宋的学术中心主要集中于洛阳及关中等黄河流域。宋室南渡后，洛阳及关中等地因为在金朝统治下，文化发展相对停滞，南宋都城临安与苏州成为事实上的全国文化中心。关学、洛学等学派的传人、弟子大批南迁，活跃于今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四川、江苏等地，闽学、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婺学、江西陆九渊心学等争鸣繁荣，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书院盛行一时，朱熹曾就此说：“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

第三篇　战斗王朝

宋辽战和

自秦汉到隋唐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人口、疆域等方面的优势，中原王朝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占据主动，特别是汉、唐盛世，在军事上占有较大优势。而到了宋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攻守之势剧变，形势急转直下。

契丹是宋王朝面临的第一个强大对手，这个古老民族世居中国东北，以游牧为主，自北魏开始在辽河上游活动。中唐五代之际，称雄漠北的突厥、回纥风光不再，中原政权日渐衰微，这给契丹民族登上历史的舞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唐宣宗李忱是唐朝的第十六位皇帝，他本是已故的文宗、武宗的叔辈，照理不能继承帝位，只因自幼年时起显得痴呆，文宗、武宗都轻侮他，不以常礼相待。武宗病重时，宦官们利用李忱的痴呆和对文宗、武宗的不满，破例拥立他为帝。宣宗即位后，改年号为大中。没想到，他一反过去那种痴呆性情，让宦官们傻了眼。原来宣宗的痴呆是装出来的。宣宗重用庶族出身的官员，完善选官制度，一举收复自唐代宗时期就被吐蕃占领的河西地区，重新开通了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恢复了与中亚各国的联系。十三年间，唐王朝外无边患内无战争，被称为“大中之治”。

李忱也是唐代的最后一位明君。李忱驾崩后，其子懿宗李漼继位。懿宗“器度沈厚，形貌瑰伟”，但游宴无度，沉湎酒色，所谓“成家有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浪打沙。”顷刻之间，大中之治的成果损耗殆尽。唐王朝一步步走上衰亡。

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即黄巢、王仙芝大起义的头两年，耶律阿保机在契丹迭剌部出生。自青年时代开始，耶律阿保机便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被推为可汗。后梁贞明二年（916），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废除八部贵族推选可汗的制度，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

称帝之后，阿保机继续扩张领土，这时，漠北的其他游牧部落和契丹比起来势力都很小，东边的渤海和高丽也已衰落，南边的晋王李存勖和后梁长年对立交战。这种形势对阿保机开疆拓土非常有利，阿保机想建立一个南到黄河，北至漠北的北方大国。他首先挥师南下，但李存勖军战力强大，两次都以失败告终。阿保机调整了战略进攻方向，改打西北和东北。他亲征党项、阻卜、回鹘等部，势力最西到达阿尔泰山一带。天显元年（926），阿保机东征灭渤海国，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置官府进行管理，七月病死于班师途中，被尊为辽太祖。太祖次子耶律德光继位，是为太宗。

契丹在向南扩张的过程中，常常受阻，但自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

石敬瑭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任河东节度使。长兴四年（933），明宗病死，其子李从厚即位。次年，李嗣源养子李从珂起兵杀从厚自立。石敬瑭与李从珂不和，欲取而代之。三年后，他以割地、称臣、称子为条件，请求契丹主耶律德光出兵相助。耶律德光率骑兵五万援助被困晋阳的石敬瑭，大败后唐兵。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四十五岁的石敬瑭认三十四岁的耶律德光为父，每年输帛三十万匹，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蔚、云、应、寰、朔十六州之地。石敬瑭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十一月，契丹与晋联兵攻入洛阳，后唐灭亡。石敬瑭入开封，定为国都。契丹以幽州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

石敬瑭病死后，其侄石重贵即位，对契丹主只称孙而不称臣。耶律德光大怒，三次南下攻晋。第三次时，攻入开封，灭后晋。第二年，也就是契丹会同十年（947）二月，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改契丹国号为大辽，欲久据中原。他放纵契丹士卒四出抢掠，自筹给养，叫“打草谷”；下令在开封和各州“括借”钱帛，储于内库，拟运回北方；排斥已降的节度使和其他官员，另派自己的子弟亲信担任地方长官。

契丹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原人民的激烈反抗，耶律德光感到在中原无法立足，对左右说：“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不久，他以天热不便居住为借口，从开封撤退，率军北归，途中病死。由于中原人民这一次的反抗，终辽之世，契丹也不敢把首都迁到燕京。

幽云十六州基本上都分布在长城内侧，其中瀛、莫二州深入到河北腹地数百里。失去了这一片山势险峻的地区，中原从此门户大开，在此后中原王朝在与契丹的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契丹获得了燕云之地后，不仅掌握了南下中原的军事便利，而且，由于燕云地区的农耕经济发达，与北方游牧经济形成了良性互补，促进了整个契丹的经济社会发展。燕云十六州成为中原王朝的心结，对宋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极重要的影响。

显德年间，后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可惜中途发病，不久病逝，收复燕云的大业半途而废。宋朝开国之后，面对辽朝铁骑的威胁，不得不在京师开封附近广植树木。太祖赵匡胤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的盈余存储起来。他的想法是，在储满五百万缗时，向契丹赎买燕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便把这笔钱作为战争经费。他曾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太祖五十岁暴亡，北伐计划再度搁浅。

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初灭北汉，他不顾众臣反对，于五月趁势北伐，一度收复河北易州和涿州，但在高粱河之战中被辽将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击败。太宗受伤中箭，乘驴车仓皇撤离，第一次北伐失败。

雍熙三年（986），太宗认为“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派大军分三路，第二次北伐。这年，辽圣宗十六岁，政事听命于其母承天萧太后。但太宗在北伐时机上出现了严重误判。萧太后是辽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女主，她命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允许他便宜行事，总领军务。耶律休哥“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对宋朝的进犯早有防备。开战后，西路、中路宋军进军顺利，但主力东路军屡遭辽军挫败，未能与中西二路汇合，于岐沟关大败而溃。中、西二路亦只得南撤，西路主将杨业苦战被俘，绝食三日而死。

两次北伐均失利，北宋对辽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

真宗即位之初，继续采防御之策。咸平间，辽军先后两次南侵，爆发了瀛州之战、望都之战，宋军都遭失败。咸平五年三月，西北军事重镇灵州被党项攻陷，宋廷的北方和西北边防同时陷于困境。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圣宗及萧太后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在宰相寇准的力主下，真宗勉强亲征。结果，宋辽议和，历史性地达成“澶渊之盟”，宋廷花钱买和平，双方约为兄弟之国，确定了两国关系和平友好的走向。

其后，边民因互相越界耕牧等也引发过一些零星冲突。宋与西夏交恶后，辽朝乘机施压，屡次在地界等方面博取利益。但就大局而言，双方的和平友好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每逢吉凶庆吊，生辰节日，双方互派使节，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宋使首次入辽时，“所过州县，刺史迎谒，命幕职、县令、父老送于马前，捧卮献酒。”此后每有宋使入辽，辽朝大臣必争相问慰，并一一询问之前曾出使辽国的诸人平安与否，令宋使十分感动。

宋人对盟约持肯定态度。仁宗朝名臣富弼认为，岁币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百分之一、二，“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曾担任辽道宗生辰国信使的苏辙在元祐四年（1089）的上书中说：“（辽）与朝廷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而那些觉得北宋在“澶渊之盟”中吃亏受辱的宋人以及后世人，通常是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心态在作怪。

领土问题是影响两宋国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初，假如北宋朝廷放弃对夺回燕云十六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靖康之变”或许能够避免。南宋联蒙灭金，并最终被元朝灭亡，恢复“三京”的企图是其中的重要诱因。当然，恢复失地本身并没有错，错误在于宋廷儿戏般地对待战和这样的重大战略问题，该战的时候不战，不该战的时候强行出战。想想岳飞北伐功败垂成的一幕，多么令人扼腕叹息！

宋以前，与华夏王朝长期对峙、征战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突厥，但这两个实力强大的游牧民族联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实体，中原华夏王朝与它们之间不存在实际边界。“澶渊之盟”则是中古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条约，第一次明确了两国之间的地理疆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增强了人们的领土意识和国家观念。当代思想史家葛兆光认为，国家意识只有在“他者”出现之后才会逐渐成形，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认同，最迟在宋代已初露雏形。

不仅如此，“澶渊之盟”削弱了古人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思想，为华夏民族发展为广义的中华民族奠定了基础。“华夷之辨”是华夏民族维护自身正统地位的思想观念，华夏民族要发展成为更大的民族共同体，前提是抛弃这个观念。

宋以前，华夏一直居于主导和领袖地位，夷狄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魏晋南北朝一度出现五胡与华夏争夺中原领导权的斗争，拓跋鲜卑建立了控制北方并强盛一时的北朝政权，但在人们心目中，东晋和宋齐梁陈才是正统。隋唐重建强大王朝，华夏汉族在华夷格局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澶渊之盟”则彻底打破了“华夷之辨”格局，以及“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观念，是华夏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签订的相互承认、地位平等的盟约，开启了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平起平坐的新时代。辽朝以及其后的金朝在与宋的交往中，文化心态趋于自信和开放，进一步加速了对汉文化的吸收。

杨家将

自古有“幽并”之说，是幽州和并州的合称，大约指现在的河北、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方。这一带自古有尚气任侠之风。曹植的《白马篇》中说：“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南朝宋鲍照的《拟古》诗之三中说：“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南宋末汪元量的《燕歌行》中说：“将军浩气吞长虹，幽并健儿胆力雄。”

杨业便是并州太原人。他的父亲杨信原为“麟州土豪”，后汉时曾任麟州刺史。杨业少年时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喜欢行侠仗义，骑马射箭。年轻骁勇的杨业受到北汉主刘崇的赏识，任保卫指挥使。经过多次提升以后，任北汉建雄军节度使，屡建战功，被北汉人称为“杨无敌”。

太祖赵匡胤立宋后，先扫平南方的割据政权，接着出兵攻打北汉。北汉请辽朝出兵援助，宋军不克。

太宗继位后，继续推进统一大业。太平兴国四年（979），他亲率四路大军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辽军又来救援，太宗派兵截断援兵要道。太原陷入宋军重围，北汉国主刘继元只得出城投降，北宋统一战争结束。

《续资治通鉴》记载，杨业一直在太原城头苦战防守，甚至在刘继元投降后，还在坚持战斗。太宗素知杨业威名，派刘继元亲自招降，杨业才大哭归降。得知杨业归降，太宗十分高兴，派遣宫中使者召见，让杨业担任右领军卫大将军。

太宗灭北汉后，想乘胜攻打辽朝，收复燕云失地。宋军攻势凌厉，有几个州的辽朝守将纷纷投降，一直打到幽州。辽朝派大将耶律休哥救援，双方在高梁河打了一场恶战，宋兵大败，太宗乘了一辆驴车，仓皇逃回京师。之后，辽军不断袭击宋朝边境。太宗十分担心，认为杨业在边防事务方面富有经验，升任他为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扼守军事重镇雁门关。

第二年，辽朝派十万大军攻打雁门关。杨业手下只有几千人马，兵力相差悬殊。他把大部分人马留在代州，自己带领几百名骑兵，悄悄地从小路绕到雁门关北面敌人的后方。辽军一路上未遇抵抗，正得意时，杨业突然率军从背后杀出，辽军毫无防备，顿时大乱。杨业领兵追杀，大获全胜。雁门关大捷后，杨业威名远扬，辽兵一看到“杨”字旗号，就吓得不敢交锋。

杨业立下大功，竟引起宋朝一些边将的妒忌。有人给太宗上奏章，说杨业的坏话。太宗正要依靠杨业，不理睬那些诬告，把那些奏章封好了，派人送给杨业。杨业见太宗这样信任他，十分感动。

几年后，辽景宗耶律贤去世，十二岁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其母萧太后执政。太宗认为辽朝政局变动，正好趁机收复燕云十六州。雍熙三年（986），太宗遣大将曹彬、田重进、潘美率领三路大军北伐，以杨业为潘美副将。

三路大军分路进攻，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一路人马出了雁门关，很快就收复了四个州。但后来，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因粮草不济逐渐落后，中路军田重进随后也被辽军打败，宋军败局已定，太宗令各路宋军撤退。潘美、杨业接到退兵命令后，领兵掩护四州百姓撤退到狼牙村。当时，辽军已经占领寰州，兵势凶猛。

杨业建议派兵佯攻，吸引住辽军主力，并派精兵埋伏在退路的要道，掩护军民撤退，却遭到监军王侁的反对。王侁说：我们带了几万精兵，还怕他们？我看我们只管沿着雁门大路，大张旗鼓地行军，也好让敌人见了害怕。杨业说：现在敌强我弱，这样干一定要失败。王侁带着嘲笑的口吻说：你不是号称无敌吗？现在在敌人面前畏缩不战，是不是另有打算？杨业怒道：我不是怕死，只是看到现在时机不利，怕让兵士们白白丧命。你们一定要打，我可以打头阵。

潘美支持王侁的意见，杨业只好带领手下人马出发。临走时，他对潘美说：这个仗肯定要失败。我本想看准时机，痛击敌人，报答国家。现在大家责备我避敌，我不得不先死。他指着前面的陈家峪对潘美说：希望你们在这个谷口两侧埋伏好步兵和弓弩手，我兵败之后，退到这里，你们带兵接应，两面夹击，也许有转败为胜的希望。

杨业出兵没有多远，果然遭到辽军伏击。杨业虽然英勇，但辽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杨业拼杀了一阵，抵挡不住，只好一边打一边后退，把辽军引向陈家峪。杨业退到谷口，只见两边静悄悄的，连宋军的影儿都没有。原来杨业走后，潘美曾经把人马带到陈家峪。等了一天，听不到杨业的消息，王侁认为一定是辽兵退了，他怕让杨业抢了头功，催促潘美把伏兵撤去，离开了陈家峪。等他们听到杨业兵败，又往另外一条小道逃跑了。

杨业见约定地点无人接应，只好带领部下转身与追上来的辽军搏斗，将士们个个奋勇抵抗，但辽军越来越多，战至最后，杨业身边只剩一百多个兵士。杨业含着泪高声向兵士说：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家小，不要跟我一起死在这里，赶快突围出去，也好让朝廷得知我们的情况。将士们听了这些话，都流下热泪，但没有一个愿意离开。不久，将士们包括杨业的儿子杨延玉纷纷战死，杨业身上十几处受伤，浑身是血，他来回冲杀，被辽军射中战马，重伤被俘。

辽将劝杨业投降，杨业抬起头叹了口气说：我杨业本来想消灭敌人，报答国家。没想到被奸臣陷害，落得全军覆没。哪还有脸活在世上呢？他在辽营绝食三日而亡。

杨业的事迹当时即被人传述，后来逐渐演绎为“杨家将”故事。“杨家将”是宋元以来在我国戏曲艺术和说唱艺术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历史传奇故事。老令公杨业、佘太君、七郎八虎、杨六郎、杨宗保、穆桂英、杨文广、八姐九妹，包括烧火丫头杨排风，几乎都是家喻户晓的英雄。

但据史料记载，杨业死后，只有他的儿子延昭（即杨六郎）、孙子文广曾是宋朝守边的名将。之所以演化出“杨家将”，主要是源于宋元以后深受外族侵扰的人民对杨业这位民族英雄的褒扬和怀念。

杨延昭是杨业的长子，幼年时沉默寡言，却喜欢玩行军作战的游戏，杨业每每就说：“此儿类我。”杨业阵亡后，杨延昭继续在河北边防前线任职。咸平二年（999），辽军南下进犯。当时杨延昭驻守遂城，遂城城小，遭到辽军猛攻后，城中人心惶惶。当时正值隆冬，杨延昭命人担水浇在城墙上，一夜之间冻成了坚冰，由于城墙光滑难登，辽军的猛烈攻势无法继续，只好撤退。杨延昭因功被授予莫州刺史。

澶州之役时，杨延昭反对议和，宋辽“澶渊之盟”后，杨延昭因功屡次升迁，授高阳关副都部署，卒于任上。

杨延昭镇守边防二十几年，辽人对他非常敬畏，称他为“杨六郎”。有一种说法认为，辽人迷信，相信天上北斗七星中，第六颗星是专克辽国的。辽人认为杨延昭就是那第六颗星转世，因此称他为杨六郎。后人将杨延昭演绎为杨业的第六子。

在“杨家将”故事中，杨六郎之子为杨宗保，杨宗保之子为杨文广，但据《宋史》记载，杨宗保并不存在，杨文广是杨延昭第三子。杨文广初授殿直，安抚陕西的范仲淹发现他很有军事才能，将其带在身边。名将狄青南征广西时，杨文广从征。杨文广后历任泾州知州、秦凤路副总管、定州路副总管等职，他继承先辈遗志，效命沙场，亦卒于任上。

宋夏百年战争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王国，自称大夏，又号白上国，史称西夏。

党项族本是羌族的一支，原居四川省西北部和青海省东南部。公元六世纪，活动区域逐渐扩展，其中以拓跋部为最强。唐太宗时，党项诸部相继归唐，唐以其部落首领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公元九世纪末，拓跋思恭因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受封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领银、夏、绥、宥四州地，后增置静州，辖区扩为五州。

五代十国时期，不管中原王朝谁来当政，拓跋氏均表示服从中央。宋初，拓跋部归附宋王朝，太祖“许之世袭”。太平兴国五年（980），李继捧继立，宋廷诏李继捧入朝。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因难以控制局面，率族人献地朝宋，请留京师。而他的族弟李继迁反对献地，招聚蕃众，起兵反宋，宋夏战争遂起。

李继迁不断袭扰宋边，并与辽勾连，宋廷多次发兵围攻，双方互有胜负。真宗继位后，李继迁先是遣使求和，后又反叛，咸平五年（1002）攻取灵州，建为都城，改称西平府。

咸平七年初，李继迁卒，子德明继位，附辽和宋，此后三十年中，西夏与宋基本维持了和平局面。德明南击吐蕃，西攻回鹘，倾力向河西走廊发展，大大拓展了党项族的生存空间。天禧四年（1020），德明迁都怀远镇，改名兴州，对外仍向宋、辽称臣，对内则完全是帝王气派。辽、宋先后册封他为西平王、夏王。

明道元年（1032）十月，德明卒，子元昊继位。元昊自继位之日起便加快建国称帝步伐，他废去李姓，将王族姓氏改为“嵬名”。次年，元昊一改使用宋朝年号的旧例，改元“显道”，同时下“秃发令”，严禁用汉人风俗结发。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宫城，营造殿宇，颁行官制和仪服制度。改革军制，全国分为左右两厢、十二监军司，完成部落军事组织向国家常备军的过渡。还创立了西夏文字。建国条件可谓万事俱备。

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宋廷不予承认，下诏削元昊官爵，停止互市。

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侦知宋鄜延路守军寡弱，集兵数万，大举攻延州。宋环庆、鄜延副都部署刘平率军自庆州赴援，元昊设伏三川口，大败宋军，俘刘平。又攻陷宋鄜延、泾原路十余城寨。三川口之战后，陕西延州主帅范雍被撤职，范仲淹和韩琦主政。之后元昊多次出击，但都被宋军击退。相反，宋军一度进攻西夏腹地重镇灵州，声势大振，军中也流传“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次年二月，元昊再次大举攻宋。韩琦派环庆副都部署任福率军一万八千人出击，并嘱咐他不可冒进，但任福中了元昊诈败诱敌之计，率军冒进，在好水川附近被十多万夏军包围，任福战死，阵亡六千余人。宋廷大为震惊，对夏采取守势。

庆历二年（1042）正月，辽朝坐收渔翁之利，照会宋朝，要求归还当初被后周世宗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宋朝派出知制诰富弼为谈判代表，以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的代价，说服辽朝放弃索取关南地。闰九月，元昊乘宋精骑集中边地，后方空虚之机，集兵十万，分兵两路，包围镇戎军。宋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奉命自渭州至瓦亭寨阻击，元昊诱宋军至定川寨，以重兵包围夹击，宋军大败，葛怀敏等十六将被杀。夏军乘胜南下，直抵渭州，大掠而还。

尽管有所斩获，但元昊意识到西夏国力基础薄弱，由于连年征战，已臻衰竭，于是在庆历三年春派使臣与宋议和。

庆历四年五月，西夏与辽交恶。宋与西夏达成合议，元昊名义上向宋称臣，避免了两线作战，十月，他率军在河曲之战中击败携十万精锐之师御驾亲征的辽兴宗。辽夏随即议和，自此，宋、辽、西夏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宋与西夏保持了二十年的和平。

治平元年（1064）三月，西夏遣使祭吊宋仁宗，双方因礼仪问题发生龌龊。是年秋，西夏主谅祚以宋侮辱其使为由，发兵十万，进攻宋秦凤、泾原、环庆路，宋夏战争又起。

神宗继位后，起用王安石变法，以图富国强兵。在神宗和王安石的支持下，宋将王韶在熙宁四年（1071）至七年间率军西进，进攻吐蕃诸羌，连克熙、河、洮、岷、叠、宕等州，设置熙河路，建立起一道进攻西夏右厢区的有利战线。宋与西夏的战争趋于激烈。

西夏国内于元丰四年（1081）四月发生政变，国主秉常失位被囚。神宗认为时机到来，集兵三十万，大举攻夏。但元丰五年九月，宋军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神宗想一举消灭西夏的梦想成为泡影。

元丰年间的宋夏战争，宋军虽整体上遭到失败，但沈括、种谔负责的鄜延路先后取得几次胜利，夺取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个深入夏境的军寨。环庆路宋军还夺取了兰州。元祐元年（1086），夏崇宗乾顺继位，此时，宋朝哲宗皇帝尚幼，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当国执政。西夏派使臣索取米脂等四寨，司马光上《论西夏札子》，主张弃地，将米脂等四寨拱手送给西夏。

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恢复新法，停止与西夏谈判，对西夏采取攻势。知渭州章楶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堡垒战术和浅攻战术。堡垒战术就是通过在进攻过程中建立各式堡垒城寨，稳固占据的关隘，并形成一道防线。在此基础上，在不深入敌人腹地的情况下对敌发动突袭，这就是浅攻战术。堡垒战术和浅攻战术的结合，避免了宋军孤军深入而被西夏军围歼的风险，使宋军立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局面。

宋朝在沿边地区修筑平夏、灵平等数十个堡寨，对西夏构成严重威胁。绍圣五年（1098），西夏小梁太后与乾顺率数十万大军围攻平夏城，章楶一面固守城池，一面遣轻骑夜袭，以少胜多，大败西夏军，俘获西夏名将嵬名阿埋、妹勒都逋。大捷的消息传至京师后，哲宗亲自到紫宸殿接受大臣的祝贺，擢章楶为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端明殿学士，进阶大中大夫。

平夏城之战是金兵南侵前西夏对宋朝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此战的胜利，使宋与西夏之间的攻守易位，之后的二十多年中，西夏彻底变成了防守一方，而宋朝则开始了对西夏的一系列进攻战。徽宗宣和元年（1119），宋军攻克西夏横山之地，西夏丧失了防御北宋的最后屏障，面临亡国之危，不得不向宋朝臣服。

北宋末年，金朝崛起，西夏依附金朝，起死回生。金兵进逼开封时，约西夏攻宋鄜延路，以牵制宋的陕西、河东军入援。西夏军破天德、云内、武州、西安州、怀德军等地，进围兰州。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南宋疆土向南大幅收缩，西北地区不再与西夏接壤，战争终止。

西夏是位于宋朝西北的小国，经济、人口、军事实力远不及北宋。起初，宋朝与西夏的战争屡战不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廷不仅要与西夏开战，还要时刻防范更为强大的辽国，始终无法全力对付西夏；西夏则可以放手一搏，举全国之力与北宋抗衡。宋军在连年征战中，逐步改变战略战术，扭转了被动挨打局面，国力不及宋朝的西夏在漫长的消耗战中渐渐走向了下坡路。

但战争极大地拖累了两国经济。宋初时，宋军仅三十万人，庆历年间由于西北用兵突增至一百二十五万，而西夏在元昊建国初军力即达五十万。由于连年征战，双方人力、物力、财力损耗严重。战争加速了北宋的灭亡，也阻滞了西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王韶复河湟

王安石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改变了北宋兵将分离的局面，军队的训练水平以及马匹、军械质量均有提高，军力得到增强。熙宁及元丰初，宋军接连在内外战场上取得了久违的胜利，特别王韶率军克复河湟，拓地两千余里，使北宋取得了宋夏战争以来军事上的一次空前大捷，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庆历和议后，宋夏之间保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但治平元年（1064）三月，西夏遣使祭吊仁宗，双方因礼仪问题发生争执。这年秋，夏主谅祚以北宋侮辱其使节为由，发兵十万进攻宋的秦凤、泾原、环庆路，宋夏战争又起。战争初期，西夏处攻势，但西夏军在大顺城为北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蔡挺所败，转攻柔远寨亦败，于是退守金汤城。之后，宋夏双方时有冲突。

神宗继位后，王安石与神宗就契丹、西夏问题频繁交换意见。王安石对击败甚至吞服契丹、西夏，恢复汉唐故地，充满必胜信心。他鼓励神宗说：现在中国地广、民众，而四夷皆衰弱，这是数百年来没有的情况，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久为夷狄所侮，上天特意把制服夷狄的机会授予陛下。在大力推行新法的同时，王安石对契丹、西夏采取了进逼姿态。宋军占据吐蕃东南地区，尔后东西并进，深入攻夏。西夏主谅祚死，其子秉常继位，梁太后摄政，联辽抗宋，处于守势。

河湟是黄河与湟水的并称，指的是吐蕃自唐后期以来占领的河西、陇右之地。吐蕃是现在藏民族的祖先。从晚唐到北宋初，河湟地区居住着一些吐蕃部落，他们互不统属。宋代时，这些吐蕃部落虽名义上臣服于宋，但实际上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西夏坐大后，一直对河湟地区虎视眈眈。十一世纪初，吐蕃唃厮罗政权在河湟地区逐渐形成势力，北接西夏，东接北宋，基本上采取亲宋抗夏政策。

景祐年间，元昊大举南进，侵入河湟地区。唃厮罗在鄯州设防阻击，大败西夏军。仁宗时，唃厮罗迁都于青唐城，并进一步密切了与宋的关系。唃厮罗去世后，其三子董毡依靠母族势力占据黄河以北湟水流域。其长子瞎毡、次子磨毡角控制黄河以南洮水流域，但不久均死去。瞎毡之子木征遂割据河州，控制了黄河以南各吐蕃部落。唃厮罗政权分化出的这两部分名义上仍以董毡为宗主。

吐蕃两部落各自为政，加大了北宋王朝控制的难度。他们如归附西夏，便会解除西夏侧翼的后顾之忧，增加其对宋作战的砝码。因此，王安石把解决河湟问题作为制服西夏的序幕。在与神宗商讨收复河湟时，王安石说：“他时兼制夏国，恢复汉唐旧境，此乃基本。”这项任务最终由秦凤路安抚使王韶完成。

王韶少有壮志，试制科不中便决计客游陕西，访采边事，于熙宁初上《平戎策》三篇，详论取西夏之略，对河湟一带吐蕃诸部发展变化的形势和收复河湟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王韶当时只是八品幕僚，位卑官小，神宗不拘一格，召其策对。王韶把自己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的见闻向神宗一一奏报，提出从渭源入手，向青唐的河湟地区方圆两千多里的地区发展，既可兼并吐蕃势力，又可对西夏形成西南方向的攻势。如不抓紧，一旦西夏势力深入，或再产生一个新西夏，后果不堪设想。

神宗认为王韶有战略眼光，破格提拔他为陕西秦凤路经略安抚司的机宜文字，专管吐蕃事务。两年后，王韶又被越级提拔为秦凤路主管蕃部的提举，可向神宗专奏。秦凤路经略安抚使李师中和都钤辖向宝见王韶受重用，故意掣肘。朝中的枢密使文彦博、枢密副使冯京攻击王韶贪功生事。王安石则力挺王韶。神宗罢李师中经略安抚使之职，从延州调郭逵接替。神宗并且接受王安石的建议，设置洮河沿边安抚司，从秦凤路独立出来，直接听命朝廷，减少大臣对招抚吐蕃工作的阻碍和破坏，同时任命王韶主持沿边安抚司，以夺取河湟地区。

王韶以怀柔之法降服青唐蕃部最大的酋长俞龙珂，俞龙珂率部族首领及十二万部众内附。神宗大喜，在王安石建议下，提升王韶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秦凤路沿边安抚司。

熙宁五年（1072），王韶带兵占领渭源堡，击破吐蕃蒙罗角部、抹耳水巴族。木征渡过洮河来援，王韶亲率一支军队突袭，占领武胜城。神宗下令赐武胜军将士二万领军袍，以示表彰，改武胜军为镇洮军。又改镇洮军为熙州，并以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升王韶为龙图阁待制、熙河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

熙河路深入西夏腹地，沿黄河上游可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给西夏造成极大威胁。之后，王韶率军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幅员二千里之地，木征归降。

捷报传至宋廷，神宗十分高兴，升任王韶为枢密副使。木征解往京师，被封为营州团练使，赐名赵思忠。熙河之役的胜利，恢复了唐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带地区的局面，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

在京城紫宸大殿上，神宗当着全体文武大臣，解下自己的玉带赐给王安石，说：洮河之举，当初朝廷上上下下都有疑窦，惟有卿不断启迪，才有今日之成功。朕解玉带赐给卿，以旌表卿的功绩。这段时期，正值王安石备受变法反动派的攻击，熙河之役的胜利对王安石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安慰。

章惇熊本在南方的用兵

古梅山地处湘中腹地，西汉初，朝廷开始在湖南置长沙国，并在梅山腹地设连道掌管蛮夷事务，但统治并不稳固。梅山人“刀耕火种，摘山射猎，食则燎肉，渴则引藤”，处江湖之远，与疆界之外的汉族地区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他们在汉代被称为“长沙蛮”，唐宋时被称为“梅山峒蛮”。

太祖开宝年间，梅山峒蛮与宋廷发生首次冲突，一度“寇邵之武冈、潭之长沙”。之后，太宗连下两道诏书拟平息事端，但峒蛮仍寇掠边界，“朝廷累遣使招谕，不听”。宋廷调集军队平定叛乱，禁止梅山峒蛮与汉民交流，禁止在其地耕牧。但双方的对抗并未消除。仁宗时，宋廷改变对梅山峒蛮的政策。庆历年间，潭州知州刘元瑜派人入梅山，招抚峒民四百余人。嘉祐间，益阳知县张颉谋划“开梅”，向朝廷建议开拓经营梅山，取消不准峒民耕种的禁约，但未获朝廷同意。

神宗熙宁间，湖南转运副使范子奇奏请朝廷，对梅山峒蛮“宜臣属而郡县之”。蔡煜继为湖南转运副使后，又以同样的意见奏请朝廷。神宗采纳他们的意见，并根据王安石的推荐，令章惇经制此事。

章惇很有个性，《宋史》称他“豪俊，博学善文”。又举趣事说，嘉祐年间，章惇同侄子章衡一起考取进士，但他的侄子考中首名，章惇名在其下，所以当年不受敕，后来又考，终于考取进士甲科。又说，章惇任商州令，当时苏轼在凤翔为官，他与苏轼同游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深涧之上只有一条横木为桥。“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章惇却平步而过，荡起一根藤索，从容在石壁上写下：“章惇苏轼来游。”苏轼拍着章惇的肩膀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必能杀人！”

章惇进兵梅山，很快击败势力最大的梅山瑶族苏氏。之后，神宗下诏开梅山，以其地置新化县，又分置安化县，使原来的峒民变成编户省民。在开梅山的同时，章惇又经略湘西“南、北江蛮”，击败反抗开边的蛮族势力，招降少数民族首领数十人，设四十余州和四府。

梅山以及湘西地区，交通闭塞，生产落后。章惇采取征讨和推恩并行的方略，在梅山地区，向峒民贷给耕牛和种子，帮助他们开垦土地，种植桑、稻；在湘西沅州实行屯田，鼓励外地人民迁入经营田土。这些地区的山区耕地面积大幅飙升，山地稻作农业得到大面积推广。章惇注重轻徭薄赋，减轻当地少数民族负担，在梅山和湘西地区广置博易场，组织盐、粮等货物，换取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使之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互市的重要场所。梅山以及湘西地区终于安定。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对章惇开梅山和经略湘西事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他说：“澧、沅、辰、靖州之间，蛮夷不再骚扰内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至今都是文治之邑，与湖湘诸郡县相邻，章惇的功劳是可以埋没的吗？”

章惇是变法派主将，因此被《宋史》列入《奸臣传》，但在其本传的最后一段，却说：“章惇这个人相当机敏，见识比一般人强得多，然而为人凶险刻薄，不肯为亲人私谋官职。他的四个儿子接连考上进士，只有第二子章援曾经任校书郎这样的低级官员，其他全部按规定点派到州县，没有一个显达的。”这段文字，如其说是批评，倒不如说是在赞扬。位极人臣的宰相竟不肯照顾一个儿子的前程，哪里有这样的奸臣？当初，章惇极力反对让赵佶继位，后来发生的那些悲催的故事则说明，章惇见识过人，看人很准。

西南夷是秦汉王朝对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和甘肃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唐及宋初，由于兵力、财力诸多方面的制约，中央王朝在西南沿边少数民族地方建置羁縻州，任命当地少数民族头人为刺史，职务世袭，生杀自专，不取或者象征性地收取一些租赋，疆土不完全固定，存废更是无常。

仁宗时，泸州少数民族为争夺淯井盐利，以及对与汉地毗邻、已向朝廷纳税的“熟夷”的控制，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神宗熙宁年间，泸州罗、晏夷叛乱。神宗考虑选派大臣前往镇抚。王安石向神宗推荐熊本，说他为人仔细，曾任戎州通判，熟习夷人的生活习俗，定能胜任。神宗诏令熊本察访梓州路、夔州路，“经制泸夷”。

熊本自幼好学，他的文章曾得到范仲淹的称赞，庆历年间中进士后任为抚州军事判官。熙宁初，熊本上书言事，颂扬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被擢为提举淮南常平、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后改任户房。

熊本认为，泸州夷之所以能骚扰汉人居住的地方，主要是汉人村落中有一些豪强给他们做向导和内应，于是设计抓捕了一百多名这样的豪强，斩首示众。其余豪强被熊本此举震慑，纷纷表示愿意冒死攻打夷人赎罪。熊本又向朝廷奏明，加封一些豪强担任镇守边界的官吏，取得了豪强们的拥护，他率官军乘胜挺进，一举平叛。熊本向朝廷报捷说：“泸夷平定，得地二百四十里。”

熊本还朝后，神宗称赞他“不伤财，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晋升他为三品官，迁刑部员外郎、集贤殿修撰、同判司农寺。第二年，渝州南川僚木斗反叛，神宗又令熊本前往镇抚。熊本率大军进军南川铜佛坝，他释放了被关押的南平僚小首领王仁贵的亲属，令王仁贵感服，表示愿意做先锋攻打木斗。木斗兵败，举其地五百里归降。木斗之乱平定后，熊本将铜佛坝建为南平军，常年驻兵镇守。朝廷把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都划给南平军管辖。

执政大臣们商议加熊本为天章阁特制。神宗说：熊本的文章朕是知道的，让他起草诏书吧。于是任命他为知制诰、判司农寺。司农寺是王安石变法的首脑机关，这也体现了神宗、王安石对熊本的信任。对于变法中的激烈纷争，熊本上疏神宗，力劝他不要退缩。时人对熊本在熙宁改革中的表现评价很高，认为他的官位虽不及宰辅，但没有人敢贬低他。

元丰四年（1081），熊本知滁州，后改知广州。次年召为工部侍郎。宜州一带的土人侵扰边地，熊本在赴任途中被朝廷任为龙图阁待制、知桂州兼广西经略使，处置宜州战事。熊本一到任就晓谕各溪峒少数民族首领，并告诫边地官吏不要惹是生非，同时训练兵卒，补充骑兵，加强军事准备。当地土人蔡宝全煽动地方少数民族互相仇杀，熊本识破他的诡计，把他捆起来扔进江中，土人畏服，宜州边乱平息。

郭逵伐交趾

唐朝时在越南置安南都护府进行统治，五代时，中原王朝开始失去对越南的控制。开宝八年（975），太祖赵匡胤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越南从此开始独立于中国疆域之外。真宗时，李公蕴开创越南历史上最强盛的李朝，真宗册封其为交趾郡王。之后，交趾李朝不断向外扩张，迫使占城、柬埔寨、老挝纳贡称臣，并劫掠北宋边境。

北宋鉴于北方有辽和西夏问题，一直未对交趾采取强硬措施。交趾李朝则窥测北宋，伺隙而动。皇祐间，北宋广源州侬智高反宋，当时李朝国主李德政竟通知北宋王朝说，他要率兵两万，由水路进入北宋，“助王师”平叛。宋朝看穿了他的企图，回复说已经派遣宣抚使狄青率师剿讨，拒绝了李德政出兵的请求。

熙宁间，宋廷先后任沈起和刘彝为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沈、刘都属变法派人物。他们先后相继，对南部边境防务进行了一些兴革，包括组织溪峒中土丁为保甲，授以阵图，使其在农闲时练习作战；派一些曾习水战的将吏前往海滨，调集水兵教习水战；过去交趾人可随时到广西各州县进行贸易，多有暗中进行间谍活动的，一律禁止其入境。这些本属守边大臣正常的履职活动，引起交趾怨愤。

交趾检校太尉李常杰主张先发制人，熙宁七年（1075）十一月，他和大将宗亶率军八万，分兵两路水陆并进攻宋。为师出有名，交趾军四处张榜伐宋檄文，文告称：

天生烝民，君德则睦；君民之道，务在养民。今闻宋主昏庸，不循圣范；听安石贪邪之计，作青苗助役之科，使百姓膏脂凃地，而资其肥己之谋。盖万民资赋于天，忽落那要离之毒，在上固宜，可悯从前，切莫须言。本职奉国王命，指道北行，欲清妖孽之波涛，有分土，无分民之意。要扫腥秽之污浊，歌尧天享舜日之佳期，我今出兵，固将拯济，檄文到日，用广闻知。切自思量，莫怀震怖。

文中竟堂而皇之地将王安石变法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称得上是一篇旷古“奇文”。

宋军猝不及防，交趾军很快攻陷钦州、廉州等地，进逼邕州。知州苏缄临危不惧，集合两千八百名兵卒和少数民族峒丁坚守，杀伤交趾军一万五千余人。刘彝命广西都监张守节率军救援，但援军在途中被交趾军击溃，张守节被杀。邕州城陷落。苏缄令全家三十六口自杀，自己燃火自焚，仅长子苏子元一人因任职外地幸免。交趾军找不到苏缄遗体，杀死邕州军民五万八千余人，加上之前所杀的钦廉二州人，所杀不下十万。

邕州之役震惊宋廷。神宗召见苏缄长子苏子元，任其为邕州通判，刘彝被罢除名。熙宁八年十二月，宋廷发出《讨交趾敕谕》，成立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本道经略招讨司，以赵卨和宦官李宪充正、副使，燕达充副都总管。但赵卨和李宪失和，宋军军事行动迟迟未展开。熙宁九年初，在王安石干预下，李宪被撤，依赵卨建议改以郭逵为正使，赵卨为副。

郭逵早年在范仲淹麾下抵御西夏，又在忻州防御契丹。神宗即位后，郭逵改镇鄜延。边将种谔接受西夏嵬名山的投降，攻取绥州。朝廷有舆论认为，为防止西夏报复，应退出绥州。神宗下诏，放弃绥州。但郭逵坚持认为，当坚守绥州，用以安置嵬名山举族而归降的一万三千人，并果断隐匿了诏书。不久，西夏提出用塞门砦和安远砦来交换绥州，郭逵提出，西夏必须先行交出塞门、安远二砦，才可交移绥州，此事最后以北宋保有绥州而告终。神宗特地下诏表彰了郭逵。

郭逵请求神宗让鄜延、河东旧部跟随自己出征，出发前，神宗在便殿设宴款待他，并赏赐中军旗帜名号、宝剑锁甲以示恩宠。熙宁九年三月，郭逵率军南下。朝廷诏令岭南诸路置备粮草，广南东路征集舟船和熟悉水战兵员，水陆并进，同时，派出使臣出使占城和真腊谋求合击交趾。

郭逵经潭州进抵桂州，令广南东路钤辖和斌率水军自广州沿海西进。宋军水陆夹击，收复全部失地，招抚左、右江地区诸峒部族后，自邕州进抵思明。经屯驻休整后，集兵西进。郭逵遣副都总管燕达引军攻广源州，迫使其观察使刘纪出降，降五千余人。宋军深入交趾，抵富良江。十二月，宋军与交趾军决战，交趾李朝洪真太子、昭文王子被杀，左郎将阮根被俘，李乾德被迫奉表求和。鉴于宋军冒暑涉瘴，粮草不济，兵夫三十余万死亡过半，郭逵同意议和并班师。神宗原本对战果有更高期待，以擅自议和将郭逵贬官。

熙宁十年六月，北宋改广源州为顺州，置顺州安抚都监司，统辖诸州峒，归化州、顺安州也是其管辖之列。元丰二年（1079）十月，由于瘴疠猖獗，官员屡屡“瘴死于任”，朝廷的三千多戍卒也“十损五六”，神宗诏令内迁居民两万户，将顺州割给交趾。归化州知州侬智会、顺安州知州侬盛德誓死不从，坚决不同意割让领土。交趾官员十分恼怒，但熙宁战争刚刚结束，不敢轻启战端，只能不断派使者来索。时任广南西路经略使的熊本以侬智会、侬盛德乃归顺之人，不是朝廷命官，朝廷无法约束为由拒绝。元丰五年九月，交趾上源州知州杨寿安侵入归化州，在归化州驻扎军队，图谋入侵顺安州等七州洞。元丰六年，交趾以追捕侬智会为借口再犯归化州，又遣其使黎文盛索取顺安州、归化州领土。

面对交趾的进犯，熊本一面“传檄问状”，一面遣左江巡检成卓与黎文盛谈判，“文盛称陪臣，不敢争执”。熊本奏请神宗以庚俭、邱矩、叫岳、通旷、庚岩、顿利、多仁、勾难八隘为界，把八隘之外的保乐、练、苗、丁、放、近六县和宿、桑二峒共八处土地赐给交趾。元丰七年末，北宋与交趾议定两国中段疆界，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中越陆地边界广西西段就此确定。

交趾首席谈判代表黎文盛为要不到归化州而耿耿于怀，他给熊本写信，指责侬智会“偷”了交趾广源州的属地归化州献给宋朝，宋朝不但不归还归化州，还包庇“盗主之物”的侬智会。熊本觉得侬智会已经年近花甲，不能再“坚拒交贼”，而交趾对他又恨入骨髓，“若令在彼，不免致寇”，所以报经朝廷批准后就把侬智会父子“徙置内地”。

种家军

在平夏城之战中，宋军用他们最不擅长的骑兵战击败西夏，这无疑是军事战术上的一次突破。平夏城战前，宋军与西夏军在西北地区互有攻守，夺取了相当多的产马地区，为建立高素质骑兵部队提供了条件。

这支与西夏战斗的军队被称为北宋“西军”。范仲淹、王安石均对西军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范仲淹曾亲自在西北戍边御敌，王安石军事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令西军拥有独立指挥权与统兵权。与其他地区“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军队不同，西军将领一般世代相承，战力强悍，其中最著名的部队有清涧种家军、府州折家军等。

种家军的开山人物是名将种世衡。种世衡是洛阳人，以恩荫入仕，历任泾阳知县、通判凤州、同州签书、鄜州判官事。仁宗康定初（1040），西夏寇边，针对守备不足问题，种世衡建议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宽州故地筑新城，以抵挡西夏锋锐。朝廷命他负责这项工程，西夏军多次前来侵扰，种世衡一边指挥战斗，一边抓紧筑城，很快将新城筑成，朝廷命名为青涧城，任命他为知城事，种世衡从此开始戍边生涯。种家军由此也被称为清涧种家军。

种世衡善抚士卒，赏罚严明，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当时主持西北军务的范仲淹的赏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对种世衡评价极高，说：“平夏之功，世衡计谋居多，当时人未甚知之。”欧阳修曾说：“臣伏见兵兴以来，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将狄青、种世衡并列为北宋抗击西夏的最重要将领。

自种世衡开始，种家三世为将，他去世后，八个儿子均在军中服役，其中，种古、种诊、种谔三人均立有战功。种家第三代将领中，以种师道最为著名。《水浒传》中提到的“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说的就是种谔和种师道。

种谔是种世衡的第五子，因父荫入仕，后任清涧县知县。当时，绥州有西夏部落首领嵬名山经常带人骚扰清涧县地界。但嵬名山的弟弟嵬夷山却暗中请降于种谔，种谔一面上报知州陆诜，一面飞奏朝廷。陆诜认为投降可疑，而种谔则兵贵神速，不待朝廷下令就派兵潜入绥州，围住嵬名山大营，嵬名山猝不及防，只得带领一万多军民归顺宋朝。种谔未伤一兵一卒就收复了陕北重镇绥州。

种谔接管绥州后，坚壁清野，高筑城墙，击溃了闻讯赶来的西夏大军，种谔不听上谕，擅自采取行动，被陆诜弹劾，好在不久陆诜就因治边无力而被免职。种谔后因军功升任鄜延经略安抚副使，又攻克米脂城，俘获西夏守将令介讹遇，败西夏援军八万余人，威名迅速传遍全国。米脂大捷后，种谔奉命留守延州，从此边境安宁，延州百姓说：只要有老种经略相公在，我等无忧也！

《水浒传》中描写，青面兽杨志当时在种谔手下当差，后来他闯荡江湖，每每以在老种经略相公手下干过而自豪。此外，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和九纹龙史进，也是千里万里去投奔老种经略相公，足见种谔之威名。

种师道年少时从大儒张载学习，以荫补入仕，后在其伯父种谔手下从军，在米脂之役中立功，升为右殿直。他又换为文阶官，先后出任成州、宁州、镇洮军推官。元丰六年，种谔病死在知延州任上，随后，种师道任熙州推官、知邠州新平县。

哲宗亲政后，一改元祐间对西夏妥协的政策，转向强硬，章楶出任泾原路经略使，种师道在章楶麾下，任泾原路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

章楶指挥平夏城之战，大获全胜后，派种师道入京献俘于宣德门，入贺紫宸殿，亲自向哲宗皇帝奏功。此战不仅是宋军少见的攻击型胜利，而且攻取了大片战略要冲。战后，宋在此修筑设置了临羌、天都等寨以及西安州，种师道因筑城有功受到嘉奖。

在徽宗朝的党争中，有人告发说种师道诋毁先政，结果种师道被罢官，坐废近十年。北宋末年，宋朝图谋伐辽、夏，重新启用种师道，但种师道并不主张妄战，多次出山，又多次辞官。

宣和二年，宋、金缔结“海上盟约”，联合伐辽，种师道随从童贯任都统制，拜保静军节度使。宋军进攻幽州失利，辽国派使者前来恳求“救灾恤邻”，共同抗金。种师道进谏说应该答应辽使退兵，童贯不听，秘密弹劾种师道助贼，宋廷责令种师道退休。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很快包围北宋京师开封。徽宗慌忙传位给钦宗。宋廷急召种师道为河东、河北路制置使，种师道正在家乡钟南山豹林谷乡居，虽年老多病，闻命后立即出山，组织勤王军，日夜兼程，很快直抵开封城下。金军见是种师道率西军前来，收缩北撤，不敢妄动。钦宗任种师道为保卫京城的总指挥。北宋各路大军陆续抵达，一共集结了二十余万。头脑发热的钦宗做出“夜袭金营、生擒敌酋”的草率决定，姚平仲率军劫营，反被金军击溃，钦宗被迫答应把太原割让给金。

但太原军民拒绝投降，与金军展开血战。种师道的弟弟种师中率军解太原之围，但遭遇金军主力，全军在榆次溃散，种师中战死。擅长山地战的西军主力损失殆尽。

这时，围攻开封的金兵北撤，种师道建议朝廷乘胜追击，趁着金军渡黄河时给予聚歼。钦宗担心再惹战事，不但不听他的意见，反而收缴了他的帅印。钦宗认为，种师中战败被杀，种家军已不行了，竟说：“师道年迈，将以何用？”由于大臣们激烈反对，钦宗才没有彻底罢免种师道，又把他派往前线。种师道不顾年迈体弱上任。行前，他上书钦宗，请朝廷调遣关中、河北、河东各路兵马，集结优势兵力沿着沧、卫、孟、滑一线设防，以防金军，未被钦宗采纳。不久，七十六岁的种师道因病又被召回京师，他一路风尘，回京后很快便去世了。

种师道去世后一个月，金人再渡黄河南下，当年十一月末，京师失陷，当了俘虏的钦宗非常后悔，说，不听种将军的话，才落得如此可悲下场啊。

史载，京师城破后，有金军将领很想拜见种师道，得知种师道已死，便找到种师道的侄子种洌，对种洌说：我们过去曾在阵前见过你伯父，真是一位好将军啊！如能采纳他的意见，宋朝不会败得这样惨。现在宋朝应该知道种将军是个忠义之人了吧。后来种洌护送种师道灵柩西归，在路上碰到强盗，强盗听说是种师道的灵柩，都下拜致奠，并赠钱致敬。

宋金结为世仇

寇准原来设想“澶渊之盟”后，宋辽和平共处局面最多能维系数十年，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此后近一百二十年间，双方都不曾兵戎相见。最后，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盟约的不是辽朝，而是短视的宋朝。

女真族崛起后，数年间便占领了大片辽国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极为严重。宋与辽约为兄弟之邦，本该扶弱抗强，联辽抗金，但昏庸的徽宗君臣见利忘义，于宣和二年（1120）与金国订立“海上之盟”，约定共同灭辽。这个可耻的盟约最终引狼入室，辽国灭亡后，金军顺势南下，很快就灭亡了北宋，徽宗君臣自食其果，留下了千古笑柄。

女真的前身是隋唐时期的黑水靺鞨。唐末五代时，始称女真，为渤海国所统治。辽灭渤海国后，女真又受辽统治。辽为分化女真，把数千户女真的强宗大姓迁往今辽宁地区，过定居农耕生活，入辽户籍，称熟女真。仍居住在松花江、黑龙江的女真人，过着游牧生活，未入辽户籍，称生女真。十一世纪中期，属生女真的完颜部在酋长乌古乃的统帅下，日益强大，势力所及，北到今黑龙江两岸，东达今日本海边，东南至今图们江、鸭绿江流域。生女真逐渐形成了以完颜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

十二世纪初，乌古乃的孙子完颜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酋长和生女真部落联盟首领，于辽天庆四年（1114）誓师反辽，随后攻占了辽河以东原属辽国的大片地区。次年正月，阿骨打称帝，是为金太祖，建元收国，都上京会宁府。当年秋，阿骨打率兵夺取辽重镇黄龙府。辽天祚帝亲率七十万大军前往讨伐时，因朝廷内部不稳，急令撤军，在护步答冈被金兵大败，死者相枕百余里，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至金天辅四年（1120），金兵先后攻占辽的东京和上京，基本控制了今东北地区。

得知金连胜辽军的消息，为夺回燕云十六州，徽宗数次派使臣泛海出使金朝，最终与金朝缔结“海上之盟”，议定：宋金两国地位平等；宋金夹击辽，长城以北的中京由金攻取，长城以南的燕京由宋攻取，灭辽后，燕云地区归宋，西京之地待拿获天祚帝后给宋；宋给辽的岁币转送给金。

宋金谈判结盟行动一开始就遭到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左相郑居中说：“澶渊之盟至今百余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虽汉唐的和亲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边之策。如今四方无虞，却要冒然毁约，恐招致天怒人怨。且用兵之道，胜负难料。若胜，国库必乏，人民必困；若败，遗害不知凡几。以太宗之神勇，收复燕云，两战皆败，今日何可轻开战端！”

高丽国王捎话过来说：“辽为兄弟之国，存之可以安边；金为虎狼之国，不可交也！”

