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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事，生死与之

“你一定是跟美国中情局合作”

“你看这个多鲜活呀”

找人，与时间赛跑

尹慧珉

“我只能求你别灌辣椒水”

命运的诡异让人无法理解

这个真正的是忧国忧民

谈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

如果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

我不是眷恋那个时代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不允许用这个做借口

谈生活与慈悲

你跟我说什么，我都跟你比这个

但是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热爱得到死

昨天他们告诉我一个事，我又愤怒了

谈价值立场与几个人

周立波就不停地哭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反人性，反人伦，这就不可以

每年我都去朝鲜，我每年都去

柴静在拼命地坚持

谢天谢地 崔氏娱乐来啦

不能，不能，不能，还得

他问我6次，我骗他6次

观众着急，担心，跟着使劲

他们都怕演坏人

剧本不脏，收视率不管

我爱“主旋律”，我也要讽刺

图1

我有一事，生死与之

大银幕上放映着《口述历史》短片，崔永元先生应该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坐在角落里，斑驳的光影划过他上扬的嘴角。中、外、男、女，一张张面孔闪过，一段段沧桑流逝。最后出现的是一张女士的脸，柔和地笑：“我八十八了。”

“你看看这些，我觉得就是短短的这几分钟你就会有感慨，一个人陷到这个里面以后，很难对世俗生活再有兴趣了。这就是我老想远离，老想远离的原因。我想全身心地干这件事，别再因为冯小刚、朱军，因为这些事去烦恼我，我觉得这些事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49岁的崔永元对着往事微笑，或者嘲笑，把人生的种种高端和低谷拼接成蒙太奇。

1996年，《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沉浸在一夜成名的兴奋中。“走在街上，卖菜的也认识我，卖冰棍的也认识我，警察见着也给敬个礼。至少有两年都找不到北，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可厉害了，那时候。呼风唤雨那种。当我下去做节目，或者出差，对方出个开道车非常正常。我都来了，警车不开道，你警车留着干吗用的。”

2001年，理想主义者崔永元身陷抑郁症的折磨中。

“很难受，痛不欲生，心里念叨的就是死，只想死这件事，无非就是怎么死。标准就是别太血腥，快速，别太痛苦和难受，哪怕跳楼也摔得漂亮一点。我在网上专门搜索了很多种的死法，关键词就是‘自杀’。怎么死都有危险，有人说上吊是最快速最无痛的，但是也有人不那么说，这个也有失误的可能，必须吊到足够的时间，如果没死的时候绳子断了，这可倒霉了。我不愿意死得太难看，因为抑郁症患者都是完美主义者，最后一下子还不能不漂亮。其实这个完美主义就是既害人，也救人。要没有这个完美，基本上也就没今天这个采访了。就是结束了。”

2012年，准历史学者崔永元对《人物》记者说，他找到了一条能够让自己生死与之的道路——口述历史。

“我觉得自己蒙着了，可能不做记者就当不了主持人，不当主持人就得不了那病，不得那病就找不到口述历史，可能都是一串安排好了。”

“你一定是跟美国中情局合作”

5月29日午夜，崔永元先生觉得有点晚了——采访结束，他得去工作一会儿了。

北京的北郊怀柔，“万泉新新小镇”路灯已歇，崔永元显然走惯了这里黑灯瞎火的夜路，他一边走一边接一个工作电话，《人物》记者跟着他，仍然被一簇路中间陡然出现的植物绊了个趔趄。

从他接受采访的电影传奇馆，行无一箭之地，就是他的清澈泉公司80多人团队所在的3层小楼，他的家则在50多公里外的北京市区。

未来10天他的工作日程安排紧密。

《小崔说事》要采访三个作家。

《谢天谢地你来啦》准备录五期节目，要和创作团队商量编剧、排练。

台里机制会有改变，他要和几个部门开会，商量成立“崔永元工作室”。

6月2日要做两个慈善活动，先去云南，“给孩子加双运动鞋”；然后去甘肃，建一所新的乡村小学。

在此期间要做两个“口述历史”受访者的安抚工作。有个受访者对记者存疑，崔永元要证明“这确实是我派去的人”。还有一个年轻记者工作中惹得受访者不舒服，他要解释，告诉人家怎么回事。

国外的、国内的朋友来了想要跟他见面，插空，尽量。

要治疗受伤的肩膀和腰。他迷迷糊糊从家里二楼摔下来了，因为安眠药还没过劲。

崔永元的抑郁症依然挥之不去。每年都会来一次。今年特别严重，春节的时候十几天都起不来床，不吃饭，不喝水，老是有怪念头，怪念头就是自杀的念头。

他认识的重度抑郁症患者，面对面交流过的，这5年之内，有一多半都没有了。

他经常凌晨两点甚至三点钟才从这儿离开。4000个口述历史需要他整理，每个月有300个小时的素材，他根本干不完这些事。

“这个事，往崇高了说，就是民族的口述史，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往通俗了说，它是我活命的依据了。没有这个事，每年发病怎么办呢？现在想着这个事的时候，就是舍不得。都干了10年了，都收集这么多了，好多采访对象都磕了两年了，最后再努力一下，他们就接受采访了。不能放弃了。”

他几乎每天都要和助手林卉商量资料的整理和分类，每天怎么进展。最难的是技术要跟他对接，说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讲得昏天黑地的，他听不懂。他是著名的数学和物理不灵。他只能说他的想法，想做成什么样。技术说你这个东西一个公司做不到，现在三个公司能做到，这三个公司里有一个公司还有幺蛾子，有一个公司还想吃回扣。崔永元说这些东西你别跟我讲，我不想听这个，你跟我讲技术层面的。然后技术跟他讲这个接哪个。“听得我脑袋都大了。”

所以崔永元今天作了一个决定，热备份听不懂，咱先做冷备份吧。热备份就是搭建信息检索系统，它在运转，可以随时查。冷备份就是一箱一箱的硬盘，把它锁在保险柜里，恒温恒湿睡大觉。

花钱最多的就是热备份，因为连软件开发都是自己做的，没有任何一个公司生产这个系统。这事崔永元努力了7年了，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离他的想象还有十万八千里呢。精密检索还做不到，片段检索还做不到，文字和影像同步检索也做不到——就是在电脑上查到一段文字之后，一点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像。他去国外学习，结果人家告诉他，全世界的口述历史系统中，他那个已经是世界领先了，没有比他更先进的了。

去年崔永元做新锐导演计划，请了八个电影大师到中国，顺便请他们来看了看口述历史的东西。大师们惊着了。“他们说你一定是跟美国中情局合作的，是他们掏的钱，能不能架一条光缆在我们家，在电脑上可以看。”

好多上市公司盯上了崔永元，说你有这么丰富的历史资料，包装一下上市非常好。中国惯例，你去找那些历史影像资料，一分钟就要你一万、两万块钱。

崔永元说你们最好去美国看看，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然后人去了。一看，全是公益的，赔钱。

崔永元想在中国开这个先例，公益，免费。“现在中国人全掉钱眼里了”。今年2月,他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打算建好后，分两步对公众开放，第一步对学者和从业者开放，记者、学生都行，你要什么资料，无偿提供。第二步，对全民开放，谁都可以。

崔永元请《人物》记者去看看。“因为很多人你采访不到，但是我们有最原始的采访。”

现在中央电视台也明确地表达支持他的口述历史，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事业，“以前有领导说我不务正业。现在已经有两拨台领导到这里看我的系统，从来没有过的。”

图2：

崔永元经常凌晨两点甚至三点钟才从这儿离开

“你看这个多鲜活呀”

2001年抑郁症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心理医生对崔永元说，“你能不能尝试着到另一个舞台上去表演。另一个舞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爱，你会为了它，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有这样的舞台吗？你想想。”

崔永元想：“就是电影，我就喜欢电影，后半辈子放电影我都可以活下去。那就做电影吧。”这就是《电影传奇》的发端。

从电影传奇转到口述历史，如果有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那就是采访王为一，珠影的导演，2003年1月，当时他80多岁了，采访了7个多小时，那是当时采访时间最长的。现在口述历史采访一个人物的纪录已经是85小时了。

王为一说了很多，他讲聂耳写的国歌。1959年曾有一部电影，说聂耳拿起笔就想起了东北义勇军，然后热血澎湃，写了这么一个。但是在当事人的回忆里不是这样，他们都管他叫聂子，他年龄很小，蹦蹦跳跳特别可爱，他到各个剧组说，你们拍什么呢？我帮你们写个曲子，你们拍什么呢？我给你写个歌吧。这么个人。可能也是天性活泼，第二也想挣点钱，《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个状态写出来了。

