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所属丛书：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作者：[美]魏斐德 著

译者：王小荷

设计：姚成号

ISBN：7-5004-0058-6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213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编辑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更适应于时代，更有益于社会，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继续前进，获得新的发展。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我国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和走向世界的途径之一。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于1987年创刊了这套《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10多年来，本译丛虽然刊行种数有限，但是颇得海内外学者的赞赏、鼓励和支持，为了迎接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繁荣，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本译丛。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选译外国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重于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本译丛所选译著作的研究时限以1840—1949年为主，同时适当向前后延伸，以体现历史的连续性。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大多与中国学者不同。我们选译出版某书，并不意味着同意它的观点。书中的优点、缺点和错误，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知所见有限，希望海内外史学界同行给予关心、支持，提出批评建议，并且推荐选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2001年8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庆成　虞和平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成　牛大勇　朱荫贵　张小颐

罗志田　郭沂纹　夏春涛　黄庆华

虞和平

常务编委　夏春涛　张小颐

目录

前言

导言

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1839—1841）

一　三元里事件

二　广东的团练

三　绅士与三元里

四　我们中间的汉奸

五　我们与他们

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1842—1849）

六　忠良还是叛逆？

七　进退两难

八　黄竹岐：时间到了

九　1849年的胜利

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

十　阶级与宗族

十一　华南的秘密社会

十二　广东与太平叛乱

十三　收紧圈子

十四　红巾叛乱

十五　清洗

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1857—1861）

十六　广州被占

十七　广东团练总局

十八　抵抗运动

十九　离去

附录

一　人口压力

二　书院与社学

三　“房地产危机”

四　一些经济问题

五　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

六　红巾叛乱

本书主要人名译名对照

征引书目

译后记

前言

王庆成

美国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教授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出版于1966年，但今天读来仍富有启发借鉴的价值。

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Stranger）的另一中文意思是“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闯入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的，是关于鸦片战争和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的。然而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主要不是正面研究鸦片战争和英国侵华史，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族、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态度、活动和关系的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开始阶段的某些趋势。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研究。这种观察历史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我们不乏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和关于国内政治斗争、革命斗争历史的优秀著作，但它们大抵限于研究侵略和被侵略关系的事实本身、研究这些政治斗争、革命斗争本身，而较少注意它们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成分的动态和变化。这当然不应苛求这些著作，它们本来可能就是以探讨这些事实为己任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全部历史研究过分地专注于政治史、政治斗争史而忽略了研究社会、研究社会史的意义。关于历史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事实上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赞成“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的看法。如果历史只是过去的政治、对它的研究不扩展及于过去社会的各方面，那么，对过去的认识肯定至少是不全面的。《大门口的陌生人》的作者以“社会史的观点研究外交史”，启发我们认识到历史研究层面之宽广；对于中国学者说来，只要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即使是一个似乎已很熟悉的课题，仍然可以发掘出深入的历史认识而不致有山穷水尽的困惑。

魏斐德教授对太平天国的性质和根源提出问题，层层追踪，结果变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见本书“导言”）。他提出了“致力于地方史研究”的呼吁。这一见解对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十分有益。中国历史上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尤其在近代，是很不平衡的；我们需要就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自然的、行政的、民族的差别进行地区性的研究，才足以认识过去中国的全体而不致发生偏颇。研究地方史同样需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才不致将地方史都写成全国政治史的地方版。《大门口的陌生人》研究广东。作者在广东的商馆、公行、总督之外，见到了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发现了“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对历史进行这样的深入发掘，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大门口的陌生人》全书分四篇。第一篇研究鸦片战争期间官府、绅士、团练对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和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情绪，认为三元里抗英事件并非农民的自发行动而是官府倡办团练和绅士领导的结果。第二篇研究《南京条约》以后广州城乡人民长期的反入城斗争，包括中、英官府对问题的对策、团练运动的起伏、商人抵制的经济背景和1849年反入城斗争胜利的社会政治后果。作者认为城市团练的出现和商人参加反入城斗争是英国的经济萧条波及广州的结果；官方利用团练取得反入城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助长了农村的动乱。第三篇研究1850—1856年间的“地方主义”，即宗族、秘密社会势力的增长和红巾军（天地会）造反以及广东的形势同太平天国起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外国入侵促使官府倡办团练，团练的兴起有利于地方绅士力量的扩张，同时又削弱宗族的血缘联合，增强穷苦农民之间的联系。太平天国的进展和天地会起义的失败，都进一步地发展了地方主义，最终促使清王朝垮台。作者在第四篇中又强调指出，即使朝廷下令要求采取集体行动以驱赶占领广州的外国人，“也不能消释二十年积累起来的地方主义”。这一篇以“合作主义的政治”为题，探讨了广州被占期间的社会动态，认为这时绅士已把联军视为真正的对手，三角洲地区的农民也接受他们作为实际的统治者；并认为当时广东的现状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的缩影。

《大门口的陌生人》全书四篇十九章所涉及的问题和提出的看法丰富而又多头绪，作系统的简单概括是困难的。读者读了全书一定会发现不少精到的见解，足以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全书广泛利用了英国的外交档案和有关的西文著作，也利用了不少中文资料书和地方志。这些资料是作者发挥自己见解的基础；同时，它们利用的若干西方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还提供了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实。当然，中国读书者不会完全同意全书的所有观点。外国侵略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与外国的种种矛盾，尽管有着文化冲突的因素，但根本的原因植基于侵略和被侵略的事实。近代中国的排外情绪是确实存在的，但它不会是一种与出身始源有关的种族观念。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多年的激荡，中国的官府、绅士、商人、农民等对外国侵略的态度，不同程度的变化是存在的，但不变的因素也同样存在，所以冲突、抵抗、排外仍要继续下去。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魏斐德青年时期的作品，出版时他才29岁。他出生于1937年，195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去巴黎大学短期研究，1965年获美国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远东史博士学位，此后在该校执教，不数年即因成果优异而担任教授（1971）。1986年起出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迄今，仍保留该校教授职位。自1974年后多次来中国访问、研究，热心倡导中美学术交流，结识很多中国学者。魏斐德专长中国明清史、近代史，但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史学著述宏富，间亦从事小说、戏剧创作。继《大门的陌生人》之后，续有《广东的秘密结社》、《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中华帝国的衰落》、《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等专书和多篇论文出版，近年的新著有《大事业：满洲在十七世纪中国重建帝国秩序》两巨册，共1337页。尽管《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他青年时代的著作，但这本书堪称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使他成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优秀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首先翻译出版这本书，希望有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中美学者间的切磋交流。我相信，这也一定是魏斐德的希望。

2001年8月

导言

太平叛乱（1850—1864）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人们如果穿越曾经是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50万居民，除了许多河道里“充斥尸体，污物凝集”以外。15年的屠杀与饥馑，使中国付出了1000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

损失超出了历史想像的界限。更糟糕的是，历史学家因为耻于承认他与福楼拜的《简单的心》[1]相似，对这样的大屠杀很少兴趣。诚然，太平叛乱之后的破坏，是一剂马尔萨斯的中和药，在随之而来的恢复时期中，使人口稠密地区的生活得到了新的缓和。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一再被引向这次叛乱却不是因为这一点。历史学家们被吸引，是因为太平叛乱是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线。从纵的看，这个民族的近代史起源于这些暴乱的年头。首先是帝国分解为一个个地域单位，然后是王朝的削弱、被推翻，最后是军阀时代。但是，当我们接受这种传统的历史划分时，就出现了混乱。这次叛乱是一段历史的终点，还是另一段历史的起点？它不过是中国常见的农民叛乱的新形式，还是那种在日后的年代中形成或改变中国的新力量的体现？

谈论停滞的中国已经不时兴了。人们继续努力去区分不同类型的王朝更替，或者强调长期的、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发展。对那些描述王朝更替的儒家历史学者而言，或是对那些无文化的农民而言——他们相信在天命要传给新的王朝建立者时，任何一个皇族都会命该灭亡——王朝的循环的确是存在的。过去是这样，所以也总会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进步，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循环、往复、重复。

西方向亚洲的进攻打破了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像。旧的循环的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清王朝虽已清楚地展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没有全球历史，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欧洲、中东、亚洲、非洲、美洲，各自都是汤因比[2]所称的“文明的历史单位”。历史上曾经有过交往，甚至冲突——地中海世界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每一地区自己就是一个历史区域。罗马派往汉王朝的使臣，甚至到唐王朝去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也只是前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只有在蒙古人统治时期（1280—1367），中国与地中海世界一度有过真正的交往。明朝（1368—1644）有效地断绝了这种联系。直到18世纪，这个东亚最大的大陆国家在政治上、礼仪上都把活动封闭在自己的范围之中。所有外来的文化都被视为是野蛮的，不值得重视的，也不值得惧怕。

但是，在这段湮没无闻的时期中，一个新的全球性历史正在形成。一个欧洲船长为运送香料、丝绸而航行16000海里已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英国、荷兰的船主们统治半个地球以外也成为可能。克拉夫在普来赛的胜利[3]，展现了人类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诞生：“第三世界”的欧洲化。

亚洲破晓，墓碑显露，

碑上什罗浦郡[4]人的姓名可辨；

尼罗河水泛滥，

旁边就是来自塞佛河[5]的人的遗蜕。

与此俱来，欧洲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到1768年时，珍妮纺纱机及阿克莱特纺织机在英国被用于纺棉。不到15年之后，柯特的炼铁法把生铁精化。到1835年，甚至法国落后的治金工业，也生产出了三十多万吨生铁。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把蒸汽机引进给他的受苦的炼钢工人们。无论好坏，地球正在变为一个新的、经济上不同的工业世界。

而中国在时间、空间上都与这个人类革命的进程相隔绝。这种孤立状态延续的时间越长，当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时，它所感到的震动就越剧烈。这一突然打击的戏剧是尽人皆知的——林则徐对外国鸦片的查禁、首次海战、英国的进攻与封锁，简言之，即鸦片战争（1839—1842）及中国的大门被打开。

这样，两个进程——内部的及世界的——汇合，变得更为混乱了。在历史进程的变化中，熟悉的旧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未被认识的意义。传统衰落的一个征象可以预示全部的变化。由此，就是在同时代的人们中间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含义也产生了疑惑：叛乱或革命？传统的还是新的？

近代史学家们曾用四种主要论点来表明太平造反者不是只在外表上稍有不同的传统的盗匪。第一个假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了的公式。它认为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造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开埠各口的苦力和运茶船工，而这些人由于鸦片战争陷于失业。就是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参加，赋予了叛乱以一种真正的原始革命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最后镇压了叛乱的绅士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的。过去，地方绅士在任何时候的叛乱中总可以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掌权的王朝，也可以怀着攀龙附凤的希望，同有成功之望的叛乱首领达成协议。而这一次，太平天国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儒学的攻击，使绅士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为了保存自我，他们不得不宁愿支持一个虚弱的王朝，而不支持一个威胁社会的革命运动。

第三种，也是最巧妙的一种，认为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新式的统治者。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不只是简单地认为满族人已失去了无所不在的天命，而且还接受了一种外来的源泉以证明他们的超凡的合法性，这一源泉就是天堂中的上帝，它取代了孔学的权威。

最后，许多人认为，公有财产制度及叛乱者的千年王国说，代表着一种新型的乌托邦，而它对中国说来是相当外国式的，而且也只有在洪秀全所用的基督教条文中才能找到。

当然，对于这四个论点的每一点，都有着反驳意见。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流氓无产者，不过是中国传统说法中的“无业游民”。对于绅士的论点，可以用有功名的人中也有太平天国支持者的事实加以反驳；或者说，对地方上特别反对太平叛乱的情况，了解还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这一空泛的论点。对第三种观点的反驳是这样的：在天命和超凡的合法性之间进行比较，只适用于叛乱的后期，即建立王朝时期，并且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狭隘的语言学分析上的。它忽略了太平天国统治的其他的、传统的方面。最后，洪的乌托邦也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神秘的儒家公羊学派的民族传统。

总之，人们都同意，了解这次叛乱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首要条件，但人们却很少对它有共同看法。其所以这样，部分地是由于——用马克·布劳克的说法——对原因与条件的混淆。很明显，鸦片战争后南部中国的社会混乱“引起”了动荡的发展。同样明确的是，西方的冲击“决定”了那一次发展的形式。不管哪一种情况，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中去——鸦片战争以后的头20年的广东。

我们很了解广东。作为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地点，它已被人们详尽地研究过了。它的商馆，它的公行，它的总督，在游记，在官方的档案及外交史中，都有过记载。但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文人为中国军队的无能而烦躁，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庭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

当然，并没有两个不同的世界。绝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但难道不正是这一汇合毕竟造成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在伦敦白厅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结果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它有着自己的一致性。

让我们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

[1]福楼拜的一本小说，写一仆人老实而不聪明，虽饱受人类的痛苦，但不能深刻地了解事件因委。——译者

[2]英国历史学家，以研究世界文明史著称。——译者

[3]克拉夫（Robert Clive），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的奠基者，普来赛（Plassey）是孟买的地名。——译者

[4]什罗浦郡（Shropshire），十八、九世纪英国最大的工业地区。——译者

[5]塞佛河（Severn），英国最长的河。——译者

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

一

三元里事件

虎门沙角长城坚，元帅气傲自云贤。

黑夷卷席入平地，炮火夜落城楼前。

苦战身死关将军，坐视不救谁能怜？

广州妇女哭向天，白骨遍地群羊眠。

孙衣言，摘自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1957年）

1841年春，中国与英国隔着巨大的广州港互相对峙着。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年，是一个错误的开端和谈判失败的年份。1月份，英国人对虎门要塞发动了又一次进攻，使中国人损失了两座炮台、大部分战船和500名人员。满人琦善看到，除了商议停火之外，别无他法。《穿鼻草约》（1841年1月20日）使英国人获得了香港、600万赔款和直接同广州的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的权利。但是不论北京还是伦敦，对这个结果都不满意。不过，英国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上尉，仍努力坚持草约中的立场，直到2月26日中国新的防御措施激起英国人的又一次进攻为止。就在此时，琦善被皇帝的侄子、较为好战的奕山代替。英军又占领了虎门要塞的炮台，老提督关天培壮烈牺牲，奕山的副手杨芳还是力图按照道光皇帝的命令消灭夷人；与此同时，再次举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会谈。英国军队越来越不耐烦，逐渐逼近广州城。1841年3月18日，他们占领了商馆。面临着又一次严重的威胁，广州的中国官员同意恢复与英国通商。[1]

3月份休战后，又有两个月审慎的监视和等待。中国官员们试图恢复他们被粉碎了的防线。琦善曾解散2/3的水师以图节省开支。现在当局下专令征集“水勇”。在人口密集的东南与西南城郊，设置了特殊的防栅。建造了炮艇。在佛山铸造了一门万斤大炮。援军从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开来，使本地的守备力量达到45000人。训练了36000名乡勇。[2]义律上尉及新到任的军队司令、陆军少将卧乌古爵士一直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切。[3]到5月初，双方都认识到又一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中国人则加速其到来。杨芳本想等到更多的援军，但希望取得一次辉煌胜利的奕山，在5月21日晚间密令他的炮船袭击正停泊在城外的英国舰队。[4]随之发生的水战是几乎可以预见的：在以后几天中，英国人击沉了71艘中国船，拆除了沿岸炮台，将水边地区夷为平地。但是，市中心仍未受到伤害。尽管英国人在1840年占领了舟山，广州人仍认为如果夷人打算登陆，那么他们是打不过中国人和满洲步兵的。英国人也认识到，仅仅取得水上胜利是不够的，帆船、炮船、炮台等等，都可以重新造。应当让这个城市屈服。5月23日，新造的吃水浅的汽船——“复仇神”号发现它可以从广州城外逆流而上，停靠在距城市防线后方很近的地方。5月25日早晨，当奕山准备迎战从南边来的敌人时，卧乌古将军的一支由印度及英国士兵组成的部队却在广州的北边登陆，穿过稻田，向东进军，占领了广州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使在这些高地下方的广州城在其掌握之中。[5]

5月27日早晨，卧乌古正要离开营地，命令他的部队向广州城墙发起进攻以打开其大门时，一个信使追上了他，交给他一封义律上尉的信。广州知府余保纯已正式同意缴付600万元赎城费，并保证奕山及所有的外省军队在六天内撤离。作为回报，义律已答应不破坏城市。卧乌古应中止进攻，并保持英国军队在高地上的阵地，直至条件得到履行。[6]

将军很生气。他回了一个便条：“你使我们置身于最危险的形势之下。我的士兵们被可怕地困扰，我同后方的联系受到威胁，护卫队遭到袭击。我的部下必须继续观望而遭到可怕的麻烦。无论如何，你可以相信中国人，我则不，也不认为可以有任何松懈。”[7]

三元里事件的舞台已设置了。

1841年5月底，在那个闷热、压抑的星期里，英国军队在同痢疾、热病作斗争，从高地上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广州城——羊城。在他们的下方，伸展着11世纪的城墙。城墙周长6英里，高25英尺，厚20英尺。有16个城门，还有分散的塔楼。城墙后面就是旧城。那里有满人驻防区、巡抚衙门、金库、武器库和只能容轿子通过的、用花岗石铺成的狭窄的街道。旧城南边，有一长方形的地区，那是新城。它有自己的城墙，城内有总督衙门。城墙之外，向远处伸展着一片商业区。这里分布着货栈和富商住宅。它一直延伸到河边及商馆地区，跨过河流伸入河南。

这个城市人口很多——至少有50万人。[8]小贩、艺人、店主摩肩接踵。被每天可挣两先令工资所吸引而来的广州三角洲地区的农民[9]，卸下和搬运各种各样的涌入广州的货物；用潮州船运来的广东沿海乡镇所产的盐、鱼、大米和糖；广西来的大米、肉桂；云南来的铜、铅、宝石和黄金；福建来的陶器、烟草、蓑衣、糖、樟脑、红茶、雨伞；浙江来的丝绸、扇子和上好刺绣品；安徽来的绿茶；湖南、湖北及河南来的大黄和各种药材。

广州则输出燕窝、檀香和外国奢侈品。有67000名男人、妇女、儿童从事织棉布、丝绸和锦缎的工作。[10]其他人则生产粗糙的瓷器、劣质的玻璃，然后从水路把它们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大的珠宝商号加工制作宝石、玛瑙、黄玉、珍珠——一年可赚几百万元。木匠们制作上好的玩具和家具。从南方进口的象牙被雕刻成复杂而奇特的形状。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收进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排出来。原料加了工，值更多的钱。

在河南区的那一边，城区与富饶的三角洲地带和顺德县的冲积平原联成一气。顺德县的北端差不多都是些小岛，与珠江的无数条支流互相交错着。在视力几乎看不到的南边，是世家大族的居住区，他们的子孙多在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任职。在这一片绅士住宅的周围，居住着小自耕农和佃户[11]，他们是广东大量丝织品的生产者。[12]

从城市移开视线，英国军队向北望，就是著名的白云山。它把南海县和番禺县分开。苏东坡在他被贬职到南方的日子里，喜欢到那里漫步。广州的诗人们在那里举行诗酒比赛。山的西边，沿着大北门伸展出去的大路，坐落着“九十六村”。村与村之间隔着小山、稻田、树丛和沟洫。这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地区。长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有一小块肥沃的土地。夏天，城里的一些有钱人家迁到这里来，精心构筑乡间别墅。[13]在这些村庄的中心，有一个叫做三元里的小村。这个村与在炎热的5月里驻在高地上的英国士兵之间，隔着一连串的小山。

按照英国的军事标准，军队在岸边的那8天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几乎没有发生争吵、酗酒、不服从命令的现象。[14]但五千英、印军队无目的地散驻在乡村中，发生摩擦是必然的。无疑，英国人抢劫过。[15]事实上，“洗劫”（Loot）这个词（来源于印度语），就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征集粮秣甚至是经常的：如果某一户拿出食物和牲畜，就发给该户一张保护告示贴在门上。[16]三元里尤其受到这种骚扰。[17]一份当时的报告就提到夜间巡逻兵毁坏大门和篱笆，抢走牲畜，偷走衣物[18]。有些农民因英国人的枪炮掩体破坏了风水，另一些人则因英国士兵践踏他们的稻田而都感到烦恼。[19]但这些都是小事。是战争中的机遇，而不是这类小事会把一个农民驱向暴力。另外两桩事件激怒了当地的居民。

第一件事，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在参观一座名叫双山寺的庙宇时，挖开了一些墓，他想看看中国人怎样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20]崇拜祖先的广东人不能容忍一个蛮夷军官的这种好奇心！后来的府志中列出了英军粗暴地抢掠庙宇，“挖开坟墓，乱抛尸骨”等五件事例。[21]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亵渎行为更能使十分孝顺的中国人震怒了。他们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坟墓被挖是为了寻找珍宝。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类冒犯——强奸——是在任何军事占领中都会发生的。当时，英国人否认这类事。但是7年以后，任全权公使的德庇时爵士承认印度兵确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22]如果说“孝”由于坟墓被掠而受到侵扰，那么“义”则更因为自己或邻居的妻子受到侮辱而被激起。加上对“黑”印度军队的种族敌对，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些当时遍布于农村中的激烈情绪。

1841年5月29日，一队英军巡逻兵在三元里附近的东华村停留。一些士兵强行闯入张绍光的家，并企图污辱家里的主妇。于是爆发了一场冲突。村民用棍棒、锄头武装自己，驱赶英军。他们鸣锣集合周围村子的农民，所有16到60岁的男人都用不同的武器武装起来，多数是一把刀或渔叉。妇女们则负责按量分送食物和水。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这支装备简陋的队伍。人们在周围所有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埋设伏兵。次日早晨10点钟，烈日当头，5千名武装起来的人在英军营地前的一座小山上集合。这一集合几乎是在顷刻间完成的。卧乌古将军让他的副司令布尔利少校负责英军主力的阵地，命令第26喀麦隆团、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兵发起进攻。中国的义勇队立即后撤了3英里，似乎是被打退了。卧乌古将军看到他的士兵中有些人因为中暑撤出了队伍，就命令孟加拉志愿兵回到大本营去。中国的队伍仍留在原地。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从西北来的2千人，部分人还有枪；有500名从石井来的受过训练的水勇。这样，在小山上就有了7500人。受到这些援军到来的鼓舞，中国人突然举起了旗子，面对着敌人的枪弹慢慢前进。英国人后撤，重新集合起来。他们认为，必须在天黑以前打败中国人，以免他们进攻大本营。于是，下午1点钟，卧乌古将军命令发起总攻。哈菲尔特中尉指挥的第37马德拉斯团第三连向左方行动，以打通同正向一个大村庄进发的第26喀麦隆团（15名军官、294名士兵）的联系。第37团的余部向右运动，把中国人的防线逼退三英里。由于对他们的大本营已可避开任何危险状况感到满意，第37团开始后撤。就在这时，山里下起了夏季暴雨，把他们浇得透湿。英军为雷雨之猛烈感到吃惊，将军、参谋们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火枪也无法使用。被雨浇得睁不开眼的士兵们试图找到走出稻田的路。

“大雨淹没了所有的田间小道，我们面前是一片汪洋。有时，前导队会突然掉进很深的沟渠或陷坑中，这是没法防备的。雷鸣电闪令人心惊胆战”[23]。在穿过棠夏村时，队形不整的英国人又遭到了中国乡勇的袭击，但他们边打边撤，成功地回到了高地。下午4点，他们终于又同卧乌古将军汇合到一起。不一会儿，第26喀麦隆团狼狈地回来了。他们也遇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并丢掉了队列中的最后一个人。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哈菲尔特中尉的连队并没有同第26团联系上；他们仍在外面，在7500名中国乡勇中间，在雨中彷徨。

当下雷雨的时候，哈菲尔特看不到第26团，就命令他的士兵掉头向城市进发。中国乡勇料到他的行动方向，派了一支在敌人附近的队伍，由一个名叫严浩长的人率领，在牛栏岗附近的一个河边小村阻击他们。哈菲尔特的连队成纵队沿着穿过村庄的狭长小路前进，这时，严发起了攻击。在混乱中，一个印度兵被长矛刺中。一个名叫巴克来的年轻旗手离开队伍去救他，严领着人围住巴克来，用刀和剑向他砍去。另一名乡勇捡起旗手失落的枪，尽管下着滂沱大雨，他还是用火绳点燃了枪，一颗子弹打中了巴克来的胳膊。后来旗手被救了出去。英军在河对岸的小山上重新集合起来。这时，所有人的枪都已无法使用。虽然他们的刺刀很难抵御中国人的长矛，但乡勇们并没有逼近。突然，雨停了。英国人跑到附近小片矮树丛旁，组成一个四方的防守队形，使那些印度兵有时间取出帽子衬里来擦拭淋湿的枪筒。他们装进了新弹药。当中国人开始逼近时，印度兵零零落落地发射了三、四发子弹。这时，雨就像突然停止那样又突然下起来，同刚才一样大。天已经渐渐黑下来。英国人组成防守方阵，唯一的武器就是刺刀。乡勇们用火把封锁了这个地区，防止英国人从包围圈中逃跑。邻近的村子送来了更多的援兵。

在这段时间里，英军主力派出了两连海军陆战队，装备了新式的布鲁斯维克（Brunswick）枪，它的碰炸帽不太怕潮湿。火把的亮光指引了他们。他们冲破包围，打散乡勇，救出哈菲尔特和他的部下，于晚间9点钟回到营地。这一天，有一人被杀，一个军官和14名士兵受伤。

大批的乡勇是在这时，是在获得了最初的胜利之后聚集到三元里周围的。5月31日早晨，当胜利的消息传开之后，又有12000名志愿者加入原先的7500人的队伍，并再次集合到高地旁边。与此同时，卧乌古将军对双方交战极其愤怒。他捎信给知府余保纯，威胁说如果敌对行动继续下去，他就将攻打广州城。

“终于，知府来了。他对将军保证说，这些农民的活动，当局并不知道，更没有批准他们这么做。他将立即派一名军官去命令他们解散回家。”[24]然后，余同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及一名英军上尉摩尔一起，越过山梁向乡勇走去。当他们走近乡勇时，中国人拒绝摩尔上尉通过他们的队列，于是只有三名中国官员继续向前。这以后，据梁星源的有名的叙述，官员们对领导乡勇的绅士们说：“已经签订和约了。这样，外国人就不会再进攻我们。所以，你们必须让他们离开。”他们警告绅士们说，他们必须为所发生的任何事件负全部责任。[25]当农民发出抱怨和威胁时，绅士们却悄悄溜出了人群，回家了。失去了领导、没有组织的乡勇慢慢地、不满地散去。

1841年6月1日下午，英军登上了军舰。广州城解围。[26]

这就是三元里事件。对于英国人，这不过是一场小冲突，在义律和卧乌古的正式报告中都没有提起。但对中国人说来，这却是一场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充满着桃园盟誓色彩的英雄行为的传说，在事件刚刚结束之后就开始传播了。按照当地的说法，三元里的锣声，在战斗之前把103乡25000集合到一起。乡勇的一个领袖——一个诗人后来描述了这一动人的场面。

怀清结忠义，

团练皆英翘，

分曹斗白战，

领队题红绡，

龙韬经指画，

虎旅整有条。[27]

方志中所记载的官方统计是打死了10个英国人，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还有比这更不准确的、更加歪曲的消息说有100个英国人被打死。祁本人还听说英国人付出一万银元以赎去在三元里死去的许多士兵的尸体。[28]但是，报告、事实都是不重要的。问题是，这一代的广东人确信，农民军队粉碎了英国军队的进攻。

三元里前声如雷，

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

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家田庐须护卫，

不待鼓声齐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

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

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视忽变色。[29]

由于所有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报告都变成不准确的了。像当时的夏燮、梁廷枬甚至魏源等，也都夸大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

……洋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及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义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曰伯麦、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头手炮。……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义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纯。……倘令围歼洋兵，生获洋人，挟以为质，令其退出虎门，然后徐与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30]

中共的史学家们赞誉三元里事件，这是不奇怪的。他们能够从鸦片战争屈辱的军事失败中，找出一次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只是由于清朝官方的怯弱才使它沾上污点。现在，在大陆中国，每一本儿童历史读物都有关于这次战斗的记述。每一块额匾，每一件三元里死者的遗物，都被广东省的地方文物局珍重地收藏着。此外，马克思主义者还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认为这是第一次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民族主义的；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农民领导的；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自发的。

对所有这些说法都应当进行考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推倒如“原始民族主义”或“反对帝国主义”之类的说法，而是因为三元里事件对于以后2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震惊华南的问题来说，例如团练运动、太平叛乱、秘密社团、宗族争斗和反洋人运动等等，只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序幕。我们只有搞清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才能理解以后发生的事。

二

广东的团练

本大臣等兹通谕沿海乡村父老绅商居民知悉，仰即遵示会商，购置兵器枪炮，招集村民之身强力壮者，以备自卫。

林则徐，团练告示[31]

对中国人说来，三元里乡勇的行为并非新事物。自从公元6世纪实行府兵制以后，官方组织的乡勇就存在了。至少从16世纪早期开始，每当正规的防卫失败时，地方绅士就训练自己的非官方的民团。事实上，当发生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时的政治崩溃的一部分）时，绅士们的民团几乎就是保卫地方的正规形式。所以，官方正式招募的雇佣兵称为“勇”，地方上自卫的队伍称为“团练”，二者在理论上通常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勇”总是比“团练”更早出场。原因很简单，在正规军不足或作战不力时，他们是地方政府首先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真正的团练只是在危机持续之时，或是某一特定地区的知名人士既有力量又有兴趣来领导他们时，他们才会上阵。[32]

广东省在潮州府（即后来的汕头周围）和东莞县（坐落在珠江东岸的虎门后面）所雇的“勇”，有其自己的特色。这些“勇”，是些半职业性的战士，是在宗族间和地区间的械斗中教养出来的。这个省份的较穷苦的家族中间发展了后来成为一种军事传统的东西。[33]除了“光棍”和惹是生非的人为了赚钱参加特殊部队作一名“勇”外，广东省在组织真正的地方团练方面也有悠久的历史。这是因为沿海地区特有的海盗的经常性侵扰，早已使乡村不得不组织团练。

举例说来，1807年夏天，武装土匪开始抢劫香山县[34]沿海的村庄，而且比以往更加凶残。第二年，海盗又溯流而上蔓延到三水县的西江与北江汇合处。那年冬末，紧邻澳门海边的新会也遭到袭击。这次袭击是以后多次袭击的典型。村庄被烧、被抢，几百名男人、妇女、儿童被掠走。[35]

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由于卷入了同英国之间的贸易危机[36]，未能对海盗采取措施。直到1809年7月，朝廷军队才在总兵许廷桂的率领下，与海盗在香山县沿海进行了一场激战。清军被击溃，逃入香山县城，沿途抢掠。为此，引出了两项重要的决定。当地一个名叫郑应元的进士为饥饿和肆行抢掠的军队提供口粮，并征集乡勇保卫海岸，防止士兵进村。同时，两广总督百龄命令沿海各州县在官方控制下组织、训练乡勇。发给乡勇的武器，将在海盗被赶走之后由地方长官收回。[37]郑的首创行动和百龄的通告开始了一个乡勇广泛活动的时期。至少有三个地区的自卫活动开始了。

在香山县，李作元与知县恢复了保甲[38]登记，并且组织了团练。[39]

南海县，一个名叫周端佩的举人把几个有城墙的村子联合成一个军事同盟，并在大榄设立司令部。[40]

在南海县，又有陈观光——来自魁岗的教谕、举人，“招募勇士”，“部伍成军”[41]。

当时，分散的海盗都聚集在一个领导——声名狼藉的张保的旗帜下。这一较大的团伙现在虽有力量围攻三角洲的城市，但张保倾向于避开有强大防卫力量的香山、南海县，专注于那些军力差的县。1809年夏天，海盗们多次袭击了顺德、番禺的沿河富庶地区。但是，当地的农民自己武装起来，终于把张保赶下了海。过了一个月，海盗再次出现在人口较少的远在南岸下边的新宁县。从9月10日到10月8日，他们蹂躏这一地区——烧杀抢掠。然后，他们逆水而上至虎门以西，张带着三百条船侵掠顺德和番禺，后被乡勇赶走。

这是1809年最后的大规模袭击。海盗从未被扑灭。但是，在鸦片战争前30年把海盗有效地从内河驱赶出去的经验，对现在的团练却极为有益。从那以后，团练及雇佣兵就经常分散在广东各地，一旦地方形势吃紧，他们随时应召。不过，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从未再发生过像1809年那样协调、那样充分的军事行动。

1838年，内阁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禁止鸦片贸易。广州遵照命令，逮捕了许多当地的购买者。但是，这只是使鸦片的分配系统转入另一种渠道。代替公开进口鸦片的是，买者或是在他们的船上雇佣并武装地方上的流氓，或是贿赂官方的巡逻船。[42]有一次省里的官员发现水师已经腐化，就革退了负责水上巡逻的低级军官，将这些船只直接置于地方文官的控制之下。当这种方法不能奏效时，林则徐和关天培甚至雇佣侦探，把他们秘密地安插在水手中间。但是，贿赂太普遍了。每一个人都是可贿赂的，水师还是毫无希望。水手们已经习惯于受贿渎职，以至于在鸦片战争爆发时竟拒绝作战。在穿鼻之战中，水师长官不得不典卖了他的衣服，答应每一个去打仗的人给两块钱赏金。[43]

既然对官军还要发额外的钱，那么何必不招募雇佣兵呢？毕竟，广州周围的水上群集着许多疍户——船民的船。当然，他们是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阶级，不得参加科举，不过，他们却是了不起的水手。当地人说他们是“陆上的歹徒，水中的真龙”[44]。于是， 1804年3月12日，林则徐上奏皇帝：

惟有以奸治奸[45]，以毒攻毒。即与提臣关于培密商，取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疍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余皆雇佣此等民人以为水勇。[46]

林很快就招集了5千多名这样的“水勇”，每人每月6元钱，另外还发给6元安家费。这笔钱由公行[47]、当地的盐商和福潮的沙船商提供。如果我们对官方夸耀的这些疍户的作用相信其中1/10的话，那么，他们以后的战绩也确实值得称颂了。[48]

这样的政策显然有些冒险。它意味着武装成千上万的可能的捣乱者和造反者。但是这样做却很有效。而且，如北京所关心的，也很便宜。对于紧迫的军费不足的困难，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要各省自行筹集防卫费用。这在18世纪末镇压白莲教叛乱时已有许多先例。何况，这也正合道光皇帝的贪心。于是，1840年6月，在舟山群岛被英国人占领之后，皇帝下令地方自筹经费举办团练以保各沿海省份。[49]但这样作，却反过来使中央军费越来越困难。随着专制权力的延伸，地方经费只供地方之用，使得调一省的官军去另一省也困难起来。例如，林则徐要从江苏省调来军队，应该供应南下途中士兵的粮站却或者是空空如也，或者是被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把守着。在这种情况下，林和他的继任者只能转而征集广东本地人，以代替和加强正规军。[50]

但是，团练政策的意义尚不止此。林则徐本人对这种团练就很热情。1837年，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就发现乡勇对付蓝正樽叛乱非常得力。而且，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深信“百姓之义”，这就是组织乡勇的理论根据。林一次又一次地威胁英国人，他将使用这一最后的武器。1839年6月之后，当英国人在九龙司靠岸时，林警告义律，英国商船必须立即到广州登记，或者返回英国；否则，沿海人民必将愤而奋起，将蛮夷一扫而光。[51]这些威胁不仅仅是策略或辞令上的，它们是种真正的神秘信仰的一部分。在林及其以后的一些清朝官员看来，在儒学家的历史上，“民”是无可估量的。“民”能拯救或毁灭、恢复或推翻一切。一旦被合乎道德地动员起来，“民”就是不可战胜的。即使失败接着失败，这种信念并不会减弱。

这种神秘信念主要来自于儒家的“民本”观念，但并不完全这样。“复仇神”号无所不往、难以抵御的威力，英国军队难以理解地轻易地侵占他们的阵地，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产生了军事上无能的破灭感。这使他们转向他们的文明所能有的任何技能以防卫敌人，甚至不惜利用异端和邪教。

任何人只要读过中国的武侠小说，就会熟悉传奇故事中的拳师、剑客，他们只要轻弹手指，就可以推倒一堵墙，他们可以随意凌空飘行。这些故事是历代有文化的中国人的幻想的一部分，非理性，大众化，迷信甚至幼稚。一个学者，不论其老师多么严格，总是知道这一传统的。事实上，在正统的或异端的学说中，都有幻想和主旋律，二者间的差别并非如皇帝圣旨中所说的那么大。比如说，二者都强调灵魂及完美的自制之重要性。人们塑造的侠客一定是道德极高尚的、言行一致的人物。那些武艺高超但德行有亏的侠客必定败给内心纯洁的对手。更有进者，不论是异端还是儒家传统（尤其是公羊学派）[52]都认为，学问就是精通一系列的道理。这些道理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所以，学者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能认为，只要根据更深一层的意义，就能发现另一种奥秘。如同打太极拳者打了几年之后，才直觉地了解他的运动的意义一样，一个文人只有熟记所有的经典，才能掌握它们的意义。这种关于技能、学识的奇特观点，就是传统思想的一般特征。最低限度，它确实允许一个文人也可以有秘密会社拳师的某些情操。哲学化的道家鼓励这一点。宋龙渊关于《道德经》的注释——公羊学派所喜爱的版本——充满了关于灵魂的喻示、学问的奥秘以及对于宇宙各种力量的控制。[53]

异端学说虽然可能被看作是狂想而得到宽容，但是，儒家的官僚从理性上憎恶民间佛教、民间道教和崇拜迷信的秘密结社，他们同样也不能接受异端。完全信仰这种思想暗流，就是抛弃文明的学问。但是在1841年1月7日轰动一时的穿鼻失败之后，中国官员们不顾一切地转向那种同传统有联系的潜藏的技术和神秘的技能。于是就再三计划招雇能在水下呆几个小时的海洋潜水员、有武术的盗匪、经过训练的猴、秘密会社中的暗杀者。简言之，使用一切手段，只要能打败蛮夷。[5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次向秘密的、潜藏的、非理性的事物求助，预示了以后义和拳变乱。那时，朝廷本身转向了中国文化素质中更为蒙昧的部分。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之后，无疑，中国的军事地位愈是无望，这一类观念就愈是流行。像林则徐这样的人是不会忽视其他技术的，他是自强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主要之点在于，不论是西方的武器还是秘密会社的技能，都只是技术而已，这不影响文士时时保持他自己的纯正思想。

如果说乡勇在林则徐任内曾十分兴盛，那么，它们首先在其继任者琦善任内削弱了。这部分地是由于琦善不信任那些武装起来的游民；但决定确是由北京做出的。[55]皇帝一听说琦善已招抚了英国人，他们正退回南方，就马上下令削减军费，并要求各省解散不必要的队伍。1840年9月26日，800名福建乡勇从浙江撤回，“以节糜费”。到10月27日，北京得到了江苏所有的乡勇均已解散的消息。此后不到一个月，广东的2000名乡勇也被怡良解散。[56]

和平间歇一逝即过。穿鼻战役刚刚结束，琦善只有一个办法去增援无人把守的虎门要塞。他克制对非正规武装的恐惧，下令从东莞、南海、番禺各县招募5800名乡勇。[57]皇帝同意这样做的必要性，虽然当时琦善已被解职。[58]接着，同样的事情在奕山身上重演。同任何一个能干的满洲人一样，奕山对使用有叛乱传统的广东人做乡勇有着本能的疑虑。他们是多么容易转成叛匪呀！他认为，从福建调“勇”，比像林则徐那样把武器交给当地村民要好得多。[59]但是到了1841年3月，保卫广州城这一实实在在的问题，使他顾不了他那时可能仍然怀有的疑惧。事实上，在三元里事件发生的前夕，他已正式命令“番禺、南海二县迅即秘密组织自卫”[60]。

余保纯欺骗了那天早晨在高地上的卧乌古将军。官府确实倡办了96村乡勇。

三

绅士与三元里

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岗边愤义盟。

计不反顾不旋踵，连络一心忘死生。

梁信芳[61]

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是府州县官与绅士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62]在一个只是由薄薄的一层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绅士是中央政权不可缺少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州县官根本不用指望在当地收取租税、维持治安。社会福利、公共事业、防卫、教育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此时或彼时交给绅士去做。[63]尽管有儒家的“天下”观，国家并不囊括全部行政权力。统治大厦之下的广大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有自决权，除非灾难，如饥荒、洪水、行贿等等威胁了皇族的统治。王朝进行干预的准则，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国家不断寻求的只是一种形式的统一：根除那些与东方学说——儒学相对立、有威胁的异端学说（邪、淫）。事实上，民间佛教、道教这些儒家道德价值的替代物，只是发生了变化，却未被扫除。国家经常鼓励“绅士父老”们用道德说教和灌输去对抗那些邪教。例如：月读圣训、嘉奖孝行、保护孔庙等等。事实上，这些仪式活动只是有利于加强绅士在本地的地位，但这一点却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有绅士势力的存在，就保证了官方价值的稳定，因为他们体现并传播各种社会信仰，这些信仰如此长久、如此成功地合成了一种文明。[64]在安定时期，绅士的支持是重要的；而在动乱时期，更是决定性的。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州县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绅士，但如果绅士所起的作用过大，他就会大权旁落。绅士调解地方上的纠纷，如果他们真的开始执法，并掌握治安力量，那会怎么样？他们筹集地方自卫经费，如果他们真的收起税来，又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暂把地方势力（包括绅士和社会名流）同大地主视为一体。由于土地的人口压力，由于中国农业史上多见的高利贷和高额地租，由于简单的经济唯理主义，一个地主不论在何时何地，一有可能就会扩大土地，提高地租。当然，这也是有限度的。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收租。如果租额太高，佃户可能拒不交租，或落草为盗，甚至暴动。所以，富有的地主需要地方官及其警察来保证地方秩序和他收租的权利。但需要并不固定于某一点，它是变化的，如果地方状况恶化，那么就是地方官自己需要绅士们的经济、军事支持以恢复秩序。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官府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它仍然面临着又一问题。取得胜利的手段——乡勇和额外的财政收入——落到了地主手中。有时，地方官能恢复他的全部权力，那时，可能完全重建秩序。但在另些时候，地方显贵们在严酷的动乱中，用乡勇、额外财政收入等手段加强了他们自己在地方上的支配地位。结果，地方官发现他得到的税款盈余日益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土地为乡村的显要们所占有，他们或者是法定的征税标准较低，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列入赋税登记册。[65]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官员就干脆任其自流，只是通过加重其他自耕农的赋税负担的办法，以维护他们自己的收入。其结果是加剧了社会危机。

假如危机的严重程度达到了触发农民起义的地步，那就是说，最大的危险出现了——这是朝廷最关心的危险。任何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其活动或军事控制的地区中，只有获得重要绅士的指教和协作，才能指望“改朝换代”。否则，他只能是一个无政治目标的匪徒。所以，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力量有过多的接触，是清朝政策中的主要之点，虽然这并未明言。绅士可以帮助统治人民，但绝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由于这一原因，清初保甲制度的规划者们曾着重强调不许绅士充当保长，即不许他们作为基层控制的首领。[66]

总之，绅士与官府这两种力量总是在跷跷板上不断地平衡。如果一方上升，那么另一方就下降，二者成反比。绅士经常企图攫取地方权力，而官府也同样总是加强集权，使离心力量“封建化”。

绅士对官府的跷跷板模式，是太绝对、太夸张了。事实上，事物从不是这样明确、固定的。地方官同当地显要们有着共同利益，地方显要又往往通过宗族而同被认为受他们剥削的农民阶层的利益相联。按照汉学家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定义，绅士是取得了功名的人，他们的资格是由政府认可的，他们的领袖才能则是“获得的”。既然地位与权势息息相关，财富就必然通向官场。这意味着接受孔学的某些理论——它们主张缓和对个人利益的严酷束缚，使教化得以推行。这里仍然是必须予以维护的力量平衡问题。如果使这种平衡过于偏向非官方的一边，那么将会破坏中央国家的力量。在早期，这只会导致新王朝的出现，导致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的建立。在十九世纪，由于西方势力对儒家学说及官员们的侵蚀，这就意味着国家本身分解为地区的和区域的单位。对于广东来说，这种分解并非始于太平天国时期，而是始于鸦片战争。

当禁止吸食鸦片时，广东地区的力量平衡首次发生变化。唐朝以来，中国一直用鸦片做药材。17世纪早期，则专门用作麻醉药。直到1733年哈斯丁孟买议会（Hasting's Bengal Council）创立了鸦片专卖权，在印度、中国、英国建立了赚钱的三角贸易，从那时起，鸦片贸易才真正开始兴旺起来。到1816年，平均每年有3210箱鸦片运入广州。1831年，16500箱。1838年，每年40000箱。1729年，帝国政府曾禁止吸食鸦片，但禁令未被重视，以致1796年、1800年又再次颁布谕旨，最后禁止鸦片进口。周期性地逮捕人，周期性地发出警告，但是，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鸦片贸易，直到1820年道光皇帝继位。道光充满了改革的热情，并为鸦片贸易的飞速发展所震动，情况才发生了变化。[67]

道光对律令实施不力十分恼怒。他首先采取各地方自负责任的办法。任何官员，只要在他的辖区内有鸦片，都将视情节不同处以各类罚俸。但是这种官僚主义的作法由于明显的原因而归于失败。[68]

到1829年，鸦片进口已使贸易平衡发生变化，中国纹银开始外流。1830年1月10日，又发布了一道上谕，对长江以南地区银价上涨问题表示出恐慌。但是鸦片仍大量流入中国，因为那些水上巡查同走私者是合伙的。[69]省里的官员开始送出交易的准确情报，暴露出其分配系统：零汀、“快蟹”、内地的交易网络。广州是交易的关键，如果能在这里截断，那么就可割断鸦片的来源，停止白银外流。于是，1831年6月4日，皇帝谕令两广总督“殚心竭力”，以阻止广东的鸦片贸易。[70]