这些谏言都说得极透彻，可徽宗毫不醒悟。宰相王黼却诱导徽宗说，不要错过“兼弱攻昧”的机会。所谓的“兼弱攻昧”，意为捏软柿子。枢密院执政邓洵武上奏反驳说：什么“兼弱攻昧”，我看正应该扶弱抑强。如今国家兵势不振，财力匮乏，民力凋敝，这局面人人皆知，但无人敢言。我不明白，与强金为邻，难道好于与弱辽为邻？但利令智昏的徽宗根本不听。

金军大举攻辽，很快攻克辽中京、西京，辽天祚帝率少数残兵退入沙漠。在金的催促下，北宋派宦官童贯等率军两次攻打燕京，均被辽军击败，最终还是金兵由居庸关南下，攻克燕京。经反复交涉，金同意将燕京及所属涿、易、檀、顺、景、蓟六州归宋，宋则答应每年以一百万贯钱作为代价，附在当年的“岁币”中一起交给金朝。

宣和五年秋，阿骨打病死，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太宗。宣和七年，他派兵西进，擒获辽天祚帝，辽亡。金人从誓师反叛，到消灭立国二百年、雄踞北中国的辽国，只用了短短十一年时间。辽朝将亡之时，贵族耶律大石率契丹一部西走，至中亚重新建立以契丹人为主的国家西辽，大石称帝。西辽建国八十八年后，被蒙古所灭。

金灭北宋更为神速，只用了两年半时间。宣和七年十月、靖康元年（1126）八月，金军两度南下攻宋，徽宗、钦宗妥协求和，也终未逃脱覆亡命运，靖康二年四月，金人俘虏徽钦二帝，立国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灭亡。

建炎元年（1127）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帝位，建立南宋。经过几番较量，绍兴二年（1132）正月，高宗以临安为都，基本稳住阵脚，南宋与金形成对峙局面。此后，南宋军与金军又数度鏖战，基本形成均势，先后达成“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

这时，新的征服者蒙古崛起。蒙古族是古老民族，长期在蒙古草原过着游牧生活，先后受中原王朝唐以及北方强盛的辽、金管辖。金朝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金熙宗时期，成吉思汗的先祖俺巴孩汗被金朝以反叛罪钉在“木驴”上处死。世宗时，金不仅要蒙古纳贡，还每三年遣兵剿杀，谓之“减丁”。十三世纪初，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孛儿只斤家族的铁木真用十余年时间征服蔑儿乞、鞑靼、克烈、乃蛮等部，统一整个漠北地区。章宗泰合六年（1206），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接受“成吉思汗”称号。他用军民合一的千户制组织百姓，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善于野战和远程奔袭的军队。

蒙古对金虎视眈眈。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金军主力与蒙古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会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遭到重创。三年后，金宣宗被迫将都城从中都南迁至汴京，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蒙古人。但河南一地无法供养三十万大军，金国陷入了严重粮荒。金国主战派主张“取偿于宋”。

南宋很早就注意到蒙古势力的崛起。户部员外郎余嵘奉命出使金国，接触了金国野狐岭之役的败兵，回国后，他向宁宗上奏说：现在的蒙古就像当初女真崛起之初，金人现在面临过去辽国被灭亡的态势。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真德秀出使金国后指出，金国的灭亡之兆“大抵可见”。金国南迁后，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不无担忧地说：金人穷而南奔，势必侵犯我国。金亡，新的敌人尤为可虑。大臣乔行简认为，蒙古势力日益强大，过去的仇敌金国已成为蒙宋之间的缓冲国，唇亡齿寒，南宋应继续向金输纳岁币，助其抗蒙。但此论一出即遭群臣反对，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言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

由于“靖康之变”的前车之鉴，南宋对联蒙灭金一直比较犹疑。嘉定十年（1217），金国以“岁币不至”为由，在两淮、京湖、四川对南宋发动攻击。南宋的京湖地区是指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大约相当于今湖北全省、河南省和湖南省的部分地区。结果，仗打了七年，金军没有捞到任何便宜，反而损失惨重。宋廷此时尚清醒，没有对金国落井下石，但宋金联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金宣宗去世后，哀宗即位。哀宗试图有所作为，重用抗蒙名将，铲除奸佞，收复了不少失地。同时，停止侵宋，并与西夏修好。但好景不长。蒙古在建国的前一年便发兵攻略过西夏。1226年，蒙古发动大规模灭夏之战，先后攻占沙州、肃州、甘州、西凉府、灵州，进围中兴府。次年七月，成吉思汗死于征夏途中，不久，夏末帝投降被杀，建国一百八十九年的西夏王朝灭亡。

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灭金的策略，他对左右说：金的精兵在潼关，南有群山，北临黄河，难以遽然攻破。如果向宋借道。宋与金是世仇，必定会应允，那就可以出兵唐、邓，直指汴京。金危急，必定征召驻守潼关的军队。但是，那是一支数万人的大队伍，行军千里去救援，人马疲惫，即使赶到也不能作战了。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大败他们了。

两年后，窝阔台继承汗位，全力伐金。先在三峰山战役中击败金军精锐，而后进围汴京，哀宗逃至蔡州，又被蒙古军围攻。金向南宋求和借粮，遭到拒绝。蒙古要求南宋联合攻蔡州，得到了南宋的积极响应。宋廷派名将孟珙率精兵二万，送粮三十万石，帮助蒙古军攻蔡。端平元年（1234）正月，蒙宋联军攻破蔡州，金朝历时一百二十年而亡。

根据宋蒙协议，灭金后，两国以陈、蔡为界。但南宋心有不甘，于端平元年六、七月间，乘蒙古军撤退之际，派军进取开封、洛阳、应天三京，后因缺乏军粮等原因，被迫撤退。端平二年、宝佑六年（1258）和咸淳四年（1268），蒙古先后发动三次侵宋战争，祥兴二年（1279）三月，宋军最后的有生力量在崖山海战中失利，立国一百五十二年的南宋灭亡。

有人认为，在宋金、宋蒙（元）战争中，宋军之所以处于劣势，主要是因为丧失了北方的养马基地，无法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这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后来朱元璋北伐却能取得完胜。

宋军战力不如金军，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如西夏军，但蒙古灭西夏、灭金都只用了二十二年，蒙古大军的三次西征更是摧枯拉朽，灭国无数。但蒙元灭宋战争却耗时四十五年。

女真人向来骁勇能战，成吉思汗南下攻金时，金朝人口已发展到近五千万，比蒙古多四十余倍；军队也在百万以上，比蒙古多出十倍。当时有人说：“金朝如海，蒙古如一掬细沙。”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一掬细沙”填平了“大海”。到后来，明朝将蒙元驱逐到长城以北。明末时，蒙古又臣服于崛起的女真人的后代满清。

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北方游牧民族，或者说马背民族的战斗力就一定强于中原华夏民族。马背民族有善于骑射，擅长机动作战、运动战的优势；华夏民族则拥有人口众多、经济基础雄厚、武器先进，善于依城防守等优势。谁的优势发挥得好，谁就会在战场上有更多的胜算。

中原王朝强盛时，会对马背民族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而当中原王朝一旦衰落，马背民族就会乘机强大起来，这几乎是历史的铁律。

汉唐盛世时，饱受中原王朝打击的匈奴、突厥不得不西迁。这两个强悍的马背民族的西迁，均震撼了整个西方，给西方人留下了痛苦记忆，这也是所谓的“黄祸论”起源之一。

西晋时，马背民族乘中原王朝“八王之乱”之机，建立起与华夏民族对峙的政权，形成南北朝格局，华夏民族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唐末、五代乱世促成了契丹民族的兴起，宋与辽、宋与西夏、宋与金的冲突与对峙，又为女真人、蒙古人的崛起创造了机遇。

辽和金同为剽悍的马背民族，前者被后者攻灭，后者被蒙古攻灭。当他们勃兴的时候，势不可挡；而当他们衰弱时，比宋朝还容易被消灭。

李纲与宗泽

唐太宗李世民曾在《赐萧瑀》诗中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意思是在狂风中才能看出草的坚韧，在乱世里方能显出忠臣的赤诚之心。

李纲便是一位响当当的乱世忠臣。他是福建邵武人，生于江苏无锡，徽宗政和年间进士，在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任上，因得罪权贵改任比部员外郎、起居郎。

宣和二年（1120），宋与金订立“海上之盟”，结果引来一场塌天大祸，成为宋朝国运的拐点。宣和七年，李纲除太常少卿。十月，金太宗毁弃盟约，大举攻宋，分兵两路，西路以完颜宗翰为帅，包围了太原，东路以完颜宗望为帅，在宋降将郭药师引导下长驱直入，前锋直指北宋首都开封。边报猝至，宋廷震惊。徽宗一面召天下勤王之师，一面准备南逃。十二月，在李纲、吴敏等大臣的坚持下，徽宗将皇位传给钦宗赵桓。吴敏任门下侍郎、李纲任兵部侍郎。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逼近开封，徽宗匆匆出逃，有大臣也想奉钦宗南逃，遭到李纲坚决反对，钦宗决定留京坚守，并升任李纲为尚书右丞。次日，钦宗又改变主意。李纲上朝时见禁军已披甲待发，皇帝与后宫即将上车出逃。紧急关头，他高声喝问禁卫们说：尔等愿以死守宗社，还是愿跟从皇帝巡幸？禁卫们都大呼说：当然愿死守宗社，不留在京师，如何能安身？李纲又对钦宗说：陛下昨天已同意留守，今天又要出行，这是为什么？且六军情势已变，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哪里肯舍得离去，万一中途散归，谁为陛下守卫？且虏骑已逼近，他们知道陛下乘车去不了多远，以健马疾追，用什么来抵御他们？钦宗终于决心留守。

李纲被任命为亲征行营使，主持防务，厢军与保甲民兵也协助禁军，修楼橹、安炮台、运砖石、设弩床、备火油，积极备战。正月初八，金兵到达城下攻西水门，李纲亲临指挥战斗，击退金军进攻。次日，金军又攻酸枣门、封丘门，李纲又登城督战，杀敌数千。

钦宗同时派使者前往金营进行议和。李纲竭力反对割地与“过许金帛”。金人提出犒师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一百万匹，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钦宗全部同意，随即在城中大肆收罗金银以满足金的索求。同时，又另设宣抚司统率“勤王”之师和驻在城外的禁军，以分李纲的兵权。

二月，大将姚平仲夜袭金营失利，却将责任推给李纲，解除了李纲的职务。钦宗做太子的时候，就听说了西北大将姚平仲的名声，开封被围时，姚平仲正好在京城，他在福宁殿被钦宗召见对策时，请求带领敢死队攻入金营捉拿主帅。钦宗大喜同意。姚平仲出击后，接连攻破金军两座营寨，但金军主力夜里已经撤走。见计划失败，这位西北悍将竟骑上一头骡子，一天一夜跑出七百五十里。他后来辗转跑到青城山当道士，南宋孝宗时才出山，说出自己的经历。

京师军民十分愤怒，几十万军民聚集在皇宫前，呼声震天动地，要求重新起用李纲。钦宗恐怕激起民变，重新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丞，负责京师防务。李纲重整军务，士气大振，四方勤王军也陆续赶到，金军在得到割地诏书及得肃王赵枢为人质后退兵。金军退兵后，李纲改任枢密院事。四月，徽宗回到了京师。六月，李纲被任命以知枢密院事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解太原之围。但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等都直接听命于朝廷，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朝廷改任种师道为宣抚使，李纲被召回京，罢知枢密院事，以观文殿学士出任扬州知州，之后不断被贬。十一月，金兵再次大举南下，包围开封。钦宗再次起用李纲，李纲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行至半路时开封已沦陷。

靖康二年五月，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起用李纲为相，任宗泽为开封府知府。李纲上章主张议国是、议巡幸、议赦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本政、议责成、议修德，坚决反对议和，认为只要上下齐心抗金，“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无之耻”。此时，两河军民纷纷参加抗金，南宋政局逐渐稳定。

但高宗信任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令宗泽、傅亮即日过黄河，逼他们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进攻金军。李纲竭力为宗泽、傅亮等人辩护，又反对高宗南逃，于当年八月以“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罪名被罢相。太学生陈东因上书留用李纲、还都开封而被杀。

建炎元年（1127）十月，高宗自商丘逃至扬州，两河郡县相继沦陷。建炎三年，金兵南下，高宗逃往杭州、越州、明州等地，一度乘船入海。李纲一再遭贬，直到建炎三年冬才允许自由居住，以后又恢复了阶官、职名。绍兴二年（1132）二月，李纲被起用为湖广宣抚使兼潭州知州，他建议朝廷在荆湖一带屯驻重兵以图中原。

绍兴五年，李纲上长篇奏章陈述中兴大计，指出宋朝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他建议朝廷于两淮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同年十月，李纲改任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绍兴七年，李纲被罢职。九年，宋廷再次起用李纲为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李纲未及赴任，于次年正月病死。

朱熹称赞说：“（李）纲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痼疾，虽以谗间窜斥濒九死，而爱国忧君之志终不可夺者，可谓一世伟人矣！”文天祥称赞李纲说：“其道则隆，其运则剥。噫，胡出处之不常，为苍天频卜。”意思是说，用李纲的治国之道，则国运昌盛，否则就国运颓废。

当初，高宗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时做了两大决策，一是起用李纲为相；二是令宗泽知开封府，领兵进驻。宗泽是婺州义乌人，元祐年间进士，宣和元年（1119）三月，时任登州知州的宗泽以建神霄宫不虔诚，受到除名编管的处分。宋金缔结“海上之盟”，宗泽认为“天下自是多事矣”，遂退居东阳山谷间。

靖康元年，宗泽被召至京城，任宗正少卿，充和议使。因他反对求和，朝廷恐有碍和议，改命他任磁州知州。这时，北方地区的形势十分险恶，金军大举南下，太原失守，宋朝派往两河地区的地方官大多托故不往。宗泽受命当日就率弱卒十几人赴任。宗泽缮城壁、治器械、募义勇，严阵以待。金兵渡河南下，怕宗泽从背后袭击，派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登城，命壮士用神臂弓射退金兵，又开城门追击，杀敌数百。同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和刑部尚书王云奉命出使金军营议和，途经磁州。宗泽竭力劝阻赵构，百姓认为王云是金的奸细，将他打死。赵构只得留在磁州，后又退回了相州。

金军一面与宋议和，一面迅速南进，包围开封。钦宗从围城中派人持蜡书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入援。康王赵构率军离开相州，履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宗泽率两千人首先赶到大名。这时，钦宗又派人持蜡书送给康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等人都认为议和能成功，不愿进军，只有宗泽不相信女真人的诚意。康王即派宗泽率军万人打着他的旗号进驻澶渊。

靖康二年四月，金军劫徽、钦二帝北上。宗泽得知开封失守，立刻赶到大名，准备在金兵归途中夺回徽、钦二帝。虽然已传檄四方，其他“勤王”之师却无一兵一卒到来。宗泽只得放弃计划，转而上书赵构，劝他即皇帝位。五月，高宗即位。六月，宗泽被任命为襄阳府知府。宗泽极力反对割地求和，改任青州知州。宰相李纲十分器重宗泽，认为绥复旧都非宗泽不可，时年六十九岁的宗泽随即被改任开封知府，全面负责京师防务。

经过金兵的洗劫，旧日繁荣的京师满目疮痍，城内盗贼横行，物价飞涨，金兵尚驻扎在距京城以北不足二百里处，城内人心惶惶。宗泽募兵选将，整顿秩序，开封很快稳定下来。朝廷升宗泽为东京留守、开封府尹。河东义军首领王善以及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先后投到宗泽麾下，宋军军威大振。

正当宗泽积极备战时，高宗担心开封难以固守，十月迁都扬州。中原人心动荡。十二月，金太宗乘机分兵三路进攻山东、河南、陕西，企图控制中原，夺取扬州，灭亡南宋。初八，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率中路军击溃河阳宋军，南渡黄河，攻占汜水关，引兵东进，欲与东路右副元帅完颜宗辅部会攻东京。宗泽得知金军动向，为稳固开封外围防线，遣统制官刘衍和刘达率军分赴滑州、郑州保护河梁，以待大军北渡。二十四日，完颜宗翰军占领西京与宗泽军相持。建炎二年（1128）正月，完颜宗弼自郑州抵白沙进逼开封，开封民心震恐。

宗泽为安定民心，一面下令依旧张灯结彩，庆祝元宵；一面派精兵迂回金军侧后伏击。正月十五日，宋军前后夹击，大败金军，追至滑州，收复延津、河阴等地。二月初二，金军再攻开封，又被宗泽击败。开封军民士气大振，尊称宗泽为“宗爷爷”。四月以后，天气开始炎热，金军撤退。宗泽与八字军首领王彦、五马山义军首领马扩共同制订了北伐计划。到六月底，宗泽先后上疏二十四次，强烈要求高宗回銮开封，收复失地。但朝廷音讯全无，古稀之年的宗泽再也支持不住，背疽发作病倒。

诸将入室问候病情，宗泽看着诸将说：我因为徽、钦二帝遭受不幸，积愤成这样。你们如果能够消灭敌人，则我死而无恨了。诸将都流着泪说：怎敢不效力！诸将出去后，宗泽叹息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七月，宗泽病重离世，临终前，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宗泽去世当天，开封千余名太学生前来慰问哭吊，刚入殓，军士们便蜂拥而入，吊祭三日不绝。李纲在挽诗中发出“梁摧大厦倾，谁与扶穹窿”的哀号。

王夫之在《宋论》中说，金军兵临开封城下时，士大夫群体“一激不振，士气全颓，举天下以冥行而趋于泥淖，极乎靖康，无一可用之材，举国而授之非类，无足怪者。”其实，国家并非真的“无一可用之材”，只可惜，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和倚重。

宗泽之死对开封的防御无疑是致命一击。高宗派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其人“性残忍好杀，而短于中国古代科技大发展的时期，纷纷离之而去。开封战守形势急转直下。

李纲与宗泽是北宋王朝离乱之际的最后柱石，假如没有这二人，后来还会不会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史，都是大大的问号。

“精忠”岳飞

南宋初，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这四位军事统帅因抗金功绩最为突出，并称为“中兴四将”，其中，岳飞最负盛名。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从小刻苦读书，尤爱读兵法。他膂力过人，十几岁时就能拉开三百斤的大弓，后来又学得一手百发百中的好箭法。相传岳飞离家抗金前夕，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

南宋初建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岳飞不顾官卑职低，向高宗“上书数千言”，反对高宗南逃，结果被斥为“小臣越职，非所宜言”，逐出军营。岳飞改投河北都统张所，在太行山一带抗击金军，屡建战功。后复归时任东京留守的宗泽，宗泽死后，岳飞继续留守开封。

建炎三年（1129）五月，高宗移驾建康时，东京留守杜充假“勤王”之名，行脱离危险之实，准备离开开封，前往建康。岳飞于六月下旬接到杜充南撤的命令。岳飞向杜充苦谏说：“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捐数十万众不可得也。”杜充不听。开封于次年二月陷落，中原地区全部落入金人之手。高宗对杜充放弃开封的举动不加责罚，反而还命他负责长江防务，升任右相。高宗在建康稍事逗留，又返回杭州。九月，金军渡江后，杜充仓皇间派都统制陈淬率岳飞、戚方等统兵御敌，陈淬战死，岳飞苦战无援，退屯钟山。杜充又弃建康，逃往真州，不久降金。

杜充是宋朝疆域从北宋时代变为南宋时代的关键人物。宗泽去世时，黄河以北是宋、金尚在激烈争夺的区域，主要是各地民间抗金武装联合宋军残余抵抗金军，黄河以南则是宋军领地，只有金军南侵才会驻军。一年半后，杜充投降时，黄河以南、汉水长江以北成为宋、金激烈争夺的区域，长江以南才是宋军领地。高宗得知杜充投敌“不食者累日”，对左右说：朕对待杜充，让他从庶人到官拜宰相，可以称得上厚恩了，因什么缘故反叛？高宗到这个时候还不明白，足见他忠奸不分的秉性。

高宗流亡海上后，岳飞孤军坚持敌后作战。他先在广德攻击金军，六战六捷。金军进攻常州时，他率部驰援，四战四胜。次年，岳飞与韩世忠配合，在建康城南牛头山设伏，大破完颜宗弼，收复建康，金军被迫北撤。从此，岳飞威名传遍大江南北，声震河朔。同年，岳飞升任通州镇抚使兼知泰州，拥有人马万余，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的抗金劲旅“岳家军”。

绍兴三年（1133），岳飞因剿灭李成、张用等“军贼游寇”，得高宗奖“精忠岳飞”锦旗。“精忠”一词意为对国家、民族无比忠诚，出自晋葛洪《抱朴子·博喻》：“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于精忠；田丰见微，而夷戮於言直。”

绍兴四年春，岳飞上《乞复襄阳札子》，提出收复陷于金人扶持的伪齐政权的襄阳六郡（襄阳府、郢、随、唐、邓等州及信阳军）的主张，并说：“恢复中原，此为基本。”奏议得到朝廷许可，但高宗又特别规定岳家军不得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只以收复六郡为限。岳飞第一次北伐便出师大捷，很快将六郡全部收复。六郡的收复，使南宋军进可北伐，退可固守，奠定了此后南宋一百多年的稳定局面，意义非凡。岳飞因功升清远军节度使，年仅三十二岁便成为南宋一代最年轻的建节者。同年十二月，岳飞又败金兵于庐州，金兵被迫北还。

绍兴五年，岳飞率军镇压并大量吸收洞庭湖杨幺义军，收编了五六万精兵，使“岳家军”实力大增。宋廷又将荆湖南路安抚司、江西南路安抚司等所部数万人拨归岳飞节制，使全军达十万人马，不仅兵员和素质居南宋各军之冠，声望也在诸军之上。绍兴六年七月、八月间，岳飞第二次出师北伐，收复了陕西一带的商州全境和虢州部分地区。十一月，岳飞率军第三次北伐，反击伪齐的进攻，进军至蔡州一带收兵，俘获伪齐战马数千匹。

绍兴十年，完颜宗弼亲统大军南下攻宋，五月下旬，兵临顺昌城下。岳飞受命由鄂州挥师北上，进行第四次北伐。岳家军很快收复蔡州、颖昌、陈州、郑州和西京河南府。七月，在郾城大破宗弼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又取得颖昌大捷，宗弼被迫退守开封。不久，岳家军进抵开封近郊朱仙镇，准备与金军决战。但就在此时，高宗连发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岳飞不得已从命，叹息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绍兴十一正月，完颜宗弼再度领军南下。二月，岳飞领兵驰援淮西，这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抗金战斗。不久，宋金重新议和。四月，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被调离军队，到临安枢密院供职，实际解除了三人的兵权。八月九日，岳飞被罢枢密副使，他自请回到江州旧居赋闲。十月十三日，岳飞被投入大理寺狱中。

御史中丞何铸负责审理岳飞案。《宋史·岳飞列传》记载：“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精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何铸看到岳飞背上所刺的“精忠报国”四字后为之震惊，转而为岳飞申冤，为秦桧所忌，改由监察御史、右正言万俟卨审理。万俟卨诬陷岳飞虚报军情及逗留淮西等罪。

十一月初七，宋金达成“绍兴和议”。除夕夜，高宗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将岳飞赐死，将岳飞部将张宪及岳云斩首。“绍兴和议”达成的一个多月后岳飞即被害，岳飞成为宋金媾和的牺牲品。力主抗金，反对投降议和，是岳飞被害的主因。

南宋人一般认为杀害岳飞的主谋是秦桧，宋亡后，人们开始将罪魁祸首指向高宗。明朝高启写诗说：“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文徵明的《满江红》词中说：“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很多人认为，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这虽无前车之鉴，但后世却有活生生的案例。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十二岁的明英宗朱祁镇轻信宦官王振的怂恿，御驾亲征，酿成“土木堡之变”，五十万明军被蒙古瓦剌军击溃，他本人被生擒。之后，他的弟弟朱祁钰在留守大臣拥立下即位，是为景帝。瓦剌为挑动明朝内部纷争，一年后将朱祁镇释放。朱祁镇回来后，立即被景帝幽禁，但在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晚，趁景帝病重，大将石亨、政客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发动“夺门之变”，拥立朱祁镇成功复位，朱祁钰被废。

岳飞堪称一代儒将。所谓儒将，通常指具有较高儒家文化修养、具有士大夫气节的将领。《宋史·岳飞传》评论说：“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这段文字虽为尊者讳，将陷害岳飞的责任全部推到秦桧身上，为高宗脱罪，但将岳飞与关羽、诸葛亮相提，说西汉以来能打仗的武将不乏其人，但像岳飞这样文武双全、仁智并施的将领则不多见。这是正史对岳飞给予的极高评价，当然，也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岳飞虽出身行伍，但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善诗词，以《满江红》《小重山》为代表，诗词风格悲壮，意气豪迈，表达了恢复中原的伟大抱负和壮志难酬的深沉慨叹。他的书法畅快淋漓，意态淳正，刚劲不柔。而且，岳飞敢于直言，“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岳飞的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表现了强烈的治平天下的情怀。

从绍兴元年（1131）到七年（1137），高宗对岳飞高度信任，岳飞由一个下级军官后来居上，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并列的大帅。岳飞在绍兴七年三月所写的《乞出师札子》中说：“而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臣实何人，误辱神圣之知如此，敢不昼度夜思，以图报称。”此时，岳飞深念高宗厚恩，渴望抗金建功，以为报答。

但就在绍兴七年春却发生的一件令双方不快的事。当时，高宗决定把大将刘光世的淮西军交给岳飞指挥，却因宰相张浚和秦桧的说服，取消成命。岳飞愤慨辞职，不经高宗批准，擅自去庐山，为亡母守孝。高宗闻知岳飞辞职，即令鄂州军营将佐立刻敦请岳飞还军，并派张宗元到鄂州军中做宣抚判官。又命李若虚、王贵去庐山请岳飞下山，李若虚劝了岳飞六日，岳飞才答应还军视事。

岳飞还做了一件犯忌的事。岳飞听说金朝打算扶立钦宗儿子当傀儡，就上奏建议无子且丧失生育能力的高宗早立皇储。有位名叫薛弼的大臣劝他不要这样做，岳飞仍坚持己见。高宗立即驳回他的建议，并严厉地说：武将不应干预朝政。而几年前发生的苗刘兵变，令高宗一度被逼退位，并痛失唯一的爱子，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极大地强化了高宗对武将的防范意识。立储问题并非不可讨论。北宋仁宗没有皇子，范镇报定“死谏”决心，三次觐见仁宗、十九次上奏章，最后令仁宗深受感动。但对于不听指挥的武将，高宗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恐惧、厌恶与愤恨。

岳飞抗金心切，绍兴八年（1138），他要求朝廷增添兵力，高宗不许。当时，南宋的主要军事力量，分别由“中兴四将”和吴玠等五人统领。五大战区中，楚州战区韩世忠的兵力为八万人，建康战区张俊的兵力为八万人，庐州战区刘光世的兵力为五万二千人，兴州战区吴玠的兵力为七万人，而岳飞统领的鄂州战区的兵力则多达十万人，而且还是公认的天下第一的精锐之师。统帅一支雄师的岳飞自然成为高宗防范的主要对象。

假如岳飞像刘光世、张俊一样略显平庸，则高宗尚可以有几分放心；假如岳飞性格不那么刚直，对朝廷事务噤若寒蝉，明哲保身，高宗或许也不会下决心杀他。高宗动用十二道金牌召岳飞撤军，潜台词其实是说：你太不听指挥了！十二道金牌的背后，已现杀机。

王夫之在《宋论》中痛骂高宗，说他“串李纲，斩陈东，杀岳飞，死李光、赵鼎于瘴乡”，根本就是盗跖之徒。王夫之批评岳飞为人处世也有不当之处。他认为，帅臣不可令誉，如果让民之誉、士之誉、公卿百僚之誉都归于己，反而不是好事，会使自己有危险。在宋代那种猜忌武将的时代，声誉太高的帅臣必然会有危险，人们对于岳飞的歌颂，甚至比小人的诽谤更具危害性。王夫之说：“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已夙矣。……（岳飞）合宰执、台谏、馆阁、守令之美，而皆引之于身，以受群言之赞颂。军归之，民归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归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卫社稷也，庸可得乎？”对岳飞的推崇和喜爱溢于言表。

高宗是岳飞冤案的幕后主使，岳飞案的昭雪平反变得十分艰难。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病死，主战派及岳飞亲属开始要求给岳飞恢复名誉。但高宗起用主治岳飞之狱的万俟卨担任宰相，消除了为岳飞平反的可能。蔡京死后的第三十五年，时为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撕毁和议，兴兵南侵，朝臣纷纷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高宗被迫作秀，下诏将流放岭南的岳飞家眷释还江州。诏书说：“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这并非是对岳飞的平反昭雪，而仅仅是表示朝廷对其遗属略示仁政。诏书将蔡京、童贯并提，坚持了对岳飞案的定案。

次年五月，赵构退位，孝宗赵昚即位。孝宗登基之初即果断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待遇。淳熙六年（1179），封岳飞谥号为“武穆”。但孝宗当政二十七年，高宗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因此，宋廷的平反告词虽承认这是冤案，但又不肯明说，对岳飞冤狱并未进行任何的甄别与复查，对冤狱的制造者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一概未究。赵昚并非不知岳飞冤情，他在私下接见岳飞之子岳霖时指出：“天下共知其冤。”

孝宗退位后，光宗赵惇继位，岳飞之子岳霖不久就去世了。岳霖子岳珂在其父前期努力的基础上，历经十年，于宁宗嘉泰三年（1203）搜集、编撰“高宗皇帝御笔手诏”和《吁天辨诬》等进献朝廷。“开禧北伐”前，宁宗采韩侂胄的建议，追封岳飞为鄂王。此时，距岳飞被害已六十二年。第二年，宁宗下令追夺秦桧“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这是为岳飞案平反最彻底的一次。但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杀，主战派再受排挤，在权奸史弥远主导下，竟又恢复了秦桧的爵谥。

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第一次指出当年的和议政策是导致岳飞冤案的重要因素。这份告词将诸葛亮、郭子仪与岳飞作比，追封岳飞为鄂王，赐谥“忠武”。这是南宋官方对岳飞的最高评价，也是南宋一代对岳飞的最后结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岳飞因为屈死，才赢得人们的同情，赢得了民族英雄的美名，假如面对高宗的十二道金牌，他选择抗命甚至走上反宋的道路，那就算不上是什么英雄了。果真如此呢？

身处满清入主中原之际、具有强烈“华夷之辨”思想的王夫之其实早就论及过这个问题。在《宋论》中，王夫之说，如果岳飞能够北伐成功，打败金国，就算回过头来把南宋灭掉，自己做皇帝，也未尝不可，因为这样好于异族为华夏之主。

采石大捷

宋、金达成“绍兴和议”的二十年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两国重启战事。在关键的采石大战中，南宋中书舍人虞允文临危受命，凭借长江天险，以不足两万的兵力，一举击溃由金主海陵王亲率的数十万金军，取得了南宋王朝最重要的保卫战的胜利。

从“绍兴和议”到采石之战的这二十年间，南宋政局相对稳定，而金国内部则发生了一系列变故。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死后，其弟太宗完颜晟（初名吴乞买）继续他未竟的事业，于金天会三年（1125）追俘辽天祚帝，辽国灭亡。又在灭辽的那年冬天命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完颜宗弼等人率军大举南下攻宋，于金天会五年即北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四月，俘走徽宗、钦宗父子，北宋灭亡。

太宗在位期间，采汉制，改旧俗，奠定立国规模，晚年又改变了女真兄终弟及旧制，立太祖孙完颜擅即后来的金熙宗为继承人。天会十三年即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正月，太宗病死，年仅十六岁的熙宗继位，完颜宗翰、完颜昌（挞懒）、完颜宗弼等掌握朝政实权。十三年后，完颜宗弼病死，熙宗才亲自过问政事。

熙宗亲政后，朝臣派系斗争激烈。熙宗本人性格暴躁多疑，皇统九年（1149），他大开杀戒，杀死两位皇弟，以及裴满皇后和妃子多人。同年十二月，熙宗堂弟、宰相完颜亮乘宗室和大臣人人自危、人心思变之机，发动政变，暗杀了熙宗，自立为帝，是为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以流血和弹压的方式稳定政局，杀死太宗子孙完颜宗懿等七十余人和大批贵族。

完颜亮野心勃勃，他迁都燕京，并誓言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经过多年准备，发兵四十万，号称六十万，分四路南侵，欲一举灭亡南宋。完颜亮自己亲率主力进取淮南。

南宋负责守江淮的是宿将刘锜，但他年老病重，已不复当年之勇，命副将王权指挥作战。王权畏敌，不战自逃，先是逃到和州，又从和州逃到长江南岸。宋将姚兴父子战死，刘锜率军退到扬州。消息传到临安，高宗大惊失色，决定入海避敌。宰相陈康伯坚决反对，高宗遂决心抗敌。

金军抵达和州，准备强攻长江南岸的要冲采石。当时驻守采石的宋军因统帅王权已被罢职，继任的新帅李显忠尚未到任，由和州败归的一万八千多名士兵群龙无首，形势危急。这时中书舍人虞允文受命到采石犒军，见此情形，主动担当指挥重任。

虞允文，隆州仁寿县人，进士及第后历任通判、知州等地方官，以及秘书丞、中书舍人等。虞允文与将官时俊、盛新等紧急商议，鉴于金军战船多为临时拆用民房木材建造，很不牢固，而宋军则拥有多种型号的战船，船体坚固，机动性好，攻击力强的特点，虞允文决定采用水、陆配合，以水战为主之战法。步兵与骑兵埋伏于江岸高地之后，水军战船分五队，一队驻大江中流，为主力；两队分东西两翼，成掎角之势；另两队隐蔽于小港，待机而动，充当预备队。

虞允文召集将士，晓以大义，以振军心。人群中有人喊道：您受命犒师，不是受命督战的，如果有人告状，您恐怕难辞其咎吧？虞允文大声说：现在，局势危及社稷，我还能回避吗？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不敌则死，都是死，退而死，不如进而死！

十一月初八，完颜亮指挥数百艘船只自采石西杨林渡向南岸进发，七十艘先头船已迫近岸边。虞允文沉着指挥，将士们以一当十。水军大船则猛冲金军船队，并施放霹雳炮迷敌眼目。金军大部分船只被撞沉。虞允文又组织弓箭手齐射，金兵纷纷落水。金军伤亡惨重，开始撤退。虞允文乘夜遣战船截击于杨林河口，大败金军，歼敌四千余人。虞允文判断，金军次日仍将进攻，便连夜调整部署，将一部分战船置于上游。以另一部兵力堵截杨林口，封锁金军船只出江的河口，待机歼敌。九日清晨，金军果然再次发起进攻。南宋水军乘胜上下夹击，焚敌船三百艘。

完颜亮率军退至扬州。虞允文料定金军将改在瓜洲渡江，占领京口，继续南侵，率军抵京口。虞允文拜会老将刘锜。刘锜在病榻上握住虞允文的手说：想不到朝廷养兵三十年，大功反而出自于你这样一个儒生。

宋军其他部队相继陆续到达，总兵力达二十万人。虞允文一面修造战船，一面加强江防部署。他还让宋军驾驶着战船在江面上游弋，战船在江面上回转如飞，极大地震慑了金军。

金军军心动摇，完颜亮故作镇静，二十六日仍强令：明日全军渡江，后退者死。金军的一些将士暗中密谋以为：进攻则被宋军杀死，后退将被完颜亮杀死，不如杀完颜亮与南宋讲和，然后各自回家，这是唯一的生路。次日黎明，起事的将士们涌入完颜亮的御营，一箭射中完颜亮，然后用绳子将他勒死。金军杀死完颜亮后，向北退兵三十里，遣使与南宋议和。完颜亮一手策划的南侵，遭到惨败。

虞允文一战成名，成为南宋主战派领袖。第二年，他因功升任兵部尚书、川陕宣抚使。在前往四川途中，他先后与京西制置使吴珙、荆南都统制李道会见于襄阳，与四川宣抚使吴璘会见于河池，商讨攻金战略。并提出从陕西出兵，先取河南，再攻汴京的战略。吴璘出兵陕西，收复西北三路十六州大片地区。

孝宗即位后，因保守派人物右相史浩、左相汤思退进言，南宋先后放弃西北三路，以及唐、邓、海、泗四州地。虞允文极力反对未果。

乾道三年（1167）二月，虞允文被重新启用，任知枢密院事。五月，名将吴璘死，虞允文接替他出任知枢密院事兼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到任后，整训军队，裁减老弱，修缮营垒、兵器，选拔将校，开仓赈灾，四川军政面目一新。

虞允文向高宗建议，派遣使臣到金朝，以索取徽、钦陵寝地为名，要金朝归还洛阳、巩县地，因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同时要求改订受书礼。孝宗派范成大出使金朝，面见金世宗，提出改礼、索地要求，遭到拒绝。

乾道八年，孝宗派虞允文到四川整军备战，计划从四川出兵，与朝廷主力军配合，在河南会师。孝宗多次催促虞允文发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未发动。虞允文理解孝宗的心情，日夜奔忙，积极备战，“戴星乘马，冰满鬓髯”，不幸于淳熙元年（1174）二月病亡。虞允文去世后，孝宗深受打击，从此失去收复中原的斗志，不再提北伐之议。

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曾在《续通鉴纪事本末》的批语中称赞虞允文说：“伟哉虞公，千古一人”。

孟珙与杜杲

宋王朝不乏良将，南宋联蒙灭金的蔡州之战，由名将孟珙指挥。孟珙，字璞玉，出身军人世家。北宋被金灭亡后，孟家祖上从山西绛州投奔“岳家军”，此后便随军定居在随州。孟珙的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曾立过军功，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其父孟宗政为京西兵马钤辖，镇守襄阳。孟珙是少年英雄，从小便随父抗金，立下很多战功。理宗早就听说了他的军事才能，即位后马上提拔孟珙，令他率军屯驻枣阳。

金哀宗南逃蔡州时，金国恒山公武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设想，计划夺取南宋四川作为落脚之地，并从襄阳打开入蜀通道。孟珙对此早有防备。绍定六年（1233）六月，孟珙大败武仙手下大将武天锡，斩首五千级，又攻破金国吕堰，斩首三千级。金国邓州主管移剌瑗举州投降。七月，孟珙再败武仙于银胡芦山，俘降兵七万。孟珙军又攻占唐州，粉碎了金兵逃往四川的计划。孟珙因功被提升为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蒙古军围蔡州时，窝阔台汗遣使要求南宋共同出兵灭金。宋廷派孟珙率军二万进攻蔡州。

蒙古军攻城北，孟珙所部宋军攻城南，并先于蒙军入城。蒙古大将张柔在蔡州中伏，幸亏孟珙的军队及时赶到，将他救出。灭金后，孟珙将金哀宗部分遗骸带回临安府，供于南宋太庙。南宋一雪“靖康之耻”，提升孟珙为建康府都统制，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

根据宋蒙协议，灭金后，两国以陈、蔡为界。但南宋心有不甘，于端平元年（1234）六、七月间，乘蒙古军队撤退之际，派军进取三京，后因缺乏军粮等原因，被迫撤退。

端平二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以南宋首先挑动战争为借口，发动第一次全面侵宋战争。蒙古军分三路南侵，窝阔台汗的儿子阔出率领中路蒙军进攻襄州、郢州；窝阔台的另一个儿子阔端率领西路蒙军向甘肃一带出发，进攻四川；宗王口温不花从东路进攻江淮地区。

理宗提升孟珙为主管侍卫军马司公事，驻扎黄州，节制黄州、蕲州、光州、信阳四郡军队，积极备战。三年二月，蒙军攻蕲州，被孟珙军击败。三月，蒙军围攻襄阳，守将投降，随州、荆门、鄂州等重镇均为蒙军占领。理宗下诏派孟珙率军前往救援。孟珙连夺二十四寨，扭转了战局。

嘉熙元年（1237）冬，蒙古军在口温不花、大将张柔率领下，再度南侵，在攻占光州以及复、蕲、随等州后，集中力量攻黄州。黄州守军出城迎战失利，退回城中坚守。宋廷急令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组织救援，史嵩之派荆鄂都统孟珙前去支援，孟珙部队乘船进入黄州。黄州军民听知孟珙来援，都欢呼说：我们的父母官来了，我们可以获胜了。宋军浴血苦战，第二年春，死伤惨重的蒙军撤退。孟珙顺势进兵，收复中路重镇襄阳府，补充大量兵力，准备了十年军粮，使襄阳恢复元气，在以后的抗蒙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蒙军以后屡攻襄阳，但一直未得逞。

京湖战局缓解后，孟珙又奉命紧急驰援岌岌可危的四川战场。嘉熙三年（1239）秋，蒙古都元帅达海绀卜和秃雪率众号称八十万，袭破成都、广汉、邛崃、简阳、眉山等重镇；征行大元帅按竺迩沿嘉陵江南下，攻重庆；蒙古军汪世显部则越渠江东进，一路抢关夺隘，蜀之咽喉夔州、瞿塘、施州接连失守。蒙古人渴望多年的从三峡入京湖，顺江东进夺临安的战略企图似乎要大功告成。

孟珙坐镇江陵，他判断汪世显部必取道施、黔两州渡江，于是，派兵驻屯峡州、归州，命其弟孟瑛以精兵五千驻松滋，作为后备部队，弟孟璋率精兵两千驻守澧州，形成环环相扣的防御体系。结果，汪世显部在大垭寨被孟珙水师打败，匆忙撤军，之后，粮草不继的蒙古军队不得不全部退出四川。

理宗改任孟珙为四川宣抚使，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将三分之二的南宋边防线都托付给他。孟珙招募久经征战之士，组建战力强大的“宁武军”；回鹘人爱里八都鲁率部来降，孟珙因之创建“飞鹘军”。他重视将帅间的团结，军纪严明。权开州梁栋借口乏粮擅离职守，孟珙立令将其斩首。他改革蜀政，一边整军，一边发展农业生产，扭转了四川战局。

淳祐六年（1246），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派人联系孟珙，愿向孟珙投降。孟珙把这个喜讯向朝廷报告，并已做好受降准备，但南宋朝廷害怕蒙古借机南侵，拒绝了范周吉的投诚，孟珙悲叹：“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九月，将星陨落，五十二岁的孟珙死于任上。理宗罢朝致哀，赠少师、太师，谥“忠襄”。

安丰军是南宋在淮西的军事重镇，位于淮河中游之南，其北岸为寿春。这一带水流较浅，骑兵容易涉水渡河，是著名的南北古战场，历来是南北兵家必争之地。嘉熙元年，口温不花、张柔久攻黄州不下，遂率部转攻安丰。

南宋安丰守臣是杜杲。杜杲，字子昕，邵武县人，其父杜颖官至江西提点刑狱，杜杲以荫补入仕。他初任到海门盐场供职，未上任即被福建提点刑狱陈彭寿召去代理闽尉，后又被江淮制置使李珏聘为幕僚。嘉定十二年（1219），金兵围攻滁州，他带兵救援，激战中，他的面部被射中二箭，不但没有下战场，而且方寸不乱，沉着指挥战斗，极大地激励了士气，打退了金兵的进攻。淮西制置使曾式中担任庐州节度推官时，当地发生兵变，杜杲单骑前往平息了叛乱。此后，他先后担任六安、定远知县，均有政绩。

叛将李全犯边，因杜杲熟悉边防事务，被朝廷提升为濠州知州。制置大使赵善湘欲收复盱眙，问杜杲的意见，杜杲说：贼恃外援，应截断盱眙的桥梁围困他们。赵善湘采用他的建议，果然成功。这时，驻在榆林埠的数万金兵投降，朝廷有人建议在金兵投降后杀之，夺取辎重。杜杲认为：“杀降不仁，夺货不义，纳之则有后患。”后来这批金兵被悉数遣散。

端平元年（1234），宋、蒙灭金后，宋廷要收复三京，召庐州太守全子才和大将赵葵、赵范出征。时任淮西转运判官的杜杲认为，江淮灾荒连年，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反为可虑了。并上奏朝廷极力反出师河洛。理宗不听，结果宋军兵败，大家都佩服杜杲的先见之明。

杜杲对蒙古军的入侵一直高度戒备，他和儿子杜庶很早就着手巩固安丰城防。蒙古军利用巨型抛石机攻城，杜杲听从部将王安的建议，发明了一种用木材搭构起来的移动木楼，称为“串楼”，布成防线，如同建起了一道移动城墙。蒙古军的炮石再猛烈，始终攻不下安丰城楼。

安丰城有很宽的护城壕沟，蒙古军发明新式战术，派兵填平壕沟，打通攻城通道，并终于在护城壕沟河上填出二十七道坝桥，可直接攻击安丰城。杜杲马上派兵攻夺这些坝桥的桥头，扼住蒙古军的攻势。蒙古军又组织敢死队，身披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罩住面部，号称“八都鲁”，向宋军冲击。杜杲挑选了一批神射手，使用一种特制小箭，专门射击蒙古军的眼睛，杀伤大批“八都鲁”。杜杲还发明了“鹅梨炮”“三弓弩炮”等守城武器。

不久，池州都统制吕文德率援军杀入安丰城中与杜杲会合，宋军士气大振。杜杲又与淮东余玠、赵东、夏皋等诸路援军内外夹击，蒙古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杜杲因功迁庐州知州，升淮西制置副使兼转运判官。

窝阔台不甘失败，嘉熙二年（1238）九月，令马步军都元帅察罕率八十万大军，再次攻淮西，进围庐州，欲克庐州后，造舟巢湖，以窥长江。杜杲积极备战，事先制作千百间串楼，列于城周濠岸。蒙古军于城外筑土城六十里围城，又筑台高过串楼，以制城内。杜杲令军以油灌草，焚烧其台，并在串楼中置炮轰击蒙古军高台，击中一将。杜杲乘胜出击，追奔数十里而还，蒙古军死伤惨重。

察罕见庐州屡攻不克，转军东进，攻陷滁州，但张柔鼻中飞石受伤；至天长县，遭知招信军余玠截击；攻泗州时，被城周濠水所阻，激战多时不克。察罕见屡战不利，于是北撤。杜杲以功升兵部侍郎、淮西制置使兼转运副使。

第二年，蒙古军又大举进犯，杜杲趁其征途疲乏，命其子杜庶等领兵主动出击，连传捷报二十七次。杜杲因年迈退休，淳祐二年（1242），蒙古军又大举南侵，杜杲应诏为官，复起任太平州知州，不久为华文阁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节制安庆、和州、无为三郡。他又在真州大败蒙古军，升为刑部尚书兼吏部尚书。淳祐八年病故。

蒙古军一筹莫展。淳祐元年（1241），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古军全面撤退。长达六年的第一次蒙宋战争，以蒙古的完败告终，这也是蒙古征服史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余玠经营四川

淳祐元年（1241），南宋新任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召集流散百姓重建成都城，自称百万之众，向蒙古军下书求战。十月，蒙古军都元帅塔孩率蒙古军来攻，陈隆之紧闭城门，试图倚靠坚固城墙抵御。但守将田世显开北门投降蒙古军，蒙古军杀入成都城内，俘虏陈隆之。蒙古军将陈隆之押赴汉州，命他召谕守将王夔出降，陈隆之却在城下大呼王夔坚守，被杀害。王夔驱赶火牛为前锋突围，蒙古军破汉州，南宋军民伤亡惨重，史称“西州之祸”。十一月，蒙古窝阔台汗病死，内部纷争汗位，蒙古军撤出四川。

南宋退守江南后，四川的战略地位日渐突出。蒙古攻宋以来，四川成为其历次南侵的主攻方向。理宗一直在物色四川守帅的人选，一位名叫余玠的将领逐渐进入他的视野。

余玠是蕲州人，早年投白鹿洞书院朱熹嫡传弟子李燔门下，精心研读程朱理学。端平初，宋师出河洛，被蒙古军击败，主将赵葵因“师退无律，致后阵败履”受到处分。但赵葵不改初衷，移师泗州，积极备战。赵葵是当时有名的儒将，也是李燔弟子。余玠为其壮心所动，投到他帐下。

嘉熙间，余玠在汴城、河阴战败蒙古军，升任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军。淳祐初，他与淮西制置使杜杲一起，率舟师在淮河安丰与蒙古察罕军激战四十天，解安丰之围，升淮东制置副使。

余玠的军事才能引起了理宗的注意，破格宣他入京陛见。在召问中，余玠对理宗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又说希望朝廷对待文武官员应一视同仁，歧视武官可能生出祸害。理宗认可余玠之议，于淳祐二年任其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庆，全面负责四川防务，因军情紧急，允许余玠就地措置，可先行后奏，不必事先请示朝廷。余玠向理宗辞行，发誓说：不出十年，当手执全蜀地归还本朝。

蒙古军屡攻四川，蜀地残破不堪，犹如一盘散沙。入蜀后，余玠以恢复失地为第一要务，更革弊政，挑选州县长官，整顿军纪，轻徭薄赋。他在帅府旁修筑招贤馆，下令说：收集众人智慧，广泛吸收忠诚、有益的意见，是诸葛亮治蜀的做法。凡献计献策者，近的可直接到公署衙府，远的可自己到州府陈述，所在州县官吏必须以礼相待，对有真才实学者要给予高官厚禄，朝廷将不吝按功奖赏。

果然，蜀人纷纷献策。余玠采纳播州冉连、冉璞兄弟的建议，针对蒙古军骑术精良、善于野战的特点，在合州钓鱼山依山筑城，以山险制骑。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十分明智、管用的决策。

钓鱼山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下通长江，山势险峻，易守难攻。钓鱼城筑成后，余玠迁州城于此。随后，余玠又将依山建城的经验推广到全蜀，沿嘉陵江、沱江、渠江、长江共建城十余处。余玠依靠这新建的山城防御体系，多次打退蒙古军的进攻，并率军屯田，发展生产，使四川恢复元气，向南宋中央朝廷输送了大量财赋，减轻了长江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实现了“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改变了四川抗蒙形势被动挨打的局面，日益好转。

因守蜀有功，淳祐八年，余玠被任为兵部尚书。这时，余玠的老领导赵葵出任枢密使，不久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抗战派执掌军政权，南宋王朝出现振作的气象。

淳祐十年冬，余玠率诸将巡边，主动进击，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府。淳祐十二年，蒙古汪德臣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率守军与其大战，将其逐走。余玠前后与蒙古军大小三十六战，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

但南宋朝中主和派官僚仍力量强大，他们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由，排斥赵葵任相。淳祐十年，赵葵罢右相兼枢密使。次年，主和派人物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

为统一四川军政，余玠将专横跋扈的利州路都统制王夔处死，但利州都统制司自行推举统制姚世安接任都统制职。余玠派人去任职，遭姚世安抵制。姚世安通过谢方叔之侄向谢方叔诬陷余玠。谢方叔与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攻击余玠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

理宗唯恐四川生变，对余玠起了猜疑之心，于宝祐元年（1253）下诏召余玠回京，改任资政殿学士。余玠抑郁不乐，突发暴病而亡。也有人说，余玠是因无法实现自己完全收复四川的誓言而服药自杀。蜀人听到他的死讯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次年，余玠部下王惟忠遭诬告被处死。

在生死存亡的关口，南宋王朝自毁长城。平庸的知鄂州余晦接替余玠守四川，蒙古军来袭，他接连战败。参知政事董槐上疏请求出师四川，理宗不准。赵葵罢相后居长沙，任潭州通判，见四川危急，上疏请求效力，但理宗只准他备咨访。四川重新陷入蒙古军的严重威胁下。

余玠虽遭谗害，但他的继任者王坚、张钰继续按余玠的做法，修筑山城，筑城总计达八十多处。这些堡垒首尾相连，形成以重庆为中心，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为有效地阻挡蒙古大军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王坚是南阳邓州人，早年投入孟珙父孟宗政军中，戍守唐州、邓州。他作战勇猛，有谋略，成为孟宗政的得力将领。后为孟珙部将。嘉熙年间，王坚多次击败蒙古军，以战功升任郡团练。王坚随孟珙入川御敌，守合州，宝祐二年（1254），升任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主持钓鱼城防务。

