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言——袁行霈

写在前面的话——金文男

政见与友情

韩欧渊源

王文公与韩文公

韩张交谊

国王茅屋与公主山庄

浓淡相交的《山石》

谢自然的疑案

皮里阳秋的《华山女》

幸运的木居士

联句的源流

从联句到慰唁

韩贾订交的经过

诗坛怪杰

灯檠与蒲鱼

中秋望天路

圣德与笔祸

从韩湘到韩湘子

一人做事一家当

潮州的鳄鱼

在潮州吃虾蟆

花王与花相

落齿的哀乐

儒释之交

披袈裟的乐师

两个滑稽人物

打猎与打球

徐州燕子楼

衡岳题诗

早梅诗

夜赏李花

双李案

东西两都的大雪

世外无桃源

脂粉与硫磺

盆池

裙带与石碑

征途诗情

永州二寺

与方外人的因缘

同是天涯沦落人

寒江钓雪

西岩渔翁

晓行之诗

美好出艰难

柳宗元与柳州

荔丹蕉黄柳侯进堂

愚溪岁月

柳州书法

衡阳分手

怀旧与别弟

比喻之两柄

鹧鸪诗话

杨白花与杨叛儿

三良的是非

荆轲刺秦王

存殁之间

附录：“大家小书”书目

序言——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写在前面的话——金文男

一本父亲当年以“狮子搏兔之力”撰就的《夜阑话韩柳》再次放在了我的写字台上，这已是在整理完父亲全集、集外文之后的又一次“唔对”，看着这本浅灰底色、玲珑精巧的香港中华书局初版的“诗词坊”小书，我感到亲切、慰藉；此书初版于1991年6月，至今仍为读者喜爱，在继《闲坐说诗经》入选北京出版集团的“大家小书”后，再获入选，我感叹父亲文字乃至文章的愈久弥香的生命力，已经超出了父亲写作时的预期。

我查检了父亲当年相关的日记：

1988年8月27日，星期六上午，文男陪钟洁雄来，欲以“诗词轩丛书”编事相托，殊出意外。下午，即拟丛书之写作要求及选题，并致钟洁雄信。……文男来，相与谈丛书事，初步拟定作者名单。

1988年8月29日温度稍升。十二时，与文男同至锦江，钟女士邀我饭于餐厅，即将草案交彼，彼云每本拟致主编费港币五百元。

1990年3月31日，三月初五夜，始撰《韩柳》。

1990年9月23日，今日秋分今日起，重新审阅《夜阑话韩柳》。

1990年9月26日，星期三晴。审阅《夜阑话韩柳》。即将寄港矣。

1990年9月27日整理《韩柳》毕，编目录，致卢建业函。

从中可知父亲主编此“诗词坊丛书”启动于1988年8月，而他亲自撰写的其中第二本《夜阑话韩柳》（第一本即《闲坐说诗经》）的写作则始于1990年3月，毕于1990年9月，期间父亲克服了母亲因中风而病重、去世所带来的种种体力和精神上的痛苦，以及自身病痛的煎熬，以顽强的毅力，并以“狮子搏兔”般的文学写作之力所完成。父亲当年是怎么也想不到“诗词坊丛书”，后来会经台湾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再版、江苏古籍出版社再版、北京中华书局再版（以上皆为父亲在世时重版），而今他的这两本小书又入选北京出版集团的“大家小书”，父亲泉下有知，当可欣慰有加了。

这次开卷重读，不免再次被书中所述先贤诗人的忠诚和义举所感动，举一例：柳宗元于唐顺宗时，曾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任礼部员外郎。宪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受到打击而失败。他被贬为永州司马，后又改柳州刺史。当他将贬柳州时，刘禹锡也将贬播州（今贵州遵义市），他因与禹锡是同年及第，又看到刘母在堂，一去势将母子永诀，便要求对调。后来大臣也为禹锡申请，遂改任连州。父亲在《政见与友情》一文中评论道：“仅此一举，其人足传。”又云：“（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是纯粹的散文，却是以诗人的忠诚和激情，追溯亡友的风义和委屈。凡是优秀的抒情文，也必寓有诗的气质。”还说：“韩愈为柳宗元写墓志铭和祭文，曾经受到别人的指摘，因为宗元是逐臣，即使在一瞑之后，还应该避嫌疑，但韩愈还是写下来了。韩愈对宗元有不满处，因为宗元参加过为韩愈痛恨的王叔文集团，《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宗元‘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便是惋惜中含责备之意。在这一点上，两人的政见是不同的，但政见归政见，友情归友情，作为两者之间的枢纽是正直。诗人才有此心声。”父亲当年的评论是客观公允的，是真正了解诗人的人格品性的。也正因了父亲那些文史随笔中的随处可见的点睛之评，更增添了他的文字的深刻性和渗透力。

书中《永州二寺》一文的末尾有这样一段：“他（柳宗元）的《与崔策登西山》有云：‘蹇连困颠踣，愚蒙怯幽眇。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诗意先叙贬逐之苦，使自己闭塞得连精深奥妙的道理也害怕领会，下两句隐喻孤独带来的愁闷，因而希望崔策能长留于此，以消解他的百结愁肠。这诗是废居八年后作的，但崔策是不可能长留的，最后还是离他而去，宗元曾作序送他。诗人也更为寂寞了。人有时需要寂寞，然而寂寞过久，那滋味也是难以经受的，何况是诗人！”父亲这里评介柳宗元是寂寞的，因他自己有深切的感受。父亲晚年因种种原因是非常寂寞的，但也正因为“有时需要寂寞”，才写出了那么多至今都颇受读者喜爱的文字，“然而寂寞过久，那滋味也是难以经受的”，何况是像父亲那样“聪明，有才气”（王任叔在父亲二十三岁时对他的评价）的作家，所以他会得忧郁症；但也正因为“寂寞”“忧郁症”的煎熬，他的文字才更孤傲、通达，他的评论也更锐利、深刻；也更迫使他勤于笔耕，视写作为生命、为唯一乐趣，才留下这飘逸着笔墨清香的600万文字，并涌动着愈久弥香的生命力！

最后，录此书封底的一段或许出自父亲亲撰的文字，作为对此书的简介：

韩愈、柳宗元，为中唐文坛的两大巨擘，合作推动的古文运动，波澜壮阔，唯陈言之务去，一洗雕琢骈俪、理气不足的六朝文风，文起八代之衰。

诗作方面，韩诗诡奇、跌宕，后世以为晦涩、然亦另辟蹊径，骨力尽现；柳诗清高、悠远，将山水诗发扬光大，成一代的风流，亦世无异议。

本书即以诗作为主，贯串韩、柳的生平事、升沉起落、以简短有力的篇幅、缕缕细述，力求重现诗人的人格面貌。

今天正是父亲辞世8周年纪念日，愿此文化作缕缕青烟，飞往另一个世界的父亲膝前！

2015年 7月15日

政见与友情

谈到韩柳，必然要谈到唐代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韩愈，柳宗元则是积极的支持者。这一运动的宗旨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文章传统，简言之便是复古。如果按照现代的习惯说法，复古等于是保守、倒退的代名词，可是在韩柳时代，却是推陈出新，一反六朝以来柔靡浮华、陈陈相因的骈文的僵化程式，重新创立一种清新自由的文体，语言也比较接近民间，所以能从文坛流行到社会，进而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

古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韩柳之前，早已有陈子昂、李华、柳冕等在提倡古体，到了韩柳，便水到渠成。然而韩柳在古文运动中所以有此卓著的成绩，不仅因为他们有理论上的阐扬，更重要的，还在于有自己的创作成果，我们只要看看他们写的议论文、记事文、抒情文，要是用骈体来写，效果就要大减，内容是不能不受形式的制约的。人们将古文和骈文两种文体一比较，取舍抑扬，立即分明。

韩愈

但韩文能够赢得大众的爱好，也还是经过一番曲折，韩门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中，说韩愈在“大拯颓风”过程中，“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坚，其终人亦翕然而随”。最终为什么能使人们“翕然而随”呢？作品本身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像政治家能取得人民的爱戴，首先决定于他们的治绩。

任何文学运动，理论上的宣传固然必要，但理论到底不能代替创作。读者看了理论，懂得了一番大道理，但创作上如果站不起来，理论便成为肥皂泡。“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如果没有胡适、周氏兄弟等的作品，形势就大不同。宋初的西昆体略如唐初的骈体，当时反对的人也很多，石介就是其中的一个，但石介本人作品的艺术性较差，到了欧阳修出来，才给诗风以重大的转变，因为欧公在诗文上确有他自己的特色，在宋代的古文运动中，他使韩愈的精神复活了。

韩愈和柳宗元的缔交，当在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即同在长安的监察御史任内。他们在艺术上各有魅力，性格上也不同，在政治上，韩愈一贯反对藩镇（地方军阀）割据，反对国家分裂，力求稳定统一，在忠实于唐王朝这一前提上，和柳宗元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对王叔文集团的态度上，却是相反的：柳是这一集团的参加者，后来因此而遭谪逐，韩却对王叔文很痛恨，斥为小人。王叔文企图接收宦官兵权，抑制藩镇势力，在当时固有进步意义，但其人也颇专擅，韩愈疑心他自己之贬阳山是受王叔文集团的排挤，因而怀有偏见，并对柳宗元不满，可是仍很尊重他。

柳宗元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在柳州逝世后，韩愈就写过《祭柳子厚文》《柳州罗池庙碑》《柳子厚墓志铭》三文。《祭柳子厚文》是四言韵文，《柳州罗池庙碑》后附以《骚》体的诗，《柳子厚墓志铭》是纯粹的散文，却是以诗人的忠诚和激情，追溯亡友的风义和委屈。凡是优秀的抒情文，也必寓有诗的气质。

《柳子厚墓志铭》曾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①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州）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②

①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出生于嘉兴，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

②初唐狄仁杰任并州法曹参军时，同事郑崇质将充使绝域，而郑母老且病，仁杰对崇质说：“太夫人有危疾，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便往长史蔺仁基处，要求以己代崇质而行。其事和宗元的以柳易播有类似处。

刘禹锡自朗州召还至京师，宰相欲任以南省郎③，而禹锡却作《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七绝，其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句，也是传世的名篇，但因语涉讥讽，触当权者之忌，便又出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柳子厚墓志铭》中说的“愿以柳（州）易播”，即指其事；这一事件，确也概见柳宗元的生平。千载之下，犹使人感到须眉毕现，肝胆照人，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丈夫。

③唐尚书省在大明宫以南，故称为南省。

韩愈为柳宗元写墓志铭和祭文，曾经受到别人的指摘，因为宗元是逐臣，即使在一瞑之后，还应该避嫌疑，但韩愈还是写下来了。韩愈对宗元有不满处，因为宗元参加过为韩愈痛恨的王叔文集团，《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宗元“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便是惋惜中含责备之意。在这一点上，两人的政见是不同的，但政见归政见，友情归友情，作为两者之间的枢纽是正直。清人储欣在《唐宋八大家类选》中评云：“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以韩志柳，如太史公传李将军，为之不遗余力矣。”韩愈这篇文章，不仅在内容和技巧上力透纸背，也是友谊史上的好资料，包括柳之对刘。禹锡为宗元写过两篇祭文，在《重祭柳员外文》中有这样四句话：“千哀万恨，寄以一声。唯识真者，乃相知尔。”也是真正从肺腑里说出来的，唯诗人才有此心声。

韩欧渊源

从前的读书人，谈到古代的散文，必盛称“唐宋八大家”，即唐的韩愈、柳宗元，宋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明初朱右把他们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其书未传世。嘉靖时，唐顺之著《文编》，于唐宋人文章除这八家外，一概不取。茅坤最崇仰唐顺之，便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唐、茅也成为唐宋派了。

韩柳的古文运动发生于中唐，但骈文在晚唐仍在流行，五代至宋初，浮靡柔丽的文风还很有势力，至欧阳修时，才使宋代的古文运动掀起了高潮，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他们不高谈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而又着重于韩文的文从字顺、平易流畅，不学他奇古奥僻这一面，使语言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清代桐城派文章所以取得成功，也因为得力于唐宋的古文。

由于宋初流行杨（亿）刘（筠）的西昆体，古文不受重视，韩愈的文集湮没了二百年。后来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开、穆修曾刊刻韩柳文集，但影响不大，至欧阳修出，才光复了韩文的天下。

欧阳修中进士在天圣八年（1030），隔了三十余年后，即他晚年时，写了一篇《记旧本韩文后》。文章说，他少年时住在僻陋的汉东，又值家贫，没有藏书。后来在大姓李氏家中，看见敝箧中有旧书，其中有《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却已脱落颠倒，没有次序，便向李家借归，读后“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由于年轻，却未能通晓它的精义。到了十七岁，因考试落第，重读韩文，便喟然叹道：“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意思说：作文必须达到那样的水平。

到了在洛阳做官时，便拿出昌黎集予以补缀，并求得其他所有旧本而校订，于是韩文大行于世，“学者非韩不学也”。

欧阳修写此文时，家藏图书已有万卷，这部韩集是贫困时向人借来的旧物，因而特别爱惜。文中通过他自身年岁、家境、藏书的变化，反映了韩文由湮没而风行的过程。人到晚年，尤恋旧物，这旧物却是书本。他又指出，那些时髦的媚俗的文章，如杨刘的“时文”，只能作应付科举、猎取声名、夸荣当世的工具，其实还是出于势利之心，他之爱好韩文，却是为了补偿素志。他为官数十年，所以能够进不为喜，退不为惧，韩文对他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欧阳修在散文之外，用诗歌称赞韩愈的也有几首，如读石介《徂徕集》后，称石氏“问胡所专心？仁义丘与轲。扬雄韩愈氏，此外岂知他”。《菱溪大石》的“嗟予有口莫能辩，叹息但以两手扪。卢仝韩愈不在世，弹压百怪无雄文”。《青松赠林子》的“子诚怀美材，但未遭良工。养育既坚好，英华充厥中。于谁以成之？孟韩苟暨雄”（雄指杨雄）。最著名的为《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此诗作于至和三年（1056）。在这之前，曾巩屡次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到了这一年，安石乃拜访，由此缔交。论辈分，安石是后辈（这一年为三十五岁）。

第一句的“翰林”指李白，第二句的“吏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曼叟诗话》，以为指南朝齐吏部侍郎谢朓。却是错的，也许因为李白很欣赏谢朓诗句而联想到。欧诗中的“风月”指诗歌，“文章”指古文，原是诗文分指，谢朓却不以古文著名。韩愈至欧阳修时约二百余年，谢朓却有五百年光景。欧阳修《唐韩愈罗池庙碑》文中即称“唐尚书吏部侍郎韩愈撰”，梅尧臣也有《拟韩吏部射训狐》诗，皆可证欧诗的“吏部”原指韩愈。五六两句，则指安石不随流俗，爱好古文。

但王安石却不很喜爱韩愈，其《奉酬永叔见赠》有“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次句并非谦逊，实是指不想学韩公的样，在下篇《王文公与韩文公》中将作为专题来谈。

至于欧阳修本人，他是始终尊重韩愈的，诗文创作上也很受韩愈的影响，他谪夷陵令时，至浔阳琵琶亭，有“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句，便是翻韩愈《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中的“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句意。苏轼就说欧阳修是宋朝的韩愈，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八也有“永叔自要作韩退之”的话，后人因而又将“韩欧”联称，如元好问即有“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语。王世贞《题归震川遗像赞》：“千载唯公，继韩欧阳。”因为归有光是唐宋派古文的名家，所以说他是韩欧的继承者。

不但如此，韩愈的以文为诗的缺点，在欧诗中同样存在。这也是不难理解的：由于在古文上用力深厚，往往不自觉地会在诗歌上出现这种倾向。方回《跋僧如川诗》，又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韩愈、欧阳修都不喜欢佛学，却喜结交僧人，韩门有惠师、灵师、广宣、大颠等，欧门有秘演、惟俨等。到了苏轼、黄庭坚，则既爱佛学，又爱交僧人了。王安石《和平甫招道光法师》所谓“古人诗字耻无僧”。

王文公与韩文公

王安石对韩愈的不满，在北宋人中是突出的一个。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五，竭力为安石掩饰，正见得王对韩的不满要由他的信徒曲为辩护。安石的《说性》《原性》二文，就是针对韩愈的。还有一篇《伯夷》，也是和韩愈唱反调。他以为伯夷如果不死，一定会归附武王，所以韩愈因袭司马迁不食周粟之说而作《伯夷颂》是大错误。那么，伯夷最后为什么未食周粟？据王安石推测，也许因为年事已高，无法跋涉数千里之遥从海滨赶到周都，乃使有志未遂，死于北海，也许死于半路上了。安石是一本正经说的，却使人感到像小说家之写演义。其实，伯夷避纣之暴政是一回事，殷室既亡，他成为殷朝的白首遗老，不愿再食周粟，也是很自然的事，两者在伯夷身上是统一的。

用诗歌来表示不满的，除了前举的《酬永叔见赠》外，还有《秋怀》的“韩公既去岂能追，孟子有来还不拒”，和“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正相贯穿。俞文豹《吹剑录》说：韩、王皆好孟子，皆好辩，“三人均之为好胜！孟子好以辞胜，文公好以气胜，荆公好以私意胜”。说得很风趣又很中肯，这三位大家确是不让人的。安石又有《韩子》云：

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这是讽刺韩愈至死未悟真道，末句袭用韩愈《赠崔立之评事》的“可怜无益费精神”句，实是反唇相稽。《送潮州吕使君》云：“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这倒说得对，韩愈在潮州以祭文驱鳄鱼，就把自己扮成张天师作法了。钱锺书《谈艺录》说：古来薄韩者多姓王，安石之外，还有宋之王令，明之王守仁。王令《采选示王圣美葛子明》，曾说韩愈早年作诗，颇以豪横自恃，晚年志得意满，常以金玉自慰，并以世俗之好，与妻子相语。这是指韩诗《南内朝贺归呈同官》和《示儿》。韩夫人卢氏，封高平县君①曾入朝宫中，所以韩诗有“滉荡天门高，著籍朝厥妻”语，王令乃以“安知九列荣，顾是德所累”讥其势利虚荣，也很中肯。但王令对韩愈还是尊敬的，如《韩吏部》云：“宣尼夹谷叱强齐，吏部深州破贼围。始信真儒能见用，可谓邦国大皇威。”这是指镇州之乱时，韩愈奉诏宣抚，说服王廷凑故事。王守仁《示诸生》，就干脆说“只从孝弟为尧舜，莫把辞章学柳韩”了。

①县君,妇女封号。唐代以五品官的母、妻为县君。旧小说中称人为院君，即县君之讹。宋徽宗以后，废郡君、县君之称，改为夫人、淑人。

钱氏分析王安石所以不满韩愈的原因，“殆激于欧公、程子辈之尊崇，而故作别调，‘拗相公’之本色然欤”。其中有负气，也有“逆反心理”。

王安石

钱氏又历举王诗从韩诗偷语偷意偷势的许多例子，如王诗《怀钟山》的“何须更待黄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即本韩诗《遣兴》的“须著人间比梦间”。《元丰行》得意语的“田背坼如龟兆出”，《寄杨德逢》的“似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也本于韩诗《南山》的“或如龟坼兆，或如卦分繇”。《游土山示蔡天启》的“或昏眠委翳”四句，《用前韵赠叶致远》的“或撞关以攻”十二句，全套《南山》“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和文淑湓浦见寄》的“发为感伤无翠葆，眼从瞻望有玄花”，又本于韩诗《次邓州界》的“心讶愁来惟贮火，眼知别后自添花”，而“玄花”两字，则本于韩诗《寄崔立之》的“玄花著两眼”，即是自怜衰疲，两眼已生黑花，用上这两个字，便成为诗的语言。刘壎《隐居通议》卷六、卷十一，谓安石绝句，实发机于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一绝，“虽殊欠骨力，而流丽闲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安石七绝，在宋人中确实算得上数一数二，刘氏这样说，也等于提高了韩诗七绝的地位。

下面抄录韩、王七绝各一首：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

《榴花》

春归幽谷始成丛，地面芬敷浅浅红。车马不临谁见赏，可怜亦解度春风。

《石竹花》

韩张交谊

张籍，字文昌。贞元十五年（799）北游时经孟郊介绍，在汴州认识韩愈。韩愈为汴州进士考官，推荐张籍。次年在长安进士及第，任秘书郎。韩愈为国子祭酒（相当于今日教育总监），荐张籍为国子博士（教授官）。在韩门弟子中，他是著名的一个，两人因而常有诗篇赠答。

韩愈的《病中赠张十八》为汴州初见时之作，从诗中看，张籍的性格很倔强伉直，谈话时曾有争辩，韩诗比之为两军角逐，最后为韩愈制服，就像孙膑在马陵树下之败庞涓一样。次年又作《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的五言长诗。当时韩愈在徐州，一听到张籍入城，便以车去迎接，相见之余，常常从早谈到深夜。这时孟郊在会稽，李翱游浙江，张籍到来，自然使韩愈很高兴。等到张籍要回故乡，更为恋恋不舍，即以第一句的“此日足可惜”为篇名，末段说：“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子又舍我去，我怀焉所穷？”张籍的故乡是和州，即今安徽和县，所以有淮水楚山的话；但这两句原是对句，为什么不说“淮水徐舒舒”而偏要写成“淮之水”？这是因为故意要避开属对，使文句古健。

还有一首五古，篇名叫《赠张籍》，内容却是称誉他儿子韩昶（即韩符）自小聪明好学，因为张籍教过韩昶书，并对韩愈祝贺说：“此是万金产。”所以韩愈非常得意，在诗中表现了“誉儿癖”。他还有一首《符读书城南》，后人颇有讥评，说是教子取富贵，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九说：“世多讥其以富贵诱子，是固然矣。然亦人情诱小儿之常，愈于后世之饰伪者。”说得很平实。所谓富贵，无非做官发财，果真通过读书取得，还是心安理得，不至脸红。韩愈一向以道统为己任，后人又将他看得高不可攀。树大招风，于是对他的衡量，就用特别巨大的尺子。

韩愈上距李杜百余年，当时人们对李杜诗评价不一，有的还加以贬抑，韩愈颇为不平，在《调张籍》中开头便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李杜并称，自韩愈始。末段说：他希望能长上翅膀，远逐八方，和前辈的李杜精诚相通，使千奇百怪的诗境进入心肠，并希望还在地上的友人，不要为经营俗务而忙碌，也应该飞上垂着霞珮的高空，和他一同翱翔上下，追求李杜的精神。题目的“调”为调侃，含有开玩笑的意思，因为诗中有许多想入非非的构思，所以用“调”字，这又见得韩愈对张籍的期望。

韩愈以古风著称，但七绝也常有佳作，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此诗之魂在第二句，透示了北方的早春草色，但第一句也非泛笔，正见得小雨润物之功。苏轼《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这是写深秋或初冬。二诗的词语虽不同，而皆以浅语遥情曲尽时令的特征。

张籍也有好几首诗赠韩愈，其中有的写游踪，如《同韩侍御南溪夜赏》：“喜作闲人得出城，南溪两月逐君行。忽闻新命须归去，一夜船中语到明。”南溪（在长安）之游，也是两人友谊中最值得怀念的。因为韩愈将受新命而离去，所以两人在船中一直谈到天明。其他几首，对韩愈也很推崇。韩愈逝世后，又写了五言的《祭退之》诗，长达八九百字，记叙了他和韩愈的交往始末，“公文为时师，我亦有微声，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似亦微露得意之状。末段说，韩愈病重时，对来访的客人都谢绝，唯有张籍，可以直入卧室，并将 “遗约”要张籍署名，即以身后之事相托。

然而交谊的深挚，并不等于学术思想上的完全一致，这里可举对《毛颖传》的看法为例。

韩愈的《毛颖传》是一篇“设幻为文”的寓言，内容讽刺当时的当权者，后人多所称誉，李肇《国史补》称为 “真良史材也”。可是反对他的人也有，裴度和韩愈是很友好的，他就深为不满。《旧唐书·韩愈传》，则斥为 “此文章之甚纰缪（谬）者”。张籍还写信给韩愈，劝韩愈不要写“驳杂无实之说”，“绝博塞之好”，因为这些文章有损于“令德”。信中主要指《毛颖传》。韩愈写了两封信回答他，说从前孔夫子也是不废游戏的，《诗经》中不是说“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么？《礼记》也说“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这对“道”有什么损害呢？

《毛颖传》是一篇游戏之作，写作态度却很严肃，主旨在讽世，张籍太认真了，以为像韩愈那样以道统自居的大文豪，不应写作以兔子为主人的游戏文章，但张籍《节妇吟》中的“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那个节妇，竟是他自己的化身，岂非更可讥为妾妇之道么？

韩愈是张籍所极度尊敬佩服的人，对尊敬佩服的人的言行，能够坦率地提出自己的不满之词，在这一点上，张籍还是对的。

和张籍相反的是柳宗元，当时他在谪逐之中，和中原隔绝已久，有人告诉他韩愈写了《毛颖传》，却无法见到原文，只是大笑以为怪。后来杨诲之拿了《毛颖传》来，他读了之后，感到像捕龙蛇、搏虎豹那样痛快。他觉得俳（游戏）本非圣人所鄙弃，太史公就写过《滑稽列传》，对社会就很有好处，也引了“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两句话。末了对“贪常嗜琐者”的反对《毛颖传》，讥为是徒劳之事（《读韩愈毛颖传后题》）。

宗元所以欣赏此文，是因为此文之奇与怪，借此“以发其郁积”。这固然和他身处穷途的心境有关，但从识见上说，确也高出于张籍，大家不妨将《毛颖传》读一读，单从它的表现手法看，对现代写作者也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国王茅屋与公主山庄

韩愈的七绝，共有七十五首，艺术上的成就，在中唐诗人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不仅仅如著名的“天街小雨润如酥”那一首，其中也有几首咏史的作品：

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

《题楚昭王庙》

这首诗是他过宜城县时所作，宜城今属湖北，春秋时为楚地。楚昭王是平王儿子①，吴王阖闾、伍子胥等攻入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昭王出亡，后又复国归郢。

①楚国在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中是子爵，但古代等级分别不很严格，所以楚、吴等国君主也自称王。

宜城太山下有个庙宇，到了汉末，官员文士数十人，朱轩华盖，相会于庙下，号为冠盖里（见《水经注》卷二十八）。可见宜城一度是人文盛地。

楚昭王的庙，另据韩愈《记宜城驿》所记：旧时高木万株，历代不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所以原来的庙貌非常宏盛，这时只剩下一间茅屋。韩愈问过附近的人，说是每年十月，民众相率聚祭其前。庙后的小城，大概是昭王所居①。

①楚王城遗址位于今宜城偏东约十五里的冈陵地上，为土筑。1977年曾发现其遗址。

这首诗和杜甫、李商隐的咏诸葛亮、隋炀帝不同，韩诗只是旅途中信笔写来，涉及具体史事的不多。前人却多有好评，宋刘辰翁说：“若公绝句，正在《昭王庙》一首，尽压晚唐。”说得偏高些，却说明此诗对后人的影响。清代的何焯与辰翁有同感：“意味深长，昌黎绝句中第一。”朱彝尊说：“若草草然，却有风致，全在‘一间茅屋’四字上。”给他说在点子上了。杨慎《升庵诗话》卷十四却不同意：“今观其诗只平平，岂能冠唐人万首？而高棅《唐诗品汇》取其说，甚矣世人之有耳而无目也。”

杨氏说是“平平”也是事实，可是诗味就在“平平”上，尤其在“一间茅屋”上。

平王是无道之君，昭王也非了不起的英明之主，但他能复国回郢，百姓还是尊敬他。这一间茅屋，当然不是他死后就建造，也许是在唐代草草安置，这里就留给人以无穷的历史的沉思。

我们从《左传》《史记》记载的楚国事迹看，不管写得怎样生动详尽，总究是纸面上的，宜城的一间茅屋，尽管非当时楚国人民所建，然而城阙连云，草树荒芜，斜阳古道，天末风来，屋顶上的茅草却在空中飘荡，于是想起昭王的出亡与复国的故事，诗人的心中便涌现出诗化的时间，用似很不经意的平平笔调写出。

到了后来，茅草逐渐稀少零落，屋子也坍倒了，历史的回声仍在向后人震荡。我们生活着的时间里，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和我们祖先生活过的时间密切相关。时间是无法征服的，诗人却使已逝的流光重现于一刹那间，虽然这力量很有限很可怜。

还有一首《游太平公主山庄》：

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女儿，起先嫁给薛绍。薛绍被诬告杀死，武则天又私杀武攸暨之妻以配公主。攸暨是则天伯父的儿子。太平公主长得丰腴修长，方额阔腮，颇有权谋，武则天以为很像她自己，特别喜爱。张易之和韦后之被杀，她都先后参加，立下大功，因而骄纵专横，又和胡僧惠范私通。田园遍及长安近区一带，穿绫罗的侍儿多至几百人，生活享受同于宫廷。唐明皇为太子时，因为英武能干，使她害怕，便阴谋杀害太子，后被太子知道，先将其党羽窦怀贞等杀死，公主逃入南山，最后被赐死（强迫自杀）。

沈佺期《陪幸太平公主南庄诗》：“主第山门起灞川”，灞川出蓝田南山，和韩诗末句合看，可见山庄面积的深广。首句的“欲占春”，即是说一路上的春色都被占尽了，连长安城门外层都为山庄压住。第三句故作疑问，实际是说山庄之花一直开到终南山。“不属人”是倒叙，即当时全属于公主。

全诗至此戛然而止，用的也是淡墨，作者自己不作是非上的判断，而对是非的态度不说自明。

太平公主的山庄，后来转赐给宁王、申王、岐王、薛王了，女主人改换为男主人，换来换去，还是李家的人，反正整个的天下原是李家的。

这里还想再抄两首诗：

主家山第接云开，天子春游动地来。羽骑参差花外转，霓旌摇曳日边回。还将石溜调琴曲，更取峰霞入酒杯。鸾辂已辞乌鹊渚，箫声犹绕凤凰台。

李峤《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

沁园佳丽夺蓬瀛，翠壁红泉绕上京。二圣忽从鸾殿幸，双仙正下凤楼迎。花含步辇空间出，树杂帏宫画里行。无路乘槎窥汉津，徒知访卜就君平。

邵昇《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

这两首诗，是太平公主势盛时皇帝到她山庄命词臣唱和而作，所以题目中有“幸”字。词藻华丽，对仗工致，作者却以皇家清客的身份而陪侍。其他人写的还有，不必抄了，反正一百篇都是一个模样的。如果韩愈也有幸而参加，他也只好写这种只许媚颂、不许感慨的作品。

浓淡相交的《山石》

《山石》是韩愈一首脍炙人口的杰作，胡适《白话文学史》讥韩诗走上了魔道，对于《山石》，却称为 “这真是韩诗的上乘”。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这首名篇究竟在什么地方写的？后人说法不一，有说在岭南作的，有说在徐州作的，清方世举《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引韩文外集《洛北惠林寺题名》：“韩愈、李景兴、侯喜、尉迟汾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鱼（钓鱼）于温洛，宿此而归”数语，以为即这时所作，又引韩愈《赠侯喜》中的“晡时坚坐到黄昏”和《山石》的“黄昏到寺蝙蝠飞”，说是“正一时事景物”，实太牵强。晡时指下午，这句是说为钓鱼而从下午坐到黄昏，《山石》是说他到僧寺时已是黄昏，他住宿的又是荒僻的寺院，只有粗糙的羹饭，和有温水而可以题名的洛北惠林寺不同。诗中全是写他单独行动，没有第二人，果真有侯喜等在内，诗中不会不提到钓鱼事。至于末了的“嗟哉吾党二三子”，原是泛指，并不包括在场的人，《论语·述而》记孔子之言：“二三子以我为隐乎”，也泛指他的门徒们。总之，这首诗写作地点待考，但并不妨碍我们的欣赏。

题目的《山石》，只是借全诗的首二字，内容和山石无关，《诗经》中已有先例。

诗人穿过山石险峻、走道狭窄的山径，到寺院时已是黄昏。蝙蝠是能飞之兽，现在的大城市中不大见得到了，笔者所见的蝙蝠，就在寺院中。自壮至老，即不再相逢。诗中如用“暮鸦飞”之类便不能突现山寺的黄昏，然而又非虚笔，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新雨足”写雨下得透，和下句“芭蕉叶大栀子肥”正有因果关系。四五两句其实写山寺中没有什么特别的文物，僧人只好向他夸赞壁上的古画，随即用火照看，由于古画的粉墨剥蚀，火光又很暗弱，所以看上去稀疏模糊，隐寓失望的心情。羹饭疏粝，正见得是荒僻的小寺院，观下文的百虫绝，月入扉，其地之清幽静寂可以想见。

第二天一早，诗人独自探胜。“独去”是说没有僧人陪伴。因为烟雾迷蒙，道路都被遮没，也与“新雨足”相照应。山红涧碧，松枥十围，暗示烟雾已去。当流赤足，水声激激，则又是新雨后涧水盈急的景象。诗中没有明说季节，但人们已经可以推测是在夏天。诗人活动的时间只是第一天的黄昏到第二天的清晨，接触的空间却很广阔。这样的僧寺和景物，在旧时中国到处可见，真是要你住宿，未必感到兴趣，但读了韩愈这诗后，也许会使你神往，光是在阴暗的佛殿或山门中，瞥见蝙蝠在梁柱间卟嚓卟嚓地打着旋子，你先会吓了一跳，等到定下心来，就会对这种兽中之鸟发生兴趣。

此诗一韵到底，都用单句，不用偶句。直书所见，无意求工，全以劲笔撑空而出，一句一个境界，一个画面，“天明”六句，就像一幅早行图。后人对《山石》都给予很高评价，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他人数语方能明者，此须一句，即全现出，而句法复如有余地，此为笔力。”方氏《仪卫轩诗集》卷一还有一首《游六榕寺拟退之山石》七古，可见《山石》对后人影响的深远。

查晚晴云：“屡经荒山古寺来，读此始愧未曾道着只字，已被东坡翁攫之而趋矣。”这是指苏轼的一首七古（附后）。苏轼另有一首《王晋卿所藏着色山二首》，其第二首云：“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雾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时。”山水画有着色与不着色的，苏轼因王晋卿（王诜）所藏的“着色山”画幅想到韩愈的《山石》，意思是韩愈的山红涧碧之句，也可看作着色之诗。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曾说韩诗写景处句多浓丽，写感怀则以淡语出之。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写过一首《春日》，末二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评此两句说：“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秦诗固然纤柔，但各个诗人的风格原有刚柔不同的特点，元氏以“芭蕉叶大栀子肥”句来比，就说是女郎诗，也不见得恰当。陈衍《宋诗精华录》云：“遗山讥有情二语为女郎诗。诗者劳人思妇公共之言，岂能有《雅》《颂》而无《国风》，绝不许女郎作诗耶？”陈氏末语，也不符合元好问原意，因为元诗之意，并非不许女郎作诗。

秦观对韩愈倒是很崇拜的，他在《韩愈论》中曾把杜甫诗、韩愈文并提，“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他还写过《秋兴拟韩退之》：“逍遥北窗下，百事远客虑。无端叶间蝉，催促时节去。愁起如乱丝，萦缠不知绪。日月岂得已，还复役朝暮。人生均有得，悲叹我不悟。春秋自天时，感愤亦真趣。”模拟之作，本难工整，但也已非女郎诗了。

苏轼曾作《二月十六日，与张李二君游南溪，醉后相与解衣濯足，因咏韩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次其韵》：

终南太白横翠微，自我不见心南飞。行穿古县并山麓，野水清滑溪鱼肥。须臾渡溪踏乱石，山光渐近行人稀。穷探愈好去愈锐，意未满足枵如饥。忽闻奔泉响巨碓，隐隐百步摇窗扉。跳波溅沫不可向，散为白雾纷霏霏。醉中相与弃拘束，顾劝二子解带围。蹇裳试入插两足，飞浪激起冲人衣。君看麋鹿隐丰草，岂羡玉勒黄金鞿？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

谢自然的疑案

西汉淮南王刘安（刘邦的孙子）好道术，信神仙，得道后举家升天，牲畜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后人便有白日升天的传说。可是刘安其实是因被人告发谋反而下狱自杀的。王充《论衡 · 道虚篇》对升天事曾有纠辨。

韩愈的《谢自然诗》中，那个白日升天的主角却是家境贫困的少女，她的内幕尤其奥妙：

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童騃无所识，但闻有神仙。轻生学其术，乃在金泉山。繁华荣慕绝，父母慈爱捐。凝心感魑魅，慌惚难具言。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如聆笙竽韵，来自冥冥天。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檐楹暂明灭，五色光属联。观者徒倾骇，踯躅讵敢前？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茫茫八纮大，影响无由缘。里胥上其事，郡守惊且叹。驱车领官吏，甿俗争相先。入门无所见，冠屦同蜕蝉。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传。（下略）