与此同时，也采取措施逮捕国内的鸦片种植者。皇帝命令地方官恢复久已不用的互相连坐的保甲制度。人们一旦编入，必须立“互保甘结”。每个人都必须保证其余四个人不种鸦片。八年以后，林则徐也迫使英国商人立这种甘结。[71]

以上这三项政策——官员加强实施律令、逮捕走私者、逮捕国内种植者——照理应当能够解决问题，但这里仍存在通常的毛病。广东巡抚卢坤报告说，他已将所有人口编入保甲，收齐甘结，彻底消除了本省的鸦片风，皇帝只在奏折边上简洁地批上几个字——“这不可能”[72]。

到1836年夏天，情况很明显，鸦片输入比以往更多，白银外流也比以往更多。这时，有人提出了新的方法。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个熟悉广东问题的老手[73]，1836年5月17日上奏皇帝，小心地提出禁烟不能解决问题。归根结蒂，问题的中心不是白银外流吗？那么，把伦理道德撇开，为什么不可以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只许以物易物呢？[74]

皇帝同意考虑这一建议，要求广东的高级官员上奏发表意见。7月，行商们热烈地支持许的建议。9月，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谨慎地表示禁烟是不可行的。“例禁愈严，走私者伎俩愈巧”。代替禁烟的应是建立鸦片的专卖制度。在物物交换中得到的鸦片，应与其他商品一样上税，想贩卖鸦片的人必须从“户部”即海关监督处得到证书。[75]

就同广州的利益有关的角度说，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国家的收入将会增加，粤海关所得的搜刮份额将会更多，公行将会获得一笔很赚钱的买卖。更重要的是，它将减少广东的腐化现象。这是他们最有力的论点：如果朝廷坚持严厉方针，这很可能行不通，而不合法的利益反会不断增加。

下一个月，1836年10月，道德主义者们回答了。有三个高级官员上奏。

朱嶟，礼部侍郎，他坦率地陈述，违反禁令不能成为取消禁令的理由。鸦片是罪恶，是“一种泛滥的毒药”，将毁坏“人民的道德与灵魂”[76]。

袁玉麟，江南道监察御史，警告说，如果鸦片合法化，那么人人都会吸食。现有的法律应当严格地实施。

最重要的一个是许球，兵科给事中，他认为，代替鸦片合法化的唯一办法，不是贸易管理，也不是将内地种植者加以登记，而是对鸦片商，不论中外，都加以严厉的惩处。[77]

那些或是属于广州“系统”的人，或是不愿追查国内上百万的吸食者、贩卖者的人为一方，而另一方的人们则认为这种罪恶对帝国的道德、经济和体质都是一个威胁。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古老辩论，顺应者对固执者，司马光对王安石。“道德主义者”具有一种近乎法家的观点：法律必须执行而不顾人的代价和社会的惰性。于是，其形态就是：社会改良主义和对商业利益的猜疑，重大的解决与有力的技术，伴之以大批群众的动员。简而言之，国家干涉社会。

不消说，道光是站在道德主义者一边的。1836年底，他谕令邓总督“逮捕那些贩卖鸦片的内奸，那些从中安排交易的行商，那些运送鸦片的船户，那些接受贿赂的水师官兵”[78]。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建议作出最后的和最严厉的决定：皇帝颁布法令，鸦片吸食者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戒烟，否则将处死。[79]就是这个建议促使道光向各地督抚征询意见。林则徐对这一建议的答复（和他在湖广禁止鸦片的成绩），引起了道光的注意。这一建议导致了林则徐被任为驻广州的钦差大臣，受命禁止鸦片的吸食与售卖。

在林则徐1839年3月到达广州以前很久，两广总督邓廷桢已经开始有力地反对鸦片贸易；但他本人曾向一位伙伴说，吸食鸦片已非常广泛，禁烟就像禁茶那样困难。他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此后当林则徐开始禁止鸦片运动时，许多人都去接近他，要求他缓和一下钦差大臣的激烈态度。[80]但邓及时地、忠实地执行了道光皇帝的旨意。1839年1月，345名犯法者被逮捕。但并没有真正打算惩罚那些瘾君子们。[81]张歆保正确地指出，在林则徐指挥下，各种措施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云云是夸大其词的。[82]但张没有强调指出：打击并未从商人转向吸食者。而从禁售鸦片转变为禁吸食，却是黄爵滋那个著名奏折的核心。禁吸食，在禁烟三十九条章程中被赋予了法律的形式。章程规定，在法律公布（1839年6月15日公布）18个月后，任何吸烟者都将被处以绞刑。[83]由于受有这些权力，林大臣在广东对瘾君子发起了扫荡。

除了严惩那些鸦片贩运者和商人，并且在广州城外建立了一所让吸烟成瘾的人得到治疗的疗养院以外，林则徐还建立了一整套细密、复杂的管理制度：一、凡留宿临时过往广州者的旅店店主或人家，都要有留宿登记册，每五天交给官府检查人员。二、在官员、士兵、衙门办事员中，建立五人互保小组。三、对城内的吸食、兜售鸦片者，处以重刑。对告密者，给予重赏。四、为对付乡村地区的吸食者，建立保甲制度。[84]

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1839年3月，林曾公开宣布，旧保甲之所以没有起作用，是因为其保证人不可靠。林则徐为寻找可靠的阶层，不顾乡村统治的一条主要教训，决定把绅士包括在他的新的管理网中。[85]他对皇帝解释说：

臣等伏思吸食者虽善于讳匿，囤贩者虽巧于收藏，而鬼蜮情形，断难掩其乡邻耳目。因复通饬各属逐乡选举公正绅士，议立族党正副，挨次编查保甲，使之保良攻匪，有犯即擒。[86]

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地区都有户口编查。当地的绅士选择德高望重的人或族长，作为他们的代表。乡村建立五家互保小组，每家都要挂上门牌，由这些代表检查门牌。

这个政策带来两个严重后果。首先是混乱与恐慌。许多吸烟者都被斩首，还有一些被送进监狱或林则徐建立的疗养院。一些人不许士兵搜查他们的住所，还有的人在街上设置路障。[87]如郭士立追述的那样：“监狱中挤满了遭难者，大部分是无辜的，许多人死去。告密的人发了财。为了攫取有钱人的财产而有意地把他们卷入犯罪。所有合法的贸易都中断了。而且，说来奇怪，当恐慌过后，鸦片的进口反而急剧增加。”[88]

其次，这使得钦差大臣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绅士的力量。林则徐在广州长寿寺开设了一个鸦片收缴与情报机关。绅士们也在城内大佛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监视机构。[89]在郊区，林则徐接受邓廷桢的建议，给予香山县名流——黄琮以组织乡勇的权力，并根据他本人的命令，得以逮捕并处死“汉奸”及鸦片贩子。[90]此外，乡村的保甲也被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改变为军事组织。[91]

这样，钦差大臣激烈的禁烟措施，导致了某些预想不到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绅士控制保甲和初生的团练得到了官府准许。相随而来的是，绅士在鸦片战争中参与了军事活动。这二者使得地方政府与地方显贵间关键性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变得对后者有利了。

在鸦片战争中，广东有三种不同层次的乡勇。最高一级是“勇”，他们受到紧密的控制，是由正规军官指挥的。第二级是由绅士创办的。他们或是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或是同广州有密切的联系。第三级是真正的团练，他们通常得到了省级官员的批准，但其活动却独立于官僚的控制。所以，这是一个依次下降的顺序，从官方的到个人的，从中央的到地方的，从正规的到非正规的。

“勇”只不过是雇佣兵。1840年6月，广州府在商馆前面设立了一个招募新兵的机构。数以百计的壮士排队应募，试着举起100斤重的东西。如果成功了，他们就被编入广州协台的队伍中，附属于一支正规军，每月6元饷银。[92]有时，一个本地人如果有过什么军事经历，包括做过土匪、海盗等，就会得到一种虚衔，并得到一笔钱去招雇船和人。[93]

接下来是中间一级的。在这一级，绅士是省衙门的代理人。有些人，像杨永衍，就是“幕友”（私人秘书）。[94]还有一些人，地位高一些，他们可以沟通省里与县里绅士间的关系，比如孔继动，就是南海县罗格围的一个著名学者。他1818年中举后，做过书院教谕，1833年中进士，接着被任命为在北京的国史编修馆副修纂。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退休，但他同意作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非正式的军事顾问。由于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和他同整个广州府的许多重要绅士有密切关系，他能够帮助林则徐、怡良、祁安排地方防务。[95]

凡是这些中介人所接触的绅士，往往为省里提供防卫经费。这些钱是否由家族或地方组织联合捐献，很难确定，但数目常常是可观的。南海县恩洲蔡文纲捐出的钱足以维持几个炮台的给养。[96]东莞县著名绅士陈北垣捐献了七万多两银子以供地方海防之需。[97]可以设想，这些爱国行为得到了官衔的奖励，虽然材料上并无记载。

还有一些绅士，他们训练了自己的乡勇，可是当他们被委以一个地方炮台或炮位的指挥权时，却发现自己被并入了官府的系统。[98]

在中间水平以下的、更为私人化的是真正的团练。尽管在战前很久他们已可能作为一种骨干组织而存在[99]，但是直至禁烟运动，他们才得到官府的承认。当时，一部分绅士被委登记本地人口以保卫地方、反对“汉奸”[100]。1841年3月，当大批人民逃离受威胁的城市、拥向乡村地区时，地方官员要求更多的绅士协助维持秩序，注意情况。[101]实际上，有许多地方绅士在没有得到广州认可时就组织了“团练”。对于绅士们和不在位的官员们来说，这样的活动满足了行动的要求；面对当局的无能，他们认为那样的行动是必须的。例如，林则徐被解职以后很久，仍住在广州附近，自己出资训练800名志愿者。[102]即使不是为了保卫国家，也有必要防止匪徒抢劫。顺德县的潘楷、番禺县的谢泽森、香山县的吴思树，都组织了这样的团练。[103]

乡勇运动，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在1841年5月保卫广州城时期具体化了。按照夏燮的说法，所有用于防卫城市的乡勇均来自南海、番禺、香山或新安县。[104]至少，从理论上讲，乡勇是以“户抽丁”（按户征集）的制度为基础的。每户三丁抽一。一百个应征者组成一个传统的甲，八甲组成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实际上，某一地区大总的规模可能只有另一地区大总的1/4。这是因为，户抽丁的制度只是后来的一种附加物，而地方团练却已先存在了；那时，所有的志愿者必须在短短的十天之内集合起来并赶到广州。[105]

在保卫城市中起作用的只有新安的乡勇。5月24日，他们配合八旗兵袭击了一些英国船只。其余的乡勇，尤其是那些来自番禺、南海县的乡勇，在5月22日归官员们指挥，但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却散乱为一群暴民，脱离了控制。他们的存在，从军事上讲是无关紧要的。这一“运动”的重要性在于：清朝官员动员了乡村来反对英国侵略者，把数以万计的男子聚集起来，使他们充满了愤怒之情。一旦签订休战协议，这些从未有机会真正一战的乡勇们，激动而愤怒，正寻求着任何一种狂暴煽动。[106]

1841年5月25日，三元里地区的十三名读书人在牛栏岗村——即后来英军被伏击的地方——开会，筹划在这一地区把团练组织起来。他们歃血盟誓，选出三名领袖，然后分头去各村动员。

三人中最著名并曾要求地方当局承认这次会议的是何玉成。他是举人，当地有名的文人。他前往南海县的东北部，负责那里以及与番禺县交界地区的团练活动。[107]

第二个是王绍光。他是候补县丞，可能是由于鸦片战争中的军功而获六品顶戴。他负责组织番禺县六个客家村子。[108]

最后是梁廷栋。他是三元里以西恩洲的一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他把他的地区的十二个“社学”联合成为一个防卫指挥系统。[109]

在这三名主要领袖之下，还有其他一些组织者，他们在三元里事件中指挥各自的部下。如陈棠、潘世荣、梁彩煐及钱江——关于钱江，我们在后面还会见到这个名字。

他们的团练同官方文件中的“户抽丁”制度不同。它的组织不以“总”或“社”，而以“旗”为单位，通常写有“义民”和某一村庄的名字。后者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支团练就代表着某一个人自己的村庄。乡勇们喜欢在本村的旗帜下，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单位的旗帜下前进或后退。还有一面号令全体的旗，一面黑旗，它是从三元里的佛庙中拿来的，是用以祛除邪魔的。[110]但是这些乡勇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他们是特别的、地区的乡村单位的集合体。

如果每一支乡勇都代表着这种个别的忠义，那么，他们如何一起行动呢？一些核心村庄怎么得到优先的地位呢？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又如何组织起来呢？

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绅士起了这种组合作用。只有在那种水平的活动中，农村才能超越于一个一个的乡村而在整个地区中组织起大规模的机构。通常，一名绅士在一个乡镇周围组织起一支有号召力的团练。如林福祥[111]，他在石井领导着“水勇”。他集合起他的人马后，就说服邻村的长老们把他们的旗隶属于他的帡幪之下。当时，人们捐出许多铜锣，一旦某村出现紧急情况，只要鸣锣，别的村就会赶来支援。[112]这样就从一个主要的团练扩展到其余那些组织较松散的“旗”。但是，绅士的领导而非农民的自发性才是基本的因素。

广东历史研究会的研究认为，当地大多数秘密会社参加了三元里事件。这同绅士的领导权是不矛盾的，也不改变运动的性质。研究还认为，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成分也参加了这一事件。

当最初胜利的消息传到广州城里时，一部分丝织工人放下织机，一齐前往三元里。这些工匠——人称“机房仔”，他们在广州的工场总是同一个寺院联在一起的。他们在乾隆时代特别出名，那时他们是一个活跃的团体，练习打拳、斗剑等，还组成了一种吹打团，参加民间节庆。简言之，他们同现代台北的一种组织完全相同：在“拜拜”这种地区宗教节日表演打拳对剑的团体，当地称作福乐社。尽管他们的组织与秘密会社相似，但地方当局却认为他们是“正派的”，而非“邪派”[113]。关于这些“机房仔”，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无产阶级”本质，而是大多数人都来自恩洲，梁廷栋就在那里组织了“十二社学”。

结论是免不了的。起义既非纯粹自发，也非农民领导；它是一长串团练组织中的另一类，依赖于绅士们谨慎而得到准许的领导。

一百零三乡最终集中于三元里的旗帜之下了。零散的暴行能够驱使25000名农民武装起来吗？三元里事件是否像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页？

四

我们中间的汉奸

更富有的阶层醉心于贸易。商业是永恒的话题，是最重要的追求，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是他们全部希望的唯一目标。

郭士立：《论中国的商业》[114]

珠江地区，曾是热带动物及勇猛的傣族部落居住的地方。当时，它是南越的一部分，是包括广东、广西、安南在内的一个无定形的未开化区。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平定”了这一地区。在那些以抢劫为生的南方部落中，广州，当时称为南海郡，是唯一的中国文化的前哨。后来，秦将军赵佗建立了独立的南越，修建了广州最初的城墙和宫殿。汉朝又占领了这片地区，重建了中央统治，并把广州做为他们控制整个东南的堡垒。但是，随着中国进入汉末到隋初的黑暗时期（220—589），广州就不再置于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了。

7世纪早期，南越再次被征服。在强大的唐朝统治下（618—906），广州开始发生变化。渐渐地，那些怀有敌意的野蛮部落，接受了汉族的姓氏、服饰及习惯。北方的移民开始在河谷地带垦殖。被谪的儒家官员在这里的乡间衙门中度过放逐生活。近代化的广东的雏形缓慢地出现。[115]

广州也一起发展着。随着它的行政地位日益重要，它作为一个主要贸易中心的作用也逐渐发展。因为，尽管广州同中原之间横亘着一连串的高山，但它却是通往东南亚的路口。唐朝又开通了梅岭，修建了道路，于是广州的贸易突飞猛进了。但是，灾难降临。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攻击、蹂躏了这座城市。一百多年后，广州刚刚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著名的造反者黄巢，又要求唐朝政府把南越的统治权交给他；当长安拒绝将这一诱人的好差使交到他贪婪的手中时，黄巢让他的部下抢掠、焚烧了这座城市。有12万外国人被杀，广州几乎被毁灭。[116]

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军事重镇或行政中心，那么，在任何一次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它是可能不会被重建的。但直到8世纪，它是以拥有20万众多的人口而自豪的，其中包括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锡兰人、印度尼西亚人、波斯人。所有这些人都忙于把外国的宝石、木材、药品、香料等供应唐朝对舶来品的需要，以换取中国的丝绸、奴婢及瓷器。[117]这种繁荣的贸易以及从中所获得的税收，足以使地方官有勇气去复兴广州城。广州漫长的历史中一个经常的问题就是官僚勒索商业的办法。像中国其他国际港口城市一样，广州也是中央与地方官员激烈争夺的地方。最终，税金落入了地方官员的手中。直到清朝（1644—1911），贸易制度仍没有中央集权化。清朝以后，仪式化的“进贡制度”不仅是用来得到国家的收入，也为了控制那些会搅乱孔教国家的因素。[118]

最初的挑战者是商人。他们是在宋代（960—1126）以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挑战者”一词可能过于欧化，以致引起误解。其实，商人与官员之间很快就发展了一种对两者都有利的联系。[119]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在大规模的贸易，儒教国家总要使它得到控制。在广州，设立了公行。对于它的12名左右的成员说来，公行保证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对海关监督，即皇帝的商业监督者说来，公行是税收的保证，它把商人集结为可以管理的温顺的人质；而对国家说来，公行则是控制另一类挑战者——西方人的工具。

这里并没有含糊，“挑战者”是一个恰当的词。13世纪以前，广州的历史是汉族向南缓慢扩张的历史。到17世纪则发生了变化。外部世界开始侵害中国。而在广州，西方重商主义者遇到的是中国的垄断力量。

乍看起来，欧洲的商业公司与中国的公行很相似。二者都具有垄断权，最初都是为了满足国库的需要。但是，二者之间至少有三点主要的不同。

首先，欧洲的商业包括一个完整的财政三角：王室、公司和国家银行。中国的制度则只有两种成分：国家与公行，没有银行的贷款，所以，广州的商业是不稳定的。

第二，公行以某种方式向中国官方担保外国人，这在欧洲是几乎没有的。1736年以后，他们不情愿地充当了保证商的角色，这也是加于中国商业之上的地方管理制度的一部分。这样，不论公行与东印度公司如何共同努力发展贸易，总是受到海关监督的限制。八世纪时，唐朝的封主们如此地压榨广州的商业，以致迫使它转移到河内。这种压力在18世纪依然存在。有几次，英国人试图到别处做生意，但是厦门或舟山的地方市场很快就饱和了；而且，当地的官吏也同样贪婪。公司只好回到广州。但总是面对着同样的暗中勒索、抽取小费、任意征税和“赏金”[120]。

第三点不同虽然不很明显，但无疑是存在的。欧洲的商业公司致力于扩展商业，而公行商人却力图垄断现有市场的份额，以使这种限制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贸易还是发展着，在整个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双方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公行中最大的富商浩官（伍崇曜），1834年时，私人财产达2600万银元（等于5200万美元）。他要河南的住宅豪华如宫殿，有500名仆人。他的拥有一万棵松树的漂亮花园（万松园），闻名全国。[121]还有其他成功的商人：成帮的宁波商人；数以百计的山西票商，他们住在城市里经营同西北地区的庞大的棉花生意，出借银钱。还有4000名福、潮沙船商人[122]，他们的船只来往于东南亚水域，控制着广州的大部分流动资金，充当与内地贸易的掮客。[123]

但是，广州的商人虽然富有，却始终没有获得荣誉和权力。日后来自条约口岸的外国人，使得很多儒者鄙视商业。事情虽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对广州的商业利益确实存在一种真正的官方的敌意。商人们带给国库的收入也许是重要的，他们的住宅宽敞，他们的地方影响很大，但他们不过是商人而已。

广州城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它不是汉撒镇，甚至也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它在行政上被划为番禺、南海两县。[124]它是省城而不是商城。商业区坐落在城墙之外，几乎是一块非法的延伸地区。在欧洲，这样的商人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资本家。例如法兰德斯的商人，起初也只是商贩，属社会的下层。[125]但是，中国社会是官僚的、国家集权的社会，收租或垄断资本主义是发财的唯一可靠道路。因此，广州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向统治贵族挑战的、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所谓有地位就是花钱买官，或是像那些有功名的绅士那样花钱享受，而这两种行为都消耗了资本。这样，中国的商人总是卑躬屈膝于社会荣誉的象征——绅士。[126]

奇怪的是，这种对绅士方式生活的竞争却招来了轻蔑和羞辱。因为一个县里的地主妒忌在河南的大实力派。他甚至可能会感受到那些以绅士方式生活的商人用以买官的财富的威胁。大多数保守的社会都认为商业是不光彩的行业[127]，而在中国，儒家的教义更强化了这种看法。不过，这并没有以猛烈抨击的形式表现出来。广州的地方上流人士对这个城市及其商业，似乎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怨恨，发展着一种反城市主义，证明着广州自己的不道德、衰落以至社会的无信无义。

必须记住这种城乡间的区别，因为它可以说明很多当时看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例如，1841年三元里事件的爆发，英国人对事变之突然感到十分震惊。义律本来相信，他与广州人共同的利益可以导致一个暂时协定，这样，即使“北方”仍在打仗，贸易仍可继续。三月休战以后，余保纯告诉义律，钦差大臣将会在皇帝命令重新开战时通知他，以便双方能在一起安排一场远离城市的象征性的战斗。[128]义律认为，这说明地方当局仅仅是在走过场，广州人与英国人的共同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这就可能签订一项协议。

确实有各种证据表明，这座大城市的如此依赖于对外贸易的人民，已被朝廷所迫，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置于控制城市的地位时，很显然当地政府对以下两种情况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排除百姓内心的不满（尽管不是公开的反抗），或者直接明确地不理睬皇帝的意愿。目前的调解实际是广州省当局独自的决定。它不可能被干扰而不引起直接的后果，而在对清帝国如此关键的时刻，很难想象这里的高级官员们或是朝廷自己会敢于招惹这些后果。广州城及其商业以及整个广东省……将在英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人民十分清楚，一旦我们的保护撤销……他们将成为他们政府的新的压迫的对象。[129]

义律所没有理解的是：“形式”比“实际”利益重要得多。因为中国人政治上的反感就始于英国人不肯按正规形式行朝贡礼。这些礼仪细节对义律说来似乎无关重要，他最初愿意使用那些上下级间交往的现有形式，以便使他新的外交任务的内容为中国人所了解[130]。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城市平民的感情。他们无疑希望和平和贸易。即使他进攻广州，也不会使良好愿望的源泉干竭。

我目前的目标是：瓦解那些从别省调集到广州的大批部队；在我们再次北上之前，摧毁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强大的进攻准备；罢免钦差大臣，以驯服和削弱其政府的精神士气；还要（清）帝国国库缴纳重金以满足女王陛下政府的正当要求。[131]

但是，义律并没有建议伤害“我们面前这座富有、广阔的城市及其众多温顺的人民”[132]，因此，他决定接受赎金。卧乌古将军很生气，他认为一个领导者怎么能“像羽毛一样飘忽不定”，把“眼前的商业”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要。[133]义律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容忍是高贵的表现，“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134]。

义律上尉关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诚挚信念，也使他深信英国应当直接诉诸“人民”。布告被译成中文，在公共场所张贴。有一次，他甚至同中国地方官一直处理他的布告。[135]这些告示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136]。不幸，这些“伪”告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来，义律预料由于如此侵犯中国当局会引起官员们的愤慨[137]，但未料到地方绅士们也被激怒了。蛮夷闯到他们家门口了。张贴告示，本来是绅士对农民施加影响的传统作法，绅士们控制了广州的乡村。这是英国人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诉诸城市居民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138]

毫无疑问，广州市民与英国人中间存在某种共同利益。义律甚至听说公行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139]不论这事的真伪，林本人确信，行商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了国家[140]。这使公行在财政上处于比平常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和平时期，守法商人也逃脱不了每一个可能被“敲榨”的机会。[141]从1773年到1832年，他们对政府交纳的有记载的捐献达400万两白银，但人们估计仅伍家一家实际上就缴了1000万两。[142]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们要显示忠诚，更增加了捐输。在皇帝谕令怡良从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师的资金后，一家行商捐献了一艘利物浦法克特建造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炮艇。[143]可是，不论捐献多么慷慨，也只是今后要更多捐献的前奏。商人阶级以及一大批我们称之为“买办”的那些人，仍旧被猜疑。在广州的满族统治者确信，成千上万的汉人，是潜在的——即使尚未成为事实——外国人的合作者。“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144]。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澳门、香港为英国人工作，更多的人供给食品。同敌人打交道简直差一点就被认为“不爱国”。林钦差尽其所能加强贸易抵制和劳工抵制，在商馆周围建立保甲，只许渔船带一天的食物，组织专门乡勇以收录那些可能投向英国的人。[145]官员们和“正直”的绅士对中英亲善表示厌恶、担忧。顺天府尹甚至建议所有本国船只只准在内河航行。[146]但在1841年3月的恐慌以前，公众一直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由于虎门炮台轻易可笑地又一次陷落，由于“复仇神”号威胁着郊区，由于人们逃离城市和恐怖情绪蔓延，于是开始寻找一个替罪羊。就在这时，绅士们所表示的、农民心中暗藏的那种反对城市、反对洋人的情绪开始显现。突然间，到处是向蛮夷打开中国大门的“汉奸”。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被用得很紊乱。例如，嘉庆皇帝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147]。至少到1823年，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148]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最大的叛逆是给蛮夷教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149]1759年，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以后很久，在律劳卑事件中[150]，英国人不顾所有的先例，在商馆外张贴了一张中文布告，又有类似的非难。那时，梁阿发[151]向等待参加乡试的士子散发宗教小册子，当局即指责他为英国人写布告，是“汉奸”。为此，他被警察从广州追至澳门，以后逃往新加坡。[152]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也必须小心谨慎，在路上不要停下来细读一张中文招贴，否则，他的买办就会因为教给他中文而受到惩罚。[153]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属“汉奸”之列。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后，经常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把他们叫做奸商。[154]事实上，他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表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的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因此，林钦差个人除了藐视广州商人之外，没有别的行动。他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一两名公行成员以儆戒整个公行。[155]伍崇曜[156]当时要求谒见钦差，于是在粤秀书院安排了一次会见。伍被引进后，立即逢迎地向林提出，他的全部家产可以为即将来临的冲突服务。林轻蔑地答道：“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头颅，如此而已。”接着，他命令监禁伍。据报道，这位商人在绝望之中向北京送了大批钱财，才得以获释。当然，他从未忘记过这位钦差大人的敌意。后来，到太平天国兴起时，林则徐署广西巡抚，似乎又要时来运转。伍采取了预防措施，捐钱镇压起义，向那些生病的官员送外国药。[157]

同英国人做生意，卖给他们食物，甚至为他们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合作向叛国发展时，如当中国向导帮助英国船通过很难走的珠江水道时[158]，公众都加入了愤怒谴责的行列。官府一方，钦差大臣把罪名加在无处不在的“汉奸”头上，说他们破坏了他的水上防线，以转移对他本人的指责。民众一方，广州人民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围捕。忽然间，乡勇们像忙于杀英国人一样，也忙于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1200余名不幸的牺牲者被杀害。抢掠的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159]

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把对手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对绅士们说来，也许这是个更明智的对策。对儒学者说来，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其牺牲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著保护主义，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除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160]

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绅士的纯正和忠义行为将有农民参加。

五

我们与他们

我等兆民，岂忍坐视？所以隐忍未发者，盖由仓卒之际，众志未联，迨后集众公盟，又阻官帅之和议，故暂居退自保，未敢擅行。……倘敢执迷不悟，故辙仍循，即修我干戈，整我义兵，壮夫尽力，壮士尽谋，举手则江河可平，埋伏则鬼神莫测，务必扫除净尽，使尔等片帆不返。

绅士布告1841年5月28日[161]

1841年5月，当英国人进攻广州时，清军的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守城部队懒散地呆在这座城市中时，惊慌四起。[162]当局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谁来保卫这座城市？紧张状态不断增长，直到发生一件不幸的意外事件，突然引起了大众的惊慌。又惊又怕的奕山，从水边的小艇中爬出来上岸时，一群苦力正在大佛庙前的一个街头摊子上吃饭，看见奕山，就放下碗，跑到奕山的随从前面，挡住奕山的去路。他们要知道钦差大臣打算怎么办来拯救他们。奕山对这些庶民的冒犯行为十分震怒，他毫不迟疑地命令他的手下抓住几个讲话的苦力，就地正法。聚集在市场上的人群看到苦力的头颅滚入河中，由于恐惧、惊惑而四下逃散。城市陷入了混乱。许多人随着逃兵跑出了城门，另一些则去抢商馆。乡勇和八旗军之间也发生了战斗。[163]一名中国官员报告说：无数的人涌到大街上，根本无秩序可言。到处是嘈杂、喧闹之声，到处可见抢劫、杀人。许多士兵抢了东西之后逃跑了，却谎称是在追击敌人时迷了路。[164]

城里的许多市民都哀求官员们谋求和平。梁廷枬写道：“军帅伏处一隅，半筹莫展。百姓汹汹，谓兵不足恃，城必破，夷入必遭焚掠也。则扶老携幼，哭诣怡良，请权宜为目前计。”[165]

克尽职责的在城外的绅士对城内的景象感到厌恶。一些人提出派乡勇进城，但当局怕引起更多的骚乱与抢劫，拒绝了这一建议。这样，就没有别的依靠了。谁知道一旦英国军队从高地进攻广州会出现什么情况？绝望中，签订了赎城的协议。

虽然地方上承认了这笔主要由公行提供的赎金，它仍是一种非正式的、未得中央认可的措施[166]，“贿赂”之事并没有告诉朝廷。相反，还编出了地方如何英勇顽强的“故事”来掩饰失败。北京确信，继续敌对，只会给那些地痞们以抢劫、焚烧城市的机会，就像他们已抢过商馆一样。[167]皇帝所关心的是，夷鬼并未获胜。如果英国要使北京屈服，就要把战事引向北方。

在地方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说法。一方面，英国人已撤走，时间一长，农民们就编出乡村自保和民间英雄主义的故事和传说。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记得，是那些高级官员——多数为满人——卑怯地同意了赎城。这样，一个新的传说产生了：广州人确实打败了英国人，但还没有来得及剿灭他们，就被自己的“叛徒”长官出卖了，后者是同城里的商人们串通好的。这种信念也许是日后仇外运动的最重要的简单动机。它也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因为任何一个官员，以后只要对夷人采取温和的政策，就会被指责为通敌、不忠等等。

后来不久，当余保纯去付部分赎城费时，他不得不化装，秘密会见义律。他十分担心，如果他被人发现来交这笔钱，那就会有一场难以控制的民众暴乱。在人民的眼中，余保纯及其他官员已经是卖国贼了。[168]农民们带着对统治者的嘲笑和轻蔑，唱着：

一声炮响，义律埋城。

三元里被困，四方炮台打烂。

伍子垣顶上，六百万讲和。

七七礼拜。[169]

八千斤未烧[170]，

九九打吓，十足输晒。[171]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进贡观念一直把蛮夷严格地置于一个与他们身份相当的地位上。日月围绕着这个孔学世界旋转，那些受仁慈的皇帝恩泽的远方夷人被规定了有限的活动范围。中央集权主义是自满自足、无忧无虑的自然结果。但是，对蛮夷又并不总是像对野兽那样感到放心，因为他们是叵测的、危险的。[172]这种可怕的偏见被固定化了。与蛮夷通商使官员们不安，但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商馆地区，又可以放心不少。同样，老百姓也怕蛮夷的不可测度，可是把这些大鼻子欧洲人的行为方式加以精神上的限制，也缓和了他们的担心。

翻开19世纪早期中国关于外国事务的文件记录，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就是完全没有注意外国使节的个人特点。当然，“公文”总是把特殊的东西一般化。可是，对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治家来说，义律、文翰或德庇时这些英国人，很少有名字，通常都只称为“夷首”。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一样——被简单化的形象，千篇一律的面孔，没有个性。除了整体的特征之外，什么也没有。

比如，他们认为所有的夷人都是图利的。[173]这种看法蒙蔽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如徐广缙、叶名琛等人根本不能理解巴麦尊的民族尊严的观念。既然贸易仍然继续，夷商的经济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为什么还要争辩进广州城的事？

外国人又是不道德的、放荡的：即所谓“淫”。每年，粤海关监督总要照例告诫夷商，不得雇用年轻的男孩子或妓女去满足他们好色的本性。[174]外国妇女亦不准进入商馆地区。[175]1830年4月，几个英美妇女无前例的首次到达，几乎酿成全面停止通商的结果。[176]

1841年以后，对洋人的恐惧心理代替了原来的自大心理，这些文化形式又带有威胁的外观。“概念构成”，或者如勒费弗尔所称一个“划一观念”，产生了系列化的观点，其基础即是种族偏见。[177]系列化——它使人们能把印象归纳为各种单位——“吸收所有的在观念上和感情上同一气味的东西”[178]。在社会和群众情绪很紧张的时代，这些系列化会产生出广义的替罪羊，给一个紊乱的世界带来秩序。简言之，偏见，包括种族偏见，是能够从我们上面已经考察的那种观念形式中产生的。于是，突然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贪婪的，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奸诈的，所有的黑人都有犯罪倾向。

蛮夷都是图利的。从这个观点到对经济剥削的恐惧只有一小步。令人惊奇的是，在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广州的人们就开始感到每一个外国人都在谋划抢夺中国的财富了。[179]

蛮夷都是淫荡的。由此发展到真正的性恐惧也只有一小步。性仇视总是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对被指控犯有强奸罪的南方黑人处以重罚，对其性放荡的可怕谣言，就是一证。再如，纽伦堡法令和令人恐怖的纳粹死亡营的“消毒实验”。还有，在台湾的“妓院区”，那些更富魅力的高级妓女一旦同美国兵发生了交往，中国顾客就不再理睬她们。我们已经看到，外国人强奸妇女的消息是怎样地激怒了三元里的农民。据对所有资料的考察，最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关于英国军队，通常是印度士兵，调戏当地妇女的传闻（尤其是印度人黑色的皮肤使那些已有偏见的中国人震惊）。八年以后，在入城危机的高潮时刻，一位英国观察家认为，大众最多的指控仍是这类性的指责。[180]在此后风行华中十二年的反基督教宣传，总是证明外国宗教是淫邪的，指责鬼子的传教士使用魔法诱惑中国妇女，使她们的丈夫无法得到性的满足。[181]简言之，在中国，早期的排外与性的歇斯底里是一致的。这同最基本的民族感情之一——即出身始原的意识有关。这种始原造成了我与他的不同，我们与他们的不同。

广东人排斥外国人的运动，不是孔学的朝贡观念上和文化上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1841年后，温和的文化形式变成了种族的观念。不过这种观念还不是全国性的。广东人的“我们”，是同广东联系在一起的。中心就是这个省，甚至是广州城，讲“同样语言的人们”[182]。这是在本来意义上的排外：惧怕外来人，所有的外来人。1841年春，当湖南军队开进广州城时，当地的绅士们劝说当局不要让这些士兵离开城市，因为据说这些湖南人中有不少患有梅毒。当这些士兵趁夜晚溜出城后，到处传说着他们与广东妇女睡觉。于是，南海、番禺的乡勇决定袭击那些寻欢作乐的人。这些湖南人被抓住后，就被杀死，“尸体堆积”。逃跑了的在城门口又被追了回来，乡勇们大骂这些人是汉奸。[183]

这并非民族主义。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的农民中，很难发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他各种忠贞对象太多了：村庄、亲族、土地甚至方言。中国人受害于德国人所谓的“全社会交往的不均衡分布”[184]。政治官僚机构把这个帝国集结在一起。但是一旦崩溃，国家就会分裂为较小的、相对地不连续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被看作一个既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区域。广东省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而且有着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当时一张反对外国人的告示上写着：“我粤东乃文物之邦，岂容社鼠，人才皆英勇之士，尽识黔驴。爱举义旗，誓除妖孳……逆贼自当潜身缩首，私逃回国，苟全性命。”[185]

其他省份的中国人常常强调广东人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广东人特别好斗[186]，鄙视他们，把他们看作野蛮人。他们的习惯都是奇奇怪怪的。北方人认为广东人常吃一些可怕的东西，像刚出生的老鼠，生猴脑，煎蛇肉，或者咸牛奶。[187]广东人的相应反应是，对他们的始原表现出强烈的自豪。在20世纪的杂志上，常可以看到广东人写的文章，自称广东省是全中国最中国化的省份。其他的地区都遭到过蒙古人和满族人的践踏，只有广东保持了“纯洁”。广东话也是最接近古汉语的一种方言。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广东也比别处更有生命力。[188]

像这样一种萦绕于始原和“纯洁”的情况，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缘地区，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例如，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希特勒来自奥地利，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人们的自我意识甚至比巴黎人更有法国味。广东人中间的这种“始原”意识，甚至是残酷的土客战争的部分原因。无疑，广州城周围众多的操不同语言的集团，使他们从种族的角度区分“我们”、“他们”，但另一方面，同外国人的长期来往又使他们有另一种一体感。内部的一体只有当它面对另一个外部集团时，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189]所以，当广东人的政治一体的安全感被英国人打碎时，排外就是一种自然的反映。排外的省城对日后的民族主义也许是一重要的调节器。谈到“广东人”和“蛮夷”，就必须与“汉人”、“满人”相联系。孙中山的革命的兴中会起始于广州，这不是一种巧合。在三元里时代，这种排外只是原始的民族主义。它缺少那种普遍一致的要求，而这一点对于一种有活力的政治意识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它缺少革命的可能性。同大多数前工业化时期的这种运动一样，它是一种“正统主义的抵抗”，其中，传统的统治者仍然是文化的模范。[190]在官员们吓退了地方绅士的同时，三元里的暴乱就瓦解；这一事实说明，绅士们对于意识形态上的凝聚是如何的重要，对于任何比村民扔石子更高明一些的事情是如何的重要。没有革命的能力，没有更广泛的如“民族”、“汉族”等忠诚观念，农民是不会个别地激动起来的，除非是反对旧有观念中的“猪猡”或“强奸犯”。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城市主义——即对特定的、具体的广州城的保卫；是它，把反洋人的运动集结了起来。

三元里事件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对官府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期的“概念化”和个性的紧张，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组织——民间团练。孤立的个人忽然发现他的烦恼与愤怒是“社会认可”的。[191]由于绅士的介入和鸦片战争的风暴，广州附近的农民变得政治化了，他们兴奋地认识到大众的力量。[192]一旦被动员起来，要把他们安定下来得费很大的周折。这就是未来的轮廓，在以后有风险的几十年中，它会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一位三元里的领导者在战胜以后得意地问道：“又何尝见夷兵之可怕，又何尝见夷兵之利害？”[193]

[1]关于这些事件的可信的报告如此之多，以致几乎不必要列举它们。我所依据的部分材料如下：H.B.Morse（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冲突时期，1834—1860》，第10章，伦敦，1910;Edgar Holt: 《鸦片战争在中国》，第9—10章，伦敦，1964；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见《清华学报》，1931年10月6卷3期第1—2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台北，1963;W.H.Hall和W.D.Bernard: 《复仇神号在中国以及该国的新近战争史和香港殖民地的情况》（以下简称《复仇神号在中国》），伦敦，1855；外交部档案FO17/46，17/48: “1841，中国，义律上尉、约翰生、马礼逊的报告”，“1841，中国，3月25日—8月，全权公使的报告”；国防部档案WO1/461，“中国香港和印度，1841，军事”。

[2]Yen-yü Huang：《叶名琛总督和广州事件，1858—1861》，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6.1: 46页，n.3（1941年3月）。夏燮：《中西纪事》，台北，1962，卷6, 10上。梁廷坍《夷氛记闻》，1874，卷3。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名著的版本没有页码，所以我只能注明卷数（此书各种版本内容有异同，以下关于此书的注一般均为作者所用之版本——译者）。E.H.Parker: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上海，1888，第32—37页。史澄：《广州府志》，1879, 81卷，35下。《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0页。

[3]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1, 1841年5月13日。

[4]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1—32页。

[5]中国人有关奕山盲动妄进和英军进攻战略的论述，见《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2—33页；《中西纪事》，卷6, 10上。关于复仇神号，见《复仇神号在中国》，第89—190页。

[6]Henri Cordier：《广州的公行》，见《通报》，2.3: 284页，1902。《中西纪事》，卷6, 10下。FO17/46，“义律给阿伯丁的证书”，无发送编号，1841年5月25日。这次行动是官方同意的，见FO682/912，“道光二十一年4月7日奕山授权广州知府赎买广州城文件抄本”，原文是中文。

[7]Robert S.Rait: 《陆军元帅卧乌古子爵一世的军事生涯》（以下简称《卧乌古子爵》），威斯敏斯特，1903，1: 193页。

[8]据说广州城1908年时有590847名居民。据25年后的城市人口调查，数字已上升至1122583人。见《支那省别全志》，东京，1917；《广州指南》，1934，第15页。对广州人口的总论，见附录1。

[9]一个木匠挣7先令。小孩子挑拣茶叶，每天可得3便士。顺便提一下，半个地球以外的英国，铁路小工每天也只挣5先令。当时城里的非熟练工人数字已无法估计。100年以后，广州只有4万名劳动者，占男性居民的5%。见Edward Bing-shuey Lee：《近代广州》，上海，1936，第93页。《中国丛报》，4∶193页，1835年5月—1936年4月。C.R.Fay: 《十九世纪的劳动与生活》，剑桥，1947，第174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3—366页。来新夏：《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北京，1958，第114页。

[10]这个地区的生产者仿照欧洲人纺织，比中国其他地区更有效，成本更低。大多数纺织是个人从事的，他们将产品卖给商贩。尽管一旦纺好就把棉纱出售给大包买商，但较大规模的纺织企业却很少见。见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近代广州》，第1、2章。G.Allgood: 《中国战争，1860：书、信和日记》，伦敦，1901，第23页。A.J.du Bosch: 《当代中国，根据最新的著作》，巴黎，1860，第204—214页。《广州指南》，第5页。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1。B.C.Henry: 《岭南，或南中国的内部风光，包括对迄今无人前往的海南岛的勘查》，伦敦，1886，第59—60页。《支那省别全志》，1∶156页。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74—175页。关于珠江三角洲的最好的英文描述，见Gunther Barth：《苦力：美国华人历史1850—1870》，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1章。

[12]1819年，顺德、南海两县的桑园占地共15000英亩，有成千上万的人家从事农桑。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北京，1957，第431—432页。

[13]FO17/272，“威妥玛报告”，快件407，附件1, 1857年10月19日。

[14]《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6页。

[15]齐思和主编：《鸦片战争》，上海，1954，第4册，第21页。

[16]Authur Waley：《中国人看鸦片战争》，伦敦，1958，第109—110、186—196页。

[1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台北影印，1963，卷29, 23上、23下。

[18]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北京，1957，第734—736页。

[19]《鸦片战争》，第4册，第22、27页。林则徐：《林文忠公全集》，台北，1963，第1册，卷6, 1下。

[20]J.Elliot Bingham: 《英军在华作战记》，伦敦，1842，1: 231、232页。《卧乌古子爵》，1∶126页。D.Mcpherson: 《在华二年记：记中国远征军自1840年4月组成至1842年4月》，伦敦，1842，第148页。

[21]《广州府志》，卷81, 39上。

[22]FO17/40，“德庇时—巴麦尊”，1848年2月8日。

[23]《卧乌古子爵》，1∶155页。

[24] 《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4页。

[25]《夷氛记闻》，卷1。

[26]这段叙述依据下列材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广东人民在三元里的抗英斗争简史》（以下简称《三元里抗英简史》），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州，1956。《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949页。《中西纪事》，卷6, 11下；卷13, 8上。《夷氛记闻》，卷3。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的起源》，见《史学杂志》，62.10: 1—29页，1953年10月。《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6—738页。《鸦片战争在中国》，第129—130页。《卧乌古子爵》，1∶180页。《英国在华作战记》，2∶242—323页。《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0页。《中国丛报》，5∶192—193页，1836年5月—12月。

[27]《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1页。

[28]郑梦玉：《续修南海县志》，1872，卷26, 6下。《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3下。

[29] 《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页。在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中，观音帮助广东人打败了英国侵略者。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

[30]《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5—36页。（此据《道光洋艘征抚记》原文——译者）

[31]这是英国人翻译的（今据英文回译——译者）。见FO17/32，快件37，附件2, 1839年8月。在这一告示发布之后不久，林则徐向地方官员发了一道命令。见《林文忠公全集》，卷6, 9上—9下。

[32]在英文方面对中国团练历史的更详尽的考察，见Philip Kuhn（孔飞力）杰出的专著《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63），我由此受益匪浅，十分感激。还有：铃木正：《明代家丁考》，载于《史观》，37: 23—40, 1952年。

[33]例如，在近代的第十九路军中，有4/5的人都来自广东。他们当中，10%来自北江地区，30%来自东江地区，60%来自这个省的西南角。见陈翰笙：《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上海，1936，第110页及附录，表31。

[34]即今中山县，位于珠江西岸的贫瘠的县，一直延伸到澳门。

[35]《广州府志》，卷81, 14上—14下。

[36]1809年，清政府曾禁鸦片输入广州。这一危机得到了解决，而且英国人后来还帮助镇压海盗，但大多数的方志中仍把海盗的兴起同外国危机联系起来。

[37]《广州府志》，卷81, 16下—17下。田明耀：《香山县志》，1879，卷14, 44上。陈伯陶：《东莞县志》，1919，卷38, 25上。

[38]保甲制度是十分古老的。它是一种精巧、严密的制度，把所有的农户都编入其中。十户组成一牌，十牌组成一甲，十甲组成一保。选一户为保长，保长对知县负责。按照规定，保甲应保证社会秩序不受任何个人或农户的破坏。通过这样一种复杂的连结体，每一个家庭都应为周围其他家庭的行为作保。在18世纪，保甲法一般已不再流行，其制度也趋于崩溃。