窝阔台汗病死，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蒙哥取得蒙古大汗位。之后，其弟忽必烈率军十万长途奔袭，灭大理国，完成对南宋的军事大包围。宝祐六年，蒙哥发动第二次蒙宋战争，分三路攻宋：中路由蒙哥亲率，南下四川，直扑重庆；南军从云南出发，经广西，直扑长沙；北路军由忽必烈率领，直扑鄂州，三军计划在鄂州会师后，顺江东进取临安。

次年初，蒙哥亲率四万军队兵临钓鱼城下，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前去招降，王坚严词拒绝并将晋国宝押到阅武场，斩首示众。蒙哥汗亲自指挥进攻，四月间一度乘夜攻上外城，但都被王坚、张珏等守城宋军将士打败。王坚还乘夜率军下山，袭击蒙哥汗营地。六月，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单骑到钓鱼城下招降，喊话未完，遭宋军矢石攻击，受伤后不治而亡。七月，蒙哥命人于钓鱼城东门高地上筑台，探城中情势以谋决战。王坚在蒙古军筑台时已选好位置，当蒙哥上台瞭望时，命人放炮将其击成重伤。蒙哥十多天后死于钓鱼城下。

蒙哥汗战死之后，进军鄂州的忽必烈和进攻漳州的塔察儿，以及占领了大马士革，正与古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军队作战的旭烈兀，为争夺汗位而匆忙回师，蒙古贵族集团开始了长期的内部争战。蒙哥之死，宣告了蒙古第二次侵宋战争的失败，南宋又维持了二十年国祚。西征的旭烈兀在西亚留下少数军团作战，因寡不敌众被埃及军队打败，未能打进非洲，蒙古在全世界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

蒙哥曾率军西征，勇猛无敌，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谁知这条横扫亚欧大地的“上帝之鞭”，竟在小小的钓鱼城被折断，蒙哥临终前发布遗诏：“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违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发出了屠城报复的誓言。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忌王坚战功，将他召回临安。景定五年，王坚去世。

王坚之子王安节也是一位英雄。他“少从其父守合州有功”入官，为度宗朝东南第七副将。德祐元年（1275），王安节与知州姚訔、通判陈炤等守常州，阻击东进元军，前后坚守数月之久。十一月，元丞相伯颜亲至常州督战，城陷。姚訔、陈炤等战死，王安节率残兵巷战，臂伤被俘，拒降而被杀害。

咸淳四年（1268），在汗位争夺中胜出的忽必烈发动第三次侵宋战争。咸淳七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建国号为大元，正式即皇帝位。

在前两次的侵宋过程中，蒙古军均将四川和淮西作为主攻方向。宋军在四川发挥以山制骑的特点，在淮西发挥以水制骑的优势，蒙古军在拉锯战中始终未占便宜。

咸淳三年，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因此，“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刘整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蒙古军实施中间突破，开始对襄阳进行战略包围，并最终在咸淳九年二月攻克樊城和襄阳，给南宋的防御体系以致命打击。

此时，钓鱼城守将已由第三任守将张钰把守，张钰率领钓鱼城军民，坚守城池十二年不失。

张珏是凤州人，有勇有谋，因功升都统制，号“四川猇将”，曾为王坚副将，击退蒙哥。他还主动出击，收复大良坪、开州等地，屡立战功。德祐元年（1275）宋廷提升他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将整个西南都托付于他。张钰升任后并没有立刻前往重庆，而是集中兵力夺回涪州、忠州、石门、大宁、泸州等地，德祐二年十二月才到重庆上任。张钰收复泸州时，杀死元朝守将熊耳，然后把泸州神臂城交给王世昌守卫，自己带倚重的部将赵安守重庆，钓鱼城则交给了另一个倚重的部将王立，至此，防御形成三足之势，抵抗元军。

正当张钰率部苦战时，德祐二年初，南宋临安被元军攻破，恭帝和谢太后被俘投降，益王和广王逃走。张钰得知都城陷落、皇帝投降后，并未放弃抵抗，而是一面派人出去寻访二王，一面派人在钓鱼城修建皇宫，准备迎接二王归来，据守重庆，以图东山再起。

元军随后猛攻四川，祥兴元年（1277）六月，泸州城破，守将王世昌血战数月后殉国。从余玠下令修建神臂城以来，南宋军民坚守了三十四年。

泸州城破后，攻打泸州的元西川军和数年来一直攻打钓鱼城的元东川军会攻重庆。在坚守一年半后，赵安开城投降，张钰激战后被俘，在押往元大都途中自尽殉国。文天祥作《悼制置使张珏》云：“气战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灭，功业竞何如？”

钓鱼城第四任守将王立早年即跟随张钰参加抗蒙战争，他接手钓鱼城时，南宋抗元形势急转直下，四川绝大部分土地均已沦陷，唯剩重庆、泸州与钓鱼城互为掎角，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苦苦支撑。泸州、重庆陷落后，整个四川只剩钓鱼城一座孤城在抵抗。为保全城中十余万军民的生命，王立以不可杀城中一人为条件，与元军达成协议，于祥兴三年正月开城出降，结束了钓鱼城四任守将三十六年的坚守。

辽金统治下的汉人

由于辽和金的南侵，包括燕云十六州以及后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统治民族先后易主，一方面使得这一地区的原住汉人发生了“胡化”，“华夷之辨”的格局消除；另一方面，入侵民族在与汉人的杂处交融中，受到先进的汉文化的吸引和影响，汉化进程日趋明显。这一时期不同民族间的深度交融与相互影响，为日后构建更大的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条件。

历史上对在燕云十六州生活的汉人有一个特殊的称谓——“燕云汉人”。广义上，燕云汉人还可包括之前进入长城以北受辽金统治的汉人，以及后来金人占领的中原地区汉人。由于在两宋以及五代时期，燕云汉人被辽、金统治了四百多年，他们的民族性格和生活习俗已经发生了很深的“胡化”，即少数民族化现象，与中原、南方汉人有很大的差别。

汉人进入辽的统治区域其实早在唐末五代就开始了。由于中原地区战乱不断，许多汉人为躲避战乱和暴政，纷纷北逃至辽朝境内。还有一些人是辽在袭扰中原王朝过程中掳掠过来的。辽太宗时据有幽云十六州，入辽之前，这一地区已拥有完整的州、县建制，辽朝基本按照中原王朝旧有建制施行统治，对其改变不大。燕云汉人人口众多，远超过辽朝旧有汉人的数量，成为辽境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胡化汉人。他们承袭唐和五代传统，在辽的统治下，以及与辽人混居的过程中，民族性格也与他们越来越近。

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出使辽朝的路振记述燕京风俗说：“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说明这一时期当地人的服装基本以传统汉服为主。

但到了哲宗朝，幽州汉人的服饰已经大变。苏辙在其《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七燕山》诗中就写道：“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徽宗宣和七年（1125），北宋使臣许亢宗曾前往金朝贺金太宗登位，他记载说：燕地汉人“民尚气节，秀者则向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舍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

辽朝并不强迫汉人穿着辽人服饰。但金灭辽和北宋后，对北方汉族采取了大规模“胡化”政策。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金枢密院以“即归本朝，宜同风俗”的名义，命令河北、河东两路新附民众“削去头发，短巾左衽”，如若不从“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天会七年，削发易服令全面推行，“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南宋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使金看到旧都开封汉人都变成了“髡发”、“胡服”，感慨万分。

辽、金对汉人胡化问题之所以采取不同政策，反映出辽宋关系、金宋关系的差异，总体上说，辽与北宋关系友好，金与南宋关系敌对。

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契丹统治阶层就不断在归附的汉人中寻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优秀人才。由于大量汉族的迁入，阿保机采纳韩延徽等人建议，对汉人另置州县安顿，这些州县有的还“不改中国（即中原）州县之名”，例如为原从檀州掳来的汉人再置“檀州”，为原从蓟州三河县俘掠的汉人重建“三河县”。越来越多的汉人被仿效中原州县方式集中安置，辽廷后来又将其和契丹的贵族奴隶制相结合，创造出“头下州军”形式，州军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由领主向朝廷提名自己的部曲担任。这样一来，草原上开始出现大批定居点，中原农耕文明在游牧地区生根发展。

《新五代史》记载，早在耶律阿保机上台之初，便有“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阿保机用中原式的专制帝王统治代替草原民族的军事民主制，是契丹立国并日趋强大的基础，这个重要的政治决策来自汉人。

其后，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张砺等众多汉人，均被辽太祖、辽太宗从俘虏和中原逃人中发现，引为佐命功臣。这批人在安置汉人，对渤海、党项以及对中原王朝的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韩知古家族，终辽之世，是辽朝仅次于皇族耶律氏、后族萧氏的大家族，对辽朝政治影响深远。

韩知古是蓟州玉田人，善谋有识量，六岁时被阿保机淳钦皇后之兄欲稳掠入契丹，后陪嫁给阿保机，受到阿保机信任，其地位逐步提高，权势一再加重，由总知汉儿司事，到拜左仆射，最后迁中书令。《辽史》称：“时仪法疏阔，（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

韩知古的第三子韩匡嗣在太宗朝时任右骁卫将军、二仪殿将军，但在其后的世宗、穆宗两朝未被重用。他因与当时尚未登上皇位的景宗耶律贤友好，耶律贤登位后，被任命为上京留守、南京留守，封燕王，地位显赫。后因与宋军作战失败，降为秦王。

韩匡嗣的九子中，有六人官至节度使以上，韩德让更是萧太后摄政时宠遇最厚、权势最大的人物，家族势力达至顶峰。

韩德让是韩匡嗣第四子，在辽景宗时任东京供奉官，迁权知南京留守事。景宗乾亨元年（979），韩德让在南京幽州抵御宋太宗北伐，守城十五昼夜，待援兵赶到，大败宋军于高梁河，因功授辽兴军节度使。后入朝为南院枢密使，赐名“德昌”，成为权势最大的汉臣。辽圣宗即位后，萧太后摄政，命韩德让负责宿卫。统和三年（985），韩德让兼政事令，进入辽国决策核心，对稳定圣宗初年的政局起到重要作用。次年，韩德让率军击败再次北伐的北宋军，被封为楚国公，旋即进封楚王。又拜大丞相，封齐王，总理北南两院枢密院，集辽、汉军政大权于一身。“澶渊之盟”后，徙封晋王，赐名耶律隆运，位于亲王之上。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011），随圣宗出征高丽，在军中去世，追赠尚书令。

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代开始，女真也很看重汉人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作用。金平定燕京后，燕地人物归附金国，金国开始在燕地设置中书省，立汉官宰相。

韩知古家族的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金朝。韩知古的九世孙韩企先为辽乾统年间进士，辽亡后入仕金朝。太宗天会十二年（1133），金廷征召韩企先至上京为尚书右丞相，协助完颜宗干等为金国进行制度建设。金熙宗时，继任右丞相，皇统元年（1141）封濮王。金世宗完颜雍曾称赞说：“汉人宰相惟韩企先最贤”，“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

但韩企先已无法与其先祖在辽的地位相提并论。韩企先拜相后，援引大批燕人进入金朝政府。熙宗皇统六年二月，韩企先病死，在刑部员外郎蔡松年、尚书省都事曹望之等人挑唆下，完颜宗弼开始排斥朝中韩企先一派的汉臣。《金史》记载，韩企先病重时，完颜宗弼前去看望。恰好这天韩企先的亲信、吏部侍郎田珏也在韩家，听说宗弼来了，知道他讨厌自己，于是躲避在屏风后面。完颜宗弼问：丞相年老有病，谁可做丞相继承人？韩企先推荐田珏，没想到完颜宗弼马上回答说：这个人可杀。结果，田珏等八人以结党专擅罪被处死，左司员外郎孟浩等三十四人放逐，燕云汉官势力受到清洗，从此一蹶不振。

辽、金王朝虽重用汉人上层知识分子，但总体上对汉人采取既拉拢又排斥的作法，既重用部分汉臣，又在政治上将汉人列于本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之后。而由于长期的隔阂，宋廷对这部分汉人也同样采取既拉拢又猜忌的态度，使得他们在民族认同上日显孤立，在辽、宋、金之间往来叛附。

郭药师本是渤海铁州人，原为辽朝在辽东招募、用以对抗女真的“怨军”首领。在对金战争中，郭药师所部“怨军”势力独大，改称“常胜军”。郭药师反复无常，他见辽朝大势已去，便举部降宋，献出了所据的涿州和易州。降宋时，他向徽宗上了一道极富感情的降表，表达了对宋朝的强烈民族认同感。徽宗曾召他入朝，赐给宅第姬妾，并亲自接见，任为同知燕山府（宋改燕京为燕山府）。他自恃徽宗恩宠有加，知府王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凡郭药师所要的兵械甲杖马匹，宋廷都尽量供给。这时常胜军已有五万之众，所附乡兵号称三十万。郭药师及其部下都不改“左衽”，仍穿辽服，不着宋装。

但金军攻宋后，郭药师又迅即降金，并作为先锋，引导金兵攻破开封。《金史·郭药师传》因此说：“郭药师者，辽之余孽，宋之厉阶，金之功臣也。”

像郭药师这样的燕云汉人不在少数，《金史·世宗本纪》记载，金世宗曾深有感触地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

燕云汉人、“胡化”汉人采取往来叛附的态度，固然有被辽、金威迫以求自保的一面，也有宋朝政策失误方面的原因。

张觉是平州义丰人，辽朝进士，官至辽兴军节度副使。金伐辽时，张觉以平州投降完颜宗翰，被封为临海军节度使，平州知州。金人攻占燕京后，将燕京移交给宋，升平州为南京，以张觉为留守。宣和五年（1123），金太宗令辽朝降臣和燕地居民远徙东北。燕民不愿背井离乡，过平州时鼓动张觉叛金。张觉打出辽的旗号反金，并与北宋燕山府宣抚使王安中暗中联系，反叛归宋。但宋朝在军事上既未作援助张觉的准备，也未作防备金军进攻的准备。不久，平州被金军偷袭，张觉逃到燕山府，宋廷颁给张觉的任命状被金军缴获。在金军的追索下，王安中先杀了一个与张觉长相相似的人搪塞，完颜宗望看出来不是张觉，发兵去攻。王安中最后将张觉斩首并函送金朝。

郭药师对宋朝出尔反尔的做法十分寒心，愤愤地说：若金人来索我郭药师，难道也要交出去吗？后来郭药师反水，张觉被杀是重要的诱因。宣和七年十月，金太宗还以张觉事件为借口，下诏伐宋，最终导致“靖康之变”。

宋廷对幽云汉人也有偏见，宋朝借金军之力收回幽云地区后，实行“换官”“授田”“盐法”，更换原来的州县官吏，将燕京汉人的家产、屋业、土地授予郭药师的常胜军，提高官盐价格，遭遇汉人的强烈反对。相反，金朝对宋开战后，却在辽降臣、汉人刘彦宗的指点下采取了正确决策，“金人已得燕，则盐法尽仍旧，常胜军屋业田土，尽给前主，燕人归心焉。”

宋朝的腐败、懦弱、措置失当，严重伤害了燕云汉人的感情，失掉了民心，使之与宋离心离德。早在宋太宗端拱年间，谏官王禹偁便在其《唐河店妪传》中就揭露说，边地百姓本来英勇善战，力保家园不失，可一旦官军替之，收其壮士大马，反而导致家园不守，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宋元的最后一战其实是两位燕云汉人间的决斗

蒙元崛起后，金朝统治下的燕云汉人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燕京永清史氏家族名重一时。金贞祐元年（1213），成吉思汗大举伐金，长驱燕赵之地，围困金中都。这年十月，成吉思汗麾下骁将木华黎军进至河北时，永清人史秉直率族众数千人迎降。木华黎令史秉直仍统率其族众，以其子史天倪为万户。史秉直从木华黎攻金北京大定府，因功授行尚书六部事，史氏家族的政治军事地位开始确立。

成吉思汗赐史天倪金符，授予马步军都统，又授予右副都元帅，改赐金虎符。史天倪跟随木华黎平定河北西路，史天倪任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使，他进谏木华黎：目前，中原大致平定。但是，我军仍然纵兵劫掠，这不是王者抚人民、伐罪孽的本意。木华黎于是下令禁止剽掠，俘获的官吏百姓，一律遣归家园故里，赢得“仁厚不杀”的名声，金国归降者日众。史天倪守真定，以金降将武仙为其副手，武仙不久反叛，杀死了史天倪。

史秉直第三子、史天倪之弟史天泽闻其兄死讯，联合蒙古军，击败武仙，收复真定。蒙古太宗窝阔台即位后，命史天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史天泽在卫州大败武仙，并在攻蔡州、亡金的战斗中血战立功。灭金后，史天泽参加蒙宋战争。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次年，史天泽拜中书右丞相，进入蒙古最高统治层。

中统三年二月，山东李璮发动变乱，被史天泽率兵镇压。蒙古统治阶层内部有人认为，李璮之乱，原因在于汉人世侯权力太重。史天泽于是上奏：“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这年十二月，忽必烈在各路实行军民分职，史氏子侄解除兵权者达十七人，史天泽右丞相之职也被免去。至元三年（1266），史天泽复起任枢密副使，至元十一年与伯颜并为左丞相，共同率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至郢州病还，次年病死。他的八个儿子均官至要职。

燕南人张柔也是被木华黎招降的汉人地主武装首领。张柔是易州定兴人，蒙金战争中，张柔以地方豪强身份聚集乡邻亲族数千余家结寨自保，金朝任他为定兴令，后迁至中都留守兼知大兴事。金兴定二年（1218），张柔与蒙古军战于狼牙岭，被俘后降蒙，仍任旧职。他扩张势力，占领了以保州为中心的三十多座城市。金正大九年（1232），张柔随蒙古将军速不台围攻金之汴京。次年，又随塔察儿攻克蔡州。张柔因功被提升为万户，兼管军民，成为独据一方的汉人世侯。

李璮之乱后，张柔与其第八子张弘略率军参加镇压。至元三年，张柔加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主持大都的城建，张弘略也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至元四年，张柔进封蔡国公，次年去世。在元初汉人勋臣中，张柔与史天泽一样，都被称为“拔都”（蒙语意为勇士）。忽必烈曾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

但另一方面，在辽、金少数民族政权治下的汉人中，历来也不乏忠于宋王朝的人士。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便是在金地出生的汉人。抗金名将李显忠原本是陕西汉人，高宗绍兴年间，金人攻陷延安，他被金人抓住。完颜宗弼欣赏他的才干，提拔他为承宣使，治管同州。李显忠赴同州后，随即派人持密信向宋廷呈报南归之事。后因事泄，他的二百多位家人被金人所杀。李显忠先投西夏，后率军投四川宋军，受到高宗的接见和嘉奖。李显忠英勇善战，战功赫赫。

南归人士中，最著名的还是张世杰。张世杰是范阳人，年轻时跟从张柔戍守杞州，后逃至南宋。《宋史·张世杰传》中说：“（张世杰）少从张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隶淮兵中，无所知名。”张世杰逃到南宋后，曾在淮军中当兵，并不被人所知。后来，南宋大将吕文德征召他为小校。他因多次立功升任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历任知高邮军、安东州。

咸淳九年（1273），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元军从襄阳出兵南下，张世杰守郢州，元军攻城不克，绕道沿汉水而下，取鄂州。德祐元年（1275）二月，元军于芜湖之战后乘胜攻占建康、镇江、常州等地。张世杰经江西入卫临安，宋廷任他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诸军，成为最高级别的军事统帅。张世杰遣将三路北进，收复常州、广德等地，继续出击，但连连失利，所部舟师在金山被元军击败，南宋长江防线彻底崩溃。次年正月，元军迫近临安，张世杰和文天祥请求背城决战，被宰相陈宜中所阻，乃提兵入海。四月，张世杰随益王、广王进入福州。之后，他与陆秀夫等先后立益王赵昰、卫王赵昺为帝，率二十万士卒、民兵迁至崖山。忽必烈委任张弘范为帅，全力进剿。张弘范推荐李恒为副帅，又亲临扬州点将，发水陆精兵二万，分道南征。

宋元的最后一战，其实是两位燕云汉人之间的决斗。元军统帅张弘范是张柔的第九子。祥兴二年（1279）初，张弘范率军到达崖山，占据海口，将打柴、汲水的道路全部堵死，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退路。张世杰有个外甥在元军中，张弘范三次派他到宋营劝降，张世杰历数古代忠臣，断然说：“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二月初六，元军乘涨潮之际，分别从海外和内陆两侧山地向盘踞在崖门湾内的张世杰部发起总攻，不到一天时间，南宋军战败。张世杰带着十一艘大船突围，宰相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帝昺跳海自尽，南宋军民十余万人相继投海。

得知帝昺死讯后，张世杰仍想侍奉杨太后寻求赵氏后代，再图后举。但无比绝望的杨太后投海自杀。元军继续派重兵追击，宋军且战且走。张世杰计划到占城后整顿军马，以图恢复。五月，船到南恩州平章港遭遇台风，战船倾覆，张世杰坠海溺亡。

汉人郭药师是带领金人灭亡北宋的“带路党”，南宋王朝最终亡于燕云汉人张弘范，这令人不胜唏嘘，显示出这一时期民族交杂、民族分合以及民族战争的复杂性。

武力的征服者成为“文化战争”的被征服者

在马背民族的统治下，燕云汉人的民族性格、社会风俗日趋胡化。而另一方面，入侵民族入主中原后，在汉族农业文明、制度、文化的熏陶下，迅速走上汉化的道路，则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历史趋势。

辽朝因实行蕃汉分制的二元政治，设北南面官制，以辽制治辽人，以汉制治汉人。但辽朝重用汉人，在汉官的推动下，其国家典章制度呈现出鲜明的汉化色彩。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但自从燕云十六州汉地入辽后，文化融合已是大势所趋。辽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兴宗时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重熙二十一年（1052）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道宗不仅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流露出蕃汉合一的思想，而且不以《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为讳，在朝堂上宣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

辽朝的主动姿态引起了宋朝的警惕，宋人甚至对两国往来国书互称南、北朝都不能接受。当辽兴宗遣使于宋，其国书自称北朝时，宋人认为辽朝“意以自尊大”，托词拒绝。宋使余靖精通契丹语，他三次出使辽朝，有一次还在国宴上用契丹语赋诗，兴宗听后高兴得手舞足蹈，两度向他举杯祝酒。这本来可以引为外交的美谈，没想到余靖回国后就遭到御史弹劾，说他有失大国体面，被贬出朝。欧阳修《新五代史》将辽朝打入《四夷附录》，则引起了辽人的极大不满。

金初仿辽制，实行两套体制。太祖完颜阿骨打重用一些汉化很深的渤海人做谋士，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参照汉字创制了女真文，增强了国力。金熙宗完颜亶是太祖的嫡孙，天会十三年（1135），太宗去世后继承皇位。熙宗即位前曾受学于汉人文士韩昉，能用汉文赋诗作词，喜雅歌儒服，“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金史·熙宗纪》记载，一次将帅奏捷，群臣纷纷赋诗称贺，熙宗看后说道：“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这完全是儒家的文治主张。熙宗还有强烈的正统观念，曾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

熙宗即位后对女真旧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废除女真旧制，推行汉官制度。设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并领尚书省事；朝中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设尚书令，专管大政事，下设管理政务的左右丞相和副相左右丞；门下省长官侍中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皆在丞相之下，分别由左右丞相兼任。地方仍一国两制，既有依辽、宋旧制设立的路府、州、县，女真族所在各地仍置猛安谋克，猛安比照州，谋克比照县。天眷元年（1138），颁布新制，增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作为宰相和副相的助手，加强相权；设立御史台，监督百官，强化皇权；规定新制和原女真或辽、宋旧职的换授等第，统一官制；颁布封国制度，削弱分裂势力。

皇统元年（1141）十一月，金、宋达成绍兴和议。之后，熙宗令大批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人南徙中原，与汉人杂居，按户授予官田，推动了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为恢复经济，加强统治，在中原也实行了新的政策，放伪齐军士悉令归农，将因岁饥而典雇为奴婢者放归还乡，减免赋税。太宗时，在上京会宁府建造乾元殿，成为金朝初期的政治中心，但十分简陋。熙宗时，改乾元殿为皇极殿，还仿汉制，建敷德殿为朝殿，以供百官陛见。建庆元宫为原庙，安放太祖以下遗像。又修建了太庙、社稷。至此，上京开始有了皇都气象。熙宗还颁行女真小字，对女真大字进行了简化，规定女真字与契丹字、汉字同为官方通用文字。

熙宗改制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女真旧制大都被废，“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显示出女真社会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趋势。但熙宗一朝，政争酷烈，朝政大权依次被宗翰、宗幹和宗弼所把持，直到皇统八年（1148）宗弼去世。宗弼死后，权欲极强的皇后裴满氏又干预朝政。熙宗开始酗酒，并乘醉杀人，其弟完颜元、完颜查剌、裴满氏及妃嫔多人都遭杀戮，群臣震恐。皇统九年十二月，熙宗被海陵王完颜亮所杀。

完颜亮同样喜好儒家文化，史称，他自幼“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他有强烈的正统观念，说“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后来，他率军南下攻宋，兵次扬州时写下了著名的《南征至维扬望江左》诗，称：“万里车书尽会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其华夏一统的思想跃然纸上。

称帝后，完颜亮决意迁都中原。天德三年（1151）四月，“诏迁都燕京”，同时派人扩建燕京旧城，营建宫室。两年后，金朝正式移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完颜亮的迁都遭到了部分女真贵族的抵制，为铲除保守势力的根据地，海陵王采取了决绝措施：“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

迁都燕京后，金朝的政治中心南移，进一步加速了汉化进程。迁都燕京不过数年，完颜亮又有了进一步南迁开封的打算。正隆六年（1161）正月，完颜亮对宋使宣称他将前往河南巡幸，并说不会在南京开封久留。四月，“诏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司、太府、少府皆从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馆，都水监，大理司官各留一员”。

完颜亮死于对宋战争中发生的兵变，金世宗完颜雍在东京辽阳即位。尽管有不少女真贵族主张还都于上京，但经过反复权衡，世宗最终还是决定进据中都，以传统汉地为皇都，金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宗从完颜亮的失败中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宋金南北分治已成定局，于是决定与南宋罢兵讲和。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出现了繁荣景象，出现了以文治为主要特色的“治世”，他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

世宗死后，其孙章宗完颜璟即位。章宗之父允恭倾心于汉文化，章宗自幼深受汉文化熏陶，其汉学根底比其父更胜一筹。金人评价他说：“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章宗延续了世宗的治国路线和方略，继续推动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建设，尤其在礼乐、朝仪、刑法、官制、科举、典章文物的建设上，参酌汉、唐，确定规制，取得了突出成就，后世称为“明昌之治”。

世宗、章宗在位的将近五十年中，熙宗、海陵二朝启动的汉化运动进入了完成阶段。这时的金王朝，实际上已经与中国的传统王朝没有多大区别。

汉化的潮流引起金朝最高统治者的忧惧。世宗曾告诫太子允恭和诸子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但允恭沉溺于汉文化，没有理会。在民间，女真人改汉姓、着汉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世宗、章宗曾屡次下诏禁止。大定十三年（1173）五月，“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大定二十七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颁布禁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章宗时也多次颁布过类似的禁令。但金朝后期，几乎所有的女真姓氏都有相应的汉姓。

金朝亡国后，出现了“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意思是说，辽朝由于信仰佛教而败落；金朝因过分汉化而丧失其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

后来清初的统治者在总结金亡教训时，认为责任在于熙宗和海陵王。清太宗皇太极曾说：“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这与“金以儒亡”的看法大体一致。

但清朝统治者并没有汲取他们自己总结的教训，与清代帝王汉化的速度和程度相比，金朝皇帝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先进的文明面前，那些武力的征服者，最终在“文化战争”中成为被征服者。

第四篇　士大夫精神

忠臣与贰臣

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其实勾画了士在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品质。中国古人常称的“壮士”“死士”指的就是富有这类精神气质的人。

孟子更关注士人人格精神的涵养，提倡“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因此，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语境中，士是与特定精神气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相当正面的概念。

与士、士人的概念略有不同，士大夫更强调其“知识分子——官僚”属性。宋初大兴科举，从制度层面对士人的“知识分子——官僚”身份进行了定型和塑造，士大夫阶层在宋代正式形成。

五代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时代，武力决定一切，强权便是公理。在武人擅权政治局面下，五代堪称历史上士风最颓败的时代之一。

后梁太祖朱温荒淫喜杀。他任宣武节度使时，随口戏称柳木可做车毂，随从的文人宾客顺口奉承，都说可以。不料朱温转脸大骂道：书生辈好顺口玩人，什么东西！车毂要用榆树做才耐用，柳木中看不中用！说罢令左右将这些宾客全部杀死。朱温当皇帝后，在一次行军途中，随行的散骑常侍张允、谏议大夫张衍、兵部侍郎张儁仅仅因为迟到，竟被他当众杀了。后汉高祖刘知远说：朝廷大事不可与书生们谋划，他们生性怯懦，只会误人。刘知远的大将史弘肇则声称：“安朝廷，定祸乱，只须长枪大剑，毛锥子（即毛笔，指文人）有什么用？”

在这样的时局下，文人士大夫只能选择苟且偷生，道德、名节成了奢侈品。《宋史》就此评论说：五代所建立的国家，传位不到三四代就改换姓氏，大臣侍奉君主就像受雇佣一样，旧皇帝下台，就侍奉新皇帝，大家习以为常。因此，后唐刚刚灭亡就向后晋称臣，后汉刚刚宣布禅让就当后周之臣。君主信赖的臣子、国家依赖的将领，一旦国灭，不能以名节定生死，伦理道德被废弃殆尽。

陈桥兵变是在“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的情况下完成改朝换代的，这在五代的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个奇迹。雄才大略的太祖赵匡胤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士人风气问题，在新王朝百废待兴的时刻，他要告诉天下人，新王朝需要新精神，需要有气节的士大夫。韩通之死为他提供了一次契机。

陈桥兵变之后，大军回师开封，之前，赵匡胤郑重地告诫诸将，要秋毫无犯，尤其不得加害公卿大臣，否则不容宽赦。京师守将大都是太祖的结义兄弟，因此，大军和平地进入京师，几乎未遇抵抗。但其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赵匡胤的心腹大将、参与策动陈桥兵变的王彦升率所部人马最先进入京师。后周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当时正在宫中，闻讯后仓皇出宫，被王彦升发现。王彦升一路追击，一直追到韩通府上，将他及其夫人、长子、二子、三子杀死。他三岁的幼子及四个女儿幸免。这是陈桥兵变中唯一的流血事件。

后周禁军由殿前司和侍卫司两部分组成。赵匡胤为殿前司都点检，是殿前司的一把手。侍卫司的一把手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司都指挥使李重进，二把手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司副都指挥使韩通。李重进当时驻军外地，实际执掌侍卫司的是韩通。因此，赵匡胤率大军出京后，韩通便是守备京师的禁军最高将领。

韩通是并州太原人，早年投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帐下，后周太祖郭威时，任为保义军节度使。到后周世宗柴荣时，他因参加高平之战、伐后蜀有功，被提拔为侍卫马步军都虞侯，成为高级禁军将领。又因跟随柴荣北伐契丹有功，班师后被任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赵匡胤对这起流血事件感到不快，考虑到开国之初，对王彦升“隐忍”而不加其罪。他下诏，追赠韩通为中书令，以礼安葬。

王彦升被提升为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拜恩州团练使，又任为京城巡检。一天，王彦升借巡检之名，半夜闯进宰相王溥府第，说夜间巡警困乏，过来找王溥喝酒，暗示向王溥索贿。王溥摆上酒宴，款待他一番后将他支走，第二天一早，马上将此事密奏赵匡胤。赵匡胤很快处分了王彦升，将他贬为唐州刺史。

王彦升直到去世，最大的官职不过是刺史、防御史，而他手下诸将中，许多人的官位都比他大得多。《宋史》记载，王彦升桀骜不驯，生性残忍，他在原州防御西夏时，曾在宴会上生吃夏人的耳朵。数十年后的仁宗天圣年间，夏人中还有不少被他咬去耳朵的人。这些不良记录，恐怕都与他杀韩通有关。

赵匡胤立宋后不久，昭义节度使李筠在泽州起兵反宋，北汉主刘钧率军相助，北汉宰相卫融在李筠军中协调。宋军攻破泽州，李筠败死，卫融被俘。卫融拒不投降，赵匡胤大怒，令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并拖出去斩首。卫融大呼：“大丈夫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之死正其所耳！”赵匡胤见状，下令放释，安排给他上药疗伤，赐给衣服、金带、鞍马等。后来还任其为太府卿、司农卿等。

在新宋改朝换代的当口，发生过许多故事，但赵匡胤表彰韩通、卫融这两件事，受到史家格外的重视。《宋史·忠义传序》写道：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

《宋史》认为，士大夫忠义之气，到五代时消褪殆尽。太祖对韩通、卫融的表彰，充分表明了朝廷的导向。之后，西北疆场的守臣勇于死敌，英勇无畏。到真宗、仁宗朝时，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等贤臣，在朝堂之上直言谠论，于是，朝野上下“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五代陋习被彻底铲除。所以，靖康之变时，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的，到处都有。到南宋国亡时，忠贞节义之士相望，忠君报国之事迹班班可书，他们匡直辅翼的功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

宋代士人“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这是后世人的共识，《宋史·忠义传序》认为，赵匡胤褒扬韩通、卫融，对养成这个风气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宋史》列有《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列为后周忠臣。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著名的《宋论》中却说，不能轻易将韩通称为后周忠臣，韩通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人之常情，他曾经与太祖位处同列，对于太祖登位，心中自然愤怒不平。但王夫之还是认为，与朝三暮四的冯道之流不同，韩通有堂堂正正的做人气概。

赵匡胤褒扬韩通、卫融，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当初，赵匡胤“受禅”登极时，仓猝间没有准备好禅文，一直在旁默不作声的翰林学士承旨陶榖拿出写好的草稿说：臣已准备好了。赵匡胤不但不感激，反而“由是薄其为人”。宋军征南唐时，南唐后主李煜派大臣徐铉使宋。徐铉数次与赵匡胤争辩，说南唐已经称臣，大宋就不应对南唐刀兵相向。赵匡胤十分恼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便是用来斥退徐铉的。但赵匡胤欣赏他的人品，灭南唐后，仍委以官职。

话说回来，圣明君主哪有不爱忠臣的？比如汉光武帝刘秀。西汉末年以及新莽时期，就有不少名士依附王莽，醉心利禄。刘秀建立东汉后，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对新莽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肯定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最典型的是曹操。关羽对刘备忠心耿耿，让曹操很是羡慕。曹操心想，关羽之所以忠于刘备，不就是因为刘备对他好吗？所以，他煞费苦心，想方设法地用感情留人，用待遇留人，用事业留人，赠赤兔马，赐黄金美人，锦袍加身，封万寿亭侯。可是关羽最后还是走了。关羽不贪图富贵，不二志，是真正的忠臣。

还有唐太宗李世民。魏征本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李世民听说魏征曾劝谏李建成要提防自己，把魏征带来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答道：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没有今日之祸了。李世民见他这么直爽，很是欣赏，登帝位后，马上任他为谏议大夫。魏征去世时，李世民痛哭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也。”

清代乾隆皇帝非常高明，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1777），他下诏命国史馆立“贰臣传”，为明清兴亡历程中降清的原明官吏撰写传记，将这批人定为“贰臣”。

这是乾隆的发明，从《史记》到历代官史，从不设贰臣传。《贰臣传》修成后分甲乙两编，共收入一百二十人。这批贰臣的活动时间，距乾隆决定立《贰臣传》最远的有一百五十年，最近的也有一百一十余年。乾隆为何翻历史旧账呢？乾隆在谕旨中说：当明朝处危亡之秋，这些贰臣们不能勇赴国难，却贪生怕死，背主求荣，都是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因为他们为大清建立功勋，就谅解他们生前投降的行为；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后人，本人已死就可以原谅。编《贰臣传》的目的，就是要传之后人，使人人都懂得为臣节操！

乾隆皇帝在评人论史时还说：“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而不论其才焉。当宋之亡也，有才如吕文焕、留梦炎、叶李辈，皆背国以降元。”

吕文焕是南宋襄阳守将，咸淳九年（1273）降元，并献策攻下鄂州，还自请为先锋，攻破、招降沿江诸州，为元军统帅伯颜向导，引元军东下，很快灭亡了南宋，后官至元朝的中书左丞。

留梦炎是南宋宰相，德祐二年（1276），元军进逼杭州，他弃官跑回家乡衢州，朝廷两次召请，他都不理。九月，元兵攻下衢州，他竟然以南宋故相名义率众投降。留梦炎是南宋状元出身，他降元后，帮元朝招降了一批宋臣，算得上是元朝的有功之臣，后为礼部尚书，迁翰林承旨，官至丞相。

叶李原为南宋太学生，宋亡后仕元，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官至尚书右丞。

乾隆皇帝郑重其事地诏修《贰臣传》，说明贰臣所投靠的主子，内心也是看不起贰臣的，他点出了贰臣的本质——“大节有亏”。

若要说到“贰臣”，历史上没有谁能超得过五代人冯道的。

冯道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早年曾写过一首不同寻常的诗，说：“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或许是有“狼虎丛中也立身”的信念，在五代乱世中，冯道一路官运亨通，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五朝，为大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十一君的重臣。他数度入主中书，居相位二十余年，死后被追封为瀛王。

冯道在私德方面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他当后唐庄宗李存勖的河东节度掌书记时，与随从和仆人们同吃同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他一概推却，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的家人后再送回去。他丧父回乡，正逢大饥荒，他倾其家财救济乡民，地方官的馈赠则一概不受。后唐明宗李嗣源当政时，冯道拜相。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皇帝应该珍惜无形之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

而每逢江山易代，冯道都会躲到幕后，静观其变，当新政权全面控制局面时，他便出来帮新主子收拾局面。

后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冯道仍为宰相。潞王李从珂反于凤翔，愍帝出奔卫州。看愍帝大势已去，冯道“视其君如路人”，亲率百官迎新主潞王李从珂入宫，拥立他为帝。冯道则继续任相，百官在他的带领下迅速各归其位。

契丹灭后晋后，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觐见，被任为太傅。一次，耶律德光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回答：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皇帝您救得。耶律德光“龙心大悦”。

由于冯道经验老到，连一代雄主郭威都要看他的反应来决定行止。后汉隐帝刘承祐为乱兵所杀后，郭威认为后汉大臣一定会推戴自己为帝。可是在见到冯道时，发现冯道一点意思表示都没有，像往常一样向他行礼。郭威马上意识到，代汉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就假意提出立刘赟为帝，并派冯道到徐州去迎接他。

总而言之，冯道当官有其秘诀，那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提早表态，永远跟着最有实力的当权者。

冯道这般处世，一定会受到非议。他并不在意，还写过一篇《长乐老自叙》，自称“长乐老”，历述自己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及契丹入主时所获的荣宠，标榜自己“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财”，“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他甚至预见后人无法给自己定论，说：称赞我的人，骂我的人，不知道谁多谁少呢！语气颇为自得。

但绝顶聪明的冯道失算了。与他的预见不同，他死后不过百年，宋人就给了他定论：私德无损，大节有亏。

宋初，薛居正在其所撰的《旧五代史·冯道传》中对冯道颇多溢美之词，称冯道“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

到北宋中叶，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时说：“予读冯道《长乐老自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欧阳修还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司户参军，病死任上。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哭罢，拿起斧头砍断了自己的那只手臂。欧阳修的意思是，冯道还不如一个女人知羞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也把冯道臭骂了一顿，称冯道“乃奸臣之尤”，还说：“（冯）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欧阳修、司马光对冯道的看法，为何与薛居正对冯道的看法有如此大的不同？薛居正是由五代入宋的高官，欧阳修、司马光活跃于北宋中期，他们的身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烙印。欧阳修、司马光对冯道的批评，反映了北宋士人风气的深刻转变。

旧臣与勋故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已聚集了当时的主要军事将领，但文官方面少有高官事前投入他的集团。立宋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赵匡胤留用全部后周官员，包括范质等三位宰相，以示政局稳定。

与冯道一样，范质也是跨几个王朝的旧臣。他自幼好学，博学多闻，后唐时任忠武军节度使推官、封丘令。后晋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郭威起兵代汉，范质为避战乱，藏匿在民间，郭威四处查访，终于将他找到。时值隆冬，大雪纷飞，郭威脱下长袍亲自给范质披上，以示关怀。后周立国后不久，范质拜为左相。他曾随柴荣参加高平之战、伐淮南，主持编纂了《大周刑统》，柴荣临终时受顾命辅佐恭帝。

太祖陈桥兵变后还都，范质与另一位宰相王溥被军士们簇拥到他面前。他们正发愣时，军校罗彦环拔出佩剑冲他俩喊道：我们无主，今天须得天子，谁如不从，就让我的宝剑说话。王浦见状首先走下台阶，向太祖跪拜。接着，范质也跪拜新主。太祖任用二人继续为相，四年后将他们免职。范质好当面折人，但风趣大度，遇事不斤斤计较，深得朝野敬仰。乾德二年（964）九月，范质去世，“家无余资”，他告诫儿子不请封谥号，不刻碑立传。太祖得知范质死讯，三日不朝，以示哀悼，并说范质只有宅第，没有田产，是真正的宰相。

太宗常与左右谈到范质，称赞说：“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范质右者。”但他又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到范质的不足，就是欠周世宗一死。太宗认为，范质即使做到这个份上，人品上还是有瑕疵的，这个瑕疵是气节上的亏缺，如果范质在陈桥兵变的时候不屈而死，那他的人格就完美了。按照太宗的逻辑，他哥哥赵匡胤可以造后周的反，而范质只能为后周殉葬，这未免强人所难。因此，后人评价范质，没有人认同太宗的这个观点。

薛居正也是由后周入宋的高官，但没有范质那样显贵，反而受到太祖信任，而且，与赵普一样，他在太宗一朝仍受重用，先后担任参知政事、宰相达十八年之久。但相比于赵普，薛居正为政宽仁俭朴，不喜苛求细察，他更不像赵普那样，为了东山再起，不惜挺身参与宫廷政治。

薛居正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其父薛仁谦曾任后周的太子宾客。他自幼好学，阅读了大量经史和诸子百家著作，文笔丰采，气势大度，深得郭威和柴荣的信任，仕途顺风顺水，先后任为左谏议大夫、刑部侍郎。太祖立宋后，薛居正调任户部侍郎。

建隆三年（962），太祖率兵平定了湖、湘一带，以薛居正知郎州。他初到郎州时，局势一片混乱，有败军数千人聚集山中为盗，城内也有败军的残余势力，不时骚扰。郎州的监军使怀疑城中千余僧人是山贼同党，准备把他们全杀了。薛居正说这事要缓一缓，并亲自率兵生擒了贼首汪端。审讯后，确认众僧不是他们的同党，避免了滥杀无辜。郎州得以安宁。

第二年，薛居正加兵部侍郎。太祖平定南方后，准备亲征太原。当时河南府一带面临饥荒，逃亡者有四万余家，百姓苦不堪言。太祖忧虑万分，对北伐事举棋不定，诏令薛居正赶往灾区安抚。薛居正采取放粮、鼓励自救等措施，使四万余家灾民安顿下来，解除了太祖的后顾之忧。

宋代有“宰执”的提法，是宰相和执政的合称。“宰”指宰相，包括首相和次相；“执”指执政，副相与枢密院正副长官合称执政。宋初不设副相。赵普一人独相时，虽尽心辅佐太祖，但“独断政事，太祖疑其专恣，欲用薛居正、吕馀庆为相，普恶其与己同列，但令参知政事。”这是乾德二年（964）四月的事。此时，参知政事地位较低，不入政事堂议事。后来，太祖对赵普起了疑心，于开宝六年（973）六月下诏，令吕、薛二人入政事堂，履行副相之职，分宰相之权。赵普不久罢相，太祖任薛居正为首相，沈义伦为次相，卢多逊为参知政事。

同年四月，太祖诏修《五代史》，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李昉等七人同修，至第二年闰十月成书一百五十卷，前后只用十八个月时间，是二十四部正史中编撰时间最短的史书。其后，欧阳修修撰《五代史记》。前者被称作《旧五代史》，后者被称作《新五代史》。开宝九年十月，太祖驾崩，太宗即位，改年号为太平兴国元年。为巩固帝位，太宗大赦天下，对薛居正、沈伦、卢多逊等前朝旧臣加官进爵。

次年，太宗为巩固政权，大幅增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薛居正认为不妥，以“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上书反对，但未被太宗采纳。此时，天下大势已定，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消除潜在隐患，同年五月，太宗尽罢节度使。七月，又以疾病等为由，将太祖过去同僚将领均从一线上撤换下来。但唯有薛居正等极少数老臣得以保留。薛居正又被加以尚书左仆射和昭文馆大学士，后又加司空，位极人臣。大平兴国六年（981）六月，薛居正病卒。太宗亲临其丧礼，追赠他为太尉、中书令。

《宋史·薛居正传》记载，太祖曾对薛居正说：自古帝王很少能够正己，臣子大多没有远略，虽然身居显位，不能垂名后世，而身陷不义之名，子孙遭殃，因为君臣没能尽行其道啊。我看唐太宗接受大臣谏议，直接指出他的过错而不以为耻。在我看来，不如自己不做错事，使别人没有指责。又观古代的大臣很多不能慎终如始，能够得以保全而且享受厚福的人，是由于忠正啊。开宝年间，薛居正与沈义伦一起任宰相，卢多逊先任参知政事，后又拜相。薛居正死后，沈义伦被贬，卢多逊被流放。人们都说，薛居正坚守臣道而得福，应验了太祖的话。

用前朝旧臣，是作为开国之君的赵匡胤的政治策略。但这又不单是个策略问题，赵匡胤胸襟宽阔，善于笼络和团结人才，早在后周世宗时，他便有意识地交结文人武将，武将形成“义社十兄弟”集团，文人则形成霸府幕僚集团。霸府幕僚集团不仅为他创业立下汗马功劳，也成为他守业的倚重。

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五，太祖立宋，十一日，为石守信等六名功臣加官进爵；十天后，“以佐命功”提升霸府幕僚，刘熙古为左谏议大夫，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吕馀庆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沈义伦为户部郎中。这四人是太祖霸府幕僚的核心成员，深得太祖器重，后来都担任过枢密院长官，赵普、沈义伦还先后任宰相，吕馀庆、刘熙古也先后出任参知政事。霸府幕僚中的其他成员楚昭辅、李处耘、王仁赡，也都得到重用，并担任过枢密副使，是宋初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赵普尤其深得太祖信任。《宋史》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此论便是为赵普而发。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赵普接任，而且一人独相，一任就是十年。

由于当宰相时间长，赵普权势越来越重，政事被他一人专断，政治上的保守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他反对任何批评，反对改革主张，压制不同意见。他在办公室的坐屏之后放置两只大瓮，“凡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满即焚于通衢。”

开宝六年（973），吴越王钱俶派人送书信给赵普，还送来十瓶海鲜，赵普把瓶子放在廊房下。恰巧太祖到他家中探视，赵普匆忙之间来不及掩藏。太祖问廊房下是什么东西，赵普说是海产。太祖说海产一定很好，令开启瓶子。结果打开一看，竟然全都是瓜子金。赵普惶恐地叩头谢罪说：臣还没有开启这些东西，实在不知。太祖打圆场说：受之无妨，他们还以为国家政事都是由你一个书生决定呢！

赵普还与枢密使李崇矩结成儿女亲家，令赵匡胤感到不安。当时，官府禁止私人贩卖秦、陇二地的木材，赵普曾派小吏到市场上购买木材，编成大筏运至京师造住房，小吏利用工作之便偷取木材，冒称赵普在京师附近售卖。赵普还用空闲土地私自换取皇家菜地，以扩建自己的住宅。

不久，翰林学士卢多逊及雷有邻揭发赵普受贿，太祖于是把赵普给罢免了。

赵普一直反对太祖传位于太宗，因此，到太宗朝时，他一度遭到冷落。后来，赵普领悟到太宗的需要，献“金匮之盟”，正中太宗下怀，再度出任宰相。

接下来，赵普构陷老对头、时任宰相的卢多逊与赵廷美勾连，将卢多逊全家发配至海南崖州，又唆使一个叫李符的人上书，将赵廷美流放到房州，爵位也由秦王贬为涪陵县公。然而，赵普很快又落马了。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也就是卢多逊被告发一年后，赵普罢相，贬为武胜军节度使。赵普对太宗感激涕零，表示来世要效犬马之力。

雍熙三年（986），太宗为报高梁河之辱而亲征幽蓟，但久攻不下，陷入进退维谷之境。赵普三次上表，建议班师。太宗接受其意见，并改封其为许国公，调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端拱元年（988年）二月，赵普第三次拜相，以吕蒙正副之，“国朝以来三入相者，唯赵普与蒙正焉。”淳化三年（992），赵普以年老请退，被加太师，封魏国公。当年，七十一岁的赵普去世。太宗派员治丧，遗赠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谥号“忠献”。

后世公认，就治平天下的大节而言，赵普不失为一代名相。首先，他是立宋的关键人物之一。赵普是老资格的政治家，霸府幕僚的核心成员，堪称太祖的“死党”。《宋史·赵普传》记载说：太祖北征到陈桥，酒后醉卧帐中，众军推戴他做皇帝，由赵普与后来的太宗赵光义开门进去向他通报。可见他地位之高。

其次，他参与制定的许多重要方针和政策，影响大宋朝三百年的统治和国运。立宋后，太祖一直把赵普看作左右手，政事无论大小，都向他咨询后再决断。太祖几乎日夜离不开赵普，退朝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跑到他家去请教，且尊称赵普的夫人为嫂，而赵普也是有问必答。为防止军将擅权和武装割据，赵普向太祖提出“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建议，太祖深以为然，不久便导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这十二个字也成为宋王朝三百多年一以贯之的“祖宗家法”。太祖采用“先南后北”策略发动统一战争，也是在一个雪夜探访赵普之后做出的。

第三，他敢于直言犯上。史载，赵普选择官吏，推荐了两位大臣给太祖，太祖觉得不合适，决定不用。第二天，赵普把这两人的名字又上报了，太祖还是不用，并且有些不高兴。到第三天，赵普依旧将同样的名字上奏，太祖勃然大怒，一把将奏纸撕毁，扔到地上。赵普将那些撕碎的奏纸拾起。回家粘补好第四天再次奏上，太祖无可奈何，只得用了这两个人。

第四，他谦虚好学。太祖曾批评赵普不爱读书，而赵普身边的大臣都是一些饱学之士，赵普接受批评，“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赵普在太宗朝做宰相时，很多人攻击他，说他不爱读书，所学的也就是一部《论语》而已，不适合当宰相。太宗问赵普：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答道：过去，臣以半部《论语》辅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辅助陛下，保天下的太平。

《宋史·赵普传》对赵普给予了很高评价，说他“性深沉有岸谷，虽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为己任。”

但赵普在私德方面却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话柄。为迎合太宗，他抛出所谓的“金匮之盟”，打击秦王赵廷美，驱逐政敌卢多逊，王夫之因此在《宋论》中指责他是个“不仁之人”。

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继赵普之后，第二个升任宰相的是沈义伦，他在以“佐命功”升迁的霸府幕僚中名列第四。后汉乾祐元年（948），白文珂任永兴军节度使，沈义伦投白文珂幕下。后周显德三年（956），赵匡胤初领匡国军节度使，沈义伦几乎与赵普同时投入赵匡胤霸府，任从事，掌管财政。

太祖立宋后，沈义伦升任户部郎中。第二年，沈义伦出使吴越，途中见淮南扬州、泗州发生饥荒，许多饥民饿死。归朝后，在他的力请下，太祖下诏淮南地方进行赈济。建隆三年（962）十一月，沈义伦升给事中。

乾德二年（964），宋军攻后蜀，沈义伦改任随军转运使。次年初，宋灭后蜀，宋军将帅恃功贪暴，只有都监曹彬、沈义伦清廉，曹彬归朝后，“唯荐义伦可任”。沈义伦升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开宝二年（969）二月，太祖亲征北汉，以皇弟赵光义为东京留守，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负责皇宫安全和处理朝廷日常财政事务。

