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放过牛，当过和尚的人创建了这个王朝。

明朝，取《易经》中“大明始终”之意，朱元璋，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干脆利落地灭了元朝，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他的王朝又要马上过去，化作历史的烟尘。这是中国式的王朝兴替，佛家叫轮回，经济学家叫周期，而历史学家，干脆就把它称之为历史周期律。

蒙元的统治日益残暴黑暗，到元顺帝（元惠宗）时期，暴发了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他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为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创建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蒙元，攻占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国历经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进入明代统治，明朝共有二十位皇帝（包括南明四帝），明朝的领土除囊括清朝时期所谓内地十八省之范围，还包括今天的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缅甸北部、西伯利亚东部和越南北部等地，并首次将今天的南沙，台湾正式纳入我国版图，并曾在东南亚的安南，旧港等地设有羁縻管理机构，势力远及印度洋和中亚。最强盛时，影响力更是波及非洲东岸和整个亚洲。

第一章

概述“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些话固然不错。现代人自然不会沉湎于以往一朝一姓的兴衰，但回首充满血腥味的历史画卷却总是让人怦然心动，难以平静。面对数百年前的功过是非，得失荣辱，我们只有轻轻的感喟，沉沉的思索。“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这也许就是历史赐予我们的一点明智吧!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王朝的兴亡更迭此起彼伏。其中，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统一王朝。它肇建于公元1368年，迄至1644年覆亡，历时276年,前后在位的皇帝共有16名（不含南明诸帝）。从传统史学的角度视之，明代与汉、唐诸朝相比，多少显得有点逊色。因为无论是文治武功，还是典章建制，显然都难以超汉追唐。就拿明朝的皇帝来说吧，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外，大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在明代的编年史上，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荒唐无稽的武宗、世宗、神宗和熹宗，刚愎自用的崇祯，还有醉生梦死的南明诸帝。即使是受人称道的太祖、成祖，亦以残忍、专制而著称于世。除了荒诞和血腥之外，明朝历来被视作缺乏卓越建树的朝代。唐代诗人李白曾有《把酒问月》诗云：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悠悠千古，一样的月光，一样的日子。虽然，秦时的明月曾照临过汉时的关墙，但在同样皎洁的清辉之下，依旧演绎过不同的历史。如今，岁月荏苒，往事已如云烟散尽，然而，那一段历史中的片断记忆，毕竟给我们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诸多启示。

一《明史·太祖本纪》记载，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县）妇人陈氏怀孕时，梦见神灵授药一丸，置于掌中有光，吞食之后随即醒来，但觉口中余有香气。过了数月，陈氏诞生一儿。传说,当时红光满室。从此，屋内每夜都会发出类似的红光，以至于周围邻里望见，均疑为火警，呼噪奔救，但至近前却一无所见——这就是史籍中大肆渲染的“紫气耀明光”。

其实，“感孕而生”历来就是君权神授的重要依据。揆诸实际，“紫气耀明光”的故事，只不过是神道设教，借着神秘的灵光为自己涂脂抹粉。事实上,朱元璋也是赤条条地来到一个一穷二白的佃户之家,地无一垄，房无片瓦，既无半点田地家产，更没有可资炫耀的祖宗门第。

朱元璋祖籍江苏沛县。元朝末年，天灾不断，其祖先几经周转，才逃荒来到凤阳。然而，至正四年（1344年）的一场天灾，使得朱元璋家破人亡，孤贫无依。在邻人的帮助下，他进了皇觉寺，落发当了行童。谁知不到两月，旱蝗肆虐，庙里也断了粮，只好托钵出外游方化缘，整整流浪了三年。云游乞食的经历，使朱元璋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但也开阔了眼界，进一步了解到民间的苦痛、社会的弊病。后来,他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浴血沙场，身经百战，不断充实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一面抗击元军，一面扫灭群雄，终于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1368年正月，朱元璋即位，建都南京，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史称“明太祖”。

南京，素以“六朝金粉”著称。在这里，历史上曾演绎过许多兴衰递嬗的悲喜剧。南京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隐含着浓郁的兴亡之感。定都于此，显然让朱元璋生发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悲怆感。他对“六代豪华春去也”的兴亡史迹极为关注，故将唐人李山甫的《上元怀古诗》书置屏间，借怀古之笔记现实之情感：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为战争收十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朱元璋少小生长于民间，深悉物力之维艰，又目睹元朝末年政治的废弛和紊乱，故而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有着深刻的切肤之痛。即位之后,朱元璋曾指出：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

从切身的体验出发，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天下刚刚平定，民间竭蹶困窘，明智之举是应当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弦急则断，民急则乱”。必须缓和剥削，才能长治久安。故而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多次减免田赋，遇有水旱更是加紧救灾和蠲免、减轻、暂停农民的徭役，重役则改由军士或豪富承担，以便与民休养。为了改变经济凋敝的局面，迅速推动小农经济的复苏，朱元璋鼓励垦荒、扶植、培养自耕农阶层，从而使明初人口、土地的比例渐趋平衡。在朱元璋统治的三十一年里，全国形成了自耕农经济的黄金时代。当时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在僻野荒陬的山村，鸟儿在晴朗的天气里欢快地鸣唱着。环顾四周，商贾流通，农人安于陇亩，世代传下的老瓦盆内，充溢着甘冽的老酒，而从前催租胥吏的叫骂声，再也听不到了。透过这略事夸张的描述。我们不难体验到发自普通农民自给自足的心声。

鉴于元末贪官蠹政、污吏横行的局面，朱元璋即位后即毫不留情地严惩贪贿。洪武二年（1369年），他告诫百官说：

我以前在民间时，看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护百姓，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大几百姓疾苦，他们均视之漠然，我心里真是恨透了。如今我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蠹害百姓的，将一律严惩不贷。

于是，他动用严刑峻法整顿吏治。规定：凡是贪赃白银60两者，皆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他别出心裁地在府州县衙门的左面特建“皮场庙”，贪官枭首后均剥皮实草，置于官府公座两旁，作为后任官员的前车之鉴。所谓“高皇惩吏痛绳赃，峻法严刑凛若霜，土地祠旁芳草地，鹿场特辟剥皮场”，说的就是这件事。洪武十八年（1385年），北平（今北京）官吏与户部侍郎郭桓通同舞弊、贪污税粮之事败露，朱元璋遂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均处以极刑,追缴赃粮700万石。供词牵涉到的各布政使司官吏，也都受到严厉惩处。追赃还波及到全国各地的许多人，中产以上的地主因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胜枚举。此外，朱元璋还籍没了苏州、嘉兴、松江和湖州等地豪民的土地，将其中几万户人家强制迁徙到南京与临濠（今安徽风阳）一带，又在南京抄杀豪民一百七十余家。这些做法，使得官吏贪墨之风有所收敛，缓和了江南土地兼并的紧张状况，重建了明初的封建经济秩序，为社会经济的复苏，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朱元璋起自临濠，麾下驰骋疆场、运筹帷幄的文臣武将多系淮西籍人，有的甚至还是自己的同乡。开国之后，他们纷纷得以晋爵授勋，很多人位至国公、列侯。于是，这批权臣勋贵遂以乡土、宗亲和部属关系为纽带，结成了一个以淮人为中心的朋党集团。他们广蓄悍仆豪奴，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这些不法行径,逐渐招致了朱元璋的不满。洪武六年（1373年），淮西集团头目李善长，推荐同乡兼姻亲的胡惟庸拜相。后者为人独断专行，居相位长达7年，朝中遍植私党。此情此景，更让朱元璋怀有皇权旁落的隐忧，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他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兴起胡党大狱，并在此后的10年间，株连蔓引，共杀了3万人左右。接着，他又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兴蓝党大狱，诛杀1.5万人，解除了武人拥兵擅权对皇权的威胁，两狱合称“胡蓝之狱”。大兴“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打击新贵的政治策略，对于加强专制皇权的统治，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朱元璋诛杀胡惟庸之后，乘机罢废了中书省和丞相，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重了六部的事权,六部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实际上兼摄了相职，权力空前膨胀，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皇权。他又将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共襄军事。府、部各有所司，“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彼此相互掣肘，一切兵权均总揽于皇帝。在地方行政方面，废除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在全国设立十三布政使司（俗称省）。分权于布、都、按“三司”，即以布政使掌民政、钱谷；都指挥使掌军事；按察使掌刑法,从而改变了元代行省丞相独掌地方大权的局面。此后，行中书省的权力被一分为三，三司彼此互不统辖，相互牵制，直接听命于朝廷。地方事权受到削弱，而中央集权则得以空前强化。

明初刑律，包括律、令、诰和榜文四个方面。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任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制律，次年二月修成，此后又不断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行。此外，朱元璋还法外用刑，将旨意凌驾于《大明律》之上，编成《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详尽地记载了有关惩治贪污、打击豪强以及防止百姓流亡的事例和律令。其中，列有不少酷刑，如凌迟、剥皮、枭首、抽肠、阉割、挑膝盖和族诛等，充分反映了朱元璋皇权专制的残酷和野蛮。当时，法外刑讯的机构是臭名昭著的锦衣卫。这一皇家的特务机关避开三法司，直接对皇帝负责。它可以任意捕人，加以拷讯、杀害。其所设置的监狱和刑具，用刑极为惨毒。而与之关系密切的一种刑法——廷杖,可以在殿廷上公开杖责因进谏而触怒皇帝或有过失的大臣，从而大大提高了皇帝的权威。

为了征发赋役，加强对基层社会的严格控制，明初编制了黄册和鱼鳞图册，详细登载各地居民的丁口、产业状况、每乡每户土地的亩数及其方圆四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豪强富户隐匿土地和户口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又推行里甲制度和关津制度，以防止百姓的流移或隐匿户口。

在文化方面,为了显示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钳制社会舆论，扼杀异己思想的萌发，朱元璋竭力加强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用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打击那些不与自己合作的文人。文字狱株连蔓引，以至于后来身陷其中的不少文人、官员，其本意原是献媚、颂扬朱元璋的，却无意间触犯了忌讳，招来横祸。与此同时，朱元璋还绞尽脑汁地禁锢读书人的思想，对科举制度的形式和内容作了严格的限定。他制订八股文程序，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其内容则以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议论的根据。有鉴于此，当时的读书人除了钦定的《性理大全》之外，几乎废书不观，从而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得知识界的思想趋于僵化。在这种情势下，明初的学术界显露出暮气沉沉的状况，弥漫着保守的学风和沉寂的思想。

在军事方面，朱元璋推行卫所制度。在军事重镇设卫，次要地方设所。在全国各地设立军屯，军户屯粮约占全部税粮收入的一半，基本上解决了沿边军士的粮食问题。对此，朱元璋曾踌躇满志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当时，为了羽翼朝廷、巩固边防，朱元璋将其二十几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在全国各地。其中，驻守北方、抵御蒙古的一部分藩王被授予了军权，而另外一些监督地方的藩王，则分驻于内地各省。他虽然对藩王作了不治民事、不授封土的限制，但又规定，藩王可以自置官属；可以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甚至还有出兵“清君侧”的特权。这就使得藩王的权势迅速膨胀，尾大不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日趋严重。朱元璋死后，由分封制种下的恶果很快便暴露无遗了。

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上的冲突，在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等人的擘划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推行削藩政策，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先后成功地削、废了5个力量较小的藩王。然而，当削到拥兵10万的燕王朱棣时，“渔阳颦鼓动地来，九重城阙烟尘生”，后者借口削藩违反祖制，以入京索诛奸臣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

朱棣系朱元璋第四子，长期坐镇北平，节制沿边军马。他曾屡率诸将出征，颇多斩获，功勋卓著。此时，他打着“靖难”的旗号挥师南下,经过4年的内战，终于攻克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或谓阖宫自焚；或云自火逃逸、下落不明；或传出亡为僧，流落云南，难以论定）。朱棣即位，建元永乐，史称明成祖。

即位后的明成祖，为了剪除藩王对中央皇权的潜在威胁，继续推行了削藩政策。他通过削、废、徙等途径，限制藩王势力的发展，将地方的军政大权再度集中到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调整了中央机构，正式设立内阁，从而奠定了有明一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他又重用司礼监宦官，给予宦官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和刺探官民隐事等特权。除了恢复洪武年间一度废止的诏狱外，还增设了东厂，以内监提督。锦衣卫与东厂及后来的西厂，合称“厂卫”。此后，厂卫就一直成为明代皇帝巩固皇权、进行特务恐怖统治的工具。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中心，防御自北而来的蒙古军事贵族的侵扰，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改南京为陪都。在迁都前后的永乐八年（1410年）到二十二年（1424年）之间，他曾五次亲自率兵出塞，远征漠北鞑靼、瓦剌等部割据势力，巩固了对北方的统治。明朝政府还在今东北地区设置了建州卫和奴儿干都司。其中的奴儿干都司，是明朝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军事机构。对于此后东北地区的开发，有着重大的影响。

永乐时期，明朝的国力臻于极盛。其综合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堪称首屈一指。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明成祖推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多次组织和派遣使者出使东、西洋各国，以促进明朝政府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特别是从永乐二三年（1405年）起，他耗费巨资“造大船，竖高樯，选劲卒”，多次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出访西洋各国，前后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郑和船队以先进的航海技术，开辟了亚非海上交通的新格局，使得周边及海外的六十多个国家，都与明朝创建了朝贡关系。显示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它接通了东西海上交通网络，为地理大发现起了先导性的作用。

永乐以后的洪熙、宣德二朝，仍然处于大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当时，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基本结束，明王朝的统治逐渐步入了正轨,故而有人将之比做周代的成、康时期和汉代的“文景之治”。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虽然缺乏雄才大略，但他们继承明初的成果，推行政治上的守成和经济上的休养生息，史称“守成令主”。在仁、宣时期,内阁权位迅速提高，形成为中枢的辅政机构，从而完成了从丞相到内阁制的转变。特别是仁宗在位期间，重用大臣“蹇夏”（蹇义和夏元吉）和“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君臣融洽，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和经济也较为稳定，故而后人有“仁宣之治”的说法。当然,在这治平的表象之下，社会危机也在潜滋暗长。

二宣宗于宣德十年（1435年）病死，由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此时朱祁镇刚9岁，因年幼不能秉政，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掌权，任用元老阁臣“三杨”主持政务。当时，“三杨”等人德高望重，宦官尚不敢飞扬跋扈。因此，正统初年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但英宗亲政之后，“三杨”等元老阁臣先后因故休职,朱祁镇宠用的宦官王振,对资望较浅的新任阁臣极为蔑视，渐渐地窃取了权力，从而严重地干预了朝政，以至于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其时，皇帝称王振为“先生”，公侯勋戚则呼之为“翁父”，其他的朝臣更是望风罗拜。口含天宪的王振秉政专权，不遗余力地网罗亲信，广收贿赂，以其控制的锦衣卫，迫害那些曾经弹劾过他或对自己表示蔑视的大臣。朝政在王振的把持下，政治日趋腐败，君臣之情不通，土木工程繁兴，宫廷糜费滋甚，财政危机日益深重，国内用兵连年，从而拉开了明代中叶国势衰颓的序幕。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也逐渐激化。特别是在皇室、勋戚和官绅的肆意兼并下，土地集中的问题日益突出。稍后的一首无名氏《醉太平》小曲这样写道：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

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噼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得手!

从燕子口中夺泥，从针尖上削下铁来，从泥塑木雕的佛面上刮下金粉,在鹌鹑的嗉子里找寻豌豆，在腿长细瘦的鹭鸶腿上割下瘦肉，在蚊子的肚子里挖出油脂。暗谕地主官僚侵占农民的土地,封建政府又加重赋役剥削，他们无尽无休地剥削平民百姓，真是贪得无厌!这些，都强烈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流民问题日趋严重，农民造反此起彼伏。

随着政治上的腐败,卫所军制遭到破坏，边防空虚，武备废弛，周边少数民族跃跃欲试,不断骚扰内地。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也先举兵南下。朝议抗御,虽然群臣反对英宗亲征，但王振却挟持英宗率军征战。结果,数十万大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惨败，英宗被俘,王振则死于乱军之中，随驾从征的五十余名将校全部战死。也先押着明军的二十余万匹骡马和所有的器械辎重,拥着英宗皇帝，得意洋洋地退兵北去。此次战役,史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使明朝政府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也被视为明中叶的肇始。为了挫败也先的政治讹诈，兵部左侍郎于谦果断地拥立朱祁钰为帝，即代宗（年号景泰）。此后，在于谦的主持下，明朝政府积极更新内政，诛杀王振余党，招募民兵，檄调各路援军，加强战备。在随后的北京保卫战中，于谦率都城军民奋起抵抗,血战5日，终于打败了兵临城下的也先军队，迫使后者狼狈退军，并送回了英宗，从而使明朝得以化险为夷，摆脱困境。

英宗回朝后，被禁锢于南宫。景泰八年（1457年），徐有贞勾结宦官曹吉祥、武将石亨等人，乘代宗皇帝病危之际，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亦称“南宫复辟”）。政变之后，于谦因拥立代宗皇帝而成为皇位争夺的牺牲品。

英宗复辟之后,年号改为“天顺”。他并没有汲取正统年间宦官专权的教训。仍然一意孤行，宦官权势恶性膨胀，使得政局日趋窳坏。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病死，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成化元年（1465年），此即明宪宗。宪宗登位时年仅18岁，却宠爱比他大得多的万贵妃。当时，中官太监、方士妖僧，皆以结欢万氏为进身之阶。宪宗在位共23年，长年蛰居深宫，耽于逸乐，仅在成化十年（1474年）召见过大臣一次。平日里重用宦官和奸佞，造成了“朝多秕政”的局面。在此种情势下，朝中结党营私的奸佞，把持朝政，宦官的势力日益膨胀，从而加深了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当时，宦官汪直专权，口衔天宪，作威作福。有个名叫阿丑的小宦官，工于俳优，某日于明宪宗面前扮作醉汉，撒泼骂街。有人告诉他皇帝来了，但他却谩骂如故，而当告诉他汪太监来了时，他却马上撒腿避走，并口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故而当时有“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的说法——宪宗朝皇权旁落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在这一时期，土地兼并问题更加严重,皇室、勋戚、中官等开始大量设置庄田，流民数量有增无减，平民流亡成为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其中，仅荆襄地区的流民就达一二百万户。他们中有的铤而走险，终于酿成了规模宏大的荆襄流民起义。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去世，18岁的皇太子朱祐樘即位，即为明孝宗，年号弘治。孝宗励精图治，锐意推行政治上的改良,勤于政事,注意节俭，与民休息，斥逐奸邪势力，抑制勋戚、中官等权豪近幸,从而削弱了英宗、宪宗时期太监专权乱政的现象。他任用正直、练达之士，广开言路，以虚心纳谏的态度，鼓励朝野人士敢言直谏。孝宗在位共18年，旧史上对其多有誉语。有的甚至将他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还有的说，明代皇帝中，除太祖、成祖之外，只有仁宗、宣宗和孝宗还值得称道。故而对明孝宗冠以“中兴之令主”的称号。的确，弘治年间是明代中叶政治上一个相对稳定的重要时期，称之为“弘治中兴”，实在不无几分道理。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中兴”气象随着孝宗的去世很快就消失了。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死去，朱厚照即皇帝位，以次年为正德元年（1506年）。为明武宗，开始了长达16年的腐朽统治。

武宗在明代诸帝中以腐朽荒唐著称。其人“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整日不问政事，宠信太监，亲近佞臣。这位荒淫无道的昏君，游幸无度，穷奢极欲。在位16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大臣。还嫌宫中生活单调,多次外出巡游，沿途抢掠妇女，纵情于声色犬马，大权则落入司礼监太监刘瑾之手。当时，刘瑾权势煊赫，人称“刘皇帝”。他所提督的特务机关内行厂以及东、西二厂，专制骄横，残酷勒索，陷害忠良,凌辱百姓，形成了黑暗不堪的恐怖统治，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刘瑾的专权在明代宦官中相当出名,这使得本已十分严重的宦官专政局势进一步恶化，朝政更趋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愈来愈多。据统计,自正统迄至正德年间,其中尤以正统末年、成化前期和正德时期最为集中。前后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刘通、李原和刘六、刘七起义。与此同时，周边的鞑靼、瓦剌军事势力也屡扰边关，侵入长城以内,对国家的安危构成了威胁，使得明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结束了他荒淫腐朽的一生。因没有儿子，由皇太后张氏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召兴献王的世子朱厚熄入继皇位,这便是在位时间长达45年的明世宗。嘉靖初年，世宗因杨廷和的拥戴之功，即位后便命他组阁执政。杨廷和鉴于武宗朝的弊政，锐意求治，起衰振隳，斥逐了武宗的旧宠佞幸，并推行了部分的改良措施。多少缓和了嘉靖初年的社会矛盾。为此,世宗甚至也被时人誉作“中兴圣祖”。然而，没过多久，杨廷和却因“大礼仪”之争而遭贬职。此后，世宗也很快失去了勤政的热情，嘉靖朝再次陷入弊窦丛生的局面。世宗深居内宫潜心修炼，沉湎于方士巫术，妄想成仙得道，长生不老,以永享荣华富贵。对于朝臣，他刚愎自用，动辄刑戮相加。为人又好虚荣，特别喜欢臣下的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他为了与内阁对抗，在朝臣中扶植亲信势力，形成了新的外廷中心，客观上为臣下拉帮结派、相互攻讦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从此，士大夫朋党习气日益深重，遂至牢不可破。当时，朝臣争夺首辅的斗争非常激烈，首辅之争充满着血腥的倾轧和暗算，使得朝政经常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特别是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期间，不遗余力地网罗亲信，“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宾客满朝班，亲姻尽朱紫”。严嵩竭力排斥、打击异己势力，大肆招财纳贿，从而造成嘉靖朝政治腐败、边防空虚的局面。此后，从嘉靖到万历初的半个世纪里，明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东南沿海倭寇的频繁侵扰，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倭患；而西北沿边则受到蒙古贵族俺答的多次入掠，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即大将军仇鸾徒拥重兵、与俺答骑兵相遇惨遭大败的事件，充分暴露了大明王朝军事上的虚弱，也反映了嘉靖朝严嵩专权的祸害。政治的腐败，直接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户部主事海瑞冒死上《治安疏》，他引用当时人们对世宗年号“嘉靖”的解释——“‘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嘉靖’的意思是说‘家家皆尽而无财用。’”这确实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去世，其第三子朱载重即位，改元隆庆,此即明穆宗。穆宗在位6年，锦衣玉食，大肆挥霍浪费，财政危机日趋严重。他从不省览章奏,上朝时往往听任群臣争议，自己则不发一语,故而朝政实权落到了内阁首辅身上，争夺首辅的斗争愈趋激烈。先前在阁辅争权中取代了严嵩的徐阶,此时又为阁臣高拱所倾倒。神宗即位后,高拱和张居正同为顾命大臣。张居正联络司礼监冯保，权倾高拱,从而结束了历时久远的内阁纷争。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之初,还是个十龄幼童，对张居正颇存敬畏之心,凡事言听计从。后者在皇太后、冯保等人的支持下，大权独揽，成为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担任阁辅10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多项重大的改革。其中，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将赋税、徭役和杂税合而为一，按亩征收银两，田赋由征收实物改为征银，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此次改革，一般看做是明代中期的下限。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当时神宗已年满20岁。摆脱了首辅掣肘之后的神宗，不问政事，纵情声色。他信任太监张诚，宠爱郑贵妃，生活上日趋淫糜腐化。万历十四年（1586年）下半年以后，他竟以“龙体欠安”为名长期怠政。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仅于万历后期上朝过一次。此外，他不面见大臣商议国事，不亲祭太庙，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大臣的奏疏。这些，都使得明朝官吏的任免，处于半停滞的状态，在职的官吏不能得到正常的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以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员缺情况为例，原定南、北两京应设尚书、都御史14员，当时却仅有6员。侍郎、卿寺之职也都大半空缺着，御史、给事中等官甚至不到原额的1／10。这种政事荒殆的结果，使得晚明的官僚机构近于瘫痪。与此同时，神宗怠于政事却勤于搜刮，他好货成癖,贪婪无厌,拼命追求财货,对城市工商业的掠夺在明代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肆无忌惮地掠夺民间的金银。这些宦官往往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他们豢养的地痞流氓常常直入民家，奸污妇女,甚至随意捕杀人民，严重摧残了江南新兴的商业和手工业，使得万历年间的社会经济急剧凋敝。为此，全国的许多城镇都曾掀起过反矿监、税使的斗争。另外，神宗往往不顾封建统治规范任意行事，从而遭到敢言直谏的朝臣的反对，朝野上下因皇帝怠政，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故而分成派别进一步争斗不已，逐渐形成了东林党和宣、昆、齐、楚、浙各党，从而酿成了万历以来激烈的党争。党争首先开始于“争国本”。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发生皇位继承的危机，万历皇帝意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对此，一些大臣曲意奉迎，而以顾宪成为首的一些官僚，则坚决主张应立万历皇帝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由于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故称为“国本”。对立的双方交章攻讦，朝臣中朋党林立，朝政日趋窳败，政治衰象迭现。对此，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过：“万历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当时，百姓流亡、政治混乱，没有亡国已是相当幸运的了。”

三神宗病死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八月，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光宗执政月余，又死，其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1621年）。光、熹时期，大臣之间的党派纷争仍在继续,朝野上下的精力，主要消磨在无休止的门户之争中。熹宗年少，对朝政漠不关心，却喜欢建造住屋，他常亲自操斧锯凿削，乐此不疲。据说，所做木工活的水平，连能工巧匠都难以比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往往在他营造正酣之际,从旁传奏文书。熹宗漫不经心地奏听完毕,总是随口答曰：“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于是，“大柄已移太阿倒”,魏忠贤等人便操纵如意，在朝廷上为所欲为，从而加剧了晚明政局的腐败。对此，后人有一首《明代杂事诗》这样写道：

殿阁楼台信手为，宵衣旰食斗新奇。

戗金铁柄双龙斧，斫尽金瓯总不知。

帝王的不问政事，给魏忠贤专权创造了条件。他屡兴大狱,颁布《三朝要典》等，力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此后，朝政在魏忠贤的主持下，更加混乱和恶化。

天启之后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年号崇祯。即位伊始，便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势力,重新召用一些有声望的东林党人和不依附阉党的官僚，朝政一度颇有起色。不过，崇祯为人喜好虚荣，刚愎自用,时过不久便重蹈覆辙,使得阉党势力与东林党人之间的门户之争再度激化,朋党纷争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

就在明王朝国势日趋衰颓,朝野上下一片混争声中,崇祯朝的社会矛盾和内忧外患更趋剧烈。早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东北女真族崛起，在建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的领导下，逐步壮大起来，创建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虎视眈眈，成为明朝东北边境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大敌当前、边患紧迫的形势下，明朝内部的党争仍然是无休无止。为了筹措与“后金”战争的费用，国力凋敝的明朝政府向民间残酷榨取，加派“辽饷”。当时,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赋役本已相当严重，加派自然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政府又相继加派了“剿饷”和“练饷”，与先前的“辽饷”，合称为“三饷”。“三饷”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赋税苛重，再加上当时连年灾荒，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交相为虐，以致民不堪命，怨声四起。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灾情严重，农民颗粒无收。在饥民王二的鼓动下，首先揭竿而起，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后,到了崇祯朝便迅速形成为燎原之势。起义军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领导下,转战中原各地,沉重地打击了明朝统治者。特别是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当时流传的歌谣道：“吃他娘，穿他娘，大家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显然，“均田免赋”是顺应民心的口号，使得李自成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便发展到了百万之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称新顺王于襄阳，建百官之属。继而破潼关，进取西安。次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明朝宣告灭亡。至此，统治中国长达276年的朱明王朝垮台了。

明亡后，其残余力量先后在南方创建了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政权、唐王绍武政权、桂王永乐政权和韩王定武政权，史称“南明”。不过，“南朝天子原风流，玉树后庭还相侔。”它们完全继承了明朝政府的丑恶腐败现象，内部纷争严重，政治腐朽不堪。譬如，弘光皇帝成天在深宫里纵情声色,他所关心的不外乎是梨园弟子殊少佳丽，而置国事于不闻不问。在他常住的宫殿里,竟有这样一副对联：“万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故而有人形容他们是“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这样的一些政权，又岂是八旗骁骑的对手?

就在明朝灭亡前后，明宁远总兵吴三桂投靠清朝，引导清兵入关。李自成迎战失利，撤出北京，转战西北。清朝为夺取全国统治政权，先后对农民义军、南明小朝廷和台湾郑氏势力进行军事镇压，最终统一了中国，完成了明清鼎革的过程。明初措施的得失一天，朱元璋将一根棘杖掷在地上，让太子朱标十起。性格柔弱的朱标面有难色，不知所措。朱元璋和颜悦色地开导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朱元璋的心腹之“刺”就是那些曾为明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权臣勋贵们。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喜欢阅读史籍，在他的生活阅历中，史书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它给了朱元璋不少历代兴衰的启示。

早在大明王朝建国之前的龙凤十一年（1365年）。某日，朱元璋阅读《宋史》，当读到赵普建议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不禁击节叹赏。他深有感慨地对一旁的起居注官詹同说道：

（赵）普确实是位贤相，倘若诸位将领不早日交出兵权，那么，宋朝的天下，未必就不会像五代那样动荡不安了!

在历史上，开国将领往往居功自傲，甚至功高震主。如何处置这批人，一直是历代帝王的一块心病。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不仅消除了悍军骁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的危险，而且还让那些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功臣元勋得以优游林下，颐养天年。这是成功处理君臣关系的一个范例。不过，处置开国功臣还有另外一类的方略，那就像中国古代的一句警语所云：“飞鸟尽而良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这一方略的出现,远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例如,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文种，西汉的韩信，都为这句警语做了不幸的注脚。朱元璋以一介布衣起事，平生对汉高祖刘邦极为佩服，故而史学家历来就有“明（太）祖行事多仿（效）汉高（祖）”的说法。只是刘邦诛杀的“走狗”毕竟还相当有限，仅止于韩信、彭越和英布等几位“功高震主”的将领，而朱元璋则大开杀戒，将开国功臣杀戮殆尽。

事情得从明代开国前后谈起。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位，建都南京，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史称“明太祖”。朱元璋起自淮西，和他出生入死、开国平天下的，绝大多数都出自濠州（今安徽凤阳一带）及其附近地区。其中，开国元勋汤和、周德兴等人还是他的同乡。这些文人武夫或运筹帷幄，或驰逐疆场，为大明江山的奠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国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这些人无不膺有公侯之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六国公”、“二十八侯”。特别是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等人，地位更是尊崇。这些人以乡土、宗亲和部属关系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淮西朋党集团。所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

淮西朋党集团中的许多人，官封公侯、爵显禄厚，并经常得到朱元璋赏赐的田地、第宅、畜产甚至人户。然而，这些功勋卓著的公侯之家,并不满足于既得的利益,而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已有的特权。他们倚仗权势，侵夺广大百姓的田地、住屋和牲畜，或者强占官地，接受无赖小民的投献。在钦赐的佃田人户和仪仗户之外，还广蓄部曲、私养庄奴,并擅自使役官军，甚至让他们坐贾行商，为自己牟取暴利。这些新贵自恃开国功高,不仅自己骄横跋扈,而且还放纵门下的悍仆豪奴凌暴乡里,鱼肉百姓。对此，朱元璋深感不安。他曾颁发敕令文告，一再告诫功臣不要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并将约束的条例铸成铁榜，表示若有违犯,必将严惩不贷。例如，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就曾颁布《申戒公侯铁榜文》；十三年（1380年）六月，颁布《臣戒录》；十九年（1386年）十月，颁布《至戒录》；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又颁布了《大诰武臣》；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再次颁布《稽制录》。……然而,三令五申，并未能完全制止住公侯元勋的横行。

明初的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剧烈冲突，更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由此引发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洪武六年（1373年），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其同乡兼姻亲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7年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譬如，浙江青田人刘基（字伯温），曾辅佐朱元璋，立下过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淮西朋党集团的矛盾，一直未受重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仅封为诚意伯，岁禄只有240石。而李善长则功封韩国公，岁禄4000石。翌年，刘基告老还乡。然而，由于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故而深受后者的嫉恨，被借故革去岁禄。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看望，但刘基服药后不久便一命归西。对此，朱元璋后来断言道：“刘伯温他在这里，满朝都是（胡）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蛊，相传是一种由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这里指下毒。显然，刘伯温是遭到胡惟庸的毒手而命归黄泉的。当然，排斥异己还不是胡惟庸案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胡惟庸案的症结在于——他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事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深感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朱元璋曾总结历史教训：

自从秦朝设立丞相一职以后，辅臣狐假虎威,宰相权重，于是出现了“指鹿为马”那样的事情。自秦以下的历代帝王，均不曾借鉴秦朝设相的危害,而是相继沿袭未改，从而对君王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其原因就在于丞相的擅专威福。

对此，朱元璋积极采取裁抑相权的措施。如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就曾下令臣下奏事，此后毋须通过中书省，而应径直禀报皇帝本人。然而，胡惟庸擅权的局面并没有因此得以彻底的解决。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来贡，胡惟庸和当时的右丞相汪广洋等人匿而不奏，结果被太监告发。明太祖闻知勃然大怒，严词斥责省臣。但胡惟庸和汪广洋将责任推到礼部头上,而礼部则反唇相诘，归咎于中书省。这种相互推诿扯皮，使得朱元璋更为恼火,于是将一干人等全部囚禁起来,让他们招出主谋。不久，汪广洋被处死。接着又以汪广洋曾违法纳没官妇女为妾，下令查究胡惟庸及其六部堂属的罪行。至此,明太祖与胡惟庸朋党的矛盾已趋于白热化。

洪武十三年（1380年）,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明太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擅权枉法”罪加以处死。胡惟庸被杀后,此案并未了结，他的罪名也在不断升级。开始只是说胡惟庸“擅权植党”，后来,又加上了“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化。该案的同谋犯越查越多，牵涉的面也愈来愈广，株连蔓引,持续了数年也未能了结。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兴大狱，有《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的权臣勋贵。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其中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发时，因是元勋皇亲，已免于追究，但10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的侄子系胡惟庸的侄女婿，两家往来密切，因而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对此，清人所作的一首《明乐府》这样写道：

李太师，佐命勋，当日论功称首臣。

胡为身蹈诛夷罪，毋乃耄荒辜帝恩。

李太师，起刀笔，虽乏经国才,宁少谋身术。

官为太师爵国公，富贵谁能逾此翁。

纵使惟庸改玉步，更有何官加尔躬。

人生富贵思保身，年高更念子若孙。

太师生平素畏祸，何至乘危求灭门。

又况事发十年后，罗织岂乏仇人口。

一家供状二百纸，将毋逼勒刑官手。

开国元勋犹若斯，坐令圣代少光辉。

乃知萧何下狱寻常事，汉祖何为尚见嗤!

这首新乐府认为,李善长被处死完全是一桩冤案。其实,早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虞部侍郎王国用就曾上书为之辩冤,认为李善长“谋反”的罪名难以成立,他指出：李善长与朱元璋同心协力,出生入死开国平天下,功居勋臣第一,生得封公,死得封王。他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众多的亲戚也纷纷拜官封爵。作为一位人臣，他已安享了万全富贵,其荣誉已臻于极致,绝不会冒险谋反以图侥幸。再者说来,倘若有人说他要图谋不轨，自立为帝，这一罪名或许还能成立。但现在竟说他要襄助胡惟庸谋反，则大谬不然。李善长与胡惟庸只是侄儿、侄女辈的亲家,而与朱元璋却是儿女亲家。不仅两家的亲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即使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至多也不过仍是个“勋臣第一”罢了，其地位绝对不会比他在朱元璋手下来得更高。王国用的这些话说得句句在理，连朱元璋也被驳得哑口无言。其实,朱元璋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他只是利用胡惟庸案大做文章，给自己杀戮功臣制造借口。他以镇压奸党为名，趁机对那些骄横跋扈的文武官员加以整肃,凡是被罗织为胡党的官员。大多被抄家灭族。整个胡案历时约10年,总计杀了3万多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大将军蓝玉。蓝玉是洪武时期的主要将领之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他率15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到捕鱼儿海（即今贝尔湖），俘获男女7.7万人，大胜而归。此后，他又多次北征蒙古，立下赫赫战功，被晋封为凉国公，位居大将军之职。蓝玉统兵多年，在军中颇有威望。在蓝玉麾下有骁将十余员，个个勇勐善战。以一介武夫起家的朱元璋，原本就最忌武人拥兵。而蓝玉却自恃功高势大，骄横不法。在军中，他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甚至不听君命。某次北征还师，夜扣喜峰关，关吏没有及时接纳,蓝玉就纵兵毁关强行进入,这一举动显然引起了朱元璋的猜忌。在地方上，蓝玉霸占东昌民田，私蓄奴婢，纵奴作恶乡里。此事后为御史举劾,但蓝玉竟怒逐御史。他还让家人私买云南盐1万余引（每引200斤或400斤），进行走私。又因奏请多未采纳，一直对朱元璋心怀不满。这些做法，终于让朱元璋动了杀心。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就将他处斩，并族诛了三族。平时与蓝玉关系莫逆的许多将校，也都被定为“逆党”，遭到了抄家灭族的下场。当时因这个案件而被诛杀者多达1.5万人，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都被杀戮殆尽。在历史上,通常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合称为“胡蓝之狱”。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随后，他分大都督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制约，以分其权。五军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只有到战时才由皇帝临时任命总兵官,战后总兵官须立即归还将印，所统军队则归驻其原来卫所。从此，诸将奉命唯谨，军权皆出于朝廷，不敢有所专擅。

除“胡蓝之狱”外，朱元璋又以各种罪名诛杀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谢成、傅友德和冯胜等人，都先后为明太祖所杀。在淮西朋党集团中，常遇春、胡大海等人在开国之前就已经死去。地位较高的，还剩下徐达和汤和二人。据稗史笔记记载，徐达暮年曾患重病,背部生疽，病愈后医生千叮万嘱，说此病忌食蒸鹅，吃了病会复发，一发便无可救药。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因念及功臣，派来内监赐食给徐达，所赐的竟然是只全鹅。徐达明知朱元璋的用心，但君命难违，只得淌着泪水当着使臣的面吃下，果然，没过几天便一命呜呼了。另一位功臣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两人曾一道放过牛，他自然最了解朱元璋的心曲隐微。于是，就主动交出兵权，告老回乡。朱元璋大喜过望,立刻派人到凤阳为他修建府第，厚赐田宅。明初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汤和,便是其中幸运的一位。

“胡蓝之狱”等大案前后达十几年,诛杀元勋宿将4,5万余人，将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根除殆尽。及至洪武末年，开国公侯勋戚所剩无几,曾经煊赫一时的淮西朋党集团，从此退出了明初的政治舞台。对于朱元璋的残酷杀戮功臣,历来有许多人发表过意见。清人赵翼就认为：

（朱元璋）借助诸位功臣之力以取天下，及至天下既定，即将辅助夺取天下之人悉数诛杀,其残忍的程度实千古所未有!

赵翼所言自然是一个事实。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明太祖镇压淮西新贵势力，解除了对皇权的威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完全必要的。它极大地稳定了明初的局势，使得明代新近确立的政治体制得以顺利延续。对此，明太祖与其太子朱标的一段故事颇耐人寻味——朱元璋迭兴大狱，诛杀元勋功臣，太子以为株连过滥。他劝谏道：“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闻言默不作声。翌日，他故意将一根棘杖丢在地上，让朱标十起，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便不失时机地开导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将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显然,将棘杖上的刺拔掉，一直是朱元璋蕴藏在心底的隐衷：在他看来，太子朱标生性过于懦弱,自己死后未必能镇得住那些元勋宿将，故而有必要在自己生前解决这一难题，消除他们军事叛乱的威胁，以让朱标稳坐皇帝宝座。当然，朱元璋将“胡蓝之狱”作为实行专制独裁、排斥异己的正当理由,也使得明初的君臣关系大为紧张。大批的诛杀，让朝廷上下的文武官吏人人自危。据说，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及至傍晚平安归来，便阖家庆幸，以为又多活了一天。大兴“胡蓝之狱”，也使得朝廷的元气大受损伤，造成了朝廷将才的极度缺乏以及中央军事实力的削弱,客观上形成了中央与藩王军事实力对比上的不平衡。建文年间当“靖难之役”突发之时,明惠帝几乎找不到合适的统兵之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年逾花甲的耿炳文率师迎战，屡屡败绩。于是,明初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朱元璋在大兴党狱、翦除功臣势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儿子封为藩王，企图依靠封建藩王保持政权的长治久安。他分封诸子为藩王,主要是捍御外患，襄辅王室。对于前者，当时边防的重点在于对付北元蒙古势力，故而沿着长城内外，明初择其险要之区分封了9个藩王。其他分封内地的藩王，则分驻各省要冲，世袭镇守。他虽然对藩王也做了不治民事、不授封土等等限制，但他惑于封藩能收到羽翼朝廷、巩固边防的作用，便日益加重藩王的权力。在政治上授予藩王自置官属及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的权力，甚至出兵“清君侧”的特权：经济上赐给他们大量良田与巨额禄米；军事上则拥有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数万。随着诸王权势的膨胀，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量愈来愈大。及至朱元璋一死，由分封制种下的恶果，随即使得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由隐蔽转为公开。在他死后不久，就发生了“靖难之役”。夺取建文帝皇位的不是朱元璋先前耿耿于怀的功臣宿将，而是他亲自培植起来的藩王，这是“雄猜好杀”的朱元璋所始料未及的。朱元璋惩治贪污据说，洪武时期的大臣在每天早朝前，定要与妻子诀别，安排好后事，犹如上法场一般，意谓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后阖家欢悦，庆贺又活过一天，真是“度日如年”。有经验的大臣都知道，上朝时朱元璋将玉带高抬在胸前，即表示心境平和，不会轻开杀戒。如果将玉带按于腹下，肯定怒火中烧，当朝必有不少人难逃杀身之祸。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恐怕永远也难以体味“伴君如伴虎”的悲凉!

第二章

清代学者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有《朱元璋重惩贪吏》一节，其中转引明人笔记《草木子》的内容，特别讲到明太祖朱元璋将剥皮作为惩办贪官的重要刑法之一。朱元璋为整肃吏治，杜绝贪污，鼓励平民百姓申诉揭发。凡查实贪污款额在白银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之后，仍要剥下其皮，填充干草，制成人皮草囊，挂在公堂之上，以起到触目惊心的效果。在各个地方衙门的左侧，修筑一座庙宇，一方面祭祀土地神，一方面作为剥取人皮的专门场所，号称“皮场庙”。

数百年之后,我们仍不难想见,当年在人皮革囊相伴下明朝官员的惊恐心境。贪污腐化固然十分可恶，但这种剥皮的惩治手段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这大概是历代惩办贪吏的一个最极端的表现，这种过激方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对贪吏的切齿痛恨与其本人的阅历分不开。

创立元朝的蒙古人武功之盛可谓超迈古今,他们横扫亚欧大陆,创建起疆域空前的大帝国。元朝创建后,也许是出于对自己武力的过分自信，蒙古族统治者忽视了征服与治理之间的天壤之别，“以马上得之，又以马上治之”，其固有的社会组织根本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又不注意创建与健全相应的制度与机构，由此导致统治秩序的脆弱与紊乱。在元世祖忽必烈死后，政治危机时常将帝国推向风雨飘摇、动荡不宁的境地。最突出的又最激烈的冲突便是皇位之争。蒙古族与色目大臣拥有兵权，公然参与皇位之争，互相屠戮，混战不休。据粗略统计，从忽必烈去世到元顺帝即位，在40年的时间里，有10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粉墨登基。这种兵戎相见的皇族恶战,对元朝统治秩序及社会伦理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皇位往往被称为“国本”,也就是保证封建王朝正常运转的轴心，对皇帝的忠诚与尽职尽责又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石。皇位缺乏稳定，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躁动不安。与此同时,挥霍奢侈之风在元朝皇室及贵族中间盛行，其程度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元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内讧和肆意妄为,从根本上决定了元朝官府的风气。元朝政府公开卖官鬻爵，按官位高下各有定价。这些上任的官吏自然将任职作为巧取豪夺的良机，货贿公行，“惘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公开索要，如下级参拜上司就需交拜见钱，无事白要为撒花钱，逢节则索要追节钱，庆贺生辰则要生日钱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就连负责纠察百官的肃政廉访司的官员进入衙门后,也根本不问政事与百姓疾苦，只是带着手下检称地方官员奉送的银两,而奉送的银两数量就直接决定着官员的宦途。官场如同市贩,政治腐败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皇族、权贵及各级官吏的挥霍浪费及贪污腐化都是创建在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时有民谣云：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

哀哉可怜!

地方官吏为满足自己的贪婪及上司的索要，如狼似虎地搜刮民财，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在平民百姓看来，这些冠冕堂皇的官员同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一样凶残。层层加码的盘剥与敲诈使亿万平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深渊，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元朝残暴统治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身为万乘之尊的朱元璋已是苍颜皓首，但依然无法忘却童年悲惨的记忆，特撰《御制皇陵碑》文，真切地记录了他童年的遭遇，这篇自传性质的文献至今读来仍令人心中充满酸楚：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

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

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

既不与地，邻里惆怅。

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

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一家人终年辛勤劳作，却依然无法摆脱一贫如洗的状况。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春，其故乡淮北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大旱之后蝗虫又起，加之瘟疫肆虐，朱元璋的父母及长兄相继过世,孤苦伶仃的他找不到一块安葬亲人的墓地。幸得一位好心人慷慨相助。朱元璋才有一片荒地掩埋亲人，但“殡无棺椁，被体恶裳”，草草了事。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使年幼的朱元璋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绝境，万般无奈之下，他与仲兄洒泪而别，各自逃命。为讨得口粮，朱元璋经邻人介绍进入僧庙作杂役。可是时过不久,连寺庙僧众也逃荒而去。孤苦无依的朱元璋只得四处乞讨，尝尽了人生的悲苦与坎坷：

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

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

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

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曾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朱元璋在经历了这些刻骨铭心的苦难后,对那些只知贪污盘剥、丝毫不体恤百姓的官吏产生了切齿的仇恨。即位之后，朱元璋常常对左右侍臣讲到这一点。他说：从前我在民间,常常看到州县官吏个个贪财好色，日日驰逐饮酒为乐，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我心里十分痛恨。因此，朱元璋宣布：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革除奸弊，百官定然因循故习，不能振举。今后，凡遇到官吏蠹害黎民者,绝不宽恕。

当然,国君施刑应本之国法，朱元璋也是十分清楚。他很早就重视王朝法制的建设,曾强调“礼法为国家纲纪,礼法立则人心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在统一全国之前，朱元璋就着手各种法规的制订，并谕示群臣：“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目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朱元璋的这些观点是有着前车之鉴的。元朝官府滥施酷刑，并没有能够压制住平民反抗的狂潮,也无法挽回复亡的命运。亲身经历元末农民战争的朱元璋体会颇深。由此可见,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并没有单纯推崇酷刑,而是主张用简明的法律条文治理天下。

然而，客观情况的发展出乎意料之外，明朝初年，尽管朱元璋三令五申严禁贪残扰民，但各级官吏因循元朝遗习,贪墨之风泛起,作奸犯科之事频频出现,大有屡禁难止之势，人们形容当时的情景为“赃吏贪婪，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蚁之慕腥膻”。这使朱元璋极为恼怒。刘辰《国初事迹》曾载：朱元璋于建国之初，编定刑律颁布于各级官衙，谕令遵行，岂料犯法者特别多。朱元璋曾愤愤地说：“我欲铲除天下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素以性格刚断、行事果敢的朱元璋绝对无法容忍这种局面的延续。他公开扬言：“从吾命者，五福备于身家；不从吾命者，五刑备坐于家身。”出身草莽的朱元璋大开杀戒，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对贪官污吏的屠戮拉开了序幕。

明朝初年发生了著名的“四大案”，即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谋叛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贪污案；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谋叛案。胡惟庸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滥杀开国功臣的政治案件,而“空印案”与郭桓案则是对涉嫌贪墨官吏大规模的镇压。

“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根据明代的财政制度，每年各个布政使司及下属府州县都要派出审计官吏前往京师户部，核对其所在衙门交纳中央官府的钱粮、军需事宜。在审核过程中，户部常常会发现双方账目不符之处,一旦如此，就要驳回原册，勒令该地计吏重新填报，盖上原衙门的印信，重新上交审批。可是，大多数地方与京师相距遥远，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百里。在当时交通条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往返会耽误十几天、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为避免不必要的奔波之苦与时间浪费，各地计吏均带着盖有官印的空白册页,预备遭户部驳回时，遵照户部数额,立即重新填报。这本来是衙门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没想到细心的朱元璋发现后，认为这是各级官吏营私舞弊、欺上瞒下的恶劣行径，立刻勃然大怒：“吏员竟敢如此欺朕耶?户部主事容隐,各省自然胆大妄为。”下令处死户部尚书及各地布政衙门的主印长官，佐官杖一百,发配边地。“空印案”中涉嫌被处死者有数百人,受杖发配者达数千人,一时震动天下。

不过，与发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贪污案相比，“空印案”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朱元璋十分痛恨不时出现的贪污现象，他主观上判断朝廷中掌管钱谷、刑名等事的六部，是天下官吏贪污的最主要源头,因此对六部官员备加提防。郭桓为当时的户部侍郎，1385年，有人揭发他与北平（今北京）官吏李或、赵金德等人通同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闻之大怒,下令锦衣卫拷讯涉嫌官吏，结果这些人供认：与他们勾结的还有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据记载，这些人的主要犯罪事实为与十三布政使司盗卖入仓官粮,及接受浙西等府贿赂、卖放秋粮等。对于牵涉面如此广泛的重大案件，朱元璋的处理是十分果决的，六部中凡有官吏与此案有染者，“举部伏诛”，同时,十三布政使司中管理官粮的官吏也尽数斩杀,“系死者数万人”。

执法贵在公正严明，朱元璋提倡“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宗旨并没有在实际中得到运用，就拿上述两大案件来讲，就颇有可议之处。当时已有朝臣提出异议。如宁海人郑士利就对“空印案”提出反驳。郑士利之兄郑士元是一位刚直而有才学的官员，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空印案”事发后，凡各布政使司内主印者皆死，佐官杖后戍边，郑士元也因此同坐入狱。当时朱元璋盛怒之下，诸位谏官都不敢劝解。郑士利因兄长涉案，惟恐被人指为假公济私，故而直到郑士元戍边之后方才上书数千言,申辩“空印案”之冤枉。他在上书中讲道：“陛下追究‘空印案’的原因,大概就是担心奸吏用空印纸为文欺骗百姓。但是,公文转移必须完印方可承认，将两个夹缝印拼合方才有效，即使得到一印一纸也无丝毫的用处。钱谷的数量必经多次核对,在省府核对无误之后,至户部才能最后确定。省府距离京师，远者六七千里，近者也有三四百里，如果在户部核定后，再回本省府加印，如此往返非数年不能完成，因此各府省先加盖印章，至户部再填写数字，这种权宜之计由来已久,并非今日官吏所发明，何足深罪?”

郑士利还进一步强调：

国家在制定法律条款之后,必先明示天下，而后触犯条律者，可明确其为明知故犯。但自我大明开国至今，未尝有惩治“空印”的律条，各级衙门前后相承，不知其为大罪，如今一旦全部诛杀，如何能使受诛者心服?朝廷招求贤士,安置于重要职位，人才难得，而那些位至郡守者。都是数十年所成就的通达廉明之士，非如杂草，可刈而复生也,陛下为何以不足之罪而坏足用之材!臣窃为陛下惜之!

郑士利此疏语语中肯，有理有据，实为发自肺腑之言。没想到朱元璋览后大怒，命御史推问幕后指使者，郑士利慨然一人承当。万幸的是，自感必死的郑士利只是与其兄一道充军发配。

诚如郑士利所云，“空印”一案在定性及量刑诸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法律是国家赖以维护的纲纪所在，量刑定罪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空印”之事并非完善无缺，但作为体谅下情、提高办事效率之举，为行政部门之惯例，相沿已久，无足厚非。明朝在法例规范之中也并未涉及，此种做法本身并没有触犯律条。朱元璋所怒所疑，乃是这一做法可为下吏贪赃枉法打开方便之门，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定罪必须有相应的犯罪事实，不能以一种“莫须有”的可能性作为定罪的依据。

其次，既然没有明确的犯罪事实，即兴大狱，广事株连就更加背离了法律的公正，大有独断专横、滥发淫威的意味。将各级衙门主印者一概诛杀,佐吏也同时受杖发配，牵连人员达数千人之多，朱元璋的处理可谓不公。显然,虽不能说这些被惩官吏均为清白无辜，但其中蒙受不白之冤者必定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人一概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其他朝廷官员畏于朱元璋的淫威，也不敢上言，就连以死上谏的郑士利也被同坐。朱元璋出于对天下贪官污吏的切齿仇恨，决意诛除民害，其本意似无可非议,然而这种一味猜疑、蛮横专断的做法本身就是对王朝法令的破坏,其量刑定罪完全出于皇帝的臆断，将国法置于一边，其结果并没使人有为国除奸、大快人心的喜悦，相反却令人产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惧。

如果说对“空印案”的处理有草营人命之嫌，那么对“郭桓贪污案”的惩治就更让人感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了。《明史·刑法志》在记载郭桓案起因时，曰：“帝（即朱元璋）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德利等与郭桓为奸利。”可见，这件涉及全国的重大案件的发案仅仅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怀疑，然后又依据这些疑犯的交待，广事株连。试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刑之下，焉有不诬?朱元璋并不追究这些人所述的真伪,便大开杀戒。礼部、刑部、兵部、工部等的官吏，不问青红皂白，“举部伏诛”。

可以想象，“郭桓案”事发后，一时间偌大的官僚机构尽被诛杀一空,其惨况已是不堪入目了，但六部官吏必须与地方官吏携手方能盗卖官粮，因此，天下各级衙门中与钱粮之事有涉者均在劫难逃。朱元璋概不留情，“死徙数万人”，真是血流漂杵，惨不忍睹!显然，这并不像在惩治一起贪污案,而似乎是对天下官吏的一次有预谋的大屠杀。朱元璋还郑重其事地追究被盗卖的官粮，其依据同样是被拘官吏的交待,结果“寄染遍天下”，各地中豪之家皆被牵连，无不倾家荡产,这似乎又是朱元璋对天下富民的一次有预谋的搜刮。

朱元璋对“郭桓案”的审理与处置,不仅罪名“莫须有”,而且与王朝法律条文背道而驰,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天下民众的不满与愤怒,参与弹劾的御史全敏、丁廷举等人成了朝野谴责的众矢之的,这使得蛮横专断的朱元璋也慌了手脚。为了平息天下人的怨气与不平,他连忙着手挽回局面。他一方面亲自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另一方面将负责审理此案的吴庸等人处以极刑，并宣言道：“朕下诏责令有司诛除奸恶,没想到他们竞做出这等奸扰百姓之事，今后凡有此事发生，遇赦不宥。”他将郭桓一案产生的负面效应完全归咎于办案官吏,其实这一切的主使皆为朱元璋本人。

与朱元璋本人立言与行动自相矛盾一样,有明一代所制订的法律体系也形成自相矛盾的双轨制，一是所谓《大明律》系统，一是所谓《大诰》系统。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召集重臣依据唐朝律令制订王朝的新法律，经过反复修订，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最后正式颁布。《大明律》系统基本反映了朱元璋一贯倡导的“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思想。而在《大明律》制订的同时，朱元璋本人亲自审决了大批的案件，包括明初四大案，《大诰》就汇集了朱元璋对这些案件处置过程的详细记录。“颁之臣民，永以为训”,即作为日后官吏量刑定罪的范例，《大诰》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行，次年又颁布了《大诰续编》、《三编》。朱元璋处置的案件大多涉及贪渎，正如同对待“空印案”与郭桓贪污案一样，朱元璋一概从严惩处。据不完全统计,以凌迟、枭首、族诛等处置的就有几千个案件，弃市以下判决的更多达一万多起。

另外，朱元璋在审理过程中所使用的酷刑更是名目繁多,令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如断手、剁指、挑筋、刖足、黥面、枷死、剥皮实草等等，不一而足。除了在文章开始引用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记载的情形外，明人李默在所著《孤树裒谈》中对朱元璋发明的多种酷刑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

国朝初年喜用重刑，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即将裸体置于铁床之上，浇以沸水；有“铁帚”，以铁制扫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铁钩钩住犯人后嵴悬吊；有“称竿”，即把犯人缚在竿杪之上,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也是把人挂在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官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知儆惩之意。

种种刑罚无奇不有，惨无人道，令人发指。《大明律》明确废除了历代相承的黥、刺、劓、阉等酷刑，而朱元璋发明使用的酷刑要比这些刑罚残虐百倍。大讲“礼法为国之纲纪”的朱元璋，自己的所作所为却率先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以“空印案”与郭桓案为例，朱元璋名义上以惩治贪污为理由，却以证据严重不足的罪责擅兴大狱。拷讯成招，广事株连,不问真伪,充斥着蛮横与强暴，没有丝毫的公正平允可言。

在这样滥施淫威的君主统治下,各级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地度日如年。这种滥施刑罚的恐怖主义的统治方式使绝大多数官员噤若寒蝉，惟恐招来杀身之祸。根据明人笔记的说法，朝堂之上，朱元璋是否下决心大批杀人。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要是这天他揿玉带在肚皮底下，便是大风暴的信号，准有大批官员被杀，满朝官员吓得面无人色，个个发抖；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大概杀人就不会多。朱元璋真可谓将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的淫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似乎已不像一位统治天下的君王,倒像一位十足的丧失人性的屠夫,而那些大臣都成为可以任意屠戮的羔羊。偌大的殿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血流满地的屠宰场。

当时有人为朱元璋这种滥施酷刑的做法辩护，说宋元中叶统治者专事姑息，赏罚无章,导致了国家最后败亡，因此朱元璋为痛惩其弊，才制定严刑峻法。官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指出：“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举一动都要使子孙有规可守，况且刑者为民之司命，不可不慎。”而正是在朱元璋这种“刑罚己出”的错误导向下，明初案件审理出现特别反常的现象：“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狱之平,岂易得哉?”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朱元璋不顾具体犯罪事实，对司法审判过多干预，独断专行，致使各级官僚在断案之时一意揣度朱元璋的意旨，务求严苛，以求得朱元璋的欢心而根本不顾是非曲直。如有官吏根据事实平反冤狱，却往往科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这怎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呢?

明初,对朱元璋的酷刑政治最具代表性的评价要算解缙的上疏了。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上疏中,解缙慷慨陈词道：

窃臣曾听到过“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的古训。我朝开国至今，将近二十载，没有几时不变之法，也没有一日无过之人。

接着，解缙还深入剖析了朱元璋专求苛厉的态度对明朝官吏作风的影响：近年以来，朝廷纲纪不肃，专以审断囚犯多寡为勋劳，根本无助于培养清廉公正的风气。御史纠弹，都是遵承皇帝的密旨，每当听说皇上要有赦宥之令,则必故意争执。以为如此，就更能体现皇恩厚重，这都是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为了迎合朱元璋严刑厉法的意志,明朝众官都以多拘囚犯作为自己政绩的表现。御史弹劾朝官,都是密承朱元璋的私意。甚至在朱元璋有心宽宥天下罪犯之时,这些官吏百般阻挠，试图以此显出朱元璋的恩德，博取朱元璋的欢心。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天下官员毫无贤愚之分，只须多拘囚犯即可：犯人进入刑部就无枉直之判，必得从严惩处”的结局，朱元璋的意旨就是国家大法，任喜怒为生杀，官吏专以苛迫为己任，毫无忠奸之辨。

洪武以后，许多后世的士大夫似乎对朱元璋严刑厉法颇多赞许之词，如方孝孺曾描述当时情形云：“郡县之官虽然远在穷山绝塞之地，距离京师万余里外,都悚心震胆,犹如皇帝之神明亲临其庭,不敢稍加放肆。如犯有毫发出乎法度、悖于礼义之事，朝廷定会朝夕之间予以惩办,注重名实辩否，真是前古所未有也。”就连被誉为清官的海瑞也对朱元璋的政绩推崇备至，他曾说：“我太祖高皇帝爱民如子，秉承《周礼》护保黎民如赤子之意旨，对于毫发侵渔百姓者立加惨刑,数十年天下民得安生乐业，可谓千载一时之盛也。”《明史》撰写者们也对当时吏治颇有称道之语：“一时间，天下守令畏惧触犯科条,洁己爱民,吏治焕然大变也!”

从保护天下平民百姓的权益出发，明初严惩贪官污吏种种举措,无可非议，因为它是以维护黎民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朱元璋出身贫苦,曾深刻体验到官吏贪暴对百姓的生计与王朝政治的危害,元末农民战争的亲身经历更使他不能坐视官吏的营私舞弊。他万分担心大明王朝的命运，千方百计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打击欺上瞒下的行为，同时为了杀一儆百，不惜施用重刑酷法。总的来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属于官僚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调整与斗争,对于普通百姓的损害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贪官污吏的收敛无疑是百姓的福音,对贪官污吏财产的剥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收支的困窘，减少了对无辜百姓的摊派。

但是,在朱元璋惩治贪污的行动中，矫枉过正的消极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不能否认，朱元璋严刑厉法，大开杀戒，无论对贪官还是清官,震慑力是可想而知的。功高望重的公侯尚且避之犹恐不及，一般官吏更是整日惶恐不安，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表面上看起来，各级官吏都努力廉洁自守,但这种局面是极不正常的，各位官吏每日只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哪还有心思顾及其他?而且动辄得咎，并无申辩的权利，每日生活于恐怖之中,只想到苟延残喘,哪还有心思忠君爱民追求政绩呢?因此，后世士大夫在脱离当时具体环境之后，出于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朱元璋大加褒美,不免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一国之君应倡导各级官吏遵守国家法令,违法者必究，而不能让所有官吏无端受戮，生活于恐怖之中。即使这种恐怖统治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国内政治清明平静,但这种清明平静是虚假而可悲的，也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更有甚者，朱元璋在惩治贪污的过程中，往往是亲自审理，对于犯罪事实的判别并不是依据法律条文及事实真相，往往臆度专断，同时随意施以惨刑，其结果屈打成招，广事株连，“锻炼”成狱。这种真伪不分、忠奸不辨的惩办只能使天下百姓对当朝政权感到失望，“法度严而民玩”,“法网密而民不从”,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况。这又给了那些阿谀奉迎的官吏以随意诬陷、挟仇报复的可乘之机。

由于广事株连,官员动辄得咎，到朱元璋统治后期出现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的局面，也就是说，大批官员被戮，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对此,相传刘基等人也婉言上谏“严冬过后，必有阳春”，“诛戮太甚，恐伤和气”，朱元璋本人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下令道：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对于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不过此为力挫奸顽的权宜之计，并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谨守《大明律》与《大诰》，不许使用黥、剌、刖、劓、阉割之刑。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朱元璋虽然一再告诫后世子孙不得再用惨刑，然而后世君王似乎在他的行为中悟到了更多的东西，这也就是法律条文不过是一种可以任意摆弄的玩偶，惨刑是一种加强淫威的有力手段。可以说，朱元璋的示范作用确实拉开了明朝法制史上滥施惨刑的序幕。如“剥皮实草”的惩治方式就在明朝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首开恶例。明成祖朱棣便是在朱元璋诸子中最能得其父衣钵的一位，他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其侄建文帝的皇位，弄得建文帝下落不明，一批誓死忠于建文帝的大臣不免成为朱棣屠戮的对象。如景清被捕后，傲然挺立，破口大骂朱棣，朱棣命卫士拔其齿，景清且拔且骂，含血直喷到朱棣的衣袍之上。朱棣大怒，命“剥其皮，以草填充，悬挂于长安门之上，碎割其骨肉”。另外一名大臣胡闰也因大骂朱棣,朱棣命手下将他勒死，以灰蠡水浸脱其皮，剥下后，以草填充，悬挂于武功坊。明末魏忠贤专政之时，是宦官擅权，特务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魏忠贤为压制天下的不满，同样滥施惨刑。“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断舌，所杀不可胜数”。看来，朱元璋不仅没有成功地解决官吏贪污问题,却为后代树立了滥施惨刑的榜样，更为那些图谋帝王之位的奸恶之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罢废丞相与内阁制度之确立在封建社会，君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其实也不尽然,中国历史上君权与相权之争曾长期是庙堂争斗的焦点。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断然采取措施，废除了丞相制度,却由此也打开了明朝政治腐败之门。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诛杀了丞相胡惟庸。随后，他又取消中书省，废除了丞相一职。并且在《祖训》中规定：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秦朝设置丞相，不旋踵而亡。隋、唐、宋各朝因袭此制，其间虽然不乏贤相，但也多有专权乱政的小人。现在我朝罢除丞相，设立五府六部，彼此相互制约和抗衡，而诸事皆由朝廷总揽。后代子孙做皇帝，都不许再行设立丞相。臣下胆敢奏请设立的，群臣实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废除丞相，不仅是有明一代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表明——中围封建社会中君权与相权之间长期的矛盾斗争，至此告一个段落；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从此废止，皇帝的权力更大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此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明代以内阁制度取代历朝的丞相制度，事实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皇权的高度强化。

从历史上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后，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宰相），历来是辅弼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权力分配上的不均。皇权与相权之间始终互为消长，不断发生冲突。这种矛盾、斗争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宰相的“专权”甚至于“篡位改朝”。譬如，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就是以相权压倒帝权的典型人物。另一方面,历代有所作为的君主,无不采取措施限制相权的膨胀。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极早的例证。自此以后,君、相之间的斗争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到明代,作为一代雄猜之主的朱元璋，深感丞相的权力对他的帝业终究是个威胁，于是干脆废除了丞相一职,实际上是以皇帝兼行宰相的职权，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在丞相制度废除之前，六部从属于中书省，此后则直接听命于皇帝，并向皇帝负责。明太祖将此前丞相的职权作了重新的划分、定制、决策诸大权，收归他本人亲自掌管；实际政务则通过提高六部尚书的职权，交由六部分担。明太祖将中枢机构概括为：“六卿分职,朝廷（皇帝）总揽。”然而，这种划分也随即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废除丞相虽然使得朱元璋一人大权独揽，满足了他个人强烈的权力欲,但此后六部处理的政务，事无巨细，最后全都汇总到他的手里。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废相之后，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为例,8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共1660份，合计3291桩事。换言之,朱元璋每天平均要看200个报告，处理400多件事情。如此繁多的政务，使得朱元璋即便是精力过人，事必躬亲，也仍然会因应接不暇而心力交瘁。尤其是定制、拟旨、批示等都要笔之于书，写成文件，此类的文书工作,更非一人所能操持应付。故而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朕尝思之，人主以一身缔御天下不可无辅臣。”

为了解决这一新的难题,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和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独裁勤政的朱元璋先后设置了“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让他们襄助侍从,以备顾问,并协助自己批阅奏章,处理政务。一般认为，殿阁大学士的设立,标志着明代内阁制度的萌发。内阁制度的萌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朱元璋大权独揽而又无法不任用辅臣的结果。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了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职能，又挑选了一批翰林入值文渊阁参掌机务。因文渊阁在午门之内的内廷，遂有“内阁”之称。当时，朱棣也是自操威权，而让儒臣侍奉左右出谋划策，以备顾问。

然而，朱棣虽然信用阁臣，但因后者的品秩不高，故而在处理朝政时仍然多有掣肘。有鉴于此，随后的仁、宣时期，就不断提升阁臣的官阶,从而使得内阁权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原先只有五品衔的内阁学士,此时却跻身于公侯尚书之列，内阁势力也因此超过了六部的权力。对此，《明史·七卿年表序》说：

明太祖十三年罢丞相，政归六部，（六）部权重也。洪、宣以后，阁体既尊，而权亦渐重，于是（内）阁、（六）部相持。

于是，内阁便从最初的文学侍从机构，逐渐演化成凌驾于府部院寺之上的中枢机关。特别是宣德年间，内阁开始“票拟”。所谓票拟，是指阁臣将处理政事的初步意见拟具成文、奏呈皇帝的工作，这实际上就是掌握了代替皇帝起草批文意见的职权,等于直接参与了国家政事的处理。于是，内阁的权位得以迅速地提高。后人将明代内阁之职比做古之丞相，主要原因就是阁臣主持票拟的缘故。在宣宗朝，由于皇帝的信任，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所草拟的意见,绝大多数都能很快变成在全国必须遵照的谕旨，当时内阁的票拟制度,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效能。

随着内阁权势的提高和阁臣品位的尊崇，阁体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内阁大学士多时达六七人，最少也有二三人。仁、宣年间，内阁权力集中在“三杨”手中，其他阁臣的权力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明中叶后形成的“首辅”制度。实际上在此时已初见端倪。后来，在主持票拟及处理其他政务时,往往根据阁臣入阁的先后、资历的深浅以及皇帝的旨意等,在阁臣中挑选一人担任内阁首领——首辅，首辅之下为“次辅”或“次揆”，其余的大学士作为他的助手，号称“群辅”，权力远较首辅要小得多。

此时的首辅品位尊崇，与皇帝是近水楼台，权大势重，恍若汉唐时代的宰辅,所以内阁首辅号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不过，虽然后来在入值阁臣中也曾出现过权力很大、与历代丞相颇为相似的内阁首辅,但明代的内阁制度与先前的丞相制度，毕竟仍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丞相具有裁决机宜的执行权，遇事可以上奏执行，甚至可以先斩后奏；而内阁辅臣却没有汉唐宰相的实权，事无巨细都要禀承皇帝的旨意，请旨定夺，一切都断自宸衷，遵照他的意见拟具出办法，等被批准之后，才能据以拟旨颁行。换言之，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的法权，而是奉诏办事，其职掌实际上并没有超出翰林的职责以外,也从未改变其“侍从左右，以备顾问”的身份。从本质上看，明代的阁臣，事实上还是文学侍从之臣，做着翰林分内应做的事情。丞相拥有法定的权力，而阁臣包括首辅在内，只备皇帝“顾问”，其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眷顾的程度。故而明代阁权之轻重大小一直处于飘忽不定之中。其次，在历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统理政务,统率百僚”的丞相是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有自己的相府以及诸多僚属。在明初，丞相府称为中书省，省中有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等属官，六部为其直接的下属机构。而内阁则不同，它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首辅亦非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六部更不是它法定的直接下属，阁臣的品秩有的甚至比各部尚书还要低。再次，先前的宰相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得位极人臣者方能跻身相位；但阁臣却不一定，起初各类学士的品秩才区区五品，甚至更低。嗣后阁臣体制虽然渐趋尊崇，入阁者往往先是任命为礼部侍郎或尚书，再以兼任××大学士而入预机务，但入阁者品秩不拘这一特点却与明代相始终。此外，丞相历来有着定员定制，而阁臣则无定数。丞相通常是左相、右相各一人,最多时也不过再加上一两个；而阁臣则不然，在明代中后期，其人数少则四五个，多时七八人,最多时竟达十数名。内阁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与六部并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只是虚衔,不许实际掌管六部的事务,内阁并无对部臣发号施令之权,更无直接任免官吏的权限。

从上述丞相制度与内阁制度的比较上来看,内阁显然只是皇帝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它是明朝统治者惟恐皇权旁落并试图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有力措施。明代以内阁制度取代先前的丞相制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皇权的高度强化。说穿了，明太祖废除丞相制，是想彻底剪除相权的威胁，挑选一些既能办事、又少实权的“宫奴”,辅佐他统治整个大明帝国。这种内阁制度，为其后代子孙谨遵勿替，对于有明一代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废除了丞相制。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得以基本解决。君权空前膨胀,这对于大明朱氏江山的稳固。自然是极为有利的。揆诸史实,有明一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中,前后在位的皇帝多达十数名，其中，有好几位是在童年时代便成为九五至尊的,有好几位则多年避居深宫，倦于理事。但尽管如此,君权还是极为牢固,并不曾出现过权倾一朝、觊觎皇位的人物。个中的主要原因,自然与丞相制的废除有着莫大的关系。与君权的空前膨胀相比，阁臣的作为则相形见绌。明代的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然后再拜命入阁。这些人的人生道路往往是靠书本铺砌的，一生久在翰苑，舞文弄墨。从总体上看，缺少长袖善舞的政治实践经验。像仁、宣年间的“三杨”和万历朝张居正那样的权臣，毕竟是凤毛麟角。在张居正当朝的时期，内阁权威曾发展到了顶峰，但这个“震主”的权臣却最终祸发身后,惨遭抄家之祸。其他的内阁辅臣大多庸庸碌碌，只知恪守皇明旧章,而极少勇于任事、敢言直谏者。于是，有明一代关于阁辅，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绰号，如“纸煳三阁老”、“万岁阁老”、“刘棉花”、“伴食中书”、“青词阁老”、“土木偶”、“魏家阁老”、“门生宰相”和“清客宰相”等等。譬如，“纸煳三阁老”之谣，是指成化中后期同值内阁的万安、刘吉和刘翊3人。万安是当时的首辅，他是靠巴结宦官养子得以举荐入内阁的。入阁之后，不学无术，日事请托，整日忙于交结诸阉作为内援。成化七年（1471年），出现彗星，群臣多言此乃君臣之情不通所致，强烈要求宪宗及时召见大臣议政。宪宗畏天命，无奈之余只得面见大学士彭时、商辂和万安诸人。刚刚没说几句话，万安就顿首呼“万岁”欲退出。彭时、商辂不得已，也只好叩头而退。对此，中官戏朝臣日：“你们这些人一直说皇上不召见，等到见面了，却只知高呼万岁罢了。”后人有《万岁阁老》诗曰：

紫微垣旁彗星见，群臣请对文华殿。

群臣乃受阉宦欺，情意未洽休尽辞。

一言不合叩头退，若辈只知呼万岁。

噫吁嘻!

传言绝倒万岁阁老，安小人不足言，彭公、商公何草草。

万安诸人见到皇帝，只知高呼万岁。朝野上下一时传为笑谈，谓之“万岁阁老”。万安的同党刘吉，也是锐于营私的小人。此人时常为言路所讦，但却从未倒台。居内阁18年，人称“刘棉花”。像这样平庸奸险的小人执政,内阁自然无从发挥应有的作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神宗皇帝召见大学士方德清和吴崇仁。当时，方德清只是叩首唯唯，并无他言，而吴崇仁更是噤若寒蝉。御史刘光复越次进言，万历皇帝勃然大怒，厉声喝令拿下，众太监一拥而上，哄聚殴打刘光复。此事变仓猝,吴崇仁惊怖不已，竟至吓得僵卧在地，口吐白沫，便液流溢。万历皇帝回宫后，当数码皂隶将吴崇仁扶起时，却发现这位大学士犹如木偶像，完全失去了知觉。直到几天之后，才恢复了视听感觉。吴崇仁的胆怯,自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内阁大臣对于专制皇帝权威的恐惧。在明代，大多数辅臣虽然还没到吴崇仁那样的地步，但许多人却与另一个大学士方德清的作为颇相类似——见了皇帝只知唯唯诺诺,叩头高呼万岁，成为尸位素餐的“万岁阁老”。更有甚者，则整天迎合帝意，撰写斋醮词文，歌颂天人感应，成为名副其实的“青词宰相”。特别是嘉靖年间，由于皇帝迷信道教，许多阁臣都是以善写青词而得入阁,而入阁后也是专门只写青词,不干别的。清人万斯同有一首《青词相》这样写道：

天子锐意求长年，深居秘殿祠神仙。

一时臣僚争献媚，西苑供奉何荣贵。

撰得青词文句工,富贵实时超侪辈。

君不见夏相当年充西市，颇由青词失帝旨。

又不见严相当年擅国权，实由青词邀帝欢。

神仙之事诚有无,君兮相兮乃争趋。

天下未得神仙力,群公实赖神仙扶。

试观前后诸公辅,谁不由兹登政府?

君臣论相只青词，庙堂衮职更谁补。

噫吁嘻!庙堂衮职更谁补。

诗中的“夏相”、“严相”，即嘉靖朝先后以青词而入阁的夏言和严嵩。由此可见，在这种皇权登峰造极的形势下，失去了丞相的辅弼和制约，政治上欲求清明无从谈起。故而明代的皇帝也大多碌碌无为，除了太祖、成祖外，只有宣宗和孝宗，稍为后世所称许，其余的不过是些昏愦无道之主。

“票拟”是内阁的最大权力，而票拟能否被批准，则取决于皇帝的“批朱”。所谓“批朱”，也叫“批红”，是指皇帝根据阁臣的票拟文件,用朱笔批具意见，或是认可，或是批驳，或是指出另外的做法，交回阁中，命其照拟。换言之，票拟只是提出方法和意见，而批朱则是皇帝对内阁所拟意见的裁决，故而处理政务的大权，实际上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里。正因为如此，即使是二十余年不视朝的明世宗，也能“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万历年间范守己就曾说过，他曾在大学士徐阶处看到嘉靖皇帝的谕札和改定的旨草,发现大学士票拟的文件,全都经过嘉靖皇帝的省览改定,有时整个文件甚至被批得体无完肤。即使所拟完全符合帝王的心意，嘉靖也一定要更易数字，以表示自己的“明断”。倘若有不符皇帝旨意的，则驳回再拟。再有不符，则必加申斥，所以内阁辅臣拟旨之后，无不惴惴不安。由此，范守己得出结论说：以往人们认为辅臣拟旨，几乎是执擅国柄,事实则远非如此。

事实上，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大太监。内阁在票拟皇帝诏谕时，要依据皇帝口授的命令,即批朱。批朱是由宦官中的秉笔太监,将皇帝口头指示用朱笔记录下来的,因此秉笔太监的权力很大。“口含天宪”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据皇帝的旨意批答臣僚奏章，传谕诏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就为宦官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供他们参考的建议权。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皇帝往往深居内宫，不大临朝问政，而将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故而曾几度出现宦官擅权的局面。内阁票拟也就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几乎完全出于内宦之手。宦官专权，是皇帝极端专制独裁的产物。而它之所以专权,是因为其中的司礼监掌管内外奏章文书，并照阁票“批朱”。他们往往倚权仗势,擅自批答和篡改票旨。司礼监有了“批朱”权，便能代替皇帝批示内阁呈进的拟旨，这使得辅臣与司礼监内臣，实际上对立于皇帝宝座的两侧,形成了宫廷与内阁相互制约的局面。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让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内阁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不受损害和侵犯。而司礼监抓到了“批朱”权，其权力便延伸到了外廷，影响到了阁臣的职权范围。司礼监往往借此专权乱政,操纵内阁，为所欲为,使自己的特权位居内阁之上。对此，清人赵翼曾评论说：“明代首辅权力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力又在首辅之上。”阁臣为了保官晋秩,往往必须交结太监。例如嘉靖朝“奸相”严嵩的得宠，就与其善交内侍有关。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宦官的权力也急剧膨胀起来。在内阁与宦官的矛盾斗争中，皇帝往往更多地偏袒于后者。明武宗就曾明确指责内阁大臣说：“天下事哪里都是内官闹砸的?你们阁臣办坏事的十常六七，先生辈应当有自知之明才是。”崇祯皇帝更是多次对阁臣表示：“如果各位大臣都能殚心竭虑地为国家尽力，朕怎么要倚靠内臣呢?”由于皇帝的心理天平严重地向宦官倾斜,显然直接导致了后者对内阁辅臣的蔑视。嘉靖年间，一个内侍不无炫耀地说：“昔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从嘉靖朝三任首辅对宦官的态度变化中。人们不难看出宦官势力的如日中天和阁臣权势之式微。隆庆至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先后辅政。当时虽说是阁权较重的时期，但徐阶却因为得罪了中官而被迫退位；另一辅臣高拱企图赶走司礼太监冯保，结果自己反遭放逐。而张居正则正是因为密结了冯保。才得以取代前者而为首辅。执政后，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不遗余力地设法满足他的奢欲。至于后来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有的辅臣甚至不惜卖身投靠，成为“魏家阁老”，阁臣的权位更是为内监所操纵。当时，凡是内阁补用的大臣，大都要取决于魏忠贤。而中官与阁臣的勾结，又必然引发党派纷争。于慎行认为：“国朝既罢丞相，大臣体轻，以故政归宦竖，士鲜廉节。”这确实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状。

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人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机密、夤缘作弊者，皆斩，妻子流放三千里安置。”显然,朱元璋对朋党及内外官员勾结的打击不可谓之不严，但明代党争的激烈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明代内阁中的首辅,因其具有拟旨特权,以及品位尊崇、接近皇帝和裁决机宜等特点,故而成为阁臣们竞逐、觊觎的目标。纵观有明一代，阁臣间的争夺排挤，明争暗斗，呈愈来愈激烈的态势，他们往往朋党台谏，纷争不休，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手段也越来越狠毒,常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特别是从嘉靖初年张璁以议礼入阁以后，阁臣问的争夺倾轧更为激烈，到了夏言与严嵩、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倾轧争夺，则达到了高潮。阁臣间拉帮结派，拉拢言官，攻讦不已,进而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客观上来看，这种阁臣间的纷争，对于皇室的统治是相当有利的。因为阁臣间的纷争，以及阁臣与宦官之间的争斗，使得他们彼此相互制约，皇帝高高在上，更便于平衡处置，统治起来便更加安全、省力，皇位自然也更牢固。明王朝之所以能够维持近300年的统治，与此不无关系。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阁臣间无休无止的倾轧纷争，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悬想事势，遥度人情，朱元璋从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意欲创建相互牵制、内外相维的官僚体制，却没有想到后世竟因此造成了朋党迭兴、党争激烈的局面，并最终导致明王朝国政的日趋荒废,以至走向衰亡。特别是明朝后期，整个朝廷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亡矣。故此，晚明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文字狱与八股文“避席畏闻文字狱”,封建时代的文人真是不容易!密不透风的文网足以窒息与摧残一个民族的思维与创造力。无数因诗文招致杀身大祸的事例无情戳穿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幻梦。

第三章

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之前，曾借宿于太平府（今安徽当涂）般若庵。庵内住持方丈惊讶于其仪表。便询问起他的爵里姓名。当时朱元璋已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了，便故作矜持，笑而不答，提笔在粉壁之上写下一首诗：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主，只顾哓哓问姓名。

后来，朱元璋在南京即位，有意派人寻访自己当年的墨迹。而得到的答复却令他十分恼火，这首御诗已被人揩去。朱元璋立即将庵内僧人抓来，论刑当斩。意犹未尽的朱元璋愤愤不平地质问道：“为何除去朕诗?”这位被抓来的年轻僧人尚有几分机智，不慌不忙地回答：“御制题诗处，有吾师四句诗在焉。”朱元璋忙问：“何诗?”此僧朗声诵道：

御笔题诗不敢留,留诗常恐鬼神愁。

故将法水轻轻洗,尚有毫光射斗牛。

朱元璋听罢，朗声大笑，将小僧无罪开释。试想，“成者王侯败者贼”，朱元璋本是绿林英雄，未取天下之时，实是朝廷通缉的叛逆之人，所作诗文大有“反诗”的嫌疑，庵内老僧怎敢保留?聪明的小僧几句诗文将朱元璋大大吹嘘了一番，侥幸保住了性命。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了解到，刚勐好杀的明太祖喜欢炫耀自己的文才，而且颇为自负。如遇不识时务者，他会不惜以极刑加以报复。遇到这样的帝王，天下文人的日子便可想而知了。

朱元璋出身于“无立锥之地”的佃农之家，穷困潦倒，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哪有机会人塾读书识字?父母双亡后，他沦落为四处乞食的游行僧人，吃尽了人间的苦难，因而直至他投身于元末农民起义军之时，尚识字不多。与一般草莽人士不同的是，朱元璋对文化知识有着强烈的兴趣，愿意与儒士文人交往。从早年屈尊拜访朱升，到接纳号称“浙东四杰”的刘基、宋濂等人，朱元璋开始了与这些著名文士的朝夕相处，因勤学好问，学识大进。从识字不多到能随意题写诗文，足见他天资绝佳，聪明过人。

作为开创明朝数百年基业的一代英主,朱元璋深知治理天下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他在诏书中就强调：“治国家，得贤才为先，贤者天下之望也。”可见，朱元璋将人才的选拔与国家的稳定及治理相联系，其重要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因此，朱元璋即位伊始，就屡屡下诏征求天下贤才，渴望之情溢于言表。如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的诏书中就写道：“如今天下太平，愿请诸位学问通达的士大夫讲谈治理天下之道，启迪朕心，以达到盛世之治。在野人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地方官必以礼送至京师，朕将擢用焉。”同时,朱元璋专门派遣官员在全国各地访求人才。

其次，朱元璋在人才的选拔与录用上也有十分高明的见解与举措。如选拔人才重才德，不重门第、资格。他曾说：“人才不可一概而论。老佛、卜筮、负贩之中常常有贤能之士。关键在于朝廷如何选拔与重用。”“（元代）选拔官员必须要求世族出身，有志者往往屈居下位。”又说：“资格为平庸之辈所设，若有贤才，岂能循以常例。今后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应当优先重用。”这些认识自然是出于朱元璋的实际观察与体验。为此，朱元璋大力擢用才能之士。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曾有朝臣对儒士起自平民,骤得高官的现象表示不满，认为朝廷应爱惜名爵，不可滥赐。对此，朱元璋斩钉截铁地予以驳斥：“朝廷设置爵禄,就是为了优遇贤能之士,如他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只望获得贤才,名爵非朕所惜。……朕所担忧之事是得不到贤才，如能得而任之，官品非朕所惜。”同时,朱元璋在选用人才时强调才能不论大小，但求人尽其才。他认为，君主用人“如良工用木，大小各得其用。”还说：“朕要尊崇古制，举用贤才，各因其才能而擢用。”

由此，明朝初年，朱元璋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实施了较明智的人才选拔策略，这对于一个靠造反创业的封建帝王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而这种政策的实行，对明代初年统治机构的创建与政权的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批优秀人才的破格录用，也为新兴政权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史载：“当时隐于山林之士，以布衣身份而骤登高位者不可胜数。”这种人才云集的喜人景象大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意味。朱元璋重视人才，破格提拔人才，其见识与魄力似乎理所应当地受到后人的推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朱元璋是一位个性极强的帝王，言行之间充满了矛盾，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圣人与强盗兼而有之”的复杂人格。他一方面豁达大度，不惜名爵,笼络替他卖命的文臣武将，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明察秋毫，对臣下疑忌颇重,果断自负,疆场上的成功更使他刚愎自用，专断敢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他在天下太平后，大杀开国功臣，被后人称为“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功高盖世的文臣也难逃劫数。朱升、刘基、宋濂等人都没有好结果，其他儒士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更有甚者，朱元璋以惩治贪污为名，动用严刑峻法，广事株连,滥杀无辜,大批文人儒士惨遭屠戮，如“郭桓贪污案”处死者竟达数万人，甚至造成了六部机构荡然一空的局面。这与朱元璋大力征召贤才之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真可谓“来得容易，去得更快”!这种恐怖气氛使不少士人将入朝做官视作畏途，因为凡人朝为官、能得善终者，实在是太少了!

朱元璋大戮功臣的主要动机不外乎是消除对朱氏皇权的威胁，他挖空心思地将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允许任何人有僭越不轨之谋。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初年大力征召天下贤士，正是为了让大批新人充实于朝廷各部及州县衙门，以取代那些朱元璋忌讳的开国功臣。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对皇权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这却引起了行武出身的勋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便寻找各种借口加以反对,文士喜好讪谤，成为他们攻讦的缺陷之一。洪武初年，朱元璋为延揽天下英才，决定开科取士。这本是历代相传选拔人才的最佳手段,诸位勋臣却颇有异议。他们认为此为皇帝崇尚文士之举。朱元璋理解他们的心情，便耐心启发道：“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位武臣反驳道：“陛下所云固然在理，但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张九四（即张士诚原名）起初诚意优礼文人儒士，甚至请他们为自己更名，这些文士竟给他取名为‘士诚’。”朱元璋不以为然道：“此名甚美，何足为怪?”诸位武臣道：“《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张九四怎会知道?”朱元璋闻听，如梦方醒，心中恼怒万分。没想到白面书生在舞文弄墨之间竟能含沙射影,任意褒贬!朱元璋自然担心自己也会煳里煳涂地陷于被愚弄、被讥诮的境地。

有人认为，明初文字狱（即文字之祸）由此而兴。显然,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也是引发明初文字狱的原因之一，武将们的提醒使朱元璋对他不甚介意的文士也多了几分戒备之心。本来“眼里不揉沙子”的朱元璋从此更是明察秋毫，文士以所著文字罹祸的惨剧接二连三地发生。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明祖通文义，固其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事实证明，朱元璋以文字杀人，并非由于学问不深,而是因为他最痛恨臣下触及自己的隐痛，对于这种冒犯,他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狭义的“文字狱”是指文士在自己的作品中有触犯封建帝王忌讳之处,因而惨遭杀害的情形。对于朱元璋这位背景复杂又雄猜好杀的帝王来讲，天下文士因文字罹祸者不在少数。

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者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圣节及册立东宫之时，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而各级文武大臣娴于文辞者并不太多，于是撰写贺表的任务一般都落在当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讪讥之好，故而对这种表笺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笺被他看出了“破绽”，朱元璋毫不客气地亮出了屠刀。当时以表笺文字触犯忌讳者为数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用了“则”字。当时的江淮方言，“则”字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所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其次，表笺中因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朱元璋以为这是讽刺他有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尉氏县教谕许元因所作《万寿贺表》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句被杀。

这些因一字涉嫌便招来杀身之祸的事例，触目惊心，骇人听闻。而朱元璋在位之时，类似这种穿凿附会、横生枝节的文字之祸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如毫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意在辱君，林云因此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有谤君之意，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明初因文字而招祸者远不止上述几人,朱元璋对言涉忌讳的文士均处以极刑，而这种忌讳又大多出于朱元璋的臆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面对如此结密的文网，天下文士几乎不敢下笔为文。

明人徐桢卿《翦胜野闻》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太祖朱元璋多疑，常常担心受到臣下的讥讪。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后震怒道：“腐儒胆敢如此污辱朕吗?‘生’者僧也，以我曾经出家为僧也。‘光’者秃头也。‘则’字近贼也!如此猖狂,罪在不赦。”即命锦衣卫将徐一夔斩首。在旁礼部群臣见此情形瞠目结舌，体似筛糠，一齐跪倒请罪：“臣等愚懵不知忌讳,乞皇上亲降表式，令臣等永为遵守。”闻听此言，朱元璋的脸色才有所好转，毫不客气地答应了臣下的请求。此后，朱元璋先后颁发了《建言格式》、《繁文鉴戒》、《表笺定式》等书，详细规定了官民上奏的各种文体的格式，令天下以此为标准,不得以私意妄行撰拟。

这些为文士特制的“御书”颁行之后,朱元璋,这位学问并不高深的帝王，俨然成为至高无上的文坛霸主。至此,我们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妄行指责、无情杀戮的背后是无法容忍文士们自由自在地舞文弄墨,惟我独尊的朱元璋要为天下文人立下规矩。当然，在这些“御书”中，朱元璋铺列的理由冠冕堂皇，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如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朱元璋下诏革除“四六”文辞（即骈文），以柳宗元、韩愈文章为表笺格式。他在诏书中强调：“上古三代的辞章，质实无华。应该成为千万世作文的法则。汉魏之时，文章还崇尚古质。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古法荡然无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承旧习，朕平时即厌恶其雕琢粉饰，背离古代文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自今告谕臣下之辞，务必遵从简朴古质，以革弊习。”文士一味追求文体的工整、词藻的华丽，固然会造成绮靡柔弱之风，但一味崇尚古质，亦步亦趋，不敢逾樊篱一步，势必也会造成文士的思想窒息、文辞呆板无味。柳宗元、韩愈等人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创新”，与朱元璋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差距。况且，皇帝亲自制定格式,以高压手段强令文士“依葫芦画瓢”，其结果只能是天下文章成为千篇一律的“台阁体”。对文坛的恶劣影响恐怕远远超过了骈俪之文。

此外，朱元璋对文士的惩处并不局限于个别文字的犯忌，对那些在诗文中发泄对王朝统治不满情绪的文士，朱元璋更不肯轻易放过。如官任佥事的陈养浩曾作诗句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当时正值朱元璋为剪除各地割据力量、四处招兵买马之时，朱元璋见到此诗后，大为恼怒,认为陈养浩在发泄对时政的不满，遣人将其抓来，沉入水中溺死。翰林修撰张信受命为诸王子的教师，有一次，他随意以杜甫诗中“舍下笋穿壁”等四句作为字式,供诸皇子练习之用。不料被前来巡视的朱元璋看到，由此大祸临头。朱元璋“龙颜”大怒，以为张信以杜甫此诗讥讽当时士民的贫困，大骂道：“堂堂天朝，讥诮如此!”立命将这位学识渊博的学士处以“腰斩”，让天下文士以此为戒。

朱元璋这种吹毛求疵、滥杀无辜的做法，造成了当时文坛人人噤若寒蝉的恐怖气氛,战战兢兢的读书人不知何时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这种文网深密的钳制，也闹出了令人感喟的笑话。如新涂诗人邓伯言因在诗中有句：“洞天明月一双鹤，涧水碧桃千树花”，深得当时文坛领袖宋濂的赏识。宋濂特别向朱元璋推荐。朱元璋将其召来后，以《钟山晓寒》为题，令其当堂赋诗。邓伯言不负厚望，援笔立成，诗中有二句云：“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朱元璋看后,大喜过望，手拍御案，大声朗诵。朱元璋行伍出身,手力颇重。跪在殿下的邓伯言本来就心惊胆战，害怕惹恼皇帝，闻听大力拍案之声，以为天子震怒，己命难保，竞当场吓得昏死过去。当卫士将其抬出新华门，邓伯言方才苏醒过来。翌日，朱元璋授邓伯言翰林修撰之职，他以年老有病为由坚辞不就，朱元璋无奈，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

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明初文人多不仕》一节，指出了当时的一个突出现象，即许多著名文人皆不愿当官。除了一些元朝遗老不肯奉迎新主外,绝大部分文士均以入仕为畏途,就是害怕朱元璋雄猜果决、刚勐好杀的酷政。明初名士解缙曾形容朱元璋的统治特征为：“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在大肆杀戮功臣之后，惩处的对象便是成千上万的文人儒士出身的官吏。平遥训导叶伯巨曾在奏疏中指出：“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面对这种“一授官职，罕有善终”的恐怖情形,天下儒士自然是望而却步了。

然而,儒士们这种无声的抗议更引起朱元璋的疑忌,因此他曾特别下令曰：“四海之内,都是皇帝的臣子。国中士大夫如不愿为君主所擢用，就是表示抗拒君命，地方官诛杀其身而族没其家，并不为错。”这种严酷的文化专制甚至使那些“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之人也无处可逃。元朝末年，有位著名诗僧守仁，字一初，为怀才不遇的世外高人，因见世道衰落，才遁入空门，一意钻研诗文。明朝建国后，他推辞无效，被召入京城做官。但在这种文网深密、动辄得咎的恐怖环境中，这位高僧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无聊之余，他便以诗文自遣，没想到因此也招来祸端。他有一首题翡翠诗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见到此诗后，愤然质问守仁道：“你原来万般推辞，不愿出仕，就是怨恨朕法网过密吗?”后来，朱元璋借故加罪于守仁，守仁遂不得善终。僧人来复的遭遇，更能显示出朱元璋强暴无赖的狰狞面目。来复和尚在晋见朱元璋后曾作谢恩诗一首，其中有“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的字句，没想到朱元璋反目无情，大怒道：“你用‘殊’字何意?不是骂朕为‘歹朱’吗?‘无德颂陶唐’，不是以朕为无德，不能像称颂陶唐（传说中的远古圣君）那样颂扬吗?谤讪如此，朕岂能饶你?”随即命卫士将来复斩首。

朱元璋掩过饰非的虚荣心极强,悦美言而喜奉承。绝对不能容忍臣下不恭不敬的行径，就是对于无声的意念也不放过。他曾微服私游，进到一座寺庙之中。不料一抬头见影壁上题有一首“布袋佛”诗，其文曰：

大千世界活茫茫,收十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

这首貌似无奇的诗文大有深意。朱元璋曾为四处行乞的游方僧，天下人所共知，此诗以“布袋佛”为题，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暗喻之意。这位“布袋佛”的确过于贪婪了,竟要将大千世界收进自己小小布袋之中，岂不知这样一来就断绝了天下人的活路。诗人委婉地劝解“布袋佛”松一松布袋，让天下士民透透气，又有何妨?此诗喻意之辛辣，令人叫绝。无怪乎朱元璋览毕，血贯瞳仁，暴跳如雷，盛怒之下竟命将此寺僧人全部处斩，上演了明初文字狱最酷烈的一幕。“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用这两句现代学者的诗文来形容明初文士的境况，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专制帝王无限的权力使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草菅人命，无数饱学的文人儒士只落得俯首帖耳、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诚令后人为之浩叹!

在“文字狱祸”之外，朱元璋处心积虑地加强对天下士民思想的钳制，这突出地表现在大力推崇宋明理学及对科举考试的规范上。与滥施淫威地大肆屠戮相比，这些措施更能“触及人的灵魂”,故而要高明得多，影响更为深远。朱元璋明确地认识到“治本于心”,即天下治理在于对士民思想的控制。而且“本于心者，其用无穷”,甚至胜于“本于法者”。也就是说对天下黎民思想的控制，其有效程度要超过严刑厉法。朱元璋即位之后,大力尊崇孔子。在全面否定元朝制度的同时，却承认元朝加封孔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谥号,多次召见孔子的后裔，称颂孔子“明彝伦之精微，表万世之纲常”，为“万世帝王之师”。他宣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因而大力鼓吹《四书》、《五经》。朱元璋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同时提倡程朱理学。他明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即程朱理学之代称）不讲”。这样，明朝初年的思想界便成为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如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习内容，完全以宋儒所注的《四书》、《五经》及朱元璋审定的《大明律》、《大诰》为本，明令诸生“笃志圣贤，潜心古训,违者罪之”。明朝规定，府、州、县学的诸生，必须进入国子监学习后才能人仕，这就使国子监（或称“国子学”）成为培养各级官吏的主要基地之一。而受过国子监教育的各级官僚，于不自觉中便成了程朱理学的信徒。

朱元璋选拔人才,最重实效，故而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就较为矛盾。如洪武六年至十六年（1373年～1383年），朱元璋因痛感科举取人的无用，曾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达lO年之久，专门通过荐举之路选拔人才。然而，荐举方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当时通过各种渠道荐举的人才大量涌入京师，鱼龙混杂，难以甄别。监察御史赵仁便建议道：“今征至秀才,不下数千，宜试其能否，考其优劣，然后任之。”朱元璋无计可施，只得允许分科考试，随后任官。由此科举考试才得以恢复。但朱元璋对考试制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即以“八股”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内容为题，而《四书》的解释必须以朱熹的集注为准。考生作文仿照宋朝“经义”之体裁，仿真古人语气发表议论,文句采用排偶的形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文体——八股文。八股文有特定的格式，内容包括几大部分，如破题、起讲、题比等,其中题比又称“入手”。是正文的开始。随后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四部分又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股中每股又有两段排偶之文。合为八股,故称为“八股文”。

史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确定“科举之式”后，“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从此，明代科举考试形成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即主考者选取《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考生即按八股格式作文,行文议论必须以朱熹等人的注解为依据，不得标新立异,更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可见，这种考试形同一种文字游戏，考生只要熟记朱熹等人的注解,依照格式“填鸭”便可。明朝洪武以后，科举考试逐步压倒荐举,成为官府选取人才的最主要途径。功名利禄的诱惑使天下读书人肆力于《四书》、《五经》的背诵及八股文的研修，为之耗尽了全部心血。想要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每位考生就必须成为程朱之学的忠实信徒,将孔孟之道作为修身立命的根本。

朱元璋如此推崇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其本人是否对这些东西顶礼膜拜、十分信服呢?答案是令人深思的。如孟子被后世儒士称为“亚圣”，是儒家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孟子》是《四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朱元璋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大为光火。如《孟子·离娄篇》有句云：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惟我独尊的朱元璋览书至此，不禁勃然大怒，这不是在骂他本人吗?朱元璋也顾不得这位圣人的面子了，破口大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也就是指斥已故去千余年的孟老夫子也犯了欺君之罪,多亏没有落在他朱元璋之手，否则同样严惩不贷!余怒未消的朱元璋下令将国子监中孔庙里孟子的神位撤下来。左右大臣苦苦相劝，朱元璋才予以恢复。此外，《孟子》中还有不少议论也让朱元璋无法容忍，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等。为此，朱元璋特命儒臣删去其中不合己意者85条，编成《孟子节文》，作为诸生学习的根据，删去部分不准考生学习。对《孟子》的处理活脱脱地暴露了朱元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面目，他不容许任何人触犯其皇权的神圣，甚至对千百年前的儒学“圣人”也不例外。

朱元璋文化专制的各项措施犹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既然他对古今圣贤的言论都看不上眼,干脆自己动手编起书来。朱元璋编书还注意针对不同的读书对象。如给皇族编辑的有《皇明祖训》、《永鉴录》、《昭鉴录》等，其中后两种书将历代宗族及藩王叛乱谋逆者的事迹进行整理,令皇族成员勿蹈覆辙。给朝臣编辑的有《世臣总录》、《精诚录》、《忠戒录》等，这些书无非将历代所谓“忠臣”的事迹汇总起来，让朝臣仿效。另外，也有专为武臣编辑的《武将大诰》，及为普通百姓编辑的《孝慈录》等。这些书集中反映了君权神圣的思想，天下士民只有以此为圭臬,循规蹈矩地服从帝王的旨意，否则就有身家性命之忧。

有明一代,文字狱以及对思想的钳制，以明初最为酷烈，并为以后各代帝王树立了样板。譬如，永乐年间，饶州士人朱季友向明成祖献所著书,他在书中激烈地抨击了程朱理学的观点。朱棣看后大发雷霆，骂道：“此儒之贼也!”当时朱季友已年过古稀，朱棣仍派人将他押回原籍，当众行笞，尽毁其所著书。文网之深密，并不次于洪武之时。

总之,明代皇帝对士民思想禁锢的程度要超过以往各个封建王朝，尤其是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更为后人所唾弃。虽然明朝灭亡后，一些思想家曾疾言痛诋专制帝王的罪恶。然而，继起的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又上演了一幕幕“文字狱”的惨剧，与朱元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专制制度的存在，是造成这种悲剧轮回的症结所在!三宝太监下西洋夸耀“我祖上也阔过”,早已是国人所鄙弃的浅薄心态。但无须我们夸耀，明朝的一位太监带领庞大的船队的的确确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一页辉煌的历史或许可让现代中国人备感自豪,更使我们品味到自豪后心中泛起的苦涩。

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的一份奏疏，让明太祖朱元璋勃然大怒，道：“这是离间我骨肉，快点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

原来，朱元璋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大力推行分封制，将其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在全国各地。对此，他踌躇满志地以为——分封诸王世袭镇守，以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便足以辅弼皇室，确保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他没有料到，藩国势力的发展，势必将威胁中央皇权的安全。倒是人微言轻的叶伯巨，敏感地预见到了这一点，遂以汉初的“七国之叛”和西晋的“八王之乱”为例，上书直言分封制的弊害。然而，朱元璋不仅一意孤行，反而将他囚死狱中。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龙驭宾天。尸骨未寒，骨肉之间便展开了血腥的厮杀。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攻夺亲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史称“靖难之役”。

这场刀光剑影的兵燹持续了3年，建文四年（1402年），势如破竹的燕兵攻入京师（今江苏南京）。在一场混战中，皇宫大院燃起了大火。当火势扑灭后，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尸体。据说,他们便是建文帝、马皇后及其长子朱文奎的遗骸。不过，由于史书记载的自相矛盾，建文帝的下落一直是个谜。有人说，兵燹劫乱中,建文帝乔装改扮成和尚，逃离了京城……朱棣即位后，年号“永乐”。为了使自己的皇位继承合法化,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当时的官方史书掩盖了建文帝的年号，而人为地将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年,即从洪武三十一年延长至洪武三十五年（1398年～1402年），以便于永乐朝的衔接。然而，建文帝4年的统治，毕竟难以从当时人的记忆中被轻易地抹去。特别是建文帝“出亡为僧”的传说，在朝野上下众说纷纭，连朱棣本人也将信将疑。故而《明史·郑和传》说，朱棣当了皇帝后，疑心建文帝朱允炆逃亡海外，就派郑和下西洋查访行踪。对此，清人万斯同吟咏道：

西洋万里人踪绝,洪涛淼淼谁能越。

扬舱不惮鼋鼍居,凌波直簸蛟龙窟。

蛮邦海外纷如埃，语言屡译犹致猜。

忽惊汉使浮槎至，疑是天兵乘雾来。

我皇声教已遐普，天威更欲扬远土。

殊方从此识中华,异宝因之输内府。

昔闻汉帝开西域,亦越唐皇启北庭。

黩武久蒙青史诮，洪涛何事更长征。

人言让帝遁西极，此举意在穷其迹。

被褐已辞黄屋尊，泛舟宁作沧波客。

何妨尺地使容身，应念高皇共本根。

徒使狂涛填勐士，几曾穷岛遇王孙。

宿师海外余十载，让帝行踪意安在。

遗事人传三宝名，穷兵徒发千秋慨。

诗中的“三宝”，即七下西洋的太监郑和。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他在洪武年间入宫当了一名小宦官，起初是在燕王朱棣的藩邸内任职。“靖难之役”中，郑和出人战阵，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提升为太监,并被赐名“郑和”,世称“三保（宝）太监”。对此，郑和的老家昆阳，迄今还流传的一句俗语说：“马不能登殿,皇帝赐姓郑。”显然，“赐姓”之后便可“登殿”，也就是说得到了明成祖的赏识。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出任内官监太监，不久又擢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了朱棣得力的内臣，并奉命出使西洋。

当时，以婆罗洲为中心，将今南海以西（约自东经110°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至印度及非洲东部），概称为“西洋”。明代的西洋，也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在明代初年，这一带的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例如，洪武四年（1371年），渤泥国王马合谟沙就上表明太祖朱元璋，说：

今有皇帝的使臣来,开读了皇帝的诏书,知道皇帝登了宝位，与天下做主，俺心里好生喜欢。本国地面，是阇婆管下的小去处，乍消得皇帝记心。这几日前，被苏禄家没道理，便将歹人来，把房子烧了，百姓每（们）都吃害了。记着皇帝诏书来的福荫，喜得一家儿人没事。……

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北部的Bmnei（文莱），苏禄故地则位于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当时，南洋群岛一带的众多小国，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随着各自势力的此消彼长，相互之间冲突不断。类似于渤泥这样的弱小国家，自然希望北方的大国——中国能为他们调解彼此间的纠纷，并在他们遭受强邻侵掠时，能够主持公道。然而，明太祖对待外国,采取“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不成为中国祸患的,不随便出兵）的政策,对当时的诸多争端均置身事外。特别是在胡惟庸案发后，明朝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渐趋冷淡。及至明成祖即位之初,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不再定期向明朝纳贡。这对于将自己视作“天朝上国”之君的朱棣来说,显然是难以容忍的。再加上明成祖为了制造声势和笼络人心,改变因“靖难之役”带来的不利政治局面,更是希望通过“宣扬国威”，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郑和下西洋，初衷是明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权威、招致各国来朝而实施的重大举措,更是为搜寻废帝朱允炆的行踪。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统率的远航船队从苏州的刘家河（今江苏太仓东的浏河镇）启程，乘风破浪，泛海至福建长乐，然后借海上信风之助。由闽江口五虎门扬帆出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远涉重洋，前往邻邦异域。郑和下西洋的主要航线，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此次,郑和统领的舟师，奉命出使占城（越南南部）、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旧港、满剌加、阿鲁（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中部）、苏门答剌（苏门答腊岛北部）、南巫里（在苏门答腊）、锡兰（斯里兰卡）、小葛兰（在南印度西岸）、柯枝和古里（南印度西岸的科泽科德）等国。在明朝初年的南洋群岛诸国中,以爪哇最为强盛,时常骚扰邻国。洪武末年,爪哇已吞并了邻近的三佛齐，并进而觊觎苏门答剌。故而,明成祖派郑和前往招徕苏门答剌,诏封其酋长为苏门答剌国王，赐以印诰。这样一来，爪哇就不能不有所顾忌，收敛其并吞苏门答剌的野心。及至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郑和的首航圆满结束。回国时，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和古里等国的使节，也随行来朝。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再度出使，前往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刺、南巫里、柯枝和锡兰诸国，直到永乐七年（1409年）夏回国。永乐七年九月,郑和第三次出使，走访了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小葛兰、柯枝、古里、暹罗、南巫里、加异勒（南印度东岸）、甘巴里和阿拨把丹。并于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回国。不久,满剌加国王以及古里、柯枝、苏门答剌、阿鲁、彭亨、急兰丹（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加异勒和爪畦使节先后来华。这三次出使，郑和船队的活动范围均不出东南亚和南亚,而主要是穿梭来往于东南亚各国。郑和远航的船队，满载着瓷器、丝绸、锦绮、纱罗、麝香、铁器和金属货币等,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宣扬明朝的国威,邀约各国派遣使臣前来中国“朝贡”。同时，还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告诫那些喜战好斗者循理安分，偃兵息武，从而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紧张关系，创建起东南亚与南亚沿海国家间的区域和平局势。

此后，从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第四次出航起，至宣德七年（1432年）最后一次出使为止，郑和又四下西洋。其行踪不仅遍及今东南亚和南亚各地，而且还到达了西亚和非洲的东海岸。忽鲁谟斯（伊朗）、祖法儿（佐法儿）、阿丹（红海的亚丁）、比剌、竹步不喇哇（属索马里）、木骨都束（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麻林（属肯尼亚）和天方（即麦加）等地，都留下了郑和船队的足迹。

综上所述，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郑和先后七下西洋，率领万人舟师，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海洋上航行，历涉三十余国，打通了中国直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海岸的航路，并开辟了多条航线。对此，随从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作有一首《纪行诗》写道：

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

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

……

事实证明，郑和使团“宣布纶音往夷域”的成效是相当显著的。永乐十三年（1415年），在明朝人眼里位于“极地”的麻林国，遣使前来中国贡献“麒麟”（长颈鹿）。在中国，“麒麟”自古就被视作瑞兽，赋予了神秘的色彩。“极地”之国麻林所献的“麒麟”，自然成为明朝声教远被、国威赫赫的一个显著例证。

第四章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称得上是15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探险活动,是世界航海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郑和船队在向非洲东部赤道以南沿海的航行中，曾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那儿离好望角已经不远了。1487年（相当于明代的成化二十三年），一支葡萄牙舰队在巴托罗缪·迪亚士的率领下,从红海南下才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对岸，发现了好望角，但比郑和船队要晚七十余年。郑和远航西洋的年代，还比1492年（弘治五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了近九十年：比1498年（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早了九十多年；也比1515年～1522年（正德十年到嘉靖元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百多年。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航船队，比1588年（万历十六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还要庞大。无论是从组织的健全还是装备的精良等方面来看，在当时均属无与伦比。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就曾指出：

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其他亚洲国家更为出色，甚至也比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杰出,以至于所有的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的海军相匹敌。

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宝船长44,4丈，阔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郑和船队通常拥有六十余艘宝船,连同中小船只在内,共计二百余艘。这样大型的船队,由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多种不同用途的船只所组成。船队的人员一般均在2,7万人左右，配备相当齐全。有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的舍人,掌管粮饷和对外贸易的户部郎中,负责医务的医官、医士，负责观察星象和掌握气象变化的阴阳官。各船还有旗军（掌军旗者）、火者（掌罗盘、航海图者）、番火长（外国领航员）、舵工、通事（翻译）、办事（商业人员）、书算手（财会）以及各类修理工和船工、民工人等，大体可分为指挥、航海技术、军事和后勤4个系统,组织分工严密精细,井井有条。船上满载着航行途中的各类生活必需品、军火器械以及作为贸易品和馈赠品的丝绸布匹、陶瓷器皿、麝香、金银制品等。相形之下，稍后的欧洲船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达·伽马前往印度时率领的葡萄牙船队，由160名船员组成，仅有4艘轻便快船，最大的也不过120吨，其次为100吨，最小的只有50吨；哥伦布航行美洲，所率水手仅88名，驾驶的船只仅3只帆船，最大的“圣玛丽亚”号是100吨，另两只分别只有60吨和50吨：麦哲伦1519年环球航行时，率领265名船员，分乘5艘帆船出发，其中，130吨的两只，90吨的两只和60吨的一只。这样的规模，自然无法与郑和船队的庞大规模相比肩。

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来看，明朝政府在遴选外交人才方面是相当有眼光的。之所以选择郑和，不仅是因为他深得明成祖的信任，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具有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据史书记载，郑和是回族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到过天方（麦加）朝觐，被称为“哈吉”（意即巡礼人），与阿拉伯商人有过一些接触，对西亚的风土人情和商务状况亦略知一二。另外，郑和还在永乐元年（1403年）得到明成祖朱棣的亲信、高僧道衍（即姚广孝）的召引，接受了菩萨戒，成为佛门弟子，法名“福善”。从此，人们又称他为“三宝太监”。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郑和作为外交人选，具有与西洋各国的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相互交往的便利。因为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国家均信奉佛教。如当时的暹罗、真腊、锡兰、古里等国，佛教徒均占到居民的90％以上。而且，自唐宋以来，伊斯兰教的势力也已逐渐向东扩展,西洋各地的商业活动，大多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操纵。在明代的西洋各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当多，如南亚居民信此教者约占70％，中亚、西亚的阿拉伯诸国，更是伊斯兰教盛行。由此可见,选择郑和作为外交人选，显然是相当明智之举。事实也证明。以宗教作为维系感情的精神纽带，确实是深谋远虑的决策。譬如，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奉命在锡兰设立刻有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的布施碑。这一“锡兰山寺碑”以三种文字刊刻，向三大宗教布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宗教问题的宽容。特别是它在海外宣传了中国对亚非各国信仰佛教的尊重，有利于提高明朝的威望。

从主观上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想提高他在海外的威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其着眼点是对外宣扬威德。因此，郑和等人对于海外诸国，不论国家大小，一视同仁，所到之处，感之以理，服之以德。他在历次出使途中，每到一地,均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敕，其次则对其王、妃、臣僚等加以赏赐。随后，当地国王或酋长或有所贡纳，或与郑和一行交易货物土产。郑和船队虽然拥有人数众多的精锐部队，但从不以大国兵威去欺侮或掠夺海外诸国。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只有三次诉诸武力。第一次是在旧港擒获海盗陈祖义。旧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原名三佛齐,是由南海进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洪武年间，广东潮州人陈祖义因犯事举家逃来旧港，投奔渤淋邦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他纠集一帮海盗，自封为酋长，劫夺过往商船财物。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自西洋凯旋，途中遣人招谕陈祖义,祖义诈降，潜谋邀劫。当地人施进卿密告郑和，郑和遂出兵擒斩陈祖义。并赐施进卿冠带，归旧港为大头目，以主其地。不久,又敕封其为旧港宣慰使。郑和此举为邻近各国除了一大害，也为明王朝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往来打开了海上信道。从此以后,不仅郑和船队在海上再也没有受到海盗的攻击，而且东南亚一带长期存在的海盗问题也基本上得以肃清。第二次动用武力是在锡兰擒获有心劫夺的国王亚烈苦奈儿。亚烈苦奈儿在当地经常邀劫过往使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即曾到过锡兰山。傲慢不敬的亚烈苦奈儿，就对郑和蠢蠢欲动，意图谋害，因被郑和及时察觉而没有得逞。郑和第三次出使回朝途中，再过其地。亚烈苦奈儿见财眼红，顿起邪念，诱骗郑和至其国中，令太子纳颜强行索要金银宝物，并发兵抢劫船队。郑和得知虚实之后，当机立断，指挥步卒两千余人，出间道乘虚攻拔其都城，一举擒获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头目，然后启航将俘虏带回中国。稍后，明成祖宽大为怀，将他们遣返回国。第三次动武是在苏门答刺擒获伪王苏干剌。此次冲突肇因于苏门答剌国内的政治矛盾，郑和为了自卫,也为了帮助苏门答刺平定内乱而不得不诉诸武力。当时，郑和奉使来到苏门答刺，赐其国王宰奴里阿比丁彩帛等物。苏门答剌前伪王之弟苏干剌，正要篡夺宰奴里阿比丁的王位,见此情状，遂迁怒于明朝使臣，怨恨后者不曾对自己颁发赏赐,于是领兵数万邀杀明军，郑和率众应战。结果，苏干剌败走,郑和追至南勃利国，将苏干剌及其妻子俘获，并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献于行在。显然，这三次使用武力，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付诸实施的。而且，即使是自卫成功，也从不攻城掠地，常常是在惩戒了来犯者之后,又主动设法与该国创建正常的友好往来。这一点，是明代前期处理对外关系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伟业，可与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相辉映。在这二十多年间，郑和船队跨越了半个地球，大明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清楚地显示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及军事优势，将明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于殊方异域。特别是它完全打通了通往南洋各国的海上交通，在海外重新树立起中国的威望，客观上为此后华侨开发南洋，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关于这一点，从15世纪至17世纪的200年间移居南洋之华侨数量剧增的史实中，可以得到部分的证实。对此，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因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的中国移民,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如果再加上与土人杂婚者，可达700万人。“西洋之迹，着自郑和”，的确是毫不夸张的说法!纷至沓来的华侨，将中国本土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向南洋各地输送。大批的华侨筚路蓝缕，辛勤劳作，对南洋社会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一切，与郑和下西洋显然是分不开的。时至今日,在东南亚各国,还保留有许多纪念郑和的遗迹。如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垅、三宝港、三宝洞、三保井、三保墩、三宝公庙，苏门答腊岛上的三宝庙,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宝山（或中国山）、三宝城、三宝井，泰国的三宝港、三宝公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寺塔，北婆罗洲的中国河、中国寡妇峰，等等。其中，泰国三宝公庙中的一副对联特别耐人寻味：“七度下邻邦,有名胜迹传异域。三宝驾度航，万国衣冠邦故都。”对三宝太监的信仰,成为凝聚东南亚华侨的一种精神力量。

郑和远航西洋，第一次打开了通往东非的航路，充分显示出明代造船业的先进水平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并积累了宝贵的海图资料,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增添了新的内容。我国沿海冬春之间为东北季候风，适于船舶远航西、南洋；而夏季则为西南季候风，此时则宜于船只回航。郑和七下西洋，都遵循季候风的规律，其往返年月，均在适宜之信风期。郑和船队充分利用风力，并将天文、地理知识与罗盘针的使用结合起来，确定了精确的方向和航向。《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及其附图《过洋牵星图》，对航海路线作了详细的记录。它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撤（今肯尼亚的蒙巴萨），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和浅滩的分布情况，详细地绘制成地图。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航行地图，而且还留下了15世纪以前我国关于亚非两洲最为详尽的地理图籍。如果我们将《郑和航海图》与其前后的一些地理著作相比较，就不难看出《郑和航海图》特具的科学价值。譬如，元代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一书，所收外国地名仅100个，而《郑和航海图》中出现的外国地名为其3倍，海图的相对精确性得以大大提高。即使是在200年后出现的《东西洋考》一书（张燮着）所附的一幅亚非地图中，其中的记载也不如《郑和航海图》详细、准确和清晰。随同郑和使团出访、担任通事（即翻译）的马欢、费信和巩珍等人，还分别着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以生动简洁的文字，对到访的亚非各国之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名胜古迹、聚落都会、山川形势、气候历法、商业贸易、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其内容多为前人所未言及。这些著作,为研究15世纪初期亚非各国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郑和还总结航海经验，写出了《针位编》，成为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他在第七次航海前（1431年），曾在福建长乐天妃宫立碑，记载了前6次航海的经过,这是我国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物。

郑和七下西洋,始终奉行了“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政策，以和平友好为宗旨,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各国的友谊。郑和船队对异国不怀有任何野心,它以创建和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使命，从不以奴役他族为荣，绝不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所到之处，皆平等待人，秋毫无犯。即使是在贸易的过程中,船队成员也都能人乡随俗，买卖公平，从未倚仗武力强买强卖。由于七下西洋出色地完成了和平友好的使命,使得中国在西洋诸国的声望大大提高，故而许多国家都纷纷遣使前来表示友好。以《名山藏·王享记》所列东南夷59国为例,永乐年间遣使往来的就有43国。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率妻子、陪臣等来朝,使团成员多达五百余人；渤泥国王不幸病逝北京，成祖为之辍朝3日,并葬于德安门外，谥日“恭顺”；苏禄国王在归途中病逝于德州,明朝政府亦葬之以礼。永乐十四年（1416年），遣使至中国的有古里、爪哇、满剌加等18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西洋来贡者共16国，计一千二百多人。这些友好的交往，与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航海家的海盗行径，有着根本性区别。后者每到一地,往往先立石“留念”，以表示他们的国家占领了这个地方。为了得到黄金和土地,他们常常将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作为主要手段。

当然,我们在审视数百年前的这段历史时，也毋庸讳言，郑和下西洋亦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从郑和的出身来看，他是内官监的太监,而内官监在当时是负责采办宫廷所需的一个机构，皇室所需的各种奇珍异物,大都要向海外寻求。而这些，正是郑和的职责所在。郑和下西洋,每到一地,除了颁发明历、印信以及大量的金银赏赐外，主要就是办理皇差——从事贸易活动。郑和船队有宝船六十余艘。宝船，又名“取宝船”或“宝石船”。顾名思义，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猎取宝货（如珍珠玛瑙、奇禽异兽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故而船队每次出使归来，都带回了诸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和宝石等西洋土特产或手工艺品，甚至还有各种珍禽异兽，如狮子、驼鸟等，所谓“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重瞳一顾天颜喜，爵禄均颁雨露新”，说的便是当日的真实情状。远征的开销除了来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机构外。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负担。远洋航船是在南京龙江船坞建造的,每只宝船的造价约需五六千两白银。水手则招自福建，船队由约2,7万名左右的水手操纵。所载的货物包括上等丝绸、刺绣和其他的奢侈品。作为在航程中赠送给当地统治者的礼物。七次下西洋带走了大量财货，如金银、丝绸、瓷器、铁器、铜器以及钱币等。这些财货除部分用以交换海外珍宝和方物外，许多都是无偿的赏赐品。据《广志绎》记载，明初府库充溢，郑和下西洋时，赉银700余万，十载后仅剩百余万，所费计600万两白银。这些开销除用以海外贸易者外，大多用于赏赐。庞大的船队需要巨额的开支，但换回的物品却大多是珠宝、象牙、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经济负担。对此，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曾形象地描绘了明成祖的心态。它指出朱棣对郑和船队下西洋，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自然是明朝的声威远被，而惧的则是：“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这不是一则以惧?”此虽小说家言，但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形。因此，史书上称郑和下西洋为“宝船弊政”。

其次,当时的中国只有“天下”观而不曾有“世界”观。明成祖在南京天妃宫碑上勒石留世的诗中这样写道：

视天下兮福苍生，民安乐兮神悠宁，海波不兴天下平,于千万世休养声。

这里的“天下”，既指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也包括中国四周的“外夷”。明朝统治者对外并无平等的国家观念，而是实行一种怀柔政策，以“天朝上国”之君主自居,通过“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方式，让一些国家前来“朝贡”,表示对中国的“臣服”,以满足“惟我独尊”的虚荣心。尽管下西洋是一种政治行动,为此在经济上作一些必要的牺牲本无可非议。但这种怀柔政策，以中国在经济上吃亏。而在政治上得到虚名来实现的。“厚往薄来”，从不计较海外诸国贡物的好坏多寡，回礼一律从丰，以奖励他们远来中华的诚心。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而不在于发展海外贸易，故出使期间所进行的贸易，都被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许多国家在朝贡的名义下与中国做着发财的生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外国使节们以空前的规模从各个地方带着贡品来到中国。虽然熙来攘往，煞是热闹，但这种朝贡贸易,对于中国而言只有政治意义，而无经济价值，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早在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就已经深深地感到朝贡贸易是一项重大的经济负担，郑和下西洋招来的一批又一批的使节，使得赏赐开支应付不暇。据统计，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有7个。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出现了16国派遣使臣1200人同时来朝的局面,这确实是旷古未有的“盛事”。不过，在统治者为此心花怒放的同时,由此颁发的赏赐品之耗费，显然也是空前的。就这样,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明政府的开支就越多；前来朝贡的次数越多，明朝财政的亏损就越大。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国库枯竭、财政短绌。很明显，这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做法，一旦国力衰落，自然便难以为继。故而明代中叶以后，便再也无法派人出使西洋。其实，对于下西洋，朝廷中一直就存在着反对意见。永乐末年，当年曾支持下西洋的袁忠彻就曾“谏取宝之非”。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北京皇宫三大殿遭回禄之灾，明成祖“诏求直言”，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极言下西洋之弊。成祖虽龙颜不悦，但还是下令暂行停止下西洋的举措。此后，对下西洋的非议日渐增多。成祖死后，即位的明仁宗即从原户部尚书夏元吉之言，下诏：“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直到6年后，宣德皇帝才组织了第七次下西洋。以后，以王景弘为首又进行了一次远航。此次远航仅至苏门答腊而返,其规模自然已不能与此前的郑和七下西洋相提并论。成化十一年（1475年）冬十月，宪宗皇帝一时心血来潮，下诏查阅西洋水程档案，大有重差宝船下西洋的雄心，但遭到兵部车驾主事刘大夏的反对。他指出：“三保太监下西洋，花费了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亡数以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这只是一大弊政，作为大臣应当切谏，所以旧案虽存,也应毁掉，以彻底根除祸患。”于是，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记录，便被刘大夏所烧毁。

最后，郑和七下西洋，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由2.7万余人、二百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影响之巨，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的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创建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上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创建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了“价格革命”——金银贬价，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估价。于谦的悲剧古语有云：“忠臣不事二主。”但如果一位智勇双全的大臣发现他所尊奉的是一个不辨忠奸的昏君,他就会陷入难以抉择的两难境地。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作出了坚定的选择,由此保全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而等待于谦的又是什么呢?

在美丽如画的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安息着两位中国古代著名的人物，他们虽处不同朝代，但有颇多共同之处：同样品性高洁，赤胆忠心；同样功高盖世，名震四方；也同样功高不赏，惨死在“莫须有”的冤狱之下。其中一位就是宋代著名的抗金将领，曾以“岳家军”驰骋中原，令金朝军队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岳飞。另一位便是明代大臣于谦。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即今杭州市）人。他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行文泉涌,为诗清丽。他仰慕古代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特别钦敬钟爱南宋名臣文天祥，立志为国家兴亡赴汤蹈火而在所不惜。他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考取进士，从此踏上宦途。在任御史期间，曾出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赢得明宣宗的信任，超迁兵部右侍郎，出巡河南、山西等地。所到之处，延访父老，体恤民间疾苦,变革害民弊政，威惠流行，远近称颂。离职之时，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于谦者以千数。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一场突发事变使明王朝濒于崩溃的边缘，于谦正是在这场变乱中力挽狂澜，名震中外，立下不世之功。这就是“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缘起要从宦官王振专权说起。王振为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儒士出身，曾为教官。后自行净身进入皇家内书院,得到明宣宗的赏识，遣往东宫侍奉英宗读书。明宣宗去世后,即位的英宗年方9岁。朝中大事由先朝重臣主持，王振善于伪装，使“三杨”（即杨士奇、杨溥、杨荣）等阁臣对其人颇有好感，而年幼的英宗在其恩威并施的训导下，不免对他畏惧三分，只呼“先生”而不敢称其名。后来,“三杨”等重臣因年迈体衰,难以继续总揽大权,便给王振造成了广植私党、干预朝政的时机。一次，英宗大宴群臣，按祖训“宦官不得出席朝宴”，没想到王振在内宫大发雷霆。英宗心惊肉跳,赶忙大开宫门、请他参加，文武百官也起身相迎。王振在朝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明代宦官独擅专权，正是从王振开始的。

王振擅权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控制年幼的英宗,从英宗即位伊始,王振就通过暗中唆使来影响朝政。为了让朝臣感到他的作用,王振时常指使英宗苛责群臣。如兵部尚书王骥奉诏议边疆之事，因故5日没有答复，王振就让英宗召来王骥训斥道：“卿等欺朕年幼耶?”即下令逮捕入狱。朝中言官为讨好王振,经常无端弹劾百官，“自公侯驸马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劾，或下狱，或荷校，至谴谪殆无虚岁”。王振专权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锦衣卫的淫威。他任命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对那些不满其擅权蠹政的官员，凭空捏造罪名，残酷迫害，使得文武百官惊恐不已，更有一些趋炎附势的大臣拼命向其献媚讨好，以避一死。公侯勋戚均感自身难保，恭称王振为“翁父”。

王振专擅使朝野充满乌烟瘴气,而此时北方边界形势日益紧张起来。蒙古瓦剌部强盛，经常向明朝边境发动袭击。本来，明朝初年，政府在击溃元朝残余势力之后,曾在北部及西北部设置由少数部族首领管辖的卫所，瓦剌部崛起后,便逐渐向这些卫所发动进攻，而英宗及王振等人反应迟缓,使得瓦剌部占据了北方及西北部大片区域。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掌权太师也先借口明朝皇帝失信，不许与之联姻，统率各部向明朝内地大举进犯。其中也先亲率一路人马进攻明朝“九边”重镇大同,结果明朝守军不敌，雁门关外城堡纷纷陷落。

王振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大喜功。面对边关严峻的形势，他不是统筹部署，调集各路军队组织强有力的反击，而是盲目轻敌，以为“边夷”小敌，不堪一击。为创建不朽之奇功，他极力怂恿英宗亲统大军北征。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与其他文武百官力谏：在没有弄清敌情之前，“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与王振却一意孤行，仓促准备之后，他们于七月十六日率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北上。这暂时凑集的乌合之众多是京中守御之兵,久无训练，出师后又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常常内部自相惊扰,士气低落。路过居庸关时，群臣就开始劝谏英宗缓行，英宗惑于王振之言，执意不听。至宣府后，风雨交加，前线屡报也先大军步步进逼，王振不仅不听群臣劝解，反而大发雷霆，责辱上谏者。但到邻近大同的阳和（今山西阳高县）境内，看到被也先杀戮的明朝士兵尸横遍野,救援军士惊恐不已，再加上准备不足，军中已经乏粮，人心大为涣解,毫无战意。

明军进到大同后，狡猾的也先主动后撤，试图引诱明军深入。王振以为也先因胆怯而后退，想乘势追击。但其同党原大同监军郭敬向他详细汇报了也先大军的凶猛，明确指出此系也先的诱兵之计。王振不禁内心惊惧，同意撤军。但在撤军路线上又起风波。王振起先想让英宗至其故乡蔚州，借此光耀门庭，故决定从紫荆关退兵，但行至中途，王振又担心大军路过，践踏了他家地里的庄稼，临时改道宣府,军士迂回奔走，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而此时，也先已率大军追袭而来。明朝断后阻敌之兵均遭惨败，局势愈来愈危急。当明朝残军仓皇逃至土木堡之时,王振却坚持暂时屯驻。而此地距怀来县城仅20里，王振刚愎自用，不听大臣劝谏，结果被又中也先之计，蒙古大军团团包围。明军无水，饥渴难耐。王振妄图趁也先稍退时移营就水，便离开了刚刚筑就的壕堑。没料到也先大军乘机四面杀来，明军崩溃，一发而不可收十。50万大军灰飞烟灭，死尸遍野，惨不忍睹。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怒不可遏的护卫将军樊忠以锤击死。这场惨败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英宗与王振出征之时，特命其弟朱祁钰留守京师，其实乃太皇太后张氏主掌朝政。“土木之变”发生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英宗北征所带50万人为京师守御之精锐，当时北京城内所剩疲卒赢旅不足10万,人心骚动不安，大臣徐理（后改名徐有贞）等人倡言迁都,于谦身为兵部侍郎，留守北京，闻听此言，厉声喝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前朝南渡之事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其余文武及太监也赞同于谦之言。张太后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决意坚守北京。消息传出，京城官民才开始恢复平静。张太后命郕王朱祁钰总制朝政。

谁也没有想到，朱祁钰摄朝第一日，风波骤起。不少朝臣痛定思痛,对王振的专断胡为切齿仇恨，右都御史陈镒等人在朱祁钰上朝之时,上前失声痛哭，请求族诛王振，以谢天下。王振死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叱令群臣退下。给事中王骇扑上前去抓住马顺的头发，张口咬其肉,并骂道：“汝倚王振作威作福，今日还敢如此!”怒不可遏的文武百官忍无可忍，一涌而上，围住马顺，拳脚齐下，马顺立即毙命。当时场面混乱已极，马顺手下卫士与群臣对峙，如不制止，将无法收十。郕王朱祁钰手足无措，欲起身回宫。在场的于谦挺身而出，上前护住朱祁钰,请他宣谕群臣道：“马顺罪当加诛,殴击者不加追究。”闻听此谕,文武百官才镇静下来。混乱之中，于谦袍袖均被撕裂。紧接着，朱祁钰又命捕来王振死党王山，押至刑场处死，下诏将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籍没其家私，抄得金银六十余库，珠宝无数。京师官民无不欢悦，奔走相告。

在这一系列突发事变中,于谦正义凛然,当机立断,受到朝野人士的崇敬。当时德高望重的吏部尚书王直拉住于谦的手，感慨万千：“国家危难之时,正赖于公辈支撑。今日之事，虽有百个王直，又有何用!”众望所归,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数上守御之策，郕王朱祁钰全部采纳。于谦预计，也先在“土木之变”后,俘持英宗，必定借中原混乱之际，长驱南犯。京师兵寡，必须四出募兵增援。另一方面，北京要做好一切防御准备。缮器甲，修战具，分兵把守京师九门，在城郭之外屯扎，将附郭居民迁人城内。同时，选用一批有才干的文武官员以充重任。于谦慨然承诺：“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这种临危不避艰难的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朱祁钰，因而对于谦言听计从。

其实，在“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一件最敏感、也最棘手的问题已摆在文武百官面前。“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中，国君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国家一切权力与利益的化身与主宰。而明英宗的被俘就使得明王朝陷于极度尴尬之中，国君与王朝实体发生了分离。英宗被掳，在蒙古人的逼迫下，频频向明朝各地索要财物,甚至要求守军开关相迎，使得明朝官民无可奈何,左右为难。如瓦剌军拥英宗到大同城外，守将郭登闭关不纳，英宗遣人口谕郭登道：“朕与汝有姻亲之谊，为何拒朕如此?”郭登慨然回奏道：“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深恨之。可见，明朝诸臣已陷入忠于君王还是捍卫社稷的困惑之中，郭登刚烈,拒而不纳，其实就是做出了舍君主保江山的选择，这当然承担了极大的风险，英宗还是王朝的皇帝，抗旨不遵、欺君犯上均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另一方面，张太后在得知英宗被俘之后，意识到“神器不可无主”，为了稳定百官情绪及避免发生皇位之争,抢先定议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令廊王朱祁钰辅政。朱见深年仅2岁，朱祁钰并无大权在握,指挥调动力不从心，各地守军均处于观望之中，无所适从。而也先挟持英宗四处索要财物后北归，暂事休息，但不久定会卷土重来，如英宗被胁持同征，将会使于谦等人的努力付之东流。北京只能拱手相让。随从英宗的宦官喜宁被俘后，不仅将中原机密军情泄露给也先,而且为也先出计，教其奉英宗至边关,胁迫守将开关,并下诏命总兵官出迎,趁机擒捉，这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占据北部中国。也先大喜过望,决定依计而行。

残酷的现实逼迫明朝文武做出明确的抉择，于谦等人审时度势，斟酌利弊，终于在九月初一联合奏请张太后道：“英皇被掳，皇太子年幼，古人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社稷。”主张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张太后应允，于谦等群臣便以太后之命谕告朱祁钰，令登大位。据说，朱祁钰惊慌之下再三谦让，甚至逃回自己的府邸。于谦等文武大臣苦苦恳求，于谦道：“吾等并非出于私心，欲冒拥戴之功,而是为社稷的安危着想。”恰巧此时都指挥岳谦出使而还，口传英宗之旨,因廊王贤明老成，命即皇位以继奉祀。朱祁钰这才答应下来，于九月六日登基,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以次年为景泰元年（1540年），朱祁钰是为景泰皇帝（或称代宗）。

事实证明，于谦等文武百官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景泰帝的及时登基挫败了也先等人的阴谋。十月初一，也先果率瓦剌大军拥挟英宗再临大同城下，谎称奉送上皇返京，令郭登等守将开关迎接。郭登严命军卒戒备，并遣使告也先道：“赖天地宗社之灵的佑护，国家已有帝王矣。”也先不敢强攻,只好绕过大同继续南进。郭登立即派人往北京告急，京师闻讯，全城戒严。朱祁钰一方面下诏令诸位藩王遣兵入京勤王，另一方面命于谦提督诸营将士，全权负责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可以先斩后奏。当时也有人不满朱祁钰给予于谦太大的权力，太监兴安辩解道：“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几人!”确实，“土木之变”后，于谦临危受命，日夜操劳，不仅为朱祁钰及朝中文武所依赖，而且对鼓舞京中军民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被于谦弹劾的一些不称职的大臣，自然对于谦非常嫉恨。当朱祁钰与满朝文武商议防御对策之时，于谦又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总兵官石亨建议尽闭京城九门，不出城迎战，借此来拖垮瓦剌军队。于谦表示反对，认为也先气焰嚣张，如不出战，更使其感到有恃无恐，因此主张明朝守军全部到城外迎敌。这一对策得到了朱祁钰及文武大臣的支持。

根据这一对策，于谦将京城守军二十余万全部列营于京师九门之外，尽闭城门，表示誓死一战，决不后退之意。于谦与石亨等人驻扎于德胜门外，正当兵锋之处。同时下令：“临阵之时，将领先退,斩其将；军卒不听指挥先退，后队斩前队。”身为主帅的于谦全副甲胄，处处身先士卒，亲至阵前，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晓谕三军将士以忠义报国。明朝守军极为振奋，士气高昂，发誓要与瓦剌军死战，与京师共存亡。

就在明朝守军严阵以待之时，瓦剌大军也进逼到北京城外。十月十一日，也先等人挟持英宗登上土城，叛敌宦官喜宁唆使也先令明朝大臣出迎圣驾。景泰帝朱祁钰无奈，派王复、赵荣等人出城朝见。也先嫌这二人官小，要求于谦、石亨、王直等大臣出面，且索要金帛以万万计。景泰帝与一些大臣慑于也先等人的蛮横，有心议和，但于谦坚决反对,誓与之决战。当瓦剌骑兵进攻德胜门时，于谦设伏兵,诱敌深入，然后出其不意，合围痛击，瓦剌军伤亡惨重。其他各处明朝军队也取得了胜利。当瓦剌军士回到土城一带，这一带居民登上屋顶，以瓦片痛击敌军，明朝援军又及时赶到，瓦刺军队被迫后撤。

与此同时、攻打居庸关的瓦剌军队也遭重挫，消息传来，也先惊惶不已。又听到明朝各地援军也将赶到,也先已无心再战，拔营起寨,撤围北遁。明朝的北京保卫战获得了重大胜利，为了奖励于谦、石亨等人的功劳,特封石亨为武清侯,于谦加少保，总督军务。

也先的失败引发了瓦剌内部固有的矛盾。可汗脱脱不花不满也先的专权。遣使与明朝通好，景泰帝依从大臣之议，厚加赏赐以图离间。也先虽有此败,实力并无大耗,在喜宁的撺掇之下,又向明朝边境发动攻击。没想到在大同,明朝守将郭登出奇计，以800骑大破瓦剌军，以功封定襄侯。身陷敌营的英宗也十分痛恨喜宁诱敌寇边，设计使其至北京索要财物，密信谕边臣擒之,结果，喜宁被诛。从此也先因不明各地军情，不敢轻举妄动。脱脱不花等人与明朝通好后，先后撤回了所部兵马，也先在频频受挫之后，也无心再战，于是开始以归还英宗为条件，与明廷进行和谈。至此，应该说,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上下来不及庆功行赏，就在和议及迎取英宗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执。起先,也先以英宗为要挟，常以和议为敲诈的方式，明朝君臣多次予以坚决回绝,但这次也先遣使奉书前来议和,显然是有一些诚意,这倒使明朝君臣着实为难。大臣王直率群臣上言：“也先请还上皇，与我和议，确为转祸为福之机，请应允其请，迎回圣驾。”没想到这一席话正好触痛了景泰帝的心病。“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迎回英宗必然引起皇位之争，景泰帝为英宗之弟,理应让出大位,可这当然是景泰帝极不情愿的事。因此,景泰帝以也先多次借和议相欺诈为由，加以拒绝。可是不久，瓦剌使者又至，王直等人又上奏道：“太上皇蒙尘朔北，理应迎回，莫贻他日之悔。”景帝顿时不悦道：“朕并非贪恋大位，当初是诸位拥戴，固非朕本意。”此言一出，在场的文武百官瞠目结舌,不敢再言语。

显然,景泰帝是将迎英宗回銮与迎英宗复位等同起来,这是最敏感又最棘手的问题，景泰帝是在逼迫群臣对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答复，文武百官自然语塞,不敢妄言。在一片寂静之中，于谦当机立断，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景泰帝闻听此言，喜上心头，不觉和颜悦色地说道：“从汝，从汝。”至此才议定奉迎之事。于谦的抉择无疑是明智而可行的，如果没有明确景泰帝的合法合理地位，片面强调奉迎英宗，必将导致新的皇位之争，以弟让兄，顺情合理，这当然是景泰帝所无法接受的。而另一方面只顺从景泰帝之意，拒绝奉迎英宗，于情理不合，必遭天下吏民耻笑。故而，于谦首先承认景泰帝的合法地位不可动摇，令景泰帝消除疑虑，同时指出奉迎为情理中事，不得不行，这使得景泰帝也无法拒绝。

于谦的建议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案，但其倾向性也是相当明显的。自从“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于谦便一直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是敦促景泰帝即位的重要理由，根据这一观点，社稷高于一切，君王可以更改。正是在这一主张的支持下，于谦等人拥立景泰帝，保卫北京，彻底粉碎了也先、喜宁等人以英宗为要挟的图谋。在国家危难之时，作出明确的选择，力挽狂澜，使大明王朝逃过了自开国以后最大的一场劫难，于谦居功甚伟，其临危不乱的抉择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也是导致也先放归英宗的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英宗有望回銮之时也正是于谦等人更为尴尬之日。社稷安然无恙，而君王却只能有一位，于谦毅然选择了景泰帝，也就将自己的命运与景泰帝联系在一起了。其他文武大臣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在这两难的选择中徘徊。以刚烈著称的于谦自然不会作此妇孺情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鲜明的态度虽然无可厚非,但他本人必须承担由此招来的风险。英宗就对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之言一直耿耿于怀。

景泰帝不愿意其兄回归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在廷议完毕之后，还使太监兴安出面声色俱厉地斥责群臣：“公等欲报使塞上，谁能担当此任,难道他想以此成为文天祥与富弼吗?”在场的老臣王直忍无可忍地回答道：“臣等既食国家俸禄，难道能够临难退缩?”兴安这才无话可说。礼科都给事中李实慨然请行，景泰帝下诏升李实为礼部侍郎，与罗绮、马显等人一同前往。但李实拿到景泰帝致也先敕书后，发现其中并无迎取英宗之言。大惊失色，急请入宫求见。途中遇到兴安，兴安斥责道：“你只管奉敕前往，其余事体休得干预!”李实无可奈何，索然而返。

李实等人到达瓦剌大营之后，也先即命前往参见英宗。君臣相见不免感泣不已，尔后，朱祁镇迫不及待地询问：“我在此已有一年，为何朝廷不迎我回?”又道：“你们回复当今皇帝并文武群臣，我回去之后，看守祖宗陵寝也可,做一百姓也可。”这表明朱祁镇当时一心只想回到北京。李实见到也先后，也先也讲道：“皇帝敕书中只讲和议,并无奉归太上皇之意。他留在这里,只是一个闲人，我还你们,也好图一个千载美名。请回去奏知当今皇帝，务差太监及老臣来接。”可见，也先交还朱祁镇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李实自然有苦难言。

在群臣的推动下，景泰帝无奈，又派杨善领衔出使。而这次敕书之中依然没有奉迎英宗之语。杨善见到也先后，也先不免困惑，幸而杨善机智巧辩，他解释道：“吾君乃欲成就阁下之美名。若敕书明载。公等就是无奈迫于君命而为之，如何能显现公等求和的诚心?”也先闻之大喜，同意放归朱祁镇。可见，英宗朱祁镇的回归并非景泰帝之意。明清史专家孟森曾精辟地分析道：“（《明史》）以此归功于（杨）善之辞令，辞令特实力之外表耳!不有主战之君相。戮力之诸将,敌岂口舌所能挫?此古今论交涉之标准也!”

英宗回归可谓是历经磨难，不幸之中的万幸。本应该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皆大欢喜之事，但由于景泰帝的度量狭小,猜忌过甚，使明廷迎接太上皇之事一波三折，这必然使落难的朱祁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英宗被瓦剌人放还，其身为太上皇,理应隆重相迎，而景泰帝传旨以“一舆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北京安定门再易法驾。给事中刘福上言此礼太薄，景泰帝回答说：“昨得太上皇书信，要求迎驾礼从简，朕岂能违背其意!”满朝文武吓得不敢出声,恰巧此时千户龚遂荣上书，再请厚待英宗，王直等人将书呈上，再次进言，景泰帝极不高兴地加以拒绝。

英宗朱祁镇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之后，日子并不好过，景泰帝十分担心他争夺皇位，迎回之后，使居南宫，开始了实际上的软禁。景泰帝不许朝臣拜见英宗,也不许英宗与大臣私自往来。在“土木之变”之前,朱祁镇毕竟已做了14年的皇帝，在瓦剌军中只有一年左右的光景，“虎走威犹在”，他对群臣的影响是难以忽视的，景泰帝不得不防。景泰帝的另一桩心事便是英宗长子朱见深犹为皇太子，因而他一心想易储，让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贴身太监知道景泰帝之心，便向诸大臣进行试探。恰巧，有一位广西土官因犯杀人罪，害怕朝廷处置，便上书谴责朱祁镇误国，请易东宫以安天下。景泰帝闻之大喜，召集群臣进行商议。在场群臣默不作声之时，太监兴安倡言同意者签名,群臣不敢公开反对，一一签名，名正言顺地立朱见济为太子，原太子改封为沂王。

当时，于谦作为景泰帝仰赖的重臣之一，努力加强京师防御力量,以确保北京的安全。他集中力量改革京营兵制。其中创立的“团营”,是对明朝军事建设的重要贡献。明朝京师守军分为五军、三千、神机等三大营，由于创置年代各异，自成体系，互不相属。于谦在三大营中选出10万精兵，分5营团操，后扩为10营。组织严密，层层节制，10营设一总兵官，直属兵部统辖。于谦的改革大大增强了明军的战斗力。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景泰帝似乎稳坐大明天下了，由“土木之变”引发的困厄似乎也烟消云散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另一场灾难悄然而至。景泰帝四年（1453年）,新立太子朱见济忽然病死，皇储之事再次让景泰帝大伤脑筋。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有些不知趣的官员即上疏请求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不由得使景泰帝恼羞成怒，下旨严刑拷讯。另一方面更加强了对南宫朱祁镇的监视与控制。时至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钰一病不起，东宫太子还未确定，这引起了群臣的焦虑,景泰帝坚持不肯放弃帝位。于谦率文武大臣日日上疏请求尽早决定东官储位，可景泰帝迟迟不予答复，只答应正月十七日上朝时定议。而就在十七日早朝之前，发生了明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深居南宫的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等人密谋下重登皇位，故又称“南宫复辟”。

事前，石亨曾至景泰帝病榻前探视，看到景泰帝并无康复希望，又风闻王直等重臣有复立朱见深之意，便与张杌、杨善及太监曹吉祥等人密议，认为复立东宫不如使太上皇（朱祁镇）复位，可邀功赏。他们将此议谋于太常卿许彬，许彬深表赞同，并推荐“善奇策”的徐有贞。徐有贞得知此事后，要求石亨等人必先取得朱祁镇本人的同意,至正月十六日，石亨等人又找到徐有贞，告知已得到太上皇的首肯，徐有贞在观看天象之后，决定当夜动手。

景泰帝早已决定十七日上朝，于谦、王直等朝臣也联合写好奏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就在此时，石亨、徐有贞等人抢先一步，采取了行动。他们率家兵混在守御军士之中,趁暮色进入大内，到南宫门外,门锢不开，便指挥兵丁悬巨木毁墙而入，用辇将朱祁镇抬至东华门,守门者拒而不纳，朱祁镇宣言道：“我太上皇也。”守门者畏惧,开门放行。徐有贞等人进入奉天殿之后，鸣鼓开门。当时，等待早朝的百官正在班房等候，忽闻殿上大乱，震愕不已，徐有贞大声宣布：“太上皇复位矣!”令百官朝贺。朱祁镇也宣谕群臣各就其位如故。徐有贞被命入内阁，参与机务。

“夺门之变”后，于谦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实于谦并没有公开反对英宗复位,但是英宗复出自然要小试牛刀，杀一儆百，以重现往日的威严,策划“夺门之变”的几个人既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正当，也为了震慑文武百官的不满情绪,于是，于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牺牲者。这次“夺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徐有贞。就是在“土木之变”爆发后倡言迁都的翰林侍讲徐理,这一建议遭到以于谦为首的文武大臣的一致痛斥,并当场被太监金英等赶出朝堂。这莫大的羞辱使得他万分难堪，恼羞成怒,对于谦等人怀有切齿的仇恨。景泰帝对徐理也十分鄙薄，这自然就影响了徐理本人的升迁。一次，徐理极想得到祭酒的官位，景泰帝审阅卷宗时说道：“此人就是那位主议南迁的徐理吗!朕看此人为人奸诈,包藏祸心，以其为祭酒，将败坏诸生的心术。”予以断然拒绝。而当时景泰帝特重于谦，尤其在官员的任免选拔上更是言听计从，徐理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对于谦的怨恨与日俱增。尔后，徐理巴结大臣陈循,陈循劝其更名以瞒过景泰帝，徐理便改名为徐有贞，果然瞒过了景泰帝，方得到擢用。“夺门之变”后大权在握的徐有贞为雪耻报仇，自然首先拿于谦开刀。

“夺门之变”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石亨，本是于谦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于谦对其有知遇之恩，按理说，他对于谦应知恩图报，但因于谦性格过于刚直无私，与石亨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如在北京保卫战胜利后，石亨被封武清侯，总制京师兵马；而于谦居功第一，只是官加少保，由二品进至一品。石亨不免心中有愧,便有意推荐于谦之子于冕为官，于谦坚决拒绝。他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臣子不能顾及私恩。石亨虽位至大将，但没有为国家举荐人才，而单独推荐臣之子，必遭非议。臣对于军功力避侥幸，绝不敢对亲子滥行功赏。”“纵然臣想为子求官，也应亲自向圣上求情，何必假石亨之手。”于谦的这些话义正辞严，掷地有声,但石亨听后却极为恼怒，因为于谦不仅不领情，却反过来在景泰帝面前揭他的老底与不良用心。石亨本人虽为武将，但禀性贪鄙，于谦并非不知，只是国家用人之日，不好求全责备，且于谦素来功过分明，不树私恩。后石亨侄子石彪贪暴不法，于谦上奏弹劾，石彪被斥谪守大同，石亨更加恼怒不已，早欲伺机报复。

于谦忧国忘家，特别是在瓦剌大军南侵之时。常常以朝房为寓舍,不回家休息。他曾与太监曹吉祥等同掌军务要事，明知曹吉祥等在宫中的势力，却丝毫不为所屈，傲骨铮铮,直言不讳，对心术不正之徒多有冲撞。因此,同朝大臣及太监忌恨于谦者并不在少数，曹吉祥与张杌等人都受到过于谦的弹劾，积怨心中已久。“夺门之变”后,于谦成为众矢之的，难逃厄运。于谦忠心报国，以江山社稷为重，也自知积怨甚多，日后必遭小人报复，但依旧以天下为己任，无怨无悔。他常感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语意之悲凉，实令人黯然神伤。

徐有贞等唆使言官弹劾于谦、王文等人，理由是阴谋拥立其他亲王为东宫太子，王文据理力争，辞气俱壮，徐有贞理屈词穷，诡辩道：“虽无显迹，意欲有之。”三法司官员为迎合徐有贞、石亨等新贵，最后竞以“意欲”之罪定刑处斩。面对这莫大的冤枉，王文等人更加愤慨，惟独于谦坦然笑道：“抗辩能得生耶?于事无补，彼等就是欲置我于死地，根本不管事证如何。”卷疏上报英宗，英宗也觉处置太过，说道：“于谦实有大功于国家。”徐有贞迫不及待地上前言道：“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闻听此言，英宗顿时语塞。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英宗的心,这位重新复位的君王登时回想起“土木之变”后自己亲身经历的种种不堪回首的日子。同时自然不会忘记于谦那“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英宗没有将由宠任王振而使百姓惨遭涂炭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却把自己所受的磨难归咎于谦。按这种逻辑，身为万乘之尊的朱祁镇马上变得一钱不值,曾一度将他视为无价之宝的也先后来甚至以他为赘物,将其送回以讨好明朝。这种冷落与屈辱在英宗的心中不可抹灭,想起这一切，英宗对于谦的仇视是可想而知的。于谦是不欢迎他朱祁镇做皇帝的，“夺门之变”可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如不横下一条心，这皇帝宝座怎么坐得下去呢?于是，英宗杀机顿起,命将于谦等人在东市处斩。

面对莫须有的诬陷与栽赃,面对无耻之徒的挟私报复，于谦并不是不想抗辩与申诉，但他内心里明白，自己是逃不过英宗这一关的。同样，满朝文武大臣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之中也不乏良知未泯之士，但谁也不敢在此时抗颜强辩,为于谦鸣不平,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与于谦一起拥立景泰帝,在对待英宗的态度上也是模棱两可,他们同样害怕英宗进行追究。因此，于谦之死，从根本上说是有关皇帝废立的政治问题，拥立并忠于景泰帝的于谦在英宗复位之后，只有死路一条，这恐怕也是素称“刚烈忠义”的于谦无奈的结局。他保全了社稷，却无法保全自己的性命。

徐有贞、石亨等人实为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家,得志之后自然忘乎所以，擅作威福，横行一时。但好景不长，为争权利，互相倾轧,徐有贞被贬流放边地,曹、石等人均因图谋不轨，先后败露而不得善终。同时,也有人开始对不光彩的“夺门之变”作了重新评判。如大臣李贤上言道：“这个事件可以称为‘迎驾’，而不能名为‘夺门’，皇位本是陛下固有,‘夺’就有僭越之意,徐有贞等人侥幸成功，万一事机泄露，石亨等人生死固不足惜,而将置陛下于何地?若景泰帝沉疴不起,群臣必表请圣上复位。石亨等人虽欲升赏,以何为功?社稷老臣不至于被杀戮降黜：石亨等人也无从招权纳贿。国家太平气象，如今被此辈奸人损削过半。”英宗深表赞同，命今后不得用“夺门”之字，罢黜由徐、石等人滥封官位之人，但对昭雪于谦之事，只字不提,可见其内心积怨未消。

明人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云：“秦桧杀害岳飞，世人都以为是秦桧为遵守与金人达成的协议，然综观事实，并非如此，杀害岳飞乃高宗之意，高宗不愿迎回徽、钦二帝，秦桧知其意也。”这一分析是相当透彻的。同样,明景泰帝不愿英宗回銮,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于谦以江山社稷及黎民百姓为重，拥立新帝，击溃强虏，奇功卓著,但却因此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如果没有于谦力挽狂澜，英勇反击，也许大明江山将丧失大半；如果没有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严正宣言，蒙古人也不会轻易将英宗放回。

应该承认的是，在奉迎英宗的问题上，于谦确实犹豫再三，同样着眼于江山社稷，在选择的天平上，于谦是倾向于景泰帝一边的，他对英宗的昏庸与妄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评价和看法,也就在这一点上,于谦为自己设下了危险的陷阱。在封建王朝中,只有专制帝王对其臣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不存在臣下选择帝王的自由,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于谦悲惨结局的症结所在!王守仁平定宸濠之叛一代思想巨擘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着显赫的位置，同时，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赫赫战功。但这样一位大人物的仕宦生涯却相当坎坷,先是在朝堂之上被打得皮开肉绽,后又被发配到极为荒僻的边地。即使是在战场上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依然频频遭到暗算……

第五章

明代正德元年（1506年）的冬天，有一位朝官因上疏救助遭诬陷的同僚，触怒了当朝大太监刘瑾，在殿堂之上受廷杖四十，险些丧命，后被贬至贵州龙场驿站（在今贵州省修义县境内）为驿丞。龙场地处万山环抱之中，荆棘丛生，蛇虺出没，属尚未开垦的原始荒莽之域。当地居民为苗、瑶等少数民族，与汉族言语不通，因而成为一些中原地区流亡人士的藏身之地。贬谪至此，使这位官员绝望到了极点，自作石椁云：“吾惟俟命而已。”他日夜端坐，万念俱弃，以求静一。没想到时间一长，效果极佳，神清气爽，意气焕发，可同行的随从却一一病倒了。于是这位官员亲自动手噼柴做饭，为打破苦闷的气氛，他还歌咏诗句，调唱越曲，逗大家开心。这位官员对哲学思辩兴味浓厚，但对于盛行一时的程朱理学极感困惑,难以信从。深山僻壤的打坐给了他认真思索的机会。一天深夜，他在苦思冥想之中顿悟，大叫道：“道即在此矣!”这位官员就是明代大哲学家王守仁，龙场驿站的“顿悟”是其哲学自成体系的开端,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因其曾筑室于阳明山中读书,学者又尊称为“阳明先生”。研究者们将其定为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创立的“心学”体系在当时是对占学术界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之一大反动,它的产生与明代中叶政治黑暗、危机四伏的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大兴“文字狱”,加强对天下士人的思想钳制，特别重视对程朱理学的宣扬。明人陈鼎云：“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所谓“濂洛关闽之学”,即指宋代大哲学家朱熹等人的哲学体系。从此，程朱理学成为明代的官方哲学，在明代前期，哲学论坛成为程朱之学的一统天下。当时的理学家们将朱熹等人的著作奉为至高无上的教条,顶礼膜拜,不敢有半点的改易。他们的弟子更是“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形成循规蹈矩、墨守陈腐的学术氛围。

与这种思想领域僵化浑沌、令人窒息的状况相对应,明代中期在“弘治中兴”后，由政治腐朽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明孝宗朱祐樘是明代历史上声誉颇佳的一位帝王,他在位18年,史称“弘治中兴”。他比较有效地遏制了正统、成化以来宦官权力膨胀的势头,广开言路，励精图治，明显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大明王朝在开国百余年后出现了“朝序清宁、民物康阜”的安定局面。这种政绩的取得实属不易。明孝宗由此赢得了诸多赞誉之词，后人甚至将他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故，15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他就是明武宗。因年号为正德，故又称为正德皇帝。这位正德皇帝的所作所为与乃父相比，有霄壤之别。他不仅将孝宗时期种种兴革的举措废止殆尽，而且醉心逸乐，不理朝政，宦官专权成积重难返、尾大不掉之势。当时京师民谣云：“一为坐皇帝,一为立皇帝。”坐皇帝即为高坐于金銮殿上的明武宗，而立皇帝就是指当朝大太监刘瑾。武宗即位不久，深受宠信的刘瑾即驱走朝中老臣，开始独揽大权，威福任情。朝中大臣惧怕他的权势，谒见时相率跪拜。刘瑾操纵的特务组织“厂卫”人员更是骄横跋扈，妄行无忌。另外，刘瑾还利用各种名目搜刮民财，大兴土木，天下黎民怨气冲天，一次又一次的地方性农民暴动接连发生，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严重的内讧局面。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稍为清醒的士大夫们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与忧虑之中，内心充满了危机感。他们中的一些人殚精竭虑地寻找挽救社会危机的出路，王守仁就是其中声名卓著的一位。

王守仁曾惊叹道：“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显然，他把当时危机四伏的明王朝比喻为行将就木、病入膏肓之人。他认为，王朝政治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天下士风的萎靡不振与学术思想领域的浑浑噩噩。他明确指出：“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那些日日空谈程朱之学的士大夫其实并不了解学术之真谛,因此欲求天下之治，必先在思想领域上正本清源,抛开陈腐的程朱之学,创建起符合时代需要的崭新之思想体系。为此，王守仁进行了成功的探索，“阳明心学”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针对朱熹有关“天理”亘古不变的观点，王守仁强调“心外无理”、“心之本体无所不该”。他主张万物之理与吾心具有同一性,不可截然分开。研究者常常根据这些言论，轻易地将他的主张划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范畴，这不免过于简单化了。程朱理学所宣扬的“天理”并非单指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而更主要的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为核心，即所谓“礼字即理字”。“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人人恪守封建道德伦常，不能以己意去辨别与认识。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理”,就是将“心”即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加以强调。任何理念必须由人主观去思考探索，才能真正被理解与接受,没有经过主观认知的“天理”只是僵死而空洞之物。这种“心”与“理”不可分割的观点可谓当头棒喝,对瓦解程朱理论体系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然而，各人的认知能力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对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的理解和诠释上，于是王守仁又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他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他解释道：“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便是良知。”这乍一听起来，似乎有浓厚的先验主义的味道，其实这种观点，首先是承认了个人不仅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而且具备评判分析、独立掌握“天理”的主观条件,有了这一主观条件，便可以掌握与拥有“天理”。王守仁进一步阐述：“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可见,王守仁“心学”创立的本身就是创建在对程朱理学的否认之上，强调在对“天理”的认识与掌握上人人平等，这无疑是一缕振奋人心的解放思想的春风，因而引起当时学者们的强烈反响。其影响极为深远，王守仁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崇高的声望。明代中期以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评价道：“正（德）、嘉（靖）以后，天下尊王子（即王守仁）也，甚于尊孔子。”

王守仁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行合一”的学说。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后世士大夫阶层却逐渐形成知而不行的风气，这在明代中叶以后更是具有代表性。王守仁曾批评道：“近世学者将‘认知’与‘行事’分成两码事，强调必须首先弄清欲行之事，然后才能付诸实施,结果导致终生一事不行。”“学者不脚踏实地地解决实际问题,而牵制纠缠于言语的论辩之间,只能走向空洞虚无的迷途。”因此,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呼吁他的“同志”着手解决面前的社会问题。这才是王守仁创立新的哲学体系的最终落脚点。

王守仁坦言,自己的学说是经过“千辛万苦”才获得的。这说明王守仁在创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同时,积极致力于社会政治活动。正如龙场驿站的“顿悟”,正是发生在他人生最为困苦的时候,他在哲学思辩上的进展与其生活实践密切相关。

王守仁，少有奇志。15岁便独自出游天下雄关——居庸关与山海关，纵观天下名山大川。在刻苦攻读之余，尤喜论兵，练得一手好箭法。王守仁自幼对哲学思辩情有独钟，年仅17岁便前往上饶拜会著名学者娄谅，讨论朱熹“格物致知”之学。后从九华山游览归来,筑室于阳明山中，苦苦思考，数年一无所得。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当时正值弘治晚期，春风得意的王守仁勤勉工作，试图施展自己宏大的抱负。但好景不长，明武宗登基后，局势急转直下，朝政顿时陷入纷扰混乱的泥沼之中。大太监刘瑾专权跋扈，肆意妄为。亲眼目睹国家由治而乱，在京做官的王守仁内心愤懑异常,终于在忍无可忍之时，为遭陷害的官员仗义执言。刘瑾极为恼怒，在朝堂之上对王守仁笞以重杖。王守仁被打得皮开肉绽，濒死而复苏，侥幸保住一条性命。据说，王守仁在被贬出京后，刘瑾还派人一路追杀。王守仁伪装投水自尽才瞒天过海，逃出虎口。最后,他因担心连累亲族。才来到龙场驿站。在这里，王守仁于极度苦闷之中顿悟到“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道理，从此摆脱了正统思想的束缚,在程朱理学之外另辟蹊径。而龙场驿站之行也是王守仁政治活动的转折点。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处死，附逆的官员受到惩办，王守仁重见天日。朝政虽有所好转，但千疮百孔的破败局面丝毫不容乐观。长期以来，严重的土地兼并与横征暴敛大大加剧了贫富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从而导致“人人思乱”的动荡局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官僚统治集团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常常将王守仁作为士人创立功业的典范，吹嘘他的“八大事功”。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事功”多数与镇压农民起义相联系,王守仁也因此有“封建朝廷的忠实走卒”与“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嫌疑。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但对这些所谓“事功”也没有称颂的必要。惟有一件“事功”属于例外,,这一事件与王守仁的一生荣辱密切相关,这就是“平定宸濠之叛”。

朱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曾孙，朱权的封地原在大宁，“靖难之役”后徙封南昌,至天顺年间因“不法”之事革去护卫,改为南昌左卫。朱宸濠于弘治十年（1497年）继承宁王位。当时明武宗游幸无度，太监刘瑾专权,且世宗无太子，朝野人士危惧不安。朱宸濠感到时机千载难逢，开始暗中活动。他遣太监梁安送刘瑾金银两万，刘瑾便于正德二年（1507年）矫诏恢复宁王的护卫屯田之特权。刘瑾被诛没之后,朱宸濠的护卫又被革除,但其觊觎皇位的野心却变得愈来愈急切了。为了重新得到护卫及屯田之权，朱宸濠用大量金银贿赂明武宗宠幸的伶人臧贤及左右近侍，同时得到了京中诸权要的暗中帮助，终于如愿以偿,其反叛之心更加坚定，但因考虑到其子有望入嗣东宫，成为武宗的太子，因此一直蓄而未发。

至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由于近侍之间的内讧，武宗对朱宸濠的行为有所警觉,再加上许多大臣上书揭露其欺君不法的罪行，武宗决定重新收回宁王的护卫及屯田。朱宸濠闻讯，立即发动了叛乱。他先后诛杀了多名不从的江西地方官，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参政王伦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然后从南昌起兵，攻陷九江、南康等地，号称“大军十万”，一时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巡抚南赣的王守仁对朱宸濠的叛逆之心早有觉察。叛乱爆发时,正巧王守仁前往福建地区处理卫所军人作乱事件。幸得有这次公务出行，王守仁才躲过了一场灾难。因为朱宸濠叛乱后，大多数江西省地方官均被捕遇害。在福建事态平息之后，王守仁在返回南昌途中得知叛乱之事,便乔装改扮奔至吉安调动指挥。

王守仁事先已有朝廷调兵敕书在手,故有权传檄四方郡县，速集兵粮，参与平叛。在诸部兵马到来之后，王守仁便召集众将，商议迎敌之策。他说：“兵家之道，急冲其兵锋所在，或攻其有备之地,均非上策。我军故意显出坚守不出之势，叛军必将出击，我军便可尾随其后，伺机进攻。我们应首先收复南昌，捣毁其巢穴。等他们回师救援之时，即可拦截邀击之，这才是制敌全胜之策!”王守仁的计策得到众将的同声赞同。果然，朱宸濠派暗探来侦察，王守仁坚守不出。

至七月初一，朱宸濠再也按捺不住，率大军离开南昌出鄱阳,顺长江而下，声言欲直取南京。到达安庆后，知府张文锦等人誓死不降，奋力守城，朱宸濠用尽攻城之术，仍无法攻克。王守仁得知朱宸濠离开南昌后，便急命诸军会合，进攻南昌。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各攻一门。事先侦知朱宸濠设伏兵于城外，与城内相策应,王守仁即先遣一支人马，深夜出击袭破之。同时密派人人城晓谕百姓,闭门自守,勿助叛军，勿私自逃离。众军准时到达城下后，王守仁即下严令：“一鼓附城，再鼓登,二三鼓不登诛,四鼓不登斩其队将。”与朝廷军队相反，南昌守军闻风倒戈,有的城门甚至没有关闭，王守仁率军很快占领了全城。

朱宸濠久攻安庆不下，气急败坏，突然听到王守仁已攻下南昌，大为惊恐。谋士李士实等人劝其千万不可回师，应离开安庆，直攻南京，如能在南京即位，江西自会归服。可是朱宸濠忧心如焚，执意不从,命撤安庆之围,以大军回救南昌。

消息传来，王守仁又召集众将商议。有人建议：鉴于朱宸濠兵马强盛，我援军未至，难与其相对抗，不如坚守不出，以待四方之援，叛军久攻不下，必然不战自溃。王守仁以为不然。他说：“朱宸濠虽然兵势强盛，但所至之处烧杀掳掠，并未逢大敌与之鏖战。朱宸濠鼓动士气，必以即大位后富贵荣华相许，现在进取无门，老巢又倾覆，众心离异，沮丧而归。我军乘胜击之，定获全胜。”当天，又有抚州知府率兵马来援。王守仁犒赏三军，准备与叛军决一雌雄。

当得知叛军已经进至南昌附近，王守仁开始排兵布阵，将全军分成几支人马，两路分先后与叛军对阵，两路分左右从两翼出击，还遣一支兵马绕至敌军背后。七月二十四日，叛军进至黄家渡一带，气焰熏天，鼓噪而行。王守仁部下正面两支兵马佯装退却，叛军以为有机可乘，争先恐后向前猛冲，军阵大乱，前后队伍互不相接。官军绕至敌后的兵马开始发起攻击，敌军仓皇四散，官军各队军士联合反击。叛军四面楚歌，无心恋战，只顾各自逃命。官军擒斩两千余人，叛军溺水死者数以万计。朱宸濠败走之后，召集残兵败将,试图卷土重来。

王守仁所率兵力有限，无法发动较大规模的反击，只好等待各处援军。而九江、南康两处交通重镇被叛军所占，援军很难进入南昌一带，王守仁便分出兵力，进攻九江、南康。与此同时，朱宸濠决心背水一战，大赏将士，并集中九江、南康的兵马全力攻击南昌。结果，官军与之接战，死伤数百人，形势十分危急。官军前锋主将伍文定急斩退却的士兵,身立火炮间，火燃其须而不移足，官军士气振奋，大炮轰至朱宸濠的坐舟,叛军再次溃退。为了挽回败局，叛军将江上舟船连成方阵，准备合力抵抗。伍文定见此情形，便准备进行火攻。官军成四合之势，约定在火起之时,全线出击。正当朱宸濠取出全数金银财货犒赏军士,并准备斩杀临阵畏避的兵将之时,官军从四面杀来，以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火光熊熊，叛军争相逃命。朱宸濠见大势已去，与诸妃嫔诀别，妃嫔皆赴水而死。朱宸濠及其绝大多数官员束手就擒。

官军乘胜进击，积极扩大战果，歼灭了四散奔逃的残兵败将。继而收复了九江与南康，王守仁率领的官军大获全胜，战绩辉煌。当将士把载有朱宸濠的囚车送人南昌之时，全城军民围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当朱宸濠见到王守仁后,在槛车中大呼：“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之兵,请降为庶民可乎?”王守仁朗声回答道：“有国法在!”

