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1卷

简介

中文版序

致谢

序言

殖民地时期文学

第一章 帝国时期的文献

第二章 自然居民

第三章 美国早期的三位作家

第四章 定居

第五章 新世界的争端

第六章 在美洲旅行

第七章 最终的航行

新英格兰清教文学

第一章 沙仑巫术的语言

第二章 基督教的乌托邦梦想

第三章 个人叙述与历史

第四章 诗歌

第五章 哀叹史

第六章 理性与复兴运动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纯文学

美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1750—1820)

第一章 寻找革命

第二章 启蒙运动在美国的解释

第三章 宗教的声音

第四章 书写革命

第五章 公论文学

第六章 启蒙运动的局限

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文学

第一章 共和国初期的文学

第二章 杂志、评论和散文

第三章 戏剧

第四章 诗歌

第五章 小说

第六章 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

第七章 华盛顿·欧文

第八章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大事年表(1590—1820)

参考书目

索引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2卷

中文版序

致谢

序言

文学职业化的背景

1 文学职业化的开端

2 女性小说和19世纪50年代的文学市场

扩张与种族的文学

1 探索与帝国的建立

2 边疆与美洲印第安人

3 蓄奴制文学与非裔美国人文化

超验主义

1 唯一理教(Unitarian)的开端

2 抨击洛克

3 卡莱尔与美国超验主义的发端

4 “奇迹之年”

5 成规与运动

6 文学与社会改革目标

7 希冀改革

8 各奔前程

9 反奴岁月

叙述形式

1 民族叙事文学的确立

2 地方叙事文学

3 个人叙事文学

4 叙述文学

5 文学叙述形式的危机与民族叙述文学形式的巩固

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索引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3卷

剑桥美国文学史

中文版序

致谢

序言

美国文学领域(1860-1890)

1 1860-1890年的美国文学领域

文学形式和大众文化(1870-1920)

1 博物馆现实主义

2 豪威尔斯、詹姆斯和共和国文学

3 女性与现实主义作家

4 切斯特纳与帝国主义景象

5 沃顿、旅行和现代性

6 亚当斯、詹姆斯、杜波伊斯和社会思想

美国生活的展望(1880-1920)

1 美国悲剧或美国生活的希望

2 可视性的创造

3 褊狭的心

4 成功

渐近的多元文化：文化、经济和小说(1860-1920)

1 介绍

2 追忆美国内战

3 社会死亡和奴隶制的重建

4 大都市的变化

5 美国印第安人在进步时代的牺牲

6 营销文化

7 工作多样性

8 美国企业界

9 现实主义乌托邦

大事年表(1860-1920)

参考书目

索引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4卷

无标题

无标题

中文版序

致谢

序言

美国诗歌传统，1800—1855

序言：崇敬与雄心

1 新古典主义：谐趣诗和讽刺诗

2 早期的叙事诗和抒情诗

3 超验主义

4 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

诗歌与公共话语，1820—1910

序言：修辞的主张

1 谦逊的诉求

2 借助《圣经》

3 诗歌语言

4 多重身份

5 沃尔特·惠特曼：诗人的职责

6 艾米莉·狄金森：想象的威力

大事年表1800—1910年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5卷

《剑桥美国文学史》

中文版序

致谢

序言

资本文化中的现代主义抒情诗

前言

1 诗集与读者，从高雅到现代

2 罗伯特·弗罗斯特

3 沃莱斯·史蒂文斯

4 T.S.艾略特

5 埃兹拉·庞德

后记

机器时代的诗歌

前言

1 格特鲁德·斯泰因：采用重复技巧的诗歌大师

2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找寻西部方言的人

3 H.D.：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诗人

4 玛丽安娜·穆尔——贪婪的沉思

5 哈特·克莱恩：拷问历史

6 兰斯顿·休斯：现代主义的色彩

文学评论

前言

1 缔造美国的文学

2 知识分子、文化评论家和文人学者

3 南方人、平均地权论者和新批评现代评论机构

大事年表（1910—1950）

参考书目

索引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6卷

《剑桥美国文学史》

中文版序

致谢

序言

美国现代小说文化史

导论

第一部分 梦之城、抒情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章 小说——讽刺的反思

第二章 《贵妇人画像》体现出的信心和不确定性

第三章 扩张路线

第四章 四个同时代的人和西部开发的结束

第五章 芝加哥的“梦之城”

第六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梦之城

第七章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和进步的基本原理

第八章 杰克·伦敦的写作生涯和流行的话语

第九章 “抒情年代”的纯真与反叛：1900—1916年

第十章 1913年的军械库展览会和纯真的消逝

第十一章 希望与绝望的交替

第十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写作的命运

第二部分 富足年代的小说

第一章 战争结束：冷漠重现

第二章 “爵士乐时代”和“迷惘的一代”的复苏

第三章 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带来的危险，或20年代的偏执倾向是如何形成的

第四章 富足年代的除魅、逃避和职业化的崛起

第五章 新时代的社会等级、权力和暴力

第六章 对女性化的恐惧和适度理想的逻辑

第七章 边缘性和权威性/种族、性别和地域

第八章 战争作为隐喻：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范例

第三部分 经济大萧条时期写作的命运

第一章 发现贫穷和使命感的回归

第二章 把探索“文化”作为一种使命

第三章 亨利·米勒、狄琼纳·巴恩斯和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回应

第四章 残留的个人主义和有限的使命

第五章 寻找共同的目标：左翼的斗争

第六章 纪实文学及分歧的消除

第七章 南部的复兴：保守和革新的形式

第八章 历史与小说/小说与历史：威廉·福克纳的范例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

第一章 新黑人？

第二章 黑人曼哈顿

第三章 化身代表和宣言

第四章 作为一种心态的哈莱姆：休斯、麦凯、图默

第五章 新黑人、新女性：拉森、福塞特、邦纳

第六章 “没有恐惧、没有羞愧的黑皮肤自我”：瑟曼和纽金特

第七章 文艺复兴的风格：费希尔、舒勒、卡伦、怀特和邦当

第八章 南方的女儿、土生的儿子：赫斯顿和赖特

第九章 黑人现代主义

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

概论

第一章 格特鲁德·斯泰因和“黑人的阳光”

第二章 少数族裔的生活和“人生小故事”

第三章 族裔性主题、现代主题

第四章 玛丽·安婷：逆境中的进步乐观主义

第五章 谁是“美国人”？

第六章 美国的语言

第七章 “过去的一切我们都抛在了身后？”奥尔·E.罗尔瓦格及其移民三部曲

第八章 现代主义、族裔性标签和对完整性

第九章 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硬汉派

第十章 海明威的话语风格在此处回响

第十一章 亨利·罗斯：族裔性、现代性和现代主义

第十二章 闹钟、推销员和乳房

第十三章 现代主义反对极权主义吗？

第十四章 面对极境

第十五章 中央大车站

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索引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7卷（修订版）

无标题

《剑桥美国文学史》

中文版序

致谢

总序

1940年至1990年的美国戏剧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田纳西·威廉斯

第三章 阿瑟·米勒

第四章 爱德华·阿尔比

第五章 萨姆·谢泼德

第六章 大卫·马梅特

第七章 变化中的美国：一出变化的戏剧？

小说与社会——1940年至1970年

第一章 战争与小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

第二章 新小说：从后方战线到20世纪50年代

第三章 在路上与离路行：作为青年叛逆的局外之人

第四章 现代启示：一种偏激的文学

南方文艺复兴之后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罗伯特·佩恩·华伦

第三章 卡森·麦卡勒斯

第四章 弗兰纳里·奥康纳

第五章 尤多拉·韦尔蒂

第六章 有关种族与阶级的小说

第七章 关于奴隶制度及战后重建运动的小说

第八章 沃克·珀西

第九章 雷诺兹·普赖斯

第十章 彼得·泰勒

后现代小说——1960年至1990年

第一章 反思后现代派

第二章 拜物主义的寓言

第三章 传统主义寿终正寝

第四章 妇女小说：改写历史之举

第五章 结论

新兴文学

第一章 从边缘文化到新兴文化

第二章 比较种族主义与归化逻辑

第三章 第二代日本移民男女

第四章 60年代的遗产

第五章 拒绝追随异性恋

第六章 超越杂交文化

附录 传记

大事记——1940年至1990年

参考书目

索引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8卷

无标题

中文版序

致谢

序言

诗歌、政治和知识分子

导言

第一章 诗歌在文化中的地位：1945—1950

第二章 政治

第三章 后卫派

第四章 先锋派

第五章 真实性

第六章 翻译

结束语：诗人的地位：1995

附录Ⅰ：诗人的传记

1940年以来的文学批评

导言

第一章 政治与美国文学批评

第二章 美国学术批评的出现

第三章 新批评的全国化

第四章 经典、学术和性别

第五章 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第六章 从文本到实体

第七章 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

结束语:学术性批评及其分歧

附录Ⅱ：批评家的小传

无标题

大事年表（1940年—1995年）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1卷

简介

这部多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它收录了一代美国文化历史学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文学历史学家们勾勒了美国文学的轮廓并重新定义了美国文学的各个发展阶段。美国文学史研究的快速发展需要一个更为广泛而灵活的学术框架，本套书满足了这种需求。此前出版的所有美国文学史，要么因为提供了权威单一视角的看法而显得极端，要么百科全书般地列举了大量简洁的叙述，其结果似乎也是同样的极端，因为形式本身妨碍了作者阐述自己的看法。这部美国文学史通过多视角、大量的叙述逐步展开，其中每一个叙述涉及范围之广泛、细节之丰富足以详尽阐述那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前提、论点和分析)；每一个叙述都因有实证而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而且所有叙述之间都通过共同的主题和关注的问题而相互关联。

我们之所以选择书中的诸位学者来撰写这部书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卓越的学识，同时也考虑到评论界对其著作的高度评价。这套书的作者们共同展示了在过去30多年中美国文学评论所取得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不仅证明了几代学者研究之间的断裂，而且证明了文学研究的传承性，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与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相关的大量的资料。

本卷内容涵盖了美国文学从殖民地时期直至建国初期出现的各个阶层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其中涉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探险者、清教神权统治者、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主义作家、南方女性作家、革命时期宣传册撰写者、年轻合众国的诗人和小说家，等等。迈拉·杰琳利用新世界的探索和殖民时期多语种的文学材料，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的形成及这一帝国扩张的过程。埃默里·艾略特追述了从难以治理的开始直至动荡的18世纪中期复兴阶段的新英格兰文学方式及其发展中冲突迭起的一段历史。戴维·S.谢尔德的研究侧重点虽然在时间跨度上并不大，但所包含的内容却极其丰富，其中有大量新近发现的书信、诗集和散文集。这些包罗万象的珍贵作品和资料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从费城、纽约一直到南方旧时社会沙龙中普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的纯文学风格。罗伯特·A.佛格森深入研究了构成美国文学启蒙时期的特点，以及后来为整个国家修辞风格奠定了基础的各种篇章模式，并且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迈克尔·T.吉尔默在详细叙述一个国家文学传统产生的过程中，描述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从共和国到自由市场理念，从口头文化到印刷文化，从集体主义价值观到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转变。

本书的五位作者都将文学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去考察和研究。同时，不论他们的侧重点是殖民地时期的文学，还是某一地区或是全国范围的文学，这五位学者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探究了美国文学中的“美国特点”，即在“美国化”过程中文学和语言的向心性特点。他们又一次令人信服地全面展现了文学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性，并确立了美国早期文学的历史价值。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19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20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30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30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和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15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5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谢

总编致谢：

感谢哈佛大学召集本书的各位作者进行为期三天的研讨和规划。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布朗和朱丽·格林布莱特所给予我的慷慨帮助。感谢丹尼尔·艾伦、伊昙·伯科维奇和苏珊·L.密祖鲁奇一直以来给我的支持和建议；并感谢南茜·宾利、麦克尔·贝托尔德、列娜·法伯和杰西卡·里斯金等同学所做的文案校对工作。我尤其要衷心地感谢玛格丽特·瑞德女士在本书撰写的各个阶段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并感谢她为本书所做的索引工作。

萨克文·伯科维奇

殖民地时期的文学

我谨在此向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负责人表达我的谢意，感谢他们在这个项目开始时批准了我一年的假期。在这段时间内，达特茅斯学院热情地向我提供了帮助，并准许我使用他们一流的贝克尔图书馆。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给予我的另外一学期的假期。感谢纽百利图书馆的地图管理员小罗伯特·W.凯洛先生给予我的宝贵帮助，是他为我选择了两幅美国地图作为文中的插图。同时感谢纽百利图书馆慷慨地允许我复印那两幅地图。书中第一章的标题“帝国时期的文献”引自欧文·R.布莱克编纂的《哈克鲁特航行记》一书中的前言部分。文中第五章出现的对一些欧洲文献的翻译以及该章节的标题，都引自安东尼洛·戈比的权威性译著《新世界的争端——一部辩论家的历史》一书。最后，我要向为我提供了宝贵建议的帕特里西亚·M.斯帕克斯、迈克尔·华纳、艾米丽·巴特尔斯、玛丽林·杨和杰西卡·里斯金等人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向本书主编萨克文·伯科维奇表示衷心的感谢。

迈拉·杰琳

新英格兰清教文学

感谢以下机构为我的研究和写作提供的经济帮助：人文科学国家援助基金会(NEH)、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第一章初稿曾提交给维罗纳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研讨会，因此，我谨在此感谢为我提供慷慨帮助的伊塔拉·维凡教授、皮埃尔·伊弗斯·派提朗、维欧拉·萨克斯教授、多米尼克·马凯斯、加宁·德芙和马克·莎那迪艾。感谢欧文人文科学研究所主任马克·罗斯先生及研究所的全体成员。1991至1992年间“少数民族语篇课题组”悉心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为此，我对以下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诺玛·阿拉尔贡、裘斯·艾玛雅、文森特·程、金考·程、金伯利·柯蓝肖、安妮·丹尼伯格、阿布杜拉·謇默罕默德、梅·约瑟夫、克莱拉·苏·克德威尔、司马达·拉维、弗朗索瓦·莱昂奈特、刘海铭、丽莎·洛、丽莉安·曼泽卡斯、麦克尔·斯普林克、斯特林·斯塔基、戴维·凡·列尔、克莱伦斯·沃克。感谢加州大学滨河分校的以下同事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我的书稿，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史蒂夫·阿克叟洛德、卡洛·本西克、马克·艾略特、布鲁斯·哈古德、德博拉·哈思维、卡拉·玛吉尔、卡尔顿·史密斯。同时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克拉裘里奥和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伯纳德·罗森塔尔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的海瑟·达布罗给我的宝贵建议。尽管在写作过程中，诸多学者的著作都帮助了我深入理解新英格兰清教文学，但我尤其要对以下学者表示感谢，他们的著作给了我很大启发：伯纳德·拜琳，萨克文·伯科维奇、米歇尔·布列特维泽、迈克尔·克拉克、帕迪·克威尔、罗伯特·达利、爱德华·戴维森、安德鲁·戴本考，约翰·戴默斯、艾弗莱特·爱默生、文迪·马丁、哈里森·梅瑟罗尔、罗伯特·梅德考夫，佩利·米勒、凯伦·罗尔、吉恩·法莱萨达、丹尼尔·谢、肯尼斯·西尔佛曼、艾尔登·T.弗冈、拉泽尔·西夫。感谢我的朋友、同事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滨河分校的教师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感谢1988年国家援助基金会夏季研讨会的成员们对我的鼓励。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布朗和朱丽·格林布拉特以及曾在那里任职的伊丽莎白·玛奎尔都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耐心的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同样感谢本书主编萨克文·伯科维奇和副主编赛露斯·帕特尔，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所提出的建议。感谢我的妻子乔治亚对我一如既往的情感和精神支持；也对我的孩子们——斯科特、马克、马修、康斯坦斯和劳拉给我的支持表示感谢：在我因为醉心于另外一个时空的人和事而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时候，他们给予了足够的宽容和理解。

埃默里·艾略特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纯文学

尽管我已在这部分最后一个段落中，对启发和帮助我写作文学史的学者及其著作表达了谢意，但我必须承认，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对我的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帮助。例如，我对“文学作品中对话描写模式”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于尔根·哈贝玛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一书中有关俱乐部、咖啡馆方面见解的启发。同样，彼得·克拉克关于社交能力的著作，劳伦斯·克莱恩关于礼貌风格的研究，以及理查德·布施曼在社会交往中有关斯文和教养的论述，都为我在纯文学的社会愉悦功能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努力方向。文中关于殖民地时期美国女性写作和言语机制的分析得到了德娜·古德曼在法国沙龙文化方面研究的极大帮助。另外，帕蒂·克威尔和卡拉·穆尔福德两位学者对于殖民地时期女性写作规律的开创性研究，也为这一领域中任何其他深入的探索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我对殖民地时期美国文学的最初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威廉·斯班戈曼的研究著作。

作为美国古文物协会的塞缪尔·福斯特·黑文研究员，我在手稿的传播及印刷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而在本书所提出的最新研究成果应被视为在戴维·D.豪尔和迈克尔·华纳义务论史方面的一种练习。

正是由于得到了国家援助基金会夏季研究项目的资助，才使我能够对刘易斯·莫里斯二世(Ⅱ)和罗伯特·波林进行档案考察工作。对阿奇伯德·豪姆作品和生平的研究得到了美国哲学学会的项目资助。西塔德尔发展基金会为关于伊丽莎白·格莱姆·佛格森、詹姆斯·科克帕特里克和乔治·奥吉尔维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差旅经费。

感谢罗伯特·佛格森、J.A.勒梅、威尔逊·萨摩威尔、菲利普·古拉和凯希·戴维森阅读了本项研究的文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我尤其感谢卡拉·穆尔福德提出的真诚的批评意见。

感谢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允许我引用亨利·布鲁克的《杰斯汀语篇》和《变形新考》两部书稿。它们摘自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彼得收藏的《札记》一书。

感谢大英图书馆管理方允许我节选馆藏的《托马斯·沃达克船长1710年11月12日写给詹姆士·佩迪弗的信件》。

感谢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允许我节选并复印曾任英王秘书及北美新泽西州事务顾问的阿奇伯德·豪姆爵士的《在各种场合的诗作》一书。

感谢罗伯特·米克鲁斯准许我对其所编辑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古老的光荣星期二俱乐部的历史》一书第三卷的多处引用。

感谢拉特格斯大学档案馆特殊藏品和档案处允许我复印罗伯特·莫里斯的《散文与韵文》一书中的刘易斯·莫里斯政治诗作的部分内容。

感谢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允许我在文中使用约瑟夫·格林于1733年6月7日写给本杰明·保拉德船长的信。

感谢亨廷顿图书馆允许我使用罗伯特·波林的《拥堵》合集。

感谢费城图书馆公司允许我复印伊丽莎白·格雷姆的《一位年轻女士的作答歌》一书中的《朱薇丽亚诗集》的手稿。

感谢帕蒂·克威尔允许我多处引用苏珊娜·莱特写给伊丽莎白·诺里斯的诗体信件《女性呼唤理性的援助》一文。

感谢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允许我引用苏珊娜·莱特的《1726年……所作诗篇》一文。

感谢卡拉·穆尔福德允许我引用其即将面世的《安妮斯·伯迪诺·斯道克敦诗作》一书中“致来访者”一文。

戴维·S.谢尔德

美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

由于这部分文学史用现在时的语气写成，因此我首先请求读者们特别关注历史这个问题本身。史学家们常常用“现代主义”一词来批评那种企图用当代标准来评判历史的错误倾向。由于现今普遍存在着这种倾向，所以我认为这种批评和警告十分必要。但本人在书中所采用的现在时态却表明了另外一个客观存在的情况，即不论那种错误倾向多么危险，将现在的情况强加于历史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因此，有必要让我同读者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记录本身的局限性。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按照当时的普遍看法对美国革命史进行解读上的篡改，这就意味着美国革命史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但未必真实准确的文化遗产。但如果我们的革命史在每一代史学家解读时都有所不同的话，史学家们——即便是文学史学者们——也免不了要陷入困惑的思考。这种必然会导致著作与历史真实相悖的危险，可能迫使读者和历史书写者们都回过头来再次审视原始史料所具有的真实与善变的双重属性。这样看来，我在书中使用现在时进行叙述既可以提醒读者注意在组织、安排和利用史料时可能对历史原貌造成的偏差，同时也表明笔者正在力求还原历史原貌的这种矛盾心理。

文学史的写作尤其需要栩栩如生的现代感。这种生动的效果蕴含于迄今尚存的文本中。因此，我在文中试图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来展示革命时期的文献本身所蕴含的激情。而正是当时纷繁、动荡的社会和瞬息万变的局势，才使得这些文献中的语言一反当时盛行的晦涩之风，而带有革命时期特有的热情与奔放。所以，那些目前看来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下的包括布道、宣传册和公共文献等体裁的文本，都不应被看做当时僵化的语篇模式，我们应当认识到它们是在当时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产生的生动的文化表现形式。

我们如何才能了解美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呢？首先，我们能利用那些参与过或见证过那段历史的人所留给我们的作品、相关文献或者其他物证来进行判断；其次，我们可以参考当时和后来与那段革命相关的所谓史实；再次，我们可以研究和对比历来对那段历史时期及当时相关思潮的各种解读；最后，我们还可以借助所谓“思想史”来进行推测。和其他任何历史学者一样，我在研究和写作中也力求合理地、综合地利用以上四种方法及以前人们使用过的各种方法。为此，我在这部分最后的参考书目中已经表达了我对前辈们的谢意。同时，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尽管难度很大，但我仍然力求将过于复杂的各种史料进行必要的简化叙述。历史永远比我们所能了解的更为复杂。每个历史事件下面都会隐藏着能最直接反映真相的史料。而对于这些史料的每一点新的发现，都会帮助我们在目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决定从几个不同的认识角度来解决这些困难。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这一现象，这种情况为重新研究美国各民族起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另外，那个时期书面或演讲等形式的作品本身在修辞上说比多数人想象的要更为丰富和复杂。对于如何阅读美国革命时期的作品，我相信我们尚处在学习阶段，而且由于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辩证地看待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详细地研读这一时期的作品就显得尤为重要。应该说，这种对文本认真研读的态度是这个国家的福气：整个联邦国家诞生的那个时刻，正是美国人开始真正认真对待各种流派和思想的时候，而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总是这样。如果我这部分文稿能将所叙述的任何一种思想清楚地呈现于读者，供大家质询和讨论，那么我的研究就已经实现了它最重要的价值。

在众多对我提供帮助的学者当中，五位学者的慷慨相助贯穿了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始终。安·道格拉斯和理查德·波斯纳阅读了我的部分手稿，并作出了评论。我亲密的合作者迈克尔·T.吉尔默常常向我提出宝贵的建议。约翰·保罗·罗叟和普里茜拉·帕克赫斯特·佛格森对文中的每一个字都不止一遍地进行了校对。尽管他们各自所提供的帮助相对独立，但他们共同为我提供了一个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的团队。

本项目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曾有机会见诸文字，我因此而受益匪浅，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使这些想法趋于完善。为此，我对帮助我出版以下文章的编辑和出版商表示感谢：《“我们坚信这些真理”：国父文献中的控制策略》(载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重建美国文学史》)；《意识形态与宪法的构建》(载《早期美国文学史》22，1987年秋；第157—165页)；《“我们规定并确立”——作为文学作品的宪法》(载《威廉与玛丽的法律观察》1987年秋，第3—25页；以及《“什么是启蒙运动？”——一些美国式的答案》(载《美国文学史I》，1989年夏，第245—272页)。

罗伯特·A.佛格森

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文学

我为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美国革命时期到19世纪20年代之间美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人文主义的兴衰。我之所以着眼于这一时期，是因为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都将共和国时期看做是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起始期，但同时19世纪逐渐成型的自由浪漫的气质。在众多对我的著述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学者当中，我要特别感谢戈登·伍德、J.G.A.博科克、威廉·查凡特、凯希·戴维森、迈克尔·华纳和伯纳迪克特·安德森。诸多英美学者们在小说的起源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对我理解美国早期文学提供了很大帮助。除了戴维森的著作以外，我还要感谢莱昂纳德·戴维森、南茜·阿姆斯特朗和迈克尔·麦肯昂等几位学者。其他众多对我的写作提供帮助的学者及其作品，我在参考书目中已一一列举并致谢。读者们会发现，我的观点往往不同于在我之前的学者，但没有他们先前所做出的研究，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部分的写作的。

这部分的写作经历了很长时间。期间有众多的学者为我提供了帮助。萨克文·伯科维奇和罗伯特·佛格森通读了我的手稿，是他们宝贵的修改意见帮助本章最终定稿。以前在布兰德斯大学的两位同事艾伦·格罗斯曼和安妮·查诺维兹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和修改意见。一些章节的写作还受益于以下学者的宝贵建议：西西里亚·蒂奇、肯尼斯·西尔弗曼、爱米·朗、唐纳德·皮斯、罗伯特·格罗斯、布鲁克·托马斯，埃维·施威泽、文弗莱德·弗拉克、安德鲁·戴尔班科、尤金·古德哈特和迈克尔·麦肯昂。我现在和过去的研究生对我对文献的最初解读提出过挑战，并使之日臻完善，在他们面前，我不敢有丝毫马虎。他们主要是史蒂夫·哈梅尔曼、吉姆·凯、尤特·格洛尼格、马克·伍德沃斯、金·汉密尔顿和格兰特·赖斯。我非常感激所有这些朋友和同事们的帮助。如果我的文章中出现了史实或判断方面的错误，都与他们无关。

感谢美国学术委员会1987年至1988年间的项目资助，使我完成了文章的初稿。

感谢我的妻子德布拉·瓦伦兹。她在我写作的几年中，从情感和写作两方面对我都提供了理解和帮助。她同我一起经历了写作过程中的愉悦与困境，并仔细阅读了我所写的每一个字。她的严谨与智慧使得此书更加清晰易懂，她的爱也使我的精神更加灵活与丰富。至于我的两个小女儿——艾玛和罗莎，与她们获得的满足感相比，我的写作给她们带来的不愉快要大得多。我希望她们能原谅我因外出实地考察而时常不能陪在她们的身边。她们的爱维系和支撑着我完成了这部书稿。

我刚完成本书的修改，就得知我的父亲得了晚期癌症。他在死亡面前的勇气和对生命的信念是令人难忘的。我把《剑桥美国文学史》的这一部分当成对他的怀念。

迈克尔·T.吉尔默

序言

这部多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有助于介绍英文写作的一个新的分支。30年后在罗伯特·E.斯皮勒(Robert E.Spiller)主持下编纂而成的《美国文学史》帮助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们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体现了一代美国文化学者的工作，他们重新划定了这一领域的界线，并对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时期进行了重新定义。本书的作者们大都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教育和积累阶段，而且其研究范围包含了目前美国文学各分支领域当中所有新兴的和已经成型了的研究方向。这些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们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着的工作为当代文学界的主要研究领域勾勒出了清晰的轮廓。

过去的30年间，美国历史文学批评已经从一个边缘学科发展到了人文研究领域的中心位置。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不论是在高中、大学还是研究生课程中，甚至在一些出版物、会议和公共活动中，人们都对美国文学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些都表明了这个学科受欢迎的程度和生命力。其生命力还表现在学术界内部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和各学术流派之间的激烈辩论之中。几乎所有新近兴起的批评流派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追随者，并且还可以找到其主要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尤其是在近三十年，美国文学作品为越来越多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研究文本或成为其研究重心。其中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和流行文化研究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为这些研究提供最基本素材源泉的就是美国文学。在关于多元文化争议和社会准则形成方面的研究领域内也是如此。尽管这些问题本身都是超越历史和文化的，但关于这些方面的争论却主要以美国的文学作品为中心。

我们无须详察所有这些文化活动或透彻了解其中任何一种学科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文学方面的研究已经促进了多个学科的学术发展。质量方面惊人的差距，行话术语向其他领域的扩散，新潮与流行的交织混合，这些不容忽视的学术发展事实也让我们意识到进行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益处。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当前的学术争鸣之中时，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由于美国文学批评的多元争鸣和开放性等特点，它已经成为其他人文科学发展的先驱。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文学现在成为教学和研究领域里的一片新大陆。除了出版大量新版的美国文学古典名著以外，学者们还在史无前例地开发着一些以前从未被重视的文学体裁。这样一来，我们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美国文学这一名称的含义，其内涵根植在具有不同传统、不同的审美观甚至对文学有不同理解的美国各民族之中。

这些学术发展极大地扩展了美国文学的意义和研究素材。对于新一代的评论学者来说，美国文学史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系列恒定的和公认的美国文学名著史了。同时，它的基础也不再仅仅是某一个得到公认的美国文学作品的历史观点。当然，对于研究结论明确化和希望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公认的要求仍然继续存在，但现代批评的边缘化、争鸣性和竞争性等特点，以及不同声音间的对话和不同的解释框架同时存在的这些大气候，明显影响着当代的文学批评。

人们将目前这种百家争鸣的情形看做是人文民主化进程的标志，是市场化或职业化的结果。不论怎么看，这种情形都标志着学术权威结构上的改变。从18世纪开始至今，文学研究一直依赖于对其性质和本质的共识性认识。我们在今天祈求这种共识，听起来像是在呼吁一种妥协或恋旧情怀。曾经在批评与学术之间以及审美与历史分析之间存在的相对明显的界限，如今已经模糊并不断地分化成为一些特殊的学术范畴，比如特殊的专业知识分支、特殊的研究素材、特殊的论证模式及劝说策略等。

简言之，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文学史的研究包括多层面的学术、批评和教学活动。这个领域中权威的产生就完全来自于各种互相差别却又相互联系的知识体系。我们姑且称之为差别性的权威存在于批评家对某个群体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存在于他对某类材料的(这些材料都具有各自特别的权威)驾驭能力，也存在于他做的研究所体现出的综合实力。联系性权威指的是用某种研究或解释方法来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质疑、挑战或支持他人观点的能力，是从其他众多或相互补充或相互矛盾的解读模式中提取深刻内涵和本质的能力。

新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在以上两方面都是具有权威性的，它既注重个体，同时也统观全局。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它既从文学本身进行阐述，同时又探索着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这部文学史的视角是多元的，它描述的是美国各类文学形式的综合历史。它也展示了文学界中包括多元文化在内的关于文化模式和文化价值取向的持久争论。因此，各个观点相互对抗这一特点就贯穿了本书的许多章节，而这一点也恰恰符合《剑桥美国文学史》的一贯传统。本书高屋建瓴的治学姿态与道德——以文学分析作为对学术争论、不同视角和相对公正的评判基础——可以从我们借用的浪漫主义时期温和派批评家对“艺术”一词的定义中得到反映。早期对文学的看法支持许多权威著作中的普遍观点。这种看法以影射或常常以直接的方式攻击现有的社会准则与秩序，于是促成了广泛的美学上的反对派别。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他们将文学誉为对生活的批判，这种评判或是采取新批评家们批判工业社会时的措词，或是以左翼文化批判的乌托邦形式存在。

我们这部文学史的与众不同之处体现于其中大量风格迥异的叙述文本和语境的独特方法，但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些方法能在书中得以奇妙的统一。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书中对民族归属问题的强调。书中“美国”一词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或后来将要成为美国一部分的地区；尽管书中一些作者在写作中采用了比较文学的框架，但总的来说，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这个国家中的英语文学——“美国文学”一词仍然像国内外普遍理解的一样，是根据其国籍来定义的。然而，书中“美国的”这一称谓所指的却既不是一个叙述的前提，也非客观背景。正相反，它指的是一系列历史文学课题当中的一个复杂主题。在这里，“美国”一词指的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美利坚合众国。它同时也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宣言，这个民族的形成和维系依赖于一系列口头法则、社会公认规则、社会凝聚力、社会召唤等，它还依赖于某个寓言、某个梦想、某种美学理想、某种现代的代名词，如“进步”、“机会”、“创新”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符号，如“大熔炉”、“大拼图”、“国中之国”等称号，同时它还指明了这个名称所不包括的一切，如欧洲旧大陆、美洲北部和南部的其他国家和美国国内的大集团。这样形成的一个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言论战场。

的确，本书比较完整地保留了“美国”这个词语为人所熟知的含义，使之成为美国文学史固有的称谓。文本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是当今文学研究最争论不休的两个论题。民族性问题成为这两个论题研究的焦点。

叙述多样性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对于历史作为批判修订载体的强调。这必然也会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文化阶段的重点。对于历史的意识或者说对历史的理论建构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如此敏锐或普遍存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统领一切不同学术兴趣和压倒各批评流派纷争的学术兴趣是对于历史的研究，是将历史作为思想、隐喻和神话的基础与本质进行研究，也是将历史作为我们所阅读的材料的实质以及我们解读文本的基本态度来进行的研究。即便我们相信伟大的著作拥有超越时空的魅力，我们稍加思索便会意识到，人们对超越时空的美的概念本身的理解也是具有历史局限的。与包括从古代宗教到现代科学中其他主张绝对的学科一样，美学主张也同样受历史的影响。我们是通过一种可辨认的历史意识来掌握其超凡脱俗的艺术形式(如神学灵感中的美学、模糊美学、颠覆和不确定性等)。

同样，关于这种偶然性的认识也可以延伸到历史的写作中。一些历史作品的真实性会比其他作品好些；少数的伟大史学著作会被誉为内容全面详尽、史实确凿真实；但所有对历史的描述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自身的历史条件所左右。凡是声称面面俱到的历史描述都更加说明了历史的局限，因为它本身就会掩盖历史的真实：地域偏见、暂时的假设、既得利益等等因素都会限制我们探寻历史的绝对真实。各种历史叙述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能够利用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从而能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研究文学和历史。一种途径是关注和研究各种不同文学史叙述之中的差别，比如文学历史中所表现出的叙述断层、不连贯等等。另一种途径是关注在表面的叙述差别下隐藏的联系和共同点，如共同的焦虑、兴趣、理想等，从而在区别中发现在行业、智能、世代等方面的连贯性。

以上这些考虑都影响了我们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的写作体例。在此之前出现的所有美国文学史，要么非常笼统地从所谓“权威”的单一视角考察问题，要么就像“百科全书”似的充斥着对各种人物或事件片面而生硬的描述，其结果免不了给读者留下同样笼统的印象，因为这样的形式本身就没有给文学史作者本人留下任何阐述自己见解的余地。而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却能够从多个视角展现给大家丰富的故事性材料。其中各个时期的作者所做的阐述都包含着对各种学术观点详尽而又全面的分析，并由一些具有共性的主题串联在一起，从而与其他文学阶段的描述也密切相关，加上书中所提供的充分例证，使得整套著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我们之所以选择书中的诸位学者来撰写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首先因为他们在各自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同时也考虑到评论界对其著作的高度评价。可以说，八卷书的作者们集中展示了近三十年来美国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他们为我们贡献的这部文学史，体现了几代学者在这一领域里的不懈努力，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目前被认为与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领域相关的大量生动资料。他们展示了使得这一学术领域能够迅猛发展的各种新奇事物。他们的著作还向读者展示了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研究特点的风格迥异的学术兴趣方向，而导致这一学术兴趣方向产生分化的人种差异问题(包括阶级背景、民族群体、种族起源等)，一直是二战以来，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同样，这些特点也体现在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的编纂原则之中。本书灵活的结构框架旨在完整地包容美国文学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对于一些重要作家的描述会出现在不止一卷书中，这是因为这些作家和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对某个单一的时代产生过影响。还有一些作品在同一卷书中关于不同的作家阐述中被涉及，因为这些作品对于不同领域内的文化经历来说都很重要，值得一提。有时本书会从不同角度来审视同一个历史事件，这是因为该事件需要从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的不同视角来进行观察，比方说在一个时代结束而另一个时代开始时发生的事件往往如此。基于对所有这些情况的考虑，为保证从多个视角来认识历史，我们采取了重叠性描述这种必要的策略。而本书中丰富的研究视角恰恰符合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大量文学和历史材料的要求。于是，本书对一些作家、作品和活动的描述才比以往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都更为丰富和细致。

这部文学史当中的每一卷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示着本书所具有的以上优点。而在第一卷的内容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多种多样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1]其中各个作家所述历史横跨了三个多世纪，内容涉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世界探险者、清教神权统治者、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主义作家、南方女性作家、革命宣传册撰写者、年轻的共和国中涌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等等。迈拉·杰琳(Myra Jehlen)通过美国探索新世界和殖民时期以多种语言形式出现的文学材料，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在疆界、文化以及寓意上的形成——这也是一个帝国扩张的故事。埃默里·艾略特(Emory Elliot)的研究追述了从开端直至动荡的18世纪中叶处于复兴时期的新英格兰，以及其文学发展中矛盾冲突重重的一段历史。戴维·S.谢尔德(David S. Shield)向我们展示的内容从时间上来说跨度并不大，但其中的内容却极其丰富，包括了新近发现的关于当时费城、纽约和旧时南方包括拉丁美洲巴巴多斯岛在内的社会沙龙中产生的大量书信、诗集和散文集。这些珍贵的作品和资料生动体现了当时新古典主义的纯文学风格。罗伯特·A.佛格森(Robert A. Ferguson)深入研究了美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特点，包括为后来整个美国文学修辞风格奠基的这一时期各种篇章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迈克尔·T.吉尔默(Michael T. Gilmore)在详细叙述一个国家文学传统产生的过程中，描述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从共和国到自由市场理念，从口头文化到印刷文化，从集体主义价值观到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转变。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吉尔默也同时为我们揭示了美国文学传统产生的过程。

本书的五位作者都将文学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去考察和研究。不论其侧重点是殖民地时期的文学，还是某一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文学，这五位学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探究了美国文学中的“美国特点”，即在“美国化”过程中文学和语言的向心性特点。因此，本卷书也可以被命名为“理解美国语言的一把钥匙”。杰琳着重研究美洲大陆的探索发现和先民定居时期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谈到的并不包括美洲土著民族的语言[2]，除非是在圣经翻译、人种报告和为移民编纂的词典中出现的土著语言(比如罗杰·威廉姆斯所著的《纳拉干西特语言入门》一书)，或者是由于他们的沉默本身而引人注目的一些史实。杰琳在文中对这两方面都有论述，但她主要还是侧重讨论了强势文化将“美国”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含义据为己有的过程。她的叙述向读者展示了一系列的跨文化争鸣。这些争鸣从欧洲人最初发现美洲一直持续到新世界不同类型的殖民地确立，再到后来从发现差异到自我认知这一美学和意识形态策略的确立，其中每一种观点都是事实与隐喻、冲突与解读的混合产物。她采用的写作素材和殖民地时期的社会情况一样复杂：涵盖了商业、科技、历史、制图学、书信、军事、农业等诸多方面。其研究方法结合了人种学和文本学分析，是对一系列代表性著作从文化角度的详细解读，其中包括从1590年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所作的图文并茂的游记到值得作为美国文学想象力奠基作品来解读的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和威廉·伯德(William Byrd)的主要著作。

艾略特所著部分的开篇措词比较含蓄。他开始叙述的是困惑的沙仑审判，而非具有传奇般色彩的大迁徙。他眼中的清教徒并非是美国“国父”，而是处在危机中的一群人，他们围绕着“巫术”一词的含义，从内部分裂成为富有与贫穷、男人与女人、局内与局外、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平民与教会、一个教派与另一个教派等各个对立的派别，每一个派别都企图通过对语言的控制来获取政治上的力量。艾略特追溯了后来建立了所谓理想社会的这些人的曲折道路，这个“理想”社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内部的纷争与矛盾，在漫长的过程中又不时地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但通过他们的领袖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与他们自己创立的盟约信仰中的调和，他们最终团结在一起，并兴盛繁荣。这一发展过程在充满差异甚至有时矛盾的清教徒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艾略特在对于历史、个人叙述、诗歌和公共布道等较为常见的文学形式的分析过程中，揭示出了文学的复杂性。这种文学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充满危机，在焦虑和疑惑中不断发展，还时而挑战当时的社会现状，时而却对当时的社会结构起到巩固作用。艾略特的研究覆盖了包括文学、神学和政治在内的广泛领域，甚至(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囊括了新英格兰的种族和性别问题等目前热门的学术问题。这样一来，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中，我们就获得了双重研究视角：其一是对美国清教主义的解读；更广泛的是，对于清教徒通过不和谐乃至失控的殖民地时期的材料来形成对美国的认识过程的分析。

艾略特使文学研究这个传统的学术主题更加深入和具有戏剧性；谢尔德关于殖民地时期英美纯文学的研究开创了同类研究的先河。“纯文学”一词在1760年以前指的是一种独特的作品形式，谢尔德主要凭借一些不被人熟知而且常常是从未出版问世的材料，对这种文学形式进行了定义和刻画。在这个过程中，他再现了殖民地时期的俱乐部和沙龙中高度程式化但同时也具有惊人差异的“高雅”世界。他介绍了许多重要作家，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博士(Dr.Alexander Hamilton)、阿奇博德·豪姆(Archibald Home)、伊丽莎白·格雷姆·佛格森(Elizabeth Graeme Fergusson)等；他勾画了这些人“愉悦社会的文学”(其功能主要是轻松、睿智、体面、愉悦，而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所具有的教诲、启迪、纪念等功能)在大西洋两岸产生的背景；他还探究了文学在政治和社会机制方面的广泛意义。由此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故事揭示了一个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忽视的独特群体——其社会地位与观念都十分独特，具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情愫和对亲英派的同情——并展开了一幅描绘早期美国生活与文化的历史画卷。谢尔德讨论了宗教差异、女性化模式与男性化模式、宗教传统与平民传统和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等方面的区别差异；他还涉及了这一时期最为普遍的文学的模糊性，因为这时的美国既是殖民地，又进行着殖民扩张，其文学既是“文明”社会对抗蛮荒的新世界的手段，同时也肩负着塑造美国特点的职责。谢尔德将纯文学的这些成就联系起来，同本卷其他作者一起为本卷贡献了一个连贯的主题。

佛格森研究的重心是启蒙运动时期和革命时期多层面的语言。其著作交织了美学和文化等主题，既有对单个作品的精细分析，也有针对更为广泛的学术、政治、法律和宗教等方面的思维和表达模式的阐述。佛格森重新认识和评价了美国形成的几十年间从“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到关于宪法的争论，以及从国父们的经典著作(关于他们的文学成就，佛格森在书中也做了新的评价)到被压抑的美国土著和美籍非裔“孩子”的作品。他较为完美地处理了大量历史材料。的确，其著作的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这些材料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因此有一些大家熟悉的材料也作为反映当时矛盾冲突的证据在书中出现。这些相互对立争论的观点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流行成语、历史事件和精巧的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佛格森还通过语言和权力的持续性动态分析，向读者展示了这些材料中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历史学家们经常会注意到，在共和国创立过程中，书面和口头文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没有任何一个先前的史学家比佛格森在这方面的论证更加明晰有力。他说明了修辞在统一这一时期各个截然不同的传统、影响和冲突时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沉默在促成各方达成一致时所起的作用。他还指出反抗与压抑、确定与不确定在语言中并存，以及能够调动各类群体、宗教和政治派别的语言风格的复杂性。这是建立在联系美国革命前后的语言策略上的一段动荡和变革的历史。同样，正是文学连续性的历史唤起了这个诞生在革命之中的国家的多种声音。

吉尔默所写的部分是关于年轻的共和国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这部分的写作是按照文学类别(如杂志、戏剧、诗歌、小说)和重要作家(如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詹姆斯·费尼摩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来组织划分的。尽管这部分的写作框架仍然沿用传统的方式，但吉尔默对文学进行了崭新的解读，这种解读侧重主流团体同边缘团体(比如妇女、少数民族、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对话，而且吉尔默通过对这一关键的文化转型期对话向心性的论证，将这种对话描绘得栩栩如生。他证明了美国最初富有想象力的文学的根基就是共和时期的思想，其特点是为公众服务的理想、强调克己、强调公共利益等，当时这种国民的共同精神特质与我们现今的职业写作的基本特点(因为我们已开始认识它们)有很大区别。但共和国时期的文化本身也带有新时期的特点，比如浪漫主义的主观感情、崇尚自由放任的价值观和自由经济带来的利己主义等。一旦国家独立已成定局，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在语言中就逐渐掩盖了以往对国家的忠诚而占据了上风，这表现在强调自我表达甚于强调公众意志，重视小说多于重视戏剧，印刷文化同口头文化相比的优势等方面。吉尔默不仅记录了这一转变，还揭示和分析了文学—历史为这种转变提供的原动力。他重新勾勒了美国早期的美学研究，深刻而全面地阐述了其文学的鲜明特质，并分析了当时的文学与后来产生的文学之间的差异，由此指出这一时期对后来整个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吉尔默的著作同本卷其他四位作者的著作一样，堪称批评与学术复兴的典范。他们重现了美利坚合众国语言的形成，分析了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殖民地语篇和有形预言，以及启蒙运动时期、革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文学语篇。这些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当前最为全面和令人信服的学术观点，阐明了文学对于早期美国历史的重要性以及早期美国文学的历史价值。

[1]其中包括各种国家和和语言背景，如：用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英语写的探险纪实。有些作品以其本族语名称而为人所熟知，如：the Diario of Christopher Columbus，凡是这种情况，我们都保留其原名。然而，依照惯例，其他作品的名称都进行了翻译，书名和引用语当中的拼写都已按照现代拼写方式进行了修改。我们同样也对所有殖民地时期的英文文本拼写进行了修改。——原注

[2]对这些土著民族的称谓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在此采用了“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人”和“美洲土著人”等不同的称谓方式。——原注

殖民地时期文学

迈拉·杰琳

第一章 帝国时期的文献

在克里斯多夫·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为寻找一个帝国离开这个已知的世界环游地球的前夕，他决定要写一本书。他的这一决定预示着写作与殖民行为之间有某种重要的联系，一种要求我们重新定义写作以其与作者和历史之间关系的联系。这种重新定义是本章，即具有导言性质的开篇章节的主题。在开发新世界的同时，欧洲人搜刮了数以百万计的原著民财产和土地，将其据为己有。今天我们找寻当年欧洲人搜刮劫掠的历史证据十分困难，在第二章里，我会分析这种困难产生的原因。余下的五章将力求解释为什么写作会与拓荒者征服新世界的行为交织缠绕在一起。每一章的内容都将详细解读所选的作品与材料，探寻欧洲殖民者控制新世界，并宣称这片崭新世界将永久属于他们的历史过程。

尽管我们一直以来都着重强调书籍和写作在美国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讲述方式会影响历史的真实原貌。而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文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当时的作者们相信可以利用写作的切实功效来影响和决定历史的进程。哥伦布向加那利群岛进发时，距古腾堡(Gutenberg)圣经的第一次印刷出版仅仅有30年的时间。16世纪末，写作和出版活动开始空前地显现出它们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在书中所有的文本和材料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新兴力量的显现。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所写的传单、宣称册等东西，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当时一些的政策，而他觉得如果直接干预这些政策却会遇到恼人的阻力。为了延续对弗吉尼亚州的殖民统治，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急匆匆地写出了《简要真实报告》(Briefand True Report)一书；威廉·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在他的历史记录中表达了他希望解读历史掌握未来的愿望；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在写作过程中走遍了弗吉尼亚州，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告诉梅李威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说，他们的远征日志甚至比他们的远征本身更为重要。因此，万一他们自己回不来的话，一定要把日志安全地送回。从一开始，这些多产的作家们就似乎认定：既然印第安人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那么他们就一定无权拥有土地。

到殖民地时期结束时，殖民地文学不仅记录了而且还帮助欧洲人实现了对新世界的控制，使其获得了合理拥有新世界的身份证明。

哥伦布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描绘了他打算书写全程探险日志的决心。这本书目前最可靠的版本名为《克里斯多夫·哥伦布赴美首次航海日志》(the Diario of Christopher Columbus's First Voyage to America，以下简称《航海日志》)。在给他的皇家资助人西班牙费迪南(Ferdinand)国王和伊莎贝拉(Isabella)王后的一段话中，哥伦布写道：“为了完成您给予我的使命(抵达印度，并将国王和王后陛下的国书转达给那里的君王们)”，“为了这个目的，我想到应该勤勉地在航程中将一切我看到的、做过的和经历过的事情记录下来。”尤其是主修文学的学生们可以看到，包括哥伦布做过的许多决定在内，他都是说到做到。但我们再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哥伦布所给出的解释却很难说得通。他写道：“为了抵达印度并带去基督教世界的信息，我想到了写作。”但写作对印度之行会起到怎样的帮助呢？

航行的确需要记录日志，我们也能理解补充性的航海日志也有实际作用。但这理所当然要记录的航海日志，却没有出现在哥伦布这本书的序言中。而且很明显，哥伦布也并非想把他的这本书只当做航程中的一个补偿性日志。这本书是对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的描述，“是对我所做、所见、所历的一切事情的记录”，是对整个行程的叙述，也是船长本人心路历程的再现。《航海日志》不是一本普通的为方便日后回忆而写的日记，而是在记录事件的同时也对事件的意义进行了解读。的确，这本书所包括的航程中的事件，将会比仅凭经验观察得到的要多。在序言中，哥伦布提出了要完成另一个宏大的工程——描绘一幅新的航海图，在其中“我将精确地绘制出所有的海洋与陆地的罗盘方位”。“而且”，既然有了这样一幅航海图，我将“写一本书，将航海图中所包含的所有地方都记录其中”。于是，序言的末尾承诺了印度之行一定会诞生出书来。

更确切地说，是航行的船长在承诺他会写出一本书来，因为《航海日志》和航海图都只能由哥伦布本人来完成。但这更加令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哥伦布会认为一本书会对印度之行有所帮助。《航海日志》前言不但令人惊异地倾向于描述而非实际行动，而且对于这样一本介绍环球探险的书来说，个人化色彩也十分明显。

在哥伦布之前，欧洲人发现其他大陆最著名的记述个人色彩都很淡。(哥伦布曾认真研读过这本书，并在第一次抵达新世界时以此书作为指导)。马可·波罗(1254？—1324？)在所著《游记》(Travel)一书的前言中出现，唯一目的是为了证实其游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他写道：“任何读到或听说过这本书的人都尽管相信书中的内容，因为其中所记录的内容全部是真实的。”马可·波罗所写的内容要么是他亲眼所见，要么是从他认为“诚实可信的人”那里得知。书中关于异域风情的事实和事件介绍都并非虚构。马可·波罗这个“从上帝亲手创造我们的祖先亚当开始一直到今天”，比任何人，“不论他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也不论他是鞑靼人还是印度人，亦或是其他什么民族的人”都更了解“世界各地”的人，在他的书中也只是讲述了他探险的成果。准确地说，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作家(实际上，他依靠自己的笔记口述了这本书)，而是一个见闻的传播者。

哥伦布作为一个旅行记者的时间要更短些，但他的计划却更加宏伟。他承诺会记录一切“见过、做过和经历过的事情”，这种三重性定义的信息量大得多。对于马可·波罗来说，见闻就意味着从东方带回的货物和器皿；而对于哥伦布来说，《航海日志》中已经清楚地表明，没有任何描述不带个人色彩。因此，在每次航行结束后所写的信件当中(1493，1494，1498，1503)，他本人总是出现在他所描述的场景或记录的事件当中。因为马可·波罗似乎认为，书和货物一样，其异域魅力源自于奇特性，人们的好奇心被调动得越强烈越好，而哥伦布对几乎所有的描述都进行了调和。

写完纪念性的序言后，马可·波罗的叙述立刻转向国外方面：“首先，让我来谈谈亚美尼亚。”而哥伦布的第一封信谈的却并非是对新大陆的初步印象，而是集中来谈他自己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在给西班牙财政大臣的信中他说道：“我可以想象您在得知我已成功地到达了航行的目的地时的喜悦和欣慰，因此，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让您知道此行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诚然，这两位作者在其作品中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开头形式可以用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境况来解释。马可·波罗的游记是在他游历过后很久写成的，而且当时也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这样做；但哥伦布的这封信是写给其雇主的，所以也自然而然地要立即向雇主说明自己的成功。而且哥伦伦布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可能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应的过分强调是十分明显的。他写道：“我在离开加的斯(Cadiz)33天后到达了印度海。在那里，我发现了许多人口密集的岛屿。”在这之后，他才开始描绘所见到的岛屿和人，尽管欧洲人对这些他们闻所未闻的异域风情非常感兴趣，哥伦布仍然在叙述时把他的所作所为排在了第一位。

总之，该书的叙述中心并不是外面的世界本身，而是哥伦布自己的探险故事。其中的一个岛屿是“如此的广阔无边，以至于我简直无法将它看做一个岛屿，而是像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个省”。到目前为止，这个“中国”(Cathay)看起来还比较令人失望，“其海岸沿线没有任何村庄或密集人口，只有几间孤零零的房子和茅屋，而且我也无法和那里的人进行交流”。总的来说，这里似乎没什么有趣之处，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只是探险者自己的行动，因此不免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对新世界的负面印象。马可·波罗的描述却总是那么积极乐观，因为他写那本书首先就是为了取悦读者，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对于我们读者来说，即使新大陆不像想象中的繁荣，我们也一样饶有兴味。因为既然我们并未打算占领或统治亚美尼亚，那么尽管马可·波罗曾写道，“这个国家那些曾经勇敢威武的贵族斗士们，现在却变得怯懦鄙俗，而且除了酗酒以外一无所长”，还有其“令人沮丧的气候”，这些也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异域风情的好奇。

哥伦布在信中对新世界的描述后来也变得更加有激情了。但他的夸赞之词却和他对新世界的失望一样，与马可·波罗的描述明显不同。马可·波罗细述的是东方的异国情调，比如，他在自然风貌方面是这样描写麝这种动物的：“这是一种很小的动物，身上的毛很厚，像鹿毛一样，蹄子和尾巴像瞪羚，没有角，但它四条细长的腿……每条却只有人的三根手指那么长，而且两条向上长，两条向下长。”再比如说，在文化方面，他这样来描写蒙古大汗的雄伟宫殿：“(这个宫殿)高高地矗立在表面光滑的镀金柱子上，每根柱子上都盘着一条巨龙，龙爪伸向天空，托起了巨大的屋顶。”

马可·波罗描述的是“新奇事物”，但哥伦布却按照他自己的好奇心在叙述中引领着读者。在感慨过加勒比海地区的一切与家乡是多么不同后，他开始将异域的景物与家乡作起了对比。他在《航海日志》中是这样描写各式各样的树木的：“这里有许多树与我们的树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让我不禁感慨这个拥有无数不同物种的世界真是个奇迹。”“这里的鱼太神奇了，与我们的鱼很不一样。”他又写道：

这里的树木和我们的树之间的差异，就像白昼和黑夜的差异那样迥然，还包括瓜果、草木和石头，以及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们的不同。有些树的确和卡斯提尔(Castile，古代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王国)的树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也明显地各不相同。而且其他树种是如此繁多，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将它们与卡斯提尔的其他树进行区分或比较。

也许那里的树的确奇特得无与伦比，但它们却与卡斯提尔的树一同出现在哥伦布的信中。哥伦布的描写方式一再将不同点表现成为“不可比的可比性”。比如，他写道：“加勒比海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极为富饶……它的周围环绕着宽阔安全的海湾。”这个海岛上“生长着七八种棕榈树，和其他树木、花草与果实一样，它们都明显比我们那里生长的要更高、更美”。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源自人们对它的期待：“这个海岛，其海港的便捷优良，其河流资源之丰富，以及它的环境对人的健康是如此的不可或缺，如果你没有亲眼所见是绝不会相信的。它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这就是马可·波罗对别人闻所未闻的奇观的描述。但哥伦布的要点却与之不尽相同，更不要说他的语气了。当哥伦布把加勒比海湾描写成“其理想程度超过了任何我所见到过的海湾”时，哥伦布并未指望我们轻信他的话，他其实是想说那里的海湾在任何地方都算得上是最好的。总的来说，哥伦布在写作中所用到的“超过”一词，其语气强烈程度与“神奇的”基本等同。

或者说，“超过”一词意思就是“神奇”的含义，从而使奇观具有可比性。对于马可·波罗来说，神奇与可比性的距离可是相差甚远。当然，马可·波罗也描述了异域的无与伦比之处。但他毕竟只是个曾亲眼见过异域奇观的商人，他的旅行目的是可以被量化的商人的利润。在他的行程开始后不久，马可·波罗和他的兄弟曾有机会将一些珠宝作为礼物，供献给了鞑靼国王子，鞑靼王子“喜出望外，并给了他们价值足足两倍的货物作为回报”。与哥伦布相比，游历的经济价值对于马可·波罗来说一定是同样重要。

但他们各自定义经济价值的方式不同。前文提到，哥伦布告诉其联络人说他发现了许多人口密集的岛屿，随后他继续写道：“我还以我们伟大辉煌的王国的名义，在未受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获得了对它们的所有权。”其后，他又描述了如何为那些获取的岛屿命名，这是他同前人马可·波罗的一大差别。与哥伦布不同，马可·波罗当时无权为任何他所看到的事物重新命名，正相反，他眼中的新奇事物、人物和城市的价值，包括其经济价值，正是存在于它们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当中，例如“忽必烈汗(Kubilai Khan)、成吉思汗(Ghinghiz Khan)、海都(Kaidu)[1]；俄桂乌尔(Erguiul)[2]，卡拉江(Karajang)[3]，撒-丹丹(Zar-dandan)[4]等”。哥伦布偶尔也会提到一些当地的本土名称，比如，他曾说明圣萨尔亚多(San Salvador)早先其实是瓜拉哈尼(Guanahani)[5]，但这却并非出于他的兴趣或对于商人利润的考虑。他对那些岛屿已有的印第安名字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在为那些他所占领的岛屿等重新命名时才会提到它们的原名。

换言之，对哥伦布来说，价值只能由占领而非交换来实现，也就是说，他并非是马可·波罗那样的商人，而是个殖民者。马可·波罗是13世纪行走在亚洲的一名旅行者，当时还没有欧洲人到处占领所经过的土地这回事，当时有的只是贸易。身处15世纪末的哥伦布印度之行的第一站就停泊在了“女王陛下的加那利群岛”，并且对所有无名的领地，甚至对他认为是“一个中国大陆内部省份”的主权地区，都采取了一种所有者的态度，于是，他立即将那个“中国”省份命名为乔纳(Juana)。事实上，他登陆任何地方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领。从哥伦布的信中可以看出，15世纪的商人兼殖民者的双重身份似乎已经发展出一种对财富和所有权的全新解释。马可·波罗对远方国度的兴趣似乎只是发现它们并带回他可以用来交换的异域货品。而哥伦布的兴趣完全在于对它们的“发现”。对他来说，发现就意味着占领，至于和其他国度进行贸易，就像在自己国内进行贸易一样，他并不感兴趣。

这种新发展变化自然就会在哥伦布所坚持的“执行王国命令”与他“勤勉写作”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对于殖民行为来说，财富就是所有权，是国家利益的一个基本表现。哥伦布此行的目的是扩大西班牙的国家利益，同时，他也需要以一种方式来划分自己的那份利益。他在跨越大西洋时已经通过与其雇主讨价还价的方式得到了他发现的所有土地。但当财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身外之物，而成为自我的一种表现时，对其进行占有就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于是哥伦布需要想办法将这次航程的成果据为己有。另外，要想从帝国那里获取财产就需要不断地小心警惕。任何人都会像保卫他自己一样保护自己的财产。因此，他需要不断强调：在建立西班牙王国的一开始就有他的身影，而且他所领导的此次航行也是建立帝国的一部分。他写道：“我看到了爱尔汗布拉宫的塔尖上飘扬着国王陛下的旗帜，我看到了摩尔人的国王亲吻陛下的双手，在该月份晚些时候，(在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出您的王国和领地后)国王陛下您就命令我来到了印度。”这些战战兢兢的谄媚之言表明，哥伦布对于在航行中如何保护他的所有权利益一直很不安。所以，《航海日志》一书既是哥伦布的宣言，也是一种协议。

该序言的写作时间似乎是第一次航行之时，在从帕拉索(Palos)海港到加那利群岛的这段航程之间。几年前，这次征服之旅就是西班牙的一次帝国试航。从那开始，哥伦布将把西班牙的帝国野心燃烧到全世界。向西航行到达东方的这种想法除了要绘制航海地图以外，还有其他的企图。哥伦布的这一航线是一种环绕世界的姿态，这体现了他建立全球霸权的野心。到了19世纪的时候，这种野心仍旧盛行，当时英国吹嘘自己为日不落帝国。在15世纪的哥伦布时代，西行到达东方的想法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令人垂涎的未来，一个存在于极度偶然中的终极目标。

《航海日志》为实现这个终极目标提出了三个途径：帝国扩张方式、宗教方式以及个人方式。帝国扩张的方式已经表现在当时西班牙收复失地和领土扩张的行为中。宗教方式在哥伦布航行的官方目的中表现得很清楚：将基督教带给印度的“大汗”。个人的方式隐含在哥伦布那包罗万象的写作中，这其实已经包括并超越了其他的计划。

通过写作《航海日志》一书，哥伦布为自己僭取了航行的目的姿态。“为了履行您赋予我的职责和使命，我在航行的同时还将写一本书，以便使此次航行尽善尽美。”在这个新的背景下，财富就意味着占有，也就意味着自我占有(尽管这方面在帝国后来的历史阶段中才得以表现)。写作于是成为攫取世界的一种手段。在我们的故事中，写作就是哥伦布占有环球航行权的手段。

序言的最后概括了哥伦布作为船长的身份，以及他与整个航行中一切事物的关系。他在给国王和王后的信的结尾写道：“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我首先得放弃睡眠，集中精神航行，这简直是太辛苦了。”他的这种辛苦不仅来自于航行中的导航和瞭望，还因为他需要全程都保持清醒。他的清醒对于他的航海事业至关重要。因此，他不能睡觉。(后来，在加勒比海沿岸，哥伦布承认他忍不住睡着了，就在那时，圣玛丽亚号搁浅沉没了。)

哥伦布《航海日志》一书将写作表现为一种行为，又将行为作为了个人表现的一种形式。新世界的文学就是关于发现、探索和殖民的文学。欧洲发现美洲这段时期的文学史也就是文学试图塑造历史的过程。从描绘第一批欧洲人登陆和殖民美洲的文本中，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叙述者主动参与所述事件的痕迹。

《航海日志》的序言赞扬了西班牙费迪南国王与伊莎贝拉王后为建立强大的西班牙所做的努力，并将哥伦布的航行与这个目标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会同时伴随着内部巩固与外部扩张的过程。序言中将两者明确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哥伦布计划中的《航海日志》一书，它在西班牙和哥伦布所建立的殖民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由于印刷机的诞生，使得哥伦布的这本书能够真正以书籍的形式流存至今，同时，该书也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王国与其代理人以及国家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字本身不能直接创造国家或帝国，但文字在它们的诞生过程中所起的却不仅仅是简单的催化剂作用，而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哥伦布开始扬帆远航之际，另一个想通过文字的手段推动基督教帝国发展的请愿者来到了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面前。这个人就是艾里奥·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加(Elio Antonio de Nebrija，1444—1522)。他想让西班牙王室批准他的新书《卡斯提尔语语法》(Grama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A Grammar of the Castilian Language，以下简称《语法》)，并使之成为官方的教材。这是关于欧洲方言的第一本语法书。身为古典主义者的内布里加十年以前曾出版过一本拉丁语法。随着时代的变迁，拉丁语开始失去了它在文化领域中的霸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逐渐普及的地方方言。如果西班牙王室想要巩固自己的中央集权，他们就必须控制语言。这时，语言变成了封建统治的工具，后来语言逐渐变得与地方自治密切相关。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一书中试图通过语言来攫取世界，而内布里加的《语法》则提出了将语言作为统治手段的观念。这两本书都是伴随着当时思潮的形成过程而产生的。

1492年，书籍、国家和帝国三种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这标志着新大陆英语文学史的开端。标志其开端的不是某个单个作品的出现，而是代表着全新文学文化的各方面集体作用的结果。1582年，理查德·哈克鲁特(Richard Hakluyt，1552？—1616)决心针对新世界做一件他认为英皇因疏忽而未做的事情。他打算通过写作来实现这一目的，但这种写作却不必是他亲自写成的，也未必是哪篇具体的文章，而是编纂一部像哥伦布说过的“包括一切所见、所历的关于新大陆的”文集。丛书的第一部是《发现美洲过程中的各类航行》(Diverse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1582年所作，献给菲利普·西德尼爵士)，此后他还编纂了《主要的航行、交通和英语国家的发现》(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ques，and Discovery of the English Nation，1589—1590；1598—1600)，并两次出版了该书，使该书和由他编纂的其他书籍一起，成为发现美洲和殖民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其重要意义可以和古希腊史诗及欧洲19世纪的小说相媲美。

在《发现美洲过程中的各类航行》一书的前言中，哈克鲁特很不耐烦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自从美洲首次被发现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进行了多次征服和移民。但是，在他们尚未占领的气候怡人的肥沃土地上，为什么我们英国却从未稳固地印下自己的足迹？”七年后，在《主要的航行、交通和英语国家的发现》一书的献辞中，哈克鲁特仍然抱怨说，在欧洲，不论他走到哪个国家，都听见人们夸耀自己在新世界上的伟大发现。而在英国，他所听见的却只是“被动懒散的防御”。这种持否定态度的轻蔑言论肯定让哈克鲁特十分恼火。从1582年到1616年他去世之前，作为一名出版者，哈克鲁特出版了数不清的探险报告、航海日志、商贸协议、旅行日志、地图、地理专业研讨、海外法律专利契约、水手日记、关于新世界的科学专著，以及横跨大西洋的商务和私人信件等。除了这些由自己同胞写作的内容外，他还加进了许多从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俘获或盗取的材料。总之，哈克鲁特编纂了“帝国的文献”。他整理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谓的“利润繁荣时期”的书籍文献。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商人们积累了巨大财富，支撑了本国的商业优势地位，并将这种繁荣维持了几个世纪，推动了本国的工业革命。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笔下传奇般私掠巡航的主角们获得了相当于他们投资的百分之四千七百的回报。

在这种动荡的背景下，哈克鲁特竭力劝说女皇加强劫掠美洲地区的力度，尤其是在弗吉尼亚地区(考虑到他的朋友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所获得的难以计数的财富)。这样，“我国‘越来越多的勇敢青年’就可以在十字军圣战后在这片新大陆上挥洒他们过于旺盛的精力。”这位热心公益的狂热出版家继续写道：“弗吉尼亚不仅幅员辽阔，而且那里的气候是如此怡人，银矿蕴藏如此丰富，各种货品如此齐全。”以至于刚刚被哈克鲁特截获地图的西班牙的竞争对手，在地图里都写道：“弗吉尼亚比墨西哥和新西班牙要更加美好、富饶。”这种对女皇效忠与自身的利欲心，以及敏感与贪婪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极其复杂地表现在他的宣传和展望中。

然而，尽管哈克鲁特怀有热情奔放的国家主义思想和关于英帝国联盟的设想，但他本人却从未也永远不会踏上新大陆。作为一名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的文科硕士生，理查德·哈克鲁特是在一本书中发现美洲的。在他雄心万丈的《主要的航行、交通和英语国家的发现》一书的献辞中(献给负责女皇外交的高级秘书弗朗西斯·沃星汉姆[Francis Walsingham])，哈克鲁特回忆了他第一次发现美洲的经历。哈克鲁特有一个同名的表兄，在伦敦法学院(Inns of Court)任教，但他对地理方面的兴趣要比对法律方面大得多。一天，哈克鲁特走进了表兄的书房，发现书桌上有很多卷打开的宇宙志方面的书籍和一张世界地图。当年轻的哈克鲁特表现出兴趣时，表兄便开始“启迪我的心智”，给他讲解地图，向他展示了“所有已知的海洋、海湾、海港、海峡、海角、河流、帝国、王国、公国、每个国家的疆域以及各地区所盛产和匮乏的物资货品。由于得益于交通运输和商人的活动，这些国家的所需物资都能得到充足的供应”。看完了地图，两位年轻人又转向了《圣经》，并看到了这样的文字：“他们乘坐舰船出海，在风口浪尖上谋得生计，在大海中领略和欣赏上帝的神奇杰作。”受到宇宙志和《圣经》双重鼓舞的哈克鲁特下定决心：“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够上大学的话，我一定要学习那方面的知识，并研读那方面的文学作品。令我高兴的是，通向未来理想的大门……在我面前打开了。”

这件轶事所记录的内容概括说明了两件事情：第一，《主要的航行、交通和英语国家的发现》的出版情况；第二，它揭示了大英帝国崛起的开端。哈克鲁特接触到的世界地理同时包括了自然(海洋、海湾、河流等)和政治(王国、公国等)两方面内容。《圣经》却在更高的层面上肯定了商业活动的意义，要求人们乘船出海，在风浪中谋生，以此表示对上帝神奇杰作的崇敬之情。但哈克鲁特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考虑。在这个故事最后的高潮部分，当他决心把自己的人生都贡献给伟大的航海贸易事业时，按照句子发展的逻辑，人们还以为他要亲自找机会出海。不，他其实只想阅读、写作和出版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主要的航行交通和英语国家的发现》第一卷的完整标题中，看出哈克鲁特设想的出版物的覆盖范围：1500年以来，英国在海上和陆上两方面，对远方国度和地区的航行、航海、交流与发现。全书内容按照其目的地的不同，分为三卷。第一卷包括英国在北方和东北方向航海所获得的重要发现，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成果，以及以前英国进行的军事性质或其他性质的航行。附加对冰岛和北海区域的简要评述。最后还包括对公元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没和1596年加的斯大捷的描述。

哈克鲁特相信，知识和文学与舰船和航海一样，能够在帝国的事业中起到同等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哈克鲁特并未将语言与行动分得很清楚。在牛津时，他对沃星汉姆说他阅读了所能找到的一切关于航海和发现的材料，并开始进行讲座。于是，他遇见了“海上最伟大的船长，最了不起的商人和我国最出色的水手们”。从这些热衷于行动的人那里得到了知识后，哈克鲁特为女皇服务了五年。期间，他在“各类演讲和书籍中”获悉，英国的海外事业要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这些“听到的和看到的我国的耻辱”，使他觉得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于是决定开始编纂他那里程碑式的英国航海记录。但“这些航海记录是如此零散地分散和隐藏在各种小人物手中，以至于我现在都不禁诧异当初怎么有那么好的耐心来忍受搜集原始资料时所遭受的由于进展缓慢和自己强烈的好奇心所带来的折磨”。“航海”一词包括“行动”和“记录”两方面的含义。在他越来越长的出版目录中，哈克鲁特见证着自己逐步建立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帝国。

1598年版的《主要的航行、交通和英语国家的发现》的前言部分充分说明了这个过程。为了使英国的辉煌成就不被遗忘，哈克鲁特在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后，又一次出版了他的著述，以期将“各种零散的记录融合成一个整体，记录下我国从古至今通过水路、陆路进行的航行远征和所有的商贸交流。”除了该书所记录内容的真实特性以外，出版者哈克鲁特本人也是一位坚忍不拔的行者：“我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度过了多少个痛苦的白昼，忍受了多少寒冷和酷热，走过了多少漫长的旅途，又寻访过多少家著名的图书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英联邦的荣誉和利益，它是我生命和呼吸的全部意义所在。一想到这些，所有的困难似乎不算什么了”。

在哈克鲁特1600年写给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的最后献辞中(第二版第三卷)，他通过质疑美洲的意大利名称的方式，主张了对美洲的所有权。他抱怨说，被哥伦布发现的那片大陆被普遍称为美洲，但这种称谓却未必合适。而对于西班牙，这个目前为止所谓美洲的最大殖民者来说，至少它在西印度群岛的统治已经被极大地破坏了，因为这卷书揭示了它所有的秘密。“西印度群岛的海岸线和内陆中，已经没有什么主要河流、港口、城镇或地区不在我们的描述范围内。”新世界已经不再只属于西班牙人，哈克鲁特已经通过其编纂的图书将新世界接管了。“西亚特兰蒂斯或者说美洲”已经为英国所有了。哈克鲁特对塞西尔写道：“我谦恭地请求您给予我您一贯的恩惠，并将她收下。”

“西亚特兰蒂斯”这一名称比哈克鲁特以往的措辞要更富诗意。这说明他意在让自己的文集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提供一种新的国家身份。他本人也解释道：他之所以不辞辛劳地决定做帝国出版者，既出于对英国的荣誉或形象的考虑，同时也是希望为英国增添物质财富。的确，就这一点来说，哈克鲁特所编纂的文集的历史意义，可以和爱德蒙德·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同样在帝国的背景下写成的史诗巨著《仙后》(The Faerie Queen，1580—1596)齐名。斯宾塞写书时的身份是女皇在爱尔兰的代理人，爱尔兰是其帝国扩张的第一站。斯宾塞是通过对过去中世纪的描述来激励一个新的帝国。而哈克鲁特是从各个方面收集经验教训，但却恼火地发现自己的同胞对各种各样崇高也好、朴实也罢的例子都无动于衷。他曾试图用类推的方式劝说国民：“我们知道，当一个蜂巢里的蜜蜂已经过多时，它们就会在其‘领袖’的带领下涌出蜂巢，去寻找新的栖息地。……如果古希腊和迦太基的事例和当代的实情都不能打动我们，那么(他恳求道)至少让我们向这种弱小又无智慧的生物学习一下。”这句话中所包含的全部深意将哈克鲁特心中的帝国事业同过去的经典事例、迫切的现实以及世间永恒的真理联系在了一起，既说明了其编纂工作的形式，也体现了其精髓。该文集搜集了一切可能找到的事实、伪事实、各种印象、虚构等等，构建了一个覆盖广泛、自成一统的体系。哈克鲁特这句话表明了他这样一种观念，即“所有英国人或更广泛地说，所有欧洲人发现的土地，都应当正大光明地为我们所有”。这种让人惊诧不已的观念只有靠历史去证明其陈腐了。

20世纪接近尾声时，欧洲帝国已经衰落，但哈克鲁特大胆的想法又一次出现了。这个时候，似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已经不再能够顺理成章地占领世界另一端的南北美洲了。一旦战后对美洲的征服恢复到它最开始的状态，那么，就像爱德蒙多·欧戈曼(Edmundo O’Gorman)等人说过的那样，美洲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而且曾为北美洲社会生活提供过秩序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式已不再表现为单一的对自然和自然中神灵的超验目的，而是表现为一个不断的充满激烈冲突的历史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1492年的骤然开始到以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为标志终了的这一时期，期间发现美洲的各种规律此时已失去了它们的必然性。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学家现在称之为“对新世界的征服”和“美洲的建立”。他们在继续研究与这个“发现”有关的文献和故事，但他们的研究并非将这些文献看做对过去的记录，而是把它们看做一个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些文献和故事本身参与到了一种“冲突”之中，而展现这一“冲突”是如此的困难，以至于往往要靠研究对它的讲述来理解它。

哈克鲁特的文集是关于这段行动的历史的英语文学典范。但类似的合集早些时候在德国和意大利就已经出现过。事实上，哈克鲁特在1579年或1580年进行的第一次出版行为就是授权翻译乔凡尼·拉姆索(Giovanni Ramusio，1485—1557)《航海与航行》(Navigationi et viaggi，Navigations and Voyages，1550—1559)一书中对雅克·卡迪尔(Jacques Cartier)两次航行经历的描述。书中收集了基本上可以作为哈克鲁特的范本的第一手叙述材料。关于美洲发现的知识传播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合集著作的功劳，因为探险者自己的零散记录流传范围有限，而且一般都会逐渐消失。而且当时许多记录都被译成拉丁文出版，这就更加缩小了其读者范围，但合集编纂者却将这些记录翻译成了我们各自的地方语言。这些合集不仅让各种航海记录得以同读者见面，而且使得这些记录相互关联并逐渐累加。合集还在其前言和介绍中明确地为书中内容规定了解读语境，并通过并列的方式暗示了这种语境。当然，所有的前言和介绍都是论证欧洲扩张的益处及其正当性。

在德国人马丁·沃德希穆勒(Martin Waldseemuller)第一次编纂的《宇宙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Cosmography，1507)中，发现过程是通过语言占领来实现的——新世界得到了一个欧洲名字。在沃德希穆勒得到了哥伦布写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四封信的副本之前，人们对哥伦布以及其后人们的航行知之甚少，理解他们的人更少。从这些信件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1—1512)在《写给索德里尼的信》(Letters to Soderini，写于1504年；1505年印刷；拉丁文译名分别为Quattuor Americi navigations和Mundus Novus，或Epistola Alberici de Novo Nuovo)一书的论证中，沃德希穆勒获得了由哥伦布发现的“分散开来的岛屿”的地图。此时，这些岛屿第一次被称作两片大陆。然后，出于对韦斯普奇在地理方面超凡能力的景仰，沃德希穆勒将南美洲命名为Ameraca和Amarca。后来，第一位制成可供航海使用的世界地图的佛拉芒绘图家格拉德斯·默凯特(Geradus Mercator，1512—1594)又将这一名称的使用延伸至北美洲。(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默凯特地图投影法，这种通过地图上直线方格坐标来描述地球球体原貌的方法，引发了人们在观察、经历和参与世界方式上的一场深刻变革。)

在地中海沿岸国家中，彼得·马特尔(Peter Martyr，1455—1526)的拉丁文著作《新世界的几十年》(De orbe novo...decades octo，该书大部分内容是牧师收到的信件，写于1494年至1526年间，由理查德·伊顿于1555译成英语，名为The Decades of the New World)与拉姆索的三卷书一样，都是当时的畅销书。这两位编纂者为人们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具有很强的时空动感。为了说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一个神圣的传统，他们搜集了从古至今的大量材料。于是，拉姆索在搜集殖民主义时期的材料时，回顾了它的历史背景，在1553年出版了他自己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Travels)。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学》(Geography)第一次在皮埃尔·戴利(Pierre d′Ailly)1410年编辑的宇宙志书籍《世界的形象》(Imago mundi)一书中回到了欧洲图书馆。该书虽然远不及《主要的航行、交通和英语国家的发现》一书的影响力大，但它正式的后续篇《哈克鲁特遗作》，又名《朝圣者帕切斯》(Hakluytus Posthumus；or Purchas His Pilgrimes)也是这一时期最后一部重要合集。该合集于1625年由塞缪尔·帕切斯(Samuel Purchas)出版，其中一部分内容来自于哈克鲁特为另一个合集搜集的材料。作为整个编纂作品的后续篇，《帕切斯》一书足足有20卷之多。

文学形式可以反映其家乡的文化。这本合集的形式反映了一种掠夺和扩张的文化，但在这种文化中所获得和要求的东西并不十分有序，这是一种关于其地图动态但又不确定的文化。事实上，在这部合集编纂期间，地图的制图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哥伦布的时代，人们使用的世界地图(mappae mundi)和航海图(portolani)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地图。世界地图的绘制以推理和理论地理学为基础，几乎不进行什么实际观测。以这种地理学为基础绘制出来的地图从哲学角度来看是井然有序的。绘图者有时会利用科学定律来进行推论，有时会从《圣经》等经典著作中的描述中来猜测，其次才是进行实际观测。而航海图是水手们航行途中绘制的；水手们将航海图随身携带，并不断地在咖啡馆和海港旁的酒吧里对它进行修改。

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藏有一张叫做“哥伦布图”的双重地图。它的得名是因为人们依据不完全可靠的证据，相信这张地图是1492年拼成的。(见图1)这张哥伦布图包括一张世界地图和一张航海图，每一张都描绘了南至非洲沿海地带的广阔的大西洋区域，并包括葡萄牙发现的各个地区。右边的航海图绘制了大西洋和地中海区域，北到挪威，东达黑海，南至刚果河入海口。除了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岛屿以外，这张航海图还标明了一些重要城市，并说明了各个地区的主要物产(例如鸵鸟是撒哈拉的特产，几内亚产辣椒等)。左边的世界地图，按照当时的地心说理论，描绘了围绕地球的九个天体。图中，包含着好望角(1488年航海绕经)的非洲地区旁边有一段提示性的话，大意是：“尽管这张世界地图绘制在一张平面上，但应当将它看做是一个球体。”左右两张地图并列放置，但却并不相互交叉统一，它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寓言：历史变革已经如此深刻，以至于人们对地理的理解也变得与以往不同。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已经从一个恒定的宇宙关系变成了一个以流动性和多变性为特点的人类活动舞台。(Virgo Triumphans；or Virginia Richly and Truly Valued，1651年，伦敦)一同面世，细致描绘了从科德角(Cape Cod)到费尔角(Cape Fea)的大西洋沿海地区地貌，尤其是可以顺流进入内地的河流、水道，包括乞沙比克湾(the Chesapeake Bay)和图中显示最终流入太平洋的波多马克河(the Potomac)两条支流以及哈得逊河(the Hudson)。但在接近山地时，他的图变得有些粗略了。过了山脉，他一下子又跳回到了世界地图的绘图方式；“从吉米斯(Jeames)河的源头出发，十天内，就可以走到中国海和印度群岛。”

图1：这张图一半是世界地图，一半是航海图，人们称之为“哥伦布图”，因为人们相信此图的绘制时间是1492年。

图2：约翰·费拉尔(John Ferrar)1651年绘制的《弗吉尼亚图》(Amap of Virginia discovered to ye Falls)，随爱德华·威廉姆斯(EdwardWilliams)第三版《弗吉尼亚图》又名《富饶而有价值的弗吉尼亚》

图3：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的《1755年英法北美领地图》(Map of the British and French Dominions in North America 1755)，是为支持英国在北美领土权利而献给英国贸易和移民大臣的。我们的语境中有三个特别有趣的地方。第一是围绕着对费拉尔100年前画下的地图的观察视角的不断变化。弗吉尼亚地图看上去是南北纵向的。地图的最下方是欧洲探险者初次登陆美洲的地方，再往上是穿行于山脉之间的纵横交错的水道，然后回到“中国海”和印度群岛的航线上。诚然，弗吉尼亚是一个富庶之地，是一个重要的意外收获，但像哥伦布说的那样，最重要的是找到一条通往东方的西行航线。人们看米歇尔这张地图是从右往左，而且地图向左侧，也就是向西方的延伸被夸张地绘制得显得无边无际，给人感觉这片大陆可以向西无限延伸。殖民目的地已经不是印度群岛了，而是变成了美洲。

米歇尔的地图以实地观测为绘图基础，具有很好的实用性，所描绘的世界与以哲学演绎为基础的世界地图截然不同。然而，似乎是为了提醒我们从古至今的地图都不仅要描绘而且要解读实际地貌，米歇尔绘制的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多出了五个从未有人看见过的小岛。制图历史学家小罗伯特·W.凯洛(Robert W.Karrow Jr.)认为这些岛屿并非米歇尔凭空虚构的。这些岛屿是从其他航海图上插到这幅地图里的，这样做是免得使世界地图与我们的现代地图间的差别过于明显。

米歇尔地图的另一个方面与这篇文章的主题有关。在五大湖旁边的插图说明(由于字体太小，本书的翻印图可能辨认不清)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些湖泊和加拿大北部的地区名称我们没有在地图中标出，因为这些名称刚刚存在不久，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出处也不十分明确。”其中“刚刚存在不久”的这些名称，其实是欧洲人到来之前由当地印第安人所起的。

众所周知，哥伦布直到逝世那天也没有承认他的东方之行发现的地方其实是当时欧洲人还从未听闻过的一片大陆。当他已经没办法再坚持说所到达的就是亚洲时，哥伦布便想出了一个新说法，说他找到了一处人间天堂。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极力否认自己作为一个新世界发现者的身份：他或许在努力地维护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最初看法。也就是说，他不愿将航海图当做世界地图来读。哥伦布看到过许多地图。他很可能还曾使用过地球仪，有可能就是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1492年制造的那个。该地球仪上展现了15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绘制的地图上的许多地理知识。哥伦布在研究航海图和地球仪方面非常有经验。他只是不愿意承认世界是像世界地图所描绘的那个样子。

欧洲人发现美洲的哲学和历史意义之一，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图使用的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地图描绘地理面貌时根本无须与航海图中所记录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另一方面，历史变革迫使范式发生转变这一现象，在航海家哥伦布身上找到了一个反面实例：他拒绝为了航海图而放弃他心目中对世界地图的认识。

与之相反，意大利探险者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却没有拒绝将新的陆地容纳到自己对世界的概念中。与其说他是个航海家，还不如说他是个企业家。他出生于共和国时期佛罗伦萨的一个显赫贵族家庭，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在1497年或1499年至1504年间，他曾两至四次航行到新世界，并到达了今天的南美洲这个人们观念中认为不可能到达的地方，这很可能导致后来人们观念的转变。他在《写给索德里尼的信》中并未明确地说明新世界不是亚洲，但已经摒弃了那种认为不可能存在任何未知新世界的错误观念。尽管他有可能为了放大自己探索新世界的作用而虚构了一两次航行，但他的确认识到这是片全新的大陆。有两件事可以概括这一时期的重大变革：(1)韦斯普奇宣称那片新的土地有可能是新世界，因而获得了成功。(2)哥伦布坚持其固有的世界地理观，因而无法将新世界纳入其体系，最后悲惨地死去，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于是，在16世纪，出版合集和航海图成为占优势地位世界观的文本表现形式。而它们的出现又反过来体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新方法的产生，即身在这个世界中，却又能够观察这个世界。这个悖论产生于存在和观察之间的新型关系。由于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增强，其眼界也就变得客观强大了。哈克鲁特编纂的合集的首要原则，就是力求记录的真实有效性和实用性。但同时，美洲发现和殖民之旅的资助者和军官们也在野心勃勃地更新着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适应他们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掠夺和剥削的目标。航海图的所有者们要求按照自己设想建立的新世界形象来重新绘制世界地图。

对这种双重野心的表达是一种新型的写作风格。其双重性甚至双面性，都是较为隐蔽的。从其源头来看，这种平实的、科学的、类似新闻报道式的写作风格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散文联系密切。培根的这些散文旨在对年青人产生激励作用，而在哈克鲁特的构想中，去征服新大陆的正是这样一群年青人。这些文章还分析了能够激励这个过程的一些概念(比如“财富”、“高额利润”等)。为此，这些文章都写得尽量平实，避免语言上的华丽修饰，并认为那种华丽的语言是毫无意义的贵族文化的体现。于是，越来越多的关于探险殖民的记录、书信和叙述，都呈现出了一种培根式风格。

艺术家约翰·怀特(John White)寄给理查德·哈克鲁特的一篇关于弗吉尼亚航行的报告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风格的特点。下面这篇文章的动人之处在于，怀特记述了一个他本人所经历的悲剧——他的女儿和孙女(弗吉尼亚·戴尔[Virginia Dare]，第一个出生于新世界的英国孩子)失踪了，甚至很可能已经死了。作为那次殖民远征长官的怀特把女儿和孙女留在了罗阿诺克(Roanoke)殖民地。他自己短暂地离开，回到英国。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罗阿诺克殖民地遭遇了毁灭性的灾难。至于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时至今日也无从得知。当怀特回到弗吉尼亚时，已经一个幸存者都找不到了。在哈克鲁特的合集中，怀特的报告名为《约翰·怀特先生1590年第五次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弗吉尼亚地区的航海行程》(The Fifth Voyage of M.John White into the West Indies and Parts of America called Virginia，in the Year 1590[1593])。这样的一篇报告只有在力图证实其可靠性时才显得急切：

我已经给您寄去了关于我最后一次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弗吉尼亚之行的真实记录。(尽管文章的风格很朴素，尤其是对欣赏格调较高雅的人来说，但内容是真实的)。这个地区是耶稣纪元1590年大概2月底被我们接管的。我们此行发生的故事，您会在我接下来朴实无华的记录中看到。

这份报告的确非常“朴实无华”，几乎和一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日常生活和发现的流水账没什么区别。当怀特走近那片殖民开垦地，看见在破烂的房屋周围栅栏上刻有的“克洛坦(CROATOAN)”[6]字样时，立即就表现出担心和焦虑。走进了防御圈后，怀特只看到了“散落了一地的铁条、两块生铅锭、四只铁捕兽夹、铁炮弹等此类沉重的器物，许多东西上都几乎要长草了”。这块殖民地已经被荒弃了。其中的欧洲移民全都不见了踪影，关于他们去向何方，丝毫没有线索。怀特和他的同伴们到处寻找他们的踪迹。他写道：“然后，我们沿着海边一路找到了港口，希望能看到他们的小舟或轻帆船，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就连我离开时留下的小筏子也都不见踪影。”

但记述事实的作品没有必要如此简练和不带个人感情色彩。最能体现殖民地文学新实用主义风格的是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1552—1618)以高度个人视角记述的1595年圭亚那(Guina)之行。罗利的标题应该深合马可·波罗的胃口：《对于广袤、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发现；另附对伟大的黄金之城玛诺阿的描述》(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with a Relation of the Great and Golden City of Manoa，1596)；西班牙人称“Manoa”为黄金帝国(El Dorado)。罗利对科尔特斯和皮扎罗(Pizarro)辉煌的征服成果十分艳羡(征服对象是传说中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于是也想在亚马逊荒野深处寻找到第三个伟大的土著帝国——传说中的黄金帝国。尽管其题目引人入胜，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但《圭亚那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uiana)却完全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叙述性作品。其形式和风格是现实主义的，但内容却未必如此。受到强烈欲望驱使的罗利无疑大大地高估了他所找到的印第安民族的财富数量，但他却一直坚持用客观的标准来计量它们。他坚信自己发现了一个殖民者所梦寐以求的巨大财富，但在谈起这些财富时，他的语气却冷静而又理智。“我保证以下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对于那些希望看到许多不同民族的人来说，这条大河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它的流域由东至西超过2000英里，南北长达800英里，其中大部分地区都盛产黄金或各种其他货品。”还有，他用这样的语气来进行说服，“来到这里的普通士兵都将为黄金而战，他们所获得的利益将不仅仅是几个便士，而是半尺左右大小的金银餐具。但如果他在其他地方作战，就算断了骨头，得到的也只不过是少得可怜的口粮。”可是，他做出以上推论的现实依据却是那一地区坚实的土地：“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圭亚那这样让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感到快乐，人们在这里可以打猎、驯鹰、捕鱼、抓野禽……以一些很简单的方式获得乐趣。”

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中的所说的话体现了一种双重性，这也是他那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该书将如实地报道所见所闻，但同时它也将完全从个人视角进行记录。但这种双重性在罗利的《圭亚那的发现》中却不存在，这本书完全是含蓄的。刚刚引用过的那几句话无疑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讲述了任何一个人都能讲出的事实，因为那就是真实的事实。这种讲述故事的方法利用了一种意象，这种意象参与到了同样的双重性之中。以下面的这段著名的段落为例：

圭亚那这个国家就像一个保留着童贞的少女，从未被碰触、劫掠或蹂躏过。这里的土地从未被翻犁，大地里也从未施过肥料；盗墓者也不曾为了黄金而掘开过这里的坟墓；也没有人用铁锤开凿过这里的矿藏；庙宇外面的画像也从未被人撕下过。没有任何军队曾武力入侵过这里，也没有任何基督教国家的王子占领或征服过这里。

虽然这个与性有关的比喻是有意为之的，但它完全是这段叙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非不必要的修饰。强奸并非殖民的直接后果，但将殖民征服与强奸联系在一起也并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效果：土地、坟墓、矿藏和庙宇这些特征都是在圭亚那真实存在的。罗利在这儿几乎没有使用形容词。当他想对这个国家的富饶、美丽和怡人加以修饰时，他说道：“而且这里的土质优良，河流资源蕴藏是如此丰富，以至于可以用来运送西印度群岛所盛产的糖、姜等各种商品。”他并没有像哥伦布那样直接形容这里的土质和地理特点(哥伦布曾写下过“优良的土壤和宽阔的河流”等文字)，而是采用了“这里土质优良，河流资源……丰富”这样的描写手法。据说，经过搜索发现一条河流有“四个绝佳的入口”，但紧接着，他又进一步客观地修饰“绝佳”这个词语，“其中最小的也像泰晤士河在沃尔维奇的入口那么宽”。罗利描述了他所见、所做和所经历的一切。可是，罗利坚决抵制任何能够归入诗体文或传统文学范畴的传统写作方式。他从不使用虚构文学所普遍采用的方法对事物进行生动的、容易引起人们联想的描述。《圭亚那的发现》是典型的实用性作品，其唯一的写作目的就是直截了当地传递信息。

当我们考虑到16世纪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抒情时代时，这个时期的一些人对虚构和诗体的文学形式的抵制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当然，当时还是有一些用抒情风格记录殖民征服的作品的。抒情风格有时也会充斥在探险者的记述和航海日志中，在诗和权力之间记录着繁荣的商贸活动。哈克鲁特编纂的合集中也包括了一些抒情性的段落，比如像亚瑟·巴洛(Arthur Barlowe)对其1584年北美沿海地区侦查任务的描述。罗利一得到对该地区殖民的专利权后，马上就将巴洛派往该地区，而巴洛似乎也十分清楚自己此行的任务就是为弗吉尼亚地区高唱赞歌。他对该地区大肆渲染道：“这周围的海水带有一种沁人心脾的芬芳，让我们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开满了各色鲜花的精致花园中。”在登陆以后，他们发现那里的土壤是“全世界最为丰饶、肥沃、健康怡人的”，那里的人也“最为温和、忠诚、有爱心，没有任何的欺诈、背信或任何黄金时代以后滋生出的恶行”。结论早已非常明显了：弗吉尼亚的土地“蕴藏着应有尽有的物产，就像创世之初一样，不需要人们辛苦劳作就可以获得”。

然而，更多的时候，罗利在对黄金国的描写模式中，甚至把异想天开和怪诞渲染都描述成了事实。在以下这段由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1532—1595)或其1564年佛罗里达探险成员之一所写的文章中，作者就将不大可能的所谓“发现”描写得客观实际、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佛罗里达人有一些用独角兽的角制成的饰物，他们把它们挂在脖子上。法国人也得到了很多这种饰物。他们拥有许多独角兽，而且断言这种动物的确只长了一只角，来到河边饮水时就先将它的角伸进水中。我们也将法国人所拥有的一样的独角兽，带回来展示给大家。

在这样的描述中新世界不必被描写得离奇就已经十分美妙了；它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其异域的新奇性，而在于那种能够开发的最富庶的资源，甚至将其据为己有的可能性。

与罗利对圭亚那的描述相比，1585年担任罗阿诺克总督的拉尔夫·雷恩(Ralph Lane)对这个岛屿的赞颂要更加热情：

这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一片土地，盛产那么多可爱的树木，结出如此多种多样的美妙果实，有上好的树脂、葡萄等，而且它们竟都是野生的……这是世界上最美好、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因为这片大陆是巨大而未知的区域，尽管这是一片蛮荒之地，却一样遍布着城镇和栖息在这里的人们。)而且这里的气候是如此的怡人，以至于自从我们来到以后，还没有一个人生过病。

尽管雷恩在这里明显地进行了夸张，但他并没有使罗阿诺克地区令人难以置信。

雷恩的夸张说法“这是世界上最美好，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并非是带有虚构色彩的夸大描述，其实是一种提升形象的宣传。从其目的来看，宣传中所描述的从来就不仅仅是事实。它必须使读者产生美好的梦想，才能说服他们采取行动。罗利描述黄金国的语言尽量远离浪漫色彩的夸张虚构风格而带有叙述事实的特点，但他写作《圭亚那的发现》的目的却是宣传和促进向殖民地的航行。浪漫主义会使人联想到它虚构性的特点，正如巴洛让人联想起他对伊甸园神话的使用一样，不利于实现这个目的。一个务实的读者如果感到书中描述的诸多好处明显可能被夸大其词时，就可能不会贸然到那个国家去。描述殖民地的文学作品通过严格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掩盖了虚构和事实之间的差别，将理想和现实融合在了一起，使得幻象都变得真实了。帝国时期作品的这种朴素、务实的散文风格的确包含了些科学性或事实性信息，也使搜集工作变得容易些了，但它在意识形态上和以前那些风格一样积极。

在我们已经读过的几篇注重事实的段落中，虚构和现实相互促进。披着理性语境外衣的客观行文掩盖了作者的虚构意图。这种客观的行文风格同样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在思想上作用于读者，但不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想象，而是抑制他们产生联想。以下这个关于非洲奴隶贸易的段落中冷静、朴素的语言风格，就抑制了读者可能产生的同情心。《约翰·霍金斯到圭亚那海岸和新西班牙印度群岛的航海行程》(The Voyage Made by Mr.John Hawkins to the Coast of Guinea and the Indies of Nova Hispania，1564)(这里的约翰·霍金斯和前文在佛罗里达州记述独角兽的是同一个人，哈克鲁特出版了他的作品)一文记录了一次突袭的情景：

船长从葡萄牙人那里得知有整整一个镇子的黑鬼，那里不仅有大量的黄金，而且只有不超过40个男人，还有一百余女人和孩子。这样的话，船长就可以得到上百个奴隶了。他于是决定在镇子前面逗留三四个小时，看看他该怎么办。随后，船长命令他的人全副武装，精选出40个人，并配以几个葡萄牙向导。我们乘坐小船一艘接一艘地登陆，因为考虑到可能要一间间仔细搜查黑鬼们的房子才能找到黄金，我们于是没有按照船长的命令组合成队，而是一两个人一组行动。就在这时，黑鬼们扑了上来。由于我们太过分散，所以伤亡很大，如果当初像黑鬼那样五六个人一组，肯定可以打败他们。同时，船长带领着十几个人在镇子中搜查了个来回，并在海边发现了两百多个黑鬼，他们在船上开枪击毙了这些人，把他们剁成碎块，扔进了水里。就这样，我们略带失望和沮丧地回来了，但船长却保持着他那独一无二的明智的行为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兴高采烈：此战，我们擒获了10名黑鬼，但却损失了7个最优秀的士兵，27人受伤。

这段记录似乎没有遗漏什么细节，但读者却又从文中读不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这段描述本身所暗含的必然事实——那个黑人村庄和那儿的人民所遭受的可怕痛苦和蹂躏——并没有在写作中表现出来。这段文章，用读者们有些难以理解的叙述方式掩盖了一段暴行。这种晦涩的表述风格既漫不经心又不加任何辩护，既不进行否定，也不称颂。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影响读者理解这段文字的恰恰不是其作者的民族主义、麻木不仁或种族主义思想，而是这种细致充分而又波澜不惊的描写方式。

这段叙述的一开始似乎暗示着那些“黑鬼”应该是读者同情的对象，因为文中按照传统的方式，用了些令人怜悯的词汇来形容这些人：“女人和孩子”，“一百余人将会成为奴隶”等。此时，这件事的叙述重点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仿佛在读一个故事，而不是一篇报告。但转眼间，由人上演的戏剧谢幕了，本来的人物主角变成了事件的参与者，先前的故事线索成为战术报告。此时，细心的事件记录者再一次提供了数字，这回是说明了力量对比的均衡，40对40。尽管男人间的对战和捕获黑人女人一样，本该惊心动魄，但作者却没有对其中任何一点进行着重描写，而是平稳地继续着他的叙述。最后揭示的中心意思是：由于他们在战斗中没有集合在一起，导致了英国军队不必要的伤亡。整段都是精确的数字：英国人“一两个人一组”搜查房屋；要是“五六个人一组的话”，他们本可以“打败40个敌人”；船长遭遇了“两百个黑鬼”；还有最后的总结：擒获10名黑鬼，损失了7个士兵，27人受伤。然后，整个叙述戛然而止。

然而，文中并非仅有数字；后面的故事都写在这里：突袭队并非在随便的什么地方遭遇了两百名受害者，而是在海边。于是，接下来的血腥场面描述得十分详细，他们将这些非洲人“从船上开枪击毙，并把他们剁成碎块，扔进了水里”。但这些实实在在的尸体和那些数字一样，并不能给人们以真实感，因为妨碍人们理解的并不是抽象本身，而是那些尸体和几乎毫无意义的数字的模糊融合。它们没有任何意义内涵，只是进行了命名、描写和确认。整个描述的完整性削弱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整体结构的清晰性使得我们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对以其名义所实施的暴力的纵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认为敌人是邪恶的，而受害者是微不足道的。霍金斯的这篇文章没有在这两方面做出任何评价。尽管作者知道他的读者可能会在阅读时带有这类想法，但他也知道，如果意识形态会影响人们阅读时的反应，那么有些人就会附和帝国扩张的信条，想到非洲人是如何野蛮以及他们的智慧是如何的低级。另外，这篇文章也不是道歉或辩护性质的，因为道歉或辩护都依赖于同等的时间和完整性，以至于人们可能会采取政治上的中立态度，或甚至由此中立态度进而产生颠覆。在这篇文章中，意识形态的内容是潜在而隐蔽的。

事实上，这个以捕获奴隶为目的的突袭，叙述得如此缺乏重点，以至于作者本人都很难对它进行总结。在倒数第二句，船长和他的十几名士兵在海滩上遭遇了两百余非洲人，英国人在船上，尸体(英国人的？非洲人的？还是双方都有？)的碎块漂在水中。这样的叙述罗列在那里，相互毫无关联。这时，需要一个中心将这些场景统一起来。在最后一句话里，一种孕育了这样客观的叙事方式的文化以讲述者的身份为整个段落提供了这个中心。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中，一个主人公出现了，这个目前为止形象还略显粗糙的霍金斯船长，现在被描述成“保持着他那独一无二的明智方式”。他将为我们解读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将从他的解读中获得意义。目前为止，所有参与故事的人都不但被简单地从表面上来描写，而且被压缩成一处远处的风景。而这时船长展示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一张脸，还有这张脸后面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兴高采烈”这句话无疑揭示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内心世界，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意义所在。霍金斯船长的内心想法也揭示了整个英国的想法。尽管对黑人奴隶进行突袭的故事，我们现在仍然是好像什么都了解了，又好像什么也不清楚，但它作为一个插曲，展示了英国国民性演变的过程。这一结论揭示了这种以事实经验为基础的客观性写作的目的。声称要记述一切事实，就是在谋求明确地和完整地占有被记述的对象。这种朴素平实的写作风格将现实事件殖民化了；以事实经验为基础的写作建立了殖民帝国。

这就是理查德·哈克鲁特热衷的梦想，尽管在17世纪这一切还是个未知数。新世界是一个距离人们的想象很遥远的未来，它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它需要被发明、被征服、被殖民，也需要通过责令、敦促、宣传和写作使之变成现实。哈克鲁特编纂的“帝国时期的文献”和默凯特的地图以及哥伦布的《航海日志》一样，其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描绘、赞美或思索这个世界，而是为了要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因此，当人们注意到殖民地时期的写作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更为平实的实用主义风格时，不要以为文学的地位衰退了。伴随着英国在海外领地的不断扩张，出现在哈克鲁特记录中的文学，其反映历史和塑造历史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美洲”一词是在印刷术的背景下孕育而成的。

[1]海都(Kaidu)：蒙古可汗，1269—1301年在位。成吉思汗的曾孙。忽必烈统治蒙古帝国时的反对派领袖。——译注

[4]俄桂乌尔(Erguiul)：《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曾到过的地方，即指现在中国甘肃省武威。——译注

[3]卡拉江(Karajang)：神话传说中阿拉江(Arajang)变成的天。——译注

[6]撒-丹丹(Zar-dandan)：为波斯语英译语，亦即金齿之意。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指元代的回回人和蒙古人。——译注

[5]瓜拉哈尼(Guanahani)：印第安语英译音，是指今天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译注

[8]克洛坦(Croatoan)，为印第安人土语。因殖民地袭击事件发生后，住在罗阿瓦克岛的人神秘失踪，只剩下刻在栅栏上的“Croatoan”。后人把该字理解为恐怖或神秘之意。——译注

第二章 自然居民

先前居住于北美洲的土著人民拥有古老而丰富的口头文学；他们不用文字进行书写。对于那些想要殖民新世界的勤勉作者们来说，缺乏文字书写系统有力地证明了当地居民是劣等民族。在欧洲人眼中，既然印第安人没有本土写作，这就完全可以使其丧失对美洲大陆的拥有权。

北美洲第一个出版的本土作品是由萨姆森·奥克姆(Samson Occom，1723？—1792)写作和宣讲的布道，这一布道是在一个与他同族的莫希干人因被判谋杀而执行死刑的时候宣讲的。这几乎是19世纪前唯一一篇美洲土著人的著作。萨姆森是一名牧师，在以利亚撒·惠洛克(Eleazar Wheelock)的一家教育性的传教会里工作。在《对印第安人摩西·保罗行刑时的布道》(Sermon Preached at the Execution of Moses Paul，an Indian)前言中的第一句，奥克姆写道，“世上已经有足够多的书籍了”，那么，奥克姆问道，“既然人们对那么多博学睿智的伟大人物的书籍都置若罔闻”，为什么还要再多写这么一本呢？但他随后补充道，那些书的“语言太高雅、精练”，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而他自己“朴素的、日常对话式的”语言任何人都能看懂，“小孩子都能理解；甚至可怜的黑人读起来也没有一点问题。”最后，还有一个群体能够从这些“平实的作品”中收益，那就是“我那可怜的同族印第安兄弟们”。另外，奥克姆之所以出版他这些“零散、点滴的启示”，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并非关于其读者，而是关于作者本人：“由于它的作者身份特殊，是一个印第安人，所以可能读者会因好奇而阅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出人意料之处赋予了它一种特殊的力量。一般来说，印第安人不会写作，因而这篇印第安人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迹启示：“上帝会随时随地显示神迹……他可能借用弱者和意想不到的人作为手段来显示神迹，而且他也曾经这样做过。”

借助萨姆森·奥克姆显示神迹的这个上帝是欧洲人介绍给美洲土著人的。奥克姆希望能为上帝所用的这种谦卑声明，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印第安人一种更深层次的自我贬低：要是没有白人的教诲，他连侍奉上帝的最低层次的作家都做不成。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印第安人一直生活在世人所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外。这种观点，是大多数欧洲人对殖民行为解释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印第安人缺乏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几乎成为英语殖民文学中一个不变的主题。他们是残暴、野蛮、原始的：与其文化相关的一切都是最初等的，而且，由于是未被书写成文字的，也是稍纵即逝的。

本章与其他章节的区别之处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否定的影响，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信息缺失。本章一开始讨论的并不是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学史，而是妨碍对其文学史进行充分描述的各种问题和偏见。然后，本章开始讨论两种文化遭遇后的情况：探讨欧洲人是怎样看待印第安人的。随后，本章提供了一些西班牙语的阅读材料，这些材料中对印第安人的描述比任何其他的北美作品都更为全面。接下来探讨的是在西班牙人资助下写成的唯一的本土殖民文学。本章的结尾是引人思索的，试图用独特的方式来阅读典型的英语作品，其目的并非是要揭示一个尘封的美洲土著观察视角——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而是希望至少可以将这个作为文化冲突的另一方从阴影中显现出来。

身为数学家和科学家的托马斯·哈里奥特应哈克鲁特的建议，作为一名植物和人种志学者，参加了第二次远征罗阿诺克，并将新世界的原著居民看做其一项重要资源。他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经过悉心教化和管理的原著居民可以懂得拥抱真理，并因而尊重、服从、敬畏和热爱我们”。(哈克鲁特的作品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尽管表面上听起来像是个仁慈的善举，这个殖民婚姻宣誓还是说明了维系殖民关系的附带条款：除了爱、尊重、服从以外，还要有敬畏。印第安新娘最好乖乖地听话。然而，作为美洲原著居民和欧洲人之间关系的比喻，婚姻和战争是不同的。

的确，许多人在描绘欧洲人和美洲人之间的遭遇时，都把欧洲人刻画成男性，把美洲人刻画成女性。以韦斯普奇的一幅描绘发现美洲过程的著名版画为例，画中一位印第安妇女被从吊床上惊起，发现面前站着一位衣着华丽、全副武装的男人，一手拿着十字旗，另一只手上是航海星盘。这幅名为《美洲》(阿美利加)(America)的版画下方的说明中写道：“亚美利哥发现了美洲，是他将她从沉睡中永远地唤醒。”(“Americen Americus retextit，Semel vocauit inde semper excitam”〔“Americus discovers America；once he had called her，she was forever after always awake”〕)。

尽管哈里奥特用婚姻关系来类比当时的情形，但大多数的英国殖民者都更愿意把自己看做将北美印第安人赶出自己土地的人，而不是唤醒他们的人。因此当他们赋予了美洲一个女性角色时，他们主要指的是其土地，而非其居民。当地居民根本不配拥有如此美丽的土地，或者说，他们这些不敬神灵的野蛮游牧民族玷污了这片土地。一般来说，英国人愿意将美洲想象成一片空无人烟的大陆。

将美洲想象成为一个印第安妇女没有什么浪漫的含义，而是意味着强奸。我们在这里把将原著民女性化和杀戮他们区别开来并不是为了说明其中哪一个更好一些。其作用在于帮助我们定义与重现这个文化冲突双面性的分析性问题，以及美洲印第安人在对这两种基本不相容的文化冲突中所起到的作用。区分韦斯普奇的版画所代表的立场、态度和另一个更具英国特点的立场、态度——比如威廉·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在《普利茅斯种植园史》(Of Plymouth Plantation)中所表现出的态度——有助于认清文学史中的一个特殊问题。总的来说，英国传统下的印第安人并非需要被拯救和奴役的劣等人(女人)；他们到底算不算人，这都是个问题。

当然，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他曾因对基督教国家的国王处置印第安人土地的权力提出质疑，而被驱逐出普利茅斯。(我们将在第三章详细探讨威廉姆斯的观点)但占据主流地位的英国殖民立场不仅仅是贬低当地土著文明：它甚至否认其存在，只是把原著民看做荒无人烟的旷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个美国历史进程中，美洲原著民都完全和土地合为一体，以至于像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这样严谨的历史学家，在阐述其殖民地时期的先驱性作品《荒野中的使命》(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1956)时，都没有注意到原著民的存在。他写道，这是一部“关于欧洲文化进驻美洲空旷荒野的宏大叙述”。20世纪80年代，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在回顾其权威性著作《处女地》(Virgin Land，1950)时，竟深感不安地发现他书中描述的西部空空如也，甚至在他分析像库珀的《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 Tales)和《西塞罗英雄谱》(Buffalo Bill)这类实际上以美洲土著人为中心的作品时，也是如此。

像在第一章中霍金斯描述的突袭奴隶战中的黑人一样，美洲原著民在殖民地时期的文学中也随处可见，他们行走着、交谈着，而且也建设着自己的文明。就连布拉德福的《普利茅斯种植园史》，也在其第一章描写了被野兽一般的野蛮人糟蹋了的美洲荒野后，就在第二章回忆起新来的殖民者挖出印第安人装满玉米种子的篮子时如何心存感激的情形。150多年后，梅李威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也认为他们穿越了一片荒无人烟的、满是印第安人部落的原野。

布拉德福、刘易斯、克拉克、库珀以及《西塞英雄谱》的作者普兰蒂斯·英格拉汉姆(Prentiss Ingraham)等人的作品并没有使美洲原著民显现出来，而是给人一种他们正在逐渐消失的感觉。19世纪的那句“逐级消失的美洲人”可以成为印第安人缺乏存在的证据。和库珀等人的小说一样，19世纪许多颂扬印第安人的正统文学作品，其目的只是为了将他们湮没在记忆中。正是由于受到人种学家亨利·罗尔·斯古克拉福特(Henry Rowe Schoolcraft，1793—1864)编纂的奥吉布瓦(Ojibwa)传说故事集的启发，亨利·华兹华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才写作了《海华沙之歌》(Song of Hiawatha，1855)。

19世纪以后，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1991年，美国国家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名为“作为美洲的西部：重新解读拓荒意象，1820—1920”(The West as America：Reinterpreting Images of the Frontier，1820—1920)的画展，展出了诸如乔治·凯特琳(George Catlin)、乔治·卡列伯·宾汉姆(George Caleb Bingham)、伊曼纽尔·戈特列伯·勒兹(Emanuel Gottlieb Leutze)和阿尔伯特·比兹塔德(Albert Bierstadt)等几位艺术家的作品。画展组织者们对于西部殖民史的尖刻评价招致了同样尖刻的批评，但他们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一系列展出的绘画在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美洲原著民一直以来都被刻画成为“白人视线中看不见的东西”。然而，至少现在还无法再现欧洲人和美洲原著民的第一次遭遇和文化碰撞的全貌。在本书写作之时，对于殖民地时期文化碰撞的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欧美自身研究的阶段。

诚然，当我们着重强调这个文化碰撞研究当中的历史性问题，并试图了解在16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要重现这两种文化相互影响、互相作用时的真实情景非常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很难对一个没有书面文字的文化精确地划分时期。口头作品不像书面作品那样容易追溯。传统故事的成形可能不会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欧洲人和美洲原著民文化素材之间的这种不相容性已经被一些学者们指出，他们因而对目前的许多研究中存在的历史偏见提出了质疑。一些学者更进一步认为，我们不但不可能构建一个准确的编年体叙述，而且无论怎样都会导致对于历史的扭曲认识。他们提出，世界上的人类在自我定位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美洲印第安文化是依照大自然而不是社会来为自己定位的。印第安人设想时间是永远循环往复的，而且认为，同变化相比，恒定不变是这个世界更为明显的特征。“那么”，持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们问道：“我们怎么可能在书写美洲原著民和文化碰撞‘历史’的同时又不否定原著民这种世界观呢？”

相反，早期文本缺失对于按照时间恒定和循环往复的概念组织起来的美洲印第安虚构传说研究的影响要小得多，因为这种对于文学的研究和描述并不取决于历史位置。考虑到这一点，想从原著民的视角来书写文学史的人们，在试图了解殖民地时期的情况时所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无论人们在何时研究美洲原著民文学传统，它都是自身本来的样子，而且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在任何时候都能掌握它的全貌。

即便人们放弃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并力图从人种学角度再现印第安文化，其困难也仍然很大。显然，口头文本非常脆弱，脆弱得和人类本身一样。在殖民时期开始的前100年间，75％到90％的美洲土著人口死掉了，其中的大多数死于殖民开始的前50年。一些口头文学当中最为重要的形式是讲故事的人口口相授。讲述故事时，声调语气的变化和间或为之的声情并茂的表演应该至少和故事的文字本身同等重要。简而言之，我们眼下试图从当年惨遭浩劫、支离破碎的印第安社会中复原和再现的，是在第一次民族文化碰撞时产生的尤为脆弱的本土文学文化作品。设想，如果《伊利亚特》最终没有被书写下来，我们今天还会对这部书有什么样的了解？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这部“《伊利亚特》”同荷马的那部有什么关联呢？

即使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在不曲解其文化中基本原则的同时书写出16和17世纪的美洲原著民历史，甚至能够充分地再现其人种原貌，我们也仍然无法解决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应该如何进行解读。文化碰撞这个事实本身会引导我们注意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对于差异却可以有截然相反的理解。

例如，哥伦布在其第一封信中写道，艾拉瓦克人(Arawaks)在支配自己的财产时出奇的“慷慨大方”，他们“用价值不菲的东西来换取对方的小饰物等玩意，即使换回的很少或干脆什么也没换回也会觉得心满意足”。西班牙的水手们立即学会了从中占便宜，最后哥伦布不得不加以干预，以防止对艾拉瓦克人的疯狂劫掠。更确切地说，哥伦布插手阻止了他认为是对艾拉瓦克人的欺诈行为，因为这些人在得到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时(比如像碎碟子和碎玻璃之类)，显得非常满意。这样的语境让我们没办法不相信哥伦布的观点：“这些艾拉瓦克人似乎觉得他们拥有了些世界上最美丽的小玩意。”人们经常引用这个著名场景，来说明西班牙人从一开始就对美洲原著民进行了剥削。这和哥伦布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也十分类似。

然而，哥伦布的结论：“这些人在做生意时就像白痴一样。”或许会让我们在谴责西班牙人的同时注意到一个问题。要反驳哥伦布的这种观点，我们就必须用艾拉瓦克人的价值观来看待问题。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们也许是被欺骗了，但除非这个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确可以算得上是“白痴”)，否则以艾拉瓦克人自己的标准来看，他们并没有受骗。当我们强调这种文化差异时就会发现，我们既不能赞同哥伦布的这种蔑视，也自然不能同意艾拉瓦克人做了亏本买卖这一看法。这样看来，哥伦布在土著人眼中和土著人在他眼中一样，是一模一样的傻瓜。与其认为他们中的哪一方是受害者，不如说是他们共同造成了这种双向的误解。

如果我们强调两者间的这种相互关系，那么不仅人们对印第安人的蔑视，就连哥伦布的好心也都呈现出不同的含义。哥伦布将自己描述成原著民的捍卫者，并禁止手下人用碎玻璃换取他们的黄金，认为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我还送给他们一些我自己带来的好看的、说得过去的物品，而且不要他们任何东西作为回报”。当价值定义方面的差异被突显出来时，与其说哥伦布比较能够忍耐和克制，不如说他更加的无知。当哥伦布因看到印第安人拿黄金换玻璃而嘲笑他们白痴时，当他把欧洲人眼中的(未必是艾拉瓦克人眼中的)好东西慷慨地赠予他们时，或许哥伦布本人才是个傻瓜。而当哥伦布看起来像个傻瓜时，其道德行为对于当时情景的说服力便下降了，因为这个情景中的其他参与者也起到了作用。

另一方面，西班牙人用碎罐子和破皮屑等物换取黄金的场景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温和、非暴力的。很少有人读到这些内容会于心不忍。为了使这一场景恢复其剥削的意味，我们必须将差异重新置于一个更大的、至少由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话题来定义的语境当中。哥伦布自己定义了这个语境，他接下来解释说，他之所以给艾拉瓦克人那么多值钱的东西，是“为了获取他们的好感，引导他们变成基督徒，使他们对我们的国王、王后、王子们以及所有的西班牙人心存敬意，并通过引导使他们有兴趣去寻找、收集并交给我们一些他们那里盛产的、而我们却奇缺的东西”。这个贸易场景可以归为征服和剥削的范畴。强势大国的概念盖过了相对价值的问题。艾拉瓦克人在被奴役时是不会将自己想象成自由人的。在强权这个共同概念的基础上，无论怎么看，艾拉瓦克人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

对于历史和文学的定义、文化人种学的使用及其局限性以及差异这个概念的含义都是目前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研究者们在试图将美洲原著民复原到美国早期研究中时都会直接涉及这些问题。针对美洲原著民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对文本、作者和文学这三者的性质提出质疑，尤其还要对语言本身的性质提出质疑。这就需要采取一种较为激进的研究方式，以满足其研究材料的特殊要求。这些材料一方面包括来源或微贱或高雅的口头作品，另一方面，这种殖民地文学彻底否定了反映其殖民主题的语言能力。莎士比亚笔下加勒比岛屿上的土著人卡利班就是无语的印第安人的一个原型。卡利班和为了教他们说话而被哥伦布捉回来的六个艾拉瓦克人一样，要不是普罗斯珀罗(Prospero)给了他一些语言的基本要素，卡利班就没有语言。出于同样的原因，卡利班不适合统治他的岛屿。用我们在第一章简要探讨过的欧洲人的逻辑来看，语言能力的缺乏使得卡利班不配拥有任何东西。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原著民同语言之间的关系一直在被校正着。人们一般认为他们的语言水平达不到有效地进行交流的程度。然而，他们也可能被描写成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当奥克姆说他的布道文章只是在上帝启发下写成的零散的“只言片语”时，他其实是在谦卑地表述了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在受到启示时，“沉默的印第安人”也会偶尔成为超凡脱俗的演说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弗吉尼亚州札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4—1785)一书中引用了洛根酋长(Mingo chief Logan)的一段话。洛根所作的一篇著名的演讲，用杰斐逊自己的话说，可以与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1]或古代希腊的雄辩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任何一篇演讲相匹敌。但这类凤毛麟角的反面例子并不能改变印第安人语言能力普遍匮乏的事实。具有超凡雄辩力的洛根和哥伦布捕获的“不会说话的”艾拉瓦克人一样，与普通人的语言能力相去甚远。

在对语言交流的根基的激进探索过程中，印第安人的语言这个问题与翻译的问题密切相关。翻译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碰撞的中心，这种碰撞将遭遇双方的可比性放在了一起。于是，新世界的发现者和第一批殖民者就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他们的生存常常要依赖于与印第安人之间的交流。哥伦布《航海日志》中1492年10月12日的记载里，以一个承诺作为当天记录的结尾，说他“将从当地捕获六个艾拉瓦克人，并会把他们带给国王和王后陛下，以便可以教会他们说话”。而在10月14日的记录中，他就已经抓住了七个印第安人，并将“把他们带给国王和王后陛下，让他们学习我们的语言，然后放他们回去”。

然而，实际上语言方面的问题要更加复杂。到11月27日，哥伦布发现无法理解印第安人的语言已经成为问题了。他的探险已经停滞下来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我不懂当地语言，所以我和这里的人们之间无法互相理解和进行交流，我身边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交流。常常在印第安人说了什么之后，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给他们拿来了一件物品，但却是与他们要的正好相反的东西”。显然，要想让探险之旅继续下去的话，必须进行更好的理解和沟通。所以，哥伦布决定“我要让我们这边的人学会这种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艾拉瓦克人真正拥有自己的文化。一旦哥伦布等人适应了新大陆，并从艾拉瓦克人那里了解到了该地区的基本地形轮廓，教育的方向就发生了转变：“过些时候，好处就会显现出来，并将设法使这些人皈依基督。”这里讨论的不是谁该来教谁的问题，只拥有一种语言的艾拉瓦克人并没有较为复杂的哲学文化，“他们不信异教，也不进行盲目崇拜。”既然他们也不信基督教，那么很显然，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宗教。

哥伦布并未期望通过学习艾拉瓦克人的语言来开始进行文化交流；他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迫不得已，而且在记录此事时也在为自己进行着辩护。对于殖民文化来说，翻译就是阿基里斯的脚踵；如果翻译得太多、太好，就会出现等值，那么拥有独家授权资格的帝国权威独白就会分裂成对话。

因此，尽管哥伦布做出了让步，尽管该让步可能从未被真正实施过，但大多数美洲殖民地时期的翻译和口译工作都不是由欧洲人，而是由印第安人完成的——或者至少从文学上来看是这样的。在整个对殖民时期的记述中，从为科尔特斯做翻译的女人道娜·玛丽娜(Dona Marina，原名为拉·马林奇La Malinche)，到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斯甘特(Squanto)以及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之旅中的主要口译者萨卡加维(Sacagawea)，这些译者都将不可理解之语变为可以理解的话，将算不上语言的“莫明其妙的话语”译成为真正的语言——即英语和西班牙语。

欧洲人也确实学习过土著语言；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大多数墨西哥文化素材，是由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伯纳蒂诺·德·萨哈衮(Bernardino de Sahagún)首次用纳瓦特尔语记录下来的。北美耶稣会的传教士们首先要至少精通易洛魁语和休伦语。但在文学，尤其是英语文学领域，却不是以欧洲“翻译者”为主；即使在一处记录中有明确证据表明欧洲人懂得并且会说一种印第安语，这也不会得到证实或承认。对其中的原因，我们不难理解。话语本身是具有人性的。而如果印第安人是沉默无语的话，他们就可以被归为讨厌的害虫一类，在人们清理荒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困扰历史学家们的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既然我们无法学习印第安人的语言，而且印第安声音又被成功地压制和掩盖了，那么我们现在如何才能研究他们的历史呢？

相反，如果我们从欧洲的角度来阅读这一文化碰撞，则很少遇到重大的方法论方面的困难。殖民地文学对于它所关注的主题表述得十分清晰，并决定了它对词语的使用范围。当然，这些主题和措词仍然有探讨的余地，但我们在解读它们的时候，却很少因为要处理原著民文化和历史分析传统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处理原著民文化同对其研究中文化差异概念的使用之间的关系，而需要对其分类做出较大的改动。相反，欧洲的殖民作品往往反映了能够决定现代文学将来大致走向的新兴视角。16世纪末出现了许多极为有影响力的关于新世界的作品。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写下了两篇关于新世界的散文：《论食人族》(“Of Cannibals”，1578—1580)和《论四轮马车》(“Of Coaches”，1585—1588)。与此同时，让·德·莱利(Jean de Lery，1534—1613)出版了他的《巴西之旅》(Voyage au Brézil，1578)，这本书被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称为“文化人类学家的每日祈祷书”。在16世纪60年代的西班牙，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1492—1584)这名征服墨西哥时科尔特斯(Cortes)军中的士兵，写下了他的回忆录《墨西哥的发现与征服》(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a，1517—1521)。所有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原著民对于定义新世界至关重要，这一点与后来英美作家的描述中的“空旷无人的大陆”截然相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欧洲人笔下的新世界原著民比他们自己要更加文明，或者说，那里的原著民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文明。蒙田和莱利都发现印第安人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方式在很多方面都比欧洲的好。莱利的《巴西之旅》描述了他在1556年至1558年两年间在新世界的所见所闻。蒙田的文章所根据的是他阅读的材料和所做的访谈，阅读和访谈的对象是由韦斯普奇带回法国的巴西瓜拉尼(Guarani)人。蒙田说他自己对这些人他所描述的生活方式十分着迷，因为他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更自然，因而也更为理性。相比之下，我们更加野蛮而非那些野蛮人，因为我们不自然。他们不仅比我们更具人性，而且更有人情味儿。他写道：“我们认为活活地吃掉一个人比在他死后再吃了他更为凶残。比起人死后才被烤了吃掉，在一个人还感觉尚存时折磨他的躯体，一点点烤熟他的身体，让野猪撕扯和啃食他的躯体等做法要残忍的多。而这正是法国人打着虔诚和宗教的旗号在其邻国地区的所作所为。”

作为一名饱受“文明社会”迫害的瑞士胡格诺(Huguenot)教徒，莱利也从他接触到的土平尼基(Tupiniki)人身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巴西人也许的确是食人族，并且用十分恐怖的方法折磨其敌人，但莱利请读者们仔细想想：那些“吸食寡妇、孤儿和其他穷人的血液和骨髓，把他们活活吃掉的放债者，他们还不如痛快地割断受害者的喉咙让他们死得快些，少受点苦”，难道那些人不是更加残忍吗？

尽管时至今日，食人族是否还存在仍是个人们争论的问题，但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新大陆上最令人关注的现象。一些美洲原著民似乎和欧洲人一样对食人现象感到震惊和恐怖。卡贝扎·德·瓦卡(Cabeza de Vaca)曾记录道，有一次，他们遭遇了海难。当拯救了他们的印第安人得知他们这五个基督徒曾经在岛上同类相食的时候，印第安人“对这种食人行为极为震惊，要是他们早些时候亲眼看到过我们这样做的话，一定早就会把我们全部杀掉了”。

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如何定义食人现象。如果我们把食人族定义成“为了获取食物中的营养而食用他人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是否真的存在就不是很明确。另外，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许多文明形式，都使用一定量的真实或象征性的人肉和人血来作为圣餐或消化仪式的象征。蒙田笔下的食人族吃掉囚犯的部分身体，“并把一些肉送给别处的朋友”，但“这并非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为了从所食用的东西中获取营养……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极度的复仇心理”。不管食人族是否曾经真的存在过，在16世纪，他们就意味着野蛮。不论他们在新大陆的发现史中的地位如何，他们都是新世界固有的居民。通过创造出可怕的艾拉瓦克人和恐怖的加勒比人(哥伦布把他们改名为喀尼伯人，意为食人族)这些文明的对立面，哥伦布将海洋对岸的帝国事业描述成欧洲所能理解之外的地方，那里不但可以让人们的财富和人们的自我都膨胀起来，同时也要让人们面临全部失去这些东西的危险。

这种政治潜意识并不经常表现得这么明显。作为16世纪关注焦点的食人族，在17世纪就迅速被人们淡忘了。到了18世纪，他们就像装点早期地图的奇妙大蛇，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16世纪，印第安人的野蛮所表现的并非全人类共有的原始冲动，而是作为美洲原著民特有的属性，同广袤的荒野一起，成为其自身标志性的特征。

艾拉瓦克人和加勒比人被当做原始对立面的化身，原始性一直是美洲的主要特点。但欧洲人从文化碰撞中总结出了另外的含义。他们从看起来极为复杂的美洲当中发掘出了一个神奇的文明世界，其艺术和财富都是欧洲人梦寐以求而又不可企及的。贝尔纳尔·迪亚斯在《墨西哥的发现与征服》(写于1560—1570)中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在第一次看到这一文明的伟大都城时写道：“我们都惊呆了，大家都说这里和阿玛迪斯(Amadis)传说中描述的一样神奇。”这种相比决不是讽刺或嘲弄。由于现实中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他只好使用欧洲神话来描绘阿兹特克人的世界。确切地说，他第一次看到“宏伟的墨西哥城”时并非完全说不出话来，而是无法用平常的语言描述他所看见的景象。贝尔纳尔·迪亚斯坚信此行可以充分证明西班牙对该地区拥有统治权，而他本人作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和一手材料的记录者，竟然也会感觉到自己语言的无力，于是不得不转而求助中古时期的神话语言来讲述这个故事。很显然，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欧洲人和美洲人之间的文化力量天平并没有立即理所当然地倒向征服者。

的确，并非所有初到美洲的殖民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对美洲拥有统治权。在理直气壮地吞并海外领地之前，欧洲就已经在十字军东征时周游过世界，当时，其获取领土的目标就备受争议。特别是在哥伦布相信他所发现的大陆就是中国以后，将基督教的旗帜遍插在加勒比地区的姿态就更加不明显了。这是因为在中世纪时期，连教会都对基督徒的权利心存疑虑，教会也无法确定在精神上处于优越地位的基督徒是否有权侵占异教徒的财产和土地。在这一问题上，当时至少是颇有争议的。神圣罗马帝国中相当多的法学学者都发现，基督教并非总能保证政治合法性。考虑到纵容贪婪的十字军战士是很危险的，这些学者们主张应当仍然保留宗教以外的政治命令的权威性。

然而，16世纪，欧洲又开始面临主权问题。第一代的西方国家纷纷通过建立帝国而成为国家。探索和发现的时代并非偶然地成为各国家独立的时代。不仅英国脱离了罗马教廷，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也重新将自己定义为独立、自治的国家。基督教国家从罗马教廷中脱离并自治的这种微妙情形，将教会管辖的精神领域同表面上打着为宗教服务旗号，而实际上却由本国政权统治的政府清晰地划分开来。西班牙曾向梵蒂冈申请批准它拥有所发现的土地，结果教廷只承诺它可以在新大陆上行使传播基督教福音的权力。教皇的一系列诏书(其中最著名的是1493年的Inter caetera[2])批准了对土地的拥有权，但没有解决原著民地位这个问题。的确，教会的意图使得将原著民看做人类还是当做自然资源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

西班牙殖民者强迫印第安人在种植园里劳作，并且反对将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人加以任何形式的区分，认为西班牙对二者都拥有统治权，土地和那里的人都是它的财产。而从未成功驾驭过土著劳力的英国人却从同样的前提中得到了不同结论。既然土地已经属于他们，他们有权正当使用，印第安人就可以像清理森林一样被从土地上清理掉。另一方面，决心拯救印第安人灵魂的西班牙传教士发现自己与其他殖民者在保持印第安人身体的圣洁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然，教会本身也对新大陆的财富很感兴趣，但它更喜欢用其他方式来获取财富。很快，殖民者和传教士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终于，当一个来自教会以外的殖民者代言人胡安·吉尼斯·德·希普维达(Juan Gines de Sepulveda，1490—1573)要求教会审理其案件时，事态发展到了高潮。

1550年，教会高层权威人士在西班牙的瓦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最终裁定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辩论，并为此后几百年间的帝国意识形态和语言确定了基本条款。是否应当开拓殖民地并不是这场辩论的议题，没有人对欧洲征服之举的益处存有异议。争论的焦点只是具体的殖民行为。在瓦利亚多利德会议中，教会方的代表是担任中美洲主教的多米尼加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对于殖民者暴行深感震惊的拉斯·卡萨斯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系统地论述了印第安人所应拥有的权利。他认为印第安人是拥有理性的、能够以合理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人，只不过他们还缺乏基督教的指引和启迪。他认为人们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他们的原始而剥夺其财产，更没有理由奴役他们。相反，由于印第安人可以皈依基督，那么他们就将会是教会的众多兄弟当中的成员，而且一旦他们信奉了基督，那他们的灵魂就会同欧洲人一样平等。

在另一阵营中，殖民者的代表希普维达(Sepúlveda)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是伊拉斯谟斯(Erasmus)的朋友，也是一名新现世民族主义的倡导者。希普维达认为殖民者是国王的使者和代理人，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他们有权征服和统治印第安人。希普维达援引亚里士多德的箴言：有人生来就是主人，而另外一些人生来就是奴隶。他否认所有人在教会中都一律平等，提出在各种族和民族间存在等级差别，从而为出于西班牙利益考虑而否定印第安人的主权这一行为进行辩护。教会法庭最终并没有做出清晰的裁决，但法庭拒绝给希普维达的书《民主变革》(Democrates Alter)颁发出版许可。通过此举，教会支持了拉斯·卡萨斯，或者说，至少教会没有否定他的主张。但最终基督普救论的主张还是败给了希普维达。在为国家和个人的殖民行为进行辩护的同时，希普维达的《民主变革》一书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悖论：希普维达的理由陈述中既要求扩大公众的权利，同时又坚决否定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其他群体的权利。

人们只有在事后才认识到了瓦利亚多利德会议最终结果的必然性。当时，该会议中的争论说明了一种真正的不确定性。在1521年墨西哥被征服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这场争论仍然对一场持续了两年多并且曾经几乎遭到失败的战争所带来的不确定的财富产生着影响。当科尔特斯为确保他的军队不会从入侵阿兹特克帝国的战斗中撤出而烧掉所有的船只时，其上级指挥官批评了他这种鲁莽行为，并隐约预计到他的骄傲自大会给战争带来不利影响。但可笑的是，至少从19世纪开始，在人们试图证明欧洲征服不可避免时，这次当年非常没有把握的战争竟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典型例证。

排除了那些意在为征服者拍马屁的理由以外，蒙田并不相信征服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关于新世界的第二篇文章《论四轮马车》中，蒙田为他对食人族辩护加以了补充，他反对欧洲人屠杀印加人(Incas)。他认为印加在文明程度上并不逊色于法国：“如果有人在战争中以公平的方式攻击他们，那么他所冒的危险会同在任何其他战争中一样，甚至与印加人的战争可能会更加危险。”而战争中的不公平源于欧洲人道德水平低下。与欧洲人相比，印加人更为“虔诚、守法、善良、慷慨、忠诚、坦率”。而欧洲人与这些美德正好相反。正是由于印加人“在道德操守方面的优势，所以他们输掉了战争，也出卖、背叛了自己”。他们的失败是悲剧性的，而且也说明像所有的悲剧一样，失败者也展示出至少是同样的力量。

关于这个所谓不确定的文化碰撞的文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证要数阿瓦·努涅斯·卡贝扎·德·瓦卡(Alvar Núez Cabeza de Vaca)名为《关系》(La relación，1542)的自传故事。卡贝扎·德·瓦卡是1527年西班牙那次倒霉的远征佛罗里达时军中的副统帅。他和同行的另外4个人遭遇搁浅后迷失了方向。此后，他历时8年，在佛罗里达和墨西哥北部中间共游走了约6000英里，最终到达墨西哥北部海岸，乘船返回了欧洲。那段时间里，他在好几个印第安村庄中沦为了奴隶。后来，他开始为印第安人提供草药，成为印第安人眼中一个有用的贸易者，因而得到了自由活动的权利。他常常在荒野中孤独前行，生命完全掌握在他的主人、顾客和俘获他的那些印第安人的手中。他过的是与迪亚斯的传奇经历完全相反的日子，其描述与有些后来用英语写成的囚禁经历相类似。

比如，在成为印第安人的贸易者后，有一天，他和其他两个同伴在路上遇到了一伙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自称刚刚杀掉了两名西班牙人。他写道：

因此，我们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同伴们真实的悲惨遭遇。他们开始抽打奥维多，我也没能幸免。他们不停地朝我们扔土块，而且在我们等待中的每一天，他们都会用箭戳在我们的胸口上，说他们打算像杀掉我们的朋友那样，把我们也一同杀了。

既然卡贝扎·德·瓦卡在讲述一个故事，那么他在欺凌与折磨面前表现出典型的冷静也就不奇怪了。他随后又指责了奥维多的怯懦，说他跑到4先9前与他们一同行路的一对印第安女人们中间去了，而他自己却选择独自待在“那些野蛮人中间”。他的这个决定可不仅仅说明了他的勇敢。更确切地说，他的这种表现既不能说明他拥有17世纪典型的英国俘虏的宗教般英勇坚毅的品格，也不能被称之为蔑视或绝望，这只能说明他的忍耐和接受。因为卡贝扎·德·瓦卡清楚他所处的环境。尽管他是一个异族人，但他仍然有能力和周围的印第安人打交道，因为那些印第安人和他没什么本质不同。在奥维多离开后不久，一个印第安人走过来，悄悄地告诉他说，在不远的地方，有人抓住了两个基督徒。如果他想去看看，那个人愿意领他去看看他的同胞。卡贝扎·德·瓦卡写道：“由于这个人操着一种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方言，所以我决定相信他所说的话。”

卡贝扎·德·瓦卡承认他能够区分两种印第安方言的差别。在这一点上他与17世纪英国的被俘者玛丽·罗兰德森(Mary Rowlandson)有很大区别。在后者所著的《上帝的权力和仁慈》(The Sovereignty and Goodness of God，1682)一书中，有证据表明她能够听懂当地的土著语言，但她本人却从未提及此事。甚至在描述她同俘获她的印第安人之间如何进行交流时，玛丽·罗兰德森也从来不具体描述她与土著人之间进行的多次交谈。通过注意到向他透露信息的土著人说的不同方言，卡贝扎·德·瓦卡赋予了所有印第安人一种语言能力，该能力体现在差别和在语意的一致性基础上掌控这种差别的能力。将英语或西班牙语描述成人类的中间语也就是认为操这些语言的人会代表了人类的通用准则。所有操其他语言的人都不如他们像人：此时，差别源自能够说话和不能说话的人们之间的言语局限。但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差别性，不管一种语言是丰富还是简单，它都会失去与交流之间的特殊定义关系。卡贝扎·德·瓦卡明确了印第安人的语言具有差别性，从而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他们和自己，他于是可以同印第安人进行交流。即使这种交流并不总能成功，但至少二者间具备交流的可能。与之相反的是，即便罗兰德森和印第安人真正地交流过，甚至是谈判过，她还是坚持说自己所处的环境在人类的活动范围之外。

卡贝扎·德·瓦卡和罗兰德森一样，都不想待在那个满是印第安人的地方。他说他“一直以来的主要想法……就是最终能够找到一条路逃出去”。可是，他真的回去了以后，就又开始计划再次尝试远征，以便占领他曾游历过的富饶土地。卡贝扎·德·瓦卡反对奴役印第安人。他同印第安人进行谈判，是一位开明的殖民者，但同时他的殖民决心也十分坚定。尽管他非常渴望占有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并不否认他们曾拥有那片大地。而对于罗兰德森来说，印第安人只是尚未收复的荒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片上帝所拥有的土地上的非法入侵者。

或许在卡贝扎·德·瓦卡所意识到的印第安文明和在墨西哥存在的那种欧洲人更为熟悉的印第安文明之间有着一种联系。墨西哥被征服十年之后，甚至在贝尔纳尔·迪亚斯开始写他的记事之前，印第安人就已经在书写自己版本的阿兹特克衰落史了。这个写作过程并不完全是独立完成的，而是得到圣方济各会的伯纳蒂诺·德·萨哈衮赞助。伯纳蒂诺·德·萨哈衮来到墨西哥时，科尔特斯已经建成了神学院并开始全面指导教会的文化和学术活动。萨哈衮把战败的阿兹特克和墨西哥贵族们的子弟集合到一起，教授他们拉丁文和宫廷诗歌。同时，他还与学生们谈论他们的文化，收集整理了许多材料和文本。他收集整理的这些资料是我们今天研究哥伦布以前美洲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萨哈衮将文化殖民主义扩展到了一个新的更大的范围——他决定用阿兹特克人主要语言纳瓦特尔语(Nahuatl)语记录他用40年写成的《新西班牙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原名为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osas de Nueva Espaa)。在纳瓦特尔语版本写成了以后，萨哈衮才开始动手将该书译成拉丁文。萨哈衮不但将拉丁文教给了墨西哥人(当时拉丁文在欧洲是代表高雅文化的语言)，还通过用他们的语言来书写自己的记录，证明了其语言的丰富与实用性。他将语言能力赋予了墨西哥人，并确认了一种阿兹特克语言的权威性。

另外，对其语言权威性的承认也使阿兹特克人的作品在叙述历史时具有发言权。萨哈衮的《新西班牙通史》中收录了一些对于墨西哥衰落历史的记载。这些记载对于科尔特斯及其军队的描述与贝尔纳尔·迪亚斯记录中的描述是不同的，这并不奇怪。迪亚斯笔下的科尔特斯只是“精明、有远见、能够洞察一切”，而且主宰着同土著人之间的交流活动。迪亚斯在记录中写道：有一次，科尔特斯“表情严肃，似乎生气了”，他呵斥着一伙印第安人，而这些印第安人在“苦苦哀求科尔特斯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保证从今以后会表现得非常友好”。科尔特斯命令朝天开了一炮吓唬他们，还把一匹四蹄刨地、不住嘶鸣的战马拉到印第安人的面前。这样吓唬了他们之后，科尔特斯“心满意足地”放他们走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尽管阿兹特克人第一次看到穿着花花绿绿、全副武装的西班牙人时一定感到很吃惊，但他们保持了一个批判的距离来观察这些刚刚到这片大陆上来的人。因此，阿兹特克人能够冷静地观察西班牙人得到欢迎他们的礼物时的反应。那些西班牙人“拣起金子，像猴子一样抚摸、把玩着”，一个阿兹特克人回忆到，“他们身体里的贪婪膨胀着，简直是贪得无厌。他们把金色的徽章抢在手里，左看右看，仔细研究。”这里对动物园(动物园一词是由阿兹特克人创造的)里猴子的联想显然是有意为之的。

书中其他一些记述认为西班牙人是神圣而不可战胜的，他们的到来是上天注定的，他们的力量也是不可抗拒的。这些记录充满敬畏地细述了西班牙人经常性的炮火攻击，和阿兹特克酋长们如何英勇地斗争。但面对即便用最厉害的魔法也坚不可摧的敌人，酋长们的斗争明显徒劳无功。这些记述都趋于说明一个传统观念，即印第安人已经承认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而且对此无能为力。

然而，有时命运的天平也会倒向另一边。《悲伤之夜》(la noche triste)一书记载了西班牙人一次蒙羞的失败。一次，在被围困了四天之后，阿兹特克人迫使西班牙人撤退了。西班牙入侵者损失了四分之三的士兵，颜面尽失，完全成为印第安人倾泄愤怒的对象：“西班牙人逃到了托尔特克(Toltecs)运河……他们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河里，就好像在从悬崖上往下跳似的……他们全都来到河边，纵身跳了进去。运河很快就被西班牙士兵和战马的尸体填满，阻塞了河道，大致形成了一个可以勉强通行的小路。他们用淹死的士兵的尸体把河中小路的空隙填满，那些后到达的士兵就踩着尸体逃到了河对岸。”这是阿兹特克人的故事版本。

迪亚斯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但其传递的含义却与前一个不尽相同。他故事中的西班牙军队经历了一系列极为严酷的战斗考验，但自始至终，“科尔特斯表现得非常具有英雄气质，就像他一贯的那样。”尽管战斗很惨烈，但“我们遍体鳞伤的战士们浴血杀敌的情景还是令人难忘”。随后，他也写到了撤退部分。这时，科尔特斯已经在城外等候他的部队了。当他“看到再没有更多的战士撤回来时，眼含热泪”。最后，一个上尉向他报告说：“他和四名士兵在战马死掉后，冒着极大的危险过了尸体堆成的桥。尸体、马匹和箱子阻塞在河中，形成了可供他们通行的小桥。”迪亚斯描写的很详细：“我敢断言……在令人心碎的桥上，所有人都慌不择路，我们逃命都来不及。当无数的墨西哥人向我们发起进攻时，每个人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即使是在描述混乱时，迪亚斯也保持着叙述的权威性：“我敢断言，所有人都……”当时士兵们都在慌不择路地逃命，但他们的行为却具有合理性；尽管所描述的场面很恐怖，但实际上却是有序的。而在萨哈衮提供的阿兹特克人的描述中，西班牙人却完全失去了控制和理性，“他们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河里，就好像在从悬崖上往下跳似的。”更确切地说，他们连自己都无法控制了。他们的自我身份已经湮没在他们的尸体中，成为无生命的东西。运河里满是尸体，“他们用淹死的士兵的尸体把河中小路的空隙填满。”此时，士兵们和他们为了逃命而踩踏的尸体一样，没有了人的意识。阿兹特克人的描述非常切题地写道，那些活下来的人逃到了一个地方，稍事休息后，他们“又开始有点人的模样了”。但晚上的惨败使他们像被阉割了似的，全无先前的气焰；“突然间，他们听到了战斗的呐喊，阿兹特克人……包围了他们……印第安人也想彻底地完成对西班牙人的复仇。”

敌对双方对战事描述得有所不同，这并不奇怪。在这两个不同的版本中引人注意的是阿兹特克人的自我表现所取得的效果。相比之下，北美英语文学中，原著民视角文学的缺失就显得尤为突出。

注意到这种缺失本身很可能会强化它。人们越是发现原著民文学在北美文学当中表现得不清晰，它就真的越不清晰。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原著民文学是缺失的，但这并没有使它更加清晰。难道会有其他能够使原著民文学变得更为清晰的阅读欧洲文学的方法吗？还是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在原著民历史缺失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能在欧洲历史中发掘它存在的证据吗？

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讨论的约翰·史密斯的《通史》(General History)是理解英国殖民史的主要材料来源。尽管约翰·史密斯与波卡洪塔丝[3](Pocahontas，1595？—1617)之间曾有过一段传奇般的浪漫情缘，但他本人仍然衷心地希望尽快将土著人从美洲大陆上彻底清除。他自己以能够掌控印第安人为荣，并且似乎只有在考虑如何控制印第安人时，才会考虑他们的想法。然而，至少有一次碰撞中，他的叙述中隐约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这与英国的殖民事业之间的关系不太确定，而且与史密斯的一贯风格不同的是，它想要表达的含义是模糊的、无关紧要的。

在这次弗吉尼亚历史早期的文化碰撞发生时，清除土著人的工作还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殖民者必须先对印第安人进行庇护。事实上，英国人当时在寻求与强大的阿尔冈昆(Algonkian)部落首领波瓦坦(Powhatan，1550？—1618)进行联盟。在欧洲人到达这一地区之时，波瓦坦也在谋求扩张建立自己的霸权。殖民者授予了他“伟大的国王”称号，希望把波瓦坦这个印第安国王变成在新世界上臣服于他们的一个诸侯。于是，殖民者们为他授予了王冠，进行加冕。对于这样的战略存有异议的约翰·史密斯在他的《通史》中记述了这件事，并写下了这篇关于加冕典礼的精彩简介：

所有人都到达了威诺渥克莫克(Werowocomoco)(波瓦坦的一个村子)之后，我们就指定第二天作为加冕日。随后，我们把礼物摆在他的面前，把他的脸盆、花瓶状水壶、床和家具都摆放好。然后，我们拿出了加冕时穿的大红披风，在拿门塔克(Namontack)(他的儿子)一再劝说并保证这种衣服不会伤害他以后，大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披风和其他服装都给他穿戴整齐。但这时一个恼人的麻烦就是要设法让波瓦坦跪下来接受王冠，他既无法弄明白王冠的权威性和意义，也不愿意跪下来。大家又费了好大力气劝说他、给他示范，最后弄得大家都很累。终于，我们使劲地靠在他的肩膀上，迫使他微微俯下身来，三个人手捧王冠，戴到了他的头上。此时，一支手枪鸣枪发出了信号，船只上的炮火齐射，以示庆贺。新加冕的国王被吓得跳了起来，后来看到没什么事，他才平静下来。然后，他想起了要报答大家的美意，于是把自己的旧鞋和穿过的斗篷送给了纽波特船长(英军指挥官)。但当他弄明白我们的目的是找到摩拿干人(Monacans)(一个联盟之外的部落)时，他就改变了主意，除了自己的儿子拿门塔克之外，不愿借给纽波特船长任何人员或向导。于是，在双方又交换了一些小礼物之后，为了回赠我们礼物，他给了纽波特船长许多麦穗，大概总共有七八蒲式耳。由于我们早已在镇子里买了更多粮食，就只好把这些麦穗带回到要塞。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故事，其中包括突出部分前景、背景，甚至还有潜台词。在前景中，人们会惊讶地读到波瓦坦疑心重重地披上了大红披风，接受了脸盆、花瓶状水壶和床，以及他不顾别人说什么，就是坚决不愿意跪着接受王冠，最后要三个人给他戴到头上。波瓦坦被迫弯了弯腰，但这并非是表示敬意。新国王答谢英国船长的不仅仅是他的斗篷，还有他的旧鞋。

故事的背景是印第安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英国客人实际上不是游客，而是侵略者。还有，以强大的波瓦坦为首的印第安人力图建立一个联合阵线。至于他们这个联盟，英国人在竭尽全力地进行瓦解和征服。潜台词是史密斯没完没了地自我吹捧，这一点体现在纽波特显而易见的愚蠢无能，他和史密斯一样根本无法理解印第安人。

潜台词和背景分析起来并不难。也就是，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作为帝国建立过程组成部分的个人炫耀。欧洲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背信弃义也屡见不鲜。相反的是，我们在处理这个加冕故事时却比较缺乏重点。这个故事奇怪地游离于意识形态的焦点以外。作为一名野心勃勃的帝国全新贪欲的代言人，史密斯描述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场景，而其中滑稽的主人公不仅仅是纽波特船长，还有所有的英国人和他们整个的加冕仪式。的确，波瓦坦看起来也傻乎乎的，但这本身就是故事想要表达的主旨。那么为什么史密斯要不厌其烦地记录下人们一系列的举动，使得这么神圣的白人仪式显得如此荒谬滑稽呢？如果说，英国人的种种规劝和策略——即使不算匆匆忙忙地往那个固执的脑袋上戴王冠那个高潮部分——在今天营造了一种滑稽搞笑剧的气氛，那么这种滑稽的感觉在当时至少也是不明显的。读者也许会从文本中读出其大部分含义，但不会全部读懂。如果我们在阅读到什么地方时感觉英国人有些可笑，也早在史密斯的意料之中。

目前，对于这一潜在的颠覆性描述的一种解释是它体现了一种文本裂变。也就是说，在行文的某个时刻，作为作家的史密斯失去了对文本的控制，以至我们听到了一种相反的声音。但这样就是假定这类文本从本质上看，完全是关于控制的。当然，它们的确是与控制有关，但可能不完全是关于控制的。或者说，控制本身就是个分裂的东西。

可是，在史密斯的文章中却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失掉了对文本的控制。其语气十分坚定，只是很典型地表现出他的不耐烦。另外，在他的《通史》中，在加冕故事前面的是对一个印第安土著仪式的描述，该土著仪式被史密斯重新刻画成了一个英国化装舞会。在该描述的最后，史密斯还额外添加了两句荷马的诗作为结尾。西方文明在各个领域都在推进，对于加冕失败的描写似乎意在说明波瓦坦的野蛮原始。尽管对于英国人来说波瓦坦带有喜剧色彩的拒绝加冕能够说明其野蛮，但它同时也限定了英国人对于文明的理解。此后，马克·吐温完善了史密斯文中的这个机制。史密斯文中对服装和代表社会尊严的仪式的详细描述使得该机制显现出原型，或者，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对该机制进行了解构。

这一解构的效果并非语言本身超越历史的功能。相反，史密斯对英国仪式意义的揭示符合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揭示为该历史时期提供了一种解释，其叙述的权威性取决于史密斯自己对历史参与的程度。这篇加冕文章的自我解构基调反映了它的历史不确定性。史密斯自己无法确定该故事中哪方面是重要的，所以才将一切细节都记录下来，以防万一。这些叙述的时刻本身就说明了历史进程，也为不仅仅改变了既定解释的、非传统的帝国历史奠定了基础。被颠倒了的帝国历史也许比它本来的版本更为温和，今天我们更容易认为，艾拉瓦克人是哥伦布造成的不幸的受害者，这比把他们当做是只适合给欧洲人做奴隶的白痴要更为容易。但从重建艾拉瓦克文化的角度来看，新的解释并不比旧的解释有多少用。希望用新的阅读方法可以从约翰·史密斯的《通史》中这个人们熟知的故事里读出不同于这两种版本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从文章中找寻与《通史》中正统观点不完全一致的非传统视角。以下还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它描述了波瓦坦对英国人甜言蜜语的反应。以下是史密斯引用波瓦坦的一段话：

既然你们的国王送给我礼物，那么我也是一个国王了。这里是我的土地……你的父亲应该到这儿来见我，而不应该我去他那儿或是去你的要塞里见他。我也不会上这样的当。至于摩拿干人，我自己会为所受的伤报仇；至于阿特昆纳楚克(Atquanachuk)，那个你说你兄弟被杀的地方，它和你所想的方向正好相反。但对于山那边的海洋来说，你和我的人之间的交情都是虚假的。

针对如此强硬地代表印第安立场的一段话，史密斯会说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体现了前一篇文章中出现过的同一个悖论：即波瓦坦对世界的看法直接反驳了史密斯，在本文中使他无言以对，但正是由于史密斯在书中对我们讲述了波瓦坦的观点，我们才有可能对它有所了解。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那样，这种与作者的论述需要并无明显关联的叙述方式，或者说，这种类型的叙述方式，是与欧洲帝国建立密切相关的新现象。哈克鲁特编纂的“真实报道”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写作形式。与史密斯的文章一样奇怪的是，它们都明显地致力于报道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或者他们眼中的事情真相。显然，严格地说，没有哪个“真实报道”是完全真实的，因为真相一旦讲述出来就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与以杜撰为目的的写作不同的是，这个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写成的报道是与众不同的：记录真实是一种独特的解读方式。随着欧洲帝国的建立，“真实报道”开始逐渐流行了起来。

的确，史密斯在记述波瓦坦的抵制时带有其政治意图，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意图——让土著人屈服于英王的统治，并为自己赢得胜利的奖赏。由于他不仅想说服别人，同时还希望能够让自己理解，于是心存疑虑的他竭尽全力，尽量忠实地描述了该情景中的所有要素，既包括那些后来预示了历史前进方向的要素，也包括了一些昙花一现的、或者与历史发展趋势相悖的内容。

简言之，用阿维拉(Avila)主教的话来说，史密斯的语言并不是帝国的完美工具。他所写的《通史》也不完全是工具性的。虽然他尽力使它成为工具，但他从未获得过彻底的成功。史密斯没有十足的信心通过这种或其他任何手段让波瓦坦屈服于英国的庇护。约翰·史密斯没有控制他所记录的历史；他是在为控制历史而记录它。

殖民地时期的“真实报道”和约翰·史密斯对波瓦坦加冕过程的描述，都是对于不确定性的记录。它们见证了素材的不确定性。这些记录中的偏颇、松散、冗长和矛盾之处，以及发展轨迹说明了语篇的局限性，它时而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时，其他可能的历史走向明显共存；未来究竟会如何不是过于肯定，而是太过不确定了：此前从未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证帝国会获得成功。因此，情况的确无法确定。这些阶段所能表明的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是人的作用。然而，阅读这些阶段时，如果仅仅意识到殖民者对于历史和文本的权威性是有限的，这还不够；这一认识只会导致阅读文本的分裂，而这样却反过来确保了读者理解的完整性。

如果要将对过去的记述的不确定性包括进去的话，其中的一些部分就会永久性地成为“无法证实”的内容，还会有其他一些松散和不连贯之处。我们可以十分把握地说，英王篡夺波瓦坦权威的企图既没有成功也没失败。事实上，这些情景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其结果，而是其中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17世纪，考虑到帝国建立阶段的相互作用，可见帝国的建立并不是命中注定的事，帝国的建立者也没有足够的权利。

尽管美洲原著民作品和声音的缺失一直是贯穿本章内容的一个特点，但在这部分最后，我们还是要回过头讨论一下原著民问题。正如前文所见，阿兹特克人书写了自己的故事，但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也最令人困惑不解，因为其中的内容显示他们似乎不作任何反抗地接受了其文明失败的命运。故事表明，在科尔特斯到来的十年前，就已有八个征兆清楚地预示了大变故和种族衰败的到来。我们如果把阿兹特克人的预兆看做征服的典型产物，那么除了将其看做阿兹特克人的自暴自弃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解读它的方式。他们通过承担自身命运的方式再次肯定了其先前的历史。他们的失败也体现了其历史的权威性。因此，尽管他们预测了毁灭，但他们也提供了希望；尽管他们封闭了现在，但他们也重新开启了未来。有谁能真正理解神灵的作用方式？失去的东西或许可以被重新得到，即便不能如此，失去本身也可能成为已经失败了的文明继续生存的基础，只要关于失去的记忆能够不随之一同消亡，而是成为这个失败了的文明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阿兹特克人的最后一条预言刻画了“许多形容可怖的鬼怪……包括长了两个头一个身子的畸形人”。关于衰败的预言保证了其中一颗头颅是阿兹特克人。但在对北美印第安人失败原因的解释中，这第二颗头颅最多也只是个虚无缥渺的影子。

[1]西塞罗(Cicero)：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作家。——译注

[10]Inter caetera：caetera是拉丁文“其他的”意思，inter caretera是指除了别的以外特别是其中包括等意思。此处指1493年5月4日亚历山大六世教皇训令。——译注

[3]波卡洪塔丝：是后文中部落酋长波瓦坦的女儿——译注

第三章 美国早期的三位作家

在一些讲述美国探险和殖民故事的文章中，文学的历史反反复复。如果16世纪的文学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经常对历史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有些时候，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它产生的文学。在罗阿诺克岛上为英国赢得一席之地的努力是失败的，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重要的遗迹，但它毕竟产生了第一部用英语写成的关于新世界的作品：托马斯·哈里奥特的《关于新发现的弗吉尼亚的简要真实报告》(ABriefand True Report ofthe New Found Landof Virginia，1588，1590)。哈里奥特的作品是一部对新世界情况相当客观的叙述，或者说，该书力求实现客观真实。约翰·史密斯以更为主观的方式完成了其早期作品，这在文学史上也同样重要。对史密斯来说，新世界不仅是帝国发展的地方，也是个人发展的舞台。他声称自己的主要作品《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及夏季群岛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Virginia，New England，and the Summer Isles，1624)是一部“真实的叙述”，但是在对自然资源和当地冒险经历的叙述当中，该书还经常以第三人称的方式交织着对史密斯个人事业的叙述。最有可能成为第一部用英语写成的美洲作品(史密斯不是美洲人)是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于1643年完成的《美洲语言入门》(AKey into the Language of America)。这三部作品是本章的重点。

在英国第一次殖民失败之后为了支持沃尔特·罗利，托马斯·哈里奥特向女王提出请愿，请求女王不要放弃弗吉尼亚殖民地，并在匆忙中出版了《关于新发现的弗吉尼亚简要真实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书。第二版于两年后由身为佛拉芒雕刻师兼出版商的西奥多·德·布莱(Theodor de Bry)作为《美国》系列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多语种形式(拉丁语、德语、法语和英语)出版。哈里奥特为了把它写成一部更大规模的编年史而作了很多笔记，但是他的绝大部分笔记在回来的途中丢失了。

《报告》是一种宣传册。由于其谦虚的作者急于表示自己的观察比较有限，所以它同时也是一部严谨报告的典范。今天哈里奥特(1560—1621)被认为是与开普勒和伽利略同样重要的科学家。他的长期默默无闻实际上是因为他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大量作品已下落不明、无从考究。但如今，随着科学史的脉络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些作品的重要性也就重新显现出来。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研究是由贵族资助的。哈里奥特在罗利的资助下，提出了航海的数学原理，这对殖民航行是至关重要的。罗利派哈里奥特去调查开辟弗吉尼亚种植园的可行性和潜在利润。(“弗吉尼亚”指的是从海岸一直向内陆延伸的所有罗利获得特许经营权的土地。)书中《致有地位的读者》一文(“To the gentle reader”)(副标题更为明确：“致愿意去弗吉尼亚居住和种植的冒险家、支持者和好心人”[“To the adventurers，favorers，and wellwillers of the enterprise for inhabiting and planting in Virginia”])警告说随后的内容是罗利用来反驳“被一些从那里回来的人传开了的、各种各样充满了诽谤性攻击和无耻言论的报告”。因为有些踌躇志满的移民失望地回来了，而且建议放弃整个计划。无论他们如哈里奥特所断言是太懒惰并且缺乏成功的技巧，或是如他们所坚持的，探险是个坏主意，这篇文章都提醒我们殖民是一种竞争激烈的事业，而且哈里奥特把他的研究与竞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哈里奥特不仅用科学家的眼光观察罗阿诺克的地貌和动植物群，还盘算着如何能够按照雇主的要求让自己的描述可以吸引巨额投资。在描述完殖民地“潜在的商品”后，《报告》立刻将目光转向了商业，开始探讨一种被他误认为是丝草(Silk grass)的植物。他在关于丝草的讨论中详细地规划了当时的帝国计划，并且提出了他开发西部大陆的企图。“(和丝草)类似的草生长在波斯”，哈里奥特解释道(试图唤起人们进军东方的野心)，“那里和弗吉尼亚的气候一样。”他还说丝草也适合在西部耕种：“通过对良田的耕作和种植，那里将比现在更宽广、更好、更富庶。”

从亚麻和大麻到“瓦琣”(Wapeih，一种具有医用价值的黏土)，再到沥青、柏油、松香和松节油(“岛上遍地都是这些”)，再到酒、皮毛、鹿皮、铁、铜、珍珠和甘蔗，该书目录的编排不仅遵循自然顺序，还出于对贸易的考虑。由于哈里奥特故意没有将一些信息写进其报告，所以该书在结尾部分对商业竞争和海盗行为作出了明确声明：“另外两种极有价值的商品……我也许详细说过。同样，对于那些已经明确的商品，我可能说得更多；例如在哪些特定的地方发现了它们，以及最好如何种植等……但是因为某些居心叵测之人也会因此而了解这些，对行动会有不良影响，所以我有意识地省略了它们。”

他所影射的人一方面有商业海盗，另一方面还有为了殖民权力而竞争的其他商人和贵族。哈里奥特自然卷入了他们的交易，但与此同时，他开始思考作为这些阴谋诡计赌本的新世界上的土地和人民。对他来说，土地的人民开始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权。在做出了人工种植的丝草会有更好收成的保证之后，哈里奥特考虑在欧洲人干涉之前就增加一些它的特征：“尽管在人工种植的条件下会更加肥沃，但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都有大量自然野生的。”“自然野生”是几个世纪以来对殖民地叙述的中心词语，和人工开垦的概念截然相反。表面上，一块土地固有的肥沃程度和它在被开垦耕种之后的收成之间有着明显的直接联系，哈里奥特所做的就是建立起了这个联系。但是野生和开垦之间的关系，正如它们二者同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样，更为复杂，这在《报告》中已经显现出来。

第二部分明确是关于人工开垦的。这部分被命名为“弗吉尼亚所出产的供应食物储备和维持人类生命的物资，通常被土著人所消耗：在我们居留期间也曾依靠这些作物，其中首先是播种和栽培”。但是这也非常自相矛盾，因为被描述中的土地似乎不需要开垦。哈里奥特说，土著人“从来不用粪肥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给(土地)施肥，也不像我们在英格兰一样要犁地或者松土”。当地农民在种植庄稼之前只要做很少的准备，而不是漫长的施肥和犁地：“在他们播种的前几天，”他们“仅仅挖开土地的表层”来清除杂草和干树桩，“这些东西在晒了一两天之后，被铲成很多小堆，为了节省体力而不用把它们弄走，就把它们烧成灰。”这几乎不费力气，只要花上几天工夫，甚至连杂草堆都很小，但是收获却很丰厚。种植出的玉米更是有着几乎伊甸园中的质量：“除了有多种方法把它作为食物储备以外，与我们平时种地相比，那里的产出是如此之多，而所需付出的劳力又是如此至少。”数字——请记住哈里奥特曾是位数学家——有着神奇般的功效：只要工作不到24个小时，25平方码的土地上就将能长出足够一个人吃12个月的粮食。而且常常是“他们能收获两次……在同一块土地上”。

收获这些丰厚的自然馈赠所需的劳作微乎其微。哈里奥特简直不是在描述富饶的种植园，而是本身就让人丰衣足食的天堂般的花园。《报告》是最先把美洲描述成花园或者第二个人间天堂的传统作品之一。这个富饶地区并不是开垦的对立面。哈里奥特向弗吉尼亚未来的耕种者保证说他们一定会获得成功：“你们不必怀疑庄稼的长势：因为我们曾经亲眼看见大麦、燕麦和豌豆等作物的种子被漫不经心地撒在土质最差的地方，而不是像我们那样细心地耕种，但长出来的作物却和我们在英格兰种出的一样棒。”这样描述新世界的肥沃，实际上抹杀了耕地和荒地之间的区别。但这样一来，他也彻底改变了耕种的定义。“要么流汗，要么挨饿”这样的神圣语句中所说的耕作，指的可不是随便撒几颗种子然后就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等待收获。不管是花园也好，农场也罢，总之，弗吉尼亚是一片福地乐土。

然而，哈里奥特也并非只会唱赞歌。事实上，他采取了两种角度来描绘新世界。一方面，弗吉尼亚理所应当是英国的领地，其中蕴含的巨大财富只待人们将其变成现实。大麦和燕麦都在等着人们将其变成丰收的庄稼。但另一方面，丰饶肥沃的弗吉尼亚对英国人来说完全是异域的国度，超过了他们所能理解和想象的范围。同时，它也被其他同为异族的人们所占据。满腹牢骚的罗阿诺克远征队员们口中充斥着对新世界的贬损之词，他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懒惰和缺乏技巧。正因为这样，哈里奥特才匆忙写成了《报告》一书。“他们当中有些人出身高贵，只在城镇中待过，以前从未看到过大千世界。由于他们知道在那儿根本不像英国的城市，那里没有漂亮的房屋，也别指望能吃到以前那样的好吃的东西，也不会有垫着绒毛的软床。所以，对他们来说，新大陆之旅是一个充满着痛苦折磨的历程。”这些挑剔讲究的绅士们不应被看做严肃的批评家，他们也无法反映远征的实际面貌，因为这些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参与过远征。他们都是些局外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这个岛屿，或者没有走远过，最多只到过有限的几个地方。”从这一点来看，弗吉尼亚又不是一个能够轻松获得的福地乐土；事实上，它是一个不可能让人轻易得到的地方。

哈里奥特之所以对美洲形成了这样的双重看法，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片土地已经有人居住了。如前所见，当地的“自然居民”已在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探险作品中频繁出现。但印第安人存在的事实使得对美洲的征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命中注定了的事情，《报告》一书十分清晰地将美洲征服表述为一个竞争和碰撞的过程。《报告》的第三部分几乎全部用来描写当地的“自然状况和人们的行为举止”。和先前的描述一样，哈里奥特在这一章里同样告诫读者说，“尽管，目前为止，如您所知，他们会在我们的居住和耕种方面制造麻烦，但这些人没什么可怕的。”因此，“他们对于我们这些即将和他们共同居住的人，应该是又爱又怕的。”

英国人一向以自己殖民的手段区别于西班牙人而有道德自豪感，后者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地表现出来的凶残有目共睹。例如，哈克鲁特就曾呼吁人们同美洲土著人进行谈判并以和平的方式与土著人进行物物交换。但归根结底，用非暴力的方式从一个民族手中拿走其土地是不可能的。因此，哈里奥特提出的让土著人对殖民者又爱又怕的建议不仅仅是套话。事实上，在他整个《报告》书中都能找到哈里奥特对这种双重手段的激情表述。

哈里奥特对印第安人本身也很感兴趣。他对土著人生活生动细致的描述体现了他的科学态度。比如，他详细说明了土著人如何盖房子、如何测量、用什么材料，以及他们如何设计村庄，平均每村有多少户等。只是为了表达准确，其描述的句式往往缺乏变化。普遍的描写基调是将一切都说得很小。比如，他们的镇子“仅是很小的一个”，“仅有少数几个村庄”，“仅由10至12座房屋组成”，最大的镇子里“仅有30座”。任何不包含“仅有”字样的描述也都用“如果有的话，只是……”或“如果用墙围起来，只有……否则……就只有……”等句式加以限制。于是，就算他有时没有明确地说印第安人的某些东西很小，读者们也会顺理成章地这样认为，它们要么很小，要么就干脆彻底没有。例如，他们的武器少得可怜，“唯一的武器就是弓箭……而且也没有任何用以自卫的武器”。

他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一旦我们和他们之间爆发战争”，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打败他们。然而，战争并不是对付印第安人的唯一手段。他们很可能会响应我们的谈判要求，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掌握科学和艺术；但在那些他们精通的领域，他们表现出了超凡的智慧”。白人的优越性体现为能够在镇压土著人的同时，也起到启迪心智的作用：“印第安人越是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和技能超过了他们，就越会希望得到我们的爱和友谊，也就越有可能尊敬、顺从我们，讨我们的欢心。”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够希冀……他们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学会礼仪，并皈依正确的宗教。”

哈里奥特有这样的态度是很自然的事。他有这样态度的前提是英国能够征服美洲，更深层的前提是对美洲的征服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由哈里奥特自己的资助参与完成。这其中流露出他对欧洲文明优越性的肯定。对于他这样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来说，这种优越性体现在他所处的科技知识大爆炸时代之中。下面这段话打动的就不仅仅是印第安人：

我们的许多东西，像一些精密仪器、航海罗盘、吸铁石的磁性、能看到很多奇怪远景的望远镜、取货镜、打仗用的燃料剂、枪炮、书籍、我们的读写能力、看起来好像自己会走的发条时钟等，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如此奇怪，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理解那些玩意儿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他们认为那些东西是神的杰作，而非人类所造，或者至少是上帝教会我们如何制造这些东西的。

哈里奥特似乎不是个自高自大的人，但他也觉得自己和自己同胞的身上智慧的力量有那么点了不起。

正因为如此，在这次征服计划中，软硬兼施便是很平常的事情。《报告》的惊人与奇特之处是武力与劝说(这与希普维达和拉斯·卡萨斯之间的观点是相同的)作为两种并行的方法共同使用。两者彼此之间既不互相依赖，也不互相排斥。两种可能性都来自于一种统一的、连贯的认识，这既是土著人，也是英国人的认识。在哈里奥特报告几乎结尾的位置，他记录了一些不幸的事件：

虽然在这一年的年末，我们同伴中的一些人在某些城镇因为某些对于我们来说原本很容易就能忍受的原因杀人了，而且杀人时表现得很凶残：但因为被杀的人是罪有应得，所以土著人对我们的看法想来也不会发生什么转变。无论他们怎么想，只要我们小心，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对于他们并不强烈的挑衅，我们的反应过于强烈了，他们应得到惩罚，而这也不会改变他们对我们的看法。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得出了一个既包含两方面，又不作任何变动的结论：如果我们小心点，我们就没有什么担心的。

这最后的一段文字表现出了哈里奥特报告的独特之处。它既包含了寻根究底的科学精神，又体现了对罗利的帝国事业的绝对忠诚；既说明了印第安人见到白人最可能的反应是转头撒腿就跑，又表明哈里奥特与一些印第安人牧师明显有特别交情这一事实。这份报告的内容并不平衡，它是二元性的。从它缺少融合但却不乏连贯的文章中，后世的读者会看出处在开发探索阶段早期的美洲其情况的复杂性。那时这片土地还是一份战利品、一份期望；而对于当时的殖民者来说，英国的新大陆仍然不在别处，却就在不远处触手可及的地方。

另外一种描述哈里奥特《报告》中无法解决的双重性的办法，就是将它看做美国殖民开始的标志。在这一殖民过程临近结束时，罗伯特·弗洛斯特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这样来解释哈里奥特当初的两难处境：“在土地属于我们之前，我们已经归属于土地。”这种表述导致白人与美国的联系是有机而原始的，而土著居民与美国的关系则是潜意识的。如果这样，那么野性与开化，土著人与自然化了的美国人，则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但是对大约四个世纪前的哈里奥特来说，美洲的开化与野性，以及欧洲同美国的关系，都尚待解决。将印第安人(从本来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的这第一步，意味着所有这些关系的偶然性。对哈里奥特来说，印第安人真实而生动地存在着，因为他们在美国有机地存在着，他们有一种潜意识的归属感，这就证明了白人殖民将是暂时的。如果印第安人是美洲的自然居民，那么，英国人是美洲不自然的居民吗？

《报告》一书的组织安排就反映了这个问题。报告的第一节列出了“有销路”的自然资源目录，这样的写法把大自然转换成了市场，从而把美洲并入了英国。对自然资源目录的表述是这本书最为抽象的章节，对每一种商品在美洲的产地，都只作了最基本的说明。但是第二章主要讨论的却是新世界如何能够为人们提供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这就必然将哈里奥特根植于美洲的土壤之中，美洲土壤如今变成了一个规定性的语境，而不是市场。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例子来理解“根植于美洲的土壤中”和“在美洲人中间”：如果说第一章的开头利用“波斯”，说明了“丝草”这种植物，那么第二章的开头则这样来描述一种当地谷物——“当地土著人都把它叫做‘帕格托尔’(Pagatowr)”。在这里，对于这种作物的主要命名方法是它的产地，其描述的中心是在弗吉尼亚。作为一种次要的命名方法，他又补充道，这种谷物在西印度群岛被称为“玉米”，英国人则称之为“几内亚麦”或“土耳其麦”，具体叫什么取决于不同的地点。在这个有关农业的章节中，对自然的描述与其中自然居民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

在该书的第三部分，哈里奥特的旅行继续向内陆延伸。这部分开始就描述了当地的建筑材料，然后立即以一种终结评论的方式开始叙述最后一个事物。而当时和其后的绝大多读者都将其视为本书的高潮。“对于当地土著人，我先来简单说两句……以后在合适的时候我再详细介绍他们。”在这儿，他只是说了他们没什么可怕的。土著人的各种农业方式和各种各样的其他实践方法已经介绍过了，但是在这儿哈里奥特依然着重介绍这些事，然后，他又继续介绍了土著人宗教和文化的基本知识。很明显，哈里奥特如此丰富的知识得益他与印第安人的友谊。最开始，他只是介绍一个个分散的、不同种类的商品，后来，美洲就不仅仅是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还有其独有的特征。

的确，《报告》以一系列的实际人物肖像结尾。有时这被人们视为该书非常重要的特征。身为画家、插图画家和制图员的约翰·怀特(John White)曾经为了描绘爱斯基摩人，和探险家马丁·弗罗比歇(Martin Frobishe)一起来到过北极。他同哈里奥特一起在罗阿诺克几乎待了一整年，描绘了当地的阿尔冈昆人吃饭、跳舞、劳作和举行宗教仪式的情形。在返回英国的路上，他不明数目的画作和哈里奥特的笔记一起都丢失了。但是在1587年，哈克鲁特向西奥多·德·布莱提供了一些怀特的素描作品。精装版的《报告》一书还随附了带有哈里奥特注释的24幅画。由于哈里奥特开始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些笔记，所以16世纪末，语言的过渡时期特点得以很好地表现。后来，是哈克鲁特这个永远喜欢做媒介工作的人，将哈里奥特的笔记从拉丁语翻译成为英语。

这其中有十幅是个人肖像素描，如《弗吉尼亚君主或领主》(a weroan or great lord of Virginia)和《酋长塞格塔的一个女儿》(one of the chief ladies of Secota)等作品都受到了雅克·勒·莫恩(Jacques Le Moyne)微图油画法的影响，但怀特的肖像画超越了微图风景画，因为其人物能在典型的活动中得以表现。被认为是酋长塞格塔女儿的一个年轻妇女被描绘成一个贵妇人。为了更全面的表现她的头饰和服饰，插图中提供了她正面和背面的两幅图。画中的她站在河边；对此，哈里奥特在图示中说，这些妇女特别愿意看捕鱼的场景。文本以人类学的视角精确刻画了她弯曲着手臂抱着双肩的姿态。这样她的手能够到肩膀，前臂遮着半裸的乳房，“象征着处女般的谦虚”，另外一个乳房仍然裸露着，表示着上身不穿衣服这一典型的服饰特点。她的姿态和她表露出的对捕鱼的极大兴趣，是阿尔冈昆女人所特有的典型形象。也有一些不很科学之处。例如，她微微卷起的头发，弯弯的双唇，圆圆的脸和身体，将她同能够引起希腊、罗马人共鸣的神化形象联系起来，而不像是个印第安女人。这是旧世界的形象，而并非新世界的。

这种效果的产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莱。很可能出于对艺术和商业双方面的考虑，布莱的雕刻画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怀特的绘画做出了修改。原作的女子有着一头直直的黑发，带有一点亚洲人的特征，而且她的身材要更瘦，身体被拉长，站立和移动的方式都明显不同。在怀特的一幅插图中，一位母亲和一个孩子很平常地面向前方站着，他们直立的双腿显得很坚定，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明显的信息。德·布莱已经将母亲画胖，把母亲的姿势画得更温和，很明显更加丰满，画中的她正向看画的人走来的时候，左脚略微向前，她左侧的臀部和前倾的头部共同形成了弯曲的拱形；她面无表情地看着头发卷曲的胖小孩，这个小孩把一个拨浪鼓式的玩具举过头顶嬉笑着往前跑。在原作中，母亲和孩子的嘴都张着，很明显地在微笑，德·布莱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代替这种微笑。画作突出了种族特点，从而使本该为人所熟知的母亲和孩子的情景显得有些陌生。雕刻作品则突出表现了欧洲图书购买者所期望看见的普遍母性。

这里有两点某种程度上相互误解。20世纪末的读者们可能会最先注意到，德·布莱抹杀了欧洲人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区别，并呈现出一种虚假的普遍人性模式，他其实是将欧洲的人物形象强加给了印第安人。因此，非欧洲人就被剥夺了怀特曾经给予他们的身份。然而这种遗失也可以从另一种方式来看——它赋予了印第安人以人性。在怀特的画作中，印第安人的确更加野蛮(也就是说是赤裸裸的[naked]而不是一丝不挂[nude]，身体和头发粗糙而非柔软光滑)。为了卖更多的钱，德·布莱修改了怀特的画，使插图更符合古典的审美观点，会使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的欧洲读者更加同情这个种族。一方面，他将阿尔冈昆人同化为普遍人性的神化原形，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落后于人类；另一方面，这表明了他们可以被文明开化。这个观点搞清了为什么怀特在他给德·布莱的那套画中令人不解地加入了皮克特人(Picts)的五幅肖像画，原来这是为了表明大不列颠的居民在过去和弗吉尼亚的居民是一样野蛮的。当初的英国人同美洲土著人一样，处于历史阶梯的最底层。由德·布莱进行过艺术处理的土著人比原本好不了多少，他们现在仍然是社会的下层。当然他们不是丑恶而残忍的人凯列班[1]，哈里奥特、怀特和德·布莱三人共同表现出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殖民主义的仁爱之心。这种脆弱的、并不可靠的仁慈暂时地缓解了征服过程中的残暴。

在导言中，雕刻图下面有一个名为“英国人到达弗吉尼亚”的图例，记录了哈里奥特、怀特以及德·布莱的模糊立场。哈里奥特写道，当船靠近海岸，可以看见岸上的印第安人时，岸上的人“像野兽或疯子一样发出了可怕的叫喊声……然后四散奔逃”。但是在听到英国人友善的问候以后，他们“就来试图讨好我们，欢迎我们”，“弗吉尼亚领主或君主”然后就以礼相待，并接待我们。这时，哈里奥特就可以描述一下“他们的身高、服饰、生活方式、节日和盛宴”。这种描写不仅仅是平静的，而且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先前的野兽和疯子也都变成了温顺的普通人。雕版图中描绘了停靠在外滩附近[2]的两艘英国轮船，旁边还有五艘几乎没于水中的小舟。哈里奥特的船试图穿过位于罗阿诺克的一个内港。一个站在船头的人正在对一个慌忙奔逃着的印第安人喊话，但是岸上的景象平静而有秩序。房屋形成了整齐的一个圆圈，周围由栅栏围住，一块块整齐的四边形谷田种在村外，一簇簇的树丛点缀着岛屿，岛的那一边，居民们正在制造独木舟。雕刻图几乎水平地将大海和陆地、英国人和阿尔冈昆人从中间分开，描绘了两个民族遭遇时的情景。

总而言之，哈里奥特成功地将美洲推销给了英国，但他同时也承认，美洲属于印第安人。当然，这本身并不影响他的推销；但是两种拥有模式都是获得。这时的二元性没有走向调和，即使这既不代表不连贯的思想，也不代表对这个问题的矛盾心理。作为沃尔特·罗利爵士手下的哈里奥特对征服美国并未存有矛盾心理。他向读者保证，随着探索的深入，征服美洲的成果也将越来越丰厚：那里有“更肥沃的土地，更高大的树木，更深的沃土，更美的草地，更丰富的水果，更多的野兽，可以无限扩展的资源，可供更多人居住，可以有更开明的政策和更广阔的疆域，更多的城镇和楼房”。野生但同时也是由自然雕琢的新世界正等待着欧洲人去征服，那里是繁荣文明的自然之家。

哈里奥特部分地承认美国是属于印第安人的，但是他的读者们很少有这样的分歧。宿命论概念的演变(这种理论认为美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延伸将显而易见地使得欧洲的文明得以延伸)始于16和17世纪，而且人们逐渐坚定地认为美洲应属于欧洲人。

对于此观点最早且最具活力的倡导者之一是冒险家约翰·史密斯(1580—1631)。有着远大抱负的史密斯是一位富裕的农夫的儿子，他为了登上社交舞台所做出的第一份努力，就是让自己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一员。在同土耳其的异教徒斗争后，史密斯被捕并遭受奴役，他逃脱后返回英格兰，并应征去了美洲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1606年，史密斯出海西行至基督教的新战场。在詹姆斯敦，尽管史密斯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但他又无疑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政府理事会主席；尽管他在新世界停留了不到三年的短暂时光，但史密斯也是激进的殖民政策最有影响力的拥护者之一。他创作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作品，用来描述殖民地为英国所带来的好处，并且有意突出了自己在确保英国得到这些利益时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史密斯的《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夏季群岛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Virginia，New England，and the Summer Isles，1624，以下简称《通史》)以他的朋友帕切斯(Purchas)的汇编物为模板，收集出版了他自己早期关于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的作品，以及流传于商人及冒险家之间的文献及报道(包括大部分哈里奥特的作品)。其中散置着一些古典诗文和一些写出来赞颂这本书及其作者的文章：“像凯撒一样，现在你所写的正是你所做过的，而这些行为会使这本书和太阳一样永存。”这是一篇尤为经典的作品，马上成为当时独一无二的代表作。的确，史密斯声称这本书和他自己都是17世纪同时代的英国人中独一无二的典范。他的帝国主义剥削思想在当时英国谋求建立绝对统治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合乎时宜。

《通史》中有一篇文章集中概括了史密斯的思想体系，而这种体系也正如史密斯先前所定义的一样。文章中提供了一些内容类似殖民过程的情节摘要。史密斯以他特有的自我吹捧的方式，回忆了殖民早期所经历的危险阶段，以及他如何通过一些政策性的行为挽救了那个时期。那些建立弗吉尼亚公司的伦敦绅士们缺乏一种对时代的理解能力，而这种能力只能被身体力行思维敏锐的人所拥有。这些绅士们过于急切的心境反而使得他们未能比他们长久以来鄙视的敌人——西班牙，在道德上占有任何优势。为了使他们的帝国政策有别于西班牙官僚的“黑色传奇”[3]政策，英国人冒险地将其殖民地上的移民限制成了愚昧的和平主义者。的确，“来自英国的命令非常直截了当地说明不要侵犯印第安人”，以至于“他们变得十分野蛮，简直无法无天了”。

但是印第安人并不只是跟抱有理想主义幻想的官僚们打交道。史密斯就是个科尔特斯的狂热崇拜者。不久，“他们碰巧遇见了史密斯船长，(他总是以第三人称叙述他自己)而史密斯船长也从未想过会突然遇到他们，他将岛上的印第安人追赶得到处乱窜……并用鞭打、殴打、牢狱等方式恫吓着他们”，这次胜利来之不易，因为印第安人实在是一个顽固执拗的民族，“为了复仇，他们出其不意地突袭了两个正在寻找粮秣的离队的士兵，缴获了他们的武器，然后竟然胆大包天地在我们的港口威胁史密斯释放七个土著印第安人，(这七个人因为做了坏事被他扣押起来)否则大家同归于尽。”与那些给遥远的殖民地国度制定政策但却无任何经验的绅士们不同的是，史密斯知道他该如何去做：他在他们中间展开了突击，不到一小时，他就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败下阵来，他们归还了他的两个士兵，开始求和，并不再要求他放人。

尽管他周围有些胆小的评论家们对他进行围攻，但他们却拿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因为并没有英国人被杀。史密斯的强硬策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未来。由于他的坚决果断的性格，使得“印第安人学会了畏惧与服从，好像他的名字就足够能震慑他们”。“而在此之前，我们经常同印第安人在同一天中打打和和，和平很少能维持超过一个星期。但我们也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丑恶行径。”

在史密斯的写作中时时出现这类故事。印第安人唯一可以令人接受的态度就是“恐惧和顺从”，这还是考虑到他们可以被作为劳力和食物来源，否则，他们就会被赶走。在另一段文字中写道，他离开后严厉申斥了弗吉尼亚殖民当局，说自己会回来并将这一切处理妥当。他许诺道：只要有一百个雇佣兵“来进行巡逻，并收拾那些野蛮人”，他就可以“迫使野蛮人离开他们的村庄，将他们带入恐慌之中。这样每个野蛮人都会屈服，并老老实实地干他们该干的事情”。

但尽管如此，约翰·史密斯也不应仅仅被看做是一个激进的迫害者。他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不是因为战争而出名而是因为他的浪漫传奇故事。今天他是人们众所周知的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丝故事中的主人公[4]。事实上，上文引用的故事中，史密斯吹牛说他通过显示武力和钢铁般的毅力征服了印第安人，并使波卡洪塔丝成为他的策略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通过使用武力威胁，他从印第安俘虏口中得出他们已经被波卡洪塔丝的父亲波瓦坦所控制，而波瓦坦虽然曾经是史密斯的朋友，但却是一个经常出卖他人的叛徒。察觉到自己已经失败的波瓦坦“派他的信使们，和他宝贵的女儿波卡洪塔丝带着一些礼物请求史密斯原谅，并许诺永远成全他们的爱。史密斯立刻明白了这无疑意味着他承认了失败，所以在史密斯给予了这些俘虏他自己认为合适的命令指示后，他使用了这些俘虏一两天，随即就将他们返还给波卡洪塔丝，并装作刚刚拯救了他们的命，现在给予他们自由了”。此章节就是以俘虏的返回作为结尾。

是否可以说这就标志着对方寻求和解？这是否可以证明印第安人的失败或者由于在战争中加入了浪漫元素从而淡化了其失败？其实正好相反。在史密斯的故事中，波瓦坦以他女儿的名义重新与史密斯建交，而且承认了他的失败已经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还有他个人的失败，因为他失去了其民族中的一个女性代表人物——他的公主。史密斯时代的西方传统认为，一旦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即便是就她个人而言，也意味着她已经放弃了她自己。而在波卡洪塔丝的故事中，这个印第安女人放弃了她自己，爱上了这个白人男人。所以说波瓦坦的屈辱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

史密斯船长的成功之处当然也不仅局限在军事方面。他还精简了印第安的士兵部队，并使他们学会了畏惧和顺从。但也是从那时起，由于他总是通过武力实现自己的意愿，使得他的力量不仅凌驾于印第安人之上，也同时控制了他自己。他赢得了波卡洪塔丝的信任，这使得他很容易打入了印第安人的生活。他很快将印第安人拉拢成自己的力量。到目前为止，波瓦坦一直是史密斯征服美洲和证明自己能力方面的局限和障碍：他可以征服美洲，但是只要有这么一个波瓦坦代表着一个哪怕是被征服了的美洲，史密斯也无法宣称美洲真正是他自己的。当波瓦坦的女儿放弃了自我，不再与他区别对立，成为他的人了，史密斯就进入了一片新的阶段：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从灵魂上来说，美洲都是他的了。约翰·史密斯不爱波卡洪塔丝，这仅仅是她的一厢情愿，这一点并不是传说中的巧合。后来她嫁给了约翰·罗尔孚(John Rolfe)，在皈依基督教后的狂喜中英年早逝。这一切上演了一幕美洲人民对他们的欧洲征服者单方面屈服的悲剧。

因此，英国对土地的占有就像传统的丈夫对妻子的占有一样，是一个拥有更大控制权的丈夫，而不是作为情人。我们现在所看到故事提供了三种白人用来征服土著美洲人的方法：作为士兵，作为父亲，作为男人(通过利用波卡洪塔丝)。就这一点来说，欧洲人反复强调土著男人基本上不进行劳作，而村里的活都由女人来干，这又为说明他们不像男人提供了一个例证。土著男人不去种地，他们也不建造房屋；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地闲逛，偶尔靠打猎来打发时间。对于通过探险拓荒的方式在美洲定居下来的欧洲人来说，不进行建设性劳动而只是偶尔打猎的印第安人是无法改变其缺乏男子汉气质这一印象的。

有一个名叫拉·马林奇(La Malinche)的墨西哥女人，她是科尔特斯的情妇兼翻译。她的故事通过对比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征服观念的不同，突出表现了殖民征服的各个因素。正如贝尔纳尔·迪亚斯所说，拉·马林奇对殖民征服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她有时甚至不完全拘泥于科尔特斯的原话，在翻译时加上她自己的睿智评论。她几乎可以说是击败阿兹特克人过程中的一个合伙人。处于自身的原因，拉·马林奇也十分希望看到阿兹特克人的覆灭。她虽是科尔特斯的奴隶，但却身份特殊。科尔特斯只是击溃了阿兹特克人，但并没有彻底消灭他们。西班牙虽然建立了更强大、更好的帝国来取代阿兹特克帝国，但是阿兹特克人仍然在战败后继续在墨西哥境内活动。我们知道，在墨西哥，拉·马林奇代表的是一个背叛者。而在美国，放弃了自我的波卡洪塔丝代表的却是浪漫，或是代表了在一方被另一方兼并吸收时所表现出的冲突中的坚定决心。波卡洪塔丝不仅帮助了约翰·史密斯像科尔特斯那样征服了原著民，还帮助他将原著民吸收成为英式美洲人。

和哈里奥特用土著人口定义美洲的方式不同，约翰·史密斯通常是用他自己来定义美洲的。反过来，他也用美洲来定义他自己。在约翰·史密斯看来，那些一无是处的弗吉尼亚殖民者来到新世界的目的就是积累财富，而那些来自伦敦底层的人们也是被迫来到这里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生存。与这两者截然不同的是，史密斯早就认为建设新世界就是建造一个新的自我。

他后来得到了“自吹自擂的骗子”这样的恶名，这是个时代的错误。而后来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将美国人进行分类时，约翰·史密斯则变成了自我创造派的先驱开拓者。其实，约翰·史密斯只是在创造并宣传自己，或者说他是靠宣传自己来创造自我。史密斯依靠宣传出版为自己赢得了名誉，即使他并不总是能因此而发财。后人对他的指责中有一条是这样的：他一生中冒险故事的每个章节都要比前一章更虚张声势。然而，他是第一批写自传的英国作家之一，如此看来，一个个故事中冒险成分的逐渐增多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在《约翰·史密斯船长1593年直至1629年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真实旅行、冒险、和观察》(The True Travels，Adventures，andObservations of Captain John Smith in Europe，Asia，Africa，and America，Beginning about the Year 1593，and Continued to This Present 1629，1630，以下简称《真实旅行》)一书中，他以第三人称讲述了自己的一生的故事，从他出生开始，以一篇谴责海盗的文章作为结尾。这样的结尾一点也不是异想天开，对于一个为了赢得社会地位，而一生都进行偷窃和杀戮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是最合适不过了。在《真实旅行》的最后一段中，约翰·史密斯呼吁道：“商人们、绅士们、所有船主”都应付给船员一份体面的工资，这样他们就没必要再行窃。然后他又对船员们呼吁道：那些曾经风光而现在被认为是“社会渣滓”的“水手和士兵们”应该重塑他们的名声，放弃海盗行为，转而在“我们英国的种植园里光明正大地获取财富”。虽然这些种植园最初还“遭到人们谴责，然而现在大家都知道，已有许多高贵的富人从那里走出，可当初他们走进种植园时却和现在的士兵和水手们一样一贫如洗。他们在一年中所得到的财富比当海盗七年得到的还要多。”在某种意义上讲，对这种致富方法的颂扬是他一生中留下的最后话语，因为他1631年就死了。

也许他也愿意将那作为他最后留给世人的话吧，因为他最喜欢的话题就是谴责那些身为绅士的定居者们的疏忽职守。史密斯曾在《新英格兰一览》(A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1616)中借助时下流行的政治比喻抱怨道：

如果连一只小蚂蚁或一只愚蠢的蜜蜂都能够通过勤奋努力去建设它们的美好国度，那么人类就更应该如此了。如果说它们也会惩罚那些游手好闲，并偷窃他们果实的伙伴，那么人类这样做也就无可厚非了。在储存蜂蜜的蜂巢里，游手好闲的蜜蜂要比劳动蜜蜂多，悲哀的是在我们的国土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这个英帝国新建的蜂巢正面临着来自贵族寄生虫们的威胁。

在中产阶级被普遍承认是一种明确的(中间)路线以前，约翰·史密斯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产阶级意识。他不是一个清教徒——他对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那些可靠的居民所怀有的敬畏之情，因他们的“过于谨慎考究”而有所减弱。因此，史密斯应该说是最终在美国盛行的阶级哲学的阐释者。他退休后曾被问及弗吉尼亚州政府该如何纠正现存的缺点过失。史密斯解释道，新世界(尤其是在新大陆)必须拥有愿意劳动的开拓者。这个帝国的建立同其他地方一样，“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古罗马那样，仅仅依靠掠夺就能建立起来：你所期望的一切都必须通过劳动获得。”

他对美洲的这种看法显然不同于西班牙的。后者曾经大肆掠夺过阿兹特克人和安卡斯人的城镇，他们依然沿用固有的帝国模式，甚至在西班牙农场主们变得与弗吉尼亚同行差不多时，也没有去寻求建立新的帝国。英国皇室和那些持有大量资本的贵族们曾经一度将目光投向东方，因为那里建立的传统模式的帝国殖民地能带来的财富要丰厚得多；可是那时，史密斯就在积极推动一种新型的帝国模式，并创造了大量财富。他的新世界不能与旧的财富相提并论。事实上，他愤怒地否认能在那里发现金子和宝石的说法。《英国殖民地在弗吉尼亚州的进程》(The Proceedings of the English Colony in Virginia，1612)一书记录了他针对殖民者中流行的淘金热所作的愤怒描述。有些殖民者曾误以为他们能在詹姆斯河附近挖到金子：

最可悲的是，我们的镀金精炼机和人们心中对黄金的期盼已经使所有人变成了它的奴隶。人们不再谈话、不再怀抱希望、不再工作，只是没完没了地挖金子、洗金子、炼金子、装金子。这股疯狂的淘金热，就像一个要求把自己活埋在沙子里的疯子一样，让人愿意为了金子而不要性命。

如他所见，新世界的财富远比金子要好得多，他建议那些“令人尊敬的国人同胞们不要被捕鱼一词败坏了口味，因为它其实同圭亚那或塔姆巴图(Tumbatu)地区优质的黄金一样有价值，而且其危险和成本都要少得多，也更可靠和实用”。的确，通过对捕鱼业的描述，史密斯宣告了传统帝国模式的终结和新型模式的产生。他在《通史》中写道：鱼“有可能被人们视为是一种低级、劣等的商品”。但是：

人们并不知道，可怜的荷兰人民主要以捕鱼业为生……它让一个民族变得坚强和勤奋。他们把鱼带给东方国度的人，换取木材、亚麻、沥青、柏油、松香、绳索等等。随后，他们再用这些商品与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地的商人进行交换，获得他们所需物品。正是鱼，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富有。除了威尼斯以外，没有其他国家有如此好的装备，拥有如此多的美丽城市，富饶村庄，茂盛的森林，强大的航海业以及其他各类产品，诸如金、银、珍珠、宝石和丝绸、天鹅绒、金线等。我们难道能说，鱼、沥青、木材之类都是低等商品吗？

事实上，所有西班牙的金矿和银矿加在一起，在偿还国家债务方面也抵不上这种“可耻的鱼贸易”。因为

这是个最丰富的矿藏。大海中蕴藏了汇入它的无数银色支流中所有的宝藏，使得他们成就了神奇的产业，它是所有事业中唯一完美的一个。渔业带来的利益是带动其他所有领域发展的原动力，使这个国家成为富庶、强大、光荣和人们无限向往的地方。

对渔业的如此激昂的赞歌在书中共持续了整整四页。

渔业和渔夫以及商人都意识到了互惠的利益。这些人就是史密斯心中的殖民英雄。他们是种植园主，也是经营朴素实用商品的商人。在这方面，他期望的不是南方的思维而是新英格兰式的思维。他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对烟草种植的厌恶之情。罗利尽管偶尔有一些海盗行为，但在他的理解中，美洲帝国是一个生产可供交换的商品的地方。但从他对烟草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商业的理解与史密斯截然不同。对于史密斯来说，烟草种植就像寻金热一样阴险可鄙。史密斯的《通史》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了殖民者烟草热过后的詹姆斯敦：那里仅剩下

五六座房屋，教堂倒塌，围栏支离破碎，桥梁变成了碎石，井里的淡水被污染，人们用仓库当做教堂，把市场和街道以及其他空余的地方都种上了烟草。他们的房子也是同样的情形。他们都成了烟草专家，每家每户都拥有大量烟草。所有殖民地里的人们都分散开来，到处在种烟草。

灾难临近(当地人并不害怕或畏惧，他们有枪)。但这样混乱的情形更加令人害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社会生活都已经解体，一切都围绕着一种作物忙碌着，而这种作物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人为附加上的。这位早期的企业家带着深深的不信任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思考：在这种金融资本体系当中，烟草“像银子一样成为流通货币，几经转手之后，有些人变得暴富，而74多数人都沦为贫穷”。在他看来，这种不平衡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史密斯不赞同富人也不赞同穷人。早期詹姆斯敦的主要困难和威胁都来自大自然。同样要命的是公司派给他的那些一无是处的“时髦绅士”，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碍手碍脚的人，还不如不派给他。他的理论是“一百个好的劳动力”胜过一千个绅士。他的《通史》中有一篇关于詹姆斯敦理事会办事员理查德·波茨(Richard Pots)的报道。理查德针对殖民者的构成成分抱怨道：“与其说那些人是在建造或维系一个国家，不如说他们更适合用来毁掉一个国家。”这些游手好闲的懒汉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贫穷的绅士们(他们是潦倒的贵族，从阶级上论还算是富人)、商人、仆人、浪荡公子、“冒险家”的男仆以及“冒险家”本身，都是些“根本不知道工作一整天是什么样儿的人……但是村里的一个木匠，三个人都赶不上”。史密斯曾尖刻地说：“我们总共大约有两百人，但却只有不到二十个干活儿的人。”当时，生产劳力是真正的价值源泉这一观点尚未像后世那样深入人心。因此，史密斯对那些不事劳动的人的嘲讽无异于具有革命性质。或者说，那是仍处在萌芽阶段的革命中的一个插曲。

哈里奥特也曾痛骂过那些被派往罗阿诺克的游手好闲的绅士们，同骑士相比，他更倾向殖民地多一些木匠，但这是出于常识的考虑，而非出于意识形态。史密斯多次批判那些“生活得傲慢而又无所事事的人”，他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无用的阶级。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史密斯的观点明显与意识形态相关。他认为新世界所需要的人们与他在英国本土所景仰的人们一般无二：那应该是一些“拥有相当的财产、良好的信用、在本国被人们所爱戴的人们；而非那些因欠债而逃往海外，或身陷丑闻的人”。

《通史》一书中总会不时出现一些詹姆斯敦的新来访者，而这些新来访者总是被按照一定的阶级划分开来。例如，在其中一批人中，有绅士、劳力、士兵、裁缝、药剂师，还有那些史密斯认为该受到诅咒的人：一个珠宝商、两个矿石精炼师、两个金匠以及一个香水制造商。在这十一个工匠中，只有三个拥有必要的技术。中产阶级的老百姓或者像他自己这样的“绅士”并没有贵族的血统，而是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起家，来到美洲后地位获得了更大提升，这些工匠和士兵都是满怀雄心地要实现自我，同时也在塑造着美洲。反过来，他们在建设美洲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例如，史密斯就是他所创造的詹姆斯敦塑造出来的人物。

因为有了史密斯的存在，美洲才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拥有了自己的品质。它不仅仅得到了英国和欧洲的文化遗产，更将这些遗产加以精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独特的产物：如果说史密斯在詹姆斯敦需要的耕耘者正是他在英国老家所敬重的那种人，那么他们在弗吉尼亚会创造出与其家乡不一样的一派社会景象。人们所期待的美洲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它不像古代的世界(不会像任何东方的古国那样被人践踏掠夺然后抛弃)；其次，也不会像现在的欧洲一样(仍然被寄生虫般的贵族所统治)。在占据美洲的过程中，史密斯预见新型的美洲人将会演变出一种扩大了自我意识。这是个预言性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成为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美洲人将成为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具有无限潜力的人。

罗杰·威廉姆斯(1603？—1883)出于与约翰·史密斯同样的原因将新世界视为实现自我的舞台。他与约翰·史密斯一样来自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位白手起家的伦敦零售商，不但将他送到查尔豪特公学和剑桥，还让他去服装设计公司当学徒。本身就是个叛逆清教徒的威廉姆斯，怀着坚定的信念离开了英国，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然而当他1635年被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驱逐出境时，总督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对于威廉姆斯四项指控的头一项就是他不承认殖民者的土地权。

事实上，尽管威廉姆斯全力支持英国殖民计划，但他仍然认为皇家宪章是无效的，国王如果不出资购买土地，也同样无权使用不属于他的土地，因为这片土地是归印第安人所有的。由于认识到先前的印第安人权力有碍英国的主张，而同时马萨诸塞湾殖民者在不损害印第安人土地权的条件下又无力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所以威廉姆斯的主张自然对帝国计划的根基提出了挑战。

威廉姆斯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美洲语言入门》(以下简称《入门》)。该书在殖民时期是唯一一部旨在发展同土著居民的关系的英语文学作品。而同时代的其他几部语言学研究作品的目的并不是同当地的土著人交流而是教授他们语言，其中赫赫有名的是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1604—1690)的《马萨诸塞印第安语入门与问答》(Primer or Catechism in the Massachusetts Indian Language，1654)和《印第安语语法开始了》(Indian Grammar Begun，1666)以及《印第安语入门》(Indian Primer，1669)。对于欧洲人向印第安人学习的可能，威廉姆斯会欣然接受，因为印第安人不了解耶稣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基督教徒的美德。他没有拘泥于字典和语法的形式，而是以“详细的对话”来“构建每个章节及其内容”。威廉姆斯的书是关于语言的，进而也就是了解语言的一把钥匙。他认为对于“这个国家”的描述已经遍地都是，但还没有人记录过“印第安当地语言”，这样就为理解早期殖民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因为有了这把钥匙，”他解释说，“我已了解了那些地区(新英格兰)的秘密……我于是意识到了自己和其他人曾经因为缺乏对这方面的了解而犯过的重大错误。”威廉·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和约翰·科顿(John Cotton)很高兴有人会翻译这种语言，但却从未提到过只有说印第安语才是他们取得进步的关键所在。他们的这一想法的确是有道理的人，同当地人进行谈判并不是他们为了在新大陆立足所采取的手段。

第一本由美国人用英语写成的书竟然是关于土著人语言的，这既让人觉得很自然，又令人觉得反常。它的反常之处在于这件事暗示了印第安人也是很重要的语言交流对象。在这一观点上，威廉姆斯与拉斯·卡萨斯很相仿，但普遍人性的概念来自一位清教徒比出自基督教徒之口更让人感到惊讶。威廉姆斯的普救论尽管最终迎合了基督教的上帝，但同时也是世俗的：“大自然并不会分辨欧洲与美国在血统、出身和身体等等方面的差别。上帝创造了全人类(《使徒行传》17；Acts.17.)因而本质上他们都是该遭天罚的人们。(《以弗所书》2；Ephes.2.)”(引号中带点字无特殊说明均属原文)新教的二元论尽管强行将清教徒视为世界之尊，但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但这并不能成为英国人拥有新世界的理由。“照在荒野中的太阳同照在花园中的太阳没什么区别”，他若有所思地说。

威廉姆斯本人反对清教的皇家特许专利；《入门》一书也倾向于反对清教徒的宗教专利特权。威廉姆斯深信新英格兰将是英语的世界，但同时他又在《入门》一书中以最基础的形式系统地表达了拒绝接受英国比新英格兰优越的观点。书中着重描写了已处于交谈关系中的双方。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书中纳拉干西特语(Narraganset)和英语列表。序言谈及的是相互的命名，介绍了印第安的“名字有两种：第一是英国人命的名，比如土人、原始人、印第安人、野人、蒲甘人、野蛮人、异教徒”。他指出印第安人并没有种属的名字“用以区分陌生人，因为他们从未见过生人”。相反，他们有通用的名字，“这些名字所有的土著人都通用，比如Ninnuock，Ninnimissinuwock，Eniskeetompauwog等，这些名字表示人或人们”。当然，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民族的专有名字，比如，Nanhigganeuck，Pequttoog[5]。他最后说：“他们常常问我，为什么我们会称他们为印第安人或土人，然后明白了叫他们印第安人是为了与英国人等区别开来。”

威廉姆斯最了不起的发现是他认识到了种属区分是文化碰撞的历史产物。在遇到英国人之前，美洲印第安人对人类的理解已经很完善了。现在，他们发现了英国人这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于是进一步化分了“人类”的定义，愿意采用英语术语来命名新的事物。在现代的批评家看来，英国人拥有命名权就说明了他们拥有优势权力。但在17世纪，两者之间的交流却未必是单方面的，因为当时的双方(而不是一方)相互都有所差异，而美洲印第安人是积极地就此达成共识的。

意识到印第安人能提出他们自己的问题，这种逻辑会引起其他观念上的转变。威廉姆斯写道：“他们经常问我，Tawhich peyahettit？——英国人为什么会来这儿？”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英国文学中却从未出现过。威廉姆斯说：“印第安人会以己度人。他们说，这是因为英国人需要生火。他们烧尽一个地方的所有树木(希望风可以带给他们木材)；他们还很愿意跟着‘森林’走，也会因为森林而从一个地方迁居到另一个地方。”

考虑到英国人寻求新的能源不仅因为生活所需，还出于商业目的。因此，以上的话其实就是正确的解释。但这一交流过程给人的真正启示在于对话所产生的效果。对话本身对于使双方平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话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活动，而印第安人对英国人提问的那一幕无疑使他们具有人类的特点。至于他们的人性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这还有待观察。威廉姆斯发现印第安人的生活非常符合一些经典的普遍原则。他们符合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性是社会的”这一论断，因为他们“热爱社会群体”。他们也同样参与有序的管理并维护正义。他们的行为还符合“上帝在最不开化的人心中植入了对崇高婚姻的尊重”这一论断。从积极的层面上说，他们在听到新消息时，“几乎和当初的雅典人，或者说和所有人一样，都表现得兴高采烈”。从消极的层面上说，他在印第安人当中注意到了一个人类愚蠢的通病，那就是奢望得到超出自己所需的物质财富，甚至可能会陷入不必要的、痛苦的债务中。在评价印第安人时，最突出的一点也许就是，他们对数字很敏感，而且精通算数：“他们能够快速熟练地进行大数目的运算，而且用的是玉米粒儿，而不需要像欧洲人那样用铅笔或计数器，这一点实在让人羡慕……”威廉姆斯还自问道，“大家都来想想，会不会我们的祖先曾经向他们传授过欧洲的算数方法？”但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印第安人是拥有自己的文明的。

但是，他们的确缺少“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不会书写。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书写的重要性。“他们没有衣服、书籍，也没有文字，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的祖辈们也不曾拥有过这些。所以，他们很容易就相信了创造英国人的上帝是更伟大的神，因为他赋予英国人的能力要远远大于他们的神所赐给他们的。”他们自己和威廉姆斯都不认为缺乏这些能力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当他们听说(很可能是从威廉姆斯那儿)大约1600年前，英国的居民和他们是很相像的，英国人从上帝那儿得到了衣服、书籍等等，因此对他们自己暗自抱有了一种希望。”同样的想法启发了约翰·怀特在他的印第安人肖像集中增加了几幅皮克特人的画像。该肖像集也同样反驳了印第安人是魔鬼般堕落的野兽这一观点。印第安人的原始地位是由于他们缺少书籍，这一认定在一本关于他们的书中是颇具说服力的。

还有其他一些用英语写成的研究美洲土著语言的著作，但为数并不多。虽然艾略特的著作体现出对土著语言的深刻理解，但这些著作都旨在采用问答法对所学的话进行一字不差的重复，这与他们的信条是相符的。这种问答法本身并不一定会妨碍更广泛的语言学习。其他的基督教传道士确实承认土著语的独立性，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本书第二章曾提到的法国耶稣会士所做的研究。他们对北美土著文化进行了完整可信的描述。加拿大内陆地区的耶稣会士所记录的日志每年都被收集到1611年到1768年出版的系列丛书《耶稣会士关系》(Jesuit Relations)当中，比西班牙传教士伯纳狄诺·迪萨哈冈(Bernardino de Sahagun)编辑的卷数还多。因为那些耶稣会士们出于非军事目的常常独自或少数几个人结伴出游，所以《耶稣会士关系》一书很可能最能完整地反映当时的文化碰撞。以下引用的这篇关于印第安语言的报道或许能够说明他们的独特视角。

一个名叫勒·热内(Le Jeune)的年轻耶稣会士于1634年的日志中公正地评价道：蒙塔格奈人(Montagnais)的语言“非常丰富而同时又非常贫乏”。他不期望巴黎的读者们会因为蒙塔格奈人的语言中缺乏“虔诚、奉献、道德”等字眼而感到惊讶，但他又继续说，“另一方面，这种语言又异常丰富。”蒙塔格奈人的语言中真的有“大量的单词，其中有很多是我无法用法语解释的专有名词，只有用大量的词语进行婉转的说明，才有可能让读者明白它们的含义”。实际上，勒·热内对精通这样一门如此丰富的语言根本不抱任何希望，这种语言甚至挑战了他自己对于语言本质的观点。比如说，休伦语中没有“m”这个字母，然而“对我来说，这个字母的存在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的文化要优于他的文化，那么他还如何向这样一个民族传道呢？当自己的信仰受到动摇的时候，他还怎样传达那些欧洲人所信奉的基本信条呢？

勒·热内的上级、神父德·布列波夫(de Brebeuf)建议要采取谦卑的态度。他自己就曾写过一篇关于休伦语语法规则的重要论文。德·布列波夫向勒·热内和其他即将赴加拿大传教的新教士说，对自身语言能力不足的认识几乎让殖民者无法对殖民地土著人进行统治。这位经验丰富的神甫还提醒道：无论你们在巴黎享有多么高的地位，“无论你们在贤哲面前是如何能够侃侃而谈的聪明人，但在和野蛮人打交道时，还是一定要长时间地保持沉默。”

通常，英国人在与野蛮人打交道时不习惯保持沉默。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就从来都没学过莫希干(Mohegan)语，尽管他在那儿工作很多年，也经常给他们布道。前文已经提到过的他的儿子，童年是和莫希干人一起度过的，也在那时学习了莫希干语。在后来的殖民扩张过程中，很多人对人种学产生了兴趣，比如说托马斯·杰斐逊等，他们开始编辑词汇对照表。但是这些努力的目的好像与美洲土著人交流无关。他们比较关心是否所有的语言都来源于同一个祖先，以及这些语言是否能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等理论方面的问题。杰斐逊和他的同事们不是在学习土著语言，而是在研究它们，并且颇为不以为然。杰斐逊说道：“他们只会说寥寥数语，而且他们语言中拥有的词汇本来也就不多。”他感到迷惑不解：这些人的语言如此低级原始，为什么还会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感到无上荣光呢？这让很多研究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谈判的人迷惑不解。比如，约翰·冯提安(John Fontaine，1693—1767)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18世纪初游历于弗吉尼亚地区。在《考察日志》(Journal，1710—1719)中，他记录了亲眼看到的一件怪事：一天，一群土著人想要向长官抱怨一些事情，却需要一个翻译：“虽然他们中有很多人英语讲得很好，但是当他们想要处理一些涉及他们国家的事情时，他们一定要用本国的语言，并让译员翻译过去。他们回答任何问题也一定要用他们的母语。”似乎这样就可以使他们的语言与英语平起平坐，这对于那些对土著语言感兴趣的人来说都不可思议。

威廉姆斯的《入门》一书，与勒·热内对休伦语的描述一样，都首先提醒读者说，开头的英语和纳拉干西特语的短语对照表有时是不对应的，“因为他们的语言太丰富了，同一事物有时会出现五六种表达法”。但是最有力的说明或许是约翰·史密斯在他的《弗吉尼亚地图》(The Map of Virginia)中所用词汇表。史密斯随机列举了一些单词，并在最后组成了一个句子结构：“Kekaten pokahoncas patiaquagh ningh tanks manoeyensneer mowchick rawrenock audowgh，”意思是“让波卡洪塔丝带两个小篮子来，我要给她些白色珠子，让她做条链子”。无论这句算是什么，它肯定不是对话。

威廉姆斯在《入门》一书中的理解与此截然相反。他在第一章(共三十二章)中就通过对“寒暄”方式的阐述表明了他期望与土著人交流的愿望。该书接下来继续阐述了“关于饮食和娱乐”、“有关睡眠和住宿”、“关于人和人体部位”(他们相信大脑是灵魂的栖息地)、“关于土地和土地上的果实等”(他们非常在乎彼此土地的界限……我知道他们彼此间会就一小块土地的买卖而讨价还价，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有一种邪恶的想法，认为基督徒有权利支配异教徒的土地。)、“关于他们的裸体行为和衣着”(他在这章中表达了对土著人中没有“乱性行为”的惊讶)以及“关于宗教和灵魂等”(对于那些怀疑是否真是上帝创造了世界的人，印第安人会教育他们)。

这些零散的评论以所谓的“观察结果”的形式出现，写在那些试图比较印第安人和欧洲人异同点的短语列表的后面，或者点缀于其中。每个章节都从土著人的视角以押韵的道德格言结尾，体现了交流的双向性。例如，在“债务与信任”这章的末尾，威廉姆斯想象印第安人会这样说：

通奸、谋杀、抢劫、偷盗，

野蛮的印第安人惩罚这些罪恶!

并遵从法律的尺度，

没有人能够逃脱。

当他们得知爱尔兰人和英国人

所做的骇人听闻的可耻之事

和他们可鄙的脏话和言行时，

印第安人说，

我们不穿衣服，敬奉很多的神，

但我们中的罪人却很少。

你们才是野蛮人，才是异教徒，

你们的国度也是蛮荒之地。

18世纪末的一项用英语写成的调查研究与威廉姆斯的书观点相近。它是小乔纳森·爱德华兹(1745—1801)的作品，书名是《对穆赫干尼印第安人语言的观察研究》(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Muhhekaneew Indians，1788)。乔纳森在书中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其主要目的是建立莫希干语言在语法和哲学方面的充分可比性。爱德华兹极力驳斥其他语言学家的观点，例如，那些语言学家认为莫希干语中没有动词“to be”的形式，这就反映出他们缺少本体论意识。这些语言学家得出的结论是：野蛮人从不进行抽象思维，也没有抽象的词。但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莫希干语中，和具体的词相比，抽象的词也是占有充分的比例的，这一点在其他语言中也会有所发现。和研究纳拉干西特语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斯一样，爱德华兹认为莫希干人在语言方面绝不是低人一等的，隐含的意思是说他们也是平等的、会思考的人。

威廉姆斯支持印第安人享有他们的权利，不仅仅是在普遍概念上参与其中。他也十分认同他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深信的程度令人吃惊。《美洲语言入门》一书在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个复杂的约定习俗：

印第安土著人分为两种(英国人亦是如此)：一些人比较粗鲁滑稽，他们不经常行礼，但当向别人回礼的时候又很热情可爱。其他人，也是大多数人，都冷静严肃，但有时也会很高兴，随时准备行礼并还礼。一般都是由英国人首先行礼的，目的是教化他们。

这段的第一部分将人大体分为两类：文明人和粗鲁人。但接下来就把印第安人和英国人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印第安人具有自身的特点，而英国人怀有特别的动机。这种区分是以句子形式，而不是以内容的形式出现的，其形式要比陈述的内容更有说服力。

美洲人和欧洲人都包含本国人口和外来人口，拥有不同历史背景的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展现了普遍的人性特点，双方的历史背景同样令人信服。奇怪的是，当威廉姆斯注意到印第安人并不反对“单身通奸”时，他竟然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他在这方面花的笔墨并不比在其他方面花的笔墨多，比如，并不比在印第安人表现出的对婚姻制度的尊重那方面多。他认为他们是否赤身裸体似乎与他们是否谦卑无关，还觉得他们信奉多神也并不降低他们的道德水准。

威廉姆斯相信印第安本土宗教是“撒旦的发明”之一，他也极力向更好的方向教导印第安人。然而，他也承认土著人的方式有它们的道理。一方面，作为一本关于语言的书，《美洲语言入门》代表了欧洲人的读写能力；另一方，通过描述美洲印第安人能够说自己的语言，《美洲语言入门》也试图让土著人分享欧洲人所拥有的读写能力。最终这种分享的努力当然是行不通的，威廉姆斯自己也饶有兴致地收回了他的观点。

在新英格兰的印欧关系史上曾有过两个关键的时期，都是威廉姆斯的教唆导致了印第安人的毁灭。第一次是他出面要劝说纳拉干西特人拒绝和皮阔特人(Pequots)联合，导致了他们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造成了他们在1637年被英国清教徒大规模屠杀。这个灾难性的事件标志了入侵者和土著人之间一系列武装冲突的开始，直到菲利普王之战(1675—1676)才宣告结束。在这期间，威廉姆斯对印第安人的了解以及他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为其同胞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菲利普王梅塔科米特(Metacomet)逝世时，印第安人对英国入侵的抵抗实质上已经结束了。英国人能够以武力夺取土地，一部分原因在于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最终充当了美洲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工具，这个讽刺源于一个他从未意识到也无法驾驭的矛盾。尽管他是出于好意，威廉姆斯还是认为英国人应该也将会统治美洲，于是他便设想双方之间会出现谈判甚至是土地买卖等行为。他让我们想起了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也是一个好人，最终却做了许多坏事。然而，拉斯·卡萨斯和威廉姆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思维定式”的反对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因为它其中所表现出的道德准则，也因为它将道德和历史进行了戏剧化的联系。

罗德岛历史社团(Rhode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于1827年首次出版的图书就是再版《美洲语言入门》一书。在随附的威廉姆斯生平简介中，有一篇对这个好人在征服新世界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两难处境的描述。书的编者写道：“有一个事实能够充分体现出他的基督徒性格”，

在他被驱逐出境后，他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受伤害、被迫害的人。尽管他和周围的印第安人关系亲密，有很多机会实施报复，但他从来没这样想过。相反，在被驱逐的次年，他就向迫害他的人告发了印第安人的计划，那个计划本可以摧毁他们整个定居点的。他最后还是对得起他们，维护了他们的和平与繁荣，他不停地向迫害他们的人表现出友好，向痛苦的人提供救助，给被迫害的人提供庇护。

一切是真，一切又都是假。

[1]凯列班(Caliban)，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喻〉丑恶而残忍的人。——译注

[2]所谓外滩，其实是一串海洋沙岛所组成的，全长300多英里，因距离大陆有一段距离所以称作外滩。——译注

[14]黑色传奇(Black Legend)：从16世纪开始，反对西班牙和天主教会的一些作家和历史学家写了大量著作来反映西班牙的残忍和不宽容，由此制造出了一个邪恶的西班牙形象，是为“黑色传奇”——译注

[4]著名的迪斯尼动画电影《风中奇缘》中的女主人公原型。——译注

[16]Nanhigganeuck：纳拉干西特人的一个分支，印第语意为一小部分人；Pepuuttoog：印第安语，意为推毁者。——译注

第四章 定居

威廉·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在《普利茅斯种植园》(Of Plymouth Plantation)(写于1630—1646年，1857年出版)的第九章里写下了美国殖民地时期文学中可能最常被引用的一段文字。这一章题为《关于他们的旅程：如何渡海以及安全到达美洲的科德角(Cape Cod)》。在描述了清教徒们历经重重苦难横渡大西洋到达新世界以后，布拉德福记录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到这里，我不禁停住，对于这些人的困苦现状感到惊讶和崇敬，所以我想，当读者们这样思考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长久以来，人们都对由历史转为神话的普利茅斯登陆感到惊异。距离布拉德福不远的后世读者不用回顾很久以前，对他们来说，那段往事几乎还算不上历史。事实上，布拉德福是通过把它写成美洲神话而将这件事变成了历史。

布拉德福于1630年开始写作历史。这一段早在1622年于伦敦出版的叙事文，在那时还大量地来源于日志，直到最近才被认为是布拉德福和《来自新英格兰的好消息》(Good News from New England，1624)的作者爱德华·温斯洛(Edward Winslow，1595—1655)共同所作。(现在的普遍观点是作者不详)《关于在新英格兰普利茅斯的英国种植园的开端及进展情况的叙述和日志》(A Relation or Journal of the Beginning and Proceeding of the English Plantation Settled at Plymouth in New England)(通常被称做《莫尔顿的讲述》[Mourt's Relation]，也许是从出版物看到这本书的乔治·莫尔顿[George Morton]开始叫的)，用一种几乎平实的语气记述了从1620年至1621年，也就是殖民时期第一年的事件，并附以大量详尽的具体细节。书中在第一部分里描述了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在科德角海滩登陆的情景：

“科德角是一个很好的海港和令人惬意的海滩，除了宽约四英里的海港入口以外，这里几乎完全被栎树、松树、杜松、黄樟和其他散发着怡人芬芳的美妙树木环绕着。”

10年后，就在布拉德福把这时的日志写成历史之时，他停了下来，以敬畏的心情沉思着清教徒的苦难。他们身处“险恶而荒凉的荒野，到处是野兽和野蛮的人”，并且前景并不乐观：

他们似乎永远也不能拨云见日眺望到荒野以外有什么更好的土地，以满足自己的希望。不论他们想哪方眺望(除了仰首向天外)，所见景物，无一使他们感到欣慰和满意。由于夏天已经过去，天地间的一切都在他们面前呈现出一副饱经风霜的景象。而且整个地区都布满了树林和灌木丛，显得十分荒凉和野蛮。

在《莫尔顿的讲述》中相应的一节的表述却大相径庭。那些“树林和灌木丛”在《莫尔顿的讲述》里仿佛是在欢迎人们的到来：“树林的大部分都是开放的，树下没有灌木丛，适合在里面行走或乘车。”它们给人以安慰，因为它们展现出一种商业景象。它们的名字已经把它们转变成了国内企业用的原料：“栎木、松树、黄樟、杜松、白桦、冬青、藤蔓植物……一些灰尘，胡桃。”这段1622年插入的文字的目的是将当时的情景通俗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险恶而荒凉的荒野”。一眼望去，科德角完全就是一片适合农耕的景象，“地面和土地沙丘很像荷兰的丘陵地带，但要好得多。地壳只有一锹的深度，非常好的黑土。”

布拉德福在将《莫尔顿的讲述》重新书写成历史。这是在美洲作品出现时对美洲历史的第一次重写，而且为研究这个社会群体叙述的形成提供了绝好机会。读者能够注意到结构抽象的出现，因为在每个援引早期文献的地方，布拉德福都会中止叙述资料，停下来进行个人的解读，尽管未必总是像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段解读得这么明显。两种主要的注解线索出现了，这两种线索都在登陆叙述中出现过。第一种是美洲完全是荒蛮之地，在清教徒到那儿的时候，实际上是不能居住的，所以也没有人居住。第二种是不管那儿原来是什么样，将会变成什么样，都与欧洲无关。《莫尔顿的讲述》中那部分与荷兰地形的比较，在《普利茅斯种植园》中这种比较的关联性却被否定了。

在这些清教徒面前的是一个文明人从未见过的原始荒凉的世界。“如果他们回望，背后是一片浩瀚的海洋。他们曾经穿越这片海洋，而现在这些沙洲和海湾却将他们同世界中的一切文明分隔开来。”甚至那些抛锚停泊的船只也不能改变这种绝对的隔离，因为船长每天都威胁着说要离开。布拉德福向他的第一批读者——首批移民的孩子们说：“这些先驱的孩子们可能不会，也不应该说，‘我们的父辈们是漂洋过海来到这儿的英国人，他们将在这片荒野中消亡。但他们向上帝呼喊，上帝听到了他们的声音，看到了他们的苦难。’”上帝当然是站在历经艰苦卓绝的努力的清教徒们这一方的，但即使上帝的历史也没有这么戏剧性：清教徒的困境比“使徒和他遇难的同伴”更为艰苦恶劣。“野蛮人对他们相当的仁慈。”清教徒们遇到的野蛮人一心想着要用箭射满他们的全身。布拉德福的历史与美国早期文献的普遍观点不同，他一开始就把土著人明确彻底地描写得很不友好。

《普利茅斯种植园》一书，正如布拉德福对第一批移民的孩子们明确呼吁的那样，有意识地建构了一种历史传统。它提出了一些用以整理殖民化经验的基本词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荒野和文明以及它们之间对立的重新定义。一方面，“荒野”在布拉德福的表述中要比它在伊丽莎白时代田园诗中绝对和可怕得多；另一方面，布拉德福所说的“荒野”，又从它本身蕴含的可怕中，产生出来一种潜在的善(一种在《普利茅斯种植园》中明显存在的潜在性)，从这片土地上会产生更伟大的美德。同时，在布拉德福的表述中，文明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模糊不清的意义。

《普利茅斯种植园》前面的一段描述了行程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清教徒到达荷兰的这一阶段。这一段为后来在普利茅斯的登陆做出了铺垫。而《莫尔顿的讲述》是从美洲登陆开始的，因而并不包含这一段。换句话说，从接下来到达美洲的角度来看，关于到达荷兰的这一段是一个回溯，它是对后续事件重写的一个方面。

重写的荷兰登陆部分是为叙述服务的，这也使它带有一种浓重的文学色彩：

进入了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1]后，他们见到了很多漂亮的城市，这些城市有着坚固的城墙和武装守卫军队。同时，他们听到了一种奇怪而粗鲁的语言，看见了那些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以及他们奇怪的穿着。这一切都和他们生长和一直生活着的乡村不一样，仿佛他们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但这些并不是他们着眼最多的事情，也并没占据他们的头脑多久，因为他们手中还有其他的工作，还有另外一种仗要打。尽管他们看到的这些漂亮美丽的城市中到处都是各种的财富，但不久，他们就看到贫穷那狰狞可怕的脸孔，好像一个全副武装的敌人一般向他们迎面扑过来。这是一个他们无法逃避而且必须面对的敌人。但他们有信仰和耐心武装着他们自己，帮助他们面对任何遭遇和挑战。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会受到挫折，但在上帝的支持下他们总是能够扭转劣势并赢得胜利。

这个段落给人的感觉是，那里是一个有着许多城池的国家。这与新大陆“可怕的荒野”正好相反。在新世界，清教徒们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劳顿，“却没有朋友来迎接他们，也没有小旅馆来款待他们或为他们洗去一路风尘，更没有什么人家或小镇可供投靠”。与此相比，低地国家的全境仿佛都是被文明覆盖了似的。

然而最终的印象却并不相悖，两种情况非常相似。这些城市被高高的城墙围着，预示着危险。到处都是带着武器的人，讲着奇怪的、粗鲁的语言。而且不管这个地方如何的富足，清教徒们都极有可能饿死。实际上，文明可能和蛮荒一样的危险。在不同的表象下，是很多同样的危险，比如暴力、寒冷和饥饿。美洲和荷兰的登陆从表面上看不同，但其深层却是一致的。作者通过对发生的事件和人们所面临困境的重复，突出了它们的相似之处。文明和蛮荒都是清教徒们必须征服的。他们只有上帝的帮助，没有任何其他人帮助他们，而且这些人常常和他们对着干。

《普利茅斯种植园》中所描述的蛮荒和文明的对立并不像善与恶的对立那般分明，而是像物体和它镜中的影像一样。当清教徒们到达新大陆，面对可怕的蛮荒，他们留下的不是自身反映出的善，而是另一种恶。对新世界没有房子、旅馆、城镇的抱怨体现了他们面临的问题，却没有给出解决的办法。解决的办法还尚待摸索。历史的其余部分把为此所作的每一次努力，包括建造房子、开垦田地以及建立政府等统统描绘成白手起家。

布拉德福写的历史第一次在美国文学中将欧洲文明描写成一种遥远陌生的不良事物。曾经渡过的海洋变成了一个大沙洲和海湾，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时是不会再次跨越的。而从欧洲来的一切(艰难的定居者、新英格兰理事会的干涉、对清教徒们权利的挑战)，其价值总是比较可疑，它们经常是麻烦事，有时还是可怕的威胁。这次冒险各个方面里蕴含的宗教教义是关键的，然而布拉德福对美洲殖民化的解释，其惊人的创新(不管它来源于何处)在于他坚持认为殖民化意味着居住扎根(而不仅仅是对资源的掠夺)，而且新的定居处将不同于欧洲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由一种与欧洲自然环境所不同的蛮荒所造就的。

这种差异并不被其他殖民者和欧洲人所认可：在1630年之前，布拉德福显然对普利茅斯的动植物没有任何兴趣，对美丑都不作关注。最引人注意的是，由于《普利茅斯种植园》与其他同类作品截然不同，它对那里原来的居民、风俗、文化也并不关注。一天，一个叫萨摩瑟(Samoser)的印第安人操着一口很差的英语来到了这片殖民地。他告诉他们，另外一个叫斯贯特(Squanto)的印第安人曾经被送到英格兰当奴隶，他的英语说得好一些。萨摩瑟的到来既没有引起兴奋也没有带来思索。布拉德福只是记录道：“斯贯特的价值在于能帮助他们熟知关于他们居住的东部地区的很多事情。这片土地后来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虽然还有关于斯贯特的后续描述，特别是有关他游走于白人和自己印第安同胞之间时所表现出的不诚实，但土著语言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浮现出来。

布拉德福对翻译问题的重视足以让他在晚年时还学习希伯来语，但他却认为土著语言是无关紧要的。在描述一场早期与土著居民的小冲突时，《莫尔顿的讲述》沿用了其一贯的精确：“敌人的喊叫声令人颤抖，尤其是当我们的人冲出去拿武器时。他们喊叫的节奏是这样的——‘Woacb woacb ba ba bacb woacb’：我们的人还没来得及拿起武器，敌人就准备发起攻击了。”同一事件在《普利茅斯种植园》中是这样描写的：“印第安人的叫喊声令人战栗，尤其是当看见我们的人从集结地冲向双桅船去取回武器时，他们排山倒海般地扑上来。”后者加上了对英国人的举动的说明，为这个场景作了注解：他们从掩蔽处跑出来是因为他们的武器忘在了船上；印第安人不仅仅是进攻，他们是排山倒海般地扑上来——这里没有对印第安人的叫喊做出语音特征的描写。这种省略并不是写作风格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全部笔墨用于英国人而进行的加工。从日志到“历史”的转化保留了最初的一个侦察员的喊声：“他们是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而实际上它加剧了场景的气氛：“‘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

《普利茅斯种植园》对土著语言不感兴趣的倾向蔓延到了整个文化。《莫尔顿的讲述》花了一定篇幅去描述当地的房屋：“它们是用长长的小树建造的，这些树折断了，两头都扎进土中。”它接着描写房屋是如何装修的，以及厨房和卧室是如何装饰的。《普利茅斯种植园》只描述了土著文化中的一个细节：一束绑着蛇皮的箭。“清教徒们的翻译告诉他们这是一种威胁和挑战。”鉴于这个翻译是会说英语的斯贯特，所以人们想象他当时可能曾给出了一个更清楚的解释。布拉德福的描述体现了他一贯对印第安人缺乏好奇心，这使得他对于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敌意的、对他们有帮助的还是危险的美洲土著人的描写都没有差别。

布拉德福的描述比《莫尔顿的讲述》有所删节，这一点与其说是缺乏想象力，不如说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做一个糟糕的描述还不如干脆不描述。这样的删节体现了一种策略。布拉德福的《普利茅斯种植园》是一部有意为之的意识形态文献，其中对新大陆的英国人的描述取代了那里的土著人。虽然他们在人数上占少数，并且散落地分布着，但他们最大限度地布满了整个地区。整个叙述都是以英国人为主。布拉德福在17世纪中期前就停止了写作。他死于1657年，在他逝世十年以前，他就已经完成了《普利茅斯种植园》。但是读者很难记起来在1630年时，新英格兰地区只有为数不到五千的英国人。

对新英格兰地区在想象中进行占领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它需要先见之明和精妙的设计。约翰·史密斯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其手段是通过描述他自己在殖民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但布拉德福的《普利茅斯种植园》刻画的是具有这种野心的整个民族，于是他们就有能力将美洲的原始居民完全抹去。在史密斯的描述中，这些原始居民仍然显而易见地存在。约翰·史密斯仍然关注如何战胜和征服印第安人；而布拉德福则进一步地要完全抹杀印第安人，并且不只是象征性的。对布拉德福来说，印第安人阻止英国人占领这块土地的企图不仅是麻烦和危险的，而且还完全是非正义的。皮阔特人不只是凶猛的敌人，他们还是背信弃义、对别人横加干涉的人。布拉德福了解印第安人在这方面的想法。他记录道：在皮阔特人与英国人公开开战之后，他们曾试图组成一个联盟，这其中包含着一些有世仇的部族，尤其是他们还用“十分恶毒的言论中伤我们，试图与纳拉干西特人讲和”。以下是具体内容：

这些英国人是闯入者，他们开始在这里扩张，并且如果不幸他们实力壮大数量增多，那么未来他们将夺取这个地区。如果纳拉干西特人协助英国人征服皮阔特人的话，他们就是在自掘坟墓，因为如果他们被彻底根除，英国人就会很快找机会消灭他们。

布拉德福旗帜鲜明地把皮阔特人的分析刻画为“恶毒的”，这反映出他深信英国人是这块土地合法的占领者。

在两段之后，布拉德福冷酷无情地描写了对皮阔特人的屠杀。纳拉干西特人没有答应皮阔特人的联盟请求，反而加入了英军。皮阔特人发现他们不仅在跟白人战斗，同时也在跟印第安人战斗。英军和纳拉干西特人的两只武装力量在一夜之间包围了皮阔特人，封锁了出口。在激战过程中，房屋被放火焚烧，火焰迅速蔓延，“所以被烧死的人比被杀死的人多”。

大火烧毁了他们的弓弦。那些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被用剑杀死，有的被砍成碎块，其他的人被长剑刺穿，很快他们便被处决了，很少人生还。有人认为这次他们杀了400人左右。这是一幅骇人听闻的场景，这些人在火里被煎烤，流淌成河的鲜血又把火扑灭，发出可怕的恶臭。

布拉德福典型的清醒理智的文风此时却被情感膨胀着。一些死在剑下的人被砍成碎片，其他的人被刺穿，他们不是简单的死了，而是被很快处决了。他们不仅仅是燃烧着，还被在火上煎烤着，发出恶臭。最后，他描写了地狱般的场景：流淌成河的鲜血把火焰熄灭。这样的描写赋予他的写作圣经般的调子，以便他接下来得出自己的道德结论。对于这样恐怖的景象，他写道：“这场胜利就像甜美的牺牲，将其颂扬献给上帝。上帝创造了如此完美的杰作，把敌人困在他们手里，使他们面对如此骄傲无礼的敌人能够这么快的取得胜利。”

对皮阔特人的屠杀使得与布拉德福同时代的很多人心中不安(那些幸免于难的人完全被驱逐出了他们的地盘，其中有一些被当做奴隶卖往西印度群岛，其余的散落在多半不很友好的部落里，受着不同程度的奴役)。总体来说，对于英国人对印第安人使用暴力的程度是否能被宽恕，存在着很多异议。曾做过清教徒们在荷兰莱顿(Leyden)长官的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对肆意屠杀的谴责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尽管他谈到的事更早，也没这么恐怖。他在五月花号上送出的信函意在为人们提供灵魂指引，它被放在了《莫尔顿的讲述》一书的开头。在此书出版后仅仅一年，约翰·罗宾逊又给他“可爱的、亲爱的挚友”布拉德福写了另一封信。寒暄之后，他谈到了正题：

关于对可怜的印第安人的屠杀，我们开始是从报道中，之后又通过更确切的渠道得知的。如果在杀死第一个印第安人之前你们能教化他们，那将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另外，一旦发生了流血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才可能会停止。你会说他们该死，但他们发出了什么挑衅而引火上身呢？另外，你并没有当过他们的长官，这一点也要考虑。是什么使你认为除了暴力冲突之外别无选择呢？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尤其是杀死这么多人。(如果他们可以的话，可能会杀死更多)根据那句公认的规律——“杀一儆百”——来看，惩罚一两个主犯也就足够了。

对于这封信，在具有“16世纪的分水岭”之称的拉斯·卡萨斯和希普维达大辩论中有相应的争论。在这场辩论中，布拉德福站在世俗派的希普维达这边，赞成建立殖民地。从这一点来看，清教徒世俗派的野心异常清晰地显露9了0出来。

在《普利茅斯种植园》中没有用来介绍印第安人的篇幅布拉德福讨论了新世界上一种英国文化的产生。他描写了普利茅斯政治和经济系统的演化，介绍了社会如何迅速放弃公共财产而转向重视个人私有财产，以及在农民和商人之间分配资源和财富的困难。随着演化一步步的深化，普利茅斯也越来越多地指向自身。《普利茅斯种植园》中，美洲与欧洲的不同之处既不是那里原始的特点，也不是美洲本土居民，更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独特的地貌，新世界的全新之处在于它是清教徒以一个新的民族的姿态出现的地方。在《普利茅斯种植园》里，布拉德福讲述了清教徒们是如何来到美洲，如何发现自己的。

换一种说法，就是清教徒们并未打算把美洲的殖民地作为是欧洲帝国扩张的一部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帝国殖民者。他们在新世界建立的白人社会组成了一个新的放射性的中心。这个清教徒建立的普利茅斯和马塞诸塞海湾中心不仅其自身管理比其他地方，例如詹姆斯敦，更精细，而且还把自己的法律和价值观传播了出去，影响着其他地方。而相应的，相对于其他殖民者来说，秩序对清教徒们更加本土化。当地的混乱或是他们眼中的无秩序状态，很大程度上更让他们感到了威胁。《普利茅斯种植园》中叙述的在梅丽蒙特山(Merrymount)发生的一个著名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件的主角是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1590？—1647)。他的身份曾经是律师、伊丽莎白时代中等级别和教育背景的骑士、一位绅士和一位冒险家。莫顿跟随沃莱斯顿船长(Captain Wollaston)来到新大陆，参与马萨诸塞领地内殖民地的建立，进而统治了这个后来衰落的殖民区。

为了契合这片殖民地周围的海景，莫顿最初给它起名为迈尔蒙特山(Mare Mount)(海山)，很快清教徒们就给它改名叫梅丽蒙特山(Merrymount)(欢乐山)，以此象征他们对其道德本质的怀疑。在这背后隐藏的是对美洲殖民化本质的根本的、深刻的争议。对莫顿来说，殖民化主要是意味着商业利润。他对农业很感兴趣，不论是直接变成商品的还是能对此起到辅助作用的。不管他在新世界待了多久，不管他如何深切地参与占有新世界的过程，他一直都认定这同英国相比是外围的地域。像哥伦布一样，他想占有美洲但并不将自己认同为它的一部分。那样的话，印第安人可能夺回新世界作为他们自己的中心，甚至将自己当作是殖民地资源的一部分。事实上，在清教徒们的眼中，这是莫顿造成的一个最迫近的威胁。他明确地认为在他的殖民扩张和以皮毛为主的贸易中，与土著人之间和平相处就是最正常的关系。由于海狸毛皮在英国能带来暴利，所有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包括清教徒，都参与了皮毛贸易。莫顿开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交易：枪支换毛皮。他的这种行为给皮毛市场带来了威胁。

布拉德福发现了这一切，再一次出于惊异而停了下来：

啊，这罪行多么可怕啊!有多少荷兰人和英国人后来被这样武装起来的印第安人屠杀……王室和议会成员应该……用惩戒性的惩罚镇压一些这样唯利是图的杀人犯……这些罪恶的手段和叛国者，以示其四邻和国人!

最后，在1628年，惩罚这些枪支贩卖者的是清教徒们，而不是英国议会。由迈尔蒙特或者说是梅丽蒙特殖民者竖立起的伊丽莎白式五朔节花柱，在清教徒们看来都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异教的冒犯，但这件事本身不大可能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做出了把莫顿驱逐出该地区的决定。他在皮毛贸易中的行为以及拒绝停止向当地土著居民出售武器才是更紧迫的威胁。把莫顿带回普利茅斯的远征队认为他们这是在进行自卫。

莫顿在自己的《新英格兰迦南》(New England Canaan)(写于1635年，1637年出版)一书中表达的却是另一种说法。他写道：

分裂者们对迈尔蒙特殖民的繁荣和希望(他们感到这种繁荣开始蒸蒸日上，将为皮毛贸易带来利润)眼红，于是合谋起来坑害这些贸易者，尤其是矿场主……他们纠集起一个阵营与他对抗，争取一切可能得到的援助，把他说成是一个大魔鬼。

他们抓住了他并把他关进监狱，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在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他偷偷溜走了。“他们的首领施林普船长(虾米船长)(Captain Shrimp)(迈尔斯·斯丹迪什[Miles Standish])最为气急败坏，看见鸟巢空着而鸟已经飞走了，他生气地撕碎衣服。”

于是，斯丹迪什跟其他八个人一起追捕莫顿，“就像纽卡纳安(New Canaan)的‘九位俊杰’(nine Worthies)似的”。最后：

“九位俊杰”来到这个被认为是魔鬼的人的藏身之处前面，(他们把他称作七头蛇)，开始像堂吉诃德对抗假想敌一样，提出先与他商议一番，如果他妥协就宽恕他。

“战士的后代，”莫顿开始时拒绝投降，但是：

如果矿场主跟他们打斗的话，这九个纽卡纳安的俊杰肯定得流血。(因为他们像一群野鹅一样往火坑里跳，就好像被一头连一头绑着，在市场上等待出售的小马)为了不让他们流光自己珍贵的鲜血，矿场主决定让步，接受他们给出的条件。

“九位俊杰”立刻违背了给莫顿安全体面的受降承诺。他们对他拳打脚踢，并且在送他回普利茅斯之前抢了他的殖民地。在那里他被判流放。但因为没有船可以把他送走，只好把他留在一个岛上，没有枪、没有刀、没有衣服和任何补给。在当地土著居民的援助下，(与那些基督徒相比，他们是多么富有人性)，他最终乘船驶向了英国。

而布拉德福的记述中任何一段都与莫顿自己写的背道而驰。例如，布拉德福描写了抓捕莫顿的人如何徒劳无功地想方设法劝降，直到后来：

他们发现除了武力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且做了这么久努力，现在放弃只会让敌人更傲慢。因此他们决定继续进行下去。他们让普利茅斯长官派遣斯丹迪什船长过来，并随之带来其他的援助，以武力拿下莫顿。这些都照做了。但他们发现他态度强硬，并随时准备反击。他将门户紧闭，他的同伴们都全副武装，桌上摆着一盘盘的火药和子弹；如果不是他们喝多了，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斯丹迪什试图让莫顿投降，接受嘲弄和奚落。莫顿自己和他的伙伴都有枪。但是

他们醉得身体僵硬，就好像他们的枪支对他们来说太重了。莫顿自己拿一把卡宾枪……他本来想用它射死斯丹迪什的；但是斯丹迪什走上前去，把他的枪扔到一边，捉住了他。任何一方都没有伤亡，只是莫顿醉得太厉害，以至于把自己的鼻子撞到了一把他面前的剑尖上，不过他也只留了一点点血。

在一定程度上，双方使用的都是同样的方法，从而他们都彼此相似。他们互相诋毁，互相指责对方酗酒、狂妄和无能。他们都同样的宣称自己有以下优点：强壮、清醒以及拥有能轻易打败对手的战斗技巧。莫顿为了不让“九位俊杰”流血而放弃了本该属于他的胜利，布拉德福写的却是斯丹迪什未开一枪就捉拿了莫顿。他们也采用了同样的修辞方式，互相奚落，但是他们在各自奚落的本质和风格上却迥然不同。莫顿是诙谐的，布拉德福是嘲弄的，莫顿是滑稽的，布拉德福是轻蔑的。布拉德福的笑声只是出于嘲弄。(历史学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这样评价布拉德福：“他的笑声中有一种阴沉的严肃。”)再看莫顿，借用《堂吉诃德》的一句话来说，幽默是一种嘲弄的方式，但也有自己本身的价值。莫顿也许是同代新英格兰作家中唯一有幽默感的人。伊丽莎白时代的幽默，它所表达的对生命和社会的态度极大地冒犯了清教徒殖民者们。莫顿的讽刺是不敬的：斯丹迪什同时被寓言化了，他被剥去头衔，被戏称作“虾米”；“矿场主”(莫顿自己)以及“九位俊杰”都有亵渎神明的意味。他如英国诗人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讽刺诗式的讽刺滑稽抹杀掉了它所有的价值，其轻浮风格降低了它的威信。

当然，莫顿也有其自身的严肃方式。他对从他的殖民地中攫取财富和权力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英国征服的最初阶段充斥着腐败的操控和阴谋，他也卷入了一系列关于专利权的纠纷中。对于他们的反对者来说，这些纷争代表着帝国企业的不同概念。莫顿所属的格尔治(Gorges)集团是由一些具有相同背景的人组成的，大致来说，他们是罗利阶层和派别。他们有的对弗吉尼亚很感兴趣，有的则钟情于新英格兰地区，后来他们便倾向于向南发展。以约翰·安德科特(John Endecott)为首的马萨诸塞海湾公司，代表的是清教徒之类的移民。与其说他们是小贵族或依靠小贵族的人，还不如说是来自中产阶级。莫顿对这片殖民地的野心是将其变成一个主要的交易场所，一个绝对的大都市和贸易终端。而清教徒们，虽然也对皮毛交易有着同等的渴望，却更希望新英格兰将能继续成为他们的家园。

莫顿所表现出的文化和文学风格合乎传统精英的风格。它基于古典式的教育，是文学的、影射的，曾经优越并仍然优越。莫顿并非有意遵从这种文风，但他却抓住了它的要点。他的书流露出一种明显的骑士风范。这本书的序言是一首诗，此后几段又是三句罗马诗人贺瑞斯(Horace)[2]的诗，这些拉丁文的诗句使得通篇都增显高雅。事实上，作为这种古典权威的热心追随者，莫顿对其笔下的印第安人也赋予了这种风格。布拉德福笔下的印第安人是不说话的，而莫顿笔下的印第安人却讲古典语言。“各类睿智的人士都曾注意到，这里的土著人确实使用很多希腊语和拉丁语词语，并与拉丁人和希腊人所使用的具有同样的字义。”接下来对有关词源学的两段内容进行了具体说明。例如，他认为，在印第安语中“Pascopan”一词与拉丁文“pasco”和希腊文“pan”之间具有明显的共同点。“‘Pascopan’意思是贪婪的肠子，它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名字。这个人就像孩子一样因为心里的贪婪而吃得很多。”这个词在莫顿看来，与在拉丁文中“喂”(Pasco)一词在拼写和意义上都很相近，并且和希腊语中具有前两者双重词义的“Pan”也很类似。

学者们已经确认，莫顿的观察是完全不可靠的。而且莫顿是否真正相信自己所写的内容，这一点都值得怀疑。他所关注的只是那种说法，而非用来证实那些说法的证据。宣称土著人说希腊语和拉丁语，这种陈述在关注最初美洲人起源的书《新英格兰迦南》一书中，是前几章讨论的关键问题。“来到这些地方以后”，他写道，“我想方设法试图查清新英格兰的土著人有可能是从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演变而来的。通过留在那里与他们交谈，我对他们的语言有了更多的了解。”于是他赞同了克里斯多夫·加德纳爵士(Sir Christopher Gardiner)和戴维·汤普森(David Thompson)的观点。前者是一位与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的有才干的绅士，后者是一位同样与当地人熟识的苏格兰绅士。这两人都既是学者又是旅行者，他们勤恳地做了很多笔记，认为新英格兰的土著人很可能是来自在布鲁图(Brutus)离开拉特姆(Latium)以后分散到各处的特洛伊人。

这个理论广为流传并且立刻受到了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最充分的回应。他宣称完全不相信这个言论，在他写的英格兰史中重写了有关布鲁图建立特拉迦诺伐(Troja Nova)或伦敦的“现代寓言”。莫顿推测并不是所有的特洛伊人都在同一时间与布鲁图一起离开，因此后来走的人有可能偏离路线。正如他们有可能到达任何其他的地方一样，他们有可能在新大陆登陆。尽览莫顿的理论，从不可靠的假设到不断变化的立场，这不禁让人怀疑其真正意图在别的方面。在开始时他描述道，来到新大陆后他发现“两种人，一种是基督教徒，另一种是异教徒。这些人最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比其他人友善得多”。《新英格兰迦南》是他的辩护和报复。他把迈尔斯·斯丹迪什描述成是“虾米船长”，这种明显的讽刺贬低，也来自于对美洲土著人有着与身为特洛伊后裔的英国人同样的祖先这种观点。当然，莫顿清楚地知道清教徒们宣称自己为以色列后裔。

莫顿关于一种古典发源的主张无疑对清教徒的宣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效果。首先，它宣称英格兰(及其代表骑士，例如莫顿本人)来源于更古老的特洛伊，从而使美洲清教徒从古老正统性的最高地位被降级。其次，这本书极端无礼地把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的殖民统治者甚至排到了印第安人之后，因为莫顿已经指出印第安人也是特洛伊人。事实上，莫顿给他的书起名为《新英格兰迦南》，意在使整个宗教信仰屈从于世俗之后，使之沦为世俗的语言工具。他解释道：“并不是说新英格兰就是应许之地(迦南)，而是说它并不次于以色列的迦南……在各方面都与迦南是平等的。”美洲的出现延续了世俗历史，而制造出假象的上帝历史令那些而头脑简单、装模作样的清教徒们荒唐地信以为真。尽管听起来不太可能，但在这个问题上，莫顿和罗杰·威廉姆斯的一些观点很相似。

如此解读莫顿的作品能发现他在文章中原本缺少的一种严肃。在他的文章中，轻浮是他用以揭穿敌人伪装的工具。莫顿历史理论的严肃性在于它的讽刺。讽刺这种形式正代表了在17世纪新英格兰相互对抗着的两种主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键差异。讽刺的跳板是一种有时候游走于反律法论边缘的不敬，因为它说明了没有哪种语言生来就是具有权威性的。从语言学上讲，讽刺的本质是分离词语和它的意思，以便使得它们变得不固定或可以被随意重新组合。从这个方面来说，讽刺家与别出心裁的奇想的创作者并无相异(这令敏感的清教徒觉得反感)。

为了对一对恋人和一个圆规进行对比，约翰·多恩(John Donne)首先把它们与构成各自意思的常规关联分隔开，再把它们交换后相互联系，这样他就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意思，但代价是显示了意义的产生是随意性的。莫顿的讽刺作品致力于指出殖民统治不是正义的而是帝国君权的奸计或者政治统治的诡计。他指出，新英格兰是一块通过武力和意志取得的殖民地，是一块被侵吞的领土。它既不是合法转让给清教徒的，也不是被他们赎回的。

像莫顿一样的人在弗吉尼亚殖民地中比比皆是，起初他们的行为基本符合布拉德福的判断。史密斯在《通史》里以社会和职业类型来划分殖民者的方法反映出殖民地人口的一个严重问题。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弗吉尼亚的贵族数量多得甚至令人有些尴尬。一个史学家曾经统计过，詹姆斯敦人口中有大约六倍于英格兰本土的绅士。史密斯对这些绅士们的行为的尖刻的评述被认为是有道理的。他们中许多都是眼高手低的年轻人。他们不愿意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而是希望从开发佣人和印第安人中谋取财富。印第安人不总是顺从的，而且很多佣人都在慢慢酝酿他们对于休闲或其他紧缺的相关技能的野心。每一艘来的船上往往仅有一两个有用的手艺人。木匠、裁缝、铁匠、造船人、有经验的农民、渔夫等都很少，而社会中的游手好闲的绅士们和处于社会另一极端的恶棍或身心都饱受摧残的穷人们，都令他们感到很沮丧。问题不仅在于人事方面，同时也存在于阶级结构本身。例如，在普利茅斯，殖民地原先提倡土地所有权共有，并且共享土地上的产出。和普利茅斯一样，詹姆斯敦也立刻废弃了这套体系。一些小的私有土地早在1609年就存在了，到1614年所有的土地都被划分为私有。但是和普利茅斯不一样的是，在詹姆斯敦，私有财产并没有加快私有企业的进程。这块殖民地在建立十年后陷入了破产的边缘，直到后来才有一种更强大的经济动力促使这些殖民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其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经济动力来源于一种麻醉剂。1617年，詹姆斯敦第一次向英国航运烟草。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相对开明的艾德文·桑迪斯(Edwin Sandys)(他是乔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的兄弟。乔治·桑迪斯是一名弗吉尼亚殖民者，他于1626年翻译的经典著作——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是该书在美洲的首部译本。)领导下的弗吉尼亚公司试图建立起多种经济。但是在17世纪20年代，到处生长着的烟草(甚至在乡间小巷中间也种满烟草)把弗吉尼亚变成了一个能够提供出乎人们意料的利润和蕴含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开发前景的舞台。尽管这种繁荣没有持续到30年代，但弗吉尼亚的发展模式已经被确立。其主要元素就是在大种植园里种植的经济作物和阶级等级制度。处于这一阶级等级顶层的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一些为数很少的巨富者；在其底层，奴隶们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并且不会形成一个潜在的暴动阶级。第一艘载满非洲奴隶的船只于1619年8月到达詹姆斯敦。在约翰·史密斯之后的那位历史学家为弗吉尼亚写作编年史时，是在他称之为“贝弗利公园”(Beverley Park)的方圆六千余英亩的种植园里，并且拥有资料充足的图书馆。

罗伯特·贝弗利(Rober Beverley)非常崇拜史密斯，而且认定如果没有史密斯，这片殖民地根本就无法继续存在。在他的《弗吉尼亚的历史和现状》(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1705；修订版，1722，以下简称《历史》)中，他吸收了大量史密斯《通史》中的材料。这两部作品前后相距的75年的时间。在此期间，这位英国殖民者进行了长途的旅行。这段距离的长度可以由两位作者签名的差别来衡量。约翰·史密斯反复强调说他的作品是“他亲自写的”，而贝弗利在签名中表示自己是“那里土生土长的居民”。他采取了和布拉德福一样的做法，把他自己看做新世界的一个个体，一种新型人的代表。事实上，尽管在编年法上有差异，但贝弗利与布拉德福是很相像的。他们所写的普利茅斯和弗吉尼亚历史都记述了当地殖民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不仅殖民地建立了起来，他们自己也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之中，其结果是，帝国的殖民事业因其代理人的自我设计而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景象。

贝弗利在序言里敬告读者不要期待他的文章由华丽的辞藻堆砌，他说道：“我希望我的修饰是朴素的，它会让读者对我的诚实有一个更亲切的印象，这也正是我希望达到的目的。真理只需要被理解，它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而从来不需要伪装成华丽的外表。正如美一样，它是深藏着的，要靠修饰和衬托显现出来。”“那里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一个含义就是一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朴实和简洁。于是，贝弗利写出了美国式风格的第一篇手稿。这篇手稿于一个世纪之后在J.赫克特·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J.Hector St.John de Crevecoeur)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1781—1782)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弗吉尼亚州札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4—1785)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达。贝弗利以其在举止、服饰、居家陈设等方面毫无亲英式的繁复而闻名。

到目前为止，贝弗利开始用当地的材料来塑造美国形象，因而，他看起来很像布拉德福。诚然，一个清教徒移民也很可能读到过，甚至有可能写出过刚刚引用过的那段文字，但它前面的那句话是无论如何不会出自一个新英格兰清教徒之手的。尽管看起来贝弗利似乎在为自己粗糙的文笔寻找托词，但他实际上是在吹嘘自己。他首先摒弃了过分修饰的骑士风格，随后对文明本身也进行了否定。他高兴地说道：“我是个印第安人!而且我无须假装自己的语言很准确。”但在马萨诸塞州，他们可不是这样阐释简洁风格的。

对布拉德福来说，印第安人是淫乱、放荡、乱交的下等人。他们由于懒惰而遭受贫穷，缺乏自制；酒精能将他们最本质的特点暴露出来，对于人类来说，这些特点就是放荡、堕落、道德败坏。而在贝弗利看来，印第安人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是天真而迷信的崇神者，是自然中最原始的人。因此，贝弗利认为既不能说他们好，也自然不能说他们坏。尽管他称自己为“印第安人”，但肯定不是真的把自己当做他们中的一员。其实，他似乎提出了一个已经与“自然中的欧洲人”区别开来了的“自然中的美洲人”这一传统说法，因为作为贝弗利自我描述模本的那个美洲人不是一个“自然中的美洲人”，而是一个“自然的美洲人”。

当时，“改良”一词意味着将这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变为一片耕种过的孕育文明的土地。贝弗利虽然称自己为“印第安人”，但这并不是说他对“正在被改良着的弗吉尼亚”持抵制态度或对此表示遗憾。真正的印第安人对弗吉尼亚不掌握任何权力，因为他们没有改良它。然而，一个经过改良了的新世界还仍然是新世界，而且18世纪后期，这些美洲人(这些美洲人自身综合了欧洲人的改良本领和印第安人的自然属性)就对欧洲人所持的“白人的改良改变了美洲”这种观点提出了反驳。到那时，美洲人就会说，当他们到达新世界时，这片大陆就已经孕育了让它成为后来这个样子的所有因素。杰斐逊会最先站出来说，白人只不过算是新世界的接生婆，而不像欧洲人坚持的那样(见第五章)，是它的祖先。贝弗利将自己描述成印第安人，这预示了杰斐逊后来会产生这样的言论，也预示了这将成为美国人认识新世界的主要方式。

甚至在最为激进之时，改良也不同于救赎。布拉德福对荒野的恐惧以及他要救赎它的决心形成了另一个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瓦尔登湖》(Walden)一书中“更高的法律”(Higher Laws)一章中的呼唤：“自然很难被征服，但她必须被征服。”尽管浪漫主义将其非宗教化了，但梭罗的自然仍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方面成为人类行为的楷模。自然作为一个普遍的环境，是一个试验基地，或者是一条人们为了超越它而标出的基准线。

当然，这两种传统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两者都在同荒野的遭遇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国特性。布拉德福在自己的历史中将印第安人完全抹去；而贝弗利却声称自己是印第安人，尽管他同印第安人之间没多少相似之处。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差别明确地将清教徒传统同骑士传统区分开来。拒绝将印第安人和美洲一同看待的布拉德福提出了一种在攫取新世界的同时也重新创造新世界的方法。他并不想说明新世界同土著人之间有什么联系。相反，他笔下的新世界历史开始于1620年9月6日，即五月花号离开普利茅斯的那一天。然后，他又回过头来写1550年分离主义者对宗教改革的反应，这一后来导致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的殖民地发展阶段。直到书中写关于普利茅斯殖民地历史的第九章里，移民者才到达了美洲。但那时开始的不仅仅是殖民地的历史，还有美洲的历史。他在这里并没有回顾，也没有说明美洲像移民们一样可能在此之前还有另一段历史。

贝弗利所作的历史也是以描写英国人开始，并以描写英国人结束。但其中却包含了对印第安人的描述，把英国人放置在哥伦布发现新世界以前的历史之中。《弗吉尼亚的历史和现状》一开始就是一个方法的概述。第一册写的是在弗吉尼亚的英国人的历史。随后，为了交代这一过程发生的背景，贝弗利在第二册里描写了“该地区的自然物产和英国人刚刚到达时看到的这片大陆的原始面貌”。作者在第二册里还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表示歉意，说自己“先前把弗吉尼亚的自然历史处理得太过简单了”。此后，贝弗利又继续描写原著民的情况。第三册“如实地描述了印第安人，及其宗教信仰、习俗和内部管理”。在这一部分中，贝弗利借用了约翰·怀特关于罗阿诺克的绘画，以及托马斯·哈里奥特收集的一些信息。他还把自己细致入微的观察所得写进这一部分。第四册描写了“英国式的政府形式等……以及英国人自接管这片土地以来所做的些许改良”。

在这部分里，被英国人接管的美洲是殖民地时期前美洲的延续，殖民者已经对它做出了些许改良，但还算不上重塑。同第二册和第三册中被浓墨重彩地描述的“美洲原始的完美之处”相比，这些改良只能说是细微的。土著人的确是新世界的丰饶中最微不足道的方面。他们在自我管理方面原始得可怜。由于没有文字，印第安人没有成文的法律，而只能听命于一个酋长，由他来对所有的事情进行仲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弗吉尼亚政体组织结构的内容占了足足有十四章，贝弗利在这些章节里高度赞扬了现代文明政府的道德和有益之处。

英国人行为方式的优越性并不能影响他们同土著人并置在一起，这样一来，不管这两种文化是多么的不同，它们都会显得很相似。土著人的管理很差，但他们的确在管理，并且是可以描述的。贝弗利认为，除了简单，“他们在烹调方面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其中土著人的一种汤的简单程度可以和斯巴达时期用野兔的血和内脏烹饪成的食物相比。他们建造的房屋“质量很差，而且很不结实”。他们非常迷信，而且对他们衣着丑陋的牧师有一种近乎恐惧的崇拜。

然而，由于进行了比较，他的观察也变得敏锐了。贝弗利揭示了印第安文化中可以直接反驳种族神话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虽然没有用来书写的字母，但却能够用“一种象形文字或鸟兽等图案进行交流，他们用不同的图形或用图形的不同位置来表达不同的意义”。实际上，贝弗利在写《历史》时承认道，他只在拉洪坦男爵游记的“两个特别的章节”中读到过关于象形文字的描述，但本人并没有亲见。值得注意的是，他相信了那些信息并对此大加赞赏。结果，印第安人拥有一种书写系统，它不但在形式上可以与欧洲语言向匹敌，而且几乎具有同样的功能。第二方面是：与那些“无情的基督徒昧着良心胡乱编造的印第安人的丑恶鄙俗”相反的是，土著女人都是纯洁的新娘和贞操良好的妻子。

在这篇由“新世界上土生土长”的作者所作的弗吉尼亚的第一部历史的结尾，作者记录了关于贵族野蛮神话的一个版本：

至此，我已经对印第安人做出了一个简要的描述：我认为他们是快乐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十分简单自然，而且物质丰富，不必进行痛苦的劳作。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都有理由对欧洲人的到来感到难过，欧洲人的到来结束了他们的幸福生活，也终结了他们的纯真的生活状态。英国人夺走了他们大部分的土地，于是，先前丰富的一切都变得不再丰富。他们开始学会了酗酒和奢华，这极大地放大了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开始梦想得到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东西。

贝弗利深深地被自己对原始生活的赞美所感动，以至于他甚至怀疑起了殖民事业本身。他的下一本书将把弗吉尼亚描述成“它现在被英国人改良了，(我情愿说是糟蹋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贝弗利一样对美洲土著人有兴趣。在布拉德福和贝弗利之间的这段历史时间中，爆发了一系列针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白人成为无可争议的征服者。美洲土著人几乎完全从主要的白人定居点附近消失了。“弗吉尼亚的印第安人几乎都被杀光了，”贝弗利记载道，“除了一些仍然幸存的镇子和住在群落中的人们……但总共也凑不齐500个能战斗的人。”他接下来列出了一些弗吉尼亚的印第安城镇：

麦特姆金人(Matomkin)被从别处携带来的天花感染，人口大量减少……基阔坦克(Kiequotank)只剩下极少的人。玛斯仇旁勾(Mathchopungo)只有很小数目的人还活着……奥南考克(Oanancock)还剩四到五个家庭……奇康埃塞克斯(Chiconessex)仅有几个人还活着……在查尔斯城(Charles City)和阿帕迈特克斯(Appamattox)，这些生活在伯德上校(Colonel Byrd)牧场中的土著人，总共不超过七个家庭……在里士满(Richmond)，泼特塔巴勾(Port-Tabago)大概有五个弓箭手，但都日见消瘦，没什么战斗力了。

20个城镇中，只有四个还人丁兴旺。这就是在17世纪末的景象。此时，美洲土著人开始在日见消失的美洲中扮演着一个矛盾的角色。

大约在那25年之前，菲利普王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集合了若干新英格兰部落的合力，争取控制和牵制英国殖民军。巧合的是，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波多马克(Potomac)沿岸发生了突袭。此前由于一贯的分裂而无法有效抵抗白人侵占的东海岸印第安人开始集合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欧洲人越来越强烈的侵犯行为做出的反应。这些白人已经在沿海建立了指挥中心，以期向内陆扩张。正如我们看到的，包括罗杰·威廉姆斯和罗伯特·贝弗利在内，没有欧洲人反对扩张。任何一个身处美洲的白人，无论男女，都无疑会参与到一场帝国征服中。但是关于如何进行扩张，却有很多分歧。

在弗吉尼亚像罗杰·威廉姆斯这样主张从印第安人手里买土地的人，或者主张至少应该与他们进行谈判的，已经没有他们在马萨诸塞时那么有影响力了。1676年开始的培根叛乱(Bacon's Rebellion)，总体上可说是弗吉尼亚殖民者中更富裕者与较贫穷者之间发生的矛盾。叛乱的起因是培根向管理针对印第安人贸易的皇家总督权威提出了挑战。然而培根一开始向这位皇家总督威廉·柏克利(William Berkeley)要求的并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不受约束地对付印第安人。

培根本人出身高贵，后来移居到新世界。他利用比较贫穷的边缘地区殖民者们对印第安人的恐惧和仇恨来争取他们的支持。培根始终坚持追求的是“对付所有的印第安人”，这贯穿在他的整个叛乱行动中。有一个事例可以体现他是如何坚决贯彻该方针的：在一伙印第安人的支持下，他打败了另一伙印第安人，但随后他又转回来将这伙印第安人中的大部分人都杀掉了。培根和他的手下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屠杀行动，而且他们还宣称保证此后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将完全是暴力的。

反对培根种族灭绝计划的总督和其他殖民者们(包括与贝弗利同名的贝弗利的父亲)也是这么做的，但他们这么做不是出于原则，而是出于策略。亲英分子和反叛者都无条件地反对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代表着一种败坏“文明”的生活方式。有的白人——基本上是佣人——逃到印第安人群落里生活。他们被抓回来后都遭到严厉的惩罚，有时候还会被处决。分界线已经划开，在殖民力量一边的人都十分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因而贝弗利对美洲土著人的同情变成了一种消极的情绪。

这种对印第安人态度的有意暗示，与其说是源于种族差异，不如说源自阶级差异。尽管贝弗利称自己是个语言朴素的印第安人，但他并无意降低自己绅士的身份，也无意降低等级或打乱这种分界。在《关于弗吉尼亚的佣人和奴隶》(“Of the Servants and Slaves in Virginia”)这篇文章里，贝弗利明确地表达了对整个服务阶层变化的观点。他认为佣人阶层的向上流动将以成为监工告终。他对监工变成殖民者的可能性不予置评，尽管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一章也因为其奴隶比一个自由劳动者生活要好的论点而独树一帜。这种观点是首次出现在美洲，在19世纪被越来越多地重复。“美洲的奴隶通常不像英国农民和散工工人那么辛苦地劳作，工作时间也不那么长。”接下来的一章题为《关于其他公共慈善工作，尤其是他们给穷人的供给》(“Of the Other Public Charitable Works，and Particularly Their Provision for the Poor”)的文章认为，奴役反而是公共慈善的一种形式。这种意见表达了一种世界观，它认为不同阶层间的相互合并不但不会否定等级制度，相反，它实质上反而是起到了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

这些并未消除马萨诸塞殖民者和弗吉尼亚殖民者在对待印第安人行为方面的差别。相反，这可能体现了殖民哲学之间更大的分歧。另一个南方作家威廉·伯德认为确实存在一种独特的憎恶印第安人、热爱土地的南方模式。伯德的父亲曾经支持培根(但他后来加入胜利的总督政府一方，结束了那场叛乱)，伯德自己既不会像贝弗利那样良心不安，也没有他的同情心。但他们却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比较一致。

威廉·伯德继承了将近2.6万英亩土地的遗产，到他去世前，他总共拥有18万英亩弗吉尼亚最好的土地。这些土地多数都分布于他在参与勘定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分界线时所看到的土地中。他在《北卡罗来纳与弗吉尼亚分界线历史》(History of the Dividing Line Betwixt Virginia and North Carolina)(以1728—1729年纪录的日志为基础，可能完成于1738年，出版于1841年)中描写过这次勘定。实际上伯德写了两本日志，其中1929年才出版的第二本，被称为《秘史》(Secret History)，对第一本日志作了评论。伯德是贝弗利的妹夫，但这两人似乎都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共通点。与乡绅本土主义者贝弗利相反，伯德是一个坚定的亲英主义者，狂热地为他在威斯特奥弗(Westover)继承的遗产引进英国的家具和艺术品，并专注于头衔和显贵身份。但伯德的主要目标是占有土地。他的副业是弗吉尼亚的审计员、偿清租金的收租者和地方执行政务会的成员。

伯德最大规模地占有土地应该是在边界勘定之后。边界纷争始于第一批殖民者到来之时。甚至在还没有踏上他们的领土之前，殖民者们就开始否认彼此的皇家特权。其中的一次纷争导致了普利茅斯和迈尔蒙特山地区之间的冲突，但这些冲突是在英国，而不是在美洲爆发的。像这类由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殖民者共同商定的地方边界勘定标志了一个殖民新时代的开始。因为在这样的边界勘定中，殖民者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以美洲土地为依据的权威性法律文件。这一权威文件区别于海外英国皇家授权。当然，这种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转变并没有在勘定委员会那里得到明确地说明，因为它会对皇权特权形成挑战。但它在伯德的记述中随处可见，这两片殖民地在此过程中，都以自己的名义占有其领土。在力图使这项事业更加个人化的过程中，伯德也在进一步追寻其中的逻辑。

起先在1584年至1585年划分给罗利阶层的弗吉尼亚特权土地包含一片广阔的区域，理论上讲是从西班牙弗罗里达延伸至布列敦角(Cape Breton)这片区域。殖民区从沿海地带扩展至包含部分北卡罗来纳的地区。随着殖民化的进程，分界也越来越明晰。新英格兰殖民者得到了他们自己的特权，此外对于一些其他零散的南部领土也是一样。当时包含了詹姆斯敦殖民地的弗吉尼亚地区，再后来向西边和北边扩张，但在1663年卡罗来纳宪章中，其海岸领地被削减，而两年后的第二份宪章重新规定了边界，又加上了大约三十英里的直到北卡罗来纳的土地。这里的居民从弗吉尼亚得到土地契约，但他们拒绝按弗吉尼亚规定缴纳更高的税。经过一系列谈判和僵持，一场边界纷争激化了。到了1728年，伯德和一小群人开始试图划定一条能够一劳永逸的边界。当很多未被占有的土地变成私有时，解决政府管辖这个问题就变得可能和迫切。

和贝弗利一样，威廉·伯德在自己所写的《北卡罗来纳与弗吉尼亚分界线历史》一书的开头也重现了自罗利以后的英国殖民演变过程。对于这段内容，伯德一直叙述到弗吉尼亚作为殖民地分离出去为止。该书的写作背景是弗吉尼亚再次面临着被后来的新英格兰人拍卖土地的危险。在勘定的过程中，伯德遇到了很多令人讨厌的人，其中最糟糕的是卡罗来纳人。他们道德上的问题体现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懒惰上，除了吃，他们在任何方面都很懒。对卡罗来纳人，伯德批评道：“比起生意，他们更关心肚子。他们中只有不超过两个人……会劳烦自己去碰锅碗瓢盆以外的其他任何事物。他们这样对待他们大部分的事业，以致他们既没有灵魂，也没有工作热情。”和这些懒鬼们一起旅行经常是沉闷的，弗吉尼亚人好几次都因为“卡罗来纳人可以享受整天无所事事”而心生不悦。

在其中一段(这段经常被作为西南部幽默的典范，并广为引用)，伯德嘲笑了北卡罗来纳穷乡僻壤中“懒惰的倒霉蛋”，对他们仅仅能维持生计的生活状况表示了震惊。当被问到为什么玉米地这么稀稀落落时，当地人答道他们只为自己的餐桌供应粮食。他们认为喂养牲口太过于麻烦，于是就让它们自己找食，要不然就随便它们饿死。而牲畜饿死这种事情也的确时有发生。这些无德之人宁愿没有牛奶喝，也不愿意爬上自家树上弄点儿苔藓，以便给奶牛些许的草料。事实上，他们唯一上心的事就是“养肥猪，因为猪最好养，而且能提供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但是北卡罗来纳人吃了太多猪肉，因此他们“富有粗俗的幽默感”。

由于他们时常缺乏食盐，所以只得经常吃生肉，这引起了最大规模的坏血病感染。这样糟糕的身体一旦得了重感冒，就很可能并发雅司病(人体内一种热带传染病)，这种病在当地有个很贴切的名字——乡村瘟疫。它与天花水痘等疾病的症状十分相似，一旦恶化，几乎无药可医。一开始，病征会反应在咽喉部，接着就是上颚，最后是鼻子。于是在很短时间内就可能危及生命。

这种灾难性的疾病在这一地区十分流行，以致于它都不是什么新闻了。在由美引发的争议中，鼻子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人曾经说，在吃了三年猪肉后，很可能会有人在议会中提议，任何有鼻子的人都不应被允许从事商业事务，而一般一项提议必须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有可能被提出。

懒惰的人不只是卡罗来纳人。游历了弗吉尼亚后，伯德不得不“遗憾地说，懒散是北卡罗来纳和其他殖民地南部地区的普遍特点”。这些人和卡罗来纳人一样。他们都宁愿呆坐在贫瘠的土地上，也不愿意努力创造更好的生活。他们像“野蛮的爱尔兰人似的，不喜欢享受奢侈的生活，却能在懒散中自得其乐”。贫穷、懒散、爱尔兰人般的，这些就是用来形容美国南方一个阶层的词语。这些词在18世纪早期就已经存在，后来，又出现了诸如“红脖子”、“吃土的人”和“白色垃圾”等针对他们的绰号。

伯德的《北卡罗来纳与弗吉尼亚分界线历史》中描述的“懒惰的印第安人”和这些目光短浅的白人很相似。就像那些白人中的穷人拒绝向比他们的强的人学习一样，贫穷的印第安人看到了“劳作是如何让(英国人)生活得富足的，但却愚蠢地继续他们那种懒惰的生活，情愿在贫穷、肮脏、一无所有的状态下过活，也不愿伸伸手，尝试着去劳动”。伯德用来贬损印第安人的词语和他指责白人中的贫穷者所用的措词一样。总之，他将印第安人同所有他所不屑的人放在了一起进行评论。尽管很难说这种不屑的态度就一定比彻底否定的态度好，但这一特点能够说明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

伯德在《北卡罗来纳与弗吉尼亚分界线历史》一书的序言中表达了他的如下想法：当初要是像法国人一样，刚开始就和印第安人通婚就好了。这样的想法说明他对封建阶级结构十分认同。他之所以能够容忍不同类型的人，是因为他觉得像他这样的人绝对能够统治得了他们。伯德愿意让印第安人同自己人通婚，以及他对更大面积的美洲土地的渴求，都表明了他希望能在贵族圈子里出类拔萃的野心。在威斯特奥弗的家中摆满英式家具和艺术品，这是一种殖民行为，意在确立他对脚下土地的所有权。

在勘察的过程中，专员们来到了一个地方。此处是那样令人心旷神怡，以至于伯德给该处起名为“天堂乐土”(他后来在该地区买了一大片土地)。他写道：“此处极为富饶，至少有3万英亩的面积……这儿的土地和传说中的巴比伦地区一样肥沃，产出的作物量比一般的土地高出2到300倍。而且这里地势更高，因而也更有益健康。如果在这儿建立一个规模为1000个家庭的殖民地，人们只需稍加耕作，就可以生活得十分快乐舒适。”这1000个幸运的家庭在这儿会找到理想的牧场和耕地，他们可以开辟葡萄园，并制造出醇厚甘美的葡萄酒。他们还可以种植桃园和苹果园，而且这里长出的大米会是最好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此地就将不但能为人们提供生活所需，而且还将足够人们挥霍之用。”

尽管此地异常肥沃，但它还是有其自身的局限。然而，伯德却能够欣然地接受这些：“我同样不希望那些纤细的植物能在这儿生长，比如橘子树、柠檬树、橄榄树等等。因为如果那些植物能够在此地生长的话，我们就会失去更加有益的西北风的优势，西北风可以肃清空气，使我们免于遭受在温暖地带经常出现的恶性热病的困扰。”使橘子橄榄等树种无法生长的季节性寒冷还会带来其他益处：“它能够消灭大量的蛇和其他有毒爬行动物，以及恼人的昆虫。”因此，最好还是没有那些橘子树，否则它们生长所需的温暖将会把此地变成一个毒蛇害虫肆虐的地狱。于是他总结道：

自从洪水肆虐的诺亚时期以来，没有哪一种气候能够适合所有物种的生长。这也是件好事。正因为如此，国家之间的交换就必须是双向的，相互的交换和人们的交流也就会是双向的。实际上，要是没有这种各取所需的交流和交换，邻国之间的战争将永远存在，而且不可调和，就像印第安人和其他野蛮民族一样。

伯德似乎是在思索能够重塑人类堕落之前具有完整性特点的美洲伊甸园。但他在结尾处将这种完整性定为对和平和美好具有毁灭性的因素时，他引出的后果不是人类的堕落(指《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而是大洪水，从而将他的论述限定在人类历史的范围之内。在这段中，“洪水”所起到的作用是一种历史中的堕落，尘世崩塌之后，便是永远的物质世界。弗吉尼亚、英国殖民地、美洲和整个新世界一起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有限世界。其美妙之处正在于它不能够包罗万象。正因为它不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它蕴含了许多新的可能性。

尽管伯德的行为方式颇为贵族化，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个中产阶级者。伯德不仅仅是需要土地，他需要“更多的”土地。他希望能够垄断土地市场，全部据为己有，然后重组市场。除了“天堂乐土”外，另一个伯德在勘察后感兴趣的地方就是“迪斯墨尔沼泽”(Dismal Swamp)，那里是一片“寂寞的荒原”，非常潮湿而且树木过于繁茂，以致伯德错误地认为“不可能有任何生物能耐受得了那儿恶劣的环境”。他建议抽干“迪斯墨尔沼泽”的水，在那里种上大麻。对他来说，那里可不是“令人失望的泥潭”。“天堂乐土”和“寂寞的荒原”，其名称并不反映真实的情况，只起到修饰作用。对伯德来说，这些名称的意义并非蕴含于先验的领域，而是即将变成他名下财产的优质土地。

这种非宗教的方法同样被用于描述人物。伯德在《北卡罗来纳与弗吉尼亚分界线历史》的写作过程中还写了一部《秘史》，其中包含对参与勘测的各色人物的详细描述：有指挥管理勘察员的官员们、从事实际勘察任务的勘察员们、受勘察员管理的伐木工人，以及包括前文提到的北卡罗来纳厨师们在内的为该项事业提供支持的各类人员。其中社会地位比较显赫的勘察官员们是该书主要描写的对象。伯德将弗吉尼亚人称为“好心人”、“煽风点火者”；把北卡罗来纳人称为“糊涂的裁判”、“巧言令色者”、“鞋刷子”、“令人迷惑的根源”等。他给两位弗吉尼亚勘察员起了好听的名字“奥利安”(Orion)[3]和“阿斯特雷波”(Astrolabe)[4]。他称牧师为“单调乏味的先生”。称他自己为“斯特迪(Steddy)”[5]。

《秘史》中的下流片断描写使伯德获得了擅长辛辣粗俗幽默的名声。其中一个片断描写的是一天晚上，他们一干人等在一个热情好客的种植园旁宿营时的情景。斯特迪自己早早睡下了，但他的同事们还在把酒言欢：

他们带着愉快的心情邀请了一名面色白皙的女佣陪他们一起喝酒。这个女佣扭伤了手腕。当他们把她逗得高兴起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检查她身上那些隐秘的可爱之处，并搞起了恶作剧。最具好奇心的“煽风点火者”开始探索她那迷人的身体，并揪住了她身上由于吃了太多猪肉而生出的几个乳头大小的疙瘩。那位可怜的少女由于手上有伤，因而无法反抗，只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发出时下比较流行的感叹：“真是的，快罢手吧!”。在我看来，她可能这辈子都没说过这么文雅得体的语言。

不论是从性别还是从社会地位来看，都不会让人觉得在这个女佣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令人发指的侵害行为。这段小插曲的语言风格使人明显感觉到，由于她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对她的折磨都带有一种滑稽的意味。她被置于比作者和读者都低得多的文化层次之中。作者的主要意图就是让读者注意到这种地位上的差距。“他们带着愉快的心情”那句话不仅让人觉得下面的内容是毫无恶意的玩笑，也引导着读者成为愉快的旁观者。要是以严肃的口吻叙述，就显得很不合适。在这样的语境中，“煽风点火者”的猥亵行为只是为作者展示其文学机智和风趣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人觉得那个姑娘不是可以让人同情的人。称她为“可怜的少女”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因为她不适合冠以如此高贵的称号。这一点读者已经在文中感觉到了，现在这一不恰当的称呼让人们的感觉更加清晰了。

伯德的神来之笔出现在这一段的最后。那个女佣被作者定义成不具备参与语言游戏的人。在当时那个场合里，所有的意义都在于当时的机智；而那个女佣却不具备这一能力，但她的确也会说话。最有力的一笔是在最后，作者让她说了一句正好能表现作者机智诙谐的话语。他首先告诉读者女佣的话是时下的流行语，从而贬低了她的语言能力。这个女孩不具备伯德那样的语言能力，只有后者能写出读者面前的这段文字，而女孩根本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会说话，但不明白自己口中的话是什么含义，或者说不像我们一样通晓其含义。按照伯德的解释，她从未如此“文雅得体”地说过话。通过写作这样一个段落，伯德确立了自己处于阶级和性别等级结构顶端的地位，也确立了自己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机智及其手段在布拉德福看来，是一种诅咒，因为他把它看做是篡改神圣真理的工具。清教徒们反复强调说，上帝的圣坛不需要我们修饰：即便是最直接的言语也与《圣经》的旨意相去甚远。清教派的寓言全都竭力避免出现机巧的言词，而这样的机巧却正是支撑伯德作品的最重要特征。不论是布拉德福对平实直接的坚持，还是伯德所信奉的观点——“人的本领和力量完全取决于他对语言驾驭的技巧”——在这两种观点背后的是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假设，即语言在意义和事件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这两种观点的分歧虽然不能动摇其共同的基础，但两者之间也不会在同一基础上相互融合。

如果我们可以将殖民的意识形态归结为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对土地的热爱和对印第安人的憎恶，那么布拉德福和伯德则代表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布拉德福热爱土地，并认为是自己将这片土地从先前地狱般的状态中救赎回来的；伯德和贝弗利一样，也热爱自己接管的这片土地，但认为其价值是与生俱来的。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分别代表了对征服北美洲所持有的两个不同观念。尽管它们统一于一个更大的观念——新世界是一个由“自然和自然中的神”创造的特殊地方，但还是要看到这一观念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观念并不像它自我描述的那样，它并非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公理。

[1]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译注

[18]贺瑞斯(Horace)：罗马抒情诗人，他的颂歌和讽刺作品对英国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译注

[3]奥利安(Orion)，希腊神话中巨人般的猎人。——译注

[20]阿斯特雷波(Astrolabe)，古时的天体观测仪。——译注

[5]Steddy，意即踏实的人。——译注

第五章 新世界的争端

到1700年，欧洲帝国完全侵吞了美洲大陆；到了18世纪中叶，一场围绕获取新土地价值的争论将殖民地时期的文学一分为二。在那场争论中，其中一方提出了一个“堕落论者”的观点，大意是：新世界荒野中的自然已经落后于它应有的水平，只能通过耕作开发才能支撑起它。另一方则反驳道：美洲的自然在哥伦布发现它之前就已经相当富饶了，而耕作只不过开发出了其固有的富饶，这并非是创造出来的。当然，双方在对新世界殖民化的必要性上是一致的。但是，堕落论者将殖民理解成为侵吞欧洲世界而开辟新的疆土；美国自然的捍卫者则将新世界看做自己的世界来构建，并认为这里很有可能超过欧洲。堕落论者们大都是欧洲人，捍卫者则完全是美洲人。

这场争论一般被人们称为“新世界的争端”，本章也以此作为章节的标题。本章大体上勾勒了18世纪的政治与科学思想的全貌。我们不仅可以从对新世界动植物价值的争论中追溯美国理念的出现，而且也可以反过来看到经过修改的欧洲形象。“反过来”是这里的一个关键词。它是这场争论的动力所在。这场争论标志着当新世界完全被纳入旧世界的观念时，对新世界的发现到达了顶点。早期的殖民远征一定会越来越为人所知。现在，人们对此还知之甚少，但由于其他部分的自然会被欧洲慢慢了解，所以扩大了的世界仍能保留原有的秩序。至少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中心始终维持在这里。然而，18世纪有关新世界农业潜力与新世界优势争论的热烈程度，展示了一种强大的力量。

新世界争论的强烈程度表明，尽管欧洲帝国在迅速向世界主导的方向上前进，但它本身已经很脆弱了。而围绕新世界是否适合作为人们栖居地展开的争论爆发之时，正是欧洲文明已经在美洲确立了绝对地位的时候。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这一争论是一个更大争论的组成部分，即适合人们栖居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良好”的文明，它同自然的关系又是如何的。

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1762)中写下了举世闻名的第一句——“人生而自由，但却处处受到束缚。”但他并非在说人性应当完全回归到自然状态。按照卢梭的观点，自然状态中的人缺乏适当的条件，因而他们没有语言。他们是动物。卢梭甚至猜测那种状态下的人与猿会在何种程度上相似，尤其是与猩猩。猩猩这种动物很可能与人有姻亲关系，但未曾从最初的自然状态进化成人。适度的进步是必要的：自然对人类来说并非一个理想的栖居地。然而，现代的欧洲文明也不可取，因为它大大远离了自然。

在英国，卢梭鼓舞了一群“原始主义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在1773年发表过《语言的起源与演变》(Of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一书的蒙伯杜爵士(Lord Monboddo)、詹姆斯·伯尼特(James Burnett，1714—1799)，还有拥有卡姆斯爵士(Lord Kames)头衔的亨利·豪姆(Henry Home，1696—1782)。卡姆斯在《人类历史简述》(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1774)中的散文《人类语言分类》(Diversity of Men，and of Language)很有影响力。像卢梭一样，英国的原始主义者借自然批判社会，而不是抵制社会。他们之中的乐观者摒弃了关于黄金时代的新古典观念，不再认为自那时起人类社会就世风日下，并且开始转而持有一种进步的观点：社会处在由野蛮向文明的升级过程中。他们唯一抱怨的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已经迷失了方向。在他们看来，原始社会是人类向农业社会和群居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初级阶段，但后来人类的发展误入歧途，从此陷入了“名利场”的泥沼之中，无法自拔。但在什么才是文明的理想程度这个问题上，很难对其进行清晰的界定。卢梭的主要对手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本身就是一个对法国上流社会奢侈腐败的无情批判者。他笔下的老实人贡第德(Candide)放弃在尘世的漂泊而退耕田园的决定是他的第一个明知之举。

当然，文明与自然的整个关系体现在殖民化的历程中。通过认识与自身文明具有根本不同的其他文明，欧洲人便能够对自己的文明提出一些基本问题。旅行，理所当然地成为如何将自然与文明合理融合这一争论的发生场所。在18世纪，没有人待在家中，即便是那些无所欲求或认为旅行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益处的人也不例外。非常惯于城市文雅生活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尽管对游历的结果表示质疑，但也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其中。虽然他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并不乐观，但他也从未停止四下观察。同样，该时期出现的大量虚拟的游记故事——比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托比亚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的《法国和意大利之旅》(Travels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1766)和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法国和意大利的伤感之旅》(A Sentimental Journal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1768)——看来都是同样的风格：人从旅行中学习，但得到的见识往往是荒谬的。每个人都在路上或海上游历着，但是他们能去哪里呢？又有哪儿值得去呢？

这个问题或许是表述新大陆争论或阐明基本动力最简洁的方式了。争论为其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在不主张放弃帝国攫取行为的前提下对它进行攻击批判，这些人也曾在不动摇欧洲文明根基的前提下，对欧洲文明提出过批评。围绕新欧洲帝国价值的争论十分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论辩双方的争论方式，不管双方的观点相差多远，他们都被相同的形势联系在了一起。原始者与诡辩者、新世界的捍卫者与攻击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可变性。在这种环境下，家的定义已经令人不安地变得不那么绝对。不管是喜欢待在家中的保守者，还是云游四方的冒险家，都感觉脚下的土地在震动。问题是要找到新的立足点，重建世界秩序。

寻求建立新秩序的一个表现就是大量乌托邦性质故事的出版。这构成了游记文学的一个形式，它一反常理，常常谴责旅行。乌托邦往往是人们经过难以想象的艰难旅行后发现的，其间故事叙述者常常会迷失方向，但最终柳暗花明，意外地发现了那个地方。但是，乌托邦本身是个静止的中心，因为这是一个理想地。居民们很少离开家并且不为新世界所诱惑。乌托邦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美洲，包括由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所著的第一部乌托邦文学作品《乌托邦》(Utopia，1515)，其故事背景就是发现新世界。一个与韦斯普奇航行的葡萄牙海员在远征途中与队伍失散，然后，就发现了公正的乌托邦国王(Utopus)的城邦；《乌托邦》一书就是以他的报告形式写成的。乌托邦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无论什么时候，一旦需要更多领地了，人们很容易就能占据城邦周围未用过的土地。这个王国没有任何寻找新疆土的忧虑，可以不断地扩展国土，而不用像过去的一百年里那些不够明智的国家那样冒着风险、漂洋过海去寻求新疆土。如果我们考虑到英格兰帝国扩张的第一步就是占领了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那么莫尔的想象就显得不那么诡谲脱俗了。他可能是在暗示说：只有那样的王国才会在自己的国土出现。

弗朗西斯·培根的乌托邦故事《新亚特兰蒂斯岛》(New Atlantis，1627)中的居民与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移民处于同一时代，却积极避世。发现班瑟勒姆(Bensalem)中新亚特兰蒂斯的冒险者们继续哥伦布的旅行航线，他们乘船西行，希望从秘鲁航行到中国和日本。像哥伦布一样，他们都有遍览全球的雄心。当漂泊在“极度汹涌的大海中”时，他们看到了地平线上的黑影，大家都非常兴奋，看到了希望中的彼岸，觉得自己有可能到达“从未为世人所知的岛屿或大陆”。这种希望听起来是探险时代的主题。但是他们表现出的激动与班瑟勒姆旧时代人平静的完美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班瑟勒姆人稳定的生活方式一点也没让人觉得他们是井底之蛙。他们可以用出色的西班牙语给秘鲁访客致辞，而且竟然会说世界上的所有主要语言，了解所有国家的知识以及它们的现状，他们还十分清楚地了解当时的世界各国在进行着探索和扩张。

但他们并不想成为这种扩张大潮中的一员。他们通过派出“知识信息商人”始终保持着与世界的联系，他们从世界各地带回的既非“黄金，也非其他实实在在的商品”，只有“书籍和各种各样描述最新发明和发现的文件材料”。不用说，这些书商们对外国的领土和外国的货品都不感兴趣。和那些把本国的国旗遍插各处的人不同，他们悄悄地来去，并尽力地想不为人知。

他们所做的一切皆遵从于萨拉摩纳(Solamona)的教诲，他是个伟大的国王与立法者，他生活于耶稣诞生前大约三世纪而且开创了一套实用的自给自足法。萨拉摩纳只为子民谋幸福。

这片土地方圆5600英里，绝大多数的土地都极为肥沃，所以不需要借助外力便能自给自足；该国的航运，无论是在渔业还是在各个港口之间的运输上，都十分发达，他们的船只还可以开到距我们不远的一些小岛上(在这个乌托邦里，贸易只是一种地方性的行为)，一切都在该国的统治之下，不禁让人们感叹该地区是多么的富庶。

萨拉摩纳颁布了一项反扩张法，目的是将该国的现状永久地延续下去。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法令就是严禁外来人口，因为他们有可能带来“新鲜事物和导致该地区的风俗被混杂”。班瑟勒姆不进行进出口贸易，它远离商业利益以防丢失精神上的富有，也不喜欢商业能够带来的满足感。睿智的萨拉摩纳熟知经济法则，因此班瑟勒姆才得以繁荣昌盛。

这些信奉孤立主义的乌托邦人嘲笑帝国扩张行为中表现出的贪婪，他们的领地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伏尔泰笔下的贡第德访问过的新世界天堂绝对是理想中的“黄金国”。被城外湍急的暗河环绕的“黄金国”，其领地如同班瑟勒姆一样隔绝于世并自给自足。路上满是红宝石、翡翠；泥土也因富含黄金而呈现出金黄色。要是那里有什么欠缺的话，这也只是让它富庶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黄金国”中既无法庭也无监狱，既无议会也无教堂。“黄金国”中的人们拥有所需要的一切而且毫无奢望。他们只希望“继续远离欧洲国家的贪婪掠夺，那些欧洲人对我国的石子和泥土都有难以想象的狂热贪婪，而且他们为了得到这些，会将我们残杀得一个不留”。

然而，此类虚构小说的作者们都不接受停滞不前的观念，也没有一个作者表现出拒绝进步的心态。培根对传统的先验永恒性理念的背离就是他对现代科学定义产生影响的基础。他的归纳法将进步理念融入了思考的过程中。同样，伏尔泰惯于怀疑的理性主义中暗含了归纳法，这其实是一种含蓄的扩张。《新亚特兰蒂斯岛》和《贡第德》(1759)这两本书都对17、18世纪的物力论不加批判地进行推崇。例如，尽管新科学明显具有改变社会的潜在特点，但他们却只能看到新科学带来的利益。喜好宁静生活的乌托邦人对帝国扩张进行批判但却并不加以抵制；在现代建筑师内部进行着一种争论，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在他们原则中最实用的配置基础上反对乌托邦。乌托邦中的人们说，帝国扩张肯定有比获取经济利益或政治权利更大的野心。仅有商业是不够的，过分通商反而对于实现将欧洲文化撒播向全世界这一目标不利。伏尔泰(同时对卢梭嘲弄道)称赞灭绝印加人，因为这就为世界消灭了一个野蛮可怕的食人部落。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托邦者们构建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学，这恰好弥补了哈克鲁特收集的作品的不足，而乌托邦者们只是为了改正哈克鲁特的作品而对它进行批判。

新世界争端时期的文学在不同程度上都将美洲描述成一个反面乌托邦(极糟的、地狱般的社会)，也参与了将帝国政府文明化以及将其征服的过程；它通过新世界创造了一个更加光辉的欧洲。按照启蒙运动的观点，人类已经可以上升到一个理想高度，而这是人类本身所蕴含的一种能力。但乐观主张的相反方则认为，这些善变的人类也可能堕落到彻头彻尾的自然野蛮状态中。他们害怕人们会放弃启蒙运动的文化，而人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堕入了散发着毒气的泥沼，或陷入恶劣的荒野和丛林，或在原始的泥沙中无法自拔。总之，一句话，他们担心人们可能会因为美洲而放弃启蒙主义。

争论是从乔治斯-路易斯·雷克勒·孔德·德·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Buffon，1707—1788)[1]的《地球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开始的，也从始至终围绕着该书展开。这本书的第一章于1749年出版，其他章节是在其后每隔一段时间陆续出版的，直至1788年。布丰被普遍认为是现代自然史的创立者。因此，自然史同现代人类学一样，都是欧洲帝国扩张的产物。《地球的自然史》的销售情况好得出奇，而且是18世纪哲学、历史、文学及科学领域中最常被引用的著作之一。该书收录了已开发土地上的动植物报告。布丰还将这些材料汇编成为一套以人类学为中心的非宗教自然演化理论。(在某些方面，它的论述要早于达尔文)。他解体了一个世界，同时又构建了另一个世界。他摒弃了将神作为世上各种生命结构起源的观念，并代之以一种自我演化、生生不息的进化秩序，将《圣经》中《创世纪》(Genesis)篇的内容加以取代。这样的组织安排，其目的并非是为了着眼过去，而是要放眼未来。

这种新秩序也是由动植物组成的一种等级制度，而美洲在其最底层。在下面这段颇有影响力的文字里，新世界显得快要乱作一团了。作为一个继培根之后的科学家(当时英国人的声誉可能是居于最高点)，布丰总是以客观实在的证据，归纳性地开始他的论述：

我认为：马、驴、公牛、羊、山羊、猪、狗，所有这些动物在新大陆都变小了……那些没有被送到那里而是自愿过去的动物，或者简单地说，那些在新旧世界很普遍的动物，如狼、狐狸、鹿、雄鹿以及驼鹿，在美洲也同样比在欧洲小，无一例外。

他先前曾经说过，生物种群的质量可以体现在其体型大小方面，而在美洲，每个事物和每个人都很小：

所以，在这里一定有些东西使得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阻碍，与之相克，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种子长大成形；有些本在其他气候条件下可以生长得很好的种子，在这里却无法长到它们应有的大小。在这样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上，人烟稀少。这里的人只是大地上的行尸走肉，无法驾驭自己的领地，无法统治任何东西；他们不会征服动物或治理雨水，管理河流；他们也不会种地，他们不过是一些高级的动物，是自然中一个个毫无意义的生物和无用的机器，根本无力改变自然或促进自然。

文章接下来仍然继续大肆嘲笑美洲土著人。布丰说，他们在性方面也表现得尤为无能。“野人的生殖器官短小无力；他们既无体毛也无胡须，还缺乏对同类雌性的性欲。”由于他们缺乏性欲，“又毫无灵魂”，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个人意志，“只要解决了他们的温饱，同时也就毁灭了所有他活动中积极的因素；他可能会傻站着或横躺好几天。”

尽管如此，这种新大陆的糟糕状况也是反乌托邦的，因为布丰对乌托邦的传统信条并无好感。土著人终生待在一个地方并接受这个地方，对物质毫无野心，无欲无求地平静生活，与自然和谐共存，既不改变环境，也不利用自然资源，只是从树上采摘果实，既使在所获甚少的时候，也对自然的丰饶感到心满意足，这些就是与乌托邦生活十分相似的、构成田园式生活的传统要素。我们的自然科学之父是个热心的反田园主义者；他明确地将自然科学定义为反田园主义。

为了了解他所面对的一切，我们可以看看该时期另一个极其著名的探索方面的著作，路易斯-安东尼·德·布加固维尔(Louis-Antoine de Bougainville)的《环球航行》(Voyage around the World)(Voyage autour du monde，1771)——一部被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鼓吹带有严肃文学标签及补充意义的作品。《环球航行》一书是一本远征成员的报告汇集。他们在1760年至1769年间乘坐两艘大船环游世界。书中描述了目前尚不知名的许多美丽地方，其中有好似天堂般美妙的“欢乐岛”，布加固维尔将其命名为新西叠荷(Nouvelle-Cythère)。后来，大家才知道它的土著名字是塔希提岛(Tahiti)。书中关于塔希提岛那一章的作者说，他本想将这个岛命名为乌托邦。开头的几句话概括描写了岛上的自然景观，而且不同于布丰的描写。他写道：“塔希提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罪恶、偏见、欲望以及冲突的地方。那里的居民生长在最美的天空底下，吃着从不需耕种的肥沃土地上长出的水果度日，管理他们的不是什么国王，而是他们自己的祖辈、父辈，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神，只知道爱。”

布丰反对那种对待原始社会的多愁善感的浪漫态度，他列举了科学的观点、他自己的科学发现、还有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大量涌现的科学意识形态。身为自然科学家的布丰相信技术甚过于相信其他任何事情。这个信念在他定义科学研究的方式上也有所反映：比起准确的观察和测量，他更注重分析。他不关心事实这一缺陷显示出了18世纪与20世纪科学研究的差距。对于布丰来说，收集精确的数据不同于构建一篇文章，他认为真实的科学工作在于写出一篇有分量的论文。他对细节以及具体事实是出了名的不耐烦，这说明了他从各方面都拒绝局限于自然。他甚至不会让自然来决定他的证据，人类的意志才是最终权威。

布丰对技术的热爱是他仇恨新大陆的一条重要证据。18世纪的美洲正处在技术世界到来之前。在文中将美洲大陆的阴郁与厄运描述到令人失望的程度后，布丰觉得够了，并试图打起精神来。他想象人类有一天会厌倦了自身的弱小与胆怯，然后站起来振臂高呼：

残酷的自然是丑恶、病态的；我，也只有我，可以使其变得怡人而富有生机……让我们抽干这些沼泽，让死水流动起来，给它带来自由的生机，让水流汇入河流与运河；让我们开发出隐藏于我们身体之中(而且仅限于我们所有)的那种活泼的、充满欲望的元素；让我们烧掉这片多余的树丛，烧掉已经消耗过半的古老森林；然后，让我们用钢铁铸成的机器来收拾那些火焰燃烧不尽的地方。

这段文字以其暴力感而惊人心魄，这样的效果产生于文中的一系列动词——抽干、带来生机、开发、消耗、放火、收拾——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激进的改造心态。每种自然特征最终都被改造成与其相反的状态：湿变干，死变活，静变动，满变空……而且，一旦要是空了，又会被重新填满：

用不了多久……美好的事物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会看到：新鲜的、有益健康的草地；兽群得以穿越以前无法通过的地带；它们将会在这里找到丰富的食物——永远常新的牧草；它们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让我们利用这些新资源完成我们的任务：使公牛屈服于枷锁，利用它们的力量耕犁大地。

在这一段中，农业和清理土地一样，都是需要力气的活儿。人类用双手驾驭了耕牛，用它们的力量来耕地；人类双手所掌控的巨大力量衬托出了其本身的力量，使之显得更加强大。对全球力量的设想不是下意识或偶尔的；布丰清楚地表达过他的想法：“一个新的自然会诞生于我们手中。”书中有一章名为《荒野中的自然，驯化下的自然》，这一章节描述了被改变后的自然状况——所有“有害的”地带、植物、动物都被消灭了；所有土地都变得开放、易于接近；人们现在可以在原本宽阔的海面上自由航行。这一章在人类胜利的圣歌中结束：“无数个权利与光荣的丰碑已经充分证明，作为大地主宰的人类已经完全改变并革新了世界的面貌，并且证明了人类将永远有主宰自然的绝对权利。”