诗的大意说，四川南充县有个贫女谢自然，天真无知，却相信神仙，于是断绝繁华，离弃父母，入山修道。她的虔诚不为神仙感动却为魔鬼倾心，神思恍惚难以具体说明。有一天她坐在空房中，忽然云雾下降，冥冥中又听到仙乐之声。顿时白日幽晦，寒风四起，檐楹之间忽明忽暗，掠过五色之光。观众大为惊骇，吓得不敢向前。一刹那间，那女子拔地而起，飘然如风中之烟。八纮（大地的极限）茫茫，她的影子和声音都无法捉摸。地保忙把这事向官府呈报，郡守闻而惊叹，驱车到来观察，当地百姓争先恐后纷纷往观。进门后一无所见，连她的衣帽鞋子也见不到。这一来，全城哄动，都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成仙事件。

接下来是韩愈抨击求仙的议论，还责备始作俑者是秦皇、汉武，流毒延续到后代而不可收拾。全诗前半段是叙事，后半段是议论，所以程学恂以为“有韵之文”。

韩愈是排斥佛道的，但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以佛道为异端，特别是对佛教，更斥为夷狄之教。韩愈自己原也有宗教，文武周孔便是他的四大偶像，他进入文庙，见了孔子牌位，就会下跪；所以，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相反，他相信世上确有妖魔鬼怪，诗中说：“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他认为都是可能的。谢自然已“飘若风中烟”，他就以为是幽明杂乱，人鬼相残，被妖怪摄去了性命，因而为她的“孤魂抱深冤”而痛惜。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韩退之集载《谢自然诗》曰：‘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人多以为上升，而不知自然为魅所着也。故其末云：‘噫乎彼寒女，永托异物群。’”葛立方也是这样看待。清人如李光地《榕村诗选》、王懋竑《读书记疑》以为韩诗是在说仙道犹鬼道，当时举世皆相信谢自然是仙去，韩愈却以为“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便是韩愈的卓识。即是说，仙道是不可信的，妖魔却是存在的，谢自然是中魔着邪了。

不信仙道而信鬼道，这样的逻辑，今天的读者能够信服么？如果不信服，那又如何解释谢自然白日升天的疑案？

揭开这一秘密的是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四：

谢自然女仙白日飞升，当时盛传其事至长安。韩昌黎作《谢自然诗》，纪其迹甚著，盖亦得于传闻也。予近见唐诗人《刘商集》有《谢自然却还旧居》一诗云：“仙侣招邀自有期，九天升降五云随。不知辞罢虚皇日，更向人间住几时？”观此诗，其事可知矣。盖谢氏为妖道士所惑，以幻术贸迁他所而淫之，久而厌居，又反旧居。观商诗中“仙侣招邀”，意在言外。惜乎昌黎不闻也。然则世之所谓女仙者，皆此类耳。

这段话倒很有见识，也见得杨氏的读书有得。文中的“虚皇”，指道教太虚之神，“却还”为回到之意，但杨氏仍相信妖道士有幻术。

刘商是代宗大历时人，时代略早于韩愈。韩愈对谢自然的故事只是听说，刘商也未必见到过谢氏本人，但“却还旧居”的事情必是事实。据韩诗说，“童騃无所识”，似乎还是一个天真的幼女，据《集仙录》，谢氏的年龄是十四岁。刘商本人是相信道术的，《唐才子传》说他“好神仙，炼金骨”，也许他认为这是道门中的丑事，败坏仙道声誉，所以作诗讽刺，诗却写得委婉而微妙。

唐代女道士的风流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李商隐和女道士的关系，就是著名的例子。《醒世恒言》中有一篇《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写宋徽宗的后宫韩夫人到二郎神庙进香，有感于神的美貌，便祷告来生嫁个二郎神那样的丈夫。那一夜，她烧夜香时，二郎神果然出现于她面前。后来几乎天天都到她房里。最后，这秘密被揭穿了，所谓二郎神，却是孙庙官假冒的。

这个故事，也可和谢自然故事相参阅。

皮里阳秋的《华山女》①

①皮里阳秋，实即皮里《春秋》，因晋代郑太后名春，晋人讳“春”字，遂改“春”为“阳”。

《华山女》和《谢自然诗》是姊妹篇。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说：“《谢自然诗》显斥之，《华山女诗》微刺之。总见神仙之说惑人也。”让我们看看华山女究竟是什么样角色：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着黄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軿。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全诗一韵到底，和《谢自然诗》比起来，《华山女》的形象多于议论。其中有的情节，却需要揣摩。

唐代的长安城本来十分热闹，而佛道两教的盛行，和尚、道士的活跃，又使这座帝城到处传来说经之声，撞钟吹螺闹嚷嚷地深入宫廷。诗人先在次句中标出“宫廷”，然后再说民间，隐寓上行下效之意。僧人说法，必以祸福胁诱，下民无知，闻而密接聚会，如同浮萍推排。黄衣道士也想借此炫耀，听道的人却寥若晨星。这一句是写道教势力不及佛教，也是为了逗引下面主角的出场。

有一个来自华山的女道士，为了驱除佛教，于梳妆之后来到道观。她长得颈白颊红，眉毛画得长而黑，其人之妖冶可见。她升座后，不许道观大门敞开，闲人进入。这样，外界便无从知道道观内部的活动了。

不晓得是谁暗中泄露了消息，顿时像响雷一样轰动了全城，把僧寺中听经的人都转移过来，男的乘马，女的坐车，整座道观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后来的人已无隙地，一些妇女纷纷解下金玉首饰相赠送。前面原说听黄衣道士讲道的人很少，来了个华山女，卖座率就爆满了。

这消息又被玉皇得知，便由宫监诏传进宫，说是宫中后妃都想见见她的风采。她在宫中住了几天后，玉皇才允许她回去，于是乘龙驾鹤由天上重返人间。玉皇指宫中的皇帝，青冥指深宫。因为事涉至尊，所以故意写得似幻似真，似仙似人。一些豪门中的子弟，平时本来不晓得修道不修道，这时却像热锅上蚂蚁，向华山女百般缠绕，络绎不绝。华山女却处于云窗雾阁之中，把翠幔金屏重重遮蔽，只教人恍恍惚惚，难以窥测。

最后两句，倒真使人感到恍惚：从字面看，是说那些豪门子弟因仙俗悬殊，无法接近华山女，所以白白地枉通消息，空致殷勤，实际是要读者从夹缝里看。如果华山女真是不许那些豪门子弟入幕，则“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两句，何必写得那么神秘诡异？前人已经看出这种皮里阳秋的笔法，朱彝尊便说：“女道士乃作柔情语，然风致全在此。”朱熹《韩文考异》说：“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遗余力，而于《华山女》独假借（宽容）如此。非也。此正讥其衒姿色，假仙灵以惑众。又讥时君不察，使失行妇人得入宫禁耳。观其卒章，豪家少年、云窗雾阁、翠幔金屏、青鸟丁宁等语，亵慢甚失，岂真以神仙处之哉？”说得极为警辟。王元启也以“云窗”以下“皆亵慢语”。

唐代女道士的浪漫生活，原很普遍，有的还能作诗，著名的有李冶与鱼玄机，诗中常抒发艳情，鱼玄机就写过“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之诗。韩愈深恶佛道，人又好奇，写入诗篇，自必加上一些虚构和渲染。从文学的眼光看，这首诗写得很出色，既浓艳又飘忽，仿佛地上的洛神，从深宫的帝王到豪门的子弟，都为这个华山女而倾倒，而又以偏锋虚笔加强传奇的色彩。

我们看了全诗，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疑问和遐想：华山女既然是世代奉道，志在驱除异教，那应该将她写得庄严矜持，却偏要写她“白咽红颊长眉青”。升座讲道，应该敞开大门，却偏要紧关。在道观内传道，本是光明正大的事情，诗中却说“不知谁人暗相报”。消息传开后，来的却是人山人海，难道真因为她道行高深？“抽钗脱钏解环佩”，是听众中妇女送的，难道没有男子送的？而且女道士何必受人的金玉首饰？下诏召唤，说是后妃要见华山女的容颜，出宫离去，却须经过玉皇的颔首许可。“仙缘难攀俗缘重”，正见得这种仙缘比俗缘还污浊。“浪凭青鸟通丁宁”，其实早已暗通丁宁了。查慎行评韩诗末二句云：“二句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较含吐蕴藉。”杜甫《丽人行》的末二句为“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这是写杨国忠未到曲江时，别人还能看到虢国夫人，等到杨国忠一到，别人因恐遭国忠的恼怒，就不敢走近虢国夫人。杜诗还是正面写来，韩诗则用欲盖弥彰法，所以说“更较含吐蕴藉”。浦起龙《读杜心解》评《丽人行》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因而发挥了讽刺艺术的最大效果。这首《华山女》也是这样。从头到尾，不见谴责呵斥之词，所以有人要说韩公对华山女有“假借”意，但我们读完全诗，这个华山女是何等样人，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什么样子，不就历历在目，而有皮里阳秋之妙么？

幸运的木居士

上海老城永泰街口，原三官堂祠庙前有银杏一株，树已偏枯，半边倚壁突起而粗逾二抱，高六七丈。每年自春至秋，浓荫翠盖，如巨伞中天，背面却枵然中空，从前儿童们捉迷藏，便潜身其中，最奇怪的是，这树身竟隐约如人形，故老们还指点着说，那地方是口耳，那地方是双乳。据有关方面考察，当是南宋时代遗木，至今也已七八百年，当地人称之为“怪树”，却不曾显出什么“特异功能”。直到三四年前，忽传怪树显圣，叶汁可治百病，一时红男绿女，焚香顶礼，把一条小小的永泰街，闹得日夜不太平，以至治安人员不得不出面干预，仍是禁而不绝。

木居士的宗族可谓渊远流长，史书上叫作“木怪”。《汉书 · 五行志》第七：“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阳乡，柱仆地，生支（肢）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头有髭，发稍长大，凡长六寸一分。”树木尚有生命，柱子已经过砍削，应无生气，却如生人，这就奇上加奇。古人忌讳奇异，所以看作是王德衰落的象征。其实大自然中像人的景物多得很，岂非王德永远在衰落了么？

唐大历时卢纶经过山西中条山的伯夷、叔齐庙，曾经作了一首七绝：

中条山下黄礓石，垒作夷齐庙里神。落叶满阶尘满座，不知浇酒为何人？

传说伯夷、叔齐因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后人因敬仰他们节义，立庙奉祀。年代一久，泥像毁坏，乡人其实未必知道夷、齐的事迹，但因为庙中不可无神，塑像又很麻烦，只得搬了黄礓石来做替身。故人常以木石比喻无知之物，却又往往将它们神化。

韩愈在《谢自然诗》中说：“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似乎他是相信木石野兽会变作妖精作祟，但他在《题木居士二首》中，却有这样的话：

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

为神讵比沟中断，遇赏还同爨下余。朽蠹不胜刀锯力，匠人虽巧欲何如？

贞元二十一年（805），韩愈自广东阳山贬所，遇赦量移湖北江陵，途经湖南耒阳江口时，过木居士庙而作此诗。

第二首的头两句，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庄子·天地》：百年的树木，破开做成祭神的酒器，用青黄色来修饰，砍断不用的抛在沟中。祭神的酒器比起在沟中的断木来，两者自有美丑之分，但在丧失本性上是一样的。韩诗用这一典故，意为同样出身于木头，木居士却成为受人供奉之神，就与沟中断木不可同日而语了。二是后汉蔡邕在吴，吴人有烧桐木作柴火的，蔡邕闻火烈之声，知其为良木，便要求裁为琴，而其尾犹焦，世称焦尾琴。这是比喻某些人之被赏识，是很侥幸的。末两句意为：拆穿了说，木居士其实是废物，即使有灵巧的木匠也不能取材。

这两首诗，前人以为讥刺王叔文、王伾的弄权，是否如此，尚有疑问。但也不仅仅讽刺一些向木偶求福的愚夫愚妇。黄彻《溪诗话》卷二：“退之云：‘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可谓切中时弊。凡世之趋附权势，以图身利者，岂问其人贤否，果能为国为民哉？及其败也，相推入祸门而已。聋俗无知，谄祭非鬼，无异也。”这倒说得很得要领。“为神讵比沟中断，遇赏还同爨下余”，即指那些时来运转、侥幸暴发的新贵。从艺术上说，也是韩愈七绝中痛快明畅、音节劲爽之作。

北宋时张舜民南迁湖南郴州，中途见到木居士，便题了一首七律：

波穿火透本无奇，初见潮州刺史诗。当日老翁终不免，后来居士亦奚为？山中雷雨谁宜主？水底蛟龙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复长孙枝。

诗前有一小序：“耒阳县北沿流二三十里鳌口寺，即退之所题木居士在焉。元丰初，县令祷旱无雨，析而薪之。今所事者，乃寺僧刻而更为之。予过而感焉。”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位县令：他本来相信木居士会显神通的，但因祈祷无灵，便把它当柴烧了，真如俗语说的“有事有神，无事无神”，可是僧人却舍不得木居士，仍然要刻一座来供养，不过已是冒牌或副牌的木居士了。

张诗中所谓的“当日老翁”指原始的木居士，五六两句是照应第一句的“波穿火透”，意思是：老树经波穿火（雷火）透本无甚奇怪，如今重新换了一位木居士，又有谁来主宰它呢？

张舜民字芸叟，因坐元祐党祸而谪郴州，所以诗中也多牢骚情绪，他又有一首《纨扇》：“纨扇本招风，曾将热时用。秋来挂壁上，却被风吹动。”这也是讥讽宦海风波的起伏：执政时弄权恃势，呼风唤雨，失意时被搁在一边，反受秋风的作弄。

一根木头，本应受刀锯之苦，由于年久朽蠹，不中巧匠之意，遂弃而不用，只因形状像人，便赢得无数信徒的磕头作揖，谪贬的诗人又为它赋诗吟咏，木居士也算得有运气了。

联句的源流

古人诗集中，常有以“联句”为题目，韩愈集中就很多。这又是哪样一种体裁，它的起源又怎样呢？

汉武帝曾在京城北阙内筑柏梁台，置酒台上，与群臣赋诗，每人一句，两句用韵，后人称之为柏梁体：

日月星辰和四时。（武帝）

骖驾驷马从梁来。（梁王）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

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

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

撞钟伐鼓声中诗。（太常）

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下略）

每句诗内容，都要切合作者自己的身份、职责。但这首诗是否为汉武帝时作品，颇有疑问，从诗的修辞看，实很庸陋粗糙，不过，即使是后人依托，时代还是比较早的，也可看作联句的起源。

从此便有了柏梁体的名称，后世仿效的纷起，《唐诗纪事》记景龙二年（708）十一月十五日中宗五十岁诞辰，在内殿宴群臣时，也有联句之作，下面摘录一段：

润色鸿业寄贤才。（中宗）

叨居右弼愧盐梅。（李峤）

运筹帷幄荷时来。（宗楚客）

职业图籍滥蓬莱。（刘宪）

两司谬忝谢钟裴。（崔湜）

礼乐铨管效涓埃。（郑愔）

陈师振旅清九垓。（赵彦昭）

忻承顾问侍天杯。（李适）

诗的内容也和柏梁诗一样庸陋猥琐，上下左右，皆无联系，只因主人是皇帝，群臣受宠之余，自然分外小心谨慎，竭力以卑词谄色讨好圣心，有些人本非诗人，虽身居朝廷的高位，实同皇家的清客。

可是到了韩、孟之手，情趣功力便大不相同。

韩愈和孟郊是好友，后世常以韩孟并称，欧阳修所谓“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在韩、孟联句中，《斗鸡联句》是著名的一首：

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愈）

峥嵘颠盛气，洗刷凝鲜彩。（郊）

高行若矜豪，侧睨如伺殆。（愈）

精光目相射，剑戟心独在。（郊）

既取冠为胄，复以距为镦。

天时得清寒，地利挟爽垲。（愈）

磔毛各噤，怒瘿争碨磊。

俄膺忽尔低，植立瞥而改。（郊）

腷膊战声喧，缤翻落羽皠。

中休事未决，小挫势益倍。（愈）

妒肠务生敌，贼性专相醢。

裂血失鸣声，啄殷甚饥馁。（郊）

对起何急惊，随旋诚巧绐。

毒手饱李阳，神槌困朱亥。（愈）

恻心我以仁，碎首尔何罪。

独胜事有然，旁惊汗流浼。（郊）

知雄欣动颜，怯负愁看贿。

争观云填道，助叫波翻海。（愈）（下略）

斗鸡的风俗，先秦时就已盛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着一件很有趣的故事：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给鸡套上皮甲，郈氏给鸡安上金属爪子，结果季氏的鸡斗败，季平子发怒了，在郈氏那里扩展自己住宅，还责备郈家，两家为此结成怨恨。《史记·鲁周公世家》又说季氏捣芥子播其鸡羽，这样，鸡张翅起，便将郈氏鸡的眼睛蒙住了。

《战国策》记齐国国都临淄很繁荣富裕，民间便以斗鸡走狗为日常游戏。唐明皇也很喜欢斗鸡，杜甫《斗鸡》故有“斗鸡初赐锦”语，杨国忠最初也以斗鸡供奉内廷而为进身之阶。所以，韩、孟联句中写的，有些是亲自目睹。

参战的两方是一大一小，昂然来、若矜豪，是写大鸡的倨傲自负，竦而待、如伺殆，是写小鸡的戒惧警备。目相射、心独在，是由外形到内心：各露锐眼，窥伺动静，互怀置敌于死地的狠毒之心。北齐李义深心胸险峭，被人称为“剑戟森森李义深”。这句“剑戟心独在”当是用此典。鸡无盔甲和利器，却有冠与爪。镦是矛戟柄末端的铜套，借喻爪之锐利。“天时”两句点明作战在秋冬之间。“磔毛”四句，写作战前的紧张神情：毛羽竖起而噤不作声，颈瘤膨胀得畸形，姿势忽高忽低，捉摸不定，直立之后，一瞥之间，却又改变。何焯《义门读书记》说：“是两鸡空斗未相搏时，俗所谓打拼脚。”

接来写进入搏斗，只见战声喧天，白羽落地，中间略作休息，而最后胜负尚未分明，一方虽受小挫而锐气更加昂扬。总之各有忌心，满怀敌意，不惜以性命相戕害，使对方成为肉酱才痛快。到了后来，一方已裂血失声，一方欲啄其殷（赤黑的血色）以充饥饿，于是又急惊而起，以相周旋，“巧绐”意即游斗。后赵李阳，性刚愎，曾和邻居石勒扑打。战国时大梁人朱亥，有勇力，曾以铁椎杀魏将晋鄙。这里比喻两鸡相斗时的暴烈狠辣。以下是观战后的慨叹，叹鸡之自相残杀。从“知雄欣动颜，怯负愁看贿”两句看，斗鸡主的胜利一方，固然眉开眼笑，洋洋得意，失败的一方却为要拿钱出来而愁苦，可见当时还具有赌博作用，就像现代的跑狗、跑马一样，只是狗、马本身，不会因失利而丧命。

陈沆《诗比兴笺》：“刺当时朋党恩怨争势死利之徒，为权门之鹰犬，快报复于睚眦者。”韩孟原诗未必特为朋党恩怨而作，但字里行间，确有讽世之意，因人禽虽然殊途，而好斗则易使人产生共通性的联想。

朱彝尊云：“咏物小题，题外不增一字，而豪快动人，古今罕埒。起一段精神踊跃，使读者即如赴鸡场观角伎，陡尔醒眼。”评得很中肯。小题大做，也须有才情者方能做得像个样子。

从联句到慰唁

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贫困，到四十六岁才登进士第，唐人将他的诗风看作元和体的一种。韩愈对他很赏识尊重，现在还在流传的“不平则鸣”这句成语，就是出在韩愈《送孟东野序》的开头一句。

韩愈诗集中的联句，除《石鼎》和《晚秋郾城夜会》两首外，都是和孟郊搭档的。这不仅由于两人友谊的深厚，也因为诗风有相近处。韩愈在《荐士》中称孟郊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其实也是夫子自道。刘邠《中山诗话》：“东野与退之联句诗，宏壮博丽，若出一手。王深父（王回）云：退之容有润色也。”吕本中《童蒙诗训》，记黄庭坚语：“退之安能润色东野，若东野润色退之，即有此理也。”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认为不但经过韩愈润色，恐皆出韩手，并以《答孟郊》观之，如“弱拒喜张臂，猛拏闲缩爪。见倒谁肯扶，从嗔我须咬”，便说：“则联句皆退之作无疑也。”这不符事实，因为韩诗中只是泛论作文技巧，和联句无关，而且此诗当作于贞元十四年，当时韩、孟还不曾有联句的活动。

韩、孟联句的方式，各篇不同，《斗鸡》是先为每人两句，然后增为每人四句，也有每人首尾皆两句，有一首《城南联句》最为别致，也是他们独创：

竹影金琐碎。（郊）泉音玉淙琤。

瑠璃剪木叶。（愈）翡翠开园英。

流滑随仄步。（郊）搜寻得深行。

遥岑出寸碧。（愈）远目增双明。

乾檖纷拄地。（郊）化虫枯挶茎。

全诗一百五十四韵，三百零八字，每两句都用对仗。此处只举十句。

按照通常的惯例，起首二句是一个作者所作，即是以成双开始。这首诗却是孟郊先作一单句，韩愈作第二第三两句，孟郊再作第四第五两句，如此轮流下去，最后韩愈又以一单句结束。这叫跨句联法。临到第二人时，必须先对好第一句，然后再作第二联上句，让对方来对，即既要对别人，又要给别人来对，比起过去的成双出句来，难度更大了。联句并非始自韩、孟，但这种跨句联却是他们首创的。后来陆龟蒙、皮日休、嵩起的《报恩南池联句》也用这种法式。

联句都很冗长，内容上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只能偶一为之，韩、孟虽皆高手，这些联句，却是雕虫小技，但其中有一首《莎栅联句》，却值得一读：

冰溪时咽绝，风栎方轩举。（愈）

此处不断肠，定知无断处。（郊）

这首诗是元和五年（810）冬作。莎栅为山谷名，冰溪指谷水。旧注说在河南永宁县西，出莎岭，东流入昌谷。

这首联句，只有二十字，格调高古，语言凝练，不失为唐人绝句中的精致之作。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此当是东野失子时所为，故有断肠之语。”这固然是推测，却可备一说。

孟郊的《游子吟》，是一首万口传诵的名篇，作诗时他自己年已五十，而犹惓惓于三春之晖，故将其母裴氏迎至溧上。不料至元和三年，他的三个儿子都在几天内死去，时年五十八。他的《老恨》诗说：“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其晚景之凄凉可见。

孟郊失子后，曾作《悼幼子》一首：

一闭黄蒿门，不闻白日事。生气散成风，枯骸化为地。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风至。

这个十岁的幼子，还不是他最小一个儿子。“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恩指抚育之恩，却用了“负”字，即倍见沉痛。

又有《杏殇》九首，前有小序：“杏殇，花乳也。霜剪而落，因悲昔婴，故作是诗。”这是以花苞遭霜殒落比喻婴儿夭折。今录三首：

冻手莫弄珠，弄珠珠易飞。惊霜莫剪春，剪春无光辉。零落小花乳，烂斑昔婴衣。拾之不盈把，日暮空悲归。

儿生月不明，儿死月始光。儿月两相夺，儿命果不长。如何此英英，亦为吊苍苍。甘为堕地尘，不为末世芳。

哭此不成春，泪痕三四班。失芳蝶既狂，失子老亦孱。且无生生力，自有死死颜。灵凤不衔诉，谁为叩天关？

白居易也曾丧子，故有“天下何人不哭儿”语。世间一等文章，往往成就于骨肉至情上，因为是用涕泪写成的。苏轼不爱孟郊诗，主要因东坡爱痛快，对东野的愁苦辛寒之音不合他的性格，但他又承认孟郊“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王建《哭孟东野》云：“老松临死不生枝，东野先生早哭儿。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可见他的《杏殇》诗感人之深广。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孟东野连产三子，不数日皆失之。韩退之尝有诗，假天命以宽其忧。三人者（另指白居易、元稹）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爱为难也。”文中说的韩退之尝有诗，即指《孟东野失子》：

失子将何尤，吾将尤上天。女（汝）实主下人，与夺一何偏？彼于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独何罪辜，生死旬日间？上呼无时闻，滴地泪到泉。地祇为之悲，瑟缩久不安。乃呼大灵龟，骑云款天门。（下略）

数日之间，连丧三子，而且从此绝后，对孟郊自是极大的打击。韩愈也知道普通慰唁之言，绝不能消除孟郊的怆痛，又因《杏殇》中有“灵凤不衔诉，谁为叩天关”语，因而假借神话化的设想，驱使大灵龟往天上去责问，为什么对下民如此厚薄不均？上天说，天地人三者是不相关的，我只管日月星辰，如今连日月星辰也管不住了。接下来譬慰说：有子与无子，祸福利害皆未能作为依据，“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大灵龟回来，闯进孟郊梦境，将上天之言再三告诉孟郊，意思是天命如此，孟郊也收悲为喜。

这样的诗，如果写给交情不深的人，就显得孟浪冒失，人家或许会生气，但韩、孟是“忘形交”，韩愈便有把握这样写，也符合孟诗的原意，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自然，这同时又反映韩愈好奇的创作习惯。

总之，无论联句或慰唁，都表现了韩、孟友情的深挚真切。

韩贾订交的经过

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说过“郊寒岛瘦”的话，这是指两人诗风清峭瘦硬，好作苦语有相近似之处，后人常以此作为他们诗歌的特点，因此，谈起孟郊，自然也会想起贾岛，二人都是韩愈好友。

贾岛（779—843），字浪仙，范阳（今北京附近）人。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元和六年（810），于洛阳谒河南令韩愈，也是韩、贾订交的开始。

明代戏剧作家吴炳，以庾长明和郑琼枝仙缘故事编著的《画中人》传奇（即京剧《斗牛宫》之所本），有这样的话：“（小旦）问他也总是不明白的。枉费推敲，喉咙间格格浑难了。”推和敲本是两种不同的动作，如果不明白它的出典，这句“枉费推敲”就不容易理会，倒要煞费推敲了。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黄朝英《缃素杂记》：刘公《嘉话录》云：贾岛初应举赴京师，有一天，于驴上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句。起先想作推字，又想作敲字，练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这时韩愈以吏部侍郎权京兆尹，岛不觉冲至第三节（京兆尹仪仗的行列），左右拥至韩前，岛如实告诉。韩立马良久，对岛说：作敲字好。遂与并辔而归，留连论诗，与为布衣之交。

辛文房《唐才子传》又曾采用，影响更大，后人便把“推敲”作为思索、研讨、斟酌的别称。

贾诗的原题为《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但真实性却为后人怀疑：（一）各本《刘宾客嘉话录》无此文。（二）韩愈任京兆尹在长庆三年（823），次年，他即逝世，而韩、贾订交早在十三年前。贾诗写的是访友人李凝幽居，荒园、草径、鸟宿、池树等都是他目见的实景，则他所见的僧人在月下门前的动作，自然也是实景，并非虚拟想象之词，敲就是敲，推就是推，二者只能居其一，无法自己选择，作品的审美价值并非由诗人随意运思，旁人更难改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见”，一作“望”，两者相较，“见”自胜于“望”，但毕竟属于同一范畴，只是因修辞上的差别而影响到意境，贾诗的推和敲却是实质性的两种动作。

《唐才子传》又记贾岛曾跨驴张盖，横截天衢（京城的大街）。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遂吟“落叶满长安”句。正在思索属联时，忽以“秋风吹渭水”为对，喜不自胜。因唐突京兆尹刘栖楚，被拘留一个晚上。

但刘栖楚为贾岛同辈好友，岛并有《寄刘栖楚》诗，此事自也不可靠。大概贾岛曾冲京兆尹是事实，也为当时人作为新闻来传播，后人又分为两事，其意在于用故事体来形容他的苦吟生活。《新唐书 · 贾岛传》只说：“一日，见京兆尹，跨驴不避，呼诘之，久乃得释。”这是转圜办法，也是谨慎态度。

元和五年，贾岛至洛阳，欲见孟郊而未成。到了冬天，作《携新文诣张籍韩愈途中成》诗，于雪天谒见张籍，首二句云：“袖有新成诗，欲见张韩老。”这年他三十二岁，但没有见到韩愈。至次年春天才始见到，韩愈乃作《送无本师归范阳》，可见贾岛这时还是僧人。诗的开头说：“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这是先反后正，妙于翻用，意思是贾岛后来能够勇往大胆，还由于韩愈自己指引之故。全诗主要阐述学诗之道，也记两人相识的由来。

同年秋天，随韩愈入长安，居于青龙寺，同时认识了孟郊。但贾岛何时还俗，是否韩愈督促，皆不能确知。

韩愈贬潮州后，贾岛曾有《寄韩潮州愈》：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补上浪西楼。

贾岛诗以五言居多，这首七言，却很流畅明润，虽遥寄谪臣，却无愁苦之音，只道相思之切。

又作了一首五言《寄韩湘》：

过岭行多少？潮州涨满川。花开南去后，水冻北归前。望鹭吟登阁，听猿泪滴船。相思堪面话，不著尺书传。

韩愈谪潮州时，侄孙湘、滂皆侍行。结尾两句，原是期望，意为相思之情，只有等到日后重见时才能当面诉说，无从在书信中表达。

后来韩愈还长安，曾游南溪，贾岛也同游，曾作《和韩吏部泛南溪》：

溪里晚从池岸出，石泉秋急夜深闻。木兰船共山人上，月映渡头零落云。

又有《黄子陂上韩吏部》诗，其中“溪潭承到数，位秩见辞频”两句，前者指数次泛南溪，后者指韩愈告病假事。张籍《祭退之》中的“偶有贾秀才，来兹亦问并”，此贾秀才即贾岛。

韩愈的《南溪始泛三首》作于长庆四年（824）。这年冬天，即病逝于长安。

贾岛不但诗瘦，人也瘦，他自作《和刘涵》云：“新题惊我瘦，窥镜见丑颜。”姚合《别贾岛》也说“诗仙瘦始真”，孟郊《戏赠无本》又说“瘦僧卧冰凌”。贾岛逝世后，姚合挽诗有“有名传后世，无子过今生”语，则他与孟郊又都是无后之人。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贾岛为僧时，洛阳令不许僧午后出寺。岛有诗云：“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韩愈惜其才，俾反俗应举，赠以诗，贾岛由此而振名。另外有一首《赠贾岛》：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这首诗实为后人伪托，因为贾岛在洛阳时，孟郊还不曾死。这和“推敲”的故事，同为韩、贾交谊史中的纸花，虽然很可赏玩，却不是真的。

诗坛怪杰

中唐诗坛，元白之外，韩愈一派，也是一个重心，用现代话说，就是一个集团，不过他们只是以文会友，没有什么组织上的关系。在这个集团中，有几个人可称为怪杰，不但作品怪，人也怪，如孟郊、贾岛、卢仝、刘叉等，还有是处于边缘的鬼才李贺。《新唐书》就把这四人附于韩愈传之后。作品之怪，主要表现在语言的使用、想象的驰骋上，这一点，和韩愈的求奇求险的创作心理有共通地方。功过优劣，后人各执一词。

其中的卢仝，韩愈还和他有创作上的合作关系。

卢仝，号玉川子。郡望范阳，原籍河南济源。玉川本井名，在卢仝家乡浝水北，一名玉泉。卢仝喜饮茶，常汲井泉煎煮，乃有此自号。又作《走笔谢孟谏议新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从这首诗里，已可觇其怪气。他的身世和性格，可于韩愈《寄卢仝》开头一段，略见梗概：“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十二年）。至今邻僧乞迷送，仆忝县尹能不耻？俸钱供给公私余，时致薄少助祭祀。劝参留守谒大尹，言语才及辄掩耳。”这一段实在写得好，韩愈的自责，尤见其爱才的殷勤。这时韩愈为河南令，洛阳有东都留守、大尹，韩愈劝卢仝向他们参谒，仝即“言语才及辄掩耳”，所以卢仝到老是个处士。而对韩愈的资助，他却接受。韩愈贬国子博士时，卢仝作了五首诗表示感慨，中有“烈火先烧玉，庭芜不养兰”语，正是惺惺相惜。他的《苦雪寄退之》的“唯有河南韩县令，时时醉饱过贫家”，也可看到韩愈对他的器重。“宰相须用读书人”，就是地方官，何尝不需要有些学问呢。

卢仝家境虽很清寒，贮书却很多，他在《冬行三首》中说：“扬州屋舍贱，还债堪了不？此宅贮书籍，地湿忧蠹朽。”孟郊《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贫孟忽不贫，讲问孟何如？卢仝归洛船，崔嵬但载书。”这是把书看作财富，卢仝一到，孟郊也不贫了。造句形式的奇特，又是韩孟诗派的特色，特色近似，彼此感情也会相应而加深，即是说，诗派对友谊往往起媒介作用。

元和六年，卢仝曾经写过《月蚀诗》，长达一千七百余字，句式参差错综，文字怪僻诡异，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天书。诗中把日月看作天之双眼，月蚀便是天瞎一目。天怎么会瞎了眼呢！“呜呼！人养虎，被虎啮。天媚蟆（蟾蜍），被蟆瞎。乃知恩非类，一一自作孽。”即是说，对于非我族类，绝对不能开恩，开了恩，便会自食恶果。因此，他希望嫦娥“手操舂喉戈，去此睛上物”。这是把嫦娥看作女力士了。

这首诗，他所讥刺对象是谁，学者未能确定，但卢仝假此诗以讥刺权贵或时政则可肯定。

韩愈为此作了一首《月蚀诗效玉川子作》，比卢诗大为精简，下面是两诗的对比：

新天子即位五年，岁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调黄钟。森森万木夜僵立，寒气赑屃顽无风。（卢仝）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森森万木夜僵立，寒气赑屃顽无风。（韩愈）

玉川子又渧泗下心祷，再拜额摺沙土中。地上虮虱臣仝，告诉天皇。臣心有铁一寸，可剜妖蟆痴肠。皇天不为臣立梯磴，臣血肉身，无由飞上天，扬天光。（卢仝）

再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刳凶蟆肠。无梯可上天，天阶无由有臣踪。（韩愈）

这里只举一例。题目上说是“效”，实际是韩愈把卢仝诗删改得很多，所以有的本子就作“删玉川子作”。诗中仍以玉川子自居，我们姑且叫它“合作”。如果友谊不密切，诗风差得过远，韩愈就不会这样做。

后人也承认卢仝原诗豪放雄快，但诗还得遵守它的规范，豪放必须有个分寸。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如韩退之效玉川子之作，斲去疵颣，摘其精华，亦何尝不奇不怪？而无一字一句不佳者，乃为难耳。”这说得很公允。我们如果将韩诗单独欣赏，也确是瑰奇挺拔之作。

卢仝另有一首五古《月蚀诗》：

东海出明月，清明照毫发。朱弦初罢弹，金兔正奇绝。三五与二八，此时光满时。颇奈虾蟆儿，吞我芳桂枝。我爱明镜洁，尔乃痕翳之。尔且无六翮，焉得升天涯？方寸有白刃，无由扬清辉。如何万里光，遭尔小物欺。却吐天汉中，良久素魄微。日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

意义和上一首一样，却是文从字顺，最后以天上人间相联系，虽感慨却很婉转，使人有心平气和之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卢仝“其诗古怪，而《女儿集》（曲）、《小妇吟》《有所思》诸篇，辄妩媚艳冶”。

有成就的诗人，风格总是多样化的，卢仝也是这样，例如《卓女怨》：

妾本怀春女，春愁不自任。迷魂随凤客，娇思入琴心。托援交情重，当垆酌意深。谁家有夫婿，作赋得黄金。

这又是何等“妩媚艳冶”。末两句，也即慧眼识英雄之意。当然，在评量一个诗人的风格时，还须分别主要和次要，险怪毕竟是卢仝的主要一面。

关于卢仝之死，辛文房《唐才子传》说是因遭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而亡，后人因此而定其卒年。这是不确切的。他的享年，四十余岁，近年中华书局的《唐才子传校笺》已有析辨。

灯檠与蒲鱼

灯在古代的一般家庭，妇女大多用于缝织，男子大多用于读书。宋晁冲之《夜行》：“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读书灯。”周密《夜归》：“村店月昏泥径滑，竹窗斜漏补衣灯。”皆写夜不虚度，人不负灯。黄仲则《题洪稚存机声灯影图》：“楼风刮灯灯一粟，书声机声互相逐。”这是写母子两人在书声机声中过着夜生活，而起支持作用的是灯火。