另一个录音师回忆说，他是第一个听国歌的人。为什么？那天上班，他跟聂耳坐一个电车，看见了，挥了一下手然后聂耳就跑过来了，拽着他说我的歌写好了，你想听吗？他说行。当时那个车上那么乱，聂耳就对着他耳朵唱了一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是他第一次听。

“这些东西让我特别激动。我说你看这个多鲜活呀，只有他们能听到。”

还有王为一说他跟赵丹特别好，赵丹只要一梳头什么的他就知道，今天要约会去了。然后等到他回来，一看表情，就知道今天结果怎么样。有的时候垂头丧气，有的时候特高兴，不停地唱歌。

这激起了崔永元极大的兴趣。这跟以前想象的、书里描写的，或者一句话说的那个赵丹完全是两回事。

2006年崔永元走长征路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去采访了100多位老兵，主要是滇缅会战的老兵。当时他意识到这个很重要了，但是不好意思跟媒体说。“媒体知道会说你什么意思，你走着长征去采访国民党什么意思？”

还采访了110多位音乐人。好几拨留学生，第一拨叫4821，1948年去留苏的21个人。还有从法国、德国、美国回来的，奔赴新中国的。西南联大的，燕京大学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系列。

走到现在，5个采访团队分别负责战争、知青、企业家等系列。

崔永元随口说出印象中鲜活的细节。比如，采访的一些当兵的，无论八路军，或者是国民党的兵，都问你为什么要当兵。这是一个常规的问题，都问，听到的答案千奇百怪。最好玩一个，他去参军的时候人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想吃饱饭。不对，你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什么？给你讲讲革命是什么。全都讲完了，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现在我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想吃饱饭。你说半天，我就是为了吃饱饭，要不然我当什么兵啊？

“现在我们看电视剧、电影就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宝库，你们怎么不提前来看看呢？编剧水平大大提高啊。他直接说的那个话都比你编的台词好，太漂亮了——一个个的故事。这些东西特别打动我。”

崔永元说有的事情他几乎难以相信。

一个受访者，英语非常好，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在情报机关工作，监听美国的通讯电台，发现他们居然用英文直接发令，就是哪哪的部队通过哪儿调到哪儿，不用密码，起码应该是A军团用B方式到C地区，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就直接用英语说，太欺负我中华无人了。他就报告李克农，说他听到了这个计划，李克农都不相信，然后他们就到了前线，让前线的部队来观察。就是这么调动的。

走到今天，口述历史已经有了自己规范的操作方式。比如做抗美援朝，要采访谁，怎么抽样，记者会先做PPT演示。

“会把志愿军所有的编制告诉你，各个兵种告诉你，人数告诉你，重大战役告诉你，甚至细到我们战俘的准确数字告诉你，然后这个战俘最高的级别告诉你，现存的人数告诉你，根据这个抽样。志愿军里面有探照灯，有这么一个兵种你们知道吗？但是我们要采访到它。为什么呢？我们就要知道在这个部队编制里，这个兵种是干什么的，他们参加了什么战斗，有什么用。志愿军里面有很多拿工资的你知道吗？不是部队的工资，是除了部队的工资还拿一份工资。为什么？就是原岗位工资。因为战争打起来以后，修汽车的，修这个修那个的奇缺，人才没有。怎么办？从各个工厂、大学抽调专业人员去，所以他们拿双份工资。你看不做口述历史你就不知道还有这段事。”

崔永元想用生动的口述来拼凑一个历史的真相，或者说，所谓的历史的真相。

“因为我到现在坚定地认为没有历史真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谁更接近真相，大家做的都是这件事。口述历史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现在是迷上了这个方式。”

找人，与时间赛跑

口述历史目前一共做了4000多人，受访者平均年龄85岁，最大的106岁，留下了10多万小时的影像资料。现在大概有800人已经过世了。“有的老人甚至在我们去采访他的路上去世了。”

崔永元团队的首席记者张钧在国外出差时约定了采访《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一个多月后回来，打电话，空号，再过一个多月，他到一个新华社老人家里复印图片，听到老人和朋友通电话，说“张广友可惜了，那么年轻就没有了”，他惊了。

崔永元提起谢晋，他在采访后15天过世。

崔永元曾和上影的总裁任仲伦有一次聊天。“他说你喜欢谢晋吗？我说我喜欢。他说他好在哪儿？我说他踏踏实实地在讲故事。他说还不是这么简单，他是那代导演里，为中国电影和中国导演拓展空间的一个英雄，他说其实每一代导演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领军人物。他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都有可能上映不了，《牧马人》在拍摄过程中就让他停拍，他还是拍了，结果《牧马人》公映了，也获奖了。我们在谢晋晚年采访他的时候，说到这儿他都很激动，他在流眼泪。我是觉得每个时代都需要那么一拨人，做艺术的，他们负责为艺术家拓展空间，而不是说上面规定好了你能干什么，你就只能干什么。艺术家的想象力是无比旺盛和丰富的，你要敢冒这个险。”

5个采访组里有一个组在做知青，抽完了样本是600个，要到2016年才能做完。两个组在做战争，打算从东北抗联开始做，一直做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可现在连解放战争还没有做完呢。因为采访特别费时，一个人就要一个月，你想想什么时候可以采访完。而老人们也等不起。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

最长采访纪录85小时的那位老人访了两个多月，因为年纪大了，一天说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说车轱辘话，那就休息，第二天再说。

口述历史团队流动性非常大，走马灯一样，但是采访组很稳定。“我觉得他们稳定就是因为他们天天跟这些人打交道。”崔永元说，“我们从街上捡来的张钧。吃了顿饭，聊得特别棒，一问他干吗的，他说没事干，那跟我们走吧。然后就来到我们这儿做首席记者，干得非常好，自己也觉得特幸福。说怎么吃顿饭也找着这么一件活。”

重要的受访者都得崔永元搞定。“这可费了大劲了。你得全世界跑。”做节目的时候，请个人，他不来，不来拉倒，再换一个，很从容，无所谓。但是口述历史，少了这个人不行。

有的人对记者的身份和目的存疑。有的人就是不愿意说，想把秘密带到坟墓里。

有的采访对象，接触两年，和记者随时吃饭，随时聊天，就是不肯坐到摄像机前。首席记者张钧说，“我们和他们见面，要沟通感情，希望你信任我们，我们拍你这个不是为了卖钱，是为了拍下来给后人，留给历史。他不断地考我们，试探我们，这个事你知道吗？你给我讲讲，实际上是考验我们有没有资格和他们对话。”

记者们什么都干，要观察老人的脸色，状态不太好了，身体不行了，明天再采访。病了，要带着花篮和水果去看望。沙发坏了、窗帘坏了，他们得修。记者们自己做了一本厚厚的采访手册，细到什么程度？在老人家里拍时间长了，他们要交电费。

张钧突破一个受访者的最高纪录是，三年。这个人叫“梅娘”。这几乎是一个被遮蔽的人物，那时候的说法是“南张北梅”，张是张爱玲，梅是梅娘。

少量的内容做成了片子，放到了网上，或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比如《我的抗战》。做一个片子要动员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做片子用的素材微乎其微，连1%都用不出去。崔永元根本不想做这个事。当务之急是采访、记录，把人埋在心里的东西挖出来、留下来。但是一些老人的话打动了他。他们说，小崔，我临死之前，能看到我们的东西在电视台播出吗，小崔我都98岁了，我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播出啊？

“我一听到这个，就特别着急，那我们就做一些片子，让他们都看一看，只是让那些老人看看，高兴高兴。”

附文：

图3：

尹慧珉少年时

图4

尹慧珉

2010年5月25日去世，86岁。她最终没有等到自己影像的播出。几个月后，8月15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后，《我的抗战》发布在搜狐网上，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尹慧珉年轻时作为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学生参加学生运动，此生最后的工作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室副编审。2009年9月22日至25日，《口述历史》首席记者张钧对尹慧珉进行了7个多小时的采访，这首诗是她在采访过程中即兴背诵的，后来被《我的抗战》的编导罗峥用在了最后一集《胜利了》的开头和结尾。据尹慧珉说，这首诗的作者是袁水拍。

我愿意  我们能够

住在靠近的地方

最多隔开一条河

早晚都能相见

只要走过一条浮桥

我愿意 我们能够

住在靠近的地方

最多隔开一条河

随时都能隔江相望

我们的欢乐和苦恼都是一样

在一起就好

一起欢乐 一起分担忧伤

什么事都好有个商量

不会作假的人住在一起

就不用结结巴巴的说谎

为什么相爱的人倒要分开

分开的那样匆忙

哎 昨夜里我梦见

受苦的人喘过气来

不再受到压迫

眼泪已经属于过去的时光

我们约好了一个日子

坐火车的火车 坐船的坐船

公路上的汽车摇摇晃晃

说是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

我愿意 我们能够

住在靠近的地方

让我们私下取个名字

来称呼这条可爱的江

“我只能求你别灌辣椒水”