这样的想法是后来才有的。其虔诚体现在这一章其他的内容中。在这些章节里，自然根本不被人们当做平等的伙伴来看待，而被当做一个粗暴对待的对象。(读者肯定早已注意到布丰的设想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结构，这十分清晰地表达了传统中的男性理念。)总之，这段文字集中了现代技术同自然的关系及其原则与要义。它说明了尽管那个时代的哲学对“自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那还是一个崇尚机器和工业的时代。在布丰所描述的“人类主宰大地”的全景壁画中，有一个提炼金属的细节：“金和铁，比金子还重要。”将铁的地位提升得比金子还高。这一比较将哥伦布所描绘的天堂般的新世界同布丰对它的贬损之词划分开来。

布丰对美洲自然激烈的轻蔑言词部分是针对早先那些田园诗式的不科学的描述。他在抨击那些人过分热情的同时，还同样激烈地批判了他们不严谨的方法。作为布丰追随者的科尼利厄斯·德·保(Cornelius de Pauw)的作品更具煽动性。他的主题是“世界上一半的自然景观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天地间的一切都非常恐怖或堕落”。德保在1768年出版了《美洲土著人的哲学调查》，又名《人类历史的趣味备忘录》(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ericains，ouMèmoires intèrèssants pour serveràl’histoire de l’espèce humaine)(Philosophical Reasearches on the Americans，or Interesting Memoirs for a History of Mankind，1768)一书。该书一经问世，就对一直悬而未决的关于人性本质的辩论产生了极大影响。例如，原本是原始主义者的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在他1769年的《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一诗中就将佐治亚州描写成“可怕的地方”。

每走一步，新来的人们都害怕自己的脚步

会唤醒可怕的毒蛇。

那里有猛虎在伺机守候着捕捉它可怜的猎物，

而那些野人比起猛兽来，要更加致命。

《美洲土著人的哲学调查》一书主要是根据布丰的经历写成的一个简要的旅行手记。然而，布丰对整个美洲的自然有着广泛的兴趣，而德保却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新世界中令人反感的、充满敌意的土著人身上。他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对这些美洲土著人的不满之情，因为这些人既不会劳作也不会思考，他们只配沦为奴隶。他引用了塞普维达对美国土著人的弱点和缺乏志向的评论，但他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已不能成为奴役美国土著人的理由。事实上，德保并不关注这些土著人本身，他所关注的是美洲新大陆，而土著人在他眼里不适合做这片大陆的主人。德·保认为欧洲文明理所应当成为美洲的主人：人类以及他们所统治的自然具有一种内在的发展潜能，而发掘这种潜能则是人类的责任。

上述想法看上去似乎平淡无奇、无可挑剔，但实际上，这个观点在当时却是崭新的，并且备受争议。它将潜能的充分发挥定义为一种实际的创造行为。德·保在这里引用了布丰的观点，并进一步总结出了自己的观点：“让自然经过耕种而重新焕发生机。”认为经过耕种的大地将变得更加富有生机的这种想法意味着人类活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强大。一方面，自然如果自生自灭，它将迷失自我，变得衰落，甚至变得不再自然；另一方面，充分发展的自然呈现了一种人工改造过的景象，到处都是直直的沟渠和坚固的仓库，人类在这里不仅是一种自然过程的工具，同时也是其原动力。没有文明的艺术就没有自然，或者最多也只能有一个未开化的、变态的自然。人类是创造者。这篇有关自然衰落的文章避而不谈对神灵的亵渎，并预示了浪漫主义。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类。布丰和德·保反对布加固维尔对塔希提岛所抱有的幻想，(布加固维尔认为塔希提岛上唯一有用的技术就是用篮子来收集从那些自生自灭的树上结出的果实)相反，他们规划了一个虚构的世界，那里最自然的产品就是工业产品。美洲这片新大陆不如欧洲那样自然化，欧洲在带给美洲文明的同时也应该把自然化带给美洲。

堕落论者的观点成为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石，现在欧洲人不仅被看做是发现者和占有者，而且被看做是美洲这片新世界的缔造者。这便是威廉·罗伯特森(Robertson Willian)于1777年出版的《美洲历史》(History of America)一书的主题。这本书也使布丰和德·保在欧洲家喻户晓。这本书和16、17世纪新世界探索文学的不同之处体现在罗伯特森不愿在琐碎事情上浪费时间。他非常坚定地认为欧洲更加发达，更加高级，以至于他觉得对美洲的土著人的些许描写都会有悖历史的尊严。

我们有理由把这种论断看成是对新世界的一种忧虑。忧虑的核心是新世界是否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是把除欧洲以外的地方和人所表现出来的低级落后记录成册，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动机。18世纪见证了发达的奴隶贸易，但与此同时，启蒙运动的自由理念又使奴隶贸易丧失了存在的根基。新兴工业对殖民地资源的依赖以及北美洲对越来越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威胁，都使技术本身突显出新的弱点。

在新世界争端的第二个阶段，欧洲在哲学上、思想上以及经济上所处的支配地位变得更加突出。德·保的抨击言论引发了众多抗议，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一个名叫奥宾·约瑟夫·帕尼蒂(Aubine Joseph Pernety，1716—1801)的圣本笃教团(Benedictine)僧侣。他本人同时也是卢梭的追随者，在1770年对德·保的观点提出了反驳，并举出了许多旨在为备受诋毁中伤的美洲土著人恢复名誉的证据。帕尼蒂还提起了一个古老的传奇故事，故事中讲到有一个巨人曾住在南美洲的巴塔格尼亚(Patagonia)。为了回击类似这样的反驳，德·保在1771年大篇幅地修改了他的论点，并推出了一个修订本以示回应。他对这个传奇故事不屑一顾，而且认为在理性时代，传奇故事没有任何价值。他把帕尼蒂看做是一个对现代世界一无所知或至少对其重要原则及所取得的进步一无所知的虚无缥渺的神秘主义者。德·保认为帕尼蒂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刚刚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对它进行的描述。在哥伦布之后，北美的面纱就已经被揭开了，欧洲人跟随哥伦布来到了美洲并改变了这个大陆的面貌。进步已经开始并将持续下去。300年后的北美洲将与现在大相径庭，正如今天的北美与刚发现它时相差甚远一样。

这也是布丰反对德·保的一个原因，他认为德·保对自己著作的无理解释是一种冒犯行为。布丰在1777年出版的第一卷《地球的自然史》中把修改过的论文用理论术语整理成册。布丰说自己在“堕落”这个话题上被严重地误解了。他把“堕落”一词当做一种专业术语。堕落是一种不发达的状态，其本身具有的潜能还未被充分发掘，所以它还未能把自身所具有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他说自己从未试图表示新世界是腐化或是堕落的。相反，美洲的自然一直以来不仅不是堕落的，反而是最近刚刚诞生的，并且从未像北方的国家那样富有活力地存在过。堕落，在他看来，意味着不成熟。

经此修正之后，布丰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的立场，而只是作了些修改。为了变得更加成熟，新世界仍需用布丰建议的疗方来克服堕落，即让新世界经历一次剧烈的变革，把荒芜的新世界变成和欧洲一样美好的文明世界。这样新世界可能还需三个世纪才能与旧世界相媲美。

而且，不成熟比堕落听起来悦耳得多。它似乎为“新世界的争端”这一话题提供了达成妥协的余地，所以便能够吸收启蒙思想中的哲学和经济等方面的优点。不成熟则预示着进步，这等于是把新世界与进步联系在一起。在北美出现的政治实体在施政和商贸往来方面所表现出的勃勃生机似乎说明它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进步能力。这与布丰对美洲自然的评价明显矛盾。二者之间的这种差异让一个激进的堕落主义者困惑不解。他就是身为修道院神父的吉饶姆·托马斯·弗朗索瓦·雷诺(Guillaume Thomas Francois Raynal)。1770年，他在布丰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极为畅销的书，书名是《欧洲在东西印度群岛定居、通商的哲学政治史》(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rade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雷诺对北美政治、经济的发展的印象越来越深刻，尤其对英国殖民地的发展十分满意。他期望这片土地以及其殖民者都能够欣欣向荣。在一篇文章中，他对欧洲人为美洲所做的改良而变得激情澎湃。一开始，就像《圣经》中的创世纪所描述的一样，这里到处是一片混乱和狼藉。“但人类出现了(这里雷诺指的是欧洲人)，他们立刻改变了北美洲的面貌。”

他们利用了所有的艺术手段，引进了对称这种形式。无法穿越的茂密树丛被立刻清理干净，为建造宽敞的房屋腾出空间。野兽都被赶走，成群的家禽填补了它们的位置。荆棘、野草也为丰收的庄稼让位。河流也改变了以前的流域，被引流到大地的腹地或由深深的沟渠引导至大海中。海岸边布满了城镇，港湾里船舶众多。于是，新世界就如同旧世界一样，完全为人类所征服。

就这样，新世界成为旧世界的延伸。

这段对美洲演变的描述引出了强有力的进步意识形态，并将其优势体现在新世界的土地上。但有关不成熟的争论也解决了欧洲支配权的问题，即便这个争论是以描述一个帝国盛衰这种最具挑战性的形式出现的时候。

16世纪末，新大陆发现进程中的一个疑问开始显现出来，这就是是否认定哥伦布的西行之旅绘制了文明的征途的问题。历史进步的轨迹犹如太阳东升西落。这种说法与古典想法一脉相承。和欧洲各国在占据美洲大陆时确立了世界命运这一观点一样，这种观念在最初没有特别引人注意。当时，对新世界的攫取似乎预示着旧世界定将复苏。约翰·富兰普顿(John Frampton)将物理学家尼古拉斯·蒙纳德(Nicolas Monardes)的北美植物药理学著作翻译成《来自新大陆的好消息》(Joyful News out of the New Found Land，1577)(原著在1574年用西班牙语出版)。这时，他把美洲看成是对各种严重疾病具有独特疗效的药材的原产地。到18世纪，帝国的地理的扩张所引起的忧虑已经是布丰和雷诺的启蒙运动所不能缓和的了。贺瑞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关于大西洋彼岸的欧洲设想由于旧世界的衰落而感觉到刺痛，他提出一个仍在人们手中掌握着的欧洲，这是一种超验的文化意识：

下一个奥古斯都(Augustan)时代将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出现。波士顿可能会孕育出另一个修西得底斯(Thuycidides)[2]，纽约会孕育出另一个色诺芬(Xenophon)[3]，墨西哥会孕育出另一个维吉尔(Virgil)[4]，秘鲁会出一个牛顿。最后，一些来自利马(Lima)的好奇游客将会游览英国，描绘圣保罗的废墟。

当歌德(Goethe)宣称：“美洲，你比我们旧大陆更美好”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所目睹的这个年轻的文化与欧洲毫无相似之处。然而这种猜想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的。在“北美洲非常年轻”的这种说法第一次清晰地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积极因素：新世界的不成熟之地也只是比远古时代的泥潭稍好一些。布丰、德·保和雷诺之所以承认北美洲在欧洲的支持和庇护下，能从那个泥潭中走出来，这是由一种特殊的矛盾心态所造成的一种妥协。

18世纪晚期见证了欧洲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成熟，同时也见证了在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垮掉后，帝国主义衰落的开始。这种奇特的巧合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当帝国仍在扩张时，同时它也把自己改造成一种新的制度，这种新的制度是建立在商业剥削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基础上的。另外，这种奇特的巧合也可以从美洲矛盾的两面性中体现出来。一方面，美洲不如欧洲，另一方面，美洲又如同欧洲的孩子，欧洲的未来。1776年，《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建国，他们的理由是英国殖民地已经达到一个阶段，已具有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所应有的成熟特性。同年，他们提出了这项主张，而且爱德华·吉布(Edward Gibbon，1737—1794)也发表了《罗马帝国兴衰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1788)一书。我们可以把新世界之争当做对这种巧合的意义之争来解读。

在美洲，这种巧合的意义似乎十分清晰。的确，当时任何一个注意到《独立宣言》和《罗马帝国兴衰史》几乎同时问世的美国人，都会把这看做是一种信号。耶路撒冷是清教徒“山顶之城”的一个典型，而罗马则成为华盛顿的典范。在北美洲中部的殖民地，尤其是在南部的殖民地中，新英格兰是被救赎了的伊甸园的这种想法让位于复苏的罗马形象。对那些怀有此种志向的人，新世界的自然是堕落的，需要欧洲来重建的这种想法使他们有一种耻辱的低人一等的感觉。托马斯·杰斐逊的《弗吉尼亚州札记》手册中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质疑之六：矿产、蔬菜、和动物的产出”(“Query VI.Productions Mineral，Vegetable and Animal”)。杰斐逊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大量的数据和科学的观察结论毫不留情地驳斥了布丰的理论，并试图证明美国不仅与欧洲同样发达，而且还要超过欧洲。根据杰斐逊的统计，新世界上有100个自然物种，旧世界有126个。但地球上其余的地表面积应为北美的两倍，具体比率应为4∶8(在杰斐逊看来，两倍的土地面积就应该对应两倍的物种)。但实际比率是4∶5。在杰斐逊看来，美国占有世界1/3的土地，却拥有4/5的世界物种，这充分证明了新世界旺盛的生命力。

杰斐逊所做的反驳在一开始并不那么激烈，只是作了自然资源方面的描述。在冗长地介绍了矿山、树木、物种、温泉、土壤(这本书是为回应法国人分发的一份调查问卷而写的)之后，文章的基调开始一下子变得辛辣。他直接将布丰的观点引了出来——“大自然在地球这一面，要比另一面缺乏活力和朝气。”杰斐逊难以相信像布丰那样的科学家会做出如下评论：

慈祥的太阳似乎并没有给予地球两面以同样的温暖；好像同样化学成分的土壤在这里只能提供较少的动物所需的营养成分；在这样的土壤和阳光下产出的水果和谷类乳糜不足，对身体的骨骼和血液都不是很好。软骨组织、薄膜组织、纤维组织发育的时间都比较短，于是，身体的僵硬性便限制了动物的生长。

这篇18世纪理性科学的代表作事实上提出了与启蒙科学思想相悖的一种观点。因为杰斐逊把美洲大自然的平等性观点建立在了美洲的局限性上，而不是它的进步性上。他写道：“每一种动物在生长的时候，都从它们的创造者那里获得了拓展的权利。它们生长所需经历的中间环节包括土壤、气候、食物以及精心的饲养者。但给老鼠吃再多的好粮食，它也长不成大象。”布丰从未说过老鼠可以长成大象。他的分析与中间环节和动植物的相对大小有关。杰斐逊把一个带有偶然性的相对主张说成是一个绝对的。他自己文章中的观点也是绝对的：在将可能的差异归结为中间环节上的不同后，他说道，在大西洋两岸生长出的东西都是相同的——它们绝对都一样，上帝创造这些事物时的法则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够理解的。

杰斐逊并不认为个体构成了这个世界，而是把这个世界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对他来说，科学的意义就在于为了利用自然并破译其指令。《弗吉尼亚州札记》一书旨在证明新世界的贸易和投资前景是美好的，以便说服法国继续支持殖民地的独立。但此书中却更多地描绘了美洲的原始状态，而非文明发达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确，当时美洲大自然可取之处似乎就蕴含在它的最初状态之中。杰斐逊说，猛犸象在世界其他各处都已灭绝，但它们却仍在美洲的荒野中悠闲地踱步。没有什么农牧业能把老鼠变成猛犸象。欧洲在很久以前就见证了猛犸的灭绝。如果尺寸能成为衡量繁殖能力大小的标准，猛犸象的存在就能够充分证明美国大自然旺盛的生命力。

但看上去矛盾的是，杰斐逊为美洲所做的辩护也是比较保守的，更倾向于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不够自由开明。他对布丰的殖民进步观点的反对似乎低估了他自己以及他的同胞们在创造美国这个新国家时所起的作用。他们为原始美洲所做的辩护甚至可以说是不利于他们宣称自己是美洲主人的，因为欧裔美洲人不是广袤的美洲的后代，而是它的征服者的后代。他们提供的主要的理由就是新世界的改良。

杰斐逊拒绝把自己和其他征服者们看做是新世界的“科学再造者”。这一事实与《独立宣言》中含蓄的抗议有相似之处。《独立宣言》想要达到的目的其实不是国家自主，而是一种更高级的由自然和上帝创造的自然社区。而这种社区只能由以前的殖民者现在的美洲人来实施。在这种相似性中，人们可以找到为何杰斐逊对布丰和雷诺等人提升美洲人的说法表示强烈反对的原因。到18世纪末，在美洲的英国人不愿再把自己看成殖民者。他们可能来自某个地方，但到了美洲，他们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而不再延续他们从前的历史。相反，历史被改为史前史。现在的美洲人包罗万象，在终结种族历史的同时又将其重塑。在这种情况下，杰斐逊笔下的猛犸象代表着一种美洲文明。这种文明不仅是欧洲的下一个边区村落，而且还是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美洲文明独立的证据在于它所拥有的独特野性。布拉德福从对立的荒芜中看到了一种对自己身份的威胁。在《弗吉尼亚州札记》一书中，杰斐逊表达出了一个与荒野理念明显相反的观念，这种观点是形成美国独立特性的根基。

与杰斐逊同时代的人大体上也持有相同的立场，结果却十分惊人。例如，在对美国气候这个一个世纪以来都颇具争议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十分奇怪。17世纪的殖民者到达新英格兰后，本来以为自己会身处一个和英国相似的气候条件，但他们却被冬天的严寒所震惊。他们无法用这个地区所在的纬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把海湾流的影响计算在内；而海湾流对英国气候的影响却很大。另外，现在借助于气象学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在17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冬天由于亚冰期而出奇的寒冷。当这个时期过去以后，天气逐渐变得温和，但殖民者们却不愿承认这种变化。

布丰和堕落主义者们声称这种气候上的变化是移民带来的好处。美洲人辛勤耕作，排干沼泽，修整森林，他们这些活动被布丰们大加赞赏。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1758—1843)在他《关于近年来冬季气温变化假说的论文》(Dissertation on the Supposed Change of Temperature in Modern Winters，1799)一书中概括了美洲的情况。这一题目即点明了主题：韦伯斯特在试图向大家保证，没有什么变化发生。人们的记忆总是倾向于夸张过去的艰辛。其他的科学观测者们普遍支持他，比如内科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1745—1813)。他也同样不愿相信发生过什么大的改变。杰斐逊和拉什一致认为美国的自然界所反映出的情况不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总的来说，自然根本不受人类的活动影响。美国人坚持认为天气状况一直是它原来的样子，并且认为这并不是他们定居的结果。

相反，定居者们则应当去适应气候。身为内科医生的拉什写道：“或许没有什么天气或国家是对人类不利的。人们从经验、传统中获取适应自然的本领。”(引自《关于宾夕法尼亚天气及其对人们影响的记述》[Account of the Climate of Pennsylvania and Its Influence upon the Human Body，1790])。韦伯斯特在他《关于过去几年间美国流行的肝胆热病论文集》(A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the Subject of Bilious Fevers，Preval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Few Years Past，1796)一书中，坚定地赞成这一点：“如果能使美国人信服……疾病和死亡的根源可能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疏忽造成的，那么这将是他们学到的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洁净，不要总是“在肮脏的环境中打滚儿”，偶尔洗洗澡，清洁一下城市(比如整个费城就曾经是个开放式的污水槽)。美国的环境问题是由无秩序的定居者们造成的，美国的自然环境本身是“纯净和健康的”。

韦伯斯特不像是一位认定自然不应该得到改善的捍卫者。他的身份是学校教师，一个学语言的学生，而且还进行过文学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写作。他当时已经出版了《美国拼写读本》(The American Spelling Book，1783)一书。这本著名的“蓝皮拼写读物”有400多个版本，销量逾100万。他还创办了《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1787—1788)，尽管该刊物存在的时间短暂，但却很有影响力。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编写了《英语简明辞典》(Compendiou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806年第一版，现仍在出版)。当他开始就流行疾病的文献进行研究时，他就逐渐变成一位坚定的联邦主义的拥护者，他担心这个新兴的国家不仅会遭遇医疗卫生方面的困境，而且还会遭受道德方面的欠缺所带来的缺失。他的同事本杰明·拉什是一位内科124医生，曾在伦敦实习过。拉什在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问题方面著作颇多，因而他在写作方面取得了和在临床医学领域一样高的声誉。

韦伯斯特和拉什都是文人和科学家圈子里重量级的人物。这些文人和科学家利用其杰出的智力资源为英国殖民地赢得了声誉。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美国的先哲，是这个群体中最为著名的成员和主要的组织者。但同样积极参与构建了重要的知识、文化和科学繁荣景象的还有：韦伯斯特、拉什、天文学家戴维·里顿豪斯(David Rittenhouse)、植物学家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约翰·巴特拉姆(John Bartram)、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卡德沃拉德·科登(Cadwallader Colden)，还有杰莱德·艾略特(Jared Eliot，1685—1763)，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绅士农场主写有《田间农耕随笔》(Essays on Field Husbandry，1748—1759)，该书展示了许多当代研究的实际方向。

费城是这个圈子活动的中心。在这里，手握重金的商贾们愿意将金钱投入到研究当中，并对使用钱财的研究者心存敬意。富兰克林和他的“俱乐部”(Junto Club)在费城创建了图书馆公司；同样是在费城，1743年，还是这个团体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发起建立一个由居住在几个殖民地的、有艺术鉴赏力的人们组成的协会，即美国哲学协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并且这些人保持通信联络。布丰认为人类正在通过科学和技术使美洲的自然界变得更好，而由美国科学家和技术革新者们形成的反对意见则认为，所有人都处在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城市文化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他们会采取这样的立场。但这仍然是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不仅仅在这样的场合中存在。除了允许美国人宣布独立外，拥抱原始美洲还有些模糊不清的含义。那意味着历史进程将不会成为美洲的一个基本部分。由杰斐逊和他的同志们建立的这个自然的国家站立在历史之外。关于这个新世界的争端被解决了，但是这一解决方法本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1]乔治斯-路易斯·雷克勒·孔德·德·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Buffon 1707—1788)：法国博物学、数学家、生物学家、宇宙学家和作家。布丰的思想影响了之后两代的博物学家，包括达尔文和拉马克。——译注

[2]修西得底斯(Thuycidides)：远古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译注

[24]色诺芬(Xenophon)：古希腊将军、历史学家。——译注

[4]维吉尔(Virgil)：古罗马诗人。——译注

第六章 在美洲旅行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英国殖民地宣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时，进入和探索新世界的方式都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原来探索未知世界的危险旅程，如今变成了在美洲旅行的文明行为。1796年，作为耶鲁大学校长的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1764—1846)觉得每天的生活过于单调，于是决定“利用假期进行经常性的旅行”。在他第二次健康、怡人的旅行途中，德怀特产生了一个疑问：在眺望秩序井然的乡村时，他心想，这些新英格兰的景象是如何在80年前甚至100年前就出现的呢？但是他发现过去是如此的稍纵即逝，无法追忆，于是决定抓住飞逝的现在，为那些将生活在80年或100年后的人纪录下今天的一切。他写道：“如果要对新英格兰这个飞速发展变化的地区加以如实展现，我们就得采取像画家绘画云朵一样的相似手法。”这句话是对那个过渡时期的精确诠释。出于健康目的而旅行的德怀特把书写游记作为了一种文学追求。为了给后世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德怀特在游记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进行了反思和思辨。

德怀特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孙子，作为一位著名的牧师，他所描绘的是一个早已陈旧的新英格兰。他的回忆录说明在共和国初建之时，清教徒的价值观仍然根深蒂固。德怀特对自己康乃狄格州邻居体面的“富庶”和考究的生活方式津津乐道，并蔑视传统游记中令人兴奋的部分。此外，他还警告读者说：

如果一个国家处在完全平静有序的社会状态下，那么各种冒险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曾广泛地在世界各地游历，所走过的距离可以绕地球三分之二，但我从未经历过一次冒险。我遇见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平静的环境中理智地生活着，而我的远足记载也仅限于每天的一日三餐。

德怀特的《新英格兰及纽约之旅》(Travels in New England and New York，1821)区别于传统游记之处并不仅仅局限于它对探险真相的揭示。德怀特这个纽黑文市(New Haven)[1]的居民对于野生的动植物没有多少兴趣。他有一篇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马萨诸塞州霍尤克山(Holyoke)附近景色的文章，其中所涉及的景致或多或少都带有人类驯化或耕种的痕迹，就连对山顶景色的描述也是如此：“在山峰的最高处上，居民已经清除了树丛和灌木，以便开辟出最理想的景观。从这改良了的视野中他观察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参差多态的农场、田园、森林；形状各异的教堂、村庄；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谷以及变化万千的山峦和平原。这些奇妙的景色简直难以描述或想象。”

在这一景观中，最先映入眼帘的并不是大地上的自然风光。自然景观无法打动德怀特。他总是偏好人工景致，喜欢注视交相辉映着灌木、茵茵绿草和高大树木的河畔景色。不论他的目光投向何处，他都能欣喜地发现人工雕琢痕迹：

从这个角度来看，河边的空地绵延着伸向远方，好像无尽的稻田。这些看似阶梯花园似的田地面积大概有500到5000英亩……它们分散开来，形成了许多小块儿土地……田地与田地中间被一条条笔直的道路隔开，看起来就像一条条小巷。

接着自然美景后面有一个省略符号，这在语言的组织和文章的格调上，都是我们所熟知的18世纪美国景观写作的典型特点。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札记》中对蓝脊山脉中一个山口的描述，以及威廉·巴特拉姆和梅李威瑟·刘易斯二人对荒野景色的遥望，只是其流传久远、人所共知的先例，其特点是一个感到眼花缭乱的观察者和一个延伸到世界范围以及所有自然美景的可能性的广阔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怀特的说法十分正统。其景色是无与伦比的：

眼望这宏伟的河流，以其独特的方式穿行于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地中间，在近一英里长的距离上蜿蜒徘徊着五英里的河道……它紧紧地环绕一个面积近二十英亩的岛屿……像条巨大的运河一般，从山峦之间冲出……在通往海洋的途中再次显现身影；当它流经那些堤岸上充满生机的小镇和那些如宝石般镶嵌在美景中的教堂时……当它流向更高处那些姿态万千、绵延起伏的山拱时……当它每日在朦胧暗淡的壮观景象中奔涌50英里，远远超过其他所有能看见的物体，最后汇流在东北部的莫纳诺克山(Monadnock)(残余山丘)和西北部的塞都(Saddle Mountain)山时，我不得不承认正是有了这些极其壮观的精美变化的填补，这自然美景才更加秀色可餐。这让人叹为观止的完美景色简直让人无法用语言形容。

这篇文章的结构和用词虽然比较普通，但它和此前引用的另一篇文章一样，都不同于其他类似的作品。它把文明融入荒野自然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自然融入了对文明的描述之中。原始的自然是文明驯化的背景，而非它的替代方案。德怀特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将通常相互矛盾的自然范畴和精神范畴结合在一起。在这包罗万象的环境中，“有了这些千姿百态、极其壮观的美景，”德怀特感到心满意足，以至于他认为这让人叹为观止的完美景色简直让人无法用语言形容。

他仍然认为农业景色十分美丽，但人工耕作已经使荒野可以被丈量了。威廉·巴特拉姆等其他游记作家并没有像德怀特那样偏好人类文明的景象，但这一时期对于自然景色的处理，也反射出自然中到处是人类文明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场面，荒野变成了包裹在厚厚外衣下的一个比喻形象。巴特拉姆游历的目的是获取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但在他的文学和哲学之旅中，巴特拉姆似乎把他对植物学的研究发现放到了一个次要的地位。尽管德怀特关注的是文明耕种的景色，而巴特拉姆关注的是荒野中的自然风光，但作为一个时代象征，他们对于作为文学对象的大地景色在态度上的共同点要多于分歧。

德怀特在《新英格兰及纽约之旅》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写作的一个辅助目的，是纠正“外国人所出版的书籍中因为谬误或存心歪曲而造成的对我国的错误描述”。将这种贬低新世界的写作模式发展到顶点的结论性著作是查斯波夫·德·沃尔尼(Chasseboeuf De Volney)的旅行报告——《美利坚合众国土壤和气候大观》(AView of the Soil and Clim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04；Tableau du climat et du sol des Etats-Unis d'Amérique[1803])。该书是他计划写成的两卷鸿篇巨制中的第一卷。其第二卷将作为对美洲大陆外观描述的补充，描绘出一个正在兴起的社会。沃尔尼本人认为这两卷写的都不太令人满意。但随着美国大学校长纷纷转向写作和出版本土游记文学作品，一种宣告殖民统治时期结束的写作模式已经出现。事实上，在轻视新世界移民的同时，沃尔尼开始承认他们的自治：他们正从欧洲的资源转变成国际舞台上平庸的竞争者。

对于德怀特和其他旅伴们来说，他们已经不再打算参照欧洲来定义文明。自此以后，在说法上就变成了美洲文明对欧洲文明。阿莱克西斯·德·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美洲游历(1831—1832)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探险或发现。他的这次海外之旅抱有一个很典型的目的，就是观察其他社会如何自我管理以便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做出自我评价。他在动身之前就料想到会发现美洲人是与他们不一样的，正是由于他们的不同之处，所以他们被定义成美洲人。他此行考察的目的不是新大陆，而是美洲文明。18世纪后期，美洲的旅行家们也开始看到了一个已经成形了的文明，即使是在他们审视荒野并用最野性的词语描述这片荒野之时。

1778年，曾在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期间任殖民军上尉的乔纳森·卡弗(Jonathan Carver，1710—1780)，出版了《1766年、1767年和1768年北美内陆游记》(Travels Through the Interior Parts of North America in the Years 1766，1767，and 1768；以下简称《游记》)，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荣誉和财富。后来，这本游记被印刷再版了30多次，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美国游记了。卡弗的航线也没有什么创意，就像在他之前的所有旅行家一样，他也试图寻找西北航道。他甚至不是一个能够使人受益的报道者。由于他首要的兴趣是给别人讲一个好故事，所以他经常不加区分地把观察到的事实和谣传混为一谈。尽管后世的评论家多不满卡弗的不实叙述，但是当时作为学者的杰迪迪亚·摩尔斯(Jedidiah Morse，1761—1826)却在他的《美国地理》(America Geography)一书中引用了卡弗记述的边疆拓荒故事(1789；第二版，《美国全国地理》，1793)。这表明卡弗的书在当时是很受尊崇的。实际上，这是一本适应当时要求而写的书，在今天看来，其重要性在于它描绘了一个时代，而当时对新世界的探索在现在看来是可以以一个讲故事的态度来接受的。

1838年美国版卡弗《游记》的广告首先将它说成了一本很好看的读物。广告解释说这些美国人刚一安顿下来，就在回头审视自己历程时感慨奇迹的发生，这奇迹就源于他们自身：因为“他们仍然活着”。广告的作者断言，那些

还记得本书第一次出版时给读者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书中所描述的国家，那些新奇的事物，以及对印第安人独特个性的描述，都给它增添了浪漫的魅力，使它成为老少皆宜的一本好读物；但它的主题是如此新奇未知，使得人们无法参照任何熟知的东西来了解它。因此，像古时马可·波罗的游记，或是近现代的异域游客口中的话一样，其叙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仍然要依靠未来的检验。

现在，这本游记仍然很流行，未来已经对卡弗书中哪怕是最惊世骇俗的描述作出了评判。书中的内容并不真实。到1838年，许多评论家都抨击卡弗的描述纯属捏造。但该书的宣传者很清楚地了解这本书以及它的读者们。两者对书中所记录内容的准确性并不十分关注。而且当他宣称卡弗的所有故事全部是事实的时候，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这些故事在告诉读者们一个他们所相信的美洲，一个符合他们期望的美洲。

即便在卡弗的观点备受争议之时，他也代表了一种普遍流行的想法，比如他为美洲原著民的仁慈和道德所进行的辩护。他笔下“印第安人的简洁个性”并不被所有读者认同，但读者们都会意识到那是人们熟悉的“问题的另一面”。“印第安人的个性”，卡弗审慎地写道，“像其他未开化的民族一样，是一种野蛮与温和的混合体。他们像和他们一起住在丛林中的最凶猛的野兽一样被激情和欲望所左右，但又具有闪烁着人性光辉的美德”。这未必是多数人的观点，但这是常识。卡弗这个常常被指责为不负责任地异想天开的人，描绘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美洲。

同时代更严肃的游记作家们也在新的有凝聚力的美洲大陆上游历了一番。威廉·巴特拉姆(1739—1823)这位自然主义作家在《行旅》(Travels，1791)中记述了自己从1773年到1778年，经过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历时五年多的游记。《行旅》在浪漫主义新兴的欧洲得到迅速流传。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从中得到了《忽必烈汗》(“Kubla Khan”)和《老水手之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素材。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参考这本游记写成了1805年的《序曲》(The Prelude)等诗篇。该书还在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和后来的阿尔弗雷德(Alfred)、丁尼生爵士(Tennyson)那里，引起过较大反响。在美洲大陆上，这本游记是最受欢迎的浪漫主义作品之一《阿塔拉》(Atala，1801)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阿塔拉》是一个关于年轻人在新世界的茫茫森林里得到爱情并最终永失所爱的悲剧故事。

《阿塔拉》的作者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cois Re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曾经亲自前往美国，并在很久以后出版了他自己的《美洲之旅》(Voyage en Amerique，1827)。但令人怀疑的是，只在新世界停留了四个月左右的他，是否真的亲眼见到过他在《阿塔拉》里描绘的路易斯安那的景色。他于1791年抵达费城，从当时的时间和地点上来看，他恰好可以接触到巴特拉姆的书。他从巴特拉姆的《行旅》一书所汲取的成分，如苍翠繁茂的大草原、缠绕着滴水藤的参天大树、鸟儿们光辉艳丽的羽毛以及丛林中极其丰富的色彩和声音(温和与野蛮的和谐)，这些都为《阿塔拉》书中的印第安少女和年轻勇士上演的悲剧激情提供了场所和素材。《阿塔拉》出版之后不久，他又出版了《纳戚人》(Les Natchez，1826)和《美洲之旅》。这两部作品也从巴特拉姆那儿汲取了很多带有地方色彩的内容。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之初，《阿塔拉》都是向欧洲人介绍美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在欧洲，美洲一直以来都被刻画成一个乌托邦或反面乌托邦社会，它以探险故事、神圣的主题、政治文献、历史、科学报告和游记等面目出现。它现在成为又一个至高无上的浪漫，一种被上帝和他创造的天地万物誉为纯净心灵和朴实真理的浪漫。身为森林和农庄里单纯孩童的男女主人公被提升为精神贵族。书中的人物阿塔拉的言行举止可以和那些出身高贵的贵族小姐相匹敌。她的眼睛像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天空一样蓝；她拥有金黄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以及她那纤细、花饰窗格般的血管。夏多布里昂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丧失家族亲人和全部财产的保皇党成员。当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恢复贵族统治时，他和许多逃亡国外的人一起回到法国。尽管书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但保守且超级虔诚的《阿塔拉》一书当然还是关于法国的。跟随在革命失败后的一个表现是宗教的重生。夏多布里昂笃信宗教，他最初意欲把《阿塔拉》包含在他同样成功的《基督教的真谛》(LeGénie du Christianisme，1802)一书中。

夏多布里昂有他自己的欧洲信息要转达，但他至少能在巴特拉姆的《行旅》那时而虚无缥渺的描述中得到一些对他的田园式美洲的支持。如人们所知，巴特拉姆对动植物的描述细致入微，但他对较大环境的描述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较为模糊。我们所考虑的所有作品都致力于眼前的情况。巴特拉姆的世界似乎已经超越历史、超越时间甚至超越空间而存在着。他的旅行线路带他穿过了一系列被英国人、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多次声明占领的地区。那些声明都不安全可靠，而且局势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事实上，巴特拉姆报道了有他在场的，克里克人(Creeks)、切诺基人(Cherokees)与白人移民者之间进行的谈判，这些谈判最终导致签署了1773年《奥古斯塔条约》(Treaty of Augusta)。会议以后，测量员开始划定新边界，巴特拉姆曾一度陪伴他们。然而，与伯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特拉姆对这条分界线毫无兴趣。他眼中只有自然形成的边界，他仔细观察河流两岸的不同，从不关心政治上划分的边界，即使这些边界经常与自然形成的边界相重合。读者知道自己在他《行旅》中的位置和时间，但这并不重要，或者说至少远不如在哈里奥特、史密斯或伯德的书中那么重要。

对于白种人来说，美洲大陆现在要比他的前辈探险旅行时更安全，但这不能完全解释巴特拉姆的心不在焉。安全了，就意味新的危机和顾虑也出现了，要值得引起和从前一样的重视。他游历时途经了后来美国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和来自三个国家的移民存在严重分歧和冲突，而且他们和当地印第安人也有频繁的小规模战斗；对于不断变本加厉地要赶走他们的白人，印第安人坚决抵抗。

巴特拉姆十分享受外面的自然。在和《奥古斯塔条约》的国界测量员一起旅行时，他描述了一个不带有政治色彩的场面：

现在大约是五月中旬；植被用她迷人的魅力展现完美的容貌，到处都能呼吸花朵的芬芳；此时的空气由于植被所散发的成分而变得生机勃勃；漫山遍野的野草莓、令人心旷神怡的草地和绿油油的牧场……它们已经习惯了我的频频造访；尽管这些植被的王国里新添的美好事物令我快乐无比……但我的好奇心是贪得无厌的。不管眼前的美景如何珍贵和引人入胜，我从未长久地满足于目前已经拥有的东西。因此，我们还是不知疲倦地寻找更多的美景。

虽然当时的历史非常有特点，但他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却对历史没有丝毫探索或记录的欲望。

巴特拉姆对自然的偏好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是约翰·巴特拉姆(John Bartram)的儿子。约翰·巴特拉姆可能是英国殖民地最杰出的自然主义者，他的大量的国外信件构成了美国自然史的奠基作品。老巴特拉姆在英国的主要往来关系是与贵格会(Quaker)[2]商人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的一项有关作物种子和植被标本运输的殖民贸易。而柯林森对新世界的兴趣无外乎是经济、政治和科学。他周围的朋友都是自然科学和农业科学方面的能手，而且参与了对美国创建具有重大意义的讨论。这些人的言论经常带有政治意味。杰斐逊就是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小巴特拉姆对身边的此类事件明显缺乏兴趣，因而显得格外令人费解。他从1773年到1778年的日志中只字未提当时的革命。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他从未参与奴隶制问题的争议。作为一名费城的贵格派信徒，巴特拉姆不可能不知道有关奴隶制的争议。事实上，在《行旅》的前一部分，当描述印第安部落时，他就指出了“一个自由状态和奴役状态之间的鲜明对比”。被奴役的印第安人都是被驯服的、可怜巴巴的人；而自由的印第安人却是“大胆、积极和喧闹的。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像公牛和阉牛一样明显”。

J.赫克托·圣·约翰·法·克雷夫科尔(J.Hector St.John de Crevècoeur，1735—1813)在他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1781—1782)中，详尽地引用了巴特拉姆的有关“将以前的奴隶与自由劳动力相结合，提供给他们一切教育和提高机会”的建议。拥有奴隶的教友派信徒，包括拥有斯库伊基尔(Schuylkill)农场的约翰·巴特拉姆，已经释放了奴隶，并且成为废除奴隶制的积极拥护者。但他的儿子似乎对此时奴隶制的景象无动于衷，事实上，他描绘了一个种植园小说的经典场面。巴特拉姆和农场主人在参观一大片农场空地时，看到了以下欢乐的场面：

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奴隶们，扛起巨大的圆木；在森林深处回荡着他们闪闪发亮的沉重斧头匀速伐木的声音；与此同时，这些脏兮兮的非洲之子忘记了奴役束缚，一起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地用他们自编的歌曲歌唱他们主人的善良和仁慈。

奴隶主就这样被奴隶们歌颂，他的家人也都变成值得尊敬的人，“尽管奴隶们在丛林中生活和受教育，但他们却具有文明社会中所有的美德和情感”。当他参观农场主的儿子“坐落于附近一片广阔森林里的住所”时，巴特拉姆看到的是一处更为迷人的风景：

我们在这位年轻人的引领下走进大门，他可爱的新娘被打扮得自然纯真，温和恬静，她面带优雅谦虚的微笑向着我们行礼。多美的姑娘啊!多俊美的少年啊!我暗自赞叹道。她举手投足之间似乎都显露着那上天赐予的完美心灵：尽管她身上散发出一种自然的生机和激情，但理智和美德同时支配着她的一举一动。这位美丽的森林女王的礼服简单而干净，整洁而典雅，全都由棉布织成，并且由她自己亲手织成。

这种田园式的理想肯定可以部分地解释巴特拉姆对奴隶制的浪漫表现出的古怪迷恋。这样的田园式理想在他所游历过的南方各地不可避免地与奴隶制紧密相连。他对身边政治环境的无视大体上是个人性情的问题。但其中的某些部分也可能源于他对田园式意识形态的笃信。这是一种将社会和政治理想化了的自然观。这样的自然观使得革命毫无必要，但却完全能够对奴隶制进行妥协、调和。

田园风格一开始是文学性质的，它的价值表现在语言和意象方面的冲动。人们也许会以为巴特拉姆会更多地受到科学思考的影响，但他的自然主义科学却仅限于孤立的描写和随笔，而贯穿于他的整个世界的，是富于想象力的连贯。如果风格能在某些事例中被称作人的话，那么在这个事例中，它就是整个世界。

巴特拉姆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位画家。在他笔下，他曾游览过的平原和沼泽中的野生动物，有时被描绘得活灵活现。他对湍急的河水中鱼的描写，表现为科学和艺术双重视角的巧妙结合：

蓝鳊是一种身形较大的鱼，模样漂亮，而且美味可口；长成时它们有9英寸长，5到6英寸宽；全身呈现出一种暗蓝色或靛蓝色，身体横向有一条明显的深色区域，在身体各处分散着天蓝色、金色和红色的斑点；带有深紫色或是青肉色的鳍和尾巴，鳃末端的角鳍呈小铲形，宽而圆的尾鳍像极了孔雀的尾羽，还有一个类似孔雀尾羽的火样颜色的鲜亮斑点，周围装饰着艳丽的花边。

然而，对其他方面的描写，他的科学理解力和他的艺术眼光明显地被更权威的观察模式所替代：

安静的河水多么文雅地流动着啊，哦!阿拉塔马哈(Alatamaha)!眼前的河水在高高的堤岸上显得多么高贵，那远处的木兰树丛将四周熏染得格外芬芳，还混合了枫香树脂诱人的香气，以及从八角茴香、杨梅树、月桂树和紫葳藤树丛中不断涌出的香气。

这段对河流的简述中包含了一些植物学信息，但透过其精神迷雾，其科学的精确性似乎很不合时宜。然而，《行旅》一书却频繁地将科学和直接观测归入哲学惯例中，或给人一种哲学解说员无所不在的感觉。甚至在对蓝鳊的详细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几乎和鱼一样清晰地被我们感知的敏感观察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鱼使观察者增色了不少。巴特拉姆一贯用精妙的词语描述花朵和野兽。他本人甚至在约翰·史密斯的夸张历史中频繁出现，占据令人瞩目的突出地位。我们阅读他的所见就像他眼中看到的自然一样。巴特拉姆使阿拉塔马哈河的壮丽景色清晰了起来：

带着安详、宁静的心绪，我在这片原始自然的奇异景色中陷入了沉思。在这片尚未受到人类搅扰的景色中，我顺流而下，河面平静如镜，倒映着岸边垂柳那摇曳多姿的身影；河水中无数的鱼儿欢快嬉戏。

文章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似乎已经说完了想说的事情。

巴特拉姆的描述经常都是一个可悲谬论的科学版本。《行旅》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遭遇鳄鱼的那个插曲。在沼泽中露营后，巴特拉姆乘坐一艘轻舟在水上探险，这时，他遭到了一大群鳄鱼的围攻，其中两只的胆量比其余的都大，它们突然袭击了巴特拉姆，“用浮在水上的头和部分身体，咆哮着向我喷出大量的水”。后来，他设法逃回到岸上，却发现他登上的只是一小块礁石，在庇护他的同时也将他困在上面。爬上这块小海岬后，他发现了一个“令他所有感官都激动不已的新奇地方，让他好长时间都没回过神来”。即便明白过来以后，他仍然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描述眼前的景色：“我自己要如何表达才能向读者完整地描述眼前这奇妙的景象，但又不致让人们怀疑其真实性呢？”在这一点上，他的自然历史完全纳入个人观点：“我难道能说，”他自问道，河水被争抢着顺流而下游向湖中的鱼儿堵得水泄不通，每年这时候，鳄鱼们聚集于此，“数量如此惊人……以至你每迈一步都可能要从它们的头上跨过去？”很显然，提出这一问题的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而是个作家。因为他这时不太关注记录的可靠与否，而更在意能否说服和感动他的读者。他自忖道：“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充分表现这样惊人的一幕呢？”

巴特拉姆对鳄鱼事件的讨论写了足足有十页，其中他的个人观点并非总是完全凌驾于自然主义材料之上。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这群野兽感兴趣的并不是他而是鱼。于是，巴特拉姆恢复了他的自然主义作家身份，继续探索这片非凡的沼泽地，在一个鳄鱼巢穴中找到了许多巨大的、皮革似的鳄鱼蛋。但是甚至在这些更为冷静的段落中，他也没有忘记我们读者的存在，同时读者也能在文中感觉到他的存在。这就是巴特拉姆的《行旅》与在他之前其他游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

哈里奥特的《弗吉尼亚新被发现大陆的简短真实报告》(Brief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用作者的意象将它的读者定义为一个不具个性的政治和社会群体。巴特拉姆则把他的读者们带到他自己那富有感情、高度思考的意象中——这样，读者们就有可能保持一个批判的距离。这种读者不仅仅是文献的阅读者，他们还是一群以阅读行为本身为首要目的的人，这就像写作行为是巴特拉姆的首要目的一样。换言之，《行旅》一书正是为了这样的读者而被归于想象文学的范畴内。

《行旅》作为文学作品，没有文学意识的话是很难读懂的。关于阿拉塔马哈河那部分在日落时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白天的辉煌君主，身披轻柔灿烂的霞衣，驾驶着他的镀金战车，急切地再次拜访西方王国。”有一段对一个农民进行暂短拜访的描述，如果超出了文学常规就令人难以理解：“当我走进了房子，那个斜倚在一棵橡木树阴下铺开的熊皮上抽着烟斗的好心人，站起来向我打招呼：‘欢迎你，陌生人；我正沉醉于自然合理的支配中，刚从外面打猎捕鱼回来，休息了一小会。’”难怪巴特拉姆从此人房子的阳台向大海眺望时，会惊呼道：“可是，庄严的东方景色多么雄伟啊!浪花拍打在岸上的声音碰撞着我们的耳膜；远处那些山峰似的海浪精神抖擞，像一个个高大的巨人，陡然地冲向天空；随后它们被击退，俯卧在颤抖着的小岛岸边。”如果浪漫主义诗人能够从巴特拉姆那里得到灵感，那是由于巴特拉姆自己的灵感是来自于浪漫主义。柯尔律治和夏多布里昂是从同属于浪漫主义作家的巴特拉姆那里听到了关于奇异新世界的诗篇。

将浪漫赋予新世界这样的想法使得巴特拉姆发生了一些奇怪的转变。其中一个转变我们已经在他对非洲奴隶制略带歉意的描写中看到。另一个转变出现在《行旅》中对美洲土著人的描写，文章将他们写得与卢梭的贵族野蛮人有些相似，这在那个时期不是很常见。在受到一个西米诺尔人(Seminoles)村庄的欢迎后，巴特拉姆描绘了一幅田园式的图画：

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同时他们享受着生活中的种种便利，而且在人身和财产这两大人类最关注的方面，他们都拥有绝对的安全……他们似乎无欲无求，也没有什么凶残的敌人可以惧怕。除了逐渐蚕食他们土地的白人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令他们感到不安。这样不被外界打扰的生活令他们心满意足。他们像天上的小鸟一样自由欢快、积极活泼，唱出的歌婉转动听，聚在一起时高声喧闹；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欺诈或矫饰，快乐、满足、爱和友谊似乎是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品质，几乎占据着生活的全部，因为只有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这些美好的特点才会最终离他们而去。

这样的文章在18世纪的欧洲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但在美洲它却相当具有新意。巴特拉姆谨慎地说道：“我相信一些国人在读到我对印第安人的记述后，会说我为了讨好他们而失之偏颇、带有偏见。但事实上我一直力求如实叙述，至少从我自己的观察角度来看，书中所述之事都是真实的。”他会考查问题的另一面并“努力揭露他们的缺点、邪恶和不道德之处”。第一个邪恶之处是对自己种族的人发动战争；但“他们的战争动机和在其他国家中的情形一样，都是错误的”。而且，“经过最严肃的考查后，我发现最文明的国家所进行的战争同他们之间的血腥争斗相比，是一样野蛮、残忍和不人道的。”然后，他讨论了针对土著人的种种指责，如剥敌人的头皮、虐待俘虏、性乱等。在这些方面，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美洲土著人并不比其他人更坏。当土著人看起来很坏时，往往是由于受到了“对海外丰富的财富垂涎三尺”的白人的挑拨和煽动。

对印第安人最负面的记录发生在一个集货贸易地点。一对西米诺尔人在对乔卡托人(Choctaws)发动光荣战争时途经此处，禁不住诱惑，打开了他们为了庆祝胜利而随身带着的朗姆酒桶。一旦尝到了美酒的滋味，这些印第安人就抵制不了诱惑了，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天的狂欢宿醉。但如此堕落的并不只是印第安人。“白人男女和印第安人一样，变成了欢乐纵欲的酒徒，只要他们还站得住，就从白天到晚上喝个不停。”不管印第安人在白人堕落榜样的影响下如何脆弱，像这样的“狂欢闹剧景象”在印第安社会中都并不常见，倒是在白人社会中屡见不鲜。

巴特拉姆对美洲土著人所持的不同立场(以及产生这种立场的浪漫灵感)的一个显著表现是他认为土著人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文明。这种认识，正如前文所述，在西班牙语作品中频繁出现，但在英语中却没有：甚至用大量的细节描述了在罗阿诺克的阿尔冈昆村落(Algonkian)的哈里奥特，也不认为他所看到的印第安社会的历史可以与他自己社会的历史相提并论。然而，巴特拉姆在穿越塞芬拿河(Savanna River)地区时，却注意到了大量文明遗迹，包括看上去像是古代堡垒、竞技场的城墙和其他比较高级的经济形式的痕迹。他曾看到过“许多宽广的街道伸向城外，将他引向人工湖泊或水塘旁高大的、金字塔型的山峰”，并猜想“那些东西一定是为纪念伟大景观设计而建的，是民族的力量和庄严的永恒象征，因为它们展现出了力量与庄严的感觉，而且这里当初一定是可供公众参观的雄伟建筑”。这样的历史浪漫表述几乎已经将印第安人纳入到巴特拉姆自己的世界中了。

有关印第安人被毁坏的城市的描述出现在《行旅》中最后一个独立分出来的部分中。在这一部分中，巴特拉姆提供了《对于北美洲土著居民，如：穆斯科古格人(Muscogulges)、克里克人、切洛基人、乔卡托等民族中的人物、礼仪、习俗和内部组织管理的描述》(An Account of the Persons，Manners，Customs and Government of the Muscogulges or Creeks，Cherokees，Chactaw，Ec：Aborigines of the Continent of North America)。他发现那里的人们“正直、诚实、宽容，对陌生人热情好客、体贴、博爱；对他们的妻子和亲戚慈爱；喜爱儿童；勤劳、又节约，温柔又坚忍；慈善又宽容”。他们“肯定不需要欧洲的文明”。酒，“这来自地狱的罪恶洪流”，是一种白色诅咒，当地人试图努力摆脱它。两个带来几桶朗姆酒到他们国度(克里克人这样称呼自己；巴特拉姆称印第安人为自治省[self-nomer])的贸易商人受到了一群克里克人的攻击。酒桶里的酒全都被倒在了马路上。“我们想要智慧和善良吗？”巴特拉姆问道，“那么让我们的年轻人去令人尊敬的穆斯科古格(Muscogulges)的印第安议会看看吧。”

巴特拉姆对传统白人观点的异议，最终明确地体现在他对一个看见白人放纵场面的年轻印第安人脑海中想法的描述，他将自己置于这位印第安人的头脑中。巴特拉姆写道：“他微笑着，好像是在说，‘噢，伟大、仁慈的主!我们真正感到了您的仁慈和对我们红种人的偏爱，使得我们无法理解和认同这些白人……使我们远离他们那样的举止、规则和权力。”巴特拉姆通过将这些话放在一个西米诺尔人口中，不但赋予了这个异族人语言，也同时拉大了他自己和他的母语之间的距离。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巴特拉姆否定对美洲的占领。将穆斯科古格的智慧和美德归为浪漫的过去以后，巴特拉姆以一种惯用的笔调结束了他的《行旅》：

在由美洲人建造的纪念碑这个主题的最后[上文描述的废墟是他最后一个题目]，我认为有必要说明，在我看来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任何欧洲人或旧世界居民在艺术、科学或建筑方面最小的标记，但却很明显地表露出最久远的古迹标志。

巴特拉姆的观点是为人所熟知的，即新大陆上的土著人既没有艺术，也没有科学。但他最后关于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和欧洲一样古老的断言给这种观点又平添了些新的东西。布丰曾经暗示他们的出现要比欧洲人晚得多；欧洲包括夏多布里昂在内的浪漫主义作家，认为原始就意味着年轻，意味着新生。巴特拉姆的观点却恰恰相反。

巴特拉姆的《行旅》是一个标志着对美洲自然观演变的转折点，因为“自然”是“美洲”的定义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看来，他所提出的田园式的浪漫与杰斐逊在《维吉尼亚州札记》中的观点在某些重要方面是一致的。杰斐逊的这部作品描写的同样是人类耕作之前、最初状态的土地本身。巴特拉姆和杰斐逊甚至对作为他们对原始美洲观察对象的第一批美洲人有着一致的看法，认为在这些人逐渐变成白人之前，新世界的力量和美德都体现在他们身上。这充分表明了自然在民族定义中的重要性。然而，作为美国政治思想奠基人之一的杰斐逊，他对这个国家基本特征的认识却和巴特拉姆十分相似，尽管巴特拉姆似乎从未留心过身边的政治讨论。

所以说，巴特拉姆开创了美国文学中悠久的田园风格传统。《行旅》与詹姆斯·费尼摩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的浪漫仅仅相距一小步，在后者的浪漫中，自然似乎再次意味着一种保守的甚至是新封建式的社会结构，以及将新世界上土著人的过去篡改成如今具有无限合法性的非历史化了的历史。库珀之后，将“美国”首先看做这片土地上的一种生活模式的还有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约翰·缪尔(John Muir)和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等人。我们可以看到，自然主义者杰斐逊对梅李威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两人提出的西行探险的倡议，预示了自然环境保护者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扩张政策。在现代，对领土的征服普遍令人联想到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在美国人心中留下了看似矛盾的保守田园思想的烙印。

在某一层面来看，美国早期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其早期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无视已经达到了十分可怕的程度。18世纪新英格兰的滥砍滥伐，19世纪早期对南部的泰德沃特(Tidewater South)地区土地的耗尽都是第一批土地拥有者挥霍浪费的显著实例。但是美国思想史学家们在当时开发资源的态度中却发现了看似矛盾的另一面：对国家丰富资源的开发被看做是美国享有丰厚资源的一个标志。因此，同时伴随着这种浪费的、放任的开发态度，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应该对美国人赖以形成民族个性的土地实行环境保护。作为自然环境保护者的巴特拉姆用悲痛的论调表达了他个人对英国种植园主粗暴掠夺自然的抨击，也影射了当时的革命：

我常常满怀着极度的遗憾看着以下这些景象：英国政府管辖的新种植园主们把圣·胡安(St.Juan)河边大片丰美的橘子树林毁坏殆尽。为了给块根木兰、棉花、玉米、甜土豆等作物留出足够的空间，他们就在一次垦荒中，把几百亩树林完全破坏。或者，如同他们所说，这样做是为了灭绝蚊子(原文如此)，并声称附近的小树林是这种恼人害虫的栖息地和庇护所。有些种植园里一棵树都看不到，即便有些地方还有些树，也都是些矮小的灌木丛，赤裸裸地暴露在旷野中，显得十分贫瘠荒凉；只有大约五十到一百棵树仍直立在住所的旁边，由于没有橡树、月桂树、棕榈树那高大树冠的遮阴和保护，它们显示出令人悲痛的、灰暗的面容；它们那些形态优美的光滑绿叶，被阴冷的风吹乱、污损，撕得支离破碎，也常被夏天炙热的阳光烤焦，又会被冬日的寒霜冻僵。

“赤裸裸地暴露着……十分贫瘠……吹乱、污损，撕得支离破碎……烤焦……冻僵”这些敏感的文字更多地会引起读者的个人情感，而非政治意识。如此说来，巴特拉姆在新世界的旅行是富有诗意的，但同时这种诗意也很特别。《行旅》展现了一种对自然的占有，因此，它预示了美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即以纳桑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为代表的象征主义。巴特拉姆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着美国特性的人，他在旅行中形成的这种政治特性，不仅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有机的。

巴特拉姆和杰斐逊式的美国田园思想清楚地表明了民族自我形象的基本原则，但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札记》中提出的另一种自然哲学却在某一些重要方面与田园风格相反。杰斐逊坚决认为，“被上帝选中的最善良、最独立的人，就是土地上的耕作者。”然而，巴特拉姆关于因种植块根木兰、棉花、玉米，以及为根除害虫而损害土地的描述说明了，在保护自然的层面上，“在土地上耕作”是一件模糊微妙的事情。布丰之所以在其中没有看出任何模糊微妙，是因为他没有体验过自然的自然状态，但杰斐逊却体验过。《弗吉尼亚州札记》的一个奇怪的、显著的特点，就是尽管杰斐逊反复强调一个农耕的社会，但他本人却从未赞美甚至描述过农业景象，书中只有对荒野的描述。如果我们看到一部只讨论驯化和耕作过的土地的著作，那么也许就可以知晓这种省略的原因了。

J.赫克托·圣约翰·法·克雷夫科尔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恰恰是一篇游记。它为远在家乡的同胞们描绘了一个异域国家。尽管前三封描绘美国农夫悠闲生活的信件更为人们所熟知，但书中的信件半数以上都是关于实际的旅行经历。在1904年，该书第一次再版时(1782年该书在伦敦第一次出版后，它唯一的美国版本出版于1793年)特载了一篇序言，用以说明再版此书的原因是因为编辑在1894年2月的《塞沃尼评论》(Sewanee Review)中读到了一篇文章，称赞克雷夫科尔是杰出的自然主义诗人。尽管这种说法可以帮助克雷夫科尔恢复其影响力，但实际上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自然主义者。克雷夫科尔的文学力量体现在他的散文中。

尽管克雷夫科尔在农活方面掌握了一些技术，但他算不上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他似乎对动植物的培育或是农耕方面不太感兴趣。我们从《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中得知，有位农夫带着深深的喜悦沿着一条笔直的田垄犁地，但是我们无法从书中得知他种的是何种作物。在农业方面，他描写的并非耕种本身，而是耕作的体验，写的最多的是农夫的工作条件：比如农夫詹姆斯说道：“我的父亲留给我371亩土地，其中的47亩是猫尾草场，还有一片很棒的果园，一座很好的房子和一座巨大的谷仓。”克雷夫科尔想象中的新世界移民将会看到这样的美洲：“漂亮的城市、富裕的村庄、广阔的田野和一望无垠的乡村，其中布满了体面的房子、宽阔的马路和无数的果园、谷仓、桥梁。而这里在100年前，还只是荒野，满是树木和未经耕作的土地。”简言之，《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这本书主要是一部政治哲学书。如果说该书的作者会以谁为榜样的话，这个榜样应该是卢梭，而不会是华兹华斯。

那位可能成为克雷夫科尔榜样的卢梭，其首要身份并非是一个政治理论家，而是一个作家。或许克雷夫科尔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一书甚至比巴特拉姆的《行旅》更带有明显的文学意识。该书完全是围绕假想出来的主人公展开的一个虚构故事。作者声称书中的12封信件为一个名为詹姆斯的农夫所写。(该书第一版的广告宣传中曾保证这些信件由一个真正的、有名有姓的美国农夫所作)尽管只有前三封信和最后一封明显虚构，但这位乡村作者将自己的个性赋予了全书，成为书的灵魂。农夫詹姆斯是一个可靠的、简朴的人，书中这个农夫和他的作者仅有较少的相似之处。的确，二者之间的距离是克雷夫科尔从未解决的一个文学问题。

这位虚构出来的美国农夫在给一个同样虚构的朋友写信时这样问道：“当初有谁会认为，就因为盛情地款待过你，你就会觉得我能够用如此明白得体的语言写信？”这种矛盾的文体格式出现在书中所有信件当中。该农夫抱怨自己的“脑力非常有限”(殖民地中随处看见“比我受到过更好的教育，也更聪明的人”)；他描写了自己在收到一封请他描述自己农耕生活的信件时所感到的惊讶和诧异，以至于他们夫妇二人甚至觉得这是个骗局。因为怎么会有人能想到让他这样土得掉渣的农民来写信呢？但自始至终，克雷夫科尔都用新古典主义散文式的华丽辞藻突出表现着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事实——英语并非农夫詹姆斯的母语。

在进行了许多次自我否定后，詹姆斯最后还是写完了他的第一封信。这得益于当地一位牧师的建议。尽管他认为詹姆斯信中的语言运用还十分初级，但仍然建议他写完，并告诉他读者会从他写的这些第一手材料中发现其价值。这样明显缺乏诚意的姿态突出了其双重性，即一方面抵制欧洲上层社会文化，另一方面又对其所有的优势加以吸收。

《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一书的语言既平实朴素，又具有高雅华丽的特点。那位牧师曾建议詹姆斯就用自己平时说话那样的语言来写作。但让他用方言来写作却会与克雷夫科尔的论调相矛盾，因为克雷夫科尔认为詹姆斯和其他任何人都是平等的。这也包括虚构中与詹姆斯通信的那个欧洲读者，但由于该书的第一位读者就是欧洲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仅是这些信件的虚构读者，也是真实读者。从当时的社会角度来说，一个操着方言的人的社会地位无法等同于说标准英语的作家或读者。在文学中，语言本身就说明了政治、文化角色：在一个仍然由贵族精英设定文化标准的语境中，为了使这个农民像一位王子一样出色，克雷夫科尔必须使詹姆斯的谈吐像一位王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必须通过詹姆斯的写作语言使读者觉得他的谈吐也会像一位王子。那位牧师很肯定地对詹姆斯说道：“如果你信中的语言不够高雅，你的读者会从中闻到森林和一丝野性的味道。”但该信的头一句，结构安排严谨合理，句法考究，还押了头韵，一点也看不出野性的痕迹来。

信中所飘荡的任何气味都是高雅考究的。詹姆斯喜欢让自己的小儿子骑在犁把手上，因为这个孩子“一闻到散发着粪香的田埂味道就兴奋不已”。詹姆斯也会陶醉地呼吸着“土壤中怡人的臭气”。他无法用其他的语言来形容自己信中对自然怀有的欣喜之情了。他既不会当时开始流行的各种传统文体，也不知道清教的朴素文风，更没听说过华兹华斯简约风格的辞藻。

《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一书最先出版于欧洲，这是在保皇党成员克雷夫科尔受到迫害逃往美洲之后的事。11年后该书才出现美国的版本。该书在美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最近才显现出来。1898年摩西斯·科伊特·泰勒(Moses Coit Tyler)在他的《美国革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63—1783)中细述了克雷夫科尔的著作，并称之为近代研究的奠基之作。泰勒这样说并非意图讽刺。即使在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克雷夫科尔这位“美国农夫”的创造者，这位第一个站在康科德(Concord)简陋的小桥边直面英国红衣兵歌颂自耕农的人，这位被写进美国神话的人，却曾经反对革命，并因为害怕邻居报复而丢下自己的农场，逃命到国外。

从书中最后一封信来看，克雷夫科尔的最终引退是不可避免的。这封表达绝望情绪的信件名为《一名边疆拓荒者的悲伤》(“Distresses of a Frontier Man”)。“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极度痛苦的詹姆斯写道，“我不得不放弃农场，逃离家园。”但他能去哪儿呢？克雷夫科尔回到了家乡法国。但他笔下的主人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打算去印第安人那里寻求安全。不管他们各自选择了哪条路，作者和主人公都决然地离去，断绝了他们与美国之间的联系。书中最著名的一封信名为《何为美国人？》(“What Is an American？”)克雷夫科尔认为美国人是由欧洲各国移民形成的一个新民族。从两方面来说，美国人都应是美洲本土的人，一方面是他们在美洲这片大陆上出生，另一方面是他们在这片大陆上劳作耕种。信中的美国人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印第安人。他们是取而代之的一个新民族。当克雷夫科尔发现自己无法再成为美国人时，他用返回欧洲和(或者)同印第安人生活等方式，将这种失落表现为与美国脱离关系。

我们可以从他早先定义美国人的方式中看出他很难支持他所谓的“不幸的革命”。其难度在于他心目中个人或集体同土地之间的关系与杰斐逊和巴特拉姆等人的观点间存在差异，因为克雷夫科尔设想建立的不是一个新大陆而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他在早些时候曾欣喜地写道：“我们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他指的是一个通过与自然的关系来定义的社会状态，而不是一个自然状态。是一个自然中的状态，而不是自然的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雷夫科尔和杰斐逊似乎都设想了一个相同的完美社会——一个以自耕农为道德中心的社会。克雷夫科尔笔下的詹姆斯体现了克雷夫科尔认为“美国应被定义成农民国度”这一观念。这里，农民指的并不是在农场上劳动的人。詹姆斯曾自豪地说他既不是“俄国的村汉，(也不是)匈牙利式的农民”。克雷夫科尔所说的农民，在土地上找到自己位置之前，已经通过社会将自己定位。如果一个游客在美国乡村游历一番的话，他就会发现美国人是一个“耕作的民族”。他眼中所展现出来的不是“与低矮的土房子相对的豪华庄园，而是会欣喜地看到人们都普遍过着丰衣足食的体面生活”。在这儿，没有人修建城堡或庄园，因为“律师和商人已经是本镇最华丽的头衔”。这样完美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公子王孙，我们不必为他们卖命、劳作、挨饿、流血”。每一个美国家庭中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体现了其整个社会中“一派欣欣向荣的平等”。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城堡中的国王，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凌驾于别人之上的王公君主。这种幸运怡人的社会状态与自然状态密切相关，它通过向来到此地的定居者提供越来越多可供平等分配的土地，从而保证了社会平等可以不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克雷夫科尔字斟句酌地问道：“有谁能够说清楚北美洲延伸得多么广阔？”，“谁能告诉这片大地究竟能养活多少人？”这实际上是命定扩张学说的另一个定义。它并非为美国这个国家或某个团体提供了发展的保障，而是为居住在美洲的、在各自土地上耕作着的分散个体提供了积累的背景。

克雷夫科尔心目中理想的美国社会是一个无差别的群体，其中每个个体都不必依赖于其他人表现其个性身份。美国提供了一个无差别的自由：

这里没有贵族家庭、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教会控制，也没有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所拥有的无形的权力；没有雇佣着上千工人的大企业主……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也不像在欧洲那么大。

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这片土地上的耕作者”。土地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平等的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工作，所以每个人都情绪高涨地从事着无拘无束的劳作。”尽管这与杰斐逊的计划有相似之处，但其中的差别或许是更重要的。杰斐逊一定曾饶有兴味地读到过克雷夫科尔描写詹姆斯害怕陌生环境的那一段文字。克雷夫科尔说詹姆斯从不会自愿离开自己的农场，因为他太喜欢让自己的双脚踏在他“珍贵的土地”上了。詹姆斯曾欣慰地回忆道：“只要我一踏上自己的土地，那种对财产的拥有感、权力感和独立的感觉就会使我兴高采烈。”

但克雷夫科尔所说的独立却与杰斐逊的独立截然相反。他指的不是任意行使自己权力的自由，而是可以完全不理会他人对自己发号施令的自由，一种远离他人权力的自由。这位美国农夫从不光顾市场，因为在他看来，市场和国会这些场所，是一些人通过压迫其他人而提升自己的地方。他害怕革命会带来一个能够产生不平等和暴政的竞争社会。他认为国家唯一的功能应该是防止竞争，而不是鼓励竞争。他写道，国家法律的执行应当像他在自家花园里驾驭烈马那样，“用缰绳和嚼子来防止强大者和贪婪者欺压弱小”。

克雷夫科尔心中理想的民主正是被共和国摧毁的无政府主义的田园式生活。共和国重新创造出了一个在任何政府体制中都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于是克雷夫科尔尖刻地抱怨道：

天真的人们总是少数人的牺牲品；他们在所有国家都永远是下等人，公众的幻影在他们身上竖立起来。他们痛苦挣扎，而且不得不辛苦劳作、流汗流血，但却总是受到指责和压迫。为了双方领导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去流血牺牲，但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却被看得一文不值。社会中任何的重大成就他们都享受不到，尽管这些成就大多是他们手中的武器、汗水和生命所创造的。

这段文字的基本构成因素是运用了两分法划分了两类人：无辜的大多数人和作恶的少数人。这种阶级分化在各个政治团体中都存在，它将双方阵营中的领袖分为一类，将双方阵营中的人民划为另一类。这种阶级压迫普遍存在的观点不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建立的理论基础。

在此，克雷夫科尔尖刻地描述了他认为无处不在的社会矛盾。早在他的第一封信中，在他描述一个远离富人欺压的美国幸福农民家庭时，这种观点就已经表露出来了。这种观点使得美国的殖民成功变得自相矛盾，甚至成为一种自我毁灭。所以，当克雷夫科尔考虑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时，他发现自己其实正在质疑殖民的前提，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相信欧洲文明比美洲土著文化更加优越，但他仍然担心自己的孩子们会认为后者对他们来说更有吸引力。他写道，这种现象已经发生过千百遍了，而且不仅仅发生在小孩子身上。例如，曾经有两个成年人，在一次印第安人的突袭中被俘，此后便不愿再离开印第安人的村子了。他们娶了印第安女人为妻，并“最终完全彻底地被野蛮的生活方式同化了”。他们的白人朋友们苦苦哀求，要他们回去，可是还是被他们拒绝了。朋友们还为他们准备了大笔赎金，可印第安人不稀罕这些，并且说那两个人完全可以来去自由。

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除了克雷夫科尔以外的其他人也曾思索过此类事件的意义。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经做过预见性的结论，他认为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人类懒惰的劣根性，这种懒惰的劣根性只有在白人文明的约束下才能够被成功地克服。相反，经历了幻灭的克雷夫科尔却认为那些变成了印第安人的白人可能并不能说明白人社会所谓的优越性。他推理道，印第安社会不可能“像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差；他们的社会中肯定有一些特别有魅力的东西，一定有比任何我们认为值得夸耀的东西更优越之处。这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变成了印第安人，而据我们所知，却没有一个土著人自愿过我们欧洲人的生活!”由此，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因为无法忍受在其同类社会中生存，而选择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的欧洲人，尽管他并没有选择完全彻底地变成一个印第安人。

不知道克雷夫科尔当初是否知道从印第安人那里逃回来的白人被俘者的悲伤，但他自愿被放逐的想法带来了一种反囚禁的叙事方式。在《一名边疆拓荒者的郁闷和沮丧》这封信中出现了一种尽管不够现实但却十分真实的印第安生活方式，而且这种生活方式不再是以文明的对立面的身份出现。克雷夫科尔这最后一封信实际上将移民新世界设想为与移民英格兰或日本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来到这片大陆时的身份会是一个移民者而不是征服者。(作为他对印第安人全新理解的标志，他拒绝接受布丰等人对印第安人的贬低：“让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吧，评价他们那低级的器官，和他们对面包的渴求……他们的体型和欧洲人的体型一样健壮优美。”)革命顺理成章地成为征服的顶点。而现在，对新大陆的征服却与克雷夫科尔最初希望新大陆成为普通人的新世界这一理想互相矛盾。起初，他曾自豪地说美洲没有王公贵胄，没有封建或警察机构，但美洲人仍然非常善良。现在，由于他打算离压迫更远些，所以他注意到印第安人比白人的道德要更高尚，“没有教堂，没有牧师，没有国王，也没有法律。”

印第安人变成了真正的美洲人!不久以前，在第九封信中，美洲种植园的另一个方面成为与美洲性相矛盾的地方。这封信描述了去查尔斯顿途中的一段旅程。叙述者告诉我们说，查尔斯顿是英国各殖民地的骄傲，堪称北方的利马城。“那里的居民是全美洲最快乐的，人们称之为我们这个美好世界的中心，里面总是聚集了全省最富有的种植园主。”我们一进城就看出来了，查尔斯顿简直就是个欧洲的市镇：“要是一个欧洲人到了这里，他一定会大吃一惊。这里的房屋建造得高雅别致，家具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很难想象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国家之中。”事实是，这里最多算一个模棱两可的新国家，“其居民中主要的三个阶层为律师、种植园主和商人”。实际上，这个国家完全不像看起来那样：“在查尔斯顿这样欢庆、幸福的景象背后，你能想象全国都遍布着痛苦的情景吗？”

被这个高度发达的城镇所掩盖的痛苦景象来自奴隶制。查尔斯顿的人都变成了聋子，他们的心像铁石般坚硬；他们看不见、听不见、也感觉不到可怜的奴隶们痛苦的哀嚎。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是这些哀嚎着的奴隶们创造出来的。这里看不到奴隶制的可怕，也看不到奴隶们无休无止的痛苦辛劳；也不会有人同情那些每天用汗水和泪水浸湿着他们劳作的土地的奴隶们。

以上的文字同前文提到过的巴特拉姆关于非洲之子共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劳动时欢快歌唱的生动描述几乎写于同一时间。

巴特拉姆和克雷夫科尔这两个同样来自宾夕法尼亚的旅行者，一个是自然主义者，另一个却是个平均地权主义者。前者着迷于自然荒野，对他来说，人类的踪迹是次要的；而令后者欣喜的是耕种过的土地和整洁的谷仓。尽管二者的想法都很理想化，可巴特拉姆的田园式浪漫可以允许奴隶制的存在，但奴隶制却妨碍了克雷夫科尔那同样浪漫的平均地权主义。他对北方家庭农场中的奴隶制方面显得言行不一，但对南方的奴隶制，他表现出了十足的厌恶。他说，这封信最后的那一幕，从他看见开始，就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天，在应邀去查尔斯顿外的一个种植园主那儿赴宴的途中，他独自一人漫步于一片“怡人的树林”之中。正当他边走边仔细观察沿途采集的奇特植物标本时，他突然感觉到空中有一阵强烈的骚动。他抬起头来，看到了骚动的来源。那是一大群猛禽正扑向吊在旁边一个大树上的笼子。笼子里关着一个黑人，快要被鸟啄死了。

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都禁不住要打颤：鸟已经把他的眼珠啄了出来，他的颧骨都露在外面，胳膊已有几处被啄破，身上也好像有许多伤口。从他空洞的眼窝和那些伤口里，血慢慢地滴落下来，微微染红了下面的土地。鸟刚一飞走，成群的昆虫就盖满了这个可怜人的全身，迫不及待地想要啃食他那已不成人形的身体，喝他的血。

那个人请他杀了他：“你这个白人，谢谢你，给点毒药吧。”他已经被关在笼子里两天了，“但我还没死；鸟……鸟……吃我!”克雷夫科尔说，要是他当时有把枪，他就会结束这个奴隶的痛苦，但他没有，于是只能给他了点水，然后走开了。到了种植园后，他得知那个黑奴被罚的原因是因为他杀了工头。“他们说根据自卫法，这样的处决方式十分必要。”

这样逼真地描写针对黑奴的暴力行为，在美国文学中极为少见。这个场景之所以给读者以极大的痛苦震撼，部分原因是因为讲故事者什么都没有做。他同奴隶迫害者坐在一起吃饭，就那样坐在那里，听着“为这种行为开脱的种种言词”，不管他本人是否情愿，都得被归为白人老爷的阶层。这次令人不快的经历证实了他的观点：这个世界使得每个人要么成为压迫者，要么成为被压迫者。他自己的信中，与他所述的情形相反，将自己置身于另一阵营之中。这另一阵营指的是反对查尔斯顿，反对在美洲建立一个更辉煌欧洲的阵营。因为如果要建立一个更加辉煌的欧洲，就意味着令人忍无可忍的压迫。现在，非洲黑奴成为真正的美洲人。

杰斐逊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奴隶制表示悲痛叹息。像克雷夫科尔一样，他认为，即便说美洲土著人没有出色的文明，也绝对拥有出色的智慧，而且他当然也宣称家庭农场制是美好社会的基石。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不应该追求弗吉尼亚的繁荣(蒙蒂塞洛是弗吉尼亚繁荣的一个缩影)，也没有说像“雄辩的洛根”这样的部落首领应被允许保留其土地，更没有说家庭农场应该主宰美国社会。对于杰斐逊来说，独立和美好的自主应当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出现：官方的政治团体是超越阶级的，社会进程意味着将各个阶级的贡献——包括好的和坏的——提炼成国家的精华。一个由善良的农耕者组成的国家自然是一个善良的农耕国家，即使其领导人自己不属于这个善良的阶级，他也能够拥有其作为善良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按照这个逻辑，拥有大庄园和成千上万奴隶的种植园主就可以将自己定义为自耕农的代表。对克雷夫科尔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潜在致命危险的谬论。

共和国的这个谬论就像试图将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和市场化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谬论一样愚不可及。一般来说，市场化的社会并不由占多数的小商人所左右，但这种社会有赖于他们的存在。他们共同产生了一个可供生产制造业的领袖人物控制的市场。克雷夫科尔的阶级观点重新将这个共和国谬论定义为背叛和压迫。这样的国家是有问题的，克雷夫科尔抵制一切国家主义：移民们应该因美国对他们更好而爱美国胜过爱自己的故乡。人只对其家庭和土地表现忠诚。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克雷夫科尔对荒野的浪漫无动于衷。他对自己的定义是“伐木者、种地人——这两个美国人至高无上的荣誉头衔”。自然中的森林很少让克雷夫科尔联系到自然，他只会想到那里可能会变成种植园；他认为居住在自然的荒野中有让人失去人性的危险。为了战胜他心中对去印第安人那里避难所产生的恐惧，他安慰自己说：“只要我们让自己一直忙于种地，就不必担心我们中有谁会变得野蛮。”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来就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如果变得野蛮，则说明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比如像那些放浪形骸、游手好闲的猎人，或是那些脱离了社会、藏在人迹罕至的沼泽周围的混血白人。

杰斐逊和巴特拉姆把荒野和耕作过的土地放在了一起看待，把它们融合成“国家的自然”——这个与“自然的国家”相对的范畴。克雷夫科尔绝不会这样融合二者。美国只可能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中的一个方面：耕地而非荒野，文明而非野蛮(他写道，当人居住在荒野中时，就会表现出文明的美德)。美国代表的应是对抗着富商、制造商甚至地主的辛劳而贫穷的农民。在克雷夫科尔的美国变成地狱般的社会之前，它还只是个乌托邦。在拥护革命的人眼中，独立的美国正在书写新的辉煌历史；而克雷夫科尔却梦想美国会成为一个远离历史的避难所，一个可供自耕农远离尘嚣的安全地方。

[1]纽黑文市(New Haven)：耶鲁大学所在地。——译注

[2]贵格会(Quaker)——也称Society of Friends，即“教友派宗教团体”，是基督教新教激进教派之一。对英国国教的教权、僧官制度、绝对教条以及新教强调《圣经》的权威均感到不满。该教派倡导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反对奴隶制，主张宗教宽容、男女平等、普及教育，成为美国历史上一支进步力量。——译注

第七章 最终的航行

将农夫詹姆斯送往边疆以躲避美国民族主义进军的危险举动不太可能；令人吃惊的是，克雷夫科尔似乎没有意识到西部扩张的美好前景正是引发革命的主要动机之一。杰斐逊曾公开表示，已建各州之外的领土是美国将要重点开发的地区。我们在本章要讨论的最后的一段叙述，从很多方面来说也是决定性的一段，它产生于杰斐逊下令对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考察过程之中。梅李威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向太平洋沿岸的远征结束了探险时代。之所以说它是一个终结，一是因为横跨大陆可以到达远方沿岸，二是因为它最终证明了从美国北部到太平洋之间不存在一条西北通道。以前所有探索都抱有一个目的，即继续哥伦布的遗愿，找到一条这样的通道。显然，当美国本身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证实它自身就是最终目的地时，探索这样一条通道的动机就不再存在了。的确，美利坚合众国一旦作为独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起来，它就不仅是最终目的地，而且是起源地。随着这一发展，布丰笔下“吝啬的天空”和“荒芜的土地”，无疑变成了无限延伸的地平线和实现天定命运[1]的空旷荒野。

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日志》(Journals)的权威版本编撰者鲁本·戈德·特怀特(Reuben Gold Thwaites)深切理解这种转变，并将其不朽著作献给了西奥多·罗斯福：

在刘易斯和克拉克跨越密西西比河探险出发百年纪念之际，谨以他们“征服西部”原记录的初版献给西奥多·罗斯福并致以最高的敬意。

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像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日志》这样具有全民性重要意义的文件要等100年后才能完整出版。在1814年，即探险回来后的第八年，的确曾出现过不完整的版本，大部分由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编辑和评注。比德尔从整理探险初始杂乱的细节入手开始进行编辑。“在1803年取得路易斯安那州之际，”他写道，“美国政府的注意力向开拓和发展新的领土转移。因此在同年夏季，总统计划了一次探险。”然而实际上，据比德尔所知，政府在新的领土纳入美国管辖范围之前就早已将注意力转向了新领土。当杰斐逊第一次与刘易斯和克拉克接洽时，他们正打算探索一个地区，当时这个地区在西班牙统治下，并将要割让给法国。当时无法预测法国会卖出这一地区。在买下路易斯安那州前一年，西班牙不允许杰斐逊“考察密苏里河道”，尽管杰斐逊将此举描述为“文学追求”。在被西班牙拒绝的六周后，杰斐逊秘密向国会提议派人进行探险活动，追溯密苏里河源头。这与他向西班牙提出要求考察的方向相反，而是将探险队引向西部。国会拨了款，而1803年5月签署的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条约使得此次探险合法化，于是探险计划得以顺利施行。

这样的探险带来了很多回报。这一地区毛皮资源丰富，当时主要是由加拿大人进行开发的。如果这里有便利的路线，而且能与印第安人达成协议，那么国会唯一能够认定的回报就是贸易大幅增加的可能性。毫无疑问，探险有可能带来领土上的收益，这个动机同样很强烈。实际上，早在1783年签署的《巴黎和约》就已经承认美国独立，并承认了美国拥有阿帕拉契山脉两边的大片土地，将其边界扩展至密西西比河和五大湖地区。三个月后，杰斐逊向威廉·克拉克的哥哥乔治·罗杰斯·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提议“从密西西比河到加利福尼亚进行探险”，杰斐逊已听说英国最近也计划了这样的探险；“他们假装只是为了增长知识。恐怕他们是想在那个地区建立殖民地。”

刘易斯和克拉克被任命为美军军官，直接对国防部负责，并且此次探险是作为军事派遣而进行的。其实回想起来，这次探险有早期国内战役的意味，但其更广泛的历史背景是欧洲各国对土地的争夺。法国和印第安战争同当时的革命一样给了杰斐逊探险计划的灵感。要求独立和令人鼓舞的对自决权的渴求加剧了羽翼未丰的美国对土地的占有欲望；不过这体现了一个更古老的欲望。刘易斯和克拉克带到太平洋沿岸的不仅是美利坚合众国，还有西方的欧洲文明。凭借着近四个世纪的帝国扩张经验，他们的行程相当顺利，组织安排150得也很好。

美国自法国手中购得的土地几乎覆盖了从密西西比河至落基山脉的所有区域，这将美国的地域翻了一倍。在一封写给沃尔尼的信中，杰斐逊表示，刘易斯和克拉克探索的路线将会带来科技进步。同时，“去年(1805年)，我们从这些州向西部移民大约十万人。我猜测我们每年会有大约一半的新增人口向西移民。”也许可以说，刘易斯和克拉克完成了哥伦布的航行，他们也是在重现这一过程并重新发现了美洲，只不过这次他们是为美利坚合众国服务。

1804年5月13日(星期天)，克拉克日志的首条记录标志着探险开始：“今天早上发了一封快件给在圣路易斯的刘易斯船长，我们所有粮食、货物和装备都装载于一艘有22只浆的船。”一切准备就绪，但是克拉克还有所担心，他担心此次探险是否带足了货品，用来“和我们横跨大陆过程中必然遭遇的众多印第安人进行交换，等等各种事情”。这次探险的一个官方目的就是进行贸易，和印第安人进行交易。下面这段探险两周后所做的记录，与对这一地带的任何其他描述一样，揭示了交易的大背景：“我们今天早晨启航时，乘坐载着毛皮等货物的两艘独木舟从马哈斯(Mahas)来到这儿……大约十点钟，四只载着毛皮和生皮的竹筏也开过来了……其中一只来自波尼族人(Paunees)，其他几只都是从奥塞奇(Osage)那儿开来的。”

来自美国的一行人的数量从45到55人不等。其中有大约30个军人，其余的是服务人员，包括一位没有名字的非洲人，他是克拉克的奴隶，还有一位肖松尼族(Shoshone)的女人，名叫萨卡加维(Sacagawea)。她是一位法国翻译的妻子，此行做他们的向导、翻译兼谈判家。刘易斯和克拉克在军事组织方面非常认真。行程开始后的四天，他们就成立了军事法庭，审判了三名因前一晚未请假就擅离职守的列兵。这三人都被认定为“违反了作战规定和条款”；其中一个人被罚挨了50鞭子，另外两个人得到了赦免。后来，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一个名叫约翰·纽曼(John Newman)的人被判“多次重复带有犯罪和叛乱性质的话语”，几乎“违背了军纪中的所有条目”。他后来被判罚了75下鞭刑。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行程是按照沿途美洲土著部落的分布来组织安排的。探险队的官员们和沿途所有地区的大型部落(苏族人[Sioux]、肖松尼人、曼丹人[Mandans]和夏安族人[Cheyenne])建立了长久的交流关系，并曾尝试着统计该地区的全部人口。在探险早期，克拉克列举了十个各自语言迥然不同的草原民族。依照杰斐逊的要求，他收集了许多土著词汇(后来都丢失了)。他们花了大量时间来和印第安人——比如提顿族人(Tetons)——进行协商，而印第安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要么想利用白人促进与其他部落的和平，要么就是想从白人那儿得到好处。以下克拉克描写自己疲惫的记录比任何荒野中独行人的形象都更能表现出探险队的艰苦条件：“我晚上没有睡好，早上又起得很早。酋长都已起来了，和以往一样，沿着河岸有很多看客。”通常，他们经过的村庄规模大约在一百人左右，或者更多些。他们对这次探险计划中要处理的“外交关系”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大自然的重视程度。的确，这两个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不是经常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供给，探险是不可能继续的。当美国完成了欧洲对新大陆的发现之旅时，他们发现，土著人已经占据了这块土地，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

探险队的第一个冬天是在北达科他州曼丹人那儿扎营度过的。那段时间中的一个小插曲阐明了探险者对印第安人的主流态度。一群由波尼族人、里卡利人(Ricarees)和苏族人组成的土著人袭击了五个曼丹族猎人，曼丹族的酋长便请求他的白人邻居帮忙。刘易斯和克拉克为他们提供了保护，并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于是这些落单的猎人们就误以为自己安全了。当时雪太深了，不可能去追击那些攻击者，所以部落酋长就问克拉克能否在春天雪化时帮他们报仇。“我对这些人说”，克拉克回忆道，“我们将永远乐意保护他们，并保证在我们做邻居的这段时间内，保护他们不被任何敢于侵犯他们的民族侮辱。”他只是非常遗憾，因为由于天气的原因，对敌人的惩罚必须延迟。“我希望能见见苏族人和其他那些不听我们的话而袭击我们忠实的孩子的野人，让你们看看，你们伟大的父亲是如何为自己听话的乖孩子们——曼丹人、维特孙人(Wetersoons)和温尼塔力人(Winetarees)——复仇的。”然后，他建议他们要谨慎行事。首先，他们不该轻易下结论，不应该认为里卡利人的出现就说明了那个民族的恶意。也许里卡利人这样做是出于义务，因为苏族人为他们提供枪支。他指出：“你们要清楚，你们必须要忍受克里斯蒂诺人(Christinoes)和奥森鲍安人(Ossinaboins)的小小侮辱，因为如果你们和他们发生冲突，他们会切断北方的商人带给你们枪、火药和子弹的路线，这会让你们极端苦恼。”然后，他将话锋转回到对美国忠心的好处上来：“如果你们从你们伟大的美国父亲那里能够得到所有那些物品的话，你们的民族就不会蒙受任何的羞辱了。”

克拉克的意思很明确：他意在劝说曼丹族人依靠并归顺白人。被美国历史学家美誉为能够理解土著居民的克拉克取得了成功。几轮对话后，克拉克宣布了想要回到营地的意图，于是酋长“为我们一直以来为他们提供的父亲般的保护向我致谢”，并说道，“从前，村子里的人日夜都在哭泣……但是现在他们就能够擦干眼泪，在美国人父亲般的保护中深感欣喜，并且不再哭泣。”在描述印第安人和白人关系的语言中，这是典型的将印第安人幼稚化的手法，它表明了除了军事措词以外还有另一种和平的言语方式。

探险者反复提到土著居民是他们忠实的孩子，但其实他们没有把土著居民看做小孩。“像一个小孩”有积极的暗示意义：纯洁、诚实，拥有洞悉本质的能力等等。幼稚化了的印第安人在克拉克的想象中成了身体成熟但其他方面未能充分发展的人。他们不稳定，不值得信任，甚至当他们依附于你时也有变节的危险；他们毫无原始的质朴，也从来都不纯洁，甚至在被冤枉的时候。刘易斯和克拉克遇见的土著居民缺少尊严：在克拉克关于苏族人袭击的叙述中，克拉克羞辱了曼丹族人，但他们对此却没有感觉。也许克拉克自己也未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为了安抚他们和让他们冷静才这么说的。他在日志中只是单纯地记述了他所说的话。也许，依照他的本意，在他那典型的机会主义演讲中并没有欺诈，他的故作谦虚的俯视姿态中也不包含蔑视的成分。克拉克对曼丹族人的态度通常是和蔼的，从他经常散发药品这一点就能证明。同样，刘易斯在这点上也很慷慨，他曾给看上去快饿死的一群人提供食物。但是和蔼和慷慨并不能说明他们是用人道的精神对待土著人的。相反，刘易斯曾写道：“我真的直到现在才认为人性能够用与野蛮结盟的形式呈现。我满怀怜悯和同情地看着这些快饿死的可怜的魔鬼。”这两句话之间并不矛盾，《日志》中对土著人的看法就这样精妙地得到了表达。

白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印第安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印第安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他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既没有对此做出评价，也没有表示反感或是认同。同克拉克相比，刘易斯更加善于观察。他曾经提到过，切努克族人(Chinooks)一直很友好，似乎是个很温顺的民族；但他们会做些小偷小摸的事情。他们也是“贸易中精明的讲价者”，如果他们看出了你想要从他们那儿换几个树根，则会和你讨价还价一整天。起初，他认为这说明土著人“希望通过比较弄清楚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或者他们是害怕上当受骗”，但是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拒绝白人给出的一个价格，但随后却接受了更低的价格，于是总结出他们只是单纯地喜欢讨价还价。然后他设计了一个实验：为了证明我自己是对的，我曾经“向一个切努克人提出用我的手表、两把刀和很多珠子换一小块质量一般的水獭皮，其实我不是很想得到那块皮子”。那个切努克人拒绝了我的开价，但是第二天接受了我用其中较少的几样东西来换他的皮子。“所以我相信，”刘易斯就此推理道，“他们性格中的这个特点是源于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抱有的一种贪婪的本性。”刘易斯注意到切努克族人就是这样“不同于我认识的任何其他印第安人，他们的本性导致他们在交换中总是用自己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多么有用、多么珍贵——来换取那些能够满足他们幻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

这和克拉克早期的文章一样，这段文字的口气比其内容更有意思。一个科学家就一个假设进行测试，这种客观的态度让他对印第安人冷眼旁观的姿态反映得更加明显了。他这种态度和早期那些探险者的各种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约翰·史密斯是残酷谩骂，布拉德福是感到恐慌，威廉姆斯先是同情随后又感觉幻灭，贝弗利和后来的巴特拉姆则多愁善感，伯德的嘲讽，克雷夫科尔的赞扬；甚至科学观测者哈里奥特，也比刘易斯和克拉克他们带有更浓厚的个人色彩。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对土著文明或土著民族做出了实际判断，而是这种判断的力量或说是感染力。很奇怪，在《日志》中对印第安人的冗长叙述是不带什么个人感情的。比方说，即使在描写到印第安妇女很美丽时，给读者的感觉也是这些土著女人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些倒霉的切努克族妇女们“有着姣好的脸庞，但比较矮胖，她们的双腿极为壮硕，通常这是因为她们的血液循环受阻所致；她们的脚很小，由于脚踝以上用很多珠子链紧紧地束缚住了，所以她们的腿都显得很肿胀”。对其他不太畸形的人，比如提顿族的妇女，他们也是用十分冷静的语气来描述的：“长相令人愉悦，但并不漂亮，高颧骨，穿着兽皮、衬裙和长袍……干所有艰苦的粗活，我得说，她们都是男人们完美的奴隶。”漂亮，矮胖，不漂亮，艰辛，这里虽然堆积了大量的细节，但却让人印象不深。刘易斯和克拉克《日志》中的印第安人既无处不在又无影无踪。

对于土地的描述却是另外一番情形。土地总是与能源联系在一起，并涉及《日志》的作者本人。描写土地的段落是《日志》一书的情感和精神中心。这段内容是刘易斯的叙述中最个人化的部分，克拉克也在他的观察记录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兴奋。以下面对密苏里河畔冰层的这段复杂描写为例：

河水上涨时，水流穿透原来冰上的缝隙和气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块表面光滑的冰，有4到6英寸厚，河流退潮时那块冰随着水位下沉，附在底部。但不久冰面又一次升至先前的高度，这样地来来回回，在河上留下了一个有几英尺的河谷，以供水流将它带至平坦的表面。

对刘易斯来说，景色是人生和命运的表象：

一天下午，我……走出去沿着河边山峦向上爬，我发觉这非常的累。当我爬到邻近几个山头中最高的那个顶峰时，觉得我付出的辛苦很值了；因为从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见了落基山脉，但我只能在地平线的远处看到最高的几个山峰，我用袖珍指南针观测发现，今天早上克拉克船长看见的这片崎岖山脉最西北端的那个钻探点N.65W其实还要更偏北些。这几个落基山脉的制高点被白雪覆盖，阳光照在上面，辉映出令我十分陶醉的景观。当我眺望群山时，有一种悄悄的喜悦，因为我发觉自己是如此接近这条仍被认为是绵延无尽的密苏里河的源头。但当我想到，这白雪皑皑的天然屏障很有可能在通往太平洋的路途中为我们带来困难，以及让我和我方的人员遭受煎熬和苦难时，这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我第一次凝视它们时所感到的那种愉悦。但是由于我总是将杞人忧天的行为视为一种罪孽，所以我将一直坚信这是条很好走很舒适的路，直到事实令我不得不改变我们的信念为止。

和哥伦布一样，刘易斯也弄错了。他看到的不是落基山脉，而是有“小落基山脉”之称的蒙大拿山脉。和哥伦布一样，刘易斯也立刻构思了一篇表明自己识别了此山脉的一篇叙述。哥伦布当年立刻确认了圣萨尔瓦多，并给它起了名字，为它定位。刘易斯也是一样。他识别出了落基山脉，并马上将自己所在地确认为在密苏里河源头附近。“仍被认为是绵延无尽的”密苏里河——正如当年人们认为大海太宽而无法向西横渡一样——被刘易斯现在所做的地理推论变得不再无边无际。哥伦布将新大陆指认为旧世界的亚洲和原始的伊甸园。刘易斯也和他一样。当他眺望西边广阔无垠的未知土地时，他认为他看见了熟知的美洲，并将落基山脉定位于沿密苏里河只要四天轻松的航行便可到达的地方。但是他叙述的其余部分表明自己有了一个发现。他登上顶峰，顶峰上“辉映出让人陶醉的景观”为他提供了客观的地理资料。然而同时，他反观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悄悄的愉悦”，认为自己几乎到达了他原以为仍非常远的目的地。他并没有因为眼前景色广袤无垠就觉得自己渺小，相反，当他站在岩架上向下看时，这条大河的全景尽收眼底。随后，他的欣喜似乎消失了：“但当我想到，这白雪皑皑的天然屏障很有可能在通往太平洋的路途中为我们带来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我第一次凝视它们时所感到的那种愉悦。”此后，他又恢复了精神：“但是由于我总是将杞人忧天的行为视为一种罪孽，所以我将一直坚信这是条很好走很舒适的路，直到事实令我不得不改变我们的信念为止。”

追溯这个段落的写作过程十分有趣。一开始描写的是刘易斯在美景中穿梭；接下来，他变得内省，由于出乎意料地发现河流之源离自己很近，他更加地贴近了这片景色。随后，他感到造成这个宏大景观的力量不受控制，也许是无法控制的；再后来，他又树立起了信心。于是，故事以一个英勇的决定结束，那就是前进并征服。这个决定蕴含的乐观主义让眼下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却没有影响到未来；这样的乐观主义着眼于英雄本身而并非他的处境。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段文字就会发现，这段描述的各个方面都是以刘易斯为中心展开的——他对山的看法，见到它们的感觉，对它们的渴望，不让它们困扰自己的决心等等。个人在占领世界的同时确立自己身份的这一进程始于哥伦布的航行，在这段文字中，这一行为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克拉克和刘易斯不同，他对虚伪的假象并不感兴趣。他在刘易斯之前所做的旅行日志，其内容不带有任何个人色彩：“今天在散步时，我看见不远处的河流两岸山岭耸立，这些山头彼此各不相连，杂乱无章地分布在曼塔里斯(Minetarrees)周围。我认为自己还看见了远处西南方向的连绵高山，但由于视野模糊，看不清楚，因此我也不是很确定。”这段文字中没有故事情节，没有内心的冲突，也没有连续性。“河两岸山峰高耸，各不相连，而且怪石嶙峋，往往是一块深褐色粗糙的硬石头和一块白色的柔软砂岩混合在一起。这座山底下蕴藏着煤、炭化的木材和零散分布的轻石。”他的所有记录都是这样客观。

刘易斯的主观和克拉克的客观是互相包含和补充的。当再发现一处新的山脉时，刘易斯总要亲自攀登上去，而克拉克却时时记得测量自己的所到之处。如今，探险的物质回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定义成投资这个概念。利润既取决于市场本身，也同样与个人推销密切相关。在刘易斯和克拉克的眼里，不断增加的关于财产和扩张的定义被整个归入动态的定义中。占有土地意味着把一片全新的领土统一于持续的国土扩张进程中。

对于这些代表国家的探险者来说，这意味着个人在已开发的土地上获得了身份认证。刘易斯和克拉克是这种探险的理想组合。通过他们的合作，刘易斯做了心理和感情方面的附加描述，推广了西部的概念；克拉克完成了余下的合并任务，他汇集了植物和地理因素等各种事实，收集了与美国新疆土相关的重要数据。在他的笔下，西部成了一个有机体。

旅途中，他们往往要等到把前一天的见闻记录下来以后，才开始新的行程。杰斐逊曾清楚地指示说记录日志是远征的主要任务。他给刘易斯的指令意味着书面记录应该是他们所带回来的远征发现和收获的主要内容：

你们要认认真真地把所见所闻精确地记录下来，让其清楚易懂，让自己和别人只要把记录放在桌子上就能明白其中所有要点。记录要能说明你们所见所闻发生地点的经纬度，而且必须提交到作战部门，让美国国内的专门人员同时对其进行数据计算。在空闲时间，你们要对这些记录，以及其他笔记做几个副本，并把这些副本交给同行中最值得信任的人来保管。这样，才能应付意外的遗失。更进一步的保护措施就是用桦木纸做副本，因为桦木纸受潮的可能性要比一般的纸小。

在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日志》中，文学上的征服体现得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做记录，有时甚至一天记两遍。除了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队的其他七位成员也写了自己的日志。整个远征队总共完成了大概五千页记录，包括精确记录他们自己的思索、推理、冥想和说明性的文章。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和书面宪法的倡导者，杰斐逊深知，今后这些记录将是合法性的依据。即使面临军事撤退，刘易斯和克拉克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带回他们的日志。是这些日志而不是人，为现代法律合同的权威注入了生命。然而，它们也同样具有现代文学气息，因为这些著述不仅展现了世界的面貌，更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探险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发现密苏里大瀑布后，刘易斯感到心满意足，因为大瀑布实现了远征的地理目的。他认为瀑布是“庄严华丽的风景”，是“我见过的最绚丽的景色”，并着手开始写记录。他对瀑布的运动和变化的印象最为深刻：

飞流直下的瀑布，冲向形状突出的不规则岩石，一瞬间激起上百成千的雪白泡沫，有时会稀疏地喷溅到15甚至20英尺高的地方。这些泡沫几乎还没成型，新一轮瀑布就已袭来，激起的新的一层泡沫就会把它们掩盖。

刘易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既能俯瞰瀑布的运动，又能享受周围的寂静。他站在一个交界处“正对着瀑布的中心”，交界处把瀑布和“一片三亩大、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各种棉白杨的美丽小天地”分开。面前的水流猛烈地冲向河床，刘易斯观察着远处的一片土地。他注视着在大地和水流之间的蓝天，发现自己处于宇宙的中心。所以文章有一个仙境似的结局便不足为怪了：“瀑布的飞沫和雾气折射着阳光，形成了一道美丽的彩虹，给这天堂似的宏伟美景增添了很多情趣。”

刘易斯一转念，又觉得他对眼前的一切无法掌控了：“完成了这一篇不完美的文章后，我继续欣赏瀑布，深为自己语言的缺憾感到十分沮丧，所以我决定拿起笔，重写一篇新的描述。”有些东西是常规的说法，他本可以只说这些风景简直美得无法形容，但是他并未就这样停下来，而是继续写道，“我又想到，也许最好的方式就是记录下头脑中闪现的最初印象了。”与其说这是在进行描述，不如说这是在展示他自己的艺术才能。

我真希望能拥有萨尔瓦托·罗萨(Salvator Rosa)的神奇画笔或是汤普森(Thompson)的文采。这样，我就能准确地向文明世界的人们描述这片伟大风景的壮丽和庄严，真可惜这样美的风景自从天地初开之始就不被文明的世界所知。但是，我的这种希望是徒劳的。

罗萨是18世纪最出名的画家之一，他的油画描绘了理想的荒芜；詹姆斯·汤普森(James Thomson，1700—1748)是经典的浪漫主义诗歌《四季》(The Seasons，1726—1730)的作者。一看到“庄严盛大”这样的短语，读者们便可以确切地知道，文章包含着浪漫主义的丰富想象。

对个人艺术才能匮乏感到绝望也是浪漫主义艺术的一个典型特征。在抒发了对自己有限写作能力的绝望后，刘易斯继续在文中记录着眼前的风景：

所以，我仅能用自己的笔，尽力描写这个美景中的主要特征。我仍然希望，其他更有文学才能的人能够根据我所做的记录，再次将这一景色描述，以便能向世人展示我眼前的美景之一二。此时，我眼前的这一切赋予了我无比的喜悦和惊喜，我甚至敢宣称这样的风景是世间独一无二的。

所以，这篇文章结尾充满了身处于那片土地所感到的骄傲，而没有了绝望的痕迹。这种骄傲也是对他自己能站在那片土地上的骄傲，因为那片土地本身就值得用伟大的艺术来歌颂。

接下来这段文字写于一个月后。在这里，观察者和风景已经不可分割了：

今天晚上，我们见到了最非凡的悬崖。这些悬崖从河的两岸拔地而起，垂直冲入云霄，有1200英尺高。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着黑暗和抑郁。在有些地方，高耸突兀的岩石仿佛就要在我们头上坍塌。5.75英里长的河流似乎曾在这些巨大坚硬的石块中奋力穿行，从位于底部的出口溜出。急流撞击着崖壁，在两边形成了一块块巨石。

这里并没有出现类似于庄严﹑华丽这样的辞藻，但是这段描写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文学色彩。风景的黑暗和抑郁﹑高耸危险的岩石和从巨山裂缝中迸发的激流表现出了哥特式的恐怖场景。

然而，文章绝不是以哥特式的口吻来结束的，刘易斯把内心世界当成了第一个参照物。“我来到这里时，已经很晚了”，他这样写道，带着不安“我被迫继续行进(他进入了那个地方)，直到天黑后，我终于找到了足以让我们这个小团队驻扎的一点空间”。他轻快自在地结束了这个句子，又继续写道：“最后，我们发现左边有个地方，生长着很多易燃木和油松。底下是黑色的花岗岩，上面的岩石颜色比较浅，从形状来看，我觉得那是黄褐色或是乳黄色的燧石。”发现的整个过程，开始于对黑暗危险悬崖的诗意描述，又以同样具有文学色彩的描写结束：“从这个地方的样子来看，我称它为‘通往落基山脉的大门’。”此刻，再也没有对自己语言能力的担心；如果说前面的描写比较字斟句酌的话，后来的命名就显得直接而简单了。几天后，刘易斯就根据一个岛屿上的主要农作物把该岛命名为“洋葱岛”(Onion Island)。

认为刘易斯迫于现实的压力而放弃对文学的追求的观点是错的。刘易斯自始至终都坚守着他的文学意识。在回程途中，他写道：“河流穿过的那些山脉高耸入云，山上怪石嶙峋，有些地方还被白色的雪松所覆盖，给人以十分浪漫的感觉。”另外，他感到“空气清新怡人，一群小鸟在河岸边的小树林里聚会，鸟儿的叫声令人陶醉不已”。在措辞、语言组织和描写重点上，刘易斯一直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巴特拉姆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了美国田园式浪漫主义的萌芽。这种田园式浪漫根植于美国独特的自然风光，也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而阅读刘易斯的《日志》，却可以让我们追寻美式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初期的一切进程。密苏里大瀑布很好地展示了浪漫主义的特征，就连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当刘易斯觉得“记录下头脑中的第一印象”是最好的选择时，就已经在使用浪漫主义的信条了。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感到宽慰，而是发现了自己能力有限。所以，他改变文风，创造了一种更加雄心勃勃的浪漫主义。写作本身可能不足以捕捉所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但他有其他途径可以融入写作之中。

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浪漫的化身变成了现实的危险。旅程刚开始，这支团队就遇上一只巨大的棕熊。棕熊遭到远征队一个猎手的射杀，受了重伤，无力还击，便试图逃跑。几个探险队员沿着血迹找到它，向它头骨内射入两颗子弹，棕熊才最终丧命。检查棕熊尸体的时候，探险队员发现，猎手的子弹已经射中“这头巨兽”“肺部的中心，尽管猎手已经追了它足足半英里，并且它返回此处要走两倍于这段距离还多的路程，但这头棕熊仍用爪子挖了一个2英尺深、5英尺长的地洞，作为自己安息的地方。探险队员找到它时，它已经受重伤超过两个小时，生命力依旧十分旺盛”。

刘易斯笔下的棕熊并非一个富有诗意的形象，相反，它是个令人生畏的可怕家伙，它的危险就蕴含在它的身体之中：“仅仅一枚子弹并不足以征服它们，子弹必须射中它们的头部。”刘易斯观察道：“即使这样，也很难杀死它们，因为熊的额头两边和前额中心突骨处都长有很肥厚的肌肉。这些毛皮几乎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关于熊身体特征的细致描写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与其说这是对熊的客观描写，不如说它让读者更加清楚地感受到坚不可摧的力量，并模糊了浪漫主义中物质和精神的区别。即使已经死去，棕熊那庞大的尸体一样令人无法抵抗。它几乎坚不可摧，即使死了，也不容轻漫对待。一个人根本处理不了它的尸体，光是抬动它的毛皮就需要两个人。这头巨大的棕熊是个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不禁让人产生行而上学的念头：“杀死棕熊是那么的困难，”刘易斯沉思着，“这确实吓住了我们。”

这种内心的威慑力既是实实在在的，又是行而上学的。试图让刘易斯把对熊的描写同熊本身分开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那片记忆中的水仙花在华兹华斯内心引发的感情和花朵本身只有间接的联系而已。水仙花的出现不但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它的出现甚至可能影响作者的描写。对于华兹华斯来说，充满诗意的场景只有体验过后才能出现。刘易斯对自己的写作感到绝望，并开始怀疑好的作品带有瞬间性，这恰恰是因为他明白文章应该捕捉物体本身，而不是进行再创造。这种区别主要不是反映诗人和探险者的不同，而是反映了由于个人和自然本体论关系的不调和而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在华兹华斯眼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受历史性或存在主义特性的影响。不仅因为他是诗人，更是因为他长期住在景色相对稳定的英国，所以华兹华斯能从视觉感受和记忆中提取精华。刘易斯认为他所在的那片土地不曾有人居住过，所以他必须确立和这片土地的主要关系。他收集种子﹑骨头﹑土壤﹑植物，把它们装入麻布袋，不断地运回给杰斐逊，并不停地充实自己那和他采集的标本同样重要的日志。

刘易斯渴望与自己描绘的土地融为一体，而不满足于用文章来表现这片土地。正因为有这样的野心，所以他就要承受失败的风险。由密苏里大瀑布而产生的绝望背后隐藏着这样的事实：也许，刘易斯不仅不能准确地传达自己对密苏里大瀑布的感觉，而且不能准确地描绘瀑布本身。华兹华斯如果失败了，那只是他个人伤感的事，而刘易斯如果失败了，造成的潜在影响则是巨大的。旅程结束三年后，刘易斯去世了(杰斐逊认为他是自杀身亡)。这期间，即使面对来自个人和政界的长期压力，他也不愿再重写或编辑自己的《日志》。最后一篇日志是克拉克于1806年9月25日星期五写下的这样一句话——“在一个美好的清晨，我们开始写作。”这积极地宣告了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标志着成功的开始。然而，到头来，探险队员应该完成的所有记录也随着旅程的结束而告终。

西部对于刘易斯和克拉克来说，与新世界对哈里奥特、史密斯、布拉德福和贝弗利来说一样，都是历史的而非文学的。在17世纪，所有与新世界相关的报导都被称为“真实的报道”，因为它们意在精确反映现实。然而，这些作家对美洲和欧洲殖民地的看法并不是他们独有的。在我们要讨论的最后的一个文本中，我们会看看这种看法是如何体现在其他形式的写作中的。

在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1771—1810)的作品《埃德加·亨特利》(Edgar Huntly)中，西部拓荒者的形象开始出现在美国的小说中。这个形象是开端也是结束，它第一次构造了独特的美国灵魂；同时，它也几乎是最后一次表现以征服者(像哈里奥特、史密斯甚至布拉德福和贝弗利)的姿态去占领土地，而非承担使命的人。

故事发生在1787年美洲殖民地时期的一个地区监狱，白人居住的小屋被吞没在荒野中，处处藏匿着危险的敌人。具体地点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勒海(Lehigh)的村庄，这里的原著民还没有完全被驱逐，法国和印第安部落的战争依旧此起彼伏。《埃德加·亨特利》就像一部编年史，为我们讲述了在这样一片充满恐怖鬼怪，充斥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土地上，一个梦游者在噩梦般的大地上徘徊的故事。故事的第一批观众是“友谊俱乐部”成员，布朗本人也参加了这个俱乐部，这里聚集了市内所有对启蒙政治和黑暗内心有浓厚兴趣的专家和艺术家。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小说本身纠结的错误身份和双重角色导致很多评论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阅读该作品，将其解读为对内心恐惧的表达。然而，内心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绝不是偶然形成的，《埃德加·亨特利》的哥特式恐怖在这片土地上可以得到很好的阐释。

这篇小说其实是埃德加·亨特利给玛丽·沃德格雷弗(Mary Waldegrave)写的一封信。玛丽的哥哥是埃德加·亨特利的好友，被人用卑鄙的手段谋杀。于是亨特利着手调查凶手。随着调查的深入，事情更加扑朔迷离，种种迹象似乎暗含着亨特利自己怪异的举动。他有梦游的习惯，好几次他都在十分可疑的地方醒来，一切似乎表明一个事实：即便亨特利本人不是罪犯，至少他身上也有从未被发现的暴力倾向。有一次，当他醒来时，就被一片浓厚的黑暗包围，在小屋里睡着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完全想不起来。他“半裸”着躺在一块露天的“石床”上，周围空气十分浑浊。他痛苦地爬起来，根本看不清眼前的路，他踢到一个东西，原来是“一柄印第安人的战斧”。亨特利把它拣起来，往前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在深洞的底部。他开始往外爬，一出来，就看见洞口蹲踞着一头黑豹。亨特利用印第安人的斧头砍死了黑豹。虽然逃脱了被黑豹吃掉的危险，他却强烈地感受到一阵致命的饥饿。一想到要找东西吃，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眼前黑豹的尸体。

此时，亨特利停止叙述，告诉读者对于自己的行为，他感到既厌恶又恐惧。但亨特利抑制不了吃肉的欲望，扑向黑豹那臭气熏天的尸体。在新大陆的作品中，野性是无所不在的主题；回顾哥伦布对加勒比海人的指控，大多数都反映了野兽般的禁忌饮食习惯。布朗用自己的方式表现这一主题，这种方式也反映他对所谓的殖民化的基本态度：他把外在的事件和体验看成白人内心的矛盾，进行再塑造。埃德加·亨特利被带有兽性的人包围着。周围的这些人和他自我保护的欲望同时也唤醒了埃德加·亨特利血液中的兽性。18世纪末期，内心的诗化是文学上一个新的创造。在美国文学上，西部特征的首次有力表现就是与脆弱的文明之间的客观联系。在亨特利眼中，吃黑豹的生肉是“精神失常的怪异举动”。

西部是美国小说的典型主题，这个主题被美国作家采用，目的是超越大洋彼岸的欧洲同行。布朗在《埃德加·亨特利》的前言中指出，作家的主要职责是激发读者的感情，“引发幼稚的迷信行为和爆炸性的举动，哥特式城堡和客迈拉(chimeras)[2]式的假想怪兽就经常被应用，来达到这样的目的”。然而“印第安人的敌对行为和来自西部荒野的危险，在美国似乎更加合适；作为一个美国本土作家，如果忽视了这些因素，简直无法被原谅”。

《埃德加·亨特利》一书中传统的哥特式手法通过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对印第安人无法平息的仇恨表现出来。在饱食了黑豹之后，他继续在黑暗中摸索深洞的出口，出口似乎位于洞穴里。他走进好几条死胡同，最终找到出口，可是在洞口扎营的四个印第安人，对他来说是更直接的威胁。“多数人都会被这群恐怖又惹人厌恶的生物纠缠。”亨特利这样写道。这群生物指的就是印第安人。在他孩提时期，“这些暗杀者”就夺去了他双亲和一个同胞手足的生命。从那时候开始，“每当他看到或者想起这群野蛮人，他都战栗不已。”此时，他正面临这样的噩梦。除了四个印第安人，洞穴里还困着一个被绑架的白人女孩，已经奄奄一息。亨特利干掉了三个印第安人，剩下的那个扯着女孩的头发，用枪指着那个发出“凄惨尖叫的”女孩的胸口。英勇的亨特利把最后一个也打发了，美丽的女孩最终得救了。“不要认为”，亨特利对他的收信人写道，“我在欢快而平静地讲述这些故事，”他是在讲“一个充满血腥和灾难的传说”，但是“如果你想到我温柔的习性，我对暴力和流血的厌恶，我对火枪和杀戮的陌生，那么你可能很难相信我的故事”。

这个可怕的故事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连贯性。“从来不习惯使用武器，又被艰苦和痛苦折磨得失去了勇气，这样一个人突然碰到这么大的危险，竟然能战胜四个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从小就接受训练，能灵活使用武器。这件事好像是一个幻觉，而不是真实的。”布朗在序言中指出，印第安人的敌对行为比哥特式的假想怪兽更适合出现在美国的小说中。布朗的这种提示并非是让我们不要相信亨特利的可怕描述。这个提示是由新的关注点形成的新主张。《埃德加·亨特利》这部小说是真实的；由于作家面临的独特情况，美国的小说比起欧洲小说，更贴近现实(其读者也一样)。让人担心的是，小说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让美国作家暴露于异常且真实的危险中。这种危险正如埃德加·亨特利从梦游中醒来后面临的威胁一样。这时，埃德加最可怕的噩梦变为了现实。从前，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应该是个文质彬彬的人，不具有很强的行动力，更不用说是暴力倾向。而在这片真正的荒野中，使他成为从前那个人的所有因素都不复存在了，他变成了与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一样的人。

看到饥饿的印第安人吃着令人作呕的饭菜，刘易斯感到十分同情和怜悯。这样的感情既来自他与印第安人间的距离，同时验证了距离的存在。由于吃了黑豹的肉，亨特利也变得野蛮。然而，这并不是说明他们看法相反，只是持有该看法的程度不同而已。刘易斯和布朗对印第安人的看法是一样的，不同在于刘易斯觉得印第安人和自己没有什么个人关系，而布朗却不能漠视他们同自身的联系。对刘易斯来说，文明是白人所独有的特点；而在布朗看来，野蛮和文明在每个个体内部冲突激烈。所有印第安人都是野蛮人，这个事实导致每一个印第安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白人的“敌人”。亨特利多次坚持屠杀印第安人的举动并不是出自他的本性，因为他本身也是个文明人。但是恰恰因为自己是文明人，他才必须发誓要灭绝这些畜生，把他们从自己的周围甚至最终从这片大陆上驱逐出去。为了保证白人的文明不受侵害，布朗和他笔下的英雄亨特利甚至也沦为野蛮人。野性使得他们有机会超越欧洲传统，但也让他们从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文学中灾难性地堕落了。为了保证写作，布朗和亨特利必须保留人的自觉，而这种自觉能力是野蛮人所无法拥有的。

在布朗对印第安的仇恨中，文学与历史、个人与种族等因素缠绕在一起，尤为复杂地表现在对老黛玻(Old Deb)的叙述中。老黛玻是一个特拉华州老妪，独自生活在一个叫诺沃克(Norwalk)的地方。老黛玻所在的部落曾经住在一个村庄里，这个村庄就建立在亨特利家族目前所在的土地上。英国人长期不断地骚扰村民，逼走了他们，但老黛玻拒绝搬走。她烧掉自己在村里的小棚屋，在树林深处盖了一间小屋，从此在那里住下，和她做伴的只有三只“带有印第安血统或狼的血统”的狗。她和这些野生动物建立了共生的关系，并不断和它们对话。同时，“她蔑视使用英语”。长期的与世隔绝让她忘了自己的语言，甚至几乎完全丧失了交流的能力，只有亨特利能稍微听懂她说的“土话”。

结果，老黛玻对亨特利逐渐友善起来；亨特利也对她产生了兴趣：

她自称在族人中出身显贵，加上她瘦小枯干的身躯，似乎都在公然反抗时间和自然环境的蹂躏；至于她的年龄，人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她已经过百岁，她带有浪漫色彩的独居和在大山里的神出鬼没让我想到“麦布女皇”(Queen Mab)这个称呼。

老黛玻和英国民间传说中麦布女皇的关系，以及她作为怪诞故事主角的身份，让这个印第安干瘪老妪与整个故事十分贴切，而她的其他族人却不具备这一特点。她不停地说话，对野兽滔滔不绝地说话。她对三只狼的控制和狼对她表现出的忠心颠覆性地模仿了驯化的模式。她不禁让人想起了撒旦对神的秩序的模仿。这些都让老黛玻和麦布女皇成为浪漫和浪漫主义的产物。显然，她是个女主角，即使有人会说她是个邪恶的角色。

正当这种可能性在文章的中间即将显现之时，布朗却停下笔来。也许，亨特利认为自己不能过多地在这个人物与女主角之间做粗鲁的对比。旧时诗人这样来评价二者：两者之间除了不和谐，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叙述者并没有坚持，他说道：“尽管如此，老黛玻和麦布女皇很快就被不加区别地广泛使用了。”这个一开始充满浪漫色彩的名字，最后沦为了绰号。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老黛玻的故事再也没有浪漫的色彩，而只具有浓厚的历史感。读者会看到老黛玻的小屋其实像亨特利遭遇到的那种印第安小分队的中转站。拒绝离开自己原来居住地方的老黛玻展开了游击战。从这个角度看，她已经不单纯是亨特利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角，更是他的政治噩梦在生活中的印证。

文学和历史两股相互缠绕的势力在每一个个体内部纠结扭曲。身为印第安人的老黛玻被视为苦难的根源，必须加以驱逐(她的反抗恰恰证实了这一点)，但是，遭到驱逐后，她又向鬼魂一样纠缠着白人征服者。每到夜晚，野蛮和文明两股势力就在亨特利的内心先生激烈的冲突；而在白天，作为诺沃克公民的亨特利要继承他叔叔建在老黛玻原来土地上的一座农庄。这种幻影与实际的直接结合，以及它们的不相称成为小说的主题之一。这种特点让《埃德加·亨特利》独具特色，甚至开创了新的传统。布朗在小说中一再反复强调说，这本书是挑战人们固有信仰的，而他同时又把小说与当地的历史紧密结合：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们就是被历史逼疯了的。

所以，《埃德加·亨特利》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它给小说带来的影响正如巴特拉姆的《行旅》带给诗歌的影响一样大。布朗的小说开创了美国诞生进程中的一个新时代。在此之前，土地和历史的实际情况会以无法抗拒的客观的力量迫使文学作品为之服务。而在这个新时代，这些客观力量便相继服务于文学创作。这个阶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在欧洲人对新世界内在化的想象中，取得了征服美洲的决定性胜利。美洲原著民的灭绝和白人对土地的占有，这些最具戏剧化的事实成为第一代文人创作的首要意象。在历史的动荡的转折点上，布朗难以坚定立场；在痛骂理应遭到灭绝的印第安人时(我们所能阅读的内容中，亨特利杀掉了自己遇到的每一个印第安人)，他感到左右不定。在印第安人灭绝后，他把他们内化成白人心中的常住居民。

老黛玻和麦布女皇都是真实的威胁和潜意识的鬼怪。这种双重性从未得到统一，在故事的结尾，老黛玻的命运仍然是不确定的。这个印第安老妪似乎仍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两个特点。由于“有帮助和怂恿自己人进行劫掠的嫌疑”，老妪被捕捉，这时她的行为就像麦布女皇一样，而不像印第安人。“她欣然地承认了，并为自己做的事情感到骄傲……她勇敢地对其压迫者表示蔑视。”然而，她的英雄主义是空洞的；尽管她的角色本身允许，但布朗并不能像莎士比亚描写李尔王那样，给老黛玻的疯狂赋予其含义。他把老妪存在的意义局限于种族间的冲突，就连读者都会认为这不符合一个作家的本能。他解释道，老妪仅仅依靠自己“异常的固执和糊涂”来坚守自己的立场。布朗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就声明了她的糊涂和缺点。

第一个出现在英文作品中的美国原著民妇女是约翰·史密斯的波卡洪塔丝。与波卡洪塔丝一样拥有高贵血统的老黛玻，却是波卡洪塔丝的对立面。在布朗的小说中老黛玻这个干瘪的古时老妪，已替换掉年轻少女，本身成为猎物而非拯救者。波卡洪塔丝爱白人；老黛玻则憎恶白人。波卡洪塔丝和老黛玻分别代表了印第安版本的好女人和坏女人。印第安人好女人的形象所拥有的特点——年轻、漂亮、有爱心、体贴入微、爱好和平、顺从等，不可能出现在《埃德加·亨特利》这本书中。然而，詹姆斯·费尼摩尔·库珀(1789—1851)的小说却以这样的印第安好女人和与她们匹配的男人为中心。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旅程标志了对新大陆征服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库珀的写作恰恰体现了这个时刻的另一方面。他在征服大陆的同时，也征服了印第安人。早些时候，对于布拉德福、贝弗利(他那句“我是个印第安人”的论述预示了库珀的征服。)、巴特拉姆、布朗，甚至一定程度上，对于杰斐逊来说，印第安人都是白人占有美洲的竞争者。这些印第安人在库珀笔下或多或少地成为这块版图上的不便因素。好印第安人推进白人征服的进程，反之则阻碍这一进程。他们并非没有知觉，没有人性。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时甚至可以算得上是悲剧性的。即使对某些“坏”印第安人，就像《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桀骜不驯﹑嗜血成性的休伦族人(Hurons)和《大草原》(The Prairie)中的苏族人(Sioux)，库珀也表达了一定的尊重和同情。库珀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书名就说明，那时候美洲原著民已经处在一个殖民化完成了的历史时期。

白人的内心世界还是定期受到印第安人报复行为的恐吓，虽然并不总是是这样。在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 of Tom Sawyer)中，印第安·乔(Injun Joe)就是个洞穴和噩梦的产物，这个形象继承了布朗的描写，而不是库珀的描写；在斯坦利·库布理克(Stanley Kubrick)1980年的电影《闪灵》(The Shining)中，恶魔一直萦绕在一座重建的旅馆周围，这座旅馆位于一片被亵渎了的印第安坟地，而纳伐霍人(Navajo)和阿帕契人(Apache)的艺术衬托出了一阵阵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在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日志》之后描写大陆的文章中，人们对美洲原著民这一主题的激情越来越少了。我们能看到，《日志》一书已经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漠不关心：对刘易斯来说，最能引起共鸣的话题就是土地本身。殖民时期过后，美洲文学变得极为关注土地，而土地的历史色彩也越来越淡。

能够描述一个国家的不是历史的偶然性，而是普遍的真理；不是来来往往的人们，而是永恒的自然。美国人从19世纪开始的对历史的漠然已经臭名昭著，这一点从他们对历史事实的掩盖就可见一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踏进美国大陆的欧洲人看来，正是由于缺乏历史的能力，印第安人不具备占领美国大陆的资格。他们成为美国历史活生生的博物馆，等待着当代以及未来的美洲人来超越。

直到美洲完全沦为殖民地，美国才最终摆脱了殖民地的命运。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帝国，来结束其他帝国对这片大陆的控制。这个帝国全面自主，所以它超越了扩张主义。随着刘易斯和克拉克向西部行进，美国在他们脚下以新的形式不断具体化，同时不断抽象化。在《日志》中，美国的特性不断通过有形的美洲大陆表现出来；美洲大陆的特点也从其过去被提炼出来。这一点让美国人可以忽略这样一个矛盾：这个国家的文学是根植于帝国的土壤中的。现代国家建立的早期过程中都出现这样的矛盾，因此美国并不是唯一面对该矛盾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格兰都是通过废除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主权来确立自己国家主权的。然而，美国能够获得其国家地位完全是帝国扩张的结果。这也使得主张自然的永恒合法性与征服的历史之间的矛盾尤为激烈。各个国家的文学都会试图把分歧和各种不和谐因素用文化的形式加以表达。比起欧洲文学，美国文学似乎从一开始就在调和另辟蹊径的创造冲动与文化连续性的保守之间存在着的更大的紧张关系。也许，这反映出人们很难解决在国家建立之始存在的极度不和谐。

随着英格兰开始改变世界格局，作为诗人和帝国的建立者的斯宾塞，担心“可变性”可能会推翻普遍秩序。无论在何地，改变都会占据优势地位。虽然可变性是由撒旦的种子演变而来的，她原本邪恶，但却“有一张可爱的脸，这张脸上映出了美丽的光芒”。尽管她对朱庇特(Jove)发出了带有亵渎神灵性质的挑战，朱庇特也无法下决心惩罚她。在决定世界状况的过程中——不管世界是将不断变化还是将永远静止——大自然通过把历史进程有效地转化成艺术演变，从而成为这一过程的最终裁定者：

(因为)万物都排斥固定不变，

但尽管事物千变万化，

却并未逃离其最初的本质。

万物在改变中不断地壮大，

最后，再一次转向原来的样子，

在这样的命运中达到自我的完善。

对于那些生活在帝国的范围内，并通过不断扩张来证明自己的人来说，以上论断或许会尤其有说服力。尽管人们都公认美国人是不受先前承诺的制约而只信奉永恒的变化的民族，但在美国的历史上，宿命论似乎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美国作家不断塑造出勇于反抗各种约束和限制的文学形象，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主角的命运反映了自然的警示：虽然变化无处不在，但是变化本身也受到凌驾于变化之上的条件的制约。美国的文学似乎出奇的正式，它的各种形式因其内在的本质特征而得以保留，就连历史也没有改变这套形式，而是不断地对其进行丰富和扩大。在斯宾塞论断的结尾，朱庇特超越了可变性。然而，与上帝和君主不同的是，总统和公民是由关于共和国的描述的可变性和社会的迁移性来定义的。所以，斯宾塞的超验自然观应该和爱默生的观点比较接近。

民族文学文化中包含的帝国根源有待进一步地解释和阐明。这或许是当代文人的独特任务之一。他们必须密切关注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从16世纪末的哈里奥特到19世纪初的刘易斯和克拉克，新世界的作家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殖民化的文学，他们把领土扩张的必要性和政治上的控制权当成文章意义的普遍结构。对于文学和历史来说，这些结构都带有根本性，而且不仅渗透于作者的作品中，同时也贯穿于殖民体系中。的确，我们已经看到，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殖民体系。“美洲”是基督教帝国的顶峰；可以说，美洲是紧接着以文字形式诞生的最后的福音书。

[1]天定命运，又称“命定扩张学说”，即把一个民族或种族扩张其天然的地理疆界或者把其统治权扩展到通常是不明确的地区看做是人类历史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和显而易见的定律。——译注

[2]客迈拉，一种通常被描绘成狮子、山羊和蛇的组合体吐火的雌性怪物。——译注

新英格兰清教文学

埃默里·艾略特

第一章 沙仑巫术的语言

极少有什么事情能像1692年的沙仑(Salem)村巫术审判[1]那样激发美国人的想象力。美国整个清教时期的研究都是通过分析沙仑村巫术审判而找到了最清晰的焦点。沙仑审判可以说是检验那些关于早期美国生活本质的理论的试金石。有些社会历史学家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当时的混乱，他们认为那是弱势群体因为嫉妒和愤怒向环境和社会阶层的敌人进行的反击。这种观点的一个本地化版本着眼于沙仑村内的世仇和派系之争，认为当地长期的争斗预先决定了后来的指控者和被指控者。文化人类学家和心理历史学家把沙仑事件看做是人们对焦虑的无序宣泄，而这种焦虑是17世纪80年代社会经济快速变化所带来的，并且由于一系列的灾害，例如火灾、水灾、疾病和印第安人的袭击而恶化。还有一些观点强调普通民众的作用，这些观点认为，普通民众发现巫术是威胁已有权势的一种武器。因为大部分被指控和被审判的是女性，而且其中一些女性拥有的财产受到了质疑，所以一些解读认为这是受到威胁的男性势力对新兴的女性独立和女性经济自主进行的镇压。各种解读方法虽然方式各异，但是它们都认同了这样一点：沙仑事件是新英格兰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旧的宗教观念遭到质疑而新的世俗观念逐渐形成。因此，这场巫术幻想也更常被看做是深刻的文化变革的开始。

以上的各种观点令我们对新英格兰历史的讨论显得生机勃勃，但是每一种解读都不过是在尝试用语言在我们的脑海里再现过去的真实。的确，如以前一样，我们必须借助言语和表述才能把握住那些潜藏的动机与骇人听闻的公共效应之间的关系。在沙仑村，在这场标志着雄心勃勃的基督教乌托邦寿数将尽的灾难里，语言和想象是核心组成部分。言语编织了一张邪恶阴谋之网，在这张网之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一个心怀鬼胎的恶棍。被指控的人顷刻之间在邻居的脑海里就变成了魔鬼、怪物、敌人、异类，成为来自黑暗世界的另类。沙仑的居民们在多年的自然灾害、政治迫害、血腥战争中都生存了下来，并且安居乐业，但是他们却在自己的村落里发现了最可怕的危险。在那个悲惨的夏天里，20个被指控者被处死，几十人被关押。沙仑居民上演的血腥审判成为后来各种“巫师追捕”的代名词。

关于语言在沙仑事件形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丽贝卡·纳斯(Rebecca Nurse)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说明。审判纳斯时，陪审团起初认定她无罪，但是当地方法官们拒绝接受这一判决时，陪审团改变了他们的决定。法官们声称陪审团忽视了纳斯在证人席上说的一句“罪证昭彰”的话。这句话本身实际上非常模棱两可：当时纳斯只是质问为什么已经认罪的女巫阿比盖尔·霍布斯(Abigail Hobbs)和她的女儿迪丽弗伦思(Deliverance)还能作为证人来指控她，而她们，用纳斯的话说，“曾经接近过她。”但是法官们却毫无道理地认定纳斯的话就是承认了她经常在女巫聚会上与她们见面。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陪审团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法庭的书记员托马斯·菲奇(Thomas Fitch)记录道：“当尊贵的法庭对陪审团的判决明显地表现出不满时，几个陪审团成员表示非常想再次离席，法庭准许了他们离开。”当陪审团不能理解纳斯的话的“正确”含义时，法官们给了他们一个官方的解读。正如菲奇记录的，“在我看来，这些解读的言语成了指控她(纳斯)的首要证据。”

后来当纳斯得知她的话引起了误解时，她请求法庭考虑她说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因为她和霍布斯太太还有霍布斯的女儿一起关在沙仑监狱里，她们得到允许和她待在一起盘问她，为后来指证她搜集“罪证昭彰”的证据。纳斯不敢相信这些不可靠的犯人提供的证词却成了指控她的重要依据。当她在法庭上被审问到这件事时，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话会被曲解。因为，她解释道，“(我)几乎听不清，而且十分忧伤，没有人告诉我法庭会怎样对待我所说的话。所以(我)没有机会解释我说她们和我在一起时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虽然纳斯向法庭提出了这个请求，并且有40多位村民在她的请愿书上签名，但是，她还是在1692年7月19日被绞死。话语以及对话语的解读可能会是致命的。

关于沙仑血腥事件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唯一事实就是描述这件事的文字——至今已有300年历史的语言代码，并且其蕴含的联想和含义是现代语言力图再现给读者的。对记录这一事件的文本的不同理解引发了关于各种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是描述沙仑审判的语言传达出来的，包括：社会政治权力方面的问题，关于社会性别角色的、宗教秩序的、神学的、经济学的以及文本方面的问题——叙述结构、意象、表征论[2](或预表论，typology)以及阶级化的对话。然而，许多问题遗留了下来，例如：在那可怕的一年之前，牧师和地方法官通常都以非常谨慎的态度来处理与巫术相关的案件，而且处理时间都拖得很长以便于人们逐渐淡忘；有些案件被转交给偏远的法庭审理，并且通常在几个月后就不了了之。相反，沙仑事件的记录表明，虽然许多牧师一开始都十分谨慎，特别在证据方面，但是地方法官似乎与指控者和已认罪的巫师们联合了起来，令人不解地陷入了疯狂的追捕之中。

在那个动荡混乱的岁月里，一些被指控者向官员们提出了合理的请求，希望他们能重新审理案件，重新确定取证的原则。1692年7月，约翰·普洛克特(John Proctor)等待处决时，绝望地给五位波士顿牧师写信，信中说道：“法官们、牧师们、陪审团和所有的人对我们都十分愤怒，把我们当成魔鬼的化身。对此我们无话可说。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从我们的良心来讲，我们都是无辜的。”普洛克特在信中还详细、准确地描述了已经认罪的巫师们以及本身就遭受怀疑的人提供的证词是怎么被当成事实的，还有年轻人，包括他的儿子又是怎样受尽折磨、被迫认罪的。最后，普洛克特恳求波士顿的牧师们“撤掉那些官员，换上能公正执法的人”。

9月，玛丽·伊斯提(Mary Easty)得知自己将被处死，她写了一封请愿书，想尽力挽救其他人：

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向您提出请求，因为我知道我必须死，我的时日已到。但是上帝知道，如果可能，不应该再让无辜的人流血了。可是，毫无疑问，在你们选择的道路中，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你们走错了路……如果尊贵的大人们能开开恩，认真地审查这些受苦的人们，把他们分隔一段时间……我相信那些(可能)掩饰了自己和那些(撒谎的)人都会原形毕露。

为什么这样合理的请求却被忽视了呢？

还有一些谜尚未解开。2月至5月期间原告的指控词和被告的辩护词的变化很大，出现了夸大其词的趋势。但是，到了夏天，指控词却变得越来越模式化，审判过程也更加戏剧化，就像按照写好的剧本编排出来的一样。在执法过程中，地方法官和那些早已认罪的指控者们的角色似乎已经糅合在一起，他们不遗余力地折磨、恐吓被指控者，让他们认罪。法官们似乎经常利用文字游戏来获取罪证。的确，按照时间顺序来阅读《沙仑巫术文献》(the Salem Witchcraft Papers)就会发现，几个月里，地方法官、指控者和已认罪的巫师的腔调和措辞越来越相似。而且，早已认罪的人紧张、激进、情绪化的语调与拒绝认罪的人的客观、理智、惊讶的言辞之间的反差越来越明显。被指控者说的话越有道理，他/她就越有可能被处决，因为屈服很快就成为求生的唯一途径。

了解到这些就可以从一个新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法官们在沙仑案件中如此积极参与的问题。在整个17世纪，牧师们拥有解释超自然现象的特权。不管是在圣经中、在自然界里，还是在日常生活或普通话语里，博学的牧师都能把神的旨意从隐晦、神秘的语言或现象中辨识出来。牧师们用表征论的方法诠释圣经、事件以及各种不同的故事，制定了一套清教语言体系来解释未知事物的含义和意图。法律和政府赋予了地方法官宗教外的世俗权力，但这些世俗的领导们却要借助牧师来解释超自然现象以及其他可能蕴藏了神的旨意的事情。

然而，到了17世纪90年代，新英格兰的现实生活已不再满足牧师们的象征性推测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人们谈论这个时期经常谈到的政治经济原因，沙仑村和周边村落的居民和地方法官们对神父的谨小慎微已经不耐烦了。突然之间，村民们信奉起了巫术的语言——这一话语遗产一直存在于欧洲文化传统中，而且关于巫术的故事已经在欧洲大陆上流传了三个世纪。在巫术的世界里，沙仑村人发现了另一套语言体系。虽然这一语言体系里说的东西可能不合乎逻辑，但是，光是它能让当权者困扰这一点就使它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源泉。自从17世纪30年代安妮·哈钦逊(Ann Hutchinson)和罗杰·威廉姆斯(详见第二章)被镇压后，任何人都不能在教堂里或法庭上做丝毫反抗。然而，接纳巫术的人们却通过这一话语形式拥有了挑战社会权力的武器。

当这种语言在1692年突然爆发时，牧师们发现他们那些老套的解释和千篇一律的遁词已经不起作用了，而没有了牧师对这些超自然现象的解释，法官们也不知所措。于是法官们向更高一级的权力部门——新委任的州长威廉·菲浦斯(William Phips)求助。5月，威廉·菲浦斯授权听审法庭(Court of Oyer and Terminer，其字面意思就是“倾听和决定”)开始审判，后来他出了趟远差，直到10月才再次关注起这件事。听审一开始，法官们面对的就是指控者们巨大的、超自然的能量，而此时的牧师们似乎已经暂时吓呆了，无法缓解法官们的压力。当法官们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原告的指控和被告的否认的时候，他们自己也陷入了一场混乱的斗争，而且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根本没有中立的空间。法官们没有其他办法，只好选择了最便捷的途径——借用巫术强有力的语言。就这样神职人员永远丧失了在新英格兰的语言特权。巫术的话语是那么强大，以至于像缅因州的乔治·伯勒斯(George Burroughs)神父(他曾于1680年至1682年期间担任沙仑村的牧师)那样的神职人员都没能幸免于难；伯勒斯神父在1692年8月被绞死。就这样，指控者和认罪的巫师们以一种新的公众戏剧形式与官员们进行交战。而这种戏剧形式是一种原始的对话，演员和观众可以相互交谈。在这种散漫的交流中，卑微的民众可以与统治者们交手，可以威胁甚至摧毁他们。在这一切都结束之前，他们的确这样做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们要想保住自己的权威，控制住整个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展开冷酷无情的巫师追捕。我们无从知道法官们在审问中是否有意地挽救或毁灭一些人的生命，但是有意思的是，法官们采取了极端的方法来迫使被告们认罪，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他们的生命。那些用逻辑和理智来反驳法官的人，那些被认为精神或身体上出了毛病而中了巫术的人似乎都被判为有罪；而令人讽刺的是，那些用巫术语言来为自己辩护的人却活了下来。法官们逼供的心理过程与宗教皈依中证明神恩存在的语言公式十分类似。正如牧师要指引等待拯救的心灵一步步走向内心的神光，在与之相反的巫术世界里，地方法官们要诱使清白无辜的人承认子虚乌有的罪名以拯救他们的生命。

1692年12月至1693年1月，在最初的恐慌结束了很长时间以后，仍有许多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在村民们请求法庭释放这些人的一些请愿书里表明，人们逐渐意识到认罪是被指控者逃脱死刑的唯一途径。在请求释放玛丽·奥斯古德(Mary Osgood)和其他已经认罪的人的请愿书里，这一点表明得很清楚：

在人们不知疲倦地与他们在家或村里私下交谈和恳求之下，他们最终被说服在公众面前承认被指控的罪名，但我们仍旧希望且相信他们是清白的。而且对一个胆怯的女人来说，她不知将会发生什么，这让她十分恐惧。当她知道认罪是获得宽恕的唯一途径时，这种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她在慌乱和精神涣散的情况下无法抵挡。

此处用了“不知疲倦地……恳求”这样字斟句酌的表达，而不是其他贬义的说法，这可能说明了这段话的作者已经意识到那样的“恳求”确实能救奥斯古德的命。

除了对法官的语言技巧的这些观察以外，对两次著名的审判中的对话动态变化的分析也说明了这种模式的重要性。5月2日，苏珊娜·马丁(Susannah Martin)走进法庭时，几个中了巫术的女孩一看到她就大叫起来，晕倒过去，苏珊娜不禁笑了起来，但是在审判中她笑得为时过早。在苏珊娜看来，孩子们在胡闹，大人们对此的共识以及清醒的理智就能战胜这些愚蠢的做法。然而，她很快就明白了：法官(无法确定是谁，很可能是约翰·哈桑[John Hathorne])并不是中立的；他是她的起诉人。法官问道：

“你为什么笑？”

“哦，看到这样的蠢事我就会笑。”

“这很蠢吗？伤害了这些人？”

马丁认为她作为社区文明居民的声誉就是一个很好的辩护，于是她回答道：

“我从未伤害过任何男人、女人或小孩。”

这个时候，莫茜·刘易斯(Mercy Lewis)又大喊大叫起来，加剧了戏剧气氛。法庭书记员记录道：

“她(苏珊娜·马丁)又笑了。”

马丁可能有些不耐烦了，想快点结束审判，她向法庭声明她认定的事实：

“我没有参与巫术。”

但是，法官对她的声明置之不理，为了积累对她不利的证据，继续追问关于孩子们受折磨的事：

“是什么让她们痛苦？”

“我不知道。”

法官引导马丁谈论起这些孩子，而且这些孩子的行为被认为是巫术造成的——观众们也接受这样的假设——于是法官抛出了一个语言圈套。马丁这时已经警惕起来，努力想躲避这个圈套。法官说：

“你认为是什么(让她们痛苦)？”

马丁知道这个问题不管她怎么回答都将对自己不利。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她回答道：

“我不想对这件事进行评论。”

但法官不依不饶：

“你认为她们是中了巫术吗？”

对马丁而言，这是个关键时刻。如果她说她们是中了巫术，继而指控其他人对那几个女孩和自己施了巫术，或者承认自己有罪，参与了巫术活动，那么她就能救了自己，就能离开让人不安的被告席，加入观众的队伍。但是她不屑使用巫术的语言，而是勇敢地但也是致命地坚持自己的清白：

“不，我认为她们没有。”

法官知道现在能从她嘴里得到足够的证据来指证她了。他问道：

“对于她们，你是怎么看的？”

此刻，马丁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太晚了，哪怕她否认了巫术的影响，她也已经陷入了谈论巫术的危险陷阱。于是，马丁说道：

“我的思维一会儿是我自己的，一会儿是别人的。我希望能让上帝的旨意引导我。”

这是记录中承认语言威力的最有意思的说法之一。

换言之，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当法官们无法再利用她的话来指证她时，他们就只得承认她的案子只有虚幻的证据。虽然马丁一开始曾天真地认为她的清白能挽救自己的性命，但是她也知道清教神学对待巫术案件的原则。她反对使用虚幻的证据，并提醒法庭记住过去对使用这种证据的争论：面对超自然世界时，没有一个活人能确定特殊符号或迹象的含义。她对法官说：

“能以某个人的样子或美化了的形象出现的人就能以任何人的形象出现。”

她的话意思是说，即使法庭认为孩子们是诚实的，即使大家相信她们的确看见她伤害了她们，也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她本人参与了其中，而且是个女巫，因为魔鬼撒旦不仅能变成一个坏人的样子，还能利用好人的形象去做坏事。实际上，这个狡猾的骗子更有可能变成一个好人的样子。

审判进行到这个时候，法官并不想与一个女巫讨论神学的问题。也许是想趁她不备，法官直接指控她不诚实。马丁平静且坚定地回答道：

“我不敢撒谎，哪怕那样能救了我自己。”

也许她明白这就是谎言能做到的。法官的结束语意味深长，既表达了他说的话的意思，又暗示了他没说出来的话的含义。他说：“祈求上帝发现你，如果你是有罪的。”这句含义深刻的话还可以这样表达：“我希望，如果你是有罪的，正像我认为的那样，那么上帝会让你承认自己的罪恶，因为这是你能拯救自己生命的唯一方法。”马丁似乎也这样理解法官的话。她回答道：

“阿门，阿门。说谎的舌头并不能让人失去清白。”说这句话的时候，马丁可能想表达其他被关押在沙仑监狱的被告们想向朋友和亲人们说的话：“即使我认了罪，我也知道自己是无辜的。撒谎可以拯救我的肉体，但是会将我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我宁可去死使灵魂得以解脱，也不愿意现在苟且偷生，死后永远待在地狱里。”两个月后，苏珊娜·马丁在1692年的7月19日被处死。

在审判刚开始的时候，一些被指控者就十分惊讶地发现法官们居然认真地对待那几个中了邪的孩子所说的荒谬之词。被告简单明了的答辩与原告的胡言乱语、法官的语言阴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1692年3月21日，玛莎·科里(Martha Corey)接受审问。她是第一批被审判的人之一。在约翰·哈桑和尼古拉斯·诺伊斯(Nicholas Noyes)的审问下，科里努力地用平静、理智的回答来让他们相信她是无辜的。但是，哈桑却认定她有罪。他问道：

“你现在要听候法庭的发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伤害那些人？”

“我没有。”

“那是谁干的？”

“请允许我做一下祷告。(这种请求她提了好几次。)我是清白的。自我出生以来就从未与巫术有任何瓜葛。我是个绝对诚实的人。”

之后，科里暂时避开了等待她的语言陷阱。她说她不知道孩子们是怎么受到伤害的。对这件事她进行了思考和猜测。但是有个孩子说：“有个男人在她(科里)耳朵边说悄悄话。”哈桑把这个说法当成事实，向科里问道：

“他对你说了什么？”

科里试图引起哈桑的共鸣，就是他们都知道孩子们可能是恶意中伤。于是她说：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这些精神错乱的孩子们说的话。”

此时的哈桑也许对她有一些同情，他给了她一个建议，这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所能提出的最好的建议：

“如果你渴望上帝的宽恕，那你就必须按神的旨意认罪。”

但是，科里和苏珊娜·马丁一样，不屑使用巫术的语言，而是理智地回答道：

“清白的人会是有罪的吗？”

严厉的审问持续着，又有其他几位法官加入了进来，这时书记员记录道：“有人注意到她(科里)几次咬自己的嘴唇的时候，那几个受折磨的孩子也咬了自己的嘴唇。”也有人注意到当科里的手没被绑着的时候，所有中了邪的女孩都好像被无形的手掐着，但是把科里的手再捆上后，女孩们就没事了。诺伊斯问科里：“你难道没有看到当你的手被绑起来的时候这些女人和孩子像他们的邻居一样清醒吗？”对于这样的审问科里有些厌倦了，她想放弃。她说道：

“当所有的人都针对我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如果你们要绞死我，我又能怎么办？你们针对我，我毫无办法。”

这个时候，诺伊斯法官又讯问她是否与魔鬼签了十年的契约。对于这样的问题科里笑了起来。这时孩子们又嚷道她们看到有一只黄鸟在她身边。接着哈桑盘问科里鸟是怎么回事，科里又笑了。为了给她的罪状提供决定性的证据，诺伊斯又问了科里一连串的教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科里都轻松地回答了，直到诺伊斯问到了三位一体之谜：

“有多少个上帝？”

“一个。”

“由多少人组成？”

“三个。”

“你不能说在三个受保佑的人里面有一个上帝吧？”

这时书记员记录道：“她很困惑。”基督教神学的神圣语言成了这场语言斗争中一把致命的利器。从1692年春末到秋季，法庭都不断地劝说玛莎和她的丈夫贾尔斯(Giles)承认他们被指控的几项罪名，但是他们都拒绝使用当权者以及指控者们的语言。9月19日，贾尔斯在审讯中被迫害；9月22日玛莎和另外六个女人、一个男人被绞死。

认罪——向法庭和那些中了魔的孩子们的威力屈服——是被告唯一的求生之道，这一点在1692年夏天里已经很明了了。实际上，一旦被告们明白向已认罪的巫师们学习是保住性命的办法，那么他们的任务就是编造能吸引人的、让人相信的故事来认罪。1692年以前，新英格兰较少有真正的神秘活动，所以能用来加工、润色证词和认罪词的离奇故事或细节很少。正因为如此，3月下旬，一个来自加勒比的女奴隶蒂图芭(Tituba)的证词成为提供非洲和加勒比传统中丰富的神秘意象的源泉。她那具有启发性的证词给她带来的回报不仅是她的性命，而且，她描述的故事细节为后来许多审判提供了资源。夏天里，认罪词越来越复杂，并且充斥着千篇一律的神秘幻象，例如：黄色的鸟、拿着黑书的黑人、针和玩偶、巫师在森林里的聚会，以及之前被指控的全部巫师的灵魂异相，而且这些巫师的名单不断加长。同时巫术的语言也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因为魔鬼经常被描述成黑人，许多巫术活动也发生在森林——巫师和印第安人出入的地方。科顿·马瑟认为巫术的得势与“印第安人有一些渊源。他们的酋长们在一些中了巫术的人当中非常有名。据说他们是可怕的巫师、恐怖的魔法师，还能和魔鬼交谈。”

在几个人被残忍地处死后，7月19日，一连串的认罪开始了。7月21日，老玛丽·莱西(Mary Lacy，Sr.)承认她曾骑着棍子在天上飞，后来掉进了水里，被魔鬼洗了礼；8月10日，小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Jr.)承认曾用玩偶害过人；8月30日，老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Sr.)承认了每一条指控，而且说有一只白色的鸟和一个黑人曾找过她；9月1日，史蒂芬·约翰逊(Stephen Johnson)承认在游泳的时候被魔鬼洗礼以及他曾害过其他人。最令人瞩目的巫术语言出自15岁的少女小玛丽·莱西(Mary Lacy，Jr.)之口。7月21日，这一天对于孩子们的监护人来说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在这一天，小玛丽指控母亲让她变成了女巫。想象力丰富的小玛丽还提供了好几页的证词，其中描述了好几件事，例如：和魔鬼谈话；和她指控的理查德·卡里尔(Richard Carrier)一起喝烈性苹果酒；看见了黑猫，而且她相信是黑猫吸食了卡里尔先生的肉体；还有骑着棍子在树上飞；知道如何利用玩偶杀死小孩；以及曾参加了由乔治·伯勒斯神父在森林里主持的一个黑色弥撒，神父还用陶瓷杯盛着红酒和黑面包作为圣餐。当玛丽被问及为什么她和其他巫师要伤害村民时，她的回答使用了清教布道坛上讲述哀叹史的修辞方式——这种修辞方式后来成为应对这类让人不知所措的问题的标准答案。她答道：“魔鬼要在这儿建立王国，我们都会有好日子过。如果我服从他，我的日子会更快活。”

威廉·巴克尔(William Barker)在他的认罪书里借用了选举日布道文中的用语，如今我们把这种做法称为对清教宗教语言和表征论的转义或模仿。他说道：“计划要毁灭沙仑村，而且要从法官的房子开始，然后毁掉上帝的教堂，建立撒旦的王国……要毁灭那个地方，因为人们相互分离，他们与法官们意见不一。”巫术的世俗语言和清教布道文的神圣语言被编织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延续了70多年、通过宗教信仰和神职人员对语言的控制而一度十分重要且有活力的语言系统的末日已经来到。而且，这也标志着审判成为危险而无序的战场，在那里权力通过语言来进行转换。

社会历史学家和文学历史学家在研究沙仑巫术事件产生的经验和话语时遇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那样强大的语言爆炸会发生在一个为了追求基督教信仰和安宁而到美国来逃避迫害的群体里呢？虽然这段历史在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和其他人看来是光荣的，并且不遗余力地想将之变成神话，但是到了1695年，新英格兰人试图回顾沙仑事件，把它看做历史上的一个断层、一次误会或是失态。通过研究历史记录、语言的发展历史和新英格兰清教文学可以发现沙仑悲剧的种子从一开始就种下了，而且几十年来在象征意义、语言上的新发明及散乱的描述的培养下结出了果实。新英格兰清教文学的故事在很多方面就像一个寓言故事，讲述了追求美好信仰的乌托邦式梦想是如何——通过宏大的计划，通过有意识的决定和无意识的幻觉，通过真诚的或自创的语言阴谋——变形为1692年混乱、指控、恐惧和悲哀的现实。清教时期的新英格兰法律制定者和语言制造者虽然初衷经常是最好的但是他们却粗心地将他们的实验从1630年约翰·温斯罗普的乌托邦梦想带入了17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失败。在这一路上，清教时期的作者们在作品中记录了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完美，并且寻求来生解脱的民族的经历，但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担心现实离他们的梦想还太远。

[1]沙仑村巫术审判(the Salem Village witchcraft trials)：沙仑村所在的地理位置就是现在的马萨诸塞州的丹佛斯。1692年2月，沙仑村里有几个女孩行为出现异常，经常晕倒或痛苦地喊叫。在大人的逼问下，她们说是村里的三个女人用巫术在折磨她们。被指控的三位女性当即被捕，重压之下，有一位承认自己是女巫。但是，对女巫的指控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人们开始相互指控，被指控为女巫或巫师的人越来越多。1692年6月开始了对被指控者的审判。其间，不少人被处死。直到1693年春天，这场巫术审判才结束。——译注

[2]表征论(或预表论，typology)：在神学中，指新约与旧约中的人物和故事的象征、对应关系。——译注

第二章 基督教的乌托邦梦想

新英格兰清教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了——虽然有时也掩盖了——那个时期的宗教、社会和政治理念中存在的大量矛盾。清教文学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在相互对立的理想和追求之中寻找平衡，如何维持一个从一开始就因内部矛盾而分崩离析的社会。尽管清教徒不断努力要把自己的追求和意图表达清楚，但是他们往往模棱两可，自相矛盾。本章试图说明清教文化中的强迫、分歧和趋同，展示他们思想和作品的复杂性。当一代代人经历了科德角登陆的黯淡，见证了1642年新英格兰联邦的繁荣，看到了1692年沙仑悲剧事件的发生时，语言和文学形式都产生并形成了描述个人以及集体经历的叙述方式。

过去的40年里，对美国清教徒进行的学术研究项目种类很多，成果也很丰富，以至今天任何一个关于清教徒的观点都能引起争论。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各个领域的学者们都在他们的清教新英格兰研究中运用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因为许多人认为清教徒们建立了一些日后成为美国社会基石的理念和结构——虽然这种观点备受争议——所以学者们都对研究17世纪的新英格兰很感兴趣，而且对那段文化的理解经常会对美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学者对复杂的历史或神学问题进行争论的焦点是：清教徒是激进的思想家，是美国现有一切问题的制造者？还是温和但迫切地想建立一个乌托邦的宗教理想主义者？尽管这个乌托邦梦想从美国的现状来看越来越遥不可及了。

在对清教徒的研究中，最早引起争议的话题是“清教徒”一词的含义，以及这个词指代的是谁，还有，“清教主义”这个时期如果存在的话，存在了多长时间等。“清教徒”一词最初是温和的英国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对激进的新教教徒(Protestants)的称呼。后来新教教徒把这一称呼当成了一种荣誉。因为在英格兰相互斗争的改革派非常多，所以很难确定“清教徒”指的是哪一个群体。而在新英格兰，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因为两个较大的公理会团体建立的殖民地非常具有同一性。另外，学者们仍在争论新英格兰的新教教徒们坚持“清教主义”信条坚持了多久。有的说只有六年，有的说60年，有的说一直持续到18世纪，还有的说“清教主义”在当今的美国仍然存在。

在关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各种观点中，有一种看法是学者们普遍认同的，那就是50年前或更早的历史学家对“清教徒开荒之父”的描述需要修改。清教徒既不是“开荒(者)”，因为这片土地上早就有了居民；也不是“之父”，因为母亲们、姐妹们、女儿们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清教徒也不是这片被16、17世纪的欧洲人称为新世界的土地上的唯一入侵者。西班牙、荷兰、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和非洲的探险家和机会主义者也踏上了这片土地，还有许多来自英国的其他宗教团体。清教徒移民于1620年登陆原始的新世界的神奇画面已遭到了一致的反对。事实上，早在1605年的科德角，法国人就因为一把水壶失窃而愤怒地杀死了几个印第安人。

这些最近得以认可的历史观点的意义很明了。要从新的角度了解清教徒的文学史就必须关注印第安人文化对这片被称为“新英格兰”的土地的影响，还有这些土著人与欧洲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样，对清教徒作品的现代研究应该更加关注性别在清教父权社会中的意义，以及女作家们的重要性。那个时候，尽管有层层束缚，她们还能坚持写作。对清教历史进行讨论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对清教历史的解读不是唯一的、完全正确的。每一种观点都是从几个相冲突但不一定相矛盾的解读中做出的选择。

为什么16世纪末期的一些新教改革者被称做“清教徒”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他们是怎样在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中出现的。从早期的基督教开始，宗教机构就负责解决神学争论，定义异端邪说，将他们的意见上报给教皇以作最后定夺。然而，在1378年至1417年间，天主教教会经历了一次大分裂，结果选出了两位教皇，一位以罗马为总部，而另一位则在法国的亚威格农(Avignon)。1414年，康斯坦斯委员会(the Council of Constance)解决了大分裂的问题。它废除了两个临时的教皇，选出马丁五世(Martin V)作为罗马教皇。然而，大分裂产生了更深层的影响——罗马教会的势力被削弱，宗教改革开始了。领导改革的是一群重要的神学家，例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约翰·胡司(John Huss)、布拉格的哲罗姆(Jerome of Prague)、乌尔里克·兹温格利(Huldrych Zwingli)、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和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每一位改革者的宗教活动都促使独立的基督教教会从罗马教会中分离出来。

在这种改革的背景下，当罗马教皇不允许英国国王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与妻子凯瑟琳(Catherine)离婚而娶安妮·博林(Ann Boleyn)时，亨利八世决定反抗罗马教皇的管制。1534年，亨利八世宣布英国国教自治，并由他本人作为最高领导。许多英国天主教教徒反对这种做法，他们继续信仰天主教。当亨利的女儿、信仰天主教的玛丽(Mary)于1553年继位后，开始了对新教徒的迫害。她也由此得名“血腥玛丽”。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在《殉道者之书》(Book of Martyrs，部分在1554年出版，全书于1559年出版)中讲述了那些迫害活动。他的书进一步推动了新教改革运动，因此被清教徒们奉为经典。

1558年，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登基后，重新将英国国教作为官方的国家教会。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间很长。从她继位到1603年去世期间，她既控制了右派的天主教反抗者，又控制了不断增多的左派激进宗教改革者。这些改革者要求英国国教摒弃罗马天主教的陈规陋习，例如穿着法衣、唱拉丁文颂歌、举办宗教仪式、摆放塑像和其他圣像等。伊丽莎白一世所做的就是妥协，她一方面鼓励改革者们在理论上发展，而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仍保留了天主教的外部特征。一些坚持反对这种妥协的改革者们被称为“清教徒”，因为他们坚持要回到基督教早期的“清纯”状态。

学者们在争论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会被改革派的公理主义(congregationalism)[1]吸引时，焦点和分歧主要集中在精神性和实用性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牧师们和他们的追随者们所宣称的动机是纯粹理想化的：他们坚信英国国教保留“天主教的陋习”是错误的做法；他们为自己和后代的灵魂感到担忧，因为他们不得不遵循基督教中一种腐朽的做法；他们向往基督教早期的公理教会机构，并且坚信圣经包含了上帝的真正旨意，而英国国教的传道士们对圣经却漫不经心。

但是，许多社会经济历史学家支持另一种观点：在16世纪人口增长的背景下，信仰清教主义的人都是经济状况不好的人，例如被长子继承法剥夺了继承权的次子们，以及那些面临土地租赁价格受限但税金不断上涨的地主们。当清教传教士宣扬家庭规范、社会秩序，以及上帝对圣徒的精神呼唤时，这些满腹牢骚的人们听到了令他们振奋的宗教—道德—经济讯息。当然，伊丽莎白一世和后来的詹姆斯一世(James I)都意识到了改革者造成了政治上的威胁，这种威胁早已超出了神学争论的范畴。到1600年，信仰公理主义的人成了受制裁的对象，但他们把自己看成为国捐躯的殉道者。改革者们带着对宗教的热情和政治上的仇恨一直进行地下斗争，直到1642年英国内战和1649年弑君事件，战争才爆发出来。在导致内战的议会纠纷中牵涉了许多关于土地租赁、代表制、税收和财产价值的问题。虽然清教徒们一贯反对物质主义，并且对牟取暴利的商人实行惩罚，但是他们混杂在一起的宗教目的和经济动机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也给个人和集体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

事实上，英国国教信徒与清教徒们有着许多相同的信念，在教义上的分歧很少。他们都认为宇宙是井然有序的，所有的生物都由一条大链子联系在一起，而且链子的最上端就是上帝。他们都相信福音书记载了上帝的话语，而且应由牧师来解读。虽然国教教徒保留了天主教的一些做法，但是他们和改革派一样反对拉丁文弥撒，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他们还反对天主教牧师不宣讲福音书。然而，他们的差别，虽然在理论上的分歧很小，却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国教教徒信奉教会等级制度，承认君主是教会之首。而清教徒信奉公理主义，认为每个教会机构的领袖都应该由人们选举出来的牧师或地方法官担任。在早些年里，清教徒坚持认为每个公理会机构都应该相当独立，只偶尔召开教会会议来处理较严重的失误。但是后来，尤其是在1649年后的英国，改革派们采用了长老会的(presbyterial)教会组织结构，成立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法官组成的高级法庭。但是，英国清教徒因为势力的衰弱和1660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的复辟而最终没能巩固这种制度。关于圣经，英国国教教徒认为圣经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写出来的，因此应在广泛原则的基础上来解读。他们相信上帝给予人们理智就是要人们将圣经里的戒律应用到道德伦理的观念中去，而这些观念是随时间而改变的。然而，清教徒却认为圣经的一字一句都包含了所有的真理。他们认为，把人性丧失归咎于人性本恶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国教徒认为清教徒太狭隘，拘泥于字面的理解，而清教徒则认为国教徒无视人性的堕落，忽视基督的戒律。

对英国清教徒影响最大的几位神学家中，约翰·加尔文是最杰出的。英国的神学家，如约翰·普雷斯顿(John Preston)、理查德·西布斯(Richard Sibbes)和威廉·阿姆斯(William Ames)都模仿了加尔文。他们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公理主义教义，但是加尔文在1536年创作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一书中的五条教义始终是最基本的。这五条教义是：(1)完全堕落——人性的完全堕落根植于原罪；(2)无条件的选择——每个人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是天生注定的；(3)有限的赎罪——基督牺牲自己给予生命的做法只是针对那些天生注定进天堂的人；(4)不可抗拒的恩赐——皈依是必要的，但既不能争取，也不能拒绝；(5)永久的圣徒——信徒一旦皈依就终生无罪、正直。尽管皈依的经历以及教会的神职人员似乎都提供了保证，但是每个清教徒都明白自欺欺人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是最自信的圣徒都要不断地在内心里寻找自欺、罪恶和虚伪的影子。

这些宿命论观念强调无助和依赖，如果引申到极端就会产生绝望或享乐主义。因此，清教牧师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带领信徒们在两个极端之间走一条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中庸之道。当人们问“我怎样做才能得到拯救”时，清教神学家就会给他们宣讲已经用准备主义(preparationism)加以修改的加尔文主义——人们虽然不能靠努力争取到上帝的拯救，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为此做好准备。在生活中虔诚地忏悔，祈祷上帝的恩赐，行善积德，认真聆听布道，这些都能带来皈依的希望。虽然准备主义似乎与“无条件的拯救”的教义相悖，但是它却成为新英格兰清教移民先驱社会中不断演变的精神给养和社会管理体系的中心教义。

在一些人看来，准备主义类似于阿米尼主义[2](Arminianism)这类异教(宣扬通过努力可以得到上帝的慈悲)。牧师们也经常以此罪名相互指责。而在另一个极端，过度强调无作为地等待上帝的恩赐会导致唯信仰论(antinomianism)——这是另一种异端邪说，它宣扬靠慈悲、皈依和研读圣经就足以得到拯救，所以教堂、牧师和行为规范都是多余的。安妮·哈钦逊的唯信仰论是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在英国和新英格兰也有许多人被指责为唯信仰论者。为了在过分的准备主义和皈依主义之间保持平衡，神职人员因而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同时也培育了一批最富戏剧性和最具吸引力的清教文学。

要理解清教作品之间的细微差别就要了解1645年美国大部分清教徒共有的一些观念。清教徒们坚持牧师应该受过高层次的训练，认为暗喻、象征等修辞技巧和经典文学艺术知识对于一个好的牧师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清教徒不喜欢英国国教那种辞藻华丽的布道方式，而喜欢“朴素”的说话和写作风格，但是他们也欣赏那些能温暖人心、启迪心智、揭示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刻含义的语言。在他们看来，语言和艺术应该是实用的，应该为某个宗教目的服务，而不应过于炫耀，以至于遮盖圣经的光彩。

清教徒使用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们善于运用圣经表征论。从严格意义上说，表征论的圣经注释学(hermeneutics)是指把旧约全书中的一些事物解释成新约中某些人物和故事的先兆。这种做法得出的结论往往很有趣，例如：乔纳在鲸鱼体内待了三天象征了耶稣在子宫里的三天；约伯的忍耐预示了或象征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忍耐。表征论运用得更自由、更广泛后就形成了一种更缜密的语言体系，人们能用它来发掘或诠释圣经故事在当前事物中的体现。这样，清教徒的大西洋之旅就印证了古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新英格兰殖民地就像是新的耶路撒冷，基督耶稣将会回到那里迎接千禧年(Millennium)[3]的到来。新英格兰的第一批移民是谨慎保守的表征论者，但是，正如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的《天国救世主在新英格兰创造奇迹》(Wonder-Working Providence of Zion's Saviour in New England，1650年创作，1654年出版)所示，到了17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拓荒的神圣使命和天启(Apocalypse)的临近已被看做是神圣历史的体现。清教作家们虽然声称要追求平实朴素，但是却创造了一个精细复杂的语言系统。著名的清教诗人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就是最优秀的表征论者(见第四章)。

自然界是表现出清教徒思想矛盾性的另一个领域。在清教徒眼里，自然界是除圣经和偶然出现的神示之外，上帝和人类沟通的第三条渠道。愤怒的上帝会制造暴风骤雨、地震山崩来警示那些堕落的人。如果上帝要警告一个犯了错误的圣徒，他会让一只麻雀落在这个圣徒经过的路上，甚至会夺去他至爱的人的生命。清教徒生活的时代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时代，是“新科学”的时代。1662年英国皇家协会(the Royal Society)成立。清教徒关于上帝干预自然界的看法似乎与客观、科学的精神相冲突。科学不可避免地要冲击宗教体系的权威，但是清教徒并不认为客观记录自然现象与发掘上帝的旨意之间存在着矛盾。科顿·马瑟经常向英国皇家协会提交报告，同时，他还在天空、森林中探寻上帝的讯息。

研究清教文学的学生要明白，“文学”的概念历来就是很广的。除了较少量讲求自我意识和想象力的作品，如历史、诗歌和被俘的故事(captivity narratives)等，“清教文学”还包括布道文、日记、信件、审判纪录、宗教传单和海报。大部分清教徒都是在拥有像莎士比亚(Shakespeare)、多恩(Donne)、斯宾塞和西德尼(Sidney)等大文豪的英国成长、受教育，因此他们能接受和欣赏文学艺术。但是，宗教上的顾忌让他们怀疑一切由不完美的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作品。他们夺取了英格兰的政权后关闭了剧院。他们谴责剧院提供了邪恶的娱乐，分散了人们聆听上帝旨意的注意力。清教学校强调学习修辞是为了在讲道坛或法庭上使用。一首诗或一个故事除非有教育或宗教意义，否则诗歌或故事创作就被看做是浪费时间。安妮·布拉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的手稿是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英国出版的，因为她根本就不敢让它在美国出版。爱德华·泰勒生前没有让他的诗歌流传出去，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才发现他的作品。而科顿·马瑟一直在为他那400多首诗歌道歉。甚至连伟大的清教诗人约翰·弥尔顿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宗教作品。

然而，清教作家们的确创作了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而且，他们的宗教、政治言论生动有趣，具有说服力，这些都说明了一点：许多清教徒具有文学才能。在开拓殖民地的头30年，文学史中大部分主角是那些担任公职、为了解决教会和国家这类棘手事情而奋斗着的人，包括威廉·布拉德福、约翰·温斯罗普、约翰·科顿(John Cotton)、罗杰·威廉姆斯、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托马斯·谢泼德(Thomas Shepard)，还有通过口头语言来发挥影响的安妮·哈钦逊。

在16世纪80年代的英格兰，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对英国政府按公理主义路线改革教会的可能性丧失了信心。他于1582年出版了《宗教改革刻不容缓》(Reformation without Tarrying for Any)一书，力主不妥协地、完全地从国教分离。1609年，大量的分离主义者(也称为布朗主义者)移居荷兰，但是到了17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认识到整个欧洲都是腐朽没落的，欧洲大陆已经不适合抚养后代了。大约一百名分离主义者带着普利茅斯公司签署的特许状登上了开往弗吉尼亚的五月花号(Mayflower)。1620年，他们偶然在科德角登陆，并建立了居住地，也称作普利茅斯。他们意识到自己已远在英国宪章管辖范围之外，于是制定了自己的纲领《五月花公约》(the Mayflower Compact)。在公约里，他们表示了对英国国王的忠诚，但是他们要依据大多数原则[4]来建立自己的政府。第一任总督约翰·卡弗(John Carver)于1621年去世，由威廉·布拉德福继任。布拉德福除了五年的休假外一直在任，直到1657年去世。移民们与沃帕诺阿(Wampanoag)印第安部落的酋长马萨索伊特(Massasoit)签订了条约，相安无事地共处了50年。但是，他们和其他部落的交往就没有那么太平了，尤其是当清教殖民们武力抢夺纳拉干西特(Narraganset)部落土地的时候。移民们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皮毛交易，在沃帕诺阿部落的协助下，殖民地繁荣壮大起来。1643年，普利茅斯殖民地加入了新英格兰联邦。

随着布朗主义者进驻新世界，一支人数更多的队伍也来了。他们是一群由约翰·温斯罗普领导的、政治和宗教观念较温和的公理主义者。温斯罗普出生在英格兰萨福克(Suffolk)的地主家庭，曾就读于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在剑桥时，他在决定当律师之前曾考虑过当牧师。温斯罗普的律师职业很成功，但他保持着强烈的宗教热忱，这种热情持续了一生。1629年，他与英国政府协商，成立了马萨诸塞湾公司(the 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并被清教徒持股者选为董事。1630年，这个团体乘坐阿贝拉(Arbella)号前往新英格兰，建立了名为波士顿的移民区。这次远行是危险的，对身心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在政治上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因为他们抛下了那些被迫害的同胞。在那些同胞眼里，这些移民是在逃避现实。但是，移民们从圣经里为自己的逃跑找到了安慰和依据。他们从圣经中读到了这么一条：世界上的一切，包括父母、子女和朋友，与被拯救相比都不值一提。

温斯罗普和他的同僚们在波士顿建立了神权政治。在这种体制下，神职人员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且自由民的身份也仅限于教会男性成员享有。宗教领袖们本着基督教早期圣保罗式的(Pauline)精神，鼓励志同道合的宗教分子离开英国，加入他们的队伍。于是，在17世纪30年代的“大移民”(the“Great Migration”)中，有1.5万至2万人来到了美洲。因为穿越大西洋的费用昂贵，所以绝大多数早期移民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他们还带来了佣人和非洲奴隶。移民通过农业、渔业和毛皮交易富裕起来。同时，商人阶层也迅速壮大。移民们怀着对博学多识的神职人员的尊敬，于1635年建立了波士顿拉丁文学校(the Boston Latin School)，一年后又建立了哈佛大学(Harvard College)。

马萨诸塞湾清教徒与普利茅斯清教徒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不主张分离的公理主义者。他们始终对英国国教抱有期望，希望国教能进行改革，所以他们想以放逐的方式保持忠诚的对立。在这期间，他们一直在躲避宗教迫害，在寻找机会为英国的同胞们展示模范的公理主义社会是怎样建立的。实际上，许多移民都希望他们在美洲的停留是暂时的，的确有几百人在17世纪40年代早期回国参加英国内战和清教联邦。尽管有一些人离开，但是到17世纪50年代，第一批移民家庭的不断扩大和新移民的陆续到来使马萨诸塞的英国籍人口迅速增加。最终被清教徒占领了土地的印第安部落有：沃帕诺阿、马萨诸塞、波卡诺克特(Pokanokets)、卡帕威克(Capawicks)、莫希干(Mohegans)、尼普马克(Nipmucks)、皮阔特、帕图塞特(Patuxets)、纳拉干西特。早在第一个英国移民到来之前，许多欧洲人就已登上了美洲的海岸，并且有一些还开始了他们不幸的殖民生活。这些欧洲殖民者刚和当地印第安人接触时就捉住并奴役了许多印第安人，并且还偷走了他们的食物和财产。后来，1616年爆发的天花疫情夺走了居住在宾诺斯考特(Penobscot)湾和科德角之间海岸的75％—90％印第安人的生命。到了17世纪20年代，天花使科德角的波卡诺克特部落的人口从两万降至两千。而且波卡诺克特部落还受到了纳拉干西特部落的压迫、统治。纳拉干西特部落得益于他们的地理位置而幸免于天花的袭击。清教徒移民到美洲后的第一个冬天就占领了将近一半的殖民地，因此波卡诺克特部落将他们视为拥有先进技术的潜在同盟。波卡诺克特部落派遣帕图塞特·斯奎托(Patuxet Squanto)去和布拉德福的团队签订条约。帕图塞特·斯奎托是波卡诺克特部落的囚徒，他曾在多年前被白人抓走并带回英国做奴隶。在1620年到1622年间，斯奎托既作向导又当翻译，还是殖民地的外交家，他帮助英国殖民者与其他印第安部落签订条约，进行食物和皮毛交易。因为斯奎托在英国的时候他的整个部落都死于天花，所以他后来一直待在普利茅斯殖民区，直至1622年去世。如果孤身一人，他肯定会被其他部落捉住当奴隶。斯奎托主动为清教徒移民提供帮助的故事被高度美化，并且长期以来都被当做英国移民与印第安人神话般迅速融合的例子。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斯奎托与白人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暧昧的关系。

在移民美洲之前以及之后的多年里，清教徒都声称他们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然而，除了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和托马斯·梅修(Thomas Mayhew)坚持传教外，其他清教徒很快就放弃了改变印第安人信仰的念头。由于欧洲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完全是围绕着交易、土地购买和政治斡旋，所以在殖民早期，英国神职人员可能根本就没有时间来说服印第安人皈依。而且，印第安人的多疑和谨慎也使他们不愿意接受白人的上帝。然而，的确有一些印第安人皈依了基督教，到17世纪70年代，有几个印第安村子成为“祷告的印第安人”。尽管有一些成功皈依的例子，但是大部分清教牧师都把印第安人看做毫无希望的异教徒。事实上，正是清教徒的偏见和态度使他们不把新世界的原始居民当做人类。在大多数清教徒眼里，他们的“花园栅栏”之外是“野兽嚎叫的荒野”，是魔鬼撒旦的领地。在这种危险环境中生活的印第安人无疑就是魔鬼的孩子。虽然英国殖民者不断从印第安部落手中购买土地，但是他们很快就把这些土著人当做“野人”、“野兽”，而这种语言和想象使他们把这片土地看成是没有人居住的，可以占领的荒地。约翰·温斯罗普就把天花看做是慈悲的上帝为圣徒们准备的一次清地运动。

在殖民的前几年里，殖民者们发现当地印第安人在毛皮交易中对他们用处很大，因为这些土著了解这片土地，有捕猎的经验，也愿意以低价格出售毛皮，而新英格兰殖民者转手把毛皮出口到英国，赚取高额的利润。后来，这种毛皮交易使得殖民区周边的动物数量迅速减少，毛皮生意在英国殖民者的经济中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此时，农业显得更重要了，于是英国殖民者开始强占土地，导致了1636年与皮阔特部落的战争。这是第一个大规模的“印第安战争”。

导致这场战争的事由以及战争造成的伤亡(皮阔特部落死亡400—700人)都被生动地记录在约翰·安德希尔上尉(Captain John Underhill)的《美洲新闻》(News from America，1638)里，这本出色的书描述了发生在早期美国的一场大屠杀。从1632年开始，荷兰人和英国人都以发现权为由占领康涅狄格山谷(Connecticut Valley)。皮阔特声明他们比荷兰人和英国人更早发现这个山谷，而且他们是打败了几个较弱的部落才占领了这片土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就在多方不断进行纠纷和协商时，英国殖民者继续进驻这个地区。在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事情后(历史学家对此的争论很多)，清教徒为自己找到了向皮阔特人进攻的理由。英国人和莫希干同盟的部队把皮阔特村包围，枪击并放火烧死了村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安德希尔描写道，当英国人的第一排子弹齐发时，皮阔特人“逬发出了悲惨绝伦的哭声，哪怕上帝没能制造出敬神的人心，他也会让人对皮阔特的遭遇心生同情”。上帝似乎把那些清教徒的心锻造得很好，他们的凶残吓坏了其他印第安部落，在那之后的日子里，英国殖民者和印第安人大体上能和平相处。直至17世纪70年代，纳拉干西特部落，在绰号为“菲利普王”的酋长萨肯·梅塔科米特(Sachem Metacomet)的带领下，发起了最后一战(见第三章)。因为在这场战争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较少，所以那段时间里清教徒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印第安人消失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仍然继续着，而伴随着这种冲突，双方不断地对可憎的对方进行评论。现代许多文章都分析了与外族人交往的利与弊，而那时的新英格兰人不停讨论的是野人的话题。他们描述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这类烦人的事实时总是掺杂了许多神话和幻想。

清教徒的强烈愿望使得他们在还未到达目的地新英格兰前就开始创作预言式的文学。1630年春天，当阿贝拉号仍在海上航行时，约翰·温斯罗普就创作了清教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篇布道文《基督教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他还开始写《日记》(Journal)，该书于1825年至1826年以《1630—1649年新英格兰历史》(The History of New England from1630 to 1649)的名字出版(更早的版本出版于1790年)。在早期，像温斯罗普这样的非神职人员发表布道文是不奇怪的，但是这种做法在1636年安妮·哈钦逊审判后就被禁止了。1629年，温斯罗普在他的《新英格兰要发展种植业应该考虑的理由》(Reasons to be Considered... for the Intended Plantation in New England)中描述了英国“过度的骚乱”和“腐朽政府的种种罪状”，同时他也表达了要依据“福音书法则”建立基督教政府的构想。温斯罗普创作这些作品时一定是心情愉快的，因为他的作品显得十分乐观，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而新英格兰艰苦的环境，以及他的领导地位引起的分歧和质疑是他远远没有想象到的。

“基督教慈善的规范”作为清教社会结构的理想蓝图，温斯罗普宗教理念的表白，一开篇就阐明“上帝以最神圣、明智的旨意”设计了人类社会，社会不平等是正常的：“正如在任何时候都有富人、穷人，既有权力显赫、气质高贵的人，也有卑鄙下流、地位卑微的人。”将社会公平问题抛给上帝后，温斯罗普解释道，上帝对子民社会的安排是公平的，有条理的。只要教徒们遵循福音书的戒律，一切都会很完美，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因此他们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用兄弟般的关爱维系彼此”。依照“两条戒律……公正和宽容”，富人要帮助穷人，强者应扶助弱者，群众要听从领袖，领袖应为群众服务。只要模仿基督的做法，遵从“恩赐法则或福音书”，履行“宽容的义务”，圣徒的团体就会被基督之爱融合为神圣的一体，因为“爱是完美的纽带”。

温斯罗普的布道文中将清教徒与旧约中的希伯来人进行了比较，并且描绘出上帝与圣徒们为了这个神圣的事业签订圣约的景象。正如许多布道文都会提出警示，温斯罗普也说道，上帝“经过非常严格和特殊的婚姻才选择了我们，因此他对我们的爱和忠实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上帝曾告诉“以色列选民”他们是他唯一认可的民族，同样，“上帝现在把特权给予”清教徒。如果上帝允许阿贝拉号到达新英格兰，那就表示“他认可这份圣约并且盖下了印章”。如果以后人们变得贪婪、利欲熏心——“为了我们自己和后代而追求伟大的事业”——那么，“上帝肯定会愤怒地惩治我们……让我们知道违反圣约的代价。”在文章的结尾，温斯罗普运用了基督教中著名的意象，将清教徒团体象征为模范社会：“以色列之神……挑选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就像坐落在山顶上的城市，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

学者们仍在争论温斯罗普和他的团队在启程之前是否就已经把自己的行程看做神圣之旅了。一些学者认为清教徒到达新英格兰时已拥有完善的神学理论，而且清教牧师们运用表征学把圣经中的典故与他们的经历对应起来。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温斯罗普只不过是采用了现成的布道文修辞手法，他并不具有“美国的命运是上帝决定的”这样的概念。在各种诠释的争论中最关键的正是被称为“美国身份”的根本。这些英国“奠基者”的一种形象是：温斯罗普和他的团队尽管抛弃了这个世界的一切物质，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美国最早的资本家，他们在神的支持下开始了物质发展进程，从而导致了暴力的征服，无休止的帝国主义，伪善和自恋的民族主义。而另一个极端描绘的形象是：虔诚的人们挣扎着逃离腐朽没落的现代社会，向往神圣的乌托邦，但温斯罗普的“山巅之城”的意象不大恰当，因为他和他的人民追求的是原始的、中世纪的避难所。关于这两种描述哪一种能更好地反映盎格鲁—欧洲人在北美的历史，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们的意见也呈现出两极分化。也许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两种说法都接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正确的。温斯罗普的使命在概念上是乌托邦式，但是肯定有缺陷，因为它依赖扩张主义的语言和完美主义的目的论。

温斯罗普的文章中体现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将成为清教徒后来不断面临的困惑和冲突的源泉，那就是：圣徒们必须要抵制这个世界的诱惑，但是他们又要在世俗的工作中勤奋劳作，创造出物质财富，这样反过来又危害了社会道德的整体性和精神的完美性。另一篇重要的清教文——商人罗伯特·基恩(Robert Keayne)的《最后的遗愿和遗嘱》(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1653)也表明了清教徒把精神使命与世俗行为结合的过程中问题百出。基恩是约翰·科顿教会的忠诚教友，但是在1639年他却因对一袋钉子要价过高而被带上了法庭。基恩的文章表现出他对“这种行为和严厉的责备”感到震惊和羞愧。他虔诚地接受上帝的裁决，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下了罪行，需要赎罪。但是，基恩也辩解到，他要价过高的行为与其他人的罪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商人依照供求规律定价是十分正常的事。他说他受责难可能是因为有些人忌妒他成功。在基恩看来，作为山巅之城的一分子不仅仅意味着要参加布道，也要在生意场上取得成功。这种明显矛盾的一个结果就是，温斯罗普设想的圣徒们互助友爱的团体是短暂的。遵守圣约会像温斯罗普警示过的那样困难，也许比他预想的还要困难。正如他的《日记》表明，不满和纠纷会很快并且不断地威胁继而摧毁他那脆弱的乌托邦。

温斯罗普的《日记》中被研究得最多的部分记录了发生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最具毁灭性的一场宗教骚乱。对安妮·哈钦逊的审判在女性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634年，哈钦逊与她的家庭跟随他们的神父约翰·科顿移民波士顿，开始了在新英格兰的生活。她的丈夫威廉被选为马萨诸塞州议会的代表，而安妮则仍在社区当护士、接生婆及妇女们的精神指导。刚到波士顿的头几年，她经常在家里举办周会来讨论上一个周日礼拜的内容。参加聚会的人数迅速增加到60多人，其中包括当时的总督亨利·文(Henry Vane)以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过了一段时间后，哈钦逊开始批评一些主要的神职人员没有宣讲恩赐而是宣扬工作契约。她指责他们是“摩西律法支持者”(legalists)，他们相信拯救是可以用努力换来的，而且这个过程是可以计划、可以预期的。而哈钦逊信奉加尔文信条，坚信上帝的至高无上和无代价的恩赐。她声称：“现在靠善行换恩赐和靠内省获拯救的说法引起了混乱，但我只要基督；我不要恩赐，只要基督；我不要承诺，只要基督；我不要净化(sanctification)，只要基督；不要跟我说默念和义务，我只想听基督。”一些神职人员用准备主义来激励人们，改善社会道德秩序，他们的言辞偏向了阿米尼主义。哈钦逊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转变，她的追随者对此也看法一致。于是，这个团体开始行动，要撤掉波士顿教会(科顿在那儿当老师)的牧师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换上哈钦逊的姐(或妹)夫约翰·威尔莱特(John Wheelwright)。这一举动使得其他教区的信徒纷纷对威尔逊表示支持，并开始抨击哈钦逊团体，指责他们无视权威，无视法律和秩序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她们就是反律法论者(antinomians)。有些人把哈钦逊和她的团体称为放肆的宗教狂热者。当权者们意识到神权政治的核心正处于危险中，于是在殖民区召开了第一次教会会议。

地方法官、牧师在与哈钦逊私下会面以及最后审判的时候都劝说她承认错误，但是她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她看来，清教徒的圣保罗精神中最重要的虔诚正在被社会品行和回报的机械体系所取代。这些事情对她来说很重要。哪怕她被赶出教会，驱逐出境，她也不愿意留在马萨诸塞州，生活在错误中。她的审判记录是清教文学中最激动人心的散文作品。哈钦逊的聪明机智跃然纸上，而她的对手则显得忙于招架，疲于周旋。这些争论也显露出散漫的形式与权力关系的相互交织。

虽然约翰·科顿没有出席审判，但是许多当权者都怀疑他在背后教唆。然而，如果指控科顿宣扬异教，那只会让身处困境的政府更加难堪。于是，当权者们强迫他揭发哈钦逊。科顿拒绝了，但他也不愿为她辩护。哈钦逊意识到科顿的窘境，也认识到法庭想把科顿的立场与她的区分开来，以避免政治上的尴尬，所以当法庭找理由谴责她教唆而不将科顿牵涉其中的时候，她静静地听着。她知道，如果她声明她的想法不是来自科顿，而是直接来自于神示，那么她可以保护科顿，而她自己就会因为这种说法而受到处罚。虽然在审判过程中哈钦逊始终都能用明显复杂的回答和圣经里的语言轻松地应对审判者，但是最后她还是承认自己经历了一次直接的神示。她抬高自己的这种方式是父权当局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甚至在她承认经历了神示时，她的遣词造句也十分的审慎，使得她的话既可以解释为承认，也可以理解为否认。她说她接收到的信息是“通过基督本人精神的声音传入我的灵魂”。她选择了“灵魂”这个词，而不是“耳朵”，就把声音到底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是另有他意的问题留给了审判者。然而，法官们把权力建立在语言的字面意思上，所以他们认定哈钦逊的话就表明了她听见基督真的对她说话。于是他们宣判她有罪。之后法庭催促科顿证实她的罪行，但科顿的回答模棱两可，令法庭上的一些成员仍不满意。温斯罗普总督在情势所迫之下声称“科顿先生没有被传唤回答任何问题”。

在对这个案件的文本的各种诠释，以及后来关于安妮·哈钦逊的作品中，哈钦逊是个女人这一点都显得特别重要。清教政府厌恶一切反抗行为，但是更令他们烦恼的是哈钦逊这个女人要宣称精神上的独立，因为那个时候的英国社会认为妇女应该屈从于丈夫和其他所有男性权威。当时以及后来的清教文学都把哈钦逊描绘成一个放荡的女人，而且还大肆渲染她在审判几个月后生下了一个畸形儿，以此证明她的女性观念是错误的。还有谣言说她是个荡妇，和约翰·科顿是情人关系。1638年，哈钦逊和家人被驱逐出境后在罗德岛居住了五年，之后又搬到了纽约。在那儿，她和她的家人，除一人外，都在一次印第安人袭击中丧生。这一结果令她的夙敌非常满意，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一方面表明了上帝对她的裁决，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人类历史事件是神意的体现。

在殖民早期，安妮·哈钦逊并不是唯一一个搅乱了温斯罗普神圣花园平静的叛逆清教徒。罗杰·威廉姆斯于1603年出生在伦敦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London)。他在剑桥接受神学教育，为当神职做准备。1630年他移民到新英格兰。作为一个忠实的分离主义者，他拒绝了波士顿一个非分离主义教堂提供的职位，而到普利茅斯任职。他怀着要让印第安人皈依的强烈信念，与纳拉干西特人交往密切。和大多数英国人不同，他认为印第安人拥有深厚的文化、宗教和传统。他对印第安人的同情，以及他严谨的宗教信条使他开始质疑白人用来抢占印第安人土地的法令的合法性。1633年他搬到沙仑后，开始相信把教会和国家合为一体的新英格兰模式是错误的。他声称宗教信仰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私事，法律和法庭不应该把精神信仰与公共事物混为一谈。

1633年，约翰·科顿听了威廉姆斯的布道后，两位牧师开始就教会和国家的问题展开了漫长的争论。威廉姆斯认为非分离主义的公理主义是荒谬的，因为作为一个公理主义者就必定会支持教会独立自治，因而肯定就是分离主义者。在他看来，马萨诸塞湾殖民区的非分离主义是为了讨好英国改革者而将信仰和理智进行了露骨的妥协。威廉姆斯的指责如此尖锐，以至1635年马萨诸塞州议会要将他遣送回英国。但是威廉姆斯和十几个追随者逃到了罗德岛，建立了普洛维登斯(Providence)。在那儿，威廉姆斯与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和习俗，并出版了《美洲语言入门》。这本书不仅记载了印第安人的历史，还记录了关于他们的生活、理念、宗教等内容。这本书指出，与拥有更高文明的印第安人相比，白人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同时，这本书还否定了把印第安人当做野人或异类的谬论。这本书令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十分羞愧，不得不展开了他们的传教工作。

1644年，威廉姆斯在英国申领成立普洛维登斯的准许令时，科顿发表了他八年前写给威廉姆斯的一封信，批评他的错误。威廉姆斯以《对不同信念施行迫害的血腥教义》(The Bloody Tenent of Persecution，for Cause of Conscience，Discussed，1644)一文做出回应。对此，科顿以《血腥教义在上帝羔羊的血中变得清白》(The Blood Tenent，Washed，and Made White in the Blood of the Lamb，1647)作为回复。几年后，威廉姆斯又回应了《更血腥的血腥教义》(The Bloody Tenent Yet More Bloody，1652)一文。在这些文章中，威廉姆斯对非分离主义的公理主义和联邦神学展开了更全面的攻击。与科顿相比，威廉姆斯是一个更彻底的加尔文主义者，他认为非分离主义就是对英国国教的慷慨大方。他坚信最正确的基督教形式就是允许个人和教会都有自主权力的分离公理主义。威廉姆斯虽然不是安妮·哈钦逊那样激进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指责新英格兰的神职人员没有包容心，那些对政府批准的教条稍有不同意见的人都遭到了迫害。同哈钦逊一样，威廉姆斯也意识到新英格兰模式在向阿米尼主义倾斜。威廉姆斯谴责科顿“顺应了外在价值和利益的潮流，并用迫害的拳头和利剑对待那些不敢和他一起祷告的人”。威廉姆斯理论道，政府官员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官员干涉宗教就是亵渎了神的世界，就是大不敬。因为威廉姆斯号召政府当局远离宗教事务，所以他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提倡国教分离的第一人。

从文学的角度看，《血腥教义》系列文章的一来一往中最有趣的一点就是表征学在辩论中的关键作用，因为这场辩论争论了旧约的表征是否能应用于当今的政治事宜。清教牧师和法官经常在辩论中引用旧约的文字来证明自己的权威性，例如，科顿就在他的《血腥教义在上帝羔羊的血中变得清白》中把新英格兰政府比作古耶路撒冷的政府。威廉姆斯认为，随着基督新圣约的签订和新约的制定，旧约表征的使命已经完成，不再适用于现世历史。威廉姆斯对使用表征学持保守态度，他认为对旧约中的表征的唯一正确的诠释就是把它们看做新约中本体(antitype)的先兆。威廉姆斯坚持认为运用表征学时应该更加谨慎，他认为把清教徒看做是上帝的选民的想法是可笑的。他认为基督的信徒大军是具有世界性的，而不仅限于新英格兰的“新以色列”。从某种意义上讲，威廉姆斯是一个真正的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对他来说，旧约的语言并不是隐喻式的，因而不能对其进行过度的诠释。威廉姆斯是一个神学保守分子，始终用严格的加尔文逻辑来看待一切事物。但是，有趣的是，他却常常被看做是思想最自由化的新英格兰清教领袖。

在关于哈钦逊和威廉姆斯的讨论中，我们能发现约翰·科顿是第一代移民中最重要的牧师，而且他往往处在争论的中心。1584年，科顿出生在英格兰德比郡(Derby，England)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他曾在剑桥就读，之后还上过清教徒开办的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1610年，他当上了英格兰波士顿圣伯托尔夫教区(St. Botolph's)牧师。起初，他以优雅华丽的布道风格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但是后来他受到了宗教改革者理查德·西布斯的影响，布道的方式也开始模仿西布斯的朴实风格。虽然他很早就表现出不妥协的精神，但是20年来他在亲戚朋友的保护下，一直能幸免遭到迫害。1630年，他为温斯罗普团队的出行做了一场告别布道。1633年，当他被迫辞去圣伯托尔夫的神职时，他也移民到了美国。

科顿在1630年所做的题为《上帝对他的种植园的承诺》(God's Promise to His Plantation)的布道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政治宣言，因为他在英格兰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当时英国的清教徒十分怀疑移民新英格兰是否就是放弃了家乡的事业。虽然当时科顿并没有打算加入移民的队伍，但是他对非分离主义的合理阐释使他成为马萨诸塞湾移民心目中杰出的斗士。当时有人批评英国移民侵占了印第安人的土地，科顿也就此发表了观点，反对这种批评，为占领美洲土地进行了辩护：

上帝以三种方式为一个民族开辟领土：一、他在这个民族到来之前通过合法的战争消灭了这个民族的敌人……二、他给予一个外来民族在本地人眼里看来特别的恩惠，使他们能坐在本地人身边，或通过购买的方式……或者有礼貌地奉上……三、虽然他没有让一片土地变得完全没有人居住，但是这个民族所到之处都是空旷的。

科顿认识到，要为英国人侵占印第安人土地辩护，就必须进行传教工作。因此，他建议殖民者“不要冒犯贫苦的土著，但是当你们分享他们的土地时，让他们也分享你们珍贵的虔诚；当你们收获了他们的物质财富时，用你们的精神财富作为回报”。在科顿的修辞里，清教神学的语言与殖民事业产生了共鸣：上帝注定了土著“他者”要被改变和取代。

科顿也运用了旧约里的表征来暗示希伯来人与新英格兰殖民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虽然他不反对把殖民者的出行看做是前往“迦南”(the land of Canaan)[5]的使命，但是他精明地提醒殖民者和其余仍留在英国的人，英国也是新圣地的一部分：“不管你是离开我们，还是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不要遗忘了家乡的耶路撒冷。”这种有意识的外交风格也体现在他在哈钦逊审判中所选择的立场和他多年的布道方式中，但是他的这种风格令罗杰·威廉姆斯等批评家十分厌恶。在罗杰·威廉姆斯看来，科顿的语言无异于一个两面派的油嘴滑舌。

科顿在新英格兰最重要的作品包括1641年出版的《生活之路》(The Way to Life)和1645年出版的《新英格兰基督教教会的模式》(The Way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New England)。在第一本书里，科顿运用准备主义的教条描述了一个信徒如何通过聆听福音书而得以拯救。第二本书则对新英格兰模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辩解。1642年，英国爆发内战，科顿相信基督教就要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基督的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和千禧年统治就要到来。在《倾倒七个金碗》(The Pouring Out of Seven Vials)和《教会的复活》(The Church's Resurrection，1642)中，科顿精心描绘了这幅景象，并且劝告新英格兰人不要回英国，而应该留在美国继续履行和上帝的圣约。1642年的威斯敏斯特大会邀请了三位新英格兰牧师参加英国国教改革的讨论，科顿是受邀牧师之一，但是他回绝了邀请。相反，他反对英国清教的发展。1646年的波士顿教会会议上，他协助起草了《剑桥纲领》(the Cambridge Platform)，其中主要都是依据他的作品来对新英格兰的公理主义进行定义。1652年科顿去世后，他的好几部作品陆续出版，他对新英格兰宗教政体形式的重要影响持续了好几十年。

声望仅次于科顿而且也许是当时新英格兰最有成就的牧师就是托马斯·胡克。胡克于1586年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自耕农家庭，人们对他的家庭所知甚少。与科顿一样，胡克也是在剑桥开始接受神职培训，继而又转到了伊曼纽尔学院，后来他留校任教直到1618年。之后的14年里，他曾在两个教会任职，后来逃往荷兰。1633年，他和约翰·科顿及另一位牧师领袖塞缪尔·斯通(Samuel Stone)同乘一艘船前往新英格兰。胡克和斯通成为新城(New Town)教会的第一批牧师，这座城市不久就改名为剑桥(Cambridge)。

1636年，胡克和斯通做了一个惊世骇俗、有悖传统的决定：将他们的教会迁往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Hartford，Connecticut)。当马萨诸塞州地方官否决了胡克搬迁的请求，胡克离开了那个地方。虽然胡克解释他离开是因为人都需要更多的土地，但是一些评论家，不管是当时的还是现在的，都认为马萨诸塞州不够大是因为它不能同时容下胡克和科顿两个人。他们二人经常就教会会员制度争吵。胡克主张更为宽松的会员制度。他设计了一个详细的准备过程，具体地描述了走向皈依的每一个心理阶段。这种皈依形态学有六个基本阶段，分别是悔罪、羞愧、神示、灌输、提高、拥有。对这些阶段胡克还进一步细分。他要求那些想成为会员的人必须向他和全体教徒展示他们是如何成功地经历了这些转变。这种严格的公众仪式令许多后来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人感到害怕，因为在英国从来没有这样的做法。然而，胡克相信他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恩赐的过程是怎样的，而且这个过程可以让已经皈依的人得到慰藉，同时能揭穿那些伪君子。大部分牧师都认为最糟糕的心理情况就是，有些人欺骗了自己，以为经历了皈依，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1635年至1645年间，许多新英格兰教会对教会会员进行更加严格的考查。有的历史学家认为17世纪40年代大量的新移民的到来迫使城镇增加人口，教会增加新会员。这些新成员反过来得到了土地和政治特权。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经济因素和宗教热诚导致了会员制要求越来越严格。

在法国改革者皮特鲁·拉姆斯(Petrus Ramus)逻辑体系的影响下，清教文学的表达方式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胡克的布道文就是最好的体现。至于清教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认可拉姆斯式的逻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时许多布道文的结构都表明了牧师们觉得这种逻辑很有用。与天主教经院哲学复杂的三段论推理相反的是，拉姆斯采用了一种马尼教(Manichean)[6]策略，这种策略通过已有的矛盾和对立面来进行推理。这种策略也体现在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中，那就是是否所有声称被拯救的人都能进入教会。因为最宽松的准入制度会导致一些伪君子完全为了政治或经济的特权和利益混进教会，所以，按逻辑排斥一些人会更安全。但是，拉姆斯式逻辑非此即彼的特性容易导致两极分化或极端化：一个人要么获得拯救，要么就被诅咒；或者是善良的，或者是罪恶的；天堂和地狱之间没有炼狱。整个世界可以划分为神权政治的神圣团体和由世俗罪恶造成的有天生或致命缺陷的“异类”。拉姆斯的二元论能快速地解决复杂的神学问题，但一旦延伸到诸如种族关系或政治这样的生活其他领域，这种善恶对立式的逻辑给清教徒带来了许多问题，甚至对于现在的美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实际上，美国扩张史的许多部分都处在相似的矛盾之中。

在《救赎的实施》(The Application of Redemption，1656年)中，胡克运用这种逻辑，以不对即错的二元论方式来看待罪恶。他表示，在上帝的意志中，在上帝的王国里，两极分化是规则：“想象你看见全世界的法官(上帝)坐在宝座上……绵羊站在他的右手边，山羊站在左边；试想你听到生命之神(他的语言创造了天地，也能摧毁天地)做出了可怕的宣判，最后的末日到来了：‘离开我，你这个被诅咒的’；你的心会如何震惊和失落，以致死亡呢？”胡克最重要的作品包括：为新英格兰模式辩护的力作《教会教规概要》(ASurvey of the Sum of Church-Discipline，1648)和详细阐释了他的皈依形态学的《心灵为基督做准备》(The Soul's Preparation for Christ，1632)。

虽然科顿和胡克因为他们的推理和布道而备受爱戴，但是并非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喜欢他们的绝对主义和平实的风格。一些富有幽默感的人也来到新英格兰，并且公开地批评清教徒。托马斯·莫顿是个英格兰人，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勒斯顿山(现在的昆西)(Mount Wollaston，now Quincy)建立了居住地，清教徒把那里叫做快乐山(Merrymount)。有三年时间里莫顿令清教徒十分不快，因为他允许他的社区里开展跳舞和五月柱(Maypole festivities)[7]等活动，但是令清教徒更愤怒的是，他开始向印第安人兜售威士忌和武器，因而威胁了皮毛生意，阻碍了印第安人融入清教徒的文化经济。1628年，普利茅斯的迈尔斯·斯丹迪史上尉(Captain Miles Standish)对莫顿的社区发起进攻，并俘获了莫顿。莫顿被审判，但是被无罪释放。1630年，约翰·恩迪科特(John Endecott)又将莫顿擒住，并烧了他的房子，抢占了他的财产。莫顿被遣送回英国。回国后，他试图废止马萨诸塞公约。他还出版了《新英格兰迦南》(New English Canaan，1637)一书，抨击了清教的宗教形式，讽刺了清教徒把自己比作以色列人的倾向。他还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描绘，认为他们在人格上比清教徒更加高贵和优秀。

英国清教徒托马斯·列奇福特(Thomas Lechford)对清教新英格兰也持批评态度，但是他的动机更虔诚。列奇福特于1638年来到马萨诸塞州，加入了波士顿的一个公理教会，并从事律师工作，直到1641年他回到英国。当时许多人为了在即将来临的内战中支援自己的教友都纷纷回到英国，但是列奇福特明确表示他回国是因为他不能接受新英格兰怪异的神学发展和神权政治。1642年，他发表了《轻描淡写，来自新英格兰的消息》(Plain Dealing，or News from New England)，相对冷静客观但又不乏批评地描述了他的经历。他还为这篇文章加了副标题：“对新英格兰政府的简短介绍，与英国历史传承的现行的政府相比，它既是教会的，也是公民的，有一些物质问题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A Short View of New England's Present Government，bo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compared with the anciently-received and established Government of England，in some material points fit for the gravest consideration in these times.)他尤其不喜欢“公开忏悔和审判”，这在他看来太过极端：“我问他们，什么法律允许他们在全世界面前如此公开地揭露一个人的过错？”他还提出，虽然新英格兰人都声称自己是公理主义者，但是他们却建立了可怕的神权统治。随着英国内战的刚刚开始，列奇福特对新英格兰模式的保留态度也得到了许多英国清教徒的回应。英国革命派在讨论改革后要建立怎样的教会和政体时，在他们的心目中，波士顿的“山巅之城”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例子。

然而，并非所有来自新英格兰的批评都针对马萨诸塞的清教徒。纳撒尼尔·沃德(Nathaniel Ward)在英格兰的埃塞克斯郡(Essex，England)被开除神职后，于1634年来到新英格兰，当年他55岁。他在伊普斯威奇(Ipswich)定居，并于1641年加入后来的马萨诸塞自由体(the Massachusetts Body of Liberties)。1645年他回到英格兰后，发表了《美国阿伽万的纯朴鞋匠》(The Simple Cobbler of Aggawam in America)(阿伽万是印第安人对伊普斯威奇的称呼)。作为一个保守的清教徒，沃德不赞成人们对英国改革教会的包容态度，认为这是政治机会主义和妥协的证明。他还嘲笑议会要用复杂的神学辩论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魔鬼“无法刺中议员身体的关键部位”，但是他能“让他们的脑子腐朽得厉害”。这部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在出版的第一年就重版了四次，是第一部从新英格兰视角批评英国的作品，尽管沃德仍把自己看做英国人。这部作品也体现了一个男性清教徒看待性别身份的父权观点，也表现出他对现有性别角色的注重和遵守。例如，沃德反复使用女裙的比喻来谈论现代社会的腐败问题，他特别坚持性别划分不能模糊。他说，失去了公民权利的男人，“就是女人”。在他看来，安妮·哈钦逊的命运是对所有跨越女性角色界限的妇女们的一个警告。他还建议：“让男人来处理，极少有女人穿马靴。”对于沃德而言，宗教宽容模糊了严格的理论界限，宽容了强势妇女。那些想突破性别角色限制的妇女是自作主张寻求拯救的罪人。沃德认为，17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宗教和政治动乱似乎威胁了最根本的人性和神旨。

1630年，清教徒带着科顿的《上帝对他的种植园的承诺》和温斯罗普的《基督教慈善的典范》给予他们的信心开始了新生活，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神学教条、教会和公民政策都非常的复杂和不清晰，信徒的虔诚热忱引发了诸多的分歧和争端，互助友爱的梦想很快就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到了1645年，清教徒已经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许多作品是为了争论、冲突和辩护而作。牧师们争论，社会理想主义者恳求，陪审团逼供，讽刺作家抱怨。只有到了后来，清教历史学家，例如爱德华·约翰逊在1654年和科顿·马瑟在世纪之交，才对清教徒殖民早期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当他们再现这段历史时，他们把过去的历史精神化(现在的读者会说是浪漫化)，把失败变成了神话，并且还想象着长久的、永远的和谐和胜利。语言的力量，又一次战胜了历史的“事实”。

[1]公理主义(congregationalism)：16世纪后期17世纪早期英国新教中出现的流派，对早期清教徒影响较大。公理主义(或公理会)提倡宗教团体自治。——译注

[2]阿米尼主义(Arminianism)：17世纪出现的一种基督教学说，以荷兰神学家雅各布·阿米尼(Jacobus Arminius)的名字命名。该学说反对加尔文的宿命论，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译注

[34]千禧年(Millennium)：基督教义中指世界末日前基督耶稣将复活并亲自掌管世界一千年。——译注

[4]大多数原则，即指民主主义。——译注

[36]迦南国(the Land of Canaan)：《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方，象征了乐土、希望之乡。——译注

[6]马尼教(Manichaeism)：公元3世纪马尼在波斯建立的一种二元论宗教。——译注

[38]五月柱(Maypole festivities)，是指用鲜花和彩条装饰的柱子，五朔节时人们围之跳舞。——译注

第三章 个人叙述与历史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同历史是事实和诠释的综合物。清教徒认为人类本性是有缺陷和堕落的，因此除了圣经，他们不相信一切对于过去的描述。同时，他们又创作了大量叙述个人生活的作品，并且记录了新英格兰事业的发展历史，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理性，尽管是堕落的，却是上帝用来向人类传递旨意的一种重要工具。记录上帝与人的交往对精神大有裨益。葬礼上的布道文能重现死去的圣徒的一生，选举布道文能阐释社会的精神历史。传记、自传、日记、皈依告白记录了圣徒实现个人尊严的过程，而历史则记载了上帝宏伟计划的进展。

虽然一篇文章关注的重点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许多人，但是清教作家和读者们都认为个人的生活与集体是不可分割的。教会代表了基督的身体，每一个教会成员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十指连心，如果一个人有疼痛，那么整个身体也会痛得打滚。反之，如果这个精神社会遇到了麻烦，每一个人也会受苦。于是，一个人的精神之旅就成了一个集体戏剧，成为集体苦难的示例，正如集体的幸福也体现在个人身上一样。由于集体的历史与个人历史之间这种注定的相互关联，所以世道好的时候不仅个人得到保障，而且集体对待敌人和外人时也显得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温斯罗普封闭的“花园”在晴朗的日子里，圣徒间的和谐友爱令每颗心充满了勇气，上帝的荣光照耀了每一个圣徒。但是到了时世艰难的时候，就会出现对个人的怀疑，这种怀疑往往是愚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还会出现集体的自我苛责。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人们在自己内心深处找寻上帝愤怒的原因，并监视彼此的行为，以防在精神上有冒犯之处。即使只有一个罪人或伪君子进入了教会这个“身体”，也会带来像巫师或安妮·哈钦逊那样的危险，会在“身体”里传播致命的传染病。就具体事件或视角而言，个人与集体的纽带可能会加强，也可能会削弱，甚至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一个集体可以团结起来清除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就像1692年的沙仑事件那样，但也有可能出现像罗杰·威廉姆斯那样的人，把社会批判得体无完肤。由于有这样一个教会与身体的基本类比，疾病和死亡的意象充满了清教徒的作品中。

皈依经历是清教徒宗教生活的基本要素，因此精神告白就成了文章和口头言论的基本模式，为其他体裁提供了心理活动的样板。灵魂与肉体、罪恶、与魔鬼做斗争的心理过程以及灵魂走向恩赐和拯救的过程都成了最基础的脚本，在一本本日记中、自传里、历史记录中重复出现。当然，历史关注的对象是社会的创伤。托马斯·谢泼德一世(Thomas Shepard I)的自传是最早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自述之一，因而成为许多后来者参考的重要范文。

谢泼德出生在英格兰的北安普顿(Northampton)，曾在伊曼纽尔学院就读，并于1627年担任神职。1630年他受到劳德主教(Bishop Laud)排挤，于1635年移民到了马萨诸塞湾。在那儿，他被选为新城(后来的剑桥)的牧师。17世纪40年代早期，他开始发表关于皈依过程的论文，其中《虔诚的皈依者》(The Sincere Convert，1640)最为著名。他还开始坚持记录个人的精神经历，这些日记后来于1747年出版，书名为《三部有价值的作品……私人日记》(Three Valuable Pieces... A Private Diary)。1749年，日记又以《托马斯·谢泼德先生的沉思集和心历路程》(Meditations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s of Mr. Thomas Shepard)为书名在爱丁堡出版。17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以自传的形式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这部作品于1832年在波士顿出版，书名是《托马斯·谢泼德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Thomas Shepard)。

谢泼德开始写日记的时候似乎正是新英格兰清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那时，社会压力迫使牧师们要求教会成员进行公开考核。这种考核要求教徒们描述自己在神的恩赐下经历了心理斗争而获得救赎的细节。虽然谢泼德对安妮·哈钦逊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是安妮认为谢泼德是少有几个宣讲恩赐圣约的牧师之一。但是谢泼德对哈钦逊的愤怒，就像科顿不支持哈钦逊那样，说明了神职人员已经意识到，也许是潜意识地，他们必须稍微放弃一些恩赐教条，这样才能维持教会的秩序。同时他们还认识到准备主义信条是必要的。在日记中，谢泼德记录了自己的准备过程，以指导其他信徒发现恩赐的迹象。谢泼德日记的核心是一个痛苦的矛盾：从理智上说，人无法通过行动获得救赎，但是从情感上讲，人们又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谢泼德日记记录了欣喜时刻与怀疑阶段的更迭交替，展示了心理的自我调控和情感的波动，这些都成为皈依告白这种体裁的特征。

谢泼德童年生活十分不安定。他3岁那年母亲死于瘟疫。之后他曾和祖父母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得不到关爱。后来他又和叔叔住在一起。他父亲再婚后，他搬回了家，但是他的继母似乎“不爱我，而且老挑拨父亲来教训我”。他10岁那年，父亲去世，尽管他拼命地祈祷，“我的确非常强烈地、非常衷心地祈求我父亲能活着。我还和上帝订了一些圣约。如果上帝能实现我的心愿，我会更好地为上帝效忠，因为我知道如果父亲走了就只剩我孤单一人了。但是上帝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我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除此之外，他还受到了一位老师的严厉管教。谢泼德描写这位教师非常残酷，以至他经常希望“哪怕养猪或养野兽，也不愿意到学校学习”。然而，在他最黑暗的童年时光里，他的兄长约翰收留了他，保证了他的教育，成为“我的父亲和母亲”。在新老师的教导下，谢泼德找到了自信：“这似乎是天意，这个人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学习的热爱和渴求，因此我告诉朋友我要当学者。”

就在情感在混乱和平静之间波动的情况下，谢泼德在心理上已经开始理解皈依过程的本质。他上大学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本性恶劣，并且非常想改正，但是仍旧“贪婪、骄傲、好赌、好玩、好酒”。但是，有一天当“(我)喝得太多，醉得一塌糊涂……第二天是安息日，我起得很晚，看到自己粗野的样子十分厌恶”。他逃到田野里反思自己的状况，这时他见到了基督。基督没有“在我的罪恶之中夺取我的生命”，而是“内心充满了忧伤，他的忧伤令我的灵魂和罪恶不安”。在这一次神示后，谢泼德开始“每天反省罪恶和自己的行为”，从而以一种新的方式认真聆听约翰·普雷斯顿的布道：“上帝令我听得如此生厌，直到我理解他所说的和我心中的秘密都呈现在我面前……包括我内心所有的心机和谎言……我的虚伪、自私、隐藏的邪恶。”经历了皈依过程后，他决定当牧师。但是，正如他在叙述中承认的那样，他始终都在怀疑自己，反省自己。谢泼德曾一度十分痛苦，甚至“非常想用头撞墙，自我了结”，这种状态持续了九个月，直到最后“上帝点醒了我：不要因为自己的邪恶而灰心，而应该让它发挥两种作用：(1)更厌恶你自己；(2)感到更需要、更重视基督耶稣”。

当谢泼德到新英格兰开始牧师工作后，表面上他的生活变得更安定了，因为他的职责消耗了他更多的精力，从而淡化了他个人的痛苦和忧愁。但是对他来说，做一个圣徒不是静态的经历，而是一个过程。在他的一生里，他不断地经历他所谓的“新的皈依”，不断地重新发掘自己罪恶的本质。上帝给某个灵魂或子民们安排的叙述计划的本质就是“通过我们的弱点和慌乱来显示他的威力”，因此“我越弱，就越适合被利用”。谢泼德认为，“当我内心最空的时候，我的忠诚是最满的。”

在谢泼德公开的作品里，如《明智的信徒》又名《论福音派新教徒的皈依》(The Sound Believer. Or，a Treatise of Evangelical Conversion，1645)，他提出了殖民地的教徒们获得救赎要经历的过程。谢泼德认为一个人现在面对自己的不幸总比“永久的毁灭”更好。他还坚信人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毁灭掉的人就是自己的刽子手。”1648年《剑桥纲领》被采纳的时候，所有要加入公理主义教会的人都要在公众面前讲述自己皈依的经历，而且牧师和教会成员们也明白他们要从皈依者的口里听到什么。精确的语言和叙述方式成为获得拯救的基本要素，也是享受到教会会员的社会、政治利益的必备条件。

在这方面，最出色的一部作品就是杰出的牧师兼诗人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斯(Michael Wigglesworth)的《日记》(The Diary，1965年出版)(关于威格尔斯沃斯的诗歌见第四章)。1631年，威格尔斯沃斯出生在英格兰的约克郡(Yorkshire，England)。1638年，他随父母移民到了新英格兰，在纽黑文定居。他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并师从著名的教师伊齐基尔·奇弗(Ezekiel Cheever)。他9岁的时候就能用拉丁文写文章。由于父亲生病，他的教育中断了五年。后来他上了哈佛大学，学习医学和神学。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哈佛任教直至1654年。1655年，他与表妹玛丽·雷纳(Mary Reyner)结婚。1656年，他被任命为马尔登(Malden)教会的牧师。后来，他得了一种怪病，这种病折磨了他很长时间。他变得十分虚弱，甚至不能继续牧师的工作。1659年，玛丽去世后，威格尔斯沃斯衰弱得更厉害了。他拒绝了哈佛校长一职，因为他认为“身体状况和力量难以胜任……如此艰巨的任务”。科顿·马瑟认为，威格尔斯沃斯转向诗歌写作是因为这是他能够继续为教会和社会服务的唯一方式：“他更加虔诚地做好事，当他不能讲道，他就写诗，似乎真理就隐藏在简单的韵律里。”

然而，1686年，威格尔斯沃斯奇迹般地返老还童了。科顿·马瑟写道：“上帝很高兴让他的忠实仆人神奇地恢复健康。他被几乎活埋了近20年后重新活过来了。”威格尔斯沃斯继续在马尔登任神职，但是当他与他的管家——比他小25岁而且不是教会成员的玛莎·马吉(Martha Mudge)结婚时，整个教区都震惊了。他的薪金因此被降低。然而，这段婚姻一直持续着，并且为他们带来了六个孩子。威格尔斯沃斯最终重新得到了他的教区以及更大范围的清教教区的人民的尊敬。玛莎去世后，1691年，威格尔斯沃斯与希碧儿·阿弗里(Sybil Avery)结婚，开始了他的第三段婚姻，那时他已经60岁。

威格尔斯沃斯在1653年和1657年的《日记》中写到他年轻的时候害怕性欲、自淫和梦遗会让他下地狱。他还因为生过父亲的气，尤其是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没有感到悲伤而感到愧疚。威格尔斯沃斯的《日记》充斥了这样的表白，这种表白使清教徒获得了过于忧郁的名声：“无以数计的魔鬼包围了我，并且打败了我，这让我十分害怕、羞愧，不敢去见一直以永恒的爱爱着我的上帝。我发现我的心思大都放在威士忌和享受欢乐上，我心里已没有多少上帝的痕迹。”他对他与学生交往的描述却表明了在他的生活中“欢乐”可能是极少的：“今天我与上帝进行了角力，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的学生……但是我看到上帝依旧对我的祈祷置之不理……我特意地为他祷告，上午我听到他和一些不好的伙伴一起玩音乐，虽然我严肃地警告了他，但是昨天我还是纵容了他的灵魂去寻欢作乐。”清教徒在日记里的哀叹有时显得生硬刻板，言不由衷，但是威格尔斯沃斯细致的描述真实地展现了他精神上的痛苦。

《英克里斯·马瑟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Increase Mather，1962)比威格尔斯沃斯的《日记》显得更为冷静，但是它也清楚地表明了，即使是那些最有理由获得救赎的人在皈依之前都经受了几年的自我怀疑，但余生里还要经历阶段性的不确定。被称为“最重要的美国清教徒”的英克里斯是第一代移民牧师理查德·马瑟(Richard Mather)的儿子。1656年，英克里斯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他与约翰·科顿的女儿结婚，并在波士顿的老北教堂(Old North Church)担任牧师，一直干了60年。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出版了上百部作品，包括历史、布道文、宣传册、论文和他父亲的传记。作为从1670年到1700年间最出色的牧师，马瑟与政府高层官员、富有的商人交往颇多。1685年到1701年，他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并且带领哈佛度过了严峻的法律和财政危机。1688年，他被委派到英格兰向詹姆斯二世(James II)请求恢复特许状。1689年，威廉和玛丽成为新君主后，他又和他们商讨新的特许状。虽然那时他已竭尽所能为马萨诸塞人争取了更多的利益，但是有人批评他太过屈从，而且利用政治地位帮助自己的朋友，特别是他推荐了威廉·菲普斯爵士作为州长候选人。后来菲普斯政绩平平，马瑟卷入了混乱的政治争斗中。从1700年至1723年他去世，他的影响力不断下降。

马瑟一生都记日记。1685年，他决定在多本日记的基础上写一本正式的自传。他写自传不是为了出版，而纯粹是为了他的孩子。他想告诉他们他是如何在考验和怀疑中保持信念。这部作品最有意思的一个特点是，它以其特有的方式阐述了上帝与个人的圣约，至少在马瑟看来，是如何转变成一个双方协议，而且上帝具有一定的义务。马瑟年轻的时候曾一度处于低谷，一方面等待着上帝对他心灵的召唤，一方面等待着教堂神职对他的邀请。他写道：“上帝用可怕的想法和呼唤打乱了我的信念……我内心极度得痛苦和恐慌。”于是马瑟从圣经中寻找帮助，大胆地威胁上帝：

那天我祈求上帝，请他允许我向他祷告(我的确是带着眼泪和一颗溶化的心向他祈祷)，如果他不仁慈地回复我，那么在我死后，其他人会看到我写的文章，这是我在上帝面前走过的纪念，那么他们会感到很失望。因为他们会说“这个人祈求身体和灵魂的慰藉，是的，同时也相信它，但是他却得不到慰藉，痛苦地离去。”

就马瑟后来的事业看来，很明显上帝意识到了这些话的威力，并给予了他所需的恩赐。这篇文章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位46岁的牧师竟然选择了这些内容作为年少无礼的例子讲给他的孩子听。

在很大程度上，清教徒的日记和自传都显得模式化，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为了一个大家接受的目的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例如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罪人受恩记》(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1666)阐述了圣徒的生活应遵循获得救赎的指定道路。现存的许多内心表白、日记和自传都相当严格地遵循着这个范例。于是，皈依、质疑和心理成长的经历都被迫服从于叙述模式，遵从早期的语言范本以得到认可。个人的特性不如上帝对待人类的普遍方式来得重要。因为自传都倾向于记录人们的普遍经历，所以上帝在某些人的生活里做出的特别或惊人的举动都显得意思非凡，也使像英克里斯那样的清教徒的自传具有了戏剧性。在17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记慢慢地变得不那么模式化了，例如科顿·马瑟和塞缪尔·休厄尔(Samuel Sewall)的日记就显得更加世俗化，表达了更多的个人情感。

《科顿·马瑟1681—1708年的日记》(The Diary of Cotton Mather for the Years 1681—1708，1911—1912年出版)和《神学博士、皇家协会成员科顿·马瑟1712年日记》(The Diary of Cotton Mather，D. D.，F. R. S.forthe Year 1712，1971年出版)表现出了一种宗教和世俗的复杂糅合。科顿·马瑟(1663—1728)是先驱理查德·马瑟和约翰·科顿的孙子，英克里斯的儿子。他在哈佛接受教育之后到波士顿第二教会担任父亲的助手。他在那个职位上一直接受父亲的领导，直到1723年英克里斯去世(关于科顿·马瑟的生平详见第五章)。马瑟的日记充满了17世纪80年代典型的对肉体欲望和精神弱点的哀叹，虽然对他来说这些欲望和弱点似乎是非常真实的。他讲述了他为了抑制性欲采用禁食的办法让自己虚弱得毫无欲望。他还讲述了说话口吃给自己带来的烦恼，这个缺陷让他的父亲英克里斯十分忧心，而且也影响了他在圣坛上的前程。马瑟还记录了他每天观察到的时尚、政治、财经动向，以及他的一些虚荣心，例如他梦想成为皇家协会的成员，这一点他后来做到了；他还想当哈佛的校长，这个愿望他没有实现。马瑟的日记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他痛苦的个人悲剧，例如他最亲近的兄弟纳撒尼尔(Nathaniel)的去世，他两个妻子以及几个孩子的离世。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描述第三任妻子发疯的篇章，面对妻子的精神失常，他惊慌失措；还有他最喜爱也是最叛逆的儿子，“克里斯”(“Creasy”，英克里斯二世)放荡不羁，后来在海上死去，而他原本希望这个儿子能像他那样担任神职。

马瑟的日记虽然没有经常被选编的《塞缪尔·休厄尔的日记》(Diary of Samuel Seawall)(见第五章)那么有名，但是他的日记更充分地体现了后清教主义的信念和激情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写作风格。经历了多个悲剧后，马瑟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坚守神给他和他的人民在这个世界上指定的角色。他遭受的痛苦越多，他投入到写作和教会工作的精力就越多。每一件事都是一个前兆，每一个困难都可能变成好事，每一次新英格兰似乎快要灭亡的时候就可能预示着基督在准备第二次复活，并将在这个美国的新耶路撒冷统治辉煌的千年。如果马瑟的祖父没有完全使用上帝的语言来看待他们面临的风险，那么，毫无疑问，马瑟把清教试验看做是神圣的使命，而且他发现旧约的表征在许多新英格兰历史中都得到了印证。

从日记、自传到传记的转变是清教文学迈出的一大步，这标志着清教审美意识的形成以及特色文学风格的产生。传记作为一种体裁是一个中间领域，一边是研究个人内心世界的日记，而另一边是审视社会进步的清教历史。表面上，传记的目的与葬礼上的布道差别不大——都是为了展现一个《像基督那样生活》(Imitation Christi)的教徒的一生。正如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A Pilgrim's Progress)所说的，教徒的生活应该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在清教徒的传记里，对一个模范教徒的描述也就是一个关于教区的故事，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在模范生活中被联系在一起。

在那样的框架下，清教传记作家仍能创作出有特色的、细节丰富、十分有吸引力的作品。第一代清教移民的传记有一个独特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特意花了许多笔墨来解释为什么传记主人公要离开英格兰。人们所知道的最早出版的美国清教徒传记是约翰·诺顿(John Norton)的《亚伯[1]虽死了却在说话》(Abel Being Dead Yet Speakth，1658)，讲述的是约翰·科顿的生平。诺顿在解释科顿来美国的原因时把科顿的经历与圣经的一些故事对应起来，这种做法成为后来的传记争相效仿的一个模式，例如“基督刚接收他进入神坛，他就被带到了荒野，面对魔鬼的诱惑接受考验。”旧约的表征预示着上帝“把许多忠实仆人移居到了这片广阔的荒野，(并且)向摩西展示了在这片荒野建立教堂的式样。以西结(Ezekiel)在放逐中发现了议会的形式。约翰在帕特摩斯(Patmos)得到了天示”。通过这些表征，英格兰变成了埃及，大西洋变成了红海，新英格兰成了新耶路撒冷。尽管诺顿在传记中运用了大量的表征论和圣徒传，但是他也引用了科顿的日记、信件，转述了科顿夫人讲述的逸事，向我们展现了一些科顿的个性。

诺顿撰写的科顿传记出版了12年后，英克里斯·马瑟为他的父亲写了传记《受尊敬的上帝之子——理查德·马瑟先生的一生》(The Life and Death of That Reverend Man of God，Mr. Richard Mather，1670)，丰富了清教传记的形式。英克里斯不仅把理查德比作旧约里的元老，而且赞颂他体现了清教徒的理想，恐怕后人都无法赶超他。虽然英克里斯没有署名为传记作者，但是他在传记前面的致谢信上签了名。在致谢词中，英克里斯详细列举了父亲的美德，并且借机会暗示了理查德·马瑟的社区没能仿效他们的牧师的圣洁：“记住他的临别规劝，它留在了你们许多人的家里，如果它留在你们的心里，那就好了!”

英克里斯遵照了诺顿在科顿传记中建立的模式，同时收录了理查德自己写的一篇长文章。在文章里，理查德解释了他离开英格兰的原因。他主要的理由是，作为一个父亲，他需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自己的家庭；作为一名牧师，他需要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引导教徒，但是在英格兰这两点都实现不了。英格兰的腐败威胁了家庭安定和正常的宗教信仰。有意思的甚至有些讽刺的是，理查德非常重视家庭秩序，而英克里斯曾在17世纪60年代对他父亲在教会会员制度上的权威发起了著名的挑战。

这种家庭内部分歧是代沟的一部分，并且由此产生了半路圣约(HalfWay Covenant)——这是他们的反对者给予的轻蔑称谓。1662年波士顿宗教大会上对会员制度进行了修改，目的是为了挽救原教徒的子孙中皈依人数下降的趋势。新的会员制度允许“如果一个在教会出生并接受洗礼的人没有皈依，那么只要他生活清白，学习并承认基督教的教义，自愿服从上帝和教会，他仍可以保留会员身份，而且他的孩子也可以洗礼”。虽然圣餐会只允许全会员资格的人参加，但是那些未皈依的人的子女(大部分是第一代移民的孙辈)可以接受洗礼，而且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也可以参加礼拜。赞成这种改变的人，例如理查德·马瑟，相信第一代移民的儿女和孙辈们最终很有可能皈依，而且启迪他们心灵的最佳环境就是教会内部。而反对者，如英克里斯，则认为这一改变会严重地背离最初的原则。他还认为，未皈依者不管家庭信誉如何都不能与上帝的选民们站在一起祷告。在多切斯特(Dorchester)，理查德自己的教区内会员们十分反对这种改变，尽管理查德大力倡导，在他有生之年都遭到了极力反对。理查德去世后，会员们收回了反对意见。

英克里斯和他的兄弟伊利泽(Eleazar)都反对半路圣约，并且提倡只给享有完全会员资格的人的孩子洗礼，以保持教会的纯洁性。英克里斯在为父亲写传记的时候依然反对父亲的做法。在书中，他利用理查德的临终祷告劝阻新生代不要接受新会员制，而应该在内心中寻求恩赐，体验皈依的过程。英克里斯回忆他父亲的话：“我有一件特别的事要托付给你，就是关心这个国家的新生代，让他们在教会里接受基督的指引；长大后，经历过考验后，他们就可以为他们的孩子洗礼”。在传记中，英克里斯没有表明对会员制的立场，而是运用理查德的生平作为例子来启发读者发现恩赐和拯救，使会员制显得无关紧要。

然而，英克里斯完成传记后很快就意识到他父亲做出的妥协中蕴藏的智慧，于是他改变了立场。因此，写传记这件事对于英克里斯而言似乎起到了几个作用。首先，帮助他和读者们弄清了后辈们与先父们的角色、关系；他由此对那些不能和他一样以精神信念面对上帝的同龄人心生同情；它还减轻了他与父亲意见分歧而带来的内疚感。这部传记的中心主题就是每一代人都应该重现昔日的热情，继承先父们的使命。理查德·马瑟祈求信仰的延续性，与他一样，第一代牧师都号召所有的清教徒后代肩负起神圣的使命。

54年后，科顿·马瑟延续了家庭传统，出版了一本关于英克里斯的传记《父辈》(Parentator，1724)。英克里斯创作的理查德传记出现在17世纪70年代这个重要10年的开始，这本传记成为这种体裁的一个典范，而科顿的作品也表现出在理查德去世50年后世俗化的出现。虽然科顿依照清教圣徒传记的基本条目，但是他在书里(比他父亲的作品长好几倍)记录了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顿所写的英克里斯传记明显地表现了英克里斯这一代人没能经受住理查德和其他先父们预见到的挑战。

在《父辈》一书中，科顿采取了一种自我中心、自我保护的姿态。他父亲是清教在新英格兰影响很大的时候登上了领导地位，就这一点，科顿毫不掩饰他对父亲的羡慕。在科顿看来，《父辈》只是一部小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他的《美国风物志》(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1702)的必要“附录”。在那本书里，他歌颂了先父们以及几位已过世的英克里斯的同辈们的生平(见第五章)。科顿赞颂了英克里斯所作的努力，但是哀叹他没能抵抗住败落的世风。与英克里斯颂扬式地叙述理查德的生平不同，科顿的《父辈》正好相反。由于科顿的不同见解，《父辈》是一部研究英克里斯早期成功和最终失败的作品。

新英格兰清教时期的第一部正式历史书是由威廉·布拉德福从1630年开始创作的，是在被他称为《关于普利茅斯殖民地》(Of Plymouth Plantation)的手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他的这部作品直到1856年才得以出版，书名是《普利茅斯殖民史》(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布拉德福于1590年出生在英格兰奥斯特菲尔德(Austerfield)一个相当富足的自由民家庭。他年幼时双亲早逝，他不得不经常从一个亲戚家搬到另一个亲戚家住。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和长期的疾病使年幼的布拉德福经常私下阅读圣经和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的《圣徒之书》(Book of Martyrs)，这为他后来接受非妥协派牧师理查德·克莱夫顿(Richard Clyfton)的信念做好了准备。后来他加入了克莱夫顿在附近的斯克鲁比(Scrooby)的教会。在其他公理主义者如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和后来的分离主义者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的影响下，布拉德福于1608年与教会一起迁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之后又到了雷登(Leyden)。在那儿，他与多萝西·梅(Dorothy May)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约翰。1620年，多萝西、约翰与威廉·布拉德福一起来到了普利茅斯，但是登陆几天后，在其他乘客还没有上岸前，多萝西就在科德角溺水身亡。因为布拉德福没有在历史中提及此事，所以有人猜测是新英格兰冬天凄冷萧条的海岸令多萝西受到了刺激以至于自寻短见。不久，布拉德福与爱丽丝·卡朋特·索思华斯(Alice Carpenter Southworth)结婚，并且有了三个孩子：威廉(William)、梅西(Mercy)和约瑟夫(Joseph)。

布拉德福开始历史写作的第一年里就完成了最终作品的将近四分之一，内容覆盖了移民前往美国的准备和出发阶段。在后来的15年里，布拉德福似乎一直在坚持记日记。1646年，他以这些日记为素材完成了第二本书，讲述了1630年至1646年间的事情。他的第一本书被抄录进了普利茅斯教会文献，因而留存了下来。而第二本书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就消失了，直至1856年才被发现，并且首次全册出版。从那以后，这部作品不仅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是早期新英格兰的主要文学作品之一。布拉德福朴实的风格、生动的描述、对人性的敏感以及材料的组织都体现了他敏锐的文学感知力。

布拉德福很熟悉古代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塔西佗(Tacitus)，但是对他的清教历史概念影响更大的是中世纪出现的两个史料编纂学(historiography)学派：一个是在奥古斯汀(Augustine)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基础上形成的世界史，另一个是编年史。世界史的历史学家们努力从记录的事件中识别出上帝更宏大的计划，而编年史则更倾向于直接描写细节。在十字军东征的年代，传记往往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以增添人类的戏剧性，使作者可以把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件围绕一个人的生活组织起来。清教历史学家继承了这些现成的模式，并且增加了他们称为“精神化的”或神意的层面——那就是，他们试图在历史事件中发现潜在的神旨，正如牧师们努力要从圣经中找出隐含的真理一样。后来的一些清教历史学家，例如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和科顿·马瑟走得更远。他们直接把时事与新旧约的表征进行比照，发掘相似之处以证明圣经是如何每天都得以印证的。

因为布拉德福不经常把现实生活与圣经进行比照，所以关于他的历史作品的讨论就集中在他是如何有意识地重塑事实、选择细节、润色文字，使作品能巧妙地与其他人阐释出的隐晦的、神意的或象征的模式保持一致。在布拉德福的第一本书里，上帝指引选民们离开罪恶的土地，来到了新世界，并为他们抵挡住了考验和困难直至他们繁荣、壮大起来。第二本书的记事虽然较散乱，但是它描述了第一代教父的离世、罪恶的泛滥以及教会的衰败，因此强化了圣经的模式。毫无疑问，布拉德福意识到了他的记录与古代希伯来人的经历相似。从另一个角度看，整部作品似乎建构在成功与失败的交替之上。这种循环交替减弱了启示录式结尾的效果，因为它暗示了在上帝的帮助下，选民们可以再次向前迈进。

虽然布拉德福是个虔诚的信徒，信任神圣的上帝，相信上帝的庇护，但是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领导者。他连续当选普利茅斯的总督就说明了人们对他的能力的信任。有些学者还从他讲求实际的个性来解读他的历史作品的两个部分。从第一本历史书到第二本之间时隔16年。这两本书在语气和结构上存在的差异也许是因为每本书的创作阶段处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随着1630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出现，普利茅斯殖民地遇到了一个最大的生存挑战。布拉德福意识到成千上万的非分离主义者的到来会吞没、迫害甚至驱逐分离主义者。后来马萨诸塞湾神权政治对罗杰·威廉姆斯和安妮·哈钦逊的观点的不容忍都证明了布拉德福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布拉德福选择这个时候开始记录普利茅斯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受到了温斯罗普殖民地在地理和政治上带来的明显威胁。他特别强调了早期清教徒移民的根本原因、他们的信仰基础以及上帝在他们生存和成功中所起的作用。他强调这些既是对殖民地进行了定义，也是对外部的批评进行了辩护。当时机成熟，布拉德福的殖民地实行了自治后，他又从另一个角度来回顾1630年后的年代。1645年后当他再次拿起笔时，他的文章已不再需要表征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为普利茅斯的方式进行辩护了；相反，此时的作品可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冷静地回顾殖民地所经历过的考验、压力以至分裂。毕竟，在那些年里波士顿遇到了很多麻烦，但是布拉德福对普利茅斯所受考验的客观记录并没有说明上帝给予普利茅斯的恩惠减少了。

约翰·温斯罗普登上阿贝拉号后便开始写日记，那些日记后来成为《新英格兰1630年至1649年历史》一书，并于1825年6月首次以这种形式出版。更早的版本出现于1790年，名字为《1630—1644年马萨诸塞和其他新英格兰殖民地的交易和事件记》(A Journal of the Transactions and Occurrences in the Settlement of Massachusetts and the Other New England Colonies from the Year 1630 to 1644)。与布拉德福不同的是，温斯罗普从未想过要把自己的日记变成一部真正的历史，但是由于多年来他的记录内容不断增多，人物和环境描写更加丰富，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时更加深刻，使得他最终的作品既是一本日记，也是一部编年史。他没有为第一卷命名，但是他把后两卷称为《新英格兰历史续篇》(A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w England)。温斯罗普的编年史与布拉德福的历史著作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布拉德福将自己置身于作品之外，甚至以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而温斯罗普则是作为一个完全主动的角色出现在自己的作品里。事实上，有时候温斯罗普写日记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向自己或后代，尤其是那些反对他的敌人们，证实他的决定和行为是正确的。

虽然温斯罗普的历史作品也是文学作品的观点没有被人们完全接受，但是文学研究者们仍旧被他的作品吸引，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个性本身赋予了作品叙述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该作品对重要事件持有独特的视角。温斯罗普宗教观念根深蒂固，他从新英格兰实验的各个方面都能发觉上帝的存在：“我们一边探索一边观察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能发现上帝为了这个种植园而给予的特殊恩惠。”有几篇文章更能说明这一点。在这些文章里温斯罗普意识到殖民地的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而且对于他和牧师们而言，民众也更难控制了：“人越来越多时，罪恶就会泛滥，特别是不洁之罪，但上帝会把它们暴露出来。”虽然温斯罗普有时也害怕实验注定会失败，但是他从未怀疑过其结果最终将能实现上帝的计划。

面对人口增长与随之出现的道德败坏之间的矛盾，虽然温斯罗普没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在他担任州长期间他的确有很多机会来强化新英格兰联邦神学的定义和应用。温斯罗普的《日记》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1645年7月3日，在他得知他被控越权的罪名不成立之后。为了回应指控，他向联2邦17法庭(the General Court)递交了题为《关于自由的小发言》(“Little Speech on Liberty”)的文章，他后来也把这篇文章收录在《日记》里。温斯罗普带着历来的谦恭和对细节的完全自信，对神权政治中权力结构进行了清楚地阐释。有趣的是，他把婚姻以及妻子对丈夫的服从作为类比来说明公民权力的本质，这使得清教徒们性别关系的观点和政治秩序都更加明了。

困扰这个国家的大问题是关于官员(magistrates)的权力和人民的自由的问题。是你们把我们选到了这个职位上，被你们委任后，我们便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权威。从另一个角度看自由，我发现这个国家对自由的含义有很大的曲解。自由有两个层面，自然层面(我指的是正如我们现在的本性都是邪恶的)和公民或联邦层面。第一层面是人类、野兽和其他生物都享有的自由……可以是从恶的自由也可以是从善的自由。这种自由和权力是不相容的、不一致的……这正是真理与和平的大敌，是上帝所有法则都针对的野兽……另一种自由，我称之为公民的或联邦的自由，也可以称为道德的……这种自由是权力的正确宗旨和目标……这种自由要通过服从权力才得以维持、实现……女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丈夫，然而一旦选定，丈夫就是她的主人。她要服从于他，当然是以自由的方式，而不是强迫；一个真正的好妻子应该把她的服从看做是荣誉和自由，只有服从丈夫的权威，她的处境才是安全、自由的。教会的自由也是如此。她必须服从于她的国王、丈夫——基督的权力……你们和官员们的关系也是如此。

鉴于温斯罗普以上的解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认为安妮·哈钦逊的反抗违背常理。而且，这段文字也展示了清教徒的两性关系是如何受到清教表征学的深远影响，并且从中找到了原型。

布拉德福和温斯罗普的历史作品在17世纪都没有得以出版，而另外三部出版的作品为后来的许多代人提供了新英格兰英国殖民地的唯一的、连贯的历史记录。第一部作品《莫尔特的叙述》(Mourt's Relation，1622)是由一位名叫G.莫尔特(G. Mourt)的人写的。G.莫尔特可能是一位不知名的作家的笔名，也可能是乔治·莫顿(George Morton)这个名字的笔误。乔治·莫顿为这部作品的出版提供了许多帮助，而且他还是后来在普利茅斯登陆的雷登分离主义团体中的一员。另一种看法认为这部作品至少有部分是由爱德华·温斯洛(Edward Winslow)创作的，而且威廉·布拉德福也为这本书做了很大贡献(大约三分之二的内容)，但是作者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一个谜。这部作品采用历史书的形式，实际上是一个鼓励移民的宣传册。1622年，这部作品在伦敦出版，面向的读者就是想了解普利茅斯、想移民的人。与约翰·史密斯的以及弗吉尼亚殖民区鼓励移民的宣传册不一样，《莫尔特的叙述》且毫不掩饰、毫不夸张地直接描述了新英格兰的现实生活。

另一部描述普利茅斯殖民地早期历史并得以出版的作品是纳撒尼尔·莫顿(Nathaniel Morton，1613—1685)的《新英格兰年代记》(New England's Memorial，1669)。莫顿是1623年乘坐安妮号从雷登到达美国的早期殖民者之一。他曾一度住在威廉·布拉德福的家里，担任他的秘书。从1647年起他开始记录有关殖民地的历史直到1685年辞世。他后来成为普利茅斯最为富有的人之一，并起草了很多城市法规。1669年，莫顿出版了他的历史书。在19世纪布拉德福的历史被发现之前，莫顿的历史一直是记录殖民地生活的主要作品。17世纪70年代早期，莫顿写了一部更完整的历史，但是这部作品在1626年被一场大火烧毁。之后他又写了另一个版本，并于1680年出版。莫顿的历史与《莫尔特的叙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记录更完整，而且充满了强烈的教化人们顺从天意的成分。即使在布拉德福的历史作品被发现后，莫顿的作品仍然很有价值，因为它提供了布拉德福作品中缺失的一些细节，例如，它记录了《五月花公约》签署者的名单以及与五月花号一起出发但被迫返航的船的名字——九盖草号(the Speedwell)。

另一部17世纪出版的历史书就是备受争议的《新英格兰历史》(AHistory of New England，1654)。作者爱德华·约翰逊(1598—1672)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教区执事。约翰逊曾成功地在坎特布雷(Canterbury)收购土地，并且在军队里晋升到了上尉。1630年，他来到了新英格兰，也许他乘坐的正是温斯罗普乘坐的阿尔贝拉号。1631年，他获得了以自由人身份出入美国的权利，但是他却选择了返回英格兰。1636年，他带着妻子老苏珊·曼特(the former Susan Munnter)和七个孩子移民到了波士顿，后来在查尔斯镇(Charlestown)附近约翰逊购买的土地上定居。1640年，约翰逊应邀参加了沃本市(Woburn)一个新社区的建立。之后他一生都热心于公共事业，并担任过多种职务，如选拔官和国民自卫队的首领。约翰逊既不是牧师也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是一位很特别的清教作家。

约翰逊的《新英格兰历史》一书现在的印本大约三百页。它是在1702年科顿·马瑟里程碑式的《美国风物志》出版之前，对殖民地前25年历史记录得最为完整、连贯的作品。约翰逊本人想用《天国救世主在新英格兰创造奇迹》作为书名。后来这一名称被用作页头书名而且在文中多次重复，同时也出现在之后修订版本的封面上。有证据表明他从1649年开始创作这部作品，于1651年完成。该书分为三册，每册覆盖七年的历史，分别是1630年至1637年，1637年至1644年和1644年至1651年。整部作品采用统一的风格、笔调和语气。约翰逊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风格，轻快自然的叙述，丰富多彩的个性都表达出了他对清教改革的热忱以及他深邃的宗教信念。但是人们对约翰逊作品的评价毁誉参半。在他那个年代，甚至今天，都有人认为他的作品粗糙、不自然，而且带有不必要的偏见。他的吹嘘和偶尔的夸夸其谈与布拉德福的保守、温斯罗普的细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过去的25年里，研究清教文学的学者们认为约翰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自由地运用了圣经的表征学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他看来，新英格兰就是新耶路撒冷，人民的进步就是神意的实现。很明显，在17世纪50年代后期约翰逊开始书写他的作品时，关于神圣使命的神话和意象早已在清教徒心中扎了根，因此约翰逊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观念。在神圣历史预言作用的指引下，约翰逊使作品具有史诗般的宏伟：清教徒们被想象成由基督委派的强大军队，向非基督教徒宣战，为基督胜利回归世界、回到新英格兰而做准备。约翰逊的文字预示了后来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独立精神，并且成为一个范例，被后来许多美国总统一再引用：“此处希望读者注意，最崇高的上帝对这些新建教会施予了莫大恩惠，这是闻所未闻的……在10年或12年后将会出现神奇的变化，一个国家在一天之内诞生，几个逃亡者建立起了有序的联邦。”

约翰逊的作品除了描绘清教徒对美国前景的憧憬外，还展现了清教徒较为世俗的一些态度，这正是他的“平民”视角所揭示的。他对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的观点十分有趣。虽然他经常对印第安人表现出同情，但是他也重复着清教徒广为流传的观点，而这种观点也可以在温斯罗普的作品中找到，那就是基督为他的子民们铺好了道路，他采取的方式就是运用神力引起天花传播，摧毁了几个部落，削弱了那些幸存下来的潜在战士的力量。同样，他记录皮阔特战争时，带着伤感描写了殖民者对几百名印第安妇女和儿童的残忍杀戮，但是同时他还表现出一种替天行道，履行了上帝旨意的自豪感和正义感。

相应的，《新英格兰历史》记录唯信仰论危机的几篇文章里也反映出一个男性清教徒对于安妮·哈钦逊这样的女性的典型态度。约翰逊作为神职人员和地方法官的绝对支持者，对于任何威胁殖民地秩序和规划的运动或个人都十分关切。他对哈钦逊没有丝毫同情。他对哈钦逊的描述反映出他对所谓的“错误分子”的不耐烦。在他看来，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跨越重洋迁移家庭以实现自己的信仰，结果陷入了冲突：“他们在途中被一群凶残的恶狼拦住，受到惊吓”，而这些狼就像他们想逃离的那群一样。关于哈钦逊本人，约翰逊没有提及她的姓名，他说道：

较弱的性别[2]很受欢迎，以至后来她们选出了一个代表她们职业和性别的教师，而且后来非常受追捧。可恶的是，她们歪曲践踏经文：这个妇女智慧的杰作，吸引了许多信徒……还得到了另一个经常与魔鬼交谈的女巫师的支持……这个女人经常给其他女人喝能让她们怀孕的饮料……但是出生后肯定都是怪物。

这些表现对女人的厌恶并将哈钦逊和她的支持者类型化的文章并不少见。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像约翰逊这样的人也会持有这样的观点。约翰逊描写的人物与言行谨慎的上层人士相比显得更为坦率。他的描写也表现了虔诚的、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普通百姓的观点和态度。约翰逊的作品不仅是对早期新英格兰历史事件的有价值的概述，也是精神化、象征化的历史的最佳范例。约翰逊的《新英格兰历史》是一部清教殖民时期前50年中自我意识最强的政治历史，也是最后一部这样的历史作品。实际上，17世纪70年代，历史传记成为公众争论的话题，那时英克里斯·马瑟和威廉·哈伯德(William Hubbard，大约1621—1704)创作了关于菲利普王战争的两部非常不同的历史作品。

1674年2月，英克里斯·马瑟宣讲了令他成为他这一代最重要的神父的布道之一。在一篇名为《灾难日已来临》(The Day of Trouble is Near)的哀叹史中，马瑟警告他的听众：信徒马上就要为他们的罪恶和堕落付出代价，因为在天亮之前就会有一个大审判。马瑟引用了马修(Mathew)的话来预言：“你们将听到战争，听到有关战争的谣言。”马瑟想到的可能是欧洲的混乱以及这种混乱将会影响到马萨诸塞，但是他的话很快就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预言效果。他哀叹人们把时间都花在赚钱上，而不是在家庭祷告上——“在这个世界上，世界毁灭了许多人”——他还预见会有一朵“血云……在我们的头上，并且血点开始落在我们身上”。就在第二年，1675年，具有毁灭性的菲利普王战争爆发了。在沃帕诺阿部落足智多谋的酋长萨肯·梅塔科米特的率领下，几个印第安部落联合起来，进行了在他们看来是最后机会的反抗，以阻止白人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土地。18个月的战争里，双方都伤亡惨重，英国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也完全中断。因为城镇居民都逃往农村和偏远社区，波士顿和其他海边城镇里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难民。有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社会和经济灾难比宗教态度的转变或英国王室的变动更可能摧毁清教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场战争也产生了即时的也许是长期的影响。英克里斯在《灾难日已来临》中的所有预言，甚至比语言更糟糕的情况都发生了。英克里斯也不断地提到他的预言得到了印证。马萨诸塞的州长约翰·利弗里特(John Leverett)以及议员和军队指挥官都明白印第安人的动机，了解战争在现实、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但是马瑟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要在这种危险时期里争夺清教殖民区的道德和精神领导权。战争一开始，马瑟就开始传道，发表关于战争真正原因的看法。他认为这是英国人众多罪恶造成的，特别是年轻人的罪恶，例如不服从父母和神父、嗜酒、奢侈、放荡、骂人、不遵守安息日规定、奇装异服、发型花哨、布道时睡觉、做礼拜时早退等等。在他看来，抵御印第安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斋戒日，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来约束道德行为，更新教会的圣约。新英格兰的罪恶是“令人激愤的罪恶”，上帝以血云来惩罚他们。

州长和议会成员都不同意马瑟的看法，但是他们认为战争时期在英国人内部加强纪律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们意识到采纳马瑟的建议至少不会危害到战斗力，虽然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只要信徒忏悔了上帝就会消灭印第安人。结果，马瑟在战争期间似乎得到了政治权力和地位，以及以后10年他所依靠的影响力。但是，事实上，利弗里特和官员们对马瑟的地位并不认同。

当战争显得对英国殖民者不利时，利弗里特这一代人——比马瑟大20岁的这一代，厌烦了马瑟无休止的谴责——他们应为损失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对行为进行严格的法律约束。因此，1676年5月，要为选举日布道选出一位牧师时，议员们和法官们推选了威廉·哈伯德。哈伯德比马瑟大20岁，以理智著称，是马瑟公认的对手。哈伯德是一位传统的牧师，就历史是上帝决定的这一点他与马瑟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是他同时也认同实用主义者的看法，认为自然以及其他因素也是历史事件的组成部分。哈伯德是一个很理智的清教徒，他对马瑟的劝诫和不容忍表示怀疑。选举日那天哈伯德做了一场布道，对时下的危机进行了冷静的审视。他认为应该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他还坚信不管存在怎样的精神问题，这些问题都无须“公民的或牧师的责备”就能根除。哈伯德认为上帝与子民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层面上而不是社区层面。由此他就把团体和领导者对战争的责任推卸掉了。在哈伯德看来，公共事务例如战争，并不一定是上帝干预的直接结果，因此他谈论战争时，更多的是从世俗角度而不是神学角度来看待。哈伯德的题目为《民族的幸福在于统治者的智慧》(The Happiness of a People in the Wisdom of their Rulers)的布道文中憧憬了即将来临的和平，而且如果民众安静地听从领导者，和平会比哀叹和斋戒日的方式来得更快。当议会出资出版这篇布道文时，哈伯德将它献给了利弗里特州长。

面对这样的挑战，英克里斯·马瑟以一篇名为《对新英格兰居民的诚挚劝诫》(An Earnest Exhortation to the Inhabitants of New England)的文章作为回应。马瑟认为人们应该从圣经里，从“老以色列”的经验中寻找当前战争的原因。在文中，马瑟还引用了殖民地宪章的原文。宪章中把让印第安人皈依而不是土地的占领作为约定的使命。借此，他揭示了公众道德中最敏感的领域之一：清教社会并没有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教化印第安人。最后，为了向人们指出当今的领导方式与先父们的目标已相去甚远，马瑟还收录了最早的马萨诸塞州印章的木版画，印章画面表现了一个印第安人请求他的白人兄弟远渡重洋“来帮助我们”。

此时，到了1676年夏天，特别是梅塔科米特在8月份被杀以后，战局已经很明显，英国殖民者就要赢得这场战争了。英国人对梅塔科米特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他们肢解了他的尸体，把他的头颅悬挂在普利茅斯的长枪上，把他的手挂在了波士顿。这种展示权力和侵略的恐怖做法后来成为美国西部种族冲突中表示胜利和优越感的样板。后来的英美文学作品，如阿弗拉·本(Aphra Behn)的《欧努诺克》(Oroonoko，1688)，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本尼托·塞瑞诺》(Benito Cereno，1856)，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 E. B.Dubois)的《自传》(Autobiography，1968)中都描写了类似的可怕的场面/行为。在梅塔科米特死后的几个星期里，马瑟匆忙地完成了他的《新英格兰印第安战争简史》(ABrief History of the War with The Indians in New England)，这是一种精神化的历史，运用了表征学把马瑟自己的诠释加入了战争事实。那年秋天马瑟的历史书在波士顿和伦敦面世，但是他还没有听到哈伯德就这一话题的最后言论。

1676年至1677年冬天，哈伯德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作品《关于印第安人引起的新英格兰战争的叙述》(ARelation of the Troubles which Have Happened in New England，By Reason of the Indians There，1677)。哈伯德的观点与马瑟的观点并无太大的差别——对他而言，战争也是源自上帝对清教徒的不满。但是，哈伯德对许多具体事件的处理就与马瑟大相径庭。哈伯德曾说过，“时间和机会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延长了我们的苦难。”这句话指出了自然因果的科学理念，这一点与马瑟的精神化解释完全不同。哈伯德倾向于运用理智寻找客观角度来审视历史事件，这种倾向孕育了一种新的历史学方法论，并且体现在后来的作品中，例如托马斯·普林斯(Thomas Prince)的《新英格兰编年史》(A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 in the Form of Annals，1736)。

议会非常满意哈伯德对战争的合理诠释，因此他们委派他编写《新英格兰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哈伯德于1680年完成了这部作品，但是直到19世纪早期这部作品才得以出版。历史学家们不清楚哈伯德的历史书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出版；大部分学者猜测是马瑟直接或间接阻挠了这本书的出版。战争结束后，马瑟忙于批评年青一代的宗教变节，预测未来的灾难。到了17世纪80年代早期，他当上了印刷许可委员会的成员，成功地掌控了波士顿的出版业。17世纪80年代，马萨诸塞的政治自治受到了英格兰的抨击，马瑟审查了那些他认为有损殖民地利益的作品。他认为人们把事件的发生看成是由自然因素造成而不是上帝的安排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现代观念会危害清教徒的事业。必须镇压世俗观念和关于自然起因的科学理念，因为如果上帝的安排都遭到了质疑的话，那么清教徒的土地所有权也就危险了。虽然哈伯德的手稿被毁，而且有些章节在18世纪遗失，但是它成为后来几位历史学家，包括科顿·马瑟，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哈伯德的作品最终于1875年出版。但是，关于哈伯德的作品可能被扣留的说法表明，到了18世纪的后50年，历史写作已经成为高度政治化的一种活动，而且过去的故事——有人称之为精神化历史而其他人开始称其为小说——与精确的文字记录之间的斗争是充满争议的。

在这50年间，清教历史和传记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起初是布拉德福和温斯罗普在私人日记中的试探性的备忘录，后来发展到爱德华·约翰逊那样精心运用表征学的精神化的叙述，后来又成为学术和哲学争论的焦点，就了解过去和现在的过程、记录和报道事件的合理方法以及揭示或掩盖对经历的不同诠释的权力进行讨论。对于像马瑟父子那样的清教徒而言，人类的思维和记忆都有缺陷，人类再现历史时必然会削弱其真实性，因而让历史有了不确定性。人类的这种缺陷就要求有灵感的历史学家叙述历史事件时应该像解读圣经那样，在精神上最大限度地推动上帝的选民向世俗的以及上帝的感召前进。

[1]亚伯(Abel)：亚当与夏娃的第二个儿子，在圣经故事中被兄弟该隐(Cain)杀害。——译注

[40]指安妮·哈钦逊。——译注

第四章 诗歌

因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根本不相信感觉和想象，而且对各种艺术形式抱有怀疑的态度，所以大多数文学研究者要么忽视他们的诗歌，要么把它们当做珍品。安妮·布拉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的拥护者一直把她塑造成文化叛逆者的形象：尽管她作为女人和清教徒要面对来自宗教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但她依然进行诗歌创作。同样，当爱德华·泰勒的诗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被发现和出版时，许多文学史学家认为他这种自我的艺术气质违背了清教的教条，他的诗歌创造力表明他在秉性上更像是天主教或英国国教信徒而不是清教徒。人们对于他作品的长期失踪有着这样的猜测：他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艺术才能，所以要求子孙把他的诗歌隐藏起来。这种观点还认为，清教艺术的发展不仅受到了神权的压制，而且新英格兰艰苦的生活环境也使得清教徒们没有时间去享受艺术。布拉兹特里特的创作成就归功于她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享有充足的闲暇时间，而泰勒的作品则归功于他在马萨诸塞边远教区的安静生活。

当然，把“清教诗歌”一词看做是矛盾修辞法也有许多站得住脚的理由。在英格兰，从16世纪后期开始，清教的神学家和牧师们就警告民众不可相信感官，沉于想象是危险的，而运用修辞的、意象的或象征的语言就相当于偶像崇拜。他们认为上帝已经把人类需要了解的所有真理都写到圣经里了，因此直接对上帝的话语进行讨论才是唯一真正合理和谦恭的方式。天主教徒和英国国教教徒喜欢摆置神像，要求牧师有好口才，能用音乐和华丽的圣服来取悦教徒。对清教徒而言，这些都进一步说明艺术会导致偶像崇拜。清教徒反对偶像崇拜，英国内战时他们摧毁了宗教雕塑，关闭了剧院。他们自己的教堂十分朴素，官方的言论和场合也排斥华丽的辞藻和服装，这些都强有力地说明了清教艺术和诗歌是几乎不可能存活的。清教的教义通常禁止使用修辞性的语言，除非用在宗教指示语中。鉴于以上这些阻碍诗歌艺术发展的明显障碍，大多数研究清教徒的学者都认为实际情况应该与理论上推测的一致。

的确，清教领袖和神职人员把他们对文学艺术的谴责表现得十分明显。1640年，一组美国清教神职人员推出了他们翻译的赞美诗《赞美诗全集：英律诗忠实译本》(The Whole Book of Psalms Faithfu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Meter)(更常见的名字是《海湾赞美诗集》[The Bay Psalm Book])。他们想以此取代英国国教使用的由托马斯·斯特恩霍尔德(Thomas Sternhold)和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翻译的版本。在他们看来，那个版本过分诗歌化。约翰·科顿为新译文写了序言，这个序言经常被后人引用以说明清教徒对语言雕琢的强烈反感：

不要让任何人认为，我们会为了韵律而在诗歌上随意地背离希伯来诗句中大卫话语的真实而正确的含义；我们的宗教考虑和虔诚也要求我们尽量贴近原文……因此，如果诗句不能总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通顺和优雅，让他们想想上帝的圣坛是不需要我们去润饰的。

科顿这段话说明了清教徒的语言刻板、朴素的特点，也似乎使进一步讨论清教艺术变得不可能。

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学者们不断发现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清教诗歌。许多诗歌运用、引用了非常明显的修辞语言和典故。被引用的典故不仅有圣经的，也有来自经典著作的，如奥维德(Ovid)[1]、西塞罗、弗尔吉尔(Virgil)、贺瑞斯以及李维(Livy)[2]。大量的诗歌还提及了当代诗人的作品，如斯宾塞、西德尼、莎士比亚、赫伯特(Herbert)、沃恩(Vaughan)[3]和夸尔斯(Quarles)。清教的理论与诗歌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例如，有人发现17世纪40年代的时候，哈佛的两个牧师的儿子西伯恩·科顿(Seaborn Cotton)和埃尔内森·乔恩西(Elnathan Chauncy)在他们的普通本子里抄录了各种爱情诗。有约翰·克里夫兰(John Cleverland)的情诗，也有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的《摘取你的玫瑰花》(“Gather ye rosebuds”)和弗兰西斯·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的《赛琪[4]：或爱之谜》(“Psyche：or Lovers'Mysteries”)。现有档案中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清教诗歌，包括正式的挽歌、抒情诗、圣歌、民谣、对话、风趣的换音词、离合诗和警句。诗歌的作者有船长、家庭妇女、军人、法官以及神职人员。爱德华·泰勒作品的文学深度不断得到认同，这使得一些学者们开始质疑狭隘的教义、明确的美学理论与清教徒诗歌化的话语本身之间的关系。

有一种研究方法试图从历史中了解清教徒本身作为人的艺术倾向和想象力。那些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人毕竟曾是丰富的文学传统的继承人。他们中许多人还喜欢优美的语言和流畅的表达，尽管他们在宗教上会感到良心不安。最终，牧师们放宽了教条，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内心产生了新的复杂情感，他们允许艺术作品在量和质上的增强。到了17世纪50年代，出现了明显的大转变，那就是作者可以更自由地运用感官意象，甚至有意识地追求生动和流畅。这一变化的显著标志就是1651年哈佛校长亨利·邓斯特(Henry Duster)和理查德·里昂(Richard Lyon)对《海湾赞美诗集》(The Bay Psalm Book)的译文进行了修订，并声称他们特别注意了“诗句的美丽”。科顿·马瑟后来谈起这个版本时说，“人们认为诗句中应该再多一点艺术性。”

这种追求语言艺术的运动得益于著名的英国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691)极受欢迎的《圣徒永远的安息》(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1650)得到了官方最强力的支持。巴克斯特作为英国内战期间清教徒军队的随军牧师，一个受人尊敬的反罗马天主教徒，人们相信他能恰当地处理一些敏感的事情，例如冥想与皈依、拯救的关系，以及在冥想或诗歌创作过程中运用感觉、想象力和语言的问题。巴克斯特作品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圣徒精神之旅的各个阶段，但是这部作品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巴克斯特支持感官为想象力服务，这部作品使文学创作合法化。

关于冥想过程的学术争论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且早在巴克斯特的作品之前就有关于冥想在宗教体验中的作用的作品。实际上，1632年在美国托马斯·胡克(1586—1647)在他的《灵魂为基督的准备》(The Soul's Preparation for Christ)中对冥想过程进行了阐释，并且表明了运用感觉、想象力和对精神真理的喜好更能激发人们的兴趣，更易于理解。甚至连最害怕在圣徒和神之间建立感官意象会产生偶像崇拜的约翰·科顿也说，一个人“可以在他的冥想中合法地利用那些便于将精神事物再现的各种生物或事物”。然而，科顿这样的认可暗示越虔诚的信徒就越不需要利用“各种生物”。

在新英格兰清教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巴克斯特作为一个诗人支持使用隐喻，把它作为一种正面的做法，甚至一种精神义务，这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巴克斯特认为上帝给予了人类修辞语言就是要增加人们领悟真理的能力。他强调圣经里使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并且认为“这些与其他大多数描绘我们的荣耀的语言一样说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虽然他们不完全恰当，而且都运用了修辞，但是毫无疑问，如果这样的表达都不是最好的，不是我们需要的，那么圣灵也不会如此频繁地使用它们”。巴克斯特主张，圣徒们不仅可以在沉思中使用这样的隐喻，人们也可以运用这一神赋的方法，享受感官世界的快乐，这本身也是一个隐喻——修辞是上帝神旨的媒介。虽然巴克斯特仍旧提醒沉思的圣徒或诗人们必须明确意象或修辞只是一个接近神明的渠道，而不应成为尘世的阴影遮盖了上帝的光芒，但是他鼓励更多的修辞创新，甚至文字游戏。因此，严肃的行为就成了一件飘忽不定的事情。语言成为一种媒介物，而不再是一种天启式的真理。

另外一种发展起来的清教思想主张更自由地使用圣经表征学，这种思想成为清教诗学的依据。牧师们按照惯例解释旧约中的表征在新约的本体中得到印证。在殖民早期的几十年里，一些牧师，如罗杰·威廉姆斯，曾警告人们不要扩大这种解释学(Hermeneutic)方法的使用范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教牧师、作家们的创造激情和把新英格兰当做新耶路撒冷的理念使得表征学运用得更自由，并且使这种系统得以拓展，有了更精细的结构，把圣经符号与历史事件、道德法则甚至是知名人物都联系了起来。当今对清教诗歌的研究重新整理了清教诗学的概念。清教读者认识到清教诗人可能在有意识地追求艺术性，而读者们也不大愿意拒绝这些新发现的产物，反而更进一步认可了美学的进步。

清教美学理论与诗歌实践的矛盾和不一致在罗杰·威廉姆斯身上体现出来。正如前面谈到的，他坚持以最保守的方式运用表征，而且他认为把圣经表征用于描绘新英格兰的时事是一种错误，就这一点他十分固执。但是，在他的诗歌以及很多重要方面上，威廉姆斯与传统背道而驰。在《美洲语言入门》一书中，他描写了他认识和教过的印第安人的性格，他还经常用尖刻的词语来批评英国人，特别是他们对印第安人的迫害。在书中每一章的末尾，威廉姆斯都以一首诗为散文体评论作简短的总结。这些诗通常有十二行，分为三节。威廉姆斯在这些诗里创造了有震撼力的意象，这些意象紧扣宗教和道德戒律，通常带有家庭气氛，很生活化。他的语言平实、直接，虽然韵脚不整，抑扬步格也很粗糙，但是意象运用的非常好。

在一些诗里，主人公直接对他的英国读者们说：

骄傲的英国人莫要吹嘘自己的出身和血统。

你们的兄弟印第安人生来就同样优秀。

上帝用同样的血液造出了他、你和所有人，

同样的智慧和美丽、同样的强壮和个性。

虽然威廉姆斯认为印第安人可以被教化，可以接受救赎，但是他感到英国人拥有优势，因为他们的教育和文化传统教会了他们如何做好迎接恩惠的心灵准备。他在诗里劝诫英国人，既然得到了如此恩宠，就应该特别珍惜“你的第二次生命，否则你将看到/天堂之门为印第安人大开，却向你关闭”。在其他诗里，威廉姆斯运用了印第安人外表的一些特征和风俗来与英国人形成鲜明对比，他有时候也对英国人进行批评，如：

真实是一个自然天成的美人，

而谎言就像印第安人的油彩；

掩饰了内心，美莫过于灰汁，

真实是上帝圣徒的真正的美。

这首诗中，真实(truth)和“自然”[5]一同出现。印第安人单纯无邪地用油彩来装扮自己，而英国伪君子们虽然没有涂抹油彩，但是他们内心虚伪，比印第安人的油彩更能伪装自己。下个诗节说到，印第安人的头发和油彩在英国人眼里可能显得很“肮脏”，但是，英国伪君子们虽然面庞干净，头发整齐，但是内心邪恶。当基督“在以色列见到这样的面孔”时，他会认为英国人“更肮脏”。在这儿，用圣经里的以色列来指代新英格兰的做法似乎违背了威廉姆斯在表征学上的立场，但是很明显他认为在诗歌里可以更自由地运用象征。在最后一个诗节，印第安人显得混乱无序，但仍旧真实、无邪。与之相反，诗人用火、风暴、眼泪等意象来描绘了那些没有在裁判日前悔过的英国罪人们将要面临的命运：

油彩经不起圣灵真理的火焰的冲击，

美丽的谎言也抵挡不了这样的风暴；

啊，若我们能及时地阻止他，

悔恨的泪水将洗刷所有一切。

在好几首这样的诗里，威廉姆斯都暗示了印第安人虽然没有得到拯救的恩赐，但是在道德上，他们比许多英国人都高尚。在一首诗里，他把印第安人崇尚安静的文化与英国人空虚喧闹的消遣方式进行了对比，指出英国人在无休止地打破平静，而平静正是印第安人领土的特点：“我们土地上那样的喧闹嘈杂/还要在异教徒的土地上延续？”早期曾有一位英国移民赞叹荒野能带来舒适无忧的生活，威廉姆斯就此评论道：“我发现吵闹少了，安静多了/在未开垦的美国。”这首诗以强制的宗制观点结束了两种文化的比较，即关于恩赐，不管印第安人还是英国人都必须在精神上等待“上帝的召唤”。在另一首诗里，威廉姆斯把印第安人的更为完美的道德伦理和法律与英国人进行了对比。诗人说道，印第安人对诸如通奸、谋杀、偷窃等罪行惩罚严厉，而英国人的处罚却很轻。当印第安人知道了英国人的“宽宏大量”时，他们表示出震惊和蔑视：

我们不穿衣，许多神要穿，

我们的罪恶却较少；

你们是野人，疯狂异教徒，

你们的土地是荒原。

因为威廉姆斯一直坚持美国印第安人应与白人一样，精神上是平等的，所以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把印第安人比喻成了“他者”，尽管他塑造的印第安人的形象是正面的，但是这个比喻强化了种族界线，加深了英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敌意。威廉姆斯可能是英国移民中第一个把印第安人形象理想化的作家。这种做法后来成为一种持久的传统，目的就是敦促白人学习更为人道的规范。

像威廉姆斯、爱德华·泰勒和约翰·科顿这样的作家都坚守诗歌说教的清教原则，但是有的清教徒却用世俗的语句来记录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威廉·伍德(William Wood，1606—1637年后)在他的宣传作品《新英格兰的前景》(New England's Prospect，1634)中描写了新英格兰的自然环境，劝说英国人到美国创办贸易公司或开发公司。关于伍德其人，人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约翰·恩迪科特队伍中的一员，1631年在沙仑定居。伍德在散文体的叙述中加入了许多描写新环境的诗句。

另一名清教作家约翰·乔斯林恩(John Josselyn，1610—1692年后)创作了关于美国的世俗散文和诗歌。1637年，乔斯林恩来到马萨诸塞，但只做了短暂的停留。在那里，他见到了约翰·温斯罗普和约翰·科顿。1663年，他再次来到美国，直到1671年才离去。在他第二次较长的旅美生活里，他对新英格兰模式的幻想破灭了，并且在《到新英格兰的两次旅行》(An Account of Two Voyages to New England，1674)中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更早期的书《新英格兰的珍宝》(New England's Rarities Discovered，1622)描绘的却是美国美丽的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而且文中充满了新奇和些许夸张。他的观察里夹杂了一些诗句，有描写海上风景的，新英格兰春天的，还有一首不寻常的诗，描写的是一位印第安妇女。

“以前诗里写的是年轻貌美的吉卜赛女郎，现在描绘一下印第安女人也未尝不可。”这首诗引发了白人内部的争论，争论的话题是肤色漂亮或较深的女人是否更美丽。这首诗涉及了性别和种族的复杂关系，它们在后来大量的美国文本中相互交织，还探索了异族人的性爱能力。虽然诗人在诗中把这个女人描写成“黑色的”，但是在诗的末尾，他却用了“红色”一词，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种族模糊性。这一词语的改变可能说明了乔斯林恩把所有的有色人种都看成了统一的“他者”。

这首诗的组织形式借鉴了彼特拉克体[6](Petrarchan model)。这首诗依次从不同感官描绘一个女人的魅力：

白的黑的谁最好，

亲自感觉便分晓。

轻轻触摸便可知，

柔软光滑黑最好。

“柔软”、“光滑”这两个词暗示了说话者与这位女子有过肉体接触。在诗歌前几行里，他把视觉和触觉结合在一起。接着，他继续描写听觉感受以及这位女子的思想深度，这是诗人从她的谈话中感受到的：

轮到耳朵来听听，

黑肤之人说的啥？

她的聪明和睿智，

让我迷恋与向往。

因为要谈味觉可能有伤风化，所以乔西林在诗中用一个双关来逃避并强调了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味道能美过可爱的棕色衣衫。”这个意象让人联想到裸体印第安女人的形象，她的“衣衫”可能就是棕色的皮肤。诗人意识到关于肤色和美丽的讨论是无休止的——“不管人们说什么//来赞美白色红色”——他表达了自己对深色人种妇女的喜爱：

阿谀奉承者会说，

黑色就像天未晓。

完美在此尽显现，

不怕风吹与烈日。

虽然这首诗可能是一个英国作家试图挑战长期以来人们对印第安人、非洲人以及“吉卜赛人”的种族或民族偏见的较早证明，但是最近的发现表明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在17世纪的英国诗歌里有一种滑稽的诗歌形式十分流行，那是对彼特拉克爱情十四行诗的仿效和嘲讽，例如约翰·科洛普(John Collop)的《埃塞俄比亚美人M. S.》(“On an Ethiopian beauty，M. S.”)和《黒眸皓齿的黒妇人》(“of the black lady with grey eyes and white teeth”)。在诗中，诗人构造了一个他认为荒谬的场景——白人男子向黑人女子表达爱意，以此来嘲笑人们对标准爱情诗歌的过分赞扬。虽然已有大量的证据说明在美国早期历史中，印第安人、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出现过肉体接触或浪漫爱情或性爱关系，但我们对乔斯林恩在种族和性别上的个人观点知之甚少，所以关于作者做这首诗的意图还不能妄下断言。

当大量的清教徒的诗歌重见天日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居然有那么多的诗歌是谈论爱情和欲望的。这一点与清教徒一贯含蓄克制的形象形成了反差。最多产的爱情诗诗人是约翰·沙芬(John Saffin，1626—1710)。他是一个出色的律师、法官和波士顿教会成员。1665年，他开始在摘句簿[7]上记录，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前两年。这部摘句簿1928年得以出版，书名叫《约翰·沙芬，他的书》(John Saffin，His Book)。这部作品囊括了科学笔记、哲学思考、读书心得和诗歌，诗歌又包括了讽刺诗、挽诗、人物素描、应景诗和爱情诗。沙芬还记录了他对于优秀诗歌应具备的条件的看法，他的观点跟大多数清教神职人员大为不同。他认为：“要想写出好的诗歌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诗应是优雅的、有侧重点的、富含隐喻且是叙述性的；它应该语言流畅、节奏和谐、悦耳。”此处没有提及修辞性语言的危害或是引用宗教格言的必要性。沙芬的《荡起小舟》(“Sayle Gentle Pinnace”)一诗是在他追求玛莎·威利特(Martha Willet)时写的，被称为17世纪美国最著名的诗歌之一。沙芬最喜欢的一种诗歌类型是离合诗(藏头诗)，即每一行的首字母连在一起能拼出诗中主人公的名字。诗人还必须尽可能使用由主人公名字造成的词语。沙芬的一首诗被称为美国第一情诗，诗名是《献给赫尔老夫人的奇书：他的情书》(“On Presenting a Rare Book to Madame Hull Senior：His Vallintine”)。

沙芬跟女性交往很成功，却经常与男同事争吵。在沙芬的黑奴亚当已经获得自由的情况下，他提出并申辩要将亚当再次沦为奴隶。以《日记》和早期反奴隶制宣传册《出卖约瑟夫》(The Selling of Joseph，1700)闻名的波士顿法官塞缪尔·休厄尔对沙芬的做法十分气愤，他因此写了一首讽刺诗。休厄尔认为奴隶制是“死罪中最残暴的”，他在《致约翰·沙芬》(“To John Saffin”)一诗中写道：

老家伙，涂脂粉戴假发装腔作势，

厚颜无耻地把公正的法庭欺骗。

虽毫无道理，律师却全力以赴，

可怜的亚当再次沦为奴隶。

至于休厄尔是否把这首诗给沙芬看过还是一直私藏在自己的日记中就不得而知了。

清教徒来到新英格兰，面对的是开荒和艰苦的生活，他们经常创作的是挽歌。这些挽歌大都十分模式化，优劣差别很大，一般都是为家人所作，且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流传，只有少数为知名人物而作的挽歌像广告那样流行。挽歌通常注重死者一生的成就和事迹，强调死者性格和行为中神赐的迹象。许多挽歌还强调个人与特定社区的联系，在诗中总是先要表达对集体损失的遗憾，然后进行安慰，并保证死者与上帝及其他选民们和睦相处。在殖民早期，留存下来的挽歌都是由男性为男性所写，但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歌颂女性生平的挽歌，到18世纪这种现象就更加常见了。

最受称赞的清教挽歌是由牧师尤里安·欧克斯(Urian Oakes，1631—1681)为谢泼德一世的儿子牧师小托马斯·谢泼德(Thomas Shepard Jr.)而作。欧克斯在哈佛接受过教育，之后去了英格兰。他在那儿住了17年，从事教师和牧师的工作，1671年回到了新英格兰。他从1675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直到辞世。他为谢泼德作的挽歌由五十二个诗节组成，每一节有六行，是那个时期最长的挽歌。诗歌的头几句就表明了牧师们对诗歌艺术的态度从17世纪30年代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欧克斯在前七个诗节中感叹自己的“技巧和想象力”不够，不足以完全表达对谢泼德的赞颂。一开篇，他就感叹：“啊!如果我现在是个真正的诗人，”之后他用别的方式再次强调了这一个愿望：

那么我祈求(如果祈求能够让我拥有)

诗歌激情中那最为轻快的一抹，

……

愿我的笔触能巧妙地提炼出

闪光的智慧里最纯粹的精华，

用罕有的机智，精湛的技巧，

哀悼的笔调；使它无与伦比：

……

愿我能张开想象的翅膀，直上

云霄；若我能操控智慧和灵感，

那么再低贱、卑微、简单的东西

也能为伟大的圣徒唱出赞歌。

啊!当心脏要迸裂时，智慧也无能为力，

巨大的悲痛压住了我的舌头，(使我)不能言语。

欧克斯歌颂了谢泼德的品质和他卓越的牧师生涯，此外他还将谢泼德的死亡解释成上帝对新英格兰愤怒的征兆：“上帝!难道您与新英格兰的条约要终止了？您的心里已起战争？”在诗的结尾部分，欧克斯明确表示谢泼德的死应归罪于民众：“是我们的罪恶害死了谢泼德/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自作自受。”清教挽歌，特别是神职人员所作的挽歌经常变成了说教，如：“新英格兰知道它在(为谁)心痛/新英格兰将与他一起倒下!”虽然欧克斯的诗歌遵循了这些模式，但是诗歌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欧克斯与谢泼德之间很深的友情。这种个人的因素使得这首挽歌超越了常规和说教，正如悲切的最后一节所展示的：

我最亲爱、知心、体己的朋友走了!

走了!我亲密的伙伴、我心灵的慰藉!