灯的架子叫檠，檠有长短之别，韩愈有一首《短灯檠歌》，却以常见的事物而深寓社会内容：

长檠八尺空自长，短檠二尺便且光。黄帘绿幕朱户闭，风露气入秋堂凉。裁衣寄远泪眼暗，搔头频挑移近床。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此时提携当案前，看书到晓那能眠？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墙角君看短檠弃。

这是一首七古，却发挥长话短说的效果。先写短檠灯不仅便于裁衣，也便于看书，所以远胜于长檠。裁衣的代表女子，妻，频频用玉搔头挑灯。看书的代表男子，夫，通宵苦读未眠。女的将灯移近床前，男的提携当案，两种动作，一样用意。长檠灯以“空自长”开始，以“照珠翠”结束，最后还是长檠灯受主人重用。

全诗逐步深入，富于逻辑色彩。由帘幕至户堂，由风露至裁衣，由思夫而流泪，由泪眼模糊而频频以簪挑灯。末句收到本题，悬崖勒马，不再添一句，何焯所谓“骨节俱灵，字无虚设”。

朱彝尊以为“裁衣二句是女子事，于前后语意不伦，删之为净”。恐怕没有透视此诗命题。全诗没有这个女主人，就像有灯而无火，有火而不明。短檠、长檠只是用途上的不同，并不意味身份上的差异，首句“长檠八尺空自长”，意谓长檠对裁衣看书不及短檠。看第三句的“黄帘绿幕朱户闭”，东鲁客似非寒士，只是这时年纪还轻，功名未曾到手，离开富贵尚远。

但这首诗的主题思想究竟应当怎样理解？

一派是讽刺东鲁客的厌旧恋新，遗弃糟糠之妻，“照珠翠”即喻新人，短檠比喻裁衣的旧人。这是最简便的理解。

另一派是“长檠高张照珠翠”的仍指原来的裁衣人。这或许出于某些读者的意外，但全诗的更深刻的社会内容就在这里。

那么，东鲁客岂非很有情义，可共安乐，并不是一个薄幸人，诗人作此诗还有什么讽世意义呢？

不知这正是诗人的《春秋》笔法：男的功名富贵到手了，女的自然叨了妻财子禄的光，也即妻以夫贵，身上的首饰也多起来了。戴在头上的珠翠是需要长檠照，才能使光彩炫人双目，短檠自然被弃在墙角，这样，本来不存在身份、等级之别的短檠、长檠，也有前卑后尊的区别了。所以，“长檠高张照珠翠”这一句，实是全诗之魂，概括了多少新贵暴发的富贵骄人的势利面目，观“吁嗟世事无不然”而尤明。苏轼谪黄州时作的《侄安节远来夜坐》，有“免使韩公悲世事，白头还对短灯檠”句，则是反用韩诗原意。

韩愈咏自己夫妇之情的，则有《青青水中蒲三首》：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双鱼。君今陇上去，我在与谁居？

青青水中蒲，长在水中居。寄语浮萍草，相随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叶短不出水。妇人不下堂，行子在万里。

这是他年轻时，代他夫人卢氏作的闺思诗，用乐府体。

第一章的君指鱼；我，蒲自称。此以蒲、鱼起兴。但蒲和鱼在一起，而君与我分离，所以何焯说是“反兴”。第二章是比，意谓蒲不能移动，不如浮萍尚能相随。第三章是兴，以叶短不出水起兴，比喻古代妇女不能出门。

此诗语浅意深，炼藻绘以入平淡，也见韩愈当年少年夫妻的恩爱。但无论是《短灯檠歌》或《青青水中蒲》，说到底，还是反映古代妇女人格上没有独立性只有依附性。

中秋望天路

宫市是唐代中叶一大弊政，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用诗歌揭露宫市的扰民。宫市的实况在韩愈《顺宗实录》中曾有记载，大意是：按照旧例，宫中要购买货物，本由官吏承任，并以相等价值付偿，到了德宗贞元末，这差使便转为宦官，宦官的手段是大家所熟悉的。看到货物，便说宫中委购，真伪难分，付的价值只抵原价百分之几，也便是象征性的，还要勒索什么门户钱、脚价钱。卖方大多是农民，往往空手回家。所以名为宫市，实为掠夺。曾经有一农民，以驴负柴至城中出售，宦官就口称宫市强取之，只给绢数尺，还索取门户钱。农民靠卖柴养一家老小，便争吵起来，殴打宦官，街吏将他捉住，上报朝廷，皇帝下诏处分这个宦官，给予农民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

末一句说得非常警辟。宦官既是官，官场积弊从来就是办管办，干管干。尤其宫字当头，谁也没法认真，给绢十匹，聊示皇上之圣明而已。

不想韩愈却认真起来，他任监察御史时，便以言官的身份上书数千言，德宗非但不听，还大为恼怒，便于贞元十九年（803）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令。

宫市之弊，德宗岂有不知？撤销宫市，对皇帝毫无损失，可是对宦官却损失很大。当时宦官已手操生杀之权，连朝廷出兵，都由宦官做监军，怎么能够惹得？后来的宪宗就是给宦官杀害的。韩愈的《顺宗实录》所以遭宦官之忌，文中揭露宫市之弊，也是原因之一。

韩愈之贬阳山，原不仅由于论宫市一端，还有复杂的人事上因素，但论宫市实为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监察御史张署，也因劝谏德宗减免关中徭赋而被贬临武（今属湖南）。韩愈祭张署文，故有“我落阳山，以尹鼯猱。君飘临武，山林之牢。岁弊寒凶，雪虐风饕”语。

宪宗即位，大赦天下，他们仍不能回到朝廷。韩愈改任江陵（今属湖北）法曹参军，张署改任江陵功曹参军，在郴州（今属湖南）逗留了一些时候。这首《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即是在郴州作。

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朝清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只得移荆蛮。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同时流辈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前四句是写景。因为万里无云，一天月色，银河也看不到了。于是举酒相祝，请张署唱歌，实即吟诗。从“洞庭连天九疑高”到“天路幽险难追攀”止，都是转述张署歌辞原意。

先从南迁时荒凉艰苦的历程说起，冒九死一生之险才到达官所，就此默不作声，如同躲藏起来。虽然如此，还是有种种恐惧。床下怕蛇出没，进食怕中毒。这两句既写出海南的风土特色，也反映北方人不能适应的苦恼。

夔和皋陶都是传说中尧舜时的良臣，这里借喻宪宗即位，贤良起用。此次大赦令于八月初五日颁发，十五日前到达郴州，所以说一日行万里。大赦的范围是，处死刑者免死，谪迁、流放者召回、赦还。

可是当州官申报上去后，却被观察使扣压了。据沈钦韩注说，这时湖南观察使为杨凭，即柳宗元岳父，他自必承王伾、王叔文的意旨，使韩、张被抑。如果此说不误，那么，韩愈之厌恶二王，不是没有来由的了。

判司是唐代诸曹参军的统称，有过即受笞杖之苦。杜牧《赠小侄阿宜诗》：“参军与簿尉，尘土动劻勷。一语不中治，鞭笞满身疮。”韩诗的“尘埃间”指伏地挨打，小杜诗的“动劻勷”，则含幽默味，意思是还要尘土来帮忙。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也有“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语，说明卑官的屈辱可怜处境。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云：“贬谪之苦，判司之移，皆于张歌辞出之，所谓避实法也。”接着，由韩愈自己来评说，归结于命运如此，不能违背，所以还是饮酒，陶渊明《责子诗》所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但陶诗是旷达，韩诗是牢骚。因为张署歌辞很悲苦，韩愈则故作优游，所以说“我歌今与君殊科”，即用意不同。末句“有酒不饮奈明何”的“明”，也有作为明年解的，似以作明月解为胜，即是不要为烦恼而辜负此明月。以单一“明”字指明年，很牵强；指明月，较通顺，童第德《韩集校证》卷三：“此承上省月作明，义本明白。”说得很对。

这首诗也是韩愈以文为诗的代表作，其中无一联是律句。“歌”字两见，但复韵古人多有之。

阳山之贬，新旧《唐书》说是因论宫市，另一说是因关中旱饥，韩愈上疏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为京兆尹李实所忌而获谴。据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则是为了后者。《赠三学士》也作于尚滞留湘中时，但这时二王已失败，这里只就诗中所表现的情绪而言，韩愈是有一肚皮怨气的，中间还牵涉柳宗元和刘禹锡，而对二王之败，则大为痛快，亦见宦海恩仇，如惊涛拍岸，永无宁日，持此以与前一首对照，则韩公之对酒当歌，实是矫情，远过于张歌的但道悲酸。但无论是前首或后首，在表现诗人的性格上还是统一的。

圣德与笔祸

宪宗即位后，王叔文集团受到贬逐，藩镇如蜀中的刘辟、夏州的杨惠琳等皆因叛乱而被斩。元和二年（807），韩愈任国子博士，写了一首四言的《元和圣德诗》，共一千二十四字。诗中对宪宗“文武神圣”的功绩大为颂扬。后人对此诗评价分歧，苏辙《诗病五事》以为“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陈师道《后山诗话》：“少游谓《元和圣德诗》于韩文为下，与《淮西碑》如出两手，盖其少作也。”也有人说，这是在警诫藩镇。笔者觉得这首诗在表现韩愈的性格上倒很真实：一个热中的人也最易冲动，一冲动，就不惜用尽铺张和肉麻的话。

到了元和十四年，宪宗遣使臣往凤翔迎佛骨到宫廷，韩愈时任刑部侍郎，乃上表劝谏，表中举出自汉明帝至梁武帝，皆因信佛而享国短促的事例。帝王本来什么也不怕，独独怕寿命不长。宪宗之迎佛骨，无非为了祈求延年，自然览表大怒，要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诸亲贵的说情，才贬为潮州刺史。

在赴潮州途中，他写了不少诗，都很精彩，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便是传诵的杰作。他由蓝田入商洛（今陕西商南县一带），途经商洛西北的武关，作了一首《武关西逢配流吐蕃》：

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

唐朝制度，在西面边界擒获的吐蕃囚犯，解至南方，都不杀死。所以首二句这样说。既借苦说苦，亦以生慰生。从末二句看，他自问已无生还之望，但在《路傍堠》中，又有这样的话：

堆堆路傍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吾君勤听治，照与日月敌。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何当迎送归，缘路高历历。

在战国时，出武关而南，便是由秦而赴楚地。堠是记里程的土堆，五里只堠，十里双堠，就像长亭、短亭。可见他还是希望能回去的。柳宗元《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也有“岸傍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句。大凡流落天涯的人，看到堠子邮亭，也必分外凄怆，岁月就在一堠一亭的茫茫长途中消逝了。

到了邓州穰县的曲河驿，他又作了一首《食曲河驿》：

晨及曲河驿，凄然自伤情。群乌巢庭树，乳燕飞檐楹。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下负朋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

这是隐喻人不如鸟，鸟尚有庭树檐楹可以栖息，自己却因重罪而漂泊海南，与亲友别离，将图书抛弃。末句的“生成”指父母养育之恩，其实说得多余，人未到非死不可地步，谁愿意轻生呢？但上述这些诗，都是正面说的，尚无牢骚之意。

韩愈从京城长安至潮州，行程为七十余天，经过乐昌县的昌乐泷时，写过一首《泷吏》：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险恶不可状，船石相舂撞。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行当何时到？土风复何似？泷吏垂手笑，官何问之愚？譬官居京邑，何由知东吴？东吴游宦乡，官知自有由。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侬幸无复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问为？不虞卒见困，汗出愧且骇。吏曰聊戏官，侬尝使往罢①。岭南大抵同，官去道苦辽。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圣人于天下，于物无不容。比闻此州囚，亦有生还侬②。官无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当明时来，事不待说委。官不自谨慎，宜即引分往。胡为此水边，神色久傥慌？……凡吏之所诃，嗟实颇有之。不即金木诛，敢不识恩私？潮州虽云远，虽恶不可过。于身实已多，敢不持自贺！

①这句和上句的“侬”是第一人称的“我”。

②这句的“侬”指第三人称的“人们”。

据旧注，县名乐昌（今属广东），泷（急流的水道）名昌乐。诗的大意说，他向泷吏询问潮州路程和风俗，泷吏垂手笑道：官人怎么如此愚蠢？譬如您在京师时，怎会知道东吴的事情，但东吴是游宦之乡，潮州又是什么地方？是罪犯才到那里去呀！我并不犯罪，何从知道？官人马上就要到潮州了，还忙着问它作甚？

韩愈闻而大为羞窘，泷吏见状，连忙说：不要见怪，这原是和官人说着玩的，我曾经因公出差自潮州回来。下面便将潮州风土说了一遍，又说：现在是圣人（指皇帝）的天下，事事宽大为怀，潮州的囚犯也有生还的。官人不要讨厌这地方了，罪犯原是应该去的，不算委屈。如今既是圣明之时，官人却远道而来，这道理不待详说，应当有自知之明，还是守着本分前往，怎么还在水边神色慌张？

韩愈觉得泷吏的所有讥责都很切实，自己幸而不受斩杀桎梏之祸，怎能不识好歹？尽管潮州又远又荒僻，对自己这样的罪臣已很优厚，岂敢不以此自庆！

前人说这诗也是游戏之作，固然不错，看看中间的某些情节，就是出于虚构，当时的泷吏不可能对刺史挖苦得那么利害，尽管是谪贬的。所以这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最后四句，明知潮州既远而恶，却还自相庆贺，不正是反话冷话？

韩愈是大唐的文臣，他的上表劝谏，就像他写的《元和圣德诗》一样，完全出于忠诚，一心巴望唐室稳固清明，表也写得义正词严，不想为此而招来笔祸。他在一路上所作之诗，虽翻覆自认有罪，心里怎能平静？到了昌乐泷，看到水流险恶，船石相撞，随时可以发生意外。遇见泷吏时，也许有几句戏谑的话，于是内心又冲动了，借此发泄牢骚。诗人的创作心理本来容易理解。

然而在皇权时代，却还允许谪官公然说出反话冷话，尚不失为“圣人于天下，于物无不容”的“明君”。这样看来，韩愈的《元和圣德诗》也还颂扬得对。

从韩湘到韩湘子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是传诵的名文。他和十二郎，从小在一起，名为叔侄，实同兄弟。此文尤以至性至情，抒发“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的骨肉之痛，故成为祭文中的绝唱，以涕泪蘸笔端而写成。

十二郎名老成，韩介之子，谨厚能文，颇为韩愈器重。韩愈于贞元十六年（800）有《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其一云：“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东流。我有孤侄在海陬，三年不见兮，使我生忧。日复日，夜复夜，三年不见汝，使我鬓发未老而先花。”用长短句的形式，寓真于淡，写两地相思之情。

老成有二子：韩湘、韩滂。韩愈因谪贬而量移袁州时，湘与滂皆相随从。韩滂卒于袁州，年仅十九，韩愈哭而葬之。韩湘字北渚，长庆三年进士，官大理丞。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这是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上表而谪潮州时，至今陕西蓝田县东南的蓝（田）关时作的。古代以右为贵，以左为卑，故称贬谪为左迁。

诗的一二两句，形容得罪的迅速，朝上奏而夕贬潮州。第三句仍认为自己做得没有错。这一年韩愈五十二岁，在古人已觉是衰朽之年，但他还是想以残年为国除弊，与上句紧相贯通。秦岭在蓝田东南，即终南山别出之岭，要进入商洛，必须经过此岭。作此诗时他还在陕西境内，题目上明白写出“侄孙湘”，即第三代。

但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十九中，却有这样一段记载：

韩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学院中子弟悉为凌辱。韩愈遽令归，并加斥责。侄拜谢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掘窠四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较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黄、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乃韩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大惊异，侄且辞归江淮，竟不愿仕。

《杂俎》中只说“疏从子侄”，未点名韩湘。段成式是晚唐人，距韩愈时不过三四十年，而已经产生这样离奇的故事。但他也并非没有一点来历。韩愈家中确有牡丹，并作过《戏题牡丹》七律。段成式在《杂俎》中曾对牡丹的移植作过小考证，说明他对牡丹很感兴趣。其次，韩愈早年在徐州时又作过一首《赠族侄》，下半首说：“朝眠未能起，远怀方郁悰。击门者谁子，问言乃吾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既往怅何及，将来喜还通。期我语非佞，当为佐时雍。”韩愈这时也很萧条失意。这个族侄，本不相熟，所以开门见面后还要问他，他除了自认是同宗外，还说有奇术，知天工，下两句又写过去未来之事。所以这首诗本身便有些迷离惝恍。浦江清《八仙考》以为园艺家讲究变种变色的来源或方法，“或者那时已有变种的方法，而过神其说”；章士钊《柳文指要》：“成式所述韩侄治牡丹之法，与现代北京用温室烘焙不时之花，有相类似。”皆未必符合段氏原意。《杂俎》为笔记小说，内容多记仙佛鬼怪故事，所以原意纯出于志异谈怪。

到了宋代刘斧的《青琐高议》前集，便把韩湘说成“韩文公之侄”，为人落魄不羁，见书则掷，对酒则醉，韩愈责之，湘笑曰：“湘之所学，非公所知。”后来韩愈要试验他夺造化开花之术，湘便在韩愈开宴时，取土聚于盆，用笼覆之，巡酌间，湘曰：“花已开矣。”花朵上有“云横”二句，韩愈莫晓其意，并曰：“此亦幻化之一术耳，非真也。”湘曰：“事久乃验。”后韩愈赴潮途中，俄有一人冒雪而来，乃湘也，因谈向日花上之句，韩愈询地名，即蓝关，大为叹服，称为“异人”。但《太平广记》引《仙传拾遗》，又以为是韩愈外甥事。至宋元戏文杂剧，便有《韩湘子三度韩文公》《韩湘子三赴牡丹亭》等剧目，《金瓶梅》还载有《韩湘子度陈半街升仙会》杂剧。元人又将韩湘子列入八洞神仙①。韩湘一经变成韩湘子，便有仙凡之别，和韩愈的辈分也由第三代升为第二代。旧时丧家设筵奏乐，常有《蓝关》一曲，意为祝祷亡人升登仙界。《全唐诗》将韩湘、吕岩、张果等同列为仙部，收入了韩湘的两首诗，《答从叔愈诗》云：“举世都为名利醉，伊予独向道中醒。他时定是飞升去，冲破秋空一点醒。”此诗和另一首《言志》，都录自《青琐高议》。笔记或戏剧，内有怪诞故事，原可见怪不怪，堂堂御修的《全唐诗》，竟也荒诞到这个地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高议》所记怪异事迹，“多乖雅驯”，又云：“斧作小说，侈谈神怪可矣，士大夫以为实事，而记于家传别录，好事者又校正其异同，相率说梦，不亦傎乎？”说得非常对，然则《全唐诗》抄录《青琐高议》中的韩湘诗，岂非更是梦中之梦？

①八仙的传说很早，但早期各说不同，或无何仙姑、张果老，而有徐仙翁、风僧寿或元壶子等。民间传说中的八仙，为明代以后之说。

韩愈谪潮州时，韩湘二十七岁。韩诗所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当是韩愈先行，韩湘后行追上，所以才有收骨瘴江（指潮州一带）的期望。韩愈至广东增城县，有《宿曾（增）江口示侄孙湘二首》，其时两人当已在一起，后又相从到袁州（今江西宜春），这固然见得韩湘兄弟的情义，另外也还有政治上的原因，留待下一篇中再谈。

一人做事一家当

元和十年（815），韩愈在京师任中书舍人，作《示儿》诗，开头说：“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①，冠婚之所于。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下略）”这首诗后人议论不一，苏轼以为所说皆利禄之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也有人为韩愈辩白。舍此不谈，单从诗中描摹的风土景物、家人亲情、友好戏娱这些情节来看，韩愈这时的家庭生活是过得很愉快美满的，他所以能有这种境遇，就因读书辛勤之故。他写此诗，便是要儿辈不要迷失本志。在《人日城南登高》中，也有“亲交既许来，子侄亦可从”语，也见得当时亲朋子侄过从的密切。

①荣，屋檐。

到了元和十四年，韩愈被贬至潮州，从《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云横秦岭家何在”这句看，他离京时家人还在长安，不久，他的家属也被迫离京了，因为罪人的家属是不准留在京城的。末两句的“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当是指韩湘因侄孙关系，也不能留京，故而事后赶去，否则，一个谪官，何必有两个侄孙跟随至贬所呢？

他的《过始兴江口感怀》云：

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

始兴江在今广东韶州，大历十四年（779），韩愈曾随其兄韩会之贬潮州相随南迁，年仅十岁，这时则因自己获罪而重至潮州。百口形容家人之多，包括仆人，但十二郎和他嗣母郑氏、乳母等皆已去世，旧人零落，更为凄怆。

韩愈有一个女儿叫女挐，才十二岁（古代用虚岁），本已患病卧床，加上惊惶和劳累，便在旅途中死于商州南的层峰驿，草草下葬。时为元和十四年二月。次年韩愈蒙赦还朝，途经女挐殡地，写下一首《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

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

女挐死于旅途中，韩愈已赴贬地，来不及绕坟三匝而哭。《礼记·檀弓下》：“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聚土筑坟），左袒，右还（围）其封且号者三。”第五句用此典故，却是死典活用。第六句为记实，写他在贬地听人传言女挐祭仪的凄凉。末两句意谓，由于受自己之罪而牵累，这种惭痛，即使多至百年，还是老泪纵横，正因家破人亡，感情也深厚自然。

长庆三年（823）十月，韩愈任京兆尹，乃将女挐尸骨移葬故乡河阳，并撰《祭女挐女文》：

呜呼！昔汝疾极，值吾南逐。苍黄分散，使女惊忧。我视汝颜，心知死隔。汝视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随谴。扶汝上舆，走朝至暮。天雪冰寒，伤汝羸肌。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饮食，又使渴饥。死于穷山，实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①。使汝至此，岂不缘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瘗随行，谁守谁瞻？魂单骨寒，无所托依。人谁不死，于汝即冤。我归自南，乃临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岁之吉，致汝先墓。无惊无恐，安以即路。饮食芳甘，棺舆华好。归于其丘，万古是保。尚飨！

①《穀梁传》昭公十九年：“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水火，指遭受意外灾祸。母之罪，是说母亲应负责任。

全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语言极为通俗，等于是古代的白话文，所以无须疏解，也不忍删节，虽较《祭十二郎文》简短，却可看作姊妹篇。贺贻孙《诗筏》说韩愈绝妙诗文，多在骨肉离别生死间，“亦是至哀即哭，真情流溢，非矜持造作所可到也”。不失为知音之言。

女挐归葬河阳时，又撰《女挐圹铭》，开头说：“愈之为少秋官（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乱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败，可一扫刮绝去，不宜使烂漫。天子谓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汉南海揭阳之地。”他仍然坚持谏佛骨没有什么错，佛是“夷鬼”，佛法乱治，应当彻底扫刮，等于把当初召祸的原表的要点重新复述一下，也见得韩公的倔强。

父亲获罪，却连十二岁的患病的女儿也不准留在京城，而父亲获罪的原因是由于劝皇帝不要迷信虚妄的佛骨，不要做蠢事。这样的事情，对今人来说是万难置信的，在韩愈时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俗语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话，这时却是一人做事一家当了。

韩愈在潮州不过七八个月，他以谏佛骨得罪又以谏佛骨而名更显扬。到他任京兆尹时，女挐是十六岁。古人结婚早，如果这时女挐还活着，也快到出嫁之年了，死者总是吃亏的、委屈的。一瞑之后，什么都不存在了，祭文哀词，无论写得怎样真切沉痛，对死者来说也是枉然的。

长庆四年十二月，韩愈自己也死了，不知这对父女能否在地下重逢？但愿如此。

又，女挐是韩愈第四个女儿，另外两个，一嫁李汉，一嫁蒋系。李汉字南纪，亦韩门弟子，官至吏部侍郎，韩愈身后的遗文就是由他收拾整理的。

潮州的鳄鱼

韩愈在《泷吏》诗中说：“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这是他在乐昌县时听泷吏说的潮州风土，所以他的《题临泷寺》有“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的话。

到他正式任潮州刺史后，询问民间疾苦，都说恶溪有鳄鱼①，吞食民畜熊豕鹿獐，于是写了一篇《鳄鱼文》，勒令鳄鱼在三天之内率丑类南徙于海，三天不走放宽五天，五天不走放宽七天，七天再不走，就是故意不肯迁避，心目中没有刺史，刺史就要精选有技能的吏民，操强弓毒矢来对付，务必杀尽才罢休。

①恶溪：即广东韩江。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过海口，下恶水。”即此。

林云铭《韩文起》云：“文中只用‘告’字，并无‘祭’字。故李汉编入杂著，不列祭文卷内。后人不知此意，把题目硬添一‘祭’字。”实也是对丑类的讨伐令。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中就说：“文气似司马相如《谕巴蜀檄》，但彼以雄深胜，此以矫健胜。”文中一再申明先礼后兵、教而后诛的本意，不但理直气壮，而且苦心孤诣，文姿又婉转跌宕，层层盘剥。

《旧唐书·韩愈传》中说：“咒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这岂非把韩愈写成张天师了？就算鳄鱼因咒而他迁，也是以邻为壑，它们到别处也是要作恶的。李翱的《韩公行状》、皇甫湜的《韩文公神道碑》都未提驱鳄鱼事。翱、湜皆韩门弟子，不会忘记这事，所以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说：“岂以鳄近语怪，故删去乎？”王安石《送潮州吕使君》诗也说：“不必移鳄鱼①，诡怪以疑民。”推想起来，可能是巧合：这时溪水已干，鳄鱼不能存身，只好迁至他处，但仍在潮州境内。

①这里的“移”指移文，犹言檄文。但王安石对韩愈本人原是不满的。

韩愈以辟佛著名，但他并非一个无神论者，和古代其他儒家信徒一样，他们的宇宙观中还是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可以感应的力量存在，所以为了祈雨，他写过《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龙文》。韩愈因为佛是异端而辟之，或许他把鳄鱼也看作畜类中的异端了。

北宋陈尧佐因言事触怒皇帝，贬为潮州通判，曾作韩吏部祠堂。当地居民张某和其母洗涤于江边，鳄鱼尾而食之（鳄鱼食人畜就先用尾巴袭击），其母不能救援。尧佐闻而哀怜，命二吏驾小舟操网往捕，但鳄性凶暴，不是用网能够捕得，便先以弓矢射之而捉进网中，尧佐乃作文张贴街市然后烹煮。欧阳修《陈文惠公神道碑》：“潮人叹曰：昔韩公谕鳄而听，今公戮鳄而惧，所为虽异，其使异物丑类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间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这正好说明，韩愈时的潮州鳄鱼并未因一纸文告而敛迹，但他任地方官时想为民除害的心愿却是真实的。宪宗对韩愈的处分虽不公平，但韩愈文中几次三番提到“天子”，仍以孤臣孽子之心效忠于唐室。

鳄鱼之名，最早见于晋左思《吴都赋》：“𪓟鼊鲭鳄。”刘渊林注：鳄鱼，似鼍。其实就是鼍，鼍即扬子鳄，俗名猪婆龙，皮可制鼓。《诗经·灵台》：“鼍鼓逢逢。”则先秦时已有记载。

《太平御览》卷九三〇引《寻阳记》云：“城东门通大桥，常有蛟为百姓害。董奉疏一符与水中，少时见一蛟死浮出。”董奉为三国时吴人，这段故事和韩愈的以文驱鳄倒相类似。蛟是传说中的动物，古人常将蛟龙并称。近代学者也有以为古书中的龙，实即大蜥蜴（壁虎）、鳄鱼之类。周处斩蛟，可能就是捕杀鳄鱼。

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中有《扬子鳄》与《鳄鱼》两文，大意说，世界上鳄鱼大要可分两种，非洲的叫克洛科提鲁斯，美洲的叫阿利伽多耳，原义都是说壁虎。鳄鱼与蛇和乌龟都是大洪水以前的生物，年代既老，形状格外地不好看，张开嘴来，喉咙就同肚皮一样宽。寿命可活到二三百岁，有六十八个牙齿，咬力极强，咬得断人的大腿骨，隔得远一点的地方用尾巴打，人畜都禁受不住。消化力异常强大，正在吞吃人的鳄鱼，剖肚来看，人的下半身还在喉间，上半身已经骨头都融化了。现代非洲的阿拉伯人用一副弹簧，装在小动物的尸体里，鳄鱼吞了下去，肉块消化后，弹簧立即弹开，撑住它的肚子，于是拖到岸上，用矛刺死。阿拉伯人猎取它，一是为报仇，一是想吃它的肉。

中国的扬子鳄并不如此凶恶，常为人捉到，不会吃人。古书上说，鼍肉很美，白如鸡，大概是美洲的那一种。

非洲人用弹簧，那是现代的事情，韩愈文中说“操强弓毒矢”，也因为人无法走近它，不能用刀剑。但鳄鱼的皮不同于人的肌肉，箭矢如何穿透？

总之，潮州曾经有过凶恶的鳄鱼，韩愈想驱逐它，但潮州鳄鱼的绝迹却不是韩愈文告的力量。好多动物的聚散存亡，就连专家们也不容易说得清楚。

在潮州吃虾蟆

宋代诗人梅尧臣，在饶州知州范仲淹的宴会上，有客人谈到了河豚鱼，尧臣便作了一首五古，其中有这样四句话：“退之来潮阳，始惮餐笼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虾蟆。”

韩愈是河南河阳（今孟县）人，昌黎是他郡望。到潮州后，尝过许多海产水族，如鲎、蠔、蒲鱼、章举（章鱼）、马甲柱（江瑶柱）等。他起先有些害怕，但自以为南来是“御魑魅”，便硬着头皮吃下，吃后身心燥热，面上红得出汗。可是看到了蛇，因为形状实在太狰狞，就不敢吃了。在《初南食饴元十八协律》中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这其实是心理的刺激作用，因为蛇味本身很鲜美，蛇却是可怕之物，不光是由于形状。有的人爱吃鳝鱼而怕吃蛇肉，爱吃甲鱼而不吃龟肉，也是食欲受到心理的抑制。就形状来说，还有什么比蟹更可怕的呢？所以，第一个吃蟹的人，实在是很有胆量的。

梅诗的前两句，便是用这首韩诗的典故，接下两句，由韩及柳，但柳宗元的食虾蟆诗，已经佚失了①，现在能够作依据的是韩愈写的一首。梅诗这两句，可能也是从韩诗转用。从现存韩柳文集看，韩愈直接写给柳宗元的诗就是这一首，柳直接写给韩的只有两封信，没有诗。韩诗篇名为《答柳柳州食虾蟆》，可见柳宗元曾食过虾蟆。称为“柳柳州”，是因为柳宗元当时任柳州刺史，古人有此种称呼。

①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推测：柳宗元大概不以韩愈为典型诗人，无意与韩唱和，所以柳集中并无一诗与韩有关。韩集中那首《答柳柳州食虾蟆》，柳诗原作，至今所以找不到，是柳宗元故意“抹去其先发之作”。章氏这一推论似太离奇。

虾蟆虽水居，水特变形貌。强号为蛙蛤，于实无所校。虽然两股长，其奈脊皴皰。跳踯虽云高，意不离泞淖。鸣声相呼和，无理只取闹。周公所不堪，洒灰垂典教。我弃愁海滨，恒愿眠不觉。叵堪朋类多，沸耳作惊爆。端能败笙磬，仍工乱学校。虽蒙句践礼，竟不闻报效。大战元鼎年，孰强孰败桡？居然当鼎味，岂不辱钓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猎较务同俗，全身斯为孝。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

虾蟆即蛤蟆，也作青蛙和蟾蜍的统称。蟾蜍俗称癞蛤蟆，背面多呈黑绿色，有大小不等的瘰疣。这首诗中写的是癞蛤蟆。

第二句“水特”之“水”有的本子作“未”，意思是虾蟆虽居水中，形貌的丑陋不会因此而改变，即使勉强改为“蛙蛤”的名字，于实际并无分别①。韩愈在《初南食饴元十八协律》中也说：“蛤即是虾蟆，同实浪异名。”这里的蛤指蛙类，非蛤蜊，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一：“蛤生田间，名曰田鸡。”所以叫田鸡，也因蛙味鲜美。

①“水（未）特变形貌”，这一句第一字略顿，下四字连读，就像下文“失平生好乐”句一样。

下面六句，都是一扬一抑：两腿虽然长，背上却有皴皰。跳虽然跳得高，却离不开泥泞，也便是说，你也只会在烂泥堆中跳跳蹦蹦罢了。鸣声虽此起彼和，实是无理取闹。无理取闹这句成语，现在还在用，最早便是这位韩文公创说的。又如不平则鸣、痛定思痛、冥顽不灵、面目可憎、牢不可破、大放厥词、百孔千疮等，也都是他文中最早使用而已成为后人沿用的成语，所以在语言艺术上，韩愈也是很有贡献的。

《周官》即《周礼》，旧说是周公所作。《周礼·秋官》记蝈氏（官名）掌管除灭蛙类动物之职，因为蛙声聒噪，扰人双耳，便在秋天用不开花之菊烧成灰，撒到蛙身上，蛙便死了。韩愈认为这样做就是圣人在布施教化。用今天的昆虫学眼光看，倒是圣人在消灭益虫，助长害虫了。

韩愈此诗，作于元和十四年（819）谪潮州时，所以接下来说：我已被弃而忧愁于海滨，只希望常常睡大觉而不醒来，实在吃不消那些癞蛤蟆呼朋引类的侵扰，耳朵被惊吵得爆炸似的，害得我既不能听音乐，又不能出书声。当初越王句践伐吴时，要求士兵拼命，不怕死，见了怒蛙，便致敬礼，随从的人觉得奇怪，句践说：“为其有气故也。”蛙有气愤，故而发怒，越国也有气愤，大家应该以蛙为榜样，为越国出气雪愤。可是蛙只会发怒，却未曾向越王报效。汉武帝元鼎五年秋天，群蛙和虾蟆相斗，原是同类相残，孰胜孰败，至今谁也不知道。这几句都是写蛙之蠢钝无知，现在居然当作上等美味，岂非使捕捉它们的笼罩也感到委屈？所以他起先不想吃，后来随俗浮沉，稍稍吃一些，又怕为此而沾染蛮夷习气，损坏了平生的嗜好习惯。在韩愈那个时代，潮州等地是被看作南蛮地区的。

全诗到“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两句，才接触到诗中的主人公。由于两人同谪海南，这两句实有同病相怜之意，即是把食虾蟆作为被弃逐的象征，不到这潮州、柳州，怎会尝此异味？苏轼在岭南作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也是含牢骚之意。

“豢豹”之“豹”指豹胎，古人看作和熊掌一样名贵，枚乘《七发》曾有“豢豹之胎”语，可见柳宗元原诗中必有称赞虾蟆的话。

“猎较”指出猎时争夺禽兽，《孟子·万章下》：“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韩愈的意思，既然风俗如此，要吃虾蟆也只好吃了，但必须自爱自重，才能对得起抚养我的父母，这是用《礼记·祭义》的“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的典故，意思是希望自己仍能保全完整的身心，但因两人远处海南，恐怕未必能返棹回去。这一年十月，柳宗元果真殁于柳州了。

这首诗原是游戏之作，也表现了韩愈的好奇性格，同时借此发泄自己的抑屈之气，其实和越王句践时的怒蛙一样：“为其有气故也。”在考察韩柳交谊史上，却是很重要的资料，因为这以后，便是临到韩愈为亡友写祭文和墓志铭，“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不幸也成为沉痛的谶语了。

花王与花相

芍药（勺药）之名，先秦时已有了，《诗经·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可见当时青年男女，用芍药作为调情的媒介。芍药之根可入药，故以此得名，古诗中用单字的“药”，有时便指芍药。如谢朓《直中书省》的“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许浑《经丁补阙郊居》的“风吹药蔓迷樵径，雨暗芦花失钓船”，都是指芍药。

芍药和牡丹很相似，枝叶比牡丹狭长，结子比牡丹小。芍药属草本，牡丹入木本，古书中说的木芍药即指牡丹。后人也称芍药为小牡丹，又称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唐代的牡丹盛于长安，宋代的牡丹盛于洛阳，芍药则盛于扬州。扬州的芍药品种，最初以龙兴寺等四个寺院最优良，后来民间用厚赂求得其种，于是超过了僧寺。芍药又有一个婪尾春的别名，因为唐代宴饮时称末座之酒为婪尾酒，芍药是殿春之花，所以有这个别名。