迄今为止，口述历史已经投入了2亿元。

“特别费劲，我在这个屋子为了200万跟人谈话一次谈10个小时以上，经常的。最后人家还不给。”

最后支撑2亿的是十几个大户。以崔永元之阅历看这个世界之复杂，他不愿意说具体人和具体数，担心有人会比较谁捐多捐少，这很无聊。他做过很多关于孩子的慈善活动，理念是：“一千万个人的一元，好过一个人的一千万元。”

他拿出苹果手机展示一个页面：“这个是我在微博上公布的第125次的捐款。多少钱都有。”很多人显示匿名，他指着一个名字，蔡骏，此人的风格是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他这个是20、30，还有10块。但是天天捐。”他猜这是自己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找人联系过，联系不上。

崔永元乐于述说他所得到的帮助。他说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去年已经扭转过来了。“现在我身边好多人，一大堆人都在为我这个事想办法。”

周立波曾把崔永元叫到上海谈了一周。他夫人胡洁问：“你见谁就跟谁要钱。如果你老是跟人描述说，我们花了2亿，还经常发不出工资，谁敢沾你，吓死了，躲得远远的。你明年要花多少钱，知道吗？”崔永元不知道，他只能说账目清楚，操作规范，公开透明，专门审计。周立波说，“把你抓起来，给你灌辣椒水，你能不能把账说出来啊？”“我真说不出来，我只能求你别灌辣椒水，你把账摆在我面前我也说不出来，这确实不是我的长项。”

周立波夫妇帮崔永元理清思路：你得有个规划，比如2012年要花1500万，包括了数据化改造备份、采访花费和人员工资，你能做成什么，然后最好把两年或者三年的规划都做出来，你跟人说故事的时候就不是无底洞了。

“然后果然就顺当多了。”

2011年1月，李连杰等人创立的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落户深圳。崔永元当时正在深圳，冯仑牵线，拜会了王石、柳传志、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等一干壹基金理事。王石直接说：你就下命令吧。你需要我们每个人做什么，每人出多少钱。

“我顿时感觉自己像是工商联主席似的。”

商界高人的想法是，如果大家一块出钱，比如一个人捐500万，10个人就是5000万，就可以做一个像模像样的企业了，这个企业的利润全部用来做口述历史，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崔永元不喜欢说筹钱的艰难，发不出工资的困窘。那是2010年春节前，年会上，崔永元给大家打了招呼：今年要准备过苦日子了。春节后，清澈泉公司真的发不出口述历史团队的工资了。历时3个月。

停发工资期间，采访没停。记者都知道崔永元把自己的钱也搭了进去，自己的藏品拍卖所得也投了进去，都相信他能过了这个坎。

他焦虑吗？张钧说，“为什么小崔的抑郁症总在春天发作，那是一年之计啊，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想到今年资金有多大缺口，得筹多少钱，这对他的情绪肯定有影响。”

你焦虑吗？崔永元说，“我真的没觉得啊。采访的这些人，有被判过3次死刑的，他都不焦虑，我焦虑什么。我以前就是没一个东西说服自己，你知道吗？当我做到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时候，我站在最高我没有参照，因为我的苦恼就是最大的苦恼。现在我有4000个参照，你随便从这里面找一个人都是九死一生的，哪轮得上你焦虑呢？其实他们很少在这儿看到我的愁容，看到我都是特别高兴的，我只要一到这儿来就特别高兴。”

命运的诡异让人无法理解

做口述历史，崔永元觉得命运的诡异有时让人无法理解。

他说的3次死刑是这么一个故事：他亲自采访了一个人，5项罪名判死刑。但是他是军人，带他到军事法庭来核查，核查的时候一个罪名没了，因为林彪倒台了，他反林彪的罪名没了。还剩4个罪名，核实了一下还是死刑，那4个罪名挺要命的。要执行枪毙的时候江青倒了，又少了一个罪名，还剩下仨了，还死刑，因为攻击毛泽东。然后又过了一段，“两个凡是”一打破，这也没了，就剩俩了。最后弄得一个都没了。判了3次死刑，坐在你面前跟你讲，谈笑风生。然后再听他前面的经历更传奇，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他的同学都是孔祥熙、宋子文的后人。他的同学在课间的时候跟他说，下午咱们走吧，坐飞机走。就这个时候他没有走，后来崔永元问，你为什么不走？他说我看到了解放军在大街上睡觉，这样的军队是值得信赖的，他就没走。他后来判3次死刑。命运就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前文所说的抗美援朝期间监听到美国电台欺负我中华无人，直接用英语调动军队的那一位。

“有时候你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你就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就是我说的你跟那儿过了一生。”

崔永元说：“可能有一些事也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研究的。再过两代人才可以研究明白了。但是重要的是记录，是要把资料收集起来，然后把它数据化，把它备份，这样就是再过一千年，谁想研究什么都还有。这起码是当事人的说法，要不然就是以讹传讹了。就像比如说我们研究论语的时候，孔子身后300年他的弟子总结起来的，你相信那是孔子说的话吗，反正我是不相信。可能是他的精神，但是绝对不是原话。300年了，你想想都传什么样了。口音都变了。如果现在我们要有这个孔子的录像，有他的录音，这研究起来就更准确多了。所以我就立志做一个口述历史的收集和整理者，我们是拾荒者。”

崔永元，为什么独独是你去做了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你不投身的时候，你体会不到它的乐趣。就像我最烦这个电视人和电影人说自己多艰苦，我们熬夜，我们经常吃盒饭。我觉得很无聊。那你干吗不挖煤去呢，没有人拦着你。所以说你从事一个事业的时候，你要想他的乐趣在哪里，比如说我觉得我做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乐趣就是我差不多都访了10000个人了，你跟10000个人过不一样的人生，就是别人活一辈子，你活10000辈子，你说你占了多大的便宜。这就是你这个职业给你来的乐趣。现在走到这一步真挺幸运，我觉得我做起口述历史来就没什么烦恼了。”

崔永元说他随时可以离开《谢天谢地你来啦》的主持人位置，但是口述历史会一直做下去。赶也不走。做到死，做到老年痴呆，只能做到老年痴呆——以后就歪曲历史了。

（韩莹、蔡亚林、许晓对此文有贡献）

这个真正的是忧国忧民

图6

文|张捷 张悦

谈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

“这试不得，这没法试，这代价太大了”

如果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

《人物》：你做口述历史这个事情，是不是做得越深入，越有一些真相让你无法接受，或者特别惊讶。可以让一个阅历丰富的人都感叹历史是这样，真相是这样。

崔永元：有啊，比如说我看到了“文革”时候的揭发材料，艺术圈里面的学生揭发老师的，但是这是一个秘密材料，老师临死都不知道是谁揭发的他。现在我知道了。

《人物》：而且这个学生后来成为名人了。

崔永元：对，我还经常见到他。所以我每次见到他，眼神特别复杂。我没法张嘴问他这个事，但是我又觉得他现在这个疯疯癫癫不正常的状态，就是跟这事有关系，他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实我特想跟他说一句，你能不能信教呢，比如你到神父那里去做一下忏悔，或者说你看看我的心理医生，你去把心里的垃圾排挤出去。我觉得他生活非常不幸福，生活是没有质量的，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些资料我都封存起来不让他看，也不让我们这儿的孩子看，我怕他们嘴快说出去了。

像我们采访的抗日锄奸团，那是一个学生组织，他杀日本人，被日本人抓住，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放出来。然后变得比日本人还坏，又刺杀接收大员，又被国民党抓起来。然后新中国成立了，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了，然后三反五反时他又进去了，他最后出监狱的时间是1978年。他对我说，我没有少年，没有青年，没有壮年，没有成年，只有一个童年一个老年。所有时间都在监狱里面度过。

我们听到见到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对我们自己的变化来说，就是能把现在的这种物质生活、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这是我们自己的收获，然后想给公众共同分享的收获，就是千万不能再来一遍。这试不得，这没法试，这代价太大了。而且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它给人造成的那种心灵创伤，远比肉体的创伤难以恢复。就是一辈子跟着你。

《人物》：你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不去开那个口？

崔永元：我是觉得我没必要在这个个体案例上较劲，我想做的，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启蒙，比如说叫运动启蒙，或者残酷运动启蒙，就是让所有人知道它不行，就像我们从小就知道摸电门就完蛋，就别去摸，别去触碰到这条线。如果我们能在公众中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现在经常是觉得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你矫正不了这个局面。然后能做到的就是享受孤独。你离这个尘世远一点，再远一点，然后你活在一个你自己认为干净的精神状态里面，只能这个样子。

《人物》：这个孤独感，跟当年抑郁症时的孤独感有什么区别吗？

崔永元：我觉得这个可能境界更好吧。这个真正的是忧国忧民。真的是忧国忧民的，真的是因为这个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觉得还要有什么好办法，还能动员谁。