就在王守仁率领将士与叛军浴血奋战之时,明武宗却在兴奋异常地做着南下巡游的准备。刘瑾丧败后,这位醉心逸乐的正德皇帝并没有半点收敛与振作之意，依然对朝政不闻不问。在近臣江彬等人的诱唆下，武宗甚至离开北京，四处巡游，追求刺激。所到之处，搞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在北方玩腻之后，武宗欲南下游历，文武百官冒死进谏，使武宗大为扫兴，不得不稍作收敛，南下之事暂时搁浅。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武宗丝毫无愤慨之意,反而十分高兴，认为南下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为了减轻朝野舆论的压力，他不得不把几位与朱宸濠勾结的官员绳之以法，然后就兴致勃勃地与左右近臣筹划南下亲征。左右亲信武将纷纷献计献策，武宗更是急不可待,于七月十三日下旨，“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兵征剿叛贼”。其实，这个“朱寿”不是别人，就是武宗本人。为了阻挠文武官员的劝谏，他还明令对“犯颜上奏者”处以极刑。八月二十二日，正式从北京出发。

令武宗兴味索然的是，远征大军刚到河北涿州的良乡，王守仁平定叛乱的捷报就送到了，王守仁为防止朱宸濠余党作最后挣扎，还准备亲自押送俘虏到京城。事已至此，武宗仍然不肯罢休，他一方面将王守仁的奏疏压下，秘而不宣，另一方面急令王守仁按兵不动，等待迎接圣驾。“将军决胜岂只在疆场”。王守仁在朱宸濠叛乱初起，形势万分危急之时，沉静自若，料事如神。充分表现出智勇双全的儒将风范。仅仅用三十余天，就平定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但是，在胜利之余，他需要应付的是更为棘手的问题。武宗及其宠臣并不需要他与众位将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在战场上大获全胜的王守仁反而更感到处境尴尬，步履维艰。

在南下途中,武宗及佞臣们荒淫无耻的情态真可谓暴露无遗。好色的武宗南征之时也割舍不下宠爱的刘美人，临行之时，武宗先将刘美人移居通州，并答应不久来接她。临行之时，情意绵绵的刘美人脱下一簪为信物，令使者日后凭此簪来迎。没想到，武宗纵马驰骋之时，将此簪失落,不禁大惊失色,忙命左右近臣刮地三尺，寻找玉簪。左右随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看到玉簪的踪影，武宗气急败坏，失魂落魄。到达山东临清后,无可奈何之余命人持圣旨去迎刘美人。刘美人见来人没有信物为凭，执意不肯从行。当使者空手返回后，谁也没有料到，武宗这位“多情种子”，因思念美人心切，竟然单身一人出军营，或乘舟，或骑马，昼夜兼行，赶回通州迎接刘美人。左右侍臣发现皇帝失踪时，追赶不及。在武宗携带刘美人返回途中，巧遇湖广参议林文缵之舟，见其一妾容貌出众，竟然不舍，携之同行。武宗迎取刘美人的这一趟奔波，前后费时一个多月，故此，武宗一行直到十二月，才到达南京。

除了放浪形骸的天子外，周围的近臣也整日想出各种花样供武宗逸乐，乘机操纵朝中大权。他们一方面对王守仁的功绩妒嫉不已，千方百计贬斥压抑：另一方面因或多或少地都与朱宸濠有牵连，受过贿赂，害怕王守仁平叛后抓到证据，再加上王守仁在朱宸濠反叛后，曾上疏请求武宗诛除奸佞，江彬、张忠等人更是恨之入骨。因而想先发制人，便捏造谣言,胡说什么“王守仁早已与朱宸濠勾结,最后虑事不成才起兵平叛”云云。武宗频有耳闻，心中不免生疑。张忠、江彬等人为讨好献媚,竟无事生非地提出让王守仁将朱宸濠等叛军纵于鄱阳湖中，待武宗亲自率军擒拿。这可正中武宗下怀，立刻应允，并派张忠、许泰等人先率禁军进入江西，从王守仁手中接管叛俘。

张忠等人的这一招确实十分毒辣而阴险,如依此计而行，他们不仅可以全部抹杀王守仁等众位将士的功劳，同时也可能将武宗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王守仁更是明白地看到了这一点。王守仁乘他们未至之时，抢先上疏请求让自己至京师献俘，请武宗停止南征。这更引起了武宗的怀疑，当然置之不理，继续南下。当时提督军务太监张永驻守杭州，与张忠等人相比,张永因与杨一清等人合谋铲除十恶不赦的刘瑾，赢得天下官民的好感。为了不让张忠、江彬等人的阴谋得逞，王守仁赶到杭州，当面盛赞张永之贤德，同时为其陈述利害。他说：“江西百姓久罹朱宸濠等叛党荼毒，今又经大乱，再加上亢旱无雨，军中粮饷督促又急，可谓困苦已极，如不及时救济，必群聚为党，占山谷为盗。如今叛乱虽定，仍有土崩互解之势，即使遣朝廷大军前往,但要翦除，谈何容易!”王守仁之意在于劝阻武宗南下至江西，苦虐当地疲惫已极的百姓。张永听后深表赞同，并吐露苦衷道：“我此次南下，就是因奸佞之徒随帝左右，只能暗中调护，并不为夺功而来。只是当今圣上顺其意尚可进言，若逆其意，更激怒奸佞人等，恐根本无济于事，公有大功于国，亦无法直接向皇帝请功。”态度相当诚恳，王守仁认定他与张忠等人确非同党，便将朱宸濠等俘虏转交给他，然后起程返回江西。

武宗到达南京后，日日携刘美人观赏湖光山色，兴味浓郁，乐不思归。张忠等人回到南京后，千方百计诋毁王守仁，幸好有张永在武宗身边讲述守仁之忠心。此前，张忠等人经常矫诏急召王守仁进见圣驾，王守仁料定为彼等之诡计，故常托故不行。张忠等便对武宗言王守仁不忠，劝武宗下诏以试之。张永急派手下抢先通知王守仁。等皇帝使者至，王守仁吐哺而行，张忠、许泰等见王守仁来到，尴尬不已，竟气急败坏地阻止武宗与王守仁相见。王守仁并不介意,脱去官服，“纶巾野服”入游九华山。日日在道观之中与道士清谈玄理。洒脱飘逸，颇有忘俗之意。碰巧被入山游玩的武宗窥见，因而对张忠等人对王守仁的诬陷有些反感，对左右随从道：“王守仁参禅学道，高人雅意，闻召即至，焉有反意!”立即召见守仁，令其回镇南昌，并重上捷书。

王守仁似乎明白了武宗的用意,在重新拟定的奏捷书中，王守仁开篇便道：“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这无疑是将平定叛乱的成绩首先归功于武宗的韬略,同时把武宗宠幸的近臣均写进了功臣簿之中。王守仁的这份大有虚假内容的捷书倒真使武宗满心欢喜，张忠、许泰等人也无话可说。意犹未尽的武宗又上演了一场闹剧，他与诸位近臣都着戎装，带领京师禁军。出城数十里，四军围成一个广场。他命将朱宸濠等俘虏解去枷锁,置于广场的一角。然后武宗若有其事地鸣金击鼓，向束手待毙的朱宸濠等人发起进攻。不费吹灰之力抓住朱宸濠后，重新捆绑起来，打入囚车。诸位佞臣纷纷吹捧献媚。武宗以此将平定朱宸濠的功绩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得意洋洋地下令班师回朝。武宗这场闹剧发生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此时距离王守仁平定叛乱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班师途中,明武宗乐极生悲。在捕鱼为戏时，舟覆落水，从此染疾在身。

十二月回到北京后，武宗又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此举轰动了整个京城。武宗本人立于正阳门下，一身披挂，金戈铁马，威风凛凛，好不得意。但这等光景对于逸乐过度、染疾在身的武宗来说，恐怕只是回光返照了。没过两天，武宗在南郊进行祭祀活动时，内疾发作,呕血不止。众位御医使尽各种方法，却无力回天。次年二三月，终告不治而崩,年仅31岁。武宗在途经通州时，将朱宸濠处死，焚尸扬灰，而自己却在仅仅3个月后也撒手归西。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结局恐怕是王守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们也许无法体会到这位哲人内心的复杂感受。他与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平定一起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但对这位昏庸的帝王却无可奈何。相比之下,反叛的朱宸濠似乎显得更加高明，他对武宗的声讨与剖析可以说是句句属实，他起兵征讨这位不称职的君主并不是毫无道理。而王守仁不仅对武宗的胡作非为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反而心甘情愿地充当走卒，奔波效劳，呕心沥血。其结果却是功高不赏，谗言四起，自身难保。

世宗即位之初，锐意求治，对战功赫赫、声望颇高的王守仁准备予以封赏及重用。然而，却遭到了朝中大臣的阻挠。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极为赏识，大力提携，王守仁也对王琼感恩戴德。然而，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王琼不睦，对王守仁极为不悦。其他一些大臣对王守仁的名望与功绩也嫉恨不已。故此，世宗仅拜王守仁为南京兵部尚书，这实为一个无足轻重的闲职。于是，王守仁借口归乡省亲，不赴新职。后来,朝廷论功封王守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1000石”，这大概是明朝文臣以战功得到的最高封赏。不过,这种封赏有名无实,没有照例赐予不死铁券，亦不实发岁禄。当时与王守仁并肩作战的官员中，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升至大官，受上赏，其余的大都也明升暗降,遭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当时王守仁正在家乡守丧，此情此景令他异常愤懑，频频上疏请求辞去爵位，重赏其他功臣。但这些奏疏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丧假期满，朝廷也不召守仁入京，他实际上成为空有爵位、无事可做的闲居之人。王守仁遂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讲学与著述之中，这段时间也是他在学术上颇有创获的时期，“阳明心学”体系趋于成熟，影响愈来愈广泛。显然，政治上的失意成为了学术造诣精进的巨大动力。

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部族武装暴动，官军前往镇压,屡屡败绩，这促使朝中掌权者想起了能干的王守仁。于是世宗下诏令他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王守仁奉命起程赶至广西后,在处置方略上与内阁大臣发生分歧。内阁主用兵，守仁主招抚。世宗对此则模棱两可。王守仁以较少的兵力很快平息了事端，并扬言撤兵,暗中向大藤峡地区进军。大藤峡为大批瑶、壮族人民聚集地区,当地百姓为摆脱明朝官府的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坚持斗争长达数十年。王守仁发起突然袭击，起义民众猝不及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王守仁即命官军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尸横遍野，腥臭熏天。王守仁立即向世宗上疏奏捷。世宗得知消息自然大为高兴，传令内阁诸臣讨论如何封赏王守仁。首辅杨一清本与王守仁过从甚密，但因王氏门人上疏诋毁杨一清，有意让王守仁进入内阁，杨一清自然怀恨在心，因而在世宗询问时缄口不言。阁臣桂萼则因在镇压方略上与王守仁意见不和，又眼红王守仁的战绩，不仅不称王氏之功，反而抨击王守仁征剿不力，擅自行动。就这样，对王守仁的封赏又一次不了了之。

在完成这一“事功”后,王守仁身染沉疴，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王守仁似乎用自己的行动表现了对朝廷的绝望与抗议。他上疏请求退休，并在没有得到朝廷答复的情况下，自做主张离开驻地，踏上归乡之路。刚行至江西南安时,王守仁便含恨离开了人世，终年57岁。王守仁死后,朝中大臣并没有放过他。桂萼上疏弹劾他擅离职守，世宗震怒,令阁臣提出处罚方案。桂萼等人便毫不客气地对王守仁的一生进行了全盘否定。桂萼指出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标新立异，贬抑朱熹之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传习转讹，背谬弥甚”。鉴于王守仁还有一些功劳，桂萼等人建议“从轻”处置，“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对此，世宗表示完全赞同。

平心而论，王守仁，一位进士出身的文官，为明王朝社稷的安危，投身于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涯，为挽救严重的社会危机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可以说是“忠心可鉴”，“劳苦功高”，但他却以抱憾终身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战场上号称“神算”的王守仁之所以无力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显然与他本人的思想与行动的严重矛盾分不开。王阳明有句名言：“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吾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如此振聋发聩的宣言代表了王守仁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叛逆精神，这种叛逆的精神正是王守仁能够在哲学思想上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关键所在。然而我们看到，王守仁在现实政治中的态度却是相当保守的。当年因反对刘瑾而被远谪龙场驿,王守仁从这一痛苦的经历中充分汲取了教训。重返政界的他变得精明圆熟有余。而果敢认真不足,他在复杂的官场上注重策略，巧妙周旋。他不再对时政发表措词激烈的抨击，只是力求兢兢业业地恪尽职守。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心中不免充满焦虑，但却不愿也无力触及造成这种危机与冲突的根本症结。

作为一个抱负远大的学者，王守仁不愿放弃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殚精竭虑地为拯救社会危机而操劳。他也是一位功名心极重的传统士大夫，令执政者惊恐不安的农民武装暴动,却为王守仁提供了施展自己才能的绝好机会。在这些征战中，他的确表现出相当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应付各类事变中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限于政治上的保守态度,王守仁将毕生的精力都致力于为大明帝国——这座千疮百孔的大厦的修补漏洞的工作,所以其结果只能是补了东墙西墙倒,顾此失彼,最后魂断异乡亦难逃倾轧。

王守仁在学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甚至得到了与圣人相埒的尊崇，这在明代历史上是罕见的。然而，深孚众望的王守仁却不懂得韬光养晦，四处兴建书院，广收门人，特喜讲学。再加上他那尽人皆知的“赫赫战功”,似乎在他头上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这就引起了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僚集团的嫉妒与敌视，从而使王守仁在政坛上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一点，连他本人也十分清楚。他曾与友人讲到自己“身罹谗构，危疑汹汹，不保朝夕”的凄苦处境。最后，王守仁抱憾而去,他奔波辛苦的一生能挽救明王朝日趋衰弊的历史命运吗?他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他本人及大明王朝又带来了什么呢?厂卫制度明代特务统治可谓臭名昭著，其机构便是令人闻之变的“厂卫”。它犹如附着在大明王朝肌体上的一个可怕的毒瘤,拼命吞噬着健康的细胞。明王朝由此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喜欢与左右近臣谈论古今君王待臣之道，太史令刘基（伯温）上言道：上古时期，公卿大夫触犯刑律，君主只是赐予他宝剑，劝其闭门自裁，未曾轻易加以污辱。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尊严。侍读学士詹同也将《大戴礼记》与西汉名臣贾谊论君臣之道的奏疏进呈朱元璋，并委婉进言道：古时“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士大夫有罪不罚，而是不欲折辱士大夫，以激励民间养成行己有耻的风气，惟有如此，方能显出君王宽宏大度的恩德。对此，朱元璋深表赞同。

刘基、詹同等人的进谏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出身游方僧的朱元璋在登基之后,一些处罚方式让众吐司大夫出身的大臣感到难以接受。如朱元璋在刑法上的一个重要发明就是所谓的“廷杖”，即在朝堂之上杖责触犯龙颜的大臣。试想，在庄严的廷殿之上，众目睽睽之下，裸露肌肤承受武士们的杖责，该是何等屈辱难堪的情形!这对于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中国士大夫而言,比下地狱更加痛苦。皮肉之苦事小，而为人为臣的尊严却已丧失殆尽了!这种“廷杖”的惩罚，连公侯、权臣也在所难免。有明一代,许多显赫一时的大臣悲惨地死于杖笞之下。

与“廷杖”相比,朱元璋的另一项发明更是让朝野上下闻之毛骨悚然，这便是“锦衣卫”，亦即秘密特务组织及刑狱机构。朱元璋生性多疑，在贵为人主之后更是缺乏安全感，生怕臣下对自己不忠，更担心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山与荣华富贵会化为乌有，因而他时时处处充满戒备之心，对臣下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他不仅要求大臣们当面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忠心不贰，就是回府之后的言行也要在他的监视与掌握之中。为此，朱元璋煞费苦心，派出密探四处巡视，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向他汇报各位大臣的动向。

《水东日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典型地反映出朱元璋手下密探的厉害：大臣钱宰受命编纂《孟子节文》，连日劳作，自感非常疲倦，一日散朝回到家后诗兴突发，成诗一首云：

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

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这本是一篇信笔之作，诗成之后，钱宰也就宽衣歇息了。没想到第二日上早朝时，朱元璋一见钱宰就笑着说：“昨天爱卿作了一首好诗啊，可是寡人没有嫌你上朝‘迟’呀，是不是用‘忧’字更好一些呢?”这一番话说得钱宰心惊肉跳，连忙磕头谢罪，心中暗自庆幸：多亏昨日还没有胡言乱语，否则今天此头就难保了。

朱元璋如果仅仅派亲信四处刺探臣下的隐私，显然还不足以对朝野构成严重威慑。起初,朱元璋任用的亲信密探名日“检校”，任务是专门负责侦察探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之事，及风闻之事，事无大小,全部上奏。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著名的皇家特务衙门——锦衣卫正式挂牌。

所谓“卫”者,皇帝亲军之谓也,但锦衣卫的使命主要不在于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而是专掌不法风闻之事。锦衣卫的最大头目为指挥使,官居正三品，佐官有同知、佥事、镇抚、千户等，部属有将军、力士、校尉。锦衣卫下设经历司与镇抚司，经历司主管文卷出入，而镇抚司为其核心部分,职理狱讼，后分南北司，北司专理刑狱。锦衣卫最厉害之处并不在于他们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而在于他们拥有独立的法庭和监狱,也就是说，他们在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同时，可以在朝廷“三法司”之外，自设公堂，有权拘留与审讯疑犯，号称“诏狱”，即皇家自设监狱。

上有所好，下必承风。锦衣卫的设立，为愿意充当御用爪牙的臣子提供了用武之地。不少人因此而受到朱元璋的宠任，如高见贤、夏煜、杨宪和凌悦均以“伺察搏击”驰名一时,就连功高盖世的公侯都惧之三分。而他们却博得了朱元璋的欢心，朱元璋曾得意洋洋地说：“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这一比喻是十分贴切的，为了保住朱氏社稷,朱元璋可谓煞费苦心,不惜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段,用邪恶的方式来遏制群臣。事实证明，锦衣卫确为朱元璋铲除异己、大肆屠戮的得力帮凶。朱元璋大杀功臣,罗织大狱，绝大多数都是锦衣卫的干将承旨而为。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是为了监视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皇帝本人不可能事必躬亲，去认真审理锦衣卫吏员所告发的每一件案情,因而定罪与量刑就完全掌握在锦衣卫官吏之手。朱元璋特别喜欢使用酷刑,锦衣卫官吏在实际运用中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刑之下，求死不得，焉能不诬?因此,酷刑就成为这些皇家特工发泄淫威、任意胡为的工具。锦衣卫校尉力士名为“缇骑”，都是“都中大豪，善把持长短，多布耳目，所睚眦无不立碎”。他们鲜衣怒马，横行无忌。后世人称：“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也就是明代刑法系统中危害最烈的一部分。

首先,锦衣卫的设立本身就是对明代司法监察系统的一大破坏。明代司法系统承继前代，号称“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掌管天下一切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都察院负责纠察百官治案，大理寺对具体案件审理结果进行驳正。朱元璋即位后,对天下案件的审理工作极为关心。并声称为了防止办案官吏有任意构陷罪名、严刑逼供诬陷的情况出现，特别规定凡有重大案件，必须由他本人当面审讯。因此，朱元璋在位期间,绝大多数重要案件都由他本人来亲审,“三法司”并无权干预，这无形中就是对“三法司”权力的一种剥夺与削弱。而朱元璋本人不可能亲自处理各个案件始末,故此一切事务均落在锦衣卫官吏的手中。这样，从案件的揭发到审理的全过程，三法司往往被搁置一边,而由锦衣卫来掌握。

其次,锦衣卫直接受命于皇帝,其他官员无权干涉他们的所作所为。因此,锦衣卫事实上就有了一把至高无上的保护伞,其飞扬跋扈的程度甚至可以不把“三法司”放在眼里。但为了遮蔽天下人的视听,锦衣卫往往将审理好的结果交给刑部。因此，在当时人眼中，锦衣卫及“诏狱”成为最高的刑法审理机构，“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矣”!“三法司”的职能与权力为皇帝及锦衣卫所剥夺,实际上导致了法制系统的破坏，朝廷法权竟成为锦衣卫官吏胡作非为的工具。至朱元璋晚年，鉴于锦衣卫“非法凌虐，诛杀为多”，朱元璋明确地禁止了“诏狱”,也就是将王朝司法权重新还给“三法司”。然而,朱元璋这些亡羊补牢的举措并没有就此使“诏狱”寿终正寝,后世的皇帝根据自己的需要，使锦衣卫及“诏狱”的祸害愈演愈烈，成为明代臭名昭著的弊政之一。

永乐帝朱棣在位时期是明代厂卫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宦官执掌厂卫机构的开始。朱元璋死后。由于皇太子朱标已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去世，便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史称“建文帝”。身为皇叔的燕王朱棣对皇位垂涎已久，借“清君侧”之名，起兵反叛，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结果，朱棣在皇位之争中取得了胜利。不过，许多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对朱棣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朱棣为压制官民的不满情绪，震慑那些二三其意的大臣，全面恢复了锦衣卫的权力，也就是重新设置了“诏狱”。此前明太祖朱元璋废除“诏狱”后，锦衣卫的地位大大下降，不再参与刑法之事，与其他皇帝亲军一般无二了。朱棣则将亲信纪纲提升为都指挥佥事，治锦衣亲兵，“复典治诏狱”。纪纲从此大权在握,开始了构陷凌虐的生涯，锦衣卫的祸害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纪纲为朱棣手下得意的“恶犬”，禀承朱棣之意旨，对朱棣所痛恨的太监与武将进行残酷迫害，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锦衣卫实际上成为朱棣诛除异己、纪纲聚敛财富的绝好工具，完全凌驾于刑部等司法机构之上。

凭借锦衣卫的特权，纪纲的胆大妄为，有时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如他受命前去籍没原晋王和吴王的家产，不仅将大批财宝掠为己有,而且穿上搜获的王服、王冠，在王府中大摆酒宴，命优伶歌舞献艺，“奉觞称万岁”，俨然以帝王自居。一次，纪纲欲买一年轻貌美的女道士为妾,没想到都督薛禄抢先一步,这使得不可一世的纪纲大为光火,发誓要报复以雪其辱。一日,在皇宫之内遇到薛禄。纪纲突然用铁瓜击其后脑，薛禄顿时血流满面，险些丧命。都指挥哑失帖木不满纪纲的胡作非为，一次在大街之上正巧与横冲直撞的纪纲一行相遇,他拒不让道,这令纪纲怀恨在心。其后诬陷哑失帖木冒领功赏，下狱棰杀之。

纪纲在朱棣的支持下，肆意构陷，横行无忌，已为天下人所痛恨，朱棣本人并不是不清楚，但朱棣也同其父朱元璋一样，就是想凭借这些“恶犬”来达到压制天下不满情绪的目的。当这一目标基本达到后，纪刚的存在就无足轻重了。其时，内宫有太监对纪纲早有夙怨，伺机向朱棣密告纪纲有“谋反”之心，对纪纲有所厌恶的朱棣不禁大怒，命御史当廷弹劾，立下都察院审讯，结果证据确凿，当天就将纪纲处以磔刑，恶贯满盈的纪纲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纪纲的出现，完全是朱棣唆使放纵的恶果。但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朱棣却得出结论：外廷之臣靠不住。因此，他对外廷之臣充满了戒备。故此。明代特务政治不但没有因纪纲之死而有所削弱,反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朱棣并没有因此废除锦衣卫,而是又创立了一个由太监主掌的特务机构。目的在于使其与锦衣卫之间互相监督，这就是东厂。

《明史》载：“明朝宦官拥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民隐事等大权均自永乐年间开始。”有明一代,重用宦官在朱棣在位时已初具规模。关于“刺民隐事”之权，即指东厂的设立。永乐十八年（1420年）八月,东厂正式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外，“以内监掌之，自是中官益专横,不可复制。”

东厂的使命就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前去主持东厂事务的宦官都是朱棣的心腹，人称“厂公”或“督主”。厂公有皇帝特颁密封牙章一枚，有重要事件须上奏皇帝，以此钤封，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直接送到皇帝手中。东厂内部机制相当简单，厂公之下，只有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及掌班、领班等，东厂的骨干力量便是专门出外缉访的役长（又称挡头），有百余人之多，每一位役长又有番子（也称番役，或干事）数人，总计东厂常制有一千多人。这些役长及番子原来都是锦衣卫中挑选出来的“最轻黠猾巧者”,从此可以看出,东厂的设立就是朱棣直接剥夺与制约锦衣卫力量的一种重要措施。东厂直接受命于皇帝，不听任何外廷机构节制。除皇帝之外，普天之下的百官平民都是东厂侦缉的对象。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定了相当严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在任何时代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时时都有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无事可做的厂役们便将毫无情报价值的日常琐事记录在案，向皇帝汇报。如某地失火或遭雷击，皇帝当天也能知晓。至每月底，厂役还要特别奏报京师当月粮米油面价格。平时，厂役番子上报事件后，厂公首先审阅,经过润色之后方上送皇帝，但如有要事，即使在深夜宫门关闭之后,厂役也可从门缝中塞入，宫人接到后，立即交予皇帝。因此，东厂人员高效率的工作，使深居皇宫内院的帝王对外边发生的一切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显然，东厂的设立使明代特务政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朱棣在侦缉臣民隐事方面的手段超过了乃父。

侦缉他人隐事这种不光彩的勾当，吸引了大批地方上整日寻衅滋事的泼皮无赖，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了东厂役长、番子们的帮凶。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利用皇家鹰犬的身份，干起了敲诈勒索的勾当。当这些无赖打探到某家一桩隐事之后，即称获一“起数”，由番子负责向役长（即挡头）汇报，挡头则根据情报的价值支付银两，这叫“买起数”。然后,这些无赖就带领番子至此家周围进行监视，在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后，番子们就冲人该户人家，加以拘捕审讯。如不立即交纳足够的贿金,就私动惨刑。并授意其诬陷周围富户，如果能捞足钱财，即告无事，如若没有油水可榨，即交于锦衣卫监狱处置，其性命便再无生还之望。

东厂的设立充分显示出朱棣过人的心机，一方面无论东厂厂公，还是下属番子,只有权侦缉，而无权审理处置，另一方面东厂侦缉范围极广，但只对皇帝汇报，不受其他朝廷机构的约束，其结果是大大增强了皇帝对臣下的监视及控制，一切决定都出于皇帝本人，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任何机构（包括锦衣卫）的僭越专断。因而，在这种意义上，东厂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特务机构。

永乐帝朱棣在位期间，锦衣卫内部的变化主要反映在镇抚司权力的膨胀。镇抚司本是锦衣卫下属机构，朱棣即位后，增设北镇抚司，“专理诏狱”。成化十四年（1478年），在纪纲事件之后，朱棣特别规定：“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毋关白本卫。”也就是说,北镇抚司有权独立处置刑狱之事，并不必通过锦衣卫长官的定夺。北司作为锦衣卫使属下的小官，自然不敢专断案件，因此，朱棣特许北司可直接请示皇帝,而且锦衣卫使不得干预，这样就造成了“镇抚职卑而权益重”。朱棣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拥有特权的镇抚司就成为锦衣卫使的制约者与监督人，锦衣卫使须时时处处提防镇抚司，自然不敢任意专断妄为了。因而，“诏狱”也就是镇抚司狱了。朱元璋晚年鉴于锦衣卫的“非法凌虐”,曾尽焚锦衣卫刑具。至朱棣登基后，不仅恢复锦衣卫的特权，而且镇抚司监狱也成为残酷摧残臣民的人间地狱。

明人沈德符在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细致描述了镇抚司监狱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惨况：镇抚司狱虽名为“诏狱”，但居住条件比“三法司”监狱恶劣得多。其监室建于地下,墙壁坚实,厚达数仞，隔音效果极佳,即使隔壁惨叫呼嚎,旁边房间却悄无声息。监内人每欲买一物入狱，必经数道检查,食物往往被扣留。而且规定监内不得自己燃火，虽在严冬之际，犯人也只能吃冰冷的食物。犯人家属一概不得入内探视，只有在镇抚司拷讯之时，与亲人遥望而已。另据《明史,刑法志》载：官民被捉入镇抚司狱之后，其家属即被通告期限。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交纳足够的金银，犯人就要受“全刑”。所谓“全刑”分五大类，即械、镣、棍、拶、夹棍。当时人称全刑为“五毒俱全”，犯人受刑之时呼叫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可以说，一入“诏狱”，九死一生，而且诏狱之事严格保密,家属往往不知死期。因此每当犯人一入诏狱，其家人往往远望狱门稽颡哀号，焚香祭祀，令人惨不忍睹。明代诏狱之残酷实为中国封建帝王滥施淫威的一个突出体现，“荼毒之下，何狱不成?”如此看来，锦衣卫及“诏狱”之设就不仅仅是对封建刑法系统的破坏，而在本质上是封建帝王及其爪牙实行恐怖统治的一个得力工具。

明宪宗成化年间是厂卫制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成化十二年（1476年），时有妖人李子龙以擅“左道”驰名一时，在朝野上下有众多的信奉者，就连宦官鲍石、郑忠等人都奉之若神明。在后者的帮助下，李子龙有机会深入内宫，到万岁山等处观望。据称有行刺宪宗的不轨企图,被锦衣卫校尉发现，立即下狱伏法。这件事被明宪宗知道后，惊恐不已,由此整日提心吊胆，疑神疑鬼。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深居内宫的宪宗十分想了解外廷臣民的动向，因此命太监汪直率锦衣卫校尉数名乔装改扮，出宫伺察。

这种小规模又偷偷摸摸的侦访不可能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宪宗于第二年正月索性创建了又一个专门机构——西厂，以汪直为首，其成员则从锦衣卫中选拔出来,只是所领缇骑（即锦衣卫校尉）的数量是东厂的一倍以上，势力远远超过锦衣卫。它把锦衣卫与东厂的职权来个“大包干”,“大政小事，方言巷语，全部记录上报”“至民间斗詈鸡狗的琐事,也从重处置”。也就是说,西厂不仅有权四处侦访官民的“不轨”言行，而且还可以进行拘留逮捕，施用重刑。将特务与法庭、监狱的职能合为一体，其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冤死相属，廷臣莫敢言”，“罗织数起大狱,臣民惕息”。汪直与西厂的势力一时间甚嚣尘上。汪直每次出府，随从爪牙极多，扬扬得意，横行霸道。公卿大夫相遇于道，都躲避惟恐不及。西厂随意逮捕朝臣，经常不向宪宗奏请。无法无天，莫此为甚。更为严峻的是，西厂侦缉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北京城内，手下校尉遍布朝廷内外、大江南北，诸王府及边防重镇也都成为其监视及滥发淫威的所在。

物极必反。西厂将朝廷及“三法司”置于一边，擅权专断，这种特殊的权力实际构成了对专制王朝致命的威胁，一些正直的大臣忍无可忍，上疏反映了这一严重状况。当年五月，大学士商辂在奏疏中言道：“近日厂、卫伺察过于繁琐，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陛下完全听信于汪直，汪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之变。”宪宗起先看到这一奏疏时，大不以为然，勃然大怒道：“一内竖（即太监）就能危及社稷吗?”命太监怀恩亲传旨意痛责商辂。商辂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道：“朝臣无论大小，有罪皆须请旨收问,而汪直竟敢无旨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我朝北边大门,守备不可一日离职，而汪直却在一日内械捕数码守备大员。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也逃不过汪直之手，甚至皇帝身边近侍，汪直也敢私自调换。汪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这一席话落地有声，句句在理，怀恩深受震动。回宫之后，如实向宪宗作了汇报。宪宗似乎如梦初醒，下令撤销西厂，命怀恩当面斥责汪直。西厂内尉校皆被遣还锦衣卫。然而，西厂不久又死灰复燃,仍由汪直主持。

重掌大权的汪直先后将反对他的大臣排挤出朝，一时间被迫致仕及免职的大臣达数十位之多，西厂的缇骑又开始横行肆虐。宪宗此前罢西厂之时，仍然宠幸汪直，密令其暗出刺事，故而西厂复开似乎在情理之中。势倾中外的汪直更加蛮横狂妄，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有一位宦官阿丑善诙谐，时常在宪宗面前粉墨表演。一日在宪宗前装扮醉汉模样，旁人故日：“某官至。”阿丑毫不理会，肆骂如故。又报：“圣驾至!”阿丑依然酣态十足。旁边宦官最后道：“汪太监至。”阿丑顿时惊慌失措，醉态全无。观者不免问道：“圣驾至而不惧，而畏惧汪太监，是何道理?”阿丑话中有话道：“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一旁观看的宪宗表面上微微一笑，但在内心中极为不快。汪直通过操纵西厂肆意妄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全然不把宪宗放在眼里。这种皇权旁落、太阿倒持的状况，是任何一位帝王所无法忍受的，从此宪宗对汪直充满了戒心。

必须指出的是，在西厂创设之后，东厂及锦衣卫依然继续着它原来的特务使命，暴横荼毒也不次于西厂，而西厂的最后罢撤就和其与东厂的矛盾有关。明清史专家孟森曾特别讲到反映东厂恣横的一件事：东厂官校在侦缉云南官校左升私事之时，供状所言牵涉通政使兼工部尚书张文质。对于这样一位朝廷重臣，锦衣卫官校们毫不顾忌地将其打入锦衣卫监狱,甚至连宪宗都不知道。工部尚书被擅自抓走，那工部内务如何运作?左通政何琮等人情急之下，以张文质执掌工部印玺为由，联合上书请求宽释。这时宪宗才知道张文质被逮之事，立即下令予以释放。锦衣卫官以“擅捕大臣”,罚俸三月，而对东厂特务却置而不问。孟先生感慨道：“厂与卫为一体，大臣系狱而帝不知，知之则处分仅及卫官，所处分仅止停俸三月,其时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一次，有一位强盗越皇城进入西内，东厂校尉将其擒获，太监尚铭向宪宗邀赏请功,宪宗十分高兴，赏赐甚厚。汪直闻而大怒道：“尚铭是吾所提拔之人,怎敢背吾以邀功!”尚铭闻听后，担心汪直报复，就秘密向宪宗汇报汪直种种不轨之事。当时汪直正任大同监军，在朝诸臣趁机上疏揭露西厂之罪恶,宪宗也开始厌恶汪直，遂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下旨撤废西厂。没有西厂爪牙护持的汪直也就无法宣泄自己的淫威,再加上宪宗的疏薄及其他内官的倾轧，这一切都宣告了汪直末日的到来。次年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对汪直的罪恶进行了总清算：“汪直与王越、陈钺（汪直的两位得力爪牙）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南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渐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之戒。”汪直因此而被罢黜。

从根本上说，“厂卫”的设立是基于专制帝王谋求一种彻底钳制臣下的“超级”权力的心理需求,因为无权的近侍及由王朝法律制约的刑法机构——“三法司”都无法满足他的这一需要。正是这种专制帝王强烈的、近乎变态的需求，导致了有明一代“厂卫”的兴盛不替。每一位君主都无意将其完全撤废，正如他们对宦官的宠幸一样,这些皇帝都从“厂卫”机构中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都没能摆脱这一变态心理的束缚，因为即使是在专制皇权异常发达的封建王朝中,帝王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全无顾忌。制约的因素相当之多，包括道德伦理观念以及王朝法令，这种种制约往往是通过大臣的劝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劝谏式的反对常常使帝王处于极为难堪尴尬的境地。而“厂卫”的滥施淫威，正是帝王们得以自我解脱的极佳手段。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品性与行止有缺陷的皇帝，越是依赖与宠幸厂卫及太监，他们甚至用“厂卫”爪牙与外朝大臣相抗衡。

第六章

明武宗（年号正德）即位后，太监与厂卫的横暴更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宗本人特好逸乐,丝毫不把朝政放在心上。大臣们总结他的特点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武宗对朝臣的频频劝谏非常反感,故而命太监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此时西厂又设），开始了对正直朝臣的凌虐与迫害。唯一目的就是压制言论，以便武宗能肆意玩乐。刘瑾与“厂卫”鹰犬荼毒之日，也就是武宗玩乐最为痛快之时。

明武宗死后，世宗即位,也就是嘉靖皇帝。登基之初，世宗颇有振作求治之意。然而好景不长。世宗并非武宗的后代,乃是孝宗之弟兴献王的儿子,因此极想给自己的生父一个尊贵的追封,不料却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史称“大礼议”。最后，恼羞成怒的世宗命锦衣卫官校将一批官员或棒笞，或下狱，总算将反对者暂时压制住。世宗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即希冀长生，喜爱方术。为此他四处寻访方士,待若上宾，又日夜在宫中设斋醮，供奉甚谨。这自然引起了许多大臣的反对,执迷不悟的世宗依然用“厂卫”及“诏狱”对劝谏的大臣进行打击。如兵科给事中高金上疏，言方士虚妄，世宗大怒，“立下诏狱拷掠”。太仆卿杨最上疏强谏，“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死。”后御史周相上疏,建议世宗毋听虚妄的“祥瑞”征兆，没想到世宗也大怒,下周相“诏狱拷掠之”。经过这样的残酷打击，绝少有人敢犯颜强谏了。最后、还是著名的清官海瑞冒死上《治安疏》，同样被捕入狱。所幸的是,当时世宗因长期服用丹药中毒，已是病入膏肓了。由此可见,明代“厂卫”的存在及发展是专制皇权高度发达的结果，几乎每一位帝王都想最大限度地控制臣下,他们在做出违背王朝纲常荒诞不经之举时,都需要像锦衣卫及东厂这样的机构与爪牙存在，所以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屡有消长,但锦衣卫及东厂的地位却一直相当稳固，其势力在不断膨胀,个中的症结即在于此。

锦衣卫与东厂即为维护专制帝王“超级”权力最得力、最凶残的工具，完全听命于皇帝本人，而由众多大臣组成的朝廷机构成为其监视、挟制的对象。专制帝王可以超越王朝法令的限制任意处置手下的大臣，这自然使极欲肆意妄为的君王心满意足，惬意无比，对于一个深居皇宫内院的孤家寡人来讲,拥有这样的权力已经足以使偌大的帝国陷于纲纪紊乱的泥淖之中了,而其最大的危害却表现在这种超级权力事实上的转移。任何一位君主是不可能完全控制住像厂卫这样的特殊机构的，他们在奢侈享乐及处理朝政之余,虽然热衷于锦衣卫官校每日所汇报的“小道消息”及市井琐事,但他们蛰居于“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皇宫之中，根本不可能将锦衣卫报告的事情进行验证,只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这就给锦衣卫长官瞒天过海、罗织构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况且，锦衣卫自设公堂、监狱，生杀予夺均在其构陷之中，而皇帝对锦衣卫拷讯而来的罪名根本无心勘验,无数冤假错案由此发生,锦衣卫长官及其爪牙作为御用鹰犬。敢于施暴于任何一位朝廷命官，使王朝司法系统形同虚设。锦衣卫成为超级监察与司法机构，其长官也就拥有了非同寻常的超级权力,这无论对正规官僚机构的运转,还是对专制皇权都构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宦官窃权专政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无法根治的痼疾之一，为害酷烈，屡见不鲜。而明代之所以又成为宦官肆虐最为惨烈的一个朝代,其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宦官把持了“厂卫”机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厂卫”机构原本是专制帝王处心积虑为维护其特殊地位而设置，实际上却成为宦官执掌特权最有力的保障。我们从宪宗时汪直的专权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日后刘瑾及魏忠贤的肆虐也都是有力的证明。掌权的太监无一例外地利用“厂卫”爪牙对持反对意见的大臣进行残酷打击。

明武宗即位后，狡黠的刘瑾与其党等八人（号称“八党”或“八虎”）日夜为走马逐犬、歌舞角抵之戏,使极好逸乐的武宗乐不可支，沉醉其中，置朝政于不顾，从而为刘瑾窃柄造成了可乘之机。正直的朝臣纷纷上章弹劾“八党”，情急之时，刘瑾等围定武宗哭诉，并诬陷宦官王岳对皇帝逸乐不满，与外臣勾结，欲去皇帝心腹。武宗听后大怒，遂命刘瑾掌司礼监，其党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从此，刘瑾独揽大权,一手遮天,在“厂卫”鹰犬的构陷与罗织之下,朝臣再也不敢犯颜进言了。尔后，凡有上疏抨击时政者，刘瑾都命锦衣卫校尉毫不留情地惩办。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竟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直接听命于他本人。《明通鉴》载：内行厂与东、西厂相比“为害尤为酷烈，以细末之事构陷官民，受害者根本无法开脱。逮捕之时，一家犯法，邻里皆被牵连,或临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兴大狱,冤号相属”。当时许多著名的朝臣如李梦阳、杨一清等都有被捕入“诏狱”的经历,能生还者实为罕见。而此时，“厂卫”势力早已不限于北京一地，分遣官校四出侦缉，从此偏远州邑之人，见到华衣怒马、京师口音之人，立即互相转告，官吏赶忙私下贿赂，搞得人人寝食不安。

有一次，朝堂之上出现指斥刘瑾的匿名上书，刘瑾大怒，竟让文武百官一齐跪在奉天门下。当时正值盛夏，暑气逼人，十几位朝臣昏厥在地,有好心的宦官在刘瑾离开时让众人起身休息片刻，并扔些冰瓜解暑,而刘瑾来后，跪地如故，从早朝之时，一直到日暮，刘瑾见无人招供,余怒未消，将朝臣三百多人全数送人诏狱。路过长街之时，市中小贩争相送饭,因为这些大臣已整日滴水未沾了。后经李梦阳上疏解救，这些大臣才得以出狱。而武宗不仅对众位大臣的死活不管不顾，而且手持匿名书道：“你说贤，我就是不用；你说不贤，我全都用。”正是由于皇帝的昏暴无耻,再加上锦衣卫鹰犬的为虎作伥，才使得宦官把持下的明代特务政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局面。

明熹宗即位后，魏忠贤的出现更把大明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此一时期是明代宦官操纵特务政治最为黑暗恐怖的时期。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一群大臣向专横的魏忠贤发起了总决战。为首者为左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状。随后陈良训、魏大中、黄尊素等数十位朝臣群起上奏，前后不下百余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面对群臣抗议的浪潮,熹宗依然对魏忠贤青睐有加。结果，有恃无恐的魏忠贤开始了疯狂的反扑。上疏直谏的大臣均遭魏忠贤的毒手，邪恶的锦衣卫又一次大施淫威。

在魏忠贤死党的诬陷下,中书汪文言曾受廷杖之责，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任锦衣卫北镇抚司理刑后，重新逮捕汪文言，逼迫他诬陷其他朝臣。在酷虐倍加的情况下，汪文言再也无法承受，许显纯指使他诬陷魏大忠等人,汪文言大叫道：“苍天啊!冤枉啊!以此污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但是不管他是否承认，许显纯等人伪造供状，将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顾大章和袁化中等人抓入镇抚司狱，从而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残酷迫害的场面：

每隔五天进行一次拷讯，最为惨毒。拷讯时杨涟等人都跪在台阶前，主拷官百般诟辱，甚至剥光身体,肆意凌虐。拷讯时还动用种种刑具，铐杻、拶棍、铁镣等等，一一使用，常常戴着杻镣时又受棍击。上次拷讯的伤口尚未愈合，第二日又加榜掠。后来拷讯时众人皆不能跪起,戴着桎梏平卧堂下受审，旁观者无不切齿流涕。……其中（杨涟）自从下狱，体无完肤，及其死也，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尸置棺中。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和顾大章等人先后惨死狱中,锦衣卫及“诏狱”已不再是皇帝诛除异己的工具，而变为专权的太监滥施荼毒的人间地狱。被锦衣卫残害的大臣不可胜数，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天下人仇恨的怒火。当锦衣卫缇骑逮捕吏部主事周顺昌时,“士民拥送者不下数千人”，其门人五六百人遮道诉冤，缇骑大怒道：“东厂逮人，鼠辈何敢多言!”当时有颜佩韦等人挺身抗言道：“圣旨出于朝廷，与东厂何干?”缇骑大言道：“圣旨不出东厂，又出自何处!”这番言论激起众怒，群起殴击缇骑，立毙一人，其余狼狈逃窜。后来，魏忠贤逼迫地方官追究肇事者，颜佩韦等5人挺身就戮，人称“五义士”。然而就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缇骑不敢出国门（即北京）矣!”

熹宗去世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的即位宣告了魏忠贤末日的来临，魏忠贤与客氏先后死于非命。朱由检本人也颇有重振朝纲之意，但他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继续重用宦官操纵“厂卫”，依旧维持着恐怖而黑暗的特务统治，使得早已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更加危机四伏，积重难返，无法摆脱覆亡之噩运。《明史》载：庄烈帝（即朱由检）疑忌群臣，令王德化执掌东厂，号为“惨刻”，（吴）孟明虽掌管锦衣卫，但行事须观望东厂之意，不敢丝毫违背。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等朋比为奸，大凡缙绅府宅前，必遣数人往来侦察，因此群臣都晏起早阖，毋敢私语。那些高门沃尓沃，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锦衣卫校尉恣意敲诈，稍拂其意，诬陷立构，只须片言只语,便可株连至数十人。试想在天下大乱之时，朝廷大臣整日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如何能尽心尽力挽救社稷江山?就在大敌当前之时，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太监仍然将监视将帅视作第一要务，自相倾轧与离心离德，又怎能避免不击自溃,土崩瓦解?“明不亡于流寇（即李自成、张献忠义军），而亡于厂卫”，可以说是有识之士的不刊之论!明朝的覆灭固不足惜，但黑暗的特务政治留给后人的启示却是很多很多。明代中叶对荆襄流民的处置成千上万的流民挈妇将雏,从四面八方涌到了郧阳，涌进了荆襄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明朝官府碰到了棘手的难题。强迫驱赶回原籍已不可能，只有就地入籍，才为上策。数以百万的流民为荆襄地区的经济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明代的白话小说中，冯梦龙的《古今小说》中的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最是脍炙人口。主人公蒋兴哥，是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而另一主要人物陈商，则是皖南的徽州商贾。后者“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当时，湖广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区，许多徽州粮商纷至沓来。将襄阳等地的米豆贩运到江浙地区牟利。冯梦龙笔下蒋兴哥、陈商及三巧儿（蒋妻）的故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提及的襄阳府枣阳县，就处在荆襄地区。

荆襄位于今湖北、河南、陕西和四川诸省交界地区，大致以郧阳（今湖北郧县）为中心，西起终南山东端，南到荆山，东北至伏牛山，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这里崇山峻岭绵延不绝，老林密菁郁郁苍苍，汉水及其支流蜿蜒流淌，贯穿于青山绿水之间。荆襄地区虽然多山，但土地肥沃，成为了饱受战乱和饥荒之苦者的世外桃源。许多穷困潦倒的农民，纷纷从其他地方逃到这里，以摆脱在原籍地赋役的束缚。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数量大，流动性强，又缺乏基本的谋生手段和条件，动辄酿成社会动乱。特别是他们屯聚山林之后，“天高皇帝远”，往往桀骜不驯,较易萌生揭竿而起的念头。早在元代末年，南琐、北琐红巾起义军就曾以襄阳一带为根据地。后来，朱元璋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命令大将邓愈率军加以围剿。结果是将当地人全部迁出，并把此处当做封禁地带,禁止流民的再度进入。及至明朝创建，政府设立了襄阳卫和襄阳护卫等机构,让戍守于此的士兵开垦荒地。不过，这些集中屯驻的两卫士兵及其家属人数极少,加起来也不过三四万人，故而在明初的荆襄一带,绝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土著几乎绝迹。

虽然明朝统治者将荆襄山区作为封禁地带,禁止农民的进入，但由于当地大量的空闲荒地,使它成为流民屯聚开垦的理想场所。这里，不仅有荒田可供开垦,而且还有取之不竭的林业、矿产资源。再加上遁迹于此又可以逃避赋税和徭役,既不当差，又不纳粮，较之其他地区俨然成为一方乐土,故而吸引了许多从耕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纷至沓来。特别是在灾荒年份,他们更是呼朋引类地进入这一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找谋生的机会。从史籍上看，永乐时期就已有流民潜入了荆襄地区。及至宣德年间，进入这一地区的流民数量急剧增加。他们来自全国农业经济较为发达、地狭人稠的地区，荆襄地区为之提供了大片可开垦的处女地。由于聚集的人数愈来愈多,逐渐引起了明朝政府的重视。为了处置这批流民,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决定在这里查验丁口，允许流民入籍,并拨予绝户荒田，让他们耕种及纳粮当差。这实际上承认了流民进入荆襄地区的合法性,使得先前对荆襄山区的封禁，成了一纸空文。不过，当时正值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转折时期，一方面，各地的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明初以来以自耕农为主的传统经济格局已被打破。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控制力也有所下降，不少农民极欲摆脱户籍的束缚。譬如,江南各府县百姓听说逃户可以随处附籍，就乘机仿效：军、匠、灶等户，亦纷纷外徙报请民籍。这些都引起了统治阶层的忧虑和不安。有人提议，让各地巡抚查勘逃户附籍者，规定每十丁中至少必须抽出五丁，让他们返回原籍承办粮差。当时，荆襄山区是最大的一个流民聚集区，破产的农民纷至沓来，流民骤增至一百五十余万。他们屯聚山林，被官府视作心腹之患。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年），明朝政府特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管理荆州、襄阳和南阳三府的流民事务。当时政府制定的政策出发点，基本上是殚思竭虑地阻挠流民入山，并筹划对流民加以弹压,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将他们尽数驱回原籍。这使得荆襄地区原本就相当紧张的形势更趋严峻,终于酿成了气势宏大的荆襄流民起义。

起义领袖之一刘通，河南西华（今县）人。据说，他曾举起放在西华县衙门人口处的一个千斤石狻猊，故而人称“刘千斤”。刘通在正统年间，流亡于湖广房县（湖北今县）。成化元年（1465年），他与石龙（亦称石和尚）、冯子龙等人，利用流民的不满，于房县竖立黄旗聚众造反，占据梅溪寺，称“汉王”，年号“德胜”。以石龙为军师，并设有元帅、将军、总兵和先锋等职。一时间，流民纷纷响应，人数多达4万余人。他们在大山之中分作七屯，且耕且战。明朝政府急忙调兵遣将，派工部尚书白圭、湖广总兵李震前去镇压。由于义军多半是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没有严密的组织，亦无多少武器。结果，起义为官军所镇压，除石龙率领一部分人突围西向进入四川外,其余一万多义军及其家属被残酷杀害。男子凡是11岁以上者，皆无幸免。成化二年（1466年），石龙率领的义军转战四川大昌、巫山等地，受到官军的围攻而遭失败。随后，白圭在《处置荆襄疏》中向朝廷献计，认为应当乘此机会处置荆襄流民,以免死灰复燃,遗患无穷。他提出了处置荆襄流民的方案——在流民中推行附籍与发还原籍相结合的政策，以消除隐患。具体的做法是：住种已久、愿意附籍者，允许附籍并纳粮当差，成为编户；不肯附籍者，发回原籍纳粮当差。发还原籍的政策，是传统的对付流民最为省便的办法。然而,这些流民原先就是因为原籍地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失调而被迫流离他乡的，发回原籍的政策自然会遭到他们竭尽全力的抵制。而对于前一方案,当地官府则必须花费大量精力登记土地、编排里甲，故而地方官员并不认真推行。这就使得先前的矛盾一直没能得到妥善解决，终于导致了数年之后流民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抗。

成化六年（1470年），刘通的部下李原（李胡子）和小王洪再次起兵造反。李原起义后，自称“太平王”,转战于湖广南漳、河南内乡和陕西渭南三省交界地区，随从的流民多达百万人。明朝政府任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官李震协同镇压。项忠一方面集结25万精锐部队，分八路进攻。另一方面又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在项忠软硬兼施的剿抚政策下，数十万流民先后出山，从而大大削弱了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1471年），李原和小王洪等人先后战败被获。项忠自食抚恤流民的诺言，对起义农民不分首从残酷屠杀，并将山区的一般流民也一律驱逐。有的流民从洪武年间开始就居住于此，而且已附籍，但项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剿灭，以致死者枕借，惨不忍睹。参加起义的流民,有一部分乘船被解往湖广、贵州等地充军,途中发生了瘟疫，很多人病死之后被弃尸江浒，臭不可闻。项忠还强迫被骗出山的流民还乡，当时正值盛夏酷暑，许多人或因饥渴而死，或因疫病而命丧黄泉，死亡惨重。据记载，此次还乡“复业”的百万流民之中,被沿途折磨致死的多达数十万人。经过疯狂的大屠杀之后，项忠踩着流民的累累白骨踌躇满志,竖立了一块“平荆襄碑”。然而，许多人对于他的滥杀无辜极为愤慨,他们将“平荆襄碑”称为“堕泪碑”。

项忠的血腥屠杀，实际上并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荆襄流民问题。此后,明朝政府在12个通行要道上修筑营堡分兵戍守，还在8个过往关卡设立了巡检司。规定,此后倘若再有进人荆襄山区者，捉到后一律在山口披枷一个月示众，其全家成员则谪戍边卫。然而，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并不能防止流民再度进入荆襄地区。成化十二年（1476年），河南歉收，饥荒严重。饥寒交迫的农民冲破政府的山禁和关津制度，如潮汹涌般地人山求食，一时间，在荆襄地区的流民又集聚到了数十万人。倘若再次封禁，势必会再度激起反抗。面对这一局面，祭酒周洪谟着《流民说》，提出了解决流民问题的办法。有鉴于东晋曾用侨置郡县安置荆襄流民取得过明显的成效。他主张，如果让靠近各县的流民附籍，在远离各县的流民地区创建州县，设置官吏，编排里甲，放宽徭役，让他们安居生业,那么,流民也就转化为编户齐民了。明朝政府无奈之余，只得采纳了周洪谟的建议。成化十二年（1476年），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原杰一到荆襄地区，就四出彻底调查情况，选派湖广、河南和陕西官员遍历山谷,向流民解释新的政策。流民们被告知，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已耕种了好几年的空地，并且可以登记成为这个地区的合法居民。官员们向他们保证,新地在能够生产之前，可以得到减税的待遇。在这种优惠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取勘的流民共达113317户，男女共438644丁口。其中附籍者96654户，达85％；男女392752丁，达89％。在招抚流民附籍的同时，为了加强地方治安及管理，设置了郧阳府和湖广行都司,析置竹溪、郧西等县。此后，政府继续推行附籍政策，收效极为明显。弘治十八年（1505年）和正德元年（1506年），又有大批荆襄流民在当地附籍。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荆襄流民问题的出现,是明代社会人口与耕地比例严重失调的表现。从人口方面来看，明代的人口（统计的范围大致北至明长城，西至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和青藏高原东缘，东至辽东湾沿岸、辽东半岛和辽河下游东岸一带，西南至云南，略超出今国境，南方和东南与今国界相同,不含台湾），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约7000万人。及至弘治四年（1491年），官方登记的人口数却仅有5000多万。经过将近100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却比先前少了2000万，显然，其中有不少人成了流民。一般认为，明代的人口大约以年平均增长5‰的速度递增，故而弘治年间的人口数比起洪武年间有增无减，应当是断无疑义的。然而，弘治年间的耕地面积却仅有6,22亿亩。如果我们与历史时期作个比较，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仅5900万，而耕地已达8,27亿亩。虽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无误，但却反映出：尽管人口不断增加，但耕地面积却长期停滞不前，明代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呈现出严重失调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流民问题也就演化成全国性的规模，并且越来越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在明代，绝大多数山区仍然是一片空旷荒凉,故而流民以山区为主要迁移目标，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日趋剧烈，赋役愈益繁苛，流民向山区进发更为时势所趋。流民这种自发的行动，客观上也成为解决平原地区农业人口相对过剩的一种特殊方式。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大批流民的存在，使得政府的赋税徭役没有着落。流民的屯聚,也非常容易引发社会动乱，从而直接威胁到王朝的统治，故而必须妥善处理。但如何处理荆襄流民问题，明朝政府的政策却一直摇摆不定。周洪谟曾经指出：“流民就好像流水一般，应当顺从其本性而加以引导，否则的话就会泛滥甚至壅溃。”揆诸史实,天顺、成化年间几次荆襄流民起义，都是统治者对流民处置不当所引发的。对于流民问题，明朝政府最初采取了遏阻的手段。先后颁发了《逃户周知册》、《挨勘流民令》和《隐丁换户之禁》等法令，一再督促流民返乡复业，纳税服役。为了贯彻这些政策，明朝政府还于正统四年（1439年），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湖广布政使司所属以及顺天等府、州，添设了抚治流民之官。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故而丝毫未能减弱流民浪潮的势头。明朝统治者继而采用武力封禁山区，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流民问题。然而,荆襄一带地旷人稀，流民的集结主要是为了躲避不堪忍受的赋役负担,寻找可供开垦的土地,这是一种非常切实的求生本能，而且山区的开发也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故而尽管明代政府三令五申封禁荆襄地区,但其成效却极为有限。项忠等人虽然以血腥的屠杀驱逐荆襄流民,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在流民的原籍地。传统农业比较发达,土地兼并加剧，人口与耕地的比例严重失调。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从耕地上被排挤出来的农民，一遇灾荒。必然又要流向荆襄地区,寻找谋生的机会。故而回到原籍的民众很快又会设法逃出，重新成为流民。项忠赶尽杀绝的屠杀政策失败后，周洪谟、原杰等人“抚治流民”的新办法，显然较之先前的军事镇压方略棋高一着。晚明人王士性，对比明代前后剿抚的不同政策时，曾这样评价说：“项忠之荡定，乃一时之功，原杰之经略，则百世之利。”从总体上看，经过原杰等人的安抚，80％以上的流民都陆续附籍，构成了当地的基本居民，从而使得流民转化为编民，奠定了荆襄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此后，荆襄地区的许多荒地，经过流民的进一步开发，迅速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而荆襄山区的开发,使得湖广地区农业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从而提高了湖广在明代社会经济史上的地位。“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从此更是尽人皆知。清官海瑞看到以往几位谏官悲惨的下场，海瑞做好了死的准备。为实现自己的忠君报国，他不惜一死来唤醒执迷不悟的明世宗。他成功了，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面对积弊难返的明朝官场，海瑞却动辄得咎，无可奈何地感叹：“这等世界，做得什么事业!”

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十六日，一代清官海瑞与世长辞，享年74岁。海瑞的名字可谓震古烁今，足可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清官相提并论。所谓“清官”，虽没有十分严格的定义，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划定的界线还是较为明确的。最起码的要求是“清廉”，即个人生活清苦俭朴，为官两袖清风，具体说来即不贪污、不受贿、不徇私枉法。而海瑞的所作所为已远远超出了这些要求，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冒死谏诤,打击贪官豪强及为平民百姓伸冤做主。他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范。然而，当我们纵观海瑞的一生，却发现其宦途相当坎坷，他虽以古稀之年卒于官舍，但他一生中真正履行自己匡时济世抱负的时间却很短暂，往往是稍有举措，便谤议四起,朝廷最高决策层对海瑞的态度也是明扬实抑,根本不予重用。海瑞在朝廷中实际上处于相当孤立的地位，这其实是海瑞留给我们深思的东西。

海瑞，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明正德八年（1514年）十二月出生。4岁时，其父海瀚去世，母亲谢氏誓自励守，纺绩为业,抚养幼小的海瑞。谢氏粗识书史，在海瑞幼时即口授《孝经》、《大学》和《中庸》等典籍。母亲的启蒙教育对海瑞的一生影响很大，特别是其忠贞不渝的坚强品格更是让海瑞受益终身。后来他在《与琼乡诸先生书》中，对母亲谢氏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深情地回忆谢氏“苦针裁，营衣食”，节衣缩食，供养自己，甚至在身染疾病之时,也不肯稍事休息。海瑞自幼体弱，谢氏老夫人日夜与海瑞同寝处，并托付亲朋好友多加照顾。海瑞认为自己长大成人后稍知礼义，勤勉自慎,全赖母氏谆谆教诲之力。对此，后世学者也都认为，刚直勤苦的谢氏老夫人对海瑞一生影响极大,人们似乎可以从海瑞的言行中看到谢氏老夫人的影子。

少年的海瑞，颀秀挺拔，风神荦荦，自许甚高。在郡庠读书时，便常与二三同道互相激励，严修功课，以古今圣贤为楷模，痛斥伪善的世俗观念，自号“刚峰”，受到同学的敬重，称之为“道学先生”,在郡学之中声望日着。在读书的同时，海瑞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与人生见解，他特重个人操守气节，鄙视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他曾在文章中表达自己安身立命的誓言：“上天以完整的节操系于汝等之身,而汝等不能将其保全，那么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之问?俯首索气，曲学阿世，纵然能一举而跻身于卿相之列，成为天下人艳羡的焦点，却无足挂齿。呜呼!海瑞若有如此卑颜之举，不如速死!”刚烈之气溢于言表。我们似乎从这些文章中看到了海瑞的人生理想与道德追求。

血气方刚的海瑞不仅受到同侪学子的肯定与尊重，也受到了督学官员的器重与嘉奖。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督学林公就对海瑞的文章叹赏不已，且对其品性甚为称道。二十八年（1549年），督学蔡公按视琼州郡学，以“不以白乎”二句为题考查诸生，得海瑞答卷。玩赏移时。因而暗自探听海瑞的禀性与为人，惊讶在穷乡僻壤竟有如此奇才。也就在这一年，海瑞考中举人，得有机会赴京参加会试。到京之后，伏阙上《平黎策》。黎族是当时海南岛上主要的少数民族，因不满明朝的统治,屡屡发动暴动，明朝多次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往往无功而返。海瑞在上书中批驳了这种劳民伤财、滥杀无辜的措施，提出：鉴于琼州距京师万里之遥的客观状况，请朝廷在当地开道设县，全面加强对海南地区的治理与开发。此策可谓“计规久远，悉中机宜”，不少官员极为赞许,朝廷亦命下兵部覆议。可能是因为海瑞人微言轻，此事不了了之。明清时期所谓“黎患”久拖不决，直到清朝末年才在当地创建道一级的行政机构，但仍没有设县，而这离海瑞上《平黎策》已有三百多年的时间了。

海瑞先后参加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与三十二年（1553年）的会试，均告落第。当时他已年满40，不愿意再为科举功名而浪费宝贵的光阴，于嘉靖三十二年毅然决然地听从吏部选调，受任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之职。教谕乃主管县学之长官，这给了海瑞一个施展人生抱负的机会。他到任之后，即对诸生反复申谕，特重学生品质之熏陶，道德之培育。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上,保持自己的气节需要绝大的勇气。刚刚踏入仕途的海瑞很快便遇到了严峻的考验。根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即明令规定：因各处儒学均设在当地孔庙之中，每至朔望之时，当地行政官员应清晨谒庙行香。师生须出大门迎接，而至明伦堂后师生作揖,教官侍坐，官员退出时，师生复送至大门。但明代中叶以后，士风衰颓，一些教官惧怕上司淫威，不顾朝廷成法，在儒学内对上司竟行跪拜之礼。这是以气节为生命的海瑞所深恶痛绝的，因此，他在《教约》中明确规定诸生接见上官，须据《会典》诸书的礼节，于明伦堂见官，不许行跪礼，儒学前迎接亦然。一次，南平当地长官至儒学上香，至明伦堂后，教官出来谒见，左右教官皆跪，惟独海瑞长揖不跪，左右恐长官斥责，强迫海瑞行跪礼,海瑞回答道：“谒见朝官，应遵照宪纲规定的礼节，明伦堂乃师长教学之地，我身在师席，岂能行下跪之礼。”一些官员见此情状，不免怒形于色，讥讽道：“安得有此山字笔架?”海瑞巍然不动，诸位长官不悦而去。从此，海瑞就有了一个“笔架博士”的雅号。

这件事发生后，海瑞感到十分愤懑，自己以祖宗成法为模式，教导学生崇尚气节，何错之有，竟得不到上司的理解。联想自己多年苦读，处处以“圣贤之道”作为立身之本，将气节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谁知今日，刚刚踏人官场便横生枝节，区区礼节尚不能见谅，遑论日后施展自己的抱负。真是“缺陷世界，何能有济！”书生意气十足的海瑞越想越想不通，一气之下，竟提出辞呈，上交郡衙，想就此告辞还乡，独善己身。海瑞的辞呈送至延平府后，一些地方长官想起当日情景余怒未消。极力主张同意海瑞的要求，允其解除公职，放其还乡了事。

“争礼”一事似乎给刚刚踏入官场的海瑞当头一棒,眼见得出师不利，无力回天之时，事情出现了根本的转机。当时的延平知府在看到海瑞的辞呈后，却惭愧不已地说道：“海瑞之言行均合祖制，是吾等行事之误也。”更加幸运的是，当时大司空朱衡（字镇山）为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时称“学宪”），闻听此事后，对海瑞的气节人品非常赞赏，当即将海瑞召来，命就正学书院进修。海瑞依然要求离职，朱镇山宽慰他道：“汝自幼饱读诗书，究竟为何?汝出任公职，究竟为何?难道就为争一跪之礼而全部放弃吗?”这话使质直的海瑞有些醒悟了,平心静气一琢磨,难道就为此事而永远归居田野。不入俗尘了吗?这当然是一心志在爱民行道的海瑞所无法接受的。就这样,在朱镇山的劝导与挽留下，他才打消了辞归乡里的念头。

但是，在此风波之后，海瑞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学堂之内对上司不行跪拜之礼。又有一次，福建按察使长官到延平府视察，海瑞率领众位学生迎候于廓门之外，有位分守道的官员早到一步进入大门，见海瑞昂然不跪，十分惊讶，便问随从这位长揖不跪的人是谁，随从答日：“此乃海教官。”这位官员便命随从暗中观察，想看一看海瑞见到按察使长官的态度。结果，按察使长官进门时，海瑞依然故我，保持长揖不跪的姿势。这位官员知道后，不禁吐舌叹服道：“今日之世竟有此等的教官!”海瑞的名声从此在四处传扬，不少过往的官员也都知道南平有一位“笔架博士”。

海瑞任教官长达4年，一直坚持自己刚直不阿的立场，实属难能可贵,而我们为之庆幸的是，海瑞的正直抗争固然引起了一些官员的非议与憎恶，但也赢得了不少士大夫的交口赞叹，后者认为如此刚直守道、不畏权势的教官,恐怕只有在古人之中寻找。因此，海瑞任教官4年，不畏权势,昂然犯颜，独守已道，他的行为不仅没有为自己招来罢官的厄运，而是声望渐起；不仅当地官员默认了他正直的行为，而且“守相台察以上，咸鉴涵之矣”。这不能不说是海瑞的幸运。他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以礼为教，其讲论道德以及经义治事，一一实事求是，不为俗学所染，是教职中最难得者。”因此，巡按、监司等官员纷纷上书举荐海瑞。于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升迁为浙江淳安县令。从受任南平教谕,到升迁淳安县令,这5年是海瑞仕宦生涯中最平坦顺利的5年，虽有波折，但无甚大碍，这无疑与其所任教职、不涉民事的实际情况有关。

就任淳安县令是海瑞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真正了解天下黎民疾苦与王朝政治利弊的开始。淳安县是浙江省境内的一个山区小县，地瘠而民贫，地方经济相当落后，作物只有茶、竹、杉、柏等，并无其他特产。崇岩叠嶂,百姓纷纷逃匿山林之中。山下田亩均为豪吏之家侵夺，贫穷之家常常吃不到粮食。其县又地处新安江下游水路要冲，官员舫船频繁过往，均须调用当地百姓为其迎送，大大增加了当地民众的各种负担。

海瑞初来乍到，阅览册籍，发现民户逃亡人数超过在册人名的一半。面对百姓生活痛苦之状,他不禁感慨万千。顿生恻隐之心。他决定以身作则，饭粝羹藿，保持极为简朴的生活。俸薪之外，分文不取。家僮随从均令出外樵采，公庭无事,吏员们也可业余从事工商，以补贴俸禄之不足。官署中有一块隙地，海瑞命老仆“树禾麦，艺蔬芥”，旦夕取以自给。海瑞刻厉守贫的作风在当时官场中是相当罕见的。有一年冬天,他去北京吏部办事,他的老上司朱镇山正在吏部任职，见到海瑞在隆冬之际仍服一袭破敝的单衣，不禁埋怨他道：“即便是守穷乐道，难道还不能制作一套官服吗?朝廷命官起码要有一点体面嘛。”海瑞这才赶制了一套黄石绢的官服穿上。海瑞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将县里各种钱粮制度编成一书，名为《淳安政事》，予以公布，使普通百姓对应该承担的赋役数额一目了然，从而避免了办事吏员的作弊。

淳安地处交通要道，来往官员路过之时，必以各种方式索要财物，当地官员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自然不敢得罪，便将这种人情钱都分摊给当地民户,弄得怨声载道。海瑞一反常规，均从自己收入中开支，有则送,无则已。有巡抚长官至，没有得到馈赠，便遣吏送信加以威胁。海瑞义无反顾道：“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猥亵之举耶?”一般外官进京，都要携带大量礼品，为交际高官打开宦途。当人们劝说海瑞也仿效而行时,海瑞反问道：“如果天下官均不向上司行贿，难道能都不升迁?如果天下官都向上行贿，难道能都不受黜?”

当时，徽州绩溪人胡宗宪任浙江总督，此人因平定浙西及擒获著名海盗汪直等人，战功赫赫，震动朝野，因而官进少保、兵部尚书，总制东南数省。面对这样一位大人物，海瑞也显示出了刚直不阿的性格。有一次,胡宗宪的家奴路过淳安，耀武扬威，大肆索要财物，海瑞严词加以拒绝,这些家奴回府后，到胡宗宪面前告状。幸好这位胡大人并非鼠肚鸡肠之辈,对海瑞的正直耿介早有耳闻,对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下属官员竟有一些敬佩之意,对于家奴所言只是一笑了之。有一次,他还诡秘地对手下官吏讲道：“昨天听说海令为其母做寿，买了2斤猪肉，真是不容易啊!”

不过,海瑞不可能不为自己的正直付出代价，因为睚眦必报的长官是随处可以遇到的。这里要讲的就是一位权倾一时的朝臣鄢懋卿。此人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他在大奸臣严嵩柄政时期,死心依附，得严嵩父子宠任,特命为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因而尽握天下利柄，权势显赫一时。所到之处，郡邑官员膝行匍伏,极尽讨好谄媚之态。鄢懋卿生性奢侈,得志之后除用巨额资财贿赂严嵩父子外,为满足一己之私利，利用权势肆意敲诈盘剥地方官吏。他以盐法都御史巡视州县,携其妻同行,特制五彩舆，命12位年轻女子舁之，道路之上观者如堵，无不惊骇。地方官迎送，为讨其欢心，更是奇招迭出，以至于以文锦覆被厕所，用白金文饰溺器。馈送钱物之人不远千里而来，络绎不绝。

海瑞闻知鄢懋卿将要路过本县时，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方式。鄢懋卿在出京之时,曾经故作姿态，预先通知沿线官吏道：“本官素性简朴，不喜承迎。沿途饮食供帐，都应俭朴为尚，毋得过为华侈，侵扰百姓。”而真实情况却是：“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供帐极华丽，就是溺器也用银制之具。”针对鄢氏这种虚伪的两面手法，海瑞在鄢氏未到淳安之前,即向其发出揭帖,声明“沿线官吏所为与鄢大人要求大相径庭,实为将百姓之苦怨归罪于鄢大人的错误之举，淳安百姓疲敝，本县令不知如何招待”云云。

鄢懋卿接到海瑞的揭帖后,心中不禁十分恼火,但素闻海瑞刚直之名，为避免尴尬的正面冲撞，鄢懋卿只得压住心中怒气,强作欢颜，命手下绕过严州境，改道而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淳安县的上司严州府知府一班人早已听到鄢懋卿一行要来的消息,在其将要到达的前一天,知府还特别强调下属部门盛情款待。根本没想到海瑞的一张揭帖竞把这位红得发紫的大人物给气跑了，严州知府闻讯后惊恐不已，料定鄢氏必要进行报复，自己及下属倒霉的日子就要到了。左思右想，结果一腔怨气都落到了海瑞的身上。这位知府把海瑞召到自己的衙门，拍打公案，破口大骂：“你海瑞是多大的官衔。竟敢如此轻狂，弄得我等与你一同遭殃。”海瑞只是端坐不语,丝毫不作辩解。待知府骂够了，海瑞才起身行礼告辞。海瑞这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态度弄得严州知府也无可奈何。

鄢懋卿回到北京后，即派其亲信御史袁淳前往淳安巡察，发誓要找茬除掉这位“海强项”。袁淳到达淳安后，海瑞虽知这位官员的巡察关系到自己的宦途,但绝不肯做卑躬屈膝之事。袁淳发现海瑞果然迎送不远，供应不隆，对他讲话的态度也较冷淡，不禁怒火中烧，讥讽道：“你即使想学知府的派头，恐怕还没有资格吧!”按明朝官制，官员任期满后，如无可指摘之处，即可升迁，当时吏部已准迁海瑞为浙江嘉兴府通判，为正六品官衔，而袁淳回京后，评价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守分”，结果升职一事搁浅,只能以原职改调。当海瑞前往北京听候任命之时。又多亏老上司朱衡正任吏部右侍郎，从中周旋。当时恰好江西兴国县缺少县令，海瑞被改派到兴国县。海瑞由此失去了一次来之不易的升迁机会。

明代官场上素有“命运低，得三西”之谚，“三西”是指山西、陕西和江西三省，其意是被派往这三处无油水可捞的穷地方做官，只能怨自己运道不佳。海瑞所到的兴国县，就是一个相当穷困的地方。他下车之始，正值兵荒马乱之余,户口稀少，百废待举。海瑞毫无怨言地又开始了救助黎民的行动。有了若干年的从政经验，海瑞到兴国后似有轻车熟路的感觉。他敏锐地发现当地居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种名目的征派太多，便向南赣都御史吴尧山上陈“八议”，即8项治理的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切中时弊，言人所不敢言。他又亲自监督清丈土地，铲除当地恶霸,解决土地纠纷。海瑞的一系列举措大都得到了南赣巡抚吴尧山的支持,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做了不少兴利除弊之事。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海瑞携二仆北上，授户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从此，海瑞开始在北京任职。当时在位的明世宗自15岁登基后,已在宝位上坐了四十多年。即位之后，面对明武宗留下的混乱局面，世宗求治之心甚锐，惩治奸佞，广施善政，天下忻然，出现了少有的太平景象。但是好景不长，这位世宗皇帝就闹出荒唐之事。其一，为“大礼之议”。他本人并非武宗之子，其父兴献王乃明宪宗之子。他即位后,一心想为生父弄一个光彩的名分。一些阿谀奉承的朝臣为满足世宗的要求,肆意改动皇帝世系,惹得众多大臣拼死抗争，世宗颇为恼怒地进行镇压，一大批官员被入狱，处死、流放数百人，一时震动天下。此事过后,庙堂之上敢与世宗对抗的极为罕见了。其二，是这位世宗皇帝特好方术,千方百计寻求长生不老之道，故而在皇宫内院日日斋醮，搞得乌烟瘴气。斋醮仪式上，需要“青词”，即写给天神的表章，一些无耻文人为讨世宗欢心，挖空心思，巧为制作，不少阁辅甚至因善此道而被称为“青词宰相”。虽然世宗专心于斋醮，但他素以刚愎自用著称，十分担心大权旁落，对内阁大臣疑心颇重，因而朝中大臣为争夺权力开始了复杂的斗争，先后担任首辅大臣的有杨廷和、费宏、杨一清、夏言等人,而世宗朝任期最长、影响最大的还要数严嵩。

严嵩以一意媚上而独擅大权，心计之奸猾一时罕有其匹，“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借世宗之手诛除异己。独揽大权后，贪污受贿，作威作福。不少正直的官员奋不顾身弹劾严嵩,结果大多惨遭毒手，最出名的是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揭发严嵩十大罪和五大奸,严嵩恼怒至极，命亲信处杨继盛绞杀之刑,而世宗并不同意,在狱中关了两年之后，严嵩竟将其名混入其他卷宗,瞒过世宗,终使杨继盛含冤就戮。以后徐阶得到世宗的信任。严嵩因年迈智昏,握权太久而使世宗极为厌恶,一些乖巧的大臣乐得“墙倒众人推”,终于扳倒了严嵩父子,徐阶继任首辅。这是海瑞入京前两年的事情。

严嵩的破败丝毫没有影响世宗对方术、祥瑞、斋醮的迷恋，深居西苑，乐此不疲。有一次，世宗竟提出让太子监国，自己专心修炼，满朝文武惊愕之余，谁也不敢提出异议，只有太仆卿杨最抗疏上谏,指责世宗春秋方壮，尊为人主，竟妄想升仙。正在兴头上的世宗勃然大怒,立即将杨最打下锦衣卫诏狱，重用杖刑，杨最还未等杖刑完毕就已一命归西了。世宗在位期间，并不乏忠言上谏之人,然而都落得极其悲惨的下场，因而再也无人敢批鳞揭短，犯颜强谏了。

这便是海瑞进京后面对的严酷现实，一贯以守道尽节为己任的海瑞不能坐视黑暗污浊的泛滥。他开始酝酿，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作一次搏击。他与翰林王弘诲交往甚密，一日论文对酒之余,忽取出20两银子交给王翰林道：“我死必以此葬我。”海瑞这位铁骨铮铮的伟男子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冒死上《治安疏》。

在这篇惊世骇俗、震动天下的奏疏中，海瑞淋漓尽致、酣畅透彻地揭露了世宗即位以来的种种过失，措词相当激烈。指责世宗“专意修炼，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事，导致法纪废弛；数年滥封侯爵，名器贬值；与皇子不相见，薄于父子之情。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薄于君臣之恩；乐西苑而不返,薄于夫妇之德。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这种一针见血的指摘恐怕是任何一位惟我独尊的帝王所无法忍受的,一向专断护短的明世宗更不例外。嘉靖皇帝阅毕,大怒不已,将奏疏扔在地下,对左右近侍道：“赶快将此人抓来,不要让他跑掉。”在旁的宦官黄锦却不慌不忙地说：“此人素有痴名,听说他在上疏之时，知道所奏定会触怒圣上，所以预先安排好后事，买好一口棺材，与妻子诀别，正在朝房待罪，手下僮仆已全部遣散,因而臣等料定他是不会逃跑的。”这平静的一席话竟然使恼怒已极的世宗惊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面对这样一位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直之士,他还能像处置杨最等人那样故伎重演吗?在群臣的众目睽睽之下,就是把海瑞抓来了,又能将他怎么样呢?况且海瑞之言句句是实,又如何反驳?想到这儿，他不得不又拿起海瑞的奏疏。

其实，海瑞奏疏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并非一味地“骂皇帝”。他首先对世宗皇帝有较多的肯定，如云：“陛下天质英断，睿识绝人，可以成为像尧、舜、禹那样的贤明君主，……即位初年，革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这些话自然是世宗所爱听的。其次，海瑞对天下臣子的阿谀媚上也进行了鞭挞,他明确指出，君王有过，正赖臣子匡救，而当时臣子争相媚上，例如世宗喜欢醮修，群臣相率进香；发现天桃天药，大臣相率表贺。皇帝想修建宫室，工部极力经营；皇帝命取香觅宝，户部立刻四处派出差役。可谓“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一正言焉”。“欺君之罪何如?”最后，海瑞对世宗的重新振作、翻然悔悟充满了希冀，如切盼世宗“一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也可使其臣洗雪数十年阿君之耻，……陛下何不为之?”可见，海瑞的论疏并不是片面的，而是相当全面合理的，既明确地披露了世宗政道之失，又批评了臣下的无耻媚上，同时对世宗的改正抱以厚望，这不能不说是海瑞《治安疏》的高明之处，《明实录》的著者们曾下按语道：“瑞疏言谠而意忠，非欲批逆鳞而沽直者。”故而世宗反复披阅后，也不得不在奏疏上批道：“这厮有比干之忠，只不过朕并不是暴虐无道的商纣王。”不过，愤怒难消的世宗还是把海瑞抓了起来。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世宗崩于内宫。其遗诏中有云：“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海瑞赖此方才重见天日。当监狱主事得知世宗驾崩的消息，估计海瑞定会重新起用，便设盛馔款待海瑞，而海瑞却以为这是他“最后的晚餐”,按惯例。第二天处死的犯人必于前一日饱享一顿酒饭。海瑞豪饮狂啖，兴致极好，主事不免奇怪问道：“先生今日何欢之甚?”海瑞坦然道：“欲作饱死鬼耳!”主事连忙说：“别误会，别误会，适才闻听宫中人云皇上驾崩，先生可见大用矣!”海瑞闻听此言，大为震惊，问道：“消息可靠吗?”主事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没想到海瑞非但没有半点喜色，反而扑倒在地，嚎啕大恸，刚刚入口的酒菜一并呕出，绝而复苏，终夜痛哭不止。

第七章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大概是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的传统士大夫所企盼的人生最高境界。“文死谏,武死战。”在以卫道士自命的海瑞看来。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也就是他敢于冒死强谏的思想基础。同样，也就在这一轰动全国的事件中，海瑞真正实现了他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一日而直声震天下，上及九重，下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也。”可以说,海瑞本人的道德追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这并不能为其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打开绿灯。

新即位的穆宗皇帝早就听说了这位“海刚峰”的大名,因而海瑞很快官复原职，天下官民拍手称快。不久，海瑞又升迁为大理寺右丞，官居正五品，开始了一段较为平静的仕宦生涯。先后历任两京左、右通政（正四品）等职。隆庆三年（1569年）夏天，海瑞又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到任之后，海瑞锐意兴革，整肃吏治，一切以黎民百姓的利益为重，力摧豪强，扶助贫弱。没想到由此掀起轩然大波，海瑞的抗争遭到失败,几乎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宦之路。

应该说，海瑞过于乐观，错误地估计了局势。海瑞曾在浙江淳安、江西兴国大力整顿吏治,使当地面貌为之一新。虽然由于抵制朝廷高官,遭到报复，但他兴利除弊的行动并没有受到过多的阻力。这两地均属偏僻穷苦之地，没有多少官僚士绅的势力，海瑞在当地的政治改革的影响相当有限。而应天十府的情况就大相径庭，应天巡抚的辖区有应天（今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等地，是当时明朝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大批闲居的官员麇居于此，号称“仕宦之渊薮”。海瑞的莅任本身就引起了当地士绅的惊慌。自忖有贪贿行为的官吏要求辞职或改到他处任职，原装有赭红色大门的豪强也连忙将门漆成黑色。名满天下的海瑞意气轩昂地“单车入官署”，“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

但海瑞没有认真分析应天当地的客观状况，却把他在淳安、兴国等地的施政经验照搬照抄，如他将《淳安政事》一书润色扩充为《督抚宪约》，宗旨仍然是“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海瑞的施政特征首先是“搏击豪强”,即专门跟称霸一方的豪绅之家作对。然而要在应天十府做到这一点,不啻于捅马蜂窝，引火烧身。当时有识之士就明确指出：“天下财货，皆聚于豪势之家。”应天一带正是官绅地主集团力量最集中的地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专有一节《明乡官虐民之害》，扼要地抨击了明代官绅横暴乡里、鱼肉细民的状况，这也就是应天一带情形的真实写照。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土地兼并的矛盾。豪强田连阡陌,弱者无立锥之地，丧失土地的农民被迫四处流亡。一州一县之内,流徙之民，常居其半。这种状况不仅导致朝廷的税赋不足，更激化了社会矛盾。面对如此敏感而棘手的难题，海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土地问题开刀，逼令侵夺民田的官绅之家退田。而当地占地最广的士绅之一竟是对海瑞有恩的退休首辅徐阶，产业之多，令人骇异，据说有田数十万亩。海瑞也一视同仁，责成徐阶退其田亩的半数以上。这使饱受势豪欺压的平民有了扬眉吐气、申诉冤屈的机会，却让徐阶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贫苦农民成群结队，沿街呼号，每日都有上千人在徐府门前示威哄闹。徐府家人无计可施，只得取来臭泥粪堆在院前，见有人闯入便用泥泼出。徐阶对海瑞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权臣，徐阶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的暗中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瑞的命运。

海瑞的另外一项重要改革，更是激起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反感，使一度众望所归的“海青天”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这就是“裁减邮传冗费”。驿路在中国古代交通运输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等人即特别重视驿路的建设，为公差人员的往来提供方便，并制定了较严格的规定：“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州县官吏不准参与驿递之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种种原因，这种制度已形同虚设。驿递经费的拮据促使来往官吏责成地方官提供所需夫马，地方官为交好路过的高官也主动地提供方便，而这种额外的费用都向境内的民户摊派。这自然增加了民户的负担，然而相沿已久，成为一种官场上尽人皆知之事。海瑞莅任后，迫切要减轻民众的疾苦，发现“过客之费，不减贪吏”，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更张，大幅度地削减来往官吏的招待费用，甚至细枝末节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如将鼓吹旌旗手由原来的8人改为1人，舆夫扛夫由24名改为4名。

海瑞的本意在于减轻平民的负担,缓和社会矛盾,无可厚非，但这种处理方式不免过于简单,大有“不近人情”之嫌。封建时代官吏升迁转调相当频繁，而且一般均携带家眷。在交通条件相当艰苦的年代，长距离的辗转奔波是非常不容易的,正如俗语云：“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而如何改善交通环境与设施,则是官府的重要责任。如果朝廷对此忽视不理,必将使这种交通运输矛盾更加突出，增加奔波中各级官吏的痛苦,明代驿站的演变正说明了这一点。驿递制度自洪武年间确立后，一直未作任何更订，至海瑞生活的年代,大约已有近200年的时间。原有的制度显然已大大过时,日趋腐败的明朝政府对此视而不见,各级地方官吏必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干预与调整，为来往官吏提供便利，很难一概归结为阿谀奉迎。海瑞对此缺乏认真的分析,闭口不谈朝廷对驿递制度弊端的责任,却简单地以“恢复祖制”为旗号，一味削减习以为常的官吏驿站待遇，使过往的官吏陷于无人理睬的境地，扛夫与驿马不足，只得自己掏钱另外雇请,可谓苦不堪言。有的官吏甚至干脆绕道而行，离开海瑞的辖区。应天十府的各级官吏怨声嗷嗷,对海瑞的这种更张均持反对态度。“众怒难犯”，在官官相护的封建官场上更是如此,空前的孤立使海瑞在遭到弹劾与攻击时，再也没有人肯站出来替他鸣不平了。

在海瑞就任应天巡抚仅仅半年之时，舒化、戴凤翔等人就连续上疏弹劾海瑞。对此，虽然海瑞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但回天乏术,终于使自己丧失了继续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舒化在奏疏中指出海瑞“迂滞不谙事体”，特别指出他在驿递制度上的举措“以难过客。恐非人情”，建议授海瑞以南京闲职。舒化的弹劾并没有使隆庆皇帝动心,仍然对海瑞优奖有加。但戴凤翔的长篇奏疏接踵而来，此疏对海瑞的大多数举措进行了抨击，指责海瑞“包庇奸民，鱼肉缙绅，怙民乱政”等等。看到如此严重的后果，隆庆皇帝对海瑞的举措不免产生了怀疑,首辅高拱等人也责怪海瑞“更张太骤”、“颇拂人情”。海瑞愤然上疏进行申辩，却被给事中指责为对言官“丑诋孟浪”、“尚气凌人”。在这一片反对声中，海瑞被命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虽然当地百姓听说海瑞将离任,“号泣载道”，但绝大部分官绅们则额手称庆，相互道喜。

就在海瑞将要赴新职之时，首辅高拱又乘机倾轧，裁革南京粮储都御史之职。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报复，刚直的海瑞愤愤不平，毅然上疏告病还乡。在此疏中，海瑞对当时官场的庸暗状况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抨击，并辛辣地指斥：“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显然过激的言词更激起了高拱等人的强烈反感,也使海瑞成为众矢之的,在朝中无立足之地，穆宗即命海瑞归乡听候调用。

明穆宗在位仅6年，在其去世后，神宗登基。神宗即位时年仅10岁，朝中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张居正手中。张居正是有明一代大事更张的改革家,整顿吏治，修饬边防，颇见成效，尤其是大规模推行“一条鞭”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与海瑞兴利除弊的主张颇有相通之处。在张居正专政期间，虽有一些朝臣举荐海瑞，但张居正不予理睬，使海瑞有长达十余年的赋闲生涯。

海瑞家居达16年，他杜门耽于图史，书斋之中列四五书橱，并无其他物玩。斋西有一小块菜圃，命书童种植蔬菜，庭院之中，有十几株铁树,颇为可观。海瑞保持着十分简朴的生活，蔬饭杯茗，不治酒肴，却以有限的银两资助贫困的亲属，热衷于提携后进，或亲自为之讲论，侃侃不倦，大有萧然物外、悠悠自得之趣。在沸沸扬扬的“夺情”事件中，有人在上疏中借助海瑞的声名，引起张居正的不满，派遣巡按御史深入海南岛窥探海瑞的动向。可深山闲居的海瑞对朝中之事一概不知,甚至不晓得张居正父亲之丧。四壁萧然的情形令这位御史叹息不已，对海瑞待客的“鸡黍（黄米饭）”更觉无法下咽。他将这些情况向张居正作了汇报，张居正这才放下心来，但深知海瑞峭直的禀性,至死也无召用海瑞之意。

张居正卒于万历十年（1582年），吏部开始起用一些被张居正贬抑的官员，海瑞也在其中。万历十二年（1584年）底，海瑞终于得到了朝廷的召请，海瑞以为“千载一时之会也”，不顾71岁的高龄，欣然北上，于翌年就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在当时享有崇高的威望，初到南京之时，当地百姓夹道相迎,附近穷乡僻壤都在交口相庆“海都堂”的来临。

万历十四年（1586年），73岁的海瑞上书恳请致仕（退休），兼论时事。他指出张居正在乾纲独断之时，整顿之举收效不大，其原因在于刑罚太轻。由于海瑞在上疏中明确指出当时“无一衙门无有”的贪污腐败现象，引起了一些官员的仇恨，借口海瑞倡言酷刑，请皇帝予以斥责。万历皇帝虽然看到海瑞奏疏“词多迂戆”，但想借助海瑞的名望，不仅特加优容，还对弹劾的官员进行了处罚。不仅如此，万历皇帝还想将海瑞调入北京委以重任,但是当朝首辅大臣对海瑞存有极大的戒心,暗中阻挠,神宗也无可奈何,只是将海瑞擢为南京右都御史。

年迈的海瑞莅任新职后,并没有因前车之鉴而畏首畏尾，依然全身心地致力于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他每下一令，简明扼要，切中时弊，南京百姓街谈巷议，很快耳熟能详。而当地官员“自大僚至丞郎，无不凛凛奉法”，不敢以片纸擅取市中粮物，不敢相聚饮为大宴乐,这可苦了南京一帮原本放任无羁的官吏。很快，海瑞又受到了御史房寰的弹劾，疏中所云反映了许吐司绅的怨恨之情。房寰指出：“海瑞莅官后一无善状，一言一动无不为士论所嗤笑。”内阁大臣们感到海瑞的主张“颇不协于公论”，但鉴于海瑞道德楷模的风范,特命照旧供职。在京办事的几位年轻进士出于对海瑞的爱戴,联合上疏为海瑞鸣不平。当朝首辅却以“出位言事”为由，对他们做出“革去冠带，退回原籍”的惩罚，由此更可以看出最高决策层对海瑞明扬实抑的态度。

年逾古稀的海瑞也确实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以年高体衰为由先后7次上疏乞求告老还乡,而万历皇帝再三挽留，执意不允。在最后一次以疾乞休的上疏后不到一个月，海瑞卒于官舍。同乡苏民怀检点其行囊,竹笼之中仅有俸银8两、葛巾一端、旧衣数件。见此情形，各位士大夫无不潸然泣下,难以自已。据说海瑞的去世在南京掀起了哀痛的浪潮。在其棺椁还乡之日，悼念活动达到高潮。“男女老幼提携香炉，夹道呼号‘海爷爷’之名，齐声号泣，如丧考妣。”当丧船行进在长江之上时，身穿白衣冠、为海瑞送殡者夹立于两岸，长达百余里。

海瑞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开始走向衰落的历史转折时期，明初制定的各种法令、条例已经逐渐丧失了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力与约束力。时过境迁,封建政府本应依据新形势的需要，对原有的制度进行调整与更订。但在崇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社会里，官方正式的更改显然不太可能,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应运而生，相沿既久，约定成俗。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能说完全是贪官污吏出于私利的创设。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成文之法形同虚设，毕竟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更为政治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种“国俗民风，日就颓弊”的状况下，清官海瑞出现了。海瑞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熏陶，刚直耿介的禀性使他将儒家的种种信条奉为行动之圭臬，处处循规蹈矩。作为忠直的重要体现，他将200年前朱元璋订立的各种制度作为自己施政的蓝图，以挽救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如在驿递制度上的举措，虽然以减轻百姓负担为宗旨，却得到“仇视过客、不近人情”的评价。可以说,海瑞的一些重要改革犯有方向性的错误,即“开复古之门路”，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一位封建官员的历史局限性。

海瑞的施政措施表面上看处处搏击豪强，佑护平民，博得“爱民如子”的美誉,但海瑞遭受排挤与打击，依然属于官僚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作为一位出身于中下阶层的官员，海瑞更能体会各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他力图通过压制豪强势力的方式,来缓和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达到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但是这种尝试仍然得不到官绅集团的理解与支持。如他强调在应天实行的种种改革举措,正是“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他巡历松江之时，就接到数万平民控告官绅攘夺田产的诉状。当地官绅拥有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为全国所罕见。也就是说,松江府一带由土地兼并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为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海瑞才接受平民的诉讼，要求官绅退田。如他明确表示，力劝徐阶退田,也正是“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否则，“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然而，海瑞的这种努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证明在封建王朝日趋衰落之时,官僚集团已缺乏自我约束及调整的能力。海瑞虽有“欲以身为障,回既倒之狂澜”的抱负，却被人讥为“志大才疏”、“不可一日居地方”。在“四面楚歌”之中，孤掌难鸣的海瑞只得怏怏告归，感叹“这等世界，做得什么事业”。

最精确地概括海瑞一生的评语，就是当时王凤洲所云：“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海瑞确实是一丝不苟地做到了,因而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道德楷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刻苦自励、纯洁无瑕的品性令人无可挑剔。但由此产生的效应却让海瑞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因为他刚直廉洁的风范，使整个官僚阶层自惭形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行动限制。就连万历皇帝也对他有“强项不能谐时”的评价,也就是说，海瑞这种忠介刚直的品德与时代潮流并不吻合,不可能成为全体官僚仿效的对象。但海瑞本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世宗朝的冒死上谏，使海瑞道德追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更使海瑞坚信道德的力量，并将道德与世俗人情加以对立。他固执地认为每个封建官僚都应是正人君子般的道德师表，否则就有贪官污吏的嫌疑。我们在海瑞的诸多施政方案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特征：显然这是极不现实的，这也是导致海瑞宦途坎坷、一生多蹇的关键因素。海瑞最后在绝望失意中死去,他感到了仅凭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王朝日益深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如四处崩溃的千里长堤、汹涌而至的狂澜，将海瑞这“傲霜雪的劲草”（李贽之喻）很快淹没无遗，这也是海瑞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明代海防与海禁“片板不许入海”的海禁政策非但没有阻止倭寇的侵扰，反而断绝了沿海居民的生路。我们不该简单沉醉于抗倭战争的胜利之中,因为许多“倭寇”不过是被迫“下海”的大明王朝的子民。

海雾晓开合，海风春复寒。

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

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

明朝晴更好，飞翠泼征鞍。

观此五言律诗，辞旨清丽，构意精巧，意气昂扬，反映出作者不凡的才情与文学造诣。叹赏之余，谁也难以想象，此诗的作者竟是一个明朝历史上令人谈之色变的“倭寇”。生活在杭州湾畔的海宁人采九德曾亲身经历过一场所谓“倭寇”劫掠，这一群“倭寇”不过四十余人，其中一位临走之时，诗兴大发，在影壁上题下了这篇诗文。采九德在所著《倭变事略》中照录此诗后，感慨系之：“观此四十余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很显然，即使是日本国内的汉学方家恐怕也难以挥洒出如此高妙的诗文，况且这种日本高级文化人并不多见，因此,这篇诗文的作者定为中国饱读诗书又怀才不遇的文士。采九德的怀疑确为我们了解明代“倭寇”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有明一代，甚嚣尘上的“倭患”问题让朝野上下伤透了脑筋,而所谓“倭寇”是否为纯粹的日本国人，颇难一概而论。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地理知识的丰富与航海技术的提高，彼此间的往来开始变得愈来愈便捷。秦汉时期,日本诸国前往中国一般循朝鲜半岛北上，路途相当遥远，“渡三海，历七国，凡一万二千里”。但从六朝以后，日本人到中国多从南道浮海而来。如北宋雍熙年间，一位日本僧人由海路到中国后，曾上表陈述其旅途：“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重之山岳易过。”信风的帮助可以使漫长的航路变得轻而易举。同时，从中国到日本，也相当便捷,他当时是从浙江台州离开的，“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而日本群岛呈南北纵向分布，南部诸岛屿与中国闽、浙沿海地区的交通显然更是快捷。

日本至中国南路航线的开通,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为两国民间交往与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民间的交往受到相当严重的制约。应当指出的是,海上航路的便利也给中央王朝的海防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长期以来日本群岛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南部诸岛的武士与商人开始进入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及烧杀抢掠等海盗活动。日本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称为“倭国”，因而中国朝野便将入侵骚扰沿海的日本海盗称为“倭寇”。中国海岸线漫长,沿海抗拒官府的绿林人士也大多以海上诸岛为根据地,内外势力极易联手,共同向中央王朝的边区发动剽掠。这种严重的态势在明朝初年就已显露无遗。

元朝末年，江苏泰州人张士诚、浙江台州人方国珍分别在当地起兵反元。张士诚占领高邮等地后，控制了作为元朝南北交通枢纽的大运河。同时，方国珍起义军夺取了元朝运粮船只，以浙江沿海为根据地，阻断了元朝漕粮北运的海路。这两支义军中有不少是熟悉水路、精于海战的渔家子弟。元朝政府为恢复东南漕运与海运之路，用高官厚禄诱降张士诚与方国珍,但他们往往屡降屡叛,依旧各自占据着自己原有的地盘。如张士诚全盛之时的辖地就“南抵绍兴，北越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东南沿海重镇如宁波、绍兴、杭州、苏州等地，均在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内。方国珍的地盘，则主要限于浙江庆元、台州、温州三路。后来，在朱元璋军队的进攻下，张、方两个割据政权先后败亡，但其残部大多逃亡海上,成为出没无常的海盗。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负固海岛”、行劫江湖的中国海盗与日本倭寇勾结起来，并为之向导，联合向明朝沿海地区频频进犯，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海患”。他们所到之处，焚烧民舍，掳掠财物，北起辽东半岛、山东，南到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明朝初年“倭患”的出现还有一些客观背景。14世纪初，日本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各据一方，为争夺土地与人口互相攻伐，战乱迭起。在争战中失利的封建主及其武士们组织起来，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一有时机便大肆杀掠。元末明初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更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因此，在从辽东半岛到广东、海南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可见，当时“海患”的性质较为单纯,主要有两股势力涉及其中，一是败亡海上与官府对抗的绿林人士，即“岛寇”；一是日本方面的武装走私者。

为解决这种海盗性质的“倭患”问题，朱元璋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他在以重兵武力镇压的同时，派遣使者照会日本国王敦促其制止这种侵扰行径。但日本执政者答辞简漫，毫无诚意，这使朱元璋十分不满。不过，鉴于元朝进攻日本严重受挫的历史教训，明太祖采取了克制与忍让的态度，力求从本朝内部解决问题。为断绝中外海盗的耳目与内应，他下令禁止滨海居民私自出海，并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大量招纳原张士诚、方国珍部下军士及濒海的船户、岛人、渔丁为兵，自淮、浙至闽、广，共计十余万人。这可以说是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之始。这种政策虽然断绝了无数渔民的生活来源，但由于大量渔民被籍入伍，事实上由国家供养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由海禁造成的严重矛盾。

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事发，据供称，日本幕府与之有勾结。日本贡使伏兵于贡船，并将火药兵器藏于入贡的巨烛之中,等进宫朝见时，内外一齐动手。事情败露后，朱元璋无比气愤,立马断绝了与日本官方的关系，开始着手在沿海建设大规模的防务工事。洪武十七年（1384年），汤和等筑山东、江南、江北，浙东、浙西海上59城,以备倭为名，设置行都司。二十年（1387年），周德兴往福建福、兴、漳、泉四郡，筑海上16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这种海防建设称得上是朱元璋的创举，对于保障中央王朝海疆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明朝政府还增置沿海卫所，添造多橹快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辽东至广东沿海共有五十多卫,拥有士兵二十余万，而且防御设施相当完备。如每卫有5个千户所，备有战船50艘，每船旗军50名。也正是由于拥有了强大的海防力量，才使洪武一朝的“海患”得到有效遏制,未酿成大患。

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命太监郑和等率舟师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为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物产丰饶”与“噱慨大度”,郑和携带大量中国珍奇特产，遍行赏赐。海上诸国对中国的珍宝财物极为艳羡，因而千方百计向明朝官府靠拢。日本国首先遣使致意,表示愿意“归附”，并提出“入贡”的要求。当然，这种“归附”与“入贡”只不过是一种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与日本两国间有某种归属关系。在中国封建时代,外国人到中国的所谓“入贡”，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经济交换关系,即“贡”少“赏”多。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君主往往随心所欲，大行“赏赐”。这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外邦人士前来。出于前车之鉴，明成祖朱棣自然对日本充满戒心，规定日本10年“入贡”一次，并限制每次人员200名，“贡船”二艘。醉心于中国财物的日本国人自然不满于“十年一贡”的强行限制，他们结伙而来，进入明朝境内，遇到官兵诘问，就以“入贡使者”应对。每当碰到这种“贡不如期”的情况，各级官员往往“俯顺夷情”，以“下不为例”不了了之。但这些“入贡使者”每每趁明朝守军不备之时，大肆杀掠居民,满载而归。

在这些伪装的“入贡使者”之外，为数众多的日本海盗直接使用武力对明朝沿海地区进行杀掠，为此，明朝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抵御，给肆虐的倭寇以沉重的打击。当时最辉煌的战役即刘江指挥的辽东望海埚之战，生擒数百，斩首千余，使来犯的倭寇无一逃脱。这一胜利力挫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倭寇不敢再组织较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可以说，到永乐年间,随着中日关系的密切，“倭患”问题也变得日趋复杂。

正统、弘治年间，沿海倭寇入侵屡禁不止。为此，明英宗特下诏沿海地区全力备倭，遣重兵防守要地，增筑城堡，严把关口，派兵分番驻屯海边咽喉之地。严阵以待的明朝海防大大减少了倭寇偷袭的机会，使附近居民得到较大的安全感。可以说，从明初到弘治时期，沿海“倭患”问题的性质较为单纯,中日两国的关系在表面上还维持着“朝贡”往来，即使在朱元璋与日本绝交之时，沿海3个市舶司并没有废止，也就是说中日仍然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贸易关系。及至世宗嘉靖年间，中日贸易关系及“倭患”问题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5世纪末，日本诸岛又陷入诸侯割据的混乱之中，各大封建主都力争向中国的所谓“入贡”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按规定，入贡须按先后顺序，由市舶司验货及招待。宗设早到一步，照例应先予接待。可是宋素卿是一位迁居日本的宁波人,熟悉明朝官场交接之道，他通过贿赂主管太监，让后者先行查验货物,而且款待规格远在宗设之上。宗设大为不满，凭借其人多势众，咆哮公堂,追杀瑞佐及其随从，并向明朝守军发起攻击。他们大肆掳掠宁波及周围地区,如入无人之境。备倭都指挥刘锦等人惨遭杀害。这一事件一时震动了朝野上下。

一小股入贡使竟然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这显然与明代中期海防力量废弛有着直接的联系。据记载,时至嘉靖年间，由朱元璋及朱棣等苦心经营的海防工事废坏已相当严重，战船、哨船“十不存一”，备倭卫所的士兵数量锐减,仅为原来的4／10,这使得明朝军队在气焰嚣张的倭寇面前束手无策。当时，内阁首辅夏言等人闭口不谈海防问题，而将这件倭人侵扰事件简单归咎于市舶司的存在，认为“倭患起于市舶”，建议罢置市舶司。明世宗以为言之有理，遂于当年罢省沿海市舶司。这一举措可以说是明朝海禁政策最极端的表现。事实证明，这种极端的海禁政策是导致明朝中叶沿海“倭患”日益严重的最主要原因。

从根本上讲，“倭患”问题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物产的贸易需求。明代社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日本方面对中国许多商品需求量很大。胡宗宪《筹海图编》中专有《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棉、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瓷器、漆器、女人脂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特别需要中国药材。同时，中国士民对日本商品也有浓厚的兴趣。如日本所产倭刀以其锋利精巧备受称道，成为官绅士民争相求购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饰物等，也颇受明朝百姓的欢迎。

起初，朱元璋虽与日本官府绝交，但仍保持着官方贸易,市舶司就是明朝政府专管海外贸易的正式机构。市舶司原设于江苏太仓黄家渡，后以地近南京，改设于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广东广州三地。市舶司在禁止海上走私、抑止奸商牟取暴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使明官府调节有无，增加收入，节省海防建设的开支，达到了“利权在上”的目的,控制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日本使者到中国“进贡”之时，除正常的官方贸易外,还可以进行私人交易。明朝政府规定：日本官方贡物由朝廷收管，而使者自行携带的物品则可以自由处理,官方可以出价收购，日本人对官方收购不满意者,可自行上市交易,因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日本入贡使者实际上是一个特殊形式的贸易团体,也正因为有利可图，才会发生争相“入贡”的骚乱。

明朝官府本应正视与鼓励这种双方均获益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加强海防，以保证万里海疆的安全。然而，首辅夏言等人敷衍塞责，将“倭患”起因完全归咎于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司，轻率地予以关闭。这种简单而愚蠢的做法不但不能遏制中日之间的贸易联系，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从此,公开的交易转为暗中的走私，断绝了官方的大批收入,使奸商从中牟取暴利。并由这种私下交易引起的争端，酿成更为严重的“倭患”。

在与日本人长期交往的过程中,沿海地区的富商大贾也认识到对外贸易的丰厚利润,“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不少沿海豪民建造巨型船舶,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法不能止”。同时,明代中叶，政治腐败，贿赂公行，土地兼并严重，不少生活困苦的贫民迫于生计,纷纷入海求生，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绅及穷困潦倒的秀才也混迹其中。时间一长，几种势力联合起来就形成了较为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这种走私集团必须以沿海的富商大姓为依托，帮助他们囤积及销售货物。市舶司存在之时，民间的私市相当盛行，走私货物得以较顺利地运销，彼此均有利可图。与“入贡”的日本人各行其道，这种武装走私集团并没有对沿海地区的安全构成多大的威胁。市舶司被严令全部罢撤后，中日贸易渠道严重受阻，这成为明中叶“倭患”的导火线。首先是携来货物的日本国人,他们只好将所带货物赊卖给当地的商人。但明朝本有禁止私人与番人交易的律令,市舶司撤消后，这种禁令更加严格。商人在无法迅速销售的情况下，只得拖欠货款不偿，“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在日人催逼之时，只好避债而逃。日人在无可奈何之余,只得求助于当地的官绅之家，而官绅之家拖欠货款更甚于商家，日人为索钱款,久困于海岛之上，饥馑难耐，便登陆进行劫掠。

与日人境遇相仿，中国原来的民间走私集团也陷入了困境。《明实录》有一段记载，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据载，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当时沿海走私集团最著名的头目为王直与徐海等，他们货物交易的中转站为余姚谢氏。明朝罢除市舶司后，谢氏借口“倭货”难于出手，随意贬抑货值，并拖欠了不少钱款。日积月累，王直、徐海等人逼索不已，谢氏又无力偿还，万般无奈之余，便恫吓道：“如再相逼,我将向官府告发。”王直等人自然不甘心财货两空，便伺机报复。他们纠合同伙，包括与其熟识的日人,趁深夜冲人谢宅，纵火焚烧,杀死男女数人，将其家私劫掠一空而去。地方官员闻讯后，为推诿罪责，向上司宣称倭贼入寇。王直、徐海等人也利用明朝官员及士民对倭寇的畏惧心理，所至之处,动辄以“倭寇”为旗号，其实内部真正的日本人寥寥无几。显然，这些“中国倭寇”的出现，使明代的“倭患”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复杂,这同样也是明朝全面海禁带来的恶果。

上述几股势力联合起来,形成了声势惊人的“倭寇”集团。一时间，浙江、福建沿海地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尤其是富商、权官与之里应外合,使原来从事走私贸易之人变成明火执仗的强盗。横遭攻掠的城邑不计其数，被掠公私财物更是难以估量。浙东、福建沿海严重的“倭患”惊动了明朝最高执政者，朱纨受命任浙江巡抚，兼摄福、兴、漳、泉诸州府军事。朱纨虽然是一位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的正直官员，但他对当时“倭患”起因的认识却很不全面。他片面地认为,沿海巨商权官的帮助与接应，是“倭寇”四处横行的症结所在,因而下令禁海，不仅严禁渔民下海，就是海边带有双桅之船也全部焚毁，违者处斩。他宣称：“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为此，朱纨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将抓获的通番奸细数十人斩首示众，同时上报了有通倭嫌疑的数码权官的姓名，请示上司予以惩戒。

朱纨的举措在沿海地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为自己招来了灾祸。当时,在有名的通商口岸如浙江宁波、定海，福建漳州等，为谋取厚利。权官之家大都参与走私贸易,因而均可称为“通番”的巢穴。他们对朱纨的揭露与严厉措施恨之入骨，自然不会束手待毙。这些人通过种种关系。令朝中人士弹劾朱纨等人擅权专杀。世宗偏听偏信，很快罢免了朱纨的官职，并派人进行审查。没想到，审查的结果竟与朝官的弹劾如出一辙，朱纨愤而自杀。“倭患”的出现使明朝官府内部相互倾轧的丑恶暴露无遗。

朱纨死后，浙江巡按御史董威等人请求放宽海禁，得到朝廷的批准，但这种措施并没有达到有效遏制“倭患”的目的，因为走私集团通过武力较量，看到了嘉靖朝野畏惧“倭寇”的心理，尝到了四处杀掠的甜头,进而演变成了专门从事掳掠的职业海盗。明朝海防工事年久失修，兵士缺乏训练，毫无斗志，遇敌则溃，这种情形更使“倭寇”得意忘形,无所顾忌。明朝虽派出重臣前往戡乱，但只是处于被动守御的状态,无力主动出击，而“倭寇”之船却联翩海上，四处流动作战，故而能避实就虚，出奇制胜，使官军防不胜防，疲于应付。明军四处追剿，结果导致“倭患”的四处蔓延。工部侍郎赵文华在倭寇猖獗的情况下，甚至荒谬地提出祷祀东海之神,以镇抑海患。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只能加重沿海官民的困扰，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横行的倭寇又在杭州城外上演了“流血成川”的惨剧。

赋闲在家的杭州籍官员张濂在痛定之余，上言时事。他说：“下臣本是杭州人氏,在家闲居五年，颇知海寇始末。开始因为海禁特严，导致倭寇猖獗。而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因循苟且，玩忽职守，养虎贻患。”为此，他提出了三项对策：“一日重军法之严以振积弱之气；二日招民兵以收必胜之功；三曰复海市以散从贼之党。”张濂就第三项对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夫海市乃传统旧制,原非本朝创设,如果濒海之军卫坚固依旧，市舶司也无害民之处。只因武备日弛，难以应变，而海禁渐严，倭人乏食，这才是海寇猖獗的真正原因。如果军民训练有素,严阵以待，倭寇掳掠则有性命之忧,必转而从事货物交易。然后渐开海市,不仅可使倭党自行溃散，也可使濒海之贫民假此为生,不萌参与寇盗之意。”

张濂所言道出了明代中叶“倭患”猖獗的原因所在,提出的应对措施如在大力加强海防建设的同时，恢复海市以疏散从寇的平民等,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惜，他的上书并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单纯的武力镇压仍旧在进行，而由此引发了更为严重而复杂的混乱,其危害甚至超过了“倭患”本身。如赵文华奉命祷祀海神，并督察沿海军务。他到浙江后，与总督张经发生摩擦,于是暗中连疏弹劾。张经虽取得王江泾大捷，但仍被逮至京师，下诏狱处死。胡宗宪继任总督后，采取剿抚并举的策略，曾派人前往倭砦谈判。结果。“倭寇”方面提出“重开贡市”的要求，胡宗宪据实向朝廷反映，因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对而未果。

胡宗宪虽先后诱杀“倭寇”头目徐海、王直,但引起了其同党的疯狂报复。同时，明朝政府徵调全国各省之兵参与平乱，江、浙、闽、广各省加派粮饷，当地士民苦不堪言。外省之兵往往临阵畏避，却勇劫民财。沿海居民怨声载道，不堪敲剥凌虐的百姓纷纷投入“倭寇”的行列。据载：“自后，闽、浙、江、粤之人，皆从倭奴（即日本国人），然大抵多华人，倭奴仅十一二。”而这些从倭的华人一般被称为“奸民”。福州长乐人谢杰在其所著《虔台倭纂》中对这种“奸民”的活动作过细致的描述，他说：倭寇对于闾阎人家的贫富和衙门府库的虚实，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必有内线为之耳目。倭寇进犯之时，“千人四布，无一人知，鸣号而起，须臾毕集”，声东击西，处处得手，定有窝藏指示之人，这些人无疑就是“我之奸民”。另据明人万表《海寇议前》记载，当时“倭寇”甚至受到一些平民百姓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如“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铳，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 ；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这些沿海居民对所谓“海贼”的支持与欢迎，在于交结“海贼”可获厚利。由此可见，这些所谓“倭寇”在与明朝官军武力对抗之时,依然从事着贸易活动，并非一味烧杀抢掠。只是在明朝严格的海禁政策下，这种贸易属于非法的范畴,原来的商人便转化为官军围剿的“海盗”或“倭寇”，显然，这种“商”与“盗”之间的转化，其关键就在于明朝政府是否实行海禁。当时有识之士明确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化为商，市禁则商转化为盗。”这些所谓的“海盗”打出“倭寇”的旗号,正是为了与明朝官府进行对抗,以保护自己的贸易活动，即“商人转化为强盗，只有成为强盗才能继续经商”。

明朝历代皇帝对海禁的态度虽不尽相同,但从其执法的主要依据——《大明律》的条文来看，大明王朝全面实行海禁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另外，《大明律》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大船，而没有这种船只，是不可能出海的，私自携带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并枭首示众。甚至帮助与交结这种违禁海商的平民也要充军发配。也就是说，根据《大明律》的规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违法的，更不用说与外番交易了。而那些私自下海与倭人交易者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他们都是明朝官军可以逮捕法办的重罪犯。为了继续自己的贸易活动，他们只有铤而走险，武力抵抗。

然而客观贸易需求是无法遏制的，丰厚的交易利润充满了无限的诱惑,严峻的海禁更使中外贸易有利可图。当时人形象地描述道：“片板不许入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如嘉靖问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指出：“海上之国，方圆千里以上者多至不知其数。无中国绫锦丝棉之物则不可以为国。海禁愈严，中国货物价值愈厚，而奔趋贸易者愈众。私通不行，则伴以攘夺。”可见，这些海盗抢掠之物也并非仅为自己享用。而是有着明确的商业目的，这恐怕是与一般强盗大不相同之处。据郑晓所著《吾学编》的记载，当时所谓“倭寇”成分相当复杂：“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等等，其中不乏落魄的文士书生，因而能即兴留下采九德看到的那样的精彩诗篇,由此可见,明代所谓“倭寇”大都为中国沿海的武装走私集团，真正的日本人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我们发现,沿海“倭患”在明朝官府的镇压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非但没有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反而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据谢杰所云：“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也就是说,原来从事贸易的平民,今天成为海盗的向导：原来与海商往来的百姓,今天成为接应的奸细,在全面海禁的情况下,沿海居民似乎都变为强盗了，福建、浙江、广东等地都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明人王世贞还毫不夸张地讲道：“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这种“全民皆寇”现象的出现,自然不能归咎于沿海居民，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反映了相当精辟的经济思想，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要与当地自然条件相吻合。明朝时就有这样一种说法：“海者，闽人之田”，即福建沿海居民将大海视为衣食之源。这其实带有相当大的代表性，“滨海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以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沿海地区的土壤土质不适合农业生产,百姓只有向海洋进军，靠海洋图生存。海洋不仅有通往四方的航路,更拥有各种资源。明朝官府的海禁政策完全不顾沿海人民的死活,断绝了当地居民的生路，无怪乎人们纷纷向“倭寇”靠拢。如谭纶所指出的那样：“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同样，沉重的赋役负担与贪暴的官吏压迫也是使沿海居民“从倭”的推动力。有识之士指出：“海滨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穷，沃尓沃之所侵，债负之所折，怨入骨髓。”种种因素都把大批平民推到了“下海”的这条路上。

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又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提供了大量可供交易的商品,也极大地培养了当地人民的商品意识。王直、徐海等著名的“倭寇”头目都是商人出身，他们都是看到海上贸易有利可图，才转而从事违禁交易的，从这一点上讲,明代“倭寇”属于较典型的商人型强盗。

明朝中期的沿海“倭寇”在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的围追堵截下，逐渐平息下来。与此同时，在一些官员的倡议下,明朝不得不放宽海禁,这种明智的措施使长期军事行动难以压制的局面迅速稳定下来,这甚至使一些官员也感到吃惊,从而更明确地认识到“市通则寇转化为商”的道理。海防力量的增强以及海禁的放宽,是从根本上解决“倭患”问题的两个必要条件，两者不应相互抵触，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强大的海防力量是保证自身安全及发展对外贸易的保障,而畅通的对外贸易又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遗憾的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往往出于狭隘的皇权意识，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古代社会同样存在着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及开发丰富海洋资源的现实需要与可能性,而官僚统治集团不仅不给予积极支持,反而拼命镇压，视之为洪水勐兽。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将自己地位的巩固看做是最重要之事，而不会设身处地地为普通百姓的生存着想，他们只要求天下士民百依百顺地接受管制，而绝不会着眼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封建专制制度是阻碍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以及海洋资源开发的最主要的绊脚石。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习惯认为中国为天下四海之中心，周围“四夷”不过是不堪人居的蛮荒之地，根本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础。中国作为“天朝大国”，无奇不有，无所不包，也就不存在开展中外贸易的必要。无所不有的“天朝”根本不需要与外国通商贸易，只是为了让外国人有日用必需品，才特开“皇恩”。这种妄自尊大其实就是一种对世界时势毫无所知的愚昧，而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闭塞与愚昧，将中国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从而丧失了发展机遇。直到携带洋枪洋炮的西方近代殖民者毫不客气地砸开中国的大门，衰弱落伍的“老大帝国”只好接受任人宰割的命运。中国近代史的惨痛与屈辱，恐怕远非明代“倭患”所能比拟，而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却是无法忽视的。张居正改革评价一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作为政治家，工于权术的张居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暮年的大明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作为一个官僚，张居正为自己特制了33人才能抬起的豪华坐轿……

第八章

万历初年某日，明神宗诵读《论语》。他误将“色勃如也”的“勃”字读作“背”，在一旁授课的张居正便厉声训斥道：“应当读‘勃’!”神宗吓了一跳,周围的人也都大惊失色。

明神宗即位之初,还是个10岁幼龄的童子，日常生活起居均由太监冯保负责料理。年幼的皇帝偶尔不受约束，冯保就告诉慈圣太后。慈圣太后于严加管束之余,常常吓唬小皇帝说：“倘若让张先生知道了，该如何是好?”“张先生”也就是张居正,小皇帝对之敬若神明，毕恭毕敬地尊称他为“太师张太岳先生”。

这位被称作“太岳相公（先生）”的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广江陵人（今属湖北），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

张居正少年得志,12岁进学成了秀才，16岁中举，23岁就以二甲进士及第的身份,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便步入宦途。在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张居正一向注意观察和思考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难题，悉心探究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他曾于隆庆二年（1568年），向明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试图厘革嘉靖以来的种种弊端。张居正提出的改革主张主要有——省议论（杜绝空言，实事求是）、振纲纪（整肃风纪，严明法律）、重诏令（令行禁止，提高效率）、核名实（严格考课，选拔人才）、固邦本（轻徭薄赋，安抚民众）和饬武备（激发士气，演练精兵）等。虽然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些主张一时还未能付诸实施，但从中大略可看出张居正改革的最初蓝本。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朱载垕去世，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元“万历”，此即明神宗。稍后，作为阁臣的张居正与宦官冯保联手，逐走了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并在穆宗陈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贵妃的支持下，出任内阁首辅。其时，明神宗视张居正为“擎天一柱”，对之极为畏惮，一向言听计从。在朝的文武大臣，对于张居正更是不敢骈肩称雄。故此,万历前期的10年间，张居正独擅威柄，成为明朝最有权势的一位内阁首辅。凭借着自身的权威和宫廷的支持，他雷厉风行地对当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它使得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辉煌,史称“盛明”。

自万历初年开始的张居正改革，首先是从整饬吏治开始的。此前，张居正目睹嘉、隆时期的吏治腐败，对于官场上因循敷衍的风气早已是深恶痛绝。他曾引用一句俗谚——“姑口顽而妇耳顽”。形容官场上的泄沓之风。在他看来，官场中的上下级关系犹如婆媳关系。做婆婆的尽管终日在嘴上唠唠叨叨，但媳妇却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这种关系，使得整个“家政”显得一团糟糕。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曾以其生花妙笔勾勒出张居正时代明朝政府的工作效率：

十六世纪的中国民族血液里，已经渗入因循底（的）成分，“置邮而传之四方”，成为一切政令的归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纸笔底（的）浪费。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督率着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办过以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后，另进一个衙门归档，便从此匿迹销声,不见天日。

为了调整积习生弊、颓废不振的上下级关系，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职能。六科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百司相应而设的监察机构，张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按，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考成法还对六部、都察院等具体行政衙门实施随事考核、事事责成的稽查制度，办事严立期限，不许积压拖拉,通过严格的考勤、考绩，甄别官员的勤惰、贤愚，以作进退、黜免的依据。他还让中央各部衙门将拟办的公事登记造册，分别制定一式三份的收发文簿用以留底、备注和送交内阁查考，严立期限完成，按月检查，每年总结。凡有拖延、积压，均予以严肃处理，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一严密而又完整的考成系统，将宦官统率六科、稽查章奏权移交内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内阁的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从而加强了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考成法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各部门的相互推诿、扯皮，为精简机构、节省政府开支提供了可能。稍后，张居正便下令裁减部院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淘汰冗吏庸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这些为此后张居正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通过整顿吏治和精简机构，张居正获得了一个效率较高、得心应手的行政班子，为推动经济改革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理财是张居正改革的又一个重点。张居正执政之初，就面临着相当严峻的经济形势。隆庆五年（1571年），全国税收总计为250万两，而支出竟达400多万两，整个国家陷入了财源枯竭、入不敷出的竭蹶困境。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张居正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着手，对帝国财政大加整顿。在节流方面，他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后者采用堵塞决口、加固堤防的办法，束水攻沙以使河道畅流。基本上缓解了困扰多年的水患,从而节省了巨额的河政开支。张居正还通过整顿驿递制度，缩减政府每年的大量支出。原来,有明一代在交通干线上都设有驿站，照例对来往官员供应车马食宿。在明初,政府对驿站的管理相对较严，文武百官非军国大事不得使用。此后，使用驿站的条例日渐废弛，几乎所有官吏及其亲属都可以随便使用,这自然增加了政府的开支。有鉴于此，张居正竭力革除驿传之弊，规定官员非奉公差不许轻扰驿递，违者参究，内外各官丁忧、起复、升转、改调、到任等项，均不得动用驿传，以厘革驿递冗费之弊。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张居正还改革税制，清丈土地。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首民谣说：“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反映了是土地兼并和赋役负担的严重不均。此种状况的后果，必然使政府实际征收的赋税日益减少。针对这种情况，张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并责成官吏追缴欠税。为了获得经验，他于万历初年先在福建作试点,接着又将在福建获得的丈量经验加以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对各类田产的清丈。他任用张学颜制订《会计录》和《清丈条例》，颁行天下，限令3年之内各地要把清理溢额、脱漏和诡寄等项工作办妥。果然,经过3年的土地丈量，查出了大批隐漏的征粮地。据统计，到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查实征粮田地达701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300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因此而剧增。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实行了赋役改革。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将力役合并田赋征收，一律交纳银两；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各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种种弊病。另外，张居正还将推行考成法与征收赋税结合起来，规定各级官员追缴欠税不到90％者，要分别给予处分。这种以行政措施督缴赋税的做法,不仅促使地方官僚如数完成了当年的税粮，而且还清查出许多豪户地主的陈年积欠和规避的钱粮,使得国家的税粮显著增加。

从张居正改革的具体措施来看,有不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条鞭法的改革,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上的手续,极大地限制了地方胥吏从中营私舞弊。一条鞭法的推行，出现了摊丁入亩和赋役货币化的趋向，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量地计丁”、“计亩征银”，使得豪强地主要隐产瞒丁、规避赋役就比较困难，而一般农民“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也有所减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赋役折银的办法,有利于雇役制度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下，农民只要交纳一定的银两后即可免去劳役，并能比较容易地离开土地，进一步从事各种行业的生产活动,这使得先前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则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一般佣工自给的工商业者和囊丰箧盈的富商，又因无田而得以免役，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外，赋役征银对传统社会末期货币地租形态的发展也起着倡导作用，促进了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因为纳税户为了交纳赋税，便不得不将大量农产品、手工业品投放市场，以换取货币，其结果必然促使白银流通较之先前更为普遍、广泛，从而促进了赋役的货币化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条鞭法将以往繁杂的赋役名目删繁就简合为一则,实际上是把万历以前的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加征杂派都变成了正税，这种做法虽然均平了赋税，简化了手续，但杂派变成了正派，实际上又为以后的加派制造了机会。从后来的史实来看,一条鞭法施行十余年，弊病丛生，徭役复出，丁银仍重。故而农民的实际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另外，一条鞭法虽然避免了贪官污吏从中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有利于刺激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区域社会结构纷繁复杂,在推行的效果上难免也会有所不同。譬如,江南地区白银的流通通常比较普遍,一条鞭法所规定的折征银两的办法较能体现出其积极作用。相反,在一些白银流通不那么普遍的偏远山区，农民手头短少银两，为了纳税,不得不将农作物贱价出售以换取银两,难免会遭受更为严重的居中剥削,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在军事方面，张居正积极推行“外示羁縻，内修战备”的方针,竭力整顿边疆防务，在选任边将上知人善任，厘清了先前国防空虚、武备废弛的种种弊端。在蓟州一带，他任用名将戚继光镇守,在边境沿线整饬军备，修筑边防要塞，开垦屯田，储积钱谷，以期兵精粮足，战守有备。在辽东，张居正倚重李成梁，后者善于指挥御敌，深孚众望。在他镇守辽东期间，曾多次平息当地的民族动乱，维护了东北边境的安宁。张居正还重用王崇古，支持后者对蒙古俺答部的安抚。在大同、宣府附近设立互市贸易，使得蒙汉两族人民得以和睦相处。张居正在军事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调整了与北方蒙古族的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此，他在《九塞称臣》一诗中踌躇满志地写道：

幕南秋色静王庭,月满边关夜不扃。

北地胡儿能汉语，西陲宛马尽龙形。

屯田督护休乘障，破虏将军早勒铭。

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

“月满边关夜不扃，……九重端拱万方宁。”并非张居正的夸饰。《明史》亦记载，当时北部长城一带的千里边防线上，军民安居乐业，从而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张居正还在东南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廷的“南倭北虏”的边患。

张居正改革历时10年,它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一次变革运动。在当政期间，张居正重点谋求上层统治的稳定，注意调整朝廷内部的矛盾，对明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顿了吏治，巩固了边防，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明显的好转。据记载，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可支用10年，国库的储蓄多达四百余万，帑藏充盈，国力臻于极盛。从这些方面来看，张居正改革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后人称之为“绝世异才”、“救时宰相”，的确并不过分。

张居正改革的巨大成就,表现出他本人较高的策略水平。首先，张居正善于运用经筵、日讲等方式向年幼的明神宗灌输自己的思想，取得了后者的信任。其次，为了实现最高权力中枢——宫廷与政府间的稳固合作，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张居正妥善地处理与宫廷实权人物李太后、宦官冯保等人的关系，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再次，明太祖曾一再下令,后世子孙不得擅改洪武制度，此即后世官僚视作天条的“洪武祖制”。张居正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为自己的改革活动涂脂抹粉。虽然他集权于内阁，实行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对“祖制”的明显改易,但他于执政之初，就打出了“法祖”的旗号，一再声称自己改革的目标是要恢复明初的“洪武祖制”，从而极大程度地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又次,在改革过程中，面对着重重阻力，张居正勇于任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没有丝毫的退缩，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坚决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他经常向友人表示：“爱憎毁誉等于浮名”，“哪怕陷阱在前，也不受阻拦；众矢攒身，也毫无畏惧。”为了改革事业，张居正任劳任怨,毫不惧怕他人的诽谤诬蔑，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家的风度与胆略。

然而,虽然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增强了万历前期的国力，但却触犯了许多官绅的既得利益。譬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开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如履薄冰，不得不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砸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人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严肃学规,实施严格的淘汰，打击了为害乡里的学霸,也招来了被淘汰者的怨尤……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对此,他深知自己的改革将损害相当一部分官吏的既得利益。好比“绳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将会招致不少人的反感，甚至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在冯保和皇太后等人的支持下，由神宗皇帝作出裁决，以政务繁忙、不必离职守孝为由，下诏挽留张居正“夺情视事”。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夺情视事确实有利于改革。因为此时正值改革的关键时刻，整个国家百废待举，而内阁、六部和督抚之中，还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够代替张居正,倘若张居正于此时回家守孝，就有可能中断擘划已久的政治改革。然而，夺情毕竟违背了“祖制”和“纲常”。因为根据传统礼教的惯例,丁忧者必须离职居丧守孝3年，否则便是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故而“夺情”一事,让许吐司大夫深感不满。他们纷纷指责张居正“恋栈”,要求朝廷罢黜张居正。虽然他们的反对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分别受到了惩处,但张居正的威望却因此在一些士大夫中间急剧下降。

稽考史实，在夺情之争中反对张居正的,并非完全是反对改革的奸佞小人，但张居正却认为这些人存心与自己作梗，因而采取了极不明智的手段，不遗余力地打击反对派。当时，在他的授意下，明神宗以“星变”为由,下诏考察群臣。因这一年适逢旧历“丁丑”,史称“丁丑京察”。此次京察共查处了51名官员，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夺情者。有人虽然素负才名，只因反对夺情，就被冠以“才力不及”之名而降级调外；相反，有人虽屡次遭受弹劾，却因赞成夺情而青云直上。显然，“丁丑京察”助长了任人惟亲的风气,从而在朝廷上形成了一股依附于张居正的亲信势力。由于掺杂着个人恩怨,处置不当，打击面过宽,无形中将一些原本并不反对改革的人推到了对立面。次年六月，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指出“丁丑京察”的结果必然会“驱使天下之士奔走于私门”。张居正见疏大怒,将王用汲削职为民。

早在夺情之前，张居正的政治作风就已相当专断。他对同僚的态度向来是盛气凌人。以至于当时的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等人只能随声附和，从不敢有所异议。诚如著名学者黄仁宇所说：“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万历三年（1575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将矛头指向了张居正，他是针对朝政中流行着的对张居正、冯保之阿谀逢迎而发难的。当时，无论是边防上打了胜仗，还是完成了水利、桥梁等工程，论功行赏时，六部官员总是将张居正、冯保列于首位，赞颂他们运筹帷幄，为之请求封赏。余懋学认为，内阁、司礼监作为中枢机构自有贡献，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不能事无巨细全都归功于他们，盲目加以赞扬，从而助长了谀佞的风气。余懋学的主张不无道理，但张居正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不仅拒不接纳，而且还严厉处罚了余氏，将之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余懋学的被贬，更加深了一些官员对张居正的反感。“夺情之争”以后，张居正变得越来越听不得逆耳之言,并由听不得逆耳之言发展到只愿听阿谀逢迎之辞,从而丧失了正常的判断能力,整天陶醉于奸佞小人的歌功颂德之中。例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这样写道：

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

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下。

这副对联的上联吹捧张居正辅佐世宗、穆宗和神宗，而下联则是说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中状元和榜眼。对于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不仅泰然处之，而且还欣欣然地将之悬挂于厅堂。原礼部侍郎邱岳献了一副对联,对联上这样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丘山”是邱岳二字的偏旁，而“太岳”则为张居正的别号。对此，张居正更是心花怒放，准备越级提拔邱岳。这种对阿谀奉承者的欣赏和鼓励，必然会使用人的标准由“惟贤”变成“惟亲”，从而形成党同伐异的个人宗派。这就使得张居正愈来愈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难以真正任人惟贤地选拔人才。事实上，张居正在任用人才的同时，也任用了不少亲戚故旧。其中，既有安邦治国的贤才，也有奸险的昏庸之徒。

在对阿谀奉承者欣赏和鼓励的同时，张居正还竭力压制言官，对言官采用利诱、威胁的两手，凡不听话的言官必定调出京师,至于公开唱反调的则必定罢官，乃至于流放。言路是明代政坛的晴雨表,言官是政坛上最活跃的分子，历任首辅不控制言路就无法长期执政，张居正为了推行改革而打击政敌是无可厚非的，但他缺乏大度容人的器量，在处置言官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官员时，往往掺杂着个人的恩怨，处置失当，打击面过宽，无形中将不少人推到了对立面,这显然是张居正处世为人方面不够明智之处。

另外，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的关系，也使他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朝内阁对皇权的依赖性大大强于前朝，而皇权的伴生物——宦官势力,也始终成为左右明朝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内阁大学士倘若无法取得皇帝、宦官等宫廷方面的支持,就不可能长期执政，故而张居正不得不殚精竭虑地采取妥协的方式处理与宦官的关系，以求得宫、府一体，将决策、行政权合而为一。在当时,冯保是张居正与宫闱内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最佳人选。然而，冯保其人贪财好货，张居正不得不竭力满足他的奢欲。有一次，张居正送给冯保的礼品有金3万两，银10万两,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还特地为之写了《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充满了肉麻的吹捧。为了取得冯保的支持,张居正在万历元年（1573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先后两次赞成冯保收进六千多名宦官，扩大了宦官的人数，从而造成了万历中后期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他还曾主动要求封赏冯保的子侄，并压制攻击宦官的朝臣，尽量减少朝臣与宦官的摩擦，以此巩固他和冯保的联盟。这一方针虽然在稳定政局方面，有着策略上的益处，但却不能不引起朝野士大夫的非议。一些讲究气节的文人，认为张居正阿谀逢迎宦官,人品卑下,因此对他产生了反感。张居正以冯保这样一个腐败的人物做自己的政治后盾,使他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拒绝冯保的支持,他便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与冯保结盟，则必然会被他拖入恶浊的深渊。

除了交结宦官之外，朝野上下对张居正人品议论最多的还有贪污受贿问题。贪污受贿原是明代官场上的通病，当时的官吏薪俸极其微薄，以权谋利蔚成风气。在明代的权臣中，张居正还算清廉持正。不过，他虽然自称自己当政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但在其私人信函中屡次提到他的亲信文官曾向他赠送贵重的“礼物”，包括现金和田地。譬如，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曾说过，自执政以来，仅两广将帅所赠的财物就不下万金,但他都没有接受。尽管张居正本人不受贿，但他却未能制止亲属受贿。不少官员看准了这个门路，不向京师相府送礼而是直送到江陵张府。故而张居正死后，抄家时也还是抄出了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

张居正执政之初，尚能约束子弟、家人，不许他们与权贵、督抚、边帅结交。然而，随着其权势的如日中天，张居正踌躇满志之余，便不再约束子弟家人，甚至为后者谋取进身阶梯。这些做法大大损害了他的政治形象，引起了正直的士大夫的不满。张居正当权时，其诸子皆登上第，一状元，一榜眼，一进士，悉由关节得之，其三场作文则请人代作。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次子张嗣修参加会试，廷试拆卷后，嗣修排在二甲。出于李太后、冯保的授意，神宗将嗣修列为一甲第二名榜眼。事后，神宗对张居正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顾）先生子孙。”神宗带头作弊，张居正泰然处之,遂使科场风纪大为窳坏，权贵子弟纷纷夤缘际会猎取功名。张居正的家人甚至扬言说：“明年殿试，吾家小公子必中探花。”只是后来张居正去世，才没能兑现。对此，后来有诗云：

相门子弟多才杰，甲第翩翩居上列。

兄为榜眼弟状元，一家盛事真奇绝。

丞相家儿贵莫伦，寒士原应步后尘。

彩笔未濡文已就，春闱欲入名先闻。

张家昆弟何竞爽，荣华海内真无两。

假使相公馆未捐，幼儿又复夸蝉联。

曳白那顾旁人羞，及时且为子孙谋。

岂料乃翁一朝陨，还复青衫到白头。

张居正凭借权势为子弟谋取进身阶梯，其政治声誉不能不受到严重损害。一般来说，明朝建国以来，科场作弊虽然屡有所闻，但基本上还是公道的，然而从张居正开始，“公道悉坏”。

在张居正当权期间，不仅子侄青云直上，其奴仆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张居正自己虽表示要严厉约束奴仆，但实际上其家奴经常打着他的旗号狐假虎威。例如，张居正的宠奴游守礼（游七）纳资取得幕职，与士大夫结纳交往，招权纳贿。不少朝臣勋贵不惜降低身份，争相结纳游守礼，与之称兄道弟。张居正江陵老家的奴仆更是肆无忌惮,鱼肉乡里。张居正虽然对家人奴仆的不法行为有所察觉，有时也能稍加裁抑,但始终没有采取过有力的措施，以致当时的一些奸猾之徒,假冒张居正家人、奴仆之名，四处招摇撞骗，骚扰官府，欺凌百姓。这些，无疑都大大损害了张居正的声誉。

另外，张居正个人生活上的奢侈无度，也留下了道德上的疵瑕，这自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早在隆庆二年（1568年），江陵的辽王宪炜被废，豪华的辽王府归了张家。隆庆六年（1572年），湖广官员建议为张居正立牌坊，遭到张居正拒绝。于是，他们将建坊之费折价送到张家，张居正表示愿将此费交纳官府，作为购买辽王府的价款。但在实际上，这笔钱却成了翻修辽王府的费用。由于翻修费用大大超支，张居正又计划用历年所得的赏赐、俸禄和田租等加以偿还，但超支的部分却由地方官垫补。接着，湖广的地方官又动用公款，先后建造了三座石坊以颂扬张居正的功业。又有一次，明神宗听说张居正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阁楼以便悬挂御笔，就下令内库拨发白银1000两予为资助。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表示尊宠，二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张先生”的官俸并不丰厚。但在张居正去世之后，神宗才听说北京张宅的增修费用竟为白银1万两。而且，就在北京张宅修造完毕之时，湖广的江陵立即出现了一座规模相同的张宅，建造的费用也来自官库。据说，张居正获悉此事之后,自称于心不安，但却并没有拒绝那些地方官的阿谀奉承。张居正整顿驿传,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的滥用，然而，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马船只。张居正回籍葬父，排场浩大，气势也相当显赫。当时，他的坐轿要33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焚香挥扇。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就连当地的藩王也破例出府迎送，与之行宾主之礼。显然，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他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

除了张居正本身的缺点外，他的改革也有一些偏差。例如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虽然确实清查出了不少豪强富户隐匿、诡寄的漏税地亩，增加了明朝政府的赋税收入,但由于张居正清丈田亩是为了增加赋税，当时有的地方官吏为了迎合他的旨意，弄虚作假，以短缩弓步的手法多报田亩,用来报功请赏。

上述的这些,均给反对改革者留下了口实。尽管张居正在世时人们害怕他的赫赫威势，不敢不恭维他，但在这种恭维的后面，却积蓄着怨恨和蔑视。这种怨恨和蔑视，一旦时机成熟随时都可能爆发。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赍志以没。他刚死，新政即告废除。张居正被削除了官荫、赠谥,在江陵的老家也被查抄。长子张敬修自杀，次子张嗣修和其他几个孙子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全家被迫害致死者有十余人。张居正执政10年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以失败告终。

张居正改革终以人亡政息而落幕，它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纵观张居正改革，他不计私怨，改革吏治，整顿学校。尤其是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检查公文落实情况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办事效率,使之成为能够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实行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缓和了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他支持对蒙古首领俺答的议和，加强对青藏地区的关系，扩大互市规模,整顿军备，取得了边境的安宁，促进了和蒙、藏等民族的经济交流。这些改革客观上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而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张居正改革发生在明代后期，从整个明王朝来说,已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帝国斜阳最后的一抹余晖虽然耀眼,但却已近暮色。这种总体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决定了张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效。

张居正的遭际，被当时人视作擅操威柄，权高震主，以至于祸发身后。此次改革的最终失败，对于晚明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大明帝国的财政收支状况良好。张居正去世之后，开支急剧增加，国家财政重新出现了入不敷出、储备减少乃至匮乏的局面。摆脱了张居正约束之后的明神宗，从此失去了首辅的有效制约,遂得肆意妄为。他整日耽于逸乐——“因曲蘖而欢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躲在深宫里朝歌夜舞，没日没夜地与宦官、宫女们厮混。甚至连庙祀亦不亲祭，而改遣大臣代祭。对于治国,明神宗愈来愈失去了兴趣。他先是纵容言官弹劾大臣,却拒不接受朝臣的忠言直谏；继而又以冷漠的态度，视言官的进谏为沽名钓誉。凡是进谏奏章，一概不理不睬，置若罔闻。由于长期拒不批答章奏,拒绝接见朝臣,使得万历中、后期的君臣隔阂日益加深。明神宗的怠于政务，再加上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之废止,使整个国家机构陷入了瘫痪的境地。考成法既废,政归内阁与政归六部之争愈演愈烈。此后，大明帝国的世风日趋颓唐，举朝上下失去了起码的政治是非标准。继任的阁辅权臣为了明哲保身，往往尸位素餐，故作平庸，惟皇帝的马首是瞻。而大小官员亦不以国事为重，遇事相互推诿，除了升官晋职之外均无所用心。特别是先前受张居正信任的官吏，如戚继光、张学颜、潘季驯、梁梦龙、徐学谟、曾省吾、李成梁诸人，均因张居正的缘故而遭斥革；而此前遭受冷落或罢黜的官僚,则因迎合神宗旨意，罗织各种罪名对张居正横加攻击而得以升迁，这就使得嘉靖以来逐渐形成的朋党风气更趋膨胀。此后，朝廷官员结党营私,相互攻讦愈演愈烈，王朝衰颓之势日益加深。明王朝从此日薄西山，一蹶不振。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张居正改革的废止不仅仅是他个人事业的失败,同时也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对此，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曾说：“故居正没而（明朝）遂人醉梦期间矣”，“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也指出：“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东林党争明代的“党争”与现代政党竞争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以国事天下事为重的士人联合起来,以权势私欲为念的官僚也组织起来，因此，这种“党争”没有给王朝带来清明政治、振衰起弊的希望，却将明朝政坛拖入乌烟瘴气的泥淖。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削官回籍。在故乡，他与弟弟顾允成倡议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此后，他与一些罢官废吏及在职官员，如高攀龙、钱一本、孙丕扬、邹元标和赵南星等人，经常讲学其间。迄今，在东林书院的旧址，还留有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在东林书院，顾宪成等人借讲学为名，时常讽议朝政，臧否人物。而朝中一批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则与他们遥相呼应，互通声气，从而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反对派遂将他们称作“东林党”。东林党人号称“清流”，控制了天下的舆论，而与之对立的“浙党”，则被朝野上下的不少人视作“邪党”。

当时，明神宗倦于临朝，整个国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这一形势使得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所谓浙党，是指当朝的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先后执掌内阁，党同伐异，排斥政敌。于是,一些与“浙党”不和的士大夫逐渐聚集在顾宪成的周围，与当政的浙党相抗争。发展到后来，朝中的其他官僚也纷纷卷入门户党争的漩涡之中。他们或投靠浙党，或依附于东林党。譬如，当时的“秦党”（主要是些陕西籍的官僚），就与东林党人的政见颇相吻合；而籍隶山东、湖广和皖南宣城、徽州一带的不少官僚，则大多依附于浙党，史称“齐党”、“楚党”和“宣党”。其中，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其他各党皆各以乡里命名。东林党人与浙、齐、楚、宣诸党势不两立，相互倾轧，互不妥协，从而形成了万历中后期激烈的党争。及至天启年间，面对宦官魏忠贤专权局势的日趋形成，东林党人奋起弹劾，不仅激化了阉党与东林党人的矛盾，而且还使得万历以来的党争形势更趋复杂、混乱。魏忠贤纠集先前反对东林党人的势力，屡兴大狱,不遗余力地打击东林党人。著名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皆因弹劾魏忠贤而被逮捕，并与黄尊素、周顺昌等人一起被残酷杀害。魏忠贤还嗾使党羽编写《三朝要典》及《东林点将录》等文件，力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天启七年（1627年），思宗（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就逮治魏忠贤，将大批阉党定为逆案而分别治罪,并重新召用了一些有声望的东林党人。然而，崇祯二年（1629年）以后，魏忠贤余党温体仁的入阁，使得阉党势力死灰复燃,他们与东林党之间的门户之争再度激化，对立的双方交章弹劾，政争不已，此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明朝灭亡。

从总体上看,东林党人坚持正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主张严格遵守真正的道德规范。特别是在早期，他们往往以标榜个人品质的正直廉洁而闻名天下。东林党的代表人物顾宪成就曾主张，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在朝为官必须一心一意为君父着想；在地方做官，就必须关心百姓的日用民生；而闲居水边林下，则应当志在世道。这些话成为当时的“士林标准”，为许多人所躬行实践。于是，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抨击肆虐无忌的宦官，甚至冒犯天颜，公然对皇帝的权威提出挑战。特别是在野的士大夫，常常通过“清议”的方式，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端。明神宗朱翊钧虽然倦于临朝，但却极为贪婪。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他先后向全国派出了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对各地商民肆意搜刮。这些大大小小的宦官，或专管税务；或监督开矿；或强征店税，或兼采珍宝。他们召募当地的流氓无赖充当打手，打着朝廷的幌子，狐假虎威，嚣张跋扈，极大地加重了民间的苦难。对此，东林党人仗义执言，挺身而出加以抗争。例如，凤阳巡抚李三才，就曾上疏指责矿监税使的四出聚敛,甚至直言不讳地指斥明神宗：

陛下宝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护子孙，百姓亦爱恋妻儿。何以陛下要拼命地聚敛财宝,却不让百姓满足升斗之需呢?为什么陛下要延福万年，却不让百姓享受朝夕之欢呢?

他坚决要求神宗罢除天下的矿税。东林党人还经常提倡体恤商贾铺行,反对官府的横征强买。在反对矿监税使的活动中，尽管有不少东林党人因此被削职罢官，逮捕问罪，甚至被迫自杀，但他们仍然是前赴后继，在所不辞。

除了反对加派矿税和对工商业的摧残之外，东林党人还致力于反对后妃干政和宦官专权。万历末年及泰昌、天启初年，接连发生了“梃击”、“红丸”和“移宫”三案。“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刻——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执枣木梃闯入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一直打到前殿檐下，才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据查，该男子与郑贵妃宫中太监有所牵连，故而一般认为那是企图谋害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改元“泰昌”。光宗沉湎于女色,不到一个月就一病不起。由于郑贵妃曾向光宗进献美女，并据说指使了中官崔文升进食泄药，故而被认为有谋害光宗的嫌疑。光宗病危后,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色药丸二粒，光宗吃了之后，第二天便一命呜呼,当时称为“红丸案”。光宗死后，为了反对先朝妃嫔挟持幼帝,杨涟、左光斗等人迫使先前与光宗同居乾清宫的李选侍移居哕鸾宫，史称“移宫案”。东林党人以维护皇权的面目出现，坚决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操纵者。天启以后，魏忠贤阉党专政，杨涟、左光斗等人上疏弹劾魏忠贤，表现出不畏强暴、刚直不阿的英雄气概，遭到魏忠贤的陷害和镇压。随着阉党势力的恶性膨胀，东林党人遭受到了自万历中叶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他们或被酷杀；或不得不自杀；或惨遭禁锢；或放逐罢免。

鉴于晚明时期吏治的严重腐败，东林党人还在京察、大计中力图澄清吏治。不过，由于党争利益的需要，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往往与他们攻击异己的动机纠缠在一起。

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制度有“京察”和“外察”两种。“京察”考察京官，6年一次，以地支逢巳、亥的年份举行；“外察”考核地方官吏，3年一次，每逢辰、戌、丑、未之年，趁外官赴京师朝觐之机加以考察。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或罢官降调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由于考核的结果决定官员的升迁，故而深受朝野上下的瞩目。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顾宪成不满于浙党阁臣的倒行逆施，借京察的机会,操纵吏部罢黜与阁臣过从甚密的一些官僚，引起了王锡爵等人的强烈不满。平心而论,此次京察的主持者——吏部尚书孙铣、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等人,都是比较正直的官吏。在这次京察中，他们基本上还是做到了秉公澄汰、无所徇私。例如，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孙铣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两人均因考评不佳被斥黜。由于主持京察者得罪了内阁权臣和被黜官吏的亲朋师友,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也就成了门户党争的重要一幕。特别是在此后门户党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在京察中提拔贤能、降邪黜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扶植同党的色彩却日趋加重。万历后期,东林党与浙党双方的争斗愈演愈烈,口头论争已不能发泄怨恨,故而双方均殚精竭虑地排斥异己。不遗余力地借京察逐罢对方在朝的官员,也就成了党争的重要内容。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均受贬谪。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东林党人再次借考察京官之机，联合吏部尚书孙丕扬逐斥浙党诸人。与此同时，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因此，在那里的东林党人便大受斥逐。不久，浙党方从哲入阁成为辅臣,浙党乘机反扑，将号称“清流”的东林党人驱逐殆尽。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时，方从哲又当上了首辅，浙党势力愈益膨胀,对东林党人更是极尽打击迫害之能事。光宗去世后，杨涟、左光斗与刘一燝和周嘉谟等人拥立光宗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此即“熹宗”，翌年（1621年）改元“天启”。当时，浙党首领方从哲因“红丸”诸案被迫辞归，东林党人暂居上风。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叶向高复出，担任首辅，邹元标、赵南星和高攀龙等人也纷纷跻身于大僚之列，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人又控制了言路。于是，内阁、都察院、吏部、礼部等要职均为东林党人所把持。一时间，东林党人的势力空前发展。这时的东林党人,早已为朋党门户的倾轧冲昏了头脑，他们一旦大权在握,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不遗余力地对政敌加以排斥和大肆报复,甚至凡是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均被他们视作“邪党”而遭逐斥。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赵南星出掌吏部，更是培植私人，大事报复，任意黜免与他们政见不合的朝官，这就使得非东林党官僚不得不另找靠山，纠集力量重新与东林党人较量。当时，权阉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麾下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和“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到处都有他的死党。特别是浙、齐、楚、宣、昆党中的一部分人与之结成联盟，更壮大了他的力量，从而形成了与东林党人相抗衡的阉党。譬如，《东林点将录》的作者王绍徽本是齐党的首领，《三朝要典》的总裁系昆党的骨干顾秉谦，而阉党的内阁首辅冯铨与东林党有世仇，“五彪”之崔呈秀、魏广微等人，亦均为遭东林党排斥和结怨的仇人。魏忠贤有了这批人做心腹和智囊，如虎添翼。可以说，天启年间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之膨胀，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失策，无疑也难辞其咎。

党争不已使得明代后期缺乏起码的政治是非标准，许多朝廷纷争只是出于朋党的私利。在不少问题上，党争双方都是将朋党的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大义之上。浙党党魁王锡爵就曾对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庙堂”是指朝廷。他的意思是说——当今最奇怪的一点是，凡是朝廷赞成的,东林党人控制的舆论就必定要反对。对此，顾宪成则反唇相讥：“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确实，凡是东林党人赞成或反对的，把持朝政的浙党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关于这一点，东林党人及其政敌聚讼纷纭的“卫国本”，便是极为明显的一例。万历十四年（1586年）。朝廷群臣为了册立皇太子之事发生了激烈的论争。明神宗的皇后没有生儿子,而妃嫔之中，王恭妃生有一子（朱常洛），郑贵妃生有一子（朱常洵）。朱常洛年纪为长，按照封建传统惯例理应成为太子。但明神宗因对郑贵妃情有独钟，一直想立朱常洵为太子。这种念头一经流露,就遭到了朝臣们的激烈反对。明神宗无奈之余，干脆一拖再拖，就是不立太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明神宗又耍了个花招，下诏要并封朱常洛、朱常洵为王，借口是要等皇后嫡子出生以后再定储位。此事在朝臣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纷纷反对。神宗迫于众议，不情愿地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分封朱常洵为福王。但福王仍然迟迟不赴封地就藩，以至于朝臣疑虑纷纷,这就是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的“国本”之争。这一事件本身原本并不足道，但它却成为晚明党争的开始。稽之史籍，浙党与东林党人在这一问题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都一致要求神宗早日册封皇太子。但双方却借题发挥,相互攻讦不已，聚讼纷纷。又如，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肆虐，不仅引起了东林党人的极大愤慨，浙党及其他与东林党人不和的官僚，也不乏反对的意见。首辅沈一贯、左都御史温纯、户部尚书赵世卿和司礼监王义等人,都进行过罢除矿监税使的活动。但东林党人却故意视而不见，因此在他们谴责矿监税使横行的呼声中,就常常挟带着攻击执政异己的党争利益,从而因朋党门户的私利,削弱了“为民请命”的社会正义感。

晚明的朋党纷争加速了政治上的腐败，也使得原本已十分复杂的政治形势更趋严峻。随着党派纷争愈演愈烈，到崇祯年间，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东林党人越来越显得束手无策，他们整日袖手空谈，交章攻讦,汲汲于毫无原则的门户党争。当时，全国各地的农民造反呈星火燎原之势,东北的女真族势力也咄咄逼人。东林党人对于政局虽然喋喋不休,但往往持论甚高，筹边制寇却并无实招。激烈的党争，使得原已衰败不堪的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天启年间，明廷任命著名将领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并以刚愎自用的王化贞为巡抚。熊廷弼创立“三方布置法”,主张采取稳固防御的策略，在广宁驻扎步、骑军，在天津及登莱一带驻扎水军,并在辽河沿线实施防御。这一策略，在当时的形势下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只知纸上谈兵的王化贞却不以为然,他不顾辽东的实际情况,一意鼓吹进攻,并处处阻挠熊廷弼的防御计划。当时正值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得势时期,内阁首辅是叶向高，而王化贞则是他的得意门生。东林党人出于朋党利益,对之事事加以袒护。而熊廷弼则因早年隶属于东林党的政敌之一——楚党,并在御史任内曾经排斥过东林党人，故而深受后者的忌恨。因此，不仅他的稳固防御计划多所掣肘，而且，就连在兵力配置方面也得不到多少支持。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率军围攻西平,在广宁拥兵14万的王化贞派遣军队前去救援,结果是一触即溃。广宁随即失陷,王化贞匆匆出逃。熊廷弼只好下令坚壁清野,保护溃兵溃民退入山海关。广宁失守后，辽东的形势更趋吃紧。此后,熊廷弼和王化贞两人都被逮捕并追究责任。东林党人偏袒王化贞，不顾熊、王二人责任的轻重，力主一并处死。特别是邹元标、魏大中等人，对于熊廷弼更是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熊廷弼无奈之余,只得乞救于与东林党对立的阉党。他先是让人说自己愿意贿赂内廷4万金祈缓，继而因无银可贿，又得罪了阉党。而东林党人看到熊廷弼为阉党所忌恨，马上又纷纷改变初衷，上疏申救其冤。这又让阉党以为熊廷弼与东林党人早有瓜葛，于是更加紧了对他的迫害。阉党诬陷熊廷弼贿赂东林党人，犯了失守封疆的大罪。天启五年（1625年），熊廷弼终于被杀，他的头颅被传送到九边示众。对此，后人吟咏道：“长城自坏不知惜,九边传首血凝碧。”其实，因党争而受祸的边防将领，又何止熊廷弼一人!稍后于熊廷弼的大学士孙承宗,是功高权重的资深朝臣，他素来与首辅叶向高等人关系密切。尽管阉党头目魏忠贤多次拉拢，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天启三年（1623年），孙承宗出镇山海关，他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攻”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由于魏忠贤对其拥兵关外深怀忧忌。遂想方设法陷害他，不久，孙承宗也就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阉党借柳河明军小败，极力参劾孙承宗，孙承宗被迫去职归里。再如，袁崇焕的冤死。也与明廷内部的树朋结党有关。

从万历中后期起到崇祯年间为止，朋党混争愈演愈烈。从朋党双方的构成来看,一般说来，东林党人多是一些比较有抱负、关心国计民生、头脑比较清醒、政治态度比较开明、个人品质也较为正直廉洁的士大夫。他们不尚空谈，主张躬行实践，过问政治，以求经世致用。他们认为“自古未有关门闭户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要求士大夫走出书斋,进行救世的活动。特别是早期的东林党人，更具有一定的社会正义感和政治改革的主张，其中不乏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们曾积极支持市民的反税监斗争，不仅经常上疏弹劾税监，为商民请命,而且还直接参与民间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例如，苏州织工领袖葛成为反税监而死,东林党人文震孟为之题写碑文，朱国桢为他撰写墓志铭。天启年间，一些东林党人更是不畏强暴，与阉党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派缇骑到江南等地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曾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当时，苏州居民聚众达数万人，群趋殴打缇骑，当场击毙缇骑一人。巡抚报告“吴人尽反”，并逮捕了为首的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沈扬和马杰等5人。这一事件说明，东林党人反对宦官阉党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当时城市居民的普遍支持和同情。对于日益隳弊的官僚机构，东林党人也力图严肃吏治，这也符合下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愿望。不过，由于门户之见，激烈的政争牵住了东林党人大部分的心力，不少人变得傲慢、偏狭和难以容人，逐渐丧失了过去力图整饬朝政的壮志，他们与其他党派在政见上的差别日见其微，澄清吏治的愿望不仅没有收到实际效果，而且还使得晚明的政治形势更为腐败。东林党人当政后，一是起用了一大批被贬的党人，让他们控制军政、监察和人事大权；二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宣、昆党，利用“京察”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政敌逐出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吏治就成了谋取私利、排斥异己的手段，不仅使得他们在政治上无所建树，而且也给晚明的社会、经济和军事等诸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以军事方面为例，由于朝中各朋党借“辽事”（辽东的战事）互相攻讦，朝廷之中，整天是吵嚷混争的一片喧闹，君臣上下，对于辽东战局束手无策。从明末的军事形势来看，自辽、沈、广宁失守到熊廷弼、袁崇焕诸人被杀，可以说完全是当时政治腐败的结果，著名的将领熊廷弼等人成了东林党人和阉党相互攻击的牺牲品。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自毁长城，使得辽东的边防日益窳坏。否则，至少可以暂时阻遏女真族的迅速扩张，从而延缓明朝灭亡的速度。建筑设计师蒯祥那一天去天安门旅游，有外国游客问：“天安门是谁设计的？”导游说：“天安门的设计者是明朝的大建筑师蒯祥。”挺立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至今已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霜。

第九章

蒯祥的才华蒯祥他生于洪武末年，出身于工匠世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工，善于设计和建筑寺庙厅堂。蒯祥家学渊源，深受父亲的影响，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尤其精于建筑结构的设计和制图。正巧这时成祖为了兴建新的都城，在全国征集能工巧匠到北京效力。蒯祥就在应召之列，跟随着成祖来到了北京。

在工作过程中蒯祥的才华很快显露出来，虽然年纪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因为手艺出众，而且设计制图信手拈来，不知不觉的就已成为伙伴中的领导者。这种情况很快被反映到当时主持北京城建设的工部官员宋礼那里，宋礼马上召见了这位年轻的工匠，经过深谈，宋礼从心里称赞这个年轻人头脑灵活，极富创造力，觉得他可堪重任。于是他交给了蒯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皇城的正门。他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的建筑结构设计图和周密的施工方案。

宋礼看后很高兴，马上命人把设计方案送给成祖过目。朱棣看过设计图后也觉得十分满意，马上拍板决定采用这个方案，并且命令立即开始动工。对于蒯祥这个没有见过面的设计者，皇帝也封了一个工部的官职给他。

进行修建其实北京城的建设在成祖继位之初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在进行中了，可是直到永乐十五年，因为大运河修缮完毕投入使用，北京城的建设才进入施工高潮阶段。到永乐十八年，城市宫殿的建设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天安门的修建也是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天安门最早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命名方法取名“承天之门”。直到清朝初年对其进行大规模维修时才改名为“天安之门”，后来就简称为“天安门”了，并且被一直沿用至今。

天安门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是皇城，也就是今天紫禁城对外的第一扇大门。它是一座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最初的建筑结构只是一层的，下面是用砖砌成的高大城台，城台上则是九开间的重檐歇山式宫殿建筑，整个都是木制的，靠一根大梁支持着整个建筑物。城台前还立有华表和石狮，美丽的金水河从城楼前横亘而过，上面建了五座精巧华丽的汉白玉石桥，与城台的五扇大门一一相对。宏伟和华丽相结合，沉稳与精致并行，它是一个完美的矛盾结合体，正好体现了皇家“九五至尊”的高不可攀和神秘气质。后来，这座原本被称为“承天之门”的城楼在明英宗在位时被雷击烧毁了，几年之后，蒯祥再次受命重修城楼。这一次，他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又改进设计方案，把原来一层式宫殿建筑改为两层，更加突显了它恢宏雄伟的皇家气派。

“蒯鲁班”

此后，天安门又屡次经过翻修，不过基本上都沿用了原来的设计结构。近代以来，人们给天安门周围修建了红色的高大围墙，改进了一些细微的装饰图来，但仍然保持了天安门的原始风貌，最大的一次改变恐怕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修工程中把建筑高度稍稍提高了不到一米。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安门绝大部分仍然保留了明初的建筑样式，它就像是一位饱经了六百年风霜的老人，依旧沉稳静默的屹立在那里，注视着它脚下川流不息的人们。

天安门的设计者蒯祥因为在修建北京城的过程中表现突出，很快就升任工部侍郎，位列正三品，从一品的俸禄，可以说受到了无尽的荣宠。在修建北京的工程结束以后，他又担任了很多宫殿陵寝的修建任务，内城的宫殿，京郊的陵寝，到处都留下的蒯祥的智慧和汗水。他的一生精力都扑在了建筑艺术上，勤耕不辍，一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他才满载着荣誉含笑而去，一共历仕七朝，享年83岁。他的一生，也许只有一个评价是最恰当的，那就是明宪宗朱见深赐予他的称号——“蒯鲁班”。

朱元璋杀功臣的理由为了保证朱家的子孙能够永享君临天下的特权，他绞尽脑汁，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杀功臣。

胡蓝之狱朱元璋的吏治一向以刚勐著称，哪个大臣在朝廷上顶撞了他，或只是让他看不顺眼，就会当场执行刑罚。有一种刑罚就叫“廷杖”，有的大臣当场被扒了裤子按在地上打板子，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这还算幸运的，有的人还被当场打死。因此官员门都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就是这样还不行，朱元璋还要找各种借口杀人。尤其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宿将，都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杀光了，他才甘心。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蓝玉案，被并称为“胡蓝之狱”，就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典型事例。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给他当了七年宰相的胡惟庸，同时把和胡惟庸有关系往来的官员一并进行屠杀。朱元璋一向信奉严刑，他觉得不利于他的人都应该杀头，但又怕犯人的家人怨恨报复，所以也要一起杀了以免后患。这样一来死的人可就多了，凡是跟胡惟庸有过来往的人都在清查中被杀，然后再满门抄斩。后来逐渐演变成凡是朱元璋不满意或者怀疑是胡党的文武官员也一律被杀，连同他们的家人，一下子就杀掉了一万五千人。这还不算完，朱元璋只要看到谁不合他的意，就以这个名义进行诛杀，一直到十年之后，开国的大功臣、跟在他身边已经将近四十年的卸任宰相李善长仍然以和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被命令自缢，他的家人七十余口也一并被杀。在这个前后延续了十多年的案件中，前后被杀的王公贵族一共有几十家，一共死了三万多人。

蓝玉，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凉国公。他在家乡飞扬跋扈，鱼肉乡里，他手下的人都借着他的势力胡作非为，总有人因此告他的状，朱元璋为此训诫过他好几次，可他就是屡教不改。蓝玉在朱元璋面前又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更让朱元璋不高兴。

洪武二十六年，有人告发说蓝玉想谋反，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二话不说就把蓝玉抓了起来，关进大牢，并且施以酷刑。蓝玉这些年来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受得了大刑，结果是问什么就招什么，不但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还牵扯进了许多无辜的人。朱元璋对蓝玉处以肢解的残酷刑罚，把其他牵涉到的人依照惯例也都杀得一干二净。这一案，杀了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牵扯胡蓝两案的，有四、五万官员被杀，开国的功臣几乎已经被杀光了。除去这两个案子是成批屠杀之外，平日里被杀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他的侄子朱文正，在没有建国前也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曾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之一，他又是朱元璋的亲属中比较有文化的人，因此更受到朱元璋的格外重视。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朱文正也被封了高官厚禄。他实在也没有什么错处，可这时的朱元璋就是看他不顺眼，硬是被冠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恨”的莫须有罪名将他鞭打致死。此外还有大将军徐达、大将傅友德、冯盛、朱亮祖父子等都先后被他想方设法杀害。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他的第八个儿子因为岳父被牵连进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召回京城问话，却因为害怕会受到朱元璋的处罚，在半路上就和妻子双双自杀了。

把刺都削干净按理说，朱元璋的天下正是依靠这些功臣宿将的帮助才得以创建起来的，他为什么狠心把这些当年的兄弟子侄朋友都杀光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儿子朱标说过一段话，正好可以解释他这种嗜杀行为的原因。当他大肆屠杀功臣时，他的儿子朱标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信以仁德治天下，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常常因为一个要杀一个要救和他发生冲突。有一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什么话也不说，把一根长满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要太子用手捡起来，太子看到上面都是刺，有些犹豫。朱元璋就把棍子拿起来，用剑削光了上面的尖刺，然后再递给太子拿着，并且告诉太子说：“那些功臣就是这棍子上的刺，你不敢用手去拿，我现在帮你把他们削干净了，再交给你拿不是更好吗?只要我把那些人都杀干净了，你才能太太平平地当这个家!”

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朱元璋一生是在艰苦斗争过来的，他很怕他这些没有经过磨练的子孙过于软弱，不能牢牢地控制住国家。又怕自己死后，那些功臣功高盖主，不听训教，甚至起兵造反，使他的子孙坐不稳天下，才找尽一切理由，想方设法除掉功臣。这种考虑恐怕是他诛杀功臣的重要理由，可以说是极度残忍蛮横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也存在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在胡惟庸案件中，胡惟庸利用朱元璋对他的信任，在朝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很有些没有他不行的嚣张气焰。大臣们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他都要先拆开来检查，看是否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如果有批评他的内容，就把奏折隐匿下来不报。他还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凡对自己不满意的人就一律陷害。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到了朱元璋皇权的权威性，也逼得朱元璋不得不杀了他，才能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那些功臣宿将大多都是出自朱元璋的故乡淮西一带，只是朱元璋家乡的濠州、凤阳就封了六个公、二十八个侯。他们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结成了“淮西帮”，所成的政治势力不可小觑，是朝廷的一个潜在威胁，也难怪朱元璋必欲去之而后快了。朱元璋特务机构的创建说起明朝，就不能不说臭名昭著的锦衣卫以及后来的东厂、西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朱元璋。锦衣卫的设立明太祖朱元璋戎马征战十几年，终于创建了大明政权。

但是，他总不放心那些帮助他开创基业的功臣，总是在心里暗想：“你今天没有谋反的心，难道能够保证日后也不会生出谋反的心吗?与其让你日后有谋反的机会，还不如今日就将你杀了。”皇帝有了这种心思，难免会整日疑神疑鬼，为了监视臣工．他就设立了一个叫“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

最初，这锦衣卫不过是皇帝的护卫亲军，负责掌管皇帝出行的仪式。后来，朱元璋赋予它更大的权力，可以不经通报直接查办各种案件，也可以不经任何手续任意逮捕、审讯和杀人，根本不必遵守太祖亲手定下的大明律例。

锦衣卫直接隶属于皇帝，不听其他任何人的命令，皇帝派自己的心腹大臣担任指挥使的最高职务，下面设有官校，专司侦察。大臣在外面或家里有什么动静，他们都打听的一清二楚。一旦谁被他们发现有什么嫌疑，就会马上被抓进监狱，甚至杀头。

这一下，虽然大臣们每天都过的战战兢兢，但是皇帝却可以高枕无忧了。

东厂、西厂设立后来，明成祖朱棣连一个大臣也不敢相信，就用身边的太监为提督，创建了一个新的特务组织，叫做东厂。这个机构不但负责监察百官，甚至是一般的贫民百姓的家长里短也一并监视。宪宗时又设立了与东厂相对的西厂，人数比东厂多一倍，他们的侦察范围，除了京师之外，更是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是民间的斗鸡骂狗一类的小事，都在他们的缉拿之列。本来这三个机构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就已经很复杂，但皇帝为了更加稳妥起见，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内厂，也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直接指挥，除了监视臣民之外，还监视着锦衣卫和东、西厂的活动。

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组成了明代的四大特务机构体系，成为皇帝控制、镇压臣民的有力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厂卫的权力越来越大，特务多如牛毛，遍布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严密的监视着朝野官员、士绅、百姓的一举一动，人们防不胜防，整日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恐怕那时天下惟一能够睡一个安稳觉，而不必担心因为夜里说了什么梦话就被抓进大牢的人就是皇帝本人了。史书上常常记载着这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到明朝的特务统治下人们的生活。

从上到下没自由建国之初，太子的老师宋濂是全国有名的大学者，他已经跟随了朱元璋十几年了，但是朱元璋对他还是不放心，常常派人在暗处监视他。有一天宋濂在家中宴请客人，边吃边聊，十分高兴。第二天一大早上朝，见了面，皇帝第一句话就问他昨天请了什么人，吃了什么菜，聊了些什么话。宋濂一向诚实，认认真真的回答了皇帝的问题。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对宋濂大加赞扬，还说“宋濂跟了我十几年，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假话，真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啊!”就是这样一个忠臣，后来也险些死在他的强烈猜疑之下。

有一次，一个叫钱宰的大臣在家闲来无事，吟诗自乐，作了一首诗叫“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主要在描写每日晨起上朝的辛苦。

第二天见了朱元璋，皇帝直截了当地说：“你昨天吟的那首诗似乎有一个字不妥吧?把‘嫌’字改为‘忧’字怎么样啊?”钱宰一听，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跪下请罪，幸亏朱元璋这天心情还不错，没有再追究，否则恐怕这钱宰往后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还有一次，朱元璋忽然在朝上问起一个大臣说：“你昨日为什么事生气啊?”这个大臣觉得很莫名其妙，仔细想了半天，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马上回答说：“昨天有一个仆人打碎了我一件心爱的茶具，所以我发怒责骂了他一顿。”答完还奇怪地问皇帝是从何而知。朱元璋笑眯眯的没有回答，只是让人拿来一幅画，这个大臣接过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画上画的正是昨天他生气发怒的样子。等他下了朝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

就这样，官员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生怕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被皇帝知道了，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后来，明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整日躲在深宫里饮酒作乐，厂卫的大权就落在掌权的太监手里，他们有了这个利器，更加胡作非为，不知制造了多少冤狱，又有多少无辜的人惨死在他们的刀下。

这种情况在魏忠贤掌权时愈演愈烈，一时之间全国的人都缄口不言就怕引来杀身之祸。据说有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一起喝酒，其中的一个人喝醉了，不由自主地把白天不敢说的话都借着酒兴说了出来，尤其是大骂权势正如日中天的魏忠贤。其他的三个人听他大骂魏忠贤，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惟恐窗外有人听见。果然，喝醉的这个人话还没说完呢，就见有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把四个人一起绑走了。

后来这件事被报告给魏忠贤，他命令把辱骂他的那个人立刻抽筋剥皮处死，其他三个人因为没敢说话，就饶了他们一命放回去了。这三个人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伴被活生生地剥皮抽筋，都吓得魂飞魄散，回家都病了好几个月才能下床走路。

这些例子都真切地表明了明朝特务机构的罪恶，明朝的灭亡不能不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这种没有人性的统治方式造成的。荒淫至极的明武宗明武宗是明朝皇帝中最荒唐的一个，他建豹房，广搜美女与财宝。

刘瑾的建议孝宗教子很严，武宗从小就被教导得能文能武，样样精通。不过，他被正统古板的父亲压抑久了，陡然作了皇帝，整天接触的又都是枯燥乏味的政事，年轻爱玩的武宗很快就厌烦了这种生活，极力想摆脱朝廷大臣们的控制，过一种无忧无虑、不受干扰的生活。

正好小皇帝身边有个一直跟随着他的太监刘瑾，他深知皇帝的这些心思，于是投其所好，专门弄来一些鹰犬、歌妓、角抵之类的东西供他玩乐，结果刘瑾因此大受皇帝宠爱。

明武宗正德二年，他就听从了刘瑾的建议，干脆搬出禁锢他的紫禁城，下令在紫禁城西北筑起了一片宫殿式的高大建筑，集纵情享乐和处理政务于一体，并命名为“豹房”。虽然说是也有处理政务的功能，但是人们看到的却只是武宗整日沉湎其中纵情享乐而不能自拔的情景，于是，“豹房”就成了历史上以荒淫无度而著名的一大淫窟。

豹房始建于正德二年八月，一直到正德七年十一月才最终完工。豹房规模宏大，占据了腾禧宫北，脏罚库南、畜豹豹房和百兽房西、皇城西墙南到西安门十库以东的大片地带，而且宫室数层，勾连栉比，还有地下密室。豹房从正德二年八月开工，到正德七年十月工燕进奏说，“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今又添修住屋二百余间。”由这一仅见的惊人数字，可见豹房的奢华宏丽。豹房建好以后，武宗和近侍随从“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清毛奇龄在《明武宗外纪》中详细记述了豹房的营造和豹房中活动的人物。大起营造宫室，兴建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各工程，又别构院篥，建造宫殿数层，并在两厢营造密室。密室、宫殿勾连栉比，名曰豹房。“初日幸其处，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豹房祗候。群小见幸者，皆籍于此。”

醉生梦死后来，他又大肆整修和扩建豹房，花费白银二十四万两，增添人员和虎豹熊狮等凶猛野兽，并不断令人为其进献美女。延绥总兵官马昂本已犯罪罢官，为了讨好他，竟逼着已出嫁的亲妹妹来豹房给朱厚照侍寝，结果，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得到了豪宅和蟒衣的赏赐。据说，豹房专门设有许多地下密室，一个一个紧密排列，就像鸽子房一样。

这些小房间是专门供武宗奸淫妇女之用，每一间都住着或者用强抢的手段，或是被皇帝宣召，或是他人贡献来的美人。武宗在玩腻了这些美女之后，又令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到京官的府第中物色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武宗将她们留在豹房的密室中，待之如妃嫔。他还和这些舞女及乐工们，同喝同演，醉生梦死。

在豹房中，武宗的玩乐之心如脱缰之马，时时寻找新的刺激。他令宦官们开设店铺，自己换上平民服装充作店主，以讨价还价为乐。他又让宦官们开设酒店，弄来宫中美女歌舞，助其酒兴。他还经常和他的亲信江彬微服到教坊欢乐，夜不归宫。为了寻求更激烈的刺激，武宗还身披铠甲，驰马舞剑，指挥宦官组成的“中军”，与江彬率领的边兵玩对阵游戏。呐喊声震天，火炮声不断，三天两日就演练一回，闹得京城鸡犬不宁。

毛奇龄还记述说，武宗称豹房为新宅，每天召教坊乐工人豹房承应。武宗沉溺声色。教坊乐工每天承应，疲于奔命，满腹愤怒。

后来，乐工们向武宗诉苦，说外府有许多乐户，为何只让在京师的乐工承应。武宗也想换换口味，立即下敕礼部，移文地方州郡，选取河间各府乐户技艺精湛的乐工入宫承应。于是，地方分级选拔，有可遣官选送各色伶人，“日以百计，皆乘传续食。”自此以后，美人、音乐、筋斗、百戏，云集豹房，武宗从此玩的更加高兴了。

出巡抢美可是这个“豹房”虽好，但还是在京城之中，武宗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就又开始觉得厌烦了。于是他听从江彬的怂恿，不顾大臣们的劝阻，带着几个人连夜偷偷熘出北京，作贼似地一路急行，悄悄到达了塞上的宣府。这里有江彬特别为他修建的“镇国府”，府里画栋雕梁、朱檐黄瓦，还有京城豹房中的珍宝和巡游途中掠来的民女，朱厚照乐得心花怒放，称这里是“家里”，是他的第二处豹房。宣府地处交通要道，街市富丽繁华，城外天高云淡，别具情调。朱厚照常常晚上出去，闯入民宅，或索要酒食，或抢劫妇女，无恶不作。他手下的军士竟强拆民房，以门窗作炊柴，搅得市肆萧然，白昼闭户。后来，他对这种“出巡”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在巡游途中封自己为“镇国公朱寿”，岁支禄米五千担。一路上，他经常带着人突然闯入民家，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无论是已婚未婚，甚至是怀孕的妇人，只要被他看中，就都强行带走。所以每一次巡游回来，他的队伍都满载着金玉玩器、鹰犬虎豹、美姬艳妓，仿佛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俘获了无数战利品一样，得意洋洋的回到豹房，再次把豹房装得满满的。

武宗这一辈子，真是纵情享受，吃喝玩乐的一辈子。他的欢乐最终在一次南巡时不慎掉入湖中，险些溺水身亡中结束。明末农民战争缘起整天丰衣美食的皇亲国戚体会不到饥寒交迫的感觉,因此，他们对于无数饥民的哀号无动于衷。靠天吃饭的中国自给的自然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当天灾人祸交臻之时，他们只能选择武力抗争。

1644年（崇祯十七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农民起义军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杀妻砍女之后，四处突围不成，自缢于煤山。北京城明军的抵抗由此宣告彻底结束,大获全胜的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内。城内居民夹道欢迎,每户门楣之上都写有“顺民”的字样，沿街排摆香案，上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条幅，好一派热闹喜庆的场面!在刘宗敏、牛金星和宋献策等文武官员的陪同下，进城仪式的主角——“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在正午时分昂然进人德胜门。只见他头戴毡笠，身披缥衣，胯下骑着高头大马，气态庄重，威风凛凛。当行进至承天门下之时,李自成再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摘弓搭箭，向承天门的匾额射去。这可真是翻天覆地的时刻!至此，明末农民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飞扬跋扈、作威作福的王公显族、缙绅权贵已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而李自成——这位当年被裁减的驿站马夫，似乎成为这朗朗乾坤的主宰。面对这一幕划时代的巨变，无数后人感慨不已。

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转战十余年，粉碎了明朝官府的多次大规模围剿,艰辛备尝。然而他们能够完成推倒明王朝之壮举,其中缘由又远远超出了军事较量的胜负，特别是李自成等人在屡次惨败之后东山再起，最终星火燎原，势不可挡，确实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但要洞明时势，绝非轻而易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在数百年之后，我们对产生这场历史性巨变的客观社会背景才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崇祯皇帝朱由检曾无奈地叹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此言虽有朱由检掩饰自己过失的成分，但说明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即在崇祯帝登基之始,明王朝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从这一点上讲,朱由检的确是相当不走运。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史学界已基本取得共识,即其酝酿于万历、天启年间，崇祯即位改元之际,顿成风起云涌之势。引发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最直接的原因为“天灾”,即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或绝收，从而使各地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饥荒，对于成千上万的平民而言，这种饥荒就意味着死亡。

明代末年的自然灾害具有相当突出的特征，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涉及地区广；三是各种灾害密集交织。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当时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据雍正《陕西通志》的记载,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的五六十年间，陕西地区就已灾害频仍，无岁无之，其种类包括旱、蝗、水、雹、地震、山崩、瘟疫等等，似乎将各种难堪的灾害来了一个大汇总。而在明代，陕西又是中国北方土地贫瘠、农业生产相当落后的地区之一，罕见的自然灾害必然使陕西地区的粮食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民以食为天”，天灾肆虐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的平民只有在死亡线上挣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关中大饥,十岁儿易一斗粟”。至崇祯初年。困惫已极的大批饥民仍不得半点苏息,不甘心饥饿而死的人们被迫走上了四处抢掠之路。当时陕西延安籍的官员马懋才回乡省亲，目睹了当地的惨况，所撰《备陈灾变疏》为我们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况，读来令人骨鲠在喉，心情难以平静。

马懋才在疏中讲道：崇祯元年（1628年）。延安府又罹亢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粮食绝收。八、九月间，饥民们争先采摘山间蓬草为食，其籽苦涩，食之仅得不死。至十月，蓬草也被挖掘一空，树皮又成为替代的充饥之物。据说只有榆树皮口感稍好，却较难得，只好与其他种类树皮相杂而食，藉之可以稍延性命。至年终,树皮也被剥取干净。饥饿难耐的人们只好开始以山中石块为食。有一种名为青叶的石头,味腥而腻，少食即饱，但不过数日，必腹胀下坠而死。成人尚自身不保，那些襁褓中的婴儿之命运就可想而知。城外粪场便成为弃婴场,号泣之声让人肝肠寸断。另外，延安府各县外均有数个大坑，用以掩埋死者。据马懋才亲眼目睹,仅安塞城外三个可容数百人的大坑已堆满尸体，而附近没有送来的尸体又不知有多少。这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现象，马懋才得出结论道：“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躲避饥荒最常用的方式便是远走他乡，四方流移求食。因而在以往各个王朝中,每当严重自然灾害来临之时,大批流民随之产生,由此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常常使当朝执政者备感棘手。明朝末年,情况大为不同。严重自然灾害的出现并不是局部的,而是涉及面积相当广泛,饥肠辘辘的人们似乎无处觅食,这种状况在万历末年已显露无遗。《明经世文编》中的一段话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辗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与陕西、山西地区相比,其他省份的灾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完全断绝了饥民外出求食的希望。

万历末年,山东省境内食人之风甚炽,令人毛骨悚然。当时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奏文中云：自古饥年中，只听说有道馑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故事。而今日屠割活人为食,也不问父子、夫妇、兄弟。饥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甚至以人心味美，小儿心更佳。有鬻人肉者，有腌人肉者,还有割人头而吮其脑者。一人方饿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尽。如有人呵止，则大声回答道：“我不食人，人将食我。”与黄槐开几乎同时，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伏阙上疏，并绘《饥民图》附上，痛陈其家乡饥民食人恶状，恳切希望朝廷救恤。

野蛮而疯狂的人吃人现象,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无助于解决当时空前严重的饥馑。马懋才曾言陕西饥民在食土石之余，也杀掠行人为食，幼童及独行人一到城外，就消失了踪影。而食人者也没有好结果。食后不数日，就会面目赤肿，很快内发燥热而死。无处可避，无食果腹，至此饥民们无复奢望绝处逢生。他们如不想等死，只有走上抢掠之路,向稍有积蓄的富有之家发起攻击。据马懋才奏疏，当时饥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为盗，并宣言道：“因饥饿而死与做强盗而死，并没有两样，与其坐而饿死，不如做强盗还可以饱食而死。”落草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轻则充军发配,重则株连九族，然而身处绝境的人们已无法顾忌这么多了。

从表面上看,寇乱只是由严重天灾引发的饥馑所致,故而这也就成为地方官员推诿责任的主要借口。如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就对类似事件毫不动心，每当下属州县上报“盗贼”猖獗的情况，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地将来者笞打一顿，斥责道：“此饥氓也，至明春自定耳。”陕西农民的骚乱不仅没有于来年春自动平息，而是如燎原的烈火，愈来愈旺盛。但当朝官员还总是习惯用饥馑来解释“暴乱”的缘起，如崇祯二年（1629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在给朱由检的上疏中云：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与胡廷宴等简单推诿责任有所不同,杨鹤主张对饥民进行安抚,“切实赈济，使之煳口有资”。“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这样就可以使“乱民”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寇乱”自然平定。

其实,杨鹤之言道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即在严重天灾之时官府的责任。封建帝王常常以“爱民如子”自我标榜，当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挣扎在死亡边缘之时,全力赈灾以解民忧应该是官府最起码的责任。但是从万历末年至崇祯即位，面对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及饥荒，朝廷上下似乎无动于衷,根本没有采取必要的救灾减灾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不仅对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漠不关心,而且一如既往地严催钱粮，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可以说，无法回避的自然灾害是对一个社会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涉及官僚体制、社会矛盾等诸多问题。在远离洪荒时代之后,抵御自然灾害更须依赖社会的力量,封建官府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大明王朝显出了行将就木、病人膏肓之态。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可以说，这种“人祸”才是明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根本原因。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之始,虽有严厉打击魏忠贤阉党之举,但面临积弊重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却束手无策，甚至有意无意地为这种危机推波助澜。当时，自皇帝以下至文武百官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无所不用其极。从万历皇帝开始，当朝天子就公开向民间搜刮钱财。他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处恫吓要挟，掠夺民财。以后诸位皇帝也继承了这种“癖好”，每年供给皇室的一百多万银两，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同时，明朝边庭不宁，调动兵马必需大批款项，这样一来政府财政便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为弥补亏空与不足，官府便向平民加派各种饷银，这无疑是剜肉医疮、饮鸩止渴的做法。上行下效，当朝皇帝贪婪成性，各级官员也不放弃层层盘剥的机会，因此各种名目的摊派均被强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火上浇油，敲骨吸髓，黎民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每当催征钱粮之时，如狼似虎的差役用重刑责罚无法如数交纳的民户，衙门之外常常血流盈阶，惨叫声、斥骂声响成一片。无奈之下，百姓卖子鬻妻，逃亡遍野，这种惨无人道的欺压与折磨必然引起人们强烈的愤慨与仇恨。让人更加无法容忍的是，就在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与饥馑到来后，各地官府不仅没有全力赈济饥肠辘辘的灾民，不少官吏竞为保全自己的乌纱帽，不顾百姓的死活，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马懋才曾指出：陕西各地官员在百姓九死一生之际，不蠲不减，严为催科。而且全部钱粮都强加于残存的民户身上，导致残存人家只好抱恨而逃，四处躲避。在无处存身之后，则相率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言下之意,真正将普通平民“逼上梁山”的是贪暴无比的封建官府。对此，后人有诗曰：

闯王（即李自成）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得衣饥不食,还把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官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

闯王来兮我心悦，闯王不来我心悲。

君不见，朱泚当年据关内，大呼街市免加税，又不见，刘豫当年据汴城，声传乡邑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盗，自古如斯君莫惊。

寄语有司各守职，慎勿迫民使为贼!

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使明朝官府上下惊慌失措，正如杨鹤所言，当时最简单而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赈济饥民，安置复业，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各地暴动队伍。崇祯皇帝也明白这是确保其皇位的良策,但是安抚措施需要财力支持。经过再三考虑，崇祯帝痛下决心，才拿出10万两帑银救助灾民。而这点钱对于陕西大批饥民来讲,犹如杯水车薪。所救不及1／10。当时就有官员在上疏中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一人一金（一两银子）分配的话，10万金只可救活10万人。而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也只够50天之用。“十万金果足乎?”因而请求继续赈济。可是朱由检却断然拒绝了继续安抚的建议，力主严加围剿“叛民”。据史书载，朱由检爱财及悭吝的作风与万历皇帝颇为相似，“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命，多如牛毛”。他对于官员的考核完全依据催征钱粮的数量，对于民间疾苦充耳不闻。甚至在兵饷短缺之时，朱由检也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与崇祯帝相似,绝大多数财大气粗的王公贵族均是“舍命不舍财”的守财奴。如明神宗之子福王朱常洵居住于古城洛阳，庄田面积广袤，金银珠宝无数，“富实逾于天府”，是当时天下最富有的宗室藩王之一。但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遭受罕见饥荒的时候，他竟然置周围百姓生死于不顾,分文不出，不赈一钱。就连前来增援的官军都切齿痛恨，他们骂道：“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心怀不满的官军自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起义军很快便攻下了洛阳,朱常洵犹如瓮中之鳖。李自成高坐殿堂之上，大加痛斥：“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真守财奴也。”痛杖之后，将朱常洵枭首示众。其财产成为起义军的战利品。起义军大赈饥民，周围平民欣喜若狂，从者如流。

楚王朱华奎的鄙吝与朱常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张献忠起义军兵临武昌城下时，守备官员准备募兵守城，但府库空虚。而分封在此的朱华奎号称“积金数百万”,富冠一时。守备长官跪请贷金以饷军，朱华奎实在无法推托,急中生智。命仆人取出一把当年朱元璋分封楚王时赏赐的金裹交椅，装腔作势道：“惟此可佐军需，他无有矣。”眼见这种光景，武昌城的三司长官彻底绝望了，只好痛哭失声，挥泪奔出楚王府。张献忠起义军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武昌城，朱华奎在劫难逃，被沉入江中淹死。得胜的义军搜出楚王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不禁讥笑道：“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朱华奎诨名）真庸儿!”

福王与楚王的表现并非极端的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极具普遍性的问题。《绥寇纪略》的作者、明末著名文人吴伟业在追思亡国之痛时，对崇祯皇帝的悭吝颇有微词,他引用邹漪之言道：“怀宗皇帝（即朱由检）英明勤俭,不可谓非令主，乃其受病，独在慎惜金钱。”接着，他强烈指责诸位宗室亲王的贪鄙昏庸：除福王与楚王外，秦王府锦缎充斥，但在天寒地冻之时，竟不肯舍出一件棉衣；成都太守吴继善请求蜀王出借帑银充兵饷，以加强防御力量，散发仓库多得发霉的粮食，赈济饥民等等,均遭蜀王的拒绝。他们最后死于非命，实为罪有应得。只有封地在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捐银120万两，悬赏击杀义军之人，大批亡命之徒加入到守城的行列，使开封城成为负隅顽抗的典型，李自成义军三次大规模攻城均未奏效。由此，吴伟业感喟道：“呜呼!只坐一悭，遂成胥溺,有国有天下莫不皆然。”

在北京城受围之时，崇祯帝声称皇宫中已无帑银，无钱可捐作军需。因而，他催逼勋戚、太监、文武百官出钱助饷。这些平时依靠贪污贿赂大饱私囊的朝廷大员也同样个个叫苦装穷，上演了一幕幕可笑可叹的滑稽剧。见文武大臣都以沉默相抗拒，朱由检只好暗地里求助于自己的岳丈周奎,密谕其率先纳银12万两，以作表率。不料，周奎并不领情，宣称：“老臣安得多金?”死活不肯多交，最多拿出1万两。崇祯嫌太少,周奎竟放出杀手锏，到宫中向女儿周皇后求助，周皇后暗地派人送来5000两，惜财如命的周奎反而扣下其中3000两，上交2000两。难道这位皇亲国戚真的囊中羞涩吗?其实不然，起义军攻破北京后，在其家中抄出现银53万两,另有珍币数十万。国丈如此，其他的勋戚、贵官自然争先仿效，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拿出2万两，崇祯感动异常，当即晋封其侯爵。此外，明朝宦官的专权与豪富是尽人皆知的，但闻说捐银,都装出一副“苦难深重”的模样。当时最有钱的内官王之心也仅献出1万两，后在起义军重刑追赃时，他竟吐出现银15万两，其他金银细软的价值则与此相当。其余太监甚至拿出珍玩与住屋紧急“义卖”，显示自己已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总之，崇祯皇帝亲自主持的捐银助饷活动成效极不理想，只得到银两二十多万，这点银两如何挽救明朝防线的全面崩溃?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大搞追赃助饷，用重刑对付这些“要钱不要命”的达官贵人，结果追出银两七千多万两,两相比较之悬殊，真令人浩叹!从这一点来看，明王朝在起义军未至之时，其内部已处于瘫痪溃烂之中了。

如果将官僚统治阶层的这种贪婪庸鄙归结为过于爱惜金钱的性格缺陷，那么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在罕见的自然灾害降临之时，对于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无动于衷，而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依然横暴敲剥,这无疑是视民命如草芥的意识在作祟。从崇祯皇帝至各级官吏，无一例外地只将千万百姓作为压榨愚弄的对象，根本不顾其死活。这种意识的突出体现必然导致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白热化,从而促使社会大风暴的爆发。

大批皇亲国戚在兵临城下、生死攸关之时，依然固守财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奢侈享乐的生活,已使他们变得骄狂偏执又麻木不仁。他们恐怕至死也不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荣华富贵的生活会被造反者所剥夺。尽管听到起义军势如破竹的消息，大小官吏束手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却始终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不相信灾祸最后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朝廷上下人心涣散，苟延时日，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与抉择。起义军抵达北京城下后,京中士大夫相见，也只是“唯唯否否”地虚假应酬，“或曰无害，或曰奈何”，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不知轻重死活的模样。甚至还有人强辩，北京城坚势重。勤王之兵很快就到，只要多积煤米，固守数月即可转危为安。但粮饷短缺,守城之兵均饥不得食,又怎会有人卖命抵抗?因此，当起义军逼近城下时，明朝守备三大营人马立即溃散，这些富贵的守财奴们均成为义军阶下之囚。也许只有义军将领刘宗敏特制的“夹棍”才能使这些迷梦难醒的缙绅们感受到一点切肤之痛。在这些执政者的操纵下，大明王朝遭遇灭顶的噩运确实是在情理之中。

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确实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缘起。然而从义军方面而言，如果都是些素无训练、赤手空拳的贫苦农民，显然难以与数量巨大的官府军队相较量。明末起义军之所以能够最终冲破官军“十面之网”的围剿，取得巨大的成功，关键还在于他们并非纯粹的“乌合之众”，其组织内部具有相当特殊的成分。

其一为叛亡的边防士兵。陕西为明朝西北重要边防区，如宁夏、延绥、固原等三大边镇号称“三边”，驻扎了大批军队。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的屯卫制度,沿边卫所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本是减轻天下兵赋之良策，天长日久。大批屯田被非法侵占，无地可种又无经济来源,无力存活的士兵只有依赖朝廷的军饷。至明朝末年，兵饷拖欠十分严重，陕西边镇尤甚，边兵饥寒交迫，穷困潦倒。在严重自然灾害到来之时，境况更加悲惨。陕西巡抚胡廷宴就在奏疏中反映边军每况愈下的处境：“各军开始只是典衣卖箭,如今则发展至鬻子出妻；开始只是沿街乞食，如今则离伍潜逃；开始只是私下偶语，发泄不满，如今则公然噪喊以示抗议。”生活境况的日趋恶化激起兵士们的满腔怒火。这些弓马娴熟、擅长攻掠的士兵与普通饥民有所不同,他们更懂得如何用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日后，这些人成为起义军中坚持斗争的中坚力量。据记载，大批明朝官军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还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大举进攻辽东地区的女真政权，分四路进军,结果遭到惨败,残兵败将中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籍官兵,他们在逃亡之时,担心遭到惩处或再去充当炮灰，于是纷纷奔向自己的家乡。明朝官府为阻止他们的逃跑，在各地关卡进行邀击。无形之中，这些本无心造反的士兵成了官府擒捉的叛逆，九死一生，却有家不能归，只有落草为寇。这些人也就成了明末所谓“流寇”的先驱。《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曾概括道：“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这一现象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尤为突出，首领的诨名形形色色，如满天飞、九条龙、一丈青、乱世王、皮里针、钻天鹞等等。

其二是失业的驿卒。明王朝在开国之初，即着手创建起较为庞大的驿递系统，每隔10里置一铺，每隔60里设一驿，分置铺长及驿丞。明末政治黑暗，驿递制度也陷于瓦解崩坏。一方面，地方官吏任意克扣驿站本已十分有限的经费,另一方面,贪婪成性的来往官吏也乘机对当牛作马的驿卒大敲竹杠，硬行索要，这将驿卒推入了无边的苦海。崇祯二年（1629年），有官员上疏呼吁：“今天下驿递之疲惫极矣。……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悲惨的处境造成“瘦马死道”、“人人思逃”。就在这种万分困苦之时，一些官员竟为迎合崇祯皇帝之意，建议整顿驿递，节省经费。爱财好货的朱由检立即予以批准，责成专官着手施行。这种荒谬的做法将驿卒推上了绝路，在重灾之时，被裁减下来的驿卒完全丧失了生活来源，“不去为‘贼’,将安得乎?”一些曾亲历陕西义军活动地区的士绅都讲道：“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李自成本人就曾为米脂县银川驿站的马夫，饥困无法自存，在当地官吏的欺压下，最后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对此，清张晋《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有《裁驿站》诗曰：

关中饥，“盗”蜂起，“流贼”之名始于此。

饥民起，饥军从，大吏贪庸工粉饰，闭目掩耳如瞽聋。

裁驿站，惜小费，刘给事，太无谓。

国用已绌少胜算，驿站一裁驿夫散，咄哉遂酿李闯“乱”!

（注：刘给事即指首倡裁驿站冗卒的给事中刘懋）

总之，导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及最终明朝灭亡的主客观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以罕见的自然灾害为契机，明朝社会内部矛盾极度恶化，官僚统治集团的残酷、愚昧与麻木迫使广大陷于绝境的人们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封建统治秩序由此彻底崩溃。文献记载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城池的陷落并不是起义军奋力攻打的结果，而是出于内部饥民的倒戈，难怪封建士大夫惊呼：“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明朝）土崩不可救!”无庸赘言，明末农民战争的成功自然不能归功于李自成一人，而李自成的反抗之举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了亿万百姓的响应和支持，这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所在。

第十章

杀主自立朱元璋的为人并不厚道，他的真正发家还在于杀主自立。

小明王的阻碍明太祖朱元璋刚刚起兵的时候投靠的是势力较大的红巾军。红巾军内部从一开始就派别林立，各自为政，但名义上他们却还隶属于同一个旗号之下，这就是号称“小明王”的韩林儿创建的宋王朝。

韩林儿的父亲韩山童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个地方性领导人，他死了以后，他的幼子韩林儿被推为“小明王”，据说他们家族是早已亡国百年的宋朝王室的后裔。在刘福通的策划推动下，韩林儿重建了宋王朝，国号龙凤。朱元璋起兵之时，名义上就是这个小明王韩林儿的属下，接受了他的分封。

后来，朱元璋的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逐渐打败了他的众多竞争对手，自封为吴王，这时候的朱元璋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傀儡皇帝的存在，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个阻碍他登上帝位的人除去。于是，弑主的阴谋就在朱元璋的精心安排下逐步展开了。

小明王中计这时的小明王自从被朱元璋从安丰救回来后，就一直听从朱元璋的安排住在滁州，一转眼已经三年了。他住在朱元璋为他盖的皇宫里面，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整日只是在宫中和侍女妃子们饮酒作乐，反正外面的战事一概由朱元璋处理，他落得个轻松自在，每日只管吃喝玩乐，什么事也不用管。

这一天小明王正在宫中喝酒，听说朱元璋派人来接他到朱元璋定都的应天府（今南京）去，不由得心中高兴，觉得朱元璋对自己真是不错，不但从安丰把自己救了出来，还让自己做了一个清闲自在的皇帝，这时听说朱元璋要接自己去都城更是高兴，那应天府可是六朝古都，小小的滁州城怎能与其相提并论呢。他马上接见了朱元璋派来的使者廖永忠，廖永忠把朱元璋的意思说了，还大大吹嘘了一番应天府的繁华，请求小明王马上准备起身。小明王本来心里就很乐意，一心想去住应天府中更大的皇宫，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并让廖永忠去安排一切事情。

到了择定的吉日，小明王带着他的众多妃嫔、侍女、太监浩浩荡荡的启程了。他们来到长江边上，只要过了江，就是应天城了。在廖永忠的安排下小明王和他随身的宫女、太监、后妃都上了一艘装饰的非常豪华的大船，廖永忠则带着队伍乘上了别的船只，跟在小明王的大船后面。大船在江面上缓缓的前进，船身随着微风轻轻的摇动，小明王的心里也不禁随着船身的摇晃而心思潮涌，想着他就快要到应天府了，到了那里，他可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他还想到自己能有今日，都是朱元璋的功劳，等到了应天，一定要重重地赏赐朱元璋，给他加官进爵。

他正陶醉在自己的美梦里，忽听船底一阵“咚咚咚”的响声，不禁好奇地问左右的侍从是什么声音。旁边的人回答说是船底有块船板坏了，有人正在修理，马上就能修好，还请小明王不要担心。小明王听了也没有在意，继续做着自己的皇帝美梦。

不一会儿，船已经走到江心了。这里风大浪急，船身颠簸得很厉害，小明王心里正在害怕呢，就听船后有人大叫起来：“不好了，船底漏水了!”小明王心里更慌了，忙叫人去船后查看，这人回来报告说，船后的舱底有个大洞，江水已经从洞中涌进了很多，无法堵住了。这时全船的人都慌作一团，只听得到处都是女人的哭喊声。小明王在这时还强作镇定，心里想着廖永忠的船就跟在后面，可以让他来救自己船上的人下去。可是回头一看，哪里还有廖永忠乘坐的小船的影子!江心的急流之中就只有自己这一条船，其他的船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这会儿他可镇定不下来了，扯开嗓子大叫救命，指望着后面的廖永忠听到喊声，能及时来救他。可是四周哪里有船呢?这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小明王这时心里一片茫然，刚刚才做的皇帝梦好像一下子离自己远去了，只是在心里默念着：这下完了，这下完了!不一会儿，大浪打到船上，大船转眼就沉入江中了。可怜的小明王至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灾祸。

凶手的微笑率人远远躲在后面的廖永忠得到大船已经沉入江底的消息，什么话也没说，甚至还微微的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命令手下加速渡江，一点去打捞沉船的意思都没有。等回到了应天府见了朱元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完成了吴王的嘱托!”朱元璋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连声说好。原来这一切根本就是朱元璋事先和廖永忠定下的毒计，命人等小明王乘坐的船到江心的时候将船底凿了个大洞，让小明王和他身边的人都命丧长江之中。小明王在船上听到的“咚咚”的修船声，其实正是廖永忠派的人凿船的声音，小明王又哪里想得到呢?