独自一人，我站在混乱的人群里，

几乎想向世界上的一切道别：

祝福我的磐石!上帝仍在：让他去吧，

他就是一切，是我一切的一切。

17世纪马萨诸塞最多产的挽歌作者是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Thompson，1642—1714)。他的位于罗克斯伯里(Roxbury)的墓志铭写着：“新英格兰著名诗人。”汤普森是一个牧师的儿子，毕业于哈佛，以教书为生。他出生于美国，是第一个出版关于美国的诗集的美国本土清教徒。他最著名的诗《新英格兰的危机》(“New England's Crisis”)创作于1676年菲利普王战争期间。与欧克斯的挽歌一样，这首诗歌哀叹史认为没落退步是战争的起因，而战争本身是上帝对人类的责罚。诗歌一开始就回忆起殖民地早期的日子：“金色时光(因为太幸运而留不住)，”“很快被人们对金子的热爱吹走。”因为人们只对进口的巧克力和法国红酒感兴趣，所以上帝惩罚他们，“以致基督世界的镜子/烧成堆的灰”。写这首诗的时候，汤普森还不知道战争的结果，他断言上帝或者会摧毁清教试验，或者会用战争让殖民者变得谦恭和纯洁，为新的开始做好准备。

幽默在清教诗歌里十分罕见，而汤普森曾创作出一首短的讽刺史诗《妇女建造的波士顿防御工事》(“On a Fortification at Boston Begun by Women”，1676)。该诗以嘲讽兼赞美的口吻描述了波士顿妇女在城市四周设立路障，抵御印第安人的攻击直至男人们巡逻归来的故事：

一群了不起的亚马孙族女战士[8]

一心想让自己的名字熠熠生辉，

于是用泥草给波士顿做了个领子，

从这边到那边把城市团团围住，

她们灵巧的双手像圣诞花舞动，

她们的面团也渐渐地高高耸起。

虽然他运用了家务活的意象，定义了妇女们“正当”的生活空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作为一个应景的公众诗人，承认了妇女们的贡献，并且觉得她们应得到一种正式的、虽有些不乐意的纪念。

学者们大都认为17世纪新英格兰最多产、最重要的三位诗人是安妮·布拉兹特里特、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斯和爱德华·泰勒。安妮·布拉兹特里特(大约1612—1672年)的诗歌《美国新崛起的第十位缪斯女神》(The Tenth Muse，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于1650年在伦敦出版。这部诗集是第一部由美国居民创作的完整诗集。布拉兹特里特出生在英国的北安普顿，她在家里接受教育，教师就是她的父亲托马斯·达德利(Thomas Dudley)。达德利是林肯伯爵(the Earl of Lincoln)的管家。在伯爵的图书室里，达德利父女俩阅读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她最喜欢的作品是由乔舒亚·西尔威斯特(Joshua Sylvester)于1605年翻译的法国诗人吉罗姆·巴尔塔斯(Guillaume du Bartas)的《神圣的星期和工作》(Divine Weekes and Workes)。达德利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但并不认为宗教信念与欣赏好的文学作品之间有什么冲突。他是男性清教徒中少有的提倡对年轻女性进行哲学和文学教育的人。大约在1628年，安妮·达德利嫁给了她父亲的助手西蒙·布莱兹特里特(Simon Bradstreet)，之后两家人计划移民到美国。

1630年，布拉兹特里特一家和达德利一家与约翰·温斯罗普同乘阿贝拉号前往美国。他们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航程，在他们到新英格兰后头几年的生活里艰苦一直陪伴着他们。安妮对马萨诸塞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移民中疾病和死亡的高发率感到震惊。她在日记中吐露，她怀念英国舒适的生活，她的“心开始”抗拒美国的“新世界和新方式”。布拉兹特里特一直是个虔诚、顺从的基督教徒，但是她经常质疑，并私下反对清教的一些教义以及新英格兰强大的男权。她曾思考：“为什么天主教就不对呢？他们也有同一个上帝，同一个基督和同样的圣经——只是他们这样解释，我们那样解释。”这样的怀疑使她的诗充满了有生气的张力，令传统的表达方式感到不安。

造成布拉兹特里特有挫折感的原因之一，也是了解其诗歌细微之处的背景之一就是妇女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和英国的社会地位。从中世纪开始，教会和国家就通过法律和习俗在制度上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特别是清教徒的反抗，也是以男性为中心，例如他们反对天主教强调圣母玛丽的重要性。大部分清教神学都强调，在家庭内部丈夫或父亲是上帝的代表，他的话是绝对的，是不容置疑和讨论的。美国的法律宣布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丈夫在家庭和仆人的事情上有绝对的权威。如果清教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变化使马萨诸塞的妇女们有机会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那么这种机会被17世纪30年代的反律法事件击碎，因为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安妮·布拉兹特里特成为一种典型，象征了危险的女性智慧和语言威力。例如，1645年约翰·温斯罗普在日记中写到安妮·耶尔·霍普金斯(Anne Yale Hopkins)时肯定联想到了哈钦逊的罪行：

1645年4月13日。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总督霍普金斯先生，带着夫人(一位年轻漂亮、有特殊才华的女士)来到了波士顿。令人悲哀的是，她身患一种疾病，失去了理智和思考能力，而且由于她完全沉迷于读书、写作(她已经写了很多书)，多年来她的病越来越严重。她的丈夫非常爱护、体贴她，不愿让她伤心；但是等他发现自己的错误时已经太晚了。要是她能操持家务，做女人分内的事，而不是走出她的职责范围，参与到男人的事情中来……那么她还不至于失去理智……在上帝给她安排的角色里。

妇女应该扮演固定的角色，这样类似的观念在人们脑中根深蒂固，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这些观念也经常出现在沙仑巫术审判中。在那样受束缚的环境下，布拉兹特里特还能写诗，出版诗集，而且她的才华一生都受到人们的赞赏。她之所以享有不寻常的自由度也许是因为她的家庭里有两位重要的男性政治人物：她的父亲和丈夫。

布拉兹特里特一家和达德利一家通过在美国头几年的奋斗，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开始得到改善。搬了几次家后，他们于1645年在安多佛(Andover)定居。之后托马斯·达德利发达了起来，成为罗克斯伯里最富有的人，他还曾一度担任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安妮的丈夫西蒙曾当任法官，立法委员和皇家议会会员，最后担任了殖民地的总督。1633年至1652年间，安妮生了八个孩子，她不仅要操持家庭，还要教育孩子。虽然她的财富和仆人可能使她比其他妇女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精神追求，但是无可争议的是，在荒凉的环境中一位活跃的女性面对着许多亟待解决的事情，这些仍要花费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正如其他清教徒受到的教育一样，布拉兹特里特经常自我反省以发掘自己的缺点和罪恶。在1630年至1633年间，她没有怀上孩子，她相信这是因为她灵魂有污点所以上帝让她无法怀孕。她一生中都经常记录下对自己的不满，例如，“我经常感到困惑，因为我无法像大多数上帝的仆人那样在我的朝圣中找到不断的乐趣和新奇。”作为一个非常聪明而又有些叛逆的女性，布拉兹特里特经常喜欢质疑自己的精神状况。

然而，她的诗歌经常清楚地表现出一种冲突。冲突的一方是她对现实世界——自然界的美、书籍、家庭的热爱，与之相反的是基督教箴言——世界是腐朽的、丑恶的，与基督的爱是远远无法相比的。对这种冲突的焦虑明显地体现在她的作品《沉思》(“Contemplations”)中：

我凝望着天上闪耀的太阳，

光线从茂密的树叶中穿过，

我看得越久惊叹就越多，

我悄悄地说，谁的荣耀能与你相比？

世界的灵魂，宇宙的眼睛，

难怪有人把你当做神，

如果不知道，我也会这样想。

虽然她遵循了清教诗歌的传统，在诗中表达了宗教，甚至政治观点，但是她惊叹的语调和生动的自然意象都表现了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神权教条之间的较量。

布拉兹特里特于1632年她19岁的时候在新城创作了第一首为人所知的诗歌。1645年，她首次把自己的诗编成一个不正式的合集献给父亲。她这些早期的诗歌几乎都是对宗教主题模式化的表现。然而，1645年当他们在安多佛安家后，布拉兹特里特开始创作出更加成熟的作品，在诗中她个人的声音也更有力量，更有诗意。1647年，她的姐(妹)夫约翰·伍德布里吉(John Woodbridge)带了一本她的诗集回到英国并瞒着她出版，书名就是《美国新崛起的第十位缪斯女神》。虽然诗集在伦敦大受欢迎，但实际上为布拉兹特里特赢得现代人赞赏的诗都没有收录在里面。之后的20年里，她写出了更深奥的诗歌，这些作品在她去世六年后出版成集，书名是《小诗集》(Several Poems，1678)。

《美国新崛起的第十位缪斯女神》的第一部分有四首长诗，称为四元体(quaternions)，诗名为《四元素》(“The Four Elements”)、《人的四种情绪》(“The Four Humors of Man”)、《人的年龄》(“The Ages of Man”)和《四季》(“The Four Seasons”)。这些作品运用了许多历史和哲学的话语，还涉及了解剖学、宇宙论、天文学、生理学和希腊形而上学，展现了布拉兹特里特的博学多识。这些诗都生动地说明布拉兹特里特从个人经验中寻找意象和依据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例如，她对人的各年龄段进行分析时就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生病的情景：

什么风让我的童年痛苦，

让我承受着长牙的痛楚？

是什么沙拉让我的胃受了寒，

呕吐、痉挛、寄生虫都来了。

虽然四元体展示了她的博学多才，但是这种押韵的对偶句，她称之为“乏味无趣”，有时成为一种机械的学习。事实上，她可能因为这种练习太单调所以未等完成第二章的第二节《四个君主国》(“The Four Monarchies”)就停笔不写了。

在《美国新崛起的第十位缪斯女神》的第三部分“新老英格兰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Old England and New”)中，布拉兹特里特没有完全遵照以前的模式，而是让自己的声音更加强有力。这首诗是母亲英格兰和女儿新英格兰之间的对话，话题是英国的政治动乱和内战。说话者给予了老英格兰较高的地位，认为新英格兰的生存有赖于母亲英格兰的安定。说话者表达了对英格兰一种很强的依附感：

哦!可怜我处于乱世之中，

钟楼被洗劫，房屋遭摧毁

哭泣的少女、少年被杀害；

繁荣商贸衰败，粮食短缺。

总的说来，布拉兹特里特的文字表明她在美国从未真正感到舒适，她经常想念她的出生地。

相比之下，就妇女地位问题以及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角色问题，布拉兹特里特的立场显得更为模棱两可。有时候，她的作品表现出对妇女从属地位的默许，例如她在书的《序诗》(“Prologue”)中说到：

让希腊人还是希腊人，女人还是女人

男人们有优势，依然会领先，

对此不满只能是徒劳无益；

男人最棒，这点女人知道

所有的荣耀都是你们的；

而我们要表示小小的感谢。

这些诗句尽管表达了说话者对从属地位的接受，但也暗示了男人虽占据统治地位却吝啬小气，缺乏当权者应有的宽宏大量。同时，在这段辩解前的一个诗节里，诗中的说话者采用了更自信的口气，斥责那些认为妇女不能成为诗人的人：“我讨厌那些长舌者/说针线活更合适我。”她还抱怨有些人不相信妇女能成为作家，“说作品是偷来的或者是靠运气”。在最后一个诗节里，她做出了一个既有讽刺意味却又不明确的结尾。她告诉那些认为她的诗歌能赢得桂冠的男诗人，“给(我)百里香和西芹做的花冠，我不要月桂”。她宁愿要蔬菜做成的花冠也不要桂冠，似乎再次降低自己的地位，但是在后面的两句里这种自我贬低被一种明显的嘲讽淡化了：“我这块低俗粗糙的矿石/只会让你们闪光的金子更加耀眼。”此处，她暗示了男性的骄傲自大需要抚慰。布拉兹特里特在这儿选用了“百里香或西芹”的意象也许说明她意识到了自己低下的双重地位——作为一个美国殖民地的妇女，生活在一片没有华丽、新奇或经典的土地上。

她在1642年为伊丽莎白女王作的诗《向崇高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致敬》(“In Honor of that High and Mighty Princess Queen Elizabeth”)中，更加直接地声明了女性在智力上与男性是平等的。诗人以伊丽莎白女王留给全英国人的印象为依据，对男性的高傲态度表示强烈的抗议：

不，男子汉们，你们批评了我们很久，

但是她虽然离去却能证明我们的冤屈；

让那些说我们女人缺乏理性的人明白，

现在这样说是诋毁，在过去就是造反。

在后面的诗句里，诗人称赞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智慧和力量，而且表明“上百万人都能证实这些是真实的”。诗中的说话者从伊丽莎白女王身上受到了鼓舞，表明她的前辈以及诗人当前的例子都不断地证明了妇女的智慧：“她为她的同性扫除了诽谤中伤，/说什么女人没有智慧，作不了君王。”有证据表明布拉兹特里特的父亲和丈夫都接受她的聪明才智和女权主义倾向，但是在其他家庭，甚至在布拉兹特里特和达德利的亲朋中，都有人不能接受知识女性，例如安妮的姐姐(或妹妹)莎拉·凯恩(Sarah Cain)就因为预言和“严重的不道德行为”遭到了丈夫的反对，最后被逐出了教会。这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了妇女们低下的社会地位，也说明了布拉兹特里特在创作像《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这样大胆的诗歌时冒着很大的危险，而且她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布拉兹特里特的《小诗集》的第二版即扩充版首次发表了她后来被公认的最著名的作品。虽然该书尚未出版前她就去世了，但是去世之前她对匆忙出版的《美国新崛起的第十位缪斯女神》中一些错误进行了修改，并为新书加了一首开场白：《作者致她的书》(“The Author to her Book”)。在这首诗里，说话者是一位诗人母亲，她的孩子就是她创作的书和诗。令她感到愧疚的是，她还没有机会做好准备来教会“孩子”如何跑得“平稳”时，她的“孩子”就被人从她的身边带走，送到了外面的世界。这首诗为这本新书做了很恰当、风趣的介绍，因为家庭意象是许多新诗的重要成分，与第一版中刻板、正式、学院式的作品相比，新诗更具有个人气息。而且，家庭意象的运用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一方面它们都体现了“女性化”的话语，另一方面它又是超越有限话语领域的工具。

在《小诗集》中，有的诗讲述了她的疾病，也有哀悼她的孙辈和儿媳妇去世的挽歌，还有她写给丈夫的情诗，还有一首诗谈到了烧毁她房子的火灾。这些诗歌后来经常出现在各种诗歌选集里，批评家们认为这些诗比布拉兹特里特早期的作品更优秀，因为这些诗坦率地表达了诗人的宗教体验，而且语言富含情感，强调个人的经历。例如，在《写于孩子出生之前》(“Before the Birth of One of her Children”)中，说话者表达了害怕在生产中死去的恐惧，并承认她害怕死亡。在诗中，诗人恳求她的丈夫在她死后依然爱她，孩子们以后一定会有继母，但是不要让孩子们受到伤害：“爱你的亡妻，她久久地躺在你的怀里/……照看好我亲爱的宝贝们/……不要让继母伤害他们。”

随着社会的发展，清教诗人们逐渐不再使用说教式的祈使句，布拉兹特里特后期的诗歌里就反映了这种变化。她给丈夫的爱情诗里就完全没有宗教说教，而是坦诚地表白了对远行丈夫的思念，例如，“我希望我的太阳永远不落，而是燃烧/在我火红的胸膛里。”在另一首诗里，她还写道，“我，悲切地呻吟着/呼唤我的海龟……回来吧，我的爱人，我的欢乐，我唯一的爱/……让我们依旧合为一体，直到死神将我们分离。”她将这首诗命名为《你爱着的爱，最亲爱的爱人/家里家外，无处不在》(“Thy Loving Love and Dearest Dear/At home，abroad，and everywhere”)。

布拉兹特里特后期的诗歌中有许多诗表达了焦虑和矛盾的情绪。当亲人去世或财产受到损失时她却不得不虔诚地服从上帝的安排。在一些诗里她毫不掩饰对上帝的憎恨，尽管诗中的说话者最终还是向神旨妥协。1666年，布拉兹特里特在她的房子被烧毁后写了一首诗，诗中非常明确地揭示了人们对世俗事物的依赖与清教要求人们对物质漠然的教义之间的矛盾。当她被火焰惊醒，第一眼看到房屋遭到了灾难性的毁坏时，诗中的说话者抑制住情绪，表现出清教徒应有的态度：“我感谢他(上帝)给予并拿走了/……这是他的；不是我的。”然而，她继续写道，后来每当她经过火灾后的废墟，她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她过去曾经珍爱的东西：

这儿放着柜子，那儿放着箱子；

那儿放着我最重要的储物柜；

我喜爱的东西都化为了灰烬，

我不忍再多看一眼。

她还感叹以后不能邀请客人来这儿做客了，不能像以前那样一起讲故事，一起欢度快乐时光了。诗中，宗教教义的文字里渗透着悲伤。诗中说话者在心里对废墟说，“再见，再见”，但是她很快就提醒自己，“这一切都是虚荣。”她责备自己太看重物质，并告诉自己基督正在一个更美丽的家园里等候着她。但是仪式化的结尾——“这个世界不再让我留恋/我的希望和财富都写在了上面”——却不足以证明诗人摆脱了先前对物质的热爱。读者们不禁要怀疑女主角下一次经过废墟时还会回忆起过去的时光，想念她曾“珍爱”的东西。在她的沉思录中，布拉兹特里特也表示了她难以拒绝物质世界，并认为只有死亡，而不是宗教信条，能让人们向往永恒：“如果地上的安逸能永久，谁会到天上寻找？”布拉兹特里特经常思考死亡问题，但是在她最后患病之前，她显然十分不情愿想象永远的安宁。

1669年，在她去世的三年前，布拉兹特里特写下了《疲倦的信徒现在要安息》(“A Weary Pilgrim，now at Rest”)，这也许是她最后的诗歌。她晚年的疾病使她无法再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在这首诗里，诗人没有留恋世俗的欢乐，而是回顾了生活中的种种考验：“危险过去了，艰苦结束了”，“苔藓和荆棘”，“饥饿的狼”，“错误的路”，“坚硬的石头”，“大地迷茫地、面对罪恶、焦虑和悲伤/年龄和痛苦使之衰亡”。她渴望“安息/与幸福的人在天上翱翔”。她向基督耶稣呼喊道：“上帝让我为那一天做好准备/那么来吧，亲爱的新郎，来吧。”虽然布拉兹特里特有许多强处，而且她期望看到女性能与男性平起平坐，但是她诗中的主人公最后还是屈服于圣经的男性主导意象。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挽着神圣新郎的柔弱新娘。她的一生都在思考和探索类似这样的语言给女性带来的社会约束，但是在最后一首诗中她却使用了这种意象，似乎表明了她对上帝、教会以及文化最终的、自觉的服从。

与布拉兹特里特不同，传教士兼诗人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斯(1631—1705)严格地遵从清教美学观念。他的作品风格朴实，并且善于说教。威格尔斯沃斯是继布拉兹特里特和泰勒之后，那个时代的第三位最多产并且最重要的诗人。威格尔斯沃斯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甚至在19世纪都很受欢迎，例如布道文式的《末日》(The Day of Doom，1662)和《食者口中肉》(Meat Out of the Eater，1670)，但是他很少受到20世纪文学批评家的关注。虽然传记家们发掘了许多关于威格尔斯沃斯社会生活的史实，但是他们对于威格尔斯沃斯内心生活的本质意见分歧(传记方面的细节详见第三章)。他的日记和其他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枯燥的教义和世界末日。从作品上看，他是个守旧的、悲观的清教徒。他自己承认对父亲的去世没有感觉，还有对于第一个妻子的去世，他的反应看似冷酷，却是清教徒的正常反应。这些都更加强化了他的形象。然而，富有同情心的传记作家认为，他坚守清教教义的努力可能导致了自我摧残式的压抑，甚至抑郁，使得他的作品在现代人看来显得冷漠，而不是蕴藏着个人的痛苦。

尽管他的个人生活痛苦，威格尔斯沃斯的公众形象以及他的诗歌呈现的都是一个神情严肃的清教徒的形象，他的作品也经常被看做是清教诗歌的典型。美国第一本“最畅销书”——《末日》最初是为了向孩子们讲解几个教义问题。诗歌采用了民谣的形式，一个韵格有七个音步，十四个音节，共有二百二十四个诗节，每节八行。这首诗是一首叙述诗，讲述的是最后审判日的景象：基督在盛怒之下把正直的绵羊召集在他的右手边，把罪恶的山羊召集在左手边；在惩罚了一系列罪名的罪人后，基督允许山羊们为自己的罪行辩解。通过这一情节事务安排暴露了罪人们为自己辩护时曲解教义，推理荒谬的做法。威格尔斯沃斯还指出，上帝和正直的人会消灭这些错误的言论，惩罚邪恶的人。

神学教义构成了这首诗的主题，但是这首诗受欢迎是因为它对末日来临时人们的震惊以及把罪人投入地狱的生动场面的戏剧性描写。这些内容主要出现在开篇和结尾的诗节里。突然间，“半夜射出一道光芒/把黑夜变成了白昼”，当基督出现时，“天空裂成了几块”，人们听到“一个威严的声音，可怕的噪音/比雷声更恐怖”。当人们意识到他们因为罪恶而被抓时，有些人“不能忍受肉体被撕碎/陷入绝望的恐惧中”，而其他人“躲进了山洞里”。接着，坟墓开启，“死人都站了起来，听从他的召唤”。那些罪恶较轻的人，例如“嘲笑纯洁的人”，与最坏的恶棍站在一起；“凶恶的孩子/和杀害他们的父母/因为养育不当”与“杀人犯，手沾鲜血的人/巫师，赌徒，酒鬼”分在了一起。第一次听到这首诗的孩子会很难忘记这个场景，以及龙、毒蛇、“肮脏的小鬼/和凶残的恶魔”等意象。诗歌结尾的意象似乎也是为了特意吓唬孩子，讲述的是虔诚的父母抛弃邪恶的孩子，而这些坏孩子后来被扔进了永不超生的火海里。

除了这种“诗句教理问答”——科顿·马瑟对《末日》的称呼——威格尔斯沃斯还创作了一部诗体哀叹史《上帝与新英格兰的分歧》(God's Controversy with New England)。这首诗写于1662年的一次大旱季节，它提醒读者，他们对神圣使命不够努力，上帝对此的愤怒已经十分明显。像之后35年里人们经常感叹的那样，威格尔斯沃斯哀叹人们已经丧失了先父们那样的热情，年青一代懒散懈怠：

啊，新英格兰，这就是你的第一个

这就是你最好的土地；

但，上帝啊!一个奇怪的变化突然出现

……

晨星中最亮的一颗

已经完全消失：

而那些拖拉在后的

披着麻布麻衣。

接下来的四百行里描述了当前世风日下的各种表现，还有可能会招致的各种惩罚，最后提出了解决方案——回到上帝身边，以再次恢复他对新英格兰的信心。

威格尔斯沃斯还写了好几首诗。1670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主要作品《食者口中肉》，这本书在1689年出版了第四修订版。这本书在语气上比他的其他作品更加个人化，似乎是依据他久病缠身的个人经历创作出来的。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安慰那些忍受着痛苦的人，提醒他们铭记基督的仁慈以及圣徒般生活的益处。这个诗集中的一些诗显示了威格尔斯沃斯具有迎合当代人品位的写作天赋，但是他对官方清教诗学的一向固守，限制了天赋的发挥。

人们通常认为爱德华·泰勒是美国19世纪前最有才华的英裔诗人。大概在1642年，泰勒出生在英格兰莱斯特郡的斯凯奇里(Sketchley，Leicestershire)。他在农场里长大，在一所非妥协派学校上学，带有强烈的反英国国教和反天主教的观念。在他的母亲、父亲于1657年、1658年相继去世后，泰勒成为一名教师，但是复辟政府后来威胁他，要他在表示对英国国教忠诚的《1662年统一草案》(the Act of Uniformity of 1662)上签名，否则就开除他的教职，他拒绝了。经受了几年的迫害后，泰勒于1668年前往马萨诸塞。1671年，他以少见的“高龄”——29岁从哈佛毕业，在威斯特菲尔德(Westfield)的一个偏僻村子里担任教士和乡镇医生。1674年，他与伊丽莎白·菲奇(Elizabeth Fitch)结婚，并生育了八个孩子，其中有五个夭折。《关于婚姻和孩子的死亡》(“Upon Wedlock，&Death of Children”)是他最感人的诗歌之一，表达了他失去孩子的痛苦。1692年，伊丽莎白去世。三年后，泰勒与露丝·威利斯(Ruth Wyllys)结婚。露丝养育了伊丽莎白的三个孩子，还有她自己生养的六个孩子。因为17世纪70年代中期菲利普王战争在威斯特菲尔德地区打响，所以直到1679年泰勒才被委任神职。

然而，自从接受神职，泰勒就开始在威斯特菲尔德地区不知疲倦地进行传教，直至他去世的前几年。1729年，他以87岁高龄离世。那些年里他只去过几次波士顿或其他新英格兰城镇。他的布道文有60多篇留存至今，还有一篇较长的神学论文《福音书之和谐》(The Harmony of the Gospels，1983年出版)。大约在1682年，他完成了诗集《上帝的决心感动了选民》(God's Determinations Touching His Elect)中的诗歌创作。他于1682年至1725年创作的诗歌汇总进了诗集《准备阶段的冥想》(Preparatory Meditation)。在神学方面，泰勒是一个虔诚且保守的公理主义者。他在一生的事业中曾与许多神父就宗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他与附近的北安普顿的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的争论。泰勒强烈反对对教堂体制的任何改革，他写了一系列的布道文抨击斯托达德允许所有的公众参加圣餐仪式而不管他们是否皈依的做法。泰勒认为，等待神的恩赐的人不应该中了撒旦(和斯托达德)的诡计，在他们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就参加圣餐。泰勒认为应该帮助虔诚的人更清楚地发现自己皈依的迹象，耐心的人才有可能实现皈依。

甚至连最富同情心的传记家都承认泰勒的公众形象可能是一个“严肃且固执”的纪律崇尚者。例如，他的会众[9]于1721年至1722年间建造了一所新的教堂，但泰勒拒绝在那里传道。当时，郎麦高教堂(Longmeadow Church)的教士史蒂芬·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泰勒先生非常固执己见，我害怕城里会出现大麻烦和分歧。”那时的泰勒已将近八十岁，但这件事似乎体现了他从不妥协的一生。泰勒的立场总是基于他对个人与神的关系的诚挚信念。在清教时期的新英格兰，没有人比泰勒更坚信17世纪三四十年代马萨诸塞的公理主义新教是唯一正确的宗教。

泰勒的诗与其他清教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想象常带有一种神秘主义，使他对隐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泰勒自己感觉与上帝的距离很近，并且相信基督会在圣餐会上出现。这种神秘主义或富有想象力的一面使他把语言和隐喻看做是人类思想与上帝之间沟通的桥梁，并且把死亡看成是从这个世界步入下一个世界的光辉时刻。这些看法与较早的清教神学家如巴克斯特的观点十分相似，但是与他们相比，泰勒对这些观念更加热忱，并且不遗余力地用修辞手法一再表现。他认为物质世界中充满了象征主义，他的这一信念增强了他的诗歌创作和诠释才能：“自然界的事物并非不适合用来解释超自然的东西。因为耶稣在他的寓言里用自然事物阐释超自然事物。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超自然事物，因为我们看不到自然界以外的事物。”

研究泰勒的学者们通常认为他写的诗歌主要是在为传道做准备时冥想的一种方式，他利用诗歌创作的过程使自己的精神进入状态，以便能很好地引导会众。虽然他可能从未想过要出版自己的诗，但是他把自己的作品仔细地用皮革装订成四百页的四开本。这本集子传给了他的孙子耶鲁大学校长伊斯拉·斯蒂尔斯(Ezra Stiles，1727—1795)。1883年，这本诗集收藏在大学图书馆里，直到1937年被托马斯·H.约翰逊(Thomas H. Johnson)发现。他在准备阶段的许多冥想与他的布道有直接的联系，因为都包含了圣经的内容。这些圣经内容不仅用作布道文的标题，还写入了他的诗中。他其他的诗歌，特别是较为杂乱的那些，似乎是他在观察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得到灵感时而作。也许他把写诗当做了练习，为自己在乡间传教做准备，因为这些诗中经常使用来自乡村简单生活的隐喻、意象和类比。

泰勒的文学风格和诗歌技巧使他的作品与约翰·多恩(John Donne)以及英国玄学派联系在一起。泰勒很了解也很崇拜乔治·赫伯特以及理查德·克莱肖(Richard Crashaw)。但是，因为他于1668年就离开了英格兰，所以他没有受到复辟后英国诗歌的影响。一些研究泰勒的早期批评家认为他的格律和韵律经常都很粗糙、生硬。但是后来学者们意识到这些特点可能是泰勒有意为之，为的是用语言来体现宗教体验和皈依过程中的艰难和痛苦。同样，泰勒的许多诗歌不易于大声朗诵，这就要求读者能读出语言的丰富内涵。在这些方面，泰勒的技巧类似于现代主义作家使无声变有“声”的做法。另外，他的诗歌还具有语言诙谐、巧妙运用圣经表征和人物的特点。他尤其喜欢使用圣经《雅歌》(Song of Songs)中爱情诗中的意象，这本书中关于身体的意象虽然经常有色情意味，但是却被解读成宗教象征符号。泰勒也被启示录中对天堂的美丽和世界的毁灭的令人震撼的描写吸引。他把这些圣经语言与来自于城镇乡村生活的意象结合，创造了惊人的但有时不甚恰当的隐喻，而这就是玄学派的巴洛克传统风格。

在现代读者看来，泰勒的诗歌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他一再地描写了这样一对矛盾，一边是人的意志、欲望和对现世的热爱，而另一边是清教教义，尤其是神权至上及神对人类的惩罚等教义。为了不让自己怀疑上帝的善意，泰勒在冥想中不断经历同样的精神和心理斗争。他的诗歌经常重现这样的精神活动：说话者借助隐喻来理解上帝的意图，之后又表示隐喻难以胜任这种令人敬畏的任务；当说话者快要绝望的时候，他努力寻找新的方式来使神诣合理化，但是最终却只能服从于神的意愿，虽然这种服从经常夹杂着将来会继续反对和抗争的影子。泰勒一再地重复这样的模式，以至于传记家们要质疑他精神上的虔诚，但是对泰勒而言，正如托马斯·谢泼德那样，精神上的平静只是一生寻找灵魂和内心挣扎的痛苦过程中的短暂一刻。他似乎认为人类的挣扎是个永久的过程，只有接受了这一点，人才能真正的融入其中，并且展现自己的智慧和幽默。

泰勒的《上帝的决心感动了选民》被当做描写拯救和皈依的史诗，与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从形式和构思上进行了比较。这部作品同时具有中世纪道德剧、依纳爵[10]式的精神冥想和清教布道的特点。这部作品运用了修辞风格，似乎是针对那些尚未皈依的教会会员和那些害怕永远也得不到神的恩赐的人。泰勒分析了魔鬼撒旦诱导灵魂走向绝望的过程，提出恩赐在等待着那些能抵制魔鬼诱惑、避免忧郁并为基督净化了心灵的人。这首诗全名的剩余部分说明了这首诗由三部分组成的结构：《……选民在皈依中的抗争，来到基督面前和令人满意的结果》(and The Elect's Combat in their Conversion and Coming up to God in Christ together with the Comfortable Effects thereof)。简单地说就是与撒旦斗争、向基督祈祷、接受上帝的恩赐和安宁。

对现代读者而言，泰勒的主要作品最独特的方面是虽然他是个传统的清教徒，但是他认为个人在世界上的角色从根本上说是滑稽的。上帝已经决定了每个灵魂的命运，但是他还让信徒们陷入戏剧般的抗争中，体验着希望、怀疑、焦虑和极乐。泰勒也许并不认为上帝在嘲弄人类，但是他明确地表明至少从人类的角度看，情况有时确实如此。

因此，在《上帝的决心感动了选民》的开场部分，泰勒模仿并嘲笑了人们对上帝及上帝与人交往的各种方式的想象，他在讲述拯救的史诗中融入了强烈的喜剧元素。“前言”部分对整部作品描述的精神历程进行了概述。第一个词“无限”强调了上帝的力量与人类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人类试图理解上帝的本质或目的的努力是徒劳的，有限的。虽然人们借助暗喻来理解超自然的事物，但是这种方式无法最终满足需要，“因为我们无法看清自然界之外的事物”。在头两行里，诗中主人公把万物称为矛盾修饰法，一个由“无”构成的无限：“无限，它囊括所有/而这所有皆由无组成，都是无。”接着，他又回过来研究“无中生有”的概念，此时他运用睿智风趣的意象列举了一系列形而上学的问题。诗中主人公运用“自然事物”来阐述对上帝的认识。这些意象把上帝描述成木匠、铁匠、建筑工人、缝纫工、编织工、运动员以及家庭装饰工人。在诗中，主人公问道，谁在他的“木板”上制造出世界之“球”？谁在“大炉子”里“浇铸”出恒星？谁用“绿丝带般的江河”为“地球镶上了花边”？谁展开了天堂的华盖，为天空编织了幕帘？诗人还担心他的读者不能意识到人们对神的想象是不准确的、荒谬的，于是他又问道，“谁在保龄球道里滚动着太阳？”

这些说服力不强的解释可能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它们对精神大有裨益，减少了人们对屈服于某种力量的恐惧。泰勒笔下的主人公一边提醒自己上帝“可能根本不买账/把岩石搬起，把山丘推翻”，一边安慰道，上帝是充满爱心的，他对人类的意图即使神秘，也是慷慨和宽容的。过分的害怕会阻碍心灵获得上帝的恩赐和爱。因此，在最后的十行诗里，主人公又回到“无”的意思上来，思考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和人类：

一切来自无，来自无的一切；

一切皆基于无，无一例外。

其实人将一切给了无，因而

无中贮藏着最耀眼的宝石，

比一切珍宝都更为珍贵。

上帝以他无穷的力量不仅大方地为微不足道的人类创造了整个世界来享受，他还忙于与人性进行游戏：上帝把人的灵魂造成最宝贵的东西，并且把这些宝贝给了每一个人。上帝让每一个人像演员那样自由地表演，有些人的表演他认同，有些人的他厌恶。目前，新英格兰的人民“全被罪恶绊倒了”，“玷污了闪亮的宝石”，以致“现在他最亮的宝石变得/比煤炭还要黑”。虽然变黑的灵魂理应害怕上帝会发怒，但是泰勒的意象和逻辑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充满爱心的上帝会再次对人们微笑，只要他们能把“煤炭”变回“宝石”。泰勒的许多同行会认为他的幽默亵渎了神灵，但是诗人把上帝描绘成各行各业的人的荒诞做法——与人们一起嬉戏，观看人们演出的群众——却能缩短上帝与信徒间的距离。这本书整体的诗歌顺序似乎是为了让那些灰心丧气、走错路的灵魂回到应有的状态，为接受恩赐做好准备，因为虽然人类不能理解，但是万能的上帝热爱他的子民。

泰勒的另一部重要的作品《准备阶段的冥想》收录了他在43年内创作的217首诗歌。这些诗歌都编上了序号，并分为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写于1682年至1692年底之间，第二个系列写于1693至1725年间。诗集的全称说明了这些诗都是泰勒在布道前的语言练习，每一首都写于“我接近上帝的晚餐前，主要是关于传教日上要宣讲的教义”。这些诗歌风格迥异，在语言、语气和主题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似乎都有着同样的功能：令泰勒有机会审视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使他能谦卑地靠近圣餐餐桌。他运用冥想的方式想象自己处在新的环境下，并创造出许多新的比喻，以提醒自己没有上帝他就无足轻重；在第一系列的《序诗》里，他的主人公只是一颗“灰尘粒”。他在第一系列的前12首诗描写了上帝的晚餐给精神上带来的愉悦以及基督作为救世主的吸引力。泰勒还从《雅歌》中借用色情的意象来描写基督的爱。他还用大量食物和饮品的意象来加强圣餐餐桌对沉迷于声色的堕落分子的吸引力。

文学选编集里最常收录的《冥想八》(“Meditation Eight”)充分地体现了这些作品的特点。和《上帝的决心》中的《前言》一样，这首诗一开始就用意象表明上帝是无法接近的。他说，不管是神学中“神圣的天文学”还是他的诗歌比喻都不能跨越神和人之间的鸿沟。他写道：“我的笔画不出一条金色的道路/从我的门口通往闪光的宝座。”但是正当他困惑时，他突然发现上帝降临了自然世界，在“我的门口放了生命的面包”。此处，泰勒把旧约中神赐食物的意象与新约中把基督当做新生命的面包的意象结合了起来。为获得拯救而徒劳的人们能从上帝的恩赐和永久幸福得到安慰。

第二个诗节把灵魂比喻成“天堂的鸟儿被关进了/柳条笼(我的躯体)”，而鸟儿“在黄金时光里”却愚蠢地“啄食了禁果：就这样/食物飞走了”。因为原罪，诗中主人公的灵魂生来就是堕落的，并且因为失去了伊甸园，引发了“天国饥荒”而挨饿。主人公对自己的灵魂表明了自己不能从自然界或天使那儿获得“心灵面包”的痛苦。在天使的木桶里他应能找到做精神面包的麦子，但是他只看到了“一个空木桶”。主人公用最能体现冥想过程中心情低谷的语言喊道：“啊呀!啊呀!可怜的鸟儿，你要做什么？”这句话很清楚地表示了他毫无办法。随后，在最后的三个诗节里，主人公发觉了上帝的仁慈：“正当悲伤之时，上帝柔软的肠子里流出了/恩赐的暖流。”虽然在17世纪“肠子”(bowels)一词指的是身体的中部，包括心脏和胃，被认为是情感之所在，但是泰勒使用消化器官作为意象来描绘恩赐施舍的通道的作法有些怪异。这个意象可以这样理解：磨麦子做圣餐面包的过程就像人体吸收食物的消化过程。人体的消化和吸收虽然不是很合适的比喻，却能令读者印象深刻，有助于他们想象上帝向饥饿的灵魂施恩的方式。

接着，诗中主人公把液态和固态的意象结合起来，表现了圣餐面包和圣餐酒中蕴含的恩赐的矛盾。他作了一个复杂的比喻：上帝取出“天堂里最纯洁的麦子——他最亲爱的儿子”，并把他做成了“生命的面包”。上帝“研磨、揉捏”耶稣，让“天使之手把他摆在你的桌上”。之后，主人公怀疑上帝是否真的爱他的子民以至要说：“来吃个饱……天堂的糖糕。”最后，在最末一个诗节主人公提醒自己，与得到上帝恩赐的荣耀相比，“灵魂是很渺小的”。但是，即使他哀叹自己的渺小，他也接受了基督和永恒生命的承诺：“这个生命的面包落进了你的口中，喊道/吃，吃了我，灵魂，你就永远不会死去。”基督被活活吞掉并讲了话以后，就成了主人公自己肉体和灵魂的一部分。

虽然泰勒个人的虔诚、谦恭和对上帝恩赐的圣餐的感激都在他冥想的语言中闪烁，但是在他其他的诗中特殊的个人经历给予了诗歌更多的个人特征。他最受欢迎和最精巧的诗歌之一是《蜘蛛捕蝇》(“Upon a Spider Catching a Fly”)(创作时间不明)。这首诗读第一遍时感觉似乎仅仅是简单的道德说教。主人公描述了一只蜘蛛编织蛛网，捕捉了黄蜂和苍蝇。他观察到蜘蛛因为害怕黄蜂的刺没有立即杀死它，而是耐心地轻抚黄蜂，让它平静下来以免挣破了网。相反，当一只苍蝇落入网中，蜘蛛会马上咬掉它的头。接着，主人公点明了寓意：正如自然中的生物会避免与更强的生物正面冲突那样，人类也应该避免与布网“缠住亚当后人”的地狱蜘蛛发生争斗，因为上帝会“施展法力打破罗网”。所以，诗歌想说明的似乎是圣徒们应该尽量避开撒旦的网，祈求上帝的恩赐。

然而在最后一个诗节里，主人公却奇怪地转向了另一个意象，即一只夜莺唱着：“高高地/在光荣的笼子里……为了欢乐。”这一新的形象有悖于上述那个明显的教训。主人公声称训诫使自然界中的生物都知道不要挑衅比自己强大的生物，但是他的描述并没有真正说明这一点。苍蝇并没有主动去向蜘蛛挑战，而是偶然地落入了蛛网。虽然蜘蛛没有直接攻击黄蜂，但是黄蜂的命运已经显而易见——它将慢慢地死去。如果苍蝇代表的是一个正在等待恩赐以获精神重生的基督徒，那么这个类比并不成功，因为苍蝇没有救赎就死去了。如果苍蝇象征的是一个没有经历精神上重生、注定要进地狱的灵魂，那么这个例子除了告诉人们被诅咒的人的归宿就是地狱之外，毫无寓意。也许象征获得重生的基督徒的是黄蜂，但是那样的话，读者会问：如果使黄蜂不会马上死去的蜘蛛毒液象征了上帝的恩惠，如果黄蜂在蛛网中的挣扎象征了圣徒反抗撒旦的努力，那么为什么上帝会让黄蜂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后死去呢？诗人佯装要解释这个象征，却没有给出了充分的解释。

诗中的主人公似乎在和他假想的读者，或和他自己玩游戏。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首诗要表达的真正训诫就是：人们不要轻易地接受这首诗表面上传达的这类简单的道德规则。学生们必须用他们自己的智慧来看待一个比喻的方方面面。诗人在这儿也许就是蜘蛛，他布下了一张语言的网，通过诱劝使读者错误地相信进入天堂是非常容易的，通过欺骗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就是“浮躁”的黄蜂，虽然有了恩赐的力量来“磨损”撒旦的网，但是他们太容易被安抚而变得被动。如果向上帝歌唱的夜莺代表了控制主人公的诗人，那么这首诗运用的方法就类似于约翰·多恩在他多首歌曲和十四行诗中运用的不可靠的主人公。就像一个老师故意说荒谬的话来启发安于现状的学生，诗人也试图唤醒读者，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太轻易接受答案或自己错误的设想。这样诠释这首诗也许会令那些认为泰勒只是为了自己而创作的读者感到不安。如果那样看，这首诗可能就是一个私人的习作，一个在新英格兰偏远村庄的聪明人在文学上的自娱自乐。

泰勒的诗歌通常遵循了清教美学，这种美学传统建立于17世纪早期，在1649年被理查德·巴斯克特进行了一些自由化改造，从1680年到18世纪波士顿以及沿海地区的清教诗歌受到了英国的复辟和古典主义运动的世俗影响。约翰·丹佛斯(John Danfort，1660—1730)、科顿·马瑟(1663—1728)、本杰明·科尔曼(Benjamin Colman，1673—1747)和马瑟·拜尔斯(Mather Byles，1707—88)等牧师，以及忠实的非神职人员，如塞缪尔·休厄尔(1652—1730)、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re，1643—1721)、罗杰·沃尔科特(Roger Wolcott，1679—1767)，他们都采用了更多的大众化表达方式，创作了许多不含明显宗教主题的诗歌，甚至有些诗歌似乎违背了清教的戒律，例如斯蒂尔在宗教信仰上拥护公理主义，曾写过反对天主教的讽刺文章，但他也创作了17世纪美国唯一一首关于耶稣诞生的诗歌，从而违反了清教关于反对过圣诞节的戒律，因为过圣诞节一直被认为是天主教进行偶像崇拜的一种形式。

1712年，科顿·马瑟评价道，妇女们“写了一些有价值的作品，尤其是与她们个人经历相关的作品”。他说这番话时特指安妮·布莱兹特里特，但他也注意到了其他几位清教时期新英格兰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直到最近才为人们所发现。在17世纪，没有哪位女性清教徒愿意出版自己的作品，也许是害怕遭到疯子安妮·耶尔·霍普金斯那样的命运。但是还是有几位女性写了诗歌，18世纪早期一些新英格兰妇女也出版了她们的作品。最近被人们重新发现的作家包括安娜·海顿(Anna Hayden，1648—c. 1720)留下了两首挽歌；莎拉·肯布尔·耐特(Sarah Kemble Knight，1666—1727)写了六首诗，收录在她著名的《日记》中；玛丽·英格丽思(Mary English，c. 1652—1694)用自己的名字写了一首离合诗[11]；莎拉·古德休(Sarah Goodhue，1641—1681)写了一首诗，收录在她的作品集《告别和告诫集》(Valedictory and Monitory Writing)，她去世时这部作品在剑桥出版；格雷斯·史密斯(Grace Smith，c. 1685—1740)的作品《临死的母亲的遗产》(The Dying Mother's Legacy，1712)中包含了一些诗歌；梅西·惠勒(Mercy Wheeler，1706—1796)也写了一首临终说教作品《给年青人的，或……临死前的忠告》(An Address to Young People，Or... Warning from the Death，1733)中有几行诗。还有两位女性清教徒的单篇作品保留了下来，她们是苏珊娜·罗杰斯(Susanna Rogers，b. c. 1711)，她为死于1725年印第安战争的未婚夫写了一首挽歌；玛丽·弗伦奇(Mary French，c. 1685—1730)曾在1703年印第安人突袭马萨诸塞州迪尔菲尔德(Deerfield)时被俘，她在被囚禁的时候给她的姐(妹)写了一首诗。

本杰明·科尔曼神父的女儿珍妮·科尔曼·特里尔(Jane Colman Turell，1708—1735)和阿比盖尔(西莉亚)·科尔曼·丹尼(Abigail[Celia]Colman Dennie，1715—1745)也是诗人。她们写诗的父亲亲自教育她们。阿比盖尔曾于1733年离家出走，后来由于经济拮据被迫回到家中。她写了一首诗向姐姐诉说痛苦：

只有对你一人，我才敢抱怨；

对其他人我时刻努力掩盖痛苦。

西莉亚的脸掩饰了她的感受，

装模作样地隐藏着内心的苦楚。

她歌唱、打扮、说话，还微笑，

但这都是为了瞒过所有的观众。

除了安妮·布莱兹特里特，留下大量诗歌的唯一一位女性清教徒就是珍妮·科尔曼·特里尔。特里尔有过四个孩子，他们先后夭折，但在她27年的坎坷生命中她还能不断坚持写作。她的大部分散文和诗歌都是宗教主题的，同时她也创作了一些用她丈夫埃比尼泽(Ebenezer)的话说，“幽默、风趣的篇章，一旦出版，读者们对她的认识会更加清晰。”特里尔尝试过田园派和新古典主义的技巧。除此之外她还在17岁时写了一首诗，诗中主人公渴望超越清教主义对所有有抱负的诗人的限制：

啊!让萨福[12]高贵的火焰把我点燃，

但不要像她那样为无情的男人死去。

……

请你带路，我的缪斯女神，不要停下，

直到我们到达帕那萨斯[13]阴凉的山顶；

直到我看到那些芬芳舒适的休养地，

……

这就配得上一个诗人的称号。

她去世时，她的父亲从她的作品中选择了一些合编成集出版，书名叫《纪念……珍妮·特里尔女士的一生》(Memoirs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Mrs.Jane Turell)，但是他没有收录较幽默或反叛的作品。

所有有着文学梦想的清教徒都意识到他们的宗教不鼓励文学追求，而且有文学天分的妇女格外受压制。在严格的教规和艰苦的生活环境的束缚下，如此多的清教徒能够创作诗歌更显得难能可贵，而且其中有些诗篇在现代读者看来还依旧充满着力量和激情。虽然布莱兹特里特和泰勒在写作技巧和能力上远远超过其他作家，但是许多清教诗人的作品表现了他们在高度管制的社会中表达欲望、矛盾、彷徨、执着和期待的意志。

[1]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18？)：古罗马诗人，著有《爱的艺术》(Ars Amatoria)，《变形记》(Metamorphoses)，《岁时记》(Fasti)。——译注

[42]李维(Titus Livy，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罗马历史学家，其著作《罗马史》中，记述罗马建国至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Drusus)死后的历史。——译注

[3]沃恩(Henry Vaughan，1622—1695)：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行而上学派的诗人、神秘主义者。——译注

[44]赛琪(Psyche)：古希腊神话中的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灵魂的化身，与爱神厄洛斯(Eros)相恋，后来成为女神。——译注

[5]“native”，自然的，也表示土著。——译注

[46]彼特拉克体(Petrarchan，1304—1374)：指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推广的十四行诗体。彼特拉克是意大利诗人和人文主义者，以爱情诗歌见长，与但丁一起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译注

[7]摘句簿(commonplace book)：摘句簿是15世纪在英格兰兴起的，人们用较便宜的纸张装订成册，记录祈祷词、格言警句、医药配方、度量衡、诗歌等等个人感兴趣的信息，以帮助记忆或查找。——译注

[48]亚马孙女战士(原文为“Amazonian Dames”)：亚马孙族是希腊神话中曾居住于黑海边的一族女战士。——译注

[9]会众(congregation)：指固定到某个教堂参加宗教礼拜式或其他宗教活动的教徒。——译注

[50]依纳爵(Ignatian)：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出生于1491年，原为一名武士，后受伤在家，潜心修行，著有《神操》一书，影响较大，于1540年成立耶稣会(the Jesuits)。——译注

[11]离合诗(acrostic poem)：几行诗句头一个词的首字母或最后一个词的尾字母能组合成词的一种诗体。——译注

[52]萨福(Saffo)：古希腊抒情女诗人。——译注

[13]帕那萨斯(Parnassus)：希腊南部的山，古时作为太阳神和文艺女神的圣地。——译注

第五章 哀叹史

1660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复辟，此时的清教新英格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繁荣、安定、独立的殖民地。在克伦威尔父子摄政时期返回英国的一些人在1660年后又回到了新英格兰，而一些英国清教徒，如爱德华·泰勒，也逃往美国以躲避国教对清教徒的新一轮迫害。印第安人部落在17世纪30年代后期的皮阔特战争中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清教徒的村庄因而得以扩张壮大。各地的政府、风俗和经济模式都复制了英国各地的各种农民文化，如约克郡(Yorkshire)、肯特郡(Kent)、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和英格兰西部地区。总体上，17世纪50年代到新英格兰旅行的游客都描述了所见到的繁荣的农业社会、虔诚勤劳的人民以及共同管理社会的教会和政府。

在较大的城市如波士顿和沙仑出现了基于制造业、渔业和外贸的商人阶层，而偏远的山村仍主要依靠农业。在一些地区开放式的土地耕种一直持续到17世纪后期，但大部分土地已转换为私人拥有的小片土地。因为公理主义鼓励农村独立，管理的模式也各有不同，而且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拥有较广泛的权力，因此在许多地方神职人员对公民事务的影响力在减弱。

这种缓慢的世俗化进程由于两个严重问题的出现而加剧：土地短缺和年轻人对宗教越来越多的怀疑。关于早期美洲殖民者生活富裕的传言不断地吸引了一批批不那么虔诚的移民，他们到新英格兰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致富的机会。这些新移民迫使村政府为他们分配土地，而此时，早先定居的居民们正希望能为他们多个成年孩子争取更多的土地。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指责新移民们是伪君子、机会主义者。因此，新移民们经常得不到教会会员资格，继而分不到土地。随着教会和公理主义的权力的扩张，那些寻求入会许可2的55人必须当众证明自己的皈依经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遵从神职人员指定的复杂的皈依程序。这些考验使许多申请者丧失了信心，尽管这可能并非神意。这种把语言、圣徒身份、财产所有权，公民权联系起来的做法也令已皈依的清教徒们十分困扰，因为他们自己的成年孩子中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不能复述规定的皈依过程而无法成为正式的教会会员。早期的移民怀疑是否他们的子孙像新移民那样罪恶深重所以不被教会接受，他们敦促当权者想办法把未皈依的外来者与他们内向的后代区分开来。

17世纪50年代早期在萨德伯里(Sudbury)发生的事件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矛盾。萨德伯里城建立时，最早的居民留出一些土地以备日后的城市扩建，但是该城从未给新移民分配过土地。到了1650年，有26个城市建造者的儿子长大成人，向市镇管理委员会申请土地。委员们不同意他们的申请，纠纷持续了五年。牧师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站在年长者的一边，批判未皈依的年轻人道德败坏。1655年，受挫的年轻人表示：“如果压迫穷人，他们会喊叫；如果一个城市要惩罚我们，我们就要逃往另一个城市。”约翰·鲁多克(John Ruddock)是支持年轻人的一位长者，他正式地宣布了离开的决定：“上帝看到我们儿孙满堂一定很高兴。现在孩子们已经成年，(他们的父亲)应该很乐意在上帝带走我们之前看到他们安定下来……这片土地令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痛苦，所以我们在西部找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不久后，这个城镇的年轻人在15英里外建立了莫尔伯勒城(Marlborough)，成为第一批西移的英裔美国人。

17世纪50年代，以理查德·马瑟和詹姆斯·阿林(James Allin)为首的一群牧师探索完善会员制度的方式以解决信徒的孩子们未皈依的问题。17世纪30年代，神职人员决定信徒的孩子出生后可接受洗礼，因为牧师们认为，作为选民的孩子，他们理应会经历皈依，成为真正的教会会员。但是，这些孩子中许多人长大后并没有皈依。于是又产生了新问题：是否要继续为他们的孩子洗礼？依据17世纪30年代的最初规定，未皈依的第二代会员的后代不能洗礼。马瑟和阿林认为选民的孙辈们应该得到洗礼，而其他牧师和长者，其中起初也包括理查德的儿子英克里斯，则强烈地要求保留老制度。1662年，在一场充满争斗的宗教会议后出台了修改后的规定，反对者嘲讽地把它称作不完全圣约(见第三章)。新的规定允许第一批移民的孙辈们洗礼，但他们的父母未皈依的问题仍未解决。17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对这种精神瘫痪产生的失望、沮丧情绪，不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都一直笼罩着信徒们和牧师们。

在17世纪下半叶同样的矛盾经常在新英格兰的土地上出现，托马斯·布朗反对“兴起的一代”的主题不断在布道中出现，现在将这样的布道称为清教哀叹史(Jeremiad)。这些布道引用了旧约中的《耶利米书》(Jeremiah)和《以赛亚书》(Isaiah)的内容，沿用并强化了一种修辞模式：回忆先父们的勇气和虔诚，哀叹近来的弊病，呼吁回归最初的做法和热情。在现代学术界，“哀叹史”一词的词义已被引申，不仅包括布道文，还指具有这一模式的更为人们熟知的形式，如被俘的故事(captivity narrative)、信件、修订的圣约以及一些历史和传记。

除了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1660年至1690年间的几场自然灾害和较大的政治问题给马萨诸塞湾社区带来了一次次的创伤。对于这些创伤，哀叹史成了模式化的反应。自然灾害有火灾、洪涝、干旱、地震、彗星出现；国内斗争包括与印第安人的重新开战，魔鬼和巫术更频繁的出现；外部侵袭指的是大量教友派(Quakers，即贵格派)和英国国教教徒的到来，1684年伦敦大法官法庭(the London Court of Chancery)撤销了马萨诸塞湾公约，以及1686年英国国王把英国国教教徒埃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指派为皇家总督等等——这些事情，以及17世纪30年代出现的内部矛盾一起，逐渐不断地动摇着清教社会。1686年，安德罗斯取消了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并干预宗教事务，进而使紧张的形势更加严峻，并且引发了更多人对丧失虔诚的哀叹。在许多人看来，丧失了虔诚会引起上帝的愤怒，最终会带来所有人的审判。

在那几十年里清教徒中是否真正出现了宗教信念和热忱降温的问题一直是研究清教的学术界中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教会的会员记录表明会员人数的减少也许只是人们在哀叹史模式的影响下的猜测，或者是为了解释那些难以解释的灾难的原因。然而，对于道德堕落的共同认识聚集了社会政治的力量，并产生了殖民地中许多最有意思的文学作品。事实上，衰败或衰落的比喻修辞成为后来清教表达方式的重要部分。

联邦法庭每年5月开庭并进行选举布道的传统开始于1634年的波士顿，一直持续到1834年。新英格兰大部分的知名牧师都进行过至少一次的选举布道，并且从1667年起，除少数例外，布道文每年都印刷出版。1684年英王废除了马萨诸塞湾公约，并禁止进行选举，指派了总督爱德华·伦道夫(Edward Randolph)。为了表示反抗，牧师们停止了选举布道直至1691年威廉和玛丽制定了新的公约，允许选举出议会成员来辅助英王指派的总督。

从一开始，选举布道的内容就必须把清教社会的理论与当前的社会、宗教做法结合起来。这种模式产生了一个常见的套路，即牧师对较长的一段历史进行总结，分析过去和现在，预言未来，以激励人们和领导者去追求他们神圣的以及世俗的使命。选举布道文遵循了大部分布道文都有的标准三段论。选举布道文通常开篇就引用圣经中的文字，接着是“阐释”部分，仔细地研究引文中每个字的含义。宣讲人经常会回顾圣经中预示了这段文字的故事，听众也知道要把那些圣经故事与眼前新英格兰的形势进行对比，宣讲人会在后面的“应用”部分明确地指出这种对比关系。布道文的第二部分“教义”中，宣讲人会说明他认为引文要传达的最根本的训诫和教训，然后会把那些较大的原则划分为“主张”和“理由”。第三部分——“应用”——表明教义与主张是怎样与当代的新英格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部分宣讲人要阐述圣经故事与现代经历之间的类比关系的几次“表现”。在选举布道的最后，宣讲人通常会直接针对听众中的各种群体讲话，如总督、现任议员、竞选人、投票人以及神职人员。他还会提及以往的选举布道和类似的情况，运用过去来预测未来，特别是当人们愚蠢得要忽视他的警告的时候。

从17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对未来的悲观以及对神圣实验可能会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大多数牧师把他们的哀叹史变成了凄凉的挽歌。在17世纪的前几十年里，选举布道的主要主题有优秀领导的特质、自由与权力的限度、政府清教理念的圣经根源、总督与议员的正确关系、所有领导者与人民的正确关系以及公民权力与教会权力的正确关系。哀叹史在这些主题上加入了对当今信仰叛变的焦虑，对当今的悲惨事件与上帝对新英格兰的计划之间存在的联系的焦虑，对上帝可能会愤怒地永远抛弃他的圣徒的担忧。总而言之，哀叹史起到了一种复杂的、看似矛盾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它们的目的为了唤醒麻木的人们；另一方面，它们以重复和模式化的特点一再肯定圣徒们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他们与上帝有圣约，虽然上帝有时会责备他们，但他们在上帝最终的保护下统治着新英格兰。这些相互矛盾而又相互妥协的目的产生的张力使得哀叹史具有文学的深度和力量。

经常被当做这种形式的典型是塞缪尔·丹佛斯(Samuel Danforth，1626—1674)的《对新英格兰的荒野使命的简单认识》(A Brief Recognition of New England's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这篇布道文于1670年宣讲，次年出版。丹佛斯出生在英格兰萨福克的弗兰灵翰(Farmlingham)，三岁时母亲去世。1634年，他八岁那年随父亲来到新英格兰。1643年他从哈佛毕业，并于1650年接受了罗克斯伯里牧师的职位，与约翰·艾略特一起工作。由于艾略特要在印第安人中传教，丹佛斯只有担负起教区的主要工作。1651年，丹佛斯与波士顿的玛丽·威尔逊(Mary Wilson)结婚，并有了十二个孩子，但其中几个先后夭折。

虽然丹佛斯在他那篇著名的哀叹史中引用的是《马太福音11∶7-9》(Matthew 11∶7-9)而不是《耶利米书》，但他在前言中说明了他的主题是“失去最初的热爱……就像突来的疾病，在我们心中不断地扩张”，他认为“这种衰退的现象正需要一种合适的解药”。从文学角度来看，丹佛斯的文章最独特的地方在于他对于荒野充满想象力的意象，以及最后几页呈现的丹佛斯和一群害怕的听众之间富有戏剧性的对话。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认为基督与约翰(John the Baptist)就约翰从沙漠回来开始神职一事进行的长时间对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丹佛斯从圣经中引用教义在约翰和清教奠基者之间建立了表征学的对应关系：两者都“曾离开他们舒适的城市和居所到荒野去感受对上帝单纯的崇敬”。与那些跟随约翰并最终对他的传教失去兴趣的人一样，一些清教徒“容易在后来失去热情”。在这个时候，“上帝带他们走入荒野，要求他们严肃认真地自我反省”。丹佛斯详尽地描述了圣经史中几个关于犹太人尝试进入沙漠却最终失去热忱的故事，介绍了先知耶利米——“他可以改变人们的堕落，减少在耶路撒冷听到的哭声”，正如丹佛斯本人在这一关键时刻做的一样。

在应用部分，丹佛斯将荒野的比喻扩展开来。首先，他回顾了第一批移民跨越重洋来到这片荒凉的土地的征程。他描述了他们把这片荒原变成富饶的花园的过程中得到的精神上的进步，并回想那个时候他们“天天在上帝掌管的土地上拾谷穗，甚至在禾捆间也能拾到几捧”。相形之下，如今的教会可以贴切地用《箴言24∶31》来描述：“葡萄园全长满了荆棘，荨麻爬满了门口，石头墙也坍塌了”，这是“灾难来临的信号”。荒野不再是花果飘香的葡萄园，而再次成为一个恐怖的地方，在那儿有些人“掉进了煤坑”，一些人则“活生生地淹没在石灰池里”，还有“一些人在奢华虚荣的石头上摔得粉身碎骨”。丹佛斯回顾过去清教徒抛弃了英格兰的浮华和财富来到这片荒野寻求单纯、虔诚的生活，但是，他谴责道，如今许多人，尤其是“圣地的女士们”，开始喜欢上贵族的礼仪和华丽的服饰，这些“与荒原极不相称”。丹佛斯将外部自然界的荒原与邪恶滋生的精神荒野联系起来，把这一自然界意象拓展开来：“为什么上帝在这七年里用狂风、霉病，有时还有严重的干旱、飓风、洪水、暴雨……流星、地震、可怕的雷电、火灾来惩罚我们？”他把新英格兰比作一个被荒野包围的封闭的花园。他问道，为什么最近有那么多的先驱者和神父去世：“蜡烛的耀眼光芒；树篱中的主支架；围墙的奠基石？……顶梁柱倒了，我们所保卫的城市也要轰然倒下？”他想这些人的死亡也许也像彗星那样是凶兆：“这是不是上帝要发怒的征兆？”

在最后几页里，丹佛斯以对话的形式回顾《马修12∶9—13》中的对话——基督治好了一个萎缩的人。正如这个绝望地寻求帮助的人一样，新英格兰的人们也会对基督哭喊：“啊呀，我们虚弱无力，我们的手萎缩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当比喻被渲染到了高潮，丹佛斯表明人们应该哀悼，承认他们的“重伤”，因为他们偏移的心已使“大海波涛汹涌”，使他们的土地荒芜，引发了“众多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于所谈及的每一种苦难，丹佛斯都给出了圣经中的依据，以证明基督有能力，也乐意来平息海浪，供给子民，“抑制敌人的怒火”。要把社区恢复到刚建立时受庇护的状态，最关键的就是“认真聆听福音书的教导”。丹佛斯通过这种对话结构表明了殖民地的领导者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在实施政治社会工作时必须承认宗教在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因为如果不这样，悲剧就会继续，丹佛斯和其他牧师就会知道应该严厉谴责谁。公民们应该知道，他们心中应该追求恩赐和拯救，不能灰心丧气，因为集体的存活依靠的是每个灵魂的虔诚。

从17世纪70年代起，尤其在17世纪80年代早期，传道者利用选举日、斋戒日、葬礼、死刑以及任何特殊的场合来进行哀叹史仪式，而且年轻的“新兴”一代往往成为目标。英克里斯·马瑟对这一形式运用的尤为娴熟。他和他儿子每人都发表过四次选举布道，比其他牧师都多。英克里斯的哀叹史作品有《灾难日已来临》(Day of Trouble is Near，1674年，详见第三章)，《恢复圣约——败落的教会的重大责任》(The Renewal of Covenant the Great Duty Incumbent on Decaying and Distressed Churches，1677年)，《为新生代祈祷》(Pray for the Rising Generation，1678年)，《天堂对现在及将来一代的召唤》(A Call from Heaven to the Present and Succeeding Generations，1679年)。其他几篇有名的哀叹史的标题也反映出了主题的一致性，如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的《教化邪恶的叛教者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Pouring Out of the Spirit from High upon a Sinning Apostatizing People，1679年)，塞缪尔·胡克的《天堂慷慨的公正》(Righteousness Rained from Heaven，1677年)，乔纳森·米切尔(Jonathan Mitchell)的《乱世中的尼希米[1]》(Nehemiahon the Wall in Troubled Times，1671年)，尤利安·欧克斯的《新英格兰的祈求》(New England Pleaded With，1673年)，小托马斯·谢泼德的《眼药，或一句口号……小心叛教》(Eye-Salve，or a WatchWord... To Take Heed of Apostasy，1673年)，托马斯·沃利(Thomas Walley)的《吉利德[2]的药膏，治疗圣地的伤口》(Balm in Gilead to Heal Zion's Wounds，1669年)，塞缪尔·威拉德(Samuel Willard)的《火刑无异事》(The Firey Trial No Strange Thing，1682年)。许多牧师都喜欢用疾病的意象来表现叛教的害处和危险。这类意象在塞缪尔·托里(Samuel Torrey，1632—1707)的两部哀叹史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运用。托里在《改革的主张》(Exhortation Unto Reformation，1674年)中描写了新英格兰正处于“严重的疾病”中，消耗了“人们内心的精神力量和纯洁性”。他建议“如果我们不马上恢复，我们会失去所有的东西，在自己制造的废墟中埋葬自己”。年轻人尤其容易受到“邪恶的信仰”和其他有害的社会动乱的影响：“年轻人的罪恶(其中有许多罪恶是这个时期最穷凶极恶的)成为教会的罪恶。”在《为正在死去的宗教祈求生命》(A Plea for the Life of Dying Religion，1683年)中，托里描述了“致命的堕落，宗教灵魂的堕落”，使得上帝要“惩罚我们，摧毁我们：杀人的剑，道德的传染”。他再次指出年轻人的“冷漠、懒惰和不虔诚”，任由他们父辈祖辈的宗教“衰败、凋萎、死亡”。

17世纪80年代中期到后期牧师们是否仍像70年代那样频繁地做哀叹史布道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那些年出版的布道文较少。已出版的布道文总体而言也是鼓励性的，较少针对年轻人或宗教的败落。也许是对印第安人和英国皇家指派的官员这些外敌的恐惧使得教徒们都团结起来，把罪责推向了外来的替罪羊。在菲利普王战争期间及战争后，大部分清教徒的作品都把印第安人描绘成潜伏在荒野中的撒旦的孩子，是邪恶和腐败的集合体。当安德罗斯占领教堂并坚持老南部教堂(Old South Church)应与盎格鲁教徒共享时，老南部教堂里传出的陌生的圣歌声令人厌恶，不足以协调17世纪70年代新英格兰人中形成的几种政治派别的分歧。

有证据表明一些教堂虽然没有像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olard)走的那么远，却向未皈依的人开放了圣餐桌，并且取消了公开告白，允许人们私下向牧师证明或只需简单地说明已得到拯救，这些做法的确减轻了潜在教会会员的心理压力。17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布道文的内容表明了当时牧师在接近民众时信心更足了，而且会与民众谈论圣餐的可接受性。甚至文章的标题也传达了充满希望的讯息，如约翰·贝利(John Bailey)的《人类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赞美上帝》(Man's Chief End to Glorify God，1689)，伊齐基尔·卡尔(Ezekiel Carre)的《乐善好施的萨马利亚人》(The Charitable Samaritan，1689)，科顿·马瑟的《福音书的召唤》(The Call of the Gospel，1686)，英克里斯·马瑟的《关于皈依的一些重要事实》(Some Important Truths Concerning Conversion，1684)，乔舒亚·穆迪(Joshua Moodey)的《关于在上帝家中与之共进圣餐的殊荣的实用指导》(A Practical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Choice Benefit of Communion with God in His House，1685)，理查德·斯坦福斯特(Richard Standfast)的《给柔弱心灵的一丝温馨慰藉》(A Little Handful of Cordial Comforts for a Fainting Soul，1690)，约翰·惠汀(John Whiting)的《以色列福祉之路》(The Way of Israel's Welfare，1686)以及塞缪尔·威拉德的《信守契约，获得佑护之路》(Covenant-Keeping the Way to Blessedness，1682)、《一个孩子的命运，或看不见的荣耀》(A Child's Portion：or the Unseen Glory，1684)、《回头浪子得到的加倍宽恕》(Mercy Magnified on a Penitent Prodigal，1684)和《神圣的商品；或建议购买真实，不出卖真实》(Heavenly Merchandise；or the Purchasing of Truth Recommended and the Selling of It Dissuaded，1686)。在最后这篇布道文中，威拉德毫不掩饰地表示出对大部分神职人员近来斥责的物质主义态度抬头的背后动机的兴趣。在这个10年里，部分是出于对斯托达德的回应，爱德华·泰勒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基督是救世主的布道文(收录并以《基督传》[Christographia]为名出版，1692)。泰勒认为应该通过宣讲基督的美和宽容来帮助人们皈依，而不是把圣餐仪式作为皈依的工具。在泰勒看来，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拯救工具，一座连接圣徒的心和上帝的恩赐的桥梁——正如以前那样——只是一个将内心活动表现出来的手段。

17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教会全资格会员。对神职人员来说，他们所认为的人们忠诚度的下降更像是一个谜，是由于年青人的谦卑和冒失以及社会需要内部原因来解释困难所造成的。在17世纪80年代荒诞的巫术事件之后，哀叹史的数量再次上升，但没有达到先前的水平，也没有强调年轻人的错误。实际上，90年代最著名的哀叹史之一是78岁的乔舒亚·司各脱(Joshua Scottow，1615—1698)的《老人们为自己的衰老流泪》(Old Men's Tears for Their Own Declension，1693)。在文中，司各脱没有谴责年青一代，而是谴责他自己这一代失去了最初的热情和使命感，从而使新英格兰变得世俗化。

虽然哀叹史布道已没有了17世纪70年代那样的愤怒，但是固定的模式已在美国文化中深深扎根。此后的几百年里，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来到美国，重演了一幕幕相同的戏剧——头几年的理想和梦想破灭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幻灭、茫然和失望，还有洋洋自得的孩子——使得哀叹史在美国梦中不断回响。因此，今天几乎每个美国国庆节，全国各地的演说者都会颂扬“开国先父”，抨击时弊，敦促听众们重拾最初的理想，使美国能履行它明确的使命。从总统演讲到文学作品，哀叹史成为美国表达方式中的一个基本结构。《白鲸》(Moby Dick)、《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自述》(The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铁磨坊的生活》(Life in the Iron Mills)、《瓦尔登湖》(Walden)、《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这些作品以及其他许多作品都被称为哀叹史，因为他们似乎都呼唤回归最初的纯真和道德感，而这些如今都已丢失。

在17世纪乃至现在，哀叹主题和结构都成为布道文以及其他作品的特点。被俘的故事也往往遵循了哀诉史的模式——受害者反思自己被俘虏前的生活，发现是自身的错误招致了上帝的惩罚。在被俘期间，赎罪心切的俘虏剖析自己，发誓要回归原有的虔诚。在他重获自由的时候，这一决心得到了回报。玛丽·怀特·罗兰森(Mary White Rowlandson)的被俘故事是最早且最有名的被俘故事，可以看做是一篇哀叹史。

玛丽·怀特大约于1637年出生于英格兰萨默塞特(Somerset)的南佩瑟顿(South Petherton)。她的父亲约翰·怀特(John White)于1638年移民到马萨诸塞州的沙仑，次年把全家也接到了那里。最后这一家人搬到了兰卡斯特(Lancaster)，玛丽的父亲成了有钱的地主，也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之一。玛丽嫁给了兰卡斯特教堂的牧师约瑟夫·罗兰森(Joseph Rowlanson)并生育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1676年2月10日，菲利普王战争期间，万帕诺阿部落的一只部队突袭兰卡斯特，杀死了包括罗兰森家人在内的十二名市民，烧毁了他们的房屋，俘虏了玛丽及其他人。玛丽的小叔子、大姐和外甥都被杀死了。一颗子弹飞过玛丽的身边击中了她怀中的小女儿莎拉(Sarah)。24人成为俘虏，而且父母与子女被强行分开。玛丽一直带着6岁的莎拉，直到她在2月18日死去。她另外两个孩子，10岁的玛丽和13岁的约瑟夫被隔离开来，但她在自述中说她曾在囚禁期间匆匆见过他们几次。所有人最后都被赎回，1676年5月2日玛丽被释放。在她被囚禁期间，玛丽与波卡塞特(Pocassets)的威塔莫(Weetamoo)以及她的丈夫一起生活并成为他们的奴仆。丈夫关欧芬(Quanopen)是纳拉干西特人的一个首领，也是攻打兰卡斯特的指挥官之一。玛丽获释后，罗兰森一家在波士顿住了一年，后来罗兰森担任了康涅狄格州威瑟斯菲尔德(Wethersfield，Connecticut)教堂牧师。1677年或1678年，玛丽开始写她的自述。1678年11月，她的丈夫去世。关于玛丽·罗兰森的最后一条记录是1679年，她获得一批抚恤金和罗兰森的丧葬费。直到最近历史学家认为她也许在1682年自述出版前就去世了，但是有新证据表明她于1679年8月6日嫁给了塞缪尔·塔尔科特(Samuel Talcott)上尉，并一直生活在威瑟斯菲尔德。1711年1月5日，玛丽去世，享年73岁。

玛丽·罗兰森也许为后人开创了被虏自述的模式。她声称之所以要写自己的经历是因为她认为上帝在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她，她想把她的经历中的精神意义传达给其他人。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一位女士能写一部散文大作是非常大胆的，尽管她写作的目的仅仅是出于宗教意义。她的作品是17世纪美国唯一一部由女性作家创作的长篇散文作品。她的写作也许得到了英克里斯·马瑟很大的鼓励，马瑟曾在赎金谈判中帮了她丈夫很大的忙。马瑟为玛丽的作品作了序。序言中，马瑟对玛丽的经历和她的自述给予了官方的、清教的诠释。菲利普王战争之后，马瑟十分关心新英格兰人民和英格兰的领导者们是否能从神旨的角度来思考这场战争灾难的原因和意义。战争摧毁了新英格兰的人口和资源，而此时英国的查尔斯国王(King Charles)正要寻找借口干涉富饶的殖民地的事务。马瑟记录的战争史、布道和玛丽·罗兰森的自述一起成为建立在战争残酷事实上的“精神化”建筑，使马瑟宣称新英格兰得到了拯救。因此殖民地似乎得到了上帝暂时的谅解，政治上独立了。

玛丽·罗兰森自述题目的第一部分在现代版本中经常被省略，但是却表现了她的个人经历是如何遵从宗教教义的。完整的题目是《上帝神威而仁慈，信守承诺；玛丽·罗兰森夫人关于被囚禁和重获自由的自述，她将此故事推荐给所有想了解上帝对她做了什么的人，尤其推荐给她最亲爱的孩子和亲人们》(The Sovereignty and Goodness of God，Together with the Faithfulness of His Promises Displayed；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Captivity and Restoration of Mrs. Mary Rowlanson，Commended by her to all that Desire to Know the Lord's Doings to，and Dealings with Her. Especially to her Dear Children and Relations)。实际上，那些把她的痛苦解释为上帝的“慈悲”的言语包围、融化和遮盖了那些与她亲身经历相关的词汇。文中表现的上帝发怒引起的恐惧在题目中也因上帝对她和新英格兰“信守承诺”一词而毫无踪影。玛丽作为一个清教徒，牧师的妻子，在众目睽睽以及马瑟和丈夫的指导下写作，她肯定认识到她的作品必须要有教育大众的功能。为了使这部作品的首版显得更为神圣，玛丽自述的前后分别有马瑟写的序和约瑟夫·罗兰森就战争话题而作的布道文作为后记。但是，尽管作品中使用了各种抑制手段，玛丽的忧伤还是没有转变为对神旨的接受。她的经历中蕴藏的情感力量在哀叹史松散的结构中不断涌现。

在玛丽的自述中，个人情感与清教修辞方式相互对抗，争相成为文章的主调，使这部作品具有内在的张力，这是因为作者一方面要用语言再现她个人的痛苦经历，同时又要使她的故事与宗教的期望保持一致，得到马瑟和其他清教徒的认同。因此，为了让愤怒的上帝引起印第安战争这件事显得有理有据，玛丽必须在自身上找出上帝要惩罚她的原因，正如所有清教徒面对人口和财富急剧减少时会思考的那样。她写道，在被俘后的第一个安息日她就开始反省自己的罪恶，“我想起了我过去对上帝神圣的时间总是漫不经心。我错过、荒废了许多安息日。我在上帝面前表现得很恶劣。”后来，她又写道，她回想起自己曾有过想吸烟的邪恶欲望。她认为，鉴于这些错误，她就应该死，但是上帝仁慈地宽恕了她：“上帝完全有理由剪断我的生命之线，让我在他面前永远消失。但是上帝仍旧对我仁慈，鼓励着我。他用一只手伤了我，又用另一只手为我疗伤。”玛丽·罗兰森也许并不了解印第安战争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或许她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在她的叙述中，甚至连已皈依基督的印第安人，即“祈祷的印第安人”也失去了人性，因为一些印第安人在战争中出卖了白人。玛丽·罗兰森得出结论：不能相信任何印第安人。即使罗兰森曾想过她受到的惩罚就她的错误而言太过严厉，或者她认为印第安人袭击白人也许自有道理，但是她知道她的叙述要符合清教的意识形态，这种压力使她不能在作品中表达这些想法。

正如题目“上帝的神威和仁慈”所示，玛丽被俘成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她能在心理上准备接受恩赐，反省自己的缺点，从圣经中重新发现上帝的荣光。一个印第安勇士在一次袭击中得到了一本圣经，把它给了玛丽。她刚开始试着阅读的时候，精神上的懈怠使得圣经中的话语显得遥远、模糊，但是上帝的恩惠很快就让她能再次从中感受到快乐。罗兰森写道，她的经历中最可怕的部分既不是受到的肉体折磨，也不是失去孩子的精神痛苦，而是要在孤寂、沉思中度过心灵的黑夜，因为她害怕上帝会抛弃她。罗兰森因而成为一个公众代表人物或一种象征——新英格兰的约伯(Job)[3]——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战争的忍耐。她劝诫人们要记住失去的仅是这个堕落世界中的人和物，要接受上帝公正明智的惩罚，要感谢他洗掉罪恶的大火，感谢他释放了俘虏，感激他的和解。

尽管作品的修辞方式十分标准，尽管她本人尽力控制，但是她的作品还是表达了许多个人的体验，而这些个人体验是她的作品中最吸引现代读者的部分。她的作品中最感人的部分描写了她失去亲人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情感。例如，她的女儿莎拉在半夜死去，她不敢告诉看守，因为她害怕他们会不举办葬礼就把尸体扔在丛林中。在自述中玛丽回忆她整夜睡在尸体旁是怎样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我意识到也许在其他时候，我是绝不能容忍和死人呆在同一个屋里的。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必须，也可以整夜地躺在死去的孩子身边。我想，既然上帝对我如此仁慈，让我在这样沮丧的时候还能保持理智，那么我就不能用罪恶、残忍的方式来结束自己悲惨的生命。

这些话语虽然夹杂了宗教的戒律，却展示了罗兰森痛苦的程度，体现了她的个人叙述是如何抵抗清教意识形态的压力。

玛丽·罗兰森对精神活动的描写与她对真实、原始的反应的记录之间的冲突最有意思的部分是描述她与印第安人交往的片段。一开始，她的叙述使用了种族主义的语言，这是战争中和战争后白人的典型态度。她把印第安人描绘成“无神论者，骄傲、野蛮、残忍、不开化、粗野、穷凶极恶的怪物”。她对印第安人文化的最初反应是英国人及其他欧洲人对土著人的典型看法。她认为这些人根本没有文化，他们只生活在无知的混沌中。然而，她的叙述很快就抛弃了这些偏见。印第安人不再是“他者”，而成为她社交的对象。罗兰森意识到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缝纫技术缝制衣物来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尤其是食物。在文中，这些交往打消了罗兰森原有的看法，说明印第安人也和她一样，有着不同的个性和脾气。她还意识到“野蛮”是白人有意创造的概念，她甚至认识到印第安人也许认为她野蛮。这个观点在一个片段中得到了特别强调：罗兰森用一件女式衬衣换了一块熊肉；用编织的一双长筒袜换了一夸脱豆子。她把这两种食物一起煮，并希望与一对印第安人夫妇共享，但是那个印第安妇女拒绝了，因为肉和蔬菜在一起煮让她感到恶心。罗兰森回到她主人的棚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主人和他妻子都很生她的气，因为她拜访了其他家庭，这似乎显得主人没有给她足够的食物，这种做法让他们难堪。

罗兰森对种族主义最明显的颠覆也许表现在她对梅塔科米特这位令人憎恨的“菲利普王”的描述。梅塔科米特在清教徒的作品中经常被形容成撒旦的野兽。罗兰森回忆她跟梅塔科米特的谈话时说道：他请求她为他的儿子做件衬衣，他友好地给她一管烟抽，他对她的外表很关心。“他问我，我什么时候洗的澡，我告诉他我这个月没洗。然后他亲自为我取来了水让我洗澡，还给我镜子照。”“镜子”经常出现在殖民地的作品中，指代野蛮的“他者”，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处的镜子反映了殖民者的野蛮。出乎玛丽以及她的读者意外的是，梅塔科米特似乎比她更注重整洁和礼仪，而她似乎已退化到了“原始状态”。

在1676年战后的氛围中，罗兰森肯定不能表明她认为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比她想象的还要更像她自己，但是她的叙述却表现出了这种颠覆性的潜台词。这样的叙述很珍贵，因为它愿意把印第安人人性化，他们也说人话，也有自我，也有同情心。

塞缪尔·休厄尔(1652—1730)肯定是玛丽·罗兰森的忠实读者，并且对种族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更具认真的思考。休厄尔是公认的美国清教时期具有最丰富日记的作者。他的日记成为人们了解1674年至1729年新英格兰社会史的重要资料。休厄尔还写了一些被称为世俗哀叹史的作品。休厄尔于1652年出生在英格兰汉普郡的比舍普斯多克(Bishop Stoke，Hampshire)，他的父母亨利·休厄尔和珍妮·休厄尔(Henry and Jane Sewall)是家境富裕的商人。9岁时，塞缪尔随家人移民到美国。后来他在哈佛读书时与爱德华·泰勒同窗两年，并与之成为终生的好朋友。1673年，他毕业后留在哈佛任教。1674年，塞缪尔获得硕士学位。1675年，休厄尔与约翰·赫尔(John Hull)的女儿汉娜·赫尔(Hannah Hull)结婚。约翰·赫尔是殖民地财政部长，造币厂主管，波士顿最富有的人。塞缪尔与汉娜生育了十四个孩子，1717年汉娜辞世。后来塞缪尔又结过两次婚，一次是1719年与阿比盖尔·蒂利(Abigail Tilley，于1720年去世)，另一次是1722年与玛丽·吉布斯(Mary Gibbs)。他徒劳地追求寡妇凯瑟琳·温斯罗普(Katherine Winthrop)的记录是他的日记中最有趣的(虽然他本意并非如此)，也最经常出现在文学选读中。

虽然休厄尔受到了神职的培训，但是他的第一次婚姻却使他步入了商界。他成为一个商人、银行家、法官和一个教会政府的重要领导者。他的日记表明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意见对整个社区很重要。他当选过各种政府职位，并独自陪同英克里斯·马瑟在1688年带着重要使命到英国——要求重新恢复宪章，召回英派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1692年，在新宪章的规定下，议会成立，他担任了总督的顾问。休厄尔被选为议会会员，并在1725年退休之前在议会担任领导角色。作为总督威廉·菲普斯的朋友，他被指定为审判沙仑巫术案的九个法官之一。虽然他参与了对受害者的诉讼，但是在日记中他极少提及审判，也许是担心公正问题。1697年，当塞缪尔·威拉德布道时说审判受到了错误的引导，休厄尔从位置上站起来，激动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和责任，并请公众原谅。那天下午，他写了一个正式声明坦白自己的错误，把它交给了威拉德，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同年，休厄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描述新天堂的寥寥数语，正如站在新世界的人所看到的》(Phaenomena quaedam Apocalyptica Ad Aspectum Novi Orbus Configurata. Or，some few lines towards a Description of the New Heaven，As It makes[sic]to those who stand upon the New Earth)。这本书有60页，阐明《启示录》预示了新英格兰的历史。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值一些清教牧师开始意识到新英格兰人民在宗教信仰上开始出现多样化，山巅之城和新英格兰神圣使命的信念将成为前一代人不能实现的梦想之时。但是休厄尔坚定地认为新英格兰仍是新耶路撒冷。他还激情澎湃地在书中加入了两篇序言，重申自己的观点。其中一篇序言是写给副总督威廉·斯托顿(William Stoughton)，休厄尔还在波士顿把自己的书散发给重要的领导人。在这本书里，他回顾了新教革命的历史以及法国新教徒被镇压的事件。他坚持认为清教徒使许多印第安人皈依了上帝——就这一点有18位市民签名作证。休厄尔在这部作品中以日记中罕见的激情和雄辩用自然界中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表征观点。他声称新英格兰自然风光的美丽与圣经的预言一样，都证明了新英格兰就是新耶路撒冷。他对马萨诸塞海岸以外的一座小岛的描写是当代读者认为在所有清教作品中最具美感的段落：

只要普兰姆岛(Plum Island)忠诚地守住指挥所，不管骄傲、凶猛的大海如何恐吓，怎样抽打，只要还有鲑鱼或鳟鱼在梅里马克(Merrimack)的溪中嬉戏，还有河鲈或小狗鱼在克雷恩(Crane)池塘玩耍；只要海鸟还记得回来的时间，记得按照季节重游故地；只要牛儿们能吃上草丛中鲜嫩的青草，在土耳其山(Turkey Hill)前温顺地低下头；只要羊儿们走在老城山头(Old-Town Hill)，从那儿自在地俯瞰帕克河(River Parker)，看着山下肥沃的湿地；只要自由自在、纯洁善良的鸽子在城里找到橡树或是其他什么树，能在树上栖息、哺育、搭建一个无忧无虑的窝，在大麦收获以后还能自愿充当拾穗者；只要大自然没有变老，还时常记得给一排排的印第安玉米一对对地上课；只要基督徒出生在那儿，只要他们是第一批来客，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就是神光笼罩的圣灵的继承者。

这段文字从谈论食物、自然转变到谈论精神收获，反映了休厄尔的语言技巧，而这种技巧在他较为平淡的日记中很少见。

人们谈起休厄尔的日记时经常会说它揭示了一个坚定的17世纪清教徒逐渐转变成18世纪大都市扬基人的过程。尽管休厄尔在许多方面都在适应变化，但他依然遵守宗教传统直到离世。然而，他写的反奴隶制的短文《出卖约瑟夫》却反映了夹杂在两个世界中的头脑：一方面是休厄尔作为清教徒经常本能地自我反省，通过研读圣经搜寻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另一方面是约翰·洛克及其他启蒙运动中的人物对18世纪英裔美国人的哲学和思想的主导影响。这篇文章三段论的结构表明了两种不同思想模式的糅合。在第一部分，休厄尔大量引用圣经来阐明白人和黑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因此应该同样享受上帝在人类堕落后和人类签署的圣约，应该得到自由。因为圣约的存在，约瑟夫被自己的兄弟出卖就是“死罪中最残忍的”。在第二部分，休厄尔提供了更实用主义的方案，他认为雇佣契约仆人的做法要比奴隶制优越，因为仆人们会向往自由，因而会比奴隶更愿意努力地工作，而奴隶们“对无法得到的自由的不断渴望使他们不愿意工作”。第三部分中，休厄尔结合了圣经和实用主义的观点，以应对一些反对者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圣经赞同奴隶制，非洲人是“Cham”(指的是汉姆[Ham]之子迦南[Canaan]，《创世纪9：25-7》)的后代，圣经中指定他们为奴隶。他还回应了另一种观点——因为被带到美洲来的奴隶是非洲战争中的俘虏，所以在美洲他们理所当然还是奴隶。最后，休厄尔回到他最初的圣经主题，总结道：“这些埃塞俄比亚人，虽然他们的肤色是黑色，但是他们是第一个亚当的子女，最后一个亚当的兄弟姐妹，上帝的后代；他们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虽然休厄尔因为写出了新英格兰第一篇反奴隶制的文章而大受赞誉，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建立在文化偏见上。他反对奴隶制不人道的做法，但并没有提倡种族融合。相反，他主张阻止非洲人进入美洲。他认为不让非洲人到美洲是因为一旦他们获得自由，“他们极少会好好利用自己的自由”，而且因为社区里有大量的非洲男子和极少的非洲女人，白人可能“不得不帮他们找妻子”。他哀叹在军队中有如此多的黑人，他们“抢占了白人——我们女儿未来丈夫的职位”。他还表明非洲人会给法律和经济带来负担：“说他们无法无天似乎更为实际；想想这些，法律对于他们的偷窃和其他不道德行为应该知足了。”休厄尔的观点无疑反映了白人种族主义的观点——白人无法接受非洲人的差异和独立的人格——但是他至少有勇气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宣称奴隶制是“死罪中最残忍的”。

科顿·马瑟(1663—1728)是最宏伟的、具有史诗性的哀叹史的作者，也是清教新英格兰后期最具争议的人物。科顿·马瑟于1663年出生于波士顿，是英克里斯·马瑟和玛利亚·科顿·马瑟(Maria Cotton Mather)的长子，是著名的新英格兰创造人理查德·马瑟和约翰·科顿的孙辈。作为这个显赫家族的第三代，科顿·马瑟一出生就注定要上哈佛大学(他于167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6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要成为一名宗教领袖。如今，他是最著名的清教牧师，一部分是因为他是个多产的作家——他曾出版过400多部作品，还因为人们一直相信却并无依据的一点：他是最严厉、伪善的清教徒。科顿的一生都生活在他父亲英克里斯的阴影之下。从1685年科顿接受圣职到1723年英克里斯以84岁高龄辞世，科顿一直在英克里斯任职的老北方教会(Old North Church)中担任教师。科顿仅在去世前四年里领导过教会。因为他在清教主义衰落的时期苦苦坚持传统的新英格兰模式，因为他的写作风格偏于夸张、学究气和哀切，所以他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他最不好的形象：专横、伪善。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关于巫术的：《难忘的天意——关于巫术和财产》(Memorable Providence，R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1689)和《无形世界的秘密——对魔鬼的本性、数目和活动的历史学、神学研究》(Th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 Observations as well as Historical as Theological，upon the Nature，the Number，and the Operations of the Devils，1693)。虽然在巫术审判事件中，科顿没有像大部分人那样愤怒激动，但是后世人却把他当做是逮捕巫师的先锋。然而，近来的传记学家开始强调科顿性格的其他方面，并把人们对科顿的成见改变成了对一个有才华的、在很多方面都很开朗的思想者的全面描述。一些学者都充满同情心地把他描写成家庭、社会、历史环境的受害者。这三方面的压力折磨着他，使他比他本性要显得更加专横和不理性。

担负着保持新英格兰两个最具名望的牧师家庭声誉的重担，科顿是个聪慧、虔诚、勤奋的孩子。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语，11岁时就通过了哈佛的入学考试。在科顿的童年里，父亲英克里斯冷漠、心事重重，身陷1662年波士顿教会会议的政治混乱中，烦恼很多。不完全圣约使科顿与父亲产生分歧，并导致了老北部教会的分裂。英克里斯相信上帝在放弃新英格兰。他在日记中记录了教会、婚姻给他带来的压力，他对自己职业的质疑，以及他渴望住在英格兰的想法。从1669年理查德·马瑟去世到1671年，英克里斯经受了身体上的疾病、梦魇和抑郁的考验。他曾害怕自己会这样死去或发病。也许正是在这个痛苦的阶段里，科顿(理查德去世时，他才6岁)落下了口吃的毛病。关于科顿的口吃，英克里斯在日记中写道他担心“他(指科顿)语言上的结巴会使他无法在神职工作上取得进步”。科顿进入哈佛后，作为一个年幼的新生，经受了“一些挫折”，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口吃，也因为他喜欢纠正别人的错误，包括比他年纪大的。他的父亲草率地把他从学校接回家里教育。在学校的第二年里，科顿再次受到了欺负，但他一直坚持呆在学校里，直到毕业。

科顿毕业时只有15岁，校长尤里安·欧克斯十分赞赏他的学识，并声称全体新教徒的希望就是科顿能将教会恢复到他的先辈掌管时那种让人快乐的状态：“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科顿和马瑟家族在名字上、在事实上都融合在一起，焕发出新的生机。”当科顿满怀激情地去完成这一使命，要扭转正迅速背离先父愿望的社会、政治和思想趋势时，他表现出清教主义后期的诸多矛盾和不确定性，而在他周围清教主义在意识形态变革的风暴中已分崩离析。带着天使来访给予的启示以及对神圣使命的意识，科顿一生中不断地写作、传教、援助他人、祈祷、哭泣、懊恼、忠告和教书。他在为各种事业努力，赢得了一些人的崇拜和另一些人的憎恨。尽管他的活动已十分忙碌，几乎没有休息，但他还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觉得他的表现辜负了他的名字。

除了因为教条主义和自我优越感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麻烦，科顿·马瑟也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个人苦难。他的第一任妻子阿比盖尔·菲利普斯(Abigail Phillips)1686年嫁给他后，很快就于1702年去世。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克拉克·哈伯德(Elizabeth Clark Hubbard)在1703年与他结婚，1713年去世。1715年，他与莉迪亚·李·乔治(Lydia Lee George)结婚，但是莉迪亚后来精神失常，这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尴尬。莉迪亚还带来了前夫遗留的债务，因为这些债务，科顿几乎被捕。1718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不断感到痛苦，害怕我可怜的妻子因为她的疯癫会毁了我的神职”。经历了几年不安的婚姻以后，1723年，莉迪亚离开了科顿。科顿还不得不亲手埋葬了他的十三个孩子中的九个，其中的四个以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都是在1713年麻疹流行时先后去世的。尽管科顿生活已经十分拮据，他还资助着三个寡居的姐妹。

虽然人们经常把科顿·马瑟看做是新教神学家中最为严厉、思想最顽固的一个，但事实上，他相当开明，在许多事情上反对他父亲的保守作法，例如当他父亲喋喋不休地谴责新生代的罪恶时，科顿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指导年轻人认识到基督无私的恩惠，鼓励他们对获救赎的信心。虽然他墨守成规，也对罪恶和堕落进行批评，但他就新约的内容做过许多安抚人心的布道。在《圣餐领受者指南》(Companion for Communicants，1690)里，马瑟对开放式圣餐的观点近似于斯托达德那样的偏激。他说：“为了使领圣餐有意义并不一定要有什么承诺。”他敦促那些对信仰不确定的人“带着你所有本能的、不可回避的缺点来吧……带着你所有的憎恨、厌恶、烦恼……在这里你将受到欢迎，尽管你只是含着泪说：‘上帝，请救救我的疑虑吧。’”

实际上，马瑟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都是矛盾和模棱两可的。例如，他承认并赞扬妇女们对教会、对孩子教育以及社会文明的贡献。他曾为多位妇女举行过葬礼布道，如玛丽·布朗(Mary Brown)的《尤利卡：我发现了品德高尚的女士》(Eureka：the Virtuous Woman Found，1711)，莎拉·利弗里特(Sarah Leverett)的《美洲莫妮卡：虔诚的女性模范》(Monica America：Female Piety Exemplified，1721)，还有一篇谈论最理想的清教徒妻子的布道《给锡安女儿们的装饰品》(Ornaments for the Daughters of Zion，1692)。在这些布道文中，他不仅赞美了个人还颂扬了全体女性。在《给锡安女儿们的装饰品》一文中，他写道：“这个世界上虔诚的女人要比虔诚的男人多……女性注定要经历的诅咒——屈从和生育的苦难——似乎都变成了恩惠……(因为)上帝……使她们秉性中的温柔更利于她们的虔诚。”科顿在安妮·布拉兹特里特的传记里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她的才智和虔诚。但是，与此同时，科顿的许多作品中都表达了对女性矛盾或忧虑的态度。他特别厌恶不虔诚的女人，所以在回忆安妮·哈钦逊时恶言相向。他还经常在谈论罪恶和错误时把女性身体当做负面的例子。信仰上的通奸、错误观念的子宫、异教的怪胎以及类似的比喻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这些比喻在清教的布道文里都很常见，但是马瑟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些意象也许表明了他在意识掩盖之下怀有对女性的轻视和无意识的恐惧。

在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问题上，马瑟的生活和作品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马瑟经常公开谴责非洲奴隶交易的残酷。与休厄尔一样，马瑟也认识到黑人作为人，应与白人平等。在他的布道文《基督教化的黑人》(The Negro Christianized，1706)中，他认为非洲人应接受基督教的教育，应被允许加入教会。尽管经济拮据，马瑟还是用自己的钱聘请一位女教师教当地非洲人读书认字。他还在自己家里招待教会里的黑人信徒。但是，他还是欣喜地接收了公众送给他的黑奴奥尼西默斯(Onesimus)。他教奥尼西默斯读书，帮他皈依基督教，但是他对奥尼西默斯的负面评价，例如说他迷信，还有点“小偷小摸”的毛病，都说明了马瑟和其他人一样都有种族歧视。关于印第安人，马瑟学会了易落魁(北美印第安，Iroquois)语，成为他掌握的第七门外语。马瑟还致力把当地印第安人融于白人社会。当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过程体现了对印第安文化的不尊重。

在马瑟许多谈论科学和自然的文章里也经常出现不一致和矛盾。他坚信每一起自然事件都是神意，但是他依然从事科学研究，改造自然以提高生活水平。他还一直表现出想加入国际科学协会的愿望，并且总感到生活在偏远的新英格兰思维受局限。多年里他一直对美国的花草、动物、鸟类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描绘，并寄给了伦敦的皇家协会。也许是因为他想打动协会会员，他寄出的这些信里包含了他的一些很动人的散文。在这些散文中，他经常一方面表现出作为一个新英格兰人的自豪，另一方面又为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哲学家的国度”而感到沮丧，两种情绪交替出现。马瑟还写了美国第一本科普书。他于1714年将这本书的手稿寄给了皇家协会，并于1721年以《基督教哲学家》(The Christian Philosopher)的书名出版。紧接着在1722年，他出版了重要的医学作品《贝莎塔的天使……关于人类常见疾病的文章……保持健康的建议》(The Angel of Bethesda... An Essay upon the Common Maladies of Mankind... and direc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ealth)。他的研究成果在整个欧洲都得到了赞誉。后来他也入选皇家协会。

马瑟对科学的最大贡献可能在于他毕生孜孜不倦追求的医学领域。在17、18世纪，天花疫情大约每隔十二年就会在新英格兰爆发一次。1721年，天花又在这片土地上肆虐，马瑟建议使用接种的办法，因为他知道这个方法已经在世界其他地方试验过。因为这个建议，马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还差点被暗杀)。当时年轻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他的哥哥詹姆斯(James)在他们的报纸《新英格兰报》(The New England Courant)对马瑟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一些牧师支持马瑟，如本杰明·科尔曼、所罗门·斯托达德和约翰·怀斯(John Wise)，而公众对接种的强烈抗议使新英格兰的反教权主义[4]力量加强，加速了18世纪20年代神职人员影响力的衰落。尽管如此，马瑟坚持己见，最后接种得以成功推行。他本人也成为18世纪美国医学史上的英雄。

除了由于接种争论给他带来的严厉抨击以外，马瑟在职业生涯上还经历了几次痛苦的挫折。他一生中都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像他父亲一样当选哈佛大学的校长，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被能力远不及他的人代替。这种明显的冷落很有可能是因为马瑟在政见上长期与总督约瑟夫·杜德利不和。另外，虽然马瑟在巫术审判中的角色远不如其他许多支持法庭的人那么重要，但是他关于这一内容的发表物遭到了罗伯特·卡列夫(Robert Calef，1648—1719)在《无形世界的更多奇妙》(Mor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1700)中的猛烈抨击。结果马瑟成了巫术事件的替罪羊。他受到的最大的公开屈辱是在1712年，他的成功化为令人难堪的失败。也许是因为他开放的准入政策，老北部教会的会众人数剧增，马瑟让人为新会员做凳子。他的这一做法令许多老会员觉得侵犯了他们的特权，他们认为新会员不配有这样的待遇。于是，马瑟的一部分主要会员离开了他的教堂以示抗议，并在三个街区外建了一个新北部教堂，大大减少了马瑟的会众，使他慢慢失去在这个城市的影响力。除了这些挫折，马瑟还在他的日记中痛苦地倾诉着自己尝试了30年仍不能找到任何一家出版商出版他的长达十二卷的圣经注释《美国圣经》(Biblia Americana)。他用了20多年来编写这本书，并视之为自己的杰作，而它也最终得以出版。

在马瑟众多的作品中，现代评论家诠释最多的是《美国风物志》(Magnalia Christ Americana；Or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from Its First Planting in the Year 1620，unto the Year of our Lord，1698)。这部作品写于1694年到1698年间，1720年在伦敦出版。这部作品实现了马瑟父亲长期的愿望——“将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大事的记忆传给后代”。这部结构复杂的书有800多页，分为七个部分：新英格兰的建立；总督们的生活；神职领袖的生活；哈佛大学和著名哈佛毕业生的生活；清教神权；“非凡的天佑”；异教徒、印第安人、撒旦、爱德蒙·安德罗斯以及其他人带来的问题。作品中还有几首诗，主要是由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Tompson)等作家写的挽歌。这本书虽然结构显得散乱，但其整体效果上却是统一的、史诗般的哀叹史。马瑟在文中赞美了清教徒先驱，夸大了早年的事件，还哀叹近年来人们热情的衰退。他说，他的日记就是让“这部可怜的作品尽可能地在教会里保留住对濒死的宗教的兴趣”。

与许多清教作品一样，《美国风物志》也存在着明显的内部矛盾，这无疑来自于马瑟的双重动机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他想赞美先驱们创立新耶路撒冷的英雄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他又想让他这个年代的清教教会向英国皇家妥协，与英国的新教徒和解。因此，在作品的开始，马瑟就以史诗的风格歌颂了神圣的新世纪：“我书写基督教的奇妙，从压抑的欧洲飞到了美洲海岸。”在此处，以及文中的很多地方，马瑟都抱着千禧年主义的想法，认为基督很快就会回到地球，在他选择的新英格兰开始统治新的千年。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新英格兰必须重拾第一代移民的精神：“第一代是黄金时代：回到那个年代能使一个人成为新教徒，或者让我说，是清教徒。”然而，虽然马瑟在这里强调了新英格兰的独特性，但是他在文中也一再重申马萨诸塞湾的开创者并不一定是愤怒地逃离英国的分离主义者；相反，他们一直都热爱自己的祖国，只是想改革自己的圣公会：“新英格兰的第一批移民到来以后，就在公开或出版的言论中称英国教会为‘亲爱的母亲’。”马瑟认为事实上只要英国国教去除天主教的装饰，许多移民会回到英国去。他还强调新英格兰现在实行的是宗教自由。他们“不区分长老会、公理会、新教圣公会和反婴儿洗礼派，只要他们表现出虔诚，基督就会接纳他们”。然而，鉴于美国社会对英国国教和教友会教徒的敌意一直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一些学着认为马瑟的立场是不真诚的，是为己谋私利的，是为了获得国外的政治支持以弥补自己国内影响力的下降。

但是，公平地讲，我们应该记住马瑟写作时所处的文化环境。他出生的时候，总督们都是在旧宪章下选出来的观念正统的人，而他很快发现自己周围出现了许多国教教徒，还有一个英国皇室指派的总督和新的宪章。17世纪90年代他自己努力把他继承的新耶路撒冷神话与当代的现实状况妥协。因此，可以认为《美国风物志》把新锡安耶路撒冷的神话融入了新英格兰的想象中，同时还对其重新诠释，似乎现实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发生的。正如他父亲尝试通过叙述性文字将菲利普王战争的失败重塑成精神的胜利一样，马瑟同样也试图把清教综合体的瓦解神秘化，说成是神圣使命的完成，而清教综合体从未真正存在过。因此，他非常真诚地相信上帝把他的选民带到美国不是为了让他们永久脱离他们的英国同胞，而是“通过他们展示美好事物的样本。他要让其他地方的教会依照这样的样本建立和发展起来。”在马瑟看来，宗教的历史包含了多次重复的循环：虔诚的开始到热情消退再到恢复虔诚。他把自己当前在波士顿的处境看做是一个低谷，低谷之后很快就会迎来“黎明”——宗教复兴的到来。

《美国风物志》的这种两面性在菲利普斯总督的传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菲利普斯是英国皇室任命的总督。17世纪80年代早期，菲利普斯曾因手下的船员行为放荡在波士顿被捕。他本人喜欢诅咒发誓的习惯也广为人知。在法庭上，他还顶撞布莱兹特里特总督。然而在10年后，菲利普斯被任命为总督时，马瑟称赞他，似乎他继布拉德福特、温斯罗普、布莱兹特里特及其他虔诚的清教总督之后担任这个职务是天意注定的。可是菲利普斯的传记与布拉德福特、艾略特等早期领袖的传记略微有些不同。在后几位的传记里，马瑟歌颂了他们的虔诚，而在菲利普斯的传记里，他赞美的是他的勤劳和商业才能。在菲利普斯的传记后出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Autobiography)，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5]的小说，以及后来关于美国人自我成长的小说。菲利普斯传记也说明了马瑟和他的《美国风物志》在美国梦想出现两个矛盾的分支时所起的作用——一个是精神的梦想，而另一个是物质的。马瑟意识到一个梦想要威胁、毁灭另一个时，他试图调和这两个矛盾。

虽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天花流行时批判了马瑟，但是后来他在著名的《自传》中赞扬了马瑟，说马瑟启迪了他要正直、勤劳和行善。像富兰克林一样，马瑟也深深认为自己生活的使命就是为他人提供帮助。正如他儿子塞缪尔所描述的：“我父亲一生的志向和特点就是乐于帮助他人。”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马瑟流传最久的作品《世善说——行善散文集》(Bonifacius，an Essay Upon the Good，1710)。在马瑟的所有作品中，这篇文章给了富兰克林最多的启发，它也展现了马瑟陷入18世纪思维方式后的思想局限。他建议用努力工作来实现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把常识(common sense)作为通往拯救和财富的工具。这种说明性注释似乎也是富兰克林的风格——从文章中多面化的语言挑选引用一些语句就能轻松地转达出深邃的含义。然而，仔细认真地阅读这一作品就会发现马瑟仍受传统清教神学的影响，把有特权的恩赐和皈依当做拯救的唯一方式，并认为精神世界高于物质世界。马瑟身处日益繁荣和世俗化的社会中，周围都是富有的商人，而且人们开始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他一定已经意识到文章措辞时既要遵从保守的教条的阅读习惯，又要有更多的实际意义，便于道德上的履行。他也许也感到用这种方式来面对他这一代人是十分痛苦的。1710年的新英格兰与1678年马瑟从哈佛毕业时的那个新英格兰已经变化很大。在1710年也许没有其他人十分愿意“回到(黄金年代)使人成为一个新教徒，或让我来说，一个清教徒。”

马瑟的成就和他大量的作品证明了清教主义思维模式的持久力量，以及美国使命主题在叙述中持久的主导地位。虽然马瑟未能亲眼看到宗教热忱的伟大复苏，但是他对这一时刻的到来深信不疑。他的作品表明，他意识到18世纪20年代早期从哈佛和耶鲁大学毕业的几位“优秀的年轻人，他们研究、分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是我们教会的彩虹”。马瑟传给这些年轻人的是他奋斗一生要保留的清教梦想。1727年，就在马瑟去世前一年，马瑟的夙敌所罗门·斯托达德的孙子乔纳森·爱德华兹成为北安普顿教堂的牧师。在那儿，爱德华兹将领导精神复兴运动，对此马瑟家族已期盼了半个世纪。

[1]尼希米(Nehemiah)：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领袖，曾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译注

[2]吉利德(Gilead)：古巴勒斯坦地区，位于约旦河东岸。——译注

[56]约伯(Job)：旧约中的人物，上帝夺去了他的家人和财产，但是他对上帝仍十分虔诚。——译注

[4]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指反对神职人员干预公众事务。——译注

[58]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1832—1899)：19世纪美国小说家。他的许多作品描写的都是贫穷的孩子如何白手起家，通过勤劳工作、决心和勇气、关心他人而最终功成名就，实现梦想。他的作品被认为是美国梦的体现。——译注

第六章 理性与复兴运动

从17世纪50年代开始，在波士顿、沙仑、剑桥、牛顿以及沿海的大城市里商人们不断增多，他们发现自己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与农民不同，不会担忧新移民争抢土地。相反，他们欢迎更多的新产品和国际贸易。17世纪60年代人们在争论不完全圣约时，有势力的商人，如约翰·赫尔，十分拥护清教主义中带有圣保罗精神的、最早支持大力发展会员的教义。这些商人们还支持比较开放的会员标准。17世纪60年代波士顿第一教堂(First Church)内部出现纷争，一个主要由商人组成的联盟从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第三教堂(Third Church)，也就是后来的老南部教堂。该教堂由托马斯·撒切尔(Thomas Thatcher)领导至1678年，之后由塞缪尔·威拉德主持直至1707年他去世。老南部教堂对会员的要求始终都很宽松。

贾尔斯·菲尔明(Giles Firmin)的《真正的基督徒》(The Real Christian，1670)是一篇谈论教会会员制度的重要文章。17世纪30、40年代，菲尔明住在新英格兰，在克伦威尔摄政期间他回到了英国，积极参加克伦威尔政府下的国会讨论。菲尔明批评他以前在新英格兰的同事托马斯·胡克和托马斯·谢泼德，认为他们对准备式示意图般的描绘太过死板，而且他们要求教徒证明皈依过程的标准也过高。菲尔明尽力劝说他的英国同事提倡更多的包容，理解“自爱”是自然的，上帝是仁慈的和理智的。他的作品在17世纪70年代在波士顿大受欢迎。1742年他的作品在波士顿的再版说明了关于皈依和教会会员制的争论在70年后仍在继续。

在动荡的17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会员制的争论经常使朋友之间，甚至整个公众产生分歧。塞缪尔·休厄尔是老南部教堂的会员之一，他说“人们从威拉德先生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他对(英克里斯)马瑟先生有些敌意”。休厄尔本人十分尊敬马瑟家族，他担忧他加入威拉德的教会是否正确：“有时候我的脑子备受煎熬，唯恐第三教堂脱离了老教堂后会走上偏离上帝的道路。”然而，尽管新英格兰人存在分歧，他们在17世纪大部分时期还是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利益抵御着英国政府的入侵。

在巫术事件以及1692年新宪章出台以后，人们对外来敌人的关注暂时消退。17世纪90年代末内部纷争再次出现，导致了严重的，也是永久的分裂。

人们开始把牧师分成“保守的”和“开明的”。那些“开明的”牧师通常反对过去要求教徒叙述皈依经历的做法，他们让人们恢复对获得拯救的信心，包容不同的宗教派别，支持公理主义者与英国国教的结盟；他们还采用语言华丽、讲究口才的布道风格；圣诞节时他们也会参加英国国教的庆祝仪式；他们赞成上帝的祈祷式(the Lord's Prayer)，不反对过去被认为是罪恶的消遣，如玩纸牌、为了健康喝上几杯、戴假发等。而保守的牧师则会要求会员公开坦白皈依经历，强调上帝是公正愤怒的。他们担忧会有伪君子混入教堂；反对堕落的新时尚，认为那是道德败坏。他们还强调新英格兰人的宗教热忱在消退的事实，同时抵制着英国国教、欧洲文化的出现和影响。

1699年这些观念上的分歧变得更为明显。当时有一群波士顿商人和牧师，其中包括约翰·利弗里特、西蒙·布莱兹特里特、威廉·布拉托(William Brattle)和托马斯·布拉托(Thomas Brattle)，因为十分不满马瑟和威拉德领导下的旧秩序，从原有的教会脱离出来，成立了布拉托街教堂(Brattle Street Church)。他们热衷于发展最自由化的神学方向。他们聘请了年轻杰出而且十分富有个人魅力的本杰明·科尔曼(1673—1747)。科尔曼于1695年从哈佛毕业，之后周游海外。他在英国加入新教，后来回到波士顿，担任新教堂的神职。科尔曼知道他将面对马瑟一派及其他人的极力反对，所以在伦敦时他让长老会为他委任神职。回到波士顿时，他带来了英国的证明、欧洲的世俗和优雅。

科尔曼和托马斯·布拉托及其他改革者一起写了论说文《宣言》(Manifesto，1699)和《福音秩序的复兴》(The Gospel Order Revived，1700)。这两篇文章介绍了许多宗教活动中的革新和进步，例如，任何一个孩子都能接受洗礼；任何自信合适的人都能得到圣餐；牧师由全体会众，包括妇女选举产生；学习英国国教的做法——在教堂中阅读经文而无须添加评论。总体而言，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日显重要。为去世的妇女进行的葬礼布道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些布道文往往都称赞了死者智慧的言语、她对丈夫的协助、她为教会和社区提出的明智建议等等。例如，纳撒尼尔·阿普尔顿(Nathaniel Appleton)为玛莎·格里什夫人(Mrs. Martha Gerrish)所做的葬礼布道文出版时还附带了几封格里什夫人的书信。阿普尔顿声称这些信对收信者起到了启发和引导的作用，与布道文一样有影响力。毫不奇怪，许多妇女喜欢那些给予她们更多鼓励和尊敬的牧师，这些牧师通常被归为“现代”或“开明”一类。

虽然科尔曼基本上信守加尔文教义，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却向教会组织形式和礼拜仪式的固有做法发起了攻击。在科尔曼的《福音秩序的复兴》出版几个月后，英克里斯·马瑟发表了一篇长达70页的论文《福音书的命令》(The Order of the Gospel，1700)，坚决捍卫旧方式。为了回应，布拉托教会的几个成员写了一篇讽刺仿文，名为《福音书的命令的修改》(Gospel Order Revised，1700)。尽管马瑟极力反对，科尔曼还是很快就受到了热烈欢迎，而且他的容忍和调解能力很快就消除了他与马瑟家族间的不和，因为他在马瑟教堂长大，他也非常敬重马瑟。科顿·马瑟喜欢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他肯定曾帮助说服他的父亲顺应时代潮流，尽管英克里斯看着新英格兰一步步走入深渊，忍不住在他最尖刻的哀叹史《以迦博[1]》又名《一篇讲道——说明为什么害怕上帝的荣光正远离新英格兰》(Ichabod. Or，a Discourse，Showing What Cause There is to Fear that the Glory of the Lord is Departing from New England，1702)中发泄忧伤。布拉托街教会的成立标志了清教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无情地把马瑟家族和他们的拥护者推向18世纪早期的历史边缘。

世纪交替之际，推进自由化运动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哈佛大学校监会(the Board of Overseers)权力的变更，以及1701年耶鲁大学的成立。当地政治错综复杂的运作以及布拉托街教会成员的参与导致英克里斯·马瑟于1701年辞去哈佛校长职务，继任的是塞缪尔·威拉德。在任职的六年中，威拉德十分同情马瑟家族，但他同时又支持布拉托派。杜德利总督憎恨马瑟家族，他为了委任布拉托派的约翰·利弗利特担任下任哈佛校长做了很多工作。当哈佛大学逐渐掌握在自由派手中时，神学院的学生开始模仿科尔曼散漫的风格，拥护那些自以为是“现代人”或“现代主义者”的进步思想。这些人中有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如约瑟夫·休厄尔(Joseph Sewall，1688—1769；1707年就读哈佛)、托马斯·普林斯(1687—1758；1707年就读哈佛)和查尔斯·昌西(Charles Chauncy，1705—1787；1721年就读哈佛)。在康涅狄格州，宗教争论以及不情愿仅靠哈佛大学培养牧师的保守团体赞同马瑟父子的许多观点。他们建立了耶鲁大学。1720年，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从耶鲁大学毕业。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带着对神学具体问题的诸多限制，一种神学传统从利弗里特自由化的哈佛发展到了昌西的宇宙神教(Universalism)，又从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的唯一神教(Unitarianism)发展到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先验论(Transcendentalism)。而另一方面，从爱德华兹时期的耶鲁大学发展出了一种相反的福音教派(后来发展成原教旨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19世纪的蒂莫西·德怀特和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以及20世纪的多种宗教爱好者。

神职人员在新的世纪里争吵不休时很快就发现每个派别的牧师都在渐渐丧失虔诚。所有宗派的领袖们都认识到要行动起来，避免忙碌、富裕起来的殖民者把宗教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防止神职人员权力的减弱，以至于要听从于民政部门和普通信徒。神职人员采取了两种行动方式：一方面他们联合起来，成立协会或委员会以加强他们的政治地位，并通过立法控制神职任命和牧师资格；另一方面，他们到处布道，强调一个训练有素的牧师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应该尊重学识和学者。

1704年，本杰明·科尔曼带领着剑桥—波士顿协会的牧师们在一个大会上起草了几份提议书，希望能恢复神职人员的权力。虽然身为英国国教教徒的总督约瑟夫·杜德利拒绝将他们的提案纳入法律，但是这个协会的会议的确鼓励了许多牧师更坚定地领导自己的教徒。1708年，康涅狄格州的神职人员提出了目的相似的塞布鲁克纲领(Saybrook Platform)。这两个纲领在教徒和牧师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些人认为这种联合会促使牧师变得优越、自负、世俗，因而在神职人员与普通民众间造成不必要的分裂。英克里斯·马瑟反对协会活动，并坚持传统的观念，认为在教会问题上，神职人员并不比普通教徒享有更多特权。在他看来，协会的形成重复了“罗马教会走过的同一条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从平民中获取特权”。

神职人员努力重新获得地位和影响力的另一种结果就是富人在与宗教、教育相关的事情上享有特权和优势，而这种特权在大学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1700年至1720年间，能否进入新英格兰的大学更多地依赖于父母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孩子的虔诚和能力。结果，学生整体的素质和认真程度下降了。1722年，年轻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了一篇尖锐的文章来批评哈佛大学。他说，那儿的学生“不比傻瓜和白痴强”，因为他们的父亲“只考虑了自己的钱包而不是孩子的能力”。事实上，在那几十年里，哈佛和耶鲁大学里还是有许多虔诚而有学识的年轻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牧师，如约翰·克利夫兰(John Cleveland)、约瑟夫·休厄尔、托马斯·普林斯、查尔斯·昌西和埃比尼泽·彭伯顿(Ebenezer Pemberton)。他们成立的一些宗教俱乐部成为严肃研究在世俗喧闹的环境中的避难所。这些人与靠家庭背景上大学、当牧师的人，以及普通教徒之间不断扩大的阶层差别导致了民众对神职人员更多的批评指责。

清教的牧师还受到了英国国教教徒的抨击，质疑他们牧师的资格。英国国教认为，如果新英格兰的神职人员认为自己是国教成员，那么他们就应该在英国的教堂里被任命。人们传言的大学的缺点以及神职人员中普遍的亲英情结在18世纪影响越来越大，致使许多美国牧师们开始怀疑自己的任命的合法性。1723年发生了“大叛教”事件。耶鲁大学校长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六名导师宣布他们要在英国接受国教主教的重新任命。很快，简单的清教神职任命就被更繁琐、更复杂的类似于国教任命的仪式所代替。

尽管所有的神职人员都努力在变化的环境中巩固他们的权力，提升整体形象，但是教权主义还是失败了。牧师薪资引发了激烈争论，而且更多的非神职人员坚持他们也应享有平等的宗教权力。这些都表明许多信徒最终开始憎恨神职人员的特权。几十年来，神职人员都在呼唤恢复虔诚和热忱，有些人也听说在新泽西出现了“觉醒”运动，但讽刺的是，当这种复兴运动到达新英格兰后，它进一步削弱了神职人员的势力。在18世纪20年代早期，在斯托达德的康涅狄格河流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复兴运动。这种运动在1728年10月29日得到了转机。那一天，当地发生了大地震，“猛烈的雷声”就像“放枪那样突然而响亮”。这次地震和余震摧毁了许多房屋和商业场所，人们期盼能见到“人民之子的出现”。之后的几个星期，牧师们发现人们之间的争吵少了，他们更关注传经布道了。1734年，一次更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在乔纳森·爱德华兹任职的北安普顿教区开始，蔓延到了整个康涅狄格河流域。爱德华兹记录这次运动的文章《上帝使数百个灵魂皈依的惊人之作的忠诚叙述》(A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1737)广为流传，为几年后出现的“大觉醒”做好了铺垫。

1740年秋天，福音教派神父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从英国来到美国，开始了殖民地的传教之旅。科尔曼听说他在殖民地中部地区的传教非常成功，十分迫切地希望他能到新英格兰传教。虽然有些牧师怀疑怀特菲尔德引起的热情是否代表了真正的宗教热忱，但那些感到宗教和神职人员权力在减弱的牧师们纷纷向他求助。科尔曼把怀特菲尔德邀请到了波士顿，他的成功让许多新英格兰教堂都非常欢迎他。继怀特菲尔德之后不久，从新泽西来了一位长老教派的复兴主义者吉尔伯特·亭纳(Gilbert Tennent)，后来又出现了许多福音教派的牧师进行巡回传教。许多当地的牧师也发起了自己的觉醒运动，这种精神传播了整个殖民地。多年来第一次，人们，尤其是男人们，急切地要寻求宗教问题的答案。牧师们号召重建家庭秩序。在复兴时期，皈依的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女性。这种复兴还使“觉醒的牧师们”开始一连数小时的诵读、讲解圣经，试图在家庭里和社区内建立更稳定的规范。

起初，神职人员支持并领导着复兴运动，但是很快普通民众就掌控了局面。他们声称看到了圣灵，自发地向公众布道，脱离牧师自己进行宗教讨论，正像一百年前安妮·哈钦逊所做的那样。许多牧师很快就认识到复兴运动非但没有巩固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权威。再一次，接受到的真理这个概念又成为争论的话题。争论的焦点在于谁有权力宣布——说出——神圣的真理。一些牧师们开始反对巡回传教的牧师以及这些大觉醒运动产生的效果。先前的联盟被打破了，新的分界线出现了：一边是支持福音教的牧师，也称为“新灵光”(New Lights)或“新一派”(New Siders)，另一边是反对运动的“旧灵光”(Old Lights)或“老一派”(Old Siders)。“新一派”中的一些人，如科尔曼，是神学自由主义者，而“老一派”中的一些人，如约翰·巴纳德(John Barnard)是保守主义者；而另一方面，自由派的查尔斯·昌西强烈反对复兴运动，而乔纳森·爱德华兹是一个保守的“新一派”加尔文主义者。

尽管发生了这些运动，18世纪上半叶神职人员的总体变化，除了一些特殊的例外，都远离了严格的加尔文主义，朝着自由化的理念发展。后来，这就发展成为欧美启蒙运动(Euro-American Enlightenment)。一些牧师，如约翰·巴纳德(1681—1770)，1717年至1770年的马伯海德(Marble head)教区牧师，他们坚持旧学派，也许意识到了公众反对神职人员的特权，他们也摒弃了新派的做法。巴纳德的形象是谦卑、真诚的乡村教士，薪水很少，辛勤劳作，与他的教区居民平起平坐。他的风格与以本杰明·科尔曼为代表的牧师截然不同，他代表了乡村最常见的牧师形象，与来自被假发和英国时尚统治的城市牧师形成鲜明的对比。

巴纳德是马瑟家族的朋友，尽管他比他们多活了40年。他使17世纪清教的愿景保留了下来，并延伸到了美国大革命时期。今天人们了解巴纳德是因为他写的几本书，还有1836年出版的他的啰啰唆唆、闲聊式的自传。与他相似的其他人都被人们遗忘了，但是他们的教区却遍布了新英格兰周围的乡村。18世纪70年代，当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用哀叹史的话语和斋戒日的仪式来引发美国人民对英国的反基督教者，国王乔治的抗议时，他们触动了殖民地人民一直保留的敏感的心弦，而这要归功于像巴纳德那样的“老加尔文主义者”的努力，而不是像科尔曼和昌西那样的现代主义者。

巴纳德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在语言和数学方面的天赋。他曾就读于波士顿拉丁文学校，师从著名的伊齐基尔·奇弗。奇弗的著作《拉丁文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Latin Tongue，1709)广为流传，一直到18世纪都是美国的经典之作。1700年，在哈佛还未受布拉托派和利弗里特派影响变成自由主义的阵营之前，巴纳德从哈佛毕业。到马伯海德不久以后，他与安娜·伍德伯里(Anna Woodbury)结婚，一生都没有孩子。与前任威廉·哈伯德一样，巴纳德坚持早期的加尔文精神，同时又为理性主义提供了宽余的空间，使其在除了皈依以外的所有事务上发挥作用。巴纳德传道风格是“甜美的理性”。在业余生活中，他还会做木工、造船。他对镇里的经济状况也有独到的见解，他为提高马伯海德渔业和船运的效率提出的建议使得这两个行业得到了繁荣和发展。

巴纳德毕业以后第一次在波士顿布道时，马瑟家族听了他的布道，认为他过于强调善行，指责他是阿米尼主义，但后来他们发现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虽然巴纳德在布道中经常强调理性和勤奋，但他从未失去神权的观念。在1734年的选举布道《正义之王权》(The Throne Established by Righteousness)中，巴纳德使用朴素直白的风格展示了他对有着勤劳、道德、拯救的乐土怀旧般地憧憬。巴纳德用宗教——经济相结合的论点(这种观点后来指引了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形成了关于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联的理论)，建议政府应该推动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应该“适当鼓励劳作和勤奋，正当地刺激服务业、制造业的发展，抑制所有可能导致懒散、浪费消耗财产的做法，反对交易中一切欺诈、不正当的行为，鼓励勤俭节约”。巴纳德认为，如果政府能履行职责，上帝仍会实现他对新英格兰的神圣承诺。巴纳德的神圣经济学对商业和宗教都是有利的。当大觉醒运动的浪潮影响到了他的教区时，他用《激动且有方向地热衷善行》(A Zeal for Good Works，Excited and Directed，1742)引导教区信徒在狂热和理性间找到平衡，他建议要有“以知识引导的、用谨慎约束的、仁慈相伴的热情”。

乡村牧师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约翰·怀斯(1652—1725)。他是美洲殖民地最早的散文家、美国清教民主主义者。怀斯也是一个保守的加尔文主义者，他支持公理教会政府，但他经常用自然法则和理性。怀斯的语言中经常运用来自平常生活的比喻、乡村幽默和常识。这种谦逊、坦率而毫无掩饰的风格在欧洲早已被定义为美国话语传统。怀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罗克斯伯里，是契约仆人的后代。如果他晚生三十年，他可能因为社会地位而无资格就读哈佛大学。他于1673年毕业后，作为一名随军牧师参加了菲利普王战争。1677年至1682年，他在哈特菲尔德当牧师。在那儿，他与阿比盖尔·加德纳(Abigail Gardner)结婚，并有了七个孩子。后来，他从哈特菲尔德调到了伊普斯威奇的新切巴克(Chebacco)教区，在那儿他因捍卫殖民地的权力，抵御英国国王的干涉而闻名。1687年，他劝说人们抵制埃德蒙·安德罗斯总督施加的人头税和财产税。当他们抵抗成功，并且其他几个城镇也加入他们的阵营时，政府关押了怀斯，对他实行罚款，并剥夺了他的牧师资格。但是在1689年，安德罗斯被推翻后，怀斯被赦免，并被任命为开往魁北克的军队的随营牧师。在随军途中，他以合理的建议以及具有启发性的传道闻名遐迩。

就在沙仑巫术审判发生之前，怀斯回到了波士顿，他在为自己以前的教区信徒约翰·普洛克特(John Proctor)和伊丽莎白·普洛克特(Elizabeth Proctor)辩护时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独立性，但是没有成功(详见第一章)。事实上，怀斯也许是美洲殖民地唯一一个从开始就不赞成这些审判的牧师。他在一生中不停地为政府和教会的民主主义而奋斗。在神职人员结盟运动期间，怀斯反对这种做法，并写了两本书批评牧师结盟的理念是狭隘的，是不民主的。

两本书中的第一本是《赞成的教会争议》(The Churches Quarrel Espoused)，据记载出版于1710年，但是现存的只有1713年在纽约出版的和1715年在波士顿重印的版本。他的第二本书《为新英格兰教会政府的辩护》(AVindic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New England Churches)于1717年在波士顿面世。在这两本书的文章中，怀斯将重点指向了普通教会成员，用常见的意象和尖刻的幽默来讽刺他的同行。他提醒牧师们，他们的提议书“现在只是头小牛犊，它会长大(因为其饥饿的本性)，会成为一头不会停下的犍牛”。他指责他们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使他们自己“比主教还要主教”。在怀斯看来，牧师们假装对剑桥纲领做些小的修改，实际上是在破坏它，就像他们一只手拿着抹刀来“修补一两道裂纹……但实际上他们的另一只手却拿着可怕的大锤……要摧毁建筑”。关于结盟会议上要产生的复杂的提议，怀斯嘲讽道：“我发现它是个谜，也当它是个谜。”牧师们认为联盟可以帮助牧师解决个别教区可能会出现的分歧。对于这种看法，怀斯进行了反击，他认为任何堂堂正正的牧师都不需要“无花果叶的遮挡”或“懦夫和傻子的港湾”。他说，“如果一个人被放在舵轮前，要他在各种气候下掌舵，哪怕风吹雨打，那么他们就一定不会惧怕风浪，不怕弄湿了衣服。”对于怀斯的书，没有人出版过任何回应文章，他的书是反对牧师结盟运动的最后的公开性文字。

与巴纳德一样，怀斯也认可神圣经济学的形式，他在最后的作品中解释了他把宗教与财政并重的经济观点。在《给忧伤的国家的一言慰藉》，又名《马萨诸塞坚固的信用银行》(AWord of Comfort to a Melancholy Country；Or，the Bank of Credit Erected in Massachusetts Fairly Defended，1721)中，他认为成立一个私立的土地银行发行纸币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用蓬勃的商业和虔诚的信仰团结殖民地的居民。在怀斯的构想中，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的忠诚与对银行有保证的储蓄的信任能一同带来救赎和繁荣。

巴纳德和怀斯以平易近人、坦率直白的语言，谦卑的个人风格而闻名，而本杰明·科尔曼与他们截然不同。他文雅、聪慧、深沉，以诗歌创作、辞藻丰富、善于雄辩见长。本杰明·科尔曼于1673年在波士顿出生，父母是伊丽莎白(Elizabeth)和威廉·科尔曼(William Coleman)。科尔曼曾在波士顿拉丁文学校师从伊奇基尔·奇弗，1692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1695年获硕士学位后，科尔曼奔赴英国，但是被海盗劫持，被囚禁在法国几个月。他最后到达英国时十分窘迫，而且还生着病，但是他很快就被反对英国国教的新教徒收留，并被安排到巴思(Bath)传教。他在巴思待了两年。科尔曼在英国生活的四年里结识了一些诗人和艺术家，并且通过伦敦学会与诗人伊丽莎白·辛格(Elizabeth Singer)结识，并得到了她的指导。后来他鼓励自己的女儿进行诗歌艺术的追求(详见第四章)。他回到波士顿并担任神职后，与珍妮·克拉克(Jane Clark)结婚，并有了一个儿子(后来夭折)和两个女儿，一个是珍妮(后来成为诗人)，一个是阿比盖尔。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他于1732年与寡妇莎拉·克拉克(Sarah Clark)(与珍妮·克拉克没有血缘关系)结婚。莎拉去世后，科尔曼于1745年与另一个寡妇玛丽·弗罗斯特(Mary Frost)结婚。在将近五十年的神职生涯中，科尔曼在神学、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妥协，他一方面保留着加尔文主义最初的教义，另一方面允许教会的外部形式满足18世纪教徒们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要。虽然他刚到波士顿时引起了一阵骚乱，但是他与波士顿大部分有名望的牧师都建立了友谊。他甚至为马瑟家族做了丧礼布道，还为许多他的敌人也做过葬礼布道，如斯托达德、托马斯·布拉托·杜德利和利弗里特。他与乔纳森·爱德华兹经常信函来往，还曾邀请怀特菲尔德和特纳特到波士顿来。科尔曼在圣坛上的风格被同时代人称为“庄重、优雅”。他鼓励教区信徒把他们自己看做是得到了恩赐、远离了苦恼的圣徒。当英克里斯·马瑟仍在激昂地指责罪恶和堕落时，科尔曼倡导平衡、平静、对基督的信任。

科尔曼在他最著名的布道文《十圣女寓言的实际意义》(A Practical Discourse on the Parable of the Ten Virgins，1707)中教导听众们要“像圣女那样圣洁”，因为那样他们就能体会到与基督生死与共的快乐。托马斯·谢泼德曾于1636年至1640年间就这段圣经故事作了一系列著名的布道。科尔曼选择这个故事是十分精明的，他把自己与清教遗产、与谢泼德有名的热情和理智的平衡联系在一起。科尔曼在布道文中没有着重谈罪恶和诅咒，而是试图用一定程度的色情吸引人们去注意基督的美丽：

就像刚嫁人的处女那样，我们期盼着，想念着，等待着，准备着主人的到来……我们是多么狂喜地想象着，憧憬着天堂，一个美好、和谐的时空。我们热切地呻吟着，期盼着快要到来的爱，准备着满足我们的欲望。当爱到来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欣喜。这毫不龌龊。新娘能忘记及时交出她的首饰和衣服吗？信徒也一样，不能忘记对上帝的祈祷，不能忘记展示对基督的信任……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活着的人都要飞到空中迎接他，我们为什么不奔向这迷人的景象？

科尔曼为使用诸如“呻吟”、焦急等待的新娘等“龌龊”的，带有性含义的意象道了歉，他在后来充满理智、富有韵律的散文中选用了舒适、安全的意象。用清晰的语言表达普通的情感使科尔曼的文字显得优雅，与巴纳德、怀斯、英克里斯·马瑟等牧师相对粗糙的风格区分开来。

18世纪早期布道文的文体开始出现变化，其他作家也在其他体裁上探索新的技巧。对现代读者而言，那个时期最生动有趣的叙事散文之一是《耐特夫人的日记》(The Journal of Madam Knight)，这是莎拉·肯布尔·耐特(1666—1727)于1704年和1710年创作，并于1825年由西奥多·德怀特(Theodore Dwight)编辑出版。莎拉·肯布尔出生在波士顿，父亲托马斯·肯布尔(Thomas Kemble)是一个商人，母亲是伊丽莎白·特里斯(Elizabeth Treice)。虽然不知道他们一家属于哪个教会，但是作为一个成功商人的女儿，莎拉很可能是在某一个清教教堂听着牧师布道长大的。从她的日记可以明显地看出她与几个牧师都有来往，因为她提到在旅途中要拜访牧师云云。1689年前，她嫁给了年纪较大的理查德·耐特(Richard Knight)，他是一名船长及一家美国公司的伦敦代理商。1689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叫伊丽莎白。富裕的耐特一家在17世纪90年代时可能是波士顿某家大教堂的会众。

在1706年，她丈夫去世前几年，莎拉被迫承担了丈夫的一些生意。在社会和宗教逐渐接受妇女的公众角色的背景下，莎拉管理了波士顿月亮街(Moon Street)的一家店铺和房屋。她还负责招待房客，教孩子读书认字。因为她从工作中学习到了许多生意和法律上的知识，1704年她打算前往纽黑文帮助她堂兄的遗孀打理房产事宜。她意识到极少有妇女独自旅行，于是她决定记录她的旅程。她的旅程包括两个时段：1704年10月2日至7日，以及1704年12月6日至1705年1月6日间的某些天。

耐特运用嘲讽史诗的技巧和冒险故事的元素写出了幽默、直白、具体的游记。在她的游记中只有些许道德说教的痕迹，而说教是大部分清教徒自传的核心部分。耐特作为一个叙述者自我意识很强，有时甚至会自我嘲讽。她显露出这样一种意识：她的故事打破了常规。例如，她上路后第二个夜晚，她和向导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森林。她用类似于后来在该世纪出现的哥特式风格回忆了那次恐怖的经历，之后才谈及了她的同时代人可能期望看到的宗教意义：

一想到那个地方我的恐惧又回来了：令人忧伤的树林，同伴几乎不存在，我不知道去往何处，包围着我的是令人害怕的黑暗；只需一点儿这样的情景就会惊吓到健壮的马匹。至于对这件事有什么反思，就像那天下午一样，感召我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更不敢枉自推测。

虽然在此地她清楚地表示了她的恐惧也让她思考精神上的召唤，但当他们登上山头的空地时，她并没有感谢上帝解救了她，而是狂喜地“看到了那颗美丽的星球”——月亮。之后她还为月亮写了一首诗。在日记结尾她的确感谢上帝使她能安全返家，但是她的话语听起来不像一个规矩的清教徒，而像富兰克林式的自然论者：“但(我)想诚挚地感谢我的恩人，仁慈地把他卑微的女仆安全地送了回来。”

耐特用朴实的语言生动活泼地讲述了她与向导的经历，描绘了乡村客栈粗俗的仆人、无知粗暴的客栈老板，还有吵闹得让她无法入睡的房客。她记录了看到美丽自然风光时的欣喜，同时也描写了乡村贫穷的萧条景象：

这间小屋是我见过的最残破的居所。它用斜柱支撑，用一块块隔板围起来。隔板间有很大的缝隙，光从哪儿都能透进来……地板就是光光的泥土地；没有窗户……家里有一个老人、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每一样东西都显露出贫穷的景象……我庆幸自己不是这悲伤的一员。

虽然她想突出经济学和阶层的观念，但是她看待周围的事物时经常表现出她所在阶级的偏见。她把乡下人描绘成“笨南瓜”的写法被后来许多描写林区人的美国幽默所效仿。她带有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赞成奴隶制。她嘲讽印第安人：“我走过的城镇的每个角落，都有许多印第安人。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野蛮的野人；(我打听过)他们也不想变成别的样子。”她描写印第安人时强调的细节与她原有的偏见一致，认为他们乱交、不道德，需要人管治。

耐特经常表现出她的道德优越感，但是她也拿宗教开玩笑。在她旅行的第三天，她和向导走了30英里的路却没有找到歇脚的地方。在她抱怨的时候，向导告诉她再走几英里就能到德威尔斯先生家[2]。她用清教布道文的语言写道：“但是我怀疑我们是否要请德威尔斯先生帮助我们脱离困境。然而，像一切受了蒙蔽的灵魂向往地狱一样，我们竭尽全力地赶往德威尔斯的住所。那儿有我们需要的食物和床。”她对在德威尔斯家停留的描写融合了希腊神话的游历主题(journey motifs)，以及基督教皈依自述中精神历程的表征学。这些元素曾被用在诸如《每个人》(Everyman)，《神曲》和《天路历程》中。后面的故事中还有一段嘲笑宗教的内容。耐特描写了费尔菲尔德(Fairfield)城的繁荣，嘲讽了人们对牧师薪金的无休止的讨论：“他们(镇居民)有很多羊，光是羊粪就能给他们带来很多收益。他们要拿出其中一部分钱支持牧师的薪水。他们还抱怨，宁可要羊粪也不要牧师。”

我们不知道耐特是否还写过其他作品。即使曾有过，那些作品也丢失了。在她的女儿嫁入康涅狄格有权有势的利文斯通(Livingston)家族后，耐特于1714年搬到新伦敦，在那儿她有几家农场和一家客栈。她在生意上的成功一部分得益于她的机智和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她的成功使她在1727年去世时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

玛丽·怀特·罗兰森的被俘故事和莎拉·肯布尔·耐特的日记都展示并批评了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1750年前还有一位女作家的内容丰富的自传同样也丰富了美国早期文学。这位女作家是伊丽莎白·桑普森·阿什布里吉(Elizabeth Sampson Ashbridge，1713—1755)。虽然阿什布里吉是殖民区中部的教友派教徒，并非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但是她的作品《伊丽莎白·阿什布里吉的前半生》(Some Account of the Fore Part of the Life of Elizabeth Ashbridge，1774)值得在清教文学中一提，因为阿什布里吉在寻求最佳信仰时，曾明确地考虑过加尔文主义，但拒绝了它。她这样做的原因正是公理主义牧师在那个时期遇到的问题。

伊丽莎白·桑普森于1713年出生于英格兰柴郡(Cheshire)的米德尔威奇(Middlewich)。父亲托马斯·桑普森(Thomas Sampson)是名医生，母亲名叫玛丽(Mary)。她是父母唯一一个共同的孩子。她的母亲曾是个寡妇，和第一任丈夫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似乎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旅行的热爱。关于父亲她写道：“我出生后，……喜欢上了大海，他多次在长途航行中担任医生，直到我12岁。”与那个时期的历险故事、传奇一样，例如笛福(Defoe)的《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理查德森(Richardson)的《克拉丽莎·哈洛》(Clarissa Harlowe)、苏珊娜·罗森(Susanna Rowson)的《夏洛特·坦布尔》(Charlotte Temple)，阿什布里吉的故事情节复杂，而且在故事中她总是孤单一人，完全依靠自己。她14岁那年和一个贫穷的长筒袜织工私奔了，她把他称作“我亲爱的”。5个月后，那名男子死了，阿什布里吉被家人送到了爱尔兰，与教友派教徒一起生活。最初她十分厌恶教友派，在她后来的自传中嘲讽这一点。她想回家，但她父亲拒绝原谅她，不让她回家。于是她以契约仆人的身份去了美国。

在阿什布里吉做女仆的几年里，她曾为几个牧师帮过佣。她写道，其中还有一个牧师企图勾引她。她发现许多牧师虽然表面上显得很正直，其实私底下阴暗、堕落。为了寻找精神归宿，她考察了当前各种不同的宗教。她在新泽西生活期间，曾了解到有位长老教的牧师因为喝醉了酒而要接受审判。她旁听了审判，希望能了解这个新教派别。但她发现“人们对谁是他们的牧羊人存在很大的分歧”。她对长老教神职人员的期待很快就消失了。她说，“我非常同情他们‘教徒’的处境，因为我现在看清了这些牧师不过是凡夫俗子，看穿了他们传教的目的。”阿什布里吉还发现，神职人员的主要兴趣是获取最高额的薪金，但是教徒们看不到这一点，因为“教育的偏见无处不在，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人们就牧师人选进行争论时，一些人提出要留下原来的牧师，而其他人主张聘请“一个年轻人来试几个星期”，“还有一派要从新英格兰请一位牧师”。有位教徒反对最后一种提议，因为费用太高：“先生，我们花费那么多钱(这可不是件小事)从新英格兰请来的绅士也许不会留下来。”而另一个人答道，要让他留下来的办法就是“给他丰厚的薪水”。阿什布里吉感叹道：“这些唯利是图的人。他们都受同一件事驱使，那就是对金钱的热爱，他们对灵魂毫不顾及。”她接着解说这场聘请牧师的争论：其中一个主张是从另一个教区聘请一位有名的牧师，在那个教区“人们为了留住他几乎都变穷了”。她反对长老教，她说：“他们的牧师都从一件事出发”——“牧羊人更关心的是羊毛而不是羊群；羊儿们更是满口谎言。”

《伊丽莎白·阿什布里吉前半生》以轻快、活泼的风格讲述了作者不寻常的经历，其中包括她在纽约舞台短暂的表演生涯，还有她与一个名叫沙利文(Sullivan)的小学教师的婚姻以及沙利文对她的虐待。第二任丈夫去世以后，阿什布里吉靠当裁缝来偿还丈夫的债务。1746年，她与艾伦·阿什布里吉(Aaron Ashbridge)结婚，皈依了教友派，并被委任神职。后来，她作为一名教友派传教士与艾伦回到了爱尔兰。1755年，她在爱尔兰去世。虽然她离开了清教新英格兰，但是她对神职人员的观察和看法解释了反教权主义浪潮高涨的原因，也反映出当时新英格兰牧师以及殖民地中部牧师面临的问题的重要性。阿什布里吉的文章展现了早期美国一个大胆、聪颖的妇女如何能“看穿牧师们不过是些凡夫俗子”，揭去了男权的圣衣，对那些被所受教育“蒙蔽了眼睛”的人表示了同情。

面对这些批评，有一位牧师努力地为新英格兰神职保留一个正面的形象。为了这个目的，他不仅身体力行地做一名温和、冷静的领导者，关心教徒们的需求，他还利用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就是查尔斯·昌西神父(1705—1787)。昌西写过几十本书，从1727年到1787年间他是波士顿第一教堂的牧师。他在那段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法国战争、印第安人战争、对美国一个英国国教主教的抗议、印花草案的争论、科学的兴起、美国革命以及自然神教与集权制的出现。爱德华兹被看做是文学天才，他的作品也成了美国文学的经典，而昌西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功绩总是被爱德华兹的光彩遮盖。然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昌西及富兰克林更能代表18世纪的美国。他的职业和作品都分别经受住了考验。

昌西与科顿·马瑟一样，出生于波士顿一个名声显赫的权贵家族，而且家族中出了好几位神父。他是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的曾孙。他的祖父是一位富有争议的伦敦牧师；父亲是一名出色的波士顿商人。他的母亲，莎拉·沃利(Sarah Walley)是马萨诸塞最高法院法官的女儿。1721年，昌西从哈佛毕业，次年乔纳森·爱德华兹从耶鲁毕业。通过毕业后六年的学习和教学，昌西加入了后来人称“老墙砖教堂”(the“Old Brick”)的波士顿第一教堂，与托马斯·福克斯克洛夫(Thomas Foxscroft)共事。他结过三次婚，前两任妻子先后去世。第一次结婚是1727年与伊丽莎白·赫斯特(Elizabeth Hirst)；第二次是1738年与伊丽莎白·汤塞德(Elizabeth Townsend)；第三次是与玛丽·斯托达德(Mary Stoddard)在1760年结婚。

老墙砖教堂的会众主要是富裕的、受过教育的以及在波士顿居住较长时间的家庭。昌西的性格和学识倾向注定了他是新英格兰公理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强力倡导者。他面临着自17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困扰新英格兰牧师的问题。他在向一群看重世俗享受和现代观念的会众传教的同时，努力保持一个严谨的加尔文主义者的作风。用地狱之火之类的意象来传经诵道并不适合老墙砖教堂的会众。对牧师而言，一味地向这些人保证因为他们经济无忧、做了善事所以他们会得到拯救的做法类似于阿米尼主义。虽然昌西相信他避免了工作中的阿米尼主义，但是宗教历史学家仍在争论爱德华兹认为昌西对于富裕教徒的一再保证中存在邪说的看法是否就是错误的。

在18世纪的后几十年里，由于受到苏格兰常识现实主义哲学(the Scottish Common Sense Realist Philosophy)的影响，用“常识”来研究神学的这种方式在公理主义者中十分受欢迎。昌西还鼓励他的会众要“信任救世主基督”，不要被神学“形而上的美丽”干扰。在他的教堂里，他对一切事情都追求和谐和节制，他尽力避免宗教纷争。在他的个人生活里，他也是严守温和作风，为此他大受人们尊敬。昌西在教义上保守，但在教会政策和会员制上都很开明，体现了他追求均衡的理想。他的一个朋友曾十分尊敬地描述他：“身材矮小，上帝给了他瘦弱的身体、坚强而灵活的头脑和强烈的热情。他把这些都运用得非常好。他的风格是简单明了、高贵、大胆、有气势，与朋友们谈话时他又是欢快和友好的，是个非常好的朋友。”当然，人们是因为敬仰昌西的意志和毅力，而不是他的身材才把他称为老墙砖的。

几十年来，新英格兰的牧师一直期盼宗教复兴的到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1740年和1741年，昌西起初也与大部分牧师一道欢呼着宗教复兴运动的到来。但是，到了1742年，他开始担忧那些正在皈依的人“对待宗教过于强调内心和激情，而往往忽视了理智和判断力”。与那些因为害怕不能控制狂热的教徒而反对复兴运动的牧师相比，昌西的动机没有那么自私。他真诚地相信“宗教狂热”和“狂热的暴力”会毁灭个人“心灵和思想的理智和平静”，会破坏社会的和谐，而他将这两点看做是基督教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作用。他还发现那些在复兴运动中皈依的人太过自信，骄傲，“受不了一点分歧和批评，而且不慷慨。”当爱德华兹在1742年发表《新英格兰宗教复苏的思考》(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Revival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为“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辩护时，昌西曾与爱德华兹就这些问题交换过意见，并毅然地担当起“旧灵光”自由派的代言人。

为了收集证据以反击爱德华兹和“大觉醒”运动，昌西于1743年游历了新英格兰，记录了由“偏执的幻想”导致的“动乱和扭曲”，“震动和困惑”。昌西的《对新英格兰宗教状况合乎时宜的思考》(Seasonable Thoughts on the State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一文是针对爱德华兹作品的辩驳或“解毒药”，他试图重申清教传统理念：“这是讲求理解和判断的宗教，也会是情感(Affections)的宗教，如果不考虑前者而让后者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时，人们就会陷入混乱。”昌西对清教中持续多年的对“头”与“心”的争论的观点对于他的许多会众来说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对他的同事的会众托马斯·福克斯克洛夫而言就并非如此。福克斯克洛夫继续支持复兴运动。这也说明了这两位牧师的性格都十分平和，虽然他们在复兴运动和其他事务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相互配合。在后来那些反对宗教狂热的作品里，昌西尽力揭示那些未经训练的巡回牧师可能造成的危险，以及业余传教士的缺点，宗教分歧可能对教堂带来的损害。

在他的传教中，昌西总是倡导简单平实的风格，他自己不使用修辞手法，拒绝“所有华丽的辞藻，通过玩弄学术、系统和哲学的术语来炫耀学识”，他以此为豪。他觉得雄辩的口才在讲道坛中毫无用处，对于自己的布道他说：“如果我写出了充满神秘的、令人费解的、莫名其妙的布道，那么我会认为这是个不容忽视的错误。”因此，他反对“新灵光”传教士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只是表演者，用煽情的戏剧化修辞和在讲道坛上的装模作样来煽动听众的激情而没有传授知识。

虽然昌西认为没有必要用宗教和哲学思想的细节来困扰教徒，但是他坚持布道文虽然简单明了，但应该建立在深入、广泛的学习上。在他日常的学习中，他努力将公理主义的基本教义与哲学的新发展、与人们的精神需求结合起来。他大量借鉴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苏格兰常识派哲学家，如弗郎西斯·哈奇逊(Francis Hutcheson)、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亨利·霍姆(Henry Home)、罗德·卡姆斯(Lord Kames)，创作了一系列的神学作品，这些作品展示了他的神学观点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巨大转变。他把上帝看做一个仁慈的“神圣的管理者”，有一些观点相当激进，例如他反对加尔文主义专制的上帝，排斥上帝的选拔和原罪，在他看来，原罪就是为了“一个他们肯定没有参与的罪恶”而把婴儿投入地狱。昌西还反对宿命论，他说：“上帝能随意地决定大部分人要承受永远的痛苦，没有比这种想法更令人震惊的了。”虽然昌西没有排斥其他基本教义，如地狱是存在的；人们应该虔诚；要获得拯救需要努力；罪人必须经历痛苦的反省等，但是他进而相信拯救的普遍性，或所谓的宇宙神教。他认为基督是为了每一个人的罪而牺牲的，上帝要解救所有人。就这样，在教义和政体上，昌西带领着波士顿第一教堂从17世纪的马瑟时代走向了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的自然神教和爱默生的集权制。昌西去世时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牧师，是18世纪美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到了20世纪，昌西的贡献却被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光芒遮盖了。爱德华兹的神秘主义、诗人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了美国文学中一些最有意思、最具启发性的文章，这是近五十年来批评家特别关注的。

1703年10月5日，乔纳森出生在康涅狄格州东温莎(East Windsor)，父母是提摩西神父和埃丝特·斯托达德·爱德华兹(Timothy and Esther Stoddard Edwards)。他是家里十一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乔纳森·爱德华兹是所罗门·斯托达德的外孙。斯托达德因为实行开放式的教会准入制度与爱德华·泰勒和英格里斯·马瑟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斯托达德被称为“康涅狄格河谷的主教(有时是‘恶棍’)”，他的强硬和反叛为乔纳森提供了榜样。1722年，乔纳森从神学思想保守的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又在那里教了四年的书，并完成了硕士学位的学习。1727年，他响应斯托达德的召唤，到北安普顿做他的助手。同年，乔纳森与莎拉·皮埃尔庞特(Sarah Pierrepont)结婚，共生养了十一个孩子。

乔纳森·爱德华兹是加尔文及清教早期神学家的忠实信徒，他坚信先辈的宗教的势力在减弱。为了增加教会成员，斯托达德早在17世纪70年代就向所有想皈依的人开放了圣餐，但是在神学思想上更保守的爱德华兹认识到这种策略只能起到暂时的效果，从长远来看存在风险。同样，在爱德华兹看来，昌西等牧师宣扬规范的道德是可以通往天堂的一条途径的做法是为了留住教徒而误导他们。相反，爱德华兹总是将哲学思考着眼于上帝、天堂和永恒。在他的末世学解释中，爱德华兹相信目前新英格兰基督教衰弱的状态只是神圣历史中的一个小挫折。他试图了解在人们理解能力之外上帝对人类的计划，他研究了洛克、牛顿以及当代哲学家的作品。通过这样做，他把加尔文主义和启蒙思想结合起来，在复杂性和创造性上远远超过了昌西单纯的思想，并且至今仍吸引着神学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

爱德华兹在探寻对上帝的神威的理解的过程中，并且在他本人经历了皈依后，他坚信拯救只能靠虔诚和恩赐实现，而且必须要通过感官以及理智来体验和理解皈依。爱德华兹的观点让人联想到第一代移民最初的圣保罗式精神，他认为神的恩赐使每个圣徒能每天都感受到自然的美丽、拯救的喜悦和上帝荣光带来的宁静。因此，皈依后的基督徒不应把道德义务、善行和对皈依的考验放在第一位，这些人为的努力是好的，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属于次要的。被拯救的教徒的生活会被神的恩赐完全改变。在他们获得恩赐的狂喜中，皈依的人自然就会使家庭井然有序，将美德传给周围的人。对爱德华兹而言，那样的会众能散发出神圣的力量和信心。

为了让这种理念在18世纪30年代早期再现活力，爱德华兹发明了一种表达感官体验的语言来激发了教徒的热情。虽然他实际上并不支持狂热主义，他的布道风格也是冷静、谨慎的，但是他使用创新的意象来拓展熟悉的主题，使他的教徒们都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力量。他最著名的布道文《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1741)是一篇充满了火药味的哀叹文，但是这篇文章并不能代表爱德华兹的风格，据说他宣讲这篇文章时十分单调。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尽力使用积极的、有吸引力的意象来使拯救和恩赐令人向往。

爱德华兹的会众从他那里还了解到了获得恩赐后新生活的美丽和平静，例如《上帝由于人的依靠在救赎中得到荣耀》(God Glorified in the Work of Redemption，By the Greatness of Man's Dependence，1731)。这些文章强调了人在被拯救的过程中是无助的。在阅读了把被拯救的人描述成“新生命”，“再次被创造”，“新人”和“从死亡中站起来”的一系列经文后，爱德华兹解释道：

是的，这要比单纯地创造人，或让人死后复生更伟大，因为它产生的效果更伟大、更出色。神圣、快活的生活，以及皈依带来的精神生活要比单纯的生活更伟大、更光荣。而且，变化开始时的状态——罪恶地死去、人性的堕落或极度的痛苦——要比单纯的死亡或不存在离变化后的状态更遥远。

爱德华兹教区的教徒们在听了几年关于人类的依靠和上帝救赎的恩赐后，开始经历了“令人惊讶的转变”，标志了“大觉醒”的开始。本杰明·科尔曼曾要求爱德华兹描述这些现象。为了回应这一要求，1735年，爱德华兹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注意到城镇在“逐渐地发生改变”，“爱争论的风气”平息了，“年轻人……不再寻欢作乐”，“一家之主们……同意每个人参与家庭管理。”他发现人们对宗教十分重视，还发现了一些“关于阿米尼主义(和)救赎方式”的新问题。他还说他宣讲恩赐和拯救的做法虽然在其他许多地区得不到认可，但是却“十分明显地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受到了市民们的欢迎”。很快，许多人，包括“那些最瞧不起活力论和实验主义宗教的人”，例如“一些最高家庭”也被“上帝的精神”“明显地打动了”。爱德华兹记录到，这种热情很快就传播到了周边的城镇，那里的人们开始“向彼此承认自己的错误”，“放下他们的世俗事务”“专心致志地关注宗教”。这种情感如此强烈以至许多人身体衰弱了，例如，“镇里有三个年轻人一起谈论耶稣临死前的爱，直到全都晕倒。”爱德华兹还强调了一个现象，这对正处于反教权主义高涨时期的牧师们来说是个好消息：自从觉醒开始后，人们“更加尊重牧师”，而且“每一个到此传道的牧师都得到了尊敬和喜爱”。最后，爱德华兹声明他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事实，这些事实经常遭到魔鬼撒旦的歪曲”。

几个星期后，爱德华兹又给科尔曼写了信，但是这一回他的信心没有那么强了，因为他要说的是个悲剧事件，而且这件事令他的会众对复兴运动的热情迅速降温。爱德华兹的叔叔约瑟夫·霍里(Joseph Hawley)自杀了，原因是他“极度的忧郁”、“思想绝望”，而这些情绪很显然是由于他对自己的“灵魂状况”的担忧而引起的。但是爱德华兹对待复兴运动并没有变得谨慎，相反，他继续推动复兴：“魔鬼占了优势，使他的思想陷入绝境……撒旦似乎十分愤怒，要破坏上帝的杰作……我们已经指定了一天进行斋戒……因为……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撒旦在对我们中间的可怜人发怒。”霍里的死以及“撒旦的愤怒”的其他表现似乎令许多人受到了惊吓，因为人们的激情到1736年就消失了，直到五年后爱德华兹的教堂才经历了第二次觉醒。

在此期间，复兴运动的消息开始从英格兰、从美国南部和中部殖民区传到了马萨诸塞。在美国中南部，一些牧师，如乔治·怀特菲尔德、吉尔伯特·亭纳和詹姆斯·达文波特(James Davenport)用强有力的演讲一次使上百人皈依。面对过度感情主义的报道，爱德华兹再次重申了先前针对牧师只刻意迎合人们情感的做法的警告。但是他还是邀请了怀特菲尔德到他的教区传道。在这个时期里他本人在一些布道文中也运用了恐怖的修辞和意象，例如《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和《对邪恶者将来的惩罚》(The Future Punishment of the Wicked，1741)。因为他相信神权，期望天启即将到来，所以爱德华兹无法想象圣灵的迹象会不同于上帝的工作。当复兴运动的批评者，如昌西，开始指责感情主义的泛滥时，爱德华兹成为觉醒力量的首要代言人。甚至在复兴运动消退后，当1744年乔治王战争爆发，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爱德华兹依然继续在《论宗教情感》(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1746)中为“大觉醒”运动辩护。

在准备这篇文章前，爱德华兹写了一系列的布道文，详细地阐述了他对一直研究的教会会员制和拯救的看法。他的教会会员们十分吃惊地发现他居然反对自己祖父指定的开放式会员制和圣餐的自由主义政策。更令人们震惊的是，爱德华兹主张教会应回到过去的做法——要取得完全会员资格必须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虔诚。教区的教徒们都怀恋斯托达德主义，因为它使北安普顿教区的特色持续了50年。他们对爱德华兹随意更改教会规则感到愤怒。1744年至1748年间，这种矛盾一直在积聚，因为在此期间没有人申请加入教会。1748年，矛盾爆发了，爱德华兹的会众们坚决地反对他。历史学家和爱德华兹的传记学家们发现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矛盾爆发，如当地派系的嫉妒，来自多方的憎恨，还有一桩牵涉“淫秽书”的丑闻。事情是这样的，爱德华兹发现一些年轻人在传看一本名为《正确的助产术》(Midwifery Rightly Represented)的书，甚至连教会里显赫家族的后代也在传看，爱德华兹在讲道坛上公布了传看者的姓名，并批评了他们的不道德。后来的几个月里，愤怒的家长和那些开始怀疑爱德华兹的精神领袖地位的教徒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派系，其人数超过了爱德华兹的支持者。当爱德华兹还在书房探索关于心理学、自然、上帝的伟大理论时，他的会众正在策划驱逐他。1750年，爱德华兹的教会投票免除了他的职务。他最后发表了《告别布道》(Farewell Sermon)，其中说到上帝会决定谁是正确的，之后他便走下了神坛。

对于昌西及其他“旧灵光”派的人而言，爱德华兹被免除神职一事有力地证明了爱德华兹和“大觉醒”运动是失败的。爱德华兹拒绝了数个教区的邀请，其中包括让他在北安普顿重建一个教堂的邀请。他最后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带着妻子莎拉和十一个孩子搬到了斯托克布里奇(Stockbridge)，一个偏远的边陲小镇，在那儿他对霍萨托尼克部落(the Housatonic tribe)进行传教工作。在那儿的七年里，他依然要面对公共关系中的许多困难。当地的所罗门·威廉姆斯氏族(Solomon Williams)是一个白人家族，在印第安人事务上拥有很大的势力，他们憎恨印第安人，使得爱德华兹的传教工作难以开展。1754年爆发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s)使情况变得更糟。尽管经受了很多考验，爱德华兹在7年的流放生涯中创作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虽然大部分作品直到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但是他于1754年在波士顿成功地出版了《论意志自由》(Freedom of the Will)。这部杰出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在新灵光牧师中的声誉。1757年，他接到要他担任新泽西学院(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的校长的邀请。起初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具备担当这个职务的能力，健康状况也不好，而且他还希望能继续做自己的研究。那个时候，一个大学校长除了管理行政事务外还要教授大量的课程。学院理事会提出减少他的教学任务，并劝说他接受这个职务，于是，1758年2月，他就任新泽西学院校长。那年冬天，天花爆发，爱德华兹和理事会决定他应该进行接种。然而，接种后不久，他受到传染，于1758年3月22日离世。

爱德华兹不寻常的、在许多方面令人惋惜的职业生涯为后人理解他杰出的学术贡献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他早在童年康涅狄格州东温莎的家里就开始写作较为私人的内心自述。当时，他的父亲负责管理教区的语法学校，母亲指导这位早慧的儿子学习，为他12岁就进入耶鲁大学读书打好了基础。爱德华兹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科学探索和哲学思辨的兴趣。塞缪尔·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是爱德华兹的门徒，也是爱德华兹较早的传记者，他曾记道：“他在大学的第二年，也就是他13岁的时候，他阅读洛克关于人类理解力的论著，读得非常高兴，而且颇有收获。”耶鲁大学于1717年引入洛克和牛顿理论是个重要的创新，之后爱德华兹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学习。爱德华兹在许多方面都不同意洛克的观点，但是他从洛克和牛顿那儿借鉴了很多，并且认为洛克的《人类理智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十分有价值。爱德华兹最早为人们所知的学术研究是一些短篇的科学论文，如《论昆虫》(On Insects)，《论彩虹》(Ofthe Rainbow)，《论存在》(OfBeing)，《论原子》(Of Atoms)，还有一篇关于光线的论文，一系列题目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的论文以及《思想的笔记》(Notes on the Mind)。这些早期的作品展示了他对自然的兴趣，这成为他一生大部分作品的特点。他对蜘蛛尤其感兴趣，他曾十分开心地描写道：

在所有昆虫中没有比蜘蛛更神奇的了……中午的时候如果注意观察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迎着阳光闪闪发光，在平静安详的日子里我还多次看到更神奇的……很多小小的发光的蛛网，闪亮的蛛丝伸展得那么长，挂得那么高，令人不禁遐想它们是不是被钉在了天空上。

虽然爱德华兹最终并不认为对自然世界的热爱与加尔文主义对客观世界的排斥之间存在矛盾，但是他的确对这种热爱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进而分析了人喜悦的本质的模糊性，并记录在他所谓的《自传》(Personal Narrative)里。这本书后来以《已故神父乔纳森·爱德华兹的生平和性格》(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The Late Reverend Mr. JonathanEdwards)的书名于1765年出版。

在《自传》中，爱德华兹讲述了自己皈依的经历，在语言表达中，他试图表现出恩赐带来的超体验，甚至有些神秘的效果。虽然《自传》的结构与早期清教徒的皈依叙述相似，但是由于作者努力探求其使命的真谛，使得这部作品与传统形式大大不同，它通过人类喜好和爱的角度表达了对上帝的热爱。爱德华兹揭示在他的皈依过程中最大的阻碍是他本人“对上帝至高无上这条教义的反对”，但是他逐渐认识到“这条教义看上去总是非常开心，明亮，动听”。这种转变使他能用“新的感觉”来阅读圣经，并为他接受恩赐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天，爱德华兹和父亲谈完话后走在草地上，“抬头看着天空和云彩，(忽然)我脑子里感觉到了上帝的威严和恩赐，那种感觉如此恬美，我不知如何表达。”在这次经历前，爱德华兹非常害怕雷雨，这之后，他能“感受到上帝，也就是在雷雨刚开始的时候……(能)在雷声中听到上帝庄严的，令人敬畏的声音。后来，我冥思时总是习惯唱歌或吟咏；用歌唱的语调自言自语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经历过这次觉醒后，爱德华兹被它的美丽征服了：“在我看来一切都非常动人；最高层次的美丽和亲切……一种神圣的美丽。”对他而言，自然世界里注入了超自然的成分：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灵魂……就像我们春天里看到的小白花，长在地上，低矮、卑微，它绽放花朵迎接太阳灿烂的幸福光芒；它是那么的高兴，似乎沉浸在一种平静的狂喜中；它散发出甜蜜的芳香，安静、可爱地站在花丛中……享受着太阳的光辉。

爱德华兹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当他运用自然意象将客观世界和神的世界结合在一起时，他对语言本身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发现光的意象尤其适合用来象征崇高和神秘。爱德华兹大约在他皈依的那段时间写了一篇关于他深爱的未婚妻莎拉的著名篇章，在这篇文章中，爱德华兹充分体现了他善于运用语言的联想的技巧。他赞美莎拉对上帝的热爱，赞美她的“甜美、安静和极度善良，”这些品质使她“走到哪儿都唱着甜美的歌”，走在田野里，似乎“总有个无形的人在和她交谈”。当逐渐衰老的所罗门·斯托达德神父主持圣坛多年后，北安普顿的教徒们非常惊讶地接受着年轻的爱德华兹夫妇传教、歌唱、表达被拯救后“新生活”的喜悦。

爱德华兹对教义进行分析的最早的两篇重要布道文是：《上帝由于人的依靠在救赎中得到荣耀》和《神圣的超自然之光，圣灵马上就把它传入心灵》(A Divine and Supernatural Light，Immediately Imparted to the Soul by the Spirit of God，1734)。第一篇布道文系统地讲解了上帝至高无上的教义，其中爱德华兹运用了圣经里的意象来批驳阿米尼主义：“但是当堕落的人变得圣洁时，这只不过是随意的恩惠：上帝永远也不会使堕落的人变神圣，如果他乐意的话。”但在第二篇布道文中爱德华兹进而阐述了他在《自传》中记录的，他在得到上帝恩惠时的神秘体验，以及他对此的感受。

在这篇文章中，他在努力寻找足够的语言来描述他的宗教体验，而这种宗教体验的本质又是难以说清的。于是他把焦点转移到了精神重生后的身体和感官变化。他把没有得到恩赐的“自然人”与受到恩赐的人区分开来。他通过修辞丰富和情感夸张的语言力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他复杂的情感。他说，受到“基督故事”“影响”的人的想象力能创造出“传奇故事”或“舞台剧”，能引发强烈的情感，却是“完全粗野的”，与一个圣徒真正的眼界存在很大的差别。为了描述这种新生活，爱德华兹使用了诗意的语言，许多读者会发现这种语言是先验主义风格的先驱：

能合理地判断出蜂蜜是甜的和能感受到它的甜美是不同的……相信一个人是美丽的，和能感觉到他的美丽是两回事……简单地思考和推理某件事是好的，与能感受到它的甜美和美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只依靠大脑来思考，而后者是用心来体验。

得到恩惠的人能“感受到神圣事物的好处，并乐于思考它们”。在这种新的状态下，所有的事情“对他的灵魂而言都是愉悦的”，他“在了解这些事物的美丽的过程中感到快乐”。

关于超自然的神光，爱德华兹努力地说明这种光不是依靠读圣经或自然界的事物产生的，它完全来自于自然之外。带着神光的力量来看事物与没有神光是不一样的，就像看“地球上被太阳光照射到的物体”和“在微弱的星光和暮霭中物体”。爱德华兹运用自然界的意象来指出世界的美丽反映了上帝的光辉，他这种后来被称为“审美喜悦”的表达方式为清教神学注入了新的元素。爱德华兹的确认为自然是“力量”而不是物质，但他从未将上帝与自然混淆，因为在他的基督教—柏拉图的思维模式里，世界总是由上帝神圣的真实事物的影像构成的。爱德华兹的语言把赞美对上帝执著的虔诚作为生活的真正目标。相形之下，许多波士顿教堂里培育的较为冷漠的道德宗教显得单调，墨守成规。

领略到皈依神光的圣徒们的正常反应是怎样的呢？正如爱德华兹在《自传》中记录的，他受到恩赐后又是唱歌又是吟咏，因此他鼓励教徒们把他们在重生中感受到的喜悦用歌唱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后来描述了这个阶段的觉醒：“我们的礼拜变得非常美丽动人……在敬仰上帝的活动中极少有这样的场面，我们中得到恩赐的好人们如此投入地……歌唱……他们……习惯用不寻常高度的心灵和声音来歌唱。”这种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歌颂赞美来回报上帝的观点是爱德华兹的再传播(reemanation)概念的重要部分，也是他在以后的作品中研究得最深入的理念。

爱德华兹使皈依在情感上和美学上都十分具有吸引力，肯定会激励会众向往恩赐，但是他也面临了清教牧师们一开始就遇到的困境，那就是，罪人们该怎么做才能得到救赎？爱德华兹作为一个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者，坚持上帝至高无上及人类完全无助的绝对教义，他不可能建议人们采取行动来赢得拯救，但是他保留了准备主义的观念，“如果我们能得到救赎，那么我们必须主动寻求”，方式是聆听上帝的教诲，祈求恩赐，思考上帝。对于那些最终能得到救赎的人而言，寻求的过程会与上帝注定的拯救和谐统一起来。而对于那些得不到救赎的人，他们的尝试必然会失败，但是他们的努力会使他们成为更好的社会成员。

1734年和1735年里，爱德华兹见证了复兴运动惊人的开始，并应科尔曼的要求记述这些事件，此时他开始阐述他的综合论，这种理论能解释并把加尔文主义保留到现代社会。这种学术贡献为爱德华兹赢得了他在宗教和哲学史中的崇高地位。爱德华兹在一系列的作品里逐步建立了将加尔文主义和现代哲学结合的综合理论，这些作品有最早的《对上帝使数百人皈依的惊人之作的忠实叙述》，后来的《关于新英格兰目前宗教复兴的一些思考》，还有较重要的《论宗教情感》。爱德华兹在保留17世纪天赋心理学(faculty psychology)(托马斯·谢泼德理论和早期神学的基础)的一些特点的同时，运用洛克关于人类理解力的观点丰富这个体系。他保留了认为理智和意愿是心灵的基本要素的观点，但他认为它们同时发挥作用，用洛克的话说，它们像一个统一的灵魂和智慧发挥的力量。旧理论把情感表述成单独的能力，有时与理智矛盾，但是爱德华兹继承了洛克的理论，认为情感不仅是意志的一部分，而且能“有力地锻炼”意志。

《论宗教情感》体现了爱德华兹的神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飞跃，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他最重要的贡献，并且这种理论后来再次出现在爱默生的理论中。爱默生认为，真正的诗人是一个拥有特别高度的视野的天才。爱德华兹的核心理念是再传播。他采用了洛克的观点，认为有知识的人不仅能接受信息还有“能力”使用信息。他阐述道，正如上帝将恩赐传播给被救赎的人，那么圣徒也能把恩惠向世界和上帝传播回去，这样圣徒就能积极地表达拯救的意义了。他写道，灵魂

接受了正义的阳光，它的本性得到了改变，它真正地变成了一个发光体：太阳照耀着圣徒，他们本身同时也变成了小太阳……他们发光的方式像神龛中的灯，而不是反射镜。

爱德华兹在后来的作品中阐述积极再传播的观点时把它拓展到了伦理学和美学的领域。

在第二轮觉醒运动结束，他被北安普顿驱逐后，爱德华兹继续创作他的重要作品，大部分作品在他去世后出版，如《原罪的伟大教义》(The Great Doctrine of Original Sin，1765)，《两篇论文：一、论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二、真正美德的本质》(Two Dissertations：I. Concerning the End for which God Created the World. II. The Nature of True Virtue，1765)，《救赎史》(A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1774)，《神物的影像》(Images and Shadows of Divine Things，1948)。爱德华兹反对启蒙派哲学家以人为本的理念，自觉地保持上帝中心论。他的目标是要寻找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方式来维系上帝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为人与上帝的关系寻求更完整——更复杂——的解释。他对思维的研究使他对认识论有了深入理解。他进而认为思维在外部现实中有自主力，语言和经验具有不确定性，后来康德和爱默生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发展。然而，爱德华兹仍然相信圣经字面上的真理，相信神圣的、人类的历史是上帝决定的，相信上帝的恩赐、人生来有罪，相信千禧年和天启日会到来，相信天使，相信撒旦在这个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的作品探索了上帝、基督和三位一体的本质，研究了罪恶的问题，探求了基督教社会的真实本质。

学者们在争论爱德华兹的理论是如何与他的加尔文教义联系起来的，他的作品又在怎样的程度上表现了人的潜能，而人的力量在浪漫主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一些学者认为爱德华兹的思想在一些方面上预示了爱默生的理论和浪漫主义，他们认为虽然爱德华兹坚信上帝预先注定了所有事物的命运，但是他允许人类进行自由选择。前浪漫主义的爱德华兹的特点可以这样表述：上帝总是知道人们如何选择，但是对于爱德华兹而言，人们仍有做选择的自由。爱德华兹认为意志总是推动理性去选择它感觉好的东西，“自然人”和圣徒都能感知好的事物，都要选择好的事物。其他人也许会从道德和伦理角度对这些选择进行判断，并相应给予赞赏或惩罚。而圣徒却以高度的视角看世界，必然以“善良的”，“仁慈的”方式来选择好的事物。就这样，发光发热的、善良的圣徒将上帝的光辉通过善行再次传播，这些善行本身就是“美丽的”。对爱德华兹来说，美丽是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他在作品中一直在发展这个概念。当受到上帝光辉的照耀后，人们的每一个仁慈、善良的行为都会成为优美的艺术品，向世界传播上帝的美丽。爱德华兹以这种方式赞颂人类进行艺术创造和精神超越的能力——也就是人类能回馈上帝的能力。关于爱德华兹到底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清教徒还是第一个美国浪漫主义者，或者两者兼是的问题，从目前的研究看，短期内不会有答案。

以下关于世界的美丽的段落确实说明了为什么爱德华兹的美学观点会使他赢得文学理论家的头衔：

有些美丽容易触知和解释，而有些美丽却是隐藏的，神秘的……看到紫罗兰的颜色时我们很愉悦，但是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的神秘规则或作用在我们的头脑里产生这种愉悦。这些隐藏的美丽通常是最重要的，因为美丽越复杂，它潜藏得越深……正如艾萨克·牛顿爵士展示的那样，我们称为白的颜色是将每一种特别的单色按一定比例和谐地混合而成……虽然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光都是美丽混合体，但是每一种色光对灵魂而言都是独特的。当地球表面的绿色在各种颜色中出现，天空的颜色、晨曦暮霭的色彩在花朵中呈现时，那是多么的美丽。

昌西比爱德华兹多活了30年，并引入了自由化的新教主义，这种思想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了美国东海岸。但是，爱德华兹对美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更大。他领导了第一次宗教觉醒运动，这种运动在美国不断出现。他虽然在普林斯顿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但是年轻的传教士从那里走向了南方、西南方，发起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他的母校耶鲁大学的“新灵光”派把宗教热忱传播到了纽约州北部“被烧毁”的地区。爱德华兹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编辑并出版了他的书和手稿；他的《杂集》(Miscellanies)收集了他还未来得及写的大作的材料，这本书现在正在编辑，准备出版。文学家们都认可他在美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的现实社会里充满了爱德华兹反对的启蒙运动中的纯粹理性主义元素的产品，我们很难想象爱德华兹，一个狭隘的加尔文主义者，一个在很多方面都遵从清教先父传统的人，怎能同时对语言、比喻、思想、世界充满了深厚的热爱。然而，这个人最吸引人的一个特点是，他把拉姆斯式的逻辑与诗歌的想象力融合起来，同时具备了中古和现代的特点，正如《世界之美》(The Beauty of the World)一文中的最后一段：

推论。为什么几乎所有人，甚至那些看上去很忧伤的人都热爱生命，这是因为他们都无法忍受失去这个美丽的世界。我们活着的每一个时刻都有一种我们关注的美丽，这种念头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因为当我们面临审判时，我们宁愿生活在痛苦和悲伤中也不愿意失去。

尽管清教实验从一开始就经受了神学、政治纷争的折磨，尽管清教徒给他们的敌人和彼此带来了痛苦和焦虑，但是，也许是他们相信自己具有特殊的民族的非凡能力，能够吸引读者依旧阅读他们的作品、他们痛苦经历的记录。当我们想象乔纳森·爱德华兹在斯托克布里奇的偏远村庄的书桌旁思考造物者的神奇力量，以及他“宁愿生活在痛苦和悲伤中也不愿意失去”的“美丽世界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看到了清教文学史独特的多重性。

[1]以迦博(Ichabod)：圣经中的人物，非尼哈(Phinehas)的儿子。他的母亲生他时正值上帝的约柜(the ark of God)被掳，他母亲为他起名为以迦博，并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译注

[60]德威尔斯(Mr. Devills)：Mr.Devills与魔鬼“Devil”音似。——译注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纯文学

戴维·S.谢尔德

纯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模糊的词汇，含义十分宽泛，如今涵盖几乎所有“人类文学”——即，所有象征性文学或所有能表现“文学”的作品。在18世纪60年代该词汇的语义没有扩展之前，它曾经有着十分精确的含义，特指一种写作方式，它使传统作品中的启发、启示和纪念作用退居次要地位，而刺激社会享乐成为主要任务。纯文学注重结果而非形式。它“轻松”和“愉悦”的特质正好取悦于“温和的读者”，这也是纯文学最主要的特点。

埃德蒙德·沃勒(Edmund Waller)将该词从法国引入斯图亚特王朝宫廷的文学传播中。纯文学在17世纪70年代随着都市交往的兴起而在英国大行其道。有着共同情趣、友谊或共同兴趣爱好的新社区，在战后的伦敦和日益繁荣的度假地形成。在男女混杂的温泉聚会中或在只有男性出入的都市酒店俱乐部中，渴望教养的人们欣然接受了宫廷的这种充满风趣的新的社交方式。在这些社交圈子中，写作为交谈提供服务，为口头表演提供脚本(俱乐部中的专题演讲，社交韵文)，并记录风趣诙谐的俏皮话(妙语，祝酒词，即席演说，警句)。纯文学否认写作，却接受对话的伪装。随后，对话承担了对社会和对文字思考的重要角色。正如1782年哈佛费拉缪撒林(Philomusarian)俱乐部宪章序言中宣称，对话是“友谊的基础，社会的基本准则，人类伟大的特权”。尽管社会享乐可能是纯文学对话的最直接后果，而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果却是它带来了社会礼仪的进步。社会评论家相信，纯文学的“优雅”促进了文明礼貌。“纯文学”被译成英语时，一般译为“优雅的文字。”

英国殖民时期的北美纯文学的三个最主要人物——亨利·布鲁克(Henrry Brooke，167？—1764)、本杰明·科尔曼和威廉·伯德二世——都是从英国温泉中的风趣机智中获得了灵感。布鲁克于1692年从牛津布雷斯诺斯(Brasenose)学院获得学位后，衣着考究地穿梭于伦敦和一些度假胜地近十年，之后才辗转至宾夕法尼亚掏宝。1699年回到波士顿主持布拉托大街(Brattle Street)教堂之前，本杰明.科尔曼在巴思向信仰基督教的淑女们出售即席演说稿。1700年，伯德在唐布里奇泉(Tunbridge Wells)赢得“极有才干的人”称号；他的诗词刊登在《唐布里戈里亚》(Tunbridgalia，1719)上，它收集了温泉中出现过最风趣诙谐的对话和“水诗”。来到美国时，所有三位都认为他们自己是优雅的代言人。亨利·布鲁克在费城和纽卡斯尔的酒店中努力改良对话。大的地方旅馆——兰锚酒店、皮特·普拉特(Pewter Platter)酒馆和伦敦咖啡屋——都遭遇到了男性社会的共同苦恼：诙谐沦为世俗的戏噱，政治论辩沦为相互诅咒，而餐桌谈话则成为商铺对谈。布鲁克的《论戏噱》(A Discours upon Je'sting，1703)，是一篇写给俱乐部会友罗伯特.格雷斯(Robert Grace)的诗体书信，在这封信中，他说明真正的风趣是一种通过重复而激起愉悦的能力。而戏噱，是“短命的思想/被罗德尼(Rodeney)嘲笑，并很快会被遗忘”。在好几句警句中，尤其在《论身着盔甲的P[潘恩]画像》(“On P[enn]painted in armor”)中，布鲁克阐明暗喻怎样使政治批评更有力。在《向某俱乐部建议的对话的规则》(“A Rule of Conversation Suggested to a Certain club，c. 1710”)中，布鲁克对充满狭隘的商人思想的聪明人进行了指责。为了夸张地说明充满商业气氛世界的荒唐可笑，布鲁克将一个流传于费城旅店的不幸商业事件改编成《新的蜕变》(“The New Meatmorphosis”，1702)一文，故意曲解其中含义。在故事中，维纳斯惩罚了一个没有经验的烟草商人，将他的烟草变成了鸟，因为他对一个妓女赖账。布鲁克对于商业企业的愚弄和对于合同的神圣描述不同于对没有经验的烟草商人的另一种喜剧处理，这就是埃比尼泽·库克(Ebenezer Cook)的《烟草事实》(The Sotweed Factor，1708)。库克讽刺了对马里兰原始状态的都市狂想；他的诗歌在伦敦出版发行。布鲁克则希望戏弄费城进驻旅店者们商业上的焦虑；他的诗(现存35首)在宾夕西法尼亚以手稿的形式流传。布鲁克死于1735年或1736年，他是促成优雅社交圈中的知名人士。而库克死时默默无闻，卒年不详。伊丽莎白·麦格雷(Elizabeth Magawley)是费城最犀利的批评家，认为布鲁克是该地区一位真正的诗人。他的辉格派对手的后人们接受了他的讽刺风格，他以写作政治警句为生。而他的俱乐部会友的后人们则协助本杰明·富兰克林成立了美国最有影响的俱乐部——共读社。

在布鲁克将礼仪注入宾夕西法尼亚的旅店和俱乐部的同时，本杰明·科尔曼则将优雅介绍到马萨诸塞教堂的讲坛、会客室和大学中。与他的朋友伊撒克·瓦兹(Issac Watts)一样，科尔曼将纯文学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给予精神表达以美学光芒。尽管他在布道中运用的引起美感的语言被一些人认为是“音节崇拜”，但他使用各种语言产生的雅致的对话在波士顿引起了轰动，而他最伟大的宗教诗歌《有关伊利亚的翻译的诗》(A Poem on Elijah's Translation，1707)在蓬勃发展的新英格兰文学界激起了层层涟漪。

尼古拉斯·伯留-德斯普莱克斯(Nicholas Bouileau-Despreaux)1674年的一篇关于某种表述具有激励恐惧和幻想情感力量的古典短文《论崇高》(РеriНuрsоs，英文为Of the Sublime)，使得西方一代诗人开始探索艺术的效果。在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的鼓舞下，英格兰的基督教诗人探索诗歌怎样可以导致宗教输出。科尔曼是最先在美国从事宗教诗歌活动的；不久，更加雄心勃勃的新英格兰诗人们紧随其后。马瑟·拜尔斯(Mather Byles，1707—1788)在1744年谈到理想的诗风那种创造“闪光的语言、真实的崇高”的能力时，宣布了他这一代哈佛诗人的勃勃雄心：“我的诗句滑过渴望，/或者电闪雷鸣，夹杂着冰雪霜霰。”(《写在米尔顿的〈失乐园〉》)。基督教纯文学家们通过加强描述，在句中增加修饰词来提高现世的感觉质量，并将其推而广之以暗示超自然现象。很显然，宗教风格的使用可以用具有美感的具象表现神圣的力量。基督教纯文学很快成为一种大众表达方式。英国殖民时期美国《社会》(“Society”)一文的作者约翰·亚当斯，对社会作了最详尽且富有诗意的思考，马修·亚当斯(Mathew Adams，1694？—1753)与拜尔斯合著的一本有关基督教礼仪的手册保护回声系列(The Proteus Echo Series)，1727年全年在《新英格兰周刊》(The New England Weekly Journal)上每周刊出。保护回声既刊登宗教散文和诗歌，也登载基督教礼仪和情调。在第52期中，马修论证了宗教和文雅的社交礼仪的构成：“互相满意的得体的礼仪，是......如此近似善良和美德，很难相信，缺少它还能与哪种宗教取得和谐，这里没有对造物主和我们同类生灵的冒犯。”

另一个重要的基督教纯文学家珍妮·科尔曼·特里尔(Jane Colman Turell，1708—1735)，本杰明·科尔曼之女，并没有参与到在新闻刊物上宣传礼仪的活动中。尽管有家族的英国朋友伊丽莎白·辛格·罗维(Elizabath Singer Rowe)即费罗米拉(“Philomela”)，这位出版了不少作品的著名诗人为她树立榜样，但珍妮·特里尔没有像她的朋友亚当斯和拜尔斯一样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她的诗歌属于纯文学作品，从宗教风格的圣经段落，到颂歌模仿以及幽默韵文，都以手稿的形式被私下传阅。她不愿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也许是因为波士顿报纸的男性特权和偶尔世俗的腔调使然。1704年公开发行的《波士顿新闻报》(Boston News-Letter)摘录一些有关国内事务的英国和外国新闻报道。《波士顿报》(The Boston Gazette)，1719年开始发行、刊印一些政治通告和一系列商业广告。詹姆斯·富兰克林的《新英格兰记录》(New England Courant，1721)，美国第一本以文学娱乐为特征的期刊，开展争论，抨击神职人员，并不断讽刺女性。(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一篇文章采用了笔名“沉默是金”[Silence Dogood]，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用了那个新奇的人物引发的灵感，她就是出现在以抱怨悍妇而著称的报刊上新英格兰寡妇[第22期]，也受到了为“未婚男士提供警告”[第8期]的诗歌的影响，同时嘲笑女性的论文如阿比格尔·阿福特威特[Abigail Afterwit]有关女人为何下嫁陌生人而非合适的绅士[第26期]的文章也起到了启发作用。)在18世纪20年代，报纸是诗人刊登作品的主要场所。女人如果要获得公众认可，就必须在个人教养方面做出让步(如某“斯特普尔斯女士”[Staples]在《新英格兰记录》第十期所做的那样，她成为第一位在美国期刊上发表作品的女性)。重视纯文学原则的人，即有格调、优雅、纯洁、有教养的安逸的人，一般更看重聚会和茶桌边独有的手稿文学传播。

在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纯文学与出版文化之间有一种不稳定的关系。纯文学作为一种与面对面私人社交密切相关的文学形式，偶尔也会放弃它独有的私密性，例如，当一位才子去世时，仰慕者们就会收集他的手稿并将之付诸报端。(判断罗切斯特伯爵和埃德蒙德·沃勒的作品的困难最先出现在手稿的私下传播中。)有些作者如埃夫拉·本(Aphra Behn)，其作品既在报刊发行，又在社交圈子中流传，这就将公开发行和私下流传的作品区分开来(本的《阴谋》〔“cabal”〕)。私下流传的作品很少在出版界出现，被作为与作者私交的信物而备受珍视。尽管罕见，或者也许就因此，公众开始关注“优雅世界”的对话。剧作家们捕捉到这种新的沟通方式，并将其作为模仿的对象。托马斯·沙德威尔(Thomas Shadwell)的《唐布里奇泉》(Tunbridge Wells)和威廉·康格里维(William Congreve)的喜剧代表了由礼貌而产生的这种对话和新的对话者形式：女才子，佳丽，准才子，纨绔子弟以及花花公子，俊男靓女。17世纪90年代，当格拉伯大街(Grub Street)开始主导出版界时，一篇淫秽不堪的反映上流社会生活的散文见诸公众。尼得·瓦德(Ned Ward)的《伦敦间谍》(London Spy)反复讽刺了俱乐部和温泉聚会。这些世俗的描述得到了广泛传播，也是一些纯文学家不愿将自己的作品交给“粗俗的出版界”的原因。英国殖民下的美国并没有逃出瓦德的诅咒，因为他虚构了穿越新英格兰的一个旅行故事：“居民看起来非常信仰宗教，很多外在的可见的迹象显示出内在的精神优雅；但是，尽管他们面露鸽子般的无辜，你也可以在他们的行为中发现毒蛇般的机敏。兴趣是他们的信仰，金钱是他们的上帝，而大笔财产是他们渴望的天堂。”(《新英格兰之旅》[“A Trip to New Englond”，1704])

直到约瑟夫·艾迪逊(Joseph Addison)和里查德·斯迪尔(Richard Steele)通过将《旁观者》(Spectator)作为社会传统的监控者以取代《伦敦间谍》，改革了大众出版界，礼仪和出版界的关系才得到了一定的和解。艾迪逊的《旁观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仰赖于刊物刊载了他对优雅世界的描述。该期刊的框架是俱乐部。如同俱乐部对话一样，该期刊集中了多位演讲作家，其中不乏作为社团的通讯会员的男女读者。写作类似于普通运用标准词汇的一种非正式且率直的韵文演讲。对于艾迪逊来说，礼仪与令人仰慕的道德传统相关。所以，一种传统道德化的礼仪成为该期刊的标准，一种与发展中的商人阶层的渴求相吻合的“中庸风格”。

詹姆斯·富兰克林以艾迪逊为榜样创办了《新英格兰记录》，从他的创刊故事中可以证明，报纸是与读者通信联系的俱乐部的汇刊，使用了代表性的人物名称(开始是科兰托[Couranto]，后来是老詹努斯[Old Janus])，另外，也出版有关文学娱乐方面的内容。然而，他没有鼓励那种友好坦白的语言风格，忽视社交对话中的女性力量。当詹姆斯兄弟因冒犯了马萨诸塞当局而锒铛入狱时，受到《旁观者》更为深刻影响的后来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受了这种教训并以老詹努斯的名字身体力行。后来，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殖民时期的美国报纸模仿艾迪逊-富兰克林模式培养读者群。《新英格兰周刊》(The New England Weekly Journal)效仿老詹努斯，而他的俱乐部有保护回声和他的读者圈；《波士顿每周详述》(BostonWeekly Rehearsal)拥有它的“年轻绅士俱乐部”；费城的《美国水星周刊》(American Weekly Mercury)有它的繁忙一族(富兰克林发起的)和朋友们；《弗吉尼亚公报》有它的观察家。《南卡罗来纳公报》(The South-Carolina Gazze)有它的管闲事俱乐部。

报章杂志对优雅世界的效仿与以手稿形式直接表达依然不同。在作者构成方面差异最大。在出版物中，作者的身份可以完全隐藏，他可以以他所希望的任何声音和身份出现。这种隐瞒在选择老詹努斯(或保护回声也如此)作为新闻出版俱乐部的主角中可以看到。格拉伯大街的文人们，那些出版市场上最早的人物，在17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依赖于能吸引人们购买他们作品的成形的声音。生计所迫，他们进行一次次的实验冒险，检验并丢弃一些人物角色，直到找到受欢迎的角色。

在殖民时期的美国，与出版界联系最密切的人——报纸的组织者、出版商作者以及政治小册子的作者——都尝试使用匿名。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使用可怜的理查德·桑德斯、S. M. J.无名氏、A. A.、沃里狄克斯、费拉毛斯和后来使用的一些其他名字前，就曾使用沉默是金、提摩西·瓦格斯塔夫(Timothy Wagstaff)、阿比格尔·推塔费尔德、繁忙一族、B. B.、出版者、费劳克莱若斯、贝奇·第乐珍特、安东尼·阿夫特维特、西利亚·星格尔、爱利斯·艾德唐、Y. Z.以及布莱克摩尔——所使用的笔名均随着特定的文章而改变。与在出版界匿名之风盛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圈的手稿传播则使用绰号。作者采用他或她希望在优雅对话中大家所熟知的名字，并使用名字所暗示的另外一个自我进行交流。这种臆想身份在参与优雅的对话过程中一直使用(埃夫拉·本在她的圈子中总是“阿敏塔”；而布鲁克对费城的社交圈来说也总是被称做“塞尔维尔”)。使用虚拟身份被证实很有意义，因为使用真实姓名会产生压力。

摒弃真实身份使用虚拟自我的好处可以在威廉·伯德二世的作品中看到。伯德在他的信中探究了虚拟身份的问题。1703年，在他向爱尔兰裔贝蒂·克伦威尔(Betty Cromwell)尔求爱失败后，他开始在给她的信中编织伤心的“威拉莫”对“费西蒂亚”的渴求。“在所有的悲伤中，对他而言最致命的则是她将下嫁科拉姆西尼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就足以让他疯掉(尽管这与翻译的教条一样让他难以置信)。”后来他在信中写道：“如果她把心给别人，他就会对自己实行暴力。”使用绰号所带来的虚幻意味着允许伯德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而这却是优雅的礼仪社交中无法办到的。同时，它在作者与激情之间拉开距离，并让情欲成为一种表情的游戏，就像使用克伦威尔女士的绰号费西蒂亚一样。如果粗暴的感情可以用美学表演得到控制，那么它的表达就不会危及文明社会的平和。

社会交往依赖有节制的友好感觉而不是纵容自己成为相互之间的爱情奴隶。出现在温泉聚会中的非社交对话机智地将热情转移成礼貌；确实，女性的机智(例如埃夫拉·本/阿敏塔诗中“莱桑德”的俏皮话)挫败了艺术热恋表白的傲气。通过一种追逐游戏和美化了的情感，两性对话中的互相谦恭的快乐取代了社交愉悦并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这与抱着将友好的对话转变为更加亲密的快乐的希望进行游戏并不相悖(可以肯定的是，伯德希望威拉莫的诉求能够解除费西蒂亚的犹豫，并温暖贝蒂·克伦威尔的心)，但是规则要求抛开感情。

纯文学培养的温和情感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在18世纪早期相对缺乏爱情诗篇，即使有也表现平平。北美殖民时期出版的最优秀的爱情诗是18世纪20年代在巴巴多斯“一位女士”写给“大门”的28首系列抒情诗。这些抒情诗18世纪30年代刊登在巴巴多斯报上，就是因为爱人的分别使他们之间的对话成为千古绝唱，而大约经过了10多年以后，对这些诗的手稿的热情才逐渐消退。那位“女士”知道，她热情洋溢的表白与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趣味相违背：

我不会禁锢自己的自由想法，

尽管所有诗歌都可能是属于我的，

不，让我的神灵来决定吧，

我会依然遵从我的神；

他们愚蠢的规则，无法控制

我灵魂中跳动的神圣的脉搏。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她艺术保护神的神灵的身份。在整个18世纪的前半叶，纯文学对于个体对神灵的呼唤都是无动于衷的。优雅的文字是具有美感的交流的理想表达，那种沙夫特斯伯利(Shaftesbury)在《美感交流；有关机智和幽默的自由一文》(Sensus Communis；An Essay on the Freedom of Wit and Humor，1709)中所揭示的共有的坦诚友谊精神是温和社会的灵魂，也赋予俱乐部以生机勃勃的精神。

俱乐部在英国和美国的兴起昭示了社交活动的广泛开展。尽管基于友谊的会员的存在贯穿于整个历史中，但俱乐部却是在17世纪创建。在早期，出现了两种模式：遵守斯朝(Schaw)体例的苏格兰互助会社(单性社交、自律、等级森严、感情含蓄而且拘泥于仪式)；以及本·强森(Ben Jonson)的阿波罗俱乐部(异性社交、热情忠诚、自律、平等、重视审美)。在这些组织间有一些重要的相似点。两者都将他们的俱乐部定义为“私人社团”以有别于“一般社团”，并都以虚构来彰显这种区别——互助会社用他们归隐的神话，而强森们则使用“阿波罗神庙”。二者都用共同进餐作为主要的对话场合。都鼓励艺术作品的产生，并使用俱乐部仪式以加强俱乐部的声望。二者都有一整套律条，而又严格限制新会员进入。

在对后来社团的影响模式上二者也是不同的。互助会社，17世纪从一个实际的互助会转变成为投机社团后迅速发展。1710年左右风靡世界。它的餐桌礼仪和社交仪式以歌唱、演说和世俗的问答为特色。很多美国殖民时期最成功的纯文学家们——本杰明·富兰克林、阿奇博德·豪姆(Archibald Home)、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博士(Dr. Alexander Hamilton)、罗伯特·特里特·潘恩(Robert Treat Paine，手语者)、杰瑞米尔·格利德雷(Jeremiah Gridley)——都是互助会成员并积极创作互助会文学。互助会社模式的私人社团也对其他形式的社团有一些影响。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在《论设计》(An Essay on Projects)一文中抽象地说明互助社的做法是通过设计的方式由平民改变公共生活。迪福的文章又激发起科顿·马瑟写下《改良》(Bonifacius，1710)一文，鼓励年轻人成立基督教慈善社团。互助会、迪福和玛莎都影响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设计的共读社，这是“皮围裙俱乐部”的青年技工们旨在改进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事例。它设计了一个图书馆、一家保险公司、街道维护计划、学校、医院、民团和美国哲学社团。

阿波罗俱乐部通过文学方式在社交界发挥影响，尤其通过亚历山大·布罗姆(Alexander Brome)翻译的强森的《轻盈舒畅》(Leges Conviviales)。这些经过改写的规则成为俱乐部寻欢作乐的模式，并将俱乐部的社交满足等同于新古典美学的游戏。当巴巴多斯(Barbados)的托马斯·沃达克船长(Captain Thomas Walduck)1790年11月12日写信给他的朋友詹姆斯·皮特沃(James Petiver)提及西印度群岛时，谈到新异教的都会模式的社交：“在(俱乐部)最里面，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画面，整个房间，人们进行着社交活动；有人吃着，有人喝着，还有人在跳舞，也有人玩着各种音乐。抬头看去，上帝在上方微笑着看着他们——这种寓意表明，当人们天真地聚在一起，上天也和我们可怜的人一样高兴。”应该看到这个“上帝”是复数。

在殖民主义时期的美国，重塑俱乐部网络困难重重。幸运的是，找出哺育了艺术的俱乐部的任务并不难，因为他们的作品传世很广。例如，继亨利·布鲁克在城市酒馆缔造了优雅世界以来，可以通过研究一系列社交圈中的文学作品对费城的美学发展作一梗概了解。18世纪20年代艾葵拉·罗斯(Aquila Rose)的社交圈(这是一个包括诗人杰克博·泰勒[Jacob Tailor]、大卫·弗兰奇[David French]、约瑟夫·布雷特纳尔[Joseph Breintnall]和加吉·理查德·希尔[Judge Richard Hill]的圈子)模仿奥维德·塞西亚[1]流放的诗表达不合时宜内容，以推进社交的愉悦。1731年，共读社会员乔治·韦伯(George Webb)对俱乐部的赞美诗《单身汉大厅》(Batchelors Hall)在私下发表，为愉悦的机智开出配方：

幽默的愉悦应该带来一夜狂欢：

它不是被欺骗的世人所羡慕的虚伪的诙谐，

而是水手或乡绅的欢乐；

不是一语双关者的机敏，

也不仅仅是文字游戏；

也不是奎德那克(Quidnunc)的墓穴，他充满疑问的头脑塞满了陈年往事；

它谦卑、真实，切题而适度。

善良的本性是真正诙谐的源泉；

尽管热闹，但不松懈；尽管学识渊博，但依旧头脑冷静；

大胆，但谦虚；以人为本，但严厉；

尽管渴求真诚，受着诙谐的诱惑，却仍有友谊的名声。

韦伯一语道破俱乐部诙谐的真谛：优雅而不世俗；礼貌而不粗俗；本性善良而不矫揉造作；友好而不无礼。它散发出一种坦白而自律的社会生活准则。在斯库伊基尔钓鱼会所(Schuylkill Fishing Company)，私密社会的自律被作为一种斯库伊基尔钓鱼会所俱乐部的神话，构成了“斯库伊基尔状态”。从1732年俱乐部创建一直到1740年左右，会员们围绕“圣·塔玛尼(St.Tammany)精神”编织着一个神话，一个德勒维尔的主要话题。在一个世纪间，塔玛尼神话为英国殖民下的美国各地辉格派俱乐部所接受，并最终转变成为名声浪籍的纽约塔玛尼市政厅的一个范例。

通过适当的赞助，私密社会的幻想可以成为大众神话。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1727—1803)院长成为私人社交圈优雅、模仿艺术和作品的宣传员。在1750年代，他使“乡村青年(The Swains)”引起注意，这是一个包括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托马斯·戈弗雷(Thomas Godfrey)、弗朗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纳撒尼尔·埃文斯(Nathaniel Evans)、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和雅各布·杜克(Jacob Duche)等人的保护回声的私人社交圈。通过报纸、杂志、信件推荐和书商，史密斯使自己的社交圈在费城和伦敦声名鹊起。而他却只能得到茶余饭后的成功，因为尽管韦斯特获得举世声誉，霍普金森在文学、音乐和政治方面的能力也获得公认，而杜克、埃文斯、里德和戈弗雷却永远也未能获得超越地方天才的美誉。

观察家伊利莎白·格雷姆·佛格森(Elizabeth Graeme Ferguson)(1737？—1801)谈到乡村青年俱乐部对名声的追逐时，总结道：两性的任务——建立礼仪——远比伦敦批评家的评论更为重要。在18世纪60年代，她位于格雷姆公园的沙龙吸收了尝试在大都会发展而失败的乡村青年们(the Swains)。同时，她又促成英国殖民下的美国最有才华的女性纯文学家网络的建立，她们包括苏珊那·赖特(Susanna Wright)、安尼斯·布迪诺特·斯托克顿(Annis Boudinot Stockton)、汉娜·格雷费兹(Hannnh Griffitts)——这是一个更崇尚手稿而非出版的网络。乡村青年俱乐部和格雷姆公园沙龙的活动值得深入探讨，因为这些短暂的费城文学景象的特征显示，俱乐部依然是殖民时期纯文学交流的最重要的组织框架。

因为纯文学在私密社会的社交商业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它冒着“舒适”到近乎传统、“简易”到近乎无头脑的风险。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son Swift)经常游弋于俱乐部与咖啡馆之间，在一系列文章中批评她们的对话的社交形式，其中最强烈的莫过于《温和而机敏的对话全集，根据现用于宫廷和英国最普遍的社交圈中的最礼貌形式和方法而汇编》(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Genteel and Ingenious Conversation，According to the Most Polite Mode and Method Now Used At Court，and in the Best Companies of England，1738)一系列文章。斯威夫特认为纯文学低级，因为他们依靠时髦的对话表达愉悦，而这种对话是对美的玷污。他认为，文化阻碍了社交商业的发展，因为它总是让天才依附于传统，而将机智减低为公式化。当我们审视那些为了迎合从巴斯到伦敦，从巴巴多斯到哈里法克斯(Halifax)的社交圈的喜好而发展的很多社交韵文，斯威夫特的批评看起来便尤其中肯。蒂姆·温拉吾(Tim Vainlove)的《致新英格兰波士顿的女士们》(“To The Ladies in Boston，in New England”)(《波士顿报》，1731年11月29日刊)表示出与《巴巴多斯的美女们》(“The Belles of Barbados”)(《加勒比》[Carribeana]，1738)、威廉·舍温顿州长(Governor William Shervington)的《安特哥尼和波士顿美女》(The Atigonian ad Boston Beauties，1751？)，以及查尔斯·伍德梅森(Charles Woodmason)的1753年在圣约翰小屋传唱的致南卡罗莱那黑明各(Black Mingo)的女孩们的歌曲同样的女性崇拜。恭维的形式和表示友好的模式各地稍有不同。纯文学家们经常反复使用一些易于接受的语句乃至陈词滥调，而重复使用“真正的机智”。

尽管有公式化倾向，但英国殖民下的美国依然创作了一些纯文学精品——通过发现在私密社交圈中交流的困难，或通过展示友好社交的主题而传达优雅文化有趣的超越优雅传统的作品。在异性社交的优雅聚会中涌现出的最深刻的作品当属1744年的《由北美新泽西州皇家议会成员之一，后任秘书长的阿奇博德·豪姆男爵在一些场合创作的几首诗作》(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by Archibal Home，Esqr. late Secretary，and One of HIs Majestie's Council for the Province of New Jersey：NorthAmerica)，该作品收集了1740年代新泽西州特伦顿(Trenton)的纯文学圈的诗作。

阿奇博德·豪姆(1705？—1744)，伯威格从男爵，约翰·豪姆爵士之三子，在英格兰接受私立教育。1733年移居纽约，欲在皇家政府里寻一职位。在纽约咖啡馆游弋的过程中，引起刘易斯·莫里斯二世(Lewis Morris II)的注意，当时，莫里斯刚卸任纽约总司法官。1737年当莫里斯获得新泽西州长一职后，遂任命豪姆为副秘书长，后擢升为省议会秘书长，然后成为皇家议会成员。在省议会，豪姆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个音乐、绘画和诗歌圈子。该社交圈的成员构成显示出艺术趣味和文化世界主义的紧密结合。其中有两个犹太人莫西斯(Moses)和瑞查·富兰克斯(Richa Franks)；一个法国新教徒路易斯·罗威(Louis Rowe)牧师；英国殖民下的美国最有成就的女人(据本杰明·拉什讲)阿比盖尔·斯特里特·考克斯(Abigail Streete Coxe)；特伦顿警察局长大卫·马丁(David Martin)；两个省政府精英人物，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瓦里尔(Joseph Warrel)和法官罗伯特·亨特·莫里斯(Robert Hunter Morris)以及豪姆。1744年3月豪姆去世时，他的友人收集了他34首诗歌，并在前面附上他们的挽诗，后面附上豪姆指导下写作的俱乐部作品。豪姆作品的几份手稿在英国与美国同时流传。作品集涵盖多种纯文学形式——警句、寓言、诗歌、诗谜、即兴创作和经典模仿。早期的歌谣和讽刺诗反映了18世纪30年代纽约的酒店生活，其生动的描绘令人难忘，时人无可比拟。这些诗歌包括《公元1733年纽约圣安德鲁圣宴上两个苏格兰人的辩论》(“On a Dispute，between two Scotchmen at a S. Andrew's Feast in New York Anno 1733”)，《一个推杆的备忘录》(“Memoirs of a Handspike”)以及对男性问题的讽刺性系统描述，《黑色笑话。一首歌曲》(“Black Joke. A Song”)：

天国里的父永远不会吃那种水果。

如果邪恶的魔鬼夏娃不用她的黑色笑话

引诱他，

他尝了苹果，吻了他的新娘，

使他的同类永受她如漆般黑色笑话的折磨

一直到死去。

用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的猥亵语言，豪姆遭遇了人性渴望的现实与全部堕落的基督教长老会教义。来源于苏格兰歌曲中的辛辣的豪姆幽默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可见一斑，《致非常值得哀悼的伊丽莎白镇的乔治·弗雷兹(SIC)之死的一首挽歌》(“An Elegy on teh much to be lamented Death of George Fraser[sic]of Elizabeth Town”)。该文戏噱性地哀悼一位来自新泽西酒店的朋友之死，因为他粗鄙的语言使他不能通过爱和金钱吸引到异性伴侣：

他满面红光，

轻抚头部进入房；

夏天到了，

冰化雪融。

他步态轻盈，

似也消融。

是什么给了我们快乐，

是塞得和啤酒。

是谁伸长脑袋发誓

或者他能识字？

是乔治·弗雷兹；哪用你再讲？

但如今他已身亡。

豪姆对弗雷兹困境的激情描述可能来自于诗人自己在爱情上所遭受的挫折。豪姆的很多诗篇都提到了他对瑞卡·弗兰西斯的痛苦爱情故事。瑞卡是美国最富有的盎格鲁—犹太商人卓有成就的女儿，由于姐姐与非犹太人私奔，而哥哥也与非犹太人结婚，所以父母严禁瑞卡与豪姆接触。面对这种禁令，豪姆试图创造出一种“弗罗里奥”(Florio)和“弗莱维亚”(Flavia)可以互相交往的文学情景。重新想象着皮格马利翁神话，诗人告白“皮格马利翁，正如我雕塑了一个爱人/跪倒在地，祈祷她能够拥有生命”。诗人将他爱的对象重塑为“弗莱维亚”，但是他想象中与她一起享受的快乐(“如果命运允许，我希望，/我至爱的弗莱维亚敞开她的情怀”)远在诗外。皮格马利翁的故事是反映艺术的力量的经典比喻，但豪姆作为皮格马利翁抨击了在现实社会中诗歌却无力将幻想变为现实。在给弗莱维亚的诗中，豪姆不断地回到世界和艺术还没有堕落的神话时代。在《世界的四大时代，奥维德的变形：解放I》(“The Four Ages of the World，from Ovids Metanor：Lib. I”)中诗人谴责了当时的“钢铁时代”，而憧憬一个“黄金时代”。在《致弗莱维亚》(“To Flavia”)中，他幻想着一个没有堕落的世界(在那里，犹太人和基督徒没有分别，因为世界不需要救世主)的可能性，如果弗莱维亚是夏娃：“魔鬼诱惑她犯罪的企图徒劳；/这对幸福的伴侣得享永恒的快乐/嫉妒的天使也对他们如此相爱感到惊奇。”在《潘多拉》(“Pandora”)中，他想象施加于女性的邪恶会如何被弗莱维亚的力量化解：“一个新的潘多拉，但没有她的盒子；/那个礼物在她白皙的手中，/她温柔的慈悲让它紧闭。”豪姆不断恳求一个拥有返祖神力的女性出现来重新塑造的这个世界，并没有让瑞卡感动得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她甚至也没有一起参与幻想建立一个新古典的共享快乐的港湾。作为俱乐部的成员，只有她没有参与写作。随着豪姆的早逝，为她创作的诗歌也随之停止，这使得他的文学遗作成为男女共存社交问题的一个见证——这种混合群体有时使一个人接近另一个人并产生爱意，尽管情势不允许。而面对如此情况，艺术有时也无法弥补。

为了防止出现异性激情的挫折，某些圈子出现了同性社交。“友谊俱乐部”排除异性成员以保证那种温和的关系。在酒店和咖啡馆这种男性为主的世界里，建立“单身汉大厅”不成问题。而女性在城里的一些接待室里成立的茶桌协会却免不了受到男性的干扰，这引发了玛利·爱斯塔尔(Mary Astell)的著名提案，即建立一个男人那样的女人可以享受娱乐的避风港，一个新教修道院。在英国殖民下的美国，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的星期二俱乐部(1745—1756)就是自我意识最强的一个同性社交组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博士(1712—1756)在会议记录簿上保存了俱乐部的对话和活动，将它们修饰并编辑成“记录”，后来将其改编成三卷共十四本书的《古老而荣耀的星期二俱乐部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and Honourable Tuesday Club，以下简称《历史》)。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汉密尔顿不愧为记录英国殖民下的美国社交史的准历史学家。作为爱丁堡大学校长之子，他在爱丁堡拉丁学院和大学受到了古典文学、哲学和医学方面的良好教育。正值汉密尔顿进入职业生涯时，这个苏格兰式的大都会正成为启蒙运动知识分子的主要中心。爱丁堡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艺术和科学中心，一个关键所在就是在18世纪20年代和18世纪30年代致力于对话和自由询问的俱乐部的发展。汉密尔顿将自己投身于社会，加入了温布什(Whin-Bush)俱乐部，其桂冠诗人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当时正致力于《茶桌杂集》(Tea-Table Miscellany)的创作，以复兴苏格兰本土诗歌。1738年，由于健康原因，汉密尔顿被迫移居马里兰。1744年，在从马里兰至新罕布什尔的途中，他得与英殖民下的美国俱乐部成员结识，并在其游记《日程》(Itinerarium)中记录了当时的印象。1745年，星期二俱乐部在安那波利斯成立。汉密尔顿当选为秘书长，后来主持一部经典准历史作品的创作。他借用俱乐部“起起伏伏”的事件，讽喻世界历史、皇家政治、学界、公共出版界、哲学投机和俱乐部。汉密尔顿的想象力之丰富大胆无人能够描述。其作品叙述详尽，风格多样，旁征博引，极富幽默感，是英国殖民下美国俱乐部界不可多得的作品。因为是为社团的私人娱乐之用，所以直到1990年，此600多页手稿一直没有发表。

汉密尔顿的《历史》可以作为俱乐部借用自己内部事件以讽刺大众生活传统的巅峰之作。私人社会友好坦率，大众生活严肃而好斗，这种不同允许了讽刺作品的存在。这种装腔作势需要俱乐部本身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国家——由法律而非欲望所左右的合同社会。(庆祝欲望的统治成为最受俱乐部热衷的一种活动，这引发了伦敦牛排协会[Beefsteak Society]的共和政体的餐桌仪式，马里兰的同志俱乐部[Homony Club]在同志颂歌中对美味佳肴的公开指责，以及从柴郡奶酪[Cheshire Cheese]到十月啤酒[October Ale]等一系列俱乐部有关食品的立法和故事)。托马斯·霍希斯(Thomas Hobbes)、詹姆斯·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和约翰·洛克(这三人都属于俱乐部成员)对承诺理论的统治所作的详尽描述，使俱乐部乌托邦式的同情与国家好斗兴趣的妥协平衡之间的喜剧紧张状态变得很微妙。沙夫斯伯利(Shaftesbury)第一位伯爵在绿带俱乐部(Green Ribbon Club，1670年代)就利用这种紧张情况，在俱乐部的规章里要求成员之间互相称呼“国王”，而这种表述风气给辉格党以灵感并促成了英国的政党制度。但是很多俱乐部发现，私人社会这种友好的团体感觉和国家的那种大众精神格格不入，因为仅靠形式上的表达是不能使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友好社会的。汉密尔顿作为一个喜剧历史学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颠倒了俱乐部文学的讽刺前提，没有将俱乐部用来鞭挞大众生活的奢侈和堕落风气，汉密尔顿的星期二俱乐部成为政治宏观宇宙的微观宇宙。《历史》是一部反映在沃波尔罗宾逊式(Walpole’s Robinocracy)和派尔海姆(Pelhams)规则中的由特权战争、派系争斗、动乱、法律纠纷和堕落而蛊惑的大众生活的俱乐部的编年史。据洛克威希尔·斯克瑞伯(Loquacious Scribble)[2](汉密尔顿的绰号)说，随着纳西佛·乔尔(Nasifer Jole)违反了俱乐部规定的每餐只吃一盘菜或“单身汉奶酪”，星期二俱乐部开始滑入了奢侈和社会堕落的深渊。乔尔的固定晚餐和冰蛋糕使他当选上永久主席，结束了原始俱乐部的“罗马式自由”。从这件小事，汉密尔顿创作了他的历史周期喜剧乐曲，并将失落的共和国、奢侈之风的普遍和文明的兴衰等主题交织在一起。

星期二俱乐部通过内化而美化了政治矛盾冲突。俱乐部没有反映马里兰或特伦顿特定的政治形势，而是将政治冲突的动因抽象化，并以俱乐部的宪章和人群重新创造组织。这样做实质上使讽刺有了距离感。实际上，俱乐部的“凝胶法律”要求，只要有成员对马里兰的政治和商业有任何热情的评价，大家都要放声大笑，这保留了俱乐部游戏的美学距离。将政治附属于美学游戏，星期二俱乐部表示了对这种“投影”功效的怀疑。社会幸福置于一个孤傲社团远离人群的享乐中。

不管俱乐部如何宣称他们是脱离国家和商业事务不问世事的避风港，纯文学所表达的这种群体友好感觉与“公共精神”和流行的国家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能力赋予他们以政治意味。伦敦基特凯特(Kit Kat)俱乐部，其秘书长杰克博·汤森(Jacob Tonson)是都市最主要的书商，在女王安在位时期，第一次将纯文学的美学与政治活动相结合以建立公众政治敏感性。辉格党(Whigs)[3]的基特凯特俱乐部使得托利党(Tories)[4]的政策显得既过时又不可取。随着具有政治品味的团体出现，纯文学的含义也扩展到包括既能引起公众关注又能唤起社会享乐的作品。纯文学开始冲击公民人文主义的公众表达。到了18世纪60年代，一度明显不同的模式被认为是相似的。

艾迪逊的朋友、新政治纯文学派人物纽约州长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将基特凯特俱乐部的方法引入美国。亨特的《传记闹剧》(Androboros，1714)讽刺了他在参议院和英国地方教堂的对手，“所有人都嘲笑他们，而从这样的幽默感中，人们也开始迁就他们的州长”。小威廉·史密斯当时对亨特的私密戏剧的影响评述，精确地再现了政治纯文学的结构性活力：它寻求通过改变构成纽约社会的“社团”的观点来影响人们。为了更好地达此目的，亨特组成了一个包括大卫·杰米逊(David Jamison)、罗伯特·利温斯顿(Robert Livingston)和路易斯·莫里斯二世(Lewis Morris II)在内的政治文学社圈。他将那种靠温和的形式获得知名度而又要获取它的经济利益的政治变得更加完善。

几个富有才华的政客也效仿亨特。宾夕法尼亚副总督威廉·凯斯爵士(William Keith，1680—1749)利用他的魅力和“开明的生活方式”在18世纪20年代成为极受欢迎而又高效的行政官员。文学和社交创造了他的政治神话。既有绅士又有劳动者的俱乐部，既将他的支持者组织在一起，又可以引导舆论导向。诗人艾葵拉·罗斯被聘为桂冠诗人，庆祝凯斯与美国土著人签下和约。尽管辉格派反对，副总督依然通过对剧院的鼓励而获得优雅社会的支持。他也通过频繁的挥舞手中的笔，将矛头对准反对派，技巧性地发挥了他“自身”的优势。他的势力强大得让宾夕西法尼亚的拥有者担心他们会对宾夕西法尼亚失去控制，不得不策划倒戈他们自己所指定的人。凯斯宣传他的统治的文章广泛流传，表现出这些文章的效果。他那桂冠诗人的溢美之词以手稿形式流传以保留温和社会独有的氛围。凯斯与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和伊撒克·诺利斯(Isaac Norris)的辩论用他的名字以政治短文的形式刊出，这些都是以直白的语言写出的政治文论。凯斯的纯文学散文和安得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的讽刺诗《一个奇怪的雄性怪物的生活和性格》(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a Strange He-Monster，1726)，以匿名方式刊出，引发了人们对该文章的意义和来源的神秘感。

“雄性怪物”安德鲁·汉密尔顿在十年内就获得盛名，因为他成功地维护了出版商出版类似反对他的文章的自由。作为《纽约周刊》(NewYork Weekly Journal)出版商约翰·比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的辩护律师，汉密尔顿发起英国殖民下美国18世纪早期最著名的文学政治运动，利弗党(River Party)对纽约州长威廉·科斯比(William Cosby)的抨击。共读社的抨击者包括几位坦白而有力的人物：詹姆斯·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路易斯·莫里斯二世、大卫·亨福利(David Humphreys)和卡德沃拉德·科顿。利弗党共读社用诽谤性的动物寓言、民歌和散文抨击州长的压制行为。曾格被捕以及公众经历了两首民歌和报纸上的几件事被当众侮辱后，利弗党共读社通过在全城传播手稿诗歌以激起公愤。在17世纪80年代，他们的手稿“出版”使辉格派的打字原稿“皇室民歌(Court ballads)”又开始流传，当时，斯图亚特王朝对黑麦房事件(Rye House plot)的处理同样引起对出版界的镇压。言论必须通过手稿的形式表达，这从表面上证实科斯比废除了公众自由的言论。一些手稿的题目冗长而怪诞，以公然反抗诽谤起诉，如《自1600年以来的某日在北半球某个国家的某一小镇，于大庭广众下政府焚毁并处死民歌或各种民歌的挽歌。》(“A mournfull Elegy on the funeral pile&Execution of the ballad or ballads burnt by publick authority before a great crowd in a small town in a certain Country under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on a certain day since the year 1600”)，另一篇文章，大卫·亨福利的《两个最近出现在N-w-Y-k[纽约]城的无父无母的双胞胎，因为他们预示的教堂灯火而被谴责，由绞刑吏烧死，而他们又因此而被处死》(“The Lamentable Story of two Fatherless&Motherless Twins Which Lately Appeared in ye City N-w-Y-k who for their Phrophetich Cires were Condemrid tobe bumby ye Common Hangman which was Accor dingly Executed&c”)，该文第一次运用辉格派的伤感文学手法，是纯文学所发展的一种最有力的政治文章。

纯文学对文学效果的关注在辉格派的伤感主义中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一篇与英国乡村党派文学相关的反对文章，即辉格派的伤感文学通过讲述被当成代罪羔羊的没有权利的人，对观众的同情心予以抨击。儿童(尤其孤儿)、穷人、被奴役的人、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和普通人在有权势人——父母、朝臣、主人、国王的手下受到不应该受到的虐待。托马斯·奥特维(Thomas Otway)的戏剧《孤儿》(The Orphan)和约瑟夫·艾迪逊(Joseph Adison)的《凯托》(Cato)都是这种表达的基础课本。当权者劫掠财产有着公共的而非私人的意义，这揭示了社会良善的脆弱。尽管辉格派的伤感主义一直到了革命以后才主导政治纯文学，但作为文学武器，它首次出现是在从18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30年代针对统治者特权的殖民地斗争中。其中最有能力的实践者之一刘易斯·莫里斯二世是一个孤儿。他获得遗产的执行人是一个读过奥特维的悲剧的有权势的人，此人从剧中学到那些恶人骗人的伎俩，几乎剥夺了莫里斯的继承权。

路易斯·莫里斯二世师从一位杰出的异教徒、辉格派知识分子乔治·凯斯(George Keith)，学习文学。随着他被指派为东新泽西州的高等民事法庭法官，20岁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很快又被任命为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在此任职时，他激起了州长科斯比(Cosby)的愤怒，后者安排了他的免职。1783年，科斯比去世时，莫里斯被任命为新泽西的州长。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他利用文学使他的政治目标更进一步。作为一个议会议员，他讽刺伦敦的殖民代办。1725年，创作了《有关贸易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rade)以抗衡阿道夫·菲利普斯(Adolph Philipse)为首的商人利益。当科斯比州长与菲利普斯做成交易意欲攫取政府权力并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榨取财政经费时，莫里斯写了一篇文章讽喻纽约政府腐败成了《假君主或猿的王国》(“The Mock Monarchy or Kingdom of Apes”)。他创作了科斯比下令由绞刑吏焚毁的两首民歌之一。科斯比对出版界镇压后，莫里斯写了《注定要被某某和某某付之一炬的曾格先生[sic]日报最后的先知演讲》(“The Last Prophetick Speech of Mr. Zengar's[sic]Journalls Condemn'd to be burnt by yeg-——-r&C-——-le.”)作为对他在1735年至1736年间去伦敦为了请求枢密院让他复职，让州长科斯比下台而未能如愿的讽刺。他还创作了《梦想，一个谜》(Dream，a Riddle)讲述了一个诚实的乡下人对发现的旧英国的腐败现象的看法。作为新泽西的州长，他在《论埃塞克斯暴乱》(“On the Essex Riots”)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反对那些煽动土地暴乱的人并为自己辩护。他在《致新泽西州长大人：立法会议希望他处理自己的位置。》(“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of New Jersey，upon teh Assembly's Disiring him to fix his own Seat”)一文中，通过对围绕新泽西州长选举进行的各种游说活动进行戏弄，很好地对立法机关幽默了一把。只有一篇文章刊印出来：备受谴责的竞选歌曲。其他文章被认为只有舆论制造者的精英读者才能看到。这些读者可能在与白宫关系密切的纽约城市俱乐部中或伦敦的咖啡馆里。讽喻故事——《假君主》(“The Mock Monarchy”)和《梦想，一个谜》——面向都市读者反映出殖民时期的一般情况。其他作品——《论已故英勇而高贵的骑士之死》(“On the Death of a Late Valorous and Noble Knight”)和《论埃克塞斯暴乱》——暗指一些内部政党文件。所有创作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纯文学工具可以传播为了特定政治目的的群体舆论。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形式的半公众性质。莫里斯并不想成为自己的桂冠诗人，神谕式的谴责风格对他认为舆论如何成为政策并进而成为政府行为是有害的。

英国殖民下的美国既有桂冠诗人，如在政府任职的诗人埃比尼泽·库克，也有没有职位的反映民众呼声的平民游唱诗人，如优秀的风雅诗人本杰明·汤普森在《致当选马萨诸塞州州长的贝莱蒙德(Bellamont)勋爵》(“To Lord Bellamont when entering Governour of the Massachusets”，1699)中，以马萨诸塞的代表身份发表意见；还有面向社会大众有着政客威仪的诗人：威廉·伯内特(William Burnet)和约瑟夫·比彻任州长时费城的乔治·威伯。桂冠诗人和游唱诗人在英国殖民下的美国盛行，标志着大众舆论的扩张。马瑟·拜尔斯集内阁成员、马萨诸塞桂冠诗人和优雅文学的代表多重身份于一身，这表明，在艾迪逊创作了道德的出版礼仪后，一度界限分明的个人、大众生活和私人社交结合在了一起。杂志和报纸不断提高大众社交和礼仪方面的趣味。早在18世纪30年代，出版界繁荣的纯文学造成双重反响。寻求将出版界还给基督的新光福音传道者批评优雅社会和它所表达的世俗观点。新光拒绝基督教纯文学和它的实践者——马瑟·拜尔斯牧师、约翰·亚当斯牧师和小纳撒尼尔·咖德纳(Nathaniel Gardner，Jr.)——认为他们是旧光。相反，文雅的精英们也批评福音布道者的观点，并因乔治·怀特菲尔德在讲道时谴责社交舞蹈将他囚禁在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在俱乐部内部他们还发起了第二次批评，朗姆酒制造商约瑟夫·格林(Joseph Green)自愿担任新英格兰的非桂冠诗人。

约瑟夫·格林(1706—1780)，1729年在哈佛获文学硕士学位，18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波士顿酒馆主要的才子。他的讽刺手稿在遍及从波斯茅斯、新罕布什尔到纽堡和罗德爱兰的商人俱乐部中广泛流传。他专门使用怀疑的思想和反论。越来越虚张声势的大众生活激发了他的才思。当讣闻传记开始在波士顿的报纸上出现时，格林讽刺它对大众的影响：

无法否认，如今我有着这样一个名人的头脑，却没有祝贺那种在周报上公开名人的虔诚而有益的风俗，我认为这种习惯是对宗教和美德的巨大支持。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无非希望将他们永远铭记，谁会对此感觉痛苦，而又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式。这是我们所有人预期而又希望的；希望名人长寿(因为生命的长度比它的意义和真理更重要)让我们有所得；这其中有一种激励人的美德，让我们感悟宗教；简单地说，就像揪着牛尾巴以使它跑得更快一样。

格林对出版在殖民时期美国文化的意义感觉敏锐。他通过分析媒介对信息的影响程度来决定作品是以手稿的方式还是以公开发行的方式传播。当他试图揭开当地互助会的神秘面纱时，他发行标题闪烁着布拉格大街的奇迹和启示光芒的小册子：《冬日夜晚的娱乐：对1749年12月27日在波士顿所见的一个非常奇怪而精彩的景象和发现的巨大秘密的全面而真实的描述：或，对一个精彩呈现的解释，这激怒了各种年龄的人》(Entertainment for a Winter's Evening：Being a Full and True Account of a very Strange and Wonderful Sight seen in Boston on the Twenty-seventh of December，1749，and The Grand Arcanum Detected：Or，A Wonderful Phaenomenon Explained，Which has baffled the Scrutiny of many Ages，1755)。当他希望传达他不敢公开发行的内容时，他使用手稿的形式，例如他在1733年至1734对约色夫·贝尔车给新罕布什尔州立法议会的讲话的反讽以及他的反教士的歌曲和警句。他对新光福音布道者的讽刺尤为尖刻。格林首次使用将福音布道的热情和两性不当行为相结合的讽刺传统。威廉·库珀(William Cooper)牧师创作了《失望的库珀》(“The Disappointed Cooper”)，一首关于一位年老的福音布道者娶了一位红发女郎后名誉扫地的歌曲：

有一个库珀，他做他的工作。

他修理旧桶，也做新桶

每日兢兢业业，他名副其实，

很久以来他名声很好。

合唱：但是他将名誉扫地——怎么回事？你会问

为什么他将旧塞子盖在新的红色橡木桶上。

18世纪30年代后期，在新光吸引了格林的注意前，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讽刺马瑟·拜尔斯的作品上，他是新英格兰自愿的桂冠诗人，也是旧光文人。从1728年至1734年，马瑟·拜尔斯的诗歌作品不断受到来自格林的讽刺。格林的反桂冠诗人的行动出现在1733年，《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出版了格林的《诗人(即拜尔斯)对失去被他称为缪斯的猫的悲伤》(“The Poet's[i. e.，Byles's]Lamentation for the Loss of his Cat，which he used to call his Muse”)，以及对拜尔斯与比彻州长一起在海上即兴创作的一首反讽赞美诗的。出现在都市主要报纸上的讽刺文章对拜尔斯的声誉造成影响。格林意识到，拜尔斯心里的龌龊之处在于他想在文学界出人头地。

拜尔斯陷入新形式的古老陋习的怪圈。文学帝国的大诗人、出版市场初期文学名士亚历山大·蒲柏，为雄心勃勃的地方诗人重新阐释名声。作为一个大学本科生，拜尔斯已经为“令人叹服的游唱诗人，其数目惊人已排到海滩/尽管海浪汹涌澎湃，暴风骤雨”所倾倒。书籍和杂志已成为蒲柏完成其胜利转折的工具。命令的力量和无处不在的出版物使蒲柏在当地作者眼中成为一个前无古人的现象。某些控制某种特定对话环境的纯文学家将他们的权威与这位皇家大诗人联系起来。从本杰明·科尔曼、亨利·布鲁克(他最后的几首诗里)、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James Kirlpatrick)和拜尔斯，都在自己的诗作里表达了对他的效忠。那些不通过与蒲柏扯上某种关系而企图获得名声的人得到了诅咒。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詹姆斯·拉尔夫因《夜》(Night)和《叟尼》(Sawney)被蒲柏批评得体无完肤。但蒲柏的专横跋扈在遭遇英国殖民时期美国最优秀的新古典诗人理查德·刘易斯时有所减弱。

理查德·刘易斯(1699？—1734)视自己为平民诗人，但传统的桂冠诗人们却不这么认为。另外，他以艾迪逊为榜样，后者不仅表达出共和国的意义，并通过优雅教育以提高公众精神。在马里兰，刘易斯担任安纳波利斯学校的拉丁语老师，他取得成为平民大诗人的两个条件：有政治影响力的赞助人的兴趣，以及一位有能力的出版商的信任。他的赞助人本尼迪克特·伦纳德·卡尔费特(Benedict Leonard Calvert)是马里兰州长，出版商威廉·帕克斯(William Parks)是殖民地的官方出版商。刘易斯充满热情地履行他作为卡尔弗特的御用诗人的职责。在一首翻译自爱德华·华兹华斯《缪斯普拉》(Muscipula)的名为《老鼠夹》(The Mouse-Trap，1728)并献给本尼迪克特的诗里，刘易斯称，“优雅的艺术，将在这里闪耀”，只要州长在维护公共秩序。州长位于订购名单之首，他购买了10本书。刘易斯设想的优雅政体的想法可以在这里看到。优雅团体是上层社会都市的、男性的，但不仅仅是安纳波利斯酒馆社交团体的成员们。148人(没有女士)承诺要购买殖民地出版的拉丁文作品的第一种翻译本，其中20人是律师或法官；19人有军队官衔或是船长；9位医生；两位政府官员；其余98人不是商人就是种植园主。作品不仅喜剧性地描述了老鼠和古老的卡姆布仁(Cambrians)间的斗争，读者还可以看到对本尼迪克特美德及他的政府福利的细致剖析。

本尼迪克特·卡尔弗特去世后，刘易斯从一个演说者成为一个颂扬者，创作了两首赞美诗：《献给约翰·罗斯侯爵，议会议员》(“To John Ross Esqr，Clerk of the Council”)和《诗歌：纪念已故马里兰州长本尼迪克特·卡尔弗特阁下》(“Verses. To the Memory of HIs Excelly Benedict Leonard Calvert；Late Governor of the Province of Maryland”)。两首赞美诗都只以手稿存在，但一篇纪念本尼迪克特统治的文章作为《百年卡门》(Carmen Seculare，1783)的高潮而出版，此为马里兰州百年纪念时，巴尔的摩勋爵查尔斯·卡尔弗特(Charles Calvert)到此参观而创作的，以庆祝马里兰的文明进步。《百年卡门》值得引起注意，在于它表现了马里兰作为政治意愿的历史产物的经济情况和自然条件。

刘易斯对于美国自然的敏感，使对凌驾于“自然战争”和农耕功能的维吉尔晴雨表之上的自然秩序有了一种洞察力。他的《批评家之素材》(“Food for Criticks”，1731)悲叹自私的功利主义者疯狂劫掠。他的《狂想曲》(“Rhapsody”，1732)将后牛顿时期的物理神学和美学的专注结合在一起，形成自然感官的特征。刘易斯的代表作、广泛发行的《1730年4月4日从佩塔普斯科到安纳波利斯之旅》(A Journey from Patapsco to Annapolis，April4，1730)，表现了后牛顿时期的人类的精神焦虑，揭示出人类身体的渺小。同时，该诗通过诗人一日之间跨越整个国家的旅行——各种日间状况、气候条件、地势地貌和社会形势的自然设计，展示出人类思想的力量。人类状况的反差用两只鸟形象地描述出来：画眉鸟，其可以模仿任何鸟的歌唱的能力，象征着艺术模仿的力量，另外一只蜂鸟——“他嘲笑诗人和画家的技巧；/他们可能永远要在毫无结果的痛苦中挣扎，/为了捕捉并确定那些美丽而善变的染料。”两只鸟儿对新世界而言都是土生土长的，这引起自然哲学范例的都市时髦话题，而同时象征着刘易斯的论点、艺术和人类能力的危机将在美国愈演愈烈。刘易斯对都市中心的挑战和他的新世界包含无力模仿一切物体的观点激怒了蒲柏，并使得他在《群愚史诗》(Dunciad)第四卷中对他进行了指责。蒲柏并不知道《安纳波利斯之旅》的作者是理查德·刘易斯，但他明白挑战的严重性，并在一文中描述一只蝴蝶予以还击，表明对于一个有影响力的诗人而言，没有无法模仿的物体。刘易斯于1734年去世，而蒲柏的批评则为时已晚。

刘易斯对公众的感觉是崇高的。他不仅让他所在的地方能够认识自我，还对那个地方的意义解释给都市人——它的历史、经济、自然。他的诗刊登在伦敦的报纸和两个主要期刊《伦敦杂志》和《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上。因为马里兰是一个主要的殖民地，也因为英国这个“海上帝国”是一个商人的帝国，他们以资源对帝国主义贸易的贡献来看待殖民地的重要性。刘易斯的诗歌传达了都市兴趣的信息。实际上，大英帝国设计者心中一直对南部和西部殖民地深感兴趣，而在刘易斯死后10多年间，这片土地也一直是后来作家们描述的对象。在整个18世纪30年代，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内科医生詹姆斯·柯尔帕特里克(James Killpatrick，后来的柯克帕特里克)一直在写《海洋篇：一部由五首长篇组成的叙述、哲学和描述的诗》(Sea-Piece：A narrative，philosophical adn descriptive Poem，In Five cantos，1750，伦敦)。诗中叙述了从爱尔兰到南卡罗来纳横跨大西洋的航海经历，柯克帕特里克的这首诗是一首从沃波尔式视角看商业帝国主义的感恩诗，在作品中，贸易而非占领是通向财富和统治世界之路，赞同爱德华·扬(Edward Yong)提出的将“英国商人”作为帝国的英雄，柯克帕特里克想象着英国占领全球海洋将会给世界范围内带来和平。只要帝国的代理人们——代理商、商人、海员能够抵御奢华的诱惑，贸易的“伦理帝国”将会带来功利的贤人制度。该诗最饶有兴趣的一个方面是，它提倡一种把交换置于生产之上的经济学。柯克帕特里克将自己交换的观点放眼全球，并加之理想的变换，整个大英帝国就以理想的价值出现：首府成为世界资源的蒸馏器；而殖民地并不以它们的内在价值出现，而是作为生产任何想要的商品的场所(例如南卡罗来纳可以生产丝绸、热带水果和酒)。瞬息万变的大海则成为大英帝国不断传播价值的最好象征。

只是在1732年奥哥莱陶普(Oglethorpe)在乔治亚建立殖民地后，柯克帕特里克才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土地上。伦敦诗人们赞美这个殖民地是仁慈的乌托邦，而柯克帕特里克将它视为能够满足消费者愿望的热土。在一篇刊登在1732年至1733年2月刊的《南卡罗来纳报》(South Carolina Gazette)上的文章中，他预言了这里的丰饶，他崇拜着未来的乔治亚，不仅因为它有世界上精美的食品，还因这里有西方历史和神话传说中的奢侈品：

肥沃的平原上可爱的橄榄在闪光，

古老的年代滋养着松树。

柠檬将要生长在果园里，

在每一片沟渠中都有海斯波利(Hesperine)苹果茁壮成长。

美味水果，

神仙也会痛饮它的果汁，

还有杏仁。

在这片几经勘察的平原上，

要想找到几片中国香叶，

也不会让你失望。

进行殖民地经营，醉心于国外的商品而忽略本土的内在资源的一个问题就是由此而带来的劳动问题。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建立了乔治亚州的慈善家认为以道德为基准的伟大劳动是合理的。习惯于艰辛的劳作之后就会使流放到乔治亚州的穷人从懒惰和贫困中摆脱出来。塞缪尔·卫斯理(Samuel Wesley)(1691—1731)的颂诗《乔治亚赞》(Georgia，A Poem，1736)，对殖民地就是荒野中的一个济贫院的事实进行了颂扬。这个殖民地为了创建自耕农而禁止奴隶制，但并没有成功。正如帕特里克·泰尔夫(Patrick Tailfer)和他周围的一群抱怨者在《乔治亚殖民地的真实历史》(ATru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Colony of Georgia，1741)中所声称的，受托人对劳动市场和土地所有权的控制迫使殖民地居民来到卡罗来纳，因为在这里人们可以享有权利，并有机会得到非洲奴隶为他们劳作。最终，迫于生存的压力，乔治亚州也采取了奴隶制，并实行了财产终身所有权制。

18世纪50年代，南印度和西印度的专职人员证明了他们对贸易帝国的信任，其间创作的作品有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erling)爵士的《致尊敬的亚瑟·道博斯先生的一封信》(An Epistle to the Hon. Arthur Dobbs. Esq.)(都柏林，1752)以及詹姆斯·阿培克朗比(James Abercromby)的《质问议会有关贸易和美国殖民地政府法案》(An Examination of the Acts of Parliament Relative to the Trade and the Government of our American Colonies，1752)。然而，贸易所依赖的天然原料的种植者们却把注意力转移到土地和耕种的过程上来。因为土地还是种植者财富的基础，所以他们对帝国的关注也集中到领土上。亚瑟·布莱克默(Arthur Blackamore)的《山外探险》(“Expeditio ultramontana”)是一首拉丁文诗，颂扬了弗吉尼亚州长亚历山大·斯伯乌德(Alexander Spotswood)和“金马蹄骑士”(knights of the golden horseshoe)长途跋涉进入弗吉尼亚边远地区为帝国争夺土地的行为。这首诗象征着种植者的心态。诗中所体现的交际精神，对地形的关注，以及在声称文明进入到边远地区时的郑重语气在弗吉尼亚州的很多其他作品中也有所折射，尤其是在查尔斯·汉斯福特(Charles Hansford)的《祖国的价值》(“My Country's Worth”)和威廉·伯德(William Byrd II)的《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分界线的历史》(History of the Dividing Line Betwixt Virginia and North Carolina)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作品的手稿在种植者当中流传，不过伯德的《秘史》(Secret History)除外，因为这是专门为特定的英国读者创作的。

伯德的两部史著已经成为殖民时期的美国现代的纯文学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然而人们很少遵循纯文学的传统手法来阅读这些作品。伯德的两部史著中充斥着的讽刺反语不应当被理解为伯德对自然和社会模棱两可观点的个人表述，而应当理解为对公共事务和对以善意的嘲讽为特征的仁慈环境的一种模仿。这些历史与汉密尔顿的《古老而荣耀的星期二俱乐部史》一样同属于模仿历史的题材，而且有着相似的喜剧性前提。《秘史》中，甚至有关弗吉尼亚人的礼貌和北卡罗来纳人的粗鲁的象征性观点也带有喜剧色彩，其中弗吉尼亚人爱慕虚荣，而卡罗来纳州人则对他们的闲散有所妒忌。然而，一篇严肃的辩论文章会舍弃后者，宣扬前者的文明，从而解决弗吉尼亚和理想中的乐土之间的辩证法。但伯德的叙述使得两种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一种可能性使得另一种可能性被怀疑。在《秘史》中，理想中的乐土通篇都表达了一种梦幻世界——允诺没有劳动的生活。英属卡罗来纳人(AngloCarolinians)可以借鉴美洲人的简单/懒惰，并对他们能够抵抗成为弗吉尼亚人的诱惑而心满意足，这暗示着南方在将来不会向文明迈进一步的。

伯德两本史著的新读者发现使弗吉尼亚文明得以维持下去的原因不是种植者的劳动而是非洲奴隶的劳动。他们认为奴隶是隐形的，再加上伯德在叙述中对他们的轻描淡写，使得人们认为是种植者的劳动维持了弗吉尼亚文明。但伯德叙述的并不是统治着种植园的弗吉尼亚种植者，因此这种推测的适用性也应该受到怀疑。当然，那些关心主要殖民地中种植园文化的作者们对要将亚热带的荒原转变为富饶的耕地所需的劳动以及劳动者都给与了特别的关注。

有三个纯文学作者创作了主要殖民地中种植园方面的代表作品：查尔斯·伍德梅森的《英迪克》(Indico，1757)、詹姆斯·格雷吉尔(James Grainger)的《甘蔗》(The Sugar-cane，1764)以及乔治·奥格尔维(George Ogilvie)的《卡罗莱娜》，又名《种植者》(Carolina；or The Planter，1776)。这些作品都是有关农业的，运用了维吉尔(Virgil)[5]诗中的罗马帝国的民族精神，以及对农务的关心。它们都是平民诗歌，具有双重观众：当地的精英分子与大英帝国的好奇者。

伍德梅森的《英迪克》从来都没有被其目标观众所阅读，因为未能提前筹集到出版的捐助基金。然而，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广告中，印刷的节选片断使得诗的论点得以重现。伍德梅森认为，主要殖民地的土地“要比英国人自己的土地富饶很多”。然而，对英国的劳动者而言，殖民地的天气太热了，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非洲人的体质“可以抵抗炎热/由于土生土长在这里/可以忍受似火的骄阳和艰苦的劳作”。詹姆斯·汤普森(James Thomson)的《自由》(Liberty，1736)和约翰·戴尔(John Dyer)以都市农业为主题的《羊毛》(The Fleece，1757)则认为，奴隶制破坏了贸易道德准则，必将导致将来的暴力。

新世界种植园文化中参加弥撒的人不会忽略劳动的问题。相反，他们对此极为忧虑。詹姆斯·格雷吉尔的《甘蔗》中，第四部分结尾根据“非洲天才”的观点来看待圣·克里斯托夫岛的种植园文化。对西印度奴隶所处的社会境况和物质条件的关注和叙述没有这么周详。这首诗有一部分讲到了不同非洲部落之间的任务分配问题，以及这些部落所遭受的痛苦、居住的房屋、花园、舞蹈、民间治疗和他们的信仰。这首诗在伦敦出版时，受到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的赞许，认为这是新世界以来第一首有意义的公众诗。约翰逊特别欣赏格雷吉尔对理想种植园的描述。格雷吉尔(他之后又有奥格尔维)辩论说在道德方面，种植园文化中唯一值得称道的是积德行善的种植者的性格。种植者的理性、公正以及人性是防止非洲奴隶将来复仇的唯一壁垒。《甘蔗》和《卡罗莱娜》向当地读者传达的信息是劝诫种植者在行使权力时要小心。两位作者虽都提出了劝诫，但不知种植者是否会听从他们的建议。格兰吉尔因奴隶制的存在而感到悲伤，在诗末，他请求大都市通过制定一项英国黑人法典来对主要殖民地进行干涉。奥格尔维则仍怀着乔治亚慈善家未完成的在南方创建自耕农，让他们自己为自己劳动愿望。描写西印度和南印度人自我了解的主要文学作品一再认为种植园制度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需要以奴隶制为基础。格雷吉尔的悲伤将会被描述西印度的平民诗歌这个流派所沿袭：表现在约翰·辛格顿(John Singleton)的《西印度简述》(ADescription of the West Indies，1777)和《牙买加诗歌三部曲》(Jamaica，a poem，inthree parts，1777)，奈维斯岛圣·约翰(St.John)院长写的《有关英国和西印度问题的诗集》(Poems，on subjects arising in England and the west Indies，1783)以及爱德华·拉什顿(Edward Rushton)的《西印度田园诗》(West Indian Eclogues，1788)中。这些证据将会被英国的废除主义诗人，如汉纳·莫尔(Hannah More)、约翰.梅杰里班克(John Marjoribanks)、威廉·罗斯科(William Roscoe)拆开并加以利用。奥格尔维所说的希望在南方建立自耕农的想法出现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弗吉尼亚札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令人难忘。矛盾的是，在海地奴隶复仇成为现实，阻止了南方人考虑奴隶制的替代品。难民们所描述的恐惧使南方种植者吓得魂飞魄散，不敢再想着去放松他们对奴隶的控制。

格雷吉尔、奥格尔维以及辛格顿所颂扬的种植园社会是在旧式的好客基础上经营的，并不是以现代城市中好交际的模型为基础的。在一个东道主家庭的帮助下，社会集会在乡村举行。这些集会是由不同社会阶层组成的；安排一些社会比赛，并吸引一些婚姻联盟是种植园中精英人物所特别关注的。在定期举行的舞会或集会上，在老一代人的监督下进行求爱。这里不像俱乐部或城市中的茶室，那里人人平等，然而这里常常有社会等级以及家族尊卑之分。很多种植者由于在安纳波利斯、威廉斯堡、查尔斯顿或萨凡纳的季节性逗留而了解了城市中的交际活动；因此城市中的一些健康疗养方式传到了农村。然而，在整个18世纪，种植园社会都保留着一种独特身份。伯德写的《弗吉尼亚日志》(Virginia Diaries)中第一次描述了这个世界中人们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中，贵族们穿梭于不同的种植园间。种植园的一个家庭教师菲利普·维克斯·菲西安(Philip Vickers Fithian)的日记，以及萨利·费尔法克斯(Sally Fairfax)也对种植园社会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不过，最成功的要数罗伯特·波林(Robert Bolling)的《求爱杂志》(Courtship Journal，1738—1775)。利奥·勒梅(J. A. Leo Lemay)的版本，《罗伯特·波林追求安妮·米勒》(“Robert Bolling Woos Anne Miller”，1990)将波林对求爱失败的利己描述与他自己写的诗联系起来。这篇文章证明了南方社会互动的本能发展。

罗伯特·波林作为纯文学作家的经历解释了殖民地时代末期美国的一位天才作家所处的复杂境遇。他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种植园家庭中的富家子弟，在英国约克镇的语法学校和内殿律师学院学习，之后又回到弗吉尼亚，在威廉斯堡读法律。同时，他见多识广，熟悉法国和意大利文学，从而使他成为弗吉尼亚的一位“神才”。他的一些诗歌，如《英雄悲喜剧》(“heroitragicomic Tale”)，《虚无》(“Neanthe”)(模仿弗朗西斯·贝尼[Francis Berni]的风格而写的奇异风格)，《冬季》(“Winter”)等，在当地的文学界都轰动一时，为单调的大陆文学增添了活力。当地人更喜欢他以手稿形式传发的歌曲、颂诗以及讽刺作品，有几首他发表在了威廉斯堡的报纸上。然而波林从来都没有满足于在当地获得认可。他把自己最好的诗发到英国，要求刊登在《帝国杂志》(Imperial Magazine)上。约翰·克里斯威尔(John Chriswell)犯了谋杀罪后，“潮水”(Tidewater)寡头组织滥用特权将约翰·克里斯威尔非法保释出来，这时波林就成为良知的预言者。在亚历山大·普迪(Alexander Purdie)和约翰·迪克逊(John Dixon)的《弗吉尼亚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他运用文学技巧为公正立法。他也因此在弗吉尼亚州声名鹊起，尽管他已经是一个著名诗人，尽管他的能力在这些领域并不出色——史诗、叙事文、沉思录、游记、哲学分析——他也取得了名声。然而他仍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名家，而且，作为一个弗吉尼亚公民，从他在约克镇上学时，就感到了和英国人观念的疏远——对一个追求名誉的人而言，这可是个问题，因为他必须在伦敦赢取名誉。《闭塞》(“Occlusion”)这首诗是波林写来作为诗集的后记的。诗中，波林幽默地描述了一个纯文学研究者的野心：

学校里一个活泼可爱的孩童在玩耍，

老卡克说这个孩子并不傻。

在每年赛歌日，

(这种歌我发誓从没听过，

只有她对此大加赞美)

因为我的诗歌也有一样的节奏，

它的韵味无人能比，

老人会说——小伙天生就是诗人的料。

于是，于是，这悦耳的音乐开始风靡，

感染了学童，也感染了老人，

罗克塞娜听到了，西利亚听到了，德利亚听到了；

我奏出了多么美妙的钟琴，

我唱出了多么醉人的曲调。

实际上，少女喜欢直白的诗句。

赞美又意味着什么，

他们发誓这首可怜的诗是诽谤，

我却认为我的诗很好。

为什么少女却如此粗鲁。

接下来，这首诗便开始使用讽刺反语，这带来了麻烦，然后是关于《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少女》(“a maid，expiring in her Bloom”)的墓地诗，最后是有关《印第安战争》(“A Indian War”)的，诗人运用的这种突降法引来了众人的嘲讽。

波林对诗人命运的简述包含着一些历史事件的细节——如，承认学校对他形成文学抱负的影响。新世纪伊始，纯文学作家享有辉煌的最初时刻，斯威夫特指出，使文学的理想模式得以形成的是咖啡馆而不是高等学院：“大学校园里的几个年轻小伙子，对卖弄学问的恐惧……认为每天阅读拙劣的文艺作品时的优雅从那时便成为他们的习惯：他们称之为了解宇宙，纵观人生百态。”在学院里面，学生模仿着咖啡屋中的社会。18世纪20年代初，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房间里雨后春笋般地兴起了许多俱乐部，“少年协会”忙着在教室中添加一些他们自己新开发的品味，阅读材料以及学会礼貌。有些俱乐部——哈佛大学的费拉缪撒林俱乐部(Philomusarians)、威廉(William)和玛丽(Mary)的F. H. C协会、新泽西州学院的克利索(Cliosophical)社团以及美国的辉格社团(Whig Society)——发展成为不同级别的团体，主管学生对话中的文学。无拘无束地沉溺于不同年级之间以及俱乐部之间的论文战或者争着对当地美女的评论锻炼了学生的技艺，而在课堂上做的翻译传统名著的练习是不会有这样的功效的。

直到世纪中期，威廉·史密斯院长先后组建了研究院和费城学院，才将这些纯文学的课外练习加入到平常的教学活动中。在一篇有教育意义的短文《米兰尼亚学院简况》(AGeneral Idea of the College of Mirania，1753)中，史密斯认为将对“模仿艺术”的学习包括在课程内是合理的：“这样的学习可以拓展思维，加强并完善理解，陶冶情操，可以改善行为，缓和激情，沉思默想，从而使我们达到心旷神怡的美好境界以及哲学上的忧郁，而这又会使人去爱，去寻找友谊并萌发出一些更为细腻的情感。”史密斯对学院风雅文学培训的认可取决于苏格兰常识中辉格党的理论发展：如果公民习惯于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话，公众会变得更富有同情心。而模仿艺术就使得这样的想象活动添加一层愉悦的色彩，从而鼓励人们去养成这样的习惯。在苏格兰人休·布莱尔(Hugh Blair)的《论纯文学和修辞学》(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ers)(于1759年开始创作；1783年以集子的形式出版)中，将纯文学的公众效用的美学思想变成法典，强调了交流中愉悦性的价值。在独立战争后的10年中，耶鲁大学的学生想要发动暴乱，要求把布莱尔的《修辞学》作为学习的科目之一。费城学院的学生则认为没必要发起暴动，因为史密斯教务长形成了自己的修辞学课，其中很多时候都要涉及布莱尔(Blair)的思想。史密斯自己加了一些案例来补充其思想。他的好几部文学作品——《印第安和平之歌》(Indian Songs of Peace，1753)、《美国的神话》(The American Fables，1752—1753)、《诗：致(纽约)众议院的一封信》(APoem：Being a Serious Address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of New York]，1752)——都是修辞学方面的纯文学作品，其中的愉悦性使公众政策的辩论中“弥漫着的硝烟散去”。费城学院的学生还从史密斯列举的18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70年代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的范例中受益匪浅，这些作品巧妙地展示了愉悦或幽默的方式如何使得蛮横的立场在公众中受到欢迎。

史密斯教务长把一群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在他的指示下集合成一个团体，即所谓的乡村青年(Swains)，从而也就使得学生组织显得多余。他组织的这个团体有两个才子，他们并不是该校学生，一个是画家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一个是诗人托马斯·戈弗雷，他们又与一个学生代表团相遇，其成员中有纳撒尼尔·埃文斯、约瑟夫·里德、弗朗西斯·霍普金森、雅各布·杜克以及约翰·格林(John Green)。史密斯引导他的这些被保护者把他们自己理解为新世界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第一朵绽放的花朵，从而实现了很久以前的预言，把艺术和帝国传输到新大陆。他们精湛的技艺体现在学院的毕业考试中，体现在外省和大都市的报纸上，体现在《美国杂志和编年史月刊》(American Magazine and Monthly Chronicle)以及史密斯为展示美国殖民地的文化而设计的期刊中。其中有一部分讲到博物馆，一部分讲道德规范，一部分是国外新闻摘要，还有一部分是记事。之前，曾有人试图在美国出版期刊：1741年富兰克林的《大众杂志》和布拉德福的《美国杂志》，又名《英国殖民地月月观》(American Magazine，or a Monthly View of the British Colonies)，1743年杰里米·格里德雷(Jeremy Gridley)的《美国杂志及历史年鉴》(AmericanMagazine and Historical Chronicle)。每个人都渴望创办殖民时期的美国的杂志，他们动用了所有的聪明才智，并通过沿海城市的印刷工和书商从四面八方寻求订购者。然而他们与客户的订购关系都仅仅维持了几个月。史密斯与之前的编辑们一样，希望战争会有助于增加对战争方面的地方相关报刊的需求。他意识到自从皮特街“农夫”在四个大陆上提出了对战争的公诉后，七年战争使得美国几乎把全球的眼球都吸引过来。布拉道克(Edward Braddock)的失败，夺回路易斯堡，以及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将军死于魁北克之门，这些事件都吸引了全世界人对美国殖民地的关注。当地作家意识到他们应该利用现在的形势为自己赢取名誉。

罗伯特·波林本来要取笑自己写的有关印度战争的史诗的，但雄心勃勃的一代诗人却很好战。有些人，如约瑟夫·希彭(Joseph Shippen)和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erling)为英国盟军在欧洲的胜利而庆祝，以吸引美国读者。还有一些人，如约翰·贝弗里奇(John Beveridge)、霍普金斯、戈弗雷、亚历山大·马丁(Alexander Martin)则熟记了新世界的一些事件，以吸引英帝国读者。殖民时期的美国作家如何评论法国与美洲人的斗争，关系到他们的利益，这一点可以从书商乐意赞助长篇作品的出版看出。约翰·梅莱姆(John Maylem)的《法国人的不诚实》(Gallic Perfidy，1758)和《征服路易斯堡》(The Conquest of Louisburg，1758)在波士顿的本杰明·梅科姆(Benjamin Mecom)那里出版发行；乔治·考克因(George Cockings)的《战争》(War)；《英雄诗》(an Heroic Poem)和本杰明·杨·普莱姆(Benjamin Young Prime)的《爱国主义沉思录》(The Patriot Muse)在伦敦付诸印刷并发行。最后，史密斯的一个被保护者创作了战争的最终代表作。本杰明·韦斯特的《沃尔夫将军之死》(The Death of General Wolfe)后来拍成戏剧供人观看，从而使得所有那些关于战争的评论都显得相形见绌。画面改善了代表历史的图画，并断言现代事件与古代的伟大事件是相衬的。

七年战争激发了殖民时期的美国第一批女性创作政治纯文学作品。尽管在世纪之交时，英国就已经出现了女性评论家，如玛丽·皮克斯(Mary Pix)、苏珊娜·森特利维(Susanna Centlivre)和伊丽莎白·伯伊德(Elizabeth Boyd)评论国事，但在殖民地，如果我们从《致一名女政客》(“To a Political Lady”)(《波士顿周刊》，1743年3月)来判断的话，可以看出参与政治仍然是男性特权。妇女可以自由地为报纸上的文学专栏撰稿，而且只要她们按标准付给印刷工一定的投稿费，就可以出版。但是女性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社交诗，表达对婚姻和爱情的思考或者一些宗教方面的想法。然而，七年战争爆发后，纽约《水星》(Mercury)开始刊载安尼斯·布迪诺特·斯托克顿的平民诗歌。《波士顿新闻报》(Boston News-Letter)发表了《一名妇女致阿默斯特将军的一封信》(“A Lady's，Lines... upon General Amherst”)，《新罕布什尔州日报》上刊登了一首题为《出于该国女性之手》(“by a female Hand in the Country”)的长诗，诗的内容是关于夺取路易斯堡的。自此之后，女性越来越频繁地讨论政治，给大众一些出版的或不错的手稿。殖民时期的美国女性伊丽莎白·格雷姆·佛格森独立撰写的一部政治纯文学作品是最出色的。这是一部长达93页的诗集，回应了约翰·狄金森(John Dickinson)有名的《宾州农夫信简》(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1768)，不过这些作品迄今仍未出版。

伊丽莎白·格雷姆·佛格森(1737？—1801)主持着殖民地美国最出色的文学沙龙。她是托马斯·格雷姆(Thomas Graeme)的女儿，继承了费城外的一个乡村住所格雷姆公园。早在她小时候就已经表现出自己的文学天赋，因此使用了劳拉这个名字。尽管她早期的作品只是一些传统的社交诗，但她很快便拓宽了自己的写作范围。她写的以她与威廉·坦普尔·富兰克林(William Temple Franklin，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私生子)的不幸爱情为主题的诗歌模仿了埃夫拉·本关于爱情的一些思考：

年轻的戴蒙披着友谊的外衣来到这里，

起初说着一些爱情之外的话题，

我们无拘无束地畅谈着，

谈论高高在上的权力，

谈论真诚、善良与美丽，

但我却不知道我的心飞向哪里。

旁观的智者看到了他的外衣

告诉我说我错啦，

他们的经验之谈经感情而整理。

我要以一颗石头之心去抵制!

因为我喜欢夸耀我的朋友

却并不知爱情已然在那里。

1759年，富兰克林抛弃了伊丽莎白·格雷姆，与伦敦另一女子住在一起。

七年战争激励格雷姆通过作品表达她的“判断力”。她写给丽贝卡·摩尔(Rebecca Moore)的诗歌书信中主张在战争中女性应表现得坚毅一些，这些书信开创了有天赋的女性之间交流的先河。丽贝卡·摩尔嫁给威廉·史密斯院长之后，伊丽莎白开始与他以及他圈子内的人联系。她对自己的才智很有信心，以诗歌的形式评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18世纪50年代末，格雷姆公园成为史密斯院长组织的乡村青年社团最喜欢去的地方。格雷姆定期与弗朗西斯·霍普金斯和纳撒尼尔·埃文斯交换诗歌。到60年代，格雷姆公园集会变成了文艺沙龙。这时约翰·摩根(John Morgan)和托马斯·库姆(Thomas Coombe)也加入了进来。

文艺沙龙——在妇女的监管下各阶层社交进行文化和艺术交流的集会——源于法国，18世纪早期传入英国社团。他们与“茶桌协会”不同，因为他们谈论的是艺术。在5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暗示沙龙文化的存在。18世纪20年代末，伊丽莎白·麦格雷(Elizabeth Magawell)在费城外的理想化种植园，1774年阿奇博德·豪姆逝世后由阿比盖尔·斯特里特·考克斯(Abigail Street Coxe)担任主席的特伦顿诗人(Poets)，以及40年代末查尔斯顿的哈利特·西蒙·戴尔(Harriet Simons Dale)协会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集会，沙龙文化因此而幸存下来。费城格雷姆的沙龙、新泽西州、普林斯顿、莫瑞(Morren)的安尼斯·伯迪诺特·斯托克顿(Annis Boudinot Stockton)沙龙几乎是同一时间兴起的(50年代末)，而且其历史也惊人的相似，都是学院内文学社团的联合，都喜欢诗歌甚于喜欢其他艺术形式，都创作了很多的文学手稿但不准备付诸印刷，都因为是所在殖民地最精妙、最儒雅的团体而闻名。然而，格雷姆和斯托克顿都认为自己社团内的讨论不足以锻炼他们的能力。他们彼此之间建立了通信联系，从而产生了女性间的文学交流，包括汉纳·格雷费兹(Hannah Griffitts)、以斯帖·爱德华·伯尔(Esther Edwards Burr)、玛丽·里德(Mary Read)、安娜·扬·史密斯(Anna Young Smith)、丽贝卡·摩尔·史密斯、伊丽莎白·诺里斯(Elizabeth Norris)以及苏珊娜·赖特(Susanna Wright)。

通过格雷姆和斯托克顿的信件交往而建立起来的女性协会与茶社不同，具有艺术性和才智性。1727年，约翰·亚当斯教士对波士顿的一个妇女协会的描述说明了格雷姆和斯托克顿的交流中具有特色的谈话形式：

如果你去看看一些女士的茶桌，(文雅地说)，你将有机会见识到何谓温文尔雅，何谓平民化的鲁莽，能听到对时尚、对一些贵妇人头巾位置的评论，或者对家务的忠诚建议，制作酱汁和果冻的好办法，以及其他相类似的更多的建议和指导。如果你没能听出邻座出错的话也没关系，要么她说的不对，要么你最好保持沉默。

格雷姆和斯托克顿建立的联系竭力反对妇女谈论的话题仅限于家务事、闲谈以及对男性的奉承。正如苏珊娜·赖特对伊丽莎白·诺里斯所说的：

但你却不会被甜言蜜语所蛊惑

去乖乖服从，抑或作茧自缚，为自己戴上镣铐，

但如若立你为后，让你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

去支配你发自肺腑的想法，

你欣喜地发现男女同样会犯错误，

看看那些天下最明智者——寥寥无几。

然而激情使你意志坚定，孩提时代的快乐已然逝去；

那么就来祈祷让你走出阴影的选择

去拥抱真理吧!

博学鸿词的才女可谓凤毛麟角，仅有的几个又远隔万里，因此她们只能通过书信来交流。比如说，1726年赖特从费城的切斯特(Chester)移居到沙士克哈纳(Susquehanna)谷的荒原中，在那里，

远离所有的交际圈，

来到森林中草木丛生的荒野，

以垂悬的岩石为书，

以潺潺的流水为友。

她在那里一边作诗一边务农、织布。赖特是当时一位多产而声名远播的诗人，现在她因派蒂·科维尔(Pattie Cowell)研究美国妇女文学文化时发现的四首诗而闻名。如今，寻找赖特的全部作品成为研究殖民时期的美国文学史工作者较为重要的一项任务。

安尼斯·布迪诺特·斯托克顿的作品全面地展示了殖民地人际网中女性作家们所关心的话题。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对社会愉悦的表达、彬彬有礼的世界、致家人和朋友的书信以及大量以政治为主体的纯文学作品，如为华盛顿写的颂歌，以及对当时一些革命事件所作的深入思考。最后，还可以发现一些代表女性能力的辩论性诗歌，如《致访问者，一个女性社团阅读他的〈宾夕西法尼亚纪事〉中第三篇文章有感》(“To the Visitant，from a circle of Ladies，on reading his paper. No. 3，in the Pennsylvania Chronicle”，1768)：

先生，你是明智的，但你却只能

指出我们学习方面的错误，而无法判定我们的性别对错与否；

妇女思想的形成之源

会如此频频地出现，但却是纯洁而盲目的；

有多少人会超越习俗法的界限，

来证明天才的缺乏并不是其原因所在；

然而对书生气女子的厌恶

或称“女性书呆子”，或“她们不务正业”，

让他们这些想法见鬼去吧，他们必须去除给我们所加的镣铐，

让他们无助地望着他们那些书页叹气吧。

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沙龙文化的建立以及出版物中所反映的女性声音的加强，纯文学主义在殖民地文化运动中经历了最后一次高潮。1700年到1760年期间，以手稿形式出现的大部分精英人物的对话发展成为有众多读者欣赏的国际性铅字文章，纯文学主义在革命前夕成为“文学”观念的主流。其他方面的文章——历史、自然史、说教、赞美诗、哲学——被迫对纯文学作品的扩张做出反应，这些文章或吸收或排斥文学的社会愉悦性的功能。对纯文学作品及其交际文化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基督教福音派新教。新教传教者不遗余力地对她们谴责。安尼斯·布迪诺特·斯托克顿会听到新泽西州学院的导师约翰·埃维(John Ewing)评论，说“她和斯托克顿的谈话中都是关于友谊、社团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题”。在对交际性进行诋毁或对妇女交友能力采取漠然态度的同时，是对戏剧和新型小说公开的强烈批评。

改革后的基督教虔信派带来的主要后果是导致殖民时期的美国戏剧影响力减小。即使是在自由主义思想占支配地位的外省中心——金斯顿、查尔斯顿、威廉斯堡、安纳波利斯、纽约——反对力量也促使当地的纯文学主义者为戏剧辩护，认为它对人的道德具有指导意义。查尔斯顿的托马斯·戴尔、安纳波利斯的詹姆斯·斯特林·约翰逊教士、巴巴多斯岛的圣·迈克尔教区的牧师、波士顿的约翰·巴瑞尔(John Barrell)、纽约的阿奇博德·豪姆都为剧本写了序言，声称剧场可以鼓励美德：

常常，当对错误的严肃劝告未能奏效时，

喜剧的面具便开始盛行；

没有了法院、牧师与国王，

恶习变得荒谬。

这一点古希腊人明白，古罗马人也清楚。

他们认为这就是一面指导人们的镜子；

他的每一处瑕疵

都可以通过镜子暴露无遗。

美国纯文学主义者为在60年代早期托马斯·戈弗雷写《帕提亚国王子》(The Prince of Parthia)之前他们没有为剧场写太多的作品花费了许多时间来道歉。在戏剧文学发展完善之前，美国独立战争就已经爆发了。大部分殖民时期的美国的居民都只是被动地接受大部分的作品，等待着由巡回的戏剧公司演出的最新作品从大都市传来。至于殖民时期的美国居民对伦敦剧场的印象，理查德·坎伯兰德(Richard Cumberland)广为流传的讽刺作品《西印度人》(The West Indian，1772)是唯一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向殖民时期的美国大都市居民传播的代表作。这并不是一幅谄媚画，实际上它是对剧场批评家的猛烈抨击。

在殖民时代，小说发展还不充分。受到寒士街不道德氛围的玷污，以及与对宗教的、市民的以及家庭秩序的颠覆相联系，小说被虔信派教徒列入对手的名单内。对一个文雅的精英人士而言，正因为小说受欢迎所以才是庸俗的。在一个忧虑礼貌要发展到何种程度的发展中的国家，殖民地礼貌统治者并没有判定一种模式来预示什么样的小说才符合中产阶级的幻想和情感品味。文学历史上有名的“殖民地小说”——埃夫拉·本(Aphra Behn)的《欧努诺克》(Oroonoko，1688)、亚瑟·布莱克默的《背信弃义的同胞们》(The Perfidious Brethren，1720)和夏洛特·莱诺克斯(Charlotte Lennox)的《哈里叶特·斯图亚特的生活》(The Life of Harriet Stuart，1751)——由殖民地以前的居民在伦敦出版，供大都市居民阅读。由于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小说的创作从殖民地迁移出去。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居民中，有人既阅读小说又阅读剧本，但是其形式不合乎逻辑，所以没有得到当地作家的支持。小说在美国的兴起发生在战后，这种现象与英国的独裁统治被推翻后的很多文化和经济现象相联系。

战后产生了一些对新的文学表达法的可能，但同时也破除了以前的一些文学表达法。站出来为这个新国家发言的作家对殖民时期的美国的先驱们来说根本没必要。市民纯文学的创作者，如本杰明.扬.普莱姆(Benjamin Young Prime)、亚历山大·马丁、弗朗西斯·霍普金斯摒弃了革命前的作品，或者将它们遗忘或者对其进行彻底修改。殖民地俱乐部文化中的很多中心任务是保持保守党的忠诚。很多人离开了美国，其他一些人则仍受人怀疑，如波士顿的约瑟夫·格林、马瑟·拜尔斯(Mather Byles)以及本杰明·丘奇(Benjamin Church)；查尔斯顿的乔治·奥格尔维和威廉.派克罗(William Packrow)；马里兰的乔纳森·布歇(Jonathan Boucher)以及罗伯特·埃利斯(Robert Ellis)；费城的威廉·史密斯和伊丽莎白·格雷姆·佛格森。爱国主义作家称自己为美国的第一代天才人物，自荐为美国文学史的开创者。有趣的是，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的诗《哲学孤独》又名《乡村生活的选择》(Philosophic Solitude；or The Choice of a Rural Life，1747)是个例外。这首诗表达了对菲利普·弗瑞诺(Philip Freneau)浪漫主义的一种崇高的自然期待，表明殖民地纯文学的整个主体正在从成长中的一代美国人的记忆中抹杀掉。

不利于从殖民时期的美国纯文学发展而来的美国文学传统形成的第二次高潮是：文学印刷市场的巩固。革命时期，出版成为文学价值的标记。俱乐部和文艺沙龙中的手稿文学已经销声匿迹了，只是在出版前征求别人意见时传阅的仍是手稿。艾利胡·哈布德·史密斯(Elihu Hubbard Smith)在日记中对纽约友好俱乐部(New York Friedly Club)的描述，显示了俱乐部如何从文学交流的主要场所转变为公众表演的预演厅。当美国的第一批文学史家——塞缪尔·纳普(Samuel Knapp)、以赛亚·托马斯(Isaiah Thomas)、塞缪尔·米勒(Samuel Miller)、约翰·尼尔(John Neal)——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美国纯文学的兴起时，他们并不了解这种文学创立的历史，因而提出文学价值的标准不适合源于市场经济中印刷文化的当代作品。结果，他们得出结论说殖民时期的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文学活动；即使有一些，也是劣质的；其兴趣主要在历史方面而非美学方面。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还很盛行，直到被几代作者的作品所征服。这几代作家始于劳伦斯·C.劳斯(Laurence C. Wroth)、拉尔夫·鲁斯克(Ralph Rusk)和路易斯·B.赖特(Louis B.Wright)，接着是理查德·比尔·戴维斯(Richard Beale Davis)和C.勒纳特·卡森(C. Lennart Calson)，在肯尼思·斯尔曼(Kenneth Silverman)和利奥·勒梅(J. A. Leo Lemay)时告终。这些文学史家的学术成就为理解殖民时期的美国纯文学作品提供了经验。

[1]奥维德(Ovid，公元前4—公元18)：古罗马抒情诗人。在《情诗》(Amores)里形容美人的头发说：“就像黑皮肤的中国人身上披的纱罗。”——译注

[62]Loquacious Scribble，原意为多嘴的杂文。——译注

[3]辉格党(Whigs)：英国政党。产生于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自由党。“wing(辉格)”一词起源于苏格兰的盖尔语，意为马贼。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激烈争论。一批议员反对詹姆斯公爵的王位继承权，被政敌讥称为“辉格”。他们也渐以此自称。1714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辉格党一直在政治上占优势，连续执政达46年之久。19世纪60年代，辉格党土地贵族的代表、保守党的R.皮尔派分子，以工商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组建自由党。——译注

[64]托利党(Tories)：英国政党。产生于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保守党。“tory(托利)”一词起源于爱尔兰语，意为不法之徒。在1679年议会讨论詹姆斯公爵是否有权继承王位时，主张保皇的人则被政敌称为“托利”。1760年，逐渐成为执政党。在法国革命时期，一批温和的辉格党人转而支持在W.皮特(小)领导下的新托利党。该党在教会和国家关系、保护关税政策和反对天主教问题上仍然保持旧偏见。到19世纪中叶R.皮尔内阁时期，托利党发展成为保守党。——译注

[5]维吉尔：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重要作品有牧歌十章，田园诗四卷和史诗《埃涅阿斯纪》。——译注

美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1750—1820)

罗伯特·A.佛格森

第一章 寻找革命

1

理解美国革命是一种文学追求，约翰·亚当斯在一篇著名的对这一事件的概述文中也讲到了这点。1818年亚当斯这样说道，“美国革命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脑海与心目中”，而那些探索革命的人必须收集和寻找“所有资料与档案、宣传册、报纸甚至是传单，因为这些资料以某种方式帮助人们改变了他们的心情和想法”。亚当斯关注到了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把这场“真正的美国革命”定性为美国启蒙运动的中心事件，而且把对革命的理解转化成对文化安定的永久考验。在激励“各州的年轻文人们”去理解革命的同时，他还警告他们不要做一些表面的浅显解释去强调“绅士们个人的光环”。1776年以及之后将美国人团结起来的思想上的转化是隐藏在这些事件表面之下的。只有通过努力搜寻，一个人才有望找到使“人们在原则、想法、情感以及爱好方面发生巨变”的更深层次的真理。

在1818年就令人困惑的这种挑战，时至今日依然是一种挑战。我们要在头脑中清醒地认识到得以保存至今的话语与原初想法之间、文本与丢失的语境之间、假设与期望之间以及故事与真实事件之间的差距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去认识革命，因为它本身也是18世纪美国文学领域中最伟大的成就。如果“真正的美国革命”没有让革命英雄的形象在任何地方得以永久地长存下来——人民的脑海中和心中——那么仅仅通过现存的作品，人们怎能去完成上述的任务呢？重要的文本证据必须与残缺而又模棱两可的证据相权衡。我们必须把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系看做是一个变量而非恒量。

在亚当斯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如何诠释美国革命这个问题所面临的困难就已经显而易见。1815年，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认为“由于1774年到1783年间，国会中最重要的文件、辩论以及商议都是机密，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永久地消失了”。他们又进一步认为，那些最终得以付诸刊印的寥寥无几的几篇文章看上去与他们亲耳听到的原始文件“截然不同”。“美国革命的历史将由谁来写？”亚当斯问到，“又有谁会写？谁将有能力来写？”杰斐逊的回答率直而又击中要害：“谁会写？谁将有能力来写？没有人；要写也只能写一些与其相关的外在的客观事实。”当然，对这些困难的认识也激起了人们就对独立战争的近似解释争论。

亚当斯和杰斐逊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总有一天将会被告知世人，自己的讲述会控制随后的思想主流，因此两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个过程也是美国革命文学的一部分——是随后人们思想和心灵改变运动的一部分。亚当斯尤其担心这个故事已被别人抢先叙述。1790年，他向本杰明·拉什抱怨说：“我们革命的历史将会是富兰克林博士的电棒击中地球，华盛顿将军应运而生。富兰克林用自己的电棒击中了自己，因此之后这两个人就操纵着所有的政策、协议、立法以及战争。”然而脾气暴躁又自以为是的亚当斯却抓住了一个重要的真理。他那富有喜剧色彩的寓言中所讲到的魔术电棒，是一种科学与魔术的结合，表明了一个受到人们持久欢迎的事实及其方法。美国人运用这种方法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手法，在关于国家起源的神话中将启蒙运动拟人化，而这种神话恰恰导致了亚当斯所警告的应予以规避的“绅士们个人的光环”。

诸上所述均表明了对革命的文学发现之旅中的问题。历史学家必须重新发现并联系背景来介绍那些稍纵即逝的文件和已被忘却的演说词的来龙去脉，而与此同时，评论家也必须对这两者予以重视。历史学家与评论家的努力必须把亚当斯所排斥的神话故事具体化或者至少要使其合乎情境。同时，当问题的答案与现实中潜在的变化交织在一起时，即便是最简单的问题也难以回答了。

革命始于何时？又是如何开始的？早在1743年，21岁的塞缪尔·亚当斯就在《哈佛毕业典礼日》(HarvardCommencement Day Quaestion)提出了如下断言：“如果我们的共和国不能得以维持的话，抵抗最高法官是合法的吗？”这些出自一名学生之口的话是进行反抗的绝好的个人准备，但是殖民地而非这名学生采取了反抗行动。合理对抗这个主题是大西洋两岸讲英语的人早期思考得最多的话题。怪不得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得出结论说革命开始于“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种植园”。也难怪在完成另一项相近任务时，忠于共和政府的历史学家，如彼特·奥利弗(Peter Oliver)，在改革的普遍性(“由于改革是在比埃及的黑暗还要糟糕的情况下突然地兴起的，人类思想还不足以坚强地去承受这突然来临的闪电”)与1761年那件事情(指崭露头角的年轻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与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以及之后的马萨诸塞州的长官之间对委任马萨诸塞州长官到州法院任职而产生了分歧)的特殊性之间动摇不定。哈钦森也在全力以赴地处理这件事情，也即在处理着那个时代他自己历史中的同样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哈钦森在回首往事时如此感叹道。在抽象想法与短暂的插曲中较狭隘但却又比较深的精神创伤两者之间应强调何者呢？当这些插曲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具有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时，应强调的东西会发生改变吗？

就意识的影响力而提出的问题带来了新的难题。是那些革命的领导人所写的作品改变了殖民地美国人的想法还是大众的压力决定了这些作品的节奏和主旨呢？约翰·亚当斯所强调的促使这些变化发生的催化剂是来自社会高层还是底层？尽管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猜测的性质，但是却必须牢记在心里。比如说，从1787年到1788年连载出版的《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1]的84篇文章里，没有人否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思想主导着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然而其中汉密尔顿的文章——显然在这本文集中占据了多数——却与他仅仅几个月前在费城慷慨激昂地表述的政治倾向有很大偏离。汉密尔顿在联邦会议席上所表述的对英国宪法的无比钦佩和赞赏在普布利乌斯(Publius)中不见踪影，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在他的信中有所解释。1780年他这样写道：“如果召集议会，那么各州及其人民就应该准备好去接受议会中那些敏感而又受欢迎的作品中所表达的常识，这些作品应该与议会观点一致。”这句话中所使用的准备、受欢迎、常识以及接受这些词汇提醒我们即使是严谨、具有贵族思想的汉密尔顿也加入了灵活的共识文学行列，这种文学体现着政治领导能力、个人表达能力以及人民的意愿。

约翰·亚当斯对重新起草的文章、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膨胀的角色，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过分强调所提出的警告表明了人们担心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国家的成功建立很快使那些批评性的观点黯然失色。那些革命的发起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被尊奉为神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长寿，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写回忆录并为自己的成功增光添彩。这种行为扭曲了他们所做贡献的初始意义，而这种意义原来已经很难解释。革命时期的作品探讨问题，采用了一种在现代文学中毫无地位的美学形式，而且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已经成为国家仪式中的神圣物——一种超越了其原先文本而又劣于它的圣像。因此它们成为美国文化中的特别财产，但美国人现在已经不阅读这些作品了，尽管这些作品写来就是让人读的。

与把革命看成文学现象——指的是革命中的公众记录、小册子、报纸和传单等产物——的困难相对立的是两种取长补短的力量。从社会底层来看，革命发生在有史以来最为普遍的一种文学文化中，而从社会高层来看，精英们在写作过程中的自我意识是少数被忘却的美德之一。革命时期的美国人贪婪地阅读，而他们的领导人则频繁而自由地写作，留下很多各种各样材料的刊印稿或手稿。不管是阅读还是写作，没有哪代人比他们更仔细地把这些付诸刊印的作品当做是其身份的基础，而且在一个仍处于文学和文人的口述和刊印形式边缘的社会中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

18世纪的文化中，成功人士通过创作一些以即将到来的世界为主题的作品表明了地位和职位提升的价值。1774年，年轻的杰斐逊因为写了一篇题为《英属北美权利概要》(A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的小册子而一夜成名，成为显赫的英裔美国人。两年之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也因写了一本题为《常识》(Common Sense)的小册子而一举成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约翰·亚当斯也因写作一些有关政府的作品和宪法而获得成功。人们只需在更狭隘的范围内比较一下他们的同胞便可知，如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和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2]，他们没有留下可比较的作品。早些时候，本杰明·富兰克林因写作和出版物而名利双收。甚至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也因他的一些作品——1783年离开部队时的告别演讲和1796年的总统告别演讲——而显得更加高大。

在自作主张的关键时刻，写作就显得尤为重要。1777年美国处于社会动荡的紧张时刻，约翰·亚当斯在对“各种雄心壮志”进行了分析之后，只为自己保留了“文学和专业方面的”抱负。他随后在官方文件、小品文、论文、信件以及日记中的一些作品中更加证明了他将文学事业置于首位是正确的选择。杰斐逊的墓志铭开头这样写道：“这里埋葬的是作家托马斯·杰斐逊。”碑文随后对作家的身份做了解释——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规的创建者、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都是对这位作家的创造力和即时服务的歌颂。著名的富兰克林墓志铭却将主题转化为文学作品，并允诺说尽管这部“旧书”本身会腐烂，但是“作品本身却不会丢失；因为它将以新的更为典雅的版本再次出现(他相信如此)”。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中肯定地说道：“在我的生涯中，散文的写作对我极有裨益，是我进步的主要方式。”

作者的身份对人有一定的控制力，因为革命领导者对他们作品的期望值太高了。他们的主要作品都千篇一律地提到了自己在历史事件和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潘恩的《常识》开篇并没有描述英国的剥削压迫，而是讲了之前的作家强加给世人的一些极为严重的错误。由于潘恩纠正了这些错误，他的这本小册子将会改变历史。《常识》承诺要将读者转化为拥有“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力量”的诺亚。《联邦党人文集》声称是对于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展开的最好的讨论。由此富兰克林的自传赢得了后世的称颂和未来所有显要人物的关注，成为高于凯撒和塔西佗贡献的文学神龛。以上所讲到的三部作品在写作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当正确的词语得以合适的强调并被接受时，一切皆有可能。尽管词语的这种假定力量从原初定义来看是以圣经为依据的，但是它都作为启蒙思想中迅速传播的知识一部分而在此蓬勃发展，是18世纪文学领域中发现的宗教和非宗教理解的主要结合之一。

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凭借他们对写作的信任来稳定这个他们身在其中的无常世界。他们或者通过写作来强调他们察觉到的一些焦虑、问题以及未知物，把它们根据版式、风格、格式进行分类，或者严格地将它们从仍假装为“全面”的理解中剔除出去。杰斐逊就《独立宣言》中奴隶制这个词的使用与大陆会议进行的辩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奴隶制的惨状作为文件的一个中心主题，然后表达对英国国王的不满，要么就把所有有关奴隶制的提法都删除掉。最终稿采用了后者。同样是这个策略，但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是《联邦党人文集》把透过政治秩序的镜片所看到的所有性质集于一身，作为对早期共和党人关于国家混乱的恐惧的回复。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二篇中，普布利乌斯写道，“我常常感到欣慰的是”，

认识到独立的美国不是由分散和彼此远隔的领土组成，而是一个连成一片、辽阔肥沃的国家，是西方自由子孙的一部分。……连接一起的通航河流，围绕边界形成一种链条，就像把这个国家捆绑起来一样。而世上最著名的几条河流，距离适当，成为为居民们提供友好帮助、互相来往和交换各种商品的便利通道。

对地理位置联系的想象体现了政治的团结，以期与早期共和党人挥之不去的混乱和冲突的噩梦相抗衡。

这些策略——在全面理论之内联系背景介绍来龙去脉的策略——是作家在寻求更高真理时故意捏造的，暴露了他们想重塑事实和为简单事实画蛇添足的愿望甚至是渴望，而这些简单的事实是他们必须适应的。作为策略，它们也是与共和国理想主义文学中更为微妙的策略相等同的。总体策略标志着这个时期作品的潮流。将有争议的话题删除，如奴隶制，并设想一个表面上相安无事的自然世界，都是在努力使有争议的多数平民成为一个统一体。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革命时期的作家面对的是有极大分歧的民众。他们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使人们达成共识，而且他们写作时头脑中具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创造性——创造协定。

1825年，杰斐逊叙述了他是如何写《独立宣言》的，其叙述中表明了这类美学形式：

不要去寻求一些以前从未想到的新的原则或想法，不要仅说一些之前没有说过的话；而是要告诉人类这个主题的相关常识，而且要用简单而坚定的话语以便得到他们的认可……不要把目标定在原则或感情的新颖性上，也不要抄袭之前的作品。我们要用美国人心中的表达法。

《独立宣言》表达了美国人的心声，宣言中的声明控制了对杰斐逊所提到的应该排除在外的消极事物的评论。这些消极事物——“不要去寻求一些以前从未想到的新的原则或想法，不要仅说一些之前没有说过的话，不要把目标定在原则或感情的新颖性上，也不要抄袭之前的作品”——反映了一个缺失的提取过程及其沮丧与无奈。在文学领域中协定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作者的意图和创造性在共识的局限中自然彰显无遗。

通过语言来使大家达成共识这项需要技巧的工作必须得到理解，以免在努力的过程中而感到绝望。富兰克林把分歧看做是人类关系中不可避免的一项准则。1782年，他告诉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说：“总体而言，人们更容易被激怒，但却没那么容易和解，更容易彼此造成伤害而非互相补偿，更容易受骗而非醒悟，对残杀更容易感到幸灾乐祸而非互相同情。”约翰·亚当斯同意这种观点。1787年，他提醒杰斐逊说：“无论是哲学、宗教、道德还是智慧和利益都不会统治国家或党派，以避免虚荣、骄傲、愤恨与报复，或贪婪与野心的产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伴随着革命的成功而来的是对人类局限性以及在那些为完成其诺言而奋斗的人与人之间的刻薄的微妙认识。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达成共识不仅要求理解而且还要求对此进行操纵和巧妙处理。真理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让那些发现真理的人就其意义达成一致。1790年亚当斯解释说：“我是一个虔诚的真理追求者，但我发现能发现相同真理的人几乎没有。”亚当斯这种悲观主义的根源在于他组织政府的亲身经历。他说，“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让数以万计的人在所有方面达成协议的困难，除非他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评论出自一名国家机构的创建者口中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然而亚当斯和他这一代人在这方面的成功减弱了后来人们在这个时代的焦虑感。当我们对早期共和国时期的作品字斟句酌阅读的时候应该意识到，这些作品的语调、范围、意义和风格是在“让数以万计的人在所有方面达成协议的困难”中果断地形成的。

这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文学并不适合于简单的演化编年史，即使这种编年史集文章和事件于一身。以时间为顺序的叙述自然会提到独立战争的意义。英国的一系列法案——从1764年的《税收法》或《糖税法》，1765年的《印花税法》和英兵《驻扎法案》(Troop Quartering Act)，1767年的《汤森法案》，1773年的《茶叶条例》，再到1774年的《不可容忍法》(Intolerable Acts)，包括关闭波士顿港口的法案——实际上确实引出了美国的一系列反应(殖民地的反抗、各种各样的宣传册、禁止进口和消费协议、印花税会议，以及后来的大陆会议，自由之子[Son of Liberaty]和后来的通讯委员会，波士顿茶叶党等。)然而无论这些法案是多么的真实，也无论是多么频繁地被人提到，却在标准和回应方式中表达了太多的确定性。

那个时期的一些文件表明了美国人渐渐地对英国政策表现出来的恼怒，最初只是一些反对和表示不满的抗议，后来就发展成为勃然大怒，也就在这时候，这种愤怒发展成为报仇和决裂。然而，尽管如此，强烈的愤怒之情、暴乱行为、普遍存在的民事暴动以及殖民地居民和英国军队之间的冲突至少在1776年就都已经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同年，自由之子很快在大范围内形成，这个名字是源于国会中艾萨克·巴瑞(Isaac Barre)反对1765年的《印花税法》所作的演讲。如果不是因为迅速废除了议会的一些法案(1766年废除了《印花税法》，1770年废除了《汤森法案》)，摆脱英国统治区的民族独立的行动可能在1776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出于同样原因，对于逐渐发展起来的反抗的理解也未能达到早期反抗作品中的自发性和原创性。

1764年议会对税收进行改革后，美国人的愤怒迅速膨胀，而且这种膨胀之后的愤怒助长了早在英国金融政策改革时就已经出现的反抗精神。殖民地居民集会中的争吵使他们的王室统治者们回到了几代之前英美政治中的多变传统中。乔纳森·梅修从1774年开始便一直在波士顿的西教堂担任公理会牧师，他早在第一项新的收入方案出现的15年前、乔治三世继承英国王位前10年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传统中那些激进的可能性。在《论无限顺从和不服从于更高权力的演讲》(A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 and Non-Registration to the Higher Power，1750)中，梅修在写到殖民地的不顺从时运用了一种新奇的辩证法，讲述了美国人为什么必须“学会变得更自由和忠诚”，“警告所有腐败的顾问和大臣们在建议进行专制、专横办法时不要走极端”。这项战前最有名的训诫庆祝了查尔斯一世执政101周年，并重新定义了正在进行中的清教徒革命：清教徒革命不再是一种叛乱而是“反对专制力量对人权的不自然和非法侵犯，是维护人自然的合法权利中最正义最辉煌的抵制行为”。

这是美国人要用来证明之后的叛乱是正确的语言工具。《关于无限顺从的演讲》仍是一块试金石，一项亚当斯和其他人用来检测自己精神的永久性文学资源。因此，尽管梅修于1776年英美战争爆发之前逝世，但亚当斯于1818年仍然对梅修的“卓越天赋”和“好名声”大加颂扬，称梅修“对革命的爆发产生了很大影响”。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不厌其烦地读着《关于无限顺从和不服从更高权力的演讲》，把它比喻为反抗辞典。在这本书的最初版本发表后不久，亚当斯就发现梅修的训诫“充满智慧又不乏讽刺，而这是斯威夫特或富兰克林都望尘莫及的”。他这样总结道：“大家都争相传阅此书。朋友们为它而喝彩，敌人则对它谩骂不止。”这些评论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在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人们都将梅修的训诫铭记在心，不过这作为殖民生活中特定时期最深刻的表达却是第一次以文稿的形式出现。我们需要发现这些作品中最初的强大魅力和其中“卓越天才”的设想，尽管这种设想现在看起来已经有点古怪。

2

有两个文本可以解释这个时期的作品是如何进入以共识为基础的文学的审美学中的。尽管这两个文本都比较短，但每个文本都讲述了革命时期作品的主要意义。第一个文本节选自1770年2月26日的《波士顿新闻和乡村报》，文本描述了克里斯多佛·塞得(Christopher Seider)死于波士顿的事件。塞得11岁，是个街上的流浪儿，他在参加支持殖民地禁止进口协议的游行中被一个亲英分子杀害。实际上，生活中塞得的身份是如此的低贱以至于《波士顿公报》称他为令人讥笑的人(Snider)。即便如此，自由之子成功地将这件事转化为新世界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葬礼。他们的成功使人们相信对有关已经被忘却的亲英分子的指控是真实的，如彼特·奥利弗曾提道，18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无论是形式上还是本质上，政府都处于黑手党的操纵之下”。在对这件事的精心叙述中还展现了殖民地居民在从英国国民转化为美国的爱国者的危险中是如何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

如果说第一个文本取材于革命的基层群众，那么可以说第二个文本则源于独立战争中最崇高伟大的阶层。1818年，托马斯·杰斐逊根据故事中套故事的方式重新讲述了1776年以来与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相关的富兰克林的奇闻轶事。因此可以说，报纸上的文章和奇闻轶事以及革命(从民众暴动到最高层的政治决策)跨越了这个时期(1770—1818)。他们还都意识到了这种见解的重要性，且展示了已被忘却的革命仪式的一部分。总之，这两部作品都讲述了难以控制的现状，即观点、展示和仪式与混乱和讽刺相抗争。同样地，他们代表着对既成历史构成挑战的人工艺术品。

若不是克利斯普司·阿图卡斯(Crispus Attucks)、萨缪尔·麦弗利克(Samuel Maverick)、詹姆斯·考德威尔(James Caldwell)、塞缪尔·格雷(Samuel Gray)和帕特里克·卡尔(Patrick Carr)于两周后在一场发展成波士顿大屠杀的类似暴动中更加悲壮地死在英国士兵手上的话，(克里斯多佛·塞得)可能被当做是为国殉难的第一人而铭记至今。然而，从很多方面来看，塞得之死是一场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悲剧，因为在政治潜力如此有限的那个时期，塞得之死却带来了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总计有2500名哀悼者加入了塞得的送葬队伍，举行葬礼那天奇冷无比，但波士顿1.5万居民中绝大多数都出来目送塞得。约翰·亚当斯写道：“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葬礼。”值得一提的是，亚当斯还得出结论说自由之子还希望将这件事排成话剧在舞台上表演，“这表明如果国家需要，还有很多人愿意献出生命。”

《波士顿公报》的激进主义编辑本杰明·伊兹(Benjamin Edes)和约翰·吉尔(John Gill)将葬礼定性为政治事件：

这个无辜的男孩是第一个死于凶残狂暴的压迫者手中的受害者。尽管他还小，但他却为国家利益献出了生命。他是被一个该受诅咒的恶棍杀死的，这个恶棍受到了那些不能忍受美国的敌人被孩子嘲笑的人的指使。在那个纯真都无藏身之所的年代，这个和善孩子的夭折将会是未来一座永久的纪念碑。

以上详细展示了《波士顿公报》的影响力。伊兹和吉尔写的这段话末尾的箴言，原拉丁文为——Innocentia ausquarn tata(无处藏身)——伴随着塞得的灵柩从埃塞克斯街道上的自由树抬到市中心波士顿公园边界的老谷仓墓地。

然而伊兹和吉尔写这段话时所处的现实环境非常复杂。1770年2月22日是集市日，也是学生的假日，年轻的塞得参加了由几百个男孩子组成的民事暴动。他们聚集在西奥菲勒斯·利利(Theophilus Lillie)的北端商店(North End Shop)前，对该商店继续销售英国商品表示抗议。他们集会的标志是一根竿上顶着一个雕刻的头颅，以及一只指引方向的手的标识下方刻着“进口商”的字样。他们把进入商店的所有人都当做袭击的对象，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成年人携带着棍棒鼓励并保护他们。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其他较小的暴力行为：整座城市中所有进口商商店的玻璃都被打碎了，他们的房子和商店标志也满是污秽。利利商店成为他们的目标，因为在《波士顿公报》上，该店主已被列入“北美仍无耻地继续与全体商人团结精神作对的”名单。报纸声称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置国家的幸福安康于不顾”。报上指出了12家商店的确切位置，要求对这些商店直接采取行动。据报纸报道，名单中列出的这些商人“已经厚颜无耻地将他们的利益与公众利益隔绝开来”。因此“所有为这个国家祝福的人”都必须把这些商人当做是“国家的敌人”来对待。

尽管这些行为看起来可能有些奇异，但却是在共同环境下和传统的社会行为中产生，有助于确定克里斯多佛·塞得在18世纪美国的象征力量。集市日，闲散的人群熙熙攘攘，从而为仍处于殖民地的城市发生暴乱提供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这里也是自由之子们在塞得去世前的几个月中进行抗议进口商活动的常到之处。有组织的学生群体是自五年前的印花税法危机以来出来恐吓那些不受欢迎的个人的第一组队伍。这种暴力和恐吓运动可能很极端。在那个时期，暴乱是一种已被接受的公众策略，曾经在新英格兰用来反对那些背离社会和政治准则的人。2月22日发生的这件事在那个时代很普通，但其悲剧结局却不普通。

因此这件平常事件发展成为特别事件。这些孩子们的队伍、他们的图像以及他们在利利店前举起的牌子，都是邻国团伙在新英格兰教皇日的庆祝中已使用多年的叛乱标志和仪式。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的盖伊·福克斯之夜活动的改编形式将发展成为革命的定期仪式，即带着自由柱和图腾游行。1770年，自由之子使用自由柱和图腾来使得对权威机构的违抗成为惯例，并清晰地表明暴乱的环境。当然，教皇日反天主教时充满憎恨地找出来的“特例”很容易带来其他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带来了保守党派的支持者。

埃比尼泽·理查逊(Ebenezer Richardson)就是这样一名支持者。当他试图把利利店前的那些图像镇压下去时，他的行为是可以同传统的教皇日庆祝活动中敌对群体的行为相提并论的。结局也是相同的，亦即街道暴动。愤怒的暴动人群一直追随理查逊到他家，他最终从窗户疯狂地纵火烧死了塞得，但并非在他房子的前窗和前门被打烂之前。1770年，理查逊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去恣意毁坏1765年印花税法暴动中重要人物的房子，如托马斯·哈钦森、安德鲁·奥利弗(Andrew Oliver)，以及仅四个月前对住在国王街上进口商们的另一个朋友约翰·梅恩(John Mein)的几乎致命的暴民袭击。理查逊也清楚他不能奢望得到当局的帮助。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情况下，负责官员斯蒂芬·格林里夫(Stephen Greenleaf)警长拒绝执行直接来自副州长哈钦森要求他疏散理查逊家周围暴乱人群的命令，这件事具有典型意义；“他认为试图这样做是不安全的”，哈钦森报告说。

伊兹和吉尔把这些事件的模糊性和愤怒转化为之后仪式的清晰性和秩序性。他们首先把埃比尼泽·理查逊描绘成一贯不诚实的人。《波士顿公报》上的理查逊受人指使，是一个告密者，一个“受人支配的”阴谋家，一个行事谨慎的恶棍，通过具有煽动性和亵渎上帝的语言以及一些恶意行为而挑起一些事端。根据圣经来看，他就是那个沾满“亚伯正义之血”的该隐。在伊兹和吉尔看来，神圣的抑或非神圣的快速报仇都等待着这位谋杀犯和他的“同谋”。

对克里斯多佛·塞得矛盾性格的描写——“一名小英雄和崇高事业的第一位殉道者”——更为复杂。他作为英雄和殉道者的双重角色直击爱国者身份问题的核心。一个小男孩怎能既代表完全的纯真又同时代表其对立面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波士顿公报》小心地在塞得虔诚的谦逊与死亡时不顾其“军事天才”前景而毅然决定之间平衡着。“他口袋中发现的几本英雄主义书”中，有一本是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的《人类光荣的顶点》(Summitof Human Glory)。沃尔夫是当时美国人所知道的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塞得应该继承詹姆斯·沃尔夫将军的事业。沃尔夫在魁北克战争中(1759)取得了一场胜利并牺牲于该战场，但却使这里的各殖民地摆脱了法国的统治、印第安人的攻击和天主教的腐败。

理查逊和塞得之间的道德对比确实不仅仅使选择简单化，它还指导人们的行为。一方面，塞得的纯真无邪和夭折的悲剧会使每个美国人感到恐惧和愤怒。《波士顿公报》警告道：“当纯真都不再有安全的藏身之所时，我们就陷入了最不幸福的时代。”另一方面，塞得更为模糊的“军事天才”标志着自由之子组织起来的一群学生积极的爱国主义。在对英国人詹姆斯·沃尔夫形象的描述中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很明显总体的意义仍是激进的。那些受到惊吓而愤怒的美国人将会与自由之子站在一边，《波士顿公报》很快使这种联系成为支配前提。伊兹和吉尔预言塞得的葬礼“将会有众多人参加，其送葬者人数规模将前所未有”，他们还声称只有热爱自由的朋友才能加入送葬队伍。他们这样总结道：“这样的话，所有送葬者的哀悼都将是发自肺腑的。”

加入送葬队伍一起行进本是一种激进的行为，然而冲突的双方却都能理解其对政治的重要性。如伊兹和吉尔一样，托马斯·哈钦森把这次葬礼与1768年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暴乱期间由英国激进主义者组织起来的一次类似的葬礼联系起来。哈钦森也评判了塞得的葬礼对波士顿的总体影响力。在日记中，他以一种忧郁的笔触写道：

当这个男孩被理查逊杀掉时，波士顿的自由之子们，即使他们有能力让这个男孩起死回生，他们还是宁愿选择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因为这样可以聚集起数以千计的人；庄严肃穆的送葬队伍从小男孩父亲居住地附近的自由树出发，一直走到市镇厅，然后到墓地，从而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但是究竟为什么塞得的葬礼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那个时期的美国人对身份的意识很有限。每个殖民地都很自然地向英国而非他们的近邻看齐，而且那个时期殖民地之间达成的那项共识的书面文件，即激进主义商人所达成的禁止进口协议，在1769年到1770年间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初步禁止进口的决议在1764年就开始在波士顿实行，但这些决议直到1768年才在主要殖民地港口间达成共识而且在1770年1月1日停止执行。1769年秋对这些协议的修改不是很成功，而且保守的波士顿编年史沾沾自喜地报道了这项抵制运动各方面的不足。当波士顿激进主义的领导者对这项运动采取更加强烈的高压政策时，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殖民地自由团结的精神。

1770年2月22日发生的那场悲剧成为美国人为身份和自主权而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战争的一部分。它将否定(禁止进口)转化为肯定(对英雄牺牲的爱国主义承认)。换句话说，塞得之死使得禁止进口的决议变得高尚，从而把它从一项好的政策转化为传奇和公共荣耀。菲莉丝·惠特利(Phyllis Wheatley)好像与《波士顿公报》的编辑们一样很快掌握了这些隐藏的意义。以伊兹和吉尔报纸上的陈述为基础，惠特利在事件发生几天之后就塞得之死写了一首应景诗，这首诗详细地讲述了“公众利益的第一个殉难者”如何使这个团体团结在一起成为反对“自由的敌人”的“著名队伍”。

塞得的葬礼使这个团体有了新的认识，其葬礼的仪式以及相关报道是冒险寻求身份的一部分。塞得不仅是以一个波士顿男孩的身份去世，更为重要的，他“为国家的事业”而献身。缠绕在伊兹和吉尔心头的是对这些事件的盛况的关心，以及他们坚持人们齐心协力的要求，都暗示了其中所涉及的首要诉求。激进主义的编辑们强调了葬礼的二维性：冲突的现实和送葬队伍中所展示的标语牌——或者说象征性作品——解释了这些冲突。《波士顿公报》将“由无数公民组成的行列”与“由一些少数人组成的自称缺乏人性情感的队伍”区别开来，并运用参加葬礼的人数使得目前的冲突在数字上更加不平衡。那篇文章小心翼翼地将塞得灵柩上用拉丁文写的墓志铭翻译出来并加上了贴在自由树上的相关圣经引言作为补充。正如墓志铭上所描述的塞得的奋斗、无辜殉难以及圣经中的引言，也要求全社会联合起来对埃比尼泽·理查逊进行审讯和惩罚以给塞得报仇。《波士顿公报》最后总结说，这些想法“是不会轻易被滥用的”。

对公众阅读的强调是仪式重要性的另一种表现。伊兹和吉尔认为这些标志不应该被滥用的同时，也认定标志应有其公众利益，能被公众使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复印了很多份这样的标语牌，有英文版也有拉丁文版。这种不遗余力的双语甚至三语翻译确保全体大众可以阅读，但是他们也认为大众的经历和教育程度有着层次高低。这个过程包括了参加葬礼的每一个可能的社会阶层，如典礼上出现的最底层的城市居民，在自己书房中用拉丁文阅读的有教养的绅士。所有一切的基础就是对大众读写能力的基本信任。

总之，克里斯多佛·塞得的葬礼本身是一篇需要大家共同阅读来掌握的文章。《波士顿公报》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大多数富有同情心的人互相帮助，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残酷专横的少数人。参加了塞得葬礼的人在这个集体理解的行为中找到他们的身份。然而，接下来他们必须找出并惩罚那些与他们敌对的少数人，来展示他们的团结一致——集体身份之根本。找出这些人并不困难；那些不公正的、残酷的少数人可以很容易被找出，因为他们与人民做对，或更具体一些，他们对爱国主义的行动漠不关心。这次葬礼的冲击力以及对未来事件精心的承诺是革命的统一体。

3

克里斯多佛·塞得去世后六年，即1776年，革命的作家们认识到在英国的暴政和美国人的权利、利己主义和普遍美德的简单对立中，冲突问题是不能得以解决的。他们已经开始接受美国事业中剑拔弩张的事实以及对真理的需要。在杰斐逊和富兰克林围绕《独立宣言》进行的谈话中，这些想法得到生动的体现。当杰斐逊抱怨议会在修改他草案时的“劫掠行为”和“损坏”时，富兰克林捕获了作家进退两难境况的实质：

(富兰克林)说，我制定了这样一条规则：无论何时只要我有能力，我就不会去起草一份将由公众机构来审阅的文件。这是我从一件事中吸取的教训，事情是这样的。当我还是一名印刷工时，我的一位同伴是学做帽子的，他在学徒期满后想要自己开店。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有一块体面漂亮的店牌，上面刻着的字要隽秀挺拔。他想刻的字是，“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制帽商，制作和销售帽子，现金交易”，后面再加上一幅帽子的图像；但是他想应该让朋友来提些建议，修改一下。他找的第一个人认为“帽子制造商”这个词太累赘，因为后面讲的“制作帽子”就已经表明他是一个帽子制作者了。因此这个词被删掉了。第二个人认为“制作”这个词也可以省略，因为顾客不会在意是谁做的帽子……因此，他把“制作”这个词也删掉了。第三个人认为“现金交易”根本没用，因为这个地方还没有赊账的习俗……现在，上面的内容就只剩下“约翰·汤普森销售帽子”。下一个朋友说，“销售帽子”。“又没有人期望你免费给他们帽子，留着这个词有什么用呢？”所以销售也被删掉了，连后面“帽子”这个词也未能幸免。所以最后只剩下“约翰·汤普森”和一顶帽子的图像。

这件事与建立国家之间的相似是审慎又令人吃惊地恰当。那个开店的学徒就像那些宣布独立的殖民地。两者都冒险从事着一项可能会失败的事业。每走一步，成功都取决于别人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意义。不管是店牌还是《独立宣言》，它们的书面形式都象征着庆祝和攻击的交织。这里，其他人的意见对这项事业的成败产生了影响。如果那位帽商的朋友不对他提建议，他的店可能就会倒闭。没有一个统一战线要求独立也就不会有独立战争。作家或制作标志的人徒劳的角色让人感到很滑稽，他们必须屈尊到最低层的共同体中去寻求共识。

富兰克林的奇闻轶事为我们创作以共识为基础的文章提供了四个可选项。首先，从现代作家的角度来看，苦恼的作家可以自己写一篇文章让大众阅读。那个帽子制造商完全可以不征求任何人的建议就把店牌挂上去，以期人们能够接受既成事实。这就是杰斐逊写的《英属北美权利概要》(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和潘恩的《常识》中所使用的策略，两者的英勇无畏让人们着迷。然而，这种单方观点会带来争议与不和的可能性很大，对于18世纪那些集体观念至上的知识分子而言尤其如此。其次，一个作家在辩论现场便可拟定一篇文章，正如国家的建立者在富兰克林讲述他的趣事里起草《独立宣言》一样。实际上，这次国会上背景辩论触及了那个时代具有独创性的规范。在完成一份文件时，那些文人绅士们会将自己的草稿在出版前发给一群地位相当的人，要他们提建议——这种行为解释了大陆会议以及之后的制宪会议中的委员会所运用的一些技巧和合作原则。但是如果帽子制造商不能取悦他的朋友，那会怎么样？当不能达成协议时又能发生什么事情呢？

第三个可选项体现在富兰克林的妙言趣语中。这位作家把写给公众的文章变成了一篇关于信仰的文章或一个偶像。当店牌最后变成人名后加上一顶帽子的图像时，这个标牌变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战争时期很多重要作品都具有这种比喻手法。这些作品张贴在公共场所供人们阅读。即使在报纸那样篇幅的文章中，他们都无处不在地运用这种手法。国家建立者希望《独立宣言》在美国每一个城镇的会议中被大声朗读。他们使文件短小精悍，并以一种合法请求的熟悉形式来表述他们的思想，《独立宣言》使人们开始拟定一些不成文法律，这些法律也要求人们大声阅读。《联邦党人文集》共85篇，无论是在报纸的杂文中还是在不定期论文中，都是以其原有形式出现的。战争时期的所有文学作品，无论是传单还是正式文件，人们都可以读到那种被朗读的文字与形式相对应的、段落或文件。

命名是这种象征主义的一部分，如店牌上的“约翰·汤普森”。富兰克林所讲的这个帽子制造者可以接受任何改变，只要不把他的名字去掉即可。在这方面，革命时期的作家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创造力。《独立宣言》和《宪法》的签署者实际上就是我们讨论的标志牌。他们签字的文字形象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表明了对文件的接受和认可。达成一致意味着将作者独立的权力雕刻于文本任何一处——这一是种很轻易地超越了名字、署名甚至可靠事实的策略。在约翰·狄金森写《宾州农夫信简》时，他并不是一个农民，或严格地说不是一个宾州农民，而是一个来自小小的德莱威州的富绰律师和崭露头角的政客。作者把信中所创造的农民形象，巧妙地置于一个大殖民地中心的小农场中，从而把他与世隔绝，使英裔美国人信服，作家是站在所有人的立场上来写这篇文章的。事实上，革命时期的作品中所创造的这种形象更值得我们注意。作家对职位的需求表达了创始者对应得权利的更高渴望。

到现在，从那些已经发表、协商、删改和具象化的作品中很容易找到共识文学中所使用的技巧策略，但是富兰克林所讲的这件趣事中的第四种可能性很难把握。富兰克林在沉默中把这项可能性留给自己，即他的规避技巧。他告诉杰斐逊说，“我制定了一项规则，就是只要有可能，就不会去起草需要公众及机构来审阅的文件。”正是根据这句评论他才设想出前面所讲的那件趣事，创造了一种奇怪的颠倒。在富兰克林的讲述中，声音为沉默正法，冗语则是对缄默的赞扬，语言却解释了其空缺。这则轶事背后的富兰克林靠此反语而名声大振。国父亚伯拉罕(Father Abraham)在他的长篇演讲《致富之路》(The Way to Wealth，1758)开头这样讲道，“词语再多也装不满一蒲式耳[3]。”但富兰克林对他提到的那个高层次主张也是严肃认真的。达成协议常常要求使用他在自传中列出的十三条美德中的第二条：沉默。

富兰克林的自传中写到分歧是万恶之源。因为话语会带来别人的言语回应，然后燃起愤怒之情，富兰克林认为孩子们必须学会少用话语。他的信条最早来自蒲柏的《批评论》(An Essay on Critism)：

不教而教；

不知道犹如已经忘记。

富兰克林回忆录中虚构的每个角色——印刷工学徒、城镇组织者、哲学家、重要政客以及闻名的科学家——都反过来证明了在争论中，沉默是金。富兰克林的第一个笔名“沉默是金”表明了这一点，这位外交家在杰出的职业生涯中最低谷时刻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1774年，作为殖民地代表富兰克林被拖到作为殖民地机构的枢密院中，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忍受着内阁大臣长达两小时的辱骂，面不改色，一声不吭。

当把达成协议定位为目标时，一味的争论辩驳只会让对方气焰更加嚣张。这是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观点。杰斐逊在写自己的简短自传时，将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的矜持与他们周围的“辩论中病态的愤怒”(morbid rage of debate)和“辩论者的独特性情”做了对比。杰斐逊说，“我从来没听到他俩有谁一次说话十分钟”，这解释了为什么“喋喋不休的辩论”中他却能“坐着保持沉默”。约翰·亚当斯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总结这种现象：“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例子足以表明公众场合下的沉默和矜持比辩论或雄辩的演说更灵验。”

在以共识为基础的文学中，沉默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空隙；所说的话或所写的字具有不可言状或无从记录语言的独特功能。举个最明显的例子而言，1787年很多美国人反对“国家联邦共和政府”这个名称，所以宪法通篇没有提到这三个词：“国家的”“联邦的”“共和政府”，而是重新创造了一个词。剩余的语言表达了使用争议性不是很强的术语的可能性。文件中带有的激进主义的创新也因创新者对公众的沉默而黯然失色。联邦议会的55名代表均认为“议院中所说的任何话语都不会印成铅字，也不会未获允许而出版或公开”。尽管他们经受着公众要他们打破沉默的很大压力，5月到9月之间他们仍坚持“严守秘密的原则”。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懂得沉默的价值。亚当斯认为对这个教训的掌握可以追溯到1776年的成功。1815年，他提醒杰斐逊说，大陆会议“比较了那些笔记，参与了讨论和辩论，进行了一两次投票形成了结果，以全票通过的形式告知了世界”。

沉默旨在将分歧最小化或控制异议。如果能够适当地限制分歧的话，就可以把个人辩论归入到有共同意义的公众语言中。这类作品的整个动力在于掩盖更为丑恶的事实，并把危险的激情控制在燃点以下。因此，后来评论家的任务就是去解读这类作品掩盖的分歧意见的事实。每部共识文学作品都包含着相一致和相对立的言辞。结果，在不同层次的叙述中产生了两种暗示意义。共识文学作品作者的独立声音在创造的等级过程中也互相竞争。富兰克林所讲的那件趣事完美地阐述了这种分歧。富兰克林、杰斐逊和国会议席上杰斐逊草稿的修改者互相合作，从而产生了《独立宣言》，而且他们公认的成功掩饰了分歧。即便如此，趣闻中的各种声音仍是相悖的。富兰克林趣闻中的主题是冲突，而这种冲突以重要的方式超越了叙述本身。

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如何贯穿了共识文学。现代读者需要知道18世纪典型的商店标记与富兰克林讲述的店牌酷似；商店的店牌要加一个图像表明营业的性质，无论是烟草商的烟店、鞋匠的鞋、锁匠的钥匙，还是帽子制造者的帽子。但是如果说“约翰·汤普森”后面再加上一顶帽子的形象是正确标记的话，对杰斐逊草稿的修改者则相当地不同。他们成为规则格式和可接受性的谨慎的施行者。与此同时，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之间和蔼可亲的交流形成鲜明的对比。富兰克林自己是一个系着皮围裙的人，一个店主，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人们需要什么样的语言向世人和自己宣布他们的独立。他温和而严厉地提醒那位来自弗吉尼亚乡村的年轻绅士有关一些处世方法。在富兰克林的纠正下，一个小商阶层的实用性取代了土地理想中拖泥带水的意识观念。

然而，故事的最终稿并不属于1776年的富兰克林，而是1818年的杰斐逊，他先是通过费城记者罗伯特·沃尔什(Robert Walsh)，再由詹姆斯·麦迪逊重新讲述了这件事。为什么《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要宣传这个对他不利的故事呢？实际上，杰斐逊是想借用这个故事赋予革命时期的成就以新的形式，使得人们对这个时期文学和历史的分析复杂化。在革命发生40多年后，他突然需要对那件轶闻做浅显的分析；在人们对《独立宣言》的作者提出质疑时，1818年对那件事的复述使《独立宣言》唯一作者的身份得以确立。而富兰克林身为议会议长，却否认了自己是《独立宣言》的作者，但与此同时，他那幽默风趣的语言将支持语言的委员会成员与创造语言的起草者自然而然地分离开来。富兰克林年长于杰斐逊，他引导大家支持年轻的杰斐逊的成就，而且他说话时那善意的语调则使得每位听众都与杰斐逊的成就联系在一起；并使得背后国会中那遥不可及而又未经确认的反对声音降至次要地位。这其中有一个反抗的声音来自约翰·亚当斯，说到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杰斐逊借用富兰克林所讲的趣闻是他精彩辩论的一部分，这次辩论开启了美国文化中文学创造力的多变性。在19世纪的前25年中，杰斐逊和亚当斯就《独立宣言》的措辞以及用语的含义争执不下。杰斐逊亲自执笔起草了文件，而亚当斯则为文件在国会辩论中的进展指引方向；用杰斐逊的话说，亚当斯是“议会席上的巨人”。早些时候，亚当斯告诉本杰明·拉什说杰斐逊成功地“盗取”了1776年的荣誉。他还说他自己拟定的宣言比杰斐逊的版本至少要早21年。1811年，他又继而说道：“我常常把《独立宣言》看做一场戏剧表演，而杰斐逊抢走了所有的舞台效果……以及所有的荣耀。”

直至1817年，杰斐逊觉得有必要来纠正人们对他作为“《独立宣言》的唯一作者”的攻击。1812年，当亚当斯公开提出《独立宣言》背后的委员会结构，并视宣言一无是处时，(“《独立宣言》中除了两年前国会中常提到的一些观点之外，并没有什么新见解”)，杰斐逊给詹姆斯·麦迪逊写了一封长信作为回复，来为自己作为《独立宣言》“唯一起草人的身份”辩护。显然，他的这封信是为后人而写。信中，他将委员会的角色最小化(“他们一致向我施加压力，把起草宣言的任务交由我一个人完成”)，而对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对宣言语言措辞的修改也一笔带过(“他们的修改只有两三处，而且是口头的”)。因此，杰斐逊又一次运用了富兰克林的趣事作为总结自己观点时的外在证据。

这次辩论令人吃惊的是，亚当斯和杰斐逊所言竟然均为实情。亚当斯强调起草《独立宣言》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机构，同时坚持所使用的语言风格应该保持一致，这就预示了统治这个时期公论文学的作者的合作特点。如果在1776年和1787年《独立宣言》起草人仅仅追求个人殊荣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什么惊世之作了。但是，杰斐逊声称自己是宣言作者也是相当有道理的。当时，由于他在文学方面公认的才华，同僚们的确推举他来完成这一任务。1776年，亚当斯对杰斐逊说了一句肯定的话，“他的作品流传出去后，正是由于措辞贴切、表述精到才引起注意。”

亚当斯发现很多人都在写一篇共同的文章。但由于杰斐逊在起草过程中注意到了等级制度，所以他在草拟过程中也只看到了这一方面。他们一起渲染了共识文学中工作时的紧迫感和压力。然而，这些紧迫感和压力的描写却有所失真。在正在兴起的美化国家创立者的传记中以及对作者身份的总体渲染中，杰斐逊的观点显得更为突出。随着《独立宣言》本身成为国家文化的一种象征，宣言的创立者们也成为一种独立的兴趣之源。显而易见，紧迫感也应和共识文学中的主张一样必须铭记在心。虽然杰斐逊只是在要求他所应得的，但如果没有亚当斯在同一话题上的努力，他是不会被众人理解的。

4

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就《独立宣言》而进行的正式谈话里所具有的喜剧色彩以及其中的紧张关系不应该掩盖两人在最后形成的密切关系。他俩对周围人话语的不信任以及对帽子制造商店牌的共同关注都表明了他们对身居其中的新印刷文化的控制及信任。在他们对其作品的熟练掌握中，我们发现他们是美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成功的作家。他们都在那个时期最重要的领域留下过不朽的杰作(富兰克林《自传》中的回忆录以及公论文学中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初稿)。他们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都了如指掌：政治小册子、书信、报纸文章、科技杂志以及猛烈抨击时事的檄文。除此之外，他俩还熟谙其他一些文学形式(富兰克林还擅长年鉴以及幽默短剧的创作；杰斐逊则擅长政治演说和法律文件的拟定)。两个人都对当时具有神秘色彩的新世界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方面富兰克林的作品有《人类的增长》(Observation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Mankind)、《安居之国》(Peopling Countries，1751)以及《移民美国指南》(Information to those who would remove to America，1784)等；杰斐逊的作品有《弗吉尼亚州札记》。另外，这两位先贤的写作生涯都很长，一生留下了很多作品，现代的学者们仍在解读他们现有但不完整的作品版本。

然而，这更增加了研究那个时期文学的难度，因为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神秘地游离于他们的作品之外。无论是他们丰富的作品、一生的名誉，还是相关文档中对他们作品的长篇累牍的记录，都没有把作品背后作者的真实面貌展现给现代的读者们。结果，现代的学者们着迷于探究“真正的富兰克林”和“真正的杰斐逊”，有时甚至由于这些作品都普遍存在的一种虚伪而迷失自我。这让人们意识到这些作品中的捉摸不定正是它们内在的文学整体性的一部分。他们公开参与的各阶层的活动是他们的本意与力量源泉的一部分。

因为共识文学的创作者们是在为不同层次、存在分歧的民众写作，所以革命的领导者们通过写作来调和不同阶层的矛盾，进而把握局面。他们努力把分歧涵盖在一个有意识的公共视野中。这种对共识的寻求使得他们的作品主题简单，措辞却很复杂。他们使用的语言必须同时包含好几层暗含义，而同一句话若能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则是最成功的。这种混合知识模式更大的魅力在于其语言目的，但技巧则在于通过风格、语调、象征以及形式把各种模式联系在一起。

这些特征有很多都适用于一般的政治语言。革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超乎寻常的强度。反叛和建立国家的迫切需要使得达成政治协议的问题和策略尤为重要。愤怒和怀疑推进了共识的目标。结果，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扭曲了冲突的本质，以作家的平静为名去创造秩序和清晰度。秩序和清晰明了反过来又有赖于对语言的强调，而这种语言与革命实践的仪式相联系。创立者们努力使他们的标志、象征以及文学形象为人们所熟悉、具有控制力和包罗万象。毕竟，协议是意味着新秩序标志之内的协议。但是，这个新秩序是什么？这又是谁的秩序？在独立战争的领导者反抗英国统治的同时，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统治者。他们以一种抽象的形式笨拙而又焦急地表达了这种需要，即“人民的意愿”。

由此可见，早期共和国只有使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达成共识为基础的语言才会有效。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斐逊选择了“万众一心”这句话作为大陆会议的格言。这句话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力量，是因为它同时唤起了社会底层和高层的共鸣。大陆会议的这句格言选自《拉丁语贺瑞斯文集》(Latin of Horace)，它以自觉的精英人士的单独话语确定了议程。这句话还使执政小组意识到，实际上是它在执政。但是，同样的一句口号出现在《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的引言中时，却赢得了大众的心，成为人民的呼吁。“万众一心”代表着互相团结。它在同一运动的追随者当中注入了一种意识——万众一心——由于他们在这项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而创造了一个新社会。

早期共和国的文章风格表现为语言、信仰、权力和观点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1776年创立者如是说。同样的话描述了普天之下永恒的真理，同时也使那个庞大的政治组织在文件中使用了“我们”这个词，这个政治组织是真理的支持者。真理和真理的支持者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也是安全的，不会受到挑战。对真理的信仰就暗含了对真理支持者的接受。两者交融合一：真理与团结的领导集体携手并进。思想和信仰向政治语言的这种转化与文学风格有一定联系。之后的章节就会讲到思想和信仰的内容和实质。

信仰中的两种体系主宰了18世界的美国思潮：启蒙运动和新教改革。第二章探索了美国启蒙运动的意义及其中心角色，第三章分析了革命和早期共和国的进程中起控制作用的宗教思想。这些体系共同体现在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即新世界共和主义的中心表达中。在美国人独特思想的形成中，两者也相互竞争——这种思想在世俗化和复古主义、理性和信心、知识和信仰、个人主义与社会的对抗力量中已然形成。

[1]《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共同以普布利乌斯(Publius)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文集。——译注

[2]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政治活动家、演说家，曾为第一、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他积极倡导反英斗争，主张殖民地联合与独立。他反对批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力主在宪法中加入《人权法案》。——译注

[68]蒲式耳(Bushel)：采用十进制前的谷物和水果计量单位，等于8加仑。——译注

第二章 启蒙运动在美国的解释

1

在美国，启蒙运动有时会用一个词组表达，即自决意识的政治权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决作为一种哲学原则与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的宗旨不谋而合：重视理性，依赖人性，崇尚个人自由，信赖方法，信仰教育和进步，反叛传统、权威和公认教条。同时，国家意识的自决认识将哲学原则趋于等同政治策略。由于革命的成功源于被统治阶层对政府的支持，而自决则成为后世启蒙运动的主要标志和表现。这也是革命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贡献。

启蒙运动在美国历史上成为备受推崇的理念并非偶然，一些附属的概念如自由、进步和理性已经将历史结构的特征塑造成型。因为美国启蒙运动的概念与国家形成和国家发展观不谋而合，因此运动的倡导者易于详细描述它的前景。他们看到并利用了对人性自由的原始渴望，但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本身所具有的拘束框架。其结果就是，人们对此话题的看法出现奇怪的片面性，或者说评论中理性不足。

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从一个更加宽泛的角度来理解启蒙运动，达到这个目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一看欧洲思想家迥然不同的观点。当哲根·哈波玛斯(Jurgen Habermas)在《现代作风的哲学演讲》(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中宣称“启蒙的永久性标志是对客观化的外部本质和被抑制的内部本性的支配”时，总结了美国启蒙运动的学者所忽略的欧洲思想的传统。这种差异既有历史的也有哲学的根据。欧洲国家的开始并非基于对启蒙运动的希望，他们的现代状况，对世界战争以及极权主义的直接体验，都比在美国更加明显而决然地中断了18世纪的传统遗产。尤其是大陆的知识分子把这些灾难牢记在心，他们更加留心新的制度压抑带来的威胁，而非推动自由。他们认识到科学探究的重要性，但强调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支配。他们不希望激进的进步，而更希望手段性的理性以及思维与信仰的分离。对于欧洲学者而言，即使自决会成为政治权利和政治控制，那么每个人就变成互相隔离的个体，成为被操纵的对象。

重点不是在美国和欧洲方法之间做出选择，而是通过使用两种方法以达到全面理解。通过启蒙运动时期文学的三种作品的概览可以看出从两种角度探讨的必要性。首先，我们看托马斯·杰斐逊在他漫长而灿烂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中，写于1826年关于自决的演说的结尾部分：

所有的眼睛向人权睁开或正在睁开。科学之光的普照使明显的真理在各个方向都可触知，上帝的恩惠是普通大众的背上没有天生长着马鞍，而一些特权阶层也没有天生穿着靴子和马刺，注定合法地骑在他们身上。这就是希望之本。

20世纪的读者依然热衷于杰斐逊的希望，但环顾四周，他们发现开放、坦诚少之又少。科学之光没有那么普遍照耀，真理更不明显，而视野也更为倾向于少数人。科学的产品、技术不时以某种杰斐逊永远也想不到的方式使“一些特权阶层穿着靴子和马刺”。实际上，杰斐逊的语言源于另一个启蒙运动时期的作者阿尔格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的《有关政府的演说》(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1698)。1823年，在给杰斐逊的一封信中，约翰·亚当斯称赞这本书展示出了“世界上道德、哲学和政治光芒的缓慢进步”。无论进步的光芒有多慢，还是道德、哲学和政治规则的简单综合，都无法描述今日世界的这种理性假定。

事实上，启蒙运动的结果已经超越了它原有的教义。现在，启蒙运动以它所形成的功能出现而非作为一种历史进步的哲学框架出现。第二种文学样本表达了另一种问题，这种问题对18世纪的观察者而言不是隐形的就是非物质的。当1778年塞缪尔·约翰逊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将人定义为“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而表示不屑时，《约翰逊的生活》(The Life of Johnson)的读者们，现今如那时一样，以牺牲伯斯维尔(Boswell)[1]为代价，进入了一种智慧的交流。但约翰逊仍本能地拒绝今日所谓身份的工具化，或者说拒绝将思维降格为商品，或者更简单地说，拒绝技术主义的归纳性、攻击性精神。

20世界的读者在读到第三类作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nmilton)词藻华丽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1791)时也会有类似的认识。在一份颇有预见性的文件里，华盛顿的财务大臣使用启蒙运动的准则不仅描绘了最初的国家经济计划，也全面阐述了最初美国工厂里使用童工的理由。这二者很显然地走在了一起。汉密尔顿预测，“人造力量为人类自然的力量提供了援助”，加之“这个国家人民的聪明才智，作为机械进步的一种特定的才能”，将把毫不相干的工人们联合在一起，形成由“耕种者、工匠和商人”组成的合谐的三人同盟。妇女、儿童和羸弱无技能的劳动者，会在这种联盟中的工匠的最低层找到他们的合适位置——也就是工厂工人。汉密尔顿注意到了英国棉纺厂中的例子，那儿有一半多的劳动大军就属于这两种类别(“他们中的很多人年纪幼小”)。汉密尔顿证实：“妇女和儿童被认为更为有用，而儿童通过制造厂更早地发挥了作用。”童工和其他形式的对工厂工人的剥削在美国经济中之所以如此自然地发展，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是因为他们与早期国家身份中的无可置疑的霸权主义理论基础相适应。

这些作品清楚地表明，必须以辩证法的方式理解启蒙运动。理性这张最先叫的牌，既存在于它所承诺的自由之中，也存在于它所倡导的那种支配之中——既在汉密尔顿式的繁荣中，也在创造繁荣的童工中。另外，启蒙运动的最初背景允许这些不安定因素的存在。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一篇启发性的文章中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以及对该问题的说明，该文章就是《回答何为启蒙运动》(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What is Enlightenment，1784)。他对该问题的处理值得关注，因为他的处理方法使启蒙运动思想的原始基础重新复杂化，也因为康德与美国早期共和派之间的相似之处先于后来此话题的跨文化差异。确实，康德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想。启蒙的詹努斯面孔(Janus-face)[2]可以是一种将欧洲和美国理解合而为一的一种解释方式。

启蒙是什么？当1784年康德提出这个问题时，欧洲启蒙运动已经发展了一个世纪，而它的美国同伴，从1750年代开始，随着这个新兴国家在《巴黎和约》中的胜利才刚刚达到明显的巅峰。换句话说，康德可以有理由认为他的答案是对当代生活的描述。那个答案，也许因而将消极的经验和求变的希望融合在一起。“启蒙运动是人自身的不成熟的成长。”康德认为它克服了“没有别人指导就不能运用理解能力的弱点”。评论家们通常为了避免在这些解释方面显得笨拙，或者逃避公众对他们的解释资格的质疑，都直接引用康德著名的启蒙运动座右铭——“SAPERE AUDE!(摘自贺拉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智慧!”——但这样做，他们忽略了哲学家的一个基本点。启蒙运动可能得到不断地肯定，但它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光明抵抗黑暗的不确定性挣扎。康德在给他的同时代人的劝诫中强调了这种挣扎：你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启蒙运动意味着过程，而非结果。

2

康德将启蒙作为挣扎和过程的解释，在理解英国和美国间的冲突上具有特殊意义。新共和国诞生在启蒙运动时期，同时也来自于以前的明显功能性的背景，即出自英—美帝国的殖民地。启蒙运动中线条连贯的概念趋于隐藏那些从殖民地到省到州然后到联邦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断层的事实。而过程的含义，允许革命的流血、愤怒和困惑的存在——革命是一个带给所有人焦虑、带给大多数人社会巨变、带给很多人灾难的事件。尽管对辩证而非线性的进程的认识没有减弱类似《独立宣言》这样的作品中那种慎重的平和以及政治必然性的语气，但这种认识确实考虑到了内在的分裂因素，那就是一个战争的宣言。

美国启蒙运动本身是对长期冲突的表达，在这种冲突的压力下，是对一种特定的美国表述的描绘。美国人接受欧洲思想，但他们利用这些思想表达他们自己在长期的革命危机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需要。因为在从欧洲模式向美国需求转变的过程中，创造发生了，因此产生了许多有关思想传播、风格、语气以及修辞重点等重要问题。在美国思维中启蒙运动的诉求是什么？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否随着不断变化的美国背景而变化？它的构成喻义是什么，美国人又是如何使用它们？启蒙运动的动力是什么？

传播的引进还有赖于语言保证的性质。在大众习语中，启蒙运动回应了集体的不确定性。从事件本身来讲，它则提供了更为复杂的理解或控制策略。从知识分子所写的文章的严肃性方面来讲，它把美国重新置于历史理论中，从而促进了对语言和事件的理解。每一层次表达的连贯阐述如下：首先，在公众习语这个层面，国歌具有神秘色彩的魅力(1814年《星条旗歌永不落》一炮打响)；其次，在事件的动荡不安中，1783年革命队伍差点造反；最后在文本观点方面，华盛顿将军的1783年告别演讲的影响力。从任何一个层面来讲，这些例子也详细地揭示了革命时期与早期共和国时期的混乱。

只是在1781年和1783年间革命取得胜利时，人们才有了独立的意识并确信会取得独立，而且在这之后的战争中，美国人已经找到了那种重要的身份感。这里，并不是讲他们假定的军国主义或者说特别好战的精神，而是对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和结果的内部界定。从开始的共同抵御、携带武器的权利、征服边远地区，到后来共和主义不可避免的传播和胜利，这一切都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且不难找到证明。至于书面证据，人们只需看看国歌即可，这是暴力运动开始时的一部重要作品。写于1814年9月13日至14日晚的《星条旗永不落》这首歌，以一个无助的囚犯的身份表现了早期共和党人的恐惧心理。这名无助的囚犯是一个平民，他突然投入战争并目睹了英国舰队对麦克亨利堡昼夜连续的猛轰。

啊!晨曦初现时，你可看见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骄傲？

在黎明的最后一道曙光中欢呼，

是谁的旗帜在激战中始终高扬!