牡丹虽为花王，享名却迟于花相的芍药，六朝诗文中也很少见，谢灵运曾说永嘉竹间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花远甚。有人说，这仍是指芍药，当时盛开于吴越间。《太平御览》药部七有芍药，百卉部无牡丹，《艺文类聚》也是这样。到了唐宋，牡丹才始为人推崇，但杜甫诗没有咏牡丹的，李白则以牡丹比喻杨贵妃，即是著名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三首《清平调》。由唐至宋，芍药的声色便因牡丹而减敛，屈居于相位了。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一首就是《芍药歌》，因为结末有这样四句话：“一樽春酒甘若饴，丈人（指王司马）此乐无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朱熹以为是韩愈年轻时所作，王元启因诗中“辞语拙嫩，不类公文”，认为“盖出晚唐人伪托”。辞语拙嫩是事实，是否伪托，没法确说，却使我想起了《红楼梦》中《憨湘云醉眠芍药裀》那一回：“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地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曹雪芹当然不是受韩诗的影响，但芍药花似乎和醉人有特别的缘分，使文士增加狂态，闺秀添上憨趣。

韩愈还有一首用近体写的《芍药》：

浩态狂香昔未逢，红灯烁烁绿盘龙。觉来独对情惊恐，身在仙宫第几重？

第一句浩态狂香用字奇特，第二句红灯绿盘龙形容红花绿枝叶。这首诗当为元和十年（815）作。这时韩愈知制诰，在宫禁中当值，所以末句有富贵气，也流于俗调。倒是他的七律《戏题牡丹》，虽作于同年，却值得欣赏：

幸自同开俱隐约，何须相倚斗轻盈？陵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长年是事皆抛尽，今日栏边暂眼明。

一二两句意谓，因为好多株牡丹同开，自游是幸事，各花之间因而隐约难以分辨，又何必凭恃其轻盈之态来相斗呢？这句或有讽喻意味。三四两句，写晓妆之后，见人而又脉脉不语，不语正反衬含情之深婉。五六两句写游赏者之多，但双燕别无机心（意图），只是拂掠而过，游蜂却是蓄意要采蜜。七句的“是事”犹言“事事”，归结到自己，意谓近年来什么都不关心（与“双燕无机”相应），只有今天到了花栏边，才使双眼明亮。黄叔灿说：“公七言长句，难得如此风情。”意思是，在韩愈的七言古风中，很少有这种风情的。张鸿说：“昌黎以不着色为体格，此等诗皆其独到处也。”这都说得对，比上述那首《芍药》诗味就强得多。

柳宗元也写过一首《戏题阶前芍药》的五古：

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窈窕留余春。孤赏白日暮，暄风动摇频。夜窗蔼芳气，幽卧如相亲。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

这首诗作于谪永州时，寓意是借芍药以泄怨恨。大意是：凡卉凋谢，唯有芍药还能保持其姿色，清早发出光泽，到夜间还留余香。诗人在日暮的暖风摇动中，不禁引起孤芳自赏之感。“愿致溱洧赠”即用《诗经·溱洧》语意，意谓他很想将它送给远方的友人，只因身处迢遥的南国，未能遂此心愿，徒兴悠悠之叹。

章士钊《柳文指要》下册云：元裕之（好问）曾选花卉诗九首，以宗元此诗为第一，并请赵秉文共作一轴写之，自题其后云：“柳州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婉转），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姚薑坞（姚范）《援鹑堂笔记》却不同意元好问的论点，以为说得肤浅，“且芍药之作，亦平平耳，而言六朝少及”。章氏则很不满姚说：桐城派除姚惜抱（姚鼐）外，无能诗者，薑坞之学，虽为惜抱所自出，而论诗似强作解人。“况桐城从来不喜柳文，工夫不及柳诗深诣，自可想见，‘芍药之作，亦平平耳’，诗因有薑坞所号为平平处，自形其高。”

桐城派的古文虽得力于唐宋古文，但桐城派能诗的确实极少，不过姚范说宗元芍药诗平平，也还公允。柳诗有寄托，并不深刻。章氏于宗元很爱重，对此诗未免偏爱。好在宗元原诗尚在，大家看了，不难理解。

落齿的哀乐

韩愈的状貌怎样？也许是读者想要知道的。

沈括《梦溪笔谈》卷四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后世所画的韩愈肖像，都是小面而美髯，戴纱帽，其实这是五代时江南韩熙载。熙载谥文靖，江南人称为韩文公，因而不少人以为是韩愈像。韩愈的原貌是肥而寡髯。北宋元丰中，以韩愈配祀孔庙，于是郡县所画，都以韩熙载的像来代替了。胡道静《校证》并附二韩画像对照，又加按语说：“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中韩愈像，依旧是小面而美髯，着纱帽，以与传为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相核对，容貌正和韩熙载酷肖，可知这个错误从北宋一直沿袭下来。若无沈括的这条辨证，竟无从纠正这个错误了。”

沈括为北宋仁宗时人，韩熙载为五代南唐时建官，工书画，《笔谈》所谓江南，即指南唐。沈括去南唐未远，所言当可相信。

这里我们还可作个小小的补充：韩愈的牙齿，很早就残缺了。

他的名篇《祭十二郎文》中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又说，到了贞元十九年（时年三十六），“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他的《寄崔二十六立之》也说：“所余十九齿，飘飘尽浮危。”《进学解》说：“头童齿豁。”《五箴》说：“齿之摇者日益脱。”他只活到五十七岁，牙齿已经残落到这个地步，当时没有镶牙术，一定很狼狈。《进学解》中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他在教授这些先秦文章时，更加结结巴巴了。

除了上引这些零星的词句外，他还以《落齿》为题材①，专门写了一首五言古诗：

①落齿，一作“齿落”。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余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每一将落时，凛凛恒在己。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余存二十余，次第知落矣。倘常岁落一，自足支两纪。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因歌遂成诗，持用诧妻子。

这首诗可能也是贞元十九年（803）作的。诗中先写落齿的过程，后来越落越多，便产生恐惧心理。“叉牙”和“颠倒”都是形容牙齿的歪斜动摇。当时已有用嫩树枝刷齿的风俗，但像韩愈那样的牙齿，未必能用，只好以水漱口，又因摇动得利害，用水漱也会感到疼痛，使他害怕。这些叉牙颠倒的牙齿，还是无情地舍他而去，心境就像山崩一样。

以上写过去落齿的经过，下面转入现状：现在已经见怪不怪，落掉一颗不过和过去一样，留下来的二十余颗，迟早会逐渐脱落。如果一年落一颗，还可支持二十四年（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如果一下子落光，那和逐渐脱落还不是一样？“人言齿之豁”四句，是说牙齿残缺了，即使不死而活着，人家见了也会惊异的，诗人即以《庄子·山木》篇中的木与雁来譬解：庄子看到伐木者只伐大木不取旁边的树木，乃问伐木者，答道：“无所可用。”庄子说：“此木以不材得其天年。”他又作客于友人家中，友人命仆童杀雁饷客。雁有两只，一能鸣，一不能鸣。仆童问主人杀哪一只？主人说：“杀不能鸣者。”木因有用而被伐，雁因不能鸣而丧命，可见有用与无用都有好处，韩愈的原意只想说不中用之可喜，联系到牙齿的脱落，说话容易错误，那就索性沉默不说话。吃东西也是这样，牙齿残缺了，就拣人家不要吃的软烂东西，味道还更加鲜美。这当然是在发牢骚，和他《秋怀》诗的“佶屈避语穿”一样，他在《送穷文》中说的“转喉触讳”，也是对当时言者有罪那种局面的反射。

此诗在韩诗中并非名篇，也不为后人重视，但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韩愈素以道统相标榜，在诗文中，却常以诙谐风趣的笔调，娓娓地抒写身边琐事，连牙齿的脱落也用专题来写，还要以此逗弄太太和孩子。朱彝尊说他写得真率痛快，正是昌黎本色。

二是这是一首散文化的诗，也是韩诗中“以文为诗”的典范。语言通俗明白，典故只用了一个《庄子》中的故事。全诗由生理上的衰退，写到心理上的起伏，其中患得患失的心理，又与韩愈的平生合拍，最后以情绪上的牢骚结束，也只寥寥二语。但他虽明知道语默的好处，还是情不自禁地要说上两句。

韩愈的“以文为诗”的特点，后人褒贬不一，这里只举现代两位权威学者来说。陈寅恪《论韩愈》说：“退之以文为诗，诚是确论；然此为退之文学上之成功，亦吾国文学史上有趣之公案也。……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陈氏并以为“后来苏东坡、辛稼轩之词亦是以文为之，此则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这是完全肯定的态度。

胡适《白话文学史》对韩愈颇有贬词，但他对韩愈“作诗如说话”的创作方法，还是很推崇，说韩愈“一扫六朝初唐诗人扭扭捏捏的丑态”。又说，“他并不是没有作白话新诗的能力，其实他有时做白话的诙谐诗也很出色”，并举韩愈《赠刘师复（服）》为例：

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牙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臲。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只今年才四十五，后日悬知渐莽卤。朱颜皓颈讶莫亲，此外诸余谁更数？

这首诗与《落齿》有很多共通之处，只是这时残存的牙齿已由二十余颗减到十余颗了。按照胡氏对《赠刘师复（服）》的评价，《落齿》的白话文学的色彩就更加显著，清代的查慎行在《十二种诗评》中就说《落齿》“曲折写来，只如白话”。

儒释之交

韩愈和柳宗元在对待佛教态度上极不相同，韩辟佛而柳好佛。韩愈为此而对柳宗元不满，还责备他与和尚交朋友。宗元不服，申明自己所以爱好佛学，是由于佛教徒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安闲，又由于自己最痛恨那些为追求官印而相互倾轧的人，所以爱与和尚交朋友。这篇文章题目为《送僧浩初序》，实际是跟韩愈在开笔战。

韩柳在对佛教上的是非，说来话长，可是与僧人交游一事，韩愈本人恰好自相矛盾，只要翻一翻韩愈集子，就可以看到他和僧人交游的兴趣大极了。

潮阳灵山有个大颠和尚，韩愈谪贬到潮州时，写了三封信给大颠，信中对大颠的道德学问颇为推崇，邀请他过来谈心。因为韩愈是以辟佛闻名的，有的人就说这信是假的，有的人说这只是私人交往，并不能以此证明韩愈已由辟佛而变为信佛。这一公案，自宋以来，聚讼纷纭，各执一词。也因为韩愈在后人心目中已成为一个偶像，所以不能使他的言行有任何矛盾。

其实这也容易理解：韩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这时局促海滨，百无聊赖，无可谈之人，闻得大颠很有学问，因而想交个朋友，但并不想由此皈依释氏也是事实。信仰上的分歧，并不影响学问上的切磋。话虽这么说，到底令人奇怪，这样一个坚定的与佛为仇的人，却为一痴僧而颠倒，再而三地写信邀请。

退一步说，即使这三封信是假的，那么，还有他《送僧澄观》《送惠师》《送灵师》《听颖师弹琴》等好多首诗。

唐宋两代，披袈裟的诗人很多。《全唐诗》收录的诗僧就有一百余个，其中以皎然与灵澈尤为方外的诗坛宗主。

灵澈本姓汤，字源澄，生于会稽，和文士多有往来。德宗贞元间至京师长安，被人捏造蜚语激动中贵人（皇帝宠信的宦官），因而流徙汀州（今属福建），曾有“旧交容不拜，临老学梳头”语，似至汀州后曾经蓄发。元和十一年卒于宣州。

灵澈为什么被人捏造蜚语，史料上没有明说，但韩愈的《送灵师》中有这样一段：

灵师皇甫姓，胤胄本蝉联①。少小涉书史，早能缀文篇。中间不得意，失迹成延迁。逸志不拘教，轩腾断牵挛。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权。六博在一掷，枭卢叱回旋。战诗谁与敌，浩汗横戈铤。饮酒尽百盏，嘲谐思逾鲜。有时醉花月，高唱清且绵。四座咸寂默，杳如奏湘弦。寻胜不惮险，黔江屡洄沿。瞿塘五六月，惊电让归船。怒水忽中裂，千寻堕幽泉。环回势益急，仰见团团天。投身岂得计，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涌，漂浮再生全。同行二十人，魂骨俱坑填。灵师不挂怀，冒涉道转延。开忠二州牧，赋诗时多传。失职不把笔，珠玑为君编。强留费日月，密席罗婵娟。……材调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将敛之道，且欲冠其颠。

①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说灵澈“本汤氏子”，韩愈这句诗却说复姓皇甫。

这是说，灵澈为人，极为放荡，不受拘束，能下棋，博戏（像现在打雀牌），博弈时气势高涨。酒量极大，酒后常嘲弄人家。逢到花月良宵，便引吭高歌，旁若无人。寻胜探险，胆大包天。急流奔涌，船只倾覆，同行二十人都葬身水窟，他却满不在乎，还要冒险前进。蜀中的开州刺史赵次，忠州刺史李吉甫因谪贬而停笔，却为这个和尚而赋诗，还强留好多日子，设宴招待，酒席中竟有美女。邻近的地方官员，也纷纷邀请前去欢聚。下面“材调真可惜”四句的意思是：这样的人才成为僧侣，太可惜了，所以企图用儒道来收敛他放荡的性格，并且在他头顶戴上儒生的帽子，也便是要他还俗。后人即由此推断，韩愈所以和灵澈结交，就是欲使他由佛返儒。

韩诗中塑造的灵澈形象，自然有些夸张，但还是以他本人的性格和行动为依据的，那么，这样的出家人，引起别人的妒忌也是很自然的，招摇撞骗之类的罪名就可以随意加上去。

但灵澈确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诗僧，刘禹锡童年时，便向他和皎然受学，他们还赞许禹锡“孺子可教”，后来又写了一篇《澈上人文集纪》。其他如刘长卿、张祜、吕温等也作诗相赠。《唐诗三百首》收有刘长卿的《送灵澈》和《送上人》，后一首云：“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前两句，与张祜《寄灵澈》的“独树月中鹤，孤舟云外人”用意近似，后两句意思是：如果你要隐居礼佛，就不要到沃洲山那样的名山去，这会让人们知道你的居处而来寻访你，就无法安下心来了。

灵澈逝世后，柳宗元曾写过挽诗，《韩漳州书报澈上人亡因寄二绝》之二云：“顷把琼书出袖中，独吟遗句立秋风。桂江日夜流千里，挥泪何时到浙东。”韩漳州指韩泰，也是八司马之一，可见他后期和王叔文集团颇有友谊，吕温谪道州时，也有戏赠之作：“僧家亦有芳春兴，自是禅心无滞境。君看池水湛然时，何曾不受花枝影？”这也见得灵澈平时脱略任性，所以吕温才会戏弄他。

现在收录于《全唐诗》的灵澈诗，只有十六首，大都是出家人诗，无烟火气。但第一首的《听莺歌》则有感讽意味，不知是否为哀惜柳宗元等人的谪贬？最为人称诵的是《归湖南作》：“山边水边待月明，暂向人间借路行。如今还向山边去，只有湖水无行路。”末两句似是说，江湖不如山林之可归宿。

披袈裟的乐师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①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听颖师弹琴》

①颖师，一作“颍师 ”。

这又是韩愈为僧人而作的诗，可见韩愈与方外人结交之多。时间当在元和十年（815）被谗降职时。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音乐也进入丰收季节，有的是域外传入，有的是传统古乐。唐代的一部分诗歌，就像宋代的词，都是入乐歌唱的，所以诗歌和音乐结合在一起。这首诗，则是诗人听完琴声之后作为专题来写的。音乐只能依靠听觉来接受，可是在这首诗中，却有可见性的形象，其中有人物，有自然界，有飞禽，所以也是音乐文学史上一篇代表作。

也因为文学艺术的发达，在方外人中，不但有披袈裟的诗人，也有披袈裟的乐师，李白的《听蜀僧濬弹琴》，便是写这位四川和尚琴艺的高超，挥手之间，就使李白如闻万壑松声。

韩诗一开头，即直接写琴声：先是轻柔细弱，继而激昂高亢，后又返回柔境中，浮云柳絮在阔远的天地间飞扬，成为泛声，由泛声而联想到百鸟喧啾，由百鸟而引出孤凤独鸣。前者是扩散，后者是收敛，音愈收而愈敛，如高空孤凤的一落千丈。《琵琶行》中的大弦小弦至铁骑突出一段，也是写乐声的翻覆多变。韩、白都是诗人，乐声中也有文心诗境的摇曳回荡。

写琴声实际是写颖师琴艺的灵活巧妙，即所谓借宾定主。后面一段，自谦对音乐本是外行，但听了颖师的琴曲，不觉感动起坐，悲从中来，甚至要颖师不再弹下去，免得使冰炭同时安置在自己胸中。冰与炭是不相容的对立物，这里借喻忽冷忽热、悲喜不定的感触，和《琵琶行》的“江州司马青衫湿”是同一意思，又是对颖师与琵琶女技艺侧面的赞赏。

李贺与韩愈同时，他也写过《听颖师弹琴歌》。当时他在病中，听到琴声，不觉为之起坐，李诗末两句说：“请歌直请卿相歌，奉礼官卑复何益？”李贺的官职是奉礼郎，是个小官，所以诗的意思说：您如果要增加声价，就请王公卿相作诗来赞美您，我这个奉礼郎对您有什么帮助呢？长吉是个短命诗人，诗却多愤世之辞。他殁于元和十一年，听琴时或许患病已久了。

诗无声而琴有声，琴声的激昂处如同人的呼喊，低抑处如同人的悲诉，皆是人的感情自然直接的发泄，连神经系统也会受到震动，发生共鸣，只是在诗人身上，敏感性也最强。世上没有万能的艺术家，艺术家的感应神经却自有他高出于凡夫的地方。

据蔡絛《西清诗话》，欧阳修曾问“琴诗孰优”？苏轼即以韩诗答之。欧阳修说：“此只是听琵琶耳。”后人也有为韩诗辩白的，也有以为欧公不会说这种话，是蔡絛捏造的。这问题留待后面再说，现在先谈谈这一点：琴声和琵琶声在听觉上固有区别，写到纸面上倒是很困难，因为两者都是用弦索为乐器，凭指头来弹弄，诗人只能从它的节奏音调上来渲染，但这又很抽象，于是用种种比喻来体现，却无法使读者的听觉起辨别作用。《琵琶行》中写的种种声音，如果改为琴声也未尝不可。前人说韩诗“失势一落千丈长”不像琴声，但白诗的“铁骑突出刀枪鸣”，也何尝像琵琶声？不管弹得怎样激昂。诗人为了使乐声能在笔下传播，通过艺术上的夸张和想象，使读者的听觉能随视觉唤回，耳眼同获快感，在诗人已经用尽匠心了。

把音乐的真实的原始的声音用文字重现，本不容易。《管子·地员篇》：“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他用五种动物的叫声比作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的不同，而这叫声又是在特定的场合下，在他确实是煞费苦心，可是读者仍觉模模糊糊。嵇康是精通音乐的，他的《琴赋》也是音乐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方世举曾把韩诗中的“昵昵儿女语”，比作嵇赋的“或怨而踌躇”，把“勇士赴敌场”，比作“时劫掎以慷慨”，把“浮云柳絮无根蒂”，比作“忽飘飖以轻迈”和“若众葩敷荣曜春风”，即使在古汉语很有基础的老先生读来，恐怕仍感到如入迷宫。换言之，捕捉听觉上的变化要比捕捉视觉上的更困难，后人在白居易、韩愈等这些诗中，所欣赏的还是那些形象的力量。

回头再说欧阳修对苏轼说的话究竟虚实如何，这可以用苏词《水调歌头》来作证，词前有一小序：欧阳修问苏轼琴诗何者最善？苏轼以这首韩诗答之。欧说：“此诗固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诗也。”苏深然之。后来吏部郎中章楶（质夫）家有个善弹琵琶的乐师，请苏轼作首歌词，于是便取韩诗“稍加櫽括”，使其入乐以相赠。苏词的原文是：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问风雨，置我肠中冰炭，坐起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从这首词看，欧阳修是说过非听琴而为听琵琶这话的，后人也有不同意的，但他要求文学作品必须确切地表现鲜明的特征，不可使琴声和琵琶声混同，这一点还是对的。《西清诗话》又记苏轼《听惟贤琴》的“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两句，僧人义海批评说：“丝声皆然，何独琴也。”即因苏诗只写共性，未写个性。至于这首《水调歌头》，苏轼原是应章楶之请凑成词曲，使之歌唱，在书面上却没有多大的欣赏价值。

两个滑稽人物

滑稽一词的原义，前人颇多考证，现在泛指令人发笑的言行或事件，也即诙谐之意。司马迁《史记》专门列有《滑稽列传》，后来褚少孙又作了补充。传中的人物，大都口齿伶俐，才思敏捷，性格傲慢，又有文化素养，所以也多是宫廷清客，但从今天的眼光看，他们的事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可笑之处，褚少孙甚至把西门豹也列为《滑稽列传》，前人已有非议。

在滑稽人物中，东方朔是著名的一个。他是汉武帝时齐国人，很有学问，后来成为民间化人物，把他看作古代的笑匠。南北朝时，还托他的名，伪撰《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汉武故事》中又记他偷过王母的三千年结子的桃子，揭发这一秘密的是东郡所献的矮人，倒像孙悟空的大闹天宫。柳宗元《摘樱桃赠元居士》也有“蓬莱羽客如相访，不是偷桃一小儿”语。

韩愈曾经写过一首《读东方朔杂事》：

严严王母宫，下维万仙家。噫欠为飘风，濯手大雨沱。方朔乃竖子，骄不加禁诃。偷入雷电室，輷輘掉狂车。王母闻以笑，卫官助呀呀。不知万万人，生身埋泥沙。簸顿五山踣，流漂八维蹉。曰吾儿可憎，奈此狡狯何？方朔闻不喜，褫身络蛟蛇。瞻相北斗柄，两手自相挼。群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观睥睨处，事在不可赦。欲不布露言，外口实喧哗。王母不得已，颜嚬口赍嗟。颔头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不惩创，挟恩更矜夸。诋欺刘天子，正昼溺殿衙。一旦不辞诀，摄身凌苍霞。

韩愈咏古代人物，大都依据经史，这一首却采取小说家言。有的说是影射张三，有的说是暗喻李四，究竟实指何人，只有诗人自己明白，但他在讽刺唐代某一权贵则无疑问。我们现在姑且当作故事看，其中自有会心微笑地方。

玉山上王母娘娘的宫闱本来十分庄严，下面环绕的都是众仙府邸。她们张口欠伸便成为旋风，以水洗手即化作大雨。东方朔是个野小子，居然也混迹在仙界，平日骄傲放肆却不加以压制，这使他的胆子更大了，竟潜入雷电房，把那轰轰作响、闪闪发光的雷车也偷走了。王母反而张开笑口，笑朔儿有本领，卫官们也随口附和，像看到戏剧中小丑的逗耍。可是山中的仙人，哪里知道下界成千上万的人或身埋泥沙，或颠簸荒山，或漂流天涯。后来王母也觉得这小子很惹气，只因狡猾诡诈，奈何不得。东方朔得知后很不高兴，索性脱光衣服，身缠龙蛇，使人家不敢走近他，把主掌号令的北斗柄也夺了过来，用双手搓弄着（意为攘夺国柄），这一来，群仙发急了，便向王母启奏：这小子冒犯天条，岂能不予惩罚？再看看他窥窃的北斗所在地，实在罪不容赦，如果隐忍下去，不向外界宣布，又如何堵塞喧腾的众口？王母皱皱眉头，叹口气，只得点头照办，却又把紫玉的饰器送给东方朔，表示明罚暗抚，这自然不会使他儆戒，反而恃恩夸炫，洋洋自得，甚至以刘天子为可欺，在宫殿中撒起尿来，后来便不辞而别，腾空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全诗皆用小说家言，但当殿小便，却是根据正史《汉书》：“朔尝醉入殿中，小遗殿上。劾不敬，有诏免为庶人。”

韩愈以游戏笔墨写滑稽人物，“骄不加禁诃”是全书主题，诗人所要讽喻的还是那位高高在上、姑息养奸的王母娘娘。

褚少孙的补传中，还有一个战国时齐国的淳于髡。刘禹锡曾经写过一首《题淳于髡墓》：

生为齐赘婿，死作楚先贤。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寓言本多兴，故意能合权。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

五六两句意谓：寓言本多有醒世之意，古代的滑稽故事，也能给善于权谋诡计的人借鉴。

柳宗元写了一首《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

水上鹄一去，亭中鸟又鸣。辞因使楚重，名为救齐成。荒垅遽千古，羽觞难再倾。刘伶今日意，异代是同声。

善谑驿在襄州之南，为淳于髡放鹄（天鹅）之处。齐威王曾对淳于髡说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话。后来楚国率大兵侵齐，齐王派淳于髡向赵国求救，赵王乃给予精兵革车，楚国便引兵退去，所以柳诗说“名为救齐成”。

淳于髡的故事，最使人感兴趣的是放鹄。

齐王使淳于髡献鹄于楚国，走出城门，半途中鹄飞走了，于是拿着空笼，往见楚王说：我到了水边，不忍鹄之口渴，放它出来，让鹄喝水，不想鹄乘机飞逃了。我本来想自杀，恐怕别人说大王为了鸟兽缘故，迫得士人自杀。鹄是毛物羽类，和它相似的很多，我想另买一只代替，又成为欺骗大王。我想逃奔他国，又将使齐楚两国之主不相通问，因为齐王原是派我到楚国来的，所以现在特来叩头请罪。楚王听了大为赞扬，说：“齐王有信士若此哉！”便以财物厚赐之，淳于髡取得的比鹄在笼中时还多。

淳于髡的原意并非想逗引楚王的欢娱，而是以侥幸之心前往。这件事要说滑稽，滑稽却在这里：说谎的人可以获取信士的美名，又得到厚赏，果真名利双收。如果淳于髡老老实实地向楚王诉述鹄飞走的真相，说不定性命难保。

自然，说谎并不容易，需要高度的技巧，试看淳于髡编造的谎言，何等婉转，何等周密，各方面都考虑到了，态度又是何等恳切卑屈，最后又认错服罪，楚王怎会不上当呢？

这两件故事，真正令人感到滑稽可笑的还是王母娘娘和楚国国王。

打猎与打球

汴州之乱后，韩愈乃往徐州入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之幕，建封任愈为节度推官（掌管勘问刑狱）。时为贞元十五年（799）。他写了一首《赠张徐州莫辞酒》：

莫辞酒，此会固难同。请看工女机上帛，半作军人旗上红。

莫辞酒，谁为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响，战士岂得来还家？

诗中的爪牙，古代都是称武臣的美词，犹言心腹、股肱，现代则皆含贬义。当时东南极为混乱，四方多警，却未闻将帅出师平乱，所以韩愈借此以激励讽喻。这当是韩愈抵徐州后为张建封而写的第一首诗。但他在张幕中写的最精彩之作，是《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和以下的《雉带箭》：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这首诗篇幅并不长，却节奏紧凑，力度很强，力度强是韩诗一大特色。诗中有射者、观射者和被射者，各有各的表情。

出猎时应是很喧闹的，可是原头却显得静兀兀，这是猎队到达后的实况。第一句本来是常语，用一“静”字便妙处无穷。古人常以“鹰犬”并提，两者都是田猎时的得力助手，鹰眼敏锐，王维《观猎》的“草枯鹰眼疾”，即指草枯时猎物很快被鹰发现，也是传诵的警句。野雉本已出林，见鹰而复躲藏，这是曲摹禽鸟的本能。由于野雉出没无常，将军便耐性伺候，却很有命中的信心，故而盘马弯弓却不随便发射。诗的神情关节不在既射之后，而在未射之际。

接下来写猎场逐渐缩小，观众却在增加，紧张拥挤之状如在读者眼前。曹植《七启》论羽猎之美云：“人稠网密，地逼势胁。”韩诗当是用其意。

雉见人多而惊，惊而飞翔，将军使劲射去。雉骤中箭犹能冲人急起高飞，随即负伤堕地。红翎指羽毛沾血，白镞指箭头光亮，即题目《雉带箭》的修饰词。雉的羽毛很华丽，所以末句说“五色离披”，以“马前堕”作结，尤显得余情不尽。

洪迈《容斋三笔》记苏轼很爱此诗，以为妙绝，曾大字书之。查晚睛说：“看其形容处，以留取势，以快取胜。”所以此诗既写射艺，又合诗艺，后人以为与《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同工：

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新雨朝凉未见日，公早结束来何为？分曹决胜约前定，百马攒蹄近相映。球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着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超遥散漫两闲暇，挥霍纷纭争变化。发难得巧意气粗，欢声四合壮士呼。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

张建封当时加检校右仆射衔。汴水在徐州之西，泗水在徐州之南，所以说“交流”。球场用环绕的矮墙围住，球队分为两队，百马形容赛手之多。“合且离”指球经杖击后滚动，“红牛”句指用牛毛染成红缨，用黄金制成马络头，霹雳是球的撞击声。球小如拳，以轻而韧的木头做成，当中空腹。

“超遥散漫两闲暇”，是说击球后有时人马散开，略作间歇，为下面迅奋（挥霍）激烈的争夺做准备。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发球必须发得使对手不易还击，所以说“发难”，对手却能以高巧的技术应接，所以说“得巧”，因而意气风发，欢声四起。下面四句是对张建封的规劝之词。

中国在汉代时已有蹴鞠，略如今之足球，本为军中习武之戏（打猎原也寓习武意义），后来便成为流行的游戏，《水浒传》写高俅之踢气球，便是蹴鞠的沿习。鞠是皮革所制，马球是木头所制，所以撞击时有霹雳之声。

韩诗写的是骑在马上，以杖相击，当时名为波罗球，发源于波斯。《金史·礼志》记有金代打马球的梗概：杖长数尺，端如偃月，两队共击一球。球场南立两柱，置以木板，下开一孔为门，加网为囊，能夺得球入网者为胜。唐代的波罗球，大致也是这样。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附有明代打球图，两队四人，皆骑马上，中两人各以杖争击一球。说明至明代还在流行。

唐代自太宗开始，帝王皆喜爱打球，宋晁无咎《题明皇打球图》：“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这是讽刺明皇之沉湎于打球。晚唐的僖宗尤自负擅长此技，曾问优人石野猪：“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石答道：“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礼部主管考试），恐陛下不免驳放。”这是当面讽刺球迷皇帝了。

唐代宫廷内，还教宫人打球，王建《宫词》：“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头两句是说，因为在殿前不能打背身球，所以要争头筹（得胜）就很困难。背身球是背朝皇帝，所以被禁打。

古人以“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比喻人之沉湎于女色和田猎，因为游戏过了分，自然会妨碍正事，何况是帝王将相，上述晁无咎诗及石野猪对语，即含此意。韩愈的《雉带箭》也许已对张建封作了婉讽，第二首的劝诫之意更为明白，“公早结束来何为”，即有讽喻意。“此诚”两句是说：这固然是习战而非戏剧，但怎能比得上在军营中运筹决策呢？结末四句，和《莫辞酒》有共通之处。他还写信给建封，指出打球对马害处很大，因为马在球场中的动作与平时的奔驰不同。《旧唐书·韩愈传》称其在徐州时“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想必包括这几首诗的写作。此诗并可与杜甫的《冬狩行》合观，杜诗用意也是打猎不如擒戎。

张建封事后写了一首《酬韩校书愈打球歌》，末尾说：“韩生讶我为斯艺，劝我徐驱作安计。不知戎事竟何成，且愧吾人一言惠。”他在诗中虽颇为自己辩解，但对韩愈的好意还是表示感谢。

今天，从体育史角度看，韩愈这首诗倒是很现成的资料，尤其是用诗歌写的，更为难得。

徐州燕子楼

由张建封之镇徐州，很自然地会想起关盼盼（一作“眄眄”）的故事。

燕子楼在徐州城西北角，楼中的女主人是张尚书的家妓关盼盼。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为校书郎，游徐泗间，张尚书设宴欢待，并命盼盼出来相见，居易乃赋“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赠之。自此一别十二年，不再有讯息。元和十年（815），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缋之）来访问他，吟其新诗《燕子楼三首》。仲素供职于武宁军多年，所以知道盼盼始末。他说张尚书殁后，彭城（徐州）还有张氏旧宅，盼盼因念旧爱，居楼中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居易因爱仲素新作，感彭城旧游，即以同题作了三首诗。这时他四十四岁，在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

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着即潸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第三首的末两句，是说张尚书墓前的白杨已可作柱子，红粉佳人，又怎（争）不憔悴老去？《唐宋诗醇》卷二三：“一唱三叹，余音绕梁，似此风调，虽起王昌龄、李白辈为之，何以复加。”可见评价之高。

计有功《唐诗纪事》，还说这三首是酬和盼盼之作，并引录盼盼诗：

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长。

北邙松柏锁愁烟，燕子楼中思悄然。自埋剑履歌尘散，红袖香销一十年。

适看鸿雁岳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瑶瑟玉箫无意绪，任从蛛网任从灰。

白居易在诗序中只说“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没有明说张尚书的名字，后人便以为即张建封，实是大错。

张建封死于贞元十六年，白居易任校书郎，游徐泗在贞元十九年，怎么会见到张建封？说来蹊跷，这位张尚书原来还是张建封的儿子张愔。

张建封死后，由张愔领本州留后，自贞元十六年至元和元年，控制徐州军队的都是张愔，卒后赠尚书右仆射，所以，那次邀宴白居易的即张愔，被居易所和的其实就是张仲素的诗，不是关盼盼写的。

居易又作过《感故张仆射诸妓》：

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题目说“诸妓”，可见张愔家妓不止盼盼一人，后人又附会说，这诗是暗示盼盼应当为故主殉节而死，陈彦之因而有诗云：“仆射新阡狐兔游，美人犹住水边楼。乐天才思如春雨，断送残花一夜休。”未免把白居易写得太残忍了。居易原意，只是说张氏不于心力未尽时遣散诸妓，一旦身死之后，自不能相随，意即徒令诸妓在家中断送青春。

关盼盼的燕子楼故事自此即广为后人称道，文天祥也写过《燕子楼》，着重于盼盼的不下楼，以“但传美人心，不说美人色”作结，借此抒发他的孤臣孽子之心。小说戏曲尤其当作热门题材，《警世通言》有《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写盼盼得居易诗，欲堕楼自杀，被侍女劝阻而止。

韩愈曾入张建封之幕，白居易曾赴张愔之宴并为关盼盼赋诗，这也是张氏父子和文士的因缘。韩比白大四岁，两人诗歌在语言的使用上完全不同，但长庆年间在长安时，也有唱和之作，韩愈有《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

墙下春渠入禁沟，渠冰初破满渠浮。凤池近日长先暖，流到池时更不流。

杨尚书指杨嗣复，白指居易，冯指冯宿，三人皆任中书舍人，唐代以中书舍人年久者称阁老。凤池指中书省所在地，近日指接近帝座。这是指杨氏林亭和凤池相接，故见冰破而怀念三人。

白居易便作了《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

渠水暗流春解冻，风吹日夜不成凝。凤池冷暖君谙在，二月因何更有冰？

末两句即答韩愈之问，意思是，凤池的冷暖您应该很明白，二月里怎么会有冰？

就诗而论，都是应酬之作，没有多大特色。

还有一首《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同游者也是张籍，当时由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末句的“有底忙”即“怎么这样忙”的意思。

居易和诗云：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

意思是游小园、绕花行即有佳趣，曲江车马纷纭，何必跟在后面冲泥踏雨，自讨没趣？韩诗说“漠漠轻阴晚自开”，可见这两天是阴雨天气。

世传韩白无往来之诗，自非事实，但两人交谊并不深挚，这里或牵及人事上的复杂关系，故而居易《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有“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语。

韩愈死后，白居易《思旧》中有“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语，说明韩愈是服硫磺而死的。这也是韩愈晚年生活的隐秘，留待后面来谈。

衡岳题诗

衡岳即衡山，也称南岳，跨旧长沙、衡州二郡。衡山有七十二峰，以祝融、紫盖、云密、石廪、天柱五峰为最高，五峰各有隶属，如朝日崱方、烟霞等隶祝融。杜甫曾有《望岳》：“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相望嶪。”意谓紫盖偏与祝融争长，相峙而立，不向朝拜，写得很风趣。不过，杜甫自己未曾上去，只是眺望，故诗中有“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语。

贞元十九年，京畿大旱。韩愈因上书请宽民徭，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令。永贞元年（805）遇大赦，由郴州（今湖南郴县）赴江陵府任法曹参军，途中游衡山时写了一首《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宫，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侦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夜投佛寺上高阁，星月掩映云曈昽。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