小明王就这么煳里煳涂的死在了自己最为信任的朱元璋手里，到死都不知道是朱元璋命人害死他的。而朱元璋在除去了这个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傀儡皇帝以后不久，就派出大将徐达率兵北上讨伐元朝的残余势力，而他自己也在北伐的频频捷报中登上了盼望已久的皇帝宝座。神人——刘伯温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在后来的人心目中他一直被认为是凡间的“神仙”。

朱元璋得到“活神仙”

刘伯温自幼就聪明异常，他的老师曾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福德深厚，日后必成大器。”元朝末年，他考中了进士，当了一个小官，很为当地人民所爱戴。后来，因为正值乱世之秋，刘伯温干脆弃官不做，归隐回家了。在家中闲住期间，他更是博览群书，通读经史，尤其精于对文学的研究。这个本事使他日后在一般人的眼中简直成了无所不知的活神仙。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力量逐渐壮大起来后，听说刘伯温有本事，一心想请他到自己的军中，多次不惜血本的邀请他出山。但是最初刘伯温却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朱元璋几次三番地盛情邀请，颇有一股刘备三顾茅庐的劲，不请出刘伯温誓不罢休。刘伯温为他的诚心所感动，加之自己又有一展雄才的远大抱负，所以就答应了。朱元璋喜出望外，连夜修建了一所礼贤馆让他居住，对他礼遇非常。刘伯温到朱元璋身边后，马上就向朱元璋讲述了自己对当前局势变化的估计和预测，向朱元璋提出了当前急需着手进行的十八条政策。这让朱元璋非常满意，知道自己得到了极为罕见的济世人才。

从此他对刘伯温言听计从，让他为军师，真好像是昔日的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重生了一般。

诸葛亮重生刘伯温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做了一番估计，他认为朱元璋必将后来居上，成为未来国家的领导者。

其实当时的朱元璋还只是红巾军中不太起眼的一支，朱元璋一直恭奉韩林儿为自己军队的领导者，并以韩林儿的小朝廷为正统，接受了韩林儿的册封。

恐怕这时就是朱元璋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成为皇帝吧?刘伯温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所以他对朱元璋尊奉韩林儿十分不以为然，即使是去朝见韩林儿，他也从不肯跪拜，还时常对朱元璋说：“韩林儿不过是一个牧童罢了，尊奉他干什么呢?”他常劝朱元璋一有机会就应该自立为王，脱离韩林儿的控制。

朱元璋的势力日渐壮大之后，也逐渐有了夺取天下之意。他向刘伯温求教征伐的策略。刘伯温就给他出主意说：“现在这几支起义军的力量，张士诚和方国珍都只顾据守一方，根本不足为惧。只有陈友谅一支队伍，名不正、言不顺，却霸取长江水上力量，又始终抱着吞并我们的野心，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有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使张士诚和方国珍孤立难守，才能各个击破，一举即可平定南方，然后再挥师北上，这样霸业可成。”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日后果真按照刘伯温的策略一步步消灭了敌对力量，终于成就了一番霸业。

在与陈友谅的征战中，朱元璋的队伍面临强大的威胁，许多人想逃跑或者投降，这时又是刘伯温力排众议，坚持抵抗到底，并以诱敌深入之计重挫陈友谅的大军，挽救了朱元璋的危机。尤其奇妙的是，刘伯温真的好像如有神助很能预测吉凶祸福。在鄱阳湖之战中，他陪伴着朱元璋亲自登船督战，忽然之间一跃而起，急声催促朱元璋转到别的船上去。朱元璋莫名其妙地听从他的安排，刚转到别的小船上，还没坐稳呢，就见他刚才乘坐的御船被敌人的炮火击中，烈火瞬时熊熊燃烧起来。朱元璋不禁大惊失色，从此也就更加的信任刘伯温。

独善其身在朱元璋征战的岁月中，他始终与刘伯温形影不离，即使偶尔分开，也时常写信去向刘伯温询问事情。在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刘伯温料事如神，所以有很多人都把他比喻为诸葛孔明重生。在朱元璋终于成为皇帝之后，刘伯温却推却了朱元璋要他当宰相的美意，也谢绝了朱元璋的赏赐，辞官回乡了。

刘伯温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就是因为他在朱元璋身边多年，深知朱元璋的脾气秉性，知道功成之后必遭杀身之祸，所以才一意辞官回乡，闭门隐居，不问世事。果然不出他所料，朱元璋皇帝当了没几天，就开始大杀功臣宿将，刘伯温虽说已经隐退，却仍然受到了怀疑。不过比起那些遭到杀身灭门之祸的功臣来说，他虽受怀疑，但仍可以寿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好的结局了。从和尚到皇帝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是怎么成了皇帝的呢?

苦难和尚当女婿朱元璋是濠州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年少时给地主放过牛。17岁那一年，淮北闹起旱灾和蝗灾，接着又蔓延起瘟疫。朱元璋的父母及兄弟都相继病死了，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进皇觉寺当了小和尚。但是不到两个月，寺里也闹起了饥荒，和尚们都被遣散，朱元璋也只好捧着钵盂到各地流浪。这样一晃就是好几年．朱元璋已经从少年长成青年了。

这时各地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全国没有安静的地方。二十四、五岁的朱元璋看到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也不再甘心当个行乞化缘的和尚了，这样的乱世，正是英雄辈出的时候，朱元璋开始跃跃欲试了。

正好这时，他的老家濠州城也被起义军占领了，他想就近去投奔这支起义军。濠州城里的义军首领名叫郭子兴，原是定远地方的一个地主，由于经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积了一肚子怨气，就参加了白莲教。刘福通起义后，他也约了几个朋友，带了几千年轻人，揭竿而起，攻下了濠州城。有一天，他听手下人报告说抓到了一个奸细，就亲自骑马来到了城门，只见捆绑着的是一个年轻的和尚，衣服虽然破破烂烂，但却是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郭子兴见了十分喜欢，命人给他松了绑，带回元帅府。这个年轻的和尚就是朱元璋。郭子兴和朱元璋谈过话后，发现他聪明伶俐，又身体强壮，就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作亲兵长，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借着这个姻亲的关系，再加上朱元璋自己作战勇敢，机智过人，他把打仗缴获的物品全部分给部下，受到了士兵的拥护，不久就被提升为镇守和州（今安徽和县）的总兵官。

应天之战通过妻子的帮助和他个人的努力，朱元璋的威信迅速提高，甚至还引起了他的岳父和两个妻兄的猜疑。幸好时间不长，郭子兴和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战死，朱元璋就名正言顺的成了这支起义军的领袖。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领军队渡过大江，攻占了东南重镇建康（今南京），并将其改名为应天府。

就在朱元璋积极准备向南方发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友谅。陈友谅原来是反元义军徐寿辉的部将。后来他杀了徐寿辉，扩充了队伍，自立为王，占有今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大片土地，成为当时南方一个比较强大的割据政权。他认为朱元璋是自己扩大势力的障碍，便率领几万水军，顺江东下，攻打朱元璋所在的应天府。

这时的朱元璋力量已经不同以往，军队人数增多了，内部矛盾也解决了，和他小时候一起放牛的朋友徐达、周德兴这些伙伴都投奔了他，在他身边冲锋陷阵，许多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也都投靠了他，替他出谋划策。朱元璋的实力大大增强起来。但是面对陈友谅全军动员的大规模挑战，他仍然表现得小心翼翼。新来的谋士刘基（刘伯温）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建议他以逸待劳，用诈降计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朱元璋听了满心欢喜，与刘基仔细商量后，定下一计。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相识。朱元璋要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假装投降，做他的内应。

康茂才按照朱元璋的吩咐写了信，连夜叫老仆人赶到采石去告诉陈友谅，他在江东桥专候。陈友谅问清了江东桥是座木桥后，吩咐左右准备酒菜，让老仆人饱饱地吃了一顿，才把他打发回去。临走的时候，陈友谅对老仆人说：“你回去跟康公说吧，我马上就去江东桥，到了桥边，我叫几声‘老康’，请康公马上接应。”

老仆人回来后，把陈友谅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连夜派人拆了江东木桥，改砌成一座石桥。他还从陈友谅的逃兵那儿了解到陈友谅的进兵路线，就在沿江几个重要关口设下伏兵。他亲自率领大军守在卢龙山（今南京塞拉利昂），并规定好暗号：举红旗就是通知敌人已经到了，举黄旗就是命令伏兵出击。

陈友谅待老仆人走后，带领全体水军船只驶向江东桥。不料到了约定地点，只有石桥，而不见木桥。陈友谅这时顾不得是木桥还是石桥，连喊几声“老康”，都没人答应。他这才想到自己中计了，连忙下令撤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朱元璋迅速命令士兵举起黄旗。顿时战鼓齐鸣，杀声震天，岸上的伏兵和水港中隐藏的水军一起杀将出来。陈友谅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哪里还招架得住，几万水军死伤无数。陈友谅在部将的保护下夺船而逃，两万吐司兵被俘，一百多艘战船被缴获。这一战后，使本来没有水军的朱元璋几乎掌握了长江流域全部的水上力量。

和尚皇帝应天一仗，陈友谅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陈友谅很不甘心，养精蓄锐三年，又造了几百艘战船，再次率军攻打朱元璋。朱元璋也亲率大军应战。陈友谅的水军多是大船，船楼高达十余丈，相互连接，绵延十余里。朱元璋在水军中挑选了几十名壮士，组成敢死队，驾着七条小船，装满火药和芦苇，顺风点火冲向陈友谅的船队。风越刮越大，火越烧越旺，陈友谅的大船着火，烟焰冲天，战场鄱阳湖一片火红。两军在湖上一共交战36天。陈友谅见粮食断绝，亲率一百条战舰想突出湖口取粮，却被一支流矢射中眼睛，当场身亡，他的军队见主将一死，也立刻崩溃了。

打败陈友谅以后，朱元璋的势力迅速扩大，没几年就自立为吴王，又设计杀了自己一直奉为正统的红巾军象征性的领袖小明王韩林儿。没费什么力气，又收十了另两支割地称雄的起义军队伍张士诚和方国珍，统一了南方。

公元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徐达和常遇春两位大将率领25万人马北伐，不久就占领了山东。

公元1368年春天，在北伐顺利进军中，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他就是明太祖。大脚马皇后马皇后十分贤惠，是朱元璋政治生涯的好帮手，在立国后时常劝谏太祖。

夫妻情深夫妻感情深厚，战争岁月中尚不算什么，但是朱元璋成为一国之君后仍然敬重、爱护马皇后，这在历代帝王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尤其是马皇后有一双违背世人常规所见的天足——大脚。

朱元璋不仅没有因此嫌弃她，反而百般维护，甚至曾经因为一则灯谜的答案是“好双大脚”，认为是在讽刺他的马皇后，竟然因此大开杀戒。而且，朱元璋一生性格刚强，当了皇帝后，更是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又常常喜怒无常，动辄杀人，这时惟一可能改变朱元璋决定的人就是马皇后。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国的开国之君，朱元璋为什么对这位大脚的妻子一往情深呢?

这还要从朱元璋的发迹讲起。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做了几年和尚，二十多岁时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军，做了一个小小的卫队长。由于他作战勇敢，人也很聪明，郭子兴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就是日后的马皇后）嫁给了他。

朱元璋娶了主帅的养女为妻，身价陡然提高了许多，军中上下都对他另眼相看，尊称他为“朱公子”，成为夫以妻贵的典型。马氏为人精明能干，而且十分贤惠，成了朱元璋政治生涯上的好帮手。马氏身材修长，容貌秀丽，颇具一种大家闺秀的端庄美丽，最令朱元璋敬仰的，是马氏天生丽质之外的那份修养，那种端庄明智、知书达理的超然风韵。

马氏也通过她独有的敏锐洞察力，体察到她的这位夫君有着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因此她尽心尽力地想帮助她的丈夫达成心愿，至少使他没有后顾之忧。

成功男人身后的她朱元璋的岳父郭子兴是一个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朱元璋在军中的人缘很好，而且行事干练，颇有谋略，得到将士们的信赖，这使郭氏父子大为不满，怀疑他有自立之心。当郭子兴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事需要朱元璋的帮助时，他就对朱元璋格外亲热，表现的甚至比对亲生儿子还好。但是只要事情处理完，郭子兴的态度就马上转变了，脸也拉长了，声音也变粗了，总是对朱元璋挑三拣四，稍有不满就厉声责骂，还常把朱元璋关进柴房，不许他吃饭，以示惩罚。每当这时，总是马氏从中调解，设法维护自己的丈夫。她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去送给郭子兴喜欢的小妾张氏，请她帮忙说些好话，缓和翁婿之间的矛盾。

朱元璋在柴房中关禁闭，没有饭吃，马氏总是设法偷一些刚出锅的烧饼，揣在自己的怀中带给朱元璋吃，当她从怀里掏出烧饼时，烧饼竟然还是滚烫的，她胸前的皮肤都被烫伤了。

后来她跟随朱元璋在军中时，因为粮食紧张，平日就积攒一些蔬菜、肉食和粮食，想方设法的让朱元璋吃上饱饭，而自己却时常饿着肚子。

这些事情使朱元璋感念至深，就是当了皇帝之后，也常常向群臣提起，总是说如果没有马皇后的细心照顾，自己很可能活不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在行军作战中，马皇后也是朱元璋的贤内助。她率领军中将士的妻子搞好后勤工作，拿出自己的积蓄慰劳将士。特别是在一次战斗中，朱元璋受了伤，陷入敌人的包围中，马皇后不顾自己的安危，假扮成村姑的样子，闯进敌阵中把朱元璋背出重围，救了丈夫的一条命。这可不是那些有着一双纤纤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能做到的事。

家有贤妻朱元璋当上皇帝后，立马氏为皇后，统领六宫。在十五年的宫廷生活中，马皇后严于律己，并设法规劝朱元璋少犯错误，是少数几个能劝阻朱元璋的人之一。朱元璋一向禁止后妃干政，马皇后不但不让自己的族人出任官职，甚至还拒绝了朱元璋为了补偿她而给予族人的赏赐。在她的影响下，洪武年间从没有滥封过公爵。

马氏贵为皇后之后，仍然坚持亲手料理朱元璋的饮食，除了她认为妻子应该亲手服侍丈夫之外，也为了防止丈夫因为饮食不合口味，而降罪他人。她总是劝朱元璋赏罚要公平，不能只凭自己的一时喜怒而制罪于人。在对待朝臣的问题上，她劝朱元璋要礼贤下士，尊重朝中的大臣。这些都使内宫外朝的人们称赞不已。

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总是担心功臣要篡位，因此对功臣大肆杀戮。就连太子的老师，已经退休多年的大学士宋濂，无辜被牵连进一件朝廷要案时，朱元璋也不问详由就想把他处死。无论太子怎样跪在地上为老师哀求，甚至被逼得想投水自杀，朱元璋也不肯改变主意。

马皇后知道了这件事，就吩咐当天的御膳全部做素食。朱元璋退了朝回后宫吃饭，发现全是素菜，觉得很奇怪，就问马皇后是什么原因，马皇后回答说：“我只是心里伤心，想吃素为宋先生祈福。就是一般百姓家请了先生教书，都是百般礼敬。宋先生教太子读书费尽心力，我怎么能不为他伤心呢?”朱元璋一听是给宋濂求情，气得把筷子一扔掉头就走。可是等他的怒气稍退，想起了马皇后的话，终于改变主意，饶了宋濂一命。

香消玉殒洪武十五年，马皇后病重，眼看就要不行了，但是她却坚持拒绝找医生给自己看病。朱元璋为此寝食不安，甚至命令各地祭祀山川神灵，为皇后祈福。马皇后在弥留之际还笑着说：“人的生死都是上天注定的，这时候祈求有什么用呢?我也不想看病，如果治不好，我死了，你还要治那些医生的罪，这可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我惟一希望的是你能够求贤纳谏，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话刚说完，马皇后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朱元璋不禁抚着马皇后的尸身痛哭不止，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立过皇后。刘伯温执法刘伯温嫉恶如仇，法律严明，最后却因后怕而去。

制定严法刘伯温的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尤其痛恨非法之事，只要被他抓住了，无论是谁都决不放过，因此经常与他人发生冲突，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刘伯温认为宋元几朝的最终崩溃，其原因都在于法制废弛，刑狱过宽，世人没有畏惧之心，以致最终酿成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他建议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应该创建起严密的法律制度，并且要严格执行，这样才能使朝政振作，官民一心，都不敢为非作乱，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谈到对百姓施行仁政的问题。他的说法很接近法家的学说，主张以严刑治国，使臣民畏惧听从。这在建国之初局势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只有百姓迅速安定下来，才有可能谈到休养生息或是国家建设的问题。从历史的发展表明，他的这个意见受到了朱元璋的大力赞同，他命刘伯温等文人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并多次亲自厘定，在以后数十年的皇帝生活中也是毫不犹豫的身体力行着。

严格执法在具体的执法问题上，刘伯温总是保持着一种刚正严肃的作风，也要求他手下的官员都要如此做，作为国家耳目的御史，纠察百官时必须要铁面无私，无所畏惧，只以朝廷纲纪为准绳，只以事实根据为凭证。遇到有官吏犯了法，他就马上收捕，加以无情的惩治。正因为他的铁面无私，执法时的六亲不认，当时朝中的官员、侍卫、内官无不惧怕他的威严，力求行事正经，就怕被刘伯温抓到了错处。

当时中书省有个官员叫李彬，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违反了国家的法纪，按照律令应该被处以重刑。但是这个李彬很受宰相李善长的信任和喜爱，李善长知道他犯了法被人揭发，很怕刘伯温对他不利，就亲自去找刘伯温求情，希望刘伯温放过李彬这一次。但是刘伯温一向嫉恶如仇，又怎么肯徇私情而放了他呢?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李善长的请求，还马上派人去向此时正在外地巡视的朱元璋报告，要求尽快处理李彬这个案子。朱元璋也和刘伯温一样憎恨贪官污吏，见到报告，立刻就批准了刘伯温的请求。

当时正值金陵一带大旱，因为皇帝不在城中，所以就由李善长主持搭建了一个高台作为祈雨之用。朱元璋的文书到后，他知道李彬就要被处决，想以祈雨之时不能杀生作为借口，尽量拖延李彬被处死的时间，再另寻解救他的办法。刘伯温却是毫不动摇，坚持要立刻处决李彬，并且说正是因为有了李彬这样为非作歹的人在，老天爷因此很愤怒，才以干旱作为惩罚人们的手段，所以只有立刻就杀了李彬，才能消解上天的不满，才能祈得降雨。

如此一说，使李善长再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刘伯温见他不再出言反对，就立刻命令手下把李彬推到祈雨的高台之上，当着众多围观的百姓宣布了李彬的罪状，并且命人将他就地斩首，这一下，台下的百姓都拍手称快，纷纷叫好。

后怕而去李善长因为这件事，对刘伯温恨之入骨。本来刘伯温所显示出的聪明才智已经让他非常忌惮，朱元璋很信任刘伯温，常常与刘伯温单独在密室里长谈，谈话的内容从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总是担心有一天刘伯温会抢了自己手中握着的大权。通过李彬这件事，他更觉得非尽快除掉刘伯温不可。朱元璋一回到京城，他就马上去告状，说刘伯温在祭神之日杀人，是对上天的不敬，触怒了神灵，因此到现在还没有下雨。其他一些吃过刘伯温亏而嫉恨他的人也纷纷趁机落井下石，在朱元璋的面前说刘伯温的坏话。

朱元璋一听果然不太高兴，就找来刘伯温询问此事。刘伯温也知道皇帝现在正宠信李善长，必定会对自己产生不满，他对这件事的解释是因为那个地方有数万士兵家属居住，因此阴气汇集造成不下雨，只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有降雨的。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不知是否真是刘伯温的神机妙算，还是因为他精通天文，早已算出会有降雨，不久果真大降大雨，朱元璋才转怒为喜。

虽然过了这一关，刘伯温明白只要自己在朝中，还是会有许多奸诈小人设法陷害，这次虽然平安过关，但是难免早晚会触怒皇帝而招来杀身之祸。正巧这时他的妻子去世了，他就以自己哀伤过度、精力衰竭为借口，请求辞官回乡养老。

朱元璋亲自颁布一道诏书，表彰他的功绩，并赏赐了他很多东西，允许他辞官回乡，并派专人护送他离去。刘伯温谢绝了皇帝的一切封赏，孑然一身的离去了。不当宰相颇有谋略的刘伯温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不当宰相，最终得到善终。

聪明的人有人认为刘伯温的本事比诸葛亮还要大，因为诸葛亮耗尽一生心血，也只是帮助刘备三分天下，而刘伯温却是帮助朱元璋当上了全中国的皇帝。还有人把他比做鬼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甚至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这些夸赞之语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处尚且不谈，但是他的淡泊名利、急流勇退却是几百年来备受人们的称赞，他的一生经历在一般人眼中已经成为一则亦官亦民亦仙亦鬼的动人传说。

刘伯温在朱元璋还没有称帝之前就追随在他的身边，替他出谋划策，排兵布阵，一直是算无遗策，所以备受朱元璋的倚重，任为军师，凡事都要与他商量。就连朱元璋称帝登基的好日子也是刘伯温定的，因为他熟知天文，是确定上天意旨的最佳人选。在朱元璋终于如愿以偿的当上皇帝之后，刘伯温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一心想离开这危险之地，朱元璋却不答应，刘伯温只好留在朝中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时间不长他就以妻子亡故的理由请辞回乡，但是不久又被朱元璋召回京城，朱元璋亲自颁布诏书，表彰刘伯温的功绩，还要给他和他的家人加官进爵。刘伯温这时好像真的预见到了未来，知道接受了册封必定会在将来遭到杀身之祸，所以坚辞不受。

容人有量明朝创建后，朱元璋让李善长当了开国的第一任宰相。刘伯温刚正不阿的个性使李善长大为不满，处处找刘伯温的麻烦，总想找机会杀了他才甘心。但是刘伯温颇有蔺相如一般的容人雅量，并没有放在心上。甚至是在朱元璋想撤换宰相时，他还为李善长说话，认为他虽然有一些过错，但威望很高，能够调和众将，这个宰相还是应该让他做。

朱元璋听了觉得很奇怪，问刘伯温说：“李善长几次三番想害你，多次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一心想置你于死地，你怎么还要替他说好话呢?”刘伯温回答说：“现在国家刚刚创建，内外的事情还很多，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更换宰相。宰相就像是一幢住屋的顶梁柱，怎么能够说换就换呢?如果拿一个细木更换，住屋就会因此而倒塌的。”朱元璋听从了刘伯温的建议，没有更换宰相。识人之才后来，李善长因为年纪大了，自己要求辞官回乡养老，朱元璋又把刘伯温找来商量，问他新宰相应当任命何人。刘伯温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不偏不倚的评断当时朝中几个有可能当上宰相高位的官员。

其中的一个人叫杨宪，对刘伯温一向很不错，两个人交往甚密。朱元璋本来想立杨宪为相，不料刘伯温却反对，认为杨宪很有才能，足可以做宰相，但是却缺少做宰相的宽广心胸，不能公正持平的处理政事。朱元璋又提出另一个人选汪广洋，刘伯温认为他比杨宪更糟糕。皇帝又提出第三个人选胡惟庸，这一下刘伯温更是坚决反对，认为如果任命胡惟庸做宰相，没有发生事情就是国家的最大福气，批评胡惟庸桀骜不逊，成事不足，却是败事有余。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刘伯温对这三个人的看法是极为准确的。因为朱元璋这一次固执的坚持己见，先后任命了这三个人做宰相，结果证明他们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时间不长都被撤换掉了。朱元璋听到刘伯温对这些候补人选都不满意，就说到：“我也知道满朝的大臣才学没有一个能及的上你的，既然他们都不合适，那这个宰相还是由先生你来做好了。”

刘伯温一听，心里就是一颤，他知道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建国前是朱元璋所倚重的，但是在建国之后，这种才智反而是朱元璋最为忌惮的，所以他不敢显露丝毫的治国才能，生怕引起朱元璋更多的不满而招来杀身之祸。

这时，他听出朱元璋话语中的试探意味，连忙回答说：“陛下有所不知，当宰相的人最好要平和如水，处事冷静，我的个性却是嫉恶如仇，见到不平之事很容易怒火难平，这样做事恐怕会有失公允，不利于国家。而且我的身体不好，也怕不能承担这么繁重的工作，有负陛下的嘱托。”他婉转拒绝了朱元璋让他当宰相的要求，并且劝皇帝不要急于一时，应该去细心寻访人才，天下之大，总会找到合适的人选。

后来，刘伯温终于如愿回到家乡隐居，不见世人，过了几年太平逍遥的日子。朱元璋还是时常写信给他，问一些问题，他也仔细的逐条解答回报。因为刘伯温始终不肯接受皇帝的赏赐，朱元璋就命令减免刘伯温家乡青田的税收，说是让当地的百姓都记住这是因刘伯温而得到的恩惠。在朱元璋的众多功臣中能得善终而不连累亲族的人，刘伯温是极少数中的一个，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神机妙算之功了。刘伯温真是被谋杀的吗刘伯温功成身退，谨言慎行。但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明哲保身刘伯温博古通令，善观天象，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深知功高盖主的危险，特别是朱元璋性好猜忌，自己更应该及早抽身。于是在洪武四年，也就是他被封为诚意伯的第二年，刘伯温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解甲归田，并谢绝了太祖的一切赏赐。朱元璋见他没什么野心，也就让他带爵回乡养老了。

刘伯温回到青田老家后，仍然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他知道明太祖派出很多特务，在各地巡行，监察官员们的言行。无论官员在朝还是在野，都逃不掉这些特务的监视，许多大臣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不谨慎而遭到了严惩，严重的甚至为此而丢了性命。刘伯温深知此中利害，担心言多必失，所以回家后闭口不谈政事，也不与任何地方官员往来，尽可能的避免一切嫌疑。据说当时的青田知县一直想找机会拜见他，但几次都遭到刘伯温的拒绝。后来，知县换上农夫的便装，终于在山中见到了刘伯温。可刘伯温一听他说出真实身份之后，马上自称草民，辞谢而去，从此避而不见。

小人陷害尽管他如此谨慎，却还是遭到朝臣的陷害和皇帝的怀疑。

刘伯温在朝中时一向与胡惟庸不和。刘伯温素有识人的精准眼光，他一直认为胡惟庸是个害群之马，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当朱元璋在李善长辞去宰相之职后，向他询问新宰相的人选时，刘伯温就向朱元璋如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件事后来被胡惟庸知道了，认为刘伯温是有意阻碍自己当宰相，因此心里十分憎恶他。而且刘伯温在初任司法官员时，铁面无私，不徇私情，也很让胡惟庸心生忌惮。尽管这时候刘伯温已经辞官回乡了，但是还十分受到朱元璋的宠信，常常写信给他询问一些事情。这对于一心想掌握大权的胡惟庸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所以胡惟庸总想找机会致刘伯温于死地。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起因是刘伯温的一道奏折。当时刘伯温的家乡附近有一片三不管的不毛之地，后来成了盗贼的聚集地。刘伯温上奏折给朱元璋，请求在这个地方设立巡检司，以防止盗贼在那里聚众起事。为了这件事，刘伯温派他的长子刘琏进京面见朱元璋。刘琏到京城后，没有先告诉胡惟庸掌管的中书省，而是由通政司直接上达给朱元璋。胡惟庸知道后自然更加不满，认为刘伯温眼中根本没有自己。他到朱元璋面前恶意诬陷，说刘伯温看中了那块地，那地方有帝王之气，风水好，刘伯温想抢过来做自己的基地。当地的百姓不让给他，他就想以设立巡检司为名，把百姓都赶走，借以实现他日后让子孙称王的目的。

朱元璋听了胡惟庸的造谣，虽然当时表面上没什么反应，心里却也在暗暗怀疑，因为他深知刘伯温精通阴阳天象之理。不久之后，朱元璋就借故剥夺了刘伯温的爵位和俸禄。刘伯温知道皇帝对自己起疑了，心中十分害怕，赶忙亲自到京师谢罪，然后就一直住在京城中，不敢再提返回家乡的事。

恩及子孙刘伯温在京城中，每一天都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深知自己处在危险的境地之中。这时胡惟庸已经当上了宰相，大权在握，表面上虽然对刘伯温很客气，暗地里却在虎视眈眈。刘伯温不久就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他一再请求朱元璋让他回乡养老。一直到洪武八年，朱元璋才准许他返回青田。

刘伯温回到青田后一个月，就病重死去了，死时还不到65岁。他在临死之前，曾经把二子刘璟叫到床前，告诉他说：“为政之道，有时要宽大一些，有时要严勐一些，应该宽严交替并用。数年来，皇上以严勐治国，现在的要务则是在于修德省刑，实行宽大之政，以安抚民心，使国家长治久安。”他还说，现在正是胡惟庸当政之时，他无论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不过日后一旦胡惟庸失势，皇帝一定会想到他。他叮嘱儿子如果那时皇帝来问他死前说过什么，就把这些话上奏给皇帝。

果然，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因谋反大罪被杀，朱元璋又想起了当年刘伯温对他的评价，于是派人去刘伯温家中去探问。刘璟按照父亲的遗嘱，把他死前的话密奏给朱元璋。朱元璋看到后不禁感慨万千，更加佩服刘伯温的先见之明。

据说，刘伯温在京中病重之时，胡惟庸曾特地带了医生去为他诊治。他们回去后，刘伯温服了这个医生开的药，从此更是一病不起，药实无效，不久就病重而死。因此，刘伯温的被害，也成为日后胡惟庸被杀的一个重要罪名。而朱元璋在刘伯温死后，才想起他来，因为感念他的忠诚，破例让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传承爵位，而不是一代即止，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朱元璋为什么大杀功臣为了保证朱家的子孙能够永享君临天下的特权，他绞尽脑汁，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杀功臣。

胡蓝之狱朱元璋的吏治一向以刚勐著称，哪个大臣在朝廷上顶撞了他，或只是让他看不顺眼，就会当场执行刑罚。有一种刑罚就叫“廷杖”，有的大臣当场被扒了裤子按在地上打板子，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这还算幸运的，有的人还被当场打死。因此官员门都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就是这样还不行，朱元璋还要找各种借口杀人。尤其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宿将，都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杀光了，他才甘心。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蓝玉案，被并称为“胡蓝之狱”，就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典型事例。

第十一章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给他当了七年宰相的胡惟庸，同时把和胡惟庸有关系往来的官员一并进行屠杀。朱元璋一向信奉严刑，他觉得不利于他的人都应该杀头，但又怕犯人的家人怨恨报复，所以也要一起杀了以免后患。这样一来死的人可就多了，凡是跟胡惟庸有过来往的人都在清查中被杀，然后再满门抄斩。后来逐渐演变成凡是朱元璋不满意或者怀疑是胡党的文武官员也一律被杀，连同他们的家人，一下子就杀掉了一万五千人。这还不算完，朱元璋只要看到谁不合他的意，就以这个名义进行诛杀，一直到十年之后，开国的大功臣、跟在他身边已经将近四十年的卸任宰相李善长仍然以和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被命令自缢，他的家人七十余口也一并被杀。在这个前后延续了十多年的案件中，前后被杀的王公贵族一共有几十家，一共死了三万多人。

蓝玉，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凉国公。他在家乡飞扬跋扈，鱼肉乡里，他手下的人都借着他的势力胡作非为，总有人因此告他的状，朱元璋为此训诫过他好几次，可他就是屡教不改。蓝玉在朱元璋面前又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更让朱元璋不高兴。

洪武二十六年，有人告发说蓝玉想谋反，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二话不说就把蓝玉抓了起来，关进大牢，并且施以酷刑。蓝玉这些年来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受得了大刑，结果是问什么就招什么，不但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还牵扯进了许多无辜的人。朱元璋对蓝玉处以肢解的残酷刑罚，把其他牵涉到的人依照惯例也都杀得一干二净。这一案，杀了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牵扯胡蓝两案的，有四、五万官员被杀，开国的功臣几乎已经被杀光了。除去这两个案子是成批屠杀之外，平日里被杀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他的侄子朱文正，在没有建国前也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曾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之一，他又是朱元璋的亲属中比较有文化的人，因此更受到朱元璋的格外重视。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朱文正也被封了高官厚禄。他实在也没有什么错处，可这时的朱元璋就是看他不顺眼，硬是被冠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恨”的莫须有罪名将他鞭打致死。此外还有大将军徐达、大将傅友德、冯盛、朱亮祖父子等都先后被他想方设法杀害。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他的第八个儿子因为岳父被牵连进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召回京城问话，却因为害怕会受到朱元璋的处罚，在半路上就和妻子双双自杀了。

把刺都削干净按理说，朱元璋的天下正是依靠这些功臣宿将的帮助才得以创建起来的，他为什么狠心把这些当年的兄弟子侄朋友都杀光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儿子朱标说过一段话，正好可以解释他这种嗜杀行为的原因。当他大肆屠杀功臣时，他的儿子朱标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信以仁德治天下，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常常因为一个要杀一个要救和他发生冲突。有一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什么话也不说，把一根长满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要太子用手捡起来，太子看到上面都是刺，有些犹豫。朱元璋就把棍子拿起来，用剑削光了上面的尖刺，然后再递给太子拿着，并且告诉太子说：“那些功臣就是这棍子上的刺，你不敢用手去拿，我现在帮你把他们削干净了，再交给你拿不是更好吗?只要我把那些人都杀干净了，你才能太太平平地当这个家!”

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朱元璋一生是在艰苦斗争过来的，他很怕他这些没有经过磨练的子孙过于软弱，不能牢牢地控制住国家。又怕自己死后，那些功臣功高盖主，不听训教，甚至起兵造反，使他的子孙坐不稳天下，才找尽一切理由，想方设法除掉功臣。这种考虑恐怕是他诛杀功臣的重要理由，可以说是极度残忍蛮横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也存在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在胡惟庸案件中，胡惟庸利用朱元璋对他的信任，在朝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很有些没有他不行的嚣张气焰。大臣们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他都要先拆开来检查，看是否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如果有批评他的内容，就把奏折隐匿下来不报。他还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凡对自己不满意的人就一律陷害。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到了朱元璋皇权的权威性，也逼得朱元璋不得不杀了他，才能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那些功臣宿将大多都是出自朱元璋的故乡淮西一带，只是朱元璋家乡的濠州、凤阳就封了六个公、二十八个侯。他们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结成了“淮西帮”，所成的政治势力不可小觑，是朝廷的一个潜在威胁，也难怪朱元璋必欲去之而后快了。徐达之死徐达作为“武将第一”的大将军，虽小心谨慎，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得力战将徐达，字天德，濠州人。史书描写他身躯高大，颧骨很高，棱角分明。他和朱元璋是从小一起放牛的朋友，也和朱元璋一样，从少年起就胸怀大志。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徐达参加农民起义军郭子兴部，隶属于自己的伙伴朱元璋。跟着朱元璋取滁州（今属安徽）、和州（今和县）等地，智勇兼备，战功卓著。十五年，从朱元璋渡长江，克采石，下太平（今当涂），俘元万户纳哈出。而后率军攻克溧阳、溧水（今均属江苏）。

第二年，跟从朱元璋攻克集庆（今南京），继奉命以大将军领兵取镇江，号令明肃，授准兴翼统军元帅。十七年，率军克常州，取常熟、江阴等地，阻止江浙周政权首领张士诚军西进。次年，留守应天（今南京），升任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二十年五月，长江中游汉政权首领陈友谅兵攻池州（今安徽贵池），徐达与中翼大元帅常遇春在九华山下设伏兵，俘虏斩杀陈军万余。又从朱元璋设伏应天城下，大败陈友谅军，俘获7000余人。二十一年，取江州（今江西九江），率师先行，迫陈友谅退兵武昌，并追至汉阳，升中书右丞。二十三年，从援安丰（今安徽寿县），败张士诚部将吕珍，移师围庐州（今合肥），旋从援洪都（今南昌）。在鄱阳湖之战中，冲锋陷阵，败陈友谅军前锋，杀1500人，士气大振。二十四年，朱元璋自封为吴王，封徐达为左相国。

从此以后，朱元璋有了后方基地，不再像以前一样亲自冲锋陷阵，而是改为坐镇南京，统一指挥调动部队。而徐达和常遇春两人就成为他远伸向外的手臂，随着他的命令转战各地。

开国重臣朱元璋准备派兵征讨张士诚时，右相国文官李善长建议暂缓动兵，从长计议。徐达却坚定地支持朱元璋的决定，并且分析说：“张士诚贪图享乐，待人苛刻，他部下的大将军李伯升等人只知道抢占美女金钱，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军队也缺乏训练，这些人都很容易对付。再说，他属下的几个军官都是文弱书生，不知天下大计，不了解战斗的事情。臣如果能奉主上的命令，率领大兵前去征讨，三吴很快就会被平定。”

朱元璋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马上下令拜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领20万水师进逼湖州，数次大败张士诚的军队，迫使守将李伯升、张天骐开城投降。张士诚逃到平江，想再聚集兵力进行抵抗。十一月，徐达挥师北上，合围平江，并申明军纪，禁掠民财。他和常遇春、华云龙、汤和、王弼等人把平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还在军营中建起了比城中的佛塔还要高的了望台，用来监视城中的动静。他还在各处营地架设弓弩火枪和大炮，随时都可以向城中的张士诚军队发动最后的进攻。

虽然胜利在望，徐达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冷静谨慎，他派使者去向朱元璋请示攻城计划，朱元璋命人带来了回信，信中大大称赞了徐达的进兵神速，还勉励他说：“将军一向有勇有谋，能够迅速地剿灭叛乱，削平群雄。现在你事事向我请示报告，这是你忠心的表现，我感到很安慰。但是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再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军中的轻重缓急，还是由将军相机行事最好。我不会从中制约你的行动，这一点请你放心。”于是不久之后，徐达发动攻势，率将士破城，活捉了张士诚，一共收服了25万降兵。他带兵回到南京后，因为功勋卓著，被封为信国公。

后来，朱元璋已经占领了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他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大。徐达又奉命以征虏大将军的身份与副将军常遇春率师25万，北伐元军，连战皆捷，一口气把元顺帝赶进了大漠。这时，朱元璋已经在南京称帝了。徐达回来后，因功授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为魏国公。第二年，他受命镇守北平，练军马，修城池，总领北方军事。以后又多次带兵出征北元，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

小心的元帅朱元璋称帝后，每年春天都命徐达率军出征，冬天来临时就召回京城，成为常例。徐达对朱元璋保持着恭谨的态度，一回来就马上将帅印呈上，朱元璋因此很高兴，亲热的称他为“布衣兄弟”，而徐达却更加恭谨，事事小心谨慎。朱元璋曾经很随便地对他说：“你的功劳很大，却还没有合适的住宅，我赐给你一幢旧宅吧!”徐达后来发现，皇帝想赐给他的旧宅竟然是朱元璋在做吴王时居住的旧邸。他大惊失色，马上跪在地上连称不敢，坚辞不受。

其实朱元璋这么做就是为了试探他的忠心，因为徐达一直手握重兵，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总是害怕他心怀不轨，所以总是故意地试探他。徐达就是因为非常了解朱元璋的这种个性，才凡事都小心翼翼。

可是朱元璋却总是疑心，还要试一试他。他命人把徐达灌醉，趁机把他抬到吴王府邸中的床榻上休息，并让人在暗中监视着徐达的行动。徐达一醒过来，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以前朱元璋休息的地方，吓得一下子就滚落床下，跪在地上连连谢罪。朱元璋听人回报说他如此反应，才终于感到满意了。

难逃一死可是，徐达虽然用自己小心谨慎的行动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但他最终仍然没有能够逃脱朱元璋的毒手。朱元璋是抱着一种“虽然你今天不谋反，但是不能保证你明天也不谋反”的极端心理，在明朝的江山逐渐稳固下来时，终于下定了决心要除掉徐达这个功高盖主的潜在威胁。那时徐达正好得了背疽，按照民间的习惯，得这种病的人决不能吃鹅肉，据说一吃就会毒性发作，很快死去。

朱元璋却假意的派人来探望徐达，还特意赐一只蒸鹅给徐达吃。徐达明白皇帝的心意，当着使臣的面，流着眼泪把整只鹅吃的一干二净。当晚，徐达就毒性发作去世了。朱元璋这才放下一直悬着的心，觉得自己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因为这时他的所有功臣都已经被杀光了。

其实，朱元璋赐给徐达的那只鹅并不一定就有毒，得了背疽也不一定吃了鹅就会死，但是朱元璋却在徐达生病的时候派人送来病人最忌讳的东西，徐达心里明白皇帝想赐死又不便明说，即使吃了鹅没事，也可能在当晚服毒自尽了。明朝的特务机构说起明朝，就不能不说臭名昭著的锦衣卫以及后来的东厂、西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朱元璋。

锦衣卫的设立明太祖朱元璋戎马征战十几年，终于创建了大明政权。

但是，他总不放心那些帮助他开创基业的功臣，总是在心里暗想：“你今天没有谋反的心，难道能够保证日后也不会生出谋反的心吗?与其让你日后有谋反的机会，还不如今日就将你杀了。”皇帝有了这种心思，难免会整日疑神疑鬼，为了监视臣工．他就设立了一个叫“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

最初，这锦衣卫不过是皇帝的护卫亲军，负责掌管皇帝出行的仪式。后来，朱元璋赋予它更大的权力，可以不经通报直接查办各种案件，也可以不经任何手续任意逮捕、审讯和杀人，根本不必遵守太祖亲手定下的大明律例。

锦衣卫直接隶属于皇帝，不听其他任何人的命令，皇帝派自己的心腹大臣担任指挥使的最高职务，下面设有官校，专司侦察。大臣在外面或家里有什么动静，他们都打听的一清二楚。一旦谁被他们发现有什么嫌疑，就会马上被抓进监狱，甚至杀头。

这一下，虽然大臣们每天都过的战战兢兢，但是皇帝却可以高枕无忧了。

东厂、西厂设立后来，明成祖朱棣连一个大臣也不敢相信，就用身边的太监为提督，创建了一个新的特务组织，叫做东厂。这个机构不但负责监察百官，甚至是一般的贫民百姓的家长里短也一并监视。宪宗时又设立了与东厂相对的西厂，人数比东厂多一倍，他们的侦察范围，除了京师之外，更是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是民间的斗鸡骂狗一类的小事，都在他们的缉拿之列。本来这三个机构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就已经很复杂，但皇帝为了更加稳妥起见，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内厂，也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直接指挥，除了监视臣民之外，还监视着锦衣卫和东、西厂的活动。

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组成了明代的四大特务机构体系，成为皇帝控制、镇压臣民的有力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厂卫的权力越来越大，特务多如牛毛，遍布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严密的监视着朝野官员、士绅、百姓的一举一动，人们防不胜防，整日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恐怕那时天下惟一能够睡一个安稳觉，而不必担心因为夜里说了什么梦话就被抓进大牢的人就是皇帝本人了。史书上常常记载着这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到明朝的特务统治下人们的生活。

从上到下没自由建国之初，太子的老师宋濂是全国有名的大学者，他已经跟随了朱元璋十几年了，但是朱元璋对他还是不放心，常常派人在暗处监视他。有一天宋濂在家中宴请客人，边吃边聊，十分高兴。第二天一大早上朝，见了面，皇帝第一句话就问他昨天请了什么人，吃了什么菜，聊了些什么话。宋濂一向诚实，认认真真的回答了皇帝的问题。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对宋濂大加赞扬，还说“宋濂跟了我十几年，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假话，真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啊!”就是这样一个忠臣，后来也险些死在他的强烈猜疑之下。

有一次，一个叫钱宰的大臣在家闲来无事，吟诗自乐，作了一首诗叫“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主要在描写每日晨起上朝的辛苦。

第二天见了朱元璋，皇帝直截了当地说：“你昨天吟的那首诗似乎有一个字不妥吧?把‘嫌’字改为‘忧’字怎么样啊?”钱宰一听，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跪下请罪，幸亏朱元璋这天心情还不错，没有再追究，否则恐怕这钱宰往后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还有一次，朱元璋忽然在朝上问起一个大臣说：“你昨日为什么事生气啊?”这个大臣觉得很莫名其妙，仔细想了半天，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马上回答说：“昨天有一个仆人打碎了我一件心爱的茶具，所以我发怒责骂了他一顿。”答完还奇怪地问皇帝是从何而知。朱元璋笑眯眯的没有回答，只是让人拿来一幅画，这个大臣接过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画上画的正是昨天他生气发怒的样子。等他下了朝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

就这样，官员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生怕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被皇帝知道了，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后来，明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整日躲在深宫里饮酒作乐，厂卫的大权就落在掌权的太监手里，他们有了这个利器，更加胡作非为，不知制造了多少冤狱，又有多少无辜的人惨死在他们的刀下。

这种情况在魏忠贤掌权时愈演愈烈，一时之间全国的人都缄口不言就怕引来杀身之祸。据说有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一起喝酒，其中的一个人喝醉了，不由自主地把白天不敢说的话都借着酒兴说了出来，尤其是大骂权势正如日中天的魏忠贤。其他的三个人听他大骂魏忠贤，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惟恐窗外有人听见。果然，喝醉的这个人话还没说完呢，就见有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把四个人一起绑走了。

后来这件事被报告给魏忠贤，他命令把辱骂他的那个人立刻抽筋剥皮处死，其他三个人因为没敢说话，就饶了他们一命放回去了。这三个人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伴被活生生地剥皮抽筋，都吓得魂飞魄散，回家都病了好几个月才能下床走路。

这些例子都真切地表明了明朝特务机构的罪恶，明朝的灭亡不能不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这种没有人性的统治方式造成的。南北榜考生分南北，大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是明朝的皇帝能想出来。

扭曲制度我国的科举制度最早产生于隋唐，此后，它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每一个举行科举考试的王朝都是在自己国家的全部疆域之内举行公开、公正的考试，凭借考生的成绩高低来选拔人才。这“公开”、“公平”、“公正”应该是科举考试的精神内涵所在，但是有时候因为种种的原因，这三个评判标准并不一定能得到贯彻，有时是因为人为的主观因素，也有时是因为一些客观环境的因素而迫不得已的扭曲了这些原则。

明太祖朱元璋在晚年就曾经做过这样一件违背了考试规则的事。

从朱元璋即位之初，为了网罗天下的人才为已所用，安抚多年战乱之下不安定的民心，朱元璋很快就重新举办科举考试。

几年之后，他又颁布了明确的科举考试的章程，规定了考官人数和评定举子成绩的标准。每隔三年举行最高等级的科举考试，届时全国各地的考生们都聚集在京城，参加统一考试，然后根据考生的文章评出成绩，逐一颁给学位。

这种做法本来是符合公平原则的，但是在洪武三十年的这次科举考试中，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搞了一个区分南北榜的考试，不以成绩为取士标准，而改以地区为取士的标准。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

南人胜于北人洪武三十年的这次会试本来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发榜的这一天却发生了骚乱。骚乱的原因是这次上榜的所有举子都是南方人，居然连一个北方人都没有，这在历次的考试中是非常少见的。

在当时明王朝的首都南京城里，落选的北方举子们成群结队的涌向负责科举考试的吏部衙门，要求吏部的官员对考试的结果作出解释。他们认为这次的主考官也是南方人，所以在考试成绩上弄虚作假，故意偏袒南方举子。这一下南京城里顿时乱成一团，南方人和北方人即使是素不相识，见了面好像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城里时常出现因此打架斗殴的情况。负责维护京城治安的军队迅速开进城里，想设法平息这场骚乱。可是他们可以用武力制止暴力行为，但却不能改变南北方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反而还加剧了这种情绪。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皇帝朱元璋的耳朵里，他马上派人前去安抚那些闹事的北方举子，向他们保证说皇帝正在调查此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情绪激动的举子们这才慢慢散去了。

然后，朱元璋就找来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刘三吾了解情况。

原来，刘三吾并没有在试卷上做什么手脚，举子们的考试成绩都是真实的。南方的举子确实考的都比北方举子好。朱元璋也知道刘三吾一向刚正，不是会因私枉法的人。他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朱元璋要求刘三吾从北方的举子中挑选几个来一并上榜。不料刘三吾这次真是倔过了头。这个老夫子认为自己的评判是公正无私的，毫无错处，所以他拒绝更改考试成绩，使成绩本来较差的北方举子上榜。朱元璋听了大发雷霆，认为刘三吾实在不通时务，气的把刘三吾赶了出去。他还把其他的几位考官都撤了职。北方举子听说了这个消息都大声欢呼，要求皇帝为他们主持公道。

情势所逼不久之后，朱元璋再次派其他官员去重新审定这次考试的成绩。可是当他再次听取复审报告时，却发现真有几个不怕死的大臣。这些被派去复审的官员其实都很清楚皇帝的意思不过是为了给北方举子一个交代，好下这个台阶。但是这些正直的学究们却仍然坚持北方举子的考卷确实不如南方举子的。他们的最后结论竟然和原来的主考官刘三吾的结论一模一样。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他指责官员们互相包庇，有意蒙蔽自己，一气之下把这些官员都革职下狱，严加拷问。结果这件事情越做越过火了。这些无辜的官员最后定罪时竟然被与十几年前发生的胡惟庸案联系在一起，全部被处以死刑。

后来，朱元璋亲自主持，重新举办了一次考试。这次的考试结果与前一次截然相反，入选的61名举子全部都是北方人，一个出身南方的都没有。看来朱元璋为了平息北方人的不平情绪，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从此以后，为了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朱元璋立下规矩，此后的科举考试，南北分卷考试，最后按南方60％、北方40％的标准取士，以求通过这种方法来使南北方入仕的官员人数大致相同。

因此，此后的科举考试并不单以成绩取人了，而且加入了地区的因素，并且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

其实朱元璋对待那些官员的手段虽然是过分了些，但是他这么做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虽然明朝建国时间已经不短，但是因为朱元璋是从南方起兵成势的，北方的士子在很长时间里仍然不信任这个政权。而为了消除这种疑虑，选拔北方的人进入政府作官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办法。他虽然知道南方因为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的水平也确实比北方高，但是他却不能让每一次入选的人都是南方人。

这样一来岂不是朝中全是南方人在作官?这样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极为不利。所以他只能采取这种分南北取士的方法，使南北两地的官员人数渐趋平衡，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也算是用心良苦了。在这次的事件中，不能说是朱元璋正确还是死难的大臣正确，因为他们遵循的是不同的原则。

那些宁死也不肯改变自己意见的大臣用生命坚持了科举考试的公正原则，他们的骨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朱元璋的选择则是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出发的变通方法，也不能说他没有坚持公正就是错的，只能说这是情势所逼罢了。严办贪官污吏朱元璋查办贪官污吏的手段格外严厉，甚至不惜活剥人皮以示惩戒。

官怕民快朱元璋杀贪官也有一个标准，凡是贪污够60贯钱的，就可以定为杀头的死罪。60贯钱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折合成银子也就是十几两。

历代的帝王很少为了这么一点钱而诛杀大臣。但是朱元璋一向主张严刑峻法，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去惩罚贪污的官员，以警戒其他的在职官员。

那时，衙门左侧都建一座小土地庙，地方上发现了贪官，就在土地庙前把犯罪官员处死，再把皮剥下来，然后用干草塞入皮中，制成人型，摆放在公堂的一侧，以警告下一任的官员。有的官员在公堂上办公，身后就有好几个前任官员的干尸。

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所以当时一度没有人敢出来做官。不过朱元璋的态度也强硬的很，才不担心没有人做官，看谁顺眼了，让你做官你就得做，想不做都不行，如果躲起来，就追到你家去杀你，非逼出来做官不可。这种土地庙因为常剥人皮，老百姓都管它叫剥皮场。

不过，因为官员都害怕受到这种惩罚，不敢欺压盘剥百姓，所以虽然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反而拍手称快。

大开杀戒有个叫郭桓的人，是国家征收赋税的高级官员，他仗着权势，盗卖军粮，越干胆子越大，到最后竟然把国家军用粮仓中三年的积蓄盗卖一空。那时全国一共有13个省，其中12个都和他有勾结，几年之内贪污的粮食竟多达2400万担，相当于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事情败露后，朱元璋非常生气，把郭桓处以重刑，但是这个案子越往下查，牵连的人就越多，连朱元璋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不过，他还是狠下心来，决意要把这些违法的官员都杀光，哪怕是天下就此反了，他也要一杀到底。结果这一刀下去，足足杀了几万人。

明初的时候，承袭了元朝的陋习，官场上贪污受贿成风，怎么惩罚也止不住。朱元璋是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在执行自己的决定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心如铁石，决不动摇，在严惩贪官的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他对犯罪的官员毫不留情，这样杀来杀去，一连杀了好几年，官场的风气开始好转起来。明朝能维持270年的统治，和朱元璋的严惩贪官是分不开的。为了监视臣民，他派了大批的亲信去民间访查，自己有时也出宫去微服私访，了解民情。为了防止官员私自涂改账册，他还命令把一至十的简写数字改成大写，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空印案洪武十五年时，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空印案”，这就是朱元璋自己发现的一个官场舞弊案件。事情是这样的：朱元璋有一天下朝，觉得没什么事可做，就一个人到处逛，结果就信步走到了户部，想了解一下国家财政收支账目核算的情况。这时户部的官员和各省来的计吏都在低头核算账目，一个个眼睛紧盯着手中的算盘和账本，谁也没发现皇帝就站在身边。朱元璋站了一会儿，见大家都在认真算账，心里非常高兴，没说什么就走了。谁知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有两个人争吵起来，仔细一听，原来是户部的一名官员和一个计吏在争吵，户部官员说那个计吏的账目不平，计吏很不服气，两人便因此争吵起来。最后，只听那个户部官员指着账目大声说：“不平就是不平，钱粮数字差一分都不行，你这个册子一定要重做!”朱元璋听到这里很高兴，心里暗暗称赞那个负责任的户部官员，想：“要是朝中的官员都能像这位官员一样认真为朝廷办事，那就好了。”

朱元璋觉得很有趣，下午趁空闲时间就又去了一趟，这一次可看出问题来了。他去的时候碰巧又碰上了上午发生争吵的那个计吏和户部官员在说话。只见那个计吏把一本新的账目递给那位官员，说：“册子重做好了，您再算算吧!”户部官员接过去翻了翻，用算盘算了算，就笑着说：“这回好了，平了。”朱元璋一直在一边听着，越听越觉得奇怪，越听越觉得不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眉头也拧了起来。他快步走过去，一把抓起那本账册翻了翻，然后转头问那个计吏：“你们那个省离京师有多少路程?”那计吏一看是皇上，马上跪倒回答说：“有三千多里。”“那你上午回去，怎么下午就回来了呢?你骑的是什么马，跑的这么快?”计吏一听这话，吓的“嘣嘣嘣”连磕了三个响头，不敢再隐瞒，连忙答到：“小人没回去。”“没回去?那这账目上的大印是哪来的?”朱元璋瞪大眼睛，厉声逼问着。这一逼问，却将那计吏吓得脸色刷白，说不出话来。

原来，每年全国各省都要把地方的财政收支报到中央的户部，而地方的账目都是由县到州到省再到中央，这样一级一级地呈报上来，到了中央由户部一项一项核算清楚，完全相符了，才算了结。

这样层层上报难免会出错误，不相符的便要重新造册，还要再盖上原衙门的大印才算通过。但是各省离京城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几百里，如果要重新造册，必须回到原省，这样一来一回，远的要一、两个月，近的也得好几天，怎么可能迅速地来回一趟呢?所以为了节省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各省的计吏来京城之前都准备好盖了大印的空白文册，遇到账册数目不符时，就在预先准备好的空白文册上修改重填。朱元璋了解到这一弄虚作假的情况后，大开杀戒，上上下下不知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为“空印案”。

好心办坏事根据史料的记载，明政府副部以下，河南直隶一省的大小官员，因为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做苦工的，每年都有几万人。

严惩贪污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被指控犯了贪污罪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并无法断定，许多人都是在严刑峻法之下被屈打成招的。

不过，比死刑更为严重的是追赃。贪污的人处死了，他贪污的赃款也必须要追回来，于是这个人的家就要被抄，如果这家的财产不足以补上贪污款项，就用严刑逼供，很多人一受刑，为了少受皮肉之苦，就胡乱说寄放在谁家了，于是这一家也会被无辜牵连。如果仍然不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之下也只好再供出另一家。这样辗转牵引，即使是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这恐怕又是一心想惩贪官、保百姓的朱元璋未能料到的了。传位太孙明太祖不管怎么样都算得上一代明君，不过，立孙子为太孙只能说是无奈之举。

太子归西朱元璋当了皇帝后，马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和一件错误的事，正确的一件是马上立了长子朱标为太子，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他的儿子们因为争夺皇位而明争暗斗。他办的错事就是大杀功臣之后，把他的儿子们全封为王，让他们手握重兵，镇守边地。朱元璋的本意是效仿汉高祖刘邦众封王以屏卫汉室的做法，让他的其他儿子代替天子去抵抗北边如狼似虎的蒙古人的侵扰。但是他却忘了，刘邦封王的后果是发生七王之乱，差一点就动摇了汉朝的四百年基业。他以为立了太子，又封了王，朱氏天下从此就可以万世一统了。

朱元璋对太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从小就对他进行特殊教育，给他请了全国最好的老师，负责教授他的学业和武艺，朱元璋自己也常常耳提面命，教导太子为君之道。太子未满二十岁时，朱元璋就已经让他试着处理政事作为训练。

通过这种种培训，太子不负众人的厚望，无论为人还是处事都很符合一个帝王的标准，可以预见将来会成为一代明君。可是老天偏不如人所愿，洪武二十四年时，朱元璋派太子巡视关中地区。这一来一去就是三个多月，政务繁多，旅途劳累，加上太子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结果朱标一回到京城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后居然就此一命归西了。

计立太孙这对朱元璋来说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本来还神采奕奕、丝毫不见老态的皇帝一下子就衰老了许多。一想到自己已经65岁了，眼见寿不长远，太子却在这时命丧黄泉，不由得老泪纵横，痛苦失声。

有一天，他又想起太子，悲痛难忍，就在群臣面前大哭了起来。大臣们不住劝慰。翰林学士刘三吾劝道：“皇上不要过于悲伤了，太子虽然不幸去世了，但是您的皇孙不是已经长大了吗?他可以即位，天下不会因为没有太子就大乱的。”朱元璋一听确实如此，他也感到老是这么伤心下去也不是办法。他渐渐老了，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死去，当务之急就是再确定一个皇位的继承人，以避免因为太子去世而引起国家的动荡不安。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他也考虑了很久。他总觉得太孙朱允炆的个性懦弱，遇事优柔寡断，一直担心他不能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他的几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其实都很有才能，在边地镇守边疆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随便哪一个其实都是可以被立为继承人的，但是朱元璋还是对他们感到不太满意。为了镇守边疆，当初对他这些皇子们的教育是比较偏重于武力和军事的，文化素养的教育就相对的不太受到重视，而要成为一个帝王，光会打仗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几个儿子同样镇守边关，功劳都很大，要立哪一个呢?无论立了哪一个，朱元璋都怕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与反对。他虽然比较喜欢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但是如果立了燕王，又如何向二子、三子交代呢?最后，出于对太子朱标的感情，也由于朱元璋一向信守儒家的伦理道德传统，坚持立嫡立长的原则，他还是决定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他认为这个决定既符合传统的习惯，又可以抚慰他的丧子之痛。由于皇太孙的年纪还小，还可以在进行教育和训练，这位垂垂老矣的皇帝重新又振作起精神，开始对他的新继承人进行培养。

一直觊觎皇位的燕王知道了父亲的这个决定，大失所望，也从此埋下了日后谋反的祸根。这一年，被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刚刚年满10岁。

太平天子的梦想朱允炆一生下来就有一些身体上的缺陷，外貌不太好看，头盖骨又偏又歪。朱元璋一开始是不怎么喜欢这个孙子的，常常摸着他的脑袋叹，说：“怎么长得像半边月亮呢?”但是后来为了训练孙子，朱元璋总是把朱允炆带在身边。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又很喜欢学习，看过的书几乎能过目不忘，而且心地宽厚，虽然年纪还小，但是隐隐间似乎已经透出一股帝王的气概。所以朱元璋也慢慢地开始喜欢上这个孙子了，尽心尽力地想为这个孩子安排好将来的一切。

他知道宋濂的弟子方孝孺学问很好，但是为人有些骄傲，就把他派到太子的府里去当教习，还很高兴的对孙子说：“我有一个很好的人才送给你用。这个人才学很好，就是有点傲气，我先压他几年，等你当了皇帝就正好可以用了。”

又有一天，朱元璋和朱允炆在一起聊天，朱元璋对孙子说：“现在边关上有你的叔叔们镇守，不怕有什么事情，边关有事，也由他们去应付，将来你只要在朝中作一个太平天子就行了。”朱元璋本来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为孙子将来登基当皇帝打点好了一切，因此感到很得意。不料朱允炆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抬起头来问道：“如果叔叔们对我有异心，又有谁来对付呢?”这一问，出乎朱元璋的意料之外。他听了也不由得一呆，想说话却又没开口，竟也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问道：“那你说如果发生了这种事要怎么办呢?”朱允炆回答说：“先用仁德去收服约束他们；如果不起作用，就要削夺他们的封地和军队；如果还不行，就要征伐他们。”

朱元璋听了只是默默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不知这位纵横驰骋了一世的皇帝此时心中是什么想法，是否已经预见到在他百年之后，他的子孙之间必将有一场血腥的厮杀呢?”

撒手而去

第十二章

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和大臣们在朝上议事后，回到后宫，觉得有些疲倦，就躺在床上想稍微休息一会儿。可谁知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这位劳累过度的开国皇帝就这样在睡梦中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按照他的遗诏所写，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他似乎在死前已经感觉到他的子孙们将有一场争斗，因此在遗诏中特意规定各诸侯王都不准擅离封地回京城吊唁。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能够阻止他死后不久爆发的燕王谋反的战争。靖难之役公元1399年，建文帝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上演了一场皇位争夺战。

燕王其人朱棣，是朱元璋的四儿子，被封为燕王，封地北平。燕地与蒙古接壤，朱棣经常奉命出塞巡边，筑城屯田，多有建树。后来，又屡率众将出征，威名大振。

洪武末，皇太子死，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心中不满。有一次，朱元璋令朱允炆赋诗，诗的最后两句是“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朱元璋看了认为诗意衰飒，很不高兴。又令他答对，朱元璋出语“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以“雨打羊毛一片毡”对，朱元璋听了这个调子低沉，毫无抱负、气度的答对，脸色顿变。这时，恰好朱棣在旁，见此情状，上前奏对说：“日照龙鳞万点金”。朱元璋一反怒容，不禁连声叫好：“好对语!好对语!”于是，对朱棣大加宠爱，有更换皇储之念，后为大臣所阻止。这也滋长了朱棣接替皇位的欲念和野心。

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皇位。朱棣本想去南京奔丧，因有“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的遗诏被阻，心中怏怏不快。他认为这是朱允炆的宠臣齐泰、黄子澄两人矫诏制造的一个阴谋。

与此同时，朱允炆为了解除诸王“尾大不掉”所带来的危害，废了几个内地王为庶人，又下令诸王不得节制文武官吏，进一步限制诸王的权力。

第二天，朱允炆改元建文，朱棣面对诸弟被废，自己权力被削的危机，便借朝贺改元之机，带领世子朱高炽等人，亲往南京，密察虚实，以谋对策。朱棣回北平时，为使朱允炆放心，把世子朱高炽等人留在京师，作为人质。

叔叔杀侄朱棣回北平后，暗中加紧练兵，作篡夺皇位的准备，表面上则伪装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他上书乞求朝廷让朱高炽等归省，朱允炆佯装不知内情，遣还朱高炽等，使朱棣不对他怀疑。双方都在设计，互相欺骗，勾心斗角。正当朱棣训练士兵、即将起兵的时候，朱允炆也在调兵遣将，加紧了对朱棣的防备活动。

公元1399年6月，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到南京告发燕王谋反。朱允炆即下诏书严斥燕王的罪过，逮捕燕府官属，并密令北平驻军围困燕王府。事泄，朱棣乘机起兵。这次内战，前后持续了四年。朱棣久居北平，苦心经营，藩国附近的卫所，先后受其管辖节制，所以“靖难”起兵，一呼百应，士气十分饱满。

在战争过程中，朱棣又得到鞑靼军的帮助。在南京方面，不少的太监因朱允炆对太监进行惩肃，纷纷投靠朱棣。朱棣也竭力拉拢收买，因而获得了大量有关防务虚实的密报。而朱允炆虽然处于正统的有利地位，但处处表现出迂阔懦弱，完全不是朱棣的对手。在军事指挥、用人方面，朱允炆也是优柔寡断，听信谗言。

公元1402年4月，燕王攻打灵壁，遇南军将帅徐辉祖，燕军畏惧，踌躇不前。恰好在这时候，朱允炆偏信谗言，临阵易将，把徐辉祖调回，结果南军士气随之瓦解，降者数万人，燕军大胜。燕军从此南下，势如破竹，6月攻入南京。朱允炆在宫中自焚而死，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这场皇位争夺战，至此结束。

朱棣进入南京后，大肆杀戮，进行报复。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都被杀害，灭族、株连数万人，称之为“瓜蔓抄”，镇压极为残酷。

在血腥的屠杀中，朱棣登上了皇帝宝座。第二年（公元1403年）改元永乐，并改北平为北京。建文帝哪儿去了明成祖依靠武力夺得了权力，可他却没有找到侄子朱允炆的尸首。

神奇传说建文帝，名叫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个皇帝。但他实在没有当皇帝的命，不过短短四年，他就被自己的叔叔燕王朱棣篡夺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靖难之役”。这个短命皇帝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直到他不再是皇帝。但是，在大明王朝的广袤土地上，竟然始终找不到建文帝的影子，建文帝就这么消失在战火纷飞的南京城中。

他究竟是生是死?生，又在何方?死，又在何处?这可让他夺了皇位的叔叔一直放心不下，这皇位做得一辈子也不安稳。对于建文帝的下落有两个说法流传的最为广泛，最著名的一个是“出亡为僧，流落西南”说，也以这个说法最具传奇色彩，最为人所津津乐道。这种说法认为，燕王陈兵南京城外，建文帝想求和，但是燕王不答应，建文帝被逼得走投无路，就想自杀，但却被身边的人拦了下来。

有一个老太监王钺告诉他说：“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了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一听，急忙把箱子抬出来，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放了三张度牒，上面写好了三个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写明：“建文帝从鬼门出，其他人从水关御沟走，傍晚在神乐观西房会集。”按照这封信的吩咐，建文帝和两个下人剃了头，换上了僧衣，只带了九个人来到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是内城的一扇小矮门，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弯着身子出了鬼门，其他八人也随着出了鬼门，就见水道上停放着一只小船，船上站着一位白眉白须的老僧。

老僧招呼他们上船，并向建文帝叩首称万岁，建文帝问他为何到此等候，僧人回答：“我叫王升，是神乐观的主持，昨天夜里梦见先帝，他本也是我佛门中人，叫我特别在此等候，接你入观为僧。”至此，建文帝似乎是削发为僧，继承了朱元璋的祖业，也当了和尚，云游四方去了。

急坏了朱棣建文帝失踪，可急坏了刚当上皇帝的朱棣。他在有生之年不断派郑和下西洋，据说就是为了寻找流亡海外的建文帝。他还派胡濙在穷山僻壤、市井城镇之间搜寻了十多年，目的也是“隐查建文安在”。只要一日找不到建文帝，他就一日不能心安。偏偏由于建文帝行踪不明，加上当时的许多人对燕王夺位很不满，于是民间不断有假冒者出现，更让朱棣心神不宁。

比如在正统五年，广西思恩州的知府岑英出巡，半路上忽然有一个老僧拦住道路，毫不回避，一问之下，老僧回答说：“吾建文也。”岑英不辨真假，只好把他带往京城，上奏给朝廷。经过仔细的查证，这个人的真名叫杨行祥，后来被判有罪，处死了。朱棣派胡濙秘访民间16年，一直都没有消息，直到他死的前一年，有一天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忽听有人报胡濙回来了，便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中单独召见胡濙。胡濙访得建文帝离开紫禁城后，确实是削发为僧了，但并没有去神乐观，也没有去云游四方，而是躲在江苏吴县的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毫无复国的意愿了。

历史之谜另又有人说，明英宗时发现了建文的行踪，这时他年纪已经很老了，英宗就把他接进宫中颐养天年，死后就以一般的仪式葬于西山。

关于建文帝下落的另一种说法是“闽宫自焚”说。这种说法见于很多的史料记载，正统的官修史书多采用此种说法。大概是说朱棣率兵打到宫门时，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建文帝和他的皇后马氏携手跳入火中自焚，他的妃嫔侍从也大都投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曾大肆搜查三日，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宫中未死的内侍都说建文帝已经自焚，并从火堆中找出了一具烧焦的尸体作为证据。燕王见到尸体，内心虽有怀疑，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他即位称帝后，只得以天子之礼安葬了这具尸体。

但是，这种说法在正史的记载中前后矛盾，语焉不详，不能不让后人产生怀疑。就连明朝后来的皇帝也不能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史书记载朱棣以帝王之礼安葬了那具尸体，可是到底葬在何处，却又没有记载。被烧焦的尸体分不清男女，所以又有人说那具尸体其实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则外逃了。烧死在宫中的，到底是皇帝呢，还是皇后呢?谁也说不清楚。

后世的史官在编写《明史》时几乎为此吵得打破了头，也还是没有定论。如果建文帝真的烧死了，那朱棣又为什么几次三番的派人到处去找建文帝呢?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史实，因为当时燕王军队兵临城下，把紫禁城团团围住，建文帝想逃也来不及了。更何况经过考察，南京城也并没有鬼门、御沟等逃路。

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个贪权尚武、残暴无情的武夫，落在他手里绝没有好下场，不如一死了之。朱棣也决不能让建文帝继续活下去，否则，他就不能登上帝位。但是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的骂名，朱棣在发现那具烧焦的尸体时又假装痛哭流涕，声称自己出兵只是为了诛杀奸臣，辅佐建文帝。可是后来他又苦心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留下了一段历史疑案。

总而言之，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他的真实用心和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怪僧道衍怪僧道衍原本姓姚，因为随燕王起兵有功，燕王即位后赐他改名广孝。

待机而出道衍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大大有名，他出生在长洲的一个医生家里，自幼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不过他的面貌长的却实在难看，史书上记载他长着一双三角眼，脸色蜡黄，形如病虎，看起来十分凶恶。那时有个很有名的相面术士，叫袁瑛，一次无意间见到了姚广孝，从他的相貌推断出他日后必有异遇，而且嗜杀如命。

在他大概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作了个奇怪的梦，醒来以后就坚持出家当和尚，取佛号为“道衍”。

后来他又跟着一个叫席应真的道士学会了阴阳之术，也精通兵书。

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因为听说道衍博学多才，精通儒家经典，曾经召见过他，想封他官职。

也不知道为什么，道衍没有接受皇帝的封赐，径自离去了。不过从他所留下的诗词和他日后的行动来看，恐怕他不是因为淡泊名利而拒绝任官，而是另有目的，现在还没有到他出山的时候。

后来太祖的马皇后死了，为了使封在外地的王能够为母亲诵经祈福，朱元璋为每一位王子都选择了一位高僧，让他们陪伴王子回到封地，这时也许道衍觉得时机到了，终于参加了这次随侍高僧的选拔，也如愿地分给他未来的主子——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

燕王的得力助手朱棣第一次和这位高僧见面的时候，也被他那与众不同的相貌吓一跳。道衍却通过他自身特异的相人能力，觉得这位年轻英俊的王子身上有一股扑面而来的帝王之气，心里暗暗赞叹，知道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主人。两人通过一番深谈，顿时觉得一见如故，道衍也知道燕王心怀异谋，毫不避讳直接表示，要送一顶白帽给王爷戴，言下之意自然是说要辅助燕王夺得帝位。燕王一听更是欣喜若狂，马上把道衍视为知己。

在此之后，道衍就随着燕王回到了北京的封地。朱元璋这时恐怕作梦也想不到，正是被自己派去燕王身边的“高僧”成了日后燕王起兵谋反的重要谋士。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撒手西去，皇太孙朱允炆登基作了皇帝，他很怕这些被封在边疆、手握重兵的皇叔们。

即位伊始，就开始削减诸侯王的权势。一时间诸侯王人人自危。

这时候道衍就向燕王进言说：“现在正是起兵创建大业的时候了。”燕王心里有些犹豫，认为自己手里的兵力和武器不足，可是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招兵买马。道衍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朱棣在自己的燕王府邸里偷偷地训练军队和制造武器。燕王住的本来是元时的宫殿，高墙深院。十分宽广，足以作训练士兵们的场所，外人也无从得见，高墙虽然能遮挡人们的视线却挡不住士兵训练时发的声音。道衍又想了个办法，让燕王在府第中养了许多鸡、鸭、鹅，这些家禽一天到晚不停地鸣叫，把军队训练的声音和制造兵器的响声都遮盖住了。

就这样，燕王在自己的府中暗暗训练出一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精锐部队，成了他日后起兵夺天下的主力军。当燕王觉得准备充分想起兵发难的时候，恰好遇到大雨，屋檐的瓦片都被打到地上，本来就做贼心虚的燕王心里不禁又有些迟疑。这时又是道衍出来劝解，认为无碍大局，反而是吉祥之兆，正说明大明王朝的“天”要变了，燕王这才安心地起兵反叛，以诛杀建文帝身边的大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

以仁为本燕王出师的时候道衍留在北京辅佐世子。在燕王率军临行之前，道衍送到城外。离别前，他跪在燕王马前，说有密事相求。燕王问他到底是什么事要如此郑重。道衍回答说：“南朝有一个博士方孝孺，他的学问品德很好。您用武力攻破城池之日，他一定不肯投降。还请殿下千万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的种子就绝了。”

燕王听了这话，当时就答应了下来，也暗暗记在心里，后来南京城攻破时，燕王抓来方孝孺，开始确实没有杀他的意思，还想让他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可是性情坚贞的方孝孺誓死不从，终于激怒了燕王，使燕王违背了他曾经对道衍许下和诺言，不但极其残忍的杀害了方孝孺，还株连十族，一口气杀了近千人。

这一下虽然不见得像道衍所说，断绝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却一下子打断了读书人始终坚挺不屈的脊梁，大大打击了读书人的英锐之气。

位极人臣燕王带兵打仗的三年多时间里，道衍虽然没有跟在他身边，但是军队的战争行止，燕王都要事先征询道衍的意见，所以他虽不在军中，但论起军功来，却排在第一位。而且他帮助世子固守北京，也免去了燕王不少后顾之忧，所以当燕王终于如愿地当上了皇帝之后，就给了道衍许多赏赐，封他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还赐名“姚广孝”，让他还俗作官。道衍婉拒了皇帝给他的诸多封赏，仍旧以一身僧衣示人，还把皇帝赏的金银财宝都分给了族人。成祖后来经常出征塞北，每一次都留道衍在京城辅佐太子监国。等到成祖喜爱的皇长孙到读书的年龄，又受命教育未来的小皇帝，可见成祖对他的信任之深。

后来，道衍年纪大了，身染重病，不能再上朝进见皇帝，成祖便多次到他居住的庆孝寺中去看望他，每次都相谈甚欢。道衍死后成祖像死掉了亲人一样万分悲痛，辍朝两日，命令有关机构为道衍举办隆重的葬礼，还追封他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等多种称号，谥为恭靖，并亲自书写碑文表彰他的功绩。等到成祖死后，继位的仁宗还把道衍的灵位配享成祖庙庭。作为一个方外之人，这种尊荣可算是到了极点。瓜蔓抄方孝孺与景清宁死也不归附朱棣，因此多人被株连，这种做法被称为“瓜蔓抄”。

残忍的手段建文帝的重臣齐泰、黄子澄是成祖号称“清君侧”发动反叛的借口，成祖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名字。

南京城破之后，他们先后被抓，由成祖亲自审问，这两个人都抗辩不屈，被永乐皇帝下令同时磔毙。

还有兵部尚书铁铉，被抓到南京，觐见新皇帝时居然背对着皇帝，不肯行礼，也不肯说话。成祖命令两边的人抓住他，让他回身正对着自己，可是铁铉大力挣扎，说什么也不肯回过头来。成祖暴怒，命人将他的耳朵、鼻子割下来，上锅蒸熟了，硬是塞入铁铉的口中，还问他味道怎么样?这可真是亘古未有的残忍刑罚。铁铉却忍住剧痛，反而大声回答说：“这是真正的忠臣孝子的肉，味道怎么会不好呢?”

成祖更加生气了，喝令手下当场就把他凌迟处死。眼见着自己身上的肉被一片一片的剜下来，铁铉竟然到死还是骂不绝口。成祖这时好像被气的失去了人的理智，非要看到铁铉向自己屈服不可。铁铉这时已经死了，成祖还命人搬了一口大锅放在殿上，里面盛满了滚烫的热油，把铁铉的尸体扔了进去，就见尸体立刻就被炸成了焦团，这时成祖才命人将铁铉的焦尸朝向自己坐的龙椅摆放，可是不知是不是铁铉的灵魂未散，尸体始终反身向外，不肯正对着殿上。后来两边的人用铁棒夹住了残骸，举着他让他面向殿上，成祖这才笑道：“你现在终于肯来朝见我了吗?”话还没说完，就见锅中的热油飞溅而起，烫伤了那些用铁棒架住铁铉尸身的人的手足。那些人见了这种可怕的情景，都立刻扔下棒子退在一边不敢上前了，铁铉的尸身仍然反立如前。成祖这时也不禁为这种情况弄得大惊失色，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人将尸身安葬了。

其他在名单中的官员还有户部侍郎卓敬，右副都御史练子宁，礼部尚书陈迪，刑部尚书暴昭、侯泰，大理寺少卿胡闰，苏州知府姚善，御史茅大芳等，都被陆续地抓来，面对新皇帝残酷的手段却没有一个人肯屈服，结果都备受荼毒，不是被打掉牙齿，就是被割了舌头，也有的被截断手足，都受尽酷刑而死。等杀了这些人以后，成祖还是不满意，又怕被他杀死的这些人的亲属要向他报复，所以决心要斩草除根，于是这些人的亲属也都相继被杀了。

这之中，死的最惨烈的要算是当时著名的文士方孝孺，他的倨傲态度彻底激怒了本就嗜杀的成祖，最后被灭十族。

其他不在名单之内的官员像修撰王艮、王叔英，都给事中龚泰，都指挥叶福，衡府纪善周是修，江西副使程本立，大理寺丞邹瑾，御史魏冕等人，在燕王攻城时，都守节自杀。在这些以身殉国的人中，最奇怪的是一个东湖樵夫，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见他每天都背着木柴到城里来卖，从来都是口不二价。这时听说了建文帝自焚而死的消息，竟然趴在地上大哭了起来，柴也不要了，直接投湖自尽。不得不让人感叹就是如此小民也深知忠义二字。

壬午殉难建文帝这些忠诚的大臣中还有一个像战国时的义士荆轲一般的英雄人物，就是左佥都御史景清。这个人平时倜傥洒脱，但最注重名节，燕王攻破南京即位以后，听说了他的名声很火，就让他官复原职。

使大家都意料不到的是，他居然毫不推辞的就接受了新的任命。那些以前就认识他的人都大惑不解，也有人在一边偷偷的嘲笑，说他言行不一，贪生怕死，他也毫不为意。后来，宫中的钦天监夜观星象，发现天象有了异变，这在古代可是一件大事。负责的官员马上向皇帝报告了这个情况，说是有一颗星星发生异常现象，发出耀眼的红色光芒，而且直朝帝星而来。

成祖听了这话心里也很害怕，所以对身边的人都很留意。这一天，他上朝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景清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衣服迎面走来，心中马上就起了疑心。果然在殿上朝见时，景清忽然一跃上前，冲向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成祖心中早有准备，马上起身闪开，命令身边的护卫将他拿下，一搜身，果真藏着一把利刃。成祖震怒地质问他想干什么，景清慨然答道：“我本来想为先帝报仇，可惜没有成功。”成祖大怒，命人把他的皮剥下来，悬挂在长安门上示众。

有一天成祖出巡，正巧路过了长安门下，本来吊在城门上的皮，竟然自断绳索，扑向成祖。成祖很是诧异，命人一把火把皮烧了。可是这天夜里，成祖刚刚睡着，就梦见景清手中提着一把长剑向他走来，他马上惊醒，心中惊恐不已，第二天一上朝，就命人把景清夷灭九族。以上这些死难的建文帝的遗臣都是忠臣义士。因为这一年是建文四年，岁在壬午，所以就叫做壬午殉难。

成祖对这些不肯向他屈服的人既恨又惧，所以加重对他们的刑罚，不但官员本人惨死在各种酷刑之下，而且辗转牵连，凡是和这些人有一点关系的人就统统被杀。成祖的这种做法被称为“瓜蔓抄”，被无辜株连的人非常多，不但是亲戚朋友子弟同学被杀，就连犯人的左邻右舍也逃不了死罪，甚至有时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杀光了。

从此以后，建文帝的旧臣，除了归附新皇帝的以外，其他不愿归降的人都死的死，逃的逃，大多难逃杀身灭门之祸。牵衣索夫朱棣用非常阴险狠毒的方式谋害了自己的妹妹宁国公主的丈夫梅殷。

乘龙快婿燕王朱棣篡位当了皇帝以后，对建文帝的旧臣进行大肆的屠杀。这场屠杀为时甚久，牵连的人也很多，朱棣知道反对他的人很多，因此丝毫没有手下留情，一心想把不服从自己的人都杀光，哪怕是自己的至亲也不例外。

宁国公主是朱元璋的马皇后所生，是朱棣的亲妹妹，一向最得父母的宠爱。朱元璋费尽心力给她挑选了一个如意郎君，就是梅殷。因为爱屋及乌的缘故，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女婿，而且梅殷本人也知书达理，精明强干，武艺也十分高强，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难得人才。

所以，尽管朱元璋晚年生性多疑，梅殷仍是得到了岳父难得的喜爱和信任。逢年过节，公主夫妻总是一起进宫去，一家其乐融融，相处得非常和睦融洽。平时有空时，朱元璋也常和悔殷谈论兵法，论古说今。

朱元璋的年纪逐渐大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尤其是太子朱标突然得病去世，更是给了朱元璋一个重重的打击。后来，他又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作自己百年以后的接班人。但是他又担心皇帝年幼，诸侯王手握重兵，会不听调遣。所以他时常嘱咐梅殷以后一定要尽心辅佐皇太孙。梅殷也把皇帝的嘱托牢记在心中。

召回驸马朱元璋死了不久，燕王朱棣果然起兵谋反。他派了一个使臣去说服梅殷归降自己。这时正在镇守准安的梅殷正在精心准备战斗，见到朱棣派来使臣，就命人割去了使臣的鼻子，然后把他放了回去。朱棣一见少了鼻子的使臣，立刻就明白了梅殷的羞辱之意，顿时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朱棣一路南下攻陷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踪，梅殷仍在淮安坚守，始终不肯投降朱棣。朱棣因此暗暗发誓，一定要找机会杀了梅殷才能解恨。后来朱棣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但是梅殷还是孤守在驻地不肯投降。朱棣就命令妹妹宁国公主写一封信给梅殷让他回来。怕梅殷不从，他还强迫妹妹用鲜血写成血书，用以威胁梅殷。梅殷在军中接到妻子的血书，顿时慌了手脚，不知该如何是好。不由得捧着血书痛哭失声。无奈之下，他只好按照朱棣的命令带着血书回到南京城。

到了皇宫之中，虽然景物依旧，但是却已物是人非，心中更是无限悲痛，自觉辜负了朱元璋对他的嘱托和信任。见了新皇帝的面，尽管朱棣其实一心想杀了梅殷，但是碍于妹妹的苦苦哀求，他已经答应宁国公主只要驸马回朝，就不杀他。所以这时不得不假装出笑脸，向驸马道：“驸马辛苦了。”可谁知梅殷明知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仍是不愿服从这个以武力夺得皇位的人，他话中有话的答道：“不敢当，劳而无功而已。”话中之意自然是说没能阻止朱棣的谋反行为。朱棣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真想立时就杀了梅殷，但是他又不想当众食言，尽管心中很不是滋味，他仍是命令驸马回府好好休息。

第二年，他找了个蹩脚的借口，撤消了驸马的护卫队，还把驸马的家人都发配到辽东去服苦役，就此把梅殷孤立了起来。公主暗中觉得情形越来越不好，好像有什么灾难即将来临似的。但是她总想着自己的亲哥哥答应了会饶过驸马的一条命。所以尽管心中起疑，她仍是按捺住心中的不安，总是劝说丈夫凡事不要强出头，尽量的顺着新皇帝的意思去做。她却不知道，朱棣这时早已定下了杀害梅殷的毒计，而且已经一步步的在进行着了。

驸马被害永乐三年的一天早晨，梅殷像往常一样准时上朝。他也觉得大势已经不可挽回，就听从了妻子的劝告，不再故意忤逆新皇帝，每日只是上朝做个样子，什么事也不用做，回到家中整日喝闷酒，消磨时间，却不知新皇帝的眼中早已容不下他这个人了。

这一天，当他正走在一座桥上的时候，就觉得身边挤上一群人来，这些身穿着锦衣卫的服装的人，故意把他挤下了桥栏，然后还靠在桥边哈哈大笑。梅殷不会游泳，在水中挣扎了很久都没有人敢下水去救，终于因为无人抢救溺水而死。这时候，在桥上把他挤下水的人见他在水中不再动了，才假装很着急的样子跳下水去把他捞了上来，可这时梅殷早已经气绝身亡了。之后，那些明目张胆杀人的人就以驸马自杀跳水而死的结果上报给皇帝。不料却被当时恰巧路过的官员揭发了事情的真相，认为他们是故意杀害了驸马。

朱棣迫不得已，只好命令把杀人凶手处死。审问的时候，凶手很不服气，大声说：“杀死驸马是皇上的命令，为什么要杀死我们?”审问的官员一听。知道这里另有内情，都不敢再审，匆匆命人打落了凶手的牙齿，让他们说不出话来，然后把他们斩首示众，并把这个结果上报给皇帝。朱棣还假装成刚刚知道的样子，显得十分悲痛，还赐给梅殷谥号“荣定”。

公主的愤慨再说公主每日都在家中为驸马的安危担惊受怕。一天始终没见到驸马回府，就知道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下午接到报告说驸马淹死了，凶手也已经被处死。她心里明白一定是朱棣命人杀死驸马的，就急忙赶到宫中。朱棣远远见到公主来了，就转身想走，却被公主拽住了衣襟。公主怒气冲冲的问他：“我的驸马呢?他到哪儿去了?”朱棣很不自在地回答：“驸马被人害死了，我已经命人杀了凶手，为他报了仇了，你不要再自寻烦恼。”说完转身就走了，留下公主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事情过后，朱棣把公主和公主的儿子都加升了爵位，想通过这些化解公主对他的仇恨，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二次削藩朱棣接过朱允炆未能完成的削藩之业，这也是历史赋予他的任务。

明成祖的考虑朱棣没有立即去着手削藩，作为以反抗削藩为名义起兵夺位的一个藩王，立即削藩实际等于自我否定。朱棣暂时采取优礼诸藩的作法，以换取他们的承认和支持，这样一来，便给藩王们带来了一段短暂而微妙的盛世。

但是永乐中的藩王已经无法同洪武中相比，因为朱棣不同于朱元璋的最根本之处是他不再用藩王代替功臣守边。这不能不归功于建文帝削藩，而凭借武力夺得皇位的朱棣，也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格去左右那些藩王和武臣们了。

有人解释说朱元璋封藩守边是出于无奈，“又况和林以外，金陵遥制特难，于是分树九王，自燕以往，延错万里，优以声灵，顾盼特重，是诚有不得不然者。”其实根本原因是朱元璋对功臣多疑。朱棣接受教训，不再依靠藩王，仍用功臣，不过他派遣了亲信宦官分镇监军，加强了对武臣们的控制。当时驻守北边的总兵官是洪武旧臣何福。他在建文中曾与朱棣交战，因此对受命镇边重责心存疑虑。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他上书给朱棣，说自己“总番汉兵久，虑势重致谗”，请求选调鞑官（蒙古族军官）赴边领军。朱棣没有同意。利用武臣守边的方针，这时早已确定下来。

逐一铲除永乐初年的藩王们对朱棣的优礼得出丁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他们把“靖难”的胜利看成是他们自己的胜利。这种错误认识使他们更加恣纵不法。明初藩王居藩不法是司空见惯之事。如若按照他们的行为而论的话，恐怕很少有能够逃脱罪责的。但是朱棣所注意的并不是他们是否劣迹昭著，而在于他们是否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几乎是在优礼藩王的同时，朱棣已经开始对他们进行严格的限制。他继续建文帝的削藩也就同时开始了。

齐王朱榑是个凶暴尚武的藩王。自从复爵归藩后，他的行为更加骄纵。事情传到朱棣耳中，朱棣将他召到京师，当面教训了一番，让他不要忘记建文中被削夺之苦。谁知朱榑怙恶不悛，回去后变本加厉地扩大势力。他阴蓄刺客，广招异人术士，而且命王府护卫据守青州城，不准守吏登城夜巡。这种将藩国独立于朝廷管辖之外的作法是朱棣不能允许的。守吏李拱、曾名深等人上书朱棣，朱榑得知后将他们拘匿起来以灭口。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朱棣下诏索要李拱等人，并责谕朱榑改过。当时也有人告发周王朱有不轨之举，朱为此上书谢罪，态度颇为诚恳。朱棣封其书示朱榑，以为劝警。第二年五月朱榑再次入朝，廷臣们当面弹劾他，朱榑大怒，厉声说道：“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时耶?会尽斩此辈!”朱榑是个不识时务的藩王，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被削夺时的困境。而他这种种言语行为的根源正是他错误地将“靖难”的胜利误认为是藩王的胜利。朱榑未能再返藩国。他被拘留京师，削夺官属护卫，齐府护卫指挥柴直等人被捕杀，同年八月，他被废为庶人。这是朱棣削废的第一个藩王。

第二个被朱棣削废的是谷王朱穗。他倚仗开金川门之功，永乐初优礼过于诸王。从此更加肆意横行。《明史》中，说他不听王府长史劝谏，磔杀王府长史，招匿亡命，造战舰弓驽器械，终日与都指挥张成，王府宦官吴智、刘信等谋为不轨。朱穗这种做法的原因不大同于齐王朱榑，史书中虽不谈，但能使逐渐理解了朱榑的意图。周王朱从此终日沉于词赋，又作《救荒本草》诸书，以示无他谋，到永乐后期再次被告谋反，遂请罪献还三护卫，终得无事。宁王朱权比周王朱更要警惕些，他自从被告诽谤后，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才得以终永乐一朝无事。

终成大业朱棣的削藩没有像朱允炆削藩那样的声势，他的削藩是在优礼藩王的同时进行的，表面上只削废了齐、谷二藩。永乐元年削代王的三护卫及其家属。

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削夺了岷王朱楩的护卫，并且罢其官属，限制藩王的发展。明朝人论及此事时说：“昔高皇帝众建诸王，皆拥重兵据要术以为国家屏翰，此固一时也。迨‘靖难’以后，防范滋密，兵权尽解。朝庙无懿亲之迹，府寮无内补之阶。”事情大抵就是这样的。

应该说朱棣登基时的情况与朱允炆登基时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这时既无藩王将兵之忧，又没有足以拥兵与朝廷对抗的强藩。朱允炆对周、齐、湘、代、岷五王的削废，为朱棣处理藩王问题奠定了基础。

明朝的藩王从此完全失去了朱元璋封藩时的原貌，他们从明政权军事和政治的支柱转变成为附庸。昙花一现的强藩分立局面永远结束了，专制和集权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不过，这也给朱棣增加了一个新的问题——他必须亲自去作他父亲朱元璋依靠他去作的事——投身到北边的军务中去。郑和下西洋三宝太监下西洋，开创了航海史上的奇迹。

下西洋的缘由明成祖用武力从他侄儿手里夺得了皇位，有一件事总使他心里不大踏实。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

那么建文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京里传说纷纷，有的说建文帝并没有自杀，趁宫里起火混乱的时候，带着几个侍从太监从地道里逃出城外去了；别的地方传来的消息更离奇，说建文帝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后来还做了和尚，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使明成祖不得不怀疑。他想，如果建文帝真的没死，万一他在别的地方重新召集人马，岂不可怕。

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派了心腹大臣，到各地去秘密查问建文帝的下落，但是又不好公开宣布，就借口说是求神仙。这一找，就找了二三十年。

明成祖又想，建文帝会不会跑到海外去呢?那时候，我国的航海事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明成祖心想，派人到海外去宣扬国威，跟外国人做点生意，采购一些珠宝，顺便探听一下建文帝的下落，岂不是一举两得。这样，他就决定派一支队伍，出使国外。让谁来带这支队伍呢?当然非得是自己的心腹不可。他想到跟随他多年的宦官郑和，倒是个挺合适的人选。

郑和，原姓马，小名叫三保，出生在云南一个回族家庭里。他的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还到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去朝圣。郑和小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外国的一些情况。后来，他进燕王宫里当了太监，因为他聪明能干，得到明成祖的信任。这郑和的名字还是明成祖给他起的。但是民间把他的小名叫惯了，所以一直把他叫做“三保太监”，后来，有的书上也写成“三宝太监”。

建功而归

第十三章

公元1405年6月，明成祖正式派郑和为使者，带一支船队出使“西洋”。那时候，人们叫的“西洋”，并不是指欧洲大陆．而是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和沿海各地。郑和带的船队，一共有二万七千八百多人，除了兵士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医生等。他们乘坐六十二艘大船，这种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在当时是少见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经过福建沿海，浩浩荡荡，扬帆南下。

郑和第一次出海，先到了占城（在今越南南方）接着又到爪哇、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苏门答腊、满剌加、古里、锡兰等国家。他带着大批金银财物。每到一个国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并且把带去的礼物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友好交往。许多国家见郑和带那么大的船队，态度友好，并不是来威吓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

郑和这一次出使，一直到第三年九月才回国。西洋各国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在出使的路上，虽然遇到几次惊涛骇浪，但是船上有的是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船队从没出过事。只是在船队回国、经过旧港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旧港地方有个海盗头目，名叫陈祖义。他占据了一个海岛，纠集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过往客商的财物。这回听到郑和船队带着大批宝物经过，分外眼红，就和同伙计议，表面上准备迎接，趁郑和不防备，就动手抢劫。这个计谋被当地人施进卿得知，他偷偷地派人到船队告诉了郑和。郑和心想，我手下有二万兵士，还怕你小小海盗?既然你要来偷袭，就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他命令把大船散开，在旧港港口停泊下来。命令船上的兵士准备好火药、刀枪，严阵以待。夜深的时候，海面上风平浪静，陈祖义带领一群海盗乘着几十艘小船直驶港口，准备偷袭。只听到郑和坐船上一声火炮响，周围的大船都驶拢来，把陈祖义的海盗船围住。明军人多势大，早有准备，把陈祖义杀得大败。大船上的兵士丢下火把，把海盗船烧着了。陈祖义想逃也逃不了，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郑和把陈祖义捆绑了起来，押回中国。到了京城，向明成祖献上了俘虏。各国的使者也会见了明成祖，送上大批珍贵的礼物。明成祖见郑和把出使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高兴得眉开眼笑。

七下西洋后来，明成祖相信建文帝确实是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但是出使海外的事，既能提高国家的威望，又能促进跟西洋各国的贸易往来，好处很多。所以打那以后，一次又一次派郑和带领船队下西洋。

从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的将近三十年里，郑和出海七次，前前后后一共到过印度洋沿海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的木骨都束国（在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到郑和第六次出使回国的那年，明成祖得病死了。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不到一年也死了。继承皇位的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由祖母徐太后和三个老臣掌权。大臣们认为郑和出使七次，国家花费太大，到国外航行的事业就停了下来。

郑和第三次出使访问印度洋上的佛教国家，他率领船队和随带珠宝及土特产等，准备恩威并施，使这些国家臣服明朝。

抵达了锡兰，郑和及随员等登陆，参拜了一间大佛寺，布施了许多金银、丝织等物，又立了一座镌有三种文字的纪念碑。但有些本地的中国人向郑和申诉，说国王亚烈苦奈儿很歧视中国人，经常虐待来此礼佛的中国僧人。郑和为了要解决此问题，特派随员谒见国王。但国王毫无诚意，还想对郑和施下马威，他假意邀请郑和入城见面，乘机将他扣留并勒索财物，一面又倾全国军队五万，出其不意地劫掠宝船。郑和已察觉国王的阴谋诡计，便打蛇随棍上，将计就计，一面答应入城，趁对方的军队倾巢而出，后方空虚，以二千精兵，轻装绕道袭击王城，一面在中途埋伏大军，将敌军拦腰截击。

亚烈苦奈儿把军队调遣好，在宫中等听捷报。不料王城突然发生骚动，原来是郑和的军队已破城而入了。城内实力空虚，毫无抵抗，很快把国王俘虏了。开到中途的五万军队得悉王城被袭，连忙回军救援，又被郑和的伏兵切为几段，结果全军被杀得片甲不留，因此，锡兰国王才真心臣服明朝。

郑和的七次航行，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也说明当时我国航海技术已经有很高水平。

通过郑和出使，促进了我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直到现在，那些国家里还流传着三保太监的事迹。迁都北京北京，现在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它的重要地位则是明成祖给予的。

迁都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都是从北方起家的，朱元璋却是一个例外。他最初在南京称王，从这里开始逐渐收服了整个中国。

所以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就把他发迹的地方南京定为都城。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把南京作为京城是不太适合的，因为蒙古的残余势力退出中原后仍旧保留了很强大的实力，而且就在北方边境上虎视眈眈，随时都准备卷土重来。

南京却太靠南，与北方边界相隔千里，一旦有战事发生，住在这里的皇帝无论是想获知战场的情况还是发布命令都不可能及时传达，战争时期贻误了战机就会造成战争的失败。

所以朱元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很矛盾的，总是拿不定主意。

最初他把南京定为临时都城，比较靠北的开封定为陪都，他总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不停奔走。后来他又想把他的老家凤阳建成都城，可是不久又放弃了。他还想把都城迁到西安去。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了好多年，直到他的皇位已坐了十几年的时候，他才最终下定了决心，正式确定南京为都城。

选定北京燕王朱棣夺得了皇位以后，就完全没有这种种考虑。他直接下令开始修建北京城，建成之后就马上迁都到那里。至于他要把北京定为都城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北京是他还在当王子的时候的封地，从他18岁被封到这里作了燕王，许多年来他都一直住在这里，这里的一切他都熟知，这里已经成为他的根。况且，朱棣的皇位是从自己的侄儿手中夺过来的，南京正是建文帝从小生长的地方，朱棣却正好相反，他的一切权力的基础都来源于北方，对南京的一切他都十分陌生，所以他不只是不喜欢南京，而且更需要一个能够保证他的权力固若金汤的都城，北京当然是他的首选。

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南京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好，它位于长江下游，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在经济方面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它处在平原地区，远离北方和西部边陲，朱棣认为那里太容易受到攻击，而没有任何可以借以屏障的东西。再有就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北京的地理位置优于其他一切地方，它既可以成为对付北方敌对势力入侵的堡垒，同时也可以作为皇帝在北方进行扩张性活动的最佳根据地。综合了以上种种理由，永乐皇帝几乎是没有任何疑惑的就作了迁都的决定。

正式迁都但是，“迁都”说起来只是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实际上要改造北京城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元代的一些城墙和宫殿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城市的总体格局却一定要改。初登帝位的永乐皇帝心中正充满着雄心壮志，当然要建没一个能够匹配他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的都城。所以一切新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必须满足皇帝的要求。

与南京城正好相反，北京作为一个政治性或军事性的城市当然是上上之选，但它却从来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基地，北京并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料来供应如此浩大的工程，必须依靠从东南各省用船只运送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这种运输的工作是日后国家的命脉，当然不能交给一般人去负责，所以军队也必须改革，担负起这个重责大任。政府的机构也需要作出变动。南京是开国皇帝选定的都城，当然也不能废弃，原有的一切机构设置都要保留，北京则需要重新创建起一套与之相同的政府班子，北京附近地区也要因为都城的变更而随著作出变动。凡此种种，都是复杂而困难的工作，迁都无疑对明王朝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从永乐皇帝登基的公元1402年开始，北京新都的建设已经开始了。一直到公元1417年，大部分的宫殿才算竣工完成。以后陆陆续续的又有工程完工。公元1420年10月28日，北京正式被确定为国家的主要都城，而南京则降为留都。随后的三个月中，政府机构也被彻底改组。

新的都城有了，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当然不能只有政府机构而没有多少居民。早在公元1404年，永乐皇帝就下命令迁当时以经商而富甲天下的山西九个府的一万户到北京居住，以求增加未来都城地区的人口数量，并且还可以同时带动经济的繁荣。永乐皇帝还时常减免京畿地区的赋税，设法使当地的人民富裕起来。对建设新都来说最重要其实并不是城市的建设，而是同时进行的大运河的修复工作。没有大运河这条生命补给线，要把北京建成都城无疑是纸上谈兵。北京城的建设速度其实在开始几年进度很慢。一直到公元1415年大运河主体工程完成以后，物资的运送顿时快了很多，从盛产粮食的长江下游运送粮食到北方更加迅速了。从这时起，新都的经济状况才有了极大的好转，工程建设的速度也快了起来，城市的主体工程在两三年中迅速的完成了。这让永乐皇帝十分高兴，重奖了当时负责建设的官员。

从公元1420年到公元1441年是北京作为主要首都的一个过渡阶段。公元1441年以后，作为留都的南京大大丧失了它的政治重要性，大批的宫殿和宗庙从此都被废弃。

虽然它的主要政府机构设置和行政职能都保持不变，但都只限于象征性的意义了。从此时起，北京已经成为国家实际行政中惟一的都城。天安门的设计者挺立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至今已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霜，它的最初设计者是谁呢？

蒯祥的才华设计天安门的人是明初的大建筑师蒯祥。他生于洪武末年，出身于工匠世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工，善于设计和建筑寺庙厅堂。蒯祥家学渊源，深受父亲的影响，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尤其精于建筑结构的设计和制图。正巧这时成祖为了兴建新的都城，在全国征集能工巧匠到北京效力。蒯祥就在应召之列，跟随着成祖来到了北京。

在工作过程中蒯祥的才华很快显露出来，虽然年纪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因为手艺出众，而且设计制图信手拈来，不知不觉的就已成为伙伴中的领导者。这种情况很快被反映到当时主持北京城建设的工部官员宋礼那里，宋礼马上召见了这位年轻的工匠，经过深谈，宋礼从心里称赞这个年轻人头脑灵活，极富创造力，觉得他可堪重任。于是他交给了蒯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皇城的正门。他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的建筑结构设计图和周密的施工方案。

宋礼看后很高兴，马上命人把设计方案送给成祖过目。朱棣看过设计图后也觉得十分满意，马上拍板决定采用这个方案，并且命令立即开始动工。对于蒯祥这个没有见过面的设计者，皇帝也封了一个工部的官职给他。

进行修建其实北京城的建设在成祖继位之初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在进行中了，可是直到永乐十五年，因为大运河修缮完毕投入使用，北京城的建设才进入施工高潮阶段。到永乐十八年，城市宫殿的建设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天安门的修建也是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天安门最早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命名方法取名“承天之门”。直到清朝初年对其进行大规模维修时才改名为“天安之门”，后来就简称为“天安门”了，并且被一直沿用至今。

天安门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是皇城，也就是今天紫禁城对外的第一扇大门。它是一座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最初的建筑结构只是一层的，下面是用砖砌成的高大城台，城台上则是九开间的重檐歇山式宫殿建筑，整个都是木制的，靠一根大梁支持着整个建筑物。城台前还立有华表和石狮，美丽的金水河从城楼前横亘而过，上面建了五座精巧华丽的汉白玉石桥，与城台的五扇大门一一相对。宏伟和华丽相结合，沉稳与精致并行，它是一个完美的矛盾结合体，正好体现了皇家“九五至尊”的高不可攀和神秘气质。后来，这座原本被称为“承天之门”的城楼在明英宗在位时被雷击烧毁了，几年之后，蒯祥再次受命重修城楼。这一次，他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又改进设计方案，把原来一层式宫殿建筑改为两层，更加突显了它恢宏雄伟的皇家气派。

“蒯鲁班”

此后，天安门又屡次经过翻修，不过基本上都沿用了原来的设计结构。近代以来，人们给天安门周围修建了红色的高大围墙，改进了一些细微的装饰图来，但仍然保持了天安门的原始风貌，最大的一次改变恐怕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修工程中把建筑高度稍稍提高了不到一米。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安门绝大部分仍然保留了明初的建筑样式，它就像是一位饱经了六百年风霜的老人，依旧沉稳静默的屹立在那里，注视着它脚下川流不息的人们。

天安门的设计者蒯祥因为在修建北京城的过程中表现突出，很快就升任工部侍郎，位列正三品，从一品的俸禄，可以说受到了无尽的荣宠。在修建北京的工程结束以后，他又担任了很多宫殿陵寝的修建任务，内城的宫殿，京郊的陵寝，到处都留下的蒯祥的智慧和汗水。他的一生精力都扑在了建筑艺术上，勤耕不辍，一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他才满载着荣誉含笑而去，一共历仕七朝，享年83岁。他的一生，也许只有一个评价是最恰当的，那就是明宪宗朱见深赐予他的称号——“蒯鲁班”。明仁宗因何暴亡明仁宗朱高炽，登基不足一年，无疾骤崩，为什么会暴亡呢？

纵欲而亡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其长子朱高炽登位，即明仁宗。次年五月，仁宗暴卒，在位不足十月，享年48岁。

仁宗去世前三天还在和大臣们商议处理政事。他从感觉不适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明代学者黄景称仁宗“实无疾骤崩”。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无疾骤崩”，其中必有不为人知的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明代一切正统的史书，都只字不提仁宗的死亡原因。

有人指出，仁宗是死于纵欲过度。仁宗的贪欲好色人所共知，当时的大臣李时勉在仁宗即位不久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有劝仁宗谨嗜欲之语，并说：“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览奏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

仁宗直至垂危之际，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仁宗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确实触及其痛处，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仁宗死后即位的宣宗皇帝，因为仁宗临死前留下的遗言，曾亲自御审李时勉，在殿上大骂道：“你一个小小的臣子也敢侮辱先帝!你的奏疏上到底写了什么话?”李时勉叩首答道：“我是说皇帝在守孝期间不应该近女色，皇太子不宜远离皇帝左右。”宣宗叹息著称李时勉是忠臣，恢复了他的官职。只因为李时勉所说的两件事也正是他深深忧虑的。

可见，宣宗对仁宗嗜欲一节也一清二楚，不以李时勉所奏为非。

“灵丹妙药”

仁宗因纵欲过度而得不治之症，这在明人陆钱《病逸漫记》中也有记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这个说法出自仁宗身边的一个太监之口，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当时治疗此等“阴症”并没有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献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灵丹妙药”给病重的皇帝服用。所以也有人说导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身亡。

杀父夺位还有学者经过精细的考察各种蛛丝马迹，指出仁宗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即宣宗害死的。仁宗生性温厚懦弱，理政能力差，且嗜欲享乐，成祖生前已经对他大为不满，只因为他是嫡长子的关系，才立为太子，但成祖一直有废朱高炽储位之心。仁宗长子朱瞻基与其父的性格正好相反，他善骑射，谙武事，又热衷权利，工于计谋。

成祖在世时，他就深得成祖赏识，他还竭尽全力为其父保全储位。成祖死后，仁宗即位，虽然是立朱瞻基为太子，但是已经开始察觉到他的非分之想，所以屡屡有劝戒之语。然而朱瞻基迫不及待地想为自己早日登位筹谋，根本不顾骨肉亲情。

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仁宗命朱瞻基南下祭祀皇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仁宗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的亲信，他按照和朱瞻基事先定下的密谋，着手加害仁宗，五月十三日仁宗就突然驾崩了。朱瞻基离开北京后，不按应循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在他还没有离开南京之前，南京城中就已经开始传言仁宗“上宾”。须知当时北京还未发丧，那时也没有如今迅速的传播手段，可见“仁宗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于途中等待携诏书而来的海涛，于六月三日回到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他说现在京城里人心惶惶，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回答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宣宗实录》卷一）充分的显示出一切皆在其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仁宗究竟因何暴卒，仍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过，现在历史学界流行的主流说法仍是认为仁宗死于纵欲过度，因为宣宗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人们大概都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个皇帝的皇位居然是靠谋杀自己的父亲而得来的吧!仁宗的宽厚待人早在朱棣还被封为燕王的时候，朱元璋就指定朱高炽为世子。

少年仁义仁宗从少年时就沉静稳重，深得朱元璋的喜爱。据说有一次，朱元璋故意让这个还是少年的孩子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可是朱高炽去后不久就回来了，太祖因为他的迅速而感到惊诧，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高炽恭敬的回答说：“清晨的天气太寒冷了，所以我就让士兵们先去吃完早餐再检阅不迟。”朱元璋听了显得非常高兴。

还有一次，朱元璋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不紊的把奏章按照文武分类，并详细的向祖父作了报告。朱元璋又极为赞赏他优秀的行政能力。可是朱棣却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儿子，因为仁宗天生极为肥胖，大腹便便，行动迟缓，而且还有脚疾，这使他根本不可能跃马疆场奋勇杀敌。

朱棣却是一个天生的勇将，他的天下就是在马上得来的。所以他总是觉得这个儿子实在没用，就连他发动靖难之役陷入生死搏斗之时，仁宗也只能留守在北京城中，什么忙也帮不上。不过，因为他是朱元璋亲自给自己封的燕世子，为人又仁慈宽厚，深得众人的尊敬与信任，他也就一直没有废掉他。

小心谨慎的世子生涯仁宗要时时防备着来自两个弟弟朱高煦、朱高遂的暗算。这两个弟弟是成祖的二子和三子，他们都继承了成祖的优秀素质——战场上的勇将。有一次成祖陷入建文军队的包围险些丧命，是他的二子不远千里带兵来救才得以脱困的。因此，成祖私心里最喜欢这个酷似自己的儿子，还曾经许下诺言，答应靖难事成之后封他为太子。

在成祖与建文帝的三年争斗中，建文帝见到成祖的军队英勇善战，朝廷的军队怎么也不能取胜，就使出反间计，离间成祖固守后方基地的朱高炽和他父亲的父系。他派人送给朱高炽一封书信，劝朱高炽与自己联合，日后必有重谢等等。朱高煦和朱高遂早就在暗中虎视眈眈，命他们的党羽宦官黄俨千方百计的寻找机会害他。他们得知了这个消息，怎么能够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他们马上派黄俨秘密地到前方阵地去向成祖通风报信，说世子暗中与建文帝勾结，现在朝廷的密使已经到了北京。

朱棣听了非常生气，以为这个不讨人喜爱的长子果然卖父求荣投靠了朝廷，心中顿生杀子之意。谁知他刚准备派人回去，朱高炽的使者也来到了军中，送上建文帝写给世子的密信。成祖拿过来一看，信还没有开封，打开读后，他才知道自己险些中了建文帝的反间计，不禁感叹道：“我险些误杀了自己的儿子啊!”原来，朱高炽虽然为人忠厚，但却也不傻，他深知自己的弟弟们一心想找机会谋害他，所以凡事都非常小心，不让他们抓到把柄。

宽厚太子永乐元年，成祖终于打败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登上了觊觎已久的皇帝宝座。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把朱高炽立为太子。以后，成祖经常带兵到处征战，每到这时，他都吩咐由太子坐镇当时的都城南京，管理国家的一切事情。太子开始展露自己过人的治国之才，凡事兢兢业业，听政治民，一切以百姓的利益为重。遇到地方上发生水旱灾害，他都及时地派人去安抚百姓，发放救济，赈济灾民，臣民都对他施行的仁政有口皆碑，称赞不已。

但是虽然已经贵为皇太子，朱高炽却仍然时刻处在危险之中，随时要防备来自两个心怀不轨的弟弟的陷害。有好多次他都差点因为他们的谗言而被废。因为他从来不主动反击，只是一直被动地证明着自己的无辜，他身边的大臣看了都不禁为他担心不已，有的人问他：“你难道不知道你身边有一心想害你的小人吗?”他却坦然的回答道：“不知道，我只知道要恪守作为儿子的职责而已。”这一席话更是让大臣们暗自佩服他的宽宏大度。

有一年，成祖带兵北征胜利归来之后，因为太子派来迎接他的使臣在路上耽误了行期，而且上奏的文书措辞不当，成祖因此而大怒，下令把朱高炽的属下臣僚黄淮等人逮捕下狱。后来，黄俨等人又诬告朱高炽私放嫌犯，成祖又发怒了，牵连进这件案子的官员都被诛杀。

成祖还派自己信任的官员去监视调查朱高炽的行动，这位官员后来给成祖上奏了一份密书，其中列举了朱高炽诚敬孝谨的七件事，成祖这才相信朱高炽，没有处罚他。这样被陷害的事件在很长时间中层出不穷，但是朱高炽都淡然处之，只是更加小心地防范而已。

一直到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野心勃勃的朱高煦终于因为触怒了成祖而被治罪，朱高炽时刻面临的威胁才稍有减少。他不计前嫌地为朱高煦说好话，替他脱罪，才让成祖饶了他一命，只是把他逐出京去。

仁宗不虚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成祖在北征的途中去世，朱高炽终于登上了帝位，就是明仁宗。其实他在位只有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只做了一些纠正成祖过激行动的工作，例如释放了一些无辜被囚的官员之类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充足的时间去进行他心目中的儒家制度的改革。

他之所以被给予“仁宗”这个尊敬的谥号，多半是因为他对待他的两个弟弟的宽大态度。就像前面所说的，他在当世子和太子的期间一直受到手足骨肉之间的威胁，但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却丝毫没有怪罪这两个一直阴谋反对他的弟弟，反而在登基之初，就下令增加这两个亲王的俸禄，还封了他们的几个儿子爵位。这种豁达的心胸使他赢得了满朝大臣的尊敬与好感，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仁君的高大形象。他的这种谨言慎行和宽大为怀也同样使历史学家们所赞叹。宣宗为什么火烧叔父朱棣因喜爱朱瞻基，而立了他的父亲朱高炽为太子，为的是日后爱孙当上皇帝。

因孙立子朱棣因为立太子的事发愁，竟然因为深爱朱瞻基这个孙子，而立了他的父亲朱高炽为太子，只为了爱孙日后能顺顺利利地当上皇帝。朱瞻基也没让祖父失望，从小就聪明过人，文武双全，朱棣自然喜出望外，随时都要把他带在身边。成祖死后，朱瞻基的父亲即位为帝，就是明仁宗。他当皇帝只当了不到一年就一命呜呼了。于是年轻的朱瞻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即明宣宗。

宣宗当了皇帝，朝中倒是十分平静，因为大臣们早已经认可了他是合法继位，而且也都折服于他的出色能力。可是在朝外，他却有着一个最危险的敌人，这个人就是他的亲叔叔汉王朱高煦。高煦年轻时经常随着成祖四处征战，立下了许多战功。因此成祖十分喜欢他，甚至曾在还未当上皇帝的时候就答应他日后要立他为太子。可是成祖即位后，却违背诺言，仍然按照立长的规矩立了宣宗的父亲为太子。这让朱高煦十分愤怒，觉得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帝位被朱瞻基父子抢走了，所以一心想把帝位夺回来。本来仁宗即位后，他已经有了起兵反叛之意，只是还想再多观察准备一些时日再动手。不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仁宗居然就死了，由年轻的宣宗继承皇位。朱高煦觉得机会终于来了，宣宗太年轻，没有什么实战的经验，朱高煦认为凭自己多年的争战经验，只要自己拉起叛旗，年少的侄儿一定不是自己的对手，到时帝位就唾手可得了。

轻平反叛宣宗登基还不到三个月，朱高煦就在自己的驻地设立了文武百官，还写了一封信送给宣宗，批评他无才无德，实在不配做皇帝，这可是对新皇帝的一封挑战书。宣宗对此的回应是颁布了一道诏书给汉王，大意是要求汉王悬崖勒马，皇帝必有重赐等等，语气十分平和。朱高煦接到了这封诏书，觉得小皇帝心里害怕了，更加趾高气扬，回信中更是语意嚣张，好像自己已经作了皇帝一样。宣宗没有办法，听从了大臣的意见，决定御驾亲征。其实宣宗刚开始时的做法都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暗地里他早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一决定亲征，军队马上就调动整齐，立刻就向汉王的封地进发了。

在讨伐汉王的路上，宣宗还一直不断地写信给汉王，希望他回心转意。宣宗认为，如果汉王真能罢手投降，兵不刃血，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国家都是最理想的结果，如果汉王还要一意孤行，自己也仁至义尽了。汉王却依旧对皇帝的要求不理不睬，也许他还不知道皇帝带着军队已经在讨伐自己的路上了，仍是每日逍遥快乐地做着皇帝的美梦。他一直认定皇帝最终肯定会向自己屈服，所以居然连战斗的准备都没有做。看来，与宣宗相比，汉王实在是有勇无谋至极，也难怪他会这么轻易地就输在宣宗的计谋之下。等宣宗带着大批的军队出现在汉王居住的城下，朱高煦才大吃一惊，慌忙组织士兵抵抗，可是这时城内早已经人心大乱，许多人都逃出城去向皇帝的军队投降了。到最后，想谋反的朱高煦发现自己居然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出城向皇帝投降了。闹得轰轰烈烈的反叛，到最后竟然就这样不战而降了。

找死的叔叔抓到朱高煦后，宣宗知道自己刚刚即位，根基未稳，生怕杀了汉王会引起议论，而且这正是显示自己宽宏大量的好机会，所以他并没有杀掉朱高煦，只是把他幽禁在北京城的一个隐密的地方，叫做逍遥城。这样一连过了几年，宣宗对叔叔总算不错，按说谋反是要株连九族的死罪，宣宗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对他很是照顾，除了限制朱高煦的行动以外，其他的一切供给都十分丰富，还时常赏赐一些东西给他。

在逍遥城内，朱高煦还是过着王爷一样的生活。可是，朱高煦实在是一个鲁莽之辈，日子一过的舒服，他又忘了自己的囚犯身份，还以为自己和以前一样是王爷，对人颐指气使，好不威风。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他实在不应该忘记自己能活到现在都是宣宗的恩赐，他的莽撞个性不但使自己在起兵谋反时一败涂地，还让自己在过了这么多年的幽禁生活后还是难逃被杀的命运。

这一年，宣宗忽然兴起到逍遥城来看望朱高煦。皇帝来探视，本是莫大的荣耀，可是朱高煦这个莽夫一见到皇帝，就想到正是眼前这个人夺去了自己的皇位，心中的不平之意又再次升起。趁着皇帝走过他身边的机会，他竟然伸出脚去，拌了皇帝一个大跟头!这一下可惹怒了皇帝。宣宗盛怒之下，命人找来一口大水缸，把朱高煦扣在下面，大概是因为实在不想再看到他了吧。不料朱高煦仍是不服气，仗着自己力气大，居然把水缸顶了起来。宣宗这时觉得他实在过于藐视自己了，忍无可忍之下，叫人把水缸固定住，在周围架上柴火，点起一把大火，就这么把朱高煦活活烧死在水缸里。

野心勃勃的朱高煦终于因为自己有勇无谋、莽撞无知而最终失去了生存的机会，落得了如此一个可悲的下场。宣宗的做法虽然是狠毒了一些，可是朱高煦也实在没有什么方面能够让人产生怜悯。土木堡之变公元1449年北方少数民族瓦剌进攻明朝，明英宗御驾亲征，不料在土木堡被围，英宗被俘。

挑起争端明英宗时，皇帝宠信自己的启蒙老师，宫中的司礼监太监王振，尊敬的称他为先生，认为他“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对他言听计从，不料后来却险些因此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本来当时明王朝与北方的劲敌瓦剌的关系还是不错的，瓦剌不断的派人入贡，双方经济往来不断，关系还能够维持。

其实那时瓦剌的实力已经逐渐强大起来了，周围其他的少数民族都已经被他们控制住，隐隐约约之间已经成为了明朝在北方边境上的强大敌人，随时都在想借机侵入明朝境内。

但是王振并没有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只看到了眼前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瓦剌和明朝在边境上开设有马市，双方就在这里进行贸易。王振认为瓦剌送来交易的马匹太少，而要的回报又太多，觉得十分生气，就下令给驻守边境的官员，让他们拒绝付给贡使财物，并且停开马市，不再与瓦剌进行贸易。

这一下正好给了一直怀有野心的瓦剌一个良机。使臣回去之后，瓦剌的首领也先立时勃然大怒，还因为明朝本来答应把公主嫁给他的儿子，现在却出尔反尔，以这两点理由为借口，在这一年七月就发动了他的全部军队，分成四路向明朝进攻。这一年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

草率亲征明朝因为太平已久，天下无事，军队的纪律都松弛了，不但缺乏训练，甚至连兵额都不足实数。在这种情况下，在边境驻守的部队根本就不是强悍的蒙古部落士兵的对手，纷纷不战而逃，防御战线很快就崩溃了。瓦剌军队因此得以长驱直入，一直攻到了内地，包围了西北重要的军事基地大同。前线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作惯了太平皇帝的英宗一下子慌了手脚，他赶紧派出军队去支持前线，可是不久又传回消息说派去增援的部队全军覆没了。

英宗不得不把大臣们都召来商议对策。这时候王振出了一个主意，他建议皇帝御驾亲征，这样一来肯定能够激起军队的士气，到时就可以打退瓦剌的进攻。实际上，王振出这个主意是认为边境的形势并没有将领回报上来的那么严重，他总认为那是将领们为了日后请功而故意夸大其词。如果他能够使皇帝亲自到战场上去，战斗一定能很快结束，那时建议皇帝亲征的他就成了最大的功臣。而且在他的私下里，他希望皇帝能借这次机会到他的家乡去转一转，这样他的回乡可真是荣耀无比了。所以尽管朝中的多数大臣都极力阻止皇帝出行，因为这样太过轻率冒险，皇帝可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决不能出现任何差错的。

但是王振仍是鼓动皇帝马上起身奔赴前线。英宗一向就只信任王振一个人，他听王振说到前线去并没有什么危险，还可以亲身尝试一下战斗的滋味，而不是总在宫里和太监们假装玩儿战争游戏，所以他不顾大臣们反对，几乎立刻就批准了王振的提议，马上下令开始做亲征的准备。

皇帝成了俘虏只筹备了三天，英宗就像以往做游戏时一样，带着他懒懒散散、缺乏武器的50万大军上路出发了。随征的文武大臣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军中的一切事务都由王振全权处理，他这时好像变成了一个驰骋沙场的大将军，威风凛凛，好不过瘾。也先听说了明朝皇帝御驾亲征的消息，就准备好了陷阱，假装败退，想引明朝军队进入他的包围圈。随征的大臣们一路上还在不停的劝英宗皇帝改变主意，班师回朝，却都被王振拒绝了。直到一个被派到前线监军的太监狼狈的逃回来，向王振说了前线惨败的危险状况，王振才开始害怕了，于是他又怂恿皇帝班师回朝。

本来按照王振的安排，大军得胜之后回朝要走紫荆关这条路，正好可以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他本想有皇帝的大驾光临，足以光宗耀祖了。可是大军往回走到半路上，他忽然又想起如果50万大军全都从他家乡路过，肯定会踩坏他家的田地。因此他急忙找到英宗，要求改变回朝的路线，改走宣府一线。宣府比起紫荆关来更加接近边境线，走这条路危险性很大，说不定在哪里就会遇到敌人。

于是王振仍旧不顾众人的反对，命令大军掉头，转走宣府。这一来一往耽误了很多时间，也先听说明朝军队撤退了，就派出骑兵追击，很快就追上了明朝行动迟缓的大部队。明朝大军一见敌人忽然出现，都不禁惊慌失措，很快就被人数并不算多的瓦剌军队打散了。英宗在身边护卫的保护下且战且逃的退到了土木堡。瓦剌的军队很快追了上来，王振在乱军中被杀，英宗和他身边的几个太监都被敌人俘虏了。土木堡这一战，明军几乎全军覆没。

做了个太上皇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回北京以后，整个朝廷都被震动了。国家不能一日没有君王，在群臣的催促下，由皇太后颁布懿旨，改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新皇帝，即代宗，改称英宗为太上皇。这样一来，等到也先带着原来的老皇帝来到北京城下借此要挟的时候，明朝就告诉他们本朝已经立了新皇帝，使他们无法借此威胁。代宗即位之初，马上着手进行抵抗瓦剌进攻的准备。

特别是他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面负责军队的整顿和防御体系的创建。

全城的人力、物力都被调动起来了，北京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上下一心过。凭着这种团结抵抗的坚定决心，明军终于打退了瓦剌的进攻。不久之后，瓦剌军队见包围京城捞不到什么好处，外地的勤王之师又要到了，只好带着老皇帝匆忙的退出了明朝的领土。英宗如此宠信王振，终于落了个身陷敌手的下场，暂时失去了他的皇位。而王振的下场就更加凄惨，正是由于他自己的一意孤行，不但没能光宗耀祖，反而使自己惨死于乱军之中，正可谓是“天作孽尤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保卫北京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石灰人”

于谦是浙江钱塘人，他从小就很仰慕岳飞和文天祥，还将文天祥的画像悬挂在书房中，决心学习文天祥舍生取义，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留下了一首永留史册的明志之诗（《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聪明好学，在科举的道路上走的很顺利，刚刚32岁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兵部尚书。当时宦官王振专权，官员们贪污受贿成风，但是于谦不管别人如何，不管世情如何，总是一尘不染，惟一拥有的就是自己的两袖清风。他的刚正也得罪了当时的权臣，所以有一段时间他被王振关进了大牢。

挺身而出公元1449年，明朝与北方边境的瓦剌军队发生激战，明朝军队大败，连御驾亲征的皇帝都被瓦剌俘虏了。紧接着，瓦剌又耀武扬威的带着被俘的明朝皇帝包围了北京城，要求明朝守门的将士“开城迎驾”。北京的形势真是危险到了极点。大臣们都聚集在朝堂上商议对策，有些胆小怕死的人已经在私下里偷偷的把家属送出城去，还有的人在朝上说，瓦剌的军队太强大，北京城眼看就保不住了，还是先退出北京到南方去，然后再想办法。在这关乎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身为兵部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痛斥那些想南迁的人，他认为京师是国家的心脏，京师一丢国家的根基就不保了。他强烈要求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新帝，改英宗为太上皇，以此断绝瓦剌的妄想，并且建议坚决抵抗，立刻召集在外的勤王之师，誓死守卫京城。

于谦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多数大臣的一致支持，也打动了一直举棋不定的皇太后。于是，在皇太后的主持下，英宗的弟弟成为新皇帝，就是代宗，同时还任命了于谦为兵部尚书，全面负责北京的保卫工作，那些要求南迁的人被当场处死，表明了君臣上下对抗瓦剌的坚定决心。

于谦担负起保卫京师的重任之后，迅速的从各地调集士兵，召集民兵，同时下令日夜加紧赶制武器。北京城中的老百姓也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持军队的守城工作。

在君臣百姓同心努力下，北京城的守卫部队很快就增加到了22万人，防御体系也在于谦的精心部署之下完全准备就绪。北京城中君臣百姓上下一心，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就只等着瓦剌的军队前来了。

护城成功瓦剌人果然来了。他们把英宗押到城外的高地上，要守城的官员摆出队伍迎接。站在城墙上的代宗和大臣们都觉得十分为难，这摆明了就是一个圈套，只要城门一开，北京城内的人就等于是案板上的肉一样任人宰割了，可是不开城门，难道真的不理会英宗的生死了吗?

正在犹疑不定的时候，又是于谦站出来说话了，他知道现在正是守城的关键时刻，如果稍一动摇，军心就会大乱。他坚决的拒绝了瓦剌的要求，高声宣布国家已经选立了新君，瓦剌人手中的皇帝已不再是皇帝了，所以明王朝决不接受瓦剌的任何威胁。有的大臣担心这样严词拒绝会伤害到英宗，干谦厉声回答道：“现在是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是国家重要还是一个皇帝重要?”城下的英宗也明白这场灾祸正是由于他自己任性妄为而招惹来的，这时他倒有些明理了，他在城下也高声告诉城内的人千万不能开门，自己的生死无关紧要，但是一定要保住祖宗社稷。经过这一番斗争，城上的士兵都在于谦的带动之下坚定了信心，按照于谦的部署，主动出城去迎战瓦剌的军队。

经过几天的激战，瓦剌军队死了上万人，损失惨重，明朝的军队损失也很惨重，战斗的胜利正是用那些英勇无畏的将士们的鲜血换来的，不过这时已有好消息传来，各地的勤王之师马上就要赶到了!

瓦剌人本来以为有明朝的皇帝在自已手中，北京城被攻破只是旦夕之事，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不但手中的皇帝毫无作用，北京城的守卫更是固若金汤，明朝的军队也与以前交战的军队完全不一样，人人不畏死，越南战争越勇。这时候瓦剌人反而不敢伤害英宗了，因为他们如果这时杀了英宗，不但于事无补，反到会坚定明朝坚定守城的决心。他们不但在战斗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城外驻扎还时常受到城外百姓的袭击，防不胜防，又听说各地的援军马上就要到来，害怕退回草原的后路被截断，瓦剌人只好带着英宗急忙撤离北京。于谦派人乘胜追击，终于一口气的把瓦剌人赶出了塞外。

敌人退去了。在这场战斗中无疑是于谦的功劳最大，他拒绝了代宗给他的封赏，还提醒皇帝瓦剌还在塞外蓄势待发，随时都可能再侵袭边境，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应该马上着手整顿军队，修筑防御设施，防备瓦剌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

代宗对他极为尊敬，这一切事情都交给他去自行办理。于谦也不辱使命，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军队的战斗力果然有了明显的改善。正是有于谦这样忠直有才的大臣，明王朝才得以逃过了自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灭顶之灾。南宫复辟明英宗成了“太上皇”，进住南宫，过着清闲的生活。但他并不死心，时刻想着复辟。

第十四章

景泰患病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当北京城沉浸在欢乐的新春佳节的时候，宫廷里却阴云笼罩，景泰皇帝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已经二十多天没有接见朝臣了。这事儿引起了大臣们的忧虑、慌乱和猜测：要是景泰皇帝有个好歹，谁来继承皇位呢?当初明英宗在位时立了自己的儿子为皇储，他被也先俘虏后，弟弟朱祁钰登极，废掉了皇储，立了自己的儿子做太子，可不到一年就死了。景泰皇帝不想再立哥哥的儿子，如今皇位继承问题就成了一个谜，同时又给希图富贵、乘机夺权的野心家提供了机会。

阴谋形成一个密谋的行动在暗地里酝酿着。太监曹吉祥、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轨都御吏徐有贞拉帮结派，相互串通。一天，曹吉祥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说：“听说这几天大臣们打算请求把废太子重新立起来，不过以我看，复立太子还不如拥护太上皇复位对咱们有利。”徐有贞说：“对呀，这可是一件大功劳，事成之后，我们就是功臣了。”只有张轨胆小，在旁担心地说：“要是不成，会满门抄斩的!”一句话说得大家有点害怕。徐有贞鬼点子多，他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把迎复的意思先设法转达给太上皇，如果得到他的同意，再商量采取行动的步骤，不然也落不下好儿的。”于是决定由张轨负责把他们的意思转达给南宫的明英宗。

正月十六日夜晚，曹吉祥一帮又聚会到徐有贞家中，商量最后的办法。张轨告诉大家已经得到了明英宗的许诺。徐有贞认为时机已到，但怕石亨等再犹豫不决，便装神弄鬼，搭着梯子爬上房顶，说是观了天象，“时在今夕，机不可失”，便秘密定计，叫石亨、张轨在早朝时间内各带家兵家将进入皇城，如果有人盘问，就说敌骑已近京师，进宫守卫，并叫曹吉祥设法把皇城各门的钥匙弄到手，以便兵到门开。布置完毕，连夜分头准备去了。

“夺门之变”

四更时分，他们带领上千兵丁从长安门进宫，守卫的士兵十分惊愕。他们妄称，军情紧急，加强防守力量。卫兵只知石亨是负责军事的，也就被他蒙了过去。他们进入宫门之后，就把各门都一一锁了起来，徐有贞把钥匙集中在自己手里，并悄悄地扔进了一口水井之中。

石亨一伙带兵来到明英宗住的南宫，因为行动仓促，没来得及通知，所以大门锁得很牢固，喊了半天，也没人敢开门。这时天色发白，城里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叫卖声，这帮人有些紧张，慌忙命令士兵取来巨木，由数十人抬着撞击城门，还叫一部分士兵翻墙过去，里外一齐动手，推倒了宫墙，撞坏了大门，一拥而进。

虽然明英宗没有得到行动的准确消息，但心里还是明白的，所以外面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早就起床站在庭外了。曹、石等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假惺惺地问：“你们要干什么?”这帮人赶忙趴在地上齐声说：“请陛下登位。”明英宗一言不答，既没说赞成，也没说反对，石亨等人心里也就自然明白了。他们把明英宗抬进御辇，亲自曳挽，簇拥着往金殿上走去。

他们把英宗簇拥到奉天大殿，登上了皇帝宝座，鸣钟击鼓，敞开宫廷各门。徐有贞踌躇满志，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高声喊道：“太上皇复位了!”这时正在朝房等候早朝的大臣们，被这出乎意料的事件弄得目瞪口呆，徐有贞神气十足，吆喝大家上殿朝贺。群臣入谒，明英宗安抚说：“他们因为皇上病重，迎我复位，你们各任其事、各安其位吧。”

奉天大殿上的钟鼓声和朝贺声，惊动了病床上的景泰皇帝，他问左右：“出了什么事?”别人告诉他：“是太上皇复位了。”朱祁钰呻吟着断续地说：“哥哥做好，哥哥做好!”声音越来越低沉，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明英宗复辟这件事，当时人称作“夺门之变”，徐有贞、石亨等人企图得逞，个个弹冠相庆，升官晋爵，徐有贞封了武功伯，升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管内阁大事，石亨被封为忠国公，张轨被封为太平侯；曹吉祥升任宫中最尊重的司礼监太监，并封他的侄儿曹钦为昭武伯。一时间经他们请功赐赏的不下四千余人，封官之滥达到了顶点。

白云堆里笑呵呵这伙人爬上高官显位之后，首先就是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主要打击的对象就是于谦和王文。这两个人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秉公执正，不徇私情，徐有贞当时叫徐理，人品很次，心术不正，他倡议南逃，遭到于谦的训斥。石亨还算是个能打仗的将领，但为人骄横奸诈，贪得无厌，屡次遭于谦的抑制，心怀不满。王文是内阁大学土，是于谦得力的支持者。由于这两个人威望很高，因此遭到了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嫉恨。他们在拥立明英宗复辟之后，为了扫除障碍，第一件事就是诬陷于谦和王文两人，无中生有地说于谦、王文勾结太监张永等人“逢迎景泰篡位易储”，“紊乱朝政，擅夺兵权”，把军国大事都弄坏了，还说于谦等人见景泰皇帝有病，阴谋派人迎立襄王，“入继大统”。这种事情本来是容易弄清的，但是明英宗却深信不疑，下令拷打审问。石亨的党羽肖维祯以都御史的身份主持会审，却被王文理直气壮地问得张口结舌。王文说：“召迎亲王是须用金牌的，派人也必须要有马牌才行。内府金牌，兵部马牌现在何处?难道不好查验吗?”肖维祯等明知虚妄，无言答对。于谦早就洞悉了他们的鬼把戏，对王文说：“不必讲了，这是石亨辈的主意，欲置你我于死地，辩也没用!”

肖维祯讯无事实，拿不出什么证据，就以想要迎立外藩的罪名，判决凌迟处死于谦、王文。奏折到了皇帝跟前，明英宗犹豫说：“于谦保卫北京确实有功。”徐有贞险恶地说：“启禀万岁，如果不杀于谦，陛下复位可就没理由了。”一句话使明英宗批了杀死于谦、王文的旨令。有个正直的官吏叫薛碹，极力为于谦辩护，才减免一等，改为斩刑。王文和于谦两人同时受刑，临死前王文说：“砍头就砍头，何用多言。”据说于谦还吟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顾我于今归去也，白云堆里笑呵呵。”表现了从容就义、无所畏惧的气概。他们的家全被抄没，成年男子全部发往边疆永远充军。这是一桩大冤案，天下人都为此鸣不平。

于谦、王文被杀之后，徐有贞等人还以清除“奸党”为名，唆使明英宗下诏逮捕了陈循、商辂等十多位大臣，各打二十大棍，加上“朋奸谋逆”的罪名，充军、削职，个个被罢了官。受到牵连的达数十人之多。又搞了一个“奸党录”，捏造了很多罪状，在全国范围内公布。朝廷中正直的官员差不多都被他们陷害光了。从此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都以大功臣自居，公开纳贿，无所顾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小人希图升官发财，钻营奔走，拍马熘须，无所不至，明代吏治与社会风气，经过这场变乱，更加败坏了。万贞儿为何宠冠六宫明宪宗朱见深为何迷恋一个大他18岁的女人呢?

乳母爱人万贞儿是诸城人氏，4岁的时候就被送入皇宫。万氏面目清秀，为人聪明伶俐，入宫为宫女后便在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宫中服侍。万氏很得孙太后的喜爱，孙太后很疼爱她。朱见深出生不久，便被立为太子。朱见深立太子以后，孙太后就派万氏去侍候太子。朱见深小万氏18岁，他在这个乳母的精心照顾下一天天长大，渐渐长成为一个少年，两人从未有一刻分开过。

聪慧的万贞儿深深知道朱见深的价值，她要牢牢地将他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于是，她处处迎合朱见深，努力琢磨养生以保持美丽的身材和容貌，无微不至地照顾朱见深的衣食住行。可以说，朱见深是在她温柔的怀抱中长大的。少年太子稚嫩而单纯，从未尝过感情滋味的他怎么能抵挡得住这样一个风情万种的成年女子的刻意挑逗?他依恋着万贞儿给予的温柔体贴，年纪渐长后又体验到万氏无尽的风情，沉浸在万贞儿温情和柔情的双重陷阱中不能自拔。万贞儿像母亲一样照顾着他，又像情人一样包围着他，让他纵情欢乐，别无烦恼忧愁。

实际的皇后天顺八年，朱见深登基，时年17岁。此时的他，对万贞儿的爱情中混杂着缠绵的“恋母情结”。这种双重的感情足以抵挡住任何女性对朱见深的吸引。所以，尽管他身边有后有妃，有另外的性生活，但这位34岁的半老徐娘万贞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女性都取代不了的。本来，宪宗是想立万氏为皇后，而且在他心目中，万氏实际上就是统领六宫的皇后。然而，朝廷不能接受万氏，皇亲国戚和臣民百姓也不能容忍一个大皇上18岁的随侍宫女成为堂堂天朝母仪天下的国母。因此，朝廷选择了吴氏为皇后，授权她正位六宫。

年轻漂亮的皇后入宫之初就得不到丈夫的喜爱，心里十分不满。

再加上万贞儿倚仗着皇帝对她的宠爱，恃宠而骄，在宫中作威作福，更使吴皇后憋了一肚子的怨气。于是有一天，她抓住万贞儿一个不合礼仪的罪名，命手下的宫女们打了万贞儿一顿。

万贞儿哪里受得了如此对待，她哭哭闹闹，寻死觅活，不依不饶。朱见深对皇后本无感情，心思全在万贞儿身上，见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打，岂能容忍?于是决定廢后。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廢后，而且只因为一件小事，很难令人心服。

宪宗于是找了一个理由，说吴皇后是在太监牛玉的阴谋之下冒立的，不但把牛玉发配边疆，还趁机废除了吴氏的皇后称号，打入冷宫。万贞儿知道皇帝一心护着自己，在宫中更是横行无忌。

继吴氏之后成为皇后的王氏本来就个性软弱，再加上目睹了吴皇后的前车之鉴，更是惟惟诺诺，委曲求全，小心谨慎地看万贞儿的脸色度日。于是万氏无名有实地把持了后宫。

更得娇宠随着年纪渐长，万贞儿青春不再，精心保养的美丽容貌也逐渐老去了。她原本苗条的身材开始变形，变成了一个饱硕丰满的中年妇人，说话也如破锣一般沙哑难听，可是她却依然能够抓住皇帝的心。

她投皇帝所好，经常身穿戎装，骑着高头大马在皇帝的辇车前扬鞭开路，皇帝十分喜欢她这身装扮和不让须眉的豪气，不但没有嫌弃她，反而更加形影不离。对于这种诡异的情形，宪宗的亲生母亲吴太后感到十分奇怪，她曾经问儿子为什么那么喜欢和万氏在一起。皇帝的回答却很模棱两可，只是含煳的回答说：“我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只知道有万贵妃在身边时就觉得心安!”

成化二年，万贞儿因生有一子，被册封为皇贵妃，朱见深欣喜之余，将万氏一门尽数封官，并赏赐万氏大量金银财宝，还一心想着要尽快立这个孩子为太子。他还兴奋地派人到全国各地去祭祀山川河海、天地神灵。万贞儿也喜滋滋的，觉得自己这回终于能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后了。再也没有人能因为她出身低下而蔑视她。只要她的儿子将来当了皇帝，她就更是权集天下的皇太后了。

变态心肠可是好景不长，美梦易碎。寄托了宪宗和万贞儿全部希望的儿子在一年之后就突然夭折了。万氏因为孩子的死，再加上她年纪已大，不可能再生育，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她的心变得更加扭曲，同时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万氏便将一腔怨恨向后宫发泄，大施淫威。

后宫中被宪宗临幸而怀孕的妃嫔美女因此受尽凌辱，被强行堕胎，个个痛不欲生。后宫中一提到万贵妃，无人不闻之色变。成化七年，她又毒死了贤妃柏氏生下的皇子，这也是宪宗惟一一个在世的孩子了。

皇帝没有子嗣，自己也很烦恼，朝中的大臣们更是为此而忧心忡忡，甚至有人还直言要皇帝“广施恩泽，博爱后宫”，言下之意是要皇帝不能只专宠万贵妃一人。宪宗当然也知道没有皇子的严重性，但是要他放弃与万贞儿的多年感情却万万不能。对大臣们的直言上书，他给予的回答是“这是朕的家事，朕自己会作主。”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固执，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后来，有一个宫女纪氏，偶然被宪宗临幸，居然秘密地生下一个皇子，在宫中隐藏了六年才被发现。正为没有儿子发愁的宪宗当然是大喜过望，马上宣告天下说皇帝有皇子了，普天同庆，只有被蒙在鼓里的万贞儿气得咬牙切齿。皇帝也知道万氏很可能会对太子不利，特意将孩子给自己的母亲抚养。

万贵妃58岁时，变得喜怒无常。有一次对一位宫女恼火，怒冲冲地杖责宫女，但由于身体太过肥胖，心脏不胜负荷，加之气血冲顶，她竟然一时背过气去，再也没有醒来。宪宗闻讯赶来，不禁肝肠寸断，伤心欲绝。他下令辍朝七日，用皇后的礼仪安葬了万贵妃。

从此，他日夜思念万氏，郁郁寡欢，常常独自发呆，长叹着说：“贵妃已去，我又怎能久在人世呢?”果然不到一年，宪宗因思念成疾，追随万贵妃去了，死时还不到40岁。他们这样生死相恋、誓死追随的深情在历代贪图美色的皇帝中是极为少见的。连中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均中第一名，叫“连中三元”。整个明朝只有商辂一人取得。

什么是“连中三元”

在我国封建时代，自隋唐以来实行的是科举取士的制度，就是规定课目，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明以前考试的内容各代大体相同，但时间并不固定。到了明朝，考什么，什么时间考，全都程序化了。

封建统冶者也重视“人才”的培养，有一整套的建置和规定。在中央设有太学（国子监），地方的府、州、县都设有学校。在校的学生叫生员，也叫秀才。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作业就是写诗文，对对联。朝廷规定每三年在各省首府（布政使司所在地）举行考试，叫“乡试”。初录取的叫“中举”，人们称他为举人，每次乡试的第二年，举人要到京城里参加礼部举行的考试，叫“会试”。考中的人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在皇宫大殿里举行的考试，叫做“殿试”。会试这一年也叫“大比之年”。

殿试根据成绩分三等录取。一甲只取三人，头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赐给他们进士及第的名义；二甲叫赐进士出身，三甲叫同进士出身。二、三甲录取的名额也各有一定数量。

考取乡试第一名的叫“解元”，会试第一的叫“会元”，殿试第一的就是“状元”。谁要是在三次考试中都得了第一名，那就叫“连中三元”。连中三元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整个明代的二百七十七年当中，只有一人取得了这个荣誉，那就是商辂。

商辂，字弘载，号素庵，是浙江淳安县人。他出身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里，他的曾祖父靠替人家护林打猎为生，在半山腰的一块大石上搭了两间草房居住。到他爷爷的时候，家境稍微好了点儿，让孩子读了几天书，因此商辂的父亲长大以后，才在县衙门里谋了个差使，和母亲一起住在淳安县城内。

商辂小时候聪明好学，沉默寡言，有志向也有一股子犟劲儿，他很爱读书，父亲也鼓励他好好学习，他在学校每年的考试（岁考）中，成绩都十分优异，名列一等，得到了淳安县令的赏识和资助。

年少得意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八月，三年一度的乡试日期临近了，二十二岁的商辂打点行装，拜别了父母，由家乡乘船沿新安江顺流而下，来到浙江首府杭州。当时浙江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和农业都有很大发展，称为富饶之区。杭州人口稠密，手工业更是闻名中外，商业也十分繁荣，是东南的一大都会，也是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明代初年学校有名额的限制，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后来念书的人多了，朝廷准许扩大招生名额，以六十名为限。这些增加的学生叫做“增广生员”。他们是自费，原来享受官费待遇的那一部分学生被叫做“廪膳生员”。

看起来每个学校的学生并不多，但是，如果一个省有八个府，一个府有五个县，那么加起来生员还是不少的。那些没有上公立学校而被称做“童生”的读书人，为数就更多了。他们虽然叫童生，却不都是孩子，有青年也有长着胡子的“老童生”。政府允许他们参加乡试。不过他们先要初试，及格后才准和生员们一起入场考试，这样一来，到杭州赶考的读书人少说也有数百成千，而当时录取的限额只规定三十名（后来有所增加），竞争的激烈是可想而知的。

经过三场紧张的考试，考生在沉重、懊丧、兴奋和希望等复杂心理状态中，焦急地等待着发榜。商辂和大家一样忐忑不安。发榜那天，人山人海，挤来挤去，都争着向榜上看。商辂只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因为红榜虽然很长，可是第一个名字就是他。他中了解元，熟识的人纷纷围上来祝贺，不相识的人都望着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羡慕。谁能想到乡试的最高荣誉，竞落在浙西山区这个乡巴佬的身上!

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到了明代，特别注重科举，中了举，就登上了做官的第一阶梯，即便是考不中进士，也有资格被朝廷选派去当州县的佐贰官（二三把手或教官），能够一举成名。中了举也真热闹，鼓乐吹吹打打，街道两旁挤满了人群，商辂当然走在举子们的最前边。他们拜谒完提学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及有关长官之后，才各自回家乡去。这时候，各举人所在的州县官也特别关心起后进来了，自己管辖的地方中举的人越多，就越觉得脸上光彩。不仅要给举人家送金字匾额，还要赠送厚礼，设宴庆贺，相互酬答。商辂因为中了解元，回到淳安，全县都震动了。县令比别人更神气，他得意地对别人说：“我在商辂小的时候就看出了他是个人才。”

那时候，府县衙门里专门有一帮吃考试饭的人。参加考试的生员的姓名住址他们打听得一清二楚。等到榜一贴出去，他们就领了喜报，三五成群地奔赴新中举人的家门。在当地雇上吹鼓手，把喜报往门上一贴，鞭炮一放，红旗红带墙头一挂，喇叭一吹，他们便手执木棒，一拥进门。更奇怪的是，这些人一进门就噼哩啪啦地乱砸一气，还把这种胡闹叫“打穷”，这有个讲究，叫“改换门庭”。好好的东西砸得稀烂，主人再心疼也不能阻挡。最后除了酒饭招待，开销一切应用费之外，新举人还得给每人赏金。

不过到这时候，再穷的人家也不用发愁了，马上就会有人来巴结，那些地方官和趋炎附势的富人，都会主动把钱送到举人手里。如果举人贪得无厌，很快就能变成富翁。

明朝第一人商辂的家自然也经过了这番折腾。年少得志，他多少有点骄傲，以为解元考进士还成什么问题?便卷入了世俗的应酬之中，荒废了学业，所以在第二年会试的时候，名落孙山。这对于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训。本来他可以到吏部去登记候选，谋个一官半职。但是，他以不中进士为耻辱，立志要精进学业。按照规定，会试落榜的举人，根据自愿可以无条件地进国子监攻读。商辂选了这一条路，潜心致志地读起书。

商辂入学后，废寝忘食地苦读，几乎不出校门一步。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感动了国子监祭洒（官名，相当于大学校长）李时勉。他给了商辂以鼓励和支持，特意为商辂在校内东厢房的后面找了一间非常安静的房子，让他专心读书。商辂日日夜夜地博览群书，钻研学问，练习写作，一埋头就是整整十年，终于在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的会试中，一举夺得了会元。这次，他没有松懈，紧接着在殿试中，又独占鳌头，夺得了状元。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他身披十字大红，帽插金花，在北京城里走马三天的时候，满城的人都来争看状元郎。商辂连中三元到处被人传扬，成为一代盛事。孝宗生母为何惨死明孝宗是明代帝王中最具风范的明君，但其生母纪氏在他年幼之时就遭暗害。

受帝临幸纪氏是一个广西地方酋长的女儿。明军杀死了纪姓土司首领，将纪氏俘至北京，送入后宫。纪氏长得很美丽，为人伶俐聪慧，入宫以后，很快升任女吏。她秀美出众，颇有文才，但由于她是乱酋之后，她没有资格侍候皇帝和宫中后妃，所以被派往一处宫室，管理书籍。

宪宗喜好文墨，一天偶然去翻阅书籍，正好巧遇纪氏，两个人相谈之下，他发现纪氏知识广博，谈吐风雅，不觉暗自喜爱。他更为纪氏的姿色所动，就临幸了她。宪宗临幸纪氏，不过是游兴所致，临幸了以后转身便忘了，纪氏却因此怀了孕。

安全生子当时宪宗专宠年长的万贵妃。万贵妃因此恃宠而骄，在宫中横行无忌。她因为自己的儿子生下不久就死了，自己又不能再生育，所以十分嫉恨那些怀孕的年轻后妃。而且她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女人母以子贵，夺走宪宗对她的专宠。所以她派人在宫中暗自侦察，千方百计的阻挠其他嫔妃宫女和皇帝接近，一旦发现谁被皇帝临幸，怀了孕，她就派亲信太监去逼那个怀孕的妃子喝下堕胎药。一时之间，被她强逼堕胎的宫人有好几个。她还毒死了宪宗惟一在世的儿子，于是，在她的淫威之下，宪宗当了多年皇帝，临幸了无数女人，却依旧没有一个儿子。

纪氏也同样不例外。万贵妃一听说她怀了孕，马上派太监张敏去打探实情。不知是同情纪氏还是因为一些别的什么原因，张敏并没有如实回奏纪氏怀孕的消息，他只是向万贵妃回报说，纪氏是因为得病，所以肚子肿胀。万贯妃这才放下心来。可是她还是不想放过这个引起皇帝注意的女子，命人将纪氏关到西内的冷宫中去。纪氏在冷宫中忍受着孤独寂寞，几个月后居然生下了一个儿子。孩子由于营养不良，所以一生下来就很虚弱，头顶上还少了一撮头发。这就是未来的明孝宗朱祐樘。

拨云见日纪氏生下孩子，心中仍然很害怕，担心这个瘦弱的孩子早晚会被害。万贵妃一旦得知，不但皇子死于非命自己惨死不说，还会牵连身边好心照顾她们的人，纪氏经过痛苦的思虑以后，决定结束皇子的生命。她让张敏抱出皇子，将他溺死埋掉。张敏大惊，慌忙进言说：“皇上还没儿子，怎么能丢弃呢?”张敏不敢遵命，纪氏于是就留下了皇子。张敏买了一些粉饵饴蜜之类的食品，帮助纪氏将小皇子藏在一个隐密的地方，细心喂养。

宪宗的第一个皇后吴氏因为被万贵妃嫉恨而被废，这时也居住在西内的冷宫中。吴皇后心地善良，也很同情纪氏的遭遇。共同的命运将吴氏和纪氏连在一起，吴氏便加入到了纪氏的行列中，共同对付万贵妃和万贵妃的心腹。她们一起细心地抚养皇子，就这样苦撑时日，皇子在艰难的困境中一天天长大，一晃就熬过了六个春秋。宪宗对此始终一无所知。

成化十一年的一天，宪宗召张敏为他疏理头发。宪宗对着镜子，看着镜中的自己已经渐生白发，不禁长叹道：“老将至矣，无子!”张敏闻言马上跪伏请罪：“奴才罪该万死，万岁已有皇子!”宪宗不禁愕然，忙问皇子安在，张敏回答说：“奴才说了即死，请万岁给皇子作主!”站在一边的太监怀恩，也随声伏地顿首说：“敏言是，皇子潜养西内，今已六岁矣!匿不敢闻!”宪宗欣喜若狂，当即传令驾幸西内，并派使臣前往迎接皇子。

纪氏见到了皇帝的特使，知道苦日子熬到头了，不禁热泪盈眶。她抱着儿子，含泪哽咽着对儿子说：“事已至此了，我也不久于人世，儿子去吧，那位穿黄袍，有胡须的就是你的父亲!”皇子穿上小红袍，坐着小轿，被一路簇拥着送到宪宗的面前。皇子长期幽禁，胎发都没有剃，在这冷宫的凄风苦雨中度过了整整六年，这时已是长发及地。皇子披头散发，摇晃着扑向身穿黄袍、长着胡须的宪宗。宪宗张开双臂，抱着自己的儿子，老泪纵横。宪宗悲喜交加，将儿子放在自己的膝上，细细端详。他看了很久，最后流泪说道：“是我的儿子，很像我。”

母死子存宪宗马上将这件事飞报内阁。朝中大臣得知后万分欣喜，纷纷祝贺。宪宗立刻颁诏天下，封纪氏为淑妃，立即迁出冷宫，住进了宫城内的永寿宫。一时间，冷寂多年的后宫又热闹非凡，宫禁也因此失去了平静。万贵妃得知此事，恨得咬牙切齿，终日破口大骂“群小欺哄我!”

不久，宫里出了一件特大的怪事：刚刚住进永寿宫的纪淑妃，突然暴死。紧接着，帮助纪氏潜养皇子的太监张敏也不知因为什么，吞金自尽了。尽管史书中对纪氏和张敏的死都写的含含煳煳，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必定是万贵妃心中怀恨而暗中下的毒手。

宪宗明明知道事情的原委，但是他一直对万贵妃怀着一种又爱又怕的情感，这件事发生以后，他什么也没说，既不追究死因，也不追查杀手，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是，宪宗对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却十分宠爱，为他取名为朱祐樘，并很快立他为太子。

为了太子的安全，他也开始注意宫中的防范措施。因为多年来后宫中到处都是万贵妃的亲信眼线，他谁也不敢相信，只好把太子放到自己的母亲所住的仁寿宫去。尽管如此，太后和皇帝还是派许多人片刻不离地保护太子。太后也常常嘱咐太子说，如果万贵妃给你任何东西，都不要吃。

太子年纪虽轻，但是从小生长的环境使他聪敏异常，每当这种时候，他都会反过来安慰忧心忡忡的皇帝和太后。万贵妃想尽办法也无法伤害到太子。有一天，她叫太子到她宫中去玩。临去之前，太后又不禁细细叮嘱了一遍，太子一一点头答应。到了万贵妃的宫中，他果然什么也不吃。万贵妃让他一起吃饭，他说吃饱了，万贵妃让他喝茶，他更直接地回答说怕有毒。这可把万贵妃气的要命，可是也没有办法。

后来，万贵妃死去，对她一往情深的宪宗也很快追随而去。饱经磨难的太子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一代明君，这也足以使他那命运凄惨的母亲纪氏的在天之灵得到一些安慰了。武宗的淫荡生活之谜武宗是明代最荒淫好色的皇帝，在贪图美色这一点上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比拟的。

不爱家花爱野花武宗登基的第二年就举行了大婚，册封了皇后和两个妃子。可是他却对这三位正位的妻子并不感兴趣，每天带着手下的太监侍卫到处游玩，玩到哪儿累了，就住在哪儿，一个月回到中宫或东西两宫的时候还不到四五回。据人们猜测，武宗可能并不喜欢以皇后为代表的呆板、端庄、贤淑的大家闺秀似的后宫嫔妃，他喜欢的是冶艳娇媚、多才多艺、放纵大胆的女人。

当武宗对他的后宫妻妾们彻底失去了兴趣以后，他在皇宫之外又建起了一座宏伟高大的宫殿建筑群作他的“新家”，并命名为“豹房”，并用尽一切手段搜罗美人充实他的“新家”。一天，武宗的一个亲信侍卫江彬悄悄向他报告说，后军都督府的右都督马昂，有一个美貌妖艳的妹妹，此时已经嫁给一个军官为妻，而且已经有了身孕。

武宗知道了这个消息，淫心难耐，才不管美人是否嫁过人，是否怀了孕呢。他命身边的太监赶快去找这位美人马氏，把她带到自己的豹房新家中侍寝。马氏一到，武宗看的眼睛都直了，就见马氏身体柔弱如柳、天生丽质、千娇百媚，而且又善于骑射、深通音律、能说会道。武宗见状如获至宝，心中大喜，一时宠幸无人可比。

马氏的家里人，不论年纪大小，每人都得到了一件武宗亲赐的蟒衣。马氏受宠，宫中最善于见风使舵的太监们纷纷跑去巴结马氏的哥哥马昂，还谄媚的称他为国舅。武宗还赐了一所巨大的宅第给马昂，又升了他的官，马昂一下子变的炽手可热，在京城中的权势无人能比。朝廷中的大臣们见到这种情况，接连不断地上奏折劝谏阻止，可武宗连看都不看一眼。不过，以美色事人的女人总有年老色衰的时候，君王的宠幸肯定不会长久。

到了武宗正德十一年，马氏的受宠生活就走到了尽头。武宗因为宠爱马氏，爱屋及乌，把马昂也当作自己的家里人，常常带着几个侍卫，骑着马到马昂家里去喝酒。有一天，两人都喝的半醉了，武宗忽然提出要见马昂的爱妾。也不知马昂是不是因为特别喜欢这个美妾，不想让她被皇帝糟踏，他借口爱妾生病而婉言推辞，就是不愿让美妾出来服侍皇上。正在兴头的武宗大怒，挺身而起，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马昂心里非常害怕。果然在这之后，对马氏的宠幸日衰，马昂的得势也彻底结束了。

痴心皇帝少了一个尤物马氏，武宗又开始觉得非常无聊，不过，他的空虚很快就被另一个女人填满了，这就是刘美人。正德十二年，武宗又一次西巡大同，在偏头关稍作休息，又大索女乐于太原。在召至御前的一大批美女乐妓之中，武宗一眼就发现了刘美人的惊人美色，而且还发现她能歌善舞。武宗召她当场演奏，结果技惊当场，武宗大喜。细加询问之下，才知道这个刘美人是太原乐工刘良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晋王府的乐工杨滕为妻。武宗巡幸完毕，又从榆林返回，仍对美人念念不忘，再次召见宠幸她，愈加觉得难舍难分，于是把她一起带回京师。从此，这位色技双绝的美妓就留在了武宗的身边，日夜相伴。武宗和刘美人日夜寻乐，畅快无比，武宗便称她为美人。

后来，武宗辟西内腾禧殿，专供刘美人享用。腾禧殿覆盖黑琉璃瓦，俗称黑老婆殿。刘美人独宠专房，和武宗同饮食起居。武宗宠幸刘美人，对她言听计从。左右随从如果触怒了武宗，都要乞求刘美人救命，刘美人往往一笑而解之，众随从便视刘美人为救星，连武宗的心腹江彬等也俯首帖耳，见到刘美人马上顿首叩见，以母事奉，并尊呼为刘娘娘。后来，宁王朱宸濠反，武宗不顾群臣反对，决定亲自率兵去征讨。他先把刘美人移居通州，和她约定，武宗带兵先行，再派人返回来接刘美人随驾同行。临别之际，两个人柔情密意，难舍难分，刘美人取下一簪，送给武宗，作为凭信，半娇半嗔的约定说：“见簪而后赴。”武宗将簪藏在衣中。但武宗在过卢沟桥时，纵马驰奔，簪子不幸失落。武宗吩咐近侍随从四处寻找，几天几夜，毫无踪影。

武宗驰奔临清州，遣中使宣召刘美人南行。中使传旨，刘美人不见信簪，辞谢说：“不见簪，非信，不敢行。”武宗见美人心切，没有办法，便独自乘舸昼夜兼行，直奔张家湾，亲自迎接美人。刘美人这才和武宗一同南行。随驾而行的大小官员一早上起来发现皇帝不见了，谁也不知他返回京城去接刘美人，大家都急疯了，到处寻找。武宗却丝毫不知群臣为他如此焦急，返回临清的途中仍然优哉游哉，路上遇到湖广参议林文缵的船，还登舟而入，抢了一个他的美妾走。一行到达扬州，武宗常带数骑游猎扬州城西，并宿于上方寺。刘美人见武宗天天如此，兴致极浓，怕突遭不测，便进谏武宗，武宗于是终止。刘美人于是在扬州名声大噪，都称她为刘夫人。从上方寺到南京，武宗、刘美人所临幸的寺观锦绣，旌旗蔽日，梵贝夹册充盈。凡是武宗的一应赏赐，都写上“威武将军镇国总督及夫人刘氏。”

武宗如此任性妄往，不听劝谏，一心以玩乐为头等大事，结果在南征回程到了清扛时，一个人独自划小舟游玩，不幸小船翻覆，武宗险些溺水而亡。岸上的人连忙争相来救，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但从此身体极为虚弱，常常咯血，没有多久就一命归西了，死的时候只有31岁。不做皇帝当将军明武宗因是三代以来惟一由皇后所生的嫡子而受尽宠爱，两岁就被立为皇太子。

武皇帝朱厚照聪敏好学，举止有度，深受孝宗的喜爱。因此，当有的朝臣向皇帝报告说，太子闲暇时极喜骑马射箭，他也并不以为意，反而认为太子是居安思危，勤加练习而已。然而朱厚照这种幼年好武的个性，在他十五岁当了皇帝以后更加变本加厉，成了明朝有名的好武皇帝，甚至不当皇帝，一心只想当将军，死后被大臣们赠了一个“武”字作谥号。

武宗最喜欢的武将是江彬，他的好武就与这个人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江彬得宠，是因为他英勇善战，而且还曾经救了武宗一命。武宗非常希望亲自带兵打仗，驰骋疆场，但又没有机会，于是只好在他的“新家”豹房中养虎养豹，以此取乐。有一次，武宗又在豹房搏虎，忽然老虎凶性大发，向他逼来。幸亏随侍在旁的江彬奋勇抵抗，才在万分危急之下救了武宗一命。事情过后，武宗虽然死要面子的坚持声称自己本不用江彬来救，但还是暗自感激和欣赏他。从此以后，江彬步步高升，圣眷日深，无人能及。武宗在宫中建内教场，由江彬率领兵将组成的四镇兵，武宗则亲自率领由宫人太监组成的中军。两军在宫中日夜操练，喊杀声震天。这些内禁军全都穿着一种黄罩甲。这种服装在当时还成为一种时尚，富家大户都在绫罗绸缎外面再套上这种黄罩甲，官员们更是人人必穿去朝见皇帝。

锁关留帝江彬又多次向武宗提出宣府乐工多美人，可以去宣府观察边情，遇到有小规模的边境战争，还可以一尝亲自跃马沙场的快感。于是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动了出巡的念头。

正德十二年八月初，武宗带着江彬、钱宁从德胜门偷偷熘出，直奔居庸关。到了昌平，大臣们得知消息，纷纷追了上来，请求皇帝回京，武宗全不理会，迅速前行。到了居庸关时，却遇到了一个把他气得跳脚的人物——张钦。

张钦当时正任居庸关的巡关御史，他深怕皇帝轻易出关，重演几十年前英宗被俘于土木堡的情景，因此就是面对九五至尊的天子，张钦也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端坐在城门之下，拒绝为皇帝打开城门。他也传下严令，凡开关者要被处斩。于是这君臣二人就一直僵持在城门之前，从清晨到深夜。武宗简直要被这个胆大包天的臣子气疯了，一气之下，就要命人将张钦处斩。

但是这一耽搁，在后面紧追的大臣们已经到了，全都力劝皇帝回京。武宗见人越聚越多，请他回銮的谏疏也像雪片一样飞来，他早就领教过这些大臣的顽固，知道恐怕只有把他们全都杀了，自己才能顺利出关。无奈之下，他只好答应取消西巡，但是仍在京郊纵马游荡了几天才返回京城。群臣这才放下一直悬在嗓子眼的心。

“宣府大捷”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年轻而任性的皇帝并没有放弃出巡的念头。在他回京的半个多月之后，趁着张钦出关巡视之机，又偷偷地带人连夜出城，直闯居庸关，守关将士无人敢挡，这一次终于顺利出关了。可是他心里仍旧不踏实，一边纵马疾驰，还一边连连回头张望，生怕张钦突然从后面追上来。

这年九月，武宗终于到了梦想已久的宣府，这里有江彬早就替他盖好的镇国公府。他住在这里，每日纵情驰骋，再也没有大臣政务打扰，只是一心游玩，领略宣府不同于内地的风景。他还经常带着人在深夜闯入百姓家里，见到美貌女子，拉了就走。他很喜欢这种“抢人”的游戏，认为惊险而刺激。上梁不正下梁歪，士兵们也行为放纵，常闯入民家强要酒食，甚至把百姓家的窗子拆下来当柴烧。武宗还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朱寿”，又封这个“朱寿”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封镇国公爵，统帅六军。大臣们全都上书抗议武宗的这种作法，有人质问皇帝说：“这个朱寿是谁?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也有人说：“陛下为什么好好的皇帝不做，偏要屈尊当个将军呢?”可是不管谁说了什么，武宗也一概不以为意，仍旧我行我素，若有大臣把他惹急了，他就当众把这个人打一顿赶走，立意要当这个将军镇国公。

他在宣府的时候，有一次真的遇上了蒙古人进犯。武宗高兴得手舞足蹈，直说终于有一个大展雄才的机会了。他积极调动布置军队，兵分几路去进攻来犯的敌人。这一战还打的十分激烈，一昼夜间，来往大战了一百余回合，终于凭借着军队人数上的优势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一战，一共杀敌十六人，而明军却死了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武宗也险些在混战中被敌军俘获。但是武宗却仍然认定自己打了一个大胜仗，兴高采烈的向京师报捷，还朝的时候还大肆庆功。他还得意洋洋的向朝中大臣们夸耀说，自己亲手杀死了一个敌人，俨然是一个得胜还朝的大将军的派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玩掉了性命从此以后，武宗又多次巡幸宣府，乐此不疲，在宣府镇国公府里居住的时间比在京师中还要长。后来，他又动了南巡的念头，名义上是派镇国公到泰山祭礼祈福，实际上却是想借机去江南游玩一番。这当然又遭到了满朝大臣的强烈反对。武宗大怒，上百名大臣在午门外被罚跪五日，又用廷杖打死了十几个大臣，数十人被投进监狱。正在君臣对峙的紧张时刻，江南传来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消息，武宗大喜过望，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下令亲征。他率领着大军缓缓前进，沿途还到处搜罗美女，就这样刚走到涿州，江西就传来捷报，巡抚王守仁已经收复南昌，活捉了朱宸濠。尽管叛乱已经平息，武宗却仍旧慢悠悠地到江南转了一圈，玩够了才开始返京。就在返京途中，贪玩的武宗独自划船，不慎落水，差一点儿被淹死了。虽然被跟随的人救了上来，身体却从此虚弱不堪，骑在马上都会摔下来，三个月以后就一命呜呼了。

这位荒唐的皇帝把国家当玩具，把战争当儿戏，不想当皇帝，一心只想做将军，不但搅乱了国家，也玩掉了自己的性命。豹房明武宗是明朝皇帝中最荒唐的一个，他建豹房，广搜美女与财宝。

刘瑾的建议孝宗教子很严，武宗从小就被教导得能文能武，样样精通。不过，他被正统古板的父亲压抑久了，陡然作了皇帝，整天接触的又都是枯燥乏味的政事，年轻爱玩的武宗很快就厌烦了这种生活，极力想摆脱朝廷大臣们的控制，过一种无忧无虑、不受干扰的生活。

正好小皇帝身边有个一直跟随着他的太监刘瑾，他深知皇帝的这些心思，于是投其所好，专门弄来一些鹰犬、歌妓、角抵之类的东西供他玩乐，结果刘瑾因此大受皇帝宠爱。

明武宗正德二年，他就听从了刘瑾的建议，干脆搬出禁锢他的紫禁城，下令在紫禁城西北筑起了一片宫殿式的高大建筑，集纵情享乐和处理政务于一体，并命名为“豹房”。虽然说是也有处理政务的功能，但是人们看到的却只是武宗整日沉湎其中纵情享乐而不能自拔的情景，于是，“豹房”就成了历史上以荒淫无度而著名的一大淫窟。

豹房始建于正德二年八月，一直到正德七年十一月才最终完工。豹房规模宏大，占据了腾禧宫北，脏罚库南、畜豹豹房和百兽房西、皇城西墙南到西安门十库以东的大片地带，而且宫室数层，勾连栉比，还有地下密室。豹房从正德二年八月开工，到正德七年十月工燕进奏说，“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今又添修住屋二百余间。”由这一仅见的惊人数字，可见豹房的奢华宏丽。豹房建好以后，武宗和近侍随从“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清毛奇龄在《明武宗外纪》中详细记述了豹房的营造和豹房中活动的人物。大起营造宫室，兴建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各工程，又别构院篥，建造宫殿数层，并在两厢营造密室。密室、宫殿勾连栉比，名曰豹房。“初日幸其处，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豹房祗候。群小见幸者，皆籍于此。”

第十五章

醉生梦死后来，他又大肆整修和扩建豹房，花费白银二十四万两，增添人员和虎豹熊狮等凶猛野兽，并不断令人为其进献美女。延绥总兵官马昂本已犯罪罢官，为了讨好他，竟逼着已出嫁的亲妹妹来豹房给朱厚照侍寝，结果，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得到了豪宅和蟒衣的赏赐。据说，豹房专门设有许多地下密室，一个一个紧密排列，就像鸽子房一样。

这些小房间是专门供武宗奸淫妇女之用，每一间都住着或者用强抢的手段，或是被皇帝宣召，或是他人贡献来的美人。武宗在玩腻了这些美女之后，又令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到京官的府第中物色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武宗将她们留在豹房的密室中，待之如妃嫔。他还和这些舞女及乐工们，同喝同演，醉生梦死。

在豹房中，武宗的玩乐之心如脱缰之马，时时寻找新的刺激。他令宦官们开设店铺，自己换上平民服装充作店主，以讨价还价为乐。他又让宦官们开设酒店，弄来宫中美女歌舞，助其酒兴。他还经常和他的亲信江彬微服到教坊欢乐，夜不归宫。为了寻求更激烈的刺激，武宗还身披铠甲，驰马舞剑，指挥宦官组成的“中军”，与江彬率领的边兵玩对阵游戏。呐喊声震天，火炮声不断，三天两日就演练一回，闹得京城鸡犬不宁。

毛奇龄还记述说，武宗称豹房为新宅，每天召教坊乐工人豹房承应。武宗沉溺声色。教坊乐工每天承应，疲于奔命，满腹愤怒。

后来，乐工们向武宗诉苦，说外府有许多乐户，为何只让在京师的乐工承应。武宗也想换换口味，立即下敕礼部，移文地方州郡，选取河间各府乐户技艺精湛的乐工入宫承应。于是，地方分级选拔，有可遣官选送各色伶人，“日以百计，皆乘传续食。”自此以后，美人、音乐、筋斗、百戏，云集豹房，武宗从此玩的更加高兴了。

出巡抢美可是这个“豹房”虽好，但还是在京城之中，武宗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就又开始觉得厌烦了。于是他听从江彬的怂恿，不顾大臣们的劝阻，带着几个人连夜偷偷熘出北京，作贼似地一路急行，悄悄到达了塞上的宣府。这里有江彬特别为他修建的“镇国府”，府里画栋雕梁、朱檐黄瓦，还有京城豹房中的珍宝和巡游途中掠来的民女，朱厚照乐得心花怒放，称这里是“家里”，是他的第二处豹房。宣府地处交通要道，街市富丽繁华，城外天高云淡，别具情调。朱厚照常常晚上出去，闯入民宅，或索要酒食，或抢劫妇女，无恶不作。他手下的军士竟强拆民房，以门窗作炊柴，搅得市肆萧然，白昼闭户。后来，他对这种“出巡”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在巡游途中封自己为“镇国公朱寿”，岁支禄米五千担。一路上，他经常带着人突然闯入民家，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无论是已婚未婚，甚至是怀孕的妇人，只要被他看中，就都强行带走。所以每一次巡游回来，他的队伍都满载着金玉玩器、鹰犬虎豹、美姬艳妓，仿佛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俘获了无数战利品一样，得意洋洋的回到豹房，再次把豹房装得满满的。

武宗这一辈子，真是纵情享受，吃喝玩乐的一辈子。他的欢乐最终在一次南巡时不慎掉入湖中，险些溺水身亡中结束。浣衣皇后一个梦想做皇后的女子，最后做了“浣衣女”，被人笑为“浣衣皇后”。

霸州美人王满堂的个性与她父亲的思想有关。王父是个专替人写状纸、打官司的讼师，虽说地位不高，却也见多识广，靠着一支利笔和一张巧嘴，也挣了不少财产，三教九流的人物接触多了，思想比较开放。

王家就满堂这么个独生女儿，简直视若珍宝，一生下来，就一本正经地翻字典、测字，给她取了个响当当的大名——“满堂”，颇有几分男孩子的气势。王满堂长大后，模样儿俏丽，性格活泼，尤其是那双大眼睛，滴熘熘地似能说话，让人一看就甜到心里。王家对满堂十分娇纵，从不用“妇德”、“妇容”之类的条条框框来约束她，任她自由自在地进出嬉戏，快快乐乐地生活成长。

明武宗朱厚照十五岁登基做皇帝，玩心比谁都重。为了避开大臣和太后的纠缠，他索性搬到特建的“豹房”中。年轻的皇帝也是个好色之徒，搬进豹房不久就下令各州府进选美女，充实豹房。诏令下到各地方之后，经地方官们一加工，就说是武宗选妃，顿时在各地掀起了选美高潮。

选美使臣来到了霸州，稍一打听，得知了“霸州美人”王满堂的名声，就选中了她。王家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认为她这一去京城，做了皇帝的妃子，无疑是飞上了高枝作凤凰，从此家门荣耀，富贵无边。王满堂本是个十分开朗的姑娘，她不像别的女孩那样扭扭捏捏，初离家门远嫁总要哭哭啼啼，倒是满心欢喜地跟着使臣进京去了。一路上还盘算着到时怎样取悦于皇帝，或许能博得个贵妃之类的封号。

美人落选但是等王满堂到京城后，才发现天外有天，全国的美女集合到一起，万花丛中她并不显得特别夺目，加上她这时才十五、六岁，毕竟是年纪太小了，芳艳自然比不过那些成熟的女人，因此落选了。

满心欢喜而来，伤心失望而归，王满堂心中充满着无限的委屈和凄凉。但是在途中夜宿驿馆时，她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一位头环金光、身着金衣的仙人，告诉她说，将有个名叫赵万兴的人来聘她，此人贵不可言，千万不可错过。梦醒之后，王满堂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她不再为此番的落选而难过，认定自己终将与贵人相伴。

贵人到底贵到什么程度呢?既然是贵不可言，那莫非就是皇帝了?这样一想，她兴奋难抑，恨不得插翅飞回家中，好等着那个叫赵万兴的贵人出现。

回到家后，父母见女儿落选而归，先是有几分不快，王满堂神密地把她在驿站做的那个梦告诉了父母，两位老人也觉得定有天命，只是时机未到，心情很快转好。

“贵人相助”

王父满世界地宣扬将有一位贵人来迎娶满堂，消息传出去后，一个颇有心计的年轻道士段长知道了，他平日里就听说过王满堂的艳名，早已垂涎三尺，一听说这段故事，他顿时计上心头。两天后，段长经过一番准备，化装成一个远地而来的过客，在黄昏时叩响了王家的院门，请求借宿一夜。他长的相貌端正，又表现地文质彬彬，王父便把他让进院来，一番客套后，来客自我介绍说叫赵万兴。一听这名字，王父心头一震，只说让客人稍候，自己转身跑进屋去告诉女儿和妻子，说是有贵人光临。经王父一说，王家母女也心情激动不已，殷勤地款待这位自称为赵万兴的贵客。段长暗暗窃喜，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第二天一早还装模作样地要辞别王家去赶路。王家三口慌了神，忙设法挽留，硬是强留段长多住了几天。

这几天里，王家人经过密切观察，都认为这位客人不但仪表堂堂，而且头脑灵活，能言善道，处事得体，确有贵人之兆。于是，第八天的时候，王父亲自出马，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说出要将女儿许配给客人的心意。王家主动许婚，段长不禁心花怒放，然而又故作镇定，矜持了一阵，才好像很勉强似的答应下来。不久，王家便为两人隆重的操办了婚事。

段长是个野心极大的人，得到了岳丈家的财产和美艳如花的妻子后，他又生出新的奢望，一心想循着王满堂的那个美梦，真正成为一个贵人。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实施他的梦想，首先，他托了昔日作道士时的一些同道友人，四处散播王满堂的那个奇梦。谣言很快散播开来，市井中都议论纷纷，都说王满堂生来就是皇后命，而她的夫婿“赵万兴”无疑就是将来的贵人，跟着他干，往后一定能获得荣华富贵。

如此这般，段长以“赵万兴”的名义成了家喻户晓的神奇人物，一批市井少年主动地投到他的门下，地方乡绅也纷纷支持他，大家都想跟着贵人，将来贵人得了天下，自己也能捞个一官半职的。渐渐地，段长手下聚集了一大批人马。他把人拉到附近的深山密林里，创建起一个山寨，并不断扩充发展，准备相机行事。

他们在山中也组织了武装，因有乡绅们资助，他们不必像一般山匪那样抢掠财物；因为自觉力量还不足，所以也还没有像起义军那样攻占城镇。这批人聚在山中，似乎更像一个秘密的宗教组织。但是，段长并没有放弃他的贵人梦，他命手下人在山中盖起了宫殿，把他们占领的那个山头自夸成一个王国，他自己则成了皇帝，并用了“大顺平定”的年号。同时，又封了随同上山的妻子王满堂为“大顺平定皇后”，还设了左右丞相、文武大臣，每逢三、六、九日，就在大殿上接受群臣的朝贺，还象模象样地讨论军国大事。王满堂这个自认为有皇后命的“霸州美人”，便这样做了个山中皇后，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个压塞夫人罢了。

“皇后”做了浣衣女段长的王国在山中自成一体，虽是有帝有后、有臣有相，但并没威胁到大明王朝的安全。然而，消息传到京城时，明武宗还是很不高兴，堂堂大明的天下，居然还有人敢称王称帝，这不是在藐视他吗?于是武宗命令当地官员派兵进山征剿。段长的武装力量与明王朝的势力比起来实在是太弱小了，当地官兵轻而易举就把他的王国捣平，并活捉了“皇帝”、“皇后”和众“大臣”。官兵在山中搜查时，看到茅草搭成的宫殿，自制的龙袍凤帔，都不禁哑然失笑，这哪里能成造反的气候，不是如儿戏一般吗？

虽是闹剧一场，但因涉及到忤君犯上之罪，地方官也不敢擅自断案，便把段长、王满堂等一干人犯解押到京城。明武宗在了解了全部案情后，除了感到好笑外，却又节外生枝，对王满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由武宗作出了判决：段长及主要谋犯因逆君谋反之罪处死；其他附庸者因不明真相，属于盲从，不予追究责任；主犯之妻王满堂没入宫中。武宗原本是想将她收到豹房中，以满足他的淫乐之心，谁知刑部官员在执行诏令时，误解了武宗的意思，以为把王满堂以罪犯之妻的身份没入宫中，是要让她到宫中充当奴婢，以示惩罚，于是把她分派到宫中的浣衣局，做洗衣女去了。

红颜本薄命武宗等了几天，没见到王满堂，经过追问，才了解到情况，便下令将王满堂由浣衣局调到了豹房来侍候自己。当年武宗选美时是见过王满堂的，但那时的她还只是一只没有成熟的青果，夹杂在众美女中间，不足以吸引武宗的目光。如今的王满堂，经过了几年的风吹雨打，已经长成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挑，鲜艳欲滴，芳香诱人，大大勾起了武宗的胃口。

王满堂本来就是个非常开朗的女性，当初嫁给“赵万兴”，只因为慕他的贵人之命，现在骗局揭穿，她也不怎么为丈夫的死而伤心。相反的，假皇帝现在换成了真皇帝，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说不定还能成为真正的皇后!这样一想，王满堂高兴的不能自已，便在武宗面前，使出浑身解数，极尽娇媚风骚之能事，把武宗迷得神魂颠倒。

这时候，明武宗刚从江南游历归京，途中染病，本应该调养休息一段时间。可一下子又得了个千娇百媚的王满堂，让他怎么安静得下来，夜夜缠绵芙蓉帐里，颠鸾倒凤，直弄得他精疲力竭。温存于床第之间时，明武宗曾多次戏称王满堂为皇后，并发誓将来要改立她为后。可这个诺言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在王满堂进入豹房不到一个月的一天夜里，明武宗便在王满堂的怀中一命呜呼了!