烈火熊熊，炮声隆隆，

我们看到要塞上那面英勇的旗帜

在黑暗过后依然耸立!

啊!你说那星条旗是否会静止，

在自由的土地上飘舞，

在勇者的家园上飞扬？

在岸边，透过浓雾隐约可见，

原先傲慢的敌军现已死气沉沉，

山崖耸立，微风习习，

是什么在那里若隐若现？

现在，它抓住了清晨的第一缕曙光。

啊，这星条旗，但愿它将永远地，

在自由的土地上飘舞，

在勇者的家园上飞扬。

那骄傲地宣誓着，

让那战争的烈火与炮声远离我们的家园

的那支队伍现在身处何方呢？

他们用自己的血洗刷肮脏的脚印

贫民窟不能帮助受雇者和奴隶

摆脱对战争的恐惧和对坟冢的忧虑；

我们胜利了

星条旗飞扬在自由的土地和勇者的家园上。

啊，让自由的人们永久地站立在他们深爱的土地上，

战争后的废墟，受到胜利与和平的赐福

但愿这片上帝拯救的土地，

对建立和保留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力量颂扬!

在这项正义的事业中，我们必须胜利

“相信上帝”是我们的箴言

在自由的土地和勇者的家园，

星条旗永不落!

要保留弗朗西斯·斯各特·基(Francis Scott Key)所写歌词的原意就要注意到，关键的首句和尾句都提出了充满焦虑的问题。美国身份的象征——国旗是在黎明的最后一道曙光中欢呼的，然而现在它却消失于诗节中另一个黎明的到来中。基提出的问题是“你可看见？”和“它在飞扬吗？”。唯一肯定的答案以冲突的形式出现。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刚刚打过的那场战争，诗人用熊熊烈火和隆隆炮声来安慰自己：因为是它们才让“我们看到要塞上那面英勇的旗帜在黑夜过后依然耸立”。接下来的诗节中确定了这些晨曦中的希望，然后这些希望在那若隐若现的可怕的不确定中持续了几小时后，才“在海岸上隐隐约约地看到”。

最后三个诗节主要讲了军事强势带来的危险。陡然升起而又缓缓消失的疑问可以通过基的四个叠句的语法中看出。首先，诗中对星条旗提出疑问(星条旗在飞扬吗？)，接着又以虚拟的语气回答(但愿会)；只是在“取得胜利”后，才在第三节中用了陈述的语气(星条旗在飞扬)，第四节中用了祈使语气(星条旗永不落)。在整篇诗中，基交替叙述了胜利以及战争的灾难。作者以适当的顺序向读者依次展示了战争带来的困惑、血腥、污染、贫民窟的丧失、逃走时的恐慌以及墓地的忧郁阴暗。同时，诗的主题在这首国歌中得以反复重申，坚持认为保持“这片自由的土地”和“勇者之家”具有重要意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全副武装，格外警惕地立于“他们热爱的家园与战争的残酷之间”。当他们在正义的事业中取得胜利时，星条旗——胜利的象征——接受和反映了他们的成就。

在早期的共和国美国，这种把冲突转化为对知识的挽救无时无处地不发生在“曙光”的比喻中。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启蒙运动的鲜活象征，他用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类比而使得这种活力具有典型意义。在一篇题为《美国的国内状况》(The Internal State of America，1785)的文章中，他说：“在不同情感之间的猛烈碰撞中，真理的火花闪现了，也获得了政治的曙光。”美国作家与欧洲作家在使用传统比喻上有两方面不同。首先，富兰克林和美国的其他作家在解释处在冲突中的世界时把极大的信任与权威贯穿于科学、政治以及曙光中。其次，与第一点相矛盾，美国作家在辨别被启蒙的事物的实际操作中比欧洲作家遇到了更多的问题。国歌开头便问道，“啊，你可看见？”这里很明显，说话要比看见容易得多。1814年，弗朗西斯·斯各特·基写的这首歌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表明在一个广大而未成形的世界中理解一个实验共和国是多么困难。

很有必要解释一下曙光这个比喻如何与理解早期共和国的问题如此相映生辉。暗喻的定义为：一种语言表达手法，用已知的事物或东西来解释、描述或定义未知的事物；如果这样的比喻很成功，那么就会使陌生的事物和熟悉的事物互相补充。在共和国形成时期，美国知识分子们由于国家尚未成形，但又似隐似现而信念困惑，光芒是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完美比喻。曙光为他们带来了有限经历之外的未知事物，从而使得陌生事物变得熟悉，熟悉的事物则更为令人兴奋。

这里的曙光是更大范围中的认识论的工具。18世纪的思想中，眼见为实。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人类理智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是一系列哲学文章中唯一一篇最引人注目的，这些文章将知识的视觉系统置于其他感官之上。严格地说，视觉的认识论早在古时对精神、才智以及光芒的类比中就已经开始了。类比在每种文化中都起到作用，但却是启蒙运动才使视觉作为纯粹的人类理解的观点现实化。在塞缪尔·约翰逊的《英语语言字典》(Dictionary of the Languge，1755)中，“启蒙”的意思是照耀、提供光线、指导、增长知识、欢呼喝彩、兴奋、高兴、提供视力以及提高洞察力。同样的现世意识形态使洛克利用“事物光明和黑暗之间的界限”来介绍他关心人类心理的观点。它在18世界的美国中的运用显而易见：光明在向黑暗的新世界(因为是未知的所以黑暗)蔓延。这种光明或者会揭示先前没有被看见的新秩序，要么就会从不明朗的荒蛮状态中创造新秩序。

早期共和国的创始人在处理理解和秩序的问题时，经常借助于传统的光的形象。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1813年他把教育看做是光从一支蜡烛传向另一支蜡烛。尽管这种传递过程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障碍，甚至危险，但杰斐逊却迫不及待地解释说：“借我的蜡烛点亮他蜡烛的人，既点亮了自己的蜡烛又没有熄灭我的蜡烛。”然而约翰·亚当斯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样的一件事他的观点却具有否定意义。两年之后他问杰斐逊说，“19世纪是要和18世纪形成鲜明对比吗？”“19世纪是不是要把前人的所有光明都熄灭？”在所有的创立者中，亚当斯比其他任何人都感觉到建立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事。身为副总统，他告诉本杰明·拉什说(欧洲)大陆是一个巨大的低音廊，在里面“人们不会就任何事情达成协议”。他问道，“你以什么作为希望的基础？”亚当斯自己的希望则是让这个低音廊充满光明。在《宪法辨》(A Defence of Constitutions，1787)中，他创造了一个“美国的闺房”，里面四周是镜子，在镜子中“我们的国家可以从各个角度、以各种姿势看到自己”。

这些公认为优秀的比喻中，没有一项是独具美国特色的，但这些比喻却把那些复杂的经历简化为单一的容易驾驭的意识问题，从而满足了美国人的需要。基所说的“炮声隆隆”没有说明其侵入的结果或带来的大灾难，却带来了光明。杰斐逊的蜡烛取代了起初对知识的忽略。亚当斯的四面为镜子的闺房平息了他所说的低音廊中的不和谐声音。战争、政治文盲以及派系斗争——早期共和国时的主要忧虑——让位于视觉的肯定性。这其中的技巧就是在吵闹中创造一种整体的平静，让至高无上的视觉来缓解混乱局面。在《宪法辨》中，把美国的未来比作宇宙的广阔无边时，亚当斯首先创立了一个安全而又熟悉的观点：

美国未来的前景就如透过赫歇尔(Herschel)[3]的望远镜来观察天宇。那些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巨大天体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让我们惊叹不已!……那种还没有化为尊崇和敬畏的思想肯定坚如磐石。

在这段话中，科学、自然、历史与宗教结合为一体。亚当斯把它们联合在一起，使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事物具体化，并以一种绝妙的观点来看待那些不可想象的事物。

这段话还解释了启蒙运动的标准是如何迎接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的。亚当斯所提到的望远镜在控制人们视野的同时也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正是因为观察者接受了望远镜的限制，他才能看得更远，也才能理解得更深刻。这里得到的技术知识激起了对更多光芒的想象。实际上，亚当斯遵循了18世纪的传统手法，亚历山大·蒲柏为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写的墓志铭中，对这种手法作了再好不过的概括：

自然和自然规律为黑暗隐蔽：

上帝说，让牛顿来吧!一切遂臻明朗。

望远镜是用来表达启蒙运动时信仰的最完美的启发工具。亚当斯使用的明喻，“美国未来的前景就如透过赫歇尔的望远镜来观察天宇”，把这种信仰与喻体联系起来。如同在早期共和国几乎所有主要文学作品中一样，单一性思想顽强地寻求着崇高的秩序并找到了这种秩序。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作家，部分原因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理解运用困扰他人的想法来反对此想法能够获得更好的文学效果。他还意识到观点可以引起并控制人的兴趣，而这一点是杰斐逊和亚当斯所没有意识到的。富兰克林大部分有名的幽默短剧都对古怪的或晦涩难懂语境中人们熟悉的观点进行了改写，如《普鲁士国王法令》(An Edict by the King of Prussia，1773)、《一个伟大帝国变小的规则》(Rules by which a great Empire May be Reduced to a Small One，1773)、《销售粗麻布》(The Sale of the Hessians，1777)《短暂的生命》(The Ephemera，1778)以及《左手的请愿》(A Petition of the Left Hand，1785)。每部作品中，富兰克林都游离于各种意识层次之间。这位多产的发明家好像对自己发明的双光透镜最引以为豪，也正是这个透镜把两种对立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当怀疑论者对他的“双光透镜”提出质疑时，富兰克林在1785年为他的透镜画了一幅画作为答复，并供读者观看。在他希望把这个透镜运用到全球领域时，他说：“无论我想看远处还是近处，透镜始终是准备就绪的，我只需转动眼球即可。”

光学上另外一个相似的原理本可能挽救两年前发生在纽约纽堡的那场革命的。现在这件事已经被人们淡忘，它集中体现了这个新建立的国家审视自己的首次努力，并解释了美国启蒙运动中具有特色的对统治和理性的逻辑论证。1783年，纽堡露营的大陆军队因国会未能兑现诺言付款而要造反。宣传叛乱思想的小册子已经散播开来，一群身居高位的军官精心安排了一次正式会议，会上明确提出了向政府挑战的意图。这时，本应在别处的华盛顿将军身着整齐的制服突然出现在这群谋反者面前，并踏上了军官会议厅的讲台。然而，尽管他这次做的演讲充满了激情，从理论上讲述了启蒙运动的理想，但是最终未能让这些幻想破灭的跟随者们改变想法。之后，华盛顿不得不求助于另一篇文章，一封来自具有同情心的国会成员的信，该信提出将尽力筹集必要的资金。

局面的打开取决于18世纪人们对不同寻常的事件以及情感力量的尊重。因无可挑剔的端庄、优雅、行为得体而闻名的华盛顿发现自己无法把国会成员字迹工整的信读出来，他尴尬地停顿着。接着，他便在自己的马甲中摸索，拿出了一副以前只有他的密友见过的眼镜给大家看。他接下来所说的话平息了所有的反抗声音，并使他部下的军官潸然泪下。他是这样说的：“绅士们，请允许我把这副眼镜戴上。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不仅头发变得花白，而且眼睛都快瞎了。”确保自己获得成功后，华盛顿接着把那封信读完，信的内容已无人记清。之后，他便默默地离开。他部下的军官目送着他走出会议厅，又透过窗户注视着他的背影。

视力的恶化控制了局面。缺席将军的突然出现，然后又像施了魔力似的，使局面得以控制，这在华盛顿的革命生涯中并不罕见。(1776年的士兵暴乱与这次相似，他也是突然出现的，并将这场暴乱镇压下去。1777年的普林斯顿战争和1778年蒙茅斯郡战争中，他指挥若定，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在危急中他目光远大，但他眼睛却快瞎了。他戴上眼镜才能看到东西，但是在别人看来，这副眼镜却代表着一种感人的无能——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而是全人类的缺陷。就这样，华盛顿的对手们因掉眼泪而“盲目”时，他们再一次成为他的追随者(像他一样去看世界)。在18世纪人们对情感这个角色的理解中，他们被唤醒的感情激发了新的知识和道德意识，这种意识又导致一种不切实际的再次献身。在华盛顿离开时，他渐渐远去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每双眼睛都透过大厅的玻璃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然而也正是在这个大厅里，这些军官第一次想要把他排除在外。局面逆转的核心是启蒙运动时期的逻辑论证法。导致华盛顿在初次演讲中败下阵来的理性，为了使被统治者达成共识，找到另一种方式来控制(这位指挥官形象所表现出的理性和情感)。

在这样的时刻，华盛顿就是整个国家的提法并不过分。在此起彼伏的冷嘲热讽中，我们所看到的究竟是什么？这位穿着制服的军官站在中央，他已经被人们尊崇为偶像，但当他的形象得以通过窗户来表现时，这个人物的形象就更加饱满了。这位“国家之父”首先是一位军事英雄，他是美国的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4]。从共和方面来看，这位罗马人形象在启蒙运动中代表着自由；从军事方面来看，代表着纪律性。而华盛顿则集自由与纪律、理性和统治权于一身。偶像、制服和严格遵守纪律的一生都只有一个目的，即自由，这使得他成为大家服从的中心人物。同时，辛辛纳图斯的概念还代表着爱国者的牺牲精神。华盛顿年龄的增长是一种残疾——“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不仅头发变得花白，而且眼睛都快瞎了”——提升了这个主题。它使这位无从匹敌的领导者充满博爱仁慈，提醒所有的人，一个生者在证实启蒙运动的理想方面已经取得了如此成就。

当然，纽堡所发生的一切也很危险。康德要求大家鼓起勇气独立思考的指令成为勇敢的勇士的共同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盛顿是那本赋予所有美国人身份的传记中的第一位主人公。到19世纪20年代，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与城市中的其他演说家会把这些灯塔之光转化为引领这个国家前进的固定而永恒的星群。由于战争领导人是与国家机构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作品和生活成为对那个时期历史的写照。他们的语言不足以表达的地方，人们总会想起他们在创立国家时所做的贡献作为补充。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克服了共和国创立时各种复杂多变、难以预料的情况。美化这些光辉的个人形象的传记创立了一套系统，那是一个支配空间、理解世界的想象中的国家景色。

这幅想象中的国家图景涉及一些至关重要的文学问题——一些有关美国启蒙运动的目标中，作家、领导人、文章和观众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康德的《回答何为启蒙运动》中这样说道，开明的领导人就是一位守护神，他告诉人们独立思考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但是这位守护神还必须考虑到那些“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否则将一事无成。用康德的话来说，理想状态就是“一位有学识的人同整个阅读公众在谈话”。更加常见的现实以及康德自己的例子是把某些要求别人绝对服从的人，如腓德烈(Frederick)普鲁士国王，作为模范领导人。教师的知识以及统治者的地位在守护人这个模棱两可的形象中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很有必要，因为一个民族的启蒙是很缓慢的。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的观点很明确：即使通过革命也不能迅速改革人们的思想，从而让理性在学者当中起到领导作用。那些尚未学会独立思考的公民必须服从权威机构。所以，在纽堡时当华盛顿的词语不足以说服他的下属军官时，他必须想办法借助于一位模范领导人的事例。

正如人们就启蒙运动时要命令还是要理性，是硬性要求还是教育而产生分歧一样，创作这样一篇文章所用的文学技巧的本质要求在各种分歧中达成统一意见。这种技巧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以及战后作品中的中心活力；改善美化人物的传记传统所借助的最简单方式是将理性的呼声与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在文学领域，追求理性者坚持要求掌握领导权，而想要采取命令方式的人又渴望真诚，这种相互影响使得领导者的美德成为那个时期的主题。

还有两个相关特点赋予了美国启蒙运动时期作品以本质和活力。首先，战争的领导者极其相信观点是意义的内在存储器；其次，这些观点的来源又极度依赖于启蒙所处的国际环境。尽管这两点对作品中的活力与初始勇气非常重要(这些作品现在看来已经是陈词滥调、单调乏味了)，但它们常常被忽略。

观点是意义的内在存储器，是因为这些观点回答了美国革命时期那些未知和不明确的问题。意识中的一个两难之处在于明确自己的定位。观点为美国第一位国家领导人提供了定位的认识。因此，1789年，富兰克林说他希望“有关人权的所有知识可以弥漫地球上所有国家。这样，一个哲学家便可以在地球表面随处落脚，并可以说‘这就是我的国家’”。在这句话中，复杂性、独特性、那个时代的沮丧、位置以及风俗习惯让位于一个更加简单的等式，即对权力的认识就是对国家的认识。

知识或观点的传播把现在的混乱置于未来的有序空间中，这一切都是启蒙运动所承诺的。甚至在最糟糕的年代，1799年，连杰斐逊都不信任政治、国家以及其他机构，正如在一封写给威廉·格林·蒙福德(William Green Mumford)的信中，他这样说道，(他信任)“美国人的思想是……开放的。”因此，观点又一次成为定位混乱的替代品。对新文化设计者来说，这就是启蒙运动希望的全部意义。在给蒙福德写信时，如孔多赛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一样，杰斐逊相信人类的思想是为社会而形成的，而且我们可以改善这种“尚未形成概念的思想”。杰斐逊对人类进步的信仰就像一副控制透镜，正如《宪法辨》中约翰·亚当斯的望远镜一样。

假设中的知识进步可以使混乱与不和减弱为片刻的干扰。在描述1800年混乱的选举时，杰斐逊给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写信时说，在一个地广人稀的新国家中，这已经成为一股狂烈的大风暴。然而，一切正常。暴风雨平息了，“在这块高地上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和诚实”，这就是杰斐逊所认为的“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一章”的证据。这些话语中所表达的兴奋与传达中的思想的威力有关。在欧洲，启蒙运动必须克服人类历史中的蓄意破坏，或者说，正如杰斐逊对普利斯特列所说的：“当无知把一切事情都交由当权者和教士来处理时，那是一个蓄意破坏的时代。”然而在美国情况就不一样了。摆脱了过去的残暴统治，各种观点甚至是相同的观点“在那些为智者和善者制定的法律保护下”，以不同的方式雨后春笋般兴旺发展。杰斐逊的坚定信仰使他超越了当时政治理解的范畴。美国启蒙运动中理智可能性居然改变了事实!这些可能性被正确理解，并使历史焕然一新。

精于世故的那些政客们的这种激情不能信以为真。杰斐逊总统是他所说的“1800年革命”中一个开明的思想者，他并没有过多地去寻求这些思想的起源，而是去考察如何将它们运用在有可能把不同的事务集合在一起的情景中。在历史学家们集中注意力去关注跨文化折射的细节时，他们把这种倾向淡忘了。正如有些人所争论的，1776年杰斐逊拟定的《独立宣言》是基于他所阅读的约翰·洛克的作品，还是大陆哲学家如让·雅克·伯雷曼奎(Jean-Jacque Burlamaqui)的作品，还是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控制着美国革命时期作品修辞的是英国的法院与国家之间的争论，还是苏格兰的常识？如果我们把美国启蒙运动看做是从英国启蒙运动的稳健起源向法国的激进主义再向苏格兰的保守主义进军的话，我们可以解决以上所说的那些冲突吗？这些问题并不能以很多历史学家提问题的方式来回答——如果带有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思想。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源于对普遍联系和观点传播的承诺。当富兰克林把“国家”与哲学家能找到“人权”的任何地方联系起来时，他所说的就是这个主题。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思考是基于全世界的，他们更愿与“共和”文学融为一体而非与各国保持一致，而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却对这些一体的国际范围极其敏感。作为共和党人，他们很容易接受文学的共和。作为美国人，他们拒绝每个欧洲国家历史中的特例。作为新世界的公民，他们对各种观点的新奇用法而非思想体系的来源和细节感兴趣。总之，作为启蒙运动的思想者，他们相信全球各国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全球实现共和主义的允诺。

这些倾向解释了杰斐逊在拟定《独立宣言》时，对抽象和不知来龙去脉的想法的信任，这种信任看起来很随意，但实际上却很强烈。在宣言中，正如他在1825年对亨利所说的，他在向世界的法庭讲话，不是基于以前任何一部具体作品而是源于当时和谐的情感，正如“对话、信件、铅字文章或者一些讲公正权利的初级读物，表达了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西德尼等的思想一样”。只有这样，他才能希望取得预期目标：“美国人心灵的表达。”然而这个过程中的创造力常常被人忽略。杰斐逊先彻底排除了欧洲思想的影响，后来又与其融合，从中创造出其有美国特色的东西。

换种方式来说，美国启蒙运动是凭借认识到的密切联系而非对联系的排除发展起来的。18世纪的知识分子依然相信博览群书的益处。美国的知识分子的较高目标是找到并运用宇宙知识中最适合前所未有的新世界共和主义的那部分内容。这些工作重点不应被误解为对知识传统或功利主义或简单的机会主义的排斥。1776年的领导人比绝大部分人都更有理由去相信思想的力量，但是他们却是在革命的成功实践中理解思想的。他们与思想的关系是一种变化的关系。可能性因素左右着他们的思考。当杰斐逊告诉普利斯特利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篇章时”，他是指思想已经成功地改变了革命时期美国的性质。

相信美国的未来将不同于欧洲的信念表明了与欧洲历史的关联性。尤其是杰斐逊、亚当斯和富兰克林选择了欧洲的一些参照标准，尽管他们相信这些标准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他们还是这样做了。他们借用别人的思想，但并没有不假思索地去全盘接受或否定。事实上，20世纪之前的美国思想家，可能除了第一代清教徒外，没有哪代人像他们这样把自己置于与欧洲人同等的地位上，这种自信的来源应是非常明显的。革命的成功使每一个添加的美国决定的独立生效。因此对美国人而言，欧洲共和主义的失败限制了欧洲人思想的关联性，并说明至少有必要在理智上保留一定的空间。

至于18世纪的美国人是如何广泛地、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观点，可以从他们借用欧洲启蒙运动的实际形式看出来。从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布丰的启蒙运动中，他们认为哲学就是国际英雄，一个爱的系统，一个系统内的文学风格，是历史哲学在政治科学中的运用，就是迷恋技术，就是相信自然规律以及对有组织的宗教的不信任。从英国他们得到了普遍意义上的实证调查，如牛顿科学和洛克心理学、辉格党的历史理论、政治演说以及英国人的权利。大陆的法律哲学家格老秀斯(Grotius)[5]、冯·普芬道夫(Von Pufendorf)[6]、伯雷曼奎[7]、贝卡里亚(Beccaria)为他们贡献了自然法的精髓，即在法律基础上通过签署协议组建政府的概念，以及法治与理性生活之间的重要类比。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形成了世俗的词汇，不过这些词汇使得神意留在人们脑海中。苏格兰启蒙运动也不仅鼓励了大众学习，使教育机构得到重视，而且还把经济增长同政治自由联系在一起，乃至鼓舞了殖民地争取权利的革命运动。

然而，这些影响的互相渗透又一次在美国变得重要起来。1826年，詹姆斯·麦迪逊把杰斐逊称为“活图书馆”时，他实际上是为在美国人生活中对各种观念的组合应用自如的能力而庆祝。这种生活中的宏大的目标是将科学(世界的规律性和可知性)与道义(美好生活的政治学)在社会进程中联系起来。在另一部美化英雄的传记中，革命的领导人自己就是这些不同观点融合的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说富兰克林是引领人们前进的宇宙灯塔，因为他代表着科学与政治的结合。用杜尔哥(Turgot)的话来说，“他从天空中抓取了闪电，从暴政中得到了权杖。”

4

知识分子的自信、机会以及革命思想的能力是美国启蒙运动中最终矛盾的一部分内容。因为伴随着这些特点的是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不同时期代表作品中的不同心态古怪地并列在一起，甚至最慎重的思想在实际的作品中也获得了一种紧迫感。在关键时刻，理性不论多么合理，都被情感取代。科学与历史的结合、光芒的扩散、对各种观念的信仰都转化成了紧急事件或众人的话题：“现在”。

潘恩的《常识》就是一个例子。潘恩这样写道：“现在是大陆联邦信仰和荣誉的播种期。现在最微不足道的小摩擦将来也会像用别针刻在一棵小橡树稚嫩树皮上的名字一样。”接着，他又补充道：“在这之后半个世纪，在大陆形成一个政府，即使有可能的话，也将很困难。”任何形式的拖延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发现时间没有忘记我们”；“唯有现在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时间……这个罕有的时间对每个国家来说仅有一次。”尽管编小册子的时间非常紧迫，但潘恩的小册子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整体上而言，革命的措辞从头至尾读起来像与时间赛跑。

在任何革命语言中，激烈的措辞将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常识》通过启蒙运动最深奥的比喻而达到了这种效果，而且这种做法以某种方式表明了美国在历史上的地位。18世纪的乐观主义思想中，比光芒这种观念更深奥、更重要的是对将要来临的成熟的定义。在潘恩声称“最伟大的成就总是在一个国家未成年的时候取得”，之后他立刻解释道：“青年时期是良好习惯的播种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应该记住，康德把启蒙定义为人类从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脱离。在国家建立之初的新世界中，美国人将如何解释这种想法？总之，他们将如何理解不可避免的文化青春期的境遇？与祖国分离意味着对自己命运的自然把握，或者是过早地不可避免地成为孤儿。其差别不仅有赖于英国母亲的价值——18世纪70年代争论最激烈的话题——而且有赖于对美国成熟过程的解释。只有孩子才能成为孤儿。

正如潘恩所说，革命时期的作品时不时地把青年看做是脆弱、必要性和美德的结合，并以此为主题。这些作品以出色的雄辩能力讨论了这个问题的诸多方面。美国历史的新鲜度是最受作家宠爱的主题，同时认为美国人已经超出欧洲人一千年的观点也在作家当中颇受欢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明显的矛盾，是因为通过教育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成熟——这也是启蒙运动所提倡的。另一方面，同样的答案增强了历史的紧迫感：欧美民族的差距越大，移民带来的跨文化污染的危险就更直接迅速。

美国革命的领导者担忧教育发展速度不够快，不能够保护团结公民组成的道德高尚的共和国。美德这个主题提出了腐败的危险；外国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成为每个共和党人担心的首要问题。在《弗吉尼亚州札记》中，杰斐逊写道，移民扰乱了美国人的原则，会使大众成为“庞杂而支离破碎的一盘散沙”。更为悲观的作家则认为，国外的无知与腐败彻底地击败革命只是个时间问题。

《常识》中对青年的强调也使得历史成为昙花一现的瞬间。现在行动起来吧，潘恩一遍又一遍地呼吁着，否则将永远失去机会。这种想法是革命领导人全体都认可的。从他们对历史上共和政府的研究中，他们猜想人民会渐渐地“不关心”甚至“忘记”他们的美德。在《弗吉尼亚州札记》中，杰斐逊劝诫说，“只有当统治者对我们坦诚相待，而我们团结一心时，才能够合法地确立我们的正当权利。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们将走下坡路。”对成熟这个词的定义轻易成为对国家身份和成长壮大的比喻，而不可避免的青春流逝则同样轻易地成为对国家兴衰成败的比喻。《常识》并不是1776年唯一一部经典作品；同年爱华德·吉布出版了《罗马帝国的兴衰史》(五卷)的第一卷。

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也促使革命时期的作家清楚地道出失败会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教育、探索以及发明应在人性全面进步中结合在一起，不过这种可能性有赖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领域所采取的及时行动。换句话说，进步不是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既定的演化。正如它会轻易带来额外的光芒一样，那个时刻也有可能带来永久性的黑暗。这些可能性都十分清晰地展示了18世纪美国人脑海中危机的全面含义。在新世界全新的神意安排中，所有事情都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要么美好，要么邪恶，赌注始终都很大。无论革命时期的美国人是有所为亦或是有所不为，他们都相信他们的行动会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且有可能是永久改变。

紧迫感的假设是欧洲启蒙运动与美国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区别。欧洲启蒙运动中历史危机感来临得晚，只是当思想斗争开始扩展到政治领域时才来临。相反，在美国，启蒙运动就是在政治领域兴起的，政治领域最早意识到了压力和分裂的存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作家总是在问同一个问题：现在应该做什么？暂且不谈这个问题的答案，其提问的策略就很值得品味：这个问题要求尽可能地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并促进了为美国后代所接受的信仰，即认识到危机的存在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就可以掌握社会的命运，甚至有可能控制历史本身。

这一点我们在乔治·华盛顿的《国家通告》(Circular to the States，1783)或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华盛顿的军队告别演讲辞》(Washington's Farewell to the Army)中都可看出。坚韧不拔的华盛顿将危机感在共和思想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告知听众，比善于煽动民众的潘恩、焦虑的约翰·亚当斯甚至颇具理性的杰斐逊都更具有说服力。华盛顿运用了文学中标准的传统手法，以一种最具创新能力的作者都无法想到的方式阐明了当时的任务。然而这种传统手法的应用遮掩不住其中精湛的技巧。华盛顿的作品与其他领导人的作品一样，明确地使得美国独立战争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国家通告》就是代表，不过现在我们已不知该如何来阅读这篇文章了。1796年，华盛顿总统《告别演讲》(Farewell Address)在修辞上是对早期作品的复制，但却远远超过了上部作品。不过在18世纪80年代，除了《宪法》外，没有什么别的更加重要的文件了。

《国家通告》中所阐述的四项目标成为四年后费城会议讨论的主题。实际上，1783年华盛顿提出的这些目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并决定了1787年的议程。他极力主张组成更强大的联盟、崇尚公正、系统地关注公众防御；最后，消除地方对更大社团的偏见以服从政府。每项目标都代表着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即通过安全地转换反抗的能量来对革命加以控制。毫不惊讶，他的演讲引起了听众对潜在混乱的恐惧——这种恐惧表现形式多样，如无视公认规则或标准、自然状态、极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破坏自由。

不过华盛顿文章中精明的两分法，即指导与命令，没有引来这么多争议。尽管《国家通告》的大部分内容是源于作者身为将军的经历，但是演讲辞中不断重申了华盛顿即将辞职、回家安享天伦之乐这件事。他的读者相信了他所说的话，把他的最后一次官方演讲当做是例行公事。这自然是留给人们时间思考，但华盛顿却通过叙述自己身为将军的特别经历使这个时刻更具有意义。他在军队中“无数个焦急不安的白天和不眠之夜”使他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事物，从而能够大量地创作“以我们之间的相互祝贺为主体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坚持认为“如果我保持沉默的话，就是犯罪”。这样，他任职的最后时刻变得最为公开最为自信。接下来的话筑就了华盛顿称之为“一个诚挚地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国家有用的人的财产”。这种自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财产赋予人们东西，但也要有规矩和要求。

演讲的开头是对美国启蒙运动地赞颂：“我们伟大帝国的建立并不是基于无知和迷信的灰暗时代。它建立的这个时代，对权利的理解和定义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深刻、明确。”无论是从“自然的、政治的还是道德方面来看”，这样的前景是很美好的。对光芒的暗喻将大家共同关注的不同事物或“点”联系在一起。华盛顿认为“文学的自由创作、商业的无限扩展、礼仪方面的进步、感情的丰富和自由，最重要的是，启示录纯洁而又和蔼的光芒使得人类进步，并增强了这个社会的福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便赋予了美国人“更为公平地参与政治的权利，而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是无可比拟的”，并使他们成为“最光辉舞台上的表演者”。

舞台上演员的形象是一个有力的形象。无论是华盛顿对人物形象的判断力还是他的散文，都具有戏剧性。在这一节，他的传统赞歌却突然转向18世纪的情景剧。华盛顿在谈到美国所享有的各种祝福时告诫道：“如果公民们不能完全享有自由和幸福，那么原因应该归咎于他们自己。”这个条件从句是一种暗示。它带着我们走出让人喜悦的赞歌而转向轰动的事物以及情感呼吁。幸福完美的前景带来失败的可能性，而失败的念头令人难以忍受。

之后语调的突然下沉，代表着更为悲哀、更具体的观点，这个观点在1783年时的欧洲思想中还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在康德关于启蒙的那篇文章出版前一年，华盛顿也在努力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最担忧的都是革命与启蒙之间的这段不确定的时期。当这位欧洲哲学家认为可以采取积极的方案来解决问题时，那位美国的士兵和行动者却更多地考虑到了失败的可能性。实践中的责任带来了原理中所没有的焦虑。《国家通告》的读者们了解到“这是一个政治探索阶段……是建立或永远废除他们国家特征的时代”。华盛顿得出了结论，而这个结论康德仅仅间接提到过。他这样写道：“战争应该被看做是福还是祸还没有最终确定：福还是祸，不能只是着眼于现在，因为这将影响到后世子孙的命运。”

性格冷静的华盛顿强调了“危机的重要性以及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性”。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抓住时机为我们所用”。他一段话中就有五次说到“这是……的时刻”，其中或“有利时刻”或“不利时刻”。这种极端的修辞所给出的选择要么是突然的胜利，要么就是永久的失败。无论是现在还是对后世而言，没有任何可选择的中间路线。问题是美国会“站起来还是倒下去”，“这个国家会繁荣富强、欣欣向荣受人尊敬，还是会贫困可怜受人鄙夷”。很明显，对于18世纪80年代中期引退弗农山的华盛顿来说，这两种命运的平衡会显得越发重要。1784年初他告诉乔纳森·特鲁姆布(Jonathan Trumbull)说，他对“目前公共事务的不安定和混乱状态”深感忧虑，这种忧虑很快就转变为忧心忡忡；1785年年底，他给詹姆斯·沃伦(James Warren)写信说：“我们正在从所站立的高地上滑向迷惘黑暗的深渊。”

5

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学在希望赐福和恐惧祸害的夹缝中发展壮大。美国文学在危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了不少读者。这样，早期共和国的作品就对启蒙运动的进程有很强的依赖性。美国文学是为实现希望而非对知识的庆祝进行的奋斗，这种奋斗带来了意义和吸引力。在大英帝国海外孤远的边疆上为谋求独立而抗争的美国人在知识表述的中心地位方面不能与欧洲作家相提并论。但他们却发现，自己在启蒙运动的另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们通过戏剧性的结合——希望赐福，恐惧灾祸——将自己置于黑暗与光明交接之处。

这些过程中类似舞蹈设计般的技巧体现了文学创造力。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开篇写道，美国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时，他首先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帝国的“命运”安危未定；其次是美国政府是对启蒙运动的最大检验(似乎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国家的命运有失败的可能性；对良好政府的实验为人们考虑成功提供了条件。成功和失败这两个对立因素构成了“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而失败将是“全人类的不幸”。每位读者都是汉密尔顿所描述的不确定性斗争中的一员。

当然，困难在于这种斗争也是不确定的，结果也不明朗。对结局的阐述只能到此为止，参加启蒙运动的人们可以使每位读者随时陷入到更广泛的历史范围中。理性可能会澄清事件，而知识的传播甚至有可能使历史焕然一新，然而两者却都完全处于无止境的变动中——即国家的兴衰。时间可能会站在革命的一方，但会是多久呢？当问及这个问题或类似问题时，甚至连最乐观的早期共和党人也明白理性与知识的局限性。

作为回应，也是一种传统，革命时期的作家常用一些精神术语(spiritual terms)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华盛顿决定通过“启示录纯洁而和蔼的光芒”以及“福与祸”这两个词来阐释革命，这表明了对宗教形式以宗教观点的总体依赖性。1776年约翰·亚当斯在给他的表兄扎布达尔·亚当斯(Zabdiel Adams)写的信中解释道：“我亲爱的政治家先生们可能会对自由作计划和猜测，但是只有宗教和道义才能建立起有牢固基石的自由。”对于革命时期大部分美国人而言，神意在心，历史仍然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话题。

然而，天意绝不能滥用。亚当斯的《政府宪法辩》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开始于“人民的自然权力，没有什么奇迹或神秘伪装”，“也没有牧师的僧侣生活”。这里他又说道：“我们永远都不能伪称(创立美国政府时)所聘用的人都曾访问过上帝或是在听从神意……人们将永久地认为政府是通过理性和感觉创立的政府。”这些话表明亚当斯也同启蒙运动的追随者一样对宗教狂热和迷信嗤之以鼻。不过他也知道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顺其自然发展的话就是一个危险的变量，而且这个“仅仅是人为的”政府很快就会消失在历史滚滚的洪流中。

亚当斯已经掌握了一个更高层次观点的核心，那就是他关于美国身份的那部分。在《政府宪法辩》中，他开头便说道：“现在美国人手中掌握着最佳时机和最大的信任，而之前，只有很少民族得到上帝这样的赐福；如果他们背叛了这种信任，那么他们将会受到其他民族都没曾受到过的更大的惩罚和上帝的愤恨。”毋庸置疑，亚当斯相信这个协约，不过这也是出于知识和政治的便利，因为它为人民下了定义并给人民加上一些额外的限制。他轻而易举地将宗教和非宗教的解释融合在一起，这在当时随处可见，而且很明显这种手法把信仰和便利结合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修辞中最难以理解的特点。亚当斯和其他人的智力水平虽不足以代表信仰的损失甚至特征，但却好像充实了自己的智力。实际上，启蒙运动中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独立的信仰爆发为白炽状态，而且很精确，因为它帮助美国人把他们自己独特的改革运用到革命中去。

美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像法国人一样与宗教的正统信仰发生冲突；相反，它是基于启蒙运动从基督教信仰中借用的共同节奏或形式。知识分子们所提到的并列物——拯救与进步，灵魂之健康以及与之相应的公众利益的标准，革新的基督教与具备美德的公民，对神圣的狂喜与对设计的庆祝——在美国人的脑海中是相同的欧洲哲学中一个可以取代另一个的替代品。另外，尽管18世纪很多美国人好像已经意识到了不同种类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坚持自己的结合方式。

对此的解释在于革命期间启蒙运动与新教改革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困惑的联系。正如理性对权力的挑战提供了最广范围内知识的合法性以及对美国小册子的共同认可一样，原始教堂中神圣牧师的布道鼓励了激进的集体行动，并为此提供了依据。不要介意对理性的抽象表达攫取了正式宗教中重要的神秘色彩以及对恶化洗礼的冲动!知识的传播及公理制中的反抗策略与警惕的思想融合，共同成为一种爱国美德。

实际上，没有联系就没有革命。康涅狄格州的塞缪尔·谢伍德(Samuel Sherwood)教士在《统治者与生而自由的公民的制度》(Scriptural Institutions to Civil Rulers and all Free-born Subjects，1774)中将虔诚、公众美德与对祖国的热爱联系在一起时，这本书是所有有关革命布道中最具影响力的。他认为只有不断警醒的人民“惧怕君主”才可能使一个国家获得自由。这本书将神圣的惩罚与世俗权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赞美了“这块土地上共同的事业、公众利益以及总体兴趣”，并寻求“把这块土地上的好教徒组织团结起来合并成一个共同的利益体”。没错，对君主的惧怕和对权利的警觉确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虔诚的民族，会找到一个共同的事业并为之奋斗。谢伍德和其他一些牧师很快就把这些立场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圣经文章。谢伍德的《教堂逃向野外》(The Church's Flight into the Wilderness)是与潘恩的《常识》同年出版的，两者都以宗教为题材。在这本书中，“启示录的光芒”也是“正义之路”。1776年，在国家的统一事业中，启示录与理性融合在了一起。

[1]伯斯维尔(Boswell)：即为名人详细记述言行的人。——译注

[70]詹努斯面孔(Janus-face)，指古罗马双面神。在正月时，他可以看到过去的一切，以后可看到未来的一切。神学家认为这代表诺亚及其后裔，因为他们经过了洪水前后的两种世界。——译注

[3]赫歇尔(Friedrich Wilhelm Hercher，1738—1822)，全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出生于德国汉诺威，英国天文学家及音乐家。一生制作了许多望远镜，并发现了天王星等行星和卫星。其制作的望远镜还曾送一台给中国。——译注

[72]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公元前5世纪古罗马民族英雄，曾任古罗马执政官。据历史传说，公元前458年辛辛纳图斯被罗马城居民推举为执政官，让他去解救被围困的军队，他接到此项任命时正在自己的小农庄上耕作他在一天之内就打败了敌军，在罗马举行了凯旋仪式。他限定自己仅仅在领导罗马渡过危机时掌权，危机一解除，便辞职返回农庄。——编注

[5]格老秀斯(Grotius，1583—1645)：荷兰人，现代国际法奠基者，主张公海自由及国际贸易自由，也把自然法学推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为古典自然法学创始人。——译注

[74]普芬道夫(V. Pufendorf，1632—1694)：法国法学家，自然法学创始人，其发展了格老秀斯的自然法学。著有《战争与和平法》。——译注

[7]伯雷曼奎(Jean-Jacques Burlamaqui，1694—1748)：瑞士法学家，出生于日内瓦。是普芬道夫的追随者。著作有《政治权利原理》。——译注

第三章 宗教的声音

1

宗教的声音最先出现在美国革命时期。从某一层面上讲，这只是再次表明宗教在美国早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到1765年，在美国这块殖民地上，宗教书籍的数量一直超过其他书籍的总和。在美国独立战争时代，最大的出版物始终是宗教书籍。但是宗教早期的主导地位只是表明它在英美政治辩论中的重要性。持异议的宗教传统与反抗性的政治文章之间的关系是革命时期文化修正和文学创作的晴雨表。

受17世纪英国革命的深深熏陶，18世纪激进的美国新教徒很清楚怎样反对国王。乔纳森·梅修在《论无限制的服从》(1750)一书中因“对查尔斯一世的反抗”的赞同而震惊了他同时代的人，不是因为此观点“支持自由、圣经、常识，反对专制、滥用神权和胡说八道”——18世纪新教徒标准的二分法思想——而是因为在反对“被动服从和不抵抗的盲目原则”的同时，认为先进行判断然后再反对国王是“人民以所拥有的自然合法权利”的一部分来“反对独裁权力非自然的、不合法的侵入”。

在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言论，但是它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主导了美国的辩论。毕竟梅修是在庄严的波士顿西教堂他自己的会众面前第一次宣讲了“关于无限制服从的演讲”。当面对“宣扬政治而不是基督”的指责时，梅修和其他美国教士比他们在英国的同道冒着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面对着庞大的对激进的新教徒有同情心的听众。革命动力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听众的宗教特殊性。改革的新教主义由教堂会众维持和激励着，在一个个教堂之间传播，这种独特性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假设。约翰·亚当斯在1765年2月住在“英帝国”的最边缘，这并无大碍，他也是梅修布道和其它无数类似布道的忠实听众。他写道：“我一直以尊敬和惊叹的心情来看美国的建立，认为它是上天为了启迪令人类的愚昧、解放毫无创造性的那部分天性而设计的宏大场面的开幕。”有些人已经强调了像这样的言论中包含的有意识的艺术。但是如果否定宗教和政治的相互作用是自由的源泉的话，就不能理解美国早期——不管是在殖民地时期还是在共和国初期——的情形。

与英国之间的差异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又颇为令人吃惊，因为这些差异有悖于宗教起源和影响的连续性。在18世纪，殖民地的每三个美国人中至少有两个人把自己归入宗教异议的传统中。相反，英国在经历了上一个世纪使人精疲力竭的宗教战争后，陷入了温和的英国国教；不赞同英国国教教义的新教徒渐渐缩小为少数派，只占英国总人数的7％。1775年在《与殖民地调和的决议》(Resolutions for Coniliation with the Colonies)中，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觉得需要为还未认识到这种差异的国会指出这种不同。他警告说，宗教在美国是“在抵制基础上的改良”，“绝不是思想和观念上的绝对服从”。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亲英派领导、历史学家彼特·奥利弗(Peter Oliver)仍然把革命归罪于持异议的教士身上，说他们是美国叛乱中“穿着黑袍的兵团”。

但是如果对宗教信仰持异议是革命的思想意识形成的核心因素，那么它的影响力的确在本质上非常复杂，而且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会引起迷惑。把伯克和奥利弗的评论放在一起就点出了迷惑的一个方面。到底是如伯克在国会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是宗教异议的反抗模式从激进的新教徒扩展到政治领域，还是如奥利弗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有组织的教士团体把殖民地的义勇兵推向了反叛？这两种可能性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调查方法，因为好斗的会众会认为这个牧师的布道太温和，临近的社区就有一个“有战斗力的牧师”。如果牧师这个群体确实起了领导作用，那是理智的宽容的牧师指明了革命的道路，还是这一殊荣更应该归功于那些激进的牧师？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美国文化的预设意义和方向在经历着巨大的考验。

这些问题本身由于更深层次的历史调查而愈发复杂。现在看起来很明显，彻底的革命把教士排斥在新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之外。在当时的社会剧变中，牧师比其他任何知识分子群体都失去了更多的地盘，跟以往他们一向拥有的蓬勃生命力相比，他们的地位在下滑，直到最近他们才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中重新被重视。除了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还有另一个疑问：宗教信仰是怎么如此精确地和世俗的启蒙运动思想不谋而合，并且一起影响了处在革命活动核心的这些美国人的？可以解释这一成功的正是常常被人们遗忘的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如此突然而又带来如此巨变的美国革命一样使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事件。

美国异议传统发展起来的一个明显的线索当然是来自于清教——17世纪英美长老派教会和公理主义的遗产。清教的理性基础促使他们在大范围或者小范围内发表了反对性的论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包括原始主义、反现存制度优越论、分离主义和其他要求地方自主权的主张、契约神学的合法性以及认为对圣经进行注释是合法的文化行为的观点。每个人每日都要读圣经——圣经作为社区生活的最高指导，作为人神历史相关的唯一真正来源，作为每个真正信仰者的私人财产——好像在叛逆语言的发展中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清教通过举行仪式把有罪的心暴露给公众评判，因此清教分辨善恶，把个人的道德行为和社区的繁荣强制性地联系起来。我们历来都拥有辨别并反抗不称职的统治的能力。

抵制权威实际上是殖民地宗教思想的一个共同的特征。虽然大多数殖民地追随欧洲的模式，建立教堂，但是反对宗教一致性是殖民地宗教最广泛的一个特征。不断增加的宗教派别之间的公开竞争以及非神职人员对教堂管理的积极介入使美国宗教区别于其欧洲起源，促进了对等级制度的一致反抗。国教教徒在任何地区都饱受折磨。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在《独立思考者》(Independent Reflector，1753年10月11号)中表达了一个美国构想。他说道：“我相信，如果整个国家只信仰一种宗教，那么这种宗教只能是非宗教，这个国家各种各样的宗教派别，是抵制专制和篡权的卫士。”这个论述的前提就是：通过最大范围的不同来达到互相接受。杰·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在他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1782)中以此来部分地解答“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从而使这个前提变得很出名。而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也指出，通过不同来达到互相接受以抵制党派之争。

即使是在英国国教占绝对主导的弗吉尼亚州，殖民地的领导者们也抵制高度的教堂形式和权力的集中。在英国教堂里信仰也阻止不了当地的教区会控制他们的宗教机构。后来，当弗吉尼亚全州范围内由于征收教堂税而爆发了帕森案时，弗吉尼亚人民已做好准备。里查德·布兰德(Richard Bland)是一位弗吉尼亚农场主，同时也是英国国教的教区代表。他在《给弗吉尼亚牧师的信》(Letter to the Chergy of Virginia，1760)中质问道：“对那些残酷贪婪的人、那些捕食猎物的猛兽，我们应该怎么办？人民的血汗是不是就应该毫无控制地来供养他们？”那些神职人员的回答，即那通过弗吉尼亚法院确保付款，给了帕特里克·亨利律师作为美国解放的辩护者的第一个舞台。

反对宗教独裁主义的实际行动可以理解为对设立美国主教的恐惧。对设立美国主教的忧虑充斥着整个18世纪的论战，并导致了1767年至1770年主要殖民地间反对英国教堂的运动。到最后这个问题引起的争论比《印花税法案》还多，并成为激进的意识形态异议的主要内容——以至于约翰·亚当斯在1815年对杰迪迪亚·摩尔斯(Jedidiah Morse)说，“对主教管辖制度的恐惧”对美国大革命的贡献不亚于其他任何运动。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深深的忧虑理解为它的无根据性。在美国设立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在殖民地期间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种恐惧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来自早期美国人性格中固有的紧迫感。像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昌西教士这样的牧师们，他是18世纪60年代后期的反主教管辖制度运动的主要代言人，的确担心英国国教在新大陆的蔓延。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英国国教的会众在增加(从1750年到1776年在美国的英国国教教众从300人增加到450人)，英国国教传教士的热情也在增长(福音书宣传协会在新英格兰和美国殖民地中部进行信仰宣传活动)。即使如此，英国国教的增长速度还是赶不上同时期其他宗教派别的增长，抵制的真正根源还要更深。

事实上，殖民地的美国人利用抨击主教管辖制度，跨越了宗派联系而相互认可。1767年昌西的《致朋友的一封信》(ALetter to a Friend)只是这种努力的一个例子。他在回应兰德福的约翰主教时，反对在殖民地任命主教，但是他这么做是为了提醒美国人“我们祖先来到这个国家的使命”以及“基督教自由的宗旨”。作为殖民地宗教争议的论战人物，昌西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可以得到一致的认可，甚至受到欢迎。厌恶繁复的教堂仪式是美国最广泛的公众思想的一部分，自由和虔诚作为祖先们最初的使命得到新生命。

在殖民地自我意识的产生中同样重要的是昌西能够轻松地辨认出一个英国敌人。美国人的美德和英国人的腐败之间的差异构成殖民地文章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但是美国领导者很快意识到，用宗教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同比用政治语言更安全。基督教会的差异在意识自由的大环境中是可以接受的，而政治分歧会导致无法接受的派系出现分裂的可能。18世纪在美国的英国知识分子怕的不是异端而是叛乱。因此，昌西可以毫不冒险地在英国谈论“恶毒行为”以及“不公正地无限蔓延”，把英国人说成是“从背后下毒手的人和满口谩骂的人”，他们表现为“盲从、偏执、恶意、利益熏心，易受到其他肉体和精神上的诱惑”，他还特别谈到促使第一批美国人逃离英国而“享受作为人和基督教徒自由”的“奴役”。

《致朋友的一封信》对英国的统治(“如果主教被送到了殖民地，这里的人民就会变成国教教徒”)和美国的虔诚(“真正的基督教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在这里更好地身体力行了”)进行了对比。当腐败的殖民者真的出现的时候，他们能很容易地被从美国清白的历史中排除出去。“那些人”，昌西说，“是外国来的。”这种在地域范围内的道德上的分歧是昌西和其他人的思想武器。在背景和语言和事变的压力下，这种对立很容易变成邪恶和正义的对立，立刻表现为揭穿英国赤裸裸的腐败行为的一次勇敢和审慎的运动。就像牧师对自己的教友演讲一样，昌西能够拒绝英国文化，而依然不受到政治起诉，始终激励着美国人团结在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周围。

宗教思想把它自己的力量带到了18世纪六七十年代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机中。基督教倾向对理解复杂的外交问题贡献微薄，而更多地贡献于基于绝对分歧的解释。英国的恶毒和美国的美德使人们意识到了圣经和历史的明显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很快在圣经的阐释上变得更加明确。在1776年，《启示录》里“野兽的形象”(《启示录》13∶14-15)就是“暴政和压迫的腐败系统，大英帝国的政府现在建立和实行的就是这种腐败系统”。塞缪尔·谢伍德在他的《教堂的疯狂之旅》(The Church's Flight into the Wildeness)中，引用圣经上的例子来证明反抗是有道理的。他解释道：“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掌握天堂一切大权的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接受这一预设就确保了胜利。它也把所有妥协的想法变得不可能：没有人跟反基督徒谈判。

美国的革命精神得益于这些言论。在激进的牧师灵巧的手里，怯懦就是不虔诚。1775年塞缪尔·兰登(Samuel Langdon)在马萨诸塞第三次州议会前布道和大卫·琼斯(David Jones)在费城大陆斋戒日布道时他们都提道：“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谁还能跟我们作对？”他们利用圣经里“上帝的选民”的故事的同时，也帮助了很多殖民地人们冲破政治障碍。在他们各自呼唤武力解决的时候，就连兰登和琼斯也在考虑皇家联盟的问题。像1775年大多数殖民地的英国人一样，他们发现很难去与他们的国王作对。

对大多数追求独立的人来说，答案来自于上帝在殖民地政治中的出现：上帝的权威超越世俗的国王。兰登说：“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永恒的国王(上帝)至高无上的统治上，像决定一切一样，建立或者打倒世间的国王。”或者，启蒙运动中更加简洁的被认为是出自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格言：“对暴君的反抗就是对上帝的服从。”这些话展示了信仰的力量，同时也表明了在革命中只讲道理的局限性。有趣的是，它们的来源不是世俗的启蒙运动，而是英国清教徒黑暗的一面。远在杰斐逊用这一概念做墓志铭、富兰克林建议用它来做美国的国玺之前，“对暴君的反抗就是对上帝的服从”已经挂在约翰·布莱德肖(John Bradshaw)的嘴边。布莱德肖是1649年议会法官席的主席，否决了查理一世在被宣判前讲话的权利。那时他已经知道18世纪的美国辉格党人将会学到的东西：信仰而不是逻辑，能带来反叛。

2

宗教复兴运动是与美国革命关联最密切的宗教现象——具体地说，就是18世纪中叶的一系列信仰复兴活动，史称“大觉醒”运动(1734—1750)。然而，近来史学家们对“大觉醒”运动的性质、范围、影响以及整体意义的看法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甚至运动名称本身也受到了质疑，被认为只是将一些零散的事件串在一起而做出的没有根据的假设而已。关于大觉醒运动的跨殖民地性，它在下层百姓进行反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与激进政治的关系，以及对社会和宗教团体的深远影响，有人承认，也有人持有异议。然而，有些事实和假设是所有学者都认同的：发生在美国革命前夕的信仰复兴运动呈现出宗教特征，这一点使它们与先前局部地区的运动有所不同。运动规模的扩大，加深了它的影响。18世纪60年代，宗教复兴一直主导着美国的宗教思想和著作。

我们不能忽视18世纪中期宗教复兴运动传播与包容的一面，也不能忽视个别令人动容的传教士的影响，比如18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新英格兰公理会教众中布道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同期在中部殖民地长老会教众中传教的吉尔伯特·亭纳，50年代在弗吉尼亚基督教长老会教众中传道的塞缪尔·戴维斯。最值得一提的是卫理公会派的巡游布道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他从1740年直到1770年去世之间先后七次在殖民地巡游布道。他们的布道在殖民地中是前所未有的。1734年至1735年间，爱德华兹在康涅狄格河谷地发起的复兴活动波及32个小镇。怀特菲尔德1740年在波士顿同时向1.5万人布道，此前波士顿从未聚集过这么多人。另外，尽管每位传教士都意识到了巨大的社会差别，但他们宽广的布道范围，成功地打破了文化的界限。

贯穿战前整个复兴运动的一条主线，就是困境中的坚韧。领导复兴运动的传教士们不必费力，就能感受到宗教集会的脆弱性。18世纪中期来自荒原的侵袭仍然是现实的威胁，这种威胁在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1754—1760)中有所体现。爱德华兹在《落入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Edwards's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1741)中有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警告：“正午时分死亡之剑猝然袭来。”18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也正值多事之秋：人口变动混乱(殖民地人口经常迁移，人口数从1700年不足30万，增长到1770年的200万)，经济严重衰退(1745年北美生活水平降至世纪最低点)，流行病引发巨大灾难(仅1735年至1737年白喉的爆发就使多达2万人丧生；各种流行疾病通常会导致人口缩减5％—10％)。同样，在复兴主义者的著述中，有关社会解体、物欲泛滥以及疾病的暗喻随处可见。

结果是，革命前的北美人民已经对生活中的困境习以为常了。他们渴望宗教复兴派来补偏救弊：在划清罪恶腐败和美德纯洁方面有令人振奋的变革或改变。塞缪尔·芬利(Samuel Finley)是吉尔伯特·亭纳在中部殖民地的追随者，他在《基督的胜利与撒旦的肆虐》(Christ Triumphing and Satan Raging，1741)中向信徒们说明如何“认识这个时代的种种现象”。他问，“是种善因，得善果？还是种恶因，得恶果？”真正的基督教徒必须立刻选择善因善果。“听我继续说，”芬利劝诫道，“对圣灵犯下的罪恶永远得不到宽恕。我很担心，这一代很多人，既有官员也有人民，对圣灵有罪……尽管你们接近天国，然而可悲的是，由于可怕的报复心理，将陷入更深的地狱。”

在绝境中挣扎的基督徒们只剩下一个慰藉，但这个慰藉中充满了对未来社会和政治的暗示。在天国和地狱之间如何选择，瞬间成为全社会的问题。不同于此前基督教的各式劝诫，宗教复兴运动确信任何决策都没必要由个人单独来做。复兴运动推动了听众中即发的改变，再次说明进行联合的可能性，不仅如此，也昭示着一个对所有人更加光明的未来。

劝诫颇有成效因为它提出了有罪之人可能遭受的种种困境，理解力越深刻，就越能感受困境发生的可能性。宗教复兴派的作品中经常指出，危急时刻是上帝降临、荣耀显现的最佳时机。“人类的绝境是上帝的机会。”塞缪尔·戴维斯在《弗吉尼亚非国教派新教徒宗教信仰状况》(The State of Religion among the Protestant Dissenters in Virginia，1751)中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个观念。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论述更为详尽：“当(上帝)要降福于他的子民时，常常是先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安排，让子民们意识到需要上帝的赐福，在苦难中渴望上帝的眷顾，诚挚地向上帝乞求。”

关于这个问题，最有影响的著述是《关于新英格兰地区当前宗教复兴的一些思考》(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Revival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1742)。爱德华兹在著述中设想了北美的未来，说明绝境与机会如何能够并存。宗教复兴运动不亚于“一场奇妙的革命，一次意想不到而又令人惊讶的变革，瞬间爆发、蔓延”。这意味着，令人惊讶地直接关系到将上帝亲爱的孩子们陷入巨大的苦难的“无数的困境”。苦难的出现“让人们更有理由相信现在北美，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呈现的景象，可能就是荣耀降临之日黎明前的黑暗。”《关于宗教复兴的一些思考》(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Revival)通过反向解读，说明千年福国，即“将由圣徒治理的世界”，必定会在北美而不是旧世界诞生。“在上帝要把俗世变为天堂的时候”，爱德华兹猜想，“他不会从已呈繁荣之象的地方开始，而是从荒原着手……他将会最先眷顾这片最边远、最贫瘠、最年轻也最脆弱的地方，这里也是最后一个建立教会的地方。”

对千年福国的乐观企盼以及对基督治世千年的向往，促使宗教复兴运动抱有在北美实现更加团结和谐的想法。为此，也更需要一个统一民族的信念和行动。《关于宗教复兴的一些思考》呼吁“北美全体上帝的子民达成一致……找一天来斋戒祈祷；我们应该将这个日子统一起来。”一个统一的北美，更能彰显敬拜上帝的人们团结一致，上帝也更可能“屈尊降临，在俗世建立荣耀之国”。不仅爱德华兹一人怀有这种希望，18世纪自始至终，有关北美未来的言论都是关于如何以及何时天国将与世俗合二为一。

五年之后，在《试论促使上帝的子民达成明确约定、建立联邦实体》(An Humble Attempt to Promote Explicit Agreement and Visible Union of God's People)中，爱德华兹进一步给走出困境的联邦赋予哲学上的意义。据他的观察，英国“这个国家似乎很难撑得下去，但必定会在腐败和罪恶的重压下沉没”。爱德华兹不断地重申“教会的绝境通常是上帝的机会”。他相信“幸福的转变即将来临”。特别是兴起于新英格兰并在其他地方继续发展的“伟大的宗教觉醒运动”，让爱德华兹更有信心“达成明确的约定，就像我们祷告的那样，团结起来”。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回响在北美人民的心里：“团结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行为之一，是世上最美妙快乐的事情之一，它让俗世更接近天国。”爱德华兹倡导的复兴运动所宣扬的这场在苦难中寻求快乐的“奇妙的革命”，在美国革命时期广为人知。真正要从英国分离出来，非常需要建立一个光荣的国家，一个神圣民族的联合体。

宗教复兴运动中孕含的千年福国论也解决了新教团体中一个重大的困境。上帝的选民和其他灵魂(注定要永世受罚)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千年福国中荡然无存。乔纳森·爱德华兹影响力最大的学生约瑟夫·贝拉米(Joseph Bellamy)在一次布道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完美的阐释，这篇布道在18世纪晚期引起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影响。这篇《千年福国论》(The Millennium，1758)引用了《启示录》(20∶1-3)∶天使将撒旦用铁链锁住，关在无底洞中一千年。书中的主题是未来基督治理俗世，将如何改变历史的性质和含义。可以想象，既然“荣耀之日即将到来”，历史可能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1758年突然一切都有了可能。以《赛亚书》(Isaiah 66：8)中的疑问(国家岂能一日而生？)在贝拉米那里变成了确定的论断(国家可以一日而生)。《千年福国论》的主要部分详尽地列出了反基督者的种种下场，而后逐渐过渡到贝拉米对快乐的重新界定。这种快乐包括“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拯救”的推断。“许多人被召唤，但很少一部分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贝拉米也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当一个国家在一日之内诞生，全体人民都将是正义的时候，情况就不一定如此了……那时撒旦被困，情况将完全不同。”这种前景让人心理上难以抵挡，期待着详尽的描绘。《千年福国论》详细地论述了人口昌盛之日即将到来：“全世界的和平繁荣就要出现，这是真诚地信奉基督教带来的自然结果，人类自然将会增加、散布并生活在世上的各个角落。”

人们即使没有皈依基督，也会迎合这种论调。贝拉米相信历史将会改写，这与杰斐逊的主张并无太大区别。困境中显现荣耀、革命变革中的乐观精神，欧洲的腐败、北美的释放、对联合的重视、奇迹般形成的民族性、自然财富的回报——所有这些观念很容易就进入到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辩论中。表达思想的环境的变化，再次说明语言在转换过程中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复兴运动的言论基于个人救赎的希望，鼓励全体北美人民坚持到底，很多殖民地居民似乎将这种表面的号召看做是他们在政治上具有社会特性。这样，所有这些言论的根源——救赎，就成为所有人共享的利益，不论他们的宗教思想和偏好如何。结果，原本由于宗教焦虑而产生的对言语的重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要知道，宗教复兴运动仅在一半的殖民地中起到主导作用，尽管是在革命早期最活跃的殖民地——弗吉尼亚、罗德岛、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康涅狄格以及马萨诸塞。)

两种文学环境进一步扩大了宗教复兴思想的影响。首先，在18世纪70年代，爱德华兹、亭纳、贝拉米、戴维斯、芬利等人的著作已经被每块殖民地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所熟悉。这就产生了一种对作品进行欣赏和使用都超出宗教信仰原来范围的文化氛围。其次，这些著述在殖民地生活中引发了争论和异议。当时最具讽刺的情况之一是，复兴运动派倡导的觉醒与联合实际上比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现象引发了更多的矛盾和分裂，有些矛盾出现在内部。巡游布道给地方牧师造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当觉醒的观念与现状相抵触的时候，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无论在讲坛上宣讲还是在书中的宣扬，复兴运动的热情使矛盾更加激化。

这场攻击的领军人物吉尔伯特·亭纳奠定了他在中部殖民地宗教复兴运动中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他在当时最臭名昭著的一篇布道《因循守旧的牧师带来的危害》(The Danger of an Unconverted Ministry，1740)中指出：“不虔诚的牧师是真正的祸因。”抵制复兴的牧师们被比作圣经中提到的法利塞教徒：“过去这样，现在依然如此。”二者的相似程度好比“一只乌鸦蛋和另一只乌鸦蛋”。“那么法利塞式的牧师们是什么味道呢？”亭纳问，“事实上，臭气熏天，无论在上帝的鼻孔中还是在虔诚教徒们的鼻孔中都一样。”在其他事情上，“他们没有胆量，也不够正直，无法用恐惧之钉钉住沉睡的灵魂。”亭纳的谴责直指传统的牧师学习及当时神学院的根基，他还在宗教集会上挑战知名牧师的权威。“全体基督的追随者站起来吧，代表上帝，与反对者作斗争，”亭纳发出命令，接着又问：“谁站在上帝这边？谁？”

这种讲道——知名牧师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导致了宗教团体和整个社会的分裂。1741年，中部殖民地出现了“新派”和“旧派”的划分；一年后新英格兰地区“新光派”和“旧光派”正式决裂。北美上至思想层面下至宗教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对立导致了关于神学问题的重大争论，比如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关于目前复兴运动的一些想法》(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Revival，1742)和查尔斯·昌西的《关于新英格兰地区宗教状况的新近看法》(Seasonable Thoughts on the State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1743)之间的辩论。对立还导致了在北美宗教和生活中出现了极端的谩骂行为。比如，保守牧师蒂莫西·卡特勒(Timothy Cutler)这样描述亭纳1741年初在波士顿的巡游布道：“人们在雪地里连滚带爬，听他野兽般的咆哮。”

在宗教复兴问题上的对立改变了整个18世纪北美宗教思想的性质。争论的焦点问题可以归结为：宗教皈依的哲学基础(许多具体问题是关于信仰宗教中理智和情感的各自作用)、巡游布道的地位、牧师的培养以及牧师的作用。争论热烈的时候，注意力往往从上帝约束的神圣性转向个人和社会行为的问题，从神秘的上帝旨意转向关于人类能力的断言。

结果引发了思想史上一个奇特的矛盾。因为如果宗教复兴运动强调虔诚的重要，就与它同时又使宗教思想更加人性化相悖。复兴运动一方面承认宗教在美国思想中的一贯分量，另一方面也承认人文主义越来越成为神学和启蒙思想的基础。“与丰富头脑相比，我们的人民更需要心灵的触动，”爱德华兹在《关于目前复兴运动的一些想法》中这样评价复兴运动。昌西在《关于新英格兰地区宗教状况的新近看法》中反驳说：“清楚明了的事实是，自称为人的那些人应该由开化的头脑而不是冲动的感情来支配；处理宗教事务是这样，处理其他问题也一样。”哲学上消除这种分歧很难，但用语言说明各种可能性就没那么难了。有关宗教复兴运动的争论解放了北美作家们的思想，使他们能在宗教、政治、社会生活中将理性和情感需求融合在一起。

伊利沙·威廉姆斯(Elisha Williams)早在1744年就显示了将这些诉求合在一起而产生的政治力量。威廉姆斯先后做过耶鲁大学的教师、校长，康涅狄格最高法院的法官，他在《新教徒的基本权利和自由》(The Essential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Protestants)中，反对限制复兴运动中的巡游。他在文章中从圣经、法律以及哲学的传统追溯“宗教事务中道德和个人判断的权利”，证明了在每种传统中这些权利“都是一致的，不能改变”。威廉姆斯将民权自由和宗教自由合二为一，声称二者都是“与生俱来”，“天生不可剥夺的”。然而“固执的牧师，独断软弱的天主教国王们”解决不了这二者的合一。1744年《新教徒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已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这种情况该做什么呢？当俗世政府企图剥夺天生的权利时该做何反应呢？

答案就是采取行动，宣扬殖民地的自由。约翰·洛克领导的、通过光荣革命实现的英国启蒙运动已经确认“《大宪章》中规定的权利不以国王的意志或是立法会的意志为转移”，宗教自由也必定一样，因为它“享有比《大宪章》规定的民权更重要的优先权”。因此，礼拜的自由“不受人类法律的钳制”，这种权利“任何人触犯都会受到惩罚”。换个角度说，触犯宗教自由必定是有罪的，即使国王有这种言论也会受到惩罚。

伊利沙·威廉姆斯将启蒙运动的法律观念放入宗教的参照框架中，引起了世俗更强烈的反对。他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需要一个更强势的反对立场。跟其他殖民地作家一样，他也担心“基督教信仰自由和公民自由会一点点逐渐丧失。”他的结论是“备受瞩目的宝石才珍贵；如果不热切地保护自由，就没有人可以长久地享有自由”。威廉姆斯结论中的词汇——“关注的目光”和对自由的“热切”——成为后来殖民地文章中的名言；这些词汇表现了宗教复兴运动中的紧张局势。正是这种紧张局势使自由成为有史以来最为迫切的主题。

宗教上的争论使北美新教派中反独裁主义情绪高涨。要深入了解这个过程，必须要认识到牧师角色的变化。殖民地牧师起初都是村里或镇上至高无上的文化使者。他们持有绝对的领导权，拥有超越了其职能的社会政治权力。但牧师们在复兴运动问题上的分化对这种状况至少产生了触动。当吉尔伯特·亭纳问：“谁站在上帝这边？”，问题的矛头对准的就是某些敌对牧师的权威统治。这个问题也引发了对整个社会领导权的假设，而此前这是无法想象的。突然之间问题有了答案，上帝的旨意存在于广大民众之间，而不在世俗社会的特权阶层。

这种假设是基于一直以来对牧师统治的强烈不满。理性主义者乔纳森·梅修在1748年发表观点，支持由经过培训的牧师进行统治(《个人判断的权利和义务》[The Right and Duty of Private Judgment])。浸信派的伊萨克·巴克斯(Isaac Backus)在1768年表示反对“装腔作势”，支持人民争取自己判断宗教事务的权利(《落入自己网中的鱼》[A Fish Caught in His Own Net])。在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北美人民开始了民主的历程，这个过程可能要经历很多挫折。这些转变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人民成为宗教辩论中的意义单位。

牧师的权威和人民有权自己进行选择之间平衡关系的变化，对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来说，显得尤为重大。安妮·哈钦森1636年在马萨诸塞湾对她邻居们进行教化的想法，不能归结为他们需要教化。截止1767年，罗德岛的纽波特也兴起了一系列的复兴活动，莎拉·奥斯本(Sarah Osborn)曾在家中召集了祈祷会，牧师约瑟夫·菲什(Joseph Fish)对此进行了批评。莎拉·奥斯本1767年3月7日给“尊敬的约瑟夫·菲什牧师”写信，有力地予以回击：“我是上帝的仆人，肩负着上帝分派的重要任务。”奥斯本是家庭主妇，也在学校教书，她将自己视作上帝和人民的仆人，抵制牧师的权威。她家中的集会是“一条美好的联系纽带，让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聚集在一起”。在驳斥牧师对她企图“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指责时，奥斯本甚至敢于双关地运用牧师的名字：“阁下，要是我不清楚怎样放走这群鱼(Fish，在英文中是‘鱼’的意思)，请不要怪罪我固执。”奥斯本写的这一切，都表达了她对宗教复兴运动所说的变化了的世界而感到的兴奋之情，“收获之神会准许劳动者收获，给予劳动者成功的桂冠。”这种论调，恰恰顺应了时代环境，也反映了奥斯本的需求，没有牧师能够有力地反驳。

牧师的分化、人民对两派牧师的越来越抵制、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以及推动新教发展的思想基础，产生了自由处理宗教事务的想法，而这在政治上也逐渐形成了类似的想法。随着千年福国论宣扬天国越来越接近，人民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一定民主权利的希望也随之大增。18世纪末，朱迪丝·萨尔金特·莫瑞(Judith Sargent Murray)在她的《论性别平等》(On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1790)中说明了将这个希望转变为现实的思想基础。“一个想要永生、享受天国快乐的人，一个将永世思考神性著作的智者，不允许接受其他思想，只能接受一些无稽之谈，这样合理吗？”

复兴派在牧师教育问题上的争论带来了一些更加直接的后果，但也是宗教权威人物所意想不到的。新光派1746年建立了新泽西大学，很快更名为普林斯顿大学。英国国教派1754年创建了国王学院，即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1764年浸信派创办布朗大学。荷兰新光派1766年建立了王后学院，即后来的罗格斯大学。埃比尼泽·惠洛克也是新光派的牧师，他于1769年筹备建立达特茅斯学院。虽然所有这些大学创办的动机是建立神学院，培养正统的牧师，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宗教的热情创建了这些教育机构，却没有加以控制。得到加强的宗教宽容和现实中学院的发展，打破了大学间宗派的隔阂。每所大学都没有抛弃宗教的源头，同时也发展成为启蒙思想的中心。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1750年到1775年间，做大学教师就意味着要融合宗教思想和启蒙思想，培育殖民地的精英。学生中比如詹姆斯·麦迪森(James Madison)、艾伦·伯尔(Aaron Burr)新泽西大学的休·亨利·布雷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以及国王学院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来都是借助思想的融合实现政治目的的高手。

宗教复兴运动的整体精神和引发的争议性使其成为时代的智力催化剂，也一直是文化形成的源泉。用带有文学性的政治词汇来说，“觉醒”的观念在语言上明显流露出保持警惕的倾向。谨慎与狂热并行，苦难与快乐接踵，恐惧与希望相伴，热情与理性相依，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世纪中期的北美人民接受了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并借此表达了社会矛盾与焦虑心理。尽管他们希望真正的大觉醒能够带来自由统一，言语中充满期待，但他们反对分治的想法(以及完全中央集权化的想法)，即道德自由通过分治实现净化。如果实现更大范围的联合，内部可能会出现各自为政，那时的宗派政治处处体现了这种失望与担心。

最能表现这些紧张局势和失望情绪的文学作品要数伊斯拉·斯蒂尔斯(Ezra Stiles)的《论基督徒的联合》(ADiscourse on the Christian Union，1760)了。这可能是一部最具前瞻性的有关建立殖民地联邦的作品了。尽管斯蒂尔斯身为保守的旧光派公理会牧师，但是他对纯粹宗教的热切盼望，他对为美国的建立而奋斗的强调，尤其是他抱有“全体新教徒获得自由、彼此沟通”的愿望，都表达了宗教复兴运动的理念。和复兴派人士一样，他也宣扬所有人都应该“团结协作，努力实现这个共同的伟大而神圣的使命”，“真理将结束这一切，归于和谐”。然而有一点是不同的：斯蒂尔斯想要实现联合，同样也想要正统观念，他赞同运用权宜之计实现联合。他承认要实现联合会有很多困难，这主要是为了把困难降到最低。然而，“法律准许的集会只是教区范围内小规模的集会”。的确，当前有很多派别的纷争；的确，每个人都必须保护个人在判断宗教事务中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必须要在这些分歧之上实现联合。“如果我们有对公众的爱心，有对纯粹宗教的向往——在仁慈的上帝的庇护下!在仁爱的基督的庇护下!让我们把微不足道的分歧埋葬，扔到一边吧!”

《论基督徒的联合》中有力的类比也适用于殖民地。正如北美的教会“在权力上是相互独立的，实行教士统治……这片大陆上的13个省在权限上也是独立的——却和谐相处”。斯蒂尔斯将教会(和殖民地)的平等独立看做是“联合和联邦的重要基础”。教会与殖民地之间的类比有效是因为“无论联合小团体，还是省、州、王国之类的大团体，都适用同样的原则”。斯蒂尔斯不希望有任何事妨碍到“将我们组成高尚整体的目的”。为了确保目的的实现，他在联合理论中平衡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接下来的计划——“一个联邦或联合体，每个部分都应该保留权利、自由和在整体中相应的影响”浓缩了北美从殖民地发展为早期共和国思想上的变化。

斯蒂尔斯的理想只有将宗教纳入启蒙运动的框架才能得以实现。他痛苦地意识到单凭宗教是无法实现北美的复兴与和谐的。《论基督徒的联合》希望“人类在科学和文学上的”变化能够防止未来的冲突造成派别的对立和殖民地的分裂。这样，善意的基督徒们的纷争就会被至善的真理所替代，“疏远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弱”。在斯蒂尔斯理想中的千年福国里人们不仅要虔诚，而且要对知识虔诚。“这就是人性，尤其要受到科学之光的启迪。”

无论宗教复兴运动与启蒙运动有多大的差别，二者同被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们比作黑暗中照射进来的光明。这使得北美殖民地显得非常重要，成为上帝选择庇佑的民族(《申命记》[Deuteronomy]26—8)。斯蒂尔斯在《论基督徒的联合》的结尾中指出，北美不同于最具智慧的犹太国王所罗门统治下的“希伯莱废墟王国”。“通过借鉴这段与目前存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历史，恰当地运用于现实，我们会受益匪浅。”他相信所罗门王朝的腐败不会在开化的时代重演，但是大西洋两岸的英国国民仍要警惕——“国王的负面榜样作用是非常致命的。”

伊斯拉·斯蒂尔斯为北美公理会制定的短期计划取得了成功，进一步弘扬了他的思想。他主张北美持不同意见者组成联盟，促成了公理会和长老会教派的一个跨殖民地组织的建立，这个组织在1766年到1775年每年在新泽西或康涅狄格集会一次。每次，这些所谓的“议会”都有至少来自六个殖民地的代表参加。他们得到了当地长老会“通讯委员会”的支持，他们集会的议题是反对英国主教制度的扩张。这就是美国革命时期制定了许多政治法案的组织结构的原型。从宗派政治到殖民地抵抗不是转变，而是一种互相合作。

斯蒂尔斯是温和派辉格党人，18世纪70年代曾任耶鲁大学的校长，1760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作品的影响力。《论基督徒的联合》中愿和解的语气证明了对一种区别个性化、形成团结、完成目标、达成净化的语言的强烈渴望。斯蒂尔斯甚至在有生之年以共和国主义为伪装再次明确阐述了对这种矛盾性的渴望。1783年《巴黎公约》的签订承认了美国的独立地位。同年，斯蒂尔斯发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光辉未来》(The Future Gl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再次展望千年福国的前景，“每个人都收获劳动果实，分享聚集的权利。”但是，甚至在他写作的过程中，收获与分享、完成目标与净化、启蒙运动与宗教复兴运动之间的分歧仍在加深。“我们热切地追求这个世界的财富、荣誉、权利、享乐”；斯蒂尔斯在胜利的时刻告诫道：“让我们拥有这一切，然后就知道这些都是没用、没用、没用的东西。”

这些术语的发展借自清教主义，在复兴主义中得到发扬光大，但在1795年斯蒂尔斯去世后也寿终正寝。19世纪的美国人将会以拥有财产的名义追求“世俗的财富”，而实际上人们是没有资格占有这些财产的。对他们来说，繁荣意味着一切，这就是新教徒的道德规范。斯蒂尔斯已经给他们指明了这条道路。总的来说，成功所不为人知的代价将会是更加表面的成功。从宗教复兴运动到启蒙运动都提供了一个更加温和的、涵盖更广的联合理论，使改革主义者的热情变得合理。在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中，“热情洋溢的追求”的能量仍然在“现世”，新的联合理论造就了现代美国生活中蔓延的物质主义。

3

离革命越近，印刷品就越无法及时地反映思想的变化，在宗教活动中尤其如此。由于激进的新教徒优先使用口头表达，革命行动的勇气就取决于演讲的直接性。由于当时的文化仍然处于口头流传的阶段，演讲占据着后来再也不曾有过的主导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理解的丧失也是一个问题。在革命中，教堂里的会众演讲和布道两种支配性的宗教表达形式，都体现出对美国宗教的一种自然强调；教堂的会众无论是独立派的还是分裂派的，其仪式和反应力都体现出布道牧师的关键作用。显然，革命性的布道通过公开发表的形式得以保存，尽管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小部分，而且保存形式很不起眼。而另一方面，教堂会众演讲是一种被遗忘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最传统又最常见的参与革命的方式，教堂会众演讲只能在其他的评论夹缝中求生存；然而，没有这种教堂会众演讲，人们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布道。

美洲教堂会众的演讲或公众演讲的概念来自于一种潜在的契约观念。领导人可以解释这种契约，但只有上帝和指定的人才能制定契约和保持契约关系。上帝自然会遵守契约，但人却应当经常表达自己对神圣目的的理解，否则契约关系就会破裂。这种表达自己的理解可以发生在新的教堂会众正式站在上帝面前誓约建立会堂之时；也可以在教堂会众接受皈依者表明自己已经成为圣徒集体中的一员的证据之时，还可以包括在圣礼的时刻和宣布信仰之时，其他的还可以在规定审判期间上帝宽恕的接受宽限日之时，感恩节、选举日及斋戒日的惯例都是表达理解的公众日子。尽管在这些时刻都有牧师的演讲，但这些演讲的目的是从中汲取一种获得认可的集体信仰。一个民族的首要任务是接受上帝的意旨；其次是在上帝的名义下时刻保持警惕，防止违背契约。

如果这些任务严格的话，它们也被认为具有强大的复元作用；上帝对虔诚的民族起着重要作用，并给予他们恩赐。这种想法可以解释亚伯拉罕·威廉姆斯(Abraham Williams)1762年在波士顿的选举日布道如何将“人民的观念”等同于“神的命令”，以及一年后乔纳森·梅修在《对宪章及福音书的传播的社会道德规范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Charter and Conduc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中如何赞美美利坚人说，“同英格兰的普通民众相比，(美利坚人)是哲学家和圣人”。这种想法还表明为什么查尔斯·昌西在1766年感恩节布道中支持取消《印花税法案》时，会认为殖民地的反抗是受到神圣使命驱使：“正是由于(上帝)的万能和主宰性的影响，殖民地的全体人民才能凝聚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去争取他们作为人和作为附属地的英国人的权利。”这种想法也以更为微妙的方式说明了为何贵格会教徒坚持通过人民获得发展。约翰·伍尔曼(John Wollman)在《牧师随记》(Essay on the Ministry，1772)一书中写道：“基督了解人民的情况，”“正是在信仰牧师的纯洁感情中，上帝的子民们获得了自己的家园。”

由于上述的原因，人民的权利意识逐步增长。1774年6月5日，纳撒尼尔·奈尔斯(Nathaniel Niles)在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和马萨诸塞州布道时宣称：“我们都应当努力将社会成员的注意力引至领导者的行为上。”作为约瑟夫·贝拉米的学生之一，他将个人灵魂拯救中对精神的追寻和政治上的警惕性进行了启发性的类比。如果教堂会众的成员不靠他们的牧师获得拯救，那么，他们为什么相信政治领导人能进行有效的统治？奈尔斯期望听众能够采取“是非之标准”并付诸实施，并督促人民“也激励别人这么做”。他主张说，“在任何危急时刻，我们都应当努力打起精神，朝气蓬勃地追求那些被认为最有益于全体人民的措施。”到1776年，在塞缪尔·韦斯特的选举日布道中，人民被认为是“决定统治者是否有独裁和压迫之罪的合适审判者”。人民可信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受到心中上帝的法则约束”。

倾听人民的想法是一个更为困难的主张。群众会议的当地决议和立法须知都体现了教堂会众自信的回声——与其说是体现在生活语言中，倒不如说是体现在集体提建议的权利上。类似的细微差别也出现在表现为信仰的政治性写作中。威廉·利文斯顿在《独立思考者》(1753年10月11日)中模仿宗教三十九项条款而作的详细的反对教权主义的文章歪曲了基督教徒“公开宣布自己的宗教信仰”的传统，在纽约掀起了引人注目的论战。在波士顿，革命爆发前夕，《马萨诸塞间谍》(Massachusestts spy，1775年1月19日)发表了《一个英国爱国者》版的使徒信经。信经写道，“我相信所有的政治力量最终来自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认为上帝在提高自己荣誉的同时，将增加民族的财富。支持者们可以想象出庄严维护信仰和意愿的一致语调。

宗教观念坚持认为信仰和自由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而也成为革命演讲的内容。在最可能引人注意的宗教作品《怒火喷发》(The Snare Broken，1766年)中，乔纳森·梅修将奴隶制这个“撒旦畸形的孩子”与自由这个“天国的女神、上帝的女儿及上帝之子以外第一个孩子”做了对比。在这篇布道词中，忠诚和自由完全被混为一谈。梅修个人对自由的认识的提高被权威学者做了恰当的记录，载入文献，但是正是权威性著作首次教给了他“有上帝存在的地方就有自由的存在。”西蒙·霍华德是梅修在波士顿西部教堂的继位者，也是将整篇布道词都用来宣扬“自由的失去紧跟着必然是所有美德和宗教的丧失”观念的牧师之一。《对波士顿古代的尊贵的炮兵进行的布道》(A Sermon Preached to the Ancient and Hornorable Artillery Company in Boston，1773年)解释了很受欢迎的加拉提亚革命[5∶1]的宗教文本(“因此，坚决地捍卫基督赐予我们的自由”)。

关于公众如何接受用宗教解释的政治自由，一个没念过多少书的马萨诸塞农场主威廉·曼宁(Willian Manning)在书中有所提及，他目睹了“在康科德撒下的几乎第一滴鲜血。”整个事件——“为了自由的事业，许多人死了，许多人快要死了，还有很多人受伤了”迫使他对这种“严肃的事件”进行评价并解开了一些困惑。他的回忆录《自由的关键》(the key of liberty，c. 1794)写出了他想法的基调和起源：

我常常感到支持一个自由政府不可能，但我坚信它是上帝所能认可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多年来，正是通过不懈地学习和向主祈祷，我才找到了真正的事业和救赎的办法。

向上帝求助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曼宁是一个“没念过多少书”的人，“也不了解过去的历史”，但当他“十分关注自由和自由政府”时，他已听到过无数的相关布道。布道坛演讲上的口头传播控制着思想和笔杆，并克服了两者的缺点。

作为当时主要的文学工具，布道词跟人民的声音相呼应，比书和宣传册子更能鼓舞美利坚人民起来反抗。在革命期间，如果美洲印刷了400本小册子，那么同期的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就有1800场布道，而且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每周举办的即兴布道、宗教对话，以及美洲各殖民地社团所组织的祈祷会。布道导致了反抗行为；在忠实地回应人民的日常苦恼的过程中，它记录下了革命的发展。

在这方面，节庆日或者礼拜日布道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它无处不在，但作为一种综合了宗教和政治的布道形式，它在殖民地的早期冲突中成为一种地位和规模空前的主导性艺术形式。斋戒日、选举日、感恩节、受圣职礼、供奉典礼及其他节日都会进行节庆日布道。节庆日布道在其范围上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拯救，而上升为公众的幸福。每个节庆日，布道的重点自然会有所不同，但所有布道都围绕着民族契约这个中心，牧师承担起一种充满文化焦虑的任务。

对演讲者形式的限制是任务的一部分。在节庆日布道中，社会的健康状况及其发展方向成为一个刻不容缓且不可避免的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1760年当乔治二世去世时，塞缪尔·戴维斯布道的主题不是国王的去世，而是国王的去世给一个原本“最微小的弹簧上的一个最轻微的不正常或缺陷都会使整部机器发生紊乱或遭到削弱”的体制带来的“奇怪的、前所未有的考验时期”和“令人担忧的不测形势”。戴维斯引用了塞缪尔(“强大者变得何等衰落!”)的话以唤起一种内在的忧虑。“当强大者变得衰落，羸弱者不应当发抖么？”他发问道，“如果一个民族的祖先都无法生活，那么整个民族不是只能等死么？”如同多数福音主义的布道，对宗教的理解往往只会产生于危机之时。

《国王陛下——乔治二世之死》(On the Death of His Late Majesty，King GeorgeⅡ)一书最令当今读者惊讶之处在于，它那套话连篇的建议竟然已经达到了对未来辩论的条件进行规定的程度。应当肯定的是，戴维斯讨论的忠诚是对以往和未来国王的忠诚。但是乔治二世作为人民的公仆而受到了人民效忠(国王自己对滥用权力的原则感到不满，倡导人民的自由)，而乔治三世却引起人民不可估量的恐惧(“最好的国王……可能会有邪恶的大臣，邪恶的大臣可能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忠诚，作为一种美德，包含的既不是一种“卑躬屈膝的矫揉造作”，也不是一种“唯利是图的阿谀奉承”，也不是一种“谄媚的讨好”，而是一种“对我们祖国的无私的爱”和一种“公众精神”。紧接着，戴维斯进行了预言。在一份忠诚声明中，他强烈要求说：“你必须这么做，否则你就违背了你的意愿和良知。”

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节庆日布道颠倒了术语的内在含义，叛乱和忠诚发生了错位。1776年，塞缪尔·韦斯特在波士顿选举日布道时，已经能够论证只有上帝才值得完全的服从。因此，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的服从都是“盲从”，是“卑微和低贱心灵的证明”。此时，一些先前主张限制权威的比喻说法开始瓦解。如果地方官员真的是“人民的公仆”，那么，“在公共生活事务中”，他们可以被取而代之或被免职，就像主人有权驱逐任何奴仆一样。纳撒尼尔·奈尔斯在《两篇自由演讲》(Two Discourses on Liberty，1774)中说，公众精神仍然是政治秩序和美德之源，但是，因为公众精神源自于自由，所以它总是对政府和独裁做出区分。相应的，“侵犯自由的人必然背叛良好政府，应当作为叛徒对待。”奈尔斯推理说，“不管他身居何职，他都是叛徒。”在社会出现动荡时，政府官员们只暗示犯罪活动有可能更加严重，而没有下达服从的命令。“同样身处叛乱，位居高职者所犯罪行相应也会比职位较低者的罪行更为严重”。

这些在修辞技巧上的偷梁换柱，在其他布道中被反复使用，给叛乱加上了不同的含义。据此，爱普斯威奇(Ipswich)的约翰·克利夫兰德大主教在1775年7月13日的《埃塞克斯观察报》(Essex Gazette)里把英国军队的将军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直接打入地狱。尽管从官方角度讲，盖奇将军代表国王，“严惩罚入地狱”同样适用。克利夫兰德直接将矛头指向盖奇：“你不仅是强盗、杀人犯、篡位贼，还是一个邪恶的叛徒，一个背叛真理、背叛法律、背叛公正、背叛英国政府宪法、背叛殖民地各州及背叛人性本身等各种权威的叛徒。”总而言之，这位英国指挥官只是塞缪尔·戴维斯的原始噩梦里那些蒙蔽国王的邪恶大臣之一。在象征意义上，盖奇背负了美利坚人不可容忍的耻辱，背上了叛徒和卖国者的耻辱。

节庆日布道就不可避免地承担起探讨忠诚和叛乱的任务。在节庆日布道词，忠诚和叛乱的主题随处可见：1760年，戴维斯对忠诚的解释“适用于两个世界”；1774年，奈尔斯将公民自由和精神自由同身体和心灵相联结，将它们归为“上帝的债务”；1776年，韦斯特将圣经的理性与正义的理性以及启示与常识相结合，明确了服从的对象。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存在着基督教徒的疑惑与对反抗的犹豫之间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引发了巨大的类似反应。从表面来看，这种相似关系意味着宗教资源很容易进入政治职权框架。奈尔斯说：“如果我们仁慈的统治者乔治国王不能拯救我们，我们不可能指望山来拯救我们。”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我们必须高瞻远瞩。”韦斯特转而求助于圣保罗(St. Paul)，认为圣保罗“坚定支持人类正义的权利”。节庆日布道的特殊力量来源于这种相似关系所借助形式本身的正义性。上帝掌握着所有问题的答案，将拯救的历史教给那些愿意译解现在的人，但是以上帝之名所作的答复必须也能够立刻解决殖民地人民的不幸和疑惑。节庆日布道达到了过滤掉事件情境中混乱的情感因素这种目的。通俗地说，它告诉人们在当时的情形下人应当如何感受以及如何采取行动。

《两篇自由演讲》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种策略。英国关闭波士顿港口后，纳撒尼尔·奈尔斯在马萨诸塞的一次布道中毫不犹豫地质问人民：“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当脱离我们仁慈的国王的统治吗？还是应当拿起武器反抗他的军队？我们该怎么办？”这种反复追问抓住了1774年殖民地人民反应中的无助和忧虑——这种情感随后就淹没在夸大其词和大吹大擂的爱国演讲中。当然，无助和忧虑是恳求上帝恩典的卑鄙小人常有的举动。奈尔斯将二者相连，得出了相同的合理结论。奈尔斯解释说：“从人性角度讲，拯救美利坚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就在美利坚人民的手里，这就是上帝的仁慈之处……让我们记住，正义者虔诚有效的祈祷大有裨益。”正是美利坚人民的祈祷方式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成效之路，“让我们所有的人，像但以理老者(daniel of old)一样，虔诚地向上帝敞开我们的心扉，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过以及我们的人民的罪过。”

尽管反对罪恶的那种狂热是所有激进的清教徒布道词的主题，但节庆日布道强调社会契约中的原始纯洁、求助上帝变得更加迫切。上帝会奖励或惩罚与之立有契约的团体，因此，全体的虔诚将给人带来更多的受益，而全体罪恶也将使人遭受更大的损失。正如塞缪尔·韦斯特所说：“我们的事业正义而美好，因此除了我们自己的罪过，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获得成功。如果我能看到忏悔和改过自新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盛行，我将不再有任何担忧。”在各地的节庆日布道中，恐惧和忧虑表明了内心的罪恶感。奈尔斯在描写殖民地的困难时，将美利坚人民的忧虑比作回头浪子的焦虑(路加[Luke]5∶6)。不幸的是，在美利坚人民的危机中，浪子的具体答案却伴随着难以理解的模糊性。奈尔斯建议说：“让我们回到祖先的家园。”但是，祖先的家园在哪里？我们的祖先又是谁？

18世纪的节庆日布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寻找合适的父权制的历史。美利坚人民能在殖民地和国王那里找到安慰吗？1760年，塞缪尔·戴维斯提醒英国人说，“我们也是乔治的孩子。”而在1774年，奈尔斯还很看重这种尊敬：“要让全世界都看到，国王对待美利坚人民比对待他自己的民族更为亲密。”或者说，美利坚人民对他们的祖先的依赖甚于对自己的家园的依赖？奈尔斯几乎又以同样的口吻说，“让我们学会像祖先那样简朴地生活”，从而将美利坚人的祖先同纯洁和自由联系在一起。西蒙·霍华德(Simeon Howard)1773年在波士顿军火公司(Boston Artillery Company)做布道演讲时，暗示了美利坚人与祖先的距离：“根据目前的形势，英属美洲，尤其北部地区，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

在节庆日布道中，一年一度的选举日布道对革命时期政治的意义最为重大，也是现在了解最少的布道。它失去了所有节庆日仪式的原始意义。进行选举日布道的殖民地牧师面对州内的地方法官们以一种崭新而确定的仪式布道。因此他是上帝选派的代表，也是社会指定的代言人，他的布道词被印刷并接受读者的检验。保存下来的纪录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假想的优点和广泛的流传。在1750年至1820年期间，在康涅狄格、马萨诸塞、伏蒙特和新罕布什尔进行的222次布道中，就有211次布道被印刷成小册子，其中一些还出现了多个版本。

今天，我们再看这些布道词时，以20世纪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出在圣经类型学掩饰下派生的辉格党理论。但是用满怀18世纪期望的耳朵聆听这些布道词时，我们就能发现一种惊人的创造性，尤其是在革命前夕的选举日布道词里。18世纪70年代，选举日布道牧师作为上帝的代表和社会的代言人，在检验英国统治的实质和考验美利坚民族的决心方面都占有着独特的地位。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似乎也激发了他们的最大潜能。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演讲所特有的破坏力，而这是印刷品不具备的。独立所需要的信仰确实就产生于这些布道词。

波士顿彭布鲁克教堂的牧师盖德·希区柯克(Gad Hitchcock)正是这样的人，1774年，他进行了马萨诸塞选举日布道。刚率领军队由英国乘船抵达波士顿的英国新军事总督托马斯·盖奇将军是希区柯克名义上的主人。的确，在希区柯克布道的过程中，盖奇的许多支持者中途就退了场，这足以令美国的新英格兰牧师讽刺说他所进行的是巡回布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侮辱？从表面上看，希区柯克的布道词是对政府宪法理论的普通解释，还有对社会的委托人——殖民地统治者的适当劝诫。希区柯克的异常之处在于他对体裁的格律、特点及体裁的期望形式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传统的选举日布道追求新奇和社会的认可，但希区柯克打破了传统形式。他坚定地拒绝布道脱离人民痛苦的观点。

希区柯克布道词里的圣经内容立刻得到了权威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共同支持：“正义者当权时，人民欢呼：但邪恶者统治时，人民悲痛。”(谚语29：2)标准布道的三个步骤：教义、推理、使用(文本，解释，应用)，再就是夸大圣经时代和美洲的现实之间的对比。盖奇和他的随员们不可能喜欢希区柯克在开篇中对“希伯来政体”的描写，即在塞缪尔的儿子们的统治之下，“一些身居高职者的普遍邪恶腐败现象”导致了君主制的土崩瓦解。即使希区柯克没有直接用排比句式进行描写，对美洲罪恶的修辞上的预言也已经很清楚：“我们无须到别的民族去寻找这方面的悲剧例子。”悲哀的基调是理解布道者布道的关键。正如权威性文本不容希区柯克对手质疑一样，邪恶统治下人民的痛苦生活这个悲哀的前提也消除了希区柯克的对手们的敌意。邪恶一说不是希区柯克在1774年提出的，但是他确在推理中一再地进行强调。“然而，可以确定地说，人民很悲痛!”如果当权者正直，人们难道不应该是欢欣鼓舞的吗？

对正义的追求加速了选举日的机会。希区柯克应邀“就纪念日的重大事务和政府的总体行为”给出上帝的建议时，用这种话语来警告面前的执行官们。“我们的危险并非虚构出来的，而是十分现实的，我们的斗争不是关于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关系到自由和财产。”对于那些加以嘲笑的人，他补充说：“我认为计划已完成……(而这种计划)与自由的观念完全不相容，如果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是错的，那么全体美利坚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接着希区柯克又提到了美洲“广为人知的忠诚”，他对忠诚表示敬意，但坚定地要求“为民平冤”。一个真正正直的当权者会采取同情的措施。“请允许我提醒你们，”希区柯克告诫盖奇和聚在一起的当地官员们，“你们代表上帝行使权力，并受上帝监督……将来你们必须能向有着火眼金睛的上帝解释你的行为动机。”

这位牧师表达了和解的希望同时也准备应对冲突，他的布道词提出了正式对抗的理论可能性——或者说理论必要性。希区柯克认为，只有通过回应反抗，最坏的领导人“才能够学会出于利益而回应，而优秀的领导人则是出于善良的本性和对臣民的爱而采取行动”。当然，另外，“大众的苦难和奴隶制度”体现出“一种比公众骚乱更为糟糕的事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形式上，布道都再次使牧师获得了比纯政治人物更多的跟英国当权者进行对面交流的机会。

盖德·希区柯克在布道中，将这种特权用到了极限。他要求参加布道会的统治者们“实施这个主题”，宣称“美利坚人民统一的声音，带着雷的轰鸣和闪电尖厉的声音，惊醒了你们，要求忠诚”。在希区柯克的结束语中，这种全美洲的统一之音采用了第一人称复数代词形式，向受命维持殖民地秩序的英国总督盖奇将军发出了最终的挑战。盖奇必须认识到与殖民地的合作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尽管美利坚人民尊敬市政府，热爱和平和秩序，但决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利和特许权。“我们脚下的土壤属于我们自己，是我们祖先的遗产。”一个宽容的祝祷就会削弱该声明的排斥倾向和独立倾向，但却只有在两种倾向得到强调以后。“因此我们对它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利，”希区柯克警告可能的闯入者。

牧师们准确把握了18世纪70年代美利坚人民忧虑的脉博，而且随着这种忧虑的加深，牧师提醒效忠派说上帝将严格追究每个人应负的责任，从而有效清除了中间派。希区柯克发问道：“如果根基遭到破坏，正义派还能做什么？”这个有力的发问势必引发另一个问题。如果必须要在暴政和反抗之间做出选择，那该怎么办？用希区柯克的话说，“我们应当如何选择，才能获得幸福的效果或结果？”选举日布道的力量迫使牧师及其支持者直面这些令人不快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和本性的角度，牧师都承担起编造符合信仰要求的答案的任务。尽管答案强调慎重，但却更加直白。“因此就那些本性恶劣的统治者而言，”希区柯克在1774年宣布说，“在合法情形下，他们必然会认为人们会走向反抗。”

要使大部分美利坚人民选择反抗，必须有两个条件：首先他们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团结一致，其次要相信他们坚持对抗的立场是正确的。显而易见，对牧师而言，这些困难只是文学表达上的问题。牧师们规定了早期美洲的信仰参数，而希区柯克一类的布道将“美利坚的统一之声”和“反抗信念”结合在一起。只要英国不妥协，激进的辉格党就会立刻将这些信仰化为革命行动。有争议的是，牧师为自己的利益而灌输的革命信念是否过于迅速彻底。1776年，托马斯·潘恩策划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其中反抗构成了“万物的光荣统一”。这种对福音主义语言的引用尽管很明显，但是已经脱离了它们本身的语境，潘恩坚持如此使用。《常识》第二版的结尾表达了“宗教与政治的混合遭到美洲的每一位居民的反对和摒弃”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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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战线拉开，革命性布道就失去了一种极其重要的东西，尽管很难确定这种损失的确切性质。人民的信念和布道的热情依然高涨。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在革命行动和取得的胜利中，这些信念和热情得到了增强。在早期共和国狂热的复兴运动中，在普遍的社会混乱中，福音主义以前所未有之势居于文化主导地位之时，这些信念和热情得到了进一步增强。难道宗教的表达形式失去了它的共同推动力？并非真正如此。历史学家们已经证明福音主义作为正在形成的社会基础及其在更广泛意义上作为早期民族生活中的统一因素之一的中心作用。在18世纪90年代及以后，第二次大觉醒将美国的大部分社会变成了一个宗教复兴社会。真正迅速消失的是牧师对民族契约所拥有的一种控制权。

美国独立使节庆日布道演变成为一种主要的知识活动。牧师最富有戏剧性的文学工具，即利用圣经类型学为反抗虚构假想情况，也失去了排斥性界线。独立的各州已经不再需要修辞技巧的暗示，而是需要直接的政治认可，需要更适合世俗演讲和政府公务的技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英国进行的战争同时也使牧师精英从前线上撤了下来；选举日仪式不再带有直接对立的可能。牧师的布道曾经成形于冲突的严峻考验中(一位皇家总督以及他那常常难以对付的立法机构是唯一的观众)，现在进入了意识形态共识的广泛领域。对语言的压力完全不同。终于，在1776年，教会和国家分离的原则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这个曾经代表着宽容和反对确立任何教派为国家宗教的原则，现在把所有的宗教活动和政府活动分开了。牧师在许多政治话题方面不能担任公众代表。

在这些新的困难下，选举日布道的程序仍然保持完整；而公众的心理需求却不再完整。指定的牧师仍然会为新当选的执政官员们就关于人类幸福的本质和统治者应负的职责进行忠告，也仍然会向有罪的人发出警告。然而牧师布道的语言却失去了一种独特任务所带来的刺激——以往牧师未经挑选而被当选，并独自承担明确表达危机里的一种文化的任务。而这种任务现在由别人分担，而且很快成为他们的独特权利。

翔实记录政治布道里日益削弱的文学影响力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菲利浦斯·培森(Phillips Payson)是一位切尔西(Chelsea)本堂牧师，他曾带领自己堂区的教徒组成的部队参加了战斗。1778年，他在马萨诸塞发表了一篇拥有巨大吸引力的选举日布道词。然而，培森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布道词里缺少了一种重要的平衡。“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对人民，我都不该忘记提及宗教，”讲到中间时，他想起了这一点。对英国人的嘲弄引发了另外一条告诫：“在基督教温和派内，很难保持温和的情感或布道方式。”如果上帝带领美国人进入期望的乐土(“如今我们站在毗斯迦山上”)，培森提出了期望的切实衡量标准：“我们应当按照人的本性，”他对马萨诸塞的领导们说，“而不是期望的人性来理解人类……因此我们在寻求真理和知识的过程中，在我们努力寻求有所提高时，我们都不应当超越人的知识范围或区域。”这种观点带有善良的新英格兰人的敏锐，但却无法满足在此前进行选举日布道的牧师及其听众的需求。

成功和确定性的故事远没有斗争和怀疑的故事引人入胜。在培森做选举日布道词四年以后，即1782年，扎布达尔·亚当斯在选举日布道时将重心放在了他和别人所称的“美国的崛起之光荣”上。亚当斯大主教受到他表兄约翰·亚当斯的影响而无视这种危险，但他发现自己像培森一样看到了“希望的乐土”。其效果就是上帝的荣耀通过世俗的繁荣的另一个观点的体现：

目视她的海洋由于贸易而变成白色；她的都会住满了居民，回荡着工业的喧闹。目视她获得独立和荣耀，期待她将来在地球上的民族之林创造出令人尊敬的伟人；目视她尊重智慧、遵守忠告和仰慕威力；目视她在科学、农业和航海以及所有的和平艺术繁荣昌盛。梦想着你的祖国不久将成为自由常驻之地、哲学家静思之所、被压迫者的避难所、争议民族的仲裁者，以及通过严格遵守教义和严格保持神圣的习俗成为我们所希望的“基督的荣耀”。

在这种对民族繁荣的赞歌里，宗教作为一种因素同文化繁荣的其他因素融合在一起。引文本身可能是由某个早期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所写；文章中没有任何关于上帝指定代表的提示。

无论是融会还是碰撞，千年福国论的乐观主义和民族的兴盛没有妨碍选举日布道准确地反映文化危机。菲利普斯·培森、扎布达尔·亚当斯以及1780年做选举日布道的西蒙·霍华德都很担心革命能否成功结束。霍华德看到马萨诸塞州否决了一份宪法又驳斥另一份宪法时，为马萨诸塞州的立宪危机而忧心忡忡。新的标准惯例建立了。反对一系列恶行(贪婪、奢侈、浪费、不忠)的连祷文产生了惯常的后果(“上帝常用痛苦和毁灭惩罚有罪之人”)，提出了一种预料解决方法(“只有我们改过自新……我们才能够信任上帝，谦卑地希望我们社会的灾难很快结束”)。这种程序虽然形式上很不起眼，但仍然是清教徒哀叹史的一种形式。

这种程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以根据形势压力进行调整。西蒙·霍华德把这种哀诉变成了政府改革的纲要。他建议成立一个更为强大的体制。在他的呼吁中，各种危险——“轻慢、邪恶之流居于政府首脑地位”、“懦弱和文盲之流”、“双重性格的人”、“议会的优柔寡断”、“徒劳无功的努力”以及“在最高权威机构里怀疑和犹豫不定”等危险赫然在目。同样的危险还存在于宗教的忠诚与美国的荣耀之间设想的联系。然而，在一个反映后来的选举日布道中的动议中，霍华德却开始担忧个人灵魂的拯救与民族的繁荣之间的设想关系。世俗民族主义这种新的忧虑刚刚出现。上帝明显“控制”了革命，“不仅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而且为人性之权利，为人类之政治和宗教权利”“控制”了革命。在审判日到来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上帝的眼睛”必然在某处看着你。霍华德希望美国人民记住，民族身份极为短暂，只是一种“无根之建筑”。

难道实际上是革命热情在逐步侵蚀基督教的虔诚？1780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令美国的牧师尴尬。提高爱国热情主要是为了赞扬上帝；抵制爱国热情又使美国牧师在战争时期处在与人民相对立的位置。过去的答案是一种对这个世界事物的强硬禁制，似乎不太适合共和国民族主义的狂热。霍华德在表达上的含糊其辞暗示了时代的变迁和确定性的失去。他建议说：“无论他人做什么，无论对我们的祖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只要正直者当权，就一切都好。”问题的焦点仍在虔诚上。但是霍华德话语里的虚拟式——“无论他人做什么，无论结果怎样”，包容了那些不必直接在灵魂的拯救和世俗的幸福二者之间做出唯一选择的听众；献身革命理念就是要在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中都取得成功。

牧师们身处世界而不属于世界，参与革命而不再领导革命，他们本能地寻找一种语言以最大限度地支撑他们在文化中日益衰退的智力优势。他们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借助日益流行的启蒙运动术语和思想。随着共和国的繁荣，牧师们用启蒙运动术语讲话的倾向也日益严重，尤其是在权威性很高的选举日听众面前。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美国共出版了80篇选举日布道词，关于宗教和启蒙运动之间关系的情况，这些是最好的记载。但是这些布道也表明了需要付出的代价。世俗化已经削弱了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斋戒和美德、有罪和市民堕落之间的原有相似性。同样失去的还有伊利沙·威廉斯和伊斯拉·斯蒂尔斯等革命爆发前的知识分子在宗教演讲中引用启蒙思想时最初的兴奋。

革命本身迫使人们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世界而非未来世界。比如，当约翰·塔克(John Tucker)在1771年的选举日布道词里把理性之音变成上帝之音时，正统观念要求他详细区分政治契约和基督教契约。在1776年的选举日布道词里，塞缪尔·韦斯特使用了同样的措辞。在这里理性之音同样也是上帝之音，但是韦斯特在面临常识具有的全新重要性和革命随时爆发的危机时，混淆了二者的区别。正义的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关系似乎更近：“正义的理性所要求必做之事，同样也是上帝的意旨和法则所要求之事，仿佛来自上帝的即刻启示或神圣的圣经下达给我们的指示。”然而身处主流的18世纪牧师当中，无人能够真正宣称理性就是启示。在这些差异中，究竟何处是上帝那无法理解的意志终结的地方？何处又是人世间常识开始的地方？

在这些布道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直接的争议。上帝会在适当的时机支持常识、正确的理性以及其中的自然法则。1775年，塞缪尔·兰登扎(Samuel Langdonzai)在他的选举日布道词时呼吁为“获得幸福的手段，”请求“光明之父”“清洗”殖民地领导的大脑，因为光明之父会驱散当前事件的阴云。1778年，菲利普斯·培森做出了更为传统的决定：“大自然已经赐予我们(独立)声明，自然之神出现并帮助我们维护并保持这种权利。”但在这些言辞中，上帝究竟在哪里？从比喻意义上讲，在人类的事务中，“光明之父”不如审判日的圣经中神圣光亮的眼睛那样迫近。难道上帝现在主要由自然法代言么？那么圣经呢？

启蒙思想的问题在于它总是将那些阐释牧师置于边缘上的某个地方。灵魂的拯救和圣经的历史明确无误地要求牧师要有专业知识，自然、科学、理性甚至常识却不需要。根据塞缪尔·韦斯特的理解，可能是常识和理性的规定“在神圣的《圣经》里得到了充分的确证”。但确证仍然使信仰者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过于牢固了。已经严阵以待的牧师们面临着令人烦恼的交易。流行语言的使用在吸引了更多听众的同时又削弱了演讲者的权威性。路的远处隐藏着其他的困难。启蒙运动迟早会集中到人类历史的可臻完美之处，并将其置于对灵魂拯救的关注之上。普遍意义为经验主义的完整性所取代。理性的自律控制了人的行为。个体不再是一种灵魂而更多成为代与代之间的连接。所有这些变化都不利于牧师——那些宗教声音最早的守护者。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美国新宗教的创立过程中，每一次变化都会在美国国内宗教的创建中兴起一种新的非宗教的领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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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的问题是新的政界精英的答案。革命领袖立刻采用了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方法来排除教士对共和国建设的积极参与。在1776年至1796年间，有七个州(特拉华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纽约州、北佐治亚州、南佐治亚州以及田纳西州)的宪法规定禁止牧师担任公职。其总目标，如杰斐逊在1802年回复康涅狄格州丹伯里浸礼会协会(Danbury Baptist Association)的信中所写，是在“在教会和政府之间建立一道隔离墙”。这是共和国建设者一致坚持和以一成不变的决心所追求的目标。

教会和政府分离原则的成功加强了世俗对牧师的戒备。杰斐逊甚至着迷于此。1801年他担任总统时，在写给莫塞斯·罗宾逊(Moses Robinson)的信件中猛烈地抨击：“已经嗅到教会和国家合一气息的牧师的统治地位。”1816年，他对塞缪尔·史密斯夫人(Mrs. Samuel Smith)说：“我的观点是，如果从来就没有牧师，也就不会有什么异教徒。”一年以后，当康涅狄格州最终放弃了州支持教会的原则后，他称赞约翰·亚当斯又一次战胜了“修道士的黑暗、偏执和仇恨”。“因此，我和你一样真诚地祝贺牧师职权的老巢终于被捣毁了，清教徒的教皇统治再也不会玷污美国的历史和特征。”亚当斯友好地回复了他。他警告杰斐逊说：“你知道耶稣会会士的领袖以及他所有的圣体都在注视着这个国家么？”启蒙运动的这种猛烈抨击，是很难作为信仰问题甚至是宗教自由问题理解的。真正的争夺发生在宗教方面对民众表达方式的控制权上。

在革命中，许多变化要求价值的重新表述，而宗教的作用在共和国生活中的变化便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是共和国的道德取决于宗教原则的观念的一部分，并得到广泛认可。没有一个伟大的世俗领导人会反对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札记》中的评论，民族自由靠的是“自由是上帝的礼物这样一种植根于人民心中的信念”。实际上，对这种观念的标准表述来自华盛顿1776年的总统告别书。对于华盛顿和其他早期的共和党人来说，宗教和道德是人类幸福和政治繁荣必不可少的两大支柱。显然，宗教评论属于公众范畴。谁承担这种评论在教育共和国公民上的责任才合理呢？这种传达又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宗教思想在共和国根基的地位可以保证，甚至至关重要，那么解释和使用的背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保证。

随后，关于宗教在一个讲求美德的共和国里的适当作用和表达方式的争论非常激烈。同样，革命领导人发现他们的敌人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样存在于牧师当中，而是在复兴运动的政治影响力中。他们对宗教狂热的担心如同他们对经济膨胀和派别斗争的担心，而革命结束后福音主义的盛行加深了他们的恐惧。毕竟，复兴运动对试图超越革命的保守的智力集团造成了直接而强大的挑战，它更接近于西方领土上的自然反抗力和社会煽动力。因此在革命后期的文化里，它提供了对启蒙运动布道最清楚的另外一种解释。

结果，对复兴运动的恐惧越过了党派界线。亚当斯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大觉醒”直接和政治动乱联系在一起。1815年，他为本杰明·沃特豪斯(Benjamin Waterhouse)指出了这种联系：“人类需要宗教战争、改革之战、法国革命或者反革命来娱乐他们，让他们不会倦怠。”杰斐逊看到了这种危险。1822年，他给托马斯·库珀博士(Dr. Thomas Cooper)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气氛被指责具有狂热主义危险的阴云，”“有的部分轻，有的部分重，但总体气氛很浓重。”另外一种是将它比作疾病，称教诲“对这种狂热的高烧”“只是一种疗效微小的药剂”。很久以前，本杰明·富兰克林已经粗略地列出了教育的形式。1769年，他对玛丽·史蒂文森说：“那些用理性指导自己行为的人，没有机会狂热。”

政治精英集团给自己规定了把宗教表达方式引向安全渠道的任务。在这个艰巨任务里隐藏的巨大斗争很难看到，因为它同时发生在冲突变换的模式与不同的术语中。自发性、情感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复兴主义布道的形式进入演讲，但是这些口头表演，由它们的定义可见，很难从它们的年代幸存下来；而更为冰冷、更为抽象和更为普遍化的启蒙运动却符合印刷品形式。平民领袖通过客观地综合伊斯拉·斯蒂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宗教人物而前进，但是他们在公共领域的支配权同样也是印刷文化战胜口头文化的技术成果。这种支配权本身也是启蒙运动的另一个成果。

在革命后期的平民演讲中，如同在后期的选举日布道，理性之音就是上帝之音，但是略有不同。理性在政治精英的用语中不仅仅是参与启示，而是变成了启示本身。这些作者能够进行彻底而合乎逻辑的变换，而正统牧师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牧师们在努力维持宗教教义时跌绊在启蒙运动上，而共和国的世俗领导人却用一种普遍语言毫不费力地把两个框架变得客观化。他们认为宗教评论和启蒙运动演讲是并行的——这是永远的目标——但是他们并不是处处并行或者在所有形式上都并行的。安排的微妙之处是问题所在，也是对文学技巧的一种敏锐考验。可以用两个有名的典型例子来说明一下所涉及的复杂情况：第一个例子是取自富兰克林的《自传》或者回忆录；第二个是取自杰斐逊初任美国总统时发表的就职演说。

这些努力不能仅仅被看做是两种职权体制的简单对立；他们对自己成功的认识取决于对各种选择的合并。因此，对富兰克林是否借用或者接受了公理会的观念的问题进行争议仍然是可能的。他的“达到完美道德标准的大胆而艰巨的计划”已经成为对新教徒神圣目标的一种改编，同时又是对它的一种嘲笑。富兰克林似乎已经愉快地接受各种可能的情况。在回忆录的结构上，他巧妙地把已往完善这件事放在每日的祈祷仪式之后，一个“我自己使用的小小的礼拜仪式或者祈祷形式”。即便如此，这一部分及其他相间隔部分的总体语调仍然适合启蒙运动的平和、包容和理性化的言辞。

富兰克林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写于1771年，讲述了一个人尽管犯下了很多错误但仍然获得成功的故事。故事中的基本暗喻是将这些错误比作出版错误或印刷工人的错误；叙述者在错误发生后，会在生活中改正错误，很像一个印刷工换掉打错的铅字。这种技巧有意打破了富兰克林时代自传体的基本形式——宗教皈依式的叙述，从在罪恶上情感的无力以及无助的叙述转向描述一次突然的转变或者是神的感化的注入。然而，富兰克林的反皈依性的叙述最终还是要超越他对错误的战略性观点来谈论更大的问题。在叙述从个人经历转向公众人物时，富兰克林首先总结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在总结中，他把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错误归结为“缺乏信仰”。既然这种过失涉及自我内部某种东西的缺失，那么就需要不同的改正方法，而这种改正不再仅仅是从经验当中抹去错误的字体这么简单。这时候，叙述者就问，是什么在自我之中保护了自己？

富兰克林的回答转向启蒙思想中一张很重要的前后相连的三张图：理性、上帝和自然。他首先引用了他所掌握的实用主义形式的理性，写道：“这种信念，加上上帝的善意帮助，或者一些守护天使，或者偶然的便利环境和条件，或者所有上面这一切，保护了我。”该章的有趣之处在于——使文章带有了典型的世俗精英所用辞令的典型特征的东西即，使用了排比结构。因为排比结构，富兰克林才可能组成三张相连的图片，并在三张图中应用了巧妙的风格。在富兰克林的解释中，理性、上帝和自然的重要程度相当：或者是富兰克林的实用主义理性，或者是上帝，或者是自然界中的环境和条件，或者是“所有上面这一切”保护了他。每一类都独立存在，但是它们内在的联系、语气，以及最后对条件连词的总括性再次又把“所有这些一起”松松散散地连到一起，充分体现出富兰克林考虑了各类的平等性。

当然，三张相连的图片中，最难说明的是上帝。富兰克林温和恰当地描写宇宙的统治者，他的相连短语“上帝的善意帮助，或者一些守护天使”，流畅自然地达到了这种效果。自然神一词没有被提出，而是隐含在内。形容词“善意的”温和地排除了加尔文主义学说中愤怒的上帝，而附加的、模糊的指代上帝的转喻词“守护天使”，又把概念换成社会用语中争议较少的词。这种用法的意义在于减少并在尽可能不冒犯其他信仰的条件下进行合作，在保持神性的同时又去掉了教义中所有的细枝末节。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富兰克林写出了人人都信仰的话语。

然而，这种在修辞技巧上进行了弱化的推动力和温和的语调遭到了误解。如果认为早期的共和国领导人纯粹就是那种为了社会目的而利用神学问题的公正客观的人物是不准确的。纯粹的利用无法解释他们对宗教问题持之以恒的个人兴趣。大多数领导人承认自己的信仰，并从事《圣经》的信仰研究。华盛顿和亚当斯在信仰上比较温和，但他们终生信教。而亚当斯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更是把宗教作为他的首要研究源泉。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对神学进行的各种探究也表明，宗教既是一种智力任务，又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富兰克林的《共同祷告书节录本前言》(“Preface to an Abridgement of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1779)、他建议的新版圣经(1779年)、上帝的祈祷(the Lord's Prayer)的修改说明(1779)以及杰斐逊对新约(the New Testament)进行的两个详细汇编本——《基督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Jesus，1804年)和《基督的生活和道德》(The Life and Morals of Jesus，1819—1820年)都是他们对围绕他们的宗教生活做出的重大贡献。

对一个现代人来说，要理解和评价一种以完全包含了启示的理性为基础的信仰，可能尤其困难。杰斐逊在1803年写信给本杰明·拉什时，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在1819年写信给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时，就把圣灵感孕、基督的神威、原罪、血的救赎和三位一体论当做胡言乱语的不经之谈。两种立场互不妥协的气势与杰斐逊对理性的完全自信、对复兴主义的过度行为以及他对圣经启示录所做的相应激烈抵制(1825年他对亚历山大·斯密[Alexander Smyth]说，“纯粹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有关。

在1823年写给亚当斯的一封信里，杰斐逊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信仰，解释了他自己的一些明显的矛盾行为以及对文化的整体影响。既然一个有组织的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幻想体制”，那么就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可维持宇宙秩序的控制力存在的必要”。杰斐逊是启蒙运动的一员，却仅仅停留在秩序的表面和构造体系上。“我认为(我不是指启示)，当我们对宇宙有一种观点时，对其整体或具体的组成部分，人的大脑不可能觉察不到，不可能感受不到对构造、完美的技巧和每个构成部分的原子的无限的力量的一种信仰。”在当时环境下这种想法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使杰斐逊回到基督教的方向，而不是远离了基督教。在写给亚当斯的信中，他做出的总结表明，他不但相信“万物的制造者”，而且接受基督是“人类错误的最令人仰慕的改造者”的观点。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糅合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杰斐逊是美洲第一代启蒙运动者，因此持有绝对的理性观，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圣经文化群的一员。

正是由于这种生命力，上帝的观念总是在美国政治的关键时期，经常是在没有其他可行的解释或其他原因不能解释、不可行的情况下，露出头来。潘恩勇敢地憧憬建立美洲大陆的共和国，提出了基督复活并亲自治理世界的千年王国，亚当斯在独立之后最艰难的时期召唤“令人兴奋的光芒和荣耀的出现”；杰斐逊警告人们上帝对奴隶制的愤怒；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的尖刻谩骂声中请求人们祈祷——所有这些人都把他们最棘手的问题落在宗教术语上。在方案设计中，权宜之计以及必要之策有时候再加上信仰三者同时发挥作用。这三种推动力使宗教形式成为政治生活仪式中的实例。

由于早期的共和国仍然是一种圣经文化，因此上帝经常作为人们在混乱和动荡中所能得到的关于秩序和意志的最好象征。乔治·华盛顿在他的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讲中采用了有传统意义的这种象征，以“向统治宇宙的万能之主最虔诚的祈祷”作为开头。尽管华盛顿在他的构思中，撕去了圣经启示在目的论上的对立和所有的有关想法，“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最伟大的作者”仍然期待以“获得虔诚的感谢作为回报”。值得注意的是，秩序和意志的回报激发了做礼拜的任务。华盛顿赞美道，“没有一个民族比美国人民更认可、更崇拜这只管理人类事务的隐形手”，“他们走向独立民族特征的每一步似乎都因带有命运使然的标志而显特别。”

这段话听起来很熟悉。华盛顿在担任总统的第一任期与国务卿的民族契约观念相一致。如果华盛顿采用启蒙运动演讲中的抽象化和语调平静的方式淡化这种契约观念，那么他也使每位公民都可能“崇拜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和国家分离的原则得以形成，并在政治范围内保护了明显的宗教特征。通过这些语言，我们只是获得了对后来成为复杂化、制度化的美国国内宗教的初步了解。从文学的角度讲，有三层含义：作者对宗教思想的信奉，作者在世俗解释中对宗教术语的巧妙运用，以及作者对宗教布道在民族生活中作用的战略性认识。

在对这种综合作用(信仰的标准、文学技巧的构成以及对思想动态的意识的综合)的运用方面，或者是在将宗教移植于政治生活方面，没有人比托马斯·杰斐逊用得更巧妙或者用得更富有成效了。杰斐逊对宗教的反对使他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仪式可以产生的力量。在对“不同宗教派别的神父”以及他们的“神圣的宗教法庭”进行的另一次谴责中，他集中谈到了这一点。1820年，他给威廉·肖特的信中写道：“我们致力于我们所盲目崇拜的圣师、公众意见的方向以及宇宙的主，这种做法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规定的特许日期将我们召到一起，教授给我们《教理问答》，我们已经给了他们机会对全体人民宣布他们的神谕，给了他们机会像塑造他们手心里的蜡一样塑造人民的思想。”对节庆日布道的这种反对已经体现在早期政策中。1801年，杰斐逊总统突然中止了华盛顿和亚当斯先前所接受的国家斋戒日惯例，而跟杰斐逊一样来自于弗吉尼亚州的总统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也自动沿袭了该禁令。到1825年，所有正式的带有全国性和民族性标志的礼节性风俗习惯已经从布道台转向了围墙里。

杰斐逊不仅是教会与国家分离原则的设计者，同时也是第一个熟练而有效地运用国家宗教语言的人。他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以总统身份取代了牧师的身份。作为新总统，他使“革命和改革的时代”得到巩固，规定了“我们的政治信仰的纲领”，并以向“统治宇宙命运的无限的力量”祈祷结尾。在演说中，他详细地列举了美国成为“上帝选定的国家”的理由，而美国人民所具有的恰当的宗教意识是其中最突出的理由。人民

受到一种仁慈宗教的启蒙，人们确实宣誓信仰它，并以各种形式实践它。然而，所有的实践形式都包含了诚实、真理、节欲、感恩以及对人的热爱；接受并敬仰统治一切的上帝，所有这些制度都证明这种宗教因这里的人的幸福以及人们此后更大的幸福而高兴。

尽管这些语言保持了源自圣经的理解，但它们在语调上具有深刻的无教派特点。它们并不排除历史上的圣经上帝；上帝仍然主导着世界。它们同时又激发了人世促进上帝的旨意(现世以及后世的幸福)的责任。同时，主要的非宗教特性“一种仁慈的宗教”(诚实、真理、节欲以及对人性的热爱)穷尽了对该宗教边缘的判断，并把杰斐逊的被动动词(“启蒙了的”)转变成支配性的主位词。在文章的结尾，一个摆脱了偏见的民族与启蒙运动非常相适应。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具备精心设计好的包容性和参与性。它无须具体的信仰行动就具有启发性。

杰斐逊作为作家和政府领导人的天赋引导他走向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真理：吸引和驱动市民信仰的不是神秘和灵魂的拯救，而是凝聚力和幸福。他在1801年的就职演说邀请美国人民在享受希望乐土“施予”的同时，一起领受上帝的恩惠。未来的美国领导人将继续采用同样的策略。节庆日、语言和仪式合在一起，构成了市民属于共和国所特有的荣耀的归属感。然而，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同时也是这些活动必不可少的，是未加详细说明的一星半点的信仰。语言有效是因为它有激发性，而使用语言的能力应当完全归功于早期的仪式。尽管杰斐逊不承认这个事实，但他完全能理解选举日布道的性质和力量。在那些节庆日里，牧师们“面对全体人民”讲授“他们的神谕”。在当选总统后，杰斐逊发表了他自己作为一个非牧师的人的行外布道。他有分寸的自我意识体现在写给民主团结的人民的话语中。

第四章 书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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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不仅是第一个研究革命的人，而且也是第一个指出革命作品重要性的人。在《美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88)中，他这样写道：“在美国获得独立的过程中，笔杆子与刀剑具有同样的价值。”作品可以与事件画等号，是因为事件虽小，却因语言赋予了它们象征意义而显得尤为重要。有五人在波士顿大屠杀中丧生；而在莱克星顿战场上，仅有八人牺牲。很明显，使旧秩序得以动摇的并不是战争的规模而是另有其因。1774年《不可容忍法令》中所表达的国际范围内的抗议和呼声使得342箱茶叶倾入波士顿的港口中。战争中，华盛顿将军率领的大陆军士兵人数有时会减少到不足四千人。1777年冬，这支部队艰难地撤退到福吉谷，离驻扎在费城的英国军队仅20英里。在南方，士兵的数目更少。在1780年国王山和1781年考佩斯战争中，美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每场战争的参战士兵还不足三千人。这两件事情本身固然很重要，但其最完全的意义却来源于革命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它们促进了大众所熟悉的故事框架的形成以及对事件的理解力。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革命实践的重要性通常要通过作品来表现。

从另一个更重要的层面来看，笔杆子可以使刀剑更有力。早在美国人还没有想到在现实中采取行动时，他们已经开始创作具有革命思想的作品。对这种思想的写作包含定义，而这个定义则会适时地模糊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界限。到一定时刻，反抗的合法声音就会发展成为革命的极大可能性。比如说，在这个连续体中，耶利米·杜默(Jeremiah Dummer)的《新英格兰宪章辩》(ADefense of the New England Charters，1721)应该止于何处呢？杜默反对把殖民地的反叛看成是“愚蠢的、不合逻辑的”行为。他在书中就这个话题说了一些题外话，而约翰·亚当斯则合理地把这本小册子称之为革命手册。正如1818年亚当斯告诉威廉·都铎(William Tudor)时所说的：“这部作品包含了大量最终导致革命的情感、作风和原则，比我以前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多。”

杜默和亚当斯怎么都会对《新英格兰宪章辩》做出正确的评价呢？杜默是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殖民地代表。作为一个伦敦律师，他提出革命的目的只是要消除革命：“比派两位英王仪仗卫士去照看一个摇篮中的婴儿更为愚蠢可笑的是让他们看守这些弱势的新殖民地，以免殖民地居民动摇英国对他们的统治，因为摇篮中的婴儿又不会起来去割她父亲的喉咙。”然而，美国人和英国人、那些小册子作者和帝国机构的双重语言确实形成一种显然错误的判断。在《新英格兰宪章辩》中，杜默一次又一次地对国王的“专横”力量、殖民地权力的“残忍冒犯”以及王室统治者的“压迫”表示担忧。他所描述的危险是实情，而且这种危险在膨胀，“压迫就像潮水般涌来，淹没了途中的一切。”英国的统治已经成了一种负担，简直就是一副枷锁。因此，要去掉这副沉重枷锁的想法颇受欢迎。杜默的比喻掩饰了其字面含义。一个婴儿是没有能力犯下杀父大罪的，但是，随着孩子长大，他们的确会对父母表示反抗。

杜默对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施加的压力表明他已经知道他的语言可能会被用于其他目的。他知道《新英格兰宪章辩》提出了很多他无法回答的问题。尽管他承认国会有权废除殖民地宪章，但他仍坚持认为国会没有权利这样做。相反他认为如果这样做“有违理性、平等和正义”。然而，限制国会就意味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杜默通过一个间接暗示使自己成了希罗多德所描述的历史中的传奇人物里底亚国王克里萨斯(Croesus)之子。这个幻想提高了一个形象的重要性：这个人物天生是个哑巴，他只是在波斯侵略军杀害了国王并且毁坏了国家的紧急关头才会说话。无论杜默的立场有多么不一致，他这样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能再犹豫了。极端性使他做出了最为鲁莽的暗示：“尽管人能写作的东西有限，但是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受到威胁时，要保持沉默更是难上加难。”

这里，在死寂的沉默与大胆的声明之间是革命的声音，其中夹杂着一半英国人的声音一半美国人的声音。在时好时坏的过程中，美国人的声音常常不到一半。对此情况的描述，没有能比得上帕特里克·亨利的描述那么有力，他努力使这种声音具体化。这位伟大的雄辩家后来在弗吉尼亚的城镇自治议会上为反对1765年《印花税法案》所作的演讲中为自己主张革命：

各殖民地，或是因为恐惧，或是因为缺乏反抗的机会，或是没有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而仍然保持沉默……我决定独自冒一次险，没有任何人给我提建议，也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在旧法典的空白页中写上(反对印花税法案的七项决议)。一旦把这些决议发给议院就会引起激烈的讨论……恐慌传遍了美国大地……对英国税收的反抗在殖民地随处可见。这导致了战争，最终两个国家分离，并使我们获得独立。

当帕特里克·亨利像往常一样，为达到某种效果而大加渲染时，他的描述具有革命演讲的特点。由于公众对不确定性保持普遍沉默，所以需要有人做大胆的演讲。要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就要用一系列的控制性语言做前提：声称的反抗税收的主体、恐慌的传播、通过鼓励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信仰以及语言中所表达的行动观念。但如果亨利认为自己是“孤独的、没有任何人的建议、也没有任何人的帮助”，那么他是在遵循众所周知的、经常为人所提及的辉格党的传统。他列出的反对印花税法案的七项决议中有四次反复说到英国人的权利。尽管帕特里克·亨利可以把它们写在“旧法典的空白页上”，但他的语言应该归功于那本法典的印刷纸张或类似的东西。他是在合乎逻辑的英国合法的反抗理论下写作的。

1765年弗吉尼亚法案之前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话夸大了革命思想与主张间的裂缝。当他声称“凯撒有布鲁特斯(Brutus)[1]，查理一世有克伦威尔，而乔治三世——”这种排列次序使得听众大呼叛国从而打断了演讲。帕特里克·亨利在嘈杂声中提高嗓门继续道：“乔治三世从他们的事例中受益——如果这是在叛国的话，那么尽情使用吧。”这些话本身可能并不确切——记录下来的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词是那些入迷的听众事后写的——但却是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当时语言的交换主导并象征着行动。

这种交换，至少在帕特里克·亨利看来是故意违法。各种感觉到的意义(对国王的警告条与反叛计划)的并置通过对反抗“大加利用”而增加了整体性。帕特里克·亨利常将暴君与反叛者并列谈论，从人们熟悉的历史谈到不确定的现在，而在谈到自由受到威胁时，又保持沉默，安静得让人窒息。他对辉格党的历史理论的运用使得所有的审计员都对抵抗有所察觉。但又有多少反抗，是何种形式的呢？帕特里克·亨利的语言表达了一系列的反对态度，而对目前冲突的认识已经使得极端的行为越来越可信。

与此同时，“叛国”的咒骂声粉碎了正当的反抗。在弗吉尼亚的城镇自治议会上，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话以及群众对这些话做出的反应集中反映了18世纪美国人在想象不可想象的事情上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在杜默的《新英格兰宪章辩》中已有所描述。构想一下反叛，即抵抗的极端形式，其实就是在强行施加一种策略性概念。忽然间整个主题都需要重新改写。亨利的对手确实很好地掌握了反抗的观念，他们也确实全盘接受了之前成功地反抗国王的先例，但与此同时，他们头脑中自己是英国后裔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反抗者想要进一步扩展英国的合法权利，而不是舍弃这些权利。对于殖民地的美国人来说，保护宪法权利不会因腐败、阴谋和背叛而受到破坏与他们作为大英帝国的成员而脱离这个帝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如果一个人已公然声称自己不是英国人了，他又如何去保护自己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呢？每个参加反抗的殖民地的美国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结结巴巴。耶利米·杜默是第一批努力去面对这个问题的人中的一员。他想通过美国人的权利比英国人的权利还具有英国色彩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新英格兰宪章辩》中他写道：

美国宪章比英国的市政府要优越，而且有比较牢固的基础。因为后者基于已经取得的进步之上，国王的仁慈和恩惠也是如此；而前者是作为实施服务的机构而建立的，因而被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给予的承认，从而加重了这个名称的分量和力量。

这种公式化的困难在于作者所说的“比较牢固的基础”依旧是建立在英国土地上的。杜默只有通过求助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提到的签订协约的想法，才能把美国宪章置于英国市政府之上。他的论点说明他依然无法“从时间的记忆中”走出英国习惯的传统。

英裔美国人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却不能完全阐述出来，杜默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当反抗者们在这方面受到挑战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力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产生了分歧。因为尽管英国和美国殖民地之间的冲突是围绕金融、贸易、经济失调这些现实问题，但就冲突而进行的讨论却是围绕毫不相关的宪法理论和合法问题进行的。

革命时期作品中的吞吞吐吐是这些作品最重要的文学特点；克服这个缺点就意味着革命的首次胜利。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殖民地政治作家的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在英国反抗修辞中的应用已经被社会关注。心存不满的美国人，如约翰·狄金森、托马斯·杰斐逊，证明了在文学方面他们可以与那个时代伦敦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相媲美，而且他们的能力也是当时英国读者们首先注意到的。美国人的雄辩将英国政治中的语言运用得淋漓尽致，这得到了英国读者的认可。甚至连最顽固的英国读者都在殖民地的辩论中看到了熟悉的相似之处：通过不同的政府形式来对权力加以限制，对常备军的谴责，宪法被破坏的危险，担忧有人阴谋违抗自由以及对公众美德的强调等。

然而，有可能是这些学者过分地强调了这些类似性和他们用作解释基础的反抗或“国家”语言。17世纪的英联邦作家，如詹姆斯·哈灵顿、阿尔格农·西德尼和约翰·弥尔顿则对英、美的激进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而18世纪的大众作家，如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和汤玛斯·戈登则在作品中对这种影响力进行了阐释，如《独立的辉格党和加图的信》(The Independent Whig and Cato's Letters)。但是这些影响本身强调的是能力，而不是反抗中的徘徊不前，正是这种徘徊不前决定了殖民地反抗的演变。直到1776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流观点仍是反对英美之间决裂。比特伦查德或戈登更令人敬畏的一位作家，或者说比哈灵顿和西德尼更令人敬畏的作家，在危机的最后时刻夸大了这种观点。

最坚决地反对独立的观点出现在塞缪尔·约翰逊的《征税非暴政：革命的答案并致美国国会》(Taxation No Tyranny：an answer to the Resolutions and Address of the American Congress，1775)中。仔细阅读后你会发现《征税非暴政》比那个时代其他人的作品都更好地反映了18世纪美国人在反抗中面临的巨大理性问题。约翰逊是在英语国家享有盛名的作家，他抓住了殖民地主张中令人难堪的不一致和妥协策略。他那句有名的嘲讽——“我们怎么能在黑奴驾驶员中听到为自由而发出的最高呼声呢？”——是对说明美国人的自相矛盾与虚伪最具讽刺意味的反驳。约翰逊把大陆会议的创作与殖民地声称的要忠于国王和国家并列在一起。他问道：“既然美国人已经发现他们可以创建一个国会，那么他们怎会不认为他们也同样有当国王的权力呢？”对于任何坚持“英国人的所有权利”的观点，他回答说有权利就要尽到与之相应的合法义务。因此，“这样看来，好像殖民地受英国的统治并向英国缴税是不能轻易摆脱的。”

约翰逊的雄辩使得殖民地的反抗转化为表面上的愚昧无知和难以驾驭；当美国人还不阴险、还没有不服从时，他们仅仅是难以管理的。在含糊4其30辞地说只要以英国征收的形式，税收是有可能的时，约翰逊发现了管理方面的混乱：“有统治权却没有当局，有国民却不服从。”当殖民地的语言把自然法与英国的权力联系在一起时，约翰逊却又运用了18世纪对政治理论的标准理解强行把两者分离。美国人要么就是“大自然的赤裸儿”，要么“他们就已不再处于自然中”。由他们自己来做选择，但是通过运用英国人的权力，“他们是自己的君主、自我的国王、独立的神人，却堕落为殖民地居民，受着宪章的统治。”

同时，这些观点还故意针对美国人的理性不安全问题。约翰逊表明了反抗语言的不可靠和不可信。“我们的耳中回响着自然之法、人性之权利、宪章之信任、自由的危险以及侵犯带来的不良后果，这些有时是因利益有冲突的派系之争造成的，有时又是绝对愚蠢造成的。”其中最令人头疼的是“煽动性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使得“那些在几年前仅是对我们的征税权有抗议的人现在开始对每项法案的正确性提出疑问”。约翰逊想要知道的是，这些煽动性的语言能停止吗？实际上，在很多美国人看来，60年代和70年代的抗议使殖民地政府倒台正是这样一个令人惊慌的结果。约翰逊看到了“一个无秩序国会”之下的“对共和国狂热的痴人说梦”。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已经接受了殖民地宪章的神圣重要性，把它看做是他们政治地位和安全的源泉；现在，“他们如果没有宪章，就不会有权力；有了这项权力他们就可以制定任何法律，也不会享有任何义务，债务也不会偿还，罪犯也得不到惩罚。”为什么呢？约翰逊煞费苦心地表明了殖民地居民享有“与绝大多数英国人平等的代表权”。美国人“除了那些煽动性语言剥夺的权力之外”，什么都没有丧失。

约翰逊抗辩的有趣之处在于他总结了美国人十年来一直在彼此传播的观点。实际上，《征税非暴政》与激进的波士顿法律和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的《英国殖民地的辩护词》(A Vindica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es，1765)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本书中，奥蒂斯把独立称之为“只有反叛者、愚昧者和疯子才会争取的”一种状态。奥蒂斯这样写道：“上帝不允许这些殖民地对他们的祖国有丝毫的不忠!”约翰逊看到这句话时肯定会欣然同意的。“无论这一天何时到来，它将是糟糕情景的开始。如果明天就给予这些殖民地自由，美国就会一团糟，充满血腥和迷惑。”尽管有很多不同之处，约翰逊所说的保守的英国托利党和奥蒂斯所说的激进的美国辉格党也有一些共同的恐惧。那个时期英美作品的技巧不在于去鹦鹉学舌般地模仿“国家”语言，也不在于对这种语言的精雕细琢，而在于作者处理并利用党派间思想交流中的恐惧的方式。

另一个普遍因素也促进了思想的交流。《新英格兰宪章辩》、《英国殖民地的辩护词》以及《征税非暴政》都是相同类型的表达。耶利米·杜默、詹姆斯·奥蒂斯、塞缪尔·杰斐逊(Samuel Jefferson)以及小册子这种传统形式的写作，是18世纪的文化中尤其是革命时期控制政治思想形成的一种类型。这些作品极具争辩性，且又为人们高度关注，这些特性与小册子自然的快速回应互相影响，使它们成为革命思想对位发展的中心。这种小册子给予极端思想作家的绝不仅仅是特别的通行证。18世纪时，报纸容易因诽谤中伤以及触犯某些特权而受到攻击，并招致公众压力，而用笔名写作的、只发行一期的小册子却不会遭遇这些情况。小册子处理问题比较低调，出版范围较小且不规律，因此在那个出版自由比权利还受限制的时代，这种小册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强。

18世纪小册子这种形式也是一项优势。一些出版商根据文章的篇幅长短把纸张折叠成对开本、四开本或八开本印刷。因此，这些小册子容易出版，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最为简便。作者可以采用任何形式发表任何范围的观点，对出版商而言则花费少收益快，小册子的传发也可采用非正式形式。在早期的美国，这些优点都非常明显，技术、资本化以及文化方面的成就都有利于较低层次刊物的出版。当然，所有这些特点也导致了上文已经提到的表达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相应的失败。

除技术以外，将小册子和启蒙运动与革命时期美国的特别力量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启蒙运动将冲突想象为知识对抗无知的斗争时，正确信息的快速传播成为获取胜利的关键。出版物代表着攻击的第一线，而小册子则迅速成为大众中新读者的媒介，在19世纪早期报纸占据至上位置之前，小册子一直是让公众了解情况的最畅通渠道。13个殖民地中，政治立场变化无常地区的有阅读能力的人所占比例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尽管那个时期的确切数据并没有统计出来，但有人估计新英格兰成年男性中约有85％的人有阅读能力，而英格兰只有60％。)政治领袖意识到出色的读写能力可以提供更多的交流联络机会，并对他们所在团体之间的距离以及未开垦状态表示担忧，他们希望对重要事件现成的评论本身可以为美国的命运定型。革命的知识分子就他们所处的时期以及地位所持的一种令人吃惊的观点是：他们相信正确观点的广泛传播会使人类历史大为改观。在印刷史话上，流行一时的小册子从未被赋予过如此高的期望。

对这些崇高观点还必须补充的一点是冲突带来的低调而又持续的令人烦恼的事情。近代历史中对殖民地生活中争议的理解表明，各种形式的冲突是广泛并长期存在的——英美利益的冲突、殖民地统治者与议会的冲突、南北冲突、众多不同的宗教组织之间的冲突以及各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小册子的出版因这些冲突中迅速发展，因为小册子的时事性强，具有自发性且形式较松散，从而可以使人们就同一问题进行辱骂或开玩笑，并加上一些理性的论据。这种小册子仍在交流的口头形式与书面形式之间的文化中飘浮着，甚至常常具有比那些印刷出版的讲道更具有演讲辞的节奏和个人紧迫感。

革命时期小册子导致的结果常常是有人指正、有人痛斥，争着要控制论调。其中的不愉快是容易感知的。在一种开明的文化中，知识应该结束冲突，然而殖民地有洞察力的观察家却发现冲突双方矛盾不断。处理这些困难的第一个办法是把它们写出来，并传播正确的相关信息。在《农夫反驳》(The Farmer Refuted，1775)中，20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似乎相信，如果他的对手塞缪尔·西伯瑞(Samuel Seabury)仔细读过格老秀斯、普芬道夫、洛克、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柏拉玛克(Burlamaqui)的作品的话，他们之间真正的分歧和冲突就会消失。接着汉密尔顿又屈尊地补充道：“我本可以提及其他一些杰出作家；但如果你仔细阅读过这些的话，就不再需要读别的作品了。”

认为可以通过阅读一些作品来得出正确答案的观点，使人们有必要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进行详细地叙述。那个时期的小册子一次又一次耐心详细地叙述着法律哲学家、社会契约理论、美国在一步一步展现真理的境况，以及小册子从历史到现在其内容的来源之间的重要联系。除了这些认真而又锲而不舍的叙述外，还有更为诚挚的关于接受的观点：真实的叙述如果完整的话，会使理性的读者心悦诚服。然而，事实上，持续不断的冲突意味的不仅仅是无知；毕竟，如果只有无知的话，人们是会接受别人对自己的错误进行纠正的。

持续不断的冲突更有可能是由于不受拘束的错误与为了自身利益而要坚持错误——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不可饶恕的错误——引起的。因此，美国人的小册子中交叉使用的策略依靠的是辱骂与义愤填膺的谴责。第二个来源忽略了理解的错误而集中谈论阴谋活动的存在及其暴露过程。革命时期美国小册子就是通过将理性与气愤、解释与辱骂结合起来叙述这些竞争的论调，并最终掌握这些论调而发展起来的，这将会使美国人相信《常识》中精心策划的革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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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本著作可以解释1764年到1776年间以政治危机为题材的几百本美国小册子的历史的话，这本书就是约翰·亚当斯的《论教规和封建法律》(A Dissertation on the Canon and Feudal Law，1765)。亚当斯开篇引用了主教约翰·提罗特森(John Tillotson)的观点，即认为无知是人类最大的不幸，结尾运用了一项指令：“打开知识的闸门，让其奔涌而出。”文章中间有一个主要的假设条件：只有当知识在人们当中广泛传播时，人们才可以获得自由。《论教规和封建法律》运用这个框架结构对亚当斯就欧洲人的无知和对美国启蒙运动的假设作了对比分析。在欧洲，教士与封建国王之间的联盟使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为何物，直到宗教改革才使人们追求知识的斗争焕发生机。第一代美国人也参加了这次宗教改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领地“直接对抗教规和封建系统”，从而用“圣经和常识”代替了“有神圣气息的无稽之狂想”。人们不可避免地将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作为欧洲人把教规和封建法律引入美国的阴谋的“第一步”。

亚当斯论点中有三个因素促使他在众多的出版物中去寻找英国与美国的不和。首先，亚当斯认为欧洲的腐败和无知引发了“奴役全美的直接的、正式的设计”，殖民地作家必须揭露这项计划。但如果这项宣传警告的义务变得足以明显时，作家们有无公开美国人观点的冲动取决于他们是否同意亚当斯所说的阴谋观。由于“如果人民对自由没有普遍的认识，自由就不会存在”，因此美国人争取自由就要求“保留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当中传播知识的途径”。亚当斯说道：“人们应该做到鼓励印刷技术，应该让所有人自由、廉价而又安全地将他的思想传达给公众。”无论对错，亚当斯在《波士顿公报》上出版的小册子起到爱国作用。他与公众一样期望有知识的公民会通过写作把他们的思想传达给等待中的大众。

如果亚当斯的想法哪怕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那么第三个主要因素也在促使他将美国与欧洲的所有不同写出来。这次，美国人又不再需要任何阴谋就可以庆祝他们摆脱了欧洲的腐败形式，也不用策划任何阴谋来表达他们对被玷污的恐惧。对分歧和不同的察觉本身就是对分歧的威胁。1765年，亚当斯和许多其他殖民地的知识分子都承担着一项日益重大的使命：从欧洲的失败中拯救历史。正如他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所总结的那样：

(美国人)认为人类的自由与人性的辉煌是一致的。他们知道自由……在所有国家已经被残忍的力量所猎取和迫害。但他们聊以自慰地认为美国这个剧院是天意所设计的，在这个舞台上人类要成为真正的人类，在这个舞台上，科学、美德、自由、幸福和荣耀将和平共处。

这是传达给一个堕落世界的有力信息，而且它改变了那些迂腐观点，并演变成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观点。美国人对外来威胁的认识使他们假定了暂时的道德至上性。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论教规和封建法律》可能有些自负，但却从不自满。文章要求以文学的呼声要求人们重新掌握知识，把知识当做武器。“我们害怕思考。”亚当斯在回顾美国人向英国当局要求权力而失败时这样总结道。他的解决方案也清晰明了他的思想：“让我们鼓起勇气去阅读、去思考、去发言、去写作。让人民当中所有的规则和条例引起他们的注意并给予他们以决心。”亚当斯的议程以散文的形式排列，描述了那个时期的主要小册子：

让所有人都来关注政府有关教会和民众的立场和原则。让我们来学习自然之法；洞悉英国宪法的精神；阅读古代历史；考虑希腊和罗马的伟大榜样；以我们自己的英国祖先的行为做榜样，他们为我们争取了人类的根本权力，反对专制的国王和残忍的牧师。总之，反对地球和地狱之门。

这些话好像成为每位作家的向导。一本接一本的小册子实事求是地将政府原则、自然法、美国宪章的意义、传统历史以及英美政治作为当前危机发生的原因。即使他们在一部世俗的作品中将宗教语言和政治语言糅合在一起时，教会观点和政府观点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不同个人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所区别，不过所运用的方法论却大同小异。与此同时，重复性的叙述虽显得冗长而又单调乏味，但却另有用途；小册子的语言节奏逐渐磨平了革命思想的棱角。

尽管英美利益的冲突是殖民地政治中的恒量，但在1774年这种冲突却有了明显升级。可以从微妙的过渡中看出这种变化。1764年之后，殖民者在报纸中谈到自己时更喜欢称自己为“美国人”而非“英国人”。同年，有两本小册子表明了一种新感觉或者某种程度上的忧心忡忡。1764年理查德·布兰德(Richard Bland)写作了《上校下马》(The Colonel Dismounted：or the Rector vindicated)这本小册子，对弗吉尼亚州持续了很久的就英国国教牧师的报酬问题而进行的争议，即从1758年就已经开始的帕森案(Parson's Cause)做了本质性的解释，这种解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且具有先见之明。在新英格兰，《糖税法》是议会想要向殖民地征税而做的首次努力，这件事促使詹姆斯·奥蒂斯创作了《伸张和得到证明的英国殖民地权利》(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Asserted and Proved)这本小册子。人们称这两本小册子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两本小册子都涉及了当时重要的殖民地立法领袖，也都因为描写了殖民地反抗的主要方面而变得臭名昭著。它们还都引起了争议从而促使其作者创作了更为激进的作品。把两本小册子结合起来看，它们讲述的内容涵盖了北部和南部、宗教和政治、轻浮的讽刺和严肃的断言。然而，除此之外，两本小册子还对反抗中的自相矛盾进行了夸张的描述。直到1776年，殖民地作家才使布兰德和奥蒂斯这两本名作中所阐述的问题得以解决。

理查德·布兰德为人们所遗忘，因为他逝世于1776年独立战争开始时，同时也因为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已经遗失。他是1764年殖民地法律史上的主要专家，同时也是帕特里克·亨利和托马斯·杰斐逊之前的一代城镇自治议会中的最重要成员；1742年到1775年间他在这里任职达33年之久。1815年8月，杰斐逊给威廉·沃特(William Wirt)写信时说布兰德“创作了第一本关于与大英帝国相联系的小册子《上校下马》，他想使自己的观点精确化”。布兰德试图把内部政府和外部政府分离开来——这种区别会渗透到接下来10年的英美辩论中。他认为英国应该管理外部政府的事务，而内部政府必须留给生而自由的美国人来治理，从而保持他们与英国公民同样的权益以及自由权。

内部政府和外部政府之间的界限限制了国王和英属北美洲国会的权力，且当这种界限被超越时，人们有权进行抵制。布兰德会“在任何情况下都适当地服从”国王，“但即使对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公民也不必要完全服从……有些事情同样归因于我们国家的权力和人类的自由”。国会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我并不否认国会是比较强大的力量，它可以强行通过任何它认为合适的法律。”然而，“由国会通过法案来向我们内部政府征收的任何税收都是专断的，因为这些法案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因此我们就可以起来反抗”。后来，随着对英国当局的反抗局势越来越严重，殖民地的理论家不再能够看出布兰德有什么与众不同，但这却是60年代重要的战斗口号。

布兰德暂时没有涉及美国人的一些“正当”权利和“反对税收”的权利，是因为他想要继续做一名优秀的英裔美国人。《上校下马》基于乔治三世和国会永远都不会轻易屈服的肯定性；“我们对人类自由和权利的守护者们没有任何恐惧。”不幸的是，1764年的美国人完全有道理感到恐惧。第二年《印花税法案》的通过使布兰德所设想的最糟糕的“有关内部政府的税收”成为现实，并使他的哲学观点难以立足。这种情况解释了《上校下马》这样一本小册子如何能够激励人们写出其续篇——《英国殖民地权利调查》(An Inquiry into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1776)。根据那个时期的典型形式来看，当你第一步决定要创作作品时，就得要求进一步的反抗。写作本身成为一种激进行为。布兰德属稳健派，他在城镇自治议会中顺应了帕特里克·亨利的观点，但《印花税法案》引起的争议迫使他远离了绝对忠诚的慰藉，而转向对美国反抗理论的研究。

1776年出版的《英国殖民地权利调查》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许多挫折。布兰德是一位法律学者，他意识到如果只按照法律的字面意义行事会使他成为一个卖国贼。他没有再使用《上校下马》中的讽刺形式，现在他作为殖民地的拥护者也有百般苦恼。他说：“我必须要有自由发言权。我正在考虑一个会影响到两百多万人权利的理论问题，这两百多万人同是英国国王的忠诚子民。”同时，他还担心真正成为拥护者的决定就意味着他会被控犯“傲慢无礼罪”，但他对这种担忧作了勇敢的答复，并在书的扉页上印上了自己的名字：“弗吉尼亚州理查德·布兰德。”这种行事方式在那个时代是很独特的，它通过去除调停的想法而对殖民地代言人作了字面意义上的解释。布兰德突破了使用匿名的传统手法，从而使自己成为那些能够表达“享有自由的诚实之人的感情”的作家典范。

一方面，小册子本身就是一个对比观点和保证忠诚的棋盘；另一方面，它又是讨论抵抗权的棋盘。国会又一次变得至高无上，尽管殖民地又一次摆脱了国会施加的内部税收。布兰德称：“殖民地从属于国会。我这里所说的从属是指一定程度上的从属，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那么，这个界限该如何确定呢？布兰德试图区分英国法律和自然法，在英国法律不充分的地方便借助自然法来补充。然而他是一名出色律师，不会仅仅满足于这样得出的结论。因为尽管一般的历史评论表明英国宪法在退步或者更糟，但英国公民的权利仍是有契约保证的，而殖民地居民的义务则仍是“在王权的统治下发出抱怨，耐心地忍受折磨和痛苦而不去扰乱社会和平”，即使是得出结论的这个人也对此无法忍受。因此，布兰德坚持不懈地努力：“如果这种公正被否认，如果最卑微、最恭顺的代表都要被拒之门外，没有人会屈尊接受他，那么他还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开放性的，这种开放性以及它在每个关键时刻使用殖民地语言的方式是对那个时期小册子创造性的检验。

应该做什么？布兰德避开自己对法律的爱好，转而用政治来回答这个问题。《英国殖民地权利调查》使人想起《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页上记叙的科林斯人(Corinthias)和克尔西瑞人(Corcyreans)就殖民地的权利而进行的辩论。实际上，修昔得底斯所作的语言交流支持了公平交易的概念。然而尽管他们的论点都颇有道理，科林斯市和科孚岛的敌意发展为冲突；冲突反过来又激发了大战并最终导致了希腊的灭亡。在布兰德的书中，他直接引用了克尔西瑞人的话。克尔西瑞人对科林斯人说，任何一个殖民地的居民，如果遭受侮辱和暴力的话就会变成异族人。

布兰德受到历史和法律的羁绊，他甚至都不愿意间接地暗示战争(“公民是脆弱的”)，他运用了科学的理论框架。《英国殖民地权利调查》突然转向对反殖民主义作家借用牛顿物理学的驳斥。这些作家解释了那些第一批行动者、旋转的球体以及大英帝国成为“殖民地关注的焦点”的技术性语言。相反，布兰德辩论说，“自然界的吸引法则与政治哲学”证明了“合同中提到的人民因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比那些远在天边、没有共同利益的人更要强大”。这里突然出现的这个科学主题是突破革命时期演讲主题的一个示范。这段话并不是一种推断。奇怪的是，它还扑灭了布兰德小册子中所表达的最大愿望，即希望殖民地“在宪法上永远从属于大英帝国!”因为如果布兰德一再地重复要求“最大程度上的忠诚”和“牢牢依附于大英帝国的利益”的话，那么正如他所说的，万有引力定律则表明了殖民地之间更为紧密的相互依附作用。

政治愿望与科学论点之间的矛盾表明了变幻莫测的殖民地忧虑的实质。英国对殖民地权利的挑战已经为美国人的团结一致创造了条件。布兰德在描述1776年的危机时，他知道对于殖民地来说，“要用宪法来保持他们最珍贵的权利，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联盟”。他还意识到科学固有的客观性可能会对这项事业有益。他在表达这些观点时借助了那个时期人们常用到的天文语言。启蒙运动中，人们惯于把科学知识与人类的进步联系起来。当人们用星体的运动规律来比喻人类事件的可预测性时，这种习惯表现得尤为明显。10年之后，《独立宣言》开篇将会讲到通过自然法而将处于独立、平等地位的人团结起来，共同推动人类的进步事业。1776年，美国人将会首次听到有人在观察金星的运动规律的费城天文台(Philadelphia Observatory)读这些话语。

尽管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布兰德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詹姆斯·奥蒂斯有诸多不同，但他们都代表着18世纪60年代中期殖民地所处的相同困境。确实，在创作60年代最为声名狼藉的小册子——《伸张和得到证明的英国殖民地权利》时，奥蒂斯反对布兰德对外部政府和内部政府进行的划分。他将民法和自然法混为一谈，而布兰德发现的却是两者的差别，奥蒂斯比布兰德更乐意去限制国会，但是他俩主要作品中仍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表明了殖民地的总体态度，这种态度超越了个人、宗教以及哲学的差别。对忠诚的定义是这些小册子的实质，而这个定义的中心内容是文化矛盾。

即使英国向殖民地征税的企图已经使抵抗成为自我定义的基础，但18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人尚未在遵从与反抗之间确定一条有意义的界限。因此，《伸张和得到证明的英国殖民地权利》认为，“指出独立国家中他所认为错误的事情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且奥蒂斯对美国人没有做到这一点进行了谴责。奥蒂斯评论说：“这里只有最极度的而且在我看来是可耻的沉默，理直气壮地要求我们作为人和公民的最正当权利已为时太晚。”同时，“议会的权力除他们自己外别人已经无法控制，我们所作的只能是乖乖顺从……让议会随心所欲地给我们施加负担，我们必须服从并耐心地默默忍受着，这也是我们的义务，一直到他们乐意解放我们的那一天。”最后，奥蒂斯借用了伦敦英国政客的单方答复：“我们认为那个令人敬畏的议会拥有智慧，崇尚公正，会乐于解放我们。”

与布兰德一样，奥蒂斯无望地承认议会统治着美国的殖民地；另一个相似点是，后来他自己写了续篇来区分权力和权利。在《殖民地权利辩》(A Vindica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es，1765)中，奥蒂斯会发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区别，以及对一个国家当局盲目地屈从与忠诚、大度而又理性地服从之间的区别”。即便使用了激烈的措辞，如“盲目地”、“大度地”，奥蒂斯的问题也是布兰德的问题。服从止于何处，屈从始于何方？当权力忽略了权利时应该怎么办？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布兰德和奥蒂斯完全不能给出前后一致的回应，而他们的失败包括逻辑方面的弱点，这种弱点使得英国世界不再像以前一样认真对待他们的观点。当那时法律本身就明确无误地表明殖民地的主张是不合法的，那么英国领导者们为什么应该接受殖民地律师，如亚当斯、布兰德和奥蒂斯的逻辑观点呢？

小马丁·霍华德(Martin Howard，Jr)是罗德岛的一名杰出律师，也是寥寥无几的未受到公众反抗的威胁而保持沉默的美国托利党派成员之一。霍华德创作的一本小册子帮助澄清了殖民地所处的两难境地。他在《哈利法克斯一位绅士的来信》(ALetter from a Gentleman at Halifax，1765)中对奥蒂斯和其他人的回复时，预见了10年之后塞缪尔·约翰逊在《征税非暴政》中对殖民地争论中更为巧妙的阐释。霍华德警告说，对1641年的英国与1764年的美国之间不严谨的比较“听起来就像煽动性语言”。他表明现有的主权理论并不允许对统治权的至高无上性含糊其辞。“议会的司法权已经确立之后，这个司法权就不能再进一步分配；它是至高无上的、统一不可分的，可以征收内部税也可以管理贸易。”事实证明，试图通过殖民地宪章和习惯法来区别法律和权利的努力同样是有缺陷的；你必须考虑到所有的习惯法，否则将前功尽弃。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美国人在国会中的代表权也“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很难用历史先例的冷眼光来与这些论点辩论。是霍华德而非奥蒂斯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传统智慧。来自哈利法克斯的这位绅士这样写道：“对于这些内在的、难以抹杀的(权利)的违抗，人们只能一笑了之。”霍华德还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解释在“与祖国做对的那些小册子和报纸上倾泻而出的谩骂”中被破坏。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人的骄傲与另一些人的无知”却获胜了，而且“反对祖国的呼声传遍了各殖民地”。霍华德运用了成功的理论但却最终失败，这种讽刺即是对思想史上真理的折射。当时的环境和作品的论调，而非逻辑和理性使得布兰德、奥蒂斯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为人们所信；理论化的新形式而非理论引起了殖民地的遐想。

一方面，18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以反抗为主题的小册子包含了新的殖民统治中相互认可与援助的新形式。正是在这10年中，律师代替了大臣和以往的行政者成为美国的精英人物。宣传反抗的小册子里使用的语言形式——将自然法、政治哲学和习惯法融合在一起——是对殖民地合法争取权利和自治方法的复制。1818年，约翰·亚当斯给埃兹凯斯·奈尔斯(Hezekiah Niles)的信中，在描述60年代他的良师时详细地讲述了这种观点。在描述他的良师杰瑞米尔·格里德雷(Jeremiah Gridley)和奥蒂斯时，他说：“(奥蒂斯)和他的恩师格里德雷一样，给他的学生反复灌输着普遍真理，格里德雷曾说‘一个律师的桌上或口袋里永远都要装着一本自然法或公法或道德哲学’。”60年代美国的小册子里使用的就是这些集合的观点。这种手法在政治方面如此有效的一个原因是，它宣传了殖民地合法团体的身份和美德。

另一方面，激进的小册子创作者直接向美国文化中出现的公众关系发言。在诸如《伸张和得到证明的英国殖民地权利》这类作品中出现的哲学矛盾促使这些作家在修辞语言方面走了极端，他们的语言除了用作辩论之外还另有用途。在奥蒂斯那本具有开拓意义的小册子里，作者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说美国人可以集体庆祝他们成为“新世界伟大的发现者和定居者”，也不仅仅是排斥了一个“专断的”政府之后他们便可以建立一个“为大众谋福利”的政府，而是说“绝对权力源于人民，终于人民”。爱国者的身份与新的观念——

政府始于民众，终于民众——联系在一起。

这类作品中还有一些潜在的、更为激进的语段，这些语段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对国家的不同认识。举个典型的例子，奥蒂斯运用了天文学“行星革命运动中，重力和引力都占据重要位置”的原理，力图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做出类比，认为在精神世界中，“第一个原则就是平等和整体权力”。从政治上来讲，平等原则要求“几项权力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作为第一项原则，它又渗透到其他所有的政治因素中。奥蒂斯从激进的作品中推测了几项可能性，但美国人要完全意识到这些可能性则需要花费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女性不是生来与男性平等的吗？”在引言中他这样问道。因为奥蒂斯所强调的议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点每个殖民地居民都注意到了，而另外一些人则好像在仔细聆听他关于人权的抽象观点。

实际上，《伸张和得到证明的英国殖民地权利》中的情感节奏与议会的司法权这个主题几乎没有什么关联。相反，它们是在为人们自己争取到的新的政治统治权而庆祝。对于奥蒂斯而言，1688年代表着与历史的深深裂痕和一个全新的宪法，而不仅仅是向英国成为自由而迈出的一步或之前所做努力的扩展：“由于(詹姆斯二世)放弃了王位，原来的契约也就变得支离破碎……革命之后，契约得以更新，且基础更稳固，而且更全面地解释并肯定了统治权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想法有力地支持并超越了作者证明“没有人民的应允，国王不得在任何地方征税”的意图。完全接受了奥蒂斯观点的18世纪读者开始认为革命也许可以解决那些难以克服的难题。

显而易见，这主要还取决于读者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殖民地居民感兴趣的那些因素最终击败了英国居民。在伦敦，文学作品的创作大体上仍需要赞助，而且要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创作者的政治立场仍有赖于贵族的立场，那些将他们的职业生涯用政治小册子的形式写出来的美国律师前最多也只不过是一般的新贵派罢了。实质上，在英国根本没有人接受美国小册子中所表达的有关宪法的观点。甚至由敌对的辉格党在伦敦出版的《年鉴》(AnnualRegister)也在1776年发现“殖民地的支持者们使自由的思想空前高涨”，因此，强烈要求“通过使(殖民地居民)意识到自己的依附性及时地克制他们这种不正常的热情”。这个观点在英国的普遍程度可以通过一项事实看出：1765年议会以245对49票的惊人差距通过了《印花税法案》，尽管当时殖民地居民在强烈反抗之前有一些举措，如1764年的《糖税法》，但议会还是这样做了。

要把美国小册子在情感方面的要求转化为英国的参照标准并不容易，这很清晰地暗示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样的语言却用于截然不同的目的，对大洋两岸的居民产生的影响也迥然不同。甚至有可能正是语言的这种相似性导致了人们的误解，从而强化了这种效果。尽管1776年，英国人就美国的境况而进行的辩论也非常激烈，非常严肃，但是议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还是草率地排斥了“自然法律师的辩论，如洛克、赛尔顿(Seiden)、普芬道夫以及其他一些人”。用《年鉴》中的语言来说，他们的辩论“对宪法中的问题毫无作用”。英国的政客们由于对理论了如指掌，所以他们决定忽略殖民地以自然法为基础的要求。然而，他们虽然了如指掌，但却没有对这种想法所处的不同背景有更微妙的理解。议会未能理解殖民地作品中自然法哲学的重要性，从而误解了美国人的意图。与此同时，殖民地的领袖又把国会的误解理解为堕落的预兆或者还要糟糕。

文化意识中的不断失败值得阐述。尽管这些失败并不意味着独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即使1776年不发生，之后也会发生，但却暗示了英美冲突中，除了之前描述的行政管理的缺陷、不稳定、分歧以及堕落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冲突。18世纪60年代昙花一现的英国大臣的接任者们使英美冲突加剧，不过他们并不是这种冲突的根源。是的，1761年到1770年间，威廉·皮特、比特伯爵(the Earl of Bute)、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罗金罕姆侯爵(the Marquis of Rockingham)，接着又是皮特、格拉夫顿公爵(the Duke of Grafton)，最后是诺斯勋爵(Lord North)都曾掌权，但是每届政府都得到了殖民地政策的大力支持。国会大部分成员都赞同通过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具有争议性的殖民地策略，包括1774年的《不可容忍法案》。对于这些年来英美之间有所分歧的潜在根源的定位，需要一个具有真正灵感的领导层；阻止并控制这种分歧，领导层还远远不够。这个时期的小册子文学象征着一种人们尚未意识到的文化差异以及一种被忽略的测具。今天我们运用这种测具来测量这些文化差异的范围。

3

18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期，在全世界享誉最盛的美国小册子作家当属《宾州农夫信简》(Letters from a Father in Pennsylvania)的作者约翰·狄金森。10年以后也仅有托马斯·潘恩才对殖民地人民的思想产生过同样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是昙花一现。当狄金森所著的十二篇书信体文章《我的同胞》(My dear Countrymen)首次发表于《宾州纪事》(The Pennsylvania Chronicle)上时，各地的读者似乎都认定这部著作将对北美殖民地做出特殊的贡献。从1767年12月到1768年2月，这几篇文章一经刊行，殖民地各大报章纷纷转载。在最后一封信见诸报端以后，这些文章旋即被收入合集，并且很快在殖民地再版七次，甚至在英国本土也多次重印。即便今天，美国人民对革命的认识也深受《宾州农夫信简》的影响，而了解为何这部著作会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作为当时由个人出版的最为翔实、影响最为深远、流传最为广泛且最具前瞻性的时政著述，这本书信集对殖民地文化形式定下了基调，并且在哲学层面上为其确立了规范。

就理性而言，在认为国会不能向殖民地征税的殖民地律师中，狄金森是思想最深刻、表达最有效的一位。他在伦敦法学院受过教育，于是他在《宾州农夫信简》一书中频频引用英国的法律以及洛克、科克(Coke)、休谟(Hume)、孟德斯鸠、塔西佗、哈灵顿(Harrington)以及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等作家的作品。这些因素使他认为社会契约可以保护公民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因而对不代表全体选民的公民征收财产税的行为是违背英国法律的。就感情而言，狄金森是过渡的专家，这些体现在《宾州农夫信简》第四封信里庆祝的欢呼声中：“未经我们同意也没有让我们或我们的代表发表意见就向我们征税，所以说我们是——奴隶。”不过狄金森从来都没有因为写这样言辞激烈的文章而使自己的读者减少。他的文章保持着一种特别的平衡状态，使每个人都能各取所需。

接受的教育和兴趣爱好使狄金森成为殖民地抗议者中最稳健的一位。1776年他积极地反对独立。宾夕法尼亚农民总是对政治抵抗行为谨慎地施加一些哲学和风格方面的限制。他认为1776年的《汤森条例》(外部对美国进口的玻璃、纸张、涂料和茶征收的关税)与之前的《印花税法案》一样是恶毒的，违反宪法的。他对这些法律提出挑战，反抗形式也逐渐地从合法的请愿书发展成为抵制行动，最后又诉诸于武力。然而，《宾州农夫信简》的语言自始至终都对反抗的最后一种形式表示反对。第一封信表示了对“煽动性的手段”的憎恶(“我很抱歉没能做任何事情，这可能会引起君主或者祖国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应当的。”)第三封信将自由称为是“一项富有尊严的事业，不容社会的骚乱和动荡不安的玷污”；殖民地的居民一定是“恭敬服从的小孩，莫名其妙地挨父母揍”。那个农民警告说：“在争论时，我们要加倍小心。”第九封信猛烈抨击了大众的暴力和愤怒；第十一封信则对大众的改革表示强烈的抗议；第十二封信则痛斥了不合时宜的“不正当的激情”。

正确的克制行为要求各种控制交融在一起。狄金森一开始便要求“坚定、稳健地运用自由意志”，但是其中所要掌握的平衡却是极其复杂的。第一封信在对《汤森条例》的抗议(“对这些殖民地的自由惨痛的一击”)与反对谦虚的性情(“我已等候多时，希望看到由更适合这份工作的人来对待这些居民”)之间，以及作者所写主题的自由(“因此所有诚实的人都应该克制自己对自由的热烈感情”)与11月5日(这天威廉王子[William of Orange]接受了议会的权444利宣言，批准了光荣革命)的文件中更强烈的对精神的召唤之间平衡着。如果说那个农民看上去好像一只手在施舍而另一只手在索取的话，那是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整体，“自由意志”是不能被简化的——尤其在美国。

第三封信直接处理定义的问题。狄金森揭示了美国人一直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原因：“要决定一个美国人的性格是否容易辨别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要取决于他对管理者的忠诚，对祖国的义务，对自由的热爱，或者是对祖国土壤的热爱。”每个因素——忠诚、义务、自由和热爱，都必须牢记在心并运用到实践中。当这些因素同时出现时，狄金森比殖民地的其他知识分子更努力地把这些互相冲突的因素并置在一起。结果，在《宾州农夫信简》中出现了许多混杂的比喻形象，和平与战争、客观性与激情、自信和忧虑的定义接连出现，然后又紧密联系在一起。

狄金森想通过团结的理论把必要的含糊意义联系在一起。他确信恰当的比例应包含顺从与自由、权利与法律之间的区别。第二封信比较独特，信中说：“我们正如一个完全自由的民族依赖别国一样依附着大英帝国。”第十二封信中写道：“大英帝国的合法权威就像特勒弗斯(Telephus)的矛一样，既能使人受伤也能治愈伤口。”狄金森选用这个比喻是为了消除对不太可能达成和解的悲观态度。正如英雄特勒弗斯从那支使他受伤的矛上得到了锈的援助一样，殖民地也能从议会的“不和善”中得到“令人惊奇的解决办法”。狄金森好像在说，只要殖民地读者能够看到他们多重利益所掩盖下的真理，万事皆有可能。

美国人从对自己的认识中，得到的结论不仅仅是不愿意革命。从启蒙运动的角度来看，那个宾夕法尼亚的农民是理想生活的化身。他表现出了“满足、感激的心理，(不受世俗的希望或者恐惧的干扰)”。他之所以会保持如此平和心态的原因在序言中有所解释：自由主义教育、财产和地位(“我的农场规模小；我的仆人不多但很友好；我有一些钱可以收利息”)；在了解到“生活的繁忙景象”后便从中隐退；寻找“更广博知识”的途径(“图书馆是我不多的财产中最珍贵的”)；以及一些与他类似的同伴(“我有幸得到两三个有才能的文人绅士的友谊”)。从这些特点来看，这位农民希望“得到比他预计更好的效果”。实际上，效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这也是《宾州农夫信简》更加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代表某些意义的话，那就是恰如其分的教育和自由行使财产权将带来独立以及心境的平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位农民就是美国小册子传统中所表达的这种思想的结晶。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种思想可以简化为一个词组，殖民地小册子的创作者已经用冗长的话把这种思想重复了无数遍：“他们将会让所有人都坐在他的葡萄藤架和无花果树下。”这句话象征着社会和平与个人成功的结合，它出现在《先知弥赛亚的第一本书》(First Book of Prophet Micah)中，预测了救世主的到来。狄金森更全面地理解了《弥迦书》(4∶4)的含义，并在第五封信中给予了特别的强调，信中“圣经里的神圣片断中优美而惊人的语言”使得财产权成为“所有其他权利之根基”。用它的话来说，即“他们将会让所有人都坐在他的葡萄藤架和无花果树下，没有人敢于恐吓他们使他们害怕”，但如果有人使这些快乐的财产所有者害怕又怎样呢？《宾州农夫信简》对此有所涉及。

狄金森笔下的农民应该是平静的；但很显然，他却不是。英国人对殖民地权利的侵犯使他无法保持自然的平和状态。在第九封信中，他保留了葡萄藤和无花果树的形象，他大声说道：“问题不是一些树枝是否会被剪去——斧头就在树底放着；如果我们仍袖手旁观的话，整棵树都必将永久消失。”这句话产生的影响力首先有赖于对幸福可以得到的假设。18世纪60年代并不幸福的人应该如此。正如他们扪心自问的：“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和平中的平和心态……最终却被破坏，让这股洪流流出原属自己的河道而改入不寻常而又曲折蜿蜒的河道，很多州都毁于这些河道，但却没有一个会变得更富有、更幸福？”这是斯蒂芬·霍普金斯(Stephen Hopkins)在《殖民地权利研究》(The Rights of Colonies Examined，1765)中提出的典型问题。

霍普金斯对河流的比喻中，和平心态被毁坏、破坏这样的措辞暗示了那个时代的特殊困难以及对待这种困难的态度。由于外部的支持以及法国和印度之间的战争，殖民地经历了一次虚假繁荣。到1760年战争结束时，自然而然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即那10年当中一直在持续的经济萧条。殖民者的购买力下降；尽管人口持续膨胀，贸易额先是下降，之后便又摇摆不定；负债累累的商人接连破产，越来越严重的贸易赤字使得这个时代更加艰难。这也是对人们的警告。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向殖民地的进口货物征税的决定使人们更加忧虑；这鼓励美国人把一切的麻烦事归咎于政治而非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弗吉尼亚州和新英格兰海岸城市的政治最为动荡不安，这里的烟草贸易和城市贸易中心受到的打击最严重。

繁荣被作为一种既定标准，有时又被当做是应得的权利，18世纪60年代对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中，逐渐把自由、平和、美德和成功的对立面——暴政、焦虑、腐败和经济萧条融合在一起。这种平行的遣词造句频繁地出现在殖民地文章中，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词包含了亲英分子和英国作家永远都不会反对的观点。没有平和与繁荣就意味着自由就要相对受限制，这就足以使殖民地作家发现美国人实际上还是很忧虑的。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处理这种不幸福和灾难，而在60年代，逻辑上的解决方式理应采用英国政策。

在《宾州农夫信简》中，约翰·狄金森把这些反抗形式用简洁的公式表示出来。美国人手中掌握着追求幸福的最佳时机，但为什么他们却显得离他们的目标如此之远呢？18世纪6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那些受过教育的财产所有者们也意识到了这种差距，他们为使收支相抵而疲于奔命。在第十二封信中，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为他们做了解答：

让这些真理永久地镌刻在我们的脑海中：没有自由，便得不到幸福；财产得不到保障，就得不到自由。如果，别人不经我们允许，便可拿走我们的财产，那么我们的财产就是没有保障的。议会对我们征收的财产税就相当于拿走我们的财产。

正如真理、自由、幸福、财产保障和平静几个词的顺序是可以随意变动的一样，这些词的反义词，不安全和外部的税收，可以使所有的美德化为乌有，从而玷污了整个过程。

这些逻辑上的跳跃以绝对精确的语言为基础。狄金森在第三封信中意识到正确表达的困难，因此他在第四封信中要求澄清原则和意图，因为这将“使我们的表达更确定，使我们的行动更安全”。《宾州农夫信简》中指出的最大困难总是困惑。那个农民最后劝告说：“毋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使我们的想法令人困惑不解是一个不可宽恕的弱点，而且有可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错误。”狄金森对自己的极度精确引以为豪。“我曾经翻阅过从殖民地建立到现在，有关殖民地读者的每项法令，”第二封信开篇他这样写道。狄金森的博学多才渗透在字里行间，尽管这是使殖民地读者满足快乐的唯一源泉，但现代读者却很难理解这些特点。

如果要抓住这本小册子的力量，就要意识到农民表达自己的认识其实是他自由的源泉以及对自由的定义。正如他在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时所指出的，只有那些“能够很好地理解自由……并明智、勇敢而正直地坚持、维护和保护自由的人才能享有自由”。在这样的语境中，坚持自己的观点含义甚广。第六封信中对自由的定义强调了权益受到侵犯时自我判断的能力。实际上，在做自我判断时，就是在行使自由的权利。作家根据国家的理解以及之前公众的独到理解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的语言就是行动中的自由。

狄金森对这两种理解都了如指掌。在第二封信中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让这些殖民地的人们确信此时此刻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一触即发，并说服他们为获得自由而立刻团结起来，精力充沛地采取最坚定的非暴力方式进行反抗。”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更高的目标，农民在最后几个词下面划线表示强调。尽管最后这段话不是他自己说的，但事实证明，这段话对唤醒当时读者——“我的同胞”——的意识很有效。

《宾州农夫信简》的结尾很感人。在结尾处狄金森使用演讲中的重复再次重申了鼓励人们进行反抗。他引用了1721年《新英格兰宪法辩》中耶利米·杜默的话，并在1768年赋予了这句话新的意义，从而把那种犹豫不决转化为最高尚的雄辩。狄金森借用了杜默的话说道：“不论人的写作能力多么有限，但当一国自由受到威胁时，要保持沉默更是难上加难。”这种重复形成一种源于原文的文学传统。措辞极端的说话权利第一次得到认可。实际所说的话迫使人说得更多。反抗语言中的犹豫不决从作者的话语转化为讲演者的声音——转化为引人注意的热爱和平的农民形象。相反，那声音现在变成了大声呼喊。这种转换的流畅性标志着美国小册子的性质发生了更大的转变。

反抗变得越来越紧迫——单调乏味的重复，对雄辩的需求，对越来越逼近的危险的认识，最重要的是需要更强烈的响应——这些紧迫性正在改变着语言的意义和方向。在狄金森试图把殖民地与祖国重新团结在一起的同时，他也说了一些赞同分离的话。要求殖民地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抵制国外危险和自我定位的行动则无情地推动美国与欧洲切断了以前的所有联系。“我们不妨这样来考虑：我们……与世隔绝，但因同样的权利、利益与危险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结束时，这位农民这样恳求道。要求团结的命令导致人们得出了一个轻率的结论：具有反抗性质的语言越来越与其他美国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对英国做出答复的希望联系在一起。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小册子放在一起可以解释这种思潮的转变。1776年3月的《波士顿公报》上写着，当“英属美国人(Britannus Americanus)”发现了旧英格兰人和新英格兰人对自由与立宪主义同样热爱时，如果没有进行比较的话，他可能会为大英帝国内英美两国的联系而庆祝。这表明了美国人“最终并不会对大英帝国的人民或其他任何人负责，也不会受他们控制”。1776年，很多美国人仍然对与英国“站立在平等的地位上”这样的说法感觉不习惯，他们因《波士顿公报》根据归谬法说他们可能会“制定向英国征税的法律”而放声大笑。不过英国读者们，包括那些富有同情心的人，却笑不出来。对于英属美国人来说，幽默的代价是他失去了英国的读者。

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产生的实际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美国人只能自己问自己。丹尼尔·伦纳德(Daniel Leonard)也是马萨诸塞洲的杰出律师，他将成为一名令人敬畏的创作小册子的保守党员。1774年末至1775年初，他与约翰·亚当斯分别以“马萨诸塞斯(Massachusettesis)”和“诺凡戈鲁斯(Novanglus)”为笔名进行交流，但早些时候，1773年11月，他仍摇摆不定，足以使反抗的困境成为突出焦点。伦纳德在为《马萨诸塞间谍》写作时，同意了之前评论家的观点，即认为英国的策略是“不合法的”、“不可容忍的”，而且他也像他们一样在考虑应该做些什么来反对这些侵犯行为。1773年他所作出的改革与人们的反响程度有联系。正如伦纳德所写，对任何党派而言，造反的想法都没有那么令人吃惊。尽管他将仍忠于国王，但他并没有考虑英国公民的哲学义务而是考虑了美国政治的实际结构。到1773年，“唯一的问题是冒险反抗够不够明智。”

成功与失败的问题正在取代更为令人焦虑的是要自由还是要忠诚的两难境地问题。而那个留下的“唯一问题”与其说是留给讲英语国家的人民的，还不如说是留给殖民地的某些特定领袖的。伦纳德强烈要求美国人谨慎地预测反抗的危险。相应的，他的文章中也对名义上的读者即各族人民区别对待，为的是引起“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特别注意。这样就缩小了关注的领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英国”这个词开始从原有的名词词性转化为描述性的修饰词。辩论的主题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会引发叛乱的美国环境展开。

小册子的思维方式同时还遵循并指导了改变的方向。由于1774年和1775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美国人必须直接面对并处理他们当中的意见不和。社会压力迫使亲英分子要么保持沉默要么逃走，而殖民地的团结一致现在则成为辉格党作品中的重要内容。有两本小册子描述了当时的新情况：托马斯·杰斐逊的《英属北美权利概要》(A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America，1774)和戴维·里顿豪斯(David Rittenhouse)的《1775年2月24日美国哲学会上的演说》(An Oration Delivered February24，1775，Before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这两部作品虽然迥然相异，但属于同一种体裁，这种体裁通过大家共同认可的含义来消除不确定性。1776年，当地所有令人懊恼的现象，即失落、迁移、困惑、伤害、混乱和死亡，都会随着启蒙运动的扩展而屈服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中。杰斐逊和里顿豪斯就在这之前预见了转化的速度，不是决裂甚至连缺陷都称不上，我们将把独立战争当做自然历史的一部分以及新世界的科学来阅读。

《英属北美权利概要》一书把英国国王当做是主要的敌人，这着实是迈出了大胆的一步。我们说这一步是大胆的，是因为这几乎是不可改变的，而且这一步在1774年这个时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只要议会仍是殖民地反抗的主要目标，美国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一步反对忠于国王和国家。在《英属北美权利概要》中，杰斐逊选择把乔治三世作为真正的敌人时，就表明他已经放弃了更为安全的立场，忠诚也就突然变得有条件了。“但是国王会因此而放弃他制定的所有法律吗？”他这样问道。这个问题早已有人提出，但现在杰斐逊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把矛头直指国王：“要让他记住暴力不能给与权利。”当他补充说“分裂(大英帝国)既不是我们的愿望也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时，他也是在表达一种消极的可能性。杰斐逊为自由的必要性做总结时说：“陛下，这是我们的最终决定。”之前直言不讳地指出帝国分裂的威胁就已经是一种侮辱了，现在补充的这句话则加重了这种侮辱。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演讲中同样的转变也是一种极大的解放，以至于杰斐逊简洁明了的陈述所体现的能言善辩很快为他赢得了《独立宣言》起草者的位置。《独立宣言》中国王仍是主要敌人。1774年以前，殖民地的作家如果想要把议会当做是反抗的主要对象，就会面临令人沮丧的戏剧性的、理性方面的难题。议会不仅缺乏个性，而且人多嘴杂，因此难以详细列出各个具体的对象；另外，它还象征着18世纪英美文化理解中的制度自由。1688年，美国人想要在议会侵犯他们权利的行为中找到专制的证据，是不受欢迎的。(据说英国通过国会和反对国王而重获自由)。杰斐逊并没有赦免国会，但是他从辉格党的历史理论中重新找到了那些熟悉的语言。他并没有选择长期以来讲英语的国家一直着迷的主题，而是集中阐述“所有占有权中最危险的是国王的意愿”。

殖民地反对国王的创新联盟也是新世界政治一支强大的力量。《英属北美权利概要》将平凡的历史事实转化为一种危险的可能性。欧洲国王曾伫立在西方海岸，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这在杰斐逊看来却变成了迁移民族有意识的选择问题。我们正在接近一项全新的概念，即在美国新海岸，君主制本身就会形成一种反常的政体。杰斐逊的论点有四重含义：所有民族都有移民的正当权利；第一批美国人就是移民过来的，他们自愿选择遵从英国法律(“这些移民认为采用那套法律系统是合适的，根据这套法律来看，他们至今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祖国”)；这种性质的选择创造了只与共同的英国国王相联系的独立的合法系统；这个国王“只不过是人民的主要官员，根据法律选举出来，有一定的权利，来帮助政府这台大机器运转”。

杰斐逊并不是第一个解释立宪主义的人。在立宪制度下，英美关系基于共同的政府部门的观点——1774年，富兰克林、亚当斯、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观点是相似的——但杰斐逊却第一个把这些想法用生动的故事形式讲给美国人，并让美国人相信。这个故事包含有很多危险的否定词，对于英国读者而言，其中的四个要点并不那么难以接受。英国法律中并没有提到过移民的正当权利，也没有提到殖民地自愿与英国签订的契约、殖民地的立法机关不受议会司法权的限制，也没有提到国王仅仅是人民的领袖。在18世纪的英国，这些想法都接近于叛国，甚至连弗吉尼亚议会当时都排斥这些想法。杰斐逊在自传中轻描淡写地说，这些想法“在当时的那种状态下真是太大胆了”。

杰斐逊所讲故事的复杂形式显示了他更远大的目的。《英属北美权利概要》是作为《第一次大陆会议上致弗吉尼亚代表的向导起草案》(Draft of Instructions to the Virginia Delegates in the[first]Continental Congress)出现的。当议会拒绝了这份起草案时，杰斐逊在威廉斯堡的同事把这本书以现在的题目出版并分发给民众，费城和英国的其他一些出版商也很快开始转印。因此严格说来，《英属北美权利概要》有三种形式：有时是正式的立法文件，有时是致国王的一封信，有时又是一本政治小册子。杰斐逊和他那些激进的同事对这三种形式都加以运用，来激励爱国者起来反抗。

小册子这种形式的优点在于比较灵活，可以涵盖一些其他形式。由于计划把它作为“上述代表的指导”，《英属北美权利概要》这本小册子得到官方批准，尽管它代表的仅仅是少数人的观点。1774年读过这本小册子的许多人都不可避免地认为它代表着已经制定的政策。当时的立法机关的决议形式也使得杰斐逊把个人的想法作为集体的意愿进行表达。作者小心翼翼地使用着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这个词，这个词应该是指代所有美国人的，但作者并没有指出具体指代谁，因为这样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叙述。小册子的标题是由杰斐逊的同事精心选择的，这个题目强化了这个特点。因为《英属北美权利概要》这个题目暗示了作品经过权威人士的删减修订；表面上看好像涵盖了所有要点，其实是把一些次要分歧放置在一边了。

立法机关的决议很少像这样受到民众的欢迎。一直以来，正是杰斐逊致国王的信吸引了读者。这种转换——从正式决议到煽情的信件——就发生在《英属北美权利概要》中。杰斐逊所说的“指导……应该给国王呈上一封谦卑而又尽责的信件”这句话与那封信所表达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不过信中的语调并没有太多的谦卑。国王是合适的收信人，是因为正如杰斐逊告诉他的，他是“大英帝国好几个州中唯一的调停力量”。这封信中没有让步。作为一个官方接受者，乔治三世不能接受杰斐逊赋予他的这个角色，即被贬低了的“调停力量”。他也不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因为很明确，这封信“语气表达强烈，说服国王相信我们是在要求恩惠而不是权利”。最后，杰斐逊故意使用了冒犯性的语句。“大人，敞开您的心扉去接受自由开放的思想，”他带着优越感对国王这样说道。

实际上，一封“谦恭而又尽责的信”这样的伪装，同时又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现的一篇政治檄文，是对这封信的真正接收者——其他美国人发出的集合号角。对于这些同胞而言，尽管在1774年他们已经忧虑不安，但杰斐逊仍暗自对他们提出了劝诫。他警告说：“让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去阿谀奉承吧，这不是美国人的风格。”这句话除了有着夸耀外还有着恃强凌弱的意味，这一点不容忽略。没错，那些依旧向国王俯首称臣的人已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了。在号召民众团结一致的语言中就已经隐含了这种威胁，不过杰斐逊创作的小册子在这方面所表现的理性和慷慨激情是很明显的。《英属北美权利概要》的核心是对美国法律的解释，这种解释把英国国王的存在变得遥不可及，而对他的忠诚更是一种反常行为。

《英属北美权利概要》中最奇特的方面在于其设想的英美之间的政治差距太大了。杰斐逊描述的自然法中所规定的移民权，使美国人距离他们的撒克逊祖先比英国公民更近了一些，距离英国公民却如此遥远，以至于议会对权利的侵犯都成为“由一群不了解我们的宪法和我们的法律不认可的人执行权力的行为”。杰斐逊笔下的美国人对法律的定义与英国人的不同——这项定义基于“自由的语言与情感，成为一个自由民族对源于自然法的正当权利的要求，”结果造成了行为和理解的不一致。尽管在美国，自然法远远超越了英国法，但是国王与殖民地统治者仍具有“超越所有限度或法律赋予”的特权。

英美现在处于冲突中，而年轻的杰斐逊并不愿去避免这种冲突。《英属北美权利概要》中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叙述国王和大臣用来破坏北美英属殖民地自然和谐状态的“专制手段”、“专制政府”、“压迫”以及“篡夺权力”。在长篇累牍的责备以及对诺曼底人(对英格兰)的军事征服的类比暗示中，杰斐逊发现自己困惑于“无法找到既能顺从国王又能同时揭示真理的词汇”。议会中一小撮美国代表想法的改变也收效甚微。他在想：“美国的每位公民在美德、理解与体力方面都是与英国公民平等的，为什么英国16万选民应该为美国的400万公民制定法律，可以给出一个理由吗？”

这个问题的提问者已不再仅仅狭隘地思考去废除某项特别的法令。《英属北美权利概要》处处都体现着如果没有国王和皇族统治者，美国人会过得更好的想法。杰斐逊的心境可以通过他写小册子的时间来估计。这本小册子是所有殖民地反抗了一整天之后起草的。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整个殖民地这次为时一天的反抗就像电击一样，唤醒了每个人，使他们团结一致地站立在反抗队伍的行列中。”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胆的陈述。他告诉乔治三世说：“一个认为自己拥有权力的民族被激怒之后是很难把他们镇压下去，让他们服从的。”说这句话的人已经在用他的生命、财产以及神圣的荣誉来支持美国人的事业。在他巧妙地承认有必要进行革命时，流露出他对《英属北美权利概要》这本书的兴奋。1774年，杰斐逊决定背水一战。这种行为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使他在1776年夏天所表现的能言善辩更沉着、更稳定。

戴维·里顿豪斯是一名天文学家，发明了举世闻名的太阳系仪。他同样也在寻找着与欧洲的距离，而杰斐逊找到了政治和法律方面的这个距离。如果非要对两者进行比较的话，可以说里顿豪斯的努力更值得注意，因为18世纪时，天文学强调的是联系、吸引力、秩序、比率以及各种力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都可以克服距离。《美国哲学会上的演说》是一部科学专著，其中也不免提到政治观点。在这种压力后面所隐藏的是又一位美国知识分子对欧洲影响力的惧怕。与杰斐逊一样，里顿豪斯希望美国可以通过非暴力方式取得独立。但为何独立如此之好呢？两位作家都设想了一个在新世界的自然和谐中比较安全的美国。然而里顿豪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为透彻一些，因为他所研究的天文学迫使他更为清晰地指出了自然世界基本的、具有控制性的观点。

18世纪的科学家轻易地设想了一个道德世界，而且在启蒙运动思潮的所有科学中，天文学与造物主的概念最接近。里顿豪斯在陈述天文学的兴起与进展时运用了这些手法。他说：“我们能力的每次进步，我们所得到的所有幸福，我们在完善神学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每一次进步都有可能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他所赐予我们的幸福之海的无尽边缘，以及其难以理解的完美。”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新的海岸就意味着更大的喜悦。里顿豪斯把光、运动和神学作为对宇宙智慧的具体量化，这几个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从而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即“神的能量支持了宇宙的根基，所有其他物体的生存都要以它为基础，运动定律就源于此，而且使光具有天使般的飞翔速度”。

发现之光赐予新发现的物体以特权。这个前提比较含蓄，里顿豪斯又补充了一个观点，即认为尚未被接触的物体——未被人类之手触碰过的——反映了单纯的目的。这种完美的象征来自天上的星星：“遥远而宁静的天宇中，星星散发着无邪而幸福的光芒。这里从来都不存在自然亦或道德方面的邪恶，在这里可以满怀感激与敬慕地享受造物主的施与，这就是生存。”这些想法直接导致了对新世界更为贴切的类比，新世界就像天堂一样尚未被“由英国对利益的渴求而驱动的闪电”的邪恶触碰过。里顿豪斯的结论是惊人的。“我希望——虚无的希望!大自然会在新旧世界中间树立起永久的横木，使得人们去欧洲就如去月球一样不可行。”

这位天文学家因为这里的离题而道歉，这里的离题与扩展知觉的主题是背道而行的。正如他所说的，更为恰当的类比将体现“陆地和海洋的位置，因为距离遥远的地区可以通过陆路和水路交流并互换利益”。但里顿豪斯与18世纪的很多美国人一样，害怕与欧洲联系会带来“邪恶的进步”，这种对腐败的惧怕助长了对自然纯洁的相信。天文学家矛盾的感情随着地质线的延伸而表现出来。《美国哲学会上的演讲》中最愉悦的时刻是在描述暴政与奢侈“像不可抵抗的潮流一样奔涌向前，其来势之凶猛无人可抵”。这些恶习已经“早已尘埃落定，永远也不会再漂浮起来，亚洲人的辉煌……而且几乎征服了欧洲”。因此，只有尚未被接触过的物体和美国仍然和谐的自然世界依然存在。

对于那些根据欧洲的腐败和美国的纯洁来划分英美世界的人而言，从英国分离不会那么快。革命作为重新净罪的象征和行动会帮助里顿豪斯实现他最奢侈的愿望。战争可以做到自然做不到的事情，即重建新旧世界之间的屏障。即使这些屏障不能永久存在，交通的不便利也会使几代美国人不愿去欧洲。确实，很多共和党领导人对这种不便利表示欢迎。托马斯·杰斐逊问道：“为什么要把一个美国青年送到欧洲去读书？”正如他在1787年告诉约翰·班尼斯特(John Bannister)的，“来欧洲受教育的美国人会在知识、道德、健康、习惯以及幸福方面有所失而不会有所得。”

很明显，与英国的战争满足了美国人的一些本质要求。战争加强了那些已经令人着迷但却又常常是单调乏味的对美国人的美德进行的内部辩论。不太令人注目的是，革命推迟了对令人不安的有关自然世界中美国人定位的哲学问题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处于暂时搁置状态——对有关自然和国家的这个问题将会成为那个世纪最伟大作家首要关注的问题——留下一些革命时期的作品来解释新世界中美国的纯洁。一种结果是一系列的简单定位。在革命前后时期的几代美国人，“美德”、“自然”与“美国”是相一致的，有时甚至可以互换。

从一个共同的象征符号中可以看出，那个故事如何推动了文化的具体化。戴维·里顿豪斯可能对美国新国旗上红白相间的条纹没有想太多，但可以肯定地说，1774年7月14日公布国旗的其他设计时他点头表示同意。国会要求“以蓝色为底色，上面有十三颗白色的星星，代表新的星群”。这代表了天文学家的希望。革命将启蒙运动中的坚定信仰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把星星改成对新世界共和主义的象征。在这个新的星群的象征下，在想象的无辜和喜悦中，公民要去享受造物主的恩惠。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丰饶的土地很快就会变为所说的“生存的事务”。

4

1776年，促使改变发生的第一个催化剂是文学形式。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于同年1月10日在费城出版。他的这本小册子第一次印刷时一周内印了1000册，而且据作者说，三个月印了12万册，在当时这个数字真是一个奇迹。这本小册子立刻激起了人们的思考，这点无人质疑。这本小册子首批读者中的两名重要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乔治·华盛顿分别谈论了它“强大的”影响力和“无可辩驳的理性”。其他的评论者很快在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场景中为它找到了一个特别的位置。2月24日的《纽约宪法报》(The New York Constitutional Gazette)上一位作家称：“《常识》引进了一套新的政治体系，这与旧的体系相比有天壤之别，正如哥白尼学说与托勒密王朝的体系相对比一样。”《常识》一经发行便势不可挡，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力，是那个时期唯一一本仍能让现代美国读者浮想联翩的小册子。

这样迅速、独特、持久的成功，多多少少有些不容易解释。学者们并没有过多地强调这本小册子的内在特点，而是更多地解释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力。据说潘恩掌握并运用了人民的语言，或者说在他自己的境况与十三个殖民地的情境之间建立了一种心理上的平等关系，亦或是在关键时刻掌握了殖民地政治中的反抗语言，或者说是将处于社会较底层的英国人的独特视角归入到美国人的问题中。这些观点本身都完全正确，但它们只停留在表面分析上。它们不像潘恩的文章那样做了更深层次的分析。在潘恩的文章中，革命的最终动力在起作用。

在解释托马斯·潘恩的文学成就时，应该把三个因素分离出来单独分析：语言、哲学和政治。从语言这个因素来看，忠诚的反抗使殖民地的争论陷入僵局，潘恩打破了这种僵局。甚至连杰斐逊都觉得有必要在《英属北美权利概要》中对他的攻击做出总结，并表达了希望“整个帝国充满爱与和谐”这个不可能实现的希望。1776年2月13日，在《致殖民地居民》(An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lonies)中，虽然詹姆斯·威尔逊一次又一次地否认自己希望“卑微、无志气的殖民地居民”获得独立，但他仍然继续站在大多数美国人的立场讲话。潘恩一举打破了这些扭曲现象。在《常识》中，他把英国国王当做是公认的敌人。对于那些熟悉但仍具恐吓意味的“叛国!叛国!”的呼喊声，他没有像之前的作家那样去巧妙地逃避，而是无所顾忌地表示赞许。用比喻的手法来讲，《常识》是对帕特里克·亨利的重塑：这就是叛国，但现在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从哲学这个因素来看，潘恩从宗教和科学的意象中创造出政治思想，从而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家。杰斐逊将可以与他一决高下，但在1776年，只有潘恩证明有能力将人们记忆中的宗教声音和科学语言与世俗的政治小册子联系在一起。这项成就是他具有强大魅力的主要原因。在《常识》中，用自然来揭露一些事情，用理性来解释一些事情，上帝发出命令说“新世界的诞生之日近在咫尺”。这件事是“辉煌联邦”的一部分，标志着“大陆政体”的开端，这种政体将会使美国因此而成为“全球的骄傲”。上帝作为“美国的国王”对其进行统治。地球上，在正在兴起的共和国中，“上帝”这个词就是法律。那么，很显然，“在美国，法律就是国王”。

与此同时，欧洲的国王世袭制也就“无可辩驳地”成为一种原罪。由于“国王的宫殿是建立在天堂中凉亭的废墟上”，那么很自然地“调停与毁坏”就紧密地联系起来。从科学这个因素来看，君主制复杂而又不受欢迎，与“自然与理性的简单声音”相对抗，而“任何事物越简单，产生混乱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产生了混乱也比较容易恢复”。因此，调停就成为一件“极其令人困惑和复杂的事情”而“独立就成了唯一简单的事情”。宗教的历史与科学的几何构造同时出现。在说明“认为一个大陆将长久地被一个小岛统治是很愚蠢的”时候，潘恩借用了当时常见的牛顿学说中的比喻：“自然决不会使卫星比行星都要大。”宗教、科学与政治这些意象相互渗透从而驱除了所有的忧郁、对未知物的恐惧以及对英国法律中丧失的便利性的忧虑。

潘恩对美国乐观前景的预计还有赖于宗教与政治意象的结合。《常识》事先勾画了正在展开的美国试验的重要方面的轮廓：共和主义在大陆的扩展范围、它的代表形式甚至在国家会议与成文法中的结局。很明显，潘恩之所以能暗示这么多意义的原因只有一个，即他掌握了一套宗教思想，可以对应该会发生的事进行预测。对大陆联盟的自发创造在1776年严格的世俗语境中是无法想象的。那时政治引文语言的使用不会证明这种推断的正确性。

相反，潘恩则描述了即将到来的共和文化的新千年，他设计的上帝的新以色列也证明在这方面极其有用。《常识》中解释说：“是发现了美国之后才进行的改革，就好像仁慈的上帝想要为将来会遭迫害的人预先打开一个避难所。”这里所说的将来，在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历史，他们仅仅在“上帝安排好的英美之间的距离带”中是安全的。潘恩在英美都生活过，他可以坚持认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统治绝不是上帝的本意”。相反，与英国分离和对英国的仇恨才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潘恩说：“正如恋人可以原谅强奸他爱人的强奸犯，大陆也可以原谅英国的谋杀行为。上帝已经把无法抑制的情感深植于我们心中，从而去实现善良、明智的目的。”给予这个地广人稀的大陆独立的声音是上帝的安排而非人为。

潘恩成就中第三个可以孤立来看的因素，即独特的政治学，使他能够将不忠诚带来的愧疚转化为愤怒和对国家的新定义。这正是《常识》最不被人理解的部分，因为这也是人们最不乐意考虑的部分。评论家已经注意到，潘恩创造性地把殖民地暴乱具化为爱国主义，并表达了他对暴动者情绪的反应。但他是如何大肆渲染那个时刻的暴乱的？表达暴动者的情绪又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这要涉及出版物中的精英主义与演讲中使用那个词的具体语境以及与人民意愿之间的裂痕。《常识》比当时的其他作品更努力地试图修复这种裂痕。

殖民地美国人的愤怒与他们以正式的散文形式来表达这种愤怒的能力之间的区别是，传统小册子中已经指出了忠诚的得体行为的效果之一。理查德·布兰德、詹姆斯·奥蒂斯和约翰·狄金森甚至托马斯·杰斐逊的出版物中都有一些隐含意。然而，在口头文化中，愤怒是使定义更为自由的源泉。18世纪的美国，民众暴动时有发生，以致暴动都成为殖民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做重要集体决议时不受法律支配的武器。如果说暴动最初是为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况偶尔发生的(对逃犯和其他违规行为的惩罚、土地所有权纠纷、征召争端、关税的征收、当地防御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邻里冲突)，那么它们在18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有凝聚力的现象。以《印花税法案》激起的冲突为开端，暴动成为殖民地向帝国政策发起挑战的常规的主要形式，也清楚地表明了每个殖民地的人民都希望他们的领袖反对英国的统治。

在革命时期的主要文学作品中，我们为什么很少见到关于暴乱和暴动之类的描述？保守党员通常都是关注暴动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确实描述过他们的忧虑，但革命领导者限制他们进行评论，因为他们害怕这些评论一经出版就会使人们的反抗权转化为公众混乱的正当理由。场面越混乱，这些领导者越不愿意去讨论或记录这些情况。甚至连激进的辉格党也担忧会给民众火上浇油。革命领导人对小册子的控制约束是帝国政治中负责任的策略，也是维持社会较底层秩序的一种策略。

当然，对这种克制性感情描述的最大例外是《常识》，潘恩的愤怒在美国找到了发泄口。当潘恩介绍他的小册子时，他呼唤“每一个上帝给予情感权的人”。他夸大了这种情感，与当时那些企图克制这种感情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篇充斥着“仇恨(或敌人)”的文章中所描述的最大危险不是英国人而是“被动禀性的人”。美国的情况所要求的不仅仅是谦恭，还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些大自然认为合理的情感中去”。这些感情，当由潘恩作最深入的分析时，几乎都是愤怒。在《常识》中，正当感情的真正守护者不是别人正是撒旦，他引用了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话：“在一片因仇恨而变得支离破碎的大地上，不会达成真正的和解。”在这个世界中，宽恕是一种不合常规的情感。潘恩说：“有一些伤害大自然是不会宽恕的；如果他宽恕了，那么她也就不能称之为大自然了。”

潘恩一遍又一遍地声称仇恨是正当的，而且鼓励仇恨。首先是仇恨国王，接着是仇恨美国的卖国贼；之后才能实现建立大陆共和国的目标。“人在报复中增长阅历”，他解释说，《常识》的创作是由血腥、灰烬、痛苦、残忍、恶行、堕落、怪行和地狱激起的。那年4月，当评论家称他“狂怒”时，潘恩对此表示欢迎，并对他们做出了回击。他像福雷斯特(The Forester)一样说，“也有一些人德行积累得还不够，还没有能力愤怒。”

应当记住的是潘恩作品的自然的阅读群体是美国暴民，这也是潘恩所期望的。这不仅因为潘恩运用了人民的语言，它还运用了暴动民众的自然情感——愤怒，好让这些最活跃的组织找到共和国公民的共同意愿。潘恩意识到“现在大众的思想漫无目的，在他们面前没有固定的物体”，潘恩这样写道，他要在暴动民众争取独立的行动中为他们指引方向。《常识》指出了获得独立的三种方式：“通过国会成员的合法声音、军事力量或民事暴动。”1776年独立战争的绝妙之处在于它把三者都结合在一起。如果美国人意识到“现在是一个好时机”的话，国会、士兵和暴动便可以结合成一体。潘恩写道，此时此刻，“我们的战士是公民，而大众则是一个理性的群体。”

《常识》所引起的反响具有爆炸性，体现在暴动人群意识到了自己的目的和尊严。在那些以温和反抗的合理性为主题的小册子发行了10年之后——这种合理性把暴动看成是无耻的副产品——潘恩辩论说愤怒和公众的暴行是殖民地取得独立的重要工具，因此也是文化得以拯救的重要渠道。最近关于大众行为以及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的理论有助于解释这项策略的极大有效性。在《群众与权力》(Crowds and Power)中，文化评论家伊利亚斯·卡内(Elias Canetti)指出了四项中心策略和控制暴动行为，或他所说的乌合之众的行为：暴动人群想要成长壮大，他们想要平等，热爱团结，需要指导。他们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在于他们的破坏性。那么，在他们的早期成长过程中，暴动民众通过破坏具有代表性的界限，确立了他们的定位；房子的门窗是有用的靶子。实际上，这种对特权阶级的象征性侵犯表明了独立战争之前和期间美国暴动人群的特点。

《常识》围绕这些观点展开论述。文章开篇便对君主制进行了理智的攻击，其结果就是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其目标是破坏与英国的所有联系。那时，使人们团结起来的三个积极因素支持了这种破坏性的举动：首先，在描述平等的语言中发现的相关性；其次，对联盟当中团结一致的力量的认识；最后，大众对不断扩展的大陆共和国发展方向的认识。接受这些激励的殖民地读者们达成了一个简单的协议。为了更多美国人的利益，他们牺牲了地方的身份，这种身份是他们与英国之间联系的象征。

潘恩的策略有些危险。号召一个公民“大胆地扩展他的思想，超越现在”是有一定冒险性的。那时和现在的评论家已经注意到，潘恩抽象扩展的概念有画饼充饥之嫌，还有孤立的可能性。在潘恩所说的“事物的共同秩序”和“人类权利”中，对依附、感人而又熟悉的联系的补偿说明在哪里呢？确切地说，为什么认为新一代美国人应该“向他们的邻居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呢？”潘恩的回答有赖于他所认为的暴动人群的凝聚力。因为这些乌合之众不仅是分离形象的代表，而且他们出现的时间还在18世纪末国家开始拥有特殊的身份威力之时。作为第一个割断自己与殖民地的联系的人，潘恩也第一个意识到在革命时期的美国，民族辩论是绝对应优先考虑的事情。正如后来伊利亚斯·卡内对潘恩的认识所作的解释：“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视自己为孤立的一员。”

与其说《常识》中的民族辩论是一种正式的想法，不如说它是一种表达方式，但是如果考虑到民族主义不是由概念或想法的独出心裁而是由想象的这些概念或想法的风格来划分的，那么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力量。潘恩首次想象着美洲大陆各州团结一致的共和国时，使用的风格和语调是充满激情而非理性的，而且是围绕愤怒、痛苦以及四面楚歌的自作主张展开的。那种自我采用了一种无所不在的代词形式。小册子中经常出现的“我们”这个词既不包含殖民地，也不包含有选举权的公民，也不包含任何一个领导者。它指的是集体联盟中每一个有识别能力的美国人的自我。让人不安的是，这个“自我”的范围在辩论的过程中逐渐缩小。《常识》中的第三部分将“那些所有拥护和解政策”的人排除在外。这种人不仅包含保守党员和托利党员，还包括“那些没有能力辨别是非的弱者和不愿去辨别是非的有偏见者”，甚至包括更广范围内的“过分地认为欧洲比较好的温和派”。

随着限制事物的不断增多，产生了一种巧妙的但总体上尚未被意识到的出乎意料的情形。尽管潘恩坚持把国家最大范围内的人考虑在内，但他所认可的有价值公民的范围在缩小。真正的美国人必须声称他们极其愤怒，要起来反抗英国。只有那些曾经遭受过和正在遭受着美国“痛苦”的殖民地移民才可以评价“大英帝国的罪行”，那些想要和解的人不配美国公民的身份，因为他们“胆小如鼠、阿谀奉承”。潘恩保留了对那些在危机中没有做任何事情的公民的愤怒：“这种人无恶不赦。”最后，战败的英国士兵比立场错误的公民更值得尊重，“因为士兵丧失的是生命而公民丧失的是自由”。

在威胁的背后是《常识》中自然表现出来的共性。公民获得自由，并在他们聚在一起时，超越了个人身份的限制，但聚合的行动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排除的心理：你要么支持暴动者要么遭暴动者反对。在潘恩之后，还有很多人理解了民主中这项呼吁的力量。对市民的排除策略、潜在的敌人(国内外)、痛苦和惩处情节剧式的场面、对爱国主义立场的挑战、对识别出来的敌人表现怯懦，最重要的是，在正当的反抗行为中对集体团结的期冀——这些都是1776年美国人运用的武器，现在他们仍在运用这些策略来想象国家的团体。

潘恩本能地意识到想象一个民主的美国团体要求作家采用一套不同的策略，他之前的作家没有人意识到。想想约翰·亚当斯和其他激进的小册子作家们在1769年8月在面对道彻斯特自由树下350名支持者时的反差吧。约翰·亚当斯在他的日记中约略写道，他希望“能影响人民的思想”，并“让他们脑海中充斥着自由的思想”，但与此同时，他还需要“让人民热爱自由事业的领导者”，保证权威的位置，当然也包括自己的位置“处于事业的核心地位”。因此，写作既要激励人们，又要为这项事业点明领导权并控制其进程。而另一方面，潘恩直接对公民说了一些发自肺腑的话，他说这些话时心中另有目的。

《常识》力争授权给人民，人民是“真正合法的权威机构”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群体。潘恩的题目是从18世纪政治中选取的，将专业知识的复杂性与共同关注知识的简单性区分开来。从修辞的角度来看，“常识”是对那些地位显赫、学识渊博的人的一种控制，他们使用自己的优势来保护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阶层，他们运用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差异性。当潘恩谈到这个思想——“只不过是简单的事实、清楚的观点和常识”时，他想表达的有三层意思：任何人都能理解他小册子的内容；所有人都应该理解；理解之后并不需要什么多余的叙述、解释或仪式。《常识》中的语言极易理解；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都不能容忍任何控制大众思想的领导人。

《常识》是观念和文学作品的联合体，反对有可能妨碍共同行动的任何等级划分。“在没有区别就没有优越感的地方，绝对平等并没有吸引力。”在表达对独立州的看法时，他这样写道。在这种革命计划中，比较优越的生活是一个特殊问题(“总体上说，富人是恐惧的奴隶，颤抖着屈服于高等权力。”)任何远离人民权力或重要性的一切东西都是令人生疑的。对潘恩而言，在第一次运用美国政治中最常用的比喻/修辞时，甚至连英国宪法中自吹自擂的核查与平衡也意味着“议院的分裂”。

1776年，除了与英国的冲突之外，还有很多危险。国内统治的问题带来了一个即时的、令人不安的结果：谁来担任国内统治者？70年代和80年代初没有比这个更让人苦恼的问题了，所有革命领导者当中，只有托马斯·潘恩给出了一个完全自发的、真诚的回复。在对革命的最终挑战中，他用最简单的词汇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联结在一起。在《常识》中，人民可以反对“无意义的国王”，因为在做决定时，他们手中已经掌握了政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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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一些革命领导者极力反对潘恩宣扬的那种精神。他们想要《常识》所具有的魔力，却不喜欢其中所表达的反抗心理和压倒一切的愤怒。然而，在极力反对的同时，这些领导人还看到了他们的努力超越了集体的力量。潘恩之所以能够如此使人产生激情是因为他接受了人民的力量，而意识到这一点对一个新的美国精英所产生的效果是着迷、沮丧失望与畏惧的结合。我们可以在约翰·亚当斯著名的摘要中对此有所了解。1805年，他向本杰明·沃特豪斯(Benjamin Waterhouse)吐露说：

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纪的最后30年中，还有没有人比托马斯·潘恩对居民的影响力更大。那个时期没有更为严格的萨堤罗斯(Satyr)。正像这样一只由野猪与母狗交配而成的介于狗与猪之间的杂种狗，之前的世界从未因人类的卑怯而经历如此的不幸。那么就把这个时代称为潘恩时代吧。

这段谩骂的话比任何评论都更加有力地揭示了革命时期与革命后语言方面的分歧。那只杂种狗的活力源于以下因素。在一个人民的政府中，人民的角色应随心所欲到何种程度？这是1776年每位作家都考虑的问题。亚当斯的语言之所以如此刻薄是因为他立即意识到并表达了产生的威胁。1776年5月，《常识》出版后仅四个月，约翰·亚当斯写信给詹姆斯·萨利文(James Sullivan)，承认“政府唯一的道德基础是人民的许可”，但他还问道：“我们应该把这项原则贯彻到何种程度？”信中剩余部分谴责了这项原则所鼓励的无止尽的包罗万象。亚当斯建议说：“依靠这项原则的话会有危险，因为它带来了丰富的争论源……它会混淆并撤销各种各样的区别，并把所有的阶层融为一个共同阶层。”他在1776年的个人使命是很明确的，这项使命超越了取得独立。

1776年，亚当斯自己创作了一本小册子《关于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这本小册子影响力仅次于《常识》，是对《常识》的一个直接回应。那时，亚当斯的自传记录了就这个话题与潘恩的对话：“我告诉他……正如他害怕我的作品一样，我也害怕他的作品。他的计划民主性太强，没有任何约束，甚至都没想过要达到一种平衡，以至于他的作品一定会带来困惑和邪恶。”《关于政府的思考》是从给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的一封信中节选的，这本小册子同意《常识》中所提出的需要建立一个共和政府的观点，并使用了自己的革命语言，颂扬了法律的绝对权力、选举责任制以及职务轮任制。然而，两者的相似性仅此而已。

如果说《关于政府的思考》中截然不同的首创精神听起来有点熟悉的话，那是因为这些首创精神提供了一幅有效蓝图。用作家的巧妙语言来说，在美国人“不再受到皇族保护时”，可以根据这幅蓝图采取行动。亚当斯反对潘恩提出的为更为复杂的两院制外单独设立一个民主团体的想法。他赞成建立独立的司法权，在政府各部门之间达成平衡，最重要的是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他这样写道：“那么，第一步必要的措施是将很多人的权力授予最明智最善良的少数人。”潘恩希望由人民执掌权力部门，亚当斯却通过法律对其进行了限制。他告诉理查德·亨利·李说：“亲爱的朋友，我和你生活在一个古代最伟大的立法者希望生活的时代。”

亚当斯和潘恩一样自信，当一个人考虑1776年美国的政府状态和法律时，这种自信就令人难忘。革命开始时，北美并没有真正的法院。单独的殖民地因缺乏有效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依赖于一个未经考验的、力量极其薄弱的中央政府。所有原来合法的东西在突然出现的殖民地宪章中却变得不合法。1776年，塞缪尔·韦斯特带着极大的自信利用选举布道来证明“不受民法限制的人民本身就是法律；而且他们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受到心中上帝的法律的约束”。

从长远来看，政府的弱点为亚当斯所喜爱而遭潘恩的反对。亚当斯和他的同盟强调“美国事务现在的紧迫性”，他们把在文学领域中通过松散的小册子形式冒险传播革命思想转向建立政府机构的行动，这种转变是领导者必须做的事业，或者用亚当斯的话来讲，“最明智最善良的少数人”应该做的。矛盾的是，把宪法当做更高法律的观点——高于政府，源于人民——助长了这种转变。人们所设想的宪法写作的特殊性鼓励了对标准的立法机构的规避，在此过程中“新人”，即潘恩自然而然的同盟，会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那个时期的一般宪法是由特别委员会的少数成员起草的，有时只有一个人来拟定。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就差不多是由约翰·亚当斯独自起草的。

亚当斯和潘恩所做的努力还产生了一些已经被淡忘的影响。革命小册子的灵活多变性鼓励了激进而非保守。《关于政府的思考》小心翼翼地向人民表态，但亚当斯也知道他对“政体”的支持可能会导致公众的责难。他引用了弥尔顿的作品，请求理查德·亨利·李保护匿名作家，以免“四周充斥着野蛮的声音——有猫头鹰、布谷鸟、驴、猿以及狗的声音”。这里有一种微妙的形成上的转变。早期共和文学中，一个令人困惑的转变是亚当斯和其他稳健派运用小册子形式来削弱其原始重要性的方式。当他们完成了这个转变时，小册子时代也随之结束。

随着1778年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激进力量反对权威机构的时候，保守的小册子作家们的反应是对回应表示完全的遗憾，并否认对独出心裁的任何要求(“我假装不给你们任何新的东西，而是巧妙地修改一下观点来说服你们”)。作为《致马萨诸塞州柏克夏郡居民》(An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Berkshire County，Mass)中的“不带偏见的理性”，威廉·怀亭(William Whiting)抗议无政府状态和无视公认规则或标准的放肆行为：“我不能不关注那古代的普遍真理——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在这个国家是如何被无耻地滥用。”“不带偏见的理性”轻易地将选举出来的代表的正当声音与暴动人群的“亵渎上帝和叛国”区别开来，但怀亭自己身为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的成员，好像期望从“权力武器”中获得比他的语言力量还要多的答案。奇怪的是，他也担心人们愤怒的攻击就会取代毫无偏见的理性(“我意识到了自己也应该加入大众的潮流中，并带着如火的激情让我的心中充满愤怒”)。小册子让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行动中无尽的刻薄恶毒。当然，这位作家也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担忧。

1778年，在一本更具有影响力的小册子《埃塞克斯决议》(The Essex Result)中，西奥菲勒斯·帕森斯(Theophilus Parsons)将同样的宪法危机转化为受控制的知识分子的崇高冒险行为。帕森斯也把“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的意思改得更具体。他写道：“没有人会如此大胆放肆地来断言那个观点的全部含义。”他的坦白象征着不断变化着的时势。具体而言，在制定宪法这个“艰难的任务”中，帕森斯要求共和党人“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只局限于普通大众”。他们应该依赖的对象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要求的美德——智慧、坚定、一贯性和锲而不舍，“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和富人最有可能具备的”。只有通过这些优先权，“最高权力才能下台并得以平衡，法律才能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一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美国人才有望得到一部永久性宪法，“这部宪法定将笑看欧亚大陆诸帝国的倾覆。”

《埃塞克斯决议》整体影响巨大。这本小册子是对原来经提案但却遭拒绝的1778年马萨诸塞州宪法的回应，它提供了很多基本的观点、表达和美国立宪主义的术语，包括人权法案格外杰出的、限制与平衡的一些细节、“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名称及某些功能。但是帕森斯在那个时期的主要贡献是从民主进程的混乱中提取出了宪法的观点，并使作品区别于那些应景作品。由于害怕“在如此耀眼的颜色中自由的思想会被阻碍，我们中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屈服于自由州中的附属地位”，帕森斯在正确的宪法中找到了解决方案。他把不确定性、混乱和愤怒简化为官方与出版物之间观点的结合。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简化提供了一个观点，联邦宪法的起草人会使用这种观点来吸引美国民众。帕森斯对那些能够建立“完美政体”的英明领导人的奖励是“为他设立一尊金像，让世人铭记在心”以及在后代的编年史中给他以“无可匹敌的光环”。然而，远在取得如此盛誉之前，这种形象已经远离了人民：

独自承担起草宪法大任的那个人应该是心平气和而冷静的人；这个人拥有开明思想……对所有可让渡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谙熟在心；他完全明白这个伟大的真理——人人生而自由，无人应该交出他应得的权利而没有得到任何等同的回报；他应该掌握没有偏见的正直的、公正的原则……掌握他都应该熟读现在所有帝国和国家的历史以有所有古代国家的历史，在此基础上能够收集、融合这些国家各处的优点，避免那些经验证明为缺陷的东西。

与约翰·亚当斯早期在《论宗教法规和联邦法之论述》(A Dissertation on the Canon and Feudal Law)中对美国作家描述的相似性相当对比具有启发性。知识仍然是一样的，但13年前约翰·亚当斯的小册子“激励”和“鼓动”着人民，而宪法这位“冷静”的作家运用自己的知识克服了感情，并通过“拥有”、“掌握”、“收集”、“融合”与“避免”的技巧解决了混乱。

试图激励和团结民众的作品中各种语调的混合使用构成了80年代早期共和作品中最易感知的特点。很自然政治小册子具有即时性和容易让人激动，而且这些小册子总是体现出这种趋势，但现在做选择时有更多困惑。更为不确定的狂躁抑郁症突然降临到这个领域的作家身上。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匿名撰稿人在《致民众：一些对美国共和国目前政治状态的评价》(Address to the Public，Containing Some Remarks on the Present Political State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ks，etc.，1786)中对这个现象做了完美无缺的描述。他称自己为“一个狂热的共和党人”(A mucus Republicae)，他预测说要么是美德让大众变得“富裕、正直、强大而幸福”，要么就是恶习让他们陷入“最大的不幸”中。他与共和政府中的其他朋友觉得并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要么就是绝对成功要么就是彻底失败。在这位观察力敏锐的作家看来，结局带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积极色彩的矛盾心理：“每一位公正、诚实的人在想到很多人的放肆行为时，一定会感到希望与恐惧在交叉起着作用，时而感到失望时而又感到兴高采烈。”

在成功的希望和失败的恐惧两者中间的徘徊，对80年代的宪法起草者有帮助，并开始侵蚀更具自发性小册子的文学基础。公民给国家下定义的义务依然被所有人认为是一个文学恒量，但到了80年代早期，个人在小册子形式方面所作的努力结果大多令人失望和困惑。在履行这项大家认可的“公民的义务”时，来自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托马斯·都铎·塔克(Thomas Tudor Tucker)很轻易地设想了理想共和国及其宪法基础。作为《妥协暗示：排除党派偏见，达到理想状态》(Conciliatory Hints，Attempting by a Fair State of Affairs，to Remove Party Prejudice，1784)中的“菲洛德穆”(Philodemus)，他把真正的共和国定义为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所有权威都来自人民，这些权力的行使要使他们快乐，符合他们的利益”，宪法是“人民同意的社会契约，建立在考虑到所有公民自由的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这些熟悉的革命性推论中的平衡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有道理，但它们却不再能够说清塔克的现实处境或政治日程。

18世纪60年代的小册子是一连串的不幸。尽管像塔克这样的天才人物很快便会加入大陆会议并成为美国的财务员，但在1784年仍有很多复杂问题妨碍着他的理解与服务。“奴隶制的重大影响”毁灭了万物，包括“标榜的理性的特点”。菲洛德穆还在考虑应该如何对付归来的托利党，他对接受英国式的立宪构想可能带来的危险表示忧心忡忡。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又害怕“正在走近民主的政府”。那个时代，到处都充斥着“带着爱国主义面具的虚伪者”、“政治上的新手”、“秘密联合”、“违法现象和民事冲突”，以及“由困惑导致的混乱状态”。最糟糕的是，塔克明白“我们现行的宪法是在一个忧虑与困惑的时代中产生的，”并且知道它的建立“不是基于合理的权威”。

80年代的小册子的创作以塔克所说的“由困惑导致的混乱状态”为主题。它对接连不断的不幸负有责任却又无法解决，因此它越来越向另外一种写作形式看齐。塔克在《妥协暗示》中所说的拯救有一层意思：新宪法是“高于立法机构的一切法案，任何权威机构不得随意废止或改动，除非取得绝大多数公民的统一意见”。80年代许多共和党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这项新挑战就是宪法的起草。小册子已经开始为这件事做准备。

美国的政治作品产生了分歧——政治小册子是不会完好无损地幸免于难的。小册子的易变性和即时性扩展到口头文化、演讲以及反抗的必要性中。在期待新宪法的过程中，人们把对秩序、规则、永恒性的渴望体现在印刷作品中。80年代的困难以及时间本身把70年代最重要的革命领袖置于拟定宪法的位置上。1787年的费城协定，很多领导人都参与其中，使得最后一批小册子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但其灭亡却是注定的。在这批小册子中，愤怒、失望、地方主义和对反联邦主义的过多描述为新的小册子让路，这种小册子打破了原有形式而呈现了新形式。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会将他易变的脾气改掉，针对“对真理毫无用处的激情与偏见”发表看法。《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了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远离“愤怒和恶意的激情洪流”、“苦难”、他敌人的“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普布利乌斯不仅掌握了“真理的证据”，还掌握了“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判断，这种判断没有有受到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几百页之后，《联邦党人文集》第85篇对同样的“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做了总结。

《联邦党人文集》能够成功是因为它用了一种新的想象法来解释美国。它比其他小册子篇幅要长，组织结构更为繁冗，力图从四处散发、昙花一现的散乱篇章转变成为大众收集的永久作品。实际上《联邦党人文集》作为一本小册子是不值得一读的。普布利乌斯反对平常的小册子中因紧迫性、不充足、粗鲁和简短而作的道歉，他调皮地允诺要包罗万象，扩展内容、协议，和蔼可亲并坦诚相待。他没有高谈阔论汉密尔顿开篇所说到的“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答案”。这些转换的性质与缘由是清晰的。《联邦党人文集》是对另一种作品形式的评论。它的主题、目的、价值、组织结构甚至语调和声音都源于联邦宪法。普布利乌斯是一个成功的小册子创作者，但他的成功证明了他这个文学领域的最终胜利。他所关注的，也正是国家所关注的，就是公论文学。

[1]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斯特(Marcus Junnius Brutus，公元前85—公元42年)：古罗马政治家的将军，图谋暗杀凯撒。后来与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的争权战中，在菲利皮战役中失利并自杀。——译注

第五章 公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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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美国，布道文和小册子中的混乱模式与同时期作品中表现明显的寻求共识的倾向分庭抗争。前者选择了从危机中获取洞察力，后者则更多地强调在理性和进步中探索真知。两者虽然叙述不尽相同，但都对当时革命文风的形成贡献颇多，有时甚至是一脉相承。革命文章的写作要求以散文的形式将这些倾向杂糅在一起，用语力求富于煽动性，又要能牢笼百态。不过，历史的偶然性最终起了决定作用。18世纪80年代，各派的愤怒与不满与日俱增，与之相生相伴的还有一种思想中的忧虑；早期的共和主义者们都渴望能更好地定义他们当时对政府体制所进行的探索。立宪主义将控制这种追求，其推动力以共识的形式出现。

从一开始，美国的宪政主义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在行文辞章上就泾渭分明。主权与法典的神圣结合、在蒙昧蛮荒之地上人为地施加某种秩序的需要以及英美关系中的政治角力——所有这些因素都呼唤着作为共同身份明证的政府公文形式。由于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每一步也都是对现存秩序的挑战，无论此种挑战如何隐晦，因此都必须基于其对于权威、定位以及获得认可的新主张上。因此，一直以来，美国社会的缔造总发端于某种文字写作。如果此类文字倾向于肯定传统价值，那么在写出这些类似书面协议的文章的同时，它们也重组了这些信条，而这些时刻本身很快成为确立共同身份的先决条件。

这就意味着，殖民地领袖们在应对他们那种种新形态的社会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时，必须将基本法则更普遍、更频繁地镌刻在各种公文之中。相较而言，英国的政治家们只有在面临实实在在的政治挑战时，才会以个人权利的形式将基本法付诸纸面；起草于1689年的《自由宪章》与《人权法案》便是典型例证。而在美国，开创新纪元而非复古的需要为官方的语言施加了一种特殊的压力，要求公文用语包罗万象、牢笼百态，而且这种压力是急迫的；没有时间遵循殖民地的惯例让新制度与机构缓慢发展演变，如在英国发生的那样。相反，各种政府文论以及最后的正式公文必须替代民俗约定和缺失的历史。社会性的契约也必须是政府法规。殖民地所有的宪章、公约、协定、法规、基本法以及宪法体现出的正是殖民地定位过程中绵延不绝的危机，那是在一个新的谋求共识的时刻，对能够确立殖民地共同身份的措辞的执著追求。这种追求的坚韧不拔也说明了发展的原因和征兆。

类似1620年的《五月花公约》和1621年的《弗吉尼亚法案》(the Ordination and Constitution for Virginia)在构建当时社会及政治构架的同时，也同样着力强调了个人权利。首先那种“订立契约并将我们融入一个公民政治团体”，以及其次“建立一个此种类型的政府”的呼声需要一种制定规则的心理。正如《五月花公约》宣称要“制定、建立并设立……公正平等的法律、规章、法案、宪法及政府”，《弗吉尼亚法案》也努力“通过任命并组建最高委员会从而使我们参与进来”。这两份文件以及类似的其他文件均采取对号入座的写作方式。作为对关于殖民地合并诸宪章的回应(在上述两例中来自英王詹姆斯一世)，这些文件既为英王的授权“增光添彩”，又有其深远意义，造成了文本间的紧张关系。

这些执著的追求——对书面文字的执著、制定规则的心理、寻求适合授权仪式和政府公文的特定语言，以及对所授权的权力与获得的权利在文本中的调解——都是衡量公论文学发展的基石。它们也指出了在终级基础的记载中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1787年的《联邦宪法》作为文学成就的根本症结所在。由于在起草此种宣言及宪法的过程中，各个殖民地都有各自的一群人投身于类似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共同的目标使得他们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交流不畅和文化隔阂之后紧密团结在一起。此类的团结本没有必要形成；1760年没有哪群人主张“美国人”这个集体身份。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如果“1776年精神”没有从前辈那里吸取重建政府的意念和手段的话，团结完全不可能发生。“多”股力量拧成“一”股绳仅仅是因为各殖民地的人民在独立战争前夕已经获得了重组政治架构的自信与进行这种重组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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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中言简意赅的用语激发了一股探究其渊源的热潮，虽然其深远的影响力保持依旧。我们已经看到了共识文学的精髓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如何在散文形式中左右融合思想的策略。这一特点在《独立宣言》这份北美启蒙运动的终极表述之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重要。杰斐逊在其1825年所作的《独立宣言》简述中这样写道：“它(《独立宣言》)所有的权威都源于那天达成的共识。”

表达的简约准确在于《独立宣言》的形式而非加在宣言上的理性影响。如果说，其中直白、平等的语言似是受了约翰·洛克的《人民政府的第二个和约》(Second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的影响，那么这种特色的语言其实在1698年阿尔格农·西德尼的《公法评论》(Discourse Concerning Government)以及18世纪70年代殖民地的各个角落均可见到。对“幸福的追求”的提及则让人们想起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那么几位作家弗朗西斯·哈奇逊、大卫·休谟、亚当·史斯密(Adams Smith)、卡姆斯勋爵(Lord Kames)，间或还有让·雅克·伯雷曼奎，但是这种追求幸福的思想本身就是1776年那个时期道德哲学的一大潮流，也是约翰·亚当斯、乔治·梅森、詹姆斯·威尔逊、詹姆斯·奥蒂斯以及其他一些人物政治论述中的常用词。《独立宣言》实际上是由三种思想编织而成——北美殖民地关于制宪的论述、辉格党的政治理论以及英国的普通法。宣言的起草者在兼收各家思想精髓之后熔炼出这份博采众长的文本。

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文辞上，《独立宣言》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早期北美殖民地人民拟定的各种文件一脉相承，更确切地说，是传承了早期诸项公约、决议乃至各州宪法的衣钵。宣言中所有反对英王的二十八条罪状，除了四条以外，都在先前制定的各州宪法中出现过(具体有新罕布什尔、南卡罗来纳及弗吉尼亚的宪法)。类似大书民怨的条陈也充斥于殖民地各报的字里行间，这些材料于18世纪的读者而言都是颇具吸引力的。《独立宣言》起首数段在措词方面酷似在当时曾广为流传的1776年6月颁布的《弗吉尼亚宪法》，以及同月公布的由乔治·梅森起草的《权利宣言》。甚至《独立宣言》那名垂青史的结尾“我们谨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互相共同保证，永誓无贰”也是1775年5月刊行的北卡罗来纳美克连堡县(Mecklenburg)决议的意译。

虽然《独立宣言》其文乃采掇而成，遣词造句却处处较其出处更显犀利简洁。此种改观一方面反映了约翰·亚当斯1822年写给蒂莫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的信中所言，杰斐逊具有“创作天才，且乐在其中”，并且(文章)“妙语连珠”。而另一方面，它们也表明，当文章的形式及思想与其题材、风格水乳交融时，就会为读者带来理解的凝练与简便。这一点应该得到恰当的理解。尽管18世纪的美国书稿创作在这种娴熟运用语言上并不为众人所知，但在公论文学方面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成熟。

兼采百家之长是《独立宣言》最著名的特色。在笔调方面，科学与政治语言珠联璧合，营造了一种水到渠成、不言而喻的情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鞭策或驱散的各种原因和限制的必要携手并进)。而在主题方面，同样意义上的必然性将辉格的历史理论转变成了一种激情满怀的故事源泉(“现任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无数伤害与篡夺的历史，这一整部历史都是以建立一套凌驾于北美各殖民地之上的绝对专制为其直接目标的。”)殖民地的人民，既然早已从《常识》和其他当时流传的文字透彻的描述中熟悉了英王的暴政，便很容易就殖民地历史中的种种苦难归咎于英王。《独立宣言》中采用了“一连串的虐待与篡夺”这样的表述，将令人心烦的冗繁赘述一笔带过；对此类细节的忽略使宣言透漏出一种尤为明显的自信。宣言希望恢复先前由暴虐的英王剥夺的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但却既没有采用乱臣贼子式的语言，也没有掺入当时就议会权限问题如火如荼的争论，而这两者都是当时殖民地人民生活中引发喋喋不休争议的问题。

必然性也体现在《独立宣言》重复的特性中，这一特点又为人们展现了其另一方面的创造性。文本中采用了大量的三段式，语言也从大前提(人民有权推翻涉嫌有意建立暴政的君主)转到小前提(英王正是这样一位暴君)再到结论(北美殖民地人民除了推翻英王政府的统治以外别无选择)。强调小前提，即英王是一位暴君，体现了宣言作者们的天才与智慧。因为在《独立宣言》中罗列的一大堆冗长的证据中——“让事实大白于天下”——这个事实是完全含蓄的：对急于推翻政府的人民的推测。迟至1776年6月，杰斐逊在其自传中认为“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州、马里兰还有南卡罗来纳等六块殖民地尚未成熟到从母体中分离”。他在自传中也介绍了当时这片土地上几组具有关键意义的词引发的激辩：(要做)殖民者还是公民，殖民地代表还是选民，(发出的声音是)部分人的“微弱”声音还是自由人民的“呐喊”。

《独立宣言》创造出来的究竟是达成共识的十三组人民还是一个具有共同国民性的民族？宣言起首一句中的“一个民族”解除了“另一个”存在的可能，透漏出来一种共同的身份。另外三处大写的“人民”以及文件末尾不分地域南北的签名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表明此宣言是同一面国旗下的公民而非不同国度的代表签署的。不过，“美利坚十三合众国一致宣言”这个精心拟定的标题却也可以从另外一面加以解读。宣言中其他地方对于“人民”这个词的使用保持了一种刻意的张力；另一方面，以复数形式指称各州这种措词上的安排，在《独立宣言》的语句结构中也占据主体地位(“这些团结在一起的殖民地人民一定、也有权获得自由的权利”，“作为独立、自由之诸州，它们享有充分的权利”凡此种种)。说白了，这种措词上的含混不清迎合了当时各殖民地的逆反心理：政府的双重定位——作为合众国同时也是邦联的各殖民地——刻意保持悬而不定。这样，《独立宣言》的读者们也就有了在邦联及国家两种联合体之间作出自我抉择的空间。尽管“人民”这个词在宣言中频频闪现达十次之多，以此确立了北美各殖民地的身份，但人民反对英王这个首要定义带有许多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对殖民地人民共同事业的支持。

维持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着实需要精湛的技术，但个中真正缘由却在之外。《独立宣言》这份文件中创造性地融合产生了一种同样充满力量的思考。托马斯·杰斐逊与他大多数第二次大陆会议期间的同事皆为18世纪精通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律师。他们心里清楚，一部宣言是进行道义上合法斗争最重要的一种形式，也是可以陈设于英王面前并要求其进行仲裁或改过自新唯一的方式。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在其所著广为流传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765—1769)中解释道：“诉状正是原、被告双方互相争论之焦点所在……最早出现的诉状是宣言、叙述或者描述，古时候称之为故事；在此类文件中原告详细阐明其申诉的缘由……此外还需附上时间与地点，即伤害是于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形之下发生的。”

北美殖民地人民也知道如何采用具有法律文书性质的宣言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在这一点上，成文于1628年的《英国人民权利请愿书》(English Petition of Right，一项由英国议会下院提出的请求，要求明确其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后直接上呈时任英王的查理一世)以及1689年的《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一项类似法案，在历数詹姆斯二世的种种恶行后，明确宣布了英王的臣民所享有的多项权利与自由)就属于此类宣言。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传承了盎格鲁—萨克逊人民的革命传统——正如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在描述光荣革命时所称之为“英国普通法和律师对英王的伟大胜利”。关键并不在于北美殖民地人民在1776年那个时刻知道如何写及写什么，而在于他们将这份宣言看做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认为其意义丝毫不逊于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的历史所具有的全部意义。

《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在文学上的造诣和这份文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使得他们能够在不打破宣言形式的前提下灵活掌握其内容题材。那一长串痛斥英王的罪状套用了普通法的模式，即依据普通法惯例，原告在诉讼时通常需要一份宣言，“详尽”地阐述之所以诉诸法律的每一个原因，以确保法庭不会拒绝受理或庭审时因证据不足而败诉。这种公式化的过火行动似乎也印证了辉格党那种认为王权只会对古已有之的民权与天赋之自由造成持续、严重伤害的造反理论。在其他地方，向“全世界这一最高审判者”申诉的提法唤起了法庭的共鸣，宣言结尾义正词严的宣誓(“同时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来支持这一宣言”)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事实上，宣言采用此种结语，在形式上酷似英国法庭上每一件普通法案件中原告都必做的法庭宣誓，以此驳斥任何认为该案无聊之至、不值一审的指责。

《独立宣言》的语言及其形式在法律上将北美殖民地人民夺取自由权利这一合法行动同“天理”联系到了一起，从而使其距离给世人造成北美殖民地犯上作乱的不良印象又远了一步。宣言在起草时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强化了“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告”形象，使得北美人民为谋求自由独立同英王政府发生的这场冲突于情、于理都更易于为世人所接受。《独立宣言》的形式与内容又一次一唱一和，共同发挥着作用。随着原、被告双方的“唇枪舌剑”的发展，最终宣言中“独立、平等的地位”的坚定主张得到了确认。于是，整个自负的英国法庭也恳求支持北美人民抗议的“同室血脉谋求公正之声”。

采取将英王当做被告这一象征手法尽管略显怪异，却有其重大意义。这种策略具有天然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气势上甚至压倒了《年鉴》(The Annual Register)，后者于1776年英国本土出版《独立宣言》时列述了一长串英王招致民怨的罪状，并将“大不列颠国王”这一尊号隐去。时隔两年以后，《年鉴》仍对“美国的独立宣言使英国议会的议员们极感震惊，它将一种全新的、极为棘手且突如其来的公共事务提到了台前”念念不忘。布莱克斯通在陈述《独立宣言》在法律上具有的意义时也指出，被推上《独立宣言》被告席的英王必须“给予答辩”，“否则原告将很快缺席判决胜诉”。《独立宣言》的公布也标志着殖民地人民在陈述自我时实现了由气息微弱的恳请祈求向满怀正义的高声控诉的深刻变革。在法庭上，无论是指控别人有罪还是力陈自己的清白，任何进行政治谈判的念头都荡然无存，因为辉格思想中的那种反对王权的坚定决心已经在北美人民心中根深蒂固。

在这种种巧妙策略之中蕴含的是一种真真切切的爆炸性力量，这种力量所带来的震撼征服了整个英国社会。这种力量显得尤为强大是因为《独立宣言》的创造性乃来自于众人所熟悉的形式。这份文件揭开了殖民地斗争的序幕；所用的语言及内容足以令任何一位大英帝国受过教育的人士立刻心领神会。《独立宣言》公布之后，旋即广为传颂，并被张贴到了美国的每一个村落，因其语言、内容如此为人熟悉，宣言获得了广泛认同。即便到了对于这份文本的解读已经衍生出多个版本的今天，这一点也仍旧是《独立宣言》经久不衰的力量之一。先前针对国王的种种指控在20世纪的文化中都变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警示，告诫合众国每一位公民，《独立宣言》中那些明明白白的真理时至今日仍未变成现实。或许，从宣言的语言和内容看来，一直存在两个宣言：其一是18世纪北美革命者们当时的呐喊，其二则是对更大意义上的革命的启示。只要先贤们抱负的事业未竟，这一受人崇敬的杰作就将永不过时。

但是，如果《独立宣言》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与其永恒的光辉互竞长短，正如许多伟大的文学名著一样，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也具有一种更为直接的魅力。美国人很少会将《独立宣言》中蕴含的那些共同思想与其中具体的事物割裂开来。此种融合之所以看上去无可厚非，是因为《独立宣言》既是北美人民文化生命的初啼，同时也是其终极表述。这种语言，而且仅有这种语言已经被无可置疑地接受。美国人既不会庆祝理查德·亨利·李向国会提案建议独立的6月7日，也不会庆祝国会事实上宣布独立的7月2日，而只会把国会批准经杰斐逊修改过措辞的《独立宣言》的7月4日作为国庆加以庆祝。这与此次对宣言文本的提炼浓缩不无关系。能以如此高超的技艺写出美国《独立宣言》锦绣华章的才能正是当时北美殖民地人民已具备了独立文化特质的明证，因而对其庆祝便成了这个法治共和国成就最明白无误的指示。

3

这个国家契约的一半深受人们的崇敬，而另一半则久已湮没无闻。今天，没有一个人还能忆起《联邦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这首部美国政府文件。相比之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邦条例》在精神上乃至意图上都比《独立宣言》还要先行一步。而开国革命精英自己的迟疑使这种讽刺意味更加深化。约翰·狄金森是第二届大陆会议任命的一个下属委员会的成员，他于1776年6月执笔草拟了《联邦条例》的初稿，但这一稿最后却被修改，并于随后陷入了国会和各州议会中常年累月、有时甚至显得悲惨的激辩中，直到1777年11月，国会才通过此案，《联邦条例》在1781年3月才最终生效，比之《独立宣言》晚了几乎5年。

《联邦条例》之所以折戟沉沙是因为它必须澄清《独立宣言》中允许回避的许多含混不清之处。在《独立宣言》中所描述的“自由与平等之诸州”中，美国的主权到底在哪里？早期的共和主义者们并没有准备好在1776年、1777年甚至1781年就这一问题给予一致的答案。他们在狄金森起草的《联邦条例》初稿中提及的相对强势的中央政府(“前述之各殖民地将团结在一起，以便永不因无论何种之法案分离开来”)和终稿对于中央政府的定义(“各州保有其主权、自由及独立”)之间徘徊。在此种问题上的最终分歧导致共识文学理解中的诸多严重问题。《联邦条例》提出了主权问题，但却并未以可信或达成一致的方式加以解决，这种窘境将导致某些当时的亲历者在1787年更加努力地谋求这一问题的解决，而那时，早先未达成一致意见的诸多代价就很清晰了。

1777年至1787年之间，美国自身表述频频改变，其原因颇为复杂，但也相当具体。一方面，北美民族解放运动代表的是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另一方面，它也致力于人民取得政府的基本权威。这两种革命主题在反抗英国统治以及最初抵制强大的美国邦联思想时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没有人会真正提出质疑或是将两者分离开来。但18世纪80年代各州议会中“新人”的崛起，伴随着基层(通常是西部)对各州权威的挑战，都使得人民的声音复杂化，吓坏了国家以及各州的领导人。他们对此的反应是在1787年将革命的精神动力分开，方法是将两种挑战合二为一。他们采用换汤不换药，而非放弃原有言辞的方法，中和了人们对于中央集权制的不信任。简言之，他们使用人民的权威实现了国家统一主权的合理化。

《联邦条例》和《联邦宪法》的序言都分别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转变。比较以下两种说法：“对于那些将要接受到这礼物的人，我们作为国家的代表，以我们的名义向他们祝福。”“为谋求建立更完美之联盟，我们美国人民制定并批准此宪法为美利坚合众国之宪法。”前者是《联邦条例》中的开场白，很明显更强调等级以及各州的独特性。后者作为联邦宪法的首句，在人民授权的前提下消融了这些等级差别与特性。《联邦宪法》的起草者们充分认识到了以前《联邦条例》所经历的种种曲折，便将人民有意变成了宪法的起草者，如此一来巧妙地将拟订宪法与批准宪法的过程合二为一。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两个文件之间的连续性。在言词上，1787年制宪会议提出的是一种“更完美”的联盟，而非一种完全新式的政府，联邦宪法文件之所以比《联邦条例》更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者是建立在后者基础之上的。《联邦条例》中一半多的内容都可以在宪法中找到影子。《联邦条例》首次以官方语言提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说法。这些条例第一次对“永远的联盟”给予了保证；开创了在同一基础上承认各州这一至关重要的政策通称为《西北法令》(the Northwest Ordinance)。它们建议将列举式的语言作为权力受限的原则；勾勒出了双重公民身份的远景；宣布了全体公民在享有特权和豁免方面一律平等；也废除了各州之间的旅行禁令和贸易限制。所有这些无论从首创还是从长远意义上看，都是不可低估的伟大成就。

《联邦条例》的不堪一击并不是因为其革新，而是在对政治环境的迎合。其致命的局限性——委员会结构中的执行委员会力量薄弱，对征税权力的限制性，以及压倒大多数的人对联邦行动的要求——来源于殖民地协约和以前的联邦计划的主导形式，如《奥尔巴尼联合计划》(Albany Plan of Union，1754)。在18世纪70年代，辉格党反对国王的辩论给予政治上不可抵抗的权力如此多的限制。然而不久之后，当美国人更多的只与自己展开辩论而非与国王进行辩论时，18世纪70年代的美德在80年代则变得让人烦心。在过渡期，国会丧失了很多统治权，其中，革命思想反抗模式的制度化是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在诸多困难下，联邦逐渐成长为不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发动战争的便利机构。当然，80年代早期《联邦条例》帮助扩展了政治的统治领域，它理应得到赞美和尊崇，而且由于这项成就很显著，从而表明了政府文论与其他想象文学的不同。政府文论写作的第一个原则是新出现的东西必须在某些方面让人们觉得很熟悉；由于仅仅有思想和语言上的可信度是远远不够的，要想使人们接受，政府文论创作还要满足更为严格的要求。至少，1777年的《联邦条例》将联邦的思想从理论贯穿到常规的政治辩论和实践中。“联邦”不仅仅只是人们的希望或想法，它开始成为共和生活中的一个答案；如果仅仅是由于更多的美国人希望现存的制度发挥效用，那么1787年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讨论“联邦”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希望和恐惧使得政府文论的写作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从1776到1787年间，革命领导者们不再那么坚信政治论坛中不言而喻的真理。联邦的弱势、愈演愈烈的宗派主义、谢司(Shays)起义[1]、激烈的土地争端、经济萧条，所有这些客观现实——这些现实使制宪议会的代表们云集费城的宪法大会——还使得议会代表们不再那么信任协议，而且对协议的书面形式也更为担忧。然而宪法的起草者们仍然相信所有协议的书面形式，他们对这种信仰的不确定性产生了一种新的对书面东西的审美控制。他们为了达成协议而更为努力地工作。在富兰克林带头签署《独立宣言》以及11年后签署宪法时所说的著名的结束语中，这些区别是以象征手法出现的。

在签署《独立宣言》时，富兰克林大概是这么说的，“确实，我们必须傍到一块儿，否则就会分开吊死。”《独立宣言》既显示了富兰克林这句诙谐话语背后隐藏的智慧，又显示了他所说的已宣誓政策的技术。大陆会议的与会者不仅在分组签名时“傍”到了一块，而且他们还发誓在《独立宣言》时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们的宣誓也证明了他们提交给“公正的世界”的“事实”。这个世界是公正的，是因为它会接受必然事实，还会进一步接受基于必然事实之上的革命权利。联邦宪法中的词句再次呈上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同时，富兰克林的反对心理不仅仅带有幽默色彩，还具有其他意义。1776年殖民地之所以会团结一致是因为人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要在英国法庭上以叛国罪的名义受到惩罚，而这一点他们是断然不会接受的。

到1787年，确定自己的敌人是谁和获得无法辩驳的事实变得更加困难，更不用说取得证据了。在制宪会议上富兰克林处于完全相同的正式场合，他虽然也获得了相似的肯定，但却绕了很多弯路。詹姆斯·麦迪逊在他的议会记录中这样描述道：

当最后几名代表签字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深邃的目光越过会议主席，凝视着对面墙上的一件艺术品，那是一轮红日正在喷薄而出的油画。富兰克林对身边的代表说，油画家们已经发现，他们很难在艺术作品中区分旭日和落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注视着主席身后的这幅画，心中充满着希望和担忧，无法断定这太阳究竟是在东升还是在西落，现在我终于有幸知道，那是旭日东升，而不是夕阳西下。

在这则逸事中，富兰克林所选取的物质——艺术家的油画，如果没有更多的语境就是模棱两可的、毫无希望的东西；人们也可以就它描绘的是旭日还是落日而产生争论，正如代表们在最后争论新宪法将意味着美国的繁荣与和平还是混乱和民事暴动时产生分歧一样。

在这些紧急关头的争论中，富兰克林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项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9月17日他告诉议会说：“历经这么多年，我已经历过许多场合……责任心驱使我改变原来的观点，甚至是在重大问题上，原来以为自己正确，后来恰恰相反。因此，年纪越大，越倾向于怀疑自己的判断。”这段评论旨在鼓励他那些有分歧意见的同事们要在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去努力寻求“表面上的”一致，并要他们把这些词编入宪法中。富兰克林知道代表们意见有分歧，他们不能“傍”到一块儿，因此他成功地提议宪法“由现存各州全体一致同意方可批准”，即要经过代表团大部分人的批准。

在接受富兰克林的“权宜”之计时，正如在麦迪逊的《美国制宪会议辩论记录》(Notes of Debates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中所记录的一样，制宪者们对“所提议的签字形式的模棱两可”表示理解和欢迎。当然，一致的意见并不一定是真理。制宪大会的三位代表——爱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乔治·梅森(George Madison)和艾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在会议最后一天拒绝在宪法上签字，另外还有三个人——马丁·路德、罗伯特·耶兹(Robert Yates)和小约翰·兰辛(John Lansing，Jr.)——提前退出，因为他们对文件不满意。被注入和谐一致的宪法语言是一个有益的谎言，是制宪者们所运用的在意识形态方面充满和谐的一个神话，目的是使宪法得到批准而赋予忠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需要这样的谎言也可以动员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因为那篇文章本身已经被人们认为是模糊认识的储藏所。哲学上的不确定性在富兰克林看来已经成为政治灵活性和文学创造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很奇怪，富兰克林对人类的悲观态度居然有益，这种悲观主义可能看起来是他所特有的，但是事实上，另一位更为重要的制宪大会领导人——被称为是“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也有这种悲观主义思想，甚至比富兰克林还要悲观。然而问题是一个作家如何将一篇模棱两可的文章转化为统一意识形态的工具。在麦迪逊的作品中，共识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10篇可能会认为在“联邦的范围和适当结构”中，共和政体会医治意见不和或摩擦的弊病，但是《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37篇，同样也出于麦迪逊之笔，却表明处于瘫痪状态的哲学不确定性会使人类很难达成协议。这篇文章中，麦迪逊描述了美国启蒙运动中最黑暗的一股力量以及人类存在混乱的三个不同层次：“事物的复杂性所造成的含糊”、“人的官能缺陷”以及语言失败本身的问题(“人们相互传达思想的媒介也增加了新的障碍”。)

当所有这些因素在人类认识的现实过程中结合在一起时——对象难以辨认、构思器官不完善、传达思想的手段不合适——我们就处于一个无限“忧郁”的世界，其中满是“显示人性的懦弱和邪恶的最黑暗和卑鄙的景象”，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贫困潦倒，除了一些“不一致的意见”、“互相嫉妒”、“党争、争辩和失望”外一无所有，以至于麦迪逊所描述的“坦率之人”对达成一致意见感到很惊讶，对制宪会议的一致意见更是感到“不可思议”和“震惊”。只有“上帝无所不能之手”才可以使人们理解并达到这个水平。正如他在会议之后一个月与杰斐逊所说的：“不把最终广泛存在的和谐程度看做是奇迹简直是不可能的。”

《联邦党人文集》中第37篇的观点是：如果不强加管理和刻意谋划的话，是不可能达成真正一致的——这项管理和谋划正如麦迪逊轻易地把它们归结为上帝无所不能之手一样归结到麦迪逊自己的笔下。他在讲到奇迹和神意时，可以利用殖民地圣徒群体当中意见一致的传统来作为人类对上帝意志的表达，当然，这也与美国宪政主义的契约传统相呼应。美国宪政主义开始于1629年把《马萨诸塞湾协会宪章》(Charter of 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迁移到新世界(“上帝为证，他是所有人心灵的检察官，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用基督教的教义自由而真诚地做出允诺和保证”。)然而，《联邦党人文集》中第37篇中“思想虔诚的人”更是一位世俗的启蒙运动之子。他论述的基础，尤其是他那个指引方向的手的隐喻表明了宪法制定过程如何包含了有意识的人类控制的美学，以及文论本身如何依赖于艺术问题。宪法将“适当的理论”和“额外的考虑”集于一身，宪法中的那支塑造之手可以解决那些不同点。

那么我们又是如何知道宪法代表的是旭日而非落日呢？是什么使得容易犯错的观察者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呢？制宪者的修辞鼓励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时，把宪法想象成一种对真理的表达，而且这些真理已经由这个觉醒民族选出来的代表修改过。也就是说，它鼓励我们对这篇文章的困惑不解。如果我们认为宪法是被创造出来的，或是一部被控制的和试图控制他人的作品，是由精于事故的哲学精英故意强加于人的真理，亦或是詹姆斯·麦迪逊、爱德蒙·伦道夫、詹姆斯·威尔逊和古维诺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的具体作品，——实际上这四个人在1787年确实起草了一系列的法案，包括5月末的弗吉尼亚法案、6月中旬的全体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Whole)、8月初的详情委员会(Committee of Detail)报告，以及9月中旬由文本委员会(Committee of Style)建议他们起草的宪法，那么我们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文论的诡计是最被忽略的特征之一。

4

国家的审议很少发展成为在才智方面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大事件。联邦会议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参会人员都是受人瞩目的天才人物，而且还因为他们作为文人而具备的谋划才能。宪法是经过四个月的绞尽脑汁的不断争论和不断修改之后才得以完成的，因此从内容的简明扼要方面来看，宪法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宪法仅包含5000字，都是最平凡不过的词，其序言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七条条款言简意赅。宪法惜墨如金，其中没有任何冗词赘语，没有什么间接的暗示，也没有任何训诫，因此宪法语言的表达很清晰；其中几乎没有什么词的新颖用法，也没有提出什么前所未闻的哲理，语言简洁，点到为止。然而文字虽简洁明，却表达了更为微妙的承诺。宪法语言简洁明了，不令人费解，对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进行了肯定和褒扬。宪法每一个词都来源于18世纪美国人所经历事件中所达到的共识，其中有很多直接摘自各州宪法和联邦宪法，从而重申了共和国原则。

起草宪法者的主要技巧是他们能够掌握并能够达成共识的能力。如远在英国焦虑不安地关注着宪法的起草的约翰·亚当斯一样，这些起草人将州宪法当做是80年代美国身份的宝库。然而，使用宝库不仅意味着他们要掌握文本知识，而且还意味着他们要设计自己独特的宪法语言。亚当斯凭借1780年《马萨诸塞州宪法》起草者本身的权力写了《美国联邦宪法辩》作为“美国宪法形成过程中阅读和理性的模本”。他的主题是“秩序井然的宪法”掌握着“美国的未来”，州宪法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共和国的真实历史。

就亚当斯的观点取得一致认可就需要经过实践的考验。1776年到1784年间，除罗得岛和康涅狄格格之外的所有州都制定并采用了新宪法。在革命期间，美国共出台了17部新宪法，这个数字是解释的关键。即使是最出色的作家，也得努力写一些次要作品，这样才能有一部杰作问世。就这样，费城的制宪者们在国会和州议会的会议室中做准备工作。在这55名代表中，有40位曾既在国会又在州议会中任过职。这40名中又有半数曾直接参加州宪法和国家条例的制定。实际上，在各州接连开完会议之后，《联邦条例》和宪法中的语言质量和其中某些观念发生了转变。

在制宪会议的第一次演讲中，制宪者们对自己不断加强的能力进行了估计。埃德蒙·伦道夫在对《联邦条例》提出批评的时候，首先指出这份文件的作者们不应为所犯的错误负责任，他们之所以犯这些错误是因为“当时科学、宪法以及联邦都还处于幼年时期”。这里伦道夫所说的“幼年时期”是指一个年仅十岁孩子的理解力，也包括那些在独立厅坐在他身边的人。显而易见，经过了美国的一系列战争，很多人已经变为学问渊博之士，而他们中大部分人仍还处于中年。由于宪法的精密细致从而减少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英国宪法是一个理想模式，但这并不是成文法，那么制定宪法又意味着什么呢？现在人们为独立点和独立的可行性正争得不可开交，这样一部宪法应该为谁而制定呢？确切地说，也就是这部基本法应该在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在有助于当代政府人为操纵的页面上？

1776到1787年之间制定的州宪法形式人们都很熟悉，因而也减少了其中的陌生内容。实际上，正因为这些宪法的形式为人所熟知才使得制宪者们更加意识到形式的重要性。只有通过不断地重复，这些可能性才会变得清晰。制宪会议上制宪者为州宪法所做的速记中，他们的这种技能表现得最为彻底，而他们的熟练程度则表现在他们面对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中。尽管制宪者们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但他们仍齐心协力不辞劳苦地致力于对宪法草拟稿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中。在表达方式以及对风格的控制方面，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观点，他们也学会了彼此之间应该互相避免一些什么。结果他们从州宪法中摘取的内容因为恰如其分而变得越发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只需看一看宪法中极为小心规避的那些颇有争议的词汇便可知，如“国家的”“公共的”以及“联邦的”。

在制宪者们乐此不疲地将形式作为意义的主要来源时，他们对风格重要性的认识表现得尤为明显。与松散的长篇大论的州宪法相比，宪法的简洁明了则有赖于对语调和结构的精心设计。宪法中的七个条款严格地按照语句的长短、受人们关心的程度以及难度顺序罗列。宪法前三条——有关立法部门、行政部门以及司法部门——是宪法最关键的内容，每一条都是首先从描述政府的这个部门说起，接着再谈其适用范围、人员的选用，最后再谈该部门所拥有的权力和执行这些权力的限制条件。

宪法中的所有条款还表明制宪者已经懂得对宪法语言最高超的使用。7月26日详情委员会遇到最艰难的一刻，这其中与语言的简洁性有关。埃德蒙·伦道夫和约翰·拉特里奇(John Rutledge)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看到了范围、风格以及语调这些形式上的问题比细节更为重要。由于他们起草的宪法是一部“基本法”，他们一致同意“运用简洁精确的语言和总体的主张”并“只包括一些必不可少的原则，以免政府运行受到阻碍”。在麦迪逊的《美国制宪会议辩论记录》中也有所体现的这种限制原则准确地主导了整个制宪过程，因为这种原则的目标就是要有清晰的形式。伦道夫和拉特里奇对把“制定宪法”与更为开放的对法律条款的阐述区分得泾渭分明；只有前者要求“方案简洁明了，易于实施”。制宪者可制定文件的可操作性完全取决于这种区别。《联邦宪法》要比它之前的宪法，如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要清晰两倍，部分原因在于《联邦宪法》的篇幅长度还不到后者的二分之一。

宪法本身采取了适当的形式。由于享有权利的人民是所有政府存在的先决条件，宪法开篇便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接下来，这样的开场白与政府的特别条例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真正文件。宪法的签署者出现的顺序既没有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也没有按其身份的尊贵或资历排列，但也不是随意乱排的。他们以州为标准分成组，根据他们所代表的州的地理位置从北向南依次排列，从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开始，依次到美国最南端的佐治亚州。因此，美国以人们所熟悉的地图的形式出现在页面上——这幅完美的图画答复了麦迪逊对目标不明确、观点不全面以及语言不完美的恐惧。

这种图像反映出制宪者对他们工作的定性是“制宪”，他们的身份是“制宪者”。最为著名的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使用了“构建(frame)一个政府”来说明对政府控制的必要性(内在的和外来的)从而把人控制的政府和天使控制的政府区别开来。“构建”这个比喻在制宪会议上代表们的演讲中是常见的，它把行动和目标、创造和控制、规则以及与至关重要的秩序的巧合联系起来作为很多不同意义的最终来源。

在约翰逊所编的《英语语言字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frame(构建)”这个词的意思包括，“构造/结构，由不同部分或成员组成的任何结构”，名词“框，架：一种用以围绕、容纳或支承某物的框子或构架”，“秩序，规则；已经调整的事物或姿态”，“计划，系统，图表”，“设计，发明”，“预测，放映”。宪法本身就是联邦的结构，因此包含了所有的这些意义，但是最为特别的是它在混乱中包括并创建了形式。没有织布者的布，构架就仅仅是虚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不赞成最初的计划，在9月17日他问道：“有没有可能在专制和混乱以及实施计划带来的好处两者之间认真考虑做出选择？”从而把秩序和混乱的对立转化为对批准的召唤。

制宪和制宪者的努力都非常重视一个可能会缺失的东西：公认的形式。这既是对成就的宣称也是对大众恐惧心理的一种驳斥。至于在1787年这些恐惧心理如何变得风行一时可以从乔治·华盛顿自己的悲观主义心态中看出。他悲观地认为“几乎无望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我几乎都绝望了，认为宪法制定过程中不会有哪件事顺利进行”，在7月10日他写给汉密尔顿的信中说道，“所以对建立任何机构而感到懊悔。”制宪正是建立非人性化的机构的行动，是建立共同基础或者完善形式的方法。“frame(构建)”作为名词也可以指已经完成的动作或行为，共同点的证据。

这个比喻中固有的对界限的信仰也缓解了对宪法三项中心改革所带来的困扰，这三项改革都与18世纪人们可以无限制地发表政治思想的传统有关：首先，权威机构的领导人可以来自不同组织，可以变动；其次，政府内部宪法权力分离；再次，国家和各州分享主权。这些想法中没有一项会在早期美国人的心目中形成团结的形式，而且所有这三项都带来了总体的不安定、骚乱和争论。制宪是协调所有假想中不和谐的有形助手。《联邦党人文集》全部85中篇都是基于这些前提条件的。他们认为新的国家结构是一个由恰如其分的各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脆弱的组织，也不仅仅是一个设计或发明。

可以确信，只有现在回想起来时，人们才会比较容易接受这些观点，但是如果在当时动荡不安的80年代他们想要求忠实行为的话，制宪的现实可能性促使一个有用化身的出现。在签署过程中，谁是制宪者与制宪的内容同等重要。正如在1788年1月麦迪逊警告埃德蒙·伦道夫时所说：“如果宪法是由一个不明身份者而不是受众人信任和尊敬的人组织制定或建议的话，那么宪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尊崇其中的智慧。”参加制宪的重要人物经过麦迪逊对他们所获成就的描述之后变得无比伟大。制宪的过程在展现他们高超的技艺和所取得的共同成功的同时，创建了一个值得公众尊敬和信任的整体，而非意见纷纭的明显个体。

其他两个因素加强了这些代表们在费城时表现的文学能力。到1787年，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拥护宪法大奉，认为这是对考虑国家统一最合适不过的安排。政治合法性保证了参与者的高水平以及他们的自信和互相之间的了解。在制宪大会第一个月中，麦迪逊、富兰克林和乔治·梅森都写到了他们对宪法抱有很大的希望，用麦迪逊对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的话来说，因为制宪大会由“这个国家在目前状况下最优秀的人才组成”。富兰克林在写给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的信中说，在他周围他看到了“好几个州的显赫人物”。乔治·梅森则对他的儿子补充说道：“毋庸置疑，美国已经召集起所有最出色的人物来制定这部宪法。”

这个论坛的合法性并非没有受到反对，但是它使人们意识到在议程上它是一个良机，当6月底7月初麻烦堆积如山时，学识开始挽救局面。6月26日，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警告道，因为他们“正在制定一部将会决定共和政府命运的宪法，”如果他们失败了，那么将意味着“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永远都会很丢脸也很失败，在整个人类面前也会很丢脸很失败”。三天后，汉密尔顿总结了时机重要性。他说：“现在我们在这里静静地、自由地沉思和商讨，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谁要是相信将来还会有这样的契机，那么他肯定是疯了。”后来，7月5日，古维诺尔·莫里斯让他的同事就这个主题“发表观点”。每位代表，“美国的代表”，也必须“站在一个全人类代表的角度来‘思考’；因为这次会议的每一步都将会影响到这个人类”。在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激励话语中，制宪者们定义了一个特定的目标。他们参与了后来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称之为的“认知之冲击”，在这个时刻创造力自己采取措施超越了自己。

第二个因素更为微妙，它的影响通常被人忘记，这个因素也使得麦迪逊所谓的“最优秀人才的组成”得以理解且蓬勃发展。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把自己当做18世纪的文人绅士。他们能够熟练地应用委员会结构，严守秘密，以及在宪法公布之前保持自我克制，他们乐于就解决方案提出一些建议而不计个人得失，而且他们能够在语言的运用方面达成协议，这些因素使他们取得了不斐的成就。大体上来看，他们的性格特点正是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模范作家所应具备的。真正的文人绅士注重理性而非感性，为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写作，将他的草稿在这些人中流传以做修改，在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是不会出版的，而且他的作品也不署名。总之，在早期的美国诗歌、小说和戏剧中被批评家称之为弱势和缺点的那些品质，在公论文学中则变成了强势和优点。他们在委员会中达成共识仅仅是这些强势中最明显的一项。

当然，宪法大会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与在委员会内部把敏感的写作任务分配给诸如埃德蒙·伦道夫、詹姆斯·威尔逊和古维诺尔·莫里斯等这样严阵以待的人物有关。在会议中，这些人在辩论中采取强硬态度，不过他们的同事信任他们在写作时可以表达出大家的总体意愿。在这种频繁的行为模式中，文人的这种得到公认的公正无私是至关重要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才确信是极度保守的贵族派古维诺尔·莫里斯起草了宪法的最终稿。然而1787年，当这个消息公布时当然会影响到这部宪法的认可度，但是莫里斯以前的对手麦迪逊了解绅士传统会将这种危险降至最小。正如他在1831年对贾里德·斯帕克斯(Jared Sparks)所说：“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

文人的角色将作者的身份转为带有社会或协会性质。半个世纪以后，麦迪逊在1834年给威廉·科格斯威(William Cogswell)写信时仍然坚持主张集体精神的要旨。他这样解释说：“你们称我为‘美国宪法的制宪者’，这项荣誉我是当之有愧的。这并不像传说中的智慧女神，是一个人的后代。宪法应被认为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麦迪逊的回答不仅仅表明了他的谦虚，他所提到的“很多人”是在宪法写作过程中达成协议的源泉。文人的审美艺术与获得认可的政治策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华盛顿曾写信将宪法交由国会，但这封信在今天已不公平地被人忽略了，那封信就是这种完美结合的典范。这封信是于9月17日以“议会的一致意见”的名义寄出的，这封信通篇都是以第一人称复数的口吻叙述的，措辞极为谨慎礼貌：“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几个州有不同意见)，我们仍坚持我们的观点，因为这在我们看来符合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最大利益，有利于我们联邦的统一。”绅士们就语言达成的协议，尽管有分歧，也是这个国家的全体意见。这个人称代词的连续使用将制宪者与普通公民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考虑”和“我们的观点”指的是制宪者的决定，但是这两个词是与每个真正美国人的愿望“我们的联邦”结合使用的。

接着，华盛顿间接地提到了人们预料到但从未具体化过的分歧。有着绅士风度的制宪者们的行为举止又一次成为真正美国人所希望的更理想的向导。用华盛顿的话来说，“现在我们提出的这部宪法是大家和睦相处的成果”。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应该记住，这份文件源自“相互尊重和妥协”，因此不太可能还有任何人们可以想到的例外。人们可以想到的例外情况已经写于其内。进一步而言，对最终稿任何一部分提出异议都会破坏大家彼此之间的和睦关系，都将“所有真正美国人的最大利益”置于脑后，而且会危及“我们的繁荣兴旺、快乐幸福、安全，甚至还有可能危及我们的国家”。这些语句与宪法序言中使用的技巧如出一辙，而且这些语句预示了制宪者在申请通过宪法的辩论中有着更为绝妙的策略和技巧。随着对宪法的解释，对宪法的认可也仅在咫尺。

这些策略的运用在制宪者的最后一次辩论中可以看出。当对松散的二十三项条款进行重组，变成紧凑的终稿中的七项条款时，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文体不应留有重新诠释的余地。文本委员会于9月12日公布了对宪法的最终修改稿，并规定之后所作的变动如何变成“其中一部分”。这个词组随后又被称为“宪法的一部分”。这里的“部分”的意思是“扩展”。只需将宪法中的语言与《联邦条例》中的相关条款比较一下便可知，《联邦条例》允许在条款中作“改动”。

对宪法所作的修正是另外加到那份文件的后面的，尽管对它做了修改，但宪法仍是完整的。为修改宪法而进行的辩论在9月15日到17日进行，其间制宪者们拒绝召开第二次制宪会议，并决定抵制各州召开会议修改宪法语言的权利。如埃德蒙·伦道夫所说，他们的立场使民众对宪法只有两个选择，“接受或完全反对”。代表大多数人的查尔斯·平可尼(Charles Pinckney)说：“制宪会议是很严肃的事情，不应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召开。”

增加《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成为批准这部宪法的主要文学影响。然而，即使是这些限制性调整——在第一次国会和州议会的辩论之后两年又开始的讨价还价——都增加了整个文件的重要性。最初的制宪者们认为并不需要《权利法案》，因为正如罗杰·舍曼(Roger Sherman)9月12日所说：“这部宪法并没有废除《州人权宣言》(State Declarations of Rights)；它有效也就足够了。”议会接受了舍曼的观点，认为宪法总是要与州宪法结合在一起读的。当反联邦主义者要求在宪法中单独列一条来保证个人权利时，他们的主张颇具讽刺意味，因为这样宪法就孤立存在了。传统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演讲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携带武器的权利以及陪审团审判的权利都使得他们的身份有所提高，从而使宪法作为对共和政府和美国政治的完整阐述而出现。前十项修正案也不包括在宪法原来的文本之内。这十项修正案于1791年通过并加入宪法中，它们保证以后所作的修正案都将作为补充部分出现而非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789年夏，围绕修正案而展开的长期辩论确认了宪法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国会几乎也花了与讨论修正案内容同样长的时间来讨论修正案的布局和安排。《权利法案》最强烈的支持者，以及原来国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想要重新起草宪法的序言，但是他们这样做并不得人心。那些倾向于将修正案纳入到宪法当中的人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而未能如愿；《权利法案》支持者的朋友们对未能通过保证人们基本权利的独立法案而深表遗憾，对手们则反对修改宪法，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宪法现有的清晰度。当来自佐治亚州的詹姆斯·杰克逊辩论说已经签署认可的宪法必须保持原样，不能改动时，似乎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发言的。对原宪法本身进行修改会使得这份文件“一次又一次地添加一些各式各样的内容，从而酷似约瑟夫花里胡哨的外衣”。最后，1787年宪法大会中《权利法案》的反对者罗杰·舍曼成功地提出建议，要求以“补充的”方式把修正案加到宪法的后面。围绕修正案进行的辩论和修正案以及起草修正案使用的语言迫使国会回到制宪的最初结构中。

麦迪逊首先认识到《权利法案》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新政府。1788年12月他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修正案将会“给予政府应得的声望和稳固根基”。首先，在对这些修正案的精心起草中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免一些修正案与宪法中已经列出的权利发生冲突；其次，在把这些修正案引入联邦政府时，他也非常谨慎小心。“我在选择我的角色时，本应该小心行事，”1789年他对埃德蒙·伦道夫说。在公论文学中可能没有别的简洁明了的标准来衡量创造力。

在这样的作品中，做选择时的谨慎是出于人们的本能；而宣称必然性则是最好的防御手段。为了与这样的语调保持一致，修正案也运用了最简单、最平凡、最简洁的语言。修正案与宪法一样与各州宪法以及各州权利宣言中复杂的语言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十项修正案中的每一条都只包含一个句子，其中最长的一句也只使用了106个字，最短的只有16个字；还有五项是30个字或者少于30个字。在以协商为基础来达成协议时，辩论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个过程中，麦迪逊向埃德蒙·彭道顿(Edmund Pendleton)解释说：“任何值得争议的事情都不应该冒险交由那些真诚地希望得到众议员和参议院三分之二的投票以及国会立法机构四分之三的赞许的人。”

在做这些选择时的谨小慎微必须放在一个争取批准的背景中理解，这种争取可能出现两种方向。因为如果德拉威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南卡罗来纳州比较轻易地接受了宪法，那么那些重要的州——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将会加入长期的争论中，并以少得可怜的票数通过宪法。马萨诸塞州355票中只有10票通过；弗吉尼亚州168票中只有10票通过，而纽约57票中只有3票通过。起初北卡罗来纳州全票否决宪法，一年之后于1789年进行了重新审议。当持反对意见的罗德岛最终于1790年加入新政府时，66票只有2票通过。1788年时美国还是一个分裂的民族。但让人惊奇的不是他们之间的差异，而是在新宪法指导下，他们以何等的速度仅仅用了十年就消除了彼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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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转变不亚于使一种体裁明确化，是一个决定性成就改变了一种艺术形式并改变了人们对这种艺术形式理解的时刻。这种在起草和阅读宪法中观点的改变有多种原因。1815年，约翰·亚当斯将这个时代归结为“革命和宪法的年代”，他这是一种“事后聪明”。他总结的这个词中包含了一项重要的期望：用宪法来平息革命。

这个想法是早期共和党人普遍拥有的，他们认为宪法的形式界定了革命的成功，从而也界定了美国文化本身。成文法案再一次受到人们理解。然而甚至这样的偏好也仅仅是刚刚开始解释人们新信仰力量和范围。在18世纪90年代，美国人将这项有争议的文件转化为那个时代的普遍标志。现在，宪法把先前革命运动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其中具有破坏性质和混乱性质的部分编纂成册供所有人阅读。新罕布什尔的亚伦·霍尔(Aaron Hall)提供了一个早期版本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1788年，他在一次演说中声称：“在我看来，直到这个时期，美国的革命仍未完成；不过它为伟大的美国帝国奠定了基础。”

结束语中所表达的愿望改变了人们对宪法的态度。如果于18世纪末在美国委任建立一个共和政府会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公认的重要性的话，正如费城的制宪者经常所要求的那样，那么委任和建立的产品，即他们的文件，就很容易转变为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以一种最简朴的形式，这些压力将宪法文本转变为道德价值的独立储藏所。共和美德并不像18世纪80年代人们频繁要求的那样存在于澄清这个行动的过程中，而它存在于澄清的结果中，存在于1788年要求批准的战斗呐喊中。宪法不是美德的象征而成了那时可能的美德的最大限度。

亚当斯在召开联邦会议的同年写作了《美国联邦宪法辩》。在这部著作中，他坚持认为是宪政主义使美德成为可能，而非美德促成了宪政主义，从而表490明了他的立场。他说：“最优秀的共和政体是道德高尚的，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如此，但是我们可能会冒险推测，美德是井然有序的宪法的结果，而非原因。”亚当斯和其他早期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们利用他们所读过的英国经验主义的思想提出主张，一个好的政府是制度保证的而非一个民族的行为和品行道德所能保证的。1787年以及之后他们自己又补充说成文宪法可以算是一种制度——“中心”制。

麦迪逊的作品有很大篇幅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1792年1月19日的《国家公报》(National Gazette)上他解释道，独立战争把欧洲的“自由宪章……由权力赋予的”与美国的“权力法案由自由赋予的”区别开来。如同亚当斯的情形一样，宪政主义指出了革命运动的意义。麦迪逊所说的“全世界的革命运动”成为正确使用和理解官方语言的主题。“与这次革命的价值相比，与正式文书的重要性相比，正式文书中的每个词都解决了权力与自由之间的问题……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警觉性来捍卫它们。”

麦迪逊认为，美国宪法表达了自由而非权力，因此肯定比英国宪法更加珍贵，但也不可避免地比欧洲宪法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要求对维持整体秩序的权威机构的一致尊崇”还远不够。美国的政府宪章是最值得尊崇的文件，“作为真理，没有什么可以比它更神圣”，而且“作为政府的职责和义务，它超越了所有其他的里程碑”。这些公论是文化中定义的最终来源。结果，如宪法这类文件不仅仅要求人们的理解，公民最重大的义务是去保护和保留“政府宪章……比其他任何义务都重要，因为只有宪章才能使其他的一切生效”。麦迪逊总结道：“人们是多么虔诚地希望美国的大众的意见会摆脱偏见；多么希望大众意见如伟大的宪章所描绘的那样与政府相联系……应该以神圣的热情去保证，这些政治经文不被人增添或删减。”

麦迪逊的呼吁中有很多因素——在自由与权力、价值与警觉、效果和义务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和比例以及将超越的里程碑、神圣的真理、政治经文、开明思想以及神圣的热情相结合起来的象征手法——使得立宪主义思想成为早期共和国无论是科学方面、政治方面、经济、地理亦或是宗教方面相关文献中的中心议题。宪政主义要求个人、社会和政府要互相协调团结一致。如此依附于立宪主义的美国人，将说明他们在革命中所作的贡献，并以此为依据通过他们对最初文件的判断来定义他们自己。作为美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团结精神，作为对共和试验的最高表达，作为美国启蒙运动步入高级阶段的象征，作为1790年全世界最受争议的文件之一，宪法必须像麦迪逊所规定的那样得到人们的尊崇。

对宪法自发而又持久的尊崇遮掩了公论文学的总体成就。那个时期的一些其他官方作品，一些作品尽善尽美，都在宪法的光芒笼罩下黯然失色。《弗吉尼亚宗教自由现状》(The Virginia stature of religions liberty，1786)以好几种方式更生动更连贯的清晰地阐述了启蒙运动的原则。这是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这篇文章意识到了反对黑暗现实(“立法者和统治者的傲慢……是他们自己容易犯错、缺乏激情”)时的精神力量(“上帝创造了自由的思想”)。作者列举了一长串的诽谤、无能、腐败、贿赂、诱拐、错误和侵犯，这些都代表了宗教机构的毫无节制。唯有真理——也分成女性美德和男性错误——才可以抵制这些危险。即便如此，“真理是伟大的，而且会自己盛行起来”，只有“人类的干预”，实际上亦即对真理的破坏，才会“使真理解除自己的武装”。真理的自然武器是自由的辩论。然而，这已足够；“人们可以自由地反驳错误时，错误就不再那么危险了。”在杰斐逊简洁明了的陈述中，弗吉尼亚立法机关也把自己用自由和活力包装起来从而含蓄地表示了要与真理喜结良缘：“我们有自由可以宣称，这里所说的权利是人类的自然权利，我们确实也这样宣称了。”

1787年的《西北各州条例》(The Northwest Ordinance)也是被美国人所忽略的表达，它是共和国建立最初10年中国会的主要成就。《西北各州条例》最清晰地描绘了那个时期的联邦，也最引人注目，它保证共和政府将在美洲扩展。它是由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内森·丹尼(Nathan Dane)起草的，其条款规定并精心安排了各个发展阶段：从荒蛮之地到地区，再到类似殖民地的阶段，再发展到完全平等的州。以下是大部分运用到实践中的文化中心理想：保证法律应有程序、遗产平等、财产的有效性以及自由旅行；要求公众教育的系统计划；保护少数民族，向美国土著民族允诺“最大诚信”；将“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根本原则”扩展到所有人，不考虑他们的国籍；另外，也是那个时代最为勇敢的一项，即在领土范围内禁止奴隶制。蒂摩西·沃克尔(Timothy Walker)在他的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美国法律入门》(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aw)中分析“这项广为人知的‘条例’”时，认为它为“接下来建立的区域政府树立了典范”，并发现“在其简洁、理解以及预见性方面，法律编年史中没有能比得上它的”。

简洁、理解以及预见性这些优点标志着早期共和国作家所著的公论文中卓越的总体成就。作为文学作品，如宪法、《弗吉尼亚宗教自由现状》(The Virginia stature of religions liberty)和《西北各州条例》之类的文件为新一代的作家确定了标准。这些文件也确保渴望与现实之间不即不离的联系永远都不会完全消失。另外，正如在任何现存的文学传统中一样，这引起文件在每一次加上新条款时都适合作进一步的诠释，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适合进一步解释民主的、共和主义的原则；这些文件保留并指导了持续诠释的技巧。

与其他任何文学名著一样，宪法在支配思想的同时还鼓励思想。最初关于宪法语言严谨和松散结构的重要观点几乎已被忘记：辩论最初由总统乔治·华盛顿发起，不过是由他的秘书和财政部长于1791年执笔。杰斐逊于同年2月15日发表了他的意见，汉密尔顿也于近一周后把美国银行是否符合宪法要求当做指定主题。两个世纪以来，在围绕宪法进行的辩论中，他们关于联邦权力(限制性或暗合性)的辩论是唯一最具说服力的。之后，汉密尔顿所著的《制造商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rs，1791)和杰斐逊的《肯塔基决议》(Kentucky Resolutions)各自扩展了他们的观点。虽然他们提出来的问题——中央权威与各州权力之间的关系——因联邦共和国的性质而没有得以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合而为一的四份文件中已经很清楚——这四份文件均产生于新政府形成后的前10年。

最高法院审判长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对宪法作了最高尚的解释，从而帮助诠释了所有其他解释中的权力和兴奋。“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马歇尔在他所著的《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M'Cullocb v. Maryland，1819)中讲道，“我们正在对宪法进行阐释。”他和早期共和国那些希望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一点。宪法是那个时期唯一独特的思想变革，所以每次谈到宪法保证有听众。马歇尔对语言的选择也是具有启发性的。“阐述”就意味着要详细地公布或宣布；而“解释”或“说明”，尤其是涉及经文或宗教经典，也意味着主要是在法律中进行特别的详细的揭示。

马歇尔的观点与所有这些可能性一致。然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对非常重要而又吸引人的规划的设想，美国人将把这种设想当做他们理智的关心点。比如当他在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案(1803)中首次确立了监察司法的权利时，马歇尔开始设想“一个使美国极其感兴趣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引起人们的兴趣呢？毕竟，问题本身很简单也可以轻易回答(“并不像他所说的兴趣那样扑朔迷离”)。不，读者对这件事情以及马歇尔所有主要观点的兴趣主要来源于这样一个主张——宪法以某种方式处于危险当中。在马歇尔将法律原则转化为戏剧故事时，“那个信条有可能会破坏所有成文宪法之根基”以及将《联邦宪法》“化为乌有”的危险。美国人必须洗耳恭听，因为马歇尔对于这个信条的答复会触及“整个美国结构的基础”。

诸如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Dartmout College v，Woodward，1819)以及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 Ogden，1824)之类的意见，基本上是对制宪者所取得成就的庆祝。对宪法的“阐述”是连接每个公民与这种成就的纽带。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的美国，“成文宪法受到如此尊崇”，制宪者的“伟大努力”表明了政府的“初衷和最高意境”以及那个时代“政治机构最伟大的改进”。因此，任何与宪法相矛盾的法律都不可避免地失效了。制宪者们所做事情的最重要意义轻而易举地被解释为他们所制定文件的至尊地位(和持续的兴奋)。

制宪者们也经常援用这些观点，他们保持了最初语言的活力、重要性以及简洁。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他们既是立法者和政治领导者又是文学卫士。在“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中，宪法的“总体精神”将“制宪者们从来都没有打算加在其中的”“不必要的”或“有害的”解释排除在外。由于只有能使大众共同理解，这种精神才能存在，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警告，不要把宪法转变为“长篇累牍的法典”。如果解释晦涩难懂的话，危险就会逼近。如果把宪法扩充为法典，那么宪法“几乎不会得到人们的拥护”，而且“有可能公众永远都不会理解”。吉本斯诉奥格登案对那些“势力大而又别出心裁的人”提出了批评，因为他们“使理解变得复杂、困惑，使原本简单的原则变得模糊不清。”这里马歇尔反复提到的标准是“为我们制定了宪法的开明爱国主义者以及采用了这部宪法的人民，必须确认他们用了词的原本意义，表达了他们想要说的话”。

这些话语表明了公论文学的一项最终能力。马歇尔认为朴实的语言必须涵括最为错综复杂的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毫无例外，这个时期的主要文论也支持他这个结论。这些形成期作品无数次将复杂性纳入一种能够与绝大多数公众直接、轻易对话的叙述和形式中。但这并不是说像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和马歇尔之类的作家忽略了潜在的复杂性：他们克服了这种复杂性。

对现实困难的表述很好地说明了这点。1787年麦迪逊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将制定宪法称之为“比那些漠不关心宪法执行的人想象的还要难得多的一项任务”。富兰克林告诉皮埃尔-塞缪尔·杜旁特·德·奈摩尔斯(PierreSameul Dupont De Nemours)说，制宪大会可以比作是一盘错综复杂的国际象棋，每走一步都要争论不休。1818年，约翰·亚当斯事后想象十三个表同时走动，“这是一个完美的过程，之前还没有哪个艺术家可以做出如此的效果。”以上各例中，困难的事实让位于简单的比喻，表达出胜任和成就。麦迪逊的任务执行者，富兰克林的下棋者，亚当斯的艺术家都知道该做什么、如何做。杰斐逊对自信作了最好的描述。在焦虑不安的1787年他写给女儿的信中说：“不要把任何事情看得绝望；用决心和意志去克服每个困难，这是美国人性格特征的一部分。”这种结合富有启发意义：坚定(意志的行动)使能力(在危机中维持秩序的能力)成为可能。

公论文学就是来源于这种独特的生命力。乐观主义、决心和能力，它们本身都只是微不足道的文学优点，但是三者结合起来便成为一种驱动力，驱动着人无限的创造力。如杰斐逊所说，他们成为“美国人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在这种结合中，我们也许已经发现了12部一流作品，从1776的《独立宣言》开始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的约翰·马歇尔的观点。实际上，12部作品对衡量文学结构的价值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总数，但是当与公众文学历史上任何一个类似时间跨度来比较的话，这个数字就令人惊讶了。在它的即时影响、日积月累的特点、持续的重要性以及总体影响力方面，早期共和国的公论文学独树一帜。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官方语言中的技巧，无论是在美国文化中还是在其他任何一种文化中，对所有人来说又是极为平常的。

[1]谢司起义(Shays'Rebellion)——农民武装起义。1786年马萨诸塞西部的农民为反抗政府的经济压迫，在原陆军上尉谢司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者提出平均财产权、停止支付或废除债务与过期税款等要求。1787年被本杰明·林肯率领的政府军镇压，谢司等14人被判死刑，后获赦免。——译注

第六章 启蒙运动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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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将它所引起的理论上的危机与实践中的矛盾同化。启蒙运动就这样形成早期的共和文化。这种文化既是美国革命思想的源泉，也是束缚在这些思想上的枷锁；既表现了人们广泛的抱负，也对他们进行了狭隘的控制。公论文学中有一个与之相近的案例。1787年的《联邦宪法》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中心抱负。在大胆地了解掌握和运用知识的同时，制宪者们用理性来诠释和控制人类社会。他们的杰作——宪法——宣告了正确的人类机制与普遍改善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通过一种机制，知识可以形成一种更完美的团结，树立正义，保障安宁，促进公共福利，并使美国人得享自由幸福。然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宪法的体制和机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波及范围和程度。

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得到了安宁和福利，获得了人身自由亦或是享受幸福。宪法悄无声息却又不乏力度地取消了“我们，这个民族”这样的字眼。宪法在启蒙运动中数学方面的修改让人吃惊，宪法的第一和第四条中保留了奴隶制机构，而且规定那些没有“自由”的人，每个人只相当于五分之三人；另外，同样在第一条中，宪法把美洲土著居民排除在参议员的分配比例之外，而且给予国会商业特权。更为微妙的是，宪法矢口未提它管辖之下的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的人——妇女。所有涉及性别的代词都采用了阳性形式。

显而易见，宪法语言的措辞是经深思熟虑的。美国妇女真正在早期宪法法案中找到一席之地是作为逃亡奴隶的身份出现的。8月29日的宪法原文如此写道，“根据一州法律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的人，如逃往他州，”“不得因……而免除他/她的此种劳役或劳动，而应根据有权得到此劳役或劳动之当事人的要求将他交还。”很明显，在这项条文中，阴性代词的使用总是以单数形式孤立出现，因此在文本委员会检查宪法语言是否妥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正如所有有关奴隶制的词从最终稿中删除一样，有关逃亡奴隶的条款中简单直接的具有否定色彩的主语的替换词(没有人生来需要服劳役)撤销了附属条件从句，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带有扰乱人心的性别暗示词了。

宪法中的措辞是审慎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又如何来解释语言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最简单的答案总是强调政治需求以及独断的政治家的目标。1787年的联邦会议上，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约翰·拉特里奇表明了政治利益可以如何直接统治思想。正如麦迪逊所著的《辩论联邦制宪会议记录》(Notes of Debate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中所述：8月21日当来自马里兰州的马丁·路德说，“宪法中保留奴隶制不符合革命的原则，也不忠于美国特征”，拉特里奇这样回复说，“宗教和人性与这个问题毫无关联——唯独利益才是所有国家的统治原则——目前的真正问题在于南方各州是否应该加入这个联邦的各党派。”

听从了拉特里奇的警告，早期国家领导人将政治利益置于原则之上。最初，没有一个国家的创立者冒险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来废除黑奴制，而是只站在负责的立场，尽管就个人而言，他们中大部分人也反对奴隶制。美国的前七位总统中有五位自己拥有奴隶，即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门罗(Monroe)、杰克逊(Jackson)，而这七位总统中(包括约翰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为了得到总统这个最高职位，都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公众对这件事的沉默态度。事实上，当1836年国会没有讨论有关奴隶制的任何请愿与文章就通过“禁声令”时，已经表明联邦政府要将这种沉默制度化。1789年到1836年是沉默的年代，也是奴隶制在美国迅速扩展的年代；原来美国殖民地运入40万的非洲劳动力，后来发展到美国本地奴隶都超过400万。奴隶制的发展随着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达到了高潮。

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矛盾。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民主的文化的既得利益中，没有公民身份的主要类型越来越强大，以至于都应该来重新回顾一下传统的前提——这些人代表着共和试验中的“矛盾”。在共和时代的最初10年年中，美国黑人、印第安人和妇女处在不利位置，尽管那时公民权利正在向越来越广泛的人群扩展：政治利益和经济优势的操作才刚刚开始解释这些矛盾。他们自身的矛盾——尤其是违背奴隶的自然权利和取消印第安人的财产权——18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公众中引起了公开讨论。之前人们抗议的程度是被忽略的，然而最近的一些学术著作却谈到了这点，这表现在早期的共和论坛专栏中、杂志报纸上、法庭记录中、致联邦和国家立法机关的请愿书、演讲、游记、各种各样的宣传册以及主要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信件中。那么问题在于，早期的共和党人如何解释他们所表述的不和谐、不一致是合理的呢？