沈义伦谨小慎微，对自己要求很严，朝廷大臣纷纷营造宏丽新居，他的住房条件很差，却一直未作修缮。开宝六年五月，太祖派人按设计图为他营造新居时，他执意要求按照小的规格建造。八月，宰相赵普被罢，他与薛居正同日升任宰相。

开宝九年十月，太祖驾崩，太宗即位，沈义伦避太宗名讳，改名沈伦，仍任次相。太平兴国四年（979）二月，太宗亲征北汉并随后攻辽，百官从征，沈伦任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全权负责留守事务，足见太宗对他的信任。九月，赵普因献“金匮之盟”说，被太宗任为首相，沈伦再次充任次相。

太平兴国七年初，或许觉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沈伦以病告假，并在秦王赵廷美勾结卢多逊谋反罪名将要成立之前，上表请求退休。同年四月，朝廷以沈伦不能觉察卢多逊的罪行为由，将他罢相。他再次上表求退，七月，以左仆射退休。雍熙四年（987）病死，年七十九岁。

在对待秦王赵廷美问题上，沈伦采取了与赵普截然不同的方式，他不愿参与宫廷斗争，充当太宗帮凶，《宋史》因此称他“清介醇谨”。

贤相

宋初的太祖、太宗及真宗朝早期，出了不少贤相，他们辅佐天子，勤于政事，引领百官，使新王朝呈现出新的气象。

端拱元年（988），赵普第三次拜相。太宗同时将李昉罢相，拜吕蒙正为次相。四年后，赵普以年老请退，吕蒙正一人独相。吕蒙正是北宋的第一位状元宰相。但状元公原本是落魄之人。有个“饭后钟”的典故，说的就是吕蒙正。吕蒙正出身贫寒，少时离家流浪，寄食于一座古寺，寺里的和尚原先是敲钟吃饭，因为厌恶吕蒙正蹭吃，便在吃完饭再敲钟。因为小时候吃了苦，做官以后，吕蒙正一直恪守清廉之道。有人托其弟吕蒙休转献一面古镜，说这个镜子特别好，能“光照二百里”，吕蒙正笑而却之道：我的脸不过盆子大，哪里用得着能照二百里的镜子！

太宗欲派人出使朔方，命中书省推荐人选。吕蒙正推荐了一人，太宗没同意。几天后，太宗又三次问起荐人之事，而吕蒙正每次回复还是推荐同一个人。太宗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吕蒙正回答道：不是臣固执，而是陛下不了解情况。此人一定能胜任，其余的人都不及他。吕蒙正说这番话时，一旁的百官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退朝后，太宗仔细思量一番后，称赞道：吕蒙正的气量，朕不如也。当下任命吕蒙正举荐的人为使者，结果这个人很称职。

淳化五年（994）元宵节，太宗在乾元门楼观灯赐宴，他得意地对左右大臣说：五代之际，天下生灵涂炭，以为天下再无太平之日。朕自当政之后，日理万机，才有今日之昌盛景象。由此来看，无论是大乱还是大治，无不是人之所为，并非是什么天意啊！大臣们听后纷纷赞美太宗英明。但吕蒙正却走到太宗面前说：臣不久前曾到城外，看到许多人面露饥色，甚至还看到一些饥饿而死的人。天下并不都像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样。愿陛下不但看到眼前的繁荣，而且也能看到远处的正挨饿受冻的百姓。太宗一时脸色大变，群臣都不敢出声，吕蒙正则从容归位。

第二年，吕蒙正罢相。接替他是吕端。吕蒙正是洛阳人，吕端是幽州人，二人的家族并无关系。太宗准备用吕端代吕蒙正为相时，有大臣提出反对，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却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并作诗把吕端比做姜太公。不久，吕蒙正改任参知政事，吕端拜相。

吕端是太祖霸府幕僚吕馀庆的亲弟，以父荫补官，太祖立宋后，历任成都知府、蔡州知州、枢密直学士。早在太平兴国间，寇准就向太宗推荐吕端，说他器识非常，希望能早用，太宗不以为然地说：我知道此人，是大家子弟，能吃酒肉，没什么其他能耐！

吕端在开封府判官任上，受一桩案子的牵连，被判罪，安置商州。太宗命人在他头上戴上木枷，这时，开封府还有一些公文要他签署，吕端吩咐左右说：只管拿来！只管拿来！戴枷判事，自古就有。《宋史·吕端传》说吕端“姿仪瑰秀”，是个美男子，但身体肥硕，太宗令他只能戴枷步行前往，千里路程不让骑马。宰相薛居正前来安慰，吕端大笑说：不是我吕某的灾，是长耳（指驴）的灾。意思是说，皇帝不准骑马，并没有说不让骑驴。谈笑幽默，一如平日。这些事情传到太宗耳朵里，渐渐改变了他对吕端的看法，觉得吕端还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吕端拜相后，办事持重稳当，公道廉洁，深得朝廷内外好评。吕端是由参知政事升任宰相的，当宰相时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太宗想起寇准的话，觉得用吕端用得太晚，有些后悔。吕端任参知政事时，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寇准随后也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吕端请求太宗将寇准排名在自己前面。有个小官平时听多了吕端“糊涂”的传闻，又听说他当了参知政事，很是不服，竟当着他的面不屑地说：这个人竟也当了副宰相了？吕端的随从要质问此人的姓名。吕端制止说：不要问，我知道了他的姓名，万一以后有事涉及他，虽不会去报复，但难保能公正对待，还是不知为好。

吕端升了宰相，寇准还是参知政事，吕端认为寇准干练多才，脾气耿直，担心他内心不服，合作不好，于是请求太宗下诏，让寇准和他平起平坐，隔日轮流执掌相府。太宗采纳吕端的意见，但下手谕说：“自今中公事必经吕端详的，乃得闻奏。”凡大事都先由吕端斟酌再上奏，明确了吕端的最高执掌。而吕端又总是谦让，许多大事，均与寇准有商有量，从不专断。

枢密使李惟清改任御史中丞，虽是平调，但权力小很多，他认为是吕端从中使坏，趁吕端有病在家，上朝告了吕端一个恶状。事情传到吕端耳中后，吕端不以为然，既不去对皇帝表白、解释，也没有找李惟清算账，而是说：我一辈子行得正，坐得直，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又怕什么风言风语呢？

对涉及名利的事，吕端都淡然处之，这在一般人眼中，还不被看作是“糊涂”？但吕端在担任宰相期间，处理了一件惊天大事，展现出了作为政治家的睿智和果敢。

太宗是个疑忌心很重的人，重到什么程度呢？连自己的儿子、自己立的太子他都怀疑。他的第三子元侃当太子后，与太宗一同拜谒祖庙回来，京城士民拥挤在道路两旁，争着看太子，人群中还有人喊出“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说：人心归向太子，欲置我于何地！多亏寇准宽解他说：陛下把天下交给自己选择的社稷之主，这是万世之福啊！这要是换了个奸臣从中挑拨，不知要闹出多大的事。

太宗驾崩后，元侃遭遇了一场由太监王继恩和李太后共同谋划的宫廷政变，好在有吕端相助，他才得以顺利登基。

王继恩在宋初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宋史》中说太祖驾崩时，宋皇后急令王继恩召太子赵德芳入宫，王继恩却拿着遗诏去找当时的晋王赵光义，后来便由赵光义继位。有人相信有“斧声烛影”之疑案，认为赵光义谋杀太祖即位，假如确有其事的话，王继恩在其中一定是起过重要作用。太宗一朝，王继恩深得宠信。

至道三年（997），太宗病重。李皇后和王继恩都不喜欢元侃，暗中串联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一起谋立元佐。三月，太宗去世前不久，吕端入宫探视，见元侃不在宫中，便先在笏板上书写“大渐”两字，密派亲信去通知他立即进宫。

太宗驾崩的当天，李皇后让王继恩到中书去召吕端。吕端担心王继恩故伎重演，诓他去诏书阁取太宗诏书。到那里时，吕端借机把王继恩锁在了里面，让人看住，自己则立即进宫见李皇后。李皇后对吕端说：皇帝去世，立嗣以长，顺理成章，你看如何？吕端反驳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岂容另有异议！因王继恩不在场，李皇后不知如何应对，默然不语。吕端于是奉太子即位。即位仪式上，太子垂帘召见群臣。吕端立殿下不行君臣跪拜之礼，请卷帘相见，他亲自升殿审视，见确是太子，才下阶与群臣拜呼万岁。真宗顺利登位。

真宗即位后对吕端敬重有加，每见吕端入对，肃然拱揖，从不呼以姓名，而以宰相官名相称。吕端晚年行动不便，真宗特地将宫中高陡的台阶加以改造，以便他出入。但吕端身体欠佳，第二年辞去相位，两年后就去世了。

吕端辞相以后，由张齐贤和李沆并相。李沆曾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等，与真宗有师生之谊。张齐贤议论慷慨而难免迂阔，与李沆沉稳无为的政治风格不合，难成拍档，不久，张齐贤因在一次朝会上饮酒失态被罢。

真宗即位后，减免赋税、徭役，恢复死刑复核，释放宫女，北宋社会呈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人民安定的局面，史称“咸平之治”。

咸平诸相中，李沆为相时间最长，也最受信任。真宗问大臣：治道应以何事为先？李沆回答说：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真宗让他举出具体人来说明。李沆说：如梅询、曾致尧等是矣。真宗朝后期，有人推荐说梅询可用，但真宗说李沆曾经说过此人不是君子，这时，距离李沆去世已二十多年了。

真宗见李沆从来不密奏朝事，问他：别人都有密奏，唯你没有，何故？他回答说：位居宰相，公事公言，何用密奏？人臣密奏，非谗即佞，我最厌恶，岂可效尤？李沆痛斥密奏者非谗即佞，显示出正大光明的品质，这无疑对年轻的真宗是积极、正面的引导。

当时，西夏李继迁正骚扰不断，宰执们有时议论军政，直到天黑才能吃饭。参知政事王旦感叹什么时候才能坐致太平无事，李沆说：稍微有些担忧辛劳，足作为警戒。将来四方宁静，国家未必没有大事。辽与宋议和，王旦又问这怎么样，李沆说：当然是好事，然而边疆的忧患停止后，恐怕皇上渐渐产生奢侈放纵的想法。王旦不以为然。李沆又拿四方水旱盗贼之事上奏真宗，王旦认为这些细小的事不值得烦劳皇帝处理。李沆说：皇上年少，应当让皇上知道四方的艰难。不这样，皇上血气方刚，大加留意声色犬马之事，那么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等事就会发生了。我年老了，等不到看见这些，这是你参知政事将来的忧患。李沆死后，真宗重用王钦若等人，东封西祀，崇奉道教，大造宫观。王旦感叹李沆有先见之明。

寇准与丁谓关系不错，向李沆推荐丁谓，李沆不用，寇准不理解，李沆对他说：“他日后悔，当思我言。”后来，寇准果然被丁谓陷害了。

李沆去世后，真宗提拔同为自己藩邸旧臣的毕士安为参知政事，并许诺拜他为相，又问谁可与他共居相位。毕士安回答说：寇准忠义兼备，善断大事，我不如他。太宗下诏让百官上书直言进谏，讨论国家大事。一次，众人都建议与辽讲和，寇准却力排众议，直言反对。太宗赞成寇准的意见，拜他为枢密院直学士。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不合太宗心意，太宗欲拂袖而去。寇准上前一把扯住太宗的衣角，让太宗坐下来，继续听他陈述，直到太宗同意他的意见，才肯罢休。太宗息怒后，对近臣们说：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得魏征一样。

淳化五年（994），太宗已近暮年，为立太子事心烦意乱。此前，有冯拯等人上疏，请求早立太子，太宗盛怒之下，把他们都贬到岭南去了。此后，再也没人敢提及立太子的事。但太宗毕竟年事已高，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共谋立太子之事。太宗想起了被他贬到青州的寇准，下诏将他召回。不久，君臣二人决定立襄王元侃为太子。

寇准在真宗承继大统问题上立了大功，但真宗觉得寇准太有个性，“好刚使气”，对用他一直心存顾虑。毕士安又说：忘身殉国，秉道嫉邪，往往不被流俗所喜欢。现在边患严重，应该用寇准这样的人。真宗听了毕士安的话，不久，拜毕士安为首相，寇准为次相。

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圣宗与承天太后率二十万大军南下攻宋。北宋河北诸城全力守城，辽军屡攻不克，便采取迂回穿插的战略，绕过重镇大名府，兵临澶州北城之下。宋廷人心惶惶，多数大臣主张真宗放弃开封南逃，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建议真宗逃往金陵；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建议真宗避难成都。

真宗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断然说：将献策逃跑之人斩首祭旗，然后北伐，采用逃跑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岂能保有？告急的边报一日数次不断送到京师，寇准有意扣下，等积到相当数量才一次转呈真宗。真宗见边报全是告急的，便问宰相该怎么办。寇准提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立即御驾亲征。毕士安也表示赞同。

真宗御驾亲征，鼓舞了宋军士气，“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辽军先锋大将萧挞凛被宋军以强弩射死，承天萧太后审时度势，决定与北宋谈判议和。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和议。

辽军大举南下时，假如没有寇准的坚持，假如真宗选择南逃，南宋的历史或许要提前至真宗一朝。

不久，真宗听信王钦若的谗言，罢了寇准宰相之职，降为刑部尚书，外任陕州。王钦若揣摩真宗的心理，鼓动他大搞封禅、降“天书”活动，三司使丁谓曲意迎合，大肆营建宫观，耗费了国家大量钱财。

丁谓得到真宗信任，任为参知政事，当时寇准为宰相，丁谓对寇准很恭敬。一次，寇准在中书省吃饭，胡须沾上了汤羹，丁谓看到后赶紧站起来给他轻轻擦拂，寇准笑着说：参政，国之大臣，是为官长拂须的吗！这便是典故“溜须拍马”中“溜须”的出处。寇准本来很欣赏丁谓的才干，但丁谓在封禅中的投机令寇准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他提醒真宗说，丁谓是个谗佞之人，不可以让他辅佐少主。不料，寇准酒后失言，这话让丁谓听到了，于是他暗地里使绊，不断向皇帝进寇准的谗言。

这时的真宗已病重，经常神志不清，被刘皇后控制。寇准早在真宗立刘氏为后时，提出过反对意见，皇后的族人仗势犯法，又被寇准依法惩处，使刘后心怀怨恨。寇准又曾策划太子监国，更惹恼了刘后。天禧四年（1020），真宗病重，刘后代政。丁谓借机挑拨，刘后将寇准罢相，逐出了京城，先后被贬为相州知州、安州知州、道州司马、雷州司户参军。对此，真宗一直被蒙在鼓里，临死前还问太监：为什么这些天我看不到寇准呢？

寇准被逐后，丁谓当上宰相。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十三岁的仁宗即位，军国重事“权取”刘后处分。丁谓又排挤了寇准的盟友、右相李迪，并贬逐朝中大批文武大臣，独揽大权。丁谓因长期把持朝政，积怨太多，终于引起刘后的震怒，乾兴元年六月被罢相，贬为海南崖州司户参军，贬得比寇准还远。

寇准、丁谓二人相继被贬后，民间将二人画在纸上，面对面贴在墙上，小孩子、市井小民都会口陈手指，歌颂寇准，唾骂丁谓，就像自己的恩人和仇人一般。

丁谓赴贬所崖州，须取道寇准的贬所雷州。寇准特地派人以一只蒸羊迎接丁谓。丁谓希望同寇准见面，被寇准拒绝。丁谓想借民房住宿，房主人坚决不答应，说：当年我把房子借给寇准大人居住，你治了我的罪呢！寇准家仆欲报昔日之仇，寇准得知后，把他们扣在家里不许外出，直到丁谓远离雷州。

天圣元年（1023），大理评事贾同上书，请求朝廷为寇准平反，但未被刘太后理会。这年闰九月初七，寇准死于雷州贬所。五天后，朝廷在尚未得知他去世的情况下，改命他为衡州司马，以示优容。其妻宋氏请求归葬西京洛阳，得到准许。

仁宗亲政后，寇准的女婿王曙出任枢密使，把当年寇准命杨亿草奏请太子亲政、被丁谓诬陷的证据和事实经过，上奏仁宗。仁宗看后当即给寇准平反。这时距寇准去世已有十一年了。

谏官

《宋史·忠义传序》中提到的田锡、王禹偁是太宗、真宗朝著名的谏官，他们的出现，对北宋士风而言，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田锡少年聪悟，高中进士第二名，初任监丞，出任宣州通判，后调任左拾遗、直史馆，赐五品官服。《宋史·田锡传》记载，田锡为人耿直，在官署办公时，他整日正襟危坐，从不懈怠。他倾慕初唐谏官魏征、李绛的为人，以尽心规劝、奉献己见、更正君主过错为己任。

田锡初任谏官时，经常向太宗上疏议论军国要事。他进谏说，几年前，王师平定北汉，尚未奖励军功，现在幽燕尚在辽人手中，夺回幽燕，虽离不开谋略，但必须借重武力。希望皇帝在举行郊祀、籍田典礼时，大力表彰将士战功，这是时务的关键。田锡提出，交州（毗邻交趾）一带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就像得到一块石头田，没什么价值，不要用疲弱之师去攻打士气锐盛之师。太宗看了这些谏议后非常赞赏，下诏褒奖，赏钱五十万。田锡因此名声大起。同僚对田锡说：这事太显眼了，你该好自为之，稍稍收敛锋芒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却说：事奉国君，唯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岂会因为一次赏赐而丧失呢？

当时赵普做宰相，令手下接受群臣奏章时，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田锡批评这种做法不妥，赵普最后也不得不认错。

田锡任河北转运副使后对边防工作有许多切身体会，他上书太宗，希望太宗申饬将帅谨慎地固守要地，允许互市贸易，显示绥抚怀柔之心，不能使战争旷日持久、国家穷兵黩武。太宗又嘉奖了他。

太平兴国八年（982），田锡调任睦州刺史。睦州人原先阻挠礼教，田锡建孔子庙，上表请求朝廷拿经书图籍发给学生，朝廷下令赐给《九经》，从此，睦州向学之风大兴。

田锡自睦州回朝后，改任知制浩，负责起草皇帝诏令。端拱二年（989）夏秋之际，京师、河北、河南等地大旱，太宗减膳，并下罪己诏，急切听取众臣议政。首相赵普有病在身，次相吕蒙正率众臣向太宗请罪自责。之后，王禹偁、田锡等上疏谏诤。田锡上奏认为是“阴阳失和，调燮倒置”，是臣下知道皇帝的过失而不规劝所致，引起太宗和宰相的不满，被罢知制诰，出知陈州，又再降为海州团练副使、单州团练副使。后又召回京师任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

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驾崩，真宗即位。田锡升任为吏部员外郎，出使秦、陇一带，回京后他连上三道奏章，说陕西数十州县苦于河西力役，生民穷困。真宗很是认同，曾对宰相说，近来诏群臣各进直言，所奏都是琐碎细务，没有远大谋略，只有田锡和康戬所言简明，也关乎朝廷切务，并示意宰相要认真对待，详酌而行。

不久，田锡因与朝臣议论不合请求辞职，出任泰州刺史。时逢天上出现彗星，田锡上奏请求皇帝进行自我批评，被真宗召见。

咸平三年（1000），真宗下诏身边大臣推举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推荐田锡应诏。田锡回到朝廷后，掌银台司。不久，以原职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又升任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本来就敢谏敢言的他，对朝中阙失更是知无不言了。《宋史·田锡传》说：田锡“连上八疏，皆直言时政得失”。他说，朝廷要思远大之务，以求将相为急，希望真宗以择贤为重。

咸平六年冬，田锡病故，遗奏表劝皇帝仁慈节俭，居安思危，治世防乱。他说：“伏望陛下以慈俭守位，以清净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乱，与宗庙社稷为福，与天下亿兆为主。”真宗看后十分感动，对宰相李沆说：田锡是个直臣，朝廷稍有缺失，正在考虑时，他的奏书就已上来了。这样的谏官，难得啊！真宗追赠田锡为工部侍郎。

田锡著有《咸平集》五十卷，他的文章深得范仲淹、苏轼、司马光等大家赞赏。他还著有一本《曲本草》，介绍了枸杞酒、菊花酒、葡萄酒、桑椹酒等十五种曲酒用曲的情况及性能，是我国最早介绍“曲”和各种曲酒的专书，也是现存的古代唯一专记此事的专著。这显示出田锡有趣味的一面。

如果说田锡属谏官中的温和派，王禹偁则称得上是谏官中的强硬派。

《邵氏闻见录》记载了王禹偁的一则轶闻：王禹偁七八岁时，文章就十分了得。当时，毕士安在王禹偁的家乡济州为官，听说他家以磨面为生，就让他以《磨面》为题作诗。王禹偁不假思索地说：“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著力，便是转身时。”这首诗明写推磨的场面，却饱含人生哲理，毕士安感到十分惊奇，当即把他收为弟子。

王禹偁在太平兴国年间中进士，授成武县主簿，迁大理评事。次年，改任长洲知县，端拱元年（988）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他旋即进谏，以《端拱箴》批评皇宫的奢侈生活。次年，王禹偁又上《御戎十策》，对比汉代抗击匈奴的历史经验，劝告皇帝“外任人，内修政”，“合兵势而重将权”，“下诏感励边人”，以防止汉文帝时国家被匈奴军队“肆行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那样的危机发生。此策一上，“帝深嘉之”。不久拜为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

大约在这一时期，王禹偁写成著名的《待漏院记》。待漏院是当时宰相上早朝时等待皇帝朝见的地方，这篇文章名为《待漏院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论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在等候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

这种批判意识也是王禹偁一贯的风格。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贬谪，表面原因是为被尼姑道安诬讼的徐铉抗疏雪冤，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因其直言敢谏、得罪权臣，至“为流俗所不容”。庐州尼姑道安状告南唐降臣、文字学家徐铉与妻甥姜氏（道安的嫂子）通奸。王禹偁在大理寺审理时发现道安是诬告，但太宗热衷佛法，对道安不予追究。王禹偁上抗疏，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

商州团练使翟守素是一位“历四朝，事八主”的老臣，不把他这个贬官看在眼里。通判冯伉与王禹偁是同年进士，两人是旧相识，但王禹偁曾在朝廷议论过冯伉的过失。王禹偁到任后被安排住在州城北黄土坡上的妙高禅院。好在冯伉是个磊落君子，二人起初还有隔阂，之后常在一起郊游唱和，谈论投机，竟成了知己！翟守素病死后，冯伉升任知州，马上让王禹偁住进了公署。

被贬商州期间，王禹偁在一首《金吾》诗中，对宋初大将曹翰在平南过程中杀降卒、屠江州的暴行进行了揭露和批评。

几年后，王禹偁再次入朝，拜为翰林学士。太祖开宝皇后病逝，太宗不成服，群臣不临丧，王禹偁认为这有悖旧礼，犯了太宗的忌讳，第二次被贬，出知滁州，后改知扬州。

真宗即位，召王禹偁入朝任知制诰，令他参与修撰《太祖实录》。王禹偁直书史实，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事都写进去了，引起真宗和宰相的不满。在咸平二年（999），他第三次被贬，出知黄州。

翰林学士参政苏易简是这一年科举主考官，他同情王禹偁的遭遇，上书真宗，要求率中榜的三百五十三名新进士集体到京郊为王禹偁送行。王禹偁是著名的诗文大家，或许真宗认为他有这个资格，居然同意了。一位贬官能有这样的待遇，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八年间三次被贬，王禹偁不改本色。初到黄州，王禹偁作《三黜赋》以明志，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意为，我自己虽受委屈，但只要大道没有受屈，贬我一百次又有什么关系呢！王禹偁体恤民间疾苦，他曾到黄州监狱视察，见不少犯人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便奏请朝廷在监狱里设置医官，得到批准。咸平四年，王禹偁改任与黄州相邻的蕲州任知州，到蕲州一个多月后病故，年仅四十七岁。

王禹偁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有《小畜集》传世，苏轼说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苏轼不仅欣赏王禹偁的文章，更称赞他的品格“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真宗朝还有一位很有名的谏官——鲁宗道。他是天禧元年始设的首批六名谏官之一，时任右正言。鲁宗道出身贫寒，年少时便成孤儿，寄养于外公家。鲁宗道于咸平间考中进士，初任濠州定县尉，后任海盐县令、河阳通判等，均有政绩。他任右正言期间，多次向真宗提意见，真宗开始都予采纳。后因他屡屡上言，真宗渐感厌烦。鲁宗道察觉了真宗的态度，在一次召对时对真宗说：陛下用臣为谏官，难道是以纳谏来博取虚名吗？臣以在其位不尽其职为耻，如果对臣不满，请免去臣的职务。真宗听到这番肺腑之言大为感动，在金殿墙上大书“鲁直”二字，让群臣向他学习。

鲁宗道不拘小节，但为人忠实不欺。他当东宫属官时，一次在酒店中饮酒，刚巧真宗有事要召见他。宫中使者到鲁宗道家等了许久，他才从酒店归来。使者对鲁宗道说：皇上如果责怪公迟延，公将如何回答？鲁宗道说：照实回答。使者说：照实回答，必受皇上怪罪。鲁宗道说：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真宗果然责怪，鲁宗道谢罪说：有故人自乡里来，臣家中无餐具，所以上酒家饮。真宗听后，认为鲁宗道诚实可靠，可堪大用。

刘娥太后临朝时，鲁宗道第一个得到擢升，拜为参知政事。鲁宗道虽为太后提拔，却对刘太后长期临朝听政感到不满。刘太后试探性地问他：唐代的武后是个怎样的君主啊？他回答说：她是唐代的罪人，差点危害了国家。刘太后默不作声，有点不高兴，鲁宗道竟起身而去。

当时有人请求在七庙中设立刘氏的牌位，刘太后问辅臣的意见，大家都不敢回答，只有鲁宗道直言反对。仁宗、太后一同前往慈孝寺，有官员想先安排太后坐辇车走在仁宗前边。鲁宗道谏阻说：丈夫死了跟从儿子，是妇人立身之道。刘太后听罢，改为在仁宗车后乘辇前往。

枢密使曹利用凭着旧日功勋，气势骄横。鲁宗道对他毫不屈挠，常常在会朝时与他据理力争。

由于鲁宗道耿直敢言，当权贵戚都怕他，不敢过于嚣张，朝廷内外都称他为“鱼头参政”，因其姓“鲁”，“且言骨鲠如鱼头也”。

仁宗天圣七年（1029），鲁宗道病死，刘太后亲临祭奠。宰相李迪在其所撰的《鲁简肃墓志铭》中称赞他“千古名在”。

仁宗朝以后，谏官在北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宋代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拯、唐介、范镇、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等名臣都做过谏官。《宋史》甚至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

小臣撼重臣

鉴于范仲淹对于庆历前后及此后一段时期，北宋士人风气产生的深刻影响，后人将北宋中期即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五六十年的时间均统称为“庆历之际”，大致包括仁宗一朝、英宗一朝直到神宗熙宁年间。这一时期，北宋王朝的屋檐下人才济济，他们中的许多人，兼具官员、政治家、诗人、学者的多重身份，即使从秦汉以后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看，这一时期也堪称士人的黄金时代。

少年时期，范仲淹辞别母亲到南京应天府求学。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应天府时，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唯独范仲淹闭门不出。有同学跑来叫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范仲淹头也不抬地说：将来再见也不晚。果然，第二年范仲淹就考中进士，见到了真宗。进士及第后，范仲淹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他把母亲接来赡养，恢复范姓，改名仲淹。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官时，泰州和附近的海州、楚州、通州等经常受到海潮威胁，人畜死亡严重，大片土地盐碱荒芜，百姓纷纷外逃。唐朝时曾在这里修过一道捍海堰，但年久失修。范仲淹上书江淮发运副使张纶，建议修复捍海堰，得到张纶的支持。范仲淹被任为兴化县令，与泰州军事判官滕子京一道，带领四州百姓，历经四年，修成捍海堰，数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保护，三千多户人家重返家园。当地百姓为纪念范仲淹的功绩，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

天圣间，范仲淹回到应天府，为母守丧。当时，晏殊任应天府知府，听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又称“睢阳书院”）教席。范仲淹勤勉督学，以身示教，每论天下大事，慷慨陈词，书院学风为之一新。晏殊于天圣五年（1027）因事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后改知应天府。晏殊能诗、善词，文章典丽，曾官至宰相，被誉为“词人宰相”。在他支持下，应天府书院得到了很大发展，与白鹿洞、石鼓、岳麓合称宋初“四大书院”。《宋史·晏殊传》说：“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晏）殊始。”晏殊喜奖掖后进，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曾受到他的举荐，他的儿子晏几道曾说：如今在朝执政的，大多是我家旧门客。

守丧期间，范仲淹写下万余言的《上执政书》，分析赵宋建国以来的形势，奏请仁宗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这份万言书极为赞赏，这时，晏殊已升任枢密使。在二人的极力荐举下，仁宗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成为皇帝的近臣。

仁宗行郊祀大礼，下令亲率百官至会庆殿为刘太后贺寿，再至天安殿接受百官朝贺。范仲淹上书反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他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范仲淹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申明自己的立场，说自己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范仲淹的上书均被宰执压下，于是，范仲淹自请外放，被任为河中府通判，第二年调任陈州通判。仁宗亲政后，立即将范仲淹召还京师，任为右司谏。

不久，仁宗和吕夷简合谋废后。范仲淹认为，吕夷简投仁宗所好，借皇后失手刻意报复，若阴谋得逞，年轻的皇帝必陷于他的股掌。他招呼台官孔道辅等人一同去见仁宗，但内侍紧闭宫门，进不去。他们便抓着宫门的铜环叩击，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进言哪！看看无济于事，众人商定，明日早朝一同上殿，当众叫板吕夷简。但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第二天早朝，范仲淹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内侍降诏传呼，贬他为睦州知州，接着，朝廷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

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由睦州移知苏州，次年，因治水有功，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跻身宋廷的高级干部之列。范仲淹在京师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时人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四月，京师盛传契丹聚兵南下，知楚州孔道辅上奏，建议迁都洛阳。仁宗下诏征询臣下意见。吕夷简、范仲淹均反对迁都，但范仲淹主张治理黄河和汴河，将南方物资快运至西京洛阳，使洛阳成为抗辽的战略要冲。吕夷简则主张固守京师以北的大名，再造势说皇帝要亲征。仁宗认为吕夷简的意见简便易行，能扬天子之威，采吕夷简之议，下诏修固大名城，增强守备兵力。

迁都之议本来到此就结束了。但吕夷简通过亲信在朝中散布流言，说范仲淹“迂阔”。范仲淹则绘制了一张“百官图”进呈仁宗，开列众官调升情况，告诉仁宗哪些是正常迁转的，哪些是吕夷简的人。吕夷简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结果，范仲淹被贬为饶州知州。

范仲淹出京当日，天章阁待制李绒、集贤校理王质带着酒为他送行。王质说：范希文是贤者，能与他为朋党那是很荣幸的！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疏说：范仲淹说的话，全是为陛下考虑，应加优奖；不料却因讽刺大臣之过，被重加贬谪。如果所论不合上意，可以不听，怎么能算罪过呢？馆阁校勘尹洙自称与范仲淹“义兼师友”。结果，余靖被贬为监筠州酒税，尹洙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

吕夷简让侍御史韩渎出面，要求在朝堂树立“朋党榜”，以范仲淹为反面教材，戒百官越职言事。谏官高若讷上疏认为范仲淹该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骂他。高若讷把信呈给仁宗，仁宗一生气，将欧阳修贬为夷陵令。但吕夷简也并未全身而退，一年后，因与另一位宰相王曾不合，罢判许州。

康定二年（1041），也就是宋夏三川口之战后的第二年，宋廷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执掌对西夏的战事。范仲淹兼任延州知州。韩琦力主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反击，范仲淹则主张采“屯田久守”。夏竦采纳韩琦的意见，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口与西夏军接战，宋军再次大败，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万余名将士战死。范仲淹则率精锐秘密潜入西夏军驻地，筑大顺城，切断了西夏军队之间的联络通道，扭转了宋军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范仲淹淘汰军中老弱，选择一万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范仲淹又积极从本地人中召募士兵，他们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在他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军的一支劲旅。庆历三年三月，西北战事稍缓。仁宗下令改组政府。吕夷简因病辞相，仁宗令韩琦、范仲淹、文彦博入朝辅政，不久，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发动庆历新政。

范仲淹与吕夷简虽结怨很深，但他们之间的斗争尚属“明争”，并无“暗斗”，所论也属国是，而非私仇。

康定二年，范仲淹调至陕西前线官复原职时，吕夷简已再次拜相。他对仁宗说：范仲淹是当世的贤臣，朝廷要任用他，怎么能只是官复原职呢？于是，仁宗擢拔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面谢吕夷简说：先前因为公事触犯相公，没想到相公竟然这样奖励提拔我。吕夷简说：我怎敢对过去的事念念不忘呢！

庆历元年（1041），时任延州知州的范仲淹得知西夏主元昊有悔过之意，便给元昊写了一封信，晓以利害。不料元昊复信态度极傲慢，范仲淹大怒，当着使者的面烧掉来信，而暗暗录副本上报于朝廷。朝中议论纷纷，许多大臣都认为范仲淹不应当与元昊私通书信，更不应该焚书灭迹。范仲淹为自己辩解不及。

不久，仁宗召集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此事。有大臣说应该将范仲淹斩首，枢密副使杜衍为范仲淹辩护说：范仲淹的本意是想要为朝廷招降元昊，怎么能过多责备呢？仁宗征询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说：杜衍说得对，只能从轻处罚。大将在外，有些事不能全由朝廷控制。两国交兵，使者、书信往来也属于正常的事情。不能因此加罪。仁宗怒气渐消，范仲淹降一级，任耀州知州。

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因病辞相，推荐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入朝辅政。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范仲淹听说了吕夷简对自己的大力推荐，非常感动。吕夷简辞相后，居住在郑州。范仲淹因庆历新政失败，降为河东陕西宣抚使。他路过郑州时专程拜见吕夷简，言谈之中“有悔过之语”。不久，吕夷简病逝。时范仲淹正在边关，闻讯后撰文说：“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一忧一乐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宋代散文中的“双璧”。两篇记文写于同一年，即仁宗庆历六年（1046）。

庆历三年七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拉开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庆历新政的大幕。但一年零四个月后，范仲淹罢职，贬官至陕西彬县，富弼、韩琦罢等改革派均贬官出朝，新政宣告失败。

庆历中，范仲淹的老部下滕子京因被诬贪污挪用“公使钱”，谪守巴陵郡。期间，他调集民夫，重修了岳阳楼。此时，范仲淹正在知邓州任上。滕子京想请老领导为岳阳楼的落成写记，因范仲淹不能亲赴岳州，便托人捎去一幅《洞庭晚秋图》，并写信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

根据滕子京寄来的这幅画卷，范仲淹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历史名篇《岳阳楼记》。

全文贯穿一个“忧”字。先写了登岳阳楼时的“览物之情”，一则是“霪雨霏霏，连月不开”时的悲情，二则是“春明景和，波澜不惊”时的喜悦。范仲淹进而探求不同于这二者的“古仁人之心”。古仁人之心为何呢？范仲淹写道：“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范仲淹认为，有超越这一悲一喜的情况，但那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情怀，而是“古仁人之心”。这种人在朝为官，不忘百姓；被贬江湖，不忘其君。进也忧，退也忧，什么时候才乐呢？范仲淹在文章行将结束时推出一声绝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岳阳楼记》的点睛之笔，与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一脉相承，提出了超越时空的为官做人的标准，气象博大，引起时人及后世人的强烈共鸣。这也使得《岳阳楼记》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范仲淹的人格精神亦是一个修养和发展的过程，并借助《岳阳楼记》，最终喷发了出来。《宋史》记载，范仲淹少有大志，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在给他写的墓碑文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步入仕途后，范仲淹敢于直言，数次遭贬，威望却越来越高，在朝野享有“三光”之誉。

天圣年间，范仲淹力谏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归政”于仁宗，第一次被贬河中府。同僚在城外为他饯行，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

景祐元年（1034）正月，范仲淹因反对仁宗废后，第二次被贬睦州。这一次还是有人到城外送行，并举酒相贺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长途跋涉三千里后，范仲淹于四月出守睦州。睦州是汉代高士严子陵隐居之地。严子陵是汉光武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秀称帝后，严子陵坚决隐而不出。范仲淹特地为严子陵修建了一座祠堂，亲作记文。六月，范仲淹徙知故乡苏州。他将先人故居重新修缮，取名为“岁寒堂”，并作《岁寒堂三题》诗，表达了自己清高脱俗、纯正浑厚的人格追求。

景祐三年，范仲淹因与宰相吕夷简交恶，第三次被贬，出知饶州。这次送别，虽受到吕夷简的威胁，仍有人载酒前来，为他饯行，并高声呼道：“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范仲淹听后大笑说：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

范仲淹到任饶州后不久，妻子李氏病亡，自己也得了重病。友人梅尧臣将一首《啄木》诗和一首《灵乌赋》寄给他，劝慰他不要口无遮拦。范仲淹回寄了一首诗，反驳说：凤凰很少出声，仍被楚狂人讥笑；麒麟很少面世，却被鲁人伤害。凤凰难道因为被人讥笑就不是灵鸟？麒麟难道因为被人伤害就不是仁兽？砍东西就卷刃的刀，怎么能说是好刀？焚烧就变色的玉，怎么能说是美玉？不管有人怎样厌恶，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景祐四年，范仲淹移知润州，途中经彭泽时，专门拜谒了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仁杰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续立唐嗣，使李唐王朝得以维系。长寿元年（692），狄仁杰遭酷吏来俊臣谋害，被贬彭泽令。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百姓无食，他上疏朝廷发粮救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邑人为置生祠”。

范仲淹感怀狄仁杰的一生遭遇，写下了近两千字的《唐狄梁公碑》，列举狄仁杰的事迹，盛赞他一生的丰功伟绩，发思古之幽情，表达了以他为榜样，尽忠报国的心愿。范仲淹写道：武则天性暴如火，为了帝位不知杀了多少人。李氏一脉几经杀戮，已成死灰，谁有力量能使他们死灰复燃？只有狄仁杰，他像雄鹰孤独地逆风飞翔，像大舟在大江中溯流而上。金石可以刻镂，大地可以动摇，但动摇不了他的意志。这才使庐陵王登上皇位，天下由武周回归到李唐。狄仁杰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有一颗赤诚的心，没有这一点，又怎能担当重任呢？

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改知颍州，他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南宋人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观其所学，必忠孝为本。其所志，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朱熹说范仲淹“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又说：“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胡适先生对范仲淹提出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极为激赏，认为这句话能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相媲美。

《醉翁亭记》全篇则贯穿一个“乐”字。欧阳修先写醉翁亭四周的自然景色，再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点出全文的主线。下文承“山水之乐”展开，写到“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表达了期望政治清明、与民同乐的理想。

欧阳修自号“醉翁”，这是他因庆历新政失败贬知滁州后自取的。滁州地偏人稀，山水秀丽，其中的琅琊山离他的官署很近。琅琊山中有琅琊寺，寺中智仙和尚是欧阳修的好友。为方便欧阳修游览，智仙和尚特地在山腰盖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来祝贺，取名“醉翁亭”，并写下《醉翁亭记》。

据说，欧阳修写完《醉翁亭记》后，将其贴于城门，向文人们征求修改意见。大家只是赞扬。一个樵夫挑着一担柴路过，说文章的开头太啰唆了。建议欧阳修从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欧阳修上山一看，恍然大悟，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改为“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这一改，大家都说好。欧阳修是文坛领袖，能接受一个樵夫的意见，这其中暗含的也是与民同乐的思想。

除了山水之乐，与民同乐，欧阳修更乐于奖掖后进——他是一位独具慧眼的伯乐。

尹洙是欧阳修平生的至交好友，年轻时互为师友，切磋文艺，并一道致力于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夸赞尹洙的文章“简而有法”，是后人师法的榜样。

诗人苏舜钦、梅尧臣是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两员主将，也互为挚友。欧阳修赞扬苏诗奔放豪迈，梅诗清丽闲淡，认为苏、梅二人是当时文坛上一对双飞的金凤凰，是百鸟回翔的征兆。苏、梅二人去世后，欧阳修又为《苏氏文集》《梅圣俞诗集》写了情真意切的序言，肯定他们的诗文成就，对他们的不幸境遇和长期沉沦表示了深切同情。

欧阳修推崇反对西昆派浮艳文风的猛将石介，石介不幸英年早逝，死后还被政敌诬为里通契丹。欧阳修为石介写了首呼冤抒愤的长诗，高度赞扬石介的道德文章，坚信冤情一定能大白天下。

老学人苏洵比欧阳修小两岁，四十九岁时携子苏轼、苏辙一道赴开封应试。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认为“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可与刘向、贾谊媲美。他向朝廷上《荐布衣苏洵状》，附上苏洵所写的二十二篇文章，请求朝廷录用。这些文章传出后，京城士人争相传阅仿效，苏洵始文名大躁。又经宰相韩琦保荐，朝廷授予苏洵秘书省校书郎之职。

曾巩比欧阳修小十二岁，两次参加进士考试都落榜。于是他上书欧阳修，并送上时务策和杂文两篇。欧阳修审阅后，认为曾巩的文章像“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又进一步教导他改进写作方法，还颇自得地说：选进士的人失去了他，我却得到了他！

五年后，曾巩又把王安石引荐给欧阳修。欧阳修非常赞赏王安石的才学，其《赠王介甫》诗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认为王安石的文学成就比肩李白、韩愈，后人无法超越。王安石一时名满天下。

嘉祐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礼部试，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苏轼深情地回忆自己中进士后初次拜见欧阳修的情景：“公为拊掌，欢笑改容。”苏轼早闻欧阳修大名，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他发现，欧阳修一见到自己，竟没有丝毫的威仪与矜持，又是“拊掌”，又是“欢笑改容”，欢喜之情溢于言表。这确是令人难忘的一刻！

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颂扬欧阳修议论闳辩，容貌秀伟，自己跟他的门人来往，才知道天下文章都集中在京城这里。

仁宗晚年对欧阳修十分信任，欧阳修先后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位高权重的朝廷重臣。仁宗驾崩，遗命他与韩琦辅佐英宗。

英宗即位，引起“濮议”之争，欧阳修支持英宗追尊生父濮王为“皇考”，遭到司马光、吕公著等多数大臣反对。欧阳修在朝中孤立，请求外任，未获批准。从舅薛宗孺与欧阳修有私怨，乘机扬言欧阳修与媳妇吴氏有染。“濮议”时，一名叫蒋之奇的官员因上书赞同欧阳修，被他举荐为殿中侍御史。但这时，蒋之奇竟恩将仇报，会同御史中丞彭思永弹劾欧阳修。英宗不信他们的指控，将蒋、彭二人贬官。但欧阳修的声誉已严重受损，他多次请求辞职，未获允准。

欧阳修乐于低调为官。他当地方官，“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所去民思”。欧阳修主张“务大体，简细事”，认为“不问吏才能否，施设如何，但民称便，即是良吏”。他每到一处为官，刚到三五天，事情就减少了近一半，一两个月后，官府就像僧舍一样清静。包拯是治国能臣，欧阳修权知开封府时，却与这位前任的做事风格截然不同。他办事不动声色，开封府竟也“事无不治”。

有人问欧阳修：您治理地方政策宽松简明，但办事从不拖拉，这是为什么呢？欧阳修回答说：把纵容当作宽松，把减省当作简明，那样不仅会使政事松懈，而且百姓也会因它而受害；我所说的宽松是为了不苛刻武断，简明是为了不繁缛琐碎。

晚年，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说自己家里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外加自己一个老头。他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

欧阳修“宽简不扰”的为官之道，与后来王安石执政时推行的变法难于调和，欧阳修一再申请退休，终于在熙宁四年（1071）六月获准，退居颍州，第二年闰七月病卒。尽管政见不同，王安石还是以宰相兼门生的身份撰写了《祭欧阳文忠公文》，对欧阳修的文章、功业、气节给予了盛赞。

庆历“四谏”与“箭垛式人物”

仁宗奉行无为而治，重用宰相，同时提高台谏地位，使之与宰相制衡。因此，仁宗朝时是宋代谏官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最著名的政治人物多为谏官。庆历间，宋廷外患内忧，危机四伏，尤其是西部边境形势日趋恶化，宋军在对夏作战中一败涂地。仁宗被迫启用韩琦、范仲淹主持陕西军务，并下诏取消言禁，号召官吏上书言事。庆历三年（1043），为推进新政，仁宗任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为谏官。四人被时人并称为“四谏”。

“四谏”之中，欧阳修是第一个被选中的，任为右正言、知制诰，同修起居注。明道二年（1033），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说：“坐于朝廷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于殿阶之下，与天子相可否者，谏官也。”将谏官和宰相相提并论。因此，在谏官任上，欧阳修工作勤奋，写下了《准诏言事上书》《本论》《为君难》等六十篇奏疏。仁宗夸他敢说话，赐给五品朝服，并对身边侍臣们说：像欧阳修这样的，到哪里去找得来？范仲淹、韩琦等发动庆历新政后，欧阳修积极参与其中。新政遭到守旧派的攻击，欧阳修作《朋党论》争辩，被排挤出朝，任河北路都转运按察使。

蔡襄在景祐年间便名噪京师。当时，范仲淹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余靖、尹洙、欧阳修三人为他说话，也被贬。言官高若讷站在吕夷简一边攻击范仲淹。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称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为“四贤”，讥讽高若讷为“一不肖”。朝野为之轰动，士民争相传写，有人把这首诗拿到集市上去卖，获利颇丰。据说当时恰好契丹的使者也在京师，买了蔡襄的诗带回契丹，后来，北宋使臣到契丹时还看到过这首诗。

担任谏官后，蔡襄担忧敢言之士难以长久立足，向仁宗上疏《言增置谏官书》，指出：“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主张既要任用谏官，又要倾听谏言，更重要的是采纳谏言、落实谏言。蔡襄批驳了强加在谏官身上的“好名”“好进”“彰君过”三种莫须有罪名，鼓励谏官直言不讳。对于一些谏官的投机取巧、不知廉耻、不敢进言等错误，进行了批判，并且建议皇帝“擢官必自主之”，即由皇帝亲自选拔忠于朝廷、敢于直谏的人担任谏官，以使谏官真正履行其谏诤的职责。蔡襄还在《乞不令中书出谏疏宣示札子》中向朝廷建议，谏官论列官员的奏疏必须加以保密，不要出示给当事人看。

晏殊任宰相兼枢密使，蔡襄是他的门生。蔡襄听闻晏殊滥用职权，霸占官地，役使军人为其建私房，立即上书弹劾，要求将他罢相，被仁宗采纳。

当时，蝗灾、日食、地震等异灾频发。蔡襄接连上疏，提醒仁宗说，天戒屡屡到来，究其原因，是由于君臣上下都有缺失。他尖锐地指出，仁宗在性格上有“宽仁而不能决断”的弱点，为后世史家所重。鉴于西夏与辽国军队屡次犯边，蔡襄先后上二十余疏，指责大臣捍边无方，辱国殃民，要求君臣“大有为”，奋起拒敌。在《乞大为边备之要》疏中，他提出要改革军政，注重将领的选拔，提高军队战斗力，委任精明官员，加强边防。

仁宗对蔡襄仍信任有加，亲自将凤冠霞帔赐给蔡襄之母，并亲笔书写“君谟”（蔡襄字君谟）二字送给他以示恩宠，迁蔡襄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后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

王素是真宗朝宰相王旦的第四子，御史中丞孔道辅推荐他为侍御史，仁宗欣赏王素，擢为知谏院。老将王德用向仁宗进献了两个美女，王素知道后当即对仁宗提出批评。仁宗不高兴地说：这是内宫的事情，卿从何得知？王素说：进谏乃职责所在，哪怕是风闻之事，亦当规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陛下何必追问臣从何知的呢？仁宗说：王德用所献女子在朕左右，颇为亲近，难道有问题吗？王素说：倘若陛下与她们疏远，留下倒也无妨。臣之所以提出此事，正是担心陛下与她们过于亲近啊。仁宗没办法，流着眼泪，吩咐近侍将美女遣散出宫。

“四谏”中的余靖是天圣间进士，录为赣县县尉，后迁任宣州司理参军、秘书监、集贤院校理。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与宰相吕夷简发生争执，被贬饶州。仁宗专门下诏“戒百官越职言事”，一时人人自危，无人敢为范仲淹说公道话。与范仲淹毫无私交的余靖却挺身而出，上疏说：“陛下自亲政以来，屡逐言事者，钳天下之口，恐非太平之政。请追改前命。”结果，余靖与尹洙、欧阳修一同被贬，降职为监筠州酒税。

庆历三年（1043），余靖复起为谏院右正言。他主张变更旧法，举人才，去冗兵、冗官，厚农桑，省佛事，节国用等，大多为仁宗所接受，并成为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庆历间，开封开宝寺塔遭雷击焚毁，朝廷准备重修，余靖以劳民伤财为由反对。时值盛暑，余靖当面向仁宗进言，情绪激动，回到内宫后，仁宗对近侍说：刚才“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

余靖先后三次出使辽国，他学习辽人语言，以契丹文作祝酒诗，辽国皇帝听罢手舞足蹈，两度向他举杯祝酒。这本应传为美谈，却不料被御史弹劾，说他有失大国体面，于庆历五年出贬吉州。

皇祐四年（1052），西南侬智高造反，朝廷起用余靖为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史，负责镇压，后在狄青统属之下。狄青节制岭南各路军马，在昆仑关外大破侬智高，侬智高的母、子、弟均为余靖遣人擒获。军事行动结束后，余靖奉命留守，他善待侬智高亲属，减租减税，亲自主持修建桂州新城，稳定了西南局势。仁宗御笔亲题“风采第一，广南定乱，经略无双”，称赞余靖的平叛之功。嘉祐五年（1060），交趾入侵邕州，杀死北宋五名巡检。宋廷诏余靖为广西体量安抚使，征调荆湖兵，摆开打仗的阵势。余靖传檄交趾问罪，结果不战屈人之兵，交趾退军，边乱平息。

余靖从政早期曾撰写《从政六箴》，作为座右铭。六条箴言分别是：“清箴”“公箴”“勤箴”“明箴”“和箴”“慎箴”。他为官四十多年，始终信奉这六条箴言，以“风采清华”称颂于世。

在仁宗朝乃至整个宋朝、古代封建王朝，民间最耳熟能详的官员，既不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也不是“庆历四谏”，而是另有其人。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被誉为“包青天”的包拯。

包拯于仁宗天圣间考中进士，因父母年迈，辞官不任。几年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守丧期满，这才去吏部接受调选。先是任天长知县，后调任端州知府。端州是大名鼎鼎的端砚的产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的名义，大都敛取贡数几十倍的砚台，用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到任后，下令按朝廷规定，每年只做八块贡砚，在端州三年任期届满，他没有为自己带回一方端砚，离任时，连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了。

包拯回朝，任为监察御史。他极力主张从严治贪，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指出，凡贪赃枉法的官吏被判刑服罪的，一律不再从轻发落，即使遇上大赦，他们的罪刑被减免，也不录用他们为官。那些犯罪较轻的，最多也只可授予他们无实际执掌的官。这样一来，既劝奖了廉吏，也警示了贪官。在反贪问题上，包拯反对形式主义。当时，各路转运使都兼任按察使，往往摘取无关紧要的小节上奏弹劾官吏，以苛严来相互标榜、自诩高明，使得地方官吏十分不安。包拯请求朝廷废罢了按察使之职。

包拯屡屡在仁宗面前犯颜直谏，有时，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要接受他的建议。包拯知谏院，仁宗想任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节度使、景灵使、群牧使四使，遭到包拯等人坚决反对。张贵妃在后宫追问此事，仁宗气急败坏地对她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可知包拯是御史吗？

包拯的胆子够大，仁宗的肚量也够大。后人有评价说，包拯和仁宗是一对绝配，一个敢谏，一个善纳谏。

仁宗让包拯暂时离开京师，外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衔。四年后的嘉祐元年（1056），包拯调回京师，以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包拯为表示对仁宗向南而坐的尊重，在升堂办公时他就向着北面而坐。后来的戏文中便有了一句“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