后来我做了很多慈善，也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想说我让所有的山区孩子都能吃上午饭，我做不到，国家要想做还不一定能做到呢，是吧。但是我可以做几个学校，比如我们做了6个学校，现在有两个被国家接管了，我们管着4个学校。有1500多个孩子和老师，每顿都可以吃上鸡蛋和肉。我天天在微博里面晒，我就非常满足了，非常幸福了。然后当他们来跟我说这个东西怎么持久呢，我就说咱先把这个做好，你先别想持久，别你一想持久的事，现在给孩子吃拉肚子了，我们先把这个监督、募捐、监管，把这些透明，把这些事都做好了。持久有的是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摸索出来了，一个学校有300个孩子，吃一年不超过20万。这个钱非常少，我就把它转给企业，比如叫可口可乐给孩子加个菜，那这个企业一年出20万就行了，我们来给你监管，从账目到食品卫生什么的，用志愿者团队，不花一分钱来监管他。这样可能就能持续下去。所以我现在在微博上看留言的时候，最烦那样的话，你能管所有的孩子吗？我心说你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管这4个学校。

我们就尝试着做一点样板间这样的工作，这可能也是唤起大家热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人物》：启蒙的一部分。

崔永元：对。

图7

我不是眷恋那个时代

《人物》：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今天问了。不管你是重走长征路，还是做这么多老电影的节目，看得出来你对红旗飘飘、军歌嘹亮的年代是有眷恋的。但是同样那个年代，也是“大跃进”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无数冤假错案的年代，甚至更早，可以从打AB团或者王实味开始追溯。有人可能觉得你分裂，把好的一面跟坏的一面分开。你想把好的东西择出来，这个东西太好了，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好的东西咱们现在怎么就没有了呢？你有那个倾向。而有些人可能觉得善跟恶是并存的，同样在那张皮上，分不开的。

崔永元：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只是直接用这个事实来侮辱我。我觉得可能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我既然已经开始投身历史洪流，我哪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呢。

其实我觉得时代没有好坏，我不认为唐太宗比慈禧太后高明多少，其实每个时代都差不多，它的好的程度和烂的程度都差不多。我们是想告诉后人，能不能把每个时代好的东西择出来，然后凑成一个新的好的时代。而每一个时代犯过的毛病，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清理掉，别再犯同样的错误。

比如说最近厕所的苍蝇，北京说不能超过俩，南京是仨，还有哪个地方是一个。我脑子里马上反应过来除四害。我想这次你用什么手段呢？你会不会又把它搞成一个运动？我现在烦运动烦到什么程度？我连运动会都不爱听。在我的接受概念里，最多就是活动，不能运动。运动就是失去理智了，全民无意识。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眷恋那个时代，把那个时代好坏一股脑全接受过来。

我老用那个时代说事，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那个时代多少有点发言权，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亲眼目睹了。你以为我不想说明朝呢？我不想说清朝呢？我没赶上。

我问过邵燕祥，好多人说50年代好，说你坐班车那个时候都让座，你更喜欢那个年代还是更喜欢这个年代？他说我更喜欢这个年代。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个年代是真不让座，谁抢到算谁的。那个年代是，他给你让了座，反过头来就揭发你，你还不知道是他揭发的。现在无非是坐不着个座位，那个时候是妻离子散。

所以我觉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随便去歌颂一个时代，或者随便去诅咒一个时代，都是不负责任的。那个可能是诗歌、散文、电影、电视剧干的事。历史学者永远应该冷静，永远对社会和所掌握的史料有一个客观的态度。永远要和它保持距离。

《人物》：邵燕祥的回答很能说明他的价值观，就是说这个时代哪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仍然比那个时代好。

崔永元：我同意他的观点，我当然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是说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好，他没说那个时代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了。得把逻辑分清楚了。这是两回事。

邵燕祥说这个时代再烂，他也不喜欢那个时代。注意这话的第一层意思，他说到了这个时代的烂，那么，你觉得当你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不出这个时代的好吗？当然能说出来了。你看这个微博多好，过去就两报一刊，分分钟就把你管死了。现在微博你花多大成本也管不了，就得有这种异样的声音能发出来，这就是这个时代了不起的地方。很多官员微博就让他纷纷下马，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事情。真的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好，我坚信这一点。

我觉得那些这么看我的人陷入了误区。第一，当我说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的菜没有农药那时候（其实因为买不起农药），你就会说我肯定那个时代。这样一个推理莫名其妙。当一个人表述说那个时代有可欣赏之处，你就认为这个人想回到那个时代。这个太莫名其妙了。第二，我说那个时代有任何一个好的地方，你就说我否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什么逻辑。我说我特爱听京剧，你就说我贬低书法艺术。

我觉得那个时代骨子里不好的东西，你肯定不如我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我做了4000个人的口述，我知道得最清楚。像我们这儿的小孩，入门课就是先看《100个人的十年》。冯骥才的，让他们先看看。我说你们谁要是有勇气，从头到尾都看下来就是好样的。基本看4篇就崩溃了。

图8：

2011年9月23日，四川成都，崔永元出席《我的抗战2》全国巡演会首站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不允许用这个做借口

《人物》：现在，你很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这就是人类的常态。

崔永元：对，但是我不允许用这个做借口。比如说经济发展的代价就是环境污染，我才不认呢，你都知道了你还这么做，你有毛病吗？我们宁可让经济速度放慢，也不能去污染。我是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的。

《人物》：那么当你聚焦于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又会看到这个时代特别让你失望的地方。

崔永元：现在也不满意。我现在没有过去表现得那么愤怒。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没时间了。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关照谁跟谁又掐起来了，哪个事表个态，有时间上微博看见了，就说两句风凉话，没时间就算了。没有那么多心思去弄那个去了。而且我也躲了，你比如说走红毯，能不去就不去了。

我内心特别抗拒抛头露面，有时候我因为什么面子跟人走红地毯，我都快走顺拐了，我觉得我怎么会跟他们一块走这个呢？不是一回事，我就特别不高兴。报道出来以后我一看，这说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确实也是自己说的，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呢？

我现在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仓促之中回答媒体的提问不一定特别准确，也不一定能表达的是自己最准确的想法。我更喜欢微博，我不会打字，微博都是一个指头摁出来的，我每天微博一指禅都深思熟虑，我对那个负责，那就是我说的，有据可查，跑不了，你们宁可相信微博，也不要相信媒体对我的采访。因为像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天，发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会特气愤，或者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你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那么现在就尽量地拒绝。

《人物》：那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采访。

崔永元：这是我做《谢天谢地》以后第一次接受采访，三十多家媒体想访问我，我都不接受。像口述历史都懒得说，这跟别人也没关系。这东西又没钱，又没有名，又没有利，什么都没有，你跟人说什么呀？说是你的理想，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好长时间都不知道我干什么，等到现在来看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干成这个样了。以后谁再想采访我，我就跟他们说，你去看看《人物》就行了——我这些年干的这些事。

图9：

“我内心特别抗拒抛头露面，有时候我因为什么面子跟人走红地毯，我都快走顺拐了，我觉得我怎么会跟他们一块走这个呢?”

谈生活与慈悲

找到了我心安处，有时还是会愤怒

你跟我说什么，我都跟你比这个

《人物》：你现在怎么看功名利禄？

崔永元：我前天还跟我们一个孩子在说这个事。我觉得要尊重他们这种对物质的需求。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度。比如说别的小孩私下跟我谈心，他就说老师，这钱的问题我还是想不明白，能不能跟我讲讲。我说好，我跟你讲，你想挣多少钱？他不说，我说你说实话，不要躲躲闪闪的，我们两个私下交流。他说我想挣两个亿。好，我说我支持你这个想法，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当你挣到两个亿的时候，你可以收手吗？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收手。我就怕你们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你想挣500万，想挣2000万，想挣两个亿，没事，都是非常美好的理想，我们一起想办法去实现它，现在我怕的就是当你有两个亿的时候，你又改成20个亿了，你这辈子就会死在这上面。我说你看这样的人太多了。因钱犯事的有多少是穷人呢，全是富人。所以我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生活也有一个设计，比如说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上，你生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你就可以满足，当你到了这个条件的时候，你就不要为它冲锋不息、奋斗不止了。你就干点正事。