从革命一开始，人们便意识到了革命抱负的矛盾。“我渴望听到你宣布独立”，1776年3月31日，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在给她丈夫约翰的信中写道，“另外，顺便说一声，我想你是有必要制定一部新法案的(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中)，我希望你在制定新法案时想到女士，且比你的先辈们对她们更慷慨更友好一些。”同时为了实现她的目标，她还运用了革命的演绎推理，语气中不乏嘲弄与讽刺。她以约翰·亚当斯常说的一句话作为大前提，“如果有条件，所有的男性都会成为暴君。”这个大前提为她的小前提和直接责备准备了条件，“你们的性别生来就是暴虐的”，反过来，这又允许标准的18世纪革命合理性作为结论。“如果不给予女性特别关注与照顾的话，”阿比盖尔告诉约翰·亚当斯，“我们决定进行造反，而且绝不会因任何法律而受到束缚，因为在这些法律中我们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代表。”这就是《独立宣言》之前三个月的主题、逻辑和措辞。

4月14日，约翰·亚当斯给他妻子的回信值得引起注意，不仅仅是因为里面的性别歧视(我们很明智，认为没有必要终止男性至上的制度)，更因为他在信中所列出了共和国内没有权利的几类人的目录。这份来自一个肩负领导国会走向独立重任的人所列出的目录具有消极意义，解释了变动中革命领导人优先考虑的事情以及他们所担忧的事情。他们的问题并不是像在《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中克雷夫科尔所问的那样“怎样才算一个美国人”，而是“怎样的人才可以被允许成为美国人”。在拒绝他妻子的要求时，约翰·亚当斯和他在国会的同行们尽力妥善处理这种差异。

看了你所建议的惊人的法案，我忍俊不禁。我们得知我们所做的努力已经减小了政府在各处的约束力。孩子和学徒不服从，学校和大学也变得动荡骚乱起来，印第安人轻视他们的监护人，黑人则对他们的主人越来越无礼。然而，你的来信第一次提示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为数更多、力量更强大的群体在变得越来越不满。

以上的陈述中糅合了很多问题。美国的“不满群体”——工人、穷人、年轻人、印第安人、黑人和妇女——都加入了美国革命的统一战线中，而约翰·亚当斯的嘲弄(“我忍俊不禁”)、他的恐惧(“我们所做的努力已经减小了政府在各处的约束力”)以及他假装出来的无知(“你的来信第一次提示了我”)限制了革命的成就。这样说其实并不过分，即共和政府在这些混杂的不断改变的希望线中不停地对自己进行定义和再定义，以抗击惧怕；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不停地实现或违背其一部分承诺。

1776年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的信件来往中已经体现了当时的一些基本紧张关系。阿比盖尔的辩论是以被排除在外的人群也应享受基本权利为前提的，而约翰的答案则把她为那些人的辩护普遍化地说成是特别的恳求。阿比盖尔提出了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的基本的追索权，以及他们加入“新法案”的权利，而约翰则认为她所说的扩展的法案是“惊人的”，完全超越了通常的期望值。共和政府的发展最终会使惊人的、不平常的事变成普通事，但在1776年，阿比盖尔得到的答复与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常收到的答复是一样的：“耐心一些”，约翰告诉她。纵观全局，约翰是要让她耐心地等着独立，但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完全意识到独立后会马上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因此阿比盖尔又会意地给了约翰另外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从一系列的挑战中得出的。“我不能说我认为你对女士很大度很慷慨，”在5月7日她又这样写道，“你必须记着，专断的权力正如其他很多棘手的问题一样，很容易破碎。”

启蒙运动为掌权者和无权者提供了一副眼镜，透过这副眼镜双方观察到了他们处于冲突之中，尽管启蒙运动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掌权者和无权者。由于启蒙运动强调环境对人内在的不可改变的性格的熏陶作用，它在本质上是激进的。激进的标志是对教育和理性效用的永无休止的信任，以及认为知识可以转变现状和未来的信仰。这也就是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一书中所说到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已经出现”或“它是我们开始创建一个新世界的力量的一部分”的真正意思。这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本杰明·拉什期望仅仅通过把报纸送到每个农舍来彻底改变社会的原因。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公立学校和普及知识计划》(Pla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Schools and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in Pennsylvania)一书中，他也说道，“黄金时代，一个诗人们极度颂扬的时代”已经近在咫尺；立法机关只需“在合适的地方建立适合于每个州的教育模式”。

与此同时，启蒙运动却是一股保守力量。它认为知识是一种和谐力量，倾向于形式上的统一。启蒙运动借鉴了很多基督教教义，但它与基督教神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启蒙运动不欢迎天启冲突的概念。作为历史上的一种进步力量，知识本能地厌恶约翰·亚当斯在不满人群中所发现的不顺从、动荡骚乱以及傲慢无礼。分裂也是现实中的可逆标志，是黑暗的征兆，而这种黑暗会随着光的扩展而消失。所在地也为启蒙运动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在这个时期，作家与政治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寻找最高尚的思想，而且他们希望从他们的发现中能够有所慰藉。

早期共和党支持保守力量反对激进力量，以至于启蒙运动提出了极具吸引力的统一的思想。进步、和谐、普遍性以及所取得的观点把他们与更加具体的政治团结的抱负以及其相伴物——文化趋同迅速联系起来。我们相信上帝(EPluribus Unum)取自1731年英国的《绅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的第一卷，在1776年被大陆会议首次选为官方标志时，成为一个描述战争时期对团体需求的时髦词，但当六年以后，它被正式接受作为国家格言时，它已经表明了“多数”如何转变为“一个整体”。美国启蒙运动中的激进思想虽然从来都没有向统一的倾向屈服，但却转而轻易地被包括在内。

汤姆·潘恩和本杰明·拉什的例子表明了这个包含的过程。因为尽管这两名作家都是口才不同寻常同为少数人辩护的先锋，但是他们却让持续的紧迫感掩盖了令人不快的差异。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时，汤姆·潘恩在他的第十三篇《美国危机》(American crisis)的文章中对“民族性格”和“地区特点”两者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只有“民族性格”才是神圣的。“我们的大标题是——美国人——而我们自身的特点则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奉献”语言中，汤姆·潘恩辩论说，“为了保全整体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我们只有投入才有所得，获得的年利润远远大于资本。”地方性的不公平必须向正在形成中的国家身份让步。既然“考验人们灵魂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的目标必须是“调动感情，统一利益，将这个国家所有人的思想都保持一致”。1786年本杰明·拉什对教育所抱的希望也发生了类似的普遍化转折。他所著的《建立公立学校计划》(Pla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School)将“把人转化为共和机器”。“要教育小学生他并不属于自己”，拉什写道，“他只是一份公共财产。”

这些预言中的经济象征具有标志性。“利润”、“资本”、“机器”和“财产”这样的词都表现了启蒙运动中有用的一面。正如教育象征着激进主义一样，财产和经济价值则代表着统治权、控制以及命令这些保守的一面。约翰·亚当斯是早期第一个清楚地表达这些观点如何整合在一起的共和党人。由于困于表达，也或许是受到他妻子的谴责，亚当斯于1776年5月26日给詹姆斯·沙立文(James Sullivan)写信谈到过多地注重并倾向于获得“人民的一致意见”的危险。一致意见是政府的道德基础，但不应该是政府的代理人，因而亚当斯提出为每位公民确立财产资格，使每个人都可以安分守己。他对沙立文说，要不然的话，争吵和争辩将永无休止，“新的主张会出现”；他警告说：“妇女将会要求投票权，12岁至21岁的年轻人会认为他们的权利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身无分文的所有人将要求在国家的所有事务中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发言权。”

财产能够确定和包含平等精神，因为在传统的权利条约中，财产本身就是一个比生命和自由更受限制的自然权利。毋庸置疑，约翰·洛克的《论中央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与目的》(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Extent，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1690)指出了身体及其劳动是每个人的财产(奴隶制既违背自然法也违反肯定法)，但是这种绝对却不适用于土地财产。用洛克自己的话来说，“很清楚，人类对地球的不均衡、不公平财产的有没有异议”。那种不平等的基础也是一目了然的：

上帝把世界给了整个人类，上帝给予他们世界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以及让他们能够从中获得生活中最大的便利，我们并不认为上帝的意思是世界必须永远一样、未受开垦。他给予人类世界是要让他们运用勤劳和理性(而劳动是他赋予人类的称号)，而不是让他们争辩不休、贪婪成性。

洛克关于相关能力以及不均衡报酬的论述中有很多地方表达得很含蓄。怎样才算适度勤劳，这种勤劳怎样会退步为贪婪？谁是理性的，为什么他们就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如何来识别错误的争辩，通过什么方式来剥夺他们的财产？对于那些从土地中获得“生活中最大便利”的人而言，理性的任务更明显。正如亚当斯和洛克的陈述都表明的一样，理性用“对地球不均衡、不公正的财产所有权”来协调全体人类的权利。这是“正确理性规则的”的一部分。那么，18世纪时财产在启蒙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进行调解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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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启蒙运动中的矛盾为主题的当代杂文中，最深刻的一篇是运用财产来叙述对这些不一致的认识和接受过程。1793年伊曼努尔·康德在《论俗谚》(“Common saying”)一文中所言：“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Uber den Gemenspruch：Das mag in der Theorie richtig sein，taugt aber nicht fur die pruxis”)他是以通过保证一定的原则作为自然法律为开端讨论政治权力的。这些原则是“社会中每一个成员作为人而享有的自由”“每个人与其他人一样都是平等的”，“共和国内所有成员作为一名公民都是独立的”。康德的原则似乎保证了一个开明国家中所有人的基本权利，但是他的文章旋即限制了实践中自由、平等以及独立的含义。

康德的每一个限定条件都言中了美国的政治现实。康德认为只有在一个爱国的政治统治下自由才可以蓬勃发展，在这个政府里爱国主义要求“这个国度中的所有人，包括总统在内，都要把这个共和国看做是一个母亲的子宫，或把土地看做是父亲生长过的土地”。平等没有避免“大众中对财产占有方面的极度不平等，无论是体力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优越，亦或是偶然的外部财产”。最后，对公民独立的理解需在一定的公认范围内，“作为一个公民(当然，成年男性除外)所需要的唯一条件是他必须是他自己的主人(sui iuvis)，而且必须要有一定的财产……可以养活自己。”

在早期的共和理念中，那些限定词——爱国主义、可用财产以及公民的独立——的诱惑有利于在转向排外那一端时解释他们的力量。现实生活中，受他人支配的非洲人从家乡被拖运到另一个大陆去当奴隶，从来都没有认为(或被认为)自己是与新世界的其他居民一样从一个母亲的子宫中生出来或在与父亲的同一块土地上长大，而那些可以作出如此声明的美国土著则面对这样的说法：相对优越性完全可以决定财产的多少。与此同时，康德所定义的公民并没有把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和所有妇女包括在内。康德从来都不主张排外，但他的语言却鼓励接受那些他在原则上否定的东西，而且他关于统治权的论述把理论和实践融合在一起，从而掩饰了矛盾。

康德所提到的成年男性公民，“他自己的主人”，作为启蒙运动的象征起着主导作用，而他所说的对财产的所有权是一个人能力的现实标志和逻辑扩展。另外，这种强加于人的理性和所有权在美国启蒙运动期间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蓬勃发展，这里政治方面的权利和财产权可以让所有自由人得享。在美国，改善土地象征着对这个世界进行理性的、高尚的、男性的和必要的政治方面的统治，这一点美国甚至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再来看一下洛克讲财产的那一章：“我们可以看出，征服或开垦这个地球与统治地球是连在一起的”；“这是由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的声音。”但是只有在美国，土地(财产)的耕种成为卓越真理的圣意。因为如果教育理念促进了各地理性思想的发展，那么财产权的建立就意味着上帝计划的合理实施，美国人很快就会把这种现象叫做命运现实。在这个命运渐渐显露时，理性和秩序变成了一样的东西；所以，有时候财产所有权和对在土地上的人的控制也会成为一体。

换种方式来说，思想的理性和土地的秩序之间的相同点消除了启蒙运动思想中关键的假设。耕种的思想可以是新世界中不断发展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它完全等同于给黑暗和混乱带来和谐的理性之光。至于想象力的魅力，只有美国人用来精心设计措辞的能力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在同系现象中，自然在做引导，但自然也是被利用和征服的——在启蒙运动中，这种区别经常被忽略。随之而来的在作为普遍向导的理性(在原则的发现之旅中)与仅仅作为工具的理性(在掌握客观事实和周围环境时)之间的转换通常都难以察觉，尽管本杰明·富兰克林通常都要比别人看得更长远更仔细，但他也很难察觉到。“做理性的生物真的很方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理性可以为人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找到理由或编出理由。”这些词中所含的讽刺意味触及了启蒙运动思想中一个未清晰表述的话题：冲突是由第一个首先定义理性然后将理性付诸实践的人决定的。

在理性的原则内，排外技巧在英美法律中找到它们的逻辑地位。产权法中对保有权的特别限制使得那些少数的边缘人群陷入活动暂停状态。早期的共和党领导人大部分人都受过法律方面的培训，因此他们理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决然不同的。他们充分利用了这种不同，创造了其他的权利(如，投票选举权)入门条，缓解“生命、自由、财产”中平等主义的纠缠。在早期共和国时，只有那些拥有全部所有权、拥有简单的费用、拥有计划和出售财产的能力且不受任何限制的人才可以被赋予真正的公民身份，而那种区别很快变成一种通过分配能力来过滤权利的方法。

再考虑一下，约翰·亚当斯根据对所有权的法律限制所列举出来的不满人群。因为“无礼的黑人”有“主人”，所以“印第安人”有他们的“监护人”。印第安人是这个国家的被监护者；1790年、1793年、1796年、1798年和1802年的印第安人商业和交通法案规定他们不能将财产遗赠给除政府以外的任何人。事实上，他们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都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最终所有权归美国所有，这一点还有待实现。随之而来的早期共和党人对印第安人的合法控制在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与英国大臣乔治·哈蒙德(George Hammond)1792年7月3日的谈话记录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印第安的土地上我们享有哪些权利？——(1)抢先占有他们土地的权利，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他们想卖时，我们都有的唯一购买特权。(2)调节他们与白人之间贸易的权利。”华盛顿当总统一年后，杰斐逊将抢先占有的合法性称为“在现有权利消失后，它具有残留权的性质”。

这个原则内在的力量是“占有权将会终止”；印第安人“现在权利”永远“消失”的那一天将会来临，或者是在出售土地的过程中放弃，或者在主动占有遭到失败中丢失。从政治上而言，这个原则适应了19世纪对印第安人土地的不断需求和侵入。签订了一项又一项条约之后，印第安人好像已经把他们的土地割让完毕，但是在技术方面则更倾向于随意租用或借用土地，要抢先购买的人都希望尽快占有土地。1823年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在为高级法院确认了约翰逊和格拉伯姆诉麦克脱斯租借(Johnson and Grabam's Lessee v Mclntosb)案时抓住了这些压力的大方向。马歇尔宣言中的限定词说明了情况。“在设立这些条例时”，他承认，“这里的土著居民的所有权利并没有被完全被忽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这是有必要的。”至于削弱到何种程度，从以下的话中可以看清楚。“印第安人的所有权一文不值，这一点没有人争议过。”马歇尔说道。

亚当斯所说的“无礼的黑人”更快、更直接地落入财产限制条件中。奴隶本身是财产——别人的财产。他们在共和法律中没有任何权利。三位著名的早期共和党人(帕特里克·亨利、本杰明·拉什和圣·乔治·塔克)说明了所有权和合法占有财产是多么容易规避对动产奴隶的不公平问题。当教友派信徒罗伯特·布莱恩特(Robert Patrick)控告帕特里克·亨利占有奴隶时，这位要为美国自由而斗争的人回答说他无法面对“没有这些奴隶之后生活的不便利”。“到目前为止，我会尽我的义务，”1773年1月18日亨利写道，“来得到[基督教]箴言的美德和公正，并为我想与他们保持一致而悔恨。”亨利安慰自己，希望“当机会来临时，去彻底破坏这可悲的邪恶”，但是对于现在，对于一位深深陷于奴隶制所带来的生活便利中的人而言，一位仁慈的主人便是“通向公平公正的最大进步”。

拥有奴隶的这种便利并不是南部专有的。尽管本杰明·拉什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还写了一篇著名的反对奴隶制的文章《就保留奴隶制问题致居住在英国在美国的殖民地居民》(“An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 in America upon Slave-keeping”，1773)，他自己却在整个革命时期都拥有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名叫威廉(William)，在18年的奴役之后，最终于1794年获得自由。正如拉什在1788年5月的宣誓书中所说，威廉获得自由的时刻“到来得如此之晚，以至于我付给他一生做奴隶的钱才足以补偿”。这件事中的所有矛盾与用产权来定义美国文化中的行为相比都显得黯然无色。奴隶制内在的不平等在任何时候都比不上“补偿”的经济价值，尽管宣誓书中总结说奴隶制是“与理性和宗教背道而驰的”。

不可避免地，因为奴隶制本身在早期共和国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因此作为财产权的对奴隶的拥有也愈演愈烈。成功放大了占有奴隶的方便和价值，逐渐破坏了像华盛顿、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等人的妥协声音，他们希望在启蒙运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奴隶制会以某种方式消失。在表露这些希望时，奴隶制的繁荣设计出一个永恒的机构，这个机构要求和接受对明显的矛盾进行更为彻底的辨明。1805年，圣·乔治·塔克，人称弗吉尼亚的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在为弗吉尼亚高级法院决定休金诉赖特案(Hudgins V.Wrights)时提供了这项更强硬的方针，塔克法官说道，《人权法案》

旨在维护自由公民的案例，或者说只维护外国人的案例，绝不会推翻产权，并赋予那些我们被迫雇用的人以自由，使他们摆脱周围专横的环境。一般来说，他们在革命期间都处于同样的奴役中，没有挂念，没有为他们服务的机构，也没有利益可言。

然而如果产权控制一切，就永远都不会消除“被困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令人忧虑的现实。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的奴隶被剥夺了所有社会地位，他们只存在于反叛语言的表面。在他们的主人抱怨奴役时，这些美国奴隶的形象怪异可怖，是追求独立背后的噩梦。比如说，1776年弗吉尼亚州修改州标志时，“美德，共和国的象征……脚踏暴政，有一个俯倒在地的人来代表，他的皇冠从头顶跌落，在手上拿着一根破损的链，右手中握着一根鞭子”，他们借鉴了传统的图像画法，但是这样的形象也反映了独立时期弗吉尼亚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那些由英国辉格党人从罗马暴政、西班牙宗教法庭以及土耳其专制政府中所联想出来的布满灰尘的奴隶制图画开始解释了美国修辞中对锁链的那种令人着迷的暗指。“在南部的殖民地，”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卫·拉姆齐在《美国革命史》的开篇中写道：“奴隶制在自由居民当中培育了自由精神。”革命期间的奴隶主使意识形态上的讽刺意味加强。“在他们当中，”拉姆齐补充道，“将别人操纵于自己手中的傲慢与自由精神相结合。”无论何处，暴政与自由之间的不和谐通过产权而得到化解。

亚当斯所认为的人数最多的不满群体——妇女，在她们既当母亲又当妻子的角色中，面临着相似的限制。威廉·布莱克斯通所著的《英国法律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765—1769)第一卷中概括了在英美文化中已婚妇女所处的法律困境——这种困境一直延续到19世纪：

结婚之后，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是一个人：也就是说，结婚之后，妇女的存在合在法律上的存在中止了，或者说至少是与其丈夫的存在和并在一起了；在丈夫的护翼、保护和庇护所中，妻子完成她所有的职责，所以被我们的法律称为女性隐身人(feme-covert)。

在布莱克斯通对妇女的描述中，能力的丧失变成实惠。他说：“英国法律中最受人喜爱的就是女性。”虽然杰斐逊并不崇拜布莱克斯通所著的这部《英国法律释义》，但是他阐述以了仁慈的隐身人(“被庇护的”或“受保护的”或“藏起来的妇女”)身份中止合法存在的行为是如何渗入到政治领域中的。“女性柔软的胸部不是为政治动乱而生”，当1788年安吉莉卡·斯凯勒教徒(Angelica Schuyler Church)提出一些关于新联邦宪法的问题时，他这样写道。他告诉她说：“妇女从具有影响力的真正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时，她们错估了幸福”。

已经实现的被排除的形象需要被描绘成没有地位的存在，这种描绘中限制标志着指定的被动性。隐形妇女、被抢先购买的印第安人(有时被称为即死的印第安人)以及被征服的奴隶(没有挂念、没有为他们说话的机构、也没有利益)成为那幅“大家都生活在葡萄藤和无花果树下”社会图景中的阴影，抑制了共和国的共有幸福。由于财产有助于美国独立，所以产权的缺席使得没有财产的人成为隐形人，在政治上也变得不重要。所以，隐形也就成了精心设计的规避启蒙运动原则的一个证明。

证实不重要性这一奇怪举止在民主社会极为重要，且在大变革的社会中有着无可匹敌的结局。《联邦党人文集》提供了早期共和国戏剧性的模式。它显示了在霸权的大环境中解散形式如何来引导原则的应用，从而在共识文化中来引导权利的可得性。《联邦党人文集》共85篇文章，其中只有两篇提到妇女，且每篇文章的主题都是消极的：第六篇中讲到了女性参与政治带来的危险；第83篇中讲到了已婚妇女不能转让财产。这个联邦可能确实代表着“这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但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中汉密尔顿总结里关于性别的暗示必须从字面来理解。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重要问题在于，男性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

《联邦党人文集》这部书中14次提到美国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只有一次是有关战争、冲突以及更强大的联邦控制来解决问题的需求。奇怪的是，有一个例外承认了整体理解的错误。“哪一类印第安人应该看做是国家的成员，至今尚未决定，并且是联邦会议上经常纠缠不清和争执不休的问题。”麦迪逊在这部书第42篇中写道。普布利乌斯可能会问什么是印第安人？在这之前，第24篇中已经出于政策目的作了临时定义。“我们西部边境的野蛮部族，”汉密尔顿写道，“应该认为是我们天然的敌人。”尽管这部书的第25篇中把这些野人部落描述成边境危险，但这些部落几乎是看不见的，他们只有在夜晚才出现在(依然)人烟罕至的荒郊野外。

在奴隶制这个问题上，普布利乌斯还有更多的麻烦，然而即便如此，普布利乌斯的处理也很草率。在《联邦党人文集》85篇文章的84篇中，只有四次提到美国奴隶制；而且每次提及都很简洁，只有一次在第42篇中讲到奴隶的运入时才采取了标准立场。仅在第54篇中，普布利乌斯才让自己对“人与财产的混合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里的详细分析是不可逃避的。1788年宪法提议将奴隶算在国会代表所进行的人口调查中，这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联邦党人文集》第54篇中，詹姆斯·麦迪逊遇到的政治纠纷解释了早期共和国领导人为什么要尽可能地避免讨论奴隶制的原因。如果奴隶被认为是财产而不是人，那么应该把他们包括在以财产为依据的税额估计之内，但是又不能把他们列入税收项目，因为税收是根据人数算得。相反，如果奴隶是“是道德的行为者”——“如果法律要将已被剥夺的权利归还给他们”，普布利乌斯设想了这样一个有效词——那么“黑奴就可以得到与其他居民平等的众议员名额分配了。”或者说，在其他公民权利方面可以得到平等对待了。

有三条宪法法案允许奴隶制的存在但从来没有提到奴隶制这个词——代表(第一条第二款)、奴隶的入境(第一条第九款)以及第一个逃亡法(第二条第四款)——只有这首次提示为普布利乌斯带来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2篇中几乎没有提到过逃亡法，而且轻而易举地处理了奴隶的入境问题。用传统的启蒙运动的术语来说，类似输入奴隶这样的“现代政策的野蛮”应该及时消失，也许是在1808年当保护输入奴隶的宪法条款失效的时候。另一方面，代表提出了自由政府的基本原则，迫使普布利乌斯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中更加直接地解决奴隶制问题。《联邦党人文集》第54篇中，奴隶既是财产又是人的特点依据法律被证明是“他们的真正特点”。宪法以一种得体姿态采取了“妥协的权宜之计”，把奴隶当做自由人的3/5。

在刚才所提到的边缘类型中，所有权法所引起的争论是在预料之中的，然而即使麦迪逊好像也对结果不确定。实际上，在有关排外的任何争论中，不确定性从来都是很明显的。约翰·马歇尔对削弱印第安人的权利时的犹豫，圣·乔治·塔克对于奴隶制“专横状况”表现出的强烈情感，以及布莱克斯通对已婚妇女“存在”的彻底排除，都表明了他们心中反对辩论的呼声。要说出正义的答复有很大的压力，一些共和党人会发现辩论是多么的无耻。

《联邦党人文集》第54篇中，这种意识变得敏锐起来。麦迪逊为他的宣言而奋斗，他的奋斗触及了启蒙运动的最边缘。这就好像那个时代的两种美德，理性统治和普遍抱负，它们互为补充。实际上，普布利乌斯的中心论点完全来自另外一个人；这个观点完全可以以引用号的形式出现，意思是“该论点是维护南方利益的律师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采用的理论”。我们听到连环的声音——从麦迪逊到普布利乌斯再到南方利益的律师。

“不妨把奴隶问题当做一个特殊问题，事实上它确是一个特殊问题。不妨共同采纳宪法把奴隶当做居民的妥协办法，但是把他们的地位降到自由居民的同等水平之下；这个办法把奴隶当成失去人类五分之二权利的人。”

这位冷淡的说话者声音中缺失的是自由，用18世纪的术语来说，正义完成了对共同性以及法律制定者和法律遵守者之间权利的认可。《联邦党人文集》第54篇中的独特语言是“独特机构”的参照之一，而且它违背了启蒙运动的和谐所依赖的普遍应用。很明显，说话者把独特性与单独的事实(它事实上确定特殊)相提并论会能动麦迪逊第一批读者的感情，令他们不快。但是为什么麦迪逊希望削弱自己的论点？毕竟，那位南方律师是他的创作。

普布利乌斯的思想不统一。透过一页一页沉默的面具，他暴露出南部辩护律师使他“完全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得体”的宪法解决方案，但是他仍没有完全被说服，他希望这一部分能够记载下来。如果“这就是南方辩护律师的理性”，他自己警告说，那么“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有点牵强附会”。虽然这种“牵强附会”并没有妨碍麦迪逊得出正式结论，但使得每个人都紧张起来。也许普布利乌斯也不能把《联邦党人文集》中最不光彩的观点说出口。普布利乌斯作为罗马早期最伟大的执政官，是公认的法律制定者，是人民的第一个朋友。然而这位传统共和党人中最高尚的人宣布，奴役从逻辑上剥夺了居民五分之二的人性，实际上是在贬低自己。最好一次就把这些问题处理好。

有趣的是，麦迪逊精心设计的距离值是他意识到了奴隶制至少要接受一些更高档次的术语。独特的机构不能在代表共和生活的秩序和便利的同时，又不丧失整体的原则和凝聚力。麦迪逊、普布利乌斯以及南方的辩护律师之间哲学思想上的差距可谓微不足道。他们三个人都是关于南方奴隶制的政治家，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4篇中他们之间的紧张“甚微”。即便如此，故意创造的距离产生了一种矛盾所不能解释的紧张关系。虽说远远不够，但我们走进了启蒙运动的激进希望之中，这种希望坚持认为人类必须用它所发现的能力来改进所有人的命运。

3

主要话语中出现不连贯、断层的时刻表明了其他一些思考方式，但是这些思考方式不会表达思想本身，现在要重新找回那些丧失的意见和观点，又有很大困难。表象和现实解读那些背后没有财产的声音更加困难。洛克正确的理性原则，对于那些被统治的人而言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启蒙运动的抱负对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而言，其意义各不相同。战败的勇士、被贬低的奴隶和“隐形”的妇女要在18世纪的公共论坛中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必须讲一些关于自己点点滴滴。他们必须利用那些他们不准使用的话语。为了捕获这样的声音(通常在翻译中也只不过是一声低声抱怨，莫名其妙的勃然大怒，模糊的形象或姿势)，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必须一起冒险去探索已失去的环境、有限的工具以及活动背后的代价。这些发言人的创造性常常存在于现在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生存策略中。

早期共和国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声音的压制有一些是具体的，而其余的是普遍性的。18世纪印第安人的努力(现在已经变得零碎)，与自己消失的肯定性相抗争。奴隶报道必须努力来创造能够表达自身价值的声音。而妇女的叙述则必须冲破性别的限制，这些限制注重和解却不注重发言权。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声音都在共识文化的控制审美中饱经折磨。他们没有公众领域中的审计员群体来将18世纪文学中的语言合法化，而这个不利条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是极具社会性质的，那些培育和支持着文人发展的白种男性公民可以成功地拒绝他们圈外的声音，或利用这些声音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可以预料到，最著名的印第安人的发言是为早期共和党人所乐见的。1774年，洛根(Logan)酋长关于他家人被无故谋杀的发言代表着正在消失的印第安人，首先出现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弗吉尼亚札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4—1785)中，其次在以后无数版的《麦克·古非读物》(McGuffey Reader)中。这次演讲世代相传，并成为詹姆斯·费尼摩尔·库珀(James Feninore Cooper)的《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1826)中的主题，它确定了希望，并把对主流文化的恐惧感减少到最小。洛根是纽约市明各人中的卡尤加人(Cayuga)的酋长，他拥护一个熟悉的基督教慈善团体(“我呼吁所有的白人说，如果有一天他饿着进入洛根的小屋，他没有给他肉吃；如果他感到寒冷，没有衣服穿，他没有给他衣服穿”)。只有在受到明确的恶棍的恶意攻击时，他才会反抗(“要不是因为有人受了伤，我甚至想过容忍你”)，他以一种限制了所有人痛苦的坚忍忍受了失败(“洛根从来都不感到惧怕”)。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神秘消失了(在任何生物的静脉中都没有我的一滴血……谁会为洛根哀悼？——没有人。)真正高尚的野人不会通过保留故事的后半部分把他的故事复杂化——或者是别人的故事。

再来看一个更具特色、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印第安人的演讲。那是塞尼加族(Seneca)酋长康普兰特(Cornplanter)于1790年在费城华盛顿总统面前作的演讲。康普兰特又名奇昂沃歌奇(kiontwongky)，在演说中他提到了1779年的军事行动，那时革命军队在华盛顿将军的领导下摧毁了纽约西部和宾夕法尼亚州易洛魁人的文明，但是，在第二个《斯坦威克斯条约》确保印第安人持有余下的土地六年之后，易洛魁人的财产依然受到持续的威胁，这才是他认为应该解决的当务之急。

当你的军队进入六国领土时，我们把你们称为——城镇毁灭者(Caunotaucarius)；直到今天，妇女们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脸色惨白，朝后看，孩子们则连忙躲到母亲的膝下。我们的议员和勇士们……对妇女和孩子的这种惧怕感到悲痛，渴望能把这件事深深埋葬到地下，不要再被提起。当你们给予我们和平时，我们称你们为父，因为你们向我们承诺，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只要土地还在，这个我们所爱的名字就会永远存在于每一个塞尼加人的心中。

康普兰特利用交替的术语证实了文化对比。他以一个民族的政治领导人的身份发言，不像洛根那样是一个悲壮的战士，洛根的价值在对普遍同情的需求中超越了文化的界限。消除妇女和孩子的苦痛，抚平文化精神的创伤，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保护受到威胁的土地，这些都是康普兰特社交日程的重要内容。华盛顿既被称为“国父”又被称为“城镇毁坏者”(town destroyer)，这两者是矛盾的。要理解为什么华盛顿既是国父又是毁坏者，就要看新生的美国和土著部落之间所存在的绝对裂痕。前者的发展意味着后者的毁灭。而康普兰特几乎没有提到这个不平衡的冲突。正如他所说的，就“好像是因为缺乏力量，我们的权利才被剥夺了一样”。

康普兰特演讲中的创造性来源于他对华盛顿的自负，他认为华盛顿定能赢得国父的称号。另外，请注意，所有的称呼都取决于财产的实际存在以及对这些财产的认可。华盛顿一开始赢得这样的称呼是因为他承诺让印第安人得到易洛魁的土地，但是，一旦土地不再归他们所有，这个爱称也就随之逝去。康普兰特知道他的演讲必须基于英美的财产标准才能有人听他所言，但他却很聪明地利用手腕对早期共和党中最受人喜爱的称谓，即对华盛顿称为国父提出了质问。这次演讲的有效性也暗示了这次演讲为什么不能在主流文化中流传下来。康普兰特动用了不光彩的一笔遗产，由于共和党人没有兑现在这方面的诺言，从而灭绝了一个无助的民族。然而在看待那笔遗产时，又有多少人愿意把华盛顿看做“城镇毁坏者”？

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观点在意识形态透视法的冲突中、在翻译文稿中、在对文字记录的抢先占有以及在文学和口语文化中积累起来的误解中摇摆不定。在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录中，思考的迹象在转换过程中有时是最清晰的。所以，尽管印第安人最初没能理解书面声明所具有的严格的约束力与部落交换中所使用的记忆和口头协议有什么区别，但他们还是很快抓住了他们在跨文化辩论中的实际劣势。1784年10月易洛魁六国联盟(Six nations of the Iroquois Confederacy)和美国特命全权代表在签订《斯坦威克斯条约》(The treaty of Fort Stabwix)时，深思熟虑发生了奇特的扭转。当时易洛魁人的代表提出要一份会议的书面记录，而白人代表拒绝做会议记录，相反，他们坚持要采用印第安人在交换贝壳珍珠皮带时所用的方法来回忆发言条款。易洛魁人已经意识到对方的墨守成规以及记录备忘录的策略利用了口头协议的灵活性，并在听觉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解释。他们开始明白只有书面形式的证据才可以在他们与美国的协约中保护自己。

18世纪美国印第安人的思想得以付诸印刷，绝大多数的表现形式为翻译过来的气愤、悲伤和失落——对于那些目睹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被摧毁的人而言，这种语调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在文学中的总体效果依然是控诉的文体学。留给我们的只有悲伤，这种悲伤几乎没有表达出部落文化中的那种潜在生机。萧尼族(Shawnee)先知藤斯克瓦特(Tenskwatawa)是那个时期印第安人民族主义最雄辩的代表者，他集中体现了这种题材的优点和缺点。他1806年在易洛魁联盟塔斯卡洛拉(Tuscarora)部落发表的演讲，据称使所有的部落联合了起来，共同采取行动，但出版的记录，尤其是先知那振振有词的演说却成了一连串不知所措的词句：

他们(所有部落)将会像蒸汽一样从地球表面消失；他们的历史将被遗忘，而现在知道他们的地方也会将他们忘记。我们被驱赶，直到没有任何退路；我们才不会消失。我们的战斧已经破碎，我们的长弓已经断弦，我们的火焰也已经熄灭，过不了多久白人就会停止对我们的迫害，因为到那时我们已不存在。

这些词句本身也许是真实的副本。它们确切地表达了印第安人的困境，而且当1811年和1813年西北部落消亡于提比克努河(Tippecanoe)和泰晤士河战争中时，预言也应验了，但是总体的语调也激发了古典挽歌和18世纪流行的墓地派诗人。那种忧郁的语调代表了早期共和国中印第安文学的感情。不久便成就了美国著名诗人威廉·卡伦·布赖恩特(Willilam Cullen Bryant)的巅峰之作《死亡观》(“Thanatopsis”，1817)。总之，先知呼吁时的语气是颇为传统的，而且总体被动的效果使他的措辞愈发有争议。

早期的共和党人只听他们想听的，报道他们想报道的。在这份讲演稿中，以印第安人的方式体现激进的有关财产的观点以及令人热血沸腾的骄傲在哪里？这种印第安方式促使先知和他的孪生弟弟特库姆塞(Tecumseh)将印第安领地的所有部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统治者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先知对垂死文化宿命论的描述为白种人提供了一幅极具吸引力的图画，这种文化的对立面西方领土现在已经不会受到野蛮部落的攻击(“我们的战斧已经破碎，我们的长弓已经断弦”)。相反，萧尼族人则希望直接对这种主流文化构成威胁。藤斯克瓦特和特库姆塞试图建立一个白种人不得不尊重的独立、统一的印第安国家，因此，他们首先对早期共和国的财产观提出了挑战。萧尼族首领辩解道，所有部落的领土必须大家共同占有，单独的一个部落没有权力割让土地，否则这个部落将道被疏远。在原则上，这是对联邦抢先占有主义的直接回击。

由于破坏带给人们的震惊在出版的印第安人演说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解释时又出现了其他问题。那种失去的悲痛剥夺了说话者与听话者的语境。1790年费城会议中，当年迈的塞尼加族酋长盖亚苏塔(Gayashuta)对“自己的影子变得如此之小感到惊奇”时，那种以个人轮廓代表更庞大文化的提喻法并未传达出任何盖亚苏塔在多达700人组成的易洛魁小镇中看到的社会复杂性和土地繁荣的现象。他的演讲中只有影子正在消失。失落的主题满足了主流文化的期望。“我们担心如果我们再失去一点土地，就连埋葬死者的坟地白人都不会给我们留下”，克里克族首领双头(Doublehead Chuquacuttague)在1796年签订《柯尔雷条约》时这样抱怨道。不公平待遇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但其语言也传达了衰竭的信息，而且从启蒙运动的角度来看，这种衰竭形成了部分不可抗拒的对立。为了早期共和国的发展壮大，印第安人的分崩离析所付出的代价无论多大都是可以接受的。

如何辨别这些叙述中哪些是真实的呢？就某种意义而言，做到这一点就要捕获点缀在这些讲演中的独立的意识、演讲的智慧以及关于价值的陈词。例如，尽管塞尼加族酋长索哥亚瓦特(Sogoyewatha)，又名红杰克(Red Jacket)，在1805年对约瑟夫·克拉姆(Joseph Cram)的传教工作做出回应时仍然陈述了印第安的衰退，但他尽力把旧主题转化为对文化相对性以及印第安人价值地有力维护。“你已经得到了我们的国家，但是你们仍然不满足”，红杰克指责克拉姆说，“你想把你们的宗教信仰也强加于我们。”下面这些没法回答的问题阐述了重点。“如果[圣经]既是为你们而准备的，又是为我们而准备的，那么为什么主神没有把它赋予我们？”“我们经常被白人欺骗，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你们？”“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宗教，那么为什么你们白人也意见不统一？”渐渐地，这些疑问中的讽刺愈演愈烈。红杰克以更具有哲学性的印第安人的克制和满足感揭露了白种人在扩张领土方面贪婪的天性：

[上帝]让白色皮肤和红色皮肤的孩子之间存在很大区别……既然上帝让我们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有很多区别，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上帝根据我们各自的理解赋予了我们不同的宗教？……我们很满意。兄弟!我们不希望破坏你们的宗教，也没想把它从你们那里夺走。我们只想安然享受自己的宗教。

这种辩论中的胜利使我们粗略地了解一种性格和观点。一次类似的观点的闪现发生在1781年后期，德拉威尔州首领派普上尉(Captain Pipe)巧妙地运用了一个问题就破坏了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联盟的逻辑。“我们有谁能相信，”底特律会议上派普问英国指挥官，“你们会爱一个与你们肤色不同的民族比爱与你们一样的白种人还深呢？”觉悟的力量是不能被忘记的，虽然它未能改变局势。印第安人必须在他们的白人对手中选择一方，而且无论他们选择哪一方，他们都会变得一无所有。“当听说根本没有提到我们时[1783年《巴黎协议》]，我们很震惊。”摩霍克族人泰亚但吉(Mohawk Thayandangea)，又名约瑟·布朗特(Joseph Brant)提醒1785年处理殖民地事件的英国代表，“我们简直不能相信，一个享有世界盛誉的国家居然会疏忽掉他如此亲密的朋友和坚固的同盟。”

很偶然，在对公正的索取中，聪明者充分利用了不同点和相似点。1793年8月13日，七国同盟写给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封信对白人侵入俄亥俄州的北部提出抗议，拒绝用钱买地的企图，(“钱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而且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懂钱”)。更好的解决方案是，这封信继续讲道，把用来买印第安人土地的钱直接送给那些比较穷的白种人，他们需要钱，而且为了得到钱他们甚至都去偷土地。但是这种近乎斯威夫特式的对不同点的5利14用并未妨碍以独立文化为基础的冷嘲热讽。同一封信还推断出联邦提议和特许权中“共同正义”带来的迷惑。“因为你们最终已经承认了我们的独立，所以[你们]好像希望我们应该放弃自己的国家来报答你们的好意。”

这样的交流表明了美国土著的瓦解并不是因为理解上有问题，也不是因为具体的文化原因。1790年费城会议上怀恩多特族(Wyandotte)的发言人小比弗(Little Beaver)直言不讳地指责了该负责的人。“要说到做到，”他告诉联邦代表说，“如果你们的人民做错了事，就应该阻止他们。”很显然，弱势的美国联邦政府和联盟并没有能力阻止其公民。早期的共和国当局对易冲动的、贪得无厌的边疆居民连很小的政策和条例都没有实施。

启蒙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贡献是它包含了白种人扩张和政府政策中所没有的理性控制。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51年著的《人类的增长》(“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一文中描写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所有黑人和托尼人(Tawneys)”如何可以获得光明，而美国土著属于托尼人。“当我们通过清除美国森林来(我可以称之为)清洗我们所在的星球，从而使我们地球的这一边能够将更亮的光照耀到火星或金星上的居民，”富兰克林写道，“为什么我们这些高级动物应该让地球上的人民处于黑暗中？”乔治·华盛顿不像具有善用反语言的富兰克林那样机敏，他提出了文雅和野蛮之间的基本冲突。在1783年9月7日写给国会议员詹姆斯·杜南(James Duane)的信中，他解释说：“我们殖民地的逐渐扩展在将来一定会使野人像狼一样都无处可去；野人和狼都是猛兽，两者只是形状不同而已。”

这样的评论使人觉得其发言人根本没有人类的义务感，也没有表现出美国土著答复中的深度感情。“你们决定要将我们粉碎吗？”1790年康普兰特问华盛顿。“如果你们已经决定了，那么就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国家那些已经成为你们子民并决定以此身份死去的人知道应该怎么做。”这句评语的主要雄辩之处来自于他们意识到并已经计算了他们的损失，但康普兰特的话上升到一个更高水平，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共和之光和文雅仅仅反映了权力而非理性。这种意识扩展开来，使得早期共和党人完全无言可辩。

华盛顿的答复并不值得纪念。1790年12月29日他给康普兰特的正式回复中对过去表示悔恨，并承诺要保护他们，给予他们“合适的礼物”，谴责了“坏的印第安人”，并宣布公平公正。但是跨文化文学中的公平已经没有了其在18世纪思想中的哲学基础。正如理论家杰斐逊在1773年为弗吉尼亚土地辩护时已经预见到的：“无论谁想要以人类自然权利为由来要求索赔……或是化解对美国印第安人的侵略，他会发现这是幻想，只会存在于他的想象中，有违于不容争辩的事实。”已经丢失的美国印第安人记录中残存下来的只言片语对早期共和国非常不利。

5

美国土著境况的痛切只是短暂的，而奴隶制的痛切则在于其不断增长的永久性。如果说前者在18世纪的生活中带来了心理上的震撼，那么后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更加险恶。早期共和党人“发现”了土生土长的民族，然后在具有破坏性的追求繁荣的过程中取代了他们，并立即把他们抛在脑后，但他们以繁荣的名义“创造”了奴隶制，这个制度作为共和国成长的一部分而蓬勃发展。奴隶制还以更果断的方式打破了启蒙运动的准则，以及美国自由的修辞。正如1773年帕特里克·亨利向罗伯特·布赖恩特解释的令人不安的分歧一样：“更使人忧虑不安的是，这种令人不快的做法已经被引到最开明的时代，这个时代有资格来吹嘘它的重大进步。”“谁会相信我是奴隶主？”亨利若有所思地说道。对之前假定矛盾的信仰对其他可能出现的结果提出了质疑。“我不知道停在何处”，亨利告诉布莱恩特说，“我可以就这个话题谈很多东西，对这个话题仔细研究一番后，你会对未来悔恨绝望。”

当奴隶也同样意识到这点时，奴隶制的阴云如何笼罩着共和试验就显而易见了。“如果华盛顿将军被英国人带走并被他们审讯，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所能做的，”1800年加布里埃尔·布卢瑟(Gabriel Prosser)奴隶暴乱后一名黑人被告说道，“为了使我们的同胞享受自由，我甚至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而且我心甘情愿为这项事业做出牺牲。”实际上，意识在传播中被加强和颠倒了。这句话得以传下来，是因为有一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白种人在里士满法庭上目睹了对暴动者的审讯，并与几年后，把这句口供传到了外部的一个评论者英国人罗伯特·斯特卡里夫(Robert Sutcliff)那里，后者又把这句话记录在1811年的《北美游记》(Travel in Some Parts of North America)一书中。这些话尽管时间上有些晚而且有些不直接，更不用说保留下来完全出于幸运，但是都暗示了公众威胁语言中的危险。

奴隶们必然是会进一步反抗的。他们希望华盛顿被黑人占领，但他们又惧怕华盛顿被黑人占领，所有这些都源于洛克的前提条件即：奴隶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而在一个极力保护个人权利的文化中，这种战争状态就尤其敏感。早在1767年亚瑟·李(Arthur Lee)的《关于奴隶制的演讲》(“Address on Slavery”)中就已经阐述了这种现象对美国的实际影响。《弗吉尼亚报》(Virginia Gazette)刊登说古人都是因为“自己的奴隶造反而被破坏得一无所有”，李预测说，“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会给我们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李自己也是出身奴隶主家庭。他警告说，“最终的打击总有一天会落在我们，甚至我们后代身上。”而且一旦这种打击来临，没有借口或者没有必要给出借口。“非洲奴隶”是不会考虑任何道义方面的问题的。“大自然中，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像如今这样臭名昭著地破坏人类的所有权利。”

奴隶主和奴隶对不能容忍的意识形态矛盾的共同认识，对非裔美国人的现状产生了深刻影响。最重要的是，对主流文化中矛盾的认识使得已经令人憎恶的种族优越感转化为一种要剥夺非裔美国人所有自然权利的冲动，包括最基本的生存权、自由权和所有权。非裔美国作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这种冲动。与此同时，由于进一步反抗的想法不可避免，这就使得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危险，因此它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尤其是作为非裔美国人的表达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当有这种想法的白人居民只是保持沉默时(《弗吉尼亚报》拒绝出版亚瑟·李文章的续篇)，非裔美国人就被杀害了(1800年的暴动者很快就被处决了，正应了他自己的预言“乐意牺牲”)。18世纪的非裔美国时事评论家如果想要避免这场殉难，必须反抗种族主义的强行进入，不要一味地只是陈述最终结果。结果充其量就是表达附属意图的训练有素的语言，这种语言仅在文化压制之下触及文化压制的表面。

典型的18世纪非裔美国文章必须通过调解的姿态来提问。非裔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向立法机构递交的关于反对奴隶制的请愿书充分利用了美国的奴役以及英国的暴政两者之间的相同点，然而正如1779年11月12日一个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奴隶所说，他们这样做是要“反对这个国家的暴政和压迫，在这个国家里，我们长久地被奴役着，这是不公平的”，并不是要通过暴动来建立一个新国家。1777年1月13日马萨诸塞州一名非裔美国人递交了一份相似的请愿书，请愿书表达了极大的“震惊，因为从来没想到在他们与英国发生种种不快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美国原则居然比一千人请愿者的呼声都要强大”。然而这封请愿书的修辞重点又落在“这些州里合法好公民”的共同努力上。事出有因的“憎恨精神”被精心地限定在恳求的请愿者的范围内。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美国黑人的和解并非没有自己的特色和尖刻。凯撒·萨特(Caesar Sarter)曾经是一个奴隶，他于1774年8月17日在《埃塞克斯日报和梅里马克报》(Essex Journal and Merrimack Packet)上写了一篇文章，反驳英美国家所认为的他们相对于黑人所具有文化优越性。他勇敢地为受奴役的美国黑人扭转了观点，并通过含沙射影，扭转了奴隶文化。

尽管我们是你们从一个无知的国家带来的，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原来所在的那个国家是相对纯洁的——一个满是牛奶和蜂蜜的国家——然而我们大部分被带到这里的人不仅被剥夺了生活中的快乐，而且还被迫接受所有的折磨，而这些折磨只有最残忍的审讯者或者反复无常的暴君才能想得出来，从之前那些邪恶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要变成撒旦之子的可能性要比在自己的国家多十倍。

在对金科玉律进行讽刺的同时，萨特又将奴隶主和奴隶的角色进行了替换，这样奴隶主就可以明白什么是“以牙还牙”。这部分的结尾部分使用了直接演讲的模式，迫使每位读者把自己置于奴隶的角色中，从起初良心上的不安发展到全身上下的刺痛。绑架、种族隔离、奴役、进口奴隶入境、出售以及转售，痛苦一个接着一个。“然而还远不止这些，”萨特说道，“在这之后，你还得听从主人的命令，还得接受‘九条鞭’的待遇，为的是实现你那不近人情的主人所说的理性。”

要想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利用主流文化形式，但并不是不加鉴别地完全接受。因此，尽管18世纪美国黑人的一些文章以及早期一些其他的废除黑奴制的文章都倾向于颂扬基督教义，但是他们却不允许皈依的祝福掩盖非洲文化的合法性。奥兰达·厄奎亚诺(Olaudah Equiano)于1789年所著的《厄奎亚诺之人生趣闻或古斯塔夫·瓦萨——非洲自述》(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ndab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The Africa)以及布罗蒂尔·弗罗(Broteer Furro)于1798年所著的《非洲土著温车生活历险记》(A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 of Venture，ANative of African)，以及主张废除黑奴制的教友派信徒安东尼·贝内泽(Anthony Benezet)于1771年所著的《几内亚史》(Some Historical Account of Guinea)都坚持认为，要在奴隶贩子把他们摧毁之前，非洲各团体应该充满活力，实现繁荣以及各团体的同乐。非洲的主张与接受基督教教义之间巧妙的平衡表现出对种族主义的一种审慎变化或者反应——这种变化或反应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平衡本身为文学的创造性提供了标准。正如非洲主张要求人类身份原始的团结及完整性，接受基督教义表达出智力、情感和道德调节能力以确立在英美文化中平等对待的要求一。

在奴隶的讲述中，差不多都提到了对基督教的拥护，只是拥护程度不同而已。皈依不仅证明了能力，给神学主张以平等通道，而且它控制了宗教声音，这是英美文化中第一次革命的声音。1774年，凯撒·萨特完全意识到了暴动的有利时机，他在《论奴隶制》(“Essay on Slavery”)一文中运用圣经的内容预见了暴动的前景，但他并没有大胆地直接提出暴动。“我很高兴回忆一下法老悲惨的结局：由于法老迫使一些人接受不公平的残酷奴役，并拒绝给他们自由，因而得到悲惨的结局。”萨特这样提醒现场听众(“那些主张让非洲人成为奴隶的人”)。

一些更聪明的人运用同样策略对美国奴隶制进行了更为精细复杂的评论。菲利丝·惠特礼(Phillis Wheatley)在1774年2月11日写给牧师萨姆森·奥克姆(Samson Occom)的信中将古希伯来人和18世纪生活在美国“现代埃及”的“压迫”之下并受尽折磨的美国黑人画上了等号。在广泛刊印于《新英格兰报》(New England Newspaper)上的诗人的描述中，公民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两种自由共同激励人们“热爱自由”，“反抗压迫并渴望着解放”。惠特礼肯定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就在她给奥克姆写信的前几个月才得到了自由。然而由于这种对自由的热爱是直接由上帝深植于她心中的原则，惠特礼可以提出她的基本想法而没有遇到攻击的危险。让独立而又神秘莫测的上帝来解释政治细节不失为一种安全之举。正如惠特礼向奥克姆所说的：“上帝会在合适的时机以他自己的方式将奴隶释放。”

惠特礼写给奥克姆的信中，紧迫感与自安天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力量之源，并抓住了早期共和国时美国黑人生活的困境。惠特礼被释放好像是因为1773年春末夏初她在英国待了六周。“我回到美国后，”1773年10月18日她在给大卫·伍斯特(David Wooster)的信中写道，“由于我在英国朋友的要求，我的主人给了我自由。”奴隶需要外界的援助和保护也是这封信所传达的一个信息。她之所以表达自己对自由如此得渴望，正是因为在18世纪的文化氛围中，自由和生命本身对美国黑人而言都是不可得的。尽管已经得享自由，菲利丝·惠特礼在31岁去世时仍一贫如洗，而且她带进那个未知坟墓中的身份依然表明着她对压迫的反抗。她8岁时在波士顿港口被买去“做生活琐事”，这位未来的诗人自动改姓她主人的姓。不过约翰和苏珊娜·惠特礼(Susanna Wheatley)于1761年7月11日以一种更具体的方式为此事又添上一笔。他们以那艘把他们的新财产带到美国的贩卖奴隶船的名字“菲利丝”为她命了名。

在有关奴隶的陈述中，经历的伤疤掩盖了成功和文化改观的主题。毕竟，成功是那些已经摆脱了长期文盲状态的作家的象征，具有代表意义的奴隶的陈述强调了同化时代的最高境界(读写能力、皈依、解放以及婚姻)，从而与成功相辅相成。然而，不可避免地，奴隶文化的改观也包括对他们的控制。在掌握读写能力的过程中，奥兰达·厄奎亚诺一直失败，直到他接受了他的基督教名字——古斯塔夫·瓦萨。在《詹姆斯·阿伯特生活趣闻》(ANarrativ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Particulars in the Life of James Albert Ukawsaw Gronniosaw)中，当一个虔诚的老年奴隶因被认为传授经验而被鞭笞时，詹姆斯·格罗尼斯(James Gronniosaw)学到了不要诅咒。在《非洲牧师约翰·吉的生活、历史以及无可比拟的痛苦》(The Life，History and Unparalled Sufferings of John Jea，the African Preacher，1811年)中，尽管奴隶主以及奴隶都信仰基督教，但这并未能阻止奴隶主对奴隶的鞭笞。对奴隶的解放未能帮助美国黑人免受惯有的虐待以及种族歧视文化对他们的不公平。《非洲人乔治·怀特的生活、经历、旅行以及福音工作简述》(ABrief Account of the Life，Experiences，Travels and Gospel Labors of George White，an African，1810)中详细讲述了另一例成功地摆脱奴隶身份的例子。作为卫理公会派牧师，乔治·怀特(George White)拥有自由而且已经改变了信仰，但他仍然要忍受白人卫理公会派教徒经常性的故意阻挠，这些人告诉他说，“是恶魔在逼迫我讲道。”

对这种永久的不公平的完全意识来自于布罗蒂尔·弗罗叙述中的温车·史密斯。温车·史密斯的支持者和出版商把他描述为反对奴隶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但他没有过多地叙述关于自己身份的转化、婚姻、自由和物质成功方面，而是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在生意中白人邻居如何诈骗他的钱财。这些故事最终的结局是在纽约法庭上，在那里领头的公民欺骗他，然后嘲弄他那些不值一提的不幸。一点都不出乎意料，温车·史密斯对这次事件的叙述和富兰克林的“致富之路”中的合理语调毫无关联：

所有这一切针对的对象是一个孤弱无助的陌生人，一个在这个世界中由于辛勤劳动而精疲力竭的人，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理性或公正为基础，在一个基督教国家这样的行为无论叫什么，在我们本土这是与公路抢劫一样的罪行。然而哈特船长(Captain Hart)是一个白人绅士，而我则是一个穷苦的非洲人，因此对一只黑狗来说，一切都不错，好得很。

在美国呆了60年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以温车这个名字生活的布罗蒂尔依然是生活在外国土地上的“一个孤弱无助的陌生人”。种族偏见促使他一直都在维护自己的家乡，而他的家乡在他7岁的时候已经被彻底毁灭。

显而易见，当温车发现自己有意无意地在保持中立时，他的文化既得到了改观又没有得到改观。那个看着自己的父亲在非洲被奴隶贩子折磨致死的小孩子自己现在也已为人父，当面对自己孩子在美国的失败时，他“悲痛地紧闭着双唇，无言以答”。在受到心理创伤的孩子与愤怒的大人质问“理性或公平的基础时”，两个不同的标准将联系在一起。第一个标准就是成功的绝对物质化。温车这个名字是一个投资贩卖奴隶的主人给他起的，温车很快便了解到所有权才是最主要的社会价值。从某个层面上来讲，《温车生活历险记》(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Venture)记录了物质转换的过程，从第一次布罗蒂尔买卖得到的四加仑甜酒和一匹印花白布到最后温车所积聚的财富(“两百多亩的土地，以及三所适宜于居住的住所”)。数字和交换，无论公平与否，使得这个叙述故事带有一种苦涩的结果。在财产价值这方面，生活的基本原则容易受到启蒙思想中最糟糕的实用主义的影响，不过其中不包括奴隶制本身。

成功的第二个标准也即更高一层的标准使布罗蒂尔和温车成为一体。他从小便最珍惜自己的自由。“没有什么东西比我的自由更宝贵，”温车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这样总结道。骄傲和痛苦一起交织在这个论叙中。在美国，个人自由和物质的积累一直以来都是相互结合的，然而无论在生活中还是通过文字，温车在这种结合中都找不到依托。对自由权和所有权的侵犯迫使温车·史密斯否认他的成功是一种文化身份证明，这最好地解释了18世纪时对美国黑人的冷漠和疏远。最终，因为愤怒，他写了这本书。对于温车而言，索罗门的悲伤要比救赎的喜悦更为难忘。他的最后一句话选自传道书：“虚荣的虚荣，凡事都是虚荣。”

了解18世纪美国黑人文学作品中一些特别的反常趋势、概念、意图、压力以及理想的破灭有助于解释另一部著作——朱比特·哈蒙(Jupiter Hammon)写给他在纽约的奴隶伙伴的一篇文章，这可能是当时整个时期被人误解最深的一部作品。《致纽约州的黑奴》(An address to the Negroes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1787)具备很多上文分析过的特点，它也映射了主流文化，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它的文学技巧。回想起来，我们可以意识到很多可以主导早期美国黑人篇章的通常因素：白人出版商写的鉴定序言，哈蒙偶尔对自己奴隶身份说的双关语(“先生，我是你的仆人”，他如此告知纽约州的非裔团体)，他对教育的强调(最重要的是阅读能力)，以及他对双重标准框架的诉求，在这种框架中，他那“贫穷、受蔑视的穷人”得到永久精神以及现世的身体，以便在不虔诚时更为谨慎地谴责奴隶制。

当20世纪的读者误解了朱比特·哈蒙传达的服从主人以及接受奴隶制的信息时，问题就已经出现了。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这篇演讲开篇的语调，其中流露着一种对奴隶日渐悲惨的生活状态难以抑制的悲伤之情，这种悲伤“有时候过于沉重，以至于人类都难以承受”。伴随大量的技巧，哈蒙的开场白暗示，他向美国黑人致词的代价就是白人的支持。这段话还表明：首先，“很多白人，认为(我的作品)会对他们的仆人们有好处”，其次，文章本身应该鼓励那些仆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哈蒙说，“当你们知道这些话出自一个黑奴之口时，我想你们可能更愿意去听听他说的话。他与你们一样来自同一个国家，与你们拥有同样的肤色，所以他是不会有兴趣欺骗你们或者说什么给你们的，他真正想到的是你们的利益和要履行的义务。”对另一个国家的提及引人注目，同样对主流文化不忠诚的强烈暗示也引人注意。

文章中的谦恭语调并没有阻止哈蒙坚定地说“自由很重要，值得我们去追求”。他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奴隶希望如此，而且“战争后期白人的行为”也是原因之一。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冗文，不过也讲到了关于废除奴隶制革命的伪善。“我必须说”，哈蒙特别提到这一点，“我原本希望当他们为自由而如此奋战时，上帝能够睁开他的双眼，想象一下可怜的黑人的生活，从而对我们施与同情怜悯。”然而，有趣的是，哈蒙从来都不指望这种同情和怜悯。他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写道，“如果上帝想让我们自由，他会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给予我们自由。”

基督教的谦恭也不是漫无边界。文章中大部分都在呼吁依靠未来世界，但带有直接的社会学意义。未来世界会像现在这个世界一样把人划分为自由人和奴隶，不过把人永久分开的天堂和地狱会根据善恶和道德而非种族来划分。哈蒙天堂中的民主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是留给未来的。“上帝的话中有很多鼓舞人心的东西，可以鼓励我们这些无知者。”哈蒙说道，“因为上帝并没有选择这个世界中的富人。”接下来，哈蒙用了一个低调处理的幽默再次强调了现状的恐怖，通过这则幽默，哈蒙把“最愚蠢的人”定义为那些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以及将来的世界都很悲惨”并且“在这里被奴役，永远被奴役”的人。70岁时，他问：“和永恒相比，40岁、50岁、60岁又算什么呢？”

《致纽约州的黑奴》是出自一名奴隶之手，他受到共识文学指导原则的双重限制，朱比特·哈蒙所强调的遵从上帝安排则使得这些限制条件更加复杂。尽管他使用了圣经中《圣保罗给以弗所书》(St. Paul to the Ephesians)(6∶5-8)的禁令来提醒他的奴隶听众应该遵从主人的吩咐，但就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实用的限制条件。“目前，无论上帝认为他们让我们做奴隶是否正确合法”，哈蒙提醒他的奴隶听众说，“在他们的法案要求中，遵从主人的吩咐是我们的义务。”因此有关奴隶制的问题就留由上帝来解决。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朱比特·哈蒙出于一个现在已被忘却的角度写作，所以这个论点的力度完全消失了。上帝的手在后革命时期的政治中被束缚了，而在殖民时期并非如此。哈蒙的真正力量来自于一个更早的年代，那时上帝的存在更明显、更加活跃。当哈蒙警告说上帝“是超乎寻常的可怕——这一刻他可以让你活着——但是下一刻他便可以把你送到被你嘲笑的可怕的地狱，”他的话回到了乔纳森·爱德华兹那里。

这种分歧既微妙又巨大。具有疑义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将教堂和政府严格分开，对美国的奴隶人口造成不利影响。读一读那个时期的小册子文学就会意识到，18世纪美国奴隶制的最有力的反抗者是牧师。而且，70年代早期，牧师在奴隶制问题方面杰出的雄辩能力与他们所掌握的政治力量密切相关。1774年的马萨诸塞州耐弗伯格坡特(Nevoburgport)的奈尔斯(Niles)、同年的波士顿的盖德·希区柯克与1775年康涅狄格州普雷斯顿的李维·哈特等牧师动摇了长期以来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大众团体而不仅仅是教会的精神寄托。

在著名的《两篇自由演讲》(Two Discourses on Liberty)中，纳撒尼尔·奈尔斯对激进的牧师发言时说道：“上帝赋予我们自由，而我们却奴役我们的同伴。”奈尔斯尽可能表现得直言不讳：“我们能不害怕报复之法会施加于我们身上吗？我们又能怎样反抗呢？”当奈尔斯指出革命时期美国的各种矛盾时，问题便越来越多：

我们能为我们的行为找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明我们对别人的压迫将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归还我们？……我们能享受自由吗？那么我们现在必须给别人自由。如果为了补偿我们的羞愧感，我们要不停止奴役我们的同伴，或者让我们停止抱怨那些奴役我们的人。让我们把手上的血洗干净，或者永远都不要梦想逃避别人对我们的报复。

这些话语和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札记》中所呼吁的取消奴隶制的话语既相近又相距甚远：“每当我想到上帝是公平的时候，我就会为我的国家而发颤：他的公正总有一天会发挥效用。”

1774年奈尔斯的主张与1787年杰斐逊的主张的区别之一是政教分离。正如菲利丝·惠特礼和朱比特·哈蒙一样，奈尔斯同样认为民权和自由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说：“没有自由权的民权，正如没有灵魂的躯体。”这两者的结合在政治中的影响就是使认为公民平等的上帝发怒。政教分离则是启蒙运动的成果，这使得政治论坛不再充满气愤之情，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的理性。在对奴隶制进行谴责时，杰斐逊看到了理性的局限性，然而这并没有能协调神圣和世俗的反应。不过他绝望的努力却起到了作用，使得这个几乎不可能的问题由人类转向由神圣者手中来处理。即便如此，上帝仍是一个相对而言遥不可及的人物。与奈尔斯和哈蒙所不同的是，突如其来的报应并不是杰斐逊文章的主题，因此杰斐逊反对奴隶制的辩论也就因此没有那么有力，也没那么具有说服力了。他的辩论中缺乏宗教的声音，未能表达出奴隶制的罪恶随时都会受到毛骨悚然的永恒的惩罚的观点。

由政教分离所引起的演说内容的转换也从另一个角度保护了奴隶制。当牧师不再涉足政治，社会抗议的重要源泉也随他们而去。在美国，牧师享有就不愉快和危险话题进行演说的特权，这种特权从来都没有扩展到其他职业领域。(当然，1776年后并没有人取代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地位，而且直到今天，牧师仍是在美国民权方面最雄辩的演说家。)1773年，在本杰明·拉什《就保留奴隶制问题致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演讲辞》(“An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America upon Slave-keeping”)时，他偶然地发现了文化带来的局限。“这份出版物……激起很多奴隶主对我的憎恨，从而对我造成了伤害”，拉什是一名内科大夫，他在自传中草草写道，“另外，这份出版物使别人认为我在插手一件与我的领域毫无关联的争论，从而以另一种方式伤害了我。”奴隶制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对于布道来说是更加本质的问题，牧师们从未丢失过对此评论的权利，但是他们在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论坛上发言的能力在早期共和国逐渐减弱，伴随而来的是奴隶制的兴起。30年后，有效的废奴运动将取决于不同群体间就奴隶制的争论中重新出现的宗教观点。

以上所有这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宗教声音是美国黑人叙述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美国独立战争后两百多年来，宗教一直是小团体反抗最稳妥有效、最安全、最关键的源泉。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宗教也使人们能够表达愤怒之情，从而减少对发言者的心理创伤。惨遭迫害的基督教徒可以在上帝的愤怒中行事和安息。实际上，通过分析美国生活中不断膨胀的教规并不足以强调这种有来龙去脉的愤怒的重要性。正如来源于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是国家权威机构不可避免的谈资一样，愤怒则成为不断改变和答复这个权威机构不可避免的声音。美国黑人的早期作品中，一些比较敏感的作品意识到理性符号实际上是他们的敌人。温车·史密斯否认理性和公平有任何基础，凯撒·萨特因奴隶主的“九条鞭”而反驳理性，他俩所说的话都是基于那些痛苦的经历，其痛苦超越了普通的情感和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

5

对于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而言，愤怒是推动变革的必要因素，因为战后思想把最初的造反意图转化为集体身份和宿命的前景。这种转化所付出的代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妇女写作的笔调控制上。18世纪受过教育的妇女，那些被戏称为“学问渊博的妇女”，受到最频繁地限制，她们不能因自己的事情而愤怒。由于她们的任何一句语气强烈的话语都有被划分到愤怒类的危险，所以性别的限制要求她们采用最顺从的语调来进行正确表达。当然，这种表达越公开，那些限制条件就越苛刻。

革命领导者当中只有托马斯·潘恩一直在为妇女争取权利。1775年，他为《宾夕法尼亚州杂志》所写的《就女性问题的应时信》(An Occasional Letter on the Female Sex)这篇文章中对不公平的事实做了一个概括。“在任何时代，任何氛围下，男性对于女性而言”，潘恩写道，“要么是一个冷漠的丈夫，要么是一个压迫者。”这封信中还详细地说明了妇女被排除在公众场合之外的事实：“当男性要将责任强加于妇女身上时，他剥夺了妇女在公众场合的自尊，而对妇女美德方面的苛求则使得妇女对尊重的渴望成为一种罪过。”公众美德和尊重原应该由妇女争取获得，现在则由男人分配给她们。但是她们不能出现在介于私人讨论与政府正式辩论之间的非官方但影响力巨大的公众场合，限制了她们对每件事情在智商方面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

两个重要因素使得这个时期的女性作家处于尴尬的境地。陈述权利与妇女地位之间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在18世纪的文学创作领域有着特别的影响力——使女作家局限于只能写一些顺从社会以及智力方面的附属文章。与此同时，战后美国的文化恐惧症开始以性别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有效地将妇女平庸化，因为在这种形式下，女性不用为她们的危险行动负责。在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中，妇女有着积极的地位，而在自由和共和国美德的象征意义中，则强调了妇女在公众论坛上的被动地位。自由或美德，这些表达中经常有受到威胁的插画，指的是在男性的保护下的地位纯正和经历清白，这些都阻碍了妇女的独立活动。

那个时期的行为手册和杂志中，到处都是对妇女这方面那方面的限制。事实上，在这些书和杂志中，妇女所有的那些自发的充满活力的行为都变得让人生疑。1792年在费城出版的《女性袖珍词典》(The Ladies'Pocket Library)中在谈到这个话题时将完美的女性比作一件精美的瓷器，文中说：“很明显，越精美就越脆弱；而这种固有的道德上的弱势清晰地表明妇女应该更谨慎，从公共场合隐退并保留自己的想法。”文章继续指出因为妇女“在弱点中找到保护，在脆弱中找到安全，”所以“她们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智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进入更深奥的文学领域所必需的”。“相反，男性则要更频繁地出现在人生更大舞台上的公众场合，”而且当他们“在战场上显得可怕，商业中有用，在做律师干得出色”时“找到他们的适合的社会地位。”

在早期共和国，这种逻辑如此流行，以至于茱迪丝·萨尔金特·莫瑞(Judith Sargent Murray)鼓起智力以及政治方面的勇气拒绝这种逻辑时显得不同寻常。1790年她为《马萨诸塞州杂志》写的《论性别平等》(“On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中讲道，男性思想中“明显的优越感”只会使“从小就教一个人有志气，而另外一个人则受到限制”的境况受到尊崇。由于“女孩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家庭生活，而男性则被牵着走过铺满鲜花的科学之路”，所以人们期望女性弱一些。不幸的是，克服了这些障碍的妇女的生活并不幸福，还遭人讽刺，被戏称为“知识渊博的妇女”。莫瑞又补充说思想活跃的女性不会把家庭生活当做她生命的全部，人们所认为的女性的缺点——闲谈、追求时尚、闲逛、奢侈等——实际上都是女性因为不能参加更有价值意义的论坛而表现出来的沮丧和失望之举。

莫瑞的最后一点故意触及了文化的神经。女性的奢侈是早期共和国偏执恐惧症的避雷针。女性的简朴作风在革命后的美国越来越弱，这种简朴因奢侈精神而遭受折磨，而在公开讨论中这种邪恶通常被认为是妇女引起的。在早期共和国生活中，人们把使妇女奢侈的传统原因归结为是女性服装。1783年的《论服饰——对美国女性及时而友好的警告》(ATreatise on Dress，Intended as a friendly and seasonable Warning to the Daughters of America，1783)这样写道：“撒旦迷住人们的思想，使他们对艳丽、华丽以及昂贵的服饰着迷，然后再让这些人被他的意识所俘虏，再把他们投入地狱。没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以让撒旦如此成功。”1787年的《论妇女骄傲之谚语》(Proverbs on the Pride of Women)“谴责了妇女的虚荣心，她们罗纹裙外套着不正直，右手举着虚伪的横幅来教堂，避免自己的面孔被太阳晒到。”在列举细节和预测可怕结果的文章中，这样的谴责经常性、大量地出现。“其中很多妇女，”《论妇女骄傲之谚语》警告说，“比开炮还要危险，尽管她们在教堂里看起来如天使一般，但她们在床上则如蛇一般，在毛毯上如恶魔。”

在对妇女频繁而又极端的攻击下所掩藏的是根深蒂固的对妇女的憎恨。18世纪的妇女如果想要进入政治领域，那么她要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计算的。比如1785年10月7日乔治·华盛顿写信给詹姆斯·华伦时把“奢侈、女性与堕落”联系在一起，此外在1787年5月14日，阿比盖尔·亚当斯警告莫西·奥帝斯·华伦(Mercy Otis Warren)说：“奢侈会带来无数灾难，美国独立战争后，它将谦恭的美德从美国流放”，还有华伦在她的《美国革命的兴起、进程以及结束史》中总结道，她担心美国总有一天会“因为奢侈而变得无男子汉气概”。在性别调和过程中丧失的是如男性文人那样经常性地在公共场合下集体面对政治冲突的能力。女性作家群体在18世纪80年代占据了决定性的政治地位而没有受到排山倒海般反对的事情可能发生吗？即使女性写政治方面的文章，她们也是被孤立的。直到1930年学者们才发现茱迪丝·萨尔金特·莫瑞写的《新宪法、联邦以及国家之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New Constitution，And on the Federal and State，1788)是反对联邦制最有效的文章之一。

在女性作家必须谈到自己的性别时，她们对自身的保护在演讲中只能表明她们是多么易受到伤害。当宾夕法尼亚州长的妻子以斯帖·里德(Esther De Berdt Reed)组织了一个妇女协会来支持美国革命时，她必须首先为起着积极作用的妇女开脱。“谁知道那些想要谴责别人的人，尽管有时这种谴责对我们来说会很严厉，”里德问道，“是否不会表示反对或者表示对我们女性所引以为豪的行动都很熟悉？”她所著的《一名美国妇女的感伤》(The Sentiments of An American Woman)中有很多内容谈到了对古代英雄人物以及他们所取得的辉煌的赞美和欣赏，“在这些方面我们女性做的工作不容小觑，值得赞扬”。然而在她为对现代妇女的相对限制而感到悲伤时她悄然接受了这点：“如果不是宪法有缺陷，如果舆论和礼节没有阻止我们像男性一样取得荣耀，那么为了公众的利益，我们至少应该与男性平等，有时候甚至要超越他们。”

即使是像阿比盖尔·亚当斯这样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在受到性别方面的攻击时，则回避愤怒。1814年2月3日，她在回复法官范达根(F. A.Vanderkemp)对“知识渊博的妇女”的抱怨时，她把法官置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对他进行挖苦讽刺。“首先，为了让他安心，我向他保证我不会为‘知识渊博的妇女’提出任何主张，所以在他看来，我理应得到他的慈善之心。”她出其不意地把范达根控诉的“真正原因”归结为他对对手的恐惧，但是她在信中隐约地透露出一种遗憾的语调，从而使讽刺意味没有那么强烈。“能被称之为知识渊博的妇女寥寥无几”，她若有所思地说，“把她们称之为黑天鹅并不惊奇。”这句话轻易地反驳了它所要表达的内容。在主要的假设的压力下，她把意识形态之间模糊的界限澄清了。黑天鹅在自己眼里并非丑陋不堪，但在控制黑天鹅的人眼里却是如此——这是一个自身并不完善的男性控制者，他错误地认为教育与能力之间存在着不协调。

阿比盖尔·亚当斯对黑暗力量既欢迎又否认。比喻的手法使各种既得能力得以保留，即使当周围环境都表明对启蒙运动进程进行了严格限制，或许对启蒙运动的性质也有限制。在一个“知识渊博”成为贬义词的社会中，学习有什么用呢？亚当斯坚持认为人们的能力受到挑战。“很确信”，她这样评论道，“一个见闻广博而又了解自己的品性和尊严的妇女比一个智力低于一般水平的人生活能力要高，而且更容易得到一个善解人意的男性的持久的喜爱。”婚姻中的功用主义——这是由她的男性对手所认可的——与了解自己品行和尊严的独立思想同时存在。

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很多共和文化熏陶的女性而言，她们要抑制和掩藏内心的愤怒显然要付出更多的代价。1801年在纽黑文市付诸印刷的匿名小册子《女性代言人》(The Female Advocate)中的“老年妇女属于另一个阶层，她的弱势在这个较低层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庄园主中是很有名的。”“如果她想代表女性就长期以来沸沸扬扬的女性美德话题说点儿什么，哪怕就仅仅一个词，”她都会认为是耻辱。这位发言人已经被父权制结构对她的“蔑视”和“他们的清高、优越感”“深深地伤害了”，所以她必须努力消除她对别人的不感激与谴责的思想。女性代言人害怕冒犯别人又痛苦地“服役”，只要求她应得的权利，即可以关注文学。“我确实为智者的价值争夺过荣誉，”她说。这句话表明了她的抱负和紧张。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作者出版了美国唯一的最让人惊叹不已的关于妇女权利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出版了10年。

《妇女代言人》渗透了很多主题，包括为建立真正友谊而对性别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妇女受教育的目的、在基督教信仰中平等的类型、处于极不友好世界中无知妇女的危险、“以男性自称”者的专断角色、诱奸的双重标准、对女性不公平的辱骂，以及把妇女局限于家庭生活的难以接受的狭隘性(“难道妇女……永远都不能考虑一些家庭之外的事情吗？”)，等等。不过每一个主题都是因为受到了最初的和令人震惊的认可才得以提出的：即由男性定义的启蒙运动将妇女完全排除在其范围之外。女性代言人问道，如果启蒙运动意味着掌握和传播知识的能力，那么当“那些高傲的假装具备男性美德的人”认为“女性在21岁时达到改善的顶点”是什么意思？她想，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21岁之后她就不进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来说生为一个女性是多大的不幸啊!”小册子的其余部分成功地扭转了这些观点。这位“真诚地追求女性权利的人”，通过自身的经验揭示了她的处境。她是康德所提出的“敢于认识”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女性代言人》的匿名提醒我们，处于早期共和国文化中每一个自信女性都需要一些伪装来控制和保护自己。对黛博拉·辛普森(Deborah Sampson)而言，这种面具就是女扮男装。辛普森从10岁开始就被雇佣到农场做工，她从那时起就穿男性的服装，在21岁服务契约结束后，以罗伯特·谢特莱夫(Robert Shrtleff)的身份加入了革命队伍。她想这是满足一个身无分文而又精力充沛的女性对世界好奇心的一种方法，或者用18世纪为她写自传的人所言：“她决定打破镣铐，不得不承认，镣铐经常使她的性别让人敬畏。”1781年至1784这三年，黛博拉·辛普森在部队中并没有人发现她是女性，因此她目睹了怀特普莱恩斯(白原)市、塔利顿以及约可镇战场的激烈战斗，最后因为受重伤而在费城暴露了她的真实性别。没被识破既因为外表也因为表演成功。“她的面容和声音都是女性化的，然而在宗教信仰话题、政治话题、军事策略方面她却能如此应付自如，以至于她的行事风格看上去很像一个男性。”

她中性化的声音，很遗憾现在已丢失，让位于另一部传记中的女兵，她带有更为传统的思想。赫尔曼·曼恩(Herman Mann)在其所著的《女性观察》(The Female Review，1797)(又名《一名美国淑女的回忆录》Memoirs of an American Young Lady)中再次提出了被辛普森女扮男装伪装所破坏的礼仪节操，拒绝“女性事业”，颂扬了少女的纯洁无瑕和安处深闺的谦恭美德。曼恩认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用心读一读黛博拉·辛普森的故事。这名女兵的“非常规”的英雄主义，“虽然受到每位爱国主义者和老兵的赞扬，也一定会让那些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的女性浑身冰凉”。所有女性都应当学习辛普森的精神，不过要把这种精神用在“与她们身份匹配的家庭生活中”。自始至终，这位女兵的成就一直被认为是“一名女性自作主张的大胆行动，因为她的性别与她的所为是不相容的”。这篇传记文学对文中主人公的革命英雄主义既致以尊崇之意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批评。那个时代对这种主题有一种特殊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鲜明地证实了在早期共和国中爱国主义与女权制度独特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女性观察》却持截然相反的主张。黛博拉·辛普森可能代表着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但赫尔曼·曼恩这位男性作家却挖掘了这个主题，向18世纪的男性提出了警告；他想把揭露这位敢说敢做、理直气壮的女性的男扮女装。

伊莱莎·卢卡斯·平克尼(Eliza Lucas Pinckney，1723—1793)的伪装更难识破，因为她要更加传统一些。一本留存下来的书信揭示了她的伪装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身为一名做过科学家、农民以及商人的女强人，平克尼这位南卡罗来纳州一个显赫家庭的女家长却一生都把自己伪装成辛勤劳作的人。年轻的伊莱莎·卢卡斯17岁时就成了三个庄园的农场主。她的名下有5000英亩土地，并且负责相关的商业事务、联系产品的运输和销售事宜。她直接掌管着20名奴隶，兼管其他两个庄园的监工。此外，她还一直关心妹妹的教育，并经营在查尔斯顿地区的家族资本。19岁时她自我解嘲地说道：“如此沉重的压力，使得我人还没老心却已老。”从她信件中多次重复的一句话可以看出，她的每一副担子都是“一个恭顺的乖女儿”所应肩负的。她实现了父亲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每一项要求，后者是英国军队驻安提瓜岛的一名中尉，常年难归，生性焦虑而又满腹牢骚。

不过伊莱莎的顺从也的确给她带来了些许益处。1744年，21岁的她嫁给了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一个大她24岁的鳏夫。她决定“除了上帝以外，让我的顺从使他高兴吧”。1758年平克尼猝死，她自动承担了维护家庭声誉以及抚养三个遗子的重担。很少有人能够像伊莱莎那样在自我牺牲的同时，获得如此大的成就。她从植物中提取的靛蓝色颜料以及她试验的植物轮作制使她在农业科学史上永载史册；她的信集描绘出了1738年至1762年的殖民地查尔斯顿的情况；而她对经济以及社会财产的有效管理则使得平克尼这个名字在南卡罗来纳州家喻户晓。

伊莱莎·卢卡斯·平克尼的自谦使她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是她的谦虚使她能够成功地驾驭自己出众的活力和智慧，否则她的这些智慧会使周围的团体感到不安。在她还小的时候，她就曾用自我解嘲的幽默使她父亲取消了原先的想法，从而帮助自己逃过一次婚约。当她的未婚夫发现她是一个“在农业试验方面足智多谋”而又“富有远见”的女性时，她认可了这个观点，没有为此做任何改变。顺从的语言是她的挡箭牌。“您的推论是令人信服而又无可辩驳的，”有一次她这样跟她的丈夫说，“而您的责备比您对我的最好的恭维还要对我有帮助。”在她读理查生(Richardson)的《帕梅拉》，又名《美德有报》(Pamela，or Virtue Rewarded，1740—1741)时，她埋怨女主人公那“赞美自己的令人生厌的自由”。相反，伊莱莎·平克尼通过降低自由作用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1762年，这位富有而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寡妇自嘲地说自己是“美国荒野中的老女人”从而避免了别人对她的嫉妒和怀疑。1779年战乱期间，她竭尽全力保护平克尼家族的财产，她告诉自己的孩子说，“哪怕仅有的一点点我都要保护，尽管即使是这么一点儿也不会在我们手中停留太久”，从而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与此同时，她的债主们也得到了一份种类繁多且经过仔细核对的财产以缓解暂时的经济困境。

这些策略虽然使她得益，但与此同时她也做出了让步。这位女主人的成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没有过多地关注政治权力。1780年，她在和别人谈判有关照顾和释放她的儿子托马斯·平克尼时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她谈判成功的原因也可以归结为她在说话以及写作时是站在一个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上的。这位母亲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军官，但她并没有和公众一起来评论这种冲突本身；即使是在现存的家庭信函中也可以看出，她在应付父权制权威时运用了自己出众的自控力。她的这种调解并非不同寻常。英国的一名接生员玛莎·巴拉德(Martha Ballard)的事例与此也很相近，只不过她所处的周围环境截然不同。1785年至1812年她待在缅因州的哈罗威尔(Hallowell)坚持每天写日记。作为所在社区的一个领导，巴拉德也通过避免政治交战和地方争议与众人相安无事。对那个时期的成功女性而言，对重大事件发表政治意见很少成为集体事务中的独立一部分。

平克尼思想的典型特点是虔诚和理性。虔诚确保了谦恭和牺牲精神，理性则避免了狂热和不安定，所以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便使她的努力铸就了她的成功。与此同时，这些美德正是新古典主义学说中的学识渊博者所具备的，但是如果一名女性想要充当领导者角色，那么这些美德就成为必备的先决条件。1782年伊莱莎·平克尼这样跟她的孙子说道：“想一想你应该为自己、为国家和你的家庭尽哪些义务。”然而对于自己以及她周围的女性而言，这三项事情哪个应该优先考虑的顺序却反过来了：先是家庭，再是国家，最后才是自己。公正无私这个首要美德对于早期共和国的男性来说可以带来公职和众人的认可，而对于颇有成就的共和国女性而言则带来自我谦避和对个人承认的希望。平克尼的成就是间接获得的，因而更显得辉煌，但是我们必须从一个带有根深蒂固、严格的性别限制的环境中去理解这种成就。

由于这些愤怒无处发泄，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伊莱莎·卢卡斯·平克尼的观点和想法，或者说，我们无法将其他美国妇女的公众角色在18世纪的生活中合法化——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仍在受到人们怀疑的新体裁会表达如此强烈的愤怒的原因之一吧，正如苏珊娜·罗森(Susanna Rowson)的《夏洛特·坦布尔》(Charlotte Temple)和汉娜·福斯特(Hannah Foster)的《卖弄风情的女人》(Coquette，1797)中所表达的悲伤一样强烈。小说中更为隐晦的手法在有必要时鼓励采用匿名，而且还为更好地了解个人事件和公共事件以及别人对此的看法而创建了一个理想的论坛。

然而，当这种愤怒成为革命中愤怒的一部分时，是可以发泄的。同样的，在早期的共和文化中如果没有愤怒就没有选举权。因为如果革命是为宣言精神而兴起的，那么妇女也必将会争取她们的权利。这样的话，托马斯·潘恩作为最愤怒的革命者，就有可能是所有男性作家中最直接描写出女性在革命时期所处困境的人，但他也剥夺了女性了解他最关键情感的渠道。与男性不同，女性在潘恩的作品里没有去争取权利。女性想要的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世界，她们只要求最微不足道的公平：即得到认可。

“不要在任何事情中都做我们的暴君，”在《关于女性问题的一封应时信》中，潘恩想象着女性哀求的声音，“‘请允许我们脱离所生活的狭小界限，让我们可以进入公众场合……不要否认我们在公众中的尊严，因为在受到别人的尊重后我们会做得更好，这也是对你们最美好的回报’”。妇女理直气壮地要求自己的权利而非通过请求来获得自身权利绝非几世几年就能实现的，而在这个漫长的实现过程中，关键是很难抓住丑恶的事实。美国文化中的自尊取决于为谋求正义事业的成功而表达公众愤怒的能力。

6

在这个新国家的运转中，被剥夺权力者无法表达他们的愤怒之情，从而可见她们所处的两难境地，另外还有很多不确定条件对她们造成了限制。一方面，从加入独立战争转换到对独立战争的沉思使她们对原来愤怒的理解和表达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另一方面，大家普遍认为早期共和文化是脆弱的，从而也防止了更具有破坏性质革命的发生。另外，革命成功后，人们不再团结一致对抗外部敌人而是转而指向国内的破坏和分裂分子。

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对不能进入美国公众场合的美国人不利。实际上，以某种方式提出并运用于某种特定环境的相同趋势将文化憎恶直接指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对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而言，希望共和国有凝聚力是危险的观点。美国印第安人是合乎常理的对手，奴隶是可怕的造反者，妇女是奢侈的象征，这些仅仅是早期共和国愤怒最容易指向的目标。很多其他群体，实际上指那些没有定性为完全共和主义的群体，偶尔也会成为攻击的目标，有时成为牺牲品。

从1780年开始使用的马萨诸塞洲的官方印章极其详细地记录了这种公共愤怒的移位。在正式的描述中，印章上写着“一个印第安人，穿着他的衬衫和马甲，系着腰带，右手持弓和黄玉(TOPAZ)，左手持箭，瞄准基地。”这幅图画上方的饰章上描绘出“一个花环上，一只穿戴整洁的右臂紧握腰刀，拳头握着的刀柄上写着警言：它通过箭来寻求自由之下的和平[Ense petit Placidam sub Liberate Quietem]”。这些文字是从阿尔格农·西德尼的书中节选的，他为英国人民的自由而献身，并写了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公法评论》(Discourse Concerning Government，1698)。这些文字暗示大家要为了自由而进行暴力运动，然而图画总体上使意义有了一种额外的转折，转变程度体现在象征手法的基本转变。1675年马萨诸塞州海湾殖民地原来的印章也描绘了一个印第安人，尽管他很显然地代表着土地和平的目的，而且向英国殖民地者行礼以让他们“过来帮助我们”。行礼的画面消失了，1780年增加的布局上的各种因素在意义上完全不同。

新印章描绘的是一个权威人士的右臂(绅士的臂膀、衬衫和箭)，他对心不在焉的印第安人举起了恐吓的手势。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个形象的即时性得到了加强。1780年的印章是在简·麦柯里(Jane Mccrea)被谋杀后不到三年设计出来的。在这场悲剧中，当一部分英国人在伯高特(Burgoyte)将军带领下从加拿大前进时，印第安人将长老派牧师的女儿剥了头皮又毁容，因此英国人的极剧恐惧膨胀成为战时的疯狂。这枚印章也是在军事探险中有计划地将国家西北部的伊洛魁文化毁坏掉之后仅一年设计的。显而易见，对1780年的很多共和党人而言，他们的臂膀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马萨诸塞州的箭为正义和不断的进攻而上弦。

革命后美国又将注意力再次放到了起初的愤怒上，并没有意识到已发生的转变。人的记忆力中包含一种忘记的模式。汤姆·潘恩在1804年写的《就英国的侵略致英国人民》(To the People of England on the Invasion of England)提醒每一个人“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一块处女地上”，“需要一些大胆的举动来让[那些麻木的、有理性的人]受到震惊从而陷入沉思”，以此使革命初期的活力重现。决非偶然，这些观点指出了启蒙运动中激进的一面：否定历史，信任理性的觉醒力量。然而潘恩却像往常一样要求得太多了。在没有经验的土地上或大胆的行为中，文化是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的，而且只有理性还并不足以控制整体的不确定性。共和党人想要抑制他们对未知的恐惧。他们寻求的是一块熟悉但并非没有经验的土地，而且他们期望革命大功告成，从而能够获得这样一块土地。

结果却发现要决定共和国的这种大变革文化会持续多久或以何种形式存在并非一件易事。显而易见的是，启蒙运动的成就(知识的传播)以及革命的成就(成功)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启蒙运动的思想(勇于求知)显得相形见绌并扭曲了革命行动的实践(以自由的名义激起大家的愤怒)。早期共和党人厌倦了多年以来的冲突以及通过革命创立一个统一国家的渴望，他们想要做的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稳固他们的成就。他们需要成就感和一个合适的故事给他们提供一个标准，他们对英雄的搜寻正是对这种需求最显著的表现。

革命英雄既满足了叙述的期望，又满足了文化抱负，通过在后革命篇章中封锁愤怒从而表现了愤怒。现在帕特里克·亨利或乔治·华盛顿的愤怒属于最高档次，这种愤怒与已发泄或至少已平息的愤怒是相似的。如果把他们都当做制宪元勋，那么还在人们尚未意识到他们是反抗者之前，他们就已经成功了。很快，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们便具备了英雄人物的高尚品格，这种高尚品格取代了现实中他们在战场上的凶狠残暴。到1826年，战前的一些演说家，如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又将这些制宪元勋比作固定而永恒的星群“用千余盏灯的亮光”指引着美国向前进。尽管正是因为简单化才将这些不变的神话般的人物与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但是把他们与因为仇恨才采取行动的人联系在一起变得越发困难。

把对英雄的狂热崇拜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早期共和国的意识形态，革命中首批对历史的记录和叙述表明在这种现象中什么最岌岌可危。大卫·拉姆齐曾写作了《美国革命史》，莫西·奥帝斯·华伦创写下了《美国革命的兴起、进程以及结束史》。在政治上，他们一个是北方联邦同盟盟员，一个反对北方联邦同盟；在地区地位方面，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在家庭角色方面，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在社会中，一个是社会暴发户，一个是社会栋梁。不过他们作为历史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见解是颇为一致的：美国革命是为美国的美德而奋斗，反对欧洲的贪婪；美国历史学家在叙述中恰当地对这种美德进行了褒扬；最后，战后美德自己会危险地堕落。这三个方面都对革命英雄进行了有力地表扬和纪念，赞美了英雄主义，褒扬了公正无私的爱国行动。尽管这类英雄形象的代表人物总是乔治·华盛顿，然而对所有英雄的认可，用拉姆齐的话来说，有助于共和党人“培养起公众和个人的公正之心”。爱国主义形象如果被大众正确理解，能够激励人们取得革命胜利，把公众利益置于个人情感之上。

拉姆齐和华伦都认为有充分理由急切地寻找公众美德的化身。拉姆齐在书中对战后时期的美国深表遗憾：“和平的年代毫无生机，因为在这样的年代，自私自利取代了公众美德。”华伦在她作品一开始就警告说，原则“已经几乎被彻底践踏……战后人们忙于积累和体验时下流行的昂贵的享乐，很少有人了解十三个殖民地处于混乱和血腥中的原因”。如果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对道德高尚的领导者的颂扬听起来有些刺耳的话，那是因为这两位作家都认为没有众人支持的美德抑制不了邪恶。正义与邪恶的对抗以宗教的观点来看是命中注定的，这些对抗在世俗的历史事件中展开，带有极端的不确定性。“当‘腐败开始蔓延，当堕落成为人们的普遍行为，并削弱了国家的基础时’”，华伦总结道，“这是历史中令人不快的一页。”拉姆齐在文章结尾希望能够得到不断的幸福，不过他也同样害怕共和党人会“堕落为野人”。

以仿真方法对这些革命形象进行描述是对这些焦虑、紧张的回复，但是与此同时也破坏了推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进一步改变的动力。当大卫·拉姆齐写到约克镇战争的胜利是“整个社会的胜利，使整个社会都欢欣雀跃，这是任何个人的成功都无法比拟的”时，他是在把美国人置于更有意义的历史中。当革命的胜利取代了人民中的各种极端认识时，尤其是那些被剥夺权力者的思维就被冻结在那个时期无法走出。18世纪的英雄伟人之列中不包括那些新时代不同种类美国人的典范。它也没有像18世纪的女性作家以斯贴·里德和纽黑文(New Haven)的《女性代言人》那样把那些没有代表权的英雄人物列入其内。

然而竞争中的问题远不止代表权问题。对英雄或者说女性英雄的认可——无论是多么鼓舞人心，多么能表现她们的能力——都是与对人权的表达技巧和程序性保护背道而驰的。一方永恒的成功超越了另一方的及时发展过程。正如请愿者在那些表现公正无私的人的指责目光下分裂成小派系和利益团体一样，对公正无私的赞美转向对权力的新渴求。不可避免地，竞争中回顾过去的趋势抵抗住了对正式抱怨和合理纠正的保护。

当然，独立战争同时还鼓励人们要行使不可剥夺的权利，保护请愿的权利，维持抱怨的合法性，并允许匡正。在早期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中，这既是一种激进的可能性，又是神圣的独立精神。大卫·拉姆齐对联邦主义的学习使他有了1789年的保守思想，但他也会辨别变革的效果并为之拍手叫好。独立战争带来了“人类思想的大开放”。他补充道，“战争好像不仅需要天才，而且还会创造天才。人们……读，写，行动，他们的精力远远超过了对他们的期望值。”保守的拉姆齐能够颂扬这种期望中全面的努力，而更为激进的莫西·奥帝斯·华伦担忧的是会威胁到80年代“民事动乱”的“真正骇人”的干扰因素。

经过详尽的分析之后，你会发现独立战争既是一种成功但又令人烦恼。战争既出现在激进的观点中，也出现在保守的辩论中，还可以被当做是华伦所坚持的战争看起来像“政客的北极星，受到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代的尊重”。共和党人身处不断变化的、充满压力的文化变革中，因此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反复无常的，这是冲突中的中心问题。如现在一样，那时对具有指导意义的公正的主张，对爱国主义的断言，对人类历史中地位的假设，都成功地表达了美国公众的声音。早期共和国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它的每一个元素都过分地围绕着突然膨胀起来的历史旋转。

谁会拥有革命？其目的又何在？战后篇章的声音都是具有爆炸性的，但又充满了小心翼翼，充满希望又不乏绝望，愤怒中又掺杂着自满——几乎都是同时地——出现在对革命意义曾有过的冲突和正在发生着的冲突的观点的斗争中。正在消逝的历史在何种程度上使得将来的主张更有活力呢？应该保留革命的胜利还是应该宣扬这种革命精神呢？反应敏锐的评论家可以在几乎所有主要知识分子那里找到这些带有警告性质的声音和发展趋势，而且必须估计一下哪个因素才是主导因素。

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就成为战后美国表达中的一个最终因素，这种表达无处不在，以至于经常被忽略掉了。被广泛称颂的革命的胜利演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丢失的可能性。这样的语调在林肯1861年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达到顶峰。在这次演说中，他说“回忆的神秘琴弦”会延伸并触及“我们本性中善良的天使”，“我们的良知”这样的语调普遍存在于早期共和国公众文化以及战前文化中。

各地对快速变化的认可与想要控制这种变化的愿望相抵触，所有事情都笼罩着一种模糊的对正在逝去的东西的怀旧感。在早期共和文学毅然决然的声音中，丢失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变量。一个又一个的演讲者指出了已经得到的东西一经破坏或有可能被破坏时是多么的易逝，在这些观点中，革命的愤怒与一种非常近乎于哀悼的共同感觉分庭抗争。美国的启蒙运动开始于塞缪尔·戴维斯对乔治二世去世的哀悼“乔治永远不会再回来了”，结束于1826年丹尼尔·韦伯斯特的“亚当斯和杰斐逊永远不会回来了!”大体来讲，那些越来越民主的声音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把他们置于极为动人的悔恨中，是美国文学的真谛。

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文学

迈克尔·T.吉尔摩

第一章 共和国初期的文学

“1790年至1820年间，美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书籍、演讲、对话或者思想。”1852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回顾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直至被称为文化空白阶段这一时期时如是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术批评家们一直接受这种对后革命时期文学贬抑的论断，并就此大做文章。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共和国早期的文学除了政治文件以外似乎就没有什么可欣赏的了。人们普遍认为，在华盛顿·欧文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之前的美国文学都是沿袭英国文学的模式，缺乏独创性和个性表达，其强烈的说教性大大减弱了文学的魅力。事实上，这种大众的共识与爱默生的论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浪漫主义精神唤醒之前，这个国家没有文学艺术存在。

现在，人们对共和国早期的文学作品重新发生了兴趣，促使人们对那个时期写作的目的和特点进行更加全面的了解。前面列举的各种说法得以修正，但是深思一下为什么人们长期对后革命时期的文学缺乏足够的认识大有益处。人们普遍认为，因为缺乏内在的价值，联邦时期的文学不能被大众所理解，还认为所有的文学应该持有相同的评判标准。这种臆测想当然地把文学成就认为是一种非历史的概念，认定其第一要素就是美学价值。然而，为了美学而美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构件的产品，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开始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遮掩了人们对早先美国文学的理解。爱默生和其他同时代作家们的作品建立了文学评判的标准，对于他们来说，虚构的艺术与宗教、道德和平民谈话是迥异的。这些作家们不再认为文学的作用主要是具有教育意义，不认为文学是用来传授读者道德或者是帮助读者成为更好的公民的工具。人们只要稍稍思考一下纳撒尼尔·霍桑在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和《七个尖角阁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1851)中所传达的模棱两可的“道德”中就可以看出，19世纪中叶文学作品的教育性是多么得不堪一击。伴随着教育意义蜕落而来的是对隐私的愈加强调。权威的艺术家们追求新颖的风格来表达作者本人独特的个性，这种艺术的主题是对个人成就的渴望。浪漫主义叙述的特点是讲述个人的传奇经历，作品的中心就是展露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与艺术作品具有独特性或自主性的观点相呼应的是，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创作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权威的作家渴望成为职业作家，可以与其他作家争夺名誉和金钱。虽然艺术家们不得不为了补偿版税而到处演讲，或者在旅馆进行艰辛的写作，但是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是作家，是靠笔生存的人。写作不仅仅局限于履行大臣的职责、物理学研究、法官职责之外的空闲时间里进行；写作是一项专职活动，决定了生活的模式。最终，在南北战争前的时期，小说、诗歌和散文写作和出版获得了商品的地位。文学商品不仅经常被投入市场进行买卖，而且作家们把自己的创作作为“个人”财产，期待或者至少是希望能从中获取利润。

浪漫主义艺术的这些显著特点要么缺失，要么仅仅存在于形成期的初期文学中。绝大多数文学史依然试图通过援引文学作品遵循规范的延续性来复原早期文学的面貌：他们确认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先驱，大力褒扬乔·巴洛(Joel Barlow)，因为他撰写的美国史诗比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的《大桥》(The Bridges，1930)还要早得多。这种策略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后革命文学放在独立艺术史的背景中来研究。一种更好的比较方法，我们在后文中将再次提及，就是将后革命文学与19世纪50年代的本土小说家们进行对比，这些小说家们与更早期的作家一样反对绝对的差异。毫无疑问，美国文化中这两个曾经被遗忘的阶段已经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探究后革命文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从作者们本身获取线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纯文学研究总是让位于社会目的。如果我们仅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术语，那么可以用来研究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我们应该从文学范畴以外汲取素材，这样将具有说服力。这些在新共和国文学中持久存在的“非文学”因素促使人们关注18世纪文学的母体，关注那些不仅以诗歌和小说为标志，同时也以社会和政治为标志的各种态度。

早期的美国文学是一种历史形成的产物，这种产物受控于共和主义、地方自治主义和工业化前的耕地经济。掌控着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共和主义把个人的最高愿望想象成是对平民领域的积极参与，共和者们认为美德就是个人兴趣服从于国民整体利益。《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的本杰明·拉什就宣称，每个共和国的年轻人必须“知道他不属于自己，而是公共财产”。公民的才智、时间，“还有生命都属于他的国家”。共和者们把经济独立理想化，但是反对无休止的利益追求。许多人不信任商业，因为商业把一个人的所有精力都吸引到金钱的追逐上，商业历来就与奢华和自私相挂钩。共和主义的传统立场在顺从权势这个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参与政治通常只局限于拥有财产的白种男性，只有“优越的人”，即那些生活富裕并接受良好教育的少数人，被认为适合掌权。国家独立以后势力呈强势上升的自由主义在挑战共和主义的设想，逐步击碎公众—个人的等级。但是18世纪的美国人继续坚信公民的人文主义，相信个人首先应服从于集体。

当时盛行的经济条件加剧了这些意识形态的偏见。后革命时期的美国是农业社会，其生产目的是服务于家庭。绝大多数的人居住在农场，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们在吃饭和穿衣上自给自足。虽然一些偏远的社区依赖外来交易，但是原始的交通条件决定了交易只能局限在本地的区域内，限制了大范围的市场网络的发展。在农村，交换的目的一直是实用：农民们交换产品和服务，通常这样的交易完全不涉及现金。早在18世纪80年代，人们对改善道路和使用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当国家进入到19世纪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实业投资。但是，习惯的安排和规则依然占据主要地位：绝大多数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特点依然是地方自治、忠于家庭式的生产而不是个人的积极性，以及经济行为的社会评估。

法律体制支持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联系。研究美国法律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指出，传统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财产所有权的理解，并对财产所有者进行买卖和扩充的行为施加限制。传统和法律共同抑制人们获取财产的活动，比如高利贷，认定此种行为是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普通法的条例进一步加深了共和制所认为的土地是公民平等的基础的观点。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共和国里，财产的最主要类型就是土地，土地是用来耕作的，是一切希望的源泉，而不是投机的资产。直到19世纪，法律才废除了传统的束缚，把财产转化成可以赢利的工具，以私人拓展权取代了公共标准。

共和国早期的文学应该具有早期浪漫主义的特点，同时又具有共和主义和集体主义特点。在美国独立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文化在一个微缩范围内再一次展现了西方文明从史诗到小说的转换——从公众的、实用的、由所有人拥有的文学转化到主观的、个人主义的、商品化的文学。18世纪流行的写实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然从一方面来说，忠实于“发生了什么”意味着向经验主义的转换。文学的史实性表达了启蒙主义、科学时代、印刷出版和革命年代的现代化冲动。但是，矛盾的是，这种对事实的追求清楚地表达了与现代主义的争论。史实表达了对个人主义和叙述个人化的抵制，而且把一些史诗的公众性赋予到包括小说在内的美国文学中。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两部小说可以说明此观点。一部是出版于1789年被公认为美国第一部小说的《同情的力量》(The Power of Sympathy)，作者威廉姆·希尔·布朗(William Hill Brown)，另一部是出版于1797年汉娜·福斯特的《卖弄风情的女人》。这两部小说带有早期小说的典型风格，以描述事实的面貌出现。两本书在创作中都淡化了想象力的作用，注重作品道德教育的实用价值，并警告读者阅读小说的危险。布朗的小说除了有诱惑的情节外，还插入了几个事件的叙述，其中至少两个叙事是以当时发生的事件为蓝本的。第一个叙事，也就是出现在第21至23章的欧菲利亚(Ophelia)和马丁先生的故事中，其灵感来自于出身名门的波士顿人派莱兹·莫顿(Perez Morton)与其嫂子弗朗西斯·阿普托普(Frances Apthorp)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后者最终以自尽殉情，这个事件在布朗写小说的时候是路人皆知的。第二个叙事有关诱惑的邪恶，出现在第11章的脚注中，是关于康涅狄格州一个叫伊丽莎白·惠特曼的女人。她的死讯在小说创作前六个月出现在报纸的讣告栏中。这个事件同样成为福斯特《卖弄风情的女人》一书的蓝本，历史人物伊丽莎白·惠特曼被改头换面成伊丽莎白·沃顿。

无论是布朗还是福斯特都没有把叙事作为个人财产，都没有认为创作过程带有与众不同的个人特性。叙事是公共财产，或者是“公众知识”，甚至在某个人的小说中出现的故事并不能排除将来在另一个人的小说中再次出现。相反，如果同一个故事重复出现，小说倒能赢得读者的喜爱，而如果读者对故事没有一定的熟悉度，小说反而会受到冷落。因此，一个批评家在评论《同情的力量》的就指出，此小说缺乏事实，理由仅仅因为他本人是波士顿人，但是一点都不知道故事的主要情节。福斯特以一些对读者有较高认知度的人物为原型来进行小说创作：伊丽莎白的追求者博埃尔牧师的原型被广泛认为是来自于新罕布什尔州普利茅斯市的著名牧师，而圣福德少校，那个对伊丽莎白的毁灭应该负责任的男人，其原型是大觉醒者[1](Great Awakener)最小的儿子皮埃尔庞德·爱德华兹(Pierrepont Edwards)。

本土小说尊重“事实”这个特点背后有诸多原因，其中包括清教徒对过分修饰的厌恶、美国人通过阅读苏格兰常识哲学对把历史事件编成小说产生的怀疑，以及历史文学对人们的吸引力。人们从辉格党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编年史中学习了政治策略。但是小说的纪实重心不仅显示出一种传统的精神，同时也显示出对理性的推崇。每个人都认同叙事是公众的遗产，这种感知把美国小说深深地植根于一个农耕共和国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中，而这个社会是把共产主义和人文主义放在第一位的。虚构小说还不是主观的表露，也不是任何一个浪漫主义创作者的个人想象。它依然根深蒂固地围绕公众所熟知的事情和真人真事来写作，还未达到一种分离的、独立的艺术范畴。

在这个年轻国家的文学中，虽然大众都认同叙事应该基于事实，但是随处可见人们尝试在文学作品中加入更多想象力的努力。在诗歌中，对爱国行为史诗般的吟诵大量涌现。约瑟夫·布朗·拉德(Joseph Brown Ladd)1786发表的《阿洛埃特诗集》(Poems of Arouet)中“美国的前途”一篇赞颂了与英国战争中的军事英勇行为，同时一一列举了英雄们的姓名以示缅怀。格林、普特那姆、盖茨、韦恩、林肯、沃伦、莫瑟(Mercer)、蒙格马利和华盛顿(拉德以此诗献给“第二个费比乌斯——[2]”)这些将军们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难道缪斯[3]不会用美妙的声音记录这些爱国者的名字吗？”这位以荷马自诩的作家如此发问。公共事件和人物为戏剧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莫西·奥帝斯·华伦具有讽刺性的闹剧《溜须拍马》(The Adulateur，1773)描述了波士顿惨案；在威廉·邓禄普(William Dunlap)的历史悲剧《安得鲁》(Andre，1798)中，华盛顿的角色与他下令以绞刑处死的英国间谍同时出现；还有几个剧目是关于美国与巴波利(Barbary)[4]海盗之间的冲突，其中包括苏珊娜·罗森(Susanna Rowson)的《阿尔及尔的奴隶》(Slaves in Algiers，1794)和莫迪凯·M.诺亚的《的黎波里的围困》(The Siege of Tripoli，1820)。

纯文学尊重事实这一特点产生的原因有一部分在于美国对口述的顺应。这个时候的共和国还没有发展到19世纪那样的印刷社会。印刷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现代化的技术，是对口述文化的毁灭者，但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这两种媒介并不是如此针锋相对，而且事实性是两者在初期相互交融的领域。印刷很明显更适合保持事件的真实面目，但是从长远来看，因为要完成保留事实的责任，书面记录减少了虚构的成分，这一优越性为艺术形式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口述诗歌和叙事起初通过印刷的普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坚持以事实作为传承传统和保存大众对往事记忆的形式。描述革命年代事件的作家露西·泰利(Lucy Terry)的作品《监狱中的战斗》(Bars Fight，1746)是口述文学的范例。泰利的叙事歌在1855年印刷出版前以口述相传的形式流传了一个多世纪。叙事歌开头的几句准确地记录了历史日期和人物：

那是9月25日的一天，

总共1746人；

印第安人布下了伏兵，

那些都是英勇无畏的人，

他们的名字不会被遗忘，

英雄人物塞缪尔·艾伦。

与18世纪印刷文化相融合的口述文学除了具有尊重事实的特点外，还包括其注重有效性。布道是清—新教徒的信条，它与共和国政治中尤其重要的讲演术一起，使美国人习惯于使用口述语言向公众进行教育。这样，大众的想法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而是渗入了印刷文化中；它加深了这样的思想，即文学是大众艺术，正如史诗一样，它从属于社会，而且表达社会的心声。口述文学残余的长久遗留阻碍了创新和个人真知灼见的发表。口述文学形式依靠重复和固定套路得以流传，所以很容易被口述艺术表演者记忆，也利于听众来接受；它反对任何阻挠实现作品说教和传达信息目的的行为。18世纪的时候，谚语在全社会广泛流行这一现象反映了口述文学对公众想象力的控制。谚语是不记姓名和客观的，传达了大众的智慧，蔑视版权和个人灵感的观念。

美国早期的版权法没有大力加速把文学视为个人灵感和财产的进程。当然，保护版权是鼓励创作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版权保护，就不会有职业作家这个群体。但是由国会在1790年通过的《版权法案》只为美国作家提供版权保护，其后果有害于本土文学的出现。英国文学作品在美国可以再版(甚至于被盗版)，而印刷者不用给作者或者原出版商任何补偿。而本土作家的书花费总是很高，这就使书商和读者不感兴趣，因此书籍的销售量大大减少，作家的收入随之减少。革命之后，康涅狄格州很快就实行了共和国的第一个版权条例。条例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保留习惯法(the common law)中的诸多约束。导言中提出用“自然的公正和公平原则”来保证作者获得“通过销售作品所获得的利润”的权利。然后立法者又提出同样的原则来禁止被十七八世纪经济道德所嗤之以鼻的独占利润和价格欺诈行为。“当任何一本书的作者或者书的所有者……没有给公众提供足够的副本，或者以高于补偿写书所付出的劳动、时间、消耗的价格出售”的时候，其独家版权会被取消。社会利益远远高于艺术家获得无限回报的权利。

这种威胁手段实际上使大众更加接近英国文学，强调了早期文化中非个人主义的特点。1820年前在美国出版的三分之二的书籍都来自于英国。由于缺乏一个世界性的版权法，大批用大众语言写作的优秀作家们被迫调整写作风格而去模仿，培养本土风格的愿望受到抑制。詹姆斯·柯克·鲍尔丁(James Kirke Paulding)曾经半开玩笑地抱怨，在某些流派中，一些外国的竞争扼杀了本土艺术家的努力：“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弥尔顿、牛顿、洛克、培根、波尔逊教授和其他一些杰出的英国戏剧家的话，这个国家的剧院根本就不会存在。莎士比亚剧中的浪荡子在剧院日日夜夜、周而复始地上演；培根剧目的片段如果不是更频繁上演的话，至少也是半斤八两。”甚至于那些意在警告盲目吸取英国模式所带来的危害的书中，比如塔比瑟·藤内(Tabitha Tenney)的讽刺性浪漫小说《女堂吉诃德》(Female Quixotism，1801)很大比重都是借用外国先驱的创作模式。藤内的书就是沿袭英国小说家夏洛特·莱诺克斯(Charlotte Lenox)广为流传的题为《女堂吉诃德》(The Female Quixotism，1752)的讽刺文学。这两部作品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外国源头，最早的小说是由塞万提斯(Cervantes)创作的，它还为休·亨利·布雷肯里奇创作《现代骑士团》(Modern Chivalry，1792—1815)提供了灵感。

《巴黎公约》签订以后，随着战争的爆发，对独树一帜的美国文学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在1785年曾经说：“美国在文学上必须与她在政治上一样独立，艺术必须像她在军事上一样著名。”诗人菲利浦·弗瑞诺[5](Philip Freneau)表明了许多人的心声。他提倡外国作家的作品应该交纳进口税，向同胞们呼吁“本土作家”文学创作的文字应该像教练的劳动和火器枪炮一样得到保护。文化民族主义阻止人们正确评价美学应该得到的价值。罗耶尔·泰勒(Royall Tylor)为《比照》(The Contrast)的第一版做广告时，为了得到公众的支持，对小说的艺术价值只字未提。

除了这个喜剧内在的优点以外，我们可以发现它还有其他特点可以赢得读者喜爱：此剧是由美国天才在复杂的文学领域中撰写的第一部作品；作者从未认真地研究过戏剧写作的规则，而且几乎没有观看过在舞台上演的剧目；此剧在三周中创作完毕；第一次公演的收入全部捐献给在波士顿战火中受苦受难的人们。

现代的剧作家恐怕不会有一个人愿意为了获得公众的承认而以爱国者、新手，或者受苦人的救世主的面貌出现。

当时每个人都认为，文学作品承担着为社会服务的责任。艺术的目的不是表达个人的情感，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对实用的偏好如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控制着文化领域。美国人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文学就是为大众提供乐趣和指导，但是他们只停留在实用这一方面；消遣娱乐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它使艺术作品像教学一样有效。托马斯·杰斐逊在1771年写给罗伯特·斯克普威德(Robert Skipwith)的著名的一封信中，称赞“小说的消遣性”可以使公众通过模仿来推广高尚的品行。杰斐逊写道：“当任何一个慈善或者感恩的举止呈现在我们面前，或者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就被其美丽所深深打动，自己内心就也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也去行善、去感恩。”蒂莫西·德怀特在介绍他为康涅狄格州爱国主义所写的《格林菲尔得山丘》时，主张诗歌具有同样的作用。德怀特解释说，通过有力、感人的笔调展现道德情操，“诗歌是感动读者非常有效的手段，这一点很容易被大家所理解。诗歌的阅读群体相当大，而这些人是几乎不会去阅读任何有逻辑性的阐述的”，诗歌将给绝大多数读者以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比哲学的影响更具有持久力。

德怀特曾经身为大臣，之后成为耶鲁大学的校长，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是教导法的典范。不计其数的戏剧、小说、杂志和诗歌都可以用来证明，文学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和道德利益。剧作家威廉姆·邓禄普认为，创作《安德鲁》的目的就是“通过愉快的舞台表演，向国人传授真理和公正这种高尚的智慧”。那些最能够调动人们情感的小说明确指出，其目的是鼓励美德，展现“诱惑的危险后果”，正如《同情的力量》一书的所为，为具有可塑性的“年轻的哥伦比亚女士们”所创作的作品层出不穷。这类小说在讲述的过程中有可能传达双重信息，但是只有现代读者们会拒绝接受作者们对道德的主张，认为这些主张不够真诚。许多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小说事实上是围绕着提高公众素质的中心进行创作的。布雷肯里奇的《现代骑士团》以共和国准则的入门书自居，阐述了“那些没有足够的能力却对官场趋之若鹜所带来的恶果”；罗耶尔·泰勒的《阿尔及利亚的囚徒》(The Algerine Captive，1797)揭露了奴隶制的不公平；藤内的《女堂吉诃德》提倡两性关系的现实主义。正如上面的例子所强调的那样，纯文学并没有明显地区别于那些公开说教式的诸如演讲和布道等形式。德怀特、布雷肯里奇和其他当时的作家们认为，用小说和诗歌作品来进行教育和宗教的传播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实用性和想象性语篇之间的界线非常模糊。

1820年前，美国作家作品的读者群很小；按理说，他们对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大。但是明显不同于其他说理性模式的艺术形式，它确实有助于国人爱国意识的形成。美国政体的建立和本土小说的创立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宪法大会》于1787年召开，两年之后马萨诸塞州印刷业的先驱以赛亚·托马斯(Isaiah Thomas)把《同情的力量》一书付诸印刷。以上两个事件几乎同时发生，显示了一个历史现实，即国家和民族主义是形成于18世纪末期的典型文化产物。国家是一种政治意象的行为，是一种人为建造的社会；与村庄那样的局部单位不同的，它涵括所有在地理位置上相隔很远的人。文学作品戏剧性地表达一个有疆界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素不相识的人们同时演绎着不同的人生，人和人之间的命运相互交织。通过这种表达，文学作品推动了民族主义中必不可少的各种抽象概念的形成。那些比小说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形式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团结力量。民族主义最好的标志或许就是一些原本毫无关联的人在一起吟唱爱国歌曲。在形成期创作的或者说流传最广的三首经久不衰的曲调是：佚名作家创作的《美国佬》[6]，约瑟夫·霍普金斯(Joseph Hopkinson)的《万岁，哥伦比亚》(1798)和弗朗西斯·斯可特·基(Francis Scott Key)[7]的《麦克亨利堡保卫战》(Defense of Fort M'Henry，1814)，即后世所知的《星条旗永不落》[8]。

团结是社会或者说是文化生活的基调，至少对男性来说如此。18世纪的文化具有面对面的特性，有学识的人定期聚集在一起讨论思想，集思广益。许多作家从属于社会团体或者俱乐部——按理说这些俱乐部是那个世纪主要的文学组织——他们共同进行创作。美国最天才的小说家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美国最主要的剧作家和剧院经纪人威廉姆·邓禄普，评论家塞缪尔·米勒(Samuel Miller)，以及编辑了美国第一部诗集的医生埃利胡·哈布德·史密斯都是一个名叫“友谊俱乐部”(Friendly Club)的成员。约翰·特鲁姆布(John Trumbull)、乔·巴洛和大卫·汉弗莱(David Humphreys)三人都曾就读于耶鲁大学，他们在哈特福德创立了一个诗歌组织，并共同赢得了“康涅狄格智者”(Connecticut Wits)的美誉。出生于18世纪而在19世纪活跃在文坛的男性作家们保留了这个传统：19世纪20年代，在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和威廉姆·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帮助下，纽约文学俱乐部“面包和奶酪”(Bread and Cheese)得以成立。

在美国历史的任何阶段，文学从来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协作性，完全没有个体创作的特点。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共同撰写的一系列名为《联邦党人文集》，这些文集也许是美国发表的有关政治理论的最重要的作品。布雷肯里奇和弗瑞诺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是同窗好友，他们携手创作了歌颂新世界帝国前景的诗歌《美洲光辉的兴起》(The Rising Glory of America)。罗耶尔·泰勒和身为编辑的约瑟夫·丹尼(Joseph Dennie)协作完成了随笔系列《从科隆到斯旁迪的商店》(From the Shop of Colon and Spondee，1794—1811)。《杂文集》(Salmagundi，1807—1088)，是一本模仿诗文、评论和社会批评的总汇，是华盛顿·欧文、他的兄弟威廉和詹姆斯·柯克·鲍尔丁集体创作的成果。

在共和国文学中占据次要地位的女性没有权利参加她们男性同胞们经常光顾的文化集会。但是在战后的几十年里，适合女性知识分子的环境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各种学院组织起来改善妇女的教育状况。苏珊娜·罗森在一所学院长期任教，汉娜·福斯特利用女子学院作为《寄宿学校》，又名《女校长对学生的教诲》(The Boarding School：or Lessons of a Preceptress to her Pupil，1798)一书中人物之间相互支持和思想发展的象征。其他的女性作家们充分利用了社会禁止女性参加社交活动的禁锢，在家族成员中寻找到了共同创作的伙伴。一些最早期著名的女性作家的作品构成了后期女性文学的主要特征，证明了血族关系的力量，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文学创作的个人色彩，这些现象可以追溯到共和国的早期年代。玛格丽特·维·佛格莱丝(Margaretta V. Faugeres)在1793年发表了《安·伊丽莎·布里克诗歌和散文遗作》(The Posthumous Works of Ann Eliza Bleeker，in Prose and Verse)以纪念她的母亲；书籍的下半部分是佛格莱丝自己创作的《评论、散文和诗歌集》(ACollection of Essays，Prose and Poetical)。

共和国文化不鼓励人们在某方面有专长，极少有美国人把文学当成专门的职业。小说家和戏剧家全都是——或者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家庭主妇、国家最高法院法官或者政治家。作家这个分类融合在其他职业中，作家和读者之间甚至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早期的杂志上到处可以看见鼓励读者成为作家的恳求。编辑们诚恳地请求读者投稿，并警告说在一个缺乏职业作家的国家中，如果杂志的订阅者们不拿起笔杆写作的话，杂志将不复存在。

作家与读者之间不仅没有明显的界限，而且作家们几乎都不专门写某类文章。他们创作不同文体的作品，成为专门的诗人或者专门的散文家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吸引力。当然，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后期艺术家也同时跨越不同的领域，比如赫尔曼·梅尔维尔和爱默生也写诗歌；当代作家罗伯特·朋·华伦(Robert Penn Warren)已经在小说、诗歌和评论等领域做出了瞩目的贡献。但是，多样性，或者用当今的话说是涉猎广泛，在早期的作家中非常盛行，他们依然追求所谓的文学多才多艺的理想。写作的模式应该是以一种文体开始，然后慢慢寻找自己擅长的领域，但是绝大多数的作家都避开了这种模式；他们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游刃有余地在各种文体中转换。布雷肯里奇在现代人眼里以卷帙浩瀚的《现代骑士团》而著称，他也在18世纪70年代创作和发表了大量的诗歌，然后在1811年又创作了八音节诗《致沃尔特·司各特的诗信》(Epistle to Walter Scott)。他是革命时期的剧作家，于1794年出版了威士忌叛乱的历史；1814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担任法官时颁布了《法律集锦》(Law Miscellanies)达到了事业的顶峰。罗森以这个时期最畅销的小说《夏洛特·坦布尔》(Charlotte Temple，1791)和《一个真理的传说》(ATale of Truth，1794)而著称。她还著有六部戏剧、两册诗歌、另外九部小说、一本拼字教材，编写了一版圣经对答，以及其他有关地理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梅尔维尔在贬低本杰明·富兰克林时曾经这么说：“(富兰克林是)万事通，每一方面都是博而不精。”以上这些作者如果听到这样的评价，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冒犯，反而认为是夸奖，满足感油然而生。

新共和国匿名出版书籍的高发生频率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文学中的另一个方面，即不鼓励个人价值——许多作家在作品上不署名，或者不把作品当成自己的财产这一历史现象。虽然在18世纪存在着对名誉和金钱的追逐，但是他们总是屈从于对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爱国主义、宗教或者对于在公众面前发表文章显示出过分拘谨。没有作者署名或者版权通告的书籍在各个领域大量存在，表明了个人利益次于集体利益的大众意愿。传统的对版权的处置方法进一步把所有权复杂化。按照惯例，作者们卖掉或者出让他们的版权，因此其他的人而不是作家自己被冠以作品的“所有者”。美国第一部成功的舞台戏剧的泰勒的《比照》版权是由扮演扬基·约翰松(Yankee Jonathan)的演员托马斯·威格耐尔(Thomas Wignell)所拥有，而泰勒自己只在扉页上被称为“一个美国人”。美国版权法实行之前，所有的书籍都归属于社会。1775年，约翰·特鲁姆布为了敦促“国会中的一些朋友们”，创作并发表了匿名的讽刺史诗《姆芬格尔》(M'Fingal)，猛烈地抨击保皇党人；1782年出版了这部作品的修改版和增刊。正如特鲁姆布在他后来的《论文集》(Memoir)中所说的那样，这个史诗很快成为公共财产：

在那个时期，根据法律，没有任何作者可以拥有自己作品的版权，这部作品很快成为每一位书商和印刷商的猎物，他们竞相从中获取利益。在超过30个印刷版本中，仅仅只有一个是征得(我的)同意的，或者说是我本人知道的；这个诗歌作品一直是传播闲话的人、街头小贩和商人的财产。

放弃版权可以看做是共和国的姿态，是与自我否定和对公民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制所相称的。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前几十年里，用自己的名字发表纯文学的作品被认为是侮辱一个绅士或者淑女尊严的行为。耶鲁后来的院长伊斯拉·斯蒂尔斯1775年曾这么评论道：“我对于诸如诗歌、戏剧和大量兴起的现代小说这些低层次的所谓‘高贵文学’不感兴趣。”这种评论其实在当时是老生常谈的论调。小说尤其声名狼藉：小说的吸引力和它相对的新奇感使这种形式成为艺术的暴发户，有身份有名望的人都不愿意因为与小说有任何瓜葛而玷污了他们的体面；这种不情愿比他们不愿意投身商业更甚。

这种看法至少可以说是贵族阶层的看法，在美国的流行度比在英国更高(在英国这种看法早已经过时了)。上流社会的观点阻止作家们把出版物看做可以赢利的财产，或者干脆不把出版物认为是一种财产。本土作家们通常创作一两本书，并认定自己是不能靠写书谋生的业余作家。莎拉·伍德(Sarah Wood)在提醒读者职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之间的区别时，道出了包括男性和女性作家在内的所有美国作家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的这种心态。

(业余作家都是)普通的英语小说家们，每天从事平凡的劳动，他们过着与一个技工相似的生活，其目的只不过是生产出一件时髦的商品来迎合时下的大众口味，同时给自己以回报；(职业作家)拥有阳春白雪般的情感和品位，他们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朋友和公众提供消遣娱乐。

在一些人的眼里，出版这个行为本身似乎有自尊自大的嫌疑；玛格丽特·佛格莱丝如此评说她的母亲：“只有那些最亲近的朋友们才能容忍她的写作行为；然后只要他们开始细读她的作品，就立刻成为她作品的俘虏。”许多读者与贵族的想法一样，认为文学创作相对于普通的谋生手段来说颇显盛气凌人；当时有许多人对文学进行捐助，这表明了文化消费者的贵族地位。约瑟夫·丹尼作品集《农夫博物馆和雷·普里奇公报》(The Spirit of the Farmer's Museum and Lay Preacher's Gazette，1801)在扉页的前几页用歉疚的笔调列出了捐助者的名单：“由于不能保证所有信息的准确性，每一位先生的头衔我们有意识地省略了。”

在这个时期的文化中，上流社会不是文学唯一的概念，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小说的愈加流行削弱了艺术的社会独特性。另一种大家所熟悉的形象就是作家—农夫集于一身，如约翰·狄金森(John Dickinson)的《宾州农夫信简》或者是J.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但是写作可能只是忙碌的农夫们的副业，绝大多数的小说家们不得不把文学当成一种消遣，因为在华盛顿·欧文之前，没有人能够从写作中获得报酬。只有为数寥寥的美国书籍能够带来经济上的回报，这个简单的事实加深了人们对作者身份的这种无私特点的理解。寥寥几位期望成为职业艺术家并以此谋生的作家们——比如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罗森、邓禄普——最终都转向其他的事业发展。布朗成了一名编辑和政治辩论家；罗森在她的后半生一直担任一所女子学院的院长；邓禄普在经营剧院破产之后，以绘制微型画和编纂传记和历史书籍果腹。

文学学者们有时挑选布朗作为这个时代造就的最具天才的专业人士。然而布朗从初涉写作到他结束独立的文学创作体验，都表现出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们之间惊人的相似。他从未从18世纪对作者身份的自我压制的思想中完全解脱出来。他把自己出版的第一个文集，有关男女平等的对话《阿尔昆》(Alcuin，1798)签字移交给埃利胡·哈布德·史密斯，后者帮助他以订阅的形式发行，并作为“所有者”的身份出现在版权通告中。除此之外，布朗的第一部小说《维兰德》(Wieland，1798)也不属于他自己，纽约的一个名叫郝克奎特·卡里泰特(Hocquet Caritat)的书商以50美元的价格购得版权。如此贵族式的对版权的超然态度在布朗经历了数次以写小说谋生的尝试失败之后愈加强烈。1803年，在转向期刊和短文写作之后，他公开地表明与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小说断绝关系：

我真切地希望……我的读者们不要用我以往的作品来对我进行评价。我已经写了大量的作品，但是我为自己所创作的东西感到羞愧，而且认为它们一文不值。如果目前没有任何东西是由我的笔写出来的，没有任何作品可以追溯到我身上，那我会感到加倍的欣慰。

事实上，读者们不得不从其他渠道而非书籍本身才能得知，布朗曾经创作了诸如《奥蒙德》(Ormond，1799)和《享特利》(Huntly，1799)这样的小说，因为没有任何一本书的扉页提及他的名字。

布朗的这种否定态度突出了浪漫—现代主义和后革命时期对于何为“作家”以及何为“文本”组成部分的理解之间的巨大差异。人们认为“作家”不是以个人的形式出现，而是几个人共同协作来创作剧本、散文或者诗歌。这些人无一例外地从事其他非文学行业，并负有养家糊口的责任。他们的名字不为人所知，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靠写作获取经济来源。“文本”是一种合作的成果，属于作者们的熟人或者整个社会；文本的内容涉及人人皆知的事实，具有政治演说、传道或者行为指南的双重功效。无论作者还是文本都不是浪漫—现代主义辩护所描绘的那种独立实体。

共和国初期的文学与同时代的非洲—美洲文化有着相同的特点。形成期中在“虚构”领域，尤其是在诗歌领域中，黑人作家相当频繁地出现，这归因于大范围内主流美学和少数人美学期望的融合。纯文学没有从根本上脱离非洲—美洲艺术的特质：叙事中的事实性，对集体的关注以及那些能使人联想起口述文学形式的刻板、重复的模式。叙事歌谣《监狱中的战斗》的作者露西·泰利是一位非裔美国人，朱比特·哈蒙亦然，另外还有年轻的女奴菲利丝·惠特礼，她发表于1773年唯一的诗歌为她奠定了20世纪之前重要的非裔美国诗人的地位。对惠特礼来说，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体律也许比后来的诗歌体律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这个时代对抑扬格五步诗和赞扬英雄的对句的喜好有可能激发了她的才智，因为韵律和音调的对称——人们所熟悉的18世纪诗歌的“唱歌”模式——与口述文学的可预见性和重复是相吻合的。

我们应该谨慎地对待以上的对比。这些对比可能使我们对主流文学的传统主义产生误解。布朗一方面试图成为职业艺术家，而另一方面却否定自己的艺术，这个错综复杂的例子提醒我们，后革命文化远远不是共和国的磐石。通过不断改变个人主义的设想，有时甚至是抵触，公众和个人领域以及公民责任成为不仅是文学和作家，而且是整个美国历史18世纪后期阶段的特征。虽然前现代的观点依然处在主控地位，但是它们正在瓦解的过程中，不同作者和不同文学领域对此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文学的发展也不同步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诗歌和其他方面，正如美国的政党体系，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现代化。文化以某种方式滞后于社会趋势，或者说是与社会趋势相抵触；而同时以其他方式有助于赢得大众对创新的接受。每一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与这个阶段共和国和公众的兴趣中心有着不同的关联。早期国家的文学类型分类可能遵循以下这些思路：戏剧是最不具有私人色彩的艺术形式，它与公众领域结合得最为紧密，而较为“复杂的”小说则慢慢地摒弃那些占有支配地位但正江河日下的社会思潮，转而去追寻影响日益增强的自由主义和市场。诗歌面临着上述两个趋势：大众喜欢戏剧宣传爱国主义的视角，那么诗歌也可以比小说更注重内心世界——比如弗瑞诺富于想象力的诗歌。

19世纪共和主义文化的一系列问题屈从于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的个人主义同步的审美样式。在一个缺乏如英国那样真正的贵族阶层的国度中，直到一个崭新的历史轮廓形成，高度个人化的文学以及来维持文学个人化的著作权的自我认定才真正得到具体化。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个性体制是美国浪漫主义艺术兴起的必要补充。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推进创作、发行和销售书籍的合理的市场体系问题。被后世尊为典范的爱默生、霍桑和梅尔维尔的文学坚决要求把艺术作品看成是独特的个人产品。为了在后赞助(postpatronage)时代茁壮成长，文学艺术必须从真正意义上属于它的创造者。艺术作品必须被看做是个人灵感和创造的结果，同时应该是作者的财产，是一种潜在的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商品。换句话说，18世纪文化所具有的公共特色和自我否定特色必须朝着个人主义美学的方向发展——一种以艺术家的特殊敏感性和文学产物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美学。确切地说，这种转换出现在1812年战争之后的10年中，那时欧文和库珀的小说以及布莱恩特的诗歌最终为美国文学确保了国际地位。那段时间目睹了早期共和国前现代结构的瓦解和民主资本主义的不断出现和壮大。共和国的社会特质由家庭经济所定义，其重点在于生产的目的是使用，经济的组织结构依赖家庭和社区，个人利益屈从于大众利益。截止到1820年，不同元素的结合在社会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压力下逐步分裂。

1812年的战争标志着转折点。被库珀认为是美国从英国“思想束缚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冲突，巩固了国家的团结，把美国人从依靠外国商品的境地中解脱了出来。通过刺激本土制造业和国内改良，这场战争为杰克逊年代完整的国内市场奠定了基础。个人主义的风气从经济增长中不仅得到激发，而且汲取了能量。个人主义认可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推广那些支持社会稳定、自力更生和平等主义的自由信条。新的效忠避开了共和国关于共同责任的观念。一度被认为是对集体利益致命有害的追逐个人利润的行为，如今被大众所推崇，而且美德被重新定义为非公众性的活动，仅仅由个人对纯洁、勤勉和节俭的要求所构成。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新生事物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解放。这些变化推翻了顺从和社会阶层，为富有进取心的人们创造了良机，加速了美国生活的民主化。但是残余的心态在1820年并未完全消亡。共和国对美德和社会的看法在少数举足轻重的美国人中依然存活；更多的人则对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利主义感到忧虑不安。更有甚者，19世纪出现了一些新的对抗形式来挑战市场体系的统治。

与自由的个人主义同时兴起的本土文学告别了过去，但是依然保留了早期文化领域的元素。这种改革不能被过度夸大：较为陈旧的价值和行为模式在艺术中继续存在，一如它们在社会中存在一样。比如，职业化依然是一个目标，而不是既存现实；虽然书籍变成了赚钱的商品，但是没有一个主要的浪漫主义作家可以稳定地卖出足够的书来维持生计。贵族式的自负苟延残喘，比如霍桑著名的自我克制以及他匿名出版短篇小说的行为——当他开始认真写作谋生的时候就不再这么做了。霍桑是那几位坚持认为，至少是在某些场合中认为，叙事是公共遗产的作家中的一员。他不仅把《伊万杰琳》(Evangeline，1847)这本书的雏形转给诗人亨利·华兹华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他还是为现代读者重新翻改的新英格兰传奇故事《老生常谈的故事》(Twice-told Tales)其中两卷的作者。

在与霍桑同时代的那些美国文艺复兴的制造者中，这样的连贯性被艺术家的奇特和艺术作品的自治所超越；但是个人主义的范例甚至在战前这段时间里还远远没有垄断文学领域。19世纪的女性本土小说家们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比浪漫主义小说家的作品卖得多，她们都是成功的“文学女商人”，然而她们保留了共和国早期包括男性和女性作家在内的前辈们所认定的对文学的态度。即使当她们为了挣钱而快速写作时，她们依然从社会和教育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比如哈里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凯瑟琳·玛利亚·塞德维克(Catharine Maria Sedgwich)以及苏珊·华纳(Susan Warner)。她们都认为对社会负有责任——这种感觉来自于战前人们认为妇女是道德卫士的观念——而且她们都以为他人服务为基础来证明自己的作者身份。为了使读者进步，她们用小说记录了奴隶制的罪恶、品德善良的力量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本土小说家蔑视艺术家的独特性。斯托宣称上帝创作了《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2)，华纳与她的姐妹携手创作了大量的书。绝大多数的女性作家匿名或者使用笔名发表作品，回避名望，把她们的文学事业描绘成次要追求，第一位的责任是完成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

从以上方面来看，文学性的家庭生活是一种残留，是共和国过去的回波。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富有创造力的写作为女性吐露心声提供了喉舌，使她们远离公共场合的辩论，使自我实现成为可能。自我实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18世纪的女性小说家，我们将在后面小说这一章来探讨她们模棱两可的处境。但是从共和国早期到19世纪50年代文学中创作的公共视角持续存在，具体体现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典范的排斥性。美国历史有丰富的文化形式和传统，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有助于艺术的分离。这一小部分在大学的教学大纲中被奉为神明，并被接纳为唯一一种有价值的文学，直到近期它才似乎对文学本身进行了定义；而其他的部分则被认为是次要文学或者是游离于文学范畴以外而遭到摒弃。共和国早期诗歌和散文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理想不加任何批判的提升。这些作品认为区别不在于文学和非文学之间的差异，而在于不同形式的艺术之间的差异。作品还坚持认为，为了公共和说教目的而阅读和欣赏作品是可能的——这些目的应该被认为是与优秀艺术的最高标准相统一的。

[1]大觉醒者(Great Awakener)——18世纪上半叶，北美宗教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一些牧师意识到本地教会的形式主义中存在的问题，努力使教义更加接近普通民众的生活。一些牧师采用新的方式进行巡回布道，从以往关注“上帝的意志”转移到“人的本性”上，在民众中掀起了一股信仰复兴的浪潮，历史上称“大觉醒运动”。其代表人物之一即乔纳森·爱德华兹，被称为大觉醒者。——译注

[2]费比乌斯(Fabius，公元前275—前203)：古罗马政治家、将军，以避免与敌直接作战和采取拖延的战略使敌师疲于奔命，终于战胜迦太基军队。——译注

[80]缪斯(Muse)：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美术、音乐等的缪斯女神。——译注

[4]巴波利(Barbary)：北非伊斯兰教地区。——译注

[82]菲利浦·弗瑞诺(Philip Freneau)：美国诗人、散文家和编辑，在独立战争前后写了大量充满爱国激情、讽刺和揭露英国侵略者的诗篇，因而赢得了“美国革命诗人”的光荣称号。——译注

[6]《美国佬》(Yankee Doodle)：独立战争时期流行的美国歌曲。——译注

[84]弗朗西斯·斯可特·基(Francis Scott Key)：美国律师、美国国歌歌词的作者。——译注

[8]《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美国国歌。歌词作者见上条，曲调(作者佚名)初名《献给天国里的阿那克里翁》，1931年由国会定为美国国歌。——译注

第二章 杂志、评论和散文

美国文学上流社会的传统诞生于共和国早期。一种活跃的期刊文学在这个时期形成，为有学识的人们提供了有关社会和文学思想的交流论坛。伴随着绝大多数由男性组成的评论家们的权威性论断和行动，赚钱和在这个国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以精英文学评论为特色的艺术之间的分裂应运而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者之间联系变得愈加模糊。但是高雅文化和商业精神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对立，还有一种同谋的关系。那些刊登贵族见解的杂志适应了在新兴的自由主义体制中流行的阅读习惯，提供版面让大家发表对业已确立的社会阶层的辩论。富有纨绔习气的编辑和散文家约瑟夫·丹尼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他说明了文学的优越性大大超过了美国生活的粗俗。然而这种高度保守依然努力使写作成为一种职业，为美国第一个成功的靠写书赚钱的作家华盛顿·欧文铺平了道路。

英国和美国早期的期刊都是由报纸演变而来，通常情况下，报纸和期刊的界限并不明显，这种衍生阻碍了艺术与世俗事物的隔离。美国的报纸是文化产品重要的出路。报纸鼓励人们进行诗歌、文学散文和小插画的投稿，而且报纸的版式抹掉了事实和非事实材料之间的界限。浏览这些报纸，读者可以对早期文化的日常生活有一个生动的了解。因此一周两刊的《美国公报》(Gaz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在1791年5月28日刊中登载了一首名为《劳拉和玛丽》(“Laura and Mary”)的诗歌，内容讲的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子以及被她抛弃的情人投水自尽的故事。除此之外，报纸还刊登了一首评论家的颂歌和一篇有关英国海军建筑的文章。报纸所有的内容都抢夺版面来登载国外消息，报道商业和政治，以及刊登公众有价证券的最新价格。五花八门的信息并列刊登，能使现代读者目瞪口呆：南方报纸通常把诗歌与捉拿逃跑奴隶的告示以及新到非洲奴隶的价格明细同时刊登。

有些对类别差异比较敏感的报纸把文化杂集放在报纸终页，并配上诸如“缪斯园地”、“诗歌角”和“天才知识库”等标题。新罕布什尔州的沃尔普尔(Walpole)主持了报纸《农夫每周博物馆》(Farmer's Weekly Museum)，18世纪90年代丹尼曾在此报纸任编辑；报纸最后一页的栏目为“甜点”。除了登载诗歌和散文之外，报纸还登载了丹尼著名的《世俗的布道者》(Lay Preacher)系列，此外，副标题为《坚果》的栏目下还刊登了笑话、奇闻逸事和伊索寓言里的故事。与其他的报纸一样，《农夫每周博物馆》确确实实是一种杂交；报纸中文学内容的篇幅占据了如此显著的地位，以至于出版商们把它形容为“一本微型杂志”。

英文中“杂志”(magazine)这个说法指的是储藏室或者仓库，早期美国的杂志基本上都是汇集本土报纸和欧洲期刊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杂志完全是步伦敦杂志创造者的后尘，比如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开始发行于1731年，被认为是英语世界的第一个月刊杂志。英国人也是美国其他一些习俗的前驱，这些习俗包括不注明作者姓名的做法，绅士派头的排外气氛以及由于英国政府增加了对期刊的税收而使期刊价格不断上涨所带来的限制。杂志这种形式在帝国时期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美国人在发展本土传统的同时不仅模仿了这种形式，而且对这种外来原形进行了修改。

英国方式经常被新世界的意识形态所利用。从其他渠道采集精选的习惯与共和国的公共主义相得益彰。公共责任超越私人利益和个人灵感。因为所有的内容材料都没有版权，所以编辑们堂而皇之地采用盗版来的材料填充版面。大家公认这种做法是有益的，费城发行人马休·凯瑞(Mathew Carey)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骄傲地把自己的《美国博物馆》，又名《古代和现代昙花一现的作品总汇》(AmericanMuseum，or Reposito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Fugitive Pieces，1787—1792)定义为“报纸的女仆”，并表明它的作用是保存珍贵的本土作品，否则的话，这些作品将会被“抛弃和遗忘”。凯瑞还采用了英国杂志上刊登的一些有用的文章，同时，他完成了自己的爱国职责，重新印刷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约翰·特鲁姆布的《姆芬格尔》以及其他在革命年代一度颇有影响力的小册子。

杂志这种剪贴式的特征一直持续到19世纪，文学作品属于大众这一观点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特征，而这个特征反过来也巩固了文学作品属于大众的观点。华盛顿·欧文有段时间每月编辑“国外评论和杂志总汇”，起名为《文选杂志》(Analectic Magazine，1813—1821)，并有如下题词：“这些出版物中的小麦必须过一段时间就扬谷，这样谷壳才会被去掉。”有些期刊把他们的剪贴行为比作拾落穗，这是一种传统的贫穷农民在收获之后拣掉落地麦穗的权利。以笔名康斯坦丁(Constantia)写作的朱迪丝·萨尔金特·莫瑞(Judith Sargent Murray)在《拾穗者》(The Gleaner)上创作了后革命时期最广为人知的散文系列之一，最初于1792年到1794年发表在以赛亚·托马斯主办的《马萨诸塞杂志》(Masachusettes Magazine)上，然后1798年重新以书的形式发行。《拾穗者》杂志并非简单的使用剪刀和糨糊拼凑的摘要，它登载过一部小说、大量的文章和几部莫瑞的戏剧，但是它也自由地征用其他作家的作品。莫瑞对杂志选择这个名称的解释是，她希望人们消除对抄袭、剽窃行为的疑虑，并能够对谷仓中丰富的物品享有所有权。拾穗者的权利高于私人财产的权利：

我将贪婪地搜寻每一块土地、每一个牧场和每一片树林；我将热切地发掘每一个神秘的地方，不管它有多么幽静和隐蔽；我相信自己有特权来收获任何一个人的只言片语、思想火花而不受惩罚。我将以我的想象来修改搜集来的材料；而且感觉自己被授权享受真正的拾穗者的权利；在这个名称下，我将取得庇护，并将完全不理会那些针对我的有关财产、原创和与此有关的任何起诉。

原创作者身份，正如在凯瑞的《美国博物馆》中一样起初被极度轻视或者被完全忽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在这个时期的杂志领域中，其地位却依然含糊不清。一件作品被标明为“原创”的含义大概就是它还没有被从其他的出版物中挑选出来；事实上，这种假定还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比如，丹尼在“原创评论”的标题下重新印刷了《每月诗选和波士顿评论》(Monthly Anthology and Boston Review)上的一篇散文，而且他还为从英国期刊上抄袭文章的行为进行开脱，认为这些文章是新鲜出炉，“事实上，无论从意图还是目的来讲，对绝大多数公众来说它都是原创。”书评，即使是那些为了期刊而专门写作的书评，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都侵害了著作权。绝大多数的书评把传达信息放在首要地位，而把批评家个人的评断放在次要地位。另外，由于缺乏版权约束，这些书评都无节制地引用原作。一篇对最新出版书籍的七页长的评价，其摘录部分可能长达六页；典型的书评至少有一半的内容是对原著的引用。

写这样文章的作者都是业余作家，因为没有一个为杂志写作的人可以靠此谋生。直到1819年，付酬实质上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甚至对“原创”作品也是一样。编辑和出版商的境域并非更好；后者生意失败的发生频率高得惊人，在丹尼《卷宗》(Port Folio，1801—1827)之前的任何一个文学杂集都没能撑过十年。据估算，18世纪美国杂志的平均寿命也就不到十四个月。印刷、纸张和劳动力的价格都相对较高，但是共和国交通设施的原始条件是经济偿还最大的障碍。破旧的公路使高效率的发行完全不可能，此状况直到1825年伊利运河全面建成才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让人们为杂志付费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它进一步降低了期刊的存活率，加剧了人们认为文学性的报章杂志是不挣钱的行当的想法。杂志的价格一般都很高，大量的读者在订阅之后拖欠杂志费。有些期刊面临这个问题时束手无策，因为文学绅士应该遵守某种准则。凯瑞在《美国博物馆》中指出，他“几乎是非常羞愧地提及”读者不交费这个问题，而且他认为把订阅者的名字印出来可能是一个高明的做法。通过把名字公布于世，有些连同头衔一起，可能能够促使那些拖欠订阅款的读者感到不好意思而把短缺的款项付清。一些出版物在封面上登载催款通告，至少有一家杂志，就是以赛亚·托马斯的《伍斯特杂志》(Worcester Magazine，1786—1788)，由于欠款读者太多，不得不接受物品来替代现金。托马斯写道：“如果在几天之内送来的话，小部分黄油也可以接受。”

上流社会的态度进一步促使作者们不愿意把作者身份公布于世。一般来说，文章、散文面世的时候要不没有署名，要不就是利用笔名或者令人疑惑的首字母，有时甚至只有一个首字母，来掩盖投稿者的身份。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在1803年《文学杂志和美国记录》(The Literary Magazine and American Register)上所吹毛求疵的“在人群中叫出他的名字”是标准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从人们的视线中慢慢消失。《美国博物馆》杂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订阅者的名字；第二期用了整整十页的篇幅来刊登订阅者的名字，领头的是马萨诸塞州的杰拉米·白克拿朴牧师(Jeremy Belknap)，还包括“尊敬的凡尔赛宫的美国大臣托马斯·杰斐逊”。

另一个困扰期刊的问题是缺乏投稿者。杂志是一种团体成果，绝大多数杂志在宣传资料中都请求文学圈的朋友们把创作的诗歌和散文投到杂志社以示对编辑的支持。出版物通常把自己宣传为集体事业，在扉页上声明它们是由“社会”或者“绅士协会”主办。确实，早期文化中没有任何一个分支比杂志更具有公众性。如果没有文学俱乐部构成投稿核心的话，几乎没有杂志可以延续下去。布朗的《每月杂志和美国评论》(Monthly Magazine and American Review，1799—1800)虽然只办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友好俱乐部的支持，连这么短的时间都不可能维持；而费城星期二俱乐部则使《卷宗》有了生命。但是如果没有报酬和名声的激励，任何一家杂志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缺乏主动投稿人的困境。正如布朗所抱怨的那样，“那些被叫做作家的人，在欧洲比比皆是，而在大洋的这一端却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布朗《文学杂志》总共才发行了几期，证明了他的悲叹并非无中生有。但是有一期杂志例外，他曾告诉一个记者，杂志上的所有文章都是他自己写作的。

杂志这种媒体源自报纸，杂志内容所显示出的多样性与绅士风格的特点相冲突。许多期刊，包括一些最具盛名的期刊在内，都刊登短篇小说和文章，而这些内容所提出的观点与传统观点背道而驰。由于共和国希望公众们能够得到及时的信息，所以国家做出努力来扩大读者群，以便使“每个阶层”的人都包括其中[援引《纽约杂志》或者《文学杂集》的原话(The New York Magazine；or，Literary Repository)]。《爱米莉娅》，又名《背信弃义的大不列颠——一个美国传说》(Amelia；or The Faithless Briton–An American Tale，1787)是发表在费城《哥伦比亚杂志》(Columbian Magazine)上的一个有关诱惑的故事。它是发表在期刊上众多的浪漫情感小说之一，其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部由佚名作家创作的故事其模式与苏珊娜·罗森的《夏洛特·坦布尔》相类似，描写一个英国军官对无辜人士的摧残。其他一些小说以描写经济机遇为主题来吸引读者，但是绝大部分的故事都是从英国出版物中盗取过来，并无意中泄露了其出处：比如有几本小说以揭露长子继承权的邪恶为主题。杂志热衷于培养“哥伦比亚丽人”。各种文章大力表彰妇女的成就，宣扬有知识、有爱国精神的母亲的重要性，她们为共和国养育具有公德心的儿子们。期刊呼吁和支持在妇女中普及教育，并偶尔(如果不是罕见地)发表一些倡导性别平等的文章。

总而言之，像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本身一样，杂志充分表明其公共、公众的导向远不是平等主义的；它具有明显的等级构成特点。绝大多数期刊是由“受教育的那部分人”所拥有或者负责编辑，其主要任务是从社会和文化中心向边缘地带传播知识。他们抱有一成不变的设想，即编辑们，或者说是那些为期刊提供文学咨询和支持的“绅士上流社会”人士应该控制杂志的内容。普通公民只是被邀请来倾听，甚至通过向编辑投自己创作的诗歌、散文和信件来参与和发表意见，但是谁将最终行使言论权是无可争辩的。

战后的第一个期刊是威廉·比灵兹(William Billings)主持的《波士顿杂志》(Boston Magazine)，其命运进一步说明了杂志的阶层性。这本杂志不寻常的生涯说明，在国家文化的早期，阶层问题是如何形成，然后又是如何被立即消除的。比灵兹在当代被认为是一个天才作曲家。他曾是制革工人，然后成为歌唱家，他在1783年秋天主编了《波士顿杂志》的处女刊。由于热切地希望被城市上流社会的人士所接受，他恳求“有学识的、悠闲的绅士们”来投稿，但是他这种自称为编辑而缺乏足够顺从的态度激怒了那些把文学认定为是血统纯正的人所拥有的专利的绅士们。约翰·艾略特牧师把比灵兹贬为“圣歌歌手”，领导了一群牧师和其他一些举足轻重的公民们夺取期刊的主办权。而实际上，当时这个杂志的内容除了一个品位低下的小说以外，其他的内容还是相当传统的。新编辑们在驱逐了比灵兹之后，宣称他们的第二期一定会“质量更好”。为了表示对他们前任的不屑一顾，他们批评处女刊的种种不是，并建议读者们把它从记忆中抹去：在他们指导下重新出版的杂志应该“被认为是处女刊”。

共和主义的文学至少在波士顿是这样的：共和主义，而非民主，被一小部分有资历的人监管，完全抵御把创新应用在政治和文化中。此间的关键人物是颇具影响力的“绅士俱乐部”(Society of Gentlemen)，他们在1807年创建了“波士顿文学协会”(Boston Athenaeum)，并在1803年至1811年期间编辑了《每月文选和波士顿评论》(Monthly Anthology and Boston Review)。可能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完全了解18世纪那些出身贵族的业余作家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大臣，享有很高的声望，比如布拉图街教堂的牧师约瑟夫·斯蒂文·巴克明斯特(Joseph Stevens Buckminster)、威廉·爱默生、拉尔夫·沃尔多的父亲以及哈佛的校长约翰·T.科克兰德(John T Kirkland)。所有这些人都拥有显赫的地位，没有必要依靠写作谋生。他们的投稿，正如他们其中一个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是“不拿稿酬，不受管制的”，他们利用手中的笔杆写作仅仅是为了达到教导大众的目的。刘易斯·P.辛普森(Lewis P. Simpson)准确地把《文选》(Anthology)人形容为新英格兰文人。在他们的观点中，文学和道德教育是不可分割的。

波士顿“协会”的成员们信奉上流社会的传统，他们把文学和民主与市场放在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他们认为，美国文化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全国范围内对财富的狂热崇拜以及从政治生活中蔓延开来并玷污了文学追求的“对名誉的渴望”。根据大家普遍的共识，艺术在一个“赚钱”的欲望大大超越了对爱、友谊、慈善和个人知识进步这些人文主义价值追求的国家中是不可能繁荣兴旺的。自我宣传在《每月文选》所列出的邪恶榜上位居第一；诺亚·韦伯斯特由于向媒体做了大量“直率的、不光明正大的、间接的”的吹嘘而受到取笑和奚落。数不清的投稿人攻击“恶毒的平等思想”，因为他们认为平等思想贬低了优秀分子，把学识降低到了一个肤浅的水平。《文选》拒绝接受任何无知或者胆大妄为的人把美国文学与英国不朽的文学成就相提并论。他们认为，《拾穗者》只不过是《旁观者》(Spectator)可怜的模仿品，还认为任何读者阅读乔·巴洛的《哥伦比亚的远见》(The Vision of Columbus)都会昏昏欲睡。

《文选》人认为批评家的职责带有政治性和社会性：像时刻警惕的联邦政治家一样，批评家应该对文学的大众利益进行管辖以便随时去除糟粕。“对文学的管理就像对政府的管理”，1807年一位投稿者如是说。骗子和政治家同时挤进了这两个领域，批评家应该向大众揭露这种欺骗。不止一位投稿者把评论家们比作刽子手，因为他们用“惩罚的皮鞭和批评的皮鞭”向欺骗者实施了罪有应得的惩处。最具毁灭性的尖刻话语被用来奚落那些家境贫寒或者依靠写作养家糊口的人。“布鲁姆费尔德(Bloomfield)(英国农夫和诗人)，菲利丝·惠特礼(原文如此)以及许多其他微贱作家已经通过写作吸引了一些注意力，”一位评论家说，“不是因为他们作品的出色，而是因为他们作品与众不同。”在诠释了约翰逊博士狗用后腿走路的双关语以后——令人吃惊的不在于这样的表达，而在于使用了这样的表达——此批评家警告说，如此“乞丐式的流浪汉”在文学范畴中是不会受欢迎的。

另一位在攻击美国缺乏品位和粗俗方面比《每月文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就是菲舍尔·埃姆斯(Fisher Ames)，他是联邦制度的雄辩家，担任过国会议员，并时常向期刊投稿。甚至在波士顿保守派中，埃姆斯依然以极端保守著称，他对普遍规则存有几乎是病态的仇恨。在洋洋洒洒的文章《美国文化》(American Culture，1809)中，他重申了当今被大家所熟知的本土文化。埃姆斯写道，这些艺术没有足够的理由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因为在一个以崇拜金钱和抚慰大众为目的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催生和造就天才。他毫不客气地把美国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相比，指出后两个古典文化造就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荷马史诗》和维吉尔的《埃涅伊德》(Aeneid)依靠的完全不是民主。埃姆斯预言，只有当阶层的概念不断激化，从贫苦大众中衍生出一个悠闲、富裕的阶层，这个阶层有能力支持和珍惜天才们的时候，美国才会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作为一个公民人文主义者，埃姆斯期待以下的可能性。文学可能会受益，而自由则一定会消亡。而且，这样的文学极有可能缺乏高尚的理想。埃姆斯与文选人所不同的是，他认识到如果艺术家和艺术的受众之间没有联系的话，真正伟大的文化就不可能产生和繁荣发展。他的文章明确反驳了纯洁文学领域的观点。他幻想了一个历史神话，在这段历史中，由于大众的接受而创造出的“卓越的诗歌成就”仅仅闪现了两次，而且将永远不会重现。希腊残暴的武士激发了荷马关于战争的史诗，维吉尔的爱国诗歌得以成型仅仅因为罗马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爱戴他们的国家。如此伟大的艺术，其创作的出发点是认为有一大批受众可以接受这种艺术，而不是旨在迎合“一小撮学者”，这些作品创作的前提是“感染大众的心灵，点燃大众的热情”。埃姆斯认为现代的作家们都不可避免地“疏远”大众，与平民百姓相隔离，他认为这种现象有害于他们的艺术创作。甚至在唯物主义和民主的今天，他也会否认有任何方法可以重新建立这种联系。后期如拉尔夫·沃尔朵·爱默生和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这样的浪漫主义作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推论，但是他们依然会重复埃姆斯的见解，即不能与普通大众沟通的文学就是贫瘠的文学，与大众的隔离使文学丧失了文学的作用。

与埃姆斯同一时代的年轻作家塞缪尔·米勒牧师对于当今时代对文化带来的威胁持有较为复杂和温和的态度。米勒的两卷本《18世纪简短回顾》(A Brief Retrospect of the Eighteen Century，1803)是研究早期共和国阶段的宝贵资源，正如一位《每月文选》的撰稿人所说的那样，这本书是我们“首次对取得的进步和创作的作品进行的概述”。此书从正反两方面回顾了这个时代技术和文化的发展。第一卷以赞赏的笔调描述了一直被后世称为18世纪的“消费者革命”时代。米勒以科学、机械和高雅艺术为中心，大力褒扬了由现代发明和工艺改善了的制作业所带来的大量的廉价商品——陶器、玻璃、炉子、钟表等等。他同时对由劳动分工和办公场所以及家庭中省时器械的使用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闲暇表示高兴。米勒真诚地对这些变化感到欣喜，完全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生活的奢华和闲散感到愤怒。他夸耀说：“历史上没有任何时候生活的艺术……能够有如现在这样有利的立足之地。”

《18世纪简短回顾》的第二卷对世界和美国文学的趋势进行了详细的评估。米勒认识到，书籍前所未有的廉价和丰富促使了读者群体的扩充和阅读量的增大，导致了文学领域的革命。他讲道的层面——《18世纪简短回顾》起初是为布道所用——尤其是他对于小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关于著作权商品化的观点，击败了历史学家的看法。米勒赞扬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是唯一“值得尊重的”美国小说家，但是他对于新体裁的整体评价是极度否定的。一千部小说中只不过有一部能够对读者有益；其他的小说要么内容轻浮，要么具有“勾引性和堕落性”。米勒把小说的兴起认为是商业精神对文学侵犯的不幸产物。他表示，市场是一个决定价值的最新决定因素；市场已经在18世纪进入到文化中，使艺术家们不再为真理和社会效用献身，把他们的视野局限在对利润肮脏的精打细算中。现在的男男女女写作都“附和大众品位，完全不管内容有多么堕落，他们仅仅着眼于销售量的最大化”。米勒抱怨道，这种写作心态的一个产物就是小说，小说的发行量大，小说的内容厚颜无耻地迎合大众好色的兴趣；其他的后果包括毫无价值的书籍被大量发行，使作者的地位在公众心目中不断下降。

米勒意识到，实际上他所描述的是经济更加发达的大不列颠的文学状况，而非处在婴孩时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共和国。他也认识到，商品化的益处至少也与其弊端相等同。他列举了美国文化劣势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美国不能维持职业作家这样的一个阶层：

在美国，文学的回报是少之又少而且是不稳定的。人们不能为自己出色的才能和伟大的成就得到酬劳。书商们，那些现代对知识学问的赞助者们，没有经济实力来鼓励和奖赏天才们的劳动。

米勒不指望富裕的小群体来改变这个局面；他也不信任《文选》人所信奉的上流社会的仁慈。他反而期待真正的改变来自日益扩张的市场。市场将通过不断膨胀的美国人口传播知识，刺激人们对文学需求的欲望。市场已经把18世纪转变为“书籍的时代”，促使女性、普通大众和其他那些原本一直被排斥在文化圈子以外的人们开始读书并“探索到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一个没有贵族赞助的社会，只有市场有能力催生“足够的补偿”来支持对艺术的付出。米勒坚信，“文学在美国将像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繁荣昌盛”，因为他始终认为，在美国作者身份将像在欧洲一样被成功地商品化。

米勒的看法具有预言性，比较有克制；而朱迪丝·莫瑞——共和国最重要的女权提倡者，则发表了更为激进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莫瑞的看法与米勒完全不同。她远远不是自己作品中所描写的那种平庸的收集无人认领的粮食的人物。她与那些把文学看成是贵族特权的上流社会属于同一阶层，她严词谴责出自《每月文选》的文学暴发户。莫瑞持有联邦主义的政治立场，她把《拾穗者》献给约翰·亚当总统，把乔治·华盛顿列入杂志订阅者的名单。她是唯一可以赢得文学淑女称号的美国人。然而，这位文雅的、多才多艺的作家在宗教上是独行其身者，作为英国信普救说者(Universalist)约翰·莫瑞的妻子，她对作者身份和妇女持有坚定的非传统观点。尽管她以笔名发表作品，但是为了女性能有自己的主见，她批判共和国式的谦逊。

正是作为女性，莫瑞反对这个时代的文化优先。女权运动为她讲求平等和文学认可的呼吁提供了支持。她提倡妇女们应该明确地肯定自我，因为她感觉到，如果女性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她们就会屈服于奉承和诱惑。她在1784年写的文章《关于鼓励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对女性乳房的自我满足的随想》(“Desultory Thoughts upon the utility of encouraging a degree of Self-Complacency，especially in FEMALE BOSOMS”)中坦率地建议，“自我尊重”应该是对华而不实的献媚最好的防备。莫瑞主张，只有充分地认识自己，女性才能看穿心怀叵测的虚假赞誉；只有尊重自己的智慧，她才能学会追求和成功。另一篇文章《论性别平等》(“On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1790)把传统的对女性的蔑视转为对她们智力平等的辩论。莫瑞发现，所有人都认为女性在“丰富的想象力”和“制造流言飞语”上技高一筹。这就证明女性的想象力原本就优于男性，而这种想象力没有得到正确使用的唯一原因就是教育的差异。

莫瑞希望她自己的想象力得到别人的充分肯定，同时她抛弃了女性的谦虚，承认自己对文学名誉有着狂热的追求。虽然她在《拾穗者》杂志上使用了双重男性笔名——假装成拾穗者先生的维吉里亚斯先生，但是她在书的扉页中以女性的面目出现——即众所周知的康斯坦丁，以获得普遍的关注。康斯坦丁拒绝女性作者在发表作品时常常使用的说明，“在我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下——当然不是”。她这样做完全不是因为缺乏自信，也不是因为她主要的动机是帮助读者进步。促使她发表作品的动力，可能在一些人看来是有些自以为是，就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向大众展示自己的欲望”，以求获得他们的欣赏和掌声。莫瑞坦率的志向，对她生活的时代和阶层来说是如此得不同寻常，在女性中更是稀少罕见。她大胆地追求声誉，倡导自我实现是女性的特权，这些行为甚至那些19世纪的女性作家们都发现难以理解，而在19世纪即便是最畅销小说的本土作家们都依然回避这种毫不谦卑的个人主义。

约瑟夫·丹尼在他生活的年代被称为美国的阿狄森。虽然他拥护文学应该划分等级的观点，但是他欢迎和推进了共和国文化中自由化的改革。在他一生的事业和写作中，丹尼把形成期的各种冲突推到了极致。从他的文学观点来看，他是典型的18世纪绅士——在出版《卷宗》时他用了“奥立佛·欧德斯库(Oliver Oldschool)[1]先生”作为笔名——丹尼热衷于责骂民主和贸易，取笑构成大众阅读群体的普通百姓。从他的笔下经常会出现类似“乌合之众”、“恶毒的平民”等绰号。丹尼对美国生活越来越清醒，他为革命感到遗憾，强烈地希望自己出生在英国，因为在英国，“心胸开阔的人和文学人”都能从写作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丹尼第一个大胆尝试就是编辑了乡村风味的报纸—杂志《农夫每周博物馆》，其中他自己撰写了绝大多数的文章；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他对“老派”价值的效忠与由企业和原始浪漫主义元素组成的那种复杂、时尚的感性相对立。在他做编辑的生涯中，丹尼创作了“世俗的布道者”雷·布莱彻这个人物。这种自我肖像般的描写把他与雅典娜派联系在一起，明显地传达了新兴的上流社会传统的精神。他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在《世俗的布道者》的第一版或者《送给闲散无聊读者的简短布道》(Short Sermons for Idle Readers，1796)中，他都表示，作品旨在对读者“有用……而不是(显示其)才华横溢”，并把写作的“主要目标”定义为教育农夫。但是这位身兼乡村牧师的散文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志向远大的职业作家，其“实干”的信条使人想起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影子。丹尼的父亲是一个破产的商人，在穷困潦倒中去世，丹尼除了写作和做编辑以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所以他明确地把文学作为一桩生意来看待。《农夫每周博物馆》上连续登载的《从科隆到斯旁迪的商店》是丹尼和罗耶尔·泰勒共同创作的。这个散文和小说的大杂烩系列目的在于出售文学产品。雷·布莱彻系列散文也显示出了同样的商业意味：丹尼以传播实用建议者的面目出现，劝诫同胞们摆脱懒惰，勤奋上进，争取独立。

贫穷的里查德根本不能说是丹尼本身的形象，他经常以纨绔子弟的面目出现，与传统作家的形象大相径庭。甚至在最初的几期雷·布莱彻系列中，他承认自己并没有做到勤奋：“坦率地说，我经常虚度时光，花大量的时间睡觉。当我劝告他人应该勤勉上进的时候，自己却在放任自流。”沃尔普小镇上的居民们可以为这种自白作证。丹尼臭名在外，他常常睡觉不起，不到交稿的最后一刻从不动笔。他穿着华丽讲究，在忙忙碌碌的村民中显得非常抢眼另类，一位朋友形容丹尼总是“走在时尚的最前沿”。他常用的笔名中有“闲逛”和“美国休息室”；在写于费城的雷·布莱彻散文系列中，他把自己表现为浪漫主义浪荡子的早熟版本，游荡在城市的街头巷尾为文学创作搜集素材。丹尼尽情享受繁华都市的激情和“旋转变换的景象”，然后在城市的大背景中精神振奋地转而进行自己的思考。他说起话来似乎是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查尔斯·波德莱尔[2](Charles Baudelaire)的先驱者，他在现实的买卖形式中培养自己的想象力：

我在商业大街找到一个主题，然后一直穷追不舍地寻到南沃克街和北自由大道。我穿过商业街市，如同我当年徘徊在木区林场；当人们谈论自己的农场或者商品的时候，我能听到一些充满想象力的语言，或者他们的话能引发我天真无邪的思考。

事实上，丹尼十分注意使自己的文学创作迎合美国正在形成的充满活力的商业文明，甚至在诸如新罕布什尔州这样的农村地区也一样。新的社会秩序在期刊中找到了其文化喉舌，而这些期刊同时又是上流社会发出他们哀叹的媒介。塞缪尔·米勒把18世纪标识为“肤浅知识”的年代，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浓厚的商业氛围使人们没有时间学习或者没有时间培养学习爱好，还因为“杂志、文学期刊、书籍删节本以及书籍摘要等等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版”。早在1792年，丹尼在一个名为《杂烩》(The Farrago)的连载系列中就意识到——或者欣喜地发现——短小精悍的随笔对那些绝大多数没有能力探究深奥哲学体系的文学爱好者富有强烈的吸引力。他把随笔这种文学形式称为这个年代最有价值的发明之一：

一些作品……必须有调整人们反复无常的性情、唤醒好逸恶劳的人们的作用，对年轻人来说不能太深奥晦涩，对忙碌的人来说不能太冗长烦琐，对女性来说不能太严肃沉重。文学作品不应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严厉的监督，……而应该是人们的好朋友，读者与作者之间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使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写作的任务就圆满地完成了。某些最具影响力的天才们成长起来，通过小小的纸张，他们把知识传播给芸芸众生，而受益的群体远比阅读亚里士多德沉闷著作的人要大得多。

这种“文学消遣的新奇种类”为中、低社会阶层带来了急需的手段和乐趣。按照丹尼的说法，那些从来不看一本书的人在他们业余闲暇时间里，把最新发行的杂志翻得破烂不堪。

期刊随笔与短篇小说属于同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非虚构性的。随笔与短篇小说一起把18世纪的标志——消费革命——带入了文学。研究书籍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在这个时候，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改变，由仔细研读转为广泛阅读：杂志与圣经或者年鉴不同。圣经或年鉴需要人们反复学习、思考，而杂志为勤劳的社会阶层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负担得起的娱乐。杂志符合这个时代的民主精神，提高了那些既没有接受过高深教育也没有过多休闲时间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丹尼认为，杂志上可以发表大量的随笔、诗歌、故事和奇闻逸事，这适应了人们一般注意力集中时间较为短暂的特点，同时又满足了普通读者对多样性的追求。在《卷宗》的题词中，他选用了英国诗人威廉·考博(William Cowper)的诗句：“散漫的人的头脑，喜爱多种多样的变化，钟情于新奇古怪的事物，并由此得到满足。”[3]各式各样的期刊满足了闲荡的人们对多样化和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的胃口。

《卷宗》是美国第一份文学周刊，最高订阅量达到1500份，丹尼争取上流社会地位的努力，以及使文学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的愿望一直贯穿其中。杂志的创刊号不仅使它的创始人名列品位高雅、学识渊博的文人之中，而且为他提供了生存的手段。杂志的说明书中邀请“富裕之人、慷慨的人以及文学之人”投稿，对“下层五花八门的百姓”显示了鄙视，并承诺不在期刊正页中登载广告以表示金钱的回报并非杂志的主要追求。说明书中充满了博学的脚注，使初涉文学领域的新人望而却步；但是这种过分的炫耀和展示——在三页纸的篇幅中用了21个引述，包括来自维吉尔(Virgil)[4]、弥尔顿、伯克(Burke)、普林尼(Pliny)、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以及其他权威人物的引语——其实揭示了丹尼暴发户的一面，这个野心勃勃的作家急于证明自己的身份。说明书中并没有明确表明杂志的商业性质，例如声明中写道，广告虽然可以接受，但是不能直接登在杂志上，仅限于印刷在一张单独的纸张上，可以作为杂志的包装页。丹尼把自己称作“一个冒险家”，他坦率地承认在《卷宗》创刊的时候，他的目标是“作为作家，把文学当成财富的女佣，或者至少通过努力来获得某种独立”。一年之后，也许是担心他对于财富的追求过于坦率而遭到误解，丹尼附加了一个给订阅者的公告，发誓永远不会去取悦平民大众。

丹尼担任《卷宗》杂志的主编，直至他于1812年去世。他对于文学使命的理解中相互矛盾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加激烈。在内容上，这个杂志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趋于保守，反对变革，公开发泄“对庸俗内容大行其道以及积聚财富现象的愤怒”，公然指责丹尼本人曾经倾慕过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因为他把文学降低到了为女佣和学徒所接受的地步。在表现形式上，杂志具有迎合市场的高度灵活性。1809年《卷宗》改为月刊并开始翻版印刷，意在扩大读者群；印刷版面中有描绘自然景色的图片、诸如多轴纺织机的机器以及最新的时尚。正如他在新月刊的说明书中所做的那样，丹尼能够寻求广泛的支持，而同时在下一期他又会提醒读者，他贴近他们不是“讨好的共和者，或者哭诉的乞丐的姿态”，而是“骑士的姿态，迈着坚定的步伐”。1811年，这位自封的文学贵族打破了守旧派一贯的风格，不再使用笔名而开始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行《卷宗》。一些著名的后期作家对这种公开自己身份的行动颇有微词；丹尼则尽显其绅士风度，把这种变化描绘成高尚的道义。他写道，抛弃“所有的神秘和诡计”将促使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勤学，使他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声誉更加谨慎、小心”。

继丹尼之后，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担任《卷宗》的编辑。尼古拉斯·比德尔出身费城的贵族家庭，后曾担任过美国银行的行长。他的经历使他成为杰克逊时期把经济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所攻击的目标。比德尔的接任概括了有关美国第一代文学期刊的事实真相。绝大多数创刊于19世纪20年代之前的杂志仅仅被一小部分阅读群体所接受，反映了那些垄断文化的“高贵人类”的态度。1812年战争之后两份重要的出版物，巴尔的摩的《门廊》(Portico，1816—1818)和《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创刊于1815年)都保持了比较克制的风格。威廉·都铎(William Tudor)是《北美评论》的第一任主编，曾是“文选会”的创始人之一。直到杰克逊年代的社会和政治革命，文学杂志才开始摆脱上流社会的影响，可以说在其内容多样的结构中清楚地表达出了民主主义的市场导向。《格雷厄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高帝女士杂志》(Godey's Lady's Book)以及其他一些发行量较大的月刊满足了大众对轻松、多样的娱乐内容的需求，使战前这段时间成了期刊发展的“黄金年代”。

丹尼的另一个“继承者”早已经转向美国文化发展的新视野。1802年，即丹尼创作奥立佛·欧德斯库形象的一年之后，《乔纳森·奥尔德斯泰尔绅士通信》(Letters of Jonathan Oldstyle，Gent.)系列开始出现在纽约《晨报》(Morning Chronicle)的报纸上，这些散文标志着华盛顿·欧文在文坛的出现。欧文像丹尼一样是律师出身，但是他也同样地对执法不感兴趣，而选择了写作，并把自己标榜为狂热的现代社会中传统价值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欧文也是从共和国初期的期刊和报纸起家的。除了《奥尔德斯泰尔》系列以外，欧文的第一个主要出版物《杂文集》(Salmagundi)模仿了其散文系列的风格，他在1813年至1814年间曾担任过一段时间《文选杂志》的主编并为其投稿。他的成名之作《见闻札记》(The Sek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Gent.，1819—1820)以系列的形式同时在英国和美国发表，保留了内容多种多样的特点。像丹尼一样，欧文憎恶人们把赚钱和文化隔离开来；他在往文学财富迈进的途中一直使用笔名“绅士”。但是两个作家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异是，欧文坚持按照贵族传统要求的笔名来发表作品，而丹尼却早以摒弃这一传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欧文意识到他的前任所没有完全认识到的一点：身份、地位可以出卖给大众并成为一种工具；身份的获得不是通过辱骂和嘲弄普通读者，而是通过教育和启发他们，并由此使作者本人得到充实并名扬历史。

[1]奥立佛·欧德斯库(Oliver Oldschool)：英文中“oldschool”有“老派”的意思，所以这个笔名显示出作者保持绅士身份的导向。——译注

[2]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即波德莱尔，查尔斯·皮埃尔：法国的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他仅有的一本诗集《恶之花》(1857出版，1861年扩版)被认为是淫书而受到谴责，但是他对于后来的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如T. S.艾略特。——译注

[88]原文的英文诗句为：“Various，that the mind/Of desultory man，studious of change，/And pleased with novelty，may be indulged.”——译注

[4]维吉尔(Virgil)：古罗马诗人，公元前70—公元前19。——译注

第三章 戏剧

1826年在纽约鲍威利剧场的开业典礼上，一位嘉宾道出了这样的希望：“本土诗人的才华可能在此处被催生，他们的声望将超越由欧文和库珀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声望。”这句话揭示了美国早期戏剧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当西方文化进入到浪漫主义阶段，美国的戏剧乏善可陈，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人物可以夸耀，没有任何一位剧作家能够与新共和国的小说家们相提并论。1826年唯一可以称为具有国际声誉的美国剧作家是约翰·霍华德·佩恩(John Howard Payne)。他是移民到纽约的，其作品中充满了改良后的法式俏皮，使伦敦西区特鲁里街[1]的剧院场场爆满。现在，佩恩在文学史上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美国戏剧是文学领域中最具有共和主义特点和最具有宣传性质的种类。它没有快速适应与19世纪著作权同义的个人主义，它没有把浪漫主义发挥到极致。有人也许会说，19世纪是小说飞速发展的年代，大环境氛围可能不适合西方剧作家的创作。虽然这可能是一种正确的评价，但是至少一直到上个世纪后半叶，控制着本土舞台的意识和思想异乎寻常地不适合浪漫主义和自我实现精神的培养。早期共和国的戏剧与平民公众联系异常紧密。在小说和诗歌早已经摒弃或者摆脱了为公众服务的义务(或者说是规范)转而追求个人目的之后很久，戏剧依然把这个义务奉为神圣。作为艺术的最后“残余”，戏剧最接近讲演术和普通大众；与小说相比，戏剧在印刷出版和接受女性化上的脚步远远滞后。

为了分析早期戏剧和早期小说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与这两个领域紧密相关的一个美国英雄人物。从罗耶尔·泰勒的《阿尔及利亚的囚徒》和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的《亚瑟·莫文》(Arthur Mervyn，1799—1800)到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以色列陶工》(Israel Potter，1854)，本杰明·富兰克林为美国小说提供了无尽的魅力。历史人物富兰克林自己也被小说强烈地吸引：在他的《自传》中，他赞赏了约翰·班扬(John Bunyan)、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和塞缪尔·理查德逊(Samuel Richardson)，因为他们把“与大众联系紧密的对话形式与叙事”相结合。1744年，富兰克林在费城的印刷厂印刷了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理查德逊的《帕梅拉》。正如理查德逊小说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小说这个领域对关于女性的叙事有着尤其的偏好——这种偏好与富兰克林的爱好不谋而合，我们将在后面“小说”一章中进行分析。作为印刷商，作为一个其事业完全体现了社会流动性的人，文学的表现形式对富兰克林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因为文学的兴起完全依赖于印刷业的革命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反过来，早期美国小说家们用栩栩如生的语言描绘他，并在他们的叙事小说中援引他作为物质成功和失败的例子；许多作家把他视为开明的个人主义新秩序的代表。

如果富兰克林是开通的利己主义守护神的话，那么在戏剧中频繁出现的革命领导人乔治·华盛顿则被公认为是为国家无私奉献的象征。华盛顿对印刷文化兴趣不大；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写出的作品非常实用。(现今只有两篇仍被大家甚至是学者所广泛阅读：《国家文件》[Circular to the States，1783]和1796年的总统《告别演说》)。戏剧与小说相比较而言是一种更具有公众参与性质的口述表达形式，这个特点符合华盛顿所认为的文化必须具有共和主义的思想。他一生都喜欢去剧院看戏，甚至在革命冲突的初期也从没有放弃过。严酷的1776年至1777年冬季，当爱国者军队在富治山谷进行艰苦卓绝的求生奋斗的时候，他们为他们的指挥者上演了约瑟夫·艾迪逊(Joseph Addison)的《凯托》(Cato，1712)，这是华盛顿本人最喜欢的剧目，他在信函中也常常引用此剧目。作为总统，他用自己的身份为本土舞台添光加彩。1790年他第一个捐款资助罗耶尔·泰勒出版作品《比照》，并同意在一次由他剪彩的产品发布会上，首先发布此作品的发行消息——这个行为颇具广告效应，它增加了发行量，并使华盛顿赢得了剧院经营者的广泛爱戴。

自从与英国产生敌对开始，美国的剧作家们一直把华盛顿作为他们剧目中的主角。每当要表现爱国主义主题的时候，他们都想方设法地把华盛顿写进作品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他在休·亨利·布雷肯里奇的《旁克斯山的战斗》(The Battle of Bunkers-Hill，1776)中发表演说，在约翰·里库克(John Leacock)的《英国暴政的毁灭》(The Fall of British Tyranny，1776)和威廉姆·邓禄普的《安德鲁》中出现，并为彼德·马寇(Peter Markoe)的《爱国者领袖》(The Patriot Chief，1784)提供了原型。《冲突》中的曼利上校虔诚地把华盛顿称为一生效仿的典范。对于早期的剧作家们而言，“美国的辛辛纳图斯”(华盛顿广为人知的称号)代表了公民的至高无上，代表了个人利益服从于大众利益。这些都是人类尤其应该承担的义务，华盛顿以他尊严高贵和情感的克制，向他的同胞们展现了男子汉的品德。他代表了戏剧所追求的理想。而另一方面，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的《间谍》(The Spy，1821)第一次郑重其事地把华盛顿写进小说中的时候，正是美国小说开始脱离公众导向的阶段。库珀故事中的那个华盛顿是一个半秘密的人物；他以神秘的间谍组织首脑哈博的形象出现，不再是戏剧中传奇式的大众英雄形象。

在美国，戏剧一直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媒介。在美国舞台上演的第一部本土戏剧家的作品是托马斯·戈弗雷的《帕提亚王子》(The Prince of Parthia)。此剧发表于1765年，1767年公演。在此之前，美国人只能观看英国巡回剧团的演出。保皇党的南部地区比较欢迎戏剧这种形式，而北部对戏剧的态度较为冷淡，但是两个地区都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人们都有去剧院看戏的习惯。与小说形成对比的是，戏剧是一种公共行为。它是由人来表演，用语言来表达，而非供人们来阅读。可以说戏剧是文化的代用品，但是也是文化的对立面。现在影院是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正如影院一样，戏剧对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吸引力，跨越了上流社会和普通大众娱乐形式之间的差异。它把不同阶层的人集合在一起来共享同一种语言和视觉的体验。但是影院只收取很低的入场费，给人一种平等的感觉(或者是幻觉)，并要求观众在观赏过程中保持绝对的安静，而戏剧把观众的座位分为三六九等，同时鼓励观众在演出过程中踊跃参与。

尤其在国家独立之后，美国的剧院形成了一种杂乱无章的空间来表达共和主义精神——人们认为公共生活应该是公众的、忙碌的，但是应该有社会地位的区分。18世纪和19世纪初在剧院欣赏戏剧表演，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互动交流受到限制。座位的布置实际上把各个阶层隔离开来，佣人和奴隶在楼座，“普通观众”坐在正厅后排，而绅士们和他们的家人则在昂贵的包厢里。大家集中在同一所房子里，人声最为鼎沸的区域表现出当时人们的典型行为。剧院中从头至尾嘈杂声不绝于耳，甚至在演出过程中也是如此。普通观众们随意地吃喝，任意地嚼吐烟叶，并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观众提供了部分娱乐，有时候甚至是最有趣的一部分。就像泰勒《比照》中那个亲英派的花花公子评论家缔姆浦(Dimple)所描绘的在纽约去剧院看戏的景象：“我一整晚都背对着舞台，欣赏一位优秀的女演员的表演——她把优雅女性演绎到了极致。”

掌声、嘘声和其他突如其来的声音不时地打断演出。每幕剧间的唱歌和特技表演以及正剧之后的余兴闹剧似乎在鼓励观众的参与。“指向观众”这种表演方式愈加使气氛嘈杂无比。在一个剧目的高潮部分，比如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to be or not to be)”独白部分，男女演员就走到舞台的前面，直接面对观众说台词。观众们的反映不是嘘声就是狂热的赞同声，然后要求再来一次。一个成功的指向可能被要求重复表演六次之多，完全打乱了剧目的正常表演。

其他形式的干扰强调了剧院是一种大众表达政治观点的场所的作用。每当剧中出现华盛顿的名字，观众必然会发出欢呼声，而当提到英国国王的时候，剧院势必嘲笑声一片。詹姆斯·纳尔逊·巴克尔(James Nelson Barker)创作于1812年与英国决战前夕的《马尔明》(Marmion)中，包括一段苏格兰詹姆斯谴责英格兰背叛行为的演讲。这位热情洋溢的苏格兰统治者发誓要保护“自由的宪章/由我们伟大的前辈在这块光荣的土地上所赢得”。本剧作家的父亲，约翰·巴克将军在这个剧情上演的时候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挥舞着手中的拐杖，领导整个剧场的观众长久地欢呼。如果观众不同意剧中的政治观点或者角色的行为，他们可以强迫进行改动，即使这个观点或行为在剧中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在邓禄普《安德鲁》一剧中，当急性子的布兰德不能说服华盛顿赦免安德鲁的生命的时候，他把军服的帽徽扯了下来，充满厌恶地扔到地上。观众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恨，邓禄普不得不进行改写，加了一个片段，表现深感悔恨的布兰德重新佩带上徽章。有时候派性之间的争斗发展成全面的动乱。英国演员对美利坚合众国任何形式的侮辱，无论是真正的还是假定的，都会引发最严重的冲突。战前时期最糟糕的骚乱是著名的1840年阿斯特骚乱(Astor Place Riot)，其结果造成20余人死亡，但是在共和国早期确立了这种模式：剧院骚乱总是带有爱国的性质，它使政治和戏剧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这些骚乱表明，戏剧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敌对和不信任的。由于暴力干扰的不断出现，地方政府决定对戏剧舞台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更准确地说，因为剧院比小说更具有公众参与性，所以就被认为对国家更具有潜在的威胁性。戏剧演出一直被谴责为最堕落的艺术形式，在美国，戏剧比诗歌或者小说承受更多的批评和审查。早期剧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注入说教和道德教育的口吻，其原因之一就是与那些广泛存在的对舞台的憎恶作斗争。

清教徒把反对戏剧的偏见带入了新世界。迫于英国清教徒的压力，伦敦剧院于1642年关闭，英国殖民地中具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人也认为戏剧是“罪孽深重的、传播异教思想的、淫荡邪恶的、亵渎上帝的表演”。在王朝复辟中，经君主政体的同意才能重新开设剧场的事实证明了贵族和戏剧之间错综交错的联系。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巩固了18世纪美国人对戏剧的基本态度。日内瓦人卢梭[2]在他的《致M. D.阿莱姆博特关于戏剧的信函》(Letter to M.D'Alembert on the Theater，1758)中发表了最经典的共和主义性质的攻击。卢梭把戏剧定为自由最大的敌人，因为它带来大量的邪恶——懒散、奢华、放荡——所有这一切破坏了共和国赖以生存的公民道德。他认为戏剧的本质就带有危险性，因为它给那些以欺骗为职业的人以回报。卢梭主张，一个自由政体的存在依靠劝说和理智的选择；这个政体的主角就是演说家，他应该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努力使他人接受他的观点。相反，演员是煽动家；他的行为是“把自己伪装起来，假扮另一个人，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在美国，反对戏剧的呼声在革命年代极端意识形态的氛围中达到最高点。1774年随着与英国的关系愈加恶劣，焦虑的大陆国会通过了一项决定，鼓励勤奋工作和勤俭节约，对“所有奢侈和挥霍的行为，尤其是赛马，以及各种形式的赌博、斗鸡、展览、演出和其他奢华的娱乐项目”进行检查。四年之后，又颁布了更为严厉的法令，任何“出演、推广、鼓励或者参加此类演出”的政府官员将被免职。这些法令妨碍了戏剧在革命期间的美国立足，占领军的英国军队反而经常在波士顿和纽约的舞台上演出。在戏剧中总能发现人们对外国侵略的憎恨。约翰·伯戈因将军是喜爱戏剧舞台的几个英国军官之一；他曾经写了一个闹剧，把美国爱国者军队描写成一伙由乡下人组成的缺乏纪律、无修养的乌合之众。

认为戏剧是缺少道德限制的、不具备共和主义精神的观点在美国与英国冲突结束之后一段时间里依然存在。马萨诸塞州直到1792年才撤销对戏剧的禁令；早些时候在波士顿也有一场解禁运动——它似乎更具有象征意义。这场运动由众所周知的浪子佩莱兹·莫顿领导，他是威廉·希尔·布朗1798年的伤感小说《同情的力量》中玩弄女性的色情骗子之一的原型。甚至这个新兴国家第一个职业剧作家和热情的戏剧倡导者邓禄普也不得不承认，戏剧舞台与放荡淫乱有着联系。在《美国戏剧史》(History of American Theatre)一书中，他谴责演员道德的缺失，批评为娼妓留有专门包厢的传统。另一位摆脱了戏剧粗俗面、支持戏剧发展的人是华盛顿·欧文。他在《乔纳森·奥尔德斯泰尔绅士通信》(Letter of Jonathan Oldstyle，Gent，1802—1803)中谈到，那些坐在楼座的人们把食物撒到其他观众身上，有时他们为了传达自己的意思不惜大声喧嚷、跺脚，以至于乐队的演奏都被淹没在嘈杂声中。

舞台的拥护者在那些被批评家们所不屑的公共特质中发现了其价值，并把戏剧列入美德和公共利益之列。正如邓禄普所言：“这个发动机威力巨大，可以产生好的作用，也可以带来邪恶——结果到底如何应该由社会来选择。”小说是一种个人消费，而戏剧则把一大群人集中在同一个屋檐下，这就证明戏剧具有潜在的教育指导意义。戏剧中演员通过说话或者口头形式演绎角色是它另一个好处：剧目中有大量的演讲，为公共演讲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训练。正如共和党人卢梭和托马斯·杰斐逊所言，演讲是一种才能，对于自由的社会体制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领导者们应该通过劝说而非武力来动员选民。美国人依然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依靠口述表达的国家，一个习惯于政治演说和每周布道的民族欣赏戏剧舞台上的雄辩和说服力，并把这些认为是高超的技艺。艾迪逊的《凯托》在18世纪享有广泛的声誉，里面的演讲影响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帕特里克·亨利著名的结束语：“没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以及内森·黑尔(Nathan Hale)[3]的临终遗言：“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可以献给我的国家”(I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e life to lose for my country.)。教学与戏剧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有几部戏是专门为学生们所创作的。布雷肯里奇的《邦克山之战》是为“南部学院的一批年轻的绅士们上演讲课而作”，那时布雷肯里奇本人是学院的老师。这部戏里包括阐明革命原则的开场白和结束语，以及华盛顿在进入波士顿时发表的感谢词。

布雷肯里奇是活跃在革命时期的美国戏剧家的代表：他把“缪斯献给爱国主义最伟大的主题——勇敢和英雄主义”。从这个时期起，所有的舞台剧目都是政治讽刺品或者宣传品。所有的人都坚持认为，戏剧应该服务于大众而非个人利益。罗伯特·蒙福德(Robert Munford)的《候选人》，又名《弗吉尼亚选举的幽默》(The Candidates，or the Humours of a Virginia Election)出版于1798年，但是可能创作于1770年至1771年间。这部剧攻击了腐败的竞选程序，尤其是辉格党竞选的模式，提倡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进行管理。其中的一个主角伍德比(Wouldbe)拒绝接受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利己主义可以带来公众利益的学说，另一个角色沃瑟(Worthy)为了与蛊惑民心的政治家斯图特伯特(Strutabout)和斯茅侯普(Smallhopes)作斗争，打破了贵族不从政的习俗。由莫西·奥帝斯·华伦创作的两个闹剧《阿谀奉承》(Adulateur，1773)和《集体》(The Group，1775)讽刺了托马斯·哈奇逊(Thomas Hutchinson)以及从《印花税法案》一直到革命时期控制着马萨诸塞州的忠贞于旧社会体制的政治家派系。华伦同时也谴责了诸如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endeville)那样的利己主义理论家。曼德维尔的《蜜蜂的故事》(Fable of Bees，1714)，根据剧中所说，是托利党人最喜欢的戏剧作品。剧中的托利党人是“一群宫廷献媚者、残酷贪婪的人、无道德顾忌追逐女人的人”，他们“为了占有金钱”而背叛了祖国。在敌对情绪爆发之后(战争之后)的戏剧作品表明了艺术与武装的结合。里库克的《英国暴政的毁灭》以讽刺的口吻冒“狄克·来复”(Dick Rifle)之名献给英军，由“自由女神”创作的诗歌呼吁美国人“为自由而抱有希望去谈论、写作、战斗甚至献出生命”。1781年一位来哈佛大学参观的法国人在观看了数部这样的戏剧之后感言道，自古希腊以来，没有任何戏剧扮演了带有如此公众性的角色。

作为一种爱国主义形式，戏剧从时事中汲取灵感。剧作家们相互竞争来重述重大的公共事件。布雷肯里奇为他的剧目《邦克山之战》和《魁北克包围战蒙哥马利将军之死》(The Death of General Montgomery at the Siege of Quebec，1777)挑选了战争初期两个著名的战役作为题材。后期的剧作家们对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的故事表现出了同样的偏好。苏珊娜·罗森以演员的身份移民到这个国家，并在转向教书之前在费城剧院以演出为生。随着《阿尔及尔的奴隶》，又名《为自由而奋斗》的问世，她加入了记录巴巴里海盗冲突的剧作家的行列。约翰·达利·伯克(John Daly Burk)追溯了布雷肯里奇的足迹，创作了充满爱国主义情绪的《邦克山》，又名《华伦将军之死》(Bunder-Hill，or The Death of General Warren)。此剧运用多种媒介，演出场面豪华，在舞台上有军队演练、战争场面、大炮轰击、烟幕火花等场景，1797年在波士顿和纽约演出时创观众最高纪录。对于邓禄普来说，国家自我定义的最重要时刻出现在英国间谍约翰·安德鲁少校事件上。邓禄普对此兴趣浓厚，为了从安德鲁的恶名昭彰中获利，他把关于这个事件的悲剧重新改写成爱国剧本《哥伦比亚的荣耀：国家的义勇骑兵》(The Glory of Columbia：Her Yeomanry!1803)。

当公共事件塑造着美国舞台的时候，戏剧也影响着政治生活。这种交互作用在革命时期，尤其是18世纪60到70年代最为明显。美国人从纯文学作品和政治宣传册中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而且在美国上演的英国剧本无一例外地体现不同党派自己的诠释。诸如《凯托》、约翰·豪姆辉格党主义的《道格拉斯》(Douglas，1756)和约翰·盖(John Gay)把英国社会描绘成极端放荡社会的《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1782)，这些剧本增强了人们对独立的渴望。另一个刺激人们要脱离英国的因素是小说和戏剧传播的所谓辉格伤感主义的复杂思想。

革命一代的成员们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他们不同意卢梭关于自由人不能成为演员的担心，他们坚信自由与自我编剧是一致的。这种最终导致与英国决裂的声明颇受戏剧的青睐。一般而言，18世纪的社会生活更加程序化，因为人们喜欢在公众面前通过习俗和姿态进行“表演”，在印花税法案之后10年的危机中，人们把政治活动假定为仪式性的、具有高度表现性的形式。人们悬挂模拟像，举行模拟的审判和节日，表演者在舞台上模仿哑剧来表演自由的埋葬和复活。一些演讲者身着托加袍[4]，摆出罗马人的姿态来突出他们是古代共和主义的继任者。人人都想扮演一些为人所熟悉的角色——比如西塞罗[5]、加图[6]、辛辛纳图斯——此举树立了人们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信心，更促使小册子作者和报纸作家们使用经典的笔名，例如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以及约翰·杰就使用了“普希利乌斯”这个名字。这种稍带戏剧色彩，以孤注一掷的面目出现在充满期待的观众面前的姿态也表现在《独立宣言》中。宣布国家自治的《独立宣言》在“尊重人类信念”观点的驱使下，使殖民者向“公正世界”的审判低头。

戏剧致力于取悦整体公众，影响了个人思想的表达，阻碍人们把戏剧作为私有财产来看待。当大家认可的权威模式被拿来作爱国主义教育之用时，它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经典的情节和人物类型比现实生活中更能引发你所渴望得到的反馈。本土剧作家根本没有动力来进行原创作品的写作，也不忌讳从别人的成果中选取素材。库珀在1828年写道，英国戏剧的鼻祖莎士比亚是“美国伟大的作家”，这表明当时英国戏剧是美国剧作家借用的源泉。绝大多数美国剧本毫无创意可言，都是由大家所熟悉的英国戏剧作品中的情节、人物和对话拼凑而成。在戈弗雷的《帕提亚的王子》中，本土的特征远没有莎士比亚剧中那个不领情的儿子背叛国王的回响明显。此剧中出现的是儿子、被谋杀的国王的灵魂以及野心勃勃、凶恶残忍的王后。剧本越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痕迹，就越能够自由地借用英国戏剧中的内容。警告国人应该防备来自外国腐败影响的剧本《比照》本身就受乔治·法夸尔(George Farquhar)和理查德·布林斯理·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的影响。莫迪凯·M.诺亚(Mordecai M. Noah)以1812年战争为背景的充满酸甜苦辣的喜剧《她会成为一名士兵》，又名《齐佩瓦平原》(She Would Be a Soldier，or The Plains of Chippewa，1819)是从托马斯·沙德威尔(Thomas Shadwell)的《女上尉》(The Woman Captain，1680)中窃取了基本情节，甚至此剧的名字也是来源于弗雷德里克·皮冷(Frederick Pilon)的《他会成为一名士兵》(He Would Be a Soldier，1786)。

缺乏国际性的版权使以上作品和其他外国作品都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它们在美国早期的舞台上被重复上演，知名度比在作者的祖国还要高。美国作家不仅模仿英国作家的作品，同时还翻译或者改编欧洲的剧本。邓禄普一共创作了50部作品，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属于原创。他最喜爱的出处是德国作家奥古斯特·冯·科兹布(August von Kotzebue)，后者的情节剧享誉英国和美国。当邓禄普自己的作品《安德鲁》1798年遭遇票房低迷的时候，他依然可以利用科兹布《陌生人》(The Stranger，1789)的英语翻版来维持他自己经营的纽约花园剧院。之后，他更加频繁地改编科兹布的剧本，以至于这位德国人因急于从自己在美国的知名度中获利而主动提出向邓禄普出售自己的手稿，而且是在正式出版之前——此举倒使这位一直致力于翻译然后再改编的美国人觉得不可接受。

比直接翻译外国作品的作家更加多产的是移民作家约翰·霍华德·佩恩，他最喜欢改编的作品出自法国情节剧家如亚历山大·杜威尔(Alexandre Duval)和休伯特·德·皮瑟莱考特(Guilbert de Pixerecourt)。佩恩一生创作了60部剧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改编而来；只有他15岁时创作的第一个作品，于1806年上演的《朱丽叶》(Julia)被认为是原创。佩恩对自己依赖现存资源的行为毫不隐讳。悲剧《布鲁特司》，又名《塔尔昆的衰败》(Brutus；or the Fall of Tarquin)树立了他英国的声望。在此剧的前言中，他坦率地承认自己至少从7部前人的作品中进行了借用。前言中他否认侵犯了个人著作权，并把改编等同于创造性：

在此剧中，我毫不犹豫地采用前人的观点和语言……这样做是为了不损害个人情感或者私人财产。如此的责任不应该大肆渲染；但是应该注意到，如果作家本人不像进行原创作品那样勤奋地工作，即使有别人的东西可以借鉴那也是毫无意义的。

此声明中辩解的意味可以归因于佩恩所处的时代是历史的末期；浪漫主义关于创造力的观点在1818年《布鲁特司》首次上演的时候就已经是老生常谈。

小说和诗歌在为本土舞台提供文学灵感方面仅次于外国剧目。像电影一样，早期美国戏剧通过上演其他领域的作品而发展繁荣；故事越众所周知——那它就越接近公共遗产——其成功的机会就越大。即将上演的邓禄普第一个剧目《父亲》，又名《美国香迪主义》(Father，or American Shandyism，1789)表明此剧来自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同名小说。邓禄普改写了安·瑞德克里夫(Ann Radcliff)哥特式惊险小说《方顿威尔修道院森林浪漫》(Romance of the Forest as Fontainville Abbey，1795)，巴克尔的《马尔明》是以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流行诗歌为蓝本的。库珀的《间谍》被改编成舞台剧，19世纪后期演员约瑟夫·杰斐逊因上演欧文的小说人物瑞普·凡·温克尔使观众如痴如醉而声名大噪。

虽然华盛顿·欧文从这些演出中一无所获，但是这些改编者们也没有得到多少回报。本土剧作家得到的报酬完全没有保障，这就使那些准艺术家们根本不把写剧作当成一种职业。剧院老板们很自然地更喜欢外国剧本，因为他们不用交纳任何费用。甚至当接受一位美国作家作品的时候，他们也不用直接付费，而是只给这位作家一个晚上演出的赢利(减去剧院的场地成本)。这种形式很难使剧作家认为写剧本是挣钱的营生；传统行规规定，一个剧本第三场演出的收益归作者所有，但是很少有剧本能够受到广泛欢迎而有机会进行第三场演出。早期的剧作家中只有邓禄普和佩恩有足够的勇气(或者说是愚蠢)完全靠剧院来维持生计。他们两个都以失败告终：邓禄普在经历了20年毫无收获的剧作家、经理和导演生涯之后于1805年破产；佩恩从改编剧本中根本没有赚到钱，最后身陷伦敦债务人监狱。

美国著作权法令进一步压制了人们对剧本所有权的看法。相比较而言，法律对早期剧作家比对小说家更加不利。虽然个人可以拥有剧本的版权，但是事实上这些剧本真正属于社会而非个人。直到1856年，剧作家们才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控制那些未经他们允许而上演他们作品的行为。一旦剧本发表，大家都可以买到，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泰勒的《比照》被全国的各剧院公司收入囊中，而且未经他本人允许而被改动，包括情节、对话，并被配上了歌曲，剧名被改为《比照》，又名《美国自由之子》(The Contrast，or the American Son of Liberty)。剧本的印刷版对作者的意图也没有丝毫的尊重。一些早期剧本只以舞台演出时提醒演员用的提词版本而幸存下来，这表明剧本可能在排演时被增减，与其说是剧作家的作品，倒不如说是演出公司的创作。拥有1826年版巴克尔《马尔明》的人是“费城和巴尔的摩剧院的提词员”M.洛佩兹(M. Lopez)。

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联邦期间的法律约束，戏剧更加带有合作的特性，而不是现代法令使其带有的限制性。即使剧本是由一个人写出来的，戏剧本身在其生产过程中则总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除了增减一些台词以外，演员在演出过程中也可能加入一些即兴的音调变化和手势；导演可能选择性地进行增长或缩短某个场景的时间，或者干脆完全取消；而且整个剧场的结构也可能带来布景和舞台指导的差异。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所认为的“作者”应该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完全独立控制的思想完全不适用于类似戏剧这样具有合作性的领域。

作品权的归属问题一直阻碍着早期美国剧本的发行，同时也强调了口述艺术形式的本性。由于缺乏著作权的保护，剧作家们通过保留手稿的形式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除此之外，还因为出版的剧本大多也没有回报可言，所以早期戏剧中作家的生命力很短暂。另外，戏剧与小说之间的差异程度与相似程度同样明显。与小说不同的是，许多剧本从来就没有出版过；它们只是通过短暂的口头表演而被公众所知。大量的戏剧作品因此而消失，其中包括一些这个时代杰出的作家们的剧本。《比照》于1787年在纽约花园剧场一炮打响，奠定了泰勒共和国最重要的剧作家的地位；但是他处女作的成功并未帮助他以后的剧本出版一帆风顺。泰勒至少有两部作品，《小城镇的五朔节》(May Day in Town，1787)和《乔治亚的投机》(Georgia Spec，1797)被出版但是没有被保存下来，还有四五部作品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了一个半世纪，直到1941年才被发现和出版。罗森被认为曾经写过一部关于《威士忌酒暴动》[7](Whiskey Rebellion)的滑稽歌剧，改编过菲利普·玛森加(Phillip Massenger)的剧本，并创作了一部关于海外美国人的闹剧，而她唯一流传下来的作品只有《阿尔及尔的奴隶》。邓禄普在观看了《比照》之后于1787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戏剧《谦虚的士兵》(The Modest Soldier)。此剧与他其余大部分作品一起都无处可寻了，其中包括大多数的喜剧、改编剧和余兴短剧。

戏剧长期处于业余地位，其另一个影响就是使整个剧作家群体没有发展的动力。邓禄普在破产之后做了油漆匠谋生，正如他在《美国戏剧史》中所描写的那样，只偶尔写一些小剧本以“得到微薄的补偿来购买必须的生活用品”。在《美国戏剧史》中，邓禄普高度评价了由著名演员爱德温·佛雷斯特(Edwin Forrest)所带来的戏剧竞争，认为这是解决本土戏剧家生存问题的方法。但是事实上，这种由明星开出高价征集优秀原创作品，并把著作权转为己有的竞争通常使作家们的经济更加困难。稍后时期美国最天才的剧作家罗伯特·蒙哥马利·伯德(Robert Montgomery Bird)只从佛雷斯特那儿获得过一次报酬，而他的作品使这位演员的名声经久不衰。备受打击的伯德最终放弃了戏剧，转而开始小说的创作。他在日记中吐露道：“我真是一个大傻瓜，居然去写剧本!确实，大众需要戏剧，但是写小说要容易得多，而且可以使你的口袋很快地鼓起来。”

与戏剧成为自立的职业进程同样缓慢的是人们对戏剧主题中个人主义价值的接受程度。这种艺术类型与大众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国家独立以后，阻止人们尊重个人利益，而且与大众话题有关的剧本一直到19世纪都拥有大量的观众群体。以下三个事例整整跨越了国家的早期阶段。这三个剧本分别创作于1787年、1798年和1818年，它们是泰勒的《比照》、邓禄普的《安德鲁》以及佩恩的《布鲁特斯》。佩恩的作品是第一部在英语舞台上大获成功的美国剧本，其地位可以与欧文的《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1819—1820)和库珀的《间谍》相媲美，但是它与那些创造性的小说之间的相同点远没有与它戏剧前辈之间的相同点多。这三个剧本表现了典型人物构思之间的连贯性，以及他们对爱国主义理想的效忠。

尽管同期的英国戏剧对人们的影响很大，但是《比照》是一部鲜明的、值得纪念的美国作品，正如泰勒在序言中骄傲的夸耀：“我们可以合法地把此剧称为我们自己的作品。”它向我们介绍了文学中美国人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那位戏剧性的、坚决的民主主义者乔纳森——“我是曼利上校的随从”，当被称为仆人时他会这样辩解——使人不禁想起战后的场面，想起谢司起义、马奎斯·德·拉斐特(the Marquis de Lafayette)、著名演员托马斯·维格耐尔以及最新的法国时尚。此剧还吸收了一些当时主要的文化争论。它把传统的客厅喜剧转变为能引起共鸣的关于奢侈和美德之间的辩论。《比照》背离了英国传统，是一部带有改革精神的讽刺剧：此剧虽然善意地嘲弄了坚定的共和党人曼利上校，但是泰勒欣赏和宣传曼利所代表的价值观。第三幕中，曼利发表了关于希腊共和国失败的演讲，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公众道德的侵蚀，这是早期剧作家所要表达的共同主题的典型代表。曼利警告公众防备由“蔓德威尔部落”所提出的“一个国家如果要变得强大，必须首先要学会享乐挥霍”的思想，他呼吁整个国家应该脱离引发希腊自由毁灭的个人主义和争论：“在争夺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丢失了大众利益；人民如果团结，就可以武装起来与世界抗争，但是如果分裂就会土崩瓦解直至消亡。”

曼利对国内意见不合的恐惧使《比照》更显示出其所关注的事件带有时代性和政治性，这种关注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787年3月宪法大会召开的前几周。当时泰勒正在纽约，这次集会的催化剂是由一群来自西马萨诸塞州的对政府不满的农民债务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许多人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此次反叛的领袖马萨诸塞州丹尼尔·谢司是幕后操纵者，他向他的追随者的脑子里灌输了虚假的希望，即他们可以得到扩大的信用，并就此抹去他们的债务。这次叛乱者中相当一部分人是退伍老兵，人们指责奢侈和外国影响使这次反叛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投降后被要求进行效忠誓言，发誓放弃“对大不列颠英国国王、王后或者政府的一切忠诚、服从和顺从”。泰勒当时在被派去镇压起义的队伍中工作，在纽约进行另一件相关工作的时候，他去了约翰街剧院看戏。此次剧院之行激发了他开始写剧本的灵感。因此丹尼尔·谢司既代表了新生国家最重要的文化成就，又代表了建立这个国家的政治文献。(谢司也促使几个康涅狄格州的文人发表了《无政府主义者》[The Anarchist，1786—1787]，这是一个押韵两行诗的长篇激烈的演讲，把农民们攻击成一群无法无天的“欠债人”。)《比照》利用喜剧的形式来缓和费城代表与联邦主义宪法之间对立所带来的威胁。

在泰勒看来，纽约社会生活中充斥着虚伪和阴谋，这与各地区起义者策划反叛的行动之间有着相似的幽默。辉格伤感主义把对自由的攻击与强奸行为画等号；到18世纪80年代，那些获得大众支持的人已经把英国等同于性侵犯。约翰·亚当斯如此说：“民主是拉夫莱斯(Lovelace，色鬼)，人民是克拉丽莎(Clarissa)。这个狡猾的恶魔将引诱天真无邪的少女误入歧途，走向毁灭直至死亡。”泰勒的女主角玛利亚·凡·拉夫以同样的方式——起先似乎有些难以理解——把性行为不端与政治错误混为一谈，尤其是当她谴责性诱惑者蒂姆普(Dimple)的时候：

(他是)一个邪恶的下流之人，他唯一的品德就是有文雅的外表；他的行为动机只是不光彩地去征服毫无防御能力的人；他的心对爱国主义麻木不仁，因那些头脑空洞的女孩的喝彩而飘飘然；他华而不实的行为带来越多的叹息和眼泪，他就越感到荣耀无比。

大家有目共睹的是，这个“缺乏智慧的”拉夫莱斯也是穿着花花公子服饰的丹尼尔·谢司，一个伪君子，他利用毫无羞耻的阿谀奉承“慢慢地获取”人们的“好感”，而同时又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他们。蒂姆普是一个被上流社会所厌恶和害怕的英国化的“新人类”。为了掩盖自己低微的出身，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凡·党姆普灵(Van Dumpling)改为蒂姆普，并由于奢华的生活而负债累累。他特殊的追逐对象就是城市中的美女少妇们，她们极容易成为他的口中之物，因为他们有同样的嗜好——“对道德和他人的品行进行诽谤性的攻击。”蒂姆普诱惑女人的方式与政客们诱惑大众的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当面阿谀奉承，背后恶毒中伤。

正如约翰·亚当斯把人民等同于克拉丽莎一样，泰勒指出后革命时期的大众与变幻无常的女人之间有着相似点。这个比喻的中心是，女人需要具有权威的男人，而大众则需要具有权力的中央政府。玛利亚问：“当有人考虑到我们这个无助的性别所处的境地时，难道他还看不出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保护者，每时每刻都需要一个勇敢的人吗？”《比照》对曼利上校所代表的和通过宪法所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统治政权表示欢迎。它拥护一种顺从的政体，在这个政体中，女性化的公众把权力让位于“曼利式的(具有男子气概的)”领袖们，后者通过自身罗马美德的展现来阻止那些利己主义的暴发户。

但是与此同时，泰勒的戏剧对女性——还有公众——的判断抱有依赖和乐观的态度。曼利上校非但没有轻视女性，反而坚持把这个“古老的、过时的”传统毫无保留地向女性述说。“曾经有一次，”他时髦的姐姐夏洛特抱怨道：“在满满一屋的客人面前，他当着我的面说——你也许不会相信——一个绅士对女士表示尊重和爱慕的最好表现就是用友善的态度去纠正她的怪癖。”泰勒是一位温和的联邦主义者，他对公众接受和理解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的能力同样持有信心。《比照》的序言中，泰勒向他的观众声明：

当有人对你的错误进行轻微批评的时候，不要感到郁闷，

因为其目的是指出错误，然后进行纠正。

因此本剧作者对你们有完全的信任，

自由、清醒的人同样是心胸开阔和公正的人。

剧本的结尾，剧中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向观众们表明，他们欣赏真正的美德，容忍他人改正自己的缺点。夏洛特对自己痴迷于蒂姆普的行为感到自责，曼利携手玛利亚而赢得了这位“乡姑美人的芳心”。落幕之前，泰勒设计让曼利要求观众给予“共和国的掌声”；美国戏剧爱好者们把《比照》称为有关本土主题的第一部成功的美国戏剧。

曼利之所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的领导者的化身还有另一个原因：除了玛利亚，他是泰勒创作的角色中最“富有同情心”的人物，他把温情和公德心集于一身。在类似的小说，比如《夏洛特·坦布尔》和《卖弄风情的女人》中，强烈的感情表现都是发生在(虽然不仅仅是局限于)女性身上。极端的敏感被证明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特性，使女主人公把个人和个体的需求凌驾于其他事情之上，它把夏洛特·坦布尔引入歧途，使她抛弃孝顺父母的义务而与蒙特利尔私奔。伊莱扎·沃顿也同样屈服于自己的情感，拒绝接受家庭和朋友的忠告，并与一个已婚恶棍发生了非法的风流逸事。在这两个例子中，情感的放纵使女性向独立迈进了一步，但是同时破坏了对集体的忠诚，并以个人毁灭为最终代价。

《比照》是本土戏剧中第一部对小说中情感女性化进行有力辩驳的剧本。泰勒把敏感设定为男性的品质，把它引入公众视野，并吸收到戏剧的领域中去。确实，敏感在《比照》中成为一种政治美德，是领导人仁慈的表现，如果不具备这种美德，那他就会显得严厉、克己。曼利上校把乔治·华盛顿视为无私的爱国主义楷模，一生都努力模仿这位弗吉尼亚州党人，他把“健康和生命都献给(他的)祖国，为了完成如此伟大、严峻的事业而不求任何其他回报”。这位老兵还具有一颗“易动感情的心”，在善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方面不逊色于任何人。他热情洋溢地称自己的父母为“我生命的杰出作家”，把与他并肩作战的“勇敢的老战士”称为他的“家庭”，并为“任何可怜的事物而心中滴泪”。曼利不仅具有美德，而且具有感情，他丰富的情感迎合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兴趣。他开创了一个主要的戏剧潮流，以公德心的主题取代了早期小说中充满诱惑感的女性主角。他的舞台角色的后辈们包括邓禄普笔下的华盛顿和佩恩剧中的朱尼厄斯·布鲁特斯，这些英雄领导人们都曾一度为了大众利益而挺身而出，同时又因人类所付出的代价而暗自神伤。

在《安德鲁》中，诱惑小说的基本主题情感和责任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明显的公众模式。布兰德[8]——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反讽意味——是一个以平凡人的面目出现的夏洛特·坦布尔。他高度情绪化，通常没有自己的思想；在他成为英国囚徒的时候，安德鲁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安德鲁的慈爱左右了他的判断力。他为安德鲁乞求宽恕，从没有考虑过如此行为将对美国的事业可能带来的后果。而他的死对头是老练的军人麦党诺德，他认为判处安德鲁死刑有利于教育大众叛国的罪恶以及表示对英国的赤胆忠心。麦党诺德毫不犹豫地把国家置于个人情感之上，对处刑的间谍丝毫没有怜悯和同情，置布兰德的请求于不顾。他告诉布兰德，是你的个人爱恋而非无私的品德导致你崇拜一个“救了你的命而葬送了你的国家”的英国人。

乔治·华盛顿的出现是戏剧中布兰德极端的情感主义和麦党诺德无情的责任感之间的中庸之道。华盛顿赞同麦党诺德为了国家利益而判处安德鲁死刑的观点，但是他又承认这个年轻囚徒身上有优点，并对他悲剧的结局表示惋惜。一连串令人动容的企求，尤其是高潮部分安德鲁未婚妻满含泪水的企求，动摇了他的决心：将军转过身去遮掩自己的情感，并忏悔说他的“心碎成了两半”。此时，华盛顿似乎将屈服于那些多愁善感的女主角，但是邓禄普在表现了对主角的怜悯之后，依然抵御住了情感的诱惑，重申了国家利益的不可动摇性。英国暴行的消息重新唤醒了华盛顿的责任感——“我的国家，为什么，为什么我犹豫了呢？”他大声问自己——最终他下令执行死刑。5年之后，当邓禄普把《安德鲁》改写成《哥伦比亚的荣耀》中的片段时，他夸大了原剧本中的公众中心，创造了自耕农这个集体英雄的形象。把安德鲁捉拿归案的农民们成了整个事件的中心，取代了大家所熟知的华盛顿。与那个背叛了祖国并叫嚣“国家的利益见鬼去吧!我个人的利益就是生命的全部!”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不同，这些农民英雄们坚定地回绝了安德鲁金钱的贿赂，表现了他们共和主义者的美德。

佩恩创作的《布鲁特斯》似乎是《安德鲁》的另一个改写版本，剧中历经磨难但最终坚贞不屈的爱国者形象华盛顿由古老的罗马人取代。虽然这部剧是佩恩为英国观众创作的，但是对于美国人所进行革命事业来说，剧中的主角有着重大的意义。共和党人敬重布鲁特斯，因为他推翻了塔尔昆国王，把自由还给罗马。同18世纪戏剧爱好者熟知的阿狄森的《凯托》一样，《布鲁特斯》中有大量人们耳熟能详的警句，如“在一个到处都是奴隶的国度，只有傻瓜才会快乐”，以及“如果我们是战士，如果我们忠于自己的国家，我们终会成就伟业”。

佩恩笔下的布鲁特斯与邓禄普笔下的华盛顿所面临的窘境有相似之处，但是前者处境更加令人痛苦。他必须决定是否应该赦免还是处死自己的儿子蒂图斯。他儿子是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年轻人，爱上了暴君的女儿塔昆尼亚，并为罗马的敌人作战。佩恩承袭了大家所熟悉的那种感伤情怀小说的套路，描写了设置层层阻力的父亲、被爱折磨的有情人，并把这一切赋予了政治意义，颠覆了大家所喜爱的大团圆结局。剧本没有为年轻的恋人辩护，反而维护了父亲违背儿子的意愿而采取的毫不宽容的态度。蒂图斯向他的爱人哭诉：“让我，在那些爱我的人怀中，丢弃一个儿子的名义吧!”但是当罗马人纷纷倒在塔昆人面前呻吟的时候，他被爱冲昏了头脑，采取了放纵而且卑鄙的置家庭和国家于不顾的行为，他抛弃了所有割舍不下的感情，加入了暴君5的88军队。当蒂图斯被获胜的共和党人抓获的时候，塔昆尼亚有一段赞美浪漫爱情、认为爱情高于公民义务的演说，为蒂图斯企求生命。布鲁特斯回答说：“女人的美丽是为男人而生，但是高尚的人应该知道如何利用女人的美丽，而不是成为美丽的奴隶。”戏剧再一次否定了小说中的女性感伤主义：虽然布鲁特斯易受感情困扰，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痛苦，捍卫了罗马的公正。“罗马至高无上的行政长官所宣判的罪行，你父亲虽然心头流血但可以宽恕，”这位严厉的英雄哽咽地对儿子说。片刻以后，悲伤迫使布鲁特斯转过脸去，“内心充满了不安”，此时幕布缓缓下落，暗示着蒂图斯生命的终结。

1818年，戏剧不利于感情主义的表现，并把感情主义化解到公民目标中，这种现象比1787年更加明显，佩恩剧本的结尾就是一个最好的映证。此后，佩恩时而写政治剧，时而写令人流泪的情节剧。他不仅与华盛顿·欧文合作了《查理二世》(Charles the Second，1824)和《黎塞留》(Richelieu，1826)，而且创作了本世纪最流行的关于家庭生活的歌曲《家，甜蜜的家》(Home，Sweet Home)，此曲选自他的音乐剧《克拉丽》，又名《米兰的女佣》(Clari；or，the Maid of Milan，1823)。这个阶段，公共生活本身已经带有更加明显的戏剧色彩：19世纪的前25年中，美国政治中出现了罗马风格。此时政治和戏剧之间的亲密关系呈现出一种被诸如卢梭那样严谨的共和党人认为极其令人不安的形式。卢梭对表演的关注多于对事实的关注，他担心演员的表演会不真实，而这种不真实将会渗透到大众领域。1812年战争之后，一个自由的社会正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民主和市场的现实使演说者愈加具有号召力。相对于吸引力来说，内容退居次席，政治家和有抱负的演说家们都争相向舞台上的演员们学习如何抓住观众的心。

最积极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莫过于为帕特里克·亨利写传记的威廉·沃特(William Wirt)。这位弗吉尼亚州的爱国者曾经被一些人敬为国家最伟大的公共演说家，同时被另一些人辱骂为狡诈的煽动者。沃特希望把亨利包装成现代的政治典范。这位弗吉尼亚州人经常即席演说，所以他的原话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沃特的演讲才能与演员无异，如亚哈[9]或者汤姆叔叔一样成了新兴罗马理智的架构。沃特认为，“讲道坛、参议院和法庭”应该从诸如托马斯·库珀(悲剧演员，邓禄普花园剧院的主演)这样的“大师级的表演”中汲取灵感。沃特赞扬亨利具有成功演员所必须具备的吸引观众的能力。根据这位传记作家的描述，亨利并不依赖理智的实证来打动听众，他利用自己震撼的表演和声音从感情上征服听众。亨利的观众们说，亨利的表演“使他们5全89身发冷，毛骨悚然”。沃特笔下的亨利不仅预示着极端热情的演讲风格的胜利，同时也预示着美国政治的戏剧化。对于亨利来说，每一次政治场合都是“一个新的剧院”，可以来展示他的才能；正如沃特在总结亨利的成就时所说：“他集莎士比亚和加利克[10]于一身!”

沃特的《帕特里克·亨利的一生和性格》(Sketches of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Patrick Henry)出版于1817年，接近早期共和国时期的尾声，但是我们得把时间推至内战结束，才能完全理解美国生活中戏剧——政治结合的黑色讽刺。1865年的一个星期五，亚伯拉罕·林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观看《我们的美国兄弟》(Our American Cousin)时被暗杀，暗杀者名叫约翰·威克斯·布斯，一个同情南方者、对政府不满的演员。一些目击者说，当布斯从包厢跳到舞台上刺杀总统的时候，他嘴里高呼：“Sic semper tyrannus![11](永远打倒暴君!)”，似乎他本人就是一个现代的罗马爱国者。(这句话是南部联邦首府弗吉尼亚州的州箴言。)如果我们了解布斯的背景，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说出如此激烈的言辞。他的兄弟爱德温是美国南北战争前最重要的演员，出演了《朱利叶斯·凯撒》(Julius Casesar)一剧，此剧被美国观众认为是对诛杀暴君的辩护。布斯的父亲是一位极端的共和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演员，英国知名的悲剧演员，于1821年移民美国。他以被革命一代尊为伦敦自由意志主义英雄的约翰·威克斯为儿子起名。这位父亲的名字是朱尼斯·布鲁特斯·布斯；他最喜爱的角色，其实他也真正出演过这个角色，就是佩恩的《布鲁特斯》，又名《塔尔昆的陷落》中的主角。当他儿子在那个四月的夜晚、内战结束之时，在现实中真正选择了一个剧院，以实际行动出演同样的角色的时候，戏剧和政治真是难解难分、纠缠不清。

[1]特鲁里街(Drury Lane)：伦敦西区街名，曾以剧场集中而著称。——译注

[2]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72—1778)：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同时他也是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著名的作品有《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论经济政府》以及《自传》等。——译注

[92]内森·黑尔(Nathan Hale，1755—1776)：军人。177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775年参加大陆军。1776年被派到长岛刺探英军军事情报和计划，后被捕处死。就义前的遗言是“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可以奉献给我的国家”，被誉为“独立战争英雄”。——译注

[4]托加袍：古罗马男性公民在公共场合穿的宽松的由一块布制成的外衣。——译注

[94]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著作家。——译注

[6]加图(Cato，公元前234—前149)：罗马政治家，将军。——译注

[96]威士忌酒暴动(Whiskey Rebellion)：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农户反酒税暴动。该地农民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印第安人作战不力等不满已久，1791年的威士忌酒税法成为导火线，发动了暴动，后被联邦军队镇压。这也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在州际范围内使用军队镇压起义。——译注

[8]布兰德，英文的原文中是“Bland”，意思是“温和的、平和的”。——译注

[98]亚哈(Ahab)：以色列异教徒国王，耶洗别的丈夫。据《旧约》记载被耶和推翻。——译注

[10]加利克(Garrick，1717—1779)——这里指的是戴维·加利克，英国演员，剧场经理。以最早出演莎士比亚剧而闻名。——译注

[100]此为拉丁语版本，现代英语中为“Thus Always to Tyrants”，现为弗吉尼亚州的州箴言。——译注

第四章 诗歌

如戏剧一样，18世纪的诗歌是公共的、说教的艺术。整个形成期，在报纸上发表诗歌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这说明了诗歌的时事性，以及诗歌与美国人生活的紧密关系。诗歌很少涉及个人的想象和私人情感。相反，它主要关注那些在媒体上报道的广为人知的消息：战争、政治、著名人物的去世和其他公共事物。诗歌有社会身份，它存在于公众生活中，是报纸和杂志、大学毕业典礼和七月四日庆典，以及大街小巷叫卖的海报中必不可少的特色。

美国人吸取了英国传统中诗歌的影响，使诗歌的公众重心得到加强。在共和国特别受欢迎的早期诗人有威廉姆斯·莎士比亚和约翰·弥尔顿。这两位诗人被美国人认为是专门写公众主题的诗人，莎士比亚反对暴君专治，弥尔顿支持宗教自由，是现代最伟大的史诗作家。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达到顶峰的奥古斯都风格，或者叫新古典主义风格，在美国独立之后的若干年内占有主导地位。新古典主义抛弃了极端和特殊的表达方式，转为讲求“精确”和规则。在美国备受尊敬的早期诗人包括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以及乔纳森·斯威夫特，他们的诗歌主要涉及社会和政治事件，旨在教诲大众树立正确的态度。讽刺诗替代了个人化的抒情诗，成为这个时代最受人们喜爱的诗歌形式。美国人发现诗歌的这些重心与他们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帮助国家法制的诗歌的努力相吻合。虽然说传统甚至一个贬低主观主义的传统，能够培养与众不同的天才，而且在英国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美国，新古典主义手法远没有鼓励创新，反而压制了个人思想的表达。

诗歌的主题是公共性的，诗歌也在其他方面抵抗私人化。美国人从英国的过去获取了两个主要诗人形象：贫困潦倒的诗人和有绅士派头的在业余时间创作四行诗的业余诗人。按理说，这两种形象都不适合一个没有贵族阶层的民族，但是第二个形象符合共和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是“高贵的”，或者属精英文化——这种形象在年轻的国家非常有影响力。乞丐形象的诗人，至少作为一类人来说，并非不为美国人所知，但是这些人几乎对诗歌没有推进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中可以得知。富兰克林坚定地推崇小说，曾短时间里尝试创作叙事诗，但是随后就放弃了这种努力，因为他的父亲训诫他说“写诗的人大都是乞丐”。这两种标志向我们传达了关于早期诗歌一个重要的事实：诗歌适应职业化的进程非常缓慢，从来没有获得过曾被“自由”的小说所获得的市场吸引力。人们在各种仪式的场合听诗歌，他们在报纸上读诗歌，但是没有多少人会花钱买诗歌。诗人，无论是贵族还是乞丐，都没有从写诗中赚钱的机会。

固然，对诗歌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诗歌形式确实在这个时期出现，挑战了公共风气。美国诗歌滞后几年之后，加入到标志着18世纪后半叶英国诗歌特点的从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词形转换中。甚至在这个时代的初期，奥古斯都文学远不是唯一存在的文体。这种文化的滞后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成果的，它促使一些作家绕开当时流行的模式，有自由来发展非正统的文学形式。美国诗歌多元化的程度令人吃惊，包括残余的旧格式、实验性格律[1]、对感伤柔弱和口语形式的接纳，以及预示着浪漫主义的个人感受。女性诗人、非裔美国人、极具抱负的职业人也大量存在，虽然绝大多数人的诗歌依然受当时对形式要求的影响。然而，这种更加多样的、更加带有个性的笔调的存在，赋予了早期美国诗歌时常表现为分裂和对立的特质，这种特质预示着其后在文化中的分裂。分裂代表的一方是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另一方的代表是公共的、说教的炉边诗人(Fireside Poets)。共和国初期的代表诗人菲利浦·弗瑞诺完全没有能力来融合这些分裂。

共和国时期的杰出人物乔治·华盛顿与诗歌的联系比与戏剧的联系紧密得多。华盛顿是“美国的米西奈斯[2]”(American Maecenas)，他通过直接赞助来鼓励本土诗歌的发展——他预订了20份乔·巴洛的《哥伦比亚的远见》——他允许作者们把作品直接题献给他，但是只具名为“哥伦比亚最钟爱的儿子”，这位国家的战士——政治家的英勇行为可以用歌曲来颂扬。华盛顿赋予共和国以人性，有许多诗歌来赞美他。1799年华盛顿的去世激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浩瀚的挽歌和致辞的创作。事实上，美国每一座城市和每一张报纸都对他的去世发表了富有诗意的布告。

关于华盛顿逝世的诗文与绝大多数同时期的诗文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带有教导意义并且辞藻华丽，呼唤听众(读者)吸取教训或者采取某种行动。除了格律和韵律以外，诗歌并不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语篇。诗歌成为道德和政治的奴仆，用蒂莫西·德怀特在《格林菲尔德山》(Greenfild Hill，1793)中的话说，就是诗歌有能力使道德和政治规则“更加深入人心，使人铭记不忘”。巴洛在《玉米粉糊》[3](The Hasty-Pudding，1793)中列出的做布丁的方法可谓这个时代诗歌创作的诀窍：“用蜜糖点缀诱人的美食，像诗人一样，把糖果和有用的东西混杂起来。”(巴洛在重新诠释贺瑞斯，后者最有影响的作品《诗歌》中规定，文学应该传达娱乐和指导。)诗歌坚持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为首要。莫西·奥帝斯·华伦在《罗马洗劫》(“The Sack of Rome”)[1790年发表于她的《诗歌、戏剧和其他主题》(Poems，Dramatic and Miscellaneous)中]一文中说：“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为美德添砖加瓦。”巴洛在《哥伦比亚德》(The Columbiad，1807)中声明：“我的目标完全是道德和政治性的。”正如他们在作品中把美学和修辞融为一体，这些诗人们除了从事文学事业以外，还从事其他职业。比如，约翰·特鲁姆布是一位法官，巴洛和大卫·汉弗莱是外交家，弗瑞诺同时担任邮局的职员、报纸的编辑，而且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一艘船上的船长。

华盛顿的挽歌如这个时期绝大多数的诗歌一样是为一个具体的场合而创作的。韵律的灵感通常与诗人的内心世界无关，而与政治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大学、爱国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要求密不可分。最适合诗歌创作的场合是军事活动：1781年战争时期，弗瑞诺一个人就发表了很多诗歌来纪念康华里[4]的投降、尤陶温泉血腥的战斗以及勒·邦·候姆·理查德(Le Bon Homme Richard)对塞拉菲斯(Seraphis)的胜利。应“订单”而作的诗歌是作者和读者—购买者之间共同的创作成果，后者的要求可能决定话题或者主题的选择确定。这样的诗歌进一步证明了此种文学体裁拒绝与公众生活相隔离的特点。罗伯特·特里特·潘恩(Robert Treat Paine)虽然现在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但是他一度被誉为最著名的新英格兰的名流雅士，一生的创作都是应他人之约。他的作品包括一篇由波士顿女子救济院委托的关于孤女的诗歌以及马萨诸塞公益火灾协会为了纪念一场毁灭性火灾于1804年资助的诗作《街道成为废墟》(“Ode. The Street Was a Ruin”)。

读者也通过订阅出版加入到诗歌的创作中，这种现象比在戏剧或者小说领域中更加普遍。因为诗歌通常都卖不出去，读者订阅出版这种形式有助于补偿出版的成本。通常的做法是在书籍的开头或者结尾列出订阅者的名单(有时名单会有十几页之长)，把购买者宣传为艺术的资助者。从印刷角度来说，独一无二的创造者的概念退居次席；实际上，诗人有可能隐瞒自己的姓名而放弃了著作权，因此订阅者比诗人本人得到了更多的广告宣传。

读者参与诗歌并不仅仅局限于那几个出现在订阅者名单上的人。共和国早期诗歌流行的口述形式，比如歌谣和歌曲，通过把人们组织起来共同表达爱国主义的情怀而帮助国家意识的形成。这些歌曲应该由大批的人一起吟诵；结构中的叠句或者简单的重复邀请听众加入演唱，比如无名氏创作的《内森·黑尔民谣》(“Ballad of Nathan Hale”，1776)中的歌词：

只有五分钟，短暂的时刻，没有再多，

让他悔悟；让他悔悟。

他为母亲祈祷，他别无他求，

他上了天堂；他上了天堂。

并非所有的流行诗歌都起源于口述文学或者出自无名之笔。《独立宣言》签署者之一弗朗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以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事件为基础，创作了歌谣《木桶的战斗》(“The Battle of Kegs”，1778)；多才多艺的诗人和小说家苏珊娜·罗森是著名的祝酒歌《美国，贸易和自由》(“America，Commerce and Freedom”，1794)的作者。美国人依然一起唱歌的风气(虽然实际上是不能演唱的)源于几年之后：1812年战争期间，当观看英国炮轰的时候，弗朗西斯·斯各特·基创作了即兴诗句，这些诗句之后成了国歌。

这个时代的诗歌与国家意识有着紧密联系。对于后期作家们来说，那些不甚相似甚至是相互敌对的类型之间的结合对于后革命一代来说则是一种自然的联盟。诗歌对共和国的责任是双重的。首先，一个伟大的民族创作伟大的诗歌；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学，正如他们拥有自己的政治体制和统治者一样。诗歌可以在美国人心目中建立荣誉感——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她甚至优越于欧洲的王国。美国人的诗歌证明了转化(translation)理论，即人们相信，大英帝国和帝国的艺术将往西方传播，新世界将会快速地超越旧世界。这种理论的出现先于革命战争——它的根基很久远——理论的传播是由英国人自己完成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他在1752年宣称：“帝国正在西进的路途中。”蒂莫西·德怀特是数不胜数的美国诗人中改写了伯克利主题的人之一：

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在荣耀中崛起，

世界的女王，天之骄子!

你的天赋是支配你的力量；看哪!

长久以来你的光辉展现，带来无限喜悦。

你的统治庄严高尚，千秋万代，

你拥有最肥沃的土地，最宜人的气候；

愿来自东方的罪恶永远不会玷污你的声名；

愿自由、科学和道德成为你的美誉。

以上德怀特的诗句(选自《哥伦比亚》[“Columbia”]，1778)表明，诗歌也负有表达年轻国家特色的义务。作为一个崭新的实体，美国急需国家的界定和合法化。诗歌给“美国”这个词赋予意义；它向她的公民和世界明示这个国家的意义。通过解释和赞扬共和国的特殊美德，诗歌为国家创建了自己的身份。诗人们担任政府官职和立法者并非偶然，因为他们直接参与国家的规划和构想。诗歌在格律和韵律上是国家奠基的文献，是《独立宣言》和《宪法》的文学等同品。《独立宣言》的作者托马斯·杰斐逊也写了一篇关于打破韵律学旧习的论述。这两者之间的转换非常自然，因为杰斐逊把诗歌和政治看成相辅相成的事业。

许多人认为，诗歌如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美国文化中发挥着同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作家们希望能够创作一个本土史诗，使共和国的成就名垂千古，与《伊利亚特》(Iliad)和《埃涅伊德》(Aeneid)相媲美；因此以“亚德(iad)”为题目的诗作大量涌现。这些作品追溯了自由的历史，从古希腊和罗马自由的诞生一直到自由在新世界的开花结果；它们详细地描述了美国的殖民过程，回顾了独立战争中的重要事件，从《印花税法案》、“波士顿惨案”、富治山谷一直到《巴黎条约》。巴洛的作品是对大题材叙事诗的最大胆的尝试：当他把《哥伦比亚的远见》重新改写为《哥伦比亚德》的时候，他加上了维吉尔风格的开头：“我赞美马立纳，他第一个把东方的旗帜飘扬到西方的世界中。”巴洛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对由荷马和维吉尔提出的毁灭性的政治学说的矫正，因为他们都支持君主政体，“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带来的益处”。其他准史诗作家们把自己对事实的忠诚与古代作家对言过其实的嗜好相对照。现代史诗如小说一样，宣称忠于“真理”，其创作目的是尊重人物和事件。保存国家的传统遗产阻碍了作家们的想象力。正如莎拉·温特沃兹·莫顿(Sarah Wentworth Morton)在她的《贝肯山》(Beacon Hill，1797)中所说：“毫无价值的作品源自毫无生命的主题，那些充满幻想的诗人们哪!”

艺术家个体在如此的形势下再一次退居次席。在乔·巴洛之前，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理查德·斯诺登(Richard Snowden)于1795年发表了题为《哥伦比亚德》，又名《美国战争之诗》(The Columbiad，or，A Poem on the American War)的史诗。斯诺登希望有更优秀的诗人能够超越自己。他发表作品从不署名，也不保留著作权。他没有“作者、诗人或者历史学家的虚荣”，他最大的期望就是自己寥寥的“关于美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诗句能够“激发那些更受到缪斯垂青的诗人们的灵感，他们将接过这个艰巨的任务，并发扬光大”。斯诺登本人从不吸引公众的视线，在创作的十三个诗章中(每一个诗章献给一个州)，他高度赞扬了几十位献身独立事业的爱国者，包括华盛顿、约翰·亚当斯以及“勇敢的”塞缪尔·哈格少校。

除了古典作品以外，美国人还利用基督教经文和英国文学作品来帮助表达他们对共和国的敬意。尤其是随着与英国关系的恶化，诗人们重新开始利用17世纪、18世纪早期的叙事内容，那个时候美国人被描写为逃离压迫、寻找乐土的民族。当弗瑞诺和休·亨利·布雷肯里奇1771年为普林斯顿毕业典礼创作《美国升起的荣耀》时，他们用一个千年预言作为结尾，此预言在这块大陆上流传了150年：“迦南[5]在此，另一个迦南将超越古老的迦南，这一切从毗斯迦山顶上可以看见。”另一位诗人詹姆斯·艾伦(James Allen)受到波士顿惨案的震撼，对乔治三世发出了圣经般的警告：“法老，住手，住手：克制住不敬的手，也不要引诱我们灵魂走得太远。”德怀特也迎合了这种对美国史诗的要求，他把华盛顿描写为约书亚，并把革命寓言化为以色列的《征服迦南》(Conquest of Canaan，1785)。

德怀特的诗歌借用了奥古斯都时代文学气势恢宏的对句以及弥尔顿高贵的风格，证明了这个时期美国本土的诗歌尽管充满了民族热情，但是依然完全承袭英国的模式。德怀特也许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狂热的爱国主义赞美诗《格林菲尔德山》最初的创意使他“在几个部分模仿许多英国诗人的风格”。无人能够逃避蒲柏的影响，他对押韵对句炉火纯青的娴熟使用激发了无数美国追随者的灵感。蒲柏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他的崇拜者，比如一位《每月波士顿文选和评论》的评论家，在1805年激烈地反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平庸模仿的做法：“诗文的工匠们只要依赖蒲柏的作品，就可以找到我们语言中音乐般美妙的节奏，创作和谐诗句的工作变成了世界上最轻而易举的事情。”

人们对规范性格律和韵律有着不可抗拒的喜爱，其影响远远没有局限于某一位作家。美国诗歌在韵律上的毫无创意一如它在主题和形式上的平庸。绝大多数诗人遵循传统的韵律对句或者大家所熟悉的四行诗格律，如abab或abba。他们按照英语作诗的主要格律体制抑扬格创作，交替使用非重读音节和重读音节，同时他们使用一行诗四至五个韵脚的标准、六步格诗、五步格诗。甚至当诗人们避开韵律创作的时候，他们仍然依照规范要求进行循规蹈矩的写作。像其他模仿莎士比亚的诗人一样，莫西·奥帝斯·华伦在五步格诗中运用了一段空白诗文来创作她的历史剧《罗马的洗劫》和《卡斯提尔的姑娘们》。

一组被称为康涅狄格才子的作家们(也被称为哈特福德才子)是早期美国诗歌精神的缩影。其中主要的成员有特鲁姆布、德怀特、巴洛和大卫·汉弗莱，次要成员包括莱缪尔·霍普金斯(Lamuel Hopkins)、里查德·艾尔索普(Richard Alsop)以及埃利胡·哈布德·史密斯，史密斯是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的朋友和第一本本土诗歌选《美国诗歌》(Amerian Poems，1793)的编辑。这些才子们以一个团体的身份出现，即使他们单独写作，也给他们的作品以集体创作的特色。事实上，这些人分头合作，共同创作了几部具有时代性的、高度帮派性的诗歌：以丹尼尔·谢司和新英格兰后革命时期的社会动荡为靶子的仿英雄诗《无政府主义亚德》(Anarchiad，1786—1787)和《回声》(The Echo，1791—1805)讽刺了当代报纸文体，后又发展成为对“法国革命的异端思想”的攻击。他们把自己归属于一个诗歌团体，这些才子们经常相互写书信体诗文(尤其是汉弗莱和德怀特)，相互诠释彼此的语言，互相收编对彼此作品的赞美(如巴洛的作品《哥伦比亚的远见》)。

这些才子们是公共诗人，希望通过他们的事业和写作推进大众利益，其中汉弗莱在革命期间是华盛顿的副官，巴洛把一生献给了公共事业，他在波兰去世的时候正在完成一项对拿破仑的外交公务。所有才子诗人们都创作关于爱国和说教性的格律对句，比如特鲁姆布创作的对托利党人(其次对辉格党暴民)休迪布拉斯风格[6]的讽刺诗《姆芬格尔》(1775)，汉弗莱为提高部队士气而创作的《美利坚合众国部队之诗》(A Poem Addressed to the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780)以及德怀特和巴洛的史诗。特鲁姆布是这些人中首位成名的诗人，他在1772年发表了《达尔尼斯的进步》(The Progress of Dulness)中的第一部分。这是一部讽刺高等教育的诗作，主要内容是描写一个叫做汤姆·布莱恩利斯(Brainless[7])的牧师学生遭遇的不幸。特鲁姆布当时是耶鲁大学的指导教师，他希望大学课程能够更加注重“有用的知识”，减少毫无思想的对经典作品的偶像崇拜：

噢!多么希望看到这样一天，

理智指引着年轻人。

·　　·　　·　　·

让古典的艺术得到应有的尊重，

让年轻人看到它们的缺憾与美妙之处；

教授年轻学子该模仿何处，该改进何处，

指出艺术的用处和目的。

1773年，特鲁姆布发表了此书的第三部分，他的诗歌同时也抨击了牧师的无能和女性教育的不完善，后者限制了女性阅读“小说和戏剧，(这是智慧闪烁的领域/一个自然界无法造就的领域)”。

特鲁姆布的《达尔尼斯的进步》是匿名发表的，这是他和其他几位才子共同具有的贵族式矫情做作的表现。德怀特避免正面的匿名，有时他在作品上署名，有时不署名；他通常在作品完成数年之后才发表，保持一种对声誉和金钱漠不关心的姿态。除了康涅狄格农夫之子的巴洛以外，其他的才子们都是文学绅士，政治上比较保守。他们位居共和国的上流阶层，顺从18世纪后叶新英格兰相对团结的社会秩序。当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显露出分歧，但是才子们依然效忠于它的价值观，对于个人主义和文化商品化等这些社会瓦解的种种迹象不以为然。除了巴洛以外，所有的人一生都是热情的联邦主义者，他们坚持地方分权主义，蔑视托马斯·杰斐逊的追随者，认为他们是奴隶所有者和暴发户。

这种保守的观点最早出现在《姆芬格尔》中。虽然对革命民众的漫骂是通过托利党人之口，但是后来它成了联邦党人对谢司党徒和共和党人口头攻击的武器。德怀特的作品《格林菲尔德山》和汉弗莱的《美利坚合众国勤劳之诗》(A Poem on the Indust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04)阐明了才子们心目中理想社会的特点：稳定的、中等的，不受资本主义发展困扰。(汉弗莱诗作题目中的“Industry”指的是劳作或者勤奋，不是工厂生产。)德怀特赞美康涅狄格拥有“多年不变的习惯”，没有贪得无厌；在康涅狄格，各种社会阶层和睦相处，但是阶层之间泾渭分明：

在这个社会的阶层(如果我们称其为阶层，

各阶层相互融合，

就如七色造就了美丽的彩虹，

色彩斑斓、交融一体)

各自进行公平的竞争，

保留着进步生活的特色。

才子们信仰文学的共和，而不是文学的民主，他们不欢迎文学的局外人，也不赞成对新古典主义的脱离。汉弗莱与他的同僚们一样坚信，上帝“从没有为所有的人类提供同等的条件”，他引用了蒲柏的一段话，用来攻击那些侵入文学圈的人。在1787年谢司叛乱期间发表的《为自己和朋友刮脸的猴子》(“The Monkey Who Shaved Himself and His Friends”)中，他利用一个割了自己喉咙的动物来进行说教：

那些不会写作但是手拿笔杆的人呢，

将会伤了自己，也会伤了朋友。

虽然其他的人能自如地运用笔墨，

但是傻瓜永远不要乱动带尖的东西。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这些才子的诗歌在风格和内容上大体相似，作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异，都缺乏个性的声音和表达。

这个阶段带有明显个性的一位作家就是罗伯特·特里特·潘恩。他创作了许多挽歌和抒情诗，并受哈佛大学委托创作了两首著名的诗歌：《文学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Letters”，1795)和《不可动摇的热情》(“The Ruling Passion”，1797)。他的诗歌采用蒲柏式的对句，受到他同时代人的推崇。威廉姆·卡伦·布莱恩特在潘恩去世几年之后形容他是“一位杰出的、误入歧途的天才”，认为他的作品比那个年代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都表现出更多的“虚假的高尚”。布莱恩特认为潘恩虽然忠实于奥古斯都文学的规则性，但是在他的诗歌中可以体会到一种“丰富的想象”。潘恩所使用的极端的比喻和象征似乎是姗姗来迟的玄学派诗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浪漫主义的雏形。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他对于别出心裁的构思有着特殊偏好，那就是在《不可动摇的热情》中关于外国冲突的那个章节。潘恩写道，但愿大西洋永远使美国远离“欧洲的狂风暴雨”，或者，如果骚乱不得不使两大洲摇摇欲坠的话，“但愿命运来主宰这衰败的帝国，当大洋沉落的时候，一座阿尔卑斯山脉将耸立在两大洲之间!”

潘恩诗歌中的创意远没有他生活中的创意那样丰富。他在同时代人中享有名声是因为他是一个放荡风流、超脱的天才。潘恩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望族——其父亲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潘恩因为使用“污言秽语”而被大学勒令休学，在此期间，他离经叛道的行为令他的崇拜者吃惊不已。潘恩不顾家庭的反对与一位女演员结了婚，之后抛弃了合法的事业，开始放纵自己“自然的散漫”，沉溺于美酒和戏院。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形容的那样，贵族式的气派、放荡的举止以及“真正诗意化的对服饰的不在意”使潘恩成为世纪之交波士顿独一无二的人物。最终贫穷和疾病迫使他栖息于其父亲的屋檐下，去世时仅38岁。朋友们认为他的早逝是因为他对于艺术过于敏感。

潘恩是美国第一位“讨厌的诗人”(poet maudit)，是埃德加·爱伦·坡的先驱，他在文化中起到了两种象征性的作用，虽然这两种作用是相互对立的。显而易见，他本人证实了共和党人认为艺术是不实用的偏见。由于缺乏这个新兴国家所倡导的勤劳的品德——正如他传记作者说的那样，“没有任何责任感、没有任何做有益于他人事情的动力、没有任何成名的抱负能够驱除他根深蒂固的怠惰”——潘恩的例子给大家发出了警告：成为艺术家是危险的。人们只要以他为鉴，就能认识到，社会上有许多其他值得尝试的事业。

除此之外，潘恩更应该被认为是精神的贵族。他的一生体现了绅士派头的业余作家正在慢慢成熟为浪漫主义的叛逆者，这两种形象的统一点在于，它们与商业文明的物质中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很明显，贵族阶层为了使美国文化接受这种形象下了赌注。这种投资显而易见：潘恩享有名流阶层对他的资助。这些人和组织付给他丰厚的报酬：哈佛大学为《文学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Letters)付出1500美元，马萨诸塞公益火灾协会为一首联邦歌曲《亚当斯与自由》(“Adams and Liberty”，1798)付了750美元的酬金。潘恩的例子“证明”，虽然美国无情地往19世纪民主市场的社会发展，但是它依然造就了一批敏感的、古怪的艺术家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比普通人高得多。潘恩的传记作家写道：“如果说那些继承巴拉斯派[8]的人们体验到一种只有诗人才能体验到的快乐，那么可以这么说，他们也体验到一种只有诗人才能感受到的忧伤。”上层社会在潘恩身上看到自己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优越性——这个阶层超脱在与共和国争夺利益的斗争之外。他们更加需要潘恩，因为美国与英国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没有真正的贵族阶层，同时还因为他们与社会其他阶层一样避免不了市场的诱惑。作为精神贵族，潘恩代表了社会演变过程中的消极形象，但是这个形象也是社会中一部分人进行自我辩白的依据。

潘恩“罗曼蒂克”、孤僻的个性是这个时代诗人初次登场的表现之一。另一种表现是职业化，或者说是准职业化。虽然在英国或者美国，几乎没有诗人能够依靠写作谋生，但是在共和国初期，有几位诗人努力经营他们的写作事业。巴洛在此方面如他在政治和宗教信仰上一样，是才子们中与众不同的一位：他皈依了激进主义和自然神论；其支持法国革命的行为使他的朋友们大为震惊；他最终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巴洛下定决心把自己的诗歌变成市场交易的商品。他积极参加美国第一个版权法——康涅狄格版权法运动，热情支持文学应该成为私人财产的观点。他主张，如果一个国家中没有“能够有足够的金钱进行一生学习的绅士阶层，或者有足够的金钱来资助他人进行学习”的话，那么保护作者就势在必行。

事实上，巴洛的文学生涯说明了资助体制持续的存在以及资助体制的无谓，甚至于诗歌商品化的不可能性。巴洛不得不花费四年的时间来为《哥伦比亚的远见》招揽订阅者以保证足够的订单，之后才能付诸印刷。以这种出版方式出版，诗歌的题献和购买者名单中既包括贵族也包括平民。《哥伦比亚的远见》题献给“最尊贵的陛下、法国和纳瓦拉国王路易斯十六世”——这位国王同意购买25本书，是热情的共和主义作品最不协调的资助者。整个订阅单可以说是包括了整个国家，实际上使共和国成了《哥伦比亚的远见》的资助者：除了华盛顿以外，768位文学朋友提前订阅了此书，包括富兰克林、拉斐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潘恩、亚伦·伯尔(Aaron Burr)以及117位革命军队的军官，这些人按照地位高低排列在订阅者的名单中。20年后，由于在地产方面的投资赚了钱，巴洛可以自己资助出版了。他花了大量的钱来出版由自己修订、扩充的史诗，装潢精美并配有插图。《哥伦比亚德》出版时没有订阅者，此书无私地献给“我的国家”，但是以令人望而却步的每册2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就突出表明了诗歌市场化的难度。

另一位脱离了新古典主义模式的抒情诗人是大卫·希区柯克(David Hitchcock)。他和巴洛一样出自非贵族家庭，接受了有限正规教育，本人是一名鞋匠。一般而言，人们认为19世纪的诗人，比如艾米莉·狄金森和沃尔特·惠特曼等是从古典和流行的形式中得到了灵感，而更加恭顺的18世纪的诗人们则是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得到灵感，是从社会精英阶层一直渗透到无名之辈。希区柯克是这种趋势不完全的一个例外，他把“阶层”这个主题带入到美国诗歌中。发表于1806年的《大卫·希区柯克的诗歌作品：带有柏拉图、骑士和庸医的影响以及狐狸的精明》(The Poetical Works of David Hitchcock：Contagion the Shade of Plato，Knightand Quack，andthe Subtlety of Foxes)向波士顿对于不允许工匠进入共和国文学圈的规定挑起辩论。这些初始的诗歌为这种挑战提供的理由非常不充分：他的诗歌采用了传统的韵律对句，赞同了那些可能已经被才子们津津乐道过的社会保守观念。希区柯克只表现出一种工匠激进主义常有的特点。在由希区柯克本人撰写的献给出版商的前言中，他坚持自己通过诗歌表达思想的权利，尽管有许多人劝说他应该“扔掉你的笔杆，握住赖以生存的修鞋楦”。希区柯克没有任何绅士般的虚伪，他坦言，希望从创作诗歌中获得一定的报酬来补贴作为鞋匠的收入。“看起来他只是希望通过头脑和双手的共同努力，能够使自己获得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

在这一点上，与其说希区柯克代表了一种个性的呼声，倒不如说他是美国文学中崛起的新人，预示着战前更加民主的文化的到来，文学精英阶层快速地把他提升到一定的位置。一位《每月文选》的批评家，也可能就是那位一年前刚刚谴责过那些模仿蒲柏风格的“诗歌工匠”的人，强烈反对文学上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混乱不堪。一度只有那些“从独特见解和不懈学习中汲取养分”的高雅人士才具有的灵感，现在被在手工台上劳动的人所感知，败坏了诗歌的名声。“在缝制鞋子和创作诗歌中，难道有高深莫测的联系？难道有内在的类比？我们茫然。”因为“职业诵歌人(rhapsodist)”(这个词是希腊语的说法，指吟诵史诗的人)来源于缝制和缝针两个词的组合，我们唯一的猜测就是这位批评家开了一个只有圈内人才能够欣赏的玩笑——这个玩笑只有读过古典作品的读者才能理解其内涵，但是像希区柯克这样的自学成才的人恐怕就难以领会其意了，因此这就又一次强调了鞋匠成为诗人的不合适。总之，这场斗争是顺从传统和民主自我表白之间的战斗。此冲突是休·亨利·布雷肯里奇作品《现代骑士团》中虚构人物法拉格上校和提格·欧·里根之间斗争的再现。作品中，当上校让他的仆人放弃其拥有的社会抱负的时候，使用了与诋毁希区柯克的人同样的词句：“让修鞋匠握住他的修鞋楦吧!”

希区柯克根本不甘心接受《每月文选》如此的定论。这次在他的诗歌中，无论是从诗歌技巧还是阐明一些不被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方面，确实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六年以后，他的作品《社会监控》(The Social Monitor)见诸印刷。这是一部“诗意的字典”，其中包括用诗歌的形式对诸如“幸福”、“自由”和“跛行(hobbling)”下的定义，而“跛行”正是《每月文选》人对那些被他们视为暴发户的作者们进行责难时使用的字眼。希区柯克的诗句充满智慧，语言流畅优美，他以一个坚定的现状维持者的身份出现，假装对那些“跛行之人(hobbler)”想方设法地涌进各行各业尤其是不知羞耻地挤进文学界这个“高雅、伟大的市场”的行为表现出恐惧。他抱怨道，这种现象的结果将会玷污文学，颠覆社会秩序：

仅仅假设一次下面的情景：

“年轻的克里斯普，那个鞋匠写了一本书；”

他的朋友们开始瞪大了眼睛，惊讶不已：

“他大字不识，小字不认，

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太不可思议了!

·　·　·　·　·　·　·

学习？那是个骗局，是个笑话!

·　·　·　·　·　·　·

克里斯普写了一本书，大家都看见了吧；

我们的智力也不比他差；

像他一样，我们也要放弃我们仆人的工作，

扔掉皮革、楦头和锥子，

脱下我们普通人的衣服，

去出版业碰碰运气吧。”

“跛行者”创作了大量的流行诗句，颠覆了强调韵律的抑扬格四音步句。虽然处在社会底层人们的呼声出现在引号中似乎很安全，但是他们的思想在作品中随处可见，揭露了文学卫士自负浮夸、歇斯底里的嘴脸。

希区柯克的语调和前言并没有使用讽刺来指责《每月文选》人把自己定位为文化的独裁者，他更加倾向于利用民主和市场——在上流社会的批评家眼里这些是阻碍美国文学发展的力量。他说，即使是那些跛行作家们也“有与他们的同胞们相同的自由”；他们有权利写书，并由公众决定是否购买60他3们的书籍。虽然希区柯克的事业不太为人所知，但是很明显，他的诗歌赢得了相当多的读者，并获得了一些成功。他所有的书都没有通过唯一的订阅方式出版，而且其中一本《社会监控》非常畅销，并在1814年再版。

另一位打破传统的诗人是奴隶菲利丝·惠特礼，虽然在某些方面她依然非常墨守成规。惠特礼是当时最重要的非裔美国艺术家，她身上体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她本人奴隶的身份使她与同时代的白人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又增加了与他们的联系，同时这个身份使她具有一定的与共和国传统相对抗的主张。在18世纪，个人不允许拥有著作权这一传统对惠特礼来说有特殊的含义。她本人远不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实际上她属于一个叫约翰·惠特礼的人。约翰·惠特礼是富有的波士顿商人，他妻子在1761年买下这位年轻的奴隶女孩之后不久就开始教她读书写字。她的姓甚至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她的主人。她的教名菲利丝则是那艘把她带到美国的运送奴隶的船的名字。

惠特礼不得不通过白人的帮助来“说话”。因为她没有自己合法的身份，所有完全依靠其他人来出版自己的诗歌作品。她的处女作，也是唯一的一部诗歌作品《关于各类宗教和道德主题》(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Religious and Moral，1773)完全是由委托人代理：书的出版是通过订阅方式，整本书题献给贵妇人亨廷登伯爵夫人。除此之外，为了证明惠特礼的作者身份，作品由她的主人和其他17位名声显赫的波士顿人签名，包括托马斯·哈奇逊、詹姆斯·波都因(James Bowdoin)以及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等。这些白人同胞们还不足够，惠特礼还需要权威们来证明她创作诗歌时紧随当时流行的形式和风格。39首诗歌多数都是意在表现辞藻技巧的(也就是那些意在赞颂的诗歌)，而且技巧上没有创意，主要受到蒲柏的影响。绝大多数诗歌的主题是死亡，只有两首例外，《关于道德》(“On Virtue”)和《为新英格兰剑桥大学所作》(“To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in New-England”)，而且这两首诗歌脱离了流行的韵律，带有黑人诗歌的风格。

惠特礼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她坚持强调自己的特点，并把诗歌作为潜在的收入来源。她利用自己没有自主权、奴隶的身份和黑皮肤证明自己的独特性，尤其是她利用自己的种族来宣传和销售诗作。创作《关于各类宗教和道德主题》的时候，她还是个奴隶，但是她自己身份的印记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卷首插画中有她坐在写字台前的雕版画；首页中作者标为“菲利丝·惠特礼，新英格兰波士顿约翰·惠特礼先生的黑人奴仆”；真正作者标为“菲利丝，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另外还有十几首诗强调了她非洲血统，虽然没有明显的标注，但是那种种族骄傲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推销方法非常奏效：无名小卒惠特礼，一个连名字都不属于自己的人，其声誉甚至超出过了威廉·卡伦·布莱恩特之前的任何一位美国诗人。此外，当1773年获得解放不得不自谋生路的时候，她积极推销自己的作品。她恳求图书销售商的帮助，自己销售书籍，并在报纸上做广告，而且做这所有一切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提及自己的种族。菲利丝·惠特礼到处受到夸奖，同时也在宣扬她黑人价值的思想。在随后的十年中，她继续创作诗歌，并在诗歌中更加公开地宣扬自由、赞颂美国的事业，并把这一切与那些受压迫的人民联系在一起。她也毫无畏惧地谴责那些一方面抵抗英国暴政而另一方面又使用奴隶的人的虚伪嘴脸。正如在挽歌《伍斯特将军之死》(“On the Death of General Wooster”，1777)中，她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写出了这位爱国者的最后呼吁：

但是，我们会发现

那些虔诚接受上帝旨意的人们

是多么的专横和冷酷!他们玷污了

非洲清白无辜的人们，并给他们套上了枷锁。

让美德占据人世——回应我们的祈祷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们也将获得充分的自由。

菲利丝·惠特礼的悲剧在于，历史进程朝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方向发展，这对于她的生活和艺术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白人主人一家的去世使她失去了那些有广泛社会关系的赞助人，同时1778年她与一位自由黑人约翰·彼得斯的婚姻也使她陷入贫困之中。次年她开始为自己的第二本诗集做广告，以寻求订阅者。这本诗集题献给靠自立奋斗而成功的美国传奇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也许菲利丝·惠特礼认为自己与富兰克林之间有着某种密切联系。广告中，她把自己描绘成“这块土地上不同寻常的人”，希望得到订单以使“燃烧在这位年轻的黑人胸中的神圣火焰永不熄灭”，但是广告并未获得很大的回应。战争正在进行中，没有了有钱人的支持，菲利丝·惠特礼不再有可能去检验英国人的兴趣了——她的第一本书起初在伦敦发行——发起的订阅实际上从没有得以实现；公布的33首诗中有28首已经遗失。在她的一生中，还有几首诗以单页的形式或者在报纸上得以发表，《关于各类宗教和道德主题》这本诗集在1786至1793年之间至少重版了五次，但是惠特礼本人从这些重版中分文未获：在美国殖民地赢得独立一年之后的1784年，她在贫困潦倒中死去，年仅31岁。

惠特礼在文学史上的功绩远远大于她在革命后美国的贡献。去世之前，她已经成为奴隶制和种族辩论的文化标志。虽然她面对了许多非常不友善的批评，有些读者拒绝她的诗歌，认为那些诗歌证明了黑人在精神上的自卑——托马斯·杰斐逊是其中最著名的批评家——但是她也拥有包括白人和黑人在内的支持者，而且被视为本土黑人文化传统之“母”。华盛顿、本杰明·拉什和小说家吉尔伯特·伊姆莱(Gilbert Imlay)在18世纪高度赞扬了惠特礼，梅尔维尔的朋友、战前评论家和文选人艾维特·戴肯克(Evert Duyckinck)在1856年称赞她的作品是“对蒲柏风格的模仿，值得大家的尊重”(其中一语双关地提到亚历山大·蒲柏)。美国黑人把惠特礼认作是鼓励他们进行写作的先驱。乔治·摩西·豪顿(George Moses Horton)在1838年把自己重版的作品《出自一个奴隶笔下的诗歌》(Poems：By a Slave)与惠特礼的作品装订成一册，以表示对她的尊敬。惠特礼同时代的作家朱比特·哈蒙早在1778年就承认了惠特礼的卓越，并把她定为一首诗歌的主题，《致波士顿埃塞俄比亚女诗人菲利丝·惠特礼小姐(原文如此)的致辞》(“An ADDRESS to Miss Phillis Wheatly{sic}，Ethiopian Poetess，in Boston”)。

事实上，菲利丝·惠特礼是第二位发表诗歌的美国黑人，生活在纽约长岛上的奴隶哈蒙才是第一位。(露西·特利的叙事诗《监狱中的战斗》创作于1746年，但是直到19世纪才用语言记录下来。)哈蒙以一种虔诚的、迁就的风格写作。他的作品有一种对圣经进行诠释的意味，敦促基督徒接受圣经中的教诲，从来没有明确地对奴隶制进行过抨击，并且在每一首诗歌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表明对上帝的感激之情。在“致辞”中，他称赞惠特礼信奉了上帝的旨意。这首诗歌中的思想是哈蒙内心世界的反映还是上帝的意愿，至今不为人所知。按理说，诗歌中所提倡的黑人应该团结起来的观点被满篇圣徒们之间的团结搞得模糊不清。但是我们难道从哈蒙对“上帝用慈悲的胸怀解放了你们”的强调中读不出对奴隶主的批判意味吗？难道这首诗不是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鲜明对比的画面吗？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把惠特礼从非洲绑架来美国的那些人的动机，另一方面是惠特礼在波士顿所发现的宗教信仰，这个信仰“价值抵得上西班牙所有的黄金”。难道基督教中所宣扬的黑人与白人一样是上帝的臣民的思想不是对奴隶主的指责吗？惠特礼本人在这一点上谴责了她的同胞们，而且其他一些白人女诗人也开始表达一种虔诚的、伤感的平等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废奴主义者有效地用来反对奴隶制。

在共和国的早期，许多女性创作诗歌，其中绝大多数的人都遵循男性诗人的社会和文学传统。她们发表作品时要么选用匿名，要么采用拉丁语的笔名，这样既体现了正统的共和主义，又体现了高贵的地位——最热衷于此种做法的三位诗人是爱米莉娅(Amelia)、菲德莉娅(Fidelia)和康斯坦丁——她们相互写诗，相互鼓励和支持。人们在小说中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即作者明确表明写作不是自己唯一的抱负。莎拉·莫顿，一般读者都熟知她的笔名“菲莱尼娅，波士顿女伯爵”，在《贝肯山》“辩解”一章中说，她从来没有因为写作而影响了她完成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但是这种阻止妇女以作者身份出现的申明仅仅存在于小说中。安·伊丽莎·布里克(Ann Eliza Bleeker)与玛格丽特·维·佛格莱丝(Margaretta V. Faugeres)是一对母女，她们出版了一本包括她们两人创作的诗歌和散文的合集，这本合集似乎在强调家族和家庭身份的同时，也在证明她们在公共场合说话的权利。由于作者身份没有性别的特性，这也给予女性说话的权利。正如莫顿解释她有时为了迎合“公众的观点”而表现鲁莽的时候所说，促使她写作下去的原因是她认为“作者不应该考虑自己的性别，写作时应该忘掉自我”。

许多女性以诗歌的形式对政治和公共领域表达了效忠。通过英雄诗句或者熟悉的韵律，她们歌颂那些把女性排除在外的战争领域中的英勇行为。有一首关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税收法案的诗歌，这首诗把排斥女性转为温厚的、精辟的幽默。在《女性爱国者们。献给美国自由之女，1768》(“The Female Patriots. Address'd to the Daughters of Liberty in America”，1768)中，米尔卡·玛莎·摩尔(Milcah Martha Moore)嘱咐她的女性同胞们通过抵制茶、纸和其他商品来使那些“堕落的”男人们勇敢起来。如果男人们认为女性参与政治冒犯了他们，“让我们闭嘴，/我们可以用让他们脸红的讽刺回敬他们。”莫西·奥帝斯·华伦在一首创作于独立战争爆发之际的诗中，明确提出了个人和家庭事务应该让位于国家利益的主题。在诗歌《致菲德里奥——那个长期不参加伟大的公共事业，激怒了所有的美国人的人，1776》(“To Fidelio，Long Absent on the Great Public Cause，Which Agitated All America”，In 1776)，华伦公开表示了对丈夫詹姆斯·华伦将军的深爱，但是她声明心甘情愿地让丈夫献身于国家利益：“时代要求所有人的努力，/一个爱国者的热情必定能温暖女性的心怀。”

其他女性诗人的作品挑战甚至颠覆了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事务。几位女性描写了奴隶或者其他被剥削阶层的苦难，其诗文中充满了早期小说中常见的伤感笔调。这些作品流露出对诗歌功能性的深信不疑，但是它们希望通过使读者体验他人的痛苦来激起他们进行人道主义的改革。这些诗歌求助于感情和家庭这些私人领域来解决那些折磨男性世界的问题。这种感伤的社会60风7气挑战了文化中公众人道主义的统治地位，使感情超越了理智，私人议事室超越了公共论坛，自我放纵超越了自我压抑。

诗歌相对于小说来说是一种传统的领域，而在这种传统领域中出现了如此的风格，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思想对诗歌的侵入。伤感主义者的观点逐渐削弱了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设想，因为它把所有的人都囊括进来：穷人、非白人、女人和孩子。感伤主义宣称，这些地位低下的人与那些阅读诗歌的特权阶级具有同样的价值。莫顿写了一首被多次印刷的、反对奴隶制的诗歌《非洲酋长》(“The Africa Chief”，1792)，揭示了不公正的受害者充满泪水的抗争。诗中她把一位反叛的奴隶比作乔治·华盛顿和其他为自由而奋斗的英雄，并呼吁白人读者摒弃他们种族冷漠的性格：

冷酷的种族苍白无光，

毫无领会感情的力量，

任由他落入残忍的人手中，

颤抖的车轮带来无限的恐慌，

让悲伤冲洗每一张红红的脸颊，

给予备受折磨的奴隶以怜悯和同情，

他的苦难无法诉说，

唯一的避难所就是坟墓和死亡。

莫顿还写了一首题为《魁比》，又名《自然的美德》(Quabi；or the Virtues of Nature，1790)叙事诗，表达了对美国土著人的同情。

苏珊娜·罗森的《诗歌集锦》(Miscellaneous Poems，1804)在公用性、激励性的诗歌和把感伤小说转化成带有“女性”关注的诗歌之间摇摆不定。这本书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写作的风格多样，观点丰富：一些作品表达爱国主义，带有罗森联邦主义政治的色彩，而另一些作品则歌颂情感，支持一种模糊不清但是真实的女权主义。《玛丽亚，非小说》(“Maria，Not a Fiction”)实际上是一部诗化的小说，其真实性与其他任何一部叙事诗一样，它恳求读者为女主人公“悄悄地流泪”。另外两首诗《妇女的权利》(“Rights of Woman”)和《她们一样的女性》(“Women As They Are”)在提倡女性独立和屈服于正统性别思想之间摇摆波动。“我能否冒昧地进言？虽然不同寻常，来捍卫妇女的权利？”罗森在第一首诗歌中如此发问；第二首诗歌中她呼吁改善妇女的教育状况。虽然在妇女教育问题上，罗森与玛莉·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意见相同(罗森故意模仿后者诗歌的题目)，但是她把自己区别于比她更为大胆的同胞。罗森的两首诗歌最终得出中庸的结论，“妇女合适的归宿”就是家庭。

当然，罗森本人从文学中获得了盛名，她诗歌中女性个体的展现是她创作和世故的载体，证明了她本人对诗歌传统的学识和作为作家的严肃性。由于《诗歌集锦》具有乐于尝试、不一味遵循形式和格式传统的特点，使它从这个时期美国绝大多数诗人的作品中脱颖而出。罗森似乎以品达[9]颂歌中的自由为灵感，创作了被她称为“不规则的诗歌”。她在诗歌中改变了韵律结构，采用韵律不同的诗句，并改变诗节的长度。在为约翰·亚当斯生日而作的一首颂歌中，她延展了品达颂歌的长度，在颂歌的诗句中融入了黑人诗歌的元素，拒绝固定的模式。技艺娴熟的格调使流行歌曲《美国，贸易和自由》活泼生动，它从八行诗句的押韵六步格转换为副歌中的五步格和中间韵。罗森有意回避新古典主义惯例，创作的形式类似于标准的十四行诗。她回顾文艺复兴时期来寻找自己的模式，选择使用灵活、不规则的创作形式而摒弃了完美无缺。到18世纪晚期，十四行诗的创作手法已经存在近两个世纪；爱好模仿的诗人大卫·汉弗莱忠实地遵循十四行诗的创作规则。而罗森则坚持使用十四行诗“小歌曲”原本的古老含义，她诗集中十四行诗的长度从八句到十三句不等。

美国早期的诗文中最能代表这种逆向趋势的是菲利浦·弗瑞诺。人们一直试图解释弗瑞诺自传和诗歌中的矛盾，但是这种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他所有的矛盾都是因为年龄的问题。在他内心，对共和国全身心的投入与他个人主义的精神和对个人需要和满足的强烈愿望之间有着激烈的斗争。弗瑞诺在其大半生中是一位热情的革命者和杰斐逊式的爱国者，他坚信，艺术应该服务于共和国；他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说教性，与政治紧密关联。其诗歌生涯贯穿着说服和诠释。1775年创作的《政治连祷》(“The Political Litany”)中，他呼吁“从一个横行霸道、恃强凌弱、诅咒亵渎的王国中”解放出来；1781年的《英国囚船》(“The British Prison Ship”)中，他愤怒地谴责了在海上被囚困时受到的非人待遇；18世纪90年代，身为共和国记者的他写了大量的讽刺诗和颂歌，他支持法国革命(例如一首《颂歌》[“Ode”]的开句为“上帝拯救了人类的权利!”[1795]，对前英国保守派进行了攻击)；新世纪初，他创作了颂扬托马斯·潘恩的诗歌，为他在1812年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而欢呼。弗瑞诺的诗歌躲避创新，所有的作品都以公众利益为中心。除了几个诗歌体的对话以外，他的诗歌都使用简单、明了的韵律。

弗瑞诺的其他作品在题材和观点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若不是其韵律还有连贯性的话，很难相信是出自同一个人的笔下。他本人在关键时刻总是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革命前夕他隐身到西印度群岛，战争结束后七年中他一直生活在海上。在艺术创作上弗瑞诺亦是如此，他周期性地偏离公众生活这个主题，歌颂个人的自我成就和不受约束的幻想。这种诗歌宣传的引退观点既不是贺瑞斯式的，也不是古典共和主义的，而是具有私人化和原始浪漫主义的特点。我们可以从自然和《野忍冬花》(“The Wild Honey Suckle”，1786)找到原型：

大自然把你装扮得洁白无瑕，

她叫你避开庸俗粗鄙的目光；

她布置下树荫把你庇护起来，

又让潺潺的溪流从你身旁流过。

政治赫然是诗歌的祸根而非推动力。在历史的重要关头1776年，弗瑞诺创作了《圣达克鲁兹的瑰丽》(“The Beauties of Santa Cruz”)，诗中作者本人精心挑选“灿烂、奇特的花朵”，而把“赶走暴君”的任务交给他人去完成。12年后当关于宪法的争论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他坚决反对想象力必须有实用价值的观点。在《致一位作家》(“To an Author”)中他抱怨道“如果一个诗人用尽一生来磨刀的话”，“难以达到诗意的陶醉。”

弗瑞诺对死亡的痴迷填补了公众主题和个人主题诗歌之间的距离，标志着美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此时死亡开始替代了早期诗人心目中的公众重要性，并开始带有19世纪诗歌才具有的浓烈的个人色彩。弗瑞诺的许多作品都称颂那些早已逝去的领袖，如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或者那些在对英国的战争中捐躯的英雄们。在这些挽歌中，共和国通过赞颂其英雄们而得到巩固，诗歌的主旋律是爱国的，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诗歌的口吻是第一人称复数，如1781年创作的《纪念勇敢的美国人》(“To the Memory of Brave Americans”)中的最后几行：“我们相信他们找到了一块更加幸福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拥有更加明媚的阳光。”其他作品中，弗瑞诺把死亡看成避难所来逃避公共义务，逃避一个“苛严的理性”和说教主义控制着的缪斯世界。在哥特式叙事诗《夜之屋》(“The House of Night”，1779)中，除了公认的教育价值以外，人们可以感觉到，诗人有一种强烈的病态。《关于棺材、裹尸布和坟墓的恐惧》(“Of Coffins，shrouds，and horrors of a tomb”)中，诗人刻意添加上去的宗教寓意黯然失色；对主人公躺在睡椅上慢慢死亡情景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使诗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印第安墓地》(“The Indian Burial Ground”，1787)详细记载了弗瑞诺对死亡的痴迷：“理性的自我跪下双膝/屈服于阴影和幻觉。”美国当时正在致力于建设国家，不鼓励任何想象力，所以诗人的想象力游荡在坟墓和死亡之中，富有鲜明的人格，这倒为诗人提供了一个表达和实现个性的场所。

1786年，弗瑞诺选择了一位故去的人来代言自己关于作者身份的观点，着重批判那些把作家变成哀求者、阻碍美国文学赢得尊重的前职业家们。在一篇被认为是由“前”罗伯特·斯兰德写的文章中，他强烈呼吁文学应该得到尊严和独立。他坚持“原创作家”的地位应该超越那些出身高贵的学者，反对通过订阅方式出版作品的方法，蔑视赞助和题献行为，认为此行为“最初是由奴隶发明出来，然后一直被傻瓜和阿谀奉承者所沿用”。弗瑞诺承认，诗人可能是乞丐，但是他们绝不能卑躬屈膝；相反他们可以像斯兰德维那样——或者以现实中的工匠诗人大卫·希区柯克为榜样——通过编织袜子和写诗来谋生。

至于弗瑞诺本人，他一生发表了五部诗集，并享有“革命诗人”的声誉，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经济上的稳定，晚年不得不在公路上干一些体力活为生。令他尤其愤怒和不可忍受的是那位最终使文学变得有利可图的华盛顿·欧文，后者依靠阿谀奉承大获成功，使作者身份失去了应有的好名声。正如他在《致一位新英格兰诗人》(“To a New-England Poet”，1823)中所说，当弗瑞诺自己“每周挣50美分”的时候，欧文通过拍英国权贵的马屁，完全“忘记了76年的历史”而在国外声名鹊起，在国内成为最畅销的作家。作为一位渴望在同胞中得到承认和欢迎的作家，弗瑞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挖苦，认为此举绝不是有效的市场策略，而完全是一种希望得到英国人接受的贵族思想：

亲爱的诗人，我祈祷你能够

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一些启示来写作，

并在这里的大街小巷发表，

给我们带来启迪：

你的作品将与众不同，

使你的名声传播四海。

从弗瑞诺到美国第一位浪漫诗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的过渡很短暂，不仅仅因为布莱恩特歌颂自然和死亡，而且因为他在生活和作品中一直致力于作家的公共角色。如果要比较这两位作家的话，布莱恩特更加带有社会导向。在几年的律师生涯过后，他担任了纽约《晚邮》(Evening Post)报的记者和编辑，并在报社工作的五十余年间，积极支持自由事业。布莱恩特的整个写作事业没有任何时候脱离公共事件，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诗歌都显示了美国早期文学以公众为中心的特点。除了挽歌和几十首关于时事的诗歌以外，他还创作了不少国家主义的诗篇，如应哈佛优等生荣誉学会(Harvar's Phi Beta Kappa Society)之邀而创作并在1821年毕业典礼上朗读的《时代》(“The Ages”)。这首诗似乎是对革命阶段史诗的回归。诗歌采用斯宾塞式的诗节(规则的九行押韵)，纵览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历程，追溯到古代共和主义者的努力一直到这种努力在美国达到巅峰；虽然这首诗目前很少被人提起，但是布莱恩特认为很有价值，把它放在自己诗集的第一首。13岁时，当他还与父亲一样信奉联邦主义政治的时候，他就已经模仿才子们(the Wits)写了一首讽刺诗。布莱恩特的早期作品《禁运》，又名《时代素描》(The Embargo；or，Sketches of the Times，1808)采用新古典主义的对句，强烈地抨击了杰斐逊总统一方面破坏新英格兰的贸易，另一方面又投入到“身穿黑貂皮”的女主人怀抱的行为。

几乎所有布莱恩特的革新诗作都收编在出版于1821年的《威廉·卡伦·布莱恩特诗集》(Poems of William Cullen Bryant)中。至少从主题上来看，这本诗集中的诗歌大都是以集体利益为中心的，极少宣扬个人主义。当然，诸如《森林的入口题词》(“Inscription for the Entrance to a Wood”)这样的诗歌颂扬了大自然是远离社会忧虑的庇护所，但是与弗瑞诺不同的是，布莱恩特珍视自然为道德真理和精神复兴的源泉，而不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逃脱。在《黄色的紫罗兰》(“The Yellow Violet”)中，卑微的花朵发出劝诫，不要在“爬向富贵”的过程中忘记朋友；《致水鸟》(“To a Waterfowl”)中，小鸟孤独的飞行传达了这样的“教导”，仁慈的上帝在监督每个人的生活。布莱恩特诗歌高度概括，善于使用庄重严肃的词语，用一种公共教师的口吻向读者解说自然的含义。稍后期作品《森林赞美诗》(“A Forest Hymn”)从描写祥和静谧的小树林转向对自然环境重要性的反思：

愿自然促使我们思索，

在她温和的庄严中，在宁静的树荫下，

让我们领会她优雅的安排，

让我们在生活中顺从她的旨意。

布莱恩特说教性诗人人格背后有着多重矛盾；这些矛盾的起源是他的政治观点，并延伸到他的诗歌中。在《晚邮》(Evening Post)担任编辑期间，他坦率地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支持杰斐逊把私人企业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他为在《晚邮》工作时的助手，同时可能也是战前时代自由贸易最重要的倡导人威廉·赖纪特(William Legget)写了一首挽歌。布莱恩特关于诗歌技巧的作品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对传统束缚的反对以及对个人进取心的提倡。在带有强烈批判性的《早期美国诗歌》(“Early American Verse”，1818)中，他批评前辈们回避个人情感，追求连续的“文学创作的千篇一律”。《关于抑扬格标准中的三音节韵脚》(“On Trisyllabic Feet in Iambic Measure”)一文写于1811年，发表于1819年，接近新古典主义模式占主导地位时期的尾声。这篇文章呼吁“文学革命”，用非常明显的政治语言反对蒲柏。布莱恩特说，现在是把本土诗歌从毫无变化的抑扬格诗歌或者“跷跷板式交替”押韵的英雄文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他赞扬素体诗比押韵的诗歌更加自由和自然，而且要求“韵律学给出更大的空间”允许偶然的不规则，比如抑扬格标准中的三音节韵脚。在整个创作生涯里，他认为自己是在把美国政治的原则诠释到艺术中，正如那些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者们相信他们在把革命引入到经济中去一样。

布莱恩特的杰作《死亡观》(“Thanatopsis”)最好地阐述了他思想中错综复杂的效忠。这首诗最初发表于1817年，开创了美国文学历史上的浪漫主义运动，得到了如布莱恩特的朋友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那样同时代人的承认。理查德声称自己是第一个读到这首诗的人，“从没有前人写过这样的诗。”《死亡观》(题目的意思是对死亡进行沉思)反映了布莱恩特对新流派英国代表人物的深入了解，尤其是威廉·华兹华斯的作品《抒情的歌谣》(Lyrical Ballad，1798)。这部作品的笔调和诗律，以及从更小的角度来说诗歌的非基督教信条，公开地宣布了与过去的决裂。令人放松抚慰的风格用自然的形式唤起“交流”，为面临死亡的人们提供精神上的安慰，向他们保证成千上万的“从最初/许多年开始，已经躺下/在长眠中”的人将待他们如同手足。这首诗的风格完全是素体诗，没有任何“韵律的限制”，作为一首卓越的美国诗歌来说，它趋于口语化，平铺直叙，具有首开先河的意义。诗的开头部分就违背了蒲柏所提倡的韵律的平滑，第一行严格遵守抑扬格五音步的规则，后面紧接着的第二句是一个三音节的音步。(“Tǒhímw oińt e lóveǒf Nátu ehólds/Cǒmmúniǒnwíth hěr vísǐb e fórms，s e spéaks.”特鲁姆布或德怀特可能会把“vis le”中的元音省略，把它变成两个音节；而华兹华斯早在20年前就这样做了。)

这首诗歌的语言是源于大自然还是诗人，一直是人们无法解答的一个问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模糊具有启迪作用：它显示了人类和自然的融合。这种结合的出现不仅仅因为诗歌的风格暗示着一个人正在以平常的、“自然的”声音对其他人讲话，而且因为布莱恩特把人概念化为脱离了所有外部的附加物。诗歌中的人以精神的形式出现，他从美学和社会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在美国历史所谓的起飞阶段，布莱恩特创造出一个自由诗歌主题，不受新古典主义传统技巧的约束，似乎从历史和公众联系中解放了出来。《死亡观》认为，那些传承战前社会和经济革命的独立自主的个人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人实际上是历史的产物，直到最近他们才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

显而易见，布赖恩特宣传死亡具有慰藉作用，这个主题与他诗歌风格的非正式性相抵触或者说是相补偿。虽然他的诗歌技巧显示了追求独立的一面，但是《死亡观》的话题宣扬了集体主义的重要性。诗歌中，讲述者把孤独的希望从社会生活转到坟墓中，似乎承认他所坚持的理想已经过时。在生者中，社会已经瓦解；甚至葬礼也不再把人们团结在一起：

你将这样长眠于地下，

若你无声告别生者，

辞世无友相问，

那又有何妨？

按照布赖恩特讲述者的说法，抚慰来自于那些“数不清的大篷车，/它们向那个神秘的地区进发”。诗歌想象各种各样的人在坟墓中集合，场面令人动容：

一切生者都将同你的命运一样，

当你远离人世，

乐天派会笑，

心虑者会思虑重重，拖曳前行，

人人都将像以往一样

追求自己的向往；

而所有人都终将辞别欢乐，

来与你墓中相见，同床共枕。

随漫漫流年渐渐消失，

世人之子、人生之青春年华、

主妇少女、正值盛年之潇洒男子，

牙牙学语的婴儿、白发苍苍之老人——

一个个都将聚集在你身旁，

埋他们的人也将随后来到。

布赖恩特在《死亡观》中依赖古老的演讲形式——这也是他作品一个显著的特点——加强了反个人主义的道德。诗歌中大量的“你”，“你的”和“你们”这些称谓唤起了在这个社会中逐渐消失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断言，在人们相互之间形同陌路的世界中存在着另一个社会。诗中提到的贵格会只是一种怀旧的情怀，不是宗教准则。《森林的入口题词》的首句“陌生人，如果你已经掌握了需要的真理”激起了怜悯的情感，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利用熟悉的词语来称呼素不相识的人的不协调。

布赖恩特最终也享有了国际声誉，但他从来没有成为像欧文和库珀一样的职业作家。就连剧作家约翰·霍华德·佩恩，虽说他为使写作成为谋生手段奋斗一生而徒劳无功，也比布赖恩特更坚持文学是一种职业。尽管布赖恩特支持进步的政治，但是作为诗人，他有些跟不上时代。他一直把自己的记者事业放在首位，把创作工作放在第二位，并把文学作为业余爱好。(他这样做有足够的理由：1821年《诗歌》发表后四年，只给他带来了仅仅14.21英镑的纯收入。)自此，他在诗歌方面再也没有开拓新的方向，在创新方面也再没有超越他的处女作。虽然他继续创作公共艺术，但是布赖恩特慢慢感觉到诗歌与19世纪飞速的工业化和市场社会关联甚少。正如他在1833年写给达纳的信中所说，诗歌在现代世界中不再受到重视：

毕竟，诗歌的商品不存在于现在的市场中。诗歌可能在报纸上得到赞誉，但是没有人可以以此赚钱，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人真正在意它。欣赏诗歌已经过时，时代的进程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人们所关注的是政治、铁路和汽轮。

布赖恩特所说的话准确生动，不是关于诗歌本身——毕竟惠特曼写了许多关于科技的著名诗歌——而是反映出，保守倾向开始慢慢在他的诗歌中占据了首要地位。

从才子到布赖恩特是概述美国诗歌新方向的一个方法；而从埃利胡·哈布德·史密斯到塞缪尔·凯泰尔(Samuel Kettel)是另一个方法。前面已经说过，史密斯是在美国印刷的第一部本土诗集《美国诗歌》(American Poems，1793)的编辑。35年之后，凯泰尔编了一部名叫《美国诗歌范例以及作品评论和作家生平》(Specimens of American Poetry，with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Notices，1829)的合集。凯泰尔的编纂预示着美国文学史上的形成期的到来，开创了诗集的统治年代。这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的诗歌汇总，由鲁弗斯·格里斯吾德(Rufus Griswold)搜集整理而著称，它在战前的文学市场上大量发行，开始控制了美国的诗歌消费。

史密斯的诗集带有职业化前共和主义范例的所有特点。按照前言中所说，诗集的目的是为大众收集和保存美国诗歌。第五首诗的作者为无名氏，或者说是假名，史密斯自己的名字在整本书中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而订阅者的名字则得到了很高的重视，不仅标有姓名，而且还配有诸如“学者”和“绅士”等的头衔，在书的最后占了整整六页。诗集有浓厚的限制和等级意味，其中只收录了一位女性的作品，那就是《菲莱尼》(“Philenia”)(即莎拉·莫顿的作品)。史密斯解释说，有一些作者不愿意把作品发表在报纸上——他们不想自己的作品被鱼目混珠的“所有人”阅读——同意让《美国诗歌》来发表，这样其作品就可以得到“那些有知识的、有教养的人的关注”。尽管期望值很高，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如愿被大众所接受，这说明了在革命后时期出售诗歌的难度。原先承诺出版的第二集最终没有得以实现，因为缺乏“足够的鼓励”。

诗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集体现象，诗集在19世纪受到欢迎似乎意味着诗歌的公共思想依然存在。这一点很重要。凯泰尔的合集与史密斯的合集的相似之处在于，它强调了有益性和爱国主义。他的书名就显示了一种收集者的热望，同时他也把此书的目的定位为拯救本土作家的作品，以免这些作品消失。如史密斯一样，凯泰尔力图鼓励人们对美国成就所拥有的骄傲感，刺激文学中的国家精神。

但是变化与承袭同样迫在眉睫。虽然在《美国诗歌范例以及作品评论和作家生平》中，所有的作者们以团体的形式出现，但是对于个体艺术家，这本书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每个入选的篇章都以诗人的生平简介作为序言，有些只有短短的一个段落，有些洋洋洒洒长达10页，所有的简介都向读者透露了作者的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联邦时期作家们出于本能而省略掉的信息。这种对作家本人的重视也体现在诗集编纂者本人身上：凯泰尔的名字出现在封面和次页作者身份声明中的显要位置。诗歌的选编也体现了民主的气息。诗集中收编了10多个女性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莫顿、华伦、布里克和其他更为年轻的诗人如莉迪亚·希格内(Lydia Sigourney)和莎拉·黑尔(Sara Hale)的作品。《美国诗歌范例以及作品评论和作家生平》包括三册，这充分说明，在1829年凯泰尔有足够的信心去吸引读者。人们对于著作的所有权和个体作家重要地位的认识在改变。凯泰尔的诗集标志着诗歌的表达和形式明显地转向个人化，这种发表诗歌的形式与诗歌在风格上的转化相吻合。

在这种美国诗歌向浪漫主义或者更加个人化意识转化的背景中，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取足轻重的人物。与弗瑞诺一样，杰斐逊是政府工作人员和政治赞助者；与布赖恩特相比，他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但是依然非常重要。布赖恩特把对杰斐逊政府的新古典主义讽刺文学付诸印刷；随后，在创作浪漫主义诗歌的过程中，这位诗人放弃了自己保守主义的观点，转而加入到民主主义阵营中，成为第三任总统的追随者。杰斐逊认为，个人主义意识的表达不仅仅体现在诗歌领域，而且也体现在另外两位使这种意识美国化的小说家身上。欧文发表自己创作的第一本书《纽约史》(A History of New York，1809)时年仅23岁，这本书嘲讽了总统。库珀像欧文和反杰斐逊的联邦主义拥护者的儿子布赖恩特一样，戏剧般地转而敬仰这位总统，同时在小说创作中摒弃了英国模式，确立了自己美国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人们似乎认为，作为18世纪贵族文学代表的杰斐逊在文化中成为浪漫主义的守护神有些不相协调。他本人的作品带有强烈的公众意味，并非个人化。作为总统和《独立宣言》以及《弗吉尼亚州札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5)的作者，杰斐逊代表了公共领域和文学的前浪漫主义之间的结合。他本人也不是全盘接受所有的文学改革。《弗吉尼亚州札记》中对菲利丝·惠特礼的态度说明了他的缺点。在诋毁了黑人的想象力之后，他否定了她的作品，甚至怀疑她的作者身份：“确实，宗教已经造就了菲利丝·惠特礼(原话如此)；但是宗教不可能造就诗人。以她的名字发表的诗歌不值得屈尊评论。”无论是作为诗歌的读者还是作为社会平等的拥趸者来说，这绝不是杰斐逊的最佳表现。

然而，杰斐逊写了关于韵律学的理论性文章，使他远远超前于革命后美国的整体社会风气。这篇文章名为《英语诗体学思考》(Thoughts on English Prosody)，写于1789年，包括了与法国人M.德·查斯泰留斯(M. de Chastellux)来往的部分信函；因为这篇文章直到20世纪才公开发表，所以对本土诗歌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它对于诗歌的价值丝毫不逊色于《独立宣言》，应该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杰斐逊的主要见解是，18世纪诗歌中的音量和音节的韵律没有很好地体现英语语言文学的节奏性重读。绝大多数诗体学作家依然坚信，英语诗歌或者追随古典语言模式，即音步由长短音节组成，或者追随罗曼斯语系模式，即音节单位是每行中的音节数。杰斐逊反驳诸如塞缪尔·约翰逊式的权威，坚持节奏性重读应该是“英语诗歌的基础”，并由其决定音节。他的观点带有民主和个人主义的特点；他使人们的注意力从书面文体和语言固有的特点上转移开。他认为，任何确定重读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与音节长短不同，用法确定了重音，具有变幻无常和无法预知的特点。新古典主义的平和和一致性的理想违背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不同的人在说英语的时候会使用“不同的重音强调”。“一篇段落两个人来读决不会采用同样的重音。只有内行专家才会两次朗读使用相似的重音。”杰斐逊公开反对当时人们过度追求诗歌韵律和谐的做法，提出应该认可读者的主观判断，把不确定原则或者自由原则植入美国诗歌中。

虽然数个英国和美国作家都同意杰斐逊关于重音中心地位的观点，其中包括词典编纂家诺亚·韦伯斯特，但是他对于个人经验高度肯定的论述是非比寻常的。《英语诗体学的思考》预示着浪漫主义对个人声音的强调，在美国30年内没有第二个人有如此的理论高度，直到布莱恩特发表了《关于抑扬格标准中的三音节韵脚》。杰斐逊并非超越了那个时代新古典主义所有的成见。他自己的写作风格保持着奥古斯都文学的特点，比如，他高度讲究格律，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是远远走在绝大多数美国诗人的前面，认为他所讲究的抑扬格五步格诗是没有韵脚的。在美国蒲柏风行的时候，他在布莱恩特之前就抵制押韵，认为押韵侵犯了诗人的自由，是一种倒退行为。杰斐逊坚信，诗歌中的自由如国家的自由一样，打破了束缚人类潜力的枷锁，可以带来巨大的成就。从“那些冗辞，那些缺乏活力的韵律词”中解放出来的诗人们能够集中精力来拓展他们的想象力，精炼他们的思想。因此，这位未来的总统说，如果一个人有成熟的鉴赏力，他就会发现没有韵脚的诗歌更加高贵，更加赏心悦目。“对韵律的喜好如同我们在孩童时期对小玩意和拨浪鼓的喜爱”，只有当诗人完全摆脱了韵律，他们的诗歌才能使读者享受到真正的愉悦。

杰斐逊推动和普及无韵律诗歌，这显而易见与《独立宣言》中所提倡的政治自由是相吻合的；这两种努力都承认了个人主义，代表了对传统束缚的革命性颠覆。《英语诗体学的思考》写于1789年，同年发生了法国革命，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cke)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也写于这一年。布莱克也看到了诗歌体验与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杰斐逊在谈到诗人应该“不受韵律约束”时说，“诗歌的羁绊已经束缚了人类”。(事实上，杰斐逊比布莱克认识到这一点要早得多，因为后者在1804年《耶路撒冷》[Jerusalen]的前言中才第一次谈到韵律。)当然，美学改革与社会剧变之间的联系是有历史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共和国中不包括诗人，因为他担心在艺术中“引进新颖奇特”将威胁到国家的安宁。在美国，政治、诗歌与社会秩序之间的松散联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只有在战前的政治和社会完全转变后才能在文学中得以实现。只有到那个时候，诗歌中的两位传统的叛逆者，惠特曼和狄金森才能崛起，对已经被大众所接受的韵律进行革命——狄金森使用了返祖式的赞美诗风格和民谣式韵律，惠特曼则完全抛弃了抑扬格韵律。

[1]格律(meter)：指一诗行的节奏形式。最常见的有音量诗行、音节试题、重音诗体和重音—音节诗体。——译注

[102]米西奈斯(Maecenas)：古罗马政治家，贺瑞斯和维吉尔的文学赞助人。——译注

[3]《玉米粉糊》(The Hasty-Pudding)：现也有翻译成《赶制出来的布丁》。——译注

[104]康华里(Cornwallis，1738—1805)：美国革命中指挥北卡罗来纳州士兵的英国军事和政治领导。1781年在约克郡投降，标志着英国的最终失败。——译注

[5]迦南(Canaan)：《圣经》故事中称其为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祖先的“应许之地”，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的古称。——译注

[106]休迪布拉斯风格(Hudibrastic)：用五音步抑扬格押韵对句写成的讽刺诗或嘲弄英雄诗体风格的、或与这种风格有关的。——译注

[7]布莱恩利斯(Brainless)：英文含义即为“没头脑”。——译注

[108]巴拉斯派(Parnasus)：源于希腊巴拉斯山，是希腊献给阿波罗和缪斯的一座山。Parnassian用来指巴拉斯派诗人，他们作品的特点是对格律的超脱和强调。——译注

[9]品达(Pindar)：希腊田园诗诗人，尤以其颂歌集而著称。——译注

第五章 小说

小说与个人主义和中产阶级之间的联系一直是文学评论的主要特点，大量的历史证据可以证实这种关联。在美国，小说随着民主和经济扩张而发展。虽然小说的形式直到杰克逊时代才得到充分拓展，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小说从其起源上来说，与市场这个社会特点串通一气。早期的美国小说显而易见是最具有私人化和商业可行性的文学艺术形式，最符合将来社会的秩序。“没有创新，小说还有什么意义？”美国第一位本土小说家威廉·希尔·布朗在他的遗作《艾拉和伊莎贝拉》(Ira and Isabella，1807)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的问题强调了人们对创新永不满足的欲望，而创新则完全区别于以前的任何文学表达形式。后革命时期的小说从原形上可以描述为“自由”的典型产物。现实的卫士们严厉谴责小说，认为小说是迎合大众口味、颠覆传统权威的流行读物。小说适合在孤独的时候阅读，主题一般都围绕个人抱负和欲望，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小说也因为那些新奇的经历而吸引读者。因此小说慢慢瓦解了大家所共有的公共范围，促进了在杰克逊民主时代利己主义人生观的繁荣发展。

这幅熟悉的画面夸大了小说的总体情况；它有其后见之明的同时，把那些开始占有统治地位，而不是那些慢慢随着时间而消亡的特点挑选出来。研究英国小说起源的学者们已经开始把这种文学形式与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并且意识到，小说中保留下来的保守和“浪漫”因素促使其与个人主义胜利之间的关系愈加错综复杂。在美国小说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相对细微差别的画面，本土小说既保留了进步的特点，也保留了现时代前的特点。如果说美国小说是新生事物，那么同时它也带有“旧”时代的特色，它一方面陷入到当时共产主义的设想中，另一方面致力于它所希望推翻的思想体系。虽然小说在美国是第一个能够有经济回报的文学领域，但是正如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在1800年感叹的那样，小说写作在其发展初期确实是“所有行业中最索然无趣的”；“任何一个美国人在他的国家所能够得到的最大限度的回报，就是收回那些不可避免的花费。”小说有高度的模仿倾向，没有利润收入可言，它是一种过渡的形式，并且与自身有矛盾；它既是后革命时代共和主义文化的拥护者，又是19世纪自由社会的前驱。

当时的人们认为，散文体小说没有体现共和主义精神，这种不信任主要集中在散文体小说与隐私和妇女话题之间的关联上。事实上，小说对于在社会上出现的性别角色和家庭的重新布局有着特殊意义。通过把妇女重新定位为消费者，把家重新定位为享受个人隐私的地方，这个文学领域获得了通常的知名度。19世纪人们开始把普通的住宅区别于工作场所，这种区别在早期共和国时期形成雏形。对于那些居住在城市或者城市附近的后革命时代的美国人来说——大多数小说家就是如此——一个家庭生活的私人空间开始形成。随着家庭经济在共和国时期前50年的不断衰退，住宅从生产的场所转换成消费的场所，这个私人地域开始以休闲和女人为中心。男人每天离家去别的地方工作，留在家中的母亲和女儿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休闲娱乐中。她们中的许多人开始阅读一些轻松文学。

因此小说在人们喜爱的书籍中名列榜首。妇女们可以读到成册的关于神学和国家的书籍，而这些在以前是妇女们所不能涉足的领域。但是小说把妇女作为主角，主题直接侵害了妇女的利益和生活，比如求爱和婚姻。此外，一些妇女也开始创作了这样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评论家们抓住这种与女性的关联，证明小说与公众道德相违背。对于他们而言，小说如同一个搔首弄姿、卖弄风情的女子，使读者坠入到一个欲望和自我放纵的、幽闭恐惧的世界中，一个与公众理性和男性世界的对立面。

当然小说与印刷密不可分，由于读者在家里就可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讲，小说是一种私人的艺术形式。不同于用口述表达的戏剧，也不同于在公共场合朗诵的早期诗歌，小说曾经是——也一直是——每个读者必须独处的经历。人们通常是一个人读小说；如果他们客观上与旁人在一起，那么他们主观上则是与周围的环境相隔离的，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小说中，这种精力集中是隐私和独处的形式。18世纪的读者经常把自己的思考写在小说书页的空白处，但是他们与书中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没有任何交流。去戏院看戏的时候，人们可以中断演出，有时候甚至强迫演员在某些场次中进行修改，但是小说的读者根本没有能力对小说所描写的内容进行任何干预。这种被动与主观上的投入可以解释为一种错误的意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幻觉，腐蚀了共和主义所提倡的参与态度。

正如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小说与本杰明·富兰克林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他给这个文学领域留下了第一个美国烙印，其发表于1793年《自传》的删节本带有许多小说的艺术特点。与富兰克林的这种联系又一次指出了小说在自由主义方面的努力。富兰克林代表了日趋上升的流动性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小说本身是一种“成长中的”领域，正在争取成为高级艺术形式，为赢得大众的喜爱而努力。富兰克林代表了个人拥有的权利即每个人都有把自己的愿望放在高于家庭职责之上的权利。这位年轻的叛逆者拒绝加入到家庭的杂货店买卖中，与兄弟一起在完成合约前就辞工，他的经历使他完全可以成为早期小说中的传奇人物。在那些小说中，往往都有主人公违抗父母命令的情节，富兰克林本人也经历了无数充满危机的冒险，“远离我父亲的视线和督导”；他完全依靠自身的奋斗。最终他成为一个国家的偶像，清楚地证明了无数小说中主人公的个人主义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富兰克林经历的一个方面与女性作者有着特殊关联。富兰克林通过出版作品而成名；因为文笔的卓尔不群而成为世界上令人瞩目的人物。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发现，口头演讲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媒介，它容易使演讲者口无遮拦而引起激烈的争论。富兰克林设计了一种说话模式，它提倡间接迂回的方式，以保留意见和犹豫取代强调语气的陈述，同时他认为，把作品印刷出版是帮助人们隐藏自己身份的一种方法。这些都是与女性紧密相连的特点，富兰克林本人在出版自己第一部作品时也是以女性的面目出现。他给哥哥的报纸《新英格兰报》(New-England Courant)投稿时使用了笔名“塞伦斯·杜古德[1](Silence Dogood)”。这个笔名集中表现了共和国早期妇女所处的困境——整个社会希望女性“做好事”而不留名——但是富兰克林把它颠倒了过来：他提倡通过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观点来“做好事”。由此他为许多美国妇女树立了榜样。她们没有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的权利，那么写小说是一种阐述观点的方式，同时她们也可以通过阅读书籍来进行更深度的思考。

但是富兰克林与此的关系仅仅记录了早期小说事实的一半，本身有些含糊不清。许多小说家也不承认这个费城人是小说的代表人物。在我们看来，他们对于那些通过自我进取而成名的精英们抱有重重疑虑。同样，这些小说家对于自己的艺术能力也持有怀疑的态度。由于对小说的虚构特性感到不自在，小说家们在宣传自己的作品时都声称，“事实”、“真相”或者“最新事件”是他们写作的依据。他们把这些故事叫做历史和史实重述，其素材来源是大家所熟悉的报纸。小说一直标榜自己是事实的客观编年史，在这一方面，它比任何其他形式的艺术领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18世纪小说的这些标志性特点表达了这种形式的双重身份，它既代表了现代化的趋势，又表现出对个人主义的不安。虽然作者们对事实准确度的追求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性倾向，但是同时也表现出对虚构自由的不信任。艺术再造被认为是自我的展现而不被大家所接受。吉尔伯特·伊姆莱认为，忠于事实远比创造性的想象重要得多，他把现代著作权公告的内容作了180度的逆转。在《移民》(Emigrants，1793)的扉页中，他骄傲地声明：“(书中的)每一点都可以找到事实的原型。”艾萨克·米切尔(Isaac Mitchell)是《精神病院》，又名《阿隆索和梅丽莎—一个真实的美国故事》(The Asylum；or Alonzo and Melissa. An American Tale，Founded on Fact，1811)的作者，他假设一位读者就故事中情节的不幸转折产生疑义时提出了以下的问题：“难道我们不是在详述事实吗？我们应该用虚假的修饰来掩盖事实吗？我们应该描写真相还是歪曲真相？我们应该用自然的笔调还是艺术的笔调来作画？我们真的是描绘生活的原汁原味还是对生活进行加工？”

在某些作家手中，幼稚的现实主义的宣言只不过强调了小说这个文学领域的不稳定性——米切尔奇异怪诞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在相对后期的一些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出，小说的趋势在保存历史和过度表达情感之间摇摆不定。基于事实而写的颂歌经常充斥着不可能发生的情节。但是这种忠于事实的宣言可能预示着对社会的真正投入。小说家们希望使那些有可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重新活跃起来，用语言向读者诉说从中得出的教训，因为这些事件的的确确在某些人身上发生过。真实性增强了小说对读者的教育权威。人们普遍相信，一个真正发生的故事意味着人们可能会更容易从心底接受故事的教育意义，这个文学领域通过告诉读者哪些行为应该效仿，哪些行为应该摒弃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18世纪小说重述和刻板的特征——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的单调乏味——为小说的公共目的作出了贡献。因为小说的目标是教育大众，所以可预知的事情比“新颖”更加有效果。在此，尽管这个领域高度依赖出版业，但是它开始转向口头讲故事的形式。熟悉的模式被多次重复，赋予了讲述故事以仪式的气氛，令人回想起口述语篇。因此现代读者发现，想要找出一个故事与另一个故事之间有什么区别，那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落入俗套的人物——天真的处女、时髦的色情骗子、心烦意乱的父母——以及老生常谈的情节在接二连三的书中出现。当时的人们也难以区分这些故事。正如苏珊娜·罗森近两个世纪前所说的那样：“现在大约有两千部小说，它们的开头和结尾完全相似”。

小说非常重视情操的修养，以至于警句、格言在小说中是家常便饭，这是早期小说接近口述文学的一个表征。由匿名作者发表的《艾米莉·汉密尔顿》(Emily Hamilton，1803)(这部小说的作者在一个世纪之后被确定为苏基·威克瑞[Sukey Vickery])中到处都是说教性的陈述，根本看不出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差异。下面这些话被认为是这位女作家所写：

逆境……对于人来说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每一个逆境不仅有不幸同时也有生活的乐趣。

忧伤使心肠变软，使心灵高贵，使人更有能力接受美德。

在每一种生活的乐趣中，一些苦涩总是掺杂着最美味的甜蜜。

以上这些句子读起来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们既不是说话者所说，也不是作者所言。与其说它们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的话语，倒不如说是社会所接受的大众智慧。

传授道德忠告，尽管有些陈腐，依然是小说的头等责任。当然，对于评论家来说，小说家们并不是睿智的良师，而是色情骗子或者妖妇；正如塔比瑟·藤内所指责的那样，小说家们传授“虚假的、浪漫的爱情”，使那些“朴实的女孩受到极大的伤害，甚至使她们最终走向毁灭”。藤内自己创作了《女堂吉诃德》(Female Quixotism，1801)，这部小说讽刺了阅读小说的有害后果；如其他小说家一样，她的作品服务于社会所接受的公共目的，没有此文学领域中被众人所批评的缺点。最普遍的类比是教书和育儿，只有极个别的小说家承认诸如自我表现这样的个人抱负。苏珊娜·罗森在成为全职教育者之后不久，甚至提议完全放弃小说写作，尽管后来她改变了主意。在作品《鲁滨和雷切尔》(Reuben and Rachel，1798)的扉页中，当她谈到年轻人应该通过读书和默想来接受教育时，直截了当地灌输道：“带着极大的关心，在他们单纯、天真的心灵里播种对虔诚和美德的爱。”

也许可以这么说，这个时代半数的小说都采用了相同的叙事技巧。这些作品都是书信体，以在两个或多人之间书信来往的形式讲述。因此一部小说中融入了多个不同的声音，使小说带有集体努力的特点。在威廉·希尔·布朗创作的《同情的力量》中，与哈灵顿和哈利埃特相关的叙事围绕着六个人之间的通信展开；除了那对情人以外，还有麦拉·哈灵顿、沃兹、霍尔姆兹太太以及哈灵顿的父亲。汉娜·福斯特的《卖弄风情的女人》包含更多、更复杂的人物，信件来往于伊利莎·沃顿、她的母亲、桑福德上校、博爱厄牧师、露西·弗里曼、理持曼夫妇、塞尔比先生以及朱利亚·格兰比等人之间。由多个人之间的书信组成的叙事使个人创造的思想处于下风；它所传达出来的讲故事的概念就是几个人之间相互勉励、互诉衷肠和提出建议。

简而言之，小说并非命中注定就带有个人主义的特点。从它的体裁和修辞方面来看，这个领域与共和主义更加一致，而非19世纪的自由和私人价值。寻找小说的社会和文化母体实际上就是重新面对这个前现代时期。后革命文化的地方风尚压制了早期小说个人主义的音符。对于后来注重体裁的读者而言，对英国模式的模仿比对历史事实的忠实要明显得多。美国故事的写作一直受到约定俗成的文学传统的影响，更加没有创意，仅仅满足于对英语文学先驱所创作过的主题、人物进行再创作。理查德森式原型是诱惑类小说的主流；而讽刺类小说最具影响的人物是亨利·菲尔丁(Henry Feilding)。其他在美国备受推崇并被广泛模仿的作家还有安·瑞德克里夫的哥特式小说、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目的小说，以及劳伦斯·司特内的《特里斯特拉姆·珊蒂》(Tristram Shandy，1760—1767)，同时让-雅克·卢梭的作品让美国人了解并熟知了对感性的狂热崇拜。

著作权法和经济阻碍一起限制了小说获得私人财产地位的努力。它们不利于小说的出售，使作者不能获得作品的所有权，阻止了小说写作成为一种职业的发展进程。首先，经济的原始状态决定了只有凤毛麟角的小说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在后革命时期的美国，出版书籍的成本非常昂贵，绝大多数书籍的定价远远高于普通人的承受能力。即使读者能够买得起小说，销售商也不敢保证市场前景。出版带有明显的地域化，书籍的发行由于交通的不便而受到影响。

法律条例是书籍获得经济利益的另一个障碍，这些条例不仅没有造福外国作家，也没有给条例原本想帮助的本土作家带来任何益处。因为英国的书目在这个国家不能获得版权，出售的价格远比本土作品低得多。印刷商们急于盗印国外小说，根本没有动力来鼓励美国的作家。罗耶尔·泰勒小说中主要人物阿普代克·昂得黑尔在阿尔及利亚被囚困7年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国，1797年他谈到再版英国小说泛滥的现象时抱怨说，同胞们已经抛弃了“他们祖先严肃的布道和实际行动上的虔诚，转而追求(外国小说家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和堂皇的不虔诚”。战前时期在美国出版并有广大读者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由欧洲人所写：1789年至1800年之间大约出版了400部小说，其中只有37本为美国作家的作品。直至1820年，本土小说的数量也不过区区90部，自国家独立以来平均每年只有3部。

苏珊娜·罗森是这个年轻国家最畅销书《夏洛特·坦布尔》的作者，作为欧洲移民，她饱受了法律条例对版权规定的苦难。当她来到美国之前还是英格兰居民的时候，罗森就开始写作。因为《夏洛特·坦布尔》最早于1791年在伦敦发表，比罗森移民到美国的时间还早两年，所以它没有美国版权；当她到达美国的时候，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作品的盗版。费城的马休·凯瑞于1794年第一个出版此小说的美国版本，1797年他把小说改名为《夏洛特，一个真理的故事》，这只是那些自由改动小说原稿的出版商中的一个例子。之后各种版本大量涌现，一些章节被随意增删，但是从没有任何人提到过原作家的名字。1812年凯瑞告诉罗森，《夏洛特·坦布尔》的销售超过了“在英国出版的任何一部著名的小说。我认为卖出去的小说远远超出5万册，而且热销的劲头有增无减”。虽然罗森有可能对小说的受欢迎程度感到些许满足，但是除此之外她也没有什么可表露的了。形形色色的出版商获取了所有权带来的回报，而她自己则不得不干一些与文学毫不相干的工作以养家糊口。

为美国作家所制定的版权根本没有制止偷盗行为。近似于剽窃的行为在形成期经常出现，因为似乎没有作者能够认识到，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甚至整个段落可以是个人财产。虽然莎拉·伍德在《道沃尔》，又名《投机者——一部以最新事件为基础的小说》(Dorval；or the Speculator. A Novel Founded on Recent Events，1801)中向读者保证“道沃尔这个人物和历史不是虚构的”，但是显而易见，对于伍德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最新事件”就是一年前查尔斯·布罗克顿发表了《亚瑟·莫文》(Arthur Mervyn)。伍德借用了布朗所描写的投机者的故事，塑造了她小说中恶棍及造假者形象威尔拜克，对于受法律保护属于另一位作家的故事进行恣意的使用而丝毫没有感到良心的谴责。《格伦卡恩》，又名《青春的失望》(Glencarn，or The Disappointments of Youth，1810)的作者乔治·沃特斯顿(George Watterston)的剽窃行为更加厚颜无耻。他的小说就是对《亚瑟·莫文》的重述，主要人物为一位自称是“美德的狂热者”，因为自己的鲁莽和对人性天真无邪的信任而陷入困境。沃特斯顿捍卫美国文学不受英国的评论，他抄袭了好几位著名的本土作家的作品以示其爱国主义，其中不仅有小说家，同时也有剧作家和政治作家的作品。一场发生在剧场的情节完全照搬了泰勒的《比照》，其中格伦卡恩把波多马克河与申南多河交汇处描绘为“壮丽雄伟，令人油然生敬，其美丽超越了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所有景色”这段话是对托马斯·杰斐逊原话的释义，后者曾在《弗吉尼亚州札记》对同一处景色进行了描述。

事实上，很少有美国作家不怕麻烦而去申请版权。比如在马萨诸塞州，1800年至1809年间所发表的作品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保护一件文化产品的独家所有权，而这件产品几乎没有带来经济效益的可能性，这对于许多作者来说实际上是麻烦多于好处。其他作者无疑都抱有上层社会对写作的嫌恶心态，并且很高兴看到自己写的书以公共财产的形式进入到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小说家有着类似的成见，所以他们尽可能在公共场合隐姓埋名。因为这些作家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与一个被社会所不接受并引起道德怀疑的艺术形式相连系。1820年以前发表作品的本土小说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作品的封面上。其他作家要么选择匿名写作，要么利用笔名来掩盖真实身份。福斯特和伍德都宣称，自己的作品是“一位马萨诸塞州的女子”所写，这样的词句充分表明当时作家们并不过于关心金钱的回报。

大量的早期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根本不可能确定一部作品的所“属”。三分之一的作者不为人所知；还有一大部分作家的身份直到20世纪才得以发现。《同情的力量》被以赛亚·托马斯宣传为“美国第一部小说”，但是实际上这部小说的作者另有其人，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真正的作者是波士顿诗人莎拉·温特沃兹·莫顿；甚至今天我们把小说的真正作者认定为威廉·希尔·布朗也纯粹是一种推断。米切尔的哥特式惊悚小说《精神病院》，一直到战前时期都受到欢迎，其历史更加奇特。最初，小说于1804年以连载的形式登在纽约泊金普斯(Poughkeepsie)的《政治晴雨表》(Political Barometer)上，1811年小说以版权书籍的形式重新发行，封面上有米切尔的名字。一直到1850年，小说经历了大约二十次的重版，但是除了似乎非常明确的合法拥有权之外，这些重版的版本都不是米切尔两册书原有的内容。它们只是同样发表于1811年的、名字改为《阿隆索和梅丽莎》，又名《无情的父亲》(Alonzo and Melissa；or，The Unfeeling Father)这本小说的删减和剽窃版，此书的作者被认为是一个叫做丹尼尔·杰克逊的人。杰克逊从来没有受到版权的为难，可能是因为米切尔和他的出版商在1812年都去世了，米切尔作为真正作者的身份直到1904年才被最终确认。

在早期共和国不能拥有自己作品的人群不仅仅是作家，绝大多数读者也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书籍。小说的定价太高，普通人都买不起。当时技术工人一天才挣75美分，而单册小说居然价格高达1美元，两册的小说价位在1.5美元至2美元之间。对轻松文学感兴趣的工薪阶层通常从社会图书馆或巡回图书馆借阅小说，借阅费每年才6美元，他们负担得起。因此除了外在的相似之外，1800年大众读书的情景与今天相比有极大的不同。比如说，《白色噪音》的(White Noise，1985)一位当代的读者应可能拥有这本书，但书封面上依然标明邓·迪利洛(Don DeLillo)是版权拥有者。《同情的力量》的读者手里拿着的书可能不属于他们自己，同时作者的身份也可能在一百年里依然模糊不清。

但是后革命时期小说首先是变化过程中的一种形式，与逐渐衰退的社会制度和新兴的、慢慢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社会制度的价值都没有共同之处。如果说小说采用了叙事的形式是一种继承的话，那么它同时也瓦解了这种形式。它把故事转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用个人的声音取代了集体的声音。“我们……在小说写作这个生意上还是新手”，詹姆斯·柯克·鲍尔丁1823年指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诱惑才进入到市场，正如那些从事烟草或杂货生意的人一样，因为我们看到其他人在生意上兴旺发达。”鲍尔丁是欧文和库珀的同僚，他记录了开始于30年之前的美国首批小说商品化的成熟过程，尽管小说这种形式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有些摇摆不定。对于共和主义文化的任何一个标志来说，人们可以举出完全对立的标志说明小说越来越致力于个人主义；但是有时候这些标志又难以辨别。

这种模棱两可在书信体小说的自我概念中变得明确。早些时候有人提出，书信体小说——这个时期在美国尤其流行——作为一种手段重新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公共理想。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书信体小说横跨在前现代主义的业余性和标志着杰克逊年代的文学商品化之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书信体小说很明显是较为古老的、存在于印刷文化中的“签名”模式的残余物。书信来往于相互熟知的人之间，是一种秘密的、手写形式的交流；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的纯文学保留了这些私人交往的特性——阅读人群有所限制，出现的形式为手稿而非印刷版本，对金钱有一种超然的态度，而且作者们都还没有完全职业化。但是书信体小说也表明，小说正朝现代商品文化转化，因为带有如此内容的信件与其说是写给他们虚构的收信人，倒不如说是写给陌生人的。纸面上印刷的文字同时是信件形式的非商业性交流，出版的小说在市场上可以换来钱，然后被阅读群中相互不认识的人所阅读。虽然旧的模式依然存在并清晰可见，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商品形式所渗透。在同一部书信体小说的书稿中，你可以同时发现倒退的潮流和新兴的潮流，写作不为出售的信念和写作就是商品的信念；这之间根本没有差别。

小说在其类型和合法性上的模棱两可在主题的层面重组。尤其在那些以诱惑和婚姻为主题的小说中，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相似的在公共主义和个人主张之间的举棋不定。求爱—诱惑情节至少在两个方面试图去适应变化。年轻女子下定决心为自己的情感和性生活做主，并经常违背其父母的意愿，这就是情感个人主义历史的一部分。虚构文学中，诱惑变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达到结婚年龄的女孩子们都希望对自己的命运有支配权，不愿意成为别人的附属物而言听计从。诱惑小说不仅对此种发展提出了警告，同时又表达了隐约的赞许。

婚姻—诱惑情节无一例外地讲述女性角色在经济地位上的沉浮，它们往往与关于社会流动性的小说融为一体，或者说是携手并进。如果小说家们想得到读者的共鸣，在那么在18世纪的美国，命运突如其来的跌宕起伏越来越成为家常便饭；不断扩张的经济中，社会风气和财产的形式正在造成社会的混乱。在这个方面，小说也同时包含了现代化精神和残余痕迹：虽然它们认可自我奋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信条，并清楚地表明了其赞许的态度，但是它们同时也痛惜，在新秩序中产生了那些暴发户和骗子们，并试图把社会流动性回归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

《夏洛特·坦布尔》和《卖弄风情的女人》是美国早期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两部作品，主题是关于情感越界，小说对所描写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罗森和福斯特都带有教师的气质，她们写作的目的是规劝那些年轻的读者们，应该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她们俩人精于教学，善于循循诱导，罗森建立了一所享有盛誉的女子学院，并除了小说以外还出版了六七本课本，福斯特在其另一本书，也是除了《卖弄风情的女人》以外唯一的一本中，扮演了学校教师的角色，那就是收录了说教性信件的名为《寄宿学校》(The Boarding School，1789)的小说。

《夏洛特·坦布尔》和《卖弄风情的女人》的成功可能部分归功于对法国革命的保守性退缩。18世纪90年代中叶这种反应就非常明显，那时恐怖的血腥形象已经使美国人清醒过来。在美国读者的理解中，罗森的小说有可能已经带有了一定的寓意，即来自外国的诱惑者背叛了纯洁的无辜之人。虽然书中令女主人公一步步走向深渊的三位角色中两位是英国人，但是都有法国的姓氏：拉鲁、蒙特拉维尔和贝尔库。《卖弄风情的女人》题目中的用词“the coquette”是法语词，意思是“卖弄风情”，同样具有其政治性含义。自由精神以外来幻觉的形式感染了美国人。主人公伊利莎·沃顿沉溺于追求独立，但是她对自由的欲望过于强烈，最终遭受重创，未婚先孕，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两本小说的主题都告诫读者，抛弃家庭责任和把自我放在第一位是多么危险。虽然罗森本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非常独立，但是在她的畅销书中，她依然赞美子女的孝道和女性的顺从。“噢，亲爱的女孩们，我写作是要告诉你们”，她在典型的一段文字中这么说，“不要听信爱情的声音，除非这个爱情得到父母的同意……当冲动与宗教和道德背道而驰时，向上帝祈祷获得力量来抵御冲动。”罗森讲故事的方式进一步强调了小说所提倡的人们应该对他人承担义务的主题。小说的第一章描写了夏洛特·坦布尔在寄宿学校的生活，第二章跳到夏洛特的父亲以及他年轻时候的慷慨大方，而第三章则转向夏洛特外祖父埃尔德里奇先生(Mr. Eldridge)的不幸。人们可以感觉到，个人的生活深深地与两代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并非孤立和独立的。这本小说强烈支持人们应该相互依赖的传统价值：埃尔德里奇先生搬来与女儿和坦布尔同住，组成“快乐的三世同堂”；当夏洛特因为分娩私生女儿而死去时，她的父母很愉快地承担了抚养婴儿的责任。

但是罗森的小说也考虑到了女性读者的感情，她小说内容的局限性在于对“父母同意”和“冲动”的认可。夏洛特的堕落源于感情过于丰富；而这一点正是作者和小说读者共有的特点。夏洛特经常脸红，似乎不能控制她的情感，她是一位用来告诫读者的人物，因为她“屈服于变化莫测的心”，“更加喜欢陌生人的爱，而不是朋友们充满爱意的保护”(在此罗森指的是她的家庭)。但是在子女的忠诚和感情的自我实现之间建立起来的等级被夏洛特父亲的例子混淆了。坦布尔先生既可以说是他女儿所有行为的原型，也可以说是受害者：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决心“根据心灵的引导而结婚”，所以他宁愿与自己的父亲决裂而不愿意屈服于没有爱情的婚姻。

另外，罗森鼓励年轻的女性读者去释放感情。她谴责那些无动于衷的读者，反复唤起读者“情感的心”为夏洛特的命运“流泪叹息”；第三十三章描写女主人公去世时，作者警告说“那些没有感情的人不要读这个章节”。此刻，带有作者印记的感情主义超越了小说所倡导的道德意义。对于这个文学领域的评论家来说，教育家—小说家一定和那些对夏洛特的死负主要责任的人是一丘之貉：法语教师、拉鲁小姐，他们鼓励了学生对蒙特拉维尔上校的痴迷。

罗森对情感作用的赞颂含蓄地重新定位了妇女的位置，把她们从家庭的边缘地位拉到了中心。她承认，能够深深地感受并哭泣通常被认为是女性的缺陷而受到鄙视。但是因为眼泪是“人性神圣的表现”，所以哭泣展现了一个人的主观性而非弱点。拉鲁小姐对夏洛特的痛苦漠不关心，表现出了她超自然的邪恶。而那些高尚的男性角色，如坦布尔先生和埃尔德里奇先生，完全没有无动于衷地控制自己的情感，而是经常“出声地抽泣”，“放声大哭”。罗森在描写当中插入了一些话，谴责那些有可能对此提出批评的读者：

如果有人寄希望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而看不起那些迁就女性弱点的男性的话，他应该记住，男人也是父亲，那么他就会对源自一颗高尚、宽宏心灵的眼泪表示同情。

在罗森热情洋溢的叙事中，男人通过效仿女性的行为而充分表现他们富有同情心。

《卖弄风情的女人》是一部更加“冷静”的小说，它使用了书信体格式，避免作者观点的介入。伊丽莎·沃顿不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清纯女子，她30多岁，世故老练，向往女性解放的未来。她的父亲为她选定了未婚夫，而未婚夫的去世唤醒了她主宰自己命运的欲望。“一件悲伤的事件打破了强加于我身上的家长制锁链。让我充分享受那种向往的自由吧。”两位追求者争夺伊丽莎白的好感：博埃尔先生是一个牧师，他表现出“高尚的能力”以及对上帝的忠诚，代表了旧时代理性的、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圣福德少校是一位投机家，显然是有钱的纨绔子弟，他怂恿伊丽莎追求享乐，预示着19世纪分裂的、将要形成的社会体制。这两个人物可以比喻为大家所熟悉的英美小说中的那些美丽但没头脑的女性角色，而伊丽莎则代表了男性的角色。福斯特的女主角争取以自己的意愿选择爱人的权利，不受别人意见的左右，而且她颠覆了性别角色，因为她发誓永远不停止追求，除非她“实现了所有的愿望”。

小说严厉地惩罚了这种情感独立的主张。伊丽莎的卖弄风骚疏远了博埃尔，她最终成了有妇之夫圣福德的情妇。绝望的女主人公在路边的小客栈中难产而死，“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正如她的墓碑上所写，一个陌生人躺在众多陌生人之间，她的命运预示着新秩序不为人所知的黯淡前景。福斯特通过情节和人物来进行道德训导，尤其是伊丽莎的朋友露西·弗里曼(Luci Freeman)[2]。露西·弗里曼劝告人们要克制自己的情感，甚至在她结婚要放弃具有象征意义的娘家姓时，竟然表现得欣喜若狂。当然，这种放弃自由人地位的行为与当时的女性地位相吻合。18世纪的美国妇女既没有选举权，也不能担任职务，而且在婚后禁止拥有任何财产。

福斯特的小说提醒读者警惕，不要把“现代”家庭弱点当成道德的卫士。如果伊丽莎的堕落是因为她过分追求自由的话，那么她的家庭也应该因为没有尽到责任而受到谴责。小说的第一章浓缩了从包办婚姻到情感婚姻的过渡，其过渡的结果就是父母不再愿意监控孩子们的行为。伊丽莎根本不顾忌母亲的惩罚，公然与圣福德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沃顿太太“不愿意过问整个事件”，总是适时消失，以免撞个正着。此弱点不单单表现在这位胆小的寡妇身上。圣福德的妻子南茜的父母最初反对这门婚事，因为圣福德过于放荡不羁。“但是南茜不习惯也不能忍受相反意见；为了不惹她生气，他们就对她放任自流。”福斯特是一位保守的新英格兰联邦主义者，她与罗森在子女必须顺从这一点上观点相同，但是她认为，家庭现在处在一片混乱状态中，希望能够重新恢复家庭对未婚子女进行监控的传统角色。

《卖弄风情的女人》直至今日依然魅力不减，主要是因为小说对女主人公表现了毋庸置疑的同情。最后一章中透露了伊丽莎的年纪——她当时三十七岁——这无疑对读者来说是一个意外，因为整个小说中，她是所有人物中最富有活力、最朝气蓬勃的一位。她先前曾经屈从于父亲的意愿，再也不愿意第二次失去自主权，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她的不情愿：两个追求她的男人似乎都没有吸引力。圣福德是个浅薄的人，虚荣心极强，他对财富的热爱胜过他对任何女人的爱。华而不实的博埃尔举止更像父母而非情人。女主人公公正地评述她的母亲“用尽心机把他塑造成一个好妻子，比把我塑造成好妻子还要煞费苦心”。福斯特本人是牧师的妻子，她在创作中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牧师的职业正在江河日下——某种程度上来说在18世纪90年代事实可能如此——同时她暗示，生活在小城镇中，受到无数人警戒眼光的监视，简直是压抑之至，不可忍受。

福斯特反个人主义的讯息与她作品中对主观性和欲望的接纳不相符。小说里卖弄风情的情节与小说教导性之间激烈斗争。伊丽莎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使她身陷麻烦，但是同时也使她成为这本书最有趣、最具立体感的人物。她的朋友们——那些没完没了地评论她的行为的人——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甚至在谩骂她道德缺失时也是如此。众多逼迫伊丽莎屈从于他们意愿的人，用圣福德的话来说，组成了“(维持秩序的)民防团”，更加凸现了她的个性。但是无论福斯特多么希望恢复老派的警觉，她依然情不自禁地提倡，隐姓埋名(没有个性)才是个人自由的基础。独立自我的代价可能导致在未来将没有群体的存在，但是至少这种未来使人们逃离了那些吹毛求疵“朋友们”的无休止的盘根问底。

此外，虽然福斯特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作者本人的意见，证明了其对感情放纵的警告，但是整个故事都在鼓励女性读者的理性自由。巧妙的手法和迂回的策略取代了说教，每一位读者必须对伊莉莎的命运得出自己的结论。甚至在扉页中，她也没有对小说宣扬的道德做任何的说明。福斯特希望女性自己进行思考和判断，同时作为一位爱国者，她憎恶女性脱离政治生活的行为。一位次要主角的热情洋溢的女权主义演说很明显是作者自己观点的表露：

如果社会繁荣昌盛，享有财富和自由，难道我们不能分享幸福的果实？如果社会处于压抑、动荡不安的状态，难道我们不也得忍受其邪恶的后果吗？那么，为什么爱国只是男人们的事情？政府关注的中心是社会的安宁和秩序，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为什么对此不闻不问？

以上这一段显示，把诱惑小说仅仅看成私有化的媒介有其局限性。福斯特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公众事务上，正如罗耶尔·泰勒和休·亨利·布雷肯里奇一样。她的目的是挑战父权制，带有政治意义。虽然此段的最后一句赋予了整个段落力量，但是福斯特，一如朱迪丝·萨尔金特·莫瑞和革命一代中具有雄才辩论的其他成员，在共和主义写作风格中找到了一种表达方法，使政治权利扩展到妇女阶层。

《夏洛特·坦布尔》和《卖弄风情的女人》既关于诱惑又关于社会动荡。两部小说中，反面角色为了渴求社会地位和财富，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的表现威胁到了道德秩序。夏洛特·坦布尔被骗子抛弃，最终陷于贫困，而她诡计多端的前任老师拉鲁小姐则嫁给了克雷顿上校，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有罪的人在社会中地位高贵，这使人产生一种困惑，意识到“命运是盲目的……否则，为什么我们看到傻瓜和流氓都生活在社会的顶层，而那些有美德的人则沦落到贫困的深渊”。

拉鲁地位的提升实际上是对放任主义新思想的谴责。她的飞黄腾达并不是因为她理应如此，也不是因为她给别人带来好处，而是因为她的贪婪超越了任何人。罗森不允许一个没有美德的人继续存在，因此她附加了一个结尾——或者说是改了结尾——结尾的章节发生在主要故事之后的10年。结尾中，拉鲁被那个最终醒悟过来的丈夫所抛弃。拉鲁最终的结局是沿街乞讨，她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罪恶的例子，虽然小说的开头她富裕满足，但是最终她只有走向痛苦和耻辱”。

《卖弄风情的女人》中作为社会流动性例子的人物是圣福德少校。他也被迫为暂时出现的成功而受苦。对于伊莉莎而言，他的“生活如王子般极尽豪华”，伊丽莎痴迷于他奢华的生活习惯，实际上是前者道德缺陷的表现。但是事实上，圣福德已经挥霍了所有的财产，不得不与一位女继承人结婚。到故事的最后，他又使妻子倾家荡产，被迫出卖所有的一切来应付债权人。

这两部作品在社会经济方面的道德教育以及书中所坚持的堕落的人必定以贫困告终的信念，安抚了人们由于不断增长的流动性所带来的焦虑。罗森太过于戒备，其实公正的奖罚在现实世界中很少尽如人意。小说家希望补偿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他们的愿望与对阶层和社会凝聚力的喜爱相吻合。许多作家不赞成往社会高层爬，并对独立以后盛行的更加具有流动性的社会环境表达了惊讶和不解。这些作家认为，经济环境正在受到不断扩张的市场和财富不固定形式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财富像是伪造者的笔创造出来的一样，积累和消亡全在转瞬间——如小说《亚瑟·莫文》和《道沃尔》一样——或者随着沉船而消失。

后革命小说中随处都是人物财产情况的快速转换，这表明小说题材在一个似乎心血来潮地分配奖惩的经济面前迷失了方向。流星般的发财致富和突如其来的破产贫困使早期小说的情节错综复杂。《精神病院》中的阿隆索·哈文顿——他的名字在玩“有”和“没有”的文字游戏[3]——失去了与他所深爱的梅丽莎结婚的机会，其原因就是老哈文顿，一个商人，经历了生意上的失败，整个家庭“在一瞬间从富裕的顶峰跌到穷困和贫瘠的山谷”。在丽贝卡·拉什(Rebecca Rush)的《凯尔罗伊》(Kelroy，于1812年匿名发表)中，一个贪婪的寡妇因为一场大火而沦落为乞丐，又因为中了六合彩而一夜暴富，这些偶然的事件悲观地模仿了“那些以金钱为目的的商人们极易碰到的致命变化”。

数不清的作家与汉娜·福斯特的观点相同，认为这个世界带着面具，没有特色可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社会出身来路不明的人，他们的道德品质从外表上也很难判断。《凯尔罗伊》中充斥着经济和社会的混乱状态，书中品行不端的马尔尼先生被描述成“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一个人；他在世界上的成功秘诀无人知晓；这些人的后半生所致力于的事业就是从脑子里抹去对前半生的记忆”。早期的小说随处可见“新人类”，通常都带有消极的含义；调查信不仅在商务来往中而且在社会事务中都非常重要，这是一切牢骚、不平的源泉。《女堂吉诃德》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调查信成为故事情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爱尔兰冒险家欧康诺(O'Connor)在女主角的父亲坚持必须有人能够担保他的信誉时，不得不假造了一份介绍书，随后造假被发现，他的真实身份被曝光。在伍德的关于投机公共证券和乔治亚土地的小说《道沃尔》中，身份体现的是各种不同形态的易变资产。甚至一个人的名字也不是一笔安全的财富：莫利上校(Colonel Morely)原来的名字叫威尔逊，之所以改名字是为了继承遗产；道沃尔洗礼的名字是哈兰德，同时也叫福勒；女主人公奥莱利亚(Aurelia)在整个故事中前后有五个不同的姓，其中最后一个叫伯灵顿，是她结婚后获得的名字。

女性在恋爱小说中总是面临着这种名字的更改，不仅意味着在婚姻地位上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地位上的变化。一个极端但并非不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精神病院》中出现的婚姻和流浪汉之间的纠缠不清。布鲁姆菲尔德上校要求女儿梅丽莎必须在两个追求者之间做出选择：

幸福和痛苦正在等待你的选择；与博曼(Bowman)结婚，你将乘着四轮马车到处旅行，身着绫罗绸缎；你的家具金碧辉煌，马车和侍从威武壮观，你与上流社会的人来往周旋，整个家庭因为你的飞黄腾达而幸福融融；如果你与哈文顿结婚，你将变得卑微，一辈子吃不饱穿不暖，为生存而烦恼，你的社会关系和朋友都将弃你而去，对你嗤之以鼻。

按照艾萨克·米切尔所说，这种公式的不公平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经济机遇；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土上，没有人被判终生是身无分文的流浪汉。

在此，小说的个人主义含义首当其冲。绝大多数小说家同意米切尔经济主动性的观点，认为如果市场孕育了骗子和投机商，那么市场同样鼓励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对于每一个托马斯·威尔贝克(Thomas Welbeck)来说，总有一个亚瑟·莫文(前提是莫文本人要有进取心)。小说本身是所有文学形式中的暴发户，是一种潜在的投机行为(或者说是“冒险”，米切尔形容小说写作时使用的词)，它对小说中出现的富有野心的冒险家们抱有压抑不住的同情。即使拉什对那些新富没有任何信任可言，那也阻止不了她对自力更生精神的肯定。虽然诗人凯尔罗伊由于父亲投机生意的失败而穷困潦倒，但是拉什依然写道：“他的才华和勤奋将使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世界上立足。”本土小说家热衷于把本杰明·富兰克林加入到关于经济地位奋争的小说中，作为白手起家的典范。富兰克林是《阿尔及尔的囚犯》和《精神病院》中的角色之一，另外在《亚瑟·莫文》中，他作为背景出现，是莫文从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崛起为富豪的榜样。在米切尔的小说中，作者利用富兰克林来说明，没有人一生注定要忍受贫困。由于他的介入，哈文顿一家的命运峰回路转，阿隆索享有了他合法的社会地位，使主人公能够与梅丽莎喜结良缘。

然而，人们依然对富兰克林原型作为野心家获得成功的代表性持有怀疑态度。作家们不完全信服具有美德的人无一例外都能够成功的观点，他们不能摆脱对经济流动性的焦虑。一些作家重新开始做白日梦，幻想有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下变化仅仅影响了社会连贯性的表面，而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变化。事实上，阿隆索只不过是官复原职，重新回到了起点。他的经历更新了那些遭到社会放逐的人的模式，以一种先被降低后又恢复社会地位的传奇人物的面貌出现；不再强调他与富兰克林直线型的经历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詹姆斯·巴特勒(James Butler)的《命运的足球》，又名《莫秋提奥的冒险》(Fortune's Foot-Ball；or，The Adventures of Mercutio，1797)是一部标准的流浪汉小说，讲述不懈追求的故事，主人公同样是经过曲折的道路重新回到了起点。小说的最后一段总结了流浪汉固定的发展历程：

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设计，我的主人公在他的游历中经历了变迁兴衰，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乡，重新回到忠诚的朋友和亲爱的家人怀抱中，享受到幸福的极点，同时获得了美丽的伊莎贝拉的芳心，又过上了舒适安逸和富足的生活。我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

莫秋提奥的命运可以说是一大批美国小说的代表——但绝不是全部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富兰克林模式与社会稳定的旧时理想相互较量，并以两种思想中和而告终。

泰勒的《阿尔及利亚的囚徒》和布雷肯里奇的《现代骑士团》是这个时期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们是流浪汉体裁的小说，以“男性”形式展现了小说的不同冲动。两部作品都信奉公共领域优先，回归到喋喋不休的说教。泰勒的小说实际上分为两部分：第一卷是随心所欲的嘲讽，第二卷以教化和事实陈述为重心。第一卷讲述了阿普代克·昂得黑尔在美国的游历，在所有嘲笑奚落的对象中，尤其讽刺了清教徒的不容异说、空而无用的传统知识、医生的不称职以及南部人的虚伪造作；该卷对国人的弱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第二卷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昂得黑尔被海盗俘虏的经过和在阿尔及尔的六年囚犯生活。阿尔及利亚习俗和历史的描写与对奴隶制的攻击交替出现，把一部挖苦嘲讽性的小说转化成颇具教育和劝导意义的作品。笔调转化的高潮处，作者赞美美利坚合众国是“全宇宙中最自由的国家”，并呼吁支持联邦政府：“团结我们就会胜利，而分裂我们就会灭亡。”(BY UNITING WE STAND，BY DIVIDING WE FALL.)