武宗崩逝后，明世宗继位入主明宫。世宗派人清理豹房时，发现王满堂是个没有任何名份的女人，再进一步调查，又在浣衣局的名册中发现了她的名字，于是仍把她送回了浣衣局为奴。从此以后大家背地里就戏称她为“浣衣皇后”。可怜王满堂这个“霸州美人”，作了半辈子的皇后梦，最后却终于只能做一个“浣衣皇后”。立皇帝明武宗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个“立皇帝”刘瑾，他是有名的正德八虎之一。

群臣不满正德年间，明武宗身旁有八个宦官受宠，他们依仗皇帝的势，无恶不作。被称为“八虎”，其中，刘瑾为首。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从小就自宫入宫当了小太监。武宗的时候，刘瑾执掌宦官二十四司中专管娱乐活动的钟鼓司。明武宗即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刘瑾想尽了办法，准备各种歌舞技艺去取悦武宗，武宗因此非常喜欢他，总是跟他在一起尽情玩乐。

朝中的大臣们都很为这种状况担忧，可是无论谁说什么武宗也听不进去。后来正巧发生了一起天灾，一个风雨之夜，雷电把祭坛的大门、奉天殿的屋顶、太庙的镇嵴兽都噼坏了。古代人最相信这些灾祸，认为是人做错了事，上天借此来发出警告。所以武宗也按照惯例，允许百官陈述朝廷政治上的弊端。于是大臣们趁机进言，指斥武宗荒芜政事，整日与八虎嬉戏，要求武宗下令把八虎斩首示众。武宗还是置之不理。

大臣们私下商量以后，联名写了一些措辞非常严厉的奏折，说正是由于太监们的引诱，使武宗贪于享乐，不理朝政，以致天生异变，仍旧要求皇帝把八虎送到三法司审判，以求能够提前消除后患。武宗毕竟年纪还小，看到大臣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也有点慌了手脚。他和大臣们商议对八虎的处置问题，武宗仍然想尽力保护八虎，大臣们则坚决要求一定要把他们处死，双方争议了很久也没有得到统一的意见。这时就连宫中其他比较受信任的老太监都站出来附和朝臣们的意见，武宗终于有点动摇了。

第二天，武宗颁下了一道诏旨，称赞大臣们为国分忧，说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但是话头一转，又说刘瑾等八人一直尽心地服侍自己，所以自己也不忍心把他们置之死地，希望大臣们能把要求稍微放宽一点，自己一定会尽量的惩处他们。这说明皇帝已经有了向大臣妥协的意思了，只是这个结果离大臣的要求还差很多，所以以内阁三位大学士为首的朝臣们又陆续觐见，强烈要求处死八虎。宫中的太监也纷纷表示赞同。武宗实在没有办法，终于答应处决八虎，并许诺第二天一上朝就宣旨逮捕八虎。大臣们这才心满意足的各自退去了。

形势急转在大臣交相弹劾的这几天里，刘瑾他们始终坐卧不宁，寝食难安。这天朝议完毕，刘瑾看出情况对自己越来越不妙，心急如焚。当天深夜，他干脆豁出去了，带着其他的七个人，一直闯到皇帝的寝宫中，跪在地上痛哭失声。武宗作出这个决定本来就是被逼的，一看以前陪自己玩耍的伙伴一个个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也觉得很不是滋味。刘瑾见皇帝也有点不忍的样子，又接着说，朝臣们之所以一定要把他们置之死地，就是因为宫中有人嫉妒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所以勾结了外朝的大臣想除去他们。武宗仔细回想朝堂上的经过，认为刘瑾说的话很有道理，也不觉认为刘瑾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过坏事，是被人陷害的。刘瑾看出皇帝的心思，更加卖力的鼓动说：“他们如今敢这么放肆的逼您处决我们，就是想孤立皇上，使皇上以后不得不听从他们。如果我们替您掌管司礼监，他们就不敢对您这么无礼了。”武宗听了连连点头，他也早就厌烦了大臣们总是在他耳边唠叨，让他做这做那，刘瑾这么一说，正合了他的心意，他马上下旨，命刘瑾掌管司礼监，兼提督团营，其他的七个人也都被任命掌管重要的职位。

第二天早朝，大臣们还满以为今天宣旨是要捉拿刘瑾等人，没想到圣旨的内容却正好相反。昨天强烈要求处斩八虎的人都被革职拿问，大学士们被勒令退休回家，刘瑾等人则掌管了各个内府的重要衙门和东、西厂。情势急转直下，朝臣们一时之间都惊呆了。

皇帝身后的皇帝刘瑾毫不留情的消灭了他的敌人，终于掌握了朝廷的大权。他一方面使出各种手段讨好武宗，一方面在朝中大发淫威，朝臣们都噤若寒蝉。他还独创了罚米法，那些违背了他的意思的大臣，就被迫用自己的家产买米向边疆输送，结果一个个都倾家荡产。每当皇帝上朝的时候，刘瑾就站在皇帝的身边，一同接受大臣的朝拜，一点也没有退让在一旁的意思，所以人们都在私下里称他为“立皇帝”，意思就是他是站着的皇帝。

有一次，一个太监实在不满刘瑾等人作威作福的嚣张气焰，就写了一封匿名信，等刘瑾走过的时候，偷偷地扔在刘瑾的脚下。刘瑾看了信中的内容顿时大怒，命令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大臣们全部都在奉天门外跪着，直到找出写这封信的人为止。当时天气炎热，大臣们从早晨一直跪到下午，一些年老体弱的人当场昏死了。这天没有查出写信的人，刘瑾又把这些无辜的大臣都关进大牢，一定要查出这个人是谁。第二天刘瑾终于找到了写这封匿名信的太监，才把大臣们放了回去，可是有的人因为受不了这种酷刑死了。当时在场的一些太监很同情这些大臣，发了一些冰镇西瓜给大臣们解暑，刘瑾知道了也很生气，下令把这些太监发送到南京去了。

当时这正德八虎在皇帝的庇护下，运用手中特务机关的大量密探四处侦察，发现有不利于自己的人就想方设法除去。许多无耻的大臣，像焦芳、杨玉、曹元等人都投靠到刘瑾的门下为虎作伥。朝廷内外到处都遍布着刘瑾的密探，这场宦官乱政的闹剧一直到正德五年刘瑾被处死才算结束。张御史舍身拦驾武宗要巡游宣府,竟然有一臣子敢舍身拦鸳，此人便是张钦。

第一次上奏从北京前往宣府，居庸关是必经之路。巡关御史张钦是个正直敢言的官吏，他得到武宗要出关巡游的消息后，决心尽忠职守，舍身拦驾。张钦先上一疏劝谏，疏中道：“臣职巡视边关，敢一言而死。人言纷纷，谓陛下欲过居庸关巡行宣、大（大同），臣意陛下非事漫游，必深愤虏贼也。此虏谲诈凶狠，惟可命将御之，不必自与之角。……英宗不听大臣之言，自出亲征，遂有己巳之变。且匹夫尚不肯自轻，陛下以宗庙社稷之身，又无太子亲王监国，而轻出远游，万一不虞。将如之何?今天下之事，言者寒心。陛下不是之思，而欲长驱观兵，不谋之朝廷，而独谋之宫中，不议之众，而独断之一已，使大小臣工莫知所措，恐非保国之计也。”

再上奏折奏疏报上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这时反倒传来武宗拒谏、一意孤行的消息。张钦不肯罢休，又提笔写了第二份奏疏：“臣愚以为乘舆不可出者有三：人心动摇，供亿浩繁，一也；远涉险阻，两宫悬念，二也；北寇方张，难与之角，三也。臣职居言路，奉诏巡关，分当效死，不敢爱身以负陛下。”张钦的这两份奏疏，可谓言辞激烈了，列举了明英宗听信宦官王振之言，轻易出师，结果兵败被俘的例子，又指出了武宗不顾国家，听信奸佞之言，一心游乐的错误。可是明武宗对这些忠诤之言，一句也听不进去，到八月初一那天，他换上便装，带着江彬和一些随从，出了皇宫，直奔昌平而来。

武宗将要出关的急报传到居庸关，张钦知道劝谏已无济于事，只好闭关挡驾。

他命令守关的指挥孙玺关闭关门，锁上后又亲自把钥匙收藏起来。分守居庸关的太监刘嵩听说武宗到了昌平，便准备前去朝见，张钦劝阻道：“车驾将出关，是我与君今日死生之会也。关不开，车驾不得出，违天子命，当死。关开，车驾得出，天下事不可知。万一有如‘上木’，我与君亦死。宁坐不开关死，死且不朽。”过了不多时，武宗派人来，要召见指挥孙玺，孙玺回答说：“御史在，臣不敢擅离。”武宗不敢召见张钦，又让人召传太监刘嵩。刘嵩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张钦：“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张钦不想让孙玺、刘嵩和自己一起同担罪名，于是一手拿着御史的敕印，一手拿着利剑，坐到关门下厉声说道：“敢言开关者，斩。”

三上奏折当天夜里，张钦又草拟了第三份奏疏：“臣闻天子举动，所系非小。欲征虏，必先廷议，明诏中外，群臣扈行。今不闻朝旨，又无百官之扈从，锦衣卫之随侍。此必有人借陛下之名，过关勾虏，图危社稷，臣万死不敢奉命。”奏疏尚未送上，武宗又派使者来传旨开关。张钦拔剑叱道：“此诈也!”把使者吓得跑了回去，向武宗报告说：“张御史差点杀了我。”武宗又气又急，却无可奈何。正在此时，朝臣们赶了来，请武宗回宫。这时候张钦的第三份奏疏也送到了，武宗知道张钦是决计不会开关放行了，只好怏怏而归。

二十多天后，武宗打听到张钦前往白羊口，不在居庸关，于是连忙换上青衣小帽，熘出京城，夜晚住在百姓家中，第二天一早，带着随从，疾驰出关，一边跑，一边不停地打听，“张御史在不在?”张钦得知武宗出关的消息，连忙赶回居庸关，已经来不及了。想要再上书，武宗却让太监守住关门，不许任何人出去。张钦感到无比气愤，不由得望着关外失声痛哭。第二年，明武宗从宣府返回京师（北京），经过居庸关时，还竟然得意笑道：“前御史阻我，我今已归矣。”荒政怠国的武宗的所为，简直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忠直尽职的御史张钦也无法改变武宗的本性。但是张御史闭关三疏，舍身拦驾的事迹，则为人们广泛传播开来。有昏庸荒唐的皇帝，就有尽职刚正的官吏，历史永远是这样的。刘瑾之死刘瑾为正德八虎之首，无恶不作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凌迟处死的报应。

结成联盟正德五年，安化王起兵叛乱。武宗命都御史杨一清和太监张永去平叛。时间不长，他们就带着军队得胜而归。杨一清是朝中的老臣，这几年刘瑾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也很为朝廷的状况担忧。只是杨一清的心计很深，他知道皇帝信任刘瑾，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能和刘瑾正面冲突的。

他深知近年来刘瑾想一人独掌大权，一直都借着武宗最宠信自己而设法排斥那些以前和他一起分享权力的人。张永就是昔日的正德八虎之一，近年来一直受刘瑾的排挤，十分不得志，心里很恨刘瑾。杨一清知道这件事，当然要抓住眼前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假装叹息着说：“现在外乱虽然已经平了，但不知内乱哪一日能够平息?”张永明白杨一清话中的意思，但是没有答腔。

杨一清接着又说：“张公公您昔日本来是刘瑾的伙伴，想不到现在他居然这样对待您，连我们这些外臣都要替您抱不平了。”张永这一次总算答话了，他回答说：“您的意思我明白，只是皇上最信任刘瑾，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扳倒他。”杨一清一听这话，知道张永已经动心了，就接着劝道：“现在就正是一个扳倒刘瑾的好机会。皇上也是因为信任您才派您和我一起去平叛的。眼下安化王的供词中提到了他和刘瑾有勾结，您不妨借着回朝后面禀皇上的时候，私下里和皇上谈起这件事，再详陈刘瑾一切不法之事，皇帝肯定会相信您的。到时我再联络外朝众臣一起弹劾刘瑾，想必大事可成。”他还诱之以利，说明只要刘瑾一死，以后宫中的大权肯定会都归张永一人所有。张永仔细想了想，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答应了。于是两人结成了铲除刘瑾的联盟。

决计杀刘瑾张永一回到朝中，武宗皇帝果然立刻就召见了他，慰劳他平叛的功劳。在武宗专门为张永准备的庆功宴后，刘瑾先走了。张永就趁此机会把安化王叛乱的檄文和供词都呈上给皇帝过目。本来安化王和刘瑾有往来这件事许多人都知道。这几年来，安化王一直都小动作不断，许多大臣都提醒武宗应该注意安化王的行动，以防他犯上作乱。但是刘瑾总是在武宗身边替安化王说一些好话，使皇帝相信这些大臣弹劾安化王都是诬告。由于刘瑾的庇护，安化王的实力才有可能壮大到今天的地步。但是这件事却没有人敢告诉武宗，就是有不怕死的人想冒死说出，刘瑾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所以武宗一直也不知道安化王叛乱的幕后黑手正是他身边最信任的刘瑾。

武宗这时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他看着手中这些刘瑾谋反的罪证，还是不太相信，喃喃的念道：“朕不相信，刘瑾为什么要背叛朕?”张永回答说，刘瑾正是想夺得天下啊!武宗更加心烦意乱，随口说道：“他想要就让他夺去好了!”张永听皇帝这么说，简直是哭笑不得，但还是提醒喝醉了的武宗说：“天下让他夺去，陛下您又怎么办呢?”武宗这才有些明白过来，同意了张永的奏请，命他带人去抓刘瑾。张永得到圣旨马上连夜就带人闯人刘瑾的家中，把他从被窝儿中抓了起来。他生怕等到皇帝酒醒了，一见到刘瑾又会改变主意。

第二天一大早，张永还是怕皇帝会临时改变主意，就请皇帝一起去查抄刘瑾的家。在刘瑾的府中，武宗果然亲眼看见查出了大量的武器盔甲，还有许多僭越了自己身份的只有皇帝才能用的物品，金银财宝更是无数。本来刘瑾就准备在为自己的哥哥办丧事百官前来吊唁的时候就起兵谋反，先把朝中的大臣一网打尽的。想不到却被张永抢了先，这下人赃并获，谋反的证据一下子都摆在了武宗的面前。武宗本来还是不太相信刘瑾想谋反，还想对他从轻发落的，这会儿眼看证据确凿，不禁勃然大怒，说：“刘瑾果然反了!”对刘瑾不再留情，直接交给审判机关去定罪。刘瑾的一些同党也都被抓进了监狱。这时被刘瑾压抑了很久的监察御史们纷纷上书陈述刘瑾的大罪，多达三十多条。

恨之入骨正式审判这一天，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刘瑾被五花大绑的带到公堂之上，却昂然挺立，不肯下跪。在场负责审判的官员几乎以前都设法巴结过刘瑾，也都受过刘瑾的提携。这会儿见刘瑾如此狂傲，久处淫威之下的大臣们居然面面相觑，谁也问不出一句话来。

刘瑾看到这种情况更加得意，十分嚣张的说：“满朝公卿都出自我的门下，你们哪一个没有受过我的恩惠?看你们今天谁敢问我!”堂下犯人的态度居然比坐在上面的法官还强硬有理，这可真是少见，足以传为笑谈了。幸亏在场还有一个驸马都尉，他站出来大声说：“我是驸马，出自皇室，总不是出自你的门下了吧?别人不敢问你，我来问!”他命人先上前对刘瑾用刑，要先打击一下刘瑾的嚣张气焰。受了刑之后，刘瑾果然老实多了，开始回答堂上法官提出的问题。由于谋反的证据非常明确充足，刘瑾没有什么狡辩的余地，不久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这时才开始有些害怕了，在堂上哭着要求见皇帝一面，可是武宗却再也不会救他了。结果刘瑾的罪状很快被确定下来，被判处凌迟处死，三日后再杀头。他的亲属和同党几十人也一并被处死刑。在行刑的那一天，刑场上站满了围观的群众，那些曾经受过刘瑾迫害的人家纷纷前来花钱买刘瑾身上被削下的肉，就当场吃了泄恨。可见刘瑾当权的这几年之间确实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以至使人们恨之入骨，恨不得吃了他的肉来出气。如此看来，他死的也实在不冤了。王阳明平息叛乱王阳明成功平定反王，不但没有得到嘉奖，反而被怀疑是反王同伙。

离奇身世王守仁（公元1472年—公元1528年），字伯安，又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所创立的心学，在明代中后期曾风靡一时，一度几乎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我国思想界一百余年，并影响到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他的思想在日本等地也有广泛的影响。

传说他的母亲在把他生下来之前，怀了十四个月，旁人都认为她怀的是一个怪胎。他的祖母在他降生的同时做了一个异梦，梦见一个天神从云端送来一个小孩，同时间，王阳明就降生了，所以就取名叫王云。可是，他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家里人都很着急，担心他是一个哑巴。但是后来他在街上遇到一个怪人，那个人在他背上拍了两下，为他改名叫王守仁，他就突然能说话了，而且聪明异常，学习东西非常迅速。

他在哲学上的成就举世皆知，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他还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封建官吏，一个运筹帷幄的军事家。

为民请战那时候在位的明武宗是明朝皇帝中十分荒唐的一个。他喜欢骑马打仗，总是在宫中指挥着太监宫女战做一团，玩着仿真战争的游戏。后来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让他实践的机会，却被王阳明抢了先。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明王朝的宗室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起兵谋反。当时王阳明正奉命去福建，本来根本没有平叛的职责。但他为了使当地百姓少受战火之灾，得到消息后，一面向朝廷报告，一面径自返回吉安，调兵遣将，准备迅速平息叛乱。王阳明分析朱宸濠的军事行动可能有三种方案：第一种就是趁京师没有防备，率兵直驱京师；第二种就是沿江东进，夺得当年太祖兴兵时的都城南京；第三种则是保守的固守南昌。若朱宸濠采取第一种方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北京很可能失守。第二种方案则会使双方进入拉锯战的状态，长时间对抗之后才能最终解决。第三种方法则是最愚蠢的战略，只是等着朝廷的大军去包围剿灭而已。朱宸濠并不愚蠢，所以应该不会采取这种方针。但是他虽然野心勃勃的妄图登上帝位，实际上却又缺乏足够的决断勇气。基于这样的判断，王阳明估计他多半会采取第二种策略，先率兵进取南京。

平定反王对形势做出正确的预测以后，王阳明就全心投入了平叛的斗争。他传檄附近各州县，号召各地守官起兵平叛。

为了使各州县有足够的备战时间，他又设法延缓朱宸濠的行动，派出士兵四处散播谣言，说朝廷已经派出大军，马上就要开到，届时将直捣叛军的老巢南昌。他又派人故意怂恿朱宸濠早日举兵东进，引起了朱宸濠的怀疑，反而畏首畏尾，不敢轻易行动。

他手下的谋士多次劝他及早进兵攻取南京作为帝业之本，他就愈加怀疑，更加迟迟不肯发兵。结果，王阳明如此略施小计，朱宸濠就被拖在南昌不敢动弹，竟然乖乖地等了十几天，贻误了最佳战机。王阳明却在这十几天里调集了附近各县的人马，一共凑了近十万人，已经足够应付叛乱了。

这时，朱宸濠白白浪费了十几天的时间。知道自己中了王阳明的缓兵之计，气得破口大骂。于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下令留一万人马在南昌留守，其他的人全都随他率兵东进，想先进攻安庆，再夺取南京。王阳明调动好军队以后，并没有马上就带兵直逼南昌，而是先按兵不动，等着朱宸濠焦急起来，先露出马脚。现在机会终于到了。他一听说朱宸濠率大军东去，南昌守备空虚，即马上誓师，率大军北上直取南昌。

朱宸濠曾在南昌城外驻扎了一小股部队，用来守卫南昌。王阳明带兵到来，毫不费力地一举就消灭了这支部队，直到了南昌城门之下。守城的叛军没有料到朝廷大军到得这么迅速，都被吓破了胆，军队一下子溃散了。到了第二天，王阳明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南昌城。

已经率军远去的宁王朱宸濠进攻安庆并不顺利，这时又听说南昌失守，不由得大惊失色。南昌是他祖上的封地，也是他起兵的后方基地。听到南昌失守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带兵回援。当他疲于奔命的赶回南昌时，军队早已经疲惫不堪了，与王阳明以逸待劳的大军一比，真是不堪一击。没有几日，朱宸濠就败退鄱阳湖。王阳明又用出火攻之计，一举俘获了亡命逃窜的朱宸濠，他的军队也随后被迅速消灭。

毕竟不是宦中人王阳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就平灭了叛乱部队，在鄱阳湖生擒了宁王朱宸濠，表现了机智的智谋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巩固岌岌可危的明王朝立了一大功。

可是，他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嘉奖，反而招来宦官势力的嫉妒和陷害，连武宗也一度怀疑他参与了宁王的叛乱。幸亏后来他急中生智，连夜赶到钱塘，将朱宸濠交给太监张永，同时按照武宗的旨意，重新报捷，将平叛的胜利归功于武宗的“指示方略”，维护了皇帝的面子，才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武宗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大展身手的，却不想被王阳明抢了先，当然不会高兴，这是可以想见的。后来，张永揣摩了皇帝的心意，在献俘时故意把朱宸濠放掉，让武宗又“抓”了他一次，总算满足了他的心愿，才没有追究王阳明的“抢先”之罪。武宗死后，即位的世宗封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以示补偿。大礼仪之争大礼仪之争并不只是为了一个名义的争吵，实质是场皇帝与大臣的权力之争。

事件起因明武宗朱厚照荒唐了一辈子，在31岁壮年时去世，却没有给江山社稷留下一个合理合法的继承人，于是明王朝陷入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大空位时期”。

内阁首辅杨廷和经过各种考虑，选定了兴献王朱厚熄外藩入继大统，以此来维系皇朝的血脉。

良好修养兴献王朱厚熄这时年仅十五岁，他的父亲前任兴献王朱祐杭是宪宗皇帝的三子，孝宗皇帝的弟弟，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

朱祐杭在世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儿子，亲自教他读书，做什么事都把他带在身边，父子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朱祐杭很重视对儿子礼仪的培养，小小年纪的朱厚熄就已经着手参加王府中的管理工作了。父亲去北京朝见皇帝时也总是带他一起上朝，让他学习宫廷礼仪。父亲死后，刚刚十二岁的他就继承了王位，但他精明强干，把王府中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这种良好的教养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几年中也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开始力争根据祖制，继位的皇帝应该是前任皇帝的子嗣，称前一代皇帝为皇考。按照大臣们的意思，朱厚熄应该作为孝宗的过继子继承皇位。

这样，朱厚熄就要称孝宗为父，称仍在世的孝宗张皇后为母，反而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皇叔父”、“皇叔母”，对于这种安排，已继位为世宗皇帝的朱厚熄非常不满，由此展开了他和朝臣之间长达几年的“大礼仪”之争，并且让这种纷争延续了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世宗在自己的封地接到圣旨时，其实已经举行了仪式，继位为皇帝。

可是当他随着前去迎接他的使臣来到北京时，在城外才知道自己将被作为太子迎入京城，他开始很不满，坚持不肯入城。他和大臣们以及张太后争论了好久，最终才答应入城。在城里重新举行了继位典礼后，他又被告知将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他表示坚决反对。继位后的第五天，他就下令让群臣们廷议，给他的父亲一个合理的称号。他的母亲蒋氏在被迎入京的途中听到此事，对陪同的官员大发脾气说：“你们受职为官，父母都得到了封诰，我儿子当了皇帝，却成了别人的儿子，我还到京城做什么?”不肯再向前走了。

朱厚熄听后，哭着去禀告张太后说：“我要退位，您另选别人做皇帝好了，我要同母亲一起回安陆去，仍旧做兴献王。”皇位继承仪式都已经举行了，又怎么能容他这样儿戏的说不做就不做了呢?于是张太后和大臣们一再地妥协退让，但是等蒋氏到了北京城外，这种矛盾变得更加激烈了。

这时，张太后和大臣们已经无奈地尊皇帝的生父为兴献帝，生母为兴献皇后，但是心中却仍不情愿，仅以王妃之礼而不是应有的皇后之礼迎蒋氏入京。蒋氏大怒，说什么也不肯再前进一步了。世宗知道了自然又是一顿大吵大闹。

最后妥协的仍是张太后和大臣这一方，蒋氏最终从皇城中门入，谒见太后，才算作罢。本来世宗对杨廷和辅助自己登上皇位还是很感激的，但是经过一连串的纷争，他才开始意识到，他只是杨廷和借以治理国家的一个傀儡王爷，杨廷和其实根本瞧不起他这个少年皇帝，只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皇帝去实行而已。世宗在“礼仪之争”中明白了这一点，他开始疏远杨廷和。最后，在皇帝和大臣无休无止的争吵之中，杨廷和被迫辞去了官职，告老还乡了。

皇帝权威杨廷和辞职后，“大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派以新任礼部尚书汪俊、大学士蒋冕、文渊阁大学士石瑶、大学士毛纪为代表，坚持恪守札法，维护皇室血统的一脉相承。另一派以张璁和桂萼为代表，宁肯不顾传统礼仪，拼命维护朱厚熄。

这时，朱厚熄决意抛开内阁，一意孤行，非要按他的旨意行事不可。他强令礼部追尊其父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兴献皇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并令礼部在奉先殿侧另建一室。安放皇考神主。

汪俊、蒋冕不肯从命，愤然辞职。朱厚熄还采纳了张璁、桂萼的意见，传谕内阁除去父母尊号中“本生”二字，毛纪力言不可，朱厚熄大怒，限四丑恭上册室。

两派争斗水火不容。大臣每次上奏折，把他们商改的结果报告给皇帝，皇帝都觉得很不满意，每一次都予以驳回。可是支持皇帝想法的奏折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又被内阁驳回。于是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有一天早朝后，许多官吏跪在门外，高呼孝宗皇帝。面对如此众多的反对者，朱厚熄毫不动摇，他下令锦衣卫抓捕为首的人。群臣大放悲声，嚎哭不止。朱厚熄又派人抓了一百三十四人。

两天后，朱厚熄又下令，将为首者发配边地，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者杖之，结果十六人死于杖下。与此同时，兴献王朱祐杭的神主被迎奉入京，供奉在新建的观得殿里，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朱厚熄终于在“大礼仪”之争中取胜。

自此以后，他以群臣在“大礼仪”之争中的态度划线，开始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滥觞。张璁被授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桂萼被授予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主内阁，执掌大权；对反对派官员则进行排挤报复，动辄下狱廷杖，弄得朝风日下，邪气上升。朱厚熄不以为祸，反而洋洋自得，更加独断专行。

其实这场“大礼仪”之争并不只是为了一个名义的争吵，实质上这是一场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大臣们坚持皇帝把生父当作叔父，是为了遵从祖制，维护皇室血脉的正统。一旦听从了皇帝的意思，以兴献王为帝，就等于是在皇室之外另辟宗室入继大统，皇位继承的确定性就会因此被动摇，为以后外藩篡权开了先河，制造了借口。而皇帝的一意孤行，除了因为对生身父母的孝敬，还有迫使满朝大臣向自己屈服，显示皇帝绝对权威的意义。

这场争斗也确实是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表明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从此以后，皇帝更可以不顾大臣的意思而为所欲为了。用处女血炼丹崇尚道士炼丹本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如果沉迷于此且要用百姓的生命当玩物就不能原谅了。

道士得宠明世宗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一心想得道成仙，至少要长生不老。道家讲求清心寡欲，嘉靖皇帝明明做不到这一点，却还总是宣称自己不好女色，可是就官方史籍中所记载的有名字的妃嫔就多达六十多个，恐怕在明代的皇帝中也算是首屈一指了。不仅如此，他还总是抱怨宫中使女太少，不够使用，总是找各种借口在全国各地采选年轻美貌的女子入宫做宫女。这些女孩子入宫后，运气好的被皇帝看中，宠幸一时，就脱离了宫女的行列。其他的一般女子就只能被人任意役使。可是，这些宫女们，尤其是年幼的宫女，还有一种谁也想不到的特殊的身份，她们还是皇帝制药之后的“药渣”。

嘉靖皇帝最宠信的道士是一个江西人，叫邵元节。嘉靖皇帝非常信任他，专门为他建造了显灵宫，为自己祈福。嘉靖十五年，嘉靖皇帝对这个邵元节的宠信似乎到达了极点。这一年，嘉靖皇帝已经登基十五年了，他年已三十，尽管宠幸的后妃无数，可是却一直没有生下皇子。一个皇帝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继承人，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所以嘉靖皇帝心里非常着急。

他在皇宫中创建斋宫，让邵元节入宫祈祷，由文武百官亲自轮流进香。后来，邵元节请求回山里继续修炼，临走之前告诉皇帝说不必为子嗣的事烦心，因为上天念皇帝信道心诚，所以皇子指日可生。嘉靖皇帝听了当然是喜出望外，最巧的是，邵元节走后不久，嘉靖宠爱的阎贵妃真的生下一子，接着，其他的几个妃子也相继生下皇子。嘉靖皇帝因此对邵元节感激不尽，马上派人把他请回宫来大加赏赐。可是没多久，这位被嘉靖皇帝深信为“神仙”的邵元节就得病死去了。他临死之前，向皇帝推荐了他的朋友陶仲文。

“灵丹”催命这个陶仲文的骗术更为高超，他知道嘉靖皇帝一心盼望的事除了生下皇子以外，还有一件被他念念不忘的事就是想得到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他一入宫，就从这件事下手，设法博得嘉靖皇帝的欢心。他向皇帝推荐一种被称为“元性纯红丹”的丹药，据他说服下此药以后就可以长生不老。嘉靖皇帝听了信以为真，马上派人去各地采集炼制丹药的必备药材。不过，这副药的药材易得，药引却难得。

这“元性纯红丹”其实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红丸”，也被称为红铅丸，只是一种特殊的春药而已，但是在服用后短时间内确实能够使人觉得精力大增，气血两顺。这红丸的制法非常特别，必须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来作药引。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盛在金或银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起身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再加入乌梅等各种药物，连煮七次，使药浓缩成粘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没药、辰砂、松脂等其他有凝固剂作用的东西，以火提炼，最后炼制成一粒粒的丹丸。不过，这种药还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是女子初为人母的乳汁调服才能奏效。所以，为了炼制这种“仙药”，嘉靖年间先后在各地选取年纪在十岁到十四岁之间的少女一千多人入宫候选。

根据世宗朝的官方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六年．皇帝以皇子公主就国时所需宫女必须提前训练为理由，命令礼部从京城周围地区挑选十一岁到十四岁的少女三百人入宫。嘉靖三十一年又选了三百女童入宫。这是两次大规模的选童女入宫。后来又陆续的从各地选人，例如嘉靖三十四年，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的一百六十人入宫。四十三年又再次大规模选入三百名少女。这些年幼的女孩儿进宫之后先要接受严格的检查，确保她们确实是处女无误，然后她们才有资格成为皇帝制药的“药引”。

这种“元性纯红丹”炼成以后，嘉靖皇帝就开始长期服用，根据史书记载嘉靖死前的病状：脸色灰暗，四肢麻木，性情暴躁，喜怒无常等特征来判断，他正是因为长期服用这种“仙药”，而造成了慢性汞中毒导致死亡。看来。这灵丹妙药不但没能使他长生不老，反而要了他的命。

可是在嘉靖皇帝还活着的时候，却是万万料不到自己会有这一天的。陶仲文因为向他献上这副仙方，也和以前的邵元节一样被他奉为“神仙”，还赐给陶仲文“忠孝秉一真人”的称号。从此以后，凡是陶仲文的请求，他都是有求必应。陶仲文死的时候，嘉靖皇帝还为之大为悲痛，伤心不已。

这煳涂的皇帝怎么就不仔细想想，如果陶仲文真的是神仙，他又怎么会死呢?而如果陶仲文不是神仙的话，他又从哪里弄来的仙方可以让自己长生不老呢?如果他早想通了这一点，恐怕会活的长久一点，不会死于丹药之毒了。严嵩步步高升一代奸臣严嵩在明王朝衰落的时候也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第十六章

锐气早发严嵩自幼非常聪明，也十分好学。他的父亲因为自己一辈子功不成名不就，十分不甘心，更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对他要求很严格，一心指望着儿子能够为他圆了年轻时的仕途梦。严嵩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写一手好文章，刚刚25岁就考中了进士，一举成名，也算是锐气早发的典型。

严嵩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了官，他决心要干一番大事业，但是刚开头几年，他当的都是一些没有什么实权的官，例如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等官职。这虽然说明他的学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是却远远不能满足严嵩强烈的权力欲望。这还不算，更糟的是这时候严嵩还得了一场重病，差一点儿就死了，无奈之下，他只好请了长期病假回家调养身体去了。这种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一过就是好几年。

下跪后生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严嵩终于病愈归朝。这时他已经将近不惑之年了。此后的十多年中，严嵩先后在北京、南京的翰林院作官，虽然还是没当上什么大官，但是多年的官僚生涯倒是为他将来飞黄腾达奠定了深厚的经验基础。他自己从多年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规律，要敢于拍马钻营，要会运用笑里藏刀，对上级和下属要用两个面孔，等等。总之全是一些作官必备的“金科玉律”。

一直当个不重要的小翰林当然不能使严嵩满足，他这些年来一直想找条门路向上爬，只是苦无机会。经过对朝廷的仔细观察，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条好路子，这就是礼部尚书夏言。当时，因为嘉靖皇帝为了给他的亲生父母争得一个皇帝的尊号，非常重视礼仪的缘起和制定，因此当时正在礼部尚书任上的夏言非常受宠，因为他顺着皇帝的心思办事，皇帝也投桃报李，对他的话言听计从。夏言又是严嵩的同乡，虽然按照科考登科的时间算，夏言还是严嵩的后辈，但是有实力的人才是老大，严嵩也顾不了什么面子问题了，只是一心想通这条升迁之路。

严嵩借着和夏言的同乡之谊，经常设法讨好夏言，可是总是遭到夏言的冷遇。夏言为人孤芳自赏，又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严嵩这个小小的翰林官儿当然不可能让他放在眼里，对严嵩的屡屡示好不理不睬是必然的。严嵩遭到这样的对待，心中也不由得充满怨恨之意，暗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狠狠报复夏言才行。不过现在这一切还言之过早。他几次想请夏言到他家赴宴，总是被拒绝。没有办法之下，严嵩决定破釜沉舟，干脆连一点脸面也不要了，直接拿着请柬跪在夏言的家门口，大声地说一些动听的邀请之辞，还表示如果夏言不能答应他的请求，他就一直跪在门口不起来了。

这一下，夏言见他如此谦恭，觉得很是过意不去，总算答应了严嵩要去赴宴。严嵩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费了这么大力气，总算请动夏言的大驾了，就是在大街上跪了这么久，被人当做笑柄也是值得的。在家中的宴席上，他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专挑夏言爱听的话说，又极力表现自己的文才，想博得夏言的赏识与提拔。果不其然，这一顿饭吃下来，夏言居然态度大变，将严嵩视为平生知己，还嫌相见太迟。等他见到嘉靖皇帝，又在皇帝面前大大地把严嵩夸赞了一番。没有多久，严嵩果然步步高升，时间不长就做到了礼部右侍郎的官职。看来这一跪的作用，比他在官场奋斗二十年还要有用啊!只是恐怕这当门一跪的请客办法，也不是一般人就能够做到的吧?

扳倒政敌当上了礼部侍郎，严嵩就能有机会接近皇帝了。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常在宫中开设道场作法事，严嵩写的一手好文章，正好以此来讨皇帝的欢心。每逢宫中作法事，他都精心地写一篇请求神仙降临的文字呈给皇帝，写的简直是妙笔生花，好像是只要神仙一读了他写的文章就会马上下凡似的。嘉靖皇帝也因此越来越喜欢严嵩，把他视为亲信之人，每次作法事更是非要严嵩写请神文章不可。巴结好了皇帝，在朝中立稳了脚跟，严嵩可不想在继续扮演夏言的“知己”了，这时夏言已经不在是他努力巴结讨好的对象了，反而已经成为他登上权力顶峰的绊脚石了。严嵩开始想方设法地计划除掉夏言。

夏言为人恃才傲物，对下属又极为严厉，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就是在面对皇帝的时候，也因为他自觉位高权重而有些怠慢，让皇帝很不高兴。严嵩的做法却与他截然相反，对待皇帝就不用说了，极尽拍马之能事，就是对待同僚下属，他也装的和颜悦色，谦恭有礼，博得满朝称赞之声。没多久他就笼络了一批人死心塌地的跟在自己身边。直到自觉羽翼已经丰满了，他终于决定要下手除掉夏言。借着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和对夏言的不满，严嵩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地编造夏言的不是，拼命诋毁夏言。他还让他手下的人纷纷上书弹劾夏言，嘉靖皇帝果然暴跳如雷，痛骂夏言，马上就让夏言罢官回家了。严嵩到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夏言一走，他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内阁首辅，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官职了。

严嵩为此努力了一辈子，这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才终于实现了心愿。

可是就是这样，严嵩对失势的夏言还是不太放心，总怕他东山再起，事实上他的担心是正确的，夏言后来确实又被启用，只是有严嵩在暗中搞鬼，他在朝中无论如何也呆不安稳，很快又被严嵩用计赶了下去。这回严嵩决定要斩草除根了。他派人在宫中大造谣言，还找了个借口给夏言定了个失职误国的大罪。嘉靖皇帝一怒之下，立刻就把夏言斩首示众。严嵩从此再无后顾之忧了，他只需哄好不理朝政的皇帝，朝中的大事一概由他说了算了。

一时之间，严嵩炙手可热，只可怜夏言这个老夫子至死还不明白正是自己引狼入室，才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宫女谋杀案宫女居然谋杀皇帝，可想而知，皇帝是如何对待她们的。

索甘露一次，嘉靖皇帝带着他的方皇后和他最宠信的道士陶仲文到嵩山去寻找得道高人，刚过了黄河就遇到一阵怪风，随后皇帝的行宫就被大火烧毁了。嘉靖皇帝在随行人员的苦苦劝告之下终于下令回宫。可是回到北京后他又觉得白跑了一趟，很不甘心，就找来陶仲文，问他嵩山上是不是有什么得道的仙人，因为不愿凡间的人前去打扰，才施出怪风怪火来示警呢?陶仲文一向以欺骗皇帝为能事，这时见皇帝主动问起神仙降灾的事情，当然求之不得。他向皇帝打保票说，虽然得道仙人不喜欢见外人，但是由他出面去请，仙人一定会赏光的。

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老道士，据说已经年过八十，但是仍然健步如飞，红光满面。嘉靖见了又惊又喜，长生不老正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啊!他连忙向老道士请教长寿的秘诀。这位老道士就告诉皇帝说，修道讲究清心寡欲，他住在深山之中，不受尘世俗务打扰，每天早晨起来就接受朝阳的光华，口渴了就饮用天庭雨露，因此肠胃清洁，胸无积滞，得以神清气旺。嘉靖皇帝听了不禁大喜，清心寡欲是做不到的，他离了女人和权力简直就不能活，但是这每天饮用天庭雨露他还是做得到的。于是他命人每天率领宫女们在黎明时分去御花园采集甘露，供他饮用。

招致怨恨宫女们每天黎明就得早早起床，到御花园之中，左手持玉杯，右手持玉簪，在事先已经洗净的树叶上采集露珠。这些宫女们分班晨起执行任务，每天大约四十人，早晨天气很冷，宫女们穿着单薄的衣裳，站在晨风之中，听起来似乎意境很美，其实却是一件苦差事。草丛中的露珠沾湿了宫女们的衣服，她们浑身发抖，但又不得不为皇帝采集玉露，一来二去很多人都因此病倒了。嘉靖皇帝每天就用这些宫女们采集来的玉露吃饭进药，好不逍遥。而且他果真觉得饮了这种玉露，就精力旺盛，神清气爽了，因此更加乐此不疲。

天长日久，采集玉露的宫女们不但相继病倒，而且心中都充满了怨恨。嘉靖皇帝本来为人就极为严厉，又因为长期服用有毒性的丹药，变的更加喜怒无常，采集玉露的事情因为极其辛苦，所以也就成了他用来惩罚失宠的嫔妃和犯错宫女的一种手段。宫中的人也因此更加畏惧被派去采集玉露。

有一个姓王的后妃，本来也是嘉靖皇帝的宠妃，后来却失了宠，被嘉靖皇帝当众打得遍体鳞伤，最后还被派去每天采集玉露，不能违抗，如果稍有怨言就要被处死。这位王妃从此忍气吞声，加入了采露宫女们的行列。有两个宫女，一个叫杨金英，一个叫邢翠莲，因为犯了大错被罚每天都要早起去采集甘露，看到别的宫女还可以倒班休息，两人就更加心怀怨恨。王妃与她们同病相怜，三人也就更加地亲近了。

铤而走险这三人团体后来又陆陆续续的加入了一些其他人，十几个人患难与共，成了很好的姐妹，在相互交流之中更加深了对嘉靖皇帝的憎恨，开始蠢蠢欲动地想找机会报复了。

这一年正是嘉靖二十一年，宰相严嵩的手下赵文华进献了一只五色神龟，据说是千年灵物，只有在深山之中才能偶然一见。嘉靖当然很高兴，命人把神龟养在宫中，时不时地带着宠妃前去观看。这个负责看守神龟的任务很巧合地落在了杨金英和邢翠莲两人的身上。

过了没多久，这“千年灵物”的神龟居然死在了池中。杨、邢两人非常害怕，就去找王妃商量。王妃是个胆大心细之人，心中又充满了对皇帝薄情寡义的怨恨之情。她觉得机会已到，就给她们出了一个主意。因为皇帝每天都住在端妃的寝宫里，这端妃正是当初陷害王妃使她失宠的人，王妃自然是对她恨之入骨，所以一心想除掉她。王妃知道皇帝早上有睡懒觉的习惯，又听说每天早晨端妃都离开寝宫亲自去监督宫女们烹制用玉器做成的食品、药物，所以那个时候她的宫中只有两名宫女看守。王妃看准了这个机会，告诉杨金英她们趁这个时候进到端妃的寝宫里去，把守卫的宫女骗出来，把熟睡中的嘉靖皇帝勒死。这样一来可以报仇，二来只要皇帝一死，宫中必定大乱，到时就没有人追查神龟的事了。

杨金英她们一听都吓坏了，谋杀皇帝的事可真是闻所未闻。可是仔细一想，又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了。嘉靖皇帝对下人极为严苛，神龟死了，他们肯定脱不了干系，反正已经是难逃一死了，还不如冒险一试，如果成功的话，说不定还可以趁着宫中大乱的时候逃出宫去。于是她们下定决心，约齐了其他的姐妹，就按照王妃的计划行事。她们先骗出了看守端妃寝宫的两名宫女，再偷偷熘进宫去，用绳子勒住正在熟睡的嘉靖皇帝的脖子。可是她们太害怕了，绳子怎么也勒不紧，反而把嘉靖皇帝弄醒过来，发出了大叫声。守在宫外把风的王妃一听皇帝的叫喊，知道事情要坏，马上偷偷地熘走了。一会儿，事先听到风声的方皇后带着人赶来了，马上命人把正在行凶的杨金英等人抓起来，立即处死，又赶紧找来太医抢救垂死的皇帝。总算嘉靖的命大，半天之后居然慢慢地醒过来了，一直到两个月后才逐渐康复。方皇后当场就查出了这件事是王妃主使的，要把她当场处死。王妃知道逃不过一死，就一口咬定端妃事先也知情。于是，方皇后把端妃也一并处死了。嘉靖皇后的悲惨遭遇明世宗有三位皇后，结局都是一样的，而第三位的不同之处在于因功而死。

“嘉靖”就是“家家净”

明世宗朱厚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嘉靖皇帝，他不但迷信道教，还荒淫好色，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老百姓都戏称他的年号“嘉靖”就是“家家净”。嘉靖当了四十几年皇帝，是明朝皇帝中除万历皇帝以外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他的一生一共有三位皇后，每一位都是容貌出众，才识过人的女子，但是因为他们错嫁帝王，却没有一个能够善终，最终都悲惨地死去了。

首位皇后世宗的第一个皇后陈氏是元城县学教训陈正的女儿，她长的端庄秀丽，楚楚动人，而且娴于史书。嘉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由他的伯母皇——孝宗的张皇后作主选陈氏为皇后，两个青年男女成婚后非常恩爱。皇帝对陈皇后爱屋及乌，还把她的父亲封了高官，始终在朝廷上庇护他，还因此引起了其他朝臣的不满。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几年快乐幸福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就在嘉靖七年陈皇后已经怀有身孕的时候，她因为吃其他妃子的醋而惹怒了嘉靖，自己又伤心又害怕，以至于流产大出血而死。她死后，嘉靖皇帝又开始后悔自己对皇后过于严厉，再回想起以前两人形影不离的日子，心中十分悲痛。他以极为尊崇的最高礼仪安葬了陈皇后，并根据陈皇后一生受人敬仰的品行，赐谥号为“孝洁”。

善良肇祸世宗的第二个皇后是张氏。她本是一个锦衣卫军官的女儿，因为她温柔娴雅，对皇帝百依百顺，从不违逆皇帝的意思：因此得到了世宗的全心喜爱，被封为“顺妃”。陈皇后死后，她就被世宗立为皇后。世宗皇帝对精心制定朝廷礼仪有极大的兴趣，每次都亲自参与制定新的礼仪。张皇后满足了皇帝的这种爱好，总是兴致勃勃的陪同皇帝去参加一切必要的仪式，而且在这些仪式中表现出端庄得体的迷人风范，也因此更加得到皇帝的喜爱。可是她也不慎犯下了一个大错。本来世宗是由藩王身份得以入继大统的。入京之初，她的亲生母亲就和孝宗的张皇后（此时已是张太后），发生了冲突。世宗认为他的伯母张太后侮辱了自己的母亲，所以在当上皇帝以后想尽一切办法对张太后进行报复。

当时宫中朝中的人都明白皇帝的这种心思，因此都不敢说些什么。张皇后心地十分善良，她很同情太后，因此冒然地向皇帝求情，请他善待张太后。世宗一听就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废去了张氏的皇后称号，无情地把她打入冷宫，全不顾多年的夫妻之情。两年以后，张皇后在被幽禁的地方郁郁而终。在她死后，严苛的嘉靖皇帝仍没有原谅她，没有给她举行任何的仪式就草草安葬了她。

有功反而被杀世宗的第三个皇后方氏本来是他的宠妃，张氏被废之后仅仅九天，她就被立为皇后。与前两位皇后不同，方皇后是地地道道的南国佳人，容貌秀丽，温柔得体。但是她又同时具备了一些独特的气质，遇事果敢、镇定机智，是一个才色胆识兼具的奇女子。她的死却是因为她为皇帝立下了大功。

嘉靖二十一年的一天清晨，皇宫中发生了一场宫女企图谋杀皇帝的事件。其原因是嘉靖皇帝因长期服用丹药，暴躁易怒，喜怒无常，宫女不堪忍受而致。方皇后得到消息后，匆忙赶来，及时制止了宫女们的行动。

方皇后命人召来御医救治皇帝，当御医赶来时，嘉靖已经昏迷不醒、奄奄一息了。经御医全力救治，总算保住性命，方皇后这才放心。回过头来，查办涉案人员。命人处死正在行凶的宫女，并查出了事情的主谋王妃，王妃曾因端妃而失宠，因此端妃也被咬下水。方皇后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为了安定人心，处死了王妃、端妃，并株连九族。虽端妃临死前大呼冤枉，但也未免一死。

几个月后，嘉靖才慢慢地痊愈了。他知道方皇后救架有功，对她宠爱有加。可是好景不长，他开始怀念端妃娇艳妩媚的倩影，觉得是方皇后借机杀死自己的宠妃，心中的感激与恩宠开始变成了怨恨，逐渐冷落了方皇后。

几年后的一天，方皇后居住的宫殿突然起了大火，火势很勐，封住了宫门。嘉靖见此情景却不让任何人去救火，只是远远地站着，像欣赏风景一样，怡然自得的观赏着火景。可怜方皇后欲逃无门，和身边的太监宫女全部葬身火海。残忍冷酷的皇帝这才觉得是为自己的宠妃报了仇。

方皇后竟然因为及时救了皇帝的命，反而得到了这样悲惨的下场。从三位皇后的命运可以看出，这个皇帝是睿智还是昏庸了。戚继光斩子戚继光抗倭的事迹广为传颂，其中，最为人们传颂的就是戚继光斩子的故事。

违反部署嘉靖年间，倭寇数十次骚扰台州。戚继光奉命平倭，在台州数次大败倭寇。然而不久，倭寇败而复来，出没如常。为了彻底消灭倭寇，戚继光选择桃诸镇为控制点，造城立辕，招募台州、金华两府壮丁，训练新军。后来倭首海啸大王由汉奸杨通带路，绕过桃诸城，准备掳掠仙居县。戚继光得到密报，当即命自己的儿子戚英带领1000名新军，埋伏于仙居县东边杨府一带小平原，并派部将胡守仁带领新军500名，要让敌人一触即溃，并想方设法将倭寇引进杨府平原后，把队伍隐伏在白水洋镇西界岭头，拦截溃退之敌，将倭寇包围消灭掉。但是，戚英是员虎将，自视甚高，认为只需在白水洋就可以全歼倭寇，于是妄改父亲的战略部署，按兵在白水洋迎战。胡守仁领兵到白水洋时，发现戚英所率新军没有按戚继光的部署行事，就劝戚英速退杨府，白水洋由他隐伏，只等倭寇进入仙居平原后，双方夹击，全歼倭寇。但戚英固执己见，拒不接受劝告。情势非常紧迫，胡守仁只好分出200名新军由牙将李彦青率领，埋伏在林交山渡口的山林中，等待暗击败倭，不使漏网的敌人逃出黄沙地带。

亲父杀子这一日上午，倭寇长驱进入白水洋花街时，西有戚英千名新军，北有胡守仁迎头痛击，死伤累累。倭酋知道中了戚军的计谋，率军后退，企图逃往海上。倭寇败兵在林交山渡口与李彦青200名新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因李彦青的新军连日奔波疲惫，人数又少，全部壮烈牺牲。等到胡守仁的追兵赶到渡口时，数十名残倭已向东逃窜不见踪影了。

这时，戚继光的援军已过小岭，与胡守仁军队相遇。胡守仁向戚继光报告有数十名倭寇漏网后，戚继光怒发冲冠。催兵到塘头朱溪边，安营立辕，设立行刑台，要按军法处斩戚英。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戚英，认为已彻底消灭了倭寇，正在忙着打扫战场，他错将换成首领衣甲的倭兵当成倭酋，准备报功。

等到中军传令，他才知道自己犯了军规，只好自缚到辕门请罪。戚继光升帐，传令带罪将问罪。戚继光历数戚英擅改作战方略，盲目自大，不听忠告，设伏不周，致使残倭漏网，小胜而骄，不辨真假，忙于报功等几条罪状，无论那一条都犯了死罪，喝令推出辕门斩首。

众将求情，免小将军一死。但戚继光严肃地说：“戚英所部虽斩获最多，非一人之功，是千名将士齐心协力作战之功，戚英不能独占。我是领军主将，若姑息他，重罪不办，何以服众?何以号令三军?”一番话说得斩钉截铁，诸将都哑口无言。戚继光当即命令胡守仁为监斩官。胡守仁接令在手，一时手足无措。但他终于将令牌掷出，戚英身首异处。

思儿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戚继光在宁德斩子的故事。当时倭寇在福建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朝廷换了几任大将也拿他们没办法，百姓叫苦连天。后来戚继光率八千义乌兵入闽抗倭，头一仗打的就是海上倭寇巢穴——横屿。

横屿是一个海上孤岛，与宁德的樟湾村隔海相望，涨潮一片汪洋，落潮泥泞一片，不易攻取。经过一番明查暗访，戚继光终于决定在中秋节下半夜出击，拂晓前捣毁横屿倭巢。临行前，戚继光晓谕全军：“潮水涨落，分秒必争，只许勇往直前，不准犹疑回顾。违令者斩!”戚继光的儿子戚狄平任先锋官，首先带领队伍出发。

行至麒麟山下的宫门嘴山口时，戚狄平想知道父亲所在的中军是否跟上来，就回头朝樟湾方向望了望。跟在后面的将士以为先锋有令传达，不觉脚下一顿。戚继光发觉有人停马回头，立即询问是什么原因停步不前。中军回报说：是戚先锋回顾所致。戚继光大怒，命人将戚狄平绑至马前，斥责道：“你身为先锋，带头违令，如何叫三军将士服从军令。”于是下令按军法就地问斩。身边部将纷纷说情，都无济于事。结果，戚狄平还是在大路边被斩首示众。戚家军扫平了横屿倭巢之后，就南下福清继续追剿倭寇。一次战斗间隙，戚继光登上闽侯吼虎山，想起爱子被斩于宁德樟湾村头，不禁伤心下泪。后人就在他曾立足思念爱子的地方建起一座六角凉亭，取名“思儿亭”。而宁德樟湾百姓则在当年戚狄平被斩的地方立“恩泽坛”石碑，以永远纪念戚继光斩子的大义之举和戚氏父子剿倭保民的恩泽。

另一些说法相传，戚继光在河北迂西县主持长城防务时，也斩过一个儿子。那年冬天，戚继光得到探报，塞外朵颜部的骑兵要进犯铁门关。戚继光很快布下天罗地网，传令诸将分头行动。

戚继光的爱子戚卫国也在军营里，见将士们都领命出战，也吵着要去杀敌。戚卫国当时13岁，聪明伶俐，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就是从没上过战场。戚继光见他执意要去，也想让他去锻炼锻炼，就答应了，让他随王将军到东山口埋伏。正像戚继光预料的那样，朵颜骑兵在铁门关吃了败仗，一窝蜂向东山口逃窜。只听一声炮响，王将军和戚卫国领兵挡住去路。骑兵头领一看不好，也发狠了，咬着牙，舞着刀，向戚卫国杀来。戚卫国毕竟年幼，又是头一次上阵，看见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有些害怕，一愣神的功夫，这个骑兵头领就突出重围跑了。

戚继光听说戚卫国放跑了敌兵头领，立刻下令把他推出去斩首。众将苦苦求情，但戚继光一向治军严谨，赏罚分明，刀斧手只得从命。戚卫国死后，就葬在了铁门关。当地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个故事。

实际上，戚继光斩子，确实是有这么回事。但戚继光所斩的是“义子”，名叫戚英，斩杀的地点在浙江台州仙居县的水洋镇花街的塘头朱溪边。因为戚继光出生于公元1528年，而公元1561年在名州打完最后一仗，戚继光才34虚岁，不可能有已成为青年将领的儿子。另据戚继光自己写的文集中的记载，他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在仙游取得解围战役胜利后，曾去九鲤湖向九鲤仙祈祷，盼望能生子“续嗣”，可见他当时还没有儿子。事有凑巧，4年后，即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戚继光生了个儿子，名叫戚国祚，是他的长子。因此，戚继光所斩的不是他的亲生子，而是他在义乌练兵时结义的儿子。严嵩的晚年为何凄惨严嵩把夏言除掉以后确实登上了万人之上的高位，但是他应该想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

老而弥坚严嵩已经年过六十了，可是他精力过人，毫不逊色于少壮之人。整天待在衙门里，皇帝随传随到，成天不回家。嘉靖皇帝觉得他非常能干，还赞扬他“忠勤敏达”，还升了他的官。但是真正使皇帝喜欢他的原因还是严嵩的善于逢迎。

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一心想得道成仙，许多朝臣都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严嵩的态度却正好相反。他知道这正是巴结皇帝的好机会，因此更加顺着皇帝的心思用心钻营。他知道皇帝想成仙，最喜欢祥瑞之兆，他就写奏折给皇帝上了一个“庆云”的尊号，意思是五色云，是道家最相信的吉祥象征，还另作了一篇《庆云赋》，也是为皇帝歌功颂德的文章。嘉靖皇帝见了非常高兴，觉得严嵩十分贴心。

嘉靖皇帝设计了一种名叫“香叶冠”的奇形怪状的帽子，要送给大臣们在举行庆典的时候戴。大臣们都十分不情愿，认为戴这种奇怪的帽子有损于朝廷大臣的威严，劝皇帝不要佩带这种帽子。皇帝本来对亲自设计的帽子极为自豪，听了大臣们的言辞十分不高兴。只有严嵩一个人得到这顶帽于的时候显得兴高采烈，马上就取下顶冠戴上帽子。嘉靖皇帝一看马上转怒为喜。

除了这些奉承皇帝的本事以外，最使皇帝喜欢严嵩的是他有一手好文笔。每当皇帝在宫中举办道场的时候，严嵩总会写上一篇这赋那赋的，均是称赞皇帝、为皇帝祈福之类的内容。皇帝觉得他文章写的十分好，于是每次做法事，总是让严嵩来写这种“青词”。严嵩也因此越来越受到皇帝的宠信，官位一步步高升，最后做到了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职位，他也是内阁的首辅大学士。皇帝把一切重要的政务都交给他处理。他借着手中的大权大肆贪污受贿，凡是他提拔上来的人被派到外地作官的，无不“尽心尽力”地在地方上大肆搜刮，再把搜刮来的钱财送给严嵩。他的儿子严世蕃借着父亲的力量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受过他迫害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他还公开地卖官鬻爵，什么职位卖多少钱，谁出的起这个价码，谁就当这个官。于是，政府各个部门之中到处都充满了他们父子的亲信和门人。

逃不过自然法则刚开始时有人弹劾严嵩父子贪赃枉法的罪行时，嘉靖皇帝总是想法子替他开脱，但是后来说的人多了，也不禁对严嵩产生了怀疑。这时严嵩已经年近八十，体力大不如以前了，眼睛也花得厉害，走路时腿脚也不利索了。嘉靖每天都看到这样一个耄耋老人蹒跚缓慢的行动，也觉得很厌烦了。尤其是严嵩因为年纪渐大，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精明能干，每次皇帝有什么事情找他前来问话，或是临时要他起草一份什么文件，严嵩眼睛看不见，只好马上派人拿回家里去让严世蕃帮他做，可是严世蕃本来就是一个酒色之徒，常常在家里喝的酩酊大醉，所以皇帝交代要办的事总是要拖很久。有时严嵩实在等不及儿子来处理事情，就只好自己动笔草拟诏旨，可是又往往不合皇帝的心意。嘉靖皇帝也因此越来越厌烦，觉得严嵩实在太老了，早就应该退休回家去了，对严嵩还是一如既往的紧紧抓住手中的权力不肯放手，也觉得很不满意。

严嵩也知道皇帝对他不像以前那样信任了，上朝的时候，皇帝很少向他问话，偶尔问一句，也是一些关于祭祀等不太重要的事。严嵩心里也很害怕，可是也没有办法可想。相反的，取代他获得了皇帝的信任的人是大学士徐阶。徐阶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知道皇帝的心意渐澌偏向自己了，就开始想办法驱逐严嵩父子。正巧嘉靖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失火，严嵩煳里煳涂地提出请皇帝先到南宫暂时居住。南宫本来是以前明英宗失去皇位被幽禁的地方，嘉靖皇帝觉得不吉利，所以很不高兴。而这时徐阶则请皇帝暂居在别的地方，并很快就建好了新的万寿宫，皇帝非常满意，此后与徐阶更加亲近了。

奸臣末路没有多久，有人上书指控严嵩父子的违法行为，嘉靖不再像以前一样庇护严嵩了。他下旨安慰严嵩，但是指出严嵩实在年纪太大了，让严嵩退休回乡养老，念在他为自己服务了这么多年，还给了他一笔可观的退休金。不过，皇帝说严嵩过于宠爱自己的儿子，致使严世蕃放任自流，做了许多坏事，虽然不再追究严嵩的责任，还是把严世蕃投入大牢，审判以后发配边疆了。这时无论严嵩怎样为自己的儿子求情，皇帝也不再理睬了。这时的严嵩对皇帝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总算他还念在严嵩的多年苦劳，也没有治他的罪，让他回乡养老已经很不错了。不想严世蕃获罪之后仍然不思悔改，居然不去发配之地，反而跑回了老家与当地的强盗相互勾结。嘉靖知道了大发雷霆，命人把严世蕃抓回来处死，还把已经退职的严嵩罢为平民，剥夺了他原有的俸禄。严嵩这时已经86岁了，又老又病，儿子也死了，住在坟地的一间破草房里，就靠着给别人看守坟地混一口饭吃。过了两年，他终于在孤苦伶仃、饥寒交迫的困境中悲惨地死去了。

严嵩执掌朝政长达二十余年，不知做了多少坏事，最终落得这样一个凄凉的下场。不过作为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奸臣来说，他能够最后寿终而死，也不能不说他的运气实在不错了。清官海瑞的另一面海瑞固然是以清正廉洁而闻名于世，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以古怪孤僻而著名。

双面的青天当海瑞死去时，百姓为他痛哭流涕，不过也有人兴高采烈，许吐司人都纷纷庆幸这个“偏执”、“疯癫”、“爱管闲事”的南海狂人终于死去。然而，就是在骂他的人中，也有人暗暗佩服他，例如当时的大地主何良俊，与海瑞势不两立，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海瑞是“铮铮一汉子”。海瑞作为清官，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但是看看有关史料的记载，却又能发现一些海瑞不为人知的事情。比如，他性喜易妻纳妾，引起了当时不少士人的批评与不满。据说海瑞罢官在家的十几年中，曾经九次娶妻，并且毫无理由地更换正妻。所以有人批评他说“此老大概好异，做事多不近人情”。

在海瑞的一生中，确实有多次频繁娶妻纳妾的记录，先后被他收为妻妾的就有王氏、潘氏、许氏、丘氏、韩氏等人。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还娶了两个年轻貌美的小妾，以至于引起妻妾不和，造成了二人同日自缢的家庭悲剧。他休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往往只是因为一语不和，或是一事之失，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妻子赶出家门。像他的妻子潘氏、许氏二人，被休回家，却竟然不知自己为何原因被休。

饿死女儿又有记载说他为人残忍冷酷，活活饿死自己的幼女。这件事是说，海瑞有一个五岁大的女儿，有一天她肚子饿了，正拿着童仆给的东西吃，不巧正好被海瑞撞见了，海瑞就厉声责问她食物从何而来，女儿回答说是童仆给的，海瑞就发怒了，责怪女儿不应该接受别人给的东西，辱没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并且命令女儿，只有把自己饿死，才能证明她不愧是海瑞的女儿。

小女孩儿真的拒绝了家人送来的食物，一连饿了七天，活活把自己饿死了，而这时候的海瑞仍是无动于衷。试问一个五岁大的孩子，肚子饿了找东西吃，接受了童仆送来的吃食，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自己的孩子被饿七天丧命，作父亲的海瑞竟然无动于衷，这实在是有些太过于不近人情了。难怪明代有的人说，海瑞尽管娶了这么多妻子，却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又被他饿死了，也许这正是天道的报应吧!他的一生，基本上没有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临死时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孤孤单单地离开了人世，这不能不说是因为他异于常人的个性原因造成的吧?

人非完人再如，海瑞要求别人行事不要铺张，而自己出行却又讲究排场，又极为喜欢以圣人自居，很容易就让人产生反感。还有，海瑞在处理案件时刚愎自用，只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断案，而往往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虽然大多数时候他偏向普通老百姓是正确的，但是也不乏被刁民欺骗利用之事。

不可否认，海瑞在执法时是铁面无私的，可是行事却又太过迂腐刻板。户部司农何以尚是海瑞的好朋友，曾经因为替海瑞说话而受过重刑，两人因此结成莫逆之交。可是海瑞复出就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时，何以尚以下属的身份去见海瑞，他却摆起了上官的架子，自己高坐在主位上，而让何以尚坐在角落里。何以尚非常生气，他说，若是单以官位来讲，这也没什么。但是，两人是好友，难道海瑞就不能以客人之礼待他吗?海瑞对他的抗议仍然不发一言，还是一副冷硬的面孔，不加理睬，最后两人不欢而散。这件事传到京城中，大家也都对海瑞十分不满，认为他寡情少义，恩将仇报。这虽是一件小事，却也不难看出海瑞的行事为人尚有待议之处。

这些材料是否属实，许多人都曾经提出过怀疑。海瑞刚正不阿，敢说敢干，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他不大讲究工作方法，有时操之过急，有时又不切实际，当时得罪了不少人，受到许多攻击和诋毁，连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也因为担心他说话太直易坏事，而把他闲置起来，坐了十几年的冷板凳。其实，这些事情若是真实的，到也并非全无道理。那只是因为海瑞过于刚直、宁折不弯的性格造成的，他待己以苛，同样也待人以苛，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和他能一样成为道德的典范，成为伦理的圣人，而不管别人的想法如何，是否能够作得到。他并不认为这样做有过火之嫌，他坚信着“矫枉必须过直”，否则就不能矫正不良风气。这样一来，他的一切行为都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李时珍修《本草》

李时珍是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他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自编成后就在全国广泛流传。

世家出身李时珍出身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李时珍从小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自然而然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再加上他自已从小也是体弱多病，饱受病痛的折磨，因此很同情那些生了病的人，他下定决心，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好医生，治病行医，为天下的病人减轻痛苦。可是他的这种伟大志向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家庭的支持。因为当时医生的地位十分低下，他的父亲一心想让李时珍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光耀门楣。所以李时珍就听从父亲的安排，努力攻读儒家经典，刚刚14岁时就已经中了秀才，这让他的父亲十分高兴。可是接下来他连续三次去考举人都不顺利，每一次都名落孙山。父亲见儿子多次应试都不中，也知道儿子真正的志向是学医，只好不再勉强他，同意他学习医术了。

李时珍在学医的过程中特别认真钻研，也非常善于思考。他通过自己从小吃药和为病人看病抓药的经验中发现，以前所熟读的那些医学书籍中记载的内容并不都是正确的，有些条目杂乱无章，有的又前后矛盾，甚至有些有明显的错误存在!如果按书上的记载照方抓药，不但不能减轻病痛，反而还会使病情恶化。他知道，医术虽然很重要，但是药学也同样重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良医也是相同的道理，如果单有良医，而没有对症的良药，那对病人仍旧毫无帮助。所以，他又产生了仔细研究药学的兴趣，立志要编出一本新的《本草》，其中要包括天下所有的药物和所有的药方，纠正和弥补历代医书中存在的错漏之处。

苦心修书有了这个目标，他就开始向这个目标努力。编一部《本草》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编写这样一本内容繁杂，包罗万象的书，以个人之力而言非常困难。宋朝编的《类证本草》记录九百多种药材，内容比前代增加了许多，而它的编成是以政府的强力支持相关的，政府派了几十个人，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在前代药书的基础之上编成这部。可想而知，李时珍想靠一人之力编著新的《本草》，又要超越前人的成果，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李时珍很清楚的知道，要想写好一本药书，首先就要精通医术，只有在长年行医积累经验的过程中，才能对药材的使用有一个全面正确的了解。所以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当地的名医。后来，因为他治好了楚王小儿子的顽疾，被楚王推荐到北京的太医院去任职。太医院是当时全国等级最高的官方医疗机构，李时珍在这里虽然无所事事，但却有机会博览太医院中丰富的医学书籍，这为他日后写《本草》有很大的帮助。

后来，李时珍辞去了太医院的职务，开始了在全国各地边行医边考察的云游生活。他每到一处，都要遍访当地的乡村故老，寻问一些奇物的偏方秘药，也亲自到深山野林、崇山峻岭中去寻找罕见的药草，研究各种草木的药性。经过细心的探访，他往往能够发现一些古医书上未见记载的药草，也在行医的临床经验中，开始总结出某些药草的特性。他是这样痴迷于寻找药草，以致于有一次带着徒弟到武当山采摘草药时，还被山上的道士当作盗采药材的药贩子抓了起来。

在持续不断的探访行医中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二十多年。李时珍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踏遍大江南北，足迹遍布每一座名山大川，直到晚年，他才回到家中，开始用积累的材料写作这本新的《本草》。他动员了全家之力，每个人都参与了抄写、绘图、校订等各种工作。到李时珍61岁的时候，这部穷尽李时珍的心血，历经27年时间积累编写的巨著终于完成了。此后不久，李时珍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把这部巨著献给了朝廷，马上受到了当时著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重视，在全国大力推广。这部巨著一共190多万宇，分为16部，62类，52卷，收载了1892种药物，并记下了11096个药方。书的开头还将常见病分为177类，详细记述了每一类病的治疗方法，开出足够的药物和附方，还详细写出了各种药物的产地、形态、颜色、气味等等。为了便于识别，还绘制了上千幅草药的插图。

《本草纲目》出版以后，流传到世界各地，已经被翻译成日、德、英、法、俄、拉丁等多种文字，在我国乃至世界医药学发展的历史上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李时珍穷尽了他毕生的心血，为我国古代药物学、植物学的研究留下了一笔无比珍贵的巨大财富。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是明朝中晚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推行了著名的“一条鞭法”。

步入辉煌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少年时代就聪明过人。他的仕途也很顺利，刚刚二十多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当时正值嘉靖皇帝在位，这位皇帝整日只顾着自己拜神炼丹，对于国家的政事毫不理会，搞的国家大乱，民不聊生。

张居正目睹这种时局，多次上书嘉靖皇帝要求改革政治，振兴国家，但是一概都被皇帝置之脑后，不理不睬。一气之下，张居正就请假回乡养病了，等到嘉靖皇帝的儿子穆宗朱载里即位当了皇帝，他是一个守成之料，做了一些得人心的好事。他知道张居正是个治世之才，就把他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任东阁大学士，张居正从此进入了国家中枢机构的内阁。

穆宗在位只短短六年就去世了，即位的是他年仅10岁的儿子朱翊钧，这就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神宗万历皇帝。神宗即位的时候，张居正也是同时受穆宗遗命辅佐新皇帝的顾命大臣之一，只是当时地位最高的是任首辅大学士的高拱，张居正觉得，可以让他一展雄才的机会现在终于来了。他和在宫中掌握实权并且和高拱有些私怨的大太监冯保联合，用计挤走了高拱，张居正如愿以偿地成为了首辅大学士，终于站到了权力的顶峰。

张居正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知道要想长期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目前这种主少国疑的情况下，必须得到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太后的支持，而要想在将来也能保持崇高的地位，还要博得未来的掌权者——皇帝的尊敬与信赖，所以他主动的提出当小皇帝的老师，教导小皇帝学习。太后知道这位大学士学问渊博，很高兴地答应了张居正的请求，还嘱咐小皇帝说：“一定要听张先生的话。”太后是一个严格的母亲，对小皇帝管教很严厉，小皇帝果然对这位张先生又敬又怕。张居正也确实一直在用心的教导他，希望教出一位未来的明君。在朝中，因为有小皇帝和太后的尊敬信任，又有掌握大权的太监冯保的全力支持，张居正的地位稳如泰山，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一条鞭法当时明王朝的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一天不如一天。全国大半的土地都被地主劣绅吞并了，他们仗着自己在社会上特殊的身份地位，想尽办法逃避国家的税收和徭役，这些赋税就要相应的转嫁到那些土地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土地的农民身上去。因此闹的国家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张居正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在增加国家税收的同时减轻农民的负担，就推行了一种新的改革赋役制度的措施，这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

本来我国古代国家的赋役制度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是赋，包括土地税、人头税等等，大多数都是用实物缴纳，有时也交银钱。还有一部分就是劳役，国家的法律规定，百姓有义务无偿为国家服劳役，可是很多时候这种劳役又没有规定出确定的服劳役时间和内容。在这种赋役制度下，很多时候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都不能得到保证，还要交纳些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有时还要放下赖以为生的田地去为官府无偿服务。一些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也用各种办法巧立名目，往老百姓头上转嫁负担。

张居正的这种改革方法就是为了解决这种情况而创造出来的。他下令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规定出豪富之家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多出的部分就要分给同族的无地农民耕种。再把各种税收和劳役全都折合成银子，百姓只要按时上缴这份相对比较固定的税银，就不用另外交纳别的税项，也不用在为官府服役，改由官府用收上来的银子去雇人干活顶替原来需要农民服的劳役。

这个办法使税额相对固定下来，地方官员不太容易在税收上做手脚，百姓只要缴纳一次税，就能得到比较长时间的安定生活，地方上地主大量霸占土地的情况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种做法损害了地主们的利益，遭到了全国贵族地主的强烈抵制和反对。但是由于张居正有太后和皇帝的大力支持，丈量土地重新制定税额的措施还是被强行贯彻了下去。结果通过重新丈量，全国的需要缴纳赋税的土地比以前多出了三百多万顷，比以前的数字多了一倍，相应的国家的税收也增加了一倍。当时全国的府库都因此装满了充足的储备粮食，足以支撑国家数年之用。据说当时放在国家金库里的一贯贯铜钱都因为长久不用而生锈了。

大显身手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他还命人在全国各地修筑水利工程，尤其是当时黄河泛滥严重，他下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减轻了沿河百姓颠沛流离的痛苦，也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大运河能够得以正常完成运输任务。明朝最有名的治河水利专家潘季训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治河成功的原因中少不了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

当时沿海倭寇的骚扰刚刚稍有平息，北方蒙古势力又频频进犯。张居正就把当时的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训练士兵，修建堡垒，极大的加强了边境的守卫力量。戚继光的成功也是因为有张居正在他背后鼎力支持，他把与戚继光有矛盾的当地将领都调离驻地，好让戚继光能够大展手脚。等张居正死后，戚继光这一位代名将也因为在朝中缺少了强有力的支持而很快就被罢官回乡了。

总之，明王朝在张居正主政的这一段时间里，无论是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还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军事力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明王朝似乎有了上升的趋势。但是一个国家的衰亡并不是只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够起死回生的。尽管张居正为了挽救时局作出了巨大的尝试和努力，但是他一死，他的改革措施也随之被废止，不仅他的一生心血都付之东流，明王朝也很快地走上了最终灭亡之路。首辅死后被抄家明朝复兴的主导者张居正，在他生前死后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命运转变。

得罪小皇帝万历十年，张居正因为多年勤政，积劳成疾而病逝。他死后，万历皇帝朱翊钧下诏罢朝数日致哀，赠其“上柱国”荣衔，赐谥“文忠公”，赐银千两，并命专人护定归葬江陵，简直是恩崇备至。然而，不久之后，朱翊钧却翻脸不认人，对张居正家大肆查抄，希图挖出巨金，并引出了一串冤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万历皇帝登基时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张居正是进士出身，学问很好，就被太后委任为小皇帝的老师。他对待自己的皇帝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日常起居，一举一动都要受到老师的监视督导。张居正时时刻刻都用圣贤的要求去规范自己学生的行为，一言一行都要有帝王的风范。在这种严格的教导之下，万历皇帝对这位老师从心里既尊敬又畏惧，朝政大事全部交给张居正，自己则专心于读书学习。这样一般师生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本来可以传为美谈，但是事情总不能尽如人意。张居正实在对皇帝太严厉了。

万历皇帝从小学习书法，而且字写得极好。常常写一些字幅送给身边的亲信大臣，张居正也是经常得到皇帝赐字的人。小皇帝把书法当做爱好，非常引以为自豪，但是没过两年，张居正就以书法只是末技为理由，劝皇帝不要过于沉醉其中，还强硬地撤去了皇帝每天必上的书法课。从这样的一件小事中．张居正的强硬、说一不二的作风已经伤了小皇帝的心。后来又有一次，小皇帝和身边的两个太监一起深夜醉酒，在宫中胡闹，结果第二日受到皇太后的严厉斥责，还由张居正做主，把皇帝身边陪他玩耍的太监全部调走了，他还逼着皇帝向全国百姓发布了一篇“罪己诏”，措辞十分严厉，让小皇帝觉得实在受不了。就在这样的一次次打击中，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感情慢慢从敬畏转变为怨恨。

消灭阴影万历十年，一直左右着朝政的张居正死了，已经二十岁的万历皇帝信心十足，开始亲政了。但是不久万历皇帝就发现，张居正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的阴影却仍影响着朝廷。万历皇帝仍旧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朝政，朝中到处是张居正一手栽培的官员。而且他逐渐发现，以前一直被他视为圣贤，也要求皇帝成为圣贤的张居正并不像他外表看起来那样神圣。张居正仪表非凡，为人极好修饰，一切享受都要最好的，而且张居正自己也喜好女色，也钟情于他口上一直批判着的房中秘术，张居正也有受贿的经历。这一切都让他头上神圣的光圈脱落了。皇帝开始觉得张居正对人对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标准，他要求别人节俭，自己却极尽奢侈，他要求别人不近女色，自己却贪图美色，凡此等等。而且，现在皇帝想亲政，他就必须要扫除张居正在朝中的影子，消灭他遗留下的影响力。

于是，他首先向张居正的坚定支持者、帮助他与后宫沟通的总管太监冯保开了刀。当初，李太后对朱翊钧读书修行约束极严，处处监管，动辄罚跪、责打。其时，冯保作为太后的耳目，常常向太后打小报告汇报朱翊钧的毛病，太后则是每告必罚。为此，朱翊钧非常害怕冯保，有时还得讨好冯保，但他内心深处却埋下了对冯保仇恨的种子。如今他大权在握，立即抓住冯保的一些劣迹，将其贬到南京．并听信太监张诚的密告，从冯保家中搜出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

抄家风波尝到了整人、查抄甜头的朱翊钧又把矛头指向了死后的张居正。他想来个“一箭双雕”，一方面能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总揽朝纲；另一方面，还想从张居正家中在敛聚一大笔钱财。万历十一年三月，朱翊钧借有人攻击张居正为官时专横跋扈，以权谋私之际，下令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荣衔，又下令追夺他“文忠公”的谥号，并罢免了一批当年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朝臣。张居正的儿子也被贬为庶人。之后，他派人南下抄张居正家，害得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结果，仅查出黄金万两，白银十几万两。被派去办理这件事的太监觉得这个结果不好向皇上交待，遂把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抓来严加拷问。酷刑之下，张敬修乱咬一通，说还有三十万两银子藏在曾省吾等三人家里，结果这三家也成了这次抄家的牺牲品，都被查抄。张居正的一个儿子被逼自尽，另一个儿子两次自杀未遂，惨状令朝野惊悸。

万历十二年八月，朱翊钧下诏书宣布张居正的所谓罪状，并把其弟、子、孙统统发配边地。至此，一场抄家闹剧才算收场。朱翊钧终于拂出了张居正在他心理上投下的阴影。只是张居正改革的一番心血也随着付之东流了。贪财皇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形形色色，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爱钱的皇帝。

天生爱钱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单纯的喜欢收集金银财宝，就像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守财奴一样，恨不得把全天下的财富都抓到自己手中。当然他花钱的时候也很多，例如他给皇子们举办婚礼，一次就从国库中支取白银九百三十四万两，外加袍服费二百七十多万两。有一次，他花了二千四百万两白银用来购买珠宝，花费真是相当惊人。但是他花费的这些还是不如他聚敛的钱财多。收集金银和奇珠异宝似乎成了万历皇帝的特殊爱好。

万历皇帝贵为天子，在那个时代，整个天下都是他的，天下的财富还不是任他随取随用。但是万历皇帝却似乎并不这么想，他一定要用实实在在的钱充满自己的私人钱库才觉得心安。为了达到敛财的目的，他无所不用至极，想出了许多荒唐的点子。例如他常常挖空心思，找出各种借口命令政府部门向他进贡钱财。他的妃子生了一个女儿，户部和光祠寺就必须向他献上白银十万两以示庆祝。公主出嫁，则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作为嫁妆，若是皇子娶妻就要献的更多。

他还大力提倡官吏们向他“进奉”，用这种秤称斗量的方式来表示忠心。谁进奉的钱多，就加以重用。于是官员、太监纷纷用这种进奉的方法讨好皇帝。官员们若触犯了他的龙颜，他最喜欢用的惩罚方式就是“罚俸”，即剥夺官员们的工资，因为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当然这只是对罪行不重的官员们施行。若是罪刑严重的，当然就要使出他的另一个绝招——抄家。本来抄家的作法历代都有，但不同的是，历代封建王朝抄家后所得的财产都要“充公”，即登记造册，成为国家的公共财产。但是万历皇帝的抄家却是把全部所得归自己所有。

这样作法最早用于对付曾经竭尽全力辅助他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内监总管冯保。这两个人都是陪伴他度过他的前十年皇帝日子的人。在张居正死后，有人弹劾张居正，万历皇帝就趁机下令抄了张居正和冯保的家，从中得到了不少甜头。从此这抄家的势头就变得一发不可收十了。他曾经私下里得意的对身边太监说，用这个办法捞钱简直比从国库中支取还容易，他当然乐此不疲。

“节源开流”

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好商量，官员们犯了罪，如果主动的向他献上金钱，他也就“宽宏大量”地放人一马，但若是谁执迷不悟，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有个叫张鲸的太监，犯了欺君的大罪，按律当斩，但是由于他很机灵，及时向万历献上了一大批金银财宝，居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还升了官。当时有的朝臣针对这件事直接向皇帝上书，说他以天子之尊而接受了内臣的贿赂，实在不成体统。皇帝非常生气，马上就治了这个官员的罪。

万历皇帝的“节源开流”后来发展到了极致。到万历末期，全国的府县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官职位空缺，有人老了，死了或是罢了官，那个职位就从此空缺着，不再派新的官员去上任。朝中的六部是国家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但是到后来也只有三个部有尚书主事，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有一段时间只有一个人在任上。皇帝拒绝向这些空缺的职位派遣新的官员，这样就可以节省下一大笔支出了。不过这种办法却使国家机构几乎陷于瘫痪，全国的官吏减少了一半以上。这是，节流”的办法。至于“开源”，万历皇帝想出的办法是派大批太监充当“矿监”和“税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采榷之祸”。

“采榷之祸”

这些矿监凶横无比，他们名义上是开矿增加税收，但实际上根本不去勘探、开采，而是随心所欲地指地为矿。被指中的人家灾祸临头，只有献上金银珠宝方能摆平，否则就被强拆住屋，掘地翻圃，甚至抢掠家产，侮辱妇女，胡乱杀人。有的则借口找矿，挖坟掘墓，搜取陪葬品。这简直是明火执仗，比强盗还甚。当时有个叫陈奉的矿监，是万历矿监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他出使荆州和兴国州，常借口巡初到处殴打官吏，抢劫行人，引起民愤。一次他在巡查途中被数千群众围打，逃回荆州后，上书皇上，诬陷当地官府煽动叛乱，万历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派人查办。

到了后来，矿监遍布山西、山东、陕西、四川、云南、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全国百姓深受其害。

万历三十年，万历皇帝一病不起，以为自己将死，想死后留个好名声，于是下了遗诏，停了矿税。不料，几个小时后他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派人去内阁收回遗诏。前前后后去了二十多拨人传达皇上口谕，说矿税万万不能停。结果，“采榷之祸”始终没能废除。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临死之前下的遗诏中，又提到了停矿税的事，然而，一切都为时太晚了。明王朝已经衰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死后，明王朝又维持了二十几年的统治，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明王朝的衰亡实际上就是从万历时期开始的。利玛窦的传教明末，西方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他的到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十七章

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两千年来，中国的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一共有两次，一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扎根，并最终被改造成在中国传播最广泛的宗教之一。第二次就是在明清之交，中国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大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天学”，对于世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利玛窦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

利玛窦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旺族家庭，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成为天主的忠实仆人。十六岁的时候，他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同时仍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里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他的兴趣广泛，又学习了诸如天文、数学、地理等多种知识。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正处在迅速上升阶段，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处都是一派崭新的景象。欧洲的各基督教团体也急欲使亚洲等地区成为新兴的“福音”之地，因此都积极的组织远东传教团到远东传教，利玛窦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自愿加入传教团体，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受命前往印度传教：在葡萄矛候船期间，他进入耶稣会士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中心高因利盘大学短暂学习。至此，他已拥有了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知识。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三月，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同年九月中旬到达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住了四年后，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的视察员又改派他到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地。当时中国还是从未有过西方文人涉足过的处女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年底，利玛窦从果阿出发，经历了长时间的航行终于到达了当时被葡萄牙占据的中国澳门地区。

初获成功在利玛窦之前，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已经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因为中国的极度自闭，仍然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

第一个到达广东沿海试图进入中国境内的西方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尽管他做了种种努力，但终其一生，足迹也仅到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没能跨上大陆本土。直到利玛窦来到后，才开始稍稍打开僵局。他们有时可以获准随着在澳门居住的商人的船只到岸上小住，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利玛窦和另一个神父罗明坚获得批准一起来到广东肇庆，着手创建在中国大陆的首个根据地。尽管得到了当地官员的支持，但当地士绅百姓的抵触情绪仍然非常大，常常有人会突然闯进他们居住的院落，随意砸烂东西。虽然地方官也出面制止，抓了一些为首的人，但是成效还是不大。

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神父们采取了缓和矛盾的办法，尽可能的研习中国文化，将基督教的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选取有关“帝”的条目，将之等同于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天主，这样可以使中国人更加容易接受。为了吸引中国人的目光，利玛窦还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这些在西方原本十分普通的物品，在那时的中国却成了极为贵重的东西，中国的士大夫们对这些物品都表现的爱不释手，于是有时为了传教的需要，利玛窦就把这些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中国官员，每一个接受礼物的人都很感激，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适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都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渐渐的，利玛窦的住宅变得门庭若市，许多知名的士大夫和政府官员都慕名找上门来。他还利用在国内的所学知识，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者。他也学会了与中国士绅相处的技巧，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西方的钟表、地图等先进科技产品作为“敲门砖”，敲开了贵族、官员的大门。他们在肇庆创建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座教堂，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南昌传教成功但是，阻挠西方传教士的势力非常强大，中西方两种文化对抗激烈，以至于利马窦等人无法继续在肇庆立足，当地官员因害怕惹祸上身放弃了对传教士的支持。利玛窦不得不放弃这个基地，另外挑选了一个繁荣的小城市韶州，在粤北创建了又一个传教中心。利玛窦的办法是彻底的中国化，他穿儒服，兴建中国式的教堂，但是韶州的反传教士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利马窦又想到南京谋求发展。但一个外国人除非进贡，根本无法在北京和南京这两个都城立足，果然，兵部侍郎徐大任立即命令利玛窦离开南京。利玛窦沿江返回南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南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创建了友好的关系，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的概念。

他深入中国人的文化之中，旁观儒生的祭孔活动，与达官贵人关系良好，惟一的改变是他开始在受邀参加官员、文人的集会上公开宣扬基督教义和西方的风俗习惯，分发彩绘圣像，每当这时常常会引起激烈的辩论。一部分较易接受新生事物的中国文人也开始对新的宗教哲学感兴趣，基督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第二次向北京进发，在经历了太监马堂的恶意阻挠之后，他们终于通过支持他们的官员的努力，获得了万历皇帝的允许，直接到皇宫晋见皇帝本人。

北京传教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兴趣十足，他特别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并详细询问西方的风俗人情。为了使自鸣钟能够正常无误的运行，皇帝破例允许神父们在北京长期居住，一旦自鸣钟发生故障时就可以迅速进宫修理。明政府还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利玛窦从此开始了他在北京的传教活动，他们的足迹上至达官贵人的府邸，下至穷乡僻壤，大量发行教义的宣传物。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时，耶稣会在北京的教徒已有四百多人，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人物也受洗礼入教。

三年后，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专门命人在北京拨出一块墓地安葬利玛窦，他至今依旧长眠于北京阜成门外。利玛窦之死并没有停止传教士们传教的步伐，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水利各种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利玛窦本人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译《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书，带给中国人新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文化也借由传教士之笔传到欧洲，影响所及使得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文化大师认为中国是理想的乐园。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断，为世界文化史添上了灿烂的一页，直到清初乾隆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李贽自刎“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书呆子”

李贽，原名李载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县人，生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他祖上几代都从事海外贸易，父亲和祖父都是回教徒，李贽自己也信奉回教，因此，近代学者都说李贽是回族。

李贽二十六岁那年考中了福建乡试的举人，三十岁开始做官，先后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从河南共城（今河南省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国子监教师）、礼部司务（办事人员）到南京刑部员外郎（一般官员），都是公务不多、薪俸微薄的职务。

他五十一岁的时候，从南京刑部员外郎调任云南姚安知府。知府是个能捞钱的官，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李贽并不想发财，他只想在知府任内积攒些钱，日后好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可是，李贽做了三年知府，归来时仍是两袖清风，行囊里仅有几卷图书。这样，他一直没有摆脱生活的困扰，两个女儿因饥荒死去；祖父、祖母死了五十多年，因为买不起一块地，一直没有安葬，岳母双目失明，思念女儿，他却没钱让妻子回家探望母亲。穷困的生活磨炼了李贽，他不怕穷，不怕苦，一心追求真理。

被斥“妖人”

那时候，学术思想界流行的是理学，又叫道学。这种学派出现在宋代，道学家们提倡封建道德，认为这是人们天生就有的，是“天理良心”，把这称为“道”。他们讲究“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等，打着孔子的招牌，宣传封建礼教。道学家的思想，从宋到元，由元到明，愈演愈烈。就在道学思想风靡一时的时候，江苏泰州盐丁出身的王艮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泰州学派”。这个学派反对道学家所说的“道”，认为人生穿衣吃饭和劳动就是道。这种思想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因而受到农民、盐丁、樵夫、陶匠和小商贩的信仰。这个学派揭露道学家的假面具和他们言行不一的丑恶行为，因此遭到道学家们和封建官僚地主的迫害，被诬蔑为是“左道”、“妖人”。

李贽在北京作礼部司务的时候，和泰州学派的学者赵大洲经常来往，听赵大洲讲学，在南京的时候，拜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钻研泰州学派的学说，因而对它有了深刻的了解，自己也成了泰州学派的学者。

二十多年的坎坷仕途和官场生涯，使李贽认清了明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官场的肮脏，看清了道学先生们的嘴睑。他要反对、要抗争，要揭穿道学家的假面具，于是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

为了不受地方官吏的管束，李贽从云南归来的时候，决心不回老家，来到湖北黄安的朋友耿定理家里居住。

惹怒伪君子谁知来到这里也不平静，他一到黄安，就和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李贽来到耿家之后教耿家的几个孩子读书。他主张应该让孩子发挥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聪明才智，不要用封建礼教束缚孩子，压制他们天真活泼的本性。耿定向是个大官，又是个道学家，自然不同意李贽的意见，便发生了矛盾。特别是何心隐的被杀，使两人水火不容。

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一位有名学者，又是耿定向的朋友。何心隐因为反对封建思想而被逮捕，统治者为杀他制造舆论，在大街上张贴他的罪状。可围看榜文的人都指出这是诬陷，都为何心隐叹惜，武昌数万人为他鸣冤。但是作为何心隐的朋友的耿定向，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讨好首辅张居正，虽有能力也不搭救朋友，这位被荣华富贵迷住心窍的道学先生，却还吹嘘自己有一种为了正义的事不管碰到什么艰险危难，也一定去做的精神。

李贽看透了这个伪君子的本质，在朋友耿定理死后，把妻子送回老家，自己也愤然离开耿家，来到黄安邻县麻城县龙湖上的芝佛院。李贽在这里写了好多封信给耿定向，揭露他言行不一的虚伪行为。李贽在一封长信里说：“你和一般人一样买田地，置房产，读书考功名，做官求地位，遍寻好风水以求子孙有福，都是为自己打算，没有一点替别人着想。可是一开口谈道学，便自称是为大家，是为着有利于别人。其实你所说的你并不来做，而你所做的你绝不说。你的言行，还不如一般百姓，他们做什么就说什么，作生意的就说作生意，种田的就说种田，多么痛快!你所以这样，是因为你博取好名声的心思太重，总是想方设法掩护自己。你这样左遮右盖，何时是了呢?你分明是贪图高官厚禄，想做到三品二品大官，以求光宗耀祖，这才是你的真实思想。你口称道学，其实，你既无传道的意思，也没有重道的想法。我劝你不要再说假话了!”这些话，把耿定向和其他道学家们的虚伪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李贽写的《焚书》在麻城刻印出版，其中收录了他给耿定向的一些信。耿定向看了《焚书》，勃然大怒，发动他的学生攻击李贽，还编造谣言诬陷李贽是“妖人”，是“左道惑众”，蓄意“造反”。

李贽并不害怕，他进而想从历史上清算道学，于是开始写另一部著作《藏书》。他在这部书里用反道学的独特见解，评论历史人物。他称赞被骂作“暴君”的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认为寡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是勇敢果断，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相反，他认为宋朝道学家程颐、朱熹只会说假话骗人。就在李贽着《藏书》的时候，统治者对李贽的迫害更厉害了，他们无中生有地给年已七十四岁的李贽加上“有伤风化”的罪名，扬言要捣毁他居住的芝佛院。李贽的朋友杨定见听到这个消息，事先保护李贽躲开。

后来李贽被朋友马经纶接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

以死抗衡李贽刚到通州不久，诬蔑李贽的流言蜚语便传到北京，有人有意置李贽于死地，说他写书攻击当时的首辅沈一贯。沈一贯大权在手，听说后非常恨李贽。这时候，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书皇帝，诬蔑李赞所写的书惑乱人心，不可不毁，并以“有伤风化”的老调陷害李贽。明神宗立即下旨逮捕李贽。就这样李贽被抓进北京的监狱。

李贽在狱中，照旧读书作诗，不向统治者屈服。审问他的人问他：“你为什么写那些书?”李贽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著书很多，对人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审讯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李贽到通州不久就病了，入狱以后，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他听说要他回福建原籍，心想，我已病得不能走路，怎么能回原籍呢?便决心以死与统治者抗争，写下了“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的诗句。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三月十五日这天，李贽喊人给他剃头，剃完了头，趁那个人外出的机会，他拿起剃刀，自刎而死，时年75岁。

李贽一生反道学，反封建礼教，受尽诬陷，最后以死控诉了统治者的迫害。李贽死后，马经纶把他的尸体葬在通州北门外，立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历经劫难，现在仍然竖立在通县县城北牛作坊，象征着几百年前这位反道学的斗士的铮铮铁骨，堂堂正气。东林书院万历年间的东林书院，开创了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

不平凡的成长顾宪成，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字叔时，号泾阳。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

顾宪成小时候家境十分清贫，他的父亲顾学开了丬豆腐作坊，但因家庭人口多，常常入不敷出，要向人借贷，他家住的房子很破旧，不蔽风雨。但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反而激发了顾宪成奋发读书的决心与向上进取的志向。他6岁就进私塾读书，既聪明，又刻苦，而且怀有远大抱负。

他在自己所居陋室的墙壁上题了两句话：“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颜回，是孔子著名的学生，家里十分贫穷，但他不以为苦，师从孔子，刻苦好学，以学为乐。顾宪成以颜回自喻，表达了自己的苦乐观和贫富观，希望做一个知识的富翁。他还自撰了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达了他在读书期间对社会的关注。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27岁的顾宪成赴应天（今江苏南京）参加考试，他在应试的文章中指出：天下治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只有选拔、任用贤才，使之各司其职，这样才能使国家稳固、政治清明、民情安定。同时，顾宪成还强调朝廷要广开言论，虚心纳谏，以法治国，注意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以供借鉴，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由于顾宪成的文章立意远大，分析透彻，结果以第一名中举，从此闻名遐迩。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解元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又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从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投身到了社会激流中。

革职为民顾宪成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踏上仕途，想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但当时政治黑暗，军事腐败，财政拮据，人民由于苛政暴敛，被迫反抗的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州贵族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束，并且逐渐构成对明朝的威胁。面对这种国势日衰的形势，顾宪成初入仕途，就不顾自己位微言轻，上书直谏，主张举用人才，评论时政得失，无所隐避。他先在户部、吏部任职，后外放桂阳（今属湖南）、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为官，后又奉调再入吏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任职，他都不媚权贵、廉洁自守、正直无私、办事认真。

首辅张居正去世后，继任首辅王锡爵只知道在朝中一味迎合神宗，不能听取大臣的合理意见，弄得人心离异。一次，王锡爵对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朝廷认为对的，外人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人一定认为是对的。”意思是责怪百姓心不向着朝廷。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我看应该这样说，外人认为对的，朝廷一定认为是错的；外人认为是错的，朝廷一定认为是对的。”指出国事搞不好的责任在朝廷而不在下面，一语道破了朝廷当权者们颠倒是非、混淆黑自的真相。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时逢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拒绝请托，根据品望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不料，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神宗不由分说，指责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就把顾宪成文选司郎中的职务给撤掉了。陈有年作为吏部尚书，上书引咎自责，认为有责任也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属，恳请恢复顾宪成的文选司郎中职务。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纷纷上书申救顾宪成，奏疏共达几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将有些上书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顾宪成则被革职为民。从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无锡。

开办学院顾宪成孜孜国事，反而获罪罢官，朝野许多人士为朝中失去这样一位正直无私的官员扼腕叹息，也对顾宪成的品格十分钦佩，顾宪成的名望反而更高了。

由于顾宪成在学界和政界都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慕名来请教他的人很多。顾宪成不顾病体，不管其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热情欢迎接待。后来，他看到来的人实在太多，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庙、客栈和自己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客人，还容纳不下，就与长兄性成、次兄自成及弟弟允成商量，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顾宪成的夫人朱氏给学生们烧饭做菜，使学生来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辉，一派日以继夜奋发攻读的景象。许多已有功名、才学亦高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顾宪成在居家讲学的同时，还经常到苏州、常州、宜兴等地去讲学，经常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学者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畔研讨学术。在讲学活动中，顾宪成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从而对吴地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作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经顾宪成和吴地学者的共同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兴复东林书院；重建工程开始于这年四月十一日，至九月九日告竣，共享了1200多两银子。作为首倡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又去策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大力。顾宪成又亲自为书院讲会审订了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顾宪成首任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的讲学活动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

东林讲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应时代、社会和学人的共同需要兴办起来的。它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这就将原来士绅的分散游学形式变为集中固定的有组织的讲学活动。而且书院不分尊卑、不限地区、不论长少、不收学费，只要愿意，均可参加，还提供食宿方便。讲授方式十分灵活，有时采用演讲方式，讲了一段时间后，就穿插朗诵一段诗词以活跃气氛、开发性灵，主讲者还随时回答提问。有时采用集体讨论方式，沟通思想、交流心得。

奸人诬陷由于东林讲会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赴会，学人云集，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至千人，不大的书院竟成了当时国内人文荟萃的重要会区与江南讲学者遥相呼应。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便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则以其卓越的思想气度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是朝廷规定的京察之年，即对朝廷官员进行考察调整。主持此事的东林官员叶向高等希望积极设法解除以往纷争，秉公办事，澄清吏治，使政治朝局焕然更新。但不料其他派别的官员联合起来栽赃陷害，把目标集中在东林官员身上，意图就是想将朝中正人搞倒，由他们来控制内阁大权。徐兆奎更是将朝廷纷争的全部责任推到东林官员头上，说国家吏治，人品、学术都因顾宪成的东林讲学而弄得败坏的不可收十，污蔑东林借讲学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将功名利禄与学术气节统统混为一谈，弄得吏治人心大败。

明神宗看了徐兆奎的奏疏后，对东林官员的提议不予采纳。这次京察，东林官员的努力没有实现。相反，一帮奸党因祸得福，都纷纷挤到各要津重地，不遗余力地捏造借口打击排挤朝中正人。被指控为“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的顾宪成处境艰危，东林书院的境况也开始走下坡路，与会人员锐减，已只有“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前来听讲，讲事也逐渐凋零。

次年，一生忧国忧民的顾宪成走完了他62岁的人生历程。顾宪成一生，早年立志把求学与服务社会紧密结合，中年以后把讲学与议政活动结合起来，开辟了知识分子议政的风气。他的高风亮节和爱国至深的精神也一直在鼓舞激励着后人关心国事，热忱报国。四铁御史嘉靖年间，御史冯恩冒死直谏，险些被处死，博得了一个“四铁御史”的美名。

冒死上书冯恩是明世宗嘉靖年间的南京御史。嘉靖十一年冬天，天空出现彗星，按照惯例，这种天象被视作上天对人们有所警戒，于是皇帝下诏要百官直言朝政弊端：冯恩应诏言事，指名道姓地列数大学士、尚书、侍郎、都御电等朝廷大臣二十人的邪正善恶。这封上书重点抨击了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右都御史汪铉的奸恶，冯恩说张孚敬等人就是祸乱朝廷的“彗星”：张孚敬是“根本之彗”，汪铉是“腹心之彗”，方献夫是“门庭之彗”。他还断言说：“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虽欲弭灾，不可得已。”

世宗看了这封奏疏大怒，马上将冯恩交与锦衣卫审讯，追究策划此疏的主使人是谁。冯恩每天都要受到严刑拷打，几次被打得死去活来，可他都以非凡的意志顶了下来，丝毫不改初衷。

面斥昏官第二年春天，冯恩一案被移交刑部审理。世宗想给他定个上书诋毁大臣德政的罪名，处以死刑。刑部尚书王时中为他辩护说：“冯恩上书评论大臣，毁誉参半，并非专一诋毁，不应处死，可以减等遣戍。”大臣违反皇帝的意向，使世宗极为生气，他说：“冯恩并非专攻朕所信赖的张孚敬等三人，主要是由于对前些年议定的‘大礼’不满。这种仇视君主的行为，死有余辜!你们刑部官员难道还想包庇他吗?”他立即下令将王时中撤职，侍郎闻渊被夺俸，郎中张国维、员外郎孙云被贬往边地任杂职。而冯恩竟在皇帝的强行要求下被判处死刑，冯恩十三岁的长子行可，到朝堂伏地讼冤，日夜匍匐在长安街上，一见有朝官经过，就拉住轿马号哭求救，大家虽然都很可怜他，也都同情冯恩的处境，但是谁也不敢再违逆皇帝的心意，因此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这时汪铉已经升任吏部尚书，新任都御史王廷相也以为冯恩的罪名定得不妥，请求宽宥，世宗根本不听。

到了“朝审”（朝廷大员会同审查已判死刑的重案）的时候，汪铉以吏部尚书按例当评论员，面向东坐。冯恩被押上后，面向北面的皇宫方向跪着，而拒不向裁判员官汪铉下跪，以此表示他对汪铉的藐视与不屑。

汪铉一看冯恩在公堂之上仍然如此大胆，快气疯了，命令左右的士兵强行拽着冯恩面向自己下跪。冯恩干脆站了起来，不肯下跪。吏卒们呵斥他，他却厉声怒斥，吏卒们反而被他的气势所迫，不敢再上前了。汪铉没有办法，只好由他站在堂下，还十分凶狠的说：“你屡屡上书，想要杀我，不想今天我却先杀了你!”冯恩怒目而视，说：“圣天子在上，你身为大臣，却想假公济私，杀死言官么?而且这是什么地方，你竟公然当着百官的面发泄私怨，也太肆无忌惮了!我死之后，也要变为厉鬼，惩治你这奸贼!”汪铉又说：“你平日自称多么正直廉洁，可在监狱中却数次接受别人的馈赠．这该怎讲?”冯恩冷笑道：“患难相扶，这是古已有之的美德，岂像你招权纳贿，卖官卖爵!”接着又当着众官的面，揭露了汪铉许多丑事。

汪铉被冯恩骂得怒火中烧，情不自禁，掀翻案桌，上前揪住冯恩就要动手殴打，冯恩也毫不畏惧，骂不绝口。同审的都御史王廷相、尚书夏言，眼看着裁判员官与囚犯居然相骂相打，实在不成体统，急忙上前制止，汪铉只得咬牙切齿地住手。但他依然不顾其他裁判员人员的意见，强行自作主张，给此案定了个“情真”的结语，判处冯恩死刑。

继续为官朝审结束后，冯恩被押出长安门，京城人士和百姓夹道争睹他的风采，很多人感慨地说：“这个御史，不但口如铁，而且他的膝头、肝胆、骨头都是铁铸的，不愧是一个钢筋铁骨的‘四铁御史’。”

此时，冯恩八十多岁的母亲吴氏，去击鼓鸣冤，为儿子讨还公道。冯恩的儿子行可，刺血写书，自缚阙下，请求代父服刑受死。世宗看了这些后，也动了恻隐之心，命有关法司再议行处。尚书聂贤、都御史王廷相都奏称以前判冯恩死刑所引用的律条，情节与法律不相合，判死刑太重了，应当引用“奏事不合”的条文，改判输赎还职。世宗认为太轻，最后改判了谪戍雷州，才算完事。而两个月后，汪铉亦又因贪污太甚，被罢官。

冯恩外戍六年，后来遇赦还朝。穆宗即位后，又录用他作大理寺丞，专门主管刑罚，直至致死。玉盒密约因与大臣们赌气，君王从此不上朝，究竟为何呢？

找到知音明神宗朱翊钧10岁继位，年号万历，因此又被称为万历皇帝，是明代帝王中在位最久的皇帝，长达48年。他当皇帝的头十年中，完全被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和大臣张居正牢牢控制着，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备受压抑，这造成了他暗藏在心底的反叛意识逐渐增强。

万历六年，皇帝16岁了，太后和大臣们主持着为皇帝行了冠礼，这说明皇帝已经成年了。紧接着就是皇帝的大婚。太后为他选择了皇后王氏和昭妃刘氏做伴侣。王氏和刘氏都知书识礼，端庄贤淑。可是她们却不对年轻皇帝的胃口，也许是对这种强加婚姻的反叛，从一开始，皇帝就对他的这两个妻子十分冷淡，尤其是过了几年，王皇后和刘昭妃都没有生下皇子，这更让皇帝有理由去找别的女人，再也不理会她们了。

不久，年轻的皇帝终于找到了他心目中的红颜知己，这就是以后几十年中与他日夜相伴的郑贵妃。郑氏原本是一个宫女，在万历初年入宫。她容貌秀美，机智聪敏，而且喜欢读书，颇有谋略。年轻的皇帝在与她相遇后，立亥就陷入了这个温柔陷阱之中，很快封郑氏为贵妃。她处处显露出少女的纯真与大胆，引起皇帝的注意。万历在她面前，才终于觉得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变成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感到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孤独感，两人经常说说笑笑，互相奉为知音，朝夕相伴，简直一刻也不能分离。本来皇帝宠爱哪个妃子只是他的家事，外人不便置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和他的妃子以及他所有的大臣都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这就不仅是单纯的皇帝家事了。

立储之争万历皇帝20岁的时候，偶然临幸了一个姓王的宫女，居然就这么煳里煳涂地生下了他的长子朱常洛。在正宫皇后没有生下“嫡子”的情况下，这个长子按照惯例就应该被立为太子。万历虽然并不喜欢这个宫女和她生下的儿子，但是对朱常洛的名份和地位倒也没什么异议，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可是后来，万历皇帝遇到了他这一生最爱的女人——郑贵妃，而且在他24岁的时候，为他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这个皇子的诞生一下子打破了宫闱和朝廷的平静，万历皇帝爱屋及乌，对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宠爱，还直接把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朱常洛这时已经5岁了。

这时人们才发现了皇帝改立太子的私心，由此引发了一场皇帝与大臣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国本”之争。

传说万历皇帝曾在郑贵妃面前立下重誓，一定要设法使她的儿子成为太子，他们曾在大高元殿竭神盟誓，把立朱常询为皇太子的誓言装入玉盒中交给郑贵妃。这就是所谓的“玉盒密约”。本来朝廷上下就为立太子的事情争论不休，这个传说的出现更是在朝野中引起极大震动，群臣们认为立皇三子是不顾祖宗礼法，为了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坚持要立皇长子为太子。立储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群臣们的立储之疏数以千计地向万历抛去，令他招架不迭，只好极力镇压。他把户科给事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许多强烈反对的大臣都贬了官，治了罪。慈圣太后这才感到，儿子恐怕真有“废长立幼”的决心，就质问万历。万历说：“他（指朱常洛）是宫女的儿子。”太后申斥说：“你不也是宫女的儿子吗?”（万历的生母是宫娥李氏）吓得万历惶恐万分。于是，他就把册立太子的事推迟，采取“拖”的办法。理由是皇后还很年轻，说不定她会生个男孩，“立嫡”的原则是优先的，那时再立太子也不晚。其实，万历是耍花招，他根本不到皇后宫里去住，皇后又怎么会生出男孩来呢?

万历想把皇后废了，立郑贯妃为后，那时朱常洵就会变成“嫡子”，可以名正言顺地立为太子了。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废皇后的理由。他还希望皇后自己死去，可惜皇后偏偏病恹恹地活着，离死大老远呢。

事与愿违为立太子的事，万历和他的全体朝臣相对抗，谁也压服不了谁。这使万历大伤脑筋，也大为恼火。后来赌气采取了跟大臣们消极对抗的办法，从此不再上朝。幸而官僚制度还起作用，就是没有皇帝，内阁及部府仍然照常工作。有事呈奏上去，皇帝不批，就等于默许，便照章办理。谁再上本说立太子的事，他就“留中”，让那疏文自动作废，外间就无法知道真相了。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已经四十岁了，再不立太子，如果他一旦殡天，朝廷非大乱不可，于是决定册立太子了。

郑贵妃却没有忘记当年皇帝立下的誓言，她从玉盒中取出当年万历皇帝写下的手谕，却不料手谕放置多年，早已经被虫蚁咬坏了，尤其是写着“朱常洵”名字的地方更是被蛀成一堆碎屑，在手谕正中开了一个大洞。迷信的万历皇帝不由惊叹说：“看来这真是天意啊!”他至此终于死了“废长立幼”的心思，不久就下旨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皇三子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终于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这“玉盒密约”不但没有使他如愿的立爱子为皇太子，反而还使他下定了立长子的决心，这恐怕是他当年立下誓言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妖书案《忧危竑议》作为一本影响了明代江山的书籍，可以算是千古一书。

国本之争万历皇帝在位时，皇后王氏没有子嗣，立长子朱常洛还是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就成了朝廷和宫中争论的中心。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一直困扰着神宗万历年间的后宫和朝政。这就是万历年间有名的国本之争。这场国本之争牵连甚广，宫妃美人和朝野百官无不置身其中。围绕着所谓的皇储国本，各种势力一次次地重新分化组合，明代的门户之祸便是从这里兴起，并泛滥成灾。这场国本之争的中心是神宗的爱妃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其高峰和热点便是《忧危竑议》案，也就是所谓的“妖书案”，它把满朝大臣都卷入了空前纷乱的党争漩涡。

事情的起因是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叫《闺范图说》的书，书中以图解的方式记载了历代一些贤德女人的故事。这本书被郑贵妃的心腹郑国泰看到，觉得这是一个讨好皇帝和贵妃的机会。于是他就把这本书重新翻刻，又加上了后妃的传记故事，并把郑贵妃也明目张胆的列了上去。这本来只是郑国泰拍马屁的手段，但是在这个选立太子的敏感时期，却成了党争攻击的对象。科臣戴仁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接连上书，弹劾吕坤和郑贵妃。郑贵妃坐镇后宫，耳目很多。她得知戴、樊二人的进奏，泪如滚珠，在神宗面前哭诉。神宗哪里受得了这个?立即下旨，将戴、樊二人治罪，一同削籍戍边。郑贵妃这才稍感欣慰。吕坤、郑国泰等也略松了一口气。

浮出水面事情好不容易平息下来，京城中却忽然秘密流传了一种仿照（（闺范图说》所作的书，叫做《忧危竑议》。也不知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书中援引了历代嫡庶废立的故事，矛头直指郑贵妃，说她刻书的目的是为了“夺嫡”，为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作舆论宣传。一时之间，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郑贵妃的党人马上站出来指责，这本《忧危竑议》是支持戴仁衡和樊玉衡，阴谋反对皇帝和贵妃的大臣所作，并列举出了长长的参与写书的大臣名单。万历皇帝本来就对这件事非常愤怒，郑党再这么火上浇油，再加上郑贵妃不断在他身边委屈哭诉，万历大发雷霆之怒，把名单上的大臣罢职的罢职，贬谪的贬谪，罚俸的罚俸，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一时间，反对郑贵妃、语侵后宫的朝臣作鸟兽散，他们或被贬职，或被夺俸，或被远流戍边。他们既没有辩解的机会，又不可能申诉。这场《忧危竑议》案便疑云重生，不知道其真相究竟如何?是真的出自反郑派朝臣伪造?还是郑贵妃故意抛出此书，借此将反对派一网打尽，以封住众口，早日结束这场争议?不论这场疑案的真相如何，但此案一出，对郑贵妃确实是极为有利。后宫自此平静了两年，国本之争也因此有所缓和。

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皇帝已经四十岁了，立太子的事再也不能拖延，万一哪天皇帝突然驾崩，却没有明确的皇位继承人，天下将因此而大乱。经过与群臣十五年的马拉松似的对抗，万历皇帝感到疲累绝望了，他终于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这年的十月十五日举行了册封仪式。国本之争到此似乎应该完全结束了。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围绕国本之争的党争不但没有随着太子的确定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续忧危竑议》

太子册立以后，没有平静两年，一本托名“郑福成”写的小册子《续忧危竑议》就突然之间冒了出来，而且很快地就在京师流传开来，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宫门街巷。此书以问答体写成，说皇上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是出于不得已，还说郑贵妃与一些大臣勾结，欲废朱常洛另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整篇文章用词闪烁诡妄“郑福成”的托名，也蕴含了“郑氏”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当成”的意思，人称“妖书”。万历一见此书，当即怒斥为“胡闹”，命锦衣卫速速查办，一下子掀起了一股滥捕之风。许多人借此发泄党争仇隙、个人恩怨。这个与同僚不和，便说妖书是同僚搞的，哪个人看别人不顺眼，就报告说他是“妖人”；连和尚、医生都被抓了起来，一时廷狱人满为患，京城人人自危。万历皇帝也被弄得焦头烂额，不明就里。当时的内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也是郑贵妃的人，他一向善于排斥异己。他与次辅沈鲤一向不和，沈鲤以前曾经做过万历皇帝的侍讲官，入阁以后也很受器重。他的门人弟子郭正城这时正在做东宫侍讲，也很受太子朱常洛的信任和尊敬。此时“妖书案”一出，沈一贯马上抓住机会，上奏说沈鲤勾结党人，反对朝廷，希望皇帝严惩沈鲤等人。

万历皇帝这时已经被闹得晕了头，一见到奏疏，就马上下令逮捕郭正城进行审问。沈一贯命人对郭正城严刑拷问，还派人劝郭正城自杀，邡被郭正城严词拒绝。后来因为太子朱常洛屡次插手警告，郭正城才免遭毒手。沈一贯又派人去沈鲤家中搜查，也没查出什么东西。拉来作了个替死鬼，被皇帝下令凌迟处死了事。这次案件的牵涉范围之广，使一开始持明确态度要求严查的万历皇帝也感到惊心不已。他到这时才发现，由于国本之争，由于他多年的拒不理政，朝廷上的党派之争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时他已经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万历皇帝还梦想着让各党互相牵制，以利于稳固自己的统治。他这种姑息放任的态度更加促进了党争的发展，最终明王朝就在党派之间的吵吵闹闹之中灭亡了。

那么妖书令朝野震动，搅翻了后宫，究竟是何人所为呢?有的说此书出自清流之手，想倾覆沈一贯。有的马上辩说，认定此书出自清流之手，是想诬陷清流领袖郭正城，因为郭正城见忌于沈一贯，这是一个阴谋。沈一贯听命于郑贵妃，这妖书是出自反郑朝臣之手还是郑贵妃指人所为?这又是一个谜。不过，这场《续忧危竑议》案一出，拷掠牵连，众多朝官遭受荼毒，惨不忍睹。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明朝后期，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在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

读《三国演义》的英雄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死去，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小伙伴在一起，在莽莽林海里打猎、挖人参、采松子、十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去卖掉，挣钱过活。抚顺的集市很热闹，女真人常在那里用山货跟汉人交换铁器、粮食、盐和纺织品。努尔哈赤在抚顺接触了很多汉人，学会了汉文，他还挺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一类小说。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领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勒寨去探望孙女。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

努尔哈赤痛哭了一场，想到自己的力量太小，不敢得罪明军，就把一股怨恨全集中在尼堪外兰身上。他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他，但不肯交出尼堪外兰。

十三套盔甲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十三副盔甲，分发给他手下兵士，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

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继续追击，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灭了尼堪外兰，声势越来越大。过了几年，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

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有个叶赫部最强大。

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听到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

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安安稳稳睡起觉来。他的妻子看了很着急，把他推醒，问他：“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真的你给吓煳涂了?”努尔哈赤笑着说：“如果我害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建州派出的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乐哈赤就解释说：“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二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一百骑兵挑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已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

八旗子弟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朝贡称臣，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封他为龙虎将军。他还多次到北京，亲自察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公元1616年，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在八旗贵族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即位称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区别，历史上把它称为后金。萨尔浒大战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获胜。而后，发展迅速，对明朝构成巨大威协。

挑起战局努尔哈赤亲自率领2万人马进攻抚顺。他先写信给抚顺明军守将，劝他投降。守将李永芳一看后金军来势凶猛，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后金军俘获了人口、牲畜30万。明朝的辽东巡抚派兵救援抚顺，也被后金军在半路上打垮。努尔哈赤命令毁了抚顺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赫图阿拉。

消息传到北京，明神宗大怒，决定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后金。杨镐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才集中了10万人马。公元1619年，杨镐分兵四路，由四个总兵官率领，进攻赫图阿拉。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声势，号称47万。

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杜松兵败那时候，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不过6万多。一些后金将士得到情报，不免有点害怕，来找努尔哈赤，要他拿主意。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说：“别怕，管他几路来，我就是一路去。”

经过侦察，努尔哈赤得知杜松率领的中路左翼是明军主力，已经从抚顺出发打了过来，他就集中兵力，先对付杜松。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从抚顺出发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想抢头功，不管气候恶劣，急急忙忙冒雪行军。他先攻占了萨尔浒山口，接着分兵两路，把一半兵力留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部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一看杜松分散兵力，心里暗暗高兴，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气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截断了杜松后路。接着，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军心动摇。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地压下来，把杜松军杀得七零八落。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赶到，把明军团团围住。杜松左右冲杀想要突围，突然一箭飞来，正射中他的头部，杜松从马上栽下来死了。部下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路人马先覆灭了。

取得全胜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四十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败的消息，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山，扎下营垒，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来，攻破明军营垒。马林没命地逃奔，才回到开原，第二路明军又被打散了。

坐镇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这才知道努尔哈赤厉害，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停止进军。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铤。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铤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阵地，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勐将，他使用一把一百二十斤的大刀，运转如飞，外号叫“刘大刀”。刘铤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努尔哈赤知道刘铤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

刘铤没接到杨镐命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信以为真，他怕让杜松独得头功，下令火速进军。这一带道路险狭，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铤带兵走了一阵，忽然杀声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后金伏兵，向明军杀来。刘铤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铤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后金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时间，杨镐率领的10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文武将官死了三百多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后金步步进逼，过了两年，努尔哈赤又率领八旗大军，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据点沈阳和辽阳。公元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把都城迁到沈阳，称其为盛京，从此，后金成为明王朝最大的危险。移宫案万历末年，在宫中频繁的权力之争中，先后发生“明宫三案”。

明宫三案挺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这一年五月，蓟州男子张差持挺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李鉴，直到前殿檐下，被内官韩本国擒获，交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严刑拷问之下，供出是郑贵妃宫监庞保、刘成指使。神宗不愿追究，先杀张差弃市，后杀庞保、刘成于禁宫。

红丸案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这年七月万历皇帝去世，太子朱常洛即位，为明光宗。不久，光宗得了痢疾。郑贵妃内侍崔文升进大黄药，服后病情加剧，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两颗，名称仙丹，结果光宗服仙丹即死去，在位仅二十九天。再加上移宫案，便是闻名历史的明宫三案。

第十八章

暗夺幼主光宗朱常洛病重之时，非常担心他的宠妃李选侍。李选侍自己无子，曾经抚养过年幼的熹宗和崇祯皇帝。光宗病危，还特别坚持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并当着大臣的面，告诉皇长子熹宗朱由校要视李选侍如亲生母亲，视为太皇后。但是，光宗也并不是宠爱她到理智全失的地步，他深深了解自己喜爱的女人，李选侍心计深沉，不甘心久居人下，在宫中一向以敢作敢为、大胆果断著称。所以，尽管李选侍一再要求皇帝立她为皇后，但是光宗始终没有答应，只是催促群臣赶快进行皇贵妃的册封之礼。这已是他肯给李选侍的最高地位了，在宫中仅次于皇后。

几天后，光宗死去了，李选侍却仍住在皇帝、皇后的寝宫乾清宫。她是想借年仅十五岁的光宗长子朱由校掌握朝政，坐镇干清官，进而统驭后宫。大臣们对她的心思很清楚，都在心里暗暗担忧。给事中杨涟对大臣周嘉谟、李汝华说：“宗社事大，李选侍非可托少主者，急宜请见嗣王，呼万岁以定危疑……移住慈庆为是。”两人深有同感，一起去见辅臣方从哲。群臣商量过后，又一起奔向皇宫，杨涟率先奔进后宫，太监们执棍拦阻。杨涟怒斥说：“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驾，嗣主幼少，汝等阻门不容人临，意欲何为?”太监们不知所措，只得让开，诸臣这才进入。众位大臣见了光宗的灵位，都痛哭了一番，然后就请求拜见皇长子朱由校。

李选侍将朱由校留在暖阁，不让他出来。宫里耿直的老太监王安哄骗李选侍，这才把朱由校抱持而出，众人连忙叩头，山呼万岁。朱由校立在那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嘴里只是说：“不敢当!不敢当!”群臣奏请进诣文华殿，王安拥长子而行，阁臣大学士刘一燎掖左，勋臣张维贤掖右，涌入文华殿。内侍李进忠三次奔来，传李选侍的命令，召皇长子回宫，并喝斥诸臣说：“汝辈挟之何往?”杨涟怒叱李进忠，拥着皇长子登舆。到了文华殿，朱由校西向坐定，群臣行大礼拜见，并请朱由校即日登基。朱由校不同意，吩咐出六日即位。接着，大臣们拥朱由校入慈庆宫。

大学士刘一燎进奏说：“今乾清宫未净，殿下暂居此。”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说：“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轻易。即诣干清官哭临，须臣等到乃发。”朱由校也知道事态严重，就点头同意。

移宫成定局杨涟这时对随行的太监们说，外事缓急有诸位大臣，调护圣躬却在诸内臣，责任重大。太监王安则答应一定尽职尽责，众人这才退去。大臣们合议，还是得即日正位，让内官进奏，朱由校不允。众人便在殿中坐等。这时吏部尚书周嘉谟又联合众臣合疏进奏，请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往别宫。御使左光斗明白指出，殿下今已十五岁，内有忠直老成的内官辅佐，外有朝中重臣辅佐，哪里乏人，还须李选侍像照顾婴儿一般贴身相随?因此，伏请即早决断，如果李选侍借抚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那武则天之祸就不会太远了!

皇长子觉得有理，发布上谕，说移宫已有圣旨，册封贵妃一事，尊卑难称，着礼部再议。给事中暴谦贞却毫不保留地坦白说，皇长子即将登上大宝，上有百灵呵护，下有群工拥戴，何用此妇人女子!而且李选侍并非忠诚爱国，万一封典得行，专权用事，恐怕难以抑制。好在宫中忙乱，没人理会，这一番话并没有引出风波。李选侍接纳心腹李进忠的主意，邀朱由校和她同宫，还忿然宣言，要逮捕杨涟、左光斗。杨涟在宫门遇见李进忠，询问李选侍何日离宫?李进忠摇手说：“李娘娘甚怒，今母子一宫，正欲究左御使武氏之说!”杨涟怒叱说：“误矣，幸遇我。皇长子今非昨比，选侍移宫，异日封号自在。且皇长子年长矣，若属得无慎乎?”李进忠默然无语。

科道官员惠世扬，张泼从东宫门出来，听了这件事也大惊失色，说今日选侍垂帘，下旨逮捕光斗。杨涟立即驳斥说，没有这事!宫禁一时人心惶惶。谁也弄不清楚是如何变局，皇帝是亲近李选侍对付朝臣还是倾向于朝臣疏远李选侍，大臣们一个个狐疑满腹。

过了几天，李选侍还是住在乾清宫，逍遥自在，根本没有移宫之意。杨涟便直言上奏，说先帝过世，人心惶危，都说李选侍假借保护之名，阴图专权之实，伏请殿下暂居慈庆宫，拨别宫先迁出李选侍，然后再奉驾还宫。祖宗宗社最重，宫帏恩宠为轻。如今登基已在明日，哪有天子偏处东宫之处!这移宫一事，臣等进言在今日，殿下也当实行在今日。杨涟呈上奏疏后，拜见方从哲。方从哲认为这件事不用太着急，晚两天也没什么关系。杨涟却说，太子明天就要登基了，难道登基为天子后还要回到东宫的住处吗?李选侍今天不愿离开乾清宫，难道以后就会主动离开了吗?方从哲被杨涟说服，两人统一了意见，又去促请太子颁下严令。

于是登基在即的熹宗朱由校下令，命李选侍移出乾清宫，移住仁寿殿。他还下令收捕李选侍身边的几个亲信太监，理由是他们涉嫌偷盗大内库藏。这样一来，势单力孤的李选侍敌不过皇帝的一纸命令，移宫已成定局。群臣们又反过来劝皇帝，看在昔日光宗的旧宠之上，遵照光宗的嘱托，善待李选侍母女。小皇帝虽然对李选侍往日咄咄逼人的态度十分不满，但还是答应了。

于是，这样一件震动宫闱的移宫案终于以李选侍的失败而落下帷幕。红丸案明光宗朱常洛，刚即位不满一个月就离奇而亡。这就是明宫三案之一——红丸案。

春药害身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中特制的一种春药，据说这种春药是嘉靖皇帝时的一个道士陶仲文传进宫里来的。明代后期的皇帝一个比一个荒淫无道，都对这种春药爱不释手。不想这种药最后却断送了一个皇帝的性命。

光宗朱常洛本是万历皇帝的长子，按理应该早就被立为皇太子。但是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一心想让郑贵妃的亲生儿子福王朱常洵当太子，可是朝臣们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一争就是二十年。后来，光宗的太子地位总算被确定下来了，可是居心叵测的郑贵妃仍然想方设法要害朱常洛。

只要朱常洛一死，万历皇帝就有充足的理由把这太子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儿子。她想的方法很简单，但是却很恶毒。她知道朱常洛本来就是一个酒色之徒，只是以前还没有被立为太子．行动上还有所收敛。现在他没有了后顾之忧，就开始花天酒地、尽情放纵了。郑贵妃就抓住他这个弱点，投其所好，送了八名美女给朱常洛。

朱常洛丝毫不知郑贵妃的恶毒用心，再说他本来就贪色如命，怎么舍得放弃这到手的肥肉呢?从此以后，他整日与这些美女在一起厮混．纵情淫乐，本来就不太健康的身体变的更加衰弱了。平日里他没少服用这种红丸，以加强他原本赢弱的身体。结果可想而知，这种红丸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增强一个人的阳刚之气，但是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对人体有害的铅，长时间服用就会造成铅中毒，光宗就是这种情况。虽然他没有如郑贵妃所愿在万历皇帝之前死去，但是当他熬了几十年终于当上了皇帝以后，已经是病入膏盲了。

登基不到半个月，光宗就一病不起，身体日渐衰弱。可是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愿放弃流连在美女丛中的享受，仍旧服食红丸，结果一天夜里，铅中毒的表征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一夜之间，光宗狂笑不止，情绪处于极度的狂躁兴奋之中。第二天，皇帝身边的太监请来御医崔文升给皇帝诊治。这位庸医诊断出来的结果是皇帝内火太旺，开了一副泻火通便的虎狼之药。结果皇帝一夜之间腹泻三十多次，马上性命垂危。

光宗也觉得自己不行了，第二天就找来朝中的重臣准备交代后事。大臣们提出正是因为崔文升用药错误，才导致皇帝如今病体垂危，都主张要严惩崔文升。光宗此时倒是非常宽厚，他认为是自己的体质本来就太差，所以承受不了太医开的药方，丝毫也没有怪罪崔文升的意思。

以毒攻毒当他与大臣们商量完正事后，又提起他听说有一个叫李可灼的官员，据说怀有仙丹，就叫大学士方从哲把这个官员找来。李可灼来了以后果然立刻拿出了一颗和红丸差不多的丹药，光宗不顾身边大臣们的反对，还是按照李可灼的话，用人乳调药服下了这颗丹药。据说光宗服用完后，顿时觉得浑身舒畅，连说这果然是仙药，还安慰各位大臣说不必担心，自己感觉好多了。大臣们看到皇帝的身体有了好转，当然都很高兴，都放心的回家去了。这天夜里，光宗又向李可灼要了一颗“仙丹”服用，本想减轻病痛，却不料这一次服用下去，马上腹痛如绞，在床上挣扎了几下，就一命呜呼了。

这下事情闹大了，大臣虽然都知道皇帝的身体恐怕已经支持不了多久了，可是却都没有料到仅仅一夜之隔，皇帝就突然死了。大家议论纷纷，认为皇帝是被人谋害的，否则不应该死的这么突然。

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献的“仙丹”其实就是红丸，这药药性强烈，能补一时之虚，却更加重了皇帝体内的毒性，结果使皇帝暴亡。还有人认为这种药服用后吉凶莫辨，单凭李可灼这样一个小官怎么敢这样大胆进药?都猜测他身后一定有人指使，而更巧的是这个李可灼以前就是郑贵妃的门下。

显而易见，这个指使谋害皇帝的人虽然没有人明白说出来，但无疑与郑贵妃脱不了关系。这一派大臣都主张一定要严惩幕后凶手。还有人说李可灼可能并没有谋害皇帝之意，毕竟皇帝死了他肯定会是第一个掉脑袋的人。他只是想凭着这无名的“仙丹”碰一碰运气，如果恰好冶好了皇帝的病，那日后荣华富贵就享用不尽了。再说，他的本意也不是用它来给皇帝治病，而是在皇帝未病之前就想进献给皇帝的，也只是想以另一种与红丸极为相似的春药讨皇帝的欢心罢了。

不料皇帝病重才想起他的“仙丹”，这时他已是骑虎难下了，只好献上丹药，不想皇帝一吃就死了，李可灼也实在是冤枉。也有人认为，李可灼是大学士方从哲找来的，所以应该追究方从哲的责任。大家众说纷纭，在朝廷上争论不休。

说是郑贵妃派人谋害皇帝，又没有确凿的证据，最后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只把崔文升外放南京，李可灼流放边疆了事。

不管是不是郑贵妃指使人谋害，光宗中毒而死是确实无误的。这个煳涂皇帝因为贪恋女色而服食红丸，最后导致中毒而死，是自寻死路，也怪不得别人。九千九百岁魏忠贤仗势专权，无恶不作，尤喜人称其为“九千九百岁”。

阉割还债魏忠贤原名进忠，是直隶河问府隶宁县人。他从小就是乡里的一个有名的无赖，鸡鸣狗盗，胡作非为，而且阴狠狡诈，睚眦必报。他平生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千杯不醉，一个是弓马娴熟。他整天只顾吃喝玩乐，不事生产，原本父母为他娶妻冯氏，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后来因为他实在不成气，妻子毅然与他离了婚，从此他孤家寡人一个，更是无牵无挂、逍遥自在了。有一次，他和人赌博输了钱，被人满街追着讨债，他实在没有办法，又觉得这样下去也混不出什么名堂，就一咬牙举刀阉割了自己，找了个门路入宫作了太监。

入宫以后，魏忠贤极力巴结讨好在东宫小有权力的太监魏朝，跟魏朝拜了把兄弟，借着魏朝的推荐，成了太子的长子朱由校身边的管膳太监。他巧手逢迎，想方设法从各处找来美食、玩物供给朱由校母子，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在宫中一段时间，他也观察出朱由校的奶妈客氏深得朱由校的喜爱，日后定能发达，所以他又尽力地去讨好勾搭客氏，客氏也喜欢这个新来太监的豪气与果敢，两个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本来客氏和魏朝是宫中公认的一对“夫妻”，这时魏忠贤硬是横刀夺爱，把客氏抢了过来。魏朝见他如此忘恩负义，顿时被气炸了肺，两个人大吵了起来，一直吵到已经作了皇帝的朱由校面前。小皇帝也觉得十分为难，就命人找来客氏，问他究竟喜欢哪个人。客氏选择了魏忠贤，于是皇帝就宣布客氏和魏忠贤是合法的夫妻。魏朝气得要命，可是皇帝发了话，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怪自己以前瞎了眼。后来魏忠贤掌握了大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假传圣旨，把他贬到凤阳去看守皇陵，然后又派人在半路上就把他偷偷杀了。

掌握权力再说朱由校即位当了皇帝，他把自己喜爱的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又因为客氏极力推荐魏忠贤，所以他让魏忠贤掌管了太监机构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可笑魏忠贤本是目不识丁，却替皇帝担起了批改奏折的秉笔之责。后来魏忠贤又掌握了太监组成的特务机构一东厂，更是极尽迫害忠良、排斥异己之能事。

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对这种状况非常担忧。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杨涟写了一道严辞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的奏折上奏给熹宗皇帝，希望小皇帝严惩客、魏。可是魏忠贤事前就听说了这个消息，他知道这个杨涟是先帝信任的大臣，而且对熹宗登基有护佑之功，因此心中也有些害怕。他想小皇帝最听客氏的话，就赶紧把客氏找来，两个人一起赶到皇帝的寝宫中去。

这时朱由校刚刚午睡起来，脑子还没明白过来呢，就见他最亲近的两个人并排跪在床前，痛哭流涕，觉得十分奇怪，连忙问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魏忠贤赶忙说自己受了奸人陷害，外廷有人编造了一大堆谎言诬陷他，想离间他和皇帝的关系。客氏也在旁边添油加醋的说魏忠贤一向忠诚不二，所做的事都是为皇帝出力，不想却因为深受皇帝信任而遭人嫉恨排挤，请皇帝一定要严惩那个在外廷造谣的大臣。魏忠贤又虚情假意的说，自己愿意辞去东厂的职务，以避免他人的猜疑。朱由校看着这两个把自己从小带大，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两个人，又怎么可能真的忍心处置他们呢?他劝两人擦干眼泪，不必担心，还答应他们一定会严责那个造谣的官员。

第二天一上朝，果然就见御史杨涟上殿奏事，奏折中说的都是魏忠贤的罪恶。熹宗连听都没仔细听，不但没有责问魏忠贤一句，反而还严厉斥责杨涟胆大妄言。皇帝如此不明事理的袒护魏忠贤，使朝中的大臣们都感到十分愤怒，继杨涟之后上书弹劾魏忠贤的人接连不断，不到两天，上书的大臣就多达一百多个。可是魏忠贤知道自己已经控制住了小皇帝，所以一点也不担心，反正不管言辞多么激烈的奏折，熹宗是一件不会看的，还把这件事交给他全权处理。这时他可完全不怕了，反过来要向这些指责自己的人施手段进行报复了。他先后抓了许多正直的大臣，把他们关进东厂的监狱里，用严刑酷法折磨他们，许多大臣都在狱中含冤而死。

权倾一世魏忠贤打击了这些反对自己的人后变得更加不可一世。他在全国各地派出骑校去秘密探访，谁反对自己，说了自己的坏话，就把他抓来严刑处置。一时之间，全国人心慌慌，谁也不敢再开口说话了。一些无耻的大臣则都倒向客、魏，什么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等等，都聚集在魏忠贤和客氏的邪恶旗帜下，形成了危害极大的“阉党”集团。全国各地都遍布了魏忠贤的爪牙。许多地方上的官员为了巴结他竟相为他建造生祠，到熹宗末年，魏忠贤的生神祠已经遍布天下。魏忠贤一朝大权在手，横行天下，号称“九千岁”仍觉不够，非要呼为“九千九百岁”才觉得满意。北京城里的老百姓私下里都说，大明朝的皇帝早已经不姓朱了，魏忠贤才是真正的皇帝!熹宗贪玩误国之谜喜欢做木匠活的熹宗，担不起治国大任，被认为是明朝皇帝中最荒唐的一个。

自得其乐有人说熹宗的智商可能有些问题，所以很煳涂，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极聪明，这一点从他制作的精美工艺品，设计精巧的喷泉，改造的折叠床等工作上都可以得到证实，说他心灵手巧是绝不过份的。看起来他似乎有些晚熟，十五岁登基时仍是很孩子气，又被他的奶妈客氏和太监魏忠贤引导，纵情于花鸟鱼虫，声色犬马，爱玩儿的更加出格了。

不过与其他皇帝或是强拖民妇，奸淫幼女，或是盘剥百姓、暴躁嗜杀相比起来，他的这种自得其乐反而要好的多了，实在没有理由说他是明代皇帝中最差的一个。

朱由校生性活泼好动，对什么事情都怀着浓厚的兴趣。他喜欢惊险刺激的游戏，把骑马射箭、踢球舞剑等都视为游戏。魏忠贤原本出身于御马监，这时就投其所好，找来了许多名马供他骑着游玩。

朱由校的兴致很高，逐一地为每匹爱马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为了方便他在宫中纵马驰骋，他还下令把宫中许多挡路的百年老树砍掉，一些低矮窄小的门洞也被拆毁。

他有时还喜欢爬到树上去掏鸟窝，下面的人担心他掉下来，他却玩得十分开心。有一次爬树时，他不小心从高高的树上掉了下来，摔得头破血流，身边的人吓得半死。可是伤好之后，他仍旧兴致勃勃的去爬树。

险些丧命他很喜欢划船，因此魏忠贤常常带他去太液池泛舟。他总是不肯安安稳稳的坐在船上，非要亲手划船不可。他出去玩时，通常都是身边的侍从坐船，皇帝却挽起袖子卖力划船。有一次，他又和两个小太监偷偷熘去划船，忽然湖上起了一阵大风把小船打翻了。朱由校和两个小太监都不会游泳，在水中拼命挣扎。有一个会游泳的侍卫从湖边经过，恰巧发现了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刻把他救起来，两个同船的小太监却被淹死了。这次之后，他大病一场，病好之后居然又去划船，只是这次身边的随从必须是会游泳的人。

像同龄男孩子一样，熹宗也酷爱打猎。他特别喜欢捕猎弱小的动物，例如兔子之类的。每次猎获之后，他都百般戏耍，玩儿够之后一刀砍下去，兔子已经死了，眼睛却还在惊恐不安的转动，看到这样的情景他总是高兴地拍手大笑，似乎未成年的男孩子们都有一种异常的破坏欲和虐待欲。

“过家家”

有时候他觉得一个人玩不过瘾，就鼓励皇后也来和他一起玩儿，他和皇后各自统率一支三百人的“军队”。他率领的是太监“军队”，皇后统率宫女“军队”，一边打龙旗，一边打凤旗，双方都旌旗招展，队伍整齐的列在宫中广场两侧，皇帝、皇后一声令下，双方就杀做一团，场面十分热闹壮观。皇后本来性情文雅，喜欢安静，可是皇帝让她如此戏耍，她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尽力配合皇帝的玩儿性。

熹宗不好女色，也不喜欢大肆张扬的外出巡游。他总是窝在宫里，玩一些自己喜欢的游戏，吃过晚饭就去看戏观灯，有时还在灯下舞剑，或是亲手放几支烟花自娱。玩累了倒头便睡，什么也不管，当真是逍遥自在到了极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对自己到底有几个后妃都不清楚，也不关心她们的生活，有时他的妃子触犯了客氏，莫名奇妙地失了踪，他也全不知晓。搞到最后，连一个儿子都没能生下，他也毫不在意。对他来说，这些女人只是他游玩的伙伴而已，少了几个也不要紧，反正他不愁没人陪他玩儿。

他最喜欢的事是做木匠活。所有木匠行当的手艺他全都精通，宫中匠人的手艺恐怕都没有他好。不过这也脱不了玩儿范畴。如他精心制造作的铜缸水戏、速滑冰床、水傀儡戏等等，都是供他玩儿时用的。有时他也做一些精美的工艺品，例如护灯屏，宫殿模型等等，每一样作品都精妙绝伦。所以有人说，熹宗实在不应该做一个皇帝，而应去当一个木匠，一定会成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的。他也非常喜欢养猫，他在位的时候，宫中还专门设了猫儿房，每一只猫都有专人伺候，受宠的猫简直比人的地位还要尊贵。

从以上种种行径看来，熹宗皇帝根本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顽童。如果他生在一般人家，一定会博得许多人的喜爱。他不喜欢受约束，讨厌朝廷上那些繁重的政务，也担不起治理国家的重责大任。一个人天真并没有错，错的只是他投生在了帝王之家，煳里煳涂地成了一个大帝国的皇帝。他承担不了这份重任，因此被世人责问，也实在是很无辜、很可怜。不做皇帝做木匠许多人都承认，如果朱由校不是一个皇帝的话，一定会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木匠。

天真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是明代的各个皇帝中比较奇怪的一个，他并不像他的祖辈们一样，或是贪恋女色，或是追求长生不老，又或是一心想掌握更大的权力。熹宗的心思单纯得多。他十五岁登基，二十三岁就生病死去了，在做皇帝的这七年中，他完全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只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是做一个整日受人约束的皇帝。他的这种天真虽然并没有错，但是却因此毁了国家。

朱由校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孩子，他对制造木器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凡是刀锯斧凿、雕刻上色，甚至是创新设计，他都能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他常常自己雕刻一些小人、小玩具或是小动物，每一个的造型都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小人的表情都各不相同，小动物的形态各异，好像都是实体微缩了似的。他派身边的太监把这些木雕拿到市场上去卖，总是能卖到很高的价钱，熹宗也因此更加高兴，工作也更加废寝忘食，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他还让身边的太监作他的助手，为雕刻完成的作品涂漆上色。久而久之，他身边的太监也都受到他的影响，一个个变成了能工巧匠。他最得意的作品是一整套的护灯小屏。在长不盈尺的天地里，他用一双巧手雕刻出生动逼真的花鸟鱼虫、人物走兽，例如《寒雀登梅图》之类，真是巧夺天工。这套作品他让太监拿到市场上去卖，要价就是十万两，可是仍然有人抢着购买。熹宗高兴了也常常精雕细琢地做一些精美玉章，赐给身边的大臣、太监。

鲁班皇上熹宗不只是玩一些小玩物的雕刻，他还想做一个出色的建筑师。凡是他看过一眼的木器用具、亭台楼阁，都能照原样制作出来。他曾经在宫中仿照干清官的样式，做了一座微缩模型宫殿，高不过三四尺，但曲折微妙，巧夺天工。后来他终于在现实中过了一把建筑师的瘾。天启五六年间，朝廷对紫禁城的三座主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熹宗皇帝在工程中大显身手，从起柱到上梁，再到外部装饰，他都亲临现场，仔细指导，高兴了还会当场脱掉外衣，挽起袖子，和工匠们一起大干一场。有时他心血来潮，还在宫中建一些小巧别致的住屋，内设精密的机关。建成后他总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对自己的作品很是得意，找来身边所有的人一起欣赏。时间一长，他的兴趣过去了，就派人立刻毁掉，再重新建造别的花样，总是在建了拆、拆了建中玩得乐此不疲。

至于建这些没有用处的住屋需要花费多少金钱，就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了。即使是按照他的设想，需要在门上安装一颗宝石做门环，也毫不犹豫地照样去做，力求做到完美无缺。等到房子被拆掉的时候，这些贵重的材料就和其他的一些建筑垃圾一起被废弃了。宫中的太监有许多人都借此发了大财。

熹宗还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喷泉。宫中的人都叫这种喷泉为铜缸水戏，这在当时可是天下一绝。那时宫中都用铜缸或是木桶盛水饮用，他就在这些盛水的容器下方凿一个孔，在里面设置机关，用机关操作，缸中的水就飞散出来，有时泻如瀑布，有时又散若飞雪，最后变成一根玉柱，打击放在缸外面的许多小木球，木球就浮在水尖上，随着水的喷吐而跳跃不已，久久不息。每回玩这个游戏时，熹宗都和他的嫔妃们一起在旁边观赏，随侍的妃子和宫女都拍手赞叹，对皇帝钦佩不已。这肯定是熹宗最高兴最得意的时候吧?

熹宗还喜欢看一种水傀儡戏。当时的梨园子弟用木头雕刻成海外四夷、仙人仙山、将军士兵等各种形象，用这些雕出来的人物演戏。熹宗的木雕手艺比那些专业的雕刻工匠还要高超，他也经常雕一些演戏用的人物，男女不一，形象各异，上面全涂上五彩油漆，一个个栩栩如生。这种水傀儡戏就是在一个水池里添满水，水中放置各种游鱼，在事先做好的小木人脚下安置一块小木板，使之浮在水面上。小木人的脚下浸在水中的一部分还安着走过场的竹板，通过机关可以在水池外控制。演戏时在水池周围围上布帘，旁边的艺人在暗处操纵机关。木人在水面上移动，再随着动作配上声音，就成了一台精彩绝伦的好戏。

那时熹宗最喜欢看的是一些热闹有趣的剧目，像《孙悟空大闹天宫》、《八仙过海》、《东方朔偷桃》、《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等，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十分新奇有趣。

熹宗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总之凡是当时木匠会做的一切手艺，熹宗都很精通，而且比大多数专业的工匠做得更好。如果他不是生在帝王之家，而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以他出众的手艺，一定会成为当时的名匠。只可惜他的这种种巧思和手艺对于治理国家毫无帮助，反而因此荒废了太多的时间，让身边魏忠贤之流的太监趁机篡取了管理国家的权力，给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灾难。

他的这几年统治，使传承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陷入了崩溃的边缘，他死后，没过多少年，明朝就灭亡了。客氏得宠一个连后妃都不是的女人，居然也想方设法地掌握了国家大权。

进入宫廷客氏是一个非常聪明美丽的女人。她是河北保定府人，家道不怎么富裕，长大后就被父母许配给了一个叫侯二的农民为妻。客氏虽然不识字，但是因为长的很漂亮，人又伶俐，所以很不满意过这种穷苦平淡的生活，总想着有一天能飞上枝头当凤凰。在她18岁的时候，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客氏刚刚生了个女儿，可是没几天就死了，这时正巧宫中皇太子的王妃要生孩子，这可是皇太子的第一个儿子，说不定就是将来国家的皇帝。所以皇宫中对这件事非常重视。

按照惯例，派出人来在民间为将要出生的孩子选择奶妈。这选奶妈可是有很多要求的，并不是每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就行，不但要求这人要年轻端正，身体健康，还要看她生的是男是女。按照惯例，是要把生男生女的人各找几个，都带进宫去，经过选拔后再确定用谁作奶妈。因为宫中定下的规矩是，皇子的奶妈一定选那些生女孩的，而公主则要选生男孩的奶妈，据说这样可以阴阳相济，使皇子公主更加健康。客氏非常幸运，以上的每一个条件她都符合，而且人又长得最体面，所以在许多人中雀屏中选，成了未来小皇子的奶妈。

伴君左右后来，太子的王妃果然生了个男孩，就是朱由校，从他一降生，就被交给客氏负责照顾喂养。客氏很明白自己怀中这个嗷暾待哺的婴儿的份量，一向不甘于现状的她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她还想借这个机会彻底改变自己的将来呢!所以，她格外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这位小皇子，对朱由校简直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好。这时她的儿子侯国光年纪还很小，正需要母亲照顾，可是她为了自己的将来，狠心抛下自己的孩子，全身心去关注朱由校的成长。就因为客氏对朱由校的照顾如此细致入微，朱由校的亲生母亲王氏也很放心地把孩子托付给她照料，小小的朱由校也非常依恋她。

本来，按照宫里的规矩，皇子一断奶就要把奶妈遣送回乡，可是因为客氏对朱由校实在太好，所以朱由校一离开她就哭个不停，不肯吃饭。王氏没有办法，而且知道客氏的丈夫正巧死了，也可怜客氏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就破例让她带着孩子仍旧住在宫里，继续服侍朱由校。后来，王氏得了重病死了。朱由校简直就把客氏当作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来看待，对她敬重非常，百依百顺。

朱由校十五岁时，他的父亲光宗朱常洛继承了皇位，可是作了不到一个月的皇帝就突然死了。这时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客氏了，因为她一手带大的孩子终于成了皇帝了。借着小皇帝对她的尊敬和依赖，她终于能够为所欲为了。

不久，她又找到了一个跟她志同道合的伙伴，就是魏忠贤。他们两个一同控制小皇帝，逐渐控制了朝政。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对他们权力日益膨胀的趋势十分担忧于是有些大臣联合上书，以皇帝即将大婚，成婚后就已经是成人的理由，请求把客氏送出宫去。

朱由校迫于无奈，不得不同意大臣们的要求，让客氏出宫，小皇帝十几年来都始终和客氏形影不离，这时客氏不在身边，他就像失去了依靠似的，茶饭不思，还不到三天，就让人又把客氏接回宫中。有的人劝他，等娶了皇后，有人做伴，就不会想念客氏了。

可是朱由校却固执地回答，就是娶了皇后也不能让客氏出宫，因为皇后年纪太小，也要靠客氏一并照顾，大臣们十分无奈，无论怎么劝皇帝，皇帝都不肯再让客氏离开了。

亡国乳母客氏因为小皇帝的坚持，终于在宫中站稳了脚跟，反过来，她又帮助自己的“丈夫”魏忠贤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有人在皇帝面前指斥魏忠贤的过错，客氏就在皇帝面前替魏忠贤求情。结果皇帝不但没有怪罪魏忠贤，还重重处罚了那个弹劾他的官员。于是这两人狼狈为奸，联起手来用各种新奇的手段去引诱小皇帝尽情玩乐，把朝政扔在一边根本不予理会。于是他们就趁机掌握了朝廷上的一切大事。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魏忠贤和客氏说出来的话，简直就和皇帝亲口说出来的圣旨差不多了。因为不论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什么，皇帝都一定会同意的。

客氏和魏忠贤合作默契，魏忠贤全力去对付朝廷里那些不服从他的官员，客氏则回过头来在宫中作威作福，宫中的妃嫔只要违背了她的意愿就一定会遇害。

那时候，朱由校的张皇后怀了孕，客氏害怕她生了皇子，母以子贵，会动摇自己在宫里的地位，就命宫女偷偷地在张皇后的饮食中下药，令她流产。熹宗的裕妃也怀了孕，这次客氏的手段更狠毒，她命人把裕妃关在一个空房子里，不给吃，不给喝，裕妃只能从窗户接一点屋檐上流下来的雨水喝，不久就被折磨死了。还有熹宗的冯贵人，胡贵人都是因为得罪了客氏，被她假传圣旨赐死了。其他被她害死的宫女后妃更是不计其数。

而朱由校根本还只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除了对他自己喜欢的游戏之外，根本就不关心别的事，对自己的这些妃子也不怎么感兴趣。所以，虽然隔一段时间，他的妃子就会“失踪”几个，他也全没在意。

于是就在熹宗皇帝的百般信赖纵容之下，客氏和魏忠贤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掌控了国家的命运，造成了明王朝的空前灾难。袁崇焕被害袁崇焕铁血丹心，一心为国，最终却含冤而亡。

监军关外袁崇焕字符素，广东东莞人，萨尔浒之战爆发的那一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波任命为福建邵武县知县。他人虽然到了福建，脑子里总是萦绕着辽东的战事。公务闲暇，常找一些从辽东退役的老兵了解边防和地形要塞的情况，平时也常读兵书，和人谈论行军打仗的事，立下了立功边关的雄心壮志。

一转眼当知县已经三年了，他到北京述职。由于他胆略过人，慷慨有志，被破格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广宁失守，大量士兵和百姓纷纷逃入关内，朝廷中很多入主张退守山海关。为了了解实际情况，他单骑出关考察形势。考察归来，他胸有成竹地向朝廷报告说：“只要给我兵马和军饷钱粮，我就能担负起防守辽东的大任。”当时朝廷里惊魂未定，束手无策，正愁没人敢承担防守大任，袁崇焕自告奋勇，真是求之不得，立即越级提升，命令他监军关外。

宁远大捷袁崇焕到山海关上任不久。有一天辽东经略（主管辽东的官员）王在晋派他到关外七十里的前屯去安置从广宁流落来的百姓。他二话没说，星夜出发，孤身一人在虎狼经常出没、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岭中走了大半夜，天亮之前赶到前屯。驻守在那里的士兵和百姓都佩服袁崇焕的胆量，王在晋也很欣赏他的胆略和气魄。但是袁崇焕不同意王在晋死守山海关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坚守关外，才能保卫关内，主张驻兵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

宁远西连长城，东北接锦州，背靠热河丘陵，面对渤海，是辽西走廊的咽喉要地。袁崇焕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支持下，重修宁远城。宁远的防御一巩固，辽东的流亡百姓都集中到这里来，关内的商人也前来做买卖。宁远成了商业繁荣、防御坚固的关外重镇，被无家可归的辽东人民视为乐土。

可是没过多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排挤了孙承宗，阉党分子高第出任兵部尚书。他一上任，就要把山海关以外的所有防务全都撤除。由于袁崇焕的激烈反对，只有宁远才侥幸保留下来。努尔哈赤一眼就看透了高第的怯懦无能。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他率军渡过辽河，直抵宁远城下。他先派人进宁远向袁崇焕劝降，说：“我发来30万大军，孑然独存的宁远是守不住了，如果你们投降，保证让你们得到高官厚禄。”袁崇焕毫不动摇，回答说：“说什么30万大军，其实说你13万军队也够多的了，我修建宁远城的时候就决心死守，哪有投降的道理呢?”说罢，赶走劝降的人，召集大将桂满，副将左辅、朱海，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商量对策，把守城军民集中起来。他在军前慷慨激昂，鼓励军民誓死守城，说着，又刺破手指，写血书激励全军。广大军民无不义愤填膺，誓死守城。誓师完毕，他把城外的百姓和粮食移入城内，坚壁清野，又命令军民偃旗息鼓，专等后金兵攻城。

二十四日，后金兵发起进攻。一阵鼓响之后，城头上军民把火药罐、雷石纷纷投下，又放火烧敌人的战车。后金军屡攻不下，这时候天渐渐黑了，只好暂停攻城。第二天，努尔哈赤再次发起更勐烈的攻击，后金士兵凿破了几处城墙。只因正值数九寒天，墙土冻着，城墙才没有倒塌，可形势非常危急。袁崇焕冷静沉着，临危不惧，命人拉出十一门西洋大炮，亲自站在城楼上指挥轮番开炮。后金兵被炮弹打中，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也被炮火打伤，只好撤兵。这就是历史上的宁远大捷。

宁锦大捷努尔哈赤退回后金首都沈阳（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感慨地说：“我从25岁起领兵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什么只有宁远一城攻不下来呢?”他哪里想到，他的对手袁崇焕是一位立志保卫疆土而又善于用兵的英雄人物呢!努尔哈赤遭到这样沉重的打击，心情十分郁闷，又加上伤势恶化，在这年八月去世了。

九月，努尔哈赤的八子皇太极登上汗位。袁崇焕为了探听后金的虚实，也为了争取一段时间建筑被高第放弃的锦州等城池，巩固边防，便派了三十四个人前往沈阳为努尔哈赤吊丧，并祝贺皇太极即位。皇太极新遭父丧，又准备征服朝鲜，以解除日后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因此也想和明朝暂时休战，就热情地接待袁崇焕派来的人，于是，双方书来信往，开始议和。

袁崇焕抓紧时间修筑锦州等城池，防御工事刚刚修筑完毕，皇太极便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五月，率领大军包围了锦州。这时候，袁崇焕正坐镇宁远，听到后金进攻锦州的战报，立即给守卫的将领赵率教、左辅和朱海写信。信中说，锦州城火器兵马足够防守，敌军冒着炎热的天气冒险深入，决不可能持久，锦州一定能守得住。并立即派祖大寿率领4千骑兵前往增援。赵率教等人在袁崇焕的鼓励下，率领守城士兵英勇奋战，后金军连续攻击14天，城下堆满了后金士兵的尸体，锦州城依旧岿然不动。皇太极见久攻不下，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困城，然后率领大部兵力和新调来的援军绕过锦州，直扑宁远。

袁崇焕凭借坚固的城池，充分发挥枪炮的火力优势，打得后金一片一片地倒下，就连几个后金贝勒（旗的首领）也被打伤。经过几天的激烈争斗，后金军死伤越来越多，加上天气炎热，疾病流行，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下令撤军。明朝人把坚守锦州和宁远的胜利称作“宁锦大捷”。

铁血丹心、含冤而亡可是万万没想到，宁锦大捷的最大功臣袁崇焕却被阉党污蔑为“暮气深重”而罢了官。这年八月，明熹宗死了，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就是崇祯皇帝。崇祯帝想有所作为，除掉魏忠贤后，又重新起用袁崇焕督师辽东。

皇太极深知袁崇焕有胆有识，既佩服，又十分嫉恨，如果不除掉这个劲敌，他就达不到进军关内的目的。于是，他想出一条除掉袁崇焕的毒计。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防线，绕道内蒙古，从喜峰口进入关内，直逼明朝京城。袁崇焕接到情报，连夜挥师入关。皇太极来到蓟州城下，见袁宗焕已经进驻蓟州，对袁军如此神速十分惊讶。他马不停蹄，挥师西进，一路连下玉田、三河、香河，过通州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见后金兵西进，急忙赶往京城，两昼夜疾行三百里，十一月十六日，兵抵左安门，此时袁崇焕身边只剩下九千兵马了。

不想这时候，京城里却到处流传着袁崇焕引导后金兵入关的谣言。袁军虽然在广渠门外，从凌晨打到傍晚，转战十多里，冲杀十多次，打退后金兵．崇祯皇帝却仍然猜疑他，不允许他的军队进城休息。袁军只好驻扎在城东南郊。

皇太极有意命令部队靠近袁军驻地扎营。原来后金兵刚打到北京城下的时候，活捉了两个明朝太监，押在军中。皇太极让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按计行事。高、鲍二人夜里回营．坐在靠近关押太监的地方，故意小声地说“今天撤兵是计谋，和袁督师早有密约，这回大事可成了。”一个太监假装睡觉，把高、鲍的话记在心里。后金军又故意放走太监，太监跑回皇宫，向崇祯皇帝上奏袁崇焕“通敌”的情报，就在这时候，北京城里捉住好几个奸细，一个叫刘文瑞的说袁崇焕曾让他带信给后金军，一个工匠说他知道袁督师想谋反。说来真怪，这些奸细招供之后就不见踪影了。

崇祯皇帝本来就多疑，听了太监报告和京城里数起“奸细”的招供，信以为真，便以商议军饷为名召见袁崇焕。袁崇焕刚进皇宫，崇祯皇帝就以叛国大罪下令把他逮捕了，皇太极见袁崇焕被捕，大功告成，便把军队撤回沈阳。袁崇焕被捕后，他的部将祖大寿十分惊惧，率领军队逃出山海关，袁军也跟着走散了一千五百多人。崇祯皇帝没办法，只好叫默中的袁督师写亲笔信给祖大寿。祖大寿接到袁崇焕的信，捧在手里，大哭不止，全军上下哭声震天。祖大寿八十高龄的老母亲对他说：“不如杀敌立功。也许还能赎督师一命。”因此全军振奋，决心杀敌立功。

可是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疑心太重，中计太深，在第二年的八月，居然把袁崇焕处以磔刑。这位爱国将领一心卫国，却蒙受投敌叛国的奇耻大辱，含冤地下，兄弟妻子被流放到三千里以外的穷荒绝域。袁崇焕死后，尸骨被友人安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今北京市第五十九中学校园）里。直到南明政权创建之后。他的冤枉才得到昭雪。而皇太极的反间计，在清军入关后，才真相大白。张皇后定江山之谜张皇后深明大义，凭借其机敏果断，完成了一件力定社稷的惊人之举。

皇后讽谏一天，张皇后正在读《史记》，朱由校玩得满脸是汗地跑进来了，问张氏读的是什么书?张皇后说在读“赵高传”。“赵高?谁是赵高?”朱由校每天只顾着游玩，不喜欢看书，他根本不知道赵高是何许人也。“大奸似忠，毒如蛇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坏秦家锦绣天下的小人。”张皇后气愤地一口气说了一串话。可是，朱由校才不管赵高是忠是奸，只是似懂非懂地朝皇后一笑，又去玩了。

朱由校很爱看戏，每天吃过晚饭他都会去看戏，百看不厌，非常开心。戏班中的编剧为了讨好魏忠贤，常常编一些闹剧，谀诌魏忠贤，把魏忠贤捧上了天。张皇后看了十分气愤，指斥魏忠贤横行霸道，乱国乱政，可是朱由校根本不听她的。以后这样的戏，她再也不看了。

暗施毒手客氏最担心张皇后控制朱由校，所以时时处处对张氏提防和限制。客氏在宫内大摆威风，以朱由校的母亲自居，根本不把嫔妃看在眼里，对张皇后也是如此。对客氏的横暴，张皇后非常反感，她曾当面斥责过客氏，因此，客氏、魏忠贤与张皇后结下冤仇，必欲铲除而后快。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张皇后怀孕了，客氏将张皇后宫中下人一律换成她的心腹，在侍候张氏时粗手粗脚。终于有一天，一个宫女给张氏捶背用劲过勐造成张皇后流产。后来，客、魏二人又把毒手伸向了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想以此牵扯张皇后，废掉张皇后而立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的女儿为皇后。造谣说张皇后是被张国纪收养的一个在逃杀人犯的女儿。朱由校不辨黑白就下旨革去张国纪的爵禄，令其回籍了，但并未动张皇后。客、魏二人阴谋虽未能逞，但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了。

熹宗得病本来朱由校身体很健康，二十岁刚出头，从没得过病，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从天启六年开始，身体却日渐虚弱起来，脸和身上都出现了浮肿。到了天启七年，竟病倒在床，时发高烧，浮肿加重，饭量大减，说话有气无力，朝野上下惶惶不安。这时，京师又传出了魏忠贤预谋篡位的谣言，闹得满城风雨。张皇后更是忧心忡忡。

天启七年六月间，朱由校又一次病倒，这次更是严重，惧热怕冷，时发高烧，浮肿也更加历害。这下可忙坏了御医们，也吓坏了魏忠贤一伙。他们本来想依靠熹宗这个大靠山，一辈子荣华富贵，可是熹宗这么年轻却眼看就要病重不冶，自己又坏事做尽，触犯了众怒，怎么能不忧心如焚!

力保信王自从生病之后，长时间辗转于床第，朱由校有了反思的时间。大概出于良知的发现，自天启七年朱由校性格发生了某些细微的变化。他开始注意他周围的人，对张皇后的态度也渐渐转变了，张皇后因此可以经常陪伴在他的床边。张皇后虽然也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但作为天下之母，她还是很有政治头脑的。她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复杂的形势，必须沉着冷静，当务之急是解决皇位的继承问题，绝不能使客、魏的篡位阴谋得逞。

如今，朱由校的病眼看无望再起，又无子嗣，张皇后就想到了朱由校同父异母递信王朱由检。遵照“兄终弟及”的惯例，信王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的，况且他素有贤名，能当此大任。于是，张皇后就对病中的朱由校提起了信王，说他可以托付大事，朱由校点头同意。到八月八、九日间，朱由校病情加重，魏忠贤等人时刻守在宫殿内外以防不测。张皇后劝朱由校召见信王一次，由于客、魏防范太严未成。后来她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偷偷地安排信王和熹宗见一面。

信王来到干清官，见到了他的哥哥。看到朱由校全身浮肿、气息奄奄，朱由检很难过。朱由校强打起精神说：“我弟将来要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嫂子。”信王听说皇帝要传位给他，还百般推辞，这时张皇后从帘后走出来，急声说道：“皇叔千万不要再推辞，现在正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候，你一定要担起国家社稷的大任。”信王只是伏地叩头不敢回声。接见结束后，张皇后叮嘱他多加保重，随时注意事态变化。朱由校昏昏庸庸过了20余年，只有接见信王确定继位人是他做的惟一一件明白事。

天启七年八月，朱由校驾崩，张皇后马上传旨，命人迎信王入宫，同时向天下宣告信王继承大统的遗诏。次日，朱由检登基，张皇后才放下心来。张皇后凭借自己的机敏果断，完成了一件力定社稷的惊人之举。朱由检登基后，封张皇后为懿安皇后，尊养于宫中，其父张国纪也恢复了爵位。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军攻下北京。朱由检传令张皇后自裁，张皇后即刻自缢而死。但是，后来的野史笔记中多谓张皇后未死，一说她归顺了李自成；一说她在李岩的保护下活了下来，后来才自杀；一说她流落于民间，沦为卖水者之妇。这些记载是真是假还不得而知，但张皇后危急时刻挽救国家的机智和勇气都完整地保留在人们的心中，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人们都衷心地希望她还活在世上，所以才留下了这些死里逃生的记载吧!闯王李自成闯王李自成，他用铁拳粉碎了明王朝，但是却阻挡不了满清的入关。

第十九章

闯王造反崇祯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628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老百姓没粮吃，连草根树皮也掘光了，只好吃山上的泥土。但是一些地方官吏，照样催租逼税，叫老百姓没法忍受下去。陕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

这年冬天，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到北京去。这支军队开到金县（今陕西榆林），兵士们领不到饷，闹到县衙门去。带兵的将官也来弹压，有个年轻兵士气愤地站出来，带领兵士们把将官和县官杀了。这个兵士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后来，父亲死了，家境穷困，李自成到银川驿站里去当马夫。他待人热情，驿卒们也挺爱戴他。李自成的家一向担负代官府收租税的差使。米脂连年收成不好，农民拿不出租税。当地有个姓艾的大地主，乘机放高利贷，想在农民身上盘剥。李自成看大家交不起租税，就自己一个人借了债把税交了。过了一段时间，姓艾的地主逼李自成还债，李自成还不起，姓艾的就唆使官府把他抓起来打得半死，还锁上铐，把他放在太阳底下晒，不让吃东西，百姓和驿卒向县官恳求把李自成放在树荫下，让他吃点东西，县官也不答应。这一下把群众激怒了，大家一哄而上，砸开李自成身上的铐，带着李自成一起逃出米脂，到甘肃当了兵。这一回，李自成在金县杀了将官，带着几十个兵士一起投奔王左挂领导的农民军，当上一名头领。

投奔高迎祥明王朝派出的总督杨鹤看到起义军越来越多，十分害怕。他一面派兵镇压，一面采用高官厚禄招降农民军将领。王左挂禁不住诱惑，动摇投降了。李自成不得不另找队伍，后来，他打听到高迎祥领导一支队伍起义，自称“闯王”，就决心投奔高迎祥。高迎祥听到李自成带兵来投降，十分高兴，马上叫他担任一个队的将官，大家把他叫做闯将。高迎祥和别的起义军联合起来，转战山西、河北等五个省，声势越来越大。官军到处围剿，遭到失败。最后，崇祯帝恼羞成怒，调动了各省官军，想把各路起义军全部包围，一口吃掉。

为了对付官军围剿，高迎祥约了十三家起义军的大小头领在荥阳开会，商量对策。荥阳大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敌人兵力太强，不如打回陕西老家避一避再说；也有的不同意，但是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这时候，李自成站了起来说：“一个兵士肯拼命，也能奋战一下；我们有10万大军，敌人能拿我们怎么样?”高迎祥赞许地说：“依你的意思，该怎么办?”李自成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起义军应该分成几路，分头出击，打破敌人的围剿。大家听了，都觉得李自成说得有理。经过一番商量，十三家起义军分成六路。有的拖住敌军，有的流动作战。高迎祥、李自成和另一支由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向东打出包围圈，直取江淮地区的凤阳。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成为明朝的中都。农民军出击凤阳，就是要打击明王朝的气焰。高迎祥、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一路进军，势如破竹，不到十天，就打下了凤阳，把明朝皇帝的祖坟和朱元璋做过和尚的皇觉寺一把火烧了。这一着真的震动了明王朝，崇祯帝听到这消息，又急又气，下令把凤阳巡抚处死。

高迎祥和李自成又带兵回到陕西，来回打击官军，叫明朝的官员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崇祯帝和地方大臣都把高迎祥的队伍看成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他们。有一次，高迎祥带兵进攻西安。陕西巡抚孙传庭在盔厦（今陕西周至）的山谷里埋下伏兵拦击。高迎祥没有防备，经过一场激战，被捕牺牲。

名声远播李自成带领留下的队伍杀了出来。将士们失去了主帅，心里十分沉痛。大伙认为闯将李自成是高迎祥最信任的将领，加上他的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就拥戴他接替高迎祥，作了闯王。打那以后，李闯王的名声就在远近传开了。李闯王的威名越高，越引起明王朝的害怕和仇恨。崇祯帝命令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专门围剿李自成。李自成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但是因为起义军将士的英勇作战和李自成的足智多谋，多次冲破官军的包围圈，活跃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打击官军。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另两支起义军的首领张献忠、罗汝才都接受明朝招降，李自成手下的将领也有人叛变。这使李自成的处境增添了困难。公元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准备打出潼关去。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听到起义军的动向，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中，布置了三道埋伏线，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引诱李自成进入他们的包围圈。

李自成中了敌人的计。当他带领起义军浩浩荡荡开到靠近潼关的山谷地带的时候，两面高山里杀出了大批明军。他们依仗人多和地势有利，向起义军发起一次次冲击。起义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搏斗，几万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队伍被打散了。李自成和他的部将刘宗敏等十七个人打退了大批敌人，才冲出重重包围。他们翻山越岭，克服了重重困难，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起来。

明军占领了潼关，派出大批侦骑，搜捕李自成，搜了几个月，毫无信息。后来听有人传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明军才放松了搜捕。崇祯为什么不南迁明朝末年，国势飘摇，眼看着就要大难临头，崇祯皇帝为什么迟迟不肯南迁呢?

犹豫皇帝这一年的正月初四，崇祯急召大学士及首辅大臣陈演、魏藻德、丘瑜等大臣到御书房议事，讨论兵部兵科给事中吴麟征、陕西总督余应桂和蓟辽总督王永吉三人提出的速调吴三桂入京勤王的三道紧急奏折。

这本是一个拯救危亡的折中方略，虽然不得不因此放弃山海关，但能避免京城落入李自成之手。

然而，崇祯却踌躇再三：面对外患，如果弃地守京，就会落下丢失国土的千古罪名；面对内忧，坐以待毙，又会蒙受失政于寇的奇耻大辱。这个两难的选择使他犹豫不决，他还一心想作名垂青史的圣君呢，这种失地失国的重大罪名怎么能承受的起?

因此，他把这个皮球踢给了这些大臣们，想让大臣们正式提出动议，他再顺水推舟作个表态，免得承担历史责任。可是，这帮长期生活在皇帝身边的大臣个个老奸巨猾，早都猜透了崇祯心里打的小算盘，竟无一人站出来表态!

崇祯从他们口中得不到自己想要得答案，最后只好决定：“早朝廷议公而决之”。于是，正月初九的早朝上，众朝臣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一派主张弃地守京，另一派主张决不弃地，结果相持不下，不欢而散。

那么，主张决不放弃一寸国土的臣子们，真的是心口如一以死报国的忠臣吗?不然。当时的宰相、首辅大臣陈演就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想，自己当廷表态不弃国土，日后就逃脱了丢失国土的罪名。而他后来又不公开反对“弃地守京”，则是遵照崇祯皇帝的心思。

他想，说不定有朝一日秋后算帐，这个刚愎自用又心胸狭窄的皇帝，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会找一个因弃地守京而丢失国土罪名的替罪羊，而他陈演则明哲保身，试想，这种满脑子为个人打算的人把持朝政，再加上个优柔寡断，只顾虚名的皇上，哪里会定下万全之策呢?

等不来献计退朝不久，左中允李明睿求见崇祯，为崇祯献上南迁之计。他认为即使弃地也难保京，大敌当前，应该效仿晋、宋南迁，以后再图恢复北方，以缓目前之急。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消极的应付对策略是当时确保朱明王朝的可行之策，崇祯心里也是赞同的。但是，他又认为南迁是丢弃宗庙社稷的大罪，比“弃地守京”更甚，他可不愿承担这个千古骂名，于是，这个正确的策略便被搁置一边了。

三月初，李自成势如破竹，攻克了宁武，明军一败涂地，京城已经岌岌可危，崇祯又连夜召诸大臣商议对策。这时，李明睿又奏请南迁。崇祯想，这次如果没人反对，他就可以下决心南迁了。不成想总有人要和他对着干，左都御史李邦华竟提出，皇上应该守京师，让太子下江南。

崇祯见自己的如意算盘被打乱，便怒斥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孩子家做得了什么大事?”众人顿时吓得哑口无言，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皇帝自己本想南逃，却硬要众大臣说出来，死要面子。他们又一想，如果皇上南迁，一些大臣们便会留在京师辅佐太子。变成替死鬼；而那些随驾南迁的人，一旦京师失守，说不定也会因力主南迁而替人受过，这实在是个两面不讨好的苦差事。

众人都看透了崇祯的心理，谁也不想背这个黑锅，于是个个沉默不语。

崇祯却不知众人心里想些什么，见无人表态，还连连催促群臣想对策。结果群臣议来议去，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到了最后，也只是下了个“入京勤王”的圣旨，等待各路大军来京护驾。但是，此后的几天，勤王的军队没到，告急奏折却像雪片一样飞来，如再犹豫就什么都来不及了。这时李明睿又来紧急求见，力劝崇祯南迁。

崇祯皇帝当然想马上南迁，可是他又总是盼望着大臣都一致赞成南迁，都来哭求时在半推半就的答应下来，这样虽然仍是不免“弃京南逃”之名，但总还能营造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景，使人对他这个皇帝的被动无奈深表同情。

无路可逃因此，在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的关头，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兴许这一次大臣们会众口一词的奏请他南迁。

可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大臣们来朝见他时，都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全部沉默着，谁也不肯开口。正在僵持之际，又有前方信使来报：“保定失陷了!”这一下，南迂的路被从中掐断，南迁之议已经成为泡影了。崇祯皇帝不禁呆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行眼泪已然流下。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无路可逃，最后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上自杀，屹立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灭亡了。周皇后以身殉国了吗崇祯皇帝是明代的最后一位皇帝。其皇后周氏祖籍苏州，后来徙居大兴。

“天下贵人”

天启年间，神宗刘昭妃摄太后宝，宫中事务决于熹宗张皇后。崇祯朱由检是光宗的第五个儿子。12岁时，朱由检封信王，五年后即皇帝位。周氏是在朱由检为信王时选为王妃的。当时，张皇后见美艳沉静的周氏很单薄，担心她不能担当重任，母仪天下。刘昭妃却说：“今虽弱，后必长大。”这才册为信王妃。信王即皇帝位，周氏便被册为皇后。周皇后作为明帝国的末代皇后，在明复亡时，毅然决然地以身殉国，万分悲壮。

周皇后年幼之时，就已经展现出惊人的美貌和柔婉的个性，深得家人的喜爱，被奉为掌上明珠。周皇后早年在家时，有一次被文士陈仁锡瞧见，陈仁锡惊叹周氏的美貌，对她的父亲说：“君女天下贵人。”陈仁锡便教授周氏《资治通鉴》和经史之书。因此，周皇后知书达礼，颇通文墨。崇祯也极好读书，各处宫室宝座左右，都遍置书籍，坐即随手翻阅，他还常作四书八股文出示群臣，并颁行天下，士子们争相传诵。拍马屁的大臣还写文称赞崇祯皇帝有书生风度。崇祯自己也非常骄傲，认为自己即使不当皇帝，肯定也是天下名士，轻而易举的就能金榜题名。书生风度的崇祯帝自然对才色双绝的周皇后宠爱无比，视为红颜知己。

深明大义能与周皇后争宠的是贵妃田氏。田氏的美色与周皇后相当，但纤妍冷艳却过之，而且多才多艺。因此崇祯帝相比之下，对田贵妃更加着迷。两名女子都美色天成，不用修饰就已经容姿秀美，宫中其他嫔妃都远远不及。而且周皇后祖籍江苏，田贵妃则来自扬州，两人都喜欢穿南方服饰。一时之间带动了宫中风气，嫔妃宫女纷纷仿效，全着南装，一个个争艳斗丽，美景无限，而周、田二人仍然独领风骚。

周皇后果然没有辜负当初选她为妃的刘太后的希望，入主六宫以后，即以瘦弱单薄的身躯担任起治理后宫的重任。她仪态万方，天生威严，在宫中威望很高。而且她生性简朴，刚一入宫就着手裁减宫中用度，撤消不必要的费用。崇祯一朝内乱外患接连不断，周皇后就常常劝崇祯皇帝要爱惜百姓，安定人心，再团结对外。而且她还劝说崇祯皇帝要宽以待人，善待臣民百姓。可是崇祯固执自负，根本听不进周皇后的劝告，总是觉得全天下的人都辜负了他。因为当时四处用兵，军费紧张。周皇后关心着国家社稷，也常常拿出自己的私蓄和宫中节省下来的费用充作军费，崇祯对周皇后的深明大义十分感激。

但是宫中却仍不平静。皇后和贵妃争宠，两不相让。田贵妃恃宠而骄，谁都不放在眼里。周皇后对田贵妃的嚣张气焰和高人一等的态度不能容忍，日常就多加裁抑。据说有一年岁元日，天气寒冷，田贵妃去朝见周皇后，辇车直至庑下。周皇后故意拖拉，好半天才出室就坐，受田贵妃跪拜。拜过以后，周皇后一言不发，竟自离去。而田贵妃来朝时，周皇后则热情接待，相见甚欢，两人亲热地说话多时，久久方才离去。

田贵妃觉得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从此就恨死了周皇后。她的地位比皇后低，受制于皇后，自己没有办法，便在崇祯帝前哭泣，倾诉委屈。崇祯皇帝当然不高兴，觉得皇后有些过分。有一次，皇帝和皇后在交泰殿谈事，两个人意见不和，崇祯皇帝怒火顿起，愤然推开皇后，扬长而去。可怜的周皇后金枝玉叶，哪里受住皇上一推?当即伤心欲绝，仆倒在地上，悲泣不已。自此躺在床上，拒绝进食。崇祯帝又后悔自己鲁莽，就派中使持貂凄赐赏皇后，算是谢罪，并询问皇后的饮食起居。周皇后这才结束绝食，帝后和好如初。

岂料两人刚和好不久，田贵妃又惹怒了崇祯帝，被斥居启祥宫，整整三个月不被召幸。周皇后这时又于心不忍。有一天，周皇后陪崇祯帝在永和门看花。周皇后见崇祯帝高兴，便乘机进奏，请召田贵妃。崇祯帝没有作声，其实心中已经想念美妃了，只是又不好自己直接去召见她，周皇后看透了皇帝的心思，用车迎来田贵妃。崇祯帝见到了爱妃，心中高兴，于是两人和好如初，恩恩爱爱。田贵妃也因为周皇后的不计前嫌而感激不已。两人之间前嫌尽释，从此和睦友好。

遵旨自尽宫中的战火虽然逐渐平息，但是宫外的战火却愈演愈烈。崇祯八年以后，各路起义军迅速壮大，严重威胁了明王朝的统治，关外的后金（即后来的大清）大军也在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崇祯皇帝为了朝廷上的政事和紧急的军情忧心不已，坚持茹素理政，因为过于劳累，日渐憔悴。周皇后看在眼中，急在心里，可是又知道皇帝不听劝，于是她只好让自己的母亲进宫，假称崇祯皇帝的亲生母亲李纯皇太后托梦给她，劝皇帝要注意身体，增强饮食。另一方面，皇后又在宫中提前置办好美食，等皇帝回宫后享用。崇祯皇帝回到后宫，见到如此情景，知道皇后为了自己费尽了心思，又想朝政的混乱，两人不禁相对而泣。

尽管崇祯皇帝殚精竭虑的想挽回败局，但是却已经无力回天，明王朝的灭亡之日一天天逼近了。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起义军终于突破重重险阻，来到了北京城下。许多文武大臣望风而逃，逃不掉的就投降了义军，被派去监军守城的太监更是见利忘义，大开城门，迎闯王军队进城。崇祯皇帝眼见大势已去，想逃出城去又告失败，无奈之下，他回到后宫，见了周皇后，痛苦地说道：“如今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你是一国之母，绝不能受辱，还是尽快自尽吧!”周皇后听了，也早知道会有这一天，只是跪在地上向皇帝告别，痛哭着说：“我服侍陛下十八年了，可陛下从来不肯听我一句劝，以致有今日!我能够以身殉国，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话说完，她抚着三个皇子又哭了一会儿，就毅然决然地转身进屋，把门锁上了。一会儿，屋内的宫女出来报告说，皇后已经遵旨自尽了。崇祯皇帝到这时想起多年的夫妻之情，也不禁悲痛的涕泪横流。他又命令三个皇子迅速改穿便装逃出宫去，其他妃子则一律赐死。然后他自己，直奔皇宫后面的煤山自尽了。

周皇后这明王朝的末代皇后，生前深明大义，勤于治家，赢得天下人民的爱戴，当国家危急之时，又以身相殉，其悲壮凄美的一生，真是让人不能不由衷感叹。剑砍长公主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崇祯意识到大势已去，赐死皇后，砍伤公主。

京城陷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人们都惊慌地四处奔走，却又无路可逃。李自成的大军就在城外，隆隆的炮声响了一夜，连皇宫深处也听得非常清楚，每个人都处在一种深深的恐惧之中。这天夜里，李自成派投降了他的明朝太监杜之秩和申芝秀从城墙上吊入城中，一起去皇宫中劝崇祯皇帝主动退位，结果却被皇帝大骂了一顿赶了出来。

太监们退去后，崇祯皇帝一个人在寝宫里走来走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是却什么退敌的办法也没有。

正在他焦躁不安的时候，又一个坏消息传来，他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放弃了原本守城的职责，反而主动打开自己把守的城门，投降了李自成。崇祯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如同五雷轰顶，外城一破，北京再无险可守了。

崇祯皇帝和太监王承恩来到皇城的高处四下眺望，只见外面到处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看起来内城被攻破也只是旦夕之间的事了。他呆了半晌，又回到宫中，见了周皇后，才叹了一口气说：“大势去矣。”两人不禁相对落泪。崇祯又写了一道上谕：“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让人送去内阁，却发现内阁班房早已人去楼空。他只好命太子，永王和定王都换了便装，派人把他们送到外戚周奎、田弘遇的府中去，希望他们能趁城中大乱之际逃得命去。

周皇后一直陪在他身边默默垂泪，一言不发。等到打发了太子走后，她才过来跪下向崇祯磕头说：“我服侍陛下十几年了，你却从没听我一句劝。现在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也惟有以一死殉君国了。”话说完，她就站起来转身回房去了。一会儿宫女出来报告说，皇后已经自缢身死了。

帝王家的惨剧崇祯听后，呆了一会儿，又说：“好!好!死得好!”他又命人叫来长公主，这是他最疼爱的女儿，被封为长平公主，今年刚满十六岁。“长平”，长长久久地享受太平，这两个字中包含了多少父亲对女儿的爱和希望啊!他本来已经为爱女选了周显作女婿，两人马上就要成婚了，她拥有多么美好的青春和未来啊!可是这一切眼看就要成为泡影了。长平公主这时紧紧地拉住父亲的衣襟，满脸都是凄楚的泪水，十六岁的她已经开始懂得一些世事了。崇祯抚摸着女儿的秀发，看着她年轻却苍白的脸庞，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

话刚一说完，他就抽出一直放在身旁的宝剑，用衣袖遮住自己的脸，看也不看地就向女儿身上噼去。长平公主被吓傻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幸亏崇祯是闭着眼睛砍过去的，这一剑砍得有些偏，一下子从公主的左肩噼了下去，一条臂膀登时掉落地下，鲜血泉涌而出，喷洒得到处都是。公主已经昏了过去，就倒卧在她自己的血泊之中。崇祯皇帝也被溅得满脸满身都是鲜血，他看着女儿那痛苦的神态，染满了鲜血的手不禁颤抖起来，第二剑说什么也不忍砍下去了。他又转向袁贵妃，命她赶快自尽。袁贵妃遵命自缢，不料绳子却自己脱落了。崇祯见状，又挥着手中的剑砍伤了袁贵妃的左肩。之后，他又发了疯似地接连砍倒了几个嫔妃。看着满屋子的血和倒在血泊中的妻子女儿，他却像已经失去了痛感神经一样，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又唤来王承恩，两个人在这个满是鲜血的屋子里喝了几杯酒，谁也不说一句话，王承恩只是端着手中的酒杯默默垂泪。之后，两个人就相偕着一前一后离开了紫禁城。

公主幸存当李自成的大军闯进内城，四处寻找皇帝的时候，有人发现在皇宫后面的煤山上吊着两具尸体。靠前的一具尸体身穿蓝衣，散发遮面，衣襟上用鲜血写着几行字：“我的德行浅薄，招致上天的责罚，这都是大臣们使我造成的失误。我死之后，没有脸面去见祖宗，只好自己摘去冠戴，用头发遮脸。我的尸体任凭贼寇任意处置，但不要伤害一个百姓。”在他的对面，则是一具老太监的尸体。

后来，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尸体就被葬在昌平的田贵妃墓里。那长平公主到哪儿去了?她并没有死。宫中大乱之际，一个太监救了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公主，把她送到外戚周奎的家中。公主一连昏迷了五天才清醒过来。后来，长平公主上书给顺治皇帝，要求出家为尼。顺治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反而安排她和周显成了婚，又赏赐给他们不少田庄，车马和金钱。顺治三年，长平公主病死，死后就埋葬在北京的广宁门外。身受重伤的袁贵妃也没有死，清朝皇帝一直赡养她到终老。崇祯太子哪儿去了借着浓浓的夜色，紫禁城中熘出了三个瘦小的身影，他们是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

皇子逃走原来这一日的白天，崇祯得知闯王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包围了北京城，他知道自己恐怕逃不过被杀的命运，却仍想着也许他的儿子能趁乱逃出城去。所以这一天晚上，他把自己的儿子都叫到跟前，让他们都换上平民百姓的衣服，赶紧趁乱逃出城去，到南方重建王师，再挥师北上歼灭叛贼。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描述的三个少年出逃的情景。

第二天一大早，崇祯得到消息说守城的太监叛主投降，李自成的军队已经进城了，他知道这下自己是无路可逃了，就把皇后公主都叫来，挥剑砍倒了几个，自己带着一个老太监到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上自杀了。临死之前，他还在自己的衣服上写下遗书，要求各地的官员协力辅佐外逃的太子，重新振兴大明朝。他自己虽然死了，但是太子逃出去总还有一丝复国的希望存在，这是他死前心中念念不忘的事。

朱慈的归宿那么，这个出逃的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又到哪里去了呢?三个十多岁的少年，从一出生就生活在富贵乡里，他们能在纷飞的战火中生存下来吗?尤其是太子朱慈的下落更是各种势力高度关注和争夺的对象，因为一个国家的继承人如果仍然活着，那就不能说这个国家已经亡了，他随时有可能召集愿意追随他的人重建国家。

朱慈的归宿到底如何?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成为明末清初的一大疑案。对于这个问题，后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据说太子兄弟并没有逃出被李自成重重包围的北京城，外面到处都是战火，三个人没有办法，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到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他们的外公周奎家里去躲一躲，等外面平静一些的时候再设法逃到南方去。不料，周奎见局势不妙，生怕引火上身，根本就不肯开门让他们进去。后来他们就被进城的李自成军队抓到了。

李自成想把他们作为政治筹码，不但没杀他们，还封了朱慈为宋王，另外两个皇子也封了爵，一并交给大将刘宗敏看管。后来，李自成得到吴三桂叛清的消息，亲自带兵去讨伐他。他把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带在身边，想用他们劝说吴三桂投降。不料这一去，李自成的军队大败而逃，崇祯的三个儿子都在乱军中不见了，很可能已经被杀死了。第二，有人说太子逃出宫后，无处可去，被一个贫苦的老太太收养。但是老太太家里太穷，只好把他送到国丈周奎的家里。周奎很害怕，不但没有收留他，反而把他交给了清廷，清廷查明真相后就马上把他杀了以绝后患。第三，这种说法认为朱慈成功地逃出了北京，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终于顺利的逃到南方。他天真的想去投奔福王朱由嵩创建的小朝廷。朱由嵩是他的叔叔，这时候已经当了监国。他听说崇祯皇帝的太子前来投奔，这还得了，如果证明这个少年真是太子，他就得归政于太子，那他就无法当皇帝了。于是朱由嵩打定了主意，坚决不承认前来投奔的少年是真太子。虽然在朝廷上如何盘问，少年都对答如流。从北方逃过来的老太监也都指认少年确实是太子朱慈，朱由嵩还是一口咬定少年是假扮太子，不由分说把他关进监狱，后来又把他偷偷害死了。这件事在南明小朝廷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朝臣们分成两派，后来支持太子的一派见太子不明不自地死了，都对朱由嵩很不满，于是这个小朝廷的大臣们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去了，这也造成了小朝廷的迅速灭亡。第四，这一派说法认为朱慈一开始确实是被李自成所获。但是在李自成军队败退北京的路上，刘宗敏受了重伤，放松了对他的看管，他就找了个机会从闯王的军中逃了出来，跟随他的还有他以前的老师李士淳。因为李士淳原籍在广东嘉应州，他们就一路逃回了李士淳的老家，在嘉应州阴那山出家当了和尚。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建了一座寺庙叫做“圣寿寺”，大殿就取名叫“紫极殿”，处处都显示了寺中和尚的神秘出身。据说朱慈死后，庙里就开始供奉一尊“太子菩萨”的神位。这尊神位始终保留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覆灭了，人们才知道原来供奉的这尊塑像就是明朝的逃亡太子朱慈。李士淳的后人也声称他们的先祖确实在乱军之中救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回自己的家乡，两人一同出家做了和尚，李士淳一辈子都悉心侍奉着太子朱慈。

总之，关于崇祯太子的传说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都有。甚至在清朝已经创建很久之后，还有人不断冒充是崇祯太子起兵造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更加使人难辨真伪。看来，这崇祯太子的下落之谜也只能永远都是一个谜了。李自成失败内幕李自成总算成为了可以称雄天下的人，但是他的成功来去都是那么的快。

胜利滋生骄淫公元1644年3月，闯王李自成经过多年的征战，终于攻下了明王朝的都城北京，迫使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在皇宫后面的煤山上吊自杀了。李自成得偿夙愿，终于成为了中国的新主人。可是又有谁能料到，只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后，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而回，匆忙即位称帝后就逃出了北京城。在以后的两年中，他被清军追击的无处藏身，最后终于失败。人们不禁要问，李自成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地位，怎么会如此轻易的就失去了呢?他为什么会这么迅速的走向失败?