这首诗表现了韩愈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的本色，程学恂推为韩愈七古中第一。押韵句末尾皆用三平调，如“嵩当中”“专其雄”“谁能穷”等（少数用平仄平），王士禛称为七言平韵到底之正调。翁方纲《七言诗平仄举隅》说：“少陵《瘦马行》，平声一韵到底，尚非极着意之作。此种句句三平正调之作，竟要算昌黎开之。”这些固然是技术问题，却说明古人作诗肯下功夫，而后人又能钻研赏识。一首好诗的成功，就是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特色。

开头六句，气象阔大，腕力壮健，颇有先声夺人之势。五岳指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嵩山居中原河南，称中岳。按照古代帝王的祭典，五岳享有爵秩至高的三公礼遇。古人以岳伯称封疆大吏，五岳之导，见国家对土地之重。

衡山处在南方炎荒之地，长沙素有火盆之称，古人以为是火神祝融所治，摄位火乡，妖魔鬼怪，须由神灵镇扼。韩愈《送廖道士序》即说：“南方之山，巍然而高大者以百计，独衡为宗。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

“虽有绝顶谁能穷”，托出诗人的勇气，但他归功于神灵的感应。神灵为什么会感应呢？因为《左传》上说过“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的话，其实是借此发牢骚。他是因逢大赦才到衡岳的。正直是指神，不是指他自己，但如果他做的真是错事，正直的神明怎会保佑他？这一句是牢骚的初露头角。

过了一会儿，果然浮云扫尽，诸山兀立，历历可见，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因而说：“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诗人为此而严肃紧张，下马而拜，可见他是乘马上山的。韩愈这时才三十八岁，所以体力笔力都很壮健。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说：“是登绝顶写实景，妙用‘众峰出’领起。盖上联虚，此联实，虚实相生，下接‘森然动魄’句，复虚写四峰之高峻的是古诗神境。”韩愈在山寺写诗时只是信笔而成，但后人欣赏时却要重视结构。总而言之，为人在世，不要乱写诗。

诗人沿着松柏古径来到了殿堂，只见白墙红柱上都用彩色绘上鬼怪，随即拿出酒食祭祀，又向神明打过招呼：菲薄的礼品，不过表表我的心意而已。

唐代制度，五岳各设立庙令一人，正九品，掌管祭祀。“庙令老人”两句，含诙谐意味，“识神意”其实是懂得世故，睢盱侦伺是瞪着眼睛在旁窥视，能鞠躬是善于鞠躬，这类人物和巫师差不多，韩诗这一句即曲尽其面目。

庙令不知道韩愈的身份，所以当作普通的游客，拿出杯珓（木制或角制的卜具）教他占卜，卜时三祷三掷。诗人掷后，庙令说：只有这一卦最灵验，别的都不能相比。

庙令信口而说，诗人却满腹牢骚，牢骚中表现出他的矛盾：他对现实似乎已灰心冷淡，可是内心深处仍未能忘情于王侯将相。热中是韩愈性格上主要一面，患得患失是韩愈此诗末段的心理浮标。

最后，他到高阁上去睡觉了。前面一大段全是描写南岳的山景、进灵宫的动作，“夜投佛寺上高阁”，才点明题中的岳寺。诗人睡到猿鸣钟动，还不知天已亮了。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有“猿鸣诚知曙”句，韩诗翻用其意，仍然寓牢骚意味。

久住在喧闹的大城市中的人，山寺之夜其实是很可流连的，特别是在秋天，风清月明，四望肃然，望着妙相庄严的佛像，一种隐隐的宗教感情，自会来轻叩你的心扉，精神上会得到暂时的解脱，哪怕是不持久的。

早梅诗

梅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花期在百花之前而又不与百花争艳，所以能独标高格，名列百花之首。她的故土是中国，后来引种至日本。她的栽培史至少已有三千年，并且常享高寿，长达几百年的很多，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一株梅花，自隋代活到现在，就有一千三百年了。

梅花的花期各地不同，最早的是广东、台湾，次为四川、云南、贵州，北京则迟到阳历四月，这自然因气候关系。又因梅花开时在冬春之交，正是下雪时候，两者又皆白色，雪里寻梅便成为诗人的好题材。白色之外，还有红梅和绿梅，《红楼梦》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那红梅却长在妙玉栊翠庵中，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引得宝玉立住，“细细的赏玩了一回方走”。

梅花的家谱见于先秦书中，但说的大都指梅实，即梅子。《诗经·召南》：“摽有梅，其实七兮”，那是说，梅子零落地上，树上还有七成，隐喻一位女子为青春渐逝而感伤。《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那是把盐和梅作为调味品用，味在酸咸之中。安徽含山县东南有梅山，俗传曹操望梅止渴处，即因梅子味酸而可解渴。但《小雅·四月》又说：“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卉即花，这当是指野梅，今四川海拔一千三百米的山区，犹发现野梅。《说苑》记越国使诸发持一枝梅以赠梁王，梁臣韩子顾左右曰：“恶有一枝梅乃遗列国之君乎？”则在战国时梅花已供赏玩了。

以五七言而写梅花诗的，大概盛于梁、陈时，自唐至宋，尤为纷繁，取材的角度也各不相同，其中早梅一题，也很引起诗人的兴趣。五代时僧人齐己《早梅》诗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句，郑谷改下句为“昨夜一枝开”，使齐己大为佩服，时人称为“一字师”。齐诗“数枝开”固然仍切早梅，但“一枝”更觉语健而意远，也突出了这一枝在众梅中的地位。

韩愈有《春雪间早梅》一诗：

梅将雪共春，彩艳不相因。逐吹能争密，排枝巧妒新。谁令香满座，独使浮无尘。芳意饶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珑开已遍，点缀坐来频。那是俱疑似，须知两逼真。荧煌初乱眼，浩荡忽迷神。未许琼华比，从将玉树新。先期迎献瑞，更伴占兹辰。愿得长辉映，轻微敢自珍？

题目的“间”为“间杂”之间，意思是春雪与早梅交错，一彩（雪）一艳（梅），本不相因，但交错在一起，却助人诗情。梅花随风雪之飞吹而开得更密了，梅枝因被排挤而有妒意。巧指枝形，新指早梅。“谁令香满座”至“寒光助照人”都是分咏梅雪，一句一意。“玲珑开已遍，点缀坐来频”也是分咏，但又有连贯处。“坐来”犹言顷刻，意谓梅花已玲珑开遍，刹那间又加上雪花频频点缀，这怎能不使人有疑似之心，实在因为两者太逼真了。这一句是收分为合。

荧煌、浩荡皆指雪，《瀛奎律髓》纪昀评云：“荧煌”二字不似雪，“浩荡”二字更不似，“忽迷神”三字不雅。评得很对。“先期”两句，意谓去年冬已下过雪，今年春又结伴而来。末两句是借雪自寓：但愿光辉长映，何敢自惜轻微之身。结末四句，已与梅无关。

这首诗为元和元年（806）韩愈任江陵府法曹参军时为府主裴均而作，所以末两句这样说。韩诗的出色之作多半在古风，律诗非韩愈所长。此诗实类试帖诗，只图着意刻画，不能表现他的真性格，但如“逐吹能争密，排枝巧妒新”，犹是韩诗本色。

再来看看柳宗元的《早梅》：

早梅发高树，回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

这是他谪永州时作，其中就有他自己的真挚感情，语言也很自然，无雕琢之迹。韩柳俩人的性格、诗风固然不同，但两诗所以有此差别，还因彼此处境不同。韩愈在前几年虽遭贬阳山，这时已蒙赦至江陵，宗元则犹飘零湘中，极为孤寂。第五句“欲为万里赠”，用陆凯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至长安给范晔典，凯并有诗云：“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事见盛弘之《荆州记》。陆凯为三国吴人，范晔为南朝宋人，时代相差很远，学者已有怀疑，但作为熟典，沿用已久。

李商隐有一首《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五律：

匝路亭亭艳，非时哀哀香。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这首诗是开成四年（839）作者调补弘农尉，赴泾元节度使幕迎家之作。诗里没有明说早梅，但阴历十一月中旬已在西北的扶风界（今陕西凤翔一带）见到梅开，可见也是早梅，诗中的“非时”“早秀”及末句，都是指开得早。“匝路”是绕路，“赠远虚盈手”也是用陆凯赠诗典。

三四两句的素娥即嫦娥，指月，青女指霜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这两句是自伤冷落不过，那么，又怎样理解诗人的寓意呢？

《瀛奎律髓》方回批云：“此谓梅花最宜月，不畏霜耳。添用素娥青女四字，则谓月若私之而独怜，霜若挫之而莫屈者，亦奇。”纪昀说：“三、四爱之者虚而无益，妒之者实而有损。”周振甫《诗词例话·咏物》不同意方回之说，却有很中肯的解释：素娥使月亮放出皎洁的光，这种光对梅花相宜，却不是为了要赞助梅花，赞助的还是月亮，所以梅花实际上没有得到赞助。霜神不因梅开而少下霜。这两句是以梅花的遭遇，以及同月和霜的关系，比喻自己这时的处境。咏物诗固可寄托，但“寄托的话还是贴切咏物的，既是写梅花，也是自寓，这样的咏物，才是好的咏物诗”。可是没有振甫先生这番解释，方回的解释似乎也有道理，有了周说，才体会到李商隐作诗时的隐曲心事。

夜赏李花

李花常与桃花并提，因开时都在春天。桃花红而李花白，红白交映，曹植《杂诗》所谓“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即是形容女子姿色的红艳和白净。

夜间赏花，古人认为也是雅事，白居易《惜牡丹花》：“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王建《惜欢》：“岁去停灯守，花开把烛看。”司空图《落花》：“五更惆怅回孤枕，自取残灯照落花。”李商隐《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后人对李诗评价颇高，以为是花之知己，但从上述诸诗看，也是唐人常题。苏轼《海棠》尤有名：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冯浩以为从商隐诗脱出，未必如此。马位《秋窗随笔》，评李诗胜于苏诗：“苏微有小疵，既‘香雾空濛月转廊’矣，何必更烧红烛？此就诗之全体言也。”未免苛求。香雾空濛，正需高烛相照。杨慎《升庵诗话》卷一：“盖昼午后，阴气用事，花房敛藏。夜半后，阳气用事，而花敷蕊散香。”也是故神其说，孟子所谓“固哉高叟”。

韩愈于元和元年（806）在江陵时，写过一首《李花赠张十一署》，内容也咏晚上赏花，却是别开生面之作：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惟见李。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涘。君知此处花何似，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迷魂乱眼看不得，照耀万树繁如堆。念昔少年著游燕，对花岂省曾辞杯？自从流落忧感集，欲去未到先思回。只今四十已如此，后日更老谁论哉？力携一樽独就醉，不忍虚掷委黄埃。

韩愈赏花在夜间。桃花虽浓艳，经过雨淋，在暗夜中反而见不到，李花则因反光强烈而凸现。描写光在特定条件下对人心理的刺激，这一句精彩极了。杨万里《读退之李花诗》前有小序云：“桃李岁岁同时并开，而退之有‘花不见桃惟见李’之句，殊不可解。因晚登碧落堂，望隔江桃李，桃皆暗而李独明，乃悟其妙，盖炫昼缟夜云。”并作诗道：“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一生不晓退之诗。”可谓韩诗知音。王安石《寄蔡氏女子》也有“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句。

马位《秋窗随笔》：“郑谷‘月黑见梨花’，佳句也，不及退之‘白花倒烛天夜明’为雄浑，读之气象自别。义山《李花》诗‘自明无月夜’，与退之未易轩轾。”花中唯李花于夜中独白，韩、李诗故特写其明。

由此而引出群鸡惊鸣，以为天已亮了，官吏闻声而起，真是想入非非。下面“金乌”两句是承上文而说，仍是想象之词。这是着力烘托李花光泽的魅力，就是在迷魂乱眼的朝阳下，依然繁密如堆。这却不及“花不见桃惟见李”之高妙，因为这用在其他盛开的繁花上也可以，上述李商隐的“自明无月夜”，下句为“强笑欲风天”，上一句只能用在李花上，所以为人盛赞，下一句便无针对性，韩诗也有这缺点。

接下来是抒写自己的感慨，感慨的由来则因曾经流落岭南之故，当时每想赏花便先思家，现在年已四十（实为三十九），自不忍虚掷。因为张署患病未曾同往，所以说“独就醉”。韩愈在看了居邻北郭古寺的杏花后，在诗中末尾说：“今旦胡为忽惆怅？万片飘泊随西东。明年更发应更好，道人莫忘邻家翁。”也是同年所作，也是因花之盛衰而兴身世之感。

总之，这首李花诗的特色还在前七句，后面的一段感慨只是平平，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就有类似的情调。

双李案

韩愈有许多缺点和弱点，如急躁冲动、意气用事、自视甚高、热中利禄，这是大家公认的。

他因谏佛骨而被贬，到潮州后即上表谢恩，这原是官样文章，但表中力陈他如何用文字铺张宪宗功德，甚至还请宪宗封禅，后人因此颇有讥讽，俞文豹《吹剑录》中说潮阳的涨海炎风，使他的“向来豪勇之气，销铄殆尽”，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九，说他“汲汲乎苟全性命，良可悲矣乎”。获罪望赦，说几句混话，也是人情之常，但一经和他《论佛骨表》的“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的话相对照，则后人对他的责难，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贞元十七年（801），韩愈写了一篇《郑李愿归盘谷序》，内容是友人李愿将归盘谷（在今河南济原北）隐居，他借此对世态作了讽喻。此文后人评价很高，苏轼甚至说唐无文章，唯有这篇韩序，“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掩笔辄罢”（《东坡题跋》）。这虽然含戏语意味，亦见此文誉满人间。

元和六年（811），他又写了一首《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

昔寻李愿向盘谷，正见高崖巨壁争开张。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东蹈燕川食旷野，有馈木蕨芽满筐。马头溪深不可厉，借车载过水入箱。平沙绿浪榜方口，雁鸭飞起穿垂杨。穷探极览颇恣横，物外日月本不忙。归来辛苦欲谁为，坐令再往之计堕渺茫。闭门长安三日雪，堆书扑笔歌慨慷。旁无壮士遣属和，远忆卢老诗颠狂。开缄忽睹送归作，字向纸上皆轩昂。又知李侯竟不顾，方冬独入崔嵬藏。我今进退几时决？十年蠢蠢随朝行。家请官供不报答，无异雀鼠偷太仓。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弹劾还耕桑。

卢云夫为卢汀，他写了两首送盘谷子（李愿）诗后寄给韩愈，韩愈便作此诗和之。

韩愈从前到太行山以南的盘谷访问过李愿，只见这一带水自天井关（即太行关）倾泻而下，远望如长剑倚山，大风又吹破长剑，化为飞雨，洒到洛阳。这两句语诞而情奇，却把太行和洛阳联接起来了。苏轼《有美堂暴雨》的“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即从韩诗脱胎。

燕川与下文的方口，都是盘谷附近小地名。因为溪深，便借车乘载，水便进入了车厢，于是又用船行。他想起卢云夫的送盘谷诗，“字向纸上皆轩昂”。这一句正好反过来形容韩诗的特色，洪亮吉《北江诗话》说，李白诗佳处在不着纸，杜甫诗佳处在力透纸背，韩诗佳处在“字向纸上皆轩昂”。

接下来是诗人自己的感慨：他自从为御史登朝已经十年，拿了月俸（家请）餐钱，却对国家无报答，很想把手版（朝笏）交给丞相，不必等待弹劾便退居山林。

此诗前人也颇有好评，这里选录高步瀛《唐宋诗举要》的评语：“奇思壮采以闲逸出之，或云似杜，或云似李，仍非杜非李而为韩公之诗也。”

可是诗中的李愿究竟是何等样人？韩愈诗文中一点没有提到他的身世。恰好唐代名将西平王李晟的儿子也叫李愿。他是一个武人（下简称“武李”），纵情声色，以威刑治下，激成部下怨变，就此逃去，后又为节度使，结纳权要。总之，是一个名声很坏的武人。有人说，李愿以罪去职，韩愈只字不提他的来历，正是用心良苦。

有人说，这是另一个李愿（下简称“文李”），生平不详，理由是：李晟曾以临洮未复，请附籍贯于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那么，武李应当是长安人，于盘谷不得曰归。这理由还不是很充足，因为归隐不一定是归乡，长安人也可归隐他地。其次，韩序作于贞元十七年，武李当时为宿卫将，韩诗作于元和七年，武李方任节度使。《唐书》未载有栖隐事，事实上也不可能会栖隐的。

历史上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故有专书的辑录。由于资料掌握上的局限，因而张冠李戴，即使是饱学之士，也是难免的。

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却以大量的篇幅，坐实这李愿便是李晟之子，称此序为“韩退之第一恶札”，从而力贬韩愈的品格。章氏以为：武李既为清议所不容，非亟亟规避不可，因谋之于退之，退之便以入盘谷之策进。实则盘谷之为何地，事前武李固未尝涉足，事后恐亦无一日留，韩序中坐茂树，濯清泉云云，全是退之蓄意谄谀，无中生有，妄事渲染，以欺天下后世人。依章氏之说，韩诗的“昔寻李愿向盘谷”一段记事，也全是谎话了。

韩愈真是章氏说的那样，不仅其文其诗为恶札，其人也极为恶劣，现在却明明白白是另一个人。韩愈的缺点虽然很多，还不至恶劣到这个地步。

而且，按照章氏的说法，又如何解释卢云夫寄盘谷子诗这件事呢？难道他也是跟着韩愈在说谎么？

章氏并非没有看到前人揭指的韩序之李愿为另一人的资料，但他一一驳斥，如对袁枚、陈景云等，未免先入之见过深。清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评韩序云：“公文有为人用坏者，《与于襄阳书》前半篇是也。有用不坏者，《送李愿序》是也。”那篇《与于襄阳书》确实写得很肉麻，储氏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是非态度，实在值得取法。章氏所抨韩，却不是评价的高下问题，而是前提根本错误，所以结论便落了空。

前人以文李为武李的也有，都不曾和具体的历史情节核实。西平王的儿子名声大，见于正史，和韩愈又生活在同一时期，一看到归盘谷的李愿，本能地以为就是他，但武李怎么会归隐到荒僻的太行山以南呢？于是又曲为之说。近人胡怀琛《古文笔法百篇》，以李愿为西平王之子，以罪去职，“不但非抱道不仕真面目，即归隐之乐，亦未遂其本怀。所谓大丈夫之言，或出于愿，或不出愿，俱未可知”。其实已透露他对武李那样的人而隐居于盘谷，去过枯寂清苦生活这一矛盾，有些怀疑了。

东西两都的大雪

韩愈写过三首咏雪的长诗：《咏雪赠张籍》《喜雪献裴尚书》《春雪》，三诗用典很多，力气也花得不少，读起来很吃力，其中也有巧思奇句，但整篇却无内在联系，如七宝楼台拼凑而成，只能说是上等的试帖诗，正如《瀛奎律髓》所说：“此种非正声，勿为盛名所慑。”姚范《援鹑堂笔记》评《咏雪赠张籍》中的“坳中初盖底，垤处遂成堆”二语说：“余谓公此等诗无一语佳者，盖底成堆，凡陋可笑。”这两句诗也确实不像话。《春雪》中有这样两句：“入境鸾窥沼，行天马度桥”，意思是，因为雪满池塘，一片晶莹，鸾窥沼就像入境；因为满天都是白茫茫，马度桥就像行天。固然颇见巧妙，总觉美在化妆上，不在本色上。

这类诗虽是高才，也难以做好，如李商隐《喜雪》有这样四句：“班扇慵裁素，曹衣讵比麻？鹅归逸少宅，鹤满令威家。”每句都用一个典故：班婕妤《怨歌行》有“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语，《诗经·曹风·蜉蝣》有“麻衣如雪”语，王羲之性好鹅；传说辽东人丁令威曾化鹤而归。班扇、麻衣、鹅、鹤的形态和功用都与雪毫不相干，唯一相干的就是白色，可是天下有多少白色的东西，而且这四个典故，在唐代已经很熟滥了，也谈不到什么巧思匠心，既琐碎又堆砌，难怪有人以“獭祭”来讥讽商隐。倒是唐人“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的打油诗，显得别出心裁。

但韩愈有一首《辛卯年雪》，还是写得好的：

元和六年春，寒气不肯归。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围。崩腾相排拶，龙凤交横飞。波涛何飘扬，天风吹旛旗。白帝盛羽卫，鬖髿振裳衣。白霓先启涂，从以万玉妃。翕翕陵厚载，哗哗弄阴机。生平未曾见，何暇议是非。或云丰年祥，饱食可庶几。善祷吾所慕，谁言寸诚微？

这是一场大雪，地点在东都洛阳，当时韩愈任河南令。

雪片大到一尺，堆起来又崩溃，天上在龙飞凤舞，波涛翻滚，白旗迎风飘扬。天上的白帝（神话中五帝之一）盛领着侍卫，雪白的头发蓬松开来，从衣裳抖落到地上。白霓为白帝的仪仗队而开路，跟在后面的是上万个娇白的玉妃。他们会合一起陵驾大地，又在闹嚷嚷地玩弄阴沉的机变。雪本无声，这是因为大雪纷飞而出以想象，遂觉有声有色，见闻交错。这时诗人已四十三岁，而说“生平未曾见”，可见这场雪之大。

有人说雪兆丰年，这样大家可免于饥饿了，诗人希望但愿如此。

说来凑巧，这年夏历二月，西京长安也下了大雪，白居易曾作了《春雪》：

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连宵复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寒销春茫苍，气变风凛冽。上林草尽没，曲江冰复结。红干杏花死，绿冻杨枝折。所怜物性伤，非惜年芳绝。上天有时令，四序平分别。寒燠苟反常，物生皆夭阏。我观圣人意，鲁史有其说。或记水不冰，或书霜不杀。上将儆正教，下以防灾孽。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

诗中的上林指宫中的园林，曲江在今陕西长安东南，为唐代名胜，说明夏历二月末西京也下了大雪。这一年白居易四十岁，任翰林学士，但他认为这并非好兆头，所以最后说：“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因为雪在腊中下是瑞兆，入春下容易成为灾患，这与韩愈不同，不过韩愈也是说“或云”。

大自然的运行原是有规律的，应热则热，应冷则冷，否则就是不正常。《春秋》经记僖公三十三年夏历九月，霜正浓时，却不杀草；定公元年八月，霜却杀菽（大豆之苗）。霜降在九月，所以两者都反常，《春秋》上就要记录，要人们警惕，这主要还在对农作物的利或害上设想，故而韩诗有饱食云云。

这次大雪，在正史的《旧唐书》上没有记录，因为这到底说不上灾异，如照韩诗说，还是祥瑞之兆。但两人所记都在二月底，白诗还说是寒食天。寒食在清明前一天或二天，照阳历算，清明例在四月五日。“连宵复竟日”，可见下了几天，否则，不至这样大而密。这些对于研究气象学的现代专家，也是很重要的资料，以文学作品而补正史之不足。

白诗也是五古，较韩诗长，但白诗写大雪只有“大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二句，其余都写雪的影响，自己的思辨。在技巧上，韩诗富有神话的奇丽诡瑰的色彩，着重于词藻的渲染、形象的塑造，白诗则平易自然，只用淡笔，又体现了两人的风格特色。由于两诗题材完全相同，所以更值得我们对照欣赏。

世外无桃源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作于宋武帝刘裕篡晋之后。渊明不甘仕宋，所以文中的避秦，或有避宋之意。就文中描写的人物、风土看，实在没有什么神秘怪异地方。

除记文之外，渊明还写过一首诗：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迎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属。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自行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诗中说，自从秦始皇乱政以后，贤人纷纷逃避，在秦末汉初的夏黄公、绮里季等商山四皓隐居于商山后，这些人也离开了秦朝，前往桃源。时间一久，这些人的踪迹已经模糊，往桃源的路径也荒芜了。

接下来是写迁居于桃源中人的生活：他们致力耕种，不受制度的束缚，没有捐税的负担，只适应自然的程序，到了太阳西逝便即休息。他们的器用服饰仍然遵守古法（因东晋上层集团多喜奇装异服），他们的内心世界却很舒畅，面部总是含着愉快的表情，连鸡犬之间也各以鸣声相亲。虽然没有标记时间的历法，但一年四季自成岁月，草荣木衰即知燠寒更迭。这种奇踪神界一直隐蔽了五百年，如今忽又敞露，但因和尘世风俗有淳厚浇薄之分，所以不久又隐蔽了。那些过惯世俗生活的人，怎能领会桃源中人的志趣。诗人却希望高蹈轻风，到那里去寻志趣相投的人。

但桃花源是否完全出于虚构，没有模特儿的呢？学者已有过论证。桃源之为寓言，无待赘说，桃源之有底本，或许是大家感到兴趣的。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以为当时西北人民为逃避苻秦的暴政，有类似桃源的“坞聚”组织，陶渊明又与《搜神后记》的刘驎之入衡山采药、失道问径一事相牵合，也可备为一说。但陈氏以为避秦之秦指苻秦，未必正确。渊明笔下之秦实为嬴秦，若指苻秦，就不是这样写。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桃源行》：“《初学记》八引盛弘之《荆州记》：‘宋元嘉初，武溪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入。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为怪。此蛮于路所树为记，其后茫茫，无复仿佛。’此足证当晋、宋间盛有此类传说，初非陶潜虚构之寓言。”

这说明陶记是在传说基础上构成的，并非像仙境那样虚造，但后人以为实有其地，并以湖南桃源县来附会，道书又将它引为第三十五洞天，则是妄诞。

韩愈曾经写过一首《桃源图》：

神仙有无何眇茫，桃源之说诚荒唐。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尽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斯。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嬴颠刘蹶了不闻，地坼天分非所恤。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渔舟之子来何所？物色相猜更问语。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听终辞绝共凄然，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樽俎异。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

这是韩集中仅有的一首题画诗。武陵太守，前人以为指窦常，南宫先生指卢汀。诗的首尾，都是辟神仙之说不可信，中间叙述秦汉灭亡、魏晋丧乱这样地坼天分的大事件，桃源中人却了不相闻。“物色相猜更问语”，是说大家见了渔人的形状颇为惊异，都来询问，即《记》中“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意。渔人便告诉他们：秦朝（前王）先给拔剑斩蛇的汉高祖灭亡，至今汉朝也已亡了，剩下晋朝南渡江左，晋元帝才新登位，这是从《记》中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设想出来的。“玉堂”四句，指客人在桃源中宿夜后，只觉骨冷魂清，安眠无梦，到了夜半，闻得鸡鸣，随即红日高升，想到自己就将离开，重回尘世，不觉心惊，所以下文说“依然离别难为情”。

玉堂本指仙人之居，金鸡也是仙禽。韩诗的原意在辟神仙，中间却写得如同仙境，最后还是要大家辨明真伪，不要把传说中的武陵人当作真的。这种疑似相间、擒纵互用的游离手法，用之于诗歌，便有吸引性的魅力。

世外本无桃源，人间也无仙境，但只要现实中存在混乱黑暗的现象，桃源和仙境便会在人们心中涌现，即如韩公写此诗时，下意识中何尝没有“骨冷魂清无梦寐”那种境界在憧憬？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引苏轼语云：“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说得警辟，也说得冷隽。事实上，把桃源沦为战场，已经不是假想的话了。

脂粉与硫磺

长庆元年（821），镇州（今河北正定）发生变乱，朝廷命韩愈为宣慰使，回京后，曾作《镇州初归》：

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

从字面看，只是描绘晚春的家园风物，但末句颇有情歌风味，仿佛南朝乐府中语，和韩愈创作习惯不大符合，有的本子待郎作“侍郎”，因韩愈曾任刑部侍郎，恐是后人妄改。

王谠《唐语林》六记韩愈有二妾，一名绛桃，一名柳枝，皆能歌舞，韩愈《夕次寿阳驿题吴郎中诗后》的“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唯有月团圆”，即寄意二姝。等到回家，柳枝已逾墙遁去，为家人追获，自是专宠绛桃。

王氏说的细节未必全是真实，韩愈有二妾当是事实。

韩愈素以道统自任，力辟异端邪说，后人又把他当作一座大菩萨，因而便有人为他辩护，明蒋之翘说：退之是伟人，归来岂别无所念，只是殷殷于婢妾，这首诗不过是感慨故园景色而已。蒋氏之意，如以为此诗与柳枝、绛桃无关，也是对的，但不能否定韩愈家中有声妓。

张籍是韩门中人，写过一首五古《祭退之》，长近千言，历述二人交结的始末，对韩愈的道德文章称为“天使光我唐”，韩愈对他的赏识礼遇又极为感激，但其中却有这样几句话：

中秋十六夜，魄圆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语于阶楹。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临风听纷繁，忽遽闻再更。

这时韩愈已在病中。他是侍郎，家用婢女，原很平常，但出来是要她们弹唱，可见他平居时颇有声色之好。至于是否柳枝、绛桃，倒不必钻研。

有声色之好，在古代士大夫中，也还是平常的，不妨再引一段陶穀《清异录》：

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至绝命。

陶穀是五代时人，说的也有些神秘，那就看一看韩愈朋友白居易的《思旧》：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饥来吞热物，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

居易作此诗时为六十三岁，在洛阳为太子宾客分司。诗中的微之指元稹，杜子指杜元颖，崔君指崔玄亮，退之自然指韩愈了。

可是清汪师韩《韩门缀学》卷五，竭力为韩愈辩护，主要证据是当时有一个卫中立也是字退之（此引吕汲公语），故白诗是指卫退之。又因韩愈的亲戚李干服丹沙（铅与水银合成）而死，年仅四十八，韩愈在墓志铭中力陈水银之害，并为李干痛惜。此序作于韩愈逝世前一年，所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引李季可的话：“岂咫尺之间身试其祸哉？”章士钊《柳文指要》抨韩甚力，对这一件事，也认为白诗是指卫退之，并以为韩愈从李干等人的惨死中，怎么会不引以为戒而再服硫磺？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对两退之案评断说：“乐天之旧友至交，而见于此诗之诸人，如元稹、杜元颖、崔群（应是崔玄亮），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若卫中立则既非由进士出身，位止边帅幕僚之末职，复非当日文坛之健者，断无与微之诸人并述之理。然则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这是从史料上来证实的。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五：“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辟老、释，硬推入孔家庑下，翻令一步那动不得。”颇有反偶像的胆识。我们如果和“双李案”合而观之，也颇有趣味。

从《思旧》看，白居易自己似乎未服金石，还深为警忌，但从他《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所写看，却很相信方士之术，诗中的气氛渲染得很诡秘：他从夜半偷窥，只见黄芽与紫河车，“二物正合，厥状何怪奇。绸缪夫妇体，狎猎鱼龙姿。……先生弹指起，姹女随烟飞。始知缘会间，阴骘不可移”。黄芽指炼丹用的铅华，紫河车指修炼而成的玉液，姹女指水银。他在《戒药》中说：“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似已有悔悟之意，实因炼丹不成的缘故，乃又移情于酒，故有《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之作，中有“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渌，能为面上红”语。这时他已六十六岁，故有衰翁之感。

唐代帝王及士大夫服铅汞硫磺的很多，柳宗元也嗜石钟乳，并认为只要选择得精当，对人体大有好处。我们从医药史、化学史的角度看，也值得专家探讨研究。

陈师道《嗟哉行》有云：“韩子作《志》还自屠，白笑未竟人复吁。以身济欲未必愚，欲久而速反所图。嗟哉伟然二丈夫！”就是讽刺韩白言行之自相矛盾。

韩愈的《镇州初归》，未必有题外的用意，但他亲脂粉、服硫磺也是事实，今天来看，毕竟是个人生活上的隐私，不必痛斥，也不必回护。他自己是讳言的，如果说这是虚伪的表现，那么，对古人而言，这一点虚伪还是应当谅解的。

盆池

约在元和十年（815），韩愈在长安，作了《盆池五首》：

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行。

泥盆浅小讵成池，夜半青蛙圣得知。一听暗来将伴侣，不烦鸣唤斗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

诗的风格，和韩愈古风的善用险奥狠犷的语言不同，这当然和体裁（近体）有关，但还是反映韩诗的基调。

第一首写诗人的童心。韩愈这时只有四十余岁，所以还能汲水埋盆，但因为是模仿儿童的游戏，就说成老翁。由蛙及鱼，使他想起往盘谷访李愿时在方口钓鱼的旧情。但那首酬和卢云夫诗中只说“平沙绿浪榜方口”，未记钓鱼事，却于此诗中补足。

第二首写做池前后的心理：起先以为盆池做不成功，如今藕已露梢，荷也有叶。荷叶檠雨，本是富于诗情的天籁。“留得残荷听雨声”，雨声常起乐师的作用。诗人要人们不要放过。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此首咏种藕，不曰看荷而曰听雨，盖荷叶齐放，亭亭净植，雨来作清脆之声，胜于芭蕉。可见昌黎别有天趣。”

第三首的瓦沼即盆池。小虫为什么“忽然分散无踪影”？被鱼吞咽了，因此，盆池中“惟有鱼儿作队行”了。即是说，鱼之生命是靠吞咽小虫来维持的。韩愈另有《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我有一池水，蒲苇生其间，虫鱼沸相嚼，日夜不得闲。我初往观之，其后益不观。观之乱我意，不如不观完。”对虫鱼相残，实深有感慨。

第四首写青蛙的敏感。意谓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故曰“圣”。群蛙在夜半雌雄交鸣，奏出和谐的乐声，暗中听来，就知道它们生活得很安闲和睦。前一首写虫被鱼吞，这一首写群蛙共存。五首诗中，蛙却占了二首。

第五首的瓶指小型汲水器。小池本无所谓岸，诗人却以添水数瓶来形容拍岸，就觉波澜如在眼前。夜深月明，只见星星投影于池中，又于小中见大，深喜池有容物之量。

盆池的开始砌作，或许出于诗人一时的冲动，后来有此收获，却是出于诗人的意外，也使诗人对池边风物产生了感情，感情发展成形象，形象发展成言词，言词按照韵律又把形象表达了出来。园艺工人砌的水池也许比诗人精巧，可是他无法进入诗的园地。

再来介绍一首北宋郑獬的《盆池》：

绿发柔莎碧甃连，湛如蛟穴贮寒泉。谁将宝镜遗在地？照见浮云浸破天。数鬣游鱼才及寸，一层绿荇小于钱。待将闹物都除却，放出秋蟾夜夜圆。

也是写一个小天地周围的风光，更是饱含生意和天机。甃指盆池之壁，鬣本指鱼颔旁的小。闹物当指蛙，古人也以蛙声聒耳而厌恶。

柔绿的小草遍布着池壁，也不知是谁将宝镜失落了，她是有意还是无心？几条小鱼趁此来来去去，有了这样可以安心呼吸地方，就不至于沦为涸辙之鲋了。盆池不可无鱼，就像天地不可无人。

可是诗人还想等除却闹物后，放出躲在夜幕里的秋蟾（指月），好让它在宁静的小天地里发出圆亮之光。

朱熹《观书有感》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是传诵的名篇，也富于哲理。半亩方塘所以能像镜子那样澄静清澈，就因为有源头活水，正由于源头活水，才能使艺术生命永远充满活力。

韩愈、郑獬、朱熹写的都是他个人的印象和感受，然而都不是孤立的，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哲理境界，就和千百年来广大读者的精神生活密结在一起。

裙带与石碑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藩镇的称霸，宦官的弄权，就成为两大祸患。所谓藩镇，是指设置节度使或观察使的区域。他们除了带兵之外，又拥有度支（财赋的调配）、营田、转运、采访这些大权，即地方的军事、行政、粮食、交通、赋税的命脉全落在他们手里，而且常以父子、叔侄等宗法关系授受地盘，因而拥兵自肥，作威作福，有的与朝廷阳奉阴违，有的公然作乱。后世的地方军阀，实即藩镇的变种。

到了宪宗时，由于任用一批果敢的谋臣，平定了一些叛乱的藩镇，使朝廷威权为之一振。

吴少阳以彰义军节度使据蔡州时，因淮南多广野大泽，便豢养牲口，常常出没掠夺，内则庇匿亡命，充实军力。元和九年（814）吴少阳死后，他的长子吴元济密不发丧，只说患病，又假撰奏表，要求由元济主持军事，朝廷未允其请，不久便叛反，向地方屠杀焚烧。次年，宪宗命裴度为宰相，出兵征讨，淮西的军事全托付他。十二年正月，随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入蔡州，活捉吴元济及其家属，后斩首于京城。至此，光、蔡等州才重为唐室的疆土。

平蔡州时，裴度任韩愈为行军司马。还朝后，以功授刑部侍郎，并诏撰《平淮西碑》。碑分序与铭，铭用韵文，实为长篇的四言诗。

这时柳宗元在柳州贬所，闻讯后也撰《献平淮夷雅表》及《平淮夷雅》二篇，后者模仿《诗经·大雅·江汉》。《江汉》叙述周宣王命召虎讨伐淮夷史事，柳诗将裴度与李愬并重，在上李愬启中，又直说愬之功绩和召虎平淮夷类似。