我们这边就物色这样的人，一定要找那些又喜欢钱又有理想的人。我的人生格言就是9个字，经常重复：做好人，做好事，挣大钱。多好。什么都没耽误。

《人物》：你现在是在花大钱。

崔永元：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我的生活条件不差，我能从家里二楼摔到一楼，我开着那么好的奔驰车。我很体面，没有问题，就行了吗？但是呢，你跟我的一些朋友比，就是说他们在几乎全国所有的名山名水的地方都有别墅，就完蛋了，就不行了。关键就是你要不要在这个上面跟他较劲。我记得有个段子说，哪一个网站最厉害，新浪说我影响力最大，搜狐说我最有公信力，腾讯就是说我有6亿用户，不管谁说什么，它都说我有6亿用户，这是不变的。我说我跟腾讯心态是一样的，就是不管说什么，我都说我有4000个口述历史见证人的资料。你跟我说什么，我都跟你比这个，这就是我永远战无不胜的一个法宝。我希望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珍惜这个，都把它当成一个财富。这样才能活得好一点。

图10：

“我有4000个口述历史见证人的资料。这就是我永远战无不胜的一个法宝。”

但是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热爱得到死

《人物》：你说你做《实话实说》主持人的时候自我膨胀得都找不着北了？你还说过，“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这6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别了。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这个怎么理解？

崔永元：我父母就不让我做这样的人。我父母才是典型的实话实说呢。我父亲现在85岁了，部队一辈子下来的。他是他们部队的一号首长，虽然不是个很大的部队，他是一号首长，我们家没有因为这个富裕起来，我们家跟别人家过得一模一样，别人吃白菜我们也吃白菜。所以直到现在我吃饭还是这样，吃不了什么好东西，小时候奠定的基础。部队是五湖四海的人来，所以探亲的家属非常多，没有地方住，就到我们家去住，就吃我们家的饭。他们身上有时候还会有难闻的味道，那时候人不像现在洗澡洗得这么勤，你就得接受。时间长了以后，你不会觉得那个味道难闻，你觉得暖洋洋的那种。

直到现在我的女儿还是这样的，我的女儿还会买了冰棍要给开电梯的阿姨，要给家里的保姆，包括吃饭的时候要跟保姆坐一个桌，她要给保姆夹菜。

她上电梯总是说阿姨好，叔叔好，她要先向人问好。有时候她不说，我就会问她，你今天怎么没说呢？她说我给忘了。我说这个事是这样，我就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说？如果你说阿姨好，是因为她坐在电梯里不容易，老在那儿给你开电梯，你表示对她的慰问，那你每天都要有这个慰问。如果你想表示你有教养，你比别人更懂得礼貌，我觉得没必要，就不用说了。所以你自己想明白你是为了什么。后来我女儿说，她想想。

她人缘特别好，同学都管她叫崔大善人，没什么都跟她借。我对她的教育也是散养式的。我经常跟她说，我希望你能找到学习的乐趣，爸爸最遗憾的是数学、物理特别不好，我就特别希望你数学、物理特别好。咱们拾遗补阙。如果有一天你要告诉我，你不想上学了，我无条件支持你。我不会让你受这个罪。你要说你想卖糖葫芦，爸爸给你进货。我知道北京哪儿产的山楂最好。我说咱在家里搞科研，咱搞发明，咱们做无核的，加豆馅的，咱们创作很多品牌，也能让生活幸福。所以我对你的要求就是快乐和幸福。别得抑郁症。

《人物》：现在，你觉得那个好人又回来了吗？

崔永元：回来了。我主持了那么多慈善项目，真是特别值得。你看我摔伤了，2号还要出发，连续参加两个慈善活动。然后我跟张朝阳提出把这个搜狐的微博做成一个慈善微博，让所有做慈善的人都跑到这儿做来，因为这儿的平台好。所以现在这儿有很多做公益的，给孩子加个菜，给孩子挑本书，给孩子买双鞋，给孩子换课桌椅，请农民工吃顿饭，随手公益，都在这儿做呢。都做得有声有色的。帮助农民工、矽肺病人、流浪儿童，全都在这儿做，每个活动做都得有声有色特别好。

《人物》：那你好人回来之后平常怎么过日子？

崔永元：就成了一个特别简单的生活方式，后来习以为常了。当你过这种正常生活的时候，自己也会很舒服，我觉得被人架起来那种挺难受的。

我坐出租车，那个司机说，不要你钱了，拉你一次不容易，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要给人钱，因为你就是靠这个为生的，我说你别穷大方，你大方啥呀，你有好多钱啊？你有好多钱还开出租干什么？

比如我开车跟人撞车，只有一次，因为对方态度太蛮横了，由他来负责任，因为本来就是他的责任。其他的所有的撞车都是我负责任。

《人物》：你车技太差了？

崔永元：他追我尾，明摆着是他的事，但是我也不要求他有任何的赔偿。因为我是那么想的。

《人物》：你才是崔大善人。

崔永元：当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你占用了很多社会资源，所以你得回报。这个事最好就是息事宁人，因为你不知道后面开车的人是个什么状态，也许他很窘迫，他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你何必势大力粗地跟他说个究竟呢。我开车的时候，经常人家剐了我的车，我都摇下来玻璃问有事吗？没事，好，走。你不用管，都是这样。

然后我晚上回家的时候，看两个人打架，拿着铁棍子要动手，我就马上拦在中间不让打。怎么回事儿？就是一个追了一个，拿手电照也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个人要走保险，那个人要赔现钱，这个人说我非要走保险，那我跟你去你们家吧，你凭什么去我们家，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啊？然后就拿铁棍子要打。然后我就拦住了，说先别打，听我说两句话，这一棍子下去，可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了，这可是天大的事了，这两个家可都得担着，不就500块钱吗？我出。咱们别打了。然后我把这500块钱出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很高兴，就走了。他走了，我也走，然后那个人追上我说对不起，崔先生，还能让你出？我把钱给你。我说不要，你留着吧，给你吧，你留着记住这个教训。你看你能出这500块钱，但是你干吗要拧着，酿成一次事故呢？刚才我要不出手，可能脑袋就裂了，何必呢？然后就走了。

我会半夜两点钟、三点钟开着车回家，一看路边有个人，过去，摇下玻璃来，上哪儿，顺路我拉你。他们有的不认识我，说你是不是开黑车的，我说黑车哪有这么好的车啊。然后心里很舒服。其实你也能体会到幸福感。

但是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热爱得到死。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就要挺身而出，就得敢说，别人害怕你不怕，就要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图11：

2012年3月两会期间，崔永元在人民大会堂被记者包围

昨天他们告诉我一个事，我又愤怒了

《人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乡村教师的。你怎么会选这么一个群体做这样一个公益活动？

崔永元：我是2006年走长征，去了一些学校，去了236个学校，我亲眼看到了这些乡村教师的工作，然后有一些那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甘肃会宁，我去一个乡村教师家，他家里有一个彩电，还挺大的，但是他们的教室是一排平房，两间房子，非常穷。然后我说你怎么会有彩电，他说这个彩电是别人捐过来的。我说为什么不放在学校，放在你们家。他说放到我们家是我们家出电费。

那个时候忽然觉得你看我们城里人验收标准多肮脏，当我们看到乡村教师家里有一个彩电，首先想到他给贪污了，没想到他心存善良。我问他们年工资，他一年两百块钱，其他是这一家给点粮食，那一家给点粮食。他们家春种秋收的时候，学生家长帮帮忙。就这么一个状态。这个老师非常让人尊敬，但是听他们讲课的时候不敢恭维，他们知道得太少，有的讲的都是错的，所以我就想办这个乡村教师培训。一开始我总想怎么帮助这些孩子，后来我想帮助不过来，太多了，但是你要帮乡村教师。明白一个人，就能管好几百个人。今年做到第六届，今年做第六届就融入了新的管理理念，叫全民慈善。我希望你们跟踪一下，非常有意思。组委主任是我们长征一个队员，两个副主任，是中学生，所以我们这次完全是旁观者，由他们三个人来组织实施。

《人物》：你就负责给钱。

崔永元：我负责给钱，还说尽量不花钱，我说第一届培训花了100万，第五届培训我们只花了27万，第六届培训我们希望只花15万。

《人物》：怎么这样省？

崔永元：因为所有地方都不要钱了。

《人物》：社会各界支持。

崔永元：对，你去参观哪儿，到哪儿吃饭，大轿子车，住宿什么都不要钱，到医院体检都不要钱，这就叫全民慈善。我觉得它的意义特别大，以前我们是花100万培训100个乡村教师，现在围绕着一个乡村教师至少出现10个城市志愿者，这样就可以培训1000个人，双向培训，特别好，我们现在就想推广这个模式。去年第五届做得已经比较像样了，第六届我相信会做得更漂亮。

《人物》：那么我能理解你的愤怒了，当时出现了官员和校长顶替乡村教师的情况。（2011年8月崔永元在微博上曝光9人冒充乡村教师，参加由崔永元公益基金会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这9人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和伊春市，任教育局副局长、主任和小学校长等职务。）9个，都是出现在一个省份吗？