在长年的征战中，李自成的军队因为纪律严明，一直受到所过之处百姓的欢迎和爱戴，人们都高喊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打开门户，摆出酒菜，欢呼着闯王大军的到来。这本是李自成区别于其他义军队伍，成功的壮大队伍，赢得百姓的信任，最终成为皇帝的最重要保证。

可是，在进了北京城之后，李自成和他的将士们都忘记了这种从困苦中成长起来的经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南方有明朝的残余政权，北方更有虎视眈眈的后金大军。军队的迅速腐败，也许正是闯王在短短两月中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最重要原因。

据说，李自成刚进城的时候，还有一点理智，他在城门之外弯弓射箭，正中城门上方，然后就向兵士宣布，入城后不得烧杀抢掠，违令者斩首示众。围观的百姓听到闯王这么说，都高兴的拍起手来。这时候，他已经得到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消息，所以不慌不忙的整顿队伍，率领着几十万大军徐徐入城。百姓都在道路两旁欢呼迎接，明朝一些怕死的官员也跪在地上表示臣服。

李自成这时真可谓是志得意满，在大军的簇拥下，骑着高头大马直奔皇宫。紧接着，他颁布命令，让明朝的在京官员第二天到宫门外集合，由他的部将进行挑选，能留用的就留用，那些恶名昭彰的大官则被逮捕下狱严加惩治。留用的官员和他原来已经带在身边的文人都派到已经控制住的省份去做地方官，创建起大顺朝的地方政权。还收殓崇祯皇帝和皇后的尸身，放在宫门口示众三天，然后安葬到京郊田贵妃的墓中去，清点宫中财产等等事情。

一切安排妥当，就等着文官们制定好登基的礼仪，李自成就要正式当皇帝了。

称帝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之下，历经坎坷、饱尝磨难的将士们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觉得终于苦尽甘来，到了应该享福的时候了。也有人提醒闯王，占领全国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日后还有很多艰苦的战役要打，不应该现在就松懈下来。可李自成这时已经变的骄傲起来，他觉得只要占领了明王朝的心脏北京，就等于自己已经名正言顺的得到了这个国家，其他的反对力量都只是跳梁小丑，只要大军一到，马上就会跪地投降，根本不用放在心上。即使有一些抵抗，凭大顺军这几年所向披靡的势头，肯定也能很快的攻克。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他的这个天下几乎已经坐稳了。眼前最要紧的就是赶紧制定登基礼仪称帝。他想的是很好，不过却忽略了关外的清军，总以为自己建国后再修书与对方结好，就可以轻松的保持边境的安定。一向精明的眼睛不知为何这时却看不清严峻的事实，清朝的统治者早已经动员了全部力量，率领大军开到山海关之外了。

李自成进城之初，本来立下严令，努力整顿军队，刚开始几天，命令还是得到了执行的。有两个士兵抢劫了前门的一家绸缎庄，被告到李自成那里，李自成立时大怒，命人杀了那两个违反禁令的士兵，吊在城门外以示警戒。

第二十章

自取灭亡但是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李自成麾下的将领们自从进了北京，都被这种繁华的景象迷住了眼睛，整天只想得到更多的珠宝，抓到更多的美女。上司如此，士气很快低落下来，再也没有人愿意遵守禁令，辛苦打拼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到了享受的时候了，哪个人不想多抢一些银钱呢?于是城中的秩序大乱，士兵们闯入百姓家，又砸又抢，奸淫妇女，烧人住屋，无恶不作。一支纪律严明的义军就这样变成了一支土匪的军队。

北京城里原来开门欢迎闯王到来的百姓们不禁大失所望，觉得受到了欺骗，一时间城内哀号遍地，一片凄惨之景。李自成见局势大乱，再想严加申饬已经来不及了。再说，这时的李自成也忙的很，整日躲在深宫中为众多美色包围，根本没有时间理会政事了。牛金星是李自成的主要谋士，义军进城后，他位列文官之首，本应该负担起全部政务，可是他却每日坐在家中等待着那些以前作了明朝高官而嘲笑他的人来拜访他，羞辱这些从前瞧不起他的人成了他最大的乐趣。刘宗敏是义军的武将之首，他本来应该一攻下京城就应马上到山海关重地去镇守边关，可是他贪恋京城中的安逸生活，迟迟不肯去上任，原本是一员勐虎之将，现在却已经变成了女人的裙下之臣。李自成自己更是沉溺于女色之中，据说正是因为他强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才使得本来已经准备投降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叛向清朝那一方去了。

等到边关传来吴三桂反叛的消息，李自成才慢慢悠悠的整顿军队想去讨伐他。队伍整顿了好几天才开出京城。可是走在路上还是不慌不忙的，本来三天就能赶到的路程却足足走了十天!等他带领着军队来到山海关，吴三桂早已经和清朝统治者达成协议，作好一切战斗准备等在那里了。试问这样的情况下，李自成的军队又怎么可能取胜呢?而且现在大顺军的士兵们不再是像以前一样身无分文，只能拼着性命去战斗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现在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的满满的，一旦有了钱，大家都想带着钱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谁还肯拼命去打仗呢?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李自成几十万大军一败涂地，仓促的向北京逃去。从此以后，李自成就带着他的残余部队四处逃命，他的皇帝美梦只做了短短的一个月零十几天就彻底结束了。张献忠藏宝今何在关于张献忠锦江藏宝一事，历来众祝纷纭。

张献忠的事业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起义军里著名的“八大王”，他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浪中迅速崛起，很快发展成义军的主力之一。崇祯八年，他和老“闯王”连手夹攻明朝王室的龙兴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义军一举得手，掘了朱家的祖坟，使朝野大为震惊，崇祯皇帝终于觉悟到起义军已发展壮大成明王朝的致命敌人了，后来张献忠使用缓兵之计，暂时接受了明王朝的招抚，在短时间的部队休整之后，他又重新举起义旗，势如破竹的攻占了四川，迫使曾经极力主张招抚张献忠的明军主帅杨嗣昌负罪自杀。崇祯十六年，他攻占武昌，开始自称大西王。

第二年他就在成都称了帝，创建了大西国，这几年的战斗时光可以说是张献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到他登基称帝则达到了顶峰。这之后，张献忠的军队迅速走上衰亡之路，主将们只顾纵情享乐，士兵们也士气低落，无心应战，纪律散乱，而且张献忠在当皇帝的短暂时间中，性情变的更加暴躁多疑，制造了极为残忍的“屠蜀”事件，在自己的统治区域里引起了人心的不安定。等到清军南下进攻四川时，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崩溃边缘了。再加上之前与李自成的义军也发生了正面冲突，张献忠心里也清楚的知道，成都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所以他决定放弃成都，带领几十万大军出蜀进行游击战争。可是没多长时间，享受惯了的张献忠轻敌大意地带着几个人出营侦察，被清军的侦察兵发现，一箭射下马来被俘，很快就被处死了。

宝藏之谜传说在张献忠死前，曾经把一千船的金银财宝埋在锦江江底。这条锦江又称流江或汶江，是岷江的支流之一，水势比较平缓，如果不是在洪峰季节，确实有可能实行截江断流，在河床挖洞藏宝的。清初的许多史料中都记载了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情，就连清朝的正史《明史·张献忠传》中也同样记载了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可见藏宝一事并非空穴来风。有的书中甚至提到张献忠藏宝之后，屠杀民夫以防泄密的情节，使故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而且张献忠在离开成都前作出一些奇怪的举动，他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宫妃、侍女、太监和杂役全部杀死，名义上说是为了避免他们被清军抓住后受辱，但却让人不得不更加怀疑他这样作的理由是杀人灭口，以防宝藏之事泄露。

这批巨大宝藏数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贪婪的目光，不知有多少人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去寻找它，就连统治着中国的清政府也曾经两次派人去挖掘这笔宝藏。第一次是道光年间派出官员沿江考察，希望找到藏宝的准确地点，可是最后却无功而返。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为了弥补急剧增长的军费开支，又再次旧事重提，希望找到宝藏以解燃眉之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受命办理这件事情的官员却好像没有一点动静，事情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在民国年间这笔宝藏又引起了一场新的闹剧。当时民国四川政府的几个官员成立了一个“锦江淘金公司”，凭着一张突然出现的“藏宝图”在锦江江底热火朝天地挖了起来，可是最后却依然毫无收获。

一线曙光数百年来的不断搜寻却毫无结果，这不禁又让人对张献忠藏宝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回过头来看看历史，又觉得这件事确实也充满了疑点。张自忠撤离成都是被情势所逼不得已的，并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而断江埋宝需要长时间的周密准备，工程庞大、耗时也很长，不是突然之间下了决定，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完成的。

而且，以其“千船”的藏宝规模，是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的。如果确有其事，知情者一定不在少数，张献忠尽管已经先杀了一批人，但也不可能如愿地堵住所有人的口。清军攻占成都后，也俘虏了大批的大西政权遗民，他们却对这件事毫无所闻，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近年来，又有人对张献忠藏宝之谜提出了新的看法。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考正研究认为，数百年来人们不断挖掘却毫无所获的原因，在于挖错了地方。人们只知道宝藏是埋在锦江底，可是锦江那么长，宝藏究竟被埋在哪一段了呢?专家们通过分析认为，张献忠藏宝的准确地点是在彭山县的江口镇，离原来人们挖掘探索的地点还有七十多公里的路程。这也难怪那些人费尽力气也找不到宝藏了。据说近几年四川省的地质部门已经派专家勘测过锦江河道，水底存在着异常反应，如此看来，张献忠的宝藏恐怕是确实存在的。既然专家们已经发现藏宝的准确地址，那这批宝藏重见天日的日子肯定不会很远了。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吴三桂，这个汉族中的杰出军官，因为帮助满清入关而背负上了千古骂名。

明朝灭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创建了政权，国号大顺。接着，李自成率领100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会师。城外驻守的明军最精锐的三大营全部投降。起义军勐攻北京城。第二天晚上，崇祯帝登上煤山（在皇宫的后面，今北京景山）上往四周一望，只见火光映天，知道形势危急，跑回宫里，拼命敲钟，想召集官员们来保护他。等了好久，连个人影儿都没有。

这时候，他才知道末日到来，又回到煤山，在寿皇亭边一棵槐树下上吊自杀。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大顺起义军攻破北京，大将刘宗敏首先率领队伍进城，接着，大顺王李自成头戴笠帽，身穿青布衣，跨着骏马，缓缓地进了紫禁城。北京的百姓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欢迎起义军。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叫大家安居乐业；一面严惩明王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李自成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赃款，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处重刑。少数民愤大的皇亲国戚被起义军抓起来杀头。

惹怒三桂有个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追赃。有人告诉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是解除了大顺政权一个威胁。李自成觉得这个主意很有道理，就叫吴襄给他儿子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抗清的，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

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帝接连下命令要吴三桂带兵进关，对付起义军。吴三桂赶到山海关，北京已被起义军攻破。过了几天，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倒犹豫起来。向起义军投降吧，当然是他不愿意的，要不投降吧，起义军勇勐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再说，北京还有他的家属财产，也舍不得丢掉，既然李自成来招降，不如到北京去看看情况再说。

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越来越近，就遇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开始，听说他父亲吴襄被抓，家产被抄，已经恨得咬牙切齿；接着，又听说他最宠爱的歌姬陈圆圆也被起义军抓走，更是怒气冲天，立刻下令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自甲，说是要给死去的崇祯帝报仇。

天亡自成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决定亲自带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本来就害怕农民军，听到这消息，吓得灵魂出窍。他也顾不了什么民族气节，写了一封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朝帮助他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救信，觉得机会来到，立即回信同意。接着，他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日夜不停地向山海关进兵。

清军到了山海关下，吴三桂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吴三桂把多尔衮请进关里，大摆酒宴，杀了白马乌牛，祭拜天地，订立了同盟。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边。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一字阵，一眼望不到边。老奸巨猾的多尔衮从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坚强，料想不容易对付，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

战斗开始了，李自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的左右两翼合围包抄，把吴三桂和他的队伍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突，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烈战斗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一霎时，天昏地黑，对面见不到人。多尔衮看准时机，命令埋伏在阵后的几万清兵一起出动，向起义军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的敌人，心里一慌张，阵势也就乱了。直到风定下来，天色转晴，才看清楚对手是留着辫子的清兵。李自成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进关，想稳住阵脚，指挥抵抗，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

闯王之死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仗着清兵的势，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回到北京，兵力已经大大削弱。李自成回北京后，在皇宫大殿里举行即位典礼，接受官员的朝见。第二天一清早就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李自成离开北京的第三天，多尔衮带领清兵，耀武扬威地开进北京城。公元1644年10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清朝国都。打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开始在中国创建了它的统治。

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继续抗击清军。到公元1647年张献忠在川北西充的一场战斗中中箭牺牲，这样明末主要的两支起义军都灭亡了。弘光皇帝的荒淫崇祯皇帝死后，南逃的大臣们推举福王朱由嵩为帝，年号为弘光。

傀儡登基按照皇室的血统来说，朱由嵩确实和崇祯皇帝一家最为接近。他的父亲朱常洵是万历皇帝的第三子，当年万历皇帝因为宠爱郑贵妃，执意要废长立幼，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为此与群臣对峙近二十年。后来他的愿望最终没能达成，就改而赏赐了朱常洵无数的土地金银财帛，并封他为福王。

所以朱由嵩是和天启、崇祯两人血缘关系最近的堂兄弟。这是他被大臣们推选为皇帝的原因之一。

他的登基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朝廷都陷入党派之争，其中的一派是魏忠贤死后的阉党余孽，他们看中了福王的懦弱无能，认为如果是福王当了皇帝，更有利于他们控制朝廷大权。所以，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一帮人先下手为强，最先在南京拥立福王即了位。其他大臣，如史可法等人本来不同意由福王继承皇位，想选一位比较有为能干的宗室，但这时已经为时过晚，他们只好承认现实，也改而投入弘光朝廷中。

本质冥顽福王既然是被怀有这样野心的大臣推为皇帝，他的本性也就不难推测了，实在也不应该对他寄予什么复国的希望。就福王自己而言，他也并不愿意被推上皇位。明代的皇帝宗室都被命令不能参政，所有朱家子孙都只是坐在家中等着朝廷发的俸禄过日子。所以大多数宗室王都昏庸无能，只懂得吃喝玩乐，福王也不例外。他对朝廷政治一无所知，对掌握大权也没什么兴趣。而且即使不当皇帝，他的财富也已经足够他任意挥霍了，再当皇帝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多出的只是一份他承担不了的重任而已。

福王再无能，也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所以他对自己被推上皇位，内心是十分惶恐不安的。在他即位之初，他也为了这一份皇帝的责任作出了他的最大努力，他起用了许多正直有为的大臣，尽力组成一个合理健康的政府机构。他也认真地参加各种仪式，树立他自己的皇帝形象。

可是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再加上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成心引诱，朱由嵩开始疏远廷臣，缩回他的后宫，又过起那种纵情享乐的日子来了。他整日沉溺在声色犬马之中，国家大权落入马、阮之手，更加暗无天日。

即位当年的除夕晚上，弘光帝一直闷闷不乐，前来朝见他的大臣以为皇帝在为外面不安定的局势而担心，都劝他不要过于忧虑。谁知他的回答却让大臣们都目瞪口呆，原来皇帝愁眉不展根本就不是为了国家大事，而是为了宫中没有好的戏班子!这样的皇帝，你又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呢?此后，投其所好的马、阮之流为他找来几个戏班，轮流入宫演戏，供他玩乐。

蛤蟆天子弘光元年正月，他边看戏，边饮酒，醉意朦胧中竟大发兽性，接连淫死童女二人。二女俱是雏妓，由老鸨领走尸体了事。此后，这类祸害雏妓的事时有发生，宦官们怕张扬出去坏事，就随便将尸体在宫中埋掉。一天夜里，宫中大钟忽然响了起来。内臣们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都惊慌失措地涌入内宫，结果是数十个戏班子的人装扮成牛头马面，在那里胡闹。因为是朱由嵩允许的，大家哭笑不得，只得散去。

苏州医生郑三山向朱由嵩进献春药，深受朱由嵩钟爱，被选进宫来，讲房中术，供春药，竟因此当了官。到了端午节，朱由嵩不上朝，却下旨命人四处捕蛤蟆配房中药，令百官啼笑皆非。人们都称朱由嵩是“蛤蟆天子”。

宫中的后妃侍女不够，朱由嵩又令太监“选淑女”入宫。这些如狼似虎的太监们，在街上见谁家少女美貌，便在其额上贴上黄纸，带着就走。

他们还挨家挨户访查，或由地方官选定。隐匿者要治罪，选的姿色差要治罪，并限定数目、时日，必须完成。这样一来，弄得百姓人心惶惶，有女之家不分昼夜，仓促选婿，赶紧来个“拉郎配”，官宦人家也忙着“抢新郎”，一时间闹得鸡犬不宁，民怨沸腾。朱由嵩整天有那些抢来的美女陪伴，把往日的旧妃抛在一边。

他的原妻童妃带着六岁的儿子来南京，朱由嵩竟然拒不相认，还把童妃打入大牢，严刑拷打致死。满朝大臣都眼睁睁地看着，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女色不在话下，男色他也照样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当时，朱由嵩身边有一个太监张执中，长的貌美如花，身段纤细宛如少女，朱由嵩对他异常宠爱，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同食同寝。这个张执中仗着皇帝的宠爱，满朝大臣都入不了他的眼，只有马士英登门求见，他才开门迎客，但也只是以一杯清水待客而已。

弘光皇帝对朝政不闻不问，马士英和阮大铖作威作福，他们把朝中反对他们的官员全都遣到外面，朝廷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他们把各种官职全都明码标价，公开出售，只要有钱，什么人都能作官。当时民间有一首民谣说：“都督多如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上但吃酒。”

朝廷如此腐败黑暗，迅速灭亡是必然的。仅仅一年不到，弘光朝廷被清军的铁骑踏平。朱由嵩也被叛将献给清廷，作了清廷的刀下之鬼。

第二十一章

明朝创建元朝末年，顺帝妥欢帖睦尔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天灾频仍，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由此而引发了农民及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其中以红巾军的斗争最为重要。农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统治。在以红巾军为主体的元末农民战争中，最终推翻元朝统治，并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太平乡孤庄村人，出身于贫苦农家。元至正四年（1344）春，淮水上游瘟疫蔓延，其父母、长兄及幼弟相继染病身亡。17岁时，朱元璋因生计所迫，入皇觉寺为僧。但此时寺庙中也已乏食，众僧无粮度日，朱元璋只好云游于江淮地区，沿路乞讨3年之久，其后又返回皇觉寺，这时，农民义军正声势浩大，定远（今属安徽）人郭子兴占据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令元将彻里石花不敢贸然进兵。元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朱元璋毅然出寺投奔郭子兴，被收为亲兵。之后，凡有攻伐战事，皆令朱元璋出战。朱元璋每战必胜，战功卓著，深得郭子兴的赏识，而将自己的养女嫁给他。九月，元丞相脱脱攻陷徐州（今属江苏）。义军首领赵均用，彭早住等率残部逃至濠州。郭子兴一味谦让屈己，反为赵均用等人所制。彭早住、赵均用占据濠州后，遂自称王。朱元璋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大志难图，遂于至正十三年，返回乡里招募兵士，得同乡徐达、汤和等700余人。

至正十四年（1354）七月，朱元璋率所部活动于定远、滁阳（今安徽合肥东北）一带。不久，因彭早住、赵均用等人将朱元璋所隶700余兵改属他将，朱元璋因此脱离郭子兴，仅与徐达、汤和等24人南略定远。其后，朱元璋等以设计、招降、用兵等方法，得壮士二万三千余众。定远人冯国用与其弟冯国胜率众投附朱元璋，且献计以为据金陵（今江苏南京）“定鼎”，而后命将四出，即可夺得天下。朱元璋十分赞赏，令兄弟二人参预机密决断，又以李善长为掌书记，负责筹措粮饷。

未几，彭早住、赵均用挟郭子兴前往泗州，既而彭早住中流矢身亡，赵均用更自专无忌，欲治郭子兴于死地。朱元璋闻讯，忙贿赂赵之心腹，郭子兴方脱险，率所部返回滁州，自称滁阳王。朱元璋亦率部属数万人，归属郭子兴帐下，听其号令。此时，朱元璋名声日着，郭子兴二子不满，欲以毒酒害之。谋泄，不得逞。不久，虹县（今安徽泗县）人胡大海、邓愈，怀远（今属安徽）人常遇春前来投奔，朱元璋分别用为前锋、先锋等。朱元璋用兵，军纪严明，“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民大悦”①。

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郭子兴卒，朱元璋统领其军。其时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拥立韩山童子韩林儿，建国号宋，改元龙凤，且传檄朱元璋，委任其为右副元帅。朱元璋认为：“大丈夫安能受制于人耶?”②只是考虑到韩林儿势力强盛，可作依靠；故仍用其年号，以令己军。

六月，朱元璋率所部渡江，攻下太平（治今安徽当涂）。十六年（1356），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大败元将、中丞蛮子海牙所部，朱元璋得以在江南立足。在老儒陶安的建议下，朱元璋领兵攻陷集庆（今江苏南京），并以此为中心，向外开拓，相继攻下镇江（今属江苏）、宁国（今安徽宣城）、江阴（今属江苏）、徽州（治今安徽歙县）、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扬州（今属江苏），逐渐开辟了以集庆为中心的根据地。韩林儿的宋政权因此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左丞相。

朱元璋据有集庆及周围州县之后，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一面分遣儒士赴所辖州县，劝课农桑；一面以康茂才为营田使，职掌垦田稼穑、水利修复诸事，以此保证军粮储备充盈。与此同时，他注意招揽人才，复兴学校，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人相继入金陵，拜见朱元璋，被欣然接纳，且创置礼贤馆安置这些儒士名流。他采纳皖南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③的建议，认真备战，从而使其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加强。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朱元璋谋取浙东行省未克之地。出兵前，朱元璋告诫诸将：“克城以武，勘乱以仁。吾此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夫师行如火，不戢将燎原。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④严明的军纪，不仅使朱元璋的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更以其秋毫无犯，深得百姓的拥护与欢迎。因而朱元璋军队所向披靡，“兵至皆下”⑤。其势力很快扩展到苏、浙、皖、赣。与篡夺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自立为“大汉”皇帝的陈友谅占据的地盘为邻。其时，陈友谅占有江西、湖广之地，一度攻陷太平州，且与张士诚合谋，进攻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企图消灭朱元璋势力。

面对陈友谅的进攻，应天府为之大震。朱元璋部将或建议先收复太平，以牵制陈友谅对应天府的进攻；或请求领兵迎击，均遭到朱元璋的拒绝。他根据陈友谅篡权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⑥的局势，决定采取诱敌深人，设伏以待的战术，派胡大海直捣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以牵扯其后方。令康茂才致书陈友谅，约其速来金陵。同时令常遇春设伏于石灰山，徐达布阵于南门外，杨璟屯驻于大胜港，张德胜等率水军出龙江关，他自己则于卢龙山督军。

不久，陈友谅果然统领大军进击应天府。朱元璋部将纷纷请求迎战，被朱元璋制止，他告诉众将士，待降雨后再出击。须臾，果然大雨倾注，将士们奋力厮杀，水陆夹击。陈友谅大败逃回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朱元璋所部乘胜收复太平，进而攻占安庆（今属安徽）、信州。陈友谅的篡权已大失人心，及其战败，原徐寿辉旧部将领乘机纷纷叛离，投奔朱元璋。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于江州大败陈友谅军，陈友谅沿江逃至武昌（今属湖北）。朱元璋军占据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西）。二十二年（1362）正月，陈友谅部属、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献龙兴府（今江西南昌）投降。朱元璋接管此城，更名为洪都府，返回应天府时，留下邓愈领兵戍守。然而不久，降将反叛，洪都失陷，邓愈败逃应天府。

四月，徐达领兵收复洪都，派朱文正、赵德胜、邓愈率兵镇守。朱元璋在江南的势力日趋壮大，令元朝政府坐卧不安。十二月，元帝遣尚书张昶经海上至庆元，授朱元璋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企图以此收买、招抚，但遭到朱元璋的断然拒绝。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攻安丰（今安徽寿县），杀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朱元璋统兵救援，击退吕珍，救出韩林儿，安置于滁州（今属安徽）。趁朱元璋北上救援之机，陈友谅赶制楼船数百艘，领兵号称60万，包围洪都府。一时间，吉安（今属江西）、无为（今属安徽）等州县相继陷落。洪都守将朱文正等率领兵士坚守城池长达85天。使朱元璋得以集结兵力，赶赴救援。陈友谅得知朱元璋亲自领兵，只得放弃围攻洪都，退至鄱阳湖迎战。双方出动水军，激烈交战，朱元璋募敢死之士，火攻陈友谅。

陈友谅中流矢身亡，其部将张定边护卫其子陈理逃奔武昌。

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建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立其子朱标为世子。

二月，亲统大军征伐武昌，陈理投降，汉亡。随后，诸将分路征讨，平定割据南方的诸势力和红巾军。至二十五年，唯有张士诚一支势力最强的割据武装尚未剿灭。时张士诚据有南至绍兴（今属浙江），北达济宁的大片地域。朱元璋令徐达、常遇春先筹划攻取淮东。随后于高邮大战张士诚军。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为消灭张士诚制造舆论。张士诚高邮战役后，南下占据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并以此为都，据有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朱元璋令将士先攻取张士诚外围据点，以孤立之，随即双方对峙于镇江。张士诚屡战屡败，投降元朝，封为太尉。此后，张士诚与另一支割据势力方国珍勾结，与红巾军为敌，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0万大军征讨张士诚。十一月，包围平江府。

在进攻和平定窃据江南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朱元璋亦加快政权的建设。自至正二十六年起，改筑应天城，修建新宫。设文武科取士，制定律令、礼仪、《大统历》等。吴政权已初具规模。

至元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所部攻克平江府，擒张士诚。随后，大军分兵两路进攻割据浙江台、温地区的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兵败投降。逾年，元福建行省平章、占据闽中八郡的陈友定势力亦遭覆灭，福建遂得以平定。江南地区大部为朱元璋势力所据。

至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即为明太祖。此时，元朝尚据有北方半壁江山；而两广、四川、云、贵及福建等地尚有割据势力。明朝创建后，朱元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大业。

朱元璋将重点放在北伐上，同时分兵平定南方诸割据势力。由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军自正月出征，由淮水入黄河，仅用3个月的时间，平定河南、山东，进逼大都（今北京）元顺帝仓惶逃奔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北伐军攻占元大都。之后为扫除元朝残余势力，北伐军继续兵进上都，元顺帝北遁，于洪武三年（1371）四月病逝，残部北退至和林（今属蒙古）。自洪武元年至十四年，大明军先后平定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经过前后20年的南征北伐，明朝终于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消灭了元朝政权，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注释①②③《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④《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⑤《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⑥《明太祖实录》卷九。

明朝统治的强化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是为明太祖。明朝创建之初，官僚机构设置基本沿袭元朝，于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初称相国）总理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地方则设行中书省，总理地方军政事务。另于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

朱元璋在认真总结元朝灭亡原因时，认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①是导致元朝统治衰败的重要根源。为此，他着手对所承袭元朝的现行官制进行重大的改革。

洪武九年（1376），强化明朝统治的改革首先从削弱地方权力开始。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罢免平章政事及左右丞，而将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以及南京直隶区，共计13个行政区划，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置云南布政使司（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北平布政使司治所］，后遂改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直隶区，寻复增置贵州布政使司，于是便为两直隶区、十三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于布政司分置承宣布政使，职掌地方民、财两政；提刑按察使，职掌地方司法刑狱；都指挥使，职掌地方军事防务。三职互不统属，各自直属朝廷有关机构。三职合称“三司”，将原来无事不统的行省权限，分为军、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以此避免地方官长的事权专擅，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集权。

布政使司区划之下，简化为府（或直隶州）、县（或属州）两级，分设知府、知州、知县为长官，均由朝廷任免。县以下划分为里甲，凡110户编为一里，设里长主管钱粮之事，里甲主管差役派征之事，里书主管税粮等事。里下设甲，一甲10户，轮流充任甲长。城镇都市中则分坊、厢，有坊长、厢长。里、甲、坊、厢长皆由官府指任或选派。明朝由此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十分严密的统治网，有效地将臣民百姓控制在网中。

废置行中书省后，地方军、政、财及监察司法诸权悉收归朝廷，皆集中于中书省，于是作为总领中书省的丞相之权益发膨大，这与朱元璋的本意相悖，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随之突出，且日趋尖锐。朱元璋认为丞相的设置弊端尤甚，“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②。出于这种考虑，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逆”之罪，将专肆威福，招权纳贿，生杀黜陟，不奏径行的左丞相胡惟庸处死。旋即下令罢废中书省，罢丞相一职不设，而将中书省及丞相之权分属于六部，而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此形成朝廷内外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的统治格局，自秦朝以来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自隋唐以来沿袭700余年的三省制度，终于结束于朱元璋之手。朱元璋还把废除丞相作为“祖训”，告诫子孙后代：“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③。宰相制度的废止，标志着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高度强化。

丞相罢置之后，朱元璋又对监察机构——御史台进行改革。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备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④。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以及十三道（一布政使司为一道）监察御史，分掌十三道，监察、检举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朱元璋赋予都察院极大的权力，“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⑤。尤其是监察御史，虽只是正七品官，却“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⑥，权力极大。朱元璋此举旨在以小制大，以内制乱。此外还专设六科给事中，以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成为专事六部的监察机构。理刑审狱时，都察院须和大理寺、刑部共同进行，合称“三法司”，避免“专于一司”的弊端。

军队建置。朱元璋于洪武初置大都督府，由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又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然只掌兵籍、军政，不能直接统领军队。选授军官之权则由兵部掌管，而调遣、发兵指挥权则握于皇帝手中。军队的编制为卫所，“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⑦。大体每卫5600人，置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千户所1120人，置千户为指挥官。每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每百户所112人，长官为百户。其下设二总旗，每总旗下辖5小旗，每小旗10人。府县各卫归各布政使司的都指挥使司管辖，其上归统于五军都督府。军士另立“军户”之籍，且世袭，不得随意脱籍。每逢征战，由皇帝下旨，兵部佥发调兵之令，都督府长官则奉命统卫所兵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兵士返归卫所。军制上的改革，极大地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

朱元璋分置行政、监察、军事机构，使之各自相对独立，不相统摄，却互为制约，其目的正在于“我朝罢丞相，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天下庶务，彼此颉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⑧。由此将朝廷内外大权独操于皇帝一人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此得以空前强化。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在其它方面采取了诸多的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行《大明律》。《大明律》前后经历20多年，其间朱元璋曾亲自裁酌，有过三次大的修订。律文计30卷,460条，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内含五刑、十恶、八议各款。《大明律》简赅，然严酷无比，充分维护了君主集权的利益和需要。在此之前的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曾亲自编撰并颁行《大诰》，之后又颁行《续篇》和《三篇》。洪武三十年，从中择重选出有关条例，附为《大明律》例。其中汇集有惩治官民贪赃受贿、侵吞税粮、偷逃赋役、流亡逃匿等案例和凌迟、枭示、族诛等重刑。这些法典的颁行，体现了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之术。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视为戒”⑨，甚至规定《大明律》和《大诰》要作为学校的必修课程，师生必须背诵。这从法律上确定了君主的绝对权威。

为了稽查臣僚及百姓中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威胁自己皇权地位的言谈举止，朱元璋更采取公开的恐怖措施。他于即位前后，曾派遣心腹或检校、佥事等下级官吏，侦察、打探臣僚暗地的言行，及时上报。洪武十五年（1382），改而设立锦衣卫，置锦衣卫指挥使，下属南、北两个镇抚司，除负责侍卫、缉拿盗贼奸宄外，还“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太祖知之”⑩。锦衣卫镇抚司设有法庭和监狱，可随意捕人、审讯，所用酷刑，如刷洗、抽肠、剥皮、锡蛇游等，多达数十种。锦衣卫的设置，有效地强化了君主对臣僚、百姓的控制。

与设置特务机构一样，廷杖亦是朱元璋威慑公卿，维护皇权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滥用无度。凡朝臣有过失，或进谏触怒皇帝，即于殿上杖责大臣。据《明史·刑法志》所载，朱元璋之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人皆被廷杖致死。不仅如此，为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朱元璋以各种罪名加害于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两狱，受株者多达5万余人。翦除这些与自己同生死的功臣，“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但却为朱元璋的独裁彻底扫除了障碍。

朱元璋即位之初，十分重视兴办学校，自中央至地方分置国子学、州县学、民间社学3类。洪武十五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置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学官。监生分官生与民生两种。每年由州县学按规定名额保送入国子监，主要学习《大明律》、《大诰》、四书、五经等。结业后可直接为官。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兴尊孔，以此作为约束臣民思想言行的手段。

不仅如此，朱元璋大兴文字狱，望字生义，曲解文意，而后罗织罪名，加害于人。如浙江府学训导赵伯宁为海门卫撰《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被认为“则”近“贼”之音而遭诛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亦因“生”“僧”谐音而被杀。凡此种种，知识分子稍有不慎，即于文字上惨遭横祸。

朱元璋在兴办学校的同时，也重视科举制。洪武四年（1371），始设科取士。考试分3级：未入学的童生先参加州县级考试，合格者入州县学，称为生员；省级考试为“乡试”，每3年一试，中试者称“举人”；中央一级的考试为“会试”，于乡试的次年进行，中试者再参加“殿试”，及第者即为“进士”。进士分3等：一甲赐进士及第，取3人，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人数不等；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人数亦不等。所有进士皆可任官。“卿相皆由此出”。然而科举又以“八股取士”，即规定考试专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题则以朱熹的注为依据，不允许擅自发挥。到明中叶以后，这种答题的格式便严格规定为排偶分股的文体，即“八股文”。“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自明初开始推行的科举取士之法，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头脑。

朱元璋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从他即位之始，逐步加强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最终达到高度集中的皇权统治。

注释①《明太祖实录》卷五九。

②黄佐《南痈志》卷一○《谟训考）。

③《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④⑤⑥《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

⑦《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⑧《明律汇编全集》卷一。

⑨大诰·颁行大诰第四十七。

⑩刘辰《国初事迹》。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

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

刘基辅政刘基，浙江青田县人。明代开国元勋，朝廷重臣。他也是江南的豪俊名贤，有满腹韬略可寄以兴邦治国大业的奇才。与宋濂、章溢、叶琛等合称江南四大名儒。“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①。刘基自幼聪颖过人，博通经史，广览群书，精于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提刘基，认为他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当初，太祖占据金华，平定括苍，听说刘基与宋濂并名，曾重金招聘，而刘基未应。太祖部下的总制官孙炎，一再致书，执着邀请，刘基始出。刘基见朱元璋后条陈时务十八策，甚合太祖心意，筑集贤院款待刘基等，优礼、宠爱至厚。这时韩林儿创建政权，国号为宋。朱元璋拜韩林儿为宋王，奉行其正朔，又行君臣之礼。朝中文武在中书省设置宋王御座，行君臣四拜之礼，对宋王及其御座礼拜甚恭，独刘基不拜，认为韩林儿不过是个牧羊倌，尊奉他没有用!于是进见太祖，述说完成统一大业之策。刘基认为，张士诚自守长江下游，无长远之计，不足为虑；陈友谅奉徐寿辉为主，又把他谋害，还逼迫徐寿辉部下归顺他。刘基认为陈友谅创建汉国，名号不正。陈友谅地处大江上游，没有一天不觊觎朱元璋，从不放弃其吞并的野心，应当首先消灭之，一旦陈友谅被消灭，张士诚就势单力孤，可以乘胜一举平定长江下游，然后北向中原，统一大业就能顺利完成。这可以说是刘基第一次辅助朱元璋作出了完成统一大业的战略决策，它与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跟刘备纵谈天下大势，确定蜀汉联吴破曹，发展实力，逐步统一天下的战略决策，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县），意欲东向，气势甚为嚣张，朱元璋帐下各位大将，有的劝朱元璋投降，有的认为必须先逃避其锋芒，再据守南京（当时称南京为钟山）。这又是个关键时刻，太祖意未决，刘基也沉默不言。太祖知其自有见地，召入内室与之决策，刘基抓住关键时刻，表白己见，他以为凡言降或议逃者，应尽诛之，以免扰乱军心。刘基说，陈友谅骄气横溢，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应利用其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时机，诱敌入伏，一举重创之，灭其锐气，这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事。刘基说：“天道（指兵法规律）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②正是在吴国初创，百事待兴，又突临强敌，内部看法不一的危难紧急关头，刘基寥寥数语，点破形势，定议决策，团结人心，去为完成王业而进取，这是刘基第二次辅助朱元璋制定平汉的战略决策。

在与陈友谅交战中，太祖用了刘基之谋，以逸待劳，连战连捷。先是陈友谅遣赵普胜攻太平，程允、汪炳大败赵普胜。获粮万余石。赵普胜又攻打青阳（今奏徽青阳县）、石埭（今安徽石埭县）等县，太祖大将张德胜与普胜战于栅江口，大胜赵普胜军。不久，徐达、俞通海、赵德胜等击赵普胜于栅江营，大胜，敌弃舟逃窜。获汉军巨舰艨艟无算，很快占据池州（今安徽铜陵市）。太祖大喜，升徐达为同知枢密事，其他诸将亦各有升赏。元至正十九年（1359）秋八月，遣徐达攻安庆，自无为（今安徽无为县）登陆，夜至浮山砦，击败赵普胜部将胡总管兵，追至潜山界，陈友谅急遣参政郭泰领兵追至沙河迎战，徐达再次大破汉军，斩杀郭泰，获辎重无算，军威大振，并乘胜攻占潜山（今安徽潜山县）。

太祖兴兵平汉之所以初战连连告捷，正是因为采取了刘基“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的战略决策所致。

太祖要重赏刘基，刘基以为王业初创，力辞不受。陈友谅不意连败，大怒，兴师攻安庆。太祖想亲征，问刘基以为如何，刘基力赞之。于是太祖将兵攻安庆，自旦及暮未能克捷，大将俞廷玉阵亡，诸将大患，士气稍挫。在此关键时刻，刘基请太祖悉主力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捣陈友谅巢穴。时汉军精兵锐卒集于安庆，江州空虚，吴军悉西上直趋江州，出其不意，只得仓皇率妻子逃奔武昌（今湖北武昌）。陈友谅大将、龙兴守将胡美，密遣其子与太祖商洽，如胡美投降，不要解散或整编他的部曲。太祖有难色，刘基从身后踹太祖所坐胡床，太祖顿悟，一口答应。胡美如约率部来降，江西诸郡皆下，为朱元璋平汉打下坚实可靠之基础。

是时刘基丧母，军事紧急，基未敢言，江西诸郡平定后，请求还乡葬母。适值苗军反叛，以至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被杀，浙东军心摇荡，刘基于此急迫之时，赶到衢州（今浙江衢县地区）与守将夏毅共商安抚各属邑，又与平章邵荣等共谋收复处州（今浙江丽水县地区），一场动乱始定。方国珍一贯敬服刘基，刘基服丧期间，致书吊唁，刘基在复书中力宣太祖威德，方国珍主动入贡太祖。刘基服丧期间，朱元璋亦几次投书叩问军机，刘基亦多次复书条陈，所言皆中机宜。不久，刘基回京，太祖正在增援安丰，刘基谏止说：“汉（陈友谅）、吴（张士诚）伺隙，未可动也。”③太祖不听。陈友谅听说太祖增援安丰，乘概率师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太祖对刘基说：“不听君言，几失计。”④于是亲自统兵救援洪都，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主力各不相让，一日激战几十次，太祖坐胡床督战，刘基守候在太祖身旁，突然刘基跃起呼唤太祖急速换船，太祖匆忙转徙到别的战船上，尚未坐定，巨炮击中原来太祖所坐胡床，太祖所乘指挥船立即被炸得粉碎。陈友谅在楼船高处，见此情景大喜。不料太祖仍挥舟急进，汉军上下俱惊，士气丧尽。当时太祖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相持三日，未决胜负。这又是一个紧急存亡关头。刘基为太祖计，欲取主动，必急速移军湖口，誓死扼守，并于鄱阳湖出口处埋设巨木尖钉，使汉军舰艇无一能通过。决战之日，太祖军以逸待劳，陈友谅军瓦解崩溃，陈友谅本人亦于败逃中毙命。不久太祖大军临武昌，陈友谅子陈理请降，至此太祖消除完成统一大业中的一大心腹之患。此后朱元璋又东攻张士诚，北向中原，推翻元廷，完成王业，他的战略步骤都不超出刘基初见太祖时所言之范畴。

江南略定后，朱元璋创建吴政权，命刘基为太史令。刘基上大统历，定正朔，接着又劝太祖下罪己诏，平反滞狱，这些措施对稳定政权都起到了良好作用。于是又奏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太祖想对一些囚犯处以重刑，刘基问他是什么理由。太祖谈了些莫须有的原因，刘基估计不久吴国又将得士得众，让太祖且稍待，三日以后，海宁投降，吴国扩土得众，太祖大喜。太祖把即将处以重刑的囚徒都交付刘基处理，刘基把囚徒全部释放。在江南统一、粮足兵精的情势下，朱元璋于戊申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1368）即皇帝位，定都应天（今南京市），国号大明。中国封建史上又一个汉族地主阶级政权——明王朝正式创建。拜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于是刘基成了大明王朝的重臣。明朝创建，刘基便奏请太祖立军卫法即卫所兵制。同时又以处州为试点，初步确定税粮标准，在江南富庶之地，参考宋制亩加五合。太祖特敕，刘基家乡浙江省青田县税粮每亩免加五合，所谓“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可见太祖笃信重用刘基，也可以说，刘基因功高德懿，泽及乡里，名垂青史。

太祖出巡汴梁，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留守南京，刘基认为宋元由于法纪松弛，刑人宽纵而失去天下，现今于建国之初应当整肃纪纲，让御史察民情，大胆弹劾官吏，不要有顾虑，哪怕是宿卫宦侍内外廷重臣，犯法有罪者，都要实时举报。甚至连太子有罪也要绳之以法。人们都畏惧刘基执法严肃。适有中书省都事李彬，犯贪纵之罪被徒刑，左丞相李善长平素与李彬十分亲密，请求减缓刑狱，刘基不听，驰奏报可，李彬正在行祈雨仪式，立即被拉出斩首。因此刘基为严格执法竞与李善长相忤而构怨。从此也不难看出其为人之一斑。太祖回京抱怨刘基不该在祈雨之时杀人于祭祀坛下，这是对鬼神大不敬的表现，平时怨恨刘基的人乘机交相攻击告讦，恰逢当时天旱无雨，刘基建议，认真处理一下死亡士卒的家属、伤亡工匠及吴降将吏卒一的善后事宜。太祖从其言。朱元璋营建中都（今安徽凤阳），并锐意扫灭扩廓帖木耳，刘基进谏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之地。王保保（扩廓）未可轻也。”⑤太祖不听。不久，定西（今甘肃定西县）失利，扩廓北窜大漠，一直成为北部边患。这件事再次证实刘基对问题分析判断的准确。当年冬天，太祖论刘基功劳，追封其先祖文官职，又大加赏赐刘基，几次想晋刘基官爵，都被刘基坚决推辞掉。

先时太祖因事而谴责李善长，刘基进谏说，李善长是朝廷勋旧，能团结联络诸将，不宜苛责。太祖说，这个人几次想加害于你，你为何还要容忍他呢?我准备立你为宰相。刘基叩头推辞说，宰相是国之栋梁，这就像给房子抽换梁柱，一定要用大木支撑，如果用一些小木条去替换它，整座宫室马上倾覆坍塌，决不可疏忽大意，视如儿戏。他与善长有隙，但在对待朝廷大事上仍可做到不记前嫌，力保朝廷重臣，赤诚公心可见一斑。

及李善长终因“谋逆”之嫌被罢相后，在辅助太祖选相问题上，刘基又具体表明了自己的主张。最初太祖想任杨宪为相，刘基的看法是，因为杨宪与刘基为至交好友，彼此了解较多，所以他对朱元璋进言道：“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者也，宪则不然。”⑥认为杨宪没有宰相器量。太祖又问到汪广洋为相何如?刘基说：“此褊浅殆甚于宪”⑦又问胡惟庸何如人?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⑧他打个比方说，驾车最怕惊辕，如用胡惟庸驾辕为相，大有翻车之险。最后太祖认为，做宰辅重臣，莫过于刘基其人了。不料刘基对自己的为人也作出了估价，他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⑨刘基认为天下之大，不怕没有人才，劝太祖一定要严格细致地挑选和考察真正的人才，再授之宰辅重臣之位。在刘基看来太祖提到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个人，都不够条件。这种知人自知，公允论事的赤诚公心，实为难能可贵。果然后来杨宪，汪广洋做了宰相都失败了。胡惟庸好擅权，终不被太祖所容，酿成大狱，这也可以算是刘基辅佐太祖治国任贤的最后一件大事。

洪武三年授刘基弘文馆学士，又授刘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洪武四年赐归老于乡。退休后，太祖亦尝问事，刘基条陈甚悉，大略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⑩。刘基辅佐太祖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多有触犯邪恶人物，退役归里，惟饮酒弈棋，终不复见韬迹。刘基因对胡惟庸多有得罪，归老于乡后，胡惟庸亦曾进谗言加害，太祖虽不降罪于刘基，然而亦颇为胡惟庸谗谄所动，以至削夺其俸禄。刘基入京谢罪，不复敢离京师，不久，胡惟庸为相，刘基愤懑疾发，被护送归里养疴。至家中，将天文书交复长子刘琏，令其速上缴国家图籍库，不许后人传习使用。又对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勐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又上遗表一封，但又怕胡惟庸中阻，令其子见胡惟庸败后，太祖一定思念刘基，可上密奏示意。居一月，病卒，年六十五岁。刘基在京居住发病时，胡惟庸曾派太医诊治，且服汤药，服后腹中如滞拳石，遂不起。后来中丞涂节，首先向胡惟庸发难，告其谋逆，同时揭露服药之事，说胡惟庸使刘基服药后致死。据《明史》本传所载：“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青导予’。”这段概括之语，描述了刘基的为人及与太祖间的君臣关系。这是比较合乎事实的记录。至于后世之人传说，刘基神乎其神，对其韬光智略，歪曲为阴阳风水之说，则荒谬不足据。刘基是江南四大名儒之一，为文气势磅礴，妙不可言，与宋濂同为一代宗师。着有《复瓿集》、《犁眉公集传》等。

注释①《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第二十二章

禁冗文浮言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幼年“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问业”①。《皇朝本纪》谓其游方“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可能其启蒙识字即在此期间。从军以后，有了权力、地位，由于事业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在众多儒生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文化，经常谈古论今，因而知识大长，学问益进。从渡江到称帝，他和幕府中的儒生，如陶安、范常、夏煜、孙炎、杨宪、叶仪、戴良、刘基、宋濂等人，朝夕讨论，讲述经史，经过十几年封建文化的学习，中年以后，朱元璋不但了解一些儒家的经义，能写作通俗的文字，并且还能吟诗、作赋，评论文学作品的短长。初下徽州时，朱升请他题字，朱元璋亲写“梅花初月楼”匾额②。和陶安论学术，亲制“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门帖子送给他③。鄱阳湖之战打败了陈友谅，高兴之余，和夏煜等草檄赋诗④。宋濂不会饮酒，在朱元璋面前，勉强饮了几杯，不觉酩酊大醉，朱元璋送以白马，作《白马歌》⑤。

做了皇帝以后，更加喜欢文墨，毛骐、陶安死，朱元璋为其亲撰祭文⑥。桂彦良出作晋王傅，特撰文送行⑦。张九韶告老还乡，又作文送行⑧。朱元璋为文质实，主张文章应该写得明白清楚，信道术，达时务，也就是要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曾着文辩论韩愈讼风伯之失审，谓：“今也韩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辩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着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⑨即根据事实，不可随心所欲。

早在吴元年（1367）正月，朱元璋尚未称帝时，就曾对中书省官员说：“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⑩洪武二年（1369）三月，他对翰林儒臣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均《尚书》中之篇名）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亮《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司马）相如、杨雄，何裨实用?”故令：“自今翰林为文，但取信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这是他关于整顿文风的第一次明令。洪武四年（1371）闰三月，朱元璋审定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句，即提笔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并召词臣指示：“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再次强调其关于文风的主张。

唐、宋以来的政府文字，无论从上而下的制诰，从下而上的表奏，照例使用骈俪四六文体，华而不实。唐代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虽然在民间起了作用，但是以后的政府公文依然是因循旧章。对于同时代使用两种文体，朱元璋很不以为然。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措施，颁布《文书式》，“诏禁四六文词”。在此之前，他令翰林院儒臣选唐、宋名家所著“表”、“笺”中之可为法式者，作为标本。诸臣遵照选出唐柳宗元《代柳公绰谢上表》、韩愈《贺雨表》进上，朱元璋认为符合其宗旨，即“命中书省录二表，颁为天下式”，规定以后各衙门进表，皆仿此。并谕各部官员：“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宴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尤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不但发布禁令，而且颁布样板，以供仿效，较前之仅为禁令者更进了一步。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发生“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特殊天象，时称“星变”，封建时代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对此非常重视，特“诏告臣民，许言朕过”。为时一月，即有中、外臣民十五人应诏上书言事。继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五事，全文一万七千字。朱元璋“命中书郎中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又云：‘所任者多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实迹”。朱元璋不愿再听下去，以为“妄言”。遂召茹太素人，问：“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茹不能答。必欲令其分别，茹回说：“无法指实其人。”朱元璋大发脾气，命人施以杖责，以警“妄言”。次日深夜，朱元璋卧榻上，想起茹太素上书事，又令人接着往下读，“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朱元璋认为其中所言四事可行，即于早朝时命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依茹太素所言施行。因而感叹：“吁，难哉!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忠矣。”“呜呼!为君难，而为臣不易。”

不久，朱元璋令朝臣会商，研究制定一套固定而可行的格式，使言事者有所遵循。最后于这年十二月以《建言格式》为名，“颁示中外”。朱元璋亲撰序文冠于书首。《序》中记述了茹太素上书被杖之始末，明令：“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罪）之。”又一次从制度上禁止冗文空言。

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于阅读送来的案卷时，深感内容重复繁冗，如果文字精简，数件即可。因想：长此下去，不仅皇帝浪费时间，全国上下起草、抄写、编订、报送和阅览这种案卷，又如何得了!从而联系到元朝以吏治国，案牍繁冗，小吏借以为奸，朝廷命官反受其摆布，以致危害蒙汉统治集团利益的教训，朱元璋痛感必须对此加以改革。因“命廷臣议减其繁文”，定为《案牍减繁式》，于这年八月颁示中外各衙，遵为定式，切实奉行。此事既关乎文风，更涉及案牍的组成，尤为杜绝吏员借案牍繁冗、因缘为奸的重要手段，是朱元璋整顿文风的进一步深化。

朱元璋严禁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导之以模式，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确实开了一代新风，提倡当代人写时文（即所谓“古文”），不仅影响于民间，更重要的是使公文趋于简明通俗，更是前所未有的善政。韩愈、柳宗元之后，朱元璋的提倡“古文”，成绩甚大，影响深远。他的提倡“古文”，决不仅是简单的文风问题，无论从出发点、针对性和结果来看，都集中在除弊图治上。所以他的严禁冗文浮言，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性，如果说他是以政治家来改革文风，并不为过。

注释①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五《资世通训序》。

②黄瑜：《双槐岁抄》。

③《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④《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颜传附夏煜传》。

⑤《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⑥《明史》卷一三五《郭景祥传附毛骐传》。

⑦《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

⑧《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附张美和传》。

⑨朱元璋：《辩韩愈讼风伯文》。

⑩《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

《明太祖实录》卷六三。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马皇后拒药在朱元璋叱咤风云的一生中，马皇后始终是个重要人物。她以特殊的身份，卓越的才识，悉心辅佐丈夫的全部事业，在元末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马皇后生于公元1332年，比朱元璋小四岁，安徽宿州人。父马公，母郑媪。史书上未记马皇后之名，历史文献上记她嫁朱元璋后的称呼是马夫人，丈夫称帝后的名号是马皇后，死后被谥为孝慈高皇后。马公后来因为杀人避仇，逃往外地，临行时把爱女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郑媪早卒，其后马公也客死外地。郭子兴夫妇对好友的遗孤十分怜惜，把马氏收为义女。由于马氏“善承人意，而知书，精女红”①，深得子兴夫妇的钟爱，育之如己女。

元朝末年，政治愈加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至正四年（1344），河南、江淮一带大旱，赤地千里，而黄河又接连决口，饥民遍野。到至正十一年（1351），河患已经连续六年，天灾人祸把广大农民推向死亡的边缘。这年五月，江淮流域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次年，郭子兴率数千人在濠州起兵响应。不久，朱元璋就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队伍中，深受郭子兴的赏识和信任。就在这期间，朱元璋与元帅之女马氏成了婚，从此，朱元璋的职位不断上升，军中都称他为“朱公子”②。

郭子兴虽然器重朱元璋，但他性情暴躁，忌才护短，又好听谗言，迟疑寡断。在别人的挑唆下，也曾多次猜疑朱元璋，对他加以斥骂。一次，郭子兴发怒，将朱元璋禁闭在空室，不许进食。马氏得知后，亲自到厨房，“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③。后来，马氏为了缓和朱元璋和郭子兴之间的嫌隙，就拿出自己平素的积蓄，献给义母，求她在义父面前为朱元璋分解、说情④。这样，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地位才逐渐巩固下来。马氏习性节俭，“居常贮糗精（干粮）脯俗（腌肉）供帝（指朱元璋），无所乏绝，而己不宿饱”⑤。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率领大军渡江，马氏和将士的家眷仍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当时长江交通线被元军切断，和州孤立，马氏鼓励将士，抚慰眷属，稳定后方。攻下集庆（今南京市）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她又“亲缉甲士衣鞋佐军”⑥。元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率兵东下，直逼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郊），朱元璋亲自领兵抵御。强敌兵临城下，城中的官员、居民有的打算逃难，有的忙着窖藏金银，屯积粮食。马氏却镇静自若，“尽发宫中金帛犒士”⑦。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册封马氏为皇后。朱元璋回忆起早年马皇后跟随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⑧时，尝把她比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⑨。朱元璋每对群臣称说皇后的贤德，比之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马皇后听了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⑩其贤德谦逊往往如此。朱元璋感到马皇后幼年失去亲人，故于建国后，曾多次提出要寻访皇后的宗族亲戚加以封赏爵禄。马皇后说：“国家官爵当与贤能之士。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且闻前世外戚之家多骄淫奢纵，不守法度，有致覆败者。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赐予，使得保守，足矣。若其果贤，自当用之；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宠致败，非妾之所愿也。”朱元璋遂作罢。史家称明代“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这与马皇后的智鉴和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马皇后平时很注意对后宫的教育，她时常向宫人们讲述古代宫帏制度。为了教育后宫，她特令女史官辑录宋朝贤后事迹，作为楷模，朝夕省览。有人说宋朝过于仁厚，马皇后说：“过仁厚，不愈于刻薄乎?”一日，她问女史官：“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回答说：“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马后说：“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有明一代，宫壶肃清，马皇后领导后宫，勤于内治，起了相当的作用。

洪武三年（1370），诸将击败残元势力，攻克元都，将元室珍宝贡献至京师，举朝祝贺。马后问：“得元府库何物?”朱元璋答：“宝货耳。”马氏道：“元氏（元朝）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货财非可宝，抑帝王自有宝也。”朱元璋会心地说：“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得贤为宝耳!”马后称谢说：“诚如圣言，妾每见人产业厚则骄至，时命顺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人之常情，所当深戒。妾与陛下同处穷约，今富贵如此，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忽微。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酰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显名万世，即大宝也，而岂在乎物乎。”

朱元璋称帝后，为防止大臣功高震主，树立自已至高无上的权威，保证朱家子孙世代帝王之业，用极残酷的手段制造冤狱，株连大批功臣宿将。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牵连被杀的功臣达三万余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马皇后对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很不满意，她一向主张对下属不宜过于严苛，而“宜赦小过以全其人”。据《明史·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告他有不法行为，朱元璋要立刻召回。马皇后说：“严（州），敌境（与敌人接境）也，轻易将不宜。且文忠素贤，宪言讵可信?”朱元璋乃罢。文忠后来果然立了大功。致仕学士宋濂之孙宋慎，被告参与丞相胡惟庸“谋反”，列为“胡党”，宋濂因此被连坐要处死刑。马皇后为他求情说：“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朱元璋不许。到用餐时，发觉皇后既不饮酒，也不吃肉，朱元璋惊问其故。马后回答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今四川茂县）。”吴兴富民沈秀（万三）多年在海外经商，为全国第一富户，被迫捐献家财助修都城城墙的三分之一，后又被迫出资犒劳军队。事情被朱元璋闻知，不料触犯了忌讳，大怒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高皇后劝谏说：“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经马皇后劝说，沈万三才得免去死罪，遣戍云南。

朱元璋即位后，吸取元朝覆亡的教训，主张以勐治国，经常法外用刑，对臣民随意治罪。马后针对这种情况，谏朱元璋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朱元璋誉为至理名言，命女史记录下来，以为鉴戒。一次，朱元璋怒责宫人，马皇后也假意发怒，令人把宫人执付宫正司（管理宫女的机构）议罪。朱元璋问为何这样做?马皇后说：“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朱元璋曾下令让犯了重罪的囚犯去筑城赎死。马皇后听说后，向朱元璋进言说：“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朱元璋因而赦免了这些重囚筑城的劳役。

马皇后无子，但对诸王却视同亲生，管教甚严。诸王傅李希颜因一小王顽皮不听话，常用体罚惩治。一天，老师用笔管把一个小王的额角戳了一下，小王哭着到朱元璋处诉苦。朱元璋大怒，正要发作，马皇后急忙从旁劝解说：“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朱元璋觉得有理，不但没有惩办希颜，反而提升他做左春坊右赞善。硕妃所生幼子朱棣，行为放荡，后被封为周王（封地在开封）。就藩前，马皇后特派江贵妃随往，并“赐以己所御纰衣（镶边的衣服）一、杖一，曰：“王有过，则披衣杖之，即（如也）违，驰以闻。”朱棣听了马后的话，到封地后果然未敢肆意胡为。

除领导后宫，勤于内治外，马皇后还运用她的特殊身份，对朱元璋的施政，不时有所规正。其关心民瘼臣隐的事迹，尤为人所称道。一次，马皇后问朱元璋：“今天下民安乎?朱元璋说：“此非尔所宜问也。”马后回复说：“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每逢遇到灾年，马后“辄率宫人蔬食，助祈祷”；“岁凶，则设麦饭野羹”。朱元璋对马后说：朝廷已经对百姓实行了赈恤。马后说：“赈恤不如蓄积之先备也。”马氏虽贵为皇后，却依然保持其昔日的俭朴生活。除悉心照料朱元璋的生活外，她“平居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并且“命取练织为衾稠，以赐高年茕独。余帛额（类，有疵）丝，缉成衣裳，赐诸王妃公主，使知蚕桑艰难”。

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逝，年五十一岁。病重时，她自知己疾难愈，怕连累医生得罪，不肯服药，对朱元璋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治人。使服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临终前，她嘱咐朱元璋“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朱元璋为之恸哭，以后未再立皇后。

马皇后不仅是朱元璋的贤内助，而且就其立言行事而言可以称得起是一代贤后。《明史》赞曰：“高皇后从太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母仪天下，慈德昭彰。”是非常恰当的评论。

注释①毛奇龄：《胜朝彤史十贵记》。

②谈迁：《国榷》。

③《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⑤⑥⑦⑧《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⑨《后汉书·冯异传》：“光武自蓟东南驰，辰夜草舍（在草野宿营），至饶阳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及至南宫，遇大雨。光武引军入道傍空舍……异复进麦饭。”

⑩《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明史》卷三○○《外戚传》。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见吴晗：《明成祖生母考》，载《吴晗史学论着选集》第一卷。

《明史》第一三七《桂彦良传附李希颜传》。

毛奇龄：《胜朝彤史十遗记》。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第二十三章

胡蓝大狱明初的统治集团，是由两方面地主组成的，一方面是原有的地主，如淮西和浙东地主集团，他们支持朱元璋创建了新政权；一方面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的将领，他们转化成地主以后，和支持朱元璋创建明朝的旧地主，都是新朝权贵。在巩固和发展新王朝的统治中，他们的阶级利益虽然一致了，但发生了新的矛盾，在财产权力再分配中，淮西、浙东之间，文臣、武将之间，都要发展各自的势力。除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外，有时还和皇权形成冲突，成为明初朱元璋加强集权发展专制的内在原因。面对着公侯将相的权势和有些新权贵的不法行为，特别是他的战友与旧将邵荣和谢再兴的背叛，使朱元璋放心不下，猜疑他们来抢夺皇位。

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洪武五年（2372），朱元璋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①；洪武八年（1375），又编了《资治通训》，反复强调要他的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1380），又编了《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②，来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1386），又颁布了《志戒录》，“其书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③。原来，朱元璋不允许儒者在他的将领左右议论古今，这是因为在天下扰攘君臣名分未定之际，怕知识分子为他的将领出谋划策，去独立发展。而当明王朝创建后，朱元璋却鼓励他的将领去接近儒臣，并规定武将在“操练之暇”，命儒臣去给他们讲解“上古以来忠臣烈士”、“忠君报国之义，事上死长之节”④，等等。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放心。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杨宪为御史中丞，朱元璋曾想用作相，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于是李善长就乘机弹劾其“放肆为奸事”，最终使杨宪没有逃脱被杀的下场。早在洪武初年，一天朱元璋召见刘基，同他商量任用丞相的事。刘基认为杨宪有丞相的才能，没有丞相的器度，汪广洋的器量比杨宪更褊狭，他们都不能任相。朱元璋又问到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说胡惟庸像一头小牛犊，一经重用，就会摔破车辕，撞碎犁杖，为祸不浅。后来，朱元璋还是起用胡惟庸担任左丞相。

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和州时的帅府奏差，李善长的亲戚。由于李善长的推荐，洪武三年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权势日盛。他本人的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狡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与赋性猜嫌、自私惨刻的朱元璋必然不能相容。再则，他大权在握，不免一意专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官吏升降等大事，有时径自处理，不向皇帝请示。因此各地想做官、升官的人和功臣、军人遭贬斥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和平渡侯费聚，都因受到朱元璋的谴责，与胡惟庸密相往还。胡惟庸又和御史大夫陈宁结为死党，秘密翻阅军队的档案，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作心腹。由于胡惟庸在中书省时间最久，权力最重，已使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而军事贵族陆仲亨等又和胡惟庸相勾结，更使朱元璋产生怀疑，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更加严重。朱元璋决心消除这一心腹之患。于是终于在洪武十三年（1380），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

胡惟庸一案，使朱元璋对身边的功臣宿将，猜忌之心大起，遂着手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洪武二十三年（1390），距胡惟庸案发已经十年之久，再兴大狱，又有一批人被杀，就连七十七岁的老丞相李善长也被赐死，自缢，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⑤。朱元璋兴犹未已，亲自罗列被杀诸臣的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工部侍郎王国用上书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李善长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亲戚拜官，人臣之份极矣。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惟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李善长的侄儿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⑥朱元璋听后虽然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兴蓝党大狱。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定远人也。他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临敌勇敢，自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数总大军，多立功”。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率大军十五万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至捕鱼儿海，“虏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因其战功赫赫，被封为凉国公。功劳一大，就骄横起来，蓄庄奴假子数千人，乘势暴横，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总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指挥蒋（54页）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把他抓起来，砍了头，并抄斩三族。这个案件被“族诛者万五千人”⑦。

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共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在被株连的人当中，连为朱元璋出生人死、功勋屡建的徐达，也未能幸免。徐达在胡案中是十分清白的。他早就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为人奸邪，蓄有异谋。为此，胡惟庸对他怀恨在心，设法收买徐达的仆人福寿，唆使他诬告主人，不料福寿径直告之徐达，揭露了胡惟庸的阴谋。但是，朱元璋对忠肝义胆的徐达仍然很不放心。他认为，徐达德高望重，誉满天下，而且年富力强，只有五十四岁，要是留下他来，可是个大祸患啊!洪武十八年（1385）初冬，徐达背上生了恶痈，连日无法入朝，朱元璋特派太监前来赐蒸鹅，徐达知道他的病不能吃蒸鹅，看到皇上赐的东西，知道是要他的命，便含着泪吃下了，没过几天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此外，据《明史》记载，还有著名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傅友德、谢成、冯胜（即冯国胜）等。他们或是被赐死，或因小过而被鞭死、被砍头。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在与陈友谅大战中，曾孤军坚守南昌达八十五日，立有大功，因赏薄怨望，免官贬置桐城，不久死去。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也被赐死。大批官僚被诛杀，一时间朝廷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人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乃至晚上平安归来，便合家庆幸。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汤和就是其中的一位。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候是放牛的伙伴，他看到元勋宿将一个个被杀害，懂得是老伙伴对他们不放心，便主动交出兵权，告老还乡。朱元璋得知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在凤阳给他修建府第，厚赐礼遇。

连续数年的诛杀，功臣宿将相继而亡，太子朱标劝父亲说：“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当时不作声。第二天，为了讽喻太子，表明隐衷，他故意丢一根棘杖于地下，让朱标拿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语带双关地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一语道破了朱元璋大批诛杀功臣的目的。

在历代开国之初，如此大肆杀戮功臣的情况，极为鲜见，正如赵翼所说的，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⑧。

注释①《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

⑤《明史》卷三○八《奸臣列传》。

⑥《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⑦《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⑧《二十三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靖难之役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为巩固朱氏的统治地位，实行分封诸藩王的政策。洪武三年（1370）四月，册封其子朱楔为秦王、朱桐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棣为吴王、朱桢为楚王、朱樽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鲁王，重孙朱守谦为靖江王。共计册封24个儿子，1个重孙，大多分封在北部边境和各个要地。且规定，一经封王即要出京城就藩，使之“外镇编圉，内控雄域”①，目的是要让这些分封在外的儿孙们“夹辅王室”②。因此朱元璋赋予这些子孙们以极高的地位和军事权力，规定诸王仅“下天子一等”③。诸王在各自的封地内，可以创建王府，设置官属，封地所在的卫所均受诸王的监视与控制，“凡朝廷调兵，必关白亲王乃发”④。诸王还可拥有供其指挥和调遣的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干人”⑤。不仅如此，诸王还有权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甚至可以举兵“清君侧”。朱元璋分封诸王，使封国权力远远超过地方的行政权力。

朱元璋想以分封诸王的办法起到拱卫朝廷的作用，然而封国权力过大，必将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导曾为此上书，指出此举恐“尾大不掉”，“祸患立生”。但朱元璋却以“离间吾骨肉”⑥的罪名，将叶伯导囚死狱中。当然朱元璋也不是对此没有考虑，在分封之中，他曾规定凡受封诸王必须离开京城，到封地就藩。不允许各亲王之间相互往来。即使入朝，也不能同时前来，必须一王离京，另一王才可启程。朱元璋此举的目的在于避免诸王相互串联，与中央相对抗。所以，诸王就藩，可以说是“生离死别”。但朱元璋的用心良苦，却未能收到预期的后果。

洪武二十五年（1393）四月，皇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于九月，又立朱标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生性“颖慧好学，性至孝”，而深得朱元璋的喜爱，称赞他：“而诚纯孝，顾不忘我乎。”⑦不过，对于这位“仁柔少断”的皇太孙将来继任帝位，朱元璋并不十分满意，曾一度打算更换太子，后因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劝谏，才没有这样做。尽管如此，朱元璋对朱允炆的继位仍放心不下。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故，庙号太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帝。临终前，朱元璋立下遗诏，“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

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惠帝，改元建文。尽管有朱元璋的遗诏不许诸王“入临、会葬”，但燕王朱棣仍直奔京城建康江苏南京），朱允炆闻讯后，立刻派人持敕，令朱棣返回燕（今北京），对此朱棣十分不悦。

其时，镇守北部边疆的诸王已有很大的权势，宁王朱权甲八万，革车六千”⑨。燕王朱棣更握有“节制沿边士马”⑩的重权。朱允炆对这些皇叔们忧心忡忡。建文元年（1399）正月，朱允炆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即遣长史葛诚放朝奏事。朱允炆遂向葛诚密问燕王府之事，葛诚如实秉告，且派他返回燕王府，作为内应。葛诚回到燕王府，朱棣见他神色不对，心中不免作疑。随即朱棣亲自人朝，他自恃皇叔身份，径直走皇道入宫，登陛不拜。监察御史曾风韶弹劾其不敬，户部侍郎卓敬也密奏，以燕王“智虑绝人”，建议将他徙封至南昌，但都被朱允炆以“骨肉至亲”，婉言拒绝。朱棣察觉到朝廷对自己怀有贰心，回燕王府后，便托辞患病，以观事态的变化。

建文帝朱允炆以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同参军国事。齐泰、黄子澄以诸王权势过大，恐难驾驭为由，力主削藩。“帝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削燕手足也。’”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朱允炆下令废周王楠为庶人。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柏惧罪自焚死，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六月废岷王十匣为庶人，徙漳州。朝廷削藩之举，引起诸王的恐慌与不安，燕王朱棣更是心神不定。

不久，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奏朝廷，密告燕王府官校谋反。朱允炆为此下诏责问朱棣。朱棣闻讯，遂“佯狂称疾”，以此掩盖其野心。齐泰等人侦得朱棣有谋反之意，便请朱允炆下诏，逮捕燕王府官属。齐泰等人还密令北平左布政使张呙、都指挥使谢贵占据燕王府，又约葛诚、指挥卢振为内应，且令北平都指挥张信捕捉朱棣。不料，张信将此事秉告朱棣，朱棣立刻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将领统800名壮士入卫燕王府。

七月，张呙、谢贵等指挥兵士围攻燕王府，索要官属，飞矢直人府内。朱棣与张玉、朱能等人商议，决定设计除掉张呙、谢贵。未几，朱棣称病愈，登东殿，而令壮士设伏于左右及端礼门内。遂派官持官属名册前往张呙军中，约其入府。待张呙、谢贵入殿，乃持之斩杀。围攻王府的张呙、谢贵所部闻讯，溃散而去。次日，燕王朱棣誓师，以“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的祖训为据，以“清君侧”为名，上书请诛齐泰、黄子澄。朱允炆见此上书，下诏削夺朱棣属籍。朱棣遂举兵，自置官属，其军号为“靖难”。

朱棣起兵后，以部将郭资戍守北平（今北京），乃举兵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以稳定和巩固大本营。仅20天，朱棣所部已达数万人之多。在燕王“靖难”军的进攻下，北平附近州县纷纷倒戈，投降朱棣。

得知朱棣据北平反叛，朱允炆于八月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率大军北伐燕王。同时部署其他将领各统偏师步骑，数路并进，号称百万大军，约定行程日期，直捣北平。同时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供给军饷。不久，耿炳文所部与靖难军战于真定（今河北正定）。朱棣避实就虚，趁中秋之夜官军饮酒作乐之机，渡白沟河，破雄县，之后大败耿炳文所部。耿炳文逃人真定城中，闭门固守。靖难军攻城三日不克，还师北平。

官军败北，朱允炆大怒，又改命李景隆取代耿炳文，继续统兵平定燕王之叛。又令辽东江阴侯吴高等领兵围攻永平（今河北昌黎西北）。朱棣留下少量兵将坚守北平，自己亲统大军救援永平。吴高怯懦，不敢应战，退保山海关。李景隆自恃兵多将广，率部直攻北平丽正门。守城将士及城中百姓奋力拒守，多次击退官军进攻。朱棣得知李景隆率兵攻北平，便回师以奇兵左右夹击，李景隆力不能支，被靖难军连破七垒，只得连夜逃遁。所部闻讯，纷纷丢弃兵甲、粮草，慌忙南逃。

李景隆兵败，黄子澄却藏匿不报。待朱允炆风闻察问，黄子澄仍借口天寒，士兵冻馁暂退德州（今属山东）。同时派人密告齐泰不得泄露失利之事。朱棣又上书陈述道理，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传檄天下。迫于形势的压力，朱允炆只好罢免齐泰、黄子澄的官职，但仍旧依靠二人“筹划治兵”。朱棣得知李景隆虽然兵败，却于德州集结兵力，企图等明年春天，再攻北平，遂于建文二年（1400）正月，先发制人，率兵攻占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南）。四月，于白沟河再度大败李景隆军。五月入德州，随后兵围济南（今属山东）。李景隆逃人济南后，据城固守，靖难军久攻不下，便引水灌城，亦不克。

九月，朱允炆再遣大将军盛庸总领平燕大军北伐。朱棣派兵袭击沧州（今属河北），俘都督徐凯。然而十二月，靖难军于东昌（今山东聊城）败于官军，张玉被斩，靖难军溃败而逃。张玉阵亡，令朱棣悲痛欲绝。而朱允炆以官军大捷，诏复齐泰、黄子澄官，仍领军国事。

建文三年（1401）二月，朱棣再次率军南下，于夹河击败盛庸所部。此战之后，朱允炆又坐立不安，下诏夺齐泰、黄子澄官，贬至外地，且没收其家产。靖难军夹河大捷，士气倍增，又连战三捷。朱允炆急令驸马都尉梅殷镇守淮安。

建文四年（1402），朱棣指挥靖难军攻陷沛县（今属江苏）、萧县（今属安徽）、泗州（治今安徽泗县）、盱眙（今属江苏），进至扬州（今属江苏）。五月，攻占仪征（今属江苏），进逼建康。朱允炆忙下诏，令天下诸路“勤王”，但这丝毫不能阻挡靖难军的南下。六月，靖难军渡长江南进，一举击溃盛庸的设防，占领镇江（今属江苏）。一筹莫展的朱允炆见大势已去，提出割地请和的条件，请求朱棣退兵，朱棣坚决不允，众朝官见朱允炆已无回天之力，纷纷离朝而去，朱允炆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不久，朱棣率军抵达建康城金川门，守城的谷王朱穗开城请降，朱棣进入城中，遂立为皇帝，建文帝朱允炆于混乱之中，不知所终。

注释①《续通考》卷二○八。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

③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五。

⑤《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

⑥《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⑦《明史》卷四《恭闵帝纪》。

⑧《明史》卷三《太祖纪三）。

⑨《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权传》。

⑩《明史》卷五《成祖纪一》。

《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

《皇明祖训·法律》。迁都北、营建北京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应天府为南京（今属江苏），称京师。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诏以北平为北京。十九年（1421），诏改京师为南京，以北京为京师，迁都北京。

初，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受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于北平（今北京）。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朱棣夺取皇位，改元永乐，是为成祖。明成祖以为夺位得天下，恐为建文朝大臣所不容。靖难军进入南京，建文旧臣出迎者寥寥无几，余者或效死建文，或逃匿不仕，或指斥其非，或图谋行刺。朱棣遂大肆诛杀，株连甚众，以至于其内心颇为不安，曾微语尚书茹常：“朕毋得罪天地祖宗乎?”茹常叩头大言曰：“陛下应天顺人，克成先志，何罪!”①成祖这才放心。故虽定都南京，却经常往来于两京之间。

北平乃辽、金、元三朝古都，形势雄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足以“控四夷创天下”②，于当时抵御北元蒙古势力的威胁，在军事上指挥调度极为有利。亦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北平又是明成祖龙兴之地，自封藩燕北，经营二十余年，有雄厚的政治、军事实力及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种种，明成祖早欲迁都北京。即位之初，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跻之地皆有隍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明成祖认为：“其可以北平为北京。”③永乐迁都北京的准备工作遂逐步展开。

二月，成祖下令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设北京留守、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三月，成祖命舟师重开海运，往北京运粮，以后岁以为常。八月，发流罪以下犯人往北京垦荒，徙直隶、苏州等10郡、浙江等9省富民近4000户落籍北京。二年至三年（1404-1405），又徙太原等山西民20000户落籍北京。同时，成祖下令浚通南北大运河，以通北京漕运。四年（1406）闰七月，“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④。同时命大臣督兵士、僧众、工匠造砖瓦；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其征发军民之处，一应差役及闸办银课等项悉令停止”⑤。

各路军士、工匠、民丁，各地良材、巨木不久便汇聚北京。原定永乐五年动工营建之北京宫殿工程却未能如期开展。究其原因，约略有三。其一，永乐四年爆发明与安南之战争。成祖命成国公朱能“帅十八将军、兵八十万”分道进讨，六年（1408）“复命张辅帅师二十万征讨”⑥；其二，明与北方鞑靼、瓦刺不断展开大规模战争。永乐八年（1410），成祖“自将五十万众出塞”亲征鞑靼，十二年（1414），又亲征瓦刺。⑦战争连年不断，需仰大量人力物力支持，从而影响营建北京宫殿计划如期进行，其三，永乐五年（1407），徐后去世。七年，明成祖车驾至北京，礼部尚书赵舡及廖均卿等得吉壤于北京昌平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始营建山陵即成祖长陵工程。

营建北京宫殿工程虽停，迁都准备工作始终未断。永乐九年（1411），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碹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废弃已久的运河重新畅通。十四年（1416）三月，长陵工程竣工。十一月，成祖复诏群臣商议营建北京事。于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武官，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门尚书、都御史等文官纷纷上疏，请求立即择日兴工，营建北京。上奏称：北京“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皇上营建北京，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今日“引河道疏通，漕运日广，商贾辐辏，财货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师，天下军民，乐于趋事，揆之天时，察之人事，诚所当为而不可缓。伏乞上顺天心，下从民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天下幸甚”⑧。成祖欣然同意。

自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兴工，至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北京宫殿、门阙、城池、郊庙、钟楼、鼓楼等京师必备建筑先后竣工，于是，成祖下诏迁都。十九年（1421）正月，明成祖御新建成之奉天殿，受百官朝贺，正式迁都北京。

新都北京“规划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朝廷以全国各地徵调各色工匠数十万、民工上百万，及大量军士参与营建工程。明代北京在元大都旧城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建与重建。宫城及大城均向南推移，宫城（紫禁城）为营建北京的核心工程，位于全城南北中轴线上，四周建城墙，城墙外有护城河。宫城为长方形，占地72公顷，以午门——玄武门为中轴线，依次排列有前三殿：奉天殿（后改称皇极殿、太和殿）、华盖殿（后改称中极殿、中和殿）、谨身殿（后改称建极殿、保和殿）；后三宫：干清官、交泰殿、坤宁宫。前三殿主要用于举行国家大典以及l重要朝会，后三宫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之所。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等建筑配置于东西两侧，严格对称。宫城之外为皇城。宫城后方为废土堆砌而成的万岁山，意在“席山建殿”，成为宫城之倚靠，又意在镇压前朝之风水，故又名镇山。万岁山亦为北京城的中心点及制高点，便于了望全城。宫城前方依“左祖右社”之制，左建太庙，右建社稷坛。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今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今已不存）为一宽阔大道。道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署。皇城中心为优美多姿的太液池、琼华岛。皇城之外为大城。大城南部乃繁华商业区。钟楼、鼓楼位于大城中心。大城共开九门，前三门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西有阜城门、西直门，东有朝阳门、东直门，北有德胜门、安定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及山川坛。嘉靖九年（1530），增筑圜丘，并于北郊筑方泽坛，东郊筑朝日坛，西郊筑夕月坛。明成祖营建北京，使北京城内建筑布局比元大都城更为匀称整齐，设计更为合理，巍峨壮观的建筑显示出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风格。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外城南郊增修外罗城，开七门，因此，大城又称为内城。原计划大城四周均筑外罗城，由于财力不济，终未能果，因此明北京城平面呈“凸”字形。

永乐迁都后，北京人口迅速增加，既有自元朝至永乐时期从全国各地徙来的富户，也有营建北京过程中留京的大批工匠，又有入京参试的科场举子以及大小商人等。京城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文化事业都得到全面发展，迅速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北京地近边塞，北方蒙古鞑靼、瓦刺，东北女真等族相继对京都构成威胁。因此，自永乐迁都之时至明末均有回都南京之议。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新建成仅三月的紫禁城失火，三大殿烧成一片灰烬。廷臣中有议论迁都北京之非，主张重同南京，遭明成祖斥责。成祖以奉天门为临时听政之所坚持上朝，还都之议始止。但是，继续营建北京官署的工程却被搁置。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驾崩，永乐时期长期居守南京的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三月，仁宗宣布复都南京，“命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并建北京行部及后军都督府”⑨。四月，仁宗崩，还都南京终未成事实。

宣宗朱瞻基即位，仍称北京为“行在”。直至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北京作为明朝都城的地位才得以确立。正统元年至四年（1136-1139），宣宗命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月城、角楼、城濠、并各门石桥、闸，于是北京城“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矣”。正统五年，重修已焚毁20年之久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干清、坤宁二宫。六年（1441），英宗于新宫殿落成之日宣布上谕书，重申定都北京，“罢移行在，定为京师”。此后，正统七年，又造会同馆、观星台，建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詹事府等文武官署，并于京师城垣内外砌以砖石。英宗正统时期的营造工程，使北京京师规模完整地体现出来，在明朝定都北京、营建北京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直至明亡，北京一直是明朝京师。

注释①《罪惟录》。

②《明太宗实录》卷一，四。

③《明太宗实录》卷一六。

④《明史》卷六《成祖本纪二》。

⑤《明太宗实录》卷五七。

⑥《明史》卷一五四。

⑦《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⑧《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二。

⑨《明仁宗实录》卷八七。

第二十四章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文献汇编）。它保存了大量的我国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地理、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要早三百多年。它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据《明实录》记载，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认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于是命令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著名学者来负责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

明成祖即位之初即提出编纂《大典》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病故，皇太子标早卒，依据封建帝王传位的惯例，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改元建文。时太祖诸子第二子秦王楔、第三子晋王相均先卒，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棣及齐、湘、代、岷诸王均以尊属拥重兵，多不法，朝廷孤危。诸王中燕王最雄杰，兵最强，尤为朝廷所嫉。惠帝用齐泰、黄子澄计谋削藩。七月，燕王起兵，以齐、黄为“奸臣”作借口，援引《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正式向南京朝廷进军，名曰“靖难”。燕王于建文四年（1402）率兵攻人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自己做了皇帝，是为明成祖。这次事变，实际上是叔侄之间的帝位之争，依照封建正统观念，有些“大逆不道”，为此引起了方孝孺等士大夫的反抗。朱棣想利用纂修大型类书，炫耀文治，笼络当时的士大夫，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以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因此，他对此事异常重视。

解缙等奉命后，召集儒士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时间，于次年（永乐二年）十一月匆匆编成《文献大成》，进呈朱棣。朱棣览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过于简单，不符合他原来的设想。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三人担任全书的监修，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重修，主要是扩大收书范围，即把“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全部包罗在这一部大型类书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在监修之外，又设有副监修三人，由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梁潜、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担任。监修以下设有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其次为纂修、编写人、缮录及圈点生等。整个编辑机构由监修、总裁总其大成；都总裁由陈济担任，负责调节和沟通监修与总裁、副总裁之间的情况。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工作外，多兼管一个部门的实际任务，领导若干纂修人员。修纂人员按照所分工的范围搜集资料，然后将所有资料由编写人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此外，还设有“催纂”五人，负责督促编辑工作的进度。由于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人员多而不杂乱，整个工作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永乐五年（1407），《大典》定稿后，又征召在国子监及外郡县学擅长书法的生员，进行清抄。此外，对编纂者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朱棣特命启用当时皇家图书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使修纂人员“尽读禁中之书”，还指派官员分赴各地收购遗书秘籍，并指示解缙等人说，买书可以不计价钱。由于明成祖的重视，《大典》收人的典籍总数达七八千种之多，超过了前代任何类书。在生活上，朝廷把所有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员都安置在距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居住，并由光禄寺负责伙食，“朝暮酒馔”，供以茗果。为使编纂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特发给“膏火之费”，诸如此等，都保证了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参加这次编辑工作的前后多达三千人。永乐六年冬，全书正式完成，朱棣审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并定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多万字。

《永乐大典》修纂时，共拟定出凡例二十一条，对材料的分类、取舍、排列次序都有明确的规定。全书总的体例是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凡属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各种名物和奇闻异见之类，都随字收载。例如天文志列在“天”字下，地理志列在“地”字下。当时辑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以及释藏、道经、医药、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著作，收辑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曾严格规定所辑入各书，不许任意删除涂改，必须一字不差地照原样整部、整编、整段分别编入，从而保留了古籍的原来面貌，使许多极其珍贵的资料得到保存。现在我们见到的《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等重要历史文献，就是清代学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永乐大典》修成后，珍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大典》也随之北移，收藏在“文楼”之内。永乐和万历年间，虽然都曾有人提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宫中发生一次大火灾，三殿主要建筑都被烧毁。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督促抢救，《大典》才得保全。灾后，为了防止不测之虞，明世宗很想重录一部。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一百零九人，照原本摹写了一部作为副本。重录时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晚出，每次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不许私自带出雇人代写；每人每日抄三页，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要“罪坐各官”；每册重录完毕后，于册后注明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员姓名。因此重录的《大典》几乎与原本没有多大区别。重录工作整整用了六年，直到穆宗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完成。从此《大典》有了两个抄本：永乐抄本（正本）和嘉靖抄本（副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寂两处。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清高宗乾隆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虽有正副本两部，但它的命运仍然历受磨难和摧残，都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首先是永乐正本下落不明，一般人认为明亡，文渊阁再次被焚，《大典》的正本，可能在这时被付之一炬。副本流传至清代，并没有受到重视。到雍正年间，《大典》才由皇史，残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学士和编修官才可以借阅。乾隆初年清代学者全祖望考中进士后，被分到庶常馆学习，曾有机会见到这部书，大加称赞，并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且写了一篇《抄永乐大典记》，详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此时《大典》已缺佚两千余卷，但仍从其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其保存文献资料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道光以后，清室日趋衰败，官吏乘机盗窃，《大典》逐渐流失损坏。但《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在此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两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烧劫掠，许多宝贵的文物丧失殆尽，《永乐大典》也同样遭到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所余寥寥无几，言之令人痛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大典》等珍贵文化典籍制订了保护措施。国内许多公私收藏家纷纷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残本捐献给国家。散落在国外的，有一部分也回到了祖国。1959年，中华书局将当时搜集到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问世。自1960年至今三十年来，中华书局仍在继续访查，又陆续征集到六十七卷，其中除少数几卷外，多是流散在海外的。仍为线装套印，称为《永乐大典》续印本。连同以前影印的七百三十卷，共合七百九十七卷，印制成十六开精装本，并于其后附印《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对了解《永乐大典》全书内容很有参考价值。郑和下西洋明朝前期，国家强盛统一，财力物力充足。明成祖朱棣为宣扬国威，以“天朝上国”之尊，招徕海外诸国前来朝贡，派遣宦官郑和组建庞大船队，远航亚非各国，乃有郑和下西洋之盛举。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或三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祖、父曾先后赴天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郑和自幼受家庭探险精神熏陶。洪武时被阉入宫。洪武十八年（1385），随军到北平，入燕王朱棣藩邸。“靖难之役”中从燕王起兵，出入战阵，多有战功，被明成祖朱棣赐姓郑，始名郑和，后升为内官监太监，历事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人称“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郑和体貌丰伟，机敏善辩，“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洪音虎步”，“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俦比”①。郑和自小信奉伊斯兰教，入宫后又皈依佛教。永乐二年（1404）奉命出使日本，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已经崭露头角。

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二十八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及红海沿岸。所谓西洋，初无严格界说，大体指今文莱以西之南洋各地及印度洋沿岸一带。明朝时以婆罗洲为中心，以西称“西洋”，以东称“东洋”。“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一自起也”。②郑和所到之处，大多在婆罗洲以西，故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三次为前期，足迹遍历东南亚及南亚一带，西达印度半岛西南部之古里国，主要任务是创建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为明王朝树立“声威”，并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更远地方航行，创建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后四次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通过开辟新航路，使更多海外国家接踵而来，“宾服”于中国，从而为明王朝在亚非创建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

七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分述如下。

第一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第一次奉命出使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有宝船62艘，各长44．4丈，宽18丈，可容千余人，乃当时海上最大的远洋船只。船上满载瓷器、丝绸、麝香以及铁器、金银币等各色宝物，故称“宝船”。合其他类型船只如座船、战船、粮船、水船等共208艘。

六月，郑和及副使王景弘等率领船队自太仓刘家港出海南下，至福建五虎门（在闽江口）稍作停留，待秋季东北风起，再扬帆顺风驶入南海。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以次遍历爪哇、旧港（今印尼旧港）、苏门答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南浮利（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等国。次年夏，西北信风起，船队顺风返航。永乐五年（1407）九月还朝。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古里等国使节随行来朝。

郑和每至一国，先宣读明帝诏书，行封赏赐，以扬威海外，促进友好关系。继则进行贸易，或以朝贡、赏赐形式进行交换，或以民间物物交换形式。亦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后耀兵异域，必先礼后兵，用兵后仍予宣诏、行封、给赐，……以创建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

△与爪哇西王的交涉——郑和使团至爪哇时，正值西王兴兵，并灭东王。郑和部卒经东王地，部卒被西王国人杀死170人。郑和方将兴师致讨，西王畏惧，遣使谢罪，并认赔黄金万两。

△爪哇的三宝垄与三宝庙——郑和使团于永乐四年（1406）六月三十日在爪哇中部三宝垄登陆。该地即以“三宝”名之。今三宝垄有三宝洞，洞有三宝庙，供奉郑和。至今每年六月三十日，居住爪哇的华侨扶老携幼，谒庙进香，以纪念郑和。

△访苏门答剌——明初，南洋群岛诸国中，以爪哇国最强。洪武末年，爪哇已吞并近邻三佛齐国，改称旧港，并进而将举兵吞苏门答剌国。郑和奉成祖命招徕苏门答剌，诏封其酋长为苏门答剌国王，赐以印诰，从此爪畦国不能不有所顾忌，收敛其霸占苏门答剌的野心。

△在古里国建碑庭——永乐五年（1407），郑和乘大舟宗，赍（jī基）诏敕，赐古里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并建碑庭，刻石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威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③△生擒海盗陈祖义——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逃至旧港，充为头目，聚众抄掠过往客人船只，成为海上交通大患。郑和船队至此，遣人招谕之。祖义等诈降，而阴谋袭击官军。郑和等觉察，调兵备战。陈祖义率众来劫，郑和迎战，大败祖义，杀其众5000余人，烧船10艘，获船7艘，生擒祖义等3人返京伏诛。清除了为害当地及海域安全的障碍，“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第二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五年（1407）冬，郑和等统领船队，往爪哇、古里（今印度柯泽柯德）、柯枝（今印度柯钦）、暹罗（今泰国）等国。各国国王以珍宝及珍禽异兽贡献。至永乐七年（1409）夏回朝④。

△淳泥国王来华朝贡——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封淳泥国（今印度尼西亚之加里曼丹岛）王麻那惹加那乃为王。（1408），淳泥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150余人来朝，献珍物。成祖隆重接待，赐宴奉天门。是年王死于会同馆（接待外宾宾馆）。成祖命以王礼葬于南京石子冈。明代以后，淳泥国王墓逐渐湮没，墓址竟不可考。直至1958年重新发现，石马、石羊、石虎、石文臣、石武将各一对，冲道碑刻都基本完整。

第三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七年（1409）九月，郑和等先后出使占城、爪哇、满刺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小呗喃（即小葛兰，今印度柯钦南）、柯枝、古里等国。至永乐九年（1411）六回京。不久，满刺加国王及古里、柯枝、苏门答剌、阿鲁（今苏门答腊岛北岸）、彭亨（今属马来西亚）、急兰丹（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即南滓利今苏门答腊岛西北端）、加异勒（今印度南端）、爪哇等国使节先后来华朝贡。

△占城国王盛情欢迎——据随行远航的费信《星槎胜览》记载，永乐七年十二月,占城国王骑大象率领臣民击鼓奏乐迎接郑和使团的盛况记载：“宝船到彼，其酋长头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镯，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宝方带，如装塑金刚状。乘象、前后拥随番兵五百余，或执锋刃短枪，或舞皮牌，槌善鼓，吹椰笛壳筒。其部领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下象，膝行，匍匐，感沫天恩，奏贡方物。”

△锡兰山王的废立——永乐七年（1409），郑和至锡兰山国，携金银供器、彩妆织锦乡宁丝宝，旖、香炉、灯烛等，布施佛寺。而锡兰山国王贪暴不睦邻，屡邀劫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郑和船队至，被诱至国中，强索金币，并发兵5万抢劫船队。郑和得悉，即拥众回船，路已阻断，郑和语其下说：“贼福斯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客军孤怯，不能有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密令人由他道至船，亲率步卒2000人由间道攻其王城，一举擒获其王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头目。即归，献俘于朝。廷臣请诛之，成祖施行宽大政策，赦之遣归。命礼部议择其地贤者立为王。“自是海外诸国，益服天子威德”⑤。

△创建满刺加王国——明成祖原曾在满刺加封王，赐印信,然被暹罗抢走，受降于暹罗。第二次远航期间，暹罗王遣使谢罪，而满刺加国仍未得印信。永乐七年（1409），郑和受命敕封满刺加头目为王，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遂名满刺加国，从此暹罗不敢侵扰。

永乐九年（1411），满刺加国王率妻子陪臣540余人来朝贡。明朝廷亦以盛礼款待。后又赐以海船，遣使送归其国。

△九洲山上采香——与满刺加国接壤处有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永乐七年（1409），郑和等官兵入山采香，获6株，其径八九尺，其长八九丈，黑花细纹，香味清远，人所罕见。

第四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郑和船队第四次通使西洋。其时，明朝泱泱大国的威德已远播东南亚及南亚沿海各国。自南洋群岛至南印度一带的海陆交通，均已畅通无阻。第四次远航船队自古里继续往西，越阿刺伯海，至波斯湾、红海，直至东非海滨，开通了中非航路。此次远航历访满刺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滓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熘山（今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孙刺等国，最远到达赤道以南东非沿岸诸国，如麻林国，在今肯尼亚之马林迪一带，木骨都束在今索马里之摩加迪沙一带，如比刺（卜刺哇或不刺哇的别译）在今索马里的布拉瓦一带。其郊区至今有一极大的村庄取名“中国村”或“郑和屯”。郑和等于十三年（1415）至忽鲁谟斯后回国，忽鲁谟斯使节随行。分（90页）船队于十四年（1416）夏始返。熘山、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阿丹、剌撒诸国使节随行至京师。

永乐十三年（1415），麻林遣使来贡麒麟（长颈鹿）。显示了郑和使团首次出使东非国家已取得圆满成功，成为明朝鼎盛时代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十四年（1416）四月，成祖特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以为纪念。

第五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至十七年（1419）七月，郑和率领船队第五次远航。此次远航除例行宣诏、封赏、贸易以外，亦为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熘山、南淳利、卜刺畦、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刺撤、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使使臣返回各国。

△在柯枝国封山勒铭——永乐十五年（1417），封来京朝贡的柯枝国亦可里为国王，赐印诰，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给碑文而刻之以石。

△西南诸国献珍禽——此次出使期间，明王朝已决定迁都北京，需要各种珍禽异兽以充实内苑。于是忽鲁谟斯进献狮子、金钱豹、马匹，阿丹国进麒麟、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驼鸟，爪哇国、古里国进縻里羔兽等。各国所进珍禽异兽象征了亚非各国与中国的真挚友谊。

△苏禄国王来华访问——苏禄国（今菲律宾苏禄岛）国王有三，东王、西王、峒王，其中以东王最尊。永乐十五年（1417），三王各率其妻子、头目来华朝贡。归国途中，东王病逝于山东德州。明成祖按王礼为其举行隆重葬礼，撰文立碑于墓道。留其妃从十余人守墓，三年，回国。明朝以来多次修护陵墓，表达了对菲律宾友好使者悼念之情。

第六次远航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郑和等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⑥使臣回国，对沿途所经国家又进行友好访问，是为第六次远航。行至苏门答剌后，诸副使即分头前往各国。各队所到国家多寡不一，返国时间亦不一致。郑和一行于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还京，副使杨敏率领的船队直至永乐二十三年（1425）才回国。

△在阿丹国采办珍宝——船队于苏门答剌分别行动，内官周某领驾宝船数只到阿丹。“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敕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敬感伏。开读（诏书）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彼买得重二钱许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鸟、白鸠之类而归”⑦。

△与祖法儿国贸易——祖法儿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海岸，自古即为著名商埠，商贾云集，在马可波罗、托雷美、伊本白图泰等人著作中均有提及。“中国宝船到祖法儿，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交换芝丝、磁器等物”⑧。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死，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由于廷臣大多反对，下西洋几乎告终，仁宗即位后即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⑨第七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宣宗朱瞻基即位，宣德五年（1430），郑和等又有第七次远航。“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未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⑩。（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所历诸国为二十国，即：占城、爪哇、暹罗、旧港、哑噜、满刺加、苏门答剌、那姑儿、黎代、南淳利、熘山、榜葛刺、锡兰山、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鲁谟斯、阿丹、天方。第七次远航的专业人员有：官校、旗军（将士）、火长（掌管罗盘）、舵工（掌舵）、班碇手（掌锚）、通事（翻译）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舱、搭材匠（各色工匠）、水手（船工）及民梢（梢工）等，共27550人，乘宝船61艘，船名有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船型则有大八橹、二橹之类。

△刊立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及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碑”——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郑和等从南京龙湾开船，二十一日到太仓刘家港（按：每次皆自刘家港出发），停留一月余修建天妃宫。六年春，宫成，郑和立石刻“通番事迹记”以为纪念。至二月始从刘家港出发，到达福建闽江口长乐港后，在此停留八、九月（按：每次在此停泊），既为修建南山寺天妃宫，并在此添招水手，修造船舶，也为等候风信开洋。十一月立石刻“天妃灵应记”以留纪念，然后扬帆远行。“通番事迹记”及“天妃灵应记”为后世留下了郑和下西洋的珍贵资料。此两“记”，与远航随行人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巩珍所著《西洋蕃国志》并为世人所珍视的第一手资料。

△在福建出航前铸造铜钟一口——第七次远航主要任务为遍访“诸番国远者”。远涉重洋，惊涛骇浪，路途多艰，将有过于以往，为祈保往返安全，郑和等又在福建铸铜钟一口。钟高84厘米，口径50厘米，重77公斤，钟面铸有铭文54字“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

△在天方国贸易珍宝——宣德五年（1430），郑和使团副使洪保分艨到古里国，适默伽国（麦加）有使者来，遂派通事等七人同往，来去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鸟等物，并画天堂（天方国之别称）图一幅，回京奏报。其国王亦采方物，遣使随七人进贡中国。

△在满刺加会齐分（94页）——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日到达满刺加，在此停留20多天，会聚分艨，等候南风，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按：满刺加为往来要道。郑和在其地建有排栅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栅小城，盖造仓库。去时在此分使通往各国，返则亦在此会齐，准备回国，实为一中间转运站。）

△各国使节来京朝贡——宣德八年（1433）八月，郑和使团刚由西洋诸国返回北京，各国使节皆随同而到，计有：苏门答剌、古里、柯枝、锡兰山、祖法儿、阿丹、甘巴里、忽鲁谟斯、加异勒、天方等国来贡麒麟、象、马等物。

郑和七次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航海技术之高均属空前。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当时世界上航海事业的颠峰，而且对扫除海上交通障碍，畅通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亚非国家海上贸易，以及创建亚非国家间和平相处关系作出巨大贡献。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上友好交流，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政府问及人民间的友谊。郑和是我国、以至世界上伟大的航海家，在15世纪初期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注释①《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三佛齐国》。

②张燮《东西洋考》卷五·《文莱》。

③《瀛海胜览·古里国》。

④郑和二次远航事见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而《明史·郑和传》、《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实录》俱失载。

⑤《明史》卷三二六《锡兰山传》。

⑥十六国：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己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熘山、南浮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刺加、甘巴里。

⑦《瀛涯胜览·阿丹国》。

⑧《瀛涯胜览·祖法儿国》。

⑨《明仁宗实录》卷一上，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诏。

⑩《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1981年发现于福建南平市，现存南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仁宣之治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仁宗。仁宗只做了10个月的皇帝就病死了，他在位时间虽短，但在永乐时代，成祖多次巡幸北京和亲征漠北，他以太子的身份长年在南京监国，主持朝政，因此，他在明史上还是有影响的。仁宗死后，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宣宗。仁、宣统治期间，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朱元璋创业的基础上，从政治到经济等各方面来求得社会的安定与统治的稳固。在皇室内部虽然爆发了争夺皇位的“高煦之叛”，但很快被平息。政治清明、周边形势安宁、内阁制度确立、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史学家因此称这一时期为“仁宣之治”。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①仁、宣时期，明朝的内阁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阁权已重于六部之权。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②又称：“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少师、少傅、少保），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③仁、宣时期阁权之重，可见一斑。它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的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都是仁宗居东宫时的旧臣，在朱棣在位时，为维护朱高炽皇太子的地位不被成祖子朱高煦所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内阁任职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同时值内阁者，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④。在朝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仁、宣两朝均能重用大臣，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们所依靠的大臣主要是“蹇夏”（蹇义和夏原吉），他们掌握着六部中两个最主要的部门——吏部、户部。还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掌阁务。在他们的尽心辅佐下，政治比较稳定。在重用这批大臣的同时，对不称职的大臣则予以黜退，即使原来和皇帝关系比较密切的也不迁就。对宦官的控制也比较严厉。仁宗即位后就下令：“中官在外采办者悉召还，并罢所市物。”⑤宣宗于宣德元年（1426）七月，“谕六科给事中，凡中官传旨，必复奏始行”⑥。宣德六年（1431），宦官袁琦“自幼侍上，恃恩纵肆，擅遣内官内侍，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又有中官“裴可烈在苏松诸郡，贪暴尤甚”；“中官唐爱，以公差南京，纵瓷贪酷”⑦，俱被捕杀。

永乐一朝，经常战争，工役频举，支出浩繁。虽然当时的经济繁荣，国库殷实，但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耗费的物力毕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后，注意到百姓的负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供等等。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为了保证百姓的休养生息，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经常对司法机关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一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宣宗即位后，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外出返京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便带着几个官员前去询问稼穑之事，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常年在干这种活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确是如此。”他曾经写《织妇词》赐给朝臣，并叫人画成图张挂宫中，要人们记住百姓的艰辛。正因如此，所以才能注意到百姓的休养生息。宣宗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实国库的做法。对灾荒地区，宣宗也实行减免田赋，开仓赈灾。宣德七年（1432）四月，“以山西旱，蠲逋赋二百四十万石有奇”。同年十二月“减苏州官田租七十二万余石”⑧。河南有一个知县，没经过请示就发放驿粮千石赈灾，宣宗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他不拘手续，并且说“如果要依照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该饿死了。他总结出一条历史经验：国家之盛，本于休养生息；而衰弱，必由于土木兵戈。

仁、宣二朝实施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弭患于未萌”，也就是不激化矛盾，避免人民的起义斗争。

在经济方面，还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宣德四年（1429），“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⑨。所以这时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仁、宣二朝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能够纳谏。仁宗曾对杨士奇说：“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今后，我如果有什么不对韵地方，你们尽管直言指出，别担心我不会听从。”有一次，杨士奇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说：“朕对众卿以至诚，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宣宗也是这样，他能够听取正直大臣逆耳的劝谏，不喜欢听那些恭维讨好的话。他对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倦倦。幸运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过，祸乱的发生往往出于意料。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杨溥顿首说：“臣不敢忘报。”宣宗对他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大报答。”裁撤冗官的建议是宣德三年（1428）蹇义首先提出来的，宣宗采纳了。他经常召集“三杨”、“蹇夏”等大臣谈话，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行。

但是，纳谏，是有限度的，并非所有的逆耳之言都能听得进去。如仁宗对翰林侍读李时勉上疏言弊就惩治过，到临死还耿耿于怀，宣宗也同样对御史陈祚的上疏极为恼火。

仁、宣时期对科举取士法进行了改革。仁宗在位时，曾与朝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原来由于文化水平高低不同，形成会试多取南士。改革后，分南卷和北卷，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加以平衡。仁宗未及实行而死去，宣宗即位后，就是按照这一改革办法按名额录取的。“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后复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会试取士这一改革，使北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亦感奋兴起”，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得“南北人才，皆入彀矣”⑩。

周边形势的安定，也是所谓“仁宣之治”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明朝政府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脱扰塞下，驱之而已”，戍边将“毋贪功”；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比较安宁；西北卫所，顺利地对当地人民进行着管理；自永乐十一年（1413）在西南地区开设贵州布政司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仁、宣时期的政治与其他朝代相比是较清明的，出现了明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景象。但在这繁荣与安定的背后，也有潜在的社会危机，宣德以后，明王朝的统治已逐渐走向衰败的道路。

注释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序》。

③《明史》卷七二《职官志》。

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

⑤《明通鉴》卷一八。

⑥《明通鉴》卷一九。

⑦⑧《明通鉴》卷二一。

⑨《纪录汇编》卷二三《古穰杂录摘抄》。

⑩《明史纪事本末》二八《仁宣致治》。

第二十五章

土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初年，蒙古瓦刺部逐渐强大。

初，蒙古族自元顺帝率蒙古贵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继续统治塞北地区，史称北元。洪武后期（14世纪末），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刺及兀良哈三部。鞑靼为明朝对东蒙古的称谓，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东至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西至杭爱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区。瓦刺为明朝对西蒙古的称谓，游牧于阿尔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之西北部一带。兀良哈乃古部名，明代聚居于漠北及辽东边外。

蒙古分裂后，东西蒙古互争雄长，征战不休，并不时出兵南下，骚扰明边。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别遣使与鞑靼、瓦刺“谕之通好”①。瓦刺首领马哈木、太平及把秃孛罗为借助明廷力量对付鞑靼，向明廷称臣纳贡，明成祖亦分别封之为王。经长期征战，鞑靼势力不断削弱，瓦刺逐渐强大。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几年之间，脱欢攻破鞑靼，兼并其众，又统一内部，其势日张，雄视漠北。脱欢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太师（丞相），掌蒙古实权。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环明之北边，尽为其所制。也先既强大，明边境从此多事。其后果以邀赏不遂，纠合诸部，大举攻明。

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初，所遣使者不过50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2000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马，诈称3000人，司礼监②太监王振削减马价，并按实际人数给赏，也先大怒。七月，纠合各部，分兵四路，向辽东、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属山西）、甘州（今甘肃张掖）发动进攻。也先亲率2万骑兵攻大同。“兵锋锐甚，塞外城堡，所至陷没”③。边报日至，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井源等既行，王振贪图侥幸，冒领边功，为遂其私欲，不顾群臣反对，社稷安危，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令下即行，事出仓促，举朝震骇。

时英宗方宠信王振。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一说山西大同）人。明宣宗时自阉入内，侍皇太子朱祁镇读书于东宫。宣宗死，朱祁镇九岁即位，是为英宗。王振狡黠，得帝欢，命掌司礼监，备受宠信。英宗称之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一日。英宗大宴百官。按明制：“宦者虽宠，不得予王庭宴。”④英宗惧王振不悦，派人观察慰藉。王振正大怒，自比为周公，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当即命大开东华门中门，使王振赴宴。至则与会百官，皆望风拜谒，王振始悦。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元老三杨⑤或死或贬，王振更加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所立之铁碑⑥。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又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侍讲刘球在奏疏中语讽王振，即逮捕入狱，杀害于狱中。御史李铎路遇王振不跪，被谪戍铁岭。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到，皆俯首揖拜。唯大理寺少卿薛碹见王振不揖不拜，昂然挺立。王振怀恨在心，借故治其死罪，投入牢狱，最后虽未杀死，却被削职罢官。

王振大兴土木，“广置榻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⑦。又役使军民广建府第于皇城之内，重堂深阁，宏丽不亚于皇宫。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州官入朝，无厚礼相赠，便横加迫害。巡抚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谦，每次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振“嗾言官劾之，罢为大理寺少卿”。家中金山银窟，财宝不计其数。后抄没其家时，有金银60余库，玉盘百面，珊瑚高达六、七尺者20余株，币帛珠宝无算……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英宗却不以为奸，反褒以为忠孝。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赏给王振白金、彩币等物，并特赐敕一道，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足见其臣奸，其君昏。也先大军压境，岂有不败之理!

英宗在王振蛊惑与挟持下，决意亲征。大小群臣，伏阙恳留，悉被斥责。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其弟邸王朱祁钰居守北京，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野（ｙě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护驾从征。随征官员虽有数百人，然不使参与军政事务，一切行动悉由王振专断。行前既乏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无周密的军事部署，50万北伐大军在仓卒惊恐之中匆匆出发。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军粮已不继，兵士死亡枕借，僵尸满路。瓦剌军为诱敌深入，退避塞外。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抵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其时前方全军覆没之报接踵而至。王振同党，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密告王振前线惨败情况，告以“势决不可行”，“若行，正中虏计”③。至晚，忽有黑云如伞罩营，雷雨大作，王振始惧。次日，下令班师，于惊慌失措中挥军急退。也先闻讯，立即率瓦刺军突入长城，跟踪追击。王振为炫耀乡里，不听大同总兵郭登坚请英宗速入紫荆关的建议，欲邀英宗至蔚州“驾幸其第”。行40里后，忽又恐几十万大军过境，损坏家中庄稼，又勒军向东，改令军队转道宣府。军士迂回奔走，耽误时日，十三日始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而瓦剌大队骑兵已渐逼近。当时日尚未晡，离怀来仅20里，诸将计议入怀来城据守，而王振以辎重千余辆未至，不肯听从，邝野上章请车驾疾驱入关，不报。邝垫又诣行殿力请，王振怒斥：“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野曰：“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愈怒，令左右拉下。王振下令就地宿营，遂陷入瓦刺军重围。

土木地势高，旁无水泉，堡南15里有小河，已被瓦刺军占领。十四日明军欲行，敌军已紧紧围困，不得动。人马不饮水已二日，掘井深二丈仍不见水，将士饥渴，疲惫不堪，十五日，也先遣使议和，英宗许之，瓦刺军佯退。王振立即下令移营就水。明军越壕堑而出，周旋之间，阵势大乱。南行未及三四里，瓦刺军乘机发动进攻，劲骑呼啸而至，奋长矛以击明军，明军争先奔逃，竟不能止。众裸袒相蹈而死，蔽野塞川。明军全线大溃。英宗突围不得出，下马盘膝坐地上，被瓦刺军俘虏北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鼐、张益等数百人皆死。明朝50万大军伤亡过半。骡马20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经此一役，明朝近百年积蓄起来的国力遭受严重削弱。

战乱中，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曰：“吾为天下诛此贼!”

注释①《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司礼监乃明朝24监中“最贵重者”。掌皇城中一应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并代皇帝管理内外章奏，代皇帝批答各类奏折。皇帝口述命令，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以朱笔记录，然后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

③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⑤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宣宗崩，英宗幼年继位，元老三杨受命辅政。

⑥洪武年间，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干政之失，置铁碑于宫门内。铁碑高3尺，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⑦⑧《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于谦守北京土木之败，使明朝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幸有于谦等大臣力挽狂澜，北京保卫战获胜，使明朝渡过难关。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出任御史，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宣德五年（1430），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兴修水利，整饬治安，赈济贫苦，锐意兴革，深得民心。在官九年，又升兵部左侍郎。巡抚山西、河南时，“每议事京师，空橐（tuó佗），以人”①，“未尝以一物交当路”②，以此得罪太监王振。一度下狱论死，获释后降大理寺少卿。后以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求留任于谦，当地诸王亦请留，明廷方命于谦出任巡抚。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人京，复任兵部左侍郎。翌年秋，瓦刺也先率军大举南下，王振挟英宗亲征。于谦与尚书邝壁极谏，英宗不听。及土木兵败，英宗被俘，京师大震。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廊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系宣宗次子，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成王。英宗出征乃命居守京师监国）。成王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事。“群臣聚哭于朝”③，莫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理鼓吹天命，惑乱人心，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④公开鼓吹逃跑。于谦严词斥责，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一渡事乎?”⑤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徐理不敢复言。郧王、皇太后采纳于谦建议，乃定据守北京之策，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部署保卫北京事宜。

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于谦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并撰词赞扬：“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⑥又作《石灰吟》诗一首：“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当时国君被俘，大军压境，人心震恐。于谦不愿明王朝重蹈南宋亡国之覆辙，毅然肩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

于谦自八月十八日受命，至十月初瓦刺军大举进犯，一月之间，断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军备，改新内政，招募民兵，选拔文官武将，加强关隘防守……

其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⑦。于谦于受命第二日，即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浙军，急赴京师守卫。同日，接受应天巡抚周忱建议：通州“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弃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⑧。遂奏请王徵调顺天府大车500辆运通州仓粮进京，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次年五月的饷粮，一律于通州取给，军人则预支半年。于是，各地军队陆续到京，军粮有备，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诛杀王振余党、打击宦官气焰一事尤为大快人心。八月二十三日，成王登午门代理朝政。廷臣请族诛王振余党。右都御史陈镒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群臣满怀悲愤，伏地痛哭。王振余党锦衣指挥马顺叱骂群臣、，更加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跃起，奋臂抓住马顺头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咬其脸。群臣一哄而起，当场将马顺揍死。群臣怒揍王振亲信太监毛贵、王长随，一时“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脚王惊恐不已，起身欲退，群臣不知所措，盖马顺等奸党被打死，罪有应得，而臣下动武于大殿之上，也绝非正常。于谦罢众直前，掖住王衣襟，请成王宣谕：“顺等罪当死，”揍死马顺等大臣皆“不论”。成王又令缚王振侄王山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且查抄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币帛珠宝无算。此事件起于仓卒之间，群情激昂，事态发展难以预料。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当，使形势迅速平定，于谦功不可没。当日，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执于谦手，不胜敬佩，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从此，上下更敬重于谦，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九月一日，群臣奏请皇太后立成王为帝，以安人心。王不肯即位。于谦正色上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如此始能制瓦刺之要索，放回英宗。”朱祁钰乃受命。六日即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于谦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尽心竭力，为时仅一月有余，防御力量迅速增强，一改原来惊慌混乱局面，军民官员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是时君臣也能同心协力。曾有人攻击“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为之声辩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与此同时，瓦刺军也正紧锣密鼓，作好了进犯北京的准备。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也先及脱脱不花率领瓦刺军、挟英宗大举南下，进逼大同，诡称“奉上皇还”。大同守将郭登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⑨也先知大同已有备，不敢攻，转而南进。初三日破紫荆关。也先挥军人关，直指北京城。

瓦刺军兵临城下，京师戒严。初五日，景帝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节制。是时朝野上下一片惊惶，人无固志，有言逃离北京，主张迁都南京者（徐理）；有言挑筑京师外城城濠，主张紧闭九城门，坚壁以避贼锋者（总兵官石亨）。于谦力主出城抗敌，曰：“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⑩于谦遣诸将分率22万军队列阵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于阜城门；都指挥李端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阵於崇文门；都指挥杨节阵于宣武门。于谦本人驻营德胜门，加强主攻部队。部署既定，初九日，于谦传令九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并身先士卒，披甲戴胄，巡视指挥，以激励将士。于是将士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战。

十月十一日，瓦刺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空房内。也先因明军阵容严整，不敢贸然进攻，遣使让明廷派大臣前来迎接英宗。借议和以探明虚实。明景帝乃派通政使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带羊酒出城至也先营，也先令英宗带刀坐帐中。也先及伯颜帖木儿（也先弟）等皆全副武装，披甲胄，张弓矢，引王复、赵荣进见。也先不受羊酒，取看公文，并语于王复等：“尔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等来，并索取大量金帛财物。”景帝及部分廷臣欲议和，征询于谦。于谦斩钉截铁地回答：“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在于谦坚持下，也先议和诡计未能得逞。

十三日，瓦刺军攻德胜门、西直门受挫后，翌日，转而攻彰义门。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击。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挫败瓦刺军前锋，然是时明军数百骑为争功，自后跃马冲击，阵营大乱。瓦刺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刺军追到土城。土城附近居民纷纷“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瓦刺军受阻，适王竑、毛福寿闻讯来援，瓦刺军遥见援军旗帜，仓皇退兵。

也先深入京畿，初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然经五天战斗，瓦刺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士气低落；明军自迎战以来，军民一心，屡屡胜利，士气旺盛。也先又闻明朝各路援军将至，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也先率瓦刺军挟英宗先退，于谦侦知英宗已走远，命石亨等发大炮轰其营，瓦刺军死者万余人。于谦率军乘胜追击，夺回瓦刺沿途掳掠的百姓及财物无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除戒严。北京保卫战以明军大获全胜告终。明王朝转危为安。

也先败退后，阴谋侥幸取胜，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主和派大臣也意欲议和，主战派大臣则倾向于妥协。于谦力排众议，指出也先企图借此向明廷索取财物，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同时派人申诫各边镇将帅，切勿中敌人诡计，严密防御。又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因此景泰元年（1405），也先多次出兵南扰均未能得逞。

也先本以为俘获英宗，奇货可居，可用以敲诈金银财物，也可用以威胁明廷退兵投降，不料在于谦主持下，边镇有“瓦刺奉驾（英宗）至，不得轻出”之制约，也先派使“保驾”议和时，大臣有“社稷为重，君为轻”之劝告，奇货已不成为奇，留住英宗，已无作用。景泰元年（1450）八月，瓦刺与明议和，放回英宗。

景泰八年（1457），英宗复辟，改号天顺，史称“夺门之变”。

于谦在土木之变以后，力撑危局，在北京保卫战中功绩最着。及英宗复辟，景泰八年（1457）正月，英宗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斩。于谦遇害当日，“行路嗟叹”，“天下无不怨之”。查抄于谦家产时，“家无余资。独正宝缡钥甚固，后视，则上（景帝）赐蟒衣剑器也”。

于谦之婿朱骥将于谦灵柩归葬于故乡杭州西湖边。青山埋忠骨，长为人们凭吊。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在其绝命书中高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表达出对爱国志士于谦无限敬慕之意!

注释①《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④刘定之《否泰录》。

⑤《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⑥明叶盛《水东日记》。

⑦《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⑧⑨《明通鉴》卷二四。

⑩《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袁彬（北征事迹》。

《明通鉴》卷八四。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曹石之乱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月，任蒋贵为征蛮将军，太监曹吉祥监军，讨思任发。曹吉祥，栾州（今河北滦县）人，过去是王振门下，现为监军。这是内臣（宦官）掌兵权的开端。

正统十二年（1447）二月，任石亨为左参将，守万全（今河北宣化）。石亨，渭南（陕西渭南县）人，伯父石（125页），任宽河卫指挥佥事，无子，石亨继承伯父事业，做他的儿子。石亨擅长骑射，有胆略，臂力强，提大刀抡舞如飞。每从征，挺刀先登，辄立奇功，官至都指挥使。石亨之侄，石彪骁勇能挽强弓，善挥斧，因从石亨征讨有功，授大同卫镇抚。1447年石亨做都督佥事，石彪为指挥使，跟随石亨参谋。十四年（1449）八月，太后命成王总管国家大事，逮捕宣府总兵杨洪、万全、左参将石亨下锦衣狱。九月，郧王即皇帝位，将杨洪、石亨释放，命石亨总京营兵。十月也先侵犯京城，于谦、石亨分别在城北安营。也先纵骑兵剽掠，石亨击败也先，功为第一，也先连夜逃窜，石亨追击至清风店。也先十分畏瞑，即将逃出倒马关。石亨使部下传言，石将军没有赶至倒马关，追击的明兵是假冒石将军的名义。也先信以为真，回马迎战。石亨、石彪奋力合击，大败也先，这时也先才发现是中了流言之计。纷纷弃羊马辎重，从紫荆关夺路逃走。论功封石亨为武清伯，不久又提升为武清侯。石彪升为都督佥事，任大同左参将。

景泰元年（1450）闰正月，命镇朔大将军石亨、都督范广率兵出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不久召还。八月石亨、杨洪率师分道出紫荆、居庸关。开始设团营，派曹吉祥、刘永诚节制诸军，这是内臣总管京营兵的开端。

天顺元年（1457）正月，景帝病危，石亨见景帝委顿之状，与张辄、张轨商议，想复英宗皇位。又暗地约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蒋冕秉告皇太后，于谦与王文想立襄世子为东宫、请允复立英宗为帝。当与石亨等共议迎英宗复辟事时，徐有贞恐中途生变，乃诡词激石亨：“于谦、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说：“上已知君谋，将于十七日早朝执君。”①石亨决定采取行动，率他的群从子弟家兵，与曹吉祥等夜叩南城，迎英宗复辟。其时，景帝病卧，听到钟声，问左右是怎么回事，左右以英宗复位事实告。景帝“既知为上皇，连声曰：‘好!好!’逾月……帝崩于西宫”②。英宗复辟时，曹、石等诬谄于谦，英宗不忍，曹、石等认为不杀于谦无以为名，乃杀死于谦。论夺门功，石亨、曹吉祥又第一。于是进封石亨忠国公，召石彪赴大同做都督同知，充游击将军。石亨家人石宁等数十人，都授指挥千户、百户。曹吉祥晋升司礼监太监。曹吉祥侄曹钦封昭武伯，曹铎、曹铉、曹镕等一并任都督，这又是内臣子弟封爵的开端。四月将大同巡抚都御史年富逮捕入狱。英宗同李贤有以下对话：“‘年富何如?’贤曰：‘行事公廉，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惮富，不得遂其私耳。’贤曰：‘陛下明见，真得其情。’由是富得致仕归田里”③。五月，石亨擅自调回守关军，徐有贞、李贤上奏英宗，英宗令另外调遣军队去守关。

御史杨碹弹劾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夺民田，并且说曹、石怙宠擅权。英宗对徐有贞、李贤说，杨御史如此敢言直率，真是国家之福。曹吉祥在旁听后，非常惭愧，事过，非常生气想治杨瑄罪，英宗不许。等到石亨出征归来，听说此事大怒，上告御史杨碹言语不实，并说示意杨疆弹劾曹石的是李贤和徐有贞。于是以言语激曹吉祥说：“今在内唯尔，在外惟我，贤等欲排陷，其意可知矣。”④当初曹吉祥见石亨冒滥恩赏，非常不平，也常向皇帝揭发他的短处。这时听了石亨的话，开始与他联合。六月，御史张鹏、周斌交章弹劾石亨所做许多不法之事，奏折未及上，给事中王铉得知，秘密告诉石亨，石亨与曹吉祥驰马上奏。说张鹏乃是恶霸张永之子，现在他勾结御史周斌陷害忠良为张永报仇。英宗听后大怒，亲临文华殿，把诸御史传至殿前亲自询问。周斌手执弹劾奏章，边读边核对事实，对石亨的弹劾都有验证。英宗说，既然事实属实，你们何不早言?将张鹏投入锦衣狱，问讯濒死。

初，徐有贞做首辅，想立功自异，与石亨不合，李贤入阁以后大力支持徐有贞，知无不言，曹吉祥不能忍。适逢御史张鹏等已经下诏狱，给事中王铉、锦衣卫指挥门达上奏英宗说，耿九畴阿附徐有贞和李贤，唆使御史排陷石亨。曹吉祥再次乘间向英宗叩头诉说道，臣万死一生，迎圣上复辟，内阁重臣一定要害死我。边说边伏地痛哭不起，英宗无奈依了他的请求，逮大学士徐有贞、学士李贤、都御史耿九畴下锦衣狱。第二天降旨贬徐有贞、李贤为参政，耿九畴为右布政。张鹏、杨瑄戍边卫。不久，英宗又说，最近只有徐有贞一人为我办事，李贤不能走，诏命李贤回京。

英宗以岳正值文渊阁。岳正为吏部尚书王翱推荐，被英宗召见于文华殿，破格录用。岳正向内阁走去，至左顺门，石亨、张辄从外边进来，非常吃惊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岳正不敢答，当时石亨、张辄已经很不平，待入宫拜见英宗，英宗主动对他们说，今天他选中一人入内阁，石亨等问为何人?英宗指出就是岳正。石亨、张轨无奈只得假意祝贺。英宗又问他们岳正官卑如何?石亨等奏答，如果陛下想提拔岳正亦不难，可以让他办数事试验一下，如果很称职，再提升也不晚。英宗默然，知亨等与己意不合。七月，有匿名书指斥时政。石亨、曹吉祥请皇帝出榜募能捕告者悬赏，令内阁撰榜文，岳正对英宗说：“为政自有体，盗贼责兵部、奸宄责法司，岂有天子自出榜募购之理!”⑤当时曹吉祥侍侧，力请英宗出榜，英宗考虑再三，明示岳正所言极是。岳正再次得罪石亨与曹吉祥等。

初，岳正入值文渊阁，英宗曾问岳正，何以辅佐朝廷?岳正明言，今日内臣武臣权力过重，英宗深有同感。岳正退朝后，主动找曹钦、石彪，令其谢兵归第。钦、彪走告曹吉祥，吉祥垂泣免冠请死。英宗执意否认有令其谢兵归里之意，并责岳正漏言。岳正申辩说，我看曹、石两家有背叛朝廷之心，只不过现在抓不住什么根据，我想成全君臣共椎之情，所以让他们早自为计。英宗不悦。恰逢承天门水灾，英宗责成岳正下罪己诏。岳正在罪己诏中历陈奸邪蒙蔽之状，石亨见而怒，上言岳正谤诎朝廷，故请英宗谪岳正为广东钦州（今广西钦州壮族自治区）同知。从上述史实亦可见英宗与曹、石之流的微妙关系。

石亨、张辄怙宠，总是强迫英宗答应他们的请求。一日，石亨率千户卢旺、彦敬入侍文华殿，英宗不识，问是何人?石亨说，这是我的心腹之人，迎圣驾夺门复辟，多靠这两人之力。马上请提拔他们做锦衣指挥使。工部侍郎孙弘，是石亨同乡，因石亨推荐而得官，又请求让他做尚书。英宗不悦说，暂时让他做侍郎，再次升迁就是尚书了。石亨出宫对人说，一次提升尚书有何不可?还要再迁!石亨对皇帝骄横无礼竟如此!英宗也深知石亨有不敬之举，但念功勋，不忍苛责。有一次英宗与大学士李贤谈到石亨，李贤认为，权不可下移，惟独断乃可，英宗说到石亨有夺门之勋。李贤立即表态，石亨只能说是有迎驾之功，“夺门”二字岂可传之后世?皇帝顺天应人，以复大位，何必夺门?难道内府之门可以夺吗?又说，当时也有人约我助夺门之事，我固辞不参与。英宗惊问其因，李贤答道，景帝不能临朝听政，群臣可以表请陛下复位。这本名正言顺，何至于行夺门之举?假如此事景帝得知，又不同意，加以责罪，曹石辈死无足奇，将把陛下置于何地?曹石辈不过想藉陛下之名图富贵，哪有扶保社稷之念呢?英宗恍然大悟。十一月。高明等人交章弹劾陈汝言，告他仗势乱法，赃私狼藉。英宗下令逮捕陈汝言，并将所获赃物陈列大内庑下，令大臣入视。英宗说，景泰年间，籍没于谦，家无余物，非常清苦，现今陈汝言任职不足一年，竟得贿赂如此之多!当时英宗大怒色变，石亨等低头不敢言。从此英宗渐渐感到于谦蒙冤，而开始厌恶石亨等人。二年正月，石亨、曹钦等请除太仆养马，太仆程信谏：如撤太仆马，一旦变生肘腋，马不备给，孰任其咎?兵部亦以其言极是，诏复其事归太仆。初，于谦之死，皇太后不知，后传言谦欲迎外藩入京，英宗疑此事，多次询问石亨、张轨、曹吉祥，石亨、曹吉祥辈推托不知，委罪于听徐有贞所言，从此英宗深恨亨辈不实，排谄忠良。四月，石亨以遣文官督军务，武臣不得逞，请罢文官都督军务。文官除，边徼骚然，军无纪律，英宗大忌，对李贤说：“当初我刚复位，石亨请除文官都督军务，奉迎者亦多言不便，今天我方知此事大谬藏诈。初，定远侯石彪屡有功北边，尝奏请建城威宁海子。总兵官遂为流言，称彪有异志。上疑彪，屡有功，屡召还。彪阴使大同千户杨斌等50人，坚请留为镇守。上知彪诈，下彪诏狱，词连石亨，念其有功，宽宥不罪，惟罢其兵权，令归第。”

初，亨被英宗疏斥，怀恨于心。曾在大同看紫荆关形胜时对左右说，如果守此关，据大同，京师之兵无法及此。一天，退朝回府，对卢旺、彦敬说：“我现在的官，你们想当否?”旺、敬不解其意，回答说：“我们现在的官，都仰仗您才做成，怎敢有其他想法?”石亨大胆地说：“陈桥兵变，史不敢言篡。如果你们肯帮我，我现任官职，岂不就是你们的吗?”旺、敬闻言，惶惧汗流，莫敢对。后来石党童先嗾其叛石亨说，现在天下都司还没有撤换完，等撤换完毕，再反不迟。恰逢石彪下狱，罪及石亨，亨阴谋反叛日急，事情败露也渐多。石亨家人上告亨急欲反，逮投之狱，死狱中。斩石彪于市，其党童先等俱被牵连受死。

石亨败后，英宗下令凡由石亨冒功提拔者，可以自首革去职务。曹吉祥认为自己与石亨同功，石亨败后且不得独完，于是每天犒赏部下倚为腹心。部下也想自己也是冒功因曹吉祥而升晋，一旦不测，身且随后，于是与曹吉祥结为死党。曹吉祥有位门客叫冯益，有一天曹钦问他：“自古有宦官子弟做天子的吗?”冯益立即回答：“魏武曹操不就是宦官曹节之后吗?”曹钦闻言，大喜，出其妻与冯先生行酒。从此暗地准备谋反。锦衣百户曹福来曾在曹钦家服役，常出外买东西。曹钦担心他走漏风声，先派曹福来妻告曹福来病狂出走，锦衣指挥逯杲上箽奏英宗，奏准抓捕曹福来。曹钦又差人追获曹福来?以棍棒篓濒死。廷臣上奏英宗弹劾曹钦残忍，英宗同意此奏，发表弹劾敕文给曹钦，令其速改过，否则罪无赦。同时下谕廷臣要守法，不能学曹钦那样专纵无礼!

初，石彪得罪，皇帝也是先告谕群臣，曹钦内心恐惧。再加上逯杲监视曹钦十分严密。适逢孛来人犯甘、凉二州，英宗命怀宁伯孙镗统领京军前往征讨，兵部尚书马昂做监军。即将择日启程，于是曹钦以为机会已到，与诸弟兄及其党羽都督伯颜也先等数十人相谋，曹钦说，现在朝廷正在追查我，如果不早反，我就要成石彪的接续人了。于是分别带领死士番汉军500人，约定当天早朝开门，就拥进宫去杀死孙镗、马昂、夺门而入。这时曹吉祥禁兵可为内应。决定后，当夜让部下降丁痛饮，并厚赠予。饮酒方半，正交二鼓，都指挥完者秃亮（又名马亮）从曹钦宴席上逃走，见恭顺侯瑾与广义伯琮，告曹钦谋变之事，瑾、琮急走告镗，孙镗急锁曹吉祥，报英宗知此事，英宗命闭宫门，孙镗将吉祥缒人宫中锁系。曹钦不知此事，与其弟曹铉、曹（131页）、曹铎率番将伯颜也先到东长安门，门闭，曹钦知事泄，立即召死士驰至逯杲门，杲方出，杀而碎其首。逯杲原是曹吉祥党，受恩最厚，后来为英宗监视曹钦，钦恨之入骨。都御史寇深也与曹钦有友情，后来与言官上疏弹劾他，曹钦也很恨他。与曹铎驰人西朝房搜索寇深，从肩膀把寇深噼成两半。当时长安街中甲卒奔跑，入朝者以为是西征军。当打听到是叛兵，纷纷散去。大学士李贤待朝东朝房，曹钦跑来搜索他，门外喧闹声汹汹。李贤出门看，披甲士兵手执钢刀者数人，欲砍贤肩而伤其耳，又有人以刀触其背，不久，曹钦持逯杲人头来，喝斥部下放下刀。亲自拉住李贤的手说，今天激起兵变，是不得已而为之，请代我草疏进奏皇上。不久，又把尚书王翱抓来，李贤在王翱家找来纸笔写草疏。与王翱一起投进长安左门门缝中，长安左门仍坚闭不启。曹钦纵火烧门，守卫军拆御河的岸砖垒门死守。曹钵往来啸呼，几次欲杀贤，终不敢，舍之驰去。又去搜索马昂，不得。时间已经到了凌晨。怀宁伯孙镗对其子说，你沿街呼喊，有狱贼反，抓获者厚赏，西征军即可汇集到一起。不久集中了西征军两千人，甲兵俱全，孙镗大喊：“你们看不到长安门起火了吗?这是曹钦反叛，兵很少，杀贼者重赏。”工部尚书赵荣被甲跃马奋呼市中，高喊杀贼者随我来，跟随者也有数百人。孙镗追至东安门，曹钦退屯东华门。曹镕迎战，孙镗军勇勐难敌，叛军披靡，战至辰时至午时，斩杀曹镕，曹钦也中流矢，策马逃走。恭顺侯吴瑾带五六骑出来看敌情，突然遇到叛兵，力战而死。曹钦回兵驻东大市街与朝廷抗拒到酉时，曹铉用百余骑往来驰突了三次，官军阻击包抄，他的兵马溃散，孙镗发神臂弓射叛军，终于追杀了曹铉。孙镗子孙辄遇钦奋战身亡。曹钦见大军渐至，惧，率骑攻朝阳门，未克，又走安定、东直、齐化诸门，门尽闭，大雨，夜窜归。孙镗督兵与曹钦战，马昂以精兵殿后。会昌侯孙继宗兵又集，鏖战。官军奋呼拥人钦宅，曹钦见情态迫急，投井而死，其弟曹铎被斩杀。孙镗等屠其家，亲党一时尽死。捷报上达英宗，英宗于当天下午在午门监刑，下曹吉祥都察院狱，次日磔于市。并追磔钦、铎、镩、铉、伯颜也先、冯益、汤序等。其余家属均流放于岭南。钦妻父贺三老，见钦势盛，绝不与交。钦曾为贺三老谋一官职，三老力辞不受，钦败，姻党株连，三老获免。八月，追加孙镗等爵，追封吴瑾、寇深等死难者谥号。以擒贼诏示天下，开言路。时李贤奏言：“自古治朝，未有不开言路者。惟奸邪之臣，恶其攻己，必欲塞之，以肆其非。”⑥英宗认为石亨、曹吉祥断言路，阴异变，罪不容诛，宜列之于诏，使天下闻知。曹、石辈冒功恃宠，欺凌天子，百僚侧目，终启肘腋之变，自取灭亡。

注释①《明通鉴》英宗天顺元年。

②《明通鉴》景帝景泰八年。

③④⑤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曹石之变》。

弘治君臣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弘治元年（1488），将妖僧继晓发原籍为民。妖人（专事宗教迷信的人）壹孜省伏诛。太常卿道人赵玉芝、邓常恩戍边，番僧国师领占竹等悉革职。斥佞竖梁芳、陈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佞臣，放斥殆尽。十月，召兵部尚书王恕为吏部尚书。恕至京，庶吉士邹智对王恕说，过去，大臣见不到君王，所以事事苟且，你应该先求见皇帝，就时政之弊,历陈上前，也许对过去的失误有所补救。王恕很同意他的建议。当时王恕在家乡很负众望，他在家乡做官时，把弊政都一一厘正过来。十一月，宪宗时大学士万安被削职。先是万安勾结万贵妃进奸僧继晓，讨宪宗欢心，以巩固他的宠幸。又与李孜牧结纳，表里为奸。孝宗做太子时，多闻万安的恶迹，此时，孝宗在宫中找到一个箧子，都是密术，署名“臣安进”。孝宗遣人拿到万安跟前说：“是大臣所为乎?”①万安惭愧流汗，不能出一语。不久，上下都交章议论抨击，于是罢免了万安。礼部右侍郎丘溶进着《大学衍义补》，被提拔为礼部尚书。丘溶以真西山《大学衍义》有资治道，而缺治国平天下的部分，丘溶就采取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分类汇集，附以己意，名《大学衍义补》，书成，呈上，孝宗览后十分高兴，批答道：“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朕甚嘉之。”②乃命礼部刊行。

孝宗弘治元年（1488）正月，召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孝宗为东宫太子时，素知其名，至是，文升感殊遇，奋励效命，知无不言。二月，孝宗行耕籍田礼完毕，与群臣飨宴，教坊以杂伎承应，有时说一些粗野语言。马文升厉色说：“新登极的天子应知稼穑艰难，岂能用这些俚俗之物渎乱宸聪!”立即把他们斥退。御史因一般冒犯被下狱。马文升认为皇帝即位之初，不宜罪言官。于是御史得释。时论一致赞扬这件事。先是，张吉、王纯、丁玑、敖毓元、李文祥均以直言被远谪，南京吏部主事储瑾上言：“这五人，即以直言获罪，必不变节辱身。现在五人都被抛弃到岭南，毒雾瘴气，与死为难，情实可悯。请皇上将五人置之于社会风气良好之地，那么他们的言论风采必有可观，与其现在寻求敢谏之人，不若先起用这五人。”孝宗皇帝命吏部一律起用。

吏部尚书王恕说：“正统以来，每日只上朝一次，臣下进见，只不过片刻即止，皇帝再聪明，怎能把天下所有事都察清楚，只不过把真情寄托于左右近侍，左右之人与大臣相见不多，又怎能识大臣贤否。有的听到有毁誉之言，有的出于自己好恶之私，要想得知真情，必须陛下每天去便殿，宣召诸大臣详论治道，共同谋议政事，或者让他就某事专门发表看法，或者亲自看看他的奏章。这样做不但能知大臣贤否，还可以随材任用，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变得更加高明。”马文升条陈时政十五事：选举廉洁有才能的人担任监察刑法之官；禁止占夺公物和惩戒贪官污吏；选择铁面无私之人掌审判量刑；申明立法意图来管理国之常务；驱逐术士妖人以防止迷信煽惑；要求效率以革除奸弊；选择好的地方郡守县令来巩固邦国社稷之根本，严格考核以示奖赏；禁示公罚以砥砺士风；广泛储备和积蓄以满足国用；抚恤士人以防止后患；清查僧道以杜绝游食之人；广布恩德以安定四裔；节制浪费以缓解人民负担；加强军备建设以抵御外侮。孝宗非常高兴，完全采纳，逐条责令施行。特别是节约用度一条，马文升特加上批注：“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③言语尤其深切感人。六月，王恕建议皇帝禁止文人不合情理起用私人，孝宗听从。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王恕做尚书，得彭韶为辅佐，可以完全做到为政不避权贵，求情妄法的路子悉被杜绝。六月京城及通州久雨成灾，庐舍倒塌，死者甚众，诏求直言。马文升上疏请求禁奇巧、却珍贵、慎毁誉、重咨询、抑外戚、开言路。诏下所司议论执行。

弘治三年（1490）三月，内廷宦官求建鹰坊、牧马场，求拨地千顷。户部尚书李敏阻止说，牧马场、鹰坊至多二百顷，其余都是民田，怎可以夺耕种之地为飞走之所!孝宗听从谏议。十一月，诏大臣极言时政得失。吏部侍郎彭韶说，近侍要整顿，任官要慎重，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苛捐杂税。孝宗认为很好。礼部尚书耿裕上时政七事疏，孝宗认为有防微杜渐之意。左侍郎仉岳认为，当今民日贫，财日匮，应把节俭作为头等大事抓。要节俭必须减少斋蘸、停止对皇宫特殊供应、减少营缮工程。孝宗都采纳。

弘治五年（1492）三月，巡抚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官外戚借宫廷供应之名夺占百姓园田，孝宗下诏立即退还民园。四月，大学士丘睿言时政之弊，拟为二十二条，极言朝廷应抑遏奸言，杜塞希求，节财用，重名器等，共万余言，孝宗览奏甚悦，以为切中时弊。太监李广认为城垣完工，功绩甚大，请求量加内官俸级，王恕力持不可，停止加内官俸级。五月，遣廷臣持内帑银，赈杭、嘉、湖水灾。十一月停止生员用钱买官的条例。王恕针对此条上奏说：“永乐、宣德、正统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马，当时未有开纳事例，粮不闻不足，军民不闻困弊。近年以来，遂以此例为长策。既以财进身，岂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贪财害民，何由得乎?”④弘治六年（1493）八月，中官李广以左道受宠，谢迁，徐溥等力言其邪妄，引唐宪宗、宋徽宗为戒，劝止烧炼斋蘸，孝宗纳谏俱止之。

弘治十年（1497）二月，孝宗屡游后苑，侍讲王鏊给皇上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孝宗醒悟，并召中官李广说，今天讲官所指，就是你们这帮人。令其好自为之。停止了游览后苑。六月，兵部尚书马文升请修武备。八月，外戚张氏有河间赐地400顷，还想并吞近旁民田千余顷，同时请求每亩加税银二分。户部尚书周经认为，河间之地多低洼，因为久旱，农民就占用干涸河滩地去耕种，一旦雨涝就马上被淹没，如果对这种地加税，将会留下无穷的弊害。疏上三四次，孝宗听其言。后有雄县退滩地，献给东宫做庄田，孝宗根据周经前奏，把占民滩田者都判了罪。一时贵戚近倬类似的陈请，一律依法判罪；此后，贵戚近俸们稍有收敛，不再疯狂占夺民田。

弘治十一年（1498）十月，太监李广因左道见宠任，权倾中外。后来幼公主出痘死亡，太皇太后归罪于李广。李广畏罪饮鸩而亡。孝宗下令搜查李广家，得到李广纳贿簿一本，其中有，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孝宗问左右，李广有多大肚子，能吃多少，为什么一送就如此之多?左右回答说，黄米是指金子，白米是指银子。孝宗大怒，下诏抄家治罪。十一月，议修清宁宫，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求调拨宫廷银库钱，不要为此征派百姓，同时停止到四川采伐木材。孝宗同意。六月，刑部侍郎屠勋上告寿宁侯夺占河间地区民田，上奏中说，食禄之家不言利，况且河间又是太后诞毓之乡，而与小民争尺寸之地，很不妥。孝宗非常满意屠勋敢于直言切谏的精神，采纳了他的建议，清退所占民田。

弘治十四年（1501）正月，陕西延安、庆阳二府连日地震，有声如雷，压死人畜无算。于是兵部尚书马文升认为，陕西与敌为邻，延、庆二府又近河套，今地震不已，可能为外寇所乘。小王子部落，有精兵数万，他们的酋长和硕是狡黠枭雄，往往以诈计败官军，为患非小。他认为当时“海内民困财竭，兵衰将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正安内攘外之时，修德弭炎之日”。他请求朝廷要“行仁政以养民，讲武备以固圉，节财用，停斋蘸，止传奉冗官，禁奏乞闲田，撤还陕西织造内臣，振恤被灾之家”⑤。孝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八月，小王子、和硕等在边境攻城陷堡袭击官军，形势十分紧张，孝宗认为军兴缺饷，屡次在朝廷与诸臣论议解决之法。大学士刘健等认为：“天下之财，其生有限。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蘸日费数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人动辄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财安得不匮!愿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天下幸甚!”⑥孝宗又一次虚心纳谏。兵部尚书马文升劝孝宗积金帛以备缓急，罢斋蘸以省浪费。终止传奉官下各地索贡，严禁宗藩贵戚奏讨占地，撤回陕西织造内臣，以苏军民之困。孝宗对他的谏议大加表彰。十月，改马文升为吏部尚书。

弘治十五年（1502）正月，朝廷对全国官吏进行一次大考察。孝宗对马文升说：全国主管人事的官都集合到京城，你要用心对他们进行采访，既不能宽纵也不要枉罚，彰明朝廷赏罚升迁。马文升说，陛下图治如此，这是社稷宗庙的大福，他怎敢不尽心尽职!从此，淘汰了不称职者二千余人，都罚如其分，天下吏治为之整肃。先是，刘大夏在广东、广西掌军务。一岁后求解甲归田，不许。当刘大夏廷谢时，孝宗在帷殿召见，孝宗说，我素来重用你，而你却多次辞疾，原因如何?刘大夏答以老病，且民穷财尽，万一不虞，责在兵部。刘大夏认为自度力不足办，所以‘谢职。几日后，又问，朝廷征敛很有分寸，何至于民穷财尽?刘大夏认为光是宫廷常贡铎木，香药等，就已花费钜万：孝宗说，如果你早报，早已停止常贡了。其他征敛也都可以一一议革。一天孝宗又问，两广各卫所战士是否强勇可用?刘大夏回答，以往他只是说民穷，其实士卒也苦不堪言，如何谈锐勇!孝宗又问，士卒在卫有军粮，戍征有行粮，何以言穷?回答：江南漕粮运转困难，江北京城团练供应紧张，其他困难又何止于这几项?况且所谓月粮、行粮，一半由军队将帅共同消耗享用，所余能不穷吗?孝宗听后，大为感慨，说：“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⑦于是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职言军民弊政，有选择地进行改革。十月，孝宗想在近畿地方团操人马，做左右掖。问刘大夏，刘大夏认为京西保定可团操人马。于是把保定两班军一万人，发回卫团操。于是有飞语贴在宫门，诬骂刘大夏。孝宗召刘大夏给他看。并说，宫门外人怎能到达?一定是内臣得不到私自役使军队的机会，因此贴飞语诬人。又问刘大夏，兵饷何以经常匮乏?刘大夏回答说，我在两广之时，大城的抚、按、总兵三司所费，不能敌一中贵人，兵饷如何不乏?孝宗认为中贵监军是祖制，不宜遽削，而必会廉如邓原，麦秀者充补，否则就暂且缺额。孝宗再次与大夏谈，诸司都已详尽说到所存弊政，恐怕哪一司也赶不上御马监、光禄寺。刘大夏说，皇上知弊详尽，很好，要想除弊兴利，唯在独断立行而已。最初，光禄供奉内府，自有常额。成化以来，内员渐多，常供不足，于是责成京城邸店操办，逼索甚苦。刘大夏此时揭露光禄寺每日操办用度烦费，杀牲数百，既损民财，又失爱物之仁。孝宗得悉，恻然怜悯小民之苦，立即敕兵部侍郎，同给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禄卿艾璞赞扬刘大夏说：“刘东山此奏岁省光禄金钱八十余万。古称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与!”⑧然而中官愈侧目刘大夏。

弘治十五年（1503）五月，兵部尚书刘大夏因言兵政弊端，未能悉革。乞退，不准。令开陈所言弊端。刘大夏条陈十事，孝宗览后非常高兴，命所司一一付之施行。孝宗又召刘大夏入便殿，孝宗说，有些事当否施行，很想与你商议，又因为不是兵部事而后止。今后无论当行当罢，你可以用揭帖（从内阁直达皇帝的机密文件）告知。刘大夏以为揭帖是非常手段，易生弊端，不可为后世法。事之可否，可以外付府部，内咨阁臣，不宜以揭帖为常法。孝宗完全赞同。孝宗曾问刘大夏，何时天下太平?刘大夏以为，求治不宜太急。佣人行政就召内阁和执政大臣面议后施行，但求顺理以致太平。当时刑部尚书闵圭持法忤旨，孝宗与刘大夏谈及此事怒气不止。大夏说，人臣执法，贵在效忠朝廷，闵圭所作所为无须惊异。并以远古虞舜皋陶之事为喻。孝宗沉思片刻方言：闵圭执法过于严格，而老成之人不可轻弃。于是准行其所奏。一日，孝宗召见阁臣于便殿，论及理财，李东阳极言盐法大坏是由于乞请私贩者众。刘健说：“太祖对茶法始行，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论事，谁敢为陛下言者!”⑨此时，孝宗在位久，更加明习政事，多次召见大臣面议。而刘健等人竭诚尽虑，知无不言。他们奏请之事，无不采纳。每次进见，孝宗辄斥退左右。有人在屏封后窃听，但听见孝宗连连称善。召大学士刘健等议日讲事。孝宗说：“讲书须推明圣贤之旨。直言无讳。若恐伤时，过为隐覆不尽，虽日进讲，亦何益乎!”⑩刘健说：

“我们如果不敢言，其余百官没有一个是敢言的了。”孝宗称是。

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孝宗召兵部尚书刘大夏，左都御史戴珊等面议政事。戴珊乞退，孝宗不允。问，为什么急于离去?戴珊不敢言，刘大夏说，珊确实有病。孝宗说：“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为朕留耶?且天下未平，何忍舍朕!”孝宗说罢，泫然出涕。珊与大夏都叩首涕泣。戴珊出宫后对刘大夏说，我一定要尽忠朝政，殉于本职!

明弘治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和睦，政治较为清明，孝宗励精图治，有一班才德兼备的大臣竭诚辅佐，如王恕、彭韶之冰鉴，马文升、刘大夏之练达，刘健、谢迁之老成，王鏊、丘睿之文章，闵圭、戴珊之宪刑。弘治君臣之治，上已略述。十八年（1505）孝宗病重召刘健等十余人为顾命，托以东宫说：“东官聪明，但年幼，好逸乐，诸先生辅之以正道，俾为令主。”刘健等叩首应答：“臣等敢不尽力!”日，孝宗死。

注释①②③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⑤⑥《明逋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

⑦⑧《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⑨（明通鉴）卷四○，孝宗弘治十六年。

⑩《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二十六章

武宗嬉游武宗于1506年，改年号为正德元年，即位之初，一仍旧例，顾命协和，天下晏安。四月，英国公张懋在上奏中开始提及：“仰惟皇上嗣位以来，日御经筵，躬亲庶政，天下喁喁望治。迩者忽闻宴闲之际，留心骑射，甚至群小杂沓，经出掖门，游观园囿，纵情逸乐，臣等闻之，不胜惊惧。”①即位刚四个月，武宗就开始微服出宫，自觅淫乐，故懋等切言谏止。吏科给事中胡煜也对武宗不重视学习，玩物丧志的行为提出规谏，他说：“君值英妙之年，正力学之时，但儒师日讲之时，课业未毕就有鸿鹄之思，几席研读未几忽生逸乐之想。”他提醒武宗，身为帝王，一念之不纯，一动之失中，都会产生极大影响。他劝武宗应灭宴安愉佚之志，正心以视朝廷，力图天下之治。当时武宗好骑射，常微服出宫游猎。兵科给事中汤一漠力劝止行。大学士刘健于六月上疏中指出陛下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可见武宗在正德元年六月，已经沉溺于逸乐怠荒于朝政了。当时顾命大臣刘健进谏要求武宗作到以下几点：一、无单骑驰驱，出入官禁；二、无频幸监局（内官太监办事机构），泛舟海子（京郊游览胜地之一）；三、无事鹰犬弹射；四、无纳内侍进献饮膳。七月，宦官利用武宗擅权现象已很明显。南京御史陆岜上疏言：“自古宦竖欲擅主权，必先蛊其心志，……陛下嗣位以来，天下喁然望治，乃未几宠幸阉寺，颠覆典刑。太监马永成、魏彬、刘汉、傅兴、罗祥、谷大用辈，共为蒙蔽，日事宴游……廷臣屡谏，未蒙省纳。若辈必谓宫中行乐，何关治乱，此正奸人蒙君之故术也。”②从奏折文中可看出，正德元年七月，阉宦内臣已开始掌握皇帝。为劝武宗回心向治，陆岜更痛切地说：“陛下广殿细旃，岂知小民穷檐蔀风雨之不庇?锦衣玉食，岂知小民祁寒暑雨冻馁之弗堪!驰骋宴乐，岂知小民疾首蹙额赴诉之无路!……夏秋亢旱，江南米价翔贵，京城盗贼横行，可纵情恣欲，不一顾念乎?伏望侧身修行，屏永成辈以绝乱源，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③当月，司礼监传旨，以大婚礼需银四十万两。尚书朝鲜文以户部库空虚，请先发十万两。监察御史赵佑言，皇帝大婚，左右必以此为口实，将肆无厌之欲，用如泥沙，坐致耗国。诏许减四分之一。立夏氏为皇后。自大婚后视朝更迟。刘健说，近两月来，或日高数丈才视朝，侍卫执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纵横坐卧，弃杖满地，四方朝见官吏，外国朝贡使臣，疲于久候，不但精神困倦，而且过时误事。言官揭露宦官刘瑾的罪恶说：“内臣刘瑾等八人，奸险佞巧，诬罔恣肆，而瑾尤甚，日以荒纵导陛下。……引车骑供执鞭之役，列市肆而亲商贾之为。致陛下日高未朝，漏尽不寝。此数人者，方且窃弄威权，诈传诏旨；放逐大臣刑诛台谏……。”④可见武宗嗣位不及一年，则嬉游忘政，权倾阉宦，造成了政治腐败与危机。

正德二年（1507）八月，作“豹房”。武宗被宦官蛊惑，在西华门别构院落，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比，称做“豹房”。命建市场，身穿商人衣与群小贸易，一手持账本，一手端算盘，与买主争利喧吵，还令市正调节。左右簇拥入“廊下家”，所谓廊下家，就是宦官在甬道上张设的酒肆。武宗坐在当垆妇女之中，武宗一到，娼妇妖艳，杂出蜂拥而人，醉后宿其处。到此时，“豹房”已成为武宗朝夕沉溺之所，堪称淫荡之宫，自呼为“新宅”，日召教坊乐工人“新宅”承应。武宗淫虐之行使内外廷臣侧目，民间谣诼四起，议论纷纷。

正德五年（1510）六月，武宗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让有司铸印。内臣诱武宗事佛，故有是命。八月，刘瑾谋反事发。杨一清举发其事，旋籍刘瑾家。初，武宗不欲诛瑾，及抄其家，得金银累数百万，珠玉宝玩无算，并得衮衣、玉带、甲杖、弓弩诸违禁物，又见其常持扇内藏利匕，武宗大怒，厉声喊：“奴果反，趣付狱。”⑤六科给事中谢讷、十三道御史贺泰列奏瑾罪凡十九事，请亟赐诛戮。武宗同意，令法司、锦衣卫会百官审讯于午门外。

正德七年（1512），武宗赐义子127人，皆姓朱。旋又增建豹房。工部上疏说，建造豹房，至今所费白金已达24万余两。今又令增修住屋200余间，现国乏民贫，何以为继?求量减其半。不允。武宗每岁张灯，费数万。至是宁王宸濠另作奇巧来献。令所遣人入宫悬挂，将灯附于柱上，再于庭轩间设毡篷，贮火药其中，偶不慎，延烧宫殿，干清官以内都成灰烬。武宗往豹房临视，回顾火焰烛天，笑语左右说，不过是一团大烟火。后武宗下诏罪己。户科给事中已经认为，乾清宫是陛下的正当寝宫，陛下舍乾清宫而远处豹房，忽视生太子而蓄养义子，疏远儒臣而亲近番僧，轻朝政而创开酒店，信童竖而日事宴游，使得君臣隔阂，纪纲废弛。建议诏大臣研究恢复朝纲，退朝之暇，要端处寝宫，四时庙亨要亲主其事，义子番僧，俱罢遣，豹房酒店，一并拆除。南京十三道御史汪正等上疏言：“陛下嗣位九年，储位尚虚。请择宗室幼而贤者一人，置之左右，以代宗庙之礼，尽晨昏之职，俟皇子诞生，遣之归国。”⑥一时间建储问题成了满朝文武忧虑的焦点之一。

正德十年（1515），俗尚奢华，宴会丰腆，居室宏丽。当时大臣设宴，一席千金。这种风俗，多由武宗开其端，因此虽屡有禁令，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六月，武宗又常自西安门出京城，经宿而回，不知临幸何所。皇帝不在宫中，政位空虚，道路相传，众口借借，满朝文武心志惶忧，神魂飞越。十一月，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人，谓之“活佛”。武宗欲见，命太监刘允往迎。允行，带珠琲、黄金供具、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钜万。敕允往还十年为期，所携茶盐数以千万计。越两月入其地，番僧号“佛子”，恐中国人诱害，不肯出。允部下俱怒，想劫持前来，遭番人夜袭，尽夺宝货器械以去。死军官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一半，允乘马疾走仅免。

正德十一年（1516）二月，给事中潘埙上疏：传闻西安门外积庆、鸣玉二坊居民议论纷纷，认为朝廷有所兴作；又有人说要添教场；又有人说想创造私第。京城军民住屋都吞并于势家，两坊间帝居以为固，这次也不能幸免。想必是左右近幸，又出新奇之事蛊惑圣心，请说明实情，以安坊民之心。当时因四镇军操练，毁二坊居民，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武宗为非作歹，殃及二坊居民，因此潘埙才有此请。

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内旨授马昂为右都督。昂初为延绥总兵官，以奸贪骄横被弹劾罢官，有妹，善歌能骑射，嫁指挥毕春，有娠。马昂依仗江彬之势夺回其妹，进于武宗，召入豹房，大宠。升马昂为右都督，其弟马炅、马昂并赐蟒衣、大珰，武宗及内臣都称之为舅。赐宅太平仓东，势震京师。都给事中吕经第认为，皇帝如为皇储打算，应选世族之女备嫔御，奈何溺卑污以自亵!京师到处传闻，马昂及其子弟，出入宫禁，肆无忌惮，又树立徒党为羽翼，小人之情无厌，如不早治，后悔莫及!请求诛戮马昂，斥逐所入孕妇，以息人言。

御史徐文华说，中人之家尚耻再醮之妇，令万乘之尊为此，反之于心则未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于天下后世则可丑。他认为出此主意进淫妇者，当族。都给事中石天柱上疏言，以再醮淫妇之子为嗣，有违天地神柢，举朝文武天下臣民之意，“藉使以陛下威力成于一时，异白诸王宗室，肯坐视祖宗基业与他人乎?内外大臣，肯倪首立于其朝乎?望亟遣出，以清官禁，消天下谤”⑦。武宗从数骑过马昂宅入饮，酒酣，召马昂，马昂以妾病辞，武宗大怒，马昂惧，与太监张忠勾结进其妾杜氏，立即宣旨升马昂弟马炅为都指挥，马昂为仪真守备。马昂大喜过望。又进四美女谢恩。时江彬得宠，多次诱导武宗远游。并说，宣府乐工多佳丽处子，还可以巡边，做到远游有名。第二年果然有宣府之幸。

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武宗听取江彬之言，准备到宣府巡视居庸关。御史张钦认为，这次北巡，实欲亲征，岂知北寇猖獗，很易酿成英宗己巳之变。匹夫犹不自轻，奈何以宗社之重，身蹈不测之险?现今内无亲王监国，又无太子临朝，国家多事，灾潦频仍，若起不虞祸变，而陛下“观兵绝塞，臣窃危之”⑧。八月，武宗微服至昌平。大学士梁储等追及沙河，上疏请还，不纳。旋至居庸关。时武清、东安等县，芦沟桥、清河店等处俱有盗贼。京城之内东直门诸坊，强贼白日剽杀。立春，武宗命迎春于宣府，备诸戏剧。又饰大车数十辆令僧与妇女数百杂载戏匿，观后大笑以为乐。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武宗自宣府还京，群臣迎驾于德胜门，武宗驰马自东华门人，宿豹房。不久又至京郊南海子，夜，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以“亲征”所获刀械衣器示群臣纵观。三月，至昌平。四月武宗在密云，民间竞传上欲括子女，敛财物以充进奉，所至逃匿。五月，车驾至喜峰口，旋回京师。七月，武宗又将北巡塞上，传旨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六军往征。令内阁草敕，而“朱寿”者，武宗自命之名。武宗以敕命为儿戏，震动京师!内阁大臣、九卿及科、道官集于左顺门，泣谏不可。不纳。旋，复命兵部议加威武大将军“朱寿”为公爵。满朝文臣啼笑皆非。车驾度居庸关、历怀来、保安诸城堡、驻宣府。初，武宗以豹房为家，及江彬辈导人宣府，武宗命造行宫，运豹房子女珍玩充实其内，甚乐，每称“家里”，还京后亦念念不忘。八月，武宗自万全左卫历怀安、天城、阳和至大同。驻大同。在大同又降敕自封为镇国公，岁支禄米5000石，会吏部遵敕奉行。十月，车驾渡河入榆林。冬，又自榆林幸绥德州，幸总兵官戴钦宅，寻纳其女，都是江彬所诱。武宗自榆林，历米脂、绥德渡河至石州、文水。车驾至太原。先是，武宗在偏头关，索女乐于太原。晋府（太原）乐工杨腾妻刘氏，善讴，武宗载以俱归，大见宠幸。左右暗地调戏，刘氏一笑而解。江彬与近幸都事之以母，称“刘娘娘”。武宗自贱如此，威信日下。

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大祀南郊，礼毕，仍出猎于京郊南海子。三月，武宗决意南巡，群臣惶惧，计无所出。宁王宸濠反，武宗将亲征，兵部尚书王琼等谏止，不准。八月，亲征南巡，命草威武大将军制，又以江彬为威武副将军，并下内阁。车驾发京师，先至涿州，又至保定府，驻保定。宴于府堂，巡抚都御史伍符及巡按、御史，管粮立事俱侍宴行酒。武宗与伍符为藏阄之戏，符探得阄，武宗不悦，饮符至醉，乃大笑，天子之威丧尽。不久，车驾至临清。武宗南行时，刘姬病未从行，约以玉簪召。武宗过芦沟桥，驰马失簪，索而不得，至临清，遣使召姬，无信约，不肯出。于是武宗复自临清北上，乘单舸晨夜疾趋至张家湾，载刘姬与俱南，从官俱不知，往返逾月。武宗发临清，过济宁，至徐州。又乘龙舟自徐州顺流而下，至淮安清江浦，宿于太监张阳宅。当时武宗沿途捕得鱼鸟，分赐左右，凡得一鳞一毛者，各献金帛为谢。于是在清江浦钓鱼数日，十一月，至宝应，渔于汜光湖。旋至扬州。武宗行渔，得一巨鱼，戏言值五百金，江彬将鱼送知府蒋瑶，责令出五百金。蒋瑶持其妻簪珥及内衣进献，说，府库无钱，我就有这些，武宗大笑。扬州府有琼花观，诏取琼花，蒋瑶说，自宋徽宗被掳北上，此花已绝，今无以献。又传旨征异物，蒋瑶具对非扬州所产。武宗说，纡白布也非扬州土产吗?蒋瑶不得已，进布500疋。武宗对地方苛剥至此!“有吴经者，尤亲眶，帝南征经先至扬州，尝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许以金赎，贫者多自经”⑨。张锐，“以捕妖言功，加禄至120石。每缉事，先令逻卒诱人为奸，乃捕之，得贿则释”。武宗所信用多奸黠不惩之徒。

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武宗自南京返京。先自瓜州渡江，登金山至镇江，宿大学士杨一清宅，乐饮两昼夜，赋诗，又遍览一清所藏书籍，取《册府元龟》202册以归。从镇江宿望江楼至扬州。又至宝应再次垂钓汜光湖。再进至淮安，到清江浦，再宿张阳宅。垂钓积水湖，渔舟过轻，武宗舟覆，溺于水，左右大惧，急争入水掖帝出，自此遂不豫。武宗经东昌，过天津而至通州。将欲西巡，会武宗身体疲惫已甚，左右力请还朝。越三日，乃返京师。

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武宗疾甚，不视朝。又因疾，罢郊祀。三月，武宗死。武宗无嗣，遗诏迎兴世子朱厚熄入嗣皇帝位。武帝一生，嬉游荒政，纵宦为虐，淫荡恣肆，未能建储，常于豹房议事，又以敕命为儿戏，自名朱寿策封威武大将军、定国公，满朝文武为之侧目。至死无嗣，可谓荒淫无道之君。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明通鉴》卷四一，武宗正德元年。

⑨《明史》卷三○四《宦官谷大永传》及附注。

宸濠之叛武宗正德二年（1507）四月，刘瑾受宁王宸濠重赂，假传圣旨恢复宁王护卫屯田。朱宸濠旧在大宁（明代北边地名，在今内蒙古宁城西，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老哈河奈曼旗以南，辽河医巫闾山、大凌河以西，河北滦河以东，及长城线以北地），是北边三卫之地。太祖时，诸子藩王中，燕王善谋，宁王善战。靖难之役时，朱棣施巧计挟宁王迁北平，后徙江西。天顺间，宁王府因做不法之事，被革去护卫，改为南昌卫。武宗正德初，朱宸濠遗内官粱安载金银两万赂瑾，瑾朦胧奏请改南昌左卫为护卫。又奏准给予南昌河泊所一处，侵剥民利。后刘瑾事发被杀，兵部奏请革除宁王宸濠护卫，仍改为南昌左卫。正德六年（1511）宸濠又葬其母于先朝违禁之地西山青岚。后宁王竟敢建阳春书院，僭号离宫，宸濠怀不轨之心，术士李自然妄称得天命，谓宁王当为天子。宸濠又招术士李日芳，诈称城东南角有天子气，所以才构筑陽春书院以做离宫。朱宸濠还买通兵部尚书陆完，又勾结伶人臧贤，武宗左右近习钱宁、张锐、张雄等，预谋再复宁王护卫。大学士费宏说：“今宁王以金宝钜万复护卫，苟昕其所为，吾江西无噍类矣。”①后陆完等施巧计，投宁王乞护卫疏，疏下阁议时，陆完又阴结杨廷和下制批准，费宏竟没有参与商讨的机会。朱宸濠再次朦胧得复护卫。朱宸濠恢复藩王地位后，自称国主，妄传护卫为侍卫，改令旨为圣旨。宸濠密令承奉刘吉等招盗匪杨清、李甫、王儒等百余人入藩王府，号称“把势”。不久，宸濠招鄱阳湖盗匪杨子乔，统其部下杨清等肆行劫掠，扰害民生。是时，宸濠“时时调中朝事，闻谤言则喜，或言帝明圣、朝廷治即怒”②。

为加紧篡逆，宸濠招举人刘养正入府密谋。朱宸濠闻刘养正有才气，又精习兵法，故将其请入府中讲论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事。刘养正见其有谋反意，甚称宸濠有拨乱之才，于是狼狈为奸，密约待机举事。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宁奏宁王宸濠谋逆不轨状，兵部移文宁王府，令其束缚部下。时宸濠谋叛踪迹已很明显，人们不敢议论。胡世宁发愤上疏说：“宁王自复护卫以来，骚扰间阎，钤束官吏，礼乐政令，渐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群盗也。”③胡世宁“请朝廷早裁抑之”④。要求朝廷派得力大臣兼任提督、巡抚之职，以消患于无形。疏上兵部移文后，朱宸濠很害怕，把罪过都推卸给下属以自我解脱。不久，“宸濠连奏世宁罪，世宁坐谪戍，自是无敢言者”⑤。后朝廷派河南左布政孙燧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初，宁王宸濠谋逆，巡抚王哲被杀。董杰代王哲为巡抚，仅八个月也遭害。此后任汉、俞谏都只做了一年多巡抚就被罢官归里。现在孙燧以廷臣身份巡抚江西，不待言风险更大。孙燧接到任命后，叹息道：“是当死生以之矣。”⑥先把妻儿遣送回乡，自己只身带僮仆二人前往。先是俞谏因抵忤朱宸濠被夺官闲居，朱宸濠更加得意；腹削百姓，运珍宝结禁近，以遥相支持。同时还链接江西各洞寨盗匪，纵其流劫。藩国官吏，凡以正自持者，朱宸濠总是千方百计将其排挤掉，怕灾祸临头的官员只能一味迁就。孙燧到任后，了解到这种情势，深感大变将作，于是采取均征赋、饬戒备、实仓储、散盐利等措施，缓解百姓苦难，对敢于摧剥扰民的官吏，逐渐消除，侦破为奸谋逆的团伙，立即绳之以法，来翦除朱宸濠的羽翼。

先是，胡世宁已晋升福建按察使，准备离开江西，朱宸濠却诬告江西巡察副使胡世宁离间亲王，妖言诽谤，并贿赂内臣，矫旨逮捕。朱宸濠诬告不成，又在胡世宁临行前投毒谋害，胡吃后便血，几乎死亡。朱宸濠因胡世宁上奏弹劾他谋逆，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于死地。世宁既迁福建，顺路抵浙回家。朱宸濠又指使其党羽浙江巡御史潘鹏派士兵悬赏缉拿胡世宁。恰逢按察使李承勋见事不平，私匿世宁，变姓名，抄小路送他归京师告发。至京后，世宁被下锦衣狱，自辩无罪，当时两京言官陈启充、徐文华交章求救，经冬，经严刑讯拷，几乎至死。这是因为刑讯时，钱宁、萧敬、张雄、张锐、江彬等受朱宸濠重贿，这些人便威胁刑官，必坐以诬谄亲王罪至死。当时大理寺少卿胡瓒据理力争说：“濠谋赖世宁以发，而置之极刑，何以服天下!”众人力为世宁争，当时江西巡抚孙燧等又力言其委曲，表明世宁为无辜，这才得减死谪戍辽东沈阳卫。同时还削夺大理寺少卿胡瓒等俸禄。朱宸濠上勾下连，在谋叛前横行乡里，诬告朝臣，险些酿成冤狱，其危害之大，可见一斑。

正德十二年（1517）三月，朱宸濠令王春、余钦等招募大盗凌十一、闵廿四等500余人，四集亡命，同杨清等藏于丁家山寺，劫掠官、军民、商财货。还厚结广西土官狼兵，并南赣、汀、漳洞蛮以为响应。派人去广东买皮帐，制作皮甲，并私造枪炮盔甲及外域佛朗机铳等兵器，日夜制作不休。

正德十四年（1519）四月，李士宝、刘养正、王春、刘吉、万锐等，与朱宸濠筹谋叛乱，又怕事不成反受诛戮，想在武宗晏驾后乘机变乱。朱宸濠派奸党卢孑L章等分布于水陆要道，与朝奸党万里传报，十日一传，踪迹大露。先是孙燧托名捕盗，加强进贤、南康、瑞州等地戒备。又请敕湖东道分巡兼理兵备，与之相犄角。九江当鄱阳湖要害之地，请求用重兵把守。同时还在南康、宁州、武宁、瑞昌及湖广、兴国、通城严密设防，便于控制。又怕朱宸濠一旦叛乱，劫掠兵器，孙燧又假借讨贼为名，把卫城兵器调出城外。孙燧曾笑谈说，朱宸濠要想叛乱，我不消灭他，他在我的严密包围下，处处挨打，也一定会迅速被消灭。适逢江西大水，凌十一、吴十三、闵廿四等出没于鄱阳湖为寇，孙燧就和许逵从江外掩杀追捕。当夜大风雨，不能渡江，三大贼逃匿于朱宸濠林墓地中，未被搜捕到。

朱宸濠致书陆完，让他设法紧急调走孙燧，让梁辰、汤沐接替，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亦可，千万不能任用吴廷举。此时，王守仁也上疏揭露朱宸濠谋反。朱宸濠奸党路劫孙燧，未能得逞。孙燧又因朱宸濠是朝廷懿亲，不敢先下手，所以他自己上奏，请求归里，不准。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最初也想与朱宸濠结党，并帮助他恢复护卫。不久发现朱宸濠真要谋反，而且得悉皇帝已经注意到他和宁王的来往，在紧急中，他们就在一起商议，再次削夺朱宸濠的护卫，以免后患无穷。御史萧淮上疏说：宁王不遵祖训，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叛踪迹已经暴露无遗。江彬、张忠也赞成萧淮之见。于是派太监赖义带着敕命到江西革除朱宸濠护卫。同时给事中徐之鸾、御史沈灼又分别上奏朱宸濠所行不法之事。武宗下诏，发兵搜索朱宸濠派进京城的侦探。当时朱宸濠的侦探林华藏在臧贤家，武宗下令搜查，臧贤家多复壁，表面看是锁好的木厨，打开厨门就是长巷，林华就侥幸靠了这条复壁巷道，得以逃脱，回到江西。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正式叛变。先是六月，正值朱宸濠生日，设宴请镇巡三司同来祝寿。忽闻京城派太监擒拿宁王，又值林华归来，尽言武宗拟除护卫事，宸濠大惊，急召刘养正、刘吉等密谋。刘养正等以为情态紧急，应趁次日镇巡三司官贺寿之机，将他们一网打尽。对不附己者均杀掉，因而举事。于是连夜集合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交给他们兵器守候府邸，又招李士实，告以举兵事，李士实答应与其一同叛乱。明日，各官人谢后，左右带甲露刃侍者数百人。“宸濠出立露台，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孙燧毅然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驾否’?燧张目直视濠，厉声曰：‘天无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谁则敢违’?濠大怒，命缚燧，众骇愕，相顾失色”⑧。按察司副使许逵大吼：孙御史是朝廷大臣，你们这些反贼，谁敢擅自加害?许逵又对孙燧说：我让你先发制人，你不听，今日反受制于人!宸濠下令把许逵捆绑起来，酷刑拷打，问他还有什么话可说?许逵厉声曰：我只有赤心而已，岂能和你们一起反叛!宁王气急败坏地令校尉将孙、许二人推出惠民门问斩。许逵临终大骂：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贼!城中之人无不为之流涕鸣冤!又将御史主金、主事马思聪、金山等一并械锁下狱。李士实、季（165页）等持檄谕降诸郡县，革正德年号，指斥武宗罪行。宸濠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分遣逆党娄伯、王春等四出收兵。不久闵廿四、吴十三夺船顺流攻打南康，知府陈霖逃走。再攻九江，兵备副使曹雷。知府汪颖等亦逃，城俱陷，宸濠使师夔据守。娄伯到达进贤，被知县刘源清杀死。

先是，王守仁提督江西，知李士实与宸濠谋逆，早有准备，及宸濠叛，王守仁先报京师宸濠反，又部署各郡县严守待命。王守仁传檄远近，暴露宸濠罪恶，起兵讨伐。朱宸濠出兵攻打南京，王守仁部署部分兵力将其阻击于安庆，然后率主力迅速攻占南昌、九江等要害之地，既断其归路，又端其老巢。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二十日，南昌城陷，赣州、奉新等县叛兵亦降。守仁安抚百姓，惩办叛军首恶，释放整编余众。整编军作战凌厉，但旧习不改，大肆劫掠，王守仁斩杀头目数人，军稍定。又将恶习不改者入狱惩治，取宁王府库兵甲资财充作军资，官军大盛。

时朱宸濠愤安庆不下，督兵填壕堑，决心攻占安庆，听到南昌失守，非常恐慌。李士实劝朱宸濠不要还兵，应驻扎于安庆，顺路夺占南京。既然已经称帝，江西自然降服。朱宸濠不听，竟解安庆之围，移师阮子江，先遣两万兵援救南昌，自率大军继后。七月二十二日，谍报至江西，王守仁集众议。有人认为宁王兵盛，凭其愤怒，倾巢而来，我援兵未至，势难支撑。不如坚壁自守，等待四方援兵，朱宸濠久顿坚城之下，兵孤援绝，必将自溃。王守仁认为，宁王兵虽强，单凭焚掠劫众建威，未曾逢强敌与其鏖战；他们对部下，只不过许愿封赏，今进取不成，巢穴又陷，众心已离，我用锐卒乘胜追击，彼将不战自溃。当天抚州知府陈槐援兵到达。二十三日，宸濠先锋至樵舍，王守仁遣将迎击。令伍文定以正兵当前，余恩带兵继之，邢殉统兵绕其后，徐琏、戴德孺张两翼分击。二十四日，叛兵逼黄家渡，骄气盛。伍文定、余恩佯败，叛军争利。前后不及，邢殉自后急击，横贯其阵，叛军败退。伍文定、余恩回师追击，徐琏、戴德孺合兵夹击，叛军大败。官军追奔十余里，斩杀2000余，有万余人入水溺死。

王守仁又遣将攻九江、南康，断其归路。朱宸濠拼死挣扎合兵攻打官军，官兵败死者数百人。伍文定斩杀退却者，自立于炮铳之间，火烧须鬓不移足，将士大振，殊死战，一炮击中朱宸濠舟，叛军大败，斩杀2000余人，入水溺死者无算。叛军再退樵舍。伍文定紧急部署火攻，朱宸濠正在樵舍议论惩处不尽力之将，忽见火焰冲天，官兵四集，火烧到了朱宸濠的副舟，叛军再次大败。朱宸濠及地方叛将、中官人叛军者，贼枭吴十三、凌十一等全部就擒。时九江、南康亦光复，将士执朱宸濠回江西，军民聚观，欢呼之声动天地。朱宸濠见王守仁，大喊：王先生，我愿全削护卫，请把我降为庶民，可否?王守仁说：自有国法在。朱宸濠俯首默然。

初，宸濠谋叛，娄妃泣谏，宁王不听。至是朱宸濠在囚车中泣叫：“昔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妇人言而亡其国，今悔恨何及!”⑧王守仁立即求娄妃之尸安葬。八月，武宗宣诏御驾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边将江彬、许泰、刘晖，中贵张永、张忠俱称将军。武宗实欲乘机游南京。兵至江西、战事已毕，沿途无人与战。九月，武宗至南京。江彬、张忠想放走朱宸濠，王守仁极言不可放虎归山，将朱宸濠送至杭州，交给张永，自回江西。张永得囚，在武宗前力赞王守仁之功，武宗更加相信张永，命王守仁巡抚江西。提拔吉安知府武文定为江西按察使，赣州知府邢殉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北军入江西时，谩骂王守仁，骄横不可一世。王守仁隐忍，以厚礼接迎犒赏，后来北方官军都说：“王都堂待我有礼，我安得犯之?”旋，北军班师。北军驻省城五月，糜费浩烦，江西骚然，官民皆苦不堪言。十二月，朱宸濠至南京，武宗想专揽大功，与近侍戎装，整肃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作凯旋状。仪典后，将宁王等囚禁起来。

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武宗让王守仁上详细告捷书，王守仁奏报实情，其中揭露了江彬、张忠合奸谋叛的罪行。武宗读后，始议北旋。十月武宗自南京班师回朝。十二月，武宗到达通州，赐朱宸濠死，又焚其尸，余党入京后磔诛之。至此，宸濠之叛全部结束。

注释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②《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④⑤《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

⑥《明通鉴》卷四六○武宗正德十年。

⑦⑧《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嘉靖崇信道教嘉靖元年（1522）三月，礼部登记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及玄明宫佛像，毁像括金屑一千余两。齐瑞竹是武宗正德年间赐玉书金印的大法师，武宗赏赐他的财物，难以数计。至世宗嘉靖时，采纳工部侍郎赵璜的建议加以查封毁括。奉世宗之命，礼部郎中屠埙发布檄文，普遍查封禁毁京师诸谣祠（指佛寺），把它们完全拆毁。

七月，嘉靖皇帝开始崇奉道教，逐渐兴建寺观。

嘉靖二年（1523）四月，太监崔文祈祷，引诱世宗在干清官建祷仙道场，日夜不断祷祭。又让内监十几人研习道教经藏于宫中。大学士杨廷和、九卿乔宇等上疏请求“斥远僧道，停罢斋醮”①。给事中周琅、张嵩、张汝、安磐等交章弹劾崔文以邪道诱帝之罪。闰四月，给事中郑一鹏说，正德十六年以来祷祀繁兴，制用渐广，干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西天厂、西番厂、汉经厂以至于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也都设斋醮。或昼夜斋醮，或隔天一斋，甚至一天斋醮两次。皇帝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几乎全废。他认为，破坏太平盛业，丧失天下人的期望，莫过于此。他斥责说，挟皇帝行斋醮之徒，必然是魏彬、张锐之辈的余党。过去武宗受欺蒙，使得生民涂炭，海内虚耗。先帝已误，陛下怎能一误再误呢!他请求世宗立即疏远斩杀这些兴妖道之人。他还建议，改西天厂为宝训厂，贮藏列宗列祖遗给后世的各种书籍文献；改西番厂为古训厂，贮存五经四书及子、史诸书；改汉经厂为听纳厂，贮存诸臣奏议。委派正派谨慎的官员掌管锁钥，这样一来，皇帝攻读儒家经典之余，抽闲暇去三厂览读，自然可以成尧、舜之功业了。世宗览毕说：“天时饥馑，斋祀暂且停止。”②嘉靖五年（1526）让道士邵元节做“真人”，吴尚礼做“左至灵”。十年（1531）十一月，帝信道教益深，召大学士张孚敬还朝，建祈嗣醮于钦安殿，命礼部尚书夏言充当醮坛监礼使，侍郎谌若水、顾鼎臣充当迎嗣导引官。文武大臣按日进香，皇帝亲自行初礼和终礼。十一年（1532）编修杨名上《修省疏》，斥责汪嬷、郭勋助帝斋醮之奸，请求停止祷祀斋醮。世宗大怒，下锦衣狱械讯，几乎被整死，后被谪戍远方。十三年（1534）五月，世宗于重华殿，召大学士张孚敬及武定侯郭勋等五人，入观拜祀天青爵，还作《纪乐同游诗》。嘉靖十五年（1536）正月，加致一真人邵元节道号，赐玉带冠服。元节，兴安人。仙源范文泰授予《龙图龟范》，嘉靖初，召入京，对于便殿，元节以“立教主静”之说进，帝款待厚遇之。不久，因为祷雪灵验，命作致一真人，领金录醮事，给玉及金银象印各一。适逢嘉靖有事南郊，召邵元节分献风雷灵雨坛，宴于奉天殿，授二品官，并封其师为“真人”。敕令建真人府于城西，建成后，让夏言作记刻于庭。岁给禄100石，遣缇绮40人充扫除役，增田30顷，免其租徭。至此，宠待益隆。五月，拆除禁中佛殿。建慈庆、慈宁二宫。当时，世宗想除掉佛教殿堂。召武定侯郭勋、礼部尚书夏言入禁中瞻视大服千善殿，有铜铸像神鬼淫亵的各种姿态。又有金匣藏佛首佛牙及支离傀儡等物约一万三千多斤。夏言退后上疏力请将其置诸郊野，不能再渎留大内宫禁之中。世宗认为，这些淫邪物状，智者不想看，百姓无知，必以奇异供奉，虽然弃之中野，必有暗自挖掘用来蛊惑百姓者，不如捣毁，永远清除。于是宫禁里的邪秽物像一律清除。十二月，皇帝命中使到邵元节家乡贵溪山中建仙源宫。建成后，邵元节请求暂时归山。不久，世宗派锦衣千户孙经往贵溪求邵元节归京师，船到潞河，命中使迎接，赐彩蟒衣及“阐教辅国”玉印。当时世宗因为祈求皇子降生设醮斋祭，早晚都有云气见于祈坛。世宗大喜，过了三天，皇子降生，遂录致一真人邵元节祷祀有功，加授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授其徒邵启为等不同秩禄。嘉靖初年，张颜人贺。皇帝赐以“清心寡欲”对。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于是留在京城。不久请求归山。世宗差人持诏召还，不称名而称卿。住宅起火焚坏，又盖新宅。给事中黄臣劝谏说，过去大师栾巴、郭宪见火起以酒灭火，今张彦宅火坏，还用重新翻盖吗?世宗不从。张彦不久死，诏以列侯例封谥，并赐邮典。上尊号“天师永绪”。