[39]《香山县志》卷20, 5下。

[40]《续修南海县志》，卷15, 8上。

[41]《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0上。

[4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95页。张歆保：《林大臣与鸦片战争》，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4章。

[43]FO17/46，“义律—巴麦尊”，快件46。《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12页。

[44]Barbara E.Ward: 《香港一渔村》，见《东方研究杂志》，1: 195、214页，1954。Ed-ward H.Schafer: 《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1967，第11章。

[45]自然，林则徐知道，在鸦片贩子的船上帮役或卖食物给英国人的，正是这些“疍户”，这样做就是以盗缉盗。

[46]《林文忠公全集》，卷1, 3下。

[47]负责同西方作生意的商人团体。参见第四章。

[48] 《广州府志》，卷81, 34下。《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13—16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6上、6下。《林文忠公全集》，卷1, 3下。

[49]Charles Gutzlaff（郭士立）：《已故中国道光皇帝的生涯，北京宫廷回忆录》，伦敦，1852，第67页。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萧公权：《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西雅图，1960，第300页。Franz Michael：《太平叛乱时期中国的军事组织与力量构成》，见《太平洋历史评论》，18∶469—483页，1949年11月。

[50]《林文忠公全集》卷8, 1上、20下。Laai Vi-faai：《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50。《夷氛记闻》，卷3。

[51]《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51—52页。

[52]林则徐属于儒家今文学派。这一派接受《春秋》公羊传。

[53]宋龙渊：《道德经讲义》，台北影印本，无日期。

[54]关于这些计划的某些部分的详细论述，见《中国人看鸦片战争》，《林文忠公全集》，第1, 22下。

[55] 《夷氛记闻》，卷3。《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22—23页。

[56] 《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6.3∶181—183页。

[5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 14上。

[58]《中西纪事》，卷6, 5上—5下。

[59]《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页。

[6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 9上。

[61]《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62]此处“绅士”一词的用法是最广义的。虽然它常用来指有功名的人，但事实上，绅士是由那些当地可能有官职也可能没有官职的人组成的一个声望显赫的集团。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自己的地位——经济上收租、放债，政治上代表本地各界，发挥官僚阶层后备军的作用。见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伦敦，1958，第53页。

[63]《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瞿同祖：《清代中国地方政府》，马萨诸塞，剑桥，1962。Franz Michael为Stanley Spector《李鸿章与淮军：对十九世纪中国地方主义的一项研究》一书所写序言，西雅图，1964。张仲礼：《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绅士作用之研究》，西雅图，1955，表33。

[64]这样的绅士文化是秩序、安定的象征。1841年，为使那些逃离广州的人们相信秩序已恢复正常所采了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为广东诸书院中就读生童举行特别考试。据说有一半的逃亡者返回。见《夷氛记闻》，卷3。

[65]关于这一问题的总论，见James T.K.Wu: 《太平叛乱对清代财政制度的影响》，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 265—275, 1950年。

[66]《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68页。

[67]David Edward Owen：《英国对中国及印度的鸦片政策》，纽黑文，1934，第53—61页。《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3章。徐颂周：《鸦片输入中国考》，见《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156—158页。H.H.Kane: 《美洲及中国的鸦片吸食问题：其普遍程度及对个人和民族的直接和长远影响之研究》，纽约，1882，第111—115页。

[68]蒋延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台北，1958，第1册，第24页。我的观点主要依据张歆保：《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4、5章的论述。

[69]《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4—25页。

[70]《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5—26页。

[71]《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7—28页（朱批是回译。——译者）。

[72]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7—28页（朱批是回译。——译者）。

[73]许在其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曾作过广州越华书院山长、广东按察使。

[74]《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9—32页。P.C.Kuo: 《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上海，1935，第5章。《清代通史》第2卷，第913页。

[75]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32—36页。《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5章。《鸦生战争在中国》，第71页。《清代通史》，第2卷，第914页。

[76]《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89页。

[77]《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6章。

[78]《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58页。这是Kuo的译文。

[79]《清代通史》，第2卷，第915—919页。

[80]《夷氛记闻》，卷1。

[81] 《中国丛报》7: 112、232、336、437—441页，1838年5月—1839年4月。

[82]《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117页。

[83]同上书，第97页。

[84]《中国丛报》，9: 55—56、560—572页，1840年5月—1840年12月。《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9章。

[85]《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26—27页。

[86]《林文忠公全集》，卷4, 2上。

[87]R.Jocelyn: 《在华远征六月记：士兵笔记之一页》，伦敦，1841，第4—5页。

[88]FO17/55，快件71，附件1, 1849年5月21日。

[89]《东莞县志》，卷34, 11下。

[90]《东莞县志》，卷52, 19下。《香山县志》，卷15, 8下。

[91]《东莞县志》，卷71, 1下。《香山县志》，卷15, 31上。

[92]《中国丛报》9∶167页，1840年5月—1840年12月。《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4页。

[93]《香山县志》，卷16, 4上。

[94]梁鼎芬：《番禺县续志》，1931，卷24, 11下。

[95]《续修南海县志》，卷13, 57下。

[96]《续修南海县志》，卷17, 9上。

[97]《东莞县志》，卷71, 16上。

[98]《东莞县志》，卷52, 21上。《香山县志》，卷16, 2上。

[99]方志中常说这种组织的直接前身就是绅士们的调停组织，常常“排难解纷”。见《番禺县续志》，卷20, 31上。

[100]《番禺县续志》，卷20, 31上；卷22, 9上。

[101]《夷氛记闻》，卷3。

[102]德庇时：《战进与议和后的中国》，伦敦，1852，1: 34页。

[103] 《番禺县续志》，卷24, 13上。周朝槐：《顺德县志》，1929，卷17, 9下。《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9—740页。

[104]新安县的新界在1898年被割为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香港本身原只是这个县的一个小岛。

[105]《中西纪事》，卷13, 1上—1下。

[106]在乡勇袭击英国军队以后、三元里事件以前两三天，三元里和佛山周围发生过几起强奸和勒索的事件。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7上—8上。《广州府志》，卷81, 40下。《中西纪事》，卷6, 9上。《三元里抗英简史》。

[107]《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108]《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

[109]《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9页。

[110]《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2页。

[111]林福祥（1814—1862），香山人。学过兵法，并在广东著名的学者黄培芬门下学习古典经学。黄培芬向余保纯和琦善推荐林福祥，他们对这位年轻人提出的保卫广州城的计划，有很深的印象。穿鼻之战后，河防处于极糟糕的状态中，琦善指派林福祥去招募“水勇”。到1841年5月，林已训练了五百多人，并组织了一支包括十六艘沙船的船队，巡视广州城西面的水域。当卧乌古在广州北面登陆时，他的队伍正在那里防守。由于他的队伍在那个地区是唯一经过训练的队伍，他决定在石进附近建立起一个防卫中心。见冼玉清：《广东文献丛谈》，香港，1965，第41—43页。

[112]《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113]我想到的与其相类似的组织，只有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的帮工联合会。

[114]FO17/30，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5]公元210年以后，才使用“广州”一词，“广东”一词则迟至1150年。

[116]以上叙述据自：Harold J.Wiens: 《中国向热带进军》，康涅狄格，汉姆登，1954，第4章。宫川尚志：《南中国的儒家化》，载于A.F.Wright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60，第21—46页。李济：《中国人的形成：人类学研究》，马萨诸塞，剑桥，1928。此外，我还利用了E.H.Schafer的新著《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并蒙他的好意，让我阅读了出版前的原稿。

[117]Edward H.Schafer: 《撒马尔罕的宝物：唐代舶来品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3，第28—32页。

[118]费正清、邓嗣禹：《清代纳贡制度》，载于《清代行政三论》，马萨诸塞，剑桥，1961，第135—144页。

[119]加藤繁：《论中国的行》，见《东洋文库研究部研究报告》，8: 45—83, 1936。Etienne Balazs: 《中国文化与官僚政治》，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1、2、4章。马士：《中国公行考附广州行商述》，伦敦，1909，第24—27页。John Steward Burgess：《北京的行会》，纽约，1928，第211—213页。

[120]这里关于广州贸易的论述，主要依据以下著作：Tien-tse Chang：《中葡贸易：中葡材料之综述，1514—1544》，莱登，1934。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载于《清华学报》，1935年10卷1期，第97—145页。梁仁彩：《广东经济地理》，北京，1956。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马萨诸塞，剑桥，1953。程维新：《宋代广州市对外贸易的情形》，见《食货》1.12: 26, 1935年5月16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朝制度考》。Michael Greenberg：《英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开放》，剑桥，1951。Louis Dermigny: 《中国与西方：十八世纪广州的商业》，巴黎，1964。

[121]H.F.MacNair: 《中国近代历史文选》，上海，1923，第48页。《中国战争，1860，书信与日记》，第24页。

[122]福建、潮州。这些沙船最初来自现在的厦门（福建）和潮州。

[123]FO17/30，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FO288/143，快件169，附件1, 1852年10月28日。

[124]广州的东半部属番禺县管界，方圆25英里。三角洲地区至此到头，散布的乡村由纵横交错的道路而不是由河流联接起来。从黄埔港向北，番禺县平原地带渐渐贫瘠，一直延伸到小山脚下，每一块能种植的土地均已开垦。城的西半部属南海县。东西长18英里，南北长35英里。它联结了番禺县与顺德县，主要是三角洲土地，差不多像顺德县一样富裕。人口稠密，多是种桑养蚕之人与农民。不那么肥沃的山地也种植了甘蔗，在这方面，仅次于清远县。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第453—454页。

[125]Henri Pirenne：《资本主义社会史进程》，载于Bendix和Lipset编：《阶级、地位和权力：社会阶层读物》，伦敦，1954，第504—506页。

[126]Etienne Balazs：《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载于《东方社会经济史杂志》，3: 196—216，1960。何炳棣：《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研究》，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 130—168, 1954。

[127]Everett E.Hagen: 《社会变化的理论：经济增长如何开始》（以下简称《社会变化的理论》），1962，第60—66页。

[128]WO1/461, 1841年6月21日义律致印度总督的信，附于印度事务部1841年11月6日致史坦利勋爵的快件中。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2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0]义律希望做成律劳卑没能做成的事。所以，他愿意通过公行上“禀”，而不坚持直接“照会”总督。他认为，重要的是通知对方，他是政治代表而非商务代理人，尽管这意味着利用卑屈的交往方式。但巴麦尊否决义律使用“禀”而坚持要他与总督直接交往。见W.C.Costin: 《大不列颠和中国，1833—1860》，牛津，1937，第31—37页。

[131]FO17/46，“义律在伦敦时致阿伯丁伯爵的密信，无编号，1841年11月8日。

[132]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3, 1841年5月24日。

[133]《卧乌古子爵》，1: 168、171页。

[134]FO17/47，“义律—巴麦尊”，快件12, 1841年3月2日。

[135]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6]《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73页。

[13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 14下。

[138]《中西纪事》，卷13, 1上。《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89—490页。《林文忠公全集》，卷2, 5上。John J.Nolde对此问题也作过分析，见《广州城问题，1842—1849，中国的反洋人主义及其对中西外交关系影响之初探》（以下简称《广州城问题》），博士论文，康奈尔，1956，第34—39页。

[13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9, 21上—21下。

[14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台北，1960，第300—305页。

[142]何炳棣：《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各种社会可变性，1368—1911》，纽约，1962，第83页。《中国丛报》，2∶238—239页，1833年5月—1834年4月。蒋廷黻：《广州公行与官府》，载于《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5.4: 606, 1932年1月。关于伍氏家族的早期发展，详见Wolfram Eberhard著《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莱登，1962。

[143]《夷氛记闻》，卷3。《复仇神号在中国》，第95—96页。

[144]FO17/46，快件6，附件2，琦善奏英译本（此处引据原中文——译者）。《夷氛记闻》，卷3。

[145]《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4、207页。《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36页。《林文忠公全集》，卷6, 2上—2下；卷8, 34下；卷9, 1上。

[146]《林文忠公全集》，卷8, 31上—35下。《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94—95、101—102页。

[147]《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见《清华学报》，10.1: 106页。

[148]《林文忠公全集》，卷1, 5上。《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4页。

[149]对儒学家说来，文化就是一种技术，掌握了它们，包括文字，就意味着可以统治野蛮无知的弱者。关于中国官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李侍尧关于1759年洪任事件的奏折，载于《史料旬刊》（北平，故宫博物院，1931年；台北，1963年，影印本），天：307上。

[150]律劳卑爵士1834年受巴麦尊派遣，去中国管理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除后的中英商务关系。不幸的是，他企图直接与广州的总督打产道，结果导致了商业禁运。英国人显示力量对中国人丝毫不起作用，对英国人说来是一次令人困窘的丢脸的行为。

[151]梁阿发是马礼逊的少数基督教信徒之一。他的小册子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有巨大的影响。

[152]W.H.Medhurst（麦都思）：《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伦敦，1838，第278—280页。

[153]《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第289页。

[154]《林文忠公全集》，卷8, 34下。

[155] 《鸦片战争在中国》，第79页。

[156]伍崇曜，著名的怡和行第五代人，1833年9月起接办家业。见《广东十三行考》，第226—234页。Arthur Hummel（恒慕义）：《清代中国名人传》，第867—868页。《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第82—84页。

[157]《东莞县志》，卷34, 18下。

[158]《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3、139页。

[1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9下、23上；卷31, 8上。《鸦片战争》，第4册，第28页。

[160]Stanley Coben：《土著保护主义研究：1919—1920美国的红色恐怖》，见《政治学季刊》，79.1: 51—75页，1964年3月。

[161]《三元里抗英简史》，载于《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0页。

[162]《中西纪事》，卷6, 10下。

[163]《夷氛记闻》，卷3。

[164]《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1∶125—127页。关于这封描述了广州城沦落情况的一位中国官员致其密友的著名信件，见《中西纪事》，卷6，第15—20页。

[165]《夷氛记闻》，卷3。

[166]FO682/912，奕山等札广州府授权赎城中文本，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841年5月27日）。

[16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1上—2下。

[168]《中西纪事》，卷6, 11下—12上。

[169]这是为押韵单加的一行。

[170]此处指在佛山的五吨（八千斤）大炮，它从未使用过，后被英国占领军熔化。

[171]《鸦片战争文学集》，第247—248页。

[172]19世纪初，广州城中的母亲们，常常恐吓他们哭闹的孩子，要把他们扔到番鬼那里去。见《中国丛报》，11∶326页，1842年1月—12月。

[173]见《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

[174]《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60页。

[175]人们也许还可以认为这样做的原因是中国人不能容忍蛮夷有一个完整的社区。只要这些人栖止在帝国的边缘并且处在非永久的状态（没有妇女），或是处在被排斥的状态（如澳门）中，那么，他们就是文化上的被保护者。

[176]W.C.Hunter: 《广州番鬼录，缔约以前时期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以下简称《广州番鬼录》），伦敦，1882，第119—120页。

[177]Gordon W.Allport: 《心理与社会原因中的偏见问题》载于Talcott Parsons和Edward A.Shils编：《行为的一般理论问题》，1952，第365—387页。综合国际中心：《暴民》，巴黎，1934，第88页。Herbert Blumer：《种族偏见的性质》，载于E.T.Thompson和E.C.Hughes编：《种族，个人与集体行为》，1958，第484—493页；Wilmoth A.Carter: 《蔑称》，载于同上书，第375—380页。

[178]Gordon W.Allport: 《偏见的性质》，波士顿，1954，第20—23页。这种一般的过程也被称为“外部构造”，见Hadley Cantril：《社会运动心理学》，纽约，1963年，第51—62页。

[179]这种担心的痕迹，在许多绅士的告白中都可见到，《鸦片战争》，第4册，第22—23页就有。

[180]FO17/154，“文翰—巴德尊”，快件51, 1849年4月23日。

[181]Paul A.Cohen: 《中国与基督教：传教活动与中国反洋人主义的增长，1860—1870》（以下简称《中国与基督教》），马萨诸塞，剑桥，1963，第90—91页。

[182]Karl W.Deutsch: 《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国家基础之研究》，纽约，1953，第23—25页。

[183]《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页；第3卷，第4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 9下。

[184]《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国家基础之研究》，第51页。

[185]《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0页。

[18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3上。

[187]《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第12章。

[188]陈序经：《广东与中国》，见《东方杂志》，36.2: 41—45, 1939年1月。

[189]有关交往与反洋人主义间关系的论述，见《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91页。

[190]E.J.Hobsbawm: 《原始的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代形式研究》，纽约，1963，第118—121页。

[191]《偏见的性质》，第57—58页。

[192]《暴民》，第84—91页。《原始的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典形式研究》，第5章。

[193]《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集》，第288页。

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

六

忠良还是叛逆？

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若不杀尽汝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折不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汝等。汝若请人劝我，我亦不依；务必要剥汝之皮，食汝之肉，方知我等厉害也。

绅士布告，1841年6月5日[1]

1841年6月，南海、番禺的绅士发现了军事上获得成功的新公式——民之意志。夷人还怎能同他们作对？民众、绅士甚至官吏是一条心了。南方地区痛苦的内部残杀——汉奸对忠良之争——将停止，民族的灵魂将得到拯救，精神将胜过物质。[2]

民众热情的诚挚性是无疑的。在三元里事件后很久，一些爱国的乡勇仍在继续诛锄“汉奸”，袭击黄埔附近的英国船只或登岸的人。[3]绅士们要做的，就是说服地方政府：这些作法既没有错，也不是潜在的叛乱行为。请愿书雪片似地送到总督衙门，要求官府提供援助。“要知我辈素娴遗经，深知大义”[4]。领导三元里事件的举人何玉成，要求允许士人组织一个全番禺县的团练局。他向总督保证，农民深明“大义”，绅士可以担保他们政治上可靠。[5]

绅士们有以下几条理由要让团练存在。首先，保护农村地区不受无赖、逃兵、土匪的骚扰是最现实的问题。由于鸦片战争，形成了一股社会混乱的浪潮。在英军攻击广州城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一位中国官员估计，城郊居民十之八九被迫逃到乡村或到旧城内避难。[6]土匪像蝗虫一样出现，他们中许多人原来是士兵。秘密会社也转为公开，虏掠、抢劫。士兵复员后，情况愈来愈糟。许多地方上的望族从而认为，只有保存团练，才能保住他们的身家、土地及村庄。[7]还有人诚信，保卫广州城不受洋人侵犯——即便不谈保卫大清帝国，要靠这种地方创建的团练。的确，八旗军队在1841年5月惨败以后，已不能起任何作用了。“今日之兵如此，则后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此，则无下可知”[8]。此外，像何玉成那样的人也不愿意团练运动失去它在三元里之后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势头。

三元里事件后，立即开办了几个团练局。[9]但是，真正继承了这种全民皆兵作法的机构是升平社学。三元里事件中的一个不太知名的领导人——李芳，自己承担了在石井[10]重建升平社学的任务。社学原建于1764年，当时供番禺八村、南海五村之用。从那以后，年久失修，渐弃不用。但在1841年5月令人激动的日子里，社学的废墟曾是林福祥的团练司令部所在地，而现在成了当时最大的团练局。[11]到这一年底，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社学里，成立了15到18个同样的团练局，它们在名义上都受石井局领导。这个团练联盟，即以其中心机构“升平社学”之名为名。李芳是真正的组织者，有一个由四名其他地方领袖组成的班子辅助他。但到1842年，这个组织名义上的首领是何玉成的朋友、声望卓著的梁廷栋。由于他的参与，地方绅士们捐银2万余两。15或18个地方团练的每一个都自称拥有近万人。[12]

这个团练联盟是如何集中化的呢？由于“外围”团练的成员是临时征集的，李芳的董事局从2万两银子中拿7000两去招募雇佣兵，以组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事实上，李芳最后还把他的指挥部从石井移到江村[13]，在那里，他可以较容易地招募乡勇。但是，7千两银子不能维持久远。到1843年，已几乎听不到关于这个联盟的消息。但升平社学在此后的20年间，随着战争和叛乱的变动，仍时常出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机构。当政府不鼓励团练时，它就没有活动，但一旦出现危机，团练局又重新开办。例如1848年时，两县的绅士捐银4000多两给升平社学，以助守城。[14]由于社学的继续存在，南海东北部和番禺西北部的农村才发展起乡村自保这样一种有生命力的地方传统，这在太平天国时期对它们很有用。更重要的是，升平社学为所有以后的团练树立了一个模式。

集合起25000名农民进行一场为时三天的战斗并不那么困难。但是，如何使群众的热情保持下去？采取什么样的制度，能使征集人员正规化？以前一直有保甲制。但保甲只是一种消极的控制机构，而不是积极的社会组织形式。答案要到“社学”中去寻找。[15]一旦族中长者或是某地区的乡绅们打算组织一个跨村的组织，社学就成为促进地区合作的关节点。[16]例如，1836年时，黄埔附近的村庄领袖们感到了秘密会社活动的威胁，于是24个村子在河南岛南边的一个集镇上建起了一处公所，以“社学”为名。在这里，父老们在一名选举出来的主席主持下，聚在一起审问罪犯，把他们绑至县太爷处。[17]这样，公所虽然被称为“社学”，但同时也是多村联合组织的会议场所。尽管告发一名族人为秘密会社成员的行为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并受到官方鼓励，但是这种独立的市政活动或宗族活动仍在许可的范围之外。清朝的皇帝们很久以来对那些非官方组织的地方活动抱有疑虑，由于社学是半官方的组织，同时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十分儒家化，它给社区的或绅士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外壳”。比如，广东社学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调解宗族械斗。[18]“时广州盗贼充斥，已酿成乱势，各村堡俱设公约社学，预备经费，请绅士为党正，以解争讼。[19]”总之，社学在团练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极大作用。[20]

实际上，道光朝广州的团练运动是众多社学得以复兴的另一个原因，这些社学在受到干涉的年代里本来都已荒废了。作为在机构上体现团练活动的社学，负担着充当招募站、金库、会址、屯兵所、训练场种种任务。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团练活动在多疑的地方官眼中合法化。

表1　三元里周围的社学

资料来源：《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3—295页。

1841年5月广州赎城后，省里的官员提出了关于恢复支离破碎的城防工作的最初设想。[21]为了省钱，祁和奕山认为可以利用团练来重建城防。他们甚至建议在虎门周围实行屯田，以耕代守，寓兵于农。[22]朝廷当时正为财政问题所困扰，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是它难以支持的。比如在广东省，每个士兵每月的维持费用就要四两白银，实行军屯及由地方支付的团练，则可以减少这笔费用。[23]再说，广东的乡勇不是比守卫部队打仗更英勇吗？朝廷对三元里的胜利感到高兴，但又对无限制地利用团练之事疑虑重重。祁、奕山以赞扬的词句追述了团练的功绩。他们对某些夸大了的报告虽有所怀疑，但无疑他们都认为冷淡、不忠和反满的广东人突然变得对朝廷大有用处。这是在南方政策的废墟上值得加以抢救利用的一个事物，所以，他们恳请鼓励那些“可靠绅士”组建团练，用来在广州城周围建立水道防栅和在陆路巡逻。但是，皇帝的祖辈在广东曾遇到如此多的麻烦，使他对广东人现在的忠心并不完全相信。当时他只是简单地批准了重建城防计划，而对团练之事却持保留态度。[24]

奕山、祁和怡良对团练仍持原来的想法。1841年9月上旬，他们再次上奏皇帝，提出了一个发展广州团练的大致计划。既然驻守广州的帝国援兵受到热病等症的困扰，很快将耗光粮食，那么，何必不把他们遣送回本省，用非正规军代替他们呢？这几个官员大胆地告诉皇帝，他们已经为这个计划采取了一些措施：“是以奴才等先经拣派绅士余廷槐、黄培芳[25]等，分路前往四乡，鼓励士民，抽丁团练”。从那以后，南海、番禺两县的绅士组织了36000名乡勇，全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精力旺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26]他们的领袖都是忠实正直的绅士，他们向总督保证说，我们“二百年仰沐朝廷深仁厚泽，浃髓沦肌”。他们牢牢地控制着每一个村公所，它们都自觉地服从联盟的规则。“况沿海中路当贼之冲，香山、新安、新会、东莞等县，自去年以来，深赖官民互卫，一律劝勉。如果民心既固，何患不众志成城？”皇帝终于被说服，同意他们的请求，完全承认团练。[27]

这样，开始了1841年10月到1842年10月官方准许的团练活动。奕山本人甚至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公宴，为团练筹集资金。升平社学迅速发展。[28]

1842年8月，鸦片战争结束。10月1日，南海、番禺的县令得到失败的消息后，命令解散团练。

前因英国事件，不得不驻扎军队，招募团练兵勇以保卫各地。兹宣布和平业已重建。守卫本县各地的部队以及所有团练，均须立即择日解散回家，以使军民均臻和平，无废常业。[29]

但是，战争是否真的结束了？当时中国人有没有平等国家之间的战争的概念？孟子写道：“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30]这样，在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对者之间进行未解决的争斗，就不符合儒家的行为准则。接受“国家敌对”这一概念，就等于承认向中国挑战的蛮夷是平等的“敌国”。所以，1842年以后，英国仍被按照传统的、精神胜利的方式，列为敢于触犯天子的“逆”一类。只有正式表示服从，比如实行了象征性的叩头，才能恢复正常。这样，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承认中英之间关系之变化。

1841年7月，三元里事件中的另外两名领袖，王绍光与高梁材决定在番禺县东北部的白云山另一侧再建立一个类似升平社学的组织，他们称之为“东平公社”。由于他们二人都是即选县丞，所以得到了官员和绅士的热情支持。东平只招集了9千名非正规军，从未发展到升平的规模，但它确实使当地的客家和土著团结起来，还在绅士的资助下建造军械。[31]

1842年10月团练解散时，王、高二人也解散了他们的公社。三个月后，他们又试图得到官方的允许重开团练局，理由不详。但是，从1841年以来，团练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设想是，团练的领袖们训练、武装农民；他们回到村里，可以随时应召，一旦战事发生，就奔赴战场。这只有在广州周围的农民肯于将业余时间化在训练上时才是可行的。到1842年初，为三元里事件所激起的民众热情已大多消失。绅士们发现他们必须雇用长期兵勇。通过招募地方上的无业游民，团练局组织起一群没有土地、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兵痞”。这些人被置于绅士的控制下。这样，当战争结束时，乡勇可以说是“正式”解散了，但更多的士兵可能已被列入了团练的领饷单——即使只是为了防止他们成为盗匪，也得这么做。一旦包括了职业士兵，团练制度就永久化了，因为解散它就意味着出现一批准军事化的暴民。

更糟的是，战争结束后，一些绅士取消了他们出于爱国而给予团练的支持。由于他们的不参与，团练组织落入一些不很“正直”的人手里。当时以及在那之前，一位绅士是不会去接近村里的粗汉并要求他加入自己的团练的。必须得有社会上的中间人，也就是能够联结社会上这两种阶层的人物。[32]这些人往往是较低级的绅士——生员。他们不能亲身建立社学，因为他们既无威望也缺少官方联系。[33]但每一个团练组织都十分依赖这些人。如东平公社就有这样一个组织者，名叫罗葆光。[34]有些中间人甚至是外省来的。他们是只有较低名分的人，来到广州，通过抗英寻找名誉、财产。他们“流寓省城”，在广州等待机会以显露自己。

1840年11月，有一伙这样的人被能言善辩的军事投机分子钱江所控制。钱是他那个时代许多侥幸成功者的代表人物。钱生于浙江，幼年时学过巫术和兵法。他曾对朋友说，一名学者的生活，简直是浪费时间，而且会消磨人的军事才智。但是，钱仍几次应试，都落第了，最后捐了个监生。[35]鸦片战争开始时，他不甘寂寞，怀着雄心来到广东。在这里，他听说广州的绅士，为同英国人作战，正在招集城乡游民，并把他们充做本地人丁编入团练。他对他的伙伴们保证说，做这种游民队伍的组织者，只要干好了，就既能得钱，又能得到军衔。这个主意看来很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的同伙中没有一个是广东人。钱的解决办法是，让这些人假称是某些在广州孔庙（明伦堂）内有记载的宗族的族人。然后，钱去同一个叫苏朗荛的地方名流接近。苏把从本村团练局征集到的钱捐给他做经费。于是钱立即在沿河各处张贴告示，许愿说凡参加他的队伍者，每人赏给两元额外津贴。[36]为了使事情显得更合法，钱江还把章程刻版，悬挂于明伦堂。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很难搞清，所有的记载都说钱领着他的队伍参加了三元里之战，有的记载甚至说他领导了1842年12月火烧商馆的民众暴乱。虽然此后他被指控把苏朗荛捐赠的款项挥霍于喝酒、女人、堂会等等，但他在1843年4月还以团练首领的身份要挟进入总督衙门，并要求任命他为地方防务的指挥官。[37]

就在这时，国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团练的热烈的讨论。[38]像东平公社那样的组织应否允许继续存在？一方认为团练代表了人民的忠心。[39]祁奏称：“臣等愚昧之见，总以为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势自张，外夷之所惮者在此，内地之所恃者即在此。”[40]反对者以耆英为首。他警告说，团练很容易控制不住。[41]百姓虽“忠义”，但如果朝廷打算实行缓和的对外政策，就会激怒团练，这些“爱国”的勇士会变成危险的叛逆。这确是一个控制的问题。那些地位较高、比较可靠的绅士对团练到底拥有多大的权力？

当祁对钱江的厚颜大胆大发脾气，从而卤莽地使他打算支持的绅士阶层处于危险中时，无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逮捕了投机者[42]，案子很快报到北京。这件事使皇帝确信，团练已经落入一些“假公济私、假托明伦堂名目刊贴告白”以“煽惑百姓”[43]的人手里。

于是，1843年夏天，政府的最高层决定，有可能成为反叛的团练要永远解散。事实上，广东的团练在40年代中期一直秘密存在，以维持地方秩序，同时也是反洋人运动的工具。[44]但是，就国家政策而言，团练不会再得到合法的地位和忠顺的名声。这种情况直到1849年徐广缙成功地启用他们才发生变化。

七

进退两难

官员惧怕人民，而不是人民惧怕官员。

李太郭致璞鼎查[45]

1842年到1849年间，广东的政治为一个单一的问题所支配：中国人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外交上的纠纷很简单。《南京条约》的英文本第二条，给予英国人居住于五个通商口岸“城镇”的权利，而中文本的记载则只允许英国人“寄居大清沿海……五处港口”。这一误解直接构成了一些势力之间的法律摩擦，使两国政府陷入一次又一次危险的对抗。[46]

英国政策的特点是，“商界把对中国的贸易描绘成具有无限潜力的说法，同官方认为这是被大大夸张了的幻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47]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若干年中，新组成的广州英国商会同实力雄厚的曼彻斯特商会之间通了很多信。这个商业集团认为，1844年后，广州的令人失望的贸易赢利，是英国官方拖延入城以及中国征收内地转运税的结果。曼彻斯特商会不断向巴麦尊表明上述看法[48]，甚至在1847年德庇时采取行动之后[49]，他们仍然对英国所得的商业利润表示不满，要求政府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以“制服广州的暴民”[50]。

英国的官员们不能忽视这些要求。无论如何，通商是英国东方外交的首要目的。只是到了1852年《密切尔报告》[51]指出了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的性质以后，政府方才认识到，贸易并不是随着国旗而必然发展的。[52]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在中国的英国官员却经常服从于曼彻斯特商会的要求——使广州，甚至全中国向英国商业开放。当然，其间也有过动摇。1841年8月，辉格党让位于皮尔的保守党，阿伯丁勋爵在外交部开始了一个收缩时代，这是对巴麦尊的扩张外交政策的一个反动。基佐受到安抚，女王访问了路易·菲力浦，亚洲也安静下来。终于，“土豆歉收”及“自由贸易危机”战胜了皮尔内阁。1846年12月，辉格党卷土重来。约翰·罗素爵士入主唐宁街十号，巴麦尊入主白厅。皮尔的外交政策立即反转过为。在和西班牙王室联姻的问题上，英国与法国闹翻。巴麦尊开始极力扩展英国在亚洲的利益。[53]在中国，这一攻势表现在进广州城的问题上。广州的300名外国人在21英亩大的旧商馆里受苦。他们感到压抑、失望，嫉妒在上海的同行。他们的商会要求进城的情绪日益高涨。[54]领事和公使都越来越感到，英国人不能再容忍自己被广州暴民搞得卑躬屈节。只要中国人仍不许夷人进城，广东的官员们就会继续轻视英国的力量并暗中阻碍贸易。[55]

他们的中国对手，尤其是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由于帝国军事力量虚弱，面临着更为紧张的压力。坂野正高很好地描述了耆英进退维谷的状况。

他同大学士穆彰阿的关系十分密切，后者掌握着北京的实权，并且是鸦片战争中主和派的首领。穆彰阿与耆英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抚夷”策略的变种，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现政体。但是这个政策的背景，是存在于京城的官僚层以及遍及全国的文人和官员中的反洋人情绪，在广州还有猛烈的反洋人运动。所以，实行抚夷方针下的修好政策，依赖的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平衡。这种平衡靠穆彰阿集团的影响、耆英的巧妙谋略以及对英国军事实力持久的记忆和恐惧才得以维持。[56]

在这个平衡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就是广州的强烈的排外情绪。

1841年9月16日，在对三元里事件中官方的“出卖”行为记忆犹新的时候，广州知府余保纯到广州试场主持一次府试。前一次考试结果是南海县诸生居于首位。当余到场时，南海、番禺县的考生向他发出“嘘”声，并喊道：“我辈读圣贤书，皆知礼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他们向他投掷砚台，把他赶出了考场。当南海、番禺的县令试图安抚这些考生时，骚乱的人群斥责他们，“有清贵的金顶子不戴，而戴这污糟的白顶子”，并说他们应当把花翎戴在帽子前面而不是在脑后。这两位官员对这些话的含义当然是十分明白的，他们二人都曾帮助余解散三元里闹事的民众。但是，两位县令最终还是使考生平静了下来。考生们坚持，知府必须辞职，否则他们不参加考试。公众的情绪是如此激烈，以致余保纯不得不提出辞职，由易长华署知府。[57]

这是一次完全合法的骚乱行动。指责是符合儒家观念的，考生们是在一切公认的准则都在他们一边的条件下闹事的。[58]在传统观念中，闹事以及反对地方官吏的恶行，同反对朝廷及现行制度的造反是有区别的。敌意必须表现得忠诚并只限于一地。[59]事实上，地方官只要代皇上受过就是更好地侍奉皇上了。对于官员，这样的可耻事件意味着撤职或更坏的处分；而对于北京，这样的骚乱可能最终导致真正的叛乱。所以，一种温和的外交政策对它们两者都是命运攸关的。

耆英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为时已晚。他已经被夹在两块磨石之中，这就是英国人的要求和反对洋人的运动。

广州的绅士们一得知《南京条约》签订，就开始了抗议活动。告示一张接一张，流言一起接一起[60]，公众都警惕起来。1842年 12月2日，召开了一个公众大会以澄清问题。一些绅士打算宣读一项声明，要求保持冷静和节制，另一些人就大声争吵，会议在一片混乱中解散。使事情更复杂的是：几名洋人妇女不合时宜地访问商馆地区，似乎证实了英国人打算立即进城的新的谣传。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最后只好合力禁止张贴告示、举行集会和公开谴责官方的政策。

紧接着，1842年12月7日，整个事件严重激化。一名在商馆附近漫游的印度炮手，同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发生争吵，并刺死了他。愤怒的群众迅速集合起来，攻击并烧毁了一些商馆。第二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在还冒烟的废墟中抢夺物品。只是到了这时，当局才派了200名士兵驱散人群。不过耆英迅速地道歉，赔偿了很大一笔款子，并将10名为首闹事者斩首。[61]他的坚决措施似乎获得完全成功。公开的骚乱突然平息了，事态表面上又回复了正常。

七个月后，1843年7月，耆英信心十足地宣布广州将迅速向外国人开放。出乎他意料，这一决定遇到了同样的一连串的请愿、贴告示、举行集会等活动。这次，耆英只好告诉英国公使璞鼎查，现在不行了，百姓情绪过于激烈，只有等待公众的感情有所改变再说。璞鼎查由于对上次印度炮手愚蠢的暴行仍感到有点不安，就默认了耆英的意见。[62]

这以后有3年的安静时期。璞鼎查同耆英的关系发展得很好，没有必要挑起一项似乎不重要的事件；阿伯丁爵士不愿冒险；英国商会忙着计算利润，不想扰乱兴盛起来的广州贸易。当然，仍存在着小的冲突，但是彼此的良好愿望使和解成为可能。[63]

但是，1844年璞鼎查从公使的职位上退休。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中国问题老手，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爵士[64]，他确认，英国在三元里没能征服暴民是鸦片战争中最大的错误之一。[65]在做了一年公使之后，他更加确信，进城的问题是中国人最敏感的问题。1845年3月22日，德庇时对耆英说，中国政府搪塞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南京条约》的条款必须执行。耆英像以往一样回答他，群众的反对情绪太强烈，如果英国人进城，他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德庇时受制于阿伯丁的告诫，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几年中反对洋人的事件不断增多。但是，即使英国人不能正式进城，他们至少也可以要求中国对在乡间走动的英国人给予保护。在那些反洋人情绪特别激烈的小村子中，经过那里的英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辱骂、抢劫和被投以石子。

这以后，进行了六个月领事级的松散的会谈。詹姆士·马额峨领事于1845年6月首次同广州知府以及南海、番禺知县会见。中国方面坚持只有商馆周围地区是安全的散步场所。他们为他们的坚决看法辩护的理由很简单，条约补充条款中文本第六条规定，英国居民不能进入由中国地方官和英国领事“各就地方民情”[66]共同划定的通商口岸周围地面范围以外的地区。这一新的僵局持续了三个月，终于由于马额峨的软硬兼施，才使得两位知县同意在城外张贴官方告示，向百姓说明，外国商人已在广州经商二百年，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很大好处；皇上决定和平相处，因为华夷共为一家；还有，像中国人一样，外国商人也喜欢活动，百姓不得妨碍他们的无害的旅行。[67]这些儒家说教丝毫也不能改变百姓的敌对情绪。而且，县官们只在很不显眼的地方贴了十张这样的告示。[68]马额峨对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很生气，继续进行抗辩；南海县令只好坦白承认，官员们不敢表现得过分偏向洋人，那样会“惹起民愤”。他告诉马额峨，只有朝廷的谕旨才能改变民众这样一致的敌意，而这样的谕旨要三个月才能拿到。[69]马额峨弱于打出手中最后一张牌，他警告他的对手，如果进城问题再次拖延下去，英国就不把舟山还给中国。[70]

耆英知道，收回舟山将是他和穆彰阿“抚夷”外交政策的巨大胜利，所以他一直盼着1月22日付清分期赔款的最后一部分。可是现在，马额峨得到德庇时的赞同，警告说仅付清赔款还不够，中国必须在进城问题上表现出诚意。[71]耆英决定再试一次。1846年1月13日，又发布了一项官方通告，宣布外国人将进入广州城。绅士们对这一政策的反对几乎变成暴动。威胁必须停止。

这是一次摊牌。农村的绅士们已警告耆英，“吾乡之民能为国家效力，不愿从抚也”[72]。耆英则以余保纯在三元里使用过的办法对付他们，恐吓绅士，要他们控制农民，平息反抗。1841年时，绅士们曾惊慌过，但这次他们却应战了。1月14日，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告示，宣称只要洋人进城一步，立即格杀勿论；如果行商企图保护洋人，将遭到同样下场。广州的高级官员们不仅软弱，而且也缺乏判断力。

殊不知英夷生长在化外之地，邪恶之乡，兽面狼心，面目似虎，狡诈如狐。彼等所以不敢贪求广东全省，仅仅在于彼等不得进入广州城，未能探听国家之虚实。[73]

与此同时，耆英秘密派遣广州知府刘浔同英国人商谈进城之事。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泄露了出去，正如流言所传，知府确实已经决定了英夷士兵进城的日期。1月15日，刘浔从会谈地点返回。在回城的路上，一个粗野的苦力坐在路中间，有意挡住官方一行人的去路。刘命令卫兵揪住苦力的头发加以殴打。几千名围观的市民抱不平说，“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惊慌的刘命令随从把苦力带回衙门。刘的一行人离开了，但民众尾随着。退却变成了一场骚乱。当刘回到衙门时，民众把卫兵推到一边，跟着他涌进衙门。一些人甚至闯进他的住所，烧掉他的官服，并喊道：“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另外一些人追赶知府直到后花园。刘从后花园的旁门逃到巡抚的住所。[74]

这是一次真正的市民暴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蓝皮书中关于这些平民百姓暴动的记载到处可见。骚乱使他们激动，他们又激起骚乱。街头上平静的人群随时都会变成一群高声喊叫、使外国商人和地方官吏感到害怕的暴民。欧洲中南部一些工业化之前的城市也曾有过这样的暴民，在那里，城市本身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平民生活在住宅区、教堂或上流社会之外。这一点使罗马、那不勒斯、巴勒摩或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同伦敦和法莱明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在后者，同业公会是民众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广州虽然有一些工业，但它的行会仅仅是一种保护性的联合体，并不代表一种明确的阶级利益。所以，它的市民并没有政治化。政治行动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充满着城市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忠于某一特定的阶级。当这种行动超越了市民“暴动”时，它就成为“正统主义”的。首先，它以皇上的名义讲话。其次，它用符合传统观念的词句，指责知府鱼肉百姓，像寄生虫一样依民为食。但是，在这些指责声中，有一种新的、令人烦扰的论调。知府之所以是寄生虫，因为他过分亲近外国人。市民们已开始把他们的父母官同外国人相提并论。在类似情况下，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弗莱明叛乱、瓦特泰勒起义和泰波利分子[75]都认为他们的统治者与外国人站在一起、利益一致，他们强烈的仇外情绪是同不甚明确的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每一处，暴乱都是强烈的民族意识觉醒时期的先行者。同上述各事例相比，中国的阶级不满与“民族主义”是合二而一的，其趋向是潜在的革命。皇帝仍是至高无上的正统代表，但在这里已经有了以后革命的反满主义的开端。

这一次，绅士及市民并不满足于知府的去职。当布政使、按察使企图平息事态时，反对情绪更激烈了。1846年1月16日早晨，官员们都坚持不住了。布政使、按察使都否认他们曾企图反对“忠义的”百姓。蛮夷必将被阻挡在城外。[76]紧跟着这项声明而来的是总督耆英、巡抚黄恩彤低声下气的道歉：他们为过去被迫屈从于蛮夷的要求而深感羞愧，但是现在，他们已无意在夷人和广东人之间偏向夷人。耆英甚至推脱说他只是想测验一下公众的意见，他从没有真正打算让夷人进城：“如果百姓全都反对英国人进城，我们怎会愿意逆他们的意愿行事，屈从英国人的请求？请勿存疑虑。”[77]

广东的极端分子获得了明显的胜利。迟到的谕旨——那是12月就已答应了的，也没有使他们受到损失。皇帝给夷人的信息中充斥着惯常的说教，如“共同友谊”、“善待远人”，英国人得到的只是在广州贸易的含混不清的许诺。耆英利用这道谕旨，命令地方绅士不得再以“公义”之名行无秩序之行或张贴告示。[78]但是没有人上当。总督丢了大脸。英国人因为害怕这个温和人物被极端分子赶下台，暂时搁置了进城之事，这是耆英的唯一安慰。3月11日，英、法、美共同宣布，“皇帝陛下已经声明：经过一段时间能够确保局面稳定之后，允许外国人进城才是安全可靠的。目前中国政府不能压制广州的百姓。公使们同意此事暂时推迟，但英国女王陛下的要求并未取消”[79]。

朝廷可不能忽视南方发生的这种街上闹事。1846年3月10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上疏提醒皇帝。他认为，广东百姓的排外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外国人的要求使百姓与他们的官员日益疏远，地方上的盗匪则利用一连串的危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糟的是，地方官已失去了对团练的控制，绅士们不再理会官府的告示。曹的意见是，对外政策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国内危机。在进城问题上应采取强硬立场，以免南部沿海的百姓起来造反。[80]

1846年5月28日，皇帝收到了耆英对御史的指责的答复。[81]他把广东的反对者分为两部分。有正直忠顺的绅士，也有专门制造混乱的人，他们利用每一次外交危机煽动暴乱。据此，应当采取三个步骤：首先，处置谣言制造者及暴民首领。其次，对英国采取强硬立场。第三，重新赢得绅士们的支持。第一步已部分地实行了，“一面饬令地方官密访严拿，务获首要各犯，置之重典，以儆效尤。当将次第妥为布置，及匪徒解散……”[82]不幸的是，百姓与官吏之间的鸿沟并不那么容易处理。双方应当一条心，虽然方法不同，目的是相同的。“但官则驭之以术，民则直行其意，其间微有不同。”[83]二者如果矛盾，就会像鹬蚌相争，最后让渔翁——英国人得利。广州人太蛮横、太排外了。“广州通商数百年，并无夷人进城之事。而民于夷，无论妇孺，皆呼为番鬼，不以齿于人类。”[84]此外，排外情绪导致了建立团练，而团练则是引起骚乱和叛乱的根源。“团练出于招募，因有壮勇之名，而无赖游手，不免杂错其间，故一旦撤退，往往流而为匪。”[85]当然，并非所有的团练都应受谴责；有一些，如升平社学就忠顺守法。

若社学则各聚其乡之父兄子弟，互相保卫。无事散处田间，有事听官调遣。法有类乎士兵，意不外乎保甲。虽其众尚不足数万，而均有公正绅士，为之钤束。[86]

最初反对地方官府以及烧毁商馆的，都不是他们。绅士和他们的团练基本上是忠顺的。

但是，曹履泰指出，当他们开始对官方的政策有怀疑时，情况就变得严重起来。在最近的危机中，他们第一次拒绝响应官府的命令。这确确实实是一个警号。如果政府以牺牲地方的爱国者为代价继续取悦于夷人，那么，“诚恐变生肘腋”[87]。