按旧规，凡是来开封府衙门诉讼的人，进门后不能够直行到大堂阶下。包拯改变陈规，打开府中正门，让老百姓能直接到堂前陈述是非，胥吏们无法从中渔利。包拯到任一年半，处事公正廉明，铁面无私，开封府肃然而治，贵戚、宦官等权贵都有所收敛，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

嘉祐四年，开封发生一起房产纠纷案。一个叫刘保衡的富商开了一家酒场，但经营不善，欠下官府一百余万文酒曲钱。三司使张方平屡次派人催债，刘保衡不得不变卖家产还债。刘保衡的房屋豪华气派，张方平以较低价格买下。不久，刘保衡的姑姑到开封府告状，说刘保衡并非刘氏后代，无权卖掉刘氏祖宗基业。开封府派人调查，将张方平推到风口浪尖。包拯立即上书弹劾张方平，指责他乘人之危，贱买所管辖富民的住宅。不久，张方平被罢。

宋祁是当时的大文学家，与其兄宋庠并有文名，时称“二宋”。宋祁生活奢靡，宋庠曾讽刺他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我们同在州学内吃野菜饭么？宋祁任益州知州时，每顿饭不少于三十六味菜，养着三十二名侍女。益州任满后，仁宗任他为三司使，接替张方平。包拯多次上书弹劾反对，最后，仁宗不得不罢免了宋祁。

宋祁被罢后，由包拯暂代三司使。以前，凡是各种封藏于仓库供皇帝用的物品，都从各地科派，给百姓带来不小负担。包拯主持三司期间，改变了这一做法，设市场，实行公平买卖，百姓从此便不再受到侵扰。不久，包拯迁给事中、拜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包拯在枢密院处理政务时突然发病，自此卧床不起，一代名臣很快与世长辞。

包拯性格严峻正直，不轻易与人相交。他虽地位显贵，可是衣服、器用、饮食同当平民时一样。他曾说：我的后代子孙做了官，若有犯贪污罪的，就不得回老家，死了不许葬在祖坟中。不顺从我的心意，就不是我的子孙。

北宋以后，包拯的形象在民间不断被神化，被称为“包公”“包青天”，通过话本小说、民间戏曲、曲艺的演绎，包公的形象不断丰满，成为清廉与公正的象征。胡适先生则创造了一个新词——“箭垛式人物”。他在《〈三侠五义〉序》中说：“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这些故事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所谓“箭垛式人物”，其实就是那些人民需要的、被寄予理想人格、以精神寄托的历史人物。

范镇与薛奎

名臣薛奎知益州时，把范镇召至府舍，给儿子讲学，范镇每次都步行到薛奎府邸门口，一年后人们还不知道他是知府的客人。当时范镇名不见经传，薛奎赏识他的文才，回朝时特地把范镇带在一起，四处举荐他。有人问薛奎入蜀有什么收获，他答道：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一个不平常的人，这个人一定会以文章闻名于世。

宋庠、宋祁兄弟看到范镇的文章后自喟不如，与他结成布衣之交。

仁宗宝元初，范镇举进士第一，初任新安主薄。京西留守宋绶把范镇延请到国子监，推荐他为东监直讲。范镇应召试学士院，本该获得馆阁校理之职，但主考官认为他的诗文有失韵律，补官为低一级的馆阁校勘。大家为他愤愤不平，范镇却处之泰然。四年后，宰相庞籍公开表扬说：范镇有才，却不汲汲于官职升迁。于是，朝廷越级授予他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又迁为起居舍人、知谏院。

范镇当谏官时，每遇大事都镇静从容，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敢于坚持己见。针对冗官问题，范镇建议减少任子及取士数额，又请求令宗室及皇室远亲补任地方官。仁宗说：你说得对，但朕担心天下人说朕不能和睦亲族。范镇说：陛下甄别其中的贤能加以任用，不埋没他们的才能，这就是和睦亲族啊。仁宗时虽暂时未实行，但到熙宁初神宗就照他说的做了。

仁宗生性宽厚，谏臣们都敢说话，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言事者竞相攻讦，经常为一些私人恩怨、鸡毛蒜皮的事争吵不休。但范镇在进言时一定是援引国家大体，与朝廷安危、百姓利益无关的事，都不会说。

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没有皇子。嘉祐初，仁宗忽然得病，大小官员无不担忧，但谁也不敢带头说此事。唯独范镇上言说：天下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吗？他跪拜仁宗上奏说：目前陛下有病，海内恐慌忧虑不知该怎么办。过去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这是天下最大公无私的做法。真宗也曾抚养宗子于宫中。希望陛下以太祖的胸怀，行真宗故事，选拔近亲中最贤能的人，置于左右，以维系亿万人心。文彦博派人问范镇说了些什么，范镇实言相告，那人说：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不与执政大臣一起商量呢？范镇说：我做好必死准备，才敢上奏。与执政商议，若以为不可，我难道要终止吗？

范镇因上言仁宗立嗣未被采纳，坚决请辞。执政大臣谕示范镇说：现在你的奏章已经上报了，但要皇帝马上立嗣很困难。范镇再次写信给执政大臣说：论事当论其正确还是错误，不应当问其是困难还是容易，诸公认为今天比以前困难，如何知道他日不比今天更困难？范镇又三次觐见仁宗，要求早立皇嗣，每次进谏时，范镇流泪，仁宗也流泪。仁宗说：朕知道你忠厚，你所说的是正确的，等三二年再说吧。范镇十九次上奏章，等待复命一百多天，因为担心忧虑，头发胡子全白了。

朝廷改任范镇为知制诰。他虽被解除谏官职务，但没有一年不重申前议。一次，他上殿谢恩，见了仁宗首先就说：陛下给我许过愿，现在又过了三年，希望陛下早定策立大计。最终，在韩琦的主持下，仁宗终于策立皇侄英宗赵曙为太子。英宗即位后，范镇迁任翰林学士。中书建议追尊英宗的亲生父亲濮王为皇考，两制、台谏与中书意见不同，范镇任职太常寺，率领部下上疏反对追尊濮王，被改任侍读学士。

神宗即位后，范镇任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王安石改常平法为青苗法。范镇认为青苗法行于唐朝衰世，不足以效法，并指责王安石以个人喜好作为奖赏惩罚的标准。

范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意见如出一口，相约生前互相写传，死后则撰墓铭。司马光六次请辞枢密副使，神宗同意，但诏书都被范镇封还。神宗以诏书直付司马光，不再经由银台司。范镇请求解职，说：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熙宁三年（1070）三月，神宗同意范镇免职，以户部侍郎退休。他的同乡好友苏轼前往祝贺说：您虽然退位，但名声更重了！元丰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投入御史台狱。御史收集苏轼与范镇来往的书信，作为罪证，范镇主动上书为苏轼辩屈。

哲宗即位后，在韩维推荐下，范镇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朝廷打算任他为门下侍郎，范镇不打算再起为官，坚决辞谢，不久，再次退休。《宋史·范镇传》评价说：“（范）镇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诚，恭俭慎默，口不言人过。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

一流之人识一流之才。范镇的伯乐薛奎是太宗淳化年间进士，真宗朝初年，迁殿中丞、知长水县。后在御史中丞向敏中举荐下，拜监察御史，召为殿中侍御史。又迁为江、淮制置发运使、吏部员外郎、三司户部副使、知延州。仁宗天圣元年（1023）四月，薛奎迁吏部郎中，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薛奎从严治政，处事坚决果断，对作奸犯科的毫不留情，京师为之整肃，人皆畏惮，私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薛出油”，意思就是说蚊子从眼前过，他薛奎也有本事榨出油来。

天圣三年正月，辽使萧从顺来朝，说宋使至辽见辽太后，于是请见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北宋君臣经廷议，仍拿不定主意。薛奎当时为馆伴使，负责辽使的接待工作，他以宋朝大臣也不能见太后面为由说服了萧从顺。朝中有嫉妒者进谗言诽谤薛奎，说他泄漏了朝中秘密。二月，薛奎罢为集贤院学士、知井州。

仁宗认为薛奎多次在西部边境地区做官，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将他改知秦州。秦州为北宋西边要地，常驻重兵，但土地贫瘠，养兵费用入不敷出。薛奎上任后，鼓励百姓改进耕作方法，开源节流，一年中就积存粮食三百万石，税收余存三千万缗，又核查出州民隐瞒不报的田地数千顷，收缴田租十余万石。天圣四年三月，薛奎加官枢密直学士、知益州。秦州百姓及少数民族部众数千人上书转运使慰留薛奎。

薛奎在益州时，为政宽简。当时，朝廷每年需在成都买布数千万供给秦、陇等地驻军，一些不法官吏乘机介入谋私，薛奎命民众互相作保，州府预付价钱，到期集中转运，既方便了官民，又堵塞了漏洞。薛奎在益州政绩颇多，于天圣六年三月擢为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公事，调往京师。

天圣七年二月，薛奎拜参知政事。明道元年（1032）十二月，刘太后谒太庙，欲服皇帝衮服，薛奎进谏力阻。次年三月，刘太后去世，薛奎劝仁宗以太后服葬之，又奏请驱逐刘太后内侍罗崇勋等人。仁宗亲政后，刘太后在世时的权臣多被罢免，薛奎仍被重用。薛奎因病多次请辞，于十一月罢参知政事。

薛奎每作一官，政绩炳然，尤其是开封为京师之地，达官权贵比比皆是；益州为蜀都，物产丰富却远离中央，民心易变，“皆世号最难理者”。薛奎先后知此二地，一严一宽，治理有方，名震天下。

薛奎任参知政事时，遇事不论大小，只要认为不合理，都要纠正。若未合意，即使回家后仍忧虑叹息，无心饮食。家人劝他不必如此，他回答说：“吾惭不及古人，而惧后世讥我！”他曾出使过契丹，受到辽人尊敬，以致每有辽使来宋，必问他的消息，当得知他为参政政事后，都说宋朝得人才。

北宋名臣明镐、范仲淹、庞籍、王拱辰、欧阳修等均受到过薛奎的举荐。薛奎把第三女嫁给了状元郎王拱辰，第四女则嫁给了欧阳修。三女不幸早逝，薛奎又将第五女再嫁王拱辰。欧阳修就此戏说道：“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铁面御史”与“真御史”

包拯以敢谏闻名，铁面无私，与包拯相比，仁宗朝的另两位御史赵抃和唐介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位人称“铁面御史”，一位人称“真御史”。

赵抃是衢州人，进士出身，历任武安军节度推官、殿中侍御史、右司谏、知成都等职，官至参知政事。

赵抃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武安军节度推官，掌管刑狱。一次，有人伪造印章，被官府逮捕，初审意见认为应该判死刑。他详细了解案情后，否决了这个初判。他认为，此人仿造印章在朝廷大赦以前，而使用则在大赦以后，大赦以前仿造没使用，按律不当死，大赦以后使用没伪造，按律也不当死。他与众官商议，免去此人死罪，“一府皆服”。

但赵抃对朝中大臣就没有这么客气了。陈执中任宰相多年，深得仁宗皇帝信任。至和元年（1054）十二月，陈执中的一个小妾虐杀侍女，一月之内，三人毙命，引起朝野议论。时任殿中侍御史的赵抃从这年十二月至次年六月，连上十二奏章弹劾陈执中。仁宗几番包庇，最终只好听从赵抃等人意见，罢免了陈执中宰相之职。三司使王拱辰出使辽国，作为外交使节，他却在参加辽国的招待宴会上“痛饮深夜，席上联句，语同俳优”，败坏了国家形象。王拱辰是仁宗钦点的状元，深得仁宗喜爱，名字都是仁宗改的，但赵抃毫不顾忌，连续上书弹劾，王拱辰最终被罢。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枢密副使陈升之等高官，也均因赵抃弹劾罢官。

与大多数北宋名臣一样，赵抃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三任知县，七任知府、知州，两任转运使，还做过州府推官、通判。这样的履历，有利于他广泛接触社会，体察民间疾苦。他游宦官场四十余年，始终两袖清风，“不蓄声妓”，以“一琴一鹤自随”。

嘉祐三年（1058），赵抃出任梓州路转运使，不久又任益州路转运使。梓州路下辖四十四县，益州路下辖五十八县，管辖区城广大。各州县之间经常用公款相互宴请或馈赠酒食。赵抃专门向朝廷呈报《奏状乞止绝川路军送遗节酒》奏章，提出，今后川路军州不准随意指派百姓酿酒，不准互相赠送各种名目的酒礼，坚决刹住吃喝送礼的歪风，“蜀风为之一变”。在益州路转运使任上，赵抃见不少皇宫内差在益州流连忘返，有的连住两个多月，每人须耗钱六、七千贯，地方负担沉重。又专门呈报《乞降指挥内臣入蜀只许住益州十日》奏章，严格限制内臣停留时间，限制接待费用。

张忠定知成都时，物色了十个漂亮的良家女子在府中做杂役，赵抃接任后，将她们安排在别处居住，并出钱将她们遣嫁。一次，赵抃偶遇成都名妓戴杏花，见她花容月貌，又有文采，暗生喜欢。到晚上，他悄悄让身边老仆去召请。老仆去后，赵抃深感后悔，连忙派人追回老仆。不料，老仆却从黑暗中走出。原来，老仆深知赵抃的为人，知道他会后悔，所以根本就没有去。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赵抃出任知谏院右谏议大夫，九月，拜参知政事。相传赵抃到四川任职时，以“匹马入蜀”，随身仅带一琴一鹤，沿途之人都把他当成走亲戚的老汉或做生意的客商。此事后为神宗所知，大为赞赏，《宋史·赵抃传》记载说：“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此后，形容为官清廉、品德高尚的成语“一琴一鹤”便在民间广为传颂。

赵抃与范镇因言事意见不同。神宗在朝上询问赵抃，范镇这个人怎么样？赵抃回答说：他是忠臣。退朝后，王安石责问说：你不是和他有矛盾吗？赵抃回答说：我不敢以私隙而废公道。

赵抃于元丰七年（1084）七月病死。神宗下令免朝一日，赠太子少师，谥“清献”。苏轼亲笔手书《赵清献公神道碑》立于墓前。

南宋景定年间，潭州知州林存离任赴京。在衢江上岸后，征调了一千余名衢州壮丁为其挑运行李。当浩浩荡荡的队伍路过莲花山赵抃墓前时，与赵抃当年“一琴一鹤”匹马入蜀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时人有感于此，留下了一首讽喻诗说：“千夫荷担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许多。不若扁舟径归去，休从清献墓前过。”相传，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贪官敢从赵抃墓前经过。

唐介是江陵人，其父唐拱，曾在福建漳州为官，不幸早逝。父亲去逝后，年幼的唐介谢绝亲友的援助，刻苦攻读，考中进士，初任武陵尉，后为平江县令。平江当地有个姓李的富户，很吝啬，官吏们向他索取财物，他不给，就诬告他杀人。岳州太守拘捕李氏全家人，老少都遭到拷打，李氏不肯认罪。朝廷调换唐介来审理，没有发现李氏杀人的证据。太守大怒，向朝廷报告，朝廷派御史方偕移案另审，结果与唐介审理的情况相同。朝廷惩罚了太守，方偕也受到奖赏，但唐介并不居功。

唐介任莫州任丘县知县时，仁丘县正处在辽使往来的道路上，驿站官吏经常遭受辽使勒索。一天，唐介坐在驿站门口，传令说：不是规定应该给的，一概不给。谁要是毁坏我们的东西，就把他抓起来！辽使见他不好惹，自行离去。

仁宗明道间，唐介入朝为殿中侍御史。皇祐三年（1051），仁宗拟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节度使、景灵使、群牧使。皇帝为外戚聚加四官，这在宋朝颇为罕见，一时间士大夫议论纷纷。在仁宗召集的朝会之上，唐介与谏官包拯、吴奎一起，上章请仁宗收回成命，罢去张尧佐四使职务。同时，要求御史中丞王举正启动“庭议”程序，在朝堂上对此事进行公开辩论。结果，张尧佐被免去了宣徽使、景灵使，留下其他二使职务。

张贵妃深得仁宗宠幸，没过多久，仁宗又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兼河阳知府。唐介对同僚说：这是皇上要给张尧佐宣徽使职，而借河阳知府这个虚名罢了，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啊。同僚们都模棱两可，只有唐介一人独自上言抗争。仁宗推说任命提议出自中书。唐介马上弹劾宰相文彦博，说他在蜀州做郡守时造金丝灯笼，通过宦官送给张贵妃，谋取执政要职；现在重用张尧佐，是用来加强自己的势力，请求皇上罢免文彦博，任命富弼为相。又说谏官吴奎表里不一，看风行事。仁宗大怒，推开他的奏疏不看，并说要把他贬谪远方。唐介慢慢将奏疏读完，说：臣受忠愤所激，即使对臣处以烹刑也不回避，贬谪远方又有什么可推脱的？

仁宗召来执政大臣，给他们看唐介的奏文，说：唐介上疏论事是他的责任，说文彦博靠朕的嫔妃做了宰相，这是什么话？唐介责问文彦博说：你自己该反省一下，如果有这事，就不能隐瞒。文彦博没有反驳，拜倒在地，不停地谢罪。仁宗见他默认，更加愤怒，反将唐介贬为春州别驾。有大臣说处罚太重，第二天，仁宗改贬唐介到条件略好的英州，同时将文彦博罢相，出贬许州。吴奎也被贬出京师。仁宗担心唐介可能在路上死去，使自己担上杀直臣的名声，就叫近侍大臣护送唐介到任所。

从此，唐介以“直声动天下”，士大夫称呼他时一定称唐子方（唐介字子方）而不敢直呼他的名。天章阁待制李师中、太常博士梅尧臣纷纷献诗，表达钦佩之情，尤其李师中的诗，说唐介“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唐介因此获得了“真御史”的称誉。

宋王朝优待文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但对所谓的“罪官”还是施以多种处罚，比如贬职、居住、安置、编管、羁管等等，一级比一级严厉。“安置”，指“罪官”要到指定地区居住，不得参与当地政务，行动受到限制，给其职衔也只是一种生活待遇，安置地与挂职地是分离的。唐介贬为春州别驾，安置于英州。宋代时英州瘴疠肆虐，北方人“畏之”。但唐介“怡然南去，绝口不为人道”。谪英期间，泰然自若，不曾写只言片字求朝廷宽恕，凛然不改其志，深得当地吏民同情和敬重。他在《苏太守邀游碧落洞》诗中写道：“圣君未放还，屡游君莫惜”，做好了长期谪居英州的思想准备。

不过，仁宗是个有道的明君，数月后便起用唐介监郴州税，不久通判潭州，转知复州，旋即再任殿中侍御史。唐介官复原职后，“言事益无所顾”。过了一段时间，唐介向仁宗主动请辞，转任工部员外郎、知集贤院，又外放出知扬州，徙江东转运使。御史吴中复向仁宗建言，说唐介这样的人才不宜久居外，应召回做朝官。文彦博此时再居相位，他也赞同吴中复的建言。唐介再度入朝，任度支副使、进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

英宗即位后，唐介任为御史中丞。第二年，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神宗即位后召为三司使，不久，拜参知政事。神宗召回王安石，想起用他搞改革。曾公亮顺势推荐，唐介却提出反对。神宗不高兴地问：是因为王安石的文学才气不够吗？还是治政能力不够？经术不够？唐介回答说：王安石虽然有学问，但泥古不化，会读书不会活用，迂腐顽固，若让他执掌政事，必然会剧烈变更旧制。

神宗让中书省呈送拟任官员名单，几天过后还呈不上来。神宗说：请王安石最后裁定。唐介说：陛下以为王安石可以重用，重用就是了，岂能让中书省把政事交给一个翰林学士来决断？臣近来听说您常让某事某事请王安石决定，他同意就办，不同意就不行，既然这样，要宰相还干什么？这必然是认为臣等无能，这样的话，我愿先被罢职。

王安石拜相后，唐介又多次同王安石争论，但神宗始终赞同王安石的主张。唐介不胜其愤，背上发疽而死。《宋史·唐介传》评论说：“（唐）介为人简伉，以敢言见惮。每言官缺，众皆望介处之，观其风采。神宗谓其先朝遗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时有为，而扼于安石，少所建明，声名减于谏官、御史时。”认为唐介最合适的工作是做谏官。

唐介病重时，神宗亲临府第看望，流泪询问。他死后，神宗亲往吊唁。神宗看到唐介的遗像，认为画得不像，专门拿出宫中收藏的唐介画像赐给他的家人。这个温暖的细节体现了神宗对唐介的追念和肯定。

发现苏轼

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礼部试中，二十岁的苏轼写下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以不足六百个字简明地论述了以仁治国的思想。

苏轼在文章中开宗明义，指出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所实施的惩罚、奖赏都应以从存心忠厚出发。当“赏”与“罚”产生置疑、存在疑问时，苏轼主张“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尤当“慎行”。他举例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用皋陶三次提出杀疑犯，尧三次提出赦免的典故，支持自己的论点。

主持这次科举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他的副手、参详官梅尧臣最先读到这篇文章，大为激赏，立即呈荐给欧阳修看。欧阳修读罢也感惊喜，认为文章引古论今，说理透彻，富有独见，颇具大家风采。他尤其对那个典故印象深刻，估计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为避嫌取为第二。没想到拆封一看，发现作者不是曾巩，而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苏轼。

金榜题名后，苏轼循例至欧府向呈递谢书。谈话间，欧阳修问苏轼，那篇应试文中说道，皋陶对罪人三次要杀，尧帝三次赦免。这个典故出自哪里？苏轼回答说，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中。苏轼走后，欧阳修将《孔融传》及注细细地重读一遍，却没有发现这个典故，十分纳闷。不久他们又见了面，欧阳修又问苏轼。苏轼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绍子袁熙的妻子赏赐给儿子曹丕。孔融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见于哪本书？孔融说并无依据，只不过依今天的事情来推断古代的情况。所以，学生也是以尧帝仁厚而皋陶执法峻严来推测，想当然罢了。

欧阳修听罢恍然大悟，他不仅不怒，反而连声称赞苏东坡“善读书，善用书”。遇上欧阳修是苏轼的幸运，他如此“忽悠”考官，若换了别人，很可能被取消成绩，名落孙山。

苏轼与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双子星座，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岁，由文学结缘而精神相通，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自嘉祐二年礼部试后，苏轼与欧阳修的交往从未间断过，欧阳修辞世后，苏轼仍与其后人保持交往。

欧阳修所撰的《新五代史》，褒奖忠义，斥责邪佞，被公认为是极具思想价值的力作。陈寅恪认为，宋朝文人的气节方面的提升，是因为《新五代史》开了风气之先。但苏轼投以挑剔的眼光。他问欧阳修：《新五代史》能够传世吗？欧阳修很自信地回答：我自以为这部书有褒善惩恶之志。言外之意是，既然能做到奖善惩恶，当然能传于后世了。苏轼反问道：不为韩通作传，怎么能算扬善抑恶呢？听了这话，欧阳修便默不作声了。韩通为保卫后周被杀。不为韩通立传，反映出欧阳修在写“当代史”时存有顾忌。这恰恰反映出二人的亲密关系，所谓“友直，友谅，友多闻”，唯有诤友才能直言不讳。同样的批评也在苏轼身上发生过，他最得意的弟子黄庭坚就曾批评苏轼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千万不要学这个。

欧阳修获准退休时，收到苏轼的《贺欧阳少师致仕启》。苏轼说：您辞官而去，士林众人莫不叹息，都赞叹您高洁的风范后人难以比肩。您心怀天下黎民，做君子难以做的事情，山林隐士尚有暮年志气，而您却要在壮年时辞官。大勇若怯，大智如愚。您辞官而去，所得所失与往日相比，谁多谁少呢？我受到您的指点很多，只有自己知道，虽对外人叹息你离去，私底下却为您能明哲保身而高兴。按规定，宋代官员七十岁退休，但北宋喜用老臣、老将。欧阳修从六十岁开始就申请退休，获准时不过六十五岁，他的退休显然不是什么可资庆祝的主题，或许只有苏轼这样洒脱的人才会击节叫好。

欧阳修退休时，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主动放弃了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的要职，出任杭州通判。七月，苏轼离京赴杭，途径陈州，先去探访在那里任府学教授的苏辙，兄弟相聚七十余日后，苏辙陪同苏轼，专程拜谒了致仕归颍的欧阳修。

欧阳修见苏轼兄弟到来，非常高兴，时值九月，暑热已退，他们兴致勃勃地游览颍州西湖，饮酒赋诗，畅谈终日。满头白发的欧阳修兴奋异常，好似返老还童，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师生之间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次欢会是苏轼兄弟与欧阳修时间最长的一次聚会，他们在颍州停留二十多天。这也是苏轼与欧阳修最后一次见面，次年闰七月，欧阳修去世。得知苏轼即将通判杭州，欧阳修还向他举荐了自己的诗友——西湖僧惠勤。到杭州后，苏轼与惠勤结为挚友。十八年后，当苏轼再度知杭州时，惠勤已然仙逝。但在当年苏轼与惠勤常常欢聚的旧舍之后，突然冒出一眼甘泉，苏轼名其为“六一泉”，并为之撰文，以寄托对欧阳修的思念。

发现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的嘉祐二年礼部试的一个侧影。这次科考一共录取进士三百八十八，不但有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可谓群贤毕至。这得益于欧阳修的学识和眼光。感谢欧阳修，他为大宋王朝成就了苏轼，为整个中国文学史成就了一位卓越天才。

对苏轼有发现和培养之功的还有陈希亮。陈希亮，字公弼，与苏轼是眉州同乡。苏陈两家本是世交，论辈分，他比苏洵还长一辈。

嘉祐六年（1061），苏轼初任凤翔府签判，协助知府掌理日常事务。前任知府宋选对苏轼很照顾，宋选离任后，由京东转运使陈希亮接任。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为人刚直，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听说陈希亮到来，大家立刻肃然而坐，笑都不敢笑。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很多人对他不敢仰视。凤翔府一些钦慕苏轼文名的小吏称苏轼为“苏贤良”，苏轼坦然受之。一次，陈希亮听到下属小吏这样称呼苏轼，勃然大怒，当着苏轼的面下令杖责这个小吏，斥道：府判官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有何贤良可言？此后，凡看到苏轼有骄矜自得之意，陈希亮在苏轼登门求见时，总是故意拒绝不见。苏轼写的公文，陈希亮也总是左涂右改，往返数次，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

一向心高气傲的苏轼很是不满，认为陈希亮是在无端打压自己，遂与他交恶。没有公事往来，他尽量不与陈希亮接触，即使中元节这样的重要节日，他也拒绝前往知府官署与陈希亮一同参加宴会，结果被罚铜八斤。

凤翔久旱不雨，苏轼率众祈雨得雨，作《喜雨亭记》，陈希亮读后觉得不错。后来陈希亮疏浚东湖，筑凌虚台，命他作记。苏轼作《凌虚台记》，记叙了土台修建的经过，联系古今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陈希亮非常满意，不易一字，吩咐刻石。

陈希亮去世的十四年后，受陈希亮之子陈季常之请，谪居黄州的苏轼写下了《陈公弼传》，表达了对陈希亮的深深敬意。苏轼在传中回顾了当年《凌虚台记》的写作过程，同时为自己年轻时的莽撞和对陈希亮的误解愧疚不已。这时的苏轼已四十六岁，在经历长期的宦海沉浮、人生大起大落后，终于明白了陈希亮对自己的一番苦心。像他这种耿直的个性，加之少年得志，一旦遭受挫折就很难保持心态的平和。陈希亮的故意压制，一是为打掉他的骄气，同时也是让他在顺境中感受挫辱，培养坚毅精神，这样，厄运袭来时，才能以乐观豁达的态度对待。

苏轼一生只写了十篇人物传记，《陈公弼传》是其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内容最为详尽。他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因此为他写传。而且，这十篇传记中只有两篇涉及与他同时代的人物，一位是陈希亮，另一位是陈季常，可见苏轼与这对父子感情之深。

元丰二年（1079）苏轼陷“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因为苏轼的谪居，这座江南小城变得鼎鼎有名，苏轼成就了黄州；黄州也成就了苏轼，在这里，他的创作达至巅峰。

黄州太守徐君猷敬重苏轼的才学和人品，任他自由往来于附近各地，并经常与他一起宴游。黄州通判马正卿亦是他的故人，初到黄州，苏轼生活困顿，马正卿从州府要来已撂荒的五十亩军营旧地给他耕种。营地位于黄州的东坡，次年春，苏轼筑屋，题之曰“东坡雪堂”，作《雪堂记》，自号“东坡居士”，“苏东坡”名由此得来。

苏轼自耕于东坡，在生存的艰辛与内心的孤独之中，他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无法放弃儒家经世济民的理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但时常因壮志难酬而感到苦闷，以至于向佛老求解脱。黄州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以及内心时隐时现的壮志，引发了苏轼更为深邃的思考，他最为著名的“两赋一词”——《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均是在这里写成的。

林语堂先生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在谪居黄州的第三个春天，苏轼在野外途中偶遇风雨，即兴填写了《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搏击风雨、笑傲人生、旷达超脱的胸襟跃然纸上。

同年，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将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运用为自己面对逆境的心态，通过对“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深切体悟，从而达到了一种自然恬静、无欲无求、随遇而安的状态，实现了精神境界的极大提升和对自我的超越。

在黄州，苏轼还巧遇故友陈季常。陈季常性格狂放，不逐时流，视功名富贵如草芥。他在洛阳的豪宅可与公侯媲美，在河北的良田一年可得帛上千匹，但晚年都弃而不取，隐居于黄州之岐亭。人们见他所戴的帽子，形似高耸的方屋，便称他为“方山子”。苏轼到陈季常家中作客，见四壁萧条，然而他的妻儿都怡然自乐，令苏轼倍感惊奇，他为陈季常写传，名为《方山子传》。苏轼写道：十九年前，我在岐下，见方山子带着两名骑马随从，身藏两箭，在西山游猎。见前方一鹊飞起，他便叫随从追赶射鹊，未能射中。方山子拉紧缰绳，独自跃马向前，一箭射中飞鹊。他在马上与我谈论起用兵之道及古今成败之事，自认为是一代豪杰。现在又过了许多日子，但是一股英气勃勃的神色，依然在他的眉宇间显现，这怎么会是一位蛰居山中的人呢？

《方山子传》为后世留下了一位视富贵如浮云的隐者形象，苏轼在黄州的五年间又何尝不是一个隐士？他眼中的方山子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受命从黄州移汝州，陈季常依依不舍，他送别苏轼，从黄州一路往东送到九江。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当政，北宋进入“元祐更化”时期。苏轼入朝迁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后来还兼侍读，成为哲宗的老师。司马光原以为，苏轼差点被变法派整死，一定会支持自己尽废新法，但没想到，苏轼主张保留有用的新法，比如免役法。由于与司马光意见不合，苏轼出朝，先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哲宗亲政后，新党人物把苏轼列入“元祐党人”刻碑立石，将他一贬再贬，直至被放逐到海南儋州。徽宗即位后，才遇赦北归。

而每次遭贬，苏轼都泰然处之。他身陷“乌台诗案”时，亲朋好友们四处奔走，使他免于一死。他的密友因此受到牵连，秘书省正字王巩被贬岭南，降职为监宾州盐酒税。元丰六年，王巩奉旨北归。二人相聚时，王巩让自己的歌妓柔奴（别名寓娘）为苏轼劝酒。柔奴色艺双绝，当初王巩受贬时，她毅然随行至岭南。苏轼问她广南风土，柔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为感动，作《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词以赞，抒发了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他写道：“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去世前不久，好友李公麟给他画了一幅像。苏轼在画上题诗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做的最后总结。黄州、惠州、儋州都是他的受难之所，但都成为他难以忘怀的精神圣地。

苏轼性直放旷，喜直抒胸臆，以事物原本的是非曲直为是非曲直，不屑在党争之中东倒西歪，结果，他被两派都视为异类。苏轼其实早已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苏轼与苏辙除服，携家经由成都，自阆中至凤翔，过长安至京师开封。长安人石苍舒是苏轼的老友，苏轼在石苍舒家中过年。石苍舒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起堂取名为“醉墨”。应石苍舒之邀，苏轼写下《石苍舒醉墨堂》诗。这是苏轼早期的名作，它的第一句尤为著名：“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这句诗后来常常被文人们用来感叹知识分子学困于时、艰难前行的宿命。此时，苏轼刚过而立之年，正是大有作为的鼎盛年华。但年轻的神宗即位后，朝中政事纷争，人事变迁，令苏轼对未来仕途有不祥的预感。十年后的“乌台诗案”和晚年谪居岭南都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

苏轼既有这样的灵犀，为何不稍稍圆滑处世，而非要走到因言获罪的路上呢？试想，假如圆滑处世的话，这世间还有苏东坡吗？

进退出处，无不相同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占了三席，被称作“三苏”。苏洵少年时不好读书，喜任侠壮游，走了不少地方，长了很多见识。庆历间，他进京应试不中，遂将自己所写的文章全部焚毁，闭门读书，十年后学业大进。嘉祐初，他带着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和举荐，苏洵从此“名动天下”。

苏洵令人不解地写下《辨奸论》，不点名地把王安石骂得体无完肤，说：这个人口中说着孔子、老子的话，标榜自己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面孔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这个人却不是这样，他穿着奴仆穿的衣服，吃着猪狗吃的食物，囚首丧面而大谈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

苏洵死于英宗治平年间，他写《辨奸论》的时候，王安石尚未进入权力核心。他为何对王安石有这样的成见？据说苏轼、苏辙应制科考试，均被录取。而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却贬斥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应“黜之”。还认为苏辙的制策推重丞相，“专攻人主”，不肯给苏辙写评语，使苏辙不能任官，只好“奏乞养亲”。《辨奸论》广为流传，是后来攻击王安石诸多言论的底本。有后人考证说《辨奸论》其实是邵伯温的伪作。

苏洵中年以后的觉悟与上进，一直被人称为传奇。但苏洵最具传奇的一面是对两个儿子的成功教育与引导，以及对他们未来人生命运的洞察。

苏洵曾专门写过一篇《名二子说》，解释了为二子命名的深意。他说，车轮、车辐、车盖、车轸，对于一辆车来说各有用途，缺一不可，而车轼则似乎是作用不大，可有可无，但一辆车如果缺了“轼”，也就不成其为完车了。由于这根横木有些过于张扬显露，所以苏洵在给苏轼取这个名字时说“吾惧汝之不外饰也”，给苏轼起字为“子瞻”，意思是让他瞻前顾后，谨慎小心。而对于另一个儿子苏辙，苏洵则比较放心，取名为“辙”，字“子由”，意思是让他跟着别人走。虽然“辙”不像“轼”那样引人注目，却也不易遭人嫉恨。

苏洵写这篇文章时，苏轼只有十一岁，苏辙八岁，这篇文章不仅准确概括了苏轼、苏辙的性格，甚至还预测了他们的命运。苏轼一生热情奔放，未能因父亲取名“轼”而改掉张扬的性格，才华横溢却历经坷坎。苏辙沉静恬淡，一生虽也屡遭贬斥，但他性格沉稳，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少了许多磨难。后来，苏辙在颍川定居，过起了田园隐逸生活，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有一个较为宁适的晚年。

苏轼与苏辙兄弟情深。熙宁初，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相聚。熙宁七年（1074），他在杭州三年任满后，调至密州，当时苏辙正任职济南，两地相距不远，但兄弟二人仍未立即见面。熙宁九年的中秋之夜，皓月当空，银辉遍地，苏轼面对一轮明月，想到兄弟二人已七年未得团聚，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毫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怀念苏辙。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调任徐州知州，这年中秋，苏辙来到徐州，兄弟俩终于见面，苏辙作了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词，表达了相聚的欣喜与分手的难舍。苏轼认为词中的“明月不胜愁”“依旧照离忧”句，过于悲伤，于是在二人分别时又和之以《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说：“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表示自己决不会不知进退，热衷仕途，并以“醉”的场景，展望了二人退休后的悠闲生活。显然，对于苏氏兄弟而言，这种生活并不奢侈。但苏轼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年，他就差点在“乌台诗案”中丢了性命。

好在有苏辙！他不仅可以在兄长醉倒时伸手扶助，更能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与兄长同生共死。苏辙与苏轼是同科进士，既是兄弟、良友，又是政治上荣辱与共的伙伴，哥俩一起步入仕途，政治立场相同，从来都是共同进退。熙宁初，苏辙因反对新法，出为陈州教授。后任南京留守张方平的签书判官。苏轼陷“乌台诗案”下狱后，苏辙上书神宗，要求以自己的官爵为兄赎罪。张方平、章惇、吴充等大臣，以及退休的王安石，重病卧床的曹太后，都为苏轼说情。神宗从轻发落，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受降职处分，任为筠州酒监。

据南宋人所撰的《蓼花洲闲录》记载，苏轼出狱时，苏辙来接他，特地捂住自己的嘴巴，提醒他对这次“口舌之祸”引以为戒。随后，苏辙在小客栈里为他饯行。时值隆冬，寒风凛冽，苏辙心中凄苦，难以下咽，连连停下。而苏轼早将身陷囹圄的悲痛扔到九霄云外去了，狼吞虎咽地吃着面条，吃完后拍拍肚皮，大呼“好，好”。苏辙脸色一变，一边向仔细四周查看，一边急忙暗示苏轼要“三缄其口”。苏轼喏喏点头。

哲宗即位后，召苏辙还朝任校书郎，改右司谏。此时，正值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清算的高峰期，苏轼上奏章二十余篇，苏辙更上奏章七十四篇，主张严惩新党。不久，苏辙擢为中书舍人，后官至尚书右丞、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执掌朝政。苏轼遭人排挤，乞外任，苏辙连上四札，也乞外任。

哲宗亲政后，朝政又出现重大反复。绍圣四年（1097），苏轼被贬海南儋州，苏辙被贬广东雷州。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相遇于广西藤州，苏辙送苏轼出海，六月十一日诀别于海滨。这是苏氏兄弟的最后一次面别。此后直至苏轼病卒于常州，他们再也无缘相见。徽宗即位后，苏辙也遇赦北归。苏轼病逝后，他的三个儿子拖家带口到颍川投奔苏辙，致“二苏两房大小百余口聚居”。政和二年（1112），苏辙转大中大夫致仕，同年十月卒于颍川，年七十四岁。苏辙死后，伴随苏轼墓葬于汝州郏县均台乡上瑞里，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

或许是由于苏辙通达人情世故，苏轼对苏辙显得更为眷念。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就给苏辙寄信赠诗，晚年被贬谪时更甚。苏辙是苏轼一生中最重要、最依赖的朋友。苏轼有诗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又说：“吾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时人论天下文章，都认为苏轼第一，但苏轼常常说他实不如苏辙，他在《答张文潜书》中评价苏辙的道德文章说：子由的文章其实胜过我，只是一般人不知道，才以为不如我。

苏辙曾说：我幼时跟从子瞻读书，一天都没有分开过。又说：从前我年少时，跟着家兄子瞻出游，遇有登山、渡水时，从来都是他卷起衣裳先上。苏轼屡次遭陷，苏辙愤愤不平地说：东坡何罪之有？不过就是因为名气太大了！在《东坡墓志铭》中，苏辙深情地写道：“扶我则兄，诲我则师。”

古今中外，由于权力、金钱、美色，以及些许的蝇头小利，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手足相残的故事不胜枚举，无怪乎《宋史·苏辙传》评价说：“辙与兄轼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称为是“西方的孔子”，他有一句名言：“知识即德性，无知即罪恶。”苏格拉底认为，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人只有真正地认识了自己，有了德性的知识，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完成自己的使命，成为有德性的人。苏轼苏辙兄弟，便是这有知识、有德性的人，他们是古今少有的令人羡慕的兄弟。

世道之颓，吾心如砥柱

苏门四学士中，才华堪比苏轼的，唯有黄庭坚，因此，世有“苏黄”之说。苏轼称赞黄庭坚说，他的文章“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黄庭坚是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

黄庭坚还是大书法家，为“宋四家”之一，世称“苏黄米蔡”。2010年，他的书法长卷《砥柱铭》在中国内地的拍卖中以三亿九千万元落锤，加上佣金，总成交价四亿三千六百八十万元，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价的世界纪录。《砥柱铭》是唐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巡猎时命名相魏征所作，是一篇歌颂大禹治水的铭文。魏征是黄庭坚最推崇的政治家，关于书写《砥柱铭》的目的，黄庭坚在其后的跋文中写道，有人说：“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即便世道颓丧，有魏征的《砥柱铭》放在身边，我们就可以同时得到大禹和魏征这两位先贤，将《砥柱铭》的气节奉为身体力行的准则，就不会沉沦和改变节操！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人，英宗治平间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

黄庭坚幼时聪颖早慧，他的父亲黄庶追慕古代先哲，用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庭坚”为他起名，再以“鲁直”为字，希望他像真宗时的直臣鲁宗道那样刚直忠正。黄庶去世后，少年黄庭坚跟着舅父李常到淮南游学，在扬州认识了诗人孙觉。孙觉是经学家胡瑗的高足，对黄庭坚极为赞赏，后来干脆把女儿兰溪许配给了他。两位长辈的悉心教育，让黄庭坚学业大进，他们清廉的官风，也给他很大影响。

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因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自请通判杭州的苏轼，到湖州公干。时任湖州太守的孙觉与苏轼是故交。孙觉拿出新任北京国子监教授的黄庭坚的诗文，请苏轼指教，并说：“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苏轼阅后“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并笑着回答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去接近别人，别人也会主动接近他，逃名而不可得，何须扬名？对黄庭坚的文风与品格深表赞赏。

苏轼与李常也是至交，熙宁间，李常因反对新法出判滑州，后徙鄂州、湖州、齐州，熙宁七年，苏轼离杭赴任密州，途中曾专访李常于湖州任上，二人唱和颇多，相得甚欢，至密州仍诗文往来不绝。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赴河中，经青州至济南时，在时任齐州太守的李常处盘桓数日，在李常的引介下，苏轼对黄庭坚的诗文及人品有了进一步了解。

元丰元年（1078）春末夏初，苏轼接到了黄庭坚的书信与赠诗，元丰二年春，黄庭坚第二次奉书苏轼，感谢其奖拔接引。不久苏轼陷“乌台诗案”，在众人的斡旋下，贬谪黄州，黄庭坚虽然与苏轼未曾谋面，但因与其酬来唱往，被罚铜二十斤。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登基，苏轼与黄庭坚于这年秋初冬末先后相继入京任职，元祐元年（1086）初，他们终于见面。这一年，黄庭坚四十一岁，苏轼四十九岁，距离苏轼在孙觉处第一次知道他时已过去了十四年。二人相见恨晚，在此后三年间几乎朝夕相伴。黄庭坚对苏东坡极为仰慕，在诗中感慨说：“文似离骚经，诗窥关雎乱。贱生恨学晚，未曾奉巾盥。”痛惜跟老师学得太晚。苏轼同样对得到黄庭坚这样的弟子兴奋不已，赋诗说：“我今独何幸，文字厌奇玩。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二人诗词唱和达百篇之多，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声名愈显。

这一时期，除黄庭坚外，苏轼周围还聚集着一群年轻有为的文坛新锐，包括晁补之、张耒、王定国、王直方等，他们多次举办文学沙龙，如游览京西南郊西太一宫之会、西园雅集、鬼仙诗会等，北宋文坛盛况空前。

在司马光推荐下，黄庭坚负撰修《神宗实录》。实录一年后修成，他被提拔为起居舍人，期间，黄庭坚遭母丧，按惯例回乡守丧三年。丧除后出任宣州知州。因与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意见不合，苏轼出知杭州。黄庭坚因业绩出色，被提拔为起居舍人。

绍圣初（1094），黄庭坚出任宣州知州，改知鄂州。章惇、蔡卞等清算元祐党人，黄庭坚被划入元祐一党。七月初，与苏轼相遇于彭蠡湖，苏轼以“讥刺先朝”罪名被贬往英州。二人相会三日，洒泪作别，竟成永诀。

蔡卞从《神宗实录》里搜罗出了千余条内容，认为是对神宗的诽谤。黄庭坚被勒令入京接受审查。他曾写过的一句话“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成了要审查的首要问题，罪名是“大不敬”。所谓“铁龙爪”，是当时一个叫李公义的人发明的疏浚河道的工具，但实际使用效果并不好。面对诘问，黄庭坚回答说：那时我正在北都任职，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确实像儿戏一般。凡有所查问的，他都照实回答，毫无顾忌。过堂的人都称赞他胆气豪壮。

事后，黄庭坚被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贬谪诏书下达后，左右的人都哭泣起来，黄庭坚神色自若，倒头便睡，旁人提醒他说：黔州乃是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你不仅不担心，还显出高兴，是什么原因？黄庭坚回答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黄庭坚再被移至戎州。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位，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元年。黄庭坚接到权知舒州的任命，又被召为吏部员外郎。黄庭坚两次上表，说明身体有疾，请求在太平州或无为军当地方官，四月任为知太平州。同年七月，苏轼卒于常州。崇宁元年（1102）四月，蔡京又兴党祸，徽宗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罢黄庭坚太平州知州职务。朝廷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苏轼、黄庭坚都在其中。

崇宁二年，黄庭坚以“幸灾谤国”罪除名羁管宜州。当时，黄庭坚已经年近六旬，体弱多病，听说要流放到宜州这种“南方瘴雾”之地，家人都为他忧心忡忡，伤心落泪。黄庭坚却笑道：你们都放心吧！我早在熙宁年间，就有鬼怪来送梦，提醒我会被贬宜州。宜州者，所以宜于人也；鬼怪之言，岂欺我哉！黄庭坚羁管宜州后，先寄居城西一居民家，太守认为按罪不能这样安置。他要寄居寺庙僧舍，太守又不同意，只得搬到城南戍楼度日。崇宁四年九月，黄庭坚客死宜州贬所。

黄庭坚为人耿直忠诚，重“孝友”。他每晚要为母亲清洗便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让仆人来做，他说：服劳奉养，是做儿子自己应尽的职分，怎能叫他人分自己的孝顺呢？元符三年苏轼去世，他异常悲痛，哭泣不已，并在屋里悬挂了一张苏轼的画像，每天早晨都穿戴好整齐的衣冠，恭敬地向画像焚香施礼。有人说起他和苏轼以“苏黄”并称，声名难分高下，他即刻起身离席，惊慌地回避说：“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叙哉！”意思是说，我是东坡先生的学生，怎么敢这么没大没小呢？

当“拗相公”遭遇“司马牛”

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北宋政坛的双子星座，二人都名动一时，都当过位高权重的宰相，对北宋中后期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出生于光州光山县，他的父亲司马池时任光山县县令，因此给他起名“光”。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和阅历。宝元初（1038），二十岁的司马光高中进士甲科，初任华州判官，后改苏州判官。后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

庆历年间的宰相庞籍是司马光父亲的生前好友，对司马光护爱有加，见他对历史有兴趣，举荐他担任馆阁校勘。司马光利用这个机会，翻阅了朝廷密藏的大量典籍史料，这为他后来编写《资治通鉴》做了铺垫。庞籍因受人诬告，被免去宰相职务，到郓州任知州。司马光为报庞籍知遇之恩，追随庞籍来到郓州，担任郓州典学和通判。至和二年（1055），庞籍被调到并州任通判，司马光又跟着他到了并州。

嘉祐二年（1057），司马光被调入京师，任开封府推官，在包拯手下工作。在包拯的举荐下，四年后他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司马光在谏职上一干就是五年，他性格直率，批评朝廷得失毫不犹豫，得罪了一些权贵，仁宗对司马光的建议也未予重视，司马光决定辞去谏职，任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后立志改革，四十九岁的司马光和四十七岁的王安石最为他看重。两个人都向神宗谈了各自的改革主张，神宗更倾向于王安石的改革方案。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比司马光小两岁，与司马光的家庭背景相似，也出身于一个中下层官僚之家，其父王益先后任临江军通判、新淦县知县、韶州知州、江宁府通判等职。王安石自幼也跟随父亲宦游各地，长了很多见识。

王安石的青少年时代比司马光艰苦得多，他的父亲王益因病卒于江宁任上时，王安石只有十九岁。王益为官清廉，子女众多，他一去世，全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在坚持苦读三年后，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高中进士第四名，初仕任为签书淮南判官。

王安石的仕途也不同于司马光，他长期在江南各地为官，屡次回绝朝廷征召。他素有改革之志，嘉祐三年（1059）王安石应召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同年写成《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表达了自己矫正世风、改变世俗的志向。万言书虽未得到仁宗的重视，但王安石变法图强的主张广为人知，名气越来越大。

改革之君神宗上台后，王安石迎来转机。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拜王安石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力行变法。第二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变法趋向高潮。

司马光与王安石曾经是关系不错的好友，仁宗嘉祐年间他俩与吕公著、韩维结为“嘉祐四友”。神宗即位后，随着政局的变化，由于在变法问题上出现歧异，这两位昔日好友在政治上开始对立起来。司马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反复劝他不要推行变法，王安石很不高兴，以一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断然拒绝了司马光的指责。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上书弹劾王安石，恳请神宗“诛逐乱臣，延纳正士”，“臣等就退诛戮，无所复恨”，被神宗拒绝。同月，司马光坚请出知永兴军。二人的关系到此画上了句号。

神宗力排众议，支持王安石继续力行新法，司马光则成为保守派领袖，二人成为政治上的死对头。

司马光离开京师，闲居西京洛阳达十五年之久，期间，主持编纂完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王安石变法在统治集团内部受到猛烈攻击，心力交瘁的神宗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将王安石罢相。次年五月，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为相，但对王安石的信任已大不如前。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四月去世。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死后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王安石生前被封为舒国公、荆国公，死后又被封为邢国公，谥文。

在熙宁之后的元丰年间（1078—1085），神宗继续推行变法。神宗病死后，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拜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元年（1086）九月，王安石去世不到半年，司马光也去世了，高太后和哲宗亲临丧礼，敕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王安石与司马光虽互为政治对手，但在许多地方有惊人的相似：

二人同是文坛巨星。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其名《资治通鉴》，并赞扬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古今”，“成一家之书”。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雄健峭拔，亦工诗词。

二人都固执己见。王安石性格执拗，被时人称作“拗相公”。司马光也有个类似的绰号——“司马牛”。苏轼原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但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搞一刀切，认为新法中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保留下来，他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但司马光仍固执己见。一天，苏轼气冲冲地回到家里，一边脱衣服，一边对夫人说：气死我了，他司马光简直就是个“司马牛”！司马牛是孔子的学生，苏轼把“司马牛”套在司马光脑袋上。

二人的私德均受赞誉。当时，王侯将相、文人墨客娶三妻四妾都是寻常事，不仅不被人讥笑，反而传为美谈。王安石的夫人、司马光的夫人都曾为老爷张罗纳妾的事，都被婉拒了。

二人均淡泊名利。王安石屡次回绝朝廷的征召，神宗想重用王安石时，多次向周围的大臣打听他来与不来。司马光为报答庞籍毅然辞去京官，跟随庞籍辗转于地方。神宗时他曾连上五道辞呈，不就美官。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气之下在洛阳闲居了十五年。

熙宁三年春，翰林院对谋求官职的李清臣等人进行考试，司马光拟定了一道策问：“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辩之。”

司马光表面上是让与试者辩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个问题，但事实上他已经给出了答案，谁敢说《诗》《书》等六经是不可信的陈迹？谁敢不承认圣人之言深微高远？司马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机攻击王安石，鼓动反对变法。

这是所谓“三不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最早版本。一般认为，“三不足”是出自王安石的豪言，事实上，“三不足”并不出自于王安石本人，而是司马光送给他的。

题目送审时被神宗否定，神宗要求翰林院另出试题，并马上召见了王安石。神宗问：闻有三不足之说，卿说过这样的话吗？王安石回答说没有，但又说：古人以为，天灾地震之类，都是上天发怒的象征，并把这些灾异和君主行为联系起来，臣不以为然，臣以为，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日食月蚀，都是自然现象，和皇帝的行为没有什么关系；做大事者，认准了一件事，就一定要独持己见，等事情做过了，成败才能显现出来，如果什么人的话都听，左右动摇，永无成功之日；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仁宗皇帝号称守成，在位四十年，也屡次修订成法，何况陛下这样的大有为之君呢？