嘉靖十八年（1539）八月，致一真人邵元节死。当时嘉靖亲自拜祭显陵。元节留京师，一日晨起，元节招其徒说，我快要死了，怎能再见皇上一面?话未了，死去。世宗正驻扎在裕州。听到邵元节死前之言，大恸。手诏敕命行在礼部赠谥号，命中官锦衣护丧还。敕命有司营葬邮典均依伯爵之例。方士陶典真一名陶仲文，黄冈人。小时候作过县掾，好神仙方术，曾经授符术于罗田万玉山。邵元节未显名时，也往来过仲文家。嘉靖初年，陶仲文受辽东库大使，任满回到京城。当时邵元节贵幸，年老后曾请求告老还乡，未得应允。恰值宫中有黑气出现，邵元节治之不灵验，就推荐陶仲文代替自己除妖氛。试行于宫禁中，稍能祛除妖氛，世宗格外加宠。此时，护驾南巡至卫辉，白昼有旋风绕驾不散，世宗问陶仲文是何原因?仲文回答说，要身经一次大火。遣陶仲文斋醮禳除此灾，陶仲文说，身临大火之祸，终不得免，但仅可以一人庇护皇上龙体不受伤害。当天夜里，行宫果然大火被灾，宫中死伤人无算，锦衣卫中官陆炳冒火冲入寝殿，背世宗出焰火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果如陶仲文所言。次日，敕命行在吏部授陶仲文“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爵衔，授予诰印，允许携眷人宫。九月，世宗谕辅臣说他想令东宫太子监国，静休一两年后再亲政。太仆卿杨最上疏说：“圣上之所以下此圣谕，不过笃信方士调动罢了。尧舜也曾修性养心，汤、武也曾亲身施行仙道，他们不是不懂得修养可以成仙，因为不易成仙，所以不去学习它。难道尧舜之世就没有仙人，尧舜的智慧不懂得学习?孔子说老子是‘龙’，龙就是仙。孔子不是不知道老子是仙人，不能学习，而是学成仙人不是那么容易。我听到您的上谕，开始很吃惊，接下来就感到非常悲伤。我忠心相劝，您端理政务，每日想一想如何治理好国家，不近声色，保住元阳之气，不想成仙自然就会成仙，不想长寿自然就会得到长寿，黄白之术，金丹之药，都会伤元气，不可信。”世宗看疏大怒。把杨最押赴镇抚司拷讯，最终死在狱中。八月，万寿圣节，建三昼夜醮，告玄极殿。郭勋领方士段朝用见世宗，说段朝用能化物为金银，然后将所化的银器进献。世宗大喜说，今日得段朝用真是天之所授。因此授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爵号。将他所化银器荐于太庙，加郭勋禄米100石。十一月，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负责道教事宜。不久又加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嘉靖二十年（1541）正月，御史杨爵进言：为人君者要奉天安民，使民各得其所。现在饥民颠连无告，冻馁沟壑，可是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委派部臣，构建雷坛，以一个方士原因而剥民膏血，百姓怎能得其所呢?用左道惑众，明智的君王一定要诛戮不赦。现在异言异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绂，赏到了方术之士身上。保傅重臣，都在做法论道。保傅的人选，不是天下英才，不足以当此尊贵，而今却送给了迂怪诡诞之徒，名器之滥，到今天可算是混乱到了极点。您以天纵圣智，贵为上天元子。如能远循帝道，近守祖法，天灾会消弭，山川鬼神，也不会不安宁。如果以天威加之以危祸，像往年杨最，言出而身死，近日罗洪先等言毕罢黜，国体治道，所损实多。如此以往，深恐忠荩杜口，则谗谀交进，安危休戚，则难以逆料。世宗览疏，大怒，命镇抚司下狱刑讯。二十二年（1543）二月，段朝用下狱论死。

初，段朝用以黄白之术勾结武定侯郭勋，并靠郭勋举荐进人宫禁，久而久之，他的化物成金银之技穷，郭勋也因罪人狱，段朝用入勋家索赂殴死其家厮役张祥，又上疏亵渎皇帝，世宗大怒，收送法司论死。可见杨爵所言不谬。宫婢杨金英等阴谋杀死世宗，谋泄被杀。世宗说，我如果不是仰仗天地鸿恩，消除宫廷变乱，怎么还会有今天呢?我早晨起来就要到朝天宫去斋醮七天。开始斋醮之日，有白鹤40余只从天空中飞过，群臣一致祝贺。此后世宗更加崇信道教。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月，太上道君诞辰，建醮永寿宫九日。三月，诏修太和山玄帝宫。三十三年（1554）四月。世宗举祀高玄大典，工部尚书赵文华请求归里养病，是日已止封停刑，世宗刚修玄，禁止奏疏，尤其讳言疾病，赵文华恰犯忌，疏止，世宗大怒，当即罢官。三十五年（1556）上睿皇帝道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清主玄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献皇后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孝烈皇后号“九天金阙玉堂辅圣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世宗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皇帝”，再加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三十九年（1560）二月，浙江总督胡宗宪上奏汪直狱，世宗说，是玄天保佑。敕命告玄极殿，而论胡宗宪功。不久，胡宗宪献芝草五、白龟二。世宗很高兴，回赐金帛金彩鹤衣一身。礼部请谢玄极告祖庙，世宗允奏。不几天，白龟死。世宗则说，天降灵物，我怀疑我快要离开尘世不久了吧!四十一年（1562）三月，万寿宫建成。先是万寿宫于四十年十一月被火灾，不到三个月又重新盖成，其中寿源、万春、太玄、仙禧诸殿，极其宏丽。世宗大喜，加大学士徐阶等官爵。

四十一年（1562）五月，大学士严嵩免，子世恩下狱。初，方士蓝道行以觇箕得幸。上问蓝道行，今天下何以不能治?蓝道行说，贤者不用，不肖者不退。世宗问谁贤谁否?蓝道行说徐阶、杨博贤，严嵩不肖。世宗听后动心，恰巧此时世宗收到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上疏一件，其中说：“世恩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贵，广致贿遗。每一开选，则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以致选法大坏，市遭公行，群丑竟趋，索价转钜。如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二千金而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臧贿，为之关节者，不下百十余人……”③想到了这些情节，世宗说，“人恶严嵩久矣。

朕以其赞玄寿君，特优眷。乃纵逆子负朕，其令致仕”④。敕令下严嵩罢官，世恩下狱。不久，世宗念严嵩赞玄寿君之功，竟忽忽不乐。诏谕徐阶想传位太子，退居西内，专门祈祷长生。徐阶劝谏不要急于传位，世宗认为，这都是仰承上天之命，再有提及严嵩之事的，将严嵩与邹应龙一起处斩!严嵩明白了世宗的心意，秘密贿赂中官，揭发了蓝道行专权私假称玉诏的罪行。世宗听后知蓝道行有奸谋，震怒，以进妖言惑主罪论死。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五月，桃夜降于世宗帷帐之中，大喜，修迎恩典礼五天。不久，桃再次降下。当天夜里白兔生二子，世宗更加高兴，谢玄极宫，告祖庙。又几天后，寿鹿也生下两子，群臣上表贺喜。世宗认为奇祥三次由天赐，故亲手写答谢文。四十四年（1565）正月，世宗病重不能临朝，注意玄修之事。先是，王大任奉命在陕西、湖广等地招致王金等，能合成内养之药。姜儆奉命到江西、广东，也得到了能通符法的人回京。

世宗诏命都授予翰林侍讲。姜儆不自安。求归里，王大任仍留在朝廷，为翰林所不齿。世宗虽然修玄西内，而擅权不放，常于夜里五更，还在看批奏章。

自从王金等以修得宠幸，与陶仲文之子陶世恩希求恩泽，于是伪造五色灵龟，灵芝，以为天降瑞征。又与陶傲、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以及金石药进献。他们的处方诡秘不可辨认，性燥热，不是《神农百草》所载。世宗服用“仙药”后，稍稍火性发作，不能痊愈。即使这样，陶傲竟迁为太医院使，陶世恩升为太常寺卿，王金授太医院御医，刘文彬晋升为太常寺博士。十月，海瑞上疏，极言修玄之事不为明智，谓天赐天桃、药丸，怪妄尤甚，由于皇上二十余年虔心修玄，朝政委于奸相严嵩，一时间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一切实情不得而知，如果说陛下有种种失误，大端在于玄修。而玄修之事有百害而无一利，徒使教爵禄、竦精神，求之终身而不可得。他认为现在必须急于纠正的大事是：“大臣持禄外为谀，小臣畏罪而为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⑤疏上，世宗大怒，敕命逮囚海瑞于镇抚。

嘉靖四十五年（1566）正月，世宗久病不愈，诏谕大学士徐阶，想到承天去拜祭显陵，取药补气。徐阶力谏阻止。当年冬，世宗死于干清官，遗诏说：“朕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长久，累朝未有。一念倦倦，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至奸人诳惑。自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卸录，见监者即释复职。”⑥穆宗即位后，释放户部主事海瑞于狱中，逮系方士王金、陶傲、申世恩、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等下诏狱，论死。世宗一生修玄习道，务求仙化，长生不死，以至二十余年荒怠朝政，致使奸臣当朝，忠良遭害，纲维颠倒，弊端丛生，终其生而不悟。直至穆宗践祚，方得拨乱反正。

注释①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③《明通鉴》卷六二，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④⑤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安南叛服安南国是远古交趾地区。唐、虞时代称南交，秦设象郡。汉初，南越王赵陀占据这个地区，武帝平南越，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设刺史。任延、锡光做郡守时，教民耕种，制冠履，渐立学校。后徽侧、徽贰反叛，马援平定了叛乱，立铜柱为界。建安时期，吴国分立广州。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属岭南管辖。北宋初，安南内乱频仍，宋淳熙年间，封安南国王，安南作为国家从这时开始。元世祖时由于安南不服管辖，派大将脱雚讨伐，十七战都取胜，安南王陈日炬弃城入海，因粮尽而还，日炬死，子陈日煃继位，自称藩臣，入贡不绝，元复封为安南国王。洪武初，陈日煃遣使朝贡，朱元璋嘉礼接纳，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其孙日炜被国相黎季厘所杀，立日煃为帝。后黎季聱大杀陈氏自立政权，国号大虞，纪元天圣，改名胡一元。不久立其子胡查为帝，自称太上皇。永乐二年（1404）六月，胡查遣使奉表献地。八月，老挝军民宣慰使习歹遣使护前安南王孙陈天平来朝，诉胡一元、胡奎父子篡逆之罪，成祖怜而接纳，不久，安南故臣裴伯耆告急，请讨黎季聱，愿为前驱效死。十二月，安南遣正旦使者至，成祖命礼部尚书带陈天平见安南正旦使，使者识陈天平为故王孙，皆下拜。

永乐三年（1405）六月，安南国遣使阮景真，请陈天平归国。十二月，敕命行人聂聪送陈天平归国，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赢将兵五千护行。四年（1406）三月，陈天平等度隘留、鸡陵二关，将至芹站，山路险峻，林木蒙密，军行不成列，会雨潦，安南胡查所布伏兵突发，杀陈天平，薛嵓、聂聪遇害。黄中等急整兵击之，桥断不得前，中等引兵还，奏闻，永乐帝大怒，以胡奎欺君罪名遗成国公朱能率25将军，以两京畿、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凭祥讨逆。五年（1407）九月，生擒黎季聱、黎苍等至京，安南平。诏以季厘及子苍下狱，赦其子澄孙芮等，后季聱出狱，戍广西。子苍及澄以善兵器，赦用之。八月，交趾简定反。简定是陈氏故臣，不肯事黎氏，曾随官军下安南为别将，颇有功。后知成祖不想复陈氏政权，就自己逃走，纠集旧部，自称日南王，改元兴庆，始扰边，而陈季扩、邓景隆尤为猖獗。命黔国公沐晟发云南、贵州、四川兵数万往征。命兵部尚书刘俊往赞军事。十二月，沐晟与简定战于生厥江，失败。简定益猖狂，攻陷许多郡县。是年（1409），简定自称上皇，立陈季扩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扩自称是陈氏之后，安南民不忍弃陈氏，则相率归季扩。八月，邓景异攻盘滩，守将徐政战死。英国公张辅兵至交趾，于馘子关、太平海口等处斩首数千，溺死无算，生擒潘抵等200余人，获船400余艘。首领阮世美、邓景异投奔陈季扩，安南陈季扩自称陈氏之后，请成祖封。张辅不允，进兵清化。当时陈季扩据地稍远，明军全力以赴，穷追简定于演州，分沐晟兵从磊江而南，都督朱荣舟师抵牛鼻关，张辅自率骑至美良。简定弃马走吉利深山，经明军搜山终于擒获。同时擒其将相陈希葛、阮宴等槛送京师，惟陈季扩、邓镕、景异逃至义安。简定至京后处死。八年（1410）、九年（1411）明军继续追击陈季扩。十一年（1413）十二月，英国公张辅、黔国公沐晟合兵攻安南兵于爱子江。当时英国公张辅、黔国公沐晟等进兵顺州，陈季扩党人阮师桧屯爱子江，设象伏兵候官军。张辅侦知，告戒先驱。群象来冲，明军以矢石伤象鼻，群象奔还本阵，自相蹂践，明军乘机蜂拥而上，斩安南将阮山，生擒将军潘经等数十人，其众死伤者无算。十二年（1414）正月，明军至政和县罗蒙江，都是悬崖侧径，英国公张辅舍骑步行，大索，射中邓景异，俘获。并获阮师桧于南灵州。陈季扩遁走老挝，都指挥师祐追赶，进占老挝三关，蛮人溃散，弃陈季扩及其妾于南么，生擒以归。八月，交趾陈季扩被处斩。十三年（1415）四月，命英国公张辅镇守交趾，加陈洽兵部尚书，赞理军务。张辅下交趾，三擒其伪王，威镇西南，交趾人服从管制，安南初定。十四年（1416）十一月，一召交趾总兵、英国公张辅还京，命丰城侯李彬代镇守。辅经营交趾前后十年，命监察御史黄宗载巡按交趾。交趾营房都覆盖茅草，多起火焚毁，黄宗载令三司募官伐木陶瓦，半年后，营房均覆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1418）正月，交趾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反。黎利初随陈季扩做伪金吾将军，后降明，做巡检，然而心中总在谋图反侧。张辅还京，僭称平定王，让他弟弟黎石为相国，段莽为都督，啸聚范柳、范晏等四出剽掠。总兵丰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广讨伐，擒斩数百人。黎利败走，擒范晏，李彬请就交趾戮晏以徇。先是，李彬代张辅镇交趾，中官马骐为监军，定岁贡扇万柄，翠羽万个。交人不堪其苦，三年间叛者四五起，而黎利为最。十八年（1420）五月，敕命丰城侯李彬说：“叛寇黎利，潘僚、车三农、文历等迄今未获，宜尽正画方略，早灭此贼。”①交趾左参政冯贵，右参政侯保讨黎利战死。侯保，河北真定人，由国子生知广城县，有善政。明设交趾郡县，择人抚治，升侯保为交州知府，迁参政。时黎利剽掠郡县，侯保率民兵筑堡垒于要害处抵抗，黎利率众攻打，侯保战死。冯贵，武陵人，举进士为给事中，旋升交趾参政，能抚辑流民，归附甚众。有士兵二万余人，劲勇习战，每出阵皆有功。后中官马骐疾之，尽夺其兵。及黎利反，众人强求冯贵剿捕，只予赢卒数百迎战黎利，贵力战而死。侯保为政清廉，冯贵有方略，对于他们的阵亡，大家十分痛惜，也为此后平定黎利，带来极大不利。九月，召李彬还。以荣昌伯陈智代替。十月，赦黎利为清化知府。遣内官山寿谕利，竟不赴。二十二年（1424）九月，掌交趾都司都督方政与黎利战于义安府、茶龙州，不利，昌江卫指挥伍云战死。都指挥陈忠与黎利战于清化，大胜。

宣宗宣德元年（1426）三月，总兵陈智、方政讨黎利，进至茶龙州兵败。十月，黎利弟黎善据广威州，拥众数十万，分道攻交趾。十一月，平州知州何忠怀奏潜请王师，夜步走出城200余里，为黎利得，大喜，认为何知州名闻远近，乃置酒劝忠：“能从我，同享富贵。”②何忠大骂：“贼奴!吾天朝朝臣，岂食汝犬彘食!”夺杯掷黎，流血盈面，遂遇害。事闻于朝廷，宣宗深悼惜，敕旌其门，赐谥忠节。二年（1427）二月，黎利攻交趾城，总兵王通猝击之，大败黎利军。斩其司空丁礼、司徒黎豸以下万余人，利惶恐，不能军。诸将请乘胜急击，通犹豫不决，给黎利以喘息之机，四出剽掠，不久，势复张。四月黎利攻昌江。七月黎利攻隘留关，镇远侯顾兴祖拥兵南宁不动，隘留城陷，逮兴祖下狱。九月，安远侯柳升等率师至交趾隘留关，黎利等乞罢兵息民，立陈氏后主其地，不许。升与黎利战败绩，七万人皆没。王通知升败，决意与和。工部尚书黄福被俘，黎利等皆下马罗拜说：“我父母也，公向不北归，我曹不至此。”③说罢都哭泣，黄福劝他们归顺朝廷。黎利等终不忍加害。他们的渠长送给黄福干粮，赠金币出境，到龙州，黄福把黎利所赠之物悉归之官。十月，王通与黎利立坛为盟，退师，遣指挥阚忠与黎利所遣人，奉表及物至朝廷。宣宗敕王通等即日班师。内外镇守、三司、卫、所、府、州、县文武吏士，携家来归。

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安南国王称灏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黎麟立。麟死，子黎溶立。溶为庶兄琮所杀而自立。琮侵老挝败，黎寿域等杀琮而立溶弟灏为安南国王。中官钱能镇云南，复私与灏通，与之结为金兰。轰宄行于边境，危及云南，巡抚王恕发其轰，乱乃免。

世宗嘉靖元年（1522），莫登庸立黎磨，僭号统元，追谥黎明为襄翼帝。六年（1527），莫登庸酰杀黎广，并其母而自立。时黎譓尚据清华、义安、顺化、广南四道，其旧臣不服登庸者，分据险阻，为之声援。后登庸率兵击憩，占清华。譓败走老挝。九年（1530）九月，黎譓愤悒死，众立譓子宁，号日“世孙”，有兵三千。登庸阴结土帅郭辽鹤，使袭宁，大败之，擒宁妃淑宝沉于江，宁与郑绥，子惟堫走老挝，聚兵八千人，保漆马江。登庸以其子方瀛为大王，改国号大正。十六年（1537），议讨安南。二月，钦州知州林希元，上书陈讨安南策，广东廉州知府张岳上书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则诛，逆命则诛，未闻以不通贡劳问罪之师也。今用兵之声先已传布，诚恐往勘之使，生事乐祸，迎合附会，谋动干戈。”④力陈目前不可动兵者六事。四月，兵部议讨安南，兵部侍郎潘珍上谏说：陈皓、莫登庸皆弑逆之贼，黎宁与其父譓，不请封入贡亦二十年，揆以大义，皆所当讨，何独徇宁请为出师耶?且其地不足郡县，叛服无与中国。今北敌日蕃，联帐万里，烽警频闻，顾释门庭之防，劳师袭远，非计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声言进讨，赦其胁从，且令黎宁合剿，使一国之人，借我天声，壮彼士气，可坐收其功也。”⑤户部侍郎唐胄认为：“帝王之于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内难，两广遂少边警，不必疲中国为黎氏复仇。”⑥无奈世宗南伐之意甚锐，不可挠。十七年（1538）四月，命咸宁侯仇鸾为征彝副将军，兵部尚书毛伯温参军务，讨安南。二十年（1541），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最初，毛伯温上疏说，莫登庸畏威，而黎宁称黎氏后，谱系不详，不能作证，请求收纳莫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职，使其安抚安南。廷议，同意毛伯温主张，乃降安南王莫登庸为安南都统司，任命莫登庸为都统使，从二品，子孙世及，别给印章。六月，毛伯温班师。

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四月，黎维潭来降。先是，毛伯温班师，莫登庸死，授其孙莫福海为安南都统使。莫福海不能揖众，为黎宁所逐，莫福海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问。后来莫福海子浤澳又势大，最后逐黎氏有其国。万历九年（1581），浤噀之子莫茂洽来贡。因为莫法瀵被部下黎伯骊所逐，死于海阳，至是，茂洽始得袭位。黎氏自宁死，其旧臣郑简立宁子宠于西都。简是郑惟僚的儿子。黎宠死无子，简等共立黎晖四世孙黎维邦为主。维邦死，次子维潭立。诏以维潭为都统使，安南复定。安南国中设十三道，道不过中国一县。自黎氏以来，虽奉贡称藩，然在其国中称帝，死后加谥称宗。黎明被杀，存人说是郑惟铲所为。郑氏势大，亡黎氏复黎氏都是郑氏所为。维潭死，子维新嗣，维新死，子维祺立。均对明纳贡。

注释①②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④⑤《明通鉴》卷五七，世宗嘉靖十六年。

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庚戌之变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二月，宣府谍报，寇（指俺答）移帐驻威宁海子，又报入犯朔州。兵部议：“寇入宣府，则冲黄花、白马、古北等隘。今日庙谟所当先定者，惟亟备蓟镇，屏蔽京师。请发河间兵一支驻密云，保定兵一支驻通州，俱听蓟州抚镇节制。”①世宗下诏从兵部议。六月，俺答入犯大同。当时俺答移驻威宁海子，势将南下，由墩口溃墙而人，将精兵尽埋伏于密林之中，而以老弱之兵往来诱导明军。总兵官张达很轻视俺答老弱之兵，未能集中兵力，就急于率部追击，俺答伏兵顿发，围数重，张达马倒，被杀害。副总兵林椿，正在打杀余下的老弱残兵，在弥陀山地区忽闻张达被围，急引兵西救。适逢俺答精兵矢下如雨，林椿也中流矢死。张达、林椿骁勇善战，俺答得此二将首级立即撤兵。

八月，俺答入蓟州塞。张达败没，以仇鸾为宣大总兵。俺答、狼台吉复拥众窥大同。初仇鸾坐废，往京师府邸，后因贿严世蕃得总兵宣大。时俺答入寇，仇鸾惶惧无策，其所厮养者时义、侯荣对仇鸾说，不要忧愁，他可为仇鸾解除忧患。于是代表仇鸾持重赂贿俺答。令其转寇他塞，不要入犯大同。俺答受贿后，留给他箭纛以为信，与之盟，于是东去，谍报又传敌中传言说，打算入犯宣府以东，辽左以西地区。兵部尚书知道皇帝讨厌听警报，不细奏报，命令蓟州抚、镇、使严加戒备，不久警报渐甚，于是发诸边兵12000骑、京营兵24000骑，分布于宣、蓟关隘地区。而京兵悉市井佣保子，识者知其必败。

是月，俺答率部下至古北口，以数千骑攻墙。都御史王汝孝带领全部人马出，以火炮矢石向下攻打，俺答于是伪装切断蓟州军，而另派精骑从间道黄榆沟冲垮城防出京师兵背后。京师兵大惊溃，弃甲马窜入山谷林莽中。俺答部众即于怀柔、顺义大加掠杀，吏士死伤无算，长驱入内地。巡按顺天御史王仔自度兵弱不能抵抗，连夜上草疏说：“敌兵傈悍若风雨，而古北口距京师仅七舍，漫衍无卫戍陈望。神京陵寝。万一荡摇，事系非小，请速集廷臣，议战守策。”②王仔本人出驻通州，召吏民发给兵械，让其做好准备。收漕运船只于潞河西，不让敌人使用。刚准备好，夜半敌兵果至，在河东20里孤山、汝口诸处扎营。王仔再次上疏告急，使使者缒城入京请援。京师震惊，急集诸营兵守城，少壮者全部到边堠戍守，已初经败丧，仅余四五万人。一半是老弱，一半到总兵、提督、太监家服役，不让他们参军。仓促从武库取甲仗，武库宦官又按条例收费，不能及时下发，很长时间不能组成军队。丁汝夔将情况报知皇上，世宗大惊，诏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傅提督九门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门。又别遣都御史商大节督科道官，招募民间青壮力大能武者及义军4万，及甲坊保伍，布于诸门之间。集在京天下应武试者千余人，分别随诸大臣调度。又传檄诸镇兵勤王。当时俺答骑兵逼通州数日，由于大河相阻，不能渡。王仔日夜守城不能支，连连告急，诏遣都御史王仪往援。

是月，咸宁侯仇鸾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两万入援。先是，俺答东行，时义等劝仇鸾因此而邀功。于是仇鸾假装上奏说：“臣侦贼东犯蓟镇，诚恐京师震惊，请以便宜应援，或随贼搏战，或径趋居庸为防守。”③世宗非常感佩，诏命留驻居庸关，闻警人援。而俺答果从蓟镇攻古北口，入犯京城，世宗更加相信仇鸾所断，诏命入援。于是仇鸾与副总兵徐珏、游击张腾等率兵驰至，陈兵通州河西。世宗大喜。此时，保定都御史杨守谦，带五千骑兵赶到，延绥副将朱楫带三千兵赶到，人心稍安。不久，河间、宣府、山西、辽阳诸将各带兵来到，共七镇五万多人云集京师。世宗看到守备稍强，各赐玺书褒奖，赐金帛，令奋力驱寇。拜咸宁侯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诸道兵全听仇鸾节制。又赐《封记》以杨守谦为兵部左侍郎，总督各路戎务，卫京师。都督陆炳提督皇城诸门，缉察不测之变。都御史商大节督巡五城，防止内衅。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徐阶上奏释放原参将戴伦、欧阳安，让他们从军戴罪立功。命京营兵于城内外各巷陌间扎营屯守。京城兵平日未曾与敌遇，驱之出城，多畏葸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拥入，日夜不绝，多有被伤浓血淋漓者。都督陆炳清出太仓米，降价周济流徙老弱。世宗允准。当时变起仓促，诸务未备。勤王师各轻骑驰至，未备糗粮。世宗下令以牛酒诸费犒师，却不知所出。户部移文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饵。开仓发粟，则府库皆空，所以士兵饥疲。都督陆炳说，户部之臣失预算，大军集聚，而粮饷不支，士卒多冻馁而死。世宗大怒，撤去尚书李士翱以下诸臣官职，戴罪办事。

俺答兵自白河东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郊民扶伤集门下，门闭不得入，号痛之声彻于西内，世宗命启门纳难民入。当天，俺答掠妇女，于演武堂饮乐，骑兵往返六门外，仇鸾率勤王兵不敢击，时时遣时义、侯荣与之通，私许贡市以自安。不久俺答兵到东直门，俘御厩内八人以去。不杀，缚之见俺答，俺答在毡帐中，对他们说：“你们回去，把书信给你们天子看。”八人回京面奏天子，打开书信，语言轻谩，求人贡。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在西苑研究，严嵩推诿责任于徐阶。徐阶认为，俺答近在京畿，危及中枢，可以贡市为缓兵之计，又恐以后必有无厌之求。世宗说：“苟利社稷，皮币珠玉皆非所爱。”④徐阶认为，如果止于皮币珠玉则可，万一有不能从者，将如何?有人认为，先让俺答退兵，然后双方遣使协议，同时也可为缓兵之计。国子司业赵贞吉抗言说：“此不必问，问则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说进者。万一许贡，则彼必入城。三千之众，恐鸟蛮驿中莫之容也。且彼肆深入，内外夹攻，何以御之，不几震惊宫阙乎?不务驱逐，而畏其恐吓，迫而许之，何异城下盟!”⑤俺答书中曾要求通贡市，准其一次来三千人入贡。所以赵贞吉有此议论。赵贞吉还建议犒赏三军。激励斗志，开言路，重功赏，鼓励文武百官，共为城守。遣官宣谕诸营兵，使力战杀敌。世宗钦佩赵贞吉勇气，提拔贞吉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以五万金，宣谕行营将士。当时通政使樊深上奏御寇七事，其中有一条说：“仇鸾未闻一战。非士不用命，即主将养寇要功，乞密遣近侍诘状。”⑥可见有识之士，早已看破仇鸾所谓勤王御寇事中的蹊跷，不料世宗览奏后大怒，竟将樊深罢官，斥黜为民。

俺答自巩华城（今北京昌平一带），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也为之震动。当时世宗久不视朝，吏部尚书夏邦谟力请世宗延见廷臣，以振威武。世宗视朝后，文武大臣具服，待命阙下。这时世宗才下诏逮系驻守通州都御使王仪，巡抚蓟辽都御史王汝孝、蓟州总兵罗希韩，到京审讯。初，王仪到通州上任，命令京营兵屯戍城外，而自己在城中馆阁晏卧。仇鸾兵至，俺答军稍却，鸾兵掠食村落，王仪发兵捕捉下狱，殴死数十几人。鸾兵大哗，巡按御史上其状，帝怒，方逮捕王仪下狱。不久任巡按御史王仔为佥都御史，代王仪守通州。当初，俺答初犯通州，丁汝夔闻警，束手无策。派侦察兵探虚实，出城不十数里，道遇扶伤者，立刻奔还，自称已见敌哨所，城中震惊。丁汝夔不信其言，再次探听，侦察结果相同，城中几次震惊。成国公朱希忠掌京营兵，恐兵不战获罪，乃东西调动为掩饰之计，士疲劳不得休息，多出怨言，语稍闻于世宗。当时宣府、延绥、辽阳、山西援兵集聚，粮饷不给，兵饥生怨，仇鸾大同军劫掠为食，村落荡然，被捕者，诈称辽阳军。先是，敌中传语说：“辽阳实导我来者。”⑦所以京师讹传辽阳军叛变。时仇鸾方被宠，其部下有被捕获者，世宗也认为是出于饥疲，令交还仇鸾自己处理，鸾也不再追究。大同军更加放肆，民苦大同军甚于敌寇。大同军诈称辽阳军，民间无知，就说因为丁汝夔是山东人，以同乡之荫庇护辽阳叛军。及俺答兵至城下，丁汝夔更加惶恐，怕军队损折，让诸将不要轻易出战，诸军怯懦不敢接战，都诿言丁汝夔禁不肯发，民间更怨恨汝夔。诸中贵园墅在城外又多所残毁，争泣诉帝前，认为杨守谦、丁汝夔怀二心，欲投敌。世宗从城高处望城外火光，心中已很恼火，又听中贵泣诉，更加暴怒，认为不杀一大臣无以惩后，于是捕丁汝夔下狱。又差使者于前线逮捕杨守谦，下法司论罪。命王邦瑞摄兵部事，艾希谆代杨守谦指挥军队。于是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乔、大理寺卿沈良才等论丁汝夔、杨守谦罪当斩，一时又拿不出证据。世宗坐斋宫大怒，责彭黯等为党奸，欲免汝夔等罪，各廷杖有差，系狱。丁汝夔自裁，杨守谦弃士，流其妻三千里外，将其子远戍铁岭卫。

初，赵贞吉廷议后，负盛气到西苑直房求见严嵩，嵩不见，贞吉怒斥守门人。通政赵文华赶到，劝赵贞吉不要急于求见，国家大事应当慢慢商议。贞吉大骂赵文华：权门的一条狗，怎懂得天下大事!严嵩听了非常气愤，于是假装推荐赵贞吉带着银子出城慰问军队。诸军屯驻城外，贞吉用民车将赏银运到仇鸾住所，鸾不受。俺答骑兵已远离，赵贞吉无奈，带着敕命，巡查城外，把银子普遍发给各营将士而返回交命，严嵩说赵贞吉太荒唐，而追查他以前审理周尚文，沈束案件，将他抓进监狱。后来打了赵贞吉九十棍，谪遣他为荔浦县典史。可见真正为朝廷抗俺答的人，在奸相严嵩压抑下，不能如愿，反受其愆。明代政治之黑暗亦可见其一斑。

是月，俺答引众而西，掳掠大量人口牲畜金帛财物而去。想夺路白羊口出塞，而留余众在京城外做疑兵。俺答所过之境均属平虏大将军辖内，凡十余万骑，这些军队眼看着俺答抢掠而去，没有一人敢于上前发一矢。俺答到白羊口，守将防卫险要，不得奔出，不得不稍弃牛羊妇女等，复拥众东南行，到昌平北，突然与仇鸾兵相遇。仇鸾出于不意，仓皇奔逃几不成军。俺答纵骑兵蹂阵而入，杀伤千余人，险些生擒仇鸾。因为裨将戴伦、徐仁力救，仅以身免。于是斩杀平民首级献上，欲自立功。俺答骑兵长驱至天寿山，总兵赵国忠列阵红门前，不敢入，俺答夺路沿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逃去，京城解围。九月，俺答众部全体出塞，已成疲师，又顾恋辎重，不能列军戎阵，诸将怯惧，加上白羊之败，更加不敢包逼京师，至石匣城张家及古北等口外退还。仇鸾虚报御敌有功之人：大同游击王禄，战于怀来，斩17人，获马12匹；山西游击柴缙战于昌平，夺回男女242人；都督仇聚，战于海甸，生擒4人。不久仇鸾报杀敌功80余级。世宗优诏慰鸾，加太保，赐金币。仇鸾通敌，致使十万余骑，闻敌而避，不敢接战，使俺答得顺利掠获而归，罪当诛身灭族，但伪报战功，反而取得世宗宠幸，世宗昏聩，无以复加。嘉靖二十九年是庚戌年，所以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后，改京营十二团营兵为三大营。即五军营、神枢营和神机营。以仇鸾人理京城三大营，王邦瑞协理戎政，为副职。又设置蓟辽总督大臣，以蓟州、保定、辽东三镇隶属之。让兵部侍郎孙桧总督蓟辽。不久，又以何栋代替仇鸾，大大加强了京师的防卫，但仇鸾通敌罪状仍未被揭露。

注释①《明通鉴》卷五九，世宗嘉靖二十九年。

②③④⑤⑥⑦《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俺答封贡初，鞑靼小王子有三子：长子阿尔伦、次子阿着、三子满官嗔。阿尔伦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还小，于是阿着自称小王子。不久阿着又死，各部立阿尔伦子卜赤。阿着有二子，一名吉囊，一名俺答，均强盛。小王子卜赤虽为君王，但难以号令吉囊及俺答。吉囊分地河套，处在关中，土地肥饶。俺答分地开源、上郡，土地贫瘠，所以经常在边疆扰害。以后俺答逐渐强盛，拥有骑兵十余万，称雄诸部。原满官嗔所部八营也都听其调遣。这时俺答进犯边疆益加频繁。

世宗嘉靖十年（1531）三月，俺答入犯大同。十月，再犯大同。不久出松潘（今四川松蹯县），入寇西川（四川成都地区）西境。从这时开始无岁不入犯，前后杀掠吏民剽劫人畜以亿万计。

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七月，俺答诸部大举入侵宣府。先是，大同归正人王九子说：北部哈剌嗔纠集俺答、几禄、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共十余部，祭旗晾马，带十天干粮入犯边塞。紧接着就有探马飞报，俺答已过圣顺川抵达蔚州。他们所过之处破关隘焚庐舍，杀人盈野。总兵白爵拼死抵抗，大战水儿亭，败阵。总兵云冒又在连云堡战败。俺答留驻宣府境内达两个月才退出塞外。大同遭俺答践踏之时，一部分叛卒逃出塞外，投俺答诸部。俺答挑选其中狡黠桀骜者，赐牛羊幕帐，让他们装扮成僧道乞丐侦察诸边，有的竟混入京城，把重要军情，都侦察到手并报告俺答。其中有才智的人李天章、高怀智等都做了俺答部众的头目。八月，俺答率诸部入塞，大同镇守军暗中派使者与俺答订立密约：“勿掠我人畜，我亦不拦汝。”①俺答诸部非常高兴，与使者折箭为盟而去。于是就绕过大同，由井坪、朔州抵雁门人岢岚、兴县、交城、汾州、文水、清源诸处，杀掠人畜。路遇大同守卒，竟把所掠得辎重部分留给他们，借道退走。巡抚大同史道，总兵王隍任其退走，像没事一样。宣府总兵白爵调赴应援，也观望不战。巡抚山西都御史陈讲告急，事下兵部，尚书张瓒竟说：“寇且退矣，何事张皇?”②任俺答吉囊纵掠而去!明代边塞镇卒与敌通谋，欺蒙朝廷，牺牲百姓。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吉囊入大同，杀掠人畜数万，京师戒严。不久，俺答再次入犯，大掠太原、石州。世宗命宣大总督樊继祖发兵应援，樊继祖竟不执行，让俺答纵掠而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俺答入犯大同，吉囊肆掠忻、彳弋二州娼妓以纵淫乐。吉囊诸子内部不和，不相统属，分居于河套之地，这本是明军向吉囊大举反攻的良好机会，但由于大同镇卒与俺答有密约在前，对于如此腐败敌人也不去反击，以致坐失良机。而俺答势力日渐强盛，俺答之子黄台吉，短臂，善用兵器，也有一定调动军队及谋划布阵的才能，军令之残酷有过其父。俺答于是纠合青台吉、口兄刺哈、哈刺汉及叛人高怀智、李天章各自拥众数犯大同，然而又不轻易与明军作战，只用少数残兵就足以扼制镇卒。在这时，俺答经朔州破雁门关，掠太原而南，又造成对京城的严重威胁，京师戒严。七月，朝廷商量悬赏办法：斩俺答头者，赏千金，可越级提升。杀死偏裨将吏者赏三百金，连升三级。竟无一人应者。俺答拥众过太原列营汾水东西。剽掠潞安、平阳诸州县。世宗派翟鹏提督宣府、大同、偏头关、保定、山东、河南诸地军务，还没到达戍守地，各路军队就不相统摄，都观望不战，放纵敌寇深入。俺答大军驻平遥、介休间，他们遣散骑入山落中，杀掠人畜，押辎重掠获物迤逦回大营，明诸将没有一人乘险狙击俺答军。只有副总兵张世忠从侯城村起营，相约与诸将追击敌之散骑，但得不到各营支持。他的这一行动，惹怒俺答，他们率大军把张世忠团团围住，明军各部将领坐视不援，终因众寡悬殊，张世忠经苦战力穷，脑中二矢而亡。

嘉靖二十四年（1545），宁夏总兵仇鸾曾因吉囊入寇甘肃，与总督侍郎张珩、巡抚张锦打退吉囊进攻，而虚报战功、夸大事实。兵部也因他奏捷有假加以揭露，但世宗览奏后竟说：“剿获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鸾宫保，任一子所镇抚。”③世宗奖罚不明，不能不促使边军混乱难以统辖。二十六年（1547）四月，俺答请求入贡，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上奏，请酌可否。世宗批复：“逆寇连岁为患，诡言求贡，勿得听从。其各严边兵防御，如有执异，处以极典。”④二十八年（1549）二月。俺答大举入寇，略大同，直抵怀来，指挥江瀚、董呖迎战，战绩颇佳，后因力竭无援战死疆场。总兵周尚文率兵万人，追到曹家庄，与俺答兵大战，总督翁万达亲率精兵接援，俺答败走。这次战役，斩首55，缴获器杖铠甲无算。俺答士兵伤创甚众，俺答因此败逃出塞外，这是二十年来少有的大胜利。捷闻，有功之臣皆得封赏。二十九年（1550）入月，俺答穿宣府到达蓟州边塞，入古北口，围顺义，驱马直入。后来又逼通州，大掠密云、三河、昌平诸处，进犯京师，京城震恐。俺答再求入贡，世宗命廷臣集议。俺答再扰犯诸陵，转掠西山、良乡以西，最后向东撤出，京城的严峻形势方得解除。

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明朝与俺答通马市。四月，宣大马市成。命史道主市事，每一马偿币若干，俺答驱马至城下，计值取偿。遣官宣谕朝廷恩威，并敕命俺答严饬各部落，不得随意滋事，轻开边衅。七月，仇鸾遣时义以小利贿俺答，希望交还叛人萧芹等，俺答得利遂擒萧芹等30余人，械至大同塞下，交付总督史道。十二月，俺答入寇大同。初，史道主持宣府、大同马市，俺答以羸马多索钱，史道不允，俺答部众大哗，于是入寇。多者一月三入寇。甚至边市边寇。兵部尚书赵锦认为，自古以来御寇之道，战守为上，而羁縻终非长策。世宗命督臣加强侦察，并严防私通牟利。明年三月，罢马市。当时边防久废，言官屡谏，仇鸾害怕大祸临头，于是罢马市。召吕道回京。世宗敕命：有再敢言开马市者论死，着为法令。兵部请敕令边臣补修宣、大边垣烽堠。给事中李幼孜上言：“敌垒卑小，宜于垣上增筑高台，营建房庐，以栖兵器。”⑤四月，大将军仇鸾率师出塞，偷袭俺答于威宁海，大败而还。当时，俺答屡次入犯辽、蓟边塞，都由朵颜导引，为患极大。后蓟州警报愈急，仇鸾理当带兵抵御，恰逢仇鸾生病。兵部尚书赵锦上疏言仇鸾病不能行。世宗认为仇鸾不能主兵事，应收其大将军印绶，别遣将军带兵。赵锦夜驰至仇鸾宅第，收仇鸾印绶，鸾因此病情加剧，死去。当时世宗已经听说仇鸾有奸逆之行，于是命都督陆炳密访，后陆炳揭发了仇鸾与俺答前后交通纳贿及其他乱政情状。世宗大怒，下令宣布仇鸾罪恶，剖棺戮尸，其父母妻子及时义、侯荣等都处斩，抄没其家。俺答得知，引众退去。赵锦也因当初随从仇鸾而被谪戍。世宗诏谕更改戎政，完全改变了仇鸾过去的措置与规定。三十二年（1553）七月，宣府、蓟镇守臣，各报俺答入寇，兵部议：“蓟州密迩京师，备豫宜急，乞令提督时陈统人卫兵分布昌平、怀柔、顺义等处，遏其古北口入犯之路。仍简京营及入卫边兵，九门列营以备战守。”⑥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大同右卫围久不解，议者公推杨博前往，杨博征诸镇之兵，声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数十下，俺答听说杨博将到，引兵遁去。守将尚表拒守四月，誓师励众，死守不屈，杨博上书奏其功；王德战死，奏立祠加邮；参将周现暗通俺答，请求撤换其职务。从此，边防之兵人人砥砺，思自奋立功。杨博又陈善后二十余事，筑牛心诸堡，建烽堠2800余所，挖濠堑1000余里，共50天完工。世宗大喜，加杨博太子太保。

穆宗隆庆元年（1567）五月，俺答进犯大同，参将刘国引兵打退其进犯。九月，俺答子黄台吉拥众窥伺陵后南山。穆宗命总督刘焘率兵护陵寝。俺答入寇山西石州，攻陷石州杀知州王亮。驻重兵于石州，剽掠交、汾等处，山西骚动。恰逢蓟镇有警、京城戒严。当时俺答人边已二十余日，势甚横。不久，雨潦连旬，马多死，俺答军皆弃马步归，所剽获不能尽载，遗于道路者甚众，十余日方退出边塞，而官军无一人追击。大同总兵申维岳、孙吴等终不敢出战而还。不久，俺答始全部撤走。诸将才稍稍移出，俘获奸细明海等及其老弱疲幼，自以为有功。诸将之中只有方振与俺答交战，尤月带兵驱逐俺答到岚县，属于稍稍敢于迎战者。事奏后，诏命将督、抚、镇诸臣官职罢去，听候处理。把诸将逮入京城审讯，议加罪赏罚各有区别。时边臣怠玩，掩罪冒功，积弊已久，因此才敢于纵恣俺答随意出入。至是议罚，诸将始知畏法。

隆庆三年（1569）改总理练兵都督戚继光为总兵官。先是，戚继光至镇，上疏说：蓟镇兵虽多也少，原因有七，边兵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又说：“兵形像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原广陌，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车战，在近边利马战，在边外利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今边兵惟习马耳，未娴山战、林战、谷战之道也。惟浙兵能之。愿更予臣浙东杀手、砘手各三千，益以西北马步军，专听臣训练”⑦。又说：他所创事业，诸将看作是累赘，无法发挥作用。兵部认为，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权已分割，不便统一调度，诸将只能观望。应召回总兵郭琥，专任戚继光。穆宗同意兵部议，于是命令戚继光以总兵官名义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而止调浙兵北上。四年（1570）十月，俺答孙把汉那吉率其下属阿力哥等十人来降。初，俺答抢外孙妇为妻，又夺孙妇，触怒其孙把汉那吉。把汉那吉多智略，有口辩，至是与阿力哥及妻室比吉等十人南走，叩关请降。边将议应加优卸做人质，并以交换叛徒赵全为约。穆宗任命把汉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苛丝衣一身。俺答妻恐明廷害其孙，日夜哭请俺答，俺答亦悔，拥十万众压境，得知明朝果优恤俺答孙，开始感到惭愧说：“汉乃肯全吾孙，吾且留臂盟，世服属无贰，奚有于叛人”③。于是与明定盟，通贡马市。俺答诸部均贪明朝财物，喜而从之。十二月，俺答执叛臣赵全等九人来献，并求赐还把汉那吉。穆宗准其迎还。

隆庆五年，（1571）封俺答为顺义王，任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在封贡互市问题上，朝中争议较大。首辅张居正在封贡、互市的决策中起作用极大。当郭干在争论中彷徨时，张居正请求皇帝下诏廷议。以坚定其信心；当封俺答一事尚在争议时，张居正又找出成祖封和宁、太和、贤义三王的先例，促使皇帝下决心封俺答；穆宗决定封贡、互市后，张居正又拟旨敕行。同时还与总督王崇古计议具体实施内容。五月，总督王崇古为俺答陈请四事：一、请给王印；二、请许贡入京，贡马30匹；三、请给铁锅；四、请抚赏部中亲属布缎米豆，散所部穷丁。塞上仍许不时小市。这些内容的提出都与张居正授意密不可分。六月，顺义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儿汉执赵全余党赵崇山、穆教清、张永保、孙大臣及妖人李梦阳等来献。穆宗嘉赏其诚顺，赏白金30两，彩币四表里（衣料）；恰台吉等各10两，一表里。六年（1572）九月，俺答贡马250匹，时穆宗已死，神宗即位。十二月释放俺答旧使火力赤奴谋赤北还。

神宗万历元年（1573）颁发顺义王俺答佛经，给镀金银印。三年（1575）十月，俺答请佛像蟒缎，同时筑成一城，求赐名。赐城名为福化，量给其请。当年，黄台吉改贡市于新平堡。五年（1577）二月，顺义王俺答执叛盟者献鹤等四人，帝赐俺答币，论叛者如法。三月，俺答请开茶马市，又求都督金印，不准。九月，俺答上书复求茶市。兵部认为俺答称迎佛，僧寺必须用茶，量给数十篦示恩。神宗批复：量给数十篦示恩可以，开茶市，不可。七年（1579）秋，俺答请赐寺额，诏名其寺为弘慈寺。八年（1580）八月，俺答次子不他失为骠骑将军，常汉我、不艮台吉等百户。九年（1581）十二月，顺义王俺答死，赐祭七坛，采币12双，布百匹。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黄台吉上表谢贡马。黄台吉为俺答长子，俺答死，黄台吉想让三娘子（其母）做他的妻子。三娘子嫌黄台吉老，不愿从，后又想，如从黄台吉；可为王后，若不从，终为妇人，便从黄台吉为妻。十一年（1583）闰二月，黄台吉袭封顺义王，更名为乞庆哈黄台吉。十四年（1586）二月，黄台吉死，扯力克当嗣。督臣郑洛示意扯力克说：“娘子（指三娘子）三世归顺，汝能与娘子聚，则封，不亟聚，封别有属也。”⑨于是扯力克尽逐诸妾，于十月入三娘子帐中，强与之合婚。其部下牙答汉盗掠助马堡，洪卖盗掠偏头关，因其擅自扰掠明朝边塞地区，三娘子俱罚治如法。

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神宗诏封扯力克为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至此俺答扰边之祸始息。

注释①②③④⑤《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

⑥《明通鉴》卷六○《世宗嘉靖三十二年》。

⑦《明通鉴》卷六四《穆宗隆庆三年》。

⑧⑨《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

第二十七章

大明王朝全面解读明太祖朱元璋是否当过和尚朱元璋（1328～1398），史称明太祖，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开国皇帝里面出身最为卑微。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的一个佃农家庭。他出生时，其父母年龄相加有八十八岁，故取名为重八。他小时候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没钱交学费，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吃尽了苦头。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里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母和长兄在几天之内相继去世。家中买不起棺材和坟地，幸亏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他和二哥才得以草草埋葬亲人。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二哥就外出逃荒，孤苦无依的他只好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小和尚，以图有粥煳口。但不久，灾情越来越重，寺中也没有了余粮，寺庙中的和尚也不得不外出讨吃就食。朱元璋入寺后不到几个月，就被打发出去，做了游方和尚。

朱元璋当了差不多四年的游方和尚，至正八年（1348）才又回到皇觉寺。四年间，他走过不少地方：向南，到合肥（今安徽合肥）；转而向西，进河南，到固始（今河南固始），光州（今河南潢川），息州（今河南息县），罗山（今河南罗山），信阳（今河南信阳）；又转而向北，到汝州（今河南临汝），陈州（今河南太康）；最后，转而向东，到鹿邑（今河南鹿邑），毫州（今安徽毫县），颍州（今河南阜阳）——回钟离皇觉寺。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其实和讨饭也差不多。经过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但同时也养成了他猜忌多疑、刚愎残忍的性格。

朱元璋是怎样兴兵起家的朱元璋所处的元代末年，政治黑暗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郭子兴等人率众起义，攻占了濠州（今安徽凤阳）。元朝派兵镇压，朱元璋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兵烧毁，在友人的邀请下，他投奔到郭子兴的队伍里。

在红巾军里，朱元璋先是充为步卒，由于勇武过人，很快就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成为郭子兴的亲信，并娶其养女马氏为妻，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至正十三年（1353），他回家乡募兵，招集了七百多人，郭子兴就让他带领这批兵，并提升其为镇抚。但他不满足于“为人调用”的处境，决心发展自己的队伍。十四年，他带领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到定远（今安徽定远），不久就招编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又收编了横涧山缪大亨的义兵二万余人，并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加以整顿和训练，形成一支基本队伍。

朱元璋组建队伍后，就率军南下，攻占了滁州（今安徽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又攻下和州（今安徽和县）。进入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命他总制诸将。朱元璋严肃军纪，禁止杀掳掠夺，因而更得民心。同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成了这支义军的首领。这时，刘福通在毫州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创建“大宋”政权，年号龙凤。朱元璋不愿受制于人，但自己势孤力单，只得暂时接收龙凤政权的领导，使用龙凤纪年，但“事皆不禀其节制”。

至正十五年（1355）五月，在廖永安、俞通海的带领下，结寨巢湖的水军千余艘投靠了朱元璋，朱元璋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常遇春、邓愈也归附了朱元璋。十六年，朱元璋亲率水陆诸将南下，攻破集庆（今南京），改集庆为应天府，并在应天置江南行中书省，创建起较完整的统治机构，作为发展基地。

但这时的朱元璋，局面小，兵力弱，四面受敌，形势不利。他便及时利用元军主力和小明王作战的机会，向南面和东南的元军主力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打下徽州（今安徽歙县）后，他采纳了老儒朱升的献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又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土地肥沃而盛产粮食、丝绸的浙江一带，将孤立的元军据点依次拔掉。随后，又对东南采取守势，对东北和西面取攻势，在军事上赢得有利局面。然后，战鄱阳，取东吴，南征北伐，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

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上皇帝的宝座，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京城。

郭子兴与朱元璋有什么亲密的关系郭子兴（?～1355），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元末江淮地区红巾军首领。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他与孙德崖等五人率众起义，自称节制元帅，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此间，朱元璋投奔他。

郭子兴与一同起义的孙德崖等四人关系素来不和，处处受到排挤。朱元璋多次劝郭子兴要提防，但他都没有放在心上。至正十二年秋，彭大、赵均用因徐州（今江苏徐州）失守，逃奔濠州。彭大为人有谋略，郭子兴与其关系密切而鄙视赵均用。孙德崖等人就趁机在赵均用面前诽谤郭子兴，赵均用非常恼怒，捉住郭子兴并幽禁在孙德崖家里。朱元璋得知后，急忙禀告了彭大，一起赶往孙家，救出了郭子兴。后来元军包围濠州，他们才暂时放下旧怨，共同守城。

濠州解围后，朱元璋被郭子兴提升为镇抚而一跃成为带兵官，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人仍然不和。为了自谋发展，朱元璋于至正十四年（1354）率二十四人南略定远，很快就收编了两万多人。他将这支队伍训练和整顿后，率领南下攻克了滁州（今安徽滁州）。在此期间，彭大死去，赵均用更加专断凶狠，处心积虑地想除掉郭子兴。朱元璋得知后，急忙派人劝说赵均用，为其分析利害，又贿赂他身边的人，才使郭子兴免遭毒手。八月，郭子兴到滁州和朱元璋会合，他见朱元璋已经拥有三万人的武装，而且号令严明，军容整肃，十分高兴，就升他为总管。

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攻下和州（今安徽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命朱元璋总制诸将。这年三月，郭子兴病死，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这支军队的左副元帅，不久又提升为大元帅。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这支起义军，全部归朱元璋指挥。

此后，朱元璋逐渐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定江南，克中原，一步步迈向皇帝的宝座，但始终没有忘记郭子兴。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他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并诏令创建宗庙，用一猪一羊的中牢之礼祭祀。十六年，又亲自书写郭子兴的事迹，令太常丞张来仪刻在碑上。

刘福通为反元事业做出了什么贡献刘福通（?～1366），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元末北方红巾军领导人。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他和韩山童聚众三千人于颍州，准备起义。事败，韩山童被捕后被杀，其妻杨氏、子林儿逃奔武安（今江苏徐州境内）。刘福通率众冲出重围，于五月初三攻占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部众以红巾为号，烧香奉弥勒佛，故称红巾军、红军或香军。刘福通起兵仅四五个月，就击溃了元廷派遣的大军，占领了中原大片城镇，掀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徐州芝麻李，蕲黄徐寿辉，湘汉布王三、孟海马，濠州郭子兴等纷纷起义响应。

由于元朝军队和地主武装的镇压，起义曾一度转入低潮，后来因元朝廷内部倾轧，农民战争的形势发生急遽变化。刘福通利用高邮战役后的有利形势，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将韩林儿迎至亳州（今安徽亳县），立其为帝，号“小明王”，改元龙凤，建国大宋。刘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成为宋政权的实际领导人、北方红巾军的总指挥。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刘福通风驰电掣，几乎把元朝推翻。从至正十六年（1356）九月开始，刘福通派遣军队分路出击，形成三路北伐的壮观局面。刘福通自己两次攻打汴梁（今河南开封），于十八年五月据其为都，迎韩林儿居之。分遣毛贵攻下山东全省，由山东北进，于十八年三月直逼大都（今北京）附近的柳林（今北京通州西南）。毛贵虽然最终失败，但山东形势甚好。中路军刘福通的另一部将关先生由河南而山西，由山西而绥远、察哈尔，在至正十八年十月，毁掉了元朝的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其后又东扫辽阳，进入了高丽的王都。此外。西路军李武、崔德二人，也在元朝的陕西、甘肃、宁夏如人无人之境。但刘福通的错误，也正在于此。力量分散了，一事无成。结果，元军于十九年八月抢回汴梁，刘福通带韩林儿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但宋政权遭到严重破坏，兵力丧失大半，已构不成对元朝的威胁。此后，刘福通竭忠尽智，撑持着宋政权。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乘安丰空虚之机，遣吕珍进攻安丰，围困很久。韩林儿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自带兵来救，到达之时，刘福通已阵亡。

韩林儿已经称帝为什么却被害死韩林儿（?～1366），栾城（今河北栾城）人，韩山童之子。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被刘福通立为皇帝，号“小明王”。但韩林儿年轻，没有什么军事指挥能力和经验，宋政权创建后，韩林儿只拥有虚名，事情都由刘福通决定。作为皇帝，韩林儿只负责下达诏书，创建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任命各级官员。

后来汴梁被攻破，韩林儿逃奔安丰（今安徽寿县）。他名义上仍是宋政权的皇帝，曾多次下诏加封朱元璋官职。朱元璋此时已有二心，有取而代之之意，但实力不够，为了收拢人心，直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一直以龙凤年号号令军中。

安丰被围，朱元璋率兵击溃吕珍，救出韩林儿，但没有将其接到应天府，而是将其安置到滁州（今安徽滁州）。韩林儿册封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取得鄱阳湖大捷后，即吴王位。这时，宋政权已名存实亡，韩林儿是被朱元璋所“挟”的天子，但朱元璋仍奉之为正朔。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在平定南方割据势力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命廖永忠自滁州迎韩林儿至应天，船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南）时，将其溺死。朱元璋把次年称为“吴元年”，不再用“龙凤”纪元。

元末，韩林儿的宋政权占据中原，纵兵攻城略地，横行江淮十多年，挡住了元军南攻的势头，朱元璋才得以休养生息，逐步壮大。但是当朱元璋的力量足够强大，韩林儿已无利用价值时，就被朱元璋除掉了。

徐寿辉是怎样被残杀的徐寿辉（?～1360），又名真一，罗田（今属湖北）人。长得体态雄伟，以贩布为业，被当时的白莲教教主彭莹玉看中，拥立为主。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与彭莹玉、邹普胜等人于蕲（qí）州（今湖北蕲春）组织起义。十月，又被拥立为帝，国号天完，建都蕲（qí）水（今湖北浠水）。

天完政权发展非常迅速，然而由于发展过快，流寇式作战严重，所占城池大多得而复失，逐渐被元军和地主武装击败。至正十三年（1353）底，蕲水失陷，徐寿辉等避入黄梅山（在今湖北黄梅县境内）及沔阳湖中。十四年，天完政权兵势复振，迁都到汉阳（今湖北武汉）。但徐寿辉处处受丞相倪文俊的挟制，虚有帝名。十七年九月，倪文俊图谋杀害徐寿辉，事情败露，逃奔到黄州（今湖北黄冈）陈友谅处。不久，陈友谅杀掉了倪文俊，天完政权的军政大权从此落入陈友谅手中。

至正十八年（1358）夏，陈友谅攻下龙兴（今江西南昌），徐寿辉想迁都于此，陈友谅不答应。第二年十二月，徐寿辉仍想迁都，就从汉阳引兵出发，路经陈友谅的驻地江州（今江西九江）时，陈友谅先伏兵城外，在假装出迎时，把徐寿辉的部属全杀光了。陈友谅即以江州为都城，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大权独揽。二十年闰五月，他在挟持徐寿辉攻取朱元璋所占据的太平（今安徽当涂）后，愈发骄横，不可一世。破城次日，他派人在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西南）的舟中以铁挝击杀徐寿辉，然后迫不及待地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将庙中神像颠倒置于门外，冒着倾盆大雨，草草地在江岸举行礼仪，自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天完政权便灭亡了。

徐寿辉作为起义领袖，能力和威望都不称职，但毕竟是天完政权的主要创始人，功不可灭。他待人宽厚，能团结各部，因而在他死后，其他将领大多不服陈友谅。

陈友谅在元末割据于何地陈友谅（1320～1363）是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中“大汉”政权的创立者。他原本是沔阳（今属湖北）的渔家子弟，姓谢，其祖父入赘陈家，因而改为陈姓。他小时候读过书，曾经做过县衙的小吏。徐寿辉起兵后，他前往投奔，给徐寿辉的将领倪文俊做下属。他跟从倪文俊攻城夺池有功，逐渐升至领兵元帅，驻军于黄州（今湖北黄冈）。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天完政权内部发生分裂，倪文俊图谋杀害徐寿辉没有成功，逃奔黄州。陈友谅乘机杀掉他，兼并了他的部队，自称宣慰使，不久又自称平章政事，从此握有天完政权的军政大权。

当时，元军主力被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所牵制，无力南顾，陈友谅抓住时机在南方扩张地盘。十八年，他攻下安庆（今安徽安庆），打通了长江从四川到安徽的信道。接着，进兵攻下龙兴（今江西南昌）、瑞州（今属江西），又分兵攻下邵武（今福建邵武）、吉安（今江西吉安）。而后亲自带兵攻人抚州（今江西临川），又攻占建昌（今属江西）、赣州（今属江西）、汀州（今属福建）、信州（今属江西）、衢州（今属浙江）等地。当时，在长江地区，陈友谅的兵力最强大，这使他的威望大增，也使他的权力欲望越来越强烈。为了篡夺天完政权，陈友谅首先铲除了骁勇善战的赵普胜，然后于二十年闰五月残忍地杀害了徐寿辉，在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西南）五通庙即皇帝位，国号“大汉”，改元大义。“大汉”政权势力较为强大，雄踞于江西、湖广等地。

张士诚实力雄厚为什么最终不免失败张士诚（1321～1367），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是元末“大周”政权的创建者。他和三个弟弟都以驾船贩卖私盐为业，因经常受沃尓沃人家的侮辱，不胜其愤，便在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带领几个弟弟和李伯升等十八人起义，吸引了大批的盐丁和贫苦农民，队伍很快扩大到万余人，先后攻下泰州（今江苏泰州）、兴化（今江苏兴化）、高邮（今江苏高邮）等地。当攻下高邮后，张士诚就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祐。

张士诚占据高邮等地，严重影响江南的财富和粮食通过运河输送大都（今北京），等于掐断了元朝的财源，因而成为元朝廷的心腹大患。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右丞相脱脱会集大军出征讨伐，多次打败张士诚，包围了高邮。在高邮即将攻破时，元顺帝听信谗言，解除了脱脱的兵权，百万元军一时溃散，张士诚也不战而胜。高邮之役后，元朝主力丧失大半，张士诚势力大增。十六年，他率军南下，攻占了江南的平江（今江苏苏州）、湖州（今浙江湖州）、常州（今江苏常州）等财富集中之地，并改平江为隆平府，建都于此。十七年，张士诚虽投降元朝廷，被封为太尉，但仍割据一方，于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其全盛时期所占据的地方，南到绍兴（今浙江绍兴），北过徐州（今江苏徐州），到达济宁（今山东济宁）的金沟，西至汝（今河南汝州）、颍（今安徽阜阳）、濠（今安徽凤阳）、泗（今安徽泗县），东边靠近大海，方圆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

张士诚统治的地方，物产丰富，既盛产粮食鱼盐，又有蚕桑之利，在当时的割据政权中实力最为雄厚。但他目光短浅，无远大抱负，不但没有利用吴地人口众多、百姓富足的有利条件，反而奢侈放纵，懒于过问政事。将领们也傲慢起来，不听从命令，每当有战事，就假托生病，索要到官爵田地府宅后才出兵。到了军中，整天歌舞娱乐，不把军务放在心上，即使大败而归，张士诚也不问罪，一概赦免。大周政权就这样在泛日泛夜的嬉游玩乐中被朱元璋消灭，张士诚也落得个上吊自杀的下场。

方国珍在元末割据于何地方国珍（1319～1374），名珍，字国珍，又字谷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是元末割据浙东的武装首领。

方国珍兄弟五人都是以当佃农和贩私盐为生。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黄岩人蔡乱头起兵反元。而方国珍的仇家陈氏趁机诬告他与蔡乱头勾通，在官府的追捕下，他杀掉仇家，与兄弟们逃人海中，十几天内就聚集了数千人。他们劫夺官府的海运漕粮，屡屡打败元军和乡兵，威胁到元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元朝廷下令江浙行省发兵征讨，而方国珍在俘虏了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后，向朝廷上表请降。不久，再次反叛，又在活捉江浙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后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方国珍也脱离元朝廷，占据浙江东南一带。十三年，他派人至京城贿赂权贵，在接受了朝廷的徽州路治中的官职之后，仍然横行海上。十六年，朝廷又授予他海道漕运万户的官职。十七年，升任江浙行省参政，奉命讨伐张士诚，并在昆山（今江苏昆山）打败张士诚的军队。

张土诚降元后，方国珍罢兵，以台（今属浙江）、温（今浙江温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府为根据地，与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割据江南数省。

明玉珍创建的大夏政权是怎样覆灭的明玉珍（1331～1366），随州（今湖北随县）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大夏政权的创建者。本姓曼，后因信奉明教而改姓“明”。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中纠集千余人结寨自保，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投归徐寿辉，任统兵元帅。十七年，奉徐寿辉命攻打四川，后被任命为四川行省参政。陈友谅杀害徐寿辉后，明玉珍即与陈友谅决裂。二十一年攻下成都，自立为陇蜀王，尽有川蜀之地，接着又进一步南征北讨，东进西击。二十三年，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年号天统。初期制定的战略是“北出汉中，东下荆、楚”。后出兵不利，遂采取保境自守之策。二十六年，明玉珍病故，病危时告谕臣下说：“西蜀险要坚固，如果能齐心协力，辅佐即位的太子，就可以自守。不然，以后的事就不是我能够预知的了。”

明玉珍死后，年仅十岁的太子明升即位，改元开熙，其母彭氏被尊为皇太后，主持国政。大臣多为明玉珍旧将，恃功自傲，互相猜忌争斗，不肯相互忍让。万胜、张文炳等宿将均死于自相残杀。大权旁落大臣之手，国势衰微不振。东线的朱元璋则日益兴盛，占领了南方的大部分土地，又北上中原，攻克元大都。洪武二年（1369）冬，朱元璋派人招降，明升不从。第二年，朱元璋借道征讨云南，明升没有同意。四年正月，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由东路，傅友德等率步骑由北路取蜀。明升听信大臣，以为依恃天险可以自保。但明军一路攻城略地，势不可挡。明升走投无路，反绑双手，口衔玉璧，用车子拉着棺材，和母亲彭氏及一应官员到军门投降。至此，明玉珍创建的大夏政权灭亡。

明朝是如何平定山西、陕西的明朝建国之初，中原、江南和闽广等地虽已归明政府管辖，但四川仍由明升的夏政权统治，云南为元朝的残余势力梁王控制，东北有纳哈出屯驻，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也被一批地主武装割据，元顺帝虽已从大都（今北京）退至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但还保持着完整的政府机构，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面对这种形势，朱元璋建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完成统一大业。

徐达在攻克元大都后，就率师西征山西和陕西。元顺帝逃向上都时，命令驻扎在山西的扩廓帖木儿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今河北涿鹿）经居庸关去攻打北平（今北京）。徐达得知后，并不回救北平，而是乘扩廓帖木儿率师远出的机会，迅速进军攻打其老巢太原（今山西太原）。已经率兵到保安州的扩廓帖木儿听说后，立即回救太原，半路上遭到徐达所率明军的夜袭。扩廓大败，仅带领着十八名亲随骑兵逃到大同（今山西大同），后又逃到甘肃。

洪武二年（1369）二月，徐达派副将军常遇春、冯胜过黄河攻打陕西。三月，徐达亲自率军攻占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后来明朝改奉元为西安府。常遇春、冯胜等又率大军自西安（今陕西西安）进攻凤翔（今陕西凤翔），李思齐率部下十余万人向西逃奔临洮（今甘肃临洮）。冯胜跟踪追击，李思齐投降，明朝设立临洮卫。同时，徐达也率军进抵巩昌（今甘肃陇西）。

至此，山西、陕西地区大部分平定，明政府于洪武二年四月置陕西、山西两行省，以中书参政汪广洋为陕西参政，御史中丞杨宪为山西参政。

明朝是如何攻占四川的北方形势稳定后，明朝就着手消灭盘踞在四川的夏政权。那时，明玉珍已死，其子明升继位。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派兵分南北两路向四川进军。南路由汤和、周德兴、廖永忠率领京城的卫戍部队和荆、湘地区的水军，由长江瞿塘峡进军攻打重庆（今重庆）；北路由傅友德、顾时、何文辉率领河南、陕西的军队，由陕、甘一带进攻成都（今四川成都）。

面对大军压境，夏政权的君臣们惊惶失措，有的主战，有的主降。太尉吴友仁认为蜀地“襟山带江”，有天险可恃，可以自保，不如对外交好而对内做好战备。明升听从了他的意见，就一方面和朱元璋通使修好，一方面派莫仁寿用铁索横截瞿塘峡口以阻明军，后来又不断增兵，扼守瞿塘峡。

汤和率领的南路军到达夔州（今重庆奉节）后，多次进攻瞿塘，都被夏兵阻击而失利，只得退守归州（今湖北秭归）。傅友德率领的北路军则进展顺利，连破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绵州（今四川绵阳）等地。为了鼓励南路军士气，瓦解夏军斗志，他们在数千块木牌上写上明军攻克阶州、文州、绵州等地的日期后投到江中，木牌顺流而下，守重庆的夏军看到之后，果然斗志懈怠。汤和率领的南路军，在大溪口屯兵三月，不能前进。朱元璋督促其进军，廖永忠挑选了数百精兵，抬着小舟翻山越关，到达夏军的上游，再乘船顺流而下。明军上下夹击，攻入夔州，突破了瞿塘天险。然后，汤和率骑兵，廖永忠率水军，继续进军，相约于重庆会面。六月十八日，廖永忠率领的水军抵达铜锣峡（在今重庆和涪陵之间）。明升十分害怕，右丞相刘仁劝他逃奔成都，明升的母亲彭氏说：“眼下形势已经这样，即使去了成都，也不过是延长早晚之间的性命而已，有什么用呢?不如早点投降。”六月二十二日，汤和到重庆，接受了明升的投降。七月初十，傅友德率军包围成都，守将戴寿听说明升已投降，就率领下属也归顺了。

此后，汤和、傅友德率领的两路明军势如破竹，顺利攻下了其他州县，平定了四川。

明太祖是怎样攻克大都的明太祖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以扫平群雄开始，以北伐中原、攻下元大都（今北京）结束的。

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至二十七年，太祖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政权。除了四川明玉珍的夏政权和广东的何真两个小割据势力以外，南方的大片土地全在太祖的掌握之中。二十七年十月，太祖命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五万大军，由淮河流域进入河北，开始了夺取中原的北伐。

对于北伐的进军路线和战略部署，太祖作了谨慎全面的筹划，最后确定了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以后的北伐战争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方案实行的。

第二年二月，北伐军平定了山东，接着分兵两路，水路并进，夺取河南，先后攻克归德（今河南商丘）、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汴梁（今河南开封）等地。四月，元朝梁王阿鲁温投降，河南平定。冯胜等人又率军攻克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今陕西潼关），阻断了驻扎在关陇地区的元朝大将李思齐、张思道等人与元朝廷的联系。至此，元大都已失去了屏障和外援，陷入弧形的包围之中。五月，太祖亲自到汴梁督战，部署进攻大都的战役。闰七月，徐达、常遇春从汴梁率军北上，攻克临清（今山东临清），不久又攻克德州（今山东德州）。二十七日，攻克通州（今北京通州），迫近大都。元顺帝闻报大惊，在夜里带领后妃太子仓皇逃往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八月二日，北伐大军攻克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大明律》是什么时候颁布的太祖朱元璋即位后，为维护清正廉洁的朝廷形象，决心约束官员，整顿吏治，这就要求有法律上的保证。

早在吴元年（1367），左丞相李善长就在太祖的授意下开始了法律的制定，至年底，以唐律为蓝本的法律条文初步编成，共计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朱元璋担心普通百姓不能理解，就命大理卿周桢等人将所定律令中凡是与民间事务有关的条文，都分类编辑成册，解释其意义，颁发给各地官府，称为《律令直解》。

后来，太祖觉得这套法律的制定不够完善，就下令继续修订。至洪武六年（1373）夏天，刊行《律令宪纲》，颁发给各布政使司。这年的闰十一月，太祖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制定《大明律》。刘惟谦每上奏一篇，太祖就叫人张贴在两边走廊，亲自加以裁夺。七年二月修订成功后，颁行天下。《大明律》的篇目条文完全以唐律为准，共计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

从吴元年到洪武六年，经过前后七年的反复修订，基本上完成了明律的制定。后来在实施过程中对一些律条又有增损，因此，洪武二十二年（1389），刑部又奏请更订了一次，把增加的条文按类附人《大明律》重新编排，直到三十年才正式颁布。

《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虽以唐律为蓝本，但简于唐律而严于宋律。《大明律》被太祖视为维护明王朝长治久安的法宝，所以在《祖训》中命令后代子孙“一字不可改易”。

《大诰》三编是什么文献《大诰》三编是指太祖洪武年间颁行的解释《大明律》的法律文献，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

《大明律》的法律规定尽管十分详细，但毕竟不可能将复杂的社会生活囊括无遗。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太祖下令汇集官吏与百姓的“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称为《大诰》。洪武十八年（1385），朝廷正式颁行《大诰》，其中的条目共有十条：包揽他人赋税以代纳渔利，经中人交付钱财以暂保安稳，将田粮诡寄别处瞒税，遍读经书而不懂事物，将田地分派到他人名下或荒弃田地，凭执法之便干坏事，伪造通行证偷盗军需，黥面刺字的囚徒潜逃在外，官吏长途押解罪犯受贿宽纵囚犯，天下士大夫不为人君效劳。罪行严重的要抄家没收财产。第二年又颁行《大诰续编》、《三编》。太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规定如果家里原有《大诰》的，一旦犯罪，即可减一等判刑，没有的就要加一等判刑。还将《大诰》三编颁发到全国各级学校作为教材，令老师给学生讲授，以期让人们从小就知道遵守法律。教授三年之后，老师就可以率领学生到礼部去背诵，朝廷视其背诵内容的多少来加以赏赐。三十年，天下诵读《大诰》的师生到京城朝见的多达十几万人，太祖都赐给了钱物。

第二十八章

明太祖是怎样整顿吏治的太祖在创建明王朝之后，为了避免出现元末时期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整顿吏治。

太祖详细地制定出考核的办法，无论朝官地方官员，根据官职高低，分别规定了考核的时间和内容，并由吏部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的结果分为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三种，对不称职的官员予以罢免，约束极为严格。

此外，太祖还用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进行惩治。官吏因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往北方边地充军。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就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后塞上草。太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处所，叫做“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被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在官府的办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使官吏触目惊心，有所警惕。此外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去势等酷刑。就连官吏因公事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

太祖执法非常严厉，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因为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太祖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席某隐瞒了在常州的田产以逃避交税。朱元璋说：“席某仗着汤和的权力，不畏惧法律，所以才敢这样。”常遇春拼命为他求情，太祖都不听，还是把席某杀了。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十八年的郭桓案。

太祖以严厉手段整顿吏治，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比起元末的情况大为改变，但在整顿过程中又不免出现滥杀现象。

胡蓝之狱是怎么回事太祖在天下基本稳定之后，对文臣武将们的猜忌越来越强。为使子孙能够坐稳皇帝的宝座，他大肆屠戮那些曾为他南征北战、出生人死的功臣大将。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蓝之狱”。

明初，在官僚之中形成各种政治派别，文武之间以及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之间互相倾轧排挤，都在太祖面前不断地攻击对方。这种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攻击，正好为太祖所利用。胡惟庸（?～1380）在当时任左丞相，擅权专制，很多事不上奏就径自处理，太祖对此极为不满。洪武十三年（1380），他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宁、涂节等数人。后来又给胡惟庸加上“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使案情不断地牵连扩大。事隔十年，又兴大狱，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等一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编成《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连坐诛杀的有三万多人。当时李善长已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仍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都被诛杀。这件案子，株连蔓引，以致数年之后还没平息。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兴蓝党大狱。蓝玉（?～1393）是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常遇春的内弟，在徐达、常遇春死后，多次统领大军出征作战，立下赫赫战功。二十一年，他率十五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掳获七万多人，大胜而归，封为凉国公。但他自恃功高，骄纵枉法，欺上凌下。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huán）告蓝玉谋反，又牵连到武将曹震、张翼、朱寿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被诛杀者达一万五千多人。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功臣宿将被杀戮殆尽。

空印案与郭桓案是怎么回事太祖除了大肆杀戮功臣如胡蓝之狱，还残害官吏，如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十八年的郭桓案。

朝廷规定，每年布政司和府、州、县的官吏都要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核对钱粮、军需等事情。经过户部审核，遇到钱粮开支有不符合规定的，就要驳回重新填造。但各布政使司离京城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千里上下，所以，那些进京报告地方财政情况的官吏们就预先带上已盖好官印的空白文书，一旦遇上被户部驳回原拟钱物数之事，就立刻在空白文书上改填，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发现了这种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地方长官都判处死刑，副职打一百棍发配戍边。

洪武十八年（1385），太祖怀疑北平二司的官吏与户部侍郎郭桓共同贪污，于是兴起大狱，自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一律处死，获赃银七百万两，犯官的供词牵连到直隶省所辖的地方官吏，被拘捕处死者数万人。追赃时又波及全国各地的一批地主富户，核查认为赃款窝藏之处遍天下，百姓之间的中等人家也因此而大都破产。民间怨声四起，太祖就亲自书写郭桓等人的罪行公布，又判处右审刑吴庸等人死刑，以压天下之怨。

这两起案件牵连被杀者达几万人。

明太祖为什么要废除宰相制度明朝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在朝廷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丞相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为了加强皇权，太祖对此进行了改革。

明初，行中书省的行政长官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位崇权重，容易和皇上发生矛盾。太祖洪武初年，李善长、徐达分别为左、右丞相。李善长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徐达大部分时间带兵征战在外，都没有和太祖发生矛盾冲突。但在胡惟庸担任丞相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淮西集团的重要人物。洪武六年（1373），在李善长的极力推荐下，由右丞相升为左丞相。他专权独断，“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各官署长官给太祖的奏折，都先取阅，如果有对自己不利的，就擅自扣压不往上呈。于是出现了被罢职的和想做官升官的都争着去走他的门路的现象，他收到的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不可胜数。十三年，太祖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并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等官职。朝廷政务由六部分别处理，提高了六部的职权和地位，而各部的长官又直接听命于皇帝。

明太祖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太祖出身贫寒，虽读书不多，但争夺天下时却很注意访贤纳士。明朝创建之后，太祖又以荐举、科举、学校教育等方式来招揽人才。但当时有一部分文士不愿出来做官，有的为了躲避朝廷征召，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等方式。太祖重视文人，又有所猜忌，部分文人不愿和他合作的态度，加深了这种猜忌，再加上一些功臣武将的挑拨，使他兴起了文字狱。

文字狱就是在文字细节上挑毛病，编造罪名迫害作者。太祖曾经当过和尚，所以非常忌讳“光”“秃”“僧”这些字眼，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觉得刺眼。他早年投身红巾军，就最恨人说“贼”“寇”，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看了也生气。明初，地方官在逢年过节、皇帝生日及皇家喜庆日子所上的表章，都是由学校教官代作的歌功颂德的言辞，却屡屡惹得太祖发怒，下令处死作者。如浙江学府教授林元亮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上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句，太祖就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太祖认为“法坤”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下令将作者处死。

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闹到二十九年，造成了提笔怕文字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明朝大军深入漠北征伐北元的战争结局如何明军占领山西、陕西之后，扩廓帖木儿仍盘踞甘肃。为了彻底攻取西北，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正月，派兵分两路进歼元军。徐达率领的西路军于四月在沈儿峪（今甘肃定西北）全歼扩廓所部，扩廓帖木儿仅与妻子数人逃脱，由宁夏奔至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李文忠率领的东路军入沙漠追歼元朝皇帝，攻克应昌（今内蒙古清平）。当时，元顺帝已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李文忠率领的部队俘虏了顺帝的孙子买的里八剌及后妃等。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向北逃到和林旧部。元朝残余势力被迫从应昌、定西一线北撤，明朝北边防御趋于稳定。但爱猷识理达腊仍委托扩廓帖木儿料理国事，对明朝廷仍然是一种威胁。

洪武五年（1372）正月，太祖派十五万大军分中东西三路进击扩廓帖木儿。徐达率五万中路军出雁门，于野马川败蒙古军队。五月，进至岭北（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北），与扩廓帖木儿、贺宗哲所部激战，明军失利，死亡数万人，徐达收兵守塞。冯胜率五万西路军至甘肃，一路多获胜，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守将卜颜帖木儿率领全城投降，又收取瓜州（今甘肃定西偏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对岸），夺取了甘肃。李文忠率五万东路军从应昌出发，至口温河（从西南流人内蒙古查干诺尔的河流），继而进至哈刺莽、胪朐（lúpú）河（今内蒙古境内克鲁伦河），敌人惊溃。李文忠留下辎重，每人携带二十日的粮食，继续追击，至土剌河、阿鲁浑河（今蒙古国境内的鄂尔浑河），直至称海（今蒙古国西南部）。双方多次激战，李文忠虽有掳获，但损失颇大，多名将领战死。后敌人逃走，李文忠也率军队返回。整个战争至六月结束，中路军失利；东路军虽胜负相当，但损失较大；只有西路军攻取了甘肃，打通了往西域去的道路，并没有达到消灭扩廓的预期目的。

这次出击，明朝廷派遣精兵强将，却以基本失败而告终。朝廷意识到消灭残元势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变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

明朝进军辽东与云南的战争胜负情况如何灭掉夏政权之后，明朝就着手准备消灭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东北的纳哈出这两股势力。二者均沿用元朝年号，遵从元宗室的命令，各据一隅之地以对抗明廷。尤其是纳哈出，占据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辽阳（治今辽宁省境内的大部分地区），与元朝遗臣和地方军政官员联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明势力，直接威胁到明王朝北方的安全。由于云南离蒙古本部较远，势单力孤，易于攻取，太祖就先集中兵力攻取云南，然后又挥兵东北。

云南的残元势力大致分三个系统，以直属于元朝皇帝的元梁王为主。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至十四年八月期间，明朝廷不断派遣使臣招降元梁王，但始终未能成功。多次招降不成后，太祖于十四年九月派傅友德率军三十万攻取云南。明军一路攻城略地，曲靖（今云南曲靖）、昆明（今云南昆明）、大理（今云南大理）等地相继被攻下，元梁王自缢而死。十五年闰二月，云南各地全部归顺。此后，明朝廷派沐英统兵镇守云南。

平定辽东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洪武二三年间，明廷多次招降，但纳哈出都不予理睬，以拥兵数十万为恃，与明军对抗。其后多年中，纳哈出不断袭击边疆，给明王朝造成严重威胁。在这期间，明廷逐步招降辽东的其他残元势力以孤立纳哈出，又创建粮饷供应基地，为攻取辽东做了充分准备。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太祖派冯胜、傅友德等人率军二十万北征，明军集结于通州（今北京通州），进逼纳哈出，又派降将乃刺吾（原纳哈出部下）继续劝降。三月，纳哈出见明军压境而己方军心涣散，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率二十万余众归降明朝。明朝以有征无伐的方式平定辽东，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也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建文帝是怎样当上皇帝的太祖开创明朝之后，为立储建嗣之事颇费心思。最终，他确定了“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洪武元年（1368），太祖立嫡长子朱标为太子。洪武二十五年，朱标不幸早逝。按理，下一个继承人应是朱标的长子，但其长子早夭，第二子朱允炆（1377～1402）便居长了。朱标死时，朱允炆年仅十岁。为了不引起皇位之争，太祖立其为皇太孙。

太祖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太子和早夭的幼子外，都被封为亲王。这些亲王都是朱允炆的叔父，他们手握重兵，对皇位虎视眈眈，根本不将朱允炆放在跟里。尤其是燕王朱棣，雄才大略，英毅殊众，深得太祖的器重和信赖。朱允炆聪颖好学，为人仁厚孝友，太祖虽然非常喜爱，但对其优柔寡断又深感遗憾，为此，他曾一度有易储之心。朱允炆最终能够登上皇位，除了有一帮大臣力保之外，也与其仁厚的性格有关。太祖为了让他得到锻炼，常常让他学习律法，熟悉政务。当时太祖的统治十分严酷，朱允炆则以宽大辅之。他阅读《名例律》时，认为所订过于严苛，要求改订五条，受到了太祖的称赞。他说：“申明刑法，不过是为了辅助教化，凡律例中涉及五伦的，都应当适当地修改，以顺乎人情。”于是他便考《礼经》，参以历朝刑法，又改订了七十三条。他处理刑狱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才智也让朱元璋颇感欣慰，说：“太孙不但仁德，而且明断。我可以无忧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辞世。根据遗诏，朱允炆做了皇帝，改元建文，史称建文帝，即惠帝。

建文帝为什么要采取削藩政策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封诸子为王，认为这样就可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他将二十四个儿子一个从孙（朱元璋兄之孙）分封在全国要害之地，想要他们辅佐王室。这些亲王权力很大，除了享受很高的待遇之外，还可以带兵，特别是北方边境地区的亲王，在与北元的军队作战时，还可以节制诸军。例如燕王朱棣曾被授予“节制沿边士马”的大权，统帅边防军防御元朝残余力量，还多次领兵出塞，深入蒙古草原，立下赫赫战功。

诸王领兵，确实对明初边防起过重要作用，但也留下一层隐患，那就是藩王们拥有久经战阵的精兵锐旅，如宁王有甲兵八万，燕王拥劲卒十万，这些兵力由藩王自行调遣，对皇权造成直接威胁。尤其是太子朱标死后，这些手握重兵的亲王无不觊觎皇位，不将皇太孙朱允炆放在眼里。朱允炆感到问题的严重，深以为虑。一天，他在皇宫的东角门与侍读太常寺卿黄子澄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各位叔父都拥有重兵，他们不驯服，应该怎样对付?”黄子澄举了汉朝平定七国叛乱的例子，说道：“诸王拥有的护卫兵权仅仅够保卫自己。如果他们发动叛乱，朝廷派大臣加以镇压，他们是无法抗拒的。汉朝的七国并非不强，最后都失败了，不仅由于大小强弱的力量对比，也由于他们的行为违背礼法，朝廷镇压名正言顺。”朱允炆说，有这样的先例，我就放心了。

建文帝登基后，与分封各地的诸王王权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建文帝听从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想要通过剥夺诸王的权力巩固统治。而诸王都是建文帝的叔父，拥兵专制，雄据一方，甚至有“问鼎”之心。皇权与王权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终于兵戎相见。

靖难之役是怎样开始的建文帝即位后，即在齐泰、黄子澄的谋划下，加速削藩之举。他们决定先削那些力量较小的藩王，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最强大的燕王朱棣（1360～1424）。按照这个计划，建文帝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派兵袭击并逮捕了周王（燕王朱棣的同母弟），把他废为庶人，迁往云南。惠帝建文元年（1399）四月到六月，又先后逼湘王朱柏自焚而死，囚齐王朱樽于京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废岷王朱楩（piǎn）为庶人。五王被削，仅用十个月左右。与此同时，朝廷在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燕王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以削除他的兵力。除此之外，朝廷还采取派遣奸细、收买内应、布设耳目等手段来刺探燕王的行动。建文帝认为准备停当后，秘密下令擒拿燕王，但没有成功。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布政使张昺（bǐng）、都司谢贵被朱棣诱杀，北平城也为燕军占据。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朱棣打出“清君侧，靖内难”的旗号，以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在北平誓师起兵，史称“靖难之变”。靖难，即平定内乱的意思。

建文帝失踪之谜是怎么回事燕军入城时，宫中起了一场大火，混乱中不见了建文帝。燕王朱棣下令紧闭宫门、城门，仔细搜索数日，但毫无结果。有的说建文帝死于火中，有的则说建文帝从地道逃走。其结局如何，众说纷纭，奠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

自焚说：据《太宗实录》记载，南京金川门破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遂关上宫门举火自焚。燕王远远望见宫中火起，急命手下人前去救火，但为时已晚，等燕王等人闯入皇宫时，建文帝已被烧死。朱棣命将残骨捡出，哭着说：“小子无知，乃至此乎。”葬以王礼。

出亡说：建文帝被烧死的史实虽在正史中言之凿凿，但他在城破前就已出逃的传闻却在民间甚为流行。

相传，燕军入城时，建文帝左右都劝他逃亡。建文帝计无所出。急召翰林编修程济问计。程济答道：“天数已定，出走可免。”于是为建文帝剃发，换上僧人服，从御沟逃出城去。一会儿，宫中失火，皇后马氏投火自焚，人们纷传建文帝也死于火中，成祖以礼葬之。建文帝逃出后，以僧人身份云游四方。

这是历史上记载最多、流传最广的关于建文帝出亡的故事。其他有关的传闻、记载还有很多。

一说程济建议建文帝出逃时，有太监奏说太祖临终时留下一个匣子，遗命“临难时打开”。打碎匣子后，发现内有和尚度牒三份，并有袈裟、鞋帽、剃刀等物及白银十锭。匣中还有朱笔大字，指明出逃路线。程济为建文帝剃发披袈，按匣中所示路线出鬼关，果然有小舟接应，因而得以逃出。

还有一种说法说燕军入城后，建文帝绝望，下令举火焚殿。当他准备赴火自焚时，一个太监表示愿以身代之。于是，建文帝将御用冠服赐予他，自己乘乱逃走。这个太监就穿戴建文帝衣冠，乘白马，加鞭奔人火中。人们远远看见，以为是建文帝自焚而死。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官修正史和许多史家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明史·惠帝纪》记载，燕军人城时，“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但又接着说“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两说并存，显系没有把握。在其他人物传记中，又露出一些有关惠帝出亡的端倪。而从燕王朱棣即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看，他也不相信建文帝已死。之所以听从臣下建议，以王礼葬了火中尸骨，只是为了安定人心，让惠帝的支持者们绝望罢了。

总之，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成为历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明成祖为什么要将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朱棣下令诏告天下，以北京为京师，将京城从南京正式迁到北京。成祖为何要迁都，目的何在?

永乐十四年（1416），六部都察院给成祖上的一道奏疏中，清楚地道出了迁都北京的两个原因：一是“龙兴之地”，二是“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

成祖早年以燕王封藩于北平，又从北平起兵夺得帝位，即位后改北平为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以朝廷建制，在北京创建五府六部等官署，称为“行在”）。永乐四年（1406），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以后，成祖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北京已经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十四年，成祖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成祖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

成祖迁都北京，最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君主华夷”，“控四夷，制天下”。北京即元朝首都大都。大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困扰的局面在元朝不复存在，元朝创建的是一个真正的华裔一体、四海浑一的国家。早在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就看到了这一点，有将国都北迁之意，曾派太子朱标巡视河洛和关中。但朱标返回后不久病死，而朱元璋也已年老，迁都之事暂时搁置。成祖迁都北京，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再从明朝初期北方蒙古贵族不断南下骚扰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为了有效地抵御蒙古贵族的进犯，将北京作为国都也比南京更为适宜。

成祖的迁都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这一措施，对当时及后来巩固北方的边防和加强全国的管理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成祖为什么要五次远征漠北成祖继承太祖的政策，对元朝的残余势力采取怀柔与武力兼施的方针。一方面以优厚的待遇对待归顺的蒙古军民，在交往中采取“厚往薄来”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以武力镇压那些企图叛乱的势力，为此，他曾五次远征漠北。

成祖永乐初年，元朝的残余势力相互混战，分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野心甚大，想统一全蒙古并与明朝抗衡。成祖永乐七年（1409）二月，成祖派使者到鞑靼，提议两国“相互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不料使者被杀，成祖大怒，当年七月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由于对鞑靼实力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十万人马全军覆没。八年二月，成祖率五十万大军亲征鞑靼，深入漠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又追击向东逃的阿鲁台，尔后经两次大战，明军斩杀无数，胜利还师。阿鲁台投降，接受了明朝和宁王的封号。

鞑靼部虽已降服，但瓦剌部的势力又强大起来，不仅阻遏明政府与西北间的信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部。成祖不能坐视在漠北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1414），他率五十万大军再度出塞，远征瓦剌。这一次，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但双方死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部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鞑靼阿鲁台部自降服后，经多年的休养生息，势力复振，不断骚扰明朝边塞重镇。成祖因此又分别于永乐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率军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病死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终年六十五岁。

成祖的五次亲征虽使元朝的残余势力受到打击，但除阿鲁台等几人接受了明朝封号之外，其他元宗室始终没有对明朝表示臣服。

朱高煦之叛是怎么回事朱高煦（?～1426）是成祖的第二个儿子，既凶狠剽悍，又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随成祖征战南北，屡立战功。成祖屡次濒临危险而转败为胜，他的功劳最多。所以，成祖认为他很像自己，他也以此自负，骄横恣肆，多做不法之事。

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时时在成祖面前称颂朱高煦，劝说立他为太子。但成祖的长子朱高炽早就被立为燕世子，仁惠贤能，有很多人支持，因而在永乐二年（1404），成祖还是立朱高炽为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封地远在云南。朱高煦极为不满，说：“我有什么罪?斥逐于万里之外!”迟迟不肯前往封地，力请和自己的儿子回南京。成祖不得已，就答应了他。朱高煦自从到南京后，请求把天策卫的官兵作为自己的护卫队，以唐太宗自比，所作所为更加放纵，还和成祖的第三个儿子朱高燧陷害太子。成祖很不满，于十三年五月把他改封到青州（今山东青州），但他仍然赖在南京不走，继续胡作非为。十五年三月，成祖又把他迁到乐安州（今山东广饶），限令当日出发。朱高煦到乐安后，怨恨更大，处心积虑地要夺取皇位。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病死，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朱高煦每天派人在暗中窥探京城，盼望有变乱发生。洪熙元年（1425）仁宗病死，太子朱瞻基从南京奔丧，朱高煦图谋伏兵拦击他，但没有成功。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宣宗宣德元年（1426）八月，朱高煦起兵发动叛乱。宣宗准备派遣阳武侯薛禄率兵前去征讨，大学士杨荣等人劝他亲征。宣宗同意了，亲率大军出征，很快便包围了乐安城。宣宗几次派人劝降朱高煦，写信给他说：“现在天子的六军压境，王如果交出倡导反叛之谋的人，朕即免除王的罪过，还像当初一样加恩礼待。不然的话，一旦开战被擒获，或有人视王为奇货而捉来进献，后悔便来不及了。”朱高煦都不答复。后来，城中的人多次想抓住他献给宣宗，这才害怕了，于是出城投降，父子都被废为平民，押送京城，禁锢在西华门内。因朱高煦之乱而受牵连被杀或充军的人多达两千。

郑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郑和（约1371～约1433），云南人，原姓马，小名三保，世称“三保太监”，也称作“三宝太监”。太祖洪武年间，他入宫成为宦官，开始是在燕王朱棣的府邸里侍奉，后来跟随燕王起兵，出入战阵，多建奇功，提拔为太监，深得信任。燕王登基后，赐姓“郑”。

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帝位之后，怀疑惠帝逃亡海外，想探知他的行踪，并且要炫耀大明王朝的威力于国外，便于永乐三年（1405）六月命郑和及宦官王景弘等人前往西洋为互通使臣。自永乐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间，郑和先后七次率远洋船队，经过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熘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等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航海史上的盛举。自郑和以后，凡是奉命出使海外的人，没有一个不盛赞郑和而向外国夸耀的。自宣宗以后，远方国家也常派使者来，但总不如永乐时代。

世间流传的三保太监下西洋，是明代初年的一件盛事。郑和死后，南洋各国百姓崇奉他为神，立庙祭祀，香火不衰。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永乐三年六月到五年九月。

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与宦官王景弘奉成祖之命出使西洋。他们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其中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就有六十二艘，载有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和大量的金帛财物。船队从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海，先到福建，又从福建五虎门（今闽江口长乐港）扬帆起航。首站到达占城，先后又到了爪哇、苏门答剌等国，宣布成祖的诏书，赏赐当地的君主酋长，如果不臣服，就兼用武力。永乐五年九月，郑和等人回国，各国使臣随郑和前来朝见的很多。成祖很高兴，给他们加赐爵位俸禄不等。这次回来，郑和还献上了俘获的旧港（即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酋长陈祖义。陈祖义原是广东潮州（今广东潮州）人，因为犯了罪在太祖洪武年间合家逃到旧港，投渤林邦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就纠集一帮海盗，自封为酋长，称霸海上，劫掠过往的商人旅客，妨碍海路畅通。郑和派人招抚晓谕，他假装投降，暗里却在谋划抢劫。郑和看破了他的阴谋，打败这帮海盗，活捉陈祖义，押解带回，成祖下令在京城集市上斩首示众。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永乐六年（1408）九月至九年六月，路径与第一次大致相同。

郑和率船队到锡兰山的时候，国王亚烈苦柰儿拿出了许多礼物贡献给明朝皇帝。表示两国修好。但当他看见郑和船队装载了大量金银，起了贪心，就假意请郑和到他的宫殿。盛宴招待之后，他向郑和索取金币，并暗地里派兵去劫夺郑和的船队。郑和沉着冷静，了解到锡兰山的大部分兵力已被派去攻打船队，都城空虚，就率领部下两千多将士，出其不意地攻下了锡兰山的都城，活捉了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官属。领兵打劫船队的敌将听说明军攻打都城，赶忙下令撤兵回救。郑和率领明军乘胜杀了个回马枪，打得他们溃不成军，只得向明军投降。郑和当场释放了投降的将士卒，只把亚烈苦柰儿和几个重要官属扣留在船上，继续率船队访问其他地区。永乐九年（1411）六月，郑和返国，向朝廷献上俘虏。成祖赦免了亚烈苦柰儿等人，释放回国。那时候，交耻（今越南）已经被明军攻占，成为明朝的地方政府。西洋各国都非常震惊害怕，前来朝见进贡的越来越多。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成祖又一次命郑和等人率船队出使西洋，十三年七月返回。

这一次，郑和等人到达苏门答剌的时候，遇上了麻烦。原来，苏门答剌的西面有个那孤儿国，在明永乐六年（1408），那孤儿国和苏门答剌打了一仗，苏门答剌国王中箭身亡。那时，王子年龄尚小，不能替父王报仇。王后复仇心切，就向全国宣告：谁能领兵打败那孤儿国，替先王报仇，我就嫁给他，并请他当国王。一个渔夫自告奋勇，领兵打败了那孤儿国，杀死国王。于是，渔夫娶了王后，当上苏门答剌的国王。老国王的儿子长大后很不甘心，就培植了一批勇士，寻找机会杀死渔夫，登上王位。郑和到达苏门答剌后，给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品。渔夫有个儿子叫苏干剌，要替父亲报仇，带兵攻打苏门答剌，企图争夺王位，反被新国王打败了。他只得逃到一个叫邻山的地方，自立一寨。当他听说郑和给苏门答剌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物，却没有送礼给自己，又忌又恨，就带领几万兵众，袭击郑和的船队。郑和指挥将士还击，把苏干剌的兵众打得大败，乘胜追击到一个叫喃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苏干刺及其妻子、儿子。十三年，郑和返国，成祖下令斩杀了苏干剌。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冬天，满剌加、古里等十九个国家都派遣使臣前来朝贡，成祖都给了赏赐。各国使臣返国的时候，成祖派郑和等人率船队伴随他们一起走，并带着大量的礼物赏赐他们的君主。十七年七月，郑和返国。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情况如何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春天，郑和奉命再次率船队出使西洋，第二年八月返国。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这年的正月，旧港（即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酋长施济的孙子向朝廷请求世袭宣慰使的职务，郑和奉命带着成祖的诏书和官印前往旧港。当年的七月，在成祖死后，郑和返回。仁宗洪熙元年（1425）二月，仁宗命郑和率领部下守备南京。南京设立守备一职，是从郑和开始的。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情况如何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在宣宗宣德五年（1429）六月到八年七月。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的花费过大，收效很小，宣布停止出使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死，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在郑和船队停航的五六年间，原先郑和出使西洋时访问过的亚非国家，大多已同明朝断了往来。宣宗觉得自己即位已有数年，而西洋各国还没有来朝见进贡，便于宣德五年（1429）六月再次派郑和出使西洋。郑和、王景弘率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等十七个国家。由于这次访问的国家多，地域广，路程远，出使时间也就很长，直到宣德八年才启程返国。不幸的是，郑和在返航途中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怎样的人仁宗朱高炽是成祖的长子，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即位，年号洪熙，第二年五月病死，在位仅短短十个月。

仁宗早在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就被册封为燕国（封地在今北京一带）世子，他沉静好文，儒雅仁厚，深得太祖喜爱。太祖曾命他与秦国（封地在今陕西西安一带）、晋国（封地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周国（封地在今河南洛阳一带）三国的世子分别检阅军士，这三位世子很快就检阅返回，只有他回来得最晚。太祖问起晚归的原因，他说：“早晨冷得很，士兵们还没有吃完饭，我让他们吃饱饭后才开始检阅，所以回来晚了”。他体态肥胖，行走不便，总要两个宦官搀扶着才能活动，因此不被好武的成祖喜欢。成祖夺取皇位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曾有长时间的犹豫，而仁宗最后还是被立为太子的原因是得益于他较仁厚而得到了群臣的支持。

仁宗较能体恤民情、处事宽和，即位后一反成祖所为，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为了削减财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出使西洋等劳民伤财之举。仁宗对百姓的疾苦也比较关心，有一次，听说山东及徐州一带遇灾，老百姓没有吃的，地方官却照常催征夏税，就命大学士杨士奇草拟诏书免去当年夏税及秋粮的一半。杨士奇提出先告知户部和工部，仁宗说：“救民之穷，就像救人于水火之中一样，不能迟疑。如先让户、工两部的官员商议，他们会顾虑国库不足，一定是议而不决。”说着，赶快让宦官拿来文房四宝，令杨士奇即席起草诏书，盖上玺印，付诸实行。仁宗还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牵连而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允许返回原处。又平反了许多冤案，如建文帝时的忠臣方孝儒冤案，永乐时解缙冤案都得到平反昭雪。

仁宗在位期间推行较为开明的政策，使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生产发展，生活稳定，明朝进入一个较为安宁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为什么说明宣宗朱瞻基是“太平天子”

宣宗朱瞻基（1398～1435）是仁宗的长子，于洪熙元年（1425）即位为帝，年号宣德。他在位的十年是明朝初期统治秩序最稳定的时期，被称为“守成令主”（令，美好）、“太平天子”。

宣宗在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生于燕王府邸。出生的那天晚上，成祖梦见太祖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大圭上镌刻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后来见到小瞻基，觉得他长得非常像自己，非常高兴地说：“孙儿英气满面，符合我的梦啊。”这件事对以后成祖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役有很大的影响。宣宗喜爱读书，才智和见识都非常杰出，深得成祖的喜爱。永乐九年（1411），成祖立其为皇长孙，巡奉、北征时都令朱瞻基相从，还挑选翰林院诸臣为他讲经史，练习政务，增广见识，并常常对仁宗说：“这是他日的太平天子啊!”不受成祖信赖的长子朱高炽能够立为皇太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位“好圣孙”。

宣宗即位不久，发生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他率军亲征，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大局。宣宗承袭仁宗的政策，任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和夏元吉等治世良臣，实行一系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如停止皇家采购，禁止在农忙时扰农，禁止用宗教、军事活动干扰民事，严格控制营造工程，大量放免工匠，保护手工业匠人的利益，全力保护农业的发展、大量减免税粮等。为了休兵养民，宣宗一改成祖时的讨伐政策，主动从交止（今越南）撤兵，减轻了百姓负担，节省了人力财力。在政治方面，宣宗清除积弊，整顿行政机构，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对那些“不达政体”和“老疾”的官僚都予以罢免，以振朝纲。

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宣德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史称仁宗与宣宗时期为“仁宣之治”。

明英宗是个什么样的皇帝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是宣宗的长子，九岁即位，年号正统。他在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瓦剌部俘虏，失去帝位。八年之后，通过“夺门之变”又重登宝座，年号“天顺”。英宗在位期间，是明王朝由强而弱，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英宗年幼即位，遵照宣宗遗诏，凡是朝廷大政都要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英宗的祖母）而后执行。张氏历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经验丰富，深识大体，她任用贤能之士，委政阁臣，使先朝大臣英国公张辅和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礼部尚书胡濙辅政，继续推行仁宗宣宗朝的各项政策，还维持着社会的安定局面。然而随着张氏与三杨等大臣先后去世或离职，英宗渐渐亲近宦官，尤其宠信大宦官王振，而王振广泛树立私党，打开了明代宦官擅权乱政的先例。边境也日益多事，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也先部进犯大同（今山西大同），英宗听信王振的话而亲自出征，结果因用兵不当而导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虏北去。朝臣为稳定人心，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是为代宗。代宗景泰二年（1451），英宗被释放回京，软禁在南宫。景泰八年，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乘代宗病重发动兵变，拥立英宗恢复帝位，史称“南宫复辟”或“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改年号为“天顺”，杀了抗击瓦剌的功臣于谦等人，重用石亨、宦官曹吉祥等人，朝政更加败坏。

英宗在位期间，土地兼并严重，内有叶宗留、邓茂七等农民起义，外有异族侵扰，内外交困，未有建树。

第二十九章

明代宗是怎样当上皇帝的明代宗朱祁钰（1428～1457）是宣宗的第二个儿子，英宗的弟弟。当英宗亲征蒙古瓦剌也先部时，他以郕（chéng）王身份留守北京，“土木之变”后被推上皇帝宝座。

“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的消息很快传至京城，朝廷内外一片恐慌，大臣们聚集在朝堂上痛哭，不知所为。侍讲徐理提议弃城逃跑，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表示坚决反对，说：“提议南迁的人应该被斩首。京城是天下的根本，稍一动就会坏了大事!难道不知宋朝南渡的事情吗?”他和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向孙太后（英宗的生母）上表请求让郕（chéng）王朱祁钰代理国政。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监国，随后又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二十三日，代宗临朝主持政事，群臣请诛杀王振全家以安人心。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叱喝群臣，激起众怒，被当堂击毙，朝班大乱。代宗非常害怕，想退回宫去，被于谦拦住，请他当众宣布马顺等人所犯之罪本就是死罪，打死他的官员无罪，并请求颁发了诛杀王振全家的诏令。八月二十五日，代宗命都督石亨总督京营。这些措施稳定了政局，使得朝野齐心，共同抗敌。

当时，由于明王朝无国君，政令推行不畅，新立的太子才三岁，无法处理政事；也先挟持着英宗大举进犯，为了安定人心，断绝也先用英宗进行要挟的图谋，群臣奏请孙太后立郕王为皇帝。孙太后准许，郕王却推辞再三，避归府邸。于谦正色对他说：“臣等诚爱国家，非为私计。”郕王这才接受了孙太后的旨意，于九月初六即皇帝位，是为代宗，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为什么说明宪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是英宗的长子，初名见濬，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被立为皇太子，代宗景泰三年（1452）废为沂王，英宗天顺元年（1457）又立为皇太子，改名见深，天顺八年即位，年号成化。他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在位期间，英宗时期的种种弊政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宪宗宠信宦官，使宦官的祸害更甚。他们擅作威福，破坏朝政，尤以专西厂的大宦官汪直为最。他屡兴大狱，迫害大臣，气焰嚣张。还有梁芳、韦兴等宦官，贪黩谀佞，如梁芳为了取媚于宪宗宠妃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同党也借为皇家采购的名义，四处搜刮，宪宗因万贵妃的缘故而不加以追究。

宪宗崇佛道、信方术，一些妖人、奸佞应运而生。有个叫李孜省的方士因进献符篆而得宠，与梁芳等宦官表里为奸，干预政事，操纵官员的升降，朝野人士为之侧目。有个叫继晓的和尚诱导宪宗做佛事，耗费钱财无数，强拆了数百户人家的住屋建造大永昌寺，花掉银子数十万两，颇为民害。还有一些和尚道士仗着宪宗的宠信，或横行于朝廷，或作乱于地方。

宪宗时期朝政的黑暗腐败，还表现在内阁组成上，如成化后期的内阁由大学士万安主持，专政达十年之久。而万安是一个既无学术又无品性的官僚，为了稳固地位，结交宦官以为内援，不惜自称侄子来献殷勤于万贵妃，甚至给宪宗进房中术。宪宗怠于政事，君臣常不见面，一旦内阁请宪宗召见大臣议政时，万安却又不奏时政，只是顿首高呼万岁，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使得宪宗更不愿召见大臣。当时内阁有万安、刘吉、等人，都无所规正，各部尚书更多平庸，所以有“纸煳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民谣。

宪宗一朝，朝政荒废，宦官作乱，佞臣横行，土地兼并严重，边关守备松弛，内忧外患层生迭出，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所以说他是一个昏庸的皇帝。

明孝宗小时候的生活为什么会坎坷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是宪宗的第三个儿子，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即位，年号弘治。因为宪宗特别宠爱万贵妃，使他小时候的生活比较坎坷。

孝宗的生母纪氏，原是蛮族地方官员的女儿。宪宗年间明军征讨蛮族，纪氏作为战利品被送入后宫。她聪明灵巧，又精通文字，被派到内宫书房看守藏书。宪宗偶然一次到内宫藏书处，她被临幸，有了身孕。当时万贵妃受到专宠，骄横善妒，后宫有怀孕的都被她算计堕胎。她知道纪氏怀孕后非常生气，令官婢去给纪氏堕胎。宫婢假称纪氏是害胀气病，这才逃过一劫。后来纪氏被送到安乐堂生下了孝宗。她害怕惹来灾祸，让宦官张敏将他抱走溺死，张敏说：“皇上还没有子嗣，怎么能抛弃他呢?”就把他藏在别室抚养，长到五六岁，还不曾剪胎发。

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有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宪宗对镜长叹：“眼看着老了，还没有儿子啊!”张敏这才告诉他纪氏生子一事，孝宗这时已六岁了。使者去接时，纪氏抱着孝宗大哭说：“儿子离去，我是活不成了。”宪宗见到孩子，悲喜交加，抱着他放在膝上凝视良久，哭着说：“是我的儿子，像我啊。”于是立为皇太子，取名为朱祐樘，封纪氏为淑妃。但过了不久，纪氏就暴病而亡，都传说是万贵妃害死的，宦官张敏也因惧怕万贵妃而吞金自杀。

孝宗被立为太子后，周太后（宪宗之母）怕他再遭万贵妃的毒手，就把他带到自己宫中抚养。一天，万贵妃叫孝宗去吃饭，周太后对他说：“孩儿前去，不要吃任何东西啊。”孝宗见了万贵妃后，果然不吃东西。万贵妃给吃的，他说：“已经吃饱了。”给喝的，他说：“怀疑有毒。”万贵妃大怒，说：“这个孩子才几岁就这样，等长大了就更要欺凌我了。”此后，万贵妃一改过去对宪宗后宫生活的控制，诞生的皇子渐渐多起来，她就要宪宗另立太子。宪宗曾一度动摇。后来泰山发生地震，占卜者说这是上天在警示如果改立太子，必将引起天下动乱，宪宗才不准再提废立太子之事。

孝宗小时候这段坎坷经历对他的影响很大，即位后，恭仁俭朴，勤政爱民，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

明武宗是一个怎样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是孝宗的长子，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即位，年号正德。他在位期间，耽于逸乐，荒于政务，是有名的腐朽荒唐皇帝。

武宗即位时才十五岁，“好逸乐”、“好骑射”，宠信被称为“八党”、“八虎”的大宦官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人。他们天天以狗马鹰犬、歌舞摔跤等游戏引诱武宗游玩娱乐。武宗乐此不疲，怠于政事，孝宗在遗诏中所宣布兴利除弊之事者，全搁置不行。正德二年（1507），武宗大兴土木，在西华门别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在里面开设酒店、商店甚至妓院，恣意玩乐。因为他不理政事，大权旁落于宦官之手，早已严重的宦官专权局面又进一步恶化，出现了势倾天下的大宦官刘瑾。

刘瑾被诛杀后，他又宠信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江彬。江彬对武宗说宣府的乐工多美妇人，而且可以观察边地军情，瞬息之间賓士千里，何必郁郁不乐地居于内宫，为朝中大臣所制。在江彬的诱导下，武宗屡屡出巡。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至十四年二月，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连四次出巡。江彬在宣府为武宗建镇国府第，并将豹房的珍玩、宫女全部运去，供他玩乐。在宣府的时候，武宗常常带人夜闯民宅，强抢民女，索要酒食，以致当地的市肆萧条，白日闭户。他在外玩乐，出巡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第四次出巡更长达半年。每次出巡，宦官必先为他抢夺良家女子，严重骚扰民间。

武宗荒政，江西宁王朱宸濠就伺机而起，于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起兵叛乱。这不但没有给武宗敲响警钟，反而为他出巡江南提供了一个理由。他不顾群臣的劝谏，亲自率军平叛，到达涿州（今河北涿州）时，传来王守仁平叛的捷报。于是大臣们请他回京，他不听，反令王守仁原地候驾。然后一路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到达扬州（今江苏扬州）时，武宗派人遍地搜寻处女、寡妇，遇有藏匿的，就破墙毁屋，强夺而出。还遍阅扬州妓女，使胭脂花粉价钱飞涨。第二年七月才到南京，令王守仁重新报捷，搞了一个滑稽的受降仪式，令释放朱宸濠等人后，自己再与宦官侍从把他抓住，作出凯旋的样子。北返途中，仍然不停地玩乐，在清江浦积水潭捕鱼时，船翻落水，被救出后得了病。正德十六年三月，病死于豹房。

明世宗时的“大礼议”是怎么回事明世宗朱厚熄（1507～1566）是武宗的堂弟，于武宗正德十六年以藩王身份入京继承帝位。即位后，在有关他的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封号之事上跟朝臣展开了长达一二十年的较量，史称“大礼议”。

世宗即位五天后，就令负责礼仪的官员讨论他的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封号。按照礼法，世宗应继承皇统，尊武宗之父孝宗为父，而称生父为叔父。开始，礼臣议定以孝宗为皇考（皇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大王妃。对这种“移易”父母的办法，世宗当即表示不满，要臣下再议。当年七月，观政进士张璁迎合世宗私意，提出“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世宗非常高兴，命大臣再议。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上疏反对，世宗都不予理睬。十月，杨廷和见势不得已，只得退一步，在起草给礼部的诏书中称，奉圣母慈太后懿旨，皇上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生母宜称兴献后。

世宗嘉靖元年（1522）正月，杨廷和等人利用宫中失火制造舆论，迫使世宗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为本生父母。但世宗并未就此罢休，想方设法要去掉生身父母尊称中的“本生”二字，并得到一批中下层官僚的支持。三年，皇考之争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世宗去掉“本生”二字，在当时引起一场大风波，为了争取保留“本生”二字，也就是争取孝宗至武宗系统的延续，二百多名官员聚集于左顺门外，跪伏哭谏，世宗两次传旨，他们都跪伏不起。世宗大怒，下令逮捕一百三十四人关入狱中。在二百多名官员中，四品以上的剥夺俸禄，五品以下的施行杖刑，有十六人被打死。至此，他为父母上尊号、立庙之事再没有了阻碍，于四年下令在太庙旁另立世庙，后改为献皇帝庙。七年，世宗颁布了记述“议大礼”事件的《明伦大典》，对曾持反对态度的官员进一步定罪并处罚。其中，将早已辞官的杨廷和定为罪魁，革职为民。十七年，奉兴献帝神主入太庙，称睿宗，为了将睿宗配享上帝，世宗把太宗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

对兴献王的主祀封号，世宗君臣争论了一二十年。这件事本身不过是礼法条文，其实背后却隐藏着朝臣与皇帝、朝臣各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对明朝后期的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穆宗的一生如何明穆宗朱载垕（hòu）（1537～1572）是世宗的第三个儿子，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即位，年号隆庆。

穆宗即位后，在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辅助下，革弊施新，平反冤狱，凡嘉靖一朝因劝谏而获罪的大臣，活着的加以任用，死去的加以抚恤，如海瑞获释出狱，恢复官职。又严惩方士，取消斋醮，停止因斋醮而加派的税钱及部分织造、采买。还不时蠲免受灾地区的赋税，抑制土地兼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穆宗在位期间，蒙古又一次较大规模入侵，虽然没有进攻北京，但也给明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穆宗采纳高拱、张居正的建议，与蒙古俺答汗议和，封他为顺义王，并在边界开设马市，互通有无。又调戚继光为总兵官，加强长城沿线防御，开展互市贸易，使北部边境出现了一时和平安宁景象。

但过了不长时间，穆宗也与世宗一样怠于政事，很少接见大臣，经筵也不发表意见，而且贪好女色，醉心于玩乐；服御器用，都“镂金雕玉”。为了供他享受挥霍，多次派人传诏购求珠宝，比世宗还急迫。穆宗的挥霍浪费使嘉靖以来严重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尖锐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幸运的是在位期间没有爆发重大的变故，得以稳坐皇位六年。

隆庆六年（1572），穆宗得病去世，遗命由太子朱翊钧即位，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辅政。

为什么说明神宗是一个懒惰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穆宗的第三个儿子，于穆宗隆庆六年（1572）即位，年号万历。他在位的前期，尚能励精图治，可到了后来，由勤变懒，长期晏居深宫，不亲郊庙，不见朝臣，大臣的奏疏常是“留中”不发，经筵尽废。

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开始，神宗就以“病”为借口，不亲郊庙，不见朝臣，怠于政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至四十六年，不上朝已近三十年。甚至发生了紧急军情也无动于衷，如二十四年四月，大学士赵志皋因抗倭援朝之役事属重大，提出面见神宗，商议有关事宜，神宗以身体不好，多日服药需要静养为借口而拒绝了。

神宗既不见朝臣，也不及时处理大臣呈上的奏疏。万历十六年（1588），有大臣上疏批评神宗唯好酒色财货，神宗暴跳如雷，恼怒不止，从此把奏章“留中”不发。

神宗还废除了经筵日讲，自万历十四年（1586）开始借口有病而停止经筵日讲之后，一直对此事不感兴趣，多次传免，后来干脆以进呈讲稿的办法来代替君臣当面讲习，永久停止了经筵日讲。

神宗长期晏居深宫，万事不理，官员的任免处于半停顿状态，在职的官员不能正常升迁，空缺的职位不能及时补充。早在万历三十年（1602），南北两京已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政盐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曹署皆空”。而且自万历三十七年起，又有不少大臣纷纷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许多行政机构陷于瘫痪状态。而在朝廷内部，大臣们又分立门户，结党纷争，神宗对此不闻不问。

神宗贪图逸乐，几十年晏居深宫，不理朝政，所以说是一个懒惰的皇帝。

明光宗为什么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光宗朱常洛（1585～1620）是神宗的长子，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年号泰昌。

光宗即位后，着手改变神宗时的弊政，下诏停止征收矿税，用内库中的银子给士兵发饷银，又起用神宗时因直言进谏而被罢职的大臣，使朝政向清明的方向发展。但他素来身体羸弱，当太子时，因为不被喜爱，物质待遇非常淡薄。即位之后，日理万机，精神劳瘁，身体状况更差。随后，又因身处顺境，就不再自我克制，贪恋女色。郑贵妃送给他八名美女以讨取欢心，光宗不顾身体虚弱，竟一夜连幸数女，导致“病体”“大剧”。御医崔文升（原来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给他吃大黄药，加重了病情，一夜下泄达几十次。在光宗的病情没有好转的情况下，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药，光宗吃过两丸后就病逝了。光宗从即位到去世，时间只有短短一个月，而此后，对光宗致死的原因，在朝廷官员之间有过长期的争论，成为有名的“红丸案”。明熹宗朱由校是如何即位的明光宗朱常洛临死前，遗命由长子朱由校（1605～1627）即位。但光宗的宠妃李选侍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而百般阻挠，使得熹宗的即位过程充满了斗争。

李选侍是郑贵妃送给光宗的美女之一，最受宠爱，朱由校和弟弟朱由检（即后来的毅宗）都曾由她抚养。她为人恃宠骄横，早在万历年间，就欺凌朱由校的生母王氏而使她含愤死去。光宗死前，曾口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李氏不满足，要朱由校出面为她求取皇后的封号，但没有成功。光宗死后，她仍住在皇帝所居的乾清宫不肯离开，把朱由校藏在宫内，不让他见朝臣，欲挟持他以自重。朝中大臣怀疑她要垂帘听政，于是杨涟、左光斗、刘一燝等人谋划使朱由校摆脱她的控制，尽快即皇帝位。

光宗泰昌元年（1620）九月一日，杨涟等人一起来到乾清宫门前，守门宦官手持木棒不让进入。经过杨涟的厉声责问，这才得以进宫。他们对死去的光宗行过入临礼后，刘一燝诘问旁边的宦官们：“皇长子应该在灵柩前即位，现在却不在，是什么缘故?”宦官们都支支吾吾不敢回答，宦官王安偷偷告诉说是被李选侍藏在本宫暖阁内不能出来。接着，王安进去骗李选侍说是让朱由校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李选侍答应了。王安带着朱由校走到宫门时，数名宦官又追上来，拉着朱由校的衣服让他回去，杨涟将他们斥退。大臣们簇拥着朱由校到了至文殿，举行“即东宫位”的典礼。这时，李选侍仍然想逼迫朱由校回乾清宫，杨涟等人为朱由校分析了形势，把他暂时安置在慈宁宫，议定当月六日正式即皇帝位。

为了使朱由校正式即位时能住进皇帝所居的乾清宫，也为了使李选侍彻底丧失干政的可能性，左光斗等人积极活动，逼迫李选侍搬出干清官，移居其他宫室。九月六日，朱由校正式即皇帝位，是为熹宗，年号天启。自光宗死到朱由校即位，共经历了六天。

信王朱由检早年的生活状况如何朱由检（1610～1644）（即后来的毅宗）是光宗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生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其生母早逝，先后由朱常洛的嫔妃西李和东李抚养。

朱由检的生母刘选侍为人忠厚贤惠，但并不受宠，生下他之后也没能母凭子贵，朱由检五岁多时，她郁郁而死，被光宗草草葬在西山。朱由检年幼丧母，思念不已，但又不敢声张，他当时住在勖勤宫，曾悄悄向宦官询问：“西山有申懿王的坟墓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又加问了一句：“申懿王坟旁有刘娘娘的坟墓吗?”还曾秘密付钱给宦官，让他前往西山焚纸祭奠。即位后，尊其母为“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昆天毓圣皇太后”，把她从西山迁葬庆陵，与光宗合葬。又命人根据宫女的回忆给生母画了像，将其悬挂于干清官里，朝夕供奉仰视。生母的早逝，对他早期的心理影响很大。

生母死后不久，朱由检改由李选侍（西李康妃）抚养，李选侍生下皇女（皇八妹）之后，又改由另一位李选侍（东李庄妃）抚养。东李宽厚仁慈，对朱由检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母爱。熹宗即位后，封朱由检为信王，恩遇甚厚。当时熹宗宠信太监魏忠贤和乳母客氏，二人在宫内的势力如日中天，宫中嫔妃多有被他们折磨威逼至死的。朱由检的养母李选侍为人正直，不愿同魏、客同流合污，因而招来嫉恨，被百般刁难，受尽委屈，积郁成疾而死。养母的死，对朱由检的打击很大，魏、客的一手遮天，也引起了他的警觉，后来受遗命入宫即位时，不吃宫中一口饭，不喝宫中一口水，晚上睡觉也不敢熄烛。

宫中的复杂斗争，使朱由检早早地成熟起来，早年的这些经历对他即位之后的影响很大。

勤奋为政的明毅宗为什么成了亡国之君熹宗天启七年（1627），朱由检受遗命即皇帝位，年号崇祯，是为毅宗。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毅宗殷殷求治，很想有所作为。即位之初就除掉了大宦官魏忠贤，又大刀阔斧地清除阉党，削弱宦官的势力。还平反冤狱，起复熹宗年间被罢免的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在他的努力下，朝政为之一新，朝野士民刮目相看，称他为“明主”。

但毅宗即位时明王朝已是穷途末路，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朝内党争愈演愈烈，国家财政走向崩溃边缘，土地的高度集中使百姓陷入赤贫困境，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外，东北的满族势力日渐强大，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全。这一切决定了政局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根本好转，但毅宗急于求成，又急躁多疑，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权力日益膨胀。在与后金战争的紧要关头，中后金反间计，冤杀袁崇焕，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无奈中，毅宗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又在宫中设坛，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在对天帝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还曾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外国传教士入宫讲解教义。但这些已经无力回天，崇祯十七年（1644），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战斗中，屡战屡败。三月十九日凌晨，北京内城被李自成起义军攻陷，毅宗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明朝灭亡。

明毅宗自杀时的详情如何明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今陕西西安）创建大顺政权，对北京发起最后总攻。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开始围攻北京。十八日夜间，农民军进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宦官曹化淳打开彰义门，农民军一拥而入。有宦官劝毅宗投降，被毅宗一剑杀死。他派人把周皇后和袁妃叫来，哭着对周皇后说：“大势去矣”。周皇后说：“我服侍陛下十八年，你从来不听我一句话，至有今日”，抱着太子和两个孩子痛哭不已，然后让他们出宫各自逃命。为了不让爱妃落人敌手，毅宗让周皇后自杀，又挥剑将袁妃砍死。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毅宗悲叹道：“你为何生在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接着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和几个嫔妃。但毅宗的求生欲望却强烈起来，换上便服，准备出城。他混在宦官中到了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让天亮时验明再出。宦官夺门不成，到负责城守的戚国公朱纯臣家，但其家人说他赴宴未归。又赶到安定门，但门闸沉重，怎么也打不开。外逃不成，毅宗只好又回到宫中。

十九日早晨，北京内城被攻陷。毅宗得知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他见大势已去，就和宦官王承恩到了紫禁城后的煤山寿皇亭。这里曾是他检阅内操之处，可如今却成了他去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毅宗自去冠冕，以发复面，脱下龙袍，在衣襟上留下了“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的话，然后与王承恩相对而缢。

两天之后，毅宗的尸身才被人发现，大顺政权派人将他与周皇后草草葬人昌平县（今北京昌平）田贵妃的墓穴之中。南明弘光年间谥思宗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

明成祖永乐年间后宫发生哪些惨案明成祖在永乐年间，曾两次屠杀宫女，两次事件都与其宠妃之死有关。

永乐五年（1407），皇后徐氏病死，成祖未再立后，而最宠爱王贵妃和贤妃权氏。权氏来自朝鲜，深得成祖怜爱。七年，特晋封其为贤妃。八年，成祖率大军出征，携权氏随军出塞。但就在大军凯旋的路上，权氏香消玉殒，成祖非常难过。当时，宫中还有两名姓吕的朝鲜宫人。一为商贾之女，记载中称“贾吕”。贾吕入宫后，见到本国先期入宫的吕氏，就想结好于她，但吕氏瞧不起她的为人而加以拒绝，贾吕怀恨在心。不久，权氏死于北征凯旋途中，吕氏曾随军伺候过权氏，贾吕就诬告是她在权氏茶里下了毒药。成祖闻后十分恼怒，不问情由，诛杀吕氏及宫女、宦官数百人。

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最为宠爱、准备立为皇后的王贵妃死去，他更加暴躁无常。这时，贾吕与宫人鱼氏私下都与小宦官结好，成祖得知后极为恼火。二人十分恐惧，自缢身亡。成祖亲自刑审贾吕侍婢，结果竟诬告她们要谋杀皇帝。成祖盛怒之下，亲自下手对宫女们动用酷刑，株连惨杀宫女达二千八百人之多，且每每亲临行刑。有的宫女临刑时骂他道：“你自己年老阳衰，宫女们和内侍交好，有什么罪过?”成祖听后更加恼怒，就让画师画了贾吕和小宦官相抱的画来羞辱她们。

这就是成祖永乐年间发生的屠杀宫女案。自贾吕诬告贤妃被毒案到宫人与宦官相好事发，成祖前后诛杀宫女及宦官当在三千人以上。

到底谁是明英宗的生母明英宗朱祁镇是明宣宗的长子，关于他的亲生母亲，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宣宗贵妃孙氏（即孝恭皇后），有的说孙氏没有儿子，暗中把别的宫人生的孩子抱来养为己子。

孙氏是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她娇美聪明、善解人意，深得宣宗的宠爱，被册为贵妃，皇后胡氏则不得宠。按照明代制度，皇后有金册和金宝，贵妃则有册无宝。孙氏恃宠，要求也要金宝，宣宗就向太后请求也赐给她金宝，这样，明代贵妃有金宝的制度便从她开始。但她仍不满足，想取皇后之位而代之。胡氏多病而无子，但孙氏也没有生育，廢后之事就暂时停止了。不久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宣宗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孙贵妃突然有了一个儿子，史书记载这个孩子并非孙贵妃所生，而是“阴取宫人子为己子”，至于这个生下孩子的“宫人”到底是谁，却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为了制造舆论，宣宗及宦官们在孙贵妃“怀孕”期间，还制造了很多“奇征”，如天降祥瑞等等，使人们相信孩子是孙氏所生。

孩子出生仅四个月，就被册立为太子，赐名朱祁镇。在明代皇太子正位东宫的年龄中，他是最小的一个。母以子贵，太子一立，孙贵妃的地位又大大提高了。在宣宗的暗示下，宫廷内外刮起一股廢后之风。胡氏上表辞位，孙氏又装出谦恭的样子，谦让再三，说待皇后的病好了，自然会有孩子的，我的儿子怎能摆在皇后的儿子之前呢?英宗正位东宫刚过二十多天，宣宗即下诏废皇后胡氏，改立贵妃孙氏为皇后。孙氏被立为皇后，势焰更炽，英宗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一直到天顺六年（1462）才去世，英宗生母是谁从此更无人知晓，成为一桩悬案。

土木堡之变是怎么回事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也先部进犯大同（今山西大同），大同兵失利。英宗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准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阻止，但英宗不听，决意亲征。

七月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命其弟郧王朱祁钰居守北京，统帅五十万大军向西北进发，王振和英国公张辅等人从行。张辅是德高望重的名将，但英宗不许他干预军政，一切由王振指挥。大军出发之后，前方频频传来败报，加之连日风雨，营中常常夜惊自扰。大臣们再三劝英宗停止前行，但都遭王振拒绝。王振在军中作威作福，肆无忌惮，成国公朱勇等人向他禀报军情，都要以膝前行。

八月初一，明军到达大同，王振仍欲进军，亲信向他密报了瓦剌的实力后，他才感到害怕，决定撤军。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开始准备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上）走，到蔚州后请英宗驾幸他家，后来害怕大队人马会损坏他家乡的庄稼，又改道东行。明军迂回改道，初十退至宣府（今河北宣化）时，瓦剌的大批骑兵已经赶到。十三日，英宗大军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离怀来城（今河北怀来）仅二十里，众人想退入怀来据守，而王振坚持留驻土木堡。十四日，瓦剌军围困了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附近的水源已经被瓦剌军占领，明军人马两天没有喝到水，饥渴难当。瓦剌军假装后退，遣使讲和。王振见使者前来议和，急忙下令将营地移到水源附近。明军刚移动三四里，就遭到了瓦剌兵的伏击，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张辅、邝茔、王佐等五十余名大臣战死，王振也在乱军中被打死。英宗在混战中突围不成，下马盘膝而坐，为瓦剌所俘。这就是“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惨败，英宗被俘，五十万精锐尽失，使得明朝元气大伤，国力大降。

北京保卫战的结局如何“土木之败”使明王朝遇到严重危机，幸亏有于谦挺身而出，艰苦经营，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才使明王朝渡过了难关。

英宗被俘后，瓦剌也先声称要送其回京，实际上是想挟持他大举进犯。于谦与其他主战官员请立郕王为帝（代宗），安定了人心，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担当起备战御敌的重任。当时明朝的精锐部队已经陷没，所余疲卒不到十万，上下都没有斗志。于谦接受任命之后，雷厉风行地整顿内政，调兵增援，积极做好战备，还举荐了一批有军事才干的将领守卫重要关隘，鼓舞了民心士气。

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也先拥挟英宗攻打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不下，便大举进攻北京。明朝内部在战守的策略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建议挖城壕以拒蒙古骑兵，有的主张固守不出。于谦则认为坚守不出会示弱于人。在代宗的支持下，他派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军中督战，将兵部事务托付给侍郎吴宁，下令关闭九门，以示背水一战的决心。

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朝夕可下，现在见明军严阵以待，军纪严明，锐气大为受挫。十三日，也先派遣数骑窥探德胜门，于谦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数万瓦剌骑兵追至，明军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伤惨重。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吃了败仗。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多次被击败。这时明朝各路勤王兵将至，也先恐断其归路，连夜拔营北遁，退出塞外，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夺门之变”是怎么回事代宗景泰元年（1450）六月，也先见英宗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就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意送回英宗。代宗派侍读商辂迎回英宗，举行授受帝位仪式后，即让其入居南宫，实际是将他软禁了。为了防止英宗与外人交通，代宗派人把南宫外及其附近的树木都砍伐掉。

景泰八年（1457）正月，代宗病重，大臣奏请复立英宗之子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他迟迟不允。十二日，景帝召见石亨商议事情，石亨见景帝病势沉重，就与其同党都督张軏、宦官曹吉祥等人谋划迎英宗复位。他们到太常卿许彬那里商量，许彬推荐了徐有贞。石亨等人和徐有贞密谋之后，把计划偷偷告知了英宗和孙太后。十六日夜，众人又在徐有贞家中会合。徐有贞到屋顶观天象，过了一会儿下来说：“时机已经到了，不要失去机会。”当时正好有边吏报警，徐有贞就让张軏防备非常为名，带兵进人大内。石亨掌管着各城门的钥匙，当夜四更时打开长安门放张軏率领的军士进入皇城，又将城门锁好，防止外兵进入。到了英宗所居的南城，大门锁着打不开，徐有贞命军士以巨木撞墙而入。英宗在灯烛下单独出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石亨等人跪伏于地请他登位。众人簇拥着英宗到奉天殿升座，高呼万岁。当时已经是十七日黎明，群臣正在朝房中准备代宗临朝听政，忽然听到钟鼓声，正在惊愕中，又见诸门大开，徐有贞出来大声说：“太上皇复位了!”群臣在他的催促下只得前去朝贺。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

英宗复位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废代宗仍为郕王，迁之西内，过了十几天就死了。

明孝宗的生母之谜是怎么回事孝宗的生母纪氏是贺县（今广西贺州）人，原是蛮族土官的女儿，宪宗年间明军征讨蛮族时被掳入内宫，后生下孝宗朱祐樘，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在孝宗被立为太子后不久暴病而死。

纪氏在宫中时，曾经跟别人提到家住贺县，姓纪，但因为年幼不记得族中亲人。孝宗即位后，派宦官蔡用访求纪氏的家人。蔡用找到了纪父贵、纪祖旺兄弟，孝宗很高兴，将他们分别改名为纪贵、纪旺，授予他们官职，又赏赐了宅第、金银、庄田、奴婢等不可胜计。此外，还追赠了纪氏的父母、祖父、曾祖，又派人营造纪氏祖先在贺县的坟茔，免除其家族的赋役。然而不久就来了个国舅说纪氏兄弟是假的。原来，宫里有个叫陆恺的太监也是广西人，本姓李，蛮语中纪、李同音，他就谎称自己是纪氏的兄长，找族人出来认皇亲。他的姐夫韦父成出来冒充，有关部门把他当作外戚亲贵，把他居住的地方命名为迎恩里。纪氏兄弟显贵后，韦父成到京城去争辩，被驱逐回乡。孝宗派人修复纪氏祖先的坟茔时，又有几个姓李的人都自称是纪氏的族人。孝宗派人前去暗访，查得实情后，把纪氏兄弟发配到边海。之后，孝宗又多次派人访求纪氏家人，但都没有找到。

孝宗弘治三年（1490），礼部尚书耿裕上疏说，纪氏的家乡粤西连年兵灾饥荒，百姓多逃亡他乡，且岁月久远，已踪迹难明，查找的难度很大。建议仿朱元璋马皇后故事，拟定纪氏父母的封号，立庙祭祀。孝宗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同意了，说：“起初我以为有宗族亲人尚可在别的地方访求到，所以宁愿受尽百般欺骗，只希望能得到一个真正的亲人。你们说年深日久无从找寻，奏请加封立庙，以安慰圣母之灵。皇祖既然已有旧例，我又怎么敢违背呢?”于是加封了纪氏的父母，在桂林府（今广西桂林）立庙，命官吏每年按时祭祀。

“梃击案”是怎么回事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即光宗）被立为太子，郑贵妃之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国本之争”终于有了结果。但神宗对朱常洛的态度仍十分冷淡，而对郑贵妃及福王宠爱有加。宫内和朝廷上拥戴福王的势力不肯死心，策划了梃击一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一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朱常洛所居慈庆宫的大门，击伤守门的宦官，跑到前殿檐下才被抓住。有关官员认为“情境叵测”，就加意审讯。这名男子叫张差，小名五儿，居住蓟州（治今天津蓟县）。为什么要持棍闯宫，他前后说法不同。刑部十三司会审时，他招供说同乡马三道、李守才让他跟着一个不知姓名的太监走，答应事成之后给他几亩地种。进京后到了一处大宅院，另一个太监给他饭吃，鼓动他闯进宫门，对他说：撞着一个，打杀一个，如能打着小爷（宫中太监对太子的称呼），就不愁吃穿了。还说：出了事情，自有人相救。后来审出，带张差入京的太监叫庞保，大宅院里的太监叫刘成。司礼监和三法司审问庞、刘二人，但他们至死都不肯承认。

当时，梃击案一出，举朝惊骇，相当一部分廷臣认为此案与郑贵妃和她的弟弟郑国泰有关。处境最窘迫的是朱常洛，他即使心有所疑，也不敢说出。

事态的发展对郑贵妃及福王越来越不利，神宗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他让郑贵妃“自求于太子”，又亲自出马，多次抚慰告谕朱常洛，让他向朝臣们说明情况，赶紧结案。后来对此案的处理，基本上根据朱常洛提出的原则：张差误入宫闱，打倒内侍，罪所不赦，即刻处决。马三道、李守才等大逆煽惑，判处流放。庞保、刘成从轻拟罪，但后来在宫中被击毙。

红丸案的详情如何光宗即位后不到十天，就感觉身体不适，找医官诊视。御医崔文升开了泻药，更加重了病情，光宗下泄不止，一夜达三四十次。此后，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不久，鸿胪寺官李可灼到内阁，自称有仙丹想要进献给光宗，称为“红丸”。事关重大，阁臣不敢轻易决定，就让两人同时服用“红丸”来观察用药的效果，结果一个人服用后病情好转，一个人服用后病情加重。阁臣刘一燝说，这不是完全之药，不可轻用。但李可灼与宫内宦官熟识，请他们代向光宗启奏。光宗当时病势已经非常沉重，病急乱投医，催取药来。服下一丸药后，光宗渐感舒畅，想进饮食，连声称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也都非常高兴。下午，李可灼又进药，御医们都说不宜连用，但光宗连连催促，于是又吃了一丸，结果却加重了病情，当晚就去世了。

此案称“红丸案”。光宗之死，是否以李可灼的红丸药为最后致命的因素，是无法说清的，但光宗确实是在服了红丸之后死去的，因而应该慎重处理。但首辅方从哲却不但不追究李可灼的责任，反而赏给他白银五十两，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反对和怀疑。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只好改罚李可灼停俸一年。此后，关于光宗的致死原因，大臣们又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红丸案”成了朝中党争更加激化的一个原因。

移宫案是怎么回事明光宗临死前，遗命由其长子朱由校即位。负责抚养朱由校的李选侍欲挟其以自重，坚持不离开皇帝所居住的干清官。为了让朱由校即位时能住进干清官，不让李选侍干政的企图得逞，朝臣们要求李选侍马上移居他宫。

李选侍不打算搬出，她知道，朱由校一当上皇帝，就会搬进乾清宫。只要同宫，她就能控制住局势。首辅方从哲态度暖昧，认为李选侍搬迁不必太急。但主张李选侍立即搬迁的杨涟、左光斗、刘一燝等人态度坚决，他们积极活动，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朱由校下了“即日移宫”的旨意，太监王安等人也在宫内“恐吓”，李选侍无奈，被迫从乾清宫迁到别的宫室。

杨涟等人逼迫李选侍移宫时，一方面在搬迁上毫不妥协，另一方面又主张搬出后要给予妥当的安置，朱由校也表示同意。但事情并没有按他们的想法顺利发展下去，当李选侍由乾清宫搬出时，宦官刘逊、刘朝等人趁机偷盗内府的宝物，过干清门时，不小心将金宝掉在地上，被人发现。朱由校得知后大怒，令人审讯，供词牵连到了李选侍的父亲。宦官们就散布流言，说被逼出乾清宫的李选侍上吊自杀，其女皇八妹跳井等等，想以此来迷惑朝臣。一时流言纷起，吵嚷不休，“移宫”一事成为有不同政见的朝臣们互相攻击的借口，杨涟等人先后被迫离职。

杨涟、左光斗等人逼迫李选侍移出干清官一事以及关于此事的争论，就是所谓的“移宫案”。它与“梃击案”、“红丸案”合称“三案”，对当时的政局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麓川之役的详情如何“麓川之役”是指明英宗正统年间，明军平定云南麓川（治今云南瑞丽）宣慰使思任发叛乱的战争。

明朝创建后，在麓川地区设置军民宣慰使司，以其地部族首领为宣慰使。英宗正统二年（1437）十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变。至五年七月，被镇守在云南的黔国公沐昂率军平服。思任发不得已，进贡谢罪。十二月，英宗让文武大臣讨论麓川之事。大学士杨士奇等认为不必大兴问罪之师，麓川地方不过数百里，只要派军驻屯，且耕且守即可。侍讲刘球也上疏请罢兵。但其时宦官王振专权，一意孤行，决策派兵征讨。兵部尚书王骥逢迎其意，也主张用兵，于是麓川之役再起。

正统六年（1441）正月，英宗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发四川、贵州、湖广、南京兵十五万，征讨麓川。十二月，思任发渡江逃往缅甸，王骥等班师。七年十月，英宗又命蒋贵、王骥征麓川，明军深入高黎贡山，大败叛军，思任发又逃脱，明军班师回朝。思任发到处躲藏，后来为缅甸人所擒。十一年十二月，缅甸将思任发交给明军，斩首献于京城。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屡屡遣使入贡谢罪，国内也都想息兵安民，但王振却要“尽灭其种类”。十三年春，又派王骥等人率兵十三万前去征剿。十月，明军到达金沙江，思机发率军列栅于江西以拒，明军乘木邦（土司名，一作“孟邦”、“孟都”，辖境相当于今缅甸掸邦东北部地区）及缅甸宣慰司船二百余艘强渡，突破其防线，大败之。追至孟养（今缅甸孟养），再败之于鬼哭山等寨，思机发不知所向。但不久，思任发少子思禄复拥众为叛，重新占据孟养。王骥以明军久战疲乏，且叛军难平，遂与思禄订约，答应让他管理部众，居于孟养，于是罢兵。

麓川之役，耗时十余载，西南为之骚动，劳师无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曹石之变是怎么回事英宗复辟之后，大封“夺门”有功之臣，徐有贞升任兵部尚书，又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为忠国公；宦官曹吉祥被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他们分居要害，时时以“功臣”自居，骄纵恣肆，不可一世，但相互之间又争斗不休。

徐有贞得到英宗宠信，独揽内阁事务，他觉得曹、石二人过于贪婪横暴，就想与他们划清界限。曹、石二人非常不满，他们联合起来离间英宗与徐有贞，英宗渐渐疏远了徐有贞，几次将其逮捕人狱。曹、石二人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乱政，冒功贪赏，英宗复论“夺门”之功时，曹吉祥的门下因“夺门”冒功得官的多至千百人；石亨的弟侄家人冒功为锦衣卫的有五十多人，他的部下、亲戚朋友冒名“夺门”功劳得官的有四千多人。他们还公开纳贿卖官，又依恃兵权，飞扬跋扈，多次干预政事。

英宗觉得不能忍受，吏部尚书李贤建议将权力收归已有。天顺三年（1459）七月，英宗召大同（今山西大同）镇守石彪（石亨侄子）还京，石彪指使千户杨斌等五十人入京保奏其留守大同，英宗更加怀疑石亨叔侄心怀不轨，立即派人将石彪逮捕入狱，后又将石亨下锦衣卫狱。次年二月，石亨病死狱中，石彪被处死，石亨门下冒“夺门”之功得官者四千余人全部被罢免。

石亨叔侄的悲惨结局让曹吉祥惊惧不安，他决定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经过了多次策划以后，密谋于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清晨起事，由其养子曹钦自外拥兵入宫，曹吉祥以禁军为内应，废除英宗。七月初一夜里，都指挥马亮从曹钦处逃出，到朝房告发，正在值夜的恭顺侯吴襟、统率西征军的怀宁伯孙镗急书“曹钦反”投入长安门，宫内立即逮捕了曹吉祥，紧闭皇城及京城九门。曹钦失去内应，进不了宫门，就在东西长安门纵火焚烧，杀死杀伤了东西朝房的官员，孙镗急召西征军二千余人镇压，战乱很快被平息，曹钦投井而死，其家大小均被诛杀。三日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史称这次事件为“曹石之变”。

明世宗是如何迷信道教方术的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下令拆毁京师的寺庙道观，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崇信道教方术，中年以后更变本加厉，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

世宗即位不久，就在宦官崔文等人的引诱下，日事斋醮。他先是宠信龙虎山上清官的道土邵元节，封其为“致一真人”，让其总领道教，后又加授为礼部尚书。邵元节死后，又宠信方士陶仲文，封其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后来得病，继而痊愈，他认为这是陶仲文祈祷之功，授其为少保、礼部尚书，后又加授太傅，食一品俸，位登三孤。而那些正直的谏臣，则被他或贬或逐，以致后来廷臣无敢谏者。

世宗迷信方士，从嘉靖中叶以后开始大量服用丹药以求长生，丹药或取妇女月经，或取初生儿未啼时口中的血块。嘉靖后期，他几次大量选取童女入宫，以虐待童女的方式来取得炼丹原料。嘉靖三十一年（1552），一些宫婢不堪凌虐，起来造反，差点将其勒死。但他不但不觉悟，反而变本加厉。此后他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不见大臣，只有陶仲文可以跟他经常见面。

世宗信用道教方术，大办斋醮，耗费了大量财物。到了嘉靖中期，宫中每年用于祭祀的黄蜡就达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为了进行斋醮活动，世宗在各地大兴土木，致使“公私骚然”。为了表示对方术的虔诚，他为其父母和自己都加了道号，自号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真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因为世宗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当一批官员投其所好，并借此晋升。做醮事要撰“青词”。当时阁臣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俱以善撰青词而入阁，时人讥之为“青词宰相”。

世宗一生迷信方术，宠信方士，自己最后也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

第三十章

所谓“仁宣之治”是怎么回事明初社会经济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仁宗在位时间虽短，其施行的政策却为宣宗一朝所继承。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都想做一个“守成令主”，力求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因而都采取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以取代洪武、永乐时期的严勐政治。他们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人民的负担，在经济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仁宗时停止了劳民伤财的买办、北征、下西洋等活动。宣宗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在政治上，提高了阁臣的地位，内阁制度确立起来，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政治比较清明。由于明朝政府实行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因而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在皇室内部，虽然爆发了争夺皇位的“高煦之叛”，但立即被宣宗平定下去，没有酿成大的祸乱，对社会的影响不大。周边形势也比较安定。他们治国期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宽松、吏治清明的时期，历史上比之于西汉的“文景之治”，称其为“仁宣之治”。

所谓“弘治中兴”是怎么回事“弘治”是孝宗朱祐樘的年号，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勤政爱民，颇有仁宣遗风，被称为“弘治中兴”。

孝宗即位后，着手改革宪宗朝的弊政，逮捕了危害朝政的术士李孜省与宦官梁芳，使文武百官弹冠相庆。接着开始整顿吏治，罢免了以万安为首的“纸煳三阁老”，斥逐佞幸之臣，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并为于谦建旌功祠，使朝政一新。同时，注意修改法律，任用一些比较贤明、公正的官员，一扫宪宗时代特务横行的恶劣风气。

在内政上，孝宗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黄河在开封决口，孝宗急忙命户部左侍郎白昂率领五万人治河。三年以后，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他又命工部侍郎徐贯负责治理，使苏松地区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小时候的坎坷生活使孝宗一直体弱多病。但他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而且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孝宗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宦官，与民休息，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孝宗本人也被称为“中兴明主”。

宁王朱宸濠之乱是如何平定的朱宸濠（?～1521），康王朱觐钧的儿子，长久以来一直野心勃勃，极力谋求发展自己的势力，意图夺取最高权力。

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朱宸濠正式发动叛乱。六月十四日，他以庆祝生日为由，宴请招待地方官员，等地方官员到后，他却令埋伏在周围的侍卫将地方官员包围起来，声称奉太后秘密旨意，起兵入朝。江西巡抚副都御史孙燧和按察司副使许逵不从，都遭杀害。王纶、潘鹏等人都依从叛逆，然后朱宸濠任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任王纶为兵部尚书，集兵号称十万。七月初一，留下朱拱橼、万锐等留守南昌（今江西南昌），自己率军前往攻打安庆（今安徽安庆）。

当时的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得知朱宸濠叛乱的消息后，立即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通知各府州县。王守仁则集中兵力攻打了朱宸濠的老巢南昌。七月十二日，便攻克南昌。当时朱宸濠正在围攻安庆，得知南昌被攻克，马上解围回攻。王守仁率军迎击。二十四日，两军相遇于黄家渡，叛军溃败。第二天又战，伍文定率军拼死作战，朱宸濠退保樵舍（今南昌东北），并将战船相连作为战斗方阵。第三天，官军以火相攻，朱宸濠大败。诸妃嫔都跳水而死，烧死淹死的士兵达三万人。朱宸濠和他的儿子、郡王等都被擒获。

由此，朱宸濠之乱完全被平定，历时四十三天。

鞑靼为什么不断侵扰明朝边境元亡以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等地，继续统治当地的蒙汉各族人民，后来分为三大部，鞑靼就是其中的一部。

太祖、成祖、仁宗、宣宗时期，国力比较强盛，鞑靼虽然也时常侵犯边境，但都被打败，因此多有收敛。但英宗之后，国力开始下降，边防戒备日益废弛，军备力量也大不如前，而鞑靼族的势力却开始日益增强，因此，鞑靼族首领开始不断侵扰明廷边境，意图与中原抗争。边境之祸，便从英宗时期开始出现。

庚戌之变是怎么回事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鞑靼部俺答汗（1507～1581）率兵进犯大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战死。而大同总兵仇鸾惶恐害怕，竟采军师时义、侯荣的建议，用重金贿赂俺答汗，求他去攻打别的藩镇，不要入侵大同。

俺答汗受重赂后移兵东去，攻人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明军一触即溃，俺答汗长驱到通州（今北京通州），直抵北京城下。朝廷的文武官员十分恐慌，兵部尚书丁汝夔措手不及，急忙部署防守京城的事宜，调派边兵一万两千人和京营兵两万四千人分守宣、蓟等关口，又征募居民及四方应武举的生员约四万人防守京城，同时向各地求援。然而朝廷的援军虽约五万余人，但都畏怯不敢参战，而且朝廷的粮草供给又不充足，士兵都非常饥饿疲惫。

而当权的严嵩却要求诸将坚守城池不要战斗，并告诫他们说：在边塞打仗败了可以隐瞒，而在京郊打仗败了是无法隐瞒的，因此最好是坚壁勿战，守住自己的军队。就这样，听凭俺答汗在京城外抢掠男女、牲畜、金帛财物。最后，俺答汗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回。

俺答汗这次所率蒙古骑兵进围北京，骚扰京城达八天之久，因为这年是庚戌年，因此将这次事件称为“庚戌之变”。

明代的倭寇之祸是怎么回事从太祖时期开始，倭寇就对中国沿海地区不断进行侵扰，只是由于初期的朝廷注重加强海防，因此倭寇并未酿成大患。

然而，自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明廷国势日益衰弱，尤其到了世宗嘉靖时，不仅吏治腐败，将帅无能，而且海防废弛，浙、闽沿海的卫所、战船等剩下的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士兵只剩下十分之四而已，因此，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又开始猖獗起来。

嘉靖时期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倭寇往往与中国海盗相勾结。他们或是大规模地进行走私贸易，或是联合起来在沿海地区进行劫掠，因此使得倭患日益严重。

何为戚家军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1528～1587）前往义乌（今浙江义乌）招兵，一时应募者云集。

戚继光综合体态丰伟、武艺精熟、聪明伶俐、力大如牛四方面对应募者进行严格挑选，在编选士兵时还坚持“三不用”原则，即居住在城市中的不收，曾经败于敌人的不收，对官府唯命是从的不收。由于乡民的积极响应，很短的时间内戚继光就招募到四千经过严格挑选的士兵。

戚继光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案。首先用卫国保家的思想教育士兵；其次加强军纪，严明赏罚；同时也十分重视武艺的练习。另外，针对倭寇的作战方式，参照东南沿海的地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短长，戚继光创立了“鸳鸯阵”，使每一队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有机整体。

四千新军经过戚继光两个月的严格有效的训练，形成一支冷热兵器配合，步兵、骑兵与火器部队协同的新编制部队，成为打击倭寇的有生力量，被称为“戚家军”，名闻天下。

明王朝援朝抗日的社会背景如何在明代，中朝两国一直友好相处，使臣往来频繁。当时，朝鲜正处于李氏王朝时期，政治上已经十分腐败，官僚营私舞弊，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世袭的官僚贵族勋旧派与新官僚士林派的党派之争，弄得民不聊生，政变不断，国力大衰。整个朝鲜武备松弛，统治者重文轻武，这恰好给日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侵略机会。

在日本，大将丰臣秀吉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统一了全国。丰臣秀吉执掌了整个日本的军政大权，为了满足国内封建主和商人贪财牟利的欲望以及他自己骤然膨胀的野心，便开始了对外扩张。他乘朝鲜李氏王朝忙于党争内讧，朝纲紊乱，决定通过武力先侵占朝鲜，然后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亚洲。

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日本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李昖（yán），要求假道朝鲜进攻明朝，并要朝鲜国王率兵作为前导，视大明为父国的朝鲜国王宣祖李昖断然拒绝。万历十九年完成日本统一的宰相丰臣秀吉，亲自坐镇名护屋城，并将其作为侵朝的总指挥部，在战略上丰臣秀吉采用了“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的提案，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二十年，丰臣秀吉正式开始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明太祖为什么要大封诸子为王明太祖朱元璋利用农民起义夺得皇帝宝座，为了确保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采用了两方面的重要措施：一是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个是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具体做法就是分封诸王。朱元璋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于是将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封为亲王，分别驻守全国各战略要地，作为以皇帝为首的朝廷的藩屏。

具体分封制度是：

皇子封亲王，授予金册金宝，冠冕服饰车骑旌旗府第，仅次于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不敢行对等之礼。

亲王的嫡长子，年满十岁，授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带车服相当于一品官员。

亲王其余诸子，年满十岁，授予涂金的银册银宝，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封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世孙。冠带车服相当于二品官员。

王世子及郡王其余诸子授予镇国将军，孙为辅国将军，曾孙为奉国将军，四世孙为镇国中尉，五世孙为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都是奉国中尉。

分封的藩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分在内地，一类是分在边塞要地。

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创建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在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辖军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达到一万九千人。

边塞诸王因有防御蒙古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甲士尤其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十万之众，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塞、督造军器。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其受到重视，军中大将皆受他们的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对军中小事可以自己决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尤其是燕王，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在诸子之中独尊。

明代分封制度，固然在巩固国家政权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边塞防御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朱元璋死后不久，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酿成“靖难之役”。

为什么说徐达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徐达（1332～1385），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太祖统一全国，很多战役都是由徐达担任主将。

徐达跟从太祖后，随从攻取了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跟从太祖渡过长江后，攻下了采石矶，攻取了太平（今安徽当涂），又领兵攻取溧阳（今江苏溧阳）、溧水（今江苏溧水）、集庆（今南京），为太祖开辟了大块根据地。

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鄱阳湖之战中，徐达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击败陈友谅军前锋。二十五年，以大将军身份率师出征，先占淮东，继平浙西，大获全胜。二十七年，攻克平江（今苏州），俘获张士诚及其将士二十五万。又以征虏大将军身份率兵北上，先取山东，又攻克河南，太祖洪武元年（1368）攻克大都（今北京），结束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

攻占元都以后，徐达又率大军越过太行山直捣太原，打败元将扩廓贴木儿，攻下太原并进占大同，平定了山西。

洪武二年（1369），率军渡过黄河，攻克奉元（今陕西西安）、秦州（今甘肃天水）、伏羌（今甘肃甘谷）、宁远（今甘肃武山），降败李思齐。又攻克兰州、平凉（今甘肃平凉）、庆阳（今陕西庆阳）后又平定了陕西。

洪武三年（1370），又以大将军身份率军从潼关直攻定西（今甘肃定西），攻取元将扩廓帖木儿，拼死作战，大破扩廓帖木儿的军队。之后，又率军攻克沔州（今陕西勉县）、兴元（今陕西汉中）等地。

洪武六年（1373），又率领众将前往边塞，在答剌海战败敌人。后每年春季出征，冬末返回，形成常规。十四年，率汤和等人征讨乃儿不花。十八年病逝，追封为中山王，谥号武宁。

徐达思考缜密，在军中号令一出就决不更改，诸将都敬奉他。他又善于安抚部下，与他们同甘共苦，因此士兵都很乐意跟着他，愿以死报效。他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名列功臣第一，被太祖誉为“万里长城”。

为什么说常遇春是明朝的开国名将常遇春（1330～1369），字伯江，怀远（今安徽怀远）人，容貌奇特雄伟，善于射箭。

采石之战时，元军在牛渚矶上列阵，大军不能登岸。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常遇春驾小船持戈奋力冲向敌军，敌军抓住他的戈，他顺势跳上了岸，杀退一片敌军，众将趁势上岸，于是攻下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

攻打蛮子海牙时，常遇春驾着小船直冲蛮子海牙的军 队，将其冲成两半，左右出击，大败敌军。不久又受命守卫溧阳（今江苏溧阳），随从进攻集庆（今南京），所立战功最大。又跟随徐达夺取镇江（今江苏镇江）、常州（今江苏常州）。张士诚军将徐达围困在牛塘，常遇春攻破敌人的包围解救出徐达，并擒获了敌军将领。后又攻下了宁国（今安徽宣城）、马驼沙（今江苏靖江）、婺州（今浙江金华）。又调动军队包围衢州（今浙江衢县），用奇兵毁掉敌军的作战器械，俘获士卒一万人。

陈友谅逼近龙湾，常遇春用五股军队设下埋伏，大败陈友谅军。论战功位列第一。吕珍攻陷安丰（今安徽寿县）后，派强大的兵力来抵抗太祖的军队，太祖的左、右军都战败，常遇春率军纵横突击敌军，三战三捷，俘获的士卒兵马无以计算。彭蠡之战时，他带领诸将英勇奋战，喊声惊天动地，个个以一当百，大败陈友谅。在战斗过程中，太祖的船一度搁浅陷于险境，恰逢常遇春射中正冲向太祖的敌将张定边，太祖才得以脱险。战斗结束后，论功评为第一。

后围攻赣州（今江西赣县）时，太祖告诉他，攻克城池后不要乱杀人。于是常遇春将赣州包围起来，围攻了六个月，敌军财力耗尽，终于投降，果真没有杀人。太祖非常高兴，赐信褒奖勉励他。后讨伐张士诚军，大败敌军。

又和徐达率军北征，随从攻下山东各郡、汴梁（今河南开封）、保定（今河北保定）等地。攻打太原时，恰逢扩廓帖木儿的援军。常遇春夜晚偷袭，大败扩廓帖木儿。

元将也速进攻通州（今北京通州），太祖下令让常遇春回来守备。常遇春率兵在锦州（今辽宁锦州）大败敌将江文清，在全宁（今蒙古翁牛特旗）打败也速，又趁势攻取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俘获元兵一万人，但在返回途中突发重病去世。太祖听说后，震惊悲恸，亲自祭奠。

常遇春沉着勇勐，果断勇敢，摧毁敌锋，攻陷敌阵，从没有失败过，但又毫不骄人。人们把他和徐达同列为名将的行列。

李文忠在明朝的开国战争中立有什么功劳李文忠（1339～1384），字思本，朱元璋姐姐的儿子。十九岁时，以舍人身份跟随太祖援救池州（今安徽贵池），骁勇善战，后守卫严州府（今浙江建德）。

苗军统领杨完者率领数万人分水陆两路攻打严州，李文忠则率领轻兵击败了他的陆军，又把割取的敌陆军的首级放在漂浮的巨筏上，敌水军见到后都吓跑了。

张士诚侵犯严州，李文忠正面迎击，同时又派兵抄小道袭击敌军后面，前后夹击，大破敌军。一个月后，张士诚又来进攻，又被击败。李文忠又乘胜攻克分水（今浙江桐庐县内），从此张士诚不敢再窥视严州。

苗将蒋英、刘震以金华（今浙江金华）为据点反叛，李文忠派部将赶跑了他们，亲自安抚稳定金华的百姓。

谢再英叛变投降张士诚，并率军侵犯东阳（今浙江东阳）。李文忠与胡深迎战，带领一千骑兵在敌军中横冲直撞，大败敌军。后张士诚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新城（今浙江桐庐东北），李文忠率朱亮祖等人前去救援。新城的守将派人告知他们说敌军势力强盛，应先驻扎军营等待大军。李文忠则说：“用兵在于策略，不在于人多。”便下令说：“敌人虽多但骄横，我军虽少但精锐，以精锐对付骄横，我们必定能战胜他们!”第二天亲率中军正对敌军主力，恰逢处州援兵也赶到，奋勇向前，搏杀冲击，所向披靡，大败敌军。所获兵器粮草几天都收不完。

大军征伐张士诚军时，太祖命他攻打杭州以牵制张士诚军。李文忠率领朱亮祖等人相继攻克了桐庐（今浙江桐庐）、丽谯（今属浙江）等地。

太祖洪武二年（1369），以偏将身份随常遇春出塞。常遇春去世后，奉诏代常遇春率领军队与徐达进攻庆阳（今甘肃庆阳）。驻扎太原后，获悉大同被困，前去救援，拼死奋战，大败敌军。三年拜授征虏左副将军，与大将军分道北征，大破元军。太祖大封功臣时，认为他功劳最大，封他为曹国公，授予铁券。

洪武六年（1373），行军北平、山西边境，击败敌军。七年，派部将分道出塞，击败各路元军。此后，多次出兵守备边防。

李文忠器量宏大，临阵又无惧无畏，遭遇强敌更加威壮，而且爱好学习，常向人请教，通晓经书义理。

邓愈有什么战功而被封为国公邓愈（1336～1377），原名邓友德，现在的名字是太祖赐给他的。太祖起兵滁阳（今安徽合肥东北）时，前去归顺，授予管军总管一职。跟从太祖渡江作战，立下不少战功，后与胡大海攻克徽州（今安徽歙县），升任行枢密院判官一职，守卫徽州。

苗军统帅杨完者带兵攻打徽州，邓愈与胡大海合兵攻击，击破并赶跑苗军，又进军攻伐休宁（今安徽休宁）、婺源（今安徽婺源），追赶逃敌到淳安（今浙江淳安），又击破敌军援兵，攻克建德（今浙江建德）。过了一个月，又在乌龙岭击破杨完者，连续迁升任佥行枢密院事。

后移兵守卫饶州（今江西鄱阳）时，陈友谅多次侵犯，邓愈都击退了他。陈友谅抚州（今江西抚州）守将邓克明派使者到邓愈的军中假装投降以延缓攻势。邓愈得知内情后，趁夜率精兵攻人城内，邓克明大惊失色，连夜逃跑。邓愈则趁势平定抚州。恰逢陈友谅的丞相胡廷瑞献出龙兴路（今江西南昌），于是太祖便改为洪都府，让邓愈为江西行省参政，守卫洪都（今江西南昌）。

后陈友谅率众六十万入侵洪都，邓愈分守抚州门，陈友谅亲自指挥部众来进攻，城墙倒塌将近三十多丈，邓愈一边修城墙一边战斗，三个月都没有解开铠甲，直到太祖率兵前来救援，才解了围。论他守护城池的功劳与其他将领攻克敌人的功劳相当。后又跟从常遇春夺取了吉安（今江西吉安）、赣州（今江西赣州）等地，晋升为江西行省右丞。自从太祖起兵，众将中早年显达的没有比得上他和李文忠的。

太祖洪武元年（1368），大军攻取中原，邓愈率兵攻取了南阳（今河南南阳）以北还没有归附的州郡，擒获史国公等二十六人，相邻州县也都相继投降，又攻下牛心（今湖北应山北部）等各山寨，平定周围地区。三年，跟随大将军出定西（今甘肃定西），大败元将扩廓帖木儿，攻克河州（今甘肃临夏），河州以西各部全部归附，论功封卫国公，授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

邓愈为人稳重，办事认真细致，不惧危险劳苦，治军严格，也非常善于安抚投降归附的人。他攻克城池后，秋毫无犯，百姓都很爱戴。

汤和有什么战功而被列为开国功臣汤和（1326～1396），字鼎臣，濠州（今安徽凤阳）人，跟从太祖攻克滁州（今安徽滁县）后，授予管军总管一职。当时太祖手下的很多将领与太祖都是同辈人，不甘愿身居其下，而汤和虽然比太祖大三岁，但对太祖非常谦恭，因此太祖非常喜欢他。跟从太祖攻击陈野先时，左腿中箭，他拔出箭后继续战斗，非常勇勐，最终将陈野先擒获。后又跟从平定集庆（今江苏南京），跟从徐达夺取镇江，晋升为统军元帅。

守卫常州（今江苏武进）时，张士诚的密探到处出没，但汤和防御非常严密，敌人始终不能窥探到军情。张士诚两次率军侵犯，都被汤和击退。汤和又率军攻打无锡（今江苏无锡），在锡山大破张士诚军，赶跑了莫天佑。率水军夺取黄杨山，击败张士诚的水军，升为平章政事。又征讨、平定江西各山寨，平定永新（今江西永新）守将周安的叛乱。跟从大军讨伐张士诚，攻克太湖水寨，在战斗过程中被飞炮炸伤左臂，太祖将他召回应天，伤口愈合后，他又接着前往战场，攻克平江（今江苏苏州）。

不久又与吴祯率军讨伐方国珍，攻下余姚（今浙江余姚）、上虞（今浙江上虞），夺取庆元（今浙江境内），又攻下了隶属各城，最终方国珍自己到军营前来投降，浙东全部平定。又与廖永忠讨伐陈友定，于太祖洪武元年（1368）将陈友定押送京城。

洪武三年（1370），跟从大将军在定西（今甘肃定西）击败扩廓帖木儿，平定宁夏，立下战功。回朝后，封为中山侯，授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十一年晋封信国公，参议军国大事。

汤和沉稳机敏，身经百战，有勇有谋，每战又都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朝廷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开国功臣之一。

沐英有什么英雄事迹传世沐英（1345～1392），字文英，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少年丧父，跟随母亲躲避战乱，母亲又去世，被太祖和马皇后收为己子。年少时聪明敏捷，办事决断，太祖很器重他。

太祖洪武十年（1377），跟随邓愈征讨吐藩，立功显赫，授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被授予征西将军，讨伐吐藩。在土门峡击败吐藩军，又取道洮州（今属甘肃临潭），俘获洮州首领阿昌失纳，又在东笼山筑城，拓展疆域数千里。

元军多次侵扰边境，洪武十三年（1380），沐英率军出塞，渡过黄河，翻过贺兰山，跋涉沙漠，擒获元将。第二年又从不同的道路出塞，大获全胜而归。不久又拜授征南右副将军，攻取云南。元将梁王派达里麻率兵在曲靖（今云南曲靖）抵抗，两军隔白石江相望。沐英便让军队装出要渡江的样子，暗地里却派奇兵从下游过江，到达敌人阵地后面，做出前后夹击敌人的阵势。敌军非常惊慌。沐英趁势挥军渡江，大败敌军，生擒达里麻，长驱直人云南。梁王逃亡而死。次年，太祖诏令留沐英镇守云南。

洪武十七年（1384），沐英降服曲靖酋长的叛乱，平定广南（今云南广南）各处的少数民族。二十年，平定浪穹部，奉诏从永宁（今四川叙永）至大理（今云南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座城池，以做军队屯田用。二十二年，思伦发率领三十万部众侵犯定边（今云南南河彝族自治区），沐英选骑兵飞马救援，兵分三路，将士奋勇而战，大败敌军。

沐英沉稳刚毅，喜好贤才，不随便杀人。镇守云南时，注意选拔官吏，督促农桑，开垦田地，疏通河流，使滇中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太祖曾对他说：“使我高枕而无南顾之忧的，就是你沐英啊!”他为朝廷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善长为什么能够居开国第一功臣的地位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很有智谋，预料事情大多都能料中。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投于太祖军下。闲暇时，太祖曾问他：“何时才能平定天下?”他则让太祖效法汉高祖刘邦，一席话给雄心勃勃的太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他悉心辅佐，很快就成了太祖的得力臂膀。太祖也不断委以重任，把他当作心腹。随着太祖的威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投到太祖军中。李善长则细心考查他们的才干，荐举优秀人才。并经常反映将士们的意见，使军中人人心情舒畅。李善长的到来，为太祖军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也使太祖的主将地位日益巩固。郭子兴曾盛情邀请李善长到自己军下，被李善长谢绝。太祖因此更加器重他。

李善长的全力辅佐使得太祖可以全力攻占，并无后顾之忧。太祖起兵驻军和州（今安徽和县）时，亲自带兵出袭鸡笼山寨，只留下少量兵力给李善长让他留守和州。元军知道这一情况后便来偷袭。未料想李善长早有估计，提前设下伏兵。敌军一到，伏兵四起，使元军落荒而逃。太祖听到捷报格外高兴，表扬李善长说：“怎么能说你仅仅是策谋划计的文人呢，你今天的胜利真叫执戈的武将也不得不佩服啊!”

此后太祖率军连续征战在外，命李善长始终留守应天府（今南京）。李善长很快便使那里将吏和睦，百姓安居，生产发展，百业俱兴，充足的军需源源送往前方，为太祖开国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太祖称帝后，对李善长绝对信任。太祖洪武元年（1368）五月，太祖去汴梁（今河南开封）视察，留李善长在京居守，三个月间大小事务都由李善长按定规、时势自行处置。以后，太祖更把除军事外的一切朝廷事务统归李善长掌管，如建置地方各级职官、制订官民丧服仪礼、功臣爵赏、民间诉讼等。事无巨细，李善长也都不厌其烦地认真处理，安排有致。

洪武三年（1370）太祖大封功臣，认为李善长虽然没有攻城夺地的汗马功劳，但在连年征战中，精治后方，给足军食，功劳不可磨灭，晋封他为韩国公。在当时同封的功臣中，李善长位列第一，太祖把他和萧何并论，褒赞备至。

汪广洋为什么能够居于丞相之位汪广洋（?～1379），字朝宗，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太祖渡长江的时候，召他任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攻下赣州（今江西赣县）后，又授任他为江西参政一职。

太祖洪武元年（1368），山东平定后，由于汪广洋清廉明察，处事稳重，太祖便命他为主管行省。三年，李善长生病，中书省缺少官员，于是太祖便召汪广洋任左丞。当时的右丞杨宪处事非常专断，汪广洋处处依从他，但还是被他妒忌。杨宪一次次地弹劾，终于致使汪广洋被放逐到海南，直到杨宪被诛杀才被召回朝廷。

后来，李善长因病离职回乡。于是太祖便命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相。但由于汪广洋在任职期间并没有好的建议，因此后来被降职，迁任广东行省参政。不过，太祖心中仍然觉得汪广洋好，于是不久又把他召回来任左御史大夫。洪武十年，又升为右丞相，与胡惟庸同任丞相。

只可惜，他为求保住官位，只知道随波逐流。十二年（1379），中丞涂节说胡惟庸毒死了刘基。太祖问汪广洋，汪广洋却不以实情相告，妄图包庇胡惟庸。太祖震怒，把他贬到海南，中途又下令诛杀他。

太祖初年设立中书省，设左右丞相管理主持朝廷事务。当时大都任用有功勋的大臣兼管中书省事务。但这些大臣又会经常接受命令率兵征讨，不能专门管理中书省事务。因此，太祖初年真正名副其实的丞相只有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汪广洋虽忠谨厚道，能保住自己，但却不知揭发奸邪，实在有愧于丞相这一职务。

第三十一章

为什么刘基被视为诸葛亮式的人物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浙江青田）人，博通经史，尤其精通星象、谶纬之学。西蜀时赵天泽评说江左人物，把刘基列为第一位，说他是诸葛孔明之类的人物。

太祖攻下金华（今浙江金华）后，听闻刘基的名声，便礼聘他出山。刘基向太祖陈述了关于时务的十八条策略。太祖非常高兴，建礼贤馆让他居住，恩宠备至。太祖又询问他征伐攻取的计谋，刘基说：“张士诚只是个武夫，胸无大志，不足为虑；陈友谅劫持君主，占据上游，没有一天不想要杀掉我们，应当先除掉他。陈氏灭亡了，张士诚就会势单力薄，一下就可平定，然后我们再北进中原，就可成就王业了。”太祖依计而行，后来王业的发展，果真大致就如刘基最初所谋划的那样。太祖就曾经对刘基说：“先生是我创立江山的第一等功臣。”

刘基又精通天象，经常借助天象向太祖进言。出现大旱时，他就请求太祖审决以前积压拖延的案件。太祖命他负责纠正冤假错案，没过多久，便大雨如注；他还经常通过分析太祖的梦境向太祖进言颁布一些与民有利的政策。在他告老还乡之后，太祖都还曾亲笔致信向他询问天象，他都逐条地做了回答，主要内容就是说霜雪之后，必有阳春，如今国家的威严已经树立，政策应该稍微宽大一些，与民休养生息了。

刘基辅佐太祖平定天下，料事如神，常有许多出其不意的战术，每遇战事往往以奇计制胜。安丰动乱时，太祖欲亲征，刘基劝他：“汉、吴在找寻进攻的机会，不可前往。”太祖不听，结果陈友谅趁机包围了洪都。太祖后悔说：“不听你的话，差点误了大事。”于是又率部解救洪都，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大战。太祖坐在船内督战，刘基站在旁边，忽然大呼：“赶紧换船!”太祖仓促地刚上了另一条船，还没坐定，刚才所乘的船只就被飞弹炸得粉碎。陈友谅见了大喜，但是一会儿又见到太祖的船，大惊失色，在湖中相持三日，刘基劝太祖把住湖口，结果陈友谅大败而死。刘基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没有人能够揣测，因而世上流传的都很神奇，都说他是个诸葛孔明式的人物。

宋濂在明初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宋濂（1310～1381），字景濂，自幼就机敏过人。

太祖攻占婺州（今浙江金华）后，开设学校，请宋濂前去讲授《五经》。第二年被征召到应天府（今南京），负责给太子讲授经学。对于太子的一言一行，他都用礼仪法度来约束。

太祖洪武二年（1369），太祖下诏修纂《元史》，宋濂任总裁官。当时，太祖比较重视文治，从四方征召儒学士子后，从中挑选出众的提拔为编修进文华堂修习课业，并命宋濂做他们的老师。

太祖经常向宋濂询问有关吉凶征兆的事情，宋濂回答说：“受命不在于天，而在于人。吉凶不在于征兆，而在于仁。”主张以“仁治天下”。太祖的侄子朱文正犯了罪，依律当死。宋濂为他求情说：“朱文正固然当死，但希望陛下您能亲爱亲戚，把他安置到偏远的地方就好了。”

洪武六年（1373），迁任侍讲学士，掌管皇帝的诏令，参与修纂国史，并兼任赞善大夫。又奉命与詹同等人修定日历，与吴伯宗等人编纂宝训。后来确定散官的资格和品级时，太祖想封他为中顺大夫，委以政事。他推辞说：“我并没有其他的特长，只要待在皇上身边就够了。”太祖更加器重他。

宋濂性情诚实。有一次与客人饮酒，太祖派人秘密去侦察。第二天询问昨天饮酒没有，座中客人是谁等，他都一一据实回答。太祖很高兴地说：“的确是这样，你不欺骗我。”他为人又非常严谨，做官那么久，从没攻击过别人，居住的房室题为“温树”。太祖私下里曾让他评价群臣，他只举出好的说，并说：“好的与我友好，我了解；平时不太接触的就不了解了。”茹太素的奏疏在言词间有过激之处，太祖非常愤怒，向群臣该如何处置，有人便说这是不恭敬的行为。询问宋濂的时候，宋濂说：“他只是对陛下尽忠罢了。陛下正要广开言路，怎么能重责他呢?”后来，太祖又看茹太素的奏疏时，发现内中确有一些可行之处，便责备群臣，称赞宋濂。

宋濂一生都未曾离开书卷，对于所学无所不通。他的文章醇厚情深，气势绵长，朝中有关重大典礼的文告都由他撰写。他不止一次地被推为开国文臣第一，登门求文的士大夫接踵而至，外国使臣也都知道他的名字，高丽、日本等国甚至出高价购买他的文集。虽然他的功业比不上刘基，但许多礼乐制度都是他制定的。

太祖一直非常信任宋濂，甚至调和甘露汤，亲手舀来让他喝，并诏令太子赐给他好马等。但在洪武十三年（1380），宋濂的孙子宋慎因被定为胡惟庸奸党，宋濂受到牵连，太祖要判他死罪，经皇后和太子极力相救，才免了死罪，被安置到茂州（今四川茂县）。第二年宋濂就去世。

胡惟庸贵为丞相因何被处死胡惟庸成为丞相后，位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他日益骄横跋扈，常常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往往提前阅览内外诸司呈给皇上的奏章，一发现对自己不利的奏章，就隐匿不上报。随着他权势日盛，周围喜好钻营、热衷权势的许多不法官员便争先恐后前去结交，因此胡惟庸的权势日益炙手可热。而同时，胡惟庸还千方百计地拉拢因犯法受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让他们在外收集军马，以图谋反。此外，他还勾结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这一切都引起太祖的极大注意，让他感受到了来自相权的威胁。

后来，胡惟庸的儿子在闹市中骑马，结果从马上掉下来摔死，胡惟庸得知后把车夫杀死了。太祖大怒，让他偿命，并不准用金帛财物等来替换。胡惟庸非常恐惧。于是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密谋起事，暗中通知四方暗交的武臣等。洪武十二年（1379），占城前来朝贡，胡惟庸不向皇帝报告，有太监看到后奏明了太祖，太祖大怒，虽然胡惟庸和汪广洋向太祖顿首谢罪，但事归咎于礼部，礼部又将责任推给中书省，太祖更加生气了，把与此事有关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狱。

洪武十二年（1379）十二月，中丞涂节向太祖禀告说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太祖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这件事，问汪广洋，回答说没有，太祖非常生气，认为他故意隐瞒事实，把他贬到海南。后又追怒他当年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的罪行，中途又传命赐死。汪广洋被杀后，他的妾陈氏自愿从死。陈氏是因罪被没收官籍的官员陈知县的女儿，而按照当时的制度因罪被没籍的官员的妻女，只配给功臣家当奴隶，不可以做文臣的妾。太祖于是命令法司进行一番勘查。结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员的堂属全部获罪。

洪武十三年（1380），涂节和中疏省吏商皓上疏告胡惟庸谋反。祖便以“枉法诬贤”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处死。

叶琛是怎样一个历史人物叶琛，字景渊，丽水（今浙江丽水）人，知识广博，非常有文采。元末的时候，曾跟随元朝将军石抹宜孙镇守处州（今浙江丽水），为他出谋划策、捉拿山寇，后来被授予行省元帅。

太祖攻下处州后，叶琛逃到了建宁（今福建建宁）。后来经人举荐，被征召到应天府（今南京），授予营田司佥事之职。不久，迁任洪都（今江西南昌）知府，辅佐邓愈镇守。后来在祝宗、康泰的叛乱之中，叶琛被抓。被抓后，叶琛对祝宗、康泰骂不绝口，始终不屈服，被杀害。洪武元年（1368），追封为南阳郡侯。

章溢的生平情况如何章溢（1314～1369），字三益，龙泉（今浙江龙泉）人，喜爱圣贤之学，孝顺父母，和兄弟们也非常友爱。

有一年，反叛者来侵犯龙泉，抓走了章溢的侄子。章溢挺身而出说：“我哥哥只有一个儿子，用我来代替他吧。”这些人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便想让章溢屈服，以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把章溢捆在柱子上，可他始终不屈服。到了晚上，他骗过看守的人逃回乡里。于是召集乡民组成义军，打败反叛者。后来，元军到了，准备杀尽所有跟随反叛者的人。章溢就为他们求情说：“乡民跟随反叛者也是出于无奈，再说，杀了也无济于事。”元军将领石抹宜孙想想也对，便下令制止军队滥杀无辜，并留章溢做了幕僚。章溢跟随他平定了庆元（今浙江庆元）、浦城（今福建浦城）等地的反叛者，论功也曾多次授予官职，但都被他拒绝，说：“我所率领的都是家乡的子弟，一心为家乡，都为剿灭反叛者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只是我一个人取得功名，于理不公，于心不忍。”并把义兵托付给儿子，自己退隐匡山（今浙江龙泉南）。

后来，太祖礼聘他到应天府（今南京）。当太祖问到何时才能平定天下时，章溢说：“天道没有固定的对象，只有有德有才而不乱杀人的人才能一统天下。”朱元璋认为说得非常好，并授予佥营田司事之职。后来，章溢到江东、两淮的农田去巡视，按照户籍制定了税额，当地百姓觉得非常合理。又迁任湖广按察佥事。他看到荆襄（今湖北一带）地区还有好多废弃的土地，便提出分兵屯田的建议。太祖听从了。

后来，处州（今浙江丽水）发生骚乱，章溢被任命为浙东按察副使前去镇压，骚乱很快就平息了。浦城的守军缺粮，章溢就将存入官府的粮食匀出来供给他们。朱亮祖攻取温州（今浙江温州）后，军中有很多劫掠来的女子，章溢都按原籍将她们遣送回家。太祖曾告谕群臣说：“章溢虽然是个儒学之士，但他们父子效力一方，共同平定了叛乱，功劳不在诸将之下。”

洪武三年（1370），与刘基一起被授予御史中丞兼赞善大夫。当时的朝臣在指责别人的过错时大多严厉苛刻，而章溢却能始终坚持大义，秉公办事。后来在安葬母亲时，因悲伤过度，染病去世。太祖非常悲痛，亲自撰写祭文，并亲临他家祭奠。

冯胜有什么战功而成为开国功臣冯胜（?～1395），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据说他出生时黑气满屋，许多天都没散去，长大后，英勇有谋略。

太祖与陈友谅在龙湾大战时，冯胜攻破陈友谅的主力阵营，敌军大败，逃到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南）。冯胜又打败他们，并趁势收复了太平（今安徽当涂）。又跟从太祖攻下安庆（今安徽安庆）水寨，长驱直入到江州（今江西九江），赶走了陈友谅。后来在鄱阳湖之战中，又跟从太祖打下了武昌，攻克了庐州（今安徽合肥）、江西等地。与徐达联合攻克了高邮（今江苏高邮）、淮安（今江苏淮安）、安丰（今安徽寿县）等地。后跟随徐达北征，攻下了山东各州县，战功仅次于常遇春。

太祖洪武元年（1368），冯胜带兵沿黄河而上，攻下汴梁（今河南开封）、洛阳（今河南洛阳）、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今陕西潼关）等地，被授予征虏右副将军，留守汴梁。不久，又进攻山西，攻取怀庆（今河南沁阳），翻过太行山，攻克碗子城（今山西晋城南碗城村）等地，活捉元朝右丞贾成。又攻克平阳（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活捉元朝左丞田保保等，俘虏敌军将士五百多人。二年，冯胜率军平定陕西。三年，出兵西安，打败元朝大将扩廓帖木儿，俘获几万人马。又攻占略阳（今陕西略阳），活捉元朝平章蔡琳。论功封为宋国公，授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

当时，元将扩廓帖木儿在边疆多次骚扰。太祖任命冯胜为征西大将军，率领副将军陈德、傅友德等西征，打败元军，夺取了甘肃。在这次征战中，大将军徐达出师不利，而左副将军李文忠敌我伤亡相当，只有冯胜大获全胜，军队完整而归。

洪武二十一年（1388），奉命征讨曲靖（今云南曲靖）。二十五年皇太孙确立，加封冯胜为太子太师。在当时所排列功臣中威望最高的八个人之中，冯胜位列第三。太祖认为他功劳很大，所以为开国功臣之一。

傅友德是功臣为什么却被皇帝赐死傅友德（?～1394），宿州相城（今安徽淮北）人。他先是参加了刘福通的农民军，后来跟随明太祖。

在鄱阳湖之战中，傅友德驾着轻舟勇挫陈友谅的前锋，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战斗，与诸将在泾江口击杀了陈友谅。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跟从太祖攻打武昌，率领几百勇士一鼓作气夺取了高冠山（即蛇山，今属江西），脸颊中箭也不后退。武昌攻克后，接着又跟从徐达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二十五年，攻打安陆（今湖北安陆），身上九处受伤仍坚持作战，活捉了守将任亮。第二年，转战淮东，打败张士诚援兵，缴获战船千艘。镇守徐州时，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仍能屡败元军，于是升任江淮行省参知政事。太祖洪武元年（1368），跟从徐达攻太原，率领少数骑兵趁夜击退元军一万骑兵，又与诸将一起打败元将扩廓帖木儿。四年，任征虏前将军，率十万步兵、骑兵由陕入川，与汤和配合平定四川，太祖称赞“功为第一”。五年，跟从冯胜屡屡打败北元军，平定甘肃。十四年，任征南将军，率步兵、骑兵三十万出征云南，出奇制胜，消灭了元朝梁王的势力。此后，在多次征讨漠北的行动中，屡建战功。十七年，封颍国公。二十年，以副将军的身份跟从冯胜征讨纳哈出。二十三年，随从晋王朱棢、燕王朱棣远征沙漠，擒其太尉乃儿不花等。后又多次跟从燕王北征，或练兵备边。加封太子太师。

傅友德虽沉默寡言，但有勇有谋。他身经百战，每次战役必定身先士卒，因此所到之处都能立功，太祖也多次下令奖励慰劳。洪武二十五年，傅友德请求把怀远的千亩地赐给自己，惹恼了太祖。太祖不高兴地说：“给你的俸禄赏赐已经不少了，为什么还要侵害百姓利益呢?你没听说过公仪休的事情吗?”（鲁国人，很喜欢吃鱼，当了鲁国的相国后，全国各地很多人送鱼给他，他都婉言谢绝。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不接受，他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才不能随便收下别人送的鱼。如果我经常收受别人送的鱼，就会背上徇私受贿之罪，说不定哪一天会免去我相国的职务，到那时，我这个喜欢吃鱼的人就不能常常吃鱼了。现在我廉洁奉公，不接受别人的贿赂，鲁君就不会随随便便地免掉我相国的职务，只要不免掉我的职务，就常常有鱼吃了。”）第二年，便将他赐死了，廖永忠有大功为什么被处死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胡、蓝党狱”。实际上除了这两次集中的杀戮之外，他还采用比较隐蔽、比较温和的手段，除掉了不少曾创建过赫赫战功的忠臣，廖永忠（1323～1375）就是其中的一个。

廖永忠是楚国公廖永安的弟弟，随哥哥见太祖时，太祖问他志向，他就表示要“扫除寇乱，垂名竹帛”，得到朱元璋的嘉许。其后多次被委以重任，立下汗马功劳。他有军事才能，善于指挥。在进攻江州（今江西九江）的战斗中，巧妙地设计出“天桥”，利用江州临江的地理特点，按照城墙的高度，在船尾造桥，靠风力推动使船逆行将桥靠上城墙，士卒缘桥而上，很快攻下了守备森严的江州城。在鄱阳湖之战中，使用火攻，大败敌军。他“乘风纵火，焚敌楼船数百。又以六舟深入搏战，复旋绕而出，敌惊为神。”因此，朱元璋亲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赐给他。他还先后平定两广和蜀地，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在平蜀后，朱元璋撰《平蜀文》表彰战功，其中有“傅一廖二”之语，即认为他的功劳仅次于傅友德，给予极高评价。

除了这些战功之外，廖永忠还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趁迎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今南京）之机，在船行到瓜州渡口时凿沉韩林儿的坐船而淹死他，为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

那么，这样一个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屡建奇功的忠臣，为什么被朱元璋处死了呢?