进退两难的困境仍然存在。如果在剔除不可靠的乡勇及暴民首领之前使夷人有了入侵的借口，广州城必然会陷于如1841、1842年那样的混乱。这一次说不定会随之发生公开的叛乱。另一方面，如果实行温和的外交政策，夷人可能会满意，但绅士们将不肯罢休。

只有一条路可走。象征性的调停会使夷人平静下来。这样，可以给广州当局一段时间，利用可靠的地方绅士去清除那些可能的捣乱分子。关键在于巧用计谋，有灵活性。但是，耆英能否做到既取悦英国人同时又安抚广州人？圆能变成方吗？

八

黄竹岐：时间到了

英夷伤天害理，贪官污吏鱼肉吾民，与之为伍，此乃我国之奇耻大辱，五百年所难湔洗！

告示[88]

1846年7月8日，一个名叫康普顿的英国商人同广州一个卖葡萄的小贩发生了争吵。激怒的英国人打了这个小贩并把他拖进中和行。一群小店主、工人、小摊贩集合在门外的大街上，吵嚷着要求放回他们的同胞。没有官方军队前来驱散人群，外国商人中一些头脑发热的人用打猎的家伙当作武器，走出商馆去驱赶广州的暴民。在随之而来的混战中，有三名中国人被射死。[89]

形势发生了转变。过去的五年中，英国人一直理直气壮地要求对每一次袭击在广州的英国公民的事件给予赔偿，中国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照办了。现在又回到了“休斯夫人”号事件[90]的日子，罪责问题翻转过来了。耆英要求英国人惩办肇事者，如同他曾多次按照璞鼎查和德庇时的要求所做的那样。

随着事态的发展，消息传到了英国。巴麦尊转移中国人的攻击，满足曼彻斯特商人的要求，以“我是罗马公民”[91]的方式宣称：“英国侨民不能被攻击或被侮辱而肇事者却免受惩罚。”死人的事归根结蒂是那些无法无天的暴民的过错，而不是向他们开枪的商人们的过错，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尽到它应负的治安责任。中国人应当追查暴乱的首领，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一艘英国战舰将停泊在商馆附近。[92]

这是巴麦尊的公开立场。私下里，他告诫德庇时不要过分激起中国人的仇恨。不能让商人们觉得女王陛下的公使会原谅这样粗野的举动。因此，重要的是查出哪个人应对武装起商人这件事负责。[93]

唯一明显有罪的就是康普顿。据中国方面调查，在暴乱发生四天以前，康普顿就卷入过一场类似的争斗。这个易怒的英国人曾在靖远街上踢倒一名卖水果的小贩，并用藤鞭抽打前来干涉的中国警官。幸而一些买办及时赶到，才从一群被激怒了的暴民手中救出康普顿。7月8日，出事的那天，其实是另一个外国人首先同卖葡萄的小贩发生争吵的，康普顿当时在中和行楼上谈生意，听到争吵声后，他即飞奔下楼去干涉。他把那名小贩绑起来，痛打了他，并把他拖进中和行。[94]

英国人从未否认过这些事实。他们只是说康普顿把小贩拉进商行是要把他绑起来交给中国地方当局。这位过度热心的人使中英两国又一次陷入不愉快的争端之中，甚至巴麦尊也被搞得很狼狈。[95]

双方遇到了同样的压力。德庇时的背后有英国商会，他们叫嚷着要求报复和军事保护。英国商界巨子查甸更是坚决要求在商馆前派驻一艘军舰。[96]

耆英背后有地方绅士，他们要求为死去的三个广州人报仇。不可避免地又出现了传单。所有的传单都愤怒地表示，地方官员们是如此地惧怕冒犯洋人，以至于不能保护人民免受夷人杀害。皇上的圣旨“视人命关天”，如果有人在帝国境内被杀害而地方官在惩治罪犯时有“丝毫不公正”，百姓有权向皇帝控告他。这是这个国家不可更易的法令。可是现在，夷人杀害了汉人后裔，官员们却不敢采取行动，“高官们对此事置若罔闻，对洋鬼子敬若神明，却鱼肉百姓，视人命如草芥。”于是，绅士们和地方社学宣告他们自己来承担惩罚有罪的外国人的责任。[97]

耆英，照他向皇帝所奏告的那样去对付这些威胁。为了控制市内的暴民，他派了一两个小店主在城内最乱的地方进行监视和刺探消息。他命令警察见到闹事者就逮捕。一切对事件有利的消息，一经得到就立即公布以防恐慌蔓延。同时，派署督粮道负责寻求乡村中可靠的长者及绅士的合作。最后，为防止事情发展成为开战的理由，耆英决定按照条约的条款同马额峨密切合作，并把这次暴乱的起因分离开来。[98]

皇帝对耆英的计划表示赞同，“公平料理，不可令该夷有所借口逞刁之事”[99]。

但是耆英心中对结果将如何并不像他所装的那样心中有数。正如他对德庇时所说：“百姓人多势众，其上层分子是孤立的。”[100]在英国方面，由于要求处死有罪商人的传单日益增多，侨民们要求保护似乎也是正当的。为防备社学实现它的杀死夷人的计划，马额峨终于在9月7日召来了“复仇神”号，外国商人们也开始组织自卫团体。[101]事情看来确很凶险。

但是，由于德庇时倾向于整个事件应归咎于康普顿，而耆英又明智地接受了体面的妥协，灾祸终于避免了。8月26日，德庇时建议，中国方面惩处那些应当驱散人群的警官；康普顿因打翻水果摊应处以罚金；三个死者的家属给予赔偿。[102]耆英认为康普顿受罚不是因为打坏水果摊，而是因为他动手打了果贩。[103]当然，要逐个搞清真正射死三名中国人的凶手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人除了经济上的赔偿外，还应当给耆英以更多的东西。假如一名夷人因为打了一个中国人而受到惩罚，这将充分证明耆英对那些桀骜不驯的广州子民怀有好意。[104]德庇时理解了这一点，他向康普顿收了二百元钱作为袭击小贩的罚金。这一举动招致了商界的愤怒。[105]

突然间，外交危机结束了。耆英放弃了追究凶手的要求，而英国人也不再要求惩办地方治安当局。但是社会危机仍持续着。“社学默默地、勉强地放弃了他们进行报复的公开斗争。广州人再次认为他们被出卖了。[106]

康普顿事件促使英国人采取行动。英国似乎是在为它早些时候外交上的困境等待一个补偿的机会。1846年秋天，一件微不足道的排外事件使巴麦尊愤怒地告诉德庇时：“如果我们采取低调，那么我们就要失去所有由于在中国的胜利而获得的有利地位。”[107]这一指示送到英国公使手中时，恰好在发生又一次事件之后。六名外出游览的英国人，在佛山附近，团练的中心地带，遭到村民们投掷石子的袭击。[108]1847年3月27日，德庇时专横地命令耆英惩罚肇事者，否则就必须承担后果。耆英没有答应。达格拉将军对虎门发动了一次突然的猛烈攻击。4月1日，炮台被攻占，827门大炮被钉塞。一支远征部队在商馆登陆。封锁了猪巷，作了进城的准备。耆英被这一未曾料到的行动吓呆了，他屈服于这不可抗拒的力量。三名肇事者被当众鞭打，并允许英国人在1849年4月6日进城。两年的间隔，使总督有时间来平息排外情绪，并使人们相信政府的好意。[109]

这个希望只是空想。反洋人主义已从乡绅和市民处传播到城里那些“可靠的”中上阶层。就在同德庇时签订了4月协议之后，一阵真正的恐慌席卷了广州。很久以来，外国商人就盼望在河南或商馆附近租一块地方。为了省去沉重的存货费用，也为了把货物从易受攻击的商馆地区搬出来，需要有英国人自己的、新的货栈。1847年5月初，广州当局开始清理猪巷里的大都为流浪汉居住的杂院，中国方面曾答应把他们从商馆地区赶出去。自英国人就在猪巷和河南租地之事同中国一开始谈判，这两个地方的小店主及房主们就确信，耆英被达格拉将军的突击吓坏了，已经秘密同意让夷人来侵占他们的财产。这种恐慌是误解造成的，但却促进了广州的第一支城市团练的产生。5月20日，上述两处的房产主在公所举行了一次会议。所有的人都赞成出钱雇佣乡勇、抚恤死亡乡勇的家属并在必要时为英勇牺牲者建立庙宇，以此抵抗洋人的扩张。[110]其他小店主们的集会决定捐献一个月的租金用以雇兵勇、买武器；木匠、泥水匠的行会保证他们绝不给外国人在河南建造任何房子。[111]

参加这些集会的商人及工匠对决定都感到十分满意。似乎他们通过招募团练的提议，媲美于富有的、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著名的“九十六村”乡绅，就已经共同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新的城市团练与乡村团练有很大不同。它的力量不在于那些兵勇，他们只是在必要时雇来的，而在于其首领具有迅速地把城市组织为各个“管理”区的能力。这是警察的职能，而不是防守的职能；在1855年，它将显示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

但在当时，团练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房地产危机”结果是一场虚惊。1847年6月7日，河南的房产主们终于明白英国人是打算租用而不是买地作为货栈。但是，市郊的一些更加蒙昧的村庄仍继续对夷人的出现表示不满。到8月3日，英国商会终于决定，不论能得到多大好处，也不值得引起公众的无谓纷扰。[112]

广州城很快平静下来。但是，在广州周围的农村，1847年夏、秋两季却不断发生反洋人的事件。鲁莽得惊人的英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咒骂，被投以石子，被抢劫，被番禺、南海县的农民赶回城。每一次，耆英都尽力安抚德庇时，袭击者总是很快地受到处罚；同时，不断在乡间贴出告示，劝告人们节制。耆英虽然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却不能使英国人避免越来越多的烦恼，而耆英对每一次新的事件的处理，却使他在绅士们的眼中越发显得是个姑息迁就的人。终于，发生了一件不是简单的告示或鞭笞所能解决的事件：黄竹岐的残暴的杀人案。

黄竹岐是南海县恩洲南边的一个小村，与广州隔岸相对。这个村子曾参加过升平社学。1847年8月间，时常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忙于进行操练。有一次，一群狂热的乡勇曾向一艘满载外国人的游船开火，但没有打伤人。[113]1847年12月6日早晨，六名年轻的英国人在黄竹岐附近上岸打水鸟，下午很晚了尚未返回。一个当地的船夫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和乡勇们的敲锣声，惊慌地急忙返回商馆报告说这些人失踪了。[114]第二天早晨，流言传到广州，说乡民已杀死这六个人。那些懒散地加入了自卫团的外国商人被激活跃起来。他们武装了自己，正要离开商馆前往黄竹岐时，马额峨领事知道了他们的计划，赶来阻止了他们。[115]

12月8日，预示不祥的告示出现了。升平司令部发表文告，用鄙夷的词句指责英国人。[116]很显然，这里正酝酿着一些事情。第二天，所有的流言及怀疑都得到了证实。找到了两个被残酷杀害的年轻人的尸体，遍身都是刀砍的伤痕。另外四具尸体据说仍在黄竹岐。[117]

德庇时对此极为震惊、愤怒。但他知道，他不能使事态发展得过远。在那年春天达格拉将军的进攻之后，伦敦曾指示他，以后未得到事先的准许不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耆英不会知道这一严厉的指示，所以有可能对他进行恫吓，把他逼入困境。德庇时对这件事的处理再正确不过了。当他刚刚威胁着要把全部外国人从广州撤走作为战争的前奏时，总督立即屈服了。[118]耆英清楚地记得虎门炮台的失守，他决定要在黄竹岐的事件上做出个样子来。八旗兵占领了村子，有四个人立即被斩首，其余十五人被捕交付审判。[119]省里的三名高级官员亲自访问了南海、番禺县的主要村镇，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骚扰外国人，否则必遭同样下场。[120]官府还张贴告示说：

如邻里间互不相扰，有德行、有教养者就能安居。轻启争斗，何能各保家宅安宁？愤怒中采取行动，就会无意间蹈个人危险之机戾……自本命令至乡绅和乡村中其他人等时起，务须父诫其子，兄教其弟，遇洋人四处散步、打猎或在村口河岸钓鱼，如无妨碍村民之事，切勿加以理会。[121]

耆英还试图在绅士与“不可靠”的乡村分子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对他说来，反洋人运动最危险的方面在于它表现出的对社会的威胁。狂热主义会导致战争，从而又会产生盗匪、抢掠及社会叛乱。他坚信，绅士们会及时认识到这一危险。广东的守法势力一定要明白，温和的外交政策最好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不幸的是，总督低估了敌意所产生的统一力量。在19世纪40年代中，虽然有土匪出没，有秘密会社的活动，但是来自外国的威胁却使农村各阶级团结在一起了。耆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他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的人，被非理性的力量所迷乱、困惑并最终压垮。现在，时候到了。皇帝的权威在南方由于这些麻烦而渐渐削弱。

12月及1月间，耆英给皇帝的奏折中反复地强调了对洋人入侵的担心。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伪装为强硬派[122]，其实很显然，他更强调安抚夷人而不是广州人。[123]皇帝认为耆英采取的三项主要措施是稳妥的：要求英国约束他的侨民；要求地方官稳定农村地区以免给洋人以入侵的借口；秘密做好准备，以防英国人再次进攻虎门。不过，赔偿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可怜的耆英仍踌躇未决。一方面，道光皇帝同意“坚决镇压”那些地方上的闹事者，但是，在谕旨未尾，他又郑重地告诫军机处，总督应“妥为办理，务使各得其平，勿令有失民心，是为至要”[124]。1月2日，皇帝知道了在黄竹岐的处决。耆英向他保证说，洋人入侵并非迫在眉睫。但是由于对德庇时1847年4月出人意料的行动记忆犹新，他再一次提醒皇帝，洋人就像狗一样，一旦被激怒，就会难以钳束。新年临近，商人要清理账目，但英国人仍可能发作其无名怒火。[125]因为夷人办事所依据的是规章，而不是礼或理。他们是以难以预料的方式行事的。[126]

这一次，皇帝的答复是令人不安的。他根本没有理会耆英关于战争的警告，而是表示了对黄竹岐处决的恐惧，他认为总督的严厉作法可能会失去民心。[127]

耆英写了第三份奏折，它是在1月12日送到北京的。他在奏折中申明了将四个村民在出事地点正法的必要，那时他肯定尚未接到皇帝的告诫。徐广缙的调查表明，六名英国人事先并没有向杀害他们的凶手挑衅。当地的重要官员，甚至乡绅、团练的首领和徐广缙都认为只有立即惩处村民，才可能防止英国人对广州城的进攻。同时，政府也没有失去民众的支持。地方官与有声望的绅士、村中长老正携手并肩，共同维持地方秩序，清除潜在的土匪。[128]

但是，同巴麦尊一样，皇帝也是从相反的方面看问题的。首先，英国人到黄竹岐去做什么？诱发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的出现，而不是村民的行为。[129]

耆英不能使道光皇帝相信他的作法是正确的，于是，1848年2月3日，徐广缙代替这位年迈的满族人，做了两广总督和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钦差大臣。与此同时，叶名琛被任命为广东巡抚。皇帝自信地对军机处解释说：“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迁就。”[130]3月1日，耆英接到了皇帝的命令，他立即向徐广缙移交了印信，并于两星期后不光彩地离开广州赴京。广州人的排外及反洋人情绪使他丢失了职位；甚至最后丢失了生命。

事情已经决定。必须保住百姓对朝廷的忠心，即使这意味着冒战争的风险。没有人注意耆英关于初期的叛乱、关于失去控制的团练运动将会毁坏这个省的警告。排外的情绪散布开来，徐广缙将试图去驾驭它，而在他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废墟上摇曳的火光。

九

1849年的胜利

总督密召诸乡团练，先后至者逾十万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告以众怒不可犯。耆老十余辈迭入领事馆，陈说百端。英酋方谋留总督为质，两岸练勇呼声震天，英酋惧，请仍修旧好，不复言入城事。于是粤人益自得，谓洋人固易制也。

薛福成[131]

1848年3月16日，行事谨慎的新加坡总督乔治·文翰接替德庇时爵士，出任全权公使和香港总督。在那年春天和夏天，公使向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小心地提到了进城问题。[132]因为，按照耆英与德庇时签订的虎门协定，英国人可在第二年春天即1849年4月进城。但是，徐广缙傲慢地不理睬这件事。他的被任命等于取消了他的前任在外交上的安排。由于中国人不熟悉国际法或“全权”概念的意义，所以他们把一项特定的政策只看作是某个特定个人的作品，如果他离职，那么这项政策也就随之而去。当时大多数人关心的虎门协定也随着其作者耆英的去职而被摈弃。

令人惊异的是文翰本人也倾向于取消进城的最后期限，不过理由不同。他告诉巴麦尊：“阁下知道，由于殖民部的命令，我不能从香港调动军队；但如果不显示军事力量，我认为进城的努力是徒劳的。而且我个人一直不认为进城之事有这么重要。”[133]当时在华的英国人的看法分为两派。在广州的商人、香港的英国人以及一些像德庇时爵士这样的中国问题老手，都认为广州是使中国实行理智的政策的关键。如果能够粉碎那里的抵抗，帝国对英国的妄自尊大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生变化。另一派则认为这是一种近视的观点。北京会不理睬南方发生的灾祸，皇帝会撤掉没有威信的总督，任命一个接替的人，但仍把夷人限制在帝国偏远的角落中。璞鼎查就是这样看的。阿礼国[134]与文翰可能也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文翰想完全避开广州问题。官方的反对太强烈，民众的排外太狂热，是不会让英国人和平地进城的。这样，有必要来一次大规模的、野蛮的武力示威，而这将干扰广州的贸易。不同的是，文翰想向北航行至白河，在那里他能直接向清廷提出关于税率等问题的建议。必要时，他可以封锁长江并以切断北京的粮食供应相威胁。[135]

巴麦尊由于长期受到德庇时报告的影响，对此十分犹豫。1848年9月，文翰的第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公文送到伦敦后，外交大臣仍命令他继续催促解决进城问题。公使在12月收到指示，就顺从地着手安排同徐广缙会面。[136]1月底，两人都同意在1849年2月17日会谈，地点是在虎门的中国水师提督衙门。[137]但有一个问题：巴麦尊对文翰的不乐观的报告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改变了主意。在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步骤之前，最好是等待，等到出现更多的明显违反条约的事件。文翰几乎是在同中国总督会谈的前夕才收到这些新指示的。于是，当英国政府已决定搁置进城问题时，英国公使却无望地开始了旨在强迫徐广缙向英国人敞开广州城门的谈判。

1849年时，中英两国所采取的外交方式极不相同。一方面，文翰向伦敦报告一切细节，甚至几个月前所买文具的数量。而另一方面，徐广缙几乎是独立地行事，实行有伸缩性的但却是冒险的外交策略，只是在事后才通知北京。这并不是说总督很性急或者和皇帝完全没有联系，相反，在2月会谈前的六个月中，他送往朝廷的奏折中已经勾画出了一项明白合理的对外政策的要点。

首先，徐广缙认为，英国人的军事力量并非如耆英所想的那样强大。探子自香港报告说，军队供应很差，英国人正在减少驻防部队。但他确信，到4月6日的期限时，英国人至少要显示一下实力，“是夷情素好矜张，动辄依仗兵船，有挟而求，乃其惯技”[138]。进城问题是个借口，英国人是要利用它攫取更多的让步，最终是希望取消对鸦片的禁令。姑息是不可能的。“夷性贪利”[139]。不论中国怎样做，夷人总会不断地提出更多的土地、资源的要求。

姑息还会失去民心，破坏帝国的最后防线。“外则礼重怀柔，内则允孚舆论。”[140]怎样才能做到既教养百姓于内又抚育远来之夷人呢？这两个前提是矛盾的，而且在南方已经造成了一种不利的局势。虽然广东的官员并未审慎地利用入城问题去唤起人民，但只要夷人出现，广东人就自动地发作。黄竹岐就是他们愤怒而起的一个事例。如果去拦阻他们，人民甚至会起来造反。事实上，广东的人民与官员已互相疏远，任何外交危机都必然会归咎于省里的高级官员。所以，南方官府的首要目标，就是重新恢复人民的忠心。地方团练，即使是潜在的危险，也必须给予鼓励。不过要防止蛮干，不要予英国人以挑起事端的口实。

对于当时那一代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说来，徐广缙是偏激的、非理性的排外势力的象征。这其实是不对的。徐注意了耆英的垮台，成了广州暴民的牺牲品。现在他认定，总督应当领导而不是被领导。能够重新控制局势的唯一方法就是担负起反洋人运动的领导。这意味着抛弃“抚夷”专家所心爱的一切观念。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徐广缙否定了朝贡制度抚育外夷的观念。贪得无厌的英国人是不会以些微的让步为满足的。为了进行长期斗争，中国必须磨剑以待，这意味着巩固朝廷的民众基础，以加强内部，对抗外来。这必然也意味着应无条件地拒绝英国人入城。要做到这一点而不致有另一次战争，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耆英的外交说辞——民众抗拒。保证那种说辞并为一旦失败而为战争做准备的手段，就是地方团练。

1849年2月17日，徐广缙与文翰在停泊在安生湾的旗舰哈斯汀斯号上会面。互相行礼之后，文翰邀请徐到他的舱房里，举行只有翻译[141]在场的私人谈话。徐感到不安，也许是记起了琦善同义律的私下会谈曾被皇上误解，他希望带着副手，但文翰坚持说他可以在必要时叫他们进来商议。徐最终同意了，两人一起进入舱房。[142]文翰立即提出进城问题，徐开始作长篇大论的“演说”，并激动地重复了好几遍，大意如下：

实施德庇时爵士与耆英之间达成的协议，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在安排这次会见时，双方的每一个官员都十分清楚这一事实。的确，耆英由于害怕广州城被炮击，曾作出允诺。因此，应当迫使耆英回广州来执行他自己的协议。尽管如此，他会向北京报告，请求皇上的谕旨，无论皇上作何指示，他都会不计任何风险加以贯彻执行。[143]

第二天，文翰到虎门的中国水师提督衙门回访。徐广缙保证，4月5日以前就能得到皇上的批复。[144]

徐广缙回到广州后，立即要求守备部队做好准备，同时告诉与升平社学有密切联系的许祥光，要让团练活动起来。但是，团练切莫引起英国人入侵。[145]“夷人志在入城，不许则必挟兵以要我。先守后战，曲在彼矣。”[146]

尽管有着许多约束，徐广缙的命令还是改变了官府对团练的政策。自1843年以来，这是第一次一位总督认可了团练！

团练在被允许公开组织以前，久已有些怒气。整个广州都知道酝酿中的危机，一些人很惊慌，数以千计的人到城外的寺庙进香，祈求和平。[147]另一些人则很愤怒，城内到处贴有煽动性的传单，号召人们从屋顶上向英国士兵头上浇滚烫的稀饭。[148]三元里的光辉胜利又被重新提起。有10万名乡勇再一次准备献出生命以阻止夷人进城，“我们决不让这些犬羊之辈留有孑遗。我们一定要全歼这些野蛮、自私的无赖，他们的水兵将无一生还”[149]。

绅士首领们一旦得到总督的委托来抵抗敌人，就开始热心地筹划着。年轻人高兴地自愿参加。[150]另外一些人由于许祥光授予了重要的财政权力，开始为团练征税。[151]税款名目繁多。有些地方按照每家的财产收取“捐献”，其财产的估计数目由一个绅耆会议议定。在另一些地方，按照土地的数量确定固定的征税比例。[152]经费一般由“社学”保管。在发生危机之前，社学的董事得随意以任何方式出借这些钱。现在由于随时可能需要这笔经费，他们只能把钱借给特许的典当商。[153]

升平社学总部发出了一系列精心制订的命令：团练被分别指定驻守于城北某些特定的炮台；修建了布满钉子的陷阱和木栅栏；在主要的交叉路口、城墙后面和瞭望塔上都设了岗哨；各“社学”把大炮及火器装备编上号，分发给乡勇。每个人都分到一顶竹笠、一支矛、两把剑。官方提供了一些重型滑膛枪。由于这时的团练基本上都是志愿者，都要继续务农，所以，只有他们晚上来服役时才付给口粮。少数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团练，处于机动状态，没有固定的驻地。其他一些有二十名成员的队伍专负责防火。[154]

城内也组成了城市团练。第一个这样的团练，当然要追溯到1847年“房地产危机”时。1848年中，由于城市周围的匪徒惊人地增多，城北的店主们组织了一个治安委员会，抓强盗，并把他们送交官府。[155]但是，只是在虎门会谈之后，城里才真正从事于大规模的民众防卫。按照徐广缙本人的描述：

回省后，即会同臣叶名琛激励商民互相保卫。家自为守，户各出丁，人不外募；铺户各捐一月房租，费不另筹。计城厢内外壮丁可得数万，公费可集数十万，均由商民自行经理。众志成城，声威颇壮。省城向与外夷贸易各行店，亦公同议定暂停交易，何时罢议进城，再行照旧通商。如有瞻徇违约者，众行共罚；知情报信者，公约给赏。[156]

从表面上看，往日的汉奸已变成今日的英雄。那些昔日被理想主义的林则徐所怀疑的老保证商，今日成了实用主义者徐广缙的同盟军。在广州的商人阶层中，爱国主义是否已代替商业目标？

城市里精心组织的团练的产生，无疑表明了事情已发生某种变化。到3月5日，商人们已经用雇佣的“勇”组织起一支治安队伍。五天以后，又有传单欢迎市民加入范围广泛的团练联盟。大商店出三人，中等商店出二人，小店出一人。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则鸣锣为号，关闭城门，集合团练队伍。受伤者发给50元医药费，光荣牺牲者的家属可得150元。城里最受信任的店员和工匠挨户上门登记志愿者。如果某一家不出人，就应当交钱，以便从别处雇人。城墙内竖起木栅栏，又赶制武器。所有这些活动的经费，都由广州的商号负担，不问大小，每家出一个月的租金。有些行不愿捐钱给护城中心指挥部，因为他们认为在1847年危机时捐的钱都被乱花或是被盗用了。所以，他们组成自己单独的团体。城郊的警戒只从“光棍”中雇人充任。[157]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不是爱国主义的。这些人是在保卫他们的家、他们的商店、他们的街道。既反对洋人，也同样防备内部的匪徒、抢劫者以及一定会随着夷人入侵势力而来的逃兵。[158]徐广缙与叶名琛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向皇上提到的商人爱国的首要事例，并不是治安组织，而是他们实行贸易抵制。“至省城向与外洋交易各行店，皆富有资本，安分营生，非官所能操纵，亦复激于义愤，情愿歇业亏资，一律停贸”[159]。如果官方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这些过去“不忠义的商人”现在自愿抵制夷人，的确令人感动。但是，当徐和叶谈论广州商号的富裕和对生意的满意时，他们错了。他们没有计及鸦片战争后很快出现的经济危机对广东的冲击。

《南京条约》废止了公行，开始了新的自由贸易制度。一夜之间，行商变得“比掮客强不了多少”[160]。不幸的是，他们所控制的资本仍主要是商业的。于是在战后的头一年，广州的商业几乎瘫痪，从前的行商们为支付赔款被派捐500万元而削弱了。[161]同时，寄希望于“新制度”会垮台，他们还有意地限制生意。[162]1843年9月，七艘驶离广州的船有五艘是空载。但是，随着时间向前推移，中国新的商人开始填补他们的空白。1843年冬，载货量又恢复了。这时，行商们认识到，除非他们也按照新的自由竞争的原则行事，他们将会全部被挤出商业。1844年1月，他们终于接受了“新制度”，并像以前一样卖力地作起生意来。[163]

英国人很高兴。公众的敌意已经消除，行商们仍如以前一样购买货物。仍可望经广州运出红绿茶。英国的羊毛、棉花进口量在那一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总计几乎达到800万元。茶叶、生丝以及桂皮等物一年出口量约1, 700万元。同时，销售了4万箱鸦片，收入几乎达2000万元。[164]

不过，行商们仍不满意。他们过去长期在旧的垄断制度下作生意并做得很好，不会赞赏新的自由竞争的市场。1844年和1845年中，他们不断地尝试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包税制或垄断资本形式。有的人企图垄断铁贸易，棉花商希望对棉花征四钱税。经过广州的茶叶贸易仍人为地保持着不等的过境税。桂皮生意由一个广州商人包揽，他的费用比关税高出50%以上。耆英甚至要求德庇时同意100名广东商人享有对外贸易的特权。[165]旧的传统是很难打破的。1844年广州贸易的繁荣似乎证实了英国人拒绝同意恢复“旧制度”是正确的。然而，好景不长。

1845年，英国的工业、铁路投机热引起了不可避免的经济破产。次年，1846年秋几乎没有收成。1847年8月，谷物市场的投机商也遭破产。1847年10月，英国的银行停止兑付支票。[166]危机是短暂的。但是，当英国正在复苏时，经济萧条的冲击波及了广州。

在1844和1845年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广州外国商人的进货量超过了市场的需求。为国内市场所困扰的曼彻斯特纺织公司，对这种过分的乐观渐渐厌倦了。他们的毛织物在广州经常卖不出去，不受欢迎，还要支付货栈租金。到了1847年，曼彻斯特的商人们不愿再投机于海运货物。甚至最有声望最有信誉的怡和洋行也不得不预购一半的英国工业品和其他产品，并且在货物售出后也只能拿到50%的货款。[167]在广州的各英国公司的资本都渐渐被冻结了，资金紧张起来。那些新近从事外贸的中国商号，在繁荣时期向老行商或山西票号借了大笔的钱，现在突然间要求还清，被迫宣告破产。[168]1847年，进口的英国工业品越来越少，丝茶出口也直线下降。

茶叶贸易在资金危机过后很快恢复过来。1838到1842年间，每年出口茶叶4200万磅。但从1844到1851年，年平均出口量猛增至6400万磅。那些杞忧者关于新的条约口岸将会挤垮广州的茶叶贸易的预言，似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乐观主义者忽视了一个问题：广州同中原地区之间，横亘着大庾岭山脉。所有的货物都必须经过又高又陡的陈岭或梅岭的狭窄小路。这就使得广州的商业可能成为能控制这两条通路的造反者或匪徒手中的抵押品。最初，这一点看起来并不重要。当新的通商口岸开辟后，红茶和浙江、安徽的茶叶自然地开始流向上海，但是江西、湖北、湖南的茶叶仍旧在广州交易。广州人认为这些贸易可以补偿那些失去了的市场。这是近视的观点。因为茶叶贸易现在从地理上划分为两部分。北方的茶叶流向上海，南方的茶叶送往广州。北江上游及梅岭通道的船夫和苦力突然间失去了工作。他们在远处运茶线路上的同行仍同往常一样，而他们，作为长江流域南部老式运输的主要中间转运人，却失业了。梅岭地区10万失业的脚夫和北江流域上万名贫困的船民成了秘密社会或匪帮的现成招募对象。由于骚乱增加，可搬运的货物减少，失业扩大。这种失业不稳定的循环，对华中和广州都是灾难。到太平军在这些地区作战时，船民与苦力都卷了进去，广州的茶叶贸易额几乎下跌到只有原来的一半。[169]

茶叶贸易的变化并不是40年代中期的商业危机直接引起的；但是，纺织品市场的变化却是1847年商业危机直接影响的结果。[170]优质生丝出产于一片100英里长的狭长地带，上海即在其东南角。由于上海的商号供货能很快适应当前的需求，上海有成为中国生丝主要交易中心之势。资金危机只不过是把可能变成了现实。当远离产地中心的广州囤聚了过多的货物时，上海跃居领先地位。广州不再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了。[171]

首先感到这一收缩的是当地的搬运工、货栈主、钱币兑换商以及买办等依靠外贸谋生的人。伴随着反洋人运动而来的城市的很多不稳定，可能就是这一经济危机的表现。[172]最后，连大商号也受到了影响。因为生丝贸易的衰落，许多老行商开始专营茶业，还有的人越来越转向经营高利贷。鸦片战争以后，需要资金以重新建设。公行在高利率下乐意提供资金。[173]但是，“新制度”和贸易状况的变化共同造成的影响是无法克服的。到1900年时，所有的行商，除了怡和行的后裔，均已穷困潦倒，默默无闻。就是伍家的巨额财产，也只剩下10万元了。[174]

图一 1845—1848年间广州英船进出口货物趋势[175]

福、潮沙船商在这一时期也败落了。不过更多的是由于有桅帆船的兴起，而非鸦片战争的影响。自从1835年泰国的商号采用这种帆船后，远洋中的沙船就越来越少见了。[176]1842年后，外国船获准参与中国沿海的贸易。外国船在速度、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胜过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海盗船，沙船被挤出了运输业。最后，由于海运贸易大多是奢侈品贸易（海参、燕窝等），在19世纪40年代的困难时期中，当然首先衰落了。有一段时期，沙船业的纯利高达200%—400%，到1852年，只有20%—40%。[177]

最后，那些为英国货充当掮客的商人发现，对所有这一切压力的反应，就是本地对外国纺织品的需求几乎下降到零。所以，1849年时只有纺织品商行中断英国人的贸易是不奇怪的：毛织品商于2月26日中断贸易，棉织品商于3月3日中断贸易。[178]他们的一份传单说：

我等常闻“近者乐，远者来”[179]。如此，生意就会兴隆。又闻国家安宁，货物就会自由流通。故我等布商从夷人手中买货又运销各省，一直相安无事。自道光二十一年英夷滋事以来，各商号生意眼看一日不如一日。试问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中能获微利者究有几家？……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丝和棉做成衣服而必须用外国货乎？[180]

是商业的衰落而非排外主义，激起了抵制。[181]

虽然存在着对入侵的恐惧，虽然广州的布商由于经济损失产生了怨恨，商人同英国人仍有着强烈的共同利益。是地方的而不是民族的利害关系激发着他们。

英国人眼看着团练在增加，公众热情在高涨。毫无疑问，公众将反对他们进城。文翰3月22日接到了巴麦尊的指示，否定了他的如果徐广缙不同意入城就北进的计划。[182]所以他的唯一希望是清朝皇帝给予有利的答复。他的希望似乎没有全部落空，从广州城传出令人乐观的消息说，皇帝准许进城。[183]

徐广缙关于同英国人在虎门会谈的报告，于3月11日送达北京。在详细叙述了他的军事准备（但完全没有提到团练）之后，总督提醒说，英国人可能绕过广州而北进江浙。[184]这一点使徐向皇上吁请谕令夷人不得进城的请求受到阻碍。因为皇上真的对英国人可能北进的前景感到忧虑，于是就命令徐让步，让夷人保全面子，“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185]。

总督一定是在3月25日到3月30日之间收到这一指示的。这比他约定给文翰回答的日期只早几天。徐现在处于困境之中。他所同意的而朝廷并不知晓的民众抵抗运动在迅猛发展，如果现在取消它，就会是大灾难。于是，徐决定向皇上报告团练之事，同时隐瞒自己在这个运动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加急奏报于4月14日送到北京。朝廷终于知道了有10万人“自发”地组成了团练。当然，“他们是忠顺于朝廷的命令的”。但是，驻在广州的正规军只有几千人，“岂能敌汹汹之众？……地方文武，亦安能有千亿化身，为之禁止耶？”如果允许英国人进城，那就意味着“内外交讧”[186]。

广东巡抚叶名琛，极力支持他的朋友的意见。他说，英国人是在虚声恫吓，“声东击西……但外强中干，口虽大言不惭，实则力有不逮”[187]。再说，地方团练已经组织起来，“均皆良善，并非匪徒，本系各顾身家”[188]。皇上被说服了。同一天，即1849年4月14日，他对总督和巡抚认为“进城一事实属万不可行”的奏折，批示“照该督等所议酌办”[189]。

朝廷的这道新谕旨4月29日才送到广州。在这段时间里，事态一直由徐广缙控制着。他大概相信有关团练的消息会使皇上改变主意。但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应付英国人。如果他只一味拖延，文翰就会发觉他是在隐瞒真相，那就造成了入侵的口实。[190]于是，徐独自做出了一项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冒险的决定。4月1日，他通知文翰，朝廷的谕旨已到达，内容是：“朝廷不能违背百姓的意愿而屈从于来自远方的人”[191]。徐伪造了一道圣旨[192]！

这场赌博的含意是非同小可的。如果英国人不理睬假诏书而攻打广州城，那么徐即使不算谋反，也得落个抗旨的罪名。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英国人确实见到了真谕旨的译本。因为，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英国的中文秘书处在广州衙门里就有一个极好的情报网。低级职员偷出奏报及谕旨的副本，便可得到报酬。在那年的3月底，郭士立[193]已经得到并翻译了皇帝关于暂时允许洋人进城的谕旨，但是否可靠尚有怀疑。[194]所以，当文翰得到假圣旨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欺骗。他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进攻角度。他质问徐：一个城市的百姓怎么能够阻止一个巨大的帝国履行条约义务？皇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正式拒绝履行条约”[195]？徐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开始猜测文翰将要后退。[196]这一猜测只过了一星期就实现了，英国公使突然地无望地中断了通信，发出一个温和得可笑的警告：“我只能重申对进城要求未获准许的遗憾。这种无视条约的行为，迫使我向我国政府报告。”[197]

这是19世纪中国的首次外交大成功。北京喜气洋洋。[198]朝廷嘉奖了徐广缙、叶名琛[199]以及著名的绅士首领，就是普通市民也被授予一块写着“众志成城”的匾额。[200]广州人十分满意。更重要的是，绅士们对徐、叶十分感激，因为他们使民众抵抗的传统合法化，并使广东省在精神上获得复兴。他们在为这两位英雄建碑时说：

从1840和1841年的战争中结下仇怨以来，十余年间，彼等践踏我疆土，捕逐我男妇，河海内外同被摧陷，独我广东灭之于三元里，诛之于黄竹岐，即三尺童子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凡此均吾粤民风使然，亦赖诸大人关心民瘼，激励百姓奋起，才得众志成城，固若金汤。[201]

徐广缙为成功而自鸣得意。他甚至对皇上夸口说，他胸中有这一谋略，已有很长时间。“臣等窃以进城之万不可行，有不待今日始之者。”[202]皇帝没有注意这种微带无礼的语气，因为他分享了总督的乐观情绪。不幸的是，他们都错误估计了英国对中国进攻的长期性；虽然在当时，他们的对策确是一次辉煌的成功。徐广缙使圆变成了方，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驾驭”了夷人，又使百姓满意。所以，1850年7月4日，皇上任命徐广缙单独掌管朝廷的夷务。[203]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这位两广总督几乎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设计师，他的建议都毫无异议地被接受。

徐本人，由于高兴、自信，以为他可以办成任何事。作为林则徐的老朋友，他一直同他一样，力主禁止鸦片。现在他以为他可以号召公众团结一致，最终在广东省扫除鸦片。下属们的强烈反对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204]后来，或许是想对伍崇曜及其他人在护城期间的作为给予报偿，他转向对外贸易。这次他获得较大的成功。1850年1月，他下令增收新的茶叶税，茶叶只能存放在公行的货栈里，这样，又转向了旧的垄断制度。[205]文翰为阻止这一计划而诉之于海关监督。[206]英国人只是发出一声宽慰的叹息，就搁置了这一切。6月，南海、番禺两县知县乘英国人不备，突然规定每一担茶叶交两钱税[207]，同时恢复了旧的垄断制度。在英国人还没有真正弄清事态时，公行已得到了选择商人同外国人作茶叶生意的权力。他们征得的附加税都送到徐的衙门，以换取承包贸易税的特权。[208]两年以前，英国人的抗议可以使全城震惊，可现在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徐变得越来越傲慢。据说他对自己的成功是如此得意，以至于把所有的公事都交给只知道“朘削民之脂膏”的助手们。[209]除了这些传闻之外，1849年的外交胜利还产生了一些对中国的未来并不很乐观的复杂情况。

首先，对团练的支持助长了社会的偏向。绅士们随着权力的平衡对他们日益有利而牢牢地控制着地方团练。与此同时，这种动员使农村陷入混乱，鼓励了“好事者”[210]。1849年的反洋人事件就这样赞许了自1841年以来泛滥起来的社会动乱。

第二，北京使自己受制于两广总督的决定，小人物掌了大权。

第三，英国人愤怒地思考了他们的失败。1849年危机后不久，巴麦尊发表了他有名的所谓“威吓的棍子”的话：“这些半开化的政府，……每八到十年就需要整整队，以使他们不要乱了套。”[211]这不是巧合。

北京换得了七年的自在。其代价就是天津条约。

[1]《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0页。

[2]《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9页。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4下—25上。

[4]《鸦片战争》，第4册，第23页。

[5]同上书，第30页。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 23下；卷29, 23下。《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62—163页。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 23上—24下；卷29, 10上、24上。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6, 1841年4月6日。民国《东莞县志》，卷70, 7上。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7, 6上—6下。

[8]《鸦片战争》，第4册，第29页。

[9]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8下—19上。《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4页。

[10]石井，后来石井社学所在地。位于三元里以北，南海、番禺交界处。社学遗址现仍在，为当地小学。

[11]《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1页。

[12]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11上。

[13]江村在番禺的西北角，邻近花县、南海交界处。

[14]《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

[15]见本书附录二。

[16]D.A.Low: 《布干达人民主义的到来》，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4.4: 433页，1964年7月。

[17] 《中国丛报》，4∶414页，1835年5月—1836年4月。

[18]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8下—19上。

[19]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47上。

[20]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 16上—18上。

[2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3下—24上。

[2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38上。

[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0, 27上—27下。

[2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4下—9上。

[25]黄是卓越的古文学者，广州著名的书院学海堂的八大山长之一。

[26]这就是升平社学。

[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2, 15上—17上；卷33, 11下—14上。

[28]《中国丛报》，11∶64页，1842年1—12月；12∶328页，1843年1—12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0, 27下—30上。

[29]《中国丛报》，11∶576页，1842年1—12月。（现据英文回译——译者）

[30]《孟子》，《尽心章句》下。

[31]《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2]华南地区在正式活动中也避免那种直接见面的接触。如土地交易、解决小纠纷、订婚、决定产品价格等，都需要中间人。见Daniel Kulp：《华南的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以下简称《华南的农村生活》），纽约，1925，1: 99页。

[33]《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第35—37页。

[34]《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5]《清史》，台北，1961，第4829页。谢兴尧：《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上海，1935，第137—144页。张相文：《南园丛稿》，北平，1929—1935，卷8, 9上—11下。

[36]由于某些原因，码头附近那些卖咸菜的小贩，多加入这样的团练。见FO228/126，密迪乐的报告，快件9，附件1, 1851年1月7日。

[37]《鸦片战争》，第4册，第34—37页。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10下。

[3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8上—10上。《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7—121页。

[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36下—39上。

[41] 《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5—117页。

[42]钱江最后被流放到新疆。在那里，他发现他作为一个活动家的声望已超过了他本人的实际情况。他几乎成了强硬政策的象征，而这个政策正在被耆英之流出卖。他的声名传遍边疆的守卫部队。他很快得到赦免。他从新疆回到北京，在大臣间周旋，提出各种建议、计划，但均未被采纳。不过，京城的一些重要官员仍同他保持联系，并试图为他谋个特别任命。但没有成功。更有甚者，当太平天国取胜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据说他作出了明快的反应。他宣称：“我的才能不能埋没。”然后乘一辆旧马车逃出了北京，到武昌投奔洪秀全。在那里，他据说曾向天王提出过征服全国的宏大计划。罗尔纲认为根本没有这样一次会面。钱最终与其他的团练专家一起投奔雷以诚的幕府。钱在那里创造了一种新的税收“厘金”，这似乎是无疑的。他获得了成功。但他傲慢无礼，最后甚至雷也被激怒，将他斩首。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上海，1950，第117—149页。

[43] 《鸦片战争》，第4册，第35页。《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21—122页。

[44]《战时和议和后的中国》，2∶29—33页。民国《东莞县志》，卷34, 23下。《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22页。

[45]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8, 1844年5月1日。

[46]关于进城问题，有不少杰出的论述，尤有价值的是John J.Nolde的《广州城问题》和《1849年的伪诏》，后者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20∶299—315页，1960—1961。

[47]Nathan A.Pelcovis: 《中国通与外交部》，纽约，1948，第2—3页。又，Arthur Redford：《曼彻斯特商人与对外贸易》，曼彻斯特，1934，第九章。《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2章。

[48]《中国通与外交部》，第14页。

[49]参见本书第八章。

[50]利物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中国：利物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与巴麦尊子爵关于1847年广州敌对行动的通信》，利物浦，无出版年份，第12页。

[51]《密切尔报告》是1852年为英国外交部准备的一份分析远东贸易形势的文件。报告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它第一次暗示曼彻斯特的商人们梦想清帝国疆土内的四亿消费者是一个无限的市场，不过是一个神话。

[52]《中国通与外交部》，第4、16页。

[53]Elie Halevy：《皮尔和柯布顿时代：英国人民的历史，1841—1852》，伦敦，1947，第1—3章。

[54] 《中国近代历史文选》，第27节。《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56页。

[55]《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 15章。

[56]《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源起》，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14页。

[57]《中西纪事》，卷6, 12上—12下。《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6—287页。《中国丛报》，10∶527—528页，1841年1—12月。

[58]在此之后，考试期间常发生反对洋人的骚动。其时，来自乡村的生童怀有热烈的仇外情绪，会集府城，在强烈的感情压抑下受试。见《中国与基督教》，第86页。

[59]《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33—436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72页。

[60]《叶名琛总督和广州事件》。《广州城问题》，第183—193页。

[61]FO17/59，“璞鼎查—阿伯丁”，快件71, 1842年12月20日。《复仇神号在中国》，第377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0—371页。《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83页。

[62]对这些事的详细记述，见《1849年的伪诏》。

[63]FO17/71，“璞鼎查—阿伯丁”，快件163, 1843年12月14日；“耆英—璞鼎查”，上述快件之附件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28页。