泰勒的爱国主义不仅仅在结尾部分表露无遗，整篇小说都彰显了他的爱国主义情结。扉页中，他谴责了全国上下对英国小说的疯狂，认为那些小说利用充满魅力的罪恶画面和偏见使“年轻的女性”读者陶醉其中，从而对“她自己祖国朴素的生活习惯”感到厌恶。泰勒把小说的读者想象成女性，因为他希望赢得她们的心，从而接受改良过的情感概念。他所希望的本土文学作品中，小说的情感或者“诱惑”的力量应该服务于公共精神。他作品的主人公昂得黑尔在一艘名叫同情的船上接受了医生的职位，在威廉·希尔·布朗的小说《同情的力量》中，“同情的力量”促使人物之间进行乱伦，而在泰勒的小说中，同情带来了公共利益。昂得黑尔身为奴隶，亲身经历了那些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所经受的痛苦。“(他)心灵中细微的情感”被唤醒，变得更加富有同情心，成为一位更加坚定的爱国者。“让那些无视我们的联邦国家所带来的祝福的人们，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奴隶制的国度，他们将领悟如何来感激我们自由政府的价值。”小说的第二卷让读者领教了同样的教训；读者们被从自满自足的生活中唤醒，通过昂得黑尔的痛苦经历，认识到奴隶生活的苦难。《阿尔及利亚的囚徒》同泰勒的喜剧《比照》一样，把情感融入男人世界。小说把情感作用政治化，这样情感就变成公共道德的表现媒介，而不再是鼓励那种备受批评家指责的女性的自我放纵。

矛盾的是，泰勒书中的爱国主义动机使他的小说与抵消了他共和主义和国家主义信条的历史运动并存。他给感情的力量进行了限定，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能力远远不如威廉·希尔·布朗和苏珊娜·罗森。虽然泰勒一度的合作者约瑟夫·丹尼说《阿尔及利亚的囚徒》只被“很少人”认可，但小说的观点和主张逐渐消失了，而不再保持小说卓尔不群的特性。泰勒完全的博爱不仅延伸到白人囚犯，而且延伸至黑人奴隶身上，把巨大的压力引入这本书中，此压力就是正在兴起的自由主义，它提倡所有的人应该享有独立的人格。因为感情而加速形成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结束南方“罕见的制度”，将最终打破泰勒所希望维持的联邦统一。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南方的生活情景，呼吁“新英格兰的主要精神……即正义之心”，展示了奴隶制的恐怖画面(奴隶交易商们把生病的奴隶扔到海里，还向昂得黑尔解释说这些人“愿意死”)——所有这些元素都被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和其他战前作家们进行了重新塑造。这些作家中有许多是女性，她们的作品激发了人们废除奴隶制的情绪，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战的爆发。

在布雷肯里奇的多卷讽刺文学《现代骑士团》中，共和主义的自我否定与个人主义的自作主张之间相互敌对，具体表现在法拉格上尉(Captain Farrago)和他的爱尔兰随从提格·欧·里根(Teague O'Regan)身上。整本书的生动和幽默来自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冲突，虽然布雷肯里奇同情的是上尉，但是他对于提格那种永远不放弃在世界上奋争的精神也勉强给了一些赞许。布雷肯里奇认识到，法拉格堂吉诃德式的保守主义与越发讲求平等、越发贪婪的社会是南辕北辙。上尉拥护公众人文主义意识形态——他的观点经常受到作者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能力说服提格放弃他永不疲倦的抱负。当无知的“爱尔兰农民”发奋要成为哲学家、牧师、少校和国会议员的时候，法拉格就向他灌输智慧、知识和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他的座右铭是“让修鞋匠握住他的修鞋楦吧”。对于布雷肯里奇而言，法拉格代表的“贵族阶层”与提格代表的“普通民众”之间的斗争激励了自由的产生；正是这种“发酵(纷扰)”使“民主精神”富有活力。法拉格时常能够成功地抑制他仆人的野心，这并非是他劝告的结果，反而归功于他的操控能力，比如有一个情节中，他编造了一封来自对手的信，向提格提出决斗的挑战。本书的前半部分在1792年至1797年之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这部分中，两位主人公都没有占到上风。

《现代骑士团》的后半部分在1804年至1815年之间分三个阶段发表。如《阿尔及利亚的囚徒》的第二卷一样，这个部分中的讽刺成分减少，增加了说教训导。上尉作为主角慢慢隐去，布罗肯里奇本人经常站出来用自己的声音谴责提格的自以为是，对多余的民主进行长篇累牍的演讲。讽刺和反语在这部分中演变为滑稽的模仿。布罗肯里奇在描绘西方殖民地的生活时，对大众的意见和民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讽。第一部分中支持提格竞选议会议员的那些人，根本不考虑提格是否有足够的资历，声称所有的竞选人都没有什么差别，现在他们把同样的逻辑使用在动物身上。当一个边疆定居点颁布一个新宪法的时候，他们规定动物有资格参加投票和竞选政府职位。布罗肯里奇不厌其烦地重复书中关于限制谋求官职者野心的“伟大寓意”，但是在一个人人选举黑豹担任政府职位、允许野猪进入酒吧的社会里，他的劝告如同上尉的劝告一样颇具堂吉诃德精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骑士团》中布罗肯里奇对日渐普遍的我行我素行为的不满融入了个人主义的表现。他摒弃了纯文学转而对读者进行教育训导的做法显示，他自己遵循19世纪的思考方式。第二部分的绝大多数篇章都写于1815年，这正是美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开端时期。随着作者越来越公开和直接地表达个人观点，人们对文学的印象是在聆听冗长乏味的个人表白，其中不乏个人主义精神的表露。浪漫主义的“我”在共和主义教导者(或者讲道者)的笔下得到具体化。

第二部分中的布罗肯里奇越发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抒发感情。他解释说自己创作的目的是“休息和减轻痛苦”，如果读者对此有怀疑的话，他建议读者去查阅他的另一本书《1794年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起义》(Incidents of the Insurrection in the Western Parts of Pennsylvania in the Year 1794)。书中骑士的瓦解来自作者同样的观点，但是似乎与故事的共和主义基本原则不相协调。布罗肯里奇建议其中的一个章节应该“在下一版中省略”；他在故事中发现，“手稿中这个地方好像有些接不上，或者有几页放错地方了。编辑没有把故事编纂得完整。”最终完稿的小说在形式上比较混乱，这与小说所声称的忠于社会秩序和阶层的宗旨相冲突。这本书是一部自我意识浓厚的大杂烩，但是它更接近那些致力于清除社会地位差别的民主大众，而不是那位上尉。为了竭尽全力批评当时的社会风气，《现代骑士团》鹦鹉般喋喋不休地重复它所谴责的那些疯狂逻辑、自我关注和任性的现代特征。

早期小说能够把前现代和个人主义的愿望结合起来的这种能力到19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变得明朗。20年代末欧文和库珀在这个方面有了突破，他们重新构想了历史或者事实与主观性之间的关系，给小说的形式带来了新的反思。约翰·尼尔(John Neal)和塞缪尔·伍德伍兹(Samuel Woodworth)——这两个作家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阅读他们的作品了——当他们表现出旧模式的穷尽时，预见到了浪漫主义革命的到来。当尼尔与埃德加·爱伦·坡为友时，他利用本土素材创作了一系列历史浪漫文学作品，在19世纪20年代享有盛名，但这种盛名昙花一现；可读性最强的《雷切尔·戴尔》(Rachel Dyer)出现在1828年。纳撒尼尔·霍桑在悲叹本土文化发展之缓慢时提到了尼尔：“我们的文学成长如此缓慢!我们有前途的绝大多数作家已经过早地去世。其中就有那个疯狂的家伙约翰·尼尔，他差点用那些浪漫故事冲昏了我年幼的头脑；他肯定是早已去世，要不然他不可能让自己保持如此缄默。”上述话写于1845年；实际上，多产作家尼尔的写作生涯一直持续到镀金时代[4]，1875年才去世。

伍德伍兹写了《自由的战士》(The Champions of Freedom，1816)，这是由美国人创作的第一部真正的历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是库珀《间谍》的先辈。他是一位文学上的万事通，是当时著名的剧作家，并创作了流行歌曲《老橡木桶》(“The Old Oaken Bucket”)而为人所知，这首歌成为战前诗集必定收录的条目。尼尔和伍德伍兹作为小说家都没有持久，因为他们都未能像欧文和库珀那样战胜越发不稳定的小说形式。他们的作品显示，1812年战争之后浪漫主义感性的兴起加剧了美国小说内部的分歧，在这种压力下，美国小说开始分裂崩溃。

尼尔作为小说家的处女作发表于1817年，乍一看这部作品似乎下定决心要粉碎过去。《保持冷静》(Keeping Cool)毫不留情地歪改了所有18世纪的文学传统习俗。尼尔在标题页上标明，此小说是为“某人”而写——随后认真地告诉读者这个名字是虚构的——然后在名字前面加上“绅士”的字样，嘲讽了当时作者们隐姓埋名的姿态和假派头。题献中“献给国家的女性们”的字样说明，作者将有意回避读者提出的小说没有价值的抗议——一旦读者们真的相信他怎么办？紧接着的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评论，其中他表示并不赞同小说为国家的文学声誉作贡献的观点，反而主张“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从不张扬的”。评论讥讽了诸如《每月诗选》和《门廊》(尼尔本人也是合伙人之一)那样的上层社会杂志的炫耀性博学。小说的开首句使用了斜体字印刷，宣称“热内亚人克里斯托夫·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国”并且引用了诺亚·韦伯斯特字典作为佐证；另外还有十六条脚注，绝大部分都完全没有必要，占据了整整九页的篇幅。戏弄讽刺一直延伸至第一章，此章节的主要人物是一位老人，他自称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并公开宣布他完全不能接受“事实必须准确”的标准：“我从来不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物——我的人物都是自己(创造)的。”尼尔的小说题目本身就是在嘲笑感伤小说对读者情绪的感染力。小说的高潮处，作者经常打断故事的叙述，要求读者“保持冷静”，然后用冗长啰唆的语言再迂回到故事的情节中。

如此的逗趣可以与欧文相提并论，表现出从共和主义责任中解放出来的想象力。除了发出保持冷静的命令以外，文中的想象力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对传统不屑一顾，漠不关心社会实用性，为自我而神魂颠倒。尼尔的恶作剧充满了个人主义的感性，一直都有支配整个故事的趋势。这一点指的是《保持冷静》所特有的多种身份，它既是讽刺类小说，又是爱情小说，同时又是冒险类小说。滑稽模仿的评论附加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情节，年轻的恋人经历了分别和考验，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尤其在第二卷中，模仿的口气渐渐减弱，故事的讲述蜕化成小说所奚落的模式：一个多愁善感的小说，其间点缀着说教训导。关于决斗、印第安人的境况以及死刑的长篇大论占据了主要篇幅，使读者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这对恋人的困境上，尼尔零星的冷嘲热讽似乎完全不合时宜。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和谐的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充满热情的教育和劝导，另一方面又抵消了这种作用。尼尔对后革命时期小说的进程感到不满，但是到那时为止，他还没有找到任何方法对此进行改进，所以只好采用取笑和嘲讽的方式。他后来写的历史浪漫主义文学试图重演库珀的辉煌，但是人们主要记住的是他小说中骇人听闻的暴力和色情挑逗，在这个方面，他远远超越了他的榜样。

在历史小说的创作领域中，库珀既是效仿者，又是先驱，这不仅仅指在大西洋的彼岸的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在写作韦弗利小说。其他本土作家中，杰拉米·白克拿朴牧师的《傅雷斯特一家》(The Foresters，1792)是一部关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斗争的寓言体小说，罗森为那些对“她们的祖国”感到好奇的学校女生所写的小说性课本《鲁滨和雷切尔》纵览了从哥伦布的航行直至今日的美国历史。罗森的作品尤其提醒人们，早期的小说如何把对事实和教育的关注转为类似于历史浪漫主义文学。《鲁滨和雷切尔》主要以国家发生的事件作为故事的背景，而伍德伍兹在《自由的战士》中则提倡“个人的事件……与公共历史的线索”相互交织。这部爱国小说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副标题“神秘的酋长。一则以结束于1815年3月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之间的战争为基础的19世纪的浪漫故事”

《自由的战士》可以被认为是早期小说的尾声，这本书中形式的矛盾最终发展成公开的冲突。伍德伍兹的小说显示，调和小说的公共事实面与它致力于个人成就之间的矛盾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据扉页所言，此小说既是公共道德的真实纪念碑，“最准确、最完整地记录了最近发生的战争历史”，又是一部浪漫故事，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表达艺术家的个性，故事非常新颖，与“发表在它之前”的任何作品都没有相似之处。虽然后面的故事据认为无论是作为“历史还是小说”都具有可读性，但是人们依然不能把它当成艺术品来阅读。

“爱情和爱国主义”这两种力量——书中的一个章节采用了这样的字眼——完全不能和睦共处：它们之间的仇恨在主题上变得清晰可见，导致了小说在风格上的差异。一个叫做神秘的酋长、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印第安人不厌其烦地警告主人公乔治·华盛顿·维罗比(George Washington Willoughby)，不要“把应该献给国家的热情投入到”他青梅竹马的心上人身上，“因为你的国家需要你，而且需要一个专心投入一心一意的你”。维罗比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他坚持写日记，记录战争中每天的情况；在书中随处可见那些毫无生气的事实堆砌，如他所参加的所有战斗的记录，包括军事布置、军事策略实施的详细记载以及英勇献身的官兵的名单(有时名单中会有多达50个人的名字)。而同时，浪漫的爱情故事也在发展，这个爱情和诱惑的故事似乎是从其他类似《夏洛特·坦布尔》这样的小说中来：“那个获得了预期效果的恶棍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粗鲁地把她搂进怀中，双臂紧紧地拥住她，使她产生了片刻的眩晕，搜寻着她苍白的嘴唇，吮吸着唇与唇相接的甜蜜。”

很明显，伍德伍兹所说的新颖有许多夸张的成分，然而库珀的历史小说中有些段落还比不上他。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之间的延续性：伍德伍兹是本土小说的先驱，他的弱点和过失正是库珀的成功之处，他的雄心由这个国家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而实现。从《间谍》开始，库珀的作品显示出早期小说身份危机的损害。这些小说是军事行动和浪漫的爱情纠葛之间的杂交，到处充满着毫无特色的人物和情节冲突，拙劣地调动读者在“敌对的阵营和爱情的温巢”间奔波，其拙劣程度可以与《自由的战士》相提并论。伍德伍兹的神秘酋长甚至有可能为库珀小说《间谍》中的人物、高深莫测的哈勃提供了灵感；小说的结尾处，这位印第安人露出了真实面目，成为“华盛顿精神”的化身。但是库珀在改变历史为私用方面大大超越了伍德伍兹。《自由的战士》的作者把历史事实当成客观的纪录，与人物的内心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而库珀则把历史重新构思为个人经历。他把“事实真相”当成一块画布，任何一位艺术家都可以不受事实的限制，在这块画布上恣意挥洒他的想象力。

[1]Silence Dogood：英文中silence的意思是“安静、寂静”；Dogood的意思是“做好事”，放在一起有“沉默是金”的意味。这个笔名有劝诫人们做好事而不声扬的意思。——译注

[2]Freeman，在英文中的意思是“自由人”，结婚时放弃娘家姓同时意味着放弃做自由人。作者选用这个词作为人物的姓是由其意义的。——译注

[112]哈文顿：人物的名字英文是Haventon，发音近似于英文中的“have not”和“haven't one”，故作者说这个人物的名字是在玩文字游戏。——译注

[4]镀金时代(Gilded Age)：美国历史上一个经济繁荣但社会弊病日益严重的时期，时间大约为内战结束后的二十余年。“镀金时代”一词来源于马克·吐温和沃纳合著的同名小说。——译注

第六章 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

1789年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18岁，他发表了一首纪念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诗歌，结果发现印刷商犯了个错误，“出于热情或者无知，抑或是两者兼有，(把富兰克林的名字)替换成了华盛顿”。布朗在日记里称，这个失误把共和国的军事伟人变成了一位纯粹的哲学家，“使整个话题变得滑稽可笑。这首拙劣的赞美词中的每个字眼都是对华盛顿直接的诽谤，当时人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布朗事业中早年发生的这个事件可以看成一个比喻，预示着在一个共和主义理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成为自谋生计的作家——一位文学上的富兰克林式的人物——是多么的艰巨和困难。大量的文字把这个国家第一位“权威”小说家与白手起家的费城印刷工相联系，后者热衷于写小说，并在早期的出版物中采用了女性角色。如富兰克林的《自传》一样，布朗的小说公开承认这些是写作的产品，因此是印刷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先前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口述模式。在布朗的手中，本土小说实现了它自己的身份，即中产阶级公开关注社会流动性和个人自我成就的领域。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同情妇女和关注女性权利的主题，这一点与富兰克林的小说有着相同之处。布朗决心把文学当成职业而不是绅士的业余爱好来对待，一直努力希望通过他的笔来赢得独立。他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很明显是因为他所生活的社会不能支持职业作家阶层，这在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可以理解。但是除此之外，布朗成为小说家的理想最终破灭，还因为他把小说这个媒介重新定位为个人形式而非公共形式。在1800年，美国文化中公共精神和集体的导向依然胜过个人主义的导向：华盛顿精神使富兰克林精神黯然失色。

如果我们把上述解释当成定式，那么这个比喻就太过简单，没有对布朗作出公正的评价，因为他一直赞成文学艺术应该属于并服务于社会的观点。从一开始他就强调写作的说教视角。为了说明小说具有好的影响，他自觉努力地去除小说给人带来的不好的联想。在宣传他第一部成书小说、现已丢失的《空中散步》(Sky Walk)的广告中，布朗把自己描写为“讲故事的道德家”，他的目的不仅仅是取悦“无所事事、毫无思想”的人们，而是吸引“那些善于学习和思考的人”。《维兰德》，又名《变革》(Wieland；or The Transformation，1798)是他真正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其中小说家的形象稍有改变，成为“道德画家”；小说意在阐述“一些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再次重申了布朗对严肃读者的关注。

布朗在小说社会职责上的重心导致了他作为艺术家缺乏创造力的后果。小说作家应该追寻真理，而不应该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而编造一些巧妙的事件。“事实是小说之本”，布朗在宣传《空中散步》的时候如此断言，这句话可以适用于他所有的小说。《维兰德》声称是基于“一件真实的案件”，一件在《费城密涅瓦报》(Philadelphia Minerva)上报道的令人厌恶的谋杀案，布朗认为“绝大多数读者”将会非常熟悉。他还利用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历史证据”来描写老维兰德自发的暴怒和卡尔文的口技；他开创了在文中使用脚注为故事提供佐证的方法，后来的一些小说家如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和赫尔曼·梅尔维尔都纷纷效仿。

布朗尊重历史事实和社会功用性令人费解，主要是因为他所列举的事实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他的作品动摇了人们对共和主义文化认识论的固有观点。《维兰德》很容易被人们看做是对早期小说所宣称的忠实事实的驳斥或者滑稽的模仿，那种忠实就是想当然地认为人们对小说中的事实有所了解。布朗故事中的许多“事实”不可能发生的程度之高足以引起人们的怀疑，而且他所列举的证据通常都带有私人玩笑的意味。如在晦涩难解的脚注中，为了解释老维兰德之死，他让那些好奇的人不仅要去参考“马菲星系和丰塔纳市的研究”，还要去看关于医学和佛罗伦萨的学术杂志。我们如何知道这些事？令人信服的证据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关于神秘的声音和感觉数据的问题一直处在小说的中心地位；小说的内容并未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布朗在文中提出的一个或者几个寓意同样没有起到教育作用，反而使读者更加迷惑不解。故事的讲述者克拉拉·维兰德用不同的方法劝导人们不要欺骗，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要对宗教过于狂热，要警惕自己的弱点。小说中不易理解并相当雄辩机智的说教，实际上认可了读者的主观判断。克拉拉在第一页中鼓励说：“只要你认为合适，怎么理解这个故事都是正确的。”在最后一页中她说：“我希望你从故事中得到道德教育。”

布朗不愿意对读者进行道德训教，因为他认为虚构性的故事，无论它们有什么样的好处，与演讲和布道这种公开说教的模式有着内涵上的不同。他强烈地感觉到，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物完全不同于口述表现形式。公共演讲需要直接面对听众，比较拘泥于形式，而演讲人并不重要。进行布道的牧师面对教区的教民，但是他的言辞并非个人观点的表露。布朗意识到，小说是口头表达形式的转化，是拉近距离、表达个人观点的媒介，这种思想渗透在他小说的方方面面。他的艺术与美国整体文化中影响深远的转变并驾齐驱，这个转变就是从口头表达形式转为与写作和印刷密切相关的多种价值标准并存的运动。

在布朗所有的小说中，口头表达和书面写作分得一清二楚。文化中一种类型的语篇向另一种类型的转化看起来似乎已经使两者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文学作品中同时出现，以便人们进行比较和评判。一般而言，早期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这个特点，比如说18世纪的作家们都喜欢采用书信体的形式进行写作，而书中的主人公都扮演作家的角色。但是布朗几乎是痴迷于说、听、读、写各个方面，在当时这样做的人凤毛麟角。他的小说到处都是放错了地方和被人发现的手稿，每个人物都难以抑制地倾诉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此同时其他人物充当热心的听众，被人截获的信件和被人偷听到的谈话、剽窃、造假以及口头模仿随处可见。在他的虚构世界里，写作能带来许多特殊的收获，不能仅仅当成一门手艺来看待：包括亚瑟·莫文和史蒂芬·达德利(Stephen Dudley，《奥蒙德》中康斯坦丁的父亲)在内的人物们都找到做抄写员的工作。人们经常反思口头交流和笔头交流的含意。同一部小说中的主角埃德加·亨特利在故事开始就谴责写作的苍白无力，因为它缺少演讲的“表情和手势”。《亚瑟·莫文》中的人物既不相信“无辜的表情和口若悬河的嘴巴”，又批评小说是二手经历。

笔头取代口述在《维兰德》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布朗的第一部小说提出，在口头的、面对面文化中产生的态度在18世纪晚期不在形成的文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中是非常不恰当的，甚至是危险的。维德兰一家与他们的好朋友普雷耶尔(Pleyel)同属一个说话者和旁听者的传统世界。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团体，他们崇尚彬彬有礼的谈话，经常上剧院欣赏节目，赞赏“罗马式的雄才论辩”。西塞罗的半身像——共和国演说家的偶像——矗立在神殿的门外，克拉拉的兄弟西欧道为了娱乐家人，朗诵这位著名雄辩家的演讲，并伴有恰当的“手势和抑扬顿挫”。对于维兰德一家来说，交流的产生不能有距离，而应该是以互动为基础；他们认为交流中最重要的是直接和亲密无间。他们有一个倾听意见的历史，并解释这些意见有一个确定的来源，老维兰德和他的儿子都认为来源就是上帝。西欧道对黛蒂发出的迫切恳求——“我应当被允许见你”，“只要你出现，我就会证明我的感觉正确无误”——这些都表明，整个家族都渴望能够直接面对每句话的“作者”。

布朗的故事戏剧性地表现了获知意见来源的困难，指出了维兰德一家相信直接经验的弱点。当卡尔文，那个“巧舌如簧的骗子”出现在田园诗般的乡村隐居处时，维兰德一家深深陷入各种误解中，最终以悲剧告终。布朗对口技的兴趣表现出他对写作本性的入迷。卡尔文有伪装声音的天赋，这使他具有作家的威力，即不用直接面对观众就可以进行交流的能力。如克拉拉所说的那样：“他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也能说话。”虽然卡尔文的动机不纯，但是如果书中的人物不一味坚持交流就是一种简单的对话的观点，他绝不会给大家带来任何的伤害。他们被口技者的表演所误导，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人一定就在他发出声音的地方。他们希望所有的交流都是口头语言的直接互换。

布朗在《维兰德》中的风格以及他所有小说的风格都进一步说明，写作和演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意见的方式。他的作品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讽刺了“作家式”的文本，在这种文本中与读者的接近让步于作品的媒介作用。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布朗喜欢把一个故事套在其他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故事中，所以故事的讲述就离原始的说话者更远。这种迁移的模式，像《维兰德》中人物竭力想淡化而实际上事倍功半的那样，使读者对作者身份产生了同样的怀疑。这种看似巨大的倒退使人们难以判断印刷在纸面上的文字到底来自何处，提醒人们应该小心谨慎。布朗过分喜爱使用被动语态，进一步隔离了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随意挑选一段关于克拉拉的叙述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那些神志清醒的人与普通人不同，但如我们一样是道德和自愿的执行者，他们一定存在于某处，这个事实几乎不能被否认。得到他们的支持，人们可以达到仁慈或者恶毒的目的，这个事实也是不能被反驳的。”这一段中，布朗的文字充满了占优越地位的印刷文学的思想意识：他创造了与作者有一定距离但又声称是享有书面文字地位的作品，旗帜鲜明地与口头演讲划清了界限。

布朗以写作速度快而臭名昭著，他的这种快速写作也与他认为写作是口头文化对立面的观点相符合。口头艺术非常依赖那些利于记忆的公式化手段，重复、排比、暗示、谐音、和音是荷马史诗和其他口头艺术创作的明显特点，而布朗小说突出的特点就是完全没有这些元素。他的故事总是发生得匆匆忙忙，未加润饰，似乎写作的时候因为速度太快而没有时间考虑结构上的连贯性。(事实上，布朗三年内发表了六部小说。)他小说中的句子可能过于冗长、玄之又玄，但是也经常有一个短句子接着一个短句子、断断续续的情况，给人以匆忙完成的感觉，很像18世纪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文字。

布朗轻率的写作特点与他对拉丁语派生词的迷恋——他写作很少使用日常会话语言——以及使用一些妨碍和混淆情节的技巧背道而驰。他的书中没有很多平行发展的故事和预兆，而一些离题、松散的故事线索和次要情节比比皆是。他总是看起来迷失了方向，介绍人物和事件的目的就是为了忘记他们。《维兰德》中有一个例子，那就是路易莎·康韦(Louisa Conway)一家。布朗在小说的前部就提到了他们，然后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直至两百页之后小说的最后一章，布朗才三言两语地打发了他们。这些奇怪的特色给几乎所有的读者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导致其作品超乎寻常地散漫。准确地说，它们是粗制滥造的作品带来的缺陷：布朗仓促中的粗枝大叶表明了作者希望摆脱读者记忆、争取自由的观点。他的作品不遗余力地宣传印刷出版形式。他快速的写作风格、情节中的回想和记忆错误与口头文学中为了帮助记忆而使用多种写作技巧的手法截然对立。

布朗的小说对由口头文学而激发的态度进行了批评，这总是使人们把他的小说与压制新共和国发展的分裂因素相提并论。后革命年代对业已确立的权力机构的巩固相当于印刷出版业的“反革命”。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反对那些美国社会中居住在一个口头亚文化中的人们，在这个文化中，除了圣经和年鉴，其他的书似乎都不存在。这些人，其中包括对政府不满的北部农民和全国所有地区的福音派新教教徒，都通过诸如即席布道和政治性演讲等大众所喜爱的口头形式来表达思想；他们属于口语民族而不是书面语言民族。他们不恭顺的表现给战后生活在动荡不安中的社会精英们发出了警告。有意压制他们的运动降低了大众交流的直接性；这场运动的高潮就是书面文件的出台，即宪法。

宪法在确立印刷出版思想意识的地位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联邦契约是政治意义上的《维兰德》。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指出，煽动政治家在当地亲自出马活动是最具危险性的，宪法通过授予国家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应付这种威胁。宪法反对古典共和主义鼓励平民积极参政的理念，反对领导人严格的义务职责，它通过复杂的联邦体制，削弱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使权力机构远离平民大众。实质上，宪法在政体上复制了书面写作的基本特点，即与口头表达不同，它没有作者的出现。

布朗对“印刷”这个模式的迷恋还使我们想起他的小说与商业兴起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印刷的统治从历史角度来说，既与政治有关，也与市场有关。对于传播知识和印刷物来说，贸易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动机——也许甚至是最重要的动机。除此之外，贸易与共和国向以中介关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化密不可分。18世纪的农业经济依赖面对面的交易。慢慢取代农业经济的商业体制采用远程交易，通常中介就是商品。如印刷和议会政府一样，商业用间接交易代替了直接交易。正如布朗关于商业城市的小说《亚瑟·莫文》指出的那样，商业导致了不带偏见的进化。

《维兰德》之后，布朗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三部小说，希望确立自己共和国一流小说家的地位：《奥蒙德》，又名《秘密的目击者》(Ormond；or The Secret Witness，1799)、《埃德加·亨特利》又名《梦游者回忆录》(Edgar Huntly；or Memoirs of a Sleep-Walker，1799)以及《亚瑟·莫文》又名《1793年回忆录》(Arthur Mervyn；or Memoirs of the Year 1793，1799—1800)。他热心于扩充美国小说的题材，使小说的形式朝着原创方向发展，扩大小说在有知识教养的读者中的声誉。对于布朗而言，“无所事事、毫无思想的人”是那些沉溺于多愁善感的爱情小说中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应该是女性。这位小说家对塞缪尔·理查德逊以及18世纪读者们阅读的大量的挑逗性诱惑小说评价不高——这些故事集中都描写女主人公为浪漫爱情而经受的煎熬，小说的题目都取自女性的名字：《帕米拉》、《克拉丽莎》、《夏洛特·坦布尔》。这些书无意中确认了公民—人文主义的偏见，即男性(men)追求公共美德(public virtue)——拉丁语中，vir代表男性——而女性作为重视隐私和情感的动物，对共和主义的道德产生了威胁。那种小说是女性类型，在美国社会中没有位置。

布朗致力于一种带有教育意义的共和主义文学，这就使他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化中的性别双重性。从小说题目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他决心抵御小说的女性化：1789年至1800年之间他发表了四部主要的小说作品，都是以男性命名。然而在其他方面，布朗不赞同公共—人文主义者对女性的怀疑态度。他对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布局、个人自我实现和小说的迷恋使他对女性有认同感。他的早期对话《阿尔昆》(Alcuin，1798)呼吁两性之间的平等，他四部主要小说中的两部，尽管书名中用了男性的名字，但更多的篇幅用在了女性人物身上。《维兰德》可以叫做《克拉拉·维兰德》，而他第二部小说《奥蒙德》实际上是关于康斯坦丁·达德利的故事。这种对女性看法的摇摆不定和矛盾情绪始终贯穿了布朗的整个写作生涯。

《奥蒙德》是关于女性独立和政治阴谋的小说，它把大众喜爱的诱惑小说变为理性和野心的混血儿。布朗描写了一位少女反抗玩弄女性感情的骗子的简单情节，其中他加入了出人意料的起伏跌宕构思：康斯坦丁·达德利渴望获得经济上的自立，这对18世纪的女主人公是非同寻常的；康斯坦丁与她朋友索菲亚·韦斯特委(SophiaWestwyn)之间近似“浪漫激情”的亲密关系，以及对妇女困境的反思，回应了《阿尔昆》中提出的观点。例如，康斯坦丁拒绝了一个人的求婚，因为作为生活在后革命时期美国的女性，一旦她成为妻子，她就丧失了自己的个人身份：“还没有拥有财产，她自己倒成为别人的财产。”

与小说名字同名的恶棍不是一个普通的骗子。奥蒙德是一位乌托邦式的阴谋家，他以理论为基础向康斯坦丁求婚，是一个伪装大师，精于模仿。他试图利用理性的辩论引诱康斯坦丁上钩；当无功而返的时候，奥蒙德被她的智慧和强烈的个性深深地吸引，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再次求婚。他最后企图强奸康斯坦丁，这个情节对布朗而言是对流行小说的妥协；女主人公在一个荒无人烟的乡村居所手持刀刃刺向企图侮辱她的骗子，标志着对歌德式情节剧的回归。康斯坦丁以具有一个性感的女性的面目出现在下面两个人物中间，一个是奥蒙德依赖的情妇海伦娜·克莱维斯(Helena Cleves)，另一个是奥蒙德残暴的姐姐玛蒂奈特·德·博韦(Martinette de Beauvais)，她狂热地追求自由解放，身穿“男性服装”，曾经参加过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战斗。

作为小说，《奥蒙德》是一系列种类的颠倒和变形；它从结构上复制了布朗作品中最显著的特点，即人物的易变性。玛蒂奈特对她母亲的评述“这个女人的面目千变万化”适用于布朗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人们发疯，梦游，戴上各种伪装，冒名欺骗。到处都是酷似的人物形象，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经常非常模糊或者完全消失。在《奥蒙德》中，与书名同名的主角充分体现了这种不稳定性，从政治幻想家变为准强奸犯和谋杀犯；随着情节的发展，他利用自己“模仿他人声音和动作的能力”巧妙地获取他人的隐私，如他假装扫烟囱的人进入到了达德利的家中。

评论家们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这种角色置换，他们认为这种转换是布朗模式的标志，它不容易被模仿，还具有强烈的讽喻意义，是战后美国混乱状况的反映，是明察秋毫的心理分析。这种转变含义丰富，其社会意义慢慢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在亚瑟·莫文成功的传奇中才变得清晰可见。但是甚至在《奥蒙德》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关于社会流动性的例子重复出现，杂乱无章，这些例子只不过略作了修改，我们在早期小说中也已经遇到过。达德利的历史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他“从富裕的顶峰”跌入“贫困的深渊”，随后又恢复了往日的荣耀。海伦娜、玛蒂奈特和索菲亚也都经历了“命运的兴衰变迁”。如果把布朗与富兰克林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布朗的小说，连同他的爱国者形象，描绘了联邦时期经济生活的随意混乱和缺乏连贯性，而富兰克林则通过主张获得理性来进行抗争。《奥蒙德》中的人物由于他们无法控制的、不可预知的事情而变得穷困潦倒——如达德利先生被人挪用资金后双眼失明——同时又因为同样偶然的事件获得财富，如获得行善人的好感，或者获得一笔意外的遗产。

在《埃德加·亨特利》中，变革贯穿始终，这是布朗最具有“美国”自我意识的小说，是他一生中唯一再版的小说。在这本书中，布朗确实预言性地为美国小说下了定义。序言中，布朗自夸这部小说弃绝了英国恐怖小说必备的因素——“愚蠢的猜疑和喜怒无常的举止、歌德式的城堡和妖怪”——偏爱“与印第安部落战斗的故事以及西部蛮地的危险”，开创了新(本土)天地。创作了皮袜子系列故事(Leatherstocking Tales)的库珀，作品中充满了荒无人烟的地貌景观和梦魇般的洞穴的埃德加·爱伦·坡，以及其他美国后期的作家们都承袭了布朗的模式。

《埃德加·亨特利》是一部幻觉小说，主人公经历了超越“魔法变换”的巨变。亨特利神秘地在野外一个洞穴中醒来，进入一个不断变化形式的奥维德王国，这里自我的边界和本性经常被人们讨论。他最终发现，原来他一直处于梦游状态，毫无意识地在模仿一个叫克里塞罗·埃德尼(Clithero Edny)的罪孽深重的爱尔兰人，而且行为举止越来越像他。在他的冒险过程中，亨特利也获得了动物和野人的本性：“我不愿意在敏锐的洞察力方面上输给猞猁，在脚步平稳上不如狍，困境下的耐心和疲劳时的竞争力我要超过莫霍克族人[1]。”小说中有一段克里塞罗讲述的故事，进一步强化了小说对混乱的、变化无常的身份的描写。克里塞罗的故事是关于他的女恩人洛里莫夫人(Mr. Lorimer)和她认为与她共同享有“合伙人”身份的一对孪生兄弟。这个故事以爱尔兰人的崩溃直至发疯而结局。此时两个故事汇合在一起，亨特利取代了克里塞罗，成为洛里莫夫人的“儿子”，继续证明他自己精神错乱的双重身份，根本没有什么鲜明的、可知的自我痕迹。

亨特利的冲动是心理问题，但是也有主动获取的一面。他证明自己是克里塞罗，因为他也希望像那个爱尔兰人一样从一文不值的农夫成为上流社会中的一员。两个人都是为生活而迫的农夫的儿子，牢骚满腹。克里塞罗逃离原先的生活圈子的故事激起了亨特利强烈的欲望，促使他篡夺那个陌生人的生活。在亨特利重回文明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性这个主题凸现重要。主人公在三个住处停留，可以说概括了他最终的成功。第一处是奎恩·玛博寒酸的茅屋，第二处是简朴的农舍，第三处欣欣向荣，预示着“(住在这里的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家产殷实，远远超过那些才智平庸的乡巴佬”。亨特利相信他可以“同这些人发展亲密关系”，小说让他与他的前导师萨斯菲尔德(Sarsfield)相聚，证实了他的信念。萨斯菲尔德新近与洛里莫夫人结婚，已经返回美国去拯救他的学生于“苦力和低贱的身份”中。由此，埃德加取代了克里塞罗得到了洛里莫夫人的保护，甚至可能牵手克拉利斯(Clarise)，那位克里塞罗一度曾经与之订婚的与洛里莫夫人面貌酷似的侄女。当然，亨特利根本没有打算同他那身无分文的未婚妻玛莉·沃德格里夫(Mary Waldegrave)结婚——这个主意的改变预示着布朗另一个野心勃勃的乡下年轻人亚瑟·莫文形象。

《亚瑟·莫文》是布朗最有价值的成就，按理说是在形成期中由美国人创作的最优秀的小说。它是一本具有先见之明的书，是个人主义在社会中和主观主义在小说中取得胜利的预言者。在厚厚的两卷书中，布朗记录了一位毫无经验的年轻人面对大都市进行冒险性努力，最终出人头地的历程。故事一半发生在费城，一半发生在费城周围的乡村，使人们不禁想起富兰克林著名的成功之路，小说被认为是一份重要的宣言，确立了美国的身份，预示了美国在新世纪之初的繁荣发展。这部小说中，布朗开门见山地讨论社会问题，这虽然在他早期的小说中也出现过，但是没有如此声张。他向我们提供了一幅国家正从一个农业国家向商业共和国转化的清晰画面。《亚瑟·莫文》描绘了新制度中社会、心理和性别之间的协调，揭示出这种制度对于布朗实现小说家抱负的重要性。

《威尔斯坦历史学院》(“Walstein's School of History”)是他完成《亚瑟·莫文》第一卷后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为小说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导言。在评论一位名叫恩吉尔(Engel)的作者关于知识体系时——一幅几乎不加伪饰的自画像——布朗断言，人类关系“最广阔的来源”就是“财产。没有任何其他话题能比财产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财产有关的观点是人类中存在的所有幸福和悲伤的源泉”。关于经济重要性的评论在布朗生活的年代并非不同寻常。当时就有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辩论，双方持有迥然相反的观点，一方坚持财富的标志是拥有土地，而另一方坚持财富应该是商业和制造业的形式，这场辩论是《亚瑟·莫文》故事的背景。布朗的观点与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主义党人文集》第10篇中的观点相似，麦迪逊指责“财产多种多样的、不公平的分配”是宗派的主要原因。在《威尔斯坦历史学院》中，作者进一步明确指出，性是人类行为巨大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它不是主要因素。他说，健康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促使两性结合的环境和协调两性结合的原则”。

财产和性欲在《亚瑟·莫文》中最终证明是紧密联系的。小说以主人公向斯蒂文斯大夫讲述他的历史开始。口头讲述和田园生活在此并驾齐驱，正如后来书面写作和个人野心一样。亚瑟最近刚刚到达费城，患上了黄热病，小说的前半部分中，他基本上是杰斐逊思想的代言人。他经常坚持说，农业是生活的模式，最有助于幸福；他称赞“固定的财产和居有定所”是农耕经济的理想。他在费城的冒险经历使他进入到了一个颠倒的世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处在流动中。与土地不同，这个商业城市中的财产从本质上是“便携式的”，包括商品和纸质仪器，所有的一切都便于运输和改变成其他东西。亚瑟对“飘浮式或者移动式的财产”茫然不知所措，这种财产在小说中的标志就是它总是飘忽不定。城市背景因此是重大社会变革的场景。小说中的人物时而富足，时而拮据，绝大多数置景费城的情节要么发生在奢侈豪华的住宅中，要么发生在债务人被关押的监狱里。商人沃特里(Wortley)把这种财富的极度摇摆不定归因于商业经营。“你真幸福”，他对斯蒂文斯大夫说，“因为你根本不了解商人的烦恼，不了解革命。你的财富基础稳定，不是一阵邪风就能给吹得无影无踪，也不是大笔一挥就财产全无。”

布朗推出托马斯·威尔贝克作为“便携式”人物的代表，因为他的小说同时有两条线索，一是财产，二是性情。交换性、不稳定性和易于欺骗性既是纸币的特点又是威尔贝克的特点。威尔贝克是一个破产的利物浦商人的儿子，他向莫文倾诉道，成长在依赖他人的环境中，使他养成了那些“不适合做乡下活”的习惯。因为不愿意靠劳动吃饭，威尔贝克小小年纪就开始靠“虚伪和谎言”谋生。当现身费城的时候，他是一个造假者和骗子，身份如他的财富一样不可靠和反复无常。他让莫文陪同出席一个舞会，他身上的巨大变化让主人公莫文大吃了一惊：(威尔贝克)从一个忧郁乖僻的人转变成一个热情友好的人，变化之大连莫文都“无法(让自己)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威尔贝克的性依恋暴露出类似的易变形。他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骗子，感情经常出现偏差或者“转移”到新的俘虏身上，他雇用莫文的原因是希望眼前的情妇能被这个年轻人迷住，以免他自己陷入尴尬。人类行为最重要的两个源泉，财产和性欲，在威尔贝克身上被欺骗所玷污：诱惑等同于感情造假。

《亚瑟·莫文》的第一卷展现了一幅在黄热病控制之下的城市画面。布朗运用疾病作为道德沦落的隐喻，揭示出这个城市不仅有生理上的疾病，同时也出现了精神上的疾病。随着致命的黄热病席卷全城，欺诈者骗取诚实商人的积蓄，性掠夺者使一个又一个人成为牺牲品。费城成为经济阴谋和色情阴谋的核心所在地，在这里财产和感情生活如传染病一样变化无常。

第二卷中，作者利用汉密尔顿的观点对第一卷中杰斐逊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布朗修改了费城的消极形象，一方面强调城市的好处，另一方面怀疑那些平均地权论倡导者提出的理想化的乡村模式。在一个土地可以转让的社会中，“固定”财富和移动财富之间的对立证明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卷很快就向读者交代，亚瑟的父亲出售了家庭农庄，而钱却被第二个妻子诈取了。海德温(Hadwin)的财产也没有逃得过掠夺者的魔爪：伊利莎贪婪的叔父让她的父亲拿财产作了抵押，这样就剥夺了这位年轻女子应该继承的遗产。把土地作为“定所”的理想在土地实际上是一种随时可以购买和出售的商品的现实面前土崩瓦解。另外，固定性作为条件已经对亚瑟失去了吸引力，他开始垂涎地理和社会流动性，赞美与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的人交往的好处。随着小说的进展，他对大都市的好感与日俱增。他对斯蒂文斯解释说，第一次来到费城的时候，除了“愚蠢、堕落和狡诈”以外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第二次来到费城，他认识了那些高贵的、有教养的城市居民，如马拉维格里、梅德里考特和斯蒂文斯本人，他对费城的印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城市被认为是痛苦和罪恶之所在，那么它同样也是所有值得赞颂的、富有活力的精神产品的家园。”

亚瑟转而对城市的忠诚开始了样式上的变化：拥有土地、公德心和情感稳定让位于商业交易、个人主义和轻率鲁莽。主人公思想上的革命使他对城市财富的形式有了新的感受力。威尔贝克在临终前交给他一张沃森汇票让他去归还，莫文把钱汇到巴尔的摩，然后自己去取应该得到的报酬。当主人公怀疑是否完成了这么一个小义务就该得到回报的时候，他把这些踌躇犹豫看成过于挑剔，坚持认为对于处在这样境况中的人，“钱是非常有用的”。在第一卷中，他对可转让财产一无所知，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而此时他惊讶于自己对债券和合同的知识，愉快地接受了“一张价值”1000美元的“支票”。

亚瑟行为上的重大变化伴随着他外表上的变化。当他慢慢习惯多变的城市经济的时候，他的行动也开始飘忽不定，不可预料。一次他闯入维拉斯夫人开办的妓院把她激怒，维拉斯夫人拿出手枪几乎把他打死。还有一次，他没有敲门就进入文特沃兹夫人的家中，要求她为克莱门泽提供庇护(克莱门泽是被威尔贝克抛弃的情妇)。受到惊吓的文特沃兹夫人斥责他：“你的语言和想法就像个疯子。”在第一卷中，亚瑟哀叹“轻率下结论的愚蠢”，而第二卷中他则把轻率当成行动的准则。“我选择了一条显而易见的路”，他沾沾自喜地说，“并沿着这条路进行我莽撞的远征……我们不能因为无知而怠惰。不管我们的知识足够还是匮乏，我们必须把自己意图付诸实施。”

莫文愈发冲动，愈发依赖自己的感觉，这都代表了一种对自我的崭新专注。第一卷以男性人物为中心，如威尔贝克和斯蒂文斯，而第二卷中妻子和母亲们左右了主人公的思想。他实际上抛弃了男人和义务的公共领域，臣服于女性和情感的控制。莫文的性欲需求起初归入到日常生活中；谨慎和对他人的关心限制了个人的欲望。亚瑟推迟了他与伊利莎的婚期，因为他对她的家庭情况不甚了解，以及感觉到他对家庭和朋友负有责任。在第二卷中，他自己的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感觉变得异常重要。他认为自己痴迷上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贵妇人阿克沙·菲尔丁，并公开说她可以“替代我逝去的母亲”。他皈依了浪漫的感性，任由自己的情感无边无际地飘游，并时常为自己的情感量体温。第一卷中无私美德的拥护者现在则声称，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爱和被爱；为了交换爱情，互诉衷肠”。

亚瑟的浪漫生活使人想起托马斯·威尔贝克，布朗笔下便携式人物的样板。主人公情感的巨变让我们回忆起他前任雇主性生活上的轻率经历。莫文把感情从伊利莎身上“转移到”阿克沙身上，认定乡下姑娘的“年轻、不谙世事的头脑简单和精神上的不完美”不再引起他的兴趣，只有那位世故的英国寡妇的魅力才让他神魂颠倒。他的动机也许应该受到责备(也许不应该)，但是如果有什么的话，爱作为性乱或者唯利是图的化身似乎给第二卷抹了黑，其中就包括发生在一个仓库中的那个主要情节。如果威尔贝克是如此世界中的一个完美“情人”的话，那么亚瑟的表现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新手：妓院是他和阿克沙(她是被伪装的借口诱骗到那里的)第一次相遇并相互倾倒的地方。

总而言之，主人公决定与阿克沙结婚，他的选择表明城市战胜了乡村，金钱战胜了土地，个人主义战胜了共和主义，知识战胜了粗俗。这个选择预示着共和国的未来，既不可避免，又似乎值得怀疑，因为第一卷中，静止的土地改革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对处在世纪之交的美国现实没有做出足够的反应。虽然布朗所描写的在社会中奋斗而出人头地的人比那些固守原状、不愿改变的人更加具有吸引力，但是由于亚瑟的性格一直含糊不清，所以对未来的疑惑依然存在。主人公的机会主义受到很多人物的反感，在小说的结尾处这种机会主义得到了赤裸裸地表现，因为当询问阿克沙的财富时，他首先问道：“她有财产吗？她有钱吗？”在此之后才问“她有美德吗？”这些问题的顺序概括了他从杰斐逊主义者到汉密尔顿主义者、从“道德”到“商业”的蜕变，听起来似乎出自威尔贝克之口。莫文坦率地承认，“对威尔贝克的了解对我大有益处”，这位“模仿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忠实地效仿了他的老师，在这一点上，小说让读者感到心神不宁。

布朗正是利用对莫文模棱两可的描述，对写作和印刷出版文化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写作作为一种活动，在小说中增加了知名度，一如亚瑟获得了他的城市身份。从前的“农夫”演变成“作家”，同时也是易变资产的拥有者和感情的行家。他在费城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威尔贝克的文书，虽然在第一卷中他把自己的冒险经历讲述给斯蒂文斯，但是第二卷中他自己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他对“笔和书”发表了多种看法，称赞它们是“理性进步的工具”，但是也指责它们缺乏直接性：“它们用无声的语言来描写动作和表情，并没有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它们没有利用韵律、强调和停顿来解释这些动作和表情的意义。”文特沃兹夫人被他对信任的直接呼吁深深打动，但是不愿意相信他的口头保证，因此亚瑟应文特沃兹夫人的请求把一切用笔记录下来。

第一卷中几乎没有提及亚瑟的可信度问题；第二卷中这个话题成为中心，因为对他动机的怀疑越来越多。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还是不诚实的人？一个希望自己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本性正直的年轻人还是一个躲藏在看似可靠外表之下的诡计多端的骗子？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试图破解这个谜的读者比小说中的人物们具有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主人公所厌恶的距离和调解。布朗指出，口头交流的近距离会阻碍理性的反思。正如斯蒂文斯大夫所说的那样，莫文对异性的魅力使他免受他人的批评：“如果我是从别人那里听说莫文的故事，或者是从书中读来这个故事，我就可能对它产生怀疑；但是只要我想起他的语调、动作和表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我就完全没有怀疑了。”对于从书中遭遇莫文言论的读者来说，这句话等于告诉他要采取一种超然的、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批评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故事。写作远不是一种责任，它使人们能够做出不掺杂感情色彩的评价，而这正是演说所不允许的。“怀疑”——或者换种更中性的说法，深思熟虑的判断——是印刷文化的责任和好处。

小说与印刷有着特殊的关系，布朗的小说尤其显示出与日益兴旺的市场社会的联结。在所有想象力的艺术形式中，小说是一个特殊的印刷种类：与诗歌和戏剧不同，小说既不是用来朗诵，也不是用来演出的。布朗削弱了文字与文字来源之间的联系，建立了一个晦涩难懂、高深莫测的道德世界以激励读者去“学习和反思”，借此强调小说对调解的高度依赖。他的作品所要求的分析倾向，依照《亚瑟·莫文》而言，是都市商业社会的基本特点。书中所有的人物中，只有沃特里最直率地说，他不愿意“相信”主人公的故事，他把自己怀疑的习惯归因于商人的经历。他对斯蒂文斯大夫说，做生意让他学会了缓作判断：

(你)相信完美无缺的外表和能言善道的言辞的习惯早就应该抛弃了。在我从当前的职业中获得了一些知识以前——这些知识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得来的，而且代价不菲——我自以为足够聪明；为了证明他人的自命不凡，我只需要看一看他的长相，听一听他的声音就可以做出判断。但是在这个方面，只有我自己的经验才治愈了我的愚笨，我想再没有别的良方可以治好你的轻信了。

沃特里认为，生意是一种带有调查研究性质的活动，他的观点与布朗把小说描绘成需要严格阐述的种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布朗解释的那样，小说和新兴的社会经济都需要一种能力来审视各种主张和他人的信赖度，以便对特性做真实的判断。有人说这部小说保留了一种修正过的“有用”价值作为教育：《亚瑟·莫文》中的难点迫使读者对言词和行动不断地进行仔细研究，这种技能有助于人们在商贸界的生存。布朗小说里认识和道德上都模棱两可的社会是一个虚构的社会，让人不禁想起19世纪浪漫主义的标准，它来自作者希望创造一种与后农业美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相匹配的文学的理想抱负。

在完成《亚瑟·莫文》数月之后，布朗——与他的主人公非常相似——把注意力转向女性领域。这种转变表明他偏离了自己的“主要阶段”。在要成为职业作家的理想的鼓动下，布朗决定尝试创作情感小说，而之前他曾拒绝情感小说，认为它们只迎合那些追求娱乐消遣的读者，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精神上的鼓舞。虽然《艾德加·亨特利》一炮打响，但是他所有四部小说都没有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效益，他的兄弟们都逼迫他放弃文学，加入到家族的生意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布朗的事业而不是他的艺术预测了未来：他在“通俗故事”(如他所称)上的冒险为后来的人们树立了榜样。梅尔维尔在《白鲸》走麦城之后计划创作家庭小说，霍桑决定在《红字》之后创作有大团圆结局的作品。在一封写给兄弟的信中，布朗勉强承认，“绝大多数读者”不喜欢他作品中的“忧郁悲伤和不自然的事件”，他接着说，“仅仅这一点就为我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来放弃悲叹，取而代之以令人愉快的笔调写作。”布朗以其习惯的快速风格创作了两部浪漫小说《克拉拉·霍沃德》(Clara Howard)和《简·塔尔博特》(Jane Talbot)，都发表在1801年。这两本书比普通的情感小说都更加严肃，但是没有一本具有布朗鼎盛时期小说的理性力量和纯粹的奇思妙想。当时的一位评论家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他发现《简·塔尔博特》缺乏“想象的活力”，怀疑这本书可能是“另一个人对布朗的拙劣模仿”。

但这不是全部。布朗仅仅用两部以女性名字命名的小说结束了他作为小说家蒸蒸日上的事业，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才对。布朗支持女性权利，渴望把写作树立为独立的职业，他走在了共和国文化的前面，提倡自由主义和市场风气。随着他转向女性主题，布朗把以上两个目的和谐统一：浪漫故事最终吸引了已经女性化的读者群，并为自己借以谋生的行为冠上小说作家的帽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和谐对他的艺术造成了伤害：那种令读者欲罢不能的紧张消失了，布朗的小说不再能够继续维持它的奇妙和威力。这两部小说失败后，布朗放弃了把小说当成职业的目标。此后他坚定地舍弃了自己思想中“富兰克林”特征，使“华盛顿”风格重新活跃起来。在生命的最后10年，布朗把自己改变成一位文学的绅士，回复到18世纪文学讲究事实、以公众为中心的导向中。

早在他的小说令人失望地不被大众所接受之前，这种改变的起始阶段就已初见端倪。1799年，布朗着手开创他的第二个事业。他担任期刊编辑，创办了《每月杂志和美国评论》。杂志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宣传和发行方面的困难，仅仅发表了18期就关门大吉了。三年以后他创办了第二个期刊《文学杂志和美国记录》(The Literary Magazine and American Register)，并将之维持到1806年；次年重新发行了半年刊《美国记录》，又名《历史、政治和科学综合宝库》(American Register，or General Repository of History，Politics，and Science)，这本杂志一直发行到1810年他去世的时候。这本最后的期刊，如它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收录了国家公文的纲要，精选了各种媒体上的消息，搜集了文学和科学信息，这些材料绝大多数都与公共领域有关；与布朗的小说截然相反，杂志盲目崇拜事实。这位小说家，或者说是前小说家，现在抛弃了成为自力自足的作家的理想。在《文学杂志和美国记录》处女刊对读者的声明中，布朗展示了大家所熟悉的业余性标志。他说对“说出自己的名字”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厌恶”，发誓没有人依赖这本杂志来谋生，公开表明对自己过去所写的东西感到羞耻，撤回他作为小说家的所有作品。几页之后，他给自己蒙上胡乱写文章的绅士的斗篷：

当贫穷的作家，也就是靠写作吃饭的作家，受到人们冷漠和轻视的时候，作家因其世袭的财产或者赚钱的职业或公职能够在他的作品中注入悠闲安逸，他从人类那里获得更高层次的、更加持久的、更加真心的尊重，任何其他人都不可与之相比。因为我对第一类人嗤之以鼻，更别说名列其中，所以我最渴望的就是跻身第二类人当中。

在做出以上声明前不久，布朗已成为政治小册子的编撰者，讨论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事物。在这种形象下，与其说他与19世纪经典浪漫主义有共同之处，倒不如说他更像那些为了实现推进公共利益的目标而拿起笔杆的革命政治家们。在与他的兄弟们加入到家族生意中后，布朗信奉了他的家族所从属的商业阶层的联邦主义政治。1803年，他发表了一篇被广泛传阅的演讲，呼吁立即合并收回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公开抨击杰斐逊派在这件事上的不合作，因为他们对法国抱有同情心。紧接着他又发表了三个批评杰斐逊政策的小册子，其中包括那篇攻击禁运令的令发人深省的、哲学性的文章《对美利坚合众国国会的讲话》(An Address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1809)。这篇文章中，布朗公开支持构成《亚瑟·莫文》基础的“宫廷(Court)”意识形态；他认为农耕自给自足的经济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不实际的目标，他断言将来有一天，美利坚合众国将成为一个商业和制造业大国，可以与欧洲国家相提并论。布朗承认，这样的未来将同时带来损失和利益，但是，由于美国人有足够的热情从事贸易，现实中他们如其他民族的人一样积极地推进自我扩张，这样的将来不可避免地会到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布朗作品中富兰克林特征或者自由主义元素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这位文学公众人物不是一位宣传公民道德的权威共和党人，而是一个对利己主义原则有着强烈感情或者尊重的人。被称作文化回归的东西受到布朗的压制——他抛弃了小说，转而采用更加带有公共性质的、18世纪的写作形式——这个过程很不稳定，其中同时也存在着个人倾向的对立冲动。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布朗不仅编辑杂志、撰写辩论性文章，而且尝试创作历史性小说或者把历史事件改编成小说。早在1799年，他发表了两个关于历史事件的故事，一个是《西塞罗之死》(The Death of Cicero)，另一个是《萨洛尼卡》(Thessalonica)，去世后他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手稿片断，内容是关于一个虚构的英国人卡利斯一家(Carrils)。这些作品与在《维兰德》中显而易见的对事实的怀疑态度相呼应，虽然它们都不是关于本土的主题，但是可以说它们是对被称为美国文学发展里程碑的欧文的《纽约的历史》和库珀的《间谍》的展望。布朗的故事以及他尚未完成的卡利斯的传奇，展示了美国浪漫主义所必需的地面清扫策略。它们通过主观处理，把历史从文化的精华这个宝座上拉下来，公然反对自我压抑的共和主义美学，把公共事物和公民看成艺术家想象力中的具有可塑性的陶土。

[1]莫霍克族(Mohawk)：莫霍克族是美国的土著民族，早先居住在纽约东北沿莫霍克河和哈得逊山谷北部，圣劳伦斯河以北。今天的人口主要在安大略湖以南和纽约州最北部。——译注

第七章 华盛顿·欧文

华盛顿·欧文享有“美国文学之父”的美誉。他出生于美国赢得独立的1783年，名字取用了被尊为“美国之父”的军事英雄的名字。欧文是第一个成功地成为职业作家的美国人。虽然当时国内外的人都承认他的重要性，因为他标志着美国的文学独立，但是后来的读者对欧文的态度并不如此。绝大多数人都对他取得如此高的地位不以为然，并且认为他是本性乏味、缺乏“现代”感的人，在这个方面，从历史观点上讲以他为榜样的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或者从来就没有成为受大众欢迎的作家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都比他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文学之父”意味着欧文属于一个过时的文化阶段——古老，带有前浪漫主义特点，远离20世纪的理性主义。

欧文的事业和许多作品支持了上述观点。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位过时的绅士和无所事事的人，在熙熙攘攘的现今感到无所适从，对文学的商业面毫无兴趣。他回避小说这个现代化文明的流派，引进了体裁概念——散文连载、小品文、历史剧——这些体裁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老派，对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来说多少有些不适合。他的作品依然带有18世纪文化特点的“残留物”的印迹——匿名、合作创作、尊重事实同时对创新感到不安、把文学理解为公共财产。

这位看起来很落伍的文学人，在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就被人视为蹈袭前人、没有创新而受到奚落。然而他是一位改革者，他奠定了把美国的写作作为切实可行的职业的新的基础。欧文完成的基本工作就是从内部抨击了那些他曾经努力保留的形式和推测，其中包括文学应该有实用性而且必须尊重事实。他的成就标志着美国艺术家和文学创作同时发生的“脱离”，它们与周围的母体相脱节：他把作家合法化，与其他的职业相区别，他主张艺术作品就是艺术作品，不是道德工具或者公共手段。欧文的过时姿态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使这些突破成为可能。他对传统观念的忠诚既阻碍但同时又推进了他不可否认的现代性。他事业后期的回归倒退，如创作爱国主义的历史剧，写传记，谋求政府公职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自己冒险行为的补偿，正如他在1803年说的那样，他曾经勇于“在肩膀上扛起创新的罪恶”。

欧文是在18世纪后期期刊和纯文学的背景中出现的。1802年他首次以印刷的形式发表作品《乔纳森·奥尔德斯泰尔绅士的通信》，这是他给弟弟彼得做编辑的那家报纸投的连载。在文中，欧文给人留下的印象，如那位能够嘲笑自己的约瑟夫·丹尼一样，是一个没有恶意的“奥立佛·欧德斯库”。虽然当时欧文只有19岁，但是他戴上了老处男的传统面具，公开表示他反对“当今时代的堕落”。脱离现代生活，脱离行为、政治和艺术变革的主题贯穿了九封信，其中三分之二的信都是关于奥尔德斯泰尔在纽约花园剧院的经历。一幅茫然困惑但是异常重要的民主主义文化的画面开始形成，因为吵吵嚷嚷的平等主义和迎合大众口味的呼声盛行一时，给戏剧艺术带来了损失。上剧院看戏的人根本没法长时间地集中精力，他们通过“跺脚、发出嘘声、大声喊叫、打口哨”等行动粗鲁地表达他们的意愿。当奥尔德斯泰尔抱怨这种节目进行中的喧闹时，他的朋友安德鲁·阔兹(Andrew Quoz)则提醒他说，那些资助人“已经付了钱，他们有权利想方设法让自己高兴”。长期困扰欧文的一个问题就是找到一个与不断扩大的民主公众之间令人满意的联系，“奥尔德斯泰尔”的暴躁对欧文有着真真正正的吸引力；欧文创作的另一个人物依然是一位绅士，但是更加尊重普通读者，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出现。

欧文的下一个重要作品也出自期刊文化，但是它代表了对这种传统的浮夸的模仿。几年来，他一直在纽约的报纸上匿名发表文章，并参加了一个非正式的文学俱乐部，其名字几经更改，如“九位伟人”(Nine Worthies)，“科由肯尼的小伙子们”(Lads of Kilkenney)和“古老可敬的兄弟会”(Ancient and Honorable Order)等。他与俱乐部的两位成员，他的兄弟威廉和詹姆斯·鲍尔丁一起创作，于1807年发表了《大杂烩》，又名《朗斯罗特·朗斯塔夫先生和其他人的心血来潮和意见》(Salmaguindi；or，The Whim-Whams and Opinions of Launcelot Langstaff，Esq.&Others)。杂文集像杂志一样以二十本平装册子的形式发表，讽刺了散文连载所具有的历史悠久的成分。它讽刺性地模仿了时尚信笺、戏剧评论和外国游客的来信，意在取笑信笺假定的说教价值或者有用价值。朗斯塔夫和他的同伴们反复承认，他们爱好一切过时的、古老的东西，但是至少在一个方面他们表现得有远见，即他们对公众的进步漠不关心。“(我们)写作没有其他世俗的目的”，他们声称，“就是为了愉悦自己。”他们发誓，一旦感到厌倦时他们就不再继续写这个连载了，无论他们的读者有什么想法。

虽然这一段话中公然蔑视读者的口吻漫不经心，但是它反映了欧文对在一个正在民主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成功所要付出的代价的深切关注。他认为，在美国肆虐着一股庸俗地取悦大众的风气，在此面前，他身上的贵族气质悄然隐退。他写道：在这个国家中，“一个人必须首先屈”然后才能有希望东山再起。杂文集中最具讽刺意味的《论伟大》(“On Greatness”)描写了一位名叫蒂莫西·达博尔(Timothy Dabble)的政治暴发户，他充分代表了欧文所唾弃的那种溜须拍马的人物。达博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党内要人阿谀奉承，极力讨好普通民众，“直到他已经赢得了足够的声望，然后迈向了成功的彼岸”。杂文集中隐姓埋名的作者们坚定地把自己称为文学绅士，以区别于达博尔之流。他们感恩上苍，“我们不像那些这块文明土地上的不幸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为我们的行为向大众负责，或者要依靠大众的首肯以获得支持。”欧文坚持认为，即使在一个共和国的国度，文学不应该模仿政治来骗取大众的好感。

杂文集中另一篇短篇小说《穿黑衣的小人物》(“The Little Man in Black”)描绘了一个与讨好公众的“大人物”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小说中连名字都没有的主人公胳膊底下总是夹着一本大书忙来忙去，“成了别人侮辱和伤害的对象”，因为他没有按照公共规范行事。他不善交际，也不从事大家所认可的生意，连“挣点小钱”的欲望都没有，种种奇怪的举止引起了邻居们的恐惧和厌恶。这个穿黑衣的小人物原来是一个古文物收集者，一直在研究一位祖先的文学遗稿；社会对他的排斥最终使他在贫困潦倒中去世。这位书虫式的局外人代表了美国文学中第一个与大众相区别的艺术家，在他身上，浪漫主义的理性显露无遗。与布朗笔下的故事讲述者和作家不同，欧文笔下的学者是一个纯文学人，没有其他任何职业身份。他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领域，或者说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对立。穿黑衣的小人物象征了美学的分离，艺术慢慢地脱离实用性和社会性。

欧文事业的发展起源于蒂莫西·达博尔和穿黑衣的小人物之间复杂的精神动力。这两个人物形象预示着他将演变成一位看起来不谙世事但是非常受欢迎的艺术家。达博尔的形象符合那位获取了沃尔特·司各特的赞助、掌握了推销自己的艺术、为大西洋两岸的大众提供了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的国际名人。穿黑斗篷的学者形象是迪德里希·尼克博克(Diedrich Knickerbocker)和基欧佛雷·克拉彦(Geoffrey Crayon)的先驱，是欧文作品中采用的典型形象，奇怪的读书狂，“对什么人都没有好处”。但是现实和角色之间的关系比小说中所暗示的更具有相互依赖性。自我推销者和“纯”文物搜集者都是文化专业化的征兆：艺术家成为企业家或者专业人员，以及艺术家就是艺术家，没有别的其他身份。即使在名义上是对立的，这两者先后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后来欧文发现越来越难以把他们区分开来，正如他在杂文集中就已经发现了的一样。

在1807年至1808年间，虽然欧文依然代表了绅士派头的业余艺术爱好者，但是他将要开始自己事业上的重大变化。写作一直是他与朋友和家人从事的兼职工作，与此同时他漫不经心地准备步入律师的行列；他并不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把杂文集的版权转给印刷—出版商之后，他放弃了文学财产的所有权，只为自己的劳动得到了微薄的报酬。《纽约史》为他带来了国内声誉，可当时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欧文也没有考虑经济回报。正如40年后欧文回忆起这本书时说，《纽约史》起初是一部讽刺性的纽约指南，原先打算与他的兄弟彼得一起完成。但是当时彼得出国去经营在英国的家族生意了，华盛顿摆脱了18世纪作者身份的束缚，采取有计划的步骤，朝着让文学付酬的目标努力。他自行撰写和出版了《纽约史》，这一次他保留了版权，并利用报纸在出版前后各组织了一次广告攻势。结果空前地成功，欧文净赚了两到三千美金，这是当时美国人从散文体小说中赚取的最高金额。

《纽约史》是一个分水岭，不仅仅因为它表明了小说的收益性，也因为它推翻了一直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分类。它的目标是颠覆绝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即历史性写作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欧文认为这种观点抑制了艺术想象力的发展。当欧文创作他的喜剧性杰作的时候——而且此后数年——历史性作品在美国文化神殿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小说、戏剧甚至诗歌。一些类型也许带有有益的目的，也许没有，它们更加富于奇特的幻想，而历史则与这些类型不同，历史是“通过事例进行教导的哲学”，如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1]的著名言辞：历史提出一些名人的生活和行动并以此榜样让读者效仿以灌输美德；历史也被认为是对事实的客观记录，而非想象的、虚假的、带有误导性的经验；历史与当时的共产主义重心相一致，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公共信息，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文学中的主观因素和个人主义因素。

历史性作品纪念了共和国与众不同的品质，在独立战争以后盛行一时。1783年至1815年间，细述与英国的战争以及激励年青一代要再次献身祖国的历史性故事在美国的媒体上大量涌现。这些作品都是以赞颂的笔调，讲述一个国家的成功史，革命的“兴起和进步”。其他由美国人在同一时期创作和发表的文学形式充分利用了历史的声誉，把自己标榜为真实的编年史。小说特别声称是以“事实”和“真理”为基础，模仿了历史的方法。欧文和库珀一直认为，历史比“编造”的作品更加有分量，更加有价值，这个观点与他们的初衷相悖。小说证明了这种成见的顽固不化。

欧文滑稽地叙述了纽约“自创世纪到日尔曼王朝终结”的历史，装出一副高度尊重历史作品所强调的事实性和有益性的姿态。它把纯粹的历史研究炫耀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又标上令人生畏的脚注，它还描写了迪德里希·尼克博克(Diedrich Knickerbocker)对“纽约历史协会”的全身心的投入。序言“献给大众”赞美了小说具有“真实性”的教育价值，并承诺小说“严格忠实事实”。《纽约史》出版时的状况也使它表面上显得更加正式。1809年是亨利·哈德逊发现纽约两百周年的纪念年。历史协会为此举行了一次正式的宴会来纪念这个日子，在这次宴会上，《18世纪简要回顾》(ABreif Retrospec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的作者和绅士文化的代言人塞缪尔·米勒牧师发表了一篇颂词。米勒一直在搜集有关纽约的资料，希望编纂一部权威性的纽约历史；欧文的书抢在了米勒之前，以至于他始终没实现他的愿望。为了宣传《纽约史》，欧文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启示，声称尼克博克从他寄宿的旅店消失。然后旅店的老板塞斯·汉德塞德(Seth Handaside)发表了一个声明，解释说《纽约史》的发表是为了抵消不知下落的作者所欠下的债务。

所有这些对事实的屈服颠覆了把历史看成文化精髓的观点，使欧文真正创作的嘲弄文字更加有效果。那个时代骗取人们相信小说是对事实的叙述；欧文把整个程序颠倒了过来，他把历史变成小说，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原始资料与那些似乎不可能与之掺杂的、想象出来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笑声和疑惑削弱了历史作为事实的权威性。欧文在自由与私人化方面的成就立即帮美国的浪漫主义扫清了道路。他使想象力获得了自由，作者可以阐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同时他把所有纽约人共同的传统转化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幻想——正如小说所证明的那样，不同寻常的幻想。欧文也削弱了文学必须帮助读者提高素质的要求。尼克博克坚持认为，历史有其公用性，这种观点慢慢膨胀为富有讽刺意味的固执己见，他认为历史学家“是国王们的捐助人(恩人)——我们是真理的卫士——我们是罪恶的惩罚者——我们是世界的老师——简而言之，我们是两面人”。在这个连祷文式的话语后面隐藏着一种人们普遍的观点，即文学缺乏社会和教育目的，除了娱乐读者以外它什么作用都没有。尼克博克言过其实的语言含蓄地再现了艺术与“穿黑衣的小人物”中所体现的真实生活之间的区别，并提前表明了对那位自认为是游手好闲者和唯美主义者的基欧佛雷·克拉彦的公然否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纽约史》保留了公共功能，是对新兴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挑战。欧文没有赞颂国家的进步，他反而讲述了一个衰退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由虚构的新阿姆斯特丹所象征的美国像“第二个伊甸园”一样发展起来，然后屈服于由扬基们所象征的民主军队和唯物主义。《纽约史》中最辛辣的讽刺是针对托马斯·杰斐逊的，书中把他比作啰唆的荷兰统治者、暴躁的威廉(William the Testy)，后者因为“对试验和创新有着不幸的嗜好”而致命地削弱了他所管辖地区的力量。此书一半是联邦主义者的哀叹，一半是虚构的传说故事，它把堕落的现今社会状况和想象中过去的和谐时期进行了对比。它理想的社会是由伍特·凡·特维勒(Woute Van Twiller)所统治的原始殖民地，那时整个社会既不受“商业社会繁忙的嘈杂声的干扰”，也不为“主权国家人民”的傲慢而苦恼。

欧文意识到，所有的历史都是片面的，反映了胜利者一方的观点，这种认识引起了许多人不同的看法。第一卷书中，他谈到了强占印第安土地的历史，暴露了早期有关欧洲殖民地的故事中所带有的党派性。人们通常把逼迫印第安人离开自己的家园解释为这些土人是异教徒，他们对农业一无所知，他们像流浪汉一样地生活等等，而欧文则把理由归纳为仅仅是权利问题。他写道，白人殖民者实际上所坚持的主张“由杀戮掠得的权利(the RIGHT BY EXTERMINATION)，或者换句话说，由战争夺得的权利(RIGHT BY GUNPOWER)”实际上远远高于对土地的占有权。然后他假设了一个情节，“在知识和能力方面大大超越我们，犹如欧洲人在这些方面大大超越印第安人一样”的月球居民降落到我们的行星上，掠夺完我们所有的财产之后，“仁慈地”允许我们在“阿拉伯最炎热的沙漠或者寒冷冰冻的拉普兰”定居。

如上面的巧妙构思所显示的那样，欧文完全不赞同19世纪以进步的名义而进行的大规模印第安人迁移的国家正统观点。他从权利的角度和一个对中产阶级文明所假定的进步和道德权威持有怀疑态度的“欧尔德斯泰尔”角度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恢复了历史的名誉，其结果就是重新对文学类型进行了排位，坦白地承认具有想象力的作品可以比记录在案的文献更能够揭示过去。欧文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印第安人的性格特点》(“Traits of Indian Character”)，另一篇是《珀卡努凯特的菲利普》(“Philip of Pokanokert”)，起初是给《文选杂志》(Analectic Magazine)的投稿，后来在《见闻札记》中再次发表。这两篇文章中，欧文抨击了历史写作所谓的长处、教育价值以及对真理的奉献。他指责美国早期的历史学家在描述印第安冲突时带有“歧视和偏见”，并认为虚构文学更加诚实，更加具有包容性。如果没有“诗人浪漫的梦想”的话，土著人的痛苦就没有“友善的手”进行记录，也就不会传给后代。单单这些观点就使我们接近了菲利普国王的思想，“唤醒了(我们)对他命运的同情”。其他文章中，欧文把小说描绘成本身就具有价值的种类，而非是与历史竞争的一种媒介；在此欧文认为，小说可以在历史学家的领域里击败他们，并创造了一个空间来反对“官方”对历史的记录。

《纽约史》在理性和美学上的大胆与它的保守主义倾向密不可分，最终欧文利用迪德里希·尼克博克作为讲述者把它表现了出来。尼克博克与早期作品中古怪的老处男形象异常相似。他集“穿黑衣的小人物”中身无分文的古物搜集者和《来信》(Letters)与杂文集中任性固执的精英们的形象为一身。他声称憎恶新鲜事物，尊重过去，对“平民大众，后来被称为的文明人”嗤之以鼻。然而这种对传统的捍卫使美国文学进入了现代纪元。《纽约史》中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尼克博克与明显是他对立面的暴躁的威廉之间的相似。后者在书中对社会变革深恶痛绝，代表了早已存在于平静的荷兰文明中的分裂性杨基成分。像威廉一样，欧文的书虫人物形象是一个“善于言辞，知识渊博的人”，远远强于那个来自没有语言的世界、夸夸其谈的统治者。他引用古代和现代权威人士的观点，喋喋不休地解释各种理论学说，在对讲演的爱好方面，所有美国的故事讲述者中几乎没有一位能与他媲美——直到梅尔维尔的伊诗迈尔(Ishmael)出现。

这些相似突出了尼克博克——他是欧文对民主的、市场化文化的暗示，泰斯蒂是这种文化的先驱。它们点明了欧文泰斯蒂式的“对实验和创新的倾向”，欧文利用尼克博克推翻了文学传统，并使小说成为畅销书。《纽约史》的结尾部分，尼克博克淡化了他主要的保守主义，对曾经被他鄙视的大众采取了比较讨好的语气。第六卷中，他邀请所有从书的首页开始就伴随着他的读者们“手拉手，埋葬所有的分歧，发誓永远相互支持，同甘苦共患难，直到事业的成功”。这种表示友好的姿态远比敌对状态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实，成为欧文作为一个作家的显著标志，使他在文化领域中与好战的库珀，后者是他同战壕的改革者和创新的批评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纽约史》之后，欧文开始了第一个艺术逆转或者倒退，证明了他事业中的周期性特点。这位1809年的富于进取心的政评作家和文学传统的叛逆者放弃了实验，回归到18世纪文学人的惯例中。下面的10年，欧文可以称作是第二个约瑟夫·丹尼，或者是在布朗停止写小说以后的第二个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他在家族进口贸易的生意中挂了一个闲职，为了压抑自己的个性，他开始编纂他人的作品。1810年，他着手编纂一部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的诗集，并亲自写了作者的生平介绍；首页上自己的身份仅仅标为“一位纽约的绅士”。三年之后，他担任了《文选杂志》的编辑，使自己再次淹没在早期期刊的前职业阶段。《文选杂志》是一个典型的杂集，它认为文学是公共财产，应该对公共利益负有责任。它主要以翻印作品为主——换句话就是盗版——内容包括英国期刊的摘录，歌颂美国在1812年战争中英勇行为的爱国主义篇章等，后者的例子有弗朗西斯·斯可特·基的《麦克亨利堡保卫战》和几篇欧文创作的关于军事英雄的短篇小说。

经济上的需要是促使欧文重新回到全职作家轨道上的动力，使他最终成为职业作家。1815年重归和平之后，他前往英国利物浦与病中的彼得相见，度过了一段心力交瘁的时期，试图从破产的境地中挽救P.&E.欧文(Irving)公司。1818年公司最终还是倒闭了，这就断绝了他一切家庭经济资助。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好重新拾起了笔写作。如《纽约史》一样，结果出人意料地成功：《见闻札记》于1819年至1820年间以小册子形式分7期连载发表，使欧文的声誉横跨大西洋，仅在美国可能就给他带来了1万美金的收入，足够使他相信作家的身份可以作为一种经济来源。

《见闻札记》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完成，也是一种超越：它依然充满着过时的技巧和假设，即使欧文已经把它们转换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故事的讲述者“基欧佛雷·克拉彦绅士”是另一位艺术的业余爱好者，他坚持守卫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商业主义划清界限。虽然他摆脱了尼克博克类或奥尔德斯泰尔类人的暴躁脾气，但是他依然表示出对目前状况的不满以及对“已经逝去年代”的尊重。《见闻札记》是一本杂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与期刊一样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公共财产。它相当自由地使用现存的信息来源，对类似英国传统的圣诞节和威斯敏斯特教堂游这样普通的话题进行改写。甚至欧文最著名的、似乎最具原创特色的故事《瑞普·凡·温克尔》也是他大量阅读欧洲民间故事的反映，可以称为是“老生常谈”。当然，欧文写作的时期处在英美关于文化主权的态度发生演变的关键时期。《见闻札记》中有一个短篇小说叫《造书的艺术》(“The Art of Booking-making”)，表明了作者对剽窃问题的敏感。这本书把现代作者描绘成小偷，他们在英国博物馆里从已经死去的作者身上搜寻可用之物，然后拼凑成自己的作品。欧文本人被他的诽谤者批评正在干这种勾当。同时期的英国散文家威廉·海兹利特(William Hazlitt)毫不犹豫地把欧文列为文学窃贼，一个“撇去奶油的人，然后巧妙地从我们最著名的、最幸福的作者那里盗走了样品”。

欧文这位抄袭者——可能是梅尔维尔的巴特尔比(Bartleby)形象的原型——同时也在重新定义他作为艺术家的责任。他谨慎行事，使自己的文学产品能够成为带来收入的私人财产而同时又不掉入剽窃的陷阱。虽然《见闻札记》起初像杂志一样在美国大量发行，但是欧文还是使这种众所周知不赚钱的方式变成惊人的获利方式，并使自己的作品免受侵权的困扰。他沿用《纽约史》的做法保留了书的版权，为了获取最大的一部分利润，他自己出版了这部新作，并把每期的售价定为75美分，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天价。如果读者要买齐7卷的连载，那么总价为5. 37美元，而当时订阅全年的《卷宗》才6美元，绝大多数小说的售价也仅仅为2美元。“如果美国公众希望拥有自己的文学”，欧文对记者直言道，“他们就必须同意为了支持作者而付出代价。”整部《见闻札记》单独成册再次在美国和英国发行。欧文起先自己花钱在伦敦把所有的书买下以防被别人盗版，后来在司各特的帮助下，他交由享有“书商王子”美誉的约翰·莫瑞来负责书的出版发行。谈到写作是投资的时候，他曾直言不讳地对他兄弟依班内泽(Enenezer)说：“我现在能够……时不时地写些文章，足够支付我现在的生活，并储存版权资产，为将来积攒一些资金。”

《见闻札记》中，欧文对历史性写作和文学说教性的否定态度表露无遗。他反复表明了对诗意的和传奇性的文学而非事实性文学的偏好。欧文说，对普通读者而言，类似莎士比亚作品中杰克·福斯塔夫(Jack Falstaff)式的人物比历史中所有的伟大人物都更有意义，尽管真实的英雄可能“提供了疯狂英勇的榜样”，但是“虚构的英雄”“扩大了人类乐趣的界限”。旧时对实用性的强调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尤其是小说应该成为娱乐核心的观念。“取悦读者比教育读者更加令人愉快——也就是说，要成为读者的朋友而不是导师”，欧文如此写道。他坚持要颠覆前辈所提出的目标，这标志着他把美学定位为不受实用性限制的自主领域。

欧文笔下的人物基欧佛雷·克拉彦本身就是一个美学与现实生活隔离的实例。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分离毫不夸张：克拉彦本人就离开了美国“平凡的现实”而到欧洲去寻找“历史故事或者诗意遐想的魅力”。他既是老派的文学绅士，又是新浪漫主义的艺术家。克拉彦——欧文也是如此——可以被看做一位过渡性人物，他已经实现了新兴理想和旧观念之间的嫁接。(英国方面的过渡人物是比欧文晚五年出生、比欧文更加潇洒的人物拜伦爵士，一位流浪诗人和贵族。)涉足文学的贵族与悠闲地“顺从自己无常爱好倾向”的专职伤感主义者融合在一起。贵族和浪漫主义两种姿态的结合是出于对市场文明习性的反感：克拉彦实在是与理性的、有目的的19世纪有太多的不同。他反对这个时代的物质主义以及社会和地理上的流动性，对古风、传统和不受管制表示赞赏。假名“克拉彦(英文直译为蜡笔)”和书名“速写簿”[2]强化了他的不切实际：1820年，美国人依然对美术范畴中的素描和绘画抱有怀疑态度。

与不安分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潮从头到尾贯穿了《见闻札记》，其表现为对死亡的神魂颠倒。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归属于文学中的坟墓派：《寡妇和她的儿子》(“The Widow and Her Son”)，《乡下的葬礼》(“Rural Funeral”)，《伦敦古董》(“The London Antique”)和《村子里的骄傲》(“The Pride of the Village”)这些故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克拉彦追思故人，把坟墓当成“安息所”。他的这种病态根本不需要在公墓这种地方才会引发：坐船渡过大洋这样的事就会使他想到淹死。死亡随时吸引着克拉彦，促使他静想和放任情感。它帮助主人公逃离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压抑和竞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死亡是“一个影子的王国”，一个施展想象力的不显眼的辅巷，转到这条路上，他可以避开“疯狂赚钱的高速路”。

艺术的独立和艺术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是欧文最著名的两个故事的主题，它们是《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两个故事都暴露了想象力和特别注重金钱的现代性之间不经意的串通一气。在欧文的小说中，美学与唯利是图的“现实”之间的对抗通常是通过荷兰的过去和杨基的现在之间的冲突来表现的。“瑞普·凡·温克尔”称自已为“迪德里希·尼克博克的遗作”；与死亡之间的关系通过主人公20年的睡眠被再次提到，20年的睡眠是象征意思上的死亡(他的名字中也有这样的比喻含义[3])。这个故事被人们当做寓言来读，它反映了欧文自己与19世纪的美国之间的疏远。故事中的艺术家瑞普是一个老头，他游手好闲，“万分憎恶所有能够带来经济回报的劳动”。他整天无所事事，在乡下闲逛，给村里的三姑六婆没完没了地讲故事，导致他的家庭陷入了贫困。当瑞普开始他死亡一样睡眠的时候，那个古老的村庄卡特斯基尔斯(Catskills)依然保留着它荷兰传统的痕迹；当他醒来，美国已经进入了后革命时期，他发现“人们的本性似乎改变了”。扬基们“忙碌的、嘈杂的、爱争辩的特性”已经替代了荷兰人的随和和宁静，瑞普感到非常不适应，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这个人物形象与迪克里希·尼克博克一起，把艺术和反艺术进行了对比，讽刺了文学必须讲求事实的传统。尼克博克以一副诚实的面孔说他曾经与瑞普谈过话，而且还看到过证实他真实性的档案，这一切都突出说明人们期望小说去效仿历史的观点是多么得荒谬。

在《睡谷的传说》中，想象力与富有进取心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通过布鲁姆·伯斯(Brom Bones)和伊卡博德·克雷恩(Ichabod Crane)争夺卡特里娜·凡·泰斯尔(Katrina Tessel)的对立中得以表现。整个故事据说是在“死去的迪德里希·尼克博克的书稿中”被发现的，给小说再次笼罩上了死亡的阴影；睡谷中有大量歌德式的传说和似是而非的迷信，其中最恐怖的莫过于黑森州士兵鬼魂的故事，这个鬼魂每晚出来寻找它的头。伊卡博德·克雷恩来自康涅狄格州，是一个不安分的北方佬，他闯进了由荷兰人居住的“闹鬼的地区”。他的身上有新世纪盛行的“废寝忘食的”思考习惯：他“贪婪的思想洞察力”把物质世界看成可以摄取的物体，或者可以“变成现金投资来买大片的土地和在荒野中建设宫殿”的财产。布鲁姆·伯斯以无头的骑兵(Headless Horseman)的形象出现，最终成功地把他的对手从睡谷赶了出去，使艺术领域免受扬基们掠夺成性的物质主义的侵扰。由尼克博克写的后记再次确认了艺术的胜利。当心怀疑虑的听众要求“了解故事的寓意，以及故事想证明什么道理”时，故事的原叙述者，一个没有名字的“令人愉快的、衣衫褴褛的、带有绅士派头的老人”，利用了愚蠢的推论法来混淆听众。简而言之，文学没有任何实用性目的或者要传授的教训；它的价值在于娱乐而不考虑其效用。

欧文不能从始至终地维持创造性精神与疯狂赚钱的功利主义之间的分裂。他着意区别的两个领域一直在重叠和互相渗透，表明毕竟它们不是对立面，而是相互补充，甚至是相互依赖的。在《瑞普·凡·温克尔》中，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变化起先并非天翻地覆一般。两个形象之间有太多的相似和重合：瑞普的儿子跟他的父亲一样是懒鬼，是父亲“不折不扣的翻版”，虽然乔治·华盛顿替代乔治三世掌握了政权，但是小酒馆的外面依然挂着乔治三世的画像。另外，对于故事的叙述者来说，商业文化比催人昏昏入睡的过去更加易于接受。瑞普被尊为村里的长者，在“新一代”人中享有特殊的权利，因为他可以绘声绘色地讲述“过去的时光”。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他是疏远的象征，倒不如说他预言着欧文的作品将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他的成功使人们注意到一个历史现实，即直到19世纪美国人才拥有了足够的财富和闲暇来支持一个职业作家阶层。

许多同样含义模糊的东西在《睡谷的传说》中重现，明确了对荷兰人的评价，同时表明欧文本人更具有扬基的特点，远远超出他自己所认为的程度。离睡谷最近的塔利镇(Tarrytown)[4]在故事开头就以集市的面目出现，之所以这样得名是因为在赶集的日子人们经常在那里逗留闲逛；如《纽约史》一样，在伊卡博德·克雷恩开始居住在这个小镇很久以前，扬基的特点就已经在这个荷兰人的世界中存在。欧文笔下平静的荷兰山谷远不是想象力的世外桃源。当地人看不起读书写字，无头骑兵保护着当地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也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愚笨无知。克雷恩，那个表面上的敌人，似乎与艺术家欧文本人混为一体。他既似蒂莫西·达博尔，又像穿黑衣的小人物，在他一个人身上集中了作家欧文希望表现的两种个性，即文物搜集者和野心勃勃的人。最终成为政治家和法院法官的那位精明的学校教师同时又是爱读书的人和讲故事的人，被小说叙述者称为“(我们的)文学人”。他习惯于在各地到处游走，这就提醒我们，虽然欧文赞赏那些生活相对静止的荷兰人，但是他本人则不是一个愿意在同一个地方呆很久的人；他总是自吹自己具有吉普赛人似的秉性，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旅行上。

当然，欧文的小说需要由克雷恩所代表的扬基心态。那位学校教师对文学的着迷如痴如醉：他对绝妙故事的“胃口”和“消化它们的能力”据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到1820年已经形成了的、扩大了的阅读群体，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蔓延而形成的消费革命中的一部分——公众有足够的钱来买书，有足够的时间来读书。在《见闻札记》的结尾，欧文把自己的作品比作食物，希望他所准备的菜肴拼盘能够满足所有人不同的口味。他的书杂录了各种不同的文章，说明他考虑到了这种新型的“大范围的”阅读风格。《见闻札记》是由美国人创作的第一部把杂志的市场活力转换到小说中的典型作品，它把杂志的多样性和文章的简洁性带入成册小说，并由小说中的人物——讲述者把这些特点进行统一，整部小说由一个人创作并享有版权。

欧文使独立文学合法化、商品化的手段进一步解释了他对死亡的痴迷。在与过去决裂的过程中，他在作品中加入了两个自出现之日起就开始衰退的关键历史发展阶段。欧文加速了从口述到印刷客观价值观念的转移。他不仅对一些大众耳熟能详的传说和传奇故事进行了改写并申请版权，而且对诸如口头艺术必须致力于“道德”教育和传递真实信息的特点持有怀疑态度。虽然欧文的故事中总是有故事的讲述者，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还活在人世，因为小说把他们描写成已经过世、消失或者是与读者远隔重洋的人。《见闻札记》尤其把印刷的特性当成自己身份不可或缺的内在部分。印刷利用空间和时间，或者距离和持久来替代口头表达接近听众和转瞬即逝的特点。《见闻札记》通过自身的表达把这些特点凸现出来，它是一部充满异国情调、宣传古物研究的作品，它来自一块遥远的土地，徘徊在图书馆和墓地搜集关于过去的各种令人动容的奇闻轶事。

欧文在英国创作了这部杰作，在美国进行市场推销，使我们想起19世纪的运输革命。这是欧文写作中所涉及的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它也使人感觉到人类作用的衰退。同时期发生的消费爆炸一半是因为运输货物的方式得到了改进——公路、运河、汽船、改良帆船直至最后的火车——货物可以由一地运送到另一地。《见闻札记》出版的时间恰恰就是美国运输体系正在进入现代化主要阶段的时期。1815年至1825年之间出现了收费公路和运河修建的高潮，当时全国最大的伊利运河在其后的几年中也修建完成。许多美国人慢慢习惯了那些不是在本地而是在很远的地方生产出来的商品。他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一些物品，包括书籍、杂志和报纸等，而他们无缘见到这些物品的制造者。虽然这种商品极少数是在工厂里制造出来的，但是长距离的运输发送使人们感觉不到人类制造者的介入。

欧文小说的创作和接受美学于这种商业和科技的氛围中生成。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而言，这部小说再生了现代消费社会的基本特点：消费和生产源头相距甚远。《见闻札记》宣称是由一位旅居海外的美国人而作，它首先在美国——其诞生地的大洋彼岸——成为畅销书。文中，欧文的故事把调解奉为神明。阅读书中的故事，人们意识到他们离故事的源头越来越远。书中最有意思的两个故事都是“遗作”，“造书的艺术”把文学作品的创作等同于从死人那里盗取信息，高度概括了这个特点。在接踵而来的故事中，讲述者的交替令人眼花缭乱。《睡谷的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子：在读者读到这个故事之前，首先它从最早的源头移植过来，到达迪德里希·尼克博克手中，然后迪德里希·尼克博克把故事抄下来转给《见闻札记》假定的作者基欧佛雷·克拉彦，最后才到华盛顿·欧文笔下。这种假想的传播过程概括了美国文化中文字的命运：从公共的、口头表达形式转变为在一群志趣相投的绅士们之间传阅的书面手稿，然后转变为我们看到的印刷文字，这才是在市场上广泛发行、可以买卖的商品。

欧文作品中不稳定的界限——过去和现在、荷兰和扬基、艺术和赚钱之间——显示，他作为浪漫主义贵族的反中产阶级的姿态带有商业敏锐的色彩。我们提一个问题就可以化解文学商人和唯美主义者之间的不协调，那就是，1820年在市场上出售小说和小说作家最好的手段是什么？新兴繁荣的印刷、不断扩大的阅读群体以及消费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文化和对美的欣赏完全没有丢失它们上流社会的身份；相反，普通大众现在有可能从事那些从前只有部分人才能享受的特权活动。虽然文学成为商品，但是很大程度上文学保留了作为上流社会无价标志的高贵地位；甚至今天，“纯文学”字眼依然使它具有本身固有的高雅品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文出售了滞销商品——小说已经进入到了文化中高雅的层次——他把文学和文学创造者描绘成比唯利是图的生意人高尚得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想出更加高明的市场策略了。读者一旦购买了《见闻札记》，那么他们的购买行为就立刻超越了纯粹的商业行为，欧文本人同时也获得了双份的满足：他不仅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同时保留了他作为文学绅士的自尊。

我们可以从欧文事业的后半程看出，他这种姿态是发自内心的，他真诚地相信作者身份的高雅。他一直倡导艺术应该进行根本的改革，是文学的“自由之子”。当他慢慢习惯于“美国文学之父”角色的时候，他开始对往昔的叛逆行为感到惴惴不安。他曾谈到第一部出版物中的“创新的罪恶”，在《见闻札记》之后，他放弃了对新颖的追求，其背后深藏了他对当初站在文化生活最前沿的深深悔意。虽然他其余的作品不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只要看一眼他为1848年版《纽约史》所写的《作者的道歉》(“Author's Apology”)，我们就不难发现那种显而易见的悔恨之情。欧文声明，把事实与虚构人物和事件结合在一起而犯的“任何严重的历史性罪行”远不是他的意图。来自于“头脑清醒的人”的指责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他依然对自己年轻时的努力感到满意，因为《纽约史》成就了两个最有价值的目的。尼克博克讽刺文学鼓励了人们要尊重历史事实；它激起了人们对“遗忘的档案”的兴趣，“驱使(人们)研究”纽约的过去。另外，小说再现了纽约的早期历史，成功地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让公民真心关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爱国主义目的。因此这位1809年的传统叛逆者放弃了他的独创性，把自己描绘成他曾倡导推翻的那种文学传统的捍卫者。

[1]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博林布鲁克是英国政治家、演说家和作家。英王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一生中许多时间被流放，写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政治论著，其中以《爱国者国王的思想(1749年)》最为著名。——译注

[116]速写簿(Sketch Book)：欧文这部书的英文名字为“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Gent.”，通常翻译为《见闻札记》。英文中“Sketch”一词的意思为“速写簿”，它与书中的主人公Geoffrey Crayon的名字相映成趣，因为“Crayon”在英文中的意思是“蜡笔”。——译注

[3]主人公的英文名为“Rip Van Winkle”，其中“Rip”是他的名字。在英文中，Rip这个词通常被刻在墓碑上，意思是“愿……安息”。——译注

[118]塔利镇(Tarrytown)，英文中“tarry”的含义为“等候；逗留”，故小镇由此命名。——译注

第八章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所有美国作家中，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最具有在文学中建立国家传统的意识。早在第二本书《间谍》出版之际库珀就认识到，确立自己开国之父般小说家地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使自己享有经久不衰名声的过程。然而，那个时代充满着各种事物新的开始，库珀同时代的人中如他一样对创新深感疑惑的人寥寥无几。某种程度上来说，库珀面临的问题相对简单，那就是为他的小说找到一种形式和环境。但是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暂时用简单的语言来说——库珀到底应该是“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作家，他写作的目的是带有社会性和爱国主义性质还是主要追求艺术效果。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职业化问题。库珀如何适应作家身份转化的商业过程？

这位文学先驱重新构建了自己的风格。如欧文一样，他彻底改变了在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25年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公民—人文格式。对于前辈们来说，小说是“事实”或者历史；对库珀来说，历史是小说。库珀认为小说是一种吸引后共和主义读者的主观性的艺术形式，而不是通过叙事来进行道德教育的文字，库珀把自己的写作与崭新的社会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

然而，库珀一直不遗余力地抨击同胞们舍弃共和国过去价值的行为。又如欧文一样，他对于19世纪前几十年中形成的贪得文化既强烈地感到不可接受，同时又热切地表示赞许。作为一位源源不断需要金钱的投机商和资本主义农夫，库珀谴责那个时代的物质主义精神，一生都保持着18世纪绅士的形象，与他那些不择手段攫取财富和地位的同胞们决裂。而且他对于小说写作持有绅士般的不屑一顾，认为小说写作是一种有失身份的行为，即使当他成为第一位成功的美国职业作家的时候依然态度不变。

本章将以库珀的早期小说《拓荒者》(The Pioneer，1823)为中心，这部小说可以看做是库珀为自己焦虑不安的努力而作的复杂的沉思，正如一位当代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这部小说为“美国式的浪漫奠定了基础”。库珀家族保留着一种传奇说法，当初是因为激将法他才开始尝试创作小说的：库珀曾经声称，他能够超越时下流行的任何一位英语本土小说家，所以当他的妻子和她的堂兄挑衅他说大话的时候，库珀拿起了笔杆。无论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它不仅表达出库珀对作家职业深思熟虑的漫不经心，同时也表达出他的竞争力。在这一点上，他希望赶上和超越那个时代广受欢迎的女性作家们。最重要的是，他渴望在小说的销售上至少与她们平分秋色，因为他急于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戒备》(Precaution，1820)。虽然他从父亲、库珀镇的创建人威廉·库珀法官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但是到1820年他经受了严重的经济拮据。由于一连串生意上的噩运，包括投资土地和捕鲸船的失败，他用完了所有的现金遗赠，深陷债务之中。(三年之后，1823年库珀被迫卖掉了父亲遗留下来的庄园还债。)小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帮助他走出困境的方法；库珀模仿简·奥斯汀(Jane Austen)《说服》(Persuasion，1818)的风格创作了这部小说，并希望小说能够一炮打响，帮助他摆脱破产的境地。

因此在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事业起步阶段，库珀认为小说应该带有私人的和“女性的”风格——小说就是那些能够解决他经济问题的爱情小说。很明显，他坚信如果小说在美国想取得较好的销售，就不仅必须要模仿英国小说，而且必须把英国作为小说故事的背景假装自己是一个英国人。他把大不列颠英国称为“这个国家”，似乎英国就是他的祖国，故事的中心人物定为高贵的潘登尼斯伯爵(the Earl of Pendennyss)，不久他就批评说其实这个人物不适合美国小说。库珀没有做得太过分而假装是女性作家——他承认“这些内容的作者是一位男性”——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小说主要的读者都是女性，所以他尽力选择爱情和爱情的曲折凄美作为小说的主题以吸引潜在的读者，并大加赞美“女性的纯洁和忠诚”。

库珀对市场的敏感并没有熄灭他对于共和国作者身份模式的热衷，这种模式到1820年已经呈衰落趋势。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小说功用的传统观点。《戒备》提醒读者不要滥用想象力，提出只有当小说的艺术性服务于道德启迪的时候才真正有价值。他认为书籍具有“拯救和毁灭”的力量，女主人公和她从不思考的姐姐之间意见的不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书籍对于简来说是娱乐消遣之物，而对于艾米莉来说则是良师益友。”

从出版的角度来说，《戒备》是一个典型的业余操作。库珀完全自费出版这部小说，此举虽然表现了他的独立性，但是其后麻烦不断，并因此使他声名狼藉。尽管他渴望作品得以大量销售，但是出于自尊他拒绝对小说进行宣传，坚持绅士出版作品时采用匿名的准则：他警告销售商“好好保护我的名字，不要以任何方式外泄”。印刷排版毫无职业水准，也不美观，充斥着语法、标点和段落排序方面的错误。虽然有些失误是由于印刷者能力有限而致，但是其他的错误则完全是因为库珀的漠不关心和仓促草率而致。

简而言之，库珀确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小说家，或者是否确实是小说家。在完成了第一部小说之后，他马不停蹄地立刻着手创作似乎与前一部完全不同的第二部小说《间谍》，并在两周内完成了60页。他向销售商保证，这部“自称是美国小说”的作品其精彩程度大大超过了上一部。除了小说采用的本土背景以外，《间谍》标志着库珀在时间中心上的转变：故事发生在最近的一个重要时期，革命时期的冲突，代表了从风俗小说到历史性浪漫小说的转折。大西洋彼岸著名的沃尔特·司各特可能在这些选择上对库珀有所影响；毫无疑问，他希望模仿司各特的关于边界国家的历史性小说模式，并把它美国化。库珀是一个异常好斗的人，他也可能有强烈的愿望要超越华盛顿·欧文，后者像他一样是纽约人，其《见闻札记》一书的成功再次证明美国文学对英国主题的依赖。《间谍》将是对《戒备》亲英主题的一个爱国主义的修正。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此时库珀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应该是记录国家的过去，那就有一定的误导性了。不管怎么说，欧文的成功已经表明，让美国读者对自己国家的背景和风俗产生兴趣是多么困难，库珀怀疑自己的新作品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而有利可图。实际上，《间谍》第一卷完成之后他把书稿搁置了几个月，动笔创作第三部小说，小说的背景依然是美国，但是在其他方面与《戒备》类似，把小说的中心落在“婚姻投机”上。此第三部文学创作收录了许多故事，临时起名为《美国故事》(American Tales)，这部小说中，库珀确实假扮成女性作家，允许出版商宣传此书的作者是“一位女士”。库珀依然没有决定他将继续何种文学模式，以便能够使自己的作品销售良好。他一直不确定作家这个职业的概念，总在女性的情感公式和共和主义的“男性”之间徘徊不定。前者模式曾经给库珀带来可观的销售；公共和历史小说至少在美国不仅卖得不好，而且被断定将从市场上消失。《戒备》的市场反应并不热烈，这有可能帮助库珀解决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决定减少求爱类小说的数量。总之，在着手创作关于婚姻的小说之后不久，他就完全放弃了此类小说。

库珀此时开始继续写作《间谍》，并很快完成了整部小说，这部小说开创了他作为艺术家自我形象中的“脱离女性”的过程。它标志着库珀向男性主题的转移和关注，最终在皮袜子故事集中得到充分展示。这本书体现出作者与描写中性人形象的欧文之间的不同，也体现出库珀与那些女性竞争者的不同，那时女作者们独霸市场，给所有的小说创作蒙上了女性色彩。库珀深受司各特和军事—历史性冒险的吸引，驳斥了那些认为艺术家都没有男子气概的诽谤。

然而，如果《间谍》标志着这种变化的起点的话，作品本身则强烈地带有一直困扰库珀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依然在探索一条有一种自我构思、风格和观众的道路。小说的中心既是关于确立美国的独立，又是关于建立美国文学，两者不分伯仲。虽然库珀宣称他希望通过小说来“激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但是1821年发行的第一版的前言中，他对于采用本土素材创作小说采取了一种怀疑和防守态度。前言开首回顾了关于美国人选择自己的国家作为故事背景所带来的利弊的讨论；然后匆忙得出弊大于利的结论。库珀评论道，对国家的忠诚应该确保由美国人创作的小说得到很好的销售，然后承认这种希望可能“像这本书本身一样——是一种虚构”。他说，小说有其新颖的优势，之前只有本土小说家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曾经获得成功；但是布朗在赢得公众承认之前就过世了，他的作品——库珀特别提到《埃德加·亨特利》中的洞穴场景——与其说是提供了参照的先例，倒不如说是障碍，因为它缺乏逼真的生活。英国评论家们期望美国人仅仅围绕印第安人的题材写作，小说家们赖以生存的女性读者们更偏好读一些描写贵族和城堡的小说，而贵族和城堡在美国根本不存在。在前言的结尾处，库珀的语气已经公然变得非常尖刻，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唯利是图的目的，因为他指责女性读者品位低下，并“向那些阅读我们这部书的人致意——向那些购买这部书的人表示爱意”。

库珀怀疑《间谍》是否能够为大众所接受，这种怀疑在故事中也得到体现，那就是关于美国小说属性身份的冲突。故事以革命时期为背景，副标题是“中立地带的故事”(“A Tale of the Neutral Ground”)，追溯了争夺纽约附近的一块位于英国和美国军队之间名叫西切斯特镇(Westchester)的土地控制权的斗争。但是就像《戒备》不仅仅是关于婚姻的小说一样，《间谍》也并不仅仅是关于战争的小说；它同时包括了战争和婚姻两个主题，涵盖了似乎来自于不同故事的若干插曲和写作技巧，并时常在不同层面的情节之间进行蹩脚的转换。这部小说是名副其实的“中立地带”，它分为由库珀支配的两个模式组成。一方面是库珀心目中的历史和战争事件，用来完成其爱国主义的目的：乔治·华盛顿以神秘的哈尔泼(Harper)的形象出现；商贩—间谍哈维·贝奇(Harvey Birch)是华盛顿的秘密特工，诡计多端；无法无天的游击队发动的突然袭击；叛乱的支持者斯基那斯(Skinners)以及保皇党人卡尔波耶斯(Cowboys)。另一方面是一些浪漫的感情纠葛和必须严格遵守的社会礼仪，这些内容可能对女性读者产生特殊的吸引力：弗朗西斯·沃顿(Frances Wharton)和顿沃迪(Dunwoodie)少校之间的爱情；次要情节中伊莎贝拉·辛格顿(Isabella Singleton)暗恋上顿沃迪，并因背叛了她自己的感情而受到屈辱；两位下层社会妇女凯蒂·海内斯(Katy Haynes)和贝蒂·弗拉纳根(Betty Flanagan)利用诡计分别与哈维·贝奇和豪利斯特中士(Hollister)结婚。

固然，司各特的历史性小说中也存在着浪漫主义元素，但是《间谍》中风格上的冲突大大超越了司各特的小说，造成纯粹的不和谐和喜剧效果。库珀在一次战斗的间歇中说：“战争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敌人，使人不得不爱。”随着敌对行动接踵而来的是这部非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一些不可能发生的故事。举两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窥一斑而视全貌：掠夺者和骑兵在沃顿的家乡罗卡斯特(Locusts)相互残杀；因为一个英国军官的口是心非而心灰意冷的莎拉·沃顿则上演了一出奥菲莉娅[1](Ophelia)式的疯狂场面；美国人在不遗余力地追捕亨利·沃顿(Henry Wharton)的过程中，为了使弗朗西斯和顿沃迪可以结婚，宣布暂时停止战争。

这些不协调的特点使人想起距库珀最近的美国前辈塞缪尔·伍德伍兹。但是库珀超前于伍德伍兹的程度等同于他落后于司各特的程度。《间谍》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是它依然是一部杰作，因为库珀已经开始重新把历史理解为可以私人化的虚构。他从革命时期的真人真事中汲取素材，但是从来没有允许自己的作品成为公共领域里事实的客观记录。他所感兴趣的是大事件以及历史趋势对普通人生活的冲击。虚构的人物和“编造”出来的事件占据了故事的中心地位，甚至小说的最主要“事实”——华盛顿雇佣了一个商贩兼间谍——也带有虚构的氛围。库珀在1849年的介绍中透露，小说的片断是由一位积极参与对英作战的“杰出人士”提供的，这个消息并不为大众所知，而是属于揭秘性质。《间谍》这个书名本身明确显示了库珀对于历史知识理解的创新角度：过去的功绩一度是公共遗产，现在则是只有寥寥几人了解的秘密。创作小说的作家本人似乎更像是一个间谍，而非历史学家，更像是特许故事中的商人，而不是隶属于社会的资料编纂者。事实上，库珀把历史私人化和主观化，这种变化在《拓荒者》(The Pionners)中得以进行步推进，在这部小说中他转而以自己家族在库珀镇定居的经历作为叙事的事实基础。

库珀的文学策略与愈加乐天和个人主义社会的趋向相一致。1821年的自由秩序留给个人以很大的发展空间。依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正在排斥对公共事业的忠心耿耿。许多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他们能够以个人而不是一个团体中的成员的形式来影响身边的世界。库珀在《间谍》中对历史充满想象力的掌握反映了这个时代(爱默生把它称作“第一人称单数”的年代。)对于统治手段的威力具有越来越强的信心。如四年前出版的威廉·卡伦·布莱恩特的《死亡观》一样，《间谍》采用了独立的主体——在库珀的例子中就是小说家——不受任何外部形式的限制。他能够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素材上，而且按照自己的选择对过去进行改动。以集体为特权的共和主义范例让位于个人愿望。

尽管库珀对历史性浪漫小说进行了修正，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有巨大发展空间的领域，但是他依然是一位典型的后革命时期的文学人，对小说的公共效用坚信不疑。1812年的战争一般被称为第二个美国独立战争，它加速了国家自我意识的形成。库珀希望通过《间谍》向美国读者展示，他们自己的国家为历史性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天地。欧文在一贯重视艺术价值的欧洲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库珀的爱国主义篇章显示，原汁原味的艺术作品在本国的土壤中也可以茁壮成长。《间谍》很快在美国和欧洲成为畅销书，激励了大量的本土作家争相效仿。

库珀认为小说的风格正在为共和国设计布局和界定。他对于自己的小说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希望能够通过它们影响下面的问题，即谁将是参与美国试验的合适人选？《间谍》中给出了答案，参与美国试验的合适人选应该是一位坚信社会中应该有等级分别的共和主义绅士。作者把一连串的人排除在外后，认为诸如哈维·贝奇这样的社会精英和具有无私精神、来自卑微阶层并对上层社会保持谦恭态度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从中立地带被排斥出去的人中包括英国贵族威尔米尔(Wellmere)、下层社会领袖斯基那斯，后者追求利益，野心勃勃，最终贪婪把他送上了绞刑架。

值得注意的是，库珀的理想社会带有跨区域性。弗朗西斯和顿沃迪是堂兄妹关系，他们的婚姻把纽约和弗吉尼亚、北方和南方结合在一起，确认了跨越区域差异的国家特征。1821年，即《密苏里妥协案》[2](Missouri Compromise)通过后一年，库珀的同胞们都迫切地希望保存联邦国家。《间谍》试图提前预料那些引发1775年武装冲突的分裂再次出现——库珀在1849年的介绍中指出：“革命具有许多内战的特点”——这些分裂由于一触即发的奴隶制问题而具有复苏的危险。要想完全脱离英国就必须巩固国家的地位；奴隶制给库珀带来深深的焦虑不安。他所描绘的人物凯撒·汤普森(Caesar Thompson)，沃顿家的仆人——北方奴隶的代名词——是我们小说中最早的、滑稽可笑的并恭顺屈从的典型的黑人形象。

尽管库珀带有贵族式的自我构想，但是他把全身心投入到对平民主人公纳蒂·班波[3](Natty Bumppo)的先驱哈维·贝奇的创作中。贝奇在山顶修建了陋室，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中立地带；他有多种伪装身份，他看上去是一位正在自己的工作室忙碌的、形象完美的艺术家。他能够根据场合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能够自上而下操纵各种行动。这位商贩—间谍既投身于大众利益，又关注女性公众的利益，把情感小说和历史小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个人物形象具体体现了库珀小说中各种风格的融合。小说中贝奇以商贩的面目首次登场，在罗卡斯特向妇女们展示他的商品，并为商品的价格与妇女们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同时他自始至终都以报告最新战况的借口向华盛顿传递信息。这个场景中金钱动机和爱国动机的混杂使我们想起1821年库珀为小说所作的前言，我们可以感觉到，库珀试图通过描绘贝奇这个人物来接受自己对于从事文学贸易的努力。

贝奇版本表明，艺术家既是慷慨的商人又是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者。尤其是故事的结尾，他明确了库珀对于作者身份职业化的错综复杂的感情。或者说他暂时理清了库珀自身的模棱两可，因为他同时完成了买卖商品和报效祖国的任务。贝奇证明了他的创造者“贩卖”小说的正确性。如库珀一样，这位间谍经受了经济上的困境；在搞清楚“更好的财富”之后，他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到金钱的积累中”。他在战争时期生意兴隆，贪婪地接受为亨利·沃顿服务而得到的酬劳，并在自己的屋棚地板下面藏匿了大量的黄金。但是在小说倒数第二章中我们得知，爱国主义而非金钱才是贝奇各种活动的真正目的。当戏剧般最后一次面见华盛顿的时候，他骄傲地拒绝了现金奖赏，并侃侃而谈地说，他一直以促进社会安定为己任。

库珀抱怨道，贝奇的牺牲将不会得到他同胞的公正评价。在谈到对主人公误解的时候他这样写道：“公众的谴责或者赞扬适得其所，这种情况难得发生。”与华盛顿最后一次见面时，华盛顿告诉间谍，掩盖他真实身份的面纱“可能许多年以后也不可能揭开——也可能是永远”。贝奇的境遇近乎不可思议般地预言了库珀作为小说家的命运。在间谍的身上，库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而得不到承认的无私的爱国者。库珀在事业的开始就预见到他将要忍受来自公众的冷漠和憎恶。确实，考虑到库珀与出版商和读者之间不甚良好的关系，我们趋于把哈维·贝奇看做是自我实现的预言。《间谍》的前言中充满了对可能面临的各种伤害的预料，实际上包含了贝奇式的晦涩，预见了这位美国作家的命运。根据小说最后一章的内容，贝奇的名字在革命后完全被世人遗忘。没有人知道他的英勇行为。直到他在1812年战争中去世，人们在他的遗体上发现了华盛顿手写的关于他真实身份的信件，他对国家的贡献才为世人所知。

有一点矛盾之处加深了库珀对读者的怨恨态度。即使当他渴望成功的时候，库珀依然认为刺探情报和小说写作同样是缺乏教养的行为，所以他坚持匿名发表《间谍》而不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不能摆脱偏见，反对小说家通过人物而“伪装”自己编制事件、“欺骗”而非讲述历史事实的行为。他小说里上层社会的人物形象——他部分认同这些人物——坚持认为上流社会的人就应该永远诚实。顿沃迪少校在对亨利·沃顿间谍罪进行审判的时候就喊出了库珀自己的心声：“我从孩提时就认识这位先生；欺骗从来就不是他品格中的一部分。他无可怀疑。”库珀在路人皆知他小说家的身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拒绝把自己的名字登载在新作品上。他的标题页通常有这样的句子“本书的作者是……”后面列出两到三部已经发表的小说名；根本没有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的字样。相反，一些非小说类作品，库珀则认为非常严肃和体面，如《美国的民主党人》(The American Democrat，1838)和《美利坚和众国海军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Nav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39)都公开地标注了自己的姓名。

有教养的人不应该使用欺骗手段，这个禁忌在《间谍》的结束部分已经有所松动，库珀似乎开始更加接受小说写作是一种手段而非道德教育的观点。亨利·沃顿发现假面具能够带来好的结果。他曾经带着假发和眼罩去过罗卡斯特镇而被判处绞刑，此后他戴上假面具扮成黑人仆人凯撒的模样从监狱里成功逃脱。甚至库珀笔下清白无辜的乔治·华盛顿也假扮成哈尔泼与贝奇见面，以便得到关于敌方活动的消息。以这种方式写作可以使一位伟大的公众人物看似合理地进入故事情节；它似乎也是库珀对自己创作小说活动的一种变相的辩解。

尽管库珀形单影只，他慢慢开始接受自己作为职业作家的地位，一个通过买卖故事谋生的人。他摒弃了小说应该服从于社会目的的传统观点，同时认为虚构与准确的事实具有相同的价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中心的转变——库珀的转变仅此而已，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文学创作的功用性——在诸如《十五个故事》(Tales for Fifteen)这样的二流作品中也有所体现，这本书原名为《美国故事》，最终于1823年得以出版。故事集的前言否认了此书具有说教作用。最初，库珀说他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对读者有“道德意义上的帮助”；而现在他“仅仅希望如果这些故事没有益处的话”，它们“至少也不会带来任何伤害”。在对这个时期的另一篇作品凯瑟琳·玛利亚·塞德维克的《新英格兰的故事》(ANew-England Tale，1822)的评论中，库珀对小说的价值远不如历史的诬蔑性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争辩说，塞德维克那样的作家至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记录了“真实的姓名和日期”，因为她的作品涉及的“那些自然和天性的真理是高尚的真理，是人类思想的原始法则”。

库珀逐渐认识到文学是一种有价值的领域，这种观点对他下一部重要小说《拓荒者》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小说的副标题为“活色生香的故事”(“A Descriptive Tale”)，充满了如D. H.劳伦斯所说的“所有文学作品中一些最可爱的、最富有魅力的画面”。《拓荒者》是第一部由美国人创作的、有自我意识的“美丽”小说。它是皮袜子故事集的第一部，坚定地把小说与忠于事实相区分，宣布了与后革命时代文学模式的决裂。根据介绍(库珀于1832年增写)中所言，库珀的目标仅仅是传达“一幅综合画面”；游记和历史性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严格忠实于事实”将会削弱和破坏“小说的魅力”。另外，《拓荒者》中的历史近乎是自传。“文学事实”不是来源于公共档案，而是小说家的生活背景和记忆；“把婴儿带入这个山谷”，他把画面的“真实”归结于童年的经历。他能够巧妙地避开《间谍》中出现的问题。上部小说中风格的冲突在这部新作品中大幅减少。如果说“爱情”和“战争”、感情和公共生活这些领域在《拓荒者》中依然没有完全融为整体的话，那么它们被处理得更加具有说服力，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整部库珀小说中次要的但是随处可见的困扰。

库珀对历史的个人主义的倾向使他的艺术开始变得不协调和复杂。《拓荒者》是一部经典的、正在形成风格的历史小说。此书把历史看做是一个尚未结束的、充满着竞争的过程，是新兴的国家和注定要消亡的国家之间、不断扩张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四面楚歌的土著人社会之间的一个竞技场。后期皮袜子故事集最宏大的主题是关于本土民族的消失，但是这个主题在《拓荒者》中远没有美国文明发展的两个阶段之间的对抗重要。小说为我们国家文学的形成阶段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结论：这个时期文学所关注的中心从后革命时期以效用为导向的文化转向在杰克逊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以市场为前景的文化。虽然库珀把这种转化描写为边民主人公与马默迪克·坦普尔法官(Judge Marmaduke Temple)之间的对抗，但是事实上这两种观点越来越难以分辨。库珀自身的小说程序使它们之间的差别更加模糊不清。他敏锐地感觉到，对美国自然风光和风俗习惯的描写将受到美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这就表明功用能够用来服务于两者之间的交换，以上两种观点并非一定是水火不容，或者至少在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不再如此。

1823年故事最初的前言使人想起杰克逊时期贪婪的社会风气。《间谍》前言中火药味的痕迹依然存在，但是库珀现在提出，评判一件艺术作品价值的最好标准就是它在市场上的表现。他对于这本书能够带来的物质回报的渴望表露无遗。他不仅把前言献给此书的销售商查尔斯·威利(Charles Wiley)，而且把此书卖出的册数作为被大众接受程度的“真正记录”。库珀声称：“评论家们可以如自己所愿把评论写得朦胧晦涩，显示他们睿智无比；这些文章可抑可贬，随他们的心情而变；但是如果你(威利)见面对我微笑，那么我立刻就明白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前言，尤其是献给销售商的前言，是一种广告形式；而自我宣传是《拓荒者》的首要主题之一，小说中有一部分关于美国风土人情细致精确的描写。此书的第一段提到，儿子在祖先居住了多年的家园中“他父亲的坟墓”周围徘徊，但是很快一切变得显而易见，早期坦普尔镇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活方式是由像约瑟姆·里戴尔(Jotham Riddel)那样为了利益而买卖农田的人确立的。库珀描绘了一个自由社会的形成，这个社会的标志是地理和经济上的流动性和为了自己出人头地而进行的生生不息的奋争。在这样的国度里，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社会等级，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随时可以变化，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的智慧、精力和运气。传统意义上的胜任和良好教育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虽然“一位法律学家可能会因此哑然失笑”，但是马默迪克·坦普尔被任命为法官，在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社会中行使权力，他的个人统治以及“天生的清醒头脑”取代了法律知识。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仅仅曾经从事医疗实习的埃尔纳桑·托德(Elnathan Todd)担任了定居点的医生，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则占据着建筑和治安官的职位，因为他是法官的堂兄。

世俗职位谁都可以争取到，因此坦普尔镇的人们极力向别人夸耀自己的优点以便脱颖而出。故事开头的片段显示，即使坦普尔法官也加入到这种自我膨胀的狂躁中：他主动提出购买由纳蒂和奥利弗·埃风汉姆(Oliver Effingham)猎获的鹿，因为他迫切渴望能够享有捕杀鹿的“殊荣”，并希望“鹿之死成为一个宣传自己的好题材”。用理查德·琼斯的话来说，坦普尔法官“有惊人的吹牛天赋，善于把芝麻吹成西瓜”。当然琼斯是此书中最善于用语言进行自我推销的人物，他在吹牛皮的功夫上与法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坚信，“天赋会填补知识的地位”，到处宣扬自己的天资，如语言、医学、法律、建筑以及矿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能”。

库珀与他书中的人物们一样颇具竞争性，他经常鼓吹自己的能力，贬低他人。他压抑住自己对报纸吹捧的鄙视，同意提前在《商业广告人》(Commercial Advertizer)上发表小说的两个摘选。另外，他故意设计了几个场景，意在胜过那两位经常被公众称为是他的对手、“成功的美国小说家”(1822年一位评论家使用了这样的字眼)的华盛顿·欧文和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他详细叙述了坦普尔镇圣诞节庆祝的方方面面，包括汁水鲜美的火鸡。实际上这是一个美国人对欧文《见闻札记》中饱受赞誉的英国式圣诞节描写的反驳。在《间谍》的前言中，库珀对《埃德加·亨特利》中美洲豹事件不屑一顾；他逼真地描写了美洲豹攻击伊丽莎白·坦普尔(Elizabeth Temple)和路易莎·格兰特(Louisa Grant)的事件，意在凸现布朗的逊色。

与《拓荒者》自我推销的主题紧密相关的是财产、财产的所有权以及财产的使用问题。开头的一幕围绕谁有权得到那只被宰杀的公鹿的争论展开，是小说中分歧的线索。它引入了合法所有权这个敏感的话题，利用纳蒂、印第安人约翰和年轻的埃风汉姆与法官坦普尔之间对立的微缩版来代表更大范围内关于坦普尔周围土地归属权的争论(或者说是误解，如故事的结果证明的那样)。当纳蒂和他的朋友们需要鹿肉作为赖以生存的食物的时候，法官则因为鹿肉是不错的野味而感兴趣，他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拿钱来交换，正如他后来主动提出给奥利弗一百美元，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误射已经伤了这个年轻人。

库珀为法官画了一幅平和的、如果不算过于刻薄的肖像，可能表达了作者自己对父亲的怨恨之情。他的父亲是一个傲慢专横的人，创建了库珀镇，疯狂地进行投机和买卖土地。书中的法官似乎相信金钱可以购买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他把所有的钱拿来购买处女地，以至于琼斯曾经质问他：“难道你没有拥有所有的山脉和山谷吗？难道那些森林不都是你的吗？”法官完全认同客观环境就是商品的观点。他以商人起家，在投资土地方面表现出与商业投资同样的机敏和精明。在别人眼里“毫无价值的荒野之地”，在他看来就是“城镇、工厂、桥梁、运河和矿山”，这些后期的建设不仅将成倍地扩大他的财产，而且将扩大市场对于自然的支配和控制。

坦普尔法官与那些他所谴责的浪费成性的小镇居民迥然不同，但是库珀声明自己与后者同类。这些居民浪费是因为他们没有方法进行交换，而法官“放眼未来的偏见”促使他去保护这些资源，这样未来的某个时候交换价值就会得到体现。库珀利用几个章节来描写定居点的居民毫无顾忌地消耗荒原，他的笔下，坦普尔法官成为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观点的代言人，指出自然资源应该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不是无节制地开采。这件事上，法官说出了纳蒂的心里话：“你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老猎人，总算有一次我们英雄所见略同啊。”但是纳蒂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联盟。他感觉到法官像那些邻居们一样并没有去感受自然本身。虽然法官对客观环境的美和用处并非漠不关心，但是他总是试图把自然转换成财富。他反对大面积毁灭枫树林，因为他想到枫树可以制造食糖，期望有一天“农庄和种植业将专门来开发这个行业”，同时还因为被居民胡乱砍伐的树干“有可能在费城卖到20美元的好价钱”。当前，如琼斯带着嘲弄指出的那样，居民们还不能把树干运到费城去，但是法官想象中未来要建设的运河和桥梁将实现直达大都市的梦想。对于坦普尔法官来讲，枫树是“财富”，是“森林中的珠宝”，是“舒适和富裕的源泉”。他的话语表明，对于从这些枫树身上获取利润和从周围的山上发掘煤炭和珍贵金属，他抱有同样浓厚的兴趣。

与法官所代表的新兴的商业体制相背，库珀使皮袜子成为旧的社会体制残余的倡导者。纳蒂感兴趣的不是保护自然资源，而是扭转历史，或者至少是使历史进程的脚步暂时停止；他渴望那段人类和自然受经济利益支配以前的那段时光。他声称，奥特赛格(Otsego)地区是“第二个天堂”，“如果没有马默迪克的金钱作祟的话，直至今日它应该还是纯洁如初。”小说中，纳蒂代言了以实用为基础的世界，而不是以交换为基础的世界；他不仅表达了印第安人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而且表达了家庭体制的理想。《拓荒者》中诸多人物被称为“土地的原始所有者”，但是这种说法纯粹是比喻性的，因为印第安人完全没有土地就是私人财产的概念。他们只是认为具有使用权，而不是对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使用土地，包括在这块土地上打猎和捕鱼的特权。

纳蒂与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他同样重视万物的实用性。故事开始于1793年，他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他憎恶居民们“浪费的生活方式”，认为“最微不足道的东西……生来也是有用的，不能被随便破坏”。他强烈反对屠杀旅鸽和奥特赛格鲈鱼这样的野生动物，因为“上帝创造了它们是为了供给人类食物，没有任何其他可辨知的理由”，“捕抓多于食物的动物就是有罪”。同样，他反对毁坏枫树林，但是与法官坦普尔为了将来某一天获得更大利润的出发点不同，他认为这些树木“是为了动物和鸟类有栖息之地，当人类想得到它们的肉、皮或者羽毛的时候，可以在这样的地方找到它们”。

纳蒂对实用性的强调类似库珀对于文学的社会益处的持续关注。如《间谍》一样，《拓荒者》创建了一个共和国国家的缩影，促使读者形成国家就是一个独特社会的概念。詹姆斯·柯克·鲍尔丁《住在边远地区的人》(The Backwoodsman)中谈到“其他国家和时代永远不能了解的”习惯、行为方式和反差，这个引语为几乎所有的社会学注解准备了一笔财富。库珀为美国身份“熔炉”的论点精心设计了一个场合。他笔下的坦普尔镇是一个“复合体制”(composite order)——援引他本人的字眼——居民由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移民组成，大家生活得相对和睦融洽。定居地超乎异常的“个性和民族的多样性”来自文化的特质、多种方言和居民口音的差异。库珀尤其注意把美国语言同英国语言区分开来。他在文本中插入许多小型演讲，宣传本土语言的美妙之处，解释一些词的词源和细微差别，如“clearing”、“Yankee”、“sleigh”以及“定居”(make their pitch)这样的词组。

最重要的是，客观环境在美国和旧世界(the Old World)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限。库珀极力渲染山水风景和气候，他没有描写欧文笔下那样的公墓和教堂。他所绘出的关于荒野生活的生动细致的文字图画又一次把他与深爱自然世界的古代森林居民联系在一起。《拓荒者》中有大量人类与他们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壮丽视觉画面，如在湖上追逐雄鹿，夜幕下垂钓鲈鱼，捕射遮天蔽日的旅鸽，拜访正在山上制作枫树糖的伐木人彼利·科比(Billy Kirby)——“都是人类文明初始阶段的真实写照”，如库珀在最后一个章节中所言——这些场景和其他场景一起成为美国浪漫主义小说中表现最为逼真的段落。它们提前使用了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为小说开出的药方——“最重要的是，让读者可以看见!”——它们赋予了小说静态的、绘画艺术的特点。

显而易见，实用(function)在《拓荒者》中已经不再支配文学创作的技巧；毫无疑问，作者有赞美美国独特性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归入了在艺术上创造令人满足的瞬间的目标中。1823年所做的前言也含蓄地表明了这两点。库珀没有提到公共或者说教目的，他只谈到回忆年轻时光发生的事情时的喜悦。他说，这本书“完全是为了愉悦自己才写的”。这种对纯艺术享受的追求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使小说朝着视觉艺术的方向发展。当时的人们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称颂库珀的小说是绘画和文字之间自然流畅的携手并进。纽约期刊界报道说，《拓荒者》“在艺术家中引起了骚动，这在我们本土文学历史中完全是前所未有的”。库珀小说中的伊丽莎白·坦普尔把钓鱼的场面称为“只有铅笔才能完成的主题”。库珀曾经告诉一个记者，他希望“唤醒这个国家还在沉睡中的天才们”。他一定也感觉到心满意足，因为随后出现了大量以他的故事为蓝本的绘画作品。美洲豹场面激发了约翰·奎多(John Quidor)和乔治·洛宁·布朗(John Loring Brown)创作雕刻和油画的灵感，也有大量的油画和素描来表现森林大火、纳蒂捍卫自己的茅屋、莫希干人的死亡以及许多其他的场景。

库珀的小说是用文字绘制的山水风光，他进一步对美国小说，或者说是对小说中愈加减弱的教师作用进行了重要的再度修正。仅在几年前，小说加入长篇累牍的关于道德和政治的篇幅是一种传统做法。与欧文那部标题就带有强烈启迪作用的《见闻札记》一样，《拓荒者》鼓励小说应该与美术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与那些最纯洁的、最没有实用性的形式相结合。文学应该不再归属包括演讲、历史和布道等在内的主题不明的领域，而应该属于非实用性的绘画领域。这个领域中，表达手段所具有的“陈述”能力远不如其演绎“是(什么)”的能力那么明显突出。

小说与绘画艺术携手并进对双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小说，这个文学形式中的姗姗来迟者，丢弃了一些道德辩护，但是它以其他方式有所斩获；与传统高尚文化形式的结合迅速为小说带来了良好的声望。这种文学体裁进一步成为消费者的消费对象。1812年战争之后出现的不断扩张的、现代化经济创造了财富，使人们对国产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大。人们的收入日渐提高，同时也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进行消费。许多人有强烈的阅读愿望以达到消遣娱乐的目的，他们愿意花钱来享受文学之美和激情，完全不考虑文学作品可能会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这一点上，库珀与皮袜子意见不同：他像坦普尔法官一样，意识到对大自然进行艺术再现的文本具有极高的交换价值。他非常清楚，描写异常美景的段落将有巨大的诱惑力来吸引读者购买此书，他把其中的两段先行由《商业广告人》登载，一段是关于纳蒂捕杀雄鹿，另一段是关于圣诞节汁水鲜美的火鸡，以期引起潜在读者群的兴趣，为以后的发行铺平道路。这个策略大获成功，小说发表的当天就卖出了3500册。

就美术而言，它从与小说的结合中获得了公众对美术的接受，扩大了美术作品的传播。直到不久以前，美国人一直认为绘画艺术是多余的、非共和主义的。对于革命一代而言，视觉艺术过于豪华奢侈，不能满足任何实际的需要。本土画家如本杰明·韦斯特和约翰·辛格尔顿·考普里(John Singleton Copley)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远渡国外定居，以找到足够的经济支持和评论家的正确评价。甚至那些被认为是宣传国家主义的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也逃脱不了这种偏见：韦斯特著名的《沃尔夫将军之死》完成于伦敦，而不是纽约或者费城。到19世纪20年代，由于功能主义的衰退，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术依然是一种外来的体验。库珀的小说有助于消除国人的这种偏见，鼓励人们通过语言接受视觉表现，而同时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些著名的人物或者场景来进行美术再创作。

这个国家第一个成功的职业小说家在确立视觉艺术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职业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拓荒者》的声望说明，画家和插图画家可以确信他们的作品有现存的市场。库珀的小说与欧文的小说和布莱恩的诗歌一起，对第一个本土艺术家组织、美国山水画独特风格的创立者哈得逊河派(Hudson River School)的出现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个组织中最具天才的成员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从皮袜子故事集中挑选了几个故事创作了森林和山脉的画，其中包括《拓荒者》。尤其是雕刻家和插图画家们发现，库珀的书简直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归功于技术上的改进，比如钢铁雕刻，他们通过为书籍和杂志绘制插图赚钱谋生的愿望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同时他们也为纸币印版，这在19世纪20年代是一个主要的工作来源)。库珀“活色生香的故事”提供了一系列的可能性：表现小说中人物和背景的雕刻画出现在随后的版本中，诸如《哥伦比亚杂志》(The Columbian Magazine)和《卷宗》这样的期刊，还有另一本单独成册的题为《间谍、开拓者和维佛里小说插图以及解释和评论》(Illustrations from The Spy，The Pioneers，and the Waverley Novels，with Explanatory and Critical Remarks，1826)的书上。小说依靠美术获得了声望，同样美术本身也大众化了，美术作品物美价廉，现在每一个美国人都有能力购买。

美丽(的描写和画面)帮助“出售”的另一个东西就是自然，在这一点上，《拓荒者》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然，读了这本书的人并没有蜂拥而到大山和森林里去寻找财富；他们去那里是为了寻找栩栩如生的荒野之感。第二十六章中纳蒂发表了一段如痴如醉的演说，描写从卡特斯基尔上的派恩果园(Pine Orchard)俯瞰而下的景色。当他投入地进行描述的时候，他的口气与其说是一个孤独的拓荒者，倒不如说像一个急于推销的导游。“我向你推荐这个地方”，他向埃风汉姆滔滔不绝道，“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是我在森林里发现的最伟大的杰作”。被纳蒂的口若悬河深深打动的埃风汉姆表示，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任何书中也都没有提及过”。但是，这个地方当然是出现在库珀的书中，对它的描写不仅激发了科尔的灵感，而且成功地把它推销成了一个旅游景点。纳蒂的叙述是如此的准确，以至于人们可以找到他曾经驻足的地方。此地的不远处就是一个名叫“卡特斯基尔山客栈”的度假旅店，用库珀作品的现代版编辑詹姆斯·富兰克林·比尔德(James Franklin Beard)的话来说，它“在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末期间，成为世界著名的、所有自然风光爱好者的麦加圣地”。旅游者们被《拓荒者》深深打动，从远至欧洲的四面八方前来尽情欣赏这里如画的美景；他们为卡特斯基尔山客栈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意的同时，心满意足地享受着自然的美妙。

库珀小说的题目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模棱两可：“拓荒者”这个词不仅指从定居点逃亡森林的纳蒂，同时也指把文明引进那块尚未开发土地的法官坦普尔。D.H.劳伦斯认为，库珀自己是站在纳蒂一方的，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而当我们读来，看法完全相反：库珀真正支持的是法官一方，是法官所代表的社会。《拓荒者》为那些追求美丽的人指出了一条通往荒野的道路，同时也为此书的作者和其他人找到了一条生财之路。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皮袜子和法官之间的冲突值得质疑。虽然小说断定了使用和交换、森林人与地方法官观点之间的冲突，但是它也通过纳蒂的话语和形象使派恩山这样美丽的地方商品化以试图努力减弱这种冲突。《拓荒者》暗示，到1823年，这两种观点将不再是针尖对麦芒；库珀有可能偏向其中的一个观点，但是在一个正在经历快速商品化的社会里，利用已经成为交换的前提或者基础。也许纳蒂一派(如果不仅仅是纳蒂一个人的话)与法官勾结最显著的标记当然与埃风汉姆之流相关。小说中那些骄傲的、即使有些没落的贵族气派——这一方面它们代表了库珀本人——埃风汉姆之流曾经一度是皮袜子的雇主，现在成为他的同盟，但是最终证明与坦普尔暗中勾结。这种勾结不仅仅体现在奥利弗身上，他支持纳蒂和莫希干，后来与伊丽莎白成婚，继承了法官的土地。革命之前，埃风汉姆之流已经与法官坦普尔有一种秘密的合作关系。虽然他们鄙视贸易，认为那是“堕落的追求”，不愿公开他们与法官之间的联系，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牵扯到法官的各种商业计划中，并“有权分享均等的利润”。

然而分享利润并不足够减轻库珀对于那些人与法官勾结的不安。如果把皮袜子故事集系列——和库珀的事业——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劳伦斯的理解似乎更加站得住脚。甚至在《拓荒者》中，残余的价值体系占据了库珀的想象力。小说结尾的情节，也就是纳蒂在离开坦普尔镇前往西部之前与伊丽莎白和埃风汉姆的最后一次见面，可以看做是与19世纪前25年里美国转变时期所有被忽视和已经过时的观点说再见；文本的情感力量取决于失败的要素。不仅如此，小说的结尾场面对新兴的社会将遗忘历史作了冷峻的判断：奥利弗立了一个墓碑来纪念秦加茨固(Chingachgook)——一个来自消失了的美国印第安种族的人物——墓碑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位印第安勇士的名字在碑铭上被拼写成了“Chingagook”，纳蒂抱怨说这是一种歪曲，湮没了名字的真正含义。我们很有理由把这种抹灭理解为浪漫主义时期对共和主义文化压制的象征。当奥利弗极其不明智地主动提出给纳蒂一些钞票，让他带到荒野中去的时候，这一点得到进一步深化。

在库珀后期的写作中，包括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他开始更加渲染自己对现实的不满。19世纪50年代，他已经是一个古怪的保守分子，写了一些小说赞美他儿时所生活的那个有组织的、精英辈出的社会，指责同胞们过于贪婪，不尊重传统的生活方式。库珀一直认为，文学应该有服务于社会的用途。《弹坑》(The Crater)是他写于1847年的反乌托邦小说，也是他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书中他发出“及时的警告”，如果“那些生活在这个共和国国家中的人们”不改正的他们行为，那么他们将面临毁灭的结局。当然，皮袜子故事集中的后续作品逐渐撤离法官的世界。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库珀属于杰克逊时代专业化的市场社会，但是那些奠定他美国最伟大的历史性传奇小说家地位的作品，追随着纳蒂从树木消失殆尽的空旷地回归森林。

[1]奥菲莉娅(Ophelia)：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女主人公。——译注

[120]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内战前调和南北冲突的议案，由克莱提出。内战前，美国的自由州和蓄奴州各11个，以梅森—迪克逊作为分界线。1817—1819年密苏里领地多次申请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遭到南方反对，因为密苏里地处界线以南，它的加入将打破南北双方在参议院的平衡，故引起长期争执。1820年国会通过法案，规定从马萨诸塞州划出缅因地区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南北州级数目得以保持平衡。——译注

[3]纳蒂·班波(Natty Bumppo)：这是库珀皮袜子故事集第一部《拓荒者》中的人物，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形象，除了具有天真、淳朴和慷慨的品质，还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译注

大事年表(1590—1820)

塞拉斯·R.帕泰尔

参考书目

本参考书目精选了为全书撰稿的各位作者所提供的书目。它代表了这些作者认为特别有影响或者有意义的著作。本书目不包括博士论文、文章或者作者个人的研究。我们也未将原始资料收录在这份参考书目中，但是某些选集作为例外选录其中，因为这些材料是学生或者学者们通常并不了解或者无法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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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rcromby，James　詹姆斯·阿培克朗比，《质问议会法案》，331

abolitionists　废奴运动，废奴主义者，132，497；英国，333；与宗教，518，524；与感情主义，606；其中妇女的角色，638

Academy of Philadelphia　费城学院，335

Act of Uniformity　《统一草案》（英格兰），245

Adam　亚当（奴隶），233

Adams Abigail　阿比盖尔·亚当斯，527；关于妇女，498—499，528

Adams，Charles Francs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93

Adams，John　约翰·亚当斯（1735—1826），350，353，367，369，416，423，441，449，451，472，498—499，566，585—586，609；关于美国革命，347—350，352，354—355，426；其焦虑，384；关于“制宪会议”，495；关于宪法，490—491；关于“大陆国会”，363；去世，537；关于《宣言》，364—365，472—473；关于不满，504，506；关于启蒙运动，375，464；对欧洲的影响，381；与斋日，424；其语言风格，285，388，466；文学，596；“马萨诸塞大会”（1780），465，482；关于潘恩，463—465；关于记录历史，347—348；关于财产，501，504；关于宗教，388，391，393；，419—420，422；与奴隶制，497，504

Adams，John　约翰·亚当斯作品：自传，463—464；《宪法辩》375—376，379，388，482，490—491；日记，462；《论教规与联邦法律》，434—435；《关于政府的思考》，463—464

Adams，John　约翰·亚当斯（1704—1740），339；《保护回声系列》，311，313；《社会》，311

Adams，John Quincy　约翰·昆西·亚当斯，497

Adams，Matthew　马修·亚当斯：《保护回声系列》，311，313

Adams，Samuel　塞缪尔·亚当斯，348

Adams，William　威廉·亚当斯：《精神诉说的必要性》又译《教心邪恶的半反教者》，261

Adams，Zabdiel　扎布达尔·亚当斯，388，416—417

Addison，Joseph　约瑟夫·爱迪逊，323，326，328，567；《凯托》，325，574，578—579；《旁观者》，313，563；《致民众：一些对美国共和国目前政治状态的评价》，467

aesthetic value　美学，美学价值，2，9，541—542，603；在纯文学中，310—322—323；与公共领域，618，663；古典的，66—67；以共识为基础的文学，352，354，510；其控制，478，481；与教训主义，593，548，677，684；爱德华兹的，303—305；欧洲的，681；上流社会传统，487；历史，4，8；意识形态，6，555；国家主义，548；新古典主义观念，316；与小说，676，689—690；反对的，3；与诗歌，593；在印刷文化中，343；清教徒，229，243，252；共和主义观点的，660；在革命的作品中，349；与神学，226，303

Africa,Africans　非洲，非洲人，26，72；其文化，518；在大迁徙中，190；在文学中，34—35，39，146—147，608；与新世界开拓，184；与神秘的传统，180；与奴隶贩子，34—36，497，502，518，521；作为奴隶，97，132—133，151，270，273；对其的成见，232—233，270，274

African Americans　非裔美国人，8，273，497—499，518，558，682；其文化，554—555，606；与民主，522；与自由，519—520；与法律，507—508；其文学，516—525，554—555，604—606，617；与财产，504；同时参照奴隶，奴隶制（slave，slavery）

African Society　 非洲协会（纽约），521

Aggawam　 阿枷万(伊普斯威奇，马萨诸塞)，203

agrarianism　平均地权运动，140，545，652，656，660；作为经济体制，543；其理想，146，364，654；与奴隶制，146；其标志，513，533

agriculture　农业，132，138，140，222，291，340，416，566，644；布丰关于农业，116；殖民地对其的依赖，190，192；在克雷夫科尔，142，147—148，392，498；德华特论，65；其经济，91，279，649；；哈里埃特论，65；杰斐逊党人，653；其文学代表，247，338，362，433，443—449，553，652；与美国土著人，65，666；新英格兰，255；在新世界其潜力，6，109；在北卡罗来纳，104—105；原始，110；与财产，544；其科学，530—531；在弗吉尼亚，96；同时参照耕种 cultivation

Alatamaha River　阿拉塔马哈河，134—135

Albany Plan of Union　《奥尔巴尼联合计划》，478

Alexander，James　詹姆斯·亚历山大，324—781

Alger，Horatio　霍拉肖·阿尔杰，277

Algonkians　阿尔冈琴人，53，137，267；其绘画，66—68

Alhambra (Spain)　爱尔罕布拉宫（西班牙），18

allegory　寓言，252；在历史小说中，641；政治的，325；清教徒，108；诱惑，630

Allen，James　詹姆斯·艾伦，596

Allen，Samuel　塞缪尔·艾伦，546

Allin，James　詹姆斯·阿林，256

Alsop，Richard　理查德·阿尔索普，597

Amadis　阿玛迪斯，其传记，46

Amazon River　亚马逊河，31

ambiguity　模棱两可，411；其美学，4；种族的，231—232；公共档案文学中，474，476，479—480；在清教徒文学历史中，306

“Amelia；or The Faithless Briton”　《爱米莉娅》又名《背信弃义的大不列颠》，562

America，Americans　美国，美国人，29，121，332，357，386，456，467；平均地权主义，652；与愚昧，564；《圣经》中的形象，61—62，211—212，404，416，425，458，666（同时参考圣经）；其特点，495；其商业化，652；其公共身份，3，8，46，63—65，71，76，85，130—131，138，142—143，147，155，165，167—168，194，277，348，352，357—358，370，372，384，388，399，414，425，436，439，441，452，455，461—462，470—471，482，491，516，549，595，652，688；其征服，62，137；其立宪，466，470—471，490—491；克雷夫科尔论，140，142—143，145；其民主，666，其发现，27，640；爱德华兹论，397—398；与英国对立，353—354，371，394，440，443，453，457—458；其使命，278；与欧洲对立，434—435，449，454—455；其对文化自卑的担忧，336，566；其女性化，39；建国文献，351，361；其未来，375—376，381，385—386，398，482；与历史，95，368，372，378，383，388，537；其意识形态，76，108，120；与个性，72，76，143；对其的影响，306；其内部冲突，360；其发明，3，6，24，26；劳动，370；其土地，64，76；其法律，237，452—453，457，464；与自由，605；与千年主义，397—398；其思想，352，367，379；暴徒起义，458，460；其命名，23，25；与自然，85，121—123，138—139，231，454；反抗性的语言，353—354，413—414，441；潘恩的观点，457—461；关于其的小册子，441—443，446，462；田园诗作品，131，139；原始，46，115—116，138；与进步，368，666；与财产，406，503；纯粹的，394，412，455，467，535；清教徒对其的观点，184，191，20；其宗教，367，391，401，419，424—425；其表现，486；其革命作品，347，349—451；浪漫主义对其的观点，130；科学观点，130；凡俗化，418，425；其象征学，6，355—357，371—375，455；游记作品，130—131；与乌托邦理论，113，130；其价值，46，109；消失，692；在辉格神话中，475；荒芜之地，230；其妇女，236—237；与作品，351，470，494

America，Americans，literature of　美国，美国人，其文学，329，342—343，548；埃姆斯论，564—565；需要，548；其定义，3，4；其历史，1—9，142；与国际背景，556；其前途，556，669；其复兴，557；其读者，342；其传统，661，675—676；诺亚·韦伯斯特论，548

“America”（engraving）　《美国》（版画），38

American Magazine　《美国杂志》，124

American Magazine and Historical Chronicle　《美国杂志及历史年鉴》，337

American Magazine or Monthly Chronicle　《美国杂志和编年史月刊》，336

American Magazine，or a Monthly View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美国杂志》或《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地月月观》，337

American Museum，or Reposito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Fugitive Pieces　《美国博物馆》或者《古代和现代昙花一现的作品总汇》，559—561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美国哲学协会，125，316，450，454—456

American Poems　《美国诗歌》，597

American Register，or General Repository of History，Politics，and Science　《美国记录》或《历史、政治和科学综合宝库》，659

American Weekly Mercury　《美国每周信使》，313

American Whig Society　美国辉格社团，335

Ames，Fisher　费舍尔·埃姆斯：《美国文学》，564—565

Ames，William　威廉·埃姆斯，187

Amherst，Jeffrey　杰弗明·阿姆赫斯特，338

Amsterdam（the Netherlands）　阿姆斯特丹（荷兰），215

Ancient and honorable order　古老可敬的兄弟会（纽约），662

Andover（Massachusetts）　安多佛（马萨诸塞），237—238

Andre，John　约翰·安德烈，588；文学，545，576，579，587

Andros，Edmund　埃德蒙·安德罗斯，275；反对，268，286；其政策，257，262，286

Anglican church，Anglicans　英国国教教堂，英国国教徒，202，280，282，323，403；其牧师，293，393；在马萨诸塞，257；与科顿·马瑟，276；反对，185，189，262，276；与新英格兰牧师，283；帕森的原因，436；其迫害，255；其讲道方式，188，280；与清教徒，185—186；188—189；226—227，245；与改革，200；与王朝复辟，245

Annapolis（Maryland）　安纳波利斯（马里兰），321—322，328—329，334，341

Anne（queen of England）　安妮（英格兰女王），323

Anne（ship）　“安妮号”（船），219

Anne Boleyn　安妮·博林，185

Annuel Register　《年鉴》，442，475

anonymity　匿名，212，552，561，556，594，596，598，628，661，662；在诗选中，616；与著作权，546；与本土小说，532，557；与上流社会，486，556，677；与个人主义价值，551；小说家的，532，624，627，635，640，677，683；在活页文选中，438，465，467，528—529；在诗歌中，594，598，607；妇女的使用，528—529，607，626—627，634—635

antebellum culture　战前文化，537，557，606，619，627，640782

anthologies　诗选，550，615；战前的，606，640；其理想，616

Anthology Society　诗选学会（波士顿），571

anthropology　人类学：现代，114，171

antiepiscopasy　反主教制，393

anti-Federalism　反联邦主义，反联邦主义者anti-Federalists，468，527，535；关于宪法，488

Antigua（West Indies）　安提瓜岛（西印度群岛），530

anti-institutionalism　反制度化，392

antinomianism　唯信仰论，96，187，402；与性别问题，220—221，237；与哈钦森，195—196

Apache　阿帕奇，167

Apocalypse　天启，216，221，393—394，500；在阿兹特克预兆中，57—58；爱德华兹论，299，305；在宗教历史中，188

Apollo Club （England）　阿波罗俱乐部（英格兰），316

apostasy　叛教，258，261

Appalachian Mountains　阿巴拉契亚山，150

Appamattox　阿帕迈特克斯（弗尼吉亚），101

Appleton，Nathaniel　纳撒尼尔·阿普尔顿，281

Apthorp，Frances　弗朗西斯·阿普托普，544

Arawaks　艾拉瓦克人，46；哥伦比亚与，41—43；其奴役，55

Arbella　“阿贝拉”（船），190，193—194，217，219，236

archeology　考古学，137

Arctic　北极，65

aristocracy　贵族，30，72—73，96，106，486，505，611；英国，73，105，442，555，601；克雷夫科尔论，141—143，145；欧洲人，27，76，131；文学人，571，674；与文学，553；其风格，556；与赞助，566；精神的，130，600—601；同时参照君主政体monarchy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48，78，569；其影响，381，548

Arminianism　阿米尼主义（阿米尼派教义），187，196，285，294；与爱德华兹，298，302

Arnold Benedict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588

Arnold Matthew　马修·阿诺德，3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联邦条例》，476，482，488

Ashbridge，Aaron　亚伦·阿什布里奇，292

Ashbridge，Elizabeth Sampson　伊丽莎白·桑普森·阿什布里奇：《伊丽莎白·阿什布里奇的前半生》，291—292

Asia　亚洲，18，27，72，155，455

Assembly of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集会”，327

associations　协会：基督教协会，315—316；牧师的，282，287

Astell，Mary　玛利·爱斯塔尔，321

Astor Place Riot　阿斯特骚乱（纽约），576

astronomy　天文学，60，125，441；作为政治形象，439，454—456；与宗教，239，250

Athenaeum group　雅典娜派，568

Atonement　赎罪，187

Atquanachuk　阿特昆纳楚克（弗吉尼亚），56

Attucks，Crispus　克利斯普司·阿图卡斯，355

audience　观众，135，337，351，361，435，459—460；与启蒙运动作家，378；英国的，447—449，451—452；巫术审判，175

Augustan style　奥古斯都时代文学风格，参照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

Augustine　奥古斯汀：《上帝之城》，215

Austen，Jane　简·奥斯汀，《说服》，677

Austerfield　奥斯特菲尔德（英格兰），215

authority　权力，224，452，470，533；与唯信仰论，196；中央对地方，393，464，477.493；对其的挑战，174，434，459，620；公民的，218；牧师的，282—284，294，648；与同意，467；宪法的，464—465，468；与转变，210—211；在《独立宣言》中，361，472；英国殖民地的，411，413，431，437—441，458，464；启蒙运动对其的观点，368，378；王室的，44；合法的，462；其限度，258；在文学历史中，2—3；地方行政官的，175，199，218；君主的，437，440，451；叙事，52，55，57，361；在口头文化中，648；教皇的，185；父权制的，196，213，236—237，293；人民的，477；印刷文化的，648；理智的，418，524—525；宗教的，402—1，410，418—419；对其的抵抗，392—393，402，437；革命的，462，465，477，485；在神权统治中，218

authorship　作家身份，271，286，350，364—366，432，462，611，677；业余的，560，568，5922，600，616，628，659；与无名，218，438，561，594，628，661；与观众，135，361；布罗克顿·布朗论，553—555，561，620—621，644，660，672；与阶层，566，644，660，672；合作的，365，550，554，599，661；其商品化，565—566，628，661；与宪法，477，487，649；与版权，546—547；其构建，313—314；在《宣言》中，364；在民主中，662；在戏剧中，582，586；其经济，668；英国的，553，568，601；欧洲对其的观点，561—562；与探险，16，129；与性别，607；与演绎，35—36；与欧文，611，661.664，668，670，674—675；作为劳动，547；其叙事表现，217；在美国土著研究中，42；与创新，560，611，661；贵族对其的观点，658，661，664，670，674—675；在期刊中，558，560—564，659；与个人表达，265；与印刷文化，313；与财产，349，542，545，546—547，551—552，555，560，583，601，626，664；其共和主义模式，552，644，677；与浪漫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553，555，583；与自我抹杀，60；妇女与，550，557，566—567，604，606—609，616，621—622，630—631，633，638，677，679；同时参考（作者身份的）职业化；写作（professionalization［of authorship］；writing）

authorship　作者身份与pseudonyms　匿名，432，465，572，580，627，670；在诗选中，616；古典的，580，606；福兰克林的，312，314，362，622；在杂志中，561，567—568，571—572，663；与印刷文化，314；妇女与，557，567，606

autobiography　自传，49，72，291；与传记，212；其公共效用，205，210；其公式（规则），210—211；清教徒，206，209，211，223，285；783革命领袖们的，277，351，362，365，421—422，451，453，463—464，473，503

autonomy　自治：殖民地的，216，224；教堂会众的，198；心理的，305；清教徒对此的观点，392；理性的，419；妇女的，587，632—633

Avery，Sybil ( Wiggleswoth)　希碧儿·阿弗里（威格尔斯沃奇），209

Avignon　亚威格农（法国），185

Avila，Bishop of　阿维拉主教，56

awakenings　觉醒，参考复兴，复古倾向（revivals,revivalism）

Aztecs　阿兹特克，73；与（葡萄牙）议会，31，49，51—52；其战败，31.51，57—58，71—72；欧洲对其的观点，46；其纳瓦特尔语言，44，51；其自我表现，51—53，57—58

B

Backus，Isaac　伊萨克·巴克斯：《落入自己网中的鱼》，402

Bacon，Francis　弗朗西斯·培根，30，114，188，547；《新亚特兰蒂斯》111—113

Bacon，Nathaniel　纳撒尼尔·培根，101—103

Bacon’s Rebellion　培根叛乱，101—103

Bailey，John　约翰·贝利：《人类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赞美上帝》262

ballads　民谣，546，554，592，606；与口头表达，546，594；政治性的，324—325；清教徒的，227，243

“Ballad of Nathan Hale”　《内森·黑尔民谣》，594

Ballard，Martha　玛莎·巴拉德：其日记，531

Baltimore　巴尔的摩（马里兰），655；麦克亨利堡，372，549—450，668；其杂志，571；其剧院，582

bank　银行：马萨诸塞提议，287；美国国家，493，571

Bannister John　约翰·班尼斯特，455

baptism　洗礼，280；与教堂会员制度，213，256

Baptists　浸信会教徒，402—403

Barbados　巴巴多斯，6，315，316；其纯文学，318；其剧院，341

Barbados Gazette　《巴巴多斯公报》，315

Barker，James Nelson　詹姆斯·纳尔逊·巴克尔：《马尔明》576，582

Barker William　威廉·巴克尔，181

Barlow Joel　乔·巴洛，542，550，597—598，601；《哥伦比亚德》，593，595，602；《玉米粉糊》，593；《哥伦比亚的远见》，563，592，595，597，601

Barlowe Arthur　亚瑟·巴洛，32—33

baroque tradition　巴洛克传统，247

Barnard John　约翰·巴纳德，284—287，289；《正义之王权》，285；《激动且有方向地热衷善行》286

Barre，Isaac　艾萨克·巴瑞，353

Barrell John　约翰·巴瑞尔，341

Bartram，John　约翰·巴特拉姆，132；与植物学，125

Bartram，William　威廉·巴特拉姆，7，125；《北美洲土著居民叙述》137；关于非洲人，146；关于美国土著，135—138，154；关于自然，127—128，131—135，138—139，142，159；与浪漫主义，130；关于奴隶制，132—133，135；《行旅》，130—140，165

Batchelor’s Hall　单身汉大厅，321

Bath　巴思（英格兰），288，310，318

Baudeliare，Charles　查尔斯·波德莱尔，569

Baxter，Richard　理查德·巴克斯特，229，246，252；《圣徒永远的安息》，228

Bay Psalm Book　《海湾圣歌》（整本圣歌以英文韵律忠实的翻译版），227—228

Beard，James Franklin　詹姆斯·富兰克林·比尔德，691

Beaumont，Francis　弗朗西斯·博蒙特：《赛琪》又名《爱之谜》，227

Beccaria，Cesare　凯撒·比卡利亚，382

Beecher，Lyman　里曼·比彻，282

Beefsteak Society　“牛排协会”（伦敦），322

Behaim，Martin　马丁·贝海姆，27

Behn，Aphra　埃夫拉·本，312，314，338；《欧努诺克》，223，342

Belcher，Joseph　约瑟夫·比彻，326—327

Belknap，Jeremy　杰拉米·白克拿朴，561；《傅雷斯特一家》，641

Bellamy，Joseph　约瑟夫·贝拉米，398，407；《千年福国论》，398—399

belles lettres　纯文学，309—343，542，545，552，554，568；其美学遏制，313—315；其人物类型，312；基督教的，310—311，326；公民的，323，342；其惯例和定义，6—7，309，312，331，341；在教育中，335—336；其流派，319；与上流社会，563，674；其幽默，310—311，318—319，321—323，336；与意识形态，579；其手稿传统，311—312，314，318，629；共济会的，316；与口头表达，549；其政治模式，310，322—326，337—338，340；其把礼貌谈话作为理想，309—315，317，328；印刷文化与，312，326，629；其公共模式，326，331，336；其社会惯例，314—315，318，321，323；由妇女，318—319，337—341；同时参考文学的和社会的俱乐部（clubs，literary and social）

“Belles of Barbados”　《巴巴多斯的美女》，318

Benedictines　圣本笃教团，118—119

Benezet Anthony　安东尼·贝内泽：《几内亚史》518

Berkeley George　乔治·伯克利：《帝国正在西进的路途中》，595

Berkeley，William　威廉·伯克利，101—102

Berkeley，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伯克利，334

Berwick　贝克里（宾夕法尼亚），319

Beveridge，John　约翰·贝弗里奇，337

Beverley，Robert　罗伯特·贝弗利（父亲），102

Beverley，Robert　罗伯特·贝弗利（大约1673—1722），97，103—104；其殖民意识形态，108；与扩张，101；《弗吉尼亚历史》97，99—101，104；与美国土著，98—103，154，166；其新世界远见，161；其自我画像，98

Beverley Park　贝弗利公园（弗吉尼亚），97

Bible　圣经，6，22，215，246，288，305，359，422—423，425，458，519，551，569，606；与美国立宪，470；英国国教与，186；与纯文学，311；与贸易，22；与常识，434；其文化，423；与选举布道，257—258；与启蒙运动，419，其性别象征，242—243；与历史，394；哈钦森对其的使用，196；象征来源，302；与个人权利，401；与诠释，174，199，284，392，425；其法律，470；与自由，408；科顿·马瑟论，275；在口头文化中，648；与准备主义，200；在新教中，390；清教徒对其的使用，185—186，190，194，199，203，205，228；与理性，410，418；与奴隶制，270；其统治权，470

Bile，texts and figures from　圣经，其文本和人物：亚伯，357；《使徒行传》，77；亚当，252，270；巴比伦，105；该隐，357；迦南，92，95，200，270，596；上帝选择的人，395，405；创造人类，120；丹尼尔，411；大卫，227；大洪水，106；申命记，405；传道书，521；伊甸园，33，61—62，105—107，117，250，666；埃及人，212，519；以非所书，77，523；夏娃，270；出埃及，188；以西结，212；人类的堕落，106；加拉太书，408；花园，61，77，121，155，260；创世纪，114，270；含，270；希伯来人，194，200，216，405，413，519；以赛亚，257，398；以色列，95，188，194，199，203，230，596；耶利米，257，259；耶路撒冷，121，199，200，212，259，269，276；犹太人，259；耶洗别，197；约伯，188，266；约翰，212；施洗者圣约翰，259；约拿，188；约瑟夫，489；约书亚，596；最后审判日，230，243，417—418；《列王纪》，466；弥迦，446；路加福音，411；新约圣经，188，199，216，229，250，273，423；诺亚，351；旧约圣经，188，194，199，200，212，216，229，250；天堂，397；保罗，411，523；法利赛教派的教徒，400；毗斯迦山，85，416，596；乐土，62，95，121，285，416，425；谚语，260，413；圣歌，227；红海，212；启示录，247，268，394，398；塞缪尔，409，413；基督再临，200，211，288；所罗门，405，446，521；雅歌，247，250；锡安山，188，200，212，220，229，260，269，276；同时参考圣经中的象征学（typology，biblilcal）

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　圣经学会（巴黎），26

bicameralism　主张两院制论，464

Biddle Nicholas　尼古拉斯·比德尔，149，571

Bierstadt，Albert　阿尔伯特·比兹塔德，40

Billings，William　威廉·比林兹，562—563

Bill of Rights　《权利法案》：英国，470，474；美国，466，488—489，505

Bingham，George Caleb　乔治·卡列伯·宾汉姆，40

biography，Puritan　传记，清教徒，209，213；其公共作用，205；其发展，224；其原则，212—213；英雄的，275—276；与历史，215；与哀叹史，257；科顿·马瑟作，273，275—277；其还俗，214

Bird，Robert Montgomery　罗伯特·蒙特马利·伯德，583—584

Bishop Stoke　斯托克主教（英格兰），268

Blackamore，Arthur　亚瑟·布莱克默：《山外探险》，331；《背信弃义的同胞们》，342

Black legend　布莱克传奇，69

Black Mingo　黑明各（南卡罗来纳），318

black regiment　“黑色军团”，391

Blackstone，William　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律评论》，474—475，505—506，508

Blair，Hugh　休·布莱尔：《论纯文学和修辞学》，336

Black William　威廉·布莱克：《耶路撒冷》618；《天真之歌》，618

Bland，Richard　理查德·布兰德，458；《上校下马》，436—438；《英国殖民地权利的调查》，437—439；《致弗吉尼亚牧师的一封信》393

Bleeker，Ann Eliza　安·伊丽莎·布里克，607，616；《安·伊丽沙·布里克遗作》，551

Bloomfield，Robert　罗伯特·布鲁姆菲尔德，564

Blue Anchor Tavern　蓝锚客栈，310

Blue Ridge Mountains　蓝山山脉，127

Board of Printers’ Licensers　印刷认可委员会（波士顿），224

Bolingbroke，Henry St. John　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570

Bolling，Robert　罗伯特·波林，337；《印第安战争》，335；《虚无》，334；《闭塞》，334；《冬季》，334

Bonaparte，Napoleon　拿破仑·波拿巴，131

Le Bon Homme Richard　勒·邦·候姆·理查德（船），593

books　书，566，622，646；作为商品，556，674；作为公共财物，627；与著作权，554；其成本与发行，625；研究其的历史学家，569；其插图画家，691；与市场，553，555

booksellers　书商，554；与作者，605，685；与著作权法，547，552，554；与发行，337；与市场，625；作为资助人，337，566

Booth，Edwin　埃德温·布斯，590

Booth，John Wilkes　约翰·威克斯·布斯，590

Booth，Junius Brutus　朱尼斯·布鲁特斯·布斯，590

Boston　波士顿（英格兰），199

Boston　波士顿（马萨诸塞），120，190，219，237，245，259，264，269，342，544，548，593，604，607，627；公园，355；其保守主义，563—564；其教堂，209，211，233，262，271，275，279—280，289，293—294，296，303，310，353，390，408，412，563；其牧师，173，280，286—288；其俱乐部，326，339，563；其生活条件，216—217；多尔切斯特，213，462；其选举布道，257，407，410；艾塞克斯街，355；海湾，353，411，426，519；在菲利普国王战争中，222—223；国王街，357；自由树，355，358—358，462；其文学建立，563，600，602；在文学方面，235—236，318，545，595—596，606—607；马瑟一家在，209，270—271，277，288；其商人阶层，255，279—280，389，293；暴徒起义，354—360；月亮街，389；报纸和杂志，311—313，318，326，337—338，354—359，435，449，562—564，566，597，602—603；北端，356；旧谷仓墓地，355；其出版业的，206，224，300；激进主义，358；785宗教异议，195—196，213，279—280；其复古倾向，284，288，396，400；革命的，408；426，578；与奴隶制，523；其教会会议，213；271；其剧院，341，577，579；住宅群358；其财富，268

Boston Artillery Company　波士顿军火公司，412

Boston Athenaeum　波士顿文学协会，563

Boston Chronicle　波士顿编年史，358

Boston Female Asylum　波士顿女子收容所，593

Boston-Gazette and Country Journal　《波士顿公报和乡村期刊》，312，318， 354—359，435，449

Boston Latin School　波士顿拉丁语学校，190，285，287

Boston Magazine　《波士顿杂志》，562—563

Boston Massacre　波士顿大屠杀，355，426，545，595—596

Boston News-Letter　《波士顿时事通讯》，311，338

Boston Tea Party　波士顿茶叶党，353

Boston Weekly Magazine　《波士顿周刊》，337

Boston Weekly Rehearsal　《波士顿每周详述》，313

Boswell，James　詹姆斯·伯斯韦尔，370

botany　植物学，38，125，128，132，156

Boucher，Jonathan　乔纳森·布歇，342

Bougainville，Louis-Antoine de　布加因维尔，路易斯-安东·德，118；《环球航行》，115

Bouileau-Despreaux，Nicholas　尼古拉斯·伯留-德斯普莱克斯：《论崇高》，311

Bowdoin，James　詹姆斯·波都因，604

Bowery Theatre　 鲍威利剧院（纽约），573

Boyd，Elizabeth　伊丽莎白·伯伊德，337

Brackenridge，Hugh Henry　休·亨利·布雷肯里奇，403，549，551，633，639；《邦克山之战》，574，578—579；《蒙特利尔将军之死》 579；《致沃尔特· 司各特的诗信》，551 ；《1794年的起义事变》，551，639；《法律集锦》551 ；《现代骑士团》 547，549，551，603，637，638—639；《美洲光辉的兴起》，550，596

Braddock，Edward　爱德华·布拉道克，337

Bradford，John　约翰·布拉德福，215

Bradford，Joseph　约瑟夫·布拉德福，215

Bradford，Mercy　梅西·布拉德福，215

Bradford，William　 威廉·布拉德福(1590—1657) （总督），13，97—98，101，190，218，277；殖民意识形态，87，108；《普利茅斯种植园史》，215；其文学风格，93，215—217，220，224；其对《莫尔顿的讲述》的使用，84—86，88，90，219；关于莫顿，91—93，96；与美国土著，39，77，88—91，94，98—99，108，154，166，191；其对新世界的观点，161；《关于普利茅斯的种植园》，39，84—93，101，214；与塞普维达，90；关于荒野，86，99，123

Bradford，William　 威廉·布拉德福（总督的儿子），215

Bradford，William　 威廉·布拉德福(1722—1791)，337

Bradshaw，John　约翰·布拉德肖，395

Bradstreet，Anne　安妮·布拉兹特里特，189，253—254，273；对其的评论，226；其早期作品，238—239；其晚期作品，241—243；与宗教疑惑，236，238，242；与威格尔斯沃思，243；关于妇女角色，236—237

Bradstreet，Anne　安妮·布拉兹特里特：作品：《人的年龄》，239；《作者致她的书》 241；《写于孩子出生前》，241；《沉思》，238；《新老英格兰之间的对话》，239；日记，236；《四之体》，239；《四元素》，239；《四个君主国》，239；《四季》，239；《向伊丽莎白女王致敬》，240—241；《小诗集》，238，241；《第十位缪斯女神》，236，238—239，241；《疲倦的信徒现在要安息》，242

Bradstreet，Simon　西蒙·布拉兹特里特，236—237，277，280

Bradstreet family　布拉兹特里特一家，236—237，240—241

Brant，Joseph　 约瑟夫·布朗特(摩霍克族人)，514

Brattle，Thomas　托马斯·布拉托，280—281，285，288

Brattle，William　威廉·布拉托，280—281，285

Brattle Street Church　布拉托街教堂，310，563；其建立，280—281

Brazil　巴西，45

Bread and Cheese　 面包与奶酪（纽约），550

Brebeuf，Jean de　吉恩·德·布列波夫，80

Breintnall，Joseph　约瑟夫·布雷恩特纳尔，316

Brewster，William　威廉·布鲁斯特，215

Britain，British　大不列颠，大不列颠的，参考英格兰，英国的（England，English）

British Museum　 英国博物馆（伦敦），669

broadsides　海报，189，234，366，527，591，605—606，609

Brome，Alexander　亚历山大·布罗姆，316

Brooke，Henry　亨利·布鲁克，309—310，314，316，328；《论戏噱》，310；《新的蜕变》，310；《关于身着盔甲的佩恩画像》，310；《向某俱乐部建议的对话的规则》 ，310

Brown，Charles Brockden　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8，542，550，565，597，644—660，686；与著作权，553—555，561，620—621，644；关于文学的公共效用，660；其经济观点，651；与富兰克林，644，651；关于性别角色，649—650，653；与历史，645；与欧文，661，663，668；其文学风格，647—648；与道德教育，644—646，658；关于小说，645—646，660；与期刊，561—562，659；与政治，650，659—660；与“便携人”，653，656；对其的评论，658；与主观性，645；关于写作，646—649

Brown，Charles Brockden　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作品：《对美国国会的演讲》，660；《阿尔昆》，553，650；《亚瑟·莫文》，573，626，634，636，646，649，651—658，660；《克拉拉·霍华德》，658；《西塞罗之死》，660；《埃德加·亨特利》，161—166，554，646，649，651—652，658，679，686；《简·塔尔博特》，658；《奥蒙德》，554，646，649—651 ；《空中漫步》，645；《萨洛尼卡》，660；《 沃尔斯坦学校历史》，652—653；《维兰德》，554，645—650，660

Brown，George Loring　乔治·洛宁·布朗，689

Brown，Mary　玛丽·布朗，273

Brown，Thomas　托马斯·布朗，256—257

Brown，William Hill　威廉·希尔·布朗，638；《伊拉与伊莎贝拉》，620；786《同情的力量》，544—545，549，577，624—625，627—628，637

Browne，Robert　罗伯特·布朗：《宗教改革，刻不容缓》，189

Brownists　布朗主义者，189—190

Brown University　布朗大学，403

Bryant，William Cullen　威廉·卡伦·布莱恩特，550，599，605，690；其公共重心，612，614—615；关于个人价值，612，614—615；在国际背景中，556，615；与杰斐逊，617；其文学风格和主题，611—614，618；与新古典主义，612；与政治，612—613，615，617；与浪漫主义，611

Bryant，William Cullen　威廉·卡伦·布莱恩特：作品：《年代》，612；《美国早期散文》，613；《禁运》，612；《森林赞美诗》，612；《为进入森林题词》，612，615；《关于抑扬格诗中的三音节韵脚》，613，618；《诗歌》，612，615；《死亡观》，513，613—615；《致水鸟》，612；《黄色的紫罗兰》，612

Buckminster，Joseph Stephens　约瑟夫·斯蒂文·巴克明斯特，563

Buffalo Bill　水牛比尔（威廉·腓特烈·科迪），39—40

Buffon，Comte de　德伯爵·布丰（乔治斯·路易斯·雷克勒），120，381；关于美国，114—115，117—119，121，123—125，149；堕落主义者对其的争论，119，124，145；杰斐逊对其的回应，121—123；关于美国土著，114—115，137—138；《自然史》，113—114，119；关于自然，116—119，125，139，149

Bunker Hill　邦克山（马萨诸塞）：在文学中，574，578—579

Bunyan，John　约翰·班扬，574；《罪人受恩记》，210；《天路历程》，212，291

Burgoyne，John　约翰·伯戈因，533，577

Burk，John Daly　约翰·达利·伯克：《邦克山》，579

Burke，Edmund　埃德蒙德·伯克，570；《与殖民地调和的决议》，392

Burlamaqui，Jean-Jacques　让-雅克·伯雷曼奎，380，382，433，472

Burnet，William　威廉·伯内特，326

Burnett，James　詹姆斯·伯尼特（蒙伯杜男爵）：《语言的起源与发展》，110

Burns，Robert　罗伯特·伯恩斯，319

Burr，Aaron　亚伦·伯尔，403，601

Burr，Esther Edwards　以斯帖·埃德华兹·伯尔，339

Burroughs，George　乔治·伯勒斯，175，181

Bute　比特伯爵（约翰·斯图加特），443

Butler，James　詹姆斯·巴特勒：《命运的足球》，636

Byles，Mather　马瑟·拜尔斯，252，326—328，342；《普洛特斯回声系列》，311，313

Byrd，William II　威廉二世·伯德，7，13，314—315，331—332，334；关于殖民地边界，103，131 ；殖民地意识形态，108；与美国土著，101—103，105—106，154；其智慧，107—108；

Byrd，William II　威廉二世·伯德：作品：《分界线的历史》，103—107，331；《秘史》，103，107—108，331—332；《唐布里戈里亚》，310

Byron　拜伦，（乔治·戈登），670，787

C

Cabeza de Vaca，Alvar Nunez　阿尔瓦·努涅斯·卡贝扎·德·瓦卡，46，49—51；《关系》，49

Cadiz　 加的斯（西班牙），15，22

Cain，Sarah　莎拉·凯恩，240

Caldwell，James　詹姆斯·考德威尔，355

Calef，Robert　罗伯特·卡莱孚：《无形世界的更多奇妙》，275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150

Calvert，Benedict Leonard　本尼迪克特·伦纳德·卡尔弗特，328—329

Calvert，Charles　查尔斯·卡尔弗特（巴尔的摩勋爵），329

Calvin，John　约翰·加尔文，185—186，296；《基督教要义》，187

Calvinism，Calvinists　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者，187，286，288，293，295，422；其变化，285；其学说，186—187，195—196，281，305；爱德华兹论，303—306；与启蒙运动，284，296；与物质世界，301 ；其内部问题，291 ；罗杰·威廉与，198—199

Cambridge　剑桥（英格兰），76，190，197，199，201

Cambridge　剑桥（马萨诸塞），253，279，604；同时参考哈佛大学；新城（Havard College；New Town）

Cambridge-Boston Association　剑桥-波士顿协会，282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1

Campbell，Thomas　托马斯·坎贝尔，668

Canada　加拿大，29，103，150，357，533；其传教士，79—80

Canal of the Toltecs　托尔托克运河（墨西哥），52

Canary Islands　加纳利群岛，13，18

Canetti，Elias　伊利亚斯·卡内：《群众和权力》，460—461

cannibalism　食人，45—46，49

canon，literary　准绳，文学的，8；与美学价值，541 ；其形成，1，555，557，580；与文学历史，542；其浪漫主义，658

Canterbury　坎特伯雷（英格兰），219

Capawicks　卡帕威克，191

Cape Breton　布莱顿角（加拿大），103

Cape Cod　科德角，28，184，191，215；清教徒移民登陆地，84—85，183，189

Cape Fear　菲尔角（北卡罗来纳），28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26

capitalism　资本主义，74，663，670，673，676；与加尔文主义，286；其出现，556；自由主义，612；与清教徒主义，294

captivity narratives　囚禁叙述，49—51，145，189，253；其公共效用，265；与文化差异，50；其规则，264；与意识形态，291，与哀叹史修辞，257，263；罗兰森的，263—268；其宗教，50

Carey，Mathew　马休·凯瑞，559—561，626

Caribbean Islands　加勒比群岛，19，43，180；与哥伦比亚，16—17，47

Caribs　加勒比人，46，162

Caritat，Hocquet　郝克奎特·卡里泰特，554

Carlson，C. Lennart　C·莱纳特·卡尔逊，343

Carolinas　卡罗来纳，105；与1663年特许状，104；在文学方面，130，145—147，332；同时参考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

Carr，Patrick　帕特里克·卡尔，355787

Carre，Ezekiel　伊奇基尔·卡尔：《乐善好施的萨马利亚人》，262

Carribeana　《加勒比》，318

Carrier，Goody　顾迪·卡里尔，181

Carrier，Richard　理查德·卡里尔，181

Carthage　 迦太基（古代），24

Cartier，Jacques　雅克·卡地尔，25

cartography　绘图法，6，18，25，29，36

Carver，John　约翰·卡弗，190

Carver，Jonathan　乔纳森·卡弗：《游记》，129—130

Castile　卡斯提尔（西班牙），16—17

Cathay　凯赛（中国），16

Catherine　凯瑟琳（英格兰），185

Catholicism，Catholics　天主教，天主教的，77，186，202，237，245，276，356—357；与殖民，48；与大分裂，184—185；与偶像崇拜，252；在墨西哥，51；与清教徒，184，186，226，287；同时参考传道，传教士（missions，missionaries）

Catlin，George　乔治·凯特琳，40

Catskill Mountains　卡特斯基尔山，671，691—692

cavaliers　骑士，98；伊丽莎白时代的，91；与清教徒，94，99；南部的，575

Cave，Edward　爱德华·凯夫，559

Cayuga　卡尤加族，510

Cecil，Robert　罗伯特·塞西尔，23

Centlivre，Susanna　苏珊娜·森特利维，337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48

Cervantes，Miguel de　米古尔·德·塞万提斯，547；《堂吉诃德》，92，93

Channing，William Ellery　威廉·埃勒利·钱宁，282

Charles I　 查尔斯一世（英格兰国王），354，390，395，428，474

Charles II　查尔斯二世（英格兰国王），258，264，589；其复辟，186，255

Charles City　查尔斯城（弗吉尼亚），101

Charleston　查尔斯顿（南卡罗来纳），326，328，330，342，530—531；其剧院，341 ；其社会习俗，334，339

Charles-Town　查尔斯顿（卡罗来纳），145—147

Charlestown　查尔斯顿（马萨诸塞），219

charters　特许状，407；卡罗来纳，104；殖民地的，76，197，210，426—427，430—431，440，464，471，481；马萨诸塞，203，223，257，268，276，280；欧洲的，491

Charterhouse　查特豪斯公学（英格兰），76

Chastellux，Marquis de　马魁斯·德·查斯泰留斯，617

Chateaubriand，Francois Rene de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35，138；《阿塔拉》，130—131；《基督教的真谛》，131 ；《纳戚人》，130；《美洲之旅》，130

Chauncy，Charles　查尔斯·昌西，282—283，285，407；与爱德华兹 293—296，299，306，400—401；其思想，293—295；《致朋友的一封信》，393—394；与复古主义，284， 299；《合乎时宜的思考》，295，400—401；与宇宙神教，282

Chauncy，Elnathan　埃尔内森·乔恩西，227

Chebacco parish　舍白叩郊区（伊普斯威奇，马萨诸塞），286

Cheever，Ezekiel　伊奇基尔·奇弗，208，287；《拉丁语简史》，285

Chelsea　切尔西（马萨诸塞），416

Cherokee　切诺基族，131，137

Chesapeake Bay　切萨皮克海湾，28

Cheshire　柴郡（英格兰），291

Chester　切斯特（宾夕法尼亚），340

Cheyenne　夏安族，151

Chiconessex　奇康埃塞克斯（弗吉尼亚），101

China　中国，16，47，111；中国海，28—29

Chinooks　切努克人，153—154

ChiswelI，John　约翰·奇思维尔，340

Choctaw　乔克托族，136—137

Christinoes　克里斯蒂诺人，152

Christopher Columbus chart　克里斯托夫·哥伦比亚海图，26，28

Church，Angelica Schuyler　安吉莉卡·斯凯勒教徒，506

Church，Benjamin　本杰明·丘奇，342

church and state　教堂与州，其分裂，197—198；与美国革命，415，419，424—425；与奴隶制，522—524

church membership　教堂成员，187，202，283；与非洲人，273；其利益，208，255；其改变的规则，213—214，256—257；与宗教团体，213，296；关于其的争论，279—280；其衰落，257，262—263；其自由主义观点，201，279，294，296，299；马瑟关于，213，214，275；其检验标准，206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参考圣公会教堂，圣公会教徒Anglican church，Anglicans

Cicero　西塞罗，43，227，381，580，646，66

civic humanism　公民的人道主义，564；与纯文学，323；下定义，543；关于性别，649—650；其意识形态，547，552，638：与小说，545，676；与情感主义，608；与妇女，649—650

civilization　文明，57—58，349，652；作为纯文学理想，331；殖民地的，39，123；商业的，113，569，600；与征服，87；其定义，38，55，86，110—111；欧洲的，38，39，45，48—49，63，68，75，87，111，117—118，128，137—138，144—145；在开拓报道上，16；与政府，100；与劳动，332；其前景，1400；中产阶级，667；美国土著，39，45，48—49，51，63，65—66，67—68，78—79，88，135—138，144—145，147，154，511—512，533；与自然，86—87，109—111，118，123，128，687；新世界，109—110，120，503；种植园，332；其进步，120，332；其表现，66—68；与野性，8，164—165；其发展阶段，322，685，689，691；对其的威胁，102；与旅行，111，西进运动，120，150—1

Civil War　内战（英格兰），186，191，200，203，226，228，239，354，390

Civil War　内战（美国），590；与感伤传统，638

Clark，George Rogers　乔治·罗杰斯·克拉克，150

Clark，Jane　简·克拉克（科尔曼），288

Clark，Sarah　莎拉·克拉克（科尔曼），288

Clark，William　威廉·克拉克，13；其探险，44，1338，149—151；航海日志（与刘易斯），149，151—155，157，161，167—168；与美国土著，39—40，151，152—154；其观察风格，154—156，167788

class hierarchy　阶层等级，5，73，328，567，599，601—602，638；与抱负，634；与美国革命，462；与作者身份，566，644，660，672；与贸易，660；在克雷夫科尔，143—145，142；与戏剧，575；与教育，283；在英格兰，96，102；在欧洲，143；其封建制度，105；与大觉醒，395—396；与意识形态，75；在文学中，456，564，603，636，674，680—681，683；与杂志，562—563；商人，190；在诗歌方面，602；其佣人，107—108，286，290，292，575；南方的，94，105，331；城市的，654；在弗尼吉亚，75，96—97，101—102；在西印度群岛，331；在巫师审判中，173

classical civilizations and literatures　古典文明和文学，67，329，408，436，584，595—596，579；在教育中，94，236，598，637；与帝国，24；其女主人公，527；与历史，215，435—436，466，545，586，595；对其的模仿，319；对纯文学的影响，311，332；拉丁语的影响，648；其自由，584；作为典范，595；其诗歌，69，240，317，595，609，618；其韵律学，617；其中的笔名，580，606；清教徒的观点，188，227；共和主义的理想，78，95，377，509，588—589，649，660；其翻译，328

classical civilizations and literatures，figures and places from　古典文明和文学，人物与地点：雅典，78；布鲁特斯，95，428，588；朱利叶斯·凯撒，69，35 1，428，590；迦太基，24；凯托，580；辛辛纳图斯，377—378，574—575，580；克罗伊斯，426；朱庇特，168，320；朱尼厄斯·布鲁特斯，587—588；拉丁姆，95；潘多拉，320；塔尔昆人，588，590；泰利弗斯，445；维纳斯，310；同时参考希腊，希腊人；罗马，罗马人；个体作家

Cleaveland，John　约翰·克莱夫兰德，283，410

Clemens，Samuel　塞缪尔·克莱门斯（马克·吐温），55；《汤姆·索亚历险记》，166

clergy　牧师，190，192，201—202，226—227，258，285，289，303，409，416，470；与美国革命，391，414—415；英国国教的，393；与阿米尼派教义，187，196；其权力，282—284，294；与觉醒，298；与圣经诠释，186，198；其变化的角色，260—261，283，402，415，418—419，424—425，523—524，633；关于教堂成员，256—257；保守的，280，282，284，286，294；与皈依，255—256，303；其堕落，292；与教育，300，400；其作的挽歌，235；与精英政治，282，285，415，419—420，441；与启蒙运动，392，395；福音的，284，648；巡回的，284，295；杰斐逊论，424—425；其语言风格，180，187—188，280；自由的，229，280—282，284—285，401；关于唯物主义，294，391 ；与自由，262；在殖民中期，293；新英格兰，174—175，198—199，209，245，268—269，282—283，293—294；对其的反对，195—196，274，283，292—293，298，327，407，598；与期刊，563；关于诗歌，233；激进的，523；与复苏，283—284，294—295；其语言风格，395；其世俗观点，419；与奴隶制，523；论社会秩序，220；与象征学，187—188，229；与巫术危机，7，173—175

Cleveland，John　约翰·克莱夫兰德，227

climate，American　美国的气候，33，114，123—124，128，332，595，688；对其的争论，124

Cliosophical Society　克利索社团（新泽西学院），335

clubs，literary and social　文学和社会的俱乐部，662；与美学价值，322—323；与艺术，315；咖啡屋，318—319，321，325，335；在学院，335，339；其习俗，310—311，313，315—317，322—323；共济会会员的，315—316；异性社交，315，319—320，333，339；其利史学家，321—322，331；单性社交，309，315，321；在伦敦，322—323，325，328；与保守党的忠诚情绪，342；与手稿流通，326，339，343；在马里兰，321—323，328；商人，326；与新光，326；在纽约，319，325，550；与期刊，313；费城，561；与政治，323；作为私人社团，315，317—318，322—323；宗教的，283；与讽刺文学，312，323；沙龙，6—7，318，338—339，341，343；在苏格兰，321；温泉，309—310，314，334；小酒馆，309—310，316，319，321，326，328；茶桌，321，333，339；与乌托邦主义，322；辉格党，317，322—323；其智慧，317

Clyfton，Richard　理查德·克莱夫顿215

Cockings，George　乔治·考金斯：《战争一首英雄之诗》，337

coffee houses　咖啡屋，参考文学与社会的俱乐部，咖啡屋（clubs，literary and social，coffee houses）

Cogswell，William　威廉·考格斯韦尔，487

Coke，Edward　爱德华·科克，444

Colden，Cadwallader　卡德沃拉德·科顿，125，324

Cole，Thomas　托马斯·科尔，690—691

Coleridge，Samuel Taylor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30；《忽必烈》，130；《老水手的故事》，130

College of New Jersey　新泽西学院，300，335，341，403；同时参考普林斯顿大学

College of Philadelphia　费城学院，335—336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威廉与玛丽学院，335

Collinson，Peter　彼得·柯林斯，132

Collop，John　约翰·科勒普：《黑妇女》，232；《埃塞俄比亚美人》，232

Colman，Abigail　阿比盖尔·科尔曼（丹尼），253，288

Colman，Benjamin　本杰明·科尔曼，252—253，274，284—285，289，309—310，328；与布拉托街教堂，280—281；与剑桥-波士顿协会，282；与爱德华兹，297—298，303；其生平，287—288；

Colman，Benjamin　本杰明·科尔曼：作品：《福音秩序的复苏》，280—281；《宣言》，280；《有关伊利亚的翻译的诗》，311 ；《十圣女寓言的实际意义》，288

Colman，Elizabeth　伊丽莎白·科尔曼，287789

Colman，Jane　简·科尔曼（特莱尔），288；同时参考特莱尔，简·科尔曼

Colman，William　威廉·科尔曼，287

Colonies，colonization　殖民地，殖民地化，7，51，57，67，89，128，200，329—330，354，357，404，441，535；其年代，26；其古代模式，438；其边界争端，103—104，107，433；与哥伦布，18—19，36；作为商业计划，17—18，60，69，72，76—77，91，101，119；其公共身份，6，355，460；与文化差异，267—268；不同的观点，47—48，50—51，62—63，109—110，119，123，144；其经济，446—447；英国的（普通的），38—39，53，62—63，69—70，73—77，82—83，89，91—92，94，97，102—104，106，119，123，125，132，145，150，236，337，429；欧洲的，13—14，48—49，53，68，71，109—113，120—121，123，161，166—167；在小说中，162，166；法国的，24，131；其政府，119，331，427，430，433，451，453，464；其意识形态，96，108；与独立，121—122，125，430—431，444；其语言风格，9，33，43—44，79—80；其法律，91，436；其自由观点，393，401，437，442，444，447，462；其文学，6，8，13—14，19—20，30—31，33—36，38，43—44，60，69，71，76，168；与地图，30，36；其意义，30，64—65，86—87，91，199；中期的，362；与暴徒行动，458—459；与美国土著，38，41，48，69—71，76，166，433；其人口，191，201，217；与英格兰的关系，331，350，353，356，360，392，394，405，411—413，427—428，433，437—444，446—451，453，458，460，474，516—517（同时参考忠诚，英国的；殖民地的抗议）；其语言风格，438，443，447；其权力，350，361，427，431，436，439—442，446，450—453，456，471—472，474；其王室总督，257，262，276，286；与奴隶制，505，524；其团结，403—405，448—450，460，474，476，479；西班牙的，18—19，21，24，38，41，62—63，71—74；主要产品，332；与税收，428，438—439，444—446，449；与贸易，41，332，446—447；语翻译，43—44，51，76—77；其航海，30，60；其西部地域，150；与写作，13，36—38，59，69，82

Columbian Magazine　《哥伦比亚杂志》，562，691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403

Columbus，Christopher　哥伦比亚，克利斯朵夫，23，26—27，37，111，119—120，156；关于阿拉瓦人，41—44，46，55；关于加勒比人，46，162；《日记》，5n，14—16，18—20，31，36，43；其目标，18—20，29，91；其影响，117，120，149，151，155；信札，15—16，18，25；其文学风格，15—16；文学，563，592，595，597，601，640—641；与马可·波罗，15—18；与宗教，47；与写作，13—15

commerce，commercialization　贸易，贸易化，21—22，287，385，416，526，566—567，612，652，666，674—675，687，692；农业的，91，530；与艺术，558；与作者身份，565—566，628，661；纯文学对其的观点，310，313；与文明，113，569，600；与阶层，660；与殖民地，60，91，119；库珀与，676，682，685；对其的批评，564，598，692；与探险，150—151；与帝国主义，21，60，121，330；与欧文，668；在文学中，594，609；与奢侈，543；与美国土著，267，496，504；与印刷文化，649，656；与共和主义，543；与科技，674

Commercial Advertiser　《商业广告人》，686，690

Commissio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特命全权代表，512

comodiy，commodification　商品，商品化，370，649；文学与，542，544，555，673—674；新世界的，60—61，65，68，73—74，687；与小说，628—629；其诗歌，601；与印刷文化，151，556，674；南方的，65，74

common law　习惯法：与《独立宣言》，361，472，475；英国传统的，429，472，474；其权力，440—441；与知识产权，547；与土地，543

common sense　常识，277，349，352，286，410；其语言风格，462；潘恩论，350—351，361，382—384，389，415，434，456—464，473，499；与宗教，390，418—419，434；苏格兰哲学论，294—295，545；与辉格情感主义，336

communion　教派，213，262，288，296；其开明的观点，280，299；斯托达德论，245，262，273；泰勒论，245—246，249—251，262

communitarian ethos　共和国的国民特质，9，543—544，555，559，664；戏剧与，576，588；与诗歌，593，610；与小说，545，576，620；向个人主义美学的转化，555

Concord (Massachusetts)　康科德（马萨诸塞），142，408

Condorcet，Marquis de (Marie Jean Antoine Nicholas Caritat)　康道塞侯爵（玛丽·简·安托万·尼古拉斯·卡里塔特），379

Confederacy　联邦，515，590

confederation　联邦，477—478

confession　忏悔：在皈依中，180，203，262；在巫术审判中，173—177，180—181刚果河，26

congregationalism　公理主义（公理会），283，295；与英国国教徒，280；与加尔文主义，187；不分离的，190—191，197—198；对其的迫害，186；改革者，185；分离的，197—198；与乡村独立，255；同时参考清教徒主义（Puritanism）

Congress，Continental　大陆国会，353，361，467，478—479，577；其创立，430；第一届，451；其格言，367，500；第二届，476，498；论奴隶制，351；其运作，363

Congress，United States　美国国会，150，347，349，376，455，460，478，507，515，552，660；与《联邦条例》，476；与宪法，487—489，497；论著作权，547；与《独立宣言》，360—361，363—365，790476；在小说中，639；与《西北法令》，492；关于奴隶制，497

Congreve，William　威廉·康格里维，312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126—127，201，208，237，264，289，291，296，300，389，419，427，523，550；其章程，482，489；著作权在，547，601；在文学中，544，548，599，671；其宗教，282—284，399，409，412；其最高法院，401；其妇女写作，528，536

Connecticut River Valley　康涅狄格河谷，192，283—284，296，396

Connecticut Wits　康涅狄格才子，550，597—599，601—602，612，615；《无政府主义者》，585，597；《回声》，597

conquest　征服，24，67—68，83，137，145，157，161，167，192，194；与美国自我定义，63—64，71，165；与文明，87；英国的，63—64，71—72，94，108；欧洲的，49，68，71，165；其图像资料，32；印第安人的，31，38，45—48，51—53，57—58，62，71，73，101—103，113，165—166；与自然，87，123，138，167；诺曼底人的，453；西班牙人的，52—53，71；与贸易的对立，42，330

Conrad，Joseph　约瑟夫·康拉德，689

consensus，consent　一致意见，赞成，2—3，8，361—363，367，377，470，480—481，508，512；与宪章，467，470，479，482；在启蒙运动思想中，368；与政府，463，501；意识形态的，415；自由主义的，666；其局限性，352；与宗教，415；与权力，507—508；与税收，442，444，447；其理论，322；与写作，352，489

consensus，literature of　文学的共同看法，522—523；美学的，354，510；对作者身份，365；对其的常识，349；其发展，353；其策略，349，362—363，365—366，472

Constitution，British　英国宪法，349，436，483；美国对其的观点，438，442，462

Constitution，United States　美国宪法，350，361，363，385，469，471，477—489，491—494，585—486，595，610；对其的修订，488—489；其草拟，468，481，486；对其的排除，496；其形式，483，488—489；作为高级法律，464；其语言风格，477，480，482—483，493，496—497；与印刷文化，157，648—649；其批准，480，487—490；论宗教，488；论奴隶制，496—497，508；其象征意义，484，490—491；其设想，466；妇女与，506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Federal　联邦宪法大会：349，361，363，423，468，477—483，485—490，495；详情委员会，481，483；文本委员会，481，488，497；全体委员会，481；麦迪逊论，479，483，497；莫西·华伦论，527

constitutionalism　立宪，482—483，487，492；美国的，449，451，466，470—471，481，490—491；英国的，436，449，467—468，470—471

constitutions　章程，412，429—430，439，442，453，464—468，494；与权威，464—465，468；殖民地的，471—472；与赞成，467，474，482；791　欧洲的，491；其框架，465—466，468；其作用，490；与法律，443，464，483，494；州，417，419，465—466，471—472，482—484，488—490；与印刷，457，466—467，471，494

contract，theories of　合同理论，429，433

conversion　皈依，175，247—248，277，280，285，406；加尔文论，I87；与教堂成员，208，214—215，256；关于其的争论，195—196，279，400；其数量的削减，213；爱德华兹论，284，296—297，301—304；与沉思，228；其形态学，201—202，256；其叙述，205—208，210—211，291，421—422；美国土著的，191—192，197，223，265，269；对其的准备，187，209；在清教徒主义中，206，392；在信仰复兴运动中，284，294，397，400；奴隶的，273，519—520；泰勒论，245，247，262；与象征学，291

Cook，Ebenezer　埃比尼泽·库克，326；《烟草事实》，310

Coombe，Thomas　托马斯·库姆博，339

Cooper，James Fenimore　詹姆斯·费尼摩尔·库珀，8，550，573，580，615， 617，628，645，665，676—693；与美国文学，677，679；与商业化进程，676，682，685；其先驱，642—643；与上流社会，676，682—683；在国际背景中，556；与欧文，660—661，668，676，678—679，686，688；其文学主题与风格，678，682，685—686；其声望，541，641，677，681，690；其印第安人的代表，40，138，166

Cooper，James Fenimore works　詹姆斯·费尼摩尔·库珀作品：《美国民主党人》，683；《美国故事》，678，684；《火山口》，693；《海军的历史》，683；《最后一个莫希干人》，166，5 10；《皮袜子故事集》，39，651，679，684—685，687，690—693；《拓荒者》，676，681，684—692；《大草原》，166；《戒备》，677—679；《间谍》，575，582，584，640，642，660，676，678—685，688；《15个故事》，684

Cooper，Thomas　托马斯·库珀，420，589

Cooper，William (Reverend)　威廉·库珀（牧师），327

Cooper，William　 威廉·库珀(1754—1809)，677，687

Cooperstown (New York)　库珀斯敦（纽约），677，681，687

Copernicus　哥白尼，456

Copley，John Singleton　约翰·辛格尔顿·考普里，690

copyright　著作权，581—583，596，627；《1790年法案》，547；与匿名，546；与书商，547，552，554；康涅狄格，547，601 ；与戏剧，552，582—583；与英国作品，547，625—626；欧洲，626；欧文与，664，669，673；与杂志，559—660；现代的，623，628；与小说，625，628；与印刷文化，546，552；与出版商，664；对其的侵犯，626，628

Corey，Giles　贾尔斯·科里，180

Corey，Martha　玛莎·科里，180

Cornplanter，Chief (Kiontwogky)　康普兰特酋长（又名奇昂沃歌奇），511，515

Cornwallis，Charles　查尔斯·康沃利斯，593

corruption:American fears of　美国人对腐败的恐惧，429—430，455，535；英国的，193，213，394—395，398，443，455，791 562；欧洲的，189，399，434—435，455；其女性化，204，527；世代的，222；清教徒论，187，194，218，222，262，266；作为宗教主题，185—187，216，238，250，383，396，447，535；作为世俗主题，413，418，459，578

Cortes，Hernan　荷南·科尔特斯，45，69；与阿兹特克人，31，49，51—53，57—58；与拉·马林奇，44，71—72

Cosby，William　威廉·科斯比，324—325

cosmography　宇宙学，21—22，25—26，239

Cotton，John　约翰·科顿，76，189，195，209，211，271；其说教，231；与安妮·哈钦森，196—197，200，206；与胡克，201—202；论想象，228；与罗杰·威廉姆斯，197—200；

Cotton，John：works　约翰·科顿作品：《血腥的教义》，198—199；《教会的复活》，200；《上帝对子民的承诺》，199，204；《海湾圣歌》前言，227；《倾倒七个金碗》，200；《新英格兰基督教教会的模式》，200；《生活之路》，200

Cotton，Seaborn　西伯恩·科顿，227

cotton gin　轧花机，497

Council of Constance　康斯坦斯委员会，185

Council of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议会，87

Country Party literature，English　英国乡村党文学，324

“country”rhetoric　“国家”语言，430，432；同时参考 反对，反对主义（opposition，oppositionalism）

Court of Chancery (London)　大法官法庭（伦敦），257

covenant，Puritan　清教徒契约，210，223，234，259，262，406—407；恩赐，206；作为国家理想，406，415，424，481；其更新，222，257；其神学，392；其作品，195

Cowell，Pattie　派蒂·科维尔，340

Cowpens，Battle of (South Carolina)　考彭斯战斗（南卡罗来纳），426

Cowper，William　威廉·考博，570

Coxe，Abigail Streete　阿比盖尔·斯特里特·考克斯，319，339

Cram，Joseph　约瑟夫·卡拉姆，514

Crane，Hart　哈特·莱恩，542

Crane Pond (Massachusetts)　克兰池塘（马萨诸塞），269

Crashaw，Richard　理查德·克莱肖，247

creativity　创造力，364—365，387，390，438，478；模棱两可与，480；与启蒙运动，371，496；其英国源头，381；与被排斥的团体，510—511，518；与个性，546，625，668；在公共文献文学中，350，473，475，486，489，495；与小册子传统，465；在宗教写作中，229，305，412；与浪漫主义，581

Creeks　克里克人，131，137，513

Michel Guillaume Jean de (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　迈克尔·纪尧姆·简·德·克雷夫科尔（J·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论美国，142—144；论美国革命，149；《一名边疆拓荒者的郁闷和沮丧》，142，145；论扩张，149；与杰斐逊，142—143；《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98，132，140—148，392，498，553；其文学风格，140—141，145；论美国土著，142，144—145，147—148，154；其政治哲学，140；论奴隶制，145—147

crisis　危机，7，386—387，411，500；其艺术表现，329；牧师在其中的角色，409，416，470；启蒙运动的观点，384；与哀叹史，262—263；与政治文献文学，495；新英格兰，235；与宣传小册子，436，465，470；革命前，396，430；与信仰复苏运动，396—399

criticism，social　社会批评，550，563—569

Croesus (Lydian King)　克里萨斯（里底亚国王），427

Cromwell，Betty　贝蒂·克伦威尔，314—315

Cromwell，Oliver　奥利弗·克伦威尔，279，428

Crusades　十字军东侵，21，47，215

cultivation　耕耘，16，67—68，165，331，503；商业的，530；克雷夫科尔论，140，143，146—148；堕落论者，109，117—118，124；对其不同的观点，61—62，98，109，128，139—140，148；与劳动，332；与自然，61—62，64—65，68，85，128，109，116—117，119，122—123，127—128，138—139

Cumberland，Richard　理查德·坎伯兰德：《西印度人》，342

Cutler，Timothy　蒂莫西·科特勒，400

D

d'Ailly，Pierre　皮埃尔·戴利：《世界的形象》，26

Dana，Richard Henry　理查德·亨利·达纳，613，615

Danbury Baptist Association　丹伯里浸信会协会，419

Dane，Nathan　内森·丹，492

Danforth，John　约翰·丹佛斯，252

Danforth，Samuel　塞缪尔·丹佛斯：《对新英格兰的荒野使命的简单认识》，259—261

Dante Alighieri　但丁:《神曲》，248，291

Dare，Virginia　弗吉尼亚·戴尔，30

Dartmouth College　达特茅斯学院，403

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　“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494

Darwin，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114

Davenport，James　詹姆斯·达文波特，298

Davies，Samuel　塞缪尔·戴维斯，396，399；《论乔治二世国王之死》，409—410，412，537；《弗吉尼亚的宗教状况》，397

Davis，Rebecca Harding　丽贝卡·哈丁·戴维斯：《铁磨坊的生活》，263

de Bry，Theodor　希尔多·德布莱，66；《美国》，59；其版画，66—67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350，439，471—476，478，495，543，594—595，600，617；其文化作用，157，371，475—476；其象征，473—475；其语言风格，121，351，364，472—473，476，498；自然，123；议会对其的反应，475；其来源，472—475；其语气，580

declarations　宣言：关于社区的，3；其法律形式，474—475；州的，472，489

Deerfield (Massachusetts)　迪尔菲尔德（马萨诸塞），253

Defoe，Daniel　丹尼尔·笛福，574；《论设计》316；《摩尔·弗兰德斯》，291

degenerationists，degeneracy thesis　退化主义者，退化论点，145；论耕作，109，117—118，124；与不成熟792，119—121；其提出的修正，119；论美国价值，109

deism　自然神论，290，293，296，601

Delaware (colony/state)　特拉华（殖民地/州），362，473，489；其宪章，419

Delaware (tribe)　特拉华（部落），164，316—317，514

DeLillo，Don　邓·迪利洛：《白色噪音》，628

demagogues　煽动政治家，557，577，579，585—586，648；与口头文学，648—649；民主，2，425，464，466—467，522，537，567，585，639，663，666；作者，662；克雷夫科尔论，143—144；与排除，461—462，552；与虚构文学，691；与上流社会，563；杰克逊派的，620；与杰斐逊，617，619；与文学，564—565，603；此方面的杂志，569，571；与市场，600，603，667；与小说，620；其兴起，556，589，602；与宗教，286—287，402—403，552；与共和主义，599；与奴隶制，497，508；扬基在，584，666—667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617

Demosthenes　德摩斯梯尼，43

Dennie，Abigail Colman　阿比盖尔·科尔曼·丹尼，参考科尔曼·阿比盖尔·丹尼，约瑟夫（Dennie，Joseph），638，662；与作者身份，558，560；其事业，567—571；与欧文，571—572，668；与期刊，568；

Dennie，Joseph：works　约瑟夫·丹尼作品：《杂烩》，569；《从科隆到斯旁迪的商店》，550，568；《世俗的布道者》，559，568；《坚果》，559；《卷宗》，　561，567，570—571；《农夫博物馆的精神》，553；

Dennis，John　约翰·丹尼斯，311

de Pauw，Cornelius　德保，柯尼利厄斯，119；论美国，117—118，121 ；《哲学调查》，117—118

Derby (England)　德比（英格兰），199

Detroit (Michigan)　底特律（密歇根），514

diaries　日记，462，531 ；与探险，14—21，31，36，43；清教徒，189，205—206，208—212，215，217，234，236，243，268，272，275

Diaz del Castillo，Bernal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提罗，49，52，71；《发现与征服墨西哥》，45—47，51

Dickinson，Emily　艾米莉·狄金森，592，602，619

Dickinson，John　约翰·狄金森，429，476，458；《宾州农夫信简》，338，362，443—449，553；其文学风格，445—447

didacticism，literary　文学说教主义，189，243，541，557，662，666，669，672，684；与美学，593，677；在戏剧中，577，578，586；在历史中，219；在小说中，544，547，624，630—633，637，639，641，644—646，658；在诗歌中，231，251，253，549，591—593，598，609—610，612；其讲演术，646；在布道中，549，578，646；从其的转换，241，289

Diderot，Denis　丹尼斯·狄德罗，115

difference，cultural　文化差异，50，192—193，270，443；在艺术上，67；作为历史产物，77—78；与美国土著，42，45，266—268，511，514—515

discovery　发现，27，38；其意义，18，192；其文学，6，19—20，115，640

Dismal Swamp (Virginia/North Carolina)　迪斯黑尔沼泽（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106—107

dissent　异议，468；殖民地的，354，391—392；在英格兰，280，391；与自由，354；其语言风格，390，392；其排斥，364；宗教的，197，221，256，390—393，405

Dixon，John　约翰·迪克逊，334

domestic novels，domesticity　本土小说，家庭生活，526，557，589；与个人主义，567；与劳动，621；其普及，658；与宗教，557；与共和主义，542，557；与奴隶制，557；妇女与，236，240—241，529，535，607—608，621；同时参考情感主义，情感（sentimentalism，sentimentality）

Dominicans　多美尼加人，48

Donne，John　约翰·多恩，96，189，247，252

（Doublehead ）(Chuquacuttague)　双头，513

Douglass，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的生平》，263

Drake，Francis　弗朗西斯·德雷克，21

drama　戏剧，8，189，295，486，549—550，553，573—590，600，615，662；与演员，552，576—577，580，583—584，589—590；与业余性，583；战前的，590；其观众，575—576，578，586，621；与纯文学对话，312；其审查制度，557，576—577；作为公众形式，545，555，573，575—576，578—581，584，586，588；其协作，554，582—583；其竞争，583；与著作权，552，582—583；其辩护，341—342；与说教主义，577—578，586；英国对其的影响，547，552，573，575—577，579—582，584—585，588，590；欧洲对其的影响，573，580—581，584；与虚构文学，573—578，581，627，646；与历史，664；其历史，578，583；在杂志上，560；在纽约，292，581，583，585，589，662；南、北方对其的观点，575；与小说，9，573，626—627，657；对其的反对，189，226，323，341—342，577，662；与演讲术，574，578，583，589—590，621；爱国主义的，548，574，578—580，585—587；其演出传统，576；与诗歌，581，591—592，597；与政治，364，576，579，589—590；与职业化，573，578，582，615；清教徒对其的观点，577；共和主义的，573，584，588—589，638；王朝复辟，577；其对革命的描写，578—579，584，588；其中的暴乱，576—577；其讽刺文学，545，578—579，583—585；其主题，545，579—581，585—586；与华盛顿，574—576，578，587—588；其西方传统，573；其辉格伤感主义，578—580

Drury Lane (London)　特鲁里街（伦敦），573

Dryden，John　约翰·德莱顿，591

Duane，James　詹姆斯·杜南，515

du Bartas，Guillaume　纪尧姆·杜巴特斯：《神圣的星期和工作》，236

Dublin (Ireland)　都柏林（爱尔兰），209

Dubois，W. E. B.　杜波依斯：《自传》，223

Duche，Jacob　雅各布·杜克，317，336

Dudley，Joseph　约瑟夫·达德利，275，281—282，288793

Dudley，Thomas　托马斯·达德利，236—237

Dudley family　达德利家族，236—237，240；同时参考安妮·布拉兹特里特（Bradstreet，）Anne

Dummer，Jeremiah　耶利米·杜默：《新英格兰宪章辩》，426—427，429，432，448

Dunlap，William　威廉·邓禄普，550，553，589；《安德烈》，545，549，574，576，579，581，584，587—588；《父亲》，582；《方顿威尔修道院》，582；《哥伦比亚的荣耀》，579，588；《美国戏剧史》，578，583；《谦虚的士兵》，583

Dunster，Henry　亨利·邓斯特，228

Duval，Alexandre　亚历山大·杜威尔，581

Duyckinck，Evert　艾维特·戴肯克，606

Dwight，Theodore，Jr.　西奥多·小德怀特，289

Dwight，Timothy　蒂莫西·德怀特，282，549，598；与培养，127—128；与浪漫主义，613；

Dwight，Timothy:　蒂莫西·德怀特作品：《哥伦比亚》，595；《征服迦南》，596；《格林菲尔德山丘》，548，593，597，599；《旅行》，126—129

Dyer，John　约翰·戴尔：《羊毛》，332

E

East Anglia (England)　东英格兰（英格兰），255

East Windsor (Connecticut)　东温莎（康涅狄格），296，300

Easty，Mary　玛丽·伊斯提，173

economy，economics　经济，经济学，111—112，192，329，370，382，447，491，500—501，653；耕地的，543；与农业，649；作者身份的，668；论其的书籍，625；其变化，6，382，446，556，589，613，634—636，685，690；与教堂成员，201—202；牧师与，391 ；殖民地的，91，97，446—447；其交换，330；其扩张，620，629，690；富兰克林论，651；自由市场，601；家庭的，556，621；与意识形态，543；个人主义的，555，634；杰克逊思想的，556，571，685；其劳动制度，370；自由主义，9，612—613，634；其流动性，636，685；与小说，342，634—636；与清教徒主义，202，222，255，265；其衰退，396，446—448；与宗教，285—287；与奴隶制度，504—505；与贸易，190，192，202，613；与巫术，171，173；妇女与，237，530—531 ；同时参考经济价值（value，economic）

Eden，Richard　理查德·伊顿，25

Edes，Benjamin　本杰明·伊兹，355，357—359

Edinburgh (Scotland)　爱丁堡（苏格兰），206；大学，321

education　教育，230，403，446—447，499—500，503；与纯文学，335—336；其名著，94，598，602，637；牧师的，292，400；学院毕业典礼诗歌，591；与启蒙运动，368，378，382—384，502；欧洲的，455；杰斐逊论，375，455；公共的，492，499—500；讽刺文学的，637；奴隶的，273，521；其价值标准，557；与财富，282—283；妇女的，236，239，253，528—530，550，553，562，567，598，608—609

Edwards，Esther Stoddard　埃丝特·斯托达德·爱德华兹，296

Edwards，Jonathan　乔纳森·爱德华兹，126，278，282，288，545；其美学理论，303—306；与加尔文主义，303—306；与昌西，293—294，296，400—401；论教堂成员，299；论优雅，301，303，305；与大觉醒，284，287—289，297—299；其影响，296，300，304；其文学风格，297—299，302—303，306，523；其传教作品，80，300；对其的反对，299—300；与复兴，284，297—298，303—304

Edwards，Jonathan　乔纳森·爱德华兹作品：《论原子》，300；《世界之美》，306；《论存在》，300；《神圣的超自然之光》，302；《忠诚叙述》，284，304；《告别布道》，299；《论意志自由》，300；《对邪恶者将来的惩罚》，299；《在救赎中得到荣耀》，297，302；《论原罪》，304；《救赎史》，304；《谦恭的努力》，398；《神物的影像》，304；《论昆虫》，300；《杂集》，306；《自然哲学》，300；《思想的笔记》，300；《自传》，301—303；《论彩虹》，300；《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297，299，396；《新英格兰宗教复兴的思考》，294，304，397—398，400—401；《论宗教情感》 299，304；《两篇论文》，304

Edwards，Jonathan，Jr.　小乔纳森·爱德华兹：《对穆赫干尼印第安人语言的观察研究》，81—82

Edwards，Pierrepont　皮埃尔·爱德华兹，545

Edwards，Sarah Pierrepont　莎拉·皮埃尔·爱德华兹，296，300，302

Edwards，Timothy　蒂莫西·爱德华兹，296

El Dorado　埃尔多拉多，31，33，112—113

elect，election (religious)　选举，推选（宗教的），201，203，213，245，247—250，295；加尔文论，187；与世代争论，256—257

election (political)　选举（政治的），258；其腐败，578；其歌曲，325

election days　选举日，406—407，421 ；其改变的仪式，411—417；其布道，181，205，222，257—259，261，285，407，409—418，425，464，504

elegies　挽歌，319，605，613；纯文学中的，319，324，328—329；其规则，234—235；作为特殊场合的诗歌，593；清教徒的，227，233—235，275；为华盛顿的，593；妇女的，234，241，253

Eliot，Jared　杰莱德·艾略特：《田间农耕随笔》，125

Eliot，John　 约翰·艾略特(160—190)，79，277；作为传教士，191，259；

Eliot，John　约翰·艾略特作品：《印第安语法入门》，76；《印第安初级读本》，76；《马萨诸塞印第安语入门与问答》，76

Eliot，John，Reverend　约翰·艾略特牧师，563

elite　精英，399，420，463，570，585，601—602；与公共人文主义意识形态，638；与牧师，415，419—420，441；其社团，692；与教育，403；其语言，350，367，422；与新古典主义，592；与口头文化，648；期刊与，569；与诗歌，602；政治的，794419，421；与印刷文化，458；革命的，476，481

Eliz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伊丽莎白一世（英格兰女王），21，23—24，59，185—186，240—241

Elizabethan culture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文化，86，91—93

Elizabeth Town (New Jersey)　伊丽莎白镇（新泽西），3 I9

Elliott，Emory　埃默里·艾略特，6，7

Ellis，Robert　罗伯特·埃利斯，342

Emerson，Ralph Waldo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282，304—305，541，551，563，681；论美国文学，565；与文学标准，555；论自然，168

Emerson，William　威廉·爱默生，563

Emmanuel College (England)　以马利学院（英格兰），199，201，206

empire　帝国，31，96，120，507；古代的，24，384；阿兹特克人的，49；英国的，18，22，69，73，94，111，167，330，342，387，391，429，449，452，475；其建立，20，54，57，59，60，73，111；基督教的，20，168；欧洲的，24，56，91，109，466；法律的，464；文学的，21—23，36，56；现代的，74；与国家地位，47；与自然，116；其公文，33—36；其发展，595；其表现，338；罗马的，73，121，384；西班牙的，18—19，47，71；与贸易，330—331；美国作为，387

empiricism　经验主义，36；英国的，381，491；与启蒙运动，381，419；

与探险，29；与实在性，544

Endecott，John　约翰·恩迪科特，94，202，231

England，English　英格兰，英国的，21—22，36，68，74，93，99，139，141，206，208，219，238，263，271，284，291，310，318—319，334，405，519，564；演员，576；美国作者与，571，604—605，611，669—670，673，677；与美国著作权，547，625—626；与美国写作，443，449，451，475，552，558，570，575—576，579—582，584，588，668；美国人对其的观点，413—414，416，665；其古代历史，67，78—79，94—95；贵族，555，601；军队，142，410，412，426，530，533—534，577；其作者身份，552—553，568，601；其《权利法案》，474；布拉德福论，90；伯德论，103，105—106；其囚禁叙述49—50；与教堂成员，201；其文明，55；其内战，186，191，200，203，226，228，239，354，390；其阶层结构，96，102；其气候，123；其俱乐部文化，309，339；其殖民政策，210，268，280，353，407，411，427—428，430，433，439，442—443，446—447，449—451；殖民地关系，239，280，350，356，360，394，411，439，450，460，505，516—517，524，574，577，596，682；其殖民化，38—39，53，62—63，71—73，75—77，83，94，97，106，119，121，123，125，132，145，150，193—194，218，222；习惯法，429，472，474—475；与美国比较，61—62，167；立宪，436，467，470—471；作为腐败，193，213，325，394—395，398，455，562；与退化理论，118；反对者，184—186，189，198，203，279—280，288；戏剧，575，577，579—580，584，590；其经济，192；从其的移民，75—76，184，190—191，212，259—260；帝国，18，22，669，73，94，111，342，387，391，429，449，452，475，595；经验主义的思想，491；启蒙运动，381—382，401；主教制度，405；与欧洲，114，337；探险，5n，20—24，65—66，150；其民间传说，164；与法国殖民者，131；其光荣革命，401，442，445，450—451，474；其政府，189—190，203；哈里奥特论，64—65；其异教，187；下议院，474；劳动，370；与法律，428，438，440，442，444，451，453，470—471，506；其在美国的文学影响，269，285，358，381—382，428—430，500，533，541，547，556，581，596—597，611，613，617，625，651，670，677—578；在文学方面，318，330，333，545，552，562，574，576，579，584，585，587，598，607，609，656，660，669，679—681；其文学，55，160—161，189，232，247，252，334，547，566；（殖民地）对其的忠诚，102，141，341，354—355，383，410—412，437—439，445，449，452，459，579；君主政体，185—186，189，210，222，240—241，255，258，264，276，285，309，323—324，351，354，362，409，411—412，428，442，450—452，457，459，463，471—475，478，537，585，596，672；与美国土著，38—39，44，47—48，53—57，63，69—72，76—83，87—92，100—102，136—137，164，191—193，197，199—200，222—223，229—232，235—236，267，504，514，533；自然主义者，132；与新英格兰，193，203，218，239，255，264，276，432，449；与新世界，25，45，59，62，64—66，68—69，72—73，75，77，85—87，89，120；诺曼底人对其的征服，453；其政党制度，322；权力请愿书，474；诗歌，311，333，570，591—592，617—618；政治剧变，121，131，204，239；流行小说，626；对其的抗议，348，371，415，430，461，580，585，617，637；清教徒，186—187，189，191，199—200，203，226—228，255，354，390；读者，218，231，331—332；与宗教，47，186—187，226，245，276，283，298，391，394；王朝复辟，186，245，247，252，255；收入法案，607；其革命传统，348，358，390—391，429—431，440；与权力，382，442；在洛诺克岛，30，59；浪漫主义，592；其统治，412，427，457，459，462—463，477；在“七年战争”中，337；与奴隶制，34—36；与西班牙殖民者，18—19，62—63，71—74；其领土主张，29，36，131 ；与转化理论，595；托利党人，356，431，440，461，467，552，579，598；与贸易，22—24，91—92，97，330；在弗吉尼亚，30，67—68；与其的战争，610，681；与辉格党，442，475，585；795罗杰·威廉姆斯论，78—79，81—82；妇女，197，236—237，337，339，506；同时参考伦敦，英国议会London；（Parliament，British）

English，Mary　玛丽·英格丽思，253

English Lords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　英国贸易和移民大臣，29

English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英国福音传播协会，393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5，9，120，161，425，513；美国的，6，347—348，367，368—389，423—424，434，472，480—481，492，496—537；与信仰，379—382；与加尔文主义，284，296；在学院，403；其保守主义，380，496，500—501；与创造力，371，496；其文化，113；与退化论点，119；其辩证法，370—371，375—377；与爱德华兹，304，306；在英格兰，381—382，401；在欧洲，277—278，368—371，374，379—382，384，434；与排斥，529；其历史重心，368—369，371—372，375，380—382，386—388，419；其理想，113，377—379，434，446；其意识形态，392，400，472，515；其工具主义，501，521 ；杰斐逊与，423；康德的象征主义，502—503；其知识，432—433，500，529，534；与法律，382，401；与文学，371—372，374—377，382—383，387，405，499—500，544；与自然，368，422，503；其原则，368，506，508—509，528；其印刷文化，544；与进步，368—389，371，500，528；与财产，501—503，509—510，521；与普罗维登斯，422；其激进主义，380，395，499—600，509，534；与理性，370，376—377，422，503，508，525，534；与宗教，351，388—389，392，395，405—406，418—420，456，500，524；与革命，8，544；其讨论，420—421；与权力，502，509；科学，439，454，544；在苏格兰，380，382，472；世俗的，351，378，382，388，392，395，481；与奴隶制，118，505，516；其传播，351，432，450；与妇女，529

environment　环境，124，687—688

epics　史诗，23，335，601—602，612；美国的，337，542，595—597；其方法，648；希腊的，20；荷马与，564；与文学框架，334；弥尔顿与，591；嘲弄，235，289，552，597；其本性，117；与小说，544；爱国主义的，545，596，598；作为公共艺术，546；清教徒的，220，248，270，275

epidemics　流行病，396

epigrams　警句：政治性的，310，319，327；清教徒的，227

episcopacy，British　英国的主教制度：对其的反对，405

Episcopalianism，Episcopalians　主教制主义，主教派的人，参考英国国教教堂，英国国教徒（Anglican church，Anglicans）

epistolary novel　书信体小说，624—625，628—629，631，646，658

equality　平等，231；美国人对其的观点，441，460，462，472，477；与财产，501—502；宗教的观点，529；妇女的，403，526

Equiano，Olaudah　奥兰达·厄奎亚诺：《厄奎亚诺之人生趣闻》，518，520

Erasmus Desiderius　狄赛德留斯·伊拉斯谟斯，48

Erguiul　俄桂乌尔，17

Erie Canal　伊利运河，561，673

Eskimos　爱斯基摩人，65

essay　散文，6，554，569；科学的，366

Essex (England)　艾塞克斯（英格兰），203

Essex Gazette　《艾塞克斯公报》，410

Essex Journal and Merrimack Packet　《埃塞克斯日报和梅里马克报》，518

ethnicity　种族划分，5；现今对其的研究，1；其成见，232—233

ethnography　人种学，6，38，45，66，80；其诠释，41；与美国土著，6，4 1，42

Europe，Europeans　欧洲，欧洲人，21，26—27，49，72，85，150，274，276，392，688；与美学价值，681；与美国对比，65，76—77，91，109—110，114—115，117—124，128—129，145，163—164，167，594；与美国文学，681，691；美国的观点，87，91，189，380，383，399，434—435，449，454—455，461；其贵族，76；其买书的人，67；其文明，45，75，87，118，137—138，144；其阶层结构，143；与殖民化，13—14，48—49，53，68，71，109—113，120—121，123，161，166—167，194，233；与章程，491；与著作权，626；克莱夫古尔夫论，141—145，147；与十字军东侵，47；其文化价值，40—43，49，51，78—79，113，174，280；退化学说，109，118—121；戏剧，581；其帝国，24，47，56，120—121，466；启蒙运动，277—278，368—371，374，381—382，384，388—389，503；其扩张，25，150；其民间传说，669；其文学影响，221，280，380—381，547，581，669—670；其文学，20，130—131，163—164，167；与传教工作，37；其君主政体，451，457；与美国土著，37—40，44—48，51，53—54，67，71，76—77，81—82，98—101，135—138，144—145，167，184，191—192，267，666；与新世界探险，6，15—19，24—25，27，29，37—38，46，98—125，165；其期刊，559；在诗歌领域，600；其浪漫主义，130，135—138；科学，114；与贸易，17—18，191；对美国的观点，61，67，128，130—131，184，286；巫术，174

Eutaw Springs，Battle of (South Carolina)　尤陶温泉战斗（南卡罗来纳），593

evangelism　福音主义，282，284，391，395，420；其意识形态基础，402—403；其语言，414—415；与“新光”，326；与口头文化，648；西班牙的，47—48

Evans，Nathaniel　纳撒尼尔·埃文斯，317，336，339

Everyman　埃佛里曼，291

evolution　进化，120

Ewing，John　约翰·埃维，341

exclusion　排斥，3，461—462，496；其类别，506，508，525；来自教堂成员的，256；与启蒙运动，502—503，529；其比喻，515；与财产，505；来自公共领域，525，533；共和主义的，497—499；对其的回应，509—511，518796

exotic，exoticism　外来的，异国情调，15—18，33，135—136，232，673

expansion　扩张，25—26，101，112，168，256；其定义，156；经济的，566，620，629，634，690；与探险，138；王室的，6，19，150；其语言，6，194—195，202；与美国土著，131，150，514；奴隶制的，493；其西进运动，29，68，138，149，151

exploration　探险，22—27，29，31—33，37—38，46，65，98—99，152，165，231；其年代，47，64，112；其著者的角色，16，129，156，158；与商业，150—151；向东方的，19，60；与扩张，138；作为文学追求，13—15，18—21，25，32，43，59，61，66，109，118，149—150；其物质回报，156；与美国土著，62；作为进步，384；文艺复兴，5，62；与贸易，17—18，132；与旅行，110—111，126；向西的，138，149—150

F

factionalism　派别主义，7，281，299，392，402，478

factuality　实在性，544，659，661；在非裔美国艺术中，554—555；与历史，665；在小说中，545，637，641—642，665，684；其口头与印刷形式的对立，546

Fairfax，Sally　萨利·费尔法克斯，334

Fairfield (Connecticut)　费尔菲尔德（康涅狄格），191

fame，literary　文学声望，317，337，364，366，551，573，600；戏剧家与，583；与流派，334；与杂志，561；与小说家，679；与印刷文化，328；与女性作家，567，609

farmers，farming　农夫，农耕，参考农业agriculture

Farmer's Weekly Museum　《农夫每周博物馆》，568；“甜点”，559

Farquhar，George　乔治·法夸尔，581

Fast Days　斋戒日，261，395，406，409；其废除，424—425；其公共作用，223，285

Faugeres，Margaretta V.　玛格丽特·维·佛格莱丝，607；《散文集》，550—551；论出版，553

Federalism，Federalists　联邦制度，联邦主义者，142，566，586，608，612，617，660，666；论美国文学，564；论美国革命，535—536；与《宪法》，648—649；在新英格兰，632；对其的反对，609；与共和主义，598；与奴隶制，.598

Federalist　联邦主义者，349，387，468—469，480，550，580；论煽动政治家，648；与启蒙运动理想，481；与党派主义，392；其形式，361；与形成，484；其本性，351；其前提，485；奴隶制，507—509；论财产，653

Female Advocate　《女性代言人》，528—529，536

feminism　女权主义，240，633；朱迪思·莫里论，566—567；罗森论，608

feminization　女性化，585—586；自由的，580；文学的，573，587，589，637，649，677，679；美国土著的，38—39，71，114—115；其缺陷，526—527，533；其美德，492，526

Ferdinand (Spain)　佛迪南德（西班牙），42—43；与哥伦布，14，18—20，25

Ferguson，Robert A.　罗伯特·佛格森，6，8

Fergusson，Elizabeth Graeme　伊丽莎白·格雷姆·佛格森，7，317，338—340，342；《爱国并富有哲学思维的农夫之梦》，338

Ferrar，John　约翰·费拉尔：《弗吉尼亚地图》，28—29

F. H. C. Society　F. H. C.协会 （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335

fiction　虚构文学，480，486，544—545，635，665，689；美国作家，165，667—668，671，677，684；与匿名，532；在纯文学中，314；其变化，684；与公共人文主义，676；与殖民地化，162，166；与民主化，691 ；不信任，621 ；与戏剧，573—578，581；富兰克林论，574，622，636—637，650；其边疆主题，161—166，639，651，691；与历史，664，667，671，684；杰斐逊论，548；在杂志中，562；与市场，629；与民族主义，549；与视觉艺术，690—691；乔治·华盛顿，680，682—683；妇女，621，630—634；同时参考个人作者；小说 individual authors；novels

Fielding，Henry　亨利·菲尔丁，625

Finley，Samuel　塞缪尔·芬利，399；《基督的胜利》，396—397

Fireside Poets　炉边诗人，592

Firmin，Giles　贾尔斯·菲尔兹：《真正的基督徒》，279

First Church (Boston)　第一教堂（波士顿），279，293，296

Fish，Joseph　约瑟夫·菲什，402

Fitch，Elizabeth (Taylor)　伊丽莎白·菲奇（泰勒），245

Fitch，Thomas　托马斯·菲奇，172

Fithian，Philip Vickers　菲利普·维克斯·菲西安，334

Fitzgerald，E Scott　E·斯科特·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兹比》，263

Flanders，Flemish　佛来米西·佛兰德斯，25，59

flaneur，Romantic　浪漫主义的浪荡子，570

Florence (Italy)　佛罗伦萨（意大利），27，645

Florida　佛罗里达，33—34，49，103，130

Fontaine，John　约翰·方顿：《日志》，80

Ford's Theater (Washington)　福特剧院（华盛顿），590

Forrest，Edwin　爱德温·佛雷斯特，583—584

Fort McHenry (Baltimore)　麦克亨利堡（巴尔的摩），572—574，549—550，668

Foster，Hannah　汉娜·福斯特，635；与匿名，627；《寄宿学校》，550，630；《卖弄风情的女人》，532，544—545；586，625，630，631—634

founding，founders　创立，创立者，7—8，24，132，360—362，366—367，470；与圣徒战，365，534—535；其神话，94—95

Fourth of July　七月四日，263，591

Foxcroft，Thomas　托马斯·福克斯科洛夫特，293，295

Foxe，John　约翰·福克斯：《殉道者之书》，185，215

framing，psychology of　心理学的形成，465—466，468，471，484—485，489，494；与《宪法》，490；其语言，481，488

Framlingham (England)　弗拉姆灵哈姆（英格兰），259

Frampton,John　约翰·富兰普顿，120

France，French　法国，法国人，47，74，111，142，185，185，235，287，579，601，617—618；在美国小说中，630；与纯文学，309，339；与殖民地独立，122；殖民化，24；与其他殖民者的冲突，131；其发现文本，115；与启蒙运动，380—381，797388；其探险者，5n，33，184；杰斐逊对其的同情，660；其文学影响，236，334，357，573，581，584；与路易斯安那购买，150；其牧师们，79；与美国土著，45—50，105，129，150—151，161，184；其新世界文本，21，59；其改革者，201；与美国，122，167；同时参考巴黎；法国革命Paris；Revolution，French

Franciscans　方济各会教徒，44，51

Franklin，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144，274，283，285，293，313，328，336，338，367，376，379，395，429—430，451，551，570；与约翰·亚当斯，354，363；论非裔美国人，515；与美国革命，348—349，352；与作者身份，350；其所推荐的《圣经》，423；与宪法大会，479—480，485，495；与《独立宣言》，355，360—365；论自然神论，290，296；论经济事务，651；欧洲对其的影响，381；论狂热，420；对其的模仿，568；其对小说的影响，574，622，636—637，650，652，659—660；其知识分子圈，125；与政治集团，310，316；其文学风格，362—363，365，422—423；其文学称赞，610，644；论美国土著，515；论托马斯·潘恩，456；作为资助人，601；与期刊，337；论普罗维登斯，423；其笔名，312—314，362，622；论权力，380；作为靠自力更生成功的人，72，277，382，574，622，636，652；论技术，369—370；与惠特利，605

Franklin，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作品：《未婚男士警告》，312；《自传》，277，351，362，365，421—422，503，574，592，622，644，《普鲁士国王的法令》，376；《蜉蝣》，376；《移民美国者指南》，366；《美国的国内状况》，374；《关于人类的增长》，366，515；《左手的请愿书》，376；《英国国教祈祷书序言》，422—423；《一个伟大帝国变小的规则》376；《销售粗麻布》，376；《通往财富之路》，362

Franklin，James　詹姆斯·富兰克林，274，312—313

Franklin，William Temple　威廉·坦普尔·富兰克林，338

Franks，Moses　摩西·弗兰克斯，319

Franks，Richa　瑞查·富兰克斯，319—320

Frazer，George　乔治·弗雷泽，320

Frederick the Great (Prussia)　大弗雷德里克（普鲁士），378

freedom　自主，237，305，354，445，502，546，579，583，594，609，612；在非裔美国人的写作中，519—521 ；与《宪法》，488；其定义，448—449；与政府，502，508；与忠诚，449；其根本含意，519；宗教的，276，350，403，488，492；与奴隶制，270，505；意志的，300；妇女的，442；同时参考自由（liberty）

Freemasons，Freemasonry　共济会会员，共济会纲领，315—316，327

French，David　大卫·弗兰奇，316

French，Mary　玛丽·弗兰奇，253

French and Indian Wars　法国与印第安战争，129，150，293，300，337，396；其经济影响，446；在虚构文学中161；同时参考“七年战争”

Philip　菲利普·弗瑞诺，342—343，555，592—593，612，617；论美国文学，547；论个人主义者的顾虑，609；论自然，610；

Freneau，Philip　菲利普·弗瑞诺作品：《圣克鲁斯的美丽》，610；《英国囚船》609；《夜之屋》，610；《印第安墓地》，611；《颂歌》，609；《美国升起的荣耀》，550，596；《政治的连祷文》，609；《致一位作家》，610；《致新英格兰诗人》，611；《纪念英雄的美国人》，610；《野忍冬花》，610

Friendly Clubs　友好俱乐部，161，321，343，550，561

Frobisher，Martin　马丁·弗罗比舍，65

frontier　边疆，129，142，145，148—149，306，507；与文化差异，267；在虚构文学中，161，639，691 ；政府的规定，515；其艰辛，234；传教工作，300；与美国土著，513—515；作为象征，372；在视觉艺术中，40

Frost，Mary (Colman)　玛丽·弗洛斯特（科尔曼），288

Frost，Robert　罗伯特·弗洛斯特，64，138

fundamentalism，religious　宗教的福音主义运动，282

Furro，Broteer　布罗蒂尔·弗罗：《一个非洲土著的历险记》，518，520—521

G

Gage，Thomas　托马斯·盖奇，410，412—414

Galileo　伽利略，60

Gardiner，Christopher　克利斯多夫·加德纳，95

Gardner，Abigail (Wise)　阿比盖尔·加德纳（怀斯），286

Gardner，Nathaniel，Jr.　纳撒尼尔·小加德纳，326

Garrick，David　大卫·加利克，590

Gates，Horatio　霍雷肖·盖兹，545

Gayashuta (Kaiaghshota)　盖雅苏塔人，513

Gay，John　约翰·盖：《乞丐的歌剧》，579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公报》，558

gender　性别，1，108，196—197，526，549；与反律法主义，220—221；与作者身份，607；其圣经中的意象，242—243；其不断改变的角色，621，632；与公共人文主义，649—650；在清教徒社会，7，184，204，218，233；与种族，232—233；与巫术审判，173

General Magazine　《综合杂志》，329，336

Geneva (Switzerland)　日内瓦（瑞士），577

gentility　上流社会，510，568；与匿名，486，556，677；作者与其的关系，603，640，663；库珀与，676，682—683；与民主，563；与历史，665；与文学理想，3，361，486—487，527，552—553，627，674；在文学中，553，579，692；与市场，563，670；与期刊文化，558，561

Gentleman's Magazine　《绅士杂志》，367，500，559 798

geography　地理，26，32，46，129，166，351，484，491；书籍，551；其发展，21，155—157；与地图制作，26

George II (king of England)　乔治二世（英格兰国王），409—410，412，537

George III (king of England)　乔治三世（英格兰国王），285，354，362，409，411，428，452—453；在文学中，450，596，672

George，Lydia Lee (Mather)　莉迪亚·李·乔治（马瑟），272

Georgia　佐治亚，334，484；其宪章，419；劳动，331；在文学中，117，130，331，635；定居，330

georgics　田园诗，329，332

Germany，Germans　德国，德国人，24，59；其文学影响，581

Gerrish，Martha　玛莎·格里什，281

Gerry，Elbridge　埃尔布里奇·格里，480

Ghinghiz Khan　成吉思汗，17

Gibbon，Edward　爱德华·吉布：《罗马帝国的兴衰史》，121，384

Gibbons v. Ogden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494

Gibbs，Mary (Sewall)　玛丽·吉布斯（思维尔），268

Gilded Age　镀金年代，640

Gill，John　约翰·吉尔，355，357—359

Gilmore，Michael T.　迈克尔·T.吉尔摩，6，8—9

Gleaner　《拾穗者》，560，563

Glorious Revolution (England)　光荣革命（英格兰），401，442，445，450—451，474

Godey's Lady's Book　《高帝女士杂志》，571

Godfrey，Thomas　托马斯·戈弗雷，317，336—337；《帕提亚王子》，575，580，341

Godwin，William　威廉·戈德温，625

Goethe，Johann Wolfgang yon　约翰·沃尔夫贡·冯·歌德，120—121

Goldsmith，Oliver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荒村》，117

Goodhue，Sarah　莎拉·古德休：《告别和告诫集》，253

Gordon，Patrick　帕特里克·戈登，326

Gordon，Thomas　托马斯·戈登：《卡托的信札》，430；《独立的辉格党》，430

Gorges，Ferdinando　弗迪南多·戈吉斯，94

Gospel Order Revised　《福音书的命令的修改》，281

gothic style　哥特风格，289，610；与戏剧，582；在美国的影响，162—163，582，625，627，650—651；欧文的，671；刘易斯与克拉克的，159

government　政府，509；美国对其的定义，350，353，385，388，457，467，470，477，507；其《权利法案》，488—489；其分支，464，483；中央的，474，476，586；其宪章，491；其制约与平衡，466；殖民地的，119，280，287，331，427，430，433，438，451，453；同意原则，322，463，501；与章程，412，464—465，494；与自由，502，508；内部的与外部的，437，439—440；其法律，382，483；其局限，483，525；地方的，255；洛克论，472，501；君主的，451；国家的，476；与美国土著，99—100，504，511—515，533；其原则，435—436，464；与宗教，174，193，198—199，255，258，268，286，408；其代表，457；共和主义的，486，490，492；王朝复辟，245；其人民的角色，189，441，463，484；职务轮换，464；其权力分割，464，485；阿尔杰农·西德尼论，369，472，533；州的，349，357，474；对其的威胁，196；与专治，410；联合的，515；在弗吉尼亚，73，100；与妇女，498—499，501；与写作，471，476

grace　恩赐，201，210，230—231，261—262，266，288；加尔文论，187；与教堂成员，213；其盟约，206；爱德华兹论，297—298，301—305；与选举，208；哈钦森论，195—196；科顿·马瑟论，272，277；泰勒论，245，248—251；与作品，187，195—196

Grace，Robert　罗伯特·格雷斯，310

Graeme，Thomas　托马斯·格雷姆，338

Graeme Park (Pennsylvania)　格雷姆公园（宾夕法尼亚），317—318，338—339

Grafton (Augustus Henry Fitzroy)Duke of　格拉弗顿（奥古斯塔斯·亨利·菲兹罗伊）公爵，，443

Graham's Magazine　《格雷厄姆杂志》，571

Grainger，James　詹姆斯·格雷吉尔：《非洲的天才》，333；《甘蔗》，332—333

Grand Osage　格兰德·奥塞奇，151

graveyard school of poetry　墓地诗派，513，670

Gray，Samuel　塞缪尔·格雷，355

Great Apostasy　大叛教，283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8，278，286，294，298；其开端，297；其衰落，299；定义，395—396；对其的反对，284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参考英格兰，英国的

Great Emperor　大皇帝，参考波瓦坦首领（Powhatan，Chief）

Great Lakes　大湖区，29

Great Migration　大迁徙，7，190

Great Schism　大分裂，184—185

Greece，Greeks (ancient)　希腊，希腊人（古代），239，271，602；其史诗，20；其理想的影响，24，66，435，438，545，564—565，579，584，595，619；其语言，94；其神话，291，445；同时参考古典文明与文学

Green，John　约翰·格林，336

Green，Joseph　约瑟夫·格林，326，342；《失望的库珀》，327；《冬日夜晚的娱乐》，327；《诗人对丢失的猫的悲伤》，327

Green Ribbon Club (England)　绿丝带俱乐部（英格兰），322

Greene，Nathanael　内森·纳撒尼尔，545

Greenleaf，Stephen　斯蒂芬·格林里夫，357

Grenville，George　乔治·格伦维尔，443

Gridley，Jeremiah　杰瑞米尔·格里德雷，316，441

Gridley，Jeremy　杰里米·格里德雷，337

Griffitts，Hannah　汉娜·格雷费兹，318，339

Griswold，Rufus　鲁弗斯·格里斯吾德，615

Gronniosaw，James　詹姆斯·格罗尼斯：《詹姆斯·阿伯特生活趣闻》，520

Grotius，Hugo　雨果·格老秀斯，382，433

Grub Street (London)　格拉博街（伦敦），312—313，327，342

Guarani　瓜拉尼人，45

Guiana　圭亚那，31—33，73

Guinea　几内亚，26，65，518；其奴隶掠夺，34—36799

Gulf Stream　湾流，123

Gutenberg Bible　古腾堡《圣经》，3

Guy Fawkes Day　盖伊·福克斯日，356

Gypsies　吉普赛人，232

H

Habermas，Jurgen　哲根·哈波玛斯：《现代作风的哲学演讲》，368

hagiography　圣徒传记：其美国传统，365，378—379；其文化作用，382，534—537；在清教徒传记中，212，214

Haiti　海地：其奴隶起义，333

Hakluyt，Richard (cousin of Richard)　理查德·哈克鲁特（理查德的堂兄），21—22

Hakluyt，Richard　 理查德·哈克鲁特(1552—1616)，20—24，30，32，34，36，38，56，66；《各色航行》，20；与美国土著，63；《主要的航行》，20—23，26；其乌托邦理想，113

Hale，Nathan　内森·黑尔，578，594

Hale，Sarah　莎拉·黑尔，616

Half-Way Covenant　半路圣约，256，279；马瑟与，213—214，271

Halifax (Canada)　哈利法克斯（加拿大），318，440—441

Hall，Aaron　亚伦·霍尔，490

Hallowell (Maine)　霍罗维尔（缅因），531

Hamilton，Alexander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15—1756)，7，316；《古老而光荣的星期二俱乐部历史》，321—322，331 ；《日程》，321

Hamilton，Alexander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350，403，468—469，550，580，654，656；与《宪法》，484—486；论经济事务，653；《农夫反驳》，433；《联邦者》，349，387，507；论劳动，370；作为文学赞助人，601；其文学风格，495；《关于制造业的报告》，370，493

Hamilton，Andrew　安德鲁·汉密尔顿，324

Hammon，Jupiter　朱比特·哈蒙，524，554；《致菲利丝·惠特礼小姐》[原文如此]，606；《致纽约州的黑奴》，521—523

Hammond，George　乔治·哈蒙德，504

Hampshire (England)　汉普郡（英格兰），268

Hancock，John　约翰·汉考克，350，604

Hansford，Charles　查尔斯·汉斯福特：《祖国的价值》，331

Harrington，James　詹姆斯·哈灵顿，322，430，444

Harriot，Thomas　托马斯·哈里奥特，7，69，75，131；《真实的简报》，13，38，59—68，其二元观点，62—65；其影响，99；其文学风格，135；与文学殖民化，168；论美国土著，38—39，72，137，154；其新世界的憧憬，161 ；论洛诺克，137；其未完成的编年史，59

Harrison，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哈里森，513

Hart，Captain　哈特上尉，520

Hartford (Connecticut)　哈特福德（康涅狄格），201，237，550

Hartford Wits　哈特福德才子，参考康涅狄格才子

Hart，Levi　利瓦伊·哈特，523

Harvard College (University)　哈佛学院（大学），227，235，235，245，259，268，271—272，278，280，311，326，579，604；其录取，286；其监督委员会，281；布拉托街教堂，281—282，285；其俱乐部，283，309，335；其毕业典礼演讲，348；其建立，190；由其委托的文学作品，599—600，612；其校长，208，210—211，228，234，274—275，281，293，563

Hatfield (Massachusetts)　哈特菲尔德（马萨诸塞），286

Hathorne，John　约翰·哈索尔，176，178—179

Hawkins，John　约翰·霍金斯，33；《到圭亚那海岸和新西班牙印度群岛的航海行程》，34—36，39

Hawley，Joseph　约瑟夫·霍利，298

Hawthorne，Nathaniel　纳撒尼尔·霍桑，139，540，556—557；《七个尖角阁的房子》，542；与文学准则，555；《红字》，541，658；《老生常谈的故事》，557

Hayden，Anna　安娜·海顿，253

Hazlitt，William　威廉·海兹利特，669

Hebrew　希伯来人，88

Hemingway，Ernest　欧内斯特·海明威，648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三世（英格兰国王），185

Henry，Patrick　派特里克·亨利，350，393，436—437，457，534，578；论奴隶制，504—505，516；论《邮票法案》，427—429

Herbert，George　乔治·赫伯特，227，247

heresy　异教，187，196，273，275，294

Herodotus　希罗多德，215；《历史》，427

Herrick，Robert　罗伯特·赫里克：《摘取你的玫瑰花》，227

Herschel，William　威廉·赫歇尔，375

Hill，Richard　理查德·希尔，316

Hirst，Elizabeth (Chauncy)　伊丽莎白·赫斯特（昌西），293

historical romance　历史浪漫，641—642，660，680；美国主题，640；库珀、杰斐逊在此方面的成功，693；其实在性，642；其可销售性，678；其伤感主义，682

historicity　史实性，4，544；小说的，623

history，historiography　历史，编史，6，132，209，329，378，428—429，438，551，553，659，689；与美国，95，368，372，383，388，537；美国革命的，348，364，368，383—384，387，426，450，506，527，534—537；古代的，435—436；作者的角色，13—14，55—57；布罗克顿·布朗论，164—166，645；其编年史形式，215，217；其古典模式，427，435—436，466，545，586，595；殖民地的合法性，436；喜剧的，321—322，331；与危机，384，399；其文化作用，23，125，148，167，168，205，664—665；民主的观点，537；其说教主义，219；其在启蒙运动中的重心，368—369，371—372，375，380—382，387，419；与实在性，665；联邦主义者，535—536；在虚构文学中，138，166，640—643，664—665，667，671，680，684—685，687，692；王室的，55，114；知识分子的，348；其中的解释问题，184，205，224—225，347—349，513；欧文论，664—668；杰斐逊论，347—348，399；日志与，84，103，217；其语言风格，189，257；文学的，19，142，184，222，306，342—343，542；反对独立者，348，354，391；与千年主义者，398；与道德，83；与神话诠释，84，800 18I，204，221—222，224—225，536—537，564；美国土著的，40—44，51，53，56，137—138，167，198，512；自然的，114；新英格兰，171，181—182，188，193，203，212，214—221，223—224，231，268—269；其私人化，643，680—681；进步的，225，368，382，500，511；及时的，197，215—216，219—223，264，276—277，299；清教徒对其的观点，7，204，215—216，221，223—225，264；宗教的，200，269，296，304，394；其还俗化，95，223—224；主观性与，640，643，660，664，676，680—681；作为成功的故事，664—665；与年轻人的主题，380—381，383，387；其学说，96，123；其象征学，188，199，212，215—216，221，223—225，229；弗尼吉亚的，53，97，99—101；在视觉艺术中，337；辉格党的观点，381—382，412，428，451，473，545；妇女的，195；与写作，4，13，19，36，41，55—57，59，84，165—166，168，350—351，474

Hitchcock，David　大卫·希契柯克，611 ；其事业，602—604；诗歌字典，603；《诗歌作品》，602；《社会监控》，603，604

Hitchcock，Gad　盖德·希区柯克，523；其选举布道，412—414

Hobbes，Thomas　托马斯·霍希斯，322

Hobbs，Abigail　阿比盖尔·霍布斯，172

Hobbs，Deliverance　迪丽弗伦思·霍布斯，172

Holdsworth，Edward　爱德华·霍兹沃兹：《缪斯普拉》，328

Holland　荷兰，参考荷兰（Netherlands）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47，68

Home，Archibald　阿奇博德·豪姆，7，316，318—319，339，341；《黑色笑话》，319；《致乔治·雷兹的挽歌》，319；《致弗莱维亚》，320；《世界的四个时代》，320；《一个推杆的备忘录》，319；《论两个苏格兰人之间的争论》，319；《潘多拉》，320

Home，Henry (Lord Kames)　亨利·豪姆（凯姆斯），295，472；《人类简史》，110

Home，John　约翰·霍姆，319；《道格拉斯》，579

Homer　荷马，55；《伊里亚特》，41，595—596；其影响，545，564，648

Homony Club (Maryland)　霍蒙尼俱乐部（马里兰），322

Hooker，Samuel　塞缪尔·胡克：《天堂慷慨的公正》，261

Hooker，Thomas　托马斯·胡克，189，201，279；《救赎的实施》，202；《灵魂为基督的准备》，202，228；《教会教规概要》，202

Hopkins，Anne Yale　安妮·耶鲁·霍普金斯，237，253

Hopkins，Edward　爱德华·霍普金斯，237

Hopkins，John　约翰·霍普金斯，227

Hopkins，Lemuel　莱缪尔·霍普金斯，597

Hopkins，Samuel　塞缪尔·霍普金斯，300

Hopkins，Stephen　斯蒂芬·霍普金斯：《殖民地权利研究》，446

Hopkinson，Francis　弗朗西斯·霍普金斯，317，336—337，339，342；《木桶的战斗》，594

Hopkinson，Joseph　约瑟夫·霍普金森：《万岁，哥伦比亚》，549

Hopocan (Captain Pipe)　霍普肯（派普上尉），514

Horace　贺瑞斯，94，227；《诗歌》，593；其影响，311，376，371，610

Horton，George Moses　乔治·豪顿：《诗歌》，606

Housatonics　霍萨托尼克，300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众议院，336，466

Howard，Martin，Jr.　小马丁·霍华德：《绅士的来信》，440—441

Howard，Simeon　西蒙·霍华德，412，417；《对波士顿古代的尊贵的炮兵进行的布道》，408

Hubbard，Elizabeth Clark (Mather)　伊丽莎白·克拉克·哈伯德（马瑟），272

Hubbard，William　威廉·哈伯德，285；论菲利普国王战争，221—224；

Hubbard，William　威廉·哈伯德作品：《新英格兰通史》，224；《民族的幸福在于统治者的智慧》，223；《关于印第安人引起的新英格兰战争的叙述》，223—224

Hudgins v. Wrights　休金诉赖特案，505

Hudson，Henry　亨利·哈得逊，665

Hudson River　哈得逊河，28

Hudson River School　哈得逊河学派，690

Hugg，Samuel　塞缪尔·哈格，596

Huguenots　雨格诺教徒，45，269，319

Hull，Hannah (Sewall)　哈娜·赫尔（西维尔），268

Hull，John　约翰·赫尔，268，279

humanism　人道主义，48

Hume，David　大卫·休谟，444，472

humor　幽默，104，107，286—287，290，584；在纯文学中，310—311，318—319，321—323，329，336；富兰克林对其的使用，360—361，364—365，479；在历史中，322，331；在欧文的作品中，664；默顿与，93—94，202；在小册子中，449；在清教徒文学中，235，247，249，254，289

Humphreys，David　大卫·汉弗莱，550，593，597，603，609；《双胞胎之间不愉快的故事》，324；《为自己刮脸的猴子》，599；《美利坚合众国军队之诗》，598；《美利坚合众国勤劳之诗》，599

Hunter，Robert　罗伯特·亨特：《传记闹剧》，323

Huntingdon，Countess of　亨廷顿伯爵夫人，604

Hurons　休伦人，44，79—80

Huss，John　约翰·胡司，185

Hutcheson，Francis　弗朗西斯·哈奇逊，295，472

Hutchinson，Anne　安妮·哈钦森，174，189，198—199，284，402；与反律法主义，187；与科顿，196—197，200，206；其契约作品，195；与性别问题，197，204，218，220—221，237；清教徒对其的观点，196—197，205—206，216，218，220—221，273；作为标志，204—206，237；其审判，193，195

Hutchinson，Thomas　托马斯·哈钦森，349，358，579，604；对其的抗议，357

Hutchinson，William　威廉·哈钦森，195

I

iconography　图像资料，185，361 ；英国的，410；与《宪法》，484；美国土著的，533—534；暴君的，505—506；美德的，505—506，526；妇女的，204，231—233，273，288—289，525—526，533801

idealism　理性主义，364；共和主义的，351—352

identity　身份，368；在作者职业上，313—314，487；集体的，359，474，652，688；殖民地的，431；个人的，461；政治的，431；共和主义的，425；其仪式，425

ideology　意识形态，291，370，415，432，512，528；其美学，6；美国的，76，108，120；美国革命的，349，391，417，426，450，577，579；与纯文学，579；其变迁，556；公共人文主义者，547，552，638；与阶层制度，75；与俱乐部文化，323；殖民化的，96，108，180；与顺从，480；其矛盾，516—517；法院，660；与经济学，543；启蒙运动，392，400，472，515；与圣徒传，535—536；王室的，48；个人主义的，583；詹姆斯顿的，69；自由主义的，555，638；在新英格兰，96；反对的，579；田园主义的，133；印刷文化的，647—649；不断进步的，120，138，281；清教徒的，183，266，272；与宗教，402—403，424；共和主义的，6，502，526，535—536，555，652；科学的，115；与伤感主义，638；与奴隶制，34—35，516；与写作，33—35，291

idolatry　偶像崇拜，226，228，252

Ignatius of Loyola　圣依纳爵·罗耀拉，248

llluminati，Bavarian　巴伐利亚的光照派，650

Illustrations from The Spy，The Pioneers，and the Waverly Novels　《间谍、开拓者和维佛里小说插图》，691

illustrators (of books)　（书籍的）插画作家，691

imagination，Puritan　清教徒的想象力，226—228；与哀史，263；在信仰复苏运动中，295，302

imitatio Christi　《像基督那样生活》，212

Imlay，Gilbert　吉尔伯特·伊姆莱，606；《移民》，623

Imperial Magazine　《王室杂志》，334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21，25，33—35，46，55，57，114；其权力，44；与商业，330；文化的，113；英国的，64，68—69，111 ；欧洲的，24，47，56，120—121；与扩张，19，150；与意识形态，48；其土地要求，18，76；与民族文学，168；与清教徒主义，194；与自我规划，97；西班牙的，69，73；与乌托邦主义，112—113

lncas　印加人，31，49，73，113

independence　独立，9，121—123，125，147，150，415，428，463，543—544，630；对其的挑战，499；对其的渴望，580；关于其的史诗，596；法国对其的支持，122；其理想，143，264，372，395，423，431，446，457，460，502；其语言，220，364；美国土著部落的，515；对殖民地独立的反对，430—431，444；与口述，412；提议的，476；依据《巴黎和约》批准的，405；与奴隶制，505；州的，476；村庄的，255；妇女的，171，566—567，631，650；写作与，426

Independence Hall (Philadelphia)　独立大厅（费城），482

Independent Reflector　《独立思考者》，392，406—407

India，Indians　印第安，印第安人，14—15，18

Indiana Territory　印第安纳准州，513

Indians，American　美国的印第安人，6n，17，29，73，81，118，165—166；129—131，180，688；巴西的，45；卡贝扎·德·瓦卡与，49—51；在加拿大，80；殖民者的观点，46，87—91，94，98—102，105—106，108，132，135—138，153—154，265—268，290，357，433；与哥伦布，91；在克莱古尔夫，142，144—145，147—148；其消失，101；与荷兰人，92；与英国人，31，39，45，53—57，69—71，74，76—83，88—92，99—100，102，191—193，197，199—200，229—232，235—236，267，533；其被奴役，47，55，117，132；与欧洲人，45，48—50，67，82—83，144—145，184，191—192，267；其女性化，39，71；哈略特论，61—65，67—68，154；杰斐逊论，147；耶稣会士与，44；与刘易斯和克拉克，151—154；在文学中，38—40，42—43，45，53，130—131，138，142，144—145，147—148，154，162—166，332，335—337，546，608，611，641—642，651—652，666—667，679，685，692；在马萨诸塞，102，191；科顿·马瑟论，273—275；蒙塔格尼语，79；那瓦特语，44，51；自然主义者论，114；作为“高尚的野蛮人”，100—101，135—136，510；原始主义与，79；其掠夺，101，171，197，235，253，263—264；罗德兰森论，501；约翰·史密斯论，69—71，74—75，89，154；与西班牙人，48，51—53，69；作为标志，137—138，167，198，230—231，233，262，267，290—291，513，533—534；其部落战争，152；作为“消失的美国人”，40，101，510，512，692；在弗吉尼亚，80，96，101—102；与殖民者的战争，63，70，82—83，89—90，101—102，163，192，220—223，255，264—265，335，337，667；与向西扩张，131，150；罗杰·威廉姆斯论，76—79，82，154，197—198，229—231 ；同时参考美国土著部落名称individual tribal names；Native Americans

Indies　东印度群岛，14—15，19，28—29

individual，individuality　个人，个人主义，143，326，461，551，599，614，638，660；其美学，555；在美国意识形态中，76；在战前文化中，557；在文选中，616；与艺术家，555；与纯文学，315；与团体，6，205，212，234，367，392，485，681；与创造力，546，625，668；与民主，567；在戏剧中，580，584；与启蒙运动，368—369，419；在史诗中，596；与历史，378，419；与劳动，501；在文学中，347—349，613，629；与国家，611；与自然，142—143，160，329；在诗歌中，592，612，614—615；与私人领域，587；与财产，546；与公共领域，559，644，655；清教徒对其的观点，2 10，392；与共和主义，681；其权力，401，471，488；与浪漫主义意识形态，583；作为自力更生成功的人，622—623，685—686；其淹没，599；与技术，210；在女性写作中，609802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544，573—574，617—618；情感的，629；与文选，616；其不断变化的观点，544，555；对其的不信任，598；经济的，555；在历史中，664；其意识形态，583；杰克逊思想的，556，620；自由主义的，9，556，574，638—639；与小说，620，622—623，625，628—629，636，642，652，656，686；激进的，198；与共和主义对立，555，638—639，656；浪漫主义的，160，617—618；自力更生的，556，629；与社会流动，556，629；其淹没，604；在女性写作中，550，633

Ingraham，Prentiss　普伦蒂斯·英格拉汉姆，39—40

Inner Temple　内殿律师学院（伦敦） (London)，334

innocence　清白，357；作为文学主题，263；其标志，230

Inns of Court (London)　伦敦法学院（伦敦），21，444

Inter caetera，47

interpretation　诠释，6—7，35—36，44—45，456，510；圣经的，174，199，284，392，425；公共的，359；宪法的，436，487，493—494；与探险，56，85；在历史上，205，224—225；与个体，160—161；与反对主义，430；与口述文化，40—43，512；历史诠释的问题，348—349，513；与公共文献，493；宗教的，236，264，284；与巫术审判，172

Intolerable Acts　不可容忍的法令，353，426，443

Ipswich (Massachusetts)　伊普斯威奇（马萨诸塞），203，286，410

Ireland，Irish　爱尔兰，爱尔兰人的，24，81，105，111，209，292，330

Iroquois　易洛魁人，44，274，511—513，534

Irving，Ebenezer　埃比尼泽·欧文，669

Irving，Peter　彼得·欧文，662，664，668

Irving，Washington　华盛顿·欧文，8，559，572，615，628，640—641，661—675，690；其美学价值，681；与作者职业，541，553，558；协作完成的作品，589；论商业化，668；与库珀·杰斐逊，660—661，668，676，679，686，688；其保守主义，571，666—667；论民主文化，662；论荷兰文明，665，667，671—672；其国际声誉，556，611；其文学主题与风格，667，670—671，675；其使用的叙述者，662—664，667—668，673；其国内声誉，664；与期刊，550，571，662—664，667；其笔名，670；与浪漫精神，674

Irving，Washington　华盛顿·欧文作品：《造书的艺术》，669，674；《纽约史》，617，660，664—669，672，675；《睡谷的传说》，670—672；《乔纳森·奥尔德斯泰尔绅士通信》，571，578；《穿黑衣的小人物》，663，666—667；《伦敦古董》，670；《论伟大》，663；《珀卡努凯特的菲利浦》，667；《村子里的骄傲》，670；《瑞普·凡·温克尔》，582，669—672；《乡下的葬礼》，670；《杂文集》，550，571，662—664，667；《见闻札记》，571，584，667—670，673—675，678，686，689；《印第安人的性格特点》，667；《寡妇与她的儿子》，670

Irving，William　威廉·欧文，550，662

Isabella (queen of Spain)　伊莎贝拉（西班牙女王），14，18—20，25，42—43

Italy　意大利，23，24，111，185；探险，27，184；其文学影响，334

itinerant preaching　巡回讲道，284，396，399—401

J

Jackson，Andrew；Jacksonian Age　安德鲁·杰克逊，杰克逊时代，571与商业化，628；与经济，556，612—613，685，693；与个人主义，556，620；与奴隶制，497

Jackson，Daniel　丹尼尔·杰克逊：《阿隆索和梅丽莎》，628

Jackson，James　詹姆斯·杰克逊，489

Jamaica，a poem，in three parts　《诗歌：牙买加三部曲》，333

James I (king of England/Scotland)　詹姆斯一世（英格兰/苏格兰国王），186，189，471，576

James II (king of England)　詹姆斯二世（英格兰国王），210，442，474

James River (Virginia)　詹姆斯河（弗吉尼亚），28，73

Jamestown (Virginia)　詹姆斯敦（弗吉尼亚），91，96，104；其阶级构成，75；其管理文员会，68，75；其意识形态，69；其财产制度，97；约翰·史密斯论，74—75

Jamison，David　大卫·嘉米森，323

Japan　日本，111，145

Jay，John　约翰·杰伊，550，580；同时参考联邦党人Federalist

Jea，John　约翰·吉：《非洲牧师约翰·吉的生活，历史以及无可比拟的痛苦》，520

Jefferson，Joseph　约瑟夫·杰斐逊，582

Jefferson，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98—99，367，395，430，436，455，561，578；与美国革命，347—348；作者，350，595；与《宪法》，157；与大陆会议，363；与克莱夫古尔夫，142—143，147；评论，612，660，666；其去世，537；与《独立宣言》，123，157，350，352，355，360—365，380—381，450，472，476，617—618；与自然神论，296；论经济问题，653；与启蒙运动，375，379—381，423；欧洲对其的影响，381—382；与扩张，149；论狂热主义，420；与斋戒日，424—425；论虚构文学，548；其追随者，598，609；论历史，347—348，399；其对文学的影响，617，619，627，653—654，656，660；其知识分子圈，132；与法律，366，474；与刘易斯和克拉克，13，149—151，156—157，161；其文学风格，285，361，365，452，458，495；与麦迪逊，382，480，489；论美国土著，43，80，138，147，166，504，516；论自然，121—125，138，148；其田园主义，139—140；论普罗维登斯，424；与宗教，419—420，423—425；与浪漫主义精神，617—618；与奴隶制，147，351，497，505，523—524；与弗吉尼亚大学，350；与惠特利，606，617；与妇女，506；论写作，157

Jefferson，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作品：《自传》，362，473；就职演说，421，425；《肯德基决议案》，493；《耶稣的生平与道德》，423；《弗吉尼亚州札记》，43，98，121—123，127，138—139，333，366，803383—384，420，510，523，617，627；《耶稣的哲学》，423；《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350，492；《总结意见》，350，361，450—453，456；《英语诗体学思考》，617—619

Jehlen，Myra　迈拉·杰伦，6

jeremiad　哀叹史，221，255—278，297，417，569；联邦党人，666；论菲利浦国王战争，235；其修辞，181，257，259，263，265，285；作为仪式，257，259，261，263，285；其主题，258—259，261—263；韵文，235，244

Jerome of Prague　布拉格的杰拉姆，185

Jesuit Relations　《耶稣会士故事》，79

Jesuits　耶稣会士，44，79—80，419

Jews　犹太人，18，319—320

Johnson，Edward　约翰逊，爱德华，204；《天国救世主在新英格兰创造奇迹》，188，219—220；与象征学，216，220，224

Johnson，Elizabeth，Jr.　小伊丽莎白·约翰逊，180

Johnson，Elizabeth，Sr.　伊丽莎白·约翰逊，180

Johnson，Reverend　约翰逊牧师，341

Johnson，Samuel (President of Yale)　塞缪尔·约翰逊（耶鲁大学校长），283

Johnson，Samuel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110，333，369—370，430—432，564，617；《字典》，374，484；《征税非暴政》，430—432，440