关于廖永忠被处死的直接原因，按照《明史》中的记载，是因为违制。“八年三月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朱元璋十分痛恨官吏违法，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兴等人因恃功乱法也是不能容忍的。但像所谓的“僭用龙凤”之类的事情类似于莫须有，完全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廖永忠之所以被处死的真正原因，历来众说纷纭。但较为世人接受的说法是朱元璋为消除隐患，以免将来强臣压主。有一则宫廷秘闻，也许可以解释像廖永忠这样的功臣之所以被杀的深刻原因：有一天皇太子劝说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便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让他去捡。皇太子一把抓住棍子，被刺扎破手掌疼痛难忍。朱元璋说：我是在事先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难道你不明白我的苦心吗?由此看来，廖永忠因“僭用龙凤”而被处死，只是借口而已。

胡美为什么能列入功臣行列胡美（?～1384），沔阳（今湖北沔阳）人。他本名廷瑞，为避朱元璋讳，便改名美。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最初，他在陈友谅手下做官，是江西行省丞相，守卫龙兴城（今属江西）。朱元璋早就听说胡美是不可多得的良将，所以在攻下江州城（今江西九江）后，便派使者招降。胡美尽管再三权衡，最后还是派郑仁杰前去表示愿降，但提出不能遣散其原来所统帅的部队。朱元璋心里不同意，这时，谋臣刘基悄悄地踢了踢朱元璋的坐椅，暗示要答应。朱元璋心领神会，便答应了，胡美投降后，仍为原来的官职。

既然打定主意归附朱元璋，胡美做事就处处为朱元璋考虑，极尽忠心。例如他要投降时，同僚康泰、祝宗并不愿意，胡美便将这个情况暗地告诉朱元璋。朱元璋就命令他跟随徐达一起率兵征武昌，康泰、祝宗留下趁机叛乱，攻陷洪都。徐达回兵，结果祝宗战败而死，康泰被抓回建康。因康泰是胡美的外甥，朱元璋便赦免了他。其后，胡美又与徐达等人攻取淮东，进伐张士诚，攻下湖州（今浙江吴兴）。班师回来后，他被加封为荣禄大夫。

这年冬天，朱元璋又命胡美为征南将军，率军由江西攻取福建。胡美曾经攻打过福建，对其地理比较熟悉，所以，开始的进兵非常顺利，邵武（今福建邵武）、建阳（今福建建阳）守将先后投降。但在进攻建宁（今福建建宁）时，敌将陈子琦等试图以坚守不出的策略来拖垮胡美的军队。胡美屡次挑战，敌将都不应战。胡美于是命令军队加紧攻打，逼使陈子琦等不得不投降。胡美入城后，对百姓秋毫无犯。这一仗大获全胜，俘获敌军九千七百余人，缴获粮草车马无数。胡美把陈子琦等押送回京，又会同汤和等，逐步平定了福建。战后胡美留守福建。不久，朱元璋又把他召回，跟自己一起巡游汴梁（今河南开封）。

朱元璋即位后，封胡美为中书平章、同知詹事院事。洪武三年（1370）冬天，朱元璋论功封赏，以“窦融归汉”来称誉胡美的功劳，封为豫章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十三年，被改封为临川侯。

创建了如此大的功绩，若论当日功臣位次，尽管胡美的功劳比不上冯胜、傅友德、廖永忠、周德兴等，但他原本是陈友谅部下，属于“持兵两雄间，可观望而不观望来归者”的情况，且曾为大将，率兵攻城略地，对明朝能最终取得江山，有着独特的贡献，所以应当归入功臣之列。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功臣，其最终的结局却是非常不幸的。洪武十七年，胡美犯法当死；二十三年，李善长“谋反”事败，朱元璋亲写诏书逐条列举奸党，称胡美依仗长女是贵妃，就偷偷带着女婿进入宫乱禁，后被发觉，女婿受刑而死，他也被赐自尽。

康茂才立过什么奇功康茂才（1313～1369），字寿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元末时归降明太祖，授予秦淮翼水军元帅之职。

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以后，想与张士诚一起攻打应天府（今南京）。太祖知道康茂才以前曾在陈友谅军中服过役，与陈友谅有旧交情，于是就让康茂才派仆人拿着康茂才的书信去欺骗陈友谅，说自己愿意做他的内应，并且会把从长江到南京西城墙的三叉江上的木桥挪开，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陈友谅收到书信后非常高兴，决定与康茂才在木桥会合。仆人回来后把陈友谅的决定告诉了康茂才。太祖知道后，立即派人将木桥改成了石桥。陈友谅到了木桥，发现已经成了石桥，非常惊讶，连叫几声“老康”都没人答应，心下一慌，暗叫一声“不好!”连忙率兵后退，但为时已晚。刚退到龙湾（今南京西北部），伏兵四起，康茂才率领部下奋勇攻击，大破陈友谅军。陈友谅率领着残兵仓皇逃走。

第二年，太祖亲自征讨陈友谅，康茂才跟随，相继攻下安庆（今安徽安庆）、江州（今江西九江）、蕲州（今湖北蕲春）、汉阳（今湖北汉阳）、瑞昌（今江西瑞昌）等地，打败了陈友谅的八个指挥。后来，在彭蠡（今江西鄱阳湖）之战中，陈友谅战败而死。

后来与张士诚军大战于尹山桥（今苏州东南），康茂才手持大戟督战，英勇威勐，率领将士们打得敌军大败。

太祖洪武元年（1368），谋取平定中原，相继夺取汴（今河南开封）、洛（今河南洛阳），留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又招降绛（今山西新绛）、解（今山西运城西北）各州。他善于安抚百姓，所到之处尽量不惊扰当地乡民，因此百姓都很感激他的功德，有的还为他立碑颂扬。

洪武三年，征讨定西（今甘肃定西），回军途中去世。

耿炳文是老将为什么晚年不保其英名耿炳文（1334～1403），濠州（今安徽凤阳）人，跟随太祖创业多年，立下了赫赫战功。到洪武末年时，曾跟随太祖一起创业的绝大多数功臣中只有耿炳文和郭英两人还在世，因此，耿炳文很受朝廷倚重。

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起兵。惠帝任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攻打。当时耿炳文的兵力号称三十万，但真正参战的却只有十三万。后来耿炳文的部将张保投降了燕王，把耿炳文军的实际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燕王。燕王便放张保返回，让他四处宣扬燕军的气势，并称燕军即将要攻打过来。耿炳文信以为真，便率军准备迁移，谁知途中便遭到燕军的埋伏，耿炳文不得不率残留军队又逃回城池，坚守不出。燕王知道耿炳文是老将，一时无法攻下，因此围了三天就解围回去了。

未曾想，惠帝一听说耿炳文失败的消息，便听从了黄子澄的推荐派李景隆取代耿炳文担任大将军。耿炳文返回后，李景隆便代他出兵，结果，由于李景隆其实不懂策略战术，最终全军覆没。于是燕王称帝。

燕王称帝的第二年（1404），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弹劾耿炳文，说他的衣服和器皿中有龙凤的图饰，玉带也是红色皮带，属大逆不道行为。耿炳文知道自己被弹劾后，心里非常恐惧，就自杀谢罪了。

耿炳文自从追随太祖，便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深为朝廷所倚重，只可惜到老时有了二心，最终以自杀了结一生，未能保住自己前半生的英名。

郭英创建了哪些功勋郭英（1335～1406）是郭兴的弟弟。十八岁就跟随太祖创业，备受太祖信任。在跟随太祖征讨陈友谅等战斗中，他都参战有功。

以后郭英又攻打岳州（今湖南岳阳），击败了敌援军，返军途中攻克了庐州（今安徽合肥）、襄阳（今湖北襄樊），授予晓骑卫千户一职。攻克淮安（今江苏淮安）、濠州（今安徽凤阳及其周围）、安丰（今安徽寿县附近）后，郭英升为指挥佥事；又跟从徐达平定中原，跟从常遇春攻打太原，打下了兴州（今山西兴县）、大同（今山西大同），夺取了西安、凤翔（今陕西凤翔），巩昌（今甘肃陇西）、庆阳（今甘肃庆阳），攻克了定西（今甘肃定西县）等，升为河南指挥使。

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郭英跟随傅友德征伐云南，与陈桓、胡海分道进军攻打赤水河路。当时接连几天都在下雨，河水暴涨，于是郭英就命人砍木造船，趁黑夜悄悄渡河到达敌营，敌兵防不胜防，吓得四处逃散，因此得以平定各山寨。十六年，跟从傅友德平定了蒙化（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邓川（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夺取北胜（今云南永胜）、丽江（今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前后斩首一万三千多人，收缴精良盔甲数万，战船一千多艘。十七年，评论平定云南的功劳时，被封为武定侯，授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

洪武十八年（1385），加封靖海将军，镇守辽东。二十二年，跟从冯胜攻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使得纳哈出投降，晋升为征虏右副将军。

洪武三十年（1397），辅佐耿炳文到陕西守备边境，平定了敌寇高福兴。

华云龙有什么英名传世华云龙（1332～1374），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太祖起兵时归顺，跟随太祖征战各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龙江之战时，他埋伏在石灰山。双方交战激烈，死伤无数，人马疲惫时，华云龙跳上战马，大呼一声，直捣敌人军阵核心，他所率领的将士备受鼓舞，于是大败陈友谅军，乘胜收复了太平（今安徽当涂）。

又跟从太祖攻下了九江（今江西九江）、南昌（今江西南昌）、瑞州（今江西高安）、临江（今江西清江）、吉安（今江西吉安）等地。跟从徐达攻取高邮（今江苏高邮），攻克淮安（今江苏淮安）。跟从大军北伐，进军攻下了山东郡县，与徐达在通州（今北京通州）会师后，又进军攻克了元都，升为大都督府佥事，总管六卫所士兵留守兼北平行省参知政事。一年之后，又攻下了云州（今属河北），晋升为都督同知，并兼任燕王朱棣的左相。

后来，他到云州巡视，在牙头（今属河北）袭击了元将僧家奴的军营，俘虏了僧家奴及他的所有部众；又到上都（今河北开平）大石崖攻克了刘学士的各个寨子，剩下的元朝残兵都逃到了漠北，不再敢侵犯内地，从此华云龙威名大震。

朱亮祖是功臣为什么却被鞭笞而死朱亮祖（?～1380），六安（今安徽六安）人。他曾跟从太祖夺下了南昌、九江、武昌等地，又同胡深会师，攻取了桐庐（今浙江桐庐），围攻了余杭（今浙江临安东北）；辅佐李文忠镇守杭州，后又率军讨伐方国瑛和方明善。方国瑛和方明善所到之处，朱亮祖都一一攻下，最终他们两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到朱亮祖军营前去投降。太祖洪武元年（1368），朱亮祖又辅佐廖永忠攻取了广东，接着又攻取了广西，攻克了梧州（今广西梧州），平定了浔（今广西桂平）、贵（今广西贵县）诸郡；又与杨璟会师攻克了靖江（今江苏靖江）；同廖永忠攻克了南宁（今广西南宁）、象州（今广西象州），为太祖立下了赫赫战功。

朱亮祖的确为朝廷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朱亮祖是武将出身，虽然善于作战，勇勐强悍，却只知拼死作战，不知遵守礼法，经常做一些违犯法纪的事情。洪武四年，在率军伐蜀时，他就曾因擅自杀掉下属而没有受到赏赐。他在镇守广州期间，不仅放纵军士胡作非为，自己也横行霸道，甚至与地方恶霸沆瀣一气，欺压百姓，搞得天怒人怨。

番禹（今广州）的知县道同将他所做的违法乱纪之事奏明给太祖，但是，朱亮祖得知后，却抢先一步诬陷道同，说他不仅目无尊长，而且还与前朝遗民相互勾结。太祖看道同与前朝遗民勾结，当即就批示立即将道同斩首，派使者去广东执行。朱亮祖马上派人买通了使者，让他乘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迅速赶到广州，将道同斩首，使得道同含冤致死。过了几天，道同的奏章也送到了太祖面前。太祖才知道自己受了朱亮祖的蒙蔽，对朱亮祖贪污受贿、勾结土豪、扶植无赖、为害百姓的恶行有了清楚的了解。于是，他立刻派人前去追回诛杀道同的那道指令，并调道同入京。然而使者回来报告说道同已死。太祖知道一定是朱亮祖从中捣了鬼，因为照常理推算，那道命令是应当能够追回的。此时，太祖对朱亮祖的怒火已经不可遏抑，便派人到广东捉拿朱亮祖和他的儿子朱暹（xiān）进京，将朱亮祖、朱暹一起鞭笞而死。

周德兴与太祖是同乡为什么却被处死周德兴（?～1392），濠州（今安徽凤阳）人，与太祖同乡，从小就与太祖合得来，后跟从太祖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太祖洪武三年（1370），封为江夏侯，赐予铁券。同年，以征南将军的身份率军平定苗族叛乱，第二年又征伐蜀，攻克保宁（今四川阆中），又辅佐邓愈出兵南宁（今广西南宁），功绩超出诸将，所受赏赐也远远多于众将。

洪武十四年，五溪少数民族叛乱，当时周德兴虽然已经年老，但竭力请求出征，太祖认为他非常豪壮，便派遣他出征。到五溪后，叛乱的少数民族已经逃散了，又恰逢四川一带有叛乱，太祖又命他讨伐平定。

周德兴自小跟从太祖，不辞辛苦，立下了赫赫战功，威名远播，太祖很器重他。因此即便他凭借自己是皇帝的同乡，营造屋宅时逾越了制度，太祖也都宽恕了他，在当时的诸位功臣中，他年岁最高，因此赏赐一直不断。只可惜，在洪武二十五年，因他的儿子周骥扰乱宫廷，受其子连累，一并获罪，被诛杀。

蓝玉的生平情况如何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多次领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为明朝进一步统一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太祖称他“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

蓝玉（?～1393），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最初，他在常遇春帐下，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常遇春多次在朱元璋面前夸奖他，从而得到朱元璋的器重。从洪武四年（1371）起，他先后随傅友德、徐达等南征北讨。十二年回师后，他被封为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十四年，随傅友德征伐云南，建功最多，食禄增加五百石，女儿被册封为蜀王妃。

洪武二十年，蓝玉被封为征虏左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一起率兵出击元将纳哈出。进驻通州后，蓝玉率轻骑冒雪奇袭庆州，取得胜利。不久纳哈出请降，蓝玉设酒宴款待。纳哈出斟酒酬谢，蓝玉不喝，并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纳哈出穿，意思是纳哈出必须先降明称臣。纳哈出不肯穿，并将酒浇在地上，想要逃走。在场的常茂急忙上前阻拦，将纳哈出砍伤，拥至冯胜处。纳哈出部众四处惊散，冯胜花了很大气力才将其大部收服。回军路上，明军遭到藏匿起来的纳哈出余众的伏击，损失惨重，三千殿后骑兵全部覆没。冯胜的总兵印被收回，而蓝玉被拜为大将军。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率兵十五万征讨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进至百眼井，侦察不到元军行迹，便想引兵退还。可定远侯王弼不同意，蓝玉也就命令军队继续前进，并采用王弼计谋，穴地而炊，不让敌人看见烟火。到达海南，仍未见到敌人。后来侦知元主营地在捕鱼儿海（今内蒙古东部贝尔湖）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疾驰袭击，俘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数万人和大量牲畜，并获得传国玺、宝玉、金银印章等物，取得巨大胜利。在回师途中又破哈刺章军营，再获胜利。朱元璋兴奋异常，比蓝玉为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此后，蓝玉又奉命到西部地区进行过军事活动。

蓝玉自恃功高，日益骄横跋扈，蓄养大量庄奴、义子，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并仗势侵占东昌民田。当御史查问时，他竟将御史鞭打后赶走。在打败元主后，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接纳，竟纵兵毁关而入。起初，朱元璋本想封他为梁国公，就因为有这样一些过错而改封为凉国公。但蓝玉仍不思悔悟，在朱元璋面前举止不恭，语言傲慢，而且擅自决定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引起朱元璋强烈不满。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告发蓝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于是将蓝玉诛杀，被朝廷认作是蓝玉同党而受株连斩杀的约有二万人，史称“蓝狱”。

第三十二章

戚继光抗倭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南北分裂混战的后期。在内战中因失败而丧失军职的武士，流亡海上，成为无业“浪人”。他们勾结本国的流氓、奸商，在日本封建主的支持下，成群结伙到我国沿海，大肆掳掠，明朝人称之为“倭寇”。倭寇除了日本海盗外，还有不少从倭的中国人。嘉靖二年（1523），明政府撤消市舶司（明初在浙江、福建设立的对外贸易机构）后，断绝了对外通商关系。沿海豪门势家、海盗魁首组织船队。冒禁阑出，有的竟同倭寇互相勾结，走私发财。而中枢秉政之人，利于贩卖番货，收受贿赂，包庇纵容，如“海盗汪直，通倭为乱，（郑）晓议置重典，而严嵩颇宽假之”①。兼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②，这就更加助长了倭寇的侵略气焰。由于明初社会比较安定，海防整饬，倭寇还未酿成大患。

明朝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开始了统治危机，倭患也随之日趋严重。特别是明世宗嘉靖统治时期，政治更加腐朽。世宗崇信道教，妄求长生，二十余年不视朝，宫廷生活奢侈腐腐化。首辅严嵩贪婪成性。“私藏充溢，半属军储”③，文武将吏，多出其门下。以至沿海军事设施大都荒废，因而给倭寇大举侵扰造成了可乘之机。而这时日本已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各地的封建诸侯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便支持并组织自己境内的浪人和商人，到中国沿海冒险。倭寇所到之处，劫夺财物，焚烧庐舍，奸淫妇女，屠杀和掳掠大量人口，甚至对所掳婴儿“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④。倭寇惨无人道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为了保家卫国，沿海地区人民展开了打击倭寇的斗争。戚继光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锻炼出来的一位杰出的抗倭名将、民族英雄。

戚继光（1528-1587）字符敬，号南塘，山东登州（今蓬莱县）人。父景通，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历官都指挥，是一位精通军事的将领。戚继光幼年时“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⑤。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景通死去，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官职，担负起防御倭寇的重任。倭寇的不断侵扰，激起了这位青年将领歼敌卫国的怒火，就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了他的伟大抱负。

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十六岁的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统率三营二十五卫所⑥，督山东备倭事。当时山东的海防和其他沿海地区一样，工事残破，器械不全，兵员缺额，军伍不振。戚继光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他一面“振饬营伍，整刷卫所”，一面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于是山东沿海的防务，日渐巩固，倭寇为之敛迹。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因御史雍焯的疏荐，戚继光调转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事，司屯局事。明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对倭作战中，戚继光看到明朝军队腐败无能，临阵畏怯，一旦遇到敌人，则“数里以前，望贼奔溃，闻风丧胆”⑦的现实，认为有必要训练新军，彻底消灭倭寇，“遂条上《练兵议》，请练越人以从事”⑧。当时他的同僚和部下都蹙额认为不可，他们认为：“御倭事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倭可杀（尽）者，须待其饱载归，浮海击之，庶可获功赎罪而渔利复不赀也。”⑨然而戚继光练新兵灭倭患的雄心并未因同僚和部下将领的反对而动摇。他在多年来与倭寇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传统战法，如“水陆兼司，陆战尤切”；声东击西，示假隐真；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用寡击众，以正为奇；并力合势，先重后轻等，都体现在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根据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的积极进剿以求尽歼的作战方针。他针对僚属中存在的消极防守思想，明确指出：“凡司三军之上者必日练兵，夫必练字，即练丝者将生练熟以织彩之谓也。”⑩他还认为：“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意思是说，倭患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将其完全赶跑，而在于能否把他们彻底歼灭。他不顾僚属们的劝阻，将其练兵剿倭计划上给总督胡宗宪和巡抚阮鹗，胡宗宪和阮鹗迫于形势，原则上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并未能立即付诸实施。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才得招募了以勇敢著称的浙江金华、义乌地方的农民和矿工四千多人，进行训练，教以武艺，申明纪律；又根据江南地区山岭多、沼泽多、道路狭窄曲折，兵力不易展开的地形特点，并针对倭寇善设伏、猛冲锋、擅长短兵相接的惯技，创制了有名的“鸳鸯阵”法。这种阵法是以火器、弓箭作掩护，对敌人进行短距离搏斗的一种战斗队形。它以十二人为一战斗单位，最前一人是队长，领导小队作战。其余的人依次是：二人并列，一持长牌，一持藤牌；二人持狼筅；四人持长枪；二人持短兵；末一人是炊事兵。在战斗开始时，敌人进至一百步以内，放火器；敌人进至六十步以内，弓弩手放箭；再进，鸳鸯阵接着冲杀。以鸳鸯阵法进攻时，先是二牌手执牌并列前进，等到敌人长枪快及身时，牌手即投标枪击敌，接着取腰刀砍杀。狼筅手各跟一牌手身后，以保护牌手和掩护本队前进。长枪手每二支分别照顾一牌、一筅，如长枪进刺不中，短兵手即杀上救应。鸳鸯阵法不仅长短兵器互相为用，以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效能，而且把十二个人紧紧地结成一个战斗整体，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因此就有可能战胜个人武艺较精的倭寇。经过认真的训练，新军掌握了熟练的战术和阵法，成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意志的队伍，被人们称为“戚家军”。在此以后的御倭战斗中，戚继光就依靠这支新军，贯彻执行他确定的“大创尽歼”、“以次剿除”的作战方针。台州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

台州之战是戚继光在台州附近的新河、花街、上风岭、长沙等地连挫倭寇的一系列作战，亦称台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1561），倭船五十艘、两千余人聚集于宁波、绍兴外海，伺机窜犯浙江沿海地区。一股倭寇首先进犯台州东南面的新河，在城外大肆劫掠，新河告急。戚继光以唐尧臣率军2千人救援新河，在新河城南重创倭军，歼敌约200人，保障了主力军的作战。另一路倭寇自桃渚（今浙江临海东北）登陆后，向精进寺（在桃渚以北）进发，戚继光此时已进抵宁海西南的梁王铺。他得知消息，立即亲率明军以急行军先敌到达台州（府治在今浙江临海县）城外，由于连续行军，部队十分饥乏。此时，得知来犯之倭已进抵离城仅有2里的花街，戚继光立即决定主动进击窜犯之敌，要求部队为保卫台州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战，“亟须灭贼而后会食”。部队经过动员，个个“抵掌奋勇，莫不弃食以从”。明军在战鼓声中进抵花街，戚继光命令前锋以火器队轮番齐射，顷刻间击毙敌寇多人。倭寇气馁，把队伍分成左右两队，从两侧攻击戚家军。戚家军摆鸳鸯阵冲杀，正面、侧翼一齐出动，倭寇渐渐抵挡不住。狡猾的倭寇抛出大量金银财物，企图利诱戚家军。但是有着铁一般纪律的“戚家军”，却置之不顾，继续奋勇冲杀，倭寇大败溃逃，大量淹死在水中。此战共击毙倭寇380人，俘敌酋2人，缴获武器650余件，夺回被掳男女5千余人。

花街之战不久，一支两千多人的倭寇，再犯台州府城，在城东北的大田，大肆掠夺。戚继光率领1500人，在中途的上风岭设伏，以逸待劳，等敌人半数通过狭谷时，戚军鸟铳突发，居高临下，奋勇冲杀，倭寇仓皇应战，全部就歼。战后，原自宁海团前逃跑的倭寇，又聚众两千，联舻18艘，在长沙（今浙江温岭县东南）登岸，他们砍伐竹木，筑垒结巢，企图作长期的盘踞。戚继光当时驻军新河，他与僚属研究后，立即决定以水陆两军联合作战，突然进攻据守长沙之敌。行军中途遇雨，戚继光指挥士兵冒雨前进。明军分三路迫近倭巢，倭寇迎战不利，纷纷夺船遁逃，但船只早被明军焚毁，倭寇只得投海泅逃。因遇飓风，海浪滔天，泅海之倭全部淹死。畏缩于海滩的敌人，也被戚军歼灭。此次战斗戚军打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之枭雄悉绝”。

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戚家军连战皆捷，共斩获倭寇1400余名，敌人焚溺而死者4千多人，给侵台倭寇以歼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浙江总兵卢镗参将牛天锡等也歼灭了进犯宁波、温州一带的倭寇，取得重大胜利，浙东倭患基本平息。

台州之战所以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史上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战略指导上，戚继光坚持了“并力合势，先讨其重大者，然后以次剿除”的务在尽歼的作战方针。

其后，在福建的御倭战争中，戚继光更加有意识地坚持这一作战指导方针，对分据各巢之敌，不是同时进剿，而是逐巢夺取，依次剿灭。如仙游之战即是一例。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由于战功卓著，晋升为都指挥使。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福建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奉调援闽。在先后荡平横屿（在福建宁德东北）、牛田（在福建福清东南）、林墩（在福建莆田城南）三大倭巢歼倭近万人（包括胁从的明朝海盗流氓）后，戚继光率部回浙进行补充休整。于是倭酋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吾又何惧?”又收集残兵败卒，兴风作浪，并夺取了兴化城（今福建莆田），占领平海卫（在兴化东南）。兴化城的陷落，使“八闽俱震”，明廷再调戚继光和俞大猷迅速入闽驰援。戚继光接到命令后，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又到义乌募兵万余人，边行军边练兵，于三月开拔入闽。他写信给福建巡抚谭纶，请其协调三军行动，制定战场纪律，以确保战斗的胜利。在平海卫的战斗中，戚继光与总兵俞大猷、刘显分兵三路协力作战，斩敌2200余人，缴获兵器3900余件，解放被掳男女3千余人。次日又擒斩逃匿之敌170余人，达到速战全歼的目的。明军一举收复了平海卫，进入兴化府。

战后，谭纶同戚继光共商加强福建水陆防务事宜，并将议定的《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以图治安疏》上报朝廷。戚继光部署方毕，倭寇又聚合27000多人，大举入侵，福建形势复趋紧张。为迅速彻底消灭倭寇，戚继光上疏朝廷，请求给其“统一浙、福之责，重以节制调度之权”。是年十一月，朝廷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并浙江金、温二府，负责水陆军务。在这期间，戚继光在军事上的最重要贡献是解仙游（今福建今县）之围。

十一月初，倭寇万余向仙游进犯，从四面将仙游城包围起来。当时城内守军兵力单薄，戚军尚未到达，戚继光决定先取守势，于敌外围据险设垒，进行牵制，候援军到来，再行进剿。十二月初，戚继光的新军六千人回到福建，戚继光召集将领，商讨歼灭倭寇，解仙游之围的方略和部署。戚继光认为敌人兵力有一万多人，处于优势，不能同时进攻倭之四垒，宜逐一夺取。于是决定先以主力攻打南垒，然后再攻取东、西二垒，在城北之铁山设置疑兵以牵制北垒之倭。二十六日晨，大雾弥漫，咫尺不见人。戚军各部按计划从营地出发，直逼倭垒。当时倭寇正在结队攻城，戚军将至城下，倭寇始发觉。戚军首先猛冲倭寇南垒，火烧倭营，当即斩杀四五百人。余倭向东垒溃逃，戚军转攻东西垒，以“虎搏鹰击”之势，迅速焚毁倭寇三垒，共杀死倭寇一千余人。余倭数千人向北垒奔逃，戚继光督军奋击，又大败之，敌人尸横遍野。仙游之围于是解除。

仙游之战，是戚继光在平海卫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谭纶在评价这次作战时说：“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困；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对戚继光的军事艺术才能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十分允当的。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戚继光又在同安王仓坪大败倭寇，斩首数百，余众奔漳浦，“继光督各哨兵人贼巢，擒斩略尽”。少数残倭胆战心惊，流窜广东觅舟归国，“白昼辄相愕曰：“戚虎来矣，今而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东南沿海倭患至是平息。

戚继光领导东南沿海军民的抗倭斗争，历时十余年，前后数十战，“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创建了盖世奇功，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纪念是理所当然的。他在御倭战争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军事策略和战法，已成为留给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宝贵财富。

注释①《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

②《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③《明史》卷二一○《张羽中传》。

④采常吉《倭变事略》。

⑤《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七。《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记为：“总督三营二十四卫。”

⑦《纪效新书》卷首《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

⑧⑨⑩《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狼筅又名龙篼，是一种适应江南水田地带的御倭利器，用大毛竹做成（也有用铁做的），长约一丈五六尺，节密枝尖，梢加利刃，须力大的人，才能运用自如。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国榷》。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谭襄敏公奏议》卷二《请行赏罚以励人心疏》。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五。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严嵩擅权严嵩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委用最专，任用最久的内阁首辅。在位21年，贪而且奸，故《明史》列入《奸臣传》。

严嵩字惟中，分宜（今属江西省）人，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善于阿谀媚上，“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①，自翰林院一编修步步高升，直至内阁首辅，嘉靖七年（1528），严嵩任礼部右侍郎，奉明世宗朱厚熄之命，至湖广安陆祭告世宗生父②之陵。事毕，竞佞词连篇，献媚于帝曰：“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而霁。又石产枣阳，群鹤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世宗大悦，命迁升礼部左侍郎，之后，世宗将其生父人位于明堂祭祀，“以配上帝”，并拟称“宗”入太庙。初，“严嵩与群臣议沮之”，世宗不悦，严嵩惶恐不已，“尽改前说，条划礼仪甚备。礼成”，世宗赐金帛，“自是，益务为佞悦”③。

其时夏言为内阁首辅，严嵩与夏言同乡，然嵩先中举而官阶低于夏言。开始时，严嵩谨慎恭敬以事夏言，曾置酒邀言，亲至其第，夏言推辞不见，严嵩便竭尽阿臾奉承之能势，奴颜卑膝。夏言以为他是真诚相待，不以为疑。其实，严嵩欲夺其位而代之，惟恐夏言不去。不久夏言失宠，邀严嵩谋对策，而此时严嵩子正潜赴陶仲文（道士，为世宗所亲信）家，与之计谋排挤夏言之计。待夏言觉察严嵩所为，告之以亲近的臣僚弹劾严嵩，然而世宗已信任严嵩，不听。世宗对夏言愈益不满。世宗在西苑，许诸贵人得乘马，夏言“独用小腰舆以乘”；世宗信道教，爱戴香叶中，命尚方仿制沈水香为五冠，以赐夏言、严嵩等。夏言不知感恩，也“不奉诏”，推说“非人臣法服，不敢当”，而严嵩于召对时却欣然“冠之”，并“笼以轻纱”，令上见之。明世宗由此益恨夏言而爱严嵩。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严嵩“每燕见，顿首而泣，想言见凌状”，世宗遂手敕礼部，“历数言罪”。七月夏言被削职④。初，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⑤得幸”，至是，“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八月，世宗拜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仍掌礼部事。

严嵩之得以窃权弄奸，也在于世宗的昏愤。自十八年（1539）葬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一年（1542）宫婢之变⑥后，即深居西苑，专事斋醮祷祀，不入大内。廷臣长期不见天子面，惟严嵩“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当时严嵩已年过花甲，然“精爽溢发，不异少壮”。为表示勤于职守，并随时窥测世宗的意向，朝夕侍候于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世宗因对其嘉奖不已，曾赐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并加太子太傅以褒之。

夏言削职后，翟銮以资序在严嵩之上，为首辅。严嵩虽权出其上，而“终恶銮，不能容”，使言官论其罪，翟銮被削职为民，严嵩终于爬上首辅高位。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壁与严嵩同时入阁，而严嵩事事独断，不相关白，更不与闻票拟事，于是政事一归严嵩。世宗益喜严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久之，严嵩擅权自重，世宗亦有所觉察。自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至二十七年（1548）正月，一度使夏言复出，二次为首辅。然而不久又恩宠他移。严嵩不失时机，借河套事攻击夏言，夏言被杀，严嵩仍得继任首辅。自此又连任十余年，成为嘉靖年间任期最长的首辅。

经过此反复世宗对严嵩更加倚重。“帝尝以嵩值庐隘，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嵩年八十，听以肩舆入禁”⑦。然世宗虽厚待严嵩，亦不尽信其言。间或独断一事，或故示异同，以稍减其势。而严嵩更有其狡黠之手段以应对。据《明史·严嵩传》记载：严嵩父子独得帝意图，欲有所救解，严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嫩，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左右世宗喜怒，往往不失。于是士大夫纷纷趋向严嵩。当时称文选郎中万案、职方郎中方详等为严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耀、许论之辈皆惴惴侍奉于严嵩。

严嵩警敏过人，善于揣测帝意。而世宗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世宗御札下问，往往瞠目不知对，然严嵩子严世蕃，奸滑机灵不下于乃父。严世蕃凭借严嵩权势，官至兵部侍郎。严世蕃晓达时务，颇通国典。尝谓天下才，惟己与陆炳、杨博为三。严嵩使其子入值，代为票拟办事。严世蕃读御札，“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严世蕃又以重贿交结世宗近侍。世宗之言谈举措，无论巨细俱能知悉。故世宗所欲办之事，均早为准备，且能得世宗之意。严嵩耄昏，且旦夕当值西苑，部府有事请裁决，亦往往答以“与小儿议之”，或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严世蕃。故朝廷上下，颇有议论：明世宗不能一日无严嵩，而严嵩不能一日无其子。更有人以“大丞相、小丞相”称严嵩父子者。九卿以下官员登门求见严世蕃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有等候一天而仍不得见者。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送礼之筐篚相望于道。

严嵩父子倚仗权势，卖官鬻爵，招财进宝。朝中官员之升迁贬谪，悉凭对严嵩贿赂之多寡以定。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大将军仇鸾，因罪罢官，闻居已久，后贿赂严嵩，得任宣府大同总兵要职；工部主事赵文华，因贪赃获罪，被贬出京，贿赂严嵩后，重新入朝，与严嵩相结为父子，步步高升。严嵩党羽中，因罪被免职而又经贿赂重新复官者不乏其人。严嵩往往罗织门下，成为党羽核心。或有不愿投靠权奸之正直官员，严嵩父子施行打击迫害之同时，亦不忘敲诈勒索。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不得严嵩父子欢心。严嵩父子指使党徒将其陷害入狱。群臣不忍，拼凑白银三千两，送严世蕃，俞大猷始免于死，发至大同戍边。

严嵩父子之招财纳贿，已形成“制度”。“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⑧。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部主事张狲弹劾严嵩曰：“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之富）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⑨由于大肆敲诈勒索，招财纳贿，严嵩父子家财可与皇帝比富，在都城，有府第连跨三四坊，并有塘面积数十亩；在家乡，复有府第五处，皆雕梁画栋，峻宇高墙，巍峨壮丽不亚于宫殿，金银珠宝更不胜算。后严世蕃事发被抄家时，尚有黄金三万余两（一说三十余万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严世蕃曾自夸，“朝廷不如我富”。世蕃生活奢侈糜烂，“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严世蕃沉溺酒色，自诩“朝廷不如我乐”。

严嵩父子打击异己势力，手段狡黠，据《明史》载：世宗“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严嵩当政之时，前后弹劾严嵩父子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治犯哗、陈垃，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种、董传策皆被遣。叶经、沈铄借它过被处死。杨继盛则附其名于张经疏之尾以杀之。凡严氏父子所不悦，借迁除考察以斥逐者众，皆不露痕迹。而其中尤以杀害谏臣沈练、杨继盛两案最为天下人所不容。

锦衣卫沈练愤恨于严嵩奸贪误国，于嘉靖三十年（1551）弹劾严嵩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之岁例，阴制谏官，擅宠害政等十大罪，请世宗诛戮奸臣，以谢天下。疏上，沈练以诋诬大臣之罪被廷杖，谪保安。沈练至保安后，受当地人民尊重，聘之为师，教习乡中子弟。沈练缚稻草为人，指权曰：是为李林甫，是为秦桧，是为严嵩。与众子弟以箭射之。严嵩获悉，恨之入骨。严世蕃使其党设计陷害。适白莲教徒阎浩为官军所获，必死，且牵连极众。乃以沈练之名列于其中，斩沈练于宣府。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主要有：俨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伺世宗之喜怒以恣威福，窃君上之大权；让严世蕃代为票拟，纵奸子僭窃权柄；子孙无功而官，冒滥朝廷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臣；戒守将勿击俺答，误国家军机；中伤天下善类，专黜陟之权……。疏上，严嵩唆使世宗廷杖一百，并投入大狱。又操纵刑部，判处绞刑。然世宗犹未欲杀之，下狱二年不执行。嘉靖三十四年（1555），严嵩搜索必能批准处决之案，附杨继盛之名并奏，乃被弃西市。

严嵩擅权久，最后仍不免失宠于世宗。其失宠有一过程。

初，严嵩握权，遍引私人居要地。世宗渐厌之，而渐亲徐阶。徐阶亦善于撰青词，故得世宗宠幸。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徐阶得以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参与机务。三十七年（1558），徐阶门生吴时来、门生张狲、同乡董传策同日弹劾严嵩。严嵩密请追究主使者，然无所得。世宗乃不问而慰留嵩。此后，世宗对严嵩的行为渐生怀疑。

其时严嵩妻病死，严世蕃当护葬归。严嵩不能一日离其子，请求世宗同意由其孙严鹄代行，严世蕃仍留京城。因能干预各司事如故，然已不能入直房代父票拟。有时遇情况紧急，文书飞至，而严世蕃正与诸姬狎客寻欢作乐，不能及时解决。严嵩无奈，每自己动手，则又往往不能合帝意。明世宗对严嵩之不满于是更为加深。

嘉靖四十年（1561），世宗所居永寿宫火灾，徙居玉熙殿，因住所狭窄，世宗欲另外营建。询问严嵩，嵩答以请暂居南宫。南宫者，英宗为太上皇所居之地也，世宗深为不满。世宗转而讯之徐阶，徐阶建议重修永寿宫。及明年，工竣，改名万寿宫。从此世宗益亲徐阶而远严嵩。时有道行名方士兰，“以扶乩得幸”。帝密问“辅臣（指严嵩）行否”?道行诈为乩语。具言严嵩父子窃据朝政大权的罪行。世宗问：“尔果上仙，何不殛之?”兰道行又假乩言：“留待皇帝自殛。”明世宗迷信仙术。至此，不能不为之心动⑩。

四十一年（1562）五月，徐阶支持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氏父子。极言严氏父子不法。于是世宗令严嵩致仕，严世蕃被谪戍雷州卫。严世蕃未到雷州，半途逃归家乡，仍旧诽谤朝政，役使4000人大治园庭。

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南京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人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世宗诏令逮捕，论斩，皆伏诛。同时黜严嵩及诸孙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注释①《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②武宗朱厚照无嗣，死后由皇太后及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名义召兴献王朱祐杭之世子朱厚熄、武宗之堂弟入继帝位。即位后改元嘉靖，是为世宗。

③《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④《明史》卷一九五《夏言传》。

⑤世宗崇道，在宫内设坛建醮，祈求长生。祷文谓之青词。

⑥宫婢之变：世宗酷待宫婢。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世宗正熟睡。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密谋勒死世宗。据《万历野获编》卷一八载：“（宫女）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腹绞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入解之。立缚诸行弑者赴法……宁嫔王氏，首谋弑逆，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十六宫女全部被擒，凌迟处死，史称“壬寅宫变”。自此，世宗从乾清宫移住西苑。

⑦《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⑧《明史》卷二一○《王宗茂传》。

⑨《明史》卷二一○《张种传》。

⑩《明史》卷三○七《陶仲文传》附《兰道行传》。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第三十三章

海瑞上疏在我国历史上，海瑞是作为著名清官出现的。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生于明正德九年（1514），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皇帝。海瑞的时代，是明王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代。明代中期以后，贵族、官僚、地主加紧掠夺和兼并土地，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皇庄占有大量土地，有的占田“至三千八百余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①，一般也都占地至几千亩几万亩。世宗时的权相严嵩更“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②。大学士徐阶“有田二十四万亩，子弟家奴横暴乡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③。兼并之外，官吏贪污成为风气，从宫廷到地方，贿赂公行，横征勒索。由于土地兼并的继续发展和官吏的贪鄙残酷，农民破产流亡遍于大江南北，社会秩序因之动荡。

海瑞的父亲海瀚，是个廪生（享受政府膳食补助的在学生员），在海瑞四岁时就已死去，母亲谢氏，靠着仅有的十余亩祖田，加上自己做女红的一些收入，抚养海瑞成人。谢氏个性坚强，对海瑞教育很是严格。海瑞读书时，正是王阳明学说盛行的时期，王学的要点除了主要方面是唯心主义以外，还有提倡知行合一、理论和行动一致的积极方面。王阳明还提倡“立诚”，反对伪君子式的“乡愿”作风。这些对海瑞日后的为人影响很大。

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以一篇《治黎策》中了乡举。嘉靖三十二年（1553），海瑞被任命为福建南平县学教谕（校长）。他教育学生道德和文章不可分割。他主张读书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该对上官随便下跪。有一次，延平府知府来南平视察，县学里的人都下跪迎接，只有海瑞站在中间，作揖为礼，这样，左右低中间高，很像个笔架，他以此得了个外号，叫“笔架博士”。后升任浙江淳安知县，他看到这里“沃尓沃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的“不均之事”，决定重新清丈土地，规定赋税负担。这样，淳安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不少逃亡民户又回到故乡来。

海瑞生性耿直，素来反对贪污，反对官吏以权谋私。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他在任淳安知县时，有两件传诵一时、大快人心的事。一件事是拿办总督的公子。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仗着其父的权势，作威作福，嫌驿吏供应不够周到，竟命人把驿吏倒挂在树上。海瑞对此很是愤慨，便利用胡宗宪曾发布过总督出巡、地方不要铺张浪费的告示，没收了这个恶少所带的一千多两银子，上报胡宗宪，说此人冒充总督公子，胡作非为，败坏总督声誉。胡宗宪自知理屈，只得忍气吞声，不了了之。另一件事是挡了都御史的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以都御史的身份，出巡两浙、两淮盐政，一路上威风凛凛，到处贪污勒索，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一日，他要路过淳安去严州（今浙江建德）巡查。淳安吏民为此十分焦急。海瑞思索良久，决定将计就计，亲自给鄢懋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牌告明示：“素性简朴，不喜承迎……仰知台下为民为国，言出由中，非虚设也。”今番“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云：‘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供帐极华丽，虽溺器亦银为之，’……是毋乃官属承奉台下，乐为谀，不乐为直，误认台下之心欤”④?一番话义正词严，又极委婉，鄢懋卿虽然恼恨在心，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批示“照布告办”绕道而去，严州因得免除这场灾难。这两件事，使海瑞的名声逐渐传开。加上海瑞办事认真细心，重视刑狱，多次明断疑案，平反冤狱，深得百姓的爱戴。上官因为海瑞明察秋毫，连邻县久审不决的案件也移到淳安来审理或调海瑞去会审。这些案件的判决书后来都收在文集里，小说家、戏剧家从中选取一些案例，加以渲染，《大红袍》、《小红袍》、《生死牌》、《五彩舆》等戏剧和一些公案弹词在民间广为流传。

海瑞在淳安任上做不了少好事，改革了许多弊政，几年后，他总结经验，编成了一都书，叫作《淳安政事》。其中兴革条例有一个判断和处理疑狱的条例：“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刀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⑤。海瑞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乡宦谋夺小民田产，用假契侵界威逼，为富不仁，比比有之。这一条例，他在仕宦当中一直是身体力行的。

因为得罪了胡宗宪和鄢懋卿，海瑞虽然把淳安县治理得很好，最后还是被排挤离任。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调任嘉兴府通判，鄢懋卿指使党羽弹劾，降职为江西兴国知县。在兴国一年半，海瑞又办了不少好事：清丈了田亩，均平赋役，减少了冗官，打击了豪强，大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嘉靖四十三年（1564），海瑞被调到京城，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在京任职期间，进一步了解到明王朝的黑暗和腐朽，对国家前途深感忧虑，认为非大声疾呼不可。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海瑞冒死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个《治安疏》⑥。他在疏中明确指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他说：“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但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圣君，都未能久世不终。“陶仲文陛下以师呼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海瑞向嘉靖皇帝提出几项具体建议：一、停止玄修，日视正朝，与大臣们研究国计民生之大计，痛改几十年来君道之误。二、节约用度。他说：“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节省而国有余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几也。而陛下何不为之?”三、端正职守。他针对官吏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的弊端，提出“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

在奏疏中，海瑞在引用贾谊的《治安策》后说：像历史上汉文帝那样的贤君，尚多怠废之政，“陛下自视于汉文帝何如”?在历数嘉靖的过错后，海瑞直言无隐地说：陛下“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嘉靖帝常自比为尧，号尧斋，海瑞说他连汉文帝也不如，他怎能不冒火。海瑞批评嘉靖最尖锐的几句话是：“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这样大胆尖刻地批评皇帝，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难怪嘉靖看后大怒，要把他判处死刑。可是当他听左右的人说，海瑞素性刚直，居官清廉，并不怕死，早已准备好了后事，嘉靖又有些犹豫了。最后把海瑞下狱囚禁起来，直到嘉靖死去，才被释放出来。

海瑞不仅是一位著名清官、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经济学家。

隆庆三年（1569），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管辖江苏和安徽两省南部的大片地区。巡抚衙门设在苏州。海瑞任应天巡抚的时间虽然只有七个月，却是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一个时期，也是最能反映他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才能的一段时期。

应天十府历来号称鱼米之乡，但实际上百姓的生活异常困苦，江南粮差的繁重为全国之冠，加上土地集中的现象十分显著，特别是松江，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两京十二省无有。海瑞一上任，告乡官夺产者就有几万人。因此，海瑞说：“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太息者，难以一言尽也。”⑦更兼那一年江南发生了严重水灾，粮食紧张，农民纷纷逃亡，甚至铤而走险。海瑞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拯斯民于水火，为此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是兴修水利。海瑞推行以工代赈的办法，把赈灾和治水结合起来。经过调查研究，他了解到水灾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多年来水利失修，造成吴淞江淤塞，使太湖的水无法宣泄，一遇雨水过多，太湖便泛滥成灾。海瑞认为，太湖滨岸粮食的收成，不仅关系到当地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同时对整个国计民生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决定立即对太湖通海的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他亲自坐上小船，到处巡视督工。由于这件事符合两岸农民的愿望，广大人民热情很高，工程进展很快，仅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同时顺便把吴淞江北面常熟的自茆河也加以疏浚。吴淞江屡次疏浚，屡次淤塞，被认为是一项最艰巨的工作。海瑞以工代赈，所需费用又极节约，经费来源主要是各府、州、县的赃罚银两和请求留下苏、松、常三府漕粮改折现金后的差额，并未加重人民负担。既变水患为水利，又赈济了灾民，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海瑞是富有政治和经济头脑的。因此，就连一贯反对海瑞的淞江乡官大地主何良俊也不得不承认海瑞为民兴利的成绩，说：“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⑧海瑞巡视淞江府时，华亭县农民前来控告乡官侵夺民田的达万人之多。为了限制大地主的过分剥削，海瑞对于土地兼并问题采取了断然的行动，要大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田地。当时江南最大的地主乡官（退休居乡的官僚）前宰相徐阶一家占田达二十四万亩。海瑞勒令徐阶和他的弟弟徐陟退田，还把徐府数千名家奴遣散了十之八九。徐阶三个作恶多端的儿子都被海瑞拘捕，依法制裁。徐阶退出的田地，估计在一半以上。其他乡官见此情状，有的逃走，有的不得不依法退田。海瑞的行动，大大打击了豪强地主的气焰。李贽赞扬说：“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自是士大夫之名贪暴者，多窜迹远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⑨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所做的最大的一件工作，也是对人民最有利的一件工作，是他大力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法，早在嘉靖年间，浙江巡抚御史庞尚鹏曾在江南实行过，但影响较小。这次，海瑞采用庞尚鹏的成法，在应天十府内普遍推行，成效显著。一条鞭法的内容主要是把过去明王朝对于各府、州、县的各项杂款、均徭、力差、银差、里甲等等都编在一起，通计一省丁粮，通派一省徭役，官收官解，除秋粮外，一律改收银两，计亩折纳，总为一条，把复杂的赋役简单化了。一条鞭法的贯彻实行，改变了当时江南极端混乱和严重不均、弊端百出的赋役制度。由于一条鞭法使大土地所有者也要按亩负担一部分赋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则可免去一些不合理的负担，这对一般百姓来说好处较多。同时，一条鞭法规定可以“雇役”代替“力役”，保证农民有较多的自由时间从事生产，初步扭转了百姓逃亡、田地荒芜的状况，也为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劳动力的来源。再有，一条鞭法规定，除秋粮外，力役一概折银交纳，这就使农民对封建统治者所负担的徭役基本上货币化了，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海瑞在应天十府推行一条鞭法是全面而普遍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因为他毫不顾忌乡官和大地主的反对，后来终于被罢官而去，但是一条鞭法还是贯彻执行了的，而且受到人民的拥戴。所以《江南通志》上说，海瑞“行条鞭法，遂为永利”。

海瑞被罢官后，回到家乡琼山闲居了十六年。万历十三年（1583），他七十二岁，被起用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一到任就改革弊政，废除一些衙门向街道商户索取物品的陋规，用严刑制止官吏的贪污。不久，海瑞又迁升为南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在南京任上仅两年多，就于万历十五年十月病逝。海瑞死后，其下属佥都御史王用汲料理丧事，看到海瑞全部家当只有俸银十多两，绫、绸、葛各一匹，所用帏帐十分破旧，清苦得连一介寒士都不如，忍不住哭出声来。消息传出，南京百姓为之罢市，丧船过江，两岸站满了穿白衣送葬的人群，奠祭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注释①《明嘉靖实录》卷二三。

②《明史》卷二一○《王宗茂传》。

③伍志萃：《村居漫录》卷一。

④《禀鄢都院揭帖》，《海瑞集》上册第168页。中华书局版。

⑤《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117页。中华书局版。

⑥见《海瑞集》上册第217-222页。

⑦《启谭次川侍郎》，《海瑞集》下册，第423页。

⑧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四。

⑨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47页。

张居正改革十六世纪后半叶，日趋衰败的明王朝一度出现政治比较清明、国家转向富强的局面。在这场振弊起衰的转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杰出的政治家、宰辅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古称南郡，今属湖北省）人。他童年时，家道小康，所以他说：“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①但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二岁时补荆州府学员②。第二年，他到湖广首府武昌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磷接见居正，“许以国士，呼为小友”③。但为了砥砺张居正为大器，虽然文章出众，并未录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十六岁，通过乡试考中举人，顾磷解犀带相赠。居正二十岁赴京会试失利，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学习的后备官员，人们目之为“储相”，即后备宰相。庶吉士读书翰林院，有条件阅读外面难得见到的文献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词上下功夫，张居正慨然以天为己任，每日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大计。后来他在《翰林院读书说》一文中写道：“道不兼乎经济（经国济民），不可以利用，为学应该‘敦本务实’。”三年后，他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张居正任裕王朱载重（古厚字）的日讲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师，后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为穆宗。隆庆元年（1567）正月，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二月，又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④，纠正了嘉靖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欢迎。

明朝中期，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贪污成风，弊端丛集；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鞑靼逞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⑤，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切中时弊。但穆宗毕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辅李春芳宽和老成，不求兴革，但求朝廷安宁。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于明朝武备不修，鞑靼的俺答汗率众越过长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辅严嵩、统帅仇鸾束手无策，听任俺答大掠三日后回归塞外，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此后，俺答曾几次主动提出通贡互市，都为嘉靖帝拒绝，但又无力制止俺答南下，致使长城沿线地区人民深受祸难。面对鞑靼贵族的骚扰，张居正力主抵抗。隆庆时，在张居正的建议下，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命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创造了马、步、车相结合的战法，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防线上加修了“敌台”三千余座⑥，作为侦候守御之所。张居正对于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⑦。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贵族的进攻。隆庆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下，接受鞑靼的臣服，奉行了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张居正的极力支持。张居正认为：通贡后，朝廷给俺答所部的抚赏不过万余银两，而节省军费百余万，这样做不仅能使长城地区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农业生产免于战争的破坏，更可以借此兴修屯田，加强边备。从此以后，约有二三十年间，北边无战争。

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讲“综核名实”，就是“凡事务实，勿事虚文”⑧。他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⑨，痛斥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是“腐儒不达时变”。他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⑩，目的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整顿吏治，讲求实效。张居正认为，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名实不符。官僚们或“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圆滑阿谀之意）逢迎者，以巧宦（善于钻营趋奉）取容”。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政治腐败，官吏贪残，所谓“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此皆酿祸之根”。为此，张居正主张整顿吏治，裁汰一批因循苟且的官僚，奖励一些“急功进取”的官吏。他在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他在上给神宗的奏疏中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考成法规定，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对于各项章奏，都应立即转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此外，另立两本文簿，一本送六科备案，由各科查核执行情况，任务已执行者在册上注铛，未按规定执行者则纠举上奏；一册送内阁查考，如果发现六科所报有容隐欺蔽者，则加以举奏。这样，对于应办之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做到“月月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

按照明朝的祖制，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有封驳、纠劾之权，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之后，居正以内阁控制六科，就从立法上扩大了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权限，这不能不说是一创举。考成法实施后，对于贯彻朝廷政令，特别是在整理赋税方面，产生的影响最大。与此同时，张居正对于用人行政方面，也针对当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他提出今后用人，应当“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苟“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万历二年（1574），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的消极效应，张居正又推行了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努力尽心本职工作。他还主张慎选地方官吏。他说；“守令者，亲民之吏也。”请求皇帝“勒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经过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情况大为好转，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在职官方面，明朝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六部诸寺，但多半角同虚设。嘉靖、隆庆年间曾开始裁革。万历三年（1575），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朝廷下令：此后南京官员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有名望的大官和必须的属员以外，凡冗滥者皆裁汰之。这些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强调“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又说，“有功于国家，虽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嗍笑之微，敝祷之贱，亦勿轻予。”张居正说到做到。世袭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朝弼作恶多端，擅杀无辜，兵部三法司会议认为法应处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于国家，朝廷曾送给铁券，子孙许免一死，非有反逆实迹，应稍从宽宥，待以不死。张居正根据上述情况，拟旨“沐朝弼屡抗明旨，作恶多年，擅杀无辜，情罪深重。本当依律处死，但念元勋世裔，姑从轻，着革去冠带为民，押发南京随住”。万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进封他的岳父王伟为伯爵，吩咐内阁拟旨。居正无从拒绝，他说：“既有正德以后事例，王伟中宫至亲，臣等不敢抗违”。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圣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诏廷臣会议外戚封爵事理，诸臣议称：“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夫爵赏者天下之爵赏，人主所恃以励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属（指外戚），与有大勋劳之人，并享茅士（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劝有德也。今除已封见任者，姑准终身外，此后凡皇帝、驸马、俱要查照祖宗旧制，不许夤缘请封。”申明王伟的爵位只能终其身，子孙不得世袭。直到居正身后，这个限制才被撤销。

整顿驿递是张居正严肃法纪的又一项内容。明朝政府在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负担。民夫三年一幸占，周而复始。这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说是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护照）使用驿站。但到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官员甚至在驿站恣意滋扰，百般需索，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提出整顿驿递的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

张居正执法很严，而且从自身做起。他的儿子由京师回江陵应试，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保定巡抚给以照顾，发给勘合，居正随即缴还，并附去一信说：“仆忝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最难办的还是内监和衍圣公。内监是宫内的亲信，轻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们的上级去设法。衍圣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他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沿途骚扰，“百姓如避虏贼”。山东布政使据实秉告居正。居正答书说：“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后居正与山东巡抚重新商定，将衍圣公每年入朝，改为“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贡，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从而减少了交通干线附近居民不少的惊惶。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驿递状况大有改观，以致万历八年（1580），神宗派皇亲上武当山祈神赐子，也不敢使用驿站乘传。

三、治理河患，解决漕运。明代的黄河在今江苏滨海县境内出海，其中自徐州至清河（今淮阴西）的一段黄河又是运河河道，时称“借黄为运”。清河以东到出海口，黄河又与淮河共一河道，黄河水涨，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当时黄河经年泛滥，常使运河阻断，漕运不通，农田也大量被淹没，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大问题。张居正对此极为忧虑。为了解决黄、淮水患，他认为必须统一事权，由一人兼任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根据他的建议，朝廷于万历六年（1578）正月，命吴桂芳兼理河漕。不久吴逝世，居正又推荐有治河经验的水利专家潘季驯以工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衔，总理河漕，许以便宜行事。季驯从“民生运道两便”出发，采取“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的治水方案，治理黄、淮。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又给以充足的经费，潘季驯得以排除干扰，大胆地执行他的方案，改变了黄、淮两河经常决口，漕运不通的状况。“数年以来，居民既奠，河水安流”，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漕船也可直达北京，对农业生产和南北经济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是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他在任首辅后即曾尖锐指出：“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指严嵩）政以贿成，吏股（juān、捐，剥削）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指徐阶）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拖欠税赋）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为了富国足民，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为了均平赋役，必须首先清丈土地。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限三年完成，并且规定对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这次清丈正如他所说的，“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经过三年的努力，共丈得天下土田七亿亩，比弘治十五年（1502）超出二亿八千万亩。尽管这一田亩数额不免有所夸张，但毕竟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局部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实行。一条鞭法的内容比较复杂，各地施行也不一致。根据《明史·食货志》和其他史书记载，它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役法，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力差，一律折银征收，力差由官府雇人应役。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丁和粮各占多少比例，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实行不一，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赋役数目，以县为单位计算，以原有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这种把田赋和名目繁多的力役，总编为一条的办法，称为“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它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手续简便。施一条鞭法的实施，从实际效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减轻了一些地区农民的负担。《明史·食货志》说：“赖行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拮据）。”这种赋役制度，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赋役逐渐趋向一元化的历史进程。它规定的赋役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反转过来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以银代役，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万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间，太仓积粟达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全国五六年之用，国库积银也有六七百万两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财政支绌情况有所好转。诚如谈迁所说：张居正“洵经济之才也”。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神宗开始独自处理政务。由于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矛盾，竟招来身后的不测之祸。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为了发泄他对张居正“威权震主”的积怨，加上新进者的参奏攻击，竟强加张居正以乱政不忠等罪名，下诏剥夺张居正生前官号，并下令查抄张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张居正的改革也随之半途而废。然而，历史并不能由万历定是非，张居正作为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绩诚如崇祯朝吏部尚书李日宣等所言：“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这一评论还是公允的。

注释①《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

②《明史·张居正传》称一五为诸生，与《首辅传》同，当系嘉靖十五年之误。

③《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④《明史》卷二一三《郭朴传》。

⑤《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⑥《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

⑦《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⑧《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七《谢召见疏》。

⑨《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一一《杂着》。

⑩《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二《论时政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明通鉴》卷六六。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二《论时政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二《议处黔国公沐朝弼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二《论外戚封爵疏》。

万历本《明会典》卷一四八。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二《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二《答藩伯徐中台》。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三《答山东巡抚何莱山》。

《明史·河渠志》。

《明史》卷二二三《潘季驯传》。

《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行实》。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国榷》卷七○。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三《答应天巡抚何莱山》。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河漕王敬所》。

《国榷》卷七○。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反矿税监使明朝中叶，朝廷进一步加强对私营手工业的控制，尤其是采矿、制瓷、纺织、制盐、制茶等私营手工业倍受限制，且不断遭受盘剥和掠夺。明廷一再禁止民间开采煤、铁、铜等矿产，于制瓷业中实行“官搭民烧”，即将原由官窑烧制的瓷品，交民窑烧制，但出价极低，若烧不成，则由民窑赔偿，因此造成许多民窑破产。纺织业中则强制推行领织制度，官府出钱粮或丝料，交由机户织造，织毕交官取酬，不过“每发后期，且多扣克，以腹削之余，市腾涌之料”①，机户反因赔本而破产。明朝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商人未经许可，不得经销盐、铁。此外明廷严格执行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下海通商。而国内经商更是关卡林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粟，饔飧也而税；鸡豚，肉食也而税；耕牛、驴、骡，一畜产也而税。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县之内”②。

政府对私营手工业的限制与盘剥，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嘉靖、万历年间，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府库日渐空虚，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加剧。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神宗为了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陆续派遣大批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分赴各地课敛诛求。税使专事在重要城镇、关隘和水陆要道上设立关卡，课征商税。“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③。税使亦遣爪牙于长江上拦截过往船只，强行征税，以至于一舟扬帆三四百里，就要交五六次税。运河仅临清至济宁段，约400里长的河段上，“层关叠征”。而矿监更以开矿为名，见“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④。他们拆民房，掘良田，挖坟墓，无所不为。

矿监、税监使的“纵横绎骚，吸髓饮血”，极大地摧残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天下萧然，生灵涂炭”⑤，大量的工商业者破产，店铺倒闭。如河西务原有布店160余家，倒闭多达130多家。山东临清原有绸缎店32家，倒闭21家；布店73家，倒闭45家；杂货店则关闭了41家⑥。由此可见，“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⑦。商贾裹足，商业萧条，政府的税收亦大为减少。万历二十五年（1597），仅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淮安等地税卡每年可收税407500余两，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减少到266800两。

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极大地损害了工商业者及市民的利益，引起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的反抗。在一些地方出现工商业者武装开采矿产，武装贩运私盐、私茶的斗争，最终则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万历二十四年（1596），宦官陈奉领命人湖广采矿征税这位矿监使“恣行威虐”，奸淫劫掠，无恶不作。稍有不顺即鞭笞官吏，甚至白昼剽劫，“惨毒备至”。仅二年间，他在湖广地区就搜刮到“金宝财物巨万计”⑧。湖广商民对其行径恨之入骨，先后爆发民变十余起。万历二十七年（1599），这位陈奉又赴荆州征税，依旧随意加税，“剽劫行旅”。数千市民相聚，向其投掷瓦石。陈奉狼狈逃窜武昌。次年，陈奉继续在武昌征税，再次借机敲诈，凌辱妇女，横行霸道。愤怒的武昌市民连续发动反对陈奉的“民变”。商民六万余人包围其公廨。陈奉被地方官府救出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月，对武昌商民血腥报复，令官兵“举火箭焚民居”。再度被暴行激怒的群众奋起反抗，数万人又一次包围了他的公廨，吓得他躲藏至楚王府中。商民抓陈奉不得，遂将其爪牙“捆缚手足，投之于江”⑨。武昌商民的反抗斗争，终迫使明廷不得不于四月下令撤回陈奉。万历二十七年（1599），山东临清也爆发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税使马堂及其爪牙，在临清胡作非为，“白昼锒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者，藉其业之半；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直描夺之”。马堂原是天津税监，兼管临清税务。他在山东7年间，每年抽税不下十五六万两，而上缴朝廷不过七八万两，其间隐瞒税额共达130余万两。他在临清网罗地痞流氓数百人充当其爪牙，白昼抢劫，“抗者辄为违禁罪之”。马堂一伙的行径，造成“中人之家，破者大半”⑩。忍无可忍的临清市民“远近罢市”，“匡织手”王朝佐率万余民众围攻马堂，放火焚毁税监衙署，杀死其爪牙37人。事后官府手临清搜捕要犯，株连者甚众，王朝佐挺身而出，临刑前面不改色，英勇就义。

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也爆发反抗税监孙隆的斗争。孙隆和他的参随黄建节及地痞汤莘、徐成等12人，先于苏州设立“五关”，恣意征收商税，以至于“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以织造为业的织工更处于“岌岌乎无生路”的窘迫境地。孙隆一伙仍不满足，继而又议定，城内机户每张织机，收银3钱。又规定凡缯之出市者，每匠纳银2分。此法颁行之后，“机户皆杜门罢织”，机工则“自分饿死”。六月初三日，愤怒的织染工2000余人在织工葛贤的率领之下，于苏州玄妙观宣誓，“欲为吴民剿乱”，表示“宁拼死救此一方”，提出“不杀（税）棍、不逐孙不休”的斗争口号。反抗的市民制定了不取一钱一帛、不错杀一人的严明纪律。葛贤手持芭蕉扇指挥市民，先后殴杀孙隆的爪牙汤莘、徐成等人，捣毁税监行署，逼迫苏州府衙交出孙隆。他们还捶死税官多人，纵火焚烧豪富宅第等10余家，且于城郊遍贴榜文：“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在市民的反抗斗争面前，孙隆吓得到处躲藏，最后在地方官府的保护之下，偷偷熘出苏州城，逃往杭州。明廷恐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将孙隆撤换掉。

湖广、临清、苏州等地工商业者及市民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此起彼伏，形成明后期反抗明廷横征暴敛、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潮，而且很快向其它地区蔓延发展，形成一股规模宏大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洪流。

明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江西景德镇爆发了瓷窑工人反对税监潘相的斗争。万余名瓷工奋起反抗税监的暴虐，放火烧毁御窑，打死潘相爪牙陆太守，潘相本人也被儒童殴打致伤。

万历三十一年（1603），太监王朝管督北京（今北京）西山煤矿，他恃矿监之权势，向民窑大肆勒索。民窑主王大京代表诸窑主与王朝等人交涉，却遭拘捕。这一行径激起窑主与窑工的联合反抗。窑工和运煤夫结队，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内示威，“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这场斗争直接威胁到位于京城的朝廷，明帝不得不撤走王朝。

万历三十四年（1606），云南也爆发了反对矿税监杨荣的斗争。奋起反抗的百姓杀死杨荣，投尸于烈火之中。

此外，西安、新会、香河、福州等地的工商业者和市民也相继掀起反对矿监、税监的斗争。这场斗争始终不断，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它与农民反抗明朝腐朽黑暗统治的斗争相呼应，沉重地震撼了明朝的统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

注释①《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③④《明史》卷八○《食货志》。

⑤《明史》卷三○五《陈增传》。

⑥《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⑦《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三一《杂税》。

⑧⑨《明史》卷三○五《陈奉传》。

⑩《明史》卷三○五《陈增传·附》。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

第三十四章

李贽自刎李贽，字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嘉靖六年（1527）诞生于福建泉州一个海商世家。幼年家境平平，7岁丧母，随教书谋生的父亲读书识字。他自己曾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所以虽然读了不少经书，却都是勉为其难的，因为实在“无以消岁月”。

虽然李贽天生一副“反骨”，天生对传统的儒家经典反感，但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子，他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通过科举入仕。嘉靖二十八年（1549），李贽考入泉州府学。三十一年（1552）中举，这一年他26岁。三年之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从此以后，他做了20多年的地方官，从共城县教谕直到姚安知府。终因不忍“含垢忍耻，游戏仕路”，而于万历八年（1580）弃官到湖北黄安定居，不久迁居麻城龙湖，开始了后半生的读书、著述和讲学生活。

明代中晚期，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所倡导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人称“王学”或“心学”）特别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明学派流衍出许多流派。据《明儒学案》记载，当时有所谓“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北方王门”等等。在各个流派中，有的是恪守师说，如以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人为代表的江西“江右王门”；有的对王学思想加以发展，甚至走向王学的反面，如以颜山农、梁汝元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也有接受王学影响，最终自立门派的，如王艮的“泰州学派”，梁汝元、罗汝芳等人也是“泰州学派”的后学。

李贽在中年后接受了王阳明的学说，又曾拜王艮之子王襞为师，接受王畿、罗汝芳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又曾潜心研究佛学，受到禅宗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但是，由于他的秉性、教养，尤其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及时代对他的影响，促使他的思想能突破王学及佛学思想的羁绊，在反对假道学、批判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斗争中，提出并阐述自己的具有时代特色和启蒙色彩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

退出官场定居龙湖后，他“闭门下键，日以读书”，“寒不停，暑不辍，夜不休”，寻找批判假道学及传统思想的锐利武器，终于写出大批富有批判精神的著作。当时的封建卫道士们以“异端之尤”视之，而李贽本人也以“异端”自居，并且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自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虚名加我。”①为了表明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异端”分子，他写下了《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名的离经叛道的著作。

《焚书》和《续焚书》，是李贽和当时的道学先生们的论战集。《焚书》“将《论》、《孟》逐节发明”，也就是说，要将《论语》和《孟子》二书中的疵谬逐一加以揭发。自汉尊儒术至宋朱熹注四书，《论语》和《孟子》在一般人心目中不啻圣物，何人动得!李贽此举确是使奉孔盂为圣人的封建卫道士们如祖坟被掘。李贽也深知自己的书中多“忿激话，不比寻常套语”，“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②，所以起名为《焚书》。

《藏书》是李贽对自战国至元朝灭亡期间八百多年重要历史人物作重新评价的历史著作，《续藏书》则是对明代历史人物的评论集。他在这两部著作中大作翻案文章，觉得历来为封建卫道士们称颂膜拜的圣贤只是“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现在他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只因见解“与世不相人”，所以只能“藏之后世”，故而取名为《藏书》。

宋明以来，理学家们把孔子的言论奉为神圣的教条，统治者则以四书五经为行赏作罚的准则。李贽却大胆地指出：不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昔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哉?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何是非也，而遽可以定本行赏罚哉?”③他痛斥盲目的尊孔，鄙视对六经的迷信，认为六经不过是忠臣及臣子对统治者的溢美之词，而《论》、《孟》亦不过是孔孟门弟子残缺不全的笔记而已，不足为据，更不堪为“万世之至论”。

理学家们整天喋喋不休，强调要“去人欲，存天理”，以为“理”乃是凌驾于万事万物之上的。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④如同穿衣吃饭都是禅一样，他主张应该去空洞之理，复人之本欲，使人成为“童心”再现的“真人”。“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⑤。

李贽一生充满坎坷与不幸，二十余年官场经历使他对混迹官场的道学官僚认识得很透彻。他指斥道学家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穿着儒雅，行若猪狗”，嘲笑他们是一群无才、无学、无识的蠢人，除了因循守旧、打拱作揖，别无所能。

对于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点，李贽也颇有不少惊世骇俗之论。理学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说寡妇可以再嫁；卫道士说卓文君是“淫奔”，他盛赞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结合是“善择佳偶”，合乎自然之性；史学家说武则天是篡夺大权，他激赏武氏以女流而治天下，是了不起的女强人；统治者视百姓因无奈铤而走险是“大逆不道”，他却说官府的腐败“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传统的观念是“男尊女卑”，女人永远是女人，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⑥在禁锢深重的封建时代晚期，李贽的呐喊给思想界带来一线光明。同时，他公然的离经叛道也使理学家们恼羞成怒，使统治者胆战心惊。他们围攻李贽，对他施加种种政治迫害，说他“狂诞不经，大逆不道”，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万历三十六年（1602），皇帝亲颁圣旨，缉拿李贽治罪，76岁高龄的李贽愤而以剃刀切喉自尽，结束了他的一生。

李贽死后，他的“异端”思想仍为统治者所畏惧。从明到清，统治者们总是设法禁毁他的著作。值得庆幸的是，李贽死后，其“名益重，而书亦传”，这大约是统治者和理学家始料未及的。

注释①《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②《焚书·自序》。

③《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④《焚书·答邓石阳书》。

⑤《焚书·童心说》。

⑥《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魏忠贤乱政明朝宦官之为祸，以熹宗时魏忠贤为最。

明初，设置宦官，仅为供奉内廷，备扫除之役而已。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前代之失，置宦官不及百人。后定为十二监及各司局，且定制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并铸铁牌于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①成祖以后，对宦官渐加委任，出伎、专征、监守、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始。及英宗宠信王振，武宗宠信刘瑾，宦官专权跋扈已不可制。及熹宗时，魏忠贤“挑斥异己，树立党羽，专擅宫廷，茶毒正士，其祸为有明一代之冠。

魏忠贤，肃宁（今河北肃宁县）人。少无赖，与群恶少赌博，不胜，为赌徒所逼，自阉，改姓名为李进忠。万历中，入宫为宦官。因与皇长孙朱由校之乳母客氏相好，深得皇长孙信任。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死，皇太子朱常洛嗣位，年号光宗。光宗即位不及一月而暴卒，乃由长孙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熹宗即位，魏忠贤、客氏并受宠。登位未逾月，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亦自惜薪司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恢复其姓，赐名忠贤。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该入司礼监，因客氏故得之。魏忠贤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与客氏狼狈为奸，清理内廷，排斥异己太监，分置心腹太监于内廷各衙门，用“司礼监王体干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③。内廷实权乃为魏忠贤、客氏控制。

掌握内廷实权后，魏忠贤又阴谋染指朝政。其时熹宗年少，不爱过问朝政，乃“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熹宗尤好木工作业。“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日与亲近之臣涂文辅、葛九思辈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又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④。每当熹宗引绳削木，全神贯注于木工作业时，魏忠贤等往往上前奏事，熹宗厌之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于是魏忠贤辈乃得擅作威福，为所欲为。魏忠贤又“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⑤钲鼓之声，震撼宫禁，带甲出入，恣为威虐，魏忠贤气焰益盛。

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兼掌东厂，操生杀大权。至此，嘉靖以来一度衰微之明代宦官专权局面又以魏忠贤为首再度出现。

东林党人对宦官势力之卷土重来深有疑忌。侍郎陈邦瞻、御史周宗建、王心一等，于熹宗即位之初即上言力请抑制魏忠贤及客氏势力：“请遣客氏外出。”结果非但不准，反而“俱被诘责”。刑部主事刘宗周弹劾魏忠贤误导熹宗不理朝政、终日嬉玩。熹宗大怒，幸有大学士叶向高力救，始免于难。魏忠贤、客氏有熹宗为后盾，东林党人抵制宦官之尝试均遭失败，而魏忠贤、客氏反设计奏驱逐内监王安出宫，加以杀害，以断东林党人与内廷之联系；又攻讦奏逐客氏之大学士刘一燥，刘被迫辞官。

初，神宗在位时，东林党人不受重用。光宗暴卒后，杨涟、左光斗等扶立熹宗登位。自此，东林党人始受重视。天启初年，内阁、都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皆为东林党人把持。叶向高、韩圹、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高位；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控扼言路⑥，东林权势，盛极一时。但东林党人失之偏激，难以容人。凡与东林党忤者，一概视之为邪党、异党，加以排斥。非东林党诸臣人人自危。及魏忠贤势盛，被视为邪党者，争附魏忠贤，欲仰仗魏忠贤以报复东林。一股以宦者为主干的邪恶政治势力逐渐形成，时人称之为“阉党”。

外廷诸臣中，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魏忠贤。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魏忠贤得内阁为羽翼，权势益张。至此，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的矛盾，与万历以来之党争相纠结，政治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

魏忠贤之乱政，引起朝廷内外极大不满。东林党人以正人相标榜，尤为愤懑。天启四年（1624）初，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群起弹劾魏忠贤阉党的罪行：“御史李应舁以内操谏；给事中霍守典以忠贤乞祠额谏；御史刘廷佐以忠贤谥荫谏；给事中沈惟以立枷谏。”“忠贤皆矫旨诘责”⑦。于是，副都御史杨涟出阵，上疏痛斥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中有：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腐化，穷奢极侈……大胆揭发，切中要害。疏上，忠贤惧，向熹宗哭诉，客氏从容为之辩解，王体干等太监也极力申辩。熹宗昏暗，对魏忠贤偏信不疑，温谕相慰，对揭发魏忠贤的杨涟反下旨严加切责，于是年十月下狱治罪。朝中魏大中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武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兀声等70余人又交章论魏忠贤不法，大学士叶向高与礼部尚书翁正春亦“请遣忠贤归私，第以塞谤”，皆不许。

为压制东林党人的攻击，王体干倡言用廷杖，以威胁廷臣。未几，工部郎中万燥上疏讽魏忠贤，被杖死。御史林汝翥亦被杖……一时罢斥者有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为讨好魏忠贤，始以同姓尊之为兄，继而自贬辈份而称其为叔。魏忠贤每外出，“辄坐文轩（装饰华丽之车），羽幢青盖（羽盖、旌旗皆用青蓝），四马若飞，铙鼓呜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跨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车夫）相随，属以万数”，朝中事无巨细，必派人持章奏，飞驰至魏忠贤面前，经其批复，方能办事。是则朝廷上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矣”!魏忠贤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⑧。

天启六年（1626），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之官吏竞相效尤，以至魏忠贤生祠遍天下，上至督抚大吏，下及武夫、贾坚、诸无赖子亦各立祠颂德。都城则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每建一祠，多者费银几十万两，少者亦几万两，“穷极工巧，攘夺民田庐，斩伐墓木，莫敢控诉”。阉党为在开封建生祠，竞拆毁民房2000余间，建九楹大殿，形似皇宫。或有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至行五拜三叩首礼。而监生陆万龄竟无耻胡言：“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魏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不拜者，均处以死刑。

魏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及客氏之弟侄亲朋，亦皆平步青云，高官厚禄。其侄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及少师，而“时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无子，五弟信王朱由俭嗣位，以明年为崇祯元年，是为思宗，世称崇祯帝。信王未登位前，深知魏忠贤之恶，及登位，魏忠贤失去靠山，其党自危。十一月，崇祯帝安置魏忠贤于凤阳，不久命逮捕。魏忠贤行至阜城，自缢身亡。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笞杀客氏于浣衣局。崇祯二年（1629），命大学士韩火广等审定逆案，凡党附魏忠贤者均列为逆党，处死、充军、罢官者共2000余人。

至此，“尽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

魏忠贤已死，而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仍在继续。

注释①《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②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上。

③《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④《三朝野苑》卷三。

⑤⑥《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⑦九锡文，古代帝王赐九锡予权臣时的诏书，内容皆谀颂权臣功德之词。

⑧《明朝小史》卷一三《天启录》。

⑨《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⑩《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东林朋党明朝统治的后期，随着张居正改革遭扼杀，政治陷入更加黑暗之中。此时，明帝朱翊钧（明神宗）开始亲政，然而他长期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挥霍浪费，甚至服食鸦片，不理朝政。朝中官员缺额不补，政事无人处理。就连奏疏也长期积压，无人过问。各官署衙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①。

随着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而朝廷内外更是党派林立，进而演变为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党争。在诸多的党派中，有以内阁辅臣沈一贯、万从哲，以及给事中姚宗文为首的浙党；有以给事中亓（qí其）诗教为首的齐党；有以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有以宣城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有以昆山顾天峻为首的昆党。党派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不惜相互倾轧、攻击。在诸多党派中，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东林党，以其改良社会的主张而于党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林党形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之中。由于神宗皇后无子，而王贵妃生子常洛，郑贵妃生子常洵。神宗宠爱郑贵妃，欲立常洵为太子。于是明廷出现了“国本”之争，吏部郎中顾宪成力主“无嫡立长”，而得罪神宗。之后，被罢官回故乡无锡。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等于无锡东林书院聚集友人讲学，由于他们“裁量人物，訾议国政”②，深得在野文人的响应，就连一些在朝官员也“遥相应和”③。因此而被时人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以三吴士绅居多，故与城镇的工商业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商及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东林党人针对民不聊生和腐败黑暗的统治，要求改革朝政，主张君主应“无所不统”，以加强集权统治。东林党人更勐烈抨击矿监税使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盘剥与欺凌，认为矿税监使四出聚敛，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④。他们还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胡作非为，尤其反对宦官的专权，反对贵族勋戚侵占和掠夺土地。东林党人这些主张和要求，对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缓和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深得许多朝野人士的赞赏和支持。

万历二十九年（1601），虽在东林党人等的支持和倡导下，常洛被立为太子，但朝廷内外的斗争更加激烈。万历四十三年（1615），宫中发生梃击案，有人执木棒闯入慈宁宫，将常洛致伤。东林党人王之案负责审理此案，审讯得知系受郑贵妃手下太监指使。然而有神宗的庇护，尽管东林党人指责是郑贵妃的阴谋，却终未有结果。

泰昌元年（1620），神宗死，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可几天后，又发生“红丸”、“移宫”两案。先是光宗腹泻，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气绝身亡，继而郑贵妃伙同李选侍挟太子朱由校起居于干清官，意在擅权。为此，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上疏，请求李选侍移宫，离开太子。

尽管这三案都发生在宫廷内部，是皇权之争，但却由此导致了党派之间激烈争斗的政治事件。东林党人中一批有抱负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抨击朝政，同时也勐烈攻击非东林党的大官僚招权纳贿、渔肉百姓的罪恶行径。而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党徒则凭借郑贵妃的权势，诋毁东林党人。于是东林党与其他党派之争愈演愈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光宗朱常洛病故，其长子朱由校继立为帝，是为熹宗。东林党人，大受重用，分居首辅以及吏部、兵部、礼部、都察院等官署长官要职，权极一时。“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⑤。受到沉重打击和排斥的非东林党人不甘心自己的失利，不遗余力地寻找反扑的时机。

朱由校即位后，虽重用了东林党人，可他却不理朝政，以做木活为乐事，朝政再度荒废。非东林党人与宦官魏忠贤相勾结，而结成“阉党”，其势力迅速扩大，明朝政局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之中。

魏忠贤，万历年间选入宫中为太监。熹宗即位后，始得宠幸，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天启元年（1621），熹宗诏赐乳母客氏香火田，且叙魏忠贤治葺祖陵之功。御史王心一上谏反对。不久，熹宗大婚，趁此机会，御史毕佐周、刘兰，大学士刘一燥等相继请求遣客氏出宫。然而这些劝谏都被熹宗拒绝，相反，“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用司礼监王体干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⑥。于是，凡上疏力谏，请求逐客氏出宫者，竟相继遭贬谪出朝。

魏忠贤权势日盛，原遭东林党人打击、排挤的反对派官僚，纷纷倒向投靠魏忠贤势力。不过，熹宗即位之初，东林党人于朝中势力尚强，叶向高、韩火广任首辅，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等人位居高官要职，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则控制言路，这些东林党官僚皆“力持清议”，所以魏忠贤还一时难以得逞。但魏忠贤却积极培植党羽，令其党羽肆意攻击东林党官僚“党邪误国”。东林党人也群起反击阉党，两党之争不断升级。

阉党于朝中为所欲为，气焰嚣张。党徒肉麻地吹捧魏忠贤，为其创建生祠。朝政日渐腐败，东林党人遂再度发难。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参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一时间，群僚响应，魏大中等70余位臣僚，“交章”议论魏忠贤“不法”。魏忠贤对此深感恐惧，而阉党则对此举恨之入骨，阴谋策划反扑，顾秉谦“因阴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贤，使以次斥逐。王体干复倡言用廷杖，威胁廷臣”⑦。

天启五年（1625），阉党借辽东经略使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失陷广宁之事，诬陷熊廷弼贿赂杨涟、左光斗等人祈求减罪，为此而大兴冤狱。熹宗不辨真伪，诏决熊廷弼，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先后被罢官。除杨涟外，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后被杖毙狱中。阉党仍不罢休，魏忠贤爪牙崔呈秀作《天鉴录》、《同志录》等，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开列了东林党人名单，凡不依附魏忠贤的官僚，一律列人东林党人名籍之中，以此大肆逮捕东林党人和政见不同者。魏忠贤还指使顾秉谦等人作《三朝要典》，掩盖“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真像。

魏忠贤及其阉党的倒行逆施，也激起朝野有识之士的反抗和抵制，阉党赴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苏州市民“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旗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⑧。事后，阉党、巡抚毛一鹭逮捕了带头反抗的市民颜佩韦等五人，将他们全部处死。而士人张溥为此写了《五人墓碑记》，以记述阉党的暴行。

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疯狂迫害下，东林党人几乎被捕杀殆尽，于是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人称其为“九千九百九十岁”。他为确保自己的权势，除提督特务机构“东厂”外，还于宫中创建万余人的“内标”，训练、武装太监，且带甲出入宫廷，一批官僚投附其门下，充当其义子、走卒。东林党人被翦除后，宦官专横跋扈，明朝政治更加黑暗、腐朽。

注释①《明史》卷二一八《方从哲传》。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③《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④《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⑤⑥⑦《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⑧《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第三十五章

国本之争与三案始末国本之争国本之争，乃指明代万历朝争立太子一事。

明神宗朱翊钧之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生皇三子常洵①。神宗因宠爱郑妃，进封为皇贵妃。对王恭妃则未加封，按明朝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之原则，皇位继承人首先应是嫡子，即皇后所生之子。“皇后无生，则按长幼次序立储。今皇后无子，常洛为皇太子，例应册立为太子，而神宗一再拖延，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皇贵妃有夺嫡之意，皇帝有废长立幼之心。是则以幼凌长，有悖于伦常之道，于是廷臣屡屡上书上言，请建储封王。首先为立储上疏切论者为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疏中议论郑贵妃之晋封不当，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为妥，进而请求“册立无嗣（即长子）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长慰，宗社之庆长矣”。此疏一上，龙颜大怒，姜应麟被废二十年。而此疏之上，引起朝廷极大震动，从此长达十余年的建储之争，拉开了序幕。

神宗对于群臣上疏，先是极力压制。最先上疏之沈璟、孙如法等皆被严旨切责，并以此获罪。压而不止，神宗又施拖延，以“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为由②。然而请求立储之疏仍接二连三，神宗坚持与群臣相抵，或不报，或答以“令候旨行”，甚者夺其俸，削其籍，降其职，罢其官……。拖又无效，神宗无奈，乃召首辅申时行申辩曰：“朕不喜激聒（吵吵嚷嚷之意）。近诸臣章奏概行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再渎拢（打扰之意），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③后年即万历二十年，到时皇长子十一岁。若十五岁，则当在万历二十四年。申时行乃按旨告诫诸臣安心稍候。故万历十九年自春及秋，大臣中未曾有言及者。

十月，神宗承诺册立东宫之期限在即，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以筹备东宫仪仗之预算报请批准，神宗见疏大怒，以大臣又来“渎拢”，乃下谕再延期一年。

其时廷臣纷纷以皇长子之“预教”请求神宗恩准。

按当时惯例，皇子如被立为太子，便要别居一宫，称为“东宫”，并配以东宫官属，称为“出阁”，太子应就读于翰林院诸学士，学习为君之道，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皇长子常洛虽尚未立为太子，群臣乃以“预教”请，欲以之显示皇长子不同于诸皇子之特殊身份。

皇长子应受教育，事体重大，于是神宗又出“待嫡”一招，宣谕“三王并封”，谓诸臣曰：“皇位继承，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三皇子（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择其善者为太子。”此说迅即为众议所驳倒。原因为立嗣虽应以嫡子居先，却无必授之说。“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由合乎“无嫡立长”。私下并有人议论，万历帝本人亦非嫡子。其时申时行已改仕归家，王锡爵位居首辅。神宗召王锡爵，令拟御旨，昭示三王并封之意。王锡爵不敢违旨，立即奉诏拟御旨。然在廷臣包围下，又外虑公议，遂又拟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只以前谕下礼官，欲行三王并封之礼，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委婉妥协。王锡爵自劾有误，请辞职，神宗亦迫于众议，收回成命。神宗欲以“待嫡”及“三王并封”扰乱皇长子“预教”之实施既未能果，皇长子十三岁时（万历二十一年，1593），如议照办，且各项礼节仪式悉与东宫出阁无异。

立储东官一拖再拖，皇长子已及冠婚年龄。是不待册立，先行冠婚?抑或先行册立，使皇长子以太子身份举行婚礼?对立双方又展开争论。郑贵妃一方主张先行冠婚，可使皇长子与诸子在婚礼上无所差异，而皇长子一方则认为冠婚乃大事，力主后者，先行册立。双方相持不下。直至二十九年（1601）皇长子年已二十（按明代宫廷惯例，无论太子及诸王，十五六岁便已达冠婚之年），不能再拖。神宗见立郑妃之子为太子事一再失败，立长之局难变，只得勉从众议。十月，册立长子常洛为太子④，不久加冠，并于次年二月举行婚礼。

皇太子乃未来之国君。册立东宫，确立皇太子地位，关系国之根本，故建储之争史称国本之争。

三案之一——梃击案国本之争方告平息，明朝宫廷中又相继发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反映了万历末年以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而激烈斗争的情况。

万历四十三年（1615），梃击案发生。

五月初四日酉时，有不知姓名男子，手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锚。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押送法司按问。慈庆宫者，皇太子朱常洛所居宫殿。当时，“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举朝震骇”⑤。次日，巡城御史刘廷元（浙党）审问后奏称：犯人名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迹似疯癫。又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浙党）会审，亦一如刘廷元所指，以张差犯有疯癫病具狱。而刑部提审王之采（cǎi采），心疑其非。十一日王之采乘当值日提牢，私讯张差。差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民间习称内监为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汝。’遂与我枣木棍，导我由后载门直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福大。”王之案备录其语，并将张差供词写成揭帖送交署印邢部侍郎张向达代为入奏，并在揭帖之末写道：“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要求绑文华殿举行朝审⑥。

以内阁方从哲为首的浙党攻击王之采胡言。坚持张差为疯癫，要求立即处决张差。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后经刑部司官复审，张差进一步供认：“不知姓名老公乃庞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吃也有，住也有。小爷者，内监所指皇太子也……。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⑦至此，真相大白，一时议论汹汹。中外皆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以扶立福王。郑贵妃大窘，向神宗哭诉，神宗亦难以解决。郑贵妃向太子极力表白，太子命内侍王安起草，下令诸臣不必多加纠缠。诸臣坚持追查元凶。

其时，神宗早已倦于朝政，不见群臣达25年之久。为了结此事，破例亲自出马。神宗驾幸慈宁宫，召见首辅方从哲、阁臣吴道南以及文武诸臣人内相见。神宗先责诸臣离间其父子，又令只把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处死，余皆不论。又执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曰：“彼从婴儿至今已成人矣。朕如别有他意，何不早就更换，且三皇子福王已出居其封地（河南），离此千里之遥，非朕宣召，彼能飞至乎?”皇太子曰：“似此疯癫之人，决了也罢，不必株连。”又曰：“我父子何等亲爱……”神宗连声问群臣：“尔等听（到）皇太子语否?”既然神宗、皇太子均不愿追究此事，群臣唯有听命照办之一途。出慈宁宫后，立即传谕法司，磔张差于市，庞保、刘成暗中处决于内庭。梃击一案草草了结。三案之二——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朱翊钧病死。八月初一日光宗即位。即位时已有病。数日后内医太监崔文异进泻药。光宗服后，病情加重，腹泻不止，一日三四十次，不能临朝。首辅方从哲等赴宫门问安。光宗竟“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⑧。二十九日，光宗召阁臣方从哲、刘一燥、韩旷等至乾清宫，光宗复问：“有鸿胪寺丞进药者安在?”方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光宗命宣李可灼至，李可灼诊病后进一丸，药色红，即所谓红丸者。光宗用药后稍有好转，称其为忠臣。诸臣出宫门外等候。下午，李可灼出，言复进一丸。方从哲等问病状，李可灼以如前对。九月初一日，在位方一月的光宗即驾崩。光宗为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光宗之死，内外臣僚皆归咎于李可灼。惟首辅方从哲以光宗遗诏，拟赏李可灼银50两，群情大哗。纷纷上言，弹劾李可灼及方从哲。方从哲始改赏银50两为罚俸一年。而事尤未息，群臣继续弹劾崔文舁、李可灼及方从哲三人。崔文舁原为郑贵妃亲信，擅用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有弑君之罪；李可灼连进二丸，致光宗于死地，未能寿终，弑君之罪不容恕；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其“十大罪、三可杀”，罪责难逃……先后上疏弹劾者主事王之案、刘宗周等四十余人。红丸一案最后以李可灼充军、崔文舁贬放南京、方从哲仍无事而告终。

三案之三——移宫案移宫案为三案最后一案。移宫所指宫殿为干清官。干清官地位之重要，左光斗曾有评说：“内廷之有干清官，犹外庭之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⑨干清官实乃帝权之象征，为妃嫔所向往者。

当光宗即位后，原一再阻挠的郑贵妃惧帝忌恨，一改往日常态，极力讨好光宗，以珠玉及美女四人进献，选侍李氏最得帝宠。郑贵妃又献媚于李选侍，两人互相勾连，郑贵妃为其争封皇后，请其随光宗皇帝迁至乾清宫（按：当时新天子尚无皇后，即位前之太子妃郭氏已去世）；李选侍亦请晋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于是光宗命首辅方从哲封贵妃为皇太后，方从哲命礼部照办，经侍郎孙如游力争，事乃止。后又召方从哲、刘一燥、韩旷等至干清官，光宗至东暖阁，仍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⑩。此后不久，光宗病死。光宗死后，按例李选侍当迁出干清官，由继承帝位之新天子入内居住。然李选侍坚持不迁。为此李选侍及兵科给事中杨涟等争斗不邑，由此生发很多变故，史称“移宫案。”

光宗皇帝死于即位第30天凌晨。由于死得突然，当时并无大臣守卫在侧。李选侍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企图挟持即将登位的皇长子、年方十六岁的朱由校据干清官，以操纵朝政。移时，阁臣方从哲、刘一燥、韩火广，尚书周嘉谟以及张向达、杨涟、左光斗等前往哭临（即向遗体告别）。至干清官内，遭侍卫内监持梃拦阻。经杨涟怒喝，始入。哭临毕，请见皇长子。皇长子被李选侍藏于暖阁不得出。廷臣问“皇储安在?”众内监不答。惟王安近前悄声告以实情，并拉皇长子出。廷臣一见皇长子，立即高呼“万岁”。左右挟住，出宫门登上御辇。此时官内仍不断传出“哥儿回来”之声。李进忠等内侍几次追赶出来，企图夺下皇长子。刘一爆靠紧御辇疾行，护送皇储到文华殿。在此等候的群臣拜呼“万岁”，当即把皇储先行立为东宫，暂住慈庆事内。至此群臣一方与李选侍一方的斗争已先胜一局。

群臣议定于初六日拥戴朱由校登极，登极则必先腾出干清官，于是诸臣纷纷上疏要李选侍从速离宫。其中，御史左光斗之疏曰：“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

李选侍其时正与李进忠谋划对策。直拖至九月初五日即新天子登基前一天，群臣愤怒已极，纷纷至干清官门外，高声呼喊，要李选侍迁出，声彻大内。李选侍慑于群情汹汹，不敢再拖，匆匆忙忙，于当日离开干清官，迁往仁寿殿暂住。次日，皇长子朱由校得以如期即位，且住进乾清宫。移宫一事，奎此似可了结，然由于搬迁时间太紧，竟又生出种种枝节，遂使移宫一事终又成为移宫一案。

由于搬迁时间过于紧迫，迁出时甚为混乱。当李选侍移宫之际，太监王安等从中恐吓。李选侍惶恐，未能等及侍从相助，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绸之物，俱为群阉掠夺。“内阉李进忠、刘朝、田诏等乘机窃盗内帑，据为已有。有人因怀藏金宝沉重，跌倒于乾清宫外，金宝撒满地上，暴露出偷盗之行为。当时被捉获者有内侍刘逊、刘朝、田诏等人，后陆续捉到者有王永福、姚进忠、姜升等多人，皆李选侍的近侍。

对乘乱盗取内府秘藏一事，新天子熹宗朱由校愤怒之极。传谕交刑部严办。被捕诸内侍到刑部，上下打点，非但无罪，而且散布流言，进行反击，曰：新皇帝待先朝妃嫔太薄。李选侍的侍人、内监，一旦失势，亦甚不满，对此着意渲染，沸沸扬扬，甚而传出李选侍投环自缢、皇八妹投井自杀的传闻。于是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责备阁臣于新帝即位伊始，即导之以违忤先皇，逼逐庶母，结尾又曰：“玉体未寒，爱妾奠保，忝为臣子，夫独何心!”给事中周朝瑞等迎头痛击痛骂贾继春为奸党。贾继春又上疏反击，疏中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等句，把外间传闻以骈句加以宣扬，传诵一时，成为各句。最后，才即位的熹宗不得已亲自出面，降敕谕说明移宫原委。杨涟亦有《敬述移宫始末疏》一文。事实真相方得以大白。杨涟暂且回籍以避风；贾继春上疏认罪曰：“凡疏上所言皆道听途说，实该万死。”最后仍不能免，被“除名永锢”。

“三案”均属宫廷案件。三案本末，已经有始有终，三案结局，元凶已获，罪人伏法，原可算已经了结。然明代末期，门户更多，党争更烈。及阉党魏忠贤当道，修《三朝要典》，三案全部翻倒：梃击案则祸首为王之窠，以“捏造案情，用以敲诈”之罪名受到围攻，先给以“除名”处分，然后将其抓入狱中，令其退赔。“赃银”八千两。退赔不出便按期追比（按期用刑逼索），逼死狱中。红丸案则祸首孙慎行，先是受“削夺”处分（即削去其官籍，夺去其所有官阶、封号），继又被遣戍宁夏（尚未成行，崇祯继位，乃得赦免）。至于东林党人如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均受追论。邹与李已死，仍遭削夺，高攀龙曾要严治崔呈秀之贪污罪，而今崔呈秀派出缇骑，将其抓进京去论罪。高攀龙于缇骑将到之时自沉于池而死。移宫案则罪魁并指为杨涟及左光斗，均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被定罪追赃。追不出赃乃五日一追比，用刑拷打，至体无完肤，惨死狱中。及崇祯嗣位，三案又翻了回去。崇祯先惩办罪大恶极的魏忠贤。魏忠贤得知要逮回京师自杀于行抵阜城途中。粉碎魏党后，乃为三案被冤诸人进行平反，冤死诸人均一一给以赠官赐恤；被遣戍者，召回复官任用。崇祯帝迅速而有效地扑灭魏党，消灭魏阉气焰，平反“三案”。

注释①皇次子生一岁而夭亡。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

③《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④明廷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封王后，福王长期逗留京师，廷臣不断请其就国，直至万历四十二年，福王就国后，群情始安。

⑤《明史》卷二四四《王之窠传》。

⑥⑦温功义《三案始末》。

⑧⑨《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八《三案》。

⑩光宗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而李选侍欲争封皇后。当时光宗语未毕，李选侍披帏立，呼长子朱由校入，与之语，又复出，皇长子对皇帝曰：“要封皇后，不要封皇贵妃。”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萨尔浒之战在现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有一座形势险要的山，名叫萨尔浒山，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次战争以明军惨败、后金（即后来的清王朝）军大胜而告终。从此以后，明朝在对后金的战争中，一直处于防御地位。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辽东守将李成梁贪污跋扈，国家的军费大部被他吞没，使辽东武备日益废弛。这时居住在今吉林东北部牡丹江、绥芬河地区的建州女真，一天天壮大。公元1563年，在其杰出领袖努尔哈赤（1559-1626）的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女真族内部的统一，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创建了大金汗国，史称后金。为了向内地掠夺口扩张势力，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指向明中央政权。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以此为口实，告天誓师，对明朝发动进攻。

“七大恨”的第一条，是说明朝杀害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原来明神万历二年（1574），建州右卫首领王杲（ɡǎｏ。稿）带兵进攻辽东，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打败，王杲投奔海西女真（居住在今松花江流域）哈达部王台，王台把他缚送到李成梁那里，被李成梁磔死。1583年，王杲的儿子阿台为父报仇，占据古勒山寨（在今辽宁新宾附近），反对明朝。李成梁利用明朝扶植的苏克素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明军攻打阿台，阿台困于古勒寨内，被部下杀死。明军攻入寨内，对战败者全部屠杀，连前来劝说阿台降明的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都是王杲的部将），也被杀死。因此，这就成为努尔哈赤进攻明朝的一个主要借口。

“七大恨”的第二、四、六、七条，是诉说明朝偏袒他的对手女真族的哈达、叶赫部（均为海西女真部落）。第三、五条，是说明朝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拘捕后金使臣，挟杀金人；遣兵驱逐柴河、三岔、抚安三路耕民，不容刈获。

努尔哈赤在发布誓师词后，亲自率领大军二万人，分两路进攻抚顺。在进军前，他向全军申明军纪：“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淫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拒敌者勿妄杀”①。同时颁布《兵法之书》，规定了用兵作战的原则：“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若我众敌寡，我兵潜伏幽邃之地，毋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是中吾计也，诱而不来，即详察其城堡远近。远则尽力追击，近则直薄其城，使壅集于门而掩击之。倘敌众我寡，勿遽近前，宜预退以待大军，俟大军既集，然后求敌所在，审机宜，决进退，此遇敌野战之法也。至于城郭，当视其地之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盖制敌行师之道，自居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斯善之善者也。”②在夺取抚顺的战役中，努尔哈赤正是运用上述的用兵之道因而取胜的。

抚顺城濒临浑河，是建州女真同明朝互市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青年时，常来这里贸易，因此这里的山川地理形势，他了如指掌。当时明朝驻守这里的是游击李永芳，以前努尔哈赤也曾同他打过交道。努尔哈赤派出先遣部队假冒商人来抚顺扣市，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然后后金主力乘机突入城内，捉住守将李永芳，抚顺遂不战而下。同日，后金军左四旗兵又攻占东州（今沈阳东南）、马根单（在赫图阿拉西南）两座城池。当后金军撤走时，明广宁（今辽宁北镇）总兵张承胤领兵万余人仓促来追。努尔哈赤派军环攻，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时，全歼明军，俘战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胜计。努尔哈赤在初战大胜后，又于同年七月，亲统八旗军，进鸦鹘（ｈú胡）关，围清河城（今辽宁本溪东北），明朝守将闭门固守，城上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千余人。努尔哈赤命军士头顶木板，从城下挖墙而入，城陷，守将及兵民万人皆战死。

抚顺败报传至京师，明廷举朝震惊。明神宗慌忙召集九卿科道会议，商讨“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决策。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后金军转攻叶赫部，叶赫部向明告急。明神宗感到边事十分危急，立即从全国各地调集军丁十万人③齐集沈阳，派兵部尚书杨镐（ｈàｏ号）为辽东经略，向后金发动总攻击。杨镐的作战方针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企图一举围歼后金军，其部署如下：

西路：即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领三万人担任主攻，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子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南路：即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率军二万余人，从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北路：即开原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领所部及叶赫兵共二万余人，由靖安堡出，经开原、铁岭，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东路：即宽甸路，以总兵官刘铤为主将，率官兵一万余人，会合朝鲜军队共约二万余人，经宽甸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辽阳和广宁为明朝辽东根本重地，派总兵官秉忠率兵一部驻守辽阳，为机动部队；总兵官李光荣率军一部戍守广宁，保障后方交通。并以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督运各路粮草。

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此人既庸懦昏聩，又骄躁寡谋。原定二十一日出师，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复改于二十五日进攻。杜松因大雪迷路，请缓师期。刘铤也以未谙地形，再请缓师。杨镐勃然大怒道：“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④杨镐只图侥幸取胜，置天时、地利、人心、敌情于不顾，限令明军四路兵马于三月初二会攻赫图阿拉。但是，四路明军出动之前，“师期已泄”⑤，作战企图已为后金细作侦知，因而努尔哈赤得以从容作出对策。

努尔哈赤探知明军四路进击的军事部署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皆山险，且远敌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⑥，并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⑦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努尔哈赤率八旗精兵六万人，再加上其它兵力共约十万人，集结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迎击来势汹汹的明军。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刘铤军先头部队从宽甸北上，后又侦知杜松军出抚顺关东进。努尔哈赤判断：“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⑧因此，只派五百人防守自宽甸来攻的刘綎先头部队，集中主力迎战杜松军。杜松是一个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的将官，他悬军深入，轻敌冒进。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军卒不待舟筏，策马渡河，浑河流急，明军淹死的不计其数。三月初一，他驰至萨尔浒。其时，北路马林军始由开原出铁岭，叶赫军尚未行动，后金军砍树塞道阻滞，尚在途中；南路李如柏军，虽由清河堡出发，但行动迟缓，二月二十九日则刚出鸦鹘关；东路刘铤军虽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宽甸，但因在凉马佃会朝鲜军，尚在马家口一带行进中。只有杜松所部“违期先时出一口”⑨，已进至萨尔浒。杜松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山下；自率万人进抵吉林崖（在萨尔浒东北），攻打界凡（在赫图阿拉西北铁背山上）城。

努尔哈赤命代善、皇太极率少数兵力援界凡，亲统八旗铁军冲向萨尔浒。明军用战车列阵，放火铳，发巨炮，炸弹爆发，血肉横飞。后金铁甲骑兵奋力冲击，在呐喊声中，狂扑明军萨尔浒大营。铁骑集中一点，攻陷方阵，突破战线，纵横驰突，一鼓作气，攻下了萨尔浒明军大营。紧接着，后金军又驰赴界凡。当时进攻界凡的杜松军，听到萨尔浒大营失陷的败报，军心已动摇，又遇到从吉林崖山下压过来的后金军，士气更加低落。杜松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企图占据山头，忽然大风扬尘，对面不见人，明军打起火把，从明击暗，铳炮打人丛林，对后金军杀伤甚微；后金军从暗击明，发无不中。后金军以数倍于杜松军的兵力四面围攻，杜松左右冲杀，矢尽力竭，落马而死，他率领的军队全军覆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说：“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等皆没于阵，横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杜松贪功冒进，轻骑深入，不谙地形，舍长取短，终于遭致惨败，是必然的。

明军主力杜松部被歼灭后，努尔哈赤又乘胜挥戈北上，急攻驻守在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三十余里）的马林军。马林见杜松兵败，所部军哗，急忙转攻为守，形成“牛头阵”：马林亲自率军驻尚间崖，依山结成方阵，环营挖三层壕堑，壕外排列骑兵，骑兵外布枪炮、火器、壕内布列精兵。参将龚念遂在斡珲鄂漠结营。潘宗颜在飞芬山扎营，两营相距数里，成犄角形。马林自以为“牛头阵”既能互相救援，又能以战车和壕堑阻遏后金骑兵的突袭。但他消极防御，兵力分散，恰好给努尔哈赤提供可乘之机。三月初三，努尔哈赤集中兵力进攻龚念遂营。后金骑兵猛冲龚营一隅，突破缺口后，接着以步兵正面冲击，攻破明军车阵，龚念遂营破战死。

努尔哈赤在攻破龚念遂后，又率主力进攻尚间崖，马林率军迎战。两军短兵相接，骑兵横驰，正在酣战之际，主将马林怯战，策马先奔，副将麻岩战死，余众大溃，后金军夺占尚间崖。接着率兵击破潘宗颜部，潘宗颜营溃战死。叶赫军至开原中固城，闻马林兵败，大惊而遁。北路明军。除主将马林率数骑逃回开原外，全军皆没。

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进攻宽甸路的刘铤军。刘铤治军向称严整，行则成阵，止则成营。炮车火器齐备，装备精良。努尔哈赤为全歼刘铤军，乃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战术，事先设伏于距赫图阿拉东南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以五百名精骑诈充明杜松军赚诱刘铤速进。阿布达里冈一带，重峦叠嶂，山路险隘，刘铤督令兵马单列行进。后金军弥山盈谷，伏兵四起，首尾齐击，四围厮杀。刘铤力战，中流矢而死。朝鲜援兵被迫投降。

杨镐在沈阳，听到明军三路败报，急令清河路李如柏回军。李如柏怯懦蠢弱，出师晚，行动缓，仅进至虎拦冈（在清河堡东），还没有同后金军交锋，即接到回师命令。后金哨探二十人在巡逻中，发现李如柏退兵，发出冲击信号，明军以为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后金军乘势斩杀四十人，获马五十，明军自相践踏，死伤千余人。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这次战斗前后不过五天，以明军溃败和后金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明军由于政治腐败，军事废弛、将帅不和、指挥失算而遭到惨败。后金汗努尔哈赤则正好利用明军上述弱点，再加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终于取得辉煌战果。后金军此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次惨败，完全陷入被动，辽东局势顿形危急。乾隆皇帝曾称颂这次战役说，清朝的“基业实肇乎此。”可见此役对后金的深远意义。

注释①《满洲实录》卷四。

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

③明军数字，各书记载不一。《三朝辽事实录》作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人，《辽广实录》作九万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作十万人，《光海君日记》作十四万人，《满文老档》和《清史稿》作二十万人，《清鉴辑览）作二十四万人。《清实录》作二十万人、号四十七万等。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四。

⑤《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⑥《清鉴易知录》前编二，天命四年三月。

⑦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明季稗史初编》卷一五。

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

⑨《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袁督师蒙冤袁崇焕，字符素，广东东莞人，为人慷慨有胆略。喜欢兵法，每遇老将退休士兵还乡，总要跟他们谈论边塞之事，通晓边塞守备形势，常以边塞将才自许。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朝见在京御史侯恂，请求破格任用，于是被提升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军队失败，朝廷议论扼守山海关，袁崇焕一人骑马趋出，亲自考察关内外形势，兵部发现袁崇焕丢失，很惊讶。家人也不知袁崇焕去向。不久还朝，述说山海关形势，自称只要给我军马钱谷，我一个人就足能守备。这时朝廷众臣更加称赞他的才能，就提升他做佥事，监督关外军务。经略王在晋让袁崇焕到前屯安置辽人失业者，袁崇焕连夜出行穿越荆棘虎豹生活之地，四更天就到达前屯城，将士赞佩他的胆量。王在晋对他非常器重，提升为宁远、前屯兵备佥事。然而袁崇焕看不起王在晋，认为他没有深谋远虑，因此也不完全听他的命令。王在晋议筑城八里铺，袁崇焕认为不合策略。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人，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巡行边塞，袁崇焕请带五千人驻扎宁远城（今辽宁兴城），以壮十三山形势，再另遣勇将救十三山难民。宁远离十三山二百里，有利则进据锦州，不利则退守宁远，为什么要把十万难民置之度外?孙承宗与总督王象干谋划此事，王象干认为关外军刚刚失败，士气沮丧，建议调发守关将士三千人前往救援。孙承宗认为有理，就转告王在晋，王在晋终未能救援，十万难民皆陷敌手，脱逃而来的仅六千人而已。孙承宗驳斥王在晋关于修双重城防的建议，谋划加强诸将吏的守备。命闫鸣泰防守觉华岛，袁崇焕主持宁远守备。王在晋、张应吾、邢慎言认为不妥。孙承宗最后还是按袁崇焕意见办理。不久，孙承宗镇守山海关，更加依靠袁崇焕，袁崇焕对内安抚军民，对外整顿边防，成绩显著。袁崇焕曾经核查出有虚报兵额的事，立即杀一名将校，孙承宗大怒说，监军难道能主生杀大事吗?袁崇焕向孙承宗认罪。可见他在军中执法之严。

熹宗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决定坚守宁远，佥事万有孚、刘诏劝阻，孙承宗不听，派满桂、袁崇焕前往。当初孙承宗曾派祖大寿修筑宁远城，祖大寿推测朝廷未必能远守宁远，筑城十分简陋，仅筑十分之一，又都不合坚守的要求。袁崇焕到宁远后，立即确定筑城的规模制度，即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命祖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别督造，次年竣工。于是宁远就成了关外重镇。满桂是良将，袁崇焕又勤于职守，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又优抚将士，部下乐为尽力。于是商旅流民从四处聚集，远近军民都以宁远为乐土。天启四年（1624）九月，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12000人东巡广宁，亲自查看北镇，到北镇祠庙祭杞，观看十三山形势，到达右屯，就从水路沿三岔河返回。不久晋升为后备副使，再进右参政。袁崇焕东巡期间，请求立即收复锦州、右屯诸城。但孙承宗认为时机未到。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与袁崇焕商量遣将分别占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缮诸处城防，派兵据守。从此，宁远又为内地开拓疆土二百里。

十月，孙承宗罢官，遣高第代替孙承宗。高第认为关外一定不能守，令诸军撤回锦右诸城的防守战具，把所有将士迁移到关内，督屯通判金启棕上书给袁崇焕说：“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①袁崇焕也认为不可退兵移民，并力争说：兵法云有进无退，锦州等三城已经光复，怎么能轻易撤出?锦州、右屯一动摇，那么宁远和前屯必然震惊，山海关门户也失去保障，现在应选择良将守卫它，不能再有别的想法。高第很顽固，不能听取袁崇焕的建议，并且还要撤出宁远、前屯两城守备。袁崇焕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②高第无从再刁难他，于是撤出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备，把所有屯驻上述诸地的兵都撤入关内，丢弃米粟十几万石，而沿途死亡者更多，哭声震原野，百姓怨恨，军队士气越发不振。

天启六年（1626）正月，清军大举进犯，西渡辽河，二十三日到达宁远。袁崇焕立即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海、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召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更刺血写书，从忠义相激励，部众都下拜，将士请效死命，于是把城外民宅全部烧毁，带着守城战具入城，坚壁清野以待军令。传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如有逃兵到他们两处，一律斩首不赦。人心开始稳定。次日，清大军戴檐、穴域、矢石不能退。袁崇焕命令闽卒罗立放西洋巨炮，伤城外清军。第二日清军再攻，再次被打败，宁远之围遂解。启傣也因燃炮炸死。启傣出身小吏，初为主赏功事，因勤敏有志，被孙承宗重用，提拔为通判，核实兵马钱粮，督造工程，疏理军民词讼，大得众心。战死后赐官光禄少卿，世荫锦衣试百户。其初，朝廷闻警，兵部尚书王水光，召集廷臣议战守之策，无一出良谋者。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关上而不救援。中外人士均谓宁远必不守，等到袁崇焕以捷报闻于朝廷时，举朝大喜。立即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熹宗并降金书奖励满桂等，进爵各不同。初，清兵解围后，分兵数万，进犯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人。袁崇焕刚刚守城，力竭不能救，高第退守山海关，违反了孙承宗的做法，折辱了诸将，他部下诸将因此而解体。杨麒也不被诸将尊重，以致见侮其部卒。因为高第、杨麒坐失援救，被罢官。而以王之臣代高第为经略，赵率教代杨麒为总兵赴任。

清兵所向，无不摧破，明朝诸将不敢议战守之事。诸将议战守，自袁崇焕始。三月，再次设置辽东巡抚，命袁崇焕任此职。袁崇焕因解围有功，逐渐骄傲，与良将满桂不和，请调任它镇，于是熹宗召还满桂。袁崇焕因王之臣曾上谏留满桂于任，又与王之臣不和。朝廷害怕两将不和贻误大事，命王之臣专督关内，把关外防务交袁崇焕全权处置。袁崇焕怕廷臣，中疏建议，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边守边屯，屯种收入，可减轻海运供给。大意是以坚壁乘问击瑕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他在《辽事治标治本疏》、《辽地屯田疏》等奏折战略战术进行了系统精详的论述。袁崇焕顾虑失信朝廷，自身难保，所以特意陈述自己的心情说：“顾勇勐图敌众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着，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筐，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③熹宗优旨褒答。冬，袁崇焕与刘应坤、纪用、赵率教巡视锦州、大小凌河形势，商议大兴屯田，逐渐恢复高第所弃旧土。袁崇焕认为，现在山海关第四城既已重新恢复，应当重新修缮守备，松山等诸城应调兵四万人驻守，缺一不可。熹宗答应照此办理。“八月，建州主殂（努尔哈赤死），子噶竿（皇太极）立，改元。袁崇焕奏遣喇嘛僧往吊，力言建州有通款之意”④，袁崇焕想与后金议和，派使者致书。清太宗回报说，清兵将讨朝鲜，也想因此与崇焕罢兵，能够使他们一意南下。天启七年（1627），再次遣使说明此意。于是清兵大举渡鸭绿江南侵朝鲜。当时，朝廷认为袁崇焕与王之臣不相能，召王之臣还朝。罢经略不设，把关内外战守之事完全交给袁崇焕负责。中官刘应坤、纪用并便宜从事。袁崇焕锐意恢复，乘清军出击朝鲜，遣将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再次使使持书议和。恰逢朝鲜和毛文龙一起告急，朝廷派袁崇焕发兵救援，袁崇焕以水师援救毛文龙，又派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带精兵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掣之势。可是朝鲜已被大清征服，于是明朝诸将乃不战而还。四月，“增设大帅，以杜文焕驻宁远，尤世禄驻锦州，侯世禄驻前屯，左辅驻大凌河，满桂驻关门，节制四门，仍赐剑以重事权”⑤。五月，熹宗命蓟辽总督闫鸣泰、分总兵孙祖寿移镇山海，满桂移镇前屯，赵率教、左辅及内监纪用领兵守锦州，袁崇焕移宁远，黑云龙移一片石。建州兵十五万攻锦州，平辽总督赵率教守锦城。赵率教遣使议和，皇太极盛气凌人地说，锦州是我家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要在此地筑城?还派两人随使者归城中。赵率教回答，若想得城，你们就打吧，不能狡辩得城!第二天早上建州兵分两路抬拉车梯等战具强攻城西北两面，马步轮流进攻。赵率教带领左辅、朱梅等奋力抵抗，炮火矢石交下如雨，直到午后，城下积满敌尸，到夜晚就向西南退兵5里扎营。第二天派骑兵环城而行。山海总兵满桂遣兵援救锦州，在爪篱山与建州兵相遇，由外夹击，大败建州兵。建州兵向东撤退，锦州之围遂缓解。

六月，建州兵攻宁远，总兵满桂等大战，将其打败。初，建州兵在锦州失败，进而攻打宁远。参将彭缵古用红夷大炮击碎其大帐营一座，长子召力兔贝勒中箭身亡。次子浪荡宁谷贝勒也阵亡，射杀固山4人，牛录30余人。第二天，增兵赴宁远，守兵出城迎战，连战数十回合，并发火炮矢石攻打，积尸遍野。四王子驻教场黄帐房，穿黄衣督兵攻城，到日暮时被杀死者更多，于是撤兵回，连夜东行；到五更天，在小凌河扎营，留精骑殿后。十多年来，没有谁敢与建州兵交战，袁崇焕宁远大掳，也只是依仗宁远城打退敌兵，这次与建州兵交战取胜，多凭满桂之力，随后又派诸军分路追击，建州兵全部退回沈阳。七月，辽东巡抚袁崇焕请假回籍。先是，建州遣使方金纳温台什渡河见纪用、袁崇焕议和谈条件，袁崇焕主议。不久，有事东江，又西攻宁远、锦州，王之臣认为都是讲和议款不当，与袁崇焕意见不合。而袁崇焕又素不被魏忠贤所喜，于是罢袁专任之职，加王之臣宫保，督师辽东，驻宁远，赐尚方剑，大帅以下听其节制，准袁崇焕回籍。世禄、祖大寿分别统领这五千降兵。熹宗诏命安置在塞外。

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至京师。崇祯在平台召见，问其守战方略。袁崇焕先说，辽东防务很不容易，五年之内需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才能成功。崇祯如其言向户、工、吏、兵四部下达圣旨。袁崇焕又说：“以臣之力，守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⑥皇帝起立倾听，加以安抚。大学士刘鸿训等复请赐袁崇焕尚方剑，允许便宜行事。崇祯完全听从刘鸿训之建议。袁崇焕又说明以前熊廷弼、孙承宗都因为权奸掣肘而不得竟其志。袁崇焕再次强调恢复辽东之计在于“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⑦。并重申恢复之计“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在至尊司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无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也，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⑧。崇祯深以为然，优诏答对，使勿多虑。二月，罢督师王之臣官。命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津，移驻关门。五月，建州兵攻河西高桥，塔山，又围大兴堡，总兵朱梅以炮击退其进攻。数日后，建州兵致书言议和条件，边吏不准，引兵还。六月，建州兵至锦州，攻陷骆驼、大兴等堡。七月，召廷臣及督师袁崇焕于平台，慰劳备至，至午门；兵科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五年能否平定辽东?袁崇焕说，因为庄烈帝急于求成，所以用五年之期安慰庄烈帝。誉卿说，如果皇上按期责效又该如何?袁崇焕无可回答。当时人们估计袁崇焕五年之期难以兑现。八月，建州兵攻黄泥窏，袁崇焕遣前锋祖大寿打退其进攻。

庄烈帝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诱杀虚功冒饷的皮岛守将毛文龙。袁崇焕再次出关任督师，自料无法实现五年荡平辽东的诺言，于是想与清兵讲和议款争取时间。八月，束不拘建州清兵自大镇堡分两路，一路从杏山高桥堡，一路自松山直逼锦州，进攻双台堡。不久又从大、小凌河毁右屯卫城而去。督师袁崇焕恐清兵西征，请求增戍关门，遣参将谢尚政等加强顺天防备。巡抚王元雅认为这是虚警，把他们调走。当时建州清兵想麻痹边将，果然不再出兵。大清兵越蓟州而西进，袁崇焕惧，急引兵护京师，于广渠门外扎营。大军鏖战，互有杀伤，当时所攻破的隘口，系蓟辽总理刘策所辖。崇焕闻变，千里援救，有功无罪，但京都人骤遭兵袭，怨谤纷起，认为袁崇焕纵敌拥兵，前又与其和议，诬其引敌，威胁朝廷议和，将为城下之盟，阉党残余分子交章弹劾。庄烈帝听说此事不能不惑。又值皇太极设问，散布说袁崇焕与建州清兵已有密约，并阴纵俘获宦官归朝传达这一消息，庄烈帝闻讯，信以为真，下袁崇焕诏狱，加之前被黜中官怀恨在心，多讪谤非议，后经法司审定袁崇焕谋叛，于崇祯三年（1630）八月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均流放三千里外，抄没其家。袁崇焕无子，家中也没有余钱。天下人都认为皇帝冤杀了袁督师。袁崇焕既被缚下狱，祖大寿溃奔而去，满桂急引兵与清兵交战，竞死于沙场。初，袁崇焕妄杀毛文龙，到此时崇祯皇帝又误杀袁崇焕，边事更无人支撑，加以内地农民起义纷起，明亡于清的大势已定。

袁崇焕这一冤案，直到清代撰修《明史》时，披露了皇太极设反间计一事之后，才算是真相大白。几百年来，人们怀念袁崇焕“横戈原不为封侯”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北京龙潭湖畔还有袁督师祠堂，供人们凭吊和瞻仰。

注释①②③《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④⑤《明史纪事本末》卷五《锦宁战守》。

⑥⑦⑧《明通鉴》卷八一庄烈帝崇祯元年。

第三十六章

李时珍修《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璧，又字可观，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西南）瓦硝坝人。出生于正德十三年（1518），逝世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是我国卓越的药物学家，也是当时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李时珍出身于世医家庭，父祖三代为医。祖父是一个走街串巷行医的“铃医”。父亲名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博通经史，以医为业，既具有丰富的诊病治病经验，又深通药学，曾充太医院吏目。著述有《四诊发明》八卷、《医学八脉注》①、《人参传》二卷、《蕲艾传》一卷，另有《痘疹证治》、《四言举要》等若干种。

李时珍幼受家庭影响，加之他自幼体弱多病，很早就对中医药学感兴趣，“好读医书”②，常随父兄进山采药，懂得不少药草知识。但在科举盛行的明代，由举业成名而步入仕途才是正道，所以在父亲的督促下，李时珍自幼诵习儒家经典，学习制艺。嘉靖十年（1531），在父亲陪同下赴黄州府试，中秀才。后来，又曾三次赴武昌乡试，三次落选。拜理学名家顾日岩为师，发愤读书十年，同时钻研医学。嘉靖二十一年（1542），李时珍开始正式行医，致力于中医与中药的研究。他一边潜心研究前人的医学著作，一边诊病辨证，积累经验，几年后，已俨然成一时名医。嘉靖三十年（1551），楚王府聘他为奉祠正，掌管良医所事，不久被推荐到朝廷，任太医院判。楚王府与太医院丰富的医学典籍与一些秘而不传的药方，为李时珍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经过近十年的钻研与实践，李时珍感到作为一个医生，识药、用药是一个大问题。医生对药物不熟，那无异于视人命为儿戏。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五岁的李时珍开始编写《本草纲目》。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某些植物、动物、矿物可以用来防病治病，后来渐渐形成我国特有的“本草学”（即中药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③，或“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或“图与说异，两不相应，或有图无说，或有物失图，或说是图非”。正因为前人的本草著作中“舛谬差伪遗漏不可枚数”，李时珍才决定撰写那本名垂不朽的《本草纲目》。

著述工作开始后不久，李时珍即辞去太医院的职务，得以全力“搜罗百氏”，“访采四方”，“穷搜博采，莫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④。

《本草纲目》取汉代《神农本草经》（载药367种）、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载药760种）、宋《开宝本草》（载药1082种）、苏颂《本草图经》（载药730种）、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药1746种）等书中所记载的药物1518种，新增374种，总记载药物数达1892种，成为我国古代药学史上记载药物最多的一本书。此外，该书记载药方11096个，比前人增加4倍，并附有动植物插图1110幅，全书共分50卷，190多万字。

《本草纲目》在编纂体例上具有“振纲分目”、“纲目分明”的特点，分类法比较先进合理。全书分为16部，60类。传统本草学分类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上品主要包括无毒或毒性小的、属于滋养强壮之类的药物；中品有毒、无毒的都有，既可滋养强壮，又有攻治疾病的作用；下品药物一般有毒性，专门用来攻治疾病。这种以药物的作用、性质进行归纳的分类法比较原始、简略，容易混淆。另一个系统是按药物的自然属性来分类，这从南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开始，此后本草学著作多采用这一分类法，但也有许多是将两种方法结合，即每一类药中再分三品。《本草纲目》依药自然属性进行分类，他把矿物药分水、火、土、金石4部，植物药分草、谷、菜、果、木5部，动物药分虫、鳞、介、禽、兽、人6部，另有服器部。部下分类，类下分种，以部为纲，以类为目，“物以类从，目随纲举”，“博而不繁，详而有要”，使众多药物的排列有条而不紊。这种严密的纲目分类法，是中药分类学上的一大进步。就生物学而言，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

在药物的解说方面，《本草纲目》采取的方法是：每种药物标一个总名，作为这种药物的“纲”，下列各栏为“目”，包括“释名”（解释药物名称的来源及依据）、“集解”（说明产地、形态、采集方法等）、“修治”（药物炮炙方法）、“气味”（说明药物性质）、“主治”（阐述药物的功用）、“发明”（记述前人及自己施用该药的临床经验及对药理的探讨”，有些药物下面还设有“辨疑”与“正误”，以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舛误，最后是“附方”，且多系作者亲自实践收集或以往医书不载的。作者一方面把药物与方剂紧密结合，提倡实用性；另一方面又依药组方，以病附方。因此，这本书开拓并厘定了我国古代药物学著作的标准体例和结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物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详明的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专着。该书记载植物1094种，对植物的品种、形态、气味及医疗功能等都有详细的描述，并附有精细的插图，为植物标本的采集、辨认以及分类、比较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该书记录动物性药物445种，其分类完全符合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他对环境对动物的影响、动物的遗传与变异等方面的问题都有一些观察和记述。另外，这本书记载矿物276种，其中对许多金属或化合物的产地、形色、鉴别、采掘方法等都有详细记述。《本草纲目》修成之后，李时珍想将它进献朝廷。就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十六岁的李时珍辞世，书没有来得及献上。“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⑤。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本草纲目》首版金陵版面世之后，这部190万字的巨著先后被翻刻印刷多达50多个版次。在这本书的影响与启发之下，又出现了一大批本草学著作，如清人汪昂的《本草备要》，赵学敏的《本草纲目十遗》，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刘若金的《本草述》，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张璐的《本草逢源》。

《本草纲目》不仅在国内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影响也很大。早在成书不久的公元1607年，这本书就传入日本，并被多次翻刻，供人们学习、研究，以至于很快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学术派别。这本书也很早就传人琉球、朝鲜和越南。十八、十九世纪，《本草纲目》又开始受到欧洲人的注目，被译成英文、德文、拉丁文、法文、俄文等文字出版。

李时珍一生著作甚丰，除了《本草纲目》之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他不仅是一位药学家，也是一位医学家。在医学上，从基础理论到临床，他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他的《濒湖脉学》在晋人王叔和《脉经》24脉的基础上又新增述了3种脉，使中医脉象增至27种，并对每一种脉象作了形象的描述，大大普及了脉学知识，提高了医学临床学的质量。直至近代，这本书仍被视为中医学最重要的教科书。他的《奇经八脉考》揭示了奇经八脉病机辨证的基本情况及规律，从而使中医学的经络学说成为系统、完整的独特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中医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五脏图论》、《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是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中医脉象学上许多历来争议颇大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中医脉象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濒湖医案》与《濒湖集简方》是方术医案专着，是他临床实践的成功的记录，也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医案专集、著作。

注释①《明史·艺文志》。

②③④⑤《明史》本传。徐光启修《农政全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他家祖上经商，到父亲时归田务农。他出生时，家道中衰，所以自幼对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活动都不陌生。

徐光启少年颖悟，“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但因家境关系，他中秀才后，便开始在乡间私塾课徒。多次应试不中，又到韶卅、浔州等地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五岁的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却被主考官焦竑从落第卷中捡出擢至第一名。又过了七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三岁。

中进士后，徐光启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其间于国家军事经济大政多有建白。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进攻明朝，徐光启奉诏选兵练兵。阉党魏忠贤擅权，曾援引徐光启，他不为所惑，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置闲住，回到老家上海。崇祯元年（1628），阉党被除，徐光启官复原职，旋即充经筵讲官。次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五年（1632）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崇祯六年（1633）八月，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年十一月七日辞世。

作为明末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水利、军事诸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他的《农政全书》，更是广为人知，对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由于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晚明之世，水旱虫灾连年不断，使得一直做着“富国强兵”梦的徐光启对国家大事和农业生产非常关注。他痛心于“唐宋以来，国不设农官，官不庀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的状况，极力鼓吹发展农业生产。他赞扬战国李悝、商鞅等人的“农本”思想，主张“富国必以本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他不仅多次上疏建议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更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间在天津买荒地数百亩，开垦为农场，从事农事试验，研究如何在北方地区种植水稻。阉党专权，他回老家上海“闲住”，则致力于《农政全书》的写作。这项工作开始于天启五年（1625），但没有最后定稿。徐光启逝世后，《农政全书》初稿经由江南名士陈子龙会同谢廷桢、张密等人整理，“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于崇祯十二年（1639）完工，定名为《农政全书》刻印出来。

《农政全书》共分60卷，约70万字。从篇幅上说，这本书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7倍，是元王祯《王祯农书》的6倍。全书分12门：农本（介绍经史典故、诸家重农杂说）、四制（介绍井田、区田及土地利用等）、农事（研究营治、开垦、授时、占候及预测天气之变化和年成丰歉）、水利（介绍我国西北及东南地区的水利、灌溉、水力利用和泰西水法）、农器（介绍作物栽培及粮品加工等用具）、树艺（介绍谷类、蔬果的栽培）、蚕桑（介绍栽桑、养蚕）、蚕桑广类（介绍棉、麻、葛的栽培与加工）、种植（介绍竹木及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牧养（谈禽、畜、鱼、蜂等的饲养方法）、制造（介绍食品加工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常识）及荒政（谈如何防荒、救荒）。书中绝大部分材料是从220余种古代及当代文献中辑录来的，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只有6万余字。所以，陈子龙称徐氏《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兼出独见”，而时人对徐氏的自着文字则极其推崇，以为“人问或一引先生独特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①。由此可见，《农政全书》是一部融前人经验与个人研究、实践的成果于一体的农业科学巨著。

从内容上看，《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他主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办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从根本上革除漕运弊政。另外，他提出对灾荒“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应以预防为主。在农业技术方面，他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说明通过试验可以使过去在某地被看作是不适宜的作物得到推广种植。另外，他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理蝗灾的办法。

徐光启的农学著作除了《农政全书》以外，还有《吉贝疏》、《甘薯疏》、《农遗杂疏》等专业性论着。万历三十六年（1608），长江下游大水，农业歉收。徐光启听说东南沿海有新引进的甘薯可充饥，于是决定在上海试种，但难以藏种越冬。在《甘薯疏》中，他提出了好几种在长江流域甘薯藏种越冬的方法，并记述了用甘薯酿酒的方法。《吉贝疏》专门谈棉花在我国的传播和栽培。他写这些书，都是为了在中国推广这些作物。可惜这几种专着都已失传，所幸书中的基本要点都收集在《农政全书》中了。

徐光启除了是一位出色的农学家，还是一位重要的天文历法学家、数学家和军事家。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韶州任教的徐光启认识了郭居静，这是他第一次和传教士接触。万历三十一年（1603），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时值西方耶稣会人士纷纷来华，经过长期试探，西方传教士们认为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可以达到更好宣传宗教的目的。徐光启则认为传教士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余乃巫传其小者”②，又认为“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③，值得中国人借鉴。徐光启向传教士们学习科技知识，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等。万历三十四年，徐光启与传教士利马窦合作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又译《测量法义》，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之先河。万历四十年（1612），又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各种水利机械及各种水利工程作法。除了翻译《几何原本》外，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还包括对中国数学在明代落后的原因的研究以及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的论述。作为天文历法学家，徐光启的主要成就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编译《崇祯历书》。古代历法是用来“授民以时”的，计算精确与否关系重大。明代先是实行《大统历》，实际上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天长日久，已有严重误差。崇祯二年（1629），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当时协助的既有中国人如李之藻，也有传教士，如熊三拔、汤若望等。改历工作虽然因明王朝的很快覆亡而没有完成，但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仍可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及他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奏疏中窥见一二。

晚明积贫积弱，颇受倭寇及后金的侵扰，一贯视天下为己任的徐光启自然也会把部分精力放在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上。在“安边御虏”的思想指导下，他为国选兵、练兵，撰写了诸如《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一系列条令和法典，供军队急用。

注释①明刘献廷：《广阳杂记》。

②《刻（几何原本）序》。

③《（泰西水法）序》。

汤显祖写“四梦”

中国古代的文学，每个时代各有其成就。先秦的历史哲学散文、汉代的赋、六朝的骈文、唐代的诗、宋代的词，都能各领风骚。明代文学中，传统的诗、文方面成就远逊于前代。但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日趋扩大和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增长，适应这种发展与变化的俗文学便蓬勃发展起来。这兴盛起来的俗文学包括小说、戏曲两大方面。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戏曲方面，则以汤显祖最负盛名。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生于临川县文昌里，万历四十四年（1616）去世。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隆庆五年（1571）乡试中举，他更进一步广泛研读。除古文诗词外，又精通乐府歌行，旁及诸子百家，举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无不通晓。中举后曾四次进京考进士，后两次赴考时已是颇具文名了。万历年间，由于他谢绝了内阁大臣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等人的延揽，屡试进士不第。万历十一年（1583），即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他才考中进士。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万历十九年（1591），因上书议朝政，被贬广东徐闻县任典史，两年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他为人刚正，风骨道劲，不肯腼颜事权贵。因而虽勤兢施政，有循吏之誉，却总因不善应酬被劾，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辞官还家，不复出仕。

汤显祖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著名人物过从甚密，在政治上接受这些人的影响，与他们的立场一致。他的启蒙老师是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罗汝芳，所以哲学思想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此外，“异端”思想家李贽（卓吾）和从禅宗出发反对程朱理学的紫柏和尚对他的影响也相当大。他倡言“天下之生皆当贵重”，认为“愚夫愚妇皆有天性”①；他用“情”来反对道学家的“理”，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②。在文学上，他反对拟古，反对死守格律，而与徐渭、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持共同看法，主张写“情”，明确提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③。

在文学创作实践上，汤显祖的传奇创作堪称明代的最高峰。他所作传奇《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部，故事都以做梦为全剧关键，所以合称“临川四梦”。他的书斋叫玉茗堂，所以“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

《紫钗记》大约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取材于唐人传奇小说《霍小玉传》。这部戏原先叫《紫箫记》（一作《李十郎紫箫记》），分三十四出，后改成《紫钗记》（一作《霍小玉紫钗记》，共五十三出。改写后的《紫钗记》虽比《紫箫记》稍嫌长，但各方面都有进步。剧中歌颂男女主人公李十郎和霍小玉对爱情的忠贞，同时对以卢太尉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横与自私也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和揭露。在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叫喊声充塞天下的当时，他公然歌颂作为“人欲”的“情”。

《南柯记》（一作《南柯梦记》）全剧四十四出，故事大抵依据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而略有增饰。故事以主人公几十年的宦途经历作为一场梦，写淳于棼梦人蚁穴大槐安国，和公主结婚后，出任南郡太守二十年，公主死后，又升为宰相。不久受人排挤，被罢职遣归。该戏作于作者辞官还乡之后，十余年官场生活，使他对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有较深刻的认识，对功名利禄也看得透了。看世人为名忙，为利忙，如“蚁子群”，所以开篇发问：“为问东风吹梦?几时醒?”

《邯郸记》（一作《邯郸梦记》）三十出，也作于退出官场之后。情节据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编成，写卢生与吕翁遇于邯郸道上，吕翁将一磁枕交给卢生，卢生枕之人梦。历尽荣华富贵、迁谪、围捕之后，大梦方醒，旅店主人蒸黄梁尚未熟。汤显祖写这部戏，是要以此对官场的黑暗与相互倾轧加以揭露，同时也慨叹宦海的浮沉与人生的无常。

完成于弃官回家那一年的《牡丹亭还魂记》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全剧五十五出，主要取材于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描写官宦小姐杜丽娘和柳梦梅真诚相爱的故事。

剧中的杜家是官宦人家。小姐杜丽娘天生丽质，娇艳聪慧。她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天性受到压抑。作为一个年已及笄、情窦初开的少女，她深感生活的寂寞与苦闷，她读完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在婢女春香的引诱下观赏了后花园的大好春光，于是春心萌动，又因怀春苦闷而悠悠入梦。在梦中，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梦中的少年书生媾合了。梦醒之后，被好梦难寻所苦，于是恹恹病起，终于因情而死。

广州书生柳梦梅赴临安应试，路经南安郡，十得杜丽娘的自画像，被她娇艳秀媚的容貌所打动，终日把玩恩慕，终得丽娘幽魂出现。二人一见钟情，朝夕欢会，订立婚约，后来发现丽娘是鬼魂再现，柳生仍然真诚爱她，并冒险掘墓，使丽娘获得新生。最后几经周折，二人喜获团圆。

作品歌颂青年男女在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方面所进行的不屈斗争，表现了杜丽娘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大胆和柳梦梅对爱情的忠贞。在理学盛行的明代，作者热情讴歌年轻一代的反抗与叛逆精神，他笔下的主人公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情可以突破生死的界限而长存于天地人间。同时，作者也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对美好情感的摧残，嘲笑了维护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杜宝（杜丽娘之父）的无能与无情。在封建礼教最森严的时代，作者公然讴歌，赞美人性，以人性与封建礼教相对抗，充分体现了他文学思想的进步倾向。

《牡丹亭》一剧一改往常爱情剧的俗套，用梦里钟情，死生离合的故事来展开情节，不仅使得剧作在反映现实方面比较深刻，同时也使剧作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剧中塑造的杜丽娘这一形象，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一。

汤显祖是明代最具才情的剧作家。《牡丹亭》的语言优雅而不华靡，精美而富于情韵，实属难能可贵。

汤显祖“临川四梦”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明人吕天成《曲品》把汤显祖所著五部传奇都列入“上上品”，并认为《紫箫》“琢调鲜美，练白骈丽”；《紫钗》“描写闺妇怨夫之情，备极娇苦，直堪下泪”；《还魂》“杜丽娘事甚奇，而着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南柯梦》“眼阔手高，字句超秀”。

张岱认为，“汤显祖初作《紫钗》，尚多痕迹；及作《还魂》，灵奇高妙，已到极处；《南柯》、《邯郸》比之前剧更能脱化一番，学问较前更进，而词学较前反为削色。盖《紫钗》则不及，而‘二梦’则太过，过犹不及，故总于《还魂》逊美也”④。

清王文治说，“玉茗堂四梦，不独词家之极则，抑亦文律总持。及被之管弦，又别有一种幽深体艳之致，为古今诸曲所不能到”⑤。

注释①《贵生书院说》。

②《寄达观》。

③《致吕姜山》。

④张岱《答袁箨庵》。

⑤王文治《纳书楹玉茗堂四梦曲谱序》。

第三十七章

小说盛行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繁盛时期，出现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间有两次小说创作高潮，一为元末明初，一为明代中后期。

宋代时，由于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说话”伎艺得到相当的发展，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周密的《武林旧事》、罗烨的《醉翁谈录》等著作中，对于“说话人”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虽经宋末元初的社会大动乱，“说话”技艺依然获得了发展，而记录“说话”底本的小说也随之得到了发展。经过宋元两代长期的孕育，元末明初章回小说已经初具规模，加之元末的战乱引起文人思想上的深刻反省，使得此时出现的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长篇白话章回小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较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

明王朝创建之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措施，将一切大权总揽于皇帝手中。朱元璋还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屡兴文字狱，加紧对吏和文人的控制，对意识形态实行了严密的高压统治，一些士遭到徒刑、放逐甚至处决。明王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俗文学采取鄙视甚至仇视的态度，加之印刷业的落后，使得明代小说在经历了初期的繁荣之后，出现了近两百年萧条沉寂的现象。

明代中叶以后，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尤其是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纺织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这个时期，商品流通更加扩大，城市里市民人数不但众多，而且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也不断地增长。与此同时，他们在文化上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守仁、李贽等人。以上这些因素，加上印刷业的发展，便促成了明代中晚期长篇白话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繁荣。

明代小说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办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以及“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集。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此后一切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作品，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战争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写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寄托了明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塑造了曹操、诸葛亮、关羽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它所刻画的人物大都是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真实人物。在塑造这些人物时，作者基本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做到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相结合。整个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历史发展的脉络基本符合，一些人物形象和历史人物基本吻合。与此同时，在刻画人物上，作者也进行了高度的艺术加工，使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

《三国演义》问世之后，立即对当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对此后的小说创作、戏曲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思想、道德、军事谋略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水浒传》是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在长期民间故事和戏曲流传的基础上，最后由作者加工完成的作品。《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题材的英雄传奇小说，它艺术地概括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人民起义发生、发展直到失败的全过程，它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歌颂了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人物，揭示出人民起义的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塑造了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一批鲜明的人物形象。

《水浒传》在歌颂农民起义的同时，也宣扬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受招安的思想，这是它的局限性。就人物性格的刻画来说，《水浒传》要比《三国演义》更生动、活泼、深刻，它不仅长于叙述，更长于描写，特别是长于细节的刻画。

《水浒传》一问世，立即被封建统治者查禁，足见这部作品思想性之强。数百年来，《水浒传》冲破封建统治阶级的查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但和历史上唐代僧人玄奘取经的故事几乎完全不同。《西游记》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内容，但它已被民间传说和作家创作的内容所突破，而主要具有神话寓言的性质。作者用游戏诙谐的笔调，通过神话故事，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激愤。作品塑造出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等成功的艺术形象。“大闹天宫”是《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它以神话的形式投影式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赞颂了反封建正统、反皇权尊严的反抗思想和叛逆性格。孙悟空代表了反对压迫的正义力量，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西天取经”故事的思想性虽然不及“大闹天宫”，但它仍富于教育意义。孙悟空在取经路上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不屈的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积极进取、克服困难的大无畏气概。《西游记》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成功地运用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我国浪漫主义的实际应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小说，它从《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推衍而成。全书以土豪恶霸西门庆为中心，记叙了他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种种罪恶以及荒淫无耻的生活，深刻而具体地暴露了明代中叶封建社会黑暗的现实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

《金瓶梅》所反映的社会面非常广阔，上至皇帝，下到市井佃民，无所不有。特别是市民社会下层的帮甬无赖、娼妓优伶、媒婆道姑等三教九流，作者都写得很逼真。《金瓶梅》的不朽价值不在于审美，而在于审丑。它把一个黑暗社会的真实内在形态描绘给我们看，写出了流氓市侩的本质和典型，写出了各种妇女在受侮辱受折磨中的不同心理状态，写出了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作品以传神逼真的细节描写、极为生动的语言，奠定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地位。

由于《金瓶梅》中有较多的淫秽描写，这部作品长期以来被视为“淫书”，其实它的基本内容是很有价值的，艺术上也很成功。它对《红楼梦》有重要影响。

“三言”指的是由冯梦龙编辑、改编的三部话本、拟话本集，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言”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在明代作品中，约有半数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而取材历史或宗教传说的故事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三言”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二拍”是受“三言”影响而出现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作者是凌蒙初。“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二拍”和“三言”比较，它们在反映的社会内容和达到的思想高度上大致相同，但“二拍”比“三言”有更多的封建说教、宿命论和色情描写。“二拍”也同样塑造出了一些成功的艺术形象。

明代小说创作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清代小说创作的繁荣，明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徐霞客漫游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以号著称于世。南京常州府江阴县（今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7），去世于崇祯十四年（1641）。是我国著名的旅行家和杰出的地理学家。

徐霞客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到他父亲时，才无意仕宦，由有权势的官府之家变成一般地主家庭。虽说门第中落，但家境还算优裕。尤其是先世以科举成名，有很深的家学渊源，有丰富的藏书，加上他自己也无意功名利禄，使之有条件、有闲暇博览群书。他天资聪颖，“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①。成年之后，更是“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②，“搜古人逸事，及丹台石室之藏”③。书读得越多，他越是对书中描绘的壮丽山河心驰神往。同时，他也发现过去山经、地志书中舛误颇多，于是萌动周游天下名山大川，“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进行实地考察的决心。他母亲也鼓励他：“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④万历三十五年（1607），徐霞客第一次游览太湖，这一年他二十岁。从这一年起到崇祯九年（1636），他游览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北京、陕西、山西、江西、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因老母在堂及家事牵累，他这段时期内的游览都是“定方而往，如期而还”。他去这些地方，也主要是因为向往名山胜迹，游览了泰山、天台山、雁荡山、白岳山、黄山、武夷山、九华山、庐山、嵩山、太华山、太和山、罗浮山、盘山、五台山、恒山等。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两个月，每次游览大都有游记。从这近三十年间徐霞客的行踪及存留下来的游记资料看，他侧重于搜奇览胜，对山川地貌及水道源流的考察探索较少，对地理学的贡献不如后来的西南之行大。尽管这段时期的游记数量很少（仅名山游记17篇），但已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敏锐的观察力及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崇祯九年（1636）秋，徐霞客开始了他一生中历时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旅行，这也是他后期唯一的一次旅行。此前，他曾说过：“余志在蜀之峨嵋、粤之桂林及太华、恒岳诸山，”而“蜀、广、关中，母老道远，未能卒游。”在老母辞世，儿子完婚，自己也已年继五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他自知“老病将至”，西游“必难再迟”。他的好友陈函辉说：“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以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所以徐霞客“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

从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1636年10月17日）起至崇祯十三年（1640）止，前后历时四年，行经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而到云南，终因“病足不良于行”，又途经湖北、安徽而回。通过这一次万里远征，他考察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徐霞客的大西南之行，几乎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考察我国的岩溶地区。他不仅观察了这些地区岩溶地貌的地表特征，而且研究岩溶地貌的构造及特征，创立了许多专有名词，并进行了分类。《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357个溶洞,作者曾亲自入洞探察的有306个，在西南之行中亲自探查的有239个，占绝大多数。他不仅记录洞穴的方位、高度、宽度、深度，还对岩溶现象的成因作出正确的说明。如他指出，岩洞是由于水的长期侵蚀所造成的，钟乳石则是由于石灰岩中滴下来的水经蒸发后，碳酸钙凝聚而成。他所观察与记录过的岩溶地貌包括石芽、溶沟、孤峡、峰林、漏斗、落水洞、洼地、伏流、天生桥、地下河、溶洞、钟乳石、石笋、石柱、盲谷、穿山等等。同时，他对岩溶地貌的分布及其地区差异都有细致的观察和记录。除岩溶地貌外，徐霞客对地貌的考察还包括山岳地貌、红层地貌、流水地貌、火山地貌、冰缘地貌及应用地貌。

徐霞客的考察对水道源流十分关注。除了大量记述水道源流之外，他还纠正了前人文献中记载的某些错误。如《禹贡》说“岷山导江”，他经过考察，肯定了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他晚年着有《江源考》，作出了“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的结论。除长江水系外，徐霞客对水道的考察还包括黄河水系、珠江（主要是西江）水系、澜沧江水系、怒江水系、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水系、天台山水系等。他的考察工作涉及到河流的流域范围、河流的大小、河水的流速、河水的含沙量、流水量的变化、河水水质、分水岭、伏流、地形与水文的关系、河床的地区差异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此外，他对湖泊、沼泽、泉水都有考察与记录。

除了对地形地貌的考察外，徐霞客的旅行还包括了对生物资源的考察。《徐霞客游记》中记述的粮食、蔬菜以外的植物达150多种，尤以云南省所见为多（计60余种）。他观察和描写植物形态，采集各种植物标本，注意植被状况。他还注重植物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考察，研究海拔、纬度、温度、风、地形诸因素对植物分布、植物生态的影响。

《徐霞客游记》在注重对自然地理进行考察和记述外，也注意考察人文地理。作者注意到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观察人们进行改造、利用地理环境的各种活动，记录了手工业、矿业开采、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村落的分布和兴衰变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他的这些记述，对于我们了解明代经济、历史地理的状况，都有极大的帮助。

以日记体裁写下的《徐霞客游记》，不仅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各地的地理景观，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先进的地理思想，也反映出作者掌握的先进的地理学方法。他博览群书，遍及古代舆地山经志，而又不满足于书本所见，于是他通过实地的考察来印证书本知识，并纠正舆地史籍承袭附会的各种错误。通过实地的勘察，他忠实地描述记载某一地域的各种地理现象，并且既有文字优美的形象描绘，又有定量化的数字描述。他的考察研究活动还注重分析比较，通过比较，找出被考察研究对象间的异同点，加以归纳总结。另外，他以采集标本（包括岩石标本与植物标本）的做法补记叙之不足。《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伟大的地理学著作，也可看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他对自然景观的描写让人觉得美不胜收。他写山地、流水、气候、山林、植被、洞穴、阳光、月色，各种风景明艳如画。他对社会生活、各地风俗的描写也生动细致。明清之际的钱谦益曾说《徐霞客游记》具有“真、大、奇”的特点⑤。所谓真，就是指真实，也就是“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⑥。所谓大，是指“游记之伙”，篇幅上“遂莫过于斯篇”⑦。所谓奇，是说“其笔意似子厚，其叙事类龙门，故其状山也，峰峦起伏，隐跃毫端；其状水也，源流曲折，轩腾纸上；其记遐陬僻壤，则计里分疆，了如指掌；其记空谷穷岩，则奇踪胜迹，灿若列星。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⑧。

崇祯十三年（1640）初，徐霞客脚病严重，已无法继续旅行。他曾想由云南继续去缅甸，这时则不得不放弃原计划，中断旅行，在丽江纳西族土司木生白的资助下辗转还乡。虽是万里长行，他也没舍得丢下采集来的那些标本。友人陈函辉说他“既归，不能肃客，惟置怪石于榻前，摩娑相对，不问家事”。《梧腾徐氏宗谱》中也说：晚年“先生病足息游，憩榻上，日陈滇中所携大理石、奇树虬根等于前”。次年，徐霞客去世。

在我国历史上，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条件下，没有任何政治、宗教的企图，而纯粹以地理考察为目的，不追求名利，毕生从事旅游，徐霞客亘古第一人。他足迹遍于今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九个省区，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他考察范围如此之大，古今少有。他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系统地描述自然的新方向。他的《徐霞客游记》不愧是我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注释①②③④《梧塍徐氏宗谱》，第1184页。

⑤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

⑥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文》。

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⑧奚又博《徐霞客游记序》。

宋应星与明代科技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出身书香世家。曾祖宋景是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是明朝中期的重臣。祖父早逝，父亲不甚得志，家境逐渐地萧条了。

宋应星幼年颖悟，“数岁能韵语，及操制艺，矫拔惊长老”①。又有过目成诵的本领，自幼很受师长喜爱。“稍长即肄力十三经传，于关闽濂洛书，无不抉其精液脉胳之所存。故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左》、《国》，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②。万历四十三年（1615），宋应星与长兄应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宋应星名列第三，应升列第六，时冬称“奉新二宋”。此后屡试不第，终于断绝仕进之想。崇祯八年（1635），宋应星任江西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十一年（1638），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崇祯十三年辞官回乡。十六年（1643），又出任南直隶风阳府毫州知州，次年辞官回奉新。这一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亡。南明时，曾荐授宋应星官职，均推辞不就任。入清后拒不出仕，隐居读书课子，约于康熙（1662-1722）初年去世，年近八十。

明代的农业、手工业很发达，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长，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一方面，迅速聚积起来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有待作出总结；另一方面，比家庭手工业规模更大的手工业工场要求运用科学知识、先进的设备、低廉的消耗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来组织生产。社会的需要，加之客观的可能，使宋应星写出了一部足以使他永垂不朽的著作——《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一部科学技术著作，最早刊刻于崇祯十年（1637）。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珠玉十八章。以“贵五谷而贱金玉”为原则，把农业放在前面，次以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各章，而把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的珠玉放在最后。

上卷六章，多与农业生产相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及粱粟麻菽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以及有关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乃服》介绍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毛纺等的生产技术以及所用工具、设备及操作要领。《彰施》介绍各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对蓝靛的种植及蓝靛的提取和从红花中提取染料的过程叙述尤其详细，又涉及不同颜料及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讲稻、麦等的收割、脱粒、磨粉等用的工具及技术。《作咸》叙述海盐、池盐、井盐的产地以及制盐方法。《甘嗜》介绍甘蔗的种植、制糖的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与饴糖；中卷七章，多为工业技术。《陶埏》介绍建筑用砖瓦及日常所用陶、瓷器制作技术及工具，如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冶铸》重点介绍铜钟、铁锅、铜钱的铸造方法及工具，包括失蜡法、实模法及无模铸造三种，是我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尽的记录。《舟车》介绍船舶、车辆的结构、用材、驾驶方法。《锤锻》叙述金属锻造工艺，大到万斤铁锚，小到绣花针，以及其他各种生产工具。《燔石》介绍石灰、硫磺、矾石的烧制及采煤技术。《膏液》介绍各种油料作物及其榨取方法、制蜡技术。《杀青》专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介绍造纸工艺及设备；下卷五章，《五金》论各种金属矿的开采、洗选、冶炼及分离技术。《佳兵》介绍各种冷兵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丹青》专论制墨技术及制颜料的方法。《曲蘖》记述酒母、红曲等的原料、配比、产品用途。《珠玉》专论珍珠、宝玉、宝石的采掘以及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等物。书中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123幅插图，展示各有关的生产过程。除个别部分属于引用他人的著述之外，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作者经过实地的观察研究所得，忠实地总结和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卓越成就。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它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宋应星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把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用技术数据作定量的解说，把生产技术中的诀窍、关键技术指出来。比如谈水稻种植技术，用浸种法育秧时，“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栽”，否则会导致减产。另外，“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即秧苗田与本田的比例应是1：25。又如谈到采煤，“初见煤端时，毒气（瓦斯）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蠼十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以竹筒将瓦斯引上地面和用支板支撑矿井顶部以防坍塌，都是采煤过程中既简便有效又经济的做法。

《天工开物》在崇祯十年（1637）正式刊行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很快传到日本、朝鲜。十九世纪，《天工开物》又被摘译成法文、意大利文、俄文、英文、德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文全译本在美国出版，更使该书获得世界各方面的赞誉。

除《天工开物》之外，宋应星还着有《观象》、《乐律》、《源耗》、《卮言十种》及《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春秋戎狄解》、《思怜诗》、《美利笺》等。现存的仅《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及《卮言》中的《论气》和《谈天》，共五种。

《论气》是探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著作。其中的《气声》篇专门讨论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他认为，声是气的运动，“两气相轧”或“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的形式破气便产生不同的声音。声音的大小、强弱取决于形和气间冲击的强度。同时，他还指出声音传播的介质是空气（这时的欧洲学者们还在为声音的传播介质到底是空气还是其他什么微粒子而争吵不休），声音的传播有一定的速度，而其传播的方式就如同石头击水产生的水波那样向四周扩散。可见，他已经有了“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

成书于崇祯九年（1936）的《野议》可以看作是宋应星的又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是作者的一部政论集，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乱萌》十二篇，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作者是想通过这本书来影响朝廷施行变革，以挽救晚期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使国家转危为安，由乱而涂。书中不少议论击中时弊、革新方案切实可行。

《思怜诗》是作者的诗集，艺术性与思想性方面均有可观。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者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曾盛赞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日本人三枝博音说宋应星《天工开物》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看来都不是溢美之辞。

注释①②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

崇祯治乱明末政治腐败，积弊难匡，权阉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残害臣民，荼毒天下。熹宗至死不能察其奸情，终生为之蒙蔽。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笃，召见阁、部、科、道官员于干清官，宣谕魏忠贤、王体干都是老实听命、对皇室忠贞不渝之人，可以与之共商大事。“内阁黄立极等对曰：‘皇帝任贤勿贰，诸臣不敢仰体!’上悦”①。熹宗又下一道遗诏说：“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②时魏忠贤势力猖炽，中外危傈。熹宗召信王入宫，对群臣说：“吾弟当为尧舜之君。”③信王惶恐不敢当，只说：“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④信王出，熹宗死于乾清宫，年23岁。魏忠贤亲迎信王入大内，朱由检万分惶恐，在袖中自带食物入宫，不敢用御膳，深惧食中投毒。时大臣亦不得见信王。朱由检是夜燃烛独坐。久之，见一太监持剑过门，信王取剑观赏，留于几上，允以有赏。旋又有值更者击梆而过，信王出门慰劳，问左右欲给酒食，何出?侍者以宜问光禄寺。传旨取给之，欢声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极殿，受百官朝拜，不准庆贺，是为庄烈帝。

朱由检即位之初，颇思有所振作，素知魏忠贤专权误国，蓄意除之。先是，杨所修、杨雏垣弹劾崔呈秀，诚探朱由检是否能辨奸邪。崇祯帝览奏，令崔呈秀归里守制。接着，贾继春上疏弹劾崔呈秀，给事中许可征揭露崔呈秀子崔铎考试作弊，非法中举做官。经吏部核实后，罢崔呈秀官。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祠作俑，被削籍。因崔呈秀案件事多涉魏忠贤，所以崇祯帝将魏忠贤调离大内，安置于凤阳。

先是，魏忠贤奸党颂其功德，请建生祠者络绎于道。此时杨邦宪上疏披露此事，朱由检刚刚继位，读此疏时，边读边笑。魏忠贤预感崇祯帝深恶此事，急忙辩解，硬说疏中颇有夸张不实之辞，朱由检权且作罢。后主事钱元憋又上疏揭露说：魏忠贤构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员外史躬盛、主事陆澄源也都交章论其罪恶。嘉兴贡生钱嘉征，列魏忠贤十大罪状。其中，“掩边功：辽左用兵以来，堕名城、杀大将，而冒侯封伯。伤民财：郡县请祠遍天下，一祠所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国家之脂膏!亵名器：崔呈秀之子铎，目不识丁，贤书（因魏忠贤致书考官示意）遂登前列”⑤。读后令人发指。于是朱由检召见魏忠贤，使内侍宣读十大罪状疏，忠贤震恐丧魄，以重宝赂信王府太监徐应元求解难。徐应元曾是魏忠贤的赌友，朱由检得知此事，痛斥徐应元，立即下令收捕魏忠贤。诏谕说：“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发凤阳。乃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令锦衣卫逮治。”⑥魏忠贤接旨从凤阳上路后，走到阜城，忽闻皇帝下谕逮治，知无生路，即与死党李朝钦一起自缢身亡。崔呈秀在家，听说魏忠贤已死，于是排列姬妾，罗列珍宝，呼酒痛饮，一杯毕则碎一杯，饮后自缢而亡。熹宗乳母客氏亦被处死，其家属无少长皆被诛。人皆以为这是客氏一家过去荼毒天下臣民的报应。

初，魏忠贤用事，外廷文武大臣阿附魏忠贤者，有“五虎”、“五彪”之目。“五虎”是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仇文焕五人，他们主要是给魏忠贤出谋划策的。“五彪”是武官许显纯、田尔耕、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五人，他们主要是主管杀戮的。所以在诏书中特别标明这文武十人名姓。此外还有周应秋、曹钦程等号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不可胜数。总之，朱由检即位之日，也正是魏忠贤势力极为嚣张之时，然而崇祯帝能不动声色，惩办元凶，尽诛党羽，旁无一人相助，能做到“神明自运，宗社再安”⑦。史书谓“崇祯始政，天下翕然称之”⑧。在诛杀魏忠贤翦除阉党的同时，还罢苏、杭织造。并诏谕天下说；“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朕甚悯焉。不忍以衣服组绣之工，重困一方民。其俟东西底定之日，方行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⑨南京御史刘汉建议尊崇儒学，整顿吏治，慎加名号，重农节用。朱由检同意此议。下旨：吏部对现任官员严加清汰，正式编制之外的官员，要严加荐选，宁缺勿滥。文臣不是正卿，武臣不是勋爵，总兵不是实有战功之人，不得妄加保、傅之衔。朱由检在便殿批阅奏章，闻到一股香气，心意扰乱，他很怀疑，出外散步片刻才安定下来。他询问内官此为何香?内官回答说：这是内宫发春之香，两朝都照此点燃。崇祯帝怒斥内官，让他们立即毁掉，不准再燃。同时还长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⑩崇祯元年（1628）正月，禁止宫中穿文绣华丽衣饰，妇女不准戴金冠等。这是听了御史梁天奇的谏议后，崇祯帝作出的决定。敕命司礼监典卖魏忠贤田宅。有人请求将魏忠贤宅院加赐功臣。崇祯帝说：“俟东西底定，留赐策以待功臣。”并榜示其宅第为“策勋府”。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疏说：太祖时，边饷银只有四十九万三千八十八两，神宗时就增到二百八十五万五千九百余两，熹宗时已达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余两。其他京支杂项，万历年间岁收不过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余两，而近年来竟增到六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两。今户部开支共五百余万两，而岁入不过三百二十三万两，亏空近二百万两。这样边兵无法不荒疏，而农官也无法不愁怨。请求敕令各边都抚，清查历年增饷用度。至于京支杂项，也要切令各衙门自加严汰。还建议西北边塞，应督责当地官府开垦荒田，以定军饷。

户部给事中韩一良上言：以前皇上召大臣于平台，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而今天世上哪一个地方可以不用钱呢?又有哪一个官员不爱钱呢?韩一良认为，当时的官员，县官是行贿的首恶，各部给事是纳贿之魁。而当今说起蠹民之罪，没有一个不归罪于郡守县令的。然而守令的薪俸又多不到位，又怎能养廉呢?他说，自己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辞退赂金500两。他说自己交友很少，还有贿赂者，其余官员贪赃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他建议严惩纳贿贪赃者，首恶重办，使所有官员视钱为污，惧钱如祸，这样文官不爱钱的风气才能树立。崇祯帝认为韩一良的建议很好，特将中外大臣召集于平台，让韩一良宣读他的建议，并予以褒奖，当即提升他做右佥都御史。

崇祯元年（1628）七月，宁远兵变。当时四川、湖广兵驻宁远的人，因为缺饷四个月，哗变。其于13营也都响应，变兵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捆绑于谯楼上。兵备副使郭广刚刚到任，收集了两万金颁发给部众，士兵仍不满足，于是又向商民借了钱共足5万两。士兵怨恨稍平，释放所缚官员。毕自肃引罪自缢。崇祯帝遣袁崇焕前去调解。袁崇焕八月抵山海关，与郭广商议，先诱首恶张正朝、张思顺，让他们先抓15人斩于市。再斩中军谋士吴国琦，杖责参将彭簪古，贬黜都司左良玉等人。然后让张正朝、张思顺为前锋戴罪立功。张世荣、苏涵淳以贪虐而引发兵变，也予以贬斥。只有都司程大乐所辖一个营没有附和哗变，特予以褒奖。于是宁远兵变始靖。十月，锦州又发生兵变，袁崇焕请增军饷。崇祯帝召廷臣议，阁臣求允发增饷。崇祯责成户部尚书毕自严全权办理。礼部尚书周延儒说：“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需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关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捕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悦，由此属意延儒”。崇祯此时暗问周延儒，并听信奸臣之言，对有功边臣，始生狐疑猜度之心，为后来冤杀袁崇焕种下夙因。

崇祯二年（1629）四月，山陕大饥，起义发生，朝臣捐俸助饷。崇祯帝认为诸臣捐俸助饷是兴利除弊，国家受益必多。顺天府尹刘宗周说：陛下励精图治，召廷臣于文华殿，亲理细务，朝令文考，急欲太平盛世速来。然而急功近利，就要见小利而慕近功。他说：朝廷汲汲所求者，边事也。然而“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者矣”。边塞防守，情况复杂，应从长计议，不应急求数年之效，这样必会引发相反效果。他又举例说：“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理财也。民力已竭，司农告匮，而一时所讲求者皆聚敛之术，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有司以掊克为循吏，而抚字之政绝；大吏以催科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无宁岁矣。顷者严赃吏之诛，自执政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可谓得救时之权。然贪风不尽息者，由于道之未尽善，而功利之见不泯也。”崇祯帝不久又复故大学士张居正荫，赐故都督戚继光表忠祠堂。

八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史堇，阴谋兴大狱为魏忠贤及逆党报仇。就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定袁崇焕罪名。还牵连到过去首辅钱龙锡，认为杀毛文龙，是钱龙锡首倡。史擎说：“袁崇焕离京时，以重金数万贿赂钱龙锡，钱龙锡巧为营干，转祸于毛文龙，置国法于不顾。”崇祯览奏后大怒，敕命刑部官五日内查明此案，案情查明后上报。崇祯帝召诸臣于平台，认为袁崇焕谋叛，当处以极典。群臣认为，斩帅虽钱龙锡开端，但有“处置慎重”等语，本意不在专杀；至于议和之事，首倡于袁崇焕，钱龙锡并未批准。然而军国大计，两臣私下商议就去执行，不上疏请示，造成恶果，罪责难逃。“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刘宗周于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日造蜚语，次第去之。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堕，边防日坏，今日之祸，实已巳以来酿成之也。”’可见崇祯自错杀袁崇焕后，对朝廷危害极大，奸臣竞进，朝政日暗，明王朝危亡之势已难挽回。

刑科给事中吴执御说：理财加派不得已而用之，这种事怎可逾年而不废止?他认为，捐募和搜刮，两者很难取法。崇祯帝则认为，加派是向富人加派，连累不了穷人，捐募是凭人们的正义感，至于搜刮固然会滋养奸邪，但如果得到循吏，依法行事，难道还会给百姓带来不利吗?这时崇祯帝已经露出刚愎自用，不纳嘉言的本性。是年（1631），浙江海盗扰害沿海，湖广民变后树帜与朝廷对抗。宣大兵饷需数十万，责成两广解纳，实际只纳银七千两远不及酬，崇祯帝责其玩忽职守。山、陕饥民起事，见官兵即散，官兵退则又聚。崇祯帝认为，“寇”也是朝廷子民，可抚就抚。广西靖江王府，因争继位内哄。四川乡绅褒挟御史事发生。云南、贵州亦生民变。朝廷面临多事之秋，吴执御上疏说：现在朝廷每年收入四百万两，今天又加到七百万两，但仍缺额一百六十万两，朝廷仍觉粮饷不裕。吴执御认为，加派则害民，不加派则害兵。过去宁远、锦州兵变，袁崇焕集数百万金消解，耗费浩大。他认为沿边各城邑，应令吏部选补贤能，用本地钱粮训练本地土著，这个办法一实行，粮饷可以不取偿于司农，兵不借助于戍卒，当属方便可行之策。崇祯帝认为，钱粮留截本地，国税将从何而出?不听。不久，吏科给事颜继祖又谏减催科事，严遭斥责。此后，吏部考选官员，先看税粮能否完足，不问如何抚民。朝廷选官又专于催科。这一切都导致了明朝法制的明显变化。

崇祯帝于多事之秋，惟思急功近利，不思纳谏革弊，摧旧立新。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上言曰：“养凤欲鸣，养鹰欲击。今鸣而箝其舌，击而绁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异于此!使言官括囊无咎，而大臣终无一人议其后，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忧，臣所为太息也!且皇上所乐听者谠言，而天下误以攻弹贵近为天子所厌闻，其势将披靡不止。”崇祯帝认为袁继咸是越职言事，痛加斥责。这时崇祯帝益加刚愎自用，不纳忠言，再也不像初登极嘁那样谦恭谨慎了。

崇祯后期，边关战事日紧，山陕农民起义日炽，全国灾荒频仍。在危难之中，崇祯帝还要经常游猎，性格也变得喜怒无常，苛责直言忠鲠之士，亲信重用佞俸之臣。为应付后金进攻，加强蓟辽边防，加派辽饷；为镇压农民起义，加派剿饷；为操练士马，再加派练饷。三饷负担已超过农民—之半，再加上其它京用杂项催征，百姓苦不堪言。荒年饥岁则人相食。以致朝野臣民均斥崇祯帝为暴主昏君!终于在内外交困之下，陷大明王朝于覆亡之地。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左都御史刘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他认为京城是首善之地，先臣冯从吾曾建“首善书院”，请求迅速恢复，以表明朝廷致治之本；二、贞法守，太祖读《老子》，深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理，立即焚毁锦衣刑具，要求一切诉讼，听法司决断，不必下锦衣，今应恢复此事；三、崇国体，大臣三品以上获罪应该让九卿、科、道会审后，交付刑法部门，依法收系，不可滥系无辜。即使在刑戮之时，也不能忘记礼遇之意；四、清伏奸，凡是朝廷收到匿名文书，请求立即毁掉；五、惩官邪，京城士大夫与地方官员交际愈多，奸巧愈深，要求臣属听到消息后，就马上弹劾告发。再遇中外官勾结之事，皇上要严断；六、饬吏治，他认为当今吏治腐败，如催科火耗、词讼赎锾，已成定例。至于营升谢荐，贿赂之风就更加厉害。请求严惩贪赃枉法，以清吏治。不难看出，刘宗周所言六事，活生生勾勒出崇祯末年明朝官场腐败，弊端丛生、风教败坏的黑暗政治概貌。崇祯帝对这六条建议虽深感痛切，但已无力回天。

崇祯帝统治晚期举措失当之处更多。如不顾天下灾荒频仍，催科捐税，加派三饷日甚一日，把全国人民推入苦难深渊；为加强防边和镇压各地起义，督饬巡抚、总兵奋力剿讨，也不顾条件如何，敌我形势是否许可，凡边将失事败阵者，非系即杀，从不与廷臣商讨。因此很多镇将遭敌围袭，只能战死疆场，以报效朝廷，致使名将越来越少。尤甚者，偏信中官，总以中官镇抚、监督各要害，以致边将镇卒难以独立运作，手脚被缚。如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明朝覆亡在即，清兵与李自成起义军都逼近京师，崇祯帝仍“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关键时刻京城守备至关重要，崇祯帝竟令“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然而太监并不完全忠心于崇祯帝，如李自成兵至宣府时，“太监杜勋降”。当李自成兵临居庸关时，崇祯帝又遣他认为可靠的唐通“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不料，起义军一到，“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李自成入居庸关。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一向宠信的贴身太监王承恩，应在京城守卫战中大显身手。不料，李自成军刚到，未及交手，“京师京营兵溃”。这时，只能把崇祯帝逼上煤山与王承恩同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面临危急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皆不准。当李自成起义军兵临居庸关时，李建泰亦请南迁，崇祯帝却“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既无充足准备，又根本不具备必胜条件，不思采取灵活变通之计，死守京城。自己不思转机，又不肯放权于皇太子，那么京城的文武重臣、皇亲国眷就只能随这个煳涂皇帝一起殉葬了。在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时，崇祯帝的措置之误，更是难以令人理解到崇祯帝缢死煤山前，在御书衣襟中还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崇祯帝自信自用如此，至死不觉己非，将一切罪过都推给诸臣，其刚愎自用则可想而知!但，他毕竟不能算是个荒淫暴君。史论说：崇祯帝“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驯致败亡，儿与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贬”，其主要原因是“化导鲜术，贪浊之风成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见于上”。倒还颇有些功过分明的两点论味道。比起崇祯帝的怨天尤人来要高明得多；《明史》的评论说：“崇祯帝虽每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但十分可惜的是他“用匪其人，益以债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这样的评论似乎更近乎公允。因此讲述崇祯帝，宜应区别前后两期，前期诛灭权阉，不近声色，不殖货利，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大有中兴气象，因此“天下翕然称是”。但到了后期，刚愎自信，不纳忠言，用匪其人，以至于达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的程度，最后落得个国破身死、求告无门的悲剧下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释①②③④⑤《明通鉴》卷八，熹宗天启七年。

⑥⑦⑧⑨⑩《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三八《奸臣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通鉴》卷八二，庄烈帝崇祯八年。

（明史》卷二六○《袁崇焕传》。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晚明民变明朝后期，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愈演愈烈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愈发激化，明朝统治更加腐败。

土地兼并在明朝中后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皇室宗族凭借特权疯狂掠夺土地，以“皇庄”为名的占田不断扩大。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的皇庄占田竟达214万亩。其子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一次便得赐田200万亩，由于河南土地不足，又“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①。受封湖广的潞王朱翊谬，其庄田亦有400万亩。到明熹宗朱由校时，仅一次赐予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湖广田就多达300万亩，而此时湖广土地已被兼并殆尽，只凑得60万亩，于是熹宗便勒令向各州县百姓分摊租银，谓之“天地之租”。

皇室宗族强夺土地，官僚地主更是巧取豪夺。天启七年（1627），大官僚魏良栋一次便得熹宗赏田40万亩。而大宦官“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②，前后受赐田产竟逾百万亩。加之地方上豪强、庶族地主的抢掠霸占，百姓所有耕地少得可怜。山东地区“民间田土搜刮殆尽”③。四川成都地区州县土地，“为王府者十之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④。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权贵、地主手中，而多数农民则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无地可耕，甚至无家可归的流民和饥民，出现了“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⑤的严重社会问题。

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破产，亦使朝廷收入急剧减少。然而明朝统治的腐败，尤其是明帝的恣意挥霍，更加剧了朝廷财政的危机。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满足统治者穷奢极欲的需要，明朝政府极力将危机转嫁到百姓头上，变本加厉地盘剥和苛征。搜刮民脂民膏，侵占了大量土地的权贵豪强们，凭借手中的权势，或享有免税的特权，或减免赋税，于是出现了“富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⑥的情景，富户大家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屋无税。明初全国有税田850多万顷，到弘治年间仅存420多万顷，减少近一半。嘉靖初年，湖广地区的税田已由220万顷减至23万顷，河南地区的税田也由144万顷减至41万顷，减少额竞占绝大比重。这些流失的税田多为官府侵占，或被地主强夺。

自万历末年起，明廷岁收1461万两，其中入内府供皇帝及宫廷开支的约600万两，余下的才归户部作为朝廷的开支。其时官僚机构庞大，官吏剧增。而东北地区女真族再度兴起。于辽东创建后金政权，举兵反明，造成明朝严重的边患。战争频繁，军费开支迅速增加。为此明朝政权不断增加赋税，于正税之外，又有各种名目的“加派”，其中尤以辽饷、剿饷、练饷这3项加派最为扰民。

自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明廷借对后金作战之名，始征“辽饷”，每亩征银3厘5毫，两年后增至9厘。崇祯三年（1630），又于9厘之外再增收3厘。“剿饷”则是专为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练饷”则是专为训练军队而置。一年辽饷可达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两，“三饷”之合。每年多达2000万两，超过正税一倍以上。

“三饷”之外，又巧立名目，加征商税、关税、盐税、矿税等，以至于“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⑦，“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⑧，一时间，“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⑨。在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税压榨下，广大农民处境更加危难，只得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以求得一条生路。自万历初年起，各地相继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抗斗争。尽管这些反抗斗争先后遭受镇压，但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于青黄不接之际向百姓催逼租税。以白水农民王二为首的数百农民冲人县城，处死张斗耀，开仓济饥，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举立即得到广大的饥民、逃兵及驿卒的响应。崇祯元年（1628），陕西府谷县民王嘉胤率众起兵，与王二会合，众达五六千人。随后又有安塞高迎祥、宜川王左挂、延川王自用等人闻风而起。崇祯三年（1630），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亦于十八寨率众起义。米脂人、曾为驿卒的李自成也因裁减驿卒俸禄，而率驿卒起义，投靠王左挂所部。王左挂兵败投敌后，李自成率众转投张孟存的义军，张孟存牺牲后，他领部众冲出明军包围，继续与官军作战。

面对义军声势日益壮大的局面，明廷采取“恩威并济”、“招抚”为主策策略，企图分化瓦解义军。此时各路义军各自为战，也曾一度推举当时声势最强的王嘉胤为首领。王嘉胤遇害后，又推举王自用为首领。但实际上，各路义军仍不相统摄，力量分散。崇祯四年（1631），各路义军因陕西地区连年饥荒，而转移山西，王自用联合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等路义军，组成32营，共有20余万众，分3路活动在山西平阳、泽、潞、太原等地。

义军自陕西转战山西，明廷大为震惊。明帝朱由检一改“招抚”为主的策略，转为以“剿灭”为主，以洪承畴为陕西巡抚，总督三边（延绥、甘肃、宁夏）军务，令其组织数十万官军围剿义军。分散作战的义军经过激烈战争，又转战河北。不久王自用阵亡，余部投奔李自成。此时，实力较强的高迎祥再与张献忠、李自成、马守应、罗汝才等首领联合，突破明军包围，南渡黄河。崇祯八年（1635），明廷令洪承畴领兵出陕西，另一位明将朱大典统军出山东，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妄图一举翦除农民义军。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起义军13家72营会于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案。荥阳大会上，作为闯王高迎祥部将的李自成提出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策略，为众将领所采纳，遂分13家72营兵力为东、南、西、北四路，另有一路作为策应，主力突击明军兵力最为薄弱的东路。会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东路军突破官军的包围，由河南转入安徽。仅10余天，即兵至凤阳城下，一举全歼凤阳守军6000余人，留守朱国相兵败自杀。义军在此焚毁朱元璋的祖坟——皇陵，又镇压了百余名抗拒的官吏、诸生及太监。张献忠于城上竖起“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义军于凤阳的举动令崇祯皇帝如丧考妣，痛哭流涕。他一面下诏“罪己”，一面又慌忙调遣兵力，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为总理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分兵镇压义军，“承畴剿西北，象升剿东南”⑩，对义军展开一系列的攻势。

高迎祥于凤阳大捷后，又率兵入河南，继而转入陕西。卢象升紧追不舍，双方大战于朱龙桥，高迎祥部失利，随后又一再受挫，被迫率部向汉中地区突围，高迎祥不幸被俘遇害。其余部在继为闯王的李自成率领下，继续与官军抗争。张献忠则率部南进，攻陷庐州、麻城，使明廷的镇压遭受挫败。

崇祯见此情景，顾不得对付东北地区的满洲反明斗争，将主力从辽东调往义军活动地区。崇桢十年（1637）三月，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翦灭义军的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明廷随即增兵12万，增饷28万两，出动十省官军，扬言于3个月内彻底消灭义军，致使义军再度处于危急的形势之中。而此时的各路义军仍分散流动作战，既无根据地又无明确的纲领口号，因而相继失利。十一年十月，李自成于潼关战败，与刘宗敏等18人杀出重围，进入商洛山。张献忠亦于湖北受挫后伪降。其他义军或败或降，起义斗争陷入困境。

崇桢十一年（1638）冬，清军大举人关，以凌厉的攻势横扫山东、河北等地。明廷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得不从镇压义军的前线抽调官军，急驰北上抗清。此时适逢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旱灾严重，蝗虫肆虐，饿殍遍野。这一形势对陷入低潮的起义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转机。十二年（1699）五月，张献忠于谷城再起，由湖北转入四川，连克官军，扭转被动的战局。李自成闻讯，立即出雒山，招集旧部，重振旗鼓，转战于陕南地区。十三年（1640）九月，李自成突破杨嗣昌官军的包围，于冬天进入河南。受大旱之灾的河南形势对义军十分有利，数万饥民争相投奔李自成所部，出身地主的知识分子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也先后加入义军队伍，义军声势迅速壮大。

起义军针对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的弊政，鲜明地提出“均田免粮”的纲领口号，且将缴获官府、地主的财物赈济给饥民。这一举动立刻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均日免粮”的口号更是深得民心。在此基础上，起义军又制定了“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的政策得到市民们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义军，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50万人之多，实力迅速壮大。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明将杨嗣昌率领官军主力入川，追剿张献忠，趁中原地区空虚之际，李自成毅然率军攻入洛阳，处死了广占良田、侵夺民财的福王朱常洵。朱常洵及一批官吏被处决，令洛阳城内外的百姓拍手称快。攻占洛阳后，李自成继续转攻开封府，由于拒守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有所准备，义军未能攻下，然而在河南全歼了增援的官军。

二月，张献忠也率部复入湖广，一举攻陷襄阳，处死襄阳王朱翊铭。杨嗣昌见非但未能剿灭义军，反而义军连克重镇，处决皇亲贵戚，遂畏罪自杀。崇祯改以陕西总督丁启睿代替杨嗣昌，又令兵部尚书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攻李自成，却遭李自成所部全歼。

张献忠占据襄阳后，骄傲自满，罗汝才等义军将领与之不和，率部北投李自成，于是李自成的势力又得壮大。年底，李自成再度挥师攻开封，但因他于阵前中箭伤眼，被迫放弃攻城。崇祯十五年四月，义军第三次围攻开封，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于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大败官军援兵主力。在随后与前来镇压的官军交战中，李自成的义军又连连取胜，彻底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年底，李自成挥师南下，进攻湖北重镇襄阳。在攻占襄阳后，义军连续作战，迅速占据数十个州县，控制了澧州、常德以北，麻城、黄州以西，光化、均州以东的广大地区。而张献忠也、率部转战于两湖及四川地区。两支主力义军南北呼应，使明朝的武力镇压政策几近破产，明朝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义军各部推举李自成为盟主，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五月，义军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称为“新顺王”，修宫室，设置文武官吏，创建“大顺”农民政权。同月，张献忠率部在攻占汉阳、武昌后，自称“大西王”，改武昌为天授府，创建政权。之后又经湘赣，进入四川，于十七年十一月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且以成都为西京。

李自成创建大顺政权后，九月率军北伐。十月，破潼关，占据西安。十七年正月，定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牛金星为丞相，并在西安地区镇压地主豪强，抚慰流亡，募民垦田，流通商贾，铸造“大顺”钱币，制定“五年免征”、“追赃助饷”等政策。二月，李自成亲统大军进击北京，一举攻占太原，发布讨明檄文，历数明朝统治者的罪状，提出“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掠抢、平买平卖”的纲纪，再次重申“贵贱均田”的政策，受到农民普遍的支持和拥护。

之后，李自成、刘宗敏等将领率大顺军主力经忻州、代州、大同、宣化，走居庸关，向北京进发。另分一路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东渡黄河，经河南、河北，北进北京。面对大顺军的迅勐攻势，崇祯皇帝慌忙下诏“罪己”，既而又向大顺”政权提出“割地求和”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包围北京城，城外官军三大营不战而降。十八日，攻破北京城。崇祯帝企图外逃，但已为时太晚。他急召文武百官，却无一人应召入宫，绝望之中，崇祯帝登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内）自尽。至此，明朝统治寿终正寝。

注释①吴传业《绥寇纪略》卷八。

②《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③《明世宗实录》卷一三○。

④《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

⑥《皇明经世文献》卷三五九。

⑦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⑧《明史·食货志》。

⑨《明史·王宗沐传》附《王世昌传》。

⑩《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三《辞总理五省军务疏》。

查继佐《罪惟录·李自成传》卷三一。

《明季北略》卷二○。

赵士锦《甲申纪事》。

第三十八章

大明王朝全面解读姚广孝是怎样以和尚身份成为燕王争夺天下的谋士的姚广孝（1335～1418），长洲（今苏州）人，十四岁出家为僧，法号道衍，世称道衍和尚。曾经跟随道士席应真学习阴阳术数。在一次云游嵩山时，著名相士袁珙（gǒng）见到他后十分诧异，说他是三角眼，形如病虎，嗜杀成性，将来一定是刘秉忠一类的人物。姚广孝听说自己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物，正符合志向，非常高兴，立志要做一番事业。