[64]德庇时曾任东印度公司翻译，1816年随阿美士德使团去过北京。

[65]《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15—134页。

[66]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53（译为英文），1845年6月6日。

[67]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73, 1845年9月27日。

[68]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93, 1845年11月19日。

[69]如果用急件传送，实际上只要一个月左右。

[70]按照《南京条约》第12条，鸦片战争赔款付清后，英国就将舟山还给中国。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07, 1845年12月18日；快件112, 1845年12月31日。

[71]FO228/6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1, 1846年1月22日。

[72]《中西纪事》，卷13, 3上。

[73]FO228/61，英国人翻译的“公告”，快件8，附件1, 1846年1月21日。

[74]《中西纪事》，卷13, 2下—3上。光绪《广州府志》，卷81, 43上—43上。《清代通史》，第3卷，第458页。陆钦墀：《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见《史学年报》2.5∶267页，1938年12月。

[75]弗莱明叛乱（Flemish rlvolts），19、20世纪比利时境内说德语的弗莱明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瓦特泰勒起义（Wat Tyler's rebellion），英国14世纪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泰波利分子（Taborites），15世纪波希米业胡斯分子中的一个军事集团。——译者

[76]FO228/6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6, 1846年1月16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77—378页。

[77]FO228/61，英国人翻译的耆英的告示，快件13，附件1, 1846年1月23日。

[78]FO228/61，耆英的告示，快件25, 1846年3月25日；耆英的告示，快件23，附件1, 1846年2月5日。

[79]《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24页。

[8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13上—14下。

[8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34上—39上。

[8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35下。

[83]同上。

[8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36下—37上。

[8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37上。

[8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37上—37下。

[8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14下。

[88]M.M.Callery和yvan：《中国叛乱史》引用，伦敦，1854。

[89]FO17/120，快件1中之附件4、5, 1846年7月9日。Nolde在论文《广州城问题》中非常详细地考察了这一事件。

[90]1784年，一名中国人被从一艘商船——“休斯夫人”号上打出的礼炮击毙。清政府要求交出罪犯。自然，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一个炮手应当对此事负责。最后，为了使商船得以卸货，船长把一名倒霉的水手交给粤海关，他很快就被处死了。

[91]即自以为在外国有特权。——译者

[92]FO17/120，“巴麦尊—德庇时”，快件3, 1846年10月3日。

[93]FO17/120，“巴麦尊—德庇时”，快件5, 1846年10月17日。

[94]FO17/120，“耆英—马额峨”，快件7，附件1, 1846年7月19日。

[95]FO17/120，“德庇时—耆英”，快件8，附件2, 1846年8月14日。

[96]FO17/120，“德庇时—耆英”，快件7，附件5、6, 1846年7月19日。

[97]FO17/120，“社学告示，日期为9月15日”，译为英文，快件12，附件2。

[98]FO17/120，“耆英—马额峨”，快件1，附件4, 1846年7月12日。

[9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6, 15上—15下。

[100]FO17/120，“耆英—德庇时”，快件13，附件1, 1846年9月23日。

[101]FO17/120，“耆英—德庇时”，快件12，附件1, 1846年9月17日。

[102]FO17/120，“德庇时—耆英”，快件9，附件2, 8月26日。

[103]FO17/120，“耆英—德庇时”，快件10，附件1, 9月6日。

[104]FO17/120，“耆英—德庇时”，快件13，附件1, 9月23日。

[105]FO17/120，“德庇时—巴麦尊”，快件13, 1846年9月26日。

[106]FO17/120，“德庇时—巴麦尊”，快件40，附件3, 1847年2月8日。

[107]FO17/120，“德庇时—巴麦尊”，快件7，附件3, 1846年7月29日；快件40, 1847年2月8日。

[108]《1849年的伪诏》。

[109] 《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2：第5章。《1849年的伪诏》。《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20—128页。

[110]FO228/72，“马额峨—德庇时”，快件64, 1847年5月20日。

[111]彭泽益等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第1册，第509—511页。

[112]参见附录三。

[113]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62, 1847年8月10日。

[114]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252、253, 1847年12月6日。

[115]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254, 1847年12月7日。

[116]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258，附件1, 1847年12月9日。

[117]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258，附件1, 1847年12月9日。

[118] 《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25—134页。

[119]FO228/73，耆英捕人布告，快件261，附件1, 1847年12月10日。

[120]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269, 1847年12月27日。

[121]英译文见FO228/85，“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17, 1848年1月13日。

[122]“复经札饬该夷目，令其安抚各夷，毋许辄行前往”。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27下。

[12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26下—28上。

[12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28上—28下。

[125]耆英是以另一种文化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的：当时城里卸下了很多货物，那些“唯利是图”的外国人在发动一场会影响他们生意的进攻之前，也许会犹豫不决。

[12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28下—29下。

[12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30上。

[12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30上—32上。

[12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32上—32下。

[13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36上。另见《东华全录》，影印本，台北，1963，道光朝，卷12, 39下。

[131]据《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此据《庸庵续编》原文——译者）

[132]《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34—152页。《1849年的伪诏》。

[133]FO17/144，“文翰—巴麦尊”，快件69, 1848年7月20日。

[134]当时是一位正在上升时期的驻上海的年轻领事，后来（1865—1871）成了英国公使。

[135]FO17/145，“文翰—巴麦尊”，快件113, 1848年10月23日。

[136]FO17/145，“徐广缙—文翰”，快件12，附件1, 1848年12月29日；“文翰—徐广缙”，同上之附件2，“徐广缙—文翰”，同上之附件4。

[137]FO17/145，“文翰—徐广缙”，快件12，附件3, 1849年1月20日。

[138]《史料旬刊》，北平，1931，台北1963影印，地339下。

[139]《史料旬刊》，地340下。

[1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24上。

[141]密迪乐与郭士立。

[142]这件事后来被野史说成总督文翰扣为人质，由团练救出。见《清朝野史大观》，台北，1959，第2册，第176页。

[143]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2, 1849年2月21日。重点是作者所加。

[144]《1849年的伪诏》。

[145]光绪《广州府志》，卷81, 44下。《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6.1: 49，注24。《清代通史》，第3卷，第460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3上。

[146]《中西纪事》，卷13, 4下—5上。

[147]《中国丛报》，18∶162页，1849年1—12月。这可能是海光寺或南海观音寺。

[148]《中国丛报》，18∶163页。

[149]《中国丛报》，18∶217—218页。

[150]《中西纪事》，卷13, 4下—5下。《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见赵之谦编：《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1929年照相重印本，4∶2下。

[151]如南海县是谭璐，番禺是许应、潘正炜。见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6下；民国《番禺县续志》，卷20, 1上；卷19, 30下。

[152]一亩稻田征一两一钱；一亩菜园七钱；一亩鱼塘五钱。

[153]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19日。

[154]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19日。

[155]《中国丛报》，17∶360—364页，1848年1—12月。

[156]《史料旬刊》，地，341下。

[157]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36, 1849年3月5日。《中国丛报》，18∶167页。《中西纪事》，卷13, 14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上—14下。《广东十三行考》，第169页。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28日。

[158]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43, 1849年3月12日。

[1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上—14下。

[160]WO1/461，“义律—奥克兰”，1841年6月21日。

[161]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22, 1843年8月18日。

[162]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65, 1843年9月29日。

[163]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12, 1843年11月14日。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1, 1844年1月8日。

[164]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2, 1844年1月31日。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9, 1845年2月4日。

[165]1844年和1845年的领事报告可参考的材料太多，此处难以列举。关于这些垄断化尝试的记叙，见当事人德庇时：《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2∶48—109页。

[166] 《英国人民的历史》，第161—162页。

[167]《中国通和外交部》，第12—13页。

[168]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72, 1847年8月18日。

[169]《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3—366页。《中国丛报》，12∶331页，1843年1—12月。《清代通史》，第3卷，第457页。《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43—48、54—55页。

[170]就进口方面说，上海耗失商业订单的最初征兆，早在1846年就出现了，那时，广州货栈里堆积着英国的大批毛织品，卖不出去。见FO228/61，快件28，附件1, 1846年2月21日。

[171]FO17/154，快件37，附件1, 1849年3月28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6页。

[17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13页。

[173]《广东十三行考》，第168-169页。

[174]数字据英国领事报告：FO228/61，快件28;FO228/72，快件11，FO228/85，快件65;FO228/99，快件25。

[175]《广东的公行》，《通报》2.3∶309—311页。

[176]G.William Skinner: 《泰国的华人社会：分析历史》，依萨卡，1957，第42页。

[177]FO228/143，快件169，附件1, 1852年10月28日。

[178]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34, 1849年2月28日；快件41, 1849年3月10日。

[179]“近者乐，远者来”，见《论语》子路。

[180]英译文见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28日。

[181]对这一时期广东省经济的总的讨论，见本书附录四。

[182]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32, 1849年3月22日。

[183]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0, 1849年3月30日。

[18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36下—38下。

[18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39下—40下。《1849年的伪诏》。

[18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3上—46上。

[18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6上—47上。

[188]同上。

[189]同上。

[190]包令后来宣称，美国领事曾把巴麦尊放弃进城要求的意向告伍崇曜，伍又告诉了徐广缙，见FO17/188，“包令—格兰维尔”，快件1, 1852年4月19日。

[191]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5, 1849年4月18日；“徐广缙—文翰”，快件45，附件1, 1849年4月1日。

[192]《1849年的伪诏》，第310—313页。

[193]郭士立原是荷兰教会派往泰国和中国的德国人。他是最早掌握了中文的传教士之一。他在各地热心布道的同时，也为鸦片商和西方官员做翻译，后来他成了英国公使的中文秘书。

[194]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1, 1849年3月31日。

[195]FO17/154，“文翰—徐广缙”，快件45，附件2, 1849年4月2日。

[196]FO17/154，“徐文缙—文翰”，快件45，附件3, 1849年4月6日。

[197]FO17/154，“文翰—徐广缙”，快件45，附件4, 1849年4月9日。

[198]《中国丛报》，18∶280页。《中西纪事》，卷13, 5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2下—13下。

[199]徐被封为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叶，男爵，单眼花翎。

[200]《中国近代历史文选》，第229页。又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下，《中西纪事》，卷13, 6上。

[201]英译文见FO17/155，快件66，附件1, 1849年5月18日。这是一本印制的小册子，5月11日送给《京报》的长期订户，说明为什么要给徐广缙建碑。

[20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0下。

[203]《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98—399页。

[204]FO17/155，“文翰—巴麦尊”，快件71，附件1, 1849年5月21日，快件78，附件1, 5月24日。

[205]FO228/112，“包令—文翰”，快件4, 1850年1月8日。

[206]FO228/112，“包令—文翰”，快件10, 1850年1月21日。

[207]每磅三分之一分。

[208]FO228/113，密迪乐的报告，快件179，附件1, 1850年12月28日。

[209]“徐广缙”，见《清朝野史大观》，卷4。

[210]“粤人严禁洋人入城”，见《清朝野史大观》，卷4。《中西纪事》，卷13, 6上—6下。

[211]《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52页。

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

十

阶级与宗族

乡中设升平公所以安良善，建议勇祠以励民气，皆本真之谋也。[1]

19世纪的广东社会，是各种互相关联的组织的复杂混合体：团练、公行、秘密社会、绅士委员会、海盗帮、“公所”以及更重要的血统集团。最后这一组织表现为“族”[2]，它使得华南与帝国的其余部分有所区别。这并非因为别处不存在宗族组织，而是因为这些庞大的、实行族外婚的血统集团，在广东是基本的、普遍的群众组织形式。首先，它们是省里最大的地主。[3]它们的“族地”（祭田或长田）[4]提供的收入，由族中长者掌管，用于资助生童学习、有功名者的津贴、考试费用、救济贫苦者或残废者以及病人等。[5]有时，族田的收入干脆分给族内各家；与此相应的，这些家庭在族中买入更多土地时也要分担支出。族田的收入是惊人的。在一个有5千户的广州三角洲镇上，有130个祠堂，年收入租金达90万元。[6]

这样的富裕而有影响的家族，就是广东省一个个经济和政治势力的中心。[7]从有声望的绅士领袖的荣光中受惠的族人，或者在地方争斗中乐意其宗族成为联合体一分子的族人，当然不愿离开它的保护伞。[8]土地象征着这个统一体，象征着这个集体力量和声望的源泉。但是，与此同时，其他的力量——也是以族田为表征的——却驱使这种血缘组织分裂。宗族并不代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或静止的关系。用于津贴的租谷经常是从较穷苦的族人和本族的佃户那里征收来的。这些农民可能、而且确实对族长们强收高额地租或高利贷怀着强烈的不满。[9]认识到这一点，有的宗族的族规禁止向族人收取祭田田租。[10]但是，在那些宗族与村庄合二而一的地方，这种族规就难以实行。于是，经常有各种势力相互推拉，有时分裂、有时团聚着宗族。这些力量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最明显的是，一边表现为阶级关系，另一边表现为亲属关系，二者共存于宗族之内。地主与佃农[11]各自与别的宗族内的伙伴们有着即使不是现存的，也是潜在的共同的阶级利益。但与此同时，这种横向的联合又由于纵向的亲属关系而有所减弱。这样，由于缓和了阶级冲突，宗族有助于农村的稳定。不幸的是，宗族斗争即是使血缘组织团结的最为有力的手段之一，同时它又分裂了广东的乡村。

图二 宗族组织中的亲属阶级关系

1766年时，乾隆皇帝对当时广东发生大量的宗族斗争十分关心。

粤东随祠堂租每滋械斗顶凶之弊……建祠置产以供祭祀瞻族之资，果能安分敦睦，……何尝不善？若倚恃族蕃赀厚，欺压乡民，甚至聚众械斗，牟利顶凶，染成恶习，其渐自不可长。此等刁风，闽广两省为尤甚。[12]

皇帝命令进行一次调查，结果表明，有些宗族控制着大量的“祭田”。族内各家轮流收取每年的地租；同时由这一家支付有关的土地税并把剩余部分放债取息。富者日富，很快农村就分为极富的族与极穷的族。前者无疑地压迫后者。但是，两个势力、财力相当的宗族由于土地、水权等问题如果发生争执，就只有兵戎相见，一决胜负。于是就筹划一场战斗。族人集合在祠堂中，他们得到保证，受伤者会有奖赏，死者会有奉入祠堂的荣誉，残废者则给予终身的津贴。如果杀死敌方一人而杀人者受到官府的注意的话，那么，族内另外一个由于其他罪名而被追捕的人将自愿做为“顶凶”。他的自首满足了官府，而他的家属则可以从宗族的基金中得到一份固定的收入。[13]

江西的宗族斗争则与此截然相反，绅士们从不卷入。农民自己秘密决定开仗日期，在自己中间选举领袖。只是在战斗之后，他们才向族内名人寻求法律保护。当然，族内的富户不赞成这些，而且常常试图由他们自己来审断为首的人。但是，当长老们在祠堂里会集时，却往往发现面对他们的族人是一群暴民，这些人要阻止这种审断。[14]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血亲的冲突就分裂了宗族。

另一方面，在广东，宗族斗争却是由族长们公开决定和组织的。因为对于族长们来说，这是增强他们的势力及加强对祠田的宗族控制的重要方法。反过来，祠田为斗争提供了费用。归根结蒂，宗族斗争所祈求的价值和所允诺的奖赏，加强着宗族的团结和较富裕支派的控制力。[15]

19世纪时，宗族械斗成了广东的地方病。省里不少地方处于“长期混乱”的状态中，其特点就是设防的村庄、高高的围墙、土坝、碉堡和半职业性的战士。[16]例如，黄埔周围的两个族，在1835年和1836年一直互相仇视，用血写复仇檄文，毁坏对方的坟墓，并且如同18世纪时曾描述的那样雇用“敢死队”或者“顶凶者”[17]。大多数这样的争斗都起因于水利或土地。各族宁愿兵戎相见，而不愿到地方官的大堂上去申诉，因为在那里，他们会遭到勒索，或是接受不可捉摸的审理。交战双方在事先很了解他的宗族在军事上会有什么损失，这是一场经过计算的冒险。不幸的是，暴乱的地区趋于扩大。雇佣兵出现了。有的宗族联合其他无亲属关系但同姓的族来扩大他们的同盟网。[18]甚至团练也成了扩张的工具。“为了共同防卫之目的，同族人集中起来结成保甲，而保甲则招募地方团练，巡逻放哨。所有这些事务，都是在祠堂里分派的，所以祠堂必须变成军事指挥部和团练集合的地方”[19]。广东的宗族与团练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已合为一体，一个单一族的村的团练，不多不少就是一个宗族组织。团练的首领就是宗族的首领。伤者或死者被赏以祠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得到列入宗祠的荣耀。

“祖先堂”这个词，在广东就是指祠堂。由于十分强调风水，吉祥的地段是人们最希望的，所以很难得到，只有富裕的血缘组织才有能力获得这样的圣地。[20]“祠”同血缘分裂和宗族形成的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后代子孙在室内神龛里保存的祖先牌位，四代以上的就得移走，“比大家庭更远的宗支就不能从中找到共同的祖先”[21]。但可代以另一种牌位，把它放置于特别的祖先堂即祠堂中，而不是放在家中。这种方式会导致形成一种更广泛的社会集团：比一般大家庭高一级的中间血缘体。[22]围绕一个祠堂所形成的血族以及其他中间血缘体的并入，需要更多的经济来源，于是一个宗族出现了，并且整齐而有系统地成长起来。这样，在只有一个或两个姓的某一乡村地区，可能有一个超过1000人的族，但却有20或更多的祠堂，其中一个主要宗族的祠堂称为大宗祠。[23]

宗祠与宗族土地一样，既团聚血缘体又分割血缘体。[24]因为，当有钱的家庭建立起自己的祠堂并维持着大家庭时，贫穷的同血族的家庭，没有祠堂，仍是分散的，单独的。简而言之，祠堂联合了扩展中的、活动的血缘体，使之与那些较弱小的家庭分开。

放在祠堂中的祖宗牌位没有放在家里神龛中的真正祖先牌位那样有一种内在的神圣感；它们代表的只是一种社会价值，而不是个人的宗教感情。这些牌位，确实给奉祀它们在那里的人及前去膜拜的子孙带来社会地位。对于地方团练的成员说来，能够列入这样的祖先堂，无疑是巨大的刺激。事实上，在广州府的各地方志中，关于团练活动最详细的记载并不见于列传，而见于有关礼典、礼仪这一类。[25]官方对于这类团练的赞许，在为祠堂作的褒奖牌碑中也能发现。团练有可能吸引或煽动破坏秩序的造反势力或异端势力，但他们所祈求的基本价值却是保守的、家族主义的、正统的。

在绅士鼓励下的超越村庄和宗族的乡勇联盟中，血缘组织又怎么样呢？即使在这里，血缘组织仍旧一样重要。东平公社的24名领袖中有大约60%的人是同姓。这当然并不肯定表明亲属关系，但是他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谢王两家的明显关系——同辈的人名有一字相同[26]，表明广东省乡勇联盟之所以会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它们是聚集在早已存在的宗族的“旗帜”之下。特殊的团练组织是否曾以多族联盟这种早期形式存在过呢？那是可能的。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团练联盟，比如升平社学，是超越了宗族联盟的。绅士们使许多纵向的血缘体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宗族内的绅士与佃户，同另一族的绅士与佃户之间的潜在的横向纽带，突然间联系起来或者是加强了。某一村的某一农民发现，他与另一个镇上的穷苦农民有着共同的经济或社会利益。如果没有团练运动，各个村子间互相的仇恨阻碍人们觉察这一点，这有利于领袖们控制一个宗族。[27]

表2　东平团练的领袖[28]

这种横向的移动，不可避免地使阶级—宗族的平衡以不断增长的力量互相反对。在外部的敌人——英国人威胁广州的时候，血缘关系维持着。可是，当这种威胁在1849年后明显消失时，阶级就开始居于宗族之上了。团练运动也增强了绅士们在每一血缘体中的统治。族人中的礼仪领导权不是必定掌握在本地著名人物的手中。族长可能是一个相当没有势力的人，仅因为他辈份高而被选，由于他不可能用自己的有力地位去谋私利而得到认可。[29]但是由于团练活动，选择一个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绅士掌管祠堂和“公所”就变得必要了。在地方官与地方名人之间，控制的平衡被打破，终于影响了宗族。随着绅士担任的经济、政治、军事工作的增加，宗族村的作用也加强了。血缘体的领袖们参加了“公所”或“社学”这些紧密的政治和礼仪组织。[30]这个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进程，在20世纪以礼仪与政治的几乎完全一致而达于顶点。1930年时，“（广东）现时的乡村自治政府体系中，区的领导人、村长以及他们的下属，大部分是由有力宗族的有力人士推荐的”[31]。

所有这些变化破坏了宗族维持的社会平衡。到1845年时，社会开始分化为富裕者、贫穷者两部分，血缘关系不再能够模糊阶级利益了。这种在中国社会中常常呈现的阶级利益，在团练运动中明显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它们并没有创造团练运动，像今屈诚二等史学家曾论证的那样。他们说，绅士们发起团练运动就是为了使怀有敌意的佃户在经济上继续处于受统治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时期的绅士团练被明确地看作是镇压造反农民的“反革命”力量。然而，团练在最初是团结了地主与农民的。在部分地由于鸦片战争引起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排外主义与宗族使广州的乡村联合起来。但上述势力终于使社会两极化，于是团练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民众自卫和使公众一致的手段，而成为其巨大的权力掌握在有钱的名人手中的社会控制的机构。随着这一进程，农民变得愤愤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超越宗族的秘密社会。[32]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南欧，尤其是西西里地区也发生过同样的分化。

近代经济的到来（不论其是否与外国征服相结合），都可能，而且肯定会使亲族中一些家庭富裕起来，而另一些家庭则陷于贫穷，从而瓦解亲族社会的平衡，或者破坏亲族关系本身。传统的血族复仇制度可能而且确实会“失去控制”，并产生罕有的仇杀和残酷的恶棍；阶级斗争的因素也就开始进入其间。[33]

产生黑手党的原因，也创造了三合会。

十一

华南的秘密社会

孔圣人传给我们笔墨，我已连续三年应考；迟早上天会赐惠于我，洪家的儿子们将榜上有名。

三合会入会仪式[34]

历史密谋论的学者易于认为秘密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密谋论还强调：人毕竟是有自由意志的生物，而不是环境的工具，也不是社会力量的产物。于是，非人格化的历史很方便地被赋予了人性。此外，这类秘密有其自己的魔力：神秘的暗语、夜晚用头巾遮住的人形、辨认时的微妙的握手、遍布各地并伸入了高层的兄弟。它们诱使人们相信，历史的枢纽是由18世纪的启蒙主义、意大利的烧炭党或者第三共和国的互助会的图谋而旋转的。

19世纪的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秘密社会，也陷入了同样的罗曼蒂克的观点之中。毕竟，中国的秘密社会比起他们的欧洲同伴来显得更神秘，而且无可否认，他们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广东，似乎到处都是“三合会”。三合会是一个总称，其中包括三个相似但各别的社团：天地会，在福建最为流行；三点会；三合会，在广东很发达，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也有。一次次孤立的叛乱撩开了它的神秘面纱，使欧洲人得以对这个神奇的下层社会瞥上好奇的一眼。19世纪早期，一个叫陈礼南的福建人，曾带着他的天地会众威胁东莞县。南海、香山两县也常受到三合会地方支派的搅扰。三合会的成员通常被称为“脑”、“房长”、“柳枝”或者“铁板”。1838年时，三点会甚至在三角洲地区公开吸收成员。[35]

名称无关紧要。对华南的百姓来说，每个社团的行为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并不注意是分支还是分会，广东人将所有这些团体统称为“洪门”。它们是各别的、独立的，没有中央领导，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名称行动。这种散漫既是团体的弱点，也是它的力量所在。由于没有一个终极的指挥相关，社团很难长久地维持一次大规模的起事。许多年来，三合会的历史只是一些分散的不成气候的造反故事，没有任何团聚一致的痕迹。另一方面，由于其机体是由许多小细胞所组成，除非能够扫除所有在中国东南部集镇入会的那些“危险人物”，要破坏这些社团几乎是不可能的。[36]

各个社团之间共同的东西就是入会仪式和通常只以口授方式传下去的历史。由于明显的原因，关于三合会的起源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某些重要的细节却多一致。在入会的仪式上，大师长总要向新教徒讲述：1674年，福建少林寺的和尚们——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如何响应康熙皇帝的召唤，自愿出征，驱赶厄鲁特噶尔丹。由于神助，打败了蛮夷。皇帝奖给方丈一枚特别的印章。60年后，邪恶的福州知府渴望得到那枚仍由附近的和尚们保存着的珍贵印章。于是，他首先设法使雍正皇帝相信，少林寺的和尚要造反。然后，在一个名叫亚七的叛变的和尚帮助下，他烧了庙宇，杀死了几乎全部和尚，只有五人带着那枚印逃到省里一座高山的另一庙宇中。在那里，他们发现一个瓷香炉漂浮在小溪上，上有“反清复明”字样。香炉闪着红光[37]，显示出一把神奇的剑。发现这些以后，突然有五个生人神秘地加入到五个和尚中。这五个人就是“虎将军”和——按某些说法坚持认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十四岁孙子。他们歃血盟誓，举起造反的义旗。在首次与清军的遭遇中，他们被击溃。在被追逐之中，弟兄们分为五大房，散布在南方和中原，发誓要继续同万恶的清朝作斗争。[38]

这个杂凑的传说与真正的社团历史毫无关系。确实有一座少林寺，以中国拳术的发源地而著称，但它是在唐朝的河南。有十三名武功和尚帮助了皇帝的传说，那是指唐太宗，他的敌人是王世充，事情发生在7世纪。1674年也确曾有过一场叛乱，但其首领是在台湾的忠于明朝的朱一贵。当然，历史上的一些社团确实是从宗教礼仪神话中产生的。既然首次可信的历史把他们同1786年发生在台湾的林爽文起义联系在一起，看来很清楚，三合会起源于台湾，他们从那里迁移到大陆的福建，传说中的庙宇就在这里。18世纪末的白莲教叛乱之后，他们散布于整个华南，同其他一些元朝佛教组织传下来的分支——青莲、无为、八卦等教派一起，周期性地搅乱社会的外表。1800年以后，每一次小叛乱通常都要引起三合会的活动——常常以复明为名，如1813年八卦教叛乱， 1814年朱毛里叛乱，1832年赵福才的瑶乱等等。[39]

传说中对这些晚些时候的历史只字未提。但是，在某一方面，严密警戒的仪式，比那些关于三合会活动的枯燥的历史记载更富有启示。它的秘密性与中国家村生活的公开性形成鲜明的对照。[40]像围以高墙的衙门或是紫禁城，秘密社会也围着一层使人敬畏的礼仪外壳。在那个农业帝国的乡村范围内，三合会作为一个反对派，作为社会之中的一个政治机体存在着。不仅如此，秘密社会代表着一种人为的但却完整的又一社会制度。入会就是新生，就是进入一种新的永恒的关系。社会差别就会被废除，一个伟大的统一就会出现。

“我等谨遵天意，结为一体，立志推翻清朝，恢复明朝，以使天地之意志再次合一……今晚我等对天起誓，天下所有兄弟皆为同胞，如一父所生，一母所养，同祖同宗。”[41]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的纽带。盟誓之后，每人饮血酒，然后学习辨认的特殊记号。[42]“如果我像亚七那样成为叛徒，就让我的头像这只白鸡的头一样被割下”[43]。这是真正的血缘的手足之情，一种人为的亲属关系，其作用与家庭相似。[44]

大家庭是中国理想的社会单位。通常，只有主干家庭在财政上是合适的。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必须组织自己的夫妻家庭，或者成为流动人口，这些人在孔子的社会理论中被视为“危险阶级”[45]。这些社会内部的无产阶级不自觉地有助于使任何微小的社会或经济危机变成一场灾难。[46]但是，他们的家庭主义理想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在那些造反组织中也刻意地复制了亲缘关系，并以精心设计的认可仪式来保证这种人为的关系。申请入会的人必须先净身，然后穿上白衣服。白衣服象征着新人的纯洁，象征着反对黑暗势力的纯洁的明朝。[47]新生是全面的。入会者洗去旧世的尘埃，进入一个新时期。“用三江水洗去你们脸上清朝的污垢，将显出你们的真实面目，闭上你们的嘴。放弃你们清朝的服饰，那是奴役的象征，代之以穿明朝的衣衫”[48]。这是复兴主义，不是革命党，但却是革命者。[49]毕竟，三合会不仅要恢复明朝，他们还从康熙皇帝的那枚印得到了神赐的合法性。他们的叛乱总是有理由的。在特殊方面，地方官贪婪，滥用儒者的职权；在一般方面，则是因为朝廷违反了以君主制的典范明朝为代表的正统秩序。在秘密社会的思想与官方认可的儒家反对思想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反满主义。但即使是这一点，也是传统的。南宋以降，民族优越论就一直是秘密社会的理论要素之一。南宋时，统治者坚持中原统治外夷的权力。[50]不论是女真、契丹、蒙古还是满族人，蛮夷都是纯正的汉人憎恨的目标。在广东尤其是这样。人们怎能忘记1650年对广州11个月的围城？怎能忘记当鞑靼军队终于用大炮攻破城门，他们狂怒的血腥野蛮报复杀死了10万余人？[51]这些普遍的记忆并未消逝。事实上，孙中山等反满的革命者认为，三合会思想的要素就是对清朝的仇恨。

迨至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迨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52]

但是，很难使人相信这种民族优越感代表了某种形式的“早期民族主义”。甚至在海外，秘密社团也分成敌对的方言集团，这就纵向地破坏了华人社会，并阻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他们在推翻满清后很长时间内还毫无意义地保持明朝的礼仪，说明民族优越主义和复兴主义是适应于另外的目标的。[53]

首先，赶走满族人可以使他们为自己人种的纯洁而骄傲、自尊。其次，复兴主义与“合理的永恒的土著保护主义”是一致的，它使人回顾旧日的好时光，那时官吏公正，粮食充裕，社会良好。[54]第三，使社会对本地上层阶级的愤恨转向了满族人。第四，在真正叛乱的年代里，复兴主义使三合会的首领们自称不同于一般的土匪，它赋予他们某种政治色彩。因为在华南，存在着三种水平的“叛乱”：盗、贼、真正的造反者。[55]

“盗”，特指乡村中集为小股随意抢掠的一伙，其人员是变动的。一个农民也许参加一次抢掠，下次就不参加了。偶然也为了一次临时抢掠而形成较大的联盟。干这种事的很少能认定是秘密社会的成员，因为在土匪与危险的、反叛的会匪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说在理论上他们有任何共同点，那就是这些都是处在社会压迫之下的力量。[56]

“贼”有长久的相互关系，他们住在村外的山林地区，很少同农民合作。事实上，各村经常不得不筹集保护费，以防“贼”进寨。“贼”总是生活在长期的社会动乱状态中。他们收取过路钱，绑架行人，索要收割税，有时甚至袭击小的行政中心。广东的许多贼帮都是来自鸦片战争时期的非正规的乡勇。当时的一位中国学者写道，“义勇聚则仰食于练饷，散则结党窜踞山谷间，肆其劫掠侵夺，至于拒捕戕官，绅民家受其害，……大府亦养痈无及始以上闻。”[57]同西西里的黑手党一样，中国的“贼”也依赖于秘密社会的纽带而聚集起来。与黑手党不同的是，他们的首领不是农村地主。只有在潮州附近地区，那里的名人很少做官或是做械斗宗族的首领，所以秘密社团才能以首领的显赫豪富而自夸。在较富饶、人口较稠密的广州三角洲地区，农民则一贯反对“贼”[58]。

最后是造反的秘密社团。当地方经济状况渐渐令人难以忍受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本分农民被迫靠偷窃为生，“盗”、“贼”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隐晦的传说暗示着朝廷的气数已尽。打着明朝旗号的某一贼伙会联合许多伙匪帮，而且公开在当地的农民中招兵。官府、公道都不行了。“天道”就要出现。政治上的改变，而不是结伙抢掠致富，成为明确的目标。[59]

这种政治倾向，使中国的秘密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教派有所不同。在欧洲，教会是普遍的。各教派追求直接的个人的关系，否认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从“人间”（City of Man）逃脱出来。[60]他们不是取而代之者，而是逃避者或被弃者。秘密社会则与此相反，他们并不否认一种普遍世界的观点，并不拒绝与他们生存于其中的较大的社会和谐共处。确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上，曾有过“纯正”的派别，他们的追随者代表了思想上的或社会的一端，如唐代的素食者，或12世纪某种白莲教的教徒。但是通常，不论最初的教义多么奇怪，它的要求很快就会变成世俗的、政治的。2世纪后期的五斗米道首领张陵，只是开创了道教中符治病的支派，但他的儿子张衡却很快地利用教派在四川为自己造成了一块地盘。[61]即使是中国秘密社会中最可能的革命派——南宋的抗粮运动，也不搞乌托邦。当慷慨的圣芳济会士和公有的修道院在道义上激烈反对当时那种财产制度时，中国的秘密组织却简单地寻求财产的重新分配。[62]

上述乌托邦式的逃避与不断的政治活动间的区别，说明了中国的秘密社团为什么持续地卷入改朝换代之中，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从来未能提供任何儒家体系的替代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思想——不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的部分——是完整的。相反，欧洲基督教只是在表面上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却包括两种大的社会思潮。其一是保守主义的，以托马斯派为其杰出代表。他们用自然法则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方式来解释“天国”以外的社会制度。第二种则是激进的，以“千禧年说”、“普遍的爱”和原始共产主义倾向为特征。罗马建立了僧侣的秩序，宽容上述第二种即反制度的派别。9世纪到16世纪的天主教会一直企图封锁、驱除或消灭阿尔比派、圣芳济会或塔波尔派等教派和异端的潜在革命信仰，但却不断地失败了。教会在宗教改革时最终被击败。无论是教派还是脱离者，都“纯粹”是抗议当时的教皇制度和僧侣政治以及它所强调的规则、律令和抑制。教派本身的历史是向教会——当时被公认的价值和信仰的特殊表现——挑战，但并不是对教阶制度提出一系列的替代要求。毋宁说，教派只是代表了一系列的离心力量。鼓舞着他们的信仰，是教会不可能有的情感支持着的，而托马斯学派的社会理论则缺乏必要的“神秘性”，不可能有共同的信仰。

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此不同。经过大融合的汉代儒学以及它的“五行”说、它的宇宙统一论、它的“神授皇僧”、它的天人感应说，使得它可以包容很多潜在的主张废除道德律的和反叛的思想倾向。同时，也由于孟子主张反抗的权利和后来公羊学派思想家的神秘的“君子”，使得有足够的余地含纳任何思想——除了从这个文明以外输入的新思想外。中国秘密社会和派别的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因素，是从佛教传入的千年至福说。

在发生饥荒或灾害的年月里，佛教三世说给那些受难者带来希望和安慰。由于这种理论认为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的过渡以灾难为先兆，它就与实际历史中的灌溉破坏或入侵的循环完全吻合了。正直的人可获救、免除苦刑和灭绝；简而言之，精神力量可以战胜世俗的权威。[63]但是，儒家政治制度的安排使得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自称独具了那种精神力量。一旦某一个皇帝龙袍加身，他就被赋予了统治天下的神权，直到新的灾难再度出现为止。所以，历史上这种关于神灵干涉的佛教信仰，最终还是允许统治者转向儒教来平定混乱。世界是没有穷尽的。不满、离心、反叛，都被纳入儒家历史的永远重新的无穷轮回之中。即使是佛教，也只是预言万物皆空：这不是世界的结局，而是它的产物。阿弥陀佛的佛教乐园从不是现世的。历史只是一个过程，但永远不能成为一种进步。[64]这是中国与西方思想最根本的不同点。圣西门、傅立叶和马克思把历史联结起来看作是随工业革命而来的进步，由此诞生了现代社会主义。这种历史观，直到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才传入中国。[65]那以后，康有为才有可能把公羊学派的“大同”学说从世外桃源变为乌托邦，从恬静的过去变为光辉的未来。但那时，中国需要一个西方的而非本土的天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儒家学说奄奄一息。

十二

广东与太平叛乱

祖先神圣的传统既已湮没，上天亦抛弃了我们。那些专心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人，那些看到我们的地方官是多么自私和人民是多么堕落的人，都有一种沉重又令人不可思议的预感。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许多人都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动力将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一位中国知府的谈话，1846年[66]

鸦片战争对广东、广西两省的山村产生的影响，同美国内战对中西部和西南部产生的影响几乎相同。像杨格与詹姆斯一样，秘密社会的组织不断地向边远地区扩展。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以及失业的增长，那些外出冒险者、亡命之徒觉得能够到手的东西太少，地方官的管制又太严，于是沿广州向西移往山区。[67]1841年春，湖南巡抚忧心忡忡地报告说，山区通道上的苦力们已卷入鸦片行业，并加入起源于广东的秘密社团。[68]1846年以后，原先活动于珠江三角洲河道地区的海盗转移到高山区，加入了苦力的活动。[69]19世纪40年代后期，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地区主要有五股力量在活动：任文炳的上万名广东河匪活动于平南附近；梧州有田芳帮；湖南边界的棒棒会；广西陶八的林匪及罗定州周围的凌十八。[70]这些团伙在三省交界的地区内来回活动，在这里抢劫，在那里索取过路钱。他们所造成的混乱有助于太平叛乱的发生。当后者兴起时，他们先是同太平军作战，继而又与清军打仗，像变换据点那样频繁地变换立场。为了生存下去，盗贼们很明智地只在农村地区活动，不去搅扰城市，以获得地方官的容忍。[71]政府衰弱时，他们的人数就大增，并从山上下来。而当政府强大时，他们又收缩——他们是帝国军事运气的晴雨表。最重要的是，他们给整个华南提供了暴乱的背景。他们加之于广州的经常的财政上和人力上的紧张，给那一时期广东的历史打上了印记。而他们在广西边界的存在，使得周围的农村变成了兵营。

19世纪40年代广州周围的混乱，使得大部分鸦片供销网移到广西。这件事本身就吸引了秘密社会及广州的盗贼。而且，战争后的两年间，省里许多银矿相继关闭，造成了一支失业大军。最后，1848、1849、1850年连续干旱，桂平发生了米骚动以及可怕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与从广东蔓延过来的土匪交织在一起，秩序混乱到极严重的地步，使团练得于1850、1851年应运而生。[72]团练一成立，本地的地主就利用它来镇压客家佃户——他们已开始加入一个隐藏的组织，称为拜上帝会。[73]社会很快分为两极：本地的地主团练为一方，客家佃户的拜上帝会为一方。于是秘密的、破坏偶像的公社弟兄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

我们已经叙述了两省相似的形势。但是，为什么广西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留在复兴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基督教理论——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的传入，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和逼近的革命素质？

基督教的末世论在许多非欧洲国家的千禧年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74]但是，只有在现存的制度具备了接受它的条件时，乌托邦思想才能处于超凡的地位。一个神奇的领袖，如果想使他内心的幻想与外部的现实统一起来，他就必须能够协调他周围的各种共同希望和恐惧。事实上，他的幻想只有似乎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他自己才会清楚地接受自己的幻想。这对未来的太平王洪秀全是十分适用的。他的“启蒙”时刻早于他对基督教的发现。在他神经崩溃时期所做的奇怪的梦中，他象征性地再生了：有一名老妇人给他清洗，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外科手术一样被重新安排。[75]然后，作为一个选民，一位神奇的老人送给他一把神剑，并传给他真正的教义。[76]受震动和被改变的洪秀全仍然忘记了这段经历，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梁阿发的基督教小册子；那时，梦的含义才突然清楚了。那老人就是上帝，是“天父”。洪秀全则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兄弟。他将要改变世界。

这些书实为上天特赐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无前时之病，则虽得此书也不敢相信它们而独自来反对天下的习俗；如我只生了病而没有得到这些书，则无以进一步证明我所见的真确性，而可能认为那只是病中的幻想。[77]

在洪接受基督教千年王国说之前，他的价值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78]其他人也一定以类似的方式体验了某种心灵上的压力，才可能接受洪传播的教义。最容易相信这种狂想的是那些“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徘徊于绅士世界的边缘，又没有真正的地位和财富。他们是小镇上的教师、乡村大家的西席或者无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努力，试图在这个儒教体制的国家中赢得自己的一席地位。就像洪本人，他在初试中总是第一名，却从未中过秀才。愤怒，甚至内心的狂想，使许多人转而反对这个制度。这样与人疏远的人，一般会使人转向秘密社会：神秘的道教、民间迷信、复明的梦想。但是这一次，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的力量源泉：西方。

密迪乐指出，每一次英国人在华南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洪秀全就学习外国的基督教义。比如，在广州，在达格拉刚刚钉塞虎门的大炮之后，他正开始在广州罗孝全的浸会教堂里阅读圣经。[79]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产生了文化上低人一等的感觉，如同那些排外的人们面对英国人的猛攻所产生的感觉一样。但是，即使是排外主义者，也充满着矛盾感，就像广州人既仇恨外国人，又暗自崇拜他们的军事技能。洪的思想体系显示了这种吸引力的两极。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要维持自尊，不能简单地成为外国信条的“奴隶”。所以，他把基督教据为己有，并声称那个外国人于其中的作用大于中国人的作为普遍价值标准的新世界教义的本源，是属于他的。中国由于把自己的千年王国后的理论同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将至的教义混合起来，因而打开了进入那个新世界之门。

受公羊学派的影响，洪撷取了大同、太平的理论，创立了他的，也是中国的独创的乌托邦。“天父上主皇上帝自始创天地、陆海、人类及万物于六日之中，由是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人与人之间，出身高下之间，并无差别。”[80]在这个所有人都平等的时代，中国曾接受过天父的最初教义。所以，中国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只是历史上的坏人败坏了真正的教义。汉朝亡后，那些恶魔般的进攻中国的中亚夷人拒绝和败坏了中国在大同时代有过的真正教义。“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81]。鞑靼人是使中国走向邪路和不纯的原因，给历史打上了它的印记。所以，太平天国如同所有千年王国说的信从者一样，要来扫除这个腐败的、使人类日益远离纯洁的原始教义的媒介物。

这个理论并非仅是洪秀全的发明。清朝初年，忠于明朝的顾炎武等人就认为，圣贤之道被宋代的“新儒家”败坏了。对这些生于蛮夷占领时期的经验主义者说来，周朝是一个社会典范。但是他们已没有早期儒家的相当“天真”的观点，后者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道德重生，周朝的理想制度就可以恢复。换句话说，历史只是一个有限的因素。这一派的另一位学者黄宗羲认为，好的“法律”是“自然的”，而且必须从“好”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同样的法律会是不适当的或不能引用的。这样，历史主义诞生了。其中一些人如王夫之，还开始为发现“民族的”传统而进行了最初的谨慎的探索。他不认为不论是谁只要接受了儒家学说就自然而然地是中国人。他在《黄书》中介绍了为什么蛮夷不属于历史上的中国人的理论，因为孔夫子本人是反对蛮夷的。这当然不合逻辑。不论王怎么说，满族人确是很不错的儒家。于是，需要创立一种汉人固有的、新的传统。这是洪秀全的贡献。它对当时中国的上层阶级说来是不可思议的幻想，是愚蠢而令人讨厌的，但对那些反满的南方人却颇有吸引力，他们在儒家的社会秩序中没有紧要的利益。“上帝划分了世界的各个王国，并以海洋做为各自的界限。这就好像父亲将财产分给儿子们，每个儿子都应当尊重父亲的意愿，平静地经营自己的一份家业。为什么满族人现在强行进入中国，并掠夺其兄弟的财产呢？”[82]

洪对满族人的仇恨相对说来是沉默的。而杨秀清，一个烧炭挖煤工人的领袖，则在其中引进了狂热情绪。杨加进了“实际”的种族情绪成分，这对于发动一场革命运动说来是必须的。[83]满族鞑靼人成了所有罪恶的化身，吸干了中国的生命要素。“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鞑妖乘衅，窜入中华，盗窃神器”[84]，一旦这些鞑靼魔鬼被消灭，中国就会恢复其本来面目，上帝在人间的王国就会建立。这就是千年王国，就是天堂——而得救的办法就是杀死满族人。这样，后退性的“拜上帝会”兄弟变成了激进性的太平天国革命者。过去突然变为未来。中国只有摧毁儒家的历史，才能成为自己。

鸦片战争后广州周围地区的经济、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太平运动的兴起。但是真正产生不满的温床以及太平天国扩充的地区，却是充斥着失业者与苦力的湘南与广西；还有长江流域，这里有贫苦的农民及“流氓无产者”[85]。因为这些，也因为太平天国以南京为中心，所以太平军绕过了广州。但是，其他的秘密社会却像猎狗盯着猎物一样，注视着似乎就要改变的天命，并从内地转向巨大的广州城，向往在那里的享受。

十三

收紧圈子

周围所有的村子都处于一种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中。村庄、市镇甚至小村都有围墙，似乎各自都准备好与邻居作战。相距不足英里的村庄，都环有16到20英尺高的围墙，人们仅可者到里面的房顶。围墙一般是方形的，没有扶墙，也没有可以沿墙进行射击的地方，不过是最原始的防御工事。[86]