就当时形势而论，淮西一役成败的关键，在贤相而不在良将，前者属战略决策，有果断的战略决策，才能使良将的战术有用武之地。裴度一向将蔡州看作心腹之患，不及时除去，即无以儆戒黄河南北的藩镇，故而坚持平蔡，并亲往督战，而宪宗又能信任委托。所以，韩碑的重心放在裴度身上，但对入蔡州的李愬之功，还是有所侧重。不想因此引起轩然大波。

李愬的夫人是唐安公主女儿、唐安公主是德宗之女、宪宗姑母，李夫人也就是宪宗的表姊妹，故得出入宫中。李愬以为此役之功自己应属首位，故很不平，李夫人便入宫中，向宪宗陈诉碑辞不实，于是下诏磨去韩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罗隐《说石烈士》一文，说是李愬旧部石孝忠因愤韩碑不叙李愬功，推碑几仆，致为宪宗所闻，因而命文昌重撰。

这件事，却引起后世文士的不平，晚唐李商隐写了一首七古《韩碑》，诗中盛赞裴度之功第一，称之为圣相，对韩愈的碑文推崇备至，对仆碑事深为愤慨：“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今无其器存其辞。呜呼圣王及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从末两句看，这时宪宗和裴度似已逝世。

七古非李商隐特长，这首诗却奇崛古茂，直逼韩愈，有人说仿佛韩愈的《石鼓歌》，造语更胜过。

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记苏轼曾奉命撰《上清储祥宫碑》，至绍圣、元符间党禁兴，遂毁其碑，命翰林学士蔡京别为之，“京之文，类三舍举子经义程文耳，正如唐时仆韩退之《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后来江端友乃作七绝《韩碑》：

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这是借《韩碑》以讥蔡京，因为这时党禁方严，只能借古讽今。南宋刘过《投诚斋》也有“毕竟昌黎仍旧好，何曾人说段文昌”语。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韩碑》评云：“宋代陈珦磨去段文，仍立韩碑，大是快事。”足见后人对仆碑事都很不平，用现代话来说，恐也有对“夫人干政”隐怀不满之意。韩愈的碑文果真有不实之处，也应该交给朝廷大臣公开评论纠正，不应通过裙带力量轻率更改。清管世铭有诗云：“晋公德望凉公绩，并纪韩碑讵失真？妇女老兵何足道，当时三省竟何人？”晋公指裴度，凉公指李愬，妇女指李妻，老兵指石孝忠，三省指中书、门下及尚书省，都是掌管大政的机构。

北宋的诗僧惠洪，有一首《题李愬画像》：

淮阴北面师广武，其气岂止吞项羽。君得李祐不肯诛，便知元济在掌股。羊公德化行悍夫，卧鼓不战良骄吴。公方沉鸷诸将底，又笑元济无头颅。雪中行师等儿戏，夜取蔡州藏袖里。远人信宿犹未知，大类西平击朱泚。锦袍玉带仍父风，拄颐长剑大梁公。君看鞬橐见丞相，此意与天相始终。

这首诗专写李愬在策略上成功的事迹，也是史诗的鳞爪。诗以韩信之不杀广武君李左车，引出李愬之不杀李祐。李祐本是吴元济低级军官，后被擒，李愬便推诚相待，一同食宿，往往密语通宵，因而尽悉吴营中机密。下面又用西晋大将羊祜向吴人开诚示信，不为偷袭之计，使吴主孙皓纵情游乐，反相信卜课术士妄言的故事。

李愬的厚待李祐，却引起部下的责难，因为李祐先前曾和官军激战，所以有人说他不可靠。李愬只好将李祐械送京师，一面请朝廷宽释，宪宗乃将李祐仍赐予李愬。“公方沉鸷诸将底”的“底”字表疑问为什么，意谓李愬已胸有成竹而诸将却在怀疑。

李愬雪夜迫近蔡州城时，附近有鹅鸭池，李愬便令士兵驱击鹅鸭飞行，以掩护行军之声。吴元济也自以为防地牢固，毫不在意。李愬部队到达吴元济外宅时，元济正在睡大觉。部下告诉他，他却说：“此必洄曲子弟（吴军中精兵）就吾求寒衣也。”又说：“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此事很像李愬父亲西平王李晟之击朱泚。大梁公指李愬，因与其弟李德皆封梁（凉）国公。

吴元济被擒后，李愬屯兵于球场，具鞬橐等候裴度于马首。裴度想逊让，李愬说：“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请公因以示之。”裴度乃以宰相礼受谒，众皆耸观。鞬橐为盛弓箭之器，引申为收藏，表示局势已安定。

当时向李愬投诚的尚有丁士良、吴秀琳、李忠义等。李愬能运用攻心为上、使功不如使过的策略，以昨天的敌人反击今天的敌人，正见得他有政治上的远见。石孝忠在宪宗前也力陈蔡州所以平复，实因李愬能善于招降，使“蔡之爪牙，脱落于是矣”。

陈衍《宋诗精华录》评惠洪此诗云：“抵段文昌一篇碑文，不啻过之。”说得也对。

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二：“或云宪宗疑裴与韩党，故抑其文”，清屈复《玉溪生诗意》：“碑文不叙李愬之首功，昌黎不得无过。”平心而论，淮西之役，裴度的运筹决策固居首位，但韩愈还朝后撰文时，有偏私之心也是事实。

征途诗情

在淮西之役中①，韩愈仍不废吟咏，写了许多诗，有平庸的，也有出色的，如《过鸿沟》：

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

①淮西，指今皖北豫东淮河北岸一带，也称淮右。

鸿沟为古渠道名，在河南荥阳东南。当年项羽、刘邦相距荥阳，彼此不超越尺寸地。刘邦欲西归，因张良、陈平之谏，又追项羽至阳夏之南，终于灭楚。

此诗实为借古喻今，因当时大臣中也有劝阻宪宗出兵淮西的，裴度却坚持伐蔡，所以后半首是在曲写裴度隐衷，但前半首很平弱。还有《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几山作》：

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敢请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吏上峥嵘。

女几山在河南宜阳县南。裴度原诗今仅存“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二句，韩诗末句的“暂携”意即“姑携”，是说到那时候姑且带着诸吏登山吧。

洪兴祖说：“一士人云：以我之旗，况彼云霞，以彼之山，况我剑戟，诗家谓之回鸾舞凤格。”即以下三字形容上三字。全诗则写同心破贼，俱有信心。

郾城辞罢过襄城，颍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山不用远来迎。

《过襄城》

郾城在河南，为当时行营所在地。襄城也在河南，过襄城便入洛阳界，颍水、嵩山之所在。韩愈的家乡在河阳（昌黎是他郡望，不是原籍），今孟县西。韩愈抵襄城时正值雪后。

此诗前三句二十一个字中有五个地名，末句“家山”亦近地名。郾城已经辞别，作为全诗中心的襄城只是路过，洛阳也只是想象中，蔡州则已相离三百里，家山是盼念之词，这六处地方其实都非现境，有的已过去，有的尚未到，有的未必去，如家山；而二十八字中，中州诸城，一线相接，满腔高兴，笔笔有情，杂用俚语，尤见亲切，蒋抱玄所谓“快事快调，此公一生最得意时”，也是大好评语。

然而还有更精彩的《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新破蔡州来。

此诗首句与前一首首句相似，即“句中排”，并且也用了四个地名。

这是在凯旋途中，官军抵达潼关后，即将进入华州，华州刺史为张贾，张贾曾任属门下省的给事中，故称阁老，使君是对州郡长官的尊称。韩诗由快骑先递交张贾。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河南灵宝，华山在潼关西。这时尚是冬天，而日出潼关，寒威顿杀。四扇指城门东西两面，一面两扇，相对而开。程学恂《韩诗臆说》：“写歌舞入关，不善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王建《送裴相公上太原》：“千群白刃兵迎节，十对红妆妓打球。”这虽是后来事，也见迎长官时，有妓女打球的节目。

末句“新破”一作“亲破”，这两字自然无法比拟，若作“亲破”，等于不说。

这是一首七绝，却写得天骨开张，气度雄润，声威军容，有火荼之盛，似又全不吃力。

施补华《岘傭说诗》：七绝切忌用刚笔，“退之‘荆山已去华山来’一绝，同刚笔之最佳者。然退之亦不能为第二首，他人亦不能效退之再作一首，可见此非善道。”说得也很精彩，如另一首《次潼关上都统相公》：“暂辞堂印执兵权，尽管诸公破贼年。冠盖相望催入相，待将功德格皇天。”几乎不是同一人所作，末句尤为恶札，真像施氏说的“然退之亦不能为第二首”。但仅从上述诸诗中，也可看出韩愈对裴度的阿附。

刘禹锡曾作《平蔡州三首》，其第三首云：

九衢车马浑浑流，使臣来献淮西囚。四夷闻风失匕箸，天子受贺登高楼。妖童擢发不足数，血污城西一抔土。南风无火楚泽间，夜行不锁穆陵关。策勋祀毕天下泰，猛士按剑看常山。（原注：“时唯常山不庭”。）

穆陵关在湖北西阳，当时自安黄出光蔡之路已不通，故从南方来说，可越穆陵关北面而出师，禹锡写诗时尚在广东连州贬所。

这是叙述吴元济被解至京师时，宪宗登楼受俘场面，刘诗第一首也有“狂童面缚登槛车”语。吴元济被斩首时，年已三十五，何以一再称为狂童、狡童？已故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云：“其实元济年非童幼，禹锡盖恶宪宗之淫刑，诛及稚孺耳。”下并引《旧唐书·吴少诚传》：元济被斩于独柳后，“其夜失其首。妻沈氏没入掖庭，弟二人，子三人，流于江陵诛之，判官刘协庶七人皆斩”。瞿氏释刘诗狂童、狡童的用意未必正确，禹锡《平齐行》也有“初哀狂童袭故事”语，这是指李师古卒，其异母弟师道自立事。后来师道兵败，只杀其个人，师道妻魏氏及幼子配入掖庭（后宫）为奴婢，宪宗还下诏不要殃及家族。所以，这里的狂童、狡童意谓狂妄、猖獗的家伙，是骂人的话，童是因为吴元济和李师道都是继承了父兄地盘。总之，并非讽喻宪宗之刑及稚童，但从《旧唐书》所记来看，元济的三个儿子，大的不过十五六岁；而且因元济之故，一下子杀了十二条生命，确实失于刑罚上的淫滥。其次，元济被杀后，他的首级怎么不见了？《陈寅恪读书札记》：“是知其党羽之众。”意谓被散布京师的党羽偷取而去。

南宋黄唐对淮西之役有一段很有创见的议论：蔡本唐地，元济本唐臣，并天下之力，仅能取三州困毙之余，“君臣动色相庆，有靦面目矣”。下引诸葛亮出祁山，南安等归降，且拔千余家还汉中，蜀人皆贺，孔明蹙容曰：普天之下，莫非汉民，以此为贺，能不为愧？（见《柳宗元集》引注）

由韩碑之撰、裴李之功到淮西之役本身，后人都有分歧意见，有的已非学术性而属于政治性，但在专制的统治下，还是允许自由议论，各抒己见，这一点宽容的气象，却是值得钦羡的，中国文化传统所以能够不绝如缕，历劫长存，未始不与这种气象有关。

永州二寺

读过柳宗元诗文的人，都对他在永州时的作品极为欣赏，他在永州时的生活，想必也为大家所乐闻。

唐顺宗晚年因中风而患失语症，至永贞元年（805）八月，不得不传位给太子李纯（宪宗），王叔文集团的革新政局就此夭折，八司马被贬逐，柳宗元只得离开京城，也像韩愈贬潮州一样，由蓝关南行。原先本贬韶州（今广东韶关），半途忽改贬永州，当年他父亲柳镇贬谪时也是走这条古驿道。同行的有六十七岁的老母卢氏、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以及僮仆等。他的夫人杨氏，于结婚三年后去世，不曾生育，宗元也未续娶。就这样，长安城里已没有柳氏族人了。

他从长安到湘中的行程，先是车行由蓝田经襄阳赴江陵，然后改为水道，经洞庭至湘江。到汨罗江时，曾写过《吊屈原文》，开头说：“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即以屈原之遭谗自比。最后说：“吾哀今之为仕兮，庸（岂）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偷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借此讥讽执政的新贵贪得无厌的欲壑，平时不考虑国家的安危，一心害怕自己官俸不够肥厚，担心官运不畅通；对这些人，他也无可共语，只能我行我素，痛惜吾道不行，想起政局如此苟且昏暗，怎能不怀念长逝的屈大夫？可见他在放逐途中内心的激荡不平。

由此而经长沙，过衡阳，全程约半年，才始到达永州。后来又写了一篇《惩咎赋》，对湘江途中的险恶风波作了恐怖性的描写：

飘风击以扬波兮，舟摧抑而回邅。日霾噎以昧幽兮，黝云涌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听嗷嗷之哀猿。众鸟萃而啾号兮，沸洲渚以连山。

在屈原的《涉江》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柳宗元善于学《骚》，文集中即列有《骚》的专栏，这时正在穷途之中，屈赋的体裁便成为他抒发郁抑的最合适形式。

永州的治所在今湖南零陵，位于湖南和两广交界处，在秦朝曾开凿了灵渠，为古代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在唐代还是荒僻之地。宗元的官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司马的地位在刺史之下，本有实权，“员外置”是说定额以外官员，因而又无实权，但官俸可同正式官员，所以说是“同正员”，也即领干薪，吃闲饭，好像是享清福，实际是政治上的示辱。

因为是“员外”，所以并无官署，幸而城里龙兴寺的重巽和尚颇有情义，给予帮助，全家便安顿在寺中西厢房内，经过一番修缮，又筑了一个西轩，还撰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劈头说：“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顺宗的永贞是个短命年号，只占一年，章士钊《柳文指要》卷二十八云：“此一短短年号内，凡子厚由勤政而远贬，具于篇中和盘托出，可算全集独一无二时代性文字！”也即透示了宗元对永贞朝政大变所存的深情。后来他的母亲，即逝世于龙兴寺中。

柳宗元在龙兴寺起先只想暂住，总以为期满（三年或五年）可以量移。到了元和四年（809），守丧期满，又值册立皇太子，大赦天下，八司马却不在大赦之列，他更失望了，于是从龙兴寺迁至法华寺。这两座寺院，都在湘水之南，潇水之东。

他在龙兴寺筑过西轩，在法华寺筑了西亭，写了一首《构法华寺西亭》：

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西垂下斗（陡）极，欲似窥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剪，葺宇横断山。割如判清浊，飘若异云间。远岫攒众顶，澄江抱清湾。夕照临轩堕，栖鸟当我还。菡萏溢嘉色，筼筜遗清班。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潺①。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北望间亲爱，南瞻杂夷蛮。置之勿复道，且寄须臾闲。

①潺，一作“孱”，是.。

这座寺位置在山的高处，寺中有荷花（菡萏）绿竹（筼筜）。又作《法华寺西亭夜饮》：

祗树夕阳亭，共倾三杯酒。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此诗另有序，章士钊《柳文指要》卷二十四：“西亭者，吾号为子厚一生游运之神经中枢者也，凡关于西亭之记事，无不郑重，凡咏味西亭之诗与文，无不精神饱满，凡约来西亭游宴唱和之友，无不异常知己，此‘未能脱弃凡近’之永州文者，将胡为乎来哉。”章氏于宗元固为知音，但不免杂以偏爱，凡是宗元所作诗文，没有一篇不好，凡是历代有贬抑宗元之词，即使公允，必加以辟斥，反之，对韩愈又说得一无是处。章文中说的“未能脱弃凡近”，原是何焯《义门读书记》中的话，其实还是说得对的，章氏却斥为冬烘先生语。何焯又评柳诗“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二句云：“三四工在次第如画”，就说得很精到。像柳《序》那种短文，在唐代二流文人中也是随手可写的。

回头再说宗元这两首关于法华寺的诗。从文句看，似很轻松安适，无所怨恨，因而也可称为旷达，但所谓旷达，往往是人在压制、打击后一种无可奈何的逆反性的自我强制，真正春风得意、位高权重的人是无所谓旷达的。所以，旷达者都带有被动性，甚至是矫情的，俗语所谓有苦说不出。诗中“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上一句是说他的心早已如同槁木死灰，对现实极度淡漠，那么，忽然会因在僧寺中筑了一座亭子就此开颜了么？最后四句，恰好反映他内心深处的症结：他所要亲爱的人远在北方而相隔，他在南方所接触的却是“夷蛮”，他的真实愿望既然不能实现，那就算了吧，不必多说了，姑且假新亭以求片刻的安闲。他的《与崔策登西山》有云：“蹇连困颠踣，愚蒙怯幽眇。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忧愁）？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诗意先叙贬逐之苦，使自己闭塞得连精深奥妙的道理也害怕领会，下两句隐喻孤独带来的愁闷，因而希望崔策能长留于此，以消解他的百结愁肠。

这诗是废居八年后作的，但崔策是不可能长留的，最后还是离他而去，宗元曾作序送他。诗人也更为寂寞了。

人有时需要寂寞，然而寂寞过久，那滋味也是难以经受的，何况是诗人！

与方外人的因缘

永州的人口，当时是十六七万，僧寺除龙兴寺、法华寺外，还有开元寺等，寺址都宽畅高敞，可见唐代佛教势力的广布。柳宗元在长安时，对佛教已有兴趣，到了永州，对佛学更为接近。他无力反抗冷酷的现实，又必须在现实中活下去，只有在另一种境界中求得精神的安宁和平服。

他在龙兴寺居室的窗户本来朝北，光线阴暗，便另开朝西的窗户，户之外为轩，光线就较前明亮了，他便在记文中说：“夫室，向者之室也；席与几，向者之处也。向也昧而今也显，岂异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夫性岂异物耶？孰能为余凿大昏之墉，辟灵照之户，应广物之轩者，吾将与为徒。”宗元善书法，便把记文书成两份，一份刻在户外，一份送给僧人重巽。

生活起居上的小小得失，就通过佛学来阐释，本来暗昧的变成显明了，这就不仅仅限于一个窗户的变化，人的境界的层次也上升了。由于建筑物本属僧寺，开凿时又要寺僧来帮助，对佛学免不了要说上几句好话。还有一点，他是把佛学作为一种学说来接受的，这比韩愈就宽宏些。

由于生活在僧寺中，自必常和僧人接近。方外人本是孑然一身，深处山林，要跟他们缔交，原是可遇而不可求，如果不是因为谪逐，不可能住到永州的寺院中，所以这正是佛家所谓因缘。

在几个僧人中，他最友好的为龙兴寺重巽。

重巽属天台宗，在南方佛教界很有声望，也有些学问。有一次，重巽从竹林中自采新茶送给柳宗元，宗元作诗谢之，其中说：“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犹同甘露饭，佛事薰毗耶①。咄此蓬瀛侣，无乃贵流霞。”蓬瀛侣指仙人，流霞指道教的仙酒。意思是重巽送给他的茶叶，泡熟后胜过道家的仙酒，实是借此重佛轻道。唐代虽佛道并尊，柳宗元却不喜欢道教，像李白那样的求仙诗，在柳集中便看不到。

①《维摩诘经》：畤化菩萨以香饭与维摩诘，饭香普薰毗耶离城，诸大声闻仁者可食如来甘露味饭。

重巽的庭堂颇有花木竹石之趣，宗元曾作《巽公院五咏》，兹录其四：

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泠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

《净土堂》

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为谁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

《禅堂》

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尝闻色空喻，造物为谁工？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

《芙蓉亭》

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萧萧吟。差池下烟日，嘲哳鸣山禽。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荫。

《苦竹桥》

第一首是说自己的结习本自虚无开始，与《禅堂》的“涉有本非取”相连贯。但仍沉溺而不自拔，穷究苦源，总还是为外物所误，至今始悟言空、无相、无愿（佛家语）才是真正的三解脱。意即过去虽有“无”的结习，但因心为形所役，仍未能摆脱尘俗之苦，今天来到净土堂，才入三空之门，故对重巽既愧又敬。

第二首的中心是抑“有”扬“无”，虚白、花落、忘机、窗寂都是“无”和“虚”的陪衬，最后以“鸟飞无遗迹”作结，禅味也最深厚。

第三首七八两句，意谓既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造物主为什么还要化育出宇宙间的千姿百态？诗人的原意其实还在赞颂造物主之力，从上文描绘芙蓉亭的景物上，就有他的审美心理在活动。

桥和津都是渡人的，要津则泛喻高位。第四首由桥及津，意思是这桥既设在苦竹丛中，自不会再成为要津，那就借竹林余荫来栖息。原是夫子自道，借此抒发牢骚，可见他还不是空门中人，也说明他对佛教的若即若离态度，在失意时取其于身心有所契合和寄托；正因为这样，他还是不能大彻大悟，还是满腔委屈，无穷烦恼，只要生命存在一天，这矛盾就没法克服。

再举一首也是在永州作的《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院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真源”四句是斥责世俗之徒对佛学精义并未吸取，只追求怪诞的事迹，佛之遗言固可在冥思中得悟，但这须得修缮本性，却又从何着手才能熟晓。言下之意，是讽刺当时假居士、假信徒之多。末两句意即物我两忘，遗经得道，已非语言能够表达，真正的悟道者应当是这样。

然而就艺术角度说，这些诗的感染力究竟差些，因为诗中不但说理，说的又是深奥的佛理，应该占首位的写景抒情的技巧，相形之下，便显得贫弱。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题西林壁》，为历代所赏识，纪昀评云：“亦是禅偈而不甚露禅偈气，尚不取厌，以为高唱则未然。”这话倒是公道的。范温《潜溪诗眼》：“‘道人庭院静，苔色连深竹’，盖远过‘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予家旧有大松，偶见露洗而雾披，真如洗沐未干，染以翠色，然后知此语能传造化之妙。”范评柳诗“道人”两句所以胜于常建《破山寺后禅院》的“曲径”两句，盖柳诗自然浑成，常诗虽不能说是雕饰，和柳诗这两句比，在自然上就不及。

同是天涯沦落人

宋范宽《潜溪诗眼》，对柳宗元诗极为推崇，并举例说：“《哭吕衡州诗》，足以发明吕温之俊伟，《哭凌员外诗》，书尽凌准生平，《掩役夫张进骸》，既尽役夫之事，又反复自明其意，此一篇笔力规模，不减庄周、左丘明也。”后者已详于《存殁之间》，哭吕、凌两人诗，不但抒发了对亡友的交谊，也关系到中唐的政局。

王叔文集团失败后，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等八人，皆被贬至南方为司马，世称“八司马”，凌淮为连州（今属广东）司马。当时的司马已沦为安置谪官的闲职，也即挂名差使，白居易的江州司马便是一例，《琵琶行》末句“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青衫，就是唐代官员最低的服色（八品和九品），后来因深青乱紫，改为碧色。

王安石《读柳宗元传》：“余观八司马，皆天下奇才也。”但因为他们是王叔文集团中人，《唐书》中记载的事迹，有的很简略，有的夹杂偏见，如对凌准，只有五十余字，连奇才的影子也见不到。

柳宗元曾写过《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及《墓后志》，又写过《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五古，从诗文中，使我们知道凌准卒于桂阳（即连州）佛寺，生前曾对人说：“吾罪大，惧不克归柩于吾乡，是州之南，有大冈不食，吾甚乐焉，子其以是葬吾。”不食之地指不长草木的无用之地。仅此数语，逐臣的惨况如泣如诉。后因宪宗立太子而下大赦令，凌准的儿子才得将灵柩迁回原籍富春。将死人的棺柩迁至故乡，也要等到皇帝下大赦令才能举行。凌准是否奇才且不说，但他并不是罪犯，仅仅因为他在政治上受过挫折缘故。

其次为诗，末段说：“出守乌江浒，老迁湟水（指连州）湄。高堂倾故国，葬祭限囚羁。仲叔继幽沦，狂叫唯童儿。一门既无主，焉用徒生为？举声但呼天，孰知神者谁？泣尽目无见，肾伤足不持。溘死委炎荒，臧获守灵帷。平生负国谴，骸骨非敢私。盖棺未塞责，孤旐凝寒飔。”

凌准先谪和州刺史，后降连州。这时他母亲死于家中，随后两弟相继而死。凌准二子年幼，一门无主。他在谪所因哭泣过哀，遂丧其目，脚也发病。现在临到凌准自己也身殁了，由于获罪，即使盖棺仍不能塞责。最后说：“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也即“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意。但白司马之于琵琶女，尚非一存一殁之痛。

吕温不是八司马①，但很受到王叔文、韦执谊的器重，和柳宗元、刘禹锡很友好。后以副使入吐蕃，柳宗元等被贬逐时，吕温正在出使，所以没有在内。后因与李吉甫倾轧，先贬道州，再贬衡州（今湖南衡阳）刺史，死时年仅四十，可能仍和参加王叔文集团有关。

①但后人如李慈铭、吴汝纶都误以吕温为“八司马”，这也见得他和王叔文关系的密切。

这时柳宗元在永州，曾写过诔词、祭文，又有《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段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七绝。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三亩空留悬罄室，九原犹寄若堂封。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

刘二十八指刘禹锡，李指李景俭，由侍御史谪江陵掾，与元稹同幕，都是吕温的好友。景钟为大钟，后世作为记功的典故。“若堂封”用《礼记·檀弓》孔子语。这是承上句的身后萧条，所以草草营葬，但犹存古代君子之葬的遗风。元龙为后汉陈登字，许汜、刘备在荆州牧刘表座上，盛称陈登有豪气、有胆志。因这时李景俭、元稹都在江陵，也便是荆州，他们品评人物时，必为吕温之死而哀惜。

写得最朴素沉痛的是那首七绝：

交侣平生意最亲，衡阳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见三行字，拭泪相看是故人。

刘禹锡也有《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诗：

一夜霜风凋玉芝，苍生绝望士林悲。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遗草一函归太史，旅坟三尺近要离。朔方徙岁行当满，欲为君刊第二碑。

要离为春秋时吴国刺客，于江流中刺中庆忌要害，庆忌放了他，要离渡江至江陵，伏剑自尽。后来东汉高士梁鸿（字伯鸾）死后，别人感于要离烈士，伯鸾清高，便将他葬于要离墓旁。从这些诗句看，吕温是死在衡州，《旧唐书》说吕温“秩满归京，不得意，发疾卒”，似不确。①

①岑仲勉《唐史余渖》、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皆有考析。

第七句用蔡邕充军朔方后，后赦令还本郡典故。大概吕温这时已近回京之期，但等不到日期就死了。

凌准没有诗传世，吕温曾由刘禹锡为他编理过集子，现在传世的《吕衡州集》，已非禹锡所编之本。《全唐诗》收录吕温诗二卷，其《偶然作》云：“凄凄复汲汲，忽觉年四十。今朝满衣泪，不是伤春泣。”又云：“中夜兀然坐，无言空涕泪。丈夫志气事，儿女安得知？”这是他死的那年作的。又如《读句践传》：“丈夫可杀不可羞，如何送我海西头。更生更聚终须报，二十年间死即休。”这当是他出使吐蕃时作，似很不满于此次的出使，看作奇耻大辱似的，也见得他是一个很自负而又刚强的人，和柳、刘二人性格有相类处。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写刘备和孙夫人逃出东吴，来到刘郎浦，望江沉吟时，引用“后人”一首七绝：

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屋黄金。谁知一女轻天下，欲易刘郎鼎峙心。

这所谓“后人”诗，就是吕温的《过刘郎浦口号》。但其中第二句应作“谁将一女轻天下”。这一字之差，便和吕诗原意似是而非，吕诗是说：刘备哪里会因东吴一女而中了美人计，就此改变鼎足三分的雄心呢？

刘郎浦在今湖北石首县沙步，当是吕温谪湘中时路过所作。沙步有“先主纳吴女处”，石首西南的阳岐山，因刘孙行婚礼时绣幛如林，曾改名绣林山。杜甫自公安往岳州途中，曾作《发刘郎浦》诗，中有“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语，可见到唐代已很荒僻了。

寒江钓雪

元和十三年（818），韩愈在京师，曾作《独钓》四首，其第二、第四首云：

一径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长减蒲芽。坐厌亲刑柄，偷来傍钓车。太平公事少，吏隐讵相赊？

秋半百物变，溪鱼去不来。风能坼芡嘴，露亦染梨腮。远岫重叠出，寒花散乱开。所期终莫至，日暮与谁回？

这时韩愈任刑部侍郎，所以说“亲刑柄”，“偷来”犹言偷闲。钓车指渔具，有轮以缠络钓丝。“吏隐”指以吏而隐，“赊”是宽松，“讵相赊”意即怎能放过。次首末两句则结出独钓的题意。

就诗而论，实是平平，无多大特色，方世举《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四诗之中，纤小字太多，一首藤角芡盘，二首柳耳蒲牙，四首茨嘴梨腮，小家伎俩耳，不可法。”说得也对。韩诗是用常态心理写的，时间在“秋半”，即夏历八月。野草闲花，雨多水长，正是垂钓时节，也见韩公的雅兴。

柳宗元在永州时，曾作一首《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以入声押韵，不觉拗涩，却是用变态心理写的。

他这时还是中年，却已未老先衰，身多疾病，眼花心悸，腿麻膝颤。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蛇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①，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永州在当时固然很荒凉鄙塞，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心境，就在上引这几句话中，包含了这位文弱书生多少辛酸苦楚，此信却是一篇隽永的抒情小品。

①射工，传说中的毒虫，又名蜮。口中有弩形，以气射人影，随所着处发疮，不治则杀人。柳宗元《岭南江行》也有“射工巧伺游人影”语，所谓含沙射影，即指此。沙虱，水边草地的小虫。

王叔文集团的失败本来是政治上的悲剧，不幸，柳宗元又列为八司马之一，从他谪贬生活开始，便和风雪中的渔翁相似。

五言绝句是最短小的一种体裁，这首诗却蕴藏着最深厚、最强烈的悲剧情绪。单独的垂钓或单独的赏雪，原是诗词中常见的题材，柳宗元钓的却是寒江之雪。

鸟绝人绝，只有千山万径依然存在，然而千山万径是没有意志、没有个性的，唯一有意志、有个性的是这位蓑笠翁。蓑笠翁岂真为垂钓而来？他要钓的是满江大雪，一身寒威。他害怕蝮蛇大蜂，射工沙虱，却不怕大雪，因为这些东西都会伤害他，江雪却使他感到大地洁白，大气清新，什么肮脏丑陋的形象都消逝了，世界好像重新建立，他的灵魂也随之而干净宁静，像个“超人”。

他平时局促在“不过寻丈”的天地中，现在他来到原野，来到江边，千山万径都在他眼前，空间上的扩张使他的视野斗然开阔，通过眼线，进入心灵，外部世界无言的广漠和寂寥，给予他以反射性的强烈刺激，从而上升为令人惊奇的审美上的积极效果。

柳宗元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不愿在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生活中消磨着，他必须使自己的幸存生命经得住磨炼，让意志发挥更大的力量，而又选择在孤独的寂灭性的环境中取得满足，发生快感。这一行动的本身，同样具有悲剧色彩。

王士禛《渔洋诗话》云：“余论古今雪诗，唯羊孚一赞及陶渊明‘倾耳无希声，①在目皓已洁’，及祖咏‘终南阴岭秀’一篇，右丞（王维）‘洒空深巷静’，韦左司（韦应物）‘门对寒流雪满山’句最佳。若柳子厚‘千山鸟飞绝’，已不免俗，降而郑谷之‘乱飘僧舍，密洒歌楼’，益俗下欲呕。韩退之‘银杯缟带’，亦成笑柄。世人怵于盛名，不敢议耳。”士禛与宗元身世不同，遭遇不同，无法体会宗元作诗时的心境，但他评郑、韩两人诗却很中肯。朱庭珍《筱园诗话》：“祖咏‘终南阴岭秀’一绝，阮亭最所心赏，然不免气味凡近。柳子厚‘千山鸟飞绝’一绝，笔意生峭，远胜祖咏之平，而阮翁反有微词，谓未免近俗。殆以人口熟诵而生厌心，非公论也。”可见在艺术鉴赏上，仁智之见的差异竟如此之大。祖咏原诗为《终南望余雪》：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①晋羊孚《雪赞》：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晖。

唐汝询《唐诗解》：“岭阴故雪积不消，已霁则暮寒弥甚。”此诗固亦精构，但不见作者个性，柳诗的特色就在于性格化。

洪刍《洪驹父诗话》：“东坡言郑谷诗‘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子厚云（指《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从格调上评赏柳诗，最为公允，只是这道理不大说得清楚。

西岩渔翁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前人说他得力于郦道元的《水经注》，其中永州八记尤其著名。这些游记，都是在他谪居时撰作。在古代士大夫中，这种例子很多。北宋王禹偁的《听泉》就说：“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南下阌乡三百里，泉声相送到商州。”苏轼谪黄州时，也在《梅花二首》中说：“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文学上的创获补偿了政治上的挫折，也说明古代还是允许罪臣有写山水诗文的自由，其中还夹杂愤懑和牢骚。没有这一点可怜的自由，文学史上就要丧失不少的宝贵遗产，这是连我们也要感颂皇恩浩荡的。

永州八记分为前四记和后四记，前四记的第一篇为《始得西山宴游记》，作于元和四年（809）。文中说：自从他成为可耻的罪人之后，时常惴惴不安，逢到闲暇，便信步而行。后来坐在法华寺的西亭上，远望西山，才始感到奇异，最后终于到达西山之顶，“萦青（指山）缭白（指江河），四望如一”，然后知道过去其实谈不上游，真正之游在这时才开始，所以题目特用“始得”。主题是写西山的怪特，游记的笔调却自然苍劲，层次分明，隐露逆境中的孤傲情绪。

他因而对西山也有特殊的感情，又作了一首名篇《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首诗和《江雪》可说是姊妹篇，也是用入声韵，不过这首是用七言写，共六句。柳诗用六句的还有《独觉》《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法华寺西亭夜饮》等。

诗中的西岩即西山，在零陵县西湘江外。欸乃是摇橹声，“岩上无心云相逐”，用陶渊明《归去来辞》的“云无心而出岫”句意，这句应在“云”字下一逗，即“无心云”连读。“不见人”之“人”指渔翁。

全诗用灵活的手法，写眼中事物变化之倏忽，刚才还明明看到渔翁在汲水烧火，忽然不见了。接着听到橹声，摇出绿意，再回过身来，只见渔船仿佛自天际而来，由此放乎中流。

在现实生活中，这是很平凡的事情：宿在西山旁边的渔翁，一早起来就向湘江汲水，然后烧竹煮饭。等到饭后日出，他便摇船而去捕鱼，也即谋生，可是当“身边琐事”经过艺术的熔铸后，诗人得到了创作欲上的快感，读者的审美情趣也活跃起来。

末两句指渔船的中流漂浮，听其自然，就像出岫的浮云那样随意移动。逐是云朵自身的追逐，并非指渔船向云逐来。

可是这两句却引起一段公案，从北宋到清代，都在议论纷纷，各执一词。

最早提出的大概是苏轼，见于惠洪《冷斋夜话》卷五：“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指《渔翁》）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严羽《沧浪诗话》赞同苏说：“东坡删去后二句，使子厚复生，亦必心服。”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先引刘辰翁之说：“刘以为不类晚唐，正赖有此。”胡氏自己以为应删：“然加此二句为七言古，亦何讵胜晚唐？故不如作绝也。”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也以为若只存前四句，“则与晚唐何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王勃“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杜荀鹤“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都是五言律诗，“然去后四句作绝，乃妙”，但对东坡欲去“遥看天际”二语，“吾所未解耳”。意即不赞同苏说。王士禛《居易录》，也认为只以“欸乃一声山水绿”作结，当为绝唱，添二句反成蛇足。并说：“坡公《吴兴飞英寺诗》起四句云：‘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古今妙绝语，然不若截取四句作绝句尤隽永。”

综合诸家论点，赞同苏说的，以为删去这两句，便成为绝妙七绝，不赞同苏说的，认为删去后便与晚唐无异，即只是在体裁、时代上之争，而与东坡原意并不符合。与晚唐何异又有什么关系？盛唐、中唐诗人之诗，和晚唐人无异的本也不少，只问这些诗本身价值如何。至于古风与绝句，更是无谓。关键在于这两句在诗境上有无必要？苏轼是从审美心理出发，柳宗元是写实：先闻橹声，后见船行，时方清晨，云才出岫。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名篇，末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近人谈到李白此诗，常多赞赏，以此引证李白的高傲，元范德机（范梈）却评云：“结语平衍，亦文势当如此。”（见王琦注本）说得很有道理，“亦文势当如此”，意即只是沿着文势而说。不事权贵，不慕荣利，自然是高尚的风格，但不要落入套子，落入套子，反嫌俗滥。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亦为人传诵，后半首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末两句也嫌蛇足，近于门面话，但因他是登佛塔而作，“亦文势当如此”。可见诗要写得自始至终，大气弥漫，不著浮文游词，实在大不容易。