Johnson，Thomas H.　托马斯·约翰逊·H，246

Johnson and Graham's Lessee v. Mclntosh，约翰逊和格拉伯姆诉麦克脱斯租借案504

John Street Theatre (New York)　约翰街剧院（纽约），583，585

Jole，Nasifer　纳西佛·乔尔，322

Jones，David　大卫·琼斯，395

Jonson，Ben　本·强森，315；《轻盈舒畅》，316

Josselyn，John　约翰·乔斯林恩《列新英格兰的两次旅行》，231；《新英格兰的珍宝》，231；《以前诗里写的是年轻貌美的吉卜赛女郎》，231—233

Junto (Philadelphia)　政治团体（费城），125，310，316

K

Kaidu　海都，17

Kant，Immanuel　伊曼努尔·康德，305，383，386，503；《回答何为启蒙运动》，370，378；《论俗谚：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502

Karajang　卡拉江，17

Karrow，Robert W.Jr.　小罗伯特·W.凯洛，29

Keayne，Robert　罗伯特·基恩：《最后的遗愿和遗嘱》，195

Keith，George　乔治·基斯，325

Keith，William　威廉·基斯，323；《一个奇怪的雄性怪物的生活和性格》，324

Kemble，Sarah　莎拉·肯布尔，289；同时参考奈特，莎拉·肯布尔

Kemble，Thomas　托马斯·肯布尔，289

Kent (England)　肯特郡（英格兰），255

Kentucky　肯德基，419，493

Kepler，Johannes　约翰尼斯·开普勒，60

Kettell，Samuel　塞缪尔·凯泰尔：《美国诗歌范例》，615—616

Key，Francis Scott　弗朗西斯·斯各特·基，594；《麦克亨利堡保卫战》（“星条旗”），372—374，549—550，668

Keynes，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1

Kiequotank　基阔坦克（弗吉尼亚） (Virginia)，101

Killpatrick，James　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参考柯克帕特里克，詹姆斯 （Kirkpatrick，James）

King George's War　乔治国王战争，299

King Philip　菲利浦国王，267，667；其去世，83；同时参考梅塔克米克

King Philip's War　菲利浦国王战争，82—83，262，286；其起因，221—223，263—264；其影响，101，222，245；其历史，221—224；其诠释，264，276；在文学中，235

King'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403

King's Mountain，Battle of (South Carolina)　国王山战斗（南卡罗来纳），426

Kingston (Jamaica)　金斯敦（牙买加），341

Kirkland，John T.　约翰·T.科克兰德 ，563

Kirkpatrick，James　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328，330；《海洋篇》，330

Kit Kat Club (London)　基特凯特俱乐部（伦敦），323

Knapp，Samuel　塞缪尔·克纳普，343

Knight，Elizabeth　伊丽莎白·耐特，289

Knight，Richard　理查德·耐特，289

Knight，Sarah Kemble　莎拉·肯布尔·耐特：《耐特夫人日记》，253，289—291

knowledge　知识，286，387；启蒙运动的理想，432—433，499—500，529，534；与自由，434—435，448，496；作为文学主题，645，647，658；与印刷文化，435

Knox，John　约翰·诺克斯，184

Kotzebue，August von　奥古斯特·冯·科兹布：《陌生人》，581

Kubilai Khan　忽必烈，16，17

Kubrick，Stanley　斯坦利·库布里克：《闪灵》，167

L

labor，laborers　劳动，劳动者，286，560；孩子的，370；与文明，332；其条件，102；其分配，565；与家庭生活，621 ；在工厂，370；被迫的印第安人，47；个人的，501，543；新世界对其的需求，73，75；奴隶，97，102，132，145，497；南方的，331—333；写作作为，547，553，583，602，611

Lacy，Mary，Jr.　小玛丽·莱西，180—181

Lacy，Mary，Sr.　老玛丽·莱西，180

Ladd，Joseph Brown　约瑟夫·布朗·拉德：《阿洛埃特诗集》，545；《美国的前途》，545

Ladies' Association ，(Pennsylvania)　女士协会（宾夕法尼亚），527

Ladies' Pocket Library　《女士口袋图书馆》，526

Lads of Kilkenny (New York)　基尔肯尼的拉兹（纽约），662

Lafayette，Marquis de　马奎斯·德·拉斐特，584，601

Lahontan，Baron　巴伦·拉洪坦，100

laissez-faire　自由主义，9，612—613，634

Lake Superior　苏必利尔湖，29

La Malinche (Dofia Marina)　拉·马林奇，44；与考蒂斯，71

Lancaster (Massachusetts)　拉喀斯特（马萨诸塞），263—264

land　土地，64，111，156，186，255—256，325；与殖民化，20，73，76，89，97，103—104，108，119，223；在克莱夫古尔夫，142—143，147—148；其耕作，61，138，147—148，503，530；804 对其的争夺，433，458，478；其肥沃，332；在虚构文学中，655—656；自由保有，331；证明，14，72，142—143，155—156；王室对其的索取，76，331；杰斐逊与，138；刘易斯和克拉克与，150，152，154—156；在文学中，165—166；其虚构的形象，184；与美国土著，14，39，47，72，76，81，83，147，152，167，184，190—192，199—200，504，511，513—516，666；其保护，139；作为财产，71，76，103—105，156，166，257，501—504，544，653，671，688；对其的权力，14，543；新世界的缺乏，201，255—257；投机，687；其象征意义，64—65，231；其价值，102—103，108；战争，150；作为财富，331，653—654

Landaff，Bishop of (John Lord)　兰德福主教（约翰），393

landscape　风景，85，91，130，138，140，155—156，378，599；农业的，140；在库珀杰斐逊的作品中，687—689；耕作的，27—28，116，127；德怀特论，126—128；英国人的代表，39，89；哥特式的，651；刘易斯和克拉克论，154—156，158—159；其文学传统，127—128，160—161 ；与美国土著，39，89；绘画，66，158，690；洛克的，60；在华兹华斯中，160—161

Lane，Ralph　拉尔夫·雷恩，33

language　语言，7，80，204，235，247，297，305，367，421，471，495；与行动，428；在基督教纯文学中，310—311；与文明，110；与殖民化，33，43—44，79—80；常识的，462；与社区，168，365，516；与赞同，352；宪法的，477，480，482—483，493，496—497；与文化差异，50；《独立宣言》的，472—473，476，498；不赞同的，392；精英的，350，367；其失败，480；借喻的，226—267，229，233，366；其形成，481，488；独立的，364；与法律，475；美国土著的，42—44，51，76—82，88，94—95，100，I37；与新英格兰，181—182；与主观性，174；抗议的，357，449；宗教的，175，180—181，208，228—229，246，250，255—256，262，394，423—424；共和主义的，367；与象征学，174，181，188；与巫术危机，171—182；与妇女，243，528；同时参考语言学研究linguistic studies

Lansing，John，Jr.　约翰·小兰辛，480

Las Casas，Bartolome de　巴特洛梅·德·拉斯·卡萨斯，64，77，83，90；论殖民化，48

Latin　拉丁语，66，94，185，208，271，285，367；新世界文本，25，59；在欧洲的角色，20，51

Laud，Bishop (William)　劳德主教（威廉），206《劳拉与玛丽》，558

laureateship　桂冠诗人称号，326—328；宫廷的，323

law，laws　法规，法律，190，203，210，233，462，551，571，604，612，664；美国理想，366，431，452—453，457，464，466，474—476，493；圣经对其的影响，258；准则与封建的，433—434；公民的，439，464；与牧师，282；在俱乐部文化中，316，322；殖民地的，91，197，219，348，414，429，431，436，440；公共的，440—441，543，547；与宪章，443，464，483，494；版权，547，552，554；其法院，143，145，464；与十字军东侵，47；应有程序，492；英国的，428—429，431，438，440，442，444，451，453，470—471，506；与启蒙运动，382，401；与政府，382，483；高级的，464；其诠释，493；其语言，475；与地方官员，174；与君主政体，450，452；与美国土著，99—100，231，504；自然的，286，376，382，418，431，435—436，438—439，441—443，453，501—502，684；与政治，438，441，454；与权力，445；长子继承权的，186；财产权与，503—506，508，543—544，616；其保护，380；在清教徒新英格兰，182，222；宗教的，186，193—194，470；共和政体的，476，504；与权力，401，431，440，470，536；其统治，382，457；其学者，47，437，442，493；科学的，439与奴隶制，270，496，501，507—508；与妇女，237，289，498—499，506

Lawrence，D. H.　劳伦斯，684，691—692

Leacock，John　约翰·里库克：《英国暴政的毁灭》，574，579

Lechford，Thomas　托马斯·列奇福特：《轻描淡写》，203

Leclerc，Georges-Louis　乔治-路易斯·莱克勒克，参考布丰，德伯爵

Lee，Arthur　亚瑟·李：《关于论奴隶制的演讲》，517

Lee，Henry　亨利·李，381

Lee，Richard Henry　理查德·亨利·李，464—465，476

Leggett，William　威廉·赖纪特，613

Lehigh Valley (Pennsylvania)　莱海谷（宾夕法尼亚），161

Le Jeune，Father　法瑟·勒杰恩，79—80

J. A.　 勒梅，Lemay，J. A. Leo　利奥，343；《罗伯特·柏林追求安妮· 米勒》，334

Le Moyne，Jacques　雅克·勒莫恩，66

Lennox，Charlotte　夏洛特·莱诺克斯：《女堂吉诃德》，547；《哈里叶特·斯图亚特的生平》，342

Leonard，Daniel　丹尼尔·伦纳德，449

Lery，Jean de　吉恩·让·莱利：《巴西之旅》，45

Leutze，Emanuel Gottlieb　伊曼纽尔·戈特列·勒兹，40

Leverett，John　约翰·利弗里特，222—223，280，282，285，288

Leverett，Sarah　莎拉·利弗里特，273

Levi-Strauss，Claude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45

Lewis，Mercy　莫茜·刘易斯，176

Lewis，Meriwether　梅李威瑟·刘易斯，13，127，138；其探险，44，149—151；其文学风格，154—155，159—160；论美国土著，39—40，153—154，164；其浪漫主义，160—161；其主观性，155—156，158—161

Lewis，Richard　理查德·刘易斯，328；《卡门·希丘莱尔》，329；《批评家之素材》，329；《致约翰·罗斯侯爵》，328；《1730年4月4日从帕塔普斯哥到安纳波利斯的旅行》，329；《老鼠夹》，328；《狂想曲》，329；《诗歌：纪念本尼迪克特·伦纳德·克尔弗特阁下》，329805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150；《日志》，149—161，167；与殖民文学，168；与美国土著，152，154；其流派，151；其象征作用，166，168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列克星敦（马萨诸塞），其战斗，426

Leyden (Netherlands)　雷顿（荷兰），90，215，218

liberalism　自由主义，2，118，589；在美国史学中，368；牧师的，281，285；与平等主义，556；其形成，685；其意识形态，555，638；个人，556，574，638—639；与文学，555，621，625，659，676；与共和主义的对立，543；其价值，625

liberty　自由，404，491，605；公民的，218，401，410，418，492，519，524；其古典思想，322—323，584；殖民地对其的主张，393，401，437，444，447，450—451，462；英国的，533；其理想，377，442，467，503，580；制度上的，450—451；塞缪尔·约翰逊论，430—431 ；与知识，434—435，448，496；其局限，258；在文学中，332，408，600；与权力，491；与印刷文化，324；清教徒的原则，394；其宗教意识，390，401，403，408，410—413，418—419，492，519，523—524；其讨论，516；作为权利，437，442，474，501，517；与奴隶制，270，408，430，506，5 19，521—524；其象征性使用，416，435，461，526，580，607；威胁，385，430，448，466；在辉格伤感主义中，585；同时参考自由freedom

Liberty Tree (Boston)　自由树（波士顿），355，358—359，462

Library Company (Philadelphia)　图书馆公司（费城），125

Life and Character of... Jonathan Edwards　《乔纳森·爱德华兹的生平与性格》，301

light　光：爱德华兹对其的比喻用法，302—304；作为启蒙运动的隐喻，374—376，383，387，454，500，515；作为进步的主题，384；与理性，503；作为共和主义的隐喻，515；作为革命形象，385，388

Lillie，Theophilus　西奥菲勒斯·利利，356—357

Lima(Peru)　利马（秘鲁），120，145

Lincoln，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537，590

Lincoln，Benjamin　本杰明·林肯，545

Lincoln，Earl of　林肯伯爵，236

“Lines . . . upon General Amherst”　 《一名妇女致阿默斯特将军的一封信》，338

linguistic studies　语言学研究，110；美国土著的，59，76—83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文学史》(1948)，1

Literary Magazine and American Register　《文学杂志和美国记录》，561—562，659

Little Beaver　小比弗，515

Little Rocky Mountains　小洛基山，155

Liverpool (England)　利物浦（英格兰），668

Livingston，Robert　罗伯特·利文斯顿，323

Livingston，William　威廉·利文斯顿，392，407；《哲学思考者》，392

Livingston family　利文斯顿家族，291

Livy　李维，227

Locke，John　约翰·洛克，269，322，374，380—381，433，442，444，547；其对爱德华兹的影响，295—296，300，304；论财产，503；论理性，510；论奴隶制，517

Locke，John　约翰·洛克作品：《人类理智论》，300，304，374；《论公民的政府》，501 ；《人民政府的第二个和约》，472

Logan，Chief　基夫·洛根，43，147，510—511

Logan，James　詹姆斯·洛根，125，324

London (England)　伦敦（英格兰），21，28，76，124，140，197，289，310，316，333，338，427，573，582，590，605，626，690；其纯文学，309，318，325；其俱乐部，322—323，325，328；伦敦大法官法庭，257；评论；317；戏剧，573，577；移民，69，72；内殿律师学院，334；伦敦法学院，444；其智性传统，430；欧文，669；在文学中，670；报纸和期刊，312—314，327，329，334，336，559；诗人，330—331；枢密院，325；出版业，223，236，275；宗教，2800，288，293；王家协会，188，211，274；剧院，342，577；作为特拉迦诺伐，95；对美国的观点，238，440，442

London Magazine　《伦敦杂志》，327，329，336

London Spy　《伦敦间谍》，312

Longfellow，Henry Wadsworth　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伊万杰琳》，557；《海华沙之歌》，40

Long Island (New York)　长岛（纽约），606

Longmeadow Church (Massachusetts)　郎麦高教堂（马萨诸塞），246

M. Lopez，M.　洛佩兹，582

Lord，John (Bishop of Landaff)　约翰（兰达夫主教），393

Louis XVI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六（法国国王），601

Louisbourg (Canada)　路易斯堡（加拿大），337—338

Louisiana Territory　路易斯安娜领土，666；其购买，131，149—151 ；在游记文学中，130—131

效忠派，7，102，141，341，355，440，447，450，459，461，579；其历史，348，354，391；其小册子，449

loyalty，English　英国的忠诚，383，409—412，430，437—438，445，449—450，452，527；其定义，413，439，458

Lucas，George　乔治·卢卡斯，530

Luther，Martin　马丁·路瑟，185

luxury　奢侈，235，455，565，634；艺术，670，690；纯文学论，322，330；与商业，543；在戏剧讽刺文学中，584—585；其女性化，526—527，533；卢梭论，577

Lyon，Richard　理查德·里昂，228

M

McCrea，Jane　简·麦克琳，533

Machiavelli，Niccolo　尼可罗·马基雅弗利，444

McGuffey 's Reader　《麦克·古非读物》，510

Madison，James　詹姆斯·麦迪逊，350，364—365，382，403，424，550，580；与美国革命，491—492；与《权利法案》，489；与《宪法》，480—481，485—487，489；论政治家，648；联邦党人，480—481，484，507—509；其文学风格，495；论美国土著，507；《联邦制宪会议辩论记录》，479，483，497；论财产，653；论奴隶制，806497，507—509

Magawley，Elizabeth　伊丽莎白·麦格雷，310，339

magazines　杂志，8，554，557，660，669，689；其登载的广告，570；与作者职业，560—564；布罗克顿·布朗与，561—562，659；与俱乐部文化，313；作为公共形式，561—562；其内容，559，562—563，569—570；其投稿者，561—562，663；与版权，559—660；其成本，560；其文化，558—572；定义，336—337，559；其发行，337，673—674；精英，569；英国的，558—559，570，668；欧洲的，559；其散文，569；其形式，559；其插图，690—691；其文学价值，549；与市场，570—571，673；与报纸，336，558—559，562，568；其爱国主义写作，668；其诗歌，591；其读者，569；其讽刺文学，310，312，550，571，662；其投稿，570；与订阅，337，551561；与妇女，526，562；同时参考报纸newspapers

magistrates，Puritan　清教徒的地方长官，186，201，220—222；其权力，175，199，218；与法律，174；在巫觋审判中，172—179

Magna Carta　《大宪章》，470

Magna Charta　《大宪章》，401

Mahas　马哈斯，151

Maine　缅因，175

Malden (Massachusetts)　马尔顿（马萨诸塞），208—209

Mandans　曼丹人，151—153

Mandeville，Bernard　伯纳德·曼德维尔，584；《蜜蜂的故事》，579

Manichean logic　摩尼教逻辑，202

manifest destiny　明显的命运，62，143，149，503，525；定义，68

Mann，Herman　赫尔曼·曼恩：《女性观察》，530

mannerism　风格主义，326

Manning，William　威廉·曼宁：《自由的关键》，408

manuscript tradition　手稿传统，311—312，318，324，331，334，341，629；在俱乐部中，326，339，343；其中的绰号，314；与版权，583；与戏剧，583；作为贵族理想l，361，486；政治歌曲的，324；对印刷文化的转化/对比，313，326—327，674；与革命写作，350；与女性纯文学，338

mappae mundi　世界地图，28—30；定义的，26—27

maps　地图，21—22，25—30，80；与殖民地化，36

Marblehead (Massachusetts)　马波海德镇（马萨诸塞），285

Marbury v. Madison　马伯里诉麦迪逊，494

Mare Mount (Merrymount)　快乐山，103，202；其殖民地化，91—92

Marjoribanks，John　约翰·梅杰里班克，333

market，economic　经济市场，2，9，147，195，446—447，565，672；论其的文集，615；其艺术价值，685；其优势，657；作者对其的观点，659，677；论其的书籍，553，555—557，625，667；其变化，556，589；与民主，600，603，667；其扩张，566，634；虚构文学629，678；与上流社会，563，670；与意识形态，6；杰克逊主义的，685，693；与杂志，570—571，673；与自然，65，687；与小说，555，584，620，625，636，690；与诗歌，592，594，602，604，615；与印刷文化，343，649；对其的投机，636；城市的，447；对于视觉艺术，690

market day　市场日，355—356

Markoe，Peter　彼得·马寇：《爱国者领袖》，574

Marlborough (Massachusetts)　莫尔伯勒（马萨诸塞），256

Marshall，John　约翰·马歇尔，493—495，504，508

Martin，Alexander　亚历山大·马丁，337，342

Martin，David　大卫·马丁，319

Martin，Luther　路德·马丁，480，497

Martin，Susannah　苏珊娜·马丁，176—179

Martin V (Pope)　马丁五世（主教），185

Martyr，Peter　彼得·马特尔:《新大陆的几十年》，25

Mary I (queen of England)　玛丽一世（英格兰女王），185

Mary II (queen of England)　玛丽二世（英格兰女王），210，258

Maryland　马里兰，310，342，473，571，582，655；其俱乐部，321—323；与《宪法》，489；其政治，322，328—329；其资源，329—330；同时参考安纳波利斯Annapolis

Mason，George　乔治·梅森，480，485；《弗吉尼亚权利宣言》，472

masque　假面舞会：英国传统的，55

Massachusetts (colony/state)　马萨诸塞（殖民地/州），111，199，201—202，206—209，219，226，231，237—238，245，253，256，259，263—264，269，279，282，285—287，300，306，313，393，407，439，523，600；其非裔美国人，517；与美国革命，408—409，426，462；其反律法主义，402；其提议的银行，287；海湾殖民地，73，95，533；其纯文学，310；其宪章，203，223，257，268，276，280；其殖民代理，427；其征服，108；与《宪法》，489；其组成，417，465—466，482，484；其版权，627；其早期冲突，349，411；竞选布道，412，416—417；挽歌，235；其侨民，206，245；欧洲的影响，221；其创立者，276；其政府，222，237，258，349，357，465；哀史，257；在菲利普国王战争中，221—222；其土地，76，127，256；在文学中，579；其生活条件，236；马瑟家族在，210；其暴民行动，357；与美国土著101—102；其报纸和杂志，408，410，449，518，526，560—561；其简单的生活方式，98；印刷业，549；其地区大会，395；清教徒在，91，94，190—191，198，203，246；激进主义，465；其宗教，195—196，200，208，257，287；其信仰复兴运动，298，399；革命的，142，579；与“谢司起义”，584—585；其印记，223，533—534；其最高法院，293；其剧院，577；作为神权政治，216；其妇女，237；同时参考波士顿；科德角；北汉普顿；普利茅斯；沙仑；巫觋审判（沙仑）Boston；Cape Cod；Northampton；Plymouth；Salem；witchcraft crisis (Salem)

Massachusetts (tribe)　马萨诸塞（部落），76，191807

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　马萨诸塞海湾公司，94，190，481

Massachusetts Body of Liberties　马萨诸塞自由权法典，203

Massachusetts Charitable Fire Society　马萨诸塞公益火灾协会，595—596，600

Massachusetts General Court　马萨诸塞地方议会，195，198，222—224，257

Massachusetts Magazine　《马萨诸塞杂志》，526，560

Massachusetts Spy　《马萨诸塞间谍》，408，449

Massasoit　马萨索伊特，190

Massinger，Philip　菲利普·玛森加，583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262，396，406；与加尔文主义，301

Mathchopungo　玛斯仇旁勾（弗吉尼亚），101

Mather，Cotton　科顿·马瑟，189，228，252，281；其撰写的传记，212—213；与昌西，293；论教堂成员，275；其选举布道，261；论优雅，272；对其的影响，224；其生平，270—272；其文学风格，211—212，271，275；论医学，274，277；论美国土著，273—274；论自然，188，274；论新英格兰历史，181，204，216；论普罗维登斯，274，277；论奴隶制，273—274；其象征学的使用，211—212，216；论威格尔斯沃斯，209，244；论巫觋审判，180，271，275；论妇女，252—253，273；

Mather，Cotton　科顿·马瑟作品：《贝莎塔天使》，274；《美国圣经》275；《世善说》，277，316；《福音书的呼唤》，262；《基督教哲学家》，274；，《圣餐领受者指南》，273；《1681—1708年日记》，211；《1721年日记》，211；《尤利卡》，273；《美国风物志》，214，219，275—277；《难忘的普罗维登斯》《难忘的天意》，271 ；《美洲莫妮卡》，273；《基督教化的黑人》，273；《给锡安女儿们的装饰品》，273；《父辈》，214；《无形世界的秘密》，271

Mather，Eleazar　以利亚撒·马瑟，2 I3

Mather，Increase　英克里斯·马瑟，211，214，256，268，270，282，296；论叛教，288；论教堂成员，279；其保守主义，272；与《半路协议》，213—214，271 ；与哈伯德，222—224；论菲利普国王战争，221—224，264—265，276；其生平，209—210，271；其文学风格，289；其政治权力，209—210，224；与历史幸运观，222，264；其对象征学的使用，223

Mather，Increase　英克里斯·马瑟作品：《自传》，209，211 ；《新英格兰印第安战争简史》，223；《天堂的呼唤》，261；《灾难日已来临》，221—222，261；其日记，210，271；《对新英格兰居民的诚挚劝诫》，223；《以迦博》，281 ；《理查德·马瑟先生的一生》，212—214；《福音书的命令》，281 ；《为新生代祈祷》，261 ；《恢复圣约》，261 ；《关于皈依的几个重要事实》，262

Mather，Increase　英克里斯·马瑟二世，11，211

Mather，Maria Cotton　玛利亚·科顿·马瑟，270

Mather，Nathaniel　纳撒尼尔·马瑟，211

Mather，Richard　理查德·马瑟，209，211—212，256；与《半路协议》，213—214，271

Mather，Samuel　塞缪尔·马瑟，277

Mather family　马瑟家族，224—225，278，280，285，288，296；在波士顿，209，270—271，277

Matomkin (Virginia)　曼特姆金人（弗吉尼亚），101

Maverick，Samuel　塞缪尔·麦弗利克，355

May，Dorothy (Bradford)　桃乐茜·梅（布拉福德），215

Mayflower (ship)　“五月花号”（船），84，90，99，189，219

Mayflower Compact　《五月花公约》，47

Mayhew，Jonathan　乔纳森·梅修，191；《论无限制的顺从》，354，390—391 ；《对宪章及福音书的传播的社会道德规范的观察》，407；《个人判断的权利和义务》，402；《怒火喷发》，408

Maylem，John　约翰·梅勒姆：《征服路易斯堡》，337；《法国人的不诚实》，337

M'Culloch v. Maryland　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 ，493—494

Mecklenburg Resolves　《梅克伦堡决议》，472

Mecom，Benjamin　本杰明·梅科姆，337

mediation　调停（中介），438，471；与消费社会，674；在印刷文化中，622，646，649

meditation，Puritan　清教徒的调停，206，228—229，242，245—250

Mediterranean　地中海，25—26

Mein，John　约翰·梅恩，357

melodrama　情节剧，386；美国的，589；法国的，581；德国的，581

Melville，Herman　赫尔曼·梅尔维尔，139，486，551，606，645，658；《代笔者巴特尔比》，669；《本尼托·塞瑞诺》，223；《以色列陶工》，573；与文学准则，542，555；《白鲸》，263，589，658，667

Mercator，Gerardus；Mercator projection　格拉德斯·默凯特；默凯特地图投影法，25，36

Mercer，Hugh　休·莫瑟，545

merchants　商人，74，85，125，148，330；与纯文学，313；在波士顿，255，279—280，289，293；其俱乐部，326；其殖民兴趣，69；与禁止出口协议，358；清教徒的，186，195，268；激进的，358；烟草的，310

Merchant Tailor's Company (England)　商人泰勒公司（英格兰），76

Merrimack River (Massachusetts)　梅里马克河（马萨诸塞），269

Merrymount　快乐山，参考Ma-re Mount

Metacomet　梅塔科米特，193，221；其去世，223；罗兰德逊与，267—268；同时参考菲利普国王（King Phillip）

metaphysical style　形而上学风格，96，247，266，294—295，591，599

Methodist church，Methodists　卫理公会派教堂，396，520

Mexico　墨西哥，48—49，63，71，120；欧洲对其的观点，21，46，52；传教士，51；其土著文化，44，51

Middle Ages　中世纪，24，47，236—237，248，306；其编史，215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91，94，106，667；与纯文学，313；与小说，574，620，644；与社会流动性，644；约翰·史密斯与，73，75—76

middle colonies　中部殖民地，284，362，393；与反教权主义，293；信仰复兴运动，298—299，396—397，400

Middlewich (England)　米德维奇（英格兰），211

Midwifery Rightly Represented　《正确的助产术》，299

millennium，millennialism　千禧年，千禧年主义，188，200，276，403，405，406—477；爱德华兹论，305，397—398；托马斯·佩恩论，423，458；与政治，399

Miller　安妮·米勒，Anne，334

Miller　佩里·米勒，Perry，39

Miller，Samuel　塞缪尔·米勒，343，550，569；《十八世纪简短回顾》，565—566，665

Milton，John　约翰·弥尔顿，95，189，465，547，570；其在美国的声望，59I，596；对理性思维的影响，430；《失乐园》，248，311，459

Minetarrees　曼塔里斯，156

Mingos　明各人，43，510

ministry　牧师，参考牧师（clergy）

missions，missionaries　传道，传教士，19，37，51，199—200，259，300，514；英国国教的，393；关于殖民化，47—48；语言言就，79—80；语翻译，44

Mississippi River　密西西比河，149—151

Missouri Compromise　密苏里妥协，682

Missouri River　密苏里河，150，154—155，157，159，161

Mitchell，Isaac　艾萨克·米切尔：《精神病院》，623，628，635—636

Mitchell，John　约翰·米歇尔：《英法北美领地图》，29

Mitchell，Jonathan　乔纳森·米切尔：《乱世中的尼希米》，261

mob，Revolutionary　革命的暴徒，458—459，577，598—599；其公众身份，460—462；其保守思想，465；在马萨诸塞，354—360

mobility　流动性：经济的，636，685；地理的，654，670，685；社会的，556，629，635—636，644，651—652，654，670

mock epic　嘲讽史诗，235，289，552，597

mock history　嘲讽历史，321—322

modernism　现代主义，3，247，306，368，406

Mohawks　莫霍克人，514；小说中，652

Mohegans，Mohicans　莫希干人，37，80—82，191；小说中，166，510

Monacans　摩拿干人，54，56

monarchy　专制政权，143，145，453，460；古代的，596；其权力，437；英国的，20，73，76，186，222，258，276，351，395，409，427，435—436，444—445，450—452，457，459，463，472—475，478；戏剧中，588；欧洲的，451，457；对其的效忠，409—410，450；对其的反抗，401，463，585；与剧院，577；象征化，411—413，427，435，451，457，473，475

Monardes，Nicholas　尼古拉斯·蒙纳德：《来自新大陆的好消息》，120

Monmouth，Battle of (New Jersey)　蒙茅斯郡战争（新泽西），377

monodies　挽歌，612

Monroe，James　詹姆斯·门罗，424；与奴隶制，497

Montaigne，Michel de　米切尔·德·蒙田，46；《食人族》，45；《四轮马车》，45，49

Montana　蒙大拿，155

Montesquieu，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查尔斯·路易斯·塞根戴特·孟德斯鸠，381，433，444

Montgomery，Richard　里查德·蒙特马利，545，579

Monthly Anthology and Boston Review　《每月文选和波士顿评论》，563，597，602—603；论美国文学，564—565；与作者身份，561；其投稿者，565；与赞助，566；讽刺文学，640

Monthly Magazine and American Review　《每月杂志和美国评论》，561，659

Monticello (Virginia)　蒙蒂塞洛（弗吉尼亚），147

Moodey，Joshua　乔舒亚·穆迪：《关于在上帝家中与之共进圣餐的殊荣的实用指导》，262

Moore，Milcah Martha　米尔卡·玛莎·摩尔：《女性爱国者们》，607

Moore，Rebecca　丽贝卡·摩尔，338

Moors　摩尔人，18

morality play，medieval　中世纪道德剧，248

More，Hannah　汉娜·摩尔，333

More，Thomas　托马斯·摩尔：《乌托邦》，111

Morgan，John　约翰·摩根，339

Morning Chronicle　《晨报》，571

Morris，Gouverneur　古维诺尔·莫里斯，481，486—487

Morris，Lewis，II　刘易斯二世·莫里斯，319，323—324；《有关贸易的对话》，325；《梦想，一个谜》，325—326；《论埃塞克斯暴乱》，325—326；《致新泽西州长大人》，325；《曾格先生；［sic］日报最后的先知演讲》 ，325；《假君主，或猿的王国》，325；《论已故英勇而高贵的骑士之死》，326；讽刺文学，325；作为辉格伤感主义，325

Morris，Robert Hunter　罗伯特·亨特·莫里斯，319

Morse，Jedidiah　杰迪迪亚·摩尔斯，393；《美国通用地理》，129；《地理》，129

Morton，George　乔治·莫顿，84，218

Morton，Nathaniel　纳撒尼尔·莫顿：《新英格兰年代记》，219

Morton，Perez　派莱兹·莫顿，544，577

Morton，Sarah Wentworth　莎拉·温特沃兹·莫顿，616，627；《非洲首领》，608；《贝肯山》，596，607；《魁比》，608

Morton，Thomas　托马斯·莫顿，91 ；与清教徒，202 ；《新英格兰迦南》，92—95，203

Morven (New Jersey)　默文（新泽西），339

Mount Holyoke (New Hampshire)　霍尤克山（新汉普郡），127

Mount Monadnock　莫纳诺克山，127

Mount Vernon (Virginia)　弗农山（弗吉尼亚），386

Mount Wollaston (Quincy，Massachusetts)　沃勒斯顿山（昆西，马萨诸塞），202

Mourt，G.　G·莫尔特:《莫尔特的讲述》，84—86，88，90，218—219

Mudge，Martha (Wigglesworth)　玛莎·马吉（威格尔斯沃斯），209

Muir，John　约翰·缪尔，138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1

Mumford，William Green　威廉·格林·蒙福德，379

Munford，Robert　罗伯特·蒙福德：《候选人》，578

Munnter，Susan (Johnson)　苏珊·曼特（约翰逊），219

Murray，John　约翰·莫瑞，566，669

Murray，Judith Sargent　朱迪丝·萨尔金特·莫瑞：《随想》，567；《论性别平等》，403，526，567；在《拾穗者》，559—560，567；《论妇女骄傲之谚语》，527；《论服饰》，526—527；与妇女权利，566—567，634

Muscogulges　穆斯科古格，137

music　音乐：在宗教仪式中，226，262

mysticism　神秘主义，246，295；爱德华兹的，296，301—302

N

Namontack　拿门塔克，54

Napoleon Bonaparte　波拿巴·拿破仑，598

Narragansets　纳拉干西特人，6，77，80，82，89，190—191，193，197，264

nation，nationalism　国家，国家主义，21，147，460，476，611；与美学价值，548；美国的，149；权威，477；其开端，19—20，23，47，132，167，220，348—349，353，360，366，368，398—399，611；与殖民化，48；其身份，3，23，125，148，167—168，460—461，500；其意识形态，370；与想象力，460—461；帝国的，24，47；与个人，18；在文学中，167，549，579—580；美国土著的，512；与自然，138—139，167；与清教，194；与理性，387；共和国的，417；其修辞，6；与象征学，398—399；在视觉艺术中，690

National Gazette　《国家公报》，491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Art (Washington，D.C.)　美国国家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特区）：“美洲的西部”，40

Native Americans　美国土著，6n，8，154，203，533；与农业，65，269；与美国革命，511，514；与《宪法》，496；与文化差异，511，514—515；其当代研究，42—45；在共和国初期，497—499，506；与边疆，513—515；与政府，504，511—515，533；与菲利浦国王战争，221—222，264—265；与土地，39，76，184，190—192，199—200，502，504，506，511—513，515—516，666；与语言，13—14，42—44，50—51，71—72，77，79—82，88，94—95，100，137，151，164—165，229—230；与法律，231，504；其文学传统，37—38，40—45，53，57—58，509—516；其国家主义，512；与《西北法令》，492；在西北部落，512—513；其口述文化，512；与宗教，37，39，48，71，76，81—82，191—192，223，231，269，514；与共和主义，511—512 ；与权利，504，511，516；贸易，63，91—92，136—137，151—152，190—192，202，266—267，504；与翻译，44，71—72，77，79—80，88，512；与殖民者的条约，83，131，191，323，504，513；其部落文化，78—79，99—100，500—512；妇女，100，151，154，164—166，231—232；与写作，37—38，100，512；同时参考部落名称（individual tribal names）

natural history　自然历史，113—114，119；巴特拉姆与，132，134—135

naturalists　自然主义者，5—6，132，135，138，140，146

nature，American　美国的自然，85，105—106，124，152，174，250，274，290 ，329，515，610—613；巴特拉姆论，131—135，138—140，148，159；布丰论，113—119，125，139，149；与文明，86—87，109—111，118，123，128；与公民身份，138—139，167，418，431，454—455；要求，87，116，167；库珀杰斐逊的使用，138，685，687，690—691；其开发，61—62，109，116—117，127；与《独立宣言》，123；堕落论，109，116—118，121 ；与经济价值，687—688，690—691 ；爱德华兹论，297，299，300—306；启蒙主义的运用，368，422，503；与欧洲的，87，98，109—110，114，117—122；与开拓，16；与田园诗，329；在历史中，222；其理想化，108—109，260，684；个人与，160，329，651；杰斐逊论，121—125，138—140，148，492；在景物写作中，127；其法律，376，382，418，431，435—436，438—439，441—443，453，475，500—502，684；在文学中，127—128，168，257，608，684；作为市场，65，687；与美国土著，40，45，65，78；新世界的，24，231，329，336，454—455；托马斯·潘恩论，457，459；与田园浪漫，159；与政治，22，351—352；与清教徒论，188，231，269；作为资源，687；与权利，354，451—452，466，498；在浪漫主义中，160—161，342—343；与科学，124—125，3375；与社会，331；其状态，110，385；顶点，342—343；其象征意义，246，251；在梭罗文中，99；与贸易，60；先验论的，24，168；在游记写作中，39，127—128；与宇宙神教，77；与乌托邦主义，115

Navaho　纳伐霍人，167

Navarre　那瓦拉，601

navigation　航行，14—15，23，60，416

Neal，John　约翰·尼尔，343；《保持冷静》，640—641；《雷切尔·戴尔》，640

Nebrija，Elio Antonio de　艾里奥·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加：《卡斯提尔语语法》，20

Nemours，Pierre-Samuel DuPont de　皮埃尔-塞缪尔·杜旁特·德·奈摩尔斯，495

neoclassicism　新古典主义，110，253，531—532，612，617—618；其美学，316；在非洲裔美国作家的写作中，554；在美国，120，123，141，252，591—592，597，599；在纯文学中，6—7，316，320；对其的挑战，602，. 609，613—614；英国的，591；在诗歌中，252，328；讽刺文学，617

Netherlands　荷兰，74，85—86，90，184，189，192，201，215，218，403

Newburgh (New York)　纽堡（纽约），376—378

Newburyport (Massachusetts)　纽伯里波特（马萨诸塞），407，523

Newcastle　纽卡斯尔，310

New Critics　新批评家，3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7，205，208，234，278—279，292，312—313，318，593；英国国教在，280，283，393；反教权主义，274，292；与唯信仰主义，96；圣经模式，121，188，199，203，211—212，220，229，260，266，268—269，276—277；在基督教纯文学主义中，310—311；教堂会员，201 ；牧师，174—175，198—199，209，245，268—269，282—283，293—294；其气候，123；殖民宪章与专利，103，426—427；殖民者，82—83，89，94；其商业，612；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96；立宪，449；委员会，87；虔诚的衰退，222，244，249，256—257，261，280—281，296；不同意，187，195—196，271，280；神的存在，217，235，244，258—259，265，276，286；选举布道，257—258；移民，190，193—194，197，215，227—228，255；与英格兰，199—200，203，239，264，280；其使命，188，259—260，269；探险报告，53—57，72，84，231；联邦党人，632；皮毛贸易，92；其政府，199，203，287；其历史/编史，171，181—182，188，193，203，212，214—215，217—221，223—224，231，235，258—259，265，268—269，276，286；其地貌，91，126，138，231，269；其土地缺乏，255—256；法律，182；其遗产，183，285；传奇，557；文化水平，432；文学理想，93—94，181—182，202，226，291，563；在文学中，239，312—313，597，604，611—612；生活条件，193，226，236；暴民活动，356；默顿论，95；与美国土著，82—83，101，192—193，223—224，235，533；报纸，274，312，313，622；玄妙活动，180；旧光，326；父权制，236；政治动荡，262，272，356，436，447；宣传小册子，231；新教教义，246；清教主义，98，255；宗教发展，200，203，228，295；信仰复兴，283—284，294—295，304，396—398，400—401 ；世俗化，255，263；定居，275；与奴隶制，519，638；象征体系，181—182；约翰·史密斯论，59，68，74；其社会秩序，598；与贸易，94，191—192；游记文学，126—129；与象征学，188，220—221，230，258；乌托邦主义，181—182；罗杰·威廉姆斯论，77；妇女，236—237，252—253，264，533

New England Courant　《新英格兰报》，274，312—313，622

New England Federation　新英格兰联盟，183，190

New England Way　新英格兰方式，6，197—198，200，202—203，231，271，293

New England Weekly Journal　《新英格兰每周杂志》，313

New Hampshire　新汉普郡，321，326—327，490，545，568；与《宪法》，484；其组成，472；选举布道，412；其文学，569；报纸，338，559；小册子，467；奴隶，517

New Hampshire Gazette　《新汉普郡公报》，338

New Haven (Connecticut)　纽黑文（康涅狄格），127，208，289，528，536；同时参考耶鲁大学（Yale College）

New Jersey　新泽西，292，318—319，325，335，339，341，377，403，405，473；与《宪法》，489；信仰复兴，283—284，399

New Lights　新光，284，295，300，306，400，403

New London (Connecticut)　新伦敦（康涅狄格），291

Newman，John　约翰·纽曼，151

New North Church (Boston)　新北教堂（波士顿），275

Newport，Captain　纽波特船长，54

New Side clergy　新一派牧师，284

newspapers　报纸，274，327，329，334，336，432，435，443，593；广告，605，664—665，686；与美国的自我定义，436；与纯文学，311—312，317；保守的，358；其发行，499，673—674；其形式，558—559；富兰克林与，622；与小说，623；与杂志，558—559，562，568；在马萨诸塞，311—313，318，326，337—338，449；在纽约，571，612—613，662；诗歌 591—593，605，616；与印刷文化，314；抗议，498；假名，580；革命的，347，350，355，358，361，366；与奴隶制，518—519，558；南方的，334，558；其风格，597；对英格兰的观点，441，449，472；与妇女，311—313，337—338；同时参考杂志；期刊（maga-zines；periodicals）

Newton (Massachusetts)　牛顿（马萨诸塞），279

Newton，Isaac　艾萨克·牛顿，120，329，438，547；作为启蒙运动的标志，376，381，457；对爱德华兹的影响，296，300，306

New Town (Cambridge，Massachusetts)　新城（剑桥，马萨诸塞），201，206，238

New World　新世界，6，27，66，91，97，145，161，236，380，383，457；圣经中的模式，276；其文明，109—110，120，503；古典模式，595；其思潮，595；立宪，481；争论，109—125；英国的观点，45，59，62，64—65，68—69，72—73，75，77，85—87，89，120，161，337；作为实验的，374—375；其探险，15—19，24—25，27，37—38，46，98—99，126—129，152，165，184；其肥沃，595；法国的观点，2 I，59；帝国前景，550；劳动，73，75；离奇，33；其命名，23，25；与美国土著，45；自然，329，336，454—455；其负面形象，8，16，114—118，162；与旧世界对抗，455，595；清教徒到达，190，192；其政治，451；占有，24，83，99，165；可能性，20，73，106，119；其代表，36，45，59，62，73，455，666；资源，31，33，46，60—61，65，73—74；浪漫主义的观点，135—136；科学，109，132，336，450，595；西班牙的观点，21；与技术，115—116；与翻译理论，595；与乌托邦主义，115；与视觉艺术，336；作为荒芜，84—87

New York　纽约，120，287，317，392，408，554，606，627，668；非洲裔美国人，520—522；与美国革命，376—378，473，529；与《宪法》，489；其组成，419；其探险，665；旅行指南，664；欧文论，617，660，664—669，672，675；文学俱乐部，6，319，325，343，550；在文学中，324—325，336，677，679—681，687—688；美国土著，197，510—511；新光，306；报纸/杂志，324，338，456，562，571，612—613，662；期刊媒体，689；最高法院，325；剧院，292，324，573，575，577，579，581，583，585，589，662；视觉艺术，690

New York Constitutional Gazette　《纽约宪法报》，456

New York Evening Post　《纽约晚邮》，612—613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纽约历史协会，665

New York Magazine；or Literary Repository　《纽约杂志》或《文学杂集》，562

New York Mercury　《纽约信使》，338

New York Weekly Journal　《纽约周刊》，324

Niles，Hezekiah　埃兹凯斯·奈尔斯，441

Niles，Nathaniel　纳撒尼尔·奈尔斯，407；《两篇自由演讲》，410—411 ，523—524

Nine Worthies (New York)　“九位伟人”（纽约），662

Nipmucks　尼普马克人，191

Noah，Mordecai M　莫迪凯·M.诺亚：《的黎波里的围困》，546；《她将成为一名战士》，581

Norris，Elizabeth　伊丽莎白·诺里斯，339—340

Norris，Isaac　伊撒克·诺利斯，324

North，Lord (Frederick)　诺斯勋爵（弗雷德里克），443

North American Review　《北美评论》，571

Northampton (England)　北汉普敦（英格兰），206，236，245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北汉普敦（马萨诸塞），278，284，296，299—300，304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419，472，489—490；边界调查，103—107

North Dakota　北达科他，152

northern colonies (states)　北部殖民地（州），436；与美国革命，534—535；论戏剧，575；口述文化，648；与奴隶制，146；与南方，433，681

Northwest Ordinance　《西北法令》，477，492—493

Northwest Passage　西北航道，129，149

Northwest Territory　西北地域，512—513

Norton，John　约翰·诺顿，213；《亚伯虽死了却在说话》，212

Norway　挪威，26

Nouvelle-Cythère (Tahiti)　新西叠荷（塔希提岛），115

novels　小说，6，8，532，545，552—553，594，607，617，620—643，661；其美学，676，689；与匿名，624，627，635；战前的，627；布鲁克顿·布朗与，550，554，645—646，649—650，660；变化，620—623，628，678，689；与商品化，628—629；公共目标，544—545，576，620，623，642；其传统，342；与版权，625，628；说教，544，549，624，630—633，637，639，641，644—645；与戏剧，9，573，626—627，646，657；与经济学，342，634—636；英国对其的影响，547，625—626；与史诗，544；欧洲的，20，626；事实性，545，637，641—642，665，684；与声望，679；与女性化，573，649，677，679；与上流社会，552，676，683女主角，632—633；与历史，640，641—642，665；与个人主义，620，622—623，625，628—629，636，642，652，656，686；与自由主义，555，621，625，676；风格，678；与市场，555，584，620，625，628，636，690；作为中产阶级形式，574，620；反对，341—342，544，565，621，624，633，637；与口头文化，621，624，646，689；爱国主义主题与使用，633—634，637，642，676；流浪汉体裁，636；与诗歌，555，592，608，657；流行的，551，627；与印刷文化，544，573—574，583，621，623，625—626，646，657；作为私人形式，573，620—621，633，642，644；其职业化，658；读者，342；共和主义因素，621—622，625，632，676；在美国的兴起，342，549，565，573，622；浪漫主义元素，620，642；讽刺文学，625，637—639；感伤主义，577，588—589，607，623；连载的，560，627；社会作用，545，549，623，637，644—646，676，681，684，689；与主观性，544—545，621—622，633，652，676；认可的价值，630；与视觉艺术，689—691 ；与辉格伤感主义，580；妇女的兴趣，621，658；同时参考书信体小说；虚构文学；历史浪漫小说；个体作家epistolary novel；fiction；historical romance；individual authors

Noyes，Nicholas　尼古拉斯·诺伊斯，178—179

Nurse，Rebecca　丽贝卡·纳斯，172

O

Oakes，Urian　尤里安·欧克斯，234—235，272；《新英格兰的祈求》，261

Oanancock (Virginia)　奥南考克（弗吉尼亚），101

objectivity，narrative　叙述的主观性，15，31，36，174，445；在探险作品中，59，154，156；在历史中，224，664；与意识形态，33—35；与小说，623；与科学，188，439

observer　观察者：在探险叙述中，158；在风景写作中，127；与美国土著，154；在游记文学中，134—135

occasional literature　应时文学：小册子，441，450，498；诗歌，244，593；布道，409—412，415，424—425；同时参考选举日布道election days，sermons for

Occom，Samson　萨姆森·奥克姆，43，519；《布道》，37

occult　秘术，180

odes　颂诗，334，340；反联邦制，609；品达风格的，609

Ogilvie，George　奥格尔维，333，342；《卡罗来纳》，332

Oglethorpe，James　詹姆斯·奥哥莱陶普，330

O'Gorman，Edmundo　爱德蒙多·欧戈曼，24

Ohio River　俄亥俄河，514

Ojibwa　奥吉布瓦，40

Old Brick (Boston)　老墙砖教堂（波士顿），293—294；同时参考第一教堂（First Church）

Old Lights　旧光，284，294，299，326—327，400，404

Old North Church (Boston)　老北教堂（波士顿），209，271，275

Old Side clergy　老一派牧师，284，400

Old South Church (Boston)　老南教堂（波士顿），262，279；同时参考第三教堂（Third Church）

Oliver，Andrew　安德鲁·奥利弗，357

Oliver，Peter　彼特·奥利弗，348，354，391

Onesimus (a slave)　奥尼西默斯（一个奴隶），273

opposition，oppositionalism　反对，反对主义，4，202，401，459；其美学，3；与含糊，474；美国对其的原则，437，478；公理制模式，389；英国的，390，428—429；其成长，449；其意识形态，579；其制度化，478；其语言，353—354，413—414，426，428，430，441，448，456；局限，444；效忠，450；在小册子写作中，441，460；其心理，474，479；在宗教中，389，391，394；其权利，390，437；辉格党的，442

orality　口述，363，578，674；在非洲裔美国人文化中，554—555；与美国革命，361，406，412；与权威，648；与纯文学 309，549；布罗克顿·布朗，646—650，653；与同意，512；其危险，622；与戏剧，574，578，583，621；其规则，546，554—555，623，647—648；与诠释，40—43，512；美国土著文化中的，37，43，512；与小说，621，646；与小册子，433，468；与诗歌，546，554，594，621，657；与印刷文化相对抗，6，8—9，347—348，351，412，421，433，458，512，546，621，644，646—650，657，673；与宗教，406，408

oratory　讲演术，546，593；与小说，689；其说教，646；其夸张风格，573，578，589—590；启蒙运动，381—382；美国土著，513；政治的，366，382，411，554，578，589—590

Ordinance and Constitution for Virginia　《弗吉尼亚法案》，471

Orient　东方诸国，15，29

Original Sin　原罪，187，250，295，304—305

Osborn，Sarah　莎拉·奥斯本，402

Osgood，Mary　玛丽·奥斯古德，176

Ossinaboins　奥森鲍安人，152

Otis，James　詹姆斯·奥蒂斯，432，458，472；与美国革命，348；论政府，439—440；论议会，440；《英国殖民地权利》，436，439—442；《英国殖民地的辩护词》，431，440

Otsego (New York)　奥特赛格（纽约），687—688

Otway，Thomas　托马斯·奥特维：《孤儿》，325

Our American Cousin (play)　《我们的美国兄弟》，590

Outer Banks (North Carolina)　外滩（北卡罗来纳），67

Oveido　奥维多，50

Ovid　奥维德，227，310，317，651；模仿，320；《变形记》，97

Oxford University (England)　牛津大学（英格兰），21—22，309

Oyer and Terminer，Court of　听审法庭，175

P

Packrow，William　威廉·帕克罗，342

Paine，Robert Treat　罗伯特·特里特·潘恩，316，593，601；《亚当与自由》，600；《文学的发明》，599—600；《街道成为废墟》，593；《不可动摇的热情》，599—600

Paine，Thomas　托马斯·潘恩，285，423，443；与国会，460；其目标，459；其影响，443，456；其文学风格，361，382—383，456—457，459—464；与革命暴民，459—460；对其的反对，463；与宗教思想，457—458；对愤怒的运用，458—459，461，463，465，532

Paine，Thomas　托马斯·潘恩作品：《美国危机》，500；《常识》，350—351，361，382—384，389，415，434，456—464，473，499；《关于女性问题的应时信》，525， 532；《就英国的侵略致英国人民》，534

Palos (Spain)　帕拉索（西班牙），18

pamphlets，political　政治小册子，6，439—443，446，462，464，469，554；匿名，438，465，467，528—529；反联邦主义者，468；其读者，433—434，447—448，451—452；保守的，465；与章程，467；其发展，353，436，449，468；其发行，432；其情感，347，349，442，465；与启蒙运动的理想，432—433；其形式，432，452，467；其目标，433，435—436；其影响，463；其文学风格，433—434，438，441，446，459，461，470；忠诚者，439，449，458；在杂志中，557；偶然的，450；反对的，441，460，498；与口头文化，433，468；其政治策略，366，426—427，432—437，441—448，452—453，456—459，467—468；与印刷文化，314，433；笔名，432，465，580；激进的，351，382，441，462，465；理性，389，433—434；与布道，408—409；论奴隶制，523；妇女的，528—529

Paris (France)　巴黎（法国），26，79，80，110，128

Parks，William　威廉·帕克斯，328

Park Theatre (New York)　花园（帕克）剧院（纽约），581，589，662

Parliament，British　英国议会，92，113，445，450，453；美国的观点，353，436，439—440，442；伯克的讲话，391；其殖民地政策，331，353，427，436—438，442—444，447，453；与英国内战，186，279；其管辖权，427，451，473；与《独立宣言》，475；枢密院，362；反对，394，450；神学辩论，203；其法庭，395

parody　拙劣的模仿，181，232，640—641，645，664；纯文学中，321—322，326；期刊中，550，571662；政治的，322，331；宗教的，248，281，327，407—408

Parsons，Theophilus　西奥菲勒斯·帕森斯：《埃塞克斯决议》，465—466

Parson's Cause (Virginia)　帕森案（弗吉尼亚），393，436

Pascopan　帕斯科潘，94

pastoralism，pastoral romance　田园派，田园浪漫，253，548；其美国传统，131，138—140；在巴特拉姆中，139，146，159；伊丽莎白式的，86；其意识形态，133；与奴隶制，133，146；价值，115，133

Patagonian giants　巴塔格尼亚巨人，118

patents，colonial/royal:competition for　殖民地/王室特许，61；对其的争论，94，103；作为土地权，103—104；马萨诸塞，77，89，91；弗吉尼亚，103

pathetic fallacy　感情谬误，134，147

patricide　杀父，427814

patriotism　爱国主义，428，467；殖民地的动荡，458；戏剧中，548，574，578—580，585—587；史诗中，545，596，598；与自由，502；与圣徒传，535；在历史中，664；作为文学理想，552，610，680，682；文学中，549，576，594，633—634，637，642，675—676，678；杂志中，668；其模式，587；与讲演术，411；诗歌中，338，545，555，591，593—596，598，605，607—608，610，612，616；与宗教，417；共和主义中，377—378；其仪式，359；歌曲中，546，549，554，594；其标志，357；与妇女，530，607；与写作，474，640

patronage，literary　文学赞助，328，562，600，617，663；由俱乐部，561；其评论，611；与杂志，566；为诗歌，640；以订阅形式，592，601；华盛顿与，566，574，592，601

Patuxets　帕图塞特人，191

Paulding，James Kirke　詹姆斯·柯克·鲍尔丁：《住在边远地区的人》，688；《杂文集》，550，662

Pawnees　波尼族人，151，152

Payne，John Howard　约翰·霍华德·佩恩：《布鲁特司》，581，584，587—590；《查理二世》，589；《克拉丽》，589；《黎塞留》，589；作为职业剧作家，573，582，615

Payson，Phillips　菲利普斯·培森，416—418

Pelham family　派尔海姆家族，322

Pemberton，Ebenezer　埃比尼泽·彭伯顿，283

Pembroke Church (Boston)　彭布鲁克教堂（波士顿），412

Pendleton，Edmund　埃德蒙·彭道顿，489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132，146，310，338，340—341，362，505，527，529，639；与美国革命，426，473；其气候，124；俱乐部，6，317，323；与《宪法》，489；教育，499—502；文学中，161，362，443—449；美国土著，511；报纸/杂志，443，525；宾夕法尼亚的拥有者，323—324；信仰复兴运动，399；最高法院，551 ；同时参考费城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Chronicle　《宾夕法尼亚编年史》，340，443

Penobscot Bay　宾诺斯考特湾，191

Pequots　皮阔特人，82，89—90，191—192，220，255

periodicals　期刊，《黄金岁月》，571；同时参考杂志；报纸

Pernety，Aubine Joseph　奥宾·约瑟夫·帕尼蒂，118—119

Peru　秘鲁，63，111，120，145

Peters，John　约翰·彼得，605

Petiver，James　詹姆斯·皮特沃，316

Petrarch　彼特拉克，232

Pewter Platter Inn　皮特普拉特酒馆，310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费城（宾夕法尼亚），6，130，132，326，335—336，364，395，451，456，559，568，571，585；与美国革命，529；英国军队，426；作为商业社会，687；宪法大会，385，468，478，482，485，490；在小说中，652—654，656；富兰克林，574，622，644；健康危机，124；文学俱乐部/生活，125，310，314，316—318，338—339，341，561；杂志，313，561，645；与美国土著，511，513，515；剧院，582；视觉艺术，690

Philadelphia Minerva　《费城密涅瓦报》，645

Philadelphia Observatory　费城天文台，439

Philipse，Adolph　阿道夫·菲利普斯，325

Phillips，Abigail (Mather)　阿比盖尔·菲利普斯（马瑟），272

Phillis (ship)　菲利斯（船），520，604

Philomusarian Club (Harvard College)　费拉缪撒林俱乐部（哈佛学院），309，335

philosophe　哲学家，380—381

Phips，William　威廉·菲浦斯，175，210，268，277

picaresque　歹徒题材，289，636；其主角，622

Pickering，Timothy　蒂莫西·皮克林，472

Picts　皮克特人，67，79

Pierrepont，Sarah (Edwards)　莎拉·皮埃尔庞特（爱德华兹），296

Pilgrims　清教徒移民，98—99；其到达美洲，84—87，91，184，191；移民，216；在荷兰，86—87；与美国土著，82—83，88—90，190—191 ；同时参考分离主义者 separatists

Pilon，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皮冷：《他会成为一名士兵》，581

Pinckney，Charles　查尔斯·平可尼，488，530

Pinckney，Eliza Lucas　伊莱莎·卢卡斯·平克尼，530—532

Pinckney，Thomas　托马斯·平克尼，531

piracy　海盗，60—61，72，74

Pitt，William　威廉·皮特，337，443

Pix，Mary　玛丽·皮克斯，337

Pixerecourt，Guilbert de　休伯特·德·皮瑟莱考特，581

Pizarro，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皮扎罗，31

plain style　朴素的风格，215，229，285，295；在贝弗利，97—98；在殖民地叙述中，30—31，36；在帝国写作中，33—35；公共文献，489；清教徒的，141，188，199，202，226—227，243

plantation culture　种植园文化，332—333

Plato　柏拉图，303，602；论诗人，619

Pleasants，Robert　罗伯特·布莱恩特，504，516

Pliny　普林尼，570

Plum Island (Massachusetts)　普兰姆岛，269

pluralism，liberal　文化多元化，3

Plymouth　普利茅斯，99，189；布拉德福论，87，97，216—217；梅丽蒙特山争论，91—95，103；英格兰的观点，218—219；其政府，216；其发展，190；其历史，39，84—93，101，214—215；其法律，219；与马萨诸塞海湾公司，190，216；与莫顿，202—203；与美国土著，44，191，223；清教徒的到达，84，86，215；政治经济制度，91；财产结构，96—97；与罗杰·威廉姆斯，39，197

Plymouth Company　普利茅斯公司，189

Pocahontas　波卡洪塔丝，53，70—71，80，166

Pocassets　波卡塞特，264

Poe，Edgar Allan　埃德加·爱伦·坡，569，640，651

poetry　诗歌，6，8，165，3I11，320，330—331，486，551—552，564，591—619；离合诗，227，233，253；非裔美国人创作的，554—555，592，604—606；《阿克那里翁》，317；换音词anagrams，227 ；仪式的，592，604；公民的，328，332；古典的，69，240，317，595，618；协作完成的，550，554；（原书814）公共中心的，548，591，593，597—598，607，609—610，612—613，616，619；宫廷的，51；其惯例，597，607，609，617；说教性 231，549，591，593，598，609，610，612；与戏剧，581，591—592，597；其义务，594—595，607—608；英国格式，570，591—592，604，617—618；富于辞藻的，604；墓地派，513，670；与历史，664；个人的笔调，592；抒情的，32；风格主义的，326；与市场，592，594，602，604，615；韵律，597，609，612—613；新古典主义的，252，328；报纸上的，591—592；与小说，555，592，608，657；口述特性 546，593—594，621，657；爱国主义作用，545，555，591—596，598，605，607—608，610，612，616；作为职业，592—593，601；其发表，616；清教徒的，7，189，208，226—254；浪漫主义的，135；沙龙，339；苏格兰的，32 I；伤感主义，592，607—608；十四行诗，609；与视觉艺术，690；辉格党的，324；妇女创作的，337—338，592，606—609

Pokanokets　波卡诺克特，191

Poland　波兰，598

Political Barometer　《政治晴雨表》，627

politics　政治，91，367，419，421，451，462，468—469，491，524—551，598；寓言，325；革命的，366，412；与艺术，613；与纯文学，310，322—326，337—338，340；改变，589，690；与舆论，507—508；与戏剧，576，579，589—590；英国的，322，430；启蒙运动，384，503；利益的，497—498；与法律，438，441，454；与文学，585，612—613，615，650，659—660，689；与杂志，659；马里兰，322，328—329；马瑟与，210—211，222，275—276，281 ；与千年福国论，399；其现代化，555；与自然，22，351—352；新英格兰，260—262，436，447；与讲演术，382，554，578，589；与小册子，366，432，436，441—448，452—453，456—459，467；模仿作品，322，331，578；与诗歌，310，319，324—325，327，59I，593，607，609—610，612—613，619；其发展，384；与上帝，423，425，481；激进的，395，601；与宗教，389—392，394—396，400—403，407，410，413—414，416，419，423—425，436，457，470，519；其仪式，423—424；与科学，382，439，453，473；与伤感主义，324—325；与奴隶制，497，523—524；与贸易，446—447；辉格党的，472，545；妇女与，337—340，507，527，529，531，607—609

Polo，Marco　马可·波罗，31，129；与哥伦比亚，15—18；异国情调，15；《游记》，15—18，26

Pope，Alexander　亚历山大·蒲柏，328，376，603，606；与康涅狄格才子，599；《群愚史诗》，329；《批评论》，362；在美国的声望，591，597，599，602，604，618；对其的反对，613

Pope Day　教皇日，356

popular culture　流行文化，1

population，American　美国人口，191，201，217，396，446

Porson，Richard　理查德·波尔逊，547

Port Folio　《卷宗》，570—571，669，691；其建立，567；其长寿，560；其赞助，561

Portico　《门廊》，57，640

portolani　航海图的，26—28，30

Portsmouth (New Hampshire)　波斯茅斯（新汉普郡），326，545

Port-Tabago (Virginia)　泼特塔巴勾（弗吉尼亚），101

Portugal，Portuguese　葡萄牙，葡萄牙的，5n，21，26，34，47，74，111，167，184

Potomac River　波多马克河，28，101，627

Pots，Richard　理查德·波茨，75

Poughkeepsie (New York)　泊金普斯（纽约），627

Powhatan，Chief　波瓦坦酋长，54—57，70—71

preparationism　准备主义：与阿米尼主义，187，196；科顿论，200；辩论，279；其学说，187；爱德华兹论，303；与恩赐，206

Presbyterianism，Presbyterians　长老会制，长老教会员，276，280，284，292，319，392，396，405，533

press　印刷物，20，36；其自由，432，488；对其的压制，324，325；同时参考印刷文化；出版物print culture；publication

Preston (Connecticut)　普雷斯顿（康涅狄格），523

Preston，John　约翰·普雷斯顿，187，207

Price，Richard　理查德·普莱斯，485

Priestley，Joseph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352，379—380

Prime，Benjamin Young　本杰明·扬·普莱姆，342；《爱国主义沉思录》，337

primitive，primitivism　原始的，原始主义，117，134，138，267；与美国身份，46；英国的，110—111；与美国土著，48，79，153；关于新世界，111 ；清教主义，392；与情感浪漫主义，115

Prince，Thomas　托马斯·普林斯，281，283；《新英格兰编年史》，224

Princeton (New Jersey)　普林斯顿（新泽西），339；战斗，377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306；为其而作的毕业典礼诗歌，550，596；同时参考新泽西学院College of New Jersey

print culture　印刷文化，314，327，350—351，365，549，652；与美学价值，343；与作者身份，313；纯文学，312—313，318，326，341，629；与公共诗歌，328；与殖民化，13，36；商品化，674；与构造，457，468，648；与版权，546，552；其出现，20；与启蒙运动，544；与事实性，546；富兰克林与其的关系，350，360，421，622；与史实性，544；其意识形态，647—649；与知识，435；其自由，324；其文学框架，328；与杂志，337，561；与手稿传统的对抗，313，326—327，674；与市场，343，649，656；作为调解，622，649；反美国土著文本，512—513；与小说，544，573—574，583，621，623，625—626，646，657；与演讲术的对立，6，8—9，347—348，350，412，815421，433，458，512，546，621，644，648，673；小册子，433；与印刷物，20，36；与财产，604；与笔名，314；作为公共世界，609；与宗教，261，399，406；与投稿费，338；其订阅制度，601；其价值，646；与妇女，337—338，340—341，622；同时参考写作 （writing）

private sphere　私人领域，322，459，545，643，665，680—681；俱乐部，315，317—318，322—323；与家庭生活，607—608；戏剧与，584；富兰克林，422；个人，587；其语言，363；小说与，573，620—621，633，642，644；与口述文化，546；与公共领域的对立，312，326，525，532，542—543，555—556，559，584，607—608；与清教徒日记，210—211，234；与宗教，197，404；妇女与，236，238，607—608，621，649

Proctor，Elizabeth　伊丽莎白·普洛克特，286

Proctor，John　约翰·普洛克特，173，286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uthorship)　（作者身份的）职业化，9，542，551，556，566，568，570，628，644，659，661，669，672；在诗选中，615—616；与艺术，664；在纯文学中，568；布鲁登克·布朗与，555；与库珀杰斐逊，676，682，684，693；与版权，547；与戏剧，573，578，582，615；在英格兰，601；弗瑞诺论，611；欧文与，541，553，558；与小说l，658；诗歌与，592—593，601；与妇女，557

progress　进步，3，119，202，332，384，470，666；庆祝，329；与殖民化，123；启蒙运动的观点，368—369，371，500，528；自由的，612；其意识形态，120，138；杰斐逊论，379；物质的，194；与美国土著，166；在原始主义，110；其宗教形象，220，388，406—407；历史理论，225，368，371，382，500；在乌托邦叙述中，113

promotional tracts　宣传册，218，231

property　财产，139，171，413，425，505，543，604，686；农业的，544；作者的l，349，542，545—547，551—552，555，560，583，601，626，664；其实用性，492；布罗克顿·布朗，650，653—656；伯德论，106—107；其变化的概念，616，629，635—636；与殖民化，18，156，161；公众的，91，500，545，552，623，627，668—669；其分配，653；启蒙主义的观点，447，501—503，509—510，521 ；自有保有权利，331 ；与世代的争论，255—256；理性的，547；在詹姆斯敦，97；土地，71，76，103—105，156，166，257，501—504，511，544，653，671，688；法律，503—506，508，534—534，616；文学作为，601，625，669；与美国土著，76，191，498，502，504，506，511—513，666，688；19世纪的观点，406；在普利茅斯，96—97；便携式的，635，653—654；私人的，97，542，544，546，560，580—581，601，625，669，688；共和主义的观点，513；其权力，444，446，501，505，517；与奴隶制，504—508，519—521；作为社会价值，505，521 ；西班牙的概念，47；与税收，286，444，447，507—508；与价值，186，505，521；妇女与，506—507，632，650，653，656

prosody　韵律学，597，609，612—613；其变化，618—619；古典的，617；杰斐逊论，595，617—619；清教徒的，229，243，247；在浪漫语言中，617

Prosser，Gabriel　加布里埃尔·布卢瑟，516

Protectorate　摄政时期，255，279

protest，colonial　殖民地的抗议，286，357，393，431，448，456—458，475，580，585；与美国自我定义，354—356，439；反联邦主义者，527；　其语言，8，353，429—430，449；与效忠者，440；在报纸中，498；与小册子，436，453，468；议会作为其目标，353，394，427，436—438，与宗教，420，清教徒伦理，406，442—444，447，450—451，453；524；其标志，356

Protestantism，Protestants　新教，清教徒，77，246，401；与美国革命，390—391；反对者，397；在英格兰，185，276，288；与启蒙运动，389；自由的，306；与千年福国论，398；在新英格兰，184，276，278；激进主义，184，390—391，402，406，411 ；改革，184，237，389；神学，237

proverbs　谚语，546

Providence，divine　神圣的天意，211，220，264，397，400；美国对其的形象，388，391，416，422，435；在大觉醒中，403；与常识，418；爱德华兹对其的运用，299，305；启蒙运动对其的运用，382，422；历史中，197，215—217，219，222—223，264，276—277，299；科顿·马瑟对其的运用，212，275，277；政治上的使用，423—425，481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普罗维登斯（罗德岛），198

Provincial Congress of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议会，395

Ptolemy　托勒密，456；《地理》，26

publication　出版物，72，246，252，432—435，486，订阅的出版物，328，553，566，570，601，604—605；诗选的，616；其惯例，561；其成本，669；与戏剧，574，594；弗瑞诺论，611；与杂志，337，551，560；与小说，594；作为赞助，592，601；与诗歌，594；问题，561

public documents，literature of　公共文件文学，324，361，470—495；其形式，478，495—496；与上流社会的理想，486—487；其语言，471，495

public sphere　公共领域，527，537，615；艺术，545—546；与纯文学，326，331，336；与戏剧，545，579—581；排外，525，533；性别与，526；个人，559，644，655；其语言，363；文学，544，546—547，565，660，668，688；与应时诗歌，236，252；与私人领域，312，326，525，532，542—543，555—556，559，584，607—608，655；与财产，500；与宗教，197；与感伤主义，586，607—608，637；与美德，420，490，526；与妇女，525，532，607—608816

Pufendorf，Samuel von　塞缪尔·凡·普芬道夫，382，433，442

Purchas，Samuel　塞缪尔·帕切斯，69；《哈克鲁特遗作》，26

Purdie，Alexander　亚历山大·普迪，334

Puritan Commonwealth (England)　清教徒联邦（英格兰），191

Puritanism，Puritans　清教，清教徒，5，73，98，185，219，238，276，406；其美学，229，243，252；与寓言，108；与英国国教，186，188，226—227，245；其自传，209—212，289；其对《圣经》的运用，185—188，190，194，199，203，205，228；与骑士，94，99；其变化，281；与教堂会员，187，201—202，255—256；其牧师，187，192，226—227，233，268—269，295，303；与皈依，206，301；其衰落 213—214，235，244，257，259，271，288；其定义，183—185；与民主，286；其日记体裁，209—211，268，272，275；与说教，231，241，243；其中的不同意见，195，197，257，295，306，392；其学说，226—227，242，247，279；与经济事务，94，185—186，194，202；与爱德华兹，305—306；挽歌，234—235；与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化，93—94；其移民，190，255—256；英国的，186—187，189，191，199—200，203—204，226—228，255，354，392，395；与欧洲，91，381；富兰克林与，421；与性别，184，204，218，220—221，237；其政府，258，277；其历史，7，170，184，204，206，212，214—216，220—221，224—225；反对偶像崇拜，226—227；其理想，121，126，193—194，212，278；与意识形态，183，266，272；影响，185，201—202；与诠释，7，264；与容忍，216，276，637；在菲利浦国王战争中，222—223，224；其遗产 126，183—184，189，194，285，288；其文学风格，174，181—184，187—189，193，206，209，211，226—229，233，236，238，243，245—246，257，265，273，290—291，306，417；与迈尔蒙特，91—92，96；论物质世界，190，238，242，257，265，268，277—278；中庸之道，187；与美国土著，191—193，197，202—203，220，262；关于自然，188，224，238；与新英格兰，183，187，199，203—204，206，228，255；不妥协，189，199，215，245；不分裂，190—191，197—199，216；与小说，545；与反对性论述，392；与口述文化，546；其特许，77；其保罗式的精神，190，196，279，297，332；个人叙述，7，205—206；简单的风格，141，188，202，206—207，243；诗歌，7，189，226—234；与政治，218，222，260—261，306；与理性，225；改革者，185；其代表性人物，212，305—306；讽刺文学，637；对其的学术研究，170 （原书中没有170页，为换章的大标题页？？？），183—184，220，229，257；与科学，224；与世俗，91，214，224，231，252，257，277；其自我定义，7，95；分离主义，76，92，99，189，216，392 (同时参考英国清教徒Pilgrims)；其布道，181，189，248，273，289—291；其社会制度，186—187，196；其宗教大会，196，256；目的论，194；与剧院，577；其神学，177，180，186—187，200，203—204，226，246，272，277，296，303，306；与象征学，181188，194，218，220；乌托邦的理想，7，181—183，193—195，220；妇女，184，197，218，220—221，226，235—241，252—253，264，273，289—290，292—293；与杨基，269

Putnam，Israel　以色列·普特那姆，545

Pygmalion，legend of　皮革马立翁传说，320

Pynchon，Thomas　托马斯·派恩空：《万有引力之虹》，263

Q

Quakers　贵格会，132，257，276，291—292，310，323，325，407，504，518，615

Quanopen　关欧芬，264

Quarles，Francis　弗朗西斯·夸尔斯，227

Quebec　魁北克，286，337，579；战斗，357

Queen Mab (English folklore)　麦布女皇（英国民间传说），164—166，652

Queen's College (Rutgers University)　王后学院（罗格斯大学），403

Quidor，John　约翰·奎多，689

Quincy (Massachusetts)　昆西（马萨诸塞），202

R

race，racism　种族，种族主义，5，108，202，231，270，517—518，520，606；虚构文学中，164，166；与性别，232—233；清教徒的观点，7，268，273—274；其成见，233，266—267，270，290；在弗吉尼亚，102；在视觉艺术中，66—67；在西部，223

Radcliffe，Ann　安·瑞德克里夫，625；《森林浪漫》，582

radicalism　激进主义，363，389，452，515，535—536，601—602；牧师的，391，395，411，523；不同意，393；英国的，353，358，430；启蒙运动，380，499—501，509，534；自由的，519；其语言，357；在马萨诸塞，358，431，441—442，465；在报纸中，355；在小册子中，441，462，465；新教的，390—391，402，406，411 ；其标志，358，499；辉格党的，414，431，459；与写作，437

Raleigh，Walter　沃尔特·罗利，21，68，94；《圭亚那帝国的发现》，31—33；帝国的计划，64；新世界的观点，74；其特权，103—104；与弗吉尼亚，59—60

Ralph，James　詹姆斯·拉尔夫：《夜》，328；《叟尼》，328

Ramsay，Allan　艾伦·拉姆齐，321

Ramsay，David　大卫·拉姆齐：《美国革命史》，426，506，535—536

Ramus，Petrus　皮特鲁·拉姆斯：拉姆斯逻辑体系，201—202，306

Ramusio，Giovanni Battista　乔凡尼·拉姆索：《航海与航行》，25—26

Randolph，Edmund　埃德蒙·伦道夫，485，489；论《联邦条例》，482；论《宪法》，40—41，483，486，488

Randolph，Edward　爱德华·伦道夫，258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113

Raynal，Abbe de (Guillaume Thomas Francois)　阿贝·德·雷诺（纪饶姆·托马斯·弗朗索瓦·雷诺），120，123；《哲学政治史》，119

Read，Mary　玛丽·理德，339

realism　现实主义，159，163，549，623；在殖民地叙述中，31，33—35817

reason　理性，34—35，423，441，457，486，499，531；非裔美国人的使用，518，521，525；与美国革命，395，418；与舆论，470；与教育，503；与情感，382，434，452，465；启蒙运动的使用，368—370，376—379，387，422，503，508，525，534；在政府中，388，515；在历史中，224；洛克论，510；在小册子中，389；与进步，470；清教徒的使用，186，205，266；与宗教，186，249，285—286，288，294，367，389，395，400，410，418—419，421，423；与信仰复兴，279—306；与权利，501；其统治，508，510；与奴隶制，505，524；在巫术审判，173—175，179

Red Jacket (Chief Sagoyewatha)　红杰克，514

Reed，Esther De Berdt　以斯贴·德·博德特·里德，536《一名美国妇女的感伤》；527

Reed，Joseph　约瑟夫·里德，317，336

Reformation，Protestant　新教改革，184—185，189，261，434；其年代，425；与美国，348，367，388—389，458；其历史，269；分离主义者对其的反应，99

reformists:English　英国的改革者，184—186，198—199，203；与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276

regicide，English　英国的弑君者，186

Reid，Thomas　托马斯·里德，295

religion　宗教，50，143，145，189，369，389，491，566，617；与废奴，518，524；约翰·亚当斯论，388，391，393，419—420，422；与美国革命，367，388—389，457—458，519，522—523；古代的，4；与纯文学，311；变化，171，280—281；皈依，519—520；与《宪法》，488；与腐败，535；其衰落，261，284；与民主，402—403，552；不同意，390—391，405；其多样性，392，433；在本土小说中，557；与经济学，285—287；英国的，391，394；与启蒙运动，351，381，388—389，390—425，404，418—420，456，500，524；在欧洲，392；其狂热，645；其自由，203—204，350，403，488，492；与政府，174，198—199，268，408；与幽默，290；其圣像图，535；杰斐逊论，350，419—420，423—425，492；其语言，394，423—424；其领导，268；与自由，390—391，401，403，408，410，412，418—419，492，519，524；作为文学束缚，254；与美国土著，44，65，82，510，514；在新英格兰，200，255—256，295，397—398，400—401；反对策略，389，391，394；与小册子，436；与爱国主义，417；清教徒的，87；与诗歌，241，311，601，604—605；与政治，8，257，260，389—392，394—396，400—403，407，410，413—414，416，419，423—455，436，457，470，519；与私人领域，197，404；与抗议，392，524；与理性，249，285—286，288，367，389，395，400，418—419，423；与共和主义，367；其角色，352，367，388，416，420，425，519；与科学，405，418，457；其长期观点，8，95，419—420，422—423；教堂和国家的分离，415，419，424—425，523—524；与奴隶制，505，518—520，522—524，606；其辉煌，311；与剧院，341—342；对其的容忍，279—281，392，493；与乌托邦理想，113；与财富，282—283；与妇女，529；与写作，424，552

文艺复兴，5，48，62，236，609；科学，60，63

representation (in government)　（政府）代表，457，481；与美国土著，496；小册子中，465；权力，440；与奴隶制，507—508；象征的，535—536；与妇女，498

republicanism　共和主义，351，425，515，526，544，574，601；与美国身份，456；与艺术，600；作者身份，552，592，644，677；布鲁克顿·布朗，644—645，649，658—659；变革，557，567；公共职责，543；古典的，377，509，588—589，649，660；与商业，543；社会思潮，555，559；在《宪法》中，482；与民主的对抗，599；与戏剧，584，588—589，638；在欧洲，381；与排外，497—499；狂热，431；联邦主义者与，598；其政府，486，490，492；其历史，126，383；其意识形态，6，502，526，535—536，562，608；与个人主义，555，638—639，656，681；其语言，367，467；其领导人，455；与自由主义，543，555；其文学，8，143，147，599，602，615—616，621—622，625，632，640—641，663，676，681；杂志，559；与民族主义，417；与美国土著，497—499，506，511—512；于讲演术，546；与爱国主义，377—378；与财产，513；与宗教，367；与浪漫主义，9，692；与讽刺文学，609；与奴隶制，5 16；其传播，372，516；在州宪法，482；其价值，8，351—352，457—458，464—465，482，543，556，566—567，584，598，634，644，649；与妇女，528，566—567，634，649

resources (of colonies)　（殖民地的）资源，69，78，118，329—330；美国土著作为，38，91；自然的，65，85，687；与新世界前景，31，33，46—48，60—61，65，73—74，100，120，128；作为财富，31，46，73—74，91

Restoration (England)　复辟（英格兰），186，245，247，252，255，577

revenue acts　税收法案，353，442，607

revivals，revivalism　复兴，信仰复兴运动，6，407，415，419，其开端，283—284，303；变化的定义，402；不适于，283—284，294—295，298，402；其公共中心，397，399，401；与皈依，294，397，400；与教育，403；与启蒙运动，405—406，420—421；其影响，395—397，400；当地的，284；其比喻，396，420；在中部殖民地，396—397，818399—400；千禧福国论，397—398；在新英格兰，294，304，396—401；对其的反对，284，298；与政治剧变，395—396，400—402，403，420；长老会的，284，405，533；与理性，279—306，421；其修辞，399，403，420—421；第二轮，304；长期的观点，367，420；在南部殖民地 298；与联合学说，397，399，404，406

Revolution，American　美国革命，215，293，336，340—343，385，395，428，499，500，532—533，547，568，577，579，617；巴特拉姆论，132，139；战斗，426，535；其开端，348—489，353—355，426—427，442，464，534；其后的文学变革，594，616，620—621，684；内战，682；与牧师，391—392，414—415；殖民地军队，372，376，385，529—530，574，577，601；其间的通讯委员会，353；其完成 ，352，385，417，420，426，490，534；与以共识为基础的文学，354；与《宪法》，490，492；矛盾，352，371，381，498；克雷夫科尔论，142—143，145，148；作为危机，371，384，386；在戏剧中，578—579，584，588；与经济，613，685；其效果，368，381，535—536；与英国法律史，428—429；英国的声音，427，429；诗史，595—596；与欧洲，380—381，383—384，491；与扩张，149—150；圣徒的言行，349，357，359，365，378—379，382，534—536，574，590；与编史，348，364，368，383—384，426，450，534—537，664—665；其意识形态，349，391，417，426，579；为其的辩护，360，382，479，498；其领导人，349，378—379，383，420，463，478，498；文学主题与风格，347—349，361—362，377，382—384，387—388，428—430，439，448，472；在文学中，142，340，574，578—579，594，596，607，610，650，671，678—684；其意义，348，353，536—537；其中的暴民行动，353，459—460，577，598—599；与君主政体，463；与美国土著，511，514；与反对理论，437，478；托马斯·潘恩在其中的角色，456，460—461，463；小册子，6，432—434，436，464—465；其政治，366，412；其原型，405；与清教主义，285； 与理性，395，418；与叛乱，354，385；与宗教改革，388—389；与宗教，367，388—389，390—425，519，522—523；与信仰复兴运动，395—399，420；其修辞，220，354，358—359，380，427，463—464，477，491，498；其仪式，355—356，359，366；保皇党，131；与教堂和州的分离，415，419，424—425；与谢斯起义，585，597；与奴隶制，497，505—506，517—518，522—523；与象征主义，356，377—378，380，443，445，450，454—456，467，477；当时的中心，384，387；其间的剧院，577；其暴力，353—355，533；与视觉艺术，690；辉格伤感主义，325；与妇女，527，529，531，634；与写作，349—351，362，366，379，426，468，470，660

Revolution，French　法国革命，420，597，618；批评，630；其结果，131；在文学中，650；对其的支持，601，609

Revolution，Puritan (England)　清教徒革命（英格兰），237，354，390，440

revolutions　革命，9，348，358，390—391，399，425—426，429—431，475，490，544，565；与启蒙运动 8，386

Reyner，Mary (Wigglesworth)　玛丽·雷纳（威格尔斯沃斯），209

Rhode Island　罗德岛，197—198，326，440；与《宪法》，490；其宪法，482；信仰复兴运动，399，402

Rhode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　罗德岛历史社团，83

Ricarees　里卡利人，152

Richardson，Ebenezer　埃比尼泽·理查逊，356—357，359

Richardson，Samuel　塞缪尔·理德逊，574；《克拉丽莎》，291，585—586，649；其影响，625；《帕梅拉》，530，574，649

Richelieu，Duc de　达克·德·黎塞留，589

Richmond (Virginia)　里士满（弗吉尼亚），101，516

rights　权利：古代的，474；公民的，204，507—508，524；殖民地的，350，361，427，431，436，439—442，446，450—453，456，471，474；与共识，507—508；与宪法，429，488；宣言的，472；英国的，382，431，437—438，442；在启蒙运动中，502，509；不能让与的，536；个人的，401，471，488；司法观点的，494；法定的，401，431，440，470，536；自由的，501，517；与美国土著，501，504，511，516；自然的，354，451—453，466，492，498，501—502，516；反对派的，390，429，437，459；财产，224，331，444，446，501，505，517，543—544；与种族，517；与团结，439；州宣言的，489；普遍的，499，501；辉格党的，474；妇女的，501—502，507，525，529，532，566，608，632，634，644，658

Rittenhouse，David　戴维·里顿豪斯，125；《1775年2月24日美国哲学会上的演说》，450，454—456

ritual　仪式，7，46，165，424—425；美国革命的，355—356，359，366；天主教的，185；皈依的，201 ；加冕礼（英格兰），55；其文化作用，357，359；选举布道，257—258，412；斋戒日的，285；哀叹史，257，259，261，263；冥想的，250；抗议，580；象征主义，359；与感恩日，406—407；在写作中，211，242

River Parker (Massachusetts)　帕克河（马萨诸塞），269

River Party　利弗党，324

Roanoke (Virginia)　罗阿诺克（弗吉尼亚），33，59，66，67；其消失，30—31；其图画，99；对其的探险，38，62；其地貌和动植物群，60；哈略特论，137；与弗吉尼亚公司，75

Robertson，William　威廉·罗伯特森：《美洲历史》，118819

Robinocracy　罗宾逊式，322

Robinson，John　约翰·罗宾逊，90，215

Robinson，Moses　莫塞斯·罗宾逊，419

Rochester，Earl of (John Wilmot)　罗切斯特伯爵（约翰·威尔莫特），312

Rockingham，Marquis of (Charles Watson Wentworth)　罗金罕姆侯爵（查尔斯·沃森-温特沃兹），443

Rocky Mountains　洛基山，151，155，159

Rogers，Susanna　苏珊娜·罗杰，253

Rolfe，John　约翰·罗尔孚，71

romance，literary　文学浪漫，130—131，291，302，659，679；讽刺文学，547；与伤感主义，115；其象征意义，71—72；在游记叙述中，129—130；其西方传统，70—71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99，204，342—343，542，557，565，568—569，573，592，600—601，613，617，674；与平均地权论，146；美国的，130，135—136，159—160，541，555，611，613，639—640，660，692；其艺术理想，3，135—136，158；作者身份，554；布鲁克顿·布朗与，656，658—660；布莱恩特与，601，613，617；其特点，164—165，568—570；库珀杰斐逊与，680，689；创造力，581，658；与衰落理论，118；英国的，592，613，692；欧洲的，130，135—138；其先驱，302，544，568，592，599，610，613，640—641，665；与个人，160，583，617—618，641；欧文与，663，670；刘易斯与克拉克，158—161；与市场，556—557；与美国土著，136—138，165；自然的崇高，342—343；作为政治风格；589—590；与原始，138；与私人领域，542，545；与共和国文化，692；与艺术的社会功用，555，641 ；与主观性，9；在视觉艺术中，66，158

Rome (Italy)　罗马（意大利），185

Rome，Romans (ancient)　（古代）罗马，罗马人，47，506，564—565，646；其帝国，73，121，384；其理想的影响，66，121，377，435，509，545，564，580，586，588，590，595；与自由，322—323；在文学中，593，597；同时参考古典文明与文明 classical civilizations and literatures

Roosevelt，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149；与扩张，138

Rosa，Salvator　萨尔瓦托·罗萨，158

Roscoe，William　威廉·罗斯科，333

Rose，Aquila　罗斯·艾葵拉，316，323

Rousseau，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578，580，589，625；其影响，110，118，140；《致M. D. 阿莱姆博特关于戏剧的信函》，577；论“贵族野蛮人”，135—136；与原始主义者，110；《社会契约论》，110；与伏尔泰，110，113

Rowe，Elizabeth Singer　伊丽莎白·辛格·罗维，311

Rowe，Louis　路易斯·罗威，319

Rowlandson，Joseph　约瑟夫·罗兰森，263—265

Rowlandson，Joseph (son)　约瑟夫·罗兰森（儿子），264

Rowlandson，Mary (daughter)　玛丽·罗兰森（女二），264

Rowlandson，Mary White　玛丽·怀特·罗兰森：其生平，263—264；《上帝神威而仁慈》，50—51，265—268，291

Rowlandson，Sarah　莎拉·罗兰森，264，266

Rowson，Susanna　苏珊娜·罗森，550—551，553，579，632，638；论小说，624；

Rowson，Susanna　苏珊娜·罗森：作品：《美国，贸易和自由》，594，609；《夏洛特·坦布尔》，291，532，551，562，586—587，626，629—631，634，642，649；《玛丽亚》，608；《诗歌集锦》，608—609；《鲁滨和雷切尔》，624，641 ；《妇女的权利》，608；《阿尔及尔的奴隶》，546，579，583；《她们一样的女性》，608

royal governors　皇家总督，257，276；对其的反抗，262

Royal Society (London)　皇家协会（伦敦），188，211，274

Ruddock，John　约翰·鲁多克，256

Rush，Benjamin本杰明·拉什，319，348，364，375，423，606；论公民义务，543；论自然，125；

Rush，Benjamin　本杰明·拉什：作品：《关于宾夕法尼亚天气》，124；《就保留奴隶制问题致居住在英属北美的殖民地居民》，505，524；《宾夕法尼亚州建立公立学校计划》，499—500

Rush，Rebecca:Kelroy　丽贝卡·拉什，635—636

Rushton，Edward　爱德华·拉什顿：《西印度田园诗》，333

Rusk，Ralph　拉尔夫·拉什，343

Rutgers University　罗格斯大学，403

Rutledge，John　约翰·拉特里奇，483，497

Rye House Plot　黑麦房事件，324

S

Sacagawea　萨卡加维，44，151

Saddle Mountain　萨德尔山，127

Saffin，John　约翰·沙芬，233—234；《约翰·沙芬，他的书》，233；《献给赫尔老夫人的奇书》，233；《荡起小舟》，233

Sahaggún，Bernardino de　伯纳蒂诺·德·萨哈衮，44，50，79；《通史》，51—53

Sahara Desert　撒哈拉大沙漠，26

St. Botolph's (Boston，England)　圣伯托尔夫教区（波士顿，英格兰），199

St. John's Hunt (South Carolina)　圣约翰小屋（南卡罗来纳），318

St. John's at Nevis，Rector of　奈维斯岛圣·约翰院长，《有关英国和西印度问题的诗集》，333

St. Juan　圣·胡安，139

St. Michael's Parish (Barbados)　圣· 迈克尔教区（巴巴多斯岛），341

Salem (Massachusetts)　沙仑（马萨诸塞），183，197，206，230，255，263，279；同时参考巫术危机，沙仑see also witchcraft crisis，Salem

Salem Papers　《沙仑文献》，174

Salmagundi　杂文集，550，571，663

salons　沙龙，参考文学和社会沙龙，沙龙clubs，literary and social；salons

Samoset　萨摩瑟，88

Sampson，Deborah　黛博拉·辛普森，529—530

Sampson，Elizabeth　辛普生，伊丽莎白，参考 阿什布里奇，伊丽莎白·萨姆森

Sampson，Mary　玛丽·桑普森，291

Sampson，Thomas　托马斯·桑普森，291

Sandys，Edwin　艾德文·桑迪斯，97

Sandys，George　乔治·桑迪斯，97

San Salvador　圣萨尔瓦多，17，155

Santa Maria (ship)　圣玛丽亚号（船），19

Sappho　萨福，254

Sarter，Caesar　凯撒·萨特，525；《论奴隶制》，518—519820

satire　讽刺文学，233，235—236，342，354，591，612，624—625；与纯文学，310，318—326，334—335；其古典的学识，637；阶层观点，640；在俱乐部中，312，323；在戏剧中，545，578—579，584—585；英国的，323，579，584；联邦主义者的，609；讽刺滑稽，94，598；欧文，666，671，675；杰斐逊的，617，666；杂志中，312，640，662；莫顿的使用，94，96；在美国土著的文本中，514—515；新古典主义的，617；小说中，625，637—639；小册子中，536—537；诗歌中，597—598；政治性的，578；清教徒的，637；关于宗教话题的，203—204，252，327；共和主义的，609；南方的，637；妇女的，310，545，547，607

savagery　野性，164—165，651—652；与边疆，192—193，267，290—291；在新世界报告中，8，162；共和国对其的恐惧，535

Savannah (Georgia)　萨凡纳（乔治亚），334

Savannah River　塞芬拿河，137

Saybrook Platform　塞布鲁克纲领，282

Schaw statutes　斯朝体例，315

Schoolcraft，Henry Rowe　亨利·罗尔·斯古克拉福特，40

Schuylkill (Pennsylvania)　斯库伊基尔（宾夕法尼亚），132

Schuylkill Fishing Company　斯库伊基尔钓鱼会所，317

science　科学，4，21，134，154，233，275，300，491，526，530，544，659；美洲（国）的，130，435；在殖民地的描述钟，33；英国对其的影响，113，381—382；启蒙运动，369，375—376，379，381—382，404—405，438—439，454，457，544；与散文形式，366；哈略特，38，59—60，63—64；与历史，224，382；其意识形态，115；杰斐逊的使用，121—122；其语言，473；与道德，382，454；自然的，114—115，132，138；与自然，124—125，375；“新科学”，188；新世界对其的前景，6，2I，109，132，336，450，595；与政治，382，439，453，473；与宗教，188，405，418，457；文艺复兴，59—60，63；其兴起，293，416；在乌托邦的叙述中，113；与视觉艺术，133—134

Scotland，Scottish　苏格兰，苏格兰人的，95，111，206，321，336，576；在纯文学中，319—320；常识哲学，294—295，336；启蒙运动，380，382

Scott，Walter　沃尔特·司各特，551，663，669；与库珀、杰斐逊，678—680；其影响，582，641，678—679；韦弗利小说，641，691

Scottow，Joshua　乔舒亚·司各脱：《老人们的流泪》，263

Scrooby (England)　斯克鲁比（英格兰），215

Seabury，Samuel　塞缪尔·西伯瑞，433

Second Church (Boston)　第二教会（波士顿），211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306，415

Secota，Chief　酋长塞格塔，66

Sedgwick，Catharine Maria　凯瑟琳·玛利亚·塞德维克，557；《新英格兰的故事》，684

seduction narratives　诱惑叙事，544，562，580，586，625，642，649—650；其寓意，630；公众的关注 ，587，633—634；戏剧的回应，587；与个人主义，629；与政治，585；作为个人化的形式，633

Seider，Christopher　克里斯多佛·塞得，354—360

Selden，John　约翰·赛尔顿，442

self，American　美国的自我，143，168，277，369，567，637；其主张，461，603—604；著者的，553，555；布鲁克顿·布朗与，650—651，655；作为集体，461；与社会，633；其创造，54，72，157，622—623，685—686；其威胁，360，630；其定义，71，168；戏剧与，573；与经济利益，579，634；富兰克林与，72，574，622，636，644，650，652；其实现，542，557，567，573，610，631，644，650，655；杰斐逊的观点，147；国家的，18；与自然，156，651；新世界的可能性，76；小说中，624，630，634，644；依靠，556，614，622，629，636；浪漫主义思想，641；与约翰·史密斯，69，71—72，134；与美德，587；与妇女，557，567，650

Seminoles　西米诺尔人，136—137

Senate，United States　美国参议院，466

Senecas　塞尼加族，511—514

sensibility，cult of　感性的狂热崇拜，625

sensus communis　《美感交流》，315，318，322—323

sentimentalism，sentimentality　感情主义，多愁善感，154，377，562，638，656，658；在纯文学中，315，324—325；与公共人文主义，608；与常识哲学，336；criticisms of，649；在戏剧中，586—589；与义务，588；风气，608；其规则，588，678；与历史小说，682；与自由意识形态，638；在小说中，577，580，588，589，607，623；滑稽模仿，641；在诗歌中，592，607—608；与原始主义，115；与公共领域，324—325，586，607—608，637；与诱惑小说，562，587；与奴隶制，324—325，606，6008，637—638；辉格党的，324—325，336，579—800，585；妇女与，557，606，638，649

separatism，separatists　分离主义，分离主义者，76，92，99，197—198，215—216，276，392；在荷兰，189，918；在新英格兰，189，218；同时参考清教徒Pilgrims

Sepulveda，Juan Gines de　胡安·吉尼斯·德·希普维达，64，90，117；《民主变更》，48

Seraphis (ship)　塞拉菲斯（船），593

sermon　布道，194，222—223，245—246，263—264，283，293，408—409，418，554；变化的主题，262，282，413—414，416；其说教，549，578，646；其逐渐消失的权力，415；与戏剧，578；其形式，389，406，413；葬礼的，205，212，273，281，288；其影响，391；与小说的对抗，646，689；简单的风格，295；政治的，407，413—414，416，424—425，470；清教徒的形式，181，189，248，273，289—291；其理性，285；其修辞风格，194，285，289—290；与社会评论，523，565；感恩，407；同时参考选举日布道election days，sermons for 821

servant class　仆人阶层，107—108，286，290，292，575

Seven Nations　七国同盟，514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337—338

Sewall，Henry　亨利·休厄尔，268

Sewall，Jane　珍妮·休厄尔，268

Sewall，Joseph　约瑟夫·休厄尔，281，283

Sewall，Samuel　塞缪尔·休厄尔，252，273；论教堂会员，279—280；其生平，268；与奴隶制，270；

Sewall，Samuel ：works　塞缪尔·休厄尔作品：《致约翰·沙芬》，233；《日记》，211，233，269；《描述新天堂的寥寥数语》，268—269；《出卖约瑟夫》，233

Sewanee Review　《塞沃尼评论》，140

Shadwell，Thomas　托马斯·沙德威尔：《唐布里奇泉》，312；《女上尉》，581

Shaftesbury，First Earl of (Anthony Ashley Cooper)　沙夫斯伯利第一伯爵（安东尼·艾施利·库珀杰斐逊），322《美感交流》；，315

Shakespeare，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189，227，547，669；其在美国的声誉，575，580，591，597；《哈姆雷特》，576；《朱利叶斯·恺撒》，590；《李尔王》，166；《暴风雨》，43，67

Shawnees　萧尼族，512—513

Shays，Daniel　丹尼尔·谢司，585；在文学中，597

Shays's Rebellion　谢司起义，478，584—585，599

Shenandoah River　申南多河，627

Shepard，John　约翰·谢泼德，207

Shepard，Thomas，Jr.　小托马斯·谢泼德，234—235；《眼药》，261

Shepard，Thomas，Sr.　老托马斯·谢泼德，189，234，279，304；与科尔曼，288；其生平，206—207；与泰勒，247 ；

Shepard，Thomas，Sr　老托马斯·谢泼德作品：《自传》，206；《沉思集和心历路程》，206；《十圣女寓言》，288；《虔诚的皈依者》，206；《明智的信徒》，208；《三部有价值的作品》，206

Sheridan，Richard Brinsley　理查德·布林斯理·谢里丹，581

Shervington，William　威廉·舍温顿：《安特哥尼和波士顿美女》，318

Sherwood，Samuel　塞缪尔·谢伍德：《教堂的疯狂之旅》，389，394—395；《圣经对统治者的指导》，389

Shields，David S.　戴维·S.谢尔德 ，6，7—8

Shippen，Joseph　约瑟夫·希彭，337

Short，William　威廉·肖特，423—424，485

Shoshones　肖松尼族，151

Sibbes，Richard　理查德·西布斯，187，199

Sidney，Algernon　阿尔格农·西德尼，381，450；《公法评论》，369，472，533

Sidney，Philip　菲利浦·西德尼，20，189，227

Sigourney，Lydia　莉迪亚·希格内，616

Silverman，Kenneth　肯尼思·斯尔曼，343

Simpson，Lewis P.　刘易斯·P.辛普森，563

Singer，Elizabeth　伊丽莎白·辛格，288

Singleton，John　约翰·辛格顿：《西印度简述》，333；《牙买加诗歌三部曲》，333

Sioux　苏族人，151—153，166

Sketchley (England)　斯凯奇里（英格兰），245

Skipwith，Robert　罗伯特·斯克普威德，548

slaves，slavery　奴隶，奴隶制，49，68，97，102，151，290，508，530，558，575，588，598；与美国革命，467，497，504—506，517—518，522—524；巴特拉姆论，132—133，135—136；纯文学的观点，331—333；与公民的权利，502，604；国会关于，351，497；与《宪法》，496—497，508；对其的批评，549，605—606，608，637—638；与《独立宣言》，351—352；与家庭生活，557；与教育，521；与启蒙运动，118，505，516；其扩张，497；与自由，270，505—506，519，522—524；逃亡的，496，508；与意识形态，34—35，516；其进口，190，270，507—508，518；其土著居民人口，497；杰斐逊论，147，351，423，497，505，523—524；与法律，501，508，510，516—519，521—523，604；在文学中，233，546，557，579，583，608，637—638，682；洛克论，517；其比喻用法，351，413，434，440，444，462；美国土著的，47—48，50，55，71，90，117，132，191；与自然光，498；在新英格兰，517，519，638；对其的反对，233—234，270，333，505，508，517，521—525；与田园主义，133，146；作为“独特机构”，509；其禁止，492；与财产，504—508，519—521；搜捕，34—36，39；反抗，333，516—517；与宗教，273—274，505，518—520，522—524，606；反抗，516—517；在情感主义中，324—325，606，608，637—638；南方的，146，497，505，508—509；其标志，606；其贸易，34—36，118，332，497，518，521，606；与联邦，682；其暴力，145—147；在西印度群岛，90，333；其写作，510，521，604—606smallpox　天花，101，300；科顿·马瑟与，274，277；与美国土著，191—192；清教徒的诠释，220

Smith，Adam　史密斯·亚当，472；《道德情操论》，339

Smith，Anna Young　安娜·扬·史密斯，339

Smith，Elihu Hubbard　埃利胡· 哈布德·史密斯，343，550，553，597；《美国诗歌》，615—616

Smith，Grace　格雷斯·史密斯：《临死的母亲的遗产》，253

Smith，Henry Nash　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39

Smith，John　约翰·史密斯，13，131，166；论美国土著，69—71，89，154；新世界对其的观点，161，218；自我的观点，69，71—72，134；

Smith，John　约翰·史密斯作品：《新英格兰一览》，72；《弗吉尼亚通史》，53—57，59，68—71，96—97；《弗吉尼亚地图》，80；《英国殖民地在弗吉尼亚的进程》，73；《约翰·史密斯船长的旅行》，72

Smith，Rebecca Moore　丽贝卡·摩尔·史密斯，339

Smith，Mrs. Samuel　塞缪尔·史密斯夫人，419

Smith，Venture　温车·史密斯，525 ；同时参考法罗·布洛贴尔

Smith，William　威廉·史密斯，317，337—338，342；《美国的神话》，336；《米兰尼亚学院简况》，335；《印第安和平之歌》，336；822《诗：致众议院的一封信》，336

Smith，William，Jr.　小威廉·史密斯，323

Smithfield (London)　史密斯菲尔德（伦敦），197

Smollett，Tobias　托比亚斯·斯莫利特：《法国和意大利之旅》，111

Smyth，Alexander　亚历山大·斯密，423

Snowden，Richard　理查德·斯诺登：《哥伦比亚德》，596

Society of Gentlemen (Boston)　“绅士俱乐部”（波士顿），563

Somerset (England)　萨默塞特（英格兰），263

songs，political　政治歌曲，324，334，549，589；反对教权的，327；戏剧中，576；选举，325；与国家身份，549；于口头文化，594

Sons of Liberty　《自由之子》，353—358，675

South　南方，6，331—332，436，506，590；与美国革命，426，535；巴特拉姆在，133；保皇党的，575；其阶层差异，94，105；其商品，74；与《宪法》，484；其劳动，332—333；其土地价值，102—103；其报纸，558；与北方，433，681；在小说中，637—638；专利形式 ，103—104；其种植园制度，333；其信仰复兴运动，298，306；与奴隶制，146，497，505，509；泰德沃特，138；其贸易，330

South America　南美洲，27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318，433，436，497，506，530—531；与美国革命，426，473，593；与《宪法》，489；其组成，419，472；其报纸，313，330；同时参考查尔斯顿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Gazette　《南卡罗来纳公报》，313，330

Southey，Robert　罗伯特·骚塞，130

South Petherton (England)　南佩瑟顿（英格兰），263

southwest　西南方，306；其幽默感，104

Southworth，Alice Carpenter (Bradford)　爱丽丝·卡朋特·索思华斯（布拉德福），215

sovereignty　主权国家，476—477，483，485；神圣的，195，238，247，285，297，299，301—303；西班牙的，48；其学说，440

Spain，Spanish　西班牙，西班牙的，74，112，120，506；与美洲，167；无敌舰队，22；其“黑色传奇”，69；俘虏叙述，50；与殖民化，21，24，38，45，62—63，73，131，151；与哥伦布，15—20；其帝国，18—19，47；与英国人，69，71—73，131；与法国人，131；在佛罗里达，49，103；其文学影响，547，传教士 47—48；君主，14，18—20，25，42—43；与美国土著，38，41—42，44—45，47—53，136；与新世界，5n，21，184；主权国家，48；在西印度群岛，23

Sparks，Jared　贾里德·斯帕克斯，487

spas　温泉区，参考文学和社会俱乐部 clubs，literary and social；spas

Spectator　《旁观者》，313，563

Speedwell (ship)　九盖草号（船），219

Spenser，Edmund　爱德蒙德·斯宾塞，189，227，612；《仙后》，23—24；《可变性》，167—168

Spiller，Robert E.　罗伯特·E.斯皮勒，1

spiritual relation　精神告白，206—207；其形式，247，256

Spottswood，Alexander　亚历山大·斯伯乌德，331

Squanto　斯甘特，44，88，191

Stamp Act　《印花草案》，293，356，434，444；殖民地对其的回应，353，393，427—428，437；在文学中，579，595；与暴民行动，357，458；议会对其的支持r，442；其废除，407；与仪式表现，580

Standfast，Richard　理查德·斯坦福斯特：《给柔弱心灵的一丝温馨慰藉》，262

Standish，Miles　迈尔斯·斯丹迪史，92—95，202states，statehood　州，州的地位，474，479，492；与《宪法》，489—490，497，527；其组成，417，419，465—466，472，482—484，488—490；与宣言，472，489；其独立，476；与贸易，477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现状》，493Steele，Richard　里查德·斯迪尔：《旁观者》，313

Steere，Richard　理查德·斯蒂尔，252

Steinbeck，John　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263

Sterling，James　詹姆斯·斯特林，334，341；《致尊敬的亚瑟·道博斯先生的一封信》，331

Sterne，Laurence　劳伦斯·斯特恩：《伤感之旅》，111 ；《香迪主义》，582，595

Sternhold，Thomas　托马斯·斯特恩霍尔德，227

Stevenson，Mary　玛丽·史蒂文森，420

Stiles，Ezra　伊斯拉·斯蒂尔斯，246，418，421，552；《论基督徒的联合》，404—406；《美利坚合众国的光辉未来》，405

Stockbridge (Massachusetts)　斯托克布里奇（马萨诸塞），300，306

Stockton，Annis Boudinot　安尼斯·布迪诺特·斯托克顿，318，338—340；《致访问者》，340—341

Stoddard，Mary (Chauncy)　玛丽·斯托达德（乔恩西），293

Stoddard，Solomon　所罗门·斯托达德，274，278，288，302；论教堂会员，296，299；论圣餐，262，273；与复兴，283；与爱德华·泰勒，245，262，296

Stone，Samuel　塞缪尔·斯通，201

Stoughton，William　威廉·斯托顿，269

Stowe，Harriet Beecher　哈里叶特·比彻·斯托，638；《汤姆叔叔的小屋》，557，589

Stuarts (England)　斯图加特王室（英格兰），309，324

subjectivity，narrative　叙述的主观性，9，134，155—156，158—161，618；其出现，544—545；与历史，640，643，660，664，676，680—681；在新世界的记录中，59；与小说，544—545，621—622，633，645，652；在诗歌中，591

sublime　顶点：自然的，342—343；宗教的，310—311

subscription　订阅，参考通过订阅出版（publication，by subscription）

success　成功：在非裔美国人的叙述中，520—521；在编史中，664—665；作为理想，263，467，663；清教徒对物质的观点，195，214，216—217，237；其兴起，652

Sudbury (Massachusetts)　萨德伯里（马萨诸塞），256

Suffolk (England)　萨福克（英格兰），190，259

Sugar Act (Revenue Act)　《糖税法》（《税收法案》），353，442

Sullivan，James　詹姆斯·萨利文，463，501

Supreme Court，United States　美国最高法院，49，3—5，504

Susquehanna Valley (Pennsylvania)　沙士克哈纳谷（宾夕法尼亚），340

Sutcliff，Robert　罗伯特·斯特卡里夫：《北美游记》，516823

Swains　乡村青年俱乐部，317，336，339

Swift，Jonathan　乔纳森·斯威夫特，335，354，514，591；《温和而机敏的对话全集》，318；《格列佛游记》，110—111

Swiss Huguenots　瑞士胡格诺教徒，45

Sylvester，Joshua　乔舒亚·西尔威斯特，236

Synod of 1646　1646年波士顿教会会议，200

Synod of 1662　1662年波士顿宗教大会，213，271

T

Tacitus　塔西佗，215，351，444

Tahiti　塔希提岛，11 5，118

Tailfer，Patrick　帕特里克·泰尔夫：《乔治亚殖民地的真实历史》，331

Talcott，Samuel　塞缪尔·塔尔科特，264

Tammany，myth of　塔玛尼神话，317

Tammany Hall　塔玛尼市政厅，317

Tarrytown (New York)　塔利顿（纽约），529，672

Tartars　鞑靼人，15，17

taverns　小酒馆，参考文学和社会俱乐部 clubs，literary and social，taverns

taxation，taxes　税收，税：《联邦条例》论，478；教堂，393；殖民地的观点，428，438—439，444—446，449；与应允，442，444，447；议会的政策，430—432，437，440，444，607；民意测验，286；与财产，186，286，444，447，507—508

Taylor，Edward　爱德华·泰勒，189，236，243，254—255，268；论皈依，262；对其的评价，226，245—246；其说教，231；其生平与信仰，245—248；其文学风格与意象，226，246—252，262；与斯托达德，245，262，296；其象征学，188，250；

Taylor，Edward　爱德华·泰勒作品：《基督传》，262；《上帝的决心感动了他的选民》，245，247—250；《福音书之和谐》，245 ；《冥想之八》，250；《准备阶段的冥想》，245—246，249；《蜘蛛捕蝇》，251—252；《关于婚姻和孩子的死亡》，245

Taylor，Jacob　杰克博·泰勒，316

Tea Act　《茶叶条例》，353

Tea-Table Miscellany　《茶桌杂集》，321

tea tables　茶桌，参考文学和社会俱乐部clubs，literary and social，tea tables

technology　技术，125，622，674；与殖民地资源，118；与退化理论，115—116，118；与启蒙运动，369—370，381；法国对其的影响，381；作为文学主题，615；与印刷文化，432；在社会评论中，565；与视觉艺术，690—691

Tecumseh　特库姆塞，513

teleology　目的论：宗教对其的使用，194—195；长期的运用，19，114，210，276，424

Tennent，Gilbert　吉尔伯特·亭纳，288，396，399，402；《因循守旧的牧师带来的危害》，400；与信仰复兴运动，284，298

Tennessee　田纳西州，419

Tenney，Tabitha　塔比瑟·藤内：《女堂吉诃德》，547，549，624，635

Tennyson，Alfred Lord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130

Tenskwatawa　藤斯克瓦特，512—513

Terry，Lucy　露西·泰利：《监狱中的战斗》，546，554，606

Tetons　提顿族人，152，154

Thames River (England)　泰晤士河（英格兰），32

thanksgiving days　感恩日：与应时布道，407，409；其仪式功用，406—407

Thatcher，Thomas　托马斯·撒切尔，279

theater　剧院，drama　参考戏剧

theocracy　神权政治，5，190，196，216

theology，Christian　基督教神学，180，200，203，208，226，243，245—246，288；与美学，303；加尔文主义者，199；乔恩西的，294—295；保守的，199，282，284，296；争论，186，203，306；二元论，202；爱德华兹论，296—297，305；英国的，186—187；联邦的，197—198，217；自由的，280，282，284；新教的，237；清教徒的，177，180，186—187，200，203—204，226，246，272，277，296，303，306；宗教改革，185—186；与科学，250；与巫术审判，173，178

Third Church (Boston)　第三教堂（波士顿），279—280；同时参考老南教堂Old South Church

Thirty-Nine Articles of Religion　《宗教三十九项条款》：对其的滑稽模仿，407—408

Thomas，Isaiah　以赛亚·托马斯，343，549，560—561，627

Thompson，David　戴维·汤普森，95

Thomson，James　詹姆斯·汤普森，591；《自由》，332；《四季》，158

Thompson,Benjamin本杰明·汤普森：《新英格兰的危机》，235；《妇女建造的波士顿防御工事》

Thoreau,Herry Daivid，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99

Thuycidides　修西得底斯，120，215；《伯罗奔尼撒战争》，438

Thwaites，Reuben Gold　鲁本·戈德·特怀特，149

Tilley，Abigail (Sewall)　阿比盖尔·蒂利（西沃尔），268

Tillotson，John　约翰·提罗特森，434

Tippecanoe，Battle of　提比克努河战斗，512

Tituba (a slave)　蒂图芭（奴隶），180

“To a Poetical Lady”　《致一名女诗人》，337

tobacco，trade of　烟草贸易，74，97，310，447，628

Tocqueville，Alexis de　阿莱克西斯·德·托克威尔，128

toleration，religious　宗教信仰自由，203—204，279—281，392，493；在学院中，403

Tompson，Benjamin　本杰明·汤普森，236；《妇女建造的波士顿防御工事》，235；《致贝莱蒙德勋爵》，326；《新英格兰的危机》，235

Tonson，Jacob　杰克博·汤森，323

Tories　托利党，356，431；在美国，440，461，467

Torrey，Samuel　塞缪尔·托里：《改革的主张》，261；《为正在死去的宗教祈求生命》，261

Townsend，Elizabeth (Chauncy)　伊丽莎白·汤塞德（昌西），293

Townshend Acts　《汤森法案》，353，444

trade　贸易，22—24，49，60，94，97，122，231，325，440，657；殖民地的，41—44，330—331，446—447；与征服的对抗，42，330；对其的批判，552；争论，429，433；与异国情调，18，33；与探险，17—18，132；自由的，101，613；皮毛，91—92，94，150，190—192，202；国际的，255，279；与调停，649；与道德，824332；与美国土著，42，63，91—92，136—137，151—154，190—192，202，266—267，504；与奴隶制，34—36，118，332，521，606；与州，477；烟草，74，97，310，447，504，628；与交通，543；西印度的，330

Transcendentalism　超验主义，282，302

translatio　转化，336；在诗歌中，594—595

translation　翻译，88，328，510；殖民地的运用，51，71，76—77；戏剧的，581 ；探险文本的，25，59，66；与美国土著，6，43—44，71—72，76—77，79—80，88，512；与清教徒，227—228，236

transportation　运输，455，560—561；与书籍销售，625；其现代化，673；与贸易，543

travel，travel narratives　旅行，旅行叙述，21，117，126—148，149—151，321，477，492，498，516；巴特拉姆的，130—140，165；与殖民，128；与扩张，112；其文学传统，126—127，291；其中的自然，39，127—128，146；马可·波罗，15—18，26，129；其普及，110—111，126，129；与信仰复兴，294；与浪漫文学，129—130；与贸易，22；其中乌托邦主题，111

treason　叛国，457，459；英国的观点，451，479；与爱国主义，428

treaties　条约：美国土著的，83，131，191，504，511—513；美利坚合众国的，150

Treaty of Augusta　《奥古斯塔条约》，131

Treaty of Colerain　《克莱伦条约》，513

Treaty of Fort Stanwix　《斯坦威克斯条约》，511—512

Treaty of Paris　《巴黎条约》，150，370—371，405，514，548；在文学中，595

Treice，Elizabeth (Kemble)　伊丽莎白·特里斯（肯布尔），289

Trenchard，John　约翰·特伦查德：《加图的信》，430；《独立的辉格党》，430

Trenton (New Jersey)　特伦顿（新泽西），318—319，339

Trevelyan，G. M.　特里维廉，474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三一学院（剑桥），190

Trinity College (Dublin)　三一学院（都柏林），209

Troop Quartering Act　《英兵驻宿法案》，353

Troy，Trojans　特洛伊人，95

“true reports”　“真实报导”，56—57，72，161；哈略特的，13，38，59—68，135

Trumbull，John　约翰·特鲁姆布，550，593，597，613；《姆芬格尔》，552，557，598；《论文集》，552；《达尔尼斯的进步》，598

Trumbull，Jonathan　乔纳森·特鲁姆布，386

Tucker，John　约翰·塔克，418

Tucker，St. George　圣·乔治·塔克，504—505，508

Tucker，Thomas Tudor　托马斯·都铎·塔克：《妥协暗示：排除党派偏见，达到理想状态》，467—468

Tudor，William　威廉·都铎，426，571

Tuesday Club　星期二俱乐部，322，561；其历史，321—322，331

Tunbridge Wells　唐布里奇泉，310，312

Tupiniki　土平尼基，45

Turell，Ebenezer　埃比尼泽·特里尔，253

Turell，Jane Colman　珍妮·科尔曼·特里尔，311；《纪念……珍妮·塔瑞尔女士的一生》，253—254；同时参考珍妮·科尔曼

Turgot，Anna Robert Jacques　安娜·罗伯特·雅克·杜尔哥，382

Turkey　土耳其，65，68

Tuscarora　塔斯卡洛拉，512

Twain，Mark　马克·吐温，参考塞缪尔·克莱门斯（Clemens，Samuel）

Tyler，Moses Coit　摩西斯·科伊特·泰勒：《美国革命文学史》，142

Tyler，Royall　罗耶尔·泰勒，633；《阿尔及利亚的囚徒》，549，573，626，636—638；《比照》，548，552，574，581—587，627，637；《从科隆到斯旁迪的商店》，550，568；《乔治亚的投机》，583；《小镇的五朔节》 ，583

typology，biblical　圣经的象征学，174，194，24，250，259，269，276—277，389，405；保守的，188，199，229；在皈依叙述中，291；定义的，188；英格兰的，212；与性别关系，218；与历史，188，199，212，215—216，221，223—224，229；与语言，174，181，188；自由的，220，229，230；文学的使用，415，596；科顿·马瑟对其的使用，211—212；与新英格兰，212，229，258；政治的使用，394，398—399，412

U

Underhill，John:约翰·安德希尔：《美洲新闻》，192

union　联合，398—399，497，507；美国对其的观点，457，460，471，478，480，487；在《宪法》中，484—485；民主的，425；与架构，487；其政府，515；《西北法令》论，492；在信仰复兴运动中，397—399，404—406；与奴隶制，682；其学说，445

Unitarianism　唯一神教，282，296；其开端，293

United States　美利坚合众国，2，3，71，405，555；在《联邦条例》中，477；其银行，493，571；圣经中的模式，519；与公共定义，167，595；在《宪法》中，484；其文化形式，557；与欧洲的对抗，660；其旗帜，455—456；其建立，24，132；其国玺，395 ；其理想，612 ；作为崭新建筑物，9，386—387，424；其自然环境，151，688；成功，663；财长大臣，467；国防部，150；同时参考美国，美国人（America，Americans）

Universalism　宇宙神教，48，77，282；其开端，296；英国的，566

urban culture　城市文化，125，285，334，568—569，656—657；与纯文学，309；其中的阶层，654；其商业主义，649；其市场，447；与便携财产，653—654；与财富，655

utopia，utopianism　乌托邦，乌托邦主义，3，115，330，650；美洲的，111—113，130，148；反-，693；基督教的，183—204，298；与俱乐部文化，322；在新英格兰，181—182；清教徒的，7，181—183，193—195；与温斯洛普，182，194—195

V

Vainlove，Tim　蒂姆·温拉吾，《致新英格兰波士顿的女士们》，318

Valladolid　巴利亚多利德，48825

Valley.Forge (Pennsylvania)　福吉谷（宾夕法尼亚），426，574；在文学中，595

value，economic　经济价值，109，330，469；交换，555，687—688；市场，565；美国土著的观点，41—42，I153；自然的，687—688，690—691；在新世界中，17—18，46，59—60，65，109，111；财产的，108，505—506，521

Vanderkemp，F.A.　法官范达根，528

Vane，Henry　亨利·文，195

Vatican　罗马教廷，47

Vaughan，Henry　亨利·沃恩，227

Vermont　伏蒙特，412

Vespucci，Amerigo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38—39，45，111；《写给索德里尼的信》，25，27

Vickery，Sukey　苏基·威克瑞：《艾米莉·汉密尔顿》，624

Virgil　维吉尔，120，227，329，332，570；《埃涅伊德》，564，595—596

Virginia　弗吉尼亚，13，56，73，76，111，189，331—332，334，364，386，424，439，451，529，535，587，589；与美国革命，505—506；英国国教，393；蓝脊山脉，127；其边界，103—107；伯德论，104—108；其商品，65；与《宪法》，489；其组成，471—472；其法院，393，505；地方执行政务会，103；其探险，21，30—31，109，332，334；其政府，73，100；其历史，53—57，97，99—101；城镇自治议会，427—428，436—437；杰斐逊论，43，98，121—123，127，138—139，333，366，383—384，420，510，523，617，627；对土地的要求，331，516；在文学中，578；其地图，28—29，80；美国土著，53—57，65—67，69，80，98，101—102；报纸，313，334，517；帕森的原因，436；为其的特许，103；政治动荡，447；其收益性评估，29，59—62，65，69，72—75，218；其宗教，350，397，399，492；其奴隶抗议，517；其社会结构，94，96—97，102，I47；州训，590；其州玺，505—506；其最高上诉法院，505；同时参考詹姆斯顿；罗阿诺克（Jamestown；Roanoke）

Virginia，University of　弗吉尼亚大学，350

Virginia Company　弗吉尼亚公司，69，75，97

Virginia Gazette　《弗吉尼亚公报》，313，334，517

Virginia Plan　弗吉尼亚计划，481

virtue　美德，394，447，455，467，604；与腐败的对抗，383，396，447，535；作为启蒙运动的主题，379；其图像画法，492，505—506，526；与自然，455；爱国的，389，435，459；公众的，410，430，535；共和国的，420，490，526；在信仰复兴运动中，396；其凡俗化，418；与自我利益的对抗，360，587

visual arts　视觉艺术，65，336，565；其销售，691；邓禄普的事业，553，583；调版画，38，66—68，570，605，691；边疆绘画，40；其表现的历史，337；与文学，688—691；作为奢侈品，670；杂志上的插图，690—691；与小说，689—691；绘画，40，65—68，158，689—690；其职业化，691；与种族，66—67；浪漫主义的，66，158；与科学，133—134；发现的主题，38

Volney，Chasseboeuf de　查斯波夫·德·沃尔尼，151 ；《美利坚合众国土壤和气候大观》，128

Voltaire，Francois Marie Arouet　伏尔泰，381；《贡第德》，110，113

W

Waldegrave,Mary　玛丽·沃德格雷弗，161

Waldseemuller，Martin　马丁·沃德希穆勒：《宇宙学入门》，25

Walduck，Thomas　托马斯·沃达克，316

Wales　威尔士，111

Walker，Timothy　蒂摩西·沃尔克：《美国法律入门》，493

Waller，Edmund　埃德蒙德·沃勒，309

Walley，Sarah　莎拉·沃利，293

Walley，Thomas　托马斯·沃利：《吉利德的药膏》，261

Walpole (New Hampshire)　沃尔普尔（新汉普郡），559，568

Walpole，Horace　贺拉斯·沃波尔，120，322，330

Walsh，Robert　罗伯特·沃尔什，364

Walsingham，Francis　弗朗西斯·沃星汉姆，21—22

Wampanoags　沃帕诺阿人，190—191，221，263

Ward，Nathaniel　纳撒尼尔·沃德，204；《美国阿伽万的纯朴鞋匠》，203

Ward，Ned　尼得·瓦德，314；《新英格兰之旅》，312—313

Warner，Susan　苏珊·华纳，557

War of 1812　1812年战争，571，576；与经济变革，589，690；与意识形态变革，556；在文学中，372，581，594，610，641—642，668，681，683

Warrel，Joseph　约瑟夫·瓦里尔，319

Warren，James　詹姆斯·华伦，387，527，545，607

Warren，Joseph　约瑟夫·华伦，579

Warren，Mercy Otis　莫西·奥帝斯·华伦，616；《溜须拍马》，545，579；《致菲德里奥》，607；《集体》，579；《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527，535—536；《卡斯提尔的姑娘们》，597；《新宪法之观察》，527 ；《诗歌》，593；《罗马洗劫》，593，597

Warren，Robert Penn　罗伯特·朋·华伦，551

Washington (city)　华盛顿（城），40，121，590

Washington，George　乔治·华盛顿，340，362，370，422，424，456，504，516—517，527，534，598，606，610；与美国革命，348—349，386—387，535；《国家通告》，350，384—387，574；与康涅狄格才子，598；与《宪法》，484，487，493；与危机，386—387；与斋戒日，424；第一次就职演说，424；作为文学赞助人，566，574，592，601；其文学风格，384—386；在文学中，377，545，574—576，578，587—588，592—593，596，608，642，644，659，672，680，682—683；作为爱国主义的楷模，587，592；与美国土著，511—512，515；《总统告别演说》，350，420，574；退休，387—388；与奴隶制，516—517，535；在富治谷，426826

Waterhouse，Benjamin　本杰明·沃特豪斯，420，463

Watterston，George　乔治·沃特斯顿：《格伦卡恩》，又名《青春的失望》，626

Watts，Isaac　伊撒克·瓦兹，310

Wayne，Anthony　安东尼·韦恩，545

wealth　财富，86，94，237，293—294，405，520；阿兹台克，51—52；其变化的观点，17—19，73，653；与圣职人员，282—283；与殖民化，17—18，72，91；与帝国，330；富兰克林论，277，362；土地作为，331，653—654；在文学中，651，653—654，656；自然作为，691；在新世界，31，46，73—74；其便携形式，634，655；与清教徒，190，265，268，277

Webb，George　乔治·韦伯，326；《单身汉大厅》，317

Weber，Max　马克思·韦伯，286

Webster，Daniel　丹尼尔·韦伯斯特，378，534，537

Webster，Noah　诺亚·韦伯斯特，563；论美国文学，548；

Webster，Noah　诺亚·韦伯斯特作品：《美国拼写读本》，124；《关于过去几年美国流行的肝胆热病论文集》，124；《简明辞典》，124，640；《关于近年来气温变化假说的论文》，124

Weetamoo　威塔莫，264

Werowocomoco　威罗沃可莫可，54

Wesley，Samuel　塞缪尔·卫斯理：《乔治亚赞》，331

West，American　美国西部，40，651；其社会，420，477；向其的移民，151，256；对其的探险，131，138，149—150；对其的恐惧，513；在虚构文学中，161—166，639，651，692；刘易斯与克拉克，149—151，155—156，161，167；与美国土著，39，131，150，507；其种族冲突，223

West，Benjamin　本杰明·韦斯特，317，336；《沃尔夫将军之死》，337，690

West，Samuel　塞缪尔·韦斯特，411，419；其选举布道，407，410，418，464

Westchester County (New York)　西切斯特镇（纽约），679

West Church (Boston)　西教堂，353，390，408

West Country (England)　西部地区（英格兰），255

western civilization　西方文明，60，311，330，336，573；帝国主义，47；与美国土著，55；其浪漫传统，70，573；从史诗到小说的转化，544

Westfield (Massachusetts)　威斯特菲尔德（马萨诸塞），226，245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23，65，316，330，333，342，610；对其的探险，30—32；奴隶制，90

Westminster Abbey　威斯敏斯特教堂，669

Westminster Assembly　威斯敏斯特大会，200

Westover (Virginia)　威斯特奥弗（弗吉尼亚），103，105

Wetersoons　维特孙人，152

Wethersfield (Connecticut)　威瑟斯菲尔德（康涅狄格），264

Wheatley，John　约翰·惠特礼，519，604，605

Wheatley，Phillis　菲利丝·惠特礼，555，564；其事业，604—606；杰斐逊对其的回应，606，617；其文学风格，554；《伍斯特将军之死》，605；《关于各类主题的诗》，604；论宗教，524；论克里斯多夫·塞得，358—359；论奴隶制，519；《为新英格兰剑桥大学所作》，604；《关于道德》，604

Wheatley，Susanna　苏珊娜·惠特礼，519，604

Wheeler，Mercy　梅西·惠勒：《给年轻人的忠告》，253

Wheelock，Ebenezer　埃比尼泽·惠洛克，403

Wheelock，Eleazar　以利亚撒·惠洛克，37

Wheelwright，John　威尔莱特，约翰，196

Whigs　辉格党，335，405；在美洲，395，428，431，450；英国的，442，506；与俱乐部，317，322—323；与常识哲学，336；与《独立宣言》，472；在文学中，578—580；其诗歌，324；其政治学说，472，545；激进的，414，431，459；与王室权力，474，478；其感情主义，324—325，336，579—580，585；其历史学说，381—382，412，428，451，473

WhinBush Club (Edinburgh)　温布什俱乐部（爱丁堡），321

Whiskey Rebellion　威士忌叛乱，551，583

White，George　乔治·怀特：《乔治·怀特的生活简述》 ，520

White，John　 约翰·怀特(fl. 1585—1593)，65—67，79；《第五次航行》，30—31；罗阿诺克绘画，99

White，John (father of Mary Rowlandson)　约翰·怀特（玛丽·罗兰德森的父亲），263

White，Mary　玛丽·怀特，参考玛丽·怀特·罗兰德森（Rowlandson，Mary White）

Whitefield，George　乔治·怀特菲尔德，288，326，396；与复兴，284，298—299

White Hall (London)　白宫（伦敦），325

White Plains (New York)　怀特·普莱恩斯（白原）（纽约），529

Whiting，John　约翰·惠汀：《以色列福祉之路》，262

Whiting，William　威廉·怀亭：《致马萨诸塞州柏克夏郡居民》，465

Whitman，Elizabeth　伊利莎白·惠特曼，544

Whitman，Walt　沃尔特·惠特曼，592，602，615，619；论美国文学，565

Wigglesworth，Michael　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斯，208，236，243；《末日》，243—244；《日记》，208—209；《上帝与新英格兰的分歧》，244；《食肉者口中肉》，243—245

Wignell，Thomas　托马斯·威格耐尔，552，584

wilderness　荒野，84—87，129，147，188，375，470；巴特拉姆论，127—128，146，148；布鲁克顿·布朗论，161，163；与文明，86—87，687；其生活条件，226，238；库珀杰斐逊论，688—689，691—692；其发展，64—65，85，119，123，128，492 ；对其的恐惧，351，396，507；杰斐逊论，122—123，148；与天定命运，149；与千年福国论，397；与美国土著，39，44，46，50—51；与《西北法令》，492；清教徒的观点，192；其象征意义，77，81，85—86，99，128，212，230，259—260，262，288，468；其价值，109；西部，651

Wiley，Charles　查尔斯·威利，685

Wilkes，John　约翰·威尔克斯，358

Willard，Samuel　塞缪尔·威拉德，268，279，281；《一个孩子的命运》，262；《信守契约》，262 ；《火刑》，261；《神圣的商品》，262；《加倍宽恕》，262827

Willett，Martha　玛莎·威利特，233

William (a slave)　威廉（奴隶），505

William III (king of England)　威廉三世（英格兰国王），2 10，258，445

Williams，Abraham　亚伯拉罕·威廉姆斯，407

Williams，Edward　爱德华·威廉姆斯：《弗吉尼亚地图》，28

Williams，Elisha　伊利沙·威廉姆斯，418；《基本权利和自由》，401

Williams，Roger　罗杰·威廉姆斯，95，101，174，189；与科顿，197—200；论美国土著，39，76—83，154，197—198，229—231；与清教徒主义，77，206，216；与象征学，199，229—230；

Williams，Roger　罗杰·威廉姆斯作品：《迫害的血腥教义》，198—199；《更血腥的血腥教义》，198—199；《美洲语言入门》，6，59，76—83，198，229—231

Williams，Solomon　所罗门·威廉姆斯，300

Williams，Stephen　史蒂芬·威廉姆斯：其日记，246

Williamsburg (Virginia)　威廉斯堡（弗吉尼亚），334，451；其剧院，341；其城市文学化，334

Wilson，James　詹姆斯·威尔逊，451，472，481，486；《致殖民地居民》，456—457

Wilson，John　约翰·威尔逊，196

Wilson，Mary (Danforth)　玛丽·威尔逊（丹佛斯），259

Winetarees　温尼塔力人，152

Winslow，Edward　爱德华·温斯洛，218；《来自新英格兰的好消息》，84

Winthrop，John　约翰·温斯罗普，76，189，190，197，219，231；论权威，217—218；论圣约，194—195；论安妮·哈钦逊，197，218，237；其对编史的影响，217，224；其生平，190；其文学风格，194—195，217，220；与科顿·马瑟，277；与美国土著，220；其政治角色，205，216；论天花，192；其乌托邦理想，182，194—195；去新英格兰的航行，199，236；

Winthrop，John　约翰·温斯罗普作品：《新英格兰史》，193，217；《日记》，193，195，217—218；《关于自由的小发言》，218；《基督教慈善的典范》，193—194，204；《新英格兰要发展种植业应该考虑的理由》，193

Winthrop，Katherine　凯瑟琳·温斯罗普，268

Wirt，William　威廉·沃特，436；《帕特里克·亨利的一生和性格》，590

Wise，John　约翰·怀斯，274；其文学风格，286—287，289；

Wise，John　约翰·怀斯作品：《赞成的教会争议》，287；《为新英格兰教会政府的辩护》，287；《给忧伤的国家的一言慰藉》，287

wit　聪慧，287，309—310；与纯文学，310，312，318；伯德，107—108；与俱乐部，314，317；礼仪的，309—310；与新光，326；在小说中，635；在清教徒的写作中，227，247—248，253；妇女与，253，312，314

witchcraft crisis (Salem)　巫术危机（沙仑），257，268，280，286；牧师在其中的角色，7，173—175；其发现，172；对社会产生的影响，181—182；历史对其的诠释 171，181—182；与哀叹史，263；其语言 ，171—182；地方官员与，172—179；科顿·马瑟论，180，271，275；其中的宗教事件，173，179；其根源，181；与鬼怪证据，I77；其审判，171—173，175—180；与妇女，7，171，173，237

Wits　才子，参考康涅狄格才子

Woburn (Massachusetts)　沃本市（马萨诸塞），219

Wolcott，Roger　罗杰·沃尔科特，252

Wolfe，James　詹姆斯·沃尔夫，337，690；《人类光荣的顶点》，357

Wollaston，Captain　沃莱斯顿船长，91

Wollstonecraft，Mary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609

women　妇女，197，264，574，622，631；与废除奴隶制度，638；与美国革命，340，527，529—531，607；与作者身份，525—529，550，557，566—567，606—609，616，621—622，630—631，633，638，677，679；与自传写作，291；在纯文学中，6，311—312，318—319，321，337—341；布鲁克顿·布朗的观点，644，650，655，658—659；与公共人文主义，649—650；由其创作的公共诗歌，337—338；与写书，526；与《宪法》，496—497，506；作为消费者，621；与家庭生活，236，240—241，529，535，607，621；与教育，236，239，253，528—530，550，553，562，567，598，608—609，630；挽歌，234；富兰克林对其的同情，622，644；其自由，442；与政府，501；其历史，195；其肖像学，204，231—233，273，288—289，525—526，533；其独立，566—567，587，631—633，650；与个人，550，557，567，609，633，650；其说明性写作，510；与法律，498—499，506，508；其文学框架，567，609；其文学策略，8，241，340，403，509，526—528，531，592，606—609；在文学中，235，530，581，586，608，621，629—634，650，655—656，680；与手稿传统，338；与婚姻 ，506—508，528；科顿·马瑟论，273；美国土著，100，151，154，164—166；与报纸/杂志，311—313，337—338，526，528—529，536，562；与小说，621，658；与期刊，311—313；与政治，337—338，340—341，507，527，529，531，607—609；与私人领域，236，238，607—608，621，649；与财产，506—507，632，650，653，656；与公共领域，525，532，607—608；在清教徒社会中，184，197，218，220—221，226，235—241，252—254，264，273，289—290，292—293；作为读者，550，598，630，637，640，659，677，679；与共和主义价值，528，566—567，634，649；其权力，501—502，507，525，529，532，566—567，608，632，634，644，658其在宗教生活中的角色，280—281，288—289，529；在浪漫传统中，70，291—292；与讽刺文学，235—236，3 10，545，547，607；与感情主义传统，557，606，649；仆人阶层，107—108；与“七年战争”，337—338；与奴隶，828607；与社会流动，635—636；“妇女领域”，236，240—241，526，530；其附属，566—567，630；与才智，312，314；与巫术危机，7，171，173

Wood，Sarah　莎拉·伍德，552—553，627；《道沃尔》，626，634—635

Wood，William　威廉·伍德：《新英格兰的前景》，231

Woodbridge，John　约翰·伍德布里吉，238

Woodbury，Anna (Barnard)　安娜·伍德伯里（巴纳德），285

Woodmason，Charles　查尔斯·伍德梅森，318；《印度语》，332

Woodworth，Samuel　塞缪尔·伍德伍兹，680；《自由的战士》，640—643；《老橡木桶》，640

Woolman，John　约翰·伍尔曼：《牧师随记》，407

Woolwich (England)　沃尔维奇（英格兰），32

Wooster，David　大卫·伍斯特，519，605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伍斯特（马萨诸塞），561

Worcester Magazine　《伍斯特杂志》，561

Wordsworth，William　威廉·华兹华斯，140—141，159—161；《抒情的歌谣》，613；《序曲》 (1805)，130

Wright，Louis B.　路易斯·B.赖特，343

Wright，Susanna　苏珊那·赖特，318，339—340

writing　写作，135，160，313，352，350，360，363，366，435，467，471，476，494，525，527，568；与行动，490；与抱负，653；与美国革命，349—351，366，379，426，468，470；布鲁克顿·布朗论，646—649，653，656—657；与文明，78—79，100；与殖民化，13，20，36—38，56，59，69，82，157；哥伦布的观点，18—20；作为商品，157；与赞同，489；其文化作用，351，366；与启蒙运动，378—379；作为证据，521；与探险，13—15，18—19，156—157；与历史，4，13—14，119，36，41，55—57，59，84，165—166，168，350—351，474；与意识形态，33—35；作为劳动，547，553，583，602，611，628；作为调停，646；与美国土著，13—14，37—38，78—79，100；与演讲术的对抗，312，646—650，657；与小册子，468—469；政治的，468—469，474，640；公共文献的，157，361，467—468，476，482—483，487，491，648—649；与接受，351，435，448；与宗教，424；与自我创造，157；作为标志，360—361，426；同时参考作者身份；印刷文化

Wroth，Laurence C.　劳伦斯·C.劳斯，343

Wyandotte　怀恩多特族，514

Wyllys，Ruth（Taylor）　露丝·威利斯（泰勒），245

X

Xenophon　色诺芬，120

Y

Yale College (University)　耶鲁学院（大学），126，278，336，401，548，552，598；其保守主义，296；与爱德华兹，293，300，306；其建立，281—282；文学团体，283，550；其院长，246，283，405

Yankees　杨基，412，416；喜剧的，584；与民主，584，666—667；作为文学中的人物，666—667，671—672，688；与清教主义，269

“Yankee Doodle”　《美国佬》：作为爱国歌曲，549

Yates，Robert　罗伯特·耶兹，480

Yorkshire (England)　约克郡（英格兰），208，255，334

Yorktown (Virginia)　约克镇，529，535

Young，Edward　爱德华·扬：《英国商人》，330

Z

Zardandan　撒丹丹，17

Zenger，John Peter　约翰·比得·曾格，324

Zwingli，Huldrych　乌尔里克·兹温格利，185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2卷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19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20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30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30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和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15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5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谢

主编寄语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惠赐一笔款项，它使本书全体撰稿人得以汇聚一堂，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讨论与构思。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朱莉·格林布拉特(Julie Greenblatt)和T.苏珊·张(T.Susan Chang)给予了慷慨的帮助；丹尼尔·阿伦(Daniel Aaron)、艾顿·伯科维奇(Eytan Bercovitch)和苏珊·L.米兹卢奇(Susan L.Mizruchi)给予了不懈的支持和实在的建议；南希·本特利(Nancy Bentley)、迈克尔·伯特胡德(Michael Berthold)、兰纳·法布(Lianna Farber)和杰西卡·里斯金(J essica Riskin)以学生的身份给予了我必要的帮助，在此，我一并表示谢意。我还特别感谢玛格里特·里德(Margaret Reid)，是她在本书形成的每个阶段都给予了帮助。

萨克文·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

副主编寄语

乔纳森·艾阿克(Jonathan Arac)和戴维·S.希尔德(David S.Shields)在编撰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大事年表时给予了特别的帮助；帕姆拉·布鲁顿(Pamela Bruton)和苏珊·格林伯格(Susan Greenberg)对稿件进行了一丝不苟的修改；凯撒利塔·拉马扎(Katharita Lamoza)对成书过程进行了耐心而又在行的监督；朱莉·格林布拉特与T.苏珊·张在这个项目各个不同阶段都给予了无法估量的宝贵帮助；伊莉莎白·法欧勒(Elizabeth Fowler)也不吝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和有价值的建议。在此，我谨对他们表示感谢。

塞洛斯·R.K.帕泰尔(Cyrus R.K.Patell)

文学职业化的背景

我要感谢“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所给予的1986年夏季薪俸，以及威廉斯学院那年秋季给予的学术休假。他们的支持确保我有关键的时间来研究和完成我在该卷中所撰写的大部分内容。同时，我也感谢威廉斯学院图书馆的全体成员，他们迅速地为我办理了跨馆借阅手续。我还想向其他一些学者表示感谢，他们为我撰写的部分以及由我负责的该卷的文献目录提供了帮助。我要特别感谢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是他最先向我介绍了很多我要讨论的书籍和作者，以及威廉·查瓦特(William Charvat)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在他去世后以《美国的著作职业——从1800年到1870年》(The Profession of Authorship in America，1800—1870)编缉出版的完成和未完成的论文。

迈克尔·达维特·贝尔(Michael Davitt Bell)

扩张与种族的文学

在此我谨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文研究会以及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对全书的整体设计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我深为感激。我也感谢保拉·古恩·爱伦(Paula Gunn Allen)、理查德·布里奇曼(Richard Bridgeman)、诺曼·格拉博(Norman Grabo)和凯尼斯·林肯(Kenneth Lincoln)对书稿的各个部分所提的意见。此外，我还想感谢安德鲁·布朗、塞洛斯·帕泰尔、朱莉·格林布拉特和T.苏珊·张的宝贵的帮助。

本书得益于很多二手资料，我要在下面列出部分书目：

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

罗伊·哈维·皮尔斯：《野蛮主义和文明：印第安人和美国思想研究》(修订版)，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5；

威廉·H.戈兹曼：《探险与帝国：征服美国西部过程中的探险家和科学家》，纽约：诺顿，1966；

理查德·斯洛特金：《暴力中的新生：1600—1860年的美国边疆神话》，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威斯莱昂大学出版社，1973；

尤金·D.热诺维斯：《摇摆吧，乔丹，摇摆吧，奴隶创造的世界》，纽约：潘泰翁，1974；

雷吉诺·豪斯曼：《种族及命定扩张说：美国种族盎格鲁—萨克逊主义起源》，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

本书有关非裔美国人蓄奴制度的材料部分来自1983年的一篇文章。此文先在英语研究院宣读，后以《蓄奴制、革命与美国文艺复兴》为题收入瓦尔特·本恩·迈克尔斯和唐纳德·皮斯主编的《美国文艺复兴新探》(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5， 1—33页)，其中一些段落还糅进了拙著《唤醒众民族：美国文学形成中的种族》(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关于美国印第安人那一章的部分内容曾以《印第安长廊：南北战争前期的文学以及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抑制》为题收入比弗利·沃洛欣主编的《美国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亨利·纳什·史密斯纪念文集》(纽约：彼得·朗，1990， 37—64页)。

扩张文学部分开头所引马扎诺·巴列霍的《上加利福尼亚历史和人物的回忆》中的文字取自班克洛夫特图书馆所藏的厄尔·R.海威特的译本，而《格雷高里奥·科特斯之歌》则取自阿美里科·帕雷德斯的《枪在手中：一首边疆歌谣及其主人公》(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58)。美国印第安人口述传统及演讲术部分所引材料则受惠于一些二手资料。其中一些引文有不同译本，见于下述著作及文中所引的南北战争前期著作中。文中所述的现代文集大抵是19世纪或20世纪初一些材料的重印或调整。“红外套”和“花斑蛇”的演讲见于萨姆尔·G.德雷克所著《北美印第安人史传》(波士顿：B.B.穆塞，1851)；怀特·安特洛普的抒情歌谣的记述见于乔治·伯德·格林纳尔所著《战斗的沙伊安人》(初版于1915年，重印于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56)；波尼人创世故事见于纳塔利·科蒂斯·博林所著《印第安人的书藉》(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23)；首先见于普利尼·厄勒·哥达德的《纳瓦霍文本：美国博物学博物馆人类学文献》(卷34，纽约，1933)的《黑熊之歌》，首先见于弗朗西斯·拉夫莱西的《奥塞奇部落：守夜仪式》(美国民族学局第39份年度报告，华盛顿，1925)的《玉蜀黍之歌》，以及首先见于普利尼·厄勒·哥达德的《格塔尔：一种梅斯卡勒罗阿帕奇人仪式》(纽约：斯泰切特，1909)的该部落发育成长歌，都收入玛格特·奥斯特洛夫所编《羽蛇》(纽约：约翰·戴伊，1946；1962年由卡普里科恩书屋重印，改名为《美国印第安人散文与诗歌》， 1992年又以《羽蛇：美国印第安人散文与诗歌》为名由毕根出版社重印)；《十只熊》、彼特莱沙罗、歆马顿·亚拉奇特以及《小乌鸦》的演讲见于W.C.万德沃斯编著《印第安演讲术》(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71)；西塞尔(西雅图)的演说及“红鸟”的死亡之歌收在托马斯·E.桑德斯和威廉·E.皮克主编的《美国印第安人文学》(纽约：格伦科，1973)；切诺基人和罗伊塞诺人创世故事以及纳瓦霍人的夜歌则见于格罗里娅·莱维塔斯、弗兰克·维维罗和雅克琳·维维罗主编的《美国印第安人散文与诗歌：我们在黑暗中等待》(纽约：G.P.普南特之子出版社，1974)。

艾里克·J.桑德奎斯特(Eric J.Sundquist)

超验主义

我谨在此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术理事会的研究委员会对本项目提供的资金支持表示感谢。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提供的一年研究经费使我有时间开始这项工作，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提供的学术年假则使我能完成本项目。感谢迪恩·格罗德增(Dean Grodzins)、加里·霍尔(Gary Hall)和罗伯特·佩林(Robert Perrin)允许我阅读他们未发表的西奥多·帕克、爱默生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研究手稿。迈克尔·科拉科西奥(Michael Colacurcio)和迪恩·格罗德增还阅读了本书稿的一部分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几位很有才华的研究助手——西比尔·布拉布纳(Sybil Brabner)、迪埃尼·伦丁(Deanne Lundin)和玛丽·弗洛里(Mary Flory)——在本章写作过程中给予我不少帮助。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三个人：我的先生保罗·谢兹(Paul Sheats)在本章写作的漫长过程中一直给我鼓励和支持；同事丹尼尔·卡尔德(Daniel Calder)在这个项目的启动上给了我极为宝贵的帮助；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T.苏珊·张给予我远远超出一般编辑所能给的帮助和支持。最后，我要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邀请我参与这个项目并在我的写作中一直给我宝贵的建议，还有塞洛斯·帕泰尔，他给我提供了研究基金、通讯及参考文献上的帮助。

在记述超验主义写作的过程中，我受惠于许多著作，在此无法一一致谢。下列书目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我所使用或受其影响的许多引文、史实和解释的来源。不少著作，特别是那些超验主义者个人传记的内容，不止出现在一章里，但一般只是在第一次引述时提到它们的名字。

“唯一理教的开端”借鉴了学者们对19世纪前几十年里震撼新英格兰地区的宗教和哲学论战以及那些开始改变文本权威性的国外古代文学及《圣经》文本批评的发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简列如下：

刘易斯·P.辛普森：《联邦文学思想：1803—1811年的“每月文选及波士顿评论”选集》，巴顿·路热：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62；

詹姆斯·金·摩尔斯：《吉德迪亚·摩尔斯：新英格兰正统信仰的捍卫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9；

康拉德·赖特：《亨利·威尔的选举：两种当代叙述》附评论，《哈佛文学公报》第17期，1969， 245—278页；

安德鲁·德尔科班：《威廉·埃勒里·钱宁：论美国的自由精神》，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

康拉德·赖特：《美国唯一理教的起源》，波士顿：斯塔尔·金出版社，1955；

《宗教自由主义的三位先知：钱宁、帕克与爱默生》，康拉德·赖特作序；波士顿：毕根，1961；

莉莉安·韩德林：《毁灭巴比伦——年轻的安德鲁斯·诺顿》，见康拉德·赖特所编《1805—1865年的美国唯一理教》，波士顿：马萨诸塞历史学会及东北大学出版社，1989；

约瑟夫·亨利·爱伦：《我们在神学方面的自由运动》，波士顿：罗伯兹兄弟出版社，1882；

约翰·洛克：《论人类知性》，亚历山大·坎贝尔·弗雷泽主编，2卷，1894；重印于纽约：多佛，1959；

约翰·洛克：《基督教的合理性，并附奇迹论及论宽容的第三封信一部分》， I.T.拉姆塞编辑、剪辑并作序；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8；

保罗·里维尔·弗罗森汉姆：《演说家、政治家爱德华·艾弗里特》，波士顿：霍夫顿，密夫林，1925；

丹尼尔·沃克·豪：《唯一理教的良知：1805—1861年的哈佛道德哲学》，修订第二版，有新序；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威斯莱昂大学出版社，1988；

丹尼尔·沃克·豪：《老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剑桥柏拉图主义者》，见赖特所编《美国的唯一理教》；

麦莱尔·戴维斯：《爱默生的“理性”与苏格兰哲学家》，《新英格兰季刊》第17期，1944， 209—228页；

大卫·发特·诺顿：《大卫·休谟：常识道德论者、怀疑主义玄学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

埃吉利·伍德曼·托德：《1817—1837年哈佛神学院的哲学思想》，《新英格兰季刊》第16期，1943， 63—90页；

琳达·克伯：《持异议的联邦党人：杰斐逊时代美国的意象与意识形态》，纽约州，依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0；

卡尔·迪埃尔：《1770—1870年的美国人与德国学术》，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8；

F.A.沃尔夫：《荷马绪论》(1795)，由安东尼·格拉夫顿、格莱恩·W.莫斯顿、詹姆斯·E.G.泽兹尔翻译、作序及注释；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

劳伦斯·博埃尔：《约瑟夫·史蒂文斯·巴克明斯特：一个新英格兰圣徒的成长》，《加拿大美国研究评论》第10期，1979， 1—29页；

杰里·威恩·布朗：《1800—1870年间美国〈圣经〉批评的兴起》，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威斯莱昂大学出版社，1969；

伊丽莎白·赫思：《播下“颠覆”的种子：哈佛早期哥廷根学生》，见《美国文艺复兴研究》， 1992， 91—105页；

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自传、日记与通信》，爱德华·艾弗里特·黑尔编；波士顿和纽约：霍夫顿、密夫林，1891。

“抨击洛克”考察了美国对经验哲学传统的不满以及康德及后康德哲学的消息传到美国的各种路径。这部分的资料包括：

弗雷德里克·鲁道尔夫：《必修课程：1636年以来的美国大学本科课程史》，旧金山：乔西—巴思，1989；

罗纳尔德·瓦尔·威尔斯：《三位基督教超验主义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

J.克里斯托弗·赫罗德：《时代的女主人：斯塔尔夫人传》，纽约：哈姆尼书屋，1979；

约翰·J.杜斐编：《柯勒律治的美国信徒：詹姆斯·马什通信选》，阿姆赫斯特：马塞诸塞大学出版社，1973；

约瑟夫·托利编：《神学博士雷夫·詹姆斯·马什遗作——附其生活回忆录》，波士顿：克洛克和布鲁斯特，1843；

约翰·J.杜斐：《出版柯勒律治的问题：詹姆斯·马什的美国第一版〈沉思之助〉》，《新英格兰季刊》第43期，1970， 193—208页；

约翰·克里夫：《苏格兰评论家：1802—1815年的“爱丁堡评论”》，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

约瑟夫·亨利·爱伦：《“我们的自由运动”余波》，波士顿：罗伯兹兄弟出版社，1897；

劳伦斯·博埃尔：《文学超验主义：美国文艺复兴中的风格与想象》，纽约州，依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3；

康拉德·赖特：《18世纪的美国理性宗教》，见《自由基督教徒：美国唯一理教史文集》，波士顿：毕根，1970；

拉尔夫·L.拉斯克：《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传》，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9；

盖伊·威尔逊·爱伦：《沃尔多·爱默生：一种传记》，纽约：海盗出版社，1981。

“卡莱尔与美国超验主义的发端”分析了卡莱尔对波士顿学人的影响。这些年轻人热忱阅读卡莱尔19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在英国报刊上匿名发表但极易辨认的文章。这部分的资料包括：

雷纳·韦勒克的两篇文章：《卡莱尔与德国浪漫主义》及《次要的超验主义者与德国哲学》，收入《碰撞：19世纪德国、英国和美国学术和文学关系研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

威廉·西拉斯·万斯：《卡莱尔在〈重新修补的裁缝〉前的美国》，《美国文学》第7期，1936， 363—375页；

约瑟夫·斯拉特：《乔治·里普利与托马斯·卡莱尔》，《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第67期，1952， 341—349页；

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致玛格里特·富勒的信件》，约翰·魏斯里·托马斯编，汉堡：克兰姆，德格鲁伊特，1957；

玛丽·C.特尔皮：《爱默生对圣餐所作布道的贵格教根源》，《新英格兰季刊》第17期，1944， 95—101页；

卡伦·里恩·卡林纳维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之兄威廉·爱默生书信》(博士论文)，田纳西大学，1982；

约瑟夫·斯拉特编：《爱默生和卡莱尔的通信》，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

小亚瑟·S.博尔斯特：《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推进真理的信徒》，波士顿：毕根，1954。

“奇迹之年”分析了超验主义者声势变大那年涌现出来的书籍、演讲和小册子。这部分借鉴了以下材料：

佩里·米勒：《超验主义者文选》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

屋大维·布鲁克斯·弗罗森汉姆：《1820—1850年间波士顿的唯一理教》，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890；

乔尔·米尔森：《康沃斯·弗兰西斯与爱默生》，《美国文学》第50期，1978， 17—36页；

乔尔·米尔森：《超验主义俱乐部史》，《爱默生学会季刊》第23期，1977， 27—35页；

乔尔·米尔森：《超验主义俱乐部会议日志》，《美国文学》第44期，1972， 197—207页；

史蒂芬·维切尔：《自由与命运：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内心生活》，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53；

谢尔曼·保罗：《爱默生的视角》，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

小默顿·M.谢尔兹：《自然的组成》，见于默顿·M.谢尔兹和阿尔弗雷德·R.弗格森主编：《爱默生的自然：其起源、形成及含义》，第二版扩版，卡本达尔：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9；

弗雷德里克·C.达尔斯特兰德：《阿莫斯·布朗森·阿尔科特：一位学者的传记》，新泽西州，东布伦斯维克：法尔雷·狄金森大学出版社，1982；

小亚瑟·M.施勒欣格：《天国历程：奥立斯蒂斯·A.布朗森》，波士顿：里特尔，布朗，1966；

查尔斯·克罗：《乔治·里普利：超验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雅典：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67；

威廉·哈切森：《超验主义牧师：新英格兰文艺复兴中的教堂改革》，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9；

尼娜·拜姆：《安姐妹：伊丽莎白·皮博迪的千禧历史观》，《美国文学史》第3期，1991， 27—45页；

约瑟芬·E.罗伯兹：《伊丽莎白·皮博迪与圣堂学校》，《新英格兰季刊》第15期，1942， 497—508页；

《伊丽莎白·帕尔默·皮博迪的信件：美国文艺复兴中的妇女》，布鲁斯·A.隆达编辑并作序，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威斯赖昂大学出版社，1984。

“成规与运动”追溯了唯一理教保守派与超验主义者之间的激烈论战。超验主义者对因经济危机而力量削弱的社会宗教和政治改革的步伐缓慢日益感到不满。这部分的材料包括：

威廉·查瓦特：《美国浪漫主义与1837年的经济危机》，《科学与社会》第2期，1937， 67—82页；

哈里叶特·马蒂诺：《西游回顾》(2卷本)，伦敦：桑德斯和奥特利，1838；

约翰·杰伊·查普曼：《威廉·劳埃德·加里森》(1913)，第二版修订版，波士顿：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21；

埃德文·吉陶曼：《琼斯·威利：1833—1840的有效岁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

海伦·R.迪斯：《皮博迪家族与琼斯·威利的“疯狂”：玛丽·皮博迪的两封书信》，《哈佛文学公报》第35期，1987， 218—229页；

康拉德·赖特：《爱默生、巴齐莱·弗罗斯特及〈神学院讲话〉》，见《自由基督教徒》；

加里·霍尔：《爱默生与〈圣经〉：作为〈圣经〉的阐释和修正的超验主义》(博士论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89；

迈克尔·科拉科西奥：《爱默生的“致辞”的清晰争斗》， ESQ第37期，1991， 141—212页；

罗伯特·哈毕奇：《爱默生的不情愿的敌手：安德鲁斯·诺顿与超验主义的争论》，《新英格兰季刊》第65期，1992， 208—237页；

亨利·斯蒂尔·考玛吉：《阿伯纳·尼兰德的渎神行为》，《新英格兰季刊》第8期，1935， 29—41页；

罗德里克·S.弗兰奇：《波士顿从人和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830—1839年间阿伯纳·尼兰德的自由思想运动》，《美国季刊》第32期，1980， 202—221页；

罗伯特·E.博克霍尔德：《爱默生、尼兰德与〈神学院讲话〉》，《美国文学》第58期，1986， 1—14页；

克拉伦斯·L.F.戈德斯：《美国超验主义期刊》，北卡罗莱纳，达拉谟：杜克大学出版社，1931；

伊丽莎白·R.麦肯锡：《西部实验：俄亥俄峡谷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迪恩·戴维·格罗德增：《西奥多·帕克与超验主义》，(博士论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

约翰·W.罗金森：《W.M.L.德维特——现代〈圣经〉考证的奠基人：一部智者的传记》，联合王国，谢菲尔德，《旧约》研究杂志出版社，1992；

斯格费尔德·B.帕克纳特：《德维特在新英格兰》，《美国哲学学会会议纪要》第102辑，1958， 376—395页；

佩里·米勒：《西奥多·帕克：背弃自由主义》，《哈佛神学评论》第54期，1961， 275—295页；

菲利普·F.古拉：《西奥多·帕克和南波士顿圣职授任仪式：〈论基督教中短暂与永恒〉的文本交织》，《美国文艺复兴研究》， 1988， 149—178页；

迪恩·格罗德增：《西奥多·帕克的基督教中的短暂与永恒，1832—1841年》，《唯一理教全体历史协会会议纪要》第22辑，第一部分，1990—1991， 1—18页；

詹姆斯·马蒂诺：《施特劳斯和帕克》，《威斯敏斯特与国外季刊评论》第47期，1847， 136—174页；

“文学与社会改革目标”考察了超验主义从一个教会改革运动发展为一个具有更大抱负的运动的过程。希望不经审查就出版自己作品的欲望促使一些超验主义者创办了自己的杂志；这些杂志又反过来对超验主义者的散文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部分的材料包括：

乔尔·米尔森：《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与〈日晷〉：寻志史及其撰稿人》，伦敦：联合大学出版社，1980；

查尔斯·布莱克波恩：《〈西方信使〉新解》，《美国文学》第26期，1954， 320—336页；

戴维·鲁滨逊：《威廉·亨利·钱宁的政治冒险旅程》，《美国季刊》第34期，1982， 165—184页；

卡尔·F.斯托奇：《憎恨的快速排斥：爱默生、玛格里特·富勒与其他人》，《浪漫主义研究》第7期，1968， 65—103页；

查尔斯·凯珀：《马格里特·富勒：美国的浪漫生活》第1卷：《私人生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朱莉·埃里森：《微妙的主题：浪漫主义，性别与理解伦理》，纽约，伊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

乔尔·米尔森：《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与超验主义的失败》，《哈佛图书简报》第23期，1975， 396—410页；

伯纳德·罗森塞尔：《〈日晷〉，超验主义与玛格里特·富勒》，《英语语言笔记》第8期，1970， 28—36页；

海伦·亨尼施：《〈日晷〉：其诗歌与诗歌批评》，《新英格兰季刊》第31期，1958， 66—87页；

小罗伯特·理查森：《亨利·梭罗：精神的一生》，伯克莱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

谢尔曼·保罗：《美国海岸：梭罗的心灵探索》，厄卜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58；

理查德·莱博：《青年梭罗》，安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77；

沃特·哈丁：《亨利·梭罗的日子》，纽约：克诺普夫，1966；

雷蒙德·R.波斯特：《梭罗的日记：亨利·戴维·梭罗用文献记载的一生，1817—1862》，纽约：G.K.霍尔，1992；

罗伯特·塞特尔梅亚：《梭罗的阅读：用文献目录研究智力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

詹姆斯·迈克恩托西：《浪漫自然主义者梭罗：对自己的立场的转变》，纽约，伊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

罗伯特·塞特尔梅亚：《梭罗作品的传播对英国诗人的影响(PXV)》，《美国文艺复兴研究》， 1980， 239—257页。

“希冀改革”记载了一群超验主义者的渴望与失败，他们决心通过建立旨在消除痛苦、恢复社会和谐的协会而把自己关于正义社会的理论付诸实践。这部分的资料包括：

爱伦·塔克·爱默生：《丽迪安·杰克逊·爱默生的一生》，编者：狄罗斯·伯德·卡彭特，波士顿：退那出版社，1980；

卡尔·J.伽那瑞：《乌托邦的选择：19世纪美国的傅立叶主义》，纽约，伊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1；

屋大维·布鲁克斯·弗罗森汉姆：《乔治·里普利》，波士顿：休斯敦，米福林，1882：

亨利·山姆斯：《布鲁克农场的自传》，新泽西，英格伍德，克利弗斯：普森提斯—霍尔，1958；

约翰·迈克列尔：《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相遇的日子》，波士顿：里托，布朗，1984；

莫里斯·贡诺德：《不安的独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作品的个人与社会》，劳伦斯·罗森沃尔德翻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

理查德·李·弗朗西斯：《环境与救世：“花果园地”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美国季刊》第25期，1975， 202—234页；

贺拉斯·格利雷：《忙碌生活的回顾》，纽约：J.B.福特，1868；

玛丽安娜·德怀特·奥维斯：《布鲁克农场的通信》，艾米·L.里德编辑，纽约，帕夫吉普色：华萨学院出版社，1928；

约翰·科德曼：《布鲁克农场：历史与个人回忆录》，波士顿：阿瑞纳出版社，1894；

林克·C.约翰逊：《改革者的革新：爱默生、梭罗及其在艾默里大厅的礼拜日演说》， ESQ第37期，1991， 235—289页。

“各奔前程”追述了超验主义者们各自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后的情况：有的将成为职业作家和演说家，有的将成为社会改革家或者杂志人士，有的将会发现新的教会组织形式或者接受新的宗教，有的将置身外国的革命之中。这部分的资料包括：

盖·R.沃德尔：《康沃斯·弗朗西斯、超验主义者以及波士顿牧师协会》，《唯一理教全体历史协会纪要》，第21辑，1989， 41—48页；

乔尔·米尔森：《康沃斯·弗朗西斯与爱默生》，《美国文学》第50期，1978， 17—36页；

盖·R.沃德尔：《友谊的纪录：康沃斯·弗朗西斯在班戈和普罗维登斯与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的通信，1835—1850》，《美国文艺复兴研究》， 1991， 1—57页；

拉里·雷诺兹：《欧洲革命与美国文艺复兴》：康涅狄格，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

理查德·布里吉曼：《阴郁的梭罗》，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1；

林克·C.约翰逊：《梭罗的复杂编织：〈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的写作及其初稿》，弗吉尼亚，查罗特斯威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

卡尔·F.霍夫德：《艺术中的自然：梭罗对其一周日记的使用》，《美国文学》第30期，1958， 165—184页；

刘易斯·佩里：《激进的废奴主义：混乱与废奴思想中上帝的辖制》，纽约，伊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3；

詹姆期·布里厄·斯图亚特：《温特尔·菲利普斯：自由的英雄》，路易斯安那，巴顿陆格：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6；

约翰·C.布罗德里克：《梭罗、阿尔科特与人头税》，《语文研究》第53期，1956， 612—626页；

雷蒙德·亚当斯：《梭罗的“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的材料来源》，《语文研究》第42期，1945， 640—653页；

劳伦斯·博埃尔：《新英格兰文学文化：从革命到文艺复兴》，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

史蒂芬·芬克：《市场的预言人：梭罗作为职业作家的发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

罗伯特·塞特尔梅亚：《“当他变成我的敌人时”：爱默生与梭罗，1848—1849》，《新英格兰季刊》， 1984， 187—204页；

亨利·詹姆斯：《威廉·威特默的故事及他的朋友》(第2卷)，波士顿：休斯敦，米福林，1903；

埃德娜·道·切尼：《埃德娜·道·切尼回忆录》，波士顿：李与谢泼德，1902；

罗伯特·哈毕奇：《1842年10月份玛格里特·富勒的日记》，《哈佛图书简报》第33期，1985， 280—291页；

史蒂芬·亚当斯：《我们总在女人身上期待的那份整洁：富勒的〈夏日湖边〉以及浪漫主义美学》，《美国文艺复兴研究》， 1987， 247—264页；

安·道格拉斯：《玛格里特·富勒与历史追寻：传记研究》，《妇女研究》第4期，1976， 37—86页；

阿尔伯特·J.冯弗兰克：《作为艺术的美国生活：玛格里特·富勒个案研究》，《美国文艺复兴研究》， 1981， 1—26页；

戴维·鲁滨逊：《玛格里特·富勒与超验主义精神：〈论19世纪的女性〉》，《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第97期，1982， 83—98页；

杰弗里·斯蒂尔：《美国文艺复兴中的自我展示》，查普尔黑尔：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87；

保拉·考帕克斯：《论坛上的女权主义者：作为职业作家的玛格里特·富勒》，《美国文艺复兴研究》， 1991， 119—139页；

贝尔·盖尔·切威格尼：《走向意识形态的边缘：玛格里特·富勒进化的离向性》，《美国季刊》第38期，1986， 173—201页；

约瑟夫·杰伊·德易斯：《玛格里特·富勒在罗马的岁月》，纽约：托马斯·Y.克罗维尔，1969；

玛格里特·富勒：《这些悲哀但却荣耀的日子》，《欧洲战讯，1846—1850》，拉里·J.雷诺兹与苏珊·勃拉斯科·史密斯编辑，康涅狄格，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

玛丽·卡罗琳·克罗福德：《旧波士顿的浪漫岁月：19世纪的城市及其人民的故事》，波士顿：里托，布朗，1910。

“反奴岁月”追溯了1850年通过《追捕逃亡奴隶法》与1862年林肯总统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预备案》之间的几年内超验主义者在废奴运动中不断高涨的参与活动。这部分的资料包括：

戴维·M.波特：《迫近的危机：1848—1861》，唐·费伦巴赫完成与编辑，纽约：哈珀与罗，1976；

伦·古津：《美德的英雄：爱默生、废奴及改革》，雅典：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0；

莫里斯·G.巴克斯特：《整体不可分割：丹尼尔·韦伯斯特与联邦》，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

爱伦·尼文斯：《联邦的考验》，纽约：斯古莱布纳，1947；

罗伯特·佩林：《力量与正直：爱默生对丹尼尔·韦伯斯特认识》(硕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1993；

塞缪尔·夏皮诺：《安东尼·彭斯的表演》，《黑人历史杂志》第44期，1959， 34—51页；

托马斯·温特华斯·希金森：《快乐的昨天》，波士顿：休斯敦，米福林，1898；

巴里·克里兹伯格：《梭罗，蓄奴制及与国家政府的对抗》，《马萨诸塞评论》第30期，1989， 535—565页；

戴维·赫伯特·唐纳德：《查尔斯·萨姆纳与内战的来临》，纽约：诺普弗，1960；

乔治·H.黑恩斯：《一无所知的立法机关》，《美国历史协会年报》第1期，1896， 177—197页；

戴维·鲁滨逊：《爱默生与生活的行为：晚期作品中的实用主义及伦理目的》，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

菲利普·尼克罗夫：《爱默生论种族与历史：“英国人的特性”研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1；

莎伦·卡迈隆：《书写自然：亨利·梭罗的日记》，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

J.林顿·尚雷：《“瓦尔登湖”的形成》，附初稿文本，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

列奥纳德·N.内菲尔德：《经济学家：亨利·梭罗与企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

詹姆斯·阿姆斯特朗：《梭罗，贞节与改革者》，收录在《梭罗心理学：论文八篇》，雷蒙德·古兹编辑，马里兰，兰韩姆：美国大学出版社，1983；

沃特·哈丁：《梭罗演说清单》，《纽约公共图书馆简报》第52期，1948，78—87页；

威廉·L.霍沃斯：《沃顿的后继者？梭罗的“月光——一部预定的讲座课程”》，《证据》第2期，1979， 89—113页；

布拉德里·P.迪恩：《重构梭罗的早期的演说稿“缺少原则的生活”》，《美国文艺复兴研究》， 1987， 285—364页；

列奥纳德·内菲尔德：《理想的苛刻：爱默生的“梭罗”》，《爱默生协会季刊》第58期，1970， 77—84页；

乔尔·米尔森：《爱默生的“梭罗”：手稿的新版本》，《美国文艺复兴研究》， 1979， 17—92页。

芭芭拉·L.派克(Barbara L.Packer)

叙述形式

我很感激我所服务的学校对该项目的支持：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匹兹堡大学。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1986—1987年度的薪俸使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并开始写作。我前期的工作得到美国图书馆的极大支持，他们慷慨地提供了当时可供使用的相关材料的复印件。萨克文·伯科维奇、安德鲁·布朗以及塞洛斯·帕泰尔在这个项目的立项、酝酿、执行的过程中做了示范性的编辑工作，使我有机会从我的合作者迈克尔·贝尔(Michael Bell)、芭芭拉·派克以及艾里克·J.桑德奎斯特的反馈中获益匪浅。我还要感谢对我的工作给予批评性的交谈、特别是阅读了全部或部分手稿的朋友和同事：劳伦·伯朗特(Lauren Berlant)、保尔·伯威(Paul Bove)、南希·格拉真纳(Nancy Glazener)、卡罗尔·凯(Carol Kay)、丹尼尔·欧哈拉(Daniel O'Hara)、唐纳德·皮斯(Donald Pease)和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

乔纳森·艾阿克(Jonathan Arac)

序言

这部多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开端。当年最早的一套《剑桥美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17)曾帮助人们领略了英语写作的一个新分支，而30年后在罗伯特·E.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的赞助与支持下编纂成的《美国文学史》(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则确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的这套《剑桥美国文学史》包含了整整一代美国学研究者们的心血，他们重新勾画了这片研究领域的疆界，对美国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重新做出了界定。参与本书写作的学者和批评家受的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教育，广泛代表美国文学的各个分支中或新兴的或业已确立的各种研究方向。他们已经建构了并且正在继续建构着的这片领域已经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

在过去的30年里，对美国特质的文学批评研究已经从人文科学的边缘进入了中心。这一领域的活力反映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对美国文学日益增长的兴趣中，而且这种兴趣体现在了各个不同层面上——在中等学校和大学里，在研究生教学中，在各种出版物、会议和公众活动上。无论是从学术活动的范畴上，还是在辩论的激烈程度中，都能看出人们对美国文学的兴趣。在美国文学中，不仅可以找到几乎所有近来的文学批评流派的追随者，甚至可以从中发现许多这些流派的领袖人物。而且，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的文本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学科间和跨学科研究的焦点。这其中，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和通俗文化研究都渗透到了文学研究的所有角落，但他们共同的最大的基础都是美国文学。有关多文化研究和典籍形成问题上的争论也是如此：研究的对象是跨越历史和文化的，但对此的争论却主要出现在美国的书刊上。

我们无须认同所有这些文学运动或完全认同其中的某一个，便能看到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为知识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我们也无须讳言知识发展过程中那些确凿的事实——令人瞠目的良莠不齐、术语的泛滥、创新之见与昙花一现的时髦论调的混杂——但这些无碍于我们认识到编纂文学史这件事对文学和文化研究所带来的好处。无论我们在当前的各种论争中处于怎样的立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美国特质的文学批评已经被证实为其他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声，原因正在于它对多样性和论辩所呈现出的开放态度。几乎出于相同的原因，美国文学成为了教学与研究中的一片新疆土。除了出版大量美国文学经典著作的新版本之外，学者们还承担了另一项工作，那就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去发掘了那些为人忽略和低估了的作品。我们对有些人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美国文学”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了解，这种提法的基础在于坚持认为美国是一个各种不同传统、不同审美观念甚至不同文学概念并存的国家。

这些变化不仅极大地扩充了美国文学的材料，也极大地扩充了美国文学的含义。对这一代的批评家和学者们来说，美国文学史不再是由一组确定的、已达成共识的美国经典作品所构成的历史，也不再建立于针对美国作品的某种确定的、已达成共识的历史观之上。对确定性和共识的追求还在继续，因为这是必须要做的事，但现在这种追求是在批评非中心化的思潮下进行的——这种思潮所倡导的是争论、竞争和(最好是)不同的阐释框架间的对话。

人们在描绘争论与冲突时用上了“自由、民主的进程”、“市场”和“职业化”等各种说法。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表明学术权威的结构出现了变化。自18世纪滥觞至今，文学史的编订都脱不开对其编写对象的实质或本性所达成的业已确立的共识。而到了今天，对共识的呼唤听来颇像是在请求人们达成妥协，或者像是在怀旧。批评与学术研究、审美分析与历史分析间曾经相对清晰的分界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再(以不同的组合方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再分隔后，形成了一整套根据特殊兴趣划分的区域：有的是根据专门技术划分的特别分支，有的是根据对材料进行的特别投入来划分，还有的是根据特别的辩论模式和说服策略来划分。

简言之，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对美国文学史的研究是多元的，这是一项包含学术、批评和教学等多侧面的事业，其所关注的焦点处于不断变化中。在这一语境中所谓的“权威性”是存在差异却又相互联系的知识体系的一种功能。差异的权威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存在于批评家对其支持者们所具有的吸引力，存在于他或她对某一特定范围内的材料(这些材料又有其各具特色的权威性)所具有的驾驭能力，也存在于他或她使用的方法所具有的整合力。联系的权威性则是指某一种特别的阐释或阐释方法融合、挑战或印证其他阐释或阐释方法的能力——这是一种与其他阐释模式建立实质性的、有深度的联系的能力，这些阐释模式有时是与自己相互补充的，而有时则与自己相悖。

这套新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无论是就个别的章节而言还是就整本书而论都具有这种权威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使得本书不仅能代表其所论述的专业，也使得它能代表其所描述的文化。我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从根本上来说是多元的：这是一部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美国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它的代表性部分在于其所具有的批判倾向。我们的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同样反映了本学科领域内正在进行的包括自由多元论在内的关于各种文化模式与价值的争辩。因此相应的，在许多叙述中贯穿了与此相对的一条线，从而勾勒出《剑桥美国文学史》最传统的一面。本书在道德上采取的高姿态——以文学分析作为反抗、另类视角或与主流的相对疏离的基础——清楚地体现在我们对艺术的定义之中，而这一定义是我们自浪漫主义时期通过上流社会的批评家们手中继承下来的。而更早些时候对文学形成的一致观点则认为蕴涵在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的理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其隐含的意义是通过对社会规范与惯例更经常的直接攻击，本书营造了一种广泛的审美对立——无论是像新批评派在对工业社会的攻击中那样使用形式主义的术语，还是像左派文化批评家那样采取乌托邦的形式，这都是将文学提升为了(按马修·阿诺德的说法)“对生活的批判”。

在这一方面使我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与众不同的是它包含了多种相互对立的研究手段与方法，而更为明显的是，本书自始至终采用修正式的、非对抗性的方法来叙述文本和相关的时代背景。其结果之一就是强调了民族性的问题。在这套《剑桥美国文学史》的各卷中所提到的“美国”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或是后来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分的领土；虽然我们有几位作者采取了比较文学的叙述框架，但大体上他们所关注的仍然集中于这个国家的英语写作——就其民族性来讲，这是美国国内外对“美国文学”的共同理解。然而，“美国”这一词对这几卷书而言，既不是叙述的前提，也不是客观的背景。恰恰相反：它是一系列文学—历史探究的复杂对象。“美国”是一个历史的实体，即美利坚合众国。它还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声明、一个通过口头认可而构成并维系的民族、一套普遍的原则、一种社会凝聚的策略、一声对抗议不平社会现实的召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个审美的理想、一个现代的象征(“进步”、“机会”、“新颖”)、一套表示包容的符号(“大熔炉”、“大拼盘”、“万国之国”)、一套表示排斥的符号，被排斥在外的不仅有旧世界，还有美洲的其他国家(无论南美还是北美)，此外还包括美国国内的许多大团体。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一个国家的话，则这个国家不啻是一个各种话语手段纵横驰骋的战场了。

然而这八卷书正是因为保留了“美国”一词所有为人熟知的意义，才使得它与美国文学的历史具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国家地位问题在这里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不搞清楚这个问题便无法探索当今文学研究中两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文本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的原文程度。

叙述风格多样化的另一个结果是强调了历史是批评修正的工具。并非巧合，这也正是我们身处的文化时刻所强调的。在文学研究的历程中，对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历史的理论化——的意识从没有像现在这般敏锐和普遍深入。正是对历史压倒一切的兴趣，才把文学研究领域里所有特别的兴趣和群雄纷起的批评界里所有的门派都维系在了一起，这么说几乎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历史是各种观念、隐喻和神话的基础和基本结构；历史构成我们所读的文本，也是指引我们解读这些文本的精神。在我们承认伟大的经典作品，即一些达到了不同寻常的情感强度的语言构造，能够超越它们所处的时代与地域的同时，即便我们相信它们的持久力能为对立的评价提供循环往复的动力，经过深思熟虑，我们也就能很容易看到，审美超越这个观念的本身也是有时间局限性的。如同其他被要求看做绝对的事物，从古代的宗教到现代的科学，美学提出种种要求也是由历史造成的。我们是通过一种清晰可辨的历史意识来把握伟大作品特别的超越形式的，诸如关于神圣灵感、歧义、颠覆和不确定性等美学观点。

在历史作品中同样应当承认存在着这种偶然性。有些历史要比别的历史更真实；一小部分历史曾一度被誉为“权威性的”和“全面的”；但所有的历史作品都是受各自所处历史时刻局限的叙述。对完整叙述的要求反而更加强(因为它掩盖)了历史的局限性：地方的偏见、暂时性的假设和既定的兴趣这些东西在驱使我们去寻求绝对的同时也限制了我们的寻求。不同叙述间的相互影响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限制，使得文学和历史向更深入、更完整的研究敞开。一条路引领我们通向对差异的发现：如文学史得以展开的各种中断与断绝。另一条路引领我们通向对联系的承认：共同的忧虑、利益和渴望构成了我们理解那些相互矛盾之处的基础，从而能令我们(出于职业、智力或时代的原因)对差异施加某种凝聚性的影响。

以上这些考虑指导了我们对这套《剑桥美国文学史》的具体形式的选择。所有以前的美国文学史都是巨细无遗、包罗万象的。它们所呈现的要么是以权威口吻从单一视角出发的一言堂；要么是许多蜻蜓点水般的简要叙述，令全书看来简直像是拼凑而成的，丝毫听不到著作者的声音，但愿这只是因为文学史的样式需要简略而又专业的综合性叙述而已。然而在这套书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文学史是通过复调式的大规模叙述展开的。每一个单独的篇章都有足够宽广的范围和足够充实的细节供独到的见解展开与发挥(立论、辩论、分析)；因此，本书的每一部分都通过展示证据(而非妄下论断)来服人，且完全凭借自身的实力而具有了权威性；此外，本书的每一部分都通过共同的主题和关注点与其他部分发生联系。

本书在挑选作者时首先看他们自身在学术上有无杰出的造诣，其次看训练或影响他们的批评团体的重要性。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向人们展示了过去30年中美国文学批评的成就。他们对这几卷书所做的贡献不仅反映出了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与断层，更体现了两代人之间的连续与继承。他们让现在包罗在美国文学这个标题之下的范围广阔的材料开口说了话。他们在工作中展现了不同寻常的激情与责任感，从而将这一研究领域推向了一个非凡广阔的境界。此外，在他们身上还反映出了兴趣的多样性，这正是我们这一时代文学研究的特点。这可能部分是由人种上的多样性(不同的阶级背景、民族及种族出身)造成的。二战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种多样化成为了文学研究队伍的一个特点。

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在组织原则上也体现了同样的特点。其灵活的结构意在兼收并蓄各种类型的美国文学史。有些主要作者在不止一卷中出现，那是因为他们属于不止一个时代。有些文本在同一卷的几篇不同论述中被谈论到，那是因为它们对于文化经验的不同领域都很重要。有时候关于某一个文学运动的故事从不同的视角被讲述，那是因为这个故事需要有多个焦点：比如说既有从主流角度看的，也有从边缘角度看的；或者说它既是一个时代的顶点，也同样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在所有这些事例中，重叠是多侧面描述的一种策略。由此而产生的视角的多样性既得益于文学与历史材料的丰富，又与之相符。这同样有利于对细节(作家、文本、文学运动)进行比以往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都更加充分、更加复杂的说明。

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的每一卷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展现出上述优势。而在本卷中或许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差异，同时成为叙述对象和叙述实质的方式，在这里我们要从其所具有的不同形式来考虑差异，它既是补充，又是异质；既是争论，又是冲突。本卷的四位作者每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关注焦点。迈克尔·达维特·贝尔描述的是文学行业的社会条件：作者身份、经济上的改变、性别差异和地方利益之间的互惠关系，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职业文学在美国的成长。艾里克·J.桑德奎斯特则围绕范围广阔的各种文化样式大做文章。他对探险文学、边疆文学和蓄奴制文学的叙述把各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观点和传统交织在了一起。芭芭拉·L.派克的写作素材则很大部分来自于知识史：那些为超验主义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的神学和哲学上的论争。乔纳森·艾阿克谈论的内容主要是形式主义范畴的。他把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小说的发展看做是散文样式的辩证法，一种文学样式的出现是国家形式、地方形式和个人形式冲突的结果。

于是，这些叙述放在一起便呈现出对文学的四重视角：社会的、文化的、知识的和审美的。贝尔考察了几乎全部的文学活动，从文学期刊、戏剧到小说的各种变化多端的形式。他对文学市场的叙述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在于其广泛和详细(包括了出版的经费筹措、版权事宜、出书及发行的体制)，还在于它提到了经济因素与审美因素间的许多关联。他对不同文学团体的描述不仅揭示了它们在社会规范与价值观上存在的巨大反差，也揭示了这些反差与可感受到的艺术功能之间的关联。他通过叙述细节翔实的文学生涯和分析文本使这些关联变得具体。贝尔的研究方法糅合了传统与经过修正的手段。他对经典表示了怀疑，重新评价了地方主义的意义，并展示了性别批评的运用，而这一切他都是通过人们熟悉的学术语汇和技巧来实现的。这是一篇从内部来阐述文学是文化工作的文章。贝尔从历史时刻的内部以直接的方式揭示了职业文学在美国确立起来的过程。他证明了这些过程是以社会连贯性与社会变化的模式为基础的；这其中涉及许多独立的区域、网络和机构，是与许多美学标准相对应的；它们的作用结果是几次明显的“美国复兴”。

桑德奎斯特研究的主要是由非专业人士和辅助人员写就的文本。他的文学史汇集了信息文化中的各色作品：探险者的日记、关于边疆生活的歌谣、奴隶们的叙述、人类学的论文、布道文与演讲词、废奴主义者与南方为蓄奴制辩护者的文章，以及有关美国土著的记载和传说。这套书对上述这些文本给予了不吝篇幅的展示，其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本文学史，这些材料重又被唤醒，并纳入了文学的范畴，没有比这能更清晰地体现新美国学研究对本书的影响了。作者成功地让材料自己开口说话，同样，没有比这能更清楚地展示作者驾驭材料的能力了。桑德奎斯特所使用的方法是罗列而不是综合；不是把所有的观点收罗到一个概念之下，或把所有的意象并为一种隐喻，而是让它们相互之间展开对话。他所讲述的故事并没有居高临下地强加其上的秩序和意义，它的意义和可能性是由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变换的现实与文化的对峙产生的。与以前学者们的著作相比，他的文学史在讨论种族问题、沟通不同的话语模式、代表对构成“美国”这个概念有着同样重要意义的边缘、另类和对抗文学等方面有了大胆的拓展。

桑德奎斯特的叙述开启了深埋在国家神话中的歧义性，而派克触发的则是辩论的创造性能量。她的叙述追溯了由一代人的动荡与反抗孕育而成的一场伟大思想运动的经过。从她的叙述中我们得知，超验主义开始于对现状的彻底反抗；在各界(无论是宗教信众还是世俗百姓)的一片反对之声中得到发展；又随着我们认为是由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创立的反抗学说而传播。派克也认为爱默生是超验主义的主要人物，她对其作品的大量分析证明了这一点。但她是在当时的语境中来定义其重要性的。她对超验主义者的解释是通过描述身处当时当地的他们，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来进行的。她把他们看做是一笔复杂的跨越大西洋的遗产在新英格兰的继承人。她所讲述的故事里纠结着深奥的信仰和抽象的论点：加尔文主义对唯一理教，洛克对康德，启蒙主义思想对浪漫主义美学，还有对《圣经》的历史批判。派克把这些以及类似的事情不仅讲得深入浅出，而且令人信服。她在介绍超验主义者的时候带有一种道德紧迫感，这种感觉是超验主义者们当年也曾对他们的同时代人怀有过的，这部分是因为她看到了超验主义者如饥似渴地到处寻求新的观念，对外国的文学与文化感到兴奋不已，并且与世界进行着热切而又开放的心智交流。在她的叙述中，文化的、概念的和美学的维度在经验的维度中得到统一，从而以一种新鲜的理解重新诠释了整个运动。

艾阿克则把文学本身作为其写作的对象。他的叙述重点在于国家文学传统的建立，虽然对于他写到的每个散文作家他都提供生平介绍，但他关注的焦点乃是他们所发展的独具特色的主题和结构。其结果便是列出了一份文学样式的家谱，更确切地来说是对国家的、地方的、个人的和文学的叙述模式(这些叙述模式中最终产生了像《白鲸》和《红字》这样的杰作)的动力分析。对艾阿克来说，这类天才作品同样是文学天才与文化天才综合作用的产物，即它们是在审美形式的迫切需要与历史的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他的故事讲述了一种艺术形式所取得的胜利，它有计划地解除了这些压力，摆脱了历史的束缚，进入了一个将会得到自治的“传奇故事”领域。他的叙述还显示，这一超越过程的自身就受到了政治与艺术之间深刻的互惠关系的巨大影响。事实上，艾阿克关于文学形式的历史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美学。在他的分析的每一阶段，他都在常见的模式中显现了其个人的不同之处；在每一阶段他都在比较文学的框架内阐释了那些模式的美国特征；在每一阶段中，比较文学的和形式主义的阐释都会被引向对一个自相抵牾的过程的评论，即美国怎么会同时抱定决心进行无限止的扩张和打内战的。

无论是分开看还是合在一起看，这四篇叙述都构成了对1820年到1865年间美国散文写作的一个基本的重新评价。用他们的多样性来向一代非凡的美国学者们所取得的成就致敬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钻研的问题和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差异为美国文学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

文学职业化的背景

迈克尔·达维特·贝尔

1 文学职业化的开端

1941年，F.O.马西森(F. O. Matthiessen)发表了在美国经典作品研究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论著《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与表现》(American Renaissance：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他将题目中的“文艺复兴”一词定格于19世纪50年代，在这段时期内，爱默生、惠特曼、梭罗、霍桑、麦尔维尔等人相继发表了各自的主要作品。人们或许会把更早的一场美国文学复兴(或者说“文艺兴起”)定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内，因为即将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在美国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三位作家在那时发表了他们最初的重要作品。从1819年6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820年9月，纽约城的C. S.凡·温克尔(C. S. Van Winkle)连载发表了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作品《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1821年9月，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Cambridge)的希利亚德(Hilliard)和梅特卡夫(Metcalf)出版了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创作的《诗集》(Poems)的第一卷。三个月以后，查尔斯·威利(Charles Wiley)在纽约城出版了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的《间谍》(The Spy)。也许那时世界并没有为之震动，但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在稍微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这三部作品的问世似乎意义重大。这些作家的生涯将证明，美国文学以及文学职业的意义有一个重大的变革——这个变革几乎影响了他们同时代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欧文(1783—1859)在1819年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新作家。在十年前，他以描绘纽约文学场景而闻名，譬如，人们还都知道他是《纽约外史》(Diedrich Knickerbocker's History of New York)(1809)的作者。但是，自1815年之后他却一直居住在英国，基本上沉默无声。再者，他的早期作品没有一部像《见闻札记》那般成功，赢得了大西洋两岸人们的广泛赞誉和竞相购买阅读。在英国，一种版本于1820年年初问世，受到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这样一位显赫人物的推崇(他在美国人眼里早已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了)。拜伦勋爵(Lord Byron)在意大利断言：“克雷恩(Crayon)非常棒。”《见闻札记》在英国和美国反复重印再版，间接地表明了先前一种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一个美国作家也可以取得国际文学声誉。年轻的亨利·朗费罗是在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学习时发现欧文的，他只是对这位本土新名士着魔入迷的众多美国人之一。“每个读者，”1859年欧文去世时他回忆说：“都有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本书使他在青少年时期遐想万千。……对于我来说，这第一本书就是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

《间谍》是库珀(1789—1851)的第二部小说，之前的一部作品——一本模仿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拙劣之作，叫做《戒备》(Precaution，1820)——命乖运蹇。这部新作的特色包括一个美国背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韦斯特切斯特)，甚至还有一段关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精彩描写。像《见闻札记》一样，它在大西洋两岸都颇受青睐，赢得了丰厚的利润。恰如《威弗利》(Waverley)作者司各特为苏格兰做出贡献一样，库珀似乎是“美国的司各特”，正在为美国的历史和景色而伏案走笔，而他是美国自己的作家。《间谍》的成功为进一步的勤勉树立了一个诱人的目标，不仅对于库珀是如此，对于其他未来的本土作家亦是如此。《间谍》出版之后，美国历史传奇小说遮天盖地般纷纷问世，它们经常仿效司各特，却又受到库珀描述本土主题和景色的先例的鼓舞。库珀的第三部小说《拓荒者》(The Pioneers)现在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塑造了小说人物纳蒂·班波(Natty Bumppo)，从而引出了人们熟知的五部系列小说《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 Tales)。然而，因为文学史的缘故，下面的事实或许更有直接的重要意义：《拓荒者》于1823年2月1日问世，到正午时分，在纽约已销售出3500本。库珀像欧文一样成了一颗“明星”。在19世纪20年代，《间谍》的作者将从自己的作品中平均一年获利6500美元，在1829年一年间，欧文从自己的写作中得到的收入超过2.3万美元。在美国，职业文学创作中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前所未闻的。

布莱恩特于1821年发表的《诗集》并没有立刻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在美国，朗费罗之前的本土作家创作的新诗并不像散文那么畅销，波士顿地区的出版发行境况也是一个不利因素，其诸多原因我们将很快论及。虽然布莱恩特(1794—1878)将作为同代人中最卓著的美国作家之一与欧文、库珀一起平分秋色，但过了十多年之后他才在公众中有了这样的形象，而且他的声誉不是来自波士顿，而是归功于纽约与费城的出版中心。布莱恩特于1821年发表的《诗集》第一次印数为750册(譬如与欧文的《见闻札记》相比较，后者第一次印数即达2000册)，至1823年只售出270册。不过《诗集》仍然为作者赢得了评论界一定程度的认可。布莱恩特得到波士顿评论家R.H.达纳(R.H.Dana)和E.T.钱宁(E.T.Channing)的嘉勉，他的《诗集》在由钱宁担任编辑的波士顿杂志《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受到赞誉，经由达纳的帮忙，又在纽约的《美国人》(American)杂志上得到褒奖。《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甚至于1822年在苏格兰声称：“布莱恩特绝不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当他有一天在英语诗人中占据一个显要位置时，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惊讶。”

《见闻札记》、布莱恩特的《诗集》以及《间谍》使三个人走上了持久的专业文学生涯，他们的文学生命恒久的简单事实不该被忽视。比他们早一代的人，在独立战争胜利的激励下，源源不断地创作了一批民族文学。譬如，在菲利普·弗雷诺(Philip Freneau)、休·亨利·布雷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康涅狄格才子(the Connecticut Wits)以及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的作品中就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如果说这次早期的创作繁荣是一次文艺复兴运动的话，那么这显然是一次明显流产的复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管他曾取得了多么显赫的声誉——是以一个职业作家的身份获得成功的，甚至都不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在这一代作家中，布朗或许是最著名的了，但他实际上在短暂尝试之后就抛弃了文学。因此，欧文、库珀和布莱恩特达到了这些先辈们力所未及的境界。至少，这一成就得归功于美学因素和当时的情形，而且两者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当时情形中最为重要的现象是，在美国创作、传播文学的手段方面有一种转变抑或说一系列转变，这种转变始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对市场商品的非实利主义写作进行了制度化和合理化的改革，欧文、库珀和布莱恩特都投身其中，或者说至少闻风响应。欧文和库珀(如果不是布莱恩特的话)是最早作为职业文学工作者获得像商业成功一类东西的美国人。这些作家并没有产生这些变化；确切地说，他们的创作生涯是图书和杂志的资助、生产以及上市销售方面渐次出现的一系列革新的前兆。美国文学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转变沿革除了其他意义以外，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在生产和流通方面的变革的一段历程，这些变革涉及版税协商、定价、出版、运输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它也是文学使命的社会地位和意义变革的一段历程，是“作家”的身份由绅士派头的业余作者的理想(在美国很大程度上从未变成现实)转变为文学专业者的现实。这些变革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甚至到了50年代末，也未圆满完成。欧文、库珀和布莱恩特鼎盛时期的种种变革是一个时间更为持久、规模更为宽泛的变革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我们来了解这个过程对这些作家以及他们同时代美国人的创作和生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书出版

19世纪初，美国图书出版业的状况绝对幼稚、旧式、杂乱无章，还完全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出版社。到了19世纪50年代，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目前的出版体系——对文学资产的投资、生产、广告宣传和销售以及对作者和出版商在其中不同权利的合理分配——在当时尚未完全到位，但其轮廓已清晰可见。一大批学者对美国图书出版业在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这一剧烈转变早已进行了大力摹绘，其中最为敏锐的描述有已故的威廉·查瓦特撰著的《美国的文学出版——从1790年到1850年》(Literary Publishing in America，1790—1850)(1959)以及其他著作。下面仅对这一时期的概况作一勾勒。

1790年美国第一部《著作权法》通过，使文学变成了财产，从而对美国作家来说，把写作作为一种“职业”便成为可能。当然，“可能性”没有迅即变成“现实性”，个中有诸多原因。首先，在1891年之前没有国际著作权法可作协商的依据，而缺乏这样的法律对美国本土作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倘若美国作家不能在境外做好特殊的妥善安排——许多作家事实上如是做了，并且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那么他们是无法从他们的书在英国的销售中得到任何收益的。而且，在美国，他们还不得不与廉价再版的流行英国图书对垒竞争。倘若美国作家期望从自己的作品中获取丰厚的收入，那么他们撰写的一本本美国诗歌、小说、历史著作都将毫不例外地要比由不拿美国版税的英国作家的作品定价高昂。然而，这种情形所产生的影响绝不完全是负面的，甚至很难说主要为负面的。在对南北战争之前的文学培养一种欣赏口味和创造一个市场的过程中，廉价的英国图书的广泛发行是一个主要因素。司各特、拜伦以及随后的狄更斯和萨克雷(Thackeray)的作品的廉价版本帮助培养了一个公众读者群和一种文学兴趣，从而使美国作家也有了可以竭力吸引的对象。或许更有重要意义的是，对英国图书的印刷、广告宣传、发行的业务在很大程度将美国本土的出版业从婴孩期带到了初步成熟的时期。在真正的“美国文学”成形之前，一定得有一个成熟的、相对稳定的出版市场。

本世纪初的美国图书生产主要是散落的或者说没有结集，费城地区是个例外。在其他的地方，当地的印刷商同时充当书商，生产的图书相对本地读者的需要而言绰绰有余，作者经常在自己生活的地区从事出版活动。但随着世纪的步伐向前迈进，图书的生产和发行渐渐地汇聚在城市的文学中心地带以及诸如费城凯里出版社(Philadelphia's House of Carey)、纽约哈珀出版社(New York's House of Harper)还有随后的纽约威利和普特南出版社(New York's Wiley and Putnam)、波士顿的蒂克纳和菲尔兹出版社(Boston's Ticknor and Fields)之类的大型公司内。大公司经常在其他中心地带设有办事处。从1800年至1810年期间，由本地作者撰写的小说中有将近百分之五十是在纽约、费城和波士顿以外的地方出版，而到19世纪40年代这个数字则跌至百分之八。

美国的主要文学中心毫无例外都是可利用重要内陆河流的港埠城市，这样就使得这些中心的出版商可以用最低的费用将图书发行到内地市场。起初，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中心，它们渐渐操纵了美国的出版业，最后费城击败巴尔的摩，控制了萨斯奎哈纳(Susquehanna)和南方地区。纽约之所以最终占据优势地位，与其说是借助乡土文学文化而得以取胜，还不如说是19世纪20年代伊利运河的开掘才确保了成功。波士顿没有重要河流，一直是个区域性出版中心，这种情形一直延续19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因为从那时开始铁路开始取代船运将图书送到至关重要的内陆市场。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布莱恩特于1821年在波士顿印刷的《诗集》在商业上没有获得成功，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文在纽约出版的《见闻札记》和库珀的《间谍》则均大获成功。

雄心勃勃的作家很快得知成功倚重于内陆市场的通路。布莱恩特在19世纪30年代转向纽约，哈珀出版社在1836年至1846年期间将他的诗歌印了十版，并取得了全国发行的成功，而这一点他的第一卷诗却未能遂愿，虽然它里面有以后入选《诗集》的《致水鸟》(To a Waterfowl)、《树林入口铭记》(The Inscription for the Entrance to a Wood)、《黄色紫罗兰》(The Yellow Violet)以及《关于死的见解》(Thanatopsis)等诗。与已经确定的文学中心关系融洽的作家也不一定都在那些“中心”地区发表作品。纽约人欧文和库珀在19世纪20年代与费城的凯里出版社签约，因为该出版社能够提供优越的条件，并对促销和发行有着精明的头脑。两位作家与凯里出版社之间的融洽合作一直延续至40年代。

内陆市场的通路本身并不能确保成功，在出版业依然还有些基本问题亟待解决。譬如，在19世纪20年代，大多数所谓的出版商既是印刷商，又是书商，既做批发，又做零售，最终这两种功能势必发生冲突。公司有以零售商的身份垄断自己书籍的趋势，从而限制了这些书籍的批发发行。甚至在一个大城市内，一本畅销书经常只有在一家商店里可以买到。19世纪初的美国出版商也几乎不用投入多大资本就进行运作。的确，由本地作家撰写的书经常由作者而不是由出版商支付出版费用，《见闻札记》和《间谍》都是如此。这里最后提及的安排当时在英国也很常见，但这种安排不一定不利于作者，至少当一本书获得成功的时候是这样。既然欧文和库珀实际上充当了自己的出版商，支付给发行《见闻札记》和《间谍》的凡·温克尔和威利版税之后，他们就能对自己图书的利润一直占有极高的份额。但大多数本地作家未能达到如此之大的销售量，即便欧文和库珀也很快就选择了把自己作品“租用权”出让的方法，从固定的出版商那里得到约定价目和固定收入。美国出版社的投资经常少到荒谬的程度，从而也导致了出版业异常不稳定的后果。失败屡见不鲜，19世纪40年代初，廉价的外国再版书的凶狠竞争加剧了这种不景气的情形。

然而，从这片无序混乱中开始显现出有序定则来。像费城的凯里、纽约的哈珀一类出版社不久就打下了宽裕的经济基础，并接过文学作品出版商的全部功能，其中包括投资。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种种最为恶性的竞争形式得到了控制。另外，占据主导地位的出版商们看到并且矫正了同时兼顾批发和零售的问题。1817年成立的哈珀出版社从一开始就局限于印刷和出版，哈珀出版社于1830年放弃了零售业务。不管怎样，出版业得到了戏剧般的扩展，这不仅因为受到投资和发行状况改善的刺激，而且还因为受到布面装订和圆压印刷机一类图书生产技术方面革新的推动。在美国生产和销售的图书价值从1820年的250万美元上升到1840年的550万美元，随后又在1850年上升到1250万美元。

到了19世纪40年代，作者们能够开始指望获得在1820年还十分罕见的稳定市场了。然而，为了得到这种稳定，他们也付出了代价。由于出版商接过了对当地作品的投资权，于是它们开始大大加强了对当地作家的控制。出版社有充分的理由对什么书畅销什么书滞销做出预测(做出如此预测的能力终究是使成功的出版商成功的要素)，他们势必给作家施加压力，迫使作家依照他们对大众口味的揣度从事创作。虽然业已成名的作家或许会极力抵制这种压力，但新来乍到的作家却几乎没有选择，只能依从，即便知名作家疏于市场考虑也是自担风险。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恶性竞争造成了一个持久的后果，那就是美国图书的价格急剧下降，随后来自书价的对作者的回报也相应跌减。同时，甚至一个颇受欢迎的作者的有效版税的百分比也大幅度下降，因为出版商从作者手中接过了出版的经济风险。在这种情形下，到了19世纪40年代，像欧文、库珀这样成功的职业作家不得不设法增加比原先多得多的销售业务，以此来产生与他们曾在20年代的所得相当的收益。威廉·查瓦特估算了这些变化对库珀产生的具体影响。1826年，《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以每本2美元的定价售出5750册，库珀从中获利5000美元。1842年，《双帆航行》(Wing-and-Wing)的销售量为1.25万本(是1862年《最后的莫希干人》的销售量的一倍以上)，但每本售价才50美分，有效版税的百分率也比先前低得多(20％与43％的对比)，比他在1826年从《最后的莫希干人》那里得到的收益少了四分之一。

即使不理会来自出版商的压力，作家也有自己的理由去按照大众的口味创作文学作品。他们还有理由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创作尽可能多的作品。对于一个已经确立声望的作家来说，为了保持收益，作品的数量要比作品的质量重要得多。图书出版在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发展使本土作家有可能造就一批新的真正的本国读者，有可能获取赢得这批读者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手段，不过他们最终通过将文学作品变为商品而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倘若说文学的基准由文化转向了商业，这种结论或许过于简单化了。美国的“高水准文化”的涵义及其权威性一直是含混不清的。但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期，市场考虑已经明白无误地成为美国新文学职业中一个无法逃避的组成部分。对于那些选择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来说，文学出版的扩展和巩固带来了一种混杂的有时又令人困惑的天恩。

华盛顿·欧文

华盛顿·欧文于1813年撰写了一篇评论美国诗人罗伯特·特里特·佩恩(Robert Treat Paine)的文章，从佩恩灾难性的生涯中看到了美国文学职业所面临的诸多危险中的一个生动实例。欧文用分外凄楚的措辞描绘了那个富于想象的美国作家的大体情形。“不宜从商，”他写道，“在一个人人不得余暇的国度里；献身文学，在一个文学闲暇与游手好闲混为一谈的地方；文人近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极少有人理解，更少有人尊重，几乎没人鼓励其追求。”19世纪初美国职业作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经得到表露，但是欧文的重心在于一种更为深层的困难，这最终涉及社会和心理因素。做一个职业作家就是离经叛道——实际上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

文学本身享有巨大的声望，大学里也教授文学，文学修养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小说多半游离于这种概括性的结论之外，不过司各特的《威弗利》系列小说即将有助于甚至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开始受人景仰。然而，沉溺于想象会被正统的观念所嫌恶抛弃。小说的流行特别是煽情的哥特小说和诱惑力十足的故事的流行，使小说失去了给予“更高”形式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和历史)的官方尊重。然而，甚至更高形式的文学享有的名望也没有延伸到为了谋生而创作这些文学作品的作家身上。作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之中。一方面，全身心地投入文学而非“商业”之中被视为纯粹的“无所事事”。因此，霍桑(1804—1864)在其1850年创作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的序言“海关”中构想了他的清教徒先祖们对他们后嗣的文学创作生涯会有的敌对反应：“他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故事书的作者而已!那或许是……怎样的职业呢？哎呀，这个堕落的家伙倒不妨去做个骗子呢!”在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到了把文学作为一种“商业”而去追求的程度，那他是在背离文学真正的“绅士风度”的性质。难怪欧文在1813年把美国作家看做是“与世隔绝的人”。

欧文文学生涯的成功暗示了一个克服横亘在美国作家面前的经济困难的方法，它也有助于打破美国人认为职业作家已经与社会隔绝的观念。1835年，巴尔的摩小说家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John Pendleton Kennedy)表达了对《见闻札记》的作者的感激之情，因为他已经“使窝在家中的聪明人相信，一个人有时可以写上一卷书而又不失去其品质”。就欧文来说，达到此效果是要经过处心积虑的努力的。纵观他的整个写作生涯，他通过细致入微地揣摩读者的口味变化才得以支撑他的职业作家的地位。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他小心翼翼地成功塑造出一个作家的形象是为了缓和公众对文人的敌意与漠然情绪。最终，欧文还是勋绩卓著，将文学作为一种商业企划而积极参与其中(从而解除了公众对“闲散安逸”印象的猜疑以及他自己的内疚自责)，同时，他在公众面前仍然保持一种业余作家的姿态(从而避免了因商业而降低文化的表象)。他意识到，假若文学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商品，那它也必然成为公共关系的一种形式，而他则成了一个公共关系大师。

欧文出生于1783年，六年之后与他同名的华盛顿举行就职典礼成为美国第一届总统。欧文的父亲是纽约的一位商人，家中好几个男孩都从事家族企业，但华盛顿却受训研读法律。虽然他于1806年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但他从不积极从事法律事务，相反，他的兴趣重心却朝着纽约的地方文学世界转移，并且不顾一切地以这一世界的自身感受去仿效18世纪伦敦的文学社会。这些年轻人要么从商，要么从事其他职业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文学主要是一种社会事务，一种消遣，是对英国绅士派头的本地区域性的模仿或者创造。它或许预示着从令人厌烦的商业负担中解脱出来，并指出了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获得近乎贵族生活风格的途径，然而它却难以维持生计。

不过，欧文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投身于这个文学世界的活动，或许出于因自己命中注定的社会角色所遭遇的挫折感，或许出于因自己与这个社会角色看似笨拙不适而生的内疚。1802年，他开始在其兄弟彼得编辑的《纽约早晨纪事报》(New York Morning Chronicle)上发表讽刺作品《绅士乔纳森·奥尔德斯泰尔的通信》(Letters of Jonathan Oldstyle， Gent.)。1807年，他与兄弟威廉及妹夫詹姆斯·柯克·波尔丁(James Kirke Paulding)一起开始出版《大杂烩；或朗斯洛特·兰斯塔夫先生等人的怪想和浅见》(Salmagundi；orthe Whim-Whams and Opinions of Launcelot Langstaff， and Others)，这又是一部散文集子，其中讽刺作品居多。而后，曾经向他提出法律合作的法官的女儿，他年轻的未婚妻玛蒂尔德·霍夫曼(Matilda Hoffman)于1809年病殁，这促使他索性摆脱了甚至是半心半意涉猎的法律事务。接着，他将精力狂热地转向了一年前在心里酝酿的一项文学计划：即讽刺作品《纽约外史》，该作品于1809年出版时立刻大获成功。为了给他更加充裕的时间从事写作，他的兄弟们虽然让他做家族企业合伙人，却不让他忙活其事务。

然而，欧文还远不是一个成功的职业作家，甚至还根本不是一个职业作家。《纽约外史》取得了令人惊愕的成功(欧文在这本书上赚了3000美元)，但它除了1812年的修订版本之外却没有紧跟而上的后续之作。同年，欧文当上了费城一份文学杂志《文选杂志》(Analectic Magazine)的编辑，该杂志大多刊印英国文学作品的摘录，但却在1814年停刊。那时，31岁的欧文快要穷途末路了。他多少已经声明放弃了商业，但是他尚未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不管“作家”当时在美国会有怎样的含义)。于是在1815年，他在百无聊赖、优哉游哉的情况下登船涉洋远渡英国。当时，他的兄弟彼得正在家族企业的利物浦办事处主持业务。

起初，英国之行是一场灾难。彼得罹病，华盛顿只得接手利物浦办事处的事务。办事处陷入困境，最后于1818年破产。然而，这场灾难既包含一个重要的教训——即资产阶级正统观念竭力吹嘘的“商业”并不牢靠，又包含着一个同样重要的情势所迫之事——已经目睹家族支持之脆弱的欧文将只得自力更生。在这之前，他曾在1817年见过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后者的职业成功所达到的令人振奋的程度远远超出欧文在纽约的文学业余涉猎，而且他还胸襟豁达，给了欧文很多鼓励和指点。欧文开始着手工作，起先撰写一本永远没有写完的小说，而后转向日后成为《见闻札记》的散文和故事创作。

他把《见闻札记》第一册于1819年初寄给在纽约的兄弟埃比尼泽尔(Ebenezer)。“我的才能，”他在附信中写道，“纯粹在文学方面……假若我在公众中享有巩固的声望，这一定是我在纯粹跟随幻想和感情引导的情况下，孜孜不倦地以悄然笔耕获取的。”这个声明中的看法很典型：虽然欧文没有公开反对传统世俗对文学的贬损，而且确实还开诚布公地表示赞同(因此他先后两次使用了“纯粹”一词)，但他依然坚持主张把文学视为“商业”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迈向“巩固的声望”的手段。他将逢迎读者，换言之，他将公然宣称自己与一般人所认可的观念趋同，甚至是他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的一些广为接受的观念。

《见闻札记》本身就是深思熟虑、变纯粹消闲为利润的作品。假称的作者杰弗里·克雷恩(Geoffrey Crayon)是个自称为游手好闲的人，但这很难说是对正统信仰的挑战。之前，欧文已经在创作中使用假名作者身份(乔纳森·奥尔德斯泰尔[Jonathan Oldstyle]、朗斯洛特·兰斯塔夫[Launcelot Langstaff]、狄德里希·尼克尔包克尔[Diedrich Krickerbocker])，在他创作生涯余下的岁月里，他将反复使用这些假名。这样，他保护了自己，以避免公开个人与文学有关系，然而大家却都知道写这些札记和讽刺作品的真正作者为何人。另外，在书名中涉及人名杰弗里·克雷恩时后面缀上了“绅士”一词——一如17年之前涉及人名乔纳森·奥尔德斯泰尔时的做法——以使读者相信，这部文学作品出自一个业余绅士作家之手，但其实却是由一个纽约商人的儿子创作的。早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尖刻的或者色情的讽刺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较为温和的幽默和弥漫的情趣。既有感伤的旅游者札记问世，涉猎了诸如“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乡村葬礼”一类的主题，也有克雷恩写给狄德里希·尼克尔包克尔的一些即刻成为经典之作的短篇故事：“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收集在第一册内)以及“睡谷的传说”(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欧文经常被视为是一个纯粹的模仿者，是一个反复使用落伍陈腐的英国模式和风格的作者。在他名声达到巅峰之时，同时代的诽谤者已经这样来指责他了。毫无疑问，不管是对昔日的英国还是对昔日荷兰人时代的纽约，他的作品确实煽起了怀旧乡愁，而这种怀旧乡愁正是欧文的惯用伎俩。当然他是借用了英国的模式。不久，他就渐渐以“美国的歌德史密斯”而闻名遐迩。毋庸置疑，所有这一切都是处心积虑的结果。人们没有理由想象习惯了英国作品的美国大众读者会喜欢他们并不习惯的作品，然而，欧文仍然还是一个重要的革新者，或者说，至少具有深刻的影响力。杰弗里·克雷恩逍遥自在，热爱欧洲，钟情于诗情画意，这种姿态建立了美国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中包括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Nathaniel Parker Willis)的许多作品和朗费罗的早期作品。欧文或许也有权利声称发明了美国短篇故事；坡在1842年撰写了一篇赞扬霍桑的《重讲一遍的故事》(Twice-told Tales)的评论文章，欧文就是其中除霍桑之外唯一受到坡赞赏的美国作家。“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是《见闻札记》中的两则尼克尔包克尔故事，它们把荷兰人传统与美国新英格兰人进步之间的对照变成了一种挽歌式的讽喻，或许可以被援引为美国乡土色彩虚构故事的源头，它从霍桑创作的《海关》(The Custom House)与《七个尖角阁的房子》(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1851)流至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纷纷问世的由妇女创作的乡土色彩作品，最后又进入20世纪由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创作的非纪实小说。另外，若没有欧文对英国的“圣诞”(《见闻札记》的又一篇文章)那饱蘸情感的宣扬，那么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创作《圣诞颂歌》(AChristmas Carol)时就几乎没有可资借鉴的传统了。尽管狄更斯的社会态度严肃，但他还是19世纪伟大感伤主义者之一，而且他还在其他许多方面受惠于欧文。

不管怎么说，《见闻札记》在大西洋两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产生了轰动效应。最初拒绝接受该书的约翰·默里(John Murray)在1820年至1823年期间出版了五个英国版本。美国的凡·温克尔也在1819年至1826年期间出版了同样多的版本。在随后的16年间，美国版本又重印了九次。因为欧文当时居住在英国，从而使他能从美国和英国两地版本的销售中获得利润。他确实发现自己“在公众中享有举国的声望”。接着，他迅速追求额外的利润。《布雷斯布里奇田庄》(Bracebridge Hall)一书于1822年问世，作者依旧借用杰费里·克雷恩的名字。它显然是在摹拟《见闻札记》的写作，虽然与《见闻札记》比较，受到读者青睐的程度略逊一筹，但是利润收入也相差无几，默里支付了1200几尼才取得了该书在英国的出版权。

1824年，欧文发表了最后一部模仿《见闻札记》风格创作的作品，即《旅行者谈》(Tales of a Traveler， by Geoffrey Crayon， Gent.)，但这里有了重大的差异。由司各特介绍给欧文的德国哥特式小说的影响较之以前显豁得多了。不同于《见闻札记》和《布雷斯布里奇田庄》，《旅行者谈》全部由短篇故事构成——即虚构故事(fiction)作品，这在当时被普遍视为最低的文学模式。欧文显然知道自己在冒险，《旅行者谈》中许多故事相当有自我意识地来处理小说的虚构性，占据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的“巴克索恩和他的朋友们”(Buckthorne and His Friends)将文学生活的虚幻性作为主题。欧文对虚构作品的紧张不安情绪还在下面的事实中表现出来：被指称为“故事”作者的克雷恩自己说故事是由其他杜撰出来的叙述者——一个“神经质绅士”，即再次出现的狄德里希·尼克尔包克尔，还有其他人——编造的。这样，他就将该书的非纪实性放置在距离华盛顿·欧文本人至少有两重笔名间隔的地方。

欧文的担心没错。虽然默里为《旅行者谈》支付了1500几尼，但大西洋两岸的评论有的持否定意见，有的公然怀有敌意。这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欧文第二次力图重复早期的成功，《旅行者谈》中不少地方草率马虎。然而，有些故事在幽默和微妙的自我意识方面却非常不同寻常，“德国学生的历险”(The Adventure of the German Student)就是一个例子。《旅行者谈》中的“意大利年轻人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Young Italian)就是坡将在1842年唯一挑选出来加以褒奖的作品。欧文依然关注“公众中的声望”，而且他立刻从《旅行者谈》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他再也不会用整卷的容量来创作虚构故事了，更不用说自我意识的虚构故事了。他的文学生涯这一阶段的遗风在而后的坡、霍桑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得以再现。欧文自己却转向了历史题材。

早在1826年，受美国大使爱德华·艾弗里特(Edward Everett)的邀请，欧文去了马德里。这次访问一直延续到1829年，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哥伦布的生平及航行》(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于1828年出版，该书是一部四卷本的历史著作，为欧文赚得了2.5万多美元。《格拉纳达攻克记》(A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Granada)(又用了一个新笔名弗雷·安东尼奥·阿加皮达[Fray Antonio Agapida])在同年8月问世。尔后，欧文又在1829年完成了《哥伦布》的续篇——《哥伦布同伴的航行和发现》(The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Companions of Columbus)，并于1831年出版。接着，他又着手撰写日后人们所熟知的《阿尔罕伯拉》(The Alhambra)中的《西班牙见闻札记》(Spanish Sketch Book)，该书于1832年由费城的凯里出版社和伦敦的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出版社出版。从此，理查德·本特利取代约翰·默里成为欧文在英国的出版商。

欧文也许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阿尔罕伯拉》是一部充满情感的游记。《格拉纳达攻克记》将史实与幻想糅合在了一起。虽然说多卷本的《哥伦布》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更具有历史题材的意味，但是其中所有的史实都源自1825年的一份西班牙原始素材。《哥伦布》项目的撰写的确是在艾弗里特的建议下作为对这一原始资料的转化而开始的。然而，在《旅行者谈》发生突然性灾祸之后，假装成历史学家对欧文在塑造形象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哥伦布》问世之前，他怀着担忧和预测的混杂心情给一个朋友写道：“假如这部作品成功的话，它将对我有着巨大的帮助；假如它失败了，将极有可能发生很多人已经预料的事，他们会想，我已经在虚构故事创作中浸淫日久，根本不可能用貌似有理来讲述事实。”当然，《哥伦布》一书确实取得了成功，它利用了欧文在其他方面所称的“历史的可信与尊严”，以期恢复作者在公众中的“声望”。1829年，在民主党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激励推荐下，欧文获得了美国驻伦敦使馆秘书的职位，这一任命表明欧文成功地抵消了文学职业给人的不务正业的暗示，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受人尊重、责任心强的公众人物。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授予他的勋章和牛津大学授予他的名誉学位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地位。

1832年，欧文最终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已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名人了。当时，他的大部分作品以欧洲为背景题材，这种情况或许会引起人们对他的爱国主义的疑问，但他再一次有意识地着手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作者。确实，在离乡17年之后，即便他重返故里的行动部分也是巩固美国读者对他的忠诚的一个步骤。他的第一部以美国为基础的作品《大草原游记》(ATour of the Prairies)于1835年问世；旅行者依旧是个旅行者，但他将他的地点从英国、西班牙转移到了美国景色中“美国味”最浓的地方——美国西部。1835年，又一部按照《见闻札记》的风格撰写的故事集《克雷恩杂集》(The Crayon Miscellany)出版。欧文现在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他开始写作《阿斯特里亚；或落基山脉那边一家企业的轶事》(Astoria：or Anecdotes of an Enterprise Beyond the Rocky Mountains， 1836)，这是一部宣传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的作品，实际上是受阿斯特委托而撰写的。在梅尔维尔的作品《代笔者巴特尔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1853)中，叙述者对阿斯特的赞美表现出来的奉承似的趋同兴许就暗示了这一创作安排。梅尔维尔的挖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公平的。欧文的“美国”作品中有一种真正的兴味，并且在方兴未艾的西部文学中占据了一席重要位置。然而，在选择主题方面，欧文是毫无疑问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有着我们现在所谓的形象安排。

欧文创作生涯的剩余部分无须在这里作详尽描述。1832年，他迁入纽约塔雷镇(Tarrytown)的邸宅“阳光地带”。从此，他作为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一直居住在这里，直至1859年去世——其间，除去1842年至1846年这段时间，当时，他由支持民主党人转而支持辉格党人，并由此而成为美国驻西班牙王国的公使。这位最初从商业、政治转入文学的美国人，现在又在文学声誉的基础上，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中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虽然他依然相当稳定地发表作品，但他的大部分“新作”都是从早些时期的手稿中精选出来的，他的大部分文学创作收入来自于旧作的再版。对于欧文来说，文学已经完全变成了商业行为。当19世纪40年代早期书价暴跌的时候，他的文学创作收入也急剧下降，这也是他摆脱把文学视做一种职业来依赖的原因之一。然而，从旧作再版中获得的收入可以说是十分可观的。1848年至1850年间，纽约的乔治·帕尔默·普特南(George Palmer Putnam)推出了当时欧文所有作品的统一版。在一个书价低落的时代，对早些时期的作品做这样的重新发行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收入的一个精明之举，到了19世纪40年代，上述办法已成为获得可与19世纪20年代的收入相比拟的有效方法，要远比以必要的速度创作新作更可取得多。至1853年，普特南的“作者修改版”销售量近乎达到15万册，使欧文净赚2.2万美元。

就在去世前的几年里，欧文创作了最后一部作品，即五卷本的《乔治·华盛顿传》(1855—1859)，这又是一部他所谓的“不折不扣的历史性题材作品”。他去世的时候依然声名显赫，而他的榜样作用显然激励着许多其他的美国人去将文学创作当成一种可能的职业。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这或许是他文学创作生涯所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但是，在欧文利用自己的文学声誉而取得这一成就中仍然有一种反讽：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职业成功最后允许他在事实上变成了从一开始他就竭力要假装的那种业余文学绅士。他设法成功地变成了自己塑造的那种人物形象，而且他几乎就是最喜欢这样去做的人。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华盛顿·欧文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几乎同时在文学上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他们都是纽约人，又都在19世纪20年代与费城的凯里出版社签订了长期出版合同。然而，就是在那里，这一相似点终结了，或者说至少库珀是这样坚持的。最初库珀与众人一道赞扬欧文，但是他的态度不久就变成了一种公开的嘲笑，这甚至使他的朋友都感到尴尬，而且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欧文都拒绝予以回复。库珀对欧文的敌意至少是由于职业上的竞争，同时也有性格以及政治观点上的一些冲突。库珀是个忠诚的(如果说经常也很刻薄的话)民主党人，他对自己所谓的欧文的机会主义感到愤怒——这可以从欧文于1840年抛弃民主党人马丁·范布伦转而支持辉格党人由此而在1842年获得驻西班牙公使的职位以及与富有的辉格党商人关系密切等方面得到证实。“哥伦布与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当库珀听说了《阿斯特里亚》一书的委托之事后勃然大怒，“我胆敢说欧文会使后者(指阿斯特)成为最伟大的人。”然而库珀对欧文进行的公开抨击也缘自他对美国学人士恰当职责的真挚信念上。欧文的“过错”，他在1842年写道：“都是些卑鄙无耻的行径，我承认，如果这些过错属于男子汉的话，我则宁可予以宽恕。”在库珀看来，欧文不仅“像女人似的”顺从他的读者和美国财阀，而且“像女人似的”顺从英国的文学品味标准。“这个国家，”库珀写道，“必须要克服对外国人的阿谀奉承，特别是对英国人。”他还坚持认为，欧文“从情感上来说根本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作为文学职业人士，库珀竭力做到要既有“男子气概”，又要有“美国特征”——这些用语对他来说几乎同义，有种同义性而模糊难辨。

1848年，当得悉毫无根据的谣传说阿斯特在遗嘱中为欧文留下了大量遗产时，库珀立刻就相信了，并且以典型的厌恶之情做出反应：“那人对金子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本能啊!”然而，库珀自己对金子的本能的强烈程度也绝不亚于他的对手，尽管他曾公开宣称要“像男子汉一样”独立于商业之外。作为一个作家，库珀也通过迎合公众的口味而取得了成功，至少在19世纪20年代是这样。他俩主要的区别是他不希望让人看出自己这样去做。而且，库珀作为一个职业作家的时间要远比欧文长，而欧文同时还做过商人、政治家和外交家。库珀在自己的整个生涯中主要是个职业作家，而且还是1850年之前唯一完全依靠写作所得维持生活的美国作家。他的孤傲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补偿性的幻觉。他希望把自己看做或者让人感觉到他不仅仅是一个市场商品的专业供应人(尽管有时他也乐意给人这种感觉)，而且还是一个民族先知，一个他恰恰赖以赚钱的大众以及市场的指导者和严厉批评者。他的生涯展现了这些对美国文学事业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在书价暴跌的时代由于对不断增长的销售的需要而更进一步恶化。因此，库珀对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应如何得到表现以及同时又如何受到他的职业文学人士地位的威胁颇有感受，因此，库珀公开对欧文进行的令人不快的谴责(后者是同时代文学人士中唯一受到这种辱骂的人)或许最终表达并且方便地发泄了库珀的这种感受。

像欧文一样，库珀也是以自封的“绅士”的身份展开对文学商业化追求的——此种行为在19世纪20年代名人首次极速产生之后，达到了任意危害自己的声望并且与自己的市场作对的地步，而且经常仅仅是为了创造一个市场。欧文强调“温柔品质”，而库珀却强调“男性气质”，而且由于他把民族忠诚以及民主原则与好斗的男性气概等同起来，从而使得敌意对他的读者大众来说成了表现人格完整的标志，并且为后来的美国男性作家设定了一种模式。例如，梅尔维尔(他在1851年把库珀的作品描绘成“是我能记忆起的最早的东西之一，因为它们在我的脑海里产生出了一种生动的激励力量”)就在1850年以他敬重的前辈的口吻宣布文学民族主义：“美国作家不应该像英国人或是法国人那样去写作；应让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写作，因为这样做之后他肯定才能像一个美国人那样去写作。”然而，问题依然存在着：在一个“写作”和“男子汉气概”被认为是根本对立的时代，“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写作”确切地说意味这什么呢？

詹姆斯·库珀(“费尼莫尔”是他母亲的娘家姓，他自己于1826年添加到自己的名字中来)于1789年出生在新泽西州。一年以后，他随全家人迁往纽约州北部奥策古湖(Lake Otsego)畔的库珀镇，1786年他的父亲威廉就在那里买下了一大片土地以作投机之用。投机生意最终证明相当成功：殖民者们竞相前来购买土地，而这位未来小说家的父亲就像儿子后来在自己的小说中所理想化的那种绅士那样主持着他的社区。然而，威廉·库珀(William Cooper)却绝不是拥有地产的贵族；尽管库珀镇展现着封建采邑式的光环，但它仍然还是一个商业投资。儿子身份的模糊性在父亲的模糊身份中得到了预示。

詹姆斯在当地的学校接受教育，然后又被送到了阿拉巴尼(Albany)去学习。1803年库珀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但是在1805年由于某些不当行为而被开除。1806年他作为一个普通海员出海航行，然后又在1808年应征进入美国海军，在安大略湖服役三年半时间，这些经历使他成为未来美国航海小说的大师。1809年末，在开完一场政治会议后，威廉·库珀法官这位积极的联邦主义分子遭到了一个反对者的袭击，而后由于伤情而身亡。詹姆斯继承了5万美元的遗产，并且与他的哥哥分配了父亲的地产。1811年，库珀与苏珊·奥古斯塔·德兰西(Susan Augusta DeLancey)(她是威西切斯特[Westchester]一户望族的女儿)结婚，最后在威西切斯特定居下来，务农消闲。库珀的父亲遭遇暴力而死一事几乎很难与由于这一死亡而实现的稳定的上流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但在库珀后来的很多小说中都充满了贵族控制与暴力破坏之间的紧张关系。

库珀以家庭为基础的富有如同华盛顿·欧文的一样，最终被证明既脆弱又短暂。从1813年到1819年，库珀的五个弟兄都先后死去，于是詹姆斯要面对他们的债务，同时还有自己的债务。到19世纪20年代早期，他父亲的地产消失了，而家族的宅院奥策古大厅(Otsego Hall)也被出卖。这位务农消闲的绅士不得不从自己身上寻找谋生的出路，而正是在这时，由于受到经济方面的逼迫，库珀也像欧文一样成了一名作家。除此以外，与欧文不同的是，库珀既有妻子又有儿女，他的处境的确是山穷水尽了。

库珀的文学生涯是以独特的争强好胜开始的。有个故事是这样的，说库珀在给妻子朗读一部英国的家庭小说时宣称：“我可以给你写一本比那更好的书。”妻子刺激他去这样做，其结果就是库珀写出《戒备》，于1820年出版。《间谍》(其商业成功我们早已描述过)，紧接着在1821年出版。库珀从没有因为职业作家的缘故而牺牲自己的绅士(不管这一称谓在新美国有什么意义)地位，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想的；更确切地说，他的写作将会维持他的绅士地位。然而，《间谍》本身就暗示了对于这种地位的诸多根深蒂固的忧虑。主人公哈维·博奇(Harvey Birch)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位爱国英雄，他乔装打扮成小商贩为乔治·华盛顿工作。但是由于一些不甚明朗的原因，博奇的真实身份可能永远都不会揭示出来。他那充满男子气概的爱国主义一生都是一个秘密，如果说这一人物的困境折射了库珀对自己作为爱国者却非常尴尬地置身于商业行为的处境的感受的话，那也很难说是牵强附会。无论如何，既然《间谍》显示了它主人公自己永远都不会展示的不可责备的动机，该书或许也可以作为一种对其作者和他所从事的新事业的辩护，它给创作的定义不是一种最终以商业为目的的形式，而是一种秘密，一种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主义。

同样的忧虑也掩藏在库珀的下一部小说《拓荒者》的表面之下，而且在这里他们更加切中要题。该书中的“泰普尔顿”(Templeton)处在奥策古湖岸边，是稍微有些改头换面的库珀镇，而且这一社区主持事务的创建者马马杜克·泰普尔法官是稍有改变而且理想化的库珀的父亲威廉·库珀法官。泰普尔法官严守制约和原则，反对泰普尔顿一位新移民的商业贪欲和过度追求，但是该书的情节却对其地位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独立战争使他得以把泰普尔顿另一位与他一块创建该社区的合伙人爱德华·爱芬海姆(Edward Effingham)的份额买了下来，因为后者在战争中站在亲英分子一方，这似乎在暗示泰普尔法官和美国独立革命都具有泰普尔在别人身上所谴责的那种贪欲和商业主义。如今，到了1793年，爱芬海姆携子返回祖国来揭露泰普尔法官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最后却发现泰普尔一直把爱芬海姆的份额秘密保留着，正如《间谍》中的小贩哈维·博奇最后证实原来是一个秘密爱国者一样。泰普尔法官主张自己财产和地位的做法就这样由一种腐败的商业行为转化为一种有原则的利他主义，当年轻的奥利弗·爱芬海姆娶了法官的女儿(伊莉莎白)之后，该书中联系着商业和革命暴力的潜在冲突完全融释了。

然而，《拓荒者》中的另一个人物却对法官的权威和合法性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挑战。纳蒂·班波(后来成为库珀著名的“皮袜子”)这个脾气暴躁的老猎人忠诚于爱芬海姆一家，他不仅质疑法官对土地的特定所有权，而且还反对商业文明的整个观念。对纳蒂来说，一切所有权都是一种不公正的占有和暴行。所以他反对法官对自己有原则性的财产观念和其他一些自私自利的移民的贪欲之间的区分。纳蒂无法继续留在作品的欢喜结局所认可的社区上，而是离开此地前往西部，“成为拓荒者中最重要的一批人，他们要为这个国家横跨大陆的前进开辟道路”。正如这最后一句话的反讽所暗示的那样，即使是纳蒂那激进的个人主义也融入了他竭力要逃避的文明的扩张之中：“这个国家横跨大陆的前进。”同时这也暗示纳蒂对于在泰普尔法官身上折射出来的那种将绅士风度与商业气息调和起来的做法极为不满。纳蒂还是库珀的一个重大工程，因为库珀将要在后来的四年里使他又出现两次，先是在《最后的莫西干人》(1826)中，然后是在《大草原》(The Paririe， 1827)中。最初的皮袜子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不久他就成了库珀作品中最典型的主人公。

如果库珀受到干扰的话，那他的疑惑并没有立即影响他的公众形象。19世纪20年代对于库珀来说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时期。1822年他举家迁往纽约城，以便能更加靠近他的出版商查尔斯·威利。1823年，与《拓荒者》一道，他又以《十五岁的故事》(Tales for Fifteen)为题发表了两篇短篇故事，据称作者是“简·摩根”(Jane Morgan)。之后库珀又于1823年出版了《间谍》，这是库珀的第一部航海小说，其中涉及了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该小说是从库珀在《大草原》中对司各特假定的航海技术的展示的嘲讽中得到启发的。然后，库珀又转向了更为宏伟的系列小说的创作，即《十三共和国演义》(Legends of the Thirteen Republic)，每一卷都讲述一个不同殖民地的革命故事。其中的第一部是《莱昂内尔·林肯》(Lionel Lincoln)，其背景是在波士顿，于1825年出版。这是那一系列中他唯一写完的部分。尽管进行了大量的促销广告，但是销售情况仍然不尽人意；首版刊印了6000册，到1826年1月为止，维利只销售出4500册。由于长久以来处于经济困难之中，而且由于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维利在那个月去世。因此库珀放弃了《十三共和国传奇》系列，投奔费城的亨利·凯里(Henry Carey)，转而进行纳蒂·班波的创作。

尽管库珀早先获得了成功而且还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但是《拓荒者》一书的销售平平，库珀由此得到了一个教训，很明显是他忽略了(正如他在1822年给约翰·墨里的信中所承认的那样)“目前人们的口味……是情节和强烈的兴奋”。在1826年出版的《最后的莫希干人》中，库珀向读者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并由此奠定了他在国内和国外作为美国“民族小说家”的声望。纳蒂·班波在这里要年轻得多，而且他的印第安朋友承格奇古克(Chingachgook)(《拓荒者》中的醉鬼“印第安人约翰”)现在还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战士，由他的武士儿子昂卡斯(Uncas)陪伴。当时法国正在与印第安人交战，两个置身纽约荒野中的同父异母姐妹爱丽斯(Alice)与克拉·梦露(Cora Munro)也绝不可能是在游荡，于是三人便前来帮助这两姐妹，这样他们便卷进了一系列毫不放缓的“情节和兴奋”之中。本故事是带有武器的《仲夏夜之梦》(AMidsummer Night's Dream)，而且库珀的读者对此非常喜爱。

尽管《最后的莫希干人》中充满了暴行和不可能之事，但它实际仍然是虚构创作(mythic invention)的杰作。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该作品以及19世纪20年代库珀的大多数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不久他就要谴责欧文以“金钱”为导向的谄媚和奉承读者的做法，但是我们还应该知道，毕竟这位将来的爱国者在《戒备》中还是把自己表现成了一个英国作家，因为那时他认为本土题材根本没有市场。库珀在第二部小说中转向美国题材是一个商业上的冒险，这一冒险在美国取得的成功决定了他近期事业的轨迹。《水手》(The Pilot)对司各特进行的公开嘲弄主要就是将其作者与英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在美国联系起来，而同时用后来慢慢被称做公共关系的最好传统承认了广告产品的优越性。由于从《间谍》和《水手》的成功中猜想美国独立革命可能具有的价值，库珀开始着手创作《十三共和国传奇》系列，最后由于《莱昂内尔·林肯》的销售情况明显没有预想的好而放弃了这一计划。虽然库珀在后来声称他写作《十五岁的故事》的目的只是想帮助遭遇困境的出版商，但是“男子气”十足的他却采用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作家的笔名匿名出版了该书，甚至对此还特别得意。从1820年到1826年，库珀最好的作品既显示了一种超越商业投机的力量，又显示了一种由于依赖商业而带来的一种“绅士式的”的不适感，不过这种不适感将会变成他的主要政治主题。库珀在这一时期事业上的做法仍然完全还是机会主义的，而这也不是毫无原因：他需要供养一个大家庭。

出版《最后的莫希干人》之后，库珀举家搬到了欧洲居住。他在法国完成了《大草原》——又一次翻新了现在已年老力衰的纳蒂·班波，他在作品的结尾死去了——并且先是于1827年在英国出版，从而保证他能从此书在英国的销售中获得更高的收入(通过欧文建立的一种模式)。然而，该书在美国的销售状况却不尽人意。多年来《大草原》保持平稳的销售势头，但是到1828年初，他的美国出版商凯里和李出版社(Carey and Lee)仍然没有卖完他们首次刊印的5000册。接着又有三部冒险故事出版，它们是在欧洲写成的美国作品：又一部航海小说《红海盗》(The Red Rover， 1827)在美国销售了6500册；《威什顿威什的悲哀》(The Wept of Wish-ton-Wish， 1829)背景是17世纪菲利普王战争(King Phillip's War)时期的新英格兰；以及《水妖》(The Water-Witch， 1829)是一部以18世纪早期的纽约湾为背景的航海罗曼司(Romance)。库珀不断加工一些经过证实的材料以及海上的荒凉景象，从1823年开始，库珀都保持一年一本作品的创作速度，为此凯利每本付给他5000美元。在这些收入之外，库珀还可以再加上从英国获得的少量所得(当库珀与约翰·默里的关系很难再维持下去的时候他转向了理查德·本特利，可为《大草原》本特利只付给他250英镑，为《红海盗》只付给他400英镑)。库珀也把欧洲的经历和观察写成日记，准备回到美国后当成写作旅游作品的材料。但是库珀在这一时期早期创作的一部作品与这一模式相背离。《美国人的观念：一个单身旅行者的见闻》(Notions of the Americans：Picked up by a Travelling Bachelor， 1828)，假称是一位来到美国游历的英国游客所作，开始时是作为拉斐德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于1824—1825年在美国游历时的记述，后来又在这位支持美国独立革命的法国人的要求下进行了加工。尽管其中表达的观点几乎完全赞同美国的民主文化，但这部书的销售情况却不佳：由于认为该书的写作考虑欠周，凯利首版只刊印了2500册。但是库珀已经跨越了一座关键性的桥梁：他变成了一个代言人，而且很快将会以自己的声音以及渐增的热情担当这一角色。

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着手进行一项新的冒险，即写作一部以欧洲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三部曲，都是以一些严肃的政治问题为主题：《亡命徒》(The Bravo， 1831)描述了威尼斯民主中的腐败问题；《黑衣教士》(The Heidenmauer， 1832)非常冷静地审视了德国宗教改革中的商业基础；以及《刽子手》(The Headsman， 1833)其背景为18世纪早期的瑞士。这一举动并没有马上成为灾难；为了买到在英国出版《亡命徒》的版权，本特利向库珀支付了1300英镑的最高酬金。不过，库珀著作的收入总是与该书的销售状况无关；为了买到某个特定时期出版某部作品的版权，出版商通常只凭对该作品内容的描述就提前付给库珀一定的费用。所以他的收入决定于先前作品受欢迎的程度，一次商业的失败就会影响到他的收入，因为此次的失败会使得出版商为他此后的作品付出较低的稿酬，而出版商的确也越来越愿意这样做。他们为能出版库珀的作品而骄傲，但是他们也想让他保持自己已经证明有效的写作模式。

在库珀的欧洲小说中也有一股不祥的暗流。这位伟大的爱国小说作家仍然旅居国外，很明显他已不再把祖国作为自己写作的主题。更加糟糕的是，虽然这些作品或许被认为间接描写了美国，可是《亡命徒》中对民主的描写和《黑衣教士》中对一次伟大革命的描绘都不那么吸引人了。两部作品都引发了对于隐藏在《拓荒者》的情节中相类似的民主革命合法性的怀疑，而疑问在这里却没有消除。除此以外，出于对拉斐德的友谊，库珀又一次卷入了法国的一场政治纷争，并且最终使自己站到了国内一些由于反对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对合众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攻讦而组织成立的辉格党的对立面。1832年，辉格党杂志《纽约美国人》(New York American)刊载了一篇充满敌意的评论《亡命徒》的文章。对于库珀来说，一朝为敌，终生为敌。因此，尽管无论如何库珀也可能不会喜欢辉格党，但是这篇评论文章却促使他在将来一直都强烈地反对辉格党的政策。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就是在这时，即1833年11月，库珀决定返回美国，收买并且重新装修了父亲的宅邸奥策古大厅，并定居在了库珀镇(Cooperstown)。这与一年前华盛顿·欧文不失时机地返乡时的那种志得意满的境况迥然相异。首先，库珀与美国同胞大吵了一架。在《给同胞的一封信》(ALetter to His Countrymen， 1834)中，库珀谴责了美国媒体给他的待遇，批评了美国的政治思维，并且宣称决定不再写作。尽管他作了此番声明，他还是很快写出了《莫尼金斯》(The Monikins， 1835)一书，该书的标题充满讽刺意味地模仿了他最成功作品的标题中的一个词“莫希干人”(Mohicans)。该书作为一部不很高雅的讽刺作品将英国和美国描绘为两个猴子国度，因此对库珀的公众形象几乎没有任何提升。从1836年到1838年，库珀还出版了五卷旅游记录和观察。出版作品的速度依旧飞快，甚至更快；手头缺钱，他别无选择。但是他的收入却无法再与从前相比，而且他甚至似乎还刺激公众不要买他的作品。

能跟库珀与美国辉格党政策之间充满敌意的关系相比的，也只有他与库珀镇和自己更加邻近的居民的敌对状态了。这些邻居早已习惯了奥策古湖畔库珀家族的一块领地三里点(Three Mile Point)上的频繁野餐，可是1837年这位还乡的奥策古大厅主人又声称拥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这一说法见诸报端后，库珀又以名誉侵权为由申请了第一份诉讼，起诉辉格党的《奥策古共和报》(Otsego Republican)。这次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名誉侵权诉讼占据了库珀余生的大部分光阴。与纳蒂·班波不同的是，库珀更愿意将他的冤情在法庭上公开。与此同时他还在1838年发表作品对自己的冤情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描述。《美国的民主党人》(The American Democrat)对民主的文化含义进行了一番颇具托克维尔风格的论述，可以说是对美国政治演讲的一份闪现着天才火花的贡献，而且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库珀的困境使他对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产生了特殊的敏感性。他问道，一个人如何才能把个人合法性和声望的理想(与“绅士”地位相联系的种种理想)与商业民主的现状和谐融合起来呢？辉格党正在努力做出自己的妥协，可是对于此种妥协(他仅仅将其看做是一种在民主托辞的羊皮外衣掩盖下的商业财产，或许他是正确的)库珀只是报以轻蔑。无论如何，辉格党人都反对他，而且不久就将他指责为“贵族”——这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反讽，因为库珀要比波士顿的罗威尔和劳伦斯以及欧文的资助人阿斯特之类的辉格党人更加直接地依赖于商业的运作。库珀在自己的困境中看到了祖国的一个形象，一个从清教徒时期就已开始的一个年代久远的美国习惯。我们可以称他的反应为原则，或者也可以称其为愤懑；但这几乎无关紧要。对库珀来说确实关乎大局的是，唯一可以声明他还有完整人格的可能途径(如果要公开冒犯众人的品味的话)渐渐变成了他的读者大众的价值和人格。他绝不会写作《阿斯特里亚》——即使是有人要求他写他也不会，而从来也没有人要他写过。

同年继《美国的民主党人》之后，库珀又写作了几部自传体小说：《归乡之旅》(Homeward Bound)和《所见之家》(Home as Found)。前者描述了爱芬海姆(《拓荒者》中奥利弗和伊莉莎白的后人)一家从欧洲还乡的旅程。后者描述了他们一家在纽约的经历以及重新定居泰普尔顿的情况，其中还包括对三里点争议的一次回顾(该争议也曾出现在1838年出版的《库珀镇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Cooperstown]中)。库珀赋予爱芬海姆那位富有进取心的美国对手——特别是民主党政治煽动家亚利士德布鲁斯·布莱格(Aristabulus Bragg)——以真切的活力，但是这却很难说是他的初衷，而且这一效果对于他的敌人来说也没有奏效。辉格党期刊，特别是詹姆斯·沃森·韦伯(James Watson Webb)的《晨报信使和纽约问讯》(Morning Courier and New York Enquirer)以及威廉·里特·斯通(William Leete Stone)的《纽约商业广告》(New York Commercial Advertiser)，都兴高采烈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爱芬海姆系列小说”上来，而库珀则以更多的名誉侵害诉讼来回应，结果却恰恰为对手提供了更多的素材。1838年，先前的“美国的司各特”决定在纽约的《纽约人杂志》(Knickerbocker Magazine)上发表一篇文章，对约翰·洛克哈特(John Lockhart)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传记》(Life of Sir Walter Scott)进行评论。上述司各特的传记不遗余力地对这位受人敬重的小说家的原则和人物进行了攻击，其用语就与库珀到目前为止对欧文的攻讦类似(而且库珀也不止一次地把欧文与司各特联系起来)。但是污辱和谩骂并没有很好的销路，因为它们并没有指明一个自重的职业作家应该写些什么才能达到自力更生的目的。

人们很容易把19世纪30年代库珀的转化描述为从商业到原则，从对民主不太光彩的理解到高尚的理解的转化。这基本上是他自己的看法(尽管他也很难承认在自己早期的成功作品中会有不高尚的因素)，而且文学史也经常这样看待这一变化。但是，与19世纪30年代库珀的一些原则性更强的作品相比，同样的文学史总是更加喜欢他在19世纪20年代创作的作品——特别是《间谍》、《拓荒者》、《最后的莫希干人》以及《大草原》(The Prairie)。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同样会轻易将库珀在19世纪30年代职业上的自我毁灭行为看做是一种个人的畸变，的确部分是这样，然而人们确实太容易持这种观点了。首先，库珀对辉格党人(他们将要在1840年的全国总统大选中赢得胜利)渐长的优势地位的敌视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怨恨的表示；同时它也缘起自一种对美国仍然还是崭露头角的政治实验潜力的真诚信赖，库珀感到辉格党人正在背叛这种潜力。不管怎么说，就在文学事业的环境刚刚形成的时候，库珀的文学声誉使得他的行为几乎成为这些环境的一块试金石。值得称道的是，库珀完全清楚我们可能会如何来看待他的民族实验地位；如果他到处去谴责别人，即使是用一种不会引人注意的方式，他也有这样做的理由。大家公认珀库对欧文和其他人极不友好，但是他却喜欢问一些欧文和其他人都不想回答的问题，虽然说他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这对于他个人来说几乎无甚裨益，或者对于他的写作生涯来说也没有什么促进，但是它却的确使一些热衷于库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20世纪后期文学史家对库珀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如果一个美国作家一方面不会变得商业味十足，而另一方面又不会丧失他(或她)的读者，他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来呢？这就是库珀在19世纪40年代面对的问题。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之后的人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19世纪40年代早期，由于书价急剧降低，或许成为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最糟的一段时期。然而无论如何，在1838年可能是自己造成的惨败之后，库珀开始着手重塑自己在美国文学界的声誉(他还要供养一家人和一个大宅院)，他努力的结果至少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他重塑自身形象的最初努力包括放弃小说写作，而且要放弃论战(他也希望如此)。正如欧文在1824年出版《旅行者谈》遭遇失败之后从小说转向历史写作一样，现在库珀也从爱芬海姆系列小说转向了《美利坚合众国海军史》(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写作，并于1839年出版。他自己认为这部作品的重要性要超过他的小说，而且更有可能流传下去。可是，该书的销售状况却很糟；在今后的几年里，本特利甚至把《海军史》的损失为借口来降低库珀今后在英国出版作品的费用。在美国，该书的经济效益要好一些，但也很难尽库珀之意，而且由于《海军史》在处理伊利湖战役时态度欠公正而使其作者又卷入了一场纷争之中——这一次是在海军准将奥利弗·佩里(Oliver Perry)家族(全为辉格党人)和杰西·D.爱略特(Jesse D.Elliott)(一个杰克逊民主党人，那次著名的战役之后不久佩里就以玩忽职守起诉他)的追随者之间展开的。库珀以一些貌似合理的历史原因忽略了这些控诉，但是在一个“蒂普卡奴与泰勒”的时代，辉格党人巴不得再利用一个机会来辱骂民主党人的一个身份显赫的支持者——就像这个财团党派曾经谴责过“安德鲁国王”杰克逊一样，它谴责说这个支持者“像贵族般”自负。

正是在这个时刻库珀又一次搬出了纳蒂·班波，先是在一部库珀于1839年向本特利描绘为“一部湖上航行的野蛮人的罗曼司”的作品中出现。这一用语非常贴切，预示了现代广告在宣称融合了全新和神秘的因素时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库珀将要在一部作品中打出所有在19世纪20年代时曾证明极度有效制胜的好牌：航行历险(安大略湖上)、莽莽荒野以及当时比在《最后的莫希干人》中出现要晚上一两年的纳蒂·班波。《探险者》(The Pathfinder)出版于1840年，而且纳蒂又一次出现在《猎鹿人》(The Deerslayer， 1841)中，其中还包含着(正如库珀向本特利所写的那样)“皮袜子的早期生活——只是用来充实他一生的一段时期”。这位19世纪30年代的辩论大师显然已经接受了教训：他正在慢慢转而写作读者和出版商所需要的东西。的确，在这最后两部皮袜子小说中没有了任何爱芬海姆或者是任何泰普尔(Temple)；纳蒂不再是一个仆从或者向导，而是凭借他自身的表现——在《探险者》中失恋，在《猎鹿人》中又拒绝爱情的诱惑——而成为主角。然而，这些作品由于缺少有修养的主角而略嫌不足。例如，在《猎鹿人》中，场景是库珀镇或者泰普尔顿还远未建立之前的奥策古湖，那时白人文明的唯一代表是汤姆·哈特(Tom Hutter)，他从前是一个海盗，完全受赤裸裸的贪欲驱动，是对《猎鹿人》中泰普尔法官的拙劣模仿。在纳蒂的“首次征途”之下掩藏着一幅美利坚文明的兴衰图，这幅图既阴森忧郁又充满着启示。

人们仍然还只是为了这类历险才来阅读这些作品的。例如，本特利就对库珀能在《探险者》中回归到“你曾经为自己赢得如此巨大的声望的地方”而深感高兴，并且为出版该书付给库珀500英镑(还少付了200英镑以帮助本特利来弥补《海军史》所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在美国，李与布朗查德(Lea and Blanchard)(现在凯利出版社的前身)出价3600美元来出版5000册《探险者》以及2000册《海军史》。从经济总体状况考虑，特别是美国出版业的状况，这些数字还是相当不同凡响的，而库珀对此也非常买账。“李已经卖出了4000册的《探险者》，”库珀在1840年5月给妻子写信说，“它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是在最糟糕的时期——的确，它是唯一能够卖得出的东西。”在经过了十年的整顿之后，虽仍然还处在名誉侵权诉讼的顶点，但是评论界对此的反应也是很满意的。《探险者》在欧洲赢得了巴尔扎克之类显赫人物的称赞，而且它在国内也广受好评，其支持者中就包括华盛顿·欧文。甚至在帕克·本杰明(Park Benjamin)(库珀的另一个辉格党敌人)发表的一篇持否定观点的短评中，他也在该作品中发现了“一个优点”：“该作品中没有包括太多政治、哲学以及语文学上的胡言乱语，而上述成分曾经使作者很多从前的作品难以卒读。”

这些皮袜子小说也不是库珀恢复自己的声望和收入的唯一努力。1840年，在《探险者》和《猎鹿人》发表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库珀还发表了《卡斯蒂里亚的梅赛德》(Mercedes of Castille)，这是一部取材于哥伦布航行的小说，然而，令作者吃惊的是，该作品的销售并不乐观。1842年他发表了两部描述海军战役的罗曼司：《两位海军可令》(The Two Admirals)以及《双帆航行》。1843年又出版了《怀恩多特》(Wyandotté)，以独立革命期间的美国丛林为背景；《奈德·米尔斯，或航海生涯》(Ned Myers， or A Life Before the Mast)，是库珀作为“编辑”对一位他在航海时认识而最近又重新发现的一个水手一生的再现；以及《一块袋装手帕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Pocket-Handkerchief)，描写了一位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之后沦为仆役的法国贵族。这最后一本书可能表达了库珀对自己处境的感受，因为他现在一年平均出版两部作品，但是收入仍然赶不上19世纪20年代时期的一部作品。他继续保持这种创作速度。1844年，库珀出版了两部大部头作品：《漂泊与上岸》(Afloat and Ashore)以及《密尔斯·威灵福特历险记》(Adventures of Miles Wallingford)。1845年和1846年他又创作了“利特尔贝奇三部曲”(Littlepage Manuscripts)(《萨坦斯托》、《戴镣铐的人》以及《红皮肤的人》)，以为当时身处“租金风波”的哈德逊河谷土地所有人助威。

库珀已经从19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面对1837年的经济萧条和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书价暴跌，欧文也渐渐转而从事其他的写作尝试。用现代商业的行话来说，他已经进入“多元化发展”。库珀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可是他在19世纪40年代重新取得的成功值不值得自己付出的代价，或者是不是真正的“成功”，就很难说清楚了。1846年库珀写信给詹姆斯·柯克·波尔丁(他曾询问过库珀的出版计划)，用明显阴郁的语言总结了他的处境：

在这个国度我的经济效益根本不值一提……廉价的文学几乎毁坏了所有文学财产的价值，因此在经过五年、二十年的努力之后，我发现自己相对来说还是非常贫穷。如果我花费同样的时间来经商，或者作为别针生产商的代理人到处游走的话，毫无疑问我会更加富有，我的孩子们也会更加独立。事实是，这个国家根本达不到进行任何文化活动的发达程度，一个人想要通过这种途径来提升自己的地位，那他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除非他把自己全身心地出卖给一个小利益集团。

“如果我再年轻15岁的话，”意识到自己仅仅希望从最近出版的三部著作中每部赚取500美元之后，库珀这样总结道，

我当然会出国，而且不再回来……你我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成了美国人——而我们得到的暗示是要当欧洲人，那会使我们在家乡取得成功。现时现世有很多东西让我感到痛苦，但是这里的每种利益关系似乎都颠倒混乱起来，于是另一种感觉甚至取代了懊悔。

如果库珀把自己的事业看做是一种民族实验的话，到1846年时他便认为实验走到了上述这种地步。

库珀所说的“廉价的文学”或许不是指以广大的社会下层读者为目标的情感小说，尽管最早的一部美国情感小说畅销作品，即乔治·里帕德的《贵格城》(Quaker City)在1844年出版，仅比库珀写给波尔丁的书信早了一年。有人猜测说，库珀相反是在指由于19世纪40年代的竞争而招致的书价全面暴跌。这种“廉价的文学”主要包括盗版的欧洲作品，但是库珀所指的并不是外国竞争，而是迫使美国人“要当欧洲人”的压力，于是有人再一次怀疑库珀的矛头指向了欧文。当然，其中的反讽是，库珀的嫉妒在这里却使欧文“在家乡的成功”膨胀起来，因为在19世纪40年代欧文不能再安逸地依赖他的“文学财产”的价值，库珀也是如此。

库珀继续靠写作为生，一直到1851年去世，差一天不到62岁。《火山口》(The Crater)出版于1847年，《杰克·泰尔》(Jack Tier)和《橡树路口》(The Oak Openings)出版于1848年，《海狮》(The Sea Lions)出版于1849年，《眼前的路》(The Ways of the Hour)出版于1850年。并不是所有作品的境遇都像库珀在写给波尔丁的信中描绘得那样凄惨。1849年出版《海狮》之后，库珀又投身到一位美国新兴的出版商门下，即纽约的乔治·帕尔默·普特南，他开始出版一套统一版本的库珀作品(他也这样着手出版欧文的作品)。赫尔曼·梅尔维尔——这位文学新生代的成员在一篇评论《海狮》的文章中把库珀赞誉为“我们民族的小说家”。然而为获得在英国出版《海狮》的版权，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只愿付出100英镑的价格，而库珀也被迫接受了。在“利特尔贝奇三部曲”一类作品对贵族气质消退的认可或者在《怀恩多特》或《火山口》一类作品的充满启示意味的能量中，库珀的情绪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展现。在前者中，一个隐隐约约以《拓荒者》中的泰普尔顿为模型的殖民地在独立革命时期遭到了印第安人的袭击，其创建者遇害。在后者中，当一个商业泛滥成灾的太平洋岛屿社区在一次火山喷发中遭遇灭顶之灾时，很幸运的是，该社区的创建者不在现场。

库珀确实是一位“民族小说家”：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作家都更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而且事实上他还的确是同时代作家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他在这一崭新的文学事业中取得了30多年的成功。在他试图把“男性的刚毅”与这一文学事业的商业要求融合起来的努力中，他从自己的标准上来说是失败了。库珀的理想男性人格一次又一次地在遭受困扰的男性戏剧(或曰情节剧)中得到了体现，但这至少部分是对他自身命运的一种反映，是一种补偿性的神话。这种神话非常纯洁地被包含在对纳蒂·班波以及荒野印第安生活那充满怀旧意味的回忆之中，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已经成为“美国”意识中一个亘古不变的组成部分。有一点仍然很重要，那就是要认识到，即使是库珀所描述的印第安文化由于白人商业文明的前进而遭到毁灭的重大悲剧主题也与他所理解的自身以及事业的处境紧密相关。库珀笔下美洲土著居民的最大恐惧毕竟是，有人(即白人，另一个部落)或许会把他们“变成女人”，而纳蒂·班波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完整人格，最重要的是，这一切是通过避免与女人接触实现的。

库珀把欧文假定的“卑劣”与男性的“犯罪”区分开来，从而帮助在“美国”和“男性气概”之间建立起了对等关系，而且还随之产生了商业大众化和“女性化”之间的对等关系，上述两种关系一直深深埋植在众多19世纪和20世纪对美国文学进行的思考之中。例如，在范妮·菲恩(Fanny Fern)的《露丝·豪》(Ruth Hall， 1855)中，女主人公那位女性气十足的哥哥就是一本名为《欧文杂志》期刊的编辑。事实上库珀几乎不知道他想要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男性和美国的观念虽然在自己的思维中几乎同义，但同时却又如此模糊，如此反映消极。然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美国人与男性气质的对等关系(以及对女性特质的反抗)一直吸引着众多库珀的后继者，即那些面临同样商业窘境的后继者。正如欧文帮助为本土故事和札记创造了品味和市场一样，库珀也指出了小说的可能性，而且后来将有众多美国作家来模仿这两位作家。但是，除了为美国人表明职业文学创作可以取得成功之外，他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还在于促进了美国对比鲜明甚至是相互敌对的文学事业的形象，促进了作家与公众的关系，而且最终促进了美国以及美国特色的意义。事实上，库珀和欧文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建立起了美国文学中对比鲜明的流派和传统。20世纪的文学史家一般将库珀(不是欧文)看做是美国最重要的小说作家，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库珀使之流行起来的美国特色和文学事业的神话和意识可以追溯到梅尔维尔、马克·吐温甚至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等后来美国作家的立场和事业上来，这些男性作家的作品在20世纪的文学“经典”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欧文带来的遗产。例如，坡和霍桑始终如一地进行着短篇小说创作(不是长篇小说)；但是，影响了内战前期美国文学中最矫揉造作的流行作品的却是欧文，而不是库珀，特别是那些将要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预示大众文学开始的杂志作品。

19世纪20年代的小说和小说作家

根据莱尔·H.赖特(Lyle H.Wright)的《美国小说：从1774年到1850年》(American Fiction， 1774—1850)(1948)一书的论述，在1820年有五部本土作家的新散文体小说在美国出版，这在过去十年中平均每年三部半作品的基础上只有很小的增长。1820年之后，这一数字开始急剧增长起来：1825年达到18部，1830年达到26部，1835年则达到54部。笼统地说全国以及出版行业中严峻的经济状况暂时放慢了出版膨胀的速度，甚至降低了作品的创作速度：从1836年到1842年每年平均降到39部新作品。然后，伴随国民经济复苏以及书籍出版业中最恶劣的竞争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作品创作的形势又一次出现转机。1843年，77部新作跻身美国小说的行列；1844年有102部；1845年则达到158部。至少从数量上来说，1820年到1845年这段时期明显标志着美国小说创作中的第一个主要的“复兴”。

这些新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故事和札记的合集，包括霍桑的《重讲一遍的故事》(1837年和1842年)第一和第二个系列，以及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荒诞怪异故事集》(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 1840)。但是大多数都是小说，它们几乎总是(就像现在一样)要比故事集好卖得多。尽管受欧文影响产生了诸如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遥远的地方》(Outre-Mer， 1833)以及亨利·T.塔克曼(Henry T.Tuckerman)的《意大利札记》(Italian Sketch Book， 1835)等喧嚣的模仿作品，尽管欧文的写作模式在杂志中大为流行，但在19世纪20年代提供出最能受人模仿模式的却不是他，而是库珀。库珀的成功直接影响和激励着人们竞相将他作为模仿对象，这一情况通过统计数字极为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从1821年到1822年(其时正值《间谍》一书赢得全国以及国际声望)，新的本土小说作品的出版速度极速地从每年5部增加到每年15部。至少从粗略的影响来说(在这一情况下是指新生作家和出版商纷纷乘机利用《间谍》所取得的成功)，文学史上还很少找到这样精确的数字证据。

19世纪20年代美国出版的很多新小说(例如《间谍》和《拓荒者》)都是历史小说作品。这些作者和出版商显然都认为，对司各特和库珀有效的东西或许对他们也有效。但是这些想法只是偶尔才被证明有道理。例如，詹姆斯·麦亨利(James McHenry， 1785—1845)这位爱尔兰出生的费城人在1823年到1831年间写作了六部历史小说，现在则完全被人遗忘了，甚至是在有生之年使他小有名气的也不是任何草就的历史小说，而是以一部1822年出版的诗集《友谊之乐》(The Pleasures of Friendship)(该书到1836年为止已经刊印七次)。

19世纪20年代转向小说创作的作家中有几个只是进行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历史小说创作，而最终还是通过其他的文学成就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莉迪亚·玛丽娅·查尔德(Lydia Maria Child， 1820—1880)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了三部历史小说：《霍波莫克》(Hobomok， 1824)描写了17世纪时期的马萨诸塞人；《叛乱者》(The Rebels， 1825)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说，描写了“独立革命前期的波士顿”；《斐洛塞亚》(Philothea， 1836)描写了古希腊。这些作品销售状况都很好(例如，《斐洛塞亚》分别在1839年、1845年和1849年推出了新的版本)，但是查尔德最重要的成就并不是小说创作。1830年她出版了一本指导家庭生活的手册——《主妇节俭手册》(The Frugal Housewife)，帮助确立起了一种重要的美国妇女文学体裁。《母亲手册》(Mother's Book)于1831年紧随其后，从1826年到1834年查尔德又编辑了一份著名的儿童杂志，即波士顿的《少年杂录》(Juvenile Miscellany)。她的《纽约来信》(Letters from New York， 1843， 1845)是一部为《波士顿信使》(Boston Courier)写作的新闻稿件集子，到1850年已经刊印了11次。作为一名积极的废奴主义者，查尔德与丈夫戴维·李·查尔德(David Lee Child)(一位新英格兰废奴协会的创始人)一起从1841年到1849年共同编辑《全国废奴旗帜》(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查尔德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文学职业作家，但是小说创作只占据了她文学活动中一个既微小又很不重要的部分。从这一方面来看，查尔德的事业与萨拉·约瑟发·黑尔(Sarah Josepha Hale， 1788—1879)很相似，后者以一部带有新英格兰乡土特色的小说《诺斯伍德》(Northwood， 1827)和一部作品集《美国人的性格》(Sketches of American Character， 1829)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位，但是之后她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杂志上，特别是从1837年到1877年一直担任《古迪女士书刊》(Godey's Lady's Book)杂志编辑，而且极具影响力。

提莫西·弗林特(Timothy Flint， 1780—1840)的声望也主要不是建立在他的小说作品的基础之上。他的第一部历史罗曼司作品名为《弗朗西斯·伯利安，或墨西哥爱国英雄》(Francis Berrian， or the Mexican Patriot，1826)，之后他又写作了小说《亚瑟·克林宁的生活和历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Arthur Clenning)、《乔治·梅森——一位年轻的蛮族人》(George Mason， the Young Backswoodsman， 1829)，以及《肖肖尼山谷》(The Shoshonee Valley， 1830)。但是他更为人知的地方还是作为杂志作家和编辑，而且他写作的有关美国西部地理和历史的非小说作品的发行量也远远超过他的小说作品。弗林特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并且从1802年到1814年在那里任职牧师，然后他又代表康涅狄格传教士会社(Missionary of Connecticut)向西游历。他对这些游历的记录作为《追忆往昔十年——密西西比河谷的偶尔居住和不断旅行》(Recollections of the Last Ten Years， Passed in Occasional Residences and Journeyings in the Valley of the Mississippi)在1826年发表并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从1827年到1830年弗林特在辛辛那提编辑《西部月刊评论》(Western Monthly Review)，他也在那里出版了多多少少有些真实的作品，例如《西部诸州简明地理和历史》(ACondensed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Western States， 1828)(1832年又扩充为《密西西比河谷历史和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以及《西部印第安战争》(Indian Wars of the West， 1833)。1834年弗林特曾短期任职于纽约的新杂志《纽约人杂志》。与此同时，弗林特又在1833年出版《肯塔基首位殖民者丹尼尔·布恩传记》(Biographical Memoir of Daniel Boone， the First Settler of Kentucky)，该书出版了14版，或许成为19世纪上半叶阅读最为广泛的西部边疆记述作品。

19世纪20年代并不是所有新兴美国小说作家都是文学新人。自从19世纪开始，詹姆斯·柯克·波尔丁(James Kirke Paulding， 1778—1860)就已经融入了纽约的文学文化圈子。他与华盛顿·欧文关系甚密：他的妹妹就嫁给了欧文的弟弟威廉；他曾在1807年与威廉和华盛顿合做出版了《大杂烩》；他在1812年出版的一部滑稽历史作品《约翰·布尔和哥哥乔纳森之趣史》(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Bull and Brother Jonathan)显然就是受到了欧文《纽约外史》的成功的启发。波尔丁明显是在迎合美国读者大众的品味，库珀以《间谍》一书取得成功的两年之后，波尔丁也以《科宁斯马克》(Koningsmarke， 1823)一书(场景设在17世纪时期的德拉维尔[Delaware])转向了历史小说的创作。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又写作了两部历史小说：《荷兰人之家》(The Dutchman's Fireside， 1823)描写了独立革命前期的荷兰属地纽约，以及《呀!西进!》(Westward Ho!， 1832)场景是在肯塔基边疆地区。以那时的标准看来这些作品相当成功；例如《荷兰人之家》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出版了六版。

1819—1820年，波尔丁在没有欧文兄弟的合作之下独自出版了《大杂烩》的续篇，该篇还包括了一篇讲述“民族文学”的论文。“通过从一种卑躬屈膝的模仿中来感受自己，”波尔丁断言，本土作家“或许而且将会及时摧毁外国品味和观念的统治地位，随之提升自己的品味和观念并且以之取代前者”。在爱默生发表《论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一文的17年前这样的文学民族主义已经非常传统了，但确切地说，波尔丁对什么将会给“民族文学”带来“创新的特色和风气”非常清楚。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波尔丁的论文是对那些与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罗曼司相联系的歌特传奇故事的谴责；它是一种对波尔丁所谓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理性小说”的呼唤。尽管波尔丁谴责模仿，他仍然建议把英国菲尔丁(Fielding)的那部小说《汤姆·琼斯》(Tom Jones)作为最适合美国的最好的小说范例，并且在《科宁斯马克》和《荷兰人之家》中菲尔丁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辨的。

30年来，波尔丁一直精力充沛而且满怀热情地充当着美国的文学人士，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仅创作历史小说，而且还创作短篇小说、诗歌、讽刺文学、文学批评、论文、传记以及戏剧(他的《西部之狮》[The Lion of the West]是一部首次创作于1831年的滑稽剧，很久以来都颇受欢迎)。波尔丁还成功地处理过一些重大事务，从1838年到1841年曾在马丁·范布伦总统政府内担任海军大臣。这次文学事业中断之后，波尔丁又于19世纪40年代后期以《旧大陆人》(The Old Continental)(场景是在独立革命前期的纽约)以及《清教徒和他的女儿》(The Puritan and His Daughter)(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回到了历史小说的创作上来。然而正是波尔丁创作中的多样性——他培养了如此多不同的创作模式，先是追随欧文，后来甚至在模仿菲尔丁的同时又追随库珀——表明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关于美国作家将要或者应该创作何种文学的问题上的一种整体的不确定状态。

在约翰·尼尔(John Neal， 1793—1876)那更加辉煌的生涯和创作中，也同样清晰地闪耀着这样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尼尔出生在缅因州波特兰(Portland Maine)的一个贫苦家庭，12岁时辍学回家，并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在一系列商业公司做事。1817年在巴尔的摩(Baltimore)结束工作之后，他开始学习法律并转向文学创作，希望文学创作能在他潜心准备律师职业的同时给他提供一切必要的费用。他对拜伦非常仰慕，在四天的时间里为巴尔的摩的《门廊》(Portica)杂志撰写了150页的拜伦评介，但是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却很少为他带来财富和声望：一部情节剧小说《装酷》(Keep Cool，1817)、一首长诗《尼亚加拉战役》(The Battle of Niagara， 1818)以及一部拜伦式的诗体悲剧《奥索》(Otho， 1819)。在库珀以《间谍》一书大获成功之后，尼尔在1822年到1823年之间毫无畏惧地创作了四部小说：《罗根》(Logan)，一部矫揉造作的历史罗曼司，描写了一位化装成复仇心切的印第安酋长的英国人；《勘误表；或，威尔·亚当斯的作品》(Errata；or， the Works of Will Adams)，一种情节剧化的自传；《伦道夫》(Randolph)，一部不论是对性的描写还是对尼尔同时代人的刻薄勾画上都相当危险的小说；以及《七十六》(Seventy-Six)，一部描写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小说。1845年这些作品出版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还是一名鲍登学院的学生，他回忆说：“约翰·尼尔那个疯狂的家伙几乎用他的这些罗曼司搅乱了我的大脑。”但是这些草就的作品却没有实现他们的作者赶超欧文和库珀的声望与商业成功的雄心。

尽管尼尔是一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也曾谴责欧文和库珀说他们恰恰缺少这种品质，但也够奇怪的是，他竟设法在英国取得了美国代表作家的短暂声望。1824年尼尔定居伦敦，之后不久他就开始在爱丁堡(Edingburgh)的《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发表文章，最为人熟知的是论述“美国作家”的系列。在这里，他还匿名撰文赞扬布罗克顿·布朗和波尔丁，并且批评欧文的《见闻札记》，说它“拘谨，哀愁，带有女人似的感伤”。不过从以女人气而赢得公众欢迎方面来说，库珀绝不是唯一可以与欧文抗衡的美国作家。然而尼尔对《间谍》的这位作者也没有客气多少，仅以不到半个专栏的文字就草草将其称做“具有冷静才能的人——仅此而已”。然后尼尔继续用了17个专栏的文字来论述自己的作品。这些文章激怒了很多尼尔同时代的美国人，但是这些文章作者的身份一旦公开，它们的确使尼尔名声大振。

在将拜伦式的狂放和喧嚣的自我推销结合起来方面，他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超越了坡、梅尔维尔和惠特曼。尼尔的小说公开关注性过失和恋母情结，这使他至少成为现代读者极感兴趣的奇特现象。他的小说预示了以大众读者为目标的情感小说的到来，并且开始在19世纪40年代定期出版。但是尼尔在他所处的时代流行的时间很短。威廉·布莱克伍德(William Blackwood)于1825年出版了尼尔的第五部小说《乔纳森哥哥》(Brother Jonathan)。在要求删除自己认为猥亵的内容之后，而且当刊印的2000册书中只售出不到500册的时候，布莱克伍德几乎立刻打消了对他这位美国天才的热情。尼尔于1827年返回美国，定居在波特兰乡下，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曾一度继续发表作品，大多数都是他在英国时构思或者写就的作品：《淡黄色染料——一个北美洲的故事》(Rachel Dyer：A North American Story， 1828)、《创作——一个故事》(Authorship：A Tale， 1830)以及《新英格兰人》(The Down-Easter， 1833)。他为美国期刊创作了新型的短篇小说，并且促使产生了诸如埃德加·坡一类的年轻作家，但是19世纪20年代的声誉或者丑名让位给了渐渐增长起来的默默无闻倾向。在回忆起“那个疯狂的家伙约翰·尼尔”之后，霍桑在1845年继续推测说：“他一定是死了好长时间了，要不然他绝不会这样安静”。到19世纪60年代时，尼尔开始按照出版商的要求和程式写作一些廉价小说，仅仅为了满足对金钱的需要。在没有说服波士顿的J.R.奥斯顾为纪念美国独立一百周年而重版《七十六》之后，他于1876年去世。

尽管凯瑟琳·玛丽亚·塞奇维克(Catharine Maria Sedgwick， 1789—1867)现在几乎像尼尔一样不为人所知，但她在19世纪时却广受人们景仰，她也是那一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小说作家之一。她终生未嫁，而且她一生的时间都是在西马萨诸塞州的斯托克布里奇(Stockbridge)和纽约城之间度过的。她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一个新英格兰故事》(A New England Tale)开始时是一部批评新英格兰根深蒂固的加尔文教派(塞奇维克自己也改信了唯一理教)褊狭的小册子，但是在创作中却发展成了一部实实在在的小说，记述了孤儿女主人公简·埃尔顿(Jane Elton)战胜灾难的过程。接下来在1824年塞奇维克又出版了《红杉》(Redwood)，讲述了另一位代表性妇女爱伦·布鲁斯(Ellen Bruce)的故事。之后，塞奇维克于1827年以《赫普·莱斯莉》(Hope Leslie)一书(场景是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转向了历史小说创作。塞奇维克以这些小说和它们的典型女主人公创造出了一种小说创作的基本模式，并且由此而使苏珊·华纳(Susan Warner)的《广阔广阔的世界》(The Wide， Wide World， 1850)和玛丽亚·康明斯(Maria Cummins)的《灯夫》(The Lamplight， 1854)成为19世纪50年代的畅销作品，不过塞奇维克的女主人公要比华纳和康明斯的女主人公更加自立。

尽管塞奇维克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而且无须靠写作为生，尽管她也经常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和文学抱负轻描淡写，但是她的作品却十分畅销。《红杉》被译成了德语、瑞典语、意大利语以及法语；与库珀的作品相比，人们更加喜欢《赫普·莱斯莉》，而且此书一举而使其作者成为哈里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之前美国最有名的妇女作家，该书第一版刊印2000册，为作者赢得了1100美元的收入；1830年出版的《克莱伦斯》(Clarence)是一个当代故事，描写了另一位意志坚强的女性，该书为她赢得1200美元的收入。19世纪30年代塞奇维克依然很成功，而且更加多产。一部描写独立革命的历史传奇《林伍德一家》(The Linwoods)在1835年出版，但是塞奇维克渐渐转向了面向儿童和工人读者的说教小说创作。《家》(Home， 1835)到1846年为止已经出版了20个版本；《贫穷的富人和富有的穷人》(The Poor Rich Man and the Rich Poor Man， 1836)出版了16个版本；《活着和允许活着》(Live and Let Live， 1837)出版了12个版本。1835年到1841年，塞奇维克从纽约的哈珀出版社(出版了《林伍德一家》、《贫穷的富人和富有的穷人》以及《活着和允许活着》)赚到了6000美元的收入。她最后一部小说《已婚还是单身》(Married or Single)出版于1857年。

对19世纪20年代美国小说的性质或者美国小说作家的状况进行概括相当困难，而这一困难的本身就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莉蒂娅·查尔德、提莫西·弗林特、詹姆斯·波尔丁、约翰·尼尔和凯瑟琳·塞奇维克等诸多作家来说，库珀的成功显然在暗示文学创作具有成为一种美国职业的可能，但是除此以外就没有多少暗示了。查尔德和弗林特不久即放弃了小说创作，波尔丁和尼尔相对来说要投入多些，但恰恰就是他们的专注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美国小说家对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在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塞奇维克的职业生涯更加向库珀的职业惯性靠近，不过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时她也开始远离小说创作。与库珀不同的是，即使是塞奇维克，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文学市场出现崩溃之后也没再试图努力重复19世纪20年代的经历。

1828年有人在波士顿的《北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热情赞扬了塞奇维克的《赫普·莱斯莉》一书，最后做出了这样结论说：“我们的作者女士……如果一定要实话实说的话，似乎对自己的同性怀有一种确定不移的偏爱。”典型而且自立的女主人公形象的确充满了塞奇维克的小说作品——例如《一个新英格兰故事》中的简·埃尔顿，《红杉》中的爱伦·布鲁斯，以及与小说作品同名的赫普·莱斯莉，然而，库珀在《拓荒者》中塑造的伊莉莎白·泰普尔(Elizabeth Temple)不也像这些年轻的女主人公一般自立且积极地与社会不公做着斗争吗？以拙劣地模仿简·奥斯丁而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的库珀了也意识到(或是猜想到)妇女占据了他潜在读者的大部分。只有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期和19世纪30年代早期(当时库珀慢慢把兴趣转向了纳蒂·班波和其他一些孤独的男性人物，而此时查尔德和塞奇维克等妇女作家则慢慢转向了儿童小说和建议手册方面)，美国的“男性”小说和“女性”小说之间的明显区别才开始出现，或许还成为美国文学全貌中的一个主要分界线。

在文学市场这样日渐增长的分化中很明显有很多原因。它与所谓的家庭信仰文化(即认为妇女应该拥有独立“天地”的观念，对此我们不久就要进行探讨)那不断扩大的影响正好应合起来。也可能还有一些更直接地蕴含在这些作家的职业生涯中的因素。关于一些对库珀作品的商品化和他的作者身份商业化的担忧，库珀做出的反应是变得更加“男性化”，而且更加鄙视“女性化”倾向。在妇女小说作家获得实际的市场成功之前很久，男性作家——至少是一些像库珀一样感到自己的男性气质正面临危险的作家——就认为商业成功与女性化倾向具有密切联系。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塞奇维克这样的作家显然没有感到与读者大众分离开来；如果她的读者需要说教小说以及儿童小说，那她很乐意来满足这一需求。但是无论如何，男性与女性小说创作传统的这一区别最后却从来没有完全出现过。1827年，塞奇维克仍然感觉自然地模仿库珀写作有关荒原的历史传奇(其中充满印第安屠杀和夸张情节)；从《最后的莫希干人》中尝到甜头的读者也很乐意转而去阅读《赫普·莱斯莉》。这并不是说在1828年评论家关于塞奇维克“对自身性别的关爱”的说法不正确，只是意味着在19世纪20年代这种关爱并不一定带有直到19世纪50年代它才获得的那种有关性别的重要意义。

戏剧和文学事业

自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戏剧与书籍出版业一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已有50多家职业剧团。18世纪因为戏剧演出而占有重要地位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正在走向衰落。戏剧活动集中在北部的三个滨海城市：费城，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有关反对戏剧表演的法律直到1792年才在此被废除)，特别是纽约(到1820年已成为全美剧院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尽管这三个城市自恃有着为数众多的剧院和新作面世，他们却未能垄断美国的戏剧业；固定和流动的剧团出没在全国的各个地方以及各边远地区。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甚至有两家剧院在加利福尼亚州开放。美国剧院的主要吸引力在于经常会有来访的英国演员登台演出，但美国也开始着手培养本国的明星：如玛丽·安·杜夫(Mary Ann Duff)、安娜·科拉·莫瓦特(Anna Cora Mowatt)、夏洛特·古什曼(Charlotte Cushman)，最主要的还有爱德温·弗雷斯特(Edwin Forrest)。在美国舞台上出演的大多是经典剧目(特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或是同时代的外国的作品如爱德华·布威尔·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以及奥古斯特·冯·考茨比(August von Kotzebue)等通俗作家创作的情节剧，但有相当一部分，包括一些主要的成功剧目，都是由美国本土的剧作家创作的。

尽管如此，美国戏剧的这些发展至多只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史及美国文学事业中占有很微小的地位。菲利浦·霍恩(Philip Hone)是一个富有的商人，也是一个忠实的戏剧迷，并将在19世纪30年代成为一名杰出的纽约辉格党党员。1825年他在纽约鲍维利剧院(Bowery Theatre)的奠基仪式上表达了他的心愿：“在今后不长的时间内，一些本国的艺术家身上潜在的天赋将在这里萌发，并将超过欧文和库珀在戏剧之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日渐增长的声誉。”虽然欧文和库珀的作品都曾被改编搬上了戏剧舞台，但这一希望还是落空了。问题的部分症结在于作品的质量。1850年以前产生的美国戏剧中，不论作为通俗文献有多么重大的意义都没有成为文学作品。美国在这一时期未能产生出不朽的戏剧文学的状况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英国和欧洲的情况也一样，从戏剧文学史的角度来讲，19世纪上半叶可以说是一个黑洞。霍恩的希望落空有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欧文和库珀的经历表明，在美国文学创作可以成为一种职业。在美国内战之前，戏剧作为一种职业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发展，不过还没有产生相应的职业化的剧本创作。

在美国，专业剧院都由常驻剧团提供人员，这些剧团的成员出演相当多剧目的角色(包括纳税)。但是领衔主演往往由巡游名角担任。从积极性的方面来说，这种演出体制意味着戏迷们可以在美国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最终看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大牌明星，本地演员也可以向这些职业演员学习。而且，由于明星和公司更有可能具有共同的工作标准，这样就会有一种固有的推动力促使他们去上演莎士比亚及其他作家的经典剧目。这个体制其他方面的效应就不再那么有益了。这种明星体制以及几乎天天更换剧目的做法(有时即使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城里人也几乎无法接受长时间的连续上演)使得排练维持在最低限度(至少与那些来访明星的联合排练是这样的)；而且，演员们常常忘了台词，甚至不能保证自始至终在整场演出中出现。由于无法产生出一种对戏剧的精妙理解，而且公众对此又没有苛刻要求，美国的剧院便倾向于加强情感的表现及戏剧性的场景铺设，而且还由于从蜡烛向煤气灯的转变而获得发展。对来访明星的依赖促使人们在由一个角色占据主导地位的剧目中更多地利用舞台效果(及实验)——经常是一些相当夸张的角色。而且，由于著名明星可能会要求得到整场演出收入多达一半的酬金(而且还是在扣除演出成本之前)，因此，明星制进一步损害了剧院经理人特别是演员们本来就不稳定的收入。大多数演员只能拿到勉强糊口的薪水，也不时从一些“效益”演出中获得一些补充(在这些演出中，某个特定演员的朋友或者资助人会买下门票，于是该演员会在扣除成本之后拿到这些收益的全部或者一部分。)

一个演员或至少是一个年青演员始终期待着这一风雨飘摇的局面或许仅仅是在学徒时期。事实上，一些美国演员确实高升为明星。1850年以前最成功的典范就是爱德温·弗雷斯特(1806—1872)。他出生在费城，1820年在费城“沃那特街”(Walnut Street)剧院首次登台演出。而后他开始了“学徒”生涯，先是在匹兹堡当地的一个巡回剧团演出，然后又到了新奥尔良的一个固定剧团。1825年，他在阿尔巴尼找到了一个周薪为7.25美元的工作，在那儿他非常幸运地与英国著名明星爱德蒙德·金恩(Edmund Kean)同台演出，并向他学习：例如，在金恩主演的《奥塞罗》(Othello)中扮演亚戈(Iago)。其后，弗雷斯特于1826年在纽约城帕克剧院主演了《奥塞罗》，并由此而一举成名。纽约新的鲍维利剧院与他签订了年薪800美元的合同，到了第二年他就可以一个晚上赚到200美元的出场费。弗雷斯特的成功不比欧文和库珀的成功典型多少，但却证明，一个美国职业演员不仅能够成功，而且还可以创造财富。还没有一个美国剧作家能够做出这样的证明。

弗雷斯特的演出风格“气势磅礴”，形体表现更胜过内在的精妙表演。他的崇拜者既忠实又狂热，但都没有弗雷斯特自己自负或狂热。他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这一品质主要表现在他对待英国舞台对手的粗暴上，特别是对英国悲剧演员威廉·查尔斯·马克雷迪(William Charles Macready)。1849年5月，当马克雷迪在纽约阿斯特·普雷斯剧院(Astro Place Theatre)演出《麦克白》(Macbeth)期间，弗雷斯特的拥戴者在剧院内阻挠演出的进行。纽约一些领袖、市民及文学界人士(包括华盛顿·欧文和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一封公开签名信上向马克雷迪致歉，并安排重新上演该剧。那天晚上，由于被禁止进入剧院，群氓在剧院外聚集了多达1万到1.5万人，他们通过窗户投掷石块，最终还是由民兵发射了三排子弹才驱散了这些无赖。

阿斯特·普雷斯剧院骚乱事件表明了美国观众对剧院所表现出的激情以及对弗雷斯特的拥戴中显而易见的政治倾向。马克雷迪的最热烈的支持者是辉格党的“绅士”，而弗雷斯特在纽约则特别能吸引那些所谓的鲍维利男孩，他们都是民主党人。在“骚乱”的当天，一张海报刺激说美国的“工人阶级”应该走进“英国贵族老爷的歌剧院”，并且去“争取你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的党派划分也在1863年纽约的草案骚乱中得到了清晰的表现。从更深层意义上来看，这一事件与其说暗示了美国剧院政治的严重性，不如说暗示了美国政治会潜在地产生危险的戏剧性表演。阿斯特骚乱事件并非由任何相关的政治事件造成，而是由戏剧明星间的竞争造成的，与其说它类似巴士底狱(Bastille)暴动，不如说它更像1969年滚石乐队在阿尔塔蒙特(Altamont)演出时的惨败。阿斯特骚乱事件导致22人死亡，30人受伤。

弗雷斯特的民族主义的确也有其更为积极的表现。1828年，他开始着手为美国剧作家创作的作品提供奖金，据报道，他最终为自己举办的诸多竞赛的优胜者发放了总额为2万美元的奖金。然而，如此慷慨解囊也远远不足以使剧本写作在美国成为一个可养家糊口的职业，甚至那些创作出成功剧本的人也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维持生计。由于还没有制订一部国际版权法，美国剧院的经理们可以免费上演外国剧目，因此，除了付给本国作家一些象征性的补贴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动机去付出更多的费用呢？甚至更糟的是，国内没有一部版权法来保护剧目的演出(区别于出版物)，而且也没有一个版税系统来规定剧作家的酬金。经理和明星们以固定的费用买下剧本，然后再将其变成他们的财产。因此，一部可以持续上演几十年的戏剧给其作者带来的收益不一定比只上演一次就关门的戏剧多多少。一些事例可以证实即便是广受欢迎的剧作也有一种条件不能使它们的作者富裕起来(或者从这一方面来说维持他们的生活)。

19世纪20年代，美国第一个成功的剧目是《森林玫瑰》(The Forest Rose)，作者是塞缪尔·伍德华斯(Samuel Woodworth， 1785—1842)，首次于1825年在纽约上演。这出“田园歌剧”(如它的副标题所说)与我们现在所谓的音乐喜剧相似。剧中善良的美国农夫、北方佬乔纳森、邪恶的花花公子以及幽默与情节剧的统一，都使其在以后的40年中常演不衰。1850年以前，它在美国和伦敦比其他任何一部美国戏剧的上演时间都持久。伍德华斯还创作了其他很多部剧作并且涉足多种文学创作(例如他还创作了“老橡木桶”[The Old Oaken Bucket]这首歌曲)。但他从《森林玫瑰》的成功演出中只得到很少的报酬。1836年，他放弃了文学创作，并于六年后在贫困中死去。

第一届“弗雷斯特奖”竞赛于1828年举办，奖金500美元外加剧目演出收益的一半，参赛剧目的要求是一部“五幕悲剧，其中的英雄人物或主角必须是本国土著民”。此次竞赛的获奖剧目是《麦塔莫拉；或最后的万帕诺亚格人》(Metamora， or The Last of the Wampanoags)，其作者是职业演员约翰·奥古斯塔斯·斯通(John Augustus Stone， 1800—1834)。《麦塔莫拉》大体上以17世纪所谓的菲利普王战争为基础写成，并又添加了一些情节剧的陈词滥调，例如好色的恶棍以及最终了解了身世的孤儿。该剧于1829年首次在纽约上演后立即引起轰动，并由此在美国掀起了印第安戏剧热潮(这一戏剧类型最终在约翰·布罗海姆[John Brougham]于1847年写作的《麦塔莫拉；或，最后一个蝌蚪》[Metamora；or， The Last of the Pollywogs]中遭到了嘲讽)，但它却从1829年开始为爱德温·弗雷斯特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经济来源，并且一直持续到他的事业中止。例如，1853年该剧在波士顿连演六场，是当时最令人难忘的演出，演出收入几乎达到4000美元。但是，除了最初演出收益的一半以及500美元的奖金之外，作者斯通再也没有从该剧中获得什么。他又写过其他几部戏剧，但都未能达到《麦塔莫拉》一剧那样的成功；斯通于1834年在费城自杀身亡。同年，在阿尔伯尼，由于观看《麦塔莫拉》一剧的观众人数太多，乐队中的乐师们只好退到边厢把自己的位子让给越来越多买票进场的观众。

1850年以前，在美国以创作剧本来谋生的职业剧作家中最成功的是罗伯特·蒙哥马利·伯德(Robert Montgomery Bird， 1806—1854)。伯德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可他不久即弃医从文，并于19世纪30年代早期四次在弗雷斯特竞赛中获奖。他首次获奖的作品《派洛皮塔斯；或官员的堕落》(Pelopidas；or the Fall of the Polemarchs)从未上演过，但是，1831年秋，弗雷斯特的确在纽约、费城和波士顿出演了《角斗士》(伯德根据斯巴达克斯暴动创作的剧本)。该剧与《麦塔莫拉》一样成为弗雷斯特演艺生涯中的一部重头戏；从1831年到1854年，弗雷斯特至少出演了1000次斯巴达克斯——在23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出演几近44次。继《角斗士》之后，伯德又创作出了《奥拉卢撒——印加之子》(Oralloossa， Sonof Incas， 1832)以及《波哥达掮客》(The Broker of Bogota， 1834)，尽管这两部作品都没有达到《角斗士》的水平，但它们却都得到了好评，并继续由弗雷斯特出演了一段时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伯德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最杰出的剧作家，他与弗雷斯特的工作关系也进一步发展成了友谊。然而，他们的友谊很快就因为钱的关系变质了，这丝毫不令人惊奇。弗雷斯特为《角斗士》、《奥拉卢撒》、《波哥达掮客》等戏剧每部向伯德支付1000美元。当伯德发现弗雷斯特因为出演这些戏剧而赚到很多钱时，他便提出要分享一小部分演出收益，但被弗雷斯特拒绝了，正如后来弗雷斯特不允许伯德之子出版其父亲的戏剧集一样。1837年伯德索要6000美元；伯德死后，他的遗孀估计弗雷斯特出演《角斗士》能赚到大约10万美元，但是伯德却根本没有合法的依据来主张得到这笔财富中的任何部分。难怪伯德在19世纪30年代放弃了戏剧创作，并转而写作小说。“想起来写剧本，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啊!”他在日记中写到，“毫无疑问，人们急需剧本。但这些小说是更容易做的事情，并且可以更快地使人的钱袋永远不会掏完。”

在美国内战之前，戏剧创作的贬值衰落并不仅仅是市场受挫或是版权法律不健全带来的后果，事实上这恰恰精确地体现了公众的品味。安娜·科拉·莫瓦特(Anna Cora Mowatt， 1819—1870)最为人熟知还是作为一名女演员，但是她同时也创作了大量成功的剧本，其中最著名的是《时尚》(Fashion)，这是一部讽刺美国“新贵阶层”的戏剧，于1845年首次上演。对这部戏莫瓦特后来写道：“我渴望取得成功的是戏剧，而不是文学。”在我们看来，《时尚》一剧超过了同时代其他众多戏剧的竞争——包括弗雷斯特的得意之作《麦塔莫拉》和《角斗士》。关于她作为演员和剧作家而非常熟悉的戏剧业，莫瓦特用“戏剧性”和“文学性”的区分使我们明白了很多。能够成功的也就是粗俗的幽默、情节剧以及壮观场面。一部戏剧如果由弗雷斯特出演是一个很好的卖点，但如果弗雷斯特能和真马同台演出那就更有吸引力了。几乎没有人要求文学上的精雕细刻，因为这种精雕细刻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要压制不恰当的表演，特别是为了吸引观众而引入的听觉活动。

19世纪50年代以前的美国，人们晚上到剧院并不单单是看一部戏剧演出。在幕间休息时也会有幕前的插科打诨、歌曲以及其他娱乐项目，还有短剧(经常是些滑稽戏)。1830年，托马斯·D.赖斯(Thomas D.Rice)把他出演的著名黑人角色“吉姆·克罗”(Jim Crow)引入了在纽约的鲍维利剧院演出的滑稽短剧中。到了19世纪40年代，弗吉尼亚黑人说唱团和克里斯蒂黑人说唱团全面发展了“说唱表演”。歌舞杂耍和滑稽表演有着共同的起源。这些创作都很难说是文学，但是文学也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来到剧院的目的——甚至(有人推测)即使是当他们来看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也不是为文学而来。1849年，马克雷迪在阿斯特·普雷斯剧院的首演之夜，人群中的无赖开始向扮演邓肯(Duncan)的当地明星起哄，他们认为他就是麦克白。

据说，甚至当戏剧是为了道德目的而上演的时候，那也是由壮观的场面和粗糙的娱乐所左右；通过消除宗教对剧院的偏见，带有说教目的的戏剧有助于吸引新的观众。此类戏剧中第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是《醉鬼；或堕落的被拯救者》(The Drunkard， or the Fallen Saved)，作者是W.H.史密斯(W.H.Smith， 1808—1872)，于1844年在波士顿首演。《醉鬼》讲述了一个叫爱德华·米德尔顿(Edward Middleton)的人先是酒精中毒，后来又令人惊讶地瞬间康复的故事。全剧以人们聚集在一间农舍中一句接一句地高唱“家，甜蜜的家”的歌曲的美妙场景而结束。这种华而不实的制作受欢迎的程度是少有的。在纽约，该剧同时在四家剧院上演，而且该剧于1850年在P.T.巴能美利坚博物馆(P.T.Barnum's American Museum)的演出成为美国首次连演一百场的剧目。《醉鬼》之所以广受欢迎多半是由于它传达了“戒酒”这一信息(它在广告中被称做“道德戏剧”或是“道德教育”)，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将这一信息转化成了大众娱乐。剧中有个著名的场面叫做“狂乱时刻”，描绘了米德尔顿在地板上打滚，与幻觉中的蛇打斗，有时这个场面会单独上演。这部广受欢迎的戏剧的确使其作者赚到了很多钱，但这也仅仅是因为于1827年移民美国的英国演员W.H.史密斯当上了波士顿博物馆经理的缘故，而《醉鬼》一剧就是在该博物馆取得首次重大成功的。

在19世纪所有最不同凡响和最经久不衰的戏剧现象中都有同样将说教寓意与流行场面结合起来的倾向：很多改编自哈里叶特·比彻·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戏剧都从1852年到20世纪一直席卷全美。该剧的第一个版本由G.C.霍华德(G.C.Howard)委托制作，当时他是纽约特洛伊博物馆经理，他希望让自己四岁的女儿考狄利娅来扮演小艾娃(Eva)，当时她还不愿意来扮演这个角色。霍华德在剧中扮演奥古斯丁·圣·克莱尔(Augustine St.Clare)，他的妻子扮演托普希(Topsy)，他们是在波士顿共同出演《醉鬼》的首次版本时相遇的。他们上演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剧本是由霍华德的侄子乔治.L.埃肯(George L.Aiken)改编的。乔治在其中扮演乔治·哈里斯(George Harris)，并且因为改编剧本的缘故而获得40美元及一块金表。在前往纽约演出之前，这次在特洛伊演出吸引观众明显达到了2.5万人(特洛伊的总人口为3万人)，之后霍华德一家继续上演这出剧目，直到1887年霍华德去世，当时从四岁开始就因为出演小艾娃而一举成名的考狄利娅庆祝了她的35岁生日。

埃肯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剧本非常忠实于原著，作者斯托在波士顿看过他们的演出。的确，很多对话都是从原著中照搬过来的。但是埃肯保留了伊莉莎在一块漂流的浮冰上渡过俄亥俄河之类的戏剧场景，而在后来的演出中这一场景的规模又进行了很大的扩展。不久伊莉莎在真狗的追逐下渡过了浮冰，结尾时汤姆乘坐金色马车(如果机器开动的话，这辆马车会真的向舞台上方移动)升向天空，与此同时天堂之门打开，出现了圣·克莱尔和小艾娃，他们在天使的簇拥下从金色的云层上向下微笑。而且，越来越多的说唱演出成分也进入了戏剧演出以及对汤姆这个人物的刻画，使得“汤姆叔叔”这个词语成为黑人向白人卑躬屈膝地奉承献媚的同义词，而这完全不是斯托的原意。19世纪末，“汤姆戏剧”几乎在美国各地都定期演出，但是作者斯托从自己小说的改编中没有拿到一分钱。斯托的废奴主义信息虽然在战后重建时期(当时“吉姆·克罗”首次由于舞台演出而风行一时)具有重要意义，却也没有成为南方新一轮压制种族隔离法律的标志。信息，像往常一样让位给了粗俗的娱乐。

这又一次说明这一切都与文学没有多大关系，而对此也没有人会持相反意见。1850年之后，在演员、剧院经理、剧作家迪恩·布希考特(Dion Boucicault， 1820—1890)等人的努力下，戏剧写作开始走向职业化，但将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由美国人创作的戏剧才能接近文学作品的地位。对于内战前期美国文学来说，美国戏剧的主要意义或许在于在它发展并普及了大量常用人物形象，主要是一些典型喜剧人物。其中有舞台上的北方佬，第一次以“乔纳森”的形象出现在罗耶尔·泰勒(Royall Tyler)创作于1787年的《比照》(The Contrast)一剧中。有西部狂徒，如波尔丁的《西部之狮》(1831)中的尼姆罗德·怀尔德法尔(Nimrod Wildfire)。还有舞台上的爱尔兰人、德国人，以及一个名叫“火孩子摩西(Mose the Fireboy)”的乡下庄稼汉的城市变体形象，他首次于1848年在纽约的舞台上亮相。还有那些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典型形象，他们是以“吉姆·克罗”和说唱歌手开端的懒洋洋而且滑稽可笑的“黑鬼”形象出现，但他们却绝不止这些表现形式。

要找出美国内战前更加严肃的戏剧作品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就是这些戏剧作品本身也完全是从其他地方衍生出来的。但是我们或许能够回忆起来，《白鲸》(Moby-Dick)中就有很多章节是以戏剧形式写成的，而在《白鲸》写作的前几年，莎士比亚对梅尔维尔产生的重要影响毫无疑问至少部分是由美国剧院上演莎剧以及《麦塔莫拉》和《角斗士》等伪莎士比亚“悲剧”造成的。这并不是说，除了同样热衷于豪言壮语之外，梅尔维尔的亚哈(Ahab)与斯通的“麦塔莫拉”或伯德的“斯巴达克斯”非常相似；与后两者不同的是，与其说亚哈是残酷的外部环境(白人的狡诈和罗马人的强权)的受害者，不如说他是自己太过自大的自我和自由观念的受害者。在亚哈和爱德温·弗雷斯特等演员之间，在亚哈的偏执狂和那位美国观众控制在掌心之中的演员(如麦塔莫拉或者斯巴达克斯、麦克白或者李尔王)的自以为是和“民主”的妄想狂之间存在着一种更加深层的密切关系。但这并不是说亚哈这个人物是有意识地以弗雷斯特为基础塑造的，只是仅仅表明，如果弗雷斯特吸引观众的那种磁石般的魅力进入现在我们认为是美国文学诸领域的话，那它当然也出现在梅尔维尔塑造的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佩阔德号(Pequod)捕鲸船的船长身上。

杂志

美国的杂志出版业也像图书出版业和戏剧制作业一样，在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之间经历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在此阶段初期，出版界的境况与前25年大抵相同。1794年，政府通过新的《邮政法》，规定只要“投递模式和邮件尺寸符合规定”，杂志邮费就可享受优惠，而在此之前这种优惠只有报纸才能享受。如弗兰克·路德·莫特(Frank Luther Mott)在《美国杂志史：1741—1850》(History of American Magazines， 1741—1850)(1930)中所述(至今仍是对该事件最为详尽的描述)，该法案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新期刊爆炸性地出现：1795年创办了七家，一年之后又有十几家问世，美国出版的杂志数目由1794年的五家飙升到1825年的近百家。

然而，这些投资所取得的成功是相当脆弱的。1825年之前创办的美国杂志一般都在两年之内失败，经常还远远不足两年，这种朝生暮死的原因相当简单——杂志都只在当地发行，通常局限于出版杂志的城市，因此发行量极其有限。约瑟夫·丹尼(Joseph Dennie)在费城出版的周刊《佳作选辑》(Port Folio)是19世纪20年代之前最成功的杂志，到1811年，该杂志成为首家生存十年以上的美国杂志。不过，该杂志在1801年只有2000个订户，每个订户年收费5美元，那时即使是2000份的发行量也已属非同寻常。比较接近这个标准的还有波士顿的《每月文选》(Monthly Anthology， 1805年订户为440个)以及由其改版的《北美评论》(1820年的订户在500—600个之间)。当时没有面向大众或低层读者的文学杂志，而且订户经常拖欠订费。因此，杂志编辑和作者都不能指望从中获得多少经济回报。编辑人员的收入通常与杂志商业运作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而这种成功即便出现过也是很稀少的。直到1819年，才有一份美国杂志(即纽黑文的《基督教旁观者》[Christian Spectator])提出要为投稿者支付稿费(每页1美元)。

从1795年到1825年间，新创办的文学杂志数量不断攀升，经常作为当地名人或才士发表作品的园地，如巴尔的摩昙花一现的杂志《门廊》(Portico， 1816—1818)，约翰·尼尔就在该杂志上发表作品并开始了创作生涯。当时，特别是在1812年英美战争之后，英国人诽谤新生的美国人不具备文学才能，因此许多人表达了给予回击的欲望，许多标榜他们民族主义的杂志却还是大量依赖英国和欧洲期刊的选文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杂志开始把目光转向特定的读者群：包括宗教团体、农场工人、医生、儿童和女性读者(尽管“女性杂志”的伟大时代尚未到来)。美国文学期刊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恶意诽谤的政治争论逐渐让位于小说和诗歌之类的纯文学作品，文学评论也开始超越期刊社论而成为杂志文章的主要形式。文学期刊都极其短寿，但在旧期刊被淘汰的同时新期刊会不断涌现，而且办刊者面目大抵相同，因此并非所有期刊都会落败。波士顿的《北美评论》创办于1815年，模仿一些有名的英国季刊，利用哈佛大学的资源，吸收当地热心文化事业的精英，到19世纪20年代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期刊。尽管发行量有限，但在整个19世纪却一直举足轻重。

19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进入第一个通俗杂志全盛时期，《北美评论》的知识和文化抱负逐渐显得不合时宜。更体现未来发展潮流特点的是《纽约镜报》(NewYork Mirror)，这是由乔治·蒲柏·莫里斯(George Pope Morris)和塞缪尔·伍德华斯于1823年共同创办的一份周刊。伍德华斯因创作了通俗音乐剧《森林玫瑰》而名声大振，但却未获得实质性经济利益。他在创刊之后不久便退出杂志社，让莫里斯以各种形式单独维持了21年，其间在编辑工作中他得到西奥多·塞奇维克·费依(Theodore Sedgwick Fay)特别是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等作家的大力支持。《镜报》回避公开讨论政治问题，将瓦尔特·司各特作为偶像，培养华盛顿·欧文式的温文尔雅的幽默与情感，并在第一期中宣称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女士”。事实上，从1823到1931年间，该刊物将副刊名定为“女士文学报”(Ladies’Literary Gazette)，侧重刊登女性作家的作品和有关女性话题的文章(如时装和女性教育)。早在1824年，莫里斯就采用有奖竞赛的方式吸引作者投稿，这一创新不久便被广泛模仿。波士顿的《北美评论》坚守19世纪早期的严肃文学传统，而且维持下来，其榜样促成了后来一些文学季刊的创办，如费城的《美国季度评论》(American Quarterly Review， 1827—1837)和《纽约评论》(New York Review， 1837—1842)。但是，1820年创办于纽约并希望通过娱乐读者而扩大发行量的《镜报》才是未来潮流的真正先驱。