1850年夏，广西的造反者首次侵掠广东。5万名叛匪打着明朝的旗帜。从山上的村庄横扫而下，占领了清远县城。这里距广西边界90英里，从广州溯北江而上，到此100英里。到1851年1月，他们已经巩固了对县城的统治，开始缓慢地顺流而下。他们的进展使其他秘密社会团伙受到鼓励，在广州东北40英里的从化发动了起义。然而还不止这些。夏天，叛乱蔓延于沿着广西边界的西江各县，多支新的队伍在太平天国的追随者凌十八的号召下兴起。他们不抢掠乡村，不糟踏农田，而是开征轻税，试图赢得农民的支持以扩充人员，进攻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这是造反，而不是盗贼。官方开始警惕起来。总督徐广缙在北京的朋友、同僚向他送来了警告说，新即位的咸丰皇帝已经听说了叛乱的事，并对此越来越不安，如果不能很快地平定这个地区，那么总督本人将要对此负责。于是，徐在广州周围县份招募壮勇，把他们派到广西边界。不幸的是，这些“志愿者”不仅开小差，还逃到叛军一方，增加了他们的力量。总督愈加担忧。他决定亲率一支经过挑选的旗军前往省城以西300英里的高州。到那儿以后，他立即开始在广西边界与罗定州之间清理出一条安全警戒线，希望能阻止叛军沿西江而下并与清远的复明叛乱者联络。但他的力量不可能吃掉叛军。1851年9月，凌十八冲破了防线，占领了罗定。徐广缙很快从顺德调来两万“志愿者”，并退到距罗定50英里远的信宜。在那里，他度过了1851年的冬天。他希望在春季重建防线，可是到了那个时候，田芳的军队袭击了正在广西边界上的梧州。[87]

总督不能平定这两个地区。于是，他调来更多的乡勇，要求巡抚叶名琛接替他在罗定的事，以使他可以前往广西。1852年6月1日，叶将他的办理夷务大臣的关防交给了暂署巡抚柏贵，向山区进发。三个星期后，他的军队到达罗定并立即与凌十八交上了火，结果旗军、团练败绩。叶名琛认识到，只要罗定四周的大多数秘密社团继续帮助广西的造反者，他就不可能指望打败凌十八。于是他开始以金钱、官职为诱饵，收买当地的土匪，换得他们的支持，以此破坏造反活动。这个政策成功了。1852年8月2日，当他再次向凌十八挑战时，造反军大败。据说凌十八自杀以免被俘。延续了整整12个月的暴乱被镇压了。[88]

但是梧州的反叛仍在继续。皇帝说话算数，他终于让获得成功的叶名琛接替徐广缙的总督职位，并命令徐戴罪立功，继续平定广西地区的运动。叶决定在1852年秋季以同样的策略去对付其他叛乱地区。可是到了11月，广州也日益不安定，于是叶匆匆返回，发现省城周围正酝酿着叛乱。[89]

自从太平军冲出广西进入华中，事情变得很明显，湖南、江西将不得不依靠相对说来未受搅扰的广东在军事上及财政上的支援。至于对北京来说，叶名琛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对广东的控制，使广州的税收能用于平定叛乱。[90]但是，广西战役最初的费用，已使广州负担过重。到1852年9月，仅两广地区就已经花费了400万两军费。这一笔巨款（大致相当于525万美元）中的一部分出自广州藩库卖官所得的银票[91]，50万两是预定应送交北京的海关关税收入。一年以后，当政府甚至考虑向旗军付期票时，藩台还不得不命令省里的地方官各认捐一万两，上交藩库。但这只是应急的办法，还是要寻找其他的财源。1851年秋，皇帝记起了在广州进城危机中广东绅士及商人的慷慨大方，于是要求徐与叶探查由绅士支付两广军费的可能性。16个月以后，1853年3月，地方名流被要求向藩库捐献一个月的财产税。绅士们愠怒地同意了。这样收来的钱渐渐成了官方收入中的一项差不多被认可的来源。从1852年到1855年，顺德一县的地主就捐献了35万2千两，另外还交税20万两。[92]

不可避免的，三角洲地区绅士日益不安。两省的全部费用要完全依仗他们，这负担是难以承受的。[93]官府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又能怎么办？要保卫全省，就得向团练、军队付钱。可另一方面，如果广东人被压榨得太厉害，他们自己就会造反！1850年底，皇帝下令蠲免两广次年的田赋，更加剧了进退两难的矛盾。因为皇帝也希望既获得民众的支持，又能有收入。为了保证收入，并继续“榨取”百姓，广东的地方官隐匿了上谕，继续收税。但这消息迟早一定要泄露。

1851年3月底，南海、番禺的绅士发现了这个骗局，他们立即给省内的朋友们写信，宣称藩台应对没有公布蠲免上谕之事负责。因此而发生的丑闻震动了全省。新会县令公开道歉并保证加倍退还所征收的钱。有人建议所有文童拒绝参加当年的府试。抗议最厉害的是东莞县，绅士暴民包围了县衙门，要求就地退还他们交的税款。[94]县令幸运地从后门逃脱，带着钱财和官印跑到广州。在广州，他立即提出了对东莞绅士的反控诉。徐广缙决定支持县令，给绅士们来一个杀一儆百。首先，他上奏北京，要求禁止东莞的士子参加地方各级考试。然后，他把骚动首领之一，一个姓李的军功秀才以暴动的罪名投入监狱。李在狱中割断自己的喉咙以示抗议。于是东莞的绅士们发誓不再交一两税金，直到得到赔偿为止。1852年秋，徐离开广州，绅士们转而向柏贵施加压力，要求他对死者的家属予以赔偿，柏贵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0月，武科士子集于广州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李的老同年求见署巡抚，柏贵再次拒绝了他们。这一次，他们宣称将联合抵制考试，使事件引起皇上的注意。柏贵害怕，勉强让步，希望东莞县最终能平静下来。[95]

但是，抗税运动已经蔓延开了，新安及广州周围地区的绅士拒绝交纳任何田赋。1852年是个坏年景：夏天的大水毁坏了花县与广州间的许多村庄，水稻几乎颗粒无收。可是官府还要征更多的田赋、更多的税、更多的捐献。混乱开始蔓延。番禺发生了激烈的宗族械斗，秘密社团得到参战宗族的奖赏，也卷了进去。[96]所有这些——抗税运动、财政枯竭、强行收捐等等——对已经受苦的广东只是新增的负担而已。流行的团练运动、城市的混乱、乡村的贫困、社会的两极化——所有这些都堆在一起，而这时，除了山区的叛匪和沉思中的绅士，又加上了复活的秘密社会的活动。

早在1843年，三合会就再一次在广州周围公开活动。首先是为了收取非法的过路钱和抢劫，其次是为了同对手卧龙会进行帮战。[97]虽然据说他们存在于全府，但他们最有力的活动是在靠近澳门的香山县东部沿海。[98]1843年冬，来自较穷些的新会、新宁县的会匪开始在那里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行集会。几百人聚集于一个乡村集市，岗哨拿着枪，鼓励当地农民加入他们的组织：三合会。一些农民相信入会就可以避免沉重的压榨，宣誓为会员，交付300文制钱为会费。偶尔也有整个村子为自保而入会，因为三合会靠袭击那些未受保护的村庄而维持自己。结果，低级办事员、衙门的差役、地方官府的警察都成了会员，并帮助使三合会的活动不被发现。整个1844年，局势不断恶化。看起来，什么也不能阻止三合会接管全县了。1844年冬，首领们认为他们已经强大到足以自行攻打县城了。但他们在那里犯了大错误。当会匪进城后挨户搜讨保护钱时，一个名叫郑逵鸿的当地名流与一名服丧在家的地方官招集绅士，组织团练，把三合会赶出了县城，平定了全县。[99]

1845年后，三合会销声匿迹了。他们或者被轰轰烈烈的团练运动镇压了下去，或者从广州被赶到了广西。偶尔有孤立的地方性活动，直到1853年，广州城周围潜伏的社团活动才再次公开出现。

如果说1852年是农业的坏年头，1853年则是城市商业的坏年头。从1848年开始，广州就处于最严重的金融紧缩之中[100]。更多的脚夫、苦力和洋行买办失业；与此同时，农村那些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农民也感到租税压榨甚于以往。城市中的失业者与农村中的佃农开始加入三合会。他们注视和等待着某种未确定的东西。在厦门、上海及广州周围地区，三合会慢慢地确认时机到了，政治世界将要经历一次伟大的改朝换代。

由于感觉到了这些，叶名琛的官府在1853年初春试图散布英国人打算重提进城问题的无稽谣言。当局显然企图用对洋鬼子入侵的忧惧，作为春节期间采取治安预防措施的理由，并促使农村中的各阶级团结起来。但是已经太晚了。1853年4月26日，广州大街上出现了首批反官府的传单。到6月时，三合会已经在三角洲周围的村庄发动几次小的起义，而且发展到开征税课的程度。光天化日下的抢劫、绑票成了家常便饭。随着混乱的扩展，几乎天天都发生官民冲突。成群结伙的盗贼搅扰着东莞、新会、顺德、香山等县的大部分地区，日益逼近城市。广州城内恐慌蔓延。大米奇缺，囤积盛行，以致省政府不得不禁止米商再提高米价。到了10月，数以百计的三合会员出没于城郊，抢劫掳掠。省城似乎没有任何防卫力量。因为叶名琛一直害怕太平军会突然折回江西或福建而进入广东，所以他把广州一大部分驻军调到陈岭与梅岭的通道上。但是，感谢城市“管理”与团练组织的重建，大部分帮会已被赶走了。城郊变成了武装营地，到处是结实的路障、雇佣的治安巡逻兵、武装的房主。[101]

同月，广州城附近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虎门的职业赌徒和赌场老板与警察发生纠纷，因为后者要索取高于常例的贿赂。于是赌棍与老板同那时已占领了上海、厦门的小刀会的一个分支结盟。在同警察进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斗争之后，会员们终于进行公开的对抗。他们越过乡村，指向坐落在东江上的距广州75英里的惠州。[102]

叶名琛还没有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同惠州的联系就被切断了。粉碎叛军的尝试遭到惨败。不过，至少到11月份时，叛军似乎被遏制在惠州地区。如果不是东莞附近小刀会造反者的出现激励了好斗的宗族恢复抗税运动，秩序也许就重建了。这一次，那些比较贫穷的宗族与秘密社会结盟。叶决定杀一儆百，以免全省效法东莞县抗税的违法行动。1854年1月，他派广州知府前往东莞作一次特别旅行，就那里日趋危险的局势提出报告。知府建议采取严厉措施并着手逮捕和处死那些背离国教的宗族的成员。像以往一样，局势失去了控制。失去了管束的旗兵扫荡了整个的村庄：男人、妇女、儿童被杀，房屋被毁。痛苦、不满，民众的愤怒增长起来。[103]

一个名叫何六的走私者、秘密社会会员，点燃了导火线。他的兄弟在知府对石龙——坐落在惠州与省城之间——的清洗中被杀害。何六悲痛万分，他称自己是“悲伤的复仇者”，并开始招集一支由其他不满者和复仇者组成的队伍。1854年6月，何六在一个名叫刘英才的朋友协助下，集结他的人马攻打东莞县城。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三角洲地区其他秘密社团的首领都打出了造反的旗帜。红巾起义爆发了。[104]

十四

红巾叛乱

古书昭示我等，五百年必有贤者兴，彼超乎侪辈，为国家希望之所寄。明朝灭亡之后，数百年于兹。现正是出现一位拯救民族的英雄之时。

红巾军告示[105]

对当局说来，同时发生起义说明叛乱是事先筹划的——一个反对秩序势力的巨大密谋。[106]

咸丰四年四月（1854年4月27日—5月26日）红巾贼起。先是粤省莠民聚众拜会，其党分布各州县，约期皆反……其余啸聚党羽，私相部署者，不可胜纪。从逆者，裹红巾，服梨园衣冠，设将军、元帅、先锋、军师等伪号。官军麾帜用白，贼遂名之曰白兵。[107]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密谋，也没有合作计划。相反，在何六叛乱之后，造反引起造反，起义明显地处于日益无秩序状态中。先是黄埔周围械斗的宗族同6千名秘密社会的抢掠之徒联合起来，把河南抛进混乱之中。[108]然后，三合会的7千名会员，在一个名叫陈开的人的带领下，出人意料地进攻佛山，并于1854年7月4日占领了这座大城市，引起全省的惊恐。[109]在佛山，陈宣布成立一个新王朝：大宁。他与同伙们改变服饰，蓄起长发，并象征性地称他们的军队为“洪兵”。这些复明主义者最初温和得惊人，只对极富有的人征税。这使得一些人受到鼓舞，也使总督、巡抚感到恐慌。他们不仅害怕陈会获得民众的支持，更怕他学会利用佛山著名的铸造厂和军械厂。大批的军队立即被派往城外，乘战船随潮汐的涨落而进退，只要可能就炮击叛军的工事。但是，佛山仅是开始。远在梧州，山林中的土匪见时机适宜，都开始走出山区，向广州疾进。7月12日，甘先在省城正北25英里的花县发起了叛乱。三天之后，一位名叫区球的秘密社会首领，在城西25英里的三水打出明朝的旗帜。南海也发生了战争。县太爷的衙门被全毁。一队旗军中了埋伏，被消灭。[110]广州城很快陷入包围。[111]

7月13日，甘先部向北门发起了首次攻击。如果所有在省城北面的造反者能够配合进攻的话，城门也许会被攻陷。一个星期之后，官方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三支叛军都集中于甘先领导之下。从这时起到围城结束的新年这段时间里，广州处于不断的进攻之下。现在，由于白云山北麓驻扎着上万名叛军，叶名琛不得不撤回一直在围困佛山的政府军。他只能指望三件事：广州能够自卫；佛山陈开的部队不能同广州城北的叛军连接；各县乡村的主要宗族及团练能够保持对政府的忠诚。

首先是城市自卫问题。城墙边每天都要发生小冲突。旗军烧了北郊，毁坏了造反者的隐蔽处所。[112]在城里，官军得到民间团练的补充[113]，组织了由护城委员会指挥的自卫团。委员会确保使各家捐献一定数量的金钱。商人们比以往更积极：伍崇曜和梁纶枢搜集和捐献了50万两白银。护城委员会由四个董事会轮流主持，一个董事会代表城市的一个区。董事会由有声望的居民组成，由藩司、臬司、粮道和巡道管理。[114]

与此同时，佛山的叛军得到广西盗匪的一支大部队增援，准备会合广州城北的甘先。旗军绝无可能阻挡他们前进。但是在广州与佛山之间，有升平社学的旧团练区。那里的团练已不存在，他们的司令部——设在恩洲附近牛栏岗的升平公所，也已被叛军占领作为指挥所。但是如果能鼓励南海的绅士与农民，使他们的团练恢复活动，那么叶名琛还可以指望抑制住佛山的叛军，并保持广州与外界的联系。于是总督尽一切努力以争取那个地区农民的忠诚。他一面保证赦免所有放下武器的人，同时，他还求助于入城危机中的“忠义”之心，那时，农民与官员是一致反对英国人的。这些求援似乎起了作用。1854年7月29日，一股企图强行通过这一地区与甘先会合的叛军被旗军和小队团练打退。但是，在力量对比似乎有利于红巾军时，绅士领袖能够保持住乡村群众的忠诚吗？[115]

无疑，叛军的胜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月5日，顺德县城被陈吉部占领；清远、肇庆完全在叛军控制之下；香山县的大部分也为李洪英部占领；而城北的炮台，为大水所淹，天天都受到攻击。在以后两星期中，局势更坏：陈松年进攻新会县城；一个名叫徐兆表的三合会员，在广州西南60英里的开平县附近发起叛乱；河南也出现了首批造反组织；“悲伤的复仇者”何六占领了增城，向前推进以会合驻在白云山的甘先。

广州城周围的钳子正在收紧。现在北门外集结着3万人马。人们开始逃向甚至更加危险的农村。一个英国人描述了笼罩着城市的恐慌气氛。

这些城市什么样的苦难没有经受过！占领，收复，大火，抢夺，毁坏……广州的百姓被恐怖所控制，根本就没有公正可言。谎话不仅说说而已，还付诸行动。如果战事中抓不到俘虏，那就抓无辜的百姓充数处死……几个月来，城门都关闭着，只在某几处开放，还有着许多预防措施。人们必须佩带标记，写上姓名、年龄及住址……恐慌情绪极大——商店关门，贸易停顿；同邻近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16]

红巾军从惠州、穿过番禺县，驻在位于广州城东门外的校阅场。如果拥有30门大炮、110条船的2万名佛山叛军会合了甘先，那么广州城必定陷落。升平地区的团练能否阻挡这一会合呢？

8月的最后几天里，形势突然开始改变。一连串小的地方性胜利似乎证实了叶名琛关于南海团练敢于同叛军对抗的希望。8月11日，在对牛栏岗“公所”的叛军司令部的攻击中，三元里的团练支持了旗军。这时，陈开方认识到，横在他与广州之间的主要障碍，是乡村团练的联盟，这是一位名叫欧阳泉的当地名人在佛山以北5英里处的大沥组织的。8月19日与24日，陈的红巾军两次试图粉碎团练，都被击退。暴怒的叛军最后终于占领了大沥附近坚持抗击的村子之一，并将它夷为平地。[117]但是广州当局已经向那里的团练司令部送来了武器、给养和一小股官军援兵。

白云山的叛军无望地等待陈开的到来，开始不安定起来。首先有一个中心领导的问题。红巾军明确宣称要恢复明朝：

总理政务除奸诛邪灭清神威大将军总督兵马罗、总理国务内阁大臣加三级纪录五次杨为晓谕事：缘中国户口众多，难分良莠。惟我大明太祖洪武在位时，万国通商，尊卑有序，干戈不起，于邻邦均无欺诈。[118]

惟一的问题是，找不出一个冒牌皇帝让他们扶保。当一个秘密社团的首领以明朝的名义自称为总司令时，其余的人就拒绝服从他，于是他气愤地带着他的6千人马投降了官府。有些首领争执于战利品的分配和收税权等问题，各派甚至刀枪相向。随着时间的消逝，会集在城北的大群部队，耗尽了南海、番禺两县的物资。那里的大部分村庄已被烧毁或已荒芜。许多人向富裕些的地区迁移。到了9月5日，甚至何六也决定退出联合部队。[119]

广州的军事当局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但是他们受到团练胜利的鼓舞，决定发起一次冒险的突袭，以减轻城东的压力。1854年9月7日，由卫佐邦[120]率领的部队冲出城门，攻击驻在校阅场的大股叛军。红巾军惊慌逃跑。在绕城向牛栏岗甘先的司令部撤退时，丢下了明朝印信、武器和辎重。这是官军首次在野战中打败大股的叛军。现在，广州城有了一定的军事安全保障。但是围城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商人简直不相信政府能够坚持住，他们自己也被不断的捐输搞得人穷财尽。反政府的公开街谈巷议越来越多，许多商人秘密地把私人巨款转移到香港。常规的运茶船只开往福州，广州的国际贸易陷于停顿。小店主们甚至开始相互廉价出售货物，以便在城市陷落之前结清账目。另一方面，随着城里食品渐渐耗尽，米价飞涨。[121]为了生存下去，政府必须恢复行政管理和同农村的经济联系，以重获税源。这样，内战进入了新的恢复乡村的延长期。不论广州能提供何种支援，绅士领导的团练将一个村镇一个村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重建秩序并剿灭秘密社团。团练中心成立起来。在南海县，大沥联盟和“大沥局”负责佛山的叛军；在番禺县，“北路平定会”负责攻击驻在佛岭市社学的一个主要的叛军司令部；吴姓宗族的团练网则同新造周围的黄埔红巾军作战。东莞县令华廷杰领导了本县的抵抗，终于在1854年12月26日打败了何六。在顺德县，由东莞的团练局训练当地团练并给予财政援助，以便收复县城。

许多团练局是由那些领导了19世纪40年代反英运动的人掌管的。[122]而这一次，防卫的方法有所不同。大面积的乡村需要平定，而不是被保护。这不是一个像保甲制度那样的静态控制问题，而是在某一特定地区赶走叛军的问题。平定的方法逐渐有所发展。20个或更多的村子组成一个“围”。然后在这一地区清除所有的不安定因素：武装土匪、秘密社会成员或者那些被族长们认为是惹麻烦的人。一旦建立了这样一个安全区，它就与另一个“围”联合起来。这是通过“约”来安排的。“约”区能够集中队伍较大的武装团练，在“围”之间的地区就可以被肃清。与此同时，“约”还采取如控制食品价格、分发救济粮、分配族田的收入等措施，以确保不再发生混乱现象。这种作法对日后地方主义的发展极为重要。所有这些事情，都由作为团练局的辅助机构“公局”办理，使得政治、审判、财政等大权，落入重要乡绅的手中。

1854年秋冬季节，秩序的势力缓慢地、逐渐地恢复了对乡村的控制。9月，增城被收复。10月，团练重新占领了香山、新会县城，并且荡平了甘先司令部所在的牛栏岗旧升平公所。次月，收复龙门县，并摧毁了佛岭市红巾军的中心。12月，花县重新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新宁与新会的叛军被打散。到1855年1月，三元里周围的地区也已肃清。

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广州城，乡村的平定几乎没有引起注意。1854年9月7日校阅场胜利之后，当局关心的主要有三件事：城北地区、佛山的叛军以及在黄埔附近新造的日渐活跃的三合会帮。

9月，北门围城的部队后撤了六英里，但仍在城外，威胁着城市。10月，发现衙门里的一些杂役雇员密谋放秘密社团的弟兄们进城，叶名琛决定，这个威胁必须铲除。旗军若能肃清城北的叛军，将得到3万块钱。在11月3日、4日两天的一系列战斗中，守城部队从命击退了造反者。许多个月来，北城门第一次开放。[123]

现在，当局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佛山了。11月10日，官军从船上登岸，会合一大股大沥团练向佛山进发。这次进攻没有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决定再试一次。这一次，红巾军从上次官军的进攻中吸取了经验。当旗军从船上登岸开始向城市进发时，一些红巾军悄悄跟在后面，迅速缴获了3艘快速帆船、7艘护卫船、16艘战船。然后，他们把战船上大炮的炮口转向在他们与佛山镇之间的人。交叉火力的硝烟散去后，1500名官军失踪或死亡。[124]

对佛山的进攻是一场惨败。放弃进攻之时正当广州城的南方又受到了来自新造的红巾军船队的威胁。这支造反者的部队是一批城市居民，一些流氓无产者，包括小店伙计、水手、苦力和曾为行商工作的经纪人。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与盗匪一起干，主要是美国与荷兰的水手。他们受雇于红巾军，帮他们制造军火、子弹。为了保持这一团体的特征，使用的各种头衔不是采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社团的首领们被称为“领事”[125]。

推举出来的首领名叫陈显良。他曾接管地区长官助手的衙门。在那里，作为“广东省爱国志愿军总司令”，他的公开目标是“消灭压榨百姓的官吏和他们的狗腿子，重建旧日的大明统治”[126]。陈曾是河南的一个小店主。甘先造反时，他加入了佛岭市的红巾军，然后又到黄埔，同一些来自顺德的红巾军联合。[127]他的队伍依靠向行驶于广州与黄埔之间的商船征收过路钱并攫取占领区内农民的粮食以维持所需费用。虽然陈主张恢复明朝，但他唯一的、一贯的目标却是占领、抢掠广州。[128]

新造的叛匪迫使英国人思考他们在这场内战中应当扮演的角色问题。1854年7月叛乱刚刚爆发时，罗伯逊领事写信给英国公使包令爵士说：“我认为我们应当采取绝对中立的政策，呆在商馆内，等待未见分晓的结局，不同任何一方接触。”[129]公使本人不很清楚该如何看待这件事。一方面，英国的商业利益实际上倾向于广州城的秩序势力。但另一方面，包令看到傲慢的中国当局处于这样严重的困难中，又不禁有些高兴。同时，作为英国功利主义者詹姆斯·米勒的密友，他倾向于把叛军视为真正的反抗者，是为着争取自由人的权利而造反的。陈显良在10月1日恭敬地邀请英国公使访问造反者在黄埔的营地，引起了这样的观感。[130]但是，邀请书在以后许多个星期才到包令手中，那时，叛军的战船同英国商船已有过多次冲突，英国人已失去了对陈和叛军的一切天然的同情。红巾军确信英国商人私下向广州当局出售武器，于是陈在2月10日愤怒地谴责偷运火药进城的外国人，并专横地命令所有夷人立即离开广州[131]。包令为通牒所激怒（“我认为这是一件真正无礼的事”），开始对造反者失去耐心。[132]此外，由于陈已无处抢掠，没有商人可供绑票，他唯一维持供给的办法就是在封锁的名义下抢掠沿河的商船。在2月下旬，几乎每天都有英国或美国船只遭到登船抢掠。造反者变成了海盗。这时，包令认定新造的“造反者”只不过是一群盗贼。“使他们获得些微敬意和信任的微小的爱国和造反的因素，都淹没在使富足的广州城遭受一群无赖抢劫这一大目标之中。”[133]这是否意味着英国人将积极支持省当局呢？

1854年12月初，黄埔的叛军船队把帝国船队从澳门通道赶了出去，并开始向广州城开火，从那时起，叶名琛一直在寻求英国人的帮助。英国的商业界对船只事件十分愤怒，11月以来一直设法消灭新造的叛军。一个名叫屈林克的美国人聚集了一伙外国人，打算夺回新造；事成后，总督应给25000元现金奖赏。但是，在出发前，罗伯逊劝阻了屈林克，因为他怕叛军会报复。虽然“屈林克征伐队”没有起作用，但它却代表了19世纪50年代的一个新现象：包括商人、绅士在内的秩序势力，正把英国人视为天然盟友，而不是种族敌人。早在1853年5月，浩官（伍崇曜）曾请求当时在领事馆做译员的巴夏礼想办法使英国人干涉，反对太平造反者。[134]现在，在12月2日叛军船队发起进攻后，广州驻军指挥官沈棣辉亲自劝说叶，利用保证商去请求英国人的海军支援。[135]包令对这一非正式的接触的答复是：英国将严守中立。只有在叛军获胜时，英国才会介入以防止大屠杀。但是他又说，如果叶名琛确实希望英国的帮助，他应当亲自提出请求。[136]最后这一点十分恶毒。因为12月7日，当叶终于忍气吞声绝望地要求英国进行海军干涉时，包令欣喜地回答说，他的国家的政策是不介入另一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137]

当拥有200条战船的叛军舰队任意地在佛山与黄埔间来回行驶时，看起来广州城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是无力自卫的。为保卫水滨地带而从潮州调来的强悍的雇佣兵，不受管束，四处抢掠，只是更增加了混乱。英国领事罗伯逊确信，广州城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攻击。[138]但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造反者什么也没有做。罗伯逊只看到叛军在河上的优势。当船队随心所欲地轰击广州时，新造周围地区的乡绅在声望卓著的吴姓宗族领导下，组织了“公所”和“约”，结果派出了35000名乡兵抵抗陈显良的叛军。红巾军虽然控制了河流，却失去了陆上基地。1855年3月7日，在帝国船队尽可能提供的援助下，黄埔的乡勇彻底摧毁了新造的司令部，把红巾军打得四处逃散。[139]

在此以前很久，陈开的相当温和的政权就已丧失了佛山人的好感。1月初，造反军向城中一闭塞地区索取捐献。当一个叛军军官只身一人去收税时，被市民们抓了起来，直到他答应降低征收数额才放了他。这位军官被释放后，立即回到司令部，带了一大队人马，放火烧了那一带，杀死了所有在这场灾难中露面的人。大火烧了两天。随着大火的熄灭，佛山居民的心也坚定地移到了前政府一边。所以，当1855年1月18日大沥的团练与旗军（从福建得到2000援兵）发动进攻时，很容易就拿下了城池。官军进城后，见到的只是荒凉的、仍冒着缕缕青烟的废墟。2万红巾军已经四散。现在，广州获得了彻底的安全。[140]内战中最危险的阶段过去了。

十五

清洗

在去年杀了那么多人之后，警方对执行总督关于抓捕乡村中更多的叛匪嫌疑犯的命令，感到为难（命令可能是基于良好的情报的）。在很多情况下，围捕叛匪的任务，是强加在居民头上的；因为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要毁掉他们的村子。

马礼逊的报告[141]

政治反动、白色恐怖开始了。曾经存在过三种造反者。现在，大股的叛军已回到多山的交界地区，恢复了原来那种非法存在的状态。海盗与河匪则驶入海中；在海上，他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使英国人和中国人都同样受到困扰。秘密社会的小股不满者仍留在原地。叶名琛下决心不再让这些“危险阶级”对三角洲构成任何威胁。于是，开始了一场抓捕。首先是已知的秘密社会成员，然后是“流氓无产者”，最后则是曾与叛匪“合作”过的人们：穷苦的宗族，甚至向红巾军交过税的倒霉的村庄。旧的仇恨解决了。投机分子、告密者得到了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土地、水权、坟山。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按规定，北京要复审每一件死刑判决。可是叶名琛已获得总的授权来消灭谋叛者。[142]于是从一开始，他就坚持大规模的死刑。例如，在东莞叛乱初期，他的军队长官就呈送给他用来代替人头的三大箱人的右耳。到1855年夏季，他的士兵执行了他的不要俘虏的命令，仅广州城就斩杀了7万人以上。死尸堵塞了河流。[143]虽然官方承认的处决数字只有47000起，但据说全省有100万人被杀。[144]叶名琛自夸说亲自下令杀了10万“叛匪”。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将“这个阶级斩尽杀绝”[145]。但他的所作所为与此也相差不远了。1855年的清洗，使广东的绅士及富裕宗族完全地、无可争辩地掌握了农村的统治权。1839年开始倾斜的地方统治天平，现在已完全倒向了乡村名流一边。甚至政治活动的中心也移向乡村的“县”，因为城市已经被毁或破产。[146]但这并不是19世纪40年代的政治“地方化”。那些主要的地方名流不再只是生员或族长。乡村事务现在由一代新的得到皇帝亲自批准和同意的专家掌管。北京改变了对地方自卫的态度。

1849年，当徐广缙利用团练阻止英国人进城时，团练得到了有力的鼓励。事实上，危机时期的广东学政许乃钊根据这一经验，还为乡勇写了一本操典。但是，尽管1850年夏天乡勇被成功地用来对抗湖南的三合会，朝廷对承认无约束的团练仍然心存疑虑。最后，旗军在与早期太平军作战中失败，迫使政府做出决定：如果要制止造反者，使用一批文职领袖比准许一个贝利沙鲁斯伯爵崛起要好。[147]所以，1853年初，朝廷挑选了一批前高级官员，委任他们作为团练大臣返回家乡。[148]

由于打破了“回避制”，朝廷冒着很大的风险。同年、同乡的关系网能够动员地方抵抗造反者，但是获胜了的绅士还会自愿地交回权力吗？或者，帝国会分裂为许多采邑或古波斯的省吗？满族人把赌注压在以下的看法上：高级官员有着显赫的官僚生涯，对官僚制度较之对宗族或乡土会有更多的忠诚。这是十分正确的，并使同治“中兴”成为可能。但是最终，由这些人建立的地区军事和政治机器，分散了帝国的权力，促进了清王朝的垮台。

另一方面，这些高级专家又促进了地方政治的集中化。由于像曾国藩、李鸿章等半独立的封疆大吏联结了绅士、团练武力，并且以一种个人联系的、有着紧密的忠诚和义务关系的方式向他们供应经费，纯粹的地方主义（localism）让位给了地域主义（regional-ism）。不过，广东的情形并不都是如此。湖南、浙江等省必须创办完整的军队，以便有足够的机动性去对付太平军。而广州与此相反，保卫完全是各地的事。虽有地域化的倾向，但权力仍以地方为中心。尽管如此，1855年的团练与1841年的团练确实有所不同。1841年的团练代表了从“群众”活动向“社区”活动的转变，而1855年的团练则代表向“阶级”活动的转变。[149]红巾叛乱不仅使团练成为社会秩序的工具，同时还间接地提高了它的政治地位。一个地方官会忽然发现他面对着地位、威望都远在他之上的绅士。[150]这些地方名人不单是一点一滴攫取他的职权，而且实际上组织了一个与地方政府平行的机构，建立了对等的县级政治体系，它代替了衙门本身的职能，而且难免偏向于绅士的经济、社会利益。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顺德县。

顺德县受到红巾军严厉的打击。那里，不仅一村接一村地受到本地叛军徐兆表部的蹂躏，还受到来自开平的盗贼陈吉的毁灭性抢掠。1854年8月1日，陈吉在广州城南15英里位于大良的县城周围开始了长达三天的抢掠。实际上，当地军官全部被杀，城外住宅被抢，城内的商店和住房大部分被烧。县城陷落时，县令马映阶逃跑。[151]县政府瓦解，乡村的地位突出起来。这不是由于设防的村庄，而是由于在这片富饶的三角洲地区上散布着难以防守的地方大族。只有绅士们一致的、进取的自卫努力，才能恢复和平与秩序。

当然，还存在一些由地位低一些的绅士组织的常见的团练[152]，通过社学、书院而起作用。但是真正的大规模的自卫行动，是由职位较高的“同乡”领导的；在1855年5月大良县城收复以前，他们一直呆在广州。陈松、陈元楷等人协调团练，筹集大笔款子，争得了动摇不定的宗族和乡村领袖的忠诚。[153]在这些有声望的文人中，最有名的是龙元僖，后来他成为全县的实际统治者，在英国人占领期间，又是反洋人运动的关键人物。他出身于大良一个古老而富裕的家庭，是当地最优秀的学者之一。1835年殿试中前三名。以后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充会试同考官后，1853年加二品衔，被任命为家乡顺德县团练大臣。回到广东后，他一直协助指导团练事务，直到收复大良，凯旋还乡。那里的人民“欣喜若狂”。向他献上礼物，向他的团练局提供捐赠。[154]

龙并没有撇开叶名琛总督而独立行动。相反，叶认为像龙元僖、陈松这样的人可以帮助广州同到处散布在农村的独立的团练组织建立某种正式关系。政府如果打算恢复与广州乡村的联系，它就必须利用这些高级绅士去组织环绕广州的团练局，它们在理论上应听命于广州并由广州任命长官。于是，1855年5月7日，叶命令龙元僖在大良南边的一所当地祠堂中开设顺德团练总局。在这里，18名乡绅在龙的指挥下，负责重建乡村和防卫。[155]

团练总局确实重新统一并重建了这个县。这部分地是由于龙元僖这样的人的威望，另一方面则由于绅士们吸收、利用了早先存在的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就是“团练”本身，有的稍有不同，即“沙所”或“沙局”。

沙局或沙所，最初是为大良东南部三角洲地区的冲积土地（人称“东海十六沙”）地权问题而成立的。若干世纪以来，大宗族一直在争夺这些由于河流淤积而成的土地。一旦在沙田周围筑上堤坝把水放干后，就必须防备邻近的宗族把这些异常肥沃的土地抢走。所以，每一族的“沙所”都用族田的租金来雇佣“沙夫”。单个的沙所偶尔也联合成较大的局，进行保护边界的战斗或是防范散匪。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共同体”。它成立于康熙年间，以各种名称一直延续到19世纪，那时，1809年，龙元僖的叔叔龙廷桂利用它抵御了张保的海盗。在那种情况下，它是一个绅士的组织，而作为边界战争的工具，它代表着宗族联盟。[156]

当然，地方官总是力图控制各地“沙所”和“共同体”要求地权和保卫地权两方面的活动。所有的地权要求都必须在垦成后一个月以内申报，而“沙所”总是处于官方指定的“地保”的监督之下。如果“沙所”或是绅士联盟打算集资雇用“沙夫”，他们也必须从地方官那里得到批准书。

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新的顺德团练总局——当地人称之为大良公局——吸收了团练，并把“沙所”改变为单纯的财政组织，它把宗族沙田的地租输集到总局。[157]绅士就这样控制了宗族的财源。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新的敛财方法，使他们得以部分地独立于低级的“沙所”。这一新的税源就是“厘金”：对商品征收的过往税。大良公局下属的每一个局都担负经管资金以雇用练勇、赈济、重建乡学等等职责。每一个局都有一个相应的“公约”，它向“局”提供所需费用，而各“约”则在县城周围和主要的商业市镇设立税卡以获得这些资金。[158]未使用的收入重新投资于沙田。富有的绅士把越来越多的肥沃的淤积土地加入本族的族产中，它们在名义上为当地公局所有。总局每年的租金收入达2万两。无疑，这些钱表面上用于公共事业，实际上则被掌管总局的绅士占有。1889年，一个官员私下告诉当时的总督张之洞，设于东莞县孔庙的一个类似的公局是如何处理它的财产的：“我已调查了东莞县孔庙的土地和财产。虽然（这些财产）属于县里的绅士公所，但并没有完全用于乡学。许多（财产）都被地方大族的绅士和官员暗地里侵吞了”[159]。但是，要制止这种过分的行为已为时太晚。17世纪时地方官曾直接控制“沙所”，而现在总督仅仅指定团练局的领袖；由于过分地依靠他们的社会支持，已不能约束他们的侵吞行为。虽然富有者对权力的传统渴望已由于对农民叛乱的恐惧而抵消；但现在，“危险的阶级”实际上已被叶名琛的清洗扫除了，广州的绅士在社会上已没有什么对手。再说，一个地方官怎么敢对像龙元僖这样的人逃避土地税或非法地审问罪犯及土匪的行为提出异议呢？

图三 17、18世纪顺德的沙所

实际上，官府甚至把征税的权力转让给了绅士，只要承担他们应尽的责任，就乐于让他们去压榨农民。于是，租和税就这样搅乱了。

图四 大良的团练

到1900年时，原来作为附加税付给胥吏的杂税，已经变成了谷物租的一部分。自耕小农渐渐消失，因为过分的商业资本也影响了广州周围土地所有权的传统体制。地主们有着如此高的社会威望，土地似乎是如此稳固的投资场所，以致城市的商人们愿为一块土地付出高于它所能带来的正常农业收益的价钱。有时，他们甚至从农村宗族租入三角洲土地，然后再转租给第三者，后者雇工或用佃农种植用于出售的作物。到20世纪30年代，广东已形成了一个毁灭性的地租体制，地租高达收获量的71%。[160]在地方名流控制下的社区的与宗族的富源已完全耗竭了。“包商”拿出一笔数目固定的钱贿赂地方官，以换取收管全县学田的特权，然后再转租给更小些的“包商”，一直到佃农。其间经历五层，每一层都增加一笔租金。[161]既然没有地方官府的力量去平衡绅士的统治，对于地方上的上流人士说来，保护农民和调解纷争的公共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绅士，抛开其名分与职能，变成了寄生阶级。所有这些不公正都是19世纪中叶平衡破坏的直接结果。团练、反洋人主义以及造反破坏了政治，分裂了社会。革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1]民国《番禺县续志》，卷19, 9上。

[2]人类学者通常把中国的血缘制度，按其大小，依次分为四种：婚姻家庭、主干家庭、祖先集团（宗支）和宗族。《华南的农村生活》，第121页。Olga Lang：《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纽黑文，第19—21页。

[3]R.H.Tawney: 《中国的土地与劳工》，伦敦，1964，第32页。

[4]省内其他的公田还有：“学田”，用于资助社学，但只占可耕地的2%；“庙田”只占3%；商人组织的田（会田）。所有这些，同广东的族田相比都徽不足道。这与长江流域省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是由于宗族要担负维持社会礼仪和福利所需的大部分费用之故。

[5]这些情况大部分据陈翰笙：《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上海，1936，第2章。陈的意识形态偏见，可能使他对宗族所有权估计过高。Eberhard教授向我指出，日本学者牧野巽认为广东的族田只占全部土地的33%。台湾新田中央省立图书馆的档案中，有大批关于1926年以后的广东官田的文件。这些材料数量很多（未经分类），关于它们就可以写一本书。

[6]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清朝，佛山这样的大镇，只有420个祠堂，其祭田名义上由各家家长共管，出售时须得到他们的同意。20世纪30年代，三角洲地区族田所占百分比如下：花县50%；东莞20%；香山20%；南海40%；顺德60%；新会60%；恩平40%；番禺50%。见牧野巽《支那家族研究》，东京，1944，第573页。《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第2章。《华南的农村生活》，第101—104页。

[7]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伦敦，1958，第17、27—30页。《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329页。费孝通：《农民与绅士，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一个说明》，载于R.Bendix和S.Z pset合编的《阶级、地位与力量：社会阶层读物》，伦敦，1954，第639—640页。

[8] 《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54页。Myron Cohen《客家：中国东南部作为社会与文化可变因素的语言差异》（以下简称《客家》），硕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63，第57—59页。《社会变化的理论》，第68页。

[9]Hsien-chin Hu：《中国的共同血缘集团及其作用》，纽约，1948，第90页。

[10]《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第224页。

[11]这一时期，在广东省，穷困的佃农代表着农民阶级中的下层。1852年，有些佃农仅在收获季节作短工，其他无地农民则是全年长工。短工每天的工钱2.5—5分钱。长工每天有三顿饭，还有米酒，年底可得十石粮食，当时价值约20个银元。这可能会使人们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农业工薪工人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阶层，同那些他们为之工作的农户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实，他们同法国或德国南部的乡村工薪工人差不多，他们“四处分散在一个以众多的小产业为基础的社会的缝隙中”。见《中国的土地与劳工》，第34页。关于农村劳动的材料，主要据自巴夏礼关于移民的报告。FO17/192，快件132，附件1, 1852年9月。

[12]《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354—355页译引。又见第362—363页。（此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64原文——译者）

[13]《中国的血缘集团及其作用》，附录60。Eberhart教授指出，宗族间的械斗亦经常由在当地关帝庙中举行的公共会议决定。

[14] 《中国的血缘集团及其作用》，附录10。

[15]《华南的农村生活》，1∶114—115页。刘兴唐：《福建的血族组织》，载于《食货》，4.8: 43页，1936年9月16日。

[16] 《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8页。J.Scarth: 《在华十二年：人民、造反者和满大人》（以下简称《在华十二年》），爱丁堡，1860，第66页。

[17]《中国丛报》，4∶412—415页，1835年5月—1836年4月。T.T.Meadows（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伦敦，1852，第47页注。

[18]《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364—365页。《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5、105—113页。《中国的血缘集团及其作用》，第94页。

[19] 《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65页。

[20]同上书，第78页。

[21]同上书，第47页。

[22]同上书，第48页。

[23]《中国的血缘集团及其作用》，附录59。

[24]《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91页。

[25]《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第5章。

[26] 《中国的血缘集团及其作用》，第17—18页。

[27]要准确认识每一个宗族村是多么封闭和它们相互间的敌意，是困难的。例如在近代汕头的周围地区，男人入赘本村（而非女子嫁出）的婚姻几乎是社会所不承认的；寡妇同外村男子结婚也是禁止的。这两种婚约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在本村男子中引进外姓人，这就威胁了宗族的统一。这种严酷的社会习俗，甚至是有的宗族在道德上感到自豪的根源。见《华南的农村生活》，第81—82页。

[28]资料来源：《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293页。《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29]关于族长的叙述，见《华南的农村生活》，第110—117页；《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第175页。

[30]有关对福建后来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描述，见《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68页。

[31]《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第40页。

[32]今屈诚二：《清代农村组织的近代化》，第191—192页。佐佐木正哉在《顺德县绅士与东海十六沙》一文中讨论并反驳了这篇文章，见《近代中国研究》，3∶163—232页。关于秘密社会与宗族间关系的讨论，见《客家》，第6页。

[33]《原始的叛乱》，第4页。

[34]英译文见J.S.M.Ward和W.G.Stirling: 《洪门》，伦敦，1925，1: 49页。

[35]民国《东莞县志》，卷33, 22上—22下。民国《顺德县志》，卷23, 3下。光绪《广州府志》，卷81, 30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13下—17上。《中国丛报》1∶80页，1832年5月—1833年4月。Henri Cordier：《中国的秘密社会》，巴黎，1888，第4页。

[36]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北平，1935，卷2, 6上—10上。

[37]红与洪是同音字。

[38]《中国的秘密社会》，第13页。B.Favre: 《秘密社会在中国》，巴黎，1933，第5章。《中国丛报》，14∶59—69页，1845年1—12月。《洪门》，第5章。《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 1下—2上。

[39]《清代通史》，第3卷，第1—4页。杨庆堃：《宗教与中国社会：宗教的现代社会职能及其若干历史因素的研究》（以下简称《宗教与中国社会》），伯克利和洛杉矶，1961，第220页。魏源：《圣武记》，1842，台北影印本，1963，卷7, 41上—45上。《中国丛报》，1: 29—31、207页。郭士立：《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地形等的展示》，伦敦，1838，1: 157—158页。J.J.M.de Groot: 《中国的宗派意识与宗教迫害：宗教史之一页》，阿姆斯特丹，1903，2: 485—550页。《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291—293页。《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Paul Pelliot：《对“洪门”一书的评论》，载于《通报》，25∶444—448页，1928。

[40]这一看法系根据齐马尔关于“秘密”问题之研究，见Kurt H.Wolff译《齐马尔之社会学》，第330—376页。

[41]《洪门》，1∶61—63页英译。

[42]《洪门》，1∶72页。又见Gustave Schlegel：《天地会：洪门》，巴达维亚，1866，第6篇。

[43]《洪门》，1∶73页英译。

[44]杨庆堃：《中国的思想与宗教间的功能关系》，载于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第286页。Morton H.Fried: 《中国社会的结构》，纽约，1953，第230页。

[45]Lucien Bianco：《十九世纪中华帝国的劳动阶级和危险阶层》，载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年鉴》，17.6: 1175—1182页，1962年12月。

[46]Marion Levy：《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马萨诸塞，剑桥，1949，第58—59页。

[47]这又是一个文字游戏。明朝的明字，是光明的象征。满清王朝的清字，常用来表示“清洁”，但略去偏旁，就成了同音异义表示暗绿的“青”字。于是，口头仪式产生了反清斗争的热烈情感：明亮对黑暗，好对坏，明对清。光明，善良和救世的燃烧的火焰，几乎存在于所有的隐喻仪式中。

[48]《洪门》，1∶58页英译，又见1：第4章、3：第10章。

[49]“革命党”（Revolutionary）和“革命者”（Revolutionalist）之区别，见Byran A.Wil-son：《比较前景中的千禧年说》，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6.1: 95页，1963年10月。

[50]村松祐次：《中国造反观念中的某些主题》，载于《儒家信仰》，第241—267页。

[51]《广州城的描述，附录包括关于中华帝国人口、中国度量衡和广州进出口的报告》，广州，1839，第10—13页。

[52]见《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3上。

[53]G.William Skinner（施坚雅）：《泰国的华人社会》，第4章，又，《泰国华人社区的领导与权力》，伊萨卡，1958，第5页。Maurice Freedman：《移民和团体：中国人在十九世纪的新加坡》，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3.1: 33页，1950年10月。