晓行之诗

晓行是古代诗人爱写的一个题材，方回《瀛奎律髓》因而特辟一组。有的作于旅途中，有的作于早起散步时。杜甫《早起》就说“一丘藏曲折，缓步有跻攀”。

柳宗元在永州时，清晓起来，就常常往山村独自散步，先举《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黄叶覆溪桥，荒村唯古木。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秋天仿佛是失意人的季节，何况又值深秋的早晨，各种感觉更易在踽踽独行时显得敏锐。

南谷在永州乡下，“霜露重”见得秋深而日未出。黄叶何以覆盖溪桥？因为古木之多，然而也只有一些古木，所以成为荒村。古木之外，虽有寒花，却很疏落，虽有幽泉，却不流畅，仍然是深秋的荒村。

鹿性驯良，本不避人，杜甫《晓望》即说：“荆扉对麋鹿，应共尔为群。”柳宗元本已无机心（权术之心），超然世外，所以颇以麋鹿见了还要惊惧而诧异。

还有一首《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高树临清池”句，如果没有下一句的“风惊夜来雨”，就觉很平常，有了下一句，便觉思妙景奇：因为夜来之雨正是从高树散落，雨经风吹而受惊下坠，同时使人联想池中之水的饱满情景。

最后是由外物而进入内心，使两者结成宾主，似乎很畅快，但“予心适无事”的“适”是偶然的暂时的表示，说明平日心中并非无事，因而是曲折的自我揭示。

永州司马是个闲职，使他有机会常至荒村散步，连雨后的泥泞也不在乎；然而永州司马又是谪官，谪贬的原因并非由于政绩上、品德上的过失，心中怎能无事？他的矛盾和苦闷，只好假借外物以求取和谐与平衡，实际是很勉强的。他一再说已无机心，就诗而论，固嫌过露，就人而论，机心虽没有，委屈、牢骚却是随处在流露。韩柳二公，都是不甘寂寞的人，真要他们去做忘怀得失、和麋鹿共处的隐士，也未必情愿的。

说到晓行诗，大家自然会想起温庭筠的《商山早行》：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温庭筠本是今山西祁县人，因安家于长安，便把长安说成故乡了。

李东阳《麓堂诗话》：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

他的意思是说，这两句无名词以外的其他词汇，只选择关键性的名词组成。用现代语法来说，这是一种句子形式做谓语，元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①也是这种结构。

①这首小令作者，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作无名氏，又据现代学者考证，是金元间马寅所作，寅字致远。

何焯评温诗二语云：“中四句从‘行’字，次第生动。”说得很精到。温诗马曲虽然只有名词，没有动词，但从形象上已意味着旅人在活动着，温诗的行动又只能是拂晓。

鸡在茅店啼叫，残月尚在天边，客人闻声而起，随即登上车马，到了板桥，桥霜上已有人迹了。言下之意，还有比他更早的人。两句中既有空间，又有时间，而贯穿于空间和时间的是诗人的行动。

五六两句无甚特色。就是三四两句，一加比较，“人迹”句也不及“鸡声”句意境深远。末两句却可以从两方面评论：杜陵在长安，说优点是和第二句首尾呼应，说缺点，则如纪昀所说，末两句和第二句复衍，杜陵和故乡其实是一事。

唐求也有一首《晓发》：

旅馆候天曙，整车趋远程。几处晓钟断，半桥残月明。沙上鸟犹睡，渡江人未行。去去古时道，马嘶三两声。

唐求为唐末人，隐居不仕。三四两句，可与温诗并美。晓钟断而说几处，可见还有未断处，残月明而说半桥，是说走完全桥，月已隐没。五六两句，陆贻典以为从崔涂《夕次洛阳道中》的“高树鸟已息，古原人尚耕”脱出，但崔诗是写暮景。刘禹锡《途中早发》，有“寒树鸟初动，霜桥人未行”语，唐求诗不一定用刘诗意，其中却有契合处。

南宋刘克庄的《早行》，也是较著名的一首：

店妪明灯送，前村认未真。山头云似雪，陌上树如人。渐觉高星少，才分远烧新。何烦看堠子，来往暗知津。

第一句写人将离店，所谓店只是山村农家，故曰店妪。“明灯送”写天色尚黑，其中有风土人情。三四两句，旅人已在途中，云似雪，树如人，是“认未真”的具体化。接下来是天色渐亮，由“认未真”而“才分”，已能认得远处的烟火，“新”指才起火，仍隐括早。末两句是说，出门多年，不必再看标记里程的土堆，即已知道路程，俗所谓老马识途，诗人也为自己久疲风尘而感慨了。

美好出艰难

柳宗元从永州赴柳州途中，曾经写过一首《岭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放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象迹指大象之迹，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七引《近峰闻略》：“广西象州，雨后山中遍成象迹，而实非有象也。”射工是传说中的虫，形体似弩，善于含沙射影，被射中的人无法医治。白居易《送客南迁》，也有“水虫能射影，山鬼解藏形”语。飓母指飓风出现前云霓。末两句为自己担心，今后可以悲忧的事不止一端，可是能等待他的岁月却不多了。

明王会昌《诗话类编》卷二十八，将柳诗和李德裕贬崖州时的《岭南道中》并提：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①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朝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①沙虫，《艺文类聚》引《抱朴子》：“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李诗实用其典。新版《辞源》沙虫条引李诗而释为“即沙虱”。似误。燕泥，疑用薛道衡因咏“空梁落燕泥”句而被隋炀帝所杀典。此事虽不可靠，但当时传说或已颇盛。

王氏评云：“宗元以附伾、文被罪，德裕以同列相挤致祸。观其诗句，则一时风俗景象，皆畏土也。而流离困苦，何以堪之。二公之才之行，皆有可取，非纯于小人者也，而卒贬死于灾荒之地，哀哉。若论德裕，有功而无罪者也，而君相以私喜怒黜之，则唐之不竞也，宜哉。”这说得很警辟、很公允。宗元贬柳州，在贬永州后。德裕先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冬贬潮州司马，次年九月再贬崖州（后来的海南岛），后于宗元之谪贬三十余年。

中唐的政治风波，宪宗元和初二王集团的失败是一个高潮，至李德裕之被贬逐，又是一个高潮。牛李党争由此而结束，天下愈益混乱，即王氏所谓“唐之不竞也”。

李德裕的执政是在宪宗的孙子武宗会昌时，武宗有一个叔父李忱，曾封光王。武宗生前，对光王不尊重、不礼遇。武宗死后，不想登位的却是光王，即是宣宗。前人记载中，也有说武宗欲害死光王，这固然不可靠，但武宗在位时，对这位叔父很忌惮也是事实，宣宗自必怀恨，因而登位后便迁怒于李德裕。历代的政治风波，和宫闱之间内部的倾轧疑忌，往往有密切关系。贬斥二王集团的宪宗，贬斥李德裕的宣宗都不是庸主昏君，宣宗还有“小太宗”之美称，而在这两次政潮中却做得很不高明，历史的复杂性往往如此。

李德裕是很果断有魄力的，执政时，反对藩镇割据，抑制宦官势力，驳斥江湖邪说，取消进士限额，这些也可看作永贞革新的继续，故而他贬官时，有人作“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望李崖州”的诗。

德裕南贬时，其妻刘氏，儿子浑、矩及女同行。这时刘氏已患病多年，因不忍与德裕相别，所以也扶病相从。洪迈《容斋续笔》卷一，记德裕在崖州时，表弟某侍郎（姚勗）遣人赠以衣物，德裕答书云：“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告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可见其处境的艰苦悲惨。

德裕除政治才能外，文学上也很有成就，在流放旅程中，除上述一首外，还写过《盘陀岭驿楼》：

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复一开颜。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层楼望故关。

盘陀岭当在河南境。又如《到恶溪夜泊芦岛》：

甘露花香不再持，远公应怪负前期。青蝇岂独悲虞氏，黄犬应闻笑李斯。风雨瘴昏蛮日月，烟波魂断恶溪时。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

恶溪即韩愈驱鳄鱼处，亦名韩江。远公为东晋名僧慧远，曾与高士刘遗民等结社于庐山不出。这里借喻自己未能及早归隐山林。三国吴虞翻放废南方时，曾有“死以青蝇为吊客”语，含牢骚意。末句则谓虽身谪岭南，仍怀恋长安。

又有一首《登崖州城作》，尤为悲凉激越：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李商隐曾因李德裕之贬逐，作七绝《李卫公》：

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

首句指德裕门下士之隔绝，次句喻同道者之难见。第三句是虚写，第四句为实景，总言其置身岭外，繁华已尽，唯木棉花开，鹧鸪飞翔而已。

又有一首《李将军》：

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

这是用西汉李广故事，慨叹德裕等会昌功臣之被排斥。德裕卒后，汪遵有《题李太尉平泉庄》诗：

平泉花木好高眠，嵩少纵横满目前。惆怅人间不平事，今朝身在海南边。

可见宣宗君臣之处置德裕，颇为当代文士所不平。

到了苏轼贬惠州（今广东惠阳）时，至赣江过惶恐滩，曾作七律一首：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二毛指头发黑白相间的垂老之人。蜀道有错喜欢铺，这是以“错喜欢”自叹乡梦辽绕。惶恐滩为十八滩最险恶的一滩。黄庭坚也有“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句，与柳宗元的“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意境皆有近似处。

苏轼距柳宗元、李德裕时已有二百余年，朝代也是两个，然而党争不已，政潮起伏，士大夫的命运也常在颠荡之中，而好多感情真挚的迁谪诗，也成于忧患之中。生活既在折磨诗人，又在成就诗人，借用苏轼《和陶西田获早稻》一句诗，也便是“美好出艰难”。

柳宗元与柳州

柳州地处柳江（古称溜江）沿岸，和黔桂、湘桂等铁路交会，现在是广西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那地方环山抱水，气候温和，物产丰饶。秦始皇时，属桂林郡，隋时称马平县，据说因柳江至此曲折而成马蹄形，城的三面则是阔野平原，故而得名。唐天宝元年一度称龙城，至乾元元年，复为柳州。天宝年间有二千二百三十户，一万一千五百余人。柳宗元有一首《种木檞花》：

上苑年年重物华，飘零今日在天涯。只应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檞花。

檞即松樠，龙城就是用旧称。他的《柳州寄京中亲故》，也有“劳君远问龙城地，正北三千到锦州”语。锦州治所在今湖南麻阳，意谓北指锦州已有三千五百里，则距京师自更遥远。

唐代柳州治所位于今柳州江北，州衙和县衙相邻，衙城内全为官邸，环绕衙城外为市街，唐宋时皆为土城。柳宗元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说：“水北环池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水南为旧城，水北为新城，以此推知新城住户比旧城多一倍。

柳宗元的原籍是山西永济，属河东郡，世称柳河东，生长于京都长安。他年轻时，怎么会想到最后死于僻远的柳州呢？古人称官场为宦海，即因常有风波之故，陆游《休日寄兴》便有“宦海风波实饱经，久将人世寄邮亭”之句。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的《苏州城》注五引旧时谚语云：“生在苏州，住在杭州，食在广州，死在柳州”，不知是否指柳州的棺材坚牢之故？

当时柳州风俗鄙陋，吏治腐败，盗贼横行，百姓遭殃，他在《寄韦珩》诗中说：“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鼓声）枹鼓手所操。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汩盈颠毛。”刺史为亲民之官，柳宗元便亲自坐镇，击鼓示威。时当炎夏，却阴森蔽日，虫蛇出没，使他身染毒疮，后来又得了疫病，因而人很消瘦，头发苍白。

在《柳州峒氓》中，他对当时的民俗作了这样的描写：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峒通“洞”，峒氓指僮族。趁为赶集，虚人即墟人，指村民。第五句指峒人用鹅毛缝被，第五句指灼鸡骨以占卜。《史记·武帝纪》曾记越巫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可见汉代已有这种风俗。越通粤，古代的百粤即包括今之两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对鸡卜有详细的记载，则是用小雄鸡的腿骨占卜。苏轼《雷州》诗：“呻吟殊未央，更把鸡骨灼”，他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说：“爆牲鸡卜羞我觞”，可见宋代还在沿用。

由于和僮族言语不通，只得请他人翻译，因而想脱下儒冠（章甫），永远作个断发文身的越人。《庄子·逍遥游》：“宋人资（卖）章甫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柳诗则反用其意。

此诗开头原说“异服殊音不可亲”，末句却有终老柳州之意，正如钱谦益所说：“将老为峒氓，岂复计其不可亲也？反复呼应，哀怨不可读。”（《唐诗鼓吹评注》）

上两首是记事的，再举几首抒情的。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云：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破额山当在象县附近。三四两句用梁朝柳恽《江南曲》中语意：“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宗元由湖南永州改迁柳州，诗意是说，春风犹含潇湘情意，只是自己已身处柳州，故也无法采白蘋以寄故人，意即和曹侍御无法相见。宋叶梦得《贺新郎》词：“楼前无限沧波意，谁采蘋花寄取，但怅望兰舟容与。”即从此出。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云：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

雨过花尽，落叶满庭，群莺乱啼，此在仲春时节，本亦常见景象，只因身在贬地，宦情羁思，常感悲凄，遂觉春半如秋。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此诗不言远谪之苦，而一种无可奈何之情，于二十八字中见之。”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云：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山指仙人山。因是仙山，故有化身千亿的联想。苏轼《东坡题跋》：“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旁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他的《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即有“割愁还有剑铓山”句，这时他也以逐臣而谪海南，所以也易于共鸣。

还有一首《种柳戏题》：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柳州的柳刺史，种柳于柳江边，也可视为“四柳”佳话。后人一提到，必会想起柳宗元。末两句用《左传》定公九年“思其人，犹爱其树”典，这是他自谦之词，但柳宗元在任刺史期间，确为地方做了些好事。

荔丹蕉黄柳侯进堂

柳宗元在柳州时，写过一篇《童区寄传》。文中记述一个十一岁的牧童区寄，被两个歹徒劫持，准备到市集中去出卖。不想那两个歹徒，反在中途被区寄杀死，区寄自愿将此事呈报官府。刺史颜证想留区寄为小吏，区寄不肯，便遣吏护送还乡。区寄本是良人（平民），这次如果不依靠自己的智勇之力斗争，就将沦为奴婢了。

这篇传记，和柳宗元本人的解放奴婢的行事没有直接关系，但全文前面有这样一段议论：当时卖儿女之风盛行，父兄以此牟利，汉官因为于自己有利，就听从而不过问，当地人口因而大为减耗。汉官指汉人的官员，此处所以特别表明，意思是出卖儿女的都是僮族。章士钊《柳文指要》卷十七云：“房启以容州刺史进而经略容管，曾献南口十五人于朝，以王叔文之党而有此事，则当时之官场弊习可想。”宗元之撰此文，一是表彰区寄的刚烈果敢，二是对卖奴之风的痛恨。

唐代的法律原是禁止掠卖良人做奴婢，但不论古今，法律和现实往往是风马牛。柳宗元深知其弊，因而制定了一项政策，凡是因借债而将男女抵押的，奴婢事后可以用钱赎身，成为良人，如果无力偿还债款的，奴婢可向主人计算工钱，到工钱和债款相抵时，奴婢的身份就解除了。新旧《唐书》对柳宗元此举特予记载，韩愈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时，也有这项措施，可见明智之士无不反对人身买卖。

苏轼任定州知州时，也处理过类似的案件，他的《刘丑厮诗》，即记其事，其中说：刘丑“譊譊在柳集中，还有一篇《井铭》，前有小序，大意说：柳州人起先都是用陶器盛江水，还不曾用井水。但江岸高峻，逢到旱天，水源很远，步行上下，取水更困难。雨多时，又易滑跤，因而民间颇有怨言，怨言不能解决实际的困难，柳宗元便兴工在城中开井，不到一个月，井筑成了，水自然比江水清凉满盈。水是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资源，人民怎么不感激柳刺史呢？

还有一首《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柑）树》：

手种黄甘二百株，春来新叶偏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门利木奴①。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①木奴，指柑橘。三国襄阳人李衡于宅边种橘千株，临死时对他儿子说：我有千头木奴，你将来足够资用。宗元之意，他的种柑树，并不是像李衡那样为了有利可图。

这首诗固然有以屈原作《橘颂》自喻之意，但种柑数目多至二百株，并且希望日后能成林，那还是为地方设想的。他死后，柳州人民即在其地建柑子堂，清乾隆间在罗池另建柑香亭。宋陶弼《柑子堂》诗云：

子厚才名甲有唐，谪官分得荔枝乡。罗池水尽黄柑死，独有空碑在画堂。

罗池在柳州城东，池水澄碧，旧时为柳州八景之一。宗元殁后三年，即长庆元年（821），柳州人民在罗池建庙，奉宗元为罗池之神，并由谢宁至京师请韩愈撰《柳州罗池庙碑》，文中对宗元在柳州的政绩作了多方面的称扬，笔调则亲切朴茂，如“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娓娓写来，也表现了对亡友的眷恋之情，末又用《骚》体作歌辞云：

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下略）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想象，柳宗元在临终时的悲惨景象。据韩碑说，宗元在前一年已预感到“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可见他对柳州的深情。我们也宁信他的精魂毅魄，在鹅山（柳州八景之一）柳水、桂树白石之间徜徉低徊，长护斯民。

韩愈文中的“柳侯”，只是一种尊称，就像称“柳公”一样。但宋徽宗时曾追封柳宗元为文惠侯，罗池庙也改名柳侯祠，高宗时又封为文惠昭灵侯。清代曾以柳侯祠为柳江书院，也含纪念意思。现存的柳侯祠根据清代模式重建，共三进，砖木结构，粉墙墨瓦，曲径回廊。柳侯祠附近有衣冠冢、思柳轩等。祠内有苏轼所书的《荔子碑》，因韩愈歌辞第一句为“荔子丹兮蕉黄”，故名，后世乃有“韩诗苏字柳事碑”之称。此碑书法，和《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忠观碑》并称东坡书法中四大名碑。原刻的碑石曾被毁坏，南宋嘉定时重新刻石，又因兵火使碑角损残，人称“断碑”。明洪武时因修城而复得缺失部分，故现存的《荔子碑》，石刻虽断，碑文犹全。

《东坡题跋》卷二：“韩退之诗云：水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柳子厚诗云：海上群山若剑铓，秋来处处割愁场。陆道士云：二公当时不相计，会好做成一属对。东坡为之对云：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此可编入诗话也。”这也可作三贤翰墨因缘的补充。

愚溪岁月

苏轼《故周茂叔先生濂溪》结末有这样两句：“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这两句都是咏柳宗元谪居时的故事。愚溪岁月，是他生命中的重要过程，也具有悲剧色彩。

零陵县西南有一条小溪，本名冉溪。元和五年（810）夏秋之间，柳宗元从城中迁居于冉溪，另筑家园，改名愚溪，并将小丘、泉水、沟渠等八处，都加上愚字，如愚丘、愚泉、愚渠，写成《八愚诗》，刻在岩石上，可惜八首诗皆已佚失。

他为什么特地用上愚字呢？在《愚溪对》中，曾假借梦中和溪神辩论，表达他的意图。

先是溪神责问柳宗元：你为什么侮辱我，使我成为愚？有其实才有其名，例如恶溪、弱水、浊泾、黑水都是名实相符的。现在我很清很美，又为你所喜欢，我的功劳可以普及田亩，力量可以运载渡船，你看中这地方，非但不感激反而诬枉我？

宗元回答说：你的确无愚之实质，但因我之愚而偏偏喜欢卜居于此，你怎么逃得掉这一坏名声？明王之世，智者用，愚者优。你这地方离王都三千余里，偏僻荒凉，只有犯罪受辱愚陋的人才适合伏身。你想得到智之名么？那么，为什么不去召呼聪明精悍、手握重柄、主宰天下的人来居住呢？

溪神说：这话倒也有理，但你的愚陋怎么会牵及到我头上呢？

宗元答道：我的愚即使涸尽溪流，也不够濡沾我的笔端：逢到冰雪严冬，人家穿皮裘我却穿单衫，大热天人家迎风纳凉我却靠近火堆。脚踏陷阱，头抵木石，仆在毒蛇上，我迟钝到不知恐惧。“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我因此而使你受污辱，可以不可以呢？

溪神闻而大为叹惜，以至涕泣交流，举手而辞。

他又写过一篇《愚溪诗序》，其中说：宁武子“邦无道则愚”，颜渊“终日不违如愚”，都算不得真愚。现在我生在有道之世，行为却是违理悖事，所以，任何人都比不上我的愚陋。

这两篇文章的愤激牢骚情绪是很显明的，韩愈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如果在清代文字狱高潮时期，以逐臣而写这样文章，必然罪加一等，不堪设想。

何焯说《诗序》“词意殊怨愤不逊，然不露一迹”。袁昶说：“盖子厚徒以文辞鸣，特自托于旷达，以寄其牢骚不平之气耳，其实于天人性命之源，未及梦见。”林纾说《愚溪对》“有悔过意，有引罪意，则发其无尽之牢骚，泄其一腔之悲愤”。他们对柳宗元的评价也许并不正确，但都认为《诗序》和《对》是有怨愤牢骚之意，林纾的悔过、引罪云云并无根据，不知是否因为看了柳文表面上认罪的话？以林氏的学识似不至如此蒙昧，否则，倒真的“愚陋”了。

章士钊《柳文指要》却说：“此为子厚《骚》意最重之作，然亦止于为《骚》而已，即使怨家读之，亦不能有所恨，以全部文字，一味责己之愚，而对任何人都无敌意，其所谓无敌意者，又全本乎真诚，而不见一毫牵强，倘作者非通天人性命之源，决不能达到此一境地。”因而以何、袁、林的话都不正确。既然是《骚》意最重之作，就不可能对任何人都无敌意，只要看看“胡不呼今之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这几句话，他对趋时媚世的权贵的敌意，谁都可以看得出，在《贺者对》中又说：“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同样是这种郁结情绪的自我发泄。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冉溪》

这也是感慨年轻时为国尽力的雄心，到了中年，却完全空抛，反成为罪囚，囚老无事，只好闲居冉溪，仿效后汉樊重种漆南园故事。樊重曾封寿张侯，谥曰“敬”。他种漆树时曾被人讥笑，但积以岁月，器物皆得其用。宗元用这典故，说明他心头还有火焰在燃烧，对现实还未绝望。

又如《溪居》云：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开头两句，也是反话，与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有相近处。后面三句，写他晚上还在泛舟溪中，“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与《江雪》的“独钓寒江雪”文异而境同，同是“长歌之哀，过乎恸哭”。

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夏初雨后寻愚溪》

他真的喜欢寂寞么？看末句“啸歌静炎燠”，便不难窥见他的处于压制中复杂矛盾的心情。在《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的结末说：“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这时是繁露纷堕的秋冬之间的深夜，他已经睡了，忽然又起身开户而向西园，他看到寒月上岭，远闻石泉流响，山鸟偶而送来啼声，他竟然倚柱而至天明，整个身心被一大片寂寞包围着，可是这寂寞又向谁申诉呢？读者仿佛也感染到一种历史的寂寞。

柳宗元殁后三年（822），他的挚友刘禹锡曾作《伤愚溪三首》，前有小引：“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隔帘惟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

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

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

草圣数行指柳宗元擅章草，木奴指橘树，宗元在永州时曾种柑橘。通德榜用后汉经师郑玄家门有通德门之称的典故，邻人吹笛用向秀伤怀好友嵇康、吕安典故。

刘禹锡也是八司马之一，这时在夔州，宗元之殁虽只三年，而愚溪已非复旧观，他的家园就有樵车出入了。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云：“刘、柳交情非等伦，故诗既真率复沉挚，柳以书名，据其诗集，在永州种果树药草，颇费经营，故草圣木奴之句皆纪实也。令人想见其在时风致，得此僧所言而诗愈有味。”

瞿氏的《笺证》全稿完成于1965年，本人惨殁于十年动乱中，至1990年才得出版，亦含纪念意义，今读刘诗“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句，辄为惘然。

柳州书法

在前一篇《愚溪岁月》中，曾引刘禹锡“草圣数行留坏壁”句，说明柳宗元于诗文之外，还工书法，此篇就作为专题来谈。

所谓柳州书法，颇为后人称道，以致与柳公权相混淆。宗元撰作的若干碑志，即由他自己书写刻石，如《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等。他在《与李睦州（幼清）论服气书》中，曾自述其苦学书法的经过，又在《与吕恭论墓石中书》中说：“仆蚤（早）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章士钊《柳文指要》说：“由是观之，子厚于书，殆未尝有本师，而特伏攻故书，及博览魏晋名人手札，而能自得师以底于成也。”这推测是对的。

在诗篇中，记述宗元书法轶事的，要推他和刘禹锡之间唱和的那几首，对“元和脚”的出处也很引起后人的兴趣。

宗元在柳州时，曾写了一首《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崙二童》，前有自注云：“家有右军书，每纸背庾翼题云：王会稽六纸，二月三十日尝观。”这“右军书”不知是否真迹？因王羲之曾任会稽内史，故称。殷贤生平不详，刘连州指禹锡时任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孟、崙二童为禹锡儿子。①诗云：

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

①卞孝萱《刘禹锡年谱》：禹锡长子名咸允，字信臣，次子名同廙，字敬臣。孟郎、崙郎当是二子的乳名。

庾翼为东晋名将，曾任安西将军，这里借喻刘禹锡。庾翼书法，和王羲之齐名，但羲之是后进，翼曾与人书云：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顷吾还叱之。后世也以家鸡野鹜比喻不同的书法风格。苏轼《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陈师道《赠吴氏兄弟》亦云：“不解征西诸子弟，却怜野鹜厌家鸡。”这是指刘家子弟，这时都在学柳州书法。又据赵璘《因话录》：当时后生多学柳宗元书，其中尤以章草为时所宝。则诗中的“诸子弟”，恐也包括当时其他学柳书的少年人。

禹锡答以《酬柳柳州家鸡之赠》：

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

此诗中有几处后人解释颇为分歧：（一）官奴指的是谁？柳集旧注引褚遂良撰《王右军书目》，第一为《乐毅论》，第十九有与官奴小女书，以为官奴当是羲之女儿。章士钊以为官奴为子敬（王献之，羲之儿子）小名，非女儿，这里是禹锡指自己儿子孟郎、崙郎，并举姜宸英题跋及羲之《官奴小女玉润帖》为证，所谓“官奴小女”，实是羲之孙女、献之女儿玉润。其说颇可采取。（二）元和脚是当时流行俗语，犹如称“时世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复斋漫录》：当时有徐仙者效黄庭坚书法，陈师道投以“肯学黄家元祐脚，知信人厄匪天穷”诗。最后见苏轼《柳氏求笔迹诗》：“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厌家鸡更问人。”其理虽同，但“手”字为异。方回《跋吴初邻山谷临风笛真迹》也有“细认黄家元祐脚，似人殊喜见他乡”语。脚与手皆为人的肢体一部分，所谓“元和脚”者或即元和体之意。（三）刘诗的“元和脚”，柳集旧注以为指柳公权，直到清代宋长白《柳亭诗话》犹持此说。柳公权虽为宗元堂叔，他的书法更其有名，后人有“颜（真卿）筋柳骨”之称，连《西厢记》也说“有柳骨颜筋”，但他于元和三年登进士第，当时名位尚未隆著，所以这里的“元和脚”指宗元而非公权。姜芽喻笔姿。刘诗末两句意谓，自己也想以书学传于子弟，无奈有柳家新样，只得敛手。

宗元得此诗后，又有《重赠二首》：

闻说将雏向墨池，刘家还有异同词。如今试遣隈墙问，已道世人那得知？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论经学时，歆常向其父诘难，向亦不能驳正。柳诗第二句即用此典，也即补申前诗“厌家鸡”之说。晋谢安问王献之：“君书何如君家尊？”答道：“固当不同。”安说：“外论不尔。”答道：“人那得知？”三四两句，即是用此典以奖勉禹锡儿子的书法。

第二首自谦时论不足凭，勉强学步反成丑人效颦。但柳家若无佳子弟，当年何必向宗元乞书班固《西都赋》？班赋中曾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故事。

禹锡又作《答前篇》《答后篇》二诗：

小儿弄笔不能嗔，涴壁书窗且赏勤。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

昔日慵工记姓名，远劳辛苦写《西京》。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

古人以梦熊罴为得男孩之兆，《答前篇》末两句，指当时宗元儿子周六尚未出生，只有一女。宗元元配杨氏，于结婚三年后即去世，“女中谁是卫夫人”，不知指其继室还是女儿？

第二首首句用项羽“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典故，意谓从前懒于学习书法，自从宗元写赠《西都赋》后，渐有临池之兴，欲效王羲之以书法与钟繇（字元常）抗行的故事。

宗元又作《叠前》和《叠后》二诗报之：

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琼树散枝柯。左家弄玉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

事业无成耻艺成，南宫起草旧连名。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

第一首的第二句比喻梦得儿子之佳美，第三句用左思《娇女诗》意：“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晰。握笔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弄土犹言弄瓦。《淮南子·说山训》：“见鸟迹而知著书。”后遂以“鸟迹”喻书法。这两句意谓：如今在家的只有一个女儿，她学书之纸散落庭中，有如鸟迹之多。

第二首次句指柳、刘从前同属尚书省（南宫）。末句用晋尚书令卫瓘、尚书郎索靖皆善草书，时人称为一台二妙典故。

上引柳、刘诸诗，固非二人精品，但亦可备一时之掌故，见两家的友情，如果友情不亲密，就不可能有这样戏弄之作。

其次，唐宋时文人之能书法的很普遍，而书法和篆刻又为中国特有的艺术，诗歌、绘画、音乐等外国都有，也不比中国差，唯有书法与篆刻，在世界艺术史上只能让中国独占一章。日本亦有擅长书法的名家，但源流却传自中土。这是汉字一大功劳。《柳文指要》记沈曾植言日本书法源流，橘逸势传笔法于柳宗元，唐人呼为橘秀才。此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佳话，但橘之书法，自仍渊源于中国。

衡阳分手

八司马被谪后，至元和十年（815）正月，朝廷曾诏赴京师任职。柳宗元和刘禹锡结伴同行，并作《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灞水在长安附近，可见他们是在二月到达长安。可是到了三月，宗元却出为柳州刺史，禹锡出为连州刺史。刺史在名义上高于司马，可是柳州和连州，却比原来的永州和朗州（今湖南常德）更荒远僻陋了。

为什么短短三个月之间，有这样急剧的变化呢？

据《旧唐书·刘禹锡传》：禹锡到京城后，宰相本欲置之郎署（任京官）。后因禹锡作玄都观看花诗，语涉讥刺，复出为播州刺史（后改连州）。

刘诗的题目为《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题目中十一年的“一”字是衍文，应作十年。玄都观为道观，在长安县崇宁坊。唐人诗中咏玄都观赏桃花者很多，如姚合《游昊天玄都观诗》即有“阴径红桃花，秋坛白石生”语，禹锡至京时正值春天赏桃时，事亦寻常。《资治通鉴·考异》：“当时叔文之党，一切除远州刺史，不止禹锡一人，岂缘此诗，盖以此得播州恶处耳。”这说得也有见地，如与永贞案无关的元稹也同时被贬，但刘诗意含讥刺也是事实，末句的“尽是刘郎去后栽”，为全诗最警辟处，也是人人都看得明白，就成为获罪一个因头了。

于是刘、柳又一同离开长安，至衡阳而分手，宗元作了一首《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伏波故道指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亦由此道前往，第五句实是无可奈何的解嘲之词。

禹锡乃作《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西汉贤相黄霸，曾任颍川太守，颇有政声，后因故贬秩，有诏归颍川太守官。柳下惠为士师，三次被罢官，柳宗元《祭穆质给事文》也有“形躯获宥，三黜无亏”语。刘禹锡初次遭贬为连州刺史，途中追贬为朗州司马，现又贬为连州刺史，和黄霸重临一地相同而事件相异，也含牢骚意。三黜句切宗元之姓，而禹锡自己既同赴召，中又分歧，名与柳齐，实有愧色，是自谦之词。桂江即漓江，连山在连州。桂江东流，并不经过连山，此处借喻两地相通，唯有长吟古乐府《有所思》以解想望。这是禹锡名篇之一，王夫之《唐诗评选》所谓“字皆如濯，句皆如拔”，亦因他们的聚散确有使人同情感叹之处。

两人又作了七绝：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圣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柳宗元《重别梦得》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刘禹锡《重答柳柳州》

贞元九年（793），柳、刘同举进士，其后出处略同，到这时已是二十三年，宗元四十三岁，禹锡长他一岁。在这两首诗中，两人的情绪都很消沉，宗元只想今后归田务农，所以禹锡以《论语》中长沮、桀溺的耦耕故事答之。耦耕即偶耕，也即并耕。老人发白，白久则黄，故常以黄发比喻老人。

信书诚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湘别，何年休汝归？

柳宗元《三赠刘员外》

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会待休车骑，相随也罻罗。①

刘禹锡《答》

①《重别梦得》《三赠刘员外》两诗，《柳宗元集》皆作宗元作，《刘禹锡集笺证》作禹锡作，题目为《重别》《三赠》。

柳诗末句“何年休汝归”，一作“何年待汝归”。实误。刘诗的“会待休车骑”，系用谢朓《休沐重还道中》的“还邛歌赋似，休汝车骑非”句意。《后汉书》：许劭，字子将，汝南人，袁绍车徒甚盛，将入界内，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相见，遂以单车归家。柳用谢诗意，故刘以此答之，意思都是等待早日归田休息。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已有考辨。又，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也有“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语，刘诗末句的“相随出罻罗”也是用谢诗意。柳集旧注只引《礼记·王制》，未引谢诗，亦失禹锡原意。

这时二人皆未五十，故说比蘧伯玉五十知非之意还早。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当时柳、刘皆渡湘水而南，所以说“恨比《四愁》多”。

元和十四年，禹锡老母病逝。至十一月，途次衡阳，又闻得宗元之卒。乃作《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前有小引：“元和乙未岁，与故人柳子厚临湘水为别。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后五年，余从故道出桂岭，至前别处，而君殁于南中，因赋诗以投吊”：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循故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仪曹指宗元曾任礼部员外郎。“忆昨”之“昨”在古诗中也作“昔”字用。柳、刘二人的患难交情，于此可见其概略。大和二年（829），刘禹锡任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已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泛指野草）动摇于春风，因再作一绝：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大和为文宗年号，这时禹锡年五十七岁，已经历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五朝，旧交零落，故而听旧宫人穆氏唱歌，便有“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之慨了。

怀旧与别弟

柳宗元的散文，以山水游记为一大特色，游记中又以永州八记最隽永，得之于大块，出之以小品，真正称得上绝妙好辞。但他到了柳州后，只写了两篇游记：《柳州东亭记》与《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前者记他建筑东亭的经过，严格说来，尚非游记；后者文字艰涩，不易理解，其中有这样的话：“有山无麓，广百寻，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又说：“峨山在野中，无麓。”麓是山脚，既有山，何以无山脚？章士钊《柳文指要》：“意者此地原是海底，山上泥沙，积年由海水冲洗净尽，仅余骨干，以成今形。”并以为这是粤西之山的特色。但此文又记石鱼之山，“有麓环之”。他还写过《登柳州峨山》：“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如果峨山无麓，他怎能悠悠独上？大概这两座山，形状特别诡奇，望之若无麓，宗元游记，常多奇趣，此文既欲记其可游，自必力穷其奇。

他在柳州时写的诗，已经读过几首，还有《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这首七律，是他晚年杰作，也是脍炙人口的：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当时谪贬的八司马，凌准、韦执谊皆已卒于贬所，宗元并撰过《哭连州凌员外司马》。程异已被起用，八司马中起用的只有他。留下来的便是在漳州的韩泰、在汀州的韩晔、在连州的刘禹锡、在封州的陈谏，以及柳宗元自己。