崔永元：对，因为培训的都是在黑龙江的乡村教师。昨天他们告诉我一个事我又愤怒了，我本来要发微博，后来他们拦着我，没发，因为还没有落实，据说一个省的相关部门的官员回答是：不支持，不鼓励，不阻拦。本来就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对不对，现在我帮你干，你还不支持、不鼓励，什么意思。我觉得现在都这个时候了，官员这样表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才不信，你看我犟劲又得上来，非得掰清楚。因为现在到我这儿是过了两道手的消息，我不敢确认，我等当事人回来要问他，姓谁名谁都给我搞清楚，几月几日，几点几分，分分钟就叫板，不是你下岗，就是我下岗。

《人物》：黑龙江那个事叫板有几个。

崔永元：全都撤了，9个人全都撤了。

《人物》：他们已经花了相关的钱。

崔永元：全部追回来，一分也没少。

《人物》：再一个问题我想请你解释你的微博签名，“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 (老崔与腾讯博友共勉) ”。我觉得你好像确定了某一件事情，跨过了某个边界，然后就决定往前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边界？

崔永元：反正中年就是不惑，四十不惑。有的事明白，有的事不明白，拣明白的事干。小事糊涂一点，大事绝不松手，原则问题绝不松手。所以你看某些方面发现我变得特别平和，但是像那种原则问题，比如说像类似这个官员这样的问题，这是绝不能含糊的，都不会打听你后台是谁，你姐夫是谁，你表哥是谁，才不管，我一定要跟你掰清楚，因为这种事祸国殃民，如果这样的人坐在位置上，太吓人，一个省的教育都没救了，所以要很直接地把他办下来。

图12：

2008年12月10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崔永元公益基金”资助的第二期乡村培训班在京开班

谈价值立场与几个人

喜欢周立波，观察司马南，欣赏柴静

图13：

2011年2月27日，《新电影传奇》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周立波北上助阵

周立波就不停地哭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人物》：你做口述历史，动员社会资源来做这个事情，两亿的资金大家就给了你。你觉得你个人有什么特质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呢？

崔永元：特质就是不追求商业价值，如果他们都知道我天天私下里挣钱，改善自己生活什么的，肯定不支持我，你们家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不拿出来，非逼我们拿出来。但他们知道我是干在前面，我把拿出来的钱都扔在口述历史上，全都扔这里。

所以周立波跟我说，哥哥你不能这样，这个不对，还有一个家，你得维系。他说你这样，从今天开始，从你认识我开始，你再不许把自己钱往公司里扔，我给你解决公司的问题，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让我很感动。

《人物》：很多人觉得你和周立波不搭调，现在听来你们俩的关系非常融洽。

崔永元：非常好。我也没想到我们关系会那么融洽，我们俩是好朋友。你要是跟他近距离地一起生活三天你就把他看个底儿掉，这个人非常好打交道。他的优点、缺点全在桌面上，所以不用提防他。他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非常可爱。特别可爱。

我们俩一谈都谈到凌晨四五点钟，就是谈世界观，谈人生什么的。他那个思路有时候跟我们不太一样。比如说弄了好几千万做慈善基金，我们那肯定是帮助困难的人。但是他想培养精神贵族，他说我要在各个学校挑这种气质本来就挺好的，给他们奖学金，让他们一到暑假就去巴黎，就去伦敦，看世界上最好的演出，看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从精神气质上去培养他们。

《人物》：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崔永元：我当时说的话跟你差不多，我就说慈善基金应该帮一些弱势群体。他说帮弱势群体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培养精神贵族，培养一个贵族得三代，所以我得为国家培养一些贵族，不能都是邋遢的一些人。

《人物》：他觉得他是一个精神贵族吗？

崔永元：他觉得是。后来他去了一次云南，到一个小学校，给那个小学校换桌椅板凳、送猪肉什么的，他拍了录像，拍完录像就给我看。他那一段时间人都瘦成这样了，他看了孩子的漏雨的教室，看破桌椅板凳，看孩子吃的东西，还说什么世界第二。世界第二还这样，还老号称世界第二，他受刺激了。他就不停地哭不停地哭不停地哭，影像里也哭，跟我看的时候也哭，然后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哭？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哭，我看过将近300个这样的学校，《长征》的时候我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看，所以我做了基金专门帮这些人，你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你当然受不了了，以后看得多了你就受得了了。

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尤其是对媒体缺乏信任，老是反应过激。比如说他给我打电话说哥哥我实在受不了了，你知道么，这个今天成头号新闻了。我说肯定不是头号新闻，要头号新闻我肯定知道了。比如说微博里有个人攻击他了，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今天最大的事了。我就告诉他这个不是多大的事，明天这个事就过去了，你把今天晚上忍过去，他就忍过去，第二天那事就过去了，没有那么严重。

《人物》：你在他婚礼上调侃他的那段视频传播甚广，很多人觉得你有意去砸场子。

崔永元：他之前说一个媒体都没有，我一进去就发现有摇臂，我说哥们儿，摇臂都在这儿。他说咱家录下来当资料用的。然后我就说得很过分。好多熟悉的朋友都说不过他，老被他欺负，都指望我来给他们报仇。后来这个视频传到网上我挺不高兴的，我不知道谁传的，就像我们内部晚会在网上曝光似的。最让我感动的是周立波给我打电话，他说哥哥，上海东方卫视要播出这个，你同意吗？我说天啊，应该问你，你同意不同意。他说我没问题。到今天为止他也没有对这件事情说一个不字，没有说我过分不好什么的，所以觉得他的肚量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大。你换一个人试试，当场就急了。

《人物》：前两天在网上他和王小帅的那个视频你看了吗？

崔永元：我说他了，这个玩意不好。他说我跟王小帅很熟。我说熟也不能这样，因为你们俩谈的是艺术评论，这个不能做人身攻击。两回事。

他一年捐3000万。我一直觉得他骨子里是挺好的一个人，挺善良，我愿意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也不愿意跟两面三刀的人打交道。

他的特点很好玩，就是他从来不会认错，但是他要觉得你说得对，他会悄悄地改，但是他也不认错，是这么一个人。

图14：

崔永元在美国

反人性，反人伦，这就不可以

《人物》：你短信里说上期我们杂志上司马南怪怪的。

崔永元：上期《人物》杂志我看了。司马南，我觉得他怪怪的，挺不可理解的，他让人理解不了。

《人物》：是他的政治立场不可理解还是他的行为方式呢？

崔永元：我老是有那种好的念头，比如有时候一个人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坏，他就把它说得特别过头，这是一个智慧。我总是那样想他。后来发现不是，比如说他对朝鲜这个事的态度，就已经过头到了无立场的态度。那天忍无可忍我就在微博上反击他了，他甚至觉得朝鲜军人绑架中国渔民都是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什么道理都没有了。

《人物》：你真觉得他无立场？他立场鲜明，司马南现在是一个鲜明的标签。

崔永元：我觉得当我们到这个年龄再谈立场的时候，肯定就是非常稳定了，比如说有人喜欢朝鲜模式，或者别的什么模式，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不反感。这个社会越开明，越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但是我觉得它有基础，比如反人性，反人伦，这就不可以。就像你喜欢什么人你也不能喜欢纳粹一样，对吧？我这里以前有一个墨索里尼的烟斗摆着展览，后来西方人来看的时候他们就特别反感，然后我就给撤掉了，为什么，因为那上面有纳粹的标志。在西方纳粹是违法的，你把头发剔成一个纳粹的标志，那就抓你，没什么可商量的。我前一段在腾讯上转发了一个微博，“其实纳粹两字并不是贴在脸上的，而是在被洗过的大脑沟回里”。结果有差不多60%的网友说纳粹有什么不好？这个看得我毛骨悚然，我觉得这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人物》：你现在再次遇到司马南，还是会有原来那样的一个紧密无间的、很铁的、兄弟般的感情吗？

崔永元：我估计会的，我想我会那样做的。

《人物》：你不是以观念和立场来区分朋友？

崔永元：第一是当我做了10年《口述历史》以后，我发现政治立场这个说法很微妙，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第二，如果你觉得你的观点是对的，你总能有办法让对方信服或者认同。如果你的道理永远没法让对方信服或认同，它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你的道理不大站得住，第二是他真疯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把他当作一个朋友，我会不断地做这个尝试，尝试了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物》：能不能这样理解，第一，你这个做法是基于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第二你觉得最后真相、真理会改变一个人的看法？

崔永元：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了。你看我们采访的这4000多人，平均年龄85岁以上，最大106岁。然后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观点上存在两头真的现象，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是一辈子都过完了终于想明白了。但是我们真的遇到了到90岁还没想明白的，也就是说到90岁跟我们观念还不一样的，受尽了那些沧桑，那些痛苦，比我们大无数倍，观点依然没有变。见得多了以后你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复杂性，有时候政治观点也是斗争的手段，就是说我不一定是坚持这个观点，但是我知道我坚持这个观点你难受，所以我就坚持。