[54]对“合理的永恒的土著保护主义”的分析，见Ralph Linton：《土著保护主义运动》，载于Lessa和Vogt编：《比较宗教读物：人类学入门》，伊凡司顿，1958，第469页。

[55]Wolfram Eberhar对中国早些时候的情况，提出几个略有不同的阶段：不成熟的帮、山区帮、交战帮、单一的地区帮、攻击城市、获得绅士的支持。他认为这些帮的成员，不是被家庭或社会驱逐、抛弃的分子，而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与当地农民共生，直到被绅士逐出或是他们联合成了一个大帮而破坏那种共生关系。见所著《征服者和统治者：中世纪中国的社会力量》，莱登，1965，第二版，第100—106页。

[56]《中国人及其叛乱》，第117页。《原始的叛乱》，第二章。

[57]夏燮：《粤氛纪事》，卷1, 2上。

[58]《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8—19页。

[59]《中国的宗派意识与宗教迫害》，1∶8页。《宗教与中国社会》，第176页。

[60]Ernst Troeltsch：《基督教会的社会教育》，纽约，1960，1: 331页。

[61]《中国造反观念中的某些主题》。

[62] 《中国造反观念中的某些主题》。又，Norman Cohn：《中世纪的千禧年说，并和千禧年运动比较研究》，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增刊2，第37页。

[63]《宗教与中国社会》，第176、223、235页。

[64]必须补充说明，Eberhard教授对我在此提出的情况指出了一些例外。4、5世纪弥勒以及宋代王则的救世运动，激进而具体地允诺在尘世有一个较好的“新”社会。

[65]与傅立叶一样，洪秀全把天堂搬到了地上。他对马太福音作批注，说：“一大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太兄预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

[66]R.P.Huc: 《穿越中华帝国的旅行》，纽约，1856，1: 372页引用。

[67]波多野善夫：《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见《历史学研究》，150∶32—42页，1951年3月。

[6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5, 32上—33上。《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78页。

[69]《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62页。

[70]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1950，第1—13页。《清代中国名人传》，第136—137页。《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07—128页。

[71]《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06页。Jean Chesneaux：《近来某些论著对太平天国的讨论》，见《历史杂志》，209∶33—57页，1953年1—3月。

[72]《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3章。《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第14—15页。

[73]《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第34—35页。

[74]George Shepperson：《千禧年运动的比较研究》，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增刊2, 1962年。

[75]这一再生与多数神奇的经验一样，使人想起三合会的入会仪式。这种仪式与洪秀全的幻觉有一共同的主题——净化精神。如天母对洪秀全说：“我子，尔下凡身秽，待为母洁尔于河，然后可去见尔爷爷。”见王重民等编：《太平天国》，上海，1952，第2册，第632页。

[76]Theodore Hamberg（韩山文）：《中国造反者首领洪秀全和中国叛乱之起源》（以下简称《中国造反者首领洪秀全》），伦敦，1855，第14—23页。

[77]《中国造反者首领洪秀全》，第34页。

[78]后来，太平天国的作家对梦幻作了宗教上的解释，让上帝告诉洪秀全：“尔下去凡间，还有几年不醒。但不醒亦不怕，后有一部书畀尔，对明此情。既对明此情，尔即照这一部书行，则无差矣。”郑喆希：《太平叛乱之中文资料》，香港，1963，第9—10页。（现据《太平天日》原文——译者）

[79]《中国人及其叛乱》，第6、7章。

[80]致文翰的信，引自Lindesay Brine：《中国的太平叛乱》，伦敦，1862，第171页。

[81]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台北，1956，第1册，第92页。

[82]《中国造反者首领洪秀全》，第46页。

[83]《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第38页。种族优越感和乌托邦主义间的关联的另一例，见Justus M.Van der Kroef：《种族的解救者》，载于Thompson和Hugh编：《种族：单独的和集体的行为》，1958，第357—364页。

[84]《太平天国》，第2册，第624页。

[85]《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第38—40页。

[86]《在华十二年》。

[87]FO228/113，密迪乐的报告，快件97，附件1, 1850年8月6日；快件112, 1850年9月3日。FO228/126，密迪乐的报告，快件9之附件，1851年1月7日。FO228/127，密迪乐的报告，快件114，附件1, 1851年7月12日；快件97, 6月14日；快件117, 7月14日；快件143, 8月26日；快件152, 9月26日；快件174, 10月25日；快件192, 11月27日。

[88]FO17/188，巴夏礼的报告，快件42，附件1, 1852年3月29日。FO228/143，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11，附件1, 1852年7月21日；快件116, 1852年8月10日。

[89]FO228/143，快件124, 1852年8月21日；快件130, 8月27日；快件134, 9月1日；快件140, 9月11日；快件146, 9月23日。FO228/156，巴夏礼的报告，快件29，附件1, 1853年2月21日。

[90]薛福成的记述，引自《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1页。（此据《庸庵文续编》，卷下——译者）

[91]到1852年8月，官衔已几乎一钱不值。见FO17/192，“包令—马墨士勃雷”，快件106, 1852年8月23日。

[92]FO17/190，巴夏礼的报告，快件52，附件2, 1852年6月19日。FO17/191，麦都思的报告，快件84，附件1, 1852年7月22日。FO17/199，“包令—马墨士勃雷”，快件16, 1853年1月27日。FO228/156，“巴夏礼—文翰”，快件44, 1853年4月14日。FO682/288/2，“广东省政府的报告书：1854—1857年与太平军作战的收入与经费”（原文是中文，标题是收藏单位所加）。Edwin George Beal Jr.：《厘金的起源，1853—1864》，马萨诸塞，剑桥，1958，第14页。

[93]1854—1857年，顺德一县的居民就向省政府交纳了668682两，这是全部军税的14%。参见本书附录五。

[94]1851、1852年宁波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绅士因赋税骚乱的事件，见佐佐木正哉：《咸丰二年鄞县的抗粮暴动》。

[95]FO228/126，密迪乐的报告，快件57，附件1, 1851年3月17日；快件64, 4月19日。FO17/193，“包令—马墨士勃雷”，快件157, 1852年11月11日。

[96]FO17/187，麦都思的报告，快件31，附件1, 1852年2月27日。FO17/188，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0，附件3, 1852年4月22日。FO17/191，密迪乐的报告，快件84，附件1, 1852年7月22日。FO228/158，“巴夏礼—文翰”，快件141, 1853年10月8日。

[97]George W.Coke: 《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伦敦，1858，第435—436页。光绪《广州府志》，卷81, 42上—42下。民国《东莞县志》，卷34, 22上。《中国丛报》，12∶323页。又见FO17/234，威妥玛对曾望颜奏的英译文，快件331，附件1, 1855年10月13日。

[98]光绪《香山县志》，卷15, 33上。

[99]FO17/234，威妥玛对曾望颜奏的英译文，快年331，附件1, 1855年10月13日。光绪《香山县志》，卷15, 33上。民国《东莞县志》，卷34, 22下。光绪《广州府志》，卷81, 42下。

[100]FO17/203，“文翰—克拉兰登”，快件63, 1853年7月6日。FO228/156，“艾姆斯莱—包令”，快件118, 1853年1月27日。

[101]FO228/156，“巴夏礼—文翰”，快件44, 1853年4月4日；快件54, 4月26日。FO17/202，麦都思的报告，快件47，附件1, 1853年6月5日。FO17/204，“文翰—克拉兰登”，快件111, 1853年9月27日。FO228/158，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24，附件1, 1853年9月5日。FO17/203，“文翰—克拉兰登”，快件72, 1853年7月28日。FO17/205，“文翰—克拉兰登”，快件116, 1853年10月10日。

[102]FO17/204，快件111, 1853年9月27日。FO228/158，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24，附件1, 1853年9月5日。

[103]FO17/205，“文翰—克拉兰登”，快件124, 1853年10月26日。FO228/158，“巴夏礼—文翰”，快件141, 10月8日；153, 10月25日；162, 11月9日；170, 11月25日。“艾姆斯莱—文翰”，快件180, 1853年12月24日。FO228/172，巴夏礼的报告，快件5，附件1, 1854年1月9日；快件16, 1月25日。

[104]光绪《广州府志》，卷82, 3下。《在华十二年》，第235—240页。《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3页注36。

[105]英译文见FO17/226，快件18，附件1, 1855年1月9日。

[106]这一叙述主要依据光绪《广州府志》，卷82, 3下—24上；对其他地方志的比较分析，见本书附录。除另有注解，府志是本章材料的基本来源。很遗憾，我没有能看到陈坤的《粤东剿匪记略》（广州，1871）。

[107]民国《顺德县志》，卷23, 5下。

[108]FO228/172，“艾姆斯莱—文翰”，快件73, 1854年6月14日。

[109]佛山位于广州西南15英里，有二、三十万人从事纺织、制藤、铜器、铁器、桂皮、粮食、油料的生产。见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1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0]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7月20日。

[111]参见附录六。

[112]FO228/172，“罗伯逊—文翰”，快件86, 1854年7月24日。

[113]当时，属于广州守卫部队的有5千名旗兵，4千名绿营兵，2千名潮勇，4千名三角洲地区的乡勇。乡勇被认为是守城力量中的精华。朝廷的士兵每月只有5元钱，而雇佣兵可得7到10元。大部分三角洲乡勇来自东莞县，由一个名叫朱国雄的武举人带领。这支队伍参加了内战中大部分主要战役：校阅场之战、夺回佛岭市和进攻石井。后来，朱带领他的团练队伍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抵抗英国人。见民国《东莞县志》，卷72, 4上。《在华十二年》，第229页。

[114]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48上。《清代中国名人传》，第501—502页。

[115]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7月31日。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第326—328页。

[116]《在华十二年》，第227页。

[117]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7, 14下。

[118]FO17/215，Caldwell的英译文，快件123，附件1, 1854年8月26日。

[119]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8月5日。FO17/21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35，附件1, 1854年8月31日；领事备忘录，快件142，附件1, 1854年9月8日。

[120]卫是东莞人，曾任顺德县绿营军官。在红巾叛乱时期，他以一名剿匪勇士而闻名。见民国《顺德县志》，卷16, 5下。

[121]FO17/216，“罗伯逊—汉蒙特”，快件17, 1854年10月17日；马礼逊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54年9月25日。

[122]无疑，广州自保的传统、大族的存在以及省城的巨大影响，终于团结了乡村并最终使秩序的势力占了上风。

[123]FO17/217，马礼逊的报告，快件59，附件2, 1854年11月10日。

[124]FO17/127，马礼逊的报告，快件59，附件2, 1854年11月10日；“罗伯逊—汉蒙特”，快件75, 1854年11月25日；马礼逊的另一报告在上述同一文件中，但无附件号。

[125]FO228/172，罗伯逊—包令”，快件86, 7月24日；快件91, 1854年8月17日。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8，附件12, 1855年1月4日。FO228/189，伯特的报告，快件3，附件1, 1855年1月4日。

[126]FO17/218，陈显良—包令的便笺，快件235，附件2, 1854年12月23日。

[127]陈可能于1854年4月在广西领导了一次叛乱。英国人的报告中谈到，“红肚带造反者”是由一个“广州的小店主领导的”。见FO17/213，“包令—克拉兰登”，快件14, 1854年4月20日。

[128]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8，附件12, 1855年1月4日。

[129]FO228/172，“罗伯逊—包令”，快件84, 1854年7月18日。

[130]FO17/218，“陈显良—文翰”，快件235，附件2, 1854年12月23日。

[131]FO17/227，“陈显良—文翰”，快件86，附件1, 1855年2月14日。

[132]FO17/227，“包令—克拉兰登”，快件86, 1855年2月14日。

[133]FO17/228，“包令—克拉兰登”，快件108, 1855年2月28日。

[134]FO17/202，“巴夏礼—文翰”，快件45，附件2, 1853年5月27日。

[135]薛福成的记述，引自《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3页注37。

[136]FO17/218，快件226，附件1—4, 1854年12月6日。

[137]FO17/218，“包令—克拉兰登”，快件230, 1854年12月11日。叶名琛与包令间的信件，见同件之附件1、2。

[138]FO17/226，“罗伯逊—包令”，快件8，附件1, 1855年1月4日；“包令—克拉兰登”，快件31, 1月15日；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3，附件1, 1月15日。

[139]FO17/218，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31，附件1, 1854年12月11日。FO228/189，“罗伯逊—包令”。快件130，附件1, 1855年3月9日。FO228/190，彼特的备忘录，无编号文件之附件1, 1855年3月13日。

[140]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3，附件1, 1855年1月15日；“包令—克拉兰登”，快件36, 1月19日；快件39, 1月20日。FO17/227，彼特的报告，快件87，附件1, 1855年2月14日。

[141]FO17/245，快件62，附件1, 1856年2月12日。

[142]叶名琛并不急于让朝廷了解他对自己的司法权不满的程度，也不急于让朝廷知道他对绅士领导的团练欠了巨大的人情。他的军事副手沈棣辉呈送给他一份忠诚者和乡勇的荣誉名单，但他把它搁置起来。他不是没有奖给那些忠诚的绅士以通常的匾额，但只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以皇帝的名义。而且，在向北京报告新造会战这样重要的胜利时，他甚至没有提到任何乡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见《大清历朝实录》，咸丰朝，卷167, 1下—2下。同治《续个南海县志》，卷5。《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2页注4。

[143]《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第406—407页。FO17/231，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08，附件1, 1855年6月9日。FO17/233，“包令—克拉兰登”，快件297, 1855年9月13日。《在华十二年》，第235—240页。

[144]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9, 16上。

[145]《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第407页。

[146]FO17/234，威妥玛的报告，快件331，附件1, 1855年10月13日。FO17/229，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5，附件1, 1855年4月15日。FO17/231，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08，附件1, 1855年6月9日。FO17/23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68，附件1, 1855年11月14日。

[147]贝利沙鲁斯（Belisarius 505？—565）东罗马帝国大将。——译者

[148]《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5—20页，126—140页。《清代通史》，第3卷，第115—119页。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5.2: 235—250页，1937年6月。

[149]H.H.Gerth和C.W.Mills编：《马克斯威伯的社会学论文集》，伦敦，1948，第183—184页。

[150]FO228/157，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01，附件1, 1853年7月21日。

[151]民国《顺德县志》，卷20, 14上—14下；卷23, 6上。

[152]这类团练中最著名的有冲鹤的潘家、龙山的左梦衡、小湾堡的程选、大沥附近的杨康。见民国《顺德县志》，卷18，19。

[153]民国《顺德县志》，卷18, 6下。

[154]民国《顺德县志》，卷18, 2上—2下。

[155]民国《顺德县志》，卷3, 1上；卷23, 7上—7下。

[156]这一叙述依据佐佐木正哉：《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又见牧野巽：《支那家族研究》，第575页。

[157]民国《顺德县志》，卷18, 6上；卷23, 9下。以下的论述，除另注明者外，均据佐佐木正哉：《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一文提供的情况。

[158]民国《顺德县志》卷3, 5上—6上；卷23, 14下—15下。

[159] 《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第175页引。

[160]《中国东南地区的氏族组织》，第76页。《中国的土地与劳工》，第37页。《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08页。《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第47页，第63页。

[161]T'ai-ch'u Liao：《学田：教育经费的一个问题》，载于《燕京社会研究杂志》，2.2: 212—233页，1940年2月。

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

十六

广州被占

引人注意的因素，是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沉寂，是在150万人口方面没有任何活动。他们的脉搏似乎由于前晚的恐惧而停止；如果他们还能够想，他们的唯一希望，似乎是让征服者忘掉他们的存在。[1]

由于著名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爆发了中英间第二次战争。[2]随之而来的是英国海军3个月的断续的攻击。然后，包令与海军上将西摩尔停止了进攻，等待伦敦的最后决定：英法远征军联合行动，向中华帝国进攻。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业已贫困的广东又加上了一层经济重压[3]：即使是在平静时期，保卫费用已达每天1200两（约等于1700美元）。[4]叶名琛宣称：“我一心期望全体绅民捐款以敷需用。”顺德派捐20万两，新会12万两，香山10万两。叶一面向捐献者保证将为他们向皇上请赏，一面又警告说绝不能少捐，这笔钱是必须的。[5]

这不是募捐，而是勒索。例如1857年10月，行商之一，爽官之子[6]因捐不足数遭到拷打，财产充公。[7]通常，捐款册发给当地的名人或族长，同时官方向他们保证，“如果有人不服从，该村委员会的绅士得秘密将其拘捕并送交审判”[8]。这也许使地方名人有了许多压榨农民的机会，但却保证了广州得以在财政困难之中维持它的行政职能。

但是，就是那些“忠义的”绅士最终也感到厌烦了。随着白银一两一两地流入广州的钱库，他们开始要求计算他们捐献的巨款：仅番禺、南海、新会、顺德和香山县就达150万两（相当于210万美元）。有些人，如“九十六村”骄傲的名人们，拒绝再交纳任何捐款，但向总督保证，只要一声令下，每个16岁以上的男子都可以集合成为训练有素的武装团练。另外一些地方，尤其是番禺的东部，干脆解散了他们的乡勇。广州城内，像1849年一样作了准备，组织了自卫委员会，允许各区居民决定是否维持团练，大多数选择了“否”[9]。

看起来，英国人似乎永远不会进攻。夷人一直继续着零星的海上攻击[10]，但是广州人开始相信，英国人已经放弃了真正占领广州城的一切打算，因为印度爆发了士兵暴乱。[11]

当中国人自信地拆除了设在城门外的防御工事时，额尔金爵士[12]却决定在北上白河以前先攻打广州城，惩罚一下叶名琛。[13]“亚罗”号事件过去15个月后，英法联军开始炮击广州城。那时，战争的迟来削弱了官方的团练运动。只有千总邓安邦统领的1000东莞乡勇进行了真正的抵抗，其他的乡勇都在致命的炮火下逃出了北门。[14]

1857年12月29日下午两点，广州城已完全处于联军的掌握之下。整整一个星期，战胜者俯视这座城市，想像着欧洲军队首次进入街道上拥挤的住宅时，广州人将做何反应。他们也在等待总督最后投降。[15]

但总督没有投降。叶名琛似乎试图用意志力驱除夷人。[16]他的同事、下属，甚至那些十分了解他的人，对于他在西摩尔将军的大炮已摧垮了城墙时仍不肯理会英国人的作法，都十分困惑。在某些人眼中，他是极端自信的人的典型：一个不满四十岁的总督，镇压红巾军的功绩尽人皆知，死不承认英国人有多么危险。对另外一些人，他装模作样，故作姿态，好像他内心的平静与狂妄可以抵补军事上的软弱。从这方面来看，他似乎是广州暴民的工具，是耆英最后的化身。[17]另外，关于他的性格还有一些模糊的传说：认为他由于清洗而变得残暴了；或者说他是道教专家，在他官吏生涯中最后一些决定性的日子里，他转向了巫术。[18]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把让步、妥协、和解看作是软弱。他一次次地拒绝同事们与夷人交涉的建议，似乎外交就是纸牌游戏，必须威吓对手以使他屈服。[19]于是，在那警惕地等待的一个星期中，他仍旧不理会英国人的存在。终于，1858年1月5日，联军进入了广州城。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城北的观音山，省里的官员已从那里撤走以进行最后的对抗。稍后，他们捕获了叶名琛，当时他正想乔装翻越朋友家的后墙逃跑。[20]

当英国人行将占领城市的局势已很明显时，广州当局就开始同联军进行秘密谈判。早在12月29日，巡抚柏贵就派浩官和经官去请求和解。12月31日，满族将军穆克德讷和柏贵都公开安抚民众——他们最害怕的是不法暴民会趁英国人入侵之机烧杀抢掠。[21]所以，在叶名琛被捕后，其他的中国文武大员都没有抵抗，一般说来，他们还帮助联军维持治安。

英、法主要关心的就是秩序。联军只有5000士兵，两名中国翻译，如果他们希望统治100万怀有敌意的、狂热的民众，就必须得到现政府的合作。[22]考虑过两个计划。其一，柏贵和穆克德讷可以返回各自的衙门，而联军只是把军队留在城里。其二，柏贵作为战俘到一艘英舰上，但仍可“巡抚”广州。最后，选择了一个折衷方案：柏贵将“以一种适于增加而非损害当局威望的方式”在他的衙门中就职；“在那个重要关头，城市的安宁甚至城市的生存，都有赖于这个当局”[23]。当然，私下会告诉他，所有他的行政决定都要得到联军的准许。

柏贵对此建议考虑了24小时。这期间，城里的许多绅士都请求他为了商业的利益和社会秩序接受这一建议。[24]柏贵谨慎、保守，不是那种“豪侠”人物，不可能领导一场反英的民众团练运动。1月8日，他接受了联军的条件。[25]第二天，英法联军在柏贵的衙门里为他举行了铺张的就职典礼，因为他的威望及行政“气氛”将是联合政府真正的工具。事实上，他是英法统治的傀儡，他被限制在衙门的最深处，有英国士兵看守，而外面都交给了联军的委员：汤玛斯·贺罗威上校、马蒂内·德·舍内上尉和巴夏礼。[26]巴夏礼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权力，单独处理省里的日常行政事务。[27]满族将军自动解散了他的卫戍部队并交出了所有武器，从巡抚衙门发出所有文件都由巴夏礼草拟或批准。[28]

除了以上所述种种及建立了一个联合法庭外，巴夏礼还监督城市的治安。最初，由100名英国人和30名法国人组成的警察部队单独巡逻。但是对番鬼的害怕造成了恐慌，巡逻队一出现，商人、房主们都赶快躲起来，而盗贼则跟在巡逻队后面偷东西。最后，改为每一巡逻队包括一列外国水兵与一列中国警察。[29]

随着城市缓慢地复苏，联军开始考虑中国政府对这一新的方针会作出何种反应。皇帝会同意柏贵继续留任吗？

1858年1月26日，灾难的消息传到北京，叶名琛因“刚愎自用”过迟地被解职。他的两广总督和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大臣的职务由黄宗汉接替。在黄未到任之前，柏贵暂署这两项职务——尽管皇帝十分明白联军对他的委任。[30]

但是，柏贵在地方事务方面的地位已受到了妨碍。当联军在广州委任柏贵时，省里的臬司、知府、粮道在佛山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为乡村的绅士们提供了一个忠于朝廷的代替者。[31]而且，高级团练大臣们也在制订一个协调的抵抗运动计划，以把英法军队赶出广东。

十七

广东团练总局

著柏贵与绅士罗惇衍等，密传各乡团练，宣示朕意，如……仍冥顽不服，久踞城垣，惟有调集各城兵勇，联为一气，将该夷驱逐出城，使不敢轻视中国。

咸丰皇帝上谕[32]

乡村的团练过于松散，过于缺少训练，难于对入侵力量进行真正的对抗。但是，英法军队现在是占领者，他们受到了任何抵抗运动都能够筹划出来的骚扰。乡村中的团练可能并不愿意反对一个官方任命的巡抚，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省里的三个高级绅士已得到皇帝的密许，要赶走敌人。这些由于红巾叛乱而回家乡来的爱国者们，决定试办与别处绅士正在创办的同样的地区性团练。

这些人士中的第一人就是龙元僖，顺德团练总局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龙的同学、同乡罗惇衍。罗与龙一样，出身于大良世家。他的父亲罗家正，1813年中举，是著名的越秀书院山长。由于在入城危机时所起的作用，升为五品，并领导了重修顺德历史的修志局。当他的儿子惇衍出生时“满室红光”，预示了这个孩子将来光辉显赫的一生：翰林院编修，四川、安徽两省学政，侍读学士，通政副使，然后是通政使。咸丰皇帝即位，罗在财政、政治上的保守观点与皇帝的看法相吻合，他青云直上了。那一年，他呈上了一篇著名的奏折，提出了传统的道德观正在被官吏的腐败和乱政所破坏的警告。皇帝同意他的看法。次年，罗惇衍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然后是左副都御史。1853年下半年时，他是刑部侍郎，也是地方团练的著名支持者。[33]

苏廷魁，三位领袖中的第三位，与罗一样，是道德主义者。但与罗不同，他性情急躁，多次卷入了政策争论。他也是广东人，是龙、罗的同年。1835年入翰林院，与罗、龙共事。鸦片战争结束时，他激烈批评温和派的“抚夷”政策。1843年，他大胆地指责穆彰阿失职，在咸丰皇帝继位后，他弹劾赛尚阿破坏旧制。1854年，他丁忧在籍，红巾军起，他反对借外兵。与罗、龙一样，苏也是地方团练的热心鼓吹者。朝廷决定支持团练活动后，苏返回广东主持地方防务。1854—1855年期间，他与大良总局密切合作，在向江西派遗勇营以对抗太平军方面，几乎是个专家。[34]所以，在反英抵抗运动之前四年，三位领袖中的两位就已经发展起一套地方防卫的协作体系。

三人中品级最高的罗，在联军进城时，刚好三年服丧期满。他与龙、苏二人联名上疏皇上，请求准予协调团练活动以抵抗英国人。1858年2月8日，皇帝密谕批准。[35]他们一接到命令，立即在广州城以北25英里的花县开设了广东团练总局。他们受命“督办夷务”，刊刻了“钦差办理广东夷务关防”[36]。

广东团练总局把它的势力从县发展到广州城南：从东莞、新安得到兵源，从顺德得到财源。[37]东莞以它勇猛的战士、卓越的射手闻名，一直是招募兵勇的传统地区。不如东莞出名的新安，在1856年由于苏廷魁的命令也成立了团练。当地最有势力的族长陈桂籍是苏的一个学生的兄弟。陈本人是进士，曾在北京户部任职；红巾叛乱期间，他反回广东照料家产。[38]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苏廷魁要求陈氏兄弟建立团练并组织对英国的抵制，因为新安是向香港提供农产品和劳力的主要基地。[39]苏是他们与叶名琛的衙门之间的联系人。但是总督发现，这个由广州的团练总局每年资助24000两白银的团练，实际上是一个宗族的工具，陈家利用它来解决与新安沿海各村的旧矛盾。当梧州发生骚乱时，陈氏兄弟说服柏贵，说只要他们有更多的钱，就能够组织三千多兵勇阻挡叛军，但被叶名琛驳回了。自然，陈氏兄弟收回了他们的建议，但他们仍保持着对县里团练的控制。当苏廷魁1858年被任命为“钦差”时，他们立即把全部人马交给了广东团练总局。[40]

基金和给养都由顺德的团练总局提供。花县的总局一建立，龙元僖就把大良公局的一些工作交给绅士委员会中一些可靠的人去处理。[41]龙元僖的族人龙葆成，负责管理一个筹集资金、担任联络的特别机构，称为“新青坛文社”，向广东团练总局输送了大量的借款、沙田租、厘金和捐款。[42]这笔钱交给总局的粮饷委员、来自顺德的前知县何大璋，由他去购买船只、武器，雇用兵勇。[43]

由于依靠顺德县，1859年初“大臣们”决定将总部迁往该处。[44]虽然北部各县也是抗英的，他们却没有供给广东团练总局在当地的各种需求。南海县尤其是这样。那里，“九十六村”与旧的升平社学一致，从1841年起就有自负的团练。在每次危机中，他们从来都拒绝向任何团练总局提供人员或资金，现在仍然如此。他们战斗得勇敢、凶猛，甚至也使自己的行动与“大臣们”发出的指示相协调，但他们完全受自己设在石井的总部所控制。他们的总部以梁起鹏为首，他只有低级功名，是有名的梁姓族人。[45]如果说他们还承认任何合法的政治机构，那就是臬司在佛山的影子政府所建立的团练组织。

罗惇衍很快就使佛山的忠义者归顺了团练总局。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政府仍旧保留着它的防御总部：丝墟联防局——其总部设在佛山，并在南海、番禺的每一个丝市上都设有招募处[46]。1859年，联防局的各机构最终并入了广东团练总局。

红巾叛乱时期的政治崩溃使得建立广东团练总局成为可能。但是，权力分散化又使得罗、龙、苏不能创立一个真正的地方组织。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大臣们”似乎形成了省里的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但是，即使是朝廷的谕旨、驱赶外国人的集体行动，也不能消释20年积累起来的地方主义。

十八

抵抗运动

虽附省之郡邑团练尚属整齐，而自四年间股匪滋扰以后，民力迥非昔比，集众易，而不能令义愤之人襄粮以从。兵端开，而更虞致不逞之徒乘间而发。

穆克德讷和柏贵奏[47]

1858年上半年，乡村的团练使广州城为之恐慌。警察、士兵，只要在城门附近走动就会被抓走。对所有外国人的人头都悬了赏格。设置了陷阱。每晚都有建筑物被火箭或纵火者烧毁。有钱人都逃出了城。郊区荒无人烟，为抢劫集团提供了隐蔽所。[48]住在广州或是香港的外国人发现，很难买到粮食，也很难雇到帮工的人。地方官们已命令小店主离开广州，两万名劳工离开香港回家[49]。

巴夏礼徒劳地企图利用柏贵来安抚乡绅和忠于朝廷的官员。巡抚同意了，他写信给佛山的影子政府，请求他们停止无用的反抗。[50]但他的调停毫无用处。“大臣们”拥有的朝廷谕旨，似乎抵消了柏贵的权力。[51]此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柏贵只是巴夏礼的傀儡，甚至咸丰帝也感到“柏贵禁止义兵之语，可见受其挟制”，皇帝要求“该督（黄宗汉）到粤后，仍当借绅民之力”[52]。柏贵认识到，三大臣一定会继续以省的名义说话，直到拥有更大权力的黄宗汉来代替他们。[53]但是，他仍然企图让北京知道，罗惇衍所描绘的关于一个强大的团练运动的乐观景象，是歪曲了事实的。百姓实际上很穷，全省各地盗匪活动再次兴起，大多数广州人根本不关心占领问题。[54]

柏贵在皇帝心中引起的疑虑，由于收到正在前往南方途中的黄宗汉的报告而加重。[55]新总督试图在江西、江南、福建招集援军，但没有一个省可以向南方分出兵力。广东团练总局似乎是收复广州的唯一希望。[56]但是，已有迹象表明，群众的热情并不像罗、龙、苏说的那样高涨：“各乡团练并无剿夷之心。”[57]

难道不能再信任罗惇衍了吗？根据他向皇帝的报告，全省都已准备好把夷人赶下海。枪炮已装好火药，兵勇已训练，给养已准备，间谍及恐怖分子已秘密进城，只等皇上一声令下，就可武力攻城。[58]

皇帝犹豫了。很显然，只有等黄宗汉到达广州，送回一份没有偏见的、可靠的报告以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59]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据当时正在白河进行的中国同额尔金和葛罗[60]的外交交涉情况来做决定。如果能够利用俄、美说服英、法，就没有必要进攻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么仍可用广州人向联军进行拦腰一击。这与天津谈判的情况是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咸丰帝命令“该侍郎等惟当密筹防备，候旨遵行”[61]。到1858年5月9日，即额尔金和葛罗强行通过大沽炮台的前一天，皇帝对俄国或者美国的调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罗的团练也许不像广东团练总局所假装的那样热情高涨，但他们至少是存在的。[62]黄宗汉到达广州之后，必须立即筹划控制团练运动，并警告英法联军，如果他们在（阴历）四月份之内不撤出城去，将以武力强迫他们撤出。[63]

联军攻打了大沽炮台。皇帝谕令黄宗汉与罗惇衍必须协同进攻：首先夺回广州，然后进攻香港。但事情要做得机密。黄不能公开介入团练的活动，因为一旦夷人以激烈的手段来保护他们在这两个城市中存放的货物时，黄也许还要干预，进行调停。当时总督尚未得到北京的明确命令发起进攻，因为仍有可能依靠外交解决结束这场战争[64]。

1858年6月11日，黄宗汉终于到达广东，并在远离广州的惠州设立了总督衙门。英国人马上警告他不要鼓励团练的活动。但总督没有理会他们，他会见了三大臣以执行皇上的命令。[65]他公开表示赞赏广州人民“忠义之忱”，同时张贴布告，警告联军必须撤走，并答应奖赏忠勇的团练。[66]

抵抗运动的活动速度立即加快了。看起来，乡村里的团练最终将被允许去攻打广州。到处都出现匿名的反洋人告示。成队的恐怖分子，乔装成苦力混入城中。中国警察渐渐害怕在街上被人看见与外国人在一起。广州籍的仆人们都离开了外国雇主的家。[67]

联军尽力维持广州的治安：增加巡逻队、管制交通、关闭一些城门。可疑的恐怖分子被剪去辫子做为标志，并被赶出城去。[68]但是，敌人太难捉摸了。而且，额尔金爵士担心不必要地刺激乡绅，禁止英国人到距城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巡逻。[69]联军只有一次打破了这个规定。6月1日，一个巡逻兵发现一大队乡勇（包括由陈桂籍领导的1000名新安人），在城外6英里处的白云山麓集结。6月3日，800名联军士兵攻击并打破了他们的营地，取得了小小的、但却鼓舞人心的胜利。[70]

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里进行了一场对外政策的辩论。鹰派，主要是都察院或翰林院中的汉人，吵嚷着结束谈判，回到同夷人武力抗争的路上来。[71]6月23日，御史们在辩论中失败。三天以后，桂良签订了《天津条约》。[72]不到24小时，皇帝收到了罗、龙、苏的奏报，他们将白云山的战斗描绘成团练的辉煌胜利。[73]这一密奏的消息，不知怎么泄漏给了政府中少数几位更主战的人物：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左侍郎匡源、户部左侍郎沈兆霖。这三名官员试图利用“胜利”的消息重新进行关于夷务政策的辩论，要求咸丰皇帝鼓励罗的夺回广州的尝试。“且粤民业经开仗，仇隙已成，势不两立，则朝廷即不听攻，百姓岂能歇手？如……阻止进兵，则民与官仇，深防激变。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于此”[74]。这与叶名琛曾提出的论点相同。皇帝也认为人民是必须安抚的；但是现在，条约已经签订了，英、法自然要结束他们的占领。事情已经办妥。[75]

但是皇帝错了，英法联军并不打算撤出广州。总督报告说，英国人正在修建永久性的兵营，巴夏礼正在组织一个有100多本地人做幕友的班子，以管理这座城市；罗惇衍也反复强调了夷人还呆在原处。[76]皇帝听到这些当然很关心。但是，中国眼下欠了英、法一笔巨额赔款，这些钱的一部分将出自广州的关税收入。即使英国人确实统治着城市，朝廷也不能采取会危及这笔收入的行动。咸丰帝知道黄宗汉所带兵勇的力量，需要地方团练的支持补充，如果团练能够成功，他是乐于批准进攻的。但如果胜负未可预卜，黄宗汉就不应贸然行动。[77]

1858年7月21日，在皇帝迟缓的决定到达罗惇衍手中以前，等待了很久的对广州城的进攻终于开始了。7千兵勇满怀信心地攻城，攀爬城墙。但是他们忘记了英国人架在观音山上的大炮。炮火赶走了受到重创的团练，他们垂头丧气地撤退了。[78]

更糟的是，北京的新指示于7月21日的失败后到达，这意味着团练总局不能再进行努力来同城里的外国人对抗。三位团练大臣请求将他们的任务从办理“夷务”改为镇压匪徒。皇帝意在维持现状，说：“现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与官绅为难，亦只可暂与相安。其民夷仇杀之案，无关大局者，仍毋庸与闻。”[79]

7月的失利破坏了这场忠义运动的支柱。皇上否决进攻的流言四处传播，忽然间富户们对广东团练总局的命令也心存疑虑。资金来源开始枯竭。甚至仍在抗英的三元里团局，也短给一月口粮。[80]没有粮食和薪饷，雇来的乡勇就蜕化成了土匪。[81]混乱的循环重又开始。官吏们逃进城，甚至衙门中的职员也星散了。

幕友亦多星散回家。各属州县，候上司遵此示行者，半年不能回复。省垣为首善之区，刑政荡然，盗贼四起，百姓日在水深火热之中。[82]

协调的团练活动暂时停止了。但是与此同时，反洋人主义却没有减弱，没有集中领导的地方小股武装，仍不断地袭击联军。额尔金甚至在1858年9月同桂良在上海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个情况，但是没有结果。[83]英国人要亲自使农村感到他们的存在，亲自扫除反抗的中心或使他们丧胆。到12月，日常的巡逻已不限于城门，而扩展到广州四周的村、镇。这些巡逻队在1859年1月4日以前都没有受到袭击。可是1月4日那天，700名水兵在靠近设在石井的南海团练总部时，受到了袭击。那里的有些乡勇勇敢地向正在后撤等待联军官员命令的英国人开火。巴夏礼认为，如果石井总部不受到惩罚，那么别的地区就难以管理了。1月8日，在六艘炮艇支持下，1300名士兵向团练总部进攻。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乡勇被打败，总部被占领，村庄被夷为平地。

这以后，接着又进行了三次远征。1月20日，一支炮艇小分队向佛山进发，打算同那里的影子政府交战。但出人意外的是，他们受到了那里的官员的和平接待。1859年2月8日，1000多名英、法士兵在一队苦力的支援下，向设在花县的广东团练总局进攻，把大臣们赶到顺德县。最后，2月19日，一大队远征军溯西江而上，沿途穿过生丝产地到达肇庆，苏廷魁一直在此地组织团练。[84]

这些侵扰的结果是戏剧性的。从石井总部缴获的文件中，巴夏礼发现了皇帝给罗惇衍的一道密谕，皇帝那时正鼓励团练。这份可以用来指控皇帝的文件立即送到了额尔金处。额尔金拿给桂良与花沙纳看，并假意表示不相信皇帝竟会不讲信用地认可抵抗运动。[85]额尔金同时还提出要求：解散广东团练总局，并撤销由于把自己卷进去而失败的黄宗汉的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大臣的职务。事情的内幕泄露了，朝廷很快采取了行动。1月29日，何桂清接替黄宗汉出任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务大臣。他是包括桂良在内的主和派的著名首领之一。与此同时，朝廷否认密谕：“著黄宗汉严拿伪造之人，尽法惩办”[86]。

现在，从理论上说，“忠诚者”变成不忠诚了：皇帝已经接受了广州的双重体系政府。最重要的是，对广州的侵掠，在广东全省都投下了外国人的政治阴影。例如，在石井团练总部被毁时，九十六村地区的反洋人主义即开始销声匿迹。英国巡逻兵一出现，乡中长者就在村边排列成行，极为有礼地欢迎他们。[87]绅士现在把联军视为政治的和社会的真正对手，而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却接受外国人做为广东的实际统治者。

十九

离去

在郊区，游民们仍放纵地像过去一样辱骂外国人，但总的说来，即使在那里，情况也有了向好的方面的决定性变化。在我看来，对敢于面对最近的动乱的外国人，存在着一种信任，了解外国情况，尤其是熟悉英语的愿望，也在增长。

代理中文秘书威妥玛语[88]

广州的政治上的统治者——联军，同中国当局之间逐渐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工作关系。[89]一名清朝官员请求英国人给以帮助或借助其权威，很快成为自然而然的事。[90]此外，联军指挥部还在三角洲地区建立了一种社会保护制度。巴夏礼与阿礼国停止了苦力买卖中罪恶的“猎仔贸易”和城市官吏对广州小店主3%的“抽厘”税，这一举动赢得了成千上万农民和商人对他们的不尽感激。[91]很快，三角洲地区的居民转向联军指挥部寻求革除地方上的腐败和不公正，而过去他们是向中国传统的政府当局提出请求的。事实上，当英法联军不干涉地方事务时，人们反而忿忿不平。

去年上半年，联军的衙门表现出革除弊端的意愿，可是到了下半年，自从宣布敌对状态结束之日起，联军在大多数事情上不再接受中国人的请愿。这样，可怜的百姓就失去了伸告冤屈的手段。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联军不注意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彻底了解有关中国的所有情况。[92]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一直被看作与盗匪、海盗、“汉奸”等破坏秩序的势力是一路货色。可是现在，红巾军摧毁了地方政府，广州人开始把夷人看作是一种稳定政治的力量。1859年，当肇庆、嘉应以及梅岭通道地区再次发生叛乱时，这一力量是使广州得到极大安慰的源泉。似乎只有联军才能阻挡匪徒进入广州。[93]“确实曾有报告表明，当地匪徒打算同外省叛匪联合起来，伺机采取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靠和信托于现在占领着广州的联军，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们的麻烦”[94]。西方的蛮夷对中国来说，不再是陌生人；在控制的问题上，他们是政治上的对手。广东的现状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的缩影。

当1859、1860年北方再次爆发战事时，三大臣仍幻想恢复抵抗运动[95]，但已为时太晚。广东团练总局的财源已枯竭，绅士们似乎不再关心大沽事件。罗惇衍催逼各地方官，苦苦抱怨显贵们拒绝交付他们的份额，甚至列出拖欠者的名单，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各宗族和各乡村不再合作了。人们以愤恨、轻蔑的口吻谈论三大臣；而当团练总局的收税人出现时，各村均武装自卫。[96]

当然，绅士中仍有一些人反对夷人，希望把英法联军赶出广东。但是，咸丰皇帝已告诫三大臣，“目前天津的乱局已不可收拾，但广州的事务仍可依前令处理，汝等必不可惹起事端”[97]。罗惇衍明知无所作为会失去所有尚存的地方排外者的支持，但仍不得不告诉绅士们取消对广州的进攻[98]。团练萎缩了，消亡了。在老的反洋人中心地区巡逻的英国士兵看到的是友好的农民，他们拒绝向绅士的团练局交纳保卫费用。一队英国兵甚至在罗、龙、苏曾作为团练总部的公局中过夜。在这里，一名县丞“深感邻村绅士力量的增长。据他说，他们曾使他的地位下降到几乎不起作用的地步”。现在，只有在风中飘动的撕破了的反洋人告示，才能使英国人记起广东的抵抗运动。[99]

1860年新年，两广总督穿起朝服庆贺，这是三年来的第一次，表明旧秩序已经恢复。[100]英国人继续检举绑架者，在乡村巡逻，阻止在边界的叛匪，使他们不得逼近三角洲地区。[101]甚至南海、番禺的绅士们也开始接受联军存在的现实。一次他们向联军委员们提出，请求“发给一份以他们崇高的民族文字书写的文件”，允许在石井建立团练以防盗匪。[102]他们怎么能对外国人统治的事实视而不见呢？他们自己的一名地方官审问两名罪犯时施用刑罚，巴夏礼断然把他投进了监狱。[103]

英国人并没有感觉到所有这些事情的讽刺意味。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25年来他们走了多远。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在未来的60年中，他们将会使自己同曾与之战斗、并给予约束的官僚阶级等同起来；他们也不可能预见到，他们英国人将被新的中国视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这个新中国恰恰是他们无意中帮助建立起来的。

这么容易统治是太美满了。巴夏礼本人感到了这一点。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最初所持的目的。现在，越早脱身越好，最好在引起新的纠葛之前。”[104]于是，1861年10月21日，就在20年前炎热的5月里卧乌古曾占领过的高地上，联军的指挥官们最后一次集合他们的队伍。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厚厚的城墙破裂崩坏了，河南华丽的别墅毁坏了，池塘里飘满了浮萍。[105]现在，礼炮燃响，换上了中国当局的旗帜。联军在最后一次胜利的夸耀中撤出了广州。[106]残破、卑微、经历了不能消除的变化的广州城，最后被留给了她自己。没有欣慰，没有愤怒，没有抗议，甚至也没有希望，广州城看着英法联军离去。

[1]《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

[2]1856年10月8日，广州一位绅士向地方官报告说，他认出了停在黄埔的一艘快速帆船（用中国索具的西式船）的水手中，混有1名海盗。4名官员和60名士兵登上船，它是中国人所有的，但在英国的航海册上以“亚罗”之名非法注册。当中国人扯下桅杆上的旗并逮捕12名中国水手时，好斗的领事巴夏礼声称英国国旗受到了污辱，他在包令和西摩尔海军上将全力支持下，要求总督叶名琛公开道歉。叶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最后通牒，于是导致了战争。

[3]1857年夏，因大米缺乏，米价涨为正常价格的3倍。广州的大米都得从暹罗进口。见FO17/271，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5，附件1, 1857年8月20日。

[4]告示日期是1856年12月4日。见FO17/263，快件6，附件2, 1851年1月3日。

[5]FO17/263，威妥玛的报告，快件6，附件1, 1857年1月3日。

[6]爽官（Samqua），通常指吴健章。他在外贸中交了好运以后，1851年在上海负责对外关系，见《清代中国名人传》，第865页。

[7]FO17/272，华特的报告，快件407，附件1, 1857年10月21日。

[8]FO17/272，华特的报告，快件407，附件1, 1857年10月21日。

[9]FO17/271，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62，附件1, 1857年8月24日；威妥玛的报告，快件319，附件1, 1857年7月10日。FO228/240，“巴夏礼—额尔金”，1857年7月25日。FO17/272，中文秘书的备忘录，快件370，附件1, 1857年9月2日；快件385, 9月21日；快件390, 10月5日；快件399, 10月13日；威妥玛的报告，快件407, 10月21日。

[10]《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特别记者在中国》，第16—42页。

[11]FO17/271，威妥玛的报告，快件319，附件1, 1857年7月10日。FO228/240，“巴夏礼—额尔金”，1857年7月25日。

[12]额尔金爵士是英国最显赫的贵族之一。曾任女王陛下的牙买加总督、加拿大总督，业绩辉煌。1857年，巴麦尊首先挑选他担任远征中国的司令官。

[13]FO17/276，“额尔金—克拉兰登”，快件46, 1857年9月24日。

[14]民国《东莞县志》，卷72, 18下。FO17/271，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36，附件1, 1857年7月25日；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36，附件2, 7月25日。FO17/277，“威妥玛—包令”，快件75，附件1, 1857年12月9日。

[15]Stanley Lane-Poole：《巴夏礼爵士的生涯》，伦敦，1894，1: 12—13章。

[16]夏定域：《英吉利占据广州之役史料》，载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0.110: 45—48页，1929年12月18日。