宗元到永州在夏历六月，他写诗时也在夏日，这一天恰值骤风密雨，芙蓉（荷花）盛开于水中，蔓生的薜荔萦绕于城墙。炎荒万里，风雨怀人，人居文身之地，音讯更难相通。

首句的“接”是目接。起势极高，和杜甫《登楼》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相逼近。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引陆贻典评语：“子厚诗律细于昌黎，至柳州诸咏，尤极神妙，宣城（谢朓）、参军（鲍照）之匹。”从颔颈两联看，更为显著。纪昀评云：“一起意境阔远，倒摄四州，有神无迹，通篇情景俱包得起。三、四，赋中之比，不露痕迹，旧说谓借寓震撼危疑之意，好不着相。”（穿凿）所谓“赋中之比”，意即写实之中寓比喻。薜荔又名木莲，花小，其实形似莲房。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别舍弟宗一》

元和十一年春，宗元的堂弟宗一，将自柳州赴江陵，乃作诗赠之。越江即粤江，这里指柳江。宗元于永贞元年被贬至永州，到这时正好十二个年头。荆、郢都在江陵附近，也即宗一要去的地方。

宗元诗长于哀怨，这时身为逐臣，又值骨肉分离，故而更加凄伤。方回评云：“此乃到柳州后，其弟归汉、郢间，作此为别。投荒十二年，其句哀矣，然自取之也。为太守尚怨如此，非大富贵不满愿，亦躁矣哉。”这是厚诬古人，不值一驳，所以为纪昀抹去。

但此诗中的末两句，却引起后人一番争论。南宋周紫芝《竹坡诗话》：“此诗可谓妙绝一世。但梦中安能见郢树烟？‘烟’字只当用‘边’字，盖前有‘江边’故耳。不然，当改云‘欲知此后相思处，望断荆门郢树烟’。如此却是稳当。”未免庸人自扰。既是梦中，怎么不可能见到郢树烟呢？《瀛奎律髓》卷四十三纪昀评云：“语意浑成而真切，至今传颂口熟，仍不觉其滥。”但他又以为“烟”字是趁韵。这比周紫芝说得合理些。许印芳也说：“牵一‘烟’字凑句，此临文苟且之过也。”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四十九，批评周紫芝之说是痴人前说不得梦，又云：“不知天下梦境极灵极幻、疑假疑真，著一‘烟’字缀之，使模糊离迷于其间，以梦为体，以烟为用，说出一种况味，诗人神行处也。如太白诗：‘相思若烟草，历乱无冬春。’盖善说相思，无如烟树烟草矣。”这固然可备一说。薛雪《一瓢诗话》，也讥周紫芝穿凿附会，梦中说梦。但纪、许凑字之说，也不为无见。实则必欲改字，也不必一定改成“边”字，只要改成“前”字就可以，和上一句“欲知此后”的“后”字也可以呼应。

北宋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云：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堆。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这也是黄诗中的名篇，第一句的投荒万死便是用柳诗句意。不过，这一次黄氏是从谪贬的蜀中逢赦回乡，所以诗的情调很轻快。可是两年后，又被人告发，说他在流寓荆州时写的《承天院塔记》中有“幸灾谤国”的话，因而被除名流放到宜州，宜州即今广西宜山，最后便死于戍楼上了。

比喻之两柄

《诗经》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后三种指诗歌的创作方法，《诗经》中使用这些手法的很多。自从屈原以美人香草、恶禽臭物作为忠奸之比后，以动物作比喻的尤其繁多，因为动物有动作、有食欲、有鸣声，有的还有表情，所以更容易作为模特儿。

杜甫有一首《瘦马行》：

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去岁奔波逐余寇，骅骝不惯不得将。士卒多骑内厩马，惆怅恐是病乘黄。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见人惨淡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

诗约作于至德三年（758），作者在长安，当时处境很穷困。作诗的原来意图，后人说法纷异，但这首诗必是有感而发，不是就事论事，那是一目了然的。

这匹马瘦到什么地步？诗人用七个字来形容：“骨骼硉兀如堵墙”，就是骨头像可砌墙的石头，一点脂肪也没有了。石墙是不会动的，瘦马虽被绊系，身子却从侧面东转西倾。难道不甘心束缚仍想跳跃飞奔么？再从马身上细看，它的左右颊、大腿、肩膀打上六处内厩（皇宫中马房）的官印。人家说，这是官军将它遗弃在路旁，从它皮毛上残留的泥滓和霜雪看，可见被弃已久。官军于去年曾经追逐余寇，士兵多骑内厩的良马，但对它却没有好好训练，所以不能使用，使乘黄（千里马）成为病马。被弃的原因由于在一跃中而挫跌，那就不是它的过错；马为此而受到委屈，向人似欲哀诉失主之悲，精神萎颓无光。

诗人为它而担心，怕日暮有乌鸦啄它的疮，诗人又为它而祈求，但愿有好心肠的人来收养它。

杨慎《升庵诗话》说：“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此诗即发挥了这种比的托情作用。

章士钊《柳文指要》，将柳宗元的《跂乌词》和《病马行》媲美：

城上日出群乌飞，鸦鸦争赴朝阳枝。刷毛伸翼和且乐，尔独落魄今何为？无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妒尔令尔疾？无乃饥啼走路旁，食鲜攫肉人所伤？《汉书·黄霸传》，黄霸为颍川太守，择廉吏往地方密访，吏食于道旁，乌攫其肉。翘肖独足下丛薄，口衔低枝始能跃。还顾泥涂备蝼蚁，仰看栋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势不得高。支离无趾犹自免，努力低飞逃后患。

跂乌是独脚乌鸦，诗由群鸦的争赴阳枝而托出跂乌的分外孤独可怜。跂乌为什么如此落魄？诗人作了种种推测：莫非因爱高飞而接近太阳，惹得日中的三脚乌妒忌，让它也少了一只脚，大家都变成畸形？还是因饥嘴馋，抢人吃的肉，被人伤害？

接下来是哀怜和劝诫：身躯这样细小，脚又只得一只，飞下丛林，只有向低枝才能活动。蚂蚁是微虫，燕雀是同类，力量都小于乌鸦，但因乌只一脚，就可以侵犯它、欺侮它。加上两旁众禽的双翅锋利如刀，要想踊身也因没有力量而不得高飞。想想形体不全的支离疏还能终其天年（典出《庄子·人间世》），不如“努力低飞逃后患”。自然，这原是反语，诗人的本意是决不甘心于低飞。

杜诗实多于虚，柳诗虚多于实，而愤激哀怨的情绪更为明显。马瘦得像石头，鸦只剩一只脚，这些形象，其实并不美妙。诗人却写得笔酣墨畅，奇形怪状，其实是一种创作上的变态心理，它使诗人尽情发泄，获得快感，超越了心理和物理之间的距离。在穷困失意，受到压制时，任何人都会产生这种变态心理，何况是多愁善感的诗人，不管他平日如何严谨方正。《瘦马行》曾有“日暮不收乌啄疮”的话，恰好北宋的王禹偁写过一首《乌啄疮驴诗》：

商山老乌何惨酷，喙长于钉利于镞。拾虫啄卵从尔为，安得残我负疮畜。我从去岁谪商於，行李惟存一蹇驴。来登秦岭又巉岩，为我驮背百卷书。穿皮露脊痕连腹，半年治疗将平复。老乌昨日忽下来，啄破旧疮取新肉。驴号仆叫乌已飞，劘嘴振毛坐吾屋。我驴我仆奈尔何，悔不挟弹更张罗。赖是商山多鸷鸟，便问邻家借秋鹞。铁尔拳兮钩尔爪，折乌颈兮食乌脑。岂唯取尔饥肠饱，亦与疮驴复仇了。

此诗作于谪居河南商山时，本为歌行体，所以全诗明白流畅。前半段是写实，乌啄驴马大概是当时常见现象。作者在谪贬途中，驴为他负书百卷，书对文士，仅次于生命，故对驴有特殊的爱怜之情。后面只是愿望，商山老乌啄了驴疮之后，早已远走高飞，即使借到邻家鸷鸟（猛禽，即下文之鹞），怎能报得了仇？

作者爱好白居易诗，严羽《沧浪诗话》列入宋诗中的“白体”，此诗可能从白氏新乐府如《秦吉了》得到启示。《秦吉了》的原注说是“哀冤民也”，即有感于“乌啄母鸡双眼枯”而寄期望于能言之秦吉了，要他在凤凰前进言。王诗由自己的身边琐事联系到社会生活，把老乌比作欺压弱者的恶势力，因而有除恶的愿望。

在柳诗中，跂乌比作同情怜悯的对象，在王诗中，老乌是憎恨诅咒的对象。同一事物，援以为喻，而褒贬喜恶截然相反。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二引韦应物“心同野鹤与尘语，诗似冰壶彻底清”语，这是以冰壶比喻清澈，但在《送人诗》中又说：“冰壶见底未为清，少年如玉有诗名”，则冰壶也未必清澈。作者是一个人，而对冰壶之取譬却不相同，用钱锺书《管锥编》中的话，就叫“比喻之两柄”。

鹧鸪诗话

古代小说戏曲中，常有这样一句话：“行不得也哥哥。”就字面看，好像弟妹劝兄长不要外出，后人便以此比喻世途的艰难。但它的原来出处，却是鹧鸪鸣声的拟意。

据《本草纲目》卷四八：“鹧鸪性畏霜露，早晚稀出，夜栖以木叶蔽身，多对啼，今俗谓其鸣曰行不得也哥哥。”它的名字，就因其鸣声“鹧鸪”而得名。鸣时常立于山顶树上，其巢筑于土穴中，以草叶等造成，古谚有“偃鼠饮河，止于满腹。鹧鸪衔叶，才能覆身”的话，当是这种造巢习惯引起的误会。它的分布地在中国南方及缅甸、越南、泰国等。

唐诗中咏鹧鸪的很多，郑谷就以写鹧鸪诗被人称为郑鹧鸪，如同崔珏被称为崔鸳鸯，宋代张炎被称为张孤雁，明代袁凯被称为袁白燕。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黄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春日西。

这是郑谷写的鹧鸪诗。青草湖、黄陵庙、苦竹岭都在今湖南境，点明鹧鸪活动地区。第六句“佳人才唱翠眉低”，需要略为说明。

《乐府诗集》有《山鹧鸪》，为曲调名，歌词内容和鹧鸪无关，就像词调的《鹧鸪天》一样。郑谷诗的这一句，便是指歌女在唱这种流行的曲调，歌声仿效鹧鸪的鸣声，所以下文说“相呼相应湘江阔”。他的《侯家鹧鸪》也有“唯有佳人忆南国，殷勤为尔唱愁词”语。许浑也有《听歌鹧鸪辞》，说是“词调清怨”，郑诗说是“愁词”，可见曲调很凄凉。

李白《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鹧鸪者》：“客有桂阳至，能吟《山鹧鸪》。清风动窗竹，越鸟起相呼。”这是李白在安徽贵池听到的，客人则是从湖南来，末一句也指歌声和禽声相呼应。

李白另外写过一首《山鹧鸪词》：

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嫁得燕山胡雁婿，欲衔我向雁门归。山鸡翟雉来相劝，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严霜如剑戟，苍梧欲巢难背违。我心誓死不能去，哀鸣惊叫泪沾衣。

此诗有人说是当时或有人劝李白投靠北方谁氏，李白却安于南方不愿去，故托为鹧鸪之言谢绝。也有人说，可能是南方女子嫁为北人之妇，悲啼誓死而不忍去。李白见而哀之，乃作此诗。笔者觉得不妨依从后说，使此诗增强悲剧色彩。

这里要说到韩柳了。

韩愈在谪贬潮州时，曾作《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书怀酬以绝句二章》，张端公指张蒙，宣溪在韶州城南。其第一首云：

韶州南去接宣溪，云水苍茫日向西。客泪数行元自落，鹧鸪休傍耳边啼。

这也是韩愈南贬途中精彩之作，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云：“铁石人说真情景，自然深妙。”鸟语禽言，本是逗人欢趣，但在逐客征人，反而增加凄怆。唐无名氏的“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和韩诗正是同调。清黄仲则《听子规》的“只解千山唤行客，不知身是未归魂”，就作意来说，要比上两首婉转而深切。

柳宗元在南谪时，写过一首《放鹧鸪词》，含有寓言意味，在“鹧鸪文学”中，另有一种况味：

楚越有鸟甘且腴，嘲嘲自名为鹧鸪。徇媒得食不复虑，机械潜发罹罝罦。羽毛摧折触笼，烟火煽赫惊庖厨。鼎前芍药调五味, 膳夫攘腕左右视。齐王不忍觳觫牛, 简子亦放邯郸鸠。二子得意犹念此, 况我万里为孤囚? 破笼展翅当远去,同类相呼莫相顾。

《本草纲目》：“南人专以炙食充庖，肉白而脆，味胜鸡雉。”所以闽人有“山食鹧鸪獐，海食马鲛”的话。柳诗第一句的“甘且腴”便是为下文伏笔。三四两句，写得祸的原因：为了求食，就不再考虑后果，因而身陷罗网，尽管自己在笼中挣扎得羽毛零落，厨房中却已烧起柴火，用芍药做成调味的香料，厨工因鹧鸪的“甘且腴”而在伸臂张目。

齐宣王看到有人牵着牛将去宰杀，宣王说：“吾不忍其觳觫（恐惧貌），若无罪而就死地。”便将牛放了（事见《孟子·梁惠王》）。赵简子曾于元日放邯郸之鸠。诗人想起这两个故事，觉得这两位都是有权势的人，尚有仁慈之心，自己已沦为万里之囚，更应同病相怜。诗人又叮嘱鹧鸪：要是遇到同伙，可以招呼一声，却不要返身顾视。意思就是赶快走，莫停留。

鹧鸪是死里逃生，远飞而去了，诗人却仍处于天南的笼子中；韩愈不久又回到京师，也许从此耳边不再闻鹧鸪之声，柳宗元却老死于异乡。但在他一息尚存时，却让即将葬身烈火的无辜者，能够飞出笼中，终其天年。这种宏大的心愿，千载之下，仍然令人敬佩。

杨白花与杨叛儿

杨白花，风吹渡江水。坐令宫树无颜色，摇荡春光千万里。茫茫晓日下长秋，哀歌未断城鸦起。

《杨白花》

这是柳宗元写的一首乐府。单从字面看，还以为是一般的写景诗，实际是在写一件宫闱隐私，主角还是一位皇太后。

北魏名将杨大眼有个儿子叫杨白花，年轻勇猛，容貌雄伟。北魏的胡太后强迫他私通，他害怕日后会有祸患。杨大眼死后，白花便率部众投奔南朝的梁朝，改名杨华。胡太后追思不已，乃作《杨白花》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唱，歌辞很凄伤。连臂蹋足指踏歌，即以足踏地为节拍。长秋指皇后所居宫名。如果作为一首情歌看，正如许《彦周诗话》所说，柳诗“言婉而情深，古今绝唱也”。

这故事见于《梁书》和《南史》，《魏书·宣武灵皇后胡氏传》未载，却载她“逼幸清河王（元）怿，淫乱肆情，为天下所恶”。然则胡太后所“逼幸”者不止杨白花一人，故有“胡后乱魏”之称。杜甫《丽人行》的“杨花雪落覆白蘋”，写虢国夫人杨氏和杨国忠淫乱事，用的典故即胡太后与杨白花事。

《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收有《杨白花》一曲，前引《梁书》及《南史》，其曲辞云：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花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这是属于北朝杂曲，用的是杂言体，但《乐府诗集》署名无名氏。胡太后的行事和武则天有近似处，武氏也作过《商调曲·如意娘》：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两位皇太后实不失为作情歌的能手。

柳宗元写此诗的动机，已无法确知，或一时乘兴效乐府体。唐汝询云：“唐人用乐府旧题，咸别自造意，惟此为拟古。”所谓“别自造意”即指新乐府，柳诗仍是就事咏事。章士钊《柳文指要》说：“杨白花歌，除子厚外，少见有他人作，远不如明妃曲之泛滥，独清咸丰间山阳鲁一同咏杨白花（见《通甫类稿》）如下”：

杨白花，春风能吹尔，吹尔作花还作雪，又能吹入深宫里。深宫不可居，春风还相欺，慎勿随风渡江水。渡江化作江上萍，一去烟波千万里。

章氏又云：“此歌幅度与字面，都接近子厚作，此果通甫拟古为之，抑以唐汝询语为戒，别有所用意？殊未易晓。”柳、鲁两氏之作，恐仍是拟古，别无特殊用意。至于章氏说杨白花歌不如明妃曲之泛滥，这是因为胡太后的秽行根本不能和昭君出塞相提并论。

北魏是和南朝对立的，即所谓南北朝。无独有偶，在南齐隆昌时，女巫之子杨旻（即杨珉之）曾随母入内宫，长大后，为郁林王（萧昭业）的何皇后所宠幸，童谣有“杨婆儿，共戏来所欢”①。因语讹而成杨伴儿，又成杨叛儿。《乐府诗集·清商曲》载有《杨叛儿》的古辞八首，今录四首：

截玉作手钩，七宝光平天。绣沓织成带，严帐信可怜。

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

送郎乘艇子，不作遭风虑。横篙掷去桨，愿倒逐流去。

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卧眠抱莲子。

①这里的童谣犹言民谣。据《南齐书》：杨珉之又与郁林王相爱亵，所以郁林王便放纵何、杨的丑行。“共戏来”当指此。杨珉之其实是人中渣滓。欢，犹言情郎。

这是用民歌体写的两个情侣欢会后分离的情节，非咏何、杨事。可能是先有“杨婆儿，共戏来所欢”的童谣，民间便将涉及男女恋情的歌曲题为《杨伴儿》或《杨叛儿》。

沉水香为沉香别名，沉香是一种香木，脂膏凝结为块，入水能沉。博山炉指炉面雕刻作重叠山形的一种香炉。莲为“怜”的谐音。芙蓉本指荷花，这里是“夫容”的谐音。梁武帝（萧衍）有“南音多有会，偏重《叛儿曲》”语，大概这一歌曲音节很悦耳，所以当时很流行。

李白也作过一首《杨叛儿》：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新丰酒是著名美酒，故知《杨叛儿》为当时流行名曲。男唱名曲，女劝名酒，借喻两情的极度浓密，无可超越。“关人”犹言关心、生情，下一句即女家所在地，白门为建康城的西门。五六两句，不仅为对句，而且隐显交错，乌鸦啼后而隐栖于杨花中，暗示时间已临日暮，男的又有醉意。末两句用古乐府辞意，却更上一层楼，但手法十分自然，正如陈沆《诗比兴笺》所说：“香化成烟，凌入云霞，而双双一气，不少变散，两情固结深矣。”李白此诗，是拈用上引的古乐府第二首，但古乐府之妙思隐语，也因李白诗而明朗。“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正俗语所谓干柴烈火，李白用“双烟一气凌紫霞”，便予人以绵绵之思。

三良的是非

秦穆公为春秋时五霸之一。他临死时，命子车氏三兄弟奄息、仲行、鍼虎以活人殉葬，《诗经·秦风·黄鸟》即咏其事：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这是以黄鸟起兴。意思是，那鸣叫着的黄雀尚能飞翔于树林，三良却不能寿终于家中。诗中的“临其穴，惴惴其慄”七个字，烘托了当时凄厉恐怖、惨绝人寰的气氛。

据《史记》正义引应劭说：穆公和群臣酣饮时，曾说：“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三良许诺，等到穆公死后，便践约以殉。所以有人以为“临其穴，惴惴其慄”是指旁观人的表情，他们被这惨酷的场面吓得发抖了。

历代对这一惨剧的评论不尽相同，邺下文人中，曹植《三良诗》：“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云云，是说三良出于自愿。王粲说：“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没要之死，乌得不相随？”“要”指要挟、胁迫，三良怎能不从？故三良等于是秦穆公杀死。阮瑀《咏史诗》开宗明义即说“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

到东晋则有陶渊明的《咏三良》，其中说：“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这却是写三良自愿身殉。后人以为渊明当晋宋易代之际，故托三良、荆轲以发抒他的忠愤的激情，实是附会之谈。

柳宗元在谪贬时，也写过一首《咏三良》：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束带指恭敬，这一句即王粲“结发事明君”之意，“生时亮同体”指三良本为同胞兄弟。黄肠指柏木黄心的棺柩。“疾病”两句用这一典故：魏武子有宠妾，无子。武子患病时，嘱咐他儿子魏颗：他死后必须将其妾改嫁。等到病笃，又说：必以其妾为殉。及卒，魏颗将父妾嫁去，并说：“疾病则乱（病重时神智已昏乱），吾从其治（清醒时）也。”

上面几首，对穆公儿子康公未作讥评，柳诗末两句则以严词斥责康公，责他未效魏颗之舍乱命而从治命。章士钊《柳文指要·永贞一瞥》引《通鉴》：“时内外共疾叔文党与专恣，上（顺宗）亦恶之，俱文珍屡启上，请令太子监国，许之。”太子即顺宗子宪宗。不久，宪宗即位，乃赐叔文死。章氏以为，二王之死，乃出自顺宗之意，宪宗称父命而杀二王，不啻从其父之乱命。但这两件事性质不同，穆公之欲三良殉葬，原是出于嬖爱，顺宗则是“恶之”，但当时未必有置二王于死地之意。《通鉴》是站在反对王叔文集团立场的，顺宗是否真的“恶之”，也是疑问，宗元是否有对君申讨、斥为“彼狂”的勇气？更是难以理解。但柳宗元能直斥康公，比起上述魏晋诸人来，还是高出许多。

秦穆公墓地陕西凤翔城中，明代还立过碑。苏轼曾经往访过，并写《秦穆公墓》，其中说：“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这是他早年所作，诗中对穆公和三良都很赞扬，但他的弟弟苏辙却与此相反：

泉上秦伯坟，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岂为无益死。当年不幸见胁迫，诗人尚记临穴惴。岂如田横海中客，中原皆汉无报所。秦国吞西周，康公穆公子。尽力事康公，穆公为不负。岂必杀身从之游，夫子（指苏轼）乃以侯嬴所为疑（拟）三子。王泽既未竭，君子不为诡。三良殉秦穆，要自不得已。

这是弟向兄抬杠，却抬得很有道理。三良只要尽力于康公，也就不负穆公。后来苏轼谪海南时，又写了一首《和陶咏三良》：

此生泰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死。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

意思说，国君的遗命，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臣子要分别是非或从或违，不能因为凡是国君说过的一概遵循。齐庄公因淫乱而被崔杼所杀，齐相晏平仲因庄公并非为社稷而死，所以没有殉节。魏颗不从父亲昏乱时遗命，对其父才是真孝顺，对父妾也是爱护。

陶渊明是称赞三良的忠义的。苏诗所以称道渊明，则是取其这一点：渊明由于不慕荣利，安于贫贱，甘服贫士黔娄那样弊衣破被，故而得免忧悲，不像三良那样为了承恩宠而被活活埋葬。

中国士大夫对忠臣义士的殉难死节，一向非常赞扬，但这必须逢到国家危亡时节；三良只是为了个人恩宠而死，就不免贻鸿毛之讥。唐李德裕之批评三良，也因为他们不是为社稷而死。

苏轼这首诗，和他的《秦穆公墓》立意完全相反，后人以为他晚年所见益高，有意自为翻案。三良之殉葬，固然不必揄扬，但偏责三良，也不公平。人谁愿意轻生？如果不是出于胁迫的压力，年富力强的壮士，哪一个甘愿自投泥土？所以，“临其穴，惴惴其慄”，应当理解为三良面临墓穴的恐怖心理的表现。柳宗元将这一惨剧的重心放在斥责秦康公上，也是很有识见的。

荆轲刺秦王

韩愈的诗风，和陶渊明的诗风完全不同，大家一看就明白，柳宗元的五古，却和陶诗近似。《东坡题跋》卷二：“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情深不足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苏轼晚年在海南，不读他人诗，只以陶、柳诗集自随。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五也说：“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于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趣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八不同意东坡之说：“韦（应物）诗在陶彭泽下，柳柳州上。”这固然说得公允，也只是上下之分。

燕国的太子丹，因秦强燕弱，恐被消灭，便以卑辞厚礼，说动卫人荆轲，请他入秦劫持秦王，效法春秋时曹沫之劫齐桓公，如生劫不成，就将秦王刺死。荆轲答应了太子，为了取信于秦王，还将逃到燕国的秦将樊於期的头割下，和燕国富裕地区督亢的地图，一同献给秦王。

荆轲至秦，将地图献给秦王，“图穷而匕首见（现）”。荆轲原来想生劫秦王，这时事情败露，就想刺死秦王，结果没有成功，反被杀死，身体被肢解。

这段故事，经过司马迁紧张淋漓的描写，便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易水歌》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尤富于悲剧的审美效果。魏晋之际，便成为诗人咏史的好题材，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即写过荆轲：

燕丹善勇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

这只是写到易水送别。素车白马，本用于凶丧之事，这里是说他不会生还。

又如西晋的左思诗：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荆轲在当时属于下层，实际是一个流浪汉。左思出身寒门，鄙视权贵，所以后面六句，即是有感而发：贵者自以为贵，在他看来如同尘埃；贱者自以为贱，但他的志行却重若千钧。

继左思之后则有陶渊明：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把燕太子的获得荆轲，至荆轲刺秦王未成的过程都已概括。“飞盖”指车篷如飞，“凌越”二句形容荆轲自今河北远赴秦都咸阳，经过万里千城。

朱熹《朱子语类》：“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就这首诗说，也是对的，不过，陶诗的艺术特征，毕竟是“平淡”。

此诗作于宋武帝刘裕篡晋之后，所以后人以为有针对性，即希望再出一个荆轲为晋报仇。是否如此，尚难肯定。

唐代咏荆轲的更多，柳宗元也有一首五古：

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炯然耀电光，掌握罔正夫①。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苍卒反受诛。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

①正夫，本指掌管五县的隧正，这里借喻秦国的地方官。

这是惋惜太子丹遣荆轲入秦为短计。开始时，气概何等激昂勇猛，双目如同电光，使地方官无从控制。可是结果还是失败，秦王一怒而伐燕，要索取太子，太子逃亡匿身衍水中，燕王乃斩太子献给秦王，荆轲则七族被诛。

从风格上看，陶、柳两诗极为近似，尽管故事本身很壮烈，语言还是平淡，如果换了韩愈，不知要用多少硬语险语。但陶诗首尾赞赏荆轲，柳诗的重心则在批评燕丹、荆轲的短计和勇且愚。不过，柳宗元以为这究是传说，恐有谬误。司马迁自己也说：“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说明他写荆轲故事时，原是夏无且等告诉他的，其中写秦王和荆轲搏斗时，轲身上已有八处重伤，却能倚柱而笑，箕踞（伸足而坐）而骂秦王说：“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传奇的色彩太强了，好像秦王故意安排他先骂几声，再来杀死这个悍厉的刺客。

与柳宗元同时的刘叉，也有一首《嘲荆卿》：

白虹千里气，血颈一剑义。报恩不到头，徒作轻生士。

稍后的大和时人李远，也写过《读田光传》：

秦灭燕丹怨正深，古来豪客尽沾巾。荆卿不了真闲事，辜负田光一片心。

田光是荆轲的朋友，曾向燕太子推荐荆轲。不了，犹糊涂、愚鲁之意。可见唐人对荆轲此举，也不很赞成。

近人苏曼殊《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的末二句云：“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若论意境，此亦一绝。

太子丹派荆轲劫持秦王，实是绝大的冒险行为，荆轲也是逞匹夫之勇，凭借的只是一把匕首，这种重义轻生的行为，后来又发展为游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七中，对燕丹和荆轲作了锐利的抨击，说荆轲是“刺客之靡”（通“糜”，破烂货），又说：“荆轲，君子盗诸。”意思是，以君子之道来衡量，荆轲与强盗无异。就今天的观点说，无论劫持或暗杀，都不是对付敌人的光明正道。

存殁之间

柳宗元的谪贬，开始于永贞元年（805）十一月之贬永州，后贬柳州。元和十四年，朝廷准备将他召回，诏书还来不及到达柳州，宗元已含冤而卒。遗有两子两女，长子周六，年仅四岁。丧葬费用全靠朋友裴行立帮助。次年，由他表弟运柩至万年县栖凤原的先人墓侧安葬。

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局。实际上，他的悲剧命运，在流放之初就已开始。在这过程中，现实生活里也接触了一些悲剧性事件。他的名文《捕蛇者说》中蒋氏一家的三代遭遇，就具有悲剧色彩。

在诗歌中，还有一首《掩役夫张进骸》：

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偶来纷喜怒，奄忽已复辞。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一朝纩息定，枯朽无妍媸。生平勤皂枥，剉秣不告疲。既死给槥椟，葬之东山基。奈何值崩湍，荡析临路垂。髐然暴百骸，散乱不复支。从者幸告余，睠之涓然悲。猫虎获迎祭，犬马有盖帷。伫立唁尔魂，岂复识此为？畚锸载埋瘗，沟渎护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谓尔有知。掩骼著春令，兹焉适其时。及物非吾事，聊且顾尔私。

这个役夫当是他的贬所中差役，故而知道他姓名，职务是饲马割秣。

诗的大意是：人的生死原没有把握，意即生命本很脆弱，全靠一口气。活着时还有喜怒之情的活动，死亡后什么都消失了，役夫与长官的差别也不再存在，等到进入墓土，沦为枯骨，更无美丑之分。这一段，也是陶渊明《拟挽歌辞》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引申。

第二段“生平”两句写张进生前的勤劳，张进事迹可以知道的只此两句。“既死”两句写宗元对张进身后的料理。柳张之间的关系本来可以至此结束。

没想到山洪突然崩裂，棺柩受到冲击，尸骨暴露散乱。百骸犹言百体，指身体各部分。张进是役夫，柳宗元又在贬所，当时必是草草埋葬。

“从者”指宗元手下的人。“幸”非泛词饰语，而是真情的流露。因为宗元不可能到东山，所以幸亏从者告诉他，否则，张进的残骸便无从收敛。猫虎、犬马两句都用《礼记》典故：因为猫能食田鼠，虎能食田豕（野猪），所以迎而祭之。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便派他的学生子贡去埋葬，并说：“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那么，对人的尸骨更不应任其散露。他久立而吊张进的阴魂，估计逝者未必明白。宗元所以埋葬残骸，疏通沟流，免受大水的危害，只求心之所安。因为这时已值春令，古代每于孟春之月，掩埋尸骨。宗元自知并非泽及枯骨之辈，只是为了使张进私人遗骸有所安置，以此酬答存殁之间的私谊。

暴骨为古人所大忌，亦今人所共感。对于死者来说，尸骨的暴露或重埋，一瞑之后，本来无所知悉，重要的是存者对殁者的态度。殁者既对存者不可能再有任何要求和期望了，正因为这样，更不忍让它久暴于荒野。诗人的原意就是如此。

张进是一个低贱的役夫，随着柳宗元到了贬地，中途死于异乡。随主飘零，有家难归，举目无亲，孤魂无依，这时又因山洪而尸骨散乱，这就使他的身后带来悲剧性。柳宗元以悲剧人物而料理张进的尸骨，又纪之以诗，却反复申明自己没有重大的意图，并不希望殁者知道，只是求其心之所安。在这种心情下写出来的作品，不可能不含有悲剧意味。

谢榛《四溟诗话》卷四：“余读柳子厚《掩役夫张进骸》诗，至‘但愿我心安，不为尔有知’，诚仁人之言也。夫子厚一代文宗，故其摛词振藻，能占地步如此。镇康王西岩每于春间①，命校人于郊外举白骨之暴露者，拾而瘗之，能不自以为功，人见之以为常。”所谓“仁人”，也便是富有同情心的人。谢榛为此而作了一首诗：“清明野柳摇晴烟，家家坟头烧纸钱。岁增黄土掩宿莽，还生芳草相新鲜。复见白骨交加暴风日，但逢阴雨多凄然。欲问无言隔冥漠，不睹面貌焉知年？死也何辜？生也何愆？肉饱几乌鸢，余腥蝼蚁缠。有灵无定处，徒尔为飙旋。（下略）”前一句写有家属的坟头，每年清明都有人来烧纸钱，下面则以无主的孤魂野鬼的白骨作对照，因为已成骷髅，所以无法从面貌上测知年龄。

①镇康王西岩，明宗室朱恬焯，自号西岩道人，嘉靖时封镇康王。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王守仁的《瘗旅文》，也是后世传诵的名作。当时王守仁也因故谪为贵州龙场驿丞，恰值有吏目自京城来，带了一子一仆，投宿土人家。守仁想去问他北方的消息，没有成功。次日中午，有人自蜈蚣坡来，说有一个老人死于坡下，旁边有两人在悲哭。守仁说：“此必吏目死矣。”到了傍晚，又有人来告，坡下死的有两人了，哭的只剩下一人，原来是他的儿子也死了。第二天，坡下有三个尸体了。守仁想到暴骨无主，命二童子持畚锸往埋，二童子面有难色，守仁叹了一口气说：“噫！吾与尔犹彼也！”二童子也流泪了，便在山脚下筑了三个洞穴，又撰文吊祭说：你们是谁呀！是谁呀！你为什么要来作此山之鬼？我因被流放而来此，也是对的，你犯了什么罪呀？听说你只是个吏目，俸禄还没有五斗，那么，在乡下和妻儿一同耕田，就可以过日子了，为什么以五斗而易七尺之躯？自己死了不算，还要加上儿子和仆人。……末了，守仁又作歌以慰死者：我今后如果死在这里，你就带领儿子和仆人到我处来游玩，我们共同驾紫彪，乘文螭，登望故乡而嘘唏。如果我幸而获生回去，那么，你子你仆，还跟随你，道旁的累累孤冢中，多是中原流落于此的，你就和他们一道呼啸一道徘徊吧。

王文的核心是“吾与尔犹彼也”，即命运有共通地方，随时随地有可能猝死于半路，暴骨于荒野。本来是供旅人暂时憩息的土墩坡石，就可以成为生命的终点。王文虽故作旷达，其实是在发泄自己心头的郁愤；柳诗没有明显写出，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得到。

附录：“大家小书”书目

唐宋词欣赏——夏承焘著

词学十讲——龙榆生著

《西游记》漫话——林庚著

《金瓶梅》人物——孟超著  张光宇绘

《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著

红楼小讲——周汝昌著  周伦玲整理

梓翁说园——陈从周著

乡土中国——费孝通著

我的杂学——周作人著  张丽华编

鲁迅批判——李长之著

沈从文的文物世界——沈从文著  王风编

启功的书画世界——启功著

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著  何启君整理

历代笔记概述——刘叶秋著

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许嘉璐著

佛教常识答问——赵朴初著

汉化佛教与佛寺——白化文著

笔祸史谈丛——黄裳著

诗境浅说——俞陛云著

诗论——朱光潜著

诗词格律概要——王力著

词曲概论——龙榆生著

史学要论——李大钊著

史料与史学——翦伯赞著

史学遗产六讲——白寿彝著

史籍举要——柴德赓著

经典常谈——朱自清著

敦煌学概论——姜亮夫著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杨向奎著

孔子的故事——李长之著

司马迁——季镇淮著

天道与人文——竺可桢著

旧戏新谈——黄裳著

语言与文化——罗常培著

闲坐说诗经——金性尧著

名篇词例选说——叶嘉莹著

三国史话——吕思勉著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著

墨子与墨家——任继愈著

谈美书简——朱光潜著

论雅俗共赏——朱自清著

中国戏剧史讲座——周贻白著

三生石上旧精魂——白化文著

桥梁史话——茅以升著  施爱东编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萨孟武著

《红楼梦》探源——吴世昌著

《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萨孟武著

水泊梁山英雄谱——孟超著  张光宇绘

文言津逮——张中行著

宋词赏析——沈祖棻著

中国舞蹈史略——常任侠著

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嵇文甫著

晚明思想史论——嵇文甫著

陶渊明批评——萧望卿著

国学概论新编——谭正璧著

古典目录学浅说——来新夏著

门外文谈——鲁迅著

文学概论讲义——老舍著

两汉社会生活概述——谢国桢著

经学常谈——屈守元著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著

人间词话新注——王国维著  滕咸惠校注

老子、孔子、墨子及其学派——梁启超著

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著

红楼梦考证——胡适著

唐诗杂论——闻一多著

民族文话——郑振铎著

清史简述——郑天挺著

古代汉语常识——王力著

音乐入门——丰子恺著

北京梦华录——穆儒丐著  陈均编订

说书史话——金受申著

文言尺牍入门——谭正璧著

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李长之著

西洋哲学——李长之著

《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萨孟武著

美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著

长城——罗哲文著

细说红楼——周绍良著

唐宋词概说——吴世昌著

中国字典史略——刘叶秋著

中国绘画史纲——傅抱石著

唐五代词境浅说——俞陛云著

两宋词境浅说——俞陛云著

论三国人物——方诗铭著

中国文学史导论——罗庸著  杜志勇辑校

夜阑话韩柳——金性尧著

三国谈心录——金性尧著

佛教基本知识——周叔迦著

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思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