王安石认为“三不足”符合自己的想法，便欣然接受了。因为“三不足”精神，王安石备受后人推崇。从这个角度说，“拗相公”还真的应该感谢他“司马牛”呢！

“非典型性官员”苏颂

在北宋后期激烈的党争之中，士大夫们进退失据，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独立自守的苏轼显得有些另类，此时，能与他引为同道的仍有苏颂、范纯仁、刘安世等人。

苏轼因“乌台诗案”投入御史台监狱后不久，权知开封府苏颂也被囚于同一座监狱，两人隔墙相望。苏颂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为闽南望族，他的祖父、伯父、堂叔、兄长都是进士，父亲苏绅担任过大理寺丞、尚书员外郎、翰林学士等。嘉祐年间，苏洵找苏颂认了同宗。苏洵在京师开封病故时，苏颂时任三司度支判官，亲自赴丧，并作《苏明允宗丈挽辞》二首。这样算来，苏颂与苏洵属同一辈分，是苏轼的宗叔。

元丰元年（1078）五月，苏颂在权知开封府任上时遇到一桩案子：相国寺僧人宗梵控告自己的师傅、住持行亲，说他将寺院的粥钱支给了祥符县令孙纯。苏颂查明，原来是行亲花了孙纯的钱，孙纯讨账时，行亲手头拮据，就用寺院的粥钱抵债。孙纯遭到控告，马上将钱还给了行亲。苏颂认为孙纯讨账无可厚非，而寺院的钱募自民间，由住持支配也无不可。于是认定宗梵无事生非，扰乱风纪，处以杖责。

不料，苏颂因为此案被城皇卒参了一本，状告他偏袒孙纯。御史台官员舒亶负责审理此案。舒亶经审理发现，苏颂与孙纯乃亲戚关系。原来，苏颂女儿刚刚嫁给同僚李徽之子，孙纯是李徽儿子的从妹之子。苏颂当初判案时，并不知晓这一“转弯抹角”的姻亲关系。他被传讯到御史台，接受舒亶的审讯，有口难辩，以故纵、偏袒孙纯之罪受罚，降职为秘书监，出知濠州。主审官员舒亶是李定的朋友，此时，李定已升任御史中丞，是舒亶的顶头上司。八年前，在“熙宁三舍人事件”中，苏颂是反对任命李定的“三舍人”之一。李定、舒亶还不罢休，又翻出苏颂在元丰元年（1078）六月判决的另一桩案子——陈士儒案，送交大理寺重审。这一审不要紧，竟审出了一桩惊天大案。

案子由“丁忧”而起。

早在周朝时，就有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丁忧”丧俗。“丁忧”期间，夫妻要分开，停止一切娱乐和应酬，不得进行婚嫁庆典等喜事。之所以服丧三年是因为古人认为，小孩子生下来，三年之内都离不开父母怀抱，时时刻刻都需要父母照料，即所谓“三年不免于怀”，子女要报这个恩。汉代以后，“丁忧”服丧被纳入法律，匿丧不举、“丁忧”期间作乐等都被视为“不孝”犯罪，会受严厉惩罚。丁忧也由一种习俗、伦理演变成一项制度。

对仕宦官员，三年“丁忧”必须解官去职，脱离职权岗位。这就意味着，“丁忧”期间是官员职务的停滞期，不可能获得提拔，不仅如此，由于去职时间长，许多官员的职务会被别人顶替，“丁忧”期满，还需等待朝廷新的任命。这对于那些贪念权位、一心向上爬的人而言，无疑是一次灾难。于是，在一些官员中就出现了瞒报父母丧事的现象。

因瞒报丧事以及“丁忧”期间举止不端而丢官丧命的官员，历代都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其母由于看花坠井而死，“丁忧”期间，他作了《赏花》《新井》诗，被认为有伤孝道，一贬再贬。后唐天成年间，滑州掌书记孟升因母丧隐瞒不报，最后被“赐自尽”。神宗熙宁初，李定就因为“匿丧”问题，受到言官的连番弹击。

古代官员提出“丁忧”申请，也存在不被批准的情况，这被称为“夺情”，这是一种变通的方法。在战争等状态下，显然不适用“丁忧”制度。此外，一些朝廷重臣“丁忧”未满时，朝廷可提前将其召回，称为“起复”。仁宗嘉祐三年（1058），宰相富弼的母亲去世，他辞官奔丧，仁宗一直没有安排其他人接任，而是虚位以待。不久，仁宗连连下诏，要求富弼复职，富弼却认为“起复”只适用特殊情况，不宜施于太平之时，连续五次上书，拒绝了仁宗的要求。

陈世儒是仁宗朝宰相陈执中与小妾张氏的儿子，虽是小妾所生，却因是陈执中独子，备受宠爱。陈执中病死后，张氏入寺院为尼。陈世儒长大成人后，娶李氏为妻。李氏家族显赫，其母是吕公著的妹妹。陈世儒与妻子商议，将张氏从寺院接回家奉养。不久，陈世儒以国子博士出任舒州太湖县知县。但陈世儒不愿在外地做官，想早回开封。李氏心想，假如公婆早死，丈夫就能以“丁忧”名义回京，于是，她对家中奴婢说：博士一旦死了娘，就厚赏你们。结果，几个奴婢合谋将张氏害死。后来，参与谋杀张氏的奴婢告发了陈世儒。

开封知府苏颂审理此案时，认为陈世儒不知情，张氏也没有明确指使杀母，不能判极刑。开封府法吏判决奴婢高氏处死，陈世儒妻、奴婢张氏坐牢，罢陈世儒国子博士。至此，这个案子似乎可以结案了。

但这时，神宗介入了这个案子，他召见苏颂，认为这是人伦大恶，应当穷究。苏颂看法稍有不同，他回答说当以事实为准绳，对当事人既不宽容，也不加重处罚。

元丰二年（1079）正月，有御史称开封府的法官没有认定陈世儒知情弑母，不能再让他们审下去了，将案子移交给大理寺别勘。李定、舒亶仍像上次那样，从亲友关系入手，又查出了一张“关系网”：苏颂与吕公著是好友，吕公著曾插手陈世儒案，扰乱审判。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绩、吕希纯也牵连其中。结果，吕公著父子、吕公著的侄子吕希亚等均被逮捕。苏颂被指在吕公著请托下有意宽纵李氏，连皇帝过问也不予理睬。

神宗下诏，将陈世儒案从大理寺移交到御史台。九月，御史台宣布，认定陈世儒夫妇合谋杀害陈母的事实。苏颂以待罪之身受到押解，关进开封御史台监狱。神宗感念陈执中是老臣，陈世儒是他的独子，想留陈世儒一命，但御史中丞蔡确坚持要依法处刑，结果，陈世儒与妻子李氏及奴婢高氏、张氏等十九人均被判处死刑，奴婢七人被发配。

陈世儒案涉案人员遭受如此严酷的刑罚，反映了宋人重视“孝行”的观念。宋王朝为维护封建秩序，大肆宣扬“冠冕百行莫大于孝”，孝道在宋代发展到新的高度，《宋史·孝义传》甚至记载了许多割肉、剖腹取肝以食父母的所谓“孝行”。这种“孝行”其实已经变味。

好在不久，苏颂和苏轼均被宽大处理，释放出狱，苏颂出知沧州，苏轼贬谪黄州。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苏颂、苏轼进入政治上升期。苏颂被拔为刑部尚书，迁转吏部尚书兼侍读，直到拜为右相。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侍读。两人同在朝中任职，友谊深厚。后来，苏颂因遇党争遭劾，主动辞相位，出知扬州，两年后退休。

哲宗亲政后，章惇为相，以“绍述”为名，贬斥元祐老臣。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有御史弹劾苏颂，哲宗在奏书上批示说：“苏颂深知君臣大义，不要轻易议论这位老先生。”原来，哲宗尚未亲政时，大臣们上奏政事，最后都是由太后拍板，没人理会哲宗的意见，只有苏颂在上奏太后之后，还向哲宗禀奏。徽宗即位后不久，苏颂在润州去世。当时，苏轼正在从海南岛北返，到江宁时得知苏颂病故，便从仪真渡长江到润州。由于一路劳苦，苏轼病不能起，便派幼子苏过吊丧。当苏颂的子孙回谢苏轼时，他的病情也已十分严重，一个多月之后，亦病死于常州。

苏颂为官五十多年，历经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等重大政治事件，各党各派都在争取他，拉拢他，但苏颂不管是在地方任职，还是担任中央高官，始终不引党援，不入派系，洁身自好，堪称“非典型性”官员。

苏颂的“非典型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他醉心科技，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苏颂编撰的二十一卷《本草图经》收录九百三十三种药物，全部绘有图样。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认为，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的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十五世纪才出现的大事。苏颂还组织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钟“水运仪象台”；绘制星图十四幅，绘星一千四百六十四颗，比欧洲十四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多四百二十二颗。在法律、历法、教育学、地理学、水利学、文献学、民俗学等方面，苏颂皆有较深研究，取得突出成就，显示出多方面的杰出才华。

但古代中国素来轻视科技。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首仕担任苏颂家乡泉州府同安县主簿，当时距苏颂去世不过五十年，当地许多人已不知道苏颂其人。朱熹建苏公祠以作纪念，并著文对苏颂的道德修养给予了盛赞，却对苏颂的科技贡献只字未提。

范纯仁有其父之风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初二，一位在“绍述”中被清算的大臣在睡梦中去世。他是范纯仁，范仲淹次子。

范纯仁自幼师从胡瑗、孙复，十七岁时因父荫授为太常寺太祝，但他坚持要走科举正途，于皇祐初参加科考，一举高中。初任常州武进知县，他借口说离家太远，不去赴任。朝廷又改任他为许州长葛知县，他仍不去。范仲淹很奇怪，问他：远处你不去也罢了，近处你怎么也不去？范纯仁回答说：岂可为了俸禄而轻易离开父母？长葛虽近，但到那里就不能侍奉您了。直到范仲淹去世，范纯仁守丧三年后出仕为官，以秘书省著作佐郎赴汝州襄城任知县。范纯仁发现襄城适宜养蚕，而丝绸价格相对较贵，便带领百姓开荒种桑。范纯仁离任后，所种桑林被当地百姓称为“著作桑林”。

治平年间，范纯仁升任江东转运判官，被英宗召为殿中侍御史，从地方进入中央，开始参与朝政。在当时的“濮议”中，范纯仁反对欧阳修等人尊英宗生父为“皇考”的意见，被贬地方。他虽在御史台仅干了九个月就丢官，但以不畏权贵名震天下。

神宗即位后，范纯仁拜为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范纯仁政治上倾向司马光，他上奏弹劾，认为变法操之过急。神宗急切想励精图治，经常接见地方低级官员，咨询政事阙失。范纯仁说：小人之言，听起来似乎可以采纳，做起来必定可行。因为小人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陛下加以深察。

薛向任发运使，推行均输法。范纯仁说：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崇尚法令则称颂商鞅，谈论财利则违背孟轲，将老成鄙称为因循守旧，将公论排斥为流俗愚见，将异议者视为愚人，将迎合者视为贤人。刘琦等人一提意见，就被降职贬官。朝廷大臣，大半趋附。远路理当缓到，大事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假如想立刻成功，一定被奸佞所乘。应该赶快召回因言获罪者，屏退王安石，满足朝野的期望。神宗不听，范纯仁辞去谏职，改判国子监。王安石准备让他出任显要的知制诰职，范纯仁说：不采我的意见，万钟俸禄我也不要。范纯仁所上奏疏，语言大多激切，神宗不想让外人知道，范纯仁就将副本向中书省公开。王安石知道后很生气，要求将他重贬。神宗没有同意。不久，让他出知河中府，调任成都路转运使。又贬知和州，徙邢州、庆州。

熙宁七年（1074）十月，范纯仁知庆州，临行前，神宗对他说：卿父范仲淹在庆州有威名，知庆州可谓是你们范家的世职。卿随父既久，兵法必精，边事必熟。范纯仁并不主张主动与西夏开战，答道：臣学儒家，没有学过军事，父亲守边时，臣年龄尚幼，不记得什么了，况且现在形势与过去不同。陛下令臣缮治城垒，爱养百姓，则绝不敢辞；若要臣兴兵开拓，请另外选一帅臣。

范纯仁抵达庆州后，发现当地遇到严重饥荒，“擅发常平粟振贷”，以府库公粮拿出来赈济灾民。属下告诫他说，这样做要先上报朝廷才可实行，范纯仁说：批复下来就晚了，我一个人负全责。当地百姓听说了这件事，都很感动。当时正值秋天大丰收，百姓昼夜争着缴粮归还，补足了常平仓的钱粮。朝廷派使者视察，没有找到任何岔子。使者与范纯仁有矛盾，以邠、宁间的丛冢大做文章，派人掘开墓葬，希望从中找到其管辖区有饿死人的证据，追查范纯仁的罪责。可是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墓葬中的死人是在前庆州知府楚建中任内饿死的，与范纯仁无关。

原环州知州种古抓了熟羌发配南方，说这些人曾为盗贼。犯人们经过庆州时，大呼“我们不是盗贼”。范纯仁对他们进行重审，发现其中确有冤屈，他们只是种古手下属吏，并非盗贼，只是种古为避罪而将这些知情人流放他乡。当时已任永兴军路钤辖的种古上书朝廷诬告范纯仁公报私仇，引起了朝廷的重视。神宗派御史台推直官冯如晦到宁州审理此案，临行前，神宗专门晓谕冯如晦要认真、秉公审理。审案前，作为与此案有关人员，范纯仁也遭拘捕。百姓闻讯，拦住囚车，使之无法行走，有些人甚至投水自尽以示抗议。经过复审，真相大白，神宗说：范纯仁的事已经清楚，不要再审了。种古以诬告罪被降官。

熙宁十年（1077）八月，范纯仁改任信阳军，后被任为西京留司御史台、河中知府，与司马光等交游，范纯仁还把女儿嫁给了司马光的侄儿司马宏。哲宗即位后，元丰八年（1085）四月，范纯仁再次任直龙图阁，复知庆州。范纯仁这次任职只有四个月，期间，他推荐种古为永兴军路钤辖，不久又推荐他知隰州。种古是名将种世衡之子，种世衡则是范仲淹一手提拔的。第一次知庆州时，范纯仁并未因为两家的关系而袒护种古，而此时，他没有因为种古的诬告而心存嫉恨。

高太后推荐范纯仁为谏议大夫。章惇认为范纯仁和司马光是亲戚，不宜任言官。司马光表示，宁愿自己避位而请范纯仁任言官。范纯仁改除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给哲宗皇帝当老师。

不久，司马光拜相，司马光当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废新法，凡是王安石支持的，他就反对；凡是王安石反对的，他就支持。没想到，范纯仁像苏轼一样，提出了不同意见。

范纯仁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言。新法已推行多年，改掉其中过分者即可，而青苗法、募役法等有助于富国强兵，不应该骤然废除。司马光很惊异，问他：你忘记了当年如何被王安石打击排挤了吗？怎么现在还要为他说话？不少人也都劝范纯仁说：你被压制多年，好不容易才重新出头，千万别违拗了司马宰相的美意。范纯仁叹息道：这样就让人没法说话了。如果为了讨好司马宰相而得到喜欢，那还不如在年轻时就迎合王安石致富贵呢。

范纯仁反对蔡确结党营私，但在元祐四年（1089）发生的“车盖亭诗案”中，他却认为应对蔡确宽大处理，不可以兴诗狱，不同意将蔡确贬往岭南新州，被人误认为与蔡确一伙。范纯仁再次被朝廷冷落，贬为颍昌知府。

哲宗亲政后，范纯仁回朝拜右相。苏辙在接受皇帝策问时，引用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法度的事做例子，希望能推动改革。哲宗大发雷霆，大臣吓得没人敢抬头。这时，范纯仁站了出来，从容论辩说：武帝雄才大略，汉代以来人们对他都是褒扬。苏辙用他比先帝，不是诽谤。陛下亲政刚开始，对待大臣不应该像呵斥奴仆一样。尚书右丞邓润甫插话说：先帝的法度，都要被司马光、苏辙破坏殆尽了。范纯仁反驳道：法令有了弊端，就应当改正，苏辙所论，事与时而已，不是说人。哲宗这才稍稍息怒。苏辙平时与范纯仁意见多有不同，见范纯仁替自己说话，非常感动。

哲宗任章惇为相，范纯仁随即请求辞职，以观文殿大学士加右正议大夫知颍昌府。章惇一上任就把司马光一派的重要大臣，如宰相吕大防等都放逐到岭南，并建议皇帝说，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应让他们回来。范纯仁听说后，上疏申辩。此时他已年届七十，正闹眼病，双眼看不见东西，家人都跪下求他说：千万不要再触怒皇上，万一获罪，实在不是年老之人所能承受的啊！范纯仁答道：事已至此，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话，假如皇上之心能够回转，关系这么多大臣，也算功德。假如不能，即使我死了，又有什么遗憾。范纯仁上疏，反对将吕大防远贬，希望将吕大防等人赦免回乡。结果，范纯仁被判与吕大防同罪，被贬永州。

范纯仁的儿子们对父亲的身体状况十分担心，建议他向皇帝求情。范纯仁摇头拒绝，令家人收拾东西上路。旅程异常艰辛，儿子们不时诅咒章惇。有一天在过江时，范纯仁乘坐的船突然翻了，当儿子们把他从船里救出来时，他全身都被江水浸透。儿子们又抱怨起来，范纯仁说：难道船翻了，也是章惇害的吗？

到永州没多久，二儿子范正思高兴地跑来说：咱们可以返回朝廷了。范纯仁忙问其故。他说：您的朋友韩维不是也被贬了吗，最近他儿子跟章惇申辩，说他父亲执政时曾与司马光不和，韩维因此被免除了贬谪。当年您不是也反对过司马光吗，前有车后有辙，咱们也可以此为借口。范纯仁摇头说：我因为司马光推荐，才当到宰相的。直到去世，他也不肯攻击司马光为自己开脱。在永州的三年中，范纯仁心平气和，自得其乐。有人对他蛮横无理，旁观的人都无法忍受，而范纯仁却不为所动，也不在事后怀恨。每次和客人交谈，他只是谈论圣贤，以及修身养性之事，其他的事一句也不说。他的气色与外表越来越安康宁静，就像在京城一样。

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听政。向太后诏令复范纯仁光禄卿，分司南京，邓州居住，并派人带着茶药到永州，传达口谕说：皇帝、太皇太后知道你在先朝言事忠直，现在虚相位以待，不知你眼疾如何？用何人医治？范纯仁顿首拜谢。北归途中，除右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不久，再除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范纯仁虽失明看不见诏书，但捧着诏书哭着说：皇上果然要用我，但身体不济，不能入朝任职，请求住在许州养病。徽宗只得答应，不时派内侍赐送茶药，催他入朝，表示渴见的心情，说：范纯仁，能见一面就满足了。又派御医亲往为范纯仁治疗。范纯仁去世后，徽宗下诏赐给范家白银三十两，命令许州、洛阳官府治丧，谥号忠宣，并亲笔为之题写碑额“世济忠直之碑”。

曾有亲族向范纯仁请教修身养德之道，他说：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范纯仁家风俭朴，他在朝廷做官时，曾留自己的同僚、秘书监晁端在家中吃饭。晁端吃过饭回去后，郑重其事地对旁人说：可惜啊，范丞相家的家风败坏了啊！听到的人忙问他怎么回事？晁端回答说：平时他们家吃饭，菜总是咸菜、咸豆腐之类。这次他家留我吃饭，咸菜、咸豆腐上面，居然放了两小簇肉，这不是他家的家风败坏了吗？

范纯仁常说：我一生所学只得“忠恕”二字，一生受益无穷，用在朝廷上侍奉君主，接待同僚朋友，与同族的人和睦相处，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这两个字。他经常告诫子弟说：即使最愚蠢的人，在指责别人时也是清醒的；即使非常聪明的人，宽恕自己的过错就是糊涂。你们应该以指责别人之心来指责自己，用宽恕自己之心来宽恕别人，如此就不用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地了。

但范纯仁身后并没有得到安宁。蔡京当国后，剥夺范纯仁的谥号，毁掉御题碑，并对其子范正平进行迫害，将其贬到象州，其家属有十余人被迫害致死。《宋史》评论说：范纯仁的职位高过其父范仲淹，而有其父之风。元祐时旧党急攻熙丰政治，范纯仁为蔡确辩护一事，可谓谋国甚远，当政者如听了他的话，元祐党锢之祸也不至于那样惨烈。范仲淹说，诸子中，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这真是“知子莫如父”啊！

“殿上虎”刘安世

北宋前期，言论相对宽松，士大夫敢说、敢为。哲宗朝后，政治纷争加剧，先有“元祐更化”，后有“绍圣绍述”，党争不止，说真话的人屡受迫害，舆论环境不断恶化。在此情形下，谏官刘安世仍忠于职守，屡遭贬斥，虽九死一生而初衷不改。

刘安世，字器之，号元城，世称“元城先生”，河北大名人。他少年时勤奋好学，关心国事，敢于发表自己的政见。一次，他与父亲的好友文彦博议论时政，文彦博言词间流露出对王安石变法的极度不满，他听后不以为然，说：我虽然是后生晚辈，但却不赞成您的观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难道不是顺应时势，合乎人心，为民谋福利吗？您如果有意见，那就拿出一套更有效的治国良方啊！文彦博被驳得无言以对。

熙宁间，刘安世进士及第，却拒绝朝廷任用，拜当时退居于洛阳的司马光为师，潜心修学，学成后才听从朝廷安排任职。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嫡传弟子，而且，在保守派人士心中，刘安世极具威望，几乎算得上是司马光第二了。元祐初，司马光拜相，推荐刘安世为秘书省正字。司马光问刘安世：你知道我为什么推荐你吗？刘安世说不知。司马光说：在我被贬时，你经常来宽慰我。我们在一起谈文论史，各抒己见，有时还为此争论。我担任宰相后，那些过去的泛泛之交，甚至仅见过一面、对答过几句话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借叙旧为名，行要官之实。只有你没有来过信！这是你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处，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竭力向朝廷推荐你的。

司马光死后，吕光著当政，又荐举他为右正言。不久，改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又晋升为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刚刚被任命为谏官尚未拜官时，忧心官场险恶，虑及个人前途及家人安危，想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刘母却说：谏官应该是直言敢谏的臣子，你父亲一辈子想担此任却未能如愿。你有幸担任，应当舍弃身家性命来报答国恩。即使你获罪流放，不论流放到多远，我都会跟你走。听到母亲的这一席训诫，刘安世立即接受了任命。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刘安世）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为谏官，面折廷诤，至雷霆之怒赫然，则执简恪立，侯天威稍霁，复前极论。一时奏对，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观者皆汗缩竦听，目之为‘殿上虎’”。刘安世出任谏官多年，刚正不阿，其胆识、气魄在当时谏官中无出其右者。元祐间，朝廷因变法而起的“党争”愈演愈烈，说真话而遭到打击的人越来越多，但刘安世毫不畏惧，被他弹劾的大臣不下数十人，范纯仁、章惇、蔡确、黄履、邢恕等大臣都曾因他弹劾罢官。有时，他言辞激烈，触怒了龙颜，就紧握笏板退步而站，待皇帝怒气稍解，再上前进谏，旁观的同僚、侍从们常常吓得冷汗直冒，无不敬畏。

有段时间，民间盛传宫中重金征聘奶妈。当时哲宗才十四岁，还未娶后，刘安世猜想这可能是以征奶妈之名，行搜罗美女之实。他在朝会上对高太后和哲宗说：陛下正当年少，没有娶后却亲近女色，这是天下不幸。希望太皇太后保佑陛下身体，为祖宗社稷着想，清闲之余，引导陛下多研读经史，让亲信大臣教他古今治乱要义，增加学问，不要沉迷轻浮之好。哲宗听后俯首不语。高太后连连摆手，直说：卿不要误听人言，绝无此事。不久，哲宗悄悄下旨中止此事。

哲宗亲政后，起用章惇为相，并把司马光时代外贬的新党召回重用，与司马光政见相同的官员纷纷罢官免职。刘安世属旧党，再加上个人恩怨，尤为章惇不容。他先被罢黜到南安军，再贬职为少府少监，最后又把他贬任岭南的新州别驾，在英州居住。

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刘安世结束了七年的流放生涯，回到京城，被重新起用为郓州、真定知府。当时，宦官梁师成把持朝政，他找到曾经在刘安世身边供过事的小吏吴默，派他持信作说客，以高官厚禄引诱刘安世为己所用。吴默劝刘安世为子孙打算，刘安世回答说：我一生谨记司马恩公的教诲，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官。我如果为子孙后代着想，贪图高官厚禄的话，我早就不当这吃力不讨好的谏官了。

蔡京做宰相后，大搞政治清洗，刘安世连续七次遭贬。这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后来，政治气候稍缓，他复职为承议郎，不久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宋代的岭南，瘴病严重。宋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南方地区广泛分布的瘴气、瘴病的记载。到底瘴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学界至今仍存争议。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是一种因湿热气候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死亡率极高。宋代不再笼统地称岭南为“瘴地”，而是具体到每个州县来分析瘴疠严重程度。南宋地理名著《岭外代答》有“大法场”与“小法场”之说，死人多的地方被称为“大法场”，广东以新州为大法场，英州为小法场。当时，民间还有“八州恶地”之说，有“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的歌谣。尤其是春州，据说“至者必死”，王安石主政时特意将春州降级为阳春县，不再安置贬官，获得时人称赞，“既改为县，自此获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而在这“八州恶地”中，刘安世因贬官去过其中的七个，居然安然无恙，士大夫们纷纷称奇。苏轼论及元祐人物时说：刘安世真是个铁汉子，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至于刘安世为什么处险地而无恙，他自己在《元城语录解》中总结为禁酒禁欲。但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却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刘安世喜读《孟子》，有刚大不枉之气，所以能百毒不侵。

西汉刘向有一句名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而按照黄宗羲的说法，书就是药，读书能养生防病。这个观点科学吗？2014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读书确实对健康有益。科学家们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用于治疗的书籍，比如，经典文学名著有条不紊地叙述，给人以稳定感，普遍适用于压力大、神经官能症和强迫症；阅读诗歌被作为言语矫正法用于中风的恢复；神话故事和民间文学，适用于儿童多动症和问题少年的慢性抑郁症等。看来，黄宗羲的观点不无道理。

“黑暗时期”的敢言之士

徽宗一朝被公认为是北宋政治上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六贼”当道，忠直敢言之士受屈。即便如此，张商英、任伯雨、江公望、陈禾、陈瓘等敢言之士仍不绝于朝。

张商英，蜀州新津人，英宗治平年间进士，《宋史》说他长身伟岸，洒脱不拘，不肯屈居人下，气节豪迈。张商英能言善辩，任通川主簿时曾劝降反叛的渝州少数民族首领。调任南川知县时，章惇在夔州平叛，他恃才傲物盛气凌人，大家都避而远之。张商英力劝章惇改变作风，竟说服了他，章惇将张商英推荐给王安石，任为监察御史。

哲宗初，张商英为开封府推官。旧党屡次要废新法，张商英上书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他巧妙地利用“孝道”来维护新法，并且写信给苏轼，其中有“老僧欲往乌寺呵佛骂祖”的不满言语。旧党领袖吕公著听说后，很不高兴，将他贬出京师开封。哲宗亲政时，召张商英为右正言、左司谏。他一上任就上疏指责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等人结党不轨，欲“剪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他还要求废掉司马光、吕公著的谥号，推倒他们的墓碑，毁掉他们的坟冢。他的激烈言词触怒了不少人，于是又被贬出京。

徽宗即位之初，任命张商英为河北路都转运使，后擢为翰林学士。蔡京任宰相时，张商英开始时与他关系不错，不久升任尚书右丞，转左丞。但很快二人因政见不同交恶，张商英数次进言，弹劾蔡京“身为辅相”，却“志在逢君”。不久，他受到御史指责罢官，列入元祐党籍，落职出朝。

大观三年（1109）六月，蔡京第二次罢相。徽宗起用张商英，初为龙图阁学士，后为杭州知府。张商英坚信王安石变法正确，上奏本说：“神宗修建法变，务以灭大害，兴大利。今诚一一举行，则尽绍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变，但不失其意足矣。”次年六月，张商英拜左相。当时，久旱不雨，他拜相的第二天，开封下了一场大雨，百姓一片欢呼，认为张商英拜相感动了上天。徽宗因之大喜，特意写了“商霖”两个大字赏赐给他。张商英认为蔡京当权期间，打着继承神宗以来实行的新法为幌子借以钳制皇上，禁锢士大夫，于是大革其弊。

张商英主持改革币制，废除了一些苛捐杂税。他力劝徽宗勤于政事，抑制奢侈，不要大兴土木。当时正修建宴殿升平楼，徽宗怕张商英发觉，告诫主管官员说，张丞相的车骑路过时，要把工匠藏起来，等他过去了再施工。徽宗想要提拔宦官杨戬为节度使，张商英援引祖宗法度，坚决反对。

史载，张商英“意广才疏”，他要做一件事，往往事先把它公开说出来，那些预感不利的人，便趁机想法子对付他。他的政敌何执中、郑居中千方百计罗织他的罪名，最后抓住他和方士郭天信往来一事大做文章，挑动徽宗对他的疑忌，使他连连遭贬。蔡京再次复相以后，太学士们集体为张商英鸣冤，蔡京怯于众怒，不敢再把他贬来贬去。徽宗让他“择便居住”，宣和三年（1121），张商英去世。

任伯雨，眉州眉山人，神宗元丰间中进士，先后任清江主簿、知雍丘县。徽宗初政，为收拾民心，向朝廷上下求直言，时任左正言的任伯雨连上八道奏折，弹劾宰相章惇，使章惇贬为雷州司户参军。他又上书朝廷，认为应当将张耒、黄庭坚、晁补之等留在朝内，而对于蔡京这样的权臣，则应彰显其罪。他联合谏官陈瓘和御史龚夬等疏奏蔡京、蔡卞兄弟罪恶，在朝中引起强烈反响。宰相曾布希望任伯雨少说话，他不但不听，而且打算弹劾曾布，被降为度支员外郎，不久又被外放为虢州知州。崇宁初，蔡京专权，任伯雨被削籍编管通州。崇宁二年（1103）正月又为蔡卞所陷，与陈瓘、龚夬、张庭坚等十三人以“元祐党人”而贬往南方。任伯雨所受迫害最剧，只有他一人被贬雷州，并被削籍安置至更为偏远的海南昌化军。崇宁四年，任伯雨从昌化军被移至道州，宣和初（1119）去世。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平反。

江公望，睦州府建德县人。哲宗登基，司马光主持朝政，起用江公望为太常博士。建中靖国元年（1101），江公望由太常博士擢任左司谏。徽宗登基时，曾布拜右相，驱逐了蔡京。因与左相韩忠彦有矛盾，曾布又拉拢蔡京帮他驱逐韩忠彦。等韩忠彦被贬后，曾布与蔡京闹翻，为蔡京所排挤，罢知润州，蔡京拜相。蔡京、童贯等人为徽宗修筑延福宫，广置亭台楼阁，引泉为湖，畜养珍禽异兽，供皇帝及后宫妃嫔娱乐。徽宗对左右大臣说：这是蔡京太师爱朕，议筑此宫，童贯太尉等苦心构成，亦不为无功。江公望谏阻说：这哪里是初登帝位的天子应该做的事啊？陛下留恋迷宫，畜养珍禽异兽，玩物丧志，于国家不利。徽宗召见江公望说：江爱卿，朕已将宫中珍禽异兽都遣放。只剩一只白鹇，因养在宫中日久，对我有感情，不肯离去，是朕用柱杖赶它才离去的。徽宗又将江公望的姓名刻在杖头，以记其谏。蔡京拜相后，江公望上疏谏诤蔡京之罪，徽宗对江公望产生了猜疑，贬江公望于安南军。

陈禾，明州鄞县人，是徽宗元符年间的进士。大观元年（1107），陈禾升任左正言，不久授给事中。当时，宦官童贯的权势越来越大，与宦官黄经臣一起执掌大权，御史中丞卢航跟他们内外呼应，做了许多坏事，朝中士大夫们因畏惧他们而不敢正视。陈禾没有接受给事中的任命，他说：阻止奸臣弄权是关乎国家安危的根本事情。我所担任的左正言的职责就是弹劾奸臣，担任此职的时候不进言劝谏弹劾，一旦调任给事中，就没有了进谏弹劾的权力了。

陈禾首先上书直言弹劾童贯，接着又弹劾黄经臣。他对徽宗奏道：黄经臣依仗皇上的恩宠玩弄权势，在朝廷同列中夸耀自己。常常说皇帝的诏令都出自他的手中，说皇上将任用某人，施行某事，不久诏书下达，都跟他所说的一样。发号施令是国家的重大事情，降免昏庸官吏和提拔贤明之士，是天子的大权，怎么能让宦官参与其中？我所忧虑的，不只是黄经臣，此路一开，类似的进用者就会多起来，国家的祸患，就不可遏止，希望赶快把他放逐到远方去。

陈禾论奏还没结束，徽宗就恼怒地拂衣而起，准备离开。陈禾上前拉住徽宗的衣服，请徽宗听完他的话。由于情急，竟把徽宗的衣袖撕落下来。徽宗喊道：“正言且慢，碎朕衣矣！”陈禾说：陛下不惜被撕破衣服，我难道敢吝惜用砍头来报答陛下吗？这些奸臣如今因为受皇上宠信而享受到富贵的好处，陛下将来会因为宠信他们而遭受危亡的祸患。陈禾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徽宗一改刚才恼怒的脸色，说：你能像这样尽心进言，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时，内侍过来请徽宗更换衣服，徽宗回绝了，并说留着这件破衣，用来表彰正直的大臣。

但第二天，童贯等人一个接一个地上前陈告，说国家非常太平，陈禾怎么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卢航上奏弹劾陈禾狂妄。在他们的蛊惑之下，徽宗下诏把陈禾贬为信州监酒。后来遇到大赦，陈禾才得以自由地回到家乡鄞县，讲学授徒，著书立说。

当初，左司谏陈瓘因反对蔡京被外放。他从岭外归来后，定居在鄞县，让其子陈正汇跟从陈禾学习。陈正汇揭发蔡京罪行，被押送到朝廷，陈瓘也被逮捕。黄经臣负责审理他们的案子，征召陈禾到案取证。陈禾自动承担所谓“罪责”，被诬为陈瓘同党而罢职。后来，陈禾又被起用，担任广德军知军，后调任和州知州。不久，他遇上母亲去世，辞官守孝。服丧结束后，担任秀州知州。

宣和元年（1119），王黼为相，陈禾不愿在王黼门下听命，极力请辞，王黼对他怀恨在心。陈禾的哥哥陈秉当时担任寿春府教授，陈禾到寿春侍奉兄长。恰逢童贯统领军队路过寿春府，想要拜访陈禾，陈禾不让他进门。童贯送礼给陈禾，陈禾也不接受。童贯十分恼怒，回到京师之后就上奏诬陷他。但徽宗只是说陈禾这人向来如此，劝童贯容忍。

南宋建炎三年（1129）八月，朝廷重新起用陈禾，任为舒州知州，但任命刚下达，陈禾就去世了。《宋史》给予陈禾很高的评价，说他“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风操”。

陈瓘，沙县人，二十三岁高中探花，曾担任礼部贡院检点官、越州通判、温州通判、左司谏等职。绍圣元年（1094），章惇为相。章惇听说陈瓘很有才华，十分器重，向他征询当今朝政应以什么为重？陈瓘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当今处理朝政应该持公正，不能再搞朋党政治。章惇说：司马光奸邪，罚治他是当务之急。陈瓘明知章惇与司马光政见相悖，却在章惇面前为司马光辩护说：这就错了，就像乘舟一样，偏重一边，有失天下之所望。章惇怒道：司马光大改成绪，如此不算奸邪又是什么呢？陈瓘力辩说：不了解人的心迹，就怀疑人家的行为，是不可为的；没有罪证，就指责他人奸邪，盲目处治才是最大的误国。当今之急是消除朋党，公平持正，才可以救弊治国。

章惇虽生气，但也佩服陈瓘的胆识和学识。陈瓘被任为太学博士。蔡京的胞弟蔡卞在朝中大举排除异己，陈瓘上书言朋党之争误国，触犯了蔡卞等人，被贬出朝。徽宗即位后，陈瓘被任为右正言。陈瓘上奏揭露章惇说：章惇独裁专权，当宰相八年，迷朝误国，其罪已不可掩盖。在陈瓘和其他大臣的弹劾下，章惇罢相，出知越州。陈瓘又上奏说：尚书左丞蔡卞罪恶很大，章惇干的许多坏事都是蔡卞出的主意。章惇是明的，蔡卞在幕后，是暗的，难于识破。不久，蔡卞罢知江宁府。

陈瓘升任右司谏，又上奏《论蔡京疏》，全面抨击蔡京。崇宁元年（1102）蔡京当宰相后，陈瓘被贬到袁州编管。第二年，又把他移送到廉州编管。崇宁五年正月，因天空出现彗星，朝廷赦免了一批被贬的官员，称为“星赦”。陈瓘获得自由，寓居明州。经过五年的贬谪，陈瓘生活非常贫困，“裘葛不具，箪瓢屡空”，连穿衣吃饭都难以维持。

大观三年（1109），陈瓘的儿子陈正汇在杭州听说蔡京有动摇东宫（太子）的迹象，便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杭州知府蔡嶷。不料蔡嶷是蔡京死党，立即把陈正汇逮捕押送京师，关入开封府狱中。开封知府李孝称是个酷吏，受蔡京指使，对陈正汇进行刑讯逼供，并派人到明州，把陈瓘也捕来下狱。李孝称逼陈瓘招供，陈瓘说：正汇听到蔡京有不利国家的事，急忙报告，我怎会知道？以不知之事来乱说儿子有罪，情既不容，义也不为。至于蔡京的奸邪必为国祸，我在职时曾经评论过，也不需今日多讲了。结果，陈正汇被流放海南，陈瓘被押到通州软禁。

政和元年（1111），蔡京又把陈瓘押送到台州羁管。台州知县石悈是蔡京死党，不仅派人监视陈瓘行动，而且经常派人搜抄陈瓘住处，甚至把陈瓘押至刑庭，以死威胁。陈瓘顽强抗争，未被害死，蔡京竟责怪石悈胆怯，罢了他的官。陈瓘在台州被软禁五年后，直到政和六年遇大赦，重获自由，寓居通州。宣和三年（1121），陈瓘的女婿被方腊义军俘去未归，蔡京死党又乘机陷害，令陈瓘移居楚州。宣和四年二月，陈瓘含冤死于楚州。陈瓘的侄子陈渊在南宋高宗朝时任监察御史、右正言，他敢于直言，反对秦桧投降议和，直至被贬官，时人称赞他有陈瓘之遗风。

“无奸不成朝”。历朝历代，有忠臣也必有奸臣，同样，有奸臣也必有忠臣。若用二分法，即使奸臣，也有“忠”“奸”的两面，只不过，在一些重要关头，“奸”的一面占了上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君当朝，多出忠臣；昏君当朝，则多出奸臣。想当初，徽宗尽遣珍禽异兽，还把江公望的姓名刻在杖头，以时刻警醒自己。历代贤君也不过如此啊！假如他一直有这样的态度、胸襟和抱负，北宋历史或许会改写，蔡京等人哪里还有乱政的机会？

三名臣

两宋贬到海南的高官，北宋有卢多逊、丁谓、苏轼、李纲，南宋有赵鼎、李光、胡铨。赵鼎三人都是力主抗金的主战派，因公开反对秦桧而落难。

赵鼎，解州闻喜人，崇宁五年（1106）中进士，出任河南府洛阳县令、开封士曹等职。南宋建立后，赵鼎任为户部员外郎、右司谏。因赵鼎敢言，性格直率刚烈，高宗欲任他为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范宗尹谏阻说，以前没有过自司谏而提拔为殿中侍御史的先例。高宗坚持用赵鼎，说：赵鼎作为言官，既称职又尽职，他提出过的四十条建议，采用施行的已然达到三十六条。

建炎四年（1130），韩世忠在黄天荡大败完颜宗弼，此战意义非凡，使世人看到了金兵并非不可战胜，朝野欢腾。宰相吕颐浩建议高宗乘胜追击，御驾亲征。赵鼎则认为目前形势还不明朗，不宜轻举妄动。吕颐浩很不高兴，改任赵鼎为翰林学士。赵鼎不就。又改任吏部尚书，赵鼎还是不去。赵鼎对高宗说：陛下有从谏如流的诚意，而宰相却坚持拒谏的态度；陛下重视言官，而宰相却屡屡压制。结果，吕颐浩罢相，高宗提拔赵鼎为御史中丞，还表扬他说：朕每闻前朝那些忠谏大臣的感人事迹，恨不能识，如今在爱卿身上看到了。不久，又升任赵鼎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后又任为参知政事。

赵鼎虽是文臣出身，也颇晓军事。绍兴三年（1133），京西招抚使李横冒进出击，意欲一举收复开封，结果不仅未克开封，重镇襄阳也为金和伪齐联军所破，朝野震惊。在商议收复襄阳将帅人选时，赵鼎力荐岳飞，他说：“知上流（襄阳）利害无如（岳）飞者。”签枢密院事徐俯认为岳飞不能胜任，在赵鼎的力争下，岳飞果然率军收复了襄阳。绍兴四年秋，赵鼎拜相，并兼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政大权。

同年，伪齐联合金国号称五十万大军南下侵宋，南宋举国惊恐。赵鼎力主抵抗，并推荐赋闲多年的张浚为知枢密院事，视军江上。不久，韩世忠所部在扬州大仪镇大破金军，岳飞所部在庐州大败伪齐军，金军撤军北还。高宗感叹道：“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

赵鼎推荐张浚拜相，共同辅佐高宗。二人虽都是主战派，但性格不同，赵鼎稳重，张浚急于求胜，渐生矛盾。大将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他。作战时，他多不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有畏敌之嫌，引起大臣们的不满。在刘光世问题上，赵鼎与张浚分歧严重。张浚认为刘光世久而无功，屡次上奏要求罢免他。赵鼎认为用人之际，轻换主帅会离散军心。高宗对张浚言听计从，赵鼎被罢，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绍兴七年，朝廷剥夺了刘光世军权。果然如赵鼎所料，刘光世的部将郦琼不服新人节制，策动淮西军四万之众投降伪齐，史称“淮西兵变”。张浚引咎辞职，高宗重新启用赵鼎为相。但此时，高宗的内外政策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金国派人前来议和，逼宋称臣、纳岁币，朝臣们认为金人不可信，反对议和，高宗却对反对者大加指斥。建炎四年，被金人俘获的秦桧忽然携家而还。高宗拜他为相，不久就被朝臣论罢。但秦桧很快又回到朝廷中枢。绍兴八年三月，秦桧出任右相。十月，赵鼎罢相，以忠武节度使出知绍兴府，再也没能回朝。从此，秦桧独相，全权处理南宋对金乞和事宜，前后专权十八年之久。

赵鼎与秦桧，一个是坚定的抗战派，一个是顽固的投降派，二人成为死敌。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赵鼎罢知绍兴府，临行之际，秦桧在渡口小亭设宴为他饯行，赵鼎并不领情，打个拱手就要登船。秦桧忙说：我已请示皇上为君饯行，何不稍作停留呢？赵鼎答道：主张不同，何留之有？随即上船，扬帆而去。赵鼎先后贬谪绍兴、泉州、潮州等地，辗转多处，越贬越远，最后贬至海南吉阳军。他在潮州五年，闭门谢客，绝口不提朝政政事，在吉阳军三年，深居简出。但他的拳拳报国之心却始终没有改变，他在贬至吉阳军的谢辞中写道：“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

赵鼎落难后，门人故吏害怕惹火烧身，不敢过问。广西经略使张宗元仰慕赵鼎，不时派人渡海，以米食接济，秦桧知道后，立即将张宗元调离了广西。赵鼎预感到秦桧要对自己下毒手，让人转告儿子赵汾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了，你们则无后患，我若迟死，必将祸及全家。绍兴十七年，赵鼎在吉阳军贬所绝食而死。死前，他自书铭旌（竖在灵柩前的旗幡）说：“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李光，越州上虞人，北宋崇宁五年（1106）中进士。曾任开化县令、太常博士、吏部司封，因议论政事被贬桂州阳朔知县。当时，李纲也因评论水灾一事被贬出朝，住在义兴。李光乘船路过，李纲在水驿等候，并亲自出来喊道：这不是赵州李司封的船吗？李光逗留数日而别，二人结成至交。后来，李光被召入朝，授任司勋员外郎，升任符宝郎。钦宗受禅后，任为右司谏。

金人围攻太原，朝廷商议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李光反对说：三镇之地，祖宗百战才得到它，一旦送与敌人，怎么立国？希望诏令大臣商议攻守之策，仍暗中派人檄令河东、河北两地，征发全部强壮兵丁策应，首尾掩击敌人。李光升任侍御史，不久因言事被贬任监汀州酒税。

建炎三年，高宗授李光为宣州知州。宣州是南宋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李光修筑城池，积聚军粮，把地方百姓按保伍分编，称为“义社”，选择其中健壮者一万多人，号称“精拣军”。又在二十三处险要之地设立兵营戍守，把全城分为十处把守。因守城有功，李光屡受朝廷嘉奖。

绍兴年间，金兵南侵，高宗诏令各地守臣可守可避，得以自便。李光上言说：守臣担负人民、国家的重任，应当责之以存亡。如果预先开启迁避之门，是引诱他们逃跑，希望追回前命。李光屡获朝廷重任，先后任为吏部尚书，江东安抚大使，江西安抚、洪州知州兼制置大使，直至参知政事。高宗本意不想用李光，秦桧为与金媾和，想借重李光的名望来压制士民的所谓“浮议”。李光参与了秦桧导演的主张与金和谈的签名活动，一度遭到主战人士的批评。后来，当秦桧建议撤掉河南守备，夺去诸将兵权时，李光忍无可忍，站出来反对。李光当着秦桧的面对高宗说：看秦桧的心意，是想堵塞蒙蔽陛下的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第二天，李光请求罢职。高宗说：你昨天当面斥责秦桧，举动像古人。朕退朝后叹息，正要寄心腹于你，为什么要辞职呢？李光说：臣与宰相争论，不可留任。他九次上章请辞，授任资政殿学士、绍兴知府。

绍兴十一年冬，秦桧死党、御史中丞万俟卨指责李光阴怀怨恨，贬其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在藤州，又移置琼州。八年后，移置更远的昌化军。此间，李光留意于文章和历史考据，怡然自得。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病死，三年后，李光北归，后在江州去世。孝宗即位后，追赠他为资政殿学士，赐谥号“庄简”。

宋代的吉州庐陵，素以理学、忠节、文章著称。两宋三百余年，这里名人辈出，胡铨是其中名望最大者之一。胡铨，号澹庵，他一生忠义爱民，坚持抗金，反对议和，与欧阳修、杨邦义、周必大同誉为“庐陵四忠”，去世后被朝廷追加了荣耀极高的谥号——“忠简”。

建炎二年（1128），二十五岁的胡铨参加设在扬州的科举考试。高宗以“治道本天，天道本民”为题，亲自策士。胡铨答策万余言，说：汤、武顺从民众而兴起，桀、纣顺应天道而灭亡。现在陛下起于干戈锋镝之间，外乱内讧，而策问臣下数十条，都质问于天道，而不倾听民众呼声。又说：现在的宰相不比过去的晏殊，枢密、参政又不是过去的韩琦、杜衍、范仲淹。高宗暗暗称奇，想钦点为状元。但有考官认为胡铨的言辞过于直率，最终把他排在了第五名，授为抚州军事判官。建炎三年，金兵大举攻宋，胡铨抗敌有功，被起用为承直郎兼吉州军事判官。绍兴五年，胡铨升任枢密院编修官，掌管全国军事文件。

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再度为相，大力推行投降、主和政策。金国派遣张通古、萧哲二人作为“江南诏谕使”，到临安进行谈判。金使态度傲慢，目中无人，对南宋当局百般侮辱。高宗和秦桧不惜卑躬屈膝与金使议和，朝野官民纷纷起来反对。胡铨的反对最为激烈，他在《上高宗封事》奏疏中激愤地说：即使是三尺童子让他对猪狗跪拜，他也会勃然大怒的。金人就是猪狗，我堂堂大国的臣民，纷纷对猪狗跪拜，童子都感到羞愧，陛下您怎么能容忍呢？胡铨同时表示，希望高宗立斩秦桧等投降派，“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胡铨的这篇奏疏被称为“斩桧书”，朝野为之震动。宜兴进士吴师古迅速将此疏刻版付印、散发，朝野官民争相传诵。

秦桧恼怒，认为胡铨狂妄凶悖，令除名，贬送昭州管制，并降诏传告朝廷内外。给事中勾龙如渊、谏议大夫李谊、户部尚书李弥逊、侍御史郑刚中等人纷纷出面营救，秦桧迫于公论，改派胡铨去广州监管盐仓。绍兴十二年，以胡铨恣意议论，将他除名，安置于新州管束。绍兴十八年，新州守臣张棣攻讦胡铨与宾客唱酬对答，诽谤怨恨朝廷，胡铨又被流放到更远的海南吉阳军。胡铨及家人历经艰难险阻到达吉阳军，在那里生活了八年。

秦桧死后，胡铨得诏北归。隆兴元年（1163），孝宗即位，胡铨被重新起用。孝宗召见胡铨时对他说：久闻你喜直谏，你就谈谈该如何执政吧！胡铨当即提出“修德、结民、练兵、观衅”四点意见。孝宗加封他为吏部郎官。又迁任秘书少监、擢任起居郎。针对自隆兴北伐失败后朝中的议和之风，胡铨多次上表坚决反对。当时，旱灾、蝗灾和星变频发，孝宗下诏垂询政事缺失。胡铨应诏上书数千言，论述政令缺失的情况十种、上下情不合的情况十种。他又谈论台谏官说：今朝廷大臣以箴默不言为贤，取悦陛下为忠，导致唐德宗时“卖直”（即故意表示公正忠直以获取名声）那样的事发生。孝宗说：不是你说的话，我是听不到这些的。

金朝请求和议，胡铨上疏说：金朝知道陛下锐意恢复中原，因此用好话欺骗我，希望绝口不要说“和”字。孝宗将边防事宜全部交付张浚，而王之望、尹穑等人专主议和，排挤张浚，胡铨当廷斥责了他们。隆兴二年，胡铨兼任国子监祭酒，不久任权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八月，孝宗因灾异避住偏殿减少膳食，诏令廷臣议论政事缺失和当前急务。胡铨认为救灾是当务之急，同金讲和是政事缺失，再次反对议和。

金军向商、秦之地进发，楚荆、昭关、滁等地先后失守，高邮守臣陈敏顽强地拒敌于射阳湖。形势十分危急，胡铨受命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他一面上表弹劾拥兵不救的大将李宝，敦促他迅速出师救援。同时，亲自带兵上前线抗金。时值严冬腊月，兵至淮河时，大雪冰封，六十二岁的胡铨身先士卒，手执铁锤，破冰渡江，击敌于射阳，大获全胜，解了高邮之危。孝宗御驾亲迎，胡铨威名远播。

淳熙七年（1180），七十八岁的胡铨退休，五月，病死。弥留之际，胡铨口授遗表，期望孝宗“舍己为人，安民和众”，牢记家仇国恨，收复失地。他自己则愿学习唐代安史之乱时忠贞杀敌、以身殉国的张巡，“为厉鬼以杀贼，死亦不忘！”

直到今天，胡铨的事迹仍广为流传，被誉为江西历史上“脖子最硬的人”。

无官御史台

高宗首开杀上书言事者的恶例。高宗在应天府残杀的太学生陈东，是镇江丹阳人，年轻时豪爽洒脱，不肯屈居人下，也从不因身处贫贱而自哀。钦宗即位后，陈东联合一批太学生上书请愿说：蔡京在幕前坏乱国事，梁师成在背后耍阴谋，李彦在汝州掠夺民田，与百姓结怨，朱缅危害于东南，王黼和童贯与辽、金结怨，挑起边界冲突。应该杀掉这六个国贼，把他们的头送到四处示众，以平息民愤。