[17]《英吉利占据广州之役史料》。

[18]《清代中国名人传》，第904—905页。

[19] 《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71、74页引薛福成。

[20]《广东十三行考》，第198页。

[21] 《广东十三行考》，第170页。《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75—82页。

[22]《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第287页。

[23]Laurence Oliphant：《额尔金伯爵1857、1858、1869年使华使日纪实》（以下简称《额尔金使华》，伦敦，1859，1: 151页。

[24]《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第287页。

[25]柏贵的许多同胞认为他是被迫作出这一决定的。“胁巡抚柏贵以制粤民”。见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35下。

[26]《额尔金使华》，1∶151页。

[27]FO228/252，“广州的中国大臣们应遵守的规则”，快件11，附件3, 1858年1月12日。

[28]FO228/252，“广州的中国大臣们应遵守的规则”，快件11，附件3, 1858年1月12日。

[29]《额尔金使华》，1∶169页。

[30]《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82页，注142。

[31] 《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77—78页。

[3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7, 44下。

[33]《清史》，台北，1961，第4818—4819页。

[34]《清史》，第4589—4590页。

[3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7, 44下。

[36]民国《顺德县志》，卷23。《中西纪事》卷13, 8上。

[37]民国《东莞县志》，卷72, 18下。民国《顺德县志》卷23, 9上。

[3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 33下—34上。

[39]FO17/263, 1856年12月24日告示，快件6，附件2, 1857年1月3日。FO17/263，威妥玛的报告，快件6，附件1, 1857年1月3日。

[40]FO17/267，快件181各附件，1857年4月14日。这个文件附有陈氏兄弟和苏廷魁之间往来的50封信，Elliot海军代将俘获了一艘“团练”的船，缴获了这些信。

[41]特别是潘念祖，他是冲鹤有势力的潘姓族人；赖子猷，进士，曾在内阁供职。见民国《顺德县志》，卷18, 4上；卷19, 3上。

[42]民国《顺德县志》，卷18, 14下；卷23, 9上；卷2, 34下。

[43]民国《顺德县志》，卷18, 4下。

[44]民国《顺德县志》，卷3, 4下；卷23, 9下。FO228/284，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60年5月21日。

[45]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35上—35下。

[46]民国《顺德县志》，卷23, 9下。

[4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1, 45下。

[48]《中西纪事》，卷13, 7下—11上、20上。FO228/259，“阿礼国—额尔金”，快件9, 1858年7月9日；“巴夏礼—额尔金”，快件37, 6月4日；“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0, 6月6日；快件43, 6月18日；快件45, 1858年7月20日。

[49]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54，附件1、2, 1858年7月20日。

[50]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38, 1858年6月6日，参阅同件中的附件。

[51]FO228/259，告示副本，快件54，附件2, 1858年7月20日；巴夏礼的报告，快件54，附件4。

[5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9, 19上—20上。

[53]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3, 1858年6月18日。

[5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1, 45上—47下。

[5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1, 47下—48上。

[5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9, 13上—19上。

[5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5下。

[5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37上—41上。

[5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0, 25上—26上。

[60]葛罗男爵，法国远征军领导人，与额尔金勋爵相似的角色。

[6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0, 26上—27下。

[6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17下—19下。

[63]同上。

[6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41上—42下。

[65]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0, 1858年6月6日；“黄宗汉—联军委员”，快件47，附件9。

[66]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5, 1858年6月19日；快件46, 6月21日。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第280页。

[67]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7, 1858年7月3日。

[68]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3，附件3, 1858年6月18日。

[69]《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283—284页。

[70]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37, 1858年6月4日；消息报告，快件38，附件1, 6月6日。《中西纪事》，卷13, 18下—19上。《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 33下—34下。

[71]《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缘起》，第2章。

[72]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外交阶段，1858—1880》，马萨诸塞，剑桥，1960，第23—79页。

[7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 33下—34下，37上—37下。

[7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7, 31下。

[7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7, 32上—32下。

[76]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8, 33上—41下。

[7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8, 41下—42下。

[78]《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282—283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 3下—6上。

[7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 37下—38上。

[8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 34下—37下。

[81]夏燮：《中西纪事》，卷13, 11下—12上。

[8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 7上—7下。

[8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285—287页。《额尔金使华》，2∶469—472页。

[84]FO228/266，“阿礼国—包令”，快件7, 1859年1月13日；快件13, 1月23日。《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14章。

[85]《额尔金使华》，2∶469页。

[86]《额尔金使华》，2∶473—474页引。《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缘起》，第14章。

[87]FO228/266，“阿礼国—包令”，快件7, 1859年1月13日。

[88]见FO17/224，快件23，附件1, 1856年1月。

[89]FO228/268，柏贵给委员们的公文，快件1，附件1, 1859年3月29日；惠州府告示，快件1，附件5, 3月29日。

[90]FO228/266，“阿礼国—包令”，1859年4月19 日。FO228/268，“巴夏礼—卜鲁斯”，快件16, 1859年5月16日。

[91]FO228/266，保证商给阿礼国的请愿书，快件31，附件1, 1859年4月。FO228/370，巡抚劳崇光致联军委员会：处决18名绑架者的证言，快件42，附件2, 1859年11月10日。FO228/266，“阿礼国—包令”快件31, 1859年4月。FO228/268，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附件3, 1859年3月29日。FO228/269，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7，附件2, 1859年10月6日。FO228/267，“文恰斯特—卜鲁斯”，快件36, 1859年10月8日。FO228/270，“巴夏礼—包令”，快件45, 1859年11月12日。《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139页。

[92]FO228/263，广州绅士的告示，英译文，快件11，附件1, 1859年5月3日。

[93]FO228/268，巴夏礼的备忘录，快件1，附件3, 1859年3月29日；快件6，附件1, 4月21日。FO17/216，“罗伯逊—汉蒙特”，快件17, 1854年10月10日。《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82—83页。《额尔金使华》，1∶95—96页。William Lockhart：《医药传教士在中国：二十年经历记》，伦敦，1861，第185—186页。

[94]FO228/263，广州绅士的告示，英译文，快件11，附件1, 1859年5月3日。

[95]FO228/284，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16，附件1, 1860年7月6日，又见同件之附件2。FO228/287，“文恰斯特—卜鲁斯”，快件73, 1860年8月4日；快件83, 9月20日；彼特的报告，快件99，附件1, 11月12日；“文恰斯特—卜鲁斯”，快件101, 11月26日。FO228/268，“巴夏礼—卜鲁斯”，快件23, 1859年7月9日。FO228/266，“文恰斯特—卜鲁斯”，快件19, 1859年7月20日。FO228/269，巴夏礼的报告，快件28，附件1, 1859年8月6日。FO228/266，“文恰斯特—卜鲁斯”，快件22, 1859年8月2日；劳崇光告示，快件23，附件1, 1859年8月6日；FO228/269，巴夏礼的报告，快件28，附件1, 1859年8月6日；快件29，附件4, 8月22日；“巴夏礼—卜鲁斯，”快件32, 9月18日。

[96]FO228/269，巴夏礼的报告，快件29，附件1, 1859年8月22日；劳崇光给番禺知县的指示，快件32，附件5, 1859年9月18日；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7，附件1, 9月25日。

[97]FO228/269，巴夏礼的报告，快件28，附件1, 1859年8月6日。

[98]FO228/266，“罗伯逊—卜鲁斯”，快件27, 1859年8月31日。

[99]FO228/270，巴夏礼的报告，快件62，附件1, 1859年12月13日。

[100]FO228/283，“巴夏礼—卜鲁斯”，快件82, 1860年1月27日。

[101]FO228/306，梅辉立的报告，快件46，附件1, 1861年7月5日；“罗伯逊—卜鲁斯”，6月7日。FO228/284，“巴夏礼—卜鲁斯”，快件103, 1860年3月12日；快件106, 3月25日；快件115, 6月20日；快件116, 7月6日；巴夏礼的备忘录，快件112，附件1, 5月21日。

[102]FO228/284，番禺绅士给联军委员会的请愿书，快件106，附件8, 1861年3月25日。

[103]《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444页。

[104]《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451页。

[105]Peter G.Laurie: 《广州的回忆，1859年6月》，伦敦，1866，第43页。

[106]FO228/306，“罗伯逊—卜鲁斯”，快件71, 1861年10月21日。

附录

一

人口压力[1]

广东省的人口调查数字经常与事实相去甚远，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表明，16世纪以后，广东省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人口爆炸；那时，甜马铃薯和花生从欧洲传入，经常在不毛之地栽种。1787年时，广东的人口并不多，与山西省大致相同。到1812年，其人口密度超过了山西，但仍不如江苏、浙江。30年后，它的人口密度虽仍在江苏、浙江之下，但已远远超过山西，可与湖南相比。

人口压力问题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人口与可耕地的比率。根据1812年土地数字的大致估计，全省大约有土地3200万亩，平均每人只有1.67亩（约1/4英亩），低于当时全国每人拥有土地2.19亩的平均数很多。可以设想，这种不平衡仍在继续并会有所发展。因为虽然开垦了三角洲部分土地，但不可能赶上人口的增长。这使得广东省成为全国土地最紧张的省份之一。以1812年的数字为例，广东省人均可耕地，低于除贵州、广西、甘肃、福建、安徽以外全国各省。还必须提到的是，这只是全省的平均数字。广州湾地区，尽管土地肥沃，但人口却比广东省其他地区稠密得多。

可以设想，移民会有助于减少一些人口。但是，1852年，省内可供移民的主要地区是潮州、嘉应，而这两处都是贫瘠的地区，当地许多农民是流动劳力。那时，每年只有三、四千广东人成为移民。19世纪晚期，每年有20万人外流，但返回者达9万人。尽管盆地的土地肥沃，又有大量人口外流，广州地区在本书所研究的年代中，一直经受着土地与粮食来源的压力。

附表1　广东的人口1787—1850年

二

书院与社学[2]

广州虽然远离朝廷的政治、社会骚动，但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都是一个活跃的知识中心。1817—1826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创立的全国闻名的学海堂，就是最好的象征。它是优异的学术与教育的同义语，由于它对经典的权威注释——1829年首次印刷的《皇清经解》而著名于世。学堂的山长，都是各个领域中一些最优秀的经学家和省里的学界泰斗，如林柏桐、马福安、张维屏、黄培芳、陈澧、梁廷枬等。

广州是全国学术声望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清代，广州府进士的数目在全国各府中列第五位。南海、番禺地区，在全国最出色的地区中名列第八，有清一代共有248人中进士。

广州具有这样卓越学术地位的原因之一，是在它的周围有一个精心经营的地方书院网。它们与全国各地的书院一样，都以朱熹的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为模本。从1506到1649年，即晚明时期，哲学上的激烈争论促使各地的学者们建立书院。但是，他为自由思想和哲学思考避难所的书院，在明朝后期暴虐和混乱的年代里开始衰落。

满族入主中原以后，他们首先禁止建立新书院，以防止地方学者中仍忠于明朝的人们结社“空谈”。但是在1657年，内阁大学士袁廓宇放松了禁令，亲自恢复了衡阳著名的石鼓书院。这一新政策旨在赢得那些仍忠于明朝的众多文人对清朝统治的支持。康熙皇帝继续了这一政策。但雍正继位后，政策又向回摆动了。为了使书院再次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官方宣布，所有的书院都将变为半官方性质的“义学”。乾隆皇帝开始了另一个放松控制的时期。但是，尽管新恢复的书院得到了很多表面的自由，1744年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课程表中那种自由自在的哲学课，被一种合乎标准的、为学生参加八股文考试作准备的课程所代替。为了确保这一点，礼部规定各书院每月须考试一次。这样，尽管私人书院的数量有所增加，它们还是作为遵奉传统的预备学校而被纳入了官方的系统。冷漠、漫不经心，甚至腐败的现象渗入到地方书院的行政管理中。到1817年，它们已最终失去了几世纪来曾经享有的声誉。

以上是1826年阮元创办学海堂时的背景。他有意尝试着恢复过去的那种学术中心。他摈弃了那种为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的方式，坚持山长必须是胜任的学者。这就为广东其他地方树立了榜样。广州城周围建立了许多新的著名的书院，同时，已建立的各书院几乎立即就恢复了对经典的无拘束的研究。骤然间，书院山长一职开始享有巨大的社会和学术声望。明代时，书院领袖曾是极有影响的人物。1744年改革之后，山长因在选拔考生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仍拥有很大的、间接的权力，但他们的学术影响却等于零。阮元改变了这种情况。学海堂与越华书院成了广东高级官员的智囊团。广州各书院那些学者—绅士们活动于相应的上层社会，同重要官员及富商都有来往。这样，他们的活动与那些下层的“社学”领导人的活动之间，就有了明显的差别。例如，高层人士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没有卷入这一时期的地方自卫，虽然他们与社学的乡绅之间存在着交往的渠道。就我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广州只有一所书院在早期建立了团练组织，这就是石岗书院。

这些学院之所以名为书院，是因为唐太宗时期所建的学院是藏书之所，这一点仍是后来所建书院的职能之一。乾隆皇帝曾把一些古典经书的刻本分配给各地书院，许多书院也设法搜求古书木版，以便他们能予重印。

在明代，一个学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进入仕途：进入书院，进入国学（国子监、太学），或是通过省级考试。虽然前二者相当于获得功名，但书院并没有真正的官方资格。后来，满族统治者为使知识界效忠，为他们开放更多的职位，确认只要进入书院，就获得了准官方的资格，使书院的学生更自动地升入仕途，这也就是在理论上把书院并入了行政系统。实际上，书院一词，包括了三类机构：学者们聚会之场所；供村中长老和未受教育的地方名人就读的学校；有足够的租金收入以供养一支小的教师队伍的宗祠。从规模上讲，从省一级兴办的大的学校直到州或县的书院都有。后者往往同“社学”或“义学”没有什么区别。在清代，不论什么情况下，任何书院在法律上都置于地方教育当局的监督之下，地方书院的学董也是县、府学的教谕。

书院的内部组织情况依其规模大小而定。入学者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满族统治时期，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因为新政府负担了学生的生活费用，每人每月大约一到二两银子。成绩优异者，生活费尚可增加。学生只限于在本地的书院就学，省级书院只能招收本省的学生，府学只能收本府的学生，以此类推。每年举行一次入学考试，同时还要调查申请人的道德品质。一旦被准入学，全天在学的学生就进入准官方人员的序列：或者是有名分的监生，或者是没有功名的童生。广东各书院的全天学生平均为23名。此外，尚有35名半天或走读生。学习年限通常是3年。每年年底和3年结业时都要考试。

在明代，书院的费用——印刷费、薪水、建造费等，均来自捐赠土地的田租。而在清朝，又有其它形式的私人捐助。虽然有国家支付廪膳的制度，18世纪以后，仍有越来越多的私人兴办书院。

在明代，只有生员才能进书院和国学读书。1375年，皇帝曾要求为那些无功名的人创办“社学”。15世纪，这类社学大量建立。在广东省，书院与社学的数目为1: 11。有些社学由于缺乏地方的支持而垮台，因为在晚明时期，人们普遍轻视社学而重视更有声望的书院。但是，仍有许多社学维持了下来，尤其是在南方。19世纪50年代，顺德县仍有31所始建于明朝的社学。

1725年，在清朝雍正帝进行思想大清洗的时期，官方恢复了社学制度，命令各县以“社学”或“义学”来代替那些有潜在颠覆性的书院。广东同其他各地一样，许多书院只不过简单地改个名字，称为“义学”。既然这些学校的课程在政治上是无害的，官府也就容忍了他们。自乾隆皇帝停止了对书院的压制以后，许多书院恢复了原来的名称。但是这些变化却在地方上引起了乡村书院与社学之间的长期混乱。二者的职能是相同的，主要的区别仅在于规模不同以及社学更适宜那些“山野子弟”就读。但是，当某一社学得到的捐赠增多，使它能招收更多的学生时，它也常常重新改称为“书院”。阮元恢复了旧的、享有声誉的书院制度，有助于消除这种混乱。同许多在地方一级活动的中国政治组织一样，书院、社学、义学在19世纪都消失或变得模糊了。在19世纪40和50年代，地方的绅士组织，与社学一词几乎是同义语。广东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学与族学的一致。如果在某一特定地区居住的完全是某一族人，那么社学的费用就从这一族的学田中支付。于是，为了各种实用的目的，社学变成了族学。清代后期，中国其余地区的社学渐渐消失，而广东，由于宗族的强有力，社学一直很兴旺。

附表2　清代广东名府书院、社学的分布

三

“房地产危机”[3]

1847年6月4日　浩官将猪巷的三间店铺卖给英国人，后者想在那里建一所教堂，但是他们还需与此相连的另外三家店铺的地皮。英国领事马额峨要求耆英让那三家房主将房子售与英国人。

6月5日　英国商人买了那三家商店中的一家，但另外两家是属于当地一所庙宇的。

6月7日　河南的房主们了解到英国人只是想租用土地及房屋。

6月23日　一位中国地主同意将河南的货栈租给英国人，但不同意外国人在那里居住。

6月25日　河南石尾塘的3千居民警告打算把房子租给英国人的那一家，说这会给这一地区带来危险。同时向耆英请愿，要求他阻止这一交易。

7月6日　耆英告诉请愿者，朝廷1846年的上谕给予外国人做买卖的权利，所以，如果地主愿意将房子出租，他人无权阻止。

8月3日　地主希望提高租金以补偿这一附加的风险，英国商会遂正式放弃在河南获得一处货栈的打算。另一方面，猪巷的谈判顺利结束。

四

一些经济问题[4]

广州卖到中国其他地方的纺织品中，有一部分是家庭纺织的产品。这对于不富裕的农民家庭说来，是一项很不错的额外收入。随着英国机器纺织品进口量日益增加，一些这样的家庭失去了这项额外收入。1830年，这引起了广州周围两个县的骚乱。1834年，许多织工拒绝在他们的工场里进外国织品。更晚些时候，1853年，有报告说，因为洋布价格便宜，顺德县一半的妇女已放弃纺织。1870年，番禺县也有类似的报告。尽管许多历史学家都希望找到可靠的证据，以说明广东乡村的贫困是家庭工业衰落造成的，但是大多数论据依然只是洋布进口的统计数字，而这同家庭纺织业的衰落只有松散的关系。这件事明显地被过分强调为这一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可以提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家庭工业衰落的最明显的乡村地区，恰恰是反洋人最厉害的地区，这似乎表明农民是在合理地把他们的逆境归咎于洋布进口。

这一点又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广州的农民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市场？20世纪时，华南无疑存在着消费经济：广东、福建的农户的1/4用品是买来的。乡村自给自足经济的衰落，与商业性农作物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由此产生了单一耕作的经济，这使得农民为国内甚至国际的市场价格波动所左右。早在道光朝，客家人就在广东的山地种植茶叶。对广东茶叶的评价虽一直不高，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市场上却越来越常见到它们，经常还被染上颜色，使与著名的绿茶相似。不过，根据可靠的材料，大规模地向商业性农作物的转变，是到更晚些时候，即1890—1910年间才发生的。

这并不是否认在那以前广州的乡村经济已经部分地商业化。至少到1890年时，标准的市镇已经衰落，这有利于佛山、广州等较大的城市市场。城市与农村正在联结起来。乡村农民开始同外界有了经济联系。如果允许没有准确材料的假设，那么可以推断某些这类现象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就部分地存在了。如果考虑到南海县对机器棉布明显的大量消费、广州的城市集中规模、较好的道路和便利的水路交通，我们可以说，农村与城市风貌在地理上的接近，是与经济上的交往一致的。这使农民部分地受到新的经济波动的影响，如1847年危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气候或灌溉等“传统”变化的影响。这又必然会促进城乡接触。亲近的结果是敌意，城乡间接触的增加可能又意味着双方敌意的发展。这对19世纪四、五十年代间的反洋人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然，这些都是推论的结果。地方志和当时的记载并未作过这样的分析。不过，根据一种间接的证据（广东各地书院的投资率），可以设想18世纪末，在广州最繁荣的时期，各类借贷资本有过巨大的发展。多余的商业收入投入了土地，这种现象自1795年以后是很少见的。1820—1850年间，大量的土地忽然成为可耕地，与此同时，地租却大量减少。这说明，无数的小农变成了佃农或是劳工。而银币的充裕与许多小商店的建立，显示了城市（或者说商业型）与乡村（或者说农业型）之间的鲜明对照。无疑，那段时间里，广州吸引了许多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男人、女人，他们构成了城市里的乞丐、小偷等城市游民。

附表3　书院、社学的资金构成情况

五

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5]

收入的“非常规”来源和地方来源

顺德捐献：

支出

[6]

军火

粮食与供应品

运输

注：收入中，常规收入占23%，非常规收入占40%，厘金占37%。在非常规的和来自地方的收入中，顺德县负担了近35%。也就是说，这个县单独提供和被课以广东省战争和叛乱费用的14%。而且，这个县的总负担可能还不止于此，因为某些特别财产被充公没收（这显然是政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这方面的数字一定会影响百分比。

在全部军事支出中，近59万两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费用；402万两用于内战。

六

红巾叛乱[7]

龙门：

1854年9月20日　刘观秀攻打县城，县令乔应庚守城阵亡。

1854年11月21日　代理知县及一个名叫李士铨的绅士收复县城。

1855年1月6日　代理知县遭惨败。

花县：

1854年10月11日　官军与乡勇围攻县城。

1854年12月25日　收复县城。

1855年1月21日　朱子仪和甘先率领的红巾军再次攻打县城。

增城：

1854年9月21日　绅士陈维岳领导的团练收复县城。

1855年1月17日　黄槐花率领的红巾军进攻县城，汤轮英的团练杀死90名红巾军。

新会：

1854年10月5日　解围，红巾军被赶走。

1854年10月11日　造反者复来，被清军再次驱散。

1854年11月4日　又一次进攻被打退。

1854年11月30日　地方团练平定了县东北部。

1855年1月21日　县城平靖，部队因忠勇受奖。

新宁：

1854年9月14日　县令杨德懿率农民与徐兆表红巾军作战，徐部惨败。

1854年9月26日　杨德懿再次打败徐。

1854年12月20日　开平红巾军首领谭亚受被俘斩。

香山：

1854年9月9日　邝鳖峰的红巾军占领小濠涌。

1854年9月15日　造反者再获胜利。

1854年10月11日　关士彪的顺德帮围攻香山的小黄圃城，被乡勇打退。

1854年10月21日　绅士领袖何信韬所部团练收复小濠涌。

1854年11月24日　武装的农民平定了全禄周围地区。

香山县似乎没有中心团练组织。不过有不少绅士在单个的村寨里组织团练的事例。

东莞：

1854年6月17日　何六占领县城。

1854年6月25日　何打败一队官军。

1854年7月2日　官府在名义上恢复对县城的统治。

1854年7月4日　更大股的红巾军在城南集结，但当地绅士集合乡勇驱散了造反者。

1854年8月11日　何占领了增城。与此同时，刘万有带领另一支红巾军进入东莞。

1854年9月1日　县令华廷杰组织的团练俘斩刘万有。

1855年2月7日　何六在增城战败，回掠石龙地区。绅士集合农民打败并驱散何的部队。

县志记载，何六是三合会成员。当地绅士首领陈铭珪认为他是潜在的叛乱分子，烧了他的房子，并悬赏他的头颅，迫使何六公开造反。

虽然东莞遇到如此大乱，但由于县令华廷杰的努力，最终重建了秩序。在一些乡绅的帮助下，他在县的“西北隅社学”创立了团练局。其他绅士领袖也照此办理，如陈铭珪在石龙周围组织了“白旗军”的指挥系统，后来聚集了一万多乡勇。

南海：

1854年10月27日　绅士首领林福盛占领并摧毁了牛栏岗红巾军总部。

1955年1月17日　清军收复佛山。

1855年1月28日　林福盛成功地赶走了新村的造反者。

1855年1月30日　“西村”地区的红巾军被彻底打败。

除了大沥团练局外，还有几个较大的团练组织：易维玑在沙湾组织的“怀仁局”；土炉的招成熙创办的自卫队等等。

番禺：

1854年11月3日　军队与乡勇围攻佛岭市，红巾军在社学挖壕沟自卫。

1854年12月7日　著名的卫佐邦率领军队、乡勇，打败了卢昌所部红巾军。

1855年1月8日　在新造发生战斗，胜负未决。

1855年1月20日　黄镛率军攻打河南的红巾军，杀死其首领林洸漋，余部逃散。

1855年1月31日　河南平定。

番禺是红巾军的主要战场，他们从这里攻打广州。县里的一些绅士移居省城，在举人陈璞领导的团练总局工作。在城外，1854年夏秋间，又建立了三个主要的团练局。

紧靠八旗军校阅场北边的地区称为“北路”，以佛岭市的市镇为中心。叛乱刚一开始，当地的绅士们就自发地组织了许多小股团练，这些团练后来统一于以曾麟书为首的“安和局”。这个局训练的队伍，常同旗军一起作战。

钟其耀在波罗周围地区组成了“清平社约”。由此，钟建立了与东莞“七约”的联盟。

番禺县南部各村的团练，是由富有的族长、有名的邬夔飏组织起来的。从19世纪30年代起，他一直是重要的地方名人，常常召集各村各族一起商议重要问题。1841年，他利用此方法，筹集了地方自卫的公共资金。红巾叛乱爆发后，他又召集各村，使它们招募、训练团练。邬本人还办理赈厂和救济粮，甚至低价卖出自己的大量谷物以提供救济。但是，这一地区受到陈显良叛军的扫荡，绅士们只在东山附近保有一处基地。那时，邬夔飏的团练已完全在他自己和他的宗族控制之下。邬的弟弟邬钧飏掌管着附属的局——沙茭总局，负责沙田租。

捐献和厘金局，称为“广义会”，首脑是另外两位族人，邬彬、邬继枢。这个复杂的自卫组织聚集了35000名乡勇，他们打败了陈显良。

[1]主要依据下列材料：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见《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2册，第32—43页；牧野巽：《支那省别全志》1∶19—20页；巴夏礼关于移民的报告，见FO17/193，快件132，附件1, 1852年9月。

[2]这一讨论主要依据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台北，1958。

[3]据FO228/73。

[4]这一讨论大部分依据以下材料：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的土地问题一瞥》，载于《食货》，2.3: 39—44页，1935年7月。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载于《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2册，第245—271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1957，第1卷，1849—1911。波多野善夫：《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Tawney：《中国的土地与劳工》。Robert Fortune：《居住在中国人中间：在内地、沿海和海上，1853—1856年间第三次访问中国经历记》，伦敦，1857。G.William Skinner: 《中国农村的交易和社会结构》，载于《亚洲研究杂志》，24.2: 195—228, 1965年2月。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

[5]所有数字均据广州总督衙门军费账簿。该簿为英军占领广州后所得，现藏于伦敦公共档案馆，编号为FO682/228/2，原题：“军需收入各款月报折底”，日期自咸丰四年五月至七年二月。

[6]这一类中一定包括了正规军饷和军粮。

[7]材料来源：民国《东莞县志》，卷35、71、72。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15、16、17、19。民国《番禺县续志》，卷20、21、22、24、26。光绪《广州府志》，卷82。民国《香山县志》，卷15。

本书主要人名译名对照[1]

二画

卜鲁斯 Bruce

三画

义律 Charles Elliot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马额峨 James Mac Gregor

马墨士勃雷 Malmesbury

四画

文翰 George Bonham

巴夏礼 Harry Parkes

巴麦尊 Palmerston

巴克莱 Berkeley

文恰斯特 Winchester

五画

包令 John Bowring

汉蒙特 Hammond

皮尔 Peel

艾姆斯莱 Elmslie

布尔利 Burell

六画

达格拉 d'Aguilar

西摩尔 Seymour

华特 Ward

约翰生 A.R.Johnson

七画

阿伯丁 Aberdeen

阿礼国 Alock

李太郭 Lay

麦都思 W.H.Medhurst

克拉兰登 Clarendon

伯特 Bird

八画

卧乌古 Hugh Gough

罗素 John Russell

罗伯逊 Roberston

彼特 Pedder

屈林克 Drinker

舍内 F.M.de Chener

九画

哈菲尔特 Hadfield

贺罗威 Thomas Holloway

威妥玛 Wade

查甸 Jardine

洪任 Flint

律劳卑 Napier

十画

郭士立 Gutzlaff

十一画

康普顿 Compton

密迪乐 T.T.Meadows

梅辉立 Mayers

十二画

斯坦利 Stanley

奥克兰 Auckland

十五画

德庇时 Francis Davis

额尔金 Elgin

摩尔 Moore

十六画

璞鼎查 Potinger

[1]为便于读者查考，此表包括了原书引用英国档案题名中的人名。

征引书目

一画

《一八四九年的伪诏》

John J.Nolde，The False Edict，“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299—315（1960）

二画

《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

Philip kuhn，The Militia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Ph.D.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63．

《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绅士作用之研究》

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p.457．

《十九世纪中华帝国的劳动阶层和危险阶层》

Lucien Bianco，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dans la Chine Impériale au ⅩⅨe Sièc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et Civilisations”, 17.6∶1175—1182（Dec., 1962）．

《十九世纪的劳动与生活》

C.R.Fay, Life and Lalou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320．

三画

《大不列颠和中国》

W.C.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p.362．

《广州的公行》

Henri Cordier，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T'oung Pao”, 2.3∶281—315（1902）．

《广州公行与官府》

T.F.Tsiang, Government and Co-hong of Canto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4∶606（Jan., 1932）．

《广州城问题，1842—1849，中国的反洋人主义及其对中西外交关系影响之初探》

John J.Nolde, The“Canton City Question”, 1842—1849: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Chinese Antiforeignism and Its Ef-fect upon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Ph.D.the-sis, Cornell University, 1956．

《广州城的描述，附录包括关于中华帝国人口、中国度量衡和广州进出口的报告》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Chinese Weights and Measures, and the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anton, 2nd ed.Canton, 1839, p.168．

《广州番鬼录，缔约以前时期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

W.C.Hunter, The“Fan-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1882, p.160．

《土著保护主义运动》

Ralph Linton，Nativistic Movements, in William A.Lessa and Evon Z.Vogt, eds., Reader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Evanston, Row, Peterson, 1958, pp.466—474．

《土著保护主义研究：1919—1920美国的红色恐怖》

Stanley Coben，A Study in Nativism: the American Red Scare of 1919—1920,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9∶1∶52—75（Mar., 1964）．

《千禧年运动的比较研究》

George Shepperson，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illenarian Moveme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uppl.Ⅱ，44—52（1962）

《马克斯威伯的社会学论文集》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 eds.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Kegan Paul, 1948, p.490．

《已故中国道光皇帝的生涯，北京宫廷回顾录》

Charles Gutzlaff，The Life of Taou-Kwang，Late Emperor of Chi-na, with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London, 1852, p.279．

《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

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p.783．

四画

《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

George Wingrove Cooke，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 London, 1858, p.457．

《中国人的形成：人类学研究》

Li Chi，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283．

《中国人及其叛乱》

Thomas Taylor 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London, 1856, p.656．

《中国人看鸦片战争》

Arthur Waley，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8, p.257．

《中国与西方：十八世纪广州的商业》

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ⅩⅧe Siècle, 1719—1833, 4 Vol.Paris, S.E.V.P.E.N., 1964．

《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源起》

Masataka Banno，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367．

《中国与基督教：传教活动与中国反洋人主义的增长，1860—1870》

Paul A.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92．

《中国文化与官僚政治》

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tr.H.M.Wright, ed.Arthur F.W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309．

《中国公行考附广州行商述》

Hosea Ballou Morse，The Gilds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Gild Merchant or Co-hong of Cant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09．

《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 eds.Marco or Canton, Vols.1—20，1832—1851．

《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

Maurice Freedman，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8, p.151．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

Edward Harper Parker，tr.Chinese Account of the Opium War, Shanghai, 1888, p.82．

《中国向热带进军》

Harold J.Wiens，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 Ham-den, Conn., Shoe String Press, 1954, p.441．

《中国近代历史文选》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3, p.922．

《中国社会的结构》

Morton H.Fried，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53

《中国的太平叛乱》

Lindesay Brine，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London, 1862, p.394．

《中国的土地与劳工》

R.H.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3rd impress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4, p.207．

《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Olga Lang，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359．

《中国的共同血缘集团及其作用》

Hu Hsien-chin，The Common Descent Group in China and Its Functions, New York, 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1948, p.201．

《中国的秘密社会》

Henri Cordier，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Chinoises，Paris, 1888, p.21．

《中国的宗派意识与宗教迫害：宗教史之一页》

J.J.M.Groot, 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2 Vols.Amsterdam, 1903．

《中国的思想与宗教间的功能关系》

C.K.Yang,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Thought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John K.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rgo, University of Chicargo Press, 1957, pp.269—290．

《中国：利物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与巴麦尊子爵关于1847年广州敌对行动的通信》

Liverpool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Chin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Liverpool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 and Lord Viscount Palmerston in Reference to the Hostile Proceedings at Canton in 1847, Liverpool, n.d.

《中国进入国际家庭：外交阶段，1858—1880》

Immanuel C.Y.Hsu,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255．

《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

John K.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2 Vol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489．

《中国造反观念中的某些主题》

Yuji Muramatsu，Some Themes in Chinese Rebel Ideologies, in A.F.Wright, ed.,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中国造反者首领洪秀全和中国叛乱之起源》

Theodore Hamberg，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Siu-Tsu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London, 1855, p.98．

《中国战争，1860：书信和日记》

G.Allgood，China War, 1860: Letters and Journal,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01, p.107．

《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

Chen Han-seng，Agrarian Problems in Southernmost China，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6, p.144．

《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

Ethienne Balazs，The Birth of Capit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 196—216（1960）．

《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

W.H.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London, 1838, p.582．

《中国叛乱史》

M.M.Callery and Yvan, The History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 tr.John Oxenford, London, 1854, p.301．

《中国通与外交部》

Nathan A.Pelcovits，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8, p.349．

《中国农村的交易与社会结构》

G.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Ⅰ，“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3—42(Nov., 1964)；Part Ⅱ，“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2: 195—228（Feb., 1965）．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H.B.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10, p.727．

《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各种社会可变性，1368—1911》

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385．

《太平叛乱之中文史料》

J.C.Cheng, Chinese Sources for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0—1864，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82．

《太平叛乱对清代财政制度的影响》

James T.K.Wu, The 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n the Manchu Fiscal System,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 265—275（Aug., 1950）．

《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

Laai Yi-faai，The Part Played by the Pirates of Kwangtung and Kwangsi Provinces in the Taiping Insurrection, Ph.D.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50, p.362．

《太平叛乱时期中国的军事组织与权力构成》

Franz Michael，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8: 469—483（Nov., 1949）．

《中世纪的千禧年说，并和千禧年运动比较研究》

Norman Cohn，Medieval Millenarianism: Its Bearing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illenarian Moveme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uppl., Ⅱ，31—43（1962）．

《中朝制度考》

H.B.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3rd ed.London, Longmans, Green, 1921, p.505．

《中葡贸易：中葡材料之综述1514—1644》

Chang T'ien-tse，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Leiden, Brill, 1934, p.157．

《天地会：洪门》

Gustave Schlegel，Thian Ti Hwui，The Hung League, Batavia，1866．

《巴夏礼爵士的生涯》

Stanley 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Vol.1, “Consul in China”, London, 1894, p.512．

《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地形等的展示》

Charles Gutzlaff，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o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2 Vols.London, 1838, 510 and p.570．

《比较前景中的千禧年说》

Bryan A.Wilson, Millenni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1: 93—114（Oct., 1963）．

《心理与社会原因中的偏见问题》

Gordon Allport，Prejudice: A Problem in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ausation, in 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A.Shils, ed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Glencoe, Free Press, 1952, pp.365—387．

五画

《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

Huang Yen-yü，Viceroy Yeh Ming-ch' en and the Canton Episode（1858—1861），“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37—127（Mar., 1941）．

《北京的行会》

John Steward Burgess，The Guilds of Peking，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8, p.270．

《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国家基础之研究》

Karl W.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ty, New York, John Wi-ley, 1953, p.292．

《布干达人民主义的到来》

D.A.Low, The Advent of Populism in Bugand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6.4: 424—444（July, 1964）．

《皮尔和柯布顿时代：英国人民的历史，1841—1852》

Elie Halevy，The Age of Peel and Cobden: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841—1852, Tr.E.I.Watkin, London, Ernest Benn, 1947, p.374．

六画

《在华二年记：记中国远征军自1840年4月组成至1842年4月》

D.Mc 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ill April 1842, 1842, p.391．

《在华十二年：人民、造反者和满大人》

J.Scarth，Twelve Years in China: The People, the Rebels and the Mandarins, Edinburgh, 1860, p.328．

《在华远征六月记，士兵笔记之一页》

Robert Jocelyn，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etion，or 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 London, 1841, p.155．

《论中国的行》

Shigeshi Kato，On the Hang or the Association of Merchants in China，“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8: 45—83（1936）．

《当代中国，根据最新的著作》

A.J.du.Bosch, La Chine contemporaine, d'après les travaux plus récents, Tranduction de l'allemand, Paris and Brus-sels, 1860, p.272．

《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

Edward H.Schafer,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mia Press, 1967．

《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

Wolfram Eberhard，Social Mobility in Tranditional China，Leiden, Brill, 1962, p.302．

《农民与绅士，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一个说明》

Fei Hiao-tung，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in R.Bendix and S.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A Reader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London, 1954, pp.631—650．

《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研究》

Ho Ping-ti，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30—168（1954）．

《华南的农村生活：家庭主义的社会学》

Daniel Ku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Vol.1, Phoenix Village, Kwangtung,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p.367．

七画

《社会变化的理论：经济增长如何开始》

Everett E.Hagen，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ow E-conomic Growth Begins, Homewood, Dorsey Press, 1962, p.557．

《社会运动心理学》

Hadley Cantril，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Movement，New York, John Wiley, 1963, p.274．

《近代广州》

Edward Bing-shuey Lee，Modern Canton，Shanghai, The Mercury Press, 1936, p.176．

《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

Marion J.Levy，Jr.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近来某些论著对太平天国的讨论》

Jean Chesneaux，La Revolution Taiping d'après quelques travaux récents, “Revue Historique”, 209∶33—57（Jan./Mar., 1953）．

《李鸿章与淮军：对十九世纪中国地方主义的一项研究》

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p.359．

《医药传教士在中国：二十年经历记》

William Lockhart，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 p.104．

《陆军元帅卧乌古子爵一世的军事生涯》

Robert S.Rait, The Life and Campaigns of Hugh, First Vis-count Gough, Field-Marshal, 2 Vols.Westminster, A.Constable, 1903．

八画

《林大臣与鸦片战争》

Chang Hsin-pao，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311．

《岭南，或南中国的内部风光，包括对迄今无人前往的海南岛的勘查》

B.C.Henry, Ling-Nam, or Interior Views of Southern Chi-na, Including Explorations in Hitherto Untraversed Island of Hainan, London, 1886, p.511．

《苦力：美国华人历史，1850—1870》

Gunther Barth，Bitter Strength.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305．

《英国对中国及印度的鸦片政策》

David Edward Owen，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4, p.399．

《英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开放》

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221．

《英军在华作战记》

J.Elliot 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2 Vols.London, 1842．

《居住在中国人中间，在内地、沿海和海上，1853—18s6年间第三次访问中国经历记》

Robert Fortune，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Inl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Being a Narrative of Scenes and Adven-tures During a Third Visitto China, from 1853—1856, London, 1857, p.440．

《宗教与中国社会：宗教的现代社会职能及其若干历史因素的研究》

C.K.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473．

《征服者和统治者：中世纪中国的社会力量》

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2nd ed.Leiden, E.J.Brill, 1965, p.191．

《学田：教育经费的一个问题》

Liao Tai-chu，School Land: A Problem of Educational Fi-nanc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2.2: 212—233（Feb., 1940）．

九画

《洪门》

J.S.M.Ward and W.G.Stirling, The Hung Society, or the Society of Heaven and Earth, 3 Vols.London, Baskerville Press, 1925—1926, 178、193 and p.148．

《南中国的儒教化》

Hisayuki Miyakawa，The Confucianization, of South China, in A.F.Wright,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1960

《鸦片战争在中国》

Edgar Holt，The Opium Wars in China，London, Putnam, 1964, p.303．

《香港一渔村》

Barbara E.Ward，A Hong Kong Fishing Village，“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1∶195—214（1954）

《种族的解放者》

Justus M.Van der Kroef, Racial Messiahs, in E.T.Thomp-son and E.C.Hughes, eds., Rac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Glencoe 1958, pp.357—364．

《种族偏见的性质》

Herbert Blumer，The Nature of Race Prejudice, in E.T.Thompson and E.C.Hughes, eds., Rac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Glencoe, 1958, pp.484—493．

《穿越中华帝国的旅行》

R.P.Huc, 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 2 Vols.New York, Harper and Bros.1856, pp.421—422．

《复仇神号在中国以及该国的新近战争史和香港殖民地的情况》

W.H.Hall and W.D.Bernard, The Nemesis in China, Com-prising a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That Country with an Accoun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London, 1855, p.399．

《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

John Francis Davis，China，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2 Vols.London, 1852, pp.327—342．

《美洲及中国的鸦片吸食问题：其普遍程度及对个人和民族的直接和长远影响之研究》

H.H.Kane, Opium-Smoking in America and China: A Study of its Prevalence, and Effects, Immediate and Remote, o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Nation, New York, 1882, p.156．

《客家：中国东南部作为社会与文化可变因素的语言差异》

Myron Cohen，The Hakka or“Guest People”：Linguistic Di-versity as a Sociocultur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 M.A.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63, p.73．

十画

《秘密社会在中国》

B.Favre，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Chine, Paris, Courtrai, 1933, p.222．

《泰国华人社区的领导和权力》

G.William Skinner,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363．

《泰国的华人社会：分析历史》

G.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459．

《资本主义社会史进程》

Henri Pirenne，Stag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R.Bendix and S.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A Reader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Paul，1954, pp.501—517．

《原始的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代形式研究》

E.J.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2nd ed.New York, Praeger, 1963, p.208．

十一画

《清代中国名人传》

Arthur 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Ch'ing Period, 2 Vols.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4 and 1944, p.1103．

《清代中国地方政府》

Chü 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410．

《清代纳贡制度》

J.K.Fairbank and S.Y.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in 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3), pp.28—32．

《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

P.C.Kuo,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With Document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5, p.315．

《偏见的性质》

Gordon Allport，The Nature of Prejudice，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p.537．

《曼彻斯特商人与对外贸易》

Arthur Redford，Manchester Merchant and Foreign Trade 1794— 1858，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34, p.251．

《移民和团体：中国人在十九世纪的新加坡》

Maurice Freedman，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1: 25—48（Oct., 1960）．

《基督教会的社会教育》

Ernst Troeltsch，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ristian Church-es, Translated by Olive Wyon, 2 Vols.New York, Harper, 1960, p.1019．

十四画

《蔑称》

Wilmoth A.Carter, Epithets, in E.T.Thompson and E.C.Hughes, eds., Rac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Glen-coe, 1958, pp.375—380．

十五画

《暴民》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La Foule, Exposés Par George Bohn, George Hardy, Paul Alphandéry, Georges Lefeb-vre, and E.Dupréel, Paris, 1934．

《撒马尔罕的宝物：唐代舶来品研究》

Edward H.Schafer，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3．

《额尔金伯爵1857、1858、1859年使华使日纪实》

Laurence Oliphant，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1858、1859, 2 Vols, London, 1859．

译后记

我知道和认识魏斐德教授已有好几年了。他是美国研究中国明清史和近代史的著名学者，著述宏富。现在这本《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是他的成名作。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介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近代史开始成为自成主体的研究领域，费正清可以说是第一代的代表。他们大多研究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上层人物。在制度史方面，由于理解中文资料的要求较高，萧公权、瞿同祖等华人学者贡献最大。从60年代起，有所谓第二代的中国史家。他们开始重视研究基层、民间组织、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其特色是，当时一些较年轻的美国学者多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经由专题研究、地区研究而对社会史的动态作了深入探讨。刘广京教授认为，“从事此种研究最杰出的史家有两位”，其中之一就是魏斐德，其代表作就是这部《大门口的陌生人》。“他这部从社会史观点论外交史的书籍是独具一格的，很有启发性。”（刘广京：《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1期）70年代后，美国又有第三代学者，以民众史、地方史、经济史为重点。他们同第一代差异较大，而与第二代一脉相承。所以，魏斐德这本书虽出版于30多年前，在了解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方面，仍然有其代表意义。

这本书研究的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的官绅和人民的活动。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是全书的主要线索和背景，但同时对在这样条件下的广东各社会集团的动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它通过三元里抗英运动、红巾军起义、广州入城问题、英法侵略者占领广州与自广州撤退等重大事件，将当时的官府、绅士、农民、宗族、秘密结社、团练等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和这些关系的变化编织于其中，展示出广东这一地区20多年的社会动态。作者是为了了解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源而提出问题的。“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中去——鸦片战争以后的头二十年的广东”。（见本书《导言》）广东作为中外交往的地点，它的商馆、公行等，在西方早已被详尽地研究过，而本书“独具一格”的是，开拓和加深了历史的探索，见到了“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见到了“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这就使本书具有了更加深入的内容，在美国史学界标志了一个新阶段。

国外研究中国历史，有不同于中国史学家的指导思想。本书的某些看法，中国历史学家可能不同意。但是，我以为，作者这种观察历史的视野、角度和研究方法，的确具有启发性，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本书译稿经魏教授过目审阅，在史事、文字方面，也由他本人作了少量的校正和修改。我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和翻译都经验不足，目前的译文一定还有欠妥和错误之处，那自然应该由我自己负责，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王小荷

2001年8月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Frederic Wakeman，Jr.

Copyright1966，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伯克利和洛杉矶分社1966年版翻译

西方向亚洲的进攻打破了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象。旧的循环的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清王朝虽已清楚地展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魏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