你可以看看司马南的那些微博，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他里面是自相矛盾的，有时候他同意的也是他反对的，他反对的也是他同意的。就从这点上来判断，我觉得他不像他自己想象得那么清楚。有时候也有那种孩子气，他不一定真是那种政治观点，就是想让你不高兴，所以他就那么说，我觉得他是这样。

图15：

2009年崔永元在朝鲜

每年我都去朝鲜，我每年都去

《人物》：看你微博，跟你聊天，发现你很关心朝鲜。

崔永元：因为每年我都去朝鲜，我每年都去。

《人物》：为什么？

崔永元：做采访，专门去做采访，而且我是固定老采访一批人，我想采访10年。

《人物》：就是朝鲜的功勋演员？

崔永元：对，想看看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变化）非常强烈，几乎不可阻挡。比如说如果你去一个地方你就能看明白，它叫“国际市场”，那个地方不允许拍照，不允许摄像。其实就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每个人大概就这么大（两手比划出两个肩膀的宽度）的那么一条。

《人物》：个体户。

崔永元：对。平壤很多人的生计就是在这儿解决，因为那一个摊位一天能挣10块钱人民币，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10到15元人民币，他一天就可以挣一个月的钱。你看那些人的眼神，跟中国农贸市场没有区别，跟你在街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他们朝鲜最好的啤酒叫大同江，然后我们一块去的朋友就说那个大同江啤酒谁有，我们要20瓶。20瓶他一个摊位没有那么多，忽然就有一大堆人拿着那啤酒跟着你，都说我这有，我这儿有，我这儿有。

《人物》：那些功勋演员可以说是朝鲜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你10年不停地去采访他们，能发现他们身上也有变化吗？

崔永元：我觉得他们也会有变化，你比如说我第一次采访他们的时候是要给提纲，给提纲以后他们回答的问题要写在一张纸上，都写在纸上。

《人物》：照着念？

崔永元：不是，背下来。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在那儿给他改稿子，改完了以后他要按照这个背。他这个改稿子和他背的过程都允许我们拍，他为什么允许我们拍？他觉得这是正常的。那么我又想问一些个人化的问题，但不可以，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提纲一个一个来。第一次采访甚至都不是我们采的，等于是我们把机器什么全调试好我们离开，朝鲜的同行帮我们采的。

《人物》：你都不能在现场？

崔永元：对，我都不能在现场，我去朝鲜的电影博物馆参观去了，就在旁边。但是后来有一次我把他们请到北京来演出，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们特别好，我们确实也真心地对他们好，我们也从那时代过来的。

《人物》：对《卖花姑娘》等朝鲜老电影也是有感情的。

崔永元：对，然后我就提出说在北京我们还要采访，他们说那我们得请示一下，请示了一下就通过了。那么这次采访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没要提纲，就你随便问他随便答。

《人物》：他真的能做到随便答吗？

崔永元：我们也没问特别不好回答的问题，但是这就是个进步，这当然就是个进步，对么。

柴静在拼命地坚持

《人物》：回到你的老行当来。新一代的主持人里头有你欣赏的吗？

崔永元：柴静，那是非常好的。不管她现在主持有什么问题，你能看到她坚持的那种努力方向，那个方向是我们欣赏的，而且我们认为是对的。她也在拼命地坚持。所以我们就特别欣赏她。

《人物》：每个人对柴静的定义可能不同，你对柴静的定义是什么？

崔永元：我接触的柴静，她特别在乎事件的真相，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你看她做的选题，很多选题是尘埃落定的，前面大家已经轰了两拨了，都不感兴趣了，她去重新调查。然后非常理智地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让你把这个事件看得更全面，或者听到另一种声音。这个非常了不起。她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你看她采访的新闻事件基本上都是滞后的，都不是第一轮的。她要整理自己的思想，要理性下来才去面对这个事情。这个是特别好的。但是做媒体的人都知道，第二轮不值钱，第一轮最值钱了。

《人物》：柴静现在节目也不多。

崔永元：很少，怎么会多呢？不可能多。

谢天谢地 崔氏娱乐来啦

图16

“怎么演？没有剧本，没有台词，不知道对手，推开一扇门，马上进戏，非常难，靠的是他们的勇气，靠的是他们的智慧，靠的是你们的热情。”5月19日播出的《谢天谢地你来啦》，崔永元上台了，说完开头就和点评嘉宾梁宏达现场斗智，王雪纯说这是“最血腥的开场”，崔永元问，梁宏达答，只能YES不能NO，游戏就这规则。

崔：梁先生我听说您是12岁上学。

梁：是12岁上学，我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我先是砍柴砍了五六年，后来赶上了解放我才上的学。

崔：您好像上学直接上的五年级。

梁：是啊，因为前边4年那时候有完全小学和不完全小学，我上的是不完全小学。

崔：第六年，您直接考上了大学。

梁：那是赶上政策好，因为我家成分好，后来等于半保送就给我弄上去了。

崔：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您休学了，原因是您要回去上小学。

梁：因为我当时考虑到，如果基础打得不牢的话，我可能再上一个台阶有问题，所以我回到学校再回一次炉。

笑声。掌声。叫好声。

《谢天谢地你来啦》4月14日在央视正式开播。

不能，不能，不能，还得

我这辈子就没有打算做娱乐节目，尤其是做了《口述历史》以后我慢慢地觉得自己都不是媒体中的人了，正在向一个历史学者、历史研究者这个身份过渡，也挺自豪的，觉得这个不轻浮。

但是娱乐节目我历来坚持那个观点，因为我亲眼见到过，高雅的娱乐节目非常多，每个国家的电视台都有，就中国电视台上没有，中国的电视台只要一娱乐就恶心，就肮脏。所以我前些年一直是以批判的姿态在面对他们，永远是批判的姿态，用最难听的语言来诅咒他们。

去年某月，过彤（制片人）和王雪纯他俩一块来找我，带了澳大利亚的原版，我觉得挺好玩，很有意思，这就是干净的娱乐节目，在国外非常多。他们说你有没有兴趣做一下？我说有兴趣。我不是老嚷嚷么，说娱乐节目可以高雅，人们没看到过是什么样，我们做一个，做一个让大家看看。

我说有两点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点是原版的内容基本上是政治笑话和性笑话，这两点我们不能碰。第二点它问的问题不可笑，演员回答得可笑。我们要改成问的问题就可笑，因为中国的演员好面子，让观众高兴的这个事情全交给他，他可能会觉得压力特别大。如果我们问问题就笑，他的压力就减轻了一半。把这两点改变掉就行了。

去年“十一”正大综艺特别节目播出的第一批，几乎所有的本子都是我写的。当时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挺满意的。我们也不能讽刺，也不能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不能无聊，还不能恶心，还不能脏，还得让大家笑。

《谢天谢地》是即兴演出。如果我们不宣称说这是即兴演出，没有剧本、没有台词，一切都是即兴的，那么我们可以造假，我们可以提前悄悄地告诉他你演什么，甚至把一些重要的环节都告诉他。都可以。但是既然我们宣称了，那就得对自己的名誉负责，那绝对不能造假。这个就是高雅，骗人就是低级。我觉得这个标准是公共标准。

很多台跟我接洽过，我太知道这里的猫腻了。要跟我接洽做节目，除了谈价钱，你就要谈节目方案，对吧？所以我看过完整的一本本节目方案，那些个节目方案里真的有我说的这些东西（造假），就是制造多少个噱头，制造多少个突发事件，制造多少个绯闻，来做这个节目的营销。这是我看过的。我的判断，这个已经在行内约定俗成了，这才是可怕的地方。我都不相信，第一次看到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知道吗？我就说不做，这个节目可能做不了。他说这个钱还可以再商量。因为他们不觉得那是个事，他觉得所有的节目都是这样。我也不会跟他说明白的，省得他们以后不给我看了，把我蒙在鼓里。真的，就是这个样，这个圈就是这个德行。

图17：

《谢天谢地你来啦》定义之崔永元版：文化内涵特殊语境表达高IQ+EQ互动之电视传播栏目

他问我6次，我骗他6次

演出前，演员们都不吃饭，不喝水，就在候播间里来回走，而且很少有人看前面的演出。因为如果他看前面演得好他就压力更大，你知道么，都拒绝看，你看他们在那来回转圈特别焦虑。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希望顺利地坚持下来，哪还顾得上表现得聪明不聪明，就怕僵在台上，没话了，怕这个。