太学生们的义举，很快得到了朝野上下和京师百姓的一致拥护，形成了巨大声势。钦宗为振兴国势，树立威信，于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也就是陈东上书后的第五天，下令将朱勔放归田里；贬黜王黼为崇信军节度使，永州安置，二十七日在前往永州的途中在雍丘被诛杀；赐李彦死，籍没其家资。梁师成后被缢死。陈东又连续上书要求肃清“六贼”。二月，金兵渡过黄河北归后，陈东第四次上书请诛杀蔡京等人。七月，蔡京再移儋州安置，行至潭州病死，其长子攸、次子绦后均被诛。童贯被移吉阳军安置后被斩首，朱勔亦被赐死。

也是在靖康元年正月，金军围攻开封，李纲主持开封防务，率领全城军民杀伤数千攻城金兵，挫败了金军一举攻破开封灭宋的企图。但钦宗和李邦彦、张邦昌等投降派官僚畏惧金军，极力求和，罢免了李纲。陈东再次率太学生千余人伏阙上书，反对罢李纲。军民不约而集的有数十万人，呼声动地。有个宦官出来，被愤怒的众人剁成肉泥。钦宗迫于压力，恢复了李纲等人的职务，又派人安抚晓谕上书的人，众人才慢慢退出。这时各地援兵已临近开封。金人感到形势不利，匆忙北撤。进攻太原的完颜宗翰也率军退回云中。

金军走后，钦宗又恢复了他的荒淫生活。徽宗也回到开封。他们重用投降派，贬李纲出京，遣回各路勤王之师。宋廷开始追究“暴乱”的责任，京兆尹王时雍想把参与请愿的太学生全部下狱，一时人心惶惶。好在不久后，朝廷任用杨时为祭酒，杨时体恤太学生的爱国行为，派人到太学安抚示谕，事情逐渐安定下来。钦宗于四月初九下旨，补陈东为迪功郎、赐同进士出身、补太学录。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再次南侵，并于次年四月攻灭北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后的第五天，起用李纲为相，又过了五天，召陈东到朝廷。高宗畏敌如虎，八月十八日，罢免了李纲。陈东上书请求留下李纲，罢免主和派大臣黄潜善、汪伯彦等，高宗没有答复。陈东请求高宗亲征，迎回二帝，对不图进取的将领予以治罪，又请求高宗回到开封，不去金陵，仍没有得到高宗的答复。黄潜善等人极力怂恿高宗去金陵，陈东上书请求罢免黄潜善等人。这时，平民欧阳澈上书建议改革政治，抵抗金人，斥责黄潜善等人的投降行径。

黄潜善激怒高宗说，如果不赶快杀掉陈东等人，又会有鼓动众人伏阙上书的事发生，政局有不稳之虞。高宗为稳固皇位，决定杀害陈东和欧阳澈。八月二十五日，陈东、欧阳澈被杀于东市，陈东死时年仅四十二岁，天下人闻之皆落泪。

陈东被杀绝非偶然事件，它将高宗偏安的阴暗心理暴露无遗，从中已然可以窥见岳飞的屈死。南宋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极赞陈东，说他“自知顷即受戮，略无惨戚战栗之意，盖东汉人物也”。

宋代太学生有参政的传统，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为国纾难，为民请愿，其激烈程度，创古代学生运动之最。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始设于汉代。汉代在京师设太学，为中央官学，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隋代以后，太学改为国子监，而国子监内同时也设太学。唐代的国子监，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唐高宗时又在东都洛阳令设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安史之乱后，国子监势衰，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大为减少。

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很少，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开始在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入学资格放宽到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和“庶人之俊秀者”，并采用胡瑗教学法制定“太学令”。嘉祐元年（1056），太学生已达三四百人。神宗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设八十斋，并重定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徽宗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南宋末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

北宋太学生批评时政，褒贬政要，大致始于神宗时。有史料记载，苏颂之子苏嘉在太学时，撰写策文，批评变法，“非毁时政”，激怒了王安石，罢免了一批学官。

到徽宗朝时，太学生参与政治趋于频繁。崇宁年间，太学生雍孝闻在殿试中抨击蔡京兄弟，被流放并死于海南。大观年间，太学生李彪目睹弊政，准备上书，宰相蔡京接到密报，将其“付狱推治”。太学生陈朝老上书说：“蔡京奸雄悍戾，诡诈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处，务于镇压天下。”政和初，张商英罢相，“太学诸生诵商英之冤”。政和五年至七年，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言事，痛陈时弊，被编管池州。尽管这一时期政治腐败，言论之网收紧，徽宗还是记得太祖誓碑，不敢擅杀上书言事者。宣和末，邓肃作《花石诗十一章并序》，讽谏花石纲。蔡京见诗大怒，对徽宗说：不杀邓肃，恐浮言将祸乱天下。徽宗却说：这倒是个忠臣。只将邓肃逐出太学，贬回故里。邓肃挥笔写下“填海我如精卫，挡车人笑螳螂。六合群黎有补，一身万段何妨”的诗句，毫不畏惧。

在北宋末的空前浩劫，以及南宋初的风雨飘摇中，以陈东为代表，铁骨铮铮的太学生们挺身而出。开封城破之后，钦宗去金营求和，太学生数百人上书金军元帅，要求放还钦宗。太学生徐揆只身赴金营，“厉声抗论”而被杀。南宋建炎二年（1128）七月，东京留守宗泽病死当天，开封千余名太学生前来慰问哭吊，并撰写祭文，对宗泽予以高度赞扬，指斥朝廷“谗人”误国。

绍兴和议后，高宗在临安府“首开学校”，同时禁止学生“上书言事”。但秦桧死后，太学生黄作、詹渊等人便突破禁令，上书议政，高宗当即“诏作、渊皆送五百里外州编管”，予以镇压。金海陵王兴兵南侵时，太学生程宏图和宋芑突破法禁，上书要求为岳飞等人平反。高宗后来一再洗刷自己。绍兴四年（1134），他追褒陈东、欧阳澈，下诏为他们平反，诏书说：古人都愿意做良臣，而不愿意做忠臣。只有你陈东，你欧阳澈，恐怕立意要做忠臣吧？即便如此，你们倒不失为忠臣，但天下后世却要说朕是怎样的君主呢？至今八年，一饭三叹。追赠美职，岂是恩典！用来弥补我的哀痛，用来彰显我的过失。让天下后世之人，知道自古饰非拒谏的君主，恐怕还不至于像我这样追悔罢！

高宗将一切责任推给了汪伯彦（黄潜善当时已死），他在责罚汪伯彦的制词中说：人们都说你执掌枢密大权，担任辅佐重任。你建议的，我就听从；你辅弼的，我就照办。你应该考虑让皇帝耳聪目明，怎能顾忌那庶民论事议政？让人主蒙上拒谏的毁谤，而朝廷背负杀士的恶名。你仰对君父，有何面目？不久，汪伯彦被罢职。但在绍兴九年，汪伯彦又被起用。两年后，汪伯彦去世，高宗追赠他为少师，谥号“忠定”，赐其家人田地十顷、银千两、帛千匹，又赐其亲属二人在饶州任官。可见，高宗的追悔并不真诚，而是一场可耻的政治秀。

南宋隆兴二年（1164），孝宗在主战派支持下，诏罢秦桧余党汤思退宰相之职，太学生张观联名七十二人上书论汤思退议和误国，请斩汤思退及其同党王之望等。汤思退行至信州，听闻太学生之请，忧悸而死。

宁宗庆元时，韩侂冑与赵汝愚政争，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等“伏阙”言事，为赵汝愚辩护，“悉送五百里外羁管”，被称为“庆元六君子”。

华岳是武学生，自号翠微，他著的《翠微先生北征录》，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开禧元年（1205）因上书请诛韩侂胄等，反对仓促北伐，下狱。嘉定十年（1217），登武科第一，任为殿前司官属。后因密谋除掉权相史弥远事泄，被杖杀。

淳祐四年（1244），太学生群起反对史弥远族侄、宰相史嵩之中止守丧，图谋起复。理宗私下对将作监徐元杰说：“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徐元杰说：“正论是国家元气，今正论犹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结果，史嵩之终于下台。

南宋最后一位值得称颂的太学生是徐应镳，他的事迹被元人载入《宋史·忠义传》。事实上，宋代太学以徐应镳父子自焚殉国而悲壮落幕。徐应镳，衢州江山人。咸淳末入临安为太学生。德祐二年（1276）春，元军攻破临安，掳太后与恭帝北去，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三百多太学生。徐应镳不愿做亡国奴，在南宋太学、原岳飞故宅祭奠岳飞祠，之后，与二子一女在住所纵火自焚。众人听到火声后急忙灭火，徐应镳父子被救后不知所踪。第二天，人们在岳飞祠前的井中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南宋人称太学为“无官御史台”。这个称谓充分体现了太学生参与政治的特征，以及人们对他们的褒扬。太学生没有仕途进退的私心杂念，只有一腔热血，一旦国家有事，就能“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

范成大治蜀

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的范成大是平江吴郡人，号石湖居士，世称“范石湖”。范成大出生于颠沛流离的战乱中，青少年时父母双亡，家境贫寒，长期寄居于寺院。进士及第后，历任新安掾吏、徽州司户参军、圣政所检讨官、枢密院编修、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佐郎等。乾道二年，范成大由吏部员外郎升为本部郎中。因言官论其越级提升，被免职还乡。

乾道三年十二月，范成大复出，任处州知州。他推广“义役法”，减轻百姓劳役负担。针对当地弃婴的恶习，他一面效仿苏轼任密州知州时的做法，措置宽剩钱，以养弃儿，又上疏朝廷，免除丁钱税。他还首开义仓先河，命各县秋收时筹集稻谷，充实仓廪，春借秋还，以缓春荒。

孝宗拟派使臣到金国索取河南陵寝地，并就改变接纳金国诏书礼仪事进行谈判。根据宋金两国的和议，每次金国有使臣带来国书，南宋皇帝必须起立迎接，这让孝宗觉得窝火。但按照当时宋金两国外交惯例，逢年过节或婚丧喜庆才能互派使臣，否则就被视为挑衅行为。宰相虞允文原本推荐秘书监兼史院编修李焘为使，李焘借故推脱，四十五岁的范成大慷慨请行。路过宋旧京开封时，范成大见故都荒芜颓毁，当初被金兵大肆劫掠的开封百姓染上金人习俗，男子竟也髡顶，不胜感慨。来到金国都城燕京，他立即向金主呈进国书，凛然陈词，“几于见杀，卒不辱命，全节而归”，虽未能完成使命，仍广受赞誉，回朝后即升任中书舍人。不久，任广西经略安抚使。

淳熙元年（1175）十月，孝宗任范成大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掌握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道的军政大权。

在南宋抗金以及其后的抗蒙战争中，四川的地位极为重要。曾在四川为官的陆游说：“成都地大人众，事已十倍他镇。而四道大抵皆带蛮夷，且北控秦陇，所以临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变故于呼吸顾眄之间。”这一任命足见孝宗对范成大的高度信任。范成大在《谢表》中说：“去国八千里，恨青天蜀道之难；提封六十州，岂白面书生之事！”孝宗一再告诫他：“蜀为西南屏蔽，兵民庶务，尤当平允。”并要求他“早见成效，以副朕倚注之意。”

自古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范成大治蜀，前后不过两年，却政绩卓著，展示了非凡的才干，成就了一段佳话。

五代十国时，四川地区先后有前蜀、后蜀政权与中原王朝并立。为防止蜀人自立、割据，北宋初曾有“蜀人不得守乡郡”一类的规定，直到南宋孝宗时，仍有“祖宗时蜀人未尝除蜀帅”之说。范成大意识到，自己作为吴人，处理好与蜀士的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是治蜀的关键。六十余岁的孙松寿、五十九的樊汉广在蜀人中很有威望，范成大举荐他们做官，但他们执意不仕，尽管如此，范成大此举符合民意，“蜀士由是归心”。

自绍兴年间陕西被金朝攻占后，原属陕西秦凤路的关外四州划归四川利州西路管辖，四川成为对金作战前线，养兵之费猛增，民众负担沉重，而这种状况到淳熙年间已延续长达五十年之久，“蜀民久困”。范成大减免以对金作战急需为名而征收的各种杂税，亲自挑选武官，改善士兵待遇。

当时，对金作战前线并无战事，但四川境内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安宁。范成大以快刀斩乱麻之势，迅速解决西南诸边的纷扰，逐退吐蕃和奴儿结的联军入寇；对内则利用反间计，清除了“通匪”的白水砦将王文才。

范成大格外注重蜀地的文化建设，他上任后，亲视成都学宫，将学舍修缮一新，延揽耆儒宿师，授学兴教。四川“俗尚嬉游，家多宴乐”，成都“游赏之风甲于西蜀”，他入乡随俗，与民共乐，同吏民一道参加各种游赏活动，正月初一到安福寺礼塔，初三到碑楼院祭祀，三月初三到学射山比赛射箭等，留下亲民的形象。

范成大离开四川数十年后，江东名士刘宰询问巴蜀名士李埴：“近时南士蜀帅谁贤？”李埴“以范石湖对”。淳熙五年，范成大从成都回到临安，以中大夫为参知政事，然而，执政仅两个月，便被御史攻击落职。淳熙七年，起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次年，改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淳熙十年因病辞归，时年五十八。此后十年隐居石湖。

范成大擅诗，是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与尤袤、杨万里、陆游合称“南宋四大家”。范成大的作品到清初影响更大，以致当时流传着“家剑南而户石湖”的说法。“剑南”指陆游的《剑南诗稿》。

两宋不乏文豪型士大夫，如晏殊、王禹偁、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等，范成大是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他被公认是文人士大夫中的“复合型”人才、政绩突出的干才。

南宋学者黄震把范成大和苏轼进行了比较，说：苏轼“当世道纷更，屡争天下大事，其文既开辟痛畅，而又放浪岭海，四方人士为之扼腕”；范成大“遭值寿皇（即孝宗）清明之朝，言无不合，凡所奏对，其文皆简朴无华，而又致位两府，福禄过之。”黄震认为，范成大的福禄之所以超过苏轼，原因有两点，一是他与孝宗投合；二是他的文章朴实低调。

后人甚至将范成大与王安石进行比较，认为范成大在处州时倡行“义役法”，减免捐税，与当年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内容相似，但范成大不像王安石那样急于求成，而是逐步宣传推广，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成效。

客观而论，王安石变法的广度、深度以及面临的艰难，却是范成大施政中无法比拟的。

陆游与辛弃疾

嘉泰三年（1203）六月，在浙江绍兴山阴一所破旧的草堂边，两位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人相聚在一起，他们热泪盈眶，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这两位老人就是当时名满天下的陆游与辛弃疾。当时，韩侂胄决议北伐，起任辛弃疾为绍兴知府和浙东安抚使。陆游此时正闲居绍兴，二人不期而遇，激动不已。陆游这时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

花草树木很早便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成为他们抒情的对象。古人常以他们喜爱的花草树木形容高尚的人格节操和精神追求，比如“岁寒三友”松竹梅，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出污泥而不染的荷，等等。楚大夫屈原以兰自喻，晋陶渊明独爱菊，唐玄宗李隆基喜欢牡丹。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则在《爱莲说》中，将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之风写到了极致。但假若用一种花草树木来形容宋人气质与追求的话，那一定是梅花。

南宋晚期诗人吴锡畴在其《林和靖墓》诗中说：“清风千载梅花共，说著梅花定说君。”这句诗的意思是，说起梅花，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那就是林和靖。林和靖即林逋，宋初著名的诗人、隐士，他终生不仕不娶，无子，唯独喜欢植梅养鹤，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林逋最著名的《山园小梅》诗中，一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句，成为咏梅的千古绝唱。从此，宋人的咏梅之风日盛，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梅尧臣等都写过许多著名的咏梅诗篇。

南宋陆游是对梅花情有独钟的大诗人，他一生中咏梅的诗词达一百一十多首，其中包括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陆游共有《梅花绝句》六首，其中的第三首写道：“闻道梅花圻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诗人以浪漫的笔法写出了愿与梅花融为一体的心声，表达了对梅花由衷的爱慕。《卜算子·咏梅》词是陆游词中最为著名的一篇。这首词上片写梅花生长的环境及其遭遇，慨叹她身处逆境；下片写梅花孤傲高洁、坚贞顽强的品格和情操，“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面对“风雨”的摧残、“群芳”的嫉恨，纵然“零落成泥”、被碾成尘，也决不改变本性，妥协退缩。词中句句写梅花，也句句写陆游，正如清代沈祥龙《论词随笔》所说：“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

陆游，号放翁，越州山阴人，北宋名士陆佃之孙，其父陆宰在北宋宣和末年曾任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陆游的少年时期，正值两宋交替之际。他出生的第二年发生了“靖康之难”，金兵大举南下，年幼的陆游随同家人过江避难。第二年，金兵继续南侵，将高宗穷追入海。陆游不得不再次逃难，随父前往东阳山中，投奔聚保山寨的陈彦声。儿时的颠沛流离，再加上父亲以及与父亲交往的爱国志士的影响，使陆游从少年时代就以报国自许，写下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树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人生理想。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到临安应考，名列两浙路锁厅试荐送第一。次年应礼部复试，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论恢复”，又名列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为秦桧所忌，被黜落第。直至二十八年秦桧死后，陆游才得出仕，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京师，任敕令所删定官、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次年，孝宗赵眘即位，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筹划北伐。陆游当时三十八岁，虽赋闲家居，而诗名外扬。一天，孝宗问起居郎周必大：当今诗人谁能比得上李白？周必大回答说陆游。陆游从此便得“小李白”美名。宰相陈康伯及史浩、黄祖舜等均推荐陆游，于是，孝宗召见了陆游。陆游把自己的主张与复国方略等一一陈说，孝宗很是满意，赐他进士出身，任为编类圣听所检讨官。

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进枢密使都督东西路军马。陆游与张浚门人王大川、王十朋等支持北伐，受到张浚重视，常常请陆游去都堂起草机要文书。但这时，陆游因参与反对孝宗的宠臣，惹恼了孝宗，被调任镇江通判，又调隆兴府通判。张浚北伐失利后，孝宗转主议和。隆兴二年八月，张浚病亡。陆游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罪名，罢归山阴。

乾道六年（1170），陆游复起为夔州通判。他取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三峡入川，将一路闻见写成《入蜀记》六卷。乾道八年，四川宣抚使王炎邀陆游入幕，任帅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他曾在南郑从军，时间虽短，却是陆游最引为自豪的一段时光。

军旅生活不但使陆游的爱国热情得以畅快地发挥，他的文学创作也随之成熟起来。唐代改益州为剑南道，治所在成都，为纪念在四川的军旅生活，陆游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不久，陆游离开了南郑，来到成都，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后又在蜀州、嘉州、荣州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职，几乎遍历蜀中。

淳熙元年（1174）末，范成大任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陆游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又回到成都。陆游与范成大是多年好友，他们常常在一起登山临水，饮酒赋诗。这本是诗人的常情，竟被同僚指为“不拘礼法，恃酒颓放”，陆游索性自号“放翁”，并在写给范成大的诗中解嘲道：“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

淳熙三年，陆游被罢职。淳熙五年，孝宗看到了陆游在蜀中所作诗篇印本，遂诏他东还。此后十多年，陆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虽然未能充分施展其政治抱负，但由于一再坚持抗金，为权贵所不容，始终不被重用。

淳熙七年，陆游任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发粟赈灾，被劾罢官。淳熙十三年，经丞相王淮提名，六十二岁的陆游被任为朝请大夫知严州军州事。陆游于二月到杭州入奏辞行，他向孝宗力陈百姓疾苦，却被孝宗轻描淡写地打发了，他晓谕陆游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暗示陆游还是当个闲适诗人为好，不要为国事、战事瞎操心。淳熙十五年，陆游回朝任军器少监，次年任礼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劾罢官，回山阴故里闲居，此后十余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光宗绍熙三年（1193）十一月，陆游写下《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诗句，表达了安于清贫而坚贞报国的情怀。

此时，朝廷政局正在发生巨变。韩侂胄与宗室赵汝愚等人拥立宁宗赵扩即皇帝位。宁宗即位不久，韩侂胄驱逐赵汝愚出朝。

宁宗嘉泰二年（1202），韩侂胄让宁宗召陆游到临安修史。七十八岁高龄的陆游扶病离家，于六月抵达临安，担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一职，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不久，兼任秘书监。次年四月，孝宗、光宗两朝实录修成，陆游任为宝章阁待制。五月，他离开临安，回到了山阴故乡。由于韩侂胄执政期间，打击与赵汝愚关系密切的理学人士，陆游的应诏出仕，受到了许多人的非议，其中包括朱熹、杨万里等人，认为陆游有失晚节。

嘉定二年底（1210），陆游病逝于山阴。临终之际，他写下千古绝唱《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这是陆游最后的遗言。陆游之悲，悲在“不见九州同”，悲在“王师北定中原日”的遥遥无期。恢复中原是他一生的梦想，因为力主恢复，他多次受到打击与排挤，他晚年出仕，为的就是实现这个梦想。

我们再把时间拨回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

这年闰二月的一个夜晚，在驻军数百万的济州金营，一伙金兵正在一个大帐中为义军叛将张安国庆功。向来被金兵所忌的义军首领耿京刚刚被张安国所杀。正当他们耳热酒酣、兴致正浓时，突然，几位大汉闯入帐内，还没等金兵反应过来，张安国就被其中的一人一把擒住，绳捆索缚，疾奔而出。等金兵回过神来，披挂招架之时，大汉已将张安国撂上马背，一行五十余骑呼啸而去。这不是影视中的情节，而是真实的历史故事。生擒张安国的大汉是辛弃疾。

十二世纪下半叶，辛弃疾与陆游、李清照、张孝祥、陈亮、刘过和姜夔等，把词的创作推到新的高峰。辛弃疾的词名尤著，他与苏轼合称“苏辛”，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现存辛词达六百多首。但这只是我们所熟知的辛弃疾的一面。

在辛弃疾出生的前十三年即靖康二年（1127），金军攻破开封，掳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因此，用今天的话来说，辛弃疾是金籍宋人。辛弃疾的祖父名叫辛赞，被迫出仕于金，为亳州谯县县令。他不忘国耻，每逢闲暇就带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向辛弃疾灌输抗金复宋思想。辛弃疾早年受业于亳州名士刘瞻，两次参加金朝燕京科举不中。

金主完颜亮死后，中原豪杰纷纷起义。耿京在山东起事，麾下有数十万人马。绍兴三十一年（1161），辛弃疾率领两千多族人和乡亲起义，加入耿京义军。早先便与辛弃疾就有来往的僧人义端好论军事，辛弃疾在耿京军中时，他手下已聚集了上千人。在辛弃疾劝说下，义端也投奔了耿京。不料一天晚上，义端窃得耿京大印而逃，耿京大怒，要杀辛弃疾。辛弃疾说：请给我三天为期，抓到他，再杀我也不晚。辛弃疾迅速采取行动，抓住义端，割下他的头颅带回军中。

第二年，耿京命辛弃疾带奏表归宋，高宗在建康召见、嘉奖了他，授他为承务郎天平节度使掌书记，同时用节度使印和文告召耿京。但在归途中，辛弃疾听说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害，便邀约统制王世隆等五十余人，直奔济州金营，抓住张安国后，疾驰送到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在闹市中处决。这一壮举令辛弃疾声震朝野，名重一时，朝廷任他为江阴军签判，这一年，他二十三岁。

孝宗即位后，起用老将张浚北伐，不想，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遭致符离之败，此后，双方互有胜负，金兵无法越过长江，南宋军亦未能渡黄河，两国再度议和，史称“隆兴和议”。根据和约，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二十五万减少到二十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侄”。这本是一个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主和派欢欣鼓舞。

乾道元年（1165），辛弃疾写成《美芹十论》一万言进献朝廷，对宋金对峙形势和军事斗争前途作了详尽而具体的分析。辛弃疾指出，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金国外强中干，貌似强大实为虚张声势。当时，主和派有种论调认为，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南宋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批驳说：“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辛弃疾反对保守防御之策，提出“出兵以占敌之地”的进攻战略。

孝宗召见大臣在延和殿对策，时任建康府通判的辛弃疾乘机谈论南北形势，但他力主抗金的观点强硬而直露，不被孝宗采纳。孝宗将他留置京师，任为司农主簿。主战派虞允文入相后，辛弃疾又上呈《九议》，进一步阐述了《美芹十论》中的思想。但不久，虞允文病死，孝宗备受打击，从此再也不提北伐之事。

淳熙二年（1175）四月，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武装集团在常德、岳州一带称乱，并先后于湖南、江西大败官军。宋廷任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前往讨捕，很快平定了叛乱。淳熙七年，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他以湖南“风俗顽悍”、“武备空虚”为由，上疏朝廷请求在湖南建立一支地方军队，名为“飞虎军”。经朝廷准许后，他于当年夏开始筹建军队，招募了两千步军和五百马军。飞虎军成军后，“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成为一支抗击金兵、平定内乱的重要力量。

第二年，江西发生严重饥荒，辛弃疾被任为江西安抚使，处理赈灾事务。他到任后严控粮食买卖，拿出官钱派人从外地运粮，很快将粮价稳定下来，受到孝宗嘉奖。但同年冬，他受谏官弹劾，被革职处分，归隐信州。

在唐宋词史上，还没有谁像辛弃疾那样钟情英雄，崇拜英雄，讴歌英雄。在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他写道：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中，他自问自答：“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弃疾初归南宋时，对朝廷政治并不了解，提出了许多建议，希望早日恢复旧山河。但朝廷常常为投降派当道，他坚决主战的立场始终不被当权者容纳，不断被派往地方，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与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报国之志，“沙场秋点兵”的铁血豪情，渐行渐远。

辛弃疾内心倍感压抑，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在官场中“不为众人所容”，意志走向消沉，有了归隐田园的想法。辛弃疾归隐信州，取意“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自号“稼轩”。之后，从他四十三岁到六十三岁，除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短暂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前后十八年间，一直隐居在信州城外的带湖和铅山的瓢泉。隐居期间，辛弃疾表面上淡泊清净，放浪林泉，胸中却燃烧着熊熊烈火，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的辞章。

绍熙十五年秋，哲学家、词人陈亮写信给辛弃疾和朱熹，相约共商国家大计。朱熹因故推辞了这次聚会，但辛弃疾在这年冬天应约和陈亮在瓢泉附近的鹅湖寺相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朱熹和陆九渊之后的第二次“鹅湖之会”。二人意气相投，在鹅湖寺同住十天，“长歌相答，极论世事”。辛弃疾写下著名的《贺新郎》词，表达了“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雄心。分别后，二人多有书信来往。

陈亮在青少年时期就有经略四方之志，曾五次上书孝宗，力主抗金，遭到权贵嫉恨，三次被捕入狱。陈亮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围绕王霸、义利、天理和人欲等问题，与程朱理学展开辩论，构建了以“事功”为核心的崭新的思想学派——永康学派。他的词作豪放有力，可与辛词媲美，其政论尖锐锋利，富有爱国思想，被誉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绍熙元年（1190）底，陈亮因家仆杀人再度入狱，辛弃疾动用他全部的官场人脉加以营救，半年多后，陈亮得以出狱。绍熙四年，年过半百的陈亮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高中状元，被任为建康军签判。陈亮十分兴奋，返回故乡，准备料理家事后赴任，不想回到家乡，却因急病突然去世，年仅五十一岁。辛弃疾听闻作文哭祭说：“以同甫之才与志，天下之事孰不可为？所不能自为者，天靳之年！”

辛弃疾还与理学大师朱熹交游，结为终身好友。他任江西安抚使时，朱熹知南康军，两人就赈灾救荒相互帮助，共渡难关。辛弃疾尊重、崇拜朱熹，曾给朱熹写贺寿诗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当时由于“庆元党禁”，其旧友、门生不敢送葬。辛弃疾亲自前往，并写下祭文盛赞朱熹说：“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宁宗即位之初，韩侂胄执掌朝政，力主北伐。当时，金国章宗在位，国势渐衰，北方蒙古崛起，金国的国力进一步被削弱。可以说，这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只是，南宋自张浚北伐失败后，近四十年未开战，缺乏得力的军事将领。为鼓舞士气，在北伐前的嘉泰三年（1203），韩侂冑在宁宗支持下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的王爵，改其谥号为“缪丑”。同年，六十三岁的辛弃疾起任绍兴知府和浙东安抚使，与陆游相聚于山阴。

韩侂胄任命辛弃疾为镇江知府，辛弃疾打造一万套军服，招募一万名士兵，积极备战。但不久遭弹劾，从镇江调回绍兴任知府，他上章请辞回到铅山。开禧二年（1206），宁宗下诏伐金，不久，北伐失败，韩侂冑想与金人谈和，金人要求将他缚送金营，韩侂胄大怒，自出家财二十万准备再战，并召辛弃疾出山。诏命到达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开禧三年九月十日，辛弃疾“抱恨入地，赉志以殁”，临终，大呼“杀贼”数声而瞑目。

陆游和辛弃疾自少年时期便许身报国，恢复中原之志至晚年而不衰，至死而不渝。然而，时运不济，两位伟大的诗人只能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人世。

吏隐者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是辛弃疾早期词中最负盛名的一首。时值乾道四年至六年间（1168—1170），辛弃疾在建康通判任上。辛弃疾在词的下阕写道：“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流露出无限的失落与惆怅。不久前，他满怀热情地写下洋洋万言的《美芹十论》，表达了恢复中原的抱负，却并未引起南宋最高当局的重视。但此时的辛弃疾毕竟还年轻，他还不到三十岁，还有机会！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一句，用的是西晋人张翰的典故。张翰，字季鹰，苏州人，在洛阳齐王府为官。一日，他因见秋风乍起，想起了吴中美味的菜莼羹和鲈鱼脍，说：“人生贵在自得、舒适，怎么能因做官而羁绊，数千里去追寻名利官爵呢？”一翻感慨之后，他返回吴中家乡。“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的意思是，鲈鱼再鲜美，秋风刮满天，我辛弃疾也不会像张季鹰那样，仅仅为了家乡的美味而归隐！

由于青年时期长期不仕，陆游很早便流露出归隐的想法。绍兴三十一年（1161），陆游从敕令所删定官调升为大理寺司直，住在临安的“百官宅”，即下级官员的集体居所。陆游的住所有两间小屋子，因其“甚隘而深，若小舟”，名之“烟艇”，并作《烟艇记》以记其事。陆游认为只要胸中“浩然廓然”，“纳烟云日月之伟观，揽雷霆风雨之奇变”，虽处闹市小屋，而心境却如同放游江湖一般。

陆游想在“仕”与“隐”这对两难的矛盾中求解出路。这是典型的吏隐心态。所谓“吏隐”，是指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犹如隐者。

吏隐并非出自宋代。晋人便有“大隐隐朝市”的说法。唐代时，白居易主张“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认为大隐和小隐不如“中隐”，即远离朝廷政治中心，到州郡做地方官，或者做个清闲的散官，边官边隐，似出似处，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样既能获得世俗的享乐，又可体会隐逸的乐趣。但真正能做到以吏为隐、吏隐合一的却是宋代士人，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一种特别的思想方法。

东汉也是一个士人精神高扬的时代，桓帝、灵帝时，以窦武、陈蕃、李膺等为首的士人集团，不惜豁出身家性命，与宦官集团展开殊死较量，酿成严酷的“党锢之祸”。清代史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指出：“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赵翼认为，东汉士人的精神与战国刺客“以义气相尚”、西汉游侠“立名节”，是一脉相承的传统。

到汉末魏晋时期，受道家学说和玄学思潮的影响，以何晏、王弻及竹林七贤为代表，魏晋士人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形成“魏晋风度”的时代精神。与东汉士人积极参政、追求道德节义不同，魏晋士人任情执性，更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服药、喝酒、清淡、啸歌、率性、任情，成了他们的标签。士人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士人精神向个人主义的转向。

东汉与魏晋士人的精神追求，呈现出两条路向，东汉士人为了名节，可以“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甚至牺牲生命；魏晋士人为了自在洒脱，亦可毫无忌惮。

宋代士人则试图将二者调和，一面复兴儒学人格理想，重振儒家伦理，砥砺名节，追求“圣贤气象”；另一方面，又主张“寻孔颜乐处”，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寻求个人的身心自在。

儒学的复兴是重振儒家伦理的前提和基础。而由于魏晋玄学的盛行，以及唐代道、佛思想的泛滥，到五代、宋初，传统儒家思想已不再独尊于一家。活跃于“庆历之际”、被誉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将传统儒学发展为理学，经南宋朱熹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最终完成对传统儒学的改革、复兴，使儒家思想更趋精深、成熟和巩固，成为此后封建王朝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主流思想。

朱熹在继承、发扬“二程”学术的基础上，贯通诸家之说，最终形成庞大而完整的理学体系。朱熹、吕祖谦在《近思录》里专门将“圣贤气象”作为终篇。他们认为，理学家各自有他们的气象，“明道先生（即程颢）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明道先生每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即程颐）则直曰：‘不然。’”又如：“明道犹有谑语，若伊川则全无。”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其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又说张载“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

对宋代理学家而言，成贤成圣不再遥不可及、高不可攀，而是现实中可知可见的实践过程。与此同时，他们还有追求个体精神洒落自得的另一面——“寻孔颜乐处”。《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称赞颜回的话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意思是说，颜回用非常简陋的竹器吃饭，用瓢饮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不改变乐观态度。这便是“孔颜乐处”。用今天的话来讲，“孔颜乐处”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的那种安贫乐道、达观自信的处世态度与人生境界。

安贫乐道是先秦儒家提倡的一种快乐人生观，对此，汉唐士子少有重视和体认者，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甚至认为颜回的“箪食瓢饮”只是“哲人之细事”而已，并不具有多大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宋代理学家却普遍认为“孔颜乐处”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

周敦颐在《通书》中是这样解释“孔颜乐处”的：“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周敦颐认为，普通人以贫贱为人生苦境，以富贵为人生目的，而君子是超越于富贵与贫贱之上的，认为人生中有着至富至贵、可爱可求乃至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大”，即成圣成贤的理想。人若见其“大”，必忘其“小”，从而在心灵深处实现一种高度的充实、平静和愉悦。

周敦颐认为，作为理想人格和心身高度和谐之典范的孔圣人是一般普通士子应当学习的榜样，因而他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样一个切实可行的阶梯式的成圣成贤模式。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重视，给传统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宋史·道学传》记载，周敦颐让受学于他的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亦由此而发源”。周敦颐让二程去体会孔子和颜回的“快乐”，并寻找他们快乐的秘密，从而进入圣人的内心世界，打开通往孔子道德最高境界的方便之门。这成为了二程思想的源泉。

与传统儒家一样，理学家做的是入世的学问，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也曾积极参与政治，程颐与朱熹一度为帝王师，他们的言行对同时代的士人、士人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理学家的大力提倡，“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成为两宋士人思想追求的双翼，使他们在仕途进退中显得更加自如。加之，赵宋早在立国之初便有不杀文官与上书言事者的祖训，出贬外放是处理“问题”官员最常用的办法。因此，有宋一代，士人、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退，能显能隐形成了一种常态和文化。

范仲淹在仁宗朝时三落三起，先是由秘阁校理贬为河中府通判，后起为右司谏；再贬睦州知州，移知苏州，后起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又贬为饶州知州，移知润州、越州，后起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枢密副使等。庆历新政时，范仲淹拜参知政事，新政失败后又遭贬，先后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知州。

苏轼的宦海生涯最具标本的意义。他为官四十一年，最高做到二品的礼部尚书，最低降至从七品的黄州等团练副使、八品的儋州别驾，可谓大起大落。苏轼也早有归隐的打算，他曾说：“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得闲中趣。”但这种有酒盈樽、有田百亩的田居生活，他却一直未能得到，只是一味地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晚年，苏轼被列为“元祐党人”，先贬到岭南惠州，两年后又被放逐到海南儋州。在儋州，年逾花甲的苏轼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但他很快便达到了旷达自适的状态，把儋州视为第二故乡，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带领当地人民破除陋习，发展文化，培养人才。在此前的一百多年间，海南从来没有人进士及第。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苏轼高兴地题诗说：“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吏隐是宋代士人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生存状态，而一旦有机会，他们也绝不会放弃对“圣贤气象”、治平天下的追求，陆游、辛弃疾晚年的入仕，便是很好的例证。

朱熹的沉浮

赵汝愚是饶州余干人，是太宗赵匡义长子赵元佐七世孙。他出生在儒学世家，二十六岁时考中进士第一，但因是宗子，按当时宗室管理的规定，被降为第二名。初任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历官宣义郎、知信州、知台州、江西转运判官等。

赵汝愚一面继承北宋儒学重治道的传统，又服膺南宋理学的外王思想，常自比于司马光、富弼、韩琦、范仲淹，凡从张栻、朱熹、吕祖谦、汪应辰、王十朋、胡铨等师友处听到的治国言论，他都想加以施行。

朱熹与宁宗朝宰相赵汝愚有很深的交集。赵汝愚任信州知府时，朱熹因得罪了权臣，辞官在家乡新安闲游。新安与信州、余干临近，朱熹与赵汝愚来往密切。赵汝愚父亲病故时，赵汝愚辞官回乡服丧三年，朱熹闻讯后赶赴余干参加赵父的葬礼，并留在余干近两年，专门陪伴赵汝愚，两人引为知己。后来，赵汝愚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时，开浚福州西湖，使侯官等三县上万亩民田受益，朱熹写了两首《次赵汝愚开西湖》诗予以赞扬。

孝宗晚年大量引进理学派士大夫，选中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为执政大臣，辅助继任的光宗赵惇。光宗即位不久，出现精神疾病，与孝宗关系紧张。绍熙五年（1194）孝宗去世后，光宗拒绝主持其丧礼，一时间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宰相留正为避祸出城溜走，赵汝愚定策扶危，通过外戚韩侂胄说服高宗吴皇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令光宗退位，宁宗登基。赵汝愚因定策之功，特进为枢密使，宰相留正罢免后，赵汝愚又以光禄大夫任右相，成为南宋唯一的宗室宰相。

赵汝愚当政后，立即任命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做皇帝的老师，意图直接影响宁宗，以行理学治国的理想。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别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出生于福建南剑州尤溪。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父亲朱松对他的教育倾注心力，二十四岁时，朱熹竟徒步数百里，求学于当时著名理学家、他父亲的同学李侗，正式拜李侗为师。李侗师从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罗从彦则师从二程著名的弟子杨时。朱熹受学于李侗之后，潜心理学，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有宋一代继二程之后最具影响的儒学大师。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绍兴间，他十九岁即进士及第，二十二岁开始做官，初为同安县主簿，后为知南康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到七十一岁去世时，他被授官二十余次，而由于权臣当道，多次遭受排挤，或辞而不就，真正在地方上做官总计不过十年。

朱熹虽“本无宦情”，但“时时有济时及物之心”。朱熹当时正在知潭州任上，接到诏命后欣然上路，扶病入朝。在赵汝愚的提携下，大批理学家如章颖、黄裳、彭龟年或为侍御史，或为中书舍人，掌控了朝廷言路。韩侂胄请求加封节度使头衔，被赵汝愚拒绝。朱熹提醒赵汝愚满足韩的要求，使他出任外藩，不在朝中用事。但赵汝愚为人疏阔，不以为然，认为“我是宗室，他是外戚，不应论功求赏，把他手下人推赏一二，就行了。”仅仅给韩侂胄加了防御史头衔，为以后自己的倒台埋下祸根。

绍熙五年（1194）十月二日，朱熹到临安觐见宁宗，并上奏五札。第一札，奏请宁宗要“正心诚意”，尤其要尽孝。第二札，奏请宁宗要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则主要汇报他在湖湘的履职情况。十四日，宁宗正式召朱熹为他开讲《大学》。后来又开讲了六次课。宁宗一直认真听讲，在问答中还表现出立志行道的决心，这令朱熹兴奋异常。十七日，宁宗授朱熹为朝请郎，赐紫金鱼袋。二十三日，朱熹讲完早课后，又向宁宗面奏了四件事。第一件事为“移御”不当，认为皇帝建自己的寝宫应简朴一些，没有必要大兴土木，铺张浪费。第二件事是“寿康定省之礼”，要求宁宗常去寿康宫看望父亲赵惇，以作尽孝之礼。第三件事是“朝臣纲纪”，批评宁宗独断专行，要求他做到宠信近习不干预朝政，宫中大臣不得专任己私。第四件事是“攒宫”之事，是围绕太上皇赵昚建陵事的建议。

朱熹又乘机对宁宗进谏说：陛下即位还不到一个月，就撤换宰相大臣，调动监察官员，难道都是陛下自己决定的吗？我听朝廷内外有许多人议论说，皇帝左右有奸臣窃夺权力。我担心主威下移，会引起内外混乱。这其实是在劝宁宗不要重用外戚韩侂胄，宁宗不置可否。

闰十月八日，宁宗封朱熹为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闰十月十一日再进史院，任实录院同修撰，期间，朱熹为众史官制定《史馆修史例》，以统一修史体例。然而在闰十月十九的晚课后，事情却急转直下。

在这天的课讲中，朱熹重申了十月二十三日面奏的四事，并再次批评宁宗专断独裁。不料闰十月二十一日，宁宗的“内批”送到朱熹手里，对朱熹下了逐客令。

宁宗的话说得冠冕堂皇，说朕顾惜你年迈，现在又天寒地冻，担心你站着讲课受累，已给你挂名为宫观使。宫观使是北宋真宗时为安排闲散官员而设，无实职。

当天，朱熹离开朝廷，搬到临安城南的灵芝寺。闰十月二十六日，朱熹归闽。这四十六天是朱熹一生唯一的一次在朝中做官经历，此后，他在家乡专心从事讲学著书。赵汝愚得知消息，想让宁宗收回成命，不惜自求罢相，理学朝臣纷纷上奏。但宁宗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

朱熹的理想主义在宁宗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这并不是理学家的第一次碰壁。

北宋哲宗朝时，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拜相后，举荐尚为布衣的程颐为哲宗之师，为哲宗讲授儒家经典。早先，仁宗即位时才十三岁，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讲经者为吸引皇帝的注意力，便站着开讲，此后成为定制。程颐为帝师，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坐着讲，以培养皇帝尊师重道之心；二是皇帝的侍者要把皇帝平时微小的过失报告给讲经者。这两个条件，高太后都答应了。程颐恃才傲物，遭到非议。暑期时，程颐上书高太后，要求拣一凉快处继续讲课。高太后不予答复。程颐于是应邀参与修订国子监条例，提了许多意见，令国子监主持和礼部尚书十分尴尬。暑期结束时，哲宗患了疮疹，不能临朝，也不能听讲。程颐问宰相：你们知道皇帝病了吗？宰相们说不知道，程颐责怪道：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这怎么行？又说，皇帝不能临朝，太后也不能独自临朝。春天时，柳树发芽，哲宗凭栏伸手折断一枝柳条，程颐教训道：当春发生，怎堪摧折！于是，从高太后、哲宗到宰相和众大臣，都对程颐不满。司马光去世后，程颐便被逐出京师，回到洛阳，他任帝师，前后不过一年半时间。

在帝师的这个位置上，程颐、朱熹之所以先后落败，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有“格君心之非”的思想。

对普通士民，理学家固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要求，称其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古长存的天理。但另一方面，对帝王、上层统治阶级，理学家也讲仁政，讲“格君心之非”。所谓“格君心之非”，即纠正君主的错误思想，这是儒家一个源远流长的政治观念。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强化了这一观念。

《朱子语类》中记载了朱熹对宋代政治的评论。对历代皇帝，他只赞赏太祖，称他有“圣人之材”。太祖之外的几乎每个帝王都受到他的抨击。对于太宗，他的评语是：“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要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他批评真宗：“东封西，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他说仁宗：“不甚通晓用人，骤进骤退，终不曾做得一事。”他说神宗：“真不世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他对徽宗的评价最低：“今看着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他说高宗与金朝讲和时，“大事小事，无一件措置得当”。对孝宗，则批评他“有头无尾”，“若有一人夹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

关于“格君心之非”，朱熹专门阐述说，君心归于正，错误思想纠正了，天下才能出现“无不治”的局面。朱熹向宁宗大谈“正心诚意”，并对宁宗本人及朝政多加批评，终于引起了宁宗的反感，最后不得不卷铺盖走人。

朱熹被罢后，韩侂胄利用外戚身份和宁宗的信任，将彭龟年、陈傅良相继罢免，赵汝愚在朝中日渐孤立。庆元元年（1195），韩侂胄在参知政事京镗的策划下，指使右正言李沐奏劾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不利社稷，结果，赵汝愚罢相，授观文殿学士出知福州。后又以推荐朱熹罪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次年正月，他行至衡州途中暴亡。

当时，朱熹已罢归福建崇安，听到讣告后，不顾身体疾病，亲往余干吊唁。他写下《祭赵丞相文》，对赵汝愚给予了极高评价。

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被加开府仪同三司，他的支持者京镗被任为右相，韩侂胄一派在宋廷中取得主导地位。一些曾受赵汝愚压制的人纷纷起来揭露理学，称之为“伪学”。庆元二年（1196），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为害风教”等十大罪，要求斩朱熹以绝朱学。沈继祖甚至说朱熹诱引尼姑为妾、使“家妇不夫而孕”。同年，宁宗下诏禁止理学，并再次贬斥朱熹及其门徒，要求在官员升降调动的奏折上注明这个人是不是“伪学”门徒，凡是“伪学”中人，一律不能做官。两年后，宋廷订伪学逆党籍，赵汝愚、朱熹、留正等五十九人被列为“伪学逆党”，其中，宰执大臣就有四人。这次抑道活动持续了四年之久，史称“庆元党禁”。

朱熹受到沉重打击，以致门人故交常过其门而不敢入。但朱熹镇静自若，照常“讲学不休”。

朱熹热心于教育事业，曾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亲手创办同安县学、武夷精含、考亭书院，重建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亲自制定学规，编撰“小学”和“大学”教材。他倡办教育，目的虽为传播理学，但对发展教育，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培养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时，重建白鹿洞书院。他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书院藏书，购置日产以供办学之用。教学活动由朱熹亲自主持。他经常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并特意为书院订立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时官学的体制与学风，大多为科举高中、高官厚禄、光宗耀祖等功利为目的。朱熹则一改其弊，将儒家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作为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成为后来各书院订立学规的标准。

绍熙五年（1194），朱熹在知潭州任内又在长沙重建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原为北宋初期潭州太守朱洞所创，但在朱熹来潭州前书院已名存实亡，潭州已是“师道凌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朱熹恢复书院，亲自讲学，广招生徒，就学者曾达到千人。

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去世，朝廷对其葬礼进行了监视和限制。但宁宗于嘉定二年（1209）赠朱熹谥号“文”，称“朱文公”。一年后，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又过了两年，朝廷将朱熹所作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列入官学。宁宗完全否定了自己在庆元二年颁布的理学禁令，对朱熹进行了平反。

宋室南渡后，对理学的态度一直处于摇摆状态。南渡之初，为争取士大夫的支持，加强内部团结，高宗对以理学为主的“元祐学术”给予极大肯定，多次声称：“朕最爱元祐。”绍兴初，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大学士，这是自徽宗崇宁间理学被黜以来，宋廷对理学的第一次高度褒扬。高宗把“靖康之难”的责任推给王安石，因此，在支持理学的同时，他极力贬斥“荆公新学”，诏令撤销配享神宗的王安石像，理学的影响迅速扩大。

然而在绍兴年间，理学却受秦桧的打击和压制。秦桧力主与金讲和，但尹焞、胡寅、胡宏、张九成等理学家却认为宋与金有君父之仇，绝无讲和的余地，理学家成为秦桧卖国求荣的重要障碍。于是，秦桧发动了一系列打击理学的举措，绍兴十四年（1144），殿中侍御史汪勃上疏，严禁在科举考试中引用理学的观点。

高宗退位后，继位的孝宗很想有所作为，希望立即收复失地，但因急于求成反而导致隆兴北伐的失败。朱熹认为，先王之道乃立国之本，只有首先使自己强大，才能恢复中原，报君父之仇。孝宗本不喜理学，又与朱熹在北伐问题上观点不合，故君臣之间产生了很多隔阂。朱熹指斥孝宗的心腹曾觌害国。曾觌于淳熙五年（1178）春指使侍御史谢廓然上疏，称不得以程颐之说取士，得到孝宗批准。之后，宰相王淮、吏部尚书郑丙、直学士尤袤、秘书郎赵彦中等人上书攻击理学，亦得到孝宗支持。但孝宗没有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理学在孝宗朝还是获得了很大发展，士大夫认同、接受理学的人越来越多。

宁宗时，由于站在赵汝愚、朱熹一边的多为理学人士，韩侂胄把矛头指向理学。经“庆元党禁”，理学受到很大打击。开僖北伐失败后，韩侂胃被杀，史弥远当政。为稳定人心，宁宗一改过去政策，把往昔之错全都推到韩侂胄身上，完全解除了党禁。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宁宗去世，理宗即位。理宗推崇理学，他诏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并对朱熹之子朱在说：“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又改封朱熹为徽国公。淳佑元年（1241），理宗下诏褒扬理学，称王安石为“万世罪人”，废除其从祀孔子地位。理宗还亲视太学，亲书朱熹《白鹿洞学规》以赐。理宗这一系列的举动，使理学成为南宋的正统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度宗时下诏，称朱熹故里婺源为阙里，把朱熹抬高到与孔子相当的地位。元朝时规定科举考试必须在《四书》内出题，发挥题意必须以朱熹写《四书集注》为根据，这也成为明清两代的定制。

理学对于宋代士风的转变与激扬，做出了独特贡献，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贡献尤巨。

朱熹称赞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朱熹还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他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朱熹主张明理见性，认为人如果为自己的私欲所蒙蔽，看不到自己的真实面貌，就不能体悟到天地之理，而要想体验到、找到万事万物的共同之理，就要除去人的私欲。“存天理，灭人欲”虽有束缚人们正常欲望与物质追求之嫌，但对引导士人追求良好的道德情操，培养高尚的气节，无疑具有正面的作用。

抗元名将余玠早年投白鹿洞书院朱熹嫡传弟子李燔门下。率族人自杀殉国的江万里，年轻时也在白鹿洞书院游学，后又入隆兴府东湖书院，拜朱熹弟子林夔孙为师。他们是程朱理学的直接传人。

当初，元军兵临城下时，南宋大小官员纷纷逃亡，谢太后下谕斥责说：你们自称平日读圣贤书，通达事理，在此国难之际，却作出如此令人鄙视的丑事，还有什么脸面活着为人？死后又有什么资格去见先帝！谢太后意思是，你们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读圣贤书”，做忠臣义士是应该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说：“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又在绝命赞言中说：“孔日成仁，孟日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把自己选择杀身成仁的心路历程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宋亡后，面对元廷的征召利诱，谢枋得屡次断然拒绝，他在《与参政魏容斋书》中这样写道：“忠臣不化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常道也，……此某书中第一义也。”

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

北宋虽有辽、西夏问题的滋扰，但国家未有倾覆之忧，总体上处于和平状态；南宋则长期处于战时或准战时状态，救亡图存，抵御外侮，是南宋的时代主题。政治人物、士大夫的作为与风貌，都围绕着战、和问题展开。

《宋史》《昭忠录》等文献记载，仅元世祖忽必烈自咸淳四年（1268）攻襄阳以来，南宋死节的文臣武将，有名有姓的就有一百三十多人。清代史学家万斯同认为，南宋末年抗元死节的知名英雄有五百多人，不知名的不计其数。清代史学家赵翼感慨说：“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家国沦亡之际，南宋士人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一度沉寂的士大夫精神再度高扬了起来。

德祐元年（1275），元军剑指临安城下，左相留梦炎率先弃官外逃，六部官员竞相效仿。枢密院官员文及翁、倪普惧怕落下临阵脱逃的骂名，竟串通台谏，乞请御史弹劫，以求罢官，但又恐朝廷挽留，未等奏章批复，就已逃出京师。短短几天之内，南宋王朝顿时“门前冷落车马稀”。甚至谢太后、皇帝召见群臣宣旨吴坚接任左相时，到场的文官只有六人。七十二岁的谢太后束手无策，下谕说：自即日起，文武官员凡尽心守职者，一律官升两级；倘有临难弃官出逃者，御史将严加追究惩处。但官员逃亡之势已难以遏制。