马皇后病逝，朱元璋要选择高僧入藩王府为马皇后诵经祈福，姚广孝被人推荐上去。燕王朱棣跟姚广孝交谈后感觉他很合自己的心意，便请他跟随自己。从此姚广孝就投到这位野心勃勃的王爷幕下，成为心腹之人。

惠帝即位后，下令削藩，周王、湘王、代王、齐王、岷王相继获罪。姚广孝便秘劝燕王起兵，并举荐了袁珙和占卜人金忠。他经常以雄辩的口才分析当时形势，还用对联占卜等方式促使燕王下定决心，并协助做好军事准备。当初决定起兵时，恰逢风雨大作，屋檐上的瓦坠落在地，燕王为之色变。姚广孝却说：“这是吉祥的征兆。飞龙在天，风雨相随，檐瓦落地，预示要换成黄瓦。”几句话便坚定了燕王起兵的决心。终于，燕王于惠帝建文元年（1399）发动了“靖难之役”。姚广孝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起兵之后，燕王以清除惠帝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军队号称“靖难之师”。战争开始之初，姚广孝主要起着留守和辅助决策的作用，类似于汉初的萧何。建文元年（1399）十月，明军大将李景隆趁着燕王大军南下而后方空虚之机围攻北平（今北京）。姚广孝守备坚固，击退了进攻的明军。到了晚上还用绳子将壮士从城上送下攻击明军，明军防不胜防。燕王的援军到达后，内外夹击，李景隆战败逃走。燕王围攻济南，三个月都攻不下，姚广孝便急速送信说：“军队已经很疲劳，请赶快撤回。”燕王便立即撤军返回。燕王在攻打东昌（今山东聊城）时，大败，大将张玉也阵亡了。这时燕王打算稍微修整后再攻，姚广孝却极力催促进攻，并更多地招募勇士，终于打败了明军统帅盛庸，又在西水寨打败了另一明军统帅房昭。姚广孝给燕王谋划的策略是“不要攻占城市，而是要一举攻下防守薄弱的南京城”。燕王听从了这个意见，率军直取南京城。“靖难之役”终于在惠帝战败自焚、燕王夺取帝位后结束。

姚广孝虽未曾亲临战阵，但在燕王起兵并最终夺取天下的整个过程中，他的计谋策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论功行赏时以他为第一。成祖朱棣给他赐名“广孝”，令他还俗，而他不肯。不过他也没有退出官场，而是以出家人的身份先后出任僧录司左善世（全国佛教协会主席）和太子少师之职，并主持撰修《永乐大典》和《太祖实录》。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姚广孝病情危重时，成祖亲自到他居住的庆寿寺看望，相谈甚欢。病逝后，成祖一连两天没有上朝，亲自为姚广孝撰写碑文，记述一生功绩。

解缙为什么能在建文、永乐两朝都得到宠信解缙（1369～1415），字大绅，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具有治国安邦的才能。解缙刚一当官就受到太祖朱元璋的信任，常常跟随在太祖身边。有一次，太祖当面告诉他说：“我与你从道义上讲是君臣，从恩情上讲如同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他便提出建议：政令要稳定，刑罚要简省，整理经史，制定礼乐，表彰贤士，崇尚先哲，禁止娼优，易置寺庙，少收赋税，减轻徭役，焚毁经咒，断绝鬼巫，裁撤多余官员，节省开支，发展生产，缓解百姓困境。太祖连连称赞，说他有安邦济世之奇才，治国平天下之大略。

惠帝即位后，解缙便给深得惠帝信任的礼部侍郎董伦写信，表白对皇上的忠诚之心。于是，董伦向惠帝举荐，惠帝便召解缙为翰林院待诏。成祖永乐元年（1403），解缙为翰林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进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参与国家的机要事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不久，又晋升为翰林侍读学士，奉命主持修纂《太祖实录》、《列女传》。这时，成祖对解缙很信任，曾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而我也不可一日少了解缙。”成祖对解缙的进谏都能虚心听取。二年，升迁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

解缙在朝时，凭人的是否贤德来品评人物，好就说好，坏就说坏，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成祖曾开列了一份朝廷大臣的名单，让他按名单评说他们的“短长”。解缙便一一写出：“蹇义天资厚重，但内心没有固定的见解；夏原吉为人有德量，却不疏远小人；刘情虽有才干，但不知道顾及情义；郑赐可说是一位君子，但缺少才气；李至刚为人虚妄而趋炎附势，虽有才而不正直；黄福持心平易公正，确有志节操守；陈瑛执法苛刻，但还能保持清廉；宋礼刚直而严厉，别人恨他不体恤下人；陈洽做事通达敏捷，又不失正直；方宾是文书小吏之才，有商人市侩之心。”成祖将这份奏章交给了太子朱高炽，太子又询问尹昌隆、王汝玉两人的情况。解缙即刻回答说：“尹昌隆是位君子但气量不大；王汝玉的文章写得很好，只可惜有世俗之心。”仁宗即位后，拿出解缙的奏章给首辅杨士奇看，还说：“都说解缙狂妄，看他对人的评论都有独到的见解，并不狂妄!”又称赞他的文章雄劲奇古，新意迭出，可与司马迁、韩愈等人媲美。

为什么说杨士奇是数朝元老杨士奇（1365～1444），名寓，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惠帝建文元年（1399），经王叔英举荐，被召进翰林院任编纂官，参与修撰《太祖实录》。

杨士奇是历经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1403～1449）的宰辅重臣，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是明朝前期政坛上的杰出人物。他在朝四十多年，一直为内阁重臣，深得历朝皇帝的器重。

从仁宗洪熙元年（1425）到英宗正统元年（1436）出现了“仁宣之治”的较好局面，杨士奇是有功劳的。他待人接物豁达大度，以大局为重，不记私怨。同僚有小过错的，常常为之掩盖。成祖时，广东布政使徐奇把岭南的土特产分送给朝廷大臣，唯独杨士奇没有。有人把徐奇所送礼的大臣名册进呈给成祖，成祖看到上面没有杨士奇的名字，便把他召来询问。杨士奇回答说：“徐奇去广东时，各位大臣都赋诗作文送行，我当时正赶上生病，未能前往送行，因此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而且，各位大臣究竟接受了没有，现在并不清楚，何况还只是一点土产，一定没有其他用意。”成祖便急忙下令烧掉了名册。

杨士奇深知民间疾苦，为相以后，常以国家安定和百姓生活为念。又刚直敢言，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意见。仁宗即位后，有一次向他征求意见，他当即大胆地说：“您下诏书减少各地的岁供才两天，惜薪司却要征枣八十万斤，和诏书相抵触。”仁宗立即命令减半。当时，有人向仁宗上了一道歌颂太平的奏章，仁宗让群臣传阅，大家都认为当今四海升平，值得颂扬，独有杨士奇不以为然。他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因多年用兵，使百姓颠沛流离，还未回归故土，疮痍还未平复，许多百姓得不到温饱，需休养生息多年，才可能过上太平日子。”仁宗很赞同，对其他大臣说：“我以诚相待，希望纠正失误，但只有杨士奇的五次奏章是指出了时弊，而你们都没有一句谏言，难道朝政真的没有错误，天下已经太平了吗?”其他大臣感到很惭愧。

宣宗宣德（1426～1435）年间，很多地方屡遭水旱灾害，杨士奇不仅多次奏请皇帝下诏体恤民情，而且更关心恤民政策的落实情况。有一年，户部无视宣宗的诏令，未减免田地租额，杨士奇便报请宣宗下诏督促减免，对拒不执行者从严治罪。

英宗登位时才九岁，太后一心任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三杨”也总是兢兢业业。英宗正统之始的数年，政治比较清明，这与他们三人是分不开的。

杨士奇爱才重才，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举荐人才。他认为，各级官吏的好坏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应该提拔博学多才、品行好的人当官，要任人唯贤，而不能任人唯亲。经他荐举当官的前后有五十余人，如于谦、周忱、况钟等人，或是卓有政绩，或为一代名臣。

纵观杨士奇的一生，他堪称一位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不遗余力地辅助皇帝实施一系列有益于天下百姓的政治、经济措施，使明朝前期出现了数十年的政通人和局面。

杨荣的生平情况如何杨荣（1371～1440），字勉仁，初名子荣，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县）。建文二年（1400）入进士，授官编修。成祖刚入京师时，杨荣就到成祖马前迎接谒见：“殿下先拜谒孝陵还是先登帝位呢?”朱棣听罢突然醒悟过来就慌忙赶去拜谒孝陵。从此，杨荣受到皇上的知遇。成祖登位后，选杨荣进入文渊阁，为他改名杨荣。

杨荣机警聪明，颇有见识才干，在评定议论各部门的事务方面很能合乎皇上的旨意，因此得到优厚的俸禄，并得到一再提拔重用。永乐五年（1407），杨荣受命前往甘肃筹划军中事务。凡经过之地，他都认真观察山川地势，体察民情，检阅城堡等军事设施，回来后在武英殿上奏，“能知边将贤否，厄塞险易远近，敌情顺逆”，皇上非常高兴，当时正值盛夏，还亲自剖瓜赏他吃，可见他深受宠信。此外，他还很有军事才能，曾多次随从皇上出巡边塞，处理事情谋而能断。十六年，接任掌管翰林院事务，皇上更加赏识和信任。然而，“树高招风”，杨荣的持续得宠引起众多大臣的嫉妒。于是，他们设法疏远杨荣和皇上的关系，并共同推举他为祭酒。皇上讲：“我固然知道他可以胜任，只是要得到能替代他的人难呀。”诸大臣至此都不敢再言语了。后来多次出塞，他掌管全部军事事务，并且可以处理很多棘手问题，皇上直称他为“杨学士”而不叫名字，并给予最高的赏赐。皇上总共五次出塞，其间士兵忍饥挨饿，后勤运输供应不上，死亡人数达十之二三。大军抵达答兰纳木儿河，仍不见敌人，皇上询问对策，群臣都唯唯诺诺，杨荣和金幼孜从容不迫地提议班师回朝，皇上采纳。返回途中，皇上去世。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关键时刻，秘密召见杨荣和金幼孜一起商议。他俩认为朝廷军队离京城很远，先不公开丧讯，按礼入殓，用锡浇铸为内棺，装载在车中，进奉膳食和原来一样，而且更加严格军令，让别人都无法揣测怀疑。如果有人请求其他事情、或要敕令就飞驰报告太子，他们立即反对，说：“先前皇帝活着则称为敕令，殡天了而称敕令就是欺骗，罪过不小。”于是开列皇上崩驾的月、日及临终诏命传皇位的大意，启奏太子。然后先行飞驰抵达京城报丧，接着又受太子之命与蹇义、杨士奇一起商议治丧之事。

仁宗登位，因杨荣功劳显赫赐令嘉奖，赏赐优厚，并晋升为工部尚书，领取三种职务的俸禄，平反叛乱中因决策之功又得到最高奖赏。英宗登位，晋升为太师。正统五年（1440），杨荣请求返乡省视祖墓，皇上令宦官保护前往，返回途中去世，享年七十岁。赠官太师，谥号文敏，并授予世代承袭都指挥使。

杨荣一生历事四朝，“事君有体，进谏有方”，一般论事激烈尖锐，不容别人过失，然而一旦遇到别人惹怒皇上招致不测时，往往设法婉言疏导皇上，使事情平息。因此很受皇上恩宠，对他的赏赐也始终没有间断，仕途道路上春风得意。此外，他还生性喜欢招待宾客，即使大富大贵，也没一点傲气，读书人都心悦诚服地归附于他。有人称赞杨荣处理政事可以与唐代的姚鼐相媲美。

杨溥一生有什么主要事迹传世成祖时，杨士奇、杨荣、杨溥（1372～1446）三人先后在四朝任职，是当时年高望重并具有道德学问的人物。杨溥虽然进入内阁晚一些，但道德声望足以匹配。“三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通晓洞察事物的先机，同心协力于朝政，谨慎谦恭于人事，成为明代的贤良宰相。

杨溥以高尚的节操而闻名。永乐初年，他辅导皇太子任洗马之职。太子阅读《汉书》称赞张释之为贤良之臣，杨溥说：“张释之诚然贤良，若没有文帝的宽厚仁慈，也无法实现他的志向。”于是，杨溥采集汉文帝的事迹，分类成编，呈献给太子。永乐十二年（1414），因太子之事，杨溥受牵连，以东宫遣使迎驾迟缓的罪名被逮捕关进锦衣卫监狱。在狱中，曾多次断绝食物危及性命，他依旧读书不辍。在十年牢狱生活中，发奋读书，阅读重要的经史和诸子典籍很多遍。

仁宗登位，他才被释放出狱。仁宗惦念杨溥是由于自己的缘故而长期不得志，因此特别优待他，令他主管弘文阁的事务，并亲自授予弘文阁的印信，说：“朕用你在身边，不只是因为学问，而是想要广泛地了解民情，作为治理国家的参考，有什么意见和倡议，奏疏可封口直接呈递。”后至宣宗、英宗在位时，“三杨”都得到信任，辅佐皇帝处理朝政。正统三年（1438），《宣宗实录》修成，杨溥晋升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原比杨士奇、杨荣晚二十年进入内阁，这时才与他们并列。当时，由于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内外官员和百姓纷纷称颂“三杨”，并以他们宅邸的位置称杨士奇为“西杨”，杨荣为“东杨”，杨溥曾题署先世居住之地为“南郡”，被称为“南杨”。

杨溥质直廉静，谦恭谨慎，每次入朝都沿着墙小步快跑。大臣们议事都要争个高低，有的甚至说出很不合情理的话，而杨溥则心平静气地和他们相处，令人赞叹心服。英宗即位后，逐渐宠用宦官王振，太皇太后病逝后，王振更是一揽权势，大作威福，“三扬”对他的跋扈行为无法制止，等到杨荣、杨士奇相继去世，杨溥孤立无助。正统十一年（1446），杨溥去世。此后三年，英宗在王振的诱骗下出征蒙古，身陷土木堡，几乎酿成天下大乱。当时人们追思起来，认为“三杨”若在，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周新为什么被人视为“冷面寒铁”

周新（?～1412），广东南海（今广州境内）人。最初，名叫志新，字日新，成祖常常只叫他“新”，于是“新”便成了他的名，而把“志新”作为字。成祖即位后，任监察御史。在任期间，嫉恶如仇、铁面无私，敢于直言，多次弹劾违法和失职的官员，使权贵皇亲都惧怕几分，因而被称作“冷面寒铁”。

周新在巡按福建时，曾奏请都司卫所的武官不得侵凌府州县的文官，地方上的府卫文武官员相见时，礼节应平等。因此，使得武官们都比先前有所收敛。

周新在考吏治，办理案件的过程中，精明能干，毫不徇私。有一次，周新为了解一件案子，微服出访，但在途中不小心触怒了当地的知县。知县正想拷打审问，听说清廉的按察使就要到来，便把他关进监狱。在狱中，他从囚犯口里了解到这个知县贪赃枉法的情况，掌握了证据。于是告诉狱吏说：“我就是按察使。”知县听了，赶忙道歉。周新向朝廷上奏弹劾，便罢免了这个知县。周新为民除掉一害，使当地人心大快。成祖永乐十年（1412），浙西发洪水。当时担任通政之职的赵居任隐瞒不报。周新向皇上奏明此事，皇上派人复查核实，结果了解到实情。

周新是廉洁奉公的清官。有人为了拉关系送他一只烧鹅，他却差役将烧鹅悬挂在公堂前，以后再有人送礼讲情，他便指着这只烧鹅以示告诫。从此，再没人敢贿赂他。

锦衣卫的指挥纪纲派了一个千户（武官）到浙江公干。这个千户趁机索取贿赂，作威作福。周新不怕他有后台，正要查证惩治，不料让他逃脱了。不久，周新送文册进京，在涿州（今河北保定）遇到这个千户，便抓起来关押在州监狱里，不料又让他脱身逃走了。跑到主子纪纲那里诬告周新，纪纲是个权倾一时的佞臣，便多方罗列罪名，上奏折诬陷周新。成祖大怒，下令逮捕周新。当时的旗、校官都是锦衣卫同党，在押送周新到京城的路上，任意拷打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向恶势力屈服。到了朝廷上，他伏在台阶前大声说：“陛下让我办事，职责和督察院是一样的，我奉陛下您的命令，去擒奸除恶，怎么就成了罪臣?!”成祖听了更加愤怒，下令处死他。临刑前，周新大声说：“活着是直臣，死了应当作直鬼!”仍表现出一股宁死不屈的正气。

过了几天，成祖有所悔悟，问侍臣：“周新是哪里人?”侍臣说是：“南海。”成祖感叹道：“岭南竟有这样的人，错杀他了。”后来，纪纲的罪行被揭发，周新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胡濙为什么能够历事六朝皇帝胡濙（1375～1463），字源洁，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他历事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六朝皇帝，为朝廷可以说是鞠躬尽瘁。

惠帝建文二年（1400）考中进士，授予兵科给事中之职。

成祖永乐元年（1403），升任户科都给事中。当成祖即位不久，就听到有传言说惠帝其实并没有死，只是逃走了，引起成祖的怀疑。五年，派胡濴以颁发御制（皇帝编写的）的各种书籍为名，四处悄悄打听惠帝的下落。因此，胡濙在京城以外呆的时间最长，到十四年才回京。所到之处，他也时常把各地的隐情上报给成祖，很受成祖信任。当时皇太子在南京代理国政，汉王朱高煦捏造没有根据的话诽谤太子，成祖便派胡濙前去察访。胡濙到达后，秘密上疏告诉成祖说太子恭敬孝顺谨慎，成祖非常高兴。

仁宗即位后，征召他为行在（古代皇帝所在的地方）礼部侍郎，后转任太子宾客，兼任南京国子监祭酒。

宣宗即位后，仍然任命他为礼部左侍郎。汉王造反，他和杨荣等人协助宣宗亲自出征，平定了叛乱。宣宗把他视作股肱之臣，在宫中就曾设宴邀请过胡濙、杨士奇、夏原吉、蹇义四人，并对他们说：“现在天下太平，是四位爱卿的功劳。”

英宗登上皇位后，下令要节减费用。胡濙便上疏建议减少上贡的物品，裁减番僧（汉族以外的僧人）等，都得到英宗的许可。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朝中人心大乱，有建议南迁的，胡濙坚决抵制南迁的主张，与于谦的意见相合。由此使内外人心逐渐安定下来。

代宗登上皇位后，胡濙加封太子太傅。杨善出使也先时，胡濙曾上疏给代宗建议附带一些皇帝用的食物和衣服给太上皇（英宗），没有得到答复。针对准备迎接太上皇回归的仪式程序中，也曾多次上疏建议应扩大排场迎接太上皇，均未得到答复。

英宗重新登上皇位后，他年事已高，勉强支撑病体入朝，后便请求离任。胡濙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礼贤下士。他先后侍奉过六朝君主，在朝时间接近六十年，朝廷内外都称他为“耆德”。

于谦为什么被称为民族英雄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的救世宰相呀。”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于谦考中进士。

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发生。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英宗，以英宗为人质，不断骚扰边境。也先知道明朝廷决心抵抗瓦剌，就以送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北京。这一年十月，瓦剌军很快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石亨认为明军兵力弱，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于谦则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向他们示弱，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于是他积极部署迎战策略，并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下了一道军令：将领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士兵负责斩杀。将士们被他的勇敢坚定感动，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会攻下京城，等见到明军严阵以待，大失所望。叛变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请明朝大臣迎接英宗，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城谈判，代宗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后来也先部队来到德胜门，于谦便令石亨设下埋伏，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被打死，也先部队又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奋力抵抗，石亨也率领部分兵力来到，敌人撤退。副总兵武兴和都督王敬在彰义门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也先部队赶到土城，居民爬上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援兵赶到后，敌军被迫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便拥着英宗向西逃去。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评功时，代宗加封于谦少保，负责总督军务。于谦坚决推辞，代宗不准。接着于谦又请求增兵保卫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今河北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府州，派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坚决抗击外侵军。

于谦坚决主张打击蒙古瓦剌的入侵，并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捍卫了朝廷的尊严，维护了人民的安全。

王骥是进士出身为什么却频立战功王骥（1378～1460），字尚德，束鹿（今河北辛集）人。成祖永乐四年（1406）考中进士，授予兵科给事中一职，奉命镇守山西。在任期内，他严肃法度，境内非常安宁。他还曾率军夫九万营建北京，后升为兵部尚书。

当时北方边境时常遭到瓦剌的侵扰，英宗正统二年（1437），王骥奉命整治军务，斩绝了往年临阵退缩的将领，众将很受震慑。又大规模地检阅将士，勤于练兵，打造武器，积草屯粮，整肃军容，因此军队士气大增。瓦剌将领巴秃孛罗领兵侵犯，王骥派将领前去迎战，将巴秃孛罗擒住，并俘虏了他的部众。战后，王骥又裁减了三分之一的边防军兵，实行轮番值防的方法，不仅使军兵能够得到休息，而且减轻了运输之劳。

不久，蒙古瓦剌阿台朵儿只伯率军来侵犯。王骥与诸将奋力迎战，大败敌人，擒获敌军的枢密、同知、佥院等十五人，万户两人，降服了敌军所属的部落，转战一千多里，阿台朵儿只伯远逃。

后来，思伦发叛乱。王骥分别于正统六年（1441）、八年、十三年三次南征麓川。虽然三次都未捉到思伦发，但每次都能大败敌军，对稳定西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

王骥虽是进士出身，但擅长骑马射箭，为人刚毅有胆量，又通晓军事谋略，因此能频立战功，为朝廷的稳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徐有贞在水利方面有什么建树徐有贞（1407～1472），字符玉，起初名理，后改为有贞，吴（今江苏苏州）人。宣宗宣德八年（1433）考中进士。他非常喜欢探究天文、地理、水利等方面的知识。

代宗景泰三年（1452），升任右谕德（官名，职责是对皇太子教谕道德，随事讽谏）。当时，黄河在沙湾（今山东寿张）决口已经有七年，先后前去的官员都没能治理好。朝廷大臣都推举徐有贞，代宗便提拔他为左佥都御史，派去治理黄河。

徐有贞到达后，先去观察估量了一下水势，然后给代宗呈上三个方案：一是设置水门，一是开通支流，一是疏通运河。代宗一一批准。徐有贞于是征集民夫，亲自率领监督，开始创建水闸，治理河渠，经过五百多天的艰辛努力，工程圆满完成。

当初徐有贞向代宗呈上方案时，王嬷因为觉得漕渠淤积阻碍船只的运输，因此主张尽快堵塞决口，而徐有贞则认为治理河渠应着眼于长远利益，秋冬之季即使堵住决口，来年春天还会再次决口，那样只能是白白辛苦一场而没有好处。最终代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在工程进展过程中，代宗认为当时转运粮饷最为迫切，因此，工部尚书江渊等请求增派京城的军队前去支持，并要求限期三个月完成。徐有贞上奏说：“京城的军队一出动，每天的费用便多得不可计算，而现在溃决的大堤已经坚固，泄口也已经合拢，只要使用沿岸的民夫就足够了。”于是，江渊的建议被废弃，工程也按期完成了。

竣工后，代宗召徐有贞回京，加官封爵。后来又派徐有贞出京巡视漕河。

景泰七年（1456）秋，山东发大水，河堤大多毁坏，只有徐有贞负责修筑的河堤还和以前一样，代宗便派他去治理。他从临清（今山东临清）到济宁（今山东济宁）分别设置减水闸，水患全部根除。回京后，受到奖赏慰劳，升为左副都御史。

徐有贞在水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第三十九章

杨善是怎样从瓦剌迎回明英宗的杨善（1385～1458），字恩敬，大兴（今属北京）人。成祖起兵时，因参预守城有功，被授予典仪所引礼舍人之职。

代宗景泰元年（1450），杨善奉命出使蒙古与也先议和。到达后，也先派来迎接杨善的人在与他饮酒时问：“‘土木堡之战’时你们的军队怎么那么胆怯呢?”杨善回答：“当时年轻力壮的官兵们都南征去了。王司礼（大宦官王振）只是建议太上皇巡视那里，并没有进行作战的准备，因此让你们得逞了。不过，现在南征的将士都回来了，有将近二十万人马。他们平时都用神枪火器来训练，百步之外就能射穿人马；在边防要塞又埋了三尺深的铁锥，马蹄一踏上去就会被穿透。”那人听了大惊失色。

杨善接着又说道：“可惜现在这些都用不到了。”那人赶忙问：“为什么?”杨善说：“我们和议成功了，现在就是亲兄弟，还用它干什么?”那人听了大松一口气，赶忙回去把这些话告诉了也先。也先非常高兴。

第二天进见也先时，杨善便责问说：“太上皇在位时期，我们给太师您的黄金钱币从没有断绝，太师您为什么要背弃盟约呢?”也先说：“你们削减了我的马价，给我的布帛也多被剪断，前前后后派去的使者很多都没有回来，而且还减少了赐给我方使者的礼物，这是为什么?”杨善回答：“太师您送来的马年年增多，价格难以维持，而我们又不忍心拒绝，所以只能稍微减少一点；布帛被剪断，是翻译官干的，事情败露后，已经被杀掉了。就是太师您上贡的马也有优有劣，貂裘有好有坏，这难道也是太师您的意思吗?您派遣的使者好多人之所以不回去，只是因为他们或是做了强盗，或是触犯了法律，担心回来后被惩处，因此逃跑了；前来进贡的使者接受赐宴时，往往虚报人数，我们减少的只是虚报的人数，只要本人到了就一定有礼物。上天有好生之德，您两次进犯，双方死伤无数，如果现在送还太上皇，我们和好如初，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也先说：“可诏书上并没有说要奉迎太上皇啊！而且你们为什么不带着重金来换?”杨善胸有成竹地说：“这就是想成全太师您的名声啊!如果写在诏书上，这就是说太师您是迫于朝廷之命而非出自真心；如果拿着财物来，人们就会说太师您送还太上皇只是贪图那一点点的钱财，如今您主动提出送还太上皇，百姓就会称赞您是个仁义之人，必定会名垂史册、称颂万世的。”也先听后连连点头。最终答应杨善陪太上皇回京。

回京后，举朝上下都极力称赞杨善，认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代宗对他的赏赐却很少，因为在杨善带给也先的诏书上并没有写着要奉迎太上皇的话，因此，杨善陪着太上皇归朝，代宗认为这并不是当初派遣出使的旨意，所以对他的赏赐很少。

石亨为什么支持明英宗复辟石亨（?～1460），渭南（今陕西渭南）人，善于骑马射箭，能用大刀，每次作战总能击败敌人。

英宗正统元年（1436），石亨因斩敌众多，累计功劳，升任为指挥佥事。十四年，石亨巡视塞外时遇到兀良哈的部众，大败敌寇，升任为都督同知。那个时候，边将中有智有勇的首推杨洪，其次就是石亨。石亨虽然是副将，但朝中非常倚重他。

北京保卫战中，石亨采用于谦的计策，设伏兵诱击，杀死很多敌军，继而在西直门外将敌军打退。论功劳，石亨最大，升为侯爵。代宗景泰元年（1450）给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

景泰八年（1457），代宗将要祭祀天地，疾病发作不能举行典礼，召石亨代替。石亨受命来到床前，看见代宗病得厉害，便起了异心，联合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密谋拥立英宗复辟，希望立下千秋功勋，以邀功受赏。八年正月十七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乘代宗病重之际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石亨因拥立有功，受到英宗的重用和赏赐，由武清侯升为忠国公。

郭登在巩固边防方面有什么作为郭登（?～1472），字符登，郭英的孙子，博闻强志，擅长议论，喜欢谈论兵法。

英宗正统年间，郭登跟从王骥征讨麓川（今云南瑞丽），立下战功，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又跟从沐斌征讨腾冲（今云南腾冲），升任代理都指挥佥事。

正统十四年（1449），他在跟随英宗北征的战争过程中，不仅英勇奋战，还积极修整城墙，修缮兵器，抚恤士兵，吊问死者家属，慰问受伤的战士，并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

代宗景泰元年（1450）春，郭登侦察得知蒙古瓦剌从顺圣川（今河北阳原）侵入并在沙窝（今河北沙窝）安营扎寨，便率兵追踪。在行进途中，探子报告说敌军差不多有一万人，而郭登只率领了八百人，敌众我寡，将士们面露惧色，纷纷请求撤回。郭登大声呵斥道：“我们一心想着退避，如果走到半路正当疲倦时敌军追来，各位还能保全么?”说到这里，拔出剑来插在地上说：“凡是说退回的立即斩首!”军心才稳定下来。郭登随后领军前进，迅速逼近敌营。敌军发现后仓促迎战，郭登连发两箭，射死敌人两个头目，明军声势大震。郭登一马当先，乘势又斩杀敌军头目一人，这时官兵们无不奋勇杀敌。敌军措手不及，慌乱中无法准确判断明军实力，瞬时溃散。明军自在“土木之变”中大败后，边防将领无人敢与瓦剌交战，而郭登的这次大捷则给了将士们莫大的鼓舞，士气为之一振。朝廷得到捷报，封他为定襄伯。

四月，敌军数千骑又蜂拥而至，郭登出城迎战。他早先已经在城内埋伏好了士兵，在迎战时假装战败，将敌人诱入城内，大败敌军。又预测到敌人很可能会再次侵犯，便让兵士拿着毒酒、猪羊、纸钱等伪装成祭坟的人，让他们一看见敌人就立即丢下食物逃跑。结果那些敌人看到食物后，争相抢夺，最终因一时贪嘴而命丧黄泉。

郭登智勇双全，带兵也纪律严明，作战料敌如神，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维护了边塞的安定。

杨锐在平定朱宸濠叛乱中立有什么功劳杨锐（?～1532），字进之，萧县（今安徽萧县）人。当时，宁王朱宸濠有谋反之心，王琼认为安庆（今安徽安庆）居于要害之地，应该加强防守，于是提拔杨锐为代理都指挥佥事，守卫这个地方。杨锐与知府张文锦修造战船，每天督促士兵操练水战，以备战事。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朱宸濠造反，率军向东而下，烧毁彭泽（今江西彭泽）、湖口（今江西湖口）、望江（今安徽望江），涌到安庆城下，有战船五千多艘。杨锐等人开始在长江边抵抗，后不能敌，退入城中，被叛军围困。城中将士分四面防守，杨锐和崔文防守最为重要的城西。杨锐昼夜抵抗，杀伤叛军二百多人，并斩杀了叛军的间谍，才使叛军渐渐退却。

七月，叛军的全部兵马到达安庆城下，号称十万人，战船相连六十多里，朱宸濠亲自督战。江西佥事潘鹏投降了叛军，奉命到城下劝降，城内军心动摇。杨锐将潘鹏的家僮腰斩示众，才使军心稳定下来。朱宸濠大怒，把安庆团团包围，并加紧攻城，杨锐等人殊死搏斗。当时守城的兵士还不到一百人，其他的全是民兵，老弱和妇女送饭，并运送石头，每人运送一两块，几天就堆积如山。叛军攻城时，便纷纷投下石头，逼使叛军的攻势渐缓。杨锐又向叛军营地射去书信，劝告他们解散，许多人都逃跑了。他还招募敢死队趁夜偷袭叛军营地，使他们整夜都惊扰不安。朱宸濠沮丧地说：“安庆尚且不能攻下，怎能指望南京?!”恰逢官军收复了南昌（今江西南昌），于是叛军撤去。杨锐等人又出城袭击，打败叛军，前后十八天，安庆解围。

在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中，杨锐派人守卫安庆城，击退叛军，功不可没。事后，武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参将。

罗伦为什么托病不愿做官罗伦（1431～1478），字彝正，吉安永丰（今江西永丰）人。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以维护道义为己任。他为去世的母亲服丧，过了两周年，在举行大祥祭礼之后，才开始吃盐和奶酪。宪宗成化二年（1466）参加廷试时，作对策一万多字，痛斥时弊，名动京城，录取为进士第一名。当他看到宪宗召回正在服丧的大学士李贤，并让他“夺情任职”时，立即上疏劝谏，表明这是关系纠正人情风俗、维护伦理孝道的大事。宪宗看后大怒，把他贬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李贤也耿耿于怀。事后，虽有多位大臣上疏解救，却始终得不到回应。李贤去世后，他虽官复原职，但是被安排在南京，不被重用。两年后，罗伦托病还乡，不再出任官职。

罗伦不愿为官，也与性格有关。他为人刚正，严于律己，对富贵名利看得很淡。他读书是为钻研圣贤学说，曾说：“科举考试并不能毁坏人，而是人自取灭亡。”当时知府张瑄同情他的贫穷，用粟米周济，被婉言谢绝。在家乡，他倡议实行乡约，并以身作则，大家相互遵守，没有人敢违犯。罗伦穿衣吃饭都比较粗劣，并不以为耻。有人送衣服给他，而当他看到路边有饿死的人，就脱下衣服掩盖尸体；如果要留客人在家饮食，就需要妻儿到邻居家去借贷钱米。罗伦曾在人迹罕至的金牛山上建筑住屋，著书立说，不为世事所扰。

王徽为什么反对宦官专权王徽（1428～1510），字尚文，应天（今江苏南京）人。英宗天顺四年（1460）考中进士，担任南京刑科给事中之职。

宪宗即位之初，王徽便与王渊等人呈上奏疏。在疏中，以自古宦官贤良的少、奸邪的多的史实为根据，阐明恢复太祖时的旧制度，即不准宦官参与朝政的道理。认为这样既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宦官本人。

宪宗成化元年（1465），发生吴皇后被废事件，宦官牛玉因为擅自调换中宫，论罪当死，但由于处理此案的官员徇私枉法，他只受到被贬的处罚。王徽等人看不过，于是上疏弹劾，认为对牛玉判刑太轻，依据国法应该处死。并列举大宦官王振、曹吉祥等人危害朝廷的事为例，劝诫宪宗借鉴前事，不要轻信宦官。他还指出，宦官是皇帝身边的近侍，常常利用这种机会勾结朝中大臣，时时进谗言诬陷忠良之士，扩大自己的势力，干预国家政事，也使得宦官的兄弟子侄依仗权势，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宦官虽然身在宫中，心却在宫外，内外互相勾结，这样极容易引发动乱。宪宗不但不听，还把他贬为州判官。宦官更是对王徽切齿痛恨，处处排挤，使他的仕途不顺，终于在宦官的陷害下被取消了官籍。

届伸是怎样揭露宦官败坏国事的屈伸（1460～1504），字引之，任丘（今河北任丘）人，宪宗成化末年考中进士，一直担任谏官。他坚持正义，刚正不阿，尤其对败坏国事的宦官，揭露抨击不遗余力。

孝宗弘治年间，以镇守广宁（今河北宣化）的宦官王振为首，总兵官蒋骥、巡抚陈瑶等人谎报军功战绩，明明在广宁一战中失败，却上报朝廷说是打了胜仗。屈伸等人上疏弹劾，孝宗却不追究。直到广宁再一次失守，王振等人又谎报，屈伸又上疏弹劾说这是欺君罔上的大罪，孝宗才下令立案审查。

宦官苗逵与成国公朱晖等人讨伐敌寇，捣毁巢穴，只斩杀了三个敌人，等到敌寇大举进攻固原（今宁夏固原）的时候，他们不敢出兵，也只斩杀了十二个敌人，却先后都以胜利上报朝廷，并向朝廷讨要封赏。对此，屈伸等人多次上疏弹劾，孝宗都不听。

镇守河南的宦官刘琅，上疏要求拨给杂役人员，孝宗下令拨给了五十人。依照先例，担任尚书之职的宦官才有二十个杂役人员。于是，屈伸上疏竭力反对，孝宗下令减少了二十个。

理学大师王守仁的生平情况如何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曾在会稽山阳明洞隐居养病，故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及教育家、书法家，也是明代出身于文人的著名将领之一。

王阳明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考中进士，随后在兵部、刑部任职。武宗正德元年（1506）冬，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责打了四十棍，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丞。刘瑾被朝廷处死后，王守仁由庐陵知县，历任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少卿、升迁为鸿胪卿。正德十一年（1516），王守仁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今江西大余）、赣州（今江西赣县）、汀州（今福建长汀）、漳州（今福建龙溪）等地。当时，南、赣等地有多处农民起义，王守仁在巡抚此地时，联合福建、广东两省军队，镇压了大余（今江西大余）、乐昌（今广西乐昌）、郴州（今湖南郴州）等地农民起义。十四年，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平定“宸濠之乱”。世宗嘉靖元年（1522），升任为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六年，王守仁总督两广兼巡抚，赴广西田州（今广西田阳）平息当地少数民族骚乱，又指挥官军击破八寨、断藤峡的土匪。最后，他病死于往返江西南安府大余县（今江西大余）的路途中，时年五十七岁。赠新建侯，谥文成。

王守仁是明中叶著名的教育家，从三十四岁开始讲学活动，直至去世，历时二十三年。在这期间，除六年是专职从事讲学之外，其余均是一面从政，一面讲学。他所到之处，除热心于讲学外，还热心于教育设施的建设，并且不拘形式，既建书院，也设置社学和兴办学校，这在客观上对明中叶以后书院学校的发展、讲学之风的兴起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

在哲学方面，他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流行达150年之久，形成阳明学派，谓之“阳明心学”。不仅在本土影响极大，还流传到日本等国。他的学说虽然起过某种冲击圣贤偶像的积极作用，但空谈心性之风的流行，也影响了明中叶以后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一生着有《传习录》、《大学问》、《阳明先生文录》等，后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传世。

嘉靖皇帝为什么赏识张璁张璁（1475～1539），字秉用，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后因“璁”字与世宗皇帝朱厚熄的“熄”字同音，为了避讳，世宗特赐名孚敬，字茂恭。

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当时，武宗无子，在世时下诏让堂弟朱厚熄继位，是为世宗。世宗即位才六天，即下诏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奉迎生母来京。这道诏书遭到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抵制。他们援引汉代定陶王、宋代汉王等类似的事为例，不予认可。

这时，张璁在礼部观政，上了一道《正典礼》的奏疏，阐明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汉王的儿子是先入宫承嗣为皇子，而后继承皇位，这是继嗣。而当今皇上是以伦序而立，是为继统。统与嗣不同。并据“孝”和“尊亲”传统，说明礼法的核心是人情；申明世宗登基后就商议“追尊圣考”、“奉迎圣母”，合乎大孝之道，顺乎人情之理。世宗听说之后，非常高兴，说：“这番议论一出，我父子都可以获得保全了。”之后，世宗授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与其他持反对意见的大臣展开激烈的争论。随着事态愈演愈烈，朝臣中有二百多人甚至跪在宫门前哭谏。世宗一怒之下逮捕了为首者，打死十七人，下狱一百九十人，发配戍边八人。

嘉靖三年（1524）九月，“大礼之争”落下帷幕，世宗尊其生父为皇考，生母为皇太后。这一场大礼仪之争，实质上是前朝权臣与新继位的年轻皇帝的权力之争，张璁就成为这场争斗中新皇帝政治集团中的先锋与主力，从而得到赏识与信任，一再擢升。六年十月，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决策，两年后晋升为首辅。

张璁任首辅以后，刚正廉洁，一心奉公，并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来实行种种改革措施：针对官场上贿赂公行、贪赃枉法的积弊，竭力推行廉政，加强监察权力，巡按御史与地方官员进行相互监督，不许结党营私、私下进谒、请托与馈赠，违者由缉事衙门访捕拿问；针对宦官干预朝政，张璁上奏明确揭露其种种劣迹及其产生的危害，使世宗下决心改革，罢免撤除天下镇守太监；针对权贵侵占民田，张璁与杨一清上疏，坚决请求清理权贵大臣的庄田，一律归还百姓。此外，张璁还请得旨意，裁减锦衣卫官兵三万一千多人，其他部门冗官、冗兵四万多人，罢黜不称职御史二十余人。这些措施，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客观上有利于维护皇权统制，所以得到世宗的支持与赞赏。

张璁生病时，世宗曾派遣锦衣千户刘昂前去探视，并带着手诏说：“卿以赤诚辅联，朕亦以腹心是托。”并催促还朝辅政。他逝世后，特赐谥号文忠，追赠为太师。

胡士宁是怎样弹劾宁王朱宸濠的胡士宁，字永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孝宗弘治六年（1493）考中进士。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时常上疏陈述当时的政治得失，与李承勋、魏校、余祐一起被称为“南都四君子”。

武宗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骄横跋扈，有谋反之心，但没有人敢说。胡士宁十分愤慨，于武宗正德九年（1514）三月上疏给武宗，指出江西尽管盗匪横肆，但其隐患不在盗匪而在宁王。宁王府的威势日渐扩大，聚集了很多不法之徒胡作非为，多次假借火灾强夺百姓的住屋基地，还以采办贡品为名侵扰附近的府郡，而地方官员却只知奉承不予制裁。他说这样会使得百姓不安，逼得他们群起作乱。针对这种情况，他请求武宗委派公允忠诚的大臣镇抚江西，同时让宁王只治理他的藩国而不要阻挠有关官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平定祸乱的根源，消除意外变故。武宗同意了派大臣前往江西镇抚的事情，至于他说的宁王府违反法制侵扰百姓的事，怀疑不是真的，就没有派人调查，只是命宁王好好管束下属。

朱宸濠得知后，恼羞成怒，几次上疏弹劾他，又以重金贿赂权臣和武宗宠信之人，一心想杀掉他。在朱宸濠的活动下，胡士宁的家人全部被抓，胡士宁走投无路，自投锦衣卫监狱。在狱中，他又三次上疏说朱宸濠谋反的情况，但武宗都不予理睬。他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多，后经多位大臣的援救，被贬职流放到沈阳（今辽宁沈阳）。又过了四年，朱宸濠果然谋反，胡士宁才被重新起用。

郑晓是怎样分析倭寇之乱的原因的郑晓（1499～1566），字窒甫，海盐（今浙江海盐）人。世宗嘉靖二年（1523）考中进士，曾任职方主事、太仆丞、南京太常卿、刑部右侍郎等职务。他熟悉军事，尽知天下险要关塞，兵马虚实强弱的情况。任职于兵部时，兼副都御史总督漕运，曾多次击败倭寇的进攻，曾在狼山（今属江苏）围攻他们，斩杀九百多人，因此两次晋升官阶。

当时有许多百姓受了倭寇的贿赂而与他们内外勾结，为他们作向导，使得倭寇完全知道官军的虚实，还有很多人加入倭寇的队伍。针对这种情况，郑晓说：“英武雄健有才识之徒，因为困顿没有地方显示才华，才会甘心作贼寇。除非国家广泛网罗人才，使他们有出路，不然恐怕其中就会产生像孙思、卢循这样的人，祸患就蔓延大了。洪武年间倭寇侵扰近海的州县，以高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威灵，加上谋臣老将的帮助，修筑城堡操练士兵，经营几年，都还没有经营安定。于是招募渔夫、岛上居民、贩卖私盐受罚的刑徒、编入户籍的蜑人编成几万人的水军，又派使臣出海宣扬恩威。很久以后，倭人才不成为祸患。如今江北虽然平静，然而船只出没，转眼就是千里。倭人依恃华人作耳目，华人凭借倭人作爪牙，若不详细筹划，后患很不容易消除。”

郑晓对倭寇之乱原因的分析十分中肯，世宗对他提出的建议都采纳了。

张经御倭有功为什么却被处死张经（?～1555），字延彝，侯官（今属福建）人。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考中进士，任嘉兴（今浙江嘉兴）知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张经被任命为南京户部尚书，随后改任兵部尚书。三十三年，朝廷因倭寇猖獗，令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的军队，见机行事。十一月，倭寇两万余人占据柘林（今属江苏），其同党也相继而来。张经每天勤于选将练兵，又考虑到江苏、浙江、山东的军队同倭寇作战时多次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想组织附近各地的官军合力攻打倭寇，力图一举捣毁贼窝。那时恰逢侍郎赵文华前去，他与胡宗宪相互勾结，屡次催促张经出兵。张经坚持等到各地官军都会合后，合力攻打，赵文华再三催促，张经依然坚持己见，于是赵文华就秘密上疏控告张经耗费军饷，祸害百姓，畏惧倭寇，因此贻误战机等。而在赵文华上疏时，各地方的官军也都会集在了一起。五月初一，倭寇突袭嘉兴。张经派遣各路军队在王江泾合力作战，大败倭寇。这是平倭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捷。

而世宗收到赵文华的奏疏后，便向严嵩询问情况，严嵩的回答和赵文华的奏疏如出一辙，并说当地百姓都很怨恨张经。世宗听后，大怒，立即下诏逮捕张经。但不久就传来“王江泾大捷”的消息，世宗却认为这是张经听到赵文华弹劾自己后才打了一仗。而严嵩又时常在世宗面前进言说张经是冒领赵文华与胡宗宪的功劳，并极力称赞赵文华与胡宗宪。世宗对严嵩的话深信不疑于是下令逮捕张经。张经被带到京城后，向世宗详细陈述了进兵剿倭的原委始末，可世宗却始终听不进他的话，最终判张经死罪。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张经被判斩首。天下人都为他抱冤。

胡宗宪是怎样勾结严嵩贻误国事的胡宗宪（?～1565），字汝贞，绩溪（今安徽绩溪）人。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进士。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在沿海地区非常猖獗。世宗命令张经为总督，李天宠为浙江巡抚，又命赵文华督察军务，而赵文华依仗严嵩在朝内的支持，极为骄横。张经和李天宠不愿依附赵文华，只有胡宗宪依附他。赵文华与胡宗宪相互勾结，大力排挤张经、李天宠。“王江泾大捷”中，胡宗宪虽参与有力，但赵文华、严嵩却将张经的功劳全部抹杀而归于胡宗宪。张经因此获罪，被世宗处死。

在歼灭汪直、徐海的战役中，胡宗宪立下大功，但他为人有权术，又喜好功名。通过赵文华又结交到严嵩父子，每年都会向严氏赠送无数的金银、丝绸、女子、珍异物品等。赵文华死后，胡宗宪与严嵩结交更深，权力震动东南一带。胡宗宪还喜欢结交宾客，对各种身怀一技的人也都施以恩惠，因此名声大作。但他所侵吞的公款、聚敛的财物也不计其数。

胡宗宪又十分懂得谄媚世宗，经常向世宗进献珍品。因此遇到有人弹劾胡宗宪时，世宗也大都宽恕了他，不多追究。等到严嵩垮台后，御史汪汝正在查抄罗龙文家时，发现了胡宗宪在遭人弹劾时授意罗龙文向严世蕃求助的亲笔书信。汪汝正上呈给世宗后，胡宗宪终于被逮捕，并投入监狱。

胡宗宪在狱中上奏陈说自己在平定倭寇的功劳，又说自己是因为向皇上进献祥瑞物品而遭人弹劾，并说汪汝正有受贿行为。世宗终因怜惜宗宪，将汪汝正也一并投入监狱。胡宗宪后来死在狱中，汪汝正获释。

曹邦辅击倭有功为什么受到贬黜曹邦辅，字子忠，定陶（今山东定陶）人。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考中进士。

嘉靖三十四年（1555），曹邦辅被授予右佥都御史一职，到应天（今南京）巡查安抚。那个时候倭寇正聚集在柘林（今属江苏），部分倭寇则从绍兴（今浙江绍兴）窜出，转而劫掠杭州（今浙江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等地，又进犯南京，攻破溧水（今江苏溧水），直抵宜兴（今江苏宜兴）。曹邦辅率兵分兵围剿，大败倭寇。赵文华本想争夺他的功劳，但曹邦辅早已将捷报奏告给了朝廷，赵文华因此非常怨恨曹邦辅。

后来赵文华与胡宗宪，会同曹邦辅共同攻打占据陶宅（今属江苏）的倭寇，结果失败。贼军后退时，曹邦辅又进兵攻打，却再次战败，因此被罚夺去俸禄。而赵文华却上奏指责曹邦辅躲避强敌而攻打弱敌，延误军期。赵文华回京后，又向世宗进言说：“倭寇不难消灭，但因总督、巡抚不称职，以致官军失败。”于是，世宗便下令逮捕曹邦辅，将他贬去戍守朔州（今山西朔县）。

余珊向皇帝所上十事的内容是什么余珊，字德辉，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武宗正德三年（1508）考中进士，授予行人之职，升为御史。余珊严于律己，为官很有威仪，深得人们敬重。世宗嘉靖四年（1525），他在给世宗所上的奏章中，陈述了朝廷潜在的十种弊病，行文洋洋洒洒，达一万四千字，反复陈述，极为痛切，内容概括起来是这样的：

正德年间，反贼刘瑾独揽政权，扰乱朝政，幸亏陛下振兴纲常法纪，然而不久又因循旧习，使纲常法纪废弛，此为第一种；陛下打击铲除了正德年间遗留下来的寡廉鲜耻、攀附权贵之徒，但是现在重富贵薄名节之风盛行，受贿之门重开，商贩往来如前，致使风俗败坏，此为第二种；正德年间国家权柄下移，王气不振，因此才有宁夏安化王和江西宁王的叛乱，全靠陛下奋起整顿藩王，然而陛下近来受腐儒姑息言论的迷惑，纵容部下犯上，致使朝廷的号令竟出于士卒之口，这是国威衰弱的表现，此为第三种；自从刘瑾掌权以后，用收受贿赂来更换将帅，所以边防遭受破坏，全靠陛下奋起而严加整饬，但是积病已久，边防松弛，外敌强大，此为第四种；陛下继位，虽有力地打击了刘瑾等敛财集团，但近年来，赋税沉重，百姓在田野中嗷嗷待哺，全没有乐于生存的心思，这是国家根本的动摇，此为第五种；近来朝中言路阻绝，偶尔有几个忠直之士，也被权奸排挤而离去，导致人才匮乏，此为第六种；刑法严酷，进言之士稍有不慎，即遭酷刑，致使言路闭塞，此是第七种；奸邪之徒以忠良的假像掩饰自己的奸诈，正是大奸若忠，大诈若诚，臣担心正不压邪，群奸日益得势，奸正混淆颠倒，此为第八种；自陛下继承皇位，一改武宗亲小人远贤臣之风，但是自从兴起有关“大礼”的议论以来，凡是不合陛下心意的，便加以贬斥，小人由此窥探机会，投机取巧，以迎合君主的心意，获取功名，因此使得大臣观望，小臣畏惧，上下相违，导致君臣产生隔阂，此为第九种；如今多次出现异常天象，成为灾害之兆，此为第十种。这十种，只要有一种，就难以保住天下，恳请陛下任用贤臣良将，这样可使朝政的弊病除去，国家可望大治。

戚贤是怎样一位官员戚贤（1492～1553），字秀夫，全椒（今安徽全椒）人。他是一位有智谋、敢于弹劾贪官庸吏、大胆言事的正直而有作为的官员。

戚贤是在世宗嘉靖五年（1526）考中进士的，被授予归安知县。归安县里有座肃总管庙，香火很旺盛，每天都有人进庙祭祀祈祷。有一年干旱，戚贤就到庙里祈祷求雨，却没有应验，就把木偶像扔到河里去了。过了几天，有船经过，木偶像居然跳到船上，船中的人大惊。戚贤知道后笑着说：“这是因为没有将它烧掉。”于是派人将木偶像烧毁。暗中命令衙役躲在庙的附近，等着水里的人一出来，就逮捕他们。没多久，果然捕获了几个人，原来是当地奸人招募的善于游泳的人做出来的。戚贤运用自己的智谋使得真相大白。

知府万云龙为人性情急躁，对待下属很严厉，因此，戚贤好几次触犯了他。后来，万云龙被人诋毁，即将贬黜，而戚贤不计前嫌，为其诉冤。这样，万云龙才得以幸免。尚书桂萼因此而认为戚贤为人做事与众不同，十分欣赏他。

嘉靖十四年春，戚贤升任吏科给事中。进言说遭罢黜的官员有处理不当的，应该让谏议官上言救援。皇上听从了他的请求。恰巧此时参议王存和韦商臣因上言论事触犯了朝中要人；前给事中叶洪弹劾汪鋐被贬职，后来这几人都被罢黜。戚贤此时正在陕西审事，给事中薛宗铠便根据戚贤所上奏疏的意思上言救援。但是吏部坚持不同意，皇上于是下令将他们罢免。

戚贤回朝廷后，认为汪鋐之所以敢恣意横行，其实是因为张孚敬包庇他，因此上奏，陈述了陈孚敬的种种罪状，说：“宰辅张孚敬安插心腹掌握吏部大权，以利害相威胁钳制谏议官口舌。陛下听从臣的意见，允许谏议官申诉辩论，正是为了防止大臣行私。现在谏议官为叶洪上言辩自救援，孚敬却从中阻挠，曲意庇护吏部尚书。”

戚贤任刑部给事中时，夏言执掌朝廷大权，在选用翰林院庶吉士人员的事情上未能做到不徇私情，就对此事上奏，陈述有关徇私请托的害处，皇上接纳了他的意见。

太庙失火，戚贤借此弹劾贪污侵吞巨大的郭勋以及张瓒、樊继祖等人，并推荐许多贤能之士。夏言心生不悦，有意激怒皇上，将戚贤贬任山东布政司都事，被推荐的人也都被罚夺俸禄。

冯恩为什么被称为“四铁御史”

冯恩，字子仁，松江华亭（今上海）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境十分贫寒。母亲吴氏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敦促教导他好好学习。所以冯恩从小就知道奋发努力，刻苦用功。有一年的除夕夜，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外面下着大雨，屋子因为年久失修，到处都漏雨，面对这么艰难的处境，冯恩无所动摇，仍泰然自若地用心读书。工夫不负有心人，于世宗嘉靖五年（1526）考中了进士。正是这一段艰难生活的磨练，造就了冯恩正直的个性，坚强的意志，在日后的为官生涯中，他进谏刚直坦率，不畏权贵奸邪，被百姓称作“四铁御史”。

当时，有大臣建议分别在南郊和北郊进行祭祀典礼，并让皇后主持北郊的祭祀活动。皇帝拿不定主意，就让朝廷众臣各陈己见。但天地合祀是一贯的传统，而且皇后作为后宫之主，执掌内宫之事，远出郊野是很不合礼法制度的，于是很多人上疏反对。但是，凡是持反对意见的大臣，都被诏书斥责为奸邪之徒。冯恩知道后，很是气愤，明明是皇帝要求大家说说自己意见的，现在怎么变得专断独行了，想来一定是有人为宣扬一己之意而左右了诏书的起草。于是他上疏直言，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当他写奏疏的时候，尽管自认为会受到责备，但还是勇敢地呈了上去。然而皇上并没有责备他，可见他的推测是符合事实的。此后，冯恩更加奋发，以直言进谏、针砭时弊为己任。

嘉靖十一年冬，有彗星出现，这在当时被视作不祥之兆，世宗便下诏要求众臣说真话。冯恩于是上疏一一指出大臣的正直奸邪。对于有才学、有能力的，则大力举荐，同时也不畏权贵，直言不讳地对奸邪之人极力指责，其中就弹劾了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以及汪鋐等，列举了种种恶行，说他们是朝廷中的三颗扫帚星，若不除去，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当时正值汪鋐等人当权，很受世宗宠信。奏疏呈上，世宗很生气，汪鋐等人又进谗言，冯恩便被关进了监狱。然而，汪鋐等人仍不罢休，企图置冯恩于死地。等到朝廷审讯的时候，汪鋐做裁判员官，有意侮辱冯恩。冯恩则誓死不向他下跪，正义凛然地立于朝堂之上，大骂汪鋐，一一数落他的罪行。汪鋐气急败坏，冲下审讯席来殴打冯恩，被陪同审讯的人拉住。尽管避免了一场闹剧的发生，但汪鋐还是怒不可遏，判处了冯恩死刑。冯恩大笑而出，一点畏惧都没有。观看的人都叹息道：“这个御史不但口如钢铁，他的膝、胆、胃都是钢铁做的。”由此而称他为“四铁御史”。

后来，冯恩的儿子上血书请求替父去死，感动了世宗，才得以幸免。

周冕是怎样弹劾权臣严嵩的周冕，资县（今四川资中）人，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考中进士。起初任太常博士，后提拔为贵州御史。他做官向来有正直的名声，有两件事为例证。当时，太庙的重建竣工，世宗想要派遣有关官员代替自己前去祭祀祖先。御史鄢懋卿认为这样做不可以，祭祖是国家大事，必须皇帝亲自前去。世宗十分生气，下了一道谕旨，上面明写着若再出现这种想要通过劝谏君主来谋取自身声名的人，必将判重罪。文武百官听说之后，都惊恐不安，哪里还敢管闲事，唯独周冕仍然据理力争。世宗大怒，立即将他逮捕入狱，想要重罪责罚。但事后又被周冕直言进谏的品格所感动，最终还是释放了，复派原职。祭祖风波之时，太子已经十一岁了，但还没有开始系统地学习如何为人为君的圣贤道理。周冕出狱之后，首先提出的建议是要世宗早日为太子选定名师，教化品性。世宗本来就余怒未消，对此更是怒不可遏，下令用棍棒将周冕赶出京城，贬为云南典史。虽然遭此远逐，可周冕依旧心怀豁达，没有怨恨之情。

几年之后，周冕调回京城任兵部武选郎中。此时，发生了杨继盛上疏弹劾掌握朝政数十年的权臣严嵩及严效忠的事件，并牵扯到欧阳必进等有关大臣，他们纷纷上疏为自己辩护。一时间，朝中乌烟瘴气。世宗心中烦躁，命令兵部调查事情真相。周冕经过调查后上奏直言严效忠是依托严嵩，伪称姓名，谎报军功，并细细指出严嵩之子严世蕃所递送材料中的种种可疑之处：

“假若严效忠曾考中过武举人，那为什么没有原籍官府举荐选送他们的文书?如今又为何自称平民而不称作武举人?严效忠自称是严鹄之兄，严世蕃之子，但严世蕃之子大都年幼，并没有起名叫做‘效忠’的。假若严效忠真是斩杀敌人首级七颗，那为什么其他将领没有一人上报斩杀敌人首级之功，难道在三军之中唯独宰相之孙骁勇善战吗?况且他当时才十六岁，怎能担当大将之任?在前方大捷与朝廷得知消息之间不到一个月，为什么万里之遥的军事情报传递得如此迅速?”

奏疏陈述事实清楚明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种种破绽处。周冕虽官职卑小，但并不因为严嵩父子的权势而故意为他们遮蔽掩盖。

这封奏章震惊了朝野内外，就连严嵩父子也为其中所列出的种种破绽感到惊恐不已，私下连忙托人弥补漏洞。然而，世宗昏庸，故意偏袒严嵩，反而斥责周冕是蓄意报复，下诏将他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贬为庶民。

穆宗隆庆初年，朝廷录用那些在世宗一朝敢于劝谏的直臣，周冕就被任命为太仆少卿。但周冕忧虑母亲年迈，始终没有上任。

吴时来为什么晚节不保吴时来（?～1590），字维修，仙居（今浙江仙居）人，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考中进士。起初，他为人正直磊落，敢于弹劾贪官污吏，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然而在晚年因官场上遭受挫折，沉沦十多年，复职后委曲求全，晚节不保。

吴时来最初官授松江（今江苏上海）推官。当时倭寇大举犯境，乡民携妻子儿女逃到松江避难。吴时来开城接纳他们，并派精兵良将修复毁坏的城墙，进行顽强抵御，保住了松江一方百姓的平安。

因功升任刑科给事中，此时，他更加勤于政事，为国事尽心尽力。一上任就弹劾了严嵩的同党兵部尚书许论、巡安御史路楷等人。严嵩因此十分痛恨吴时来，借机派遣他出使琉球国，想以此将他排挤出朝，以钳制其口。然而，吴时来并不畏严嵩的权势，上疏直言弹劾他的种种罪状。当时，吴时来弹劾严嵩的奏章与张翀（chōng）、董传策的奏章一起呈上，而张翀、董传策都是徐阶的门生，严嵩就疑心是徐阶指使他们这么干的，便秘密上奏诬陷说三人是受了别人指使故意陷害自己，并说吴时来畏惧出行琉球国，想借此事来拖延。世宗轻信严嵩，将三人打入钦犯监狱，严刑拷打，最后流放到西南烟瘴之地。

穆宗隆庆初年，吴时来被召回，恢复原职。此时的吴时来仍然秉持公正，大胆言事，弹劾贪官污吏。然而，他的刚直个性和做法遭到了小人们的非议，恰巧此时高拱执掌吏部，很不喜欢吴时来，于是借光懋等人弹劾吴时来滥行推举之机，将他贬为云南副使，直到罢官闲居于家。

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吴时来才再次被起用。然而此时的吴时来已不复当年的坚贞正直，十余年的贬黜生活使他意志消沉，在执政时委曲求全，不能秉持操守和公道，接连被多人弹劾，不得已请求退职归家，终不能保其晚节。

邹应龙为什么要弹劾严世蕃邹应龙，字云卿，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考中进士。他为人有才气，为官清正廉洁，又因弹劾严嵩而得到盛名。

当时，严嵩专权已久，朝廷正直之臣如王宗茂、赵锦等人上疏弹劾都遭迫害。因此，朝中人人自危，没有敢再进言的了。但是邹应龙深知严嵩之所以恣意妄为是因为受到世宗的宠信，而如今世宗已不像当初那样听信于严嵩，更何况严嵩之子严世蕃贪婪成性，作恶多端，世宗对他已经产生厌恶之感。于是，邹应龙就想先从严世蕃下手，推倒他后，顺藤摸瓜，严嵩的日子也就不多了。

邹应龙上疏弹劾严世蕃的种种罪状，将他凭借严嵩的权势而做下的违法乱纪之事一一列举出来，并将他在母亲丧期仍行淫乱之事一并奏上。世宗本来就对严世蕃居丧淫纵之事有所耳闻，内心厌恶，还曾密问过一个占卜方士有关身边辅臣贤良之事，方士告诫说严嵩父子为弄权之臣，因此在心里已经开始疏远严嵩。正巧邹应龙的奏章呈入，世宗顺势将严世蕃关进钦犯监狱，勒令严嵩退休，并提拔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就这样，专权长达二十余年的严嵩终于被推翻。不久，严世蕃被诛杀，严嵩病死。

第四十章

俞大猷在抗倭方面有什么贡献从明朝初年起，倭寇不断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嘉靖时，倭寇为患更加严重，沿海百姓苦不堪言。为了维护沿海安宁，在嘉靖年间涌现出一大批爱国抗倭将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俞大猷（1504～1580），字志辅，晋江（今福建晋江）人，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易》。他先后跟随王宣、赵本学等人学《易》，将易学与兵法相结合，体会两者的相通之处。他还跟随李良钦学习剑法，很有长进。虽然俞家家中贫寒，但俞大猷志向高远，从不被生活的贫乏所困扰。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他考中武会试，派赴金门上任，从此开始了抗倭救民的戎旅生涯。

起初，俞大猷官小言微，很多很好的建议都不被采用。直到嘉靖二十八年，他接连平定安南、海南两处叛乱，共计斩杀贼寇六千余人，这才声名鹊起。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大肆扰乱浙东，朝廷以俞大猷有威名，命其率兵讨伐倭寇，俞大猷一到，便以风卷残云之势将倭寇驱逐出边境。然而浙东之地，向来是倭寇为患最为频繁之处，就在俞大猷刚刚将一伙倭寇击退之时，又有一伙新的倭寇乘三十余艘战船突然进犯，贼寇分兵两路，一路向北掠夺浒墅，一路向南掠夺横塘，一直蔓延到常熟、江阴、无锡境内，出入太湖。俞大猷于是与当地官兵联合，逐个将贼寇击败，然后一路追击，直捣贼寇老巢，焚毁其八艘巨舰，斩杀俘获贼寇无数。俞大猷因功升任浙江总兵官，并因其卓越的才干，被百姓们及朝廷众臣所称赞。俞大猷所领导的部队也被敬称为“俞家军”，常常能使倭寇闻名丧胆。后来，俞大猷又先后平定了潮州（今广东潮安）、河源（今广东河源）、翁源（今广东韶关市东南）等多处倭寇作乱。

俞大猷为将有奇才，常常能够出其不意，先发制人，数次平定倭寇之乱，威名震慑南方，当地居民为他建寺庙祭祀。一代名臣谭纶曾写信高度评价他说：“节制精明，您不如我。赏罚分明，您不如戚继光。精悍勇勐，您不如刘显。然而这些都是小智，而您则是能承担大事者。”

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生平情况如何戚继光（1528～1587），字符敬，祖籍河南卫辉（今河南汲县）。他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效国。十七岁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改任浙江都司佥事。戚继光一上任，摆在他面前的严峻问题就是倭寇为患严重。然而浙江军队常年疏于操练，士兵纪律散漫、懒散不堪，完全没有作战能力。戚继光于是从当地金华、义乌人中挑选傈悍勇勐之士三千，亲自教授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和作战技巧，又根据当地多沼泽湖泊而倭寇又惯于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创造了“鸳鸯阵”。这支新军，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精通战法，作战勇勐，军纪严明，在日后的战斗中屡战屡胜，深受百姓的爱戴，被亲切地称作“戚家军”。

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肆掠夺桃渚、圻头，戚继光带领“戚家军”迅速出击，倭寇闻风丧胆，四处逃窜，“戚家军”一路追击，先后九次作战，大获全胜，俘获斩杀一千多人，烧死溺死之人更是不计其数。“戚家军”首战告捷。第二年，温州、福宁、连江、广东、南澳等地的倭寇相勾结，大举进犯福州，贼寇实力雄厚，又根据地形在横屿结营，形成易守难攻之势，官军四处不能得手，不敢轻易进攻，两军对峙一年之久。倭寇乘机四处骚扰掠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福建各军无奈，向戚继光告急求援。戚继光得命，立即带领“戚家军”奔赴福建，一举拿下横屿，倭寇一听是“戚家军”来了，又失了大本营，惊恐慌乱，四处逃窜。戚继光乘胜追击，逐个击败，接连攻克六十余座贼营，斩杀数千人，福建长期滞留的倭寇几乎全部被消灭。戚继光凯旋而归，百姓们为了纪念他，在平远台立下记功石。

穆宗隆庆初年，南方边境因为有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镇守，倭患基本被平息，然而北方边境蓟门接连出现险情。于是戚继光被召回，专门训练边塞士兵。隆庆二年，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管蓟州、昌平、保定三镇训练兵事。戚继光审时度势，上奏请求加紧训练士兵、重新修筑城墙，并将三千“戚家军”调来以做示范。在戚继光的严格训练下，边塞士兵作战力迅速提高，边防城墙起到了有效的防护作用。戚继光在镇守期间，北方贼寇再也不敢进犯蓟门。

戚继光一生，不仅在南方抗倭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北方边境的固守上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都被谈论兵法的人奉为宝典，遵守运用。

名臣张居正一生有何建树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江陵人（今湖北江陵），自幼聪明过人，十五岁便考中秀才。巡抚顾磷看过他的文章后，赞扬他必将成为主持国家大政的人才。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考中进士，得到徐阶、严嵩等执政大臣的器重，政治才能一步步展现出来。在严嵩、徐阶、高拱、李春芳等人先后离开首辅之位后，张居正登上了首辅之位，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当时官吏结党营私，贪污成风，办事拖拉，经常相互推卸责任。张居正看到这种情况，十分不满，决心进行改革。首先他从整顿吏治开始，明确责罚，要求政令下达后，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立即执行，若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立即按轻重缓急量刑定罪；若是有人相互包庇隐瞒，则加重处罚。张居正铁面无私，从不徇私情，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在他的法令面前都一视同仁，因此，吏治之风逐渐好转起来。

其次，张居正知人善用，物尽其才，他先后选拔了名将李成梁、戚继光名将镇守边关要塞，使边防稳固，地方安定。此外，他还裁减了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提拔重用有才能的官员，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并减少了政府开支。

明朝发展到万历年间，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国家年年入不敷出，面对这一情况，张居正决定对经济也进行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条鞭法。所谓的一条鞭法，就是把各种赋税合并为一，按地亩征收银两。当时，地主官吏依仗封建特权，逃避税收的情况十分严重，一条鞭法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制定的。神宗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无论官僚地主，还是皇亲国戚的土地都一一丈量清楚，登记在册，依照土地多少征收赋税，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税收。另外，张居正还兴修水利，疏通漕运，提倡节俭，这些措施很快就使国库充实起来。

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改革都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因为触及了封建贵族及地主的利益，得罪了很多人，再加上他自己大权独揽，专权跋扈，朝廷内外的怨言都很多。而神宗也因张居正对自己约束太多，心中渐生憎恨。在这重重阻力和压力之下，年仅五十七岁的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不幸病重而亡。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些改革措施也都被废除了。

蔡毅中是怎样得罪魏忠贤的蔡毅中（1548～1631），字宏甫，光山（今河南光山）人。他自幼十分聪颖，五岁时便能背诵《孝经》。有一天，父亲问他：“你为什么要读书?”蔡毅中朗声答道：“为了以后做一个圣贤的人。”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考中进士，满怀抱负地开始了官宦生涯。

当时，矿税的危害十分严重，已是民不聊生了。蔡毅中从记载明朝历代皇帝的祖训和典章制度的会典等书中摘录有关禁收矿税的条文加以注释，编成两卷资料后呈给神宗，想从侧面进行规劝。但是，他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不久，他又受到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排挤，被派遣出京，担任地方官。万历四十五年（1617），蔡毅中对官场感到失望，于是辞官回乡。

等到熹宗继位，一大批先前受到排挤罢免的官员被重新起用，蔡毅中也在其中，经过几次调任之后，他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一时间，朝中贤臣林立。然而好景不长，大宦官魏忠贤蒙蔽年幼的熹宗，独揽大权，贪婪横暴，紊乱朝纲。左副都御史杨涟对此十分气愤，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魏忠贤十分害怕，瞒着熹宗，假传圣旨，严酷地处罚了杨涟。这件事情激起了朝廷大臣们的公愤，他们联名上疏弹劾魏忠贤，蔡毅中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奏疏中写道：国子监的学生们听到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事情后无不拍手称快。魏忠贤专权横行，早就应受到责罚。先朝已有过宦官乱政的先例，武宗时的大宦官刘谨干扰朝政，若是有人与他对抗，他便下毒手加以迫害。神宗时的大宦官冯保作威作福，恶名远扬。愿陛下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辨明忠奸，将魏忠贤绳之以法。

联名上疏之人多达七十余名，震惊朝野。无奈熹宗幼小，魏忠贤一手遮天，对那些反对他的大臣，轻则削去官职流放戍边，重则嫁祸株连。蔡毅中也未幸免，被罢免官职，遣送回乡。

赵世卿是如何得罪张居正的赵世卿（?～1618），字象贤，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穆宗隆庆五年（1571）考中进士，曾任南京兵部主事。当时张居正掌权，施政崇尚严峻。州县学官录取士子不得超过十五人；市政按察二司以下的官员，即使公事也不许骑驿馆的马匹；大辟之刑，每年有一定的数额；各地官员在征收赋税时以九成为标准，若是达不到这个数目的，就要接受处罚；又屡次严厉地责备那些敢于提意见的官员。

赵世卿就针对这些举措，提出匡正时弊的五要点。建议扩大录取士子的名额，放宽利用驿站交通工具的禁限，减少死刑，缓和催征赋税，尤其在末尾极力申诉应当开放言路，认为近来谏诤官员养成卑谄柔滑的习惯，以奉承迎合上级来取得宠信，事情一旦关系到军国大事，就缄默不语。只是拣一点无关紧要的琐事，姑且来应付言官应尽的职责。这些人过了几年，居然能身居高位，在读书人中夸耀自己。但他们并非都是没有志向和节操，不愿向国家君主尽忠的人，有的就是因为接受惩戒而不敢再开口。如往，年傅应祯、艾穆、沉思孝、邹元标都是由于提建议而被流放边境，至今还和戍边兵卒在一起。这就是中等才能的士大夫，之所以内心自我顾念爱惜，宁可将自己等同于寒蝉的缘故。朝廷应当特别发出恩德的命令，释放他们回来，使天下人都明白地知道圣朝天子并没有厌恶直言的意思，那么士大夫就会仰慕正道而拿出诚意，向陛下效忠了。

张居正看后勃然大怒，就想马上重重治赵世卿的罪。吏部尚书王国光劝说道：“治他罪正好成就他的名声，请让我来为你承担怨恨。”于是就把赵世卿外放为楚府右长史。第二年考核京官，王国光又以不谨治赵治卿的罪，并削掉官职。

陈有年的生平情况如何陈有年（1531～1558），字登之，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调吏部，曾任验封郎中。神宗万历元年（1573），成国公朱希忠死，他的弟弟锦衣都督朱希孝贿赂宦官冯保乞求赠给王号，大学士张居正主张同意。陈有年拟奏章进言反对，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制度。于是张居正就指使左侍郎刘光济删改他的奏稿，陈有年尽力争辩，最后拿原来的奏稿呈上去，张居正不高兴，他当天就托病离去。

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陈有年被起用为稽勋郎中，历任考功郎中、文选郎中，谢绝请托。授官的诏书下来，朝廷内外都信服。后升为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任江西巡抚。皇室所需陶器，多奇巧难以制成，后有诏书允许减少数量，不久恢复原状。陈有年援引诏书去请求，神宗不依从。南畿、浙江遇上大灾荒，神宗命令禁止相邻地区封闭粮食买卖。商船都聚在江西，徽人格外多。而江西也年成不好，许多人乞求陈有年遏制外地人在江西买粮。陈有年上疏陈述济急六件事，其中请求稍放宽以前禁令，让江西百姓得以自救。就被人弹劾违背皇上禁令，神宗生气，就削去他的职务让他回乡。经过推荐重新起用为官，积功升任吏部右侍郎。后来调到兵部，又调吏部。万历二十一年和南京吏部尚书温纯共同主持京官考核，所贬黜的都得当。没多久就代替温纯的位置，又召拜为吏部尚书，引用的同僚和属吏都是当时最突出的人才。

第二年，王锡爵将要退休，朝廷推荐阁臣，神宗下令不要拘于资格品级。文选郎顾宪成等人因推荐名单不合神宗心意因而遭贬。王锡爵首先上疏营救，陈有年和赵参鲁等接着上奏章，神宗都不采纳。赵志皋、张位也假装进言，认为辅臣应当由特别任命产生，朝廷推举不可取法。陈有年耿直地上疏进言：认为阁臣由朝廷推举由来已久，并非从现今开始，至于不拘资格品级，则是皇帝的圣谕，臣下哪敢不遵从照办的。于是坚决乞求准予辞职。神宗得到奏章，见他言辞正直，就下诏温和恳切的加以安慰。陈有年从此多次上疏托病乞求辞职，神宗还是慰留，赏赐食物、羊酒。陈有年更坚决请求，并竭力请求神宗起用废置的人。最后，神宗准予告假，乘驿车回去。

陈有年高风亮节，为政清正廉洁，虽然两代都担任俸禄丰厚的官职，却没有住宅供妻子儿女居住，甚至用油帐篷来遮挡雨漏，生活非常艰苦，堪称一代名臣。

海瑞为什么被称为“海青天”

海瑞（1514～1587），字汝贤，琼山（今海南海口琼山区）人。他为人严峻刚直，生活俭朴，为官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深受平民百姓的爱戴，被称为“海青天”。海瑞考中举人后，进入京城，就拜伏在宫阙下呈上《平黎策》，希望开辟道和设置县，用这种方法平定地方，有识之士赞许他志气豪壮。代理南平（今福建南平）教谕，御史到学宫后，下属官吏都跪在地上谒见，海瑞只是长揖。任淳安（今浙江淳安）知县，穿布袍子和吃糙米饭，让老仆人种蔬菜自给。对过往大官员及其亲属从不奉迎巴结，一切供应从简，因而得罪了都御史鄢懋卿，被贬为兴国州（今江西兴国）判官。很久以后，陆光祖任文选郎中，才提拔海瑞为户部主事。当时世宗在位日久，不临朝，深居西苑，专心斋戒做法事。督抚大臣争着呈送迷信的吉祥之物，礼官就上表祝贺。朝臣自从杨最、杨爵得罪以后，无人敢进言时政。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海瑞独自上疏议论朝政，劝勉世宗要早日醒悟，临朝听政，治理国家，放弃无益的斋戒和法事。世宗看了奏章，起初很生气，后来又读了好几遍，被感动得叹息。但仍将海瑞下到钦犯监狱，判死刑。世宗去世后，海瑞被释放，恢复原职。不久调兵部，升任尚宝丞，又调任大理寺丞。

海瑞历任两京左、右通政使。穆宗隆庆三年（1569）夏天，由右佥都御史任应天十府巡抚。属下的官吏畏惧他的声威，贪污的大多辞职而去。那些豪门大族及掌管织造事务的宦官都有所收敛。他不管做知县还是巡抚，所到之处都坚决实行清丈土地，公布一条鞭法，体恤百姓疾苦，打击土豪恶霸，安抚穷苦弱小，兴利除弊，使当地百姓从中获得利益。又裁减驿站系统多余的经费，士大夫出入其境一概不许设宴招待，因此怨言很多。于是给事中舒化、戴凤翔就先后弹劾他迂腐固执而不识大体，庇护坏人，欺凌官宦人家，于是就调去监督南京粮储。海瑞任吴地巡抚才半年，老百姓听说他将要离去，满路号哭流泪，家家画着像祭拜。

海瑞死后，灵柩抬到江上，白衣白帽送丧的人站满两岸，哭着祭奠的人百里不断。

丘橓向万历皇帝提出的“八事”内容是什么丘橓（shùn），字茂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考中进士。他为人性格耿直，做官刚正不阿，对不合理的事敢于抨击。当时严嵩独掌大权，丘橓看不惯严氏父子的专横跋扈，曾多次上疏揭露他们的罪恶。宁夏巡抚谢淮、应天府尹孟淮等贪官污吏都是严嵩的同党，都因丘橓的弹劾而被罢免。

丘橓为官清正廉洁，有一次因触怒世宗而被贬谪戍边，随身带去的财产只是一箱破旧衣服和一捆书而已，他的节操因而受到同僚们的敬重。他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为官风格也受到神宗的赏识。他在奏疏中所陈述的有关吏治的八大弊病，就得到了神宗的称赞，并下令有关部门照着执行，改正弊端。

丘橓经过多年的官场实践，认为国家在官吏治事上存在着八大弊病：一、政绩考核成为官员们相互交易的资本，坏的得不到惩罚，好的没有给予鼓励，这是政绩考核的弊病；二、御史要去巡察地方官府，还没出京，就有官员暗中嘱托，请求保护某某，严重扰乱御史的公正性，这是请托成风的弊病；三、监察官员对于有关官吏所下的评语应该由巡抚按察使一级的官员亲自审定，然而，他们消极怠工，随便委托给其他官员，被不顾是非地胡乱加上评语，这是巡视察访的弊病；四、贪污受贿成为风气，而受到弹劾的只是一些势单力薄的贪官，那些大官即使贪污再多也不会被弹劾。对小吏严格，对大官宽松，对离任的详加审查，对现任的疏忽大意，这是检举弹劾的弊病；五、惩治贪污的办法在于严格的传讯审问，可在审讯贪官们时往往不得要害，导致用刑罚也不能有效地打击他们的罪行，这是传讯审问的弊病；六、举荐和弹劾，是用来鼓励和惩戒官吏的，但现在却不以能力为标准，而只看出身地位，这是列论资格的弊病；七、对于州县官员的副手，没有给予应有的礼遇和法制约束，致使自由散漫，缺乏工作效率，这是担任副职位多年来形成的弊病；八、科举考试，考生打着师生关系的旗号，公然贿赂考官，利用公开举荐的制度，大开贿赂之门，这是赠送礼品形成的弊病。

明王朝到了万历年间，政治衰败，已显千疮百孔之象，丘橓陈述的八点弊病，仅是大海一粟。不过，他能够做到身在庐山而识庐山真面目，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汤显祖的生平情况如何汤显祖（1550～1616），字若士，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少年时就善于作文，在当地很有名气。

张居正想让自己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被录取，便为其子网罗海内名士，用来扩大名声。听说汤显祖很善于作文，就叫几个儿子前往延请。而汤显祖为人正直，不愿意附权贵，便推辞未去。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考中进士，授予南京太常博士之职，后晋升礼部主事。

万历十八年，神宗迷信星象变化，认为这是由于谏官欺上蒙下造成的，便严厉地指责他们，并停发俸禄一年。汤显祖进言说：“难道真的是谏官的才德有问题么?因为陛下所具有的赏罚权利，暗中却被宰相窃取了，所以，谏官的意见都被歪曲了。御史带头揭露科场舞弊案，大学士申时行就指使人对他进行弹劾并罢免官职。只要大臣对宰相的行为稍有异议，便没有一个不被贬官到外地的。不知廉耻之徒，对当权者处处奉迎拍马。给事中杨文举奉诏赈济灾荒，却收受大量贿赂；在推举人才的过程中，又为自己谋取厚利。这样的人，宰相却将他提升为谏议官署的长官。陛下总是指责谏官的不对，却没有看到宰相才是朝政混乱的真正根源。臣认为陛下有四点值得注意：朝廷以爵位和俸禄养育的人才，如今仅成为替权贵培育下人；朝纲风气败坏，没有廉耻，贪贿成风；宰相乱用权力，扶植亲信，使得国家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陛下在位二十年，前十年是张居正强硬多欲，败坏朝政；后十年是申时行绵里藏针，扰乱纲纪。臣深为陛下感到惋惜，乞求陛下罢免杨文举、胡汝宁等一干小人，并告诫宰相，深刻反省自己以往的行为。”奏疏呈上，神宗看过以后十分生气，骂他胡言乱语，贬官外地。后任遂昌（今浙江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上交辞呈回乡，在家乡度过了后半生。

汤显祖为人意气激昂，同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都有着很好的交情。这几位在仕途生涯中官位显赫，在政治上也很有所建树，而汤显祖在政治上却是潦倒不如意，但也许正由于此，他才能创作出举世闻名的《牡丹亭》等作品，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瑰宝。

明朝后期围绕李三才展开了什么样的斗争李三才（?～1623），字道甫，顺天通州（今北京通州）人，神宗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他是个富有才略的人，善于笼络朝廷官员，结交广泛，朋友遍布天下。然而，他的本性不够廉正，也往往受到人们的指责。明朝后期，在李三才的任用问题上，朝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李三才早年任右佥都御史，总管从水路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运事物。当时，朝廷派往各地的矿税使者横行无忌，公然掠夺，致使百姓生活贫困，民不聊生，而有些饥民就借机起而为盗。李三才便暗用计谋，惩治了胡作非为的官吏，又逮捕了抢劫作恶的饥民，并上疏陈说征收矿税的危害性，请求废除矿税。李三才办事干脆利落，得到百姓的爱戴。

后来，李三才因资历深厚升任都御史，开始参预内阁机要事务。所谓“树大招风”，从此，妒忌他的人日益增多，诽谤他的话到处都有传闻。工部郎中邵辅忠、御史徐兆魁、南京兵部郎中钱策等人上疏弹劾李三才贪污受贿，并罗列出贪婪、虚伪、狠毒、蛮横四大罪状。不过，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等人却认为李三才很有才能，功大于过，便先后上疏替李三才辩护。一时间，在朝中兴起激烈的争论，好几个月还没罢休。顾宪成就写信给当权者叶向高，称赞李三才的才能，极力为他申辩。而神宗对于这两种意见却都不理不问，致使争论没结果，李三才被迫辞职离去。

李三才虽已离职赋闲在家，而妒忌他的人担心他被重新起用，于是弹劾说他盗用皇家木材建造私宅，折合银子达到二十三万多两。李三才非常气愤，请求清查登记自家的财产。但是，派去的使者调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没办法交差，就按照弹劾奏章上所说的那样上报了，李三才便被削职为民。

为什么说李成梁为明朝之名将李成梁（1526～1615），字汝契。他的高祖父李英从朝鲜归附明朝，授予了可以世代继承的铁岭卫（今辽宁铁岭）指挥佥事之职，便定居在这里。到了李成梁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衰，穷得连进京承袭官爵的路费都没有。四十岁的时候，李成梁才受人资助进京继承了官职，从此，凭借一身本领，屡建战功，成为一代名将。

当时，边防松弛，常有外族入境骚扰，烧杀掠夺，边关形势极不稳定。李成梁上任之后，指挥壮士发起有效反击，打退土蛮、张摆失等入侵之敌，边关士气为之一振。

穆宗隆庆四年（1570）九月，敌人大举入侵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李成梁被提拔为副总兵，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辽东情况十分危急，分别有俺答、插汉部族土蛮、朵颜部族长昂、王杲等敌窥视，逐渐对辽东形成了包围之势。十年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员大将都战死沙场，明军士气大挫。李成梁上任后，大修武器装备，选拔精兵良将，并招募勇士，给予丰厚的军饷，组成突击队，日夜操练。明军士气开始振作。第二年五月，土蛮率敌军大举入侵，李成梁见反击时机成熟，便率领精锐部队在卓山大战敌寇，并和副将赵完形成夹击之势，切断敌军首尾，敌军被打得溃不成军，抱头鼠窜。李成梁乘胜攻打敌人巢穴，斩杀首领两人和敌兵近六百人。从此，李家军声名大振。后来，李成梁又与土蛮、俺答、长昂等部族多次交锋，逐渐削弱了敌军势力，边关稳定了许多。

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多年，先后上奏大捷十余次。每次接到捷报，皇帝都要祭告天地宗庙，赐予大量的锦衣玉石，并接受朝廷百官的祝贺。边疆将帅取得这样盛大的功劳，是明朝建国以来二百年都不曾有过的。

李如松作为将门之后有什么战功李如松（?～1598），字子茂，是一代名将李成梁的长子，他自幼跟随其父南征北战，熟识兵法，骁勇善战，可谓是智勇双全。李成梁去世后，李如松子承父业，创建了赫赫战功。

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哮拜在宁夏叛乱，李如松以大将之才被荐为提督，统领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路军马，讨伐叛贼。在此之前，大将麻贵、董一奎等众将多次攻城而不能得手。李如松一到，加强攻势，并采用水攻，泡塌城墙，攻入城中，斩杀哮拜及其族人，迅速平定了叛乱。

当时，朝鲜倭寇为害十分严重，神宗以李如松作战勇勐有威名，诏令其统领苏州、辽东、保定、山东各军东征。李如松刚到军中，就传来了倭寇酋长行长请求议和，愿意接受封赏的消息，李如松于是将计就计，假装同意封赏而暗中偷袭，一举铲除贼寇。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大军浩浩荡荡开赴平壤。一开始，行长等人以为是封赏的使臣到了，因此并未防备，还穿着花衣夹道相迎。然而众将在平壤城下徘徊犹豫，不敢入城，暴露了形迹，倭寇于是登城抵抗。李如松果断地分兵三路攻城，并亲自率领大军攻打东南城，战事激烈，李如松的战马中炮而亡，他顾不得安危，换马继续指挥士兵加强进攻，将士们在李如松的带动下士气高昂，无不以一当十。在众将士的奋勇拼杀下，平壤城被攻克，杀敌一千二百多。李如松带领将士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失收的黄海、平安、江源、京畿等地，大捷而归。李如松因此更加得到神宗的赏识和信赖。

万历二十五年，辽东总兵董一元罢官，神宗特别下诏任用李如松。李如松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意气更加振奋，镇守辽东一带毫不懈怠。第二年四月，土蛮进犯辽东，李如松率领轻骑兵直捣敌巢，因中埋伏而不幸身亡。神宗得此噩耗，沉痛不已，令备衣冠运回安葬，创建祠堂祭祀，并赐谥号忠烈。

麻贵一生创建过哪些军功麻贵，大同右卫（今山西大同）人。麻氏家族多将才，麻贵与他的父兄多次立下战功，人们把他们与铁岭李氏相提并论，称作“东李西麻”。

麻贵以舍人身份参军，多次安定边疆有功，受到褒奖。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宁夏哮拜叛乱，朝廷以麻贵英勇善战、通晓兵法而提拔他为副将，率兵讨伐叛军。叛军抵抗十分顽强，明军多次攻城而不克。于是，麻贵与众将分兵四路，迂回进攻，并将斩杀的一百多敌人首级悬挂示众，叛军恐惧，士气大挫，不久，城就被破，叛军全部平定。麻贵因功被提拔为总兵官，镇守延绥（今陕西榆林），并赐予世袭。

万历二十二年，麻贵又先后捣毁了蒙古卜失兔以及其他驻留内地贼寇的营地，杀敌共计六百余人，缴获牲畜一万六千余头。神宗得知后大喜，特地祭祀祖庙宣布捷报，并再次加封麻贵官阶，赐予丰厚的奖赏。

万历二十五年，朝廷和日本谈判封赏一事失败，麻贵被任命为提督，统领南北大军，讨伐倭寇。在麻贵的带领下，将士们克服种种困难，奋力拼杀，最终攻陷敌城，俘获斩杀敌军二千二百多人，全胜而归。

万历三十八年，麻贵镇守辽东，平定了蒙古炒花、宰赛等部族的叛乱。第二年，麻贵因病请求退休，神宗特别恩准他乘驿车回家。

麻贵果敢坚毅而骁勇敏捷，擅长用兵，在东西边境上都战功卓著，先后七次受到皇帝的特别赏赐，被尊为一代良将。

董一元作为战将其战绩如何董一元，宣府前卫（今河北宣化）人。他的父兄均为名将，镇守边关，以勇敢著称，而董一元兼其勇勐，而于智谋更胜一筹。他一生多次立下战功，镇守边关要塞，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董一元担任蓟镇（今河北迁西）游击将军。土蛮、黑石炭等蒙古部族一万多骑兵入侵，董一元配合总兵胡镇抵挡敌军，立下头功。穆宗隆庆初年（1567），董一元在棒槌崖打败敌军，功劳又是最大。像这样的战绩对董一元来说是不胜枚举，而其一生最为世人瞩目与称颂的战功还是创建在镇守辽东之时。

辽东自李成梁之后，连年战败，溃不成军。于是战功卓著的董一元被举荐为统帅，镇守辽东。当时，蒙古把兔儿与其伯父妙花、姑父花大相勾结，并与西部卜言台周相呼应，多次侵犯边境，长期骚扰。卜言台周扬言要攻占广宁，把兔儿等人的军队驻扎在辽阳（今辽宁辽阳），企图入侵劫掠镇武、锦州和义州（均位于今辽宁省东部边界）。董一元审时度势，认为只要首先击破离边境最近而势力较弱的把兔儿，卜言台周等势力将失去内应而不战而退。决策已定，董一元迅速命令副使孙守廉火速前往右屯牵制海西部，自己率领大军藏在镇武城外，留下空营以诱敌深入。敌军鲁莽，果然中计，以为官军胆怯逃跑，便全军入城。正当敌军懈怠之时，明军从营中跃起，里外加击，奋力冲杀，敌人死伤惨重，大败而逃。海西部知道把兔儿失利，也望风而逃，明军大获全胜。捷报传人京城，世宗十分高兴，祭告于天地祖庙，加封董一元官爵，给予丰厚的奖赏。

虽然敌军各部受创严重，但董一元并不放松警觉，一旦忽略了防备，就会使贼寇有机可乘，于是亲自率军跋涉四百余里，抵达敌巢，斩草除根，一举歼灭贼寇。至此，辽东边关才得以彻底安宁。

刘一燝是怎样和阉党斗争的刘一燝（1567～1635），字季晦，南昌（今江西南昌）人，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考中进士。他历经神宗、光宗、熹宗三朝，担当国家重任，深得皇帝信赖。到熹宗时，刘一燝、叶向高、左光斗等德高望重的大臣共同主持朝政，朝中遍布贤臣良将，天下人都企盼着国家太平昌盛。然而，大宦官魏忠贤利用熹宗年幼，以花言巧语进行蒙蔽，排挤驱逐贤臣，渐渐窃取了大权，朝政越来越腐败。刘一燝十分憎恶魏忠贤的所作所为，身为辅政大臣，怎能容忍奸人当道，于是和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初，光宗宠妃李选侍被迫移出正宫的时候，伺候她的宦官刘朝等人趁机偷盗内宫秘藏的宝物，经过干清门时，由于慌乱而跌倒，金银珠宝散了一地。熹宗知道后很生气，要判处死罪，但一直都没有执行。到这时，魏忠贤当权，那些宦官便用重金贿赂他，请求疏通关系。魏忠贤得了好处，便上疏替他们辩解求情，熹宗宠信他，便听信了，免除了刘朝等人的死罪。宦官们由此更加迎奉魏忠贤，以为他已控制了皇帝，而魏忠贤也愈发的狂妄自大，篡改诏书、陷害贤良，无恶不作。刘一燝知道后，很是气愤，心里明白此案一定又是魏忠贤从中做了手脚，于是上疏，言辞激烈地申辩事实，要求依照原来的判罚，立即处死刘朝等人。熹宗很器重刘一燝，觉得他所说的有道理，如果出尔反尔会失掉皇家的颜面，就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才使魏忠贤的阴谋没能得逞。魏忠贤也因此开始记恨刘一燝，时时谋划着要除去这个心腹大患，只是顾忌他的权位重，声望高，一直不敢下手。

修建神宗陵墓的定陵工程完成后，魏忠贤又把功劳揽在自己名下，厚颜无耻地要求赏赐加封。刘一燝坚决反对，上疏向熹宗说明事实，并责备魏忠贤滥求封赏。这样才使讨要封赏的闹剧收场。而到此时，刘一燝与魏忠贤之间的矛盾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慢慢地，宦官的势力壮大起来，清廉正直的大臣都受到迫害，使刘一燝孤立无援。魏忠贤认为时机成熟，便让手下亲信上疏攻击刘一燝。众口铄金，刘一燝不得已，请求辞职，但熹宗很信赖他，多次安慰挽留，不让离去。魏忠贤很是恼怒，为了除去这个眼中钉，便不择手段，假传圣旨，让刘一燝回家养老。

虽然这场与阉党的斗争，以刘一燝的失败而告终，但刘一燝对阉党的抑制还是起了作用的，使他们不至于为所欲为。

韩爌为什么会遭到魏忠贤的排挤韩爌（kuàng）（1565～1644），字象云，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他为人正直，老成持重，在光宗、熹宗两朝担任要职，举荐贤才，任用能士，而抑制奸邪党徒，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正因为他廉洁正直，不与奸邪为伍，遭到魏忠贤的排挤和陷害。

熹宗即位之初，韩爌与叶向高等人共同主持朝政，国家政局大有好转。这时，为人阴险狡猾的魏忠贤作恶多端，破坏朝政，杨涟等人联合上疏弹劾他，列举了二十四条罪状。魏忠贤害怕被治罪，便向德高望重的韩爌求救，请求替自己辩解说情。韩爌向来憎恶魏忠贤，耻于与其为伍，便严词拒绝了。魏忠贤于是怀恨在心，一心要报复。

后来，叶向高罢官，韩爌担任首辅，依然是秉持公正，任用贤良，打击奸邪，多次制止了魏忠贤党羽的恶行。魏忠贤更加恨他，就与魏广微勾结，假传圣旨，责备韩爌独揽大权，命令他与魏广微合作，借此削弱他的权力。而此时朝中的正直之士如杨涟、左光斗等人都先后被排挤迫害了，朝廷上下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亲信。韩爌势单力薄，无力进行抗争，于是上疏请求辞职。魏忠贤早就盼着这一天，便立即传旨批准了。

虽然韩爌已被排挤出朝廷，但魏忠贤还不肯罢休，又指使亲信上疏诬陷韩爌贪污，直害得韩家家破人亡。

张问达在审查宫廷三大案时有何作为张问达（?～1625），字德充，泾阳（今陕西泾阳）人，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曾出任地方官，有很好的政绩，因功升任刑部右侍郎，多次担当大任。当时正值宫廷风波迭起、动荡不安，接连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张问达参预了三案的调查审讯，主持公道，不偏不倚。

首先是震惊朝野的“梃击案”。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早晨，有个叫张差的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突然冲进宫里，见人就打，一直打到太子的宫殿里，幸好太子躲避及时，才没受伤。经过审问，牵扯出神宗宠妃郑氏宫中的宦官庞保和刘成。当时，神宗特别宠爱郑贵妃，她亲生的儿子福王恃宠专横，长期留在宫中，不肯出京到封地去。对此，朝臣中有人在担心福王母子勾结，威胁太子的正统地位。现在又发生了这件事，就更怀疑是郑贵妃等人干的。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神宗害怕事件扩大成宫廷斗争，有意包庇郑贵妃，仅下令处死张差。张问达认为，奸人闯宫，事关国家安危，如果这样草率地处理，不仅有失公正，还会影响朝廷尊严，丧失天下人心，要求将两名宦官一同审讯，查明事情本末。张问达的意见中正恳切，但神宗怕议论会更加激烈，就在宫中秘密处死庞保和刘成，对外宣称他们因受刑过重而亡，这件事就算平息了。

神宗去世，光宗虽然平安地继承了皇位，可不到一个月，就暴病而亡。传说是在光宗病重时，有个叫李可灼的人进献了几粒红丸药，光宗吃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于是，人们怀疑光宗是被毒死的，但究竟是谁指使的，却一直没有答案，这就是谜团重重的“红丸案”。据调查，李可灼进献的红丸药确实不对病症，无论是不是受人指使，他对光宗的死都负有责任。然而，当时执掌大权的方从哲对他定得罪很轻，张问达便上疏陈说事情的经过原委，要求对李可灼依罪定刑。这样，才使李可灼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光宗死后，年幼的熹宗即位。光宗生前宠爱的妃子李选侍却占据正宫，不肯搬出，企图要挟年幼的皇帝，把持朝政。朝中大臣怎能容许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便接连上疏要求李选侍搬离正宫。这就是所谓的“移宫案”。然而，在众大臣为了国家利益积极上疏争辩时，身为首辅大臣的方从哲却迟迟没有动静，直到李选侍被迫移出正宫的大局已定，才呈上奏疏，这难免有“墙头草”的嫌疑。于是，张问达不畏方从哲首辅的权势，上疏责备他不为国事尽力，没有果断地为百官做表率。

从万历末年（1619）到天启初年（1621），短短的几年时间，接连发生三大奇案，多少人在这复杂的宫廷斗争中丧失原则、丢弃正义，而张问达却始终能够秉公处理，维持公道，是难能可贵的。

赵南星在明末党争中持什么态度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高邑（今河北大名）人，神宗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他为官清廉公正，以天下为己任，日夜操劳国事，在当时与邹元标、顾宪成一起被天下人敬称为“三君”。

当时的政局形势是，年幼的熹宗身居内宫，而朝廷大权被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们把持。他们勾结成党，打击异己，扰乱朝政，从而激起了东林党人的强烈不满，和阉党展开了多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赵南星坚定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不畏魏忠贤的权势，始终支持处于劣势的东林党。

开始的时候，魏忠贤很看重赵南星，想加以笼络，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他善于理事，还派亲侄子拿着礼品上门拜见。而赵南星十分憎恶魏忠贤，耻于和他有什么关系，给魏忠贤的侄子吃了个闭门羹。

赵南星的好朋友魏允贞有个儿子叫魏广微，向来被赵南星当作亲生儿子抚育教导。可是魏广微后来竟认贼作父，投靠了魏忠贤。赵南星很伤心，从此拒绝再见魏广微，并说魏允贞的儿子已经死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促使赵南星和魏忠贤彻底决裂，而魏忠贤就放弃拉拢的手段，开始残酷地迫害赵南星。有一天，两人一起办公，赵南星严肃地对魏忠贤说：“皇上年幼，我们这些宫内宫外的臣子应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要有非分之想。”魏忠贤没有想到赵南星竟敢这么大胆地正面批评自己，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表面保持沉默的魏忠贤，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迫害赵南星了。

在这之前，魏忠贤就经常假传圣旨，而现在每次传达圣旨，都要把赵南星当作首恶，假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打击。凡是赵南星举荐的人都被贬斥，凡被赵南星斥退的人都被提升，还唆使党羽上疏弹劾赵南星，说他徇顺私情，用人唯亲。在逼迫无奈之下，赵南星只得请求辞职，这正中魏忠贤的下怀，立即传旨放他回乡。

然而，心肠歹毒的魏忠贤还是不放过赵南星，命令手下人进行诬陷，栽赃说他贪污白银一万五千两，还在朝廷大堂上对他进行羞辱。赵南星虽为官多年，但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家里哪有钱偿还所谓“赃款”。好在亲戚朋友们敬重他的人品，同情他的遭遇，多方捐款资助，才得以结案。最终，赵南星被遣到边关去戍守，贫病交加地死在流放地。

邹元标为什么多次被贬谪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他自幼聪颖好学，九岁便通晓《五经》，长大后又跟随得到王守仁真传的胡直学习，有志于做学问。神宗万历五年（1577）考中进士，开始了从政生涯。邹元标为人正直，为官刚正，政治上颇有作为。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勇于直言进谏，针砭时弊，常常得罪于当权者，故而多次遭到贬谪。最初，邹元标在刑部实习政务，恰逢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而他却未按礼制回家守孝，再加上平时专横独断，对朝政大包大揽，造成许多弊端。邹元标愤愤不平，于是草拟奏疏，指责张居正学术偏执、刚愎自用、用人唯亲。奏疏写成，邹元标怕人知道是弹劾张居正的而被扣留，就揣在怀中，呈上时假称是请假的奏疏。然而，张居正一手遮天，朝中之事无不经由其手，所以，邹元标的奏疏根本就没给皇上看，而是被张居正作了批复，在朝堂上杖打八十。好在邹元标年轻力壮，没有立即毙命。但是张居正还不解气，又把他流放到边关去戍守。邹元标面对困境，并不气馁，还怡然自得地专心研究心性理学，学问大有长进。

六年之后，张居正去世，邹元标才被召回，任吏科给事中。邹元标终于得到再次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在上任伊始，就陈上奏疏培养圣德、亲近贤臣、严肃法规、崇尚儒行、整治群臣等五件事。不久，慈宁宫发生火灾，邹元标上疏直言，劝神宗自我反省、清心寡欲。神宗昏庸，不辨忠奸，以为邹元标是在讽刺自己，十分恼怒，降旨斥责。邹元标就这样被贬黜。此后，虽多次被人举荐，但神宗怀恨不已，始终没有起用，邹元标赋闲达三十年之久。不过邹元标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在乡里讲学，跟他学习的人日益增多，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

直至光宗即位，邹元标才被召回，任大理卿，又升为刑部右侍郎。这时的邹元标年事已高，为人处事少了些张狂，多了些稳重，先后辅佐光宗及年幼的熹宗，成为朝廷中的肱股之臣。

第四十一章

李应升如何同阉党斗争李应升（1593～1626）以清正廉洁闻名，很得民心。当时有民谣说：“前林后李，清和无比。”（林指晋江林学曾，以清廉慎重著称）。九江（今江西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间有柯、陈两大族，相传是陈友谅的后裔，倚恃险阻，抗拒官兵。官府商议想要发兵围剿，而李应升请求前往晓谕劝说，结果没费力气，就使他们叩头听命，交出匿藏的罪人，使一方百姓得到安宁。

熹宗天启二年（1622），皇帝正当年幼，昏庸懦弱，朝廷各种政务都松懈废弛，李应升针对这种弊病上疏直言：“现在天下破敝衰败到极点，取决于君臣奋发振兴而竭力图谋，陛下振兴纲纪，则一片纸如同迅雷；大臣捐弃私心，则千里运筹如在手掌中；言官勇于检举弹劾，则百官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现在议论增加官职，为他们营建避护所，纷纷升迁调任，名不副实。”又说：“现在把政事交付各部，十分之八九被搁置起来，应重申国家法律，公开惩处败将的罪行。”主张严明执法，惩处恶弊。不久，又弹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护下属官员范得志，颠倒公理。王永光吓破了胆，立刻引咎离职。

天启四年（1624）正月，李应升上疏陈述外藩、内盗、小人三大祸患，把讥讽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熹宗身边的奸人。李应升知道魏忠贤必将是国家的一大祸患，就秘密草拟奏疏，罗列出十六条罪状，正准备呈上时，被他哥哥发现，奏疏被烧毁。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反而遭到皇上的严厉斥责。李应升极其愤怒，就继续上疏弹劾，说：“从来宦官之祸，开始时没有不是用小忠来取信于君主的，待根基扎牢之后才下毒手。现在陛下明知道他们的罪行，却曲意包庇。当时势缓和之时，他们就采用保全自己的谋计，当事情紧急之时，他们就拿铤而走险的手段，萧墙之内，能无隐患?所以，魏忠贤一日不去，陛下就一日不得安宁。”万燝因抨击魏忠贤致死，李应升对此深感不平，就极力进谏，说不可在朝堂上使用梃杖之刑，不可摧折士人的志气，用来斥责魏忠贤。之后，又严辞弹劾崔呈秀等人。崔呈秀窘迫，夜晚敲门，长跪哀求，李应升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十月初，正逢熹宗祭祀宗庙、颁布日历之时，李应升又直言弹劾魏广微，告诫他要保全家族名声，不要倚靠奸猾的宦官而去为难谏官，以后才有脸与地下的父亲相见。魏广微听到后非常恼怒，便与魏忠贤合谋陷害他，李应升最终因受酷刑折磨而死，年仅四十三岁。

满朝荐为什么被列入“东林同志录”中满朝荐（?～1629）有廉洁能干的美誉，他为官正直，严行守令，奋力以死对抗凶顽之敌，即使幽禁囹圄也不改悔。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授予咸宁（今陕西西安）知县。当时，担任税监的宦官梁永放纵部下横行，掠夺他人产物，满朝荐逮捕处罚了他们。因此遭到弹劾，降职一级。恰好巡抚顾其志在这时上疏陈述梁永的贪婪残暴，他才得以恢复官职。没多久，梁永继续胡作非为，满朝荐为了追查恶党，有动武的行为。梁永怕了，就设计让人将诬告信藏在头发中，然后入京控告他劫持上贡物品，杀人无数，抛尸河中。神宗听后大怒，立即派人逮捕他并长期关押。经过朝廷内外人士的极力营救，到四十一年秋才获释放。

光宗即位后，任用满朝荐为南京刑部郎中，后来升迁为尚宝卿。熹宗天启二年（1622），辽东之地为异族侵占，天下发生多起变故，朝中大臣却各自结党，借议论这些事情而相互攻击。满朝荐很是忧虑，上疏陈述当前的时事形势有可忧的十条、可怪的七条，并指出了是谁造成政令颠倒、危机四伏的原因：“陛下造成的只占十之一二，由掌权大臣造成的占十之八九。”奏疏呈上后，皇上得悉魏忠贤的条条罪状，震怒万分，开始下诏严厉追查他，满朝荐也因此被削职为民。事过不久，魏忠贤的死党开列黑名单撰成了《东林同志录》，满朝荐就被列入其中。

如何评价杨嗣昌杨嗣昌（1588～1641）饱览群书，颇有才能，工于写作，口才很好，曾六次上疏陈述边防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很受思宗器重，有相见恨晚之慨。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义军很有声势。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他担任兵部尚书之后，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术。所谓“四正”是把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镇作为重点地区，“六隅”则是把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作为六处边地，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还要求增兵、增饷，并相应地提出筹措办法，令思宗非常满意。这些军事措施曾使义军受到挫折，但由于明军各部没有期望的那样严密配合，使他提出的原来限定于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前取得成功的“四正六隅”的办法，到了三月还没有奏效，只得上奏请罪，并且推荐别人替代自己，思宗不同意，弹劾他的官员反而受到处分。

这时清兵攻入墙子岭（今属河北）、青口山（今属河北），蓟辽总督吴广衡正喝得醉醺醺的，无法率兵作战，最终战败而死。京城危急，思宗对于和与战的态度摇摆不定，杨嗣昌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力主议和，而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就率领诸将分道出击。然而，杨嗣昌手握兵权，事事牵制，使卢象升屡战失利最后战死沙场。崇祯十二年（1639），朝中部分官员弹劾杨嗣昌，可思宗仍然很信任他。十三年，张献忠等重新造反，思宗大为震惊，特命杨嗣昌为大学士督师，并赐予尚方宝剑，赴湖广前线指挥围剿。思宗还亲自设宴为他送行，并赠诗一首，把他比作周朝的方叔和汉朝的周亚夫，盼望着他马到成功，“一扫寇氛从此清”。杨嗣昌感慨涕零，虽然取得一些战绩：“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崴谷死者无算。”但此时的明朝军内部矛盾重重，诸将大多不服从命令，贺人龙与左良玉更是拥兵自重，不听指挥。

杨嗣昌虽有才能，却喜好自行其是，每件事都要亲自过问，部下作战时都要先向他报告后方可行动，往往错失良机。又固执己见，不听别人意见，诸将反过来也不听从他的命令，进退不一，使明军很难对付上下齐心、作战灵活机动的义军，因此，义军的烈火不仅未被杨嗣昌扑灭，反而愈燃愈烈。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下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张献忠出了四川，一天一夜賓士三百多里，杀了襄王朱翊铭。朝野震惊，杨嗣昌也忧惧交加，旧病复发，不吃东西，三月初一死去。

袁崇焕既为“国之长城”却为什么被杀掉袁崇焕（1584～1630）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有谋略胆识，熟悉和了解边防形势，曾任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等。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努尔哈赤起兵攻明，逼近山海关。熹宗天启二年（1622），明军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大败，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多座城池失守。袁崇焕临危受命，出镇山海关。后又受命守卫宁远（今辽宁兴城）加强边关防御。袁崇焕到任后，首先设法加固宁远城墙，定出标准：城墙总高三丈二尺，城上矮墙高六尺，城基宽三丈，城上端宽二丈四尺。第二年完工后，他坚守城内，不离半步。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派兵围攻宁远。他奋笔写下血书激励将士，誓与宁远城共存亡。经过三百天的激烈战斗，敌军伤亡惨重，撤围而退。在明末时期明军与清军的长期交战中，这是明军取得的首次大胜。捷报传到京城，熹宗喜出望外，称誉袁崇焕为“国之长城”。

思宗即位后，让袁崇焕接任关外军务，并赐予尚方宝剑。崇祯二年（1629），因防守边关有功，升为太子太保。当时，总兵毛文龙驻军皮岛（今属辽宁），常常袭扰后金的后方，起着牵制作用。但他为人比较傲慢，还拜魏忠贤为义父，被认为是魏党。袁崇焕很不满，就借机用尚方宝剑处斩了他。对此，思宗很惊讶，但想到毛文龙已经被杀，现在急需袁崇焕，就优诏赞扬，把毛文龙的罪名宣示天下。毛文龙死后才三个月，清兵数万人分路进攻龙井关（今属河北）、大安口（今属河北），袁崇焕闻讯后率军星夜驰援京城，驻扎广渠门（今属北京）外。这时，士兵已经疲惫不堪，袁崇焕请求入城稍加休息，却遭思宗拒绝，只得立刻投入战斗，与敌军决战，结果互有伤亡。当时进入的关口是蓟辽总理刘策的管辖区，袁崇焕听到变故后就奔赴千里援救，自认为有功无罪。京城中的一些人却埋怨他“纵敌拥兵”，有些朝臣因他曾派使者与后金议和，就诬陷他的这次行动是“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正在这时，皇太极设下反间计，故意放回两个被俘的宦官，让他们向朝廷报告说袁崇焕和敌军暗中有勾结。思宗本来就好猜忌，听了这两个宦官的谗言，更加信以为真，就把袁崇焕逮捕入狱，定为谋叛罪。崇祯三年（1630）八月，袁崇焕在闹市被凌迟处死，兄弟妻儿流放三千里外，抄没家产。袁崇焕被后代史学家誉为“明朝第一将军”。

张三丰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明朝初年，有一位踪迹神秘、变幻莫测的神奇之士，叫张三丰。他是辽东懿州（今属辽东）人，名全一，又名君宝，三丰是他的号。因他以不修边幅出名，又号张邋遢，身材高大魁梧，体形如龟，嵴背如鹤，耳大眼圆，胡须硬且直，无论什么季节，只有一件僧衣一件蓑衣，吃饭既可整升整斗地一顿吃完，也可几天只吃一顿，有时几个月不吃饭。读书过目不忘，而且善于嬉笑谐虐，旁若无人。朱元璋知道他的声名后，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派使者四处寻找他，却没有找到。后来，张三丰住在宝鸡（今陕西宝鸡）的金台观，一天，突然说自己要死了，便留下一篇颂赞而去世。人们置办好棺木，将他人殓等着下葬。这时，听到棺材里有声音，打开来看，他又活了。其后到四川游历，又入武当山，走遍襄汉一带，踪迹不定。永乐年间，成祖派给事中胡濴偕同宦官朱祥带诏书香料钱物前往寻访，走遍荒野边疆，历时数年都未能找到。由于张三丰曾经到武当山各处的峰谷游览，告诉别人说：“这座山以后必定大为兴旺。”并和徒弟们砍伐荆棘杂树，清除瓦砾，曾建草房居住于此。因而，成祖便派遣有关官员率三十余万民工匠人，大规模营造武当山道观苑，费财物以百万计算。完工后，赐名为太和太岳山，铸造印信设官镇守，竟然应验了张三丰的话。天顺三年（1459），英宗赐予封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但始终无人知晓他的踪迹。

顾秉谦为什么被写入《阉党传》

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是：朋党斗争激烈，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同政治势力和集团都依附太监，被称作阉党。他们玩弄权柄，憎恶正义，丑化忠直，滥施刑罚，毒害百姓，最终酿成国破家亡之患。顾秉谦就是一个“阉党”。熹宗天启二年（1622），大宦官魏忠贤掌权，顾秉谦和魏广微领头献媚依附，成为奸邪首领，隐藏在阉人之中。顾秉谦为人平庸低劣，毫无廉耻之心，魏广微更是阴险狡诈，二人一起图谋排挤善良之士，驱逐正直之臣，改定《缙绅便览》一册，把叶向高、何如宠、成基命等一百多人看作奸党，而把黄克继、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多人看成正直之人，并由太监王朝加以引荐，以此作为降官升官的依据。他们像奴仆一样曲意奉承魏忠贤，魏忠贤也因此得到内阁的辅佐而势力大增，气焰更加嚣张，朝内一片浑浊之象。

从天启四年（1624）至六年，凡被排挤陷害的正直忠良之人，全由顾秉谦来拟写圣旨。在拟写《三朝要典》著作时，他把皇帝的序言放在前面，以此钳制天下人之口。朝廷每有一措施，他就猜测皇帝的旨意，把好处归于魏忠贤并大加赞赏。他假称皇帝旨意责罚主考丁干学，又起草圣旨，杀掉杨涟、左光斗等人。不久，魏忠贤倒台，顾秉谦因结交宦官而获罪，列入叛逆案中，判处劳役三年，又用财物赎为百姓。昆山百姓对他的怨恨很深，聚众烧毁了他的家。顾秉谦、魏广微执政依附于魏忠贤，于国于民毒害深重。因此，被列入《阉党传》，以为后人之戒。

严嵩如何赢得皇上宠信的严嵩（1480～1567）尽管被天下人都视为大奸臣，却甚得皇上的宠信和喜欢，因为他很善于讨好奉承。世宗嘉靖七年（1528），任礼部大侍郎，奉命去湖北安陆（今湖北安陆）祭扫显陵（今湖北钟祥县东十里纯德山阳）。他知道世宗喜好祥瑞，便千方百计地揣摩迎合。典礼结束后，他上奏说：“臣已经恭敬地献上宝玺诏书并安置神床。恭奉祭祀的那天，开始时，天气还是阴雨，到正式叩拜祭奠时，就转为晴朗了。在枣阳（今湖北襄阳）采购碑石时，有一群鹳鸟聚集环绕飞翔；碑石装船启运时，汉江水流及时上涨。请下令让内阁辅佐大臣撰文刻在石上，来记念上天的眷顾保佑。”世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礼部左侍郎，再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又改任为吏部尚书。在南京任职五年后，因祝贺万寿节回到北京。世宗准备在明堂（今陕西榆林）祭祀生身父亲，又想把神主牌位摆在天子祖庙里。因为世宗的父亲原本是亲王，按照礼法，不配有这样的待遇，严嵩和群臣商议后打算阻止，世宗不高兴，写了篇《明堂或问》告示朝廷大臣。严嵩看后很惶恐，就改变了先前的主张，并仔细按世宗的心意安排了礼仪。世宗又要用宝玺诏书来给生身父亲追加尊号，严嵩连忙迎合，并说天上有祥云出现，请受群臣朝见和贺拜，还亲自撰写《庆云赋》、《大礼高成颂》献上。世宗更是喜悦，命人将两篇文章送交国史馆，给他加封太子太保衔，跟随皇帝到承天（今属湖北钟祥），赏赐和辅佐大臣一样。此后，严嵩得到皇上的宠信，日益骄纵，大胆妄为，贪污受贿是常事。

严嵩考中进士在内阁首辅夏言之前，但官位没有他高。起初他要依靠夏言时，就对夏言十分恭谨，小心侍奉。有一次，严嵩摆设宴席，亲自到夏言府上邀请，夏言推托不见，他没有表现出一点生气的样子，回到家中，摆开宴席，展开请帖，跪下恭敬的读了一遍，表示自己的诚意。夏言得知后很是感动，以为严嵩真的敬重自己，就不再对他猜疑。一次，世宗把自己斋醮时戴过的香叶冠仿制了五顶，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几位大臣。夏言认为这不该为大臣所戴，世宗很生气，而严嵩却在上朝时特意戴上，而且外面笼一层轻纱，很讨世宗欢喜。严嵩见时机已到，就在世宗面前诬陷夏言并罢免了他的官。从此，严嵩执笔为世宗写斋醮时所用青词，很合心意，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在文渊阁值勤，仍掌管礼部事务。当时严嵩已六十多岁，却精力充沛，早晚都在西苑板房值班，不曾回家洗浴一次。皇帝认为他很勤奋，就赐予银质印章，写着“忠勤敏达”字样，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师。朝中政事也都归他掌握。过了一段时间，世宗发觉严嵩有贪污专权之嫌，几位大臣又相继去世，就起用夏言。夏言复职后，对严嵩怒气凌辱，而且毫不留情地驱逐他的同党。严嵩很是害怕，直着身子跪在床下流泪请罪，夏言又被迷惑，便放过了他。然而严嵩却一直在窥伺时机，图谋报复。当他得知陆炳和夏言的关系恶化，就勾结陆炳来进行陷害，使夏言在河套事件中被处死示众。从此，严嵩在世宗面前表现得更加伪善、恭敬、谨慎。世宗准备给他加封上柱国衔，而他连忙推辞说：“天下受尊的只应有皇上，‘上’不是人臣所应得的称号。”使世宗更加宠信于他了。

严嵩是怎样死的严嵩得到世宗宠信后，就开始利用手中权力报复所有触犯过他的人。巡按御史叶经因曾弹劾他贪污，被施以梃杖致死；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因曾弹劾他十罪五奸被诬陷处死；总督侍郎王仔的儿子王世贞曾为杨继盛收尸，严嵩便借用其他罪名将他杀害；锦衣卫沈练曾弹劾他置外敌入侵于不顾，“奸恶误国”，便被附入伪造的白莲教案而处以死刑。还有一次，蒙古俺答部直逼京城，兵部尚书丁汝夔受严嵩指使不让诸将出战，后来世宗欲杀丁汝夔，严嵩怕牵连到自己，要求他自顶罪，许诺说：“有我在，你放心。”丁汝夔临死时才知道是中了严嵩的圈套。

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在埋葬了圣章太后之后，就不再理朝政了，大臣很难见到他，只有严嵩一人能够见到或得到他的指令。严嵩窃取大权后，骄纵妄为，在各重要部门安插亲信，而一些奸邪的官员也纷纷归附于他。世宗有所察觉，想渐渐分散他的势力，开始转而亲近大学士徐阶。严嵩深知皇帝心思，遇到需要有解救的事情就先顺着皇帝的心意痛骂一番，然后再委婉曲折地说出皇帝对其不忍心处罚之情。凡设法排挤陷害他的人，便先说他的好处，再用微言切中皇帝的不满之处，转变皇帝的喜怒很有技能。然而严嵩的专横独裁，招致很多大臣的不满与愤恨，世宗也因之渐渐疏远他，开始信任徐阶，遇到事情都把严嵩搁在一边。严嵩害怕起来，让一家人围着徐阶下拜，并举酒求情说：“严某早晚要死了，这一家人只有靠您开恩照料了。”

严嵩窃取大权二十年，儿子严世蕃更是邪恶之徒，毒害天下百姓，人们都伸手指他父子二人为大奸臣。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蓝道行作“神语”，谴责严嵩父子的罪行。世宗很迷信谶语，就有罢免严嵩的意思了。徐阶得到这个讯息后，让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世宗便以教子无方为名，勒令严嵩退休，并把严世蕃流放到雷州卫（今属广东）。四十三年，在徐阶的策划之下，严世蕃被加上通敌的叛逆罪名而处斩，严嵩被革职为民，并查抄家产。家中竟抄出黄金二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其他金银珠宝不计其数。此后，他靠乞讨度日。又过了两年，在荒郊中死去。

温体仁为什么被写入《奸臣传》

温体仁（1573～1638），字长卿，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勐鸷，机深刺骨”，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官僚。

崇祯元年（1628）冬，在推荐内阁大臣人选时，温体仁因声望轻而没有参与，呼声很高的周延儒也被排斥在候选名单之外。温体仁猜测崇祯帝心中必有疑虑，于是上疏发难，攻击钱谦益说是在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巧于为奸结党。崇祯帝久已怀疑朝臣结党，看到他的这番言论后很合心意，于是对他大加称赞，由衷赏识。第二年，御史任赞化揭发温体仁娶娼受贿、夺他人产业等不法之事，崇祯帝非常生气，贬职一级。温体仁乞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并讲：“近来因为钱谦益的原因，排挤打击我的人不断出现，没有一个人能庇护我，我的孤立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崇祯帝鉴于万历、天启朝的党争，对大臣结党最为反感，于是反而体谅起温体仁的“孤立”、“无党”，批评各位大臣是不忧虑国事，挟带私情互相攻击。三年六月，任命温体仁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温体仁借助周延儒的力量进入内阁辅佐朝政。但是当进入内阁之后，他和周延儒在对待东林党和阉党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于是开始图谋取代周延儒的首辅位置。周延儒因为温体仁曾经和自己一起驳倒钱谦益，又是自己帮他进入内阁，所以对温体仁的阴谋一点没有察觉。崇祯六年（1633）六月，温体仁暗中帮助宦官王坤、给事中陈赞化攻击周延儒，还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纵容手下李元功贪赃枉法以及周延儒说过悖逆的话。崇祯帝大怒，命令追查，周延儒的处境十分困难，请求温体仁帮助。温体仁不仅不帮忙，还把和周延儒关系好的官员一概罢免，使他得不到任何支持。无奈之下，周延儒被迫称病辞职。于是，温体仁成为内阁首辅。最初，他想联合宦官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崇祯帝一直以能翦除魏忠贤这些宦官而得意，使温体仁放弃了起用阉党的想法。他又和东林党势不两立，所以屡次打击东林党人。八年七月，东林党人文震孟进入内阁，温体仁处处与文震孟为难，终于使文震孟罢官。温体仁辅佐朝政后，善于察形辨色，迎合皇上心意，受到特别的宠信，于是更加固执专横，自己想推荐的就暗中叫人提议，想排斥陷害的就故意宽容而让皇上去猜疑，所引荐和同位的人都是平庸之辈，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巩固地位。崇祯帝询问军饷的事，他就谦逊地说：“臣从前凭文章在翰林院任职，皇上不知我驽钝，提拔为宰相，盗贼一天比一天多，确实是万死不足以尽自己的职责。不过，臣虽愚昧无知，但是在起草圣旨时不敢欺骗军饷之事，望皇上裁决。”崇祯帝认为他朴实忠厚，更加亲信。温体仁执政已久，揭发他的奏章不可胜数，崇祯帝还全然不醒悟，反而更加相信他是孤立无党，那些指责他的人甚至有被拷打致死的。

崇祯十年（1637），他秘密奏报复社结党，并请求惩治大宦官曹化淳。没想到崇祯帝竟然把奏章交给了曹化淳。曹化淳亲自审理张汉儒案，结果张汉儒被定为奸民，处以死刑，使案子完全事与愿违。至此，崇祯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使他进退不得。温体仁上奏称病，想以此试探一下崇祯帝的态度，没想到奏章刚呈上去，崇祯帝就批准他回家养病。温体仁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吃饭，惊得连手中的筷子都掉了，无奈只好回家。

温体仁做内阁首辅四年，无论是抵挡辽东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都没有任何计策。但他善于逢迎，尽管没有才能，却待遇隆厚。温体仁做官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只是为了个人的权力，因而被写入《奸臣传》。

清朝对南明弘光政权采取什么政策在清军入关之初，清王朝并没有消灭南明弘光政权统一全国的意图。主要原因是清军兵力有限，而满族人口稀少，难以及时补充足够的兵员。另外，在山西以西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实力尚存，对清军构成的威胁要大于南明弘光政权。因此，清王朝最初的意图是与南明弘光政权相勾结，合力剿灭大顺“流寇”，从而实现南北分治。弘光小朝廷也认为“联虏平寇”是皆大欢喜的上上之策，于是频频派出使臣同清王朝谈判。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清王朝对弘光政权也很快改变了政策。首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是南方不断上升而超过北方，清王朝就认为如果实行南北分治，根本无法创建经济上的相对平衡，以后会对自己一方不利。次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降清官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南方人，担心一旦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自己将来就会同故乡的亲人分属于两个政权，要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于是竭力鼓动清军继续南下，统一天下。第三个原因在于清军进攻的顺利势头和弘光政权表现出的龟缩畏惧，使清王朝坚定了统一全国的决心。在弘光元年（1644）七月二十八日，清王朝摄政王多尔衮写信给史可法，明显地暴露出清王朝的野心。但是，史可法不能敏锐地洞察清王朝在改变了对弘光政权的政策后的新意图，依旧幻想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达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并在回信中反复强调要“连兵西讨”，导致弘光小朝廷的迅速覆亡。

弘光朝为什么越来越腐败弘光朝廷创建以后，企图“借虏平寇”，君臣一味享乐，毫无振作之意，朝政荒废，越来越腐败。

朱由嵩（1607～1646）酗酒好色，不以国事为念，把军国政事全部委托给马士英。当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宦官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搜索民间绝色闺女。更荒唐的是，他还派宦官四处捕捉蟾蜍，配制春药，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大宦官屈尚忠之流乘机四处敲诈勒索，黎民苦不堪言。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中饱私囊。阮大铖就公然以行贿作为理财妙方。有一首词《西江月》就写的是当时现状：“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偏职地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那些自命与马、阮党见不同的官绅在生活上也是追欢逐乐，寻花问柳。在风雨如磐之时，弘光君臣置军国重事于脑后，不仅文恬武嬉，还热衷于不急之务，粉饰太平。比如给二百多年前被朱元璋处死的开国功臣傅友德、冯胜等人，被成祖朱棣杀害的建文朝忠臣追加谥号、恢复名誉。

弘光朝廷的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君臣只是满足于偏安江南，不图恢复，一味苟且偷安。他们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安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一旦清兵南下，弘光朝便立刻土崩瓦解，分崩离析。

南渡三案的详情如何朱由嵩取得帝位以后，围绕皇权发生的勾心斗角的事件层出不穷。弘光立国一年时间内，就先后发生了三件著名的惊天大案，即妖僧“大悲”案、“伪太子”案和“童妃”案，历史上合称为“南渡三案”。

其一为妖僧“大悲”案。弘光元年十二月，一个名号为大悲的和尚来到南京（今江苏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战乱中不得已而削发为僧。弘光君臣发现他语言前后矛盾，形迹可疑，经再三盘问，大悲终于承认自己在苏州（在江苏苏州）为僧，实际是个骗子。大悲冒充亲王，最终落得被处死的下场。

其二为伪太子案。同样是在弘光元年十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内衣织有龙纹的少年。该少年自称皇太子，经常招摇于众，人们议论纷纷。经仔细辨认，弘光君臣一致认为北来“太子”纯属假冒。但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嵩继统不满的人乘机散布流言，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一片哗然。直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此事方告平息。

其三为“童妃”案。弘光元年初，河南一童姓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自称是德昌王朱由嵩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嵩失散。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日金哥”。朱由嵩严厉指斥童氏所言的虚妄，宣布童氏为假冒。从史实与明朝典制来看，童氏确系假冒。史籍记载，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发现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

“童妃”案与大悲、伪太子案之所以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兴风作浪。这三个案件表面上看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实际上却反映着对朱由嵩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弘光政权是怎样瓦解的弘光小朝廷成立以后，仅围绕着帝位继承，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弘光小朝廷的稳定，而清朝廷连续发动的军事进攻更使弘光君臣手足无措。为苟且偷安，弘光君臣对“联虏平寇”情有独钟，先后多次派人与清朝通好，但都遭到拒绝。弘光小朝廷的大学士、督师史可法害怕与清军正面作战，一厢情愿地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弘光二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初，史可法派高洁率军北上，河南总兵许定国秘密与清军勾结，假装设宴为高洁接风，将他灌醉后杀害，率部投降清朝。史可法为了保全实力，退守扬州（今江苏扬州）。明军将领左良玉也为避免与清军作战顺长江东下，四月初病死于舟中，部下也叛变了。与此同时，清军加紧南下，不断进攻明军。随后，清军分三路齐头并进，意图一举摧毁南明弘光小朝廷。在清军的强大军事攻势下，南明军不断有将领不战而降。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扬州城墙。二十五日，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后遇难。清军占领扬州以后，统帅多铎以扬州军民不听招降为由，下令进行屠城，居民几乎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消息传到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君臣顿时惊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五月初十，弘光帝仅与马士英和少数宦官商议后，未作任何部署，就在凌晨离开南京城逃亡。当逃至芜湖（今安徽芜湖）后，被田雄等人出卖，活捉后献给清军。在不断的党争和严重的腐败等因素作用下，南明弘光小朝廷最终土崩瓦解了。弘光帝被俘以后，六月初八，潞王朱常涝虽就任监国，也是胸无大志，不图恢复，不久便降清了。清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朝廷以“图谋不轨”为借口，将他与其他的明朝降臣一起处斩。

弘光帝是怎么被俘的隆武元年（1645）四月底到五月初，清军先后攻下扬州（今江苏扬州）和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帝（1607～1646）见形势危急，急忙与马士英及少数宦官商议后，于五月初十日凌晨仓皇逃出南京。他们本来想逃到杭州（今浙江杭州）去避难，但在混乱之中走散了。弘光帝先是由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护卫着投奔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太平府的官员不明白实际情况，拒绝打开城门放他们入内。他们只得转往芜湖（今安徽芜湖），准备投靠靖国公黄得功，而马士英则护卫皇太后前往杭州。

清军统帅多铎听说弘光帝逃跑，急忙命令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下作向导，派多罗贝勒尼勘等领兵向芜湖追赶。黄得功的部下田雄、马得功在清军的威逼利诱下决定投降，而黄得功对此却毫不知情，一怒之下，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亲自率兵出战。田雄的叛军趁黄得功不备，突然发箭射中他的喉部。黄得功身负重伤，拔剑自刎。很快，田雄等人也捉住了弘光帝。田雄背着弘光帝，而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抓住双脚。弘光帝哀求田雄放了自己，田雄瞪着眼说：“我们两人就想凭这点功劳博得功名，怎么能放掉你，别做梦了!”弘光帝恨得咬牙切齿，趁田雄不备，突然在他的脖子上咬了一口，鲜血直流，沾湿了衣服。田雄虽疼痛无比，但还是牢牢地背着不放手，把弘光帝献给了清军。

潞王监国以后为什么降清弘光二年（1645）五月初，清军攻陷扬州（今江苏扬州），逼近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帝与马士英等臣子心惊胆战，仓皇逃出南京，在途中被冲散。不久，因田雄等叛变降清，弘光帝被俘。马士英听说后，感到没有什么指望了，就与在杭州（今浙江杭州）的官员商量推举潞王朱常涝监国（代管国事）。六月初七日，众臣朝见邹太后，奏请潞王监国。开始的时候，朱常涝还坚决拒绝。因为想到一旦答应出任监国，将马上成为清军打击的对象。在邹太后声泪俱下地恳求后，涝才勉强答应。次日，朱常涝尽管就任了监国，可一心想着苟且偷安，并无进取之意，而小朝廷的实权仍然掌握在马士英一伙人的手中。所以，在出任监国的第二天，朱常涝就按照马士英等人的授意，派陈洪范前去与清军讲和。

与此同时，清军抓紧向杭州进逼。陈洪范也很快回到杭州，劝潞王投降。朱常涝贪生怕死，为保全性命，决定降清。为表示诚心，在总兵方国安率领明军与清军正浴血奋战时，他竞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更令人痛恨的是他在被挟持到北京（今北京）以后，上疏向清廷所提供的物质待遇表示感激涕零，甚至祝颂清朝皇帝“圣寿无疆”。即使如此，他和其他那些被清军俘获的明朝官宦一样，最终都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第二年五月，朱由嵩、朱常涝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杀。

隆武政权是怎样创建的隆武元年（1645）六月初，听到潞王朱常涝决定投降清朝的消息，唐王朱聿键（1602～1646）非常愤慨，而黄道周、郑鸿奎等文武官员提议由朱聿键担任监国。朱聿键在血统关系上同崇祯帝相距很远，按照礼法规定，轮不到他监国。但是，黄道周、郑鸿奎等大臣还是极力拥立他为监国，其中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当时崇祯帝的叔父、兄弟们只剩下在广西的桂王，而南明的政治中心是在东南，潞王降清以后，为了尽快解决皇位继承问题，只能就近从亲属关系比较疏远的藩王中排选了。其次，明朝的唐王封地在南阳（今河南南阳），而这里正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兴起之地，在黄道周等大臣看来，可谓是“起南阳者即复汉家之业”，似乎预示着复兴明王朝的前景。第三，唐王朱聿键尽管出生在王府，但从小就身经百难，是在逆境中度过的，使他受到了磨练，增加了见识。这对于在危难之际兴复明朝是大有帮助的。

在黄道周等人的再三奏请之后，隆武元年（1645）闰六月初六日，郑芝龙等人迎接朱聿键到福州（今福建福州）。第二天，正式就任监国。二十七日，正式即皇帝位，以福州为临时都城，改福州府为天兴府，纪元从本年七月初一起改为隆武元年。这就是南明“隆武政权”。隆武小朝廷创建后，颁布诏书到各地，很快得到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政府的承认。由于隆武帝既没有足够的名分，又缺乏自己的班底，从即位起就不得不依赖于拥立他的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等，又为笼络人心，任命黄道周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所以，很难有所作为。

鲁王监国是怎么回事弘光二年（1645）六月，潞王朱常涝降清，不少州县也归顺清朝。在关系明室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强迫剃头为引线，浙东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运动，一大批有志之士相继组织义兵，投入抗清复明斗争的行列。这时，明朝原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人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要取得更大的号召力，就必须尽快迎立一位明朝宗室来担任监国。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今福建福州）即位。而浙江的明朝宗室只有在台州（今浙江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他就成为监国的唯一人选。七月十八日，朱以海（1618～1662）在绍兴（今浙江绍兴）就任监国，改次年为监国元年。鲁监国政权成立后，张国维等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并出任为督师，统率各路军马。

朱以海曾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对清朝廷极为仇恨，所以，即使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地肩负起抗清复明的旗帜，甚至亲临抗清前线，犒赏军队，鼓舞士气。但是他本身却缺乏经国济世的才能，因此在监国后并没有多大作为，一方面，生活腐化，终日饮酒行乐，置军国大事于不顾；另一方面，大量任用皇亲国戚，一些奸佞小人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如谢三宾，本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小人，就因走通了国舅的门子，竟被委任为内阁大学士。在军事上，鲁监国政权也没有多大建树，尽管处于抗清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抗清运动。因为无法协调各方利益，妥善解决军费开支问题，浙东各地的义兵相继断绝了粮饷来源，大多散去。

由于拥立鲁王监国的官绅们起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在福州即位，因此在拥立朱以海之后就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随后，唐、鲁政权相互对峙，发生激烈纷争，使南明政权的劣势进一步恶化。

唐、鲁政权为什么会对立并产生纷争弘光小朝廷灭亡以后，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先后在福建、浙东被拥立为监国，使南明出现了一国二主的尴尬局面。由于以唐王为首的隆武小朝廷创建较早，又很快得到南明各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鲁王就任监国后不久，就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明白只有退位归藩，承认隆武朝廷，以实现唐、鲁合作，才能有利于中兴大业，但鲁王朱以海和他的不少大臣都不愿意放弃已经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唐、鲁政权对峙不下，不断引发激烈纷争。

隆武元年（1645）九月，隆武帝派遣使臣前往绍兴（今浙江绍兴），宣布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鲁监国朝廷的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以大学士朱大典为代表的一部分朝臣认为，从大局着眼，应当承认隆武朝廷的正统地位，以助中兴大业；以大学士张国维为首的另一部分大臣却坚决反对。经过慎重考虑，鲁王朱以海于九月十三日返回台州（今浙江台州），退位归藩。但在张国维等人的坚持下，鲁王又被重新迎回，使唐、鲁政权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隆武二年（1646）正月，隆武帝派都御史陆清源携带大量金银到浙东犒劳军队，被鲁监国的将领杀害。因为鲁监国的朝廷中有不少官员向隆武朝廷上表效忠，隆武帝便给他们加官晋爵。对此，鲁监国针锋相对地于四月间派使臣到福建“以公爵封（郑）芝龙兄弟”。隆武帝听说后非常愤怒，将使臣囚禁起来。不久，他又杀了鲁监国派来的使臣陈谦。

靖江王朱亨嘉之变是怎么回事分封于桂林（今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是太祖侄儿朱文正的后裔，当明末唐王、鲁王在福建、浙江争立为帝的时候，他心中暗自高兴，妄图乘乱谋取皇位。弘光二年（1645），当清军占领南京而弘光帝被俘之后，在广西总兵杨国威、桂林府推官顾奕等人的拥立下，朱亨嘉于八月初三日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为了争取多方支持，朱亨嘉派使者前往湖南、贵州等地颁布诏书任命官职，并调集兵马来增加自身实力。为取得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支持，又派顾奕为使者，携带诏书任命瞿式耜为刑部尚书。在遭到严词拒绝后，他亲自统兵把瞿式耜拘捕软禁。

为扩大势力，朱亨嘉让杨国威留守桂林，自己带领兵马进军广东。两广总督丁魁楚认为这是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派精兵到梧州（今广西梧州），同时又假意派官员乘船欢迎朱亨嘉。八月二十二日半夜，丁魁楚的部下在梧州突然发起进攻，朱亨嘉兵败，狼狈不堪地逃回桂林。九月初五日，丁魁楚命陈邦傅等统兵向桂林进发。杨国威部下焦琏正反，夜间用绳索把陈邦傅的将士拉上城墙，杨国威、顾奕等人被擒获。二十五日，朱亨嘉也被活捉。十月下旬，朱亨嘉和同谋的文武官员被押解到肇庆（今广东肇庆），第二年二月又押抵福建。隆武二年（1646）四月，隆武帝派人将朱亨嘉勒死，对外宣称他是暴病死亡。杨国威、顾奕、史其文等人也被处死。

第四十二章

永历政权内部的所谓“五虎”指的是什么人永历党争中，逐渐形成由李元胤坐镇指挥，联络东西，把持朝政的政治小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左都御史袁彭年、礼部侍郎刘湘客、吏科给事中丁时魁、工科左给事中金堡、户科右给事中蒙正发五人，合称“五虎”。其中袁彭年为“虎头”，刘湘客为“虎皮”，金堡为“虎牙”，丁时魁为“虎尾”，蒙正发为“虎爪”。五虎以君子自命，实际上则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一群善于钻营的人物。

袁彭年，公安（今湖北公安）人，晚明著名文学家袁中道之子，崇祯七年（1634）考中进士，历仕崇祯、弘光、隆武三朝。他为人反复无常，降清后又参与李成栋复明，在永历朝凭借李成栋父子为靠山，骄狂自大，把持朝政，甚至与永历帝当面争执，语出不逊。后又降清，但未被任用。

刘湘客，富平（今陕西富平）人，隆武时任推官、御史，永历时改授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后改为都察院佥都御史。桂林（今广西桂林）失守后，隐居深山，忧郁而终。

丁时魁，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崇祯十三年（1640）考中进士，任礼部主事，隆武、永历时历任礼科给事中、吏科左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桂林失守后降清，被委任为广西学道。

金堡，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崇祯十三年（1640）考中进士，任临清州（今山东临清）知州，隆武时任礼科给事中。在永历朝廷中任工科左给事中，与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关系密切。后同袁彭年等结为一党，攻击异己不遗余力。桂林失守后出家为僧，但仍时时出入于清朝达官显贵之门。

蒙正发，崇阳（今湖北崇阳）人，清军占领其地，他先后逃到平江（今湖南平江）、长沙，投奔何腾蛟，被授予推官职衔，而充任章旷的参军。后逃归家乡，以古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娶了一大堆小老婆，合家欢乐之暇舞文弄墨，写了一本《三湘从事录》，在南明史籍中颇受重视。

厂卫是什么性质的机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明朝设置了多种特务机构，严密监视臣民的言行举止。厂卫就是明代特务机构的总称，包括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东厂。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设立西厂。武宗正德初年（1506），又设立了内行厂。锦衣卫是皇上的亲随卫队，成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

厂卫可以说是作为明代皇帝在宫外的耳目和爪牙而设立的。二者的职权无多大差别，上自公侯贵戚，下至民间百姓，都是侦察和追捕的对象。但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负责监视一切官民，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西厂有时还监视东厂，内行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厂卫机关。厂卫都可以不通过司法机构，直接奉诏行事，任意逮捕官民。

厂卫用刑非常残酷。其中一种是梃杖，名义是皇帝在朝堂上对官员用刑，由司礼监的宦官监刑，校尉行刑，每打五棍换一人，最初打到行刑数满就停止，后来则直到打死为止。如武宗正德、世宗嘉靖年间的两次梃杖，受刑官吏达二百八十人，当场打死的就有二十八人。另一种是重达三百斤的立枷，几天内就会将受刑人压死。除此之外，还有断嵴、堕指、刺心、“琵琶”等酷刑。明代的厂卫由于要排斥异己，所以就不断地制造冤狱，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厂卫人数众多，仅东厂就有爪牙约十五六万人，布满全国。东厂拥有大量的庄田土地，每年可征收很多钱粮，作为修理刑具的费用。

明代的六部地位有什么变化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朝廷官署的总称。明代初年，朝廷曾设置中书省机构和丞相职位。但为了加强皇权，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撤消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提高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权管理朝政，直接向皇帝负责，避免产生丞相专权的局面。但随之而来的繁杂政务使朱元璋非常头疼，便不得不增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以协助他处理政事。但这种制度仅仅实行了一年多就废除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直接辅佐。成祖即位以后，阁臣的设立逐渐成为常例，但地位仍较低下，权力远不及六部尚书。到了仁宗、宣宗的时候，阁臣的地位不断提高，不仅能草拟政令，而且可以参与商议朝廷的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及对外事务等政治大事。宣宗宣德时期，阁臣又掌握了票拟权，即根据皇帝的旨意草拟圣旨，或对各部门各地方的奏章提出批示答复意见，供皇帝参考并经批红后予以颁示的权力。这样，阁臣的参政权进一步增大，甚至可以利用票拟的机会压制六部。而到了世宗嘉靖时期，阁臣的地位达到顶峰，上朝时的排位班次已在六部的长官尚书之上。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时，六部的权力一度尽归内阁，处理任何事务都得听内阁的，似乎成为内阁的部属。但在张居正之后，内阁的权位又逐渐下降，最终不能发挥作用，六部的地位却相应地在提高。

明朝为什么在南京也设置一套行政机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明王朝正式创建，建元洪武，建都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改应天府为留都，即南京。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全国的控制，维护政权的稳定，迁都之后，朝廷在作为留都的南京仍保留了一套行政机构。除没有皇帝和内阁以外，其他的设置同北京几乎一样，只是规模略小。南京不仅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机构，而且保留着那些与皇室密切相关的官署。兵部在所有文职机构中最为显赫，而军事机构有五军都督府和亲军卫指挥使司。南京也有由十二监、四司、八局组成的宦官“二十四衙门”，主要职责是看守南京的宫阙陵寝并负责有关的祭祀活动。

留都南京与北京有同一套行政机构，官员的待遇也没有大的差别，但南京的管辖范围比北京小得多，基本上局限在南京城、应天府、南直隶等几个地方。而且，在南京任职的多是闲散退休或遭排斥的官员，职权远不如北京。但南京的行政机构对于朝廷实施对全国的有效管理还是起到相当作用的。例如南京户部就负责征收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粮，而这四个地区所交的税粮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南京户部在漕运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还负责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

六科是什么机构明朝不仅设置都察院来执行监察权，还设置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六科，将地方分区监察和朝廷按系统监察结合起来。六科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权在六部之上，主要职能是监察六部，以“稽查六部百司之事”为己任，代表皇帝加强对六部的控制。六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分设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办公衙门设在宫内午门前，日夜都值班，以显示监督权的重要性。凡有皇帝的诏令圣旨下达时，要由六科分类抄出，交付六部等有关部门执行；对于重大政令的执行情况，六科还要向皇帝回复报告。凡六部所写的章奏或执行政务有错误，六科都有权驳正并报告皇帝。另外，六科给事中还有“封驳”权。“封”就是对已颁下的圣旨，觉得有不妥或不便施行的地方，有权暂停执行并退回皇帝。“驳”就是对内阁、部院、各省的奏章发现有错误的，有权“驳正”。

奴尔干都司的设置有什么重要意义明朝创建以后，领土范围很快达到东北的边疆地区，并设立都司、卫、所，对这些地方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明初，太祖就曾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地的居民。洪武四年（1371），设置辽东卫及辽东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成祖即位以后，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行政管理。从永乐二年（1404）设置奴尔干卫开始到永乐七年，共设置了一百三十二个卫、所。尤其是在永乐七年设置的奴尔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使领土管辖范围达到西起鄂嫩河（今俄罗斯南部），北抵外兴安岭（今俄罗斯东南部斯塔诺夫山脉），东至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下属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多个所。奴尔干都指挥使司即奴尔干都司是直接隶属明朝廷的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其中的重要官职均由明朝廷从内地委派官员担任，领取较高的俸禄并每年前往京城，得到很多赏赐。都司以下各卫所也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关，大小官员也由朝廷直接任命。明朝廷还在奴尔干都司驻扎军队，驻军最多时达到三千人，戍守期为两年，而且是听从朝廷的直接调遣。按照规定，奴尔干都司各卫所的居民都要向朝廷缴纳贡物，各卫所还要按期朝贡。除了委派官员对奴尔干地区进行管理以外，朝廷还经常派大臣前去巡视。都指挥同知康旺在奴尔干都司的治所特林（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蒂尔）附近创建了一座供奉观音菩萨的永宁寺，并镌刻了《敕修永宁寺记》碑石与《重修永宁寺记》碑石。这两块碑是用汉、蒙、藏、女真四种文字书写的，详细地记载了朝廷设置奴尔干都司的经过以及派人巡抚的情况，充分证明了明朝对奴尔干地区所进行的有效管理，也说明了奴尔干地区各民族间有着良好的交流和融合。

明代辽东边墙是怎么回事明朝创建以后，为巩固北部边防，先后创建了辽东（治广宁，今辽宁北镇）、宣府（治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延绥（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宁夏（治所在今宁夏银川）、甘肃（治所在今甘肃张掖）、蓟州（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西北）、山西（治所在今山西宁武）、固原（治所在今宁夏固原）九镇，号称“九边”。辽东边墙是明代所修长城的一部分，是为防御兀良哈蒙古和女真各部而建起的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始建于成祖永乐年间，完成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辽东边墙东起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北），西至今辽宁宽甸县鸭绿江边，全长一千九百六十余里。沿线设有边防堡垒九十八座，防守墩台八百四十九个，在边防堡垒中驻守的军人从五、六百到四、五十不等，从而形成一道保卫北京城的重要屏障和坚固防线。从建筑结构来看，辽东边墙设计完美紧凑，非常坚固实用。边墙的主要结构有城墙、关城、城堡、墙台、敌台、烟墩等。城墙是工程的主体部分，根据所采用的墙体材料可分为砖墙、石墙、夯土墙、铲山墙、山险墙、木柞墙等类型。建筑时主要依据地形特点，就地取材，以减少财力人力的耗费。关城是出入边墙的信道，也是防守的重点，建有砖砌的拱门，上面有城楼和箭楼。城堡按等级分为卫城、守御千户所城和堡城，按防御体系和兵制要求配置在边墙的内外侧。墙台在边墙上面，大约每间隔三百米设置一座，突出墙外，台面与城墙顶部相平。墙台上建有铺房，供守城士兵们巡逻时遮蔽风雨，而墙台外砌有垛口，用于对攻城之敌进行侧击。敌台，也叫做敌楼，跨城墙而建，分为二层或三层，高出城墙数丈，开拱门、箭窗，内为空心，守城士兵既可以居住，也可以储存火炮、弹药、弓矢之类武器。烟墩也叫做烽燧、烽堠、墩台、亭、烽火台等，是一种在白天燃烟、夜间点火以传递敌军情况的建筑物，大多建在山顶或易于嘹望的高地或道路折转处。

明代的舰船制造技术有哪些提高明代前期，造船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舰船制造技术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当时所造的船只种类繁多，既有用于远洋航行的大海船，也有各种类型的战船以及适用于运输的漕船等等。工艺上比较成熟的主要有沙船、福船和广船。沙船是南京和江苏太仓等地所造的方头平底多桅船，安全平稳，顺风逆风都能行驶。福船是福建所造，特征是底尖上宽，首尾翘起，船体有上下四层，吃水深，航速快，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战船。广东所造的广船，头尖体长，吃水较深，结构坚固，是航行在当时南海航线上的一种重要船型。明代建造船舶的数量很大，单是作为漕运使用的漕船就有三千艘，后增至万艘。这些都反映出明代造船能力的提高和造船业的发达。

明代造船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工艺流程。当时规模最大的南京龙江船厂，有巨大的船坞，船只造成后可直接在长江下水。造船厂分工明确，除船体制造场所外，还另有铁、篷、缆等八、九个作坊。最能体现明代造船水平的是由南京宝船厂所制造的郑和下西洋使用的宝船。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宣宗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间，郑和先后七次奉命出使西洋。郑和率领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访问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非洲等地三十多个国家，是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使用船只共二百零八艘，其中宝船六十二艘。据《明史》记载，当时的宝船船体庞大，帆多桅多，最大的长约一百五十点五米，宽约六十一点六米。因为船体巨大，必须有相应的船坞以及特殊的技术措施，如龙骨的接头技术、可靠的水密技术等等。

明朝的书院教育有什么特点在明朝，书院是一种讲学自由的教育机构，但明初的书院发展却不甚理想，直到武宗正德以后才开始迅速发展。正德时期，新建书院一百五十三所。而在世宗嘉靖年间，新建书院多达六百五十七所。兴办书院和在书院主持讲学的有很多是博学之士，如著名学者王阳明就先后在白鹿洞等好几个书院讲学，另一位学者湛若水在广东、广西等地也建起多个书院。作为一种相对比较自由的教育机构，书院在明代的教育发展尤其是地方教育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在教学内容上同官学相比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在教学组织和考查学生的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教学内容上，书院教育的内容同最高学府国子监和各地官方学校一样，依然局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某些史书。但在教学方式上，书院的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尽管做法在不同书院中并不完全相同，而“会讲”是采用得较多的一种方式。所谓“会讲”，是指以聚会形式来组织的教学或讲学活动。包括作为书院日常教学方式的会讲，有着几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由一些学者自行组织、定期举行学术聚会的会讲，有的是由家族定期举行的会讲。而会讲的内容在不同的书院中也不尽相同。书院还通过有组织的定期考试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具体考核形式主要有“会文”和“会考”两种。会文是定期将学生集中起来进行文章写作，属于不太正规的考试；会考就是将书院的全部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统一考试，是书院检测学生阶段学习成绩的一种方式，属于正规的考试。会文和会考的具体操作，在各个书院中也不完全相同。明朝书院教育时兴时衰，既与学术有关，也与政治有关。尤其是东林书院，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信条抛弃，代之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新信条，使学生充分关心社会现实问题，批评政治黑暗，抨击官场腐败，从而被称为带有政治色彩的“东林党”。

李时珍所撰的《本草纲目》有什么科学意义李时珍（1518～1593），字东壁，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人，是历史上杰出的药物学家和生物学家。李时珍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勤奋好学。他认真阅读各种药物学著作，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历时二十六年完成了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的编写。

《本草纲目》全书共五十二卷，分十六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一共记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验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则，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共约一百九十万字。并对每一种药物的名称、性能、用途、制作方法都作了详细说明，绘制成图。李时珍不仅从实地观察纠正了以往本草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并从古人的经验中总结认定了药物的性能和效用，如延胡的止痛作用、牵牛子的下泻作用、黄岑的降热作用、三七的止血作用等他都能根据古人的经验再在临床应用中一一加以验证。李时珍以科学家的求真精神，批判了药物学中的迷信思想。历代本草存在着不少“神仙不死”等荒诞不经的记载，他在记述“水银”时，就揭露批判了历代因贪图长生服食水银的危害，指出历代的方士借此去宣扬封建迷信，那是不足怪的。

《本草纲目》不仅对前人的科学研究作了总结，而且把我国药物学的研究提高到了新阶段。它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而且对植物、动物、矿物都做了可贵的记载。出版后不久，万历年间就传到了日本，接着又传到朝鲜、越南。十八世纪时又传到欧洲，先后被译成拉丁、日、英、德、俄、法等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地，为世界医药学和生物学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农政全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在农业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今上海东北）人，他一生勤奋好学，对天文、历法、数学、生物学和农桑各科都有高深的造诣，而其中用力最勤的是农业。他在写作时，一方面重视前人所取得的成就，征引前人文献二百余种，同时注意实践研究，一边向生产者了解生产技术，一边自己实验来验证前人的经验。

《农政全书》是一部既集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又吸收了西方科技知识的农学专着。共六十卷，约六十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十二类，对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从政策、制度、生产技术、水利、肥料、土壤、选种、果木嫁接、植桑养蚕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在农田水利方面，他主张治水与治田相结合。认为北京附近发展水稻作物的潜力很大，这是他根据在天津屯种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他通过自己在上海试种高产作物红薯后，证实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同样能栽种。他重视选择优良品种，认为“择种为第一义，种一不佳，即天时、地利、人力俱大半弃掷矣”。他还与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指出“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他在《除蝗疏》中所讲的蝗虫的产生、成熟和习性，是早期的昆虫知识的科学记录。所有这些都是徐光启对古代农业生产的重大贡献。

“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是怎么回事王守仁的思想学说，对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是王学传人的两个流派，在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浙中王门”是指王守仁同郡（今宁波绍兴）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是他的两个大弟子钱德洪（1496～1574）和王汝中。二人在王守仁在世时就对心学有不同的理解。钱德洪主张“四有”，王汝中坚持“四无”。钱德洪力避空疏，恢宏师学，在遵循师说的基础上对王学加以补充说明。王汝中固执的用“四无”观点去宣传“良知”说，主张良知就是“心之本体”。他不被王说所限制，不拘泥王说的字句之间，在自己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心学，甚至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对“格物”的解释就带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

“江右王门”指的是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主要是邹守益（1491～1562）。他是江西安福（今江西安福）人，学者称东廓先生。邹守益在心学上无自己独创性的见解，他的讲学以弘扬师说、传播王学为旨归，并坚信“致良知”是孔孟以来的正传。邹守益在思想上拥护师说，在行动上以一贯之。他一生从不间断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对传播师说、扩大王学起很大作用。

第四十三章

“泰州学派”指什么学派泰州学派是一个源于王守仁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流派，创始人为王艮（1483～1541），是王守仁的入门弟子。他在学旨上坚持己见，并热心将王守仁的良知理论扩广到普通百姓的人伦日用之中。王守仁死后，王艮就开始独立讲学，四方向他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完全角成一个以“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为主题的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和狂者品性，并注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思想的核心是从属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要倡导“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把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等同起来。强调只有合乎百姓日用的思想学说，才是“圣人之道”，倡导平民化儒学。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则认为“安身”是立天下之根本，首先是生活上能吃饱穿暖；其次才是维护人的尊严，把身和道都看作“至尊者”，不能受到侮辱和损害。

泰州学派的后继者有何心隐、罗汝芳等，他们都对发展泰州学派做出了贡献。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发展了他的思想，提出“师友说”，强调人与人之间均为“师友”关系，应互敬互爱，提倡以仁率教，反对互相残杀，向往平等社会。罗汝芳在人心论方面，提出了“赤子之心”，并把“赤子之心”看成是自然具备着“知”和“能”的“浑然天理”，具有反对传统封建伦理思想的进步含义。

泰州学派在承受王学传统的基础之上，汇集四方之学，熔铸新说，是一个贯彻平民意识、注重自我价值追求的思想流派。

吴派画家的画风有什么特点元朝时，江南苏州地区文人荟萃，诗人画家多聚于此。明朝初期，江苏地区则产生了更多的画家，他们的绘画技法和风格主要向元代画家学习，追求一种清逸、荒寒的风格，单纯讲究笔墨情趣，而与画院、浙派崇尚南宋马远、夏圭的画风相对立。吴派画家较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赵原、陆广、沈周、文征明等。

沈周是中国明代中期的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1420～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亦作玉田翁，人称白石先生。沈家世代居住在中国南方苏州。沈周的绘画造诣很深，他会画山水、花鸟，也能画人物。他创作的山水画，大多数作品是描绘南方山水和园林景物的，表现了当时文人生活的幽闲情趣。沈周在主要风格上继承了董源、巨然以及元代画家黄公望、王蒙和吴镇的水墨浅绛体系，吸收了南宋时期几位大师的笔墨，形成粗笔水墨的新风格，自成一派。沈周的绘画，技艺全面，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成为吴门画派的杰出领袖。

其后的吴派画家有文征明、唐寅，前者近师沈周、远融宋元诸家之长，绘画风格以纤美精致为主；后者绘画学李唐、刘松年，所画人物花鸟秀润缜密。至万历、崇祯时，吴派画家达到鼎盛时期，画风成熟，名家众多。

徐渭和陈洪绶在明代画坛上占有什么地位中国花鸟画从唐代到南宋，采用工笔写生着色。南宋时，出现以墨代色的工笔花鸟画。明代时，唐寅等人用采用活泼洒脱的水墨写意技法。明代后期，写意花鸟画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徐渭，在明代的画坛上具有承前启后、自创一格的独特地位。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徐渭是明代大写意画派的创始人，与别号白阳山人的陈复道齐名，并称“青藤白阳”。他擅长画山水、人物，尤长于大水墨写意花鸟画。徐渭师法林良、周之冕、陈浮，融合前人泼墨、破墨、积墨、简笔、写意手法，挥毫泼洒，随意点染，其画面水墨交融，淋漓酣畅，气势豪放，充满了激情，充分表达了他孤傲不群的个性和激昂郁愤的思想感情。徐渭所绘物像意态生动，简括精炼。作画立意新颖奇特，不落俗套。徐渭豪迈潇洒、泼辣豪放的画风，打破明代画坛陈陈相袭的陋习。

陈洪绶（1599～1671），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今浙江诸暨）人，明代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的作品既重视形体的夸张，又重视神情表达的含蓄，表现手法简洁质朴，强调用线的金石味。自幼时即有绘画天赋，开始师从蓝瑛，于思宗崇祯年间奉诏进京作画，有机会观摩皇室藏画，技艺大增。明亡，出家为僧。他绘的《水浒叶子》、《九歌》、《西厢记》等绣像描图，是明清间复制板画的精品。他的《屈子行吟图》深刻地表现了屈原形容憔悴、行吟泽畔、爱国忧民的心理状态。陈洪绶晚年作画，夸张变形，有的人物画，躯干伟岸，衣纹挺劲，但面目怪异，全身比例失当，大约反映出他身处乱世痛苦变态的心理。明代的人物画发展至明末陈洪绶，一改软弱俗媚的画风，陈洪绶的作品风格有一定的历史转折性意义，使明代画坛平淡无奇的人物画顿起高峰。

永宁寺碑的发现说明了什么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九年（1411）春，设立了奴儿干都司作为明朝廷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官府机构。明朝廷所派遣到的奴儿干都司的钦差大臣亦失哈、封疆大吏康旺在对奴儿干都司的管理和经营上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他们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了“柔化斯民”的政策，使奴儿干都司所辖卫、所的各部族与明朝廷的关系极为密切。

明朝廷在奴儿干都司的治所（今俄罗斯特林）创建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并在寺旁竖立了两块石碑，一块是永乐十一年所立，刻有《敕修永宁寺记》，另一块是宣宗宣德八年（1433）时所立，刻有《重建永宁寺记》。这两块碑记记录了明朝廷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迹，碑文用汉、蒙古、女真、西藏四体文字书写。从永宁寺碑上所列官员人名来看，有汉族人、蒙古人、女真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可以看出奴儿干都司是明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地方政权。永宁寺碑与一般碑文不同的是，在它所列的一百多人中，不仅有钦差大臣、封疆大吏，而且连底层的劳动人民像铁、石工匠等也一一列名其中，这也表现了亦失哈和康旺尊重百姓的态度。

永宁寺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永宁寺碑却曾经巍然挺立在原址几乎达五百年之久，不少中外文献都对它作过记述。永宁寺碑是明朝廷管理奴儿干地区的历史见证，它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明朝对西藏是如何管理的西藏，明朝时称乌斯藏，由上层喇嘛和各部族酋长构成各级封建主，占有大量农奴和牲畜，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西藏盛行喇嘛教，元朝时忽必烈封花教首领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并委任他为西藏的政治首领，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明朝时，仍沿袭元制，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公开宣布仍承认元朝时所授予的僧侣封号，并封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从洪武四年（1371）到六年，明朝廷陆续在西藏设置了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等行政机构，并颁发印信和官服。

明政府先后在西藏共封授了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和阐教王等八个主要的王和法王。这些王和法王大都有一定的份地，接受明朝政府的管理。在成祖当政期间，曾两次组织诸王及诸卫，发动所属藏汉人民修筑乌斯藏到内地的驿路和驿站，大大方便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明朝廷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各等级。其中法王是最高级僧侣，由明朝廷封授，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也都由明朝廷任免。

明朝廷在西藏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非常有利于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蒙古三大部与明朝的关系如何元朝灭亡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及东北等地，经过明太祖朱元璋多次的派兵攻打，至成祖永乐初，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不仅它们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而且鞑靼内部也互相争权夺利。永乐三年（1405），知院阿鲁台杀可汗鬼力赤而奉迎元皇室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永乐七年六月，成祖因派遣去鞑靼的明朝使臣被杀，大怒。于七月任命丘福为大将军，率领精锐骑兵十万征讨鞑靼，丘福由于孤军深入招致全军覆没。永乐八年，成祖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结果鞑靼大败，君臣溃散。迫使阿鲁台在这年冬天向明朝贡马臣服，而可汗本雅失里也于永乐十年被瓦剌部的马哈木所杀。永乐十一年，成祖封阿鲁台为和宁王，统率鞑靼部，受明朝管辖。十九年，鞑靼部势力逐渐增强，便产生了叛乱之心。于是成祖在永乐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亲率大军出征，给予鞑靼部以沉重的打击。

成祖朱棣在即位后，曾经派遣使者告谕瓦剌部。永乐六年，瓦剌部的马哈木向明朝廷贡马请封。永乐七年，成祖封瓦剌部的三个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分别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永乐十年，马哈木攻杀鞑靼部的本雅失里，要挟并扣押明朝使臣，南下骚扰。十二年（1414），成祖率军亲征，重创瓦剌部。此后，瓦剌就一直受明朝管辖。

兀良哈部原是元朝大宁路（今辽宁沈阳以西）的北境，明朝创建后，把锦州（今辽宁锦州）、义州（今辽宁义县）、剑州（今辽宁朝阳西）、利州（今辽宁喀喇沁左翼）等各州划归辽东都司管辖，并在大宁地区设北平行都司及二十多个卫、所。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把第十七个儿子朱权封在大宁为宁王。洪武二十年，太祖派冯胜、蓝玉等率兵平定金山（今内蒙古通辽东境）的纳哈出，就在兀良哈地方安置纳哈出的部众。洪武二十二年，又设置朵颜（今内蒙古绰尔河流域）、泰宁（今吉林洮儿河流域）、福余（今黑龙江嫩江下游一带）三卫。

“靖难之役”时，三卫兀良哈骑兵随从成祖作战有功，成祖就把大宁地区封赏给他们，仍为三卫，并授予兀良哈部的各个首领为官而分别掌管。

自永乐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1424），成祖五次亲征，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使蒙古三大部最终都臣服于明朝。

宗喀巴与黄教的创立有什么关系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出生于青海西宁地区（今青海湟中鲁沙尔）。幼时出家从噶当派名僧达玛仁钦，学习显、密教法。太祖洪武五年（1372）到西藏深造，钻研各种佛教经典，并开展独立的宗教活动。通过学习佛教经典及亲自注解，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成为很有声望的高僧。

当时一些西藏喇嘛教僧侣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贪婪成性，淫荡自恣，有的甚至借口修密需要女人，强娶民间处女，借口法事需要，挖取活人心肝作供品。宗喀巴针对佛教戒行废弛、僧侣生活放荡的情况，从倡导戒律人手，决心进行宗教改革，得到统治西藏地区的阐化王扎巴坚参的大力支持。

洪武二十一年，为了表明自己严守戒律，宗喀巴改戴黄色僧帽并提倡不论显、密僧人都应遵守戒律。宗喀巴通过修复颓废的旧寺，来提高自己的宗教地位，举办法会，在社会各界扩大自己的影响，以赢得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

成祖永乐七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主持了历史上罕见的大祈愿会，从四方前来参加的僧人有一万多，观光的俗人多达数万。大会的成功召开使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会后，他在拉萨东面五十里的旺古儿山旁创建甘丹寺，逐渐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新迦当教派。这一教派禁止僧侣娶妻生子，崇尚苦行，重视佛经研究，创建有系统的、规模很大的教学组织，要求僧侣穿黄衣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

黄教初期的影响并不大，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宗喀巴和明朝廷创建起密切的联系，从而得到大力支持。永乐五年，明朝廷派使者到西藏赐予金册。永乐十二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贡，明朝廷封他为“大慈法王”，赐给印诰，倍加优宠。宗喀巴死后，按宗教的说法，由他的两个大弟子世世转生，传其衣钵，就是后来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神宗万历时，传到达赖三世锁南坚错，黄教势力日益壮大。锁南坚错被当地人称为“活佛”，连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都俯首称弟子。

宗喀巴通过不断努力，为黄教的兴起和发扬光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不愧是黄教的开宗祖师。附录：明朝大事年表公元世纪中国纪年大事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即帝位，创建明朝，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以应天为南京。汤和平福建、广东。四月，徐达克汴梁，八月，克大都。元顺帝出奔上都，元亡。1369年洪武二年平陕西、山西等地。定封建诸土之制。1370年洪武三年定科举法。命徐达、李文忠等分道北征。大封功臣。1371年洪武四年明朝出军四川，明升降，夏亡，元平章刘益以辽东降。1372年洪武五年命徐达带兵出雁门关，趋和林，北征蒙古。1373年洪武六年颁布《大明律》。1376年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颁布《建言格式》。1377年洪武十二年因吐蕃梗阻乌斯藏贡道，派将攻吐蕃，大破之。置通政使词。1379年洪武十年颁行《案牍减繁式》，命各衙门切实奉行。1380年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同党受诛者甚众。废行书省，罢设丞相，提高六部官秩，改大都督“为中、左、前、右、后五军都督军。大赦天下。1381年洪武十四年征云南，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兵败自杀。造黄册，编里甲，查田亩。1382年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置殿阁大学士。设锦衣卫，掌侍卫，缉捕，专司诏狱。马皇后病逝。1384年洪武十七年禁宦官司预外事，并禁区诸司与内官监文移往来。1385年洪武十八年“敦桓案”发，事连各省官吏数万人，多为冤枉。颁《大诰于天下》。1387年洪武二十年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征元太尉纳哈出。纳哈出降，辽东平。命国子监生分行州县，查粮定区，编鱼鳞图册。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韩国公李善长以助胡惟庸谋逆罪被诛，同案牵连死者甚多，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死，立皇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被诛，同案受诛的功臣宿将及其他人达一万五千人。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颁《皇明祖训条章》。汤和卒。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亡，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开始削藩，周珠被废为庶人，徙云南。1399年建文元年废齐王，湘王自焚。燕王朱棣举兵反抗朝延，“靖难之役”开始。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兵伐燕，败绩；代之以李景隆，再败。1400年建文二年都督盛庸、山东参政铁铉败燕兵于济南。罗贯中卒。1401年建文三年燕兵与朝廷军大战于河北、山东等地，互有胜负。1402年建文四年燕王率兵直趋南京。六月，南京破，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即位，是为成祖。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儒及其他不附者甚众。大封靖难功臣。1403年永乐元年复周、齐、代、岷旧封，继又开始削诸王护卫。明朝遣行人邢枢往谕奴儿干，海西，建州、野人等女真人三部酋长及部众归附。1405年永乐三年六月，郑和率舟师首次出使西洋诸国，至永乐五年九月还。1406年永乐四年讨安南。始议营建北京。1407年永乐五年安南平，置交耻布政司。《永乐大典》修成。1408年永乐六年九月，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至永乐九年六月还。1409年永乐七年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杀明使郭骥，丘福率有军征讨，败于胪朐河。明朝派内官亦失哈到黑龙江出海口建奴儿干都司。1410年永乐八年明成福率师首征漠北于斡难河大败本雅失里。1411年永乐九年倭寇掠浙江盘石卫。因倭寇屡扰沿海，官司告谕日本巢捕。1412年永乐十年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至永乐十三年七月还朝。1413年永乐十一年开设贵州布政司，改土归流。明宦官亦失哈第三次到奴儿干及库页岛巡视，并于这年秋建永宁寺。1414年永乐十二年明成祖第二次征漠北，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刺马哈木。1416年永乐十四年满刺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命郑和等偕往，此系郑和第四次出使西洋，至永乐十七年七月还朝。1417年永乐十五年四月，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府州县学。1420年永乐十八年唐赛儿超义于山东益都，为明军所镇压。始设东厂。1421年永乐十九年定北京为首都，改南京为陪都。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至明年八月还。1422年永乐二十年明成祖第三次出征漠北，讨阿鲁台。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明成祖第四次出征漠北，讨阿鲁台。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郑和第六次出使西洋，同年还。明成祖第五次出征漠北，归途中病死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1425年洪熙元年仁宗卒，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始设巡抚。1426年宜德元年明宗室汉王朱高煦反，宣宗亲征，朱高煦降。1427年宣德二年罢交耻布政司。1428年宣德三年宜宗巡边，击兀良哈部于宽河。1430年宣德五年诏命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郑和于宣德六年正月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立《通番事迹碑》，十一月至福建长乐，于南山寺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明年始扬帆出海，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1432年宜德七年亦失哈率官军等十次到奴儿干巡视，于第二年重修永宁寺。1435年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卒，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九月，王振入掌司礼监。王振招权纳贿，为明代宦官乱政之始。1441年正统六年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宦官曹吉祥监军，发兵击麓川思任发。1442年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卒，王振专权更甚。广西大藤峡地区瑶、壮族人民起义。1447年正统十二年叶宗留于福建政和领导矿工起义。1448年正统十三年邓茂七在福建沙县领导农民起义，称“铲平王”。尤溪炉主蒋福成响应邓茂七的起义，发动起义，与茂七军会合。明朝遣将镇压叶、邓起义军。叶宗留中流矢牺牲，余部由叶希八领导，继续斗争。1449年正统十四年二月，邓茂七率众攻延平，中伏，茂七中流矢牺牲，侄邓伯孙率余部继续斗争至三月被俘牺牲，福建义军失败。五月，叶希八等受朝廷招安。湖广、贵州苗民起义。七月，也先率瓦刺兵扰大同，王振挟英宗亲征。八月，英宗还至土木堡被瓦刺所俘。王朱祁钰监国，九月即帝位，是为景帝。十月，也先率兵围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领导军民抗击瓦刺，保住北京城。1450年景泰元年瓦刺数扰边镇。被明军击败。英宗回北京，幽居南宫。1452年景泰三年废英宗长子、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景帝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始于京师立团营，以于谦总其事。1453年景泰四年皇太子朱见济卒。瓦刺也先自立为可汗。1454年景泰五年发生立太子之议，请复朱见深为太子的官员被下狱。1457年景泰八年，天顺元年石亨、徐有贞为首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景帝被废为郧王，死于西宫。于谦被杀害，贬谪的所谓于谦同党甚多。1461年天顺五年太监曹吉祥及其嗣子曹钦谋反，被镇压。1462年天顺六年蒙古毛里孩等据河套。1464年天顺八年正月，英宗卒，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始置皇庄。1465年成化元年荆襄流民起义爆发。大藤峡瑶民起义被残酷镇压，改大藤峡为断藤峡。命将率兵镇压荆襄流民。1466年成化二年荆襄流民领袖刘通、石龙先后被俘牺牲，起义失败。1470年成化六年李原领导刑襄流民再度起义，称为太平王。1471年成化七年项忠残酷镇压荆襄流民。起义失败。1473年成化九年明军在河套取胜，鞑靼渡河北去。1476年成化十二年流民复屯聚荆襄山区，明政府设置郧阳府，抚治荆襄流民。1477年成化十三年置西厂，以太监汪直提督之。1482年成化十八年罢西厂。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宪宗卒，皇太子朱祐樘继位，是为孝宗。1495年弘治八年蒙古复拥众入据河套。1505年弘治十八年孝宗卒，皇太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武宗。1506年正德元年太监刘瑾入掌司礼监，专权乱政。复置西厂。1508年正德三年立内行厂，刘瑾亲自掌领，其残暴更甚于东西二厂。1509年正德四年两广、西江、湖广、陕西、四川等地爆发农民起义。1510年正德五年明宗室安化王朱寅蹯反，被执至北京，叛乱平定。刘瑾被诛。西厂、内行厂同罢。1511年正德六年朱寅蹯伏诛。杨虎、刘六、刘七领导河北农民起义。义军攻打南州县，京师曾因之戒严。十一月，杨虎战死。1512年正德七年闰五月，刘六战死于湖广。七月，刘七牺牲于狼山，起义失败。1514年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首次到达中国，不得登陆，脱售商品而归。1516年正德十一年葡萄牙驻满刺加总督遣使来华，此为官方之首次接触。1517年正德十二年武宗以巡边为名，出游至宣府、大同，亲督军击蒙古小王子，王守仁提督南赣汀、漳军务，镇压赣南农民起义。1518年正德十三年武宗复出游至宣府、大同、榆林、太原等地。葡萄牙以国王名义遣使来华，要求通商，并进京见明朝皇帝。九月，葡舰队侵占我屯门岛。1519年正德十四年朝臣因谏阻武宗南巡被廷杖者146人，杖死者11人。明宗室宁王朱宸濠反，武宗借口讨朱宸濠，南游至扬州、南京。副都御史王守仁擒朱宸濠，叛乱平。1521年正德十六年武宗卒，无嗣，兴献王世子朱厚熄入继帝位，是为世宗。武宗佞臣江彬、钱宁伏诛。“大礼议”之争开始。1522年嘉靖元年明军将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屯门岛。1523年嘉靖二年“争贡之役”发生。画家唐寅卒。1524年嘉靖三年因“大礼仪”之争，廷杖大臣134人，死者16人。大同五堡兵变，杀巡抚、参将。1527年嘉靖六年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镇压田州少数民族起义。兴伞福达之狱，牵连四十几人，死者十余人，其余削藩、戍边。1533年嘉靖十二年大同戍卒叛，杀总兵李瑾。1535年嘉靖十四年葡萄牙商人买通明朝指挥黄庆。将原设在广州后移至电白的通商市场移到壕镜（澳门），这是阴谋占据澳门的开始。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鞑靼可汗俺答犯朔州、太原。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俺答屡入塞侵扰。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自河套进犯延安、庆阳等地，杀掠甚众。首辅夏盲、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曾铣率兵出塞击鞑靼，获胜。1548年嘉请二十七年家大计。夏言、曾铣被杀害。严嵩夺得首辅地位。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举入寇，围攻北京。北京戒严，召各镇勤王。俺答掳掠人畜金帛，满载而去，是为“瘐戌之变”。兵部尚书丁汝夔被诛。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大举骚浙江备倭。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俺答入寇。王直勾倭掠江浙。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倭寇骚扰江、浙等地，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讨倭。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张经，俞大猷败倭寇于浙江王江泾。张经因严嵩党羽赵文华陷害。被逮下狱，遇害。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胡宗宪破倭于乍浦，擒杀徐海。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殖民者私自扩大在澳门的居住地，筑炮台，建城垣，设官管理。明朝仅向其收取租金。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倭寇犯通州、福州、淮安等地。清太祖努尔哈赤生。1561年嘉靖四十年戚继光大破倭寇于台州。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浙东倭患平息。倭寇大举侵扰福建，戚继光入闽抗倭。严嵩败，子严世蕃谪戍。重录《永乐大典》。1563年熹靖四十二年俞大猷、戚继光大败倭寇于福建。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戚继光破倭于仙游，福建倭患平息。倭犯广东。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戚继光、俞大严合歼广东残倭，沿海倭乱基本平定。严世蕃伏诛。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世宗卒，子裕王朱载后继位，是为穆宗。海瑞上《治安疏》。1567年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预机务。俺答犯大同，掠交城、文水。鞑靼土蛮部犯蓟镇，掠昌黎、卢龙、滦河，京师成严。调谭纶、戚继光北上防边。1570年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降明。俺答遣使请封贡。1571年隆庆五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设贡市，北面及西北边境暂宁。1572年隆庆六年稳宗卒，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高拱罢，张居正晋升为内阁首辅。1575年万历三年黄河决高邮、砀山。西班牙殖民者自马尼拉来中国，袭用吕宋名号与中国通商。1576年万历四年黄河决崔镇。1577年万历五年张居正丁父忧，“夺情”留位，朝臣有纠劾者多被杖责，谪戍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起用潘季训治河。丈量天下田亩，限三载竣事。李明珍《本草纲目》修成。1580年万历八年黄、淮二河治理工程完成。耶稣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到扬州。1581年万历九年裁各省冗官，核徭赋，汰诸司冒滥冗费。通令全国行“一条鞭法”。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卒。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吴承恩卒。1583年万历十一年追夺张居正官阶。凡张居正所举用的官员，斥削殆尽。努尔哈赤以父祖仇起兵攻尼堪外兰。明使努尔哈赤袭都指挥使。1584年万历十二年籍没张居正家，榜其罪于天下，家属戌边。1585年万历十三年四川建武所兵变。海瑞复官。1588年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1589年万历十七年刘汝国在太湖等地起义，遭镇压，失败。自过年始，神宗不上朝。明朝晋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1590年万历十八年群臣请立太子，“争国本”事起。1592年万历二十年宁夏致仁副总兵哮拜反，讨平之，倭寇朝鲜，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李如松为总兵官，率兵援朝鲜。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李如松战倭于明鲜平壤，克之；进攻王京，败于碧蹄馆，倭弃王京遁。召宋应昌、李如松还。努尔哈赤击败叶赫等九部联军。李时珍卒。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山东、河南、徐、淮等地遭灾人民纷纷起义。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明朝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明遣使往日本，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遗宦官分赴各地开矿、榷税。平秀吉不受封，复侵朝鲜。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任麻贵为总兵、杨镐为经略、邢玢为总督，援朝抗倭。四川亳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反，掠合江、綦江。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援朝诸将败倭，朝鲜平。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焚税使马堂官署。杀其参随三十四人。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使陈奉。杨应龙陷綦江。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李化龙率师讨杨应龙。杨应龙自缢死，播州平。两备各省灾伤、饥荒，人民起义。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至京献方物。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武昌民变，杀税监陈奉之参随多人，焚巡抚公署。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之参随数人。立朱常洛为太子。1602年万历三十年腾越民主，杀税监委官。思想家李贽自刎。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统领部下自呼兰哈达移居赫图阿拉。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诏罢天下开矿，以税务归有司。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云南人民杀税监杨荣。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西方历法始入中国。《金瓶梅》问世。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梃击案”发生。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即汗位于赫图阿拉，建元天命，国号“大金”。戏曲家汤显祖卒。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攻占抚顺、清河堡。明任杨镐为辽东经略，加派“辽饷”。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发生萨尔浒战役，杜松、刘铤战死，明军大败。后金兵克太原，马林败没。熊廷弼经略辽东，杨镐下狱。再加天下田赋。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复加天下田赋。明神宗卒，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光宗即位二十九天而卒，“红丸案”起。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移官案”起。封熹宗奶妈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入司礼监为秉笔太监，客魏之祸自此始。罢熊廷弼，以袁应泰代之。1621年天启元年后金兵克沈阳、辽阳，经略袁应泰死之。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王化贞为广西宁巡抚。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据重庆，围成都，派将讨之。1622年天启二年后金兵克西平堡、广宁。熊廷弼、王化贞被逮下狱。大学士孙承宗经略蓟辽，命袁崇焕筑宁远城，贵州水西土同知安邦彦反，陷毕节、安顺等城，围贵阳。山东白莲教徒徐鸿儒起义，失败。1623年天启三年荷兰侵略者占据澎湖。奢崇明败走龙场，与安邦彦合。魏忠贤总督东厂。1624年天启四年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南北诸臣劾魏忠贤者相继。杨涟、左光斗等被罢官。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的南部。1625年天启五年后金兵克旅顺。阉党逮杨涟等“前六君子”下狱，皆死于狱中。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榜东林党人姓名，颁示天下。熊廷弼被诛。后金迁都沈阳，是为盛京。1626年天启六年袁崇焕败努尔赤于宁远，努尔哈赤受重伤，半年后病亡，子皇太极继位，是为清太宗，以明年为天聪元年。阉党逮周起元等“后七君子”，皆遭害死。修《三朝要典》各地建魏阉生祠。陕西农民起义爆发。苏州民变。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基隆。1627年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农民起义，杀知县张斗耀。后金兵围锦州，攻宁远，袁崇焕大败之。熹宗卒，其弟信王朱由检嗣位，是为思宗。谪魏忠贤于凤阳，魏阉自缢死。1628年崇祯元年毁《三朝要典》，诛许显纯。郑芝龙受抚。陕西饥民苦于加派，纷纷反抗，高迎祥、王嘉胤率众起义。1629年崇祯二年定逆案。斩奢崇明、安邦彦，水西叛乱平。后金兵入塞，围攻北京，皇太极使反问计，思宗逮袁崇焕下狱。1630年崇祯三年东调勤王兵之延绥、甘肃兵士哗变。李自成投奔起义军。后金兵大掠畿辅后东归。张献忠于米脂县起义。加田赋充饷。袁祟焕被明政府杀害。1631年崇祯四年起义军领袖王嘉胤牺牲。后金兵围大凌河城。孔有德反，连陷陵县、临邑等城。1632年崇祯五年孔有德陷登州、黄县。陕西义军入山西，连陷大宁、泽州、寿阳。1633年崇祯五年命曹文诏、左良玉在山西、河南镇压义军。孔有德及耿仲明先后降于后金。后金兵克旅顺。义军渡河，陷渑池、伊阳、卢氏，逼湖广。科学家徐光启卒。1634年崇祯七年尚可喜降后金。设河南、山、陕、川、湖广五省总督负责镇压义军。义军在湖广、四川一带转战。高迎祥、李自成误入兴安县车箱峡，以伪降计脱险。后金兵进犯宣府等地。1635年崇祯八年起义军大会荥阳，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义军克凤阳。1636年崇祯九年高迎祥被擒，牺牲。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清兵入塞，连下近畿州县。清帝亲攻朝鲜。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围攻农民军。张献忠、罗汝才自襄阳攻安庆。李自成入四川，连陷州县，逼成都。加派“剿饷”。宋应星《天丁开物》刊行。清封朝鲜。1638年崇祯十一年张献忠伪降于谷城。李自成在潼关南原中伏，大败。清兵入塞。明督师卢象升战死巨鹿，北京戒严。1639年崇祯十二年清兵克济南，俘德王，凡深入二千里，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三月，清兵出青山口，北归。五月，张献忠再起于谷城。败左良玉于罗猴山。杨嗣昌出任督师。加派“练饷”。1640年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迂回四川。李自成入河南，饥民群起响应。清命亲王大臣带兵更番出抚明松、杏、宁、锦间。1641年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两次攻打开封。张献忠入湖广，克襄阳，杀襄王。杨嗣昌自杀。清兵攻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师救援，败于松山。荷兰、西班牙两国殖民主义者为争夺对台湾的统治权发生战争。地理学家徐霞客卒。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献锦州城降清。清兵入蓟州，连下畿南、山东八十余州县。李自成三打开封，克襄阳。西班牙战败，荷兰侵占整个台湾岛。1643年崇祯十六年清兵北归。皇太极病亡，子福临继位，是为清世祖，以明年为顺治元年。张献忠转战湖广、江西，克武昌、长沙、抚州等地。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建百官，继而破潼关，入陕西，克西安。1644年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克北京，明思宗自缢死，明亡。吴三桂降清，献山海关。李自成受吴三桂与清兵夹击，败于山海关。清摄政王多尔衮统兵入关。李自成退出北京，回师陕西。清兵进北京。福王朱由嵩即位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张献忠入四川，克成都，建大西政权。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