这个特别好玩，我们想了技术上的方式，比如说他一来了，我们一个小孩专门负责接待他，他问“你偷偷告诉我，今天我演什么”，这小孩说那我们节目组规定不能说这个，显得特没有人情味，好像大家一块要跟人家过不去似的，所以我们就制定了一套方式，就是我们那儿所有的小孩在正式演出之前都会撒谎。比如那演员说你告诉我一下，他得看我们一眼说，那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就告诉他一个，但是都是假的。演员会信以为真，但是他一推门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上场前一直在骗，就是你问谁谁都告诉你，后来他们有的来了以后问了问就不问了，问6个人6个答案，一看就没真的。而且最后上场的时候有人还问我，我还要再骗。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带经纪人来，经纪人会偷偷地跑进去看那个场景，我们就派人盯住经纪人，然后问他你觉得你可能演一个什么。我们听他说的对不对，要是不对就不理他了，反正他也被我们骗了，如果他正好蒙上了，说的就是他演的那个，我们会在上场之前临时调换，忽然把演员上场的顺序调了。

有一个节目没播出，是因为他可能特别想演好，做准备的时候喝了好多酒，白酒，他是想壮壮胆，但是喝多了，喝完酒以后兴奋，就失控了，助演的演员被逼疯了。

杨子演的时候，我在底下笑得不行，大家不知道我为什么笑，是因为之前他那助手来找我说：崔老师我们杨总想见见你，你能不能上楼去看看他。我说这腕还挺大，没事，我们是主场，谁来提什么要求我们都答应，我就上去拜会他，交换一个名片聊会儿天。然后一般跟大家吃一个盒饭就行了么，他那天四菜一汤，他自己叫的，自己吃了，食欲很好。结果一上台就说他是一个查毒品的侦查员，趴那一动不动七天没吃饭了，递给他一个大面包，喝了两瓶水，下来都快撑死了。

其实我们倾向现场直播，台里非要把它做成一个要剪辑的节目，可能主要是出于口径的把握，因为即兴地说，你哪知道他说什么。比如杨子就删掉了很多，他说北京有5000多警察都是毒贩子，随口说的。今年其实台里就想让它上春晚，但是想来想去还是不敢。

观众着急，担心，跟着使劲

如果你去现场看，那个火爆的程度，会比在电视机前看强烈几十倍。全场观众那个着急，担心，跟着使劲，在底下玩儿命地帮着提词，特别投入。即使演员搭出来的那个不是特别好，大家也愿意鼓掌，给他喝彩。比如说当一个人听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来回转眼睛，观众就会笑，或者他磕磕巴巴地老说不对，观众就会笑，这个不丢人。我很喜欢这种气氛。我就烦那种大家谁都跟谁过不去似的。还有无论是现场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律当傻子对待。还有逼迫别人做什么。还有造假，我最烦的是造假。

这个节目本来就是一个挑战，就是看看谁能接受这挑战，而且我觉得要培养中国人那种凑趣的心态，中国文化里缺乏的，就是缺给人面子，给人脸，就缺这个文化。

我们对助演演员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说这一块他一个小时想不出来你都不能接，大家都看着呢，就等着你想。有的几乎是三秒想不出来你要帮助了。我们会考核这些东西，哪个比较难的，你不说他真想不出来的，助演演员就会上去帮助了，“校长不用你说，这个我就知道”，他就接过来了。这里面都是有分寸感的。

我们有时候有意识地去选演员，像《跨年晚会》那个，我们知道邵峰会山东快书，所以就特意在结束给他设置一个山东快书。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一个呢？就是让他舒服一点，万一他前面演得特别不好，山东快书他会很从容。

可能60%的人都觉得自己演得不好，因为演完了他们都说当时我那个要那么说就好了。但是99%的演员想再来，他们就觉得没有那么可怕，确实是善意的，不是让人出丑。

图18：

非常搞笑的大兵饰演的一刀杀不死人的西门庆在2011年10月1日的《谢天谢地你来啦》中投奔了水泊梁山

他们都怕演坏人

我们每做完一期大家都要总结一下，复盘看看有什么问题。现在就发现了很多问题，这问题是好问题。

如果希望嘉宾在里面演一个坏人，可能戏剧效果也很好，但是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嘉宾演坏人的时候都发挥不出来。

比如说我们让一个人演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进屋之前我已经把一个包给这个出租车司机挂身上了，一进门，有一个女乘客在这等着他呢，说她的包落在他这车上了。他就明白了，说，哦，还给你。然后旁边的助演就对女乘客说，你点点里面少没少什么东西。一点，钱不对了，那演员脸都变颜色了，然后这个就演不下去了，就很难演了。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个喜剧，它没有那么严重，原来是5000块钱，点下来也是5000块钱，只不过原来是50块钱一张的，现在变成了100块钱一张的，就问他怎么回事。这没有多大事，这样演员都接受不了，演员很难演。

再有，你看杨子，他进去的时候多慌张，一看里面都是警察，然后他哈着腰，他就以为他犯罪被抓来的。后来我们说这是勇敢的侦查员，马上腰板立起来了，还给大家敬礼，他知道自己是好人了才放开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不做这样的本子了，有道德瑕疵的，表现人的缺陷这方面的都不做了。

这就是我感觉特别好的一件事，其实每一个演员都对自己的个人的道德感有挺高的要求，有非常高的要求。从我们这个小品实验里就发现了，那就证明了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会美好，这是有可能成立的。但是为什么平时根本就没有给他们发挥的空间呢，你设想如果它不是即兴演出，而是编好的本子，多坏大家都愿意演。而且现在最热播的节目就是后宫争斗，人性恶，动手脚，大家都爱看这样的。实际上你发现大家内心向往的不是这个，内心向往善，但是愿意看别人恶。

也有一种可能，可能是他们更在意自己在公众面前的道德段位。因为在《谢天谢地》，你不管让他扮演什么，这角色是临时虚构的，观众认的还是他，比如说观众从来不跟我们说那个交通员演得怎么样，他们老是说那个黄渤演得怎么样，就是他，就是黄渤，所以演员明白，在这时候他会非常保护自己的这个形象。但是当黄渤是电影里的一个角色的时候那多坏都没事，人家知道那不是黄渤，而是他演的角色。

《谢天谢地》可能微妙就微妙在这个地方。

剧本不脏，收视率不管

这个节目其实最难的是前期的剧本创作，大概占到我们95%的时间，剩下5%是排练，录像。每次我们去录像的时候就像过节一样，大家非常高兴。但是前面的创作真痛苦，我们开一下午的剧本创作会没有一个人笑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创作团队有五六个人，就是我年龄最大，其他都特年轻，连四人帮的名字都说不出来。难在这儿，需要生活的底蕴。比如知青这个题材，正剧都写不出来，怎么能成喜剧呢？这是目前创作最大的障碍。

写剧本的时候就不能写脏了。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道具里有手纸，嘉宾马上就说脏了。你想，卫生纸在哪儿，他怎么说干净，他肯定就说脏了，没有台词，他即兴的嘛，是吧？后来我说那以后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不许出现那样的东西，设计的问题不能是腰带以下。你在设计台本的时候就让它干净，就让他没法演脏。

我从来不在意收视率，无所谓。我们的收视率是第二天就能出来，就发我手机上。发了一次我就跟他们发短信，我说不要给我发这个了，我不爱看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不发了。但是他们别人都有。收视非常好。以前这个时段是播电视剧的，现在我们比电视剧的收视率高多了。我们最好的时候能排到第二。以前连三十都进不了。但是我还是不看重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它排第二和排第二百，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个东西粗俗了，它排第一我也不高兴。如果它一直是我想象的这种格调，它就是夭折了我都高兴。

我爱“主旋律”，我也要讽刺

现在我在《谢天谢地》做两个方向的努力。

一个是主旋律，因为我特别热爱主旋律，我老觉得主旋律被他们糟蹋了，他们把主旋律在中国给弄成贬义词了，这太可怕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主旋律，对吧？而且我认为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艺术家的主旋律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真善美，就这三个字。所以你看我们《谢天谢地》是主旋律，好人好事、真善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做成喜剧，观众看着也很高兴，也觉得社会挺美好。这是第一。

第二，讽刺，还要捡起来，那是一把利刃，不能对社会那么麻木。讽刺的力度，我觉得就是你拼争的空间，一步一步地去拓展这个空间。先打耗子，后打老虎。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郑也夫跟我讲过，我们老说婆婆厉害，但是我经常看到的是，婆婆没说什么，媳妇儿就把自己枪毙了。现在做媒体的人也是，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意识太强了，太强。写一个什么、拍一个什么，首先想着审查能不能通过。如果你不做呢，那就可能到10年以后都没人做。

其实现在我们《谢天谢地》就在做这个事。如果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尝试的话，那么很快我就对这个东西没兴趣了，又接着回来做口述历史了。我现在最大的好处就是，过去没地儿可躲，过去做《实话实说》，你不做《实话实说》你就没事干了。现在你看我口述历史都忙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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