而自元宋战争爆发以来，南宋高官一旦降元，照例加官进爵，享受荣华富贵，投降变节的大有人在。南宋遗民周密在《癸辛杂识》记载说：蹇材望是湖州守臣，在州里任副职，元军杀奔而来时，他毅然决然指天发誓，要自杀殉国。为表明决心，他特意找人做了一面锡牌，刻上“大宋忠臣蹇材望”字样，又把两块银子凿了孔，拿根绳子系到牌子上，并附上说明：凡是找到我尸首的，请代为埋葬并树碑祭祀，碑上题“大宋忠臣蹇材望”。这两块银子是埋葬、立碑的费用。此后，他每天腰上挂着这牌子，声称只等元军破城就投水自杀。丙子年（1276）大年初一，元军破城，混乱之中，没人看到蹇材望，大家猜测，他十有八九已投水尽节。然而不久之后，大家惊骇地发现，蹇材望竟着一身蒙古装骑马回来，满脸喜色，仿佛衣锦荣归。后来才知道，除夕那天，他提前出城投降了，被元人任为本州同知。

人格与精神的底色，常现于危难，彰显于忠奸、勇怯的对比之中。

江万里是南康军都昌人，号古心，自幼承家学，稍长后赴白鹿洞书院游学，又入隆兴府东湖书院，拜朱熹弟子林夔孙为师。嘉定十五年（1222），江万里贡入大学，受到时为太子的理宗赵昀的赏识。宝庆二年（1226）以舍选登进士第，所作策论《郭子仪单骑见虎》表达了对郭子仪胆识和爱国情操的仰慕之情，主考官阅卷时为之动情，手批道：“立意新而措词妙，高古文也。”宝庆六年，任池州教授。后召馆试，历任著作佐郎，权尚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史书称他“问学德望，优于诸臣”。

嘉熙四年（1240），江万里出知吉州军，作《劝农诗》说：“父老前来吾语尔，官民相近古遗风。欲知太守乐其乐，乐在田家欢笑中。”从政之余，他热心教育，在吉州州治庐陵县城东赣江之心，创建白鹭州书院，广授门徒，理宗为其亲赐御书匾额。江西庐陵宋末多民族志士，除文天祥外，还有刘辰翁、邓光荐等，他们都是从白鹭洲书院走出来的。知隆兴府时，江万里又在隆兴府建宗濂精舍，理宗又亲赐匾额御书。因办学成绩卓著，淳祐三年（1243），江万里迁考功郎官，兼直秘阁，后又迁任监察御史兼侍讲、殿中侍御史。

江万里秉性耿直，刚正不阿，劝说理宗启用赵葵主持兵事，使主战派一度得以执掌朝政，因而屡遭主和派攻击。有人诬他在母亲病重时未能及时到家送终，被免官。十二年后，江万里赖正直之士陆德兴为其辩白而得以启用，任福建转运使。开庆元年（1259），他投京湖宣抚大使贾似道幕下任参谋官，为贾似道所用。贾似道入相后，江万里入朝兼国子监祭酒、侍读，后迁刑部侍郎、吏部尚书。景定二年（1261），再迁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院事兼太子宾客。

江万里当时已年逾六十，虽为贾似道所用，但敢于直言，屡次触怒贾似道。《宋史·江万里传》称：“万里始虽俯仰容默为似道用，然性峭直，临事不能无言，似道常恶其轻发，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不久，江万里被解职。至景定四年，以原职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十一月，理宗去世，度宗即位，召江万里回临安。次年，任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与贾似道同朝。

度宗由宰相贾似道迎立，贾似道每次朝见，度宗都对他回拜，称他为“师臣”而不直呼其名。刚刚安葬完理宗，贾似道便提出辞官，并让襄阳守将吕文德谎报元兵进攻，朝廷震恐，度宗和太后亲自拟诏召贾似道。不久，贾似道故伎重演，再次请求退休，度宗任命他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特许三天一上朝，深居府中，朝中大小事务都由他的门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裁决，宰执大臣成了摆设。

咸淳元年（1265），贾似道又以有病为由辞官。度宗哭着挽留他，允许他六日上朝一次，入朝不行拜礼，退朝时度宗要起身离开御座，目送他出宫门后才坐下来。接着，又允许他十日上朝一次。十二月，贾似道以辞职要挟度宗，度宗涕泣，欲拜留。江万里当即搀扶度宗说：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度宗在讲筵时，每问及经史及古人姓名，贾似道答不出，江万里常常从旁代答，贾似道更加恼怒。

江万里不得已四次上书求退，后出知太平洋州兼江东特运吏，又转湖南安抚吏。咸淳五年，再拜参知政事，刚到任，又拜为左相兼枢密使。次年，蒙古军围攻襄阳，江万里屡次请派援军救援，但贾似道不许。

咸淳九年，江万里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时年已七十六岁。此时，他的再传弟子文天祥任湖南提刑。文天祥在白鹭州书院读书时，山长便是江万里的门生欧阳守道。同年夏，文天祥专程到潭州拜会江万里。文天祥仰慕江万里的学问道德及风度气概，认为他“都范（范仲淹）、马（司马光）之望于一身”。江万里平素就对文天祥的志向气节感到惊奇，他对文天祥说：我老了，观察天时人事应当有变化，我看到的人很多，能担当治国责任的，就是你了，望多多努力！文天祥听后感动不已，流着泪再拜而去。

咸淳十年正月，江万里以年老多病辞去湖南职。这一年，元军大举攻宋，贾似道不理朝政。江万里见大势已去，退居饶州芝山，并在芝山后圃凿池，将池边小亭命名为“止水”，表达以身许国之志。德祐元年（1275）二月，饶州被元军攻破，江万里从容坐守，元军快要到他家时，他拉着门人陈书器的手与之诀别，说：“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说完，从容投止水池殉国，他的儿子江镐及家族子弟一百八十余人相继投水。

后来，张世杰收复饶州，得悉江万里举族殉国之事，奏报朝廷，朝野上下为之震动，恭帝辍朝致哀，赠太傅、益国公。后加赠太师，谥号“文忠”。

南宋爱国词人刘辰翁在《江文忠公祠堂记》中将江万里与欧阳修相比，认为有“五似”：“其好士，似欧公；论谏，似欧公；变文体，似欧公；而又得谥似欧公；受乡人毁，似欧公。”刘辰翁在廷试时因得罪贾似道，不肯出仕，宋亡后誓不仕元，一直到老死都过着隐居的生活。

文天祥在江万里的祭文中称颂说：“星抒台衡地，斯文去矣休。湖光与天远，屈注沧江流。”而在民族危亡的最后关头，文天祥追随了江万里的道路。

明初，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止水亭铭》中盛赞江万里的殉国壮举，他深情地写道：“江公之名，与水同清；江公之节，与水同洁。水则清清，人则英英。千古此人，千古此铭。”

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

因为晚年与权臣韩侂胄关系密切，爱国词人辛弃疾一直被南宋政府视为奸臣的党羽，直到南宋末年，在谢枋得的力主下，宋廷为其平反。《宋史·辛弃疾传》用传奇的笔法记述说：咸淳间，谢枋得路过辛弃疾墓旁的僧舍，突然在僧堂上听到一阵急促的叫声，好像是有人为不平之事而鸣，自黄昏一直到三更时分，不绝于耳。于是，谢枋得连夜秉烛写下了《祭辛稼轩先生墓记》一文。文章写成后，叫声竟戛然而止。

后来，谢枋得上疏朝廷，加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为这位伟大爱国者盖棺定论。这段描写其实是在暗示，谢枋得是辛弃疾的知音与同道。

谢枋得，世称“叠山先生”，信州弋阳人。《宋史·谢枋得传》对他的性格做了生动描述：“为人豪爽，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他这个人好说直话，与别人议论古今治乱之大事，一定是掀起胡子，抵着几案，跳跃自奋，以忠义二字为己任。

宝祐间，谢枋得与文天祥同科，礼部会试时谢枋得名列第一。但是在殿试对策中，他直率地揭露时弊：“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并直言：“权奸误国，必亡赵氏”，把矛头直指当时的右相兼枢密使的董槐和理宗贴身内侍、人称“董阎罗”的宦官董宋臣，被理宗贬为“二甲第一名”，任为掌户籍、赋税、仓库交纳等事务的抚州司户参军。谢枋得愤然弃功名，返回家乡。第二年，他得中兼经科，但仍未出仕。

宝祐六年（1258），蒙古军分三路大举攻宋，淮民纷纷渡江避难。开庆元年（1259）九月，忽必烈亲自督军围攻鄂州，又分兵进攻江西的临江和瑞州，游骑袭扰隆兴。江西的难民不断涌向江东地区，闲居的谢枋得见形势危急，挺身而出，迅速组织起当地民兵一万多人，做好抗击蒙古军的准备。当地官员奏请朝廷任命谢枋得为礼兵部架阁，负责保卫饶、信、抚三州。不久，蒙哥死于四川合州军中，忽必烈从鄂州撤军，蒙、宋议和。

蒙古军刚撤，宰相贾似道就诬陷各地抗蒙将领贪污军费，逼他们赔偿。谢枋得极为愤慨，景定五年（1264），他在建康当考官时，以贾似道政事为题，言“兵必至，国必亡”，指出贾似道“窃政柄，害忠良，误国毒民”，被贬官，谪居兴国军。咸淳三年（1267），朝廷赦免谢枋得，允许他回乡居住。此后八年，他隐居弋阳，闭门讲学，向弟子们宣传爱国思想，足迹不入豪门。

德祐元年（1275），降元的南宋襄阳知府吕文焕被元廷任为参知政事，行省荆湖。他自请为攻宋先锋，引导元军东下鄂州、黄州、蕲州、安庆、九江，一路上的南宋守将多为他的亲戚朋友或老部下，均被他诱降，元军很快进兵至建康附近。谢枋得与当时南宋的兵部尚书吕师夔私交甚好，于是应诏上书朝廷，以全族保举吕师夔为镇抚使，领兵抗敌，同时自愿只身前往江州，去会见吕文焕，与他计议反正勤王之事。宋廷听从他的意见，派他以沿江察访使身份出行，但吕文焕此时已经奉命北归，未能见面，只得无功而返。

宋廷任谢枋得为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等职，防守信州。而那位被他看重的镇抚使吕师夔不战而降，降元后担任了江东、江西大都督，知江州。谢枋得愤然出榜怒斥，与他断绝朋友关系。德祐二年正月，吕师夔率一支元军前来进攻信州。谢枋得十分气愤，率领民兵迎战，但敌强我弱，不能取胜，退守安仁县。谢枋得随即调张孝忠等人率部在信州北面的团湖坪阻击吕师夔，战斗十分惨烈，张孝忠所部的箭都射完了，张孝忠就挥舞双刀，斩杀元兵百余人，自己不幸中流矢而死，队伍被元军打散。谢枋得奔往信州。很快，信州被元军占领，谢枋得只得改姓埋名，逃到福建建宁的唐石山中。当时，元军已占临安，谢太后寄诏书命令南宋臣民降元，谢枋得断然拒绝。后来他谈到这件事时说：“君臣以义合者也，合则就，不合则去。”

德祐二年五月，南宋端宗皇帝赵昰即位，改元景炎元年，任谢枋得为江东制置使，命其在弋阳组织抗元义兵，一时间又有近二千义士聚集在他周围。不久，他率兵进攻铅山，旋即失败，他再次改姓换名逃往福建。在弋阳，元兵为捕获谢枋得，准备以他的老母桂氏为诱惑，但八十三岁的桂氏临难不惧，她说：我老妇人今天就当死，不应该教导儿子去读什么书而知晓什么礼仪，认识什么三纲五常之类大道理，才致有今天的患难。如若不知什么礼仪，又不知什么三纲五常，哪来这么多为难事！老妇人但愿早点死去。元军无奈，只得将其释放。谢枋得的妻子李氏、两个儿子、女儿及弟弟、侄子等同时被捕，其中一个弟弟死于信州，其余都被押解到建康狱中。李氏与女儿、奴婢皆保节自缢，另一个弟弟与三个侄子都死于狱中。

南宋终因回天乏术，走向了灭亡。谢枋得逃到福建后，长期流亡在建阳一带的穷山野岭之间，每天穿着麻衣草鞋，面向东方痛哭，藉以悼念故国。流亡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诗文，反映人民疾苦，痛斥南宋政治的昏庸及大臣们的卖国求荣，表达复国还乡的愿望。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已大赦天下，谢枋得来到建阳县城关水南桥南端，挂起“依斋易卦卜者”的牌子，卖卜为生。有来占卜的，他只收大米和布鞋，若给他银钱，则概不接受。后来有人认出了他，很多人将他请到家中，让他与子弟讨论学问。

元朝在消灭南宋主要的抵抗力量后，开始改变政策，用笼络、收买等手段，征召南宋的旧臣为元朝效力。

至元二十三年，在元廷里担任集贤直学士的程文海向朝廷举荐了二十二个南宋旧臣，谢枋得被列为第一位。谢枋得知道后，断然拒绝。第二年，江淮行省左丞相忙兀台奉旨征召谢枋得，并亲临访问，谢枋得说：我不知道谢枋得是谁，不敢随便去赴诏。忙兀台见他不肯屈节，不再相强。至元二十五年（1288），江西行省丞相管如德再次奉旨赴江南搜求人才，降元的南宋左相留梦炎荐举谢枋得，谢枋得写信对他进行了讽刺，并说：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是一个快死的人了，决不再做元朝的官。次年，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又一次荐举他，魏天佑派人去拜访谢枋得，谢枋得骂道：魏天佑在福建当官，没有为百姓做一点好事，想用我来掩饰他的罪过吗？

魏天祐决定强迫谢枋得北上大都。谢枋得临行之日，写诗明志说：“云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岂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表示要效法东汉末拒绝王莽征辟绝食而死的龚胜，以及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至元二十六年四月，谢枋得到大都，此时，谢太后早已病死，恭帝被迁往上都软禁。他首先问明谢太后坟墓和恭宗所在方向，恸哭再拜。见谢枋得哭得差不多了，元朝官员故意指着文天祥就义处让他看。谢枋得擦干眼泪，说：“当年集英殿赐进士第幸同榜，今复得从吾同年游地下，岂非幸耶？”留梦炎这时已是元朝的礼部尚书，他下令把谢枋得囚禁于悯忠寺。谢枋得见寺中壁间有曹娥碑，痛哭道：一个年轻的女子尚能为父尽孝而死，我怎能不为国殉难呢？曹娥是东汉人，其父曹盱驾船在舜江中迎潮神，被江水淹死，年仅十四岁的曹娥遂投江而死。留梦炎派医士送来米饭、药汤，谢枋得一面怒骂说：“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一面将药罐和食物摔到地上。而后，在悯忠寺绝食五天而亡。

谢枋得号叠山，文天祥号文山，二人为同科进士，同为江西人氏，是肝胆相照的战友，最后都为国献身，因而被后人合称为“文谢二山”。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曾赋诗《吊叠山先生》说：“国破家亡志不移，文山心事尔相期。当时不落豺狼手，成败于今未可知。”

我只有一死报国

李庭芝，随州人，年轻时入孟珙府幕。孟珙去世前，上表朝廷荐贾似道代替自己的军职，又向贾似道推荐了李庭芝。景定元年（1260）五月，宋廷提升李庭芝为主管两淮安抚制置司公事兼扬州知州，负责淮东地区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景定四年，李庭芝因多次击败蒙古军，被宋廷提升为兵部侍郎，仍兼原职。李庭芝考虑到蒙古军每次进攻扬州时，都在城外的平山堂上建楼，从高处监视扬州城，还从这里用车弩射击城内目标，便建造大城，把平山堂围在城内。他又招募流民驻防城内，加强扬州的防守。李庭芝后又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仍兼原职。

景定五年正月，李庭芝改兼两淮制置大使、扬州知州，成为指挥两淮抗蒙的宋军主帅。次年正月，宋廷调李庭芝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要他督师救援襄阳、樊城。在前线的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不听李庭芝的督促，不出兵救援，以致守卫了近六年的襄阳被元军攻破。李庭芝被罢官。后由于鄂州失陷，形势紧急，很快被宋廷重新启用，制置两淮。为了专心守淮东，李庭芝上书请老将夏贵分任淮西事务。

咸淳十年（1274）七月，度宗去世，四岁的恭帝赵显即位，由祖母谢太皇太后、母亲全太后垂帘听政，但军国大权依然掌握在贾似道手中。十二月，元将伯颜率兵进逼鄂州，汉阳、鄂州相继陷落，长江防线洞开。伯颜以襄阳降将吕文焕为先锋，沿长江东进。南宋沿江诸将多为吕氏旧部，黄州、蕲州、江州、安庆府守将相继出降。

德祐元年（1275）二月，贾似道督诸路军十三万、战舰两千五百艘，出师西上迎战元军。以孙虎臣统领步兵七万为前军，驻芜湖丁家洲；夏贵领水军战舰屯驻鲁港。元军水陆并进，步骑夹岸而行，用巨炮轰击孙虎臣军，孙军溃败，逃至鲁港。夏贵弃军而逃，军械尽为元军所获。贾似道急乘小船逃往扬州。元军乘势攻击，南宋军主力几乎全部丧失。

贾似道兵溃芜湖后，沿江诸郡宋军守将逃的逃，降的降，但据守扬州的李庭芝不为所动，坚守待援。

宋廷升李庭芝为参知政事仍兼任原职，并以金帛慰劳坚守扬州的将士，不久又拜其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要他到临安参与主持南宋的抗元战争。但此时局势已很危急，前往临安的道路难以通行，李庭芝未能回朝。元军多次猛攻扬州不下，由于主力南下攻临安，改用长期围困之策。

元军攻陷临安后，命谢太后与恭帝“下诏”，派人持至扬州城下喊话，让李庭芝开城投降。李庭芝登城高呼：我奉诏守城，从未听说过有诏旨要臣子献城投降的！不久，恭帝等人北迁，谢太后又写亲笔诏书，说：“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大元，爱卿固守扬州，不知是为谁守城？”李庭芝立于城头，静听城下使者宣诏已毕，并不答应，下令城上守军以劲弩向使者一行人发射，立毙一人，其余人都慌忙退走。不久，他又派姜才出军，想从元军手中夺取少帝，但未成功。

这时，老将夏贵以淮西地降元，元军统帅阿术尽驱身着宋军军服的数万淮西降卒至扬州城下，一言不发望向扬州城头，在他们身后，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元军骑兵。李庭芝不为所动，对身边幕僚说：“我只有一死报国！”阿术遣使者持忽必烈诏书招降，李庭芝迎入使者，然后将其押上城头，当着数万淮西降兵与元军骑兵的面，一刀砍落他的人头扔下，并焚烧了招降“诏书”。

不久，见元军势盛，南宋知淮安州许文德、知盱眙军张思聪、知泗州刘光祖等皆以粮尽为由向元军投降。阿术从水路断绝高邮方向的宋军运粮船，又在陆路邀击宋军运粮兵卒，完全断绝了扬州守军的粮草供应。阿术又派人从大都忽必烈处取得特赦诏书，“赦（李）庭芝焚诏、杀使之罪”，这一次，元军不敢再派人送入城中，只敢城下喊话，以箭射诏书于城上。李庭芝看也不看，命人立焚诏书于城上。

德祐二年（1276）五月，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端宗赵昰为帝。七月，端宗遣使召李庭芝。李庭芝留制置副使朱焕守扬州，自己与大将姜才率七千兵卒突围奔泰州，想取道通州入海，南下福州。

但李庭芝刚刚率兵出城，朱焕就向元军投降。阿术一面分派精兵入扬州，一面指挥劲骑追击宋军，沿路杀掉千余人。李庭芝所率宋军进入寿州后被元军包围。阿术入扬州后，俘虏了李庭芝的妻儿，命人押至寿州城下，向城头喊话招降，李庭芝不予理会。泰州裨将孙贵等开北门向元军投降，李庭芝自杀未成，被元军生擒。病重中的大将姜才也被俘，与李庭芝一起被押回扬州。

阿术仍想劝降二人，但姜才骂不绝口，李庭芝傲立一旁不言，于是命军士押二人于扬州闹市。李庭芝首先被斩首，临刑，神色怡然。姜才被剐杀，仍骂不绝口。其间，降元的夏贵也来看热闹，姜才切齿瞋目，骂道：见我如此，老贼你能不愧死吗！李、姜二人慷慨就义，扬州人民“闻者莫不泣下”。破扬州后，元兵集中兵力攻真州，南宋安抚使苗再成、参谋赵孟锦战死。此后，通州、滁州、高邮军等相继降元，南宋淮东尽失。

国亡我当速死

妈祖相传是在北宋时被神化的海神，至今，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台湾等地，民间一直流传着妈祖信俗。事实上，宋代还出了一位男性海神，他本名陈文龙，是著名的抗元将领。

陈文龙，福州兴化莆田人，初名子龙，咸淳间状元及第，度宗赐其名为文龙。陈文龙任宣义郎镇东节度判官驻节越州期间，得到了上司镇东军元帅刘良贵的器重，“政无大小，悉以询之。”贾似道权倾朝野，受贾似道的提携，陈文龙几年内从镇东军节度判官历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拜为监察御史。但“道不同不相与为谋”，陈文龙多次对贾似道弄权误国的行径予以严厉抨击。浙西转运使洪起畏在贾似道授意下，上奏请求推行理宗时未施行的“公田法”，致使浙西一带“六郡之民，破家者多”，民怨沸腾。陈文龙上疏陈述得失，据理力争，要求严惩洪起畏，平息这场轩然大波，“朝绅学校相庆”，赞扬陈文龙“乃朝阳之鸣凤也”。

度宗咸淳三年（1267），蒙古军长驱直下围攻襄阳。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率兵驰援，却临阵逃遁，守将吕文焕降元，朝野震动，舆论哗然。贾似道对范文虎只作降职一级、出任安庆知府的处理。同时，任命小人赵晋任建康知府，又让后来投敌的黄万石出任临安知府。

陈文龙上疏力陈贾似道过失，弹劾范文虎、赵晋和黄万石三人。结果被贬抚州。贾似道又收买监察御史李可，以陈文龙“催科峻急”的莫须有罪名，将其罢官。贾似道兵败芜湖后，宋廷宣召陈文龙进京。临行时，其叔陈瓒对他说：“为今之计，莫若尽召天下之兵屯聚要害，择与文武才干之臣分督之。敌若至，拼力奋斗，则国犹可为也。”陈文龙听后感慨地说：“叔之策非不善，然柄国政者非人，恐不能用，是行也，某必死之。”

不出他所料，朝廷虽罢黜了贾似道，但又起用了投降派陈宜中为相。不久，元军迫近临安，南宋朝廷立即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陈文龙与文天祥、陈宜中、张世杰等将商议对策。陈文龙主张背城一战，他对张世杰说：宋家天下，被人坏了，今无策可支。愿太尉无奈收拾残兵出关一战，大家死休报国足矣！文天祥主张入闽广再图匡复。陈宜中力赞“议和”。最后，谢太后采陈宜中的意见议和乞降。

陈文龙痛心疾首，以母老乞求归养为辞，回到故乡兴化。不久，元军攻陷临安，掳恭帝、谢太后北去。德祐二年（1276）五月，端宗在福州登基，陈文龙被任为参知政事。九月，元军向闽粤进军，福州知府不战而降。端宗从海上逃亡避难于泉州。行朝任命陈文龙依前职充闽广宣抚使，在兴化开设衙门。陈文龙倾尽家财招募兵勇，组成兴化军，坚守兴化城。泉州守将叛降，陈文龙仍固守孤垒，四次斩杀前来劝降的元使，并在城头竖起“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大旗。

十二月，被陈文龙派往福州打探敌情的部将林华、陈渊和降将王世强勾结，引元军来到兴化城下，通判曹澄孙开城投降，陈文龙力尽被擒。他见元军在城中放火烧杀，怒声呵斥：“速杀我，无害百姓。”第二天，陈文龙和两子三女以及母、妻等一家人被押至福州元将董文炳军中，董令左右百般凌挫，陈文龙以手指腹正色道：“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董文炳不死心，对陈文龙说：“国家兴亡有成败，汝是书生，何不识天时？”陈文龙回答说：“国亡我当速死！”元将唆都企图以“母老子幼”来动摇他，陈文龙慷慨而答：“我家世受国恩，万万无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关念。”

元军将陈文龙押往临安，他从离开兴化即开始绝食，到临安后，被囚禁在太学里。景炎二年（1277）四月二十五日，他要求拜谒岳飞庙，并于当晚死于庙中，年仅四十六岁。陈文龙的季弟陈用虎、叔陈瓒，也都为国捐躯。史书上没有记载陈文龙死在岳飞庙的当晚，他做了些什么，想到了什么，说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于国家和民族，充满了热爱；对于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无限景仰。死于岳飞庙中，是他的爱国精神的最好注脚。

陈文龙的事迹流传开以后，福建民众对他的感情从钦佩、叹服、尊崇，进而升华为一种民间信仰。他的民族气节不仅受到普通百姓的敬仰，也得到明清两朝帝王的推崇。陈文龙葬于杭州西湖，与岳飞以及明代名臣于谦并称为“西湖三忠肃”。

明初，朝廷下令访求民间应祀神祇。在上报的名单中，太祖朱元璋特别重视南宋隆名并峙的两位状元——文天祥和陈文龙，在福建境内建有“历代奉旨祀典”陈庙十余座。明永乐六年（1409），朝廷封陈文龙为“水部尚书”，以佑航运、渔民，并加封水部尚书、镇海王。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乾隆皇帝加封陈文龙为镇海王。明清时期，每三年科举后，历朝皇帝都委派新科状元率册封团赴琉球（今冲绳）、台湾册封当地官员。为祈求平安，册封团都将陈文龙立于船中祭拜，因此有“官船拜陈文龙、民船拜妈祖”之说。

陈文龙信仰在闽台两地广为流传，被两岸民众尊为妈祖一样的海神。至今，福州、马祖、台湾等地仍建有三十多座以陈文龙为主神的尚书庙。

陛下当为国死

南宋最后抵抗力量的领导人是陆秀夫和张世杰，他们一文一武，均战至最后一刻。

陆秀夫，楚州盐城人，与文天祥、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陆秀夫十九岁时与文天祥同时中进士，两淮制置安抚使李庭芝慕其才名，将他罗织到自己的幕府中。当时天下人称搜罗人才最多的以淮南李庭芝为第一，号称“小朝廷”。

陆秀夫才思敏捷，性格沉静，每当幕僚们到官署请见，宾主共欢同乐，只有他一人默默地在一旁不发一言。有时府中举行宴会，他在宴席上总是正襟危坐，矜持庄重，很少与人交往。李庭芝对他十分器重，须臾不离，三次提升他，直到主管机宜文字。咸淳十年（1274），陆秀夫奉召赴京，掌管文思院。当时，元军已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两淮形势日趋紧张，陆秀夫如坐针毡，于十一月辞去文思院职务，赴淮东前线与李庭芝并肩抗元。宋廷遂任命他为淮东参议官，兼任淮南东路提刑。驻守在扬州的李庭芝高兴万分，说：我得一秀夫，胜如猛虎添翼！

德祐元年（1275），局势进一步恶化，川、鄂全境几乎尽陷元军之手，赣、皖已有不少州县的宋将或逃或降，苏北沿江及苏南地区城镇也大多未能守住。大敌当前，李庭芝幕府的幕僚或辞职，或遁逃，纷纷作鸟兽散，唯独陆秀夫坚如磐石，协助李庭芝坚守城池。李庭芝深受感动，在他力荐下，陆秀夫到宋廷任司农寺丞，负责粮仓管理和百官禄米供应，不久迁为宗正寺少卿兼起居舍人、礼部侍郎。

德祐二年正月，陆秀夫以礼部侍郎身份赴平江与元人谈判，坚持“只议和，不投降”立场，与元军统帅伯颜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伯颜无奈，放他回临安了事。

在临安城即将陷落之际，驸马都尉杨镇、杨亮节将益王和广王护卫出京，悄悄来到温州。这年，益王赵昰七岁，广王赵昺四岁。陆秀夫与苏刘义等人追随二王逃到温州，派人召回陈宜中、张世杰等，拥立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发布檄文，诏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这时，已成为伯颜阶下囚的谢太后，委派两名宦官前来温州，准备迎接二王回归临安降元。陆秀夫等人断然拒绝，扶持二王出海来到福州。

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正式登基称帝，改元景炎，是为端宗。同时，晋封广王为卫王，组成以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为首的行朝内阁，以图重整旗鼓。行朝建立之初，臣僚之间尚能同心协力，但很快就发生矛盾。外戚杨亮节以国舅自傲，“居中秉权”。张世杰与陈宜中议论不合。文天祥也因与陈宜中意见不合，被排挤出朝廷。

起初，陈宜中认为陆秀夫“久在兵间，知军务，”对他十分看重。而陆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但不久，陆秀夫与陈宜中意见发生分歧，陈宜中指使台谏官弹劾陆秀夫，将他贬往潮州。景炎元年（1276）十二月，元军攻兴化军，守将陈文龙坚守不降，不幸被执。陆秀夫闻讯，从潮州致书陈文龙，力劝他为国牺牲，同时表达了自己一心复出，为国效力的强烈愿望。信中写道：“今车驾蒙尘，中原荆棘，淮东、江西、闽广诸路俱败陷。北向长望，无寸土干净，秀夫岂敢游逸此土哉！”张世杰知道陆秀夫被贬后，非常不满，质问陈宜中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动不动就罢免人？陈宜中不得不召回陆秀夫。

元军进攻福州，张世杰、陆秀夫等率领十七万官军和三十万民兵，护送端宗及卫王登舟入海，驶向泉州。泉州权势最大的是阿拉伯富商蒲寿庚。他寄居中国多年，还取得了宋朝市舶使官职，控制大量海船，独霸当地海上贸易。蒲寿庚蓄谋降元，端宗一行人马在泉州停泊后，张世杰急于扩充实力，下令强取其海船和资产。蒲寿庚加快了反宋步伐。行朝无力与之纠缠，只好离开，取道潮州前去惠州。

景炎二年（1277）九月，行朝又转移到浅湾。陆秀夫复为签书枢密院事，杨后垂帘听政。陆秀夫每时节参与朝会，都“俨然正笏立，如治朝”，有时在朝会进行中，陆秀夫会潸然泪下，用朝衣拭泪，衣服都沾满了泪水，左右大臣看了无不悲痛。

忽必烈得知南宋“海上朝廷”未被剿灭，急令塔出、李恒、吕师羹等率步卒越大庾岭，忙兀台、唆都、蒲寿庚、刘深等率舟师入海，海陆并进征剿。十一月，张世杰迎战不利，与陆秀夫护卫端宗去井澳。陈宜中见形势紧张，临难脱逃，远走占城。十二月，台风袭击井澳，桅断船翻，士兵溺死过半。端宗及诸臣座船虽得幸免，但也险象丛生，端宗惊悸成疾。台风过后，张世杰、陆秀夫等忙于率部收拾残局，元军水师跟踪追击，行朝又被迫向珠江口外的谢女峡仓皇转移。

德祐三年三月，经历了百余日海上颠簸的行朝，终于找到一个有暇喘息的落脚点冈州，但十一岁的端宗突然在四月病死。群臣都想借机离去，陆秀夫鼓动众人说：端宗驾崩，卫王还在。当年，少康凭借五百人马、十里方圆中兴夏朝，难道我文武百官不能依靠数十万兵民、万顷碧海复兴大宋吗？陆秀夫与群臣商量立卫王为帝，由杨太后垂帘听政，改元祥兴，陆秀夫为左丞相，辅佐朝政，总揽军国大事；文天祥为右丞相，在陆上发展义军，以图收复失地；张世杰为太傅，负责军事指挥。六月，行朝转移至崖山。

陆秀夫在崖山修建行宫与军营，支撑危局。祥兴二年（1279）初，张弘范率元军到达崖山，与宋军决战。张弘范又派人向崖山士民说，你们的陈宜中宰相已经出逃占城，文天祥宰相也已被擒，你们还想怎么样呢？但南宋士民无一投敌。混战中，张世杰与陆秀夫、少帝失去联系，只好带领十八艘战船乘雾突围，驶离崖山，逃往大海。

陆秀夫坚守到最后一刻，感觉已无逃脱的可能，先将自己的妻儿赶下海，随后跪拜在少帝面前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指恭帝赵显）辱已甚（指被元军俘虏），陛下不可再辱！”说罢，毅然背负八岁的皇帝赵昺跳海自尽。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宋代士人有三座精神的高峰。范仲淹是第一座精神高峰，他几经沉浮，数遭贬谪，但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宋代士人的精神引领者。

王安石是第二座高峰，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巨大勇气力行改革，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文天祥则站在了宋代士人精神的最高峰，他的生命历程、人格精神，是对宋代士人精神最完美、最深刻的诠释。他以状元的才情，名相的气度，杀身成仁的生命意志谱写的一曲《正气歌》，与屈原的《离骚》、岳飞的《满江红》一样，光耀千秋，是民族精神的伟大赞歌。

文天祥，字宋瑞，吉州庐陵人。文天祥出生于端平三年（1236），这一年，蒙古的势力已相当强大，蒙古大军一面在拔都率领下进行第二次西征，一面发动了对南宋的入侵，真州之战、阳平关之战、江陵之战在这一年相继发生。庐陵自古人才辈出，幼年的文天祥有一次在县里一处祠庙中见到庐陵名人欧阳修、胡铨、杨邦义的遗像，听说了他们的事迹，非常仰慕，说：我将来的名字若不与他们在一起，就不是大丈夫。

弱冠之年，文天祥进入白鹭洲书院学习，此时恰逢朱熹弟子、吉州名儒欧阳守道担任山长。欧阳守道虽与文天祥只有一年的师生之谊，但对文天祥产生了毕生影响。欧阳守道去世后，文天祥在祭文说他“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对老师给予了很高评价，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宝祐四年（1256），二十岁的文天祥参加科考，一举高中。在随后的殿试中，理宗问文天祥：人们都说存在着天理和天道，只要国君克制己欲、勤于国政，就会实现天道、天理，得到天之保佑，可是我虽勤奋、努力、克制，为什么还是内有盗贼、外有边患呢？人们又说，讲道德、行仁治的国君能致天下清明太平，而那些欲望强、注重功利进取的国君能导致天下污浊混乱，可是，揆诸汉、唐诸帝，为什么那些务德化、施仁义者都不能使天下大治，而不积仁德者却可以凭纲纪制度建立伟大的功业呢？

理宗提出问题的实质是，用道德手段能否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皇帝个人的勤勉节俭是否能解决南宋眼前的内外危机？文天祥在殿上做了洋洋万言的答卷，他说：天道自然在，如果陛下您觉得还没得到天道的显现保佑，那说明您的努力还不够；只有持续不断地努力下去，天道才能显现。尽管文天祥的言论中还比较稚嫩，但字里行间展现的“法天不息”的精神打动了五十一岁的理宗，他亲点文天祥为状元。

文天祥起初在江西、湖南一带做官，与大多数地方官员一样，过上了声色犬马的生活。咸淳十年（1274）十二月，元军攻下鄂州，顺流东下。德祐元年（1275）正月，谢太后下旨各地官员率兵勤王救京师。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一改往日豪奢的生活，毅然投身到抗元卫国战争中。他很快招募了近万人的军队，开往临安。这支部队从正月开始征募，四月便开拔。

文天祥的一位朋友对他说：这是一群乌合之众，带着他们上前线，无异于赶着羊群去与老虎搏斗，那不是白去送死吗？文天祥说：你说得不错，但国家抚育臣民百姓三百多年，一旦有难，无一人一骑入卫京师，那怎么可以呢？我不自量力，是希望能激励天下忠臣义士奋起，这样国家就有救了。

宋廷没有把这支队伍调往前线，而是命令他们暂驻隆兴府。八月，文天祥本人被调往临安，任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大使、知平江府。他赴平江府时，元军正猛攻常州，他派尹玉、麻士龙、朱华等率军三千前往救援，结果，尹玉、麻士龙兵败战死。十一月底，文天祥撤守余杭，平江府降元。

德祐二年正月，谢太后接受文天祥等人的建议，封赵昰为益王、赵昺为广王，出镇闽、广，由赵昰生母杨淑妃的弟弟杨亮节等带着二王及其生母杨淑妃、俞修容等逃出临安。谢太后先派柳岳等三人前往伯颜营中，提出称侄或侄孙并纳币的屈辱条件，请求元朝罢兵，当即遭到伯颜拒绝。又派监察御史刘观杰再去伯颜营中“奉表称臣”，许诺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幻想以此换取南宋朝廷残存一隅。伯颜非但不许，还要求南宋丞相亲自出面请降。消息传回临安，陈宜中唯恐被元军拘留，连夜逃往温州。

伯颜令元军进驻临安城郊三十里处皋亭山，以示警告。正月十九日上午，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枢密使，到中午时发现右相陈宜中也已逃跑，再加封文天祥为右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文天祥辞而不受，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使元营。文天祥带着临时受命的左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临安知府贾余庆等到元军营中去见伯颜。文天祥要求伯颜撤军，被扣留，其他人被放回。二月初二，宋廷履行投降仪式，初八，伯颜带着投降的恭帝、谢太后以及文天祥等北返。行至镇江时，文天祥借机逃离元营。

逃出镇江后，文天祥等人先逃到真州，南宋守将苗再成接纳了他。但没过两天，苗再成接到了他的上级、驻守在扬州的淮东置制使李庭芝的密令，让他杀掉文天祥。原来，元人发现文天祥逃跑后，放出风来，说是派了一名已降的宋丞相潜入宋地做内奸。苗再成觉得文天祥不像叛徒，第二天以视察城防工事为由将文天祥骗出城去，告诉了他上级的命令。

文天祥决定亲自到扬州去找李庭芝说个明白，到扬州城下，发现守备森严，根本进不去，也不敢硬闯，只好再逃向宋军控制的通州。在逃亡路上，跟他从镇江一起逃出来的一共十二人，有四人各携一百五十两银子半路逃跑，一路遇元军追杀，一人被俘，逃到通州时，只剩下七人。文天祥将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各用诗记之，取名《指南录》。

文天祥在通州待了不到一个月，传来二王在张世杰、陈宜中等人拥戴下，在浙江永嘉建立元帅府的消息，便决定南下投奔。由于陆路已被元军封锁，他们只能走海路，颠簸了半个多月抵达温州。五月初一，陈宜中、张世杰拥立益王赵昰即帝位于福州，其生母杨淑妃为太后，陈宜中为左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李庭芝为右相，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端明殿学士、签枢密院事。二十六日，文天祥赶到福州。因与陈宜中等人意见不一，以同都督职出任江南西路。他先是到了南剑州，后来到汀州，以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的官衔招兵买马，组织反攻。

从德祐二年七月初建立同督军府，一直到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被俘，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文天祥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他一度指挥收复赣州、吉州的一些州县，但终究未能建立一支忠诚能战的军队，一路败退。他的妻妾及次子、两个女儿被俘，母亲和长子先后病故。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县的五坡岭，文天祥遭元军骑兵突袭俘获，他试图吞龙脑自杀，未遂。他的部下刘子俊谎称自己是文天祥，被识破，元军用热油将他烹死。

文天祥被押至潮阳，元将张弘范挟持他一起南下到崖山，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作《过零丁洋》，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明志。张弘范见状不再强迫他写信。祥兴二年二月六日，文天祥在崖山亲眼目睹南宋军被元军打败的惨景，心如刀割，作长诗以哀之。

崖山海战后，张弘范对文天祥说：你们的国家已经亡了，丞相的忠孝义务已经尽了，以事大宋的态度来事大元，照样可以在大元朝当丞相。文天祥答道：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还敢有什么其他想法？弘范又说：你们国家已亡，你要是死了，还有谁把你写到历史书中？文天祥回答：当年商朝灭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只是尽心罢了，记不记到史书上无所谓。

张弘范将文天祥誓死不降的情况上奏忽必烈，忽必烈揽奏后说：谁家没几个忠臣！下诏让张弘范把文天祥押解到大都，继续劝降。十月初一，文天祥被押至大都，一路上，他绝食八天未死。到大都后，文天祥先被安排在馆驿之中。

元廷先派南宋降臣留梦炎劝降。与文天祥一样，留梦炎也是南宋状元出身的宰相，元人原以为他和文天祥有共同语言，却不想被文天祥骂了回去。

接着，元廷又派十岁的恭帝来劝降。文天祥见恭帝后，立即行君臣之礼，北向跪拜，但誓不投降。

元朝宰相阿合马亲自劝降，文天祥长揖不跪，阿合马问：你知道我是宰相，为何不跪拜？文天祥答：我是南朝宰相，你是北朝宰相，平级相见，何用跪拜？阿合马讽刺说：你是南朝宰相，怎么被抓到这儿来了？文天祥回答说：那是南朝用我用晚了，若是早用我，谁被抓不一定呢！阿合马说：你现在命都捏在我的手上，还说这些话干什么？文天祥答道：是啊，命既然已经捏在你手上，马上把我杀了不就得了？阿合马无功而返。

此后，文天祥被转入兵马司土牢，带上了枷锁等刑具。一个月后，元朝副相孛罗和张弘范一起主持对文天祥的审问。孛罗问文天祥：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忠于宋氏社稷，今既被执在此，请早行死刑。孛罗又问：你就不想说点儿别的？文天祥说：我身为大宋宰相，国家灭亡了，依职当死；我是你们的敌人，今被你们抓住，按照你们的法律，也应当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孛罗说：我知道你只求速死，我偏不杀你。

文天祥在土牢中一关就是三年，他饱受折磨，四十多岁的人已老态龙钟，左眼近于失明。至元十八年（1281）夏，在湿热、腐臭的囚室中，他写下长诗《正气歌》。

文天祥在《正气歌》自序中说：土牢低矮阴暗，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寒气刺骨。牢房地势低洼，夏季一遇大雨，水便灌入，土牢顿时变成水牢，老鼠、长蛇从洞里跑出来，踉跄乱窜，有的溺死在水中。雨后，狱卒挑来掺杂着马粪、垃圾的浮土，填高土牢地面，到中午时，潮湿的地面被热气所蒸，水气上升，臭秽之气充斥其间。文天祥把这些臭秽之气称作“七气”：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饱受“七气”折磨的文天祥认为，两年来，他之所以没有病死，意志没有消沉，原因在于，自己身上有一股正气，有了这股正气，便可以“一气敌七气”，这股正气，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地间的“浩然之气”！

《正气歌》写道：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文天祥对浩然之气进行了热情礼赞，并历数前贤，讴歌忠臣义士，表达了誓死不降、慷慨赴难的决心。

这称得上是华夏民族最壮美的诗篇了。

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向文天祥劝降，他对文天祥说：你在这里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闾，以事宋的忠心事我，当令你在中书省有一坐处。文天祥回答说：天祥是大宋状元宰相，宋朝灭亡，只求速死，不当久生。第二天，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被杀于大都柴市口。

临刑前，文天祥写下绝命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监斩官问：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甚么可说的！他又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该做的事做完了！接着，文天祥从容受刑，年仅四十七岁。

次日，文天祥的夫人欧阳氏收领遗体时，在他的衣带间发现了一篇附有序言的赞，其赞曰：“孔日成仁，孟日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在狱中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文天祥知道，只要他膝下一软，高官厚禄会接踵而来，一家人即可团聚。但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

当初，得知文天祥被押往大都的消息后，文天祥的同乡、吉安人王炎午连夜赶写了《生祭文丞相文》，力劝文天祥死节。为达到“劝死”目的，王炎午特地把祭文抄了一百多份，“字大如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赣州、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醒目处，还派人各处宣读。

这大概是最令人痛惜的事，原因在于，包括王炎午在内的许多南宋士人认为，被俘的南宋高官一到大都，就会被高官厚禄打动，变节投敌；文天祥是抗元的旗帜，一旦投敌，对南宋军民的抗元将是致命打击。四年后，文天祥的遗骸从大都运回故乡庐陵。王炎午恸哭不已，重写《望祭文丞相文》，盛赞他是“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的人物。

两写文天祥祭文的王炎午在文天祥赣州起兵时就参加了勤王军，成为文天祥军中幕僚。后因其父去世未葬，母亲病重，王炎午回乡为父守制。宋亡后，他始终不忘自己南宋遗民的身份，因宋属火德，号称“炎宋”，他为哀悼国家的败亡，改名“炎午”，并“矢心不仕”。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本名绛，明亡后，因仰慕王炎午其人，改名“炎武”。晚清时，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因仰慕顾炎武，改名为“绛”，号“太炎”。我们民族的血脉与精神，就是这样以各种方式顽强地承续和传扬下来。

邓光荐与文天祥是同乡，原本隐居在家，谢绝了朝廷的多次征召，但文天祥起兵勤王后，他举家参加。崖山海战时，陆秀夫抱幼帝赴海死，邓光荐亦投海，但两次被元兵捞起。邓光荐与文天祥同舟被押解北上大都，途中因病重留在金陵就医。文天祥就义后，邓光荐撰写了《文信国公墓志铭》《信国公像赞》《文丞相传》《文丞相督府忠义传》，以及《哭文丞相》《挽文信公》等诗，介绍文天祥的生平事迹，颂扬他的精神和气节。

投元的留梦炎后来做到了元朝的宰相，活了七十六岁，但元人修的《宋史》却没有为他列《传》。有文献记载，明朝时，凡有留姓士子参加科举的，都必须事先出具一个证明，上写“不是留梦炎的子孙”，之后才能被允许进入考场。

《宋史·文天祥传》在最后写道：“宋代三百多年，录取士大夫的科举考试，没有比进士科规模更大的，录取的进士中没有能超过状元的。文天祥死后，还有一些喜欢高谈阔论的人认为，科举考试不能选拔到伟人，难道是这样吗？”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主要参考文献

1．邓广铭：《宋史十讲》，北京，中华书局，2008。

2．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沈松勤：《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郭学信：《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7．吴蔚：《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8．李之亮：《一本书读懂宋朝》，北京，中华书局，2010。

9．鲁亦冬：《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附录一：宋朝皇帝年号

北宋（960—1127）

宋太祖赵匡胤：

建隆　960—963

乾德　963—968

开宝　968—976

宋太宗赵光义：

太平兴国　976—984

雍熙　984—987

端拱　988—989

淳化　990—994

至道　995—997

宋真宗赵恒：

咸平　998—1003

景德　1004—1007

大中祥符　1008—1016

天禧　1017—1021

乾兴　1022

宋仁宗赵祯：

天圣　1023—1032

明道　1032—1033

景祐　1034—1038

宝元　1038—1040

康定　1040—1041

庆历　1041—1048

皇祐　1049—1054

至和　1054—1056

嘉祐　1056—1063

宋英宗赵曙：

治平　1064—1067

宋神宗赵顼：

熙宁　1068—1077

元丰　1078—1085

宋哲宗赵煦：

元祐　1086—1094

绍圣　1094—1098

元符　1098—1100

宋徽宗赵佶：

建中靖国　1101

崇宁　1102—1106

大观　1107—1110

政和　1111—1118

重和　1118—1119

宣和　1119—1125

宋钦宗赵桓：

靖康　1126—1127

南宋（1127—1279）

宋高宗赵构：

建炎　1127—1130

绍兴　131—1162

宋孝宗赵昚：

隆兴　1163—1164

乾道　1165—1173

淳熙　1174—1189

宋光宗赵惇：

绍熙　1190—1194

宋宁宗赵扩：

庆元　1195—1200

嘉泰　1201—1204

开禧　1205—1207

嘉定　1208—1224

宋理宗赵昀：

宝庆　1225—1227

绍定　1228—1233

端平　1234—1236

嘉熙　1237—1240

淳祐　1241—1252

宝祐　1253—1258

开庆　1259

景定　1260—1264

宋度宗赵禥：

咸淳　1265—1274

宋恭宗赵显：

德祐　1275—1276

宋端宗赵昰：

景炎　1276—1278

宋末帝赵昺：

祥兴　1278—1279

附录二：宋朝大事记

建隆元年（960），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北宋建立。

建隆二年（961），赵匡胤召禁军将领石守信等宴饮，杯酒释兵权。

太平兴国四年（979），北宋攻灭北汉，基本完成华夏地区的统一。

景德元年（1005），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北宋每年向辽朝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庆历三年（1043），仁宗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实行庆历新政。

庆历四年（1044），宋与西夏达成“庆历和议”，西夏向北宋称臣，北宋每年向西夏输岁币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银、茶叶三万斤。西夏在河曲之战中击败辽朝，形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之势。

熙宁二年（1069），神宗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熙宁变法。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拜相。

熙宁五年（1072），宋将王韶取得熙河之役的胜利，克复河湟地区，拓地两千里。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闲居江宁府。

元丰二年（1079），苏轼陷“乌台诗案”。

元丰五年（1082），永乐城之战，宋军惨败，对西夏采取守势。

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历时十九年，完成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死，其子哲宗即位，高太后执政，实行“元祐更化”，尽废王安石新法。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以“绍述”（继承）神宗成法为名，恢复王安石新法，打击保守派官员。

绍圣五年（1098），平夏城之战，宋军取得大捷，与西夏攻守之势易形。

元符三年（1100），哲宗病死，向太后不顾宰相章惇的反对，在执政曾布、蔡卞等人支持下，拥立徽宗为帝。

崇宁元年（1102），徽宗拜蔡京为相，蔡京将元祐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共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石竖于端礼门外，称“元祐党人碑”。

政和五年（1115），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

宣和二年（1120），宋金签订“海上之盟”。

宣和六年（1124），金军俘获辽天祚帝，辽朝历二百零九年而亡。

靖康二年（1127），金军掳徽、钦二帝北返，北宋历一百六十七年而亡。同年，高宗在南京应天府登基，建立南宋。

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贡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除夕，高宗下令将岳飞赐死。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采石大捷，南宋中书舍人虞允文一战成名，金主完颜亮被哗变士兵所杀。

隆兴元年（1163），孝宗发动“隆兴北伐”，失败。次年，宋金达成“隆兴和议”，宋金为叔侄之国，金为叔、宋为侄；“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双方疆界恢复至“绍兴和议”时原状。

庆元六年（1200），朱熹逝世。

开禧二年（1206），蒙古族领袖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即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同年，宁宗对金朝发动“开禧北伐”，失败，次年，主战派领袖韩侂胄被杀。

嘉定元年（1208），南宋与金朝签订“嘉定和议”，宋金为伯侄之国，金为伯，宋为侄；增岁币为银帛各三十万两匹；宋纳犒师银三百万两。

嘉定十一年（1218），蒙古灭西辽。

嘉定十二年（1219），成吉思汗发动第一次西征。此后四十余年，蒙古又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西征，建立起了空前庞大的帝国。

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病死于征西夏途中。西夏末帝投降被杀，西夏历一百八十九年而亡。同年，理宗诏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

端平元年（1234），宋蒙联军攻克蔡州，逃至蔡州的金哀宗自缢身亡，金末帝被乱兵所杀，金朝历一百二十年而亡。

端平二年（1235），蒙古发动第一次全面侵宋战争。

淳祐元年（1241），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古撤军，第一次蒙宋战争结束。

宝祐六年（1258），蒙哥发动第二次蒙宋战争。

开庆元年（1259），蒙哥在四川合州钓鱼城战死，蒙古撤军，第二次蒙宋战争结束。

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发动第三次蒙宋战争。

咸淳七年（1271），忽必烈取“大哉乾元”之意，建立元朝，定都大都。

咸淳九年（1273），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南宋防御体系遭到重创。

德祐元年（1275），南宋权臣贾似道率精兵十三万在芜湖丁家洲抵御元军，大败。元军攻入临安，俘获宋恭帝、谢太后。

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军俘获，四年后被元廷杀害于大都柴市口。

祥兴二年（1279），崖山海战，南宋军战败，陆秀夫背负末帝赵昺投海，南宋历时一百五十二年而亡。元朝统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