根据莫特的估计，从1825到1850年间，在美国出版的杂志总数从不足100份上升到大约600份。尽管大多数杂志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厄运，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刊物取得了持久的商业成功和前所未闻的发行量。订阅者行为不良还是司空见惯，例如，当提莫西·弗林特主编的《西部月刊评论》(创办于1827年)在1830年停刊的时候，还被拖欠大约3000美元的订阅款，其他问题也没有立即得到解决。1825年，美国政府颁布一个新规定，将杂志的邮资固定在每印张1.5到2.5美分，远远高出报纸邮资(每份1到1.5美分)。因此，编辑者寻找其他方式发行他们的杂志，或者将杂志改装成报纸以降低邮费。在积极的方面，内陆运输得到了迅速改善(例如，1825年伊利运河全线贯通)，而且可能最重要的是，本土作家越来越多，他们都可以为杂志供稿。在世纪之初，一般杂志的内容主要都由编辑本人或其朋友撰写，或者再版英国杂志的内容。到19世纪30年代，越来越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美国人渴望发表文章；在19世纪40年代，一些杂志开始通过提供慷慨的稿费来刺激作家撰稿(至少是那些具有相当大众声誉的作家)。读者进一步受到木刻和铜版插图的诱惑。利用广告赢利是现代杂志出版的基本做法，但在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

一些最为重要的文学“杂志”(此时开始称为杂志)纷纷在波士顿创刊。1829年，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创办了《美国每月评论》(American Monthly Magazine)，并由此开始了帕克·本杰明的杂志创办生涯。两年之后，约瑟夫·T.白金汉(Josepn T.Buckingham)(辉格党杂志《波士顿信使》的编辑)创办了《新英格兰杂志》(New England Magazine)，该杂志发表了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和纳撒尼尔·霍桑等人的作品，其中霍桑在该杂志上发表了15篇小说(稿酬每页1美元，在1831年来说已是相当丰厚了)。不过，这些杂志都未能持续很久。由于波士顿的文学圈不欢迎威利斯的轻率和无礼(或者他所倡导的花花公子的生活作风)，因此在1831年，威利斯由于未能取得理想中的成功将所有订户转让给乔治·蒲柏·莫里斯(George Pope Morris)，来到纽约成为莫里斯主编的《镜报》的助理编辑，然后慢慢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新英格兰杂志》只维持到1835年，帕克·本杰明当年辞掉编辑的职位，继威利斯之后来到纽约，参与编辑《美国每月评论》。该杂志不久之后兼并了《新英格兰杂志》。

波士顿后来出现的文学杂志大多同样短寿。超验主义者于1840年创办了《日晷》，首任主编为玛格里特·富勒(Margaret Fuller)，然后由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接任，但到1844年就无力维持，其发行量从未超过300份。詹姆斯·拉索尔·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于1843年创办《先驱》(Pioneer)，来稿中不乏高质量的文章，如霍桑的《胎记》(The Birthmark)，但三期之后即宣告失败。波士顿的文学杂志中寿命能与流行杂志相比的是一份名为《心意》(The Token)的赠阅杂志(纪念杂志)。该杂志每年出版一期，主要收集故事、诗歌和插图小说，明显针对女性读者。该杂志创办于1827年，由塞缪尔·古德里奇(Samuel Goodrich)主编。美国有许多同类的年刊，它们都是流行女性杂志的先驱。现在人们之所以对《心意》感兴趣，主要原因也许是它在19世纪30年代初发表了霍桑的许多匿名小说。直到1857年，随着《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创办，波士顿才拥有了重要而持久的流行文学杂志。在此之前，有抱负的新英格兰杂志创办者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去寻求成功的机遇。

19世纪40年代最成功的两份文学杂志都是在费城出版的。其中一份创办于1826年，当时塞缪尔·C.阿特金森(Samuel C.Atkinson)和查尔斯·亚历山大(Charles Alexander)(后者还在1821年创办了《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共同推出《匣子：文学、智慧和情感之花》(Casket：Flowers of Literature， Wit and Sentiment)。《匣子》于1839年被乔治·R.格拉哈姆(George R.Graham)收购，一年后又与《伯顿绅士杂志》(Burton's Gentleman's Magazine)合并组成《格拉哈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该杂志刊登了许多名家的短篇小说、诗歌、杂文、传记、旅行小品和文学评论，其中包括威廉·布莱恩特、詹姆斯·库珀、詹姆斯·波尔丁、詹姆斯·罗威尔、莉迪亚·斯格尔尼(Lydia Sigourney)(被广泛誉为“情歌吟唱手”)、亨利·朗费罗、纳撒尼尔·威利斯和埃德加·爱伦·坡等人。从1841到1842年间，爱伦·坡曾担任该杂志编辑长达15个月。他的继任者为鲁弗斯·威尔莫·格里斯沃德(Rufus Wilmot Griswold)。他也是从新英格兰迁徙到此的，后来因在管理坡的遗稿和编纂坡的传记时故意歪曲事实而臭名昭著，不过在当时一直是很有影响的文学编辑。1842年，格拉哈姆制定了向著名作家提供慷慨稿酬的政策，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广该政策：朗费罗每首诗歌稿费高达50美元，威利斯的作品每页11美元，库珀的海军司令传记系列价值1000美元。爱伦·坡名气较小，作品每页稿酬为4美元～5美元，1842年，霍桑的作品每页5美元。格里斯沃德一年的编辑费为1000美元。19世纪40年代末，由于对外投资不善，格拉哈姆遇到了严重的财务困难，因此被迫于1853年出售他的股权。此时，《格拉哈姆杂志》不论怎么说都已不再像先前那样大受欢迎，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时，它的成功却是令人震惊的。创办首年，发行量便从5500份上升到2.5万份(标准订阅费为每年3美元)，格拉哈姆很快就赢得了4万名订户。同一时期的《北美评论》订数也就勉强保持在3000份。

格拉哈姆在费城最成功的对手是路易斯·A.古迪(Louis A.Godey)。在1837年经济大恐慌期间，古迪收购了萨拉·约瑟夫·黑尔于1828年在波士顿创办《女士杂志》(Ladies'Magazine)，将杂志转移到费城，改名《古迪女士书刊》，并聘请黑尔作为杂志的文学编辑。《古迪女士书刊》的主要栏目包括诗歌、短篇小说、游记和书评等，但不刊登政治评论，作者包括斯格尔尼、凯瑟琳·塞奇维克、威利斯、哈里特·斯托、波尔丁、拉尔夫·爱默生、朗费罗、奥利弗·霍尔姆斯(Oliver Homles)、霍桑和坡。但该杂志的标志性特色在于水彩手绘的时装图片、著名或原创艺术品的铜版雕刻，它还刊登菜谱、时装评论、家庭生活建议和其他女性特写等。不久之后古迪也采用了格拉哈姆的政策，给最著名的作家支付最高的报酬，而对不知名作者则不付任何稿酬，不过他的成功更胜格拉哈姆一筹。到1839年，他预测年发行量可达2.5万份，订价保持为每年3美元。到1850年，他的订户达到了5万户，在南北战争之前上升到15万名。《古迪女士书刊》的成功诱发了许多模仿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于1842年创办于费城的《彼特森女士杂志》(Peterson's Lady's Magazine)，《古迪女士书刊》同时对许多综合性文学杂志的内容和格式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为这些杂志指明了大众读者群的来源，提供了赢得并保持读者忠诚的一系列策略。

同时，纽约的杂志出版业也正进行着改革。改革对象不包含对本国作家的推荐，而是对英国同时代作家大肆剽窃。长久以来，剽窃文学一直是美国杂志的主要来源。1836年，贺拉斯·格利雷(Horace Greeley)创办了《纽约客》(New Yorker)，主要内容是再版而不必支付报酬的外国文学。1841年，他又创办了《纽约论坛》(New York Tribune)。威利斯创作于1839至1840年的《海盗船》(Corsair)的题目就明确道出了他的目的。事实上，他原先计划将该作品的题目更直率地定为《盗版》(Pirate)。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到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纽约，文学剽窃现象已经达到了新的规模——几乎威胁着刚刚起步的图书出版业，大有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之势。

这一切始于1839年，那时帕克·本杰明和鲁弗斯·格里斯沃德共同创办了《乔纳森兄弟》杂志。为了降低邮费他们称之为“报纸”，而且还采取了大开版式，更给人以报纸的印象，不过其内容几乎全部为盗版的英国连载小说。当帕克·本杰明和鲁弗斯·格里斯沃德于1840年失去了对《乔纳森兄弟》的控制时，他们旋即创办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杂志《新世界》(New World)与之对抗。这些刊物和他们的模仿者不久之后便被谑称为“猛犸周刊”。不过，这些猛犸周刊仍有一个问题，即它们在盗版连载小说之前小说早已有单行本出版上市，读者宁愿支付更高的价钱买来完整的小说阅读。因此，1841年，《新世界》采用了一种新技巧：开始出版完整的小说作为“副刊”，不过还保持大开本、多专栏的版式，并作为报纸发行，每期订价为50美分。《乔纳森兄弟》和其他杂志很快就加以仿效，激烈的竞争将价格迅速压到了每期6美分，图书出版商也被迫降低他们的价格。到1843年，报刊市场已经完全饱和，即便《新世界》和《乔纳森兄弟》也感受到低廉价格的压力。当年4月，美国邮政局裁定，猛犸刊物不能再按报纸邮费进行投递，从而结束了这一奇怪的插曲。《乔纳森兄弟》于1844年初出售给《新世界》，后者也在一年之后关闭，不过这一插曲的影响还是持久而深远的。尽管竞争和价格下降都得到了控制，出版商出版小说的标准价格还是从先前的3美元～4美元稳定在现在的50美分左右。如上文所述，就是这种变化迫使库珀和其他作家在19世纪40年代进行超额创作。

纽约还出版更传统的文学杂志。其中最著名的是创办于1833年的《纽约人杂志》，与此同时，《镜报》依然在这一整个时期出版发行，前者先后由查尔斯·芬诺·霍夫曼(Charles Fenno Hoffman)、S.D.朗格特利(S.D.Langtree)和提莫西·弗林特等人编辑，不过他们任职的时间都很短，直到1834年被克莱蒙特·爱德森(Clement Edson)和路易斯·盖洛德·克拉克(Lewis Gaylord Clark)收购之后才稳定下来，此后由克拉克担任主编，他的任期覆盖整个19世纪50年代。该杂志对华盛顿·欧文的青睐在杂志名称之中已是显露无遗，从1839到1841年，欧文作为该杂志的固定撰稿人每年获取高达2000美元的薪水。其他供稿作家还包括库珀、布莱恩特、波尔丁、霍夫曼、威利斯、本杰明、朗费罗、惠蒂埃、霍尔姆斯和霍桑等人。不过，该杂志的显著特点是自诩的“拉伯雷式(Rabelaisian)的幽默”(即粗俗的幽默)，以及克拉克发表自己观点的“编辑论坛”，这是每期必登的常规栏目。到1837年，杂志发行量从大约500份增长到5000多份，每年订价为5美元。

《纽约人杂志》从未取得《格拉哈姆杂志》和《古迪女士书刊》那样的商业成功，不过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纽约所谓的文学大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战争的一方是克拉克的《纽约人杂志》和莫里斯的《镜报》，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辉格党，文学感情比较都市化(一般称为“亲英派”)，《纽约人杂志》取名与欧文的小说也不无关系。另一方是一群作家和编辑组成的松散组织“青年美国”(Young America)，其主要成员包括科涅琉斯·马修斯(Cornelius Mathews)、威廉·A.琼斯(William A.Jones)以及艾弗特(Evert)和乔治·戴克金克(George Duyckinck)兄弟，此外，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埃德加·爱伦·坡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等人也短暂地参与了该组织。“青年美国”通常在政治意识上倾向于民主，在文学创作上注重民族主义，而且还致力于寻找有创意的“美国天才”，并为争取国际版权法而战斗。克拉克和他的追随者不仅嘲笑“美国天才”，还极力反对国际版权法。

有关19世纪40年代的文学战争我们还必须作较多的简要说明，需要注意的是“青年美国”还使用杂志来助战。马修斯和艾弗特·戴克金克从1840年开始编辑《大角星》(Arturus)，直到1842年宣告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连载马修斯不连贯的讽刺性小说《牛皮大王霍普金斯的一生》(The Career of Puffer Hopkins)，而克拉克则在《纽约人杂志》上进行大肆攻击。《大角星》还刊登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霍桑、朗费罗和罗威尔等人。“青年美国”得到了约翰·路易斯·奥沙利文(John Louis O'sullivan)主编的杂志《美利坚杂志与民主评论》(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的支持和版面。该杂志于1837年创办于华盛顿，1840年辉格党在全国大选获胜后迁到纽约。奥沙利文是霍桑的密友，还是霍桑大女儿尤娜的教父，因此霍桑的许多小说都在《美利坚杂志与民主评论》上发表。1845年创办《百老汇期刊》(Broadway Journal)的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布里格斯(Charles Frederick Briggs)是辉格党人，但不久爱伦·坡就将他逼走，并将《百老汇期刊》专用于攻击所谓的朗费罗文学剽窃现象，从更广意义上来说，则是在攻击波士顿文学界中对英国的模仿。从1847年到1853年，《文学世界》(Literary World)又为“青年美国”提供了发表文学观点的园地(特别是在1848年该杂志被艾弗特和乔治·戴克金克兄弟收购之后)，其中也包括对克拉克和《纽约人杂志》进行的攻击。艾弗特·戴克金克是梅尔维尔最早的文学启蒙者之一，然而《白鲸》却打消了他的热情。梅尔维尔以满腔民族热情对霍桑大加赞赏的《霍桑和他的〈古宅青苔〉》一文就于1850年发表在《文学世界》上。

南部和西部的其他几个中心也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由托马斯·W.怀特(Thomas W.White)于1834年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创办。今天该杂志之所以人尽皆知是因为埃德加·爱伦·坡经常在此投稿，而且从1835年到1837年还担任该杂志的助理编辑(薪水每周15美元)。其他刊物也像《信使》一样极力发掘出当地的文化自豪感，但是无奈北方的城市(如波士顿等，特别是纽约和费城)显然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统治了杂志出版业。例如，即使是在南方市场，《南方文学信使》从发行量上来说也无法与北方的对手相提并论，其总发行量从来没有比4000份超出多少(每年订价5美元)。无论如何，主要杂志一般不局限于当地的撰稿者，甚至编辑也不局限于本地。同样的名字频繁出现于纽约、费城、波士顿、里士满和其他地方杂志的目录页上，其中包括布莱恩特、塞奇维克、霍桑、罗威尔、朗费罗，当然最主要的还是N.P.威利斯和莉迪亚·斯格尔尼，斯格尔尼宣称曾在多达300份美国杂志上发表过她的作品。

1857年之前，波士顿没有一本持久流行的文学杂志，但波士顿作家的撰稿到19世纪40年代已经成了其他地方杂志的主要内容，而且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编辑也都来自波士顿，例如萨拉·黑尔和威利斯。在所有编辑中，有些固守地区身份，例如路易斯·盖洛德·克拉克，但更多的人则非常潇洒，来去自由。爱伦·坡曾在里士满、费城和纽约等地方担任杂志编辑，而格里斯沃德则活跃在纽约和费城两地。美国文学杂志的趋同性不值得惊讶。这些杂志为了获得相同的国内读者群——那时还仍然不算是大众读者，只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尤其是女性，且不管他们住在美国的什么地方——而相互竞争。杂志编辑都必然试图通过借用其他杂志赖以成功的方式讨好这些读者，而且还经常选用相同撰稿人的作品。

杂志的兴起对19世纪中叶美国文学的影响极大。19世纪20年代，库珀和欧文是通过出版书籍获得名望的，但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新的本土作家更可能首先在杂志上崭露头角。《格拉哈姆杂志》和《古迪女士书刊》之类的杂志拥有4万～5万份的发行量，其影响面是库珀和欧文在20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和19世纪50年代早期，本土作家书籍作品的出版商才开始吸引到如此巨大的读者群。与此同时，最著名、最成功的美国小说越来越多地出自首先在杂志上获得成功的作家，有些甚至只是再版了杂志上的文章而已。杂志读者的品味，包括文雅幽默、多愁善感和轻松娱乐等，逐渐左右着书籍文学的性质，许多相当成功的杂志作家几乎不用花费任何心思再去重新以书籍形式发行他们的作品。猛犸周刊通过连载长卷小说，获得了多达3万份的销售业绩，但是19世纪40年代最重要的趋势恰好与此相反。长篇小说和故事集的作家模仿杂志文学进行写作，因此即使一个图书价格下降的时代最为成功的作家也依靠这样的文学创作赚进了大笔的收入。

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

杂志、猛犸周刊以及1837年经济大恐慌的余波实质性地改变了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学市场和美国小说创作的性质。早在19世纪30年代，这些变化就有了征兆，但其间十年中最显然的趋势却不是过渡性的，而是保守甚至是反动的。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所谓“库珀学派”尤其如此，当时美国小说家和出版商在库珀成功的鼓舞下试图开拓假想中的地方历史小说市场。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最多产的美国历史小说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男性，他们得到影响最大的几家出版社的支持。美国历史小说只有10年发展历程，但新作家和老牌出版社似乎都认为库珀的模式恰如其分而且不可避免地表达了民族性格，同时也是走向严肃文学创作生涯的必然途径。

在这些作家中，最重要、最执著的新作家是来自南卡罗莱纳的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而且他还有大量文学同道。出生于英国的亨利·威廉·赫伯特(Henry William Herbert， 1807—1858)是以弗兰克·弗雷斯特(Frank Forrester)为笔名撰写体育报道而出名的，他于1835年出版了大量历史传奇小说中的第一部《弗朗德兄弟传》(The Brothers， a Tale of the Fronde)。波士顿的约翰·罗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 1814—1877)于1856年出版了《荷兰共和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从而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后又于19世纪30年代末出版了两部新英格兰历史传奇小说：《莫顿的希望》(Morton's Hope，1839)和《梅里山脉》(Merry-Mount，该书直到1949年才出版)。华盛顿·欧文的未婚妻玛蒂尔德的兄弟纽约人查尔斯·芬诺·霍夫曼(Charles Fenno Hoffman， 1806—1884)于1840年出版了《格利斯雷：莫雷克人传奇》(Greyslaer：ARomance of the Mohawk)，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与波尔丁一样，他的文学活动相当分散，涉及讽刺小说、旅行信件和诗歌创作，而且还在纽约编辑报纸和杂志。从1849年开始他染上精神疾病，从此中断了文学活动。1839年佛蒙特州的历史载入了美国文学当中，因为当时丹尼尔·皮尔斯·汤普森(Daniel Pierce Thompson， 1795—1868)出版了《绿色大山里的孩子》(The Green Mountain Boys)一书，到1860年止一共再版50次。此后汤普森继续出版历史小说，可他再也没有取得可与这部小说相比的成就。

罗伯特·蒙哥马利·伯德(1806—1854)放弃戏剧创作并转而从事历史小说创作。其原因是爱德温·弗雷斯特拒绝与他分享《角斗士》(The Gladiator， 1831)的演出中获得的巨额利润。但伯德的第一部历史小说是《卡拉瓦》(Calavar)，讲述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科蒂斯(Cortes)开拓墨西哥的历程。在1834年由费城的凯里出版社出版(当时由于出版了库珀的历史小说而获益匪浅)，而且到19世纪40年代还在不断再版。1835年，伯德出版了另一部墨西哥历史传奇《农舍耕地》(The Infield)和以美国独立革命末期宾夕法尼亚州德拉维尔峡谷为背景的《鹰谷的老鹰》(The Hawks of Hawk-Hollow)。伯德最有趣的历史传奇是《丛林中的尼克；或，吉本奈诺塞》(Nick of the Woods；or， the Jibbenainosay)。1837年他又通过凯里出版社出版了《肯塔基传奇》。库珀倾向于描述美国印第安人的高贵，《丛林中的尼克》则显然不同。它围绕一个主要人物杀手纳森(Nathan Slaughter)展开，他在白天是性情温和的贵格派信徒，一到晚上则秘密残杀印第安人，屠杀对象相当随意，主要是为被印第安人杀害的家人报仇。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伯德在1838年和1839年又先后出版了两部书，其中一部是密西西比河游记集，另一部是以歹徒为题材的小说，1840年伯德突然病倒，过早地终止了他的文学生涯。

19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也终于进入了美国历史小说的描绘中。威廉·亚历山大·卡鲁德斯(William Alexander Caruthers， 1802—1846)于1835年出版了《弗吉尼亚的骑兵》(Cavaliers of Virginia)，这是一部有关培根(Bacon)起义的历史小说，然后于1845年又出版了一部历史小说《戎马骑士》(The Knights of the Horseshoe)。纳撒尼尔·贝弗利·塔克(Nathaniel Beverly Tucker， 1784—1851)则在1836年同时出版了《乔治·巴尔克比》(George Balcombe)和《党派领袖：未来的故事》(The Partisan Leader：A Tale of the Future)两部历史小说。第一部是常规的历史传奇，由纽约的哈珀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二部是对南部未来的幻想，一般认为是以1856年为出发点的，在华盛顿出版，显然不是针对全国读者。塔克的第三部小说《格特鲁德》(Gertrude)从1844年到1845年在《南方文学信使》杂志上连载。不过南方新涌现的历史小说家中最重要的还是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John Pendleton Kennedy)和威廉·吉尔摩·西姆斯(后者尤其重要)。

首次“南方文艺复兴”遭到推迟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南方没有纽约或费城那样规模庞大的出版中心。不过，将这一迟到的历史小说大爆发称为南方文艺复兴也许有些误导人。毫无疑问，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传统与北方迥然不同，但这些差异在19世纪30年代南方历史小说的创作和发行中根本没有明显表现出来(除了塔克的《党派领袖》等一些纯粹地方性作品之外)。我们应该记得，即使是在南方，常规文学杂志的发行也远远不如在北方出版的全国性刊物，因此为了吸引全国读者，西姆斯和肯尼迪可以说是主动转向了北方的图书出版商。

值得一提的不仅仅是南方没有控制自己的文学市场，尽管这确实值得一提，但更重要的是西姆斯和肯尼迪等南方人士认为他们的读者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他们的小说的确主要描述了南方的习俗和历史，可这种地方性恰恰就是19世纪30年代多数历史小说的主要特色(至少是那些受到库珀启发的那一类)。西姆斯和肯尼迪的文学生涯绝对不是分裂和南方文化分离主义的先驱，而是恰恰表达了国家统一的思想，包括政治和文学的统一。19世纪40年代，随着南北地区纷争日益临近，随着库珀的成功范例越来越脱离文学市场的现实，这种国家统一思想土崩瓦解了。西姆斯和肯尼迪最终在分离问题上采取了相反的立场，但南北战争的到来对他们却产生了大体同样的影响。战争摧毁了他们和许多同时代南方人从事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

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1795—1870)是巴尔的摩一位著名商人的儿子，父亲由于生意失败而把一家人搬到了弗吉尼亚。1816年，他开始在巴尔的摩从事律师工作，后来他逐渐转向文学创作和政治工作。1832年凯里出版社出版了肯尼迪创作的《燕子粮仓》(Swallow Barn)，这是对弗吉尼亚生活充满感情的描述。1835年，他又出版了有关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莱纳革命的历史传奇《马蹄铁罗滨逊》(Horse-Shoe Robinson)，人们认为该小说胜出库珀一筹。以马里兰为背景的《盗碗记》(Robofthe Bowl， 1838)则不太受欢迎；诚然，1837年经济大恐慌对文学作品的销售也产生了影响。不过肯尼迪于1838年当选国会议员，于是越来越多地参与了辉格党的政治活动。《盗碗记》是他的最后一部历史小说，他后来的写作大多是政论文章和演讲词。而且，伴随蓄奴制危机不断激化，南方白人作家希望在通过北方的出版中心来吸引全国读者的同时还能效忠自己的地区，但西姆斯的创作生涯更为清楚明白地显示，南方白人作家的这种立场很难再保持下去了。19世纪50年代，在文学和政治上一直保持国家主义思想的肯尼迪在地区争端中倾向了北方联盟；他反对1860年的分裂活动，并于1864年投票支持林肯总统。战争结束之后，他又倡议在北方和南方之间进行协调。1870年，肯尼迪在罗得岛(Rhode Island)州的纽伯特逝世，而后安葬于巴尔的摩。

在众多同时代美国人中，库珀最成功的对手也是南北战争前最成功的南方作家威廉·吉尔摩·西姆斯(1806—1870)，其作品被广泛阅读，并得到广泛赞誉。1844年，爱伦·坡宣称，尽管“西姆斯先生有许多错误……不过，他超出了布洛克登·布朗和霍桑(他们每位都是天才)，因此毫无疑问是美国最好的小说作家。他的活力、想象、活动和能量比我们所有小说家加起来还多(除了库珀之外)”。随着文学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西姆斯也异常多产起来。在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82卷诗歌、小说和散文，其中包括34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同时，他还经常向期刊投稿，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且编辑了多种报纸和杂志。

西姆斯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克服被排除在南卡罗莱纳查尔斯顿贵族社团之外的窘境，这已是文学史上的常识，但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西姆斯不只是渴望成为贵族社团成员，他事实上就是当地种植园上的贵族。无论如何，不管是作为圈内人士还是作为圈外人士，西姆斯的早年显然是够痛苦的，这有助于解释他为什么后来如此潜心于文学创作。当他只有两岁的时候，母亲就因难产而死，父亲从此心神狂乱，搬到南方居住，将西姆斯交给外祖母看管。八年之后，他父亲试图重新获得对他的监护权，双方为此上诉到法院，而法院让这位10岁的男孩自己作决定，他选择了和外祖母一起生活，当然，我们可以设想这个选择是多么痛苦。西姆斯后来回忆的时候认为，他的孩提时代既悲痛又孤独，他只能通过无休止的阅读加以排解。16岁时他开始在查尔斯顿的报纸上发表诗作，1825年，与父亲一起到密西西比、阿拉巴马、路易斯安娜等西南边疆游历一年之后他又回到查尔斯顿，一边进行文学创作活动一边研习法律。1826年他结婚的时候正好20岁，一年之后他获准从事律师工作。

不久，文学创作的欲望战胜了律师职业的魅力。西姆斯在查尔斯顿出版了五卷诗歌，1828年至1829年担任《南方文学报》(Southern Literary Gazette)的合作编辑，1830年收购了一家杰克逊派日报《查尔斯顿城市报》(Charleston City Gazette)，他在该报上发表文章，在有关废奴的激烈争论中鼎力支持联邦一方。他的立场使他失去了大量读者，1832年妻子去世后留下一个女儿由他照顾，他于是将报纸亏本出售，带着一包裹未出版的文稿离开查尔斯顿到北方追寻他的文学梦想，最后来到了纽约。1832年，哈珀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诗《大西岛：大海的故事》(Atlantis：A Story of the Sea)，并获得巨大成功。1833年夏天他回到纽约，之后一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为止他通常夏天都在北方度过，成为纽约文学界的常客，而其他时间则待在南方。

1833年，哈珀出版社出版了描写犯罪的中篇小说《马丁·费伯》(Martin Faber)，这是西姆斯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第一版在四天之内即销售告罄。以佐治亚边疆为背景的《盖伊·里弗斯》(Guy Rivers)于1834年面世，也获得巨大成功。当年年底需要发行第二版，于是1835年在伦敦再版该书，书评界几乎给予一致赞誉。尽管他的小说都是以南方为主题，但现在看来西姆斯在任何方面来说都已是全国性作家。1835年是他创作生涯的巅峰，他又出版了两部历史传奇小说。《亚马西人：卡罗莱纳传奇》(The Yemassee：ARomance of Carolina)描述了18世纪早期印第安种族遭受白人文明毁灭的过程，在文学界产生了极大轰动。第一版印刷了2500册，三天之内即全部售完，1835年又再版两次，该书在英国再版后受到赞誉。美国评论界对此亦褒奖有加，在即将前往纽约的时候，帕克·本杰明在《新英格兰杂志》中竟然宣称：“在情节、风格和创作技巧方面，《亚马西人》都胜过了《最后的莫希干人》。”同年秋天，西姆斯出版了《党派》(The Partisan)系列(该系列包括七部有关卡罗莱纳边疆革命的传奇故事，此为其中第一部)，其余还包括：《梅里迁皮》(Mellichampe， 1836)，《族人》(The Kinsman， 1841，后来改名为《侦察员》[The Scout])，《凯瑟琳·瓦尔顿》(Katharine Walton， 1851)，《剑与拉线棒》(The Sword and the Distaff， 1852，后来改名为《木工术》[Woodcraft])，《抢劫者》(The Forayers， 1855)和《尤陶》(Eutaw， 1856)。1835年，西姆斯因从创作中获得的收入约为6000美元，几乎与库珀在19世纪20年代创作高峰时期的平均年收入6500美元持平。

1835年之后西姆斯的创作速度并未放慢，所有著作上都留着仓促的痕迹，但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再像从前那么幸运了。1837年经济大恐慌给哈珀出版社带来特别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再愿意冒险出版新书，甚至很难支付拖欠西姆斯的1300美元。所以，1838年西姆斯带着《理查德·赫迪斯，或以血还血》(Richard Hurdis， or the Avenger of Blood)的书稿投奔费城凯里出版社。该出版社由于拥有库珀、伯德、肯尼迪以及现在的西姆斯等著名本土作家，因此在美国小说出版方面取得显著的领先地位。不过，文学市场上经济的不稳定性还在延续着，激烈的竞争使价格下降雪上加霜，再加上猛犸周刊步步进逼，即使是西姆斯这样的作家也被迫一度从长篇小说创作上转移阵地。19世纪40年代，他开始为杂志和年刊撰写传记、批评和短篇小说。这种变化不一定表明他的受欢迎度有所下降——如果从销售量而言，他最受欢迎的著作是出版于1844年的卡罗莱纳革命英雄弗朗西斯·玛丽恩(Francis Marion)的传记。但是如上文所述，销售量增长并不意味着收入的增长，甚至还不一定能维持原来的收入。“我的文学创作收入，”西姆斯于1847年伤心地说，“在1835年度曾达到6000美元，而现在已经不足1500美元，因为廉价再版只为出版者和印刷者提供了利润，作者所得极少或者一无所得。”

廉价再版还不是西姆斯的唯一问题。在纽约，他卷入了“青年美国”组织和辉格作家之间的文学大战(辉格作家以路易斯·盖洛德·克拉克主编的《纽约人杂志》和乔治·伯普·莫里斯与N.P.威利斯主编的《镜报》为阵地)。19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某些现在不甚明朗的原因，西姆斯和克拉克反目为仇，而西姆斯在批评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民主政治思想和民主主义立场很自然地使他与“青年美国”成为盟友。他的一些批评文章后来收进了《美国文学、历史和小说视点和回顾》(Views and Review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Fiction， 1846—1847)一书中。“青年美国”组织的成员和盟友为他进行辩护，爱伦·坡也于1844年在约翰·路易斯·奥沙利文主编的《美利坚杂志和民主评论》中对他进行了慷慨赞扬。从1838年开始，辉格报纸和期刊中的攻击愈发变本加厉。

1836年，西姆斯再次结婚，并在南方伍德兰安岳父的庄园里安家，这里更加靠近内陆，距离查尔斯顿有70英里。到19世纪40年代末，由于地区争端不断发生，“青年美国”组织内部也混乱不堪，他于是愈发将自己定位为南方作家，与北方的政治和文学文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1848年总统竞选中，他与民主党决裂转而支持辉格党候选人、原路易斯安娜奴隶主、墨西哥战争英雄扎查利·泰勒(Zachary Taylor)将军。1850年，他又开始创作历史小说，并连载发表《凯瑟琳·瓦尔顿》(于1851年出版单行本)，但到了19世纪50年代，司各特首创的历史传奇模式——即在历史事件和传奇背景中描述上流社会的爱情故事——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地区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曾经在19世纪30年代使西姆斯大获成功，但如今这一利益的一致早已在政治和文学争端的重压之下土崩瓦解。他的历史小说再也不是全国事业的地区组成部分，而已成为保卫自己本地利益集团不受敌人攻击的斗争工具。1856年西姆斯仍然不断前往纽约，但是他现在的目的却是为了替蓄奴制辩护而进行演讲，1860年他还积极支持南方联盟脱离联邦政府。1866年战争结束，西姆斯又回到纽约时受到了朋友的欢迎，但他试图与北方出版界重新建立联系的努力却没有成功。四年之后他死于查尔斯顿。

按照司各特和库珀模式创作的严肃历史和地区小说在19世纪30年代垄断了美国的图书出版市场，但这种垄断地位也并不是毫无竞争的：有几位女性作家就模仿凯瑟琳·塞奇维克的家庭小说进行创作，并在此过程中为女性作家给女性读者创作畅销读物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也成为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显著特征。她们都是在今天所谓的“真正女性崇拜”或“家庭信仰”的思想背景中进行创作的。例如，妇女不应该插手政治，“女性的天地”(使用当时的一个流行词)应该是家庭，女人的天职应该是通过爱心和顺从来施加影响，而不应去追求世俗的抱负。“家庭信仰”令有抱负的女性作者面临一个深刻而可能令人不安的问题：难道对文学名望的追求是“非女性”的抱负吗？1830年霍桑在讨论女性作家的时候说：“有某种敏感的观点……认为或想象展现女性与生俱来的思想供世人注目是不合适的……当感觉到天才的冲动就像是身体内上天的呼唤一样时，她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正在放弃自己性别的一部分魅力，而且带着伤感和犹豫听命于内心深处的声音。”

霍桑希望阻拦与他直接进行竞争的作家，其理由固然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还普遍存在着(可能特别是在文学女性身上)这样的情感。1829年，萨拉·约瑟夫·黑尔(她很快将要成为那一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女性之一)强调说：“诗歌的道路与其他每一条人生道路一样严格限制女性在上面行走。她不能纵情于奢侈的幻想、意象或是思想，或者沉溺于自由选择主题的特许中，那是造物主的专利。”女性作家很少公开或私下反驳这种假设。1835年处在创作生涯巅峰时期的凯瑟琳·塞奇维克在日记中写道：对她而言，“作者的存在一直似乎是偶然性的”。这样，成功的女性作家才能够通过完全否定抱负(即便是显然的文学意图)来缓解对不适当野心所产生出来的负疚感，许多女性作家都采用了这种基本原理。很多女性作家还匿名或是通过使用好听的笔名来出版作品。许多女性作家只有在丈夫或者父亲去世或者不能提供必要的生计时才转而从事文学创作。这种女性并没有放弃家庭职责，而是通过文学创作来履行家庭责任，因为她们必须得养家糊口。如果妇女的合适天地是家庭，那么女性作家可以将家庭和妇女的家庭生活作为创作主题。毕竟这一主题是大部分美国小说读者大众(即那些注定会最终些许厌倦纳蒂·班波和承格奇古克的妇女读者)深为熟悉的经历。“真正女性崇拜”背后的各种假想既决定着许多美国女性作家的公开立场也决定着她们所创作小说的主题。

家庭小说畅销的现象还远未到来，但是19世纪30年代两位作家(即哈南·法恩海姆·李[Hannah Farnham Lee， 1780—1865]和爱玛·凯瑟琳·恩伯利[Emma Catherine Embury， 1806—1863])的作品预示了将来这类畅销作品(如苏珊·华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1850]和玛丽亚·康明斯的《灯夫》[1854])所关怀的主题。哈南·李的丈夫死于1816年，使她在36岁就成为寡妇，而且还得独自抚养三个女儿。人们猜想可能是经济方面的需要促使她于1830年拿起了笔，到1854年她已经出版了20多部小说，不过都是匿名出版的。她所获得的第一次重大成功是1837年出版的《三次生活试验》(Three Experiments in Living)，该小说讲述了曾经风光一时的弗尔顿家族所经历的因过度奢侈而招致的经济和精神危机。该书在美国和英格兰至少再版过30次，不久之后又推出续集《艾琳娜·弗尔顿》(Elinor Fulton)。在该续集中，性格坚强的弗尔顿家女儿充当了母亲和兄弟姐妹的道德领袖，并引导他们承认了从前奢侈生活的错误，但父亲却在西部寻找新生活的基础。如果说艾琳娜能使人联想起凯瑟琳·塞奇维克的典型女主人公，那她同时还是苏珊·华纳笔下的爱伦·蒙哥马利以及玛丽亚·康明斯笔下的葛楚德·弗林特的先驱。

同样的典型女性成功的故事还构成了爱玛·恩伯利多数流行小说的基础。恩伯利(1806—1863)在纽约长大，后来嫁给布鲁克林银行的主席，并且将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文学沙龙，爱伦·坡和其他纽约文人经常光顾。她最早的作品是出版于1828年的一部诗集，但她更以小说作品著称于世，特别是1838年由哈珀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康斯坦斯·拉蒂默；或盲姑娘和其他故事》(Constance Latimer；or， the Blind Girl， With Other Tales)。像李笔下的弗尔顿家族一样，恩伯利该书题目中的拉蒂默一家忽然间失去了荣华富贵：猩红热夺去了儿子的生命而且弄瞎了女儿康斯坦斯的眼睛，之后他们又在1838年经济大恐慌中失去了所有财产。尽管瞎了眼睛，康斯坦斯依然提供了道德榜样和经济协助，并使家庭免受父亲所无法避免的贫穷之苦。在李和恩伯利的作品中——凯瑟琳·塞奇维克的作品也是这样，而且她在19世纪30年代仍是最著名的女性小说作家——女性小说的传统开始形成，主题是家庭生活，目的在于说教并不断显示女性楷模的力量，是她们战胜了穷奢极欲和家庭困境的邪恶力量。在1848年因病而永久残疾之前，恩伯利还不断出版短篇小说和故事集。

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早期还涌现了许多以本土方言创作的美国幽默故事，最杰出的代表是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1830年，缅因州的塞巴·史密斯(Seba Smith， 1792—1868)开始出版署名杰克·唐宁少校的信件，这些信件以北方方言写成，风趣幽默，于1833年收集出版为《唐宁维尔的杰克·唐宁的生活和写作》(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Major Jack Downing of Downingville)，并在两年内再版九次。1835年，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的奥古斯塔斯

·鲍德温·隆斯特里特(Augustus Baldwin Longstreet， 1790—1870)出版了一部速写集，名为《共和国建国后五十年的佐治亚风光、人物和事件》(Georgia Scenes， Characters， Incidents， etc.，in the First Half Century of the Republic)。1840年，该速写集由哈珀出版社重新出版，并在此后十年内不断再版，开创了所谓“西南幽默”流行现象的先河。隆斯特里特的朋友威廉·塔潘·汤普森(William Tappan Thompson， 1812—1882)利用这种风格写作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琼斯少校的求爱》(Major Jones's Courtship)于1843年首次出版，后来在1844年又由费城的凯里和哈特出版社再版。此后汤普森又撰写了《潘尼维尔史记》(Chronicles of Pineville， 1845)和《琼斯少校游记》(Major Jones's Sketches of Travel， 1848)。“西南幽默”作家还包括塑造了苏特·拉文古德(Sut Lovingood)的乔治·华盛顿·哈里斯(George Washington Harris， 1814—1869)，塑造了西蒙·苏格斯(Simon Suggs)的约翰逊·琼斯·胡伯(Johnson Jones Hooper)，以及因短篇小说《阿肯色州的大熊》(The Big Bear of Arkansas， 1841年第一次出版)而闻名的托马斯·邦格斯·索普(Thomas Gangs Thorpe)。美国历史传奇通常写成三卷，以系列丛书的形式酝酿和出版。对于“西南幽默”作品，哈珀与凯里—哈特等出版商首先以报纸和杂志连载的模式酝酿出版——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威廉·特里特·波特(William Trotter Porter)的纽约出版的《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Times)。

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早期，越来越多的新小说都在杂志刊登，爱伦·坡和霍桑等许多作家也主要通过杂志出版他们的创作。杂志对文学女性特别热情，例如伊莉莎·莱斯莉(Eliza Leslie， 1787—1858)连续20年活跃在费城杂志界，既是流行文学作家，又是杂志编辑，并于1843年主编《莱斯莉小姐杂志》(Miss Leslie's Magazine)。她于1827年出版了一部食谱后获得初步成功，此后该食谱又不断再版和增补。莱斯莉还撰写儿童文学和赠礼图书，并于1832年正式进入费城文学界，当时她的短篇小说《华盛顿·波茨太太》(Mrs Washington Potts)获得了《古迪女士书刊》杂志授予的文学奖。她只创作过一部长篇小说《爱米利亚；或，一名年轻女士的沉浮》(Amelia；or， a Young Lady's Vicissitudes， 1848)，但出版了许多故事集，包括三卷本的《铅笔速写集；或性格和行为概要》(Pencil Sketches；or Outlines of Characters and Manners)，分别于1833年、1835年和1837年由凯里、李以及布朗查德出版社出版。莱斯莉的创作生涯与其他男性作家(其中包括西姆斯、伯德和肯尼迪等同样归于凯里出版社麾下的作家)存在着显著差异，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1819年，卡罗琳·霍华德·吉尔曼(Caroline Howard Gilman， 1794—1888)从波士顿迁往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当时她已结婚，由于担任唯一理教派牧师的丈夫收入微薄难以糊口，她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缓解艰难的生计。1832年，她创办了一份儿童杂志《花季少年》(Rose-Bud)，并且自己撰写了大部分文章。1833年，该杂志改名为《南方花季少年》(Southern RoseBud)， 1835年又更名为《南方玫瑰》(Southern Rose)，此时杂志已经从儿童杂志变成一般的家庭杂志。吉尔曼一直作为主编，该杂志由于受到1837年经济大恐慌影响，到了1839年也最终宣告失败。1834年，纽约哈珀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部流行小说《一位主妇的回忆》(Recollections of a Housekeeper)(后来改名为《一位新英格兰主妇的回忆》[Recollections of a New England Housekeeper])。在小说中波士顿一位野心勃勃的律师的妻子讲述了她的家庭责任以及主要在处理佣人关系方面所遭受的种种挫折。此后她又于1838年出版了《一位南方主妇的回忆》(Recollections of a Southern Matron)，此书更像是一部长篇小说或是故事，但基本上还是前一部小说的翻版，但场景换成了种植园，其中还包括了对蓄奴制的辩护。吉尔曼的第三部小说《爱之历程》(Love's Progress)出版于1840年。尽管两部《回忆》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但其作者从中得到的收入却少得令人惊讶。1834年哈珀出版社出版《一位主妇的回忆》时只付给她50美元，而《一位南方主妇的回忆》在经济大恐慌次年的六个月内售出2000册却也只为吉尔曼带来了200美元的收入。她只得主要依靠杂志来维持生活，在杂志上她不仅发表小说，还发表诗歌和随笔。

卡罗琳·柯克兰(Caroline Kirkland， 1801—1864)不是靠为杂志撰稿起家的。她生于纽约长于纽约，1835年随丈夫搬到底特律。她的作品《新的家园——谁愿跟随？或西部生活见闻录》(ANew Home–Who'll Follow？or Glimpses of Western Life)于1839年在纽约出版。那是一部具有模糊小说性质的散文集和对西部边疆的速写，到1850年已经再版四次。1842年，她又出版了半小说性质的密歇根游记《丛林生活》(Forest Life)，并于1845年出版了《西部空地》(Western Clearings)，通过此书柯克兰渐渐转向短篇小说创作。一年之后，爱伦·坡将柯克兰描述为“毋庸置疑……是我们最好的作家之一”，并特别赞扬了她“清新的风格”和“真情实感”。与此同时，柯克兰一家于1843年返回东部居住。三年之后，丈夫威廉·柯克兰去世抛下四个孩子，她只能通过为纽约市的杂志做些编辑和撰稿来抚养这些孩子。

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纽约文学界由杂志和杂志编辑所垄断，其间还充斥着杂志之间的公开世仇，特别是《纽约人杂志》的亲英派作家和“青年美国”文学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文学大战。这种世仇充分体现在两大阵营作家创作的作品之中。作为流行杂志作家和“青年美国”的敌人，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Nathaniel Parker Willis， 1806—1867)在逗留欧洲的五年中完善了他作品中的欧文风格，创作了蜡笔画一般的文集——如《历险印象》(Inklings of Adventure， 1836)、《旅行杂记》(Loiterings of Travel， 1840)和《自由铅笔速写生活》(Dashes at Life with a Free Pencil，1845)等。同为《镜报》编辑的西奥多·塞奇维克·费依(Theodore Sedgwick Fay， 1807—1898)将自己在该杂志上发表的短文收集出版，也取了个欧文式的名字《一位恬静男人的梦想和幻觉》(Dreamand Reveries of a Quiet Man)。此后在意大利的旅行激发了费依的灵感，从而创作了一部情节极其夸张的小说《诺曼·莱斯莉：当代的故事》(Norman Leslie：A Tale of the Present Times)，哈珀出版社于1835年给予出版，并在不久之后再版，同时还改编成戏剧在纽约演出，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此后几年中，该书不断再版。

《诺曼·莱斯莉》关注在意大利歌特式神秘环境中的美国人，可以视为霍桑的《玉石雕像》(Marble Faun， 1866)的前奏，但该书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引发了埃德加·爱伦·坡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充满敌意的嘲讽。爱伦·坡针对书中粗糙而欢闹的细节写道：“其情节……异常怪异、荒唐，而且自相矛盾。”在攻击费依的同时，爱伦·坡也在攻击聚集在《镜报》周围的所有辉格派作家，对此他也很清楚：他在评论中多次提到《诺曼·莱斯莉》的作者是“纽约《镜报》杂志的编辑”。评论认为小说主角“像威利斯一样在外国游荡”，认为这个人物“尽管是个像蠢鹅一样的年轻绅士”，但却没有“傻到将旅行通讯写成周报文章的地步”。评论最后提供了大量例证，说明该书在风格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并认为原因在于费依本人“长期居住在国外，已经忘记了本国语言”。爱伦·坡与威利斯在吵架之后终于和解，因为后者无论如何能够理解轰动效应和争论对于自我炒作的杂志界的重要性，他可能从一开始就很欣赏这种幽默行为。但其他辉格派作家(特别是路易斯·盖洛德·克拉克)却永远与爱伦·坡成为敌人。对《诺曼·莱斯莉》的评论最终使爱伦·坡成为“青年美国”派的盟友，或者只是默认的盟友。

纽约文学界的其他成员都试图创作有别于欧文和库珀传统的美国小说。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布里格斯(Charles Frederick Briggs， 1804—1877)——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辉格派盟友，1845年创办《百老汇期刊》，一年之后被合作编辑爱伦·坡排挤出去——于1839年出版了《哈里·弗朗科历险记：一个大恐慌的故事》(The Adventures of Harry Franco：ATale of the Great Panic)，受到了普遍赞誉。之后他又于1843年出版了《受诅咒的商人》(The Haunted Merchant)，这是他计划创作的《破产故事》(Bankrupt Stories)系列的第一部、也是其中唯一最终完成的作品。1844年，他又出版了《开拓通道，或列车生活录》(Working a Passage；or， Life in a Liner)。1846年，布里格斯开始在《镜报》杂志上连载《汤姆·佩朴的快捷舞步》(The Trippings of Tom Pepper)，这是以歹徒为题材的狄更斯式的小说，故事的背景在纽约，其中也稍事伪装地讽刺了纽约的很多文学名人。一年之后，首卷单行本出版，但是故事直到1850年出版第二卷的时候才告结束，这也是布里格斯的最后一部小说。1853年，他成为《普特南月刊》(Putnam's Monthly Magazine)的编辑。

《汤姆·佩朴》的一个主要讽刺对象是科涅琉斯·马修斯(在小说中他以“费罗西斯先生”的身份出现)(1817—1889)。19世纪40年代，马修斯被“青年美国”(特别是艾弗特·戴克金克)推崇为富有创意的新一代“美国天才”，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马修斯的第一部小说是《巨兽：筑堤人传奇》(Behemoth：ALegend of the Mound-Builders， 1839)，以史前时代的密西西比河谷为背景。之后，他又出版了《牛皮大王霍普金斯的一生》(The Career of Puffer Hopkins， 1842)，描述了当时纽约的情况，情节很不连贯。他还出版了《大亚伯和小曼哈顿》(Big Abel and the Little Manhattan)，这是一部寓言性的幻想小说，描述了一个白人和将曼哈顿卖给荷兰人的印第安酋长的后裔一起在纽约徘徊漫步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马修斯实现了他的支持者的梦想：他确实是富有创意的新一代，与20年前约翰·尼尔的华丽而自我炫耀的风格有点类似。不过倒不见得他的文学大杂烩是天才之作。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可能在于戴克金克和其他人极力否认他能力不够却恰恰促成并加速了“青年美国”的瓦解。

由“青年美国”创造或发现的那种毫不屈从欧文和库珀的压制性影响的美国文学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纽约文学大战中最终进入了危险的境地。许多文学史家都将爱伦·坡、霍桑和梅尔维尔的作品看成是这一文学大战的最终结果。三位作家都与“青年美国”有关联，也都有作品被收入戴克金克为纽约威利和普特南出版社编辑的“美国文学书库”系列，其中包括爱伦·坡于1845年出版的《故事集》(Tales)和《乌鸦和其他诗集》(The Raven and Other Poems)、霍桑的《古宅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以及梅尔维尔的《泰比》(Typee， 1846)。可是在1845年，爱伦·坡的《故事集》只卖出1500册左右，霍桑在大多数人眼中还只是短篇小说和随笔作家，而此时梅尔维尔还未曾出版作品，因此这种成果对于“青年美国”的远大抱负来说远远不能明确。而且从这一方面来说的即使十年之后也还是没有明确多少。因为尽管霍桑的知名度已大大提高，但仍不是畅销作家；梅尔维尔获得短暂声名之后，又渐渐归于沉默，而爱伦·坡也像“青年美国”本身一样已死去很久。我们在应用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和正统观来诠释文学史格局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1845年美国小说的性质和趋势似乎与19世纪30年代一样模糊。

即使1845年之前在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趋势，这些趋势也与爱伦·坡、霍桑和梅尔维尔关系很少，甚至与西姆斯和库珀或费依、布里格斯和马修斯等人的关系也不大。最显著的发展则出现在了其他方面。例如，1844年，乔治·里帕德(George Lippard， 1822—1854)开始发行一系列小册子《修道院的修道士》(The Monks of Monk Hall，后来改名为《贵格城》)，他称该系列为“对费城生活、秘密和罪行的注解”。尽管《贵格城》追求媚俗的轰动效应和夸张的风格，但他们对城市颓废生活的刻画无疑非常醒目。里帕德对下层阶级在所谓民主的美国受到的剥削感到恐惧，那是非常真诚的。但该书的魅力显然来自其轰动效应，文学史家之所以对其产生直接兴趣乃是因为其令人震惊的商业成功。当前三分之二部分的小册子合订成书出版后，六个月内便售出4.8万册；1845年所有小册子完整出版后则售出6万册。到1850年，里帕德已推出27版，每版出售1000到4000册。我们应该还记得十年前西姆斯出版的《亚马西人》，该书第一版在三天之内售出2500册就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1845年，随着《贵格城》取得历史性成功，美国畅销书时代正悄然来临。

19世纪40年代，里帕德并非美国唯一面向低层大众读者对象创作轰动性小册子小说的作家。不久之后，廉价大众小说几乎慢慢成为一种独立的产业。十分奇怪的是这种廉价文学竟然在波士顿大量发表，这与我们现在对当时新英格兰文学基调的概念大相径庭。一位名叫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的作家创作了《城市犯罪，或纽约和波士顿的生活》(City Crimes；or，Life in New York and Boston)和《波士顿的维纳斯：城市生活传奇》(Venus in Boston：ARomance of City Life)等作品。约瑟夫·霍尔特·英格拉哈姆(Joseph Holt Ingraham， 1809—1860)在19世纪30年代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小说创作模式，并在19世纪40年代将自己变为小说加工厂，以飞快的速度出版50—100页的“小说”。1846年，他向朗费罗夸口说，他在前一年中总共创作了20部这样的小说，赚了3000美元。杂志经营者、编辑和业余作家提莫西·沙伊·亚瑟(Timothy Shay Arthur， 1809—1885)也同样多产。他所创作的《酒吧间的十个晚上》(Ten Nights in a Bar Room， 1854)将会成为19世纪50年代美国最畅销的书之一，销售量仅次于《汤姆叔叔的小屋》。阿瑟在19世纪40年代取得了无与匹敌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43年出版了13部独立的小说。当库珀和西姆斯抱怨19世纪40年代廉价小说的竞争时，他们所指的是盗版外国小说。里帕德的《贵格城》所取得的成功表明，19世纪50年代的“廉价”小说更可能是国内生产的。一种具有显著美国特点的小说模式也许正在形成，但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小说大生产却绝不是“青年美国”民族主义者所期望的。

19世纪40年代末，美国小说和美国文学职业正接近一个分水岭。库珀凭借他的作品和他的影响及范例左右着前30年的文学创作市场。但死于1851年的库珀此时已经走到文学生涯的尽头，模仿司各特模式的历史小说也开始走向衰落(西姆斯在19世纪50年代复兴这种小说创作模式的努力就说明了这一点)。爱伦·坡著作的销量一直不是很好，他于1849年去世。梅尔维尔由于创作了泰比(1846)、《欧穆》(Omoo， 1847)和《雷德本》(1849)而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进入了文学声望的鼎盛时期。霍桑最高产的时期即将到来，从1850年到1853年间，他出版了《红字》、《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和《福谷传奇》(The Blithdale Romance)以及三本儿童读物和两部故事集(其中一部是先前故事集的新版)，并为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撰写了竞选传记。在此期间，梅尔维尔又创作了三部小说，其中包括他的代表作《白鲸》(1851)。换言之，该时期所要迎接的是第一次真正的美国文艺复兴。由于诸多原因，这一文学史我们早已经非常熟悉了。

然而从文学市场的角度看，这一切看上去又有些不同(不论是从主要潮流来说还是从主要作家来说)。霍桑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非凡的文学活动并没有给他创造巨大的经济收入，例如，他从《红字》在美国的销售中所获得的收入总共不过1500美元。当然，梅尔维尔也称不上成功的职业作家，他在19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马尔迪》(Mardi， 1849)由于品味问题使他失去了大量读者，我们今天认为《白鲸》是他的杰作，可梅尔维尔同时代的人却大都不这样认为。因此从市场角度看，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标志也许不是霍桑和梅尔维尔等作家的前景，倒是约瑟夫·英格拉哈姆和提莫西·亚瑟等作家大批量创作现象的崛起、凯瑟琳·塞奇维克、哈南·李和爱玛·恩伯利等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日益显著的“女性小说”的出现以及乔治·里帕德的作品《贵格城》创纪录的销售量。19世纪40年代后期小说的发展，开始表明社会上存在着两类规模巨大而且性质不同的潜在读者。其中一类基本为都市下层读者，一般认为主要是轰动性小册子小说的消费者。另一类是全国范围内的中产阶级读者，很明显主要包括妇女，她们是文学杂志的主要读者。第二类读者最终证明对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小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她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美国文艺复兴，而且与霍桑和梅尔维尔所代表的那个美国文艺复兴有极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文艺复兴。

2 女性小说和19世纪50年代的文学市场

我们在考虑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文学之前可以先讨论F. O.马西森于1941年发表的经典研究论著《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与表现》。马西森首先表示，在19世纪50年代的前五年，“在一个异常集中的文学表达时期创造了如此大量的杰作!”在马西森看来，霍桑、梅尔维尔、梭罗和惠特曼都是美国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大师。他注意到“从1850年到1855年的五年间”出现了《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 1850)、《红字》(1850)、《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白鲸》(1851)、《皮埃尔》(Pierre， 1852)、《瓦尔登湖》(1854)和《草叶集》(1855)等作品，于是接着宣布：“或许你遍寻其他时期的美国文学也不可能找到有这样想象活力的书来。”

1940年，即《美国的文艺复兴》出版的前一年，弗雷德·路易斯·佩狄(Fred Lewis Pattee)出版了《50年代的女性文学》(The Feminine Fifities)一书，对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几年的美国文学进行了截然相反的论述。爱默生、霍桑、梅尔维尔、梭罗和惠特曼在佩狄对该世纪中期美国文学的论著中占有一定地位，但显然那是从属地位。地位更重要的是苏珊·B.华纳、安娜·华纳(Anna Warner)、提莫西·沙伊·亚瑟、范妮·非恩(萨拉·佩森·威利斯的笔名)、卡罗琳·李·亨茨(Caroline Lee Hentz)、E.D.E.N.骚斯华斯(E.D. E. N. Southworth)、安·索菲亚·史蒂芬斯(Ann Sophia Stephens)、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西尔维纳斯·考伯(Sylvanus Cobb)、小艾克·马韦尔(Jr.，Ik Marvel)(唐纳德·格兰特·米切尔)、格莱斯·格林伍德(Grace Greenwood)(萨拉·简·克拉克)和范妮·弗雷斯特(Fanny Forrester)(艾米莉·楚布克Emily Chubbuck)等人。佩狄的19世纪50年代与马西森不同的是他强调了这十年中广受欢迎、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作家，而与此同时梅尔维尔正逐渐失去他在19世纪40年代短暂赢得的读者，梭罗和惠特曼也只吸引了很有限的读者群，即使是霍桑的小说也达不到畅销书的水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西森书中的作家都是男性(他也曾考虑将他的专著命名为《广阔天空中的男性》)，而佩狄所描述的作家大部分为女性(这就是他的专著标题中“女性”的起源)。

马西森在专著的导言中承认，他对作者的选择可以说是“随机的”，所有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没有达到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1855)、T.S.亚瑟的《酒吧间的十个晚上》(1854)或者威利斯的《菲恩离开了范妮组合》(Fern Leaves from Fanny's Portfolio， 1853)等书的流行程度。十分奇怪的是，马西森的导言未曾提到19世纪50年代最著名的畅销书，即哈里叶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该书在《美国的文艺复兴》正文中只提及一次——即该书的读者数量在爱默生的作品之上。关于19世纪50年代流行的“女性”文学，马西森是这样写的：

仍然为社会学家和符合我们口味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我同意梭罗的看法：“首先要读最好的书，否则你可能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来阅读它们了。”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连续几代的普通读者会做出决定，他们可能会最终同意：南北战争之前时代形象最高大的作家就是我讨论的这五位作家。

马西森确定和规定何为优秀文学的标准有些奇怪。“最好”的作家显然是最伟大的，是那些“形象最高大的”的作家，然而这种形象所蕴涵的力量似乎与事实不符，因为至少从市场角度来看马西森的五位大师从明显的数量标准上来说也绝对不能跻身于19世纪50年代最伟大作家的行列。如果说联系这五位作家的“一个共同因素”(马西森语)是“他们对民主可能性的热爱”，那么将其他作家排除在外则与此有些相矛盾，因为他们更受大众欢迎。而且，马西森在这里似乎又一次极其矛盾地认为，流行作家因为只反映大众的品味所以没有达到伟大的标准，但不管怎么说这又恰恰是“一代的普通读者”的品味，正因如此才保证了他的规范归于正统，或者使他的规范合法化。如果读者的品味在两种情况下都是标准，那么简直就无法理解当时读者的认可为什么反而变成了低劣文学作品的标志。

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强调重点有所不同，佩狄并未最终反对马西森对19世纪50年代美国流行文学的贬谪，他也希望把专著中“女性”这个字眼主要作为一种贬义形容词使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是“热心、激昂、愤怒、自满、富饶、情感、绚丽、俗丽、争斗和滑稽”的同义词。借用马西森的说法，佩狄自己表现成了“符合我们口味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品味很可爱又很低级(就像“女性”一样)。不管佩狄和马西森对那一世纪中期文学经典作品有何不同看法，结果似乎都对马西森非常有利。《50年代的女性文学》很久以前就已绝版了，可是《美国的文艺复兴》从1941年起却一直非常畅销，始终受到读者的传阅和赞誉。马西森为19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取名为“美国的文艺复兴”，这一称呼迄今还在使用，而且他所界定的文学经典作品大多数在我们今天看来仍是经典之作，不过近年来我们又在此基础上不断追加了一些。

马西森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他对书中五位作者的阐述也闪烁着熠熠的光辉，这些作者所开创那种写作方法1941年为止已经被文学“现代主义”(特别是在学术界)认为是相当有价值而且居于中心地位：复杂，嘲讽，经常自我反省，关注国家政治问题和美国身份问题、帝国问题以及帝国权力的滥用。除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外，19世纪50年代女性作家所创作的小说很少触及政治问题和复杂的自我反省，与现在一样，当时成功的流行文学作品中不可能包含此类成分。将注意力集中在当时不怎么知名甚至没有任何知名度的作家身上当然没有任何错误，例如，我们几乎不会因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作品只是在她死后才为人们所注意就希望将她排除在外。但是，为了说明五位男性作家的“伟大”而压制流行文学的大部分就是压制19世纪50年代美国文学中可能最重要的事实。不仅是大多数读者都为女性(她们根本不关心梅尔维尔和惠特曼，而从商业角度看她们对霍桑的热情也相当有限)，而且当时最成功的作家(特别是小说作家)也基本都是女性，现在却大部分被遗忘了。比较近代的批评家——例如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在《美国文化的女性化》中(The Feminization， 1977)，尼娜·拜姆(Nina Baym)在《妇女小说》(Women's Fiction， 1978)中，玛丽·凯莉(Mary Kelley)在《私处的妇女和公众的舞台》(Private Woman，Public Stage， 1984)中以及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在《轰动设计》(Sensational Designs， 1985)中——已经开始重新发现那些被“丢失”的作家的重要工作。负责任的文学史(不管是不是女权主义文学史)再也不应该蓄意将她们忽略了。

这种重新发现的目的并不是去决定哪个作家群更好。事实上，有关那一世纪中期美国文学经典作品的争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政治和性别偏见，那通常是心照不宣的思想假设，不过却成了决定文学“价值”的潜在因素。面对有关特定作品或作家“很好”的主张，我们已经学会质问他们到底为什么“很好”。我们现在讨论19世纪50年代的流行文学也并不是要用当前的文学经典作品去代替它们。其目的更在于去认识19世纪50年代两种文学传统同时存在的现象——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

所有这些作家(包括男性和女性、流行和非流行作家)都在同一个文学市场上进行角逐，他们对这种角逐的认识也清楚地体现在他们所创作的许多文本中，特别是在马西森的“大师”们所创作的文本中。事实上，马西森压制“50年代女性作家”的冲动可以归结到他所推崇的作家身上体现出的类似冲动。男性作家遭受到女性读者和女性作家市场力量颇为成功的威胁，因此他们具备一切理由来竭力排斥她们，大肆宣传她们的所谓的不合逻辑。我们还应认识到，这些相互竞争的传统尽管具有明显的差异(男性活跃在公开场合，女性则活跃在家庭)，可他们还是拥有许多共同基础。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家庭，他们毕竟都是现在被视为不断复杂、难以控制和不可理解的19世纪现实的避难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19世纪50年代的两种文学传统都统一在现在我们所谓的“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运动之中。但是，我们如果想要理解这两种传统中的任何一个，那我们需要首先关注一下这两种传统产生的背景：即19世纪50年代不断膨胀的文学市场。

19世纪50年代的文学市场

美国图书和杂志出版业从19世纪20年代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成长已经在上文描述过了。到19世纪40年代为止，图书出版业已经在主要城市的主要公司中得到巩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费城的凯里出版社和纽约的哈珀出版社，生产和销售的不断资本化和高效化使得本土作家获得了不断全国化的市场。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两家新公司开始挑战凯里出版社和哈珀出版社的霸主地位。乔治·普特南于1840年在纽约成为约翰·威利(John Wiley)的合作伙伴，并且从1847年开始独立经营出版。他的投资项目包括卡莱尔、欧文和库珀等人的同型板作品，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波士顿，詹姆斯·T.菲尔兹(James T.Fields)把威廉·D.蒂克纳(William D. Ticknor)的出版社(蒂克纳在1843年成为该企业的合伙人)办成了新英格兰第一家主要的文学出版社，他们出版了丁尼生(Tennyson)、朗费罗、霍尔姆斯和惠蒂埃等人的作品，1850年蒂克纳和菲尔兹出版社出版了《红字》，从此他们的新英格兰作家名单中又增加了霍桑的名字。与此同时，众多成功的文学杂志(特别是费城的《格拉哈姆杂志》和《古迪女士书刊》)培养了全国规模的大量读者(主要是女性读者)。19世纪40年代末，杂志作家也许已经成为最有特色的美国文学人物，杂志读者的品味开始决定最具美国特色的文学模式。

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文学杂志并不尽是繁荣景象。1857年的经济大恐慌使大量投资者纷纷倒闭，19世纪50年代末期南北战争的到来不仅提高了印刷成本，还使北方的全国性杂志丧失了南方读者。的确，几家曾在19世纪40年代叱咤风云的杂志在19世纪50年代都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其中包括《格拉哈姆杂志》、奥沙利文的《美利坚杂志与民主评论》以及莫里斯与威利斯合办的《纽约镜报》。在19世纪40年代重要的文学期刊中，只有《古迪女士书刊》始终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保持着其强大的地位。1852年颁布的一项新邮政法降低了杂志的邮费，而且第一次允许由出版者而不是接收者支付邮费，从而创造了更有利的商业气候，新的流行杂志不久便取代或超过了已经走向下坡路的原有杂志。

例如，1850年纽约的哈珀出版社创办了《哈珀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其内容主要包括英国期刊文摘和英国小说连载(包括狄更斯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和《小多丽》[Little Dorrit]以及萨克雷的《新客》[The Newcomers)和《弗古尼亚人》[The Virginians])。尽管其中还包含了一些美国作品——例如卡罗琳·奇斯泊罗(Caroline Cheesebrouth)、梅尔维尔、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菲尔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和罗斯·特雷(Rose Terry)等人的短篇小说，但其重点还是转载英国文学作品，而且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该杂志创办最初的六个月内发行量从7500份上升到了5万份(每份3美元)，到1860年发行量达到了20万份。诽谤者可能质疑哈珀出版社的爱国精神，但却无法质疑他们的成功。1853年，乔治·帕尔默·普特南创办了《普特南月刊》，由查尔斯·F.布里格斯任编辑(编辑还包括乔治·威廉·科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和帕克·歌德温[Parke Godwin])，专门出版美国作家的作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构成了对《哈珀新月刊》的挑战。《普特南月刊》的撰稿人包括朗费罗、库珀、罗威尔、梭罗和梅尔维尔等人，其中梅尔维尔提供了大量短篇小说，并且还连载出版了小说《伊斯雷尔·波特》。《普特南月刊》发表了许多现在跻身文学经典行列的作家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策略当时并未获得多少成功。该杂志的发行量在1853年为2万份，但后来逐年下降，1855年普特南将杂志出售给另一家出版社。两年之后，该杂志在1857年经济大恐慌中停刊，不过在南北战争之后又复刊。

经济大恐慌这一年还建立了一家重要而且持久的新文学杂志，即波士顿的《大西洋月刊》，由莫斯·菲利普(Moses Philips)出版，编辑是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1859年菲利普死后该杂志被蒂克纳和菲尔兹出版社收购，菲尔兹于1861年继罗威尔之后成为杂志主编。《大西洋月刊》迅速成为新英格兰作家影响力极大的媒介，其中有些作家还是《普特南月刊》的老作者。第一期除其他作家的作品外还发表了爱默生、朗费罗、霍尔姆斯、罗威尔、约翰·罗思罗普·莫特利、罗斯·特雷和哈里叶特·比彻·斯托等人的稿件，其新英格兰倾向依然具有支配地位，有时甚至还使得其他地区的作家愤愤不平。而且，罗威尔的强烈废奴主义立场(与《哈珀新月刊》回避政治问题的做法截然相反)也疏远了潜在的南方读者。不管怎么说新杂志总算幸存了下来，南北战争之后，在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主编下杂志又获得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大西洋月刊》绝对不能算是19世纪50年代一份典型的文学杂志。《古迪女士书刊》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依然要大得多——还是由萨拉·约瑟发·黑尔任编辑，仍然以雕刻时装图版、家庭建议和感伤小说及诗歌为重要特色——不过它在“女性”杂志市场中也受到来自费城的模仿者《彼得森女士杂志》越来越强烈的挑战。1855年，纽约的亨利·卡特(Henry Carter)创办了周报《弗兰克·莱斯莉插图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刊登一些新闻和轻松文学，并夹杂大量插图，由此开辟了纽约的同类市场。到1858年，《莱斯莉》已拥有10万份的发行量，到1860年则超过16万份。

19世纪50年代最引人注目、最具轰动效应的杂志是《纽约分类账》(New York Ledger)，由极富进取心的纽约出版人罗伯特·伯纳(Robert Bonnet)编辑出版(罗伯特·伯纳出生于爱尔兰)。1850年，身为印刷工的伯纳利用微薄的积蓄投资创办了商业期刊《商家账本与数据记录》(Merchant's Ledger and Statistical Record)，后来他又将该杂志慢慢转变成文学周刊：例如，1853年伯纳开始发表莉迪亚·斯格尔尼的诗歌，1855年他又对杂志进行重大改编——放弃了商业特色，将杂志名称改为《纽约分类账》，并以每周100美元的异常高价聘请最近出名的范妮·菲恩(即萨拉·佩森·威利斯)定期为其撰写专栏。伯纳竭尽全力来促销《纽约分类账》：首先进行大量广告；然后又在其他杂志和报纸上发表连载作品的前面部分，只是在充满悬念的一期连载的结尾宣称该故事将在《纽约分类账》独家继续连载；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开出高额稿费来获取流行和著名作家的作品。范妮·菲恩最终稿费达到每年5000美元，E.D. E. N.骚斯华斯(即爱玛·多萝西·伊莉莎·那维蒂·骚斯华斯，Emma Dorothy Eliza Nevitte Southworth)在1857年成为《纽约分类账》的专门撰稿人，后来也能赚到至少那样多的稿费。伯纳还设法弄到了波士顿的爱德华·艾弗里特一整年的周刊专栏文章。由于艾弗里特几乎不会屈就金钱的诱惑，于是伯纳主动为艾弗里特最钟爱的项目“弗伦山协会”捐款1万美元而使其就范。艾弗里特、布莱恩特、朗费罗和丁尼生等为《纽约分类账》创造了文化气氛，但其主要内容还是连载的流行小说，特别是骚斯华斯和小西尔维纳斯·考伯等人的作品，后者于1856年与杂志签约，最终向《纽约分类账》投稿几乎达到130部连载小说(特别是1859年广受欢迎的《莫斯科造枪人》[Gunmaker of Moscow])。伯纳的促销策略非常成功，到1860年，《纽约分类账》已经取得了40万份的发行量(每份定价2美元)，这是当时任何美国杂志都无法比拟的数字。

不过，随着美国进入第一个伟大的“畅销书年代”，《纽约分类账》1860年的发行量早已在图书出版行业被其他出版商所赶超。这个年代发端于1850年，当时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向乔治·帕尔默·普特南递交了一部小说的手稿。这位作者就是苏珊·B.华纳，她父亲是纽约的一位律师，在1837年的经济大恐慌中失去了全部家产。支撑家庭的沉重负担落到了华纳及其姐姐的身上，出于经济需要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她的手稿曾经遭到过纽约许多出版商的拒绝(例如哈珀出版社曾称其作品为“粗制滥造”)，普特南最初也未曾表现出比前者更积极的态度。后来普特南将手稿带回家交给母亲，问她是否值得出版。阅读了手稿之后，母亲被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对他说：“别的书都不出版也要出版这一本。”“天意，”她后来坚持道，“这本书会有好销路的。”12月该书以伊丽莎白·维特雷尔(Elizabeth Wetherell)的化名面世，普特南夫人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广阔广阔的世界》叙述了一个名叫爱伦·蒙哥马利(Ellen Montgomery)的孤儿的艰辛与成功，在之后的两年中再版了13次，其销售量超过从前任何美国作家的小说，最终在美国销售超过50万册；该书还在英国广为传阅。

《广阔广阔的世界》迎来了美国图书出版行业一个不同寻常的十年。1851年，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开始在华盛顿的《国家时代》(National Era)杂志中连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读者对此如痴如醉，波士顿的出版商约翰·P.杰威特(John P.Jewett)为斯托夫人提供了一个出版该书的合同。这部小说于1852年3月分两卷出版，其销售量之大令人咋舌：前三个星期售出2万册，前三个月售出7.5万册，第一年售出30.5万册。到1857年，《汤姆叔叔的小屋》已经出售了50万册，而且还以每周1000册的速度继续售出。19世纪50年代还没有美国作家取得过斯托夫人这样的成功，不过有几位已经相当接近：萨拉·佩森·威利斯(Sara Payson Willis)的速写集《菲恩离开了范妮组合》在第一年售出7万册；为青少年创作的一部速写集和《菲恩离开了范妮组合》的续集(两部书都署名范妮·菲恩)，分别在1853年和1854年面世，这三卷书在美国和英国的销售总量达到18万册。同年，玛丽亚·康明斯的《灯夫》引起了另一场轰动，在八周之内销售4万册，在出版后的第一年一共销售7万册。其他女性作家(如奥古斯塔·埃文斯·威尔逊[Augusta Evans Wilson]、骚斯华斯夫人和安·索菲亚·史蒂芬斯等人)都很快加入了畅销作家的行列。

不过，并不是所有19世纪50年代的畅销作家都是女性。19世纪50年代继《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最流行的小说是《酒吧间的十个晚上》(1854)，这是费城作家兼杂志编辑提莫西·沙伊·亚瑟写作的一本戒酒小册子。唐纳德·格兰特·米切尔(Donald Grant Mitchell)以艾克·马韦尔的化名出版的《一位单身汉的幻想》(Reveries of a Bachelor， 1850)是一本感伤速写集，第一年出版销售1.4万册，此后几十年一直销路很好。1855年惠特曼的《草叶集》的第一版基本还是无人问津，然而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Song of Hiawatha)在出版后的第一个月就卖出了1.1万册，前五个月则卖出3万册。1860年该书还以每年2000册的速度继续销售。不过，最成功的作家大部分还是女性——因为绝大多数读者，即那些使亚瑟、米切尔和朗费罗(还有华纳、斯托、芬和康明斯等人)获得成功的读者都是女性读者。例如，1852年居住在阿姆赫斯特的艾米莉·狄金森贪婪地品读了艾克·马韦尔的《一位单身汉的幻想》，可十年之后她却对惠特曼进行了这样的评论：“我从未读过他的书，但我听说他的书很不优雅。”朗费罗也是通过使自己的诗歌适合女性读者占多数的读者大众的口味才成为畅销作家的。因此，作为作者和读者，女性在19世纪50年代图书销售的显著增长中占有中心地位。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流行文学作品中，最有趣的是女性作者为女性读者创作的小说。

女性创作的小说

19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畅销小说作家所取得的成功是空前的。苏珊·华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在1850年向女性作家和男性出版商发出的信号类似于1821年库珀的《间谍》的成功所发出的信号。但这种新的信号却更为准确，它不仅确定了一种特定的主题(妇女的家庭经历)，还指明了特定(而且规模巨大)的读者群。除此之外，《广阔广阔的世界》、《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灯夫》等小说所获得的销售量也是库珀在黄金时期也远远无法想象的。尽管19世纪50年代的女性小说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成功，但她们也像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前辈一样受到了19世纪有关女性适当生活领域观念(即家庭生活信仰或真正女性信仰)的深刻影响。

女性作家从未宣称过世俗的追求，甚至从未私下承认有过这种追求，而且19世纪50年代的女性流行作家都放弃了这种追求。她们一致认为女性的空间在于家庭而不在于市场，尽管商业成功从定义上看似乎属于“非女性”范畴(如许多男性小说家断言)，不过却有几个因素从她们自己眼中和其他人眼中洗清了这些女性小说作家的罪名：她们的创作是为了维持家人或者孩子的生计(经常是在父亲或丈夫辞世或破产之后)；因此她们并非与男性进行竞争，而是要完成她们作为“女性”的职责。她们也没有把自己的成功炫耀成是一种争取个人自主的形式，许多人甚至坚持说她们的小说几乎就是自己的写照(至少不是有意创作出来的)。大多数人还通过使用化名或匿名出版来保护个人隐私和“女性”的矜持。最后，如果说女性的空间是家庭，那么家庭(即女性的家庭生活)就是这些女性作家们的主要主题，而她们的小说因此得到的价值也几乎应该一律是“女性”和“家庭”。人们一般认为女性不应该关心政治(普遍认为那是男性独享的空间)，《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许是个例外，然而，从她的题目到小说的最后一幕，斯托夫人仍是在家庭生活的伪装下来处理政治问题的。

不管是作为公众人物的作者还是在小说中，这些女性作家都用不同的方式宣称她们要与当时人们公认的女性合理空间的观念保持一致，可能正是她们对个人追求和男性世界的放弃，从而保证了她们在与男性作家进行所谓的文学市场竞争时的成功。这个市场的主要消费者毕竟是女性。对于她们而言，家庭从定义上看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其他女性能完全熟悉的世界——因此便有了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女士杂志”时尚的兴起和流行。至少从商业意义上来说，“家庭信仰”不仅仅(或者甚至说主要)限制了那些信奉这种主张的小说家。它还使得这些描写自己生活经历的小说家与那些有类似经历的读者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19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小说的大量出现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某些畅销书的巨大销售量，还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源源不断地创作出畅销书(有时还是很长的系列畅销书)。我们可能得要用好长的篇幅才能够列举出这些女性作家和她们创作的小说——从1850年苏珊·华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到骚斯华斯夫人的《克里弗顿的诅咒》(The Curse of Clifton， 1852)和《隐而不露的手》(The Hidden Hand， 1859)，再到奥古斯塔·埃文斯·威尔逊的《比拉》(Beulah， 1859)和非常流行的《圣艾尔莫》(St.Elmo， 1867)(创作于1860年以后，出版才四个月其出版商就宣称该书已经拥有100万读者)。不过，更聪明的做法好像是更为详细地来关注一下其中的三位作家以及她们最流行的小说：即苏珊·华纳和她的《广阔广阔的世界》、玛丽亚·康明斯和她的《灯夫》以及范妮·菲恩和她的《露丝·霍尔》。哈里叶特·比彻·斯托的生平和创作将分作一个独立章节来论述。

苏珊·华纳(Susan Warner， 1819—1885)与瓦尔特·惠特曼、赫尔曼·梅尔维尔、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约翰·鲁斯金(John Ruskin)等人同年出生。她的父亲亨利·华纳是纽约一位功成名就的律师。苏珊的成长环境几近奢侈，在父亲和几位家庭教师的教育下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学习。1827年苏珊的母亲去世，于是亨利·华纳的未婚妹妹“范妮阿姨”搬来与他们同住，负担起照看家庭和孩子的义务。苏珊的妹妹安娜在19世纪50年代也开始创作小说，后来回忆说苏珊“具有强烈的个性和坚毅的意志，热衷权力，专横霸道，几乎无法控制”，苏珊从12岁起所写的个人日记也显示了同等强烈的自我怀疑，并为致力于可能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责任而感到愧疚。作为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年轻女精英，她很少有实践“坚毅的意志”和“热衷权力”的渠道。

1837年春天，当苏珊17岁的时候，华纳一家的特权地位崩溃了。错误的投资迫使亨利出卖了大量家产，包括在纽约镇的房产，一家人退居在宪法岛的农舍里(位于哈德逊河上西点的附近)，他们原来计划在那里建造乡村房产的，可现在却由于日渐贫困而在那里艰难度日，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很久以来，”苏珊在1839年的一篇日记上倾诉说，“我们一直习惯了与人交往。”不管她的教育曾为她准备了什么样的未来，现在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了。而且，父亲试图改变全家的生活境况而进行的不当投机只是使事情更加糟糕，苏珊于是越来越多地依靠阅读来寻求慰藉。但是对金钱的需求日益尖锐起来，他们不断受到驱逐的威胁，家里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家具。两个女儿只好设法来补偿父亲的失败。

1846年末，安娜设计并出售一种“博物学”纸牌游戏以弥补家里的收支平衡，后来范妮阿姨对姐姐说：“苏，我相信如果你尝试一下的话，你会写出故事的。”“她是否补充说‘会卖得不错的’，”安娜后来写道，“我不是很肯定，但那当然就是她的意思。”这一鼓动产生的结果是用“伊丽莎白·维特雷尔”的化名写作的《广阔广阔的世界》。一找到出版商她便获得了成功，这在上文已经有所叙述。之后她又于1852年创作了《昆切》(Queechy)，这部小说几乎与前者一样大受欢迎，此后安娜也写出了《美元与美分》(Dollars and Cents)(化名阿米·罗斯罗普“Amy Lothrop”)。伊丽莎白·维特雷尔和阿米·罗斯罗普最终一共创作了21部小说，其中有些是单独创作，也有些是合作的，同时她们还出版了许多家庭生活建议和宗教指南等图书。这种疯狂的文学创作也从未恢复家庭的富裕，苏珊和安娜所挣的钱大都用于偿还父亲的债务或法律费用，对现钱的需求迫使两姐妹出售了大多数版权，而不是等到销售之后收取版税。从1851年之后，苏珊和安娜姐妹仍然维持着家庭的生计，在1853年的六个月里，苏珊未曾出卖版权的《广阔广阔的世界》为他们赢得了4500美元的版税。

当然，《广阔广阔的世界》还带来了声望，但是苏珊·华纳却竭尽全力将自己隐藏在化名的背后。有位编辑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并请求获准向大众公开时，她于1851年回复说：“首先，我没有丝毫念头让人来知道我的真名，虽然现在我再也无法控制了，可我当然希望永远不会看到它在出版物中被公开出来。”“纯粹的个人声誉，”她解释说，“对我而言都是虚无缥缈的目标。”同年晚些时候，她在日记中对隐藏真实身份的原因有了较清楚的解释：“声誉，”她写道，“从来就不是女人的天堂。”尽管伊丽莎白·维特雷尔的真名不久之后便被公布，可苏珊·华纳一直保持与世隔离的个人生活。她始终保持着对限制女性活动空间这一观念的忠诚，甚至尽力缩小自己在创作畅销小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不值得您如此赞扬——无论如何都不值得。”1852年她写信给对《广阔广阔的世界》大加赞赏的多萝西亚·迪克斯(Dorothea Dix)说。“您对我所做的一切说‘上帝保佑你’，但也许只能说‘为此作品而感谢上帝’，其中的功过都已经与我无关。”这种自我抹杀的作风构成了19世纪50年代美国畅销女性小说作家的典型特征，而且这种自我抹杀的作风和对限制女性作用的做法的接受还构成了华纳的第一部也是最受欢迎的小说的中心。

《广阔广阔的世界》对于女性毫无权力的现实阐述得十分清晰，甚至还清楚阐述人们如何残酷地造成了和维持着妇女无权的状态。在小说开头，10岁的爱伦·蒙哥马利知道她即将与残疾的母亲分离。她的父亲摩根·蒙哥马利船长(Captain Morgan Montgomery)也像华纳的父亲一样，在一些不明智的商业交易中葬送了全部财产，他必须离开纽约到欧洲，而他的妻子必须陪他一起去，其中所谓的原因是她身体不好。不过，蒙哥马利坚决认为无法带爱伦一起去，她必须与他那未结婚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弗裘恩·爱默生(Fortune Emerson)一起住在乡下。这个开篇背后隐藏着一系列令人好奇的关系。这好像说明母亲的残疾是父亲金融交易不善造成的，或者甚至可能是他故意策划的，从而破坏爱伦与母亲之间强烈的感情。无论如何，他表面的残忍和无情尽显无遗：他几乎从未表现过与爱伦和母亲的亲情，他拒绝给钱让母亲为爱伦买一个分别赠物(母亲只好将她自己母亲给她的金戒指卖掉才凑足了钱买礼物)，当最后一切安排妥当，爱伦即将到乡下弗裘恩阿姨家去的时候，他又阻止妻子提早叫醒爱伦，从而剥夺了她们最后相聚的机会。爱伦非常清楚蒙哥马利船长的卑鄙。小说告诉我们，她与母亲分别时的伤感，“也许……因为一种受委屈的感觉以及对父亲残忍的愤怒而变得愈加尖锐起来。”不过，尽管她悲伤异常，她还是走了。她别无选择，她母亲也别无选择，她们都是男人的财产。

在小说的其余部分，爱伦或多或少受到过各种不同人的虐待，而这些人正是远在欧洲的父亲为她选择的监护人。陪她前往弗裘恩阿姨家的那家人非常势利，经常忽视她，甚至还羞辱她。弗裘恩阿姨自己则只为她提供吃和住，并未给她任何爱，她甚至将爱伦的白色袜子染成灰棕色，扣留爱伦母亲给她写来的信件，并以这种卑鄙的折磨为快乐。不过，女孩还是找到了给她温暖的朋友和支持者：一位给弗裘恩阿姨打工的农民，一位名叫爱丽丝·汉弗雷(Alice Humphreys)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姑娘，爱丽丝的当神父的兄弟约翰，还有其他人。听说蒙哥马利夫人客死他乡的消息时，爱丽丝和约翰百般安慰爱伦，同时他们还充满爱心地担负起弗裘恩阿姨所忽视的教育她的责任。当爱丽丝透露说她也像爱伦的母亲一样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爱伦便搬来与她同住，她同时还留下来照顾爱丽丝遭受丧亲之痛的父亲和兄弟。这种关系似乎相当稳定，因为有消息传来说一年之前蒙哥马利船长在海上失踪了。爱丽丝和约翰都宣称爱伦是他们的“小妹妹”，但很不幸的是，这种收养关系在法律上毫无立足之处，在《广阔广阔的世界》中，法律关系被严格地与那些以爱和社会情感为基础的关系分开了。

在汉弗雷家里住了一年之后，爱伦发现弗裘恩阿姨藏匿了她父亲死前写给她的一封信，说她母亲有钱的娘家林德塞(the Lindsays)家就住在爱丁堡，还说他们也希望爱伦去住，并且他已经把爱伦的监护权交给了他们。所以，爱伦便到了苏格兰，成为另一系列合法监护人的财产。她舅舅林德塞坚持让她忘记美国和汉弗雷一家人，并让她改名为“爱伦·林德塞”，称他为“父亲”。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爱她的，但这种方式，说得不好听，也是很专横的。尽管到达爱丁堡的时候爱伦只有14岁，人们可以从她与这位监护人/舅舅(他让爱伦随自己的姓)的关系中发现华纳对19世纪婚姻状况的看法。“当林德塞先生将她紧紧抱到胸前的时候，”小说这样向我们讲述，“爱伦感觉那似乎是在拥抱他自己的孩子……在他所有表达爱的方式中掺杂着同样强烈的权威感。”“这种生活舒适得非常奇怪，”爱伦后来回忆在苏格兰的生活时说，“她不得不尽情享受这种生活；然而，她也感觉到自己就像被困在一张网里，丝毫没有力量挣脱。”有关爱伦作为奢侈财产的地位，这里刻画得简直入木三分。毫无疑问许多读者会对《广阔广阔的世界》报以同情，没有一位历史学家会忽略普特南夫人的泪水(或者该小说非同寻常的销售情况)后面所蕴涵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该书的结尾很简单而且相当敷衍，约翰·汉弗雷来到林德塞家里，以他的人格力量打动了这一家人，并重新建立了与爱伦的关系，这个结尾只是很有限地改变了爱伦的黑暗状况。人们猜想爱伦可能会最终返回美国并与约翰结婚(她此时已经快16岁)，但是，婚姻似乎也不能充分地解决她的困境。爱伦在早些时候曾将林德塞先生的爱与约翰的爱做了一番对比，觉得约翰的爱不仅是“一种更高风格的善良”，也是“一种更高风格的权威”。她对自由的最好想象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无论如何她必须受人管制，而且还要为人所有。应该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设想不可避免地支配了苏珊·华纳的生活，也支配了她的大多数读者的生活。

《广阔广阔的世界》经常被人(至少是一些现代读者)贬为多愁善感的情节剧。根据韦氏词典的定义，“情节剧”指一种“耸人听闻、情节动荡而且情绪激昂”的文学作品，这一标签还经常适用于人物根据道德法则加以简单化的作品或以美德的楷模和罪恶的魔鬼为主要人物的作品。“多愁善感”是更经常用来诋毁《广阔广阔的世界》和其他美国女性的小说作品的一个术语。在韦氏词典对该术语的众多释义中，这一语境中最中肯的释义似乎是“更受情感而不是理智影响的；行为出自情感，而非出于实用或功利的动机”，因此19世纪50年代许多女性流行小说家(以及我们现在所谓的浪漫主义作家)的所谓“多愁善感”好像正是这一意义。但是，现代读者的品味标准已经将“多愁善感”变成了一个诋毁性的而不是简单的描述性术语。我们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受到这样的教导，所谓“多愁善感”的作品都是些不真诚而且不现实的作品。唯一真诚的情感是从未明确表达的情感，或者至少是轻描淡写的描述，因此，“多愁善感”文学中表达的情感都是虚假而且过分的。或者我们已经受人引导而接受了这种观点。

那么，《广阔广阔的世界》现在为什么被广泛贬责为“多愁善感”的“情节剧”呢？没有什么比爱伦·蒙哥马利对自由局限性的感觉更现实了，而她的故事的魅力大多来自于华纳对乡村习俗和家庭生活常规的“现实”观察。而且，与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创作于1847年的《简爱》(Jane Eyre)相比，《广阔广阔的世界》中情节剧的成分还相对较少。爱伦·蒙哥马利的世界中没有歌特式的神秘，那些宣称拥有她的人也根本不是情节剧中的恶棍。林德塞先生和弗裘恩阿姨按照自己主张的行为都相当体面，他们都与勃朗特笔下的里德家族相差甚远，而爱伦也与简爱不同，总是能够找到朋友。现代读者一直抱怨爱伦哭得太频繁，不过，她固然哭得很多，而眼泪是她表达忧愁的唯一方式，她也很快就学会在私下哭泣。从这一方面而言，华纳小说中的泪水也并非远远多于狄更斯小说中的眼泪。

现代读者对《广阔广阔的世界》感受最深的问题是爱伦·蒙哥马利对自己有限空间的反应：她出于基督教倡导的顺从而拒绝了反抗。“她的情感，”小说很早就告诉我们，“从本质上来说非常强烈，却被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极不完美地控制住了。”《广阔广阔的世界》所讲述的就是爱伦学会了控制这种种情感。“亲爱的，请记住，”母亲在解释她们很快就必须离别的时候告诉她，“是谁给我们带来这一切悲伤——尽管我们必须要悲伤，但却绝不能反抗。”她不是在指蒙哥马利船长，而是在指上帝。爱伦的启蒙者——爱丽丝·汉弗雷、约翰·汉弗雷还有其他人——都再三坚持说爱伦应该从自己遭受的悲痛中认识到上帝的爱。她必须放弃尘世的爱(母亲的、爱丽丝的，还有约翰的)或许才能认识到基督的伟大的爱。简言之，她必须学会顺从，但对于现代读者(对他们来说似乎很显然是蒙哥马利船长“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切悲伤”)而言，这种顺从很可能是令人生厌的。对于当代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而言，《广阔广阔的世界》一类的小说好像就是在鼓励女性共同臣服。

其他人则认为，不管华纳希望传达什么样的寓意，她对爱伦境况的描绘的确是既严酷又充满了潜在的破坏性。然而，即使是对这种破坏性“现实”的暗示，爱伦的启蒙者也不厌其烦地提醒她要时刻提防，而华纳也未曾提供任何暗示来说明他们的提醒应该从反面加以理解。“亲爱的爱伦，要小心，”爱丽丝·汉弗雷提醒她道，“不要怀疑邪恶；也不能做出更恶劣的事情；即使那是人家逼迫你的，你也必须尽量装做没有看到；对于你所看见的，必须尽快忘记。”这恰恰就是爱伦学会要做的，她的自我抹杀被表现为一种值得尊敬的成就。偏爱梅尔维尔《白鲸》中亚哈的反抗精神的读者只会对此感到讨厌。但是，这些并未在佩阔德号上航行的读者并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偏好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华纳和她的热情读者对他们的航行状况了如指掌，如果反对为她们预留的舱位，如果反对从受限的条件中发现乐趣的欲望，那么这种举动就有点近乎傲慢无礼。

《广阔广阔的世界》当然有其缺点，特别是在情节方面。例如，有一位“老年绅士”在纽约成为爱伦的朋友，然后送给她母亲大量礼物，但是他的身份一直隐藏在迷雾之中，让人干着急却始终没有揭示出来(或许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白鲸》，其中有个水手叫巴尔金顿，他只是在洋洋洒洒的介绍之后才消失，因此在这方面略胜一筹)。但是，那些为苏珊·华纳对爱伦·蒙哥马利的境况的反应感到悲痛的读者至少应该认识到，苏珊完全理解到了这种境况的局限性。他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分别前有次一起购物时母亲送给爱伦的礼物。首先，爱伦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物品中选择了一本《圣经》。“这样漂亮的《圣经》，”小说向我们讲述说，“她从未见过；她狂喜不已地凝视着版式和装订，而且很显然已经爱上了这些《圣经》。”华纳在此似乎十分奇怪地提议一种精神消费，从而矫正女性作为男性财产的现象，当然，将陈列的各种《圣经》描述为“如此众多的诱人物品”，那肯定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但是，这种不和谐的音符并未持续下去，母亲将《圣经》送给爱伦的最终效果是帮助了她——就像一位善良的陌生人给她的一本赞美诗集和约翰·汉弗雷给她的一本《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一样——让她学会了自律并且懂得了基督教顺从的满足感。

同时很重要的还是这些教训都是从书本中获得的，而且蒙哥马利夫人送给女儿的第二个礼物同样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那是一张摆满纸张、信封、钢笔和墨水的书桌。《广阔广阔的世界》中充斥着对小说的危险的警戒，而当这本书被描绘成“小说”的时候，华纳感到十分不安；她自己更喜欢称之为“故事”。《广阔广阔的世界》中许多最重要的关系还是通过阅读和写作得以维持的，爱伦的法定监护人也都来干预这些关系。所以，弗裘恩阿姨扣留了母亲垂死时写给爱伦的书信，舅舅林德塞先生则抢夺并藏起了她的《天路历程》。与此相对的是，爱丽丝和约翰·汉弗雷则鼓励爱伦在文学领域发展；事实上，爱伦在一次圣诞节晚会上首次与约翰说话的时候就是要求他帮忙完成一篇习作。最后，在小说的结尾，约翰与林德塞一家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交涉，是为了获得许可以便在美国与爱伦通信。读书与写作，图书和私人通信，似乎并不是对将女性规定为男性财产的法律体系的太大反应，但是我们应该记得，苏珊·华纳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记私人日记，父亲破产之后她越来越多地沉湎于读书，而她的创作最终使一家人避免了贫困之苦。我们还应该记得《广阔广阔的世界》在19世纪的美国创下的非凡的销售量。如果说有关共同经验的阅读和写作都证明了存在着这么一种超越或至少帮助补偿法律压制和责难的社区的话，那么苏珊·华纳的小说则显示这一社区的确还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还具有潜在的巨大威力(至少是在自己的范围之内)。

如果说“多愁善感”和“情节剧”的标签最终似乎不适合《广阔广阔的世界》的话，那么将它们适用于1854年出版的《灯夫》就合理得多了。事实上，正是玛丽亚·康明斯这本第一部也是最流行的一部小说，促使霍桑在1855年给出版商威廉·蒂克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发表了这一著名声明：“美国文坛现在已经完全被一群乱涂乱写的娘们占据了。”“我没有机会成功了，”霍桑抱怨道，“因为大众品味已经被她们的垃圾作品占据——如果我获得了什么成功，我也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这些无数版本的《灯夫》以及其他不更差也不更好的书有什么神秘之处？——它们不能更差，也没必要更好，销售量却都以十万来计。”在霍桑的恼怒背后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嫉妒。在同一封信中，他估计自己1837年以来出版的所有书的版权费以及在康科德(Condord)的房产总价值大约为5000美元；而到1854年末，《灯夫》已经为玛丽亚·康明斯带来大约7000美元的收入。不管“秘密”是什么，霍桑就是不能理解，到1855年，即霍桑被任命为美国驻利物浦领事的第二年，他至少暂时放弃了小说创作。

与19世纪50年代大多数美国流行女小说家不同的足，玛丽亚·苏珊娜·康明斯(Maria Susanna Cummis， 1827—1866)的创作并非出于经济需要。她父亲戴维·康明斯(David Cummins)(其先祖可以追溯到英国的伊普斯威奇殖民者)是位成功的律师，并最终成为马萨诸塞州诺福尔克县民事诉讼法庭的法官。玛丽亚出生于萨莱姆(Salem)，是戴维·康明斯第三位妻子梅希特伯·凯弗·康明斯(Mehitable Cave Cummins)所生的四个孩子中的老大(戴维的前两次婚姻还育有四个年长的孩子)。一家人搬到了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然后又搬到了多切斯特(Dorchester)一个更舒服的家里，玛丽亚(从未结婚)在此一直生活到39岁早逝。戴维·康明斯在家为女儿提供了扎实的教育，然后将她送到马萨诸塞州雷诺克斯(Lenox)的青年学校学习。经营该学校的是查尔斯·塞奇维克夫人(Mrs. Charles Sedgwick)，她是著名小说家凯瑟琳·玛丽亚·塞奇维克(就居住在附近，而且经常到学校来玩)的嫂子。

玛丽亚·康明斯的所有小说都是匿名出版的。像苏珊·华纳一样，她也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与大众声誉分开，在多切斯特，她与其说是文学界的名人，倒不如说是一位模范市民，由于她对唯一理教教会的虔诚备受人们的敬重。不过，她的确一直保持写作：继《灯夫》之后，她于1857年创作了《梅布尔·沃恩》(Mabel Vaughan)；然后又于1860年出版了《艾尔·弗雷迪斯》(El Fureidis)，并在1864年出版了《痴迷的心》(Haunted Hearts)。康明斯对于出版商的价值稳步攀升，这可以从出版商支付给她的版税中看出来。波士顿的约翰·P.朱维特(同时也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出版商)为她的前两部小说支付了10％的版税，但是，由于他扩大了斯托夫人和康明斯畅销小说的推销规模，生意受到一定的打击，然后在1857年的经济大恐慌中破产。康明斯带着《艾尔·弗雷德斯》去找蒂克纳和菲尔兹出版社，他们支付给她15％的版税。最后，J.E.提尔顿(J. E. Tilton)为《痴迷的心》一册支付了30美分的版税。不过，她的后期小说没有一部可与《灯夫》的轰动性成功相比，该小说也为一直困惑霍桑的“秘密”提供了最清楚的线索。

在《灯夫》的开头，八岁的女主人公(即一位名叫格蒂的孤儿)在波士顿过着贫穷的生活。三岁时她母亲就去世了，从此她被交给了一位缺乏同情心的妇女南·格兰特(Nan Grant)(此时仍然与格蒂生活在一起)，但格兰特一直不肯透露格蒂母亲的真实身份，甚至还隐瞒着格蒂的姓氏。格蒂的处境不禁令人想起华纳小说中与弗裘恩阿姨生活在一起的爱伦·蒙哥马利。《灯夫》在许多方面模仿了《广阔广阔的世界》，但在小说的开头，就像小说的其他部分一样，康明斯的描绘比华纳还要耸人听闻得多。当格蒂打翻一桶牛奶的时候，她就遭受到“责骂，痛打，甚至被剥夺了她通常作为晚餐的面包屑，被关在黑暗的阁楼上过夜”。她与小说题目所指的那位灯夫交上了朋友，他是一位老人，名字意味深长地叫做杜鲁门·弗林特(Trueman Flint，意义分别为“真正的人”和“燧火石”)，他送给了格蒂一只小猫。当南发现那只小猫的时候，就将它扔进一大锅滚开的沸水之中，小猫痛苦地死去，而反应激烈的格蒂也被扔到了街上。遭人抛弃的格蒂被灯夫带回家，并向读者讲述了他所能给她的一切：“这不太……但却是一个家，是的，一个家；对于从未有家的她而言，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格蒂还与杜鲁门的邻居沙利文夫人(Mrs.Sullivan)和她的儿子威利(Willie)结成了朋友，她的朋友还包括楷模般的富裕年轻女盲人艾米莉·格拉哈姆(Emily Graham)，而由于这些“家庭”的影响，她的生活蒸蒸日上。

格蒂的故事中又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像爱伦·蒙哥马利一样，她也学会了基督徒的忍耐，还学会压制“她不受管制和容易激动的本性”。“谁会幸福？”她问艾米莉。“我的孩子，只有那些，”艾米莉回答说，“学会顺从的人；那些在最痛苦的时候看到慈爱的天父之手的人。”但是，格蒂成长过程的真正意义在于其他方面。“我不好，”她向艾米莉抱怨说，“我真的很坏!”“但你可以变得很好，”艾米莉向她保证说，“然后每个人都会爱你的。”艾米莉的保证很有力地总结了《灯夫》的故事：格蒂的善良的确为她带来爱和热烈的赞美。当她的“杜鲁大叔”中风的时候，她照顾他，护理他，因此赢得了大众几乎普遍的爱戴。杜鲁门死后，艾米莉成为她的监护人。在格拉哈姆的家里，葛楚德(这是她现在的名字)受到了女管家的迫害，但她抑制住了愤怒的冲动，让女管家“痛苦地意识到(这个女孩)的确比她要有优越感”。葛楚德并未故意做任何事情让人注意到这种优越感，尽管她从未向艾米莉提到女管家的行为，但艾米莉不知为什么还是知道了，因此她的被保护人自我抹杀的缄默产生了更完美的自我宣传的效果。与此同时，威利·沙利文已经前往印度以图发财致富——不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能够赡养母亲和祖父库珀先生。现已14岁的葛楚德答应在威利离开期间照顾沙利文夫人和库珀先生。

四年之后，葛楚德离开格拉哈姆在郊区的家来到波士顿履行向威利做出的承诺(威利的母亲和祖父现在都病了)，并通过教书维持自己的生活。艾米莉的父亲表示反对，坚持认为葛楚德现在由他控制，但是葛楚德并不服从——当然那不是因为要表现自己，而是出于责任感。“从你所做的自我牺牲之中，”充满敬意的艾米莉宣称，“我看见了女人所能拥有的最高贵、最重要的人格。”葛楚德的境遇与爱伦·蒙哥马利截然不同，对她而言，“女性”的自我牺牲因此直接转化成了个人力量，甚至转化成独立和自由，其中的诀窍在于这一切都不是刻意追求的。在波士顿，葛楚德护理着库珀先生和沙利文夫人直到他们去世，同时还供养着奇迹般重新出现的南·格兰特，同样直到她去世为止。如艾米莉所预言的，她所做的善事越多，爱她和敬她的人也越多。

到此时为止，《灯夫》的发展还不到一半，而葛楚德成长故事中包含的所有冲突却大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她已经学会了控制早期的反抗精神，并通过自我牺牲的善行抵消了与自己早期贫困和低微身世相关的耻辱。小说的后半部分很难总结。其中多次偏离主题闯进了狄更斯的领域：有一位怪异的老妇女帕蒂·佩斯(Patty Pace)，她衣着奇异，措辞夸张；还有神秘的拜伦式的陌生人菲利普先生(Mr.Phillips)，他似乎受到了悲伤和悔恨的打击，跟着葛楚德和艾米莉一起旅行。其中还有几次闯进了简·奥斯丁的领域：例如，故事中出现一个三角恋爱关系，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强迫自己将所有注意力都倾注在年轻姑娘奇蒂·莱(Kitty Ray)的身上，他认为这样能引起葛楚德的嫉妒。小说还有很大篇幅发展了凯瑟琳·塞奇维克和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他美国女性作家最钟爱的主题之一：轻浮的时尚生活和坚实的家庭生活美德之间的对比。

在这一切过程中葛楚德都是昂首阔步前进的。她回到格拉哈姆家中照顾艾米莉。在一艘炙热的哈德逊河号汽船上，她冒生命危险抢救了一位无所事事的时髦年轻妇女，她猜想这位妇女就是与自己争夺威利·沙利文(他现在已经从印度回来)的情敌。她得知菲利普先生其实就是菲利普·阿莫里(Phillip Amory)——而且还得知他既是艾米莉往昔的恋人也是自己的父亲!当然，她之后又获悉，威利一直都在爱着她。“那有什么？”威利大声对菲利普说，他发现后者竟是他在阿拉伯沙漠中所救的人。那里只有疲倦而愚蠢的时尚散步、财富的炫耀和展示以及闲人们表达的敬意，这一切都让我十分感动，让我的精神得到升华，激励我发挥潜能，因为想到一个和谐而幸福的家，其中充满着信任、爱和交流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时间所不能冲淡的，永恒只会使之变得更为平静和稳固？

在一个农村公墓，对着威利的家族墓群以及葛楚德的灯夫的坟墓，葛楚德和威利最终达成了相互理解。在小说结尾，他们结婚了——艾米莉和阿莫里也结婚了，而且阿莫里现在已治愈了他那拜伦式的绝望。“通过一种活生生信仰的强大力量，”小说最后一页向我们讲述，“他已经掌握了永恒的生命。”

《灯夫》显然是一种大杂烩，特别是在杜鲁门·弗林特、南·格兰特和威利·沙利文家人死去之后，它吸引当时读者的理由也非常清楚：它要比《广阔广阔的世界》更加前后一致而且更加长篇累牍地宣扬了热爱家庭的美德，即威利所称的“和谐而幸福的家”。它还不断将顺从和自我牺牲转化成无意识的胜利。葛楚德从未刻意追求胜利，她从未故意让人注意到她的美德或者别人对她的虐待，但是，不管是读者还是小说人物都一样被迫成为充满敬意的旁观者，并且还不断被提醒注意她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纯粹得异乎寻常。如上文所述，康明斯模仿了简·奥斯丁作品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浪漫误解来组织《灯夫》后半部分的大多数情节，不过葛楚德(例如，与奥斯丁的爱玛不同)从来就不是错误的一方。而且，葛楚德的优越性(与华纳笔下的爱伦·蒙哥马利不同)获得了无尽的回报。

《灯夫》传达的基本寓意对于小说的许多读者而言肯定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肯定是充满着安慰的。热爱家庭并非囚禁在家里，而是摆脱无聊而放纵的生活时尚。自我牺牲和坚守责任不会招致痛苦，相反会带来幸福，包括世俗的幸福。这一切与人们在《广阔广阔的世界》中感受到的遵从世俗压抑和限制的感觉截然不同。换言之，在《灯夫》中，《广阔广阔的世界》中的那种基督徒自我牺牲的精神得到了世俗化。如果爱伦·蒙哥马利的故事似乎试图从“女性”的角度重新塑造班扬的基督徒的朝圣历程，那么，葛楚德的故事则似乎更接近于对霍拉旭·阿尔吉(Horatio Alger)小说中白手起家的主人公从“女性”角度进行的预演。

不过，从较深的层面上来看这两本书中最有趣的地方还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与19世纪众多的小说一样，这两部小说都讲述了孤儿的故事，但是它们又很少包含那种由于成为孤儿而产生的持久不变的异化感和负罪感，而在狄更斯或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以及梅尔维尔的《雷德本》和《白鲸》中此类感觉则经常出现。爱伦，特别是葛楚德，能够相当迅速地学会控制她们对社会的愤怒，从而去寻找理想的替代家庭，她们两人都没有因为自己的境遇而去责怪社会，因此，对她们而言成为孤儿与其说是一种普遍象征，不如说是一种不幸的个人境况。她们在得到爱的时候都表示欢迎，她们也都获得了爱；爱是对她们的“女性”美德和忍耐的绝对奖赏。

在两部小说中，爱被如此完全地融进家庭，又如此彻底地与家庭关系等同起来，因此所有真正的关系也都实际上变成了家庭关系——理想的假父母和假子女或者是理想的假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而且经常很难再分辨父母—子女关系与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关系之间的区别，或者也很难再分辨前两种关系中的任何一种与性关系或曰“浪漫”关系之间的区别。葛楚德的庞大的收养家庭包括她的杜鲁“叔叔”、沙利文夫人(发挥了母亲的作用)、威利(她的养兄)和艾米莉·格拉哈姆(她的养姐，爱伦·蒙哥马利养姐的角色则是由爱丽丝·汉弗雷来承担)，但是这些关系还远不能称不稳定。小说向我们讲述说在杜鲁中风之后，“情况简直颠倒过来了”：那位对小格蒂“既当爹又当妈”的“强壮男人”现在“脆弱得像小孩一样”，而格蒂“从身材上看是小孩，但却体现了妇女的能力”，倒是成了他的“母亲”。随着艾米莉越来越依靠葛楚德，她们的关系也似乎颠倒过来，因为葛楚德也渐渐充当了艾米莉的母亲，神秘的菲利普先生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混乱的关系。他那难以确定的年龄(他看起来像是少白头的年轻人)和他对葛楚德不断热情的关心使我们相信他在追求她，后来发现他是葛楚德的父亲而且是艾米莉往昔情人的时候，也丝毫没有减少《灯夫》中所蕴涵的家庭罗曼史的怪异感觉，特别当我们知道菲利普·阿莫里原先是艾米莉的继兄，而且他们也像威利和格蒂一样是作为兄妹一起长大的时候。这就好像是在说葛楚德和艾米莉与这个父亲/兄弟/追求者的关系都是某种更深层关系的替代，在小说的结尾当葛楚德通过担当起小说中大多数人物的“母亲”的重担而证明了她的美德以及嫁给她的“兄弟”威利之后，这种暗示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广阔广阔的世界》中颇具象征意义的家庭状况虽然不如《灯夫》那样复杂，但是它们那最深层的暗示都意味深长地相似。爱丽丝和约翰·汉弗雷收养了爱伦·蒙哥马利作为他们的“小妹妹”。当爱丽丝获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她对爱伦说：“你必须来这里取代我，照顾被我抛在身后的人。”如小说结尾所强烈暗示的那样，这一职责应该使得爱伦最终嫁给“兄弟”约翰，这也似乎一点不让人感到惊讶。事实上，约翰和爱丽丝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兄妹之情还不如说似乎更一直体现着恋人之间的激情。当约翰出席研讨会不在家的时候，爱丽丝就像浪漫主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由于思念和忧郁而憔悴下去，当他刚好在她临死前赶回家来时，他们满怀激情地相互拥抱在一起。“你幸福吗，爱丽丝？”他问。“非常幸福，”她回答，“这就是我所想要的一切。吻我吧，亲爱的约翰。”“在他吻她的时候，”故事叙述者接着说，“一遍又一遍，她感觉到他的眼泪落到了她的脸颊上，于是伸手抹去了他脸上的泪水。她接着亲吻了他，然后再一次将头靠在他的胸前。”在拥抱之中爱丽丝死去了，这强烈震撼的一幕暗示了爱伦完全取代她的位置可能会意味着什么。

人们不一定希望主张《广阔广阔的世界》和《灯夫》中暗含某种乱伦的主题。这是很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类似乱伦的事情，不管如何错位和混乱，可能是把家庭和家庭关系网络作为男性权力所统治世界(包括男性的性能量)的替代品的必然结果。十分矛盾的是，如果家庭或理想的假家庭被从性领域隔离开并被呈现为回避性领域的避难所，那么，性关系或与性相当的关系则只能在家庭的范围内发生。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认识到，这两部小说中基本看不见亲密行为和性吸引力，尤以《灯夫》为甚。伴随美德成为一种典范，各种关系都变成了观赏性的东西，其基础不是私人亲密行为，而是大众对正确行为的展示和欣赏。这种行为不直接主张得到权力，它只是间接地通过作为“家庭生活信仰”标志的“影响力”——即理想母亲的影响力——来发挥作用。

在两部小说中，这种影响力最富激情的形象或许就是沙利文夫人在死前不久所做的梦，她在梦中飞过海洋将远在他乡的威利拖离时尚世界的性诱惑。“随着我们升到空中，”她告诉葛楚德，

我那男子汉气概十足的儿子在我的怀中又变成了一个孩子，然后将他长着柔软而且光滑卷发的小头靠在我胸前，就像孩提时候那样偎依在我身边。我们飞了回来，跨越了大海和陆地，直到来到一个绿草如茵的柔软山坡，我们才在一棵大树的绿色荫影下稍事休息。我想当时看见了亲爱的格蒂，她正飞来将我那宝贝儿子放到她脚下，当我醒来的时候，她嘴里还叫着你的名字。

因此，格蒂与她“兄弟”的结婚与其说是对性禁忌的错位违背，还不如说是退回到了一种理想的童年(与她所实际拥有的童年差异甚大)，那时她既可以作为满怀崇拜的小妹，又可以作为受人崇拜的母亲。威利后来透露，他之所以能摆脱诱惑并为格蒂保持纯洁是因为他“回忆起了我那思想单纯而且时刻警觉的母亲”，而且还因为“我意识到了她温柔的精神，一直盘旋在我的道路周围，对我的斗争感到伤心，并对我的胜利感到欣喜”。这就是说，即使是在精神世界里，美德也是典范的，而关系则是欣赏性的。在《灯夫》的开头，有人发现小格蒂站在窗户旁边充满好奇地注视着杜鲁门·弗林特点燃她所在街道的所有街灯。在小说结尾，葛楚德和威利从另一个窗户朝外面凝视，那是他们新家的窗户，外面煤气工人正在点亮波士顿现代化的更高效的街灯。“亲爱的杜鲁大叔!”葛楚德叹息说，“他的灯仍在天堂里明亮地燃烧着，威利；它的光还没有从地球上消失。”

1855年，在向威廉·蒂克纳抱怨“有关《灯夫》的这些无数版本，以及其他既不更好也不更坏的书”一个月之后，纳撒尼尔·霍桑给他的出版商又发出一封信，宣称他赐予“女性作者”的“谩骂”中有一个例外。“我从那时开始一直在阅读《露丝·霍尔》，”他写道，“我必须说我十分欣赏这部小说。那位妇女的创作显得邪魔似乎就在她的身上……你能否告诉我有关这位范妮·菲恩的任何情况吗？如果你碰到她，我希望你能告诉她我是多么地崇拜她。”尽管当时很少有男性读者愿意只因为“邪魔似乎就在她身上”那样地写作而崇拜一个妇女，但是大家都很清楚，《露丝·霍尔》(1854)与《广阔广阔的世界》和《灯夫》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露丝·霍尔》的作者到1855年已经两度结婚，而且第二次婚姻又以离婚结束，这可能导致1856年与詹姆斯·帕顿(James Parton)的婚姻，因此，她的生平也同样与苏珊·华纳和玛丽亚·康明斯截然不同。然而，萨拉·佩森·威利斯·艾尔德雷奇·法灵顿·帕顿(Sara Payson Willis Eldredge Farrington Parton， 1811—1872)的生涯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与苏珊·华纳和19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其他美国女作家相似。她直到人生一个相当晚的时期(40岁)才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职业。

1811年，萨拉·佩森·威利斯出生于缅因州的波特兰，她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她们家不久之后搬到波士顿，萨拉的父亲，即波士顿帕克街教堂的“执事”纳撒尼尔·威利斯，于1816年创办了一份宗教周刊《记录员》(The Recorder)，然后又于1827年创办了儿童周刊《青年指南》(The Youth's Companion)，并且为后者编辑长达30年之久。他的三个儿子(特别是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都跟随他进入了杂志界。甚至在12岁时萨拉就帮助编辑《青年指南》，尽管父亲肯定不鼓励她考虑从事文学职业。不过，她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许多学院中读过书，其中包括凯瑟琳·比彻(Catherine Beecher)的哈福特德女子学院(Hartford Female Seminary)。哈里叶特·比彻当时正在她姐姐的学校中既当学生又当老师，据她后来回忆说萨拉·威利斯是“一位半圣人半罪人的爱笑而迷人的女子”。萨拉在18岁时回到波士顿，八年之后在1837年的经济大恐慌中嫁给了查尔斯·艾尔德雷奇(Charles Eldredge)(被称做“英俊的查利”)。

这次婚姻显然很幸福，并生下了三个女儿，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幸福变成了痛苦。1844年，萨拉·艾尔德雷奇的母亲去世了，萨拉后来声称就是在母亲的影响下才爱上了诗歌，次年萨拉的长女玛丽也死了。之后，1846年，查尔斯·艾尔德雷奇也死了，此时债主纷纷索债，家里已经无法维持寡妇孤儿的生活了。她只从父亲和公婆处得到极其微薄而不情愿的接济，1849年早期，她或多或少是被迫进入了第二次灾难性的婚姻，新丈夫是一位名叫塞缪尔·法灵顿(Samuel Farfington)的鳏夫。两年之后她离开了他，他们随后离婚。她第一位丈夫的父母承担了抚养大女儿格莱斯的责任，但条件是母亲必须放弃对她的监护权。她父亲和艾尔德雷奇一家人都利用她离婚的丑闻作为借口拒绝给予萨拉进一步的支持。她现在必须完全靠自己来维持生活了，她试图通过教书谋生(她通过了波士顿教师资格考试但却无法弄到一份教师的工作)，然后做缝纫工作(一周所得从来没有超过75美分)。

就在这种情况下，萨拉·威利斯·艾尔德雷奇·法灵顿(Sara Willis Eldredge Farrington)转向写作谋生。1851年6月，她化名在波士顿的《橄榄枝》(Olive Branch)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作品，不久之后便每周在《橄榄枝》和波士顿的另一家杂志《真正的旗帜》(True Flag)上发表5到10篇作品(一共只有6美元)。9月，她将化名固定为范妮·菲恩。她曾经求助于很有影响力的哥哥纳撒尼尔，但他拒绝了她向《家庭杂志》(Home Journal)的投稿，而此时纳撒尼尔却正在帮助其他女性作者发展事业，他嘲笑她的作品，后来甚至拒绝让他手下的编辑詹姆斯·帕顿再版她在其他地方发表过的作品。帕顿感到非常愤怒，便辞职离开。同时，在1852年，纽约另一位杂志出版商奥利弗·戴尔(Oliver Dyre)邀请她为《音乐世界和时代》(Musical World and Times)撰稿，并为她提供两倍于波士顿的稿酬。无论她著名的哥哥如何敌视她(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未公开化)，范妮·菲恩还是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1853年，纽约出版商詹姆斯·德比(James Derby)将她在报纸上发表的随笔收集出版，推出第一部单行本《菲恩离开了范妮组合》，该书的迅速成功在上文已有所描述。《菲恩离开了》还显示了作者日渐精明的商业意识。出版商让她在1000美元的丰厚稿费和每册10美分的版税之间做出选择时，她选择了后者。结果，该书的销售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她赢得了将近1万美元的收入。不久之后，她又从《小范妮·菲恩的小朋友们》(Little Ferns for Fanny's Little Friends， 1853)和《菲恩离开了》第二系列(1854)的销售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到1853年夏天，她经济状况已经非常良好，足可以搬到纽约去居住并要求索回女儿格莱斯的监护权。

1856年范妮·菲恩与比自己小11岁的詹姆斯·帕顿结婚，他们的结婚协议保证了她能支配自己的财产和收入。同年，她开始了为罗伯特·伯纳的《纽约分类账》专门撰写专栏文章的生涯。她一直非常忠诚地为该杂志撰稿直到1872年死于癌症为止。伯纳原先支付给她的稿酬是每一周的专栏文章25美元，后来她得到了100美元，之后伯纳就广泛宣传这一丰厚的稿酬标准。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即使是朋友和丈夫也都管从前的萨拉·威利斯叫范妮·菲恩了。作为范妮·菲恩，她所撰写的报纸随笔有时显得多愁善感，但更多的时候却是轻松、幽默而且富有讽刺意味，她已经成为全国名人和明星，她从文学创作中获得的可观收入使得她先在布鲁克林而后又在曼哈顿购买了舒适的房产。

范妮·菲恩到1854年已经成为畅销书作家，但是她最终的名声在一定意义上是来自于当年末出版的《露丝·霍尔》所造成的丑闻。她原以为化名可以保护自己，便在第一部小说(1856年出版第二部小说《罗斯·克拉克》[Rose Clark])中忽隐忽现地描述了这个世界以及自己的家庭成员对她的虐待——其中还清晰可辨而且破坏性极大地将她著名的哥哥描绘成一个感觉迟钝、矫揉造作的花花公子(在小说中他名叫“海欣斯·艾勒特[Hyacinth Ellet]”，是《欧文杂志》[Irving Magazine]的编辑)。小说出版后不久，《露丝·霍尔》作者的真实身份就见诸报端，她因此遭到广泛的谴责，被称为是“缺乏女性”的温良而且报复心极大。尽管这种曝光让人十分尴尬，不过丑闻的流传却只是助长了小说的销售，销售量不久便达到了7万册。而范妮·菲恩只是在家庭拒绝帮助之后才将文学创作当成谋生之道的，因此如此巨大的销售量肯定让她备感欣慰。苏珊·华纳和玛丽亚·康明斯等女性作家通过匿名或化名所宣扬的基督教顺从和“淑女式”的自我牺牲在威利斯执事女儿的所有作品中都根本不具有重要地位，《露丝·霍尔》叙述了这样一位女性，她不甘于接受现状而是努力加以克服，并从而获得了经济和心理的独立——尽管她也是为了尽母亲的职责。

小说开头是露丝·艾勒特(Ruth Ellet)与哈里·霍尔(Harry Hall)结婚的前夕。与26岁时结婚的萨拉·威利斯不同的是，露丝结婚时只有18岁，刚刚从寄宿学校回来(母亲死后她便被送到这里)。她现在非常高兴，因为她即将离开“她父亲的屋檐(因为她的童年肯定是不幸福的)”，但是她又充满恐惧而好奇地想，“她那充满渴望的心是否最终找到了避难的方舟？”也就是说，她并不是在寻找自由，而只是在寻找一种更宽厚的依靠，并由童年时代未曾得到的“爱”给以保证。尽管哈里给了她这种爱，但结果证实她的担心是完全有根据的。新婚夫妇最初与她的公婆生活在一起，他们让露丝遭受了无穷无尽而且卑鄙残忍的羞辱。哈里和露丝在生下女儿黛西之后不久搬到乡下自己的房子里，此时霍尔医生和夫人也搬进了附近的一幢房子(如他嫉妒的母亲所说，那是为了“哈里的缘故”)，他们继续折磨儿媳妇。后来小黛西死于义膜性喉炎，露丝悲痛不已，霍尔医生却就此对邻居发表了这样一番评论：“现在证明她并未虔诚地利用她的烦恼。试图回避上帝所送之物是徒劳的。”这听起来很像《广阔广阔的世界》中爱伦·蒙哥马利得知父亲死讯时爱丽丝·汉弗雷给她的建议，不过在《露丝·霍尔》中，这种声言的动机主要在于自私的伪善。

八年之后，露丝和哈里与两个女儿凯蒂和奈蒂一起住在一家海滨旅馆中。在这里，哈里因患伤寒症去世(同样的疾病夺走了查尔斯·艾尔德雷奇的生命)，于是露丝真正的苦难开始了。尽管霍尔夫妇和艾勒特先生有着花不完的钱，但是他们为露丝提供的生活费用极其微薄，最终她和孩子们只能住在城里破旧的公寓里，每天只能吃由面包和牛奶组成的简单食品，为了供养一家人露丝经常为人缝纫到深夜。她那些有钱的表亲，即米勒特一家人，觉得她的贫穷实在让他们感到尴尬，竟然要求露丝不要让凯蒂和内蒂在公众场合认他们。当她到米勒特先生任董事的学校申请教师职位时他居然投了反对票。最后，霍尔夫人甚至从她身边抢走了凯蒂，而她给予孩子的待遇令人想起了爱伦·蒙哥马利在弗裘恩阿姨家里的生活情况。

在《露丝·霍尔》的前言中，范妮·菲恩一再声明她并未“以‘小说’的名义……来抬高她自己故事的身价”。“其中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她解释说，“没有令人震惊的发展，也没有死里逃生的场面。”这一切显然都很真实。例如，与《灯夫》不同，《露丝·霍尔》没有利用令人着急的秘密和令人惊讶的发现，小说结尾也并未出现与失散的亲人团聚的场面，毕竟露丝的亲人恰恰就是她的问题所在。对露丝遭受的苦难的描述可能带有情节剧的色彩，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没有哪一种形式的卑鄙龌龊是迫害她的人所未曾使用过的。但这些迫害者们与其说是恶棍不如说是喜剧小丑，小说描述他们的语气也不像情节剧，倒是更有点像讽刺文学。例如，在哈里临终之前，露丝的哥哥只是关注露丝不引人注意的外表(她已经昏倒)。“当她醒来的时候应该告诉她，”他评论说：“她的头发分得不均匀，亟待梳理。”对于艾勒特先生对女儿的极端吝啬和毫无爱心的卑鄙行为的描述，其目的就在于讽刺那些虚伪的人，对他们来说宗教只意味着维持“正确”的教义和“基督徒”的声誉。

《露丝·霍尔》的前半部分称得上多愁善感，但是这一术语还是歪曲了其实际效果。小说最初的章节相当简短，许多还不足一页，我们从一个场面切换到另一个场面，其间很少有叙述性评论或解释性连接。有时，叙述者也的确插入了一些花哨十足的“多愁善感”的语言。例如，当新婚燕尔的露丝在霍尔家默默忍受折磨时，叙述者高呼：“哦，爱情!你那丝绸般柔软的缰绳能够如此控制人的精神，套住人的嘴巴；你那高高举起并且发出警告的手指能够平息激烈跳动的脉搏，缓和猛烈悸动的心脏，将那些叛逆的泪水悄然无息地送回发源地。”可是，在下一段中，叙述的语气从放纵变成了控诉：“啊!我们能否揭开许多妻子心中的秘史，我们能够找到什么样的烈士，在她们毫无怨言的嘴唇上，坟墓已经封上了牢不可破的沉默之印。”尽管第二段的语言同样“多愁善感”(这种排比也显然是故意安排的)，其效果现在是模仿嘲弄“女性”顺从美德的花言巧语的说教(通过揭露在其掩盖下的真实状况)。

在小黛西出生的时候也有一阵充满狂喜的肆意叙述：“上帝赐予你欢乐，露丝!这是你女性心肠的又一个表现方式；这是一面镜子，你的微笑和眼泪都将映在其中；这是一页干净的纸，承受上帝委托的你将在上面书写你想要写的东西；这是一颗心，它将因你的心的跳动而跳动，以爱回应你的爱。”但是，小说又马上向我们讲述(丝毫没有提到这种排比所产生的讽刺效果)说“露丝现在全然没有想到这些，因为她脸色苍白而且一动不动地躺在枕头上”，她已经在分娩的痛苦中昏死过去。范妮·菲恩几乎没有忽略作为母亲的“欢乐”，但在《露丝·霍尔》整部小说中，多愁善感的传统语言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讽刺性描绘得到了巧妙的平衡和控制。

小黛西死后八年，我们发现露丝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着永远离去的女儿的珍藏纪念品而痛哭：一只小鞋和一束小黛西的金色头发——后者肯定能使人想起《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一个场面，那时临死的小艾娃剪下许多束金色头发，准备送给她将永远离开的那些人。小凯蒂·霍尔打断了母亲感伤的幻觉。“黛西在天堂里了，”她说，“你为什么还哭呢，妈妈？你不喜欢上帝替你照看她吗？”她接着又说：“妈妈，我也想死，这样你就可以像爱黛西的头发一样爱我的卷发了。”这一番话令露丝大为震惊，从而摆脱了自我陶醉的幻想。她意识到自己太过多愁善感了，她也意识到了自己多愁善感的放纵中潜在的残忍，于是她剪下凯蒂的一束棕色头发，将它与黛西的头发放在一起。之后，出于范妮·菲恩本身一阵美妙的情感，凯蒂把自己的一只鞋子交给了母亲。的确，这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时刻，但这种情感完全是人性化的，而且不无幽默。

最终，露丝既没有用“女性”的自我牺牲也没有用多愁善感的自我放任来回应她所处的困境。相反，她表现出了自己的力量，在本没有给她留下任何位置的市场上竞争，并且获得了成功。她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造成她的困境的政治因素，但是一系列超现实的场景和间或插入的故事却表达出了她日渐清晰的理解——人们告诉她可以依赖“爱”的力量，而现在她对爱的幻想却破灭了。小说中有段关于房东斯基蒂夫人和她惧内的丈夫的喜剧故事，后者一直梦想着逃往加利福尼亚。这些人物都取自狄更斯的小说(狄更斯在这段故事中被两次提及)，但故事的结局却强调了与狄更斯截然不同的一点。斯基蒂先生最终出逃成功，而且我们也一直同情着他(甚至当他写信回家说他到加州是个败笔，并要求给他寄钱买票回家时)。从此，同情和评价突然颠倒过来。斯基蒂夫人“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钱包，里面满满装着她诚实的收入，随着她的摇晃，里面硬币的叮当声音产生了只有她的眼睛能看得到的某种幻象。同时，她的牙缝中像有万条毒蛇一样嘶嘶作响，并且吐出两个字‘休——想’”!

然后，露丝和凯蒂(尚未被霍尔夫人带走)一起去参观了精神病医院。“就在那里，”小说向我们讲述说，“有一个脆弱的妻子，对她而言，爱就是呼吸——就是生命!——她却被这个世界以及让她奉献了青春而凋零的他所抛弃，变得精神失常了——一切只因为她的爱已经超过了他的耐心。”露丝看见一名妇女被链条锁在监狱似的小屋中，她丈夫离开了她，而且还在法律的全力支持之下带走了他们的孩子。然后，露丝看到了从前朋友玛丽·列昂(Mary Leon)的尸体，其丈夫在密友(即医院男主管)的完全纵容之下将她监禁在医院里面。玛丽曾交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没有疯，露丝，没有，没有——但是我会发疯的；这里的空气让我窒息，我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我不能死在这里，看在上天的份上，亲爱的露丝，来把我带走吧。”露丝获悉，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一个人待。”在1854年之前，探访精神病院一直是英国和美国情感小说的主要内容，但是，这里的探访却并非为了放任情感(露丝的反应简直没有描述)，而是一幅女性不但受到男性权力而且还受到补偿性的“爱”的花言巧语的禁锢的超现实意象。

露丝后来转而为报纸撰稿。她最终胜利的故事(与作者的生平极其类似)占据了《露丝·霍尔》最后几个章节的大部分篇幅。这些章节刻意描述了露丝后来遭受亲戚羞辱的细节，他们现在居然试图向“弗罗伊”(露丝的笔名)邀功，不过没有成功。米勒特家族的一个表亲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抱怨说：“当我要求她阻止孩子不要在大街上叫我‘约翰表哥’的时候，我怎么能知道她有朝一日会如此出名呢？”露丝的哥哥海欣斯挖空心思阻止她前进的步伐，但是这一点却像从前一样并没有突出他那情节剧似的恶棍形象，倒是取得了一些讽刺效果——在这里也讽刺了美国文学杂志界的腐败现象。例如，海欣斯的副编辑贺拉斯·盖茨(以范妮·菲恩的未来丈夫詹姆斯，帕顿为原型)记得海欣斯曾经坚持“欧文杂志”只为“山姆叔叔的木屋”(即《汤姆叔叔的小屋》)提供中立的“布告”，“因为害怕冒犯南方的订户”。不过，最关键的是露丝确实取得了成功，她的第一部作品集《生活随笔》(即《范妮离开了》)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她因此可以将凯蒂从霍尔家中救出，然后搬到另一个城市(纽约)去过上满意舒适的独立生活。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独立，而传统的“幸福婚姻”的观念并未在《露丝·霍尔》的欢喜结局中发挥多大作用。

使这一切免受“非女性”的自我中心主义指控(范妮·菲恩显然知道她有被如此指控的危险)的是露丝的成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她掌握了写作和出版的业务，然后击败了众多男性压迫者，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供养奈蒂以及重新取得对凯蒂的监护权。“‘弗罗伊’继续涂写着，”小说向我们讲述，“心里只想着为孩子挣来面包。”而且，帮助露丝的不是她自己，而是一位男编辑约翰·沃尔特，他直率地谴责人们对待她的方式。露丝从未夸耀过自己的成就。当她给奈蒂读自己创作的一篇故事时，女儿问道：“妈妈，长大了我也可以写书吗？”“上帝不许，”她似乎自言自语地回答，“没有一位幸福妇女会写书的。‘弗罗伊’是从哈里的坟墓上冒出来的。”这也就是说，露丝明显的野心其实是在于履行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有个人写信来索要一张“弗罗伊”的半身画像以便放置在一位年轻女士的客厅里，露丝对自己说：“不，不……最好将注定属于‘弗罗伊’的位置留给那些不像我一样将野心当虚物的作家。”相反，她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另一封信上，该信对她的道德影响所产生的效果表示感谢。

露丝·霍尔明显(而且也是理所当然)地对自己的辛苦努力所取得的经济和精神上的丰收深感自豪。当奈蒂表现出不情愿原谅霍尔奶奶的神情时，路丝用恰当的基督教寓意做了回答，但却带有一种特殊的曲解。“她已经惩罚了自己，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严厉，”她解释说，“她本来或许会使我们大家都去爱她，而且有助于使她的晚年幸福快乐；可是现在，除非她忏悔，否则她会在痛苦之中生活下去，而且会在孤独之中死去，因为没有人能以这样一种心情去爱她。”人类无须复仇，很明显上帝会随时随地为我们代劳，但我们知道，不管是霍尔夫人还是任何其他迫害过露丝的人都不曾忏悔过。就在露丝决定给一家报纸撰写文章的那个早上，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需要进行艰苦而持久的斗争。“尊严，”她自语道，“必须要睡去!”“但是，”她看了一眼熟睡的孩子，接着说，“该做的事情还要去做，孩子们应该为母亲骄傲。”换句话说，“尊严”永远不会睡去，只是有时为了使尊严获得完美才迟些让它去睡。在倒数第二章中约翰·沃尔特交给露丝一张一百股银行股票的证书，这是《生活随笔》寄来的稿费剩余后露丝的第一笔投资。“现在快说，”约翰催促道，“你感到很自豪。”露丝有点腼腆，没做声，奈蒂却忍不住插话了，“她虽然不自豪……我们倒为她感到骄傲。”

具体说出谁是范妮·菲恩的文学传人着实不易，我们倒可以发现，在20世纪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ker)的作品中流露出的一些讽刺与幽默无不闪现着她的烙印，只不过范妮·菲恩没有表现出帕克的自我毁灭倾向。在《露丝·霍尔》中，范妮·菲恩主要使用简短的场景、反讽的对照以及饱蘸感情的语言等写作手法，她极少使用解释论证的方法。在史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类似的特点：他会以新闻简讯的方式写完自己所有作品的开头。还有一部小说《觉醒》带着醒目的讽刺描写了妇女的生活状况并表达了“女性”恭顺的观念，我们也许会发现这部小说与《露丝·霍尔》有一定的联系。不管怎么说，《露丝·霍尔》的确不同凡响：至少从小说公开、严格地遵循家庭生活观念方面来说它不能不算是19世纪50年代美国妇女畅销小说作品中的一种怪异现象。

哈里叶特·比彻·斯托

1852年《汤姆叔叔的小屋》辑书出版后，哈里叶特·比彻·斯托顿时闻名海内外。可以说，斯托成为19世纪5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或许也是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妇女。如前所述，本书惊人的销售状况也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巨大的影响力。对于此书贬抑之辞不绝于耳，特别是美国南部(包括一部分撰写反潮流小说极力赞美蓄奴制和庄园生活的御用文人)对该作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令人吃惊的是，从1852年到1860年，举国上下关于蓄奴制争论的焦点竟然集中到斯托小说描写的南部生活是否真实的问题上来。美国内战结束后不久，斯托描写的故事便很快丧失了其废奴意义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范本，大量出现在歌曲、礼品书、纸牌游戏、纪念牌、戏剧场景、剧院演出中，甚至是云游艺人的节目中。

斯托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威望，即便是苏珊·华纳、玛丽亚·康明斯等当时备受青睐的女作家也难出其右。首先，尽管斯托的文学成就一直受到质疑，但她始终未被遗忘过。《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在1852年出版后一直被不断重印，如今，它已在正统“美国文学”中获得绝对巩固的地位。不仅如此，斯托与同时代的美国女作家在思维方法和创作技巧方面也有很多重要的区别。由于斯托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揭示了当时主要的政治分歧问题，小说大获成功之后，她便作为焦点人物欣然出入于公众场合。1853年，斯托出访苏格兰和英国时曾在一家周报专栏上就“堪萨斯血案”一类的政治事件言辞激烈地发表过意见，甚至在内战开始的头几年里，她还对林肯的政策公开提出过异议。

如此钟爱抑或渴望开诚布公的性格最终会导致巨大的不幸。1869年，为回复别人对拜伦勋爵遗孀的攻击，斯托站在拜伦夫人的立场上撰写了“拜伦夫人生平”(The True Story of Lady Byron)一文。在该文中，斯托首次披露了拜伦与其妹乱伦的传说。尽管加尔文·斯托(斯托的丈夫)与她的出版商詹姆斯·R.奥斯顾(James R.Osgood)强烈反对，但在斯托的一再坚持下，这篇文章分别被刊登在波士顿的《大西洋月刊》与英国的《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上。公开谈论蓄奴制是一回事，但是公开讨论乱伦(尤其是一位女士)却是另外一回事。对斯托这种背离家庭生活观念的行径，特别是当她在1870年出版《为拜伦夫人正名》(Lady Byron Vindicated)一书之后，人们普遍感到震惊，并进而做出迅速、激烈的反应。读者纷纷取消订购《大西洋月刊》，斯托也频频受到公众的诘难，这一事件令斯托毋庸置疑地名声大损。

不过，仅仅从这一现象中我们还无法领略斯托背离家庭生活观念的全貌，至少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我们无法看出这一点。斯托自己也曾不甚明朗地承认过，她在准备写一部小说来谴责邪恶的蓄奴制时里面或许有某些“非女性”的含义。1851年，斯托在写给《国家时代》编辑的信中说：“直到今年我始终感到我没有收到特别的神灵召唤，对于其汹涌澎湃的威力，我甚至想都不敢去想。现在我感到，时候到了，即便一个女人，抑或一个孩子，只要能够为自由和人道讲一句话，就应该大声去讲。”道德危机日趋严重，最终促使斯托跨越了“妇女天地”的界限。斯托对男子在艺术领域中的表现极为不满：斯托发表《汤姆叔叔的小屋》并一举成名之后，在回忆起该小说时曾郑重地说她“认为修辞家或演讲家的说教其实不过是惯性思维或文学技巧的问题，远没有一位妇女冲上大街，高声呼叫，请求将她的孩子们从着火的房间里救出来有力”。这番话其实是在讽刺那些只讲“文学技巧”而不管是否有政治或道德意义的人，抛弃掉“惯性思维”后，斯托却又实实在在走上了19世纪50年代大多数美国妇女选择的正统之路。值得玩味的是，在这里鸿鹄大志变成了母性责任感——妇女虽然深居闺中，但在孩子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也会做出惊人的举动。斯托曾宣称，是上帝而不是她写出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段话可以说家喻户晓，并被频繁引用，它同样表明斯托思想的传统性，而且颇具“女性特质”。还应当注意的是，斯托在19世纪50年代写下了一些争议颇多的政治作品并因此确立了她的声望，但这在斯托成功的职业写作生涯中仅仅是一段小插曲而已。《汤姆叔叔的小屋》清晰、真实地反映出斯托的个性与信仰，却绝不能代表她的全部作品。

哈里叶特·伊瑟·比彻(Harriet Esther Beecher)于1811年出生在康涅狄格州利兹菲尔德市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身为公理会牧师的父亲莱曼(Lyman)是当时美国著名的司铎，对其子女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七个儿子都子承父业做了牧师，其中有一个儿子亨利·沃德(Henry Ward， 1813—1887)还获得至少与他父亲一样的名声。女儿们当然不会去做牧师了，哈里叶特的姐姐(兄弟姐妹中最年长者)凯瑟琳成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妇女教育运动先驱。很多年来，哈里叶特·比彻似乎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声名显赫的家庭里脱颖而出。到11岁时，她竟变得既腼腆又孤僻，唯独喜欢躲在某个地方看书。13岁时，她进入姐姐凯瑟琳创办的哈特福德女子学院读书。后来斯托回忆说，当凯瑟琳发现自己在偷偷写一部长诗体悲剧时，她便“板着脸向我走来，严厉地告诫我不要浪费时间写诗了”。不过，她并不禁止斯托创作再严肃些的作品。在利兹菲尔德，哈里叶特以一篇论文“自然之光可以证明灵魂不朽吗？”(Can the lmmortality of the Soul Be Proved by the Light of Nature？)获奖，父亲因此对她赞赏有加。

1832年，莱曼接受辛辛那提一所新加尔文教派学校雷恩神学院的邀请，做了该院的院长，于是举家西迁，凯瑟琳和哈里叶特也同历跋涉之苦。在辛辛那提，凯瑟琳又创办了西部女子学院，哈里叶特在此任教，就是在这所女子学院，哈里叶特不经意地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1834年，哈里叶特开始在詹姆斯·霍尔法官创办的《西部月刊杂志》(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上发表短篇小说，其中一篇还获得50美元的奖励，这使她意识到，文学创作至少还可以带来一点额外收入。1836年，哈里叶特·比彻与丧偶的加尔文·埃里斯·斯托(Calvin Ellis Stowe)结婚，此后不久，对于这类额外收入的需要便迫切起来。加尔文是雷恩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他的经济状况远不够富裕，正如斯托在1853年所写：“哎呀!我25岁时嫁给一个人，他既懂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又懂拉丁语和阿拉伯语，可他在其他方面一无所有。”单靠加尔文做教授的薪水根本无法养活最终包括七个孩子的日渐庞大的家庭，这样一来，斯托写作赚来的钱不仅可以为拮据的生活解困，而且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斯托执著地从事着文学创作，1842年她已写出足够的短文出版文集了，于是斯托赶往纽约与哈珀出版社商议。斯托很清楚该到哪里去寻找全国性的出版机构。她从纽约给加尔文写信说：“亲爱的，总的来说，如果我选择做一个作家的话，我想自己会比任何一个熟人赚钱都要便当。”“亲爱的，”加尔文回信说，“你一定得要做一个作家。”“如果我要从事写作的话，”他的妻子又回信说，“我一定得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归我自己使用。”

两人如此兴奋的结果便是斯托写成《五月花》(The Mayflower)，由哈珀出版社在1843年出版，但是该作品并没有产生轰动效应。由于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得知这时期斯托是否拥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然而斯托很难有时间和体力再来严肃地进行文学创作了，从1836年到1850年，她生下七个孩子，其间还至少有两次小产。频繁的生育和疾病折腾得她筋疲力尽，当身体恢复一点可以写作时，家庭的负担却越来越重了。1838年，职责与疾病的压力几乎要达到极点，就在这一年她给朋友写信说：“我只是一直做苦工，满脑子尽是孩子、家务之类的东西。”1839年斯托在解释为何需要文学收入时写道：“我决定不再仅仅做一个家庭奴隶，我需要有些许时间来做好自己的事情。”1846到1847年当斯托到佛蒙特州的布拉托尔波罗(Brattleboro)进行分离水疗时，种种压力达到了顶点。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可以作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背景。1836年，辛辛那提的反废奴运动分子扬言要砸毁废奴报刊《慈善家》(Philanthropist)编辑詹姆斯·G.波尼(James G.Birney)的办公室。“我想他应该让武装人员守卫办公室，”斯托给在欧洲为学校图书馆购书的丈夫写信说，“看看该怎么办。如果我是男的，当然我也会去，至少还可以守着一扇窗户。”由于遍地是反废奴暴徒，波尼被迫离开了辛辛那提，这一事件对斯托和当时也在辛辛那提的弟弟亨利·沃德·比彻触动很大。13年后的1849年，1岁的塞缪尔·查尔斯·斯托死于致命的流行霍乱，1853年他母亲写道：

就在他慢慢死去的床边，我才体会到当自己的孩子被夺走时，可怜的奴隶般的母亲会有什么感受。在那些无边无际的深深的痛苦与悔恨中，我惟有向上帝祷告，但愿痛苦不会白白忍受……我想，对此可能我永远不会有所慰藉，除非这颗破碎的心能促使我努力去为他人谋得福利。

在斯托看来，家庭生活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奴役”，两者的冲突最终具体为一个复杂的象征，促使斯托将家庭生活的观念化为政治斗争的武器。

1849年加尔文·斯托受聘于鲍登神学院，1850年斯托一家从辛辛那提迁往缅因州的布伦斯维克。这次搬迁将斯托从繁忙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但是随之也多出一项义务来。在鲍登加尔文的年薪为1000美元，斯托仍需靠写作多弄些钱以作贴补。当时有一家名为《国家时代》的废奴期刊，是由格玛利尔·柏雷(Gamaliel Bailey)于1847年在华盛顿创建的(柏雷曾在1836年接替詹姆斯·G.波尼做过辛辛那提《慈善家》的编辑)，斯托就曾长期为《国家时代》撰稿。与此同时，1850年联邦政府新颁布了《追捕逃亡奴隶法》(Fugitive Slave Law)，欲从立法方面向南方蓄奴诸州妥协，搞一揽子交易。这一举动激起了北方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与抗议。“哈蒂，”斯托的嫂嫂来信说，“要是我有你那样的写作天赋我就会拿起笔，让国人都知道蓄奴制是多么可恶。”斯托给孩子们读完这封来信后当场宣布：“我一定要写点东西。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写点东西。”不久，在来年二月做礼拜时，斯托声称她看到了一个幻象，有个黑奴在其恶毒主人的指使下被鞭打致死，临死时他竟然宽恕了摧残迫害他的人——这一幻象便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第四十章所描绘的场景。当斯托坚持说“是上帝写下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而自己只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时，她是相当严肃而真诚的。她知道故事该如何结束了，目前唯一要做的事便是构思好慢慢引向高潮的诸多情节。这篇小说六月份在《国家时代》上连载，其长度远远超出了斯托开始时的构想。

后来，据说1862年林肯总统在白宫接见斯托时讲了这么一句话：“那么这位就是酿成这场大战的小妇人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政治产生过何种影响我们暂且不管，不久它便使斯托成为废奴运动的一位主要代言人，也使斯托家庭经济状况大为改观。1852年7月，斯托一家又迁往马萨诸塞州的安德沃，在那里加尔文任教于安德沃神学院。同月斯托收到了约翰·P.朱维特寄来的1.03万美元的版税支票(为加尔文在鲍登年薪的十倍多)。从今往后她和家人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了，她不再仅仅是家庭收入的补充，而且成为家庭收入的支柱，甚至掌管了家庭财政大权。1863年加尔文觉得蛮可以靠妻子富足的收入生活，便退休了，之后全家又从安德沃迁往哈特福。但是，家庭注定还要经受一些磨难。1857年，斯托一个在达特茅斯读大学一年级的儿子亨利在康涅狄格河游泳时溺水而亡。另一个儿子弗雷德报名参加了联邦军队，后来在葛底斯堡负伤，复员后终日酗酒，1870年又出走加利福尼亚，之后便杳无音信。事实上，从1852年起斯托遭受贫穷和繁重家务困扰的日子便宣告结束了。报刊杂志编辑与出版商竞相向她约稿，也不管她写什么内容。据估测，至少在接下来的20年中(即到1870年拜伦事件为止)，她的文学收入大约平均每年1万美元。

斯托并没有马上转而写作小说。为澄清《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真实性，她写下第二本书(关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答辩》(AKey to Uncle Tom's Cabin， 1853)。该书出版时正值评论界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争论不休之时，第一个月就卖出9万本。另一本书《异域回忆录》(Sunny Memories of Foreign Lands， 1854)记述了斯托在1853年的欧洲之旅。除此之外，斯托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文章，并出版了儿童版《汤姆叔叔的小屋》， 1843年还重版了她的故事与短文选集。斯托的第二部废奴小说《德雷德：大沼泽地的故事》(Dred：A Tale of the Great Dismal Swamp)直到1856年才出版。这一次，为了遵守英国的版税规定，斯托专程赶往英国，先于美国在那里出版了此书。该书的评论文章令人扫兴，在商业效益上却大为成功，第一年在英国卖出大约16.5万本，在美国大约卖出15万本。

《德雷德》一书明显比《汤姆叔叔的小屋》更倾向暴力——我们或许可以说更加“好战”，但条理更不连贯。事实上，此书的条理有点混乱不清。其中与书同名的主人公据认为是丹麦·维希的儿子，他并不像汤姆叔叔一样主张基督教教义倡导的恭顺，而是信奉暴力反抗，因此他与一群追随者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德雷德始终未领导过自己的暴动，最后反而被人无缘无故杀死。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即使为数不多的几个颇具正义感的南方人，在释放了自己的奴隶后竟也被迫与出逃的黑奴一起逃往加拿大。我们不要借故斯托在1856年没能写出一部成功的废奴小说就责怪她。有人怀疑《德雷德》中对暴力的描绘和情节的不连贯大概是由于斯托意识到，《汤姆叔叔的小屋》虽然令她事业大获成功，并因而给她带来声望，但并没有增进废奴运动的进程，也没有增进社会对此的普遍理解。

《德雷德》还比《汤姆叔叔的小屋》更具19世纪50年代美国流行妇女小说的味道。小说一开始便介绍了一番尼娜·戈登，她是一个17岁的孤儿，继承了一份产业，刚刚从北部一所寄宿学校回到家里的种植园上。随着小说渐渐展开，我们可以看到尼娜是如何从轻漫的调情到慢慢接受了基督教博爱、自我牺牲以及恭顺的教导。有个名叫爱德华·克莱顿的人一直在追求尼娜，他为人豪放，品德高尚，很想消除自己种植园上的罪恶现象。尼娜最终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还是很值得克莱顿追求的。在《德雷德》中，斯托试图以典型孤儿或学会做典型孤儿的故事来架构她的废奴小说。小说写了三分之二后，斯托又立即放弃了这一构想。尼娜这一人物或许会使我们想起苏珊·华纳笔下的爱伦·蒙哥马利，甚至是玛丽亚·康明斯笔下的格蒂，最后尼娜又突然陷入小艾娃式的命运，死于霍乱传染病。到此为止，小说尚留的很少一点连贯性也消失殆尽，其实尼娜的死与《德雷德》的中心思想毫无关系。小艾娃的直接死因是蓄奴制的罪恶深深震惊了她敏感的心灵，尼娜的死则是由于其作者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一人物。这里斯托完全采用了美国流行妇女小说的中心模式，这一点她可是从来没有在《汤姆叔叔的小屋》里尝试过。典型女主人公的故事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她构建小说结构的重要方法。

同样，她的另一部小说《教长的求爱》(The Minister's Wooing)以18世纪末的纽浦为背景，也是围绕一位年轻女子玛丽·斯卡德的种种考验和最终胜利展开的。这部小说先是在波士顿的《大西洋月刊》连载，接着在英国出版，后来又于1859年在美国出版。与《广阔广阔的世界》或《灯夫》不同的是，《教长的求爱》是部历史小说，它讲述了乔纳森·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对加尔文教的改良，还描述了爱德华的名孙阿伦·波尔(Aaron Burr)。居于小说中心的是玛丽·斯卡德楷模般的虔诚与美德。斯卡德深爱她那位出海远航的表兄詹姆斯(有点类似《灯夫》中的威利·沙列文)，后来当听说詹姆斯溺水而亡后，其母悲痛欲绝，由于不知詹姆斯是否皈依加尔文教玛丽只得让步，甚至出于一种责任感还同意与本门派教长塞缪尔·霍普金斯博士(Dr.Samuel Hopkins)(另一个历史人物)订婚。不久，詹姆斯奇迹般出现，不仅没有淹死还赚了好多钱，并且业已皈依加尔文教，在责任与爱情之间玛丽依然选择了责任。不过玛丽最终还是摆脱了这一抉择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本地一个长舌妇普利希·戴蒙小姐把这一情况一五一十告诉霍普金斯后，他便取消了与玛丽的婚约，让她嫁给了表兄。

我们知道霍普金斯博士有种嗜好，“一旦带有某种神圣情感的花朵在他灵魂中绽放”，他“总会将它摘成碎片来看看其种属是否正常”；玛丽正好相反，“具有女人圣洁的天赋，即旺盛的灵魂与炽热的情感，正如健康的体魄抗击感冒一般，经受得住分析的考验”。玛丽也并不仅仅迷信情感，身为清教徒女儿的她就曾识破阿伦·波尔的诡计，从而解救了法国朋友弗吉尼·德·福兰蒂娜。在危机时刻玛丽总会放弃自己的需要，全心履行一个基督徒的职责。斯托与苏珊·华纳和玛丽亚·康明斯一类作家的不同之处或许就在于她本人也批评玛丽这种恭顺的苦行，但玛丽似乎从未接受这一批评。最后玛丽也如同康明斯笔下的格蒂，因自己出众的美德而获得丰厚的回报：幸福的婚姻、富足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

斯托的开支增长速度很快，至少与她的文学收入相抵，于是她不得不进行更多的文学创作来尽职尽责。1861年斯托又写出两部小说连载发表：《索伦多的阿格尼丝》(Agnes of Sorrento)在波士顿的《大西洋月刊》分一月载完，《奥尔岛上的珍珠》(The Pearl of Orr's Island)在纽约的《独立周刊》(Independent)上分一周载完。1862年上述两部小说又都由蒂克纳和菲尔兹出版社整理成书出版。斯托对场景设在意大利的《阿格尼丝》评价很高，但是大多数读者(包括詹姆斯·T.菲尔兹，他曾颇不情愿地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该小说)持相反意见，而是更喜欢《奥尔岛上的珍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玛拉·林肯(也就是小说标题中所谓的“珍珠”)的故事像斯托写过的所有其他故事一样，情节既非常感伤又过分夸张。玛拉一出生便父母双亡，然后就如莉迪亚·斯格尔尼那首较为人熟知的诗中描绘的那样在父母的丧礼上接受洗礼，然后就由住在缅因州海岸的祖父母抚养。当她长到三岁时暴风雨吹来一具女尸，怀抱一个仍然活着的男婴，这个男孩叫摩西，也由玛拉的祖父母一并抚养。小说中有很令人费解之谜：例如本地的教长西奥菲利司·西威尔认出了摩西死去的母亲，她原来是教长失散多年的恋人。但是故事主要还是叙述玛拉和摩西的关系。玛拉为人忠厚热情，摩西生性狡黠自私，但是数年后就在摩西指挥自己的船首次出海之前，两人最终还是订婚了。玛拉就像她的前任尼娜·戈登一样突然患病，于是一些声称“只爱读欢喜团圆而终的故事”的读者对此大发牢骚，于是斯托出来公开回复他们。“我们希望在这篇故事中”，斯托说，“讲述一种遵从基督教导而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极其珍贵而且富有价值，因此我们一些受人爱戴的圣人这样生活过后，他们的使命便最接近耶稣的使命了。”玛拉死了，而且是在完成她的“使命”之后死去的。她劝服粗心的邻居莎莉·基特里基皈依了基督，摩西恰在她死前赶回，目睹此情此景，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也改变了信仰。四年后，小说继续向我们讲述，摩西和莎莉结婚。

这篇小说对故事和情节的建构远不及其对乡村风俗和方言土语的描绘与运用出色，可以说上述结局与小说的初衷大异其趣。早在《教长的求爱》中，斯托就在前四章中着重描绘了一个乡村茶会上人们的言谈举止，最后的婚礼也是借助普利希·戴蒙小姐写给她在波士顿的姐姐“莉莎白”的那封土味十足的信来向我们展示的。在《奥尔岛的珍珠》中，普利希小姐则由一对老处女姐妹罗克希和路易取而代之，这两姐妹与其说是乡村精神与智慧的捍卫者或化身，还不如说是供人消遣的笑料。两姐妹也像莎莉的父亲基特里基船长一样，惯常用满口方言讲故事。该小说情节平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描绘场景、讲述轶事，而且颇为奇怪的是，尽管小说讲述玛拉像基督一样地撒手人寰，它却恰恰因为能常使人想起玛拉遗弃的世界而备受传颂。

斯托对社区生活的不断重视最终在她发表于拜伦事件之前的最后一篇小说《老城乡亲》(Oldtown Folks， 1869)中结出硕果，不过该篇小说充满了陈腐而夸张的情节。小说描述了一对神秘的孤儿，他们在最后顺其自然地获得一大笔财产。小说还讲述了一个仪表堂堂的败家子埃勒里·戴文坡(就如乔纳森·爱德华的孙子阿伦·波尔一样)。小说的主要人物兼讲述者贺拉斯·霍尔约克是一位男子，另一位主要人物蒂娜·波西瓦尔(她的名字不禁使人联想起《德雷德》中的尼娜·戈登)倒也经历了典型女主人公在事业中的各个阶段。在小说开头斯托描写蒂娜被迫与一个古板冷漠的老妇人一块生活的场景时，她明显是在借鉴《广阔广阔的世界》中弗裘恩阿姨的轶事，但到最后蒂娜的博爱精神终于结出硕果，种种问题都迎刃而解。

上述的一系列表现手法无非给斯托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框架，使她可以从容地描绘一番18世纪末的“老城”(即加尔文·斯托曾生活过的马萨诸塞州的纳迪克)，还可以回顾一下他们短暂的波士顿和“云城”(即斯托的老家康涅狄格州的利兹菲尔德)之旅。在书中斯托满怀爱意地细细描绘了各种丧礼、小城周日、宗教分歧以及新英格兰的感恩节等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小城闲人山姆·罗森讲述的各色方言故事，这些都是斯托从丈夫那里听来的。斯托的故事叙述者解释说，他写作的目的是想说明“马萨诸塞州那种古老而又奇特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影响我们大家的(也即如何影响他自己、哈里和蒂娜的)，并又如何决定了我们成长的轨迹、性格的生成以及将来的命运”。但是，从总体上讲，与“马萨诸塞州那种古老而又奇特的生活方式”相比，这些“个人命运”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例如小说临近结束时，贺拉斯讲到他得知心爱的蒂娜准备要嫁给埃勒里·戴文坡，这时我们想他很可能详细描绘一番自己的痛苦之情，相反，在长长的一章中，他却讲述了埃勒里如何与众人一道怂恿健谈的山姆·罗森讲点什么。在倒数第二章一开始，贺拉斯为自己的“啰嗦”道过歉后，便长话短说，简要提了一下最后12年发生的事情，他只用一小段文字叙述了自己是如何侥幸与蒂娜结婚的。

拜伦事件大大损害了斯托的名声，但并没有终止她的职业文学创作生涯。她依旧继续写作和出版作品，并又写出两部新英格兰小说《山姆·罗森的老城炉边趣谈》(Sam Lawson's Oldtown Fireside Stories， 1872)和《波格奴人》(Poganuc People， 1878)。与此同时，她仍然从先前的作品中抽取版税。斯托对年轻一代的妇女作家特别是萨拉·奥恩·朱维特(Sarah Orne Jewett)影响特别巨大。“有时你必须把所有的人和事撇到脑后，”在斯托死后三年即1899年，朱维特写道，“但是像斯托夫人这样的女士绝不会为了作品的缘故而如此冷漠和自私，她的损失也会有所补偿，那就是在一件未完成的作品中会随处来点神来之笔。”即便如此，朱维特仍从斯托那里学到许多。作为一个成功的职业作家，除了多产外，斯托在推动19世纪美国文学进程中发挥的最突出最直接的作用或许就是建立或开创了新英格兰“乡土”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又由朱维特和玛丽·维尔金斯·弗里曼(Mary Wilkins Freeman)等人继承，并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扬光大。

斯托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根本不具有典型性，但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甚至是美国的一部经典之作。有人用当前的标准来评判此书时认为它有诸多不足之处，可他们又确确实实在其中发现了许多颇有价值的东西。《汤姆叔叔的小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包括卷尾作者关于蓄奴制的声明“每个人能做的便是他们务必得要感到自己做得正确”，因此就作品本身来看，它又相当感伤。有人抱怨说斯托太夸张情节了，这似乎也不太有说服力。小说中的人物，除了小艾娃和西蒙·莱格利(Simon Legree)是明显的例外，几乎没有几个人的善恶是泾渭分明的，其余则是时善时恶。书中当然也有扣人心弦的精彩部分，像众所周知的那段描写伊莉莎跳过浮冰的文字便是一例。那些抱怨《汤姆叔叔的小屋》情节太过夸张的读者其实是在抱怨斯托将蓄奴制的暴行描写得不忍卒读了，然而这正是斯托的初衷。

《汤姆叔叔的小屋》无疑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形象。斯托笔下的善良女性都迷信“感觉”，她创作的大多数男性则为自己的“理智”所累。男性天生都既精力充沛又富有进攻性，女性在本质上则恭顺体贴。至于黑人呢，斯托告诉我们“他们天生具有美妙的嗓音”，“烹调是非洲人种的天赋”，“黑人脑瓜天生热情奔放、富于想象”，而且，“黑人与小孩无异，假装对他生气毫无效果”。斯托创作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形象事实上相当类似，即白人男性的“男子汉”特征不仅常常与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的“女性”气质相对照，还常常与黑人男子表现出来的“女性”气质形成对比。所以，汤姆叔叔有“一颗温柔驯顺的心”，这就“造成了他们那不幸种族的古怪特征”，而且黑人如女人般“天生怯懦，缺乏勇气，极为恋家而且感情丰富”。身为奴隶的乔治·哈里斯公开反对蓄奴制，看来是这一形象的例外了，然而斯托对此的解释却只是让我们愈发坚信她所持的种族主义观点：乔治从父亲身上继承了一些“欧洲人种的特征”和“高贵不屈的精神气质”。

这些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形象出现在斯托的小说中绝非偶然，它们与小说传达的意旨是并行不悖的。故事从肯塔基州谢尔比家的种植园上开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桩丈夫与妻子形成鲜明对照的婚姻。谢尔比正准备将汤姆和伊莉莎的儿子哈里卖掉抵债，妻子则怒气冲冲地嚷：“我受够了!”“我不也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吗？”艾米莉·谢尔比并不反对丈夫滥用权力，因为此时男子威严与女性情感的对立还没有上升为公开的矛盾。《汤姆叔叔的小屋》向我们描述了一系列家庭，分别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以谢尔比家庭为代表的一类家庭的状况，也就是基于主宰一切的男子与边顺从边“感觉”的女子之间的对比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奏。我们在与伊莉莎后来是伊莉莎和乔治一同北上的过程中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都比前一个家庭有所改观。伊莉莎一渡过俄亥俄河就跑到赛纳特和波特夫人家里，他们家就与谢尔比家类似：赛纳特是一个老成练达的人，波特夫人只是做做家务。但是与谢尔比不同，赛纳特·波特受到废奴运动的影响，最终帮伊莉莎逃走。事实上他已部分地“女性化”，这一女性化过程直到下一个家庭中当伊莉莎和乔治团圆后才大体完成。这下一个家庭处在一个贵格派定居点，与谢尔比庄园大为不同，可以说它象征着一个家庭和女性的乌托邦。居于中心的是拉歇尔·韩礼德家那干净无比的厨房，她可以在这里处理整个社区的事务。这位女家长完全靠自己的“影响力”毫不费力地开展工作，贵格派的男子们也从未对她的权威提出过任何挑战。因此在斯托看来，北上的过程不仅仅是迈向自由的过程，更是由公共生活向家庭生活、由男性威严向女性影响转化的过程。这一转化也最终促使乔治·哈里斯抛弃了白人父亲那种“高贵不屈的精神”，接受了伊莉莎和自己黑人母亲表现出来的女性美德。

汤姆叔叔南下的过程则既险象环生又难以理解。新奥尔良的奥古斯丁和玛丽·圣·克莱尔家是在谢尔比家庭基础上最不同凡响的变奏。圣·克莱尔插曲不长，它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情节发展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汤姆叔叔在这一场景中则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性别角色在此完全颠倒：奥古斯丁感情细腻柔弱，玛丽却是生性自私自利。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性别角色变得复杂混乱却又耐人寻味。艾米莉深深信奉的观念和准则，玛丽可以信手拈来操纵利用。奥古斯丁极力用“男子汉”的理性与自嘲来掩饰自己身上的“女性”气质——他显然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这种禀性并又原汁原味地传给了女儿小艾娃。除此以外小说还描绘了其他一些女性气质的变体，例如，小艾娃的离生弃世的敏感性格和托普希不畏权威的反抗精神。托普希这一人物造型似乎更具种族主义色彩，似乎更令人反感。不过我们应该仔细考究一下她不端行为中的确切本质。我们知道，读书写字她学起来飞快，但是“没完没了的针线活着实让她讨厌”，这就是说托普希似乎只是反抗“妇女的活计”。

在斯托公开谴责蓄奴制并且含蓄地塑造出黑人和妇女形象的背后，还隐含着她对在1839年被自己称为“家庭蓄奴制”的繁忙家务的委婉抗议。这一抗议在本书末尾插曲西蒙·莱格利种植园的场景中几乎要浮出水面。在莱格利的情人兼财产的凯希(Cassy)身上，婚姻与蓄奴制之间的类比被表现得一览无余，主宰一切的男性与温良恭顺的女性之间的对立最终爆发为冲突。凯希并没有直接去反抗，因为汤姆叔叔劝服她不要去刺杀莱格利。汤姆的宗教胜利，即斯托一直不辞辛苦而追求的一幕，似乎对于莱格利没怎么奏效。相反，战胜莱格利的其实是女性由于恭顺而在内心深处形成的一股摧无不毁的力量——那股通过小艾娃的一绺头发，通过莱格利对母亲的回忆，通过凯希利用莱格利的迷信而发挥作用的力量。凯希就像艾米莉·谢尔比、波特夫人和拉歇尔·韩礼德一样通过“影响力”来发挥作用，并且她还利用莱格利的愧疚来保持这一“影响力”。这一愧疚感甚至将一些“最最甜蜜、神圣的东西”(例如莱格利对母亲“临终前的祷告和宽宏大量的爱”的回忆)变成“最最恐怖的幻觉”。因此，“对罪孽深重的灵魂来说，完美的爱便是最可怕的折磨，是绝望的直接宣判”。在《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结尾，家庭生活的观念变成了一种秘密武器，无须使用便会自动发挥效力。莱格利母亲“临终前的祷告”和“宽宏大量的爱”是相当真诚的，它们使儿子发疯并让凯希和艾米琳逃走，错也绝不在她。

莱格利的种植园在某种意义上说与谢尔比的种植园正好相反，但在更深层意义上反映了从小说一开始便在运作的基本家庭经济模式。作者很明显是在借莱格利来夸大由来已久的蓄奴制的真实性和残酷性，并告诉读者甚至是在谢尔比家这样的种植园上也会发生这种事情。莱格利与凯希的关系实际夸大了像谢尔比夫妇这种婚姻的本来面目。不管怎么说，值得一提的是，莱格利插曲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我们才得知谢尔比先生死掉了，好像这两个人物的命运之间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艾米莉·谢尔比没有反抗，她却最终获胜了，由她接管种植园后她用自己成功而又精明的管理证明了丈夫的无能，当然所有这些都没有斯托对蓄奴制的谴责那样引人注目。如果我们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废奴小说，特别是一部宗教废奴小说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再称它为“妇女小说”了。但是斯托对蓄奴制的洞察是源自她对19世纪中叶美国妇女狭隘社会角色的切身体会与理解，就像风风火火的废奴运动促使她形成了对妇女经验的理解与观察，否则她不可能会如此直接地表达出米，自始至终我们对此丝毫不觉奇怪。《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故事与爱伦·蒙哥马利、葛楚德·沙列文或者露丝·霍尔的故事虽不相类，但它又的确与华纳、康明斯、菲恩以及19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妇女作家创作的故事一起探讨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主题：在一个由男人残酷主宰的世界里，妇女作为家庭奴隶，只能依靠家庭生活来捍卫本已空间不多的道德独立。

冲突与联系

男人主外，女人持内，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区分19世纪50年代美国作品中描绘的男女传统。这一简单的格式特别引人注目，但却掩盖了一个更加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我们或许还可以从文学体裁方面来理解男女通俗文学的分类，并可举出充足的理由来论证。人们很久以来就已认识到，内战前夕的大多数美国男性小说作家(如库珀、坡、霍桑和梅尔维尔等在20世纪被广泛接受的作家)受哥特小说传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英国作家(至少，这些英国作家也在20世纪大受推崇)。据此，我们可以区分开美国男性哥特小说传统与美国妇女小说家开创的家庭小说传统。

在这一观点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复杂的情形，那便是18世纪90年代哥特小说在英国由安·瑞德克里夫(Ann Radcliffe)普及后，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妇女小说，此类小说总将一位多愁善感的主人公置于一种明显令人毛骨悚然的环境中(通常是座由一个阴森恐怖的男子把持的宅院或城堡)。可以说美国“男性”文学作品中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源自于英国的“妇女小说”传统。不仅如此，在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妇女通俗小说中根本没有哥特小说的成分，这一现象就不可不说有点奇怪。在《阁楼里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一书中，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m Gilbert)和苏珊·古巴(Susan Gubar)描述了19世纪妇女文学(主要是英国妇女文学)开创的影响深远的女权主义传统。书名中的“疯女人”便是指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的波莎·罗切斯特(Bertha Rochester)，她发疯间接或者无意识地表达了简对家庭生活和男性统治的反抗。也就是说，勃朗特采用了妇女小说家们常用的一种创作技巧：难道哥特式的恐惧就不能使妇女的能量(即深埋于恭顺苦行的外表下，隐蔽于家庭生活观念中的能量)产生摧枯拉朽的作用吗？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人对此假设的回答是“不会”。尽管《简爱》采用哥特手法来表现妇女教育小说，并于1847年在英国和美国发表，华纳、康明斯和菲恩等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却很少使用或根本不用此种手法，三年之后，《广阔广阔的世界》才促使妇女教育小说成为流行的美国小说形式。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华纳、康明斯、菲恩与夏洛蒂·勃朗特的创作方法为何如此迥异。我们还记得华纳曾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故事”而非“小说”，对华纳和康明斯一批基督教作家来讲，“小说”既不道德又很危险，其中哥特小说又是最危险的。还有，在简爱和爱伦·蒙哥马利或葛楚德·弗林特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区别，即勃朗特的女主人公经常在逆来顺受和追求自我中变换角色，华纳和康明斯的女主人公则仅仅是恭顺服从，甚至不存一丝自我的痕迹。在她们的小说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由一个疯女人来加以象征。最后，哥特小说中各种神秘因素还与爱伦和葛楚德获得的那种完全依靠大众参与和欣赏而产生的典型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露丝·霍尔》中有一段插曲描述了露丝到“疯人院”去，里面住满了被丈夫虐待致疯的女人，可以说与哥特小说的传统有了更明显的接近。该书还描写了露丝的朋友玛丽·列昂，她被关在疯人院里，在写完“露丝，我没疯，没疯，没疯，——但是，快要疯了”之后便死去了。的确，列昂插曲为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的哥特小说《黄色壁纸》(The Yellow Wallpaper， 1892)中反映出来的女权主义埋下了伏笔。这一插曲对于《露丝·霍尔》来说并不典型，与露丝的故事也没有多大关系。在这里，范妮·菲恩只是对社会批判感兴趣，根本没有考虑到去渲染恐怖气氛。露丝以作家“弗罗伊”的身份一旦争取到真正的权力和独立后，她便再也没有必要去装疯，甚至去看望那些疯女人了。哥特小说的破坏性威力也与版税支票和股票证书毫无关系。

19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这三位备受瞩目的家庭小说作家根本没有采用家庭小说与哥特小说潜在互相影响的模式，这一事实不仅使她们有别于坡和霍桑开创的哥特小说传统，同样也有别于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所描述的影响巨大的女权主义传统。也许有人会担心这样生硬地将哥特小说与家庭小说区分开有点危险，毕竟两种小说体裁中最明显的象征性场景都是一座宅院：在家庭小说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家”，由一位善良的母亲完美地守护着操持着；在哥特小说中，这一场景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它非但不宁静祥和，反而笼罩着一股神秘恐怖的气氛，令人不寒而栗；但无论如何，场景通常还是一所宅院。内战前夕的美国文学同时受到这两种重要小说风格的影响，使文学体裁产生了一种潜在的不稳定性和不明确性。在阅读小说时，读者若想知道自己是平安无事还是身处险境，是由家庭力量保护着还是受到哥特恐怖的威胁，那他必须弄清自己置身何种宅第，自己是在阅读哪种小说，同时他还得弄清谁在掌握一切：是母亲还是怪物。

美国作家，至少一些获得公认的作家如库珀、坡、霍桑和梅尔维尔等人，在作品中对英国的哥特小说创作模式进行了重要的改进。由于美国本土缺少城堡，于是令人恐怖的荒野便取而代之。这并不是说美国人开阔了哥特小说描绘的场景，而是说19世纪美国小说中描绘的“广阔的视野”经常充当着狭窄、神秘、封闭的场景。而且，在美国男性作家手中，哥特小说中的性别含义(直接由18世纪中叶的诱惑小说中生发出来)完全被颠倒。在所谓的美国经典哥特小说中，多愁善感的主人公往往是男子而非女子，他所面对的恐惧也不再是男性的贪婪，而成为女性的性吸引力，或者说是男性对女性性吸引力充满愧疚的幻想。

霍桑在《年轻人古德曼·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 1835)中向我们讲述了刚刚结婚的布朗去林中参加女巫的安息日，魔鬼罗列了一份十分清楚反映性犯罪的罪恶表(勾引、杀夫、未婚女子流产)，还有布朗发现妻子菲丝也来参加午夜聚会后最终对她产生憎恶。同样，在坡的小说中，多愁善感的男主人公也频频受到天真无邪但又隐约可怖的女性的困扰：贝蕾妮丝(Berenice)、莫蕾拉(Morella)、莉吉娅(Ligeia)、曼德琳·厄舍(Madeline Usher)。不管从原文字面解释还是从其象征方面解释，《厄舍古屋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1839)都可以说描述了女性“影响力”战胜男性统治的噩梦表现形式。曼德琳倒在罹患紧张症的哥哥身上以后，在如男性威严般耸立的大厦上顿时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裂缝”，随即露出了一轮“血红的月亮”，然后大厦倾倒在“又深又冷的湖中”。在19世纪中叶美国的哥特小说中——如再晚近些阿尔弗列德·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精神病人》(Psycho， 1960)中——描述的母亲，或者说儿子恐惧而又愧疚的幻觉中的母亲，其实就是怪物。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美国哥特小说中充满象征的宅院和家庭小说中的家园其实是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或者说彼此互为对方在镜中的映象，两者之中极具象征的封闭空间都充满了女性“影响力”。其中主要区别是这一影响力在哥特小说中阴森恐怖，在家庭小说中则饱含温馨，所以，由一种形式变换为另一种形式就需要重新界定宅院的基本含义。这一重新界定就深植于霍桑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最后描绘的场景中。从小说一开始，标题中所说的宅院即具有传统哥特小说的色彩，它象征着一种男性权力以及男性对这一权力的诅咒。在小说结尾，品臣(Pyncheon)法官死后，所有这一切才以拉德克里夫式哥特小说或曰“理性”哥特小说的方式获得解释：铭刻在品臣家族每个男子身上的“茅勒诅咒(Maule's Curse)”原来仅仅是遗传性中风。品臣法官的死赋予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一种更加重要的意义，由爱丽丝·品臣从意大利带来种子，撒在房顶上长成的花簇，突然之间绽放出花朵——而且意味深长的是花就开在房子前面两个尖角之间的位置。然后菲比回家，“浑身静静流淌着欢愉的溪流”，从男性到女性、从哥特到家庭的两大转变最终完成。我们可以将《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结尾看成是《厄舍古屋的倒塌》的结尾用家庭小说方式进行的翻版。

在内战后的几年中，美国小说的“浪漫主义”传统(即由库珀、坡、霍桑和梅尔维尔开创的传统)便让位于“现实主义”传统，这些术语和这种概括无疑令人费解。尽管如此，华纳、康明斯和菲恩仍撇开哥特小说转而描述妇女家庭生活的现实，我们可以把她们视为这一发展的先驱。不过，这一说法至少对于康明斯来说不太合适，《灯夫》的开头不管多么现实，最终还是为幻觉所取代。《广阔广阔的世界》和《露丝·霍尔》却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现实主义的”诉说。在哈里叶特·比彻·斯托的很多作品，特别是她在19世纪60年代创作的新英格兰小说中，出现了一些后来所谓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品的因素，这其实毫不奇怪。斯托经常为《大西洋月刊》撰文，19世纪80年代领导美国现实主义斗争的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也是在19世纪60年代从《大西洋月刊》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在《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最后一段插曲中，斯托的确采用了家庭小说创作中可能具有的哥特小说因素，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斯托试图将家庭小说和哥特小说的区别打乱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她还明显利用了“浪漫主义”的某些东西来为自己打破传统的目的服务。当莱格利到沼泽地去搜寻凯希和艾米琳时，她们则躲在莱格利家阁楼里一间据说闹鬼的房间里。晚上凯希蒙上床单到楼下去吓唬莱格利，以使他继续陷在因迷信而招致的恐惧中不能自拔，最终这两个女子逃跑了。凯希藏身阁楼一段的描写暗示了斯托当时在脑海中一定存有勃朗特的疯女人波莎·罗切斯特的影像，只是由于凯希是假装幽灵效果似乎相当不同。勃朗特真正震撼心灵的哥特小说在斯托这里似乎变成了华盛顿·欧文的“睡谷的传说”式的哥特恶作剧。布罗姆·波尼斯(Brom Bones)装做无头骑士是来惊吓埃克勃特·克莱恩(Ichabod Crane)以赢得凯特莉娜·范·塔希尔(Katrina Van Tassel)的芳心，凯希假装幽灵则是来吓唬莱格利以便和艾米琳逃走。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凯希假扮幽灵又显示了在家庭恭顺和女性影响之下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反叛力量。莱格利是凯希的“主人，暴君和摧残者……然而，即使是最残酷的男人，若与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女性经常生活在一起，也会被这一巨大影响力牢牢控制住”。可以说，莱格利残酷统治凯希的同时又对凯希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当“影响力”带来“日渐强大的恐惧”时，连小艾娃也突然变成了一个真切的曼德琳·厄舍。莱格利抓起小艾娃送给汤姆叔叔的那绺头发时，颇有意味的是头发竟然缠在了莱格利的手指上，“就如烧痛了他一般”，并且我们得知，他母亲的一绺头发和那封“在她临死时，宽恕了他”的信放在一起。然后噩梦来了，莱格利母亲披着面纱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他感到“那绺头发缠住了他的手指，接着……又缠住了他的脖子”。我们还得知，在凯希和艾米琳藏身的阁楼里，数年前莱格利也曾囚禁、折磨并害死了一个女奴，可以推测也曾是他的情人。凯希假装幽灵或许只是一个恶作剧，但是莱格利由于愧疚对此的反应也是相当真实的。实际上，凯希是作为一个复仇天使来为所有遭莱格利毒手的女性讨还公道的，她假扮幽灵最终吓死了莱格利。

莱格利这种哥特式的死与奥古斯丁·圣·克莱尔获得家庭胜利后的死正好相反。“他的思绪正四处飘逸，”当圣·克莱尔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医生说。“不对!”圣·克莱尔打断医生的话，“它，终于要回家了!”“就在他的灵魂离去的一刻，他突然睁大眼睛，露出喜悦的目光，似乎认出了什么，喊道‘妈!’然后便死去了。”莱格利在弥留之际也看到了母亲的幻象，却远远没有这么充满欢乐：“一双冰冷的手触摸着他的手，一个低沉而又恐怖的声音对着他低语三声：‘来呀!来呀!来呀!’莱格利躺在那里，因恐惧而浑身冒汗，不知这个东西几时或是如何离去。”莱格利开始“慌里慌张、马马虎虎”地喝起水来，“接着，在他垂死的床边，”小说继续向我们讲述，“站起一个面色铁青、浑身发白且又气势凌人的身影，不住地念叨‘来呀!来呀!来呀!’”这个身影原来是假扮幽灵的凯希，这个事实丝毫也没有减弱该场景产生的作用。莱格利自身的罪恶把家人的祝福变成了哥特式的恐怖，而且也如叙述人所讲的，把“完美的爱”变成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折磨”。

从根本上来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基督小说，这一事实又说明斯托和她同时代的作家华纳、康明斯等人又有一定联系，但斯托是一位与华纳、康明斯截然不同的宗教作家。对于斯托来说，基督教的恭顺既不能唤起大众的认可又无法带来尘世的成功，例如，她的两个典型的宗教人物小艾娃和汤姆都死去了。而且与《广阔广阔的世界》和《灯夫》颇为不同的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始终遵循着基督教信仰，并进行了公开的抗议。斯托强烈谴责蓄奴制，认为这是一种罪恶，整篇小说，包括行文中的叹词，则采用了宗教布道文章的形式。斯托在作品中反映的基督精神，似乎又使她明显有别于坡、霍桑、梅尔维尔一类作家。在这些人中任何一位的作品中，绝不会出现汤姆的“胜利”，即《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高潮部分描绘的东西。我们可以推测，坡会将汤姆的死看做是他所谓的“人类渴望苦行”的一个实例，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红字》的结尾部分亚瑟·丁梅斯代尔在高台上死去或者梅尔维尔的比利·巴德死亡的情形的话，我们就能明白为何斯托会如此超群脱俗：她是毫不鄙夷地来对待汤姆的胜利的。

“来吧，把你最坏的使出来吧，”在被折磨致死前，汤姆对莱格利说，“我的苦难快要结束了，但是，如果你不忏悔，你的苦难将永无尽头!”现代读者，至少那些不像汤姆一样相信灵魂救世和永生天罚的读者，不大可能会接受汤姆(还有斯托)如此肯定的论断。20世纪的读者可能更相信永无尽头的精神折磨，这从一方面解释了为何20世纪的人给予坡、霍桑和梅尔维尔如此高的地位。用亨利·詹姆斯描述霍桑的话来说，这些作家“对人类深层的心理很感兴趣”，并且这三个作家都利用哥特小说的创作方式来探索人类这一“深层的心理”。在斯托对汤姆叔叔胜利的描写中，丝毫没有类似的东西，但在凯希战胜莱格利的故事中，即该小说描写抗议“家庭蓄奴制”的高潮段落，我们或许可以说，以宗教形式表现的汤姆的故事被哥特化、心理化了。凯希不必等待神灵的审判，她可随时随地借助自己的“影响力”来折磨莱格利。将近尾声时，凯希也皈依宗教并且专心持家了。先前“脸上那种绝望憔悴的表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温柔的信任”，在“家庭怀抱的安全保护下”，她成了“一个虔诚而又温顺的基督徒”。当然，她再也不必假扮疯女人了，因为她和艾米琳自由了，更重要的是莱格利死了。

在19世纪50年代文学市场的背景之下，妇女与男性文学传统的区别甚至比家庭小说和哥特小说的区别还要模糊。但有一点却是相当清楚的：坡、霍桑和梅尔维尔所写作品的销售情况远不及华纳、斯托和康明斯的作品。然而销售数字本身无法造就传统。例如，我们应该意识到，代表妇女和男性文学传统的作品通常出现在相同或者相似的杂志中，又大都由相同的出版商出版。从1853年开始组建到1855年上市出售，《普特南月刊》出版了一些当今备受推崇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库珀、梭罗和梅尔维尔，乔治·帕尔默·普特南也在1850年出版了华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于1857年在波士顿成立的《大西洋月刊》也逐渐出版了一些为《普特南月刊》撰稿的作家的作品，于1859年买下《大西洋月刊》的蒂克纳和菲尔兹出版社，自1850年霍桑发表《红字》开始一直为他出版作品。霍桑也和坡一样将早期大部分作品发表在礼品书和妇女杂志上。《大西洋月刊》成立时，它颇为自豪地将斯托列为自己的重要撰稿人，当约翰·P.朱维特于1857年经营失败后，斯托又转向蒂克纳和菲尔兹出版社。实际上，约翰·P.朱维特将霍桑和斯托都视为自己的好朋友。菲恩也像骚斯华斯夫人一样专为罗伯特·伯纳那家面向大众的杂志《纽约分类账》撰稿，同时伯纳还不惜重金向爱德华·艾弗里特、布莱恩特、朗费罗和丁尼生等作家约稿。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霍桑和梅尔维尔拥有与华纳和康明斯同样的读者(或者说同类读者中的一部分)。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如果在这些男性和妇女“传统”之间有什么不安或对抗的话，那也总是朝向一个方向的。因此霍桑和梅尔维尔之类的职业作家丝毫没有使通俗妇女作家感到有什么不安，毕竟对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市场占有率来说两者都没有分得多少——至少相对于华纳、斯托、康明斯和菲恩等妇女作家来说不算多。对这些妇女作家构成威胁的男性作家是查尔斯·狄更斯等通俗小说作家(主要是些英国小说作家)。霍桑和梅尔维尔也明显受到一些被他们称为“胡涂乱写的娘们”的威胁。霍桑和梅尔维尔的创作旺盛期恰逢19世纪50年代早期一批畅销书妇女作家崛起之时，不久他们便被迫在这些畅销书妇女作家创造或展现的背景下编织自己的作品。19世纪50年代在他们模仿嘲讽甚至破坏攻击这类妇女通俗小说的惯常做法和写作标准的同时，他们两人也都试图挪用其中一些主题并吸引一部分读者。50年代末，两人几乎都放弃了小说写作。

我们可以称为美国反家庭文学的传统是一个巨大的传统，这一传统在20世纪备受推崇的“美国文学”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例如，我们会想到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菲恩或者欧内斯特·海明威笔下的尼克·亚当斯，他们不断逃离恰恰被斯托理想化了的由妇女主宰的家庭和种种妇女“影响力”。霍桑就没有通过攻击家庭性来回应妇女的竞争，事实恰恰相反。《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题目就像它的场景一样充满家庭性，在他的第二部小说中，霍桑有意试图从他所谓的《红字》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他很明显是在争取妇女读者，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当霍桑大声给夫人索菲娅·霍桑朗读他的这部小说时(这一做法可以告诉我们霍桑是如何把握读者的)，她对结尾中流露出来的“家庭的可爱性和满足感”大为赞赏。《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中的菲比·品臣对于已写作完“拉帕西尼的女儿”(Rappaccini's Daughter)和《红字》的霍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妇女造型，这一形象不断典型化后，作为普利希拉(Priscilla)和希尔达(Hilda)分别出现在《福谷传奇》(1852)和《玉石雕像》(1860)中。普利希拉那种非同寻常的自私的恭顺暗示了一种对典型女主人公的嘲讽，但是很多读者，包括20世纪的一些读者，根本没有读出普利希拉身上的讽刺意味，反而将她看做《福谷传奇》中毫不含糊的道德中心。用任何其他一种方式来解读菲比和希尔达这两个人物以及他们对家庭理想的执著也绝非易事。“宽恕我吧，希尔达!”在《玉石雕像》接近尾声时，主人公肯尼亚还指望“恶也许没有恶报”，希尔达则明确表示对此种想法“深恶痛绝”，于是他哀求道：“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恶无恶报’!……啊，希尔达，带我回家吧!”

称梅尔维尔为美国反家庭文学传统的代表会更有道理。毕竟《雷德本》(1849)、《白外套》(White-Jacket， 1850)和《白鲸》(1851)等小说都几乎完全没有触及妇女人物和家庭事务，并且《皮埃尔》(1852)还不遗余力地对家庭文学传统进行了猛烈攻击。显而易见，梅尔维尔本想借《皮埃尔》争取一些妇女读者的，最后却事与愿违赶跑了这部分读者。1852年，梅尔维尔告诉索菲娅·霍桑，继《白鲸》之后的下一部小说将是“一只乡村的牛奶碗”，他还向自己的英国出版商保证《皮埃尔》将“比你们已出版的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注重其通俗性”。当然，到头来这一预言落空，事实甚至完全相反。然而《皮埃尔》并没有立即给梅尔维尔的职业文学生涯画上句号，他文学创作的最后阶段则显示了他与家庭小说的复杂关系。尽管评论界对《皮埃尔》反应极差，尽管该书的销售业绩令人沮丧，1852年普特南出版社还是邀请梅尔维尔给他们的新月刊撰稿，《代笔者巴特尔比》就于1853年下半年发表在该月刊上。从1853年到1856年，梅尔维尔在《普特南月刊》上又发表了五篇故事并连载了《伊斯雷尔·波特》，而且他还在哈珀出版社发表八篇故事。当梅尔维尔在这些故事中探讨家庭主题时——例如，在《我和我的烟囱》(Iand My Chimney)和《苹果树餐桌》(The Apple-Tree Table， 1856)中——他对自己进攻性格的控制要远远好于《皮埃尔》。我们很有必要观察一下对梅尔维尔的很多杂志小说发挥作用的极为普遍的重要影响，这类影响其至与反家庭传统的狄更斯(曾于1852年和1853年在哈珀出版社连载《荒凉山庄》)迥然相异。

我们不应该说所有未获公认的男性作家之所以在作品中对家庭传统表现出兴趣是因为他们都想利用或者攻击妇女作家和读者的价值观念。然而不管是从价值观念还是从内容描述上来说，很难想象会有哪本书对家庭景象描绘的真诚程度会超过梭罗的《瓦尔登湖》。哈克·菲恩和尼克·亚当斯逃离文明社会后，也只不过想最终在密西西比河的木筏上或大双心河岸边建立自己的家园，在大多数公认的美国文学作品中，逃离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的男人，不过仅仅是逃离女人，然后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当中。在亚哈船长追赶白鲸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家庭场景的描绘，但在小说即将结束时的两个大场合中，相对于亚哈形同自杀的偏执出现了一系列我们既可以称为家庭的又可以称为情感的价值观念。首先，亚哈邀请皮普(Pip)到他的船舱(即家里)来寻求庇护——就像《灯夫》(当然，比《白鲸》晚发表三年)中的杜鲁叔叔收留了弃儿格蒂一样。开始追杀白鲸前，亚哈盯着斯达巴克(Staxbuck)“肉眼”中“神奇的玻璃”看，在这里他看到了“绿色的海岛”、“明亮的炉石”以及“我的妻子和儿女”，这时斯达巴克力谏亚哈停止追杀。这一些充满家庭气息的余脉也很快被抛弃了，与斯托笔下的乔治·哈里斯不同的是亚哈不可能会软下心肠或受到驯服。这些都是一些产生巨大威力的时刻，他们激发出来的感情也没有受到嘲弄。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将《白鲸》与《广阔广阔的世界》或《汤姆叔叔的小屋》混为一谈，在主外的男性与持内的女性之间的确存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们应该谨慎些，不要将这一区别太笼统太生硬地套用在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文学上，因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现实还是相当复杂的。正如皮莱格(Peleg)船长所说，即使是亚哈“也有他人道的一面”，在小说结尾，伊斯梅尔(Ishmael)被“正绕道巡弋的拉奇尔号(Rachel)”救下，“此时的拉奇尔号正在搜寻其失踪的孩子，不料却发现了另外一个孤儿”。

扩张与种族的文学

艾里克·J.桑德奎斯特

1 探索与帝国的建立

1875年，前墨西哥军队司令马扎诺·巴列霍(Mariano Vallejo)完成了五卷本巨著《上加利福尼亚历史和人物的回忆》(Recuerdos históricos y personales tocante a la Alta California)一书。在书中他回顾了1848年美国占领墨西哥北部地区之后几年的情况，最后以一段既发人深思又非同寻常的论述结束了该书。那时《瓜达卢佩绅士协定》(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早已签订，他却这样写道：

王位摇摇欲坠的欧洲君主们，觊觎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一些投入自由之子伟大联盟怀抱的地区已久，悍然对美利坚大家庭发动了进攻。在高高飘扬于邦克山头(Bunker Hill)的光辉国旗的佑护之下，美利坚击退了欧洲君主们的进攻。可是美国人从来没有将加利福尼亚人看做是自愿加入美利坚大家庭的公民，而是将他们看做被征服的人民。

巴列霍的评价，很明显对美利坚帝国的意识形态持赞同的态度，因此我们得在他那高度民族主义叙述的背景之下审视这一观点，而且他的观点在新近被殖民化的西南部和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人中也丝毫不具有代表性。不过他的记录概括了19世纪美国进行疆域扩张时民主自由理念与疆域掠夺举动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诸多重要矛盾，其实巴列霍自己的生活也颇具象征意义地反映了对国家的忠诚与在美洲大陆被占领土上炫耀武力之间的暧昧关系。

事实上，巴列霍本人的生活轨迹与美国主要的英裔政治领导人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等极力鼓吹向西扩张的人也并非完全不相似。在美墨战争之前，巴列霍就已经是加利福尼亚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了：于1829年率领墨西哥军队与在圣约瑟教区(Mission San José)暴动的印第安人进行了一场血战；曾主持加利福尼亚北部边防，抵御俄国和欧洲的入侵威胁并与美国的其他印第安部落作战；为自己的家族在旧金山湾以北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封建庄园；1836年偕同外甥胡安·巴蒂斯塔·阿尔瓦拉多(Juan Batista Alvarado)总督将加利福尼亚宣布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加利福尼亚地方政府秩序混乱，墨西哥的统治又鞭长莫及，巴列霍渐渐转而支持由美国将加利福尼亚合并。巴列霍认为，墨西哥战争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受外国势力威胁，并且是为了将一部分愿意归顺合众国的同胞从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不管他这种外来的爱国主义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在当时的1848年他的这一观点却很明显未被很多墨西哥人所接受，甚至连英裔美利坚人也没有完全认同。很久以来就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远离暴政的民主国家，注定会扩张其势力和影响；而且，自从殖民扩张的最初到现在，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发展总是以牺牲印第安人和其他非白人种族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一铁的事实却始终没有影响到上述观点，巴列霍就是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启发。美国独立革命在美墨战争和后来导致美国内战的由黑奴问题引发的地区冲突中都意义非凡，巴列霍利用美国独立革命作托辞这一点本身就暗示，赋予“自由之子”所觊觎的疆土以复杂含义的各种意识张力已在此汇聚。

扩展美国的“自由疆域”(安德鲁·杰克逊语)成了同化或征服美洲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必然因素。不过即使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美国在19世纪的扩张也并非独一无二的。启蒙运动认为进步建立在科学探索的基础之上，一个与此紧密相关的常见观点则认为，通过政治与经济的扩张来探索未知土地并归化异族符合事物发展的有机法则。在世界各地，随着阻隔两极之间的大洋得到探测，两个半球内那些原先没有地图标注的大陆的内部情况得到揭示，19世纪成了一个伟大的探险时代。美国的探险家和殖民者也像欧洲的同行一样，认为他们的探索会带来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但是他们却对自己所遇到的种族发展的完整性及其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视若无睹。欧洲列强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殖民地之时，美国也在内战之前的四十年内在东部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间巧取豪夺了大约相当于美国先前领土两倍的毗邻疆域。这片疆域原先是由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较弱小的种族所占据，因此这片疆域也可被认为是“殖民地”。这片疆域上产生的文学描述了一场残酷的征服，在征服过程中，一种文明用剥夺和同化的手段毁灭或者完全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其他文明。

1818年和1846年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使美国取得了大平原北部和太平洋西北到北纬49度之间的地区；1848年墨西哥割地和1853年加兹登购地(Gadsden Purchase)之后，美国的疆界便南达德克萨斯的格兰德河(Rio Grande)，然后向西穿过新墨西哥地区和南加利福尼亚，直达太平洋。伴随美国版图重新绘制的，是大量的书面记载，这些记载建构了美国的心理与政治疆界——美国这片疆土甚至在诗人和小说家不断为其开疆拓土之前就已作为一个预言式的想象而存在着了。它先是通过美国独立革命被征服，继而通过路易斯安娜购地(Louisiana Purchase)被拓宽，而后又通过与英国和墨西哥的条约和战争被进一步巩固；因此，猎捕者、探险者、科学家、普通拓荒者、士兵以及职业作家以日记、定期刊物、正式报告、旅游札记以及小说等形式对这片疆土的探索进行详细描绘的文学，可以说是新生共和国最早的民族文学了。一些垂涎西部富足自然资源的政客和记者，虽然很少接触那片广袤的荒原，但却预见到了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于是为帝国主义的扩张编织了冠冕堂皇的借口，而一些描述真实探险过程的文献，也经常借用此类帝国主义的托辞。盛极一时的美国“命定扩张说(manifest destiny)”——即美国肩负着征服并重塑北美大陆、西半球乃至整个世界的使命——便从清教主义的布道词中继承了一些至善主义的特质，并以革命时代释放的民主诺言的虚妄实现为指导，使美利坚的版图与末世论理想主义不谋而合。有人认为，美国边疆的扩张将意味着民主的扩大；到“处女地”上殖民将意味着无限创造力和产业活力的解放；丰富物质资源的发现与利用将会使美国成为外国被压迫人民的庇护所，从而使整个世界获益。

贯穿整个战前时期，诗与政治的想象中常常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信念，即要把过去的文明放入美国的未来，使其在美国未来的无尽空间中发挥作用。战前时期的多位重要美国作家——其中包括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am Gullen Bryant)、玛丽·杰米逊(Mary Jemison)、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黑鹰(Black Hawk)、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以及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都在作品中探索过扩张的主题。这一主题在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作中也许找到了最具代表性的声音，1860年，他在《从波马诺克出发》(Starting From Paumanok)一诗中写道：

看那旋转的地球，

祖先的大陆在远方齐集，

现在与未来的大陆分列南北，

中南地峡横亘。

看吧，没有足迹的广袤空间，

如在梦幻中不断变化，迅速充斥了一切，

难以尽数的民众潮水般涌向那里，

于是现在遍布显赫的人们、辉煌的艺术、美好的制度，还有……

前进!征服者!亚美利加!人道主义者!

伟大!自由!人民!世纪在不断前进!

为你，正在演奏一曲曲圣歌!

惠特曼使用了长岛的印第安名字“波马诺克”和西班牙语的“自由”，暗示了隐藏在美国扩张中的反讽。想象中美国的伟大未来，除了在象征意义上之外几乎不关美国印第安人任何事，他们充其量给“万国之国”的同化带来了特殊的问题。此外，很多人还认为美国会对落后卑微的墨西哥人进行民主的“再教化”，据此，美国在西南部的殖民活动和对墨西哥的战争便获得了完美的开脱。不过，给美国黑人奴隶披上一层自由伪装的是美国内战，却并不是那“一曲曲圣歌”。尽管扩大蓄奴制对于大平原和西南疆域的殖民活动和边界问题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对于美国命运那奉天承运式的宣告，它有时看上去却几乎毫无影响。对于很多人来说，蓄奴制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一样，是人类专制体制的一种体现，需要通过完善民主制度来消除。一些支持美国扩张的代表人物声称，只要人们放眼最高理想，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终究会消失。例如，凯瑟琳·比彻(Catherine Beecher)在《家庭经济论》(Treatise on Domestic Economy， 1841)一书中论述了妇女的作用和民主模式对于民主理想的实现的必要性，从而使自己稳固地置身于美国千年的传统之中。她在书中写道，“致力于改造堕落男人”的女性，“会最终完成托付人类的最伟大的工作。这项工作宛如建立一座宏伟的殿堂，其基座会与地球同宽，其顶端可直插云霄，其光芒将照射四方”。

扩张被普遍认为是自然而然、命中注定的，而且由于政治道德的要求成为必然，于是扩张在以下不同基础上获得了认可：保障领土的安全；开发资源、航运和贸易；保证个人自由和自给自足；以及命定与未来的观念。然而，新领土等待人们去发现、经营和发展其巨大的财富，美国特殊的使命显然是要运用这一财富，所以即使千年命运观念对此的解释也远远小于大多数狂热支持者们的预想。“通往印度之路”，不论是陆路、水路还是横跨大陆的铁路，只是因为那片土地向欧美的进步开放才成为了可能。19世纪的观察者认为，不论下个世纪及以后的时间里美国在对待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问题上显得多么该受责备，这两个种族群体的社会组织结构和使用土地的方式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阻碍，这里的进步是按照欧美文明的标准来定义的。探索时期的文学也如“命定扩张说”一样，对边疆意识形态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都被纳入了白人的思维模式。许多探险者和殖民者的记述中也流露出了对于土著居民的同情，但这些作品中有很多又都充满了认为“蒙昧”生活或腐朽堕落的西班牙文化必将灭亡的宿命论观念。

原始(或“蒙昧”)观念分成了几个分支，它们都对西扩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西部的荒原可以描绘成伊甸园，人们可以在那里实现原始的本能(这些本能在复杂的社会中受到压抑)；它可以被看做是那些离经叛道者和想找个地方放荡一下的“山民”的庇护所；或者它还可以被想象成是崇高灵感的源泉，它可以将美国人的头脑从旧世界那腐朽没落的观念和体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西部”仍可以用来指阿勒格尼山(Allegheny Mountains)以西的几乎所有疆域。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在旧世界的遗老和新世界的新秀之间爆发了一场以呼唤民族文化和文学为中心的争论，这场争论也随着美国的不断西扩而慢慢淡出。探索时期的叙述文学所描绘的不同现实与其说改变了关于民族命运的主张，还不如说给这类文学提供了非凡的民族背景。

美国广袤复杂的地理状况在文学和政治上引发了多种多样的反映：从对于美国崇高之美的狂热的赞颂到人们建议应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其工业和农业资源；这一切又都建立在美国在世界万国之中肩负特殊使命的观念基础之上。广袤的美国西部疆域在欧裔美国人看来是既美丽、崇高又令人恐惧、混乱无序的，这恰恰是因为它看上去并没有因为人类的不断到来而受到影响。查尔斯·F.霍夫曼(Charles F.Hoffman， 1806—1884)在《西部之冬》(A Winter in the West， 1835)中这样描述：“在茂密的丛林中，只有上帝的眼睛在巡视，造化也在此中从未受到惊扰的避难所内年复一年地将她收获的果实和鲜花供奉在上帝的祭坛上”，并继而问道，与此相比，“使封建压迫更加巩固的堡垒”和“专制的迷信”算得了什么呢？同样的，在一个爱默生思想盛行的时期里，记者兼文人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Nathaniel Parker Willis， 1806—1867)在《美国风光》(American Scenery， 1840)中写道，美国人“将所有外在的事物都看做是(他们自己)未来的阐释者”。美国人周围没有像欧洲那样一成不变的名称、路标和文化模式，相反，当他们看到一个人迹未至的山谷时，首先想到的是“不久就会在山坡灿灿生辉的村庄，在林地叮当作响的斧头，以及磨坊、桥梁、运河，还有在如今穿越莎草和野花的溪流之上或旁边将会出现的长长的铁路”。

浪漫原始主义的狂热情绪充斥了战前时期的美国文学，并进而激发了人们对于打破英国和欧洲习俗束缚的革命言论的共鸣，因此不论是用纪实体裁还是用小说体裁描写西部情形时都会助长这一狂热情绪。比如，一位给《美利坚杂志与民主评论》撰稿的作者在1841年提出了这一强有力的挑战：

英国的一切至今仍使我们成为他们无谓的奴仆，某些国人却还对此亦步亦趋，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男子气概来，因此我们期待着美利坚人能够在西部做出一种更加大胆、更加富有男子气概的举动来，并以此来无情地嘲弄一番那些阉人的行为；而且那种西部精神还会以美利坚的民主天才思想为指导更加无拘无束地发展下去，还将在那些广袤崇高而且亘古不衰的自然中找到一种灵感，从而促使它取得能证明自己价值的成就，这些成就也仿佛正是为了这一特定的目的而摆放在它面前。

自由、创新、荒野、道德健康和民族使命等观念纠缠在了一起，虽然不会总是完全等同但却能激发彼此之间的联想。不论是在描绘西部的各种文学作品中还是在19世纪美国画家创作的壮丽的风景画中，都表现出了一种美国的崇高之美，这一崇高美既成了一种唯美的和形而上的力量，又成了居于这个国度新民族主义精神中心的一种政治力量——这种精神有意将美国的内部或是西部地区看做是它的“中心”。

早在1815年，丹尼尔·德雷克(Daniel Drake)在描写俄亥俄时就宣称，西部的居民由于断绝了与“外国奢华”的纷繁复杂的接触，因此“注定会在农业、制造业、国内贸易、文学艺术、公共美德以及民族实力上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功”。1824年，爱德华·艾弗里特(Edward Everett)在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上作了题为《美国文学发展的有利环境》(The Circumstances Favorable to the Progress of Literature in America)的演说，这或许是有关西部前景的最完整的早期论述了。在艾弗里特看来，美国的民主制度、明显无尽的空间及其迅猛的发展，共同创造了一种非凡的平民政治意志和语言活力。艾弗里特还说，天意已将美国作为“从世俗和宗教的奴役下逃往西部”的人们的“最后一个避难所”，这一称谓不久即被其他一些人用来描述落基山脉以西的土地。艾弗里特满怀敬意地引用了伯克莱主教(Bishop Berkeley)的著名起句诗行“帝国取道西去”，并以此号召爱国人士和学者一起去实现古代预言的“法律公平，人民幸福的乐土”，即西部的黄金时代：

天意要求我们去做的实验的本质，以及要演示实验的庄严的舞台，都要求我们表现出全新的精力与热情……(黄金时代)辉煌的想象理应变为现实；崇高的前景都应当实现，圣哲先贤曾经在此逃避过他们生活时代的苦难。再也没有大陆需要去发现；大西岛已经从海洋中升起；最远的休利国也已经到达；大洋彼岸再也没有归隐之地，再也没有发现，再也没有期待。

德雷克和艾弗里特的华丽辞藻在19世纪上半叶关于扩张问题的论述中已是司空见惯了。正如惠特曼在《草叶集》最后一版的序言中所写，美国和它的诗人将在展开历史新篇章中充当主角，“仿佛是在一出恢宏的戏剧之中，如同旧剧重演，在露天下，我们时代的各个国家，文明的所有特征，看上去正匆匆忙忙、昂首阔步地走过，穿梭于舞台的两侧，聚拢着，朝着某个经过长久铺垫的、非常惊人的结局靠近。”美国的地理要体现一个崭新的民主国家的命运，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座“山巅之城”，是整个世界的道德榜样。《纽约早新闻》(New York Morning News)和《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的编辑约翰·L.奥沙利文(John L.O'Sullivan，1813—1895)在1845年的一篇散文中创造出“命定扩张说”一语，并以此呼吁将德克萨斯纳入合众国，不久他即会因此而名扬四海。但这一概念几乎没有什么新意，早在1838年一篇名为《未来的伟大国度》(The Great Nation of Futurity)的散文中，奥沙利文就使用了与这一概念类似的用语，表达了当时盛极一时的美国“前途无量”观：

那万国之国注定要以其宏大的时空界域向人类昭示天意的卓异；它将在地球上建造有史以来最高贵的神殿来敬奉至高无上的主——即神圣与真理的上帝。地球的半球将成为殿堂的地板，星罗棋布的天空将成为它的房顶，集会的信徒将是众共和国联盟，亿万民众幸福乐业，不再称呼也不再拥有一个凡间的主人，他们只受上帝自然公平的道德法律的统辖。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探索与扩张时期的世俗文学是殖民时期基督教自省和预言文学的自然延续。美国独立革命后，清教徒欲在欧洲激发宗教自由运动的初衷便理想化为要在欧洲激发争取更加民主的革命。凯瑟琳·比彻的父亲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 1775—1863)在《西部之辩》(A Plea for the West， 1835)中写道，美国西部的榜样应该将欧洲受压迫者们从“世代的沉睡和绝望的冷漠中”唤醒，将自由的光芒洒在“他们昏黑的牢房里”，并且在“他们(统治者的)王座之下激起(一场)地震”。颇为矛盾的是，即使在有人居住或是进行充分探索之前，西部就已成为新旧世界之间的一个分界线了，那时的西部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一片疆域，还不如说是消解了现在的时间和未来的空间的一片想象的区域。这就像梭罗在他后期的散文《漫步》(Walking， 1862)中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走向东部，去了解历史和研究文学艺术作品，去追溯种族进化的足迹；我们走向西部，仿佛带着一种进取和冒险的精神走进了未来。大西洋就是一条忘川，当我们从其上经过时就获得了一个良机，可以忘却旧世界及其体制……我所说的西部其实只不过是原始蒙昧的另一种说法；我一直想说的是，世界正是保存在原始与蒙昧之中：每株树都伸出它的根须去找寻它；城市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它；人们漂洋过海为的是一睹它的风采……西部正准备在东部的神话之上加上自己的神话。恒河、尼罗河和莱茵河河谷都提供了丰美的物产，至于亚马逊河、普拉特河、奥里诺科河、圣劳伦斯河和密西西比河河谷能产出什么，我们还须拭目以待。或许，当长久以后美利坚的自由变为过去的一则虚构故事之后——正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现在的一则虚构故事一样——世上的诗人将会从美利坚的神话中获得灵感。

梅尔维尔比梭罗更加经常地怀疑美国对自由的虚伪许诺，并以此来调和他对西部边疆和未来环境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个最著名的例子《白鲸》(MobyDick， 1851)，其中富有象征意味的白鲸就是“未堕落的西方世界最辉煌的、天使般的幻象”，是“亚当像上帝般威严无畏地来回走动的上古时代”在美国的象征。同时它也是一个毁灭和无神的标志，是被刻画成“一个浓妆艳抹的妓女，诱惑之下掩藏的不过是行尸走肉”的大自然的富足。白鲸是西部的具有双重性的幻象，疯狂的亚哈船长为了追逐白鲸而牺牲了整条船上的生命，因此这一幻象也并不是什么希望之地，恰恰是异化与毁灭之域。事实上，美国西部经常将天堂般的可能与恶魔般的欲望结合起来；人们所创造的关于它的神话大大地超前于它的历史。这一神话提供了一个既是地理的又是心理的舞台，这样，美国人的自由、繁荣和领导世界的梦想便得以在此上演。

路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在1804—1806年的游历中发现了西北通道(Northwest Passage)(这次旅行因尼古拉斯·彼德尔[Nicholas Biddle]于1814年发表的《关于由路易斯和克拉克船长指挥先至密苏里河源头，再穿越落基山脉，沿哥伦比亚河而下直达太平洋的探险实录》[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Under the Command of Captains Lewis and Clark to the Sources of the Missouri， Thence Across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Down the River Columbia to the Pacific Ocean]一书而家喻户晓)，而赞布伦·帕克(Zebulon Pike)也在1805—1807年对南落基山脉和北新墨西哥地区进行了考察(在他1810年《密西西比河源头和路易斯安娜西部地区探索之记述》[Account of Expeditions to the Sources of the Mississippi and Through the Western Parts of Louisiana]一书中有记载)，这两次旅行的后果便是开始了对美国未来版图的勾画。由圣路易斯出发，沿密苏里河北上，直达俄勒冈和北加利福尼亚，再沿圣菲小道进入西南部的陆上通道成了国内为人涉足最多的线路。上述两次探险都对进入西部起到了规划的作用，因为它们不仅详细记述了各自地区的地理特征，还描绘了建立贸易站点和贸易通道的前景。在这两次探险中，贸易、科学或军事的考察结合在一起，这种现象还将出现在对西部的所有重要考察和对西部的拓殖的叙述中。在被19世纪40年代末和19世纪50年代初的淘金热盖过之前，欧裔美国人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对西部的探险和拓殖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目的：从社会和政治的压迫中获得解脱，发掘无拘无束的自由乐土，开发新的农矿资源，设法为西部的新财富在东部找到市场。向西南、西北进入落基山脉，最后又穿越内华达山区的四通八达的贸易通道就是美国浩浩荡荡的西扩网线，后来网络中又加入了公路与铁路，相伴而来的种种叙述讲述了合众国业已建立的各州的政客与文人对于民族主义的狂热宣传。虽然大多数殖民者和探险者都没有为他们的经历留下可传诸后世的记录，不过当时那些对此作过记载的人事实上创造出了合众国最初而且是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文学。

19世纪20年代对美利坚帝国的建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受1812年战争的影响，英国的皮货贸易向南部的渗透放慢了速度，与此同时，美国在南部的活动则是时断时续地增长起来；西南部1821年的墨西哥革命使得新墨西哥地区更加无力抵挡美国的侵略和拓殖。交通运输以及工农业机械方面的技术发展赶走了1812年英美战争带来的对国家安全的陶醉，使美国在精神和物质上更加敢于冒险。美国独立革命以后(尤其是1815年以后)对大陆疆域进行探索就意味着可以在与大陆以外领土的接触中获得收益。密苏里参议员托马斯·哈德·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公开支持扩张主义，他在1818年的一篇社论中断言，俄勒冈殖民地开拓之后就会与亚洲展开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几年之后，‘亚当的子孙’将会穿越落基山脉，向西部挺进并直达太平洋，遥望他们的父辈曾居住过的亚洲的东海岸，从而完成环球旅行。”由于早就与中国有贸易往来，而且还会伴随通往太平洋便利的陆路通道的开辟而迅速膨胀起来，于是便有了亚当子孙的未来在于亚洲等一些观点，梭罗和惠特曼都对此类观点作过详细论述。经由西部通往东部的路线却引起了各方的冲突。直到1846年条约签订之后，英美争夺俄勒冈的斗争才宣告结束，该条约以北纬49度线划分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并在争夺西南各邦和加利福尼亚地区的美墨战争打响前夕由波尔克(Polk)总统签署。然而在这之前，路易斯和克拉克早就成功地为贸易商人，更为重要的是为农业拓荒者，打开了通往西部的道路。

虽然曼纽尔·利萨(Manuel Lisa)、乔治·德罗易拉德(George Drouillard)及约翰·考尔特(John Colter)等欧裔美国人先于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对密苏里河与黄石河上游进行了探索，但是阿斯特在开发西北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阿斯特是位德国移民，他组建了太平洋皮货公司(Pacific Fur Company)与早已存在的哈德逊海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等公司进行竞争。他派了一艘船绕过合恩角(Cape Horn)在哥伦比亚河畔建立了阿斯特要塞(Fort Astoria)，与此同时还在1811年派出了由威尔逊·普利斯·亨特(Wilson Price Hunt)和罗伯特·斯图亚特(Robert Stuart)率领的跨陆探险队。阿斯特要塞和阿斯特的贸易公司都成了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的牺牲品，但是亨特和罗伯特探险却开辟了后来赫赫有名的俄勒冈小道的几条主要线路。两人都在日记中记录了每天遭遇的艰难处境；然而直到20多年以后阿斯特才说服华盛顿·欧文(1783—1859)写下《阿斯特里亚；或，落基山脉那边一家企业的轶事》(Astoria；or， Anecdotes of an Enterprise Beyond the Rocky Moutains， 1836)一书，这样便有了关于阿斯特企业的重要的文学记载。在阿斯特赞助探险和欧文对阿斯特企业进行记述之间的一段时期里，又有面积广大的疆土被开发并形成大量文献记载，这些记述虽然没有欧文的作品那样广为流传，但却更加真实可靠。

1819年史蒂芬·朗(Stephen Long)开始了一次以军事和科学勘测为目的的“黄石探险(Yellowstone Expedition)”，不过却从未到达密苏里河上游地区(其别出心裁的蒸汽船冲刺也失败了)，这样国防部长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原本寻找一处理想的位置建立军事哨卡的设想落空了。由于接到命令南下，朗一行沿着落基山脉东侧前行(在那里他们首次攀登了帕克峰)，然后分成两队沿水路返回阿肯色州。这次探险本身算不上是次惊人的成功：朗由于把当时看似一无是处的西南大平原的“美国大沙漠”绘入地图并使之流传下去而频频受到诘难，有人认为他浪费了那些一同前往的测绘工程师的学识与精力。然而，作为有关这次探险的主要信息来源，植物学家爱德温·詹姆斯(Edwin James， 1797—1861)写作的《由匹兹堡到落基山脉探险手记》(Account of an Expedition from Pittsburgh to the Rocky Mountains，1823)却是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该报告描述的内容涉及美国的植物群落和地质构造、堪萨斯和奥马哈部落(Omaha)的人种情况(其中对于具有典型意义的部落战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以及辽阔神秘的大平原地区。詹姆斯也附和了朗亲自写给卡尔霍恩的报告，宣称那一地区“几乎完全不适合耕作，因此对于一个以农业为生的民族来说当然不能居住”。詹姆斯的著作预示了后来那些军事和商业探险队的随队测绘工程师们的报告将要造成的巨大影响，在人们对中部大平原所知尚少时，它还为欧裔美国人在边疆地区的态度和性格树立了一个范例。举例来说，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在《大草原》(The Prairie， 1827)一书中对边疆景物的描写，其概念便主要来源于《手记》一书；中部大平原地区不适宜居住的理论被普遍接受后，对门罗(Monroe)总统提倡的驱逐印第安人的政策也起了推动作用。

尽管朗企图渗入西北部的探险没有成功，但是威廉·亨利·阿西里(William Henry Ashley)仍然于1822年在圣路易斯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著名的广告，欲招募“进取心强的年轻人”花几年时间开辟几条通往太平洋的道路。阿西里——这位密苏里州代州长，也像继他之后的一些最为成功的“拓荒者”一样既是商人也是探险家，而且他在密苏里河上游建立的皮货贸易要远远早于那些传奇式的探险。他最初的伙伴中就有那么几个后来成为最有名的西部探险家：杰迪戴亚·史密斯(Jedediah Smith)、威廉·萨布莱特(William Sublette)、詹姆斯·克莱曼(James Clyman)以及詹姆斯·贝克沃斯(James Beckwourth)。他们在1822年到1826年之间进行了数次探险，而后几年史密斯又继续向西探索，开辟了整个中部落基山区进行皮货贸易，而且还确立了以南山口为主要标志的路线，使将来的拓荒者们得以沿俄勒冈小道进入西北地区。同许多其他早期拓殖者们一样，阿西里、克莱曼和史密斯的日记在20世纪得以付梓。不过史密斯在他的有生之年就成了一个大受欢迎的人物。他从格林河与大盐湖向西，借道莫哈维沙漠，进入加利福尼亚，此行说明该地区不仅可以开辟进行皮货贸易，而且还可以进行移民；史密斯绘制的西落基山区地图，部分被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采用绘入《北美印第安种族地图》(Map of the Indian Tribes of North America，1836)，作为标准的人种学地图沿用至19世纪50年代。如同对自然现象和印第安部落的分类一样，各种各样的地图将西部的陈述分门别类，从而将一种骨子里透着帝国主义气息的科学范式附加到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之上。

爱德温·詹姆斯对朗的探险之行的叙述表明，对美国西部的开发是与以下两个互有关联的现象相符合的：其一是对西部土地的科学考察更趋成熟；其二是日益增加的对最终将超出北美洲领土的探险的压力。对本国的矿物学和生物学状况的新兴趣以及对本半球最远端未知地区的探索使得命定扩张说更具活力，此外它还标志着一种极其强大的帝国主义扩张动力的开始，这种动力不久便将德克萨斯、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1838年政府将军队中的测绘工程部队列为军队的一个单独分支，由约翰·詹姆斯·阿勃特上校(Colonel John James Abert)统一指挥，其明确的任务就是要探索和开发西部，以便进行殖民、运输和生产。19世纪一些有天赋的科学家，不管是在为私人企业服务还是受雇于军团，都对当时的探险进行过重要的描述。朗的探险不仅产生了爱德温·詹姆斯的著名记述，还为托马斯·赛(Thomas Say)的《美洲昆虫学》(American Entomology， 1824—1828)提供了资料积累与观察结果。植物学家托马斯·纳特尔(Thomas Nuttall)与动物学家、鸟类学家约翰·柯克·唐森德(John Kirk Townsend)都参加了波士顿人纳撒尼尔·韦斯(Nathaniel Wyeth)的第二次俄勒冈探险，后来他们精心写作了《穿越落基山脉抵达哥伦比亚河之行程手记》(Narrative of a Journey Across the Rocky Mountains to the Columbia River， 1839)一书，对此次探险作了生动详尽的记述。那些随同前往西部探险的科学家收集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促成了像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所著《美洲鸟类图谱》(The Birds of America， 1840—1844)一类鸿篇巨制的产生，并且与人种学家亨利·罗·斯库克拉夫特(Henry Rowe Schoolcraft)、托马斯·麦肯尼(Thomas McKenney)以及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等人收集的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同样丰富的资料相映生辉。因此，对为数众多的关于自然现象和异族习俗的材料的分类整理往往到后来成了一项为政治和文化霸权服务的事业，其中又混合了科学、外交和经济目的。例如，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从头颅的大小和其他生理学资料来研究种族特征，并仿效亚历山大·威尔逊(Alexander Wilson)的九卷本《美洲鸟类学》(American Ornithology)写作了《亚美利加头颅学》(Crania Americana)一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朗的探险中，赛研究了认为印第安人、黑人与类人猿是互为联系的物种的假设之后，却发现根本无法将美洲印第安人置于合理的动物学因果链条中。由于人种学与动物学分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乱，白人将印第安人视为“蛮荒自然”的一部分的倾向与日俱增，同时也越来越容易将政治征服与科学进步联系起来。个人记述总是记载关于一些西进历程中平凡但又非常严酷的细节，而以科学观察加想象推测为特点的国家文档则更能反映出国家的特性。

源于彼德尔对路易斯和克拉克的叙述，又被朗、阿西里和其他人的探险赋予了新意义的探险家的英雄形象，被用于各种各样的国家主义目的，这些目的早在1836年欧文出版《阿斯特里亚》之前就已经确立了。由于其作为一个身居国外的美国的解释者和研究世界事件的史学家的声望，欧文写作关于西部的故事这件事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对国家文学的新的热衷正横扫美国。欧文从欧洲居所回到美国之后不久，就随从军事探险队到达俄克拉荷马，此行使欧文写出了大受欢迎的《大草原游记》(ATour of the Prairies)，作为《克雷恩杂集》(The Crayon Miscellany， 1835)的一部分，此书描绘了野营景象、狩猎场面以及印第安人的生活。鉴于欧文至此已写出数卷重要的历史著作——例如《哥伦布的生平及航行》(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1828)、《格拉纳达攻克记》(A 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Granada， 1828—1829)，甚至是滑稽可笑的《纽约外史》(History of New York， 1809)——因此他会重新将笔触投向自己的祖国，将它与世界历史中那些伟大的史诗性事件放在同一舞台上来进行描摹便不足为奇了。《大草原之旅》通篇出现了对欧洲的典故和与欧洲的对比，但是该书也提倡田园式的静思，正是这样的一段旅程使一个民主社会的成员得以进行这样的思考：“我们将我们的青年送到海外，使他们养成奢靡之风和娇弱之气；而在我看来，在出国之前作一次草原之行，会更有可能锻造出阳刚之气、朴素之风和自信之志，这恰是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最契合的品质。”

《阿斯特里亚》是这种国家主义观念的更直白的表露。此书是据亨特和斯图亚特的日记、阿斯特的书信和报告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原始材料写就的。虽然一些史学家就此书的真实性提出了批评，它仍不失为对阿斯特首次探险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扩张热情的一份重要表述。在此书记述阿斯特及其皮货贸易的传记部分，作者对阿斯特企业在经济上的失败予以轻描淡写，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将阿斯特本人美化成杰克逊式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化身，还表明美国将迎来对整个大陆的统治。在欧文的著作所构成的语境中，对阿斯特的描摹将他与诸如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安德鲁·杰克逊之类的英雄人物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些人身上欧文找到了开发与支配美国的蛮荒之地所必须具备的男性力量。这样想象出来的英雄必须兼具不受约束的活力和深谋远虑的组织能力。欧文将边疆居民净是性情粗莽的不法之徒的陈腐之见与中部平原无法定居(赞布伦·帕克最早赋予它“美国大沙漠”的形象)的论调结合了起来，并预言那里将会出现“新的血脉混杂的种族，就像新的地质构造一样，他们由以前那些种族的残渣碎屑融合而成……他们是亡命之徒(的后裔)，来自各个阶级、各个国家，每年从社会的中心被放逐到这片蛮荒之中”。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充满信心地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要看西部，它因此也将成为美国政治利益的所在。在此书的结语中欧文表达了他的遗憾，他认为联邦政府本来应该把有争议的俄勒冈抓到手，现在这块领土已经非常明显地处于它应属的范围之中了：“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涌入辽阔的西部，随着我们的拓殖不断向落基山脉延伸，拓荒者们热切的目光将望向山那边，对于挡在他们认为是我们帝国的一个主要出口的路上的任何阻碍，他们会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阿斯特里亚》以种类繁多的材料支持着欧文为帝国提出的要求，这些材料中包括阿斯特具有代表性的生平、历次探险经历的详情、对密苏里河及西北地区印第安部落的记述和辉煌壮丽的景物描写，这些景物往往第一次为读者们描绘了他们的祖国在将来所具有的巨大空间。欧文普及了这样的观念，即中部大平原的绝大部分是名副其实的荒原，但他那些雄伟壮丽的描写有时又无意中流露出他对这片空旷土地和土地上野生生物的着迷，如他在叙述斯图亚特的小分队沿密苏里河和普拉特河返回时这样写道：

他们继续朝上游走了有100英里，辽阔的草原随着他们的步伐展现在他们眼前；间或也会出现一些起伏的小山，但树木却十分罕见。在某一个地方他们看见了65匹野马，而野牛则真可称得上遍野都是。雁也为数众多，它们掠过之处是成群结队多到无可胜数的水禽，其中有几只天鹅，剩下的则是多得难以计数的各种鸭子。

河流沿东偏东北方向渐行渐宽，差不多有了1英里宽，但河水浅得连一只空的独木舟也浮不起来。

田野伸展成了一片辽阔坦荡的平原，地平线一览无遗，只有北边例外，那里立着一带小山，似一块渐渐浸入海中的长岬石。衰草连天的沉闷景象开始让人大倒胃口，旅行者们期待着能见到一片森林、一丛矮树或者哪怕只是一棵树来打破这整齐划一的平坦景象。他们开始注意有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们有理由希望他们即将走出这闷人的荒野……他们就这样走着，像大海上的水手一般，从每一片漂浮的水草和每一只徘徊的飞鸟身上看出期待良久的陆地的征兆。

欧文对草原的描绘，就像书中其他对风景的描写一样，在指出欧裔美国人对于西部未展现的潜力的看法的同时，也勾画了人类进行探索的戏剧性场面。阿斯特和他的探险者的事业既可以说是生理上的行为，也可以说是无意识的自省的心理历程，因为他们深入“到了野蛮大陆的中心：将荒野的秘密一一揭开”。

欧文描写美国西部的第二部著作《勃尼维尔上尉之落基山脉与远西探险记》(The Adventures of Captain Bonneville in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Far West， 1837)讴歌了拥抱更广阔疆域的拓荒精神，同时也讴歌了继威廉·阿西里和杰迪戴亚·史密斯之后规模更大的拓荒者和皮货商人表现出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其中的本杰明·勃尼维尔(Benjamin Bonneville)于1832年领导了一次探险活动。他在这次探险中的成就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属下约瑟夫·沃克(Joseph Walker)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沃克领导对大盐湖西岸进行了勘测，然后取道加利福尼亚，沿洪堡河南下，最终到达蒙特利。勃尼维尔折向北沿阿斯特的路线去了俄勒冈。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的有关这一地区的情况先是出现在欧文的《阿斯特里亚》一书中，然后又出现在《勃尼维尔上尉》一书中，同时附有他绘制的落基山脉以西地区和大盆地地图，此图可以说是当时最为详尽的地图了。欧文对勃尼维尔的英雄形象的塑造不像他在《阿斯特里亚》中对探险者们的记述那般充满神来之笔，另外他对材料的文学价值进行了更自觉深入的理论归纳。“所有这些关于野蛮生活的传奇故事，”他指出，不久之后就会“看上去像是骑士文学或神话故事一样”。但他对山区设陷阱捕猎者们的英雄时代的描写不仅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且它还表明探险工作已经到了可以被传奇化的时候，并且可以预见探险将被更固定的拓殖所代替。

欧文的作品证明，在对美国西部的探险中涌现了一批性情粗莽的个人，他们的成就轻而易举就被塑造成了神话。最早的开疆拓土者们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他们在皮货贸易中起的作用，还因为他们那广为人知的名声，即他们是善于把握机会的粗人，出于对财富和奇异冒险经历的向往而甘愿去过充满危险的生活。作为这些人中的一个，乔治·拉克斯顿(George Ruxton)在他的作品《墨西哥与落基山脉探险》(Adventures in Mexico and the Rocky Mountains， 1847)中写道：“没有一个洞穴或角落是这些硬汉子们(没有)搜寻过的。从密西西比河到西部的科罗拉多河口，从天寒地冻的北国到墨西哥的希拉沙漠，捕海狸的人在每一条溪流与小河中设下陷阱。所有这一大片广袤的土地若不是靠了这些人的勇敢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直到现在还会被地理学家们称做‘未知土地’。”拓荒者们不仅绘制了最早最可靠的地图，而且还留下了描写欧裔美国人对西部进行探险的一些最好的文学记录。1834年约瑟夫·沃克从内华达山区出发到达旧金山湾，南下穿越圣华金河谷，然后折回又穿越内华达山区进入沃克小道(这一通道后来成为人们去往加利福尼亚最常走的路径)，这一经历被记录在了他自己的行程报告中，以及他后来口授给乔治·尼德华(George Nidever)的叙述中，而最为人熟知的则见于赛纳斯·列奥纳德(Zenas Leonard)的《皮货商赛纳斯·列奥纳德的历险故事》(Narrative of the Adventures of Zenas Leonard， Fur Trader， 1839)。

列奥纳德对他在1831年至1835年期间捕兽生涯的愉快描述为后来的亚历山大·洛斯(Alexander Ross)、华伦·费里斯(Warren Ferris)、詹姆斯·贝克沃斯等人提供了一个样板。对于沃克的探险经历，列奥纳德提供的视角比之于欧文的《勃尼维尔上尉》更加真实，而且同其他主张扩张的人一样，他也赞扬了西部在经济上的潜力。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将对内对外政策结合在一起来考虑西部问题的，并由此他提出要谨防西班牙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对极具价值的西部进行的侵略：

在这偏远的西部，还将再过许多年，这些丘陵与山谷才能听到工匠手中的锤子、耕夫快乐的口哨，从而被唤醒……我们的政府仍须警惕。她必须尽快占领这里所有的领土以维护其权利——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有朝一日，群山以西的领土对于这国家会像东部一样重要。

詹姆斯·贝克沃斯在作品《生活与探险》(Life and Adventures， 1856)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记述了皮货贸易以及西部的一些荒诞故事，而且还以非正统的笔调记述了自己与印第安的克劳族人(the Crow)一起生活的情况；他与克劳人同住的时候相处融洽，但心里却一直排斥他们，将他们视做最好立即灭绝的野蛮民族。贝克沃斯等人的记述表明，对于探险活动的真实记载和描写印第安人冲突的边疆小说共同将拓荒者塑造为生活在“野人”中但却没有沾染上“野人”习性的传奇人物形象。戴维·凯纳(David Coyner)的作品《迷茫的猎人》(The Lost Trappers， 1847)就将事实与虚构相互交织起来，这是因为其中描述的大部分虚构的皮货贸易生活据说是以爱塞卡尔·威廉斯(Ezekial Williams)的记录为基础的，而威廉斯则是继路易斯和克拉克之后首次捕猎探险的参与者。贝克沃斯与凯纳写作的时期正是大陆被勘测绘图之时，当时人们编写历史时也希望19世纪40年代不断扩大的移民会最终完全占有加利福尼亚。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敬重“文明”社会的进步，可他同时在纳蒂·班波身上创造出了最典型的社会叛逆者的形象，凯纳也陷入了与库珀同样尴尬的处境之中：他极力赞美捕兽人，认为他们“鄙视文明生活的沉闷单调和整齐划一”，而且拒绝接受“有序社会的恼人规矩”，但是他又在同时鼓吹美国文明注定要在太平洋岸崛起。与库珀传奇式的主人公最相似的真实人物可以说是“小猫”克里斯托弗·卡森[Christopher(“Kit”)Carson]了，作为捕兽人、侦察员和印第安事务官员，他可是最广为人知的拓荒者了。他的自传到20世纪才出版，其中所展现的边疆英雄不像在一些流行的著作——如德维特·C.彼得斯(DeWitt C.Peters)的《小猫卡森的生平及历险》(Life and Adventures of Kit Carson， 1858)、查尔斯·伯迪特(Charles Burdett)的《小猫卡森的一生：伟大的西部猎手和向导》(Life of Kit Carson：The Great Western Hunter and Guide， 1862)以及比这些更早的查尔斯·阿维利尔(Charles Averill)的小说《小猫卡森：掘金王子》(Kit Carson：The Prince of the Gold Hunter， 1849)——中那样浮夸和孤立。通俗文学中的小猫卡森形象盖过了其真人，他突出了所有那些拓疆者们自认为具有的以及为他们编写神话的人在每件事情上赋予他们的品质：过人的胆识、惊人的森林知识和格斗技能以及对美国的命运充满幻想的信念。由于卡森的声名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所参加的约翰·弗莱芒(John Frémont)的西部探险和墨西哥战争的历次战役，所以他另外还表现出了流行的关于西部的男性梦想的特性——阳刚之气、独立精神和过人胆识——它们不但存在于拓疆者们的生活之中，也体现在库珀和欧文所创造的英雄们身上。

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 1823—1893)虽然称不上是一个拓疆者，而且他乘坐蒸汽船和骑马进入落基山脉以西的旅程也仅止于怀俄明州的拉拉米要塞(Fort Laramie)，但他却写下了19世纪对西部生活最流行的记述之一。《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冈小道》(The California and Oregon Trail， 1849)一书先是于1847年在《纽约人杂志》(Knickerbocker Magazine)上连载发表，该书以惊人优美的笔触详细描写了这一地区的风貌以及普拉特河上苏人(Sioux)和波尼人(Pawnee)的狩猎文化。帕克曼对印第安生活的思考较之在那些更有经验的捕兽者和探险者们的报告更多地带有浪漫主义和种族主义对野蛮状态所持有的观点，而且他对移民路径沿途生活的观察对于当时急切寻找西行路径的许多移民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这也可称得上是件怪事了。即便如此，在抓取人类向自然肆意攫取的那种狂乱心态时，帕克曼在某些段落里表现出了堪与梅尔维尔比肩的能力——这或许最出色地体现在他对猎杀野牛的大量描写之中，这其实也是对西部印第安部落死亡景象的含蓄描写：

我们从一侧，同时伙伴们从另一侧，杀向惊惶失措的野牛群。喧嚣与混乱的场面只持续了片刻。待尘埃落定时，我们可以看到野牛像是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四散奔逃，或是单个，或是一条长队，或是一小群，在草原上狂奔。后面的印第安人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急追，边啸叫着边将一枝枝羽箭射入野牛的体侧。地上点缀着厚厚的野牛尸体。地上到处蹲坐着受伤的野牛，身体两侧插满了羽箭，还汩汩地往外冒着鲜血；当我策马经过时，它们怒目而视，像巨猫般竖起毛发，试图前冲顶刺我的坐骑，但却虚弱无力，难以为之。

就像他后来在《庞蒂亚克的阴谋》(The Conspiracy of Pontiac， 1851)中道出的美国印第安人“注定灭亡”的经典名言一样，帕克曼对大平原上生活的叙述上升成了一阕带有隐喻意义的挽歌，好比梅尔维尔在《白鲸》中表达了自己对亚美利加帝国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的本质理解一样。事实上，此书作为对边疆生活的一种文学表现，还是帕克曼本人最好地道出了它的重要性。在1892年为《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冈小道》写的一篇前言中谈到美国西部的变迁时帕克曼说：“野牛销声匿迹了，亿万野牛现在只剩白骨一堆。驯养的家畜和带刺的围栏代替了大群的野牛和无边的牧草地……全副武装的骑手信马由缰的景象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豪华的铁路客车和现代交通方式那毫无阳刚之气的种种舒适。”

然而帕克曼所目睹的西部的变迁不用等到19世纪末就已经发生了。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农业边疆向中西部的推进随着制造业和交通运输的革新而加速，迅速地改变着人们对西部领土的概念，同时它毁灭了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并把最早的拓疆者赶到了太平洋边。这片土地在其神话魅力消解殆尽之前就已经变得实用与商业化了。爱默生在1844年的一篇关于扩张的文章《年轻的美利坚人》(The Young American)中断言这片土地的神秘力量将具有一种“美国化的影响力，它定将为以后的时代揭示新的美德”。美利坚人，他又补充道，“在天堂般的村舍中长大，”身处“未来之邦”，因此必须接受工程、建筑、科学种田和矿物学方面的教育。同梅尔维尔笔下的亚哈一样，他想象机械技术能为天堂乐园般的美国带来活力：“铁路的铁轨就像是魔术师手中的魔法棒，凭借它的力量能唤醒土地与河流沉睡着的能量。”

爱默生在商业的范畴内找到了抽象的理想主义，这种独特的做法从哲学上打破了思想与自然之间的分界。许多描写西部景物的平庸文学作品则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这样做的，在这一点上移民指南可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1840年的时候它已经自成一种文学体裁。在移民指南中，根据真实信息编造的故事和带自传性质的随想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空间作为对无可限量的未来的许诺，被转换成了时间、供给、赢利和亏损，并被纳入一个道德框架，在此框架中自我价值的发现与国家的性格成了同义的东西。新英格兰商人霍尔·J.凯利(Hall J.Kelley)是开发西部的忠实主张者，在促进扩张上堪与阿西里媲美，他发行的诸如《告所有品行端正且意欲移民前往俄勒冈者书》(AGeneral Circular to All Persons of Good Character Who Wish to Emigrate to the Oregon Territory， 1831)这样的小册子帮助启动了前往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在许多出版物和上呈给国会的陈情书中，凯利呼吁美国马上对太平洋沿岸的西北部地区进行殖民。他的追随者之一就是纳撒尼尔·韦斯，是波士顿的一位制冰商，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思考如何将瓦尔登湖的湖水与恒河的河水联系起来的时候曾提到过他的产业。韦斯在19世纪30年代自行组织过对俄勒冈的探险，其探险队员中包括基督教传教士、各学科的科学家和一些如威廉·萨布莱特一类的经验老到的早期拓疆者，此君发现为前往西部的旅行队提供装备和指导要远比皮货贸易赚钱。最重要的移民指南是那些不仅提供实际的建议，还小心翼翼地对盛行的命定扩张论观点表示支持的文件。当时最有影响的手册之一——兰斯福·黑斯廷斯(Lansford Hastings)的《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移民指导》(The Emigrant's Guide to Oregon and California， 1845)赞美了该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在经济发展上的潜力，一边还颇具特色地巧妙利用了反墨西哥、反印第安人和反天主教的情绪来赞美对英裔美利坚人进步的信心，“促进文明进步的人类无限之幸福与繁荣”。一俟墨西哥战争使加利福尼亚对英裔美利坚人打开了殖民的大门后，移民指导手册中的末世论特征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记者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在《世界花园；或，大西部》(The Garden of the World；Or， the Great West， 1856)中用几百页的篇幅记录了所有中部和西部疆域的情况，其开首的几段介绍性文字显示了清教思想与命定扩张理念之间的连续性：

希望之土，当世的迦南，是这样一片土地：它自阿勒格尼山脉的斜坡开始，皇皇拓展成辽阔的草原和浩浩汤汤的河流，又将高贵静雅的湖泊和巍峨雄奇的群山揽在怀中，最后到达被太平洋海潮亲吻的黄金海岸……哦，只要一想到西部是怎样一个辉煌的帝国，灵魂就会被点燃，但是那种子，那寄托了对自由的祈愿并保证将平等权利赋予每一个人的种子，将不断地征服、征服、再征服，直到整个地球上都回响着它的威名与荣耀。

尽管奥维顿·约翰逊(Overton Johnson)和乔尔·帕尔默(Joel Palmer)也像黑斯廷斯那样向将要移民西北部的人提供了他们从亲身经历中获取的经验，但约翰逊的《跨越落基山脉之路》(Route Across the Rocky Mountains，1846)与帕尔默的《落基山脉旅程漫记》(Journal of Travels Over the Rocky Mountains， 1847)中并没有将这一地区描绘成神奇的伊甸园，而是将其描绘成一个可以通过辛勤劳动和艰苦生活达到自立与成功的地方。拉夫斯·B.赛奇(Rufus B.Sage)与德国移民F.A.威斯利泽纳斯(F.A.Wislezenus)对西部的评价也同样实用：前者在《落基山脉景观》(Scenes in the Rocky Mountains， 1846)中为急于扩张的公众提供了从德克萨斯到俄勒冈之间地区的各种详细的信息；后者则在《1839年落基山脉之旅》(Journey to the Rocky Mountains in the Year 1839)(1840)中使用了一个常用的隐喻来描述“文明之浪”正“将浪花卷向落基山脚下”(19世纪末，这一隐喻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作品中达到了极致)。前往西部攫取财富的热潮之炽使得只要打一下这个幌子就能管用：因此记者兼诗人爱德蒙德·弗拉格(Edmund Flagg， 1815—1890)出版了一本著作冠名以《西部；或，落基山脉彼端之行》(The Far West；Or， A Tour Beyond the Rocky Mountains， 1838)，而事实上书中所述几乎只限于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和密西西比河谷。

关于西部投机叙述的登峰之作是埃德加·爱伦·坡的虚构作品《裘力斯·罗德曼手记：对文明人首次穿越北美洲落基山脉之行的记述》(The Journal of Julius Rodman，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Passage Across the Rocky Mountains of North America Ever Achieved by Civilized Man，1840)，此书说明了包含于大多数探险叙述中的稀奇古怪的空想所产生的诱惑。坡写作此书的基础是他对以下作家作品的阅读，其中包括彼德尔记述路易斯和克拉克的著作，此外还有欧文、弗拉格、罗伯特·汤森德(Robert Townsend)、塞缪尔·帕克尔(Samuel Parker)等人的作品。这部未完成的闹剧如其题目所示，称书中之事都发生18世纪90年代，为的是记录一次早于任何人的西部历险，这一招他在《南塔科特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1838)里早就用过了，而且用得比这一次远为成功。坡将裘力斯·罗德曼的叙述在时间上错位到过去具有多重意义。除了讽刺这种文学类型以及探险者们常有的夸大其词的腔调之外，它还通过把对大陆的征服和美国印第安人“注定灭亡”的观念放到一个更早的世纪来对当时帕克曼等人的努力做出呼应。与此同时，它强调了坡对美国未来的着迷，这一点也表现在他的短篇科幻小说或是描述他的哲学梦想的小册子《我发现了》(Eureka， 1848)一书中，在此书中无限的宇宙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像是美国正在展现的命运的形象。与爱默生的《论自然》(Nature， 1836)以及惠特曼的很多诗歌和散文作品一道，坡的作品促使半球征服和建立一个无限新迦南的幻象超越了地理疆界。

即使从美国政治观点的角度来看，坡的幻想也并不是不合法的。美国的地平线看来是能够超越后来这一国度的疆界的。《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编辑詹姆斯·G.贝内特(James G.Bennett)在1845年撰写了一篇当时看来很难算是夸张的专栏文章。由于不再受到束缚上一代人的疆界的限制，“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开拓者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制度正在寻求远方的疆域，甚至要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大凡有冷静洞察力的人都明白，共和国的双臂不久就会拥抱整个半球，从冰封的北部荒野到风和日丽、物产丰饶的南部地区”。美国在这个半球的使命观念在墨西哥战争中越来越具体了，而像贝内特这种无所不包的说法也由于在以前的几十年里对大陆外领土的探险而显得有点道理。美国的版图最终延伸至半球的各个遥远角落的可能性产生于一种理想化的信念，即美国不久就能将基督教、共和制政府和商业贸易带到地球的大部分地方，当然这要在其尽可能多地占有领土之后。贝内特的规划暂且不论，单是进军北极就得要等上几年，因为英国与俄国控制了早期对北极的探险。尽管美国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少对北极地区进行过重要的探险(由于预见到阿拉斯加地质资源丰富，并有可能借此使美国控制加拿大和部分亚洲地区，1867年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与俄国谈判买下了该地区，之后，对于北极地区的兴趣与日俱增)，但还是出现了几本关于这一地区的重要著作：较早有威廉·史纳令(William Snelling)的《北极地区》(The Polar Regions， 1831)；一手资料报告，如伊莉莎·凯恩(Elisha Kane)的《美国格林纳尔搜寻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之探险》(The U.S.Grinnell Expedition in Search of Sir John Franklin， 1854)以及他那本被广泛传阅的《北极探险》(Arctic Explorations， 1856)；查尔斯·弗朗西斯·霍尔(Charles Francis Hall)的《北极考察》(Arctic Researches， 1864)与《生活在爱斯基摩人中》(Life with the Esquimaux， 1864)；以及爱斯基摩人汉斯·亨德里克(Hans Hendrik)的《自传》(Memoirs)，该书在1878年北极探险的热情高涨时译成英文。

然而在命定扩张论盛行的年代里美国人最关心的却是南极，因为他们的兴趣所在是拉丁美洲和通往太平洋的海路。南北战争前的这部分历史中最重要的一章是一次包含所有这些兴趣的探险，即1838—1842年的美国探险远征。这次探险行动由查尔斯·韦尔克斯(Charles Wilkes， 1798—1877)指挥，其内容极其详尽地记录在洋洋五大卷本的《美国探险远征记》(Narr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Expedition， 1845)中。此次远征的想法来自杰雷米亚·雷诺兹(Jeremiah Reynolds)(他写过《莫查·迪克》[Mocha-Dick， 1839]一文，该文是梅尔维尔的《白鲸》的素材来源之一)，其初衷只是探测南极大陆和南太平洋的岛屿，最后却又加上了对俄勒冈海岸的探测。雷诺兹的灵感来源之一是约翰·塞姆斯(John Symmes， 1780—1829)提出的理论，即认为地球是空心的，可以从位于南北两极的漩涡中进入。在亚当·西波恩(Adam Seaborn)(塞姆斯的化名)的一本名为《新佐尼亚：发现之旅》(Symzonia：Voyage of Discovery， 1820)的小说中这一理论得到了异想天开的运用，该书想象人们在南极发现了一个具有完美理性的种族，他们生活在南极内部一个热带般舒适的环境中。由于新佐尼亚人身上没有任何像粗野、堕落之人所有的那些欲望，又具有完美的白人外貌，再加上他们对有色人种的厌恶，该书含蓄地表明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性是和完美的智性结合在一起的，这与人们在将科学进步与命定扩张结合起来时想要表达的言下之意一模一样。这些理论经由韦尔克斯的远征而引起公众的注意，从而为闹剧大师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在《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中描述了一次发生在1828年的南极之旅(这样一来，它就像坡写作的裘力斯·罗德曼的故事一样，在日期上领先了当时刚刚开始的实际的探险远征)，描写了充满疯狂想象和滑稽模仿的幻想中的航程、食人的见闻、理性的彻底崩溃和横亘在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残暴的敌意。坡的故事想象惊人，在公众爱看的带有异国情调的探险经历之中他加入了噩梦般的南方蓄奴制和奴隶暴动的故事，从而模仿讽刺了两者。他还在关于韦尔克斯远征的报告出现之前对这次远征进行了漫画式的嘲弄。

结果，坡的故事并没有像它表现的那样荒谬可笑。首先，坡对探险的兴趣是相当真切的。坡在1837年一篇评论雷诺兹对空心地球深信不疑的文章(坡专门评论路易斯和克拉克、欧文的《阿斯特里亚》以及其他一些记述美国探险的文章中的一篇)中，高度赞扬了美利坚的水手们，因为他们立志要环游地球到达极地以便“在子午线汇聚的地方抛锚停船，竖起并展示我们的星条国旗和鹰徽，使之在地球的轴心上迎风飘扬”。坡在《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中的模仿讽刺，与其说破坏了这种真正明显爱国的观点，不如说解释了激发像韦尔克斯探险一样宏伟探险的矛盾冲动以及近乎混乱的才智和精力。的确，韦尔克斯的《远征记》本身就是一部内容庞杂、常常令人感到怪异的地理学和人种学报告，其范围涉及南美诸国、南太平洋诸岛、澳大利亚、夏威夷(时称桑威奇群岛[the Sandwich Islands])、亚洲和北美洲的西海岸。到1874年时，该书已演变成由各色人等合力写就的皇皇23卷巨著(其中包括了如泰坦·皮尔[Titian Peale]根据收集到的数以百计的标本写就的《哺乳动物学与鸟类学》[Mammology and Ornithology]，查尔斯·皮克林[Charles Pickering]对人种进行分类的《人的种类》[Races of Man]和霍拉旭·黑尔[Horatio Hale]研究波利尼西亚人和美国西北部印第安语言的《人种学和语文学》[Ethnography and Philology])。除了记录下大量与航海路线、贸易惯例及外国的风俗地形相关的资料外，该书还推动了捕鲸业及对待船员和土著居民方式的变革，以期在国外“推进道德、宗教和节欲的伟大事业”。韦尔克斯的《远征记》证实了南极大陆的存在，并对其野生植物和冰原作了迷人的描述，有些地方与坡杜撰的景致相吻合(“好像被一层无法穿透的迷雾笼罩着”)。在论及斐济岛民的食人现象时，韦尔克斯比起坡那魔鬼般的浪漫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讲述说有一位船员与当地人商谈购买一个“留有火烬余温的骷髅，烧得焦黑，还留着啮食者的齿痕”，大脑已经被吸光，剩下的一只眼睛卖者还急于在售出前吃完。

太平洋成了一个吸引人的地方，这既是因为到19世纪30年代时商业与传教事业已遍布诸岛，也因为它是前往亚洲的通道，即“通往印度之路”的一个合理的延伸。例如，杰雷米亚·雷诺兹就在《美国护卫舰波托马克号之行》(Voyage of the U.S.Frigate Potomac， 1835)中写过一份探险记述和一份要求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摘要；爱德蒙德·范宁(Edmund Fanning)的《南方诸海旅行记》(Voyages to the South Seas， 1833)是一份对19世纪历次探险的记述，该书在1838年韦尔克斯出发时已经出到了第五版；此外还出现过如欧文·切斯(Owen Chase)的《捕鲸船爱塞克斯号离奇悲惨遇难记》(Narrativ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and Distressing Shipwreck of the WhaleShip Essex， 1821)——这是《白鲸》的另一个素材来源——和弗朗西斯·A.奥姆斯泰德(Francis A.Olmsted)的《发生于一次捕鲸之行中的事》(Incidents of a Whaling Voyage， 1841)这种描述捕鲸历险的故事，后者是在梅尔维尔的著作出现前对捕鲸和南太平洋的最好记述之一。经官方认可而与中国进行的贸易开始于1844年(美国的船只事实上从18世纪末期就与中国进行贸易了)，颇受欢迎的游记作家之一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 1825—1878)将他跨越太平洋的旅程记录进了《1853年的印度、中国和日本之行》(AVisit to India， China， and Japan in 1853)(1855)。但是从历史的(如果不是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关于亚洲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或许要数弗朗西斯·霍克斯(Francis Hawks， 1798—1866)的《对一支美国舰队前往中国海和日本远征的记述》(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1856)，该书记载了1852—1854年间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军以武力迫使日本向美国开埠通商的情况。霍克斯一字未改地大量使用了佩里的往来信函和日记；虽然三卷中的两卷是船员们对所带回的科学资料、地图、海图和观察到的天文现象所写的报告，但其中带有插图的一卷却以其对于日本历史、宗教、地理、人种、贸易信息和艺术、科学成就的详尽描述戏剧性地将亚洲带入了美国人的意识之中。

然而最清楚地代表南北战争前美国西进运动辉煌成就的却不是亚洲大陆，而是太平洋诸岛。由于夏威夷群岛在通往亚洲的通道中占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贯穿这一整个时期人们一直呼吁将其吞并。该群岛在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的《环夏威夷群岛航行记》(AJournal of a Tour Around Hawaii，1825)和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神父的《桑威奇群岛二十一年居住记》(AResidence of TwentyOne Years in Sandwich Islands， 1847)中都有记载。詹姆斯·贾维斯(James Jarves)的《夏威夷群岛历史》(History of the Hawaii an Islands， 1847)拥有众多读者，同样他的《凯厄纳：夏威夷的传统》(Kiana：ATradition of Hawaii， 1857)也颇受欢迎，该书据一则传奇写成，说的是在科蒂斯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旅途当中，一艘西班牙船在群岛中失事，一个白人传教士和一个白人妇女流落到了岛上，正是通过他们人们才第一次发现基督教和文明的威力减轻了传说的岛民们的迷信和野性。查尔斯·斯图亚特神父(Charles Stewart)在描述他到夏威夷传教情况的两部书——《居住在桑威奇群岛》(AResidence in the Sandwich Islands， 1828)和《南海之行》(AVisit to the South Seas， 1831)——中赞同了至福千年的理论，即认为基督教文明的传播会“像早晨冉冉升起的太阳驱散雾气一般将笼罩在岛上的精神黑暗驱散”。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太平洋诸岛和夏威夷既是承诺中美国伊甸园的实现，也是美国的技术与当地人原始的生活方式产生冲突的所在。19世纪初，戴维·波特(David Porter)在描述保护美国捕鲸人军事冒险的《太平洋巡航记》(Journal of a Cruise Made to the Pacific Ocean，1815)中叙述了他如何在奴库西瓦(Nuku Hiva)的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即梅尔维尔的《泰比》[Typee， 1846]中故事发生地努库赫瓦(Nukuheva)上用武力建立起社会新秩序，但是他却对穿越泰比山谷(Typee Valley)的行军情况进行了一番充满感伤的描述，那里“现在有一条长长的残烟袅袅的废墟标明了我们从岛的一端行进到另一端的足迹”。

爱德华·T.帕金斯(Edward T.Perkins)的《纳摩图；或，南海巡礁》(Na Motu：Or， ReefRovings in the South Seas， 1854)作为描写美国帝国主义入侵夏威夷和塔希提岛(Tahiti)最犀利的作品之一，抨击了欧洲的殖民主义行径，但却对美国进入该地区后带来的繁荣大加赞美。帕金斯在书中这样论说道：“对这里大大小小的王国和部落，我们以国家财富和不计利益的慈善行为给它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帕金斯的著作以比梅尔维尔的《泰比》更强有力的讽刺突出了欧裔美国人头脑中波利尼西亚岛民(Polynesian Islanders)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类比：如果受到蛊惑的话，两者都相信那些拯救和不计利益的善行之类的理想化宣称。夏威夷实际上是未受欧洲古老遗风拖累的新世界的象征：“尽管我们并未发现具有神秘含义的象形文字作为咒语来激发阴郁的狂想，但我们却在自然之书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新鲜无比，还闪耀着可以理解的美丽与崇高的符号。”帕金斯的《纳摩图》以流行的手法将浪漫的思索与美国本身的帝国主义设计结合起来，完美地再现了扩张主义者的视角，坡和梅尔维尔曾试图将该视角破坏性的内部机制暴露在大众面前，但其所包含的文化策略却注定要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大行其道。

类似的文化阐释问题同时也出现在美国向拉美地区扩张的过程之中。正如美国的边疆文学要相对于美国本土文化和传统来理解一样，位于更大的西南和拉丁美洲范围内的美利坚帝国需要人们结合墨西哥美利坚文学的兴起来参照那一地区的英裔美国文学。前者多数是以西班牙语写成，但有时也用英语，这将构成现代拉丁美洲人和奇卡诺人(Chicano，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的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文化身份的基础。就像美洲印第安人一样，在西南地区和加利福尼亚殖民地的墨西哥人并没有简单地被同化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中，而是保留了自主的文化形式，它们虽然随英裔美国人的征服而变形，却丝毫没有被毁灭。

多数描述墨西哥的游记作品更确切地说应该属于描写新墨西哥西南地区和墨西哥战争的边疆文学，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中美和南美地区也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詹姆斯·贾维斯为例，他只是在出版了《桑威奇群岛风光录及中美洲旅行记》(Scenes and Scenery in the Sandwich Islands and a Trip Through Central America， 1844)之后才将兴趣转向夏威夷的；欧文的朋友乔治·华盛顿·蒙哥马利(George Washington Montgomery)将他的《格拉纳达》译成了西班牙语，并自己写作了《危地马拉记行》(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Guatemala， 1839)；E.G.史圭厄(E.G.Squier)出版了《尼加拉瓜》(Nicaragua， 1856)和《中美诸国》(The States of Central America， 1858)；而描写巴拿马通往加利福尼亚之路的著作则有约瑟夫·W.法宾斯(Joseph W.Fabens)的《巴拿马地峡纪实》(AStory of Life on the Isthmus， 1853)和西部作家西奥多·温斯罗普(Theodore Winthrop)的《巴拿马地峡》(Isthmiana， 1863)。那段时期最有影响的美国游记当数约翰·劳埃德·史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的《中美、恰帕斯和尤卡坦旅游纪事》(Incidents of Travel in Central America Chiapas and Yucatan， 1841)和《尤卡坦旅游纪事》(Incidents of Travel in the Yucatan，1843)，记载他于1839—1843年间在后来被称为玛雅文化(Maya)的一些宏伟的遗迹中进行的探险。史蒂芬斯对这些遗迹、雕像、艺术品、象形文字等遗迹以及地理状况的描述，加上弗里德里克·凯瑟伍德(Frederick Catherwood)给这些古迹和玛雅社区绘制的精美插图，为这两本著作在美国赢得了大量读者。由此可见美国在有一点上是表现得颇为矛盾的，即它一方面坚持标榜不受旧世界负担的牵累，另一方面又急于去发现属于它自己的古物。然而如下将述，史蒂芬斯具有纪念碑意义的著作也脱不开帝国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历史研究是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的。

威廉·路易斯·赫恩登(William Louis Herndon)的《亚马逊河谷探险》(Exploration of the Valley of the Amazon， 1854)与韦尔克斯的《远征记》等书同样受欢迎并同样掺杂了帝国政治。该书以令人瞩目的笔触描写了英裔美利坚人于1851年从秘鲁到亚马逊河口的首次漂流探险。赫恩登参与的这次探险由任职于美国海军气象台的海洋学先驱马修·莫瑞(Matthew Maury)上尉发动，旨在开辟亚马逊河的航行与贸易(直到1867年才得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在《1850年妥协法案》阻碍了蓄奴制在大陆上的扩张之后，莫瑞计划要为美国的奴隶进口开拓领土，他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河与大西洋斜坡》(The Amazon and the Atlantic Slopes of South America， 1853)一书中概述了这一计划。由于在拉美建立奴隶帝国的潜力吸引了众多南方人，因此加勒比、尤卡坦以及中美洲就成了“黄金圈”梦想的焦点。所谓“黄金圈”是指以墨西哥湾为中心、以奴隶劳动力为支撑的一个贸易圈。关于蓄奴扩张主义最极端的声明出现在探险家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的著作《尼加拉瓜的战争》(The War in Nicaragua， 1860)中，他率领一支叛逆者游击队先是进入墨西哥，然后又短暂地征服尼加拉瓜。他的叙述完整地记述了他的劫掠行为和他那一套拓展蓄奴制的基本原理，该原理构筑的基础是白人据说仁慈地改善了低等的非洲人的命运：“非洲(被)允许闲置着直到美洲(被)发现，以使其(能)有助于新世界中一个新社会的形成。(因此)真正适合蓄奴制发挥作用的地方是美洲的热带，在那里蓄奴制找到了建立帝国的天然所在，在那里只要它肯花力气就能得到传播。”

沃克的论述表明，如果一个人能接受西部是英裔美利坚人取得胜利的舞台这一流传甚广的概念的话，那么美国西部的中心完全会超出合众国的当前范围，甚至会进行更复杂和广泛的领土与种族征服。西部的财富本身就被认为是美利坚扩张引擎的燃料。《德伯评论》(De Bow's Review)在1854年断言，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作为1848年之后扩张最有效的象征，不久就会使美国富庶异常，因此没有一种投资可与它比拟，除非将整个西半球开拓。位于密西西比河与亚马逊河这世界两大河之间的墨西哥湾会将地球上物产最丰饶的地区连接起来，而且还会通过打开通往太平洋海盆财富的通道，使现代的大西洋变成“罗马安东尼统治下的”地中海。鉴于欧洲政治势力纷纷瓦解，再加之美国控制了古巴、圣多明哥以及海地，因此美国有可能控制墨西哥湾，并进而控制世界：“在我们的天才和进取心的指引下，一个新的世界将在那里崛起，如同先它之前在哥伦布的天才之下崛起一样。”但是这一哥伦布式的前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如作者所说：“奴役与战争始终是文明的两个先锋。”

美国对中美洲或南美洲的扩张只有当现今属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的领土能够接受美国的统治后才有意义。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提倡拓展民主的“自由区域”(安德鲁·杰克逊语)的大有人在。然而，1845年对德克萨斯的合并以及墨西哥战争的胜利(美国从而获得了新墨西哥的领土和加利福尼亚)却显示出英裔美利坚人的前进步伐到了尽头。虽然进一步占领“全墨西哥”的呼吁又甚嚣尘上了20年，但除了1853年的加兹登购地是个例外(由此而为美国增加了亚里桑那州南部的一片土地)，美国的西南部版图至此已告完整。新墨西哥和南部沙漠的大多数土地要比美国的西北地区还要不适合定居和持续耕作，但早在19世纪之初人们便认识到它是通往富庶的加利福尼亚及与之进行贸易的重要地区。很多游记作品，特别是像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的《航海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1840)等流传甚广的作品，都将西班牙统治下的加利福尼亚看做美国未来使命中最重要的对象，而且在许多探险家的游记中(例如杰迪戴亚·史密斯、赛纳斯·列奥纳德、乔治·拉克斯顿及詹姆斯·帕蒂等人)所记述的探险几乎包括了整个西部地区，从阿肯色到落基山脉的中部和南部再到太平洋沿岸。这些叙述探讨的核心便是墨西哥的土地对美国的意义，以及美国在一片绝大部分地区经济不发达却又并非无人居住的疆域上殖民和耕作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是否正义的问题。

不仅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要比白人移民更早来到这些地区，墨西哥人也早就在此定居并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在现代，更是有大量的移民涌入新墨西哥地区(对记载这一过程的方式还需要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例如，1776年当美1国52殖民者还在反抗英国的统治时，胡安·鲍蒂斯塔·德·安萨(Juan Bautista de Anza)就已在旧金山湾建立了一个西班牙殖民地。同年，一个西班牙船长抵达哥伦比亚河口。这位名叫弗朗西斯科·西尔维斯特·瓦莱兹·德·埃斯加朗特(Francisco Silvestre Vélez de Escalante)的船长从圣菲出发前去探索科罗拉多河、格林河以及大盆地，而英裔美利坚人又过了40年后才对这一地区勘探绘图。圣菲城本身从1609年就有人定居了。到18世纪末的时候，从德克萨斯穿越新墨西哥和亚里桑那直到加利福尼亚境内的大部地区散布着众多传教区和要塞，这主要是作为一条针对法国、俄国和英国的防线，以防止他们威胁西班牙对拉丁美洲商业和海上贸易的控制。1821年，发生了反抗西班牙的起义，墨西哥共和国建立，随后在北部的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两省又陆陆续续发生了当地人对墨西哥本国政府反抗或表示不满的行为。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在这片不久以后即将被美国拓荒者的移民浪潮席卷的领土上，生活是独立于政府的管辖之外的，并且是相对平静的。1824年慷慨的《墨西哥殖民法案》(Mexican Colonization Act)颁布和1831年教区土地还俗后，许多人都轻而易举地拥有了面积广阔的牧场。尤其在加利福尼亚，那里的大多数牧场仍然由印第安劳力从事生产，他们常常沦为事实上的奴隶。在新墨西哥省，由于腐败成风，经济停滞，政府也因此默许美国人在德克萨斯殖民，并于1822年开通该地区与美国通商。到1830年为止，“德克萨斯殖民热潮”已使美国在此建立了很大一块殖民地，最终成为美国征服并统治这一整个地区的跳板。

待到墨西哥将其领土开放进行贸易之时，赞布伦·帕克、史蒂芬·朗等人的探险活动已经深入到了新墨西哥。几年之内，圣菲与密西西比河谷之间的常规贸易慢慢增长起来，从密苏里的独立市到圣菲的圣菲小道(由参议员托马斯·哈德·本顿提议，门罗总统批准)也在1827年开通。美国人与该地区的一些墨西哥人都认为，美国的统治在该地区的延伸在许多方面要好过鞭长莫及的墨西哥政府所提供的孱弱的法律和军事保护。日渐增长的移民随拓荒探险者(威廉·贝克纳尔[William Becknell]、托马斯·詹姆斯[Thomas James]，还有雅各布·法欧勒[Jacob Fowler]等商人于1821年去圣菲探险)潮水般涌来。詹姆斯和法欧勒分别留下了关于他们在墨西哥的历险与居留的日记，前者取名为《在印第安人与墨西哥人中的三年》(Three Years Among the Indians and Mexicans， 1846)，后者则取名为《雅各布·法欧勒日记》(Journal of Jacob Fowler， 1898)。同样留下了文字记录的是苏珊·雪莉·麦格芬(Susan Shelley Magoffin)，她的丈夫是一位商人(兼间谍)。她在19世纪40年代里记下了精彩的日记，后来出版时取名为《从圣菲城南下墨西哥》(Down the Santa Fe and Into Mexico， 1926)。她记述了对美国在战争中所取得的军事胜利的看法，但她更关心的却是贸易运作和新墨西哥的政治和家庭生活。另一部可与之相提并论且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是新墨西哥州州长戴维·梅里韦瑟(David Meriwether)在19世纪50年代写就的一部著作，该书直到下一世纪才被发现并付梓，其书名是《我在山区和平原的生活》(My Life on the Mountains and on the Plains， 1965)。

要说出描述早期西南部探险经历的最感人的作品出自谁人手笔并非难事，那就是詹姆斯·O.帕蒂(James O.Pattie， 1804？—1850？)。在年满26岁之前那堪称多灾多难的几年里，他随父亲及其他一些人考察了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南部(在英裔美国探险家中只有杰迪戴亚·史密斯比他更早踏足洛杉矶)和落基山脉中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广袤地区。他向提莫西·弗林特口述并于1831年出版的《亲历记》(Personal Narrative)行文往往迹近于荒诞，但大多数都得到了证实。弗林特在为该书作的序中指出，该书的价值在于“从对帕蒂等人的探险活动和无畏精神的思索中发现了崇高的道德”——即便这种崇高的道德常常是通过对业已存在的美国土著和墨西哥文化的健忘或对亚美利加新帝国的种族主义基础的否认而获得的。作为对美国日渐膨胀的夺取墨西哥领土野心的陈述，约西亚·格雷格(Josiah Gregg， 1806—1850)对1831至1840年间前往圣菲的几支贸易队伍行程的记录要比帕蒂的记述更加真实可靠，而且描述也更加生动。《草原贸易；或，一位圣菲商人的日记》(Commerce of the Prairies；or， The Journal of a Santa FéTrader， 1844)提供了一段有关圣菲小道和贸易发展的上好史料；虽然它对印第安和新墨西哥生活的许多方面进行了颇具特色的诋毁，它还是为我们描绘了格雷格自身的经历和性格。我们发现这与他前往墨西哥的不言而喻的牟利企图并不完全吻合。格雷格说，他“对草原生活的热爱”使自己产生了一种对孤独和野性的渴望。他别无所求，只希望“在广阔的苍穹之下与野马和野牛共宿，在那里他可以与草原上的小狗和小野马建立友谊，也可以与还要野蛮的印第安人——美洲大沙漠里无法征服的古也门人建立友谊，竭力使我对人类的信心不受动摇”。但格雷格和其他人的成功却证明，不论是所谓的美洲大沙漠还是俄克拉荷马与阿肯色的印第安人领地，都没有阻挡美国在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取得的繁荣。拓疆者的孤独具有诗性价值，但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它象征的只是一个民族和他们的土地归化于另一个在商业和军事上更为强大的民族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在墨西哥战争之前，关于德克萨斯归属的问题(这是美国取得对墨西哥的最终胜利的试验场)导致产生了几部表达这片殖民地的建国野心的重要文献。史蒂芬·奥斯丁(Stephen Austin)的《建立奥斯丁殖民地》(Establishing Austin's Colony， 1829)是在德克萨斯出版的第一本书，该书是一部简略的殖民编年史和与新移民有关的墨西哥法律的概要。奥斯丁的表妹玛丽·奥斯丁·霍莉(Mary Austin Holley)不久以后写了一本历史概览，书名为《德克萨斯：观察、历史、地理及描述》(Texas：Observations， Historical，Geographical，and Descriptive， 1833)，其中还包括了对将来草原上的中产阶级移民在家居生活方面的建议。两本书的言辞都暗示，不管是独立、合并还是既独立又合并，德克萨斯最终纳入美国轨道的假设已是昭然若示。约瑟夫·菲尔德(Joseph Field)所著的《得州三载记》(Three Years in Texas，1836)提供了对1836年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德克萨斯革命”的第一手见解。山姆·休斯顿(Sam Houston)卷帙浩繁的往来信札、演讲和文告有一部分出现在了查尔斯·爱德华兹·莱斯特(Charles Edwards Lester)广受欢迎的《山姆·休斯顿传记》(Life of Sam Houston， 1855)一书中；休斯顿先是以德克萨斯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在圣哈辛托(San Jacinto)战役中英勇抗击圣安纳(Santa Anna)，德克萨斯并入美国后他又当选为州长和参议员，如果将他英勇壮丽的一生的全貌描绘出来，那得需要现代学者的努力了。公众对德克萨斯历史的观点通常与休斯顿身上折射出来的先驱英雄主义形象相一致。安东尼·甘尼尔(Anthony Ganilh)为纪念休斯顿而写作的小说《墨西哥和德克萨斯》(Mexico Versus Texas， 1838)通过预言对墨西哥进行“重塑”应和了很多政界人士提出的观点。甘尼尔将墨西哥比喻成一个从地牢获释见到阳光的人，并继而写道：“墨西哥刚刚摆脱了由西班牙强加到她身上的政策所造成的黑暗，因此要她接受灿烂辉煌的现代文明尚有困难。”与此相仿，詹姆斯·W.达莱姆(James W.Dallam)在他的小说《孤星》(The Lone Star，1845)中论述说，德克萨斯在它加入联邦时俨然成了这一国家中最新的“山巅之城”。它是“自由在行进途中的前哨阵地和休憩之处，因此，文明世界的眼睛都紧张而好奇地盯着她看”。

19世纪40年代之后保存下来的大量有关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探险及殖民的记述通常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出现在战争之前的(因此有些也描写战争)；第二类是美国人记录战争经历的；第三类出版于战后，书中流露出因取得战事胜利和面对无尽资源任由美国支配而产生的自豪感。在那些让英裔美利坚人认识加利福尼亚及其墨西哥居民的重要著作中，没有哪一本的重要性能超过理查德·亨利·达纳的《航海两年》(1840)。理查德·亨利·达纳(1815—1882)是波士顿一位杰出的律师和支持蓄奴制的主要代表，他于1834年离开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航海远行，后来竟使他衰弱的视力恢复了。这本书描述了他绕过科德角的航程和他在加利福尼亚海岸收集兽皮的经历。此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它在东部人的头脑中为加利福尼亚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即这是一片潜力无限却被白白浪费着的土地，原因则被描述成是由于墨西哥人的怠惰。《航海两年》既不像《瓦尔登湖》一样蕴含深刻的哲学思辨，也不像《白鲸》那样含有复杂的象征寓意，但是它对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历史与风俗的详细描写，以及对达纳险象环生和难以承受的航海生活的精巧描述，使它成为这一时代不可或缺的伟大作品。达纳的下一部著作是一本关于水手权利的小册子《水手之友》(The Seaman's Friend， 1841)，此书继续了他在《航海两年》中对包括在船上和在岸上的劳动和个人权利问题的思考。同样的思考也体现在了梅尔维尔的《白外套》(1850)一书中，该书所关心的是工人在一个工业化但却采取共和制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达纳对新英格兰的评价一方面是与船上刻板的规章制度相对比，另一方面又是与加利福尼亚无忧无虑的奢侈生活相比较。在达纳看来，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独立之后立即为腐败的吏制、专断的司法、连绵的起义和国内道德沦丧所累，即使其人民居住的地方自然物产丰富，海岸线长达500英里，且又多优良港口，对此也无济于事。与此同时，达纳对新教统治下的新英格兰的僵化刻板抱持怀疑的态度，这往往使得他在书中对加利福尼亚的描写仅仅成为一种陪衬，而全书的重心则让位于他对自身所属文化中只重物质的扩张精神的批判。达纳用具有双重意义的语言争论说：“在一个进取心极强的民族手中，这个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啊!”该书对劳工问题的复杂论述不仅跟越吹越神的美国西部繁盛的前景联系起来，同时在达纳讽刺的强调下也与新教美国对传说的墨西哥的无能与迷信结合起来：“天主教根本没有在新英格兰地区扩散的危险；北方佬压根就没有时间来做天主教徒。”

新崛起的工业社会需要劳工，而浪漫主义者认为自由独立是“天赋的”，于是两者不免产生冲突，《航海两年》一书就将两者的冲突与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即西部旅游札记结合起来，因此它为西部探险意识指出了一条新的方向。几年之后，描写加利福尼亚和怎样前往加利福尼亚的书大量涌现出来。在兰斯福·黑斯廷斯于1845年出版《移民指南》(前面曾提到过)之前，早就出现了亚历山大·福布斯(Alexander Forbes)的《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1839)、约翰·彼得威尔(John Bidwell)的《加利福尼亚之旅》(A Journey to California， 1843)以及托马斯·杰斐逊·法恩海姆(Thomas Jefferson Farnham)的《西部大草原之旅》(Travels in the Great Western Prairies， 1841)和《加利福尼亚生活与探险》(Life and Adventures in California， 1844)等书，其中最后一本再版过多次，它详细描述了法恩海姆的马车队抵达俄勒冈及其漫游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情况。虽然法恩海姆向人们告诫了在西部会遭遇到的艰辛，他又同时极为真诚地断言，西班牙殖民的历史说明，加利福尼亚的确是一块“绝无仅有的蛮荒之地”，等待着一个受“财富、权力和信仰之热爱”所驱策的民族来进行开发。阿尔弗列德·鲁滨逊(Alfred Robinson)也像达纳一样从事加利福尼亚兽皮和兽脂贸易，他在《加利福尼亚生活纪实》(Life in California， 1846)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地区在淘金热之前一段时期历史、地理情况的最佳描述，在书中他注意到了该地民众随时准备脱离墨西哥政府的决心，并预言美国对该地区的征服即将到来。因此，在所有的游记中爱德温·布莱恩特(Edwin Bryant)的《我在加利福尼亚的见闻》(What I Saw in California， 1848)被广泛传阅便不足为奇了。该书记述了他参加弗莱芒(Frémont)领导的熊旗起义的经过，并预言旧金山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富饶的商业城市之一”。波尔克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及公众都冲动地感觉到，美国的命运便是要把墨西哥从“奴役生活的无边黑暗”(1847年的一篇社论用语)中解救出来，鲁滨逊和布莱恩特的作品恰好应和了上述观点。同一年一位给《波士顿时报》(Boston Times)撰稿的作者是不会将美墨战争描述为征服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对被征服者来说肯定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这是一件值得一个伟大的民族去完成的工作，他们将要超越带有偶然性的出身和财富，确立起人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由此重建世界”。

鉴于19世纪40年代人们的情绪与当时的背景，作为探险家、军人和政治家的约翰·弗莱芒(John Frémont， 1813—1890)很有希望成为英雄。弗莱芒在加利福尼亚的确切使命至今仍是个谜。他是受波尔克总统的暗中指使而发动暴动还是仅仅决定做加利福尼亚的山姆·休斯顿？弗莱芒是参议员托马斯·哈德·本顿的女婿，是一个坚定的西扩主义者，1845年在进行第三次官方探险远征时领导了熊旗暴动，暴动以他为美国占领了加利福尼亚北部而达到高潮，而后加利福尼亚的南部也在墨西哥战争爆发后落入了美国正规军的手中。他因反叛罪被捕受审(因他拒绝承认陆军准将史蒂芬·科尔尼[Stephen Kearny]在加利福尼亚的管辖)，在淘金热中大获成功，后来又从政、从军，这一切都使他成为内战前后数十年间最受欢迎也最具争议的西部人物之一。他在1843年和1845年出版的关于探险考察的正式《报告》，以及他未完成的《我的回忆录》(Memoirs of My Life， 1887)为世人留下了堪称财富的对西部领土的详尽介绍，而他最初的和公开的考察目的是要鼓励人们经陆路向这些地区移民。我们还记得欧文将阿斯特描绘成最早的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英雄，而在弗莱芒那些上至政治家下到普通移民都读过的作品中，他将自己塑造成了第一个认识到并明确说出加利福尼亚在农业上的巨大价值的模范扩张主义者。

1846年的美墨战争在以下几个前提之下变得合情合理起来：一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两地的一些居民确实想要并入美国；二是不满于针对美国人的暴力行为(通常是由好斗而又目无法纪的美国移民挑起)；三是墨西哥政府对开放贸易屡设障碍；最后是美国拓荒者和他们在华盛顿的官方代表对土地的赤裸裸的渴望。一触即发的蓄奴问题也在美墨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托马斯·哈德·本顿和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等政治领导人的演说中，在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等废奴主义者的论辩中，在梅尔维尔和马丁·德莱尼(Martin Delany)等作家的小说中，蓄奴制问题左右着他们的措辞，影响着他们对墨西哥和西南地区问题的讨论，因为他们将这件事与到处传播的反天主教思想(废奴主义的辩论家们把天主教描绘成一个被用来进行奴役和封建征服的宗教)与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商业秩序联系到了一起。

美国在墨西哥的命定扩张在新闻和政治上的表达可以从社论和各种宣言上看出来，这种论调在别处也得到了响应，那就是英裔美利坚人专为西南地区及美国的战争政治而写的游记和小说。乔治·威尔金斯·坎道尔(George Wilkins Kendall)的《德克萨斯人的圣菲远征记》(Narrative of the Texas Santa Fe Expedition， 1844)引起了人们对征服墨西哥一事的很大兴趣，该书讲述了一群德克萨斯人对占领圣菲城的不幸尝试。拓荒者与探险者仍然主要通过圣菲小道穿行，他们在记述中表达了日渐高涨的反墨情绪，并代表美利坚居民请求政府采取政治和军事行动。英国探险家乔治·F.拉克斯顿(1820—1848)是西南地区游记作者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美利坚征服的问题上采取了折中的立场。他一方面坚持认为美国的进攻师出无名，另一方面又在作品《墨西哥与落基山脉探险》(1847)中将墨西哥人描绘成堕落的民族，根本无法适应先进的文明。韦迪·汤普森(Waddy Thompson)的《墨西哥往事》(Recollections of Mexico， 1846)全面描绘了墨西哥的历史、地理和资源，但他指出，马萨诸塞州在相对贫瘠的环境中创造出了繁荣，相形之下墨西哥便显得浪费了它的自然资源。他认为，如果墨西哥不准备成立共和国的话那就应该由美国占领，以使其免受当前不断发生的革命风暴之害。本杰明·泰勒(Benjamin Taylor)描写圣菲小道沿路生活的札记《鸿篇断章》(Short Ravelings From a Long Yarn， 1847)强调说回归自然的男男女女被“剥去了文明生活的伪装”，并以不受“社会地位庇护”的状态存在着，同样可以被看做是力主促进合并。他认为合并会使一个混乱无序的霍布斯式(Hobbesian)的社会通过民主的有序原则恢复正常。美墨战争之后的游记是在主张继续向墨西哥扩张领土的号召中写成的——其中有亚撒·B.克拉克(Asa B.Clarke)的《墨西哥与加利福尼亚之旅》(Travels in Mexico and California， 1852)和罗伯特·A.威尔逊(Robert A.Wilson)的《墨西哥：它的农民与牧师》(Mexico：Its Peasants and Priests， 1856)——继续反映着一直延续至20世纪的种族歧视和文化控制的基调。

因此，南北战争前对墨西哥和墨西哥人的描写常常打上了种族主义和宗教偏执的烙印。凡与西(班牙)属美洲有关的旅行见闻演讲、小说和历史作品中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措辞已是司空见惯。英裔美利坚人所作的小说将国内的传奇故事和命定扩张的思想糅合到了一起，小说家们还引述关于墨西哥充满暴力、信奉异教的历史掌故来支持这种笔法。例如，在威廉·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escott)描写这一地区的历史著作出现之前，罗伯特·蒙哥马利·伯德就写作了《奥拉卢萨》(Oralloosa， 1832)一剧，描写了皮萨罗(Pizarro)处死秘鲁的印加王子一事，他还通过《卡拉瓦；或征服骑士》(Calavar；Or， the Knight of the Conquest， 1834)与《异端；或墨西哥的堕落》(The Infidel；Or， The Fall of Mexico， 1835)等小说使科蒂斯的征服和阿兹台克帝国(Aztec Empire)的衰落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上文提到过的约翰·史蒂芬斯的游记作品之所以广受欢迎也得益于时尚，当时推崇的是带异国风情的作品，如提莫西·塞维奇(Timothy Savage)有关秘鲁人的旅行畅想《亚马逊河畔的共和国》(The Amazonian Republic， 1842)、爱德华·马图林(Edward Maturin)的《蒙特祖马——阿兹台克帝国的末代皇帝》(Montezuma；The Last of the Aztecs， 1845)、约瑟夫·霍尔特·英格拉哈姆(Joseph Holt Ingraham)的《奴隶蒙特祖马》(Montezuma， the Serf， 1845)和查尔斯·阿维利尔(Charles Averill)的《阿兹台克的启示》(Aztec Revelations， 1849)，这些小说中所反映的美利坚帝国建立在几乎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构架和将殖民对象视做野蛮人种的论调之上。路易斯·加兰德(Lewis Garrand)的《瓦图瓦和塔奥斯小径；或，草原上的旅行和头皮之舞，兼骑骡浏览牧场景色和落基山的营火》(WahToWah， and the Taos Trail；or，Prairies Travel and Scalp Dances， witha Look at Los Rancheros from Muleback and the Rocky Mountain Campfire， 1850)是一部不同寻常得令人瞠目的作品，堪称集各种西部征服主题之大成。在这部描述山区生活的半自传作品中记述了1847年的“塔奥斯屠杀(Taos Massacre)”，这是一场由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发起的短暂的起义，以反抗美国人新近的军事占领。加兰德把美国势力的胜利上升到历史进步的高度，称“(墨西哥人)所陷入的极端堕落看来是对阿兹台克帝国的毁灭者们的可怕惩罚”，然而就墨西哥自身的情况来看，加兰德的这种说法以后或许会反过来令美国的命定扩张论感到尴尬。

最生动地展现拉丁美洲悠远历史中那些浪漫传奇的当数威廉·H.普雷斯科特(1976—1859)的三卷本著作《墨西哥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1843)，该书是当时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历史著作之一，也是为加兰德、伯德、史蒂芬斯等人所信奉的历史进步论的最佳范例。在这部用浪漫风格写就的杰作中，普雷斯科特把科蒂斯征服阿兹台克描绘成对美国至高无上地位崛起的预言。在普雷斯科特史诗般的记述中，不光描绘了阿兹特克人的野蛮(这在普雷斯科特对牲祭仪式的描写中尤显夸张)，也相应地清楚描绘了西班牙人的贪婪和掠夺行为——尤其是在具有爱伦·坡式的诡异风格的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án)，该城在经历了科蒂斯的最后一次劫掠后成了名副其实的停尸房——从而隐晦地影射了美国对北美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征服。但对于大多数美国读者来说，更容易看得出来的类比是通过阿兹台克文明的衰亡来借指当时墨西哥政府的失败与堕落。“我们无法对这样一个帝国的没落表示遗憾，因为它几乎没有对……人类真正的利益做出过什么贡献。”普雷斯科特这样写道：

其命运可以成为一个醒目的例证，即一国政府若不得民心，则定不能长久；人所创设的机构体制，若不与人性和进步相维系，则定将倾覆——若非经文明日炽之光焰而消散，亦将为暴力之手而瓦解；若非经外部之暴力而瓦解，则必将因内部之暴力而消亡。谁会为其覆灭而悲悼呢？

无论人们从普雷斯科特的杰作中读出了他对美国自身命运进行了怎样的思考，真实战争的到来却使得书中的反讽意味降到了最低点，而且使人们更相信美国将迎来盛世。读者们借助格雷格的《草原贸易》和普雷斯科特的《墨西哥征服史》来获取关于该地区的信息，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却主要受记者、士兵和小说作家们的影响。对军事战役的记述，特别是亚历山大·道尼芬(Alexander Doniphan)领导的著名远征战役，就是由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人写成的。F.A.威斯利泽纳斯(F.A.Wislizenus)是一位德国探险家，他在西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被卷入战争，成了道尼芬手下的一名医官，他在《一次墨西哥北部之行的回忆》(Memoir of a Tour to Northern Mexico，1848)中记述了他的经历。托马斯·B.索普(Thomas B.Thorpe， 1815—1875)因写作了《阿肯色州的大熊》(The Big Bear Arkansas)和其他一些荒诞故事而闻名遐迩，这些故事后来都收入《神秘的丛林》(The Mysteries of the Backwoods， 1846)等书中，他同时也在《我国军队在格兰德河》(Our Army on the Rio Grande， 1846)和《我国军队在蒙特利》(Our Army at Monterey， 1847)中表达了自己对这场战争的看法。相当一部分军人充当了新闻通讯员，提供了很多关于美国战争的重要的一手资料报道，同时还帮助强化了伴随战争的爱国主义情绪。本杰明·洛辛(Benjamin Lossing)、贾雷德·斯巴克斯(Jared Sparks)、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等人所写的一些通俗历史著作重又唤醒了人们对美国独立革命的记忆，在许多人看来，现在的这场战争似乎实现了美国独立革命所做出的预言。《扬基佬》(Yankee Doodle)成了战场和国内最广为传唱的歌曲，扎查利·泰勒(Zachary Taylor)也取代1845年逝世的安德鲁·杰克逊成了最受国人喜爱的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梭罗和爱默生都反对美国的这场战争，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1891)还写了讽刺诗《彼格卢诗稿》(The Biglow Papers， 1848)来抨击这场战争，认为这是腐败的政客犯下的帝国主义错误，可大多数诗人和随笔作家还是用洋溢着浪漫和骑士色彩的想象来讴歌美国的胜利和英雄主义。早些时候威廉·麦卡迪(William McCarty)在《关于1846年战争的民族歌曲、歌谣和其他爱国主义诗歌》(National Songs， Ballads， and Other Patriotic Poetry， Chiefly Relating to the War of 1846)(1846)一书中编纂了战争沙文主义文学的大纲。当时一位记者在描写道尼芬的战役时这样写道：“美利坚之鹰好像展开了其宽阔的翅膀，给西部送去了共和政府的原则。”

既精力充沛同时又日渐衰落的命定扩张精神在美墨战争产生的小说中获得了最为清晰的体现。其实，造就此类作品的背景在战前描绘墨西哥的小说中就早已经形成了。提莫西·弗林特的《弗朗西斯·伯里安，或墨西哥爱国英雄》(Francis Berrian， or the Mexican Patriot， 1826)以美国独立革命中新英格兰英雄的形象戏剧性地再现了1821年的墨西哥革命——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到美墨战争时美国独立革命的精神又要被用来为针对墨西哥的战争辩护了。查斯丁·琼斯(Justin Jones)在略嫌滞后的作品《匹敌的酋长》(The Rival Chieftains， 1845)中描绘了墨西哥革命之后的时期，并详细阐明了一个流传日广的观念，即墨西哥(“新世界的黄金之国”)的混乱局面和异域情调使墨西哥成为浪漫传奇和迷人小说的绝佳场景。阿尔伯特·帕克(Albert Pike)的《散文速写与诗歌》(Prose Sketches and Poems， 1834)可以说是真正去过新墨西哥的英裔美利坚人描写新墨西哥的第一部小说，它描写了大草原的美丽及其荒凉恐怖，虽然将墨西哥人刻画得生动形象、绘声绘色，但同时又将他们描绘成行为粗俗而且品德败坏的恶棍。

对墨西哥人的这种描写在关于战争本身的虚构作品中达到了高潮。例如，乔治·里帕德(George Lippard)在《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Washington and His Generals， 1847)中描写美国独立革命时期所使用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稍稍改头换面后又出现在他那部大受欢迎的作品《墨西哥传奇》(Legends of Mexico， 1847)中。里帕德(1822—1854)曾写过一系列其他背景下的哥特式小说，他在这部作品中创造了一种被后来绝大多数关于战争的虚构小说奉为圭臬的范式，即一定要有充满异国情调和阴森可怖的场景，要有把身陷险境的少女或无辜人士从深色皮肤的食人魔手中拯救出来的情节，要把腐败甚至是变态的天主教迷信作为攻击的对象。战争在里帕德看来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对一群处于半野蛮状态的奴隶发起的圣战”。此外，对墨西哥的征服是在实现由美国独立革命肇始的国家的命运，它将证明在与日薄西山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较量中溅洒并得到净化的英裔美利坚人的鲜血是至高无上的；而由革命锻造并得到清教上帝支持的民主原则是正当合法的：

这是一个活力盎然的民族，粗糙一如他们栖身的荒原中的岩石，自由一如给他们带来荫翳的森林，勇敢一如那些迫使他们必须用滴滴鲜血换取每寸土地的红蕃。这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他们由来自世界各国的朝圣者和流浪者构成，与印第安人漫长而又血腥的战争使他们精力充沛，美国独立革命这场最漫长最血腥的战争使他们变得像钢铁一般坚强。对这样一个民族，对他在北美洲的子民，万能的上帝将整个美洲大陆的命运交托到它的手上……阿兹特克人在西班牙人到来时土崩瓦解了，现在这个混有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血统的杂种民族同样将融入来自北方的铁一般的民族并接受它的统治。

里帕德在结束时用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新世界的地图上悬着华盛顿出鞘的宝剑。”它十分恰当地点明了自由这一联结美国独立革命与墨西哥战争的纽带，象征着美国向整个大陆的进军。

里帕德预言了美国人将会同化墨西哥人，但同时又指出，那些鼓吹征服“全墨西哥”的人不久就会面临一个窘境：不可避免的种族大融合是会拯救墨西哥种族呢还是会毁灭英裔美利坚人种族？即便在就是否应合并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而进行的论战中，约翰·卡尔霍恩等人还以墨西哥无法同化为由反对波尔克总统的军国主义规划。战争小说就其自身来看似乎是支持融合的，因为它常常写着写着就变成了哥特式传奇故事：墨西哥少女被从残暴的恶棍或腐败的天主教神父手中解救出来而成为一位美国英雄的新娘。当时由战争而衍生出来的大量长篇和中篇小说都在万变不离其宗地写着英雄救美的浪漫传奇故事。与描写遭受印第安人囚禁的虚构故事和城市哥特小说(其本身常常是激烈反对天主教的)一样，浪漫故事是从性别这一层面——被掳、被侵犯的威胁、解救和结婚——来展现军功的。叙述这些军功的传说为数极丰，这其中包括：亚瑟·阿姆斯特朗(Arthur Armstrong)的《布雷水手；或，修道院里的少女》(The Mariner of the Mines：Or， the Maid of the Monastery， 1850)，威廉·L.提德伯尔(William L.Tidball)的《墨西哥新娘；或，护林员复仇记》(The Mexican Bride；Or， the Ranger's Revenge，约1858)，乔治·里帕德的《伊甸草原的贝尔——墨西哥传奇》('Bel of Prairie Eden：ARomance of Mexico， 1848)，劳利·拉夫(Lorry Luff)的《安东尼塔——女走私犯》(Antonita， The Female Contrabandista， 1848)，查斯丁

·琼斯的《美丽的伊内兹；或，格兰德河之恋》(Inez， the Beautiful：Or，Love on the Rio Grande， 1846)和《志愿者；或，蒙特利的少女》(The Volunteer：Or， the Maid of Monterey， 1847)，哈利·黑尔亚德(Harry Halyard)的《祖鲁布斯科的酋长；或，教堂幽灵》(The Chieftain of the Churubusco， or， the Spectre of the Cathedral， 1848)，罗伯特·格利雷(Robert Greeley)的《亚瑟·伍德雷——墨西哥战场传奇》(Arthur Woodleigh：A Romance of the Battle Field of Mexico， 1847)，查尔斯·阿维利尔的《墨西哥牧场工人；或，查坡拉尔的少女》(The Mexican Ranchero；Or the Maid of the Chapparal， 1847)，以及伊莉莎·安·贝灵斯(Elisa Ann Billings)的《女志愿者》(The Female Volunteer， 1851)。举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在牛顿·科蒂斯(Newton Curtis)的《遭追捕的酋长；或，女牧场主》(The Hunted Chief；Or， the Female Ranchero， 1847)中，美国男主人公在攻陷蒙特利的时候与一直乔装成男牧场主与其作战的墨西哥女人结了婚；在阿维利尔的《间谍船》(The Secret Service Ship， 1848)中白人男主人公和墨西哥女人的婚姻既象征美国的力量战胜了墨西哥的柔弱，或“女性特质”，又象征了两个国家间作为征服结果的联合(“在我们联盟那光荣而战无不胜的旗帜下，进行着迅捷而又辉煌的和平征服”)。关于墨西哥战争的小说正是通过把领土的获得描绘成性别征服和婚姻联盟，反映出美国在扩张和同化西部(同时包括墨西哥人的国土、风俗和身份)的过程中实现了其天命。

墨西哥战争又继续吸引周期性的浪漫主义创作达几十年，但是当时人们对它的巨大兴趣不久便被蓄奴制和地方主义危机吞没了。一大批在墨西哥战争中得到锤炼的战士又在美国自己内部的动乱中大显身手。在对墨西哥土地价值的争论中曾是举足轻重的美国非洲奴隶问题也将要通过美国内战来解决。不过到19世纪60年代时，大陆美国未来的地理轮廓已经成形。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已经通过武力取得了扩张所需的富饶土地和资源以及为数众多的横贯大陆的交通线路，然而也由此引起了使内战变得不可避免的冲突。随着美国在墨西哥战争中的胜利，有关命定扩张的问题、“印第安问题”和蓄奴制问题更紧密地纠缠到了一起，由这些问题而产生的文学也是如此。

美国在对墨西哥战争中的胜利戏剧性地改变了美国文化史的进程，既使得西部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同时也使得它成为一片仍将为人争夺的领土。在20世纪墨西哥文化让位于(至少在政治定义上是如此)墨西哥美利坚文化之前，这一地区的大部分文学(包括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是由西班牙语占主导地位的。不过，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的部分领土即使是在1848年以前就可以被称做“边疆”地区，而对新征服地区文学的任何叙述都必须既要意识到其历史渊源，又要意识到英裔美利坚人的统治对墨西哥文化的声音的压制。在评估这一地区土生的墨西哥文学时遇到的困难与英裔美利坚人在其后百年间对待墨西哥文学漠视加仇视的态度紧密相关。由于在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西南地区和墨西哥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尚存有大量未经研究的历史、新闻、自传和文学材料，所以只有到20世纪末才有可能对这一地区的文学史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说。即便如此，在更广阔意义上的西南地区还有许多出现于美国内战之前、期间和结束之后不久的重要的墨西哥作品，它们要么写于这一地区，要么写的是这一地区的事情。可以说这些作品构成了现代奇卡诺人文学的背景(在某些场合中还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其肇始或来源)。

即便把很早的一些关于西班牙征服的故事也算上，现存档案中该地区19世纪以前的文学记录也是很零散的。在为人所知的故事中最早出现的是阿尔瓦·努内兹·卡贝扎·德·瓦卡(Alvar Núez Cabeza de Vaca)，他是西班牙人前往佛罗里达的一次征服之旅中为数寥寥的幸存者之一，并曾在一次沿墨西哥湾的陆上旅行中饱受磨难。他的《故事》(Relación)写于1542年，有可能是从外来者角度写就的关于西南地区及其土著部落的第一份真实的书面叙述。1540年科罗纳多(Coronado)率领的沿科罗拉多河而上穿越中部大平原的探险是在新西班牙(New Spain)地区进行过的最重要的一次探险。许多参加者都对这次探险作了叙述，但最重要的一部编年史是佩德罗·德·纳杰拉·德·卡斯塔内达(Pedro de Nkgera de Castaeda)的《希波拉之旅述记》(Relación de la jornada a Cibola，约1565)，该书的显著特点就是它在唤起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上与同时期西班牙文学中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等人的作品十分相似。西班牙人对北方“金色土地”的追寻，有时是与寻找阿兹台克的发祥地阿兹特兰(Aztln)相关的，并由此产生了那一时期几部出色的文学和历史作品。福瑞·迭戈·杜兰(Fray Diego Durn)的《新西班牙之印第安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 de Nueva Espaa， 1579—1581)和佚名作者的《科迪斯·拉米雷斯》(Códice Ramírez， 1853—1857)在当地人讲述的传奇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伊甸园般的阿兹特兰的神话；最初由阿尔瓦拉多·特佐佐马克(Alvarado Tezozomac)用纳瓦特尔语(Nahuatl)写就的《墨西哥编年史》(Crónica Mexicyotl， 1610)和福瑞·安东尼奥·特罗(Fray Antonio Tello)的《杂史》(Crónica miscelnea， 1652)则试探性地提出阿兹特兰就是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村落。后来的历史著作，诸如曼努埃尔·奥洛佐科·伊·贝拉(Manuel Orozoco y Berra)的《墨西哥征服史》(Historia antigua y de la conquista de México， 1880)和阿尔弗雷多·夏维罗(Alfredo Chavero)于1887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又提出阿兹特兰有其他的地理位置。1885年，新墨西哥的国土部长和移民局局长威廉·G.里奇(William G.Ritch)出版了一本旨在促进向该地区移民的高度商业性的著作，书名叫做《阿兹特兰：新墨西哥的历史、资源和名胜》(Aztln：The History， Resources and Attractions of New Mexico)[该书也曾以《新墨西哥图本》(Illustrated New Mexico)的名称刊行]。虽然确定阿兹特兰地理位置的尝试直到20世纪还是历史学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并且耗费着各种各样的项目拨款，但比这些尝试更重要的是阿兹特兰开始受到一些现代墨西哥裔美国人(尤其是投身奇卡诺民族主义运动的人)的关注，被他们视为精神家园。加斯帕尔·佩雷兹·德·维拉格拉(Gaspar Pérez de Villagr)的《新墨西哥史》(Historia de la Nueva Mexico， 1610)以献给菲利普三世(PhillipⅢ)的史诗的形式道出了该地区的一段历史。该诗歌颂了胡安·德·昂纳特(Juan de Oate)越过格兰德河将新墨西哥拓为殖民地的事迹，比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上校的《弗吉尼亚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Virginia)早了14年。维拉格拉的《新墨西哥史》共分三十四章，追溯了上自墨西哥的阿兹台克源头下到西班牙探险时期昂纳特的冒险的新墨西哥史。维拉格拉的这部史诗记述了西班牙人和阿科玛人(Acomas)之间的战事，详细描绘了风景和探险者与放牧者们的工作生活，并对殖民征服过程中遇到的文化冲突作了思考。可以说，这部史诗为后来的墨西哥美利坚文学奠定了早期的基础。

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也出现过一些其他的叙事作品，作者有探险者也有教士，但属于现代的最重要的一手报告材料则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探险者、传教士和政治领导人的笔记，这些人包括福瑞·儒尼佩罗·塞拉(Fray Junípero Serra)、加斯帕·德·波特拉(Gaspar de Portol)、米盖尔·科斯汤索(Miguel Costansó)、胡安·鲍蒂斯塔·德·安萨(Juan Bautista de Anza)、福瑞·胡安·迪亚兹(Fray Juan Díaz)和福瑞·弗朗西斯科·格莱斯(Fray Francisco Gracés)。很多这样的文本在得到现代学者的研究之前发行量都很小，但在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San Juan Capistrano)传教的福瑞·杰罗尼摩·博斯卡纳(Fray Geronimo Boscana)把美国本土传统的传说和创世神话收录在了他的《齐宁奇尼奇》(Chinigchinich)(1831)一书中，后来该书作为阿尔弗列德·鲁滨逊的《加利福尼亚生活纪实》(1846)一书的附录出版后，受到了广泛关注。虽然新墨西哥的宗教诗歌、民歌以及圣体节戏剧(Corpus Christi)一类的宗教戏剧从16世纪起就有记载，然而一直快到独立战争时才开始有大量此类文学的实例得到当代人的记录。18世纪晚期的《科曼切人》(Los comanches)是一部描写英雄事迹的诗体民间戏剧，叙述了1774年发生在西班牙征服者和科曼切族酋长库埃诺·维尔德(Cuerno Verde)之间的战争。但这出戏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异教徒对基督教儿童的诱拐——却是取自更早些时候这出戏的西班牙版本[在戏中科曼切人由摩尔人(Moors)代替]，但是它们都属于描绘基督教与“野蛮”进行斗争的民间作品那一类含义更为广泛的文学体裁，此类文学体裁在西班牙和美国都被称为摩尔与基督教文学(moros y cristianos)。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一出戏剧《特迦诺人》(Los tejanos)描述了1841年前来入侵的德克萨斯圣菲探险队被曼努埃尔·阿米霍将军(Manuel Armijo)率领的队伍击败的史实，并为民族主义的纪念和政治讽刺提供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促进了新墨西哥的领土完整，不过同时也预示了将来所面临的威胁。

科利多(corrido)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它是一种有音乐伴奏或说或唱的叙事歌谣，构成了更现代的奇卡诺诗歌文学的基础。除了记录边境地区政治和经济冲突的产生(这一直是许多墨西哥裔美国文学和奇卡诺民族主义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外，科利多还为现代奇卡诺文学提供了最重要的口头和民间根源。科利多部分来源于西班牙歌谣形式并在墨西哥广泛流传，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它在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地区(特别是在德克萨斯)繁盛一时，此后一直到20世纪都有人在表演和记录科利多。除了在到19世纪60年代时已在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旧金山和洛杉矶明确成形的西班牙语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外，科利多还和其他的民间传说、十行诗(decims)和圣歌(canciones)一起刊登在西班牙语的报纸和诸如创建于1849年的《新墨西哥人》(New Mexican)等双语报纸上。1848年之前出版的科利多仅有残篇断章被发现，而且19世纪的科利多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印第安战事中的传奇故事、各种恋爱事件、牧牛生涯，尤其是格兰德河沿岸层出不穷的国内冲突。虽然其中描写的文化冲突既没有暴力色彩又滑稽可笑，但早期的科利多仍旧集中体现了这一新近被殖民的地区来之不易的停战。以《基安西斯之歌》(Elcorrido de Kiansis)为例，它描绘的是墨西哥牧牛人和英裔美国牛仔之间围绕牧牛而发生的对抗，后者最终看来在牧牛技术上略逊一筹。

最著名的科利多是在几十年之后出现的，但其结构和主题却使开始得早得多的口头文学的传统焕发了生机。《格雷高里奥·科特斯之歌》(El corrido de Gregorio Cortez)讲述的是反抗英裔美利坚人统治(或者如科特斯那样，反抗的是美国人对法律的公然无视和他们的种族主义)最为人熟知的一个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而且他的故事也经常为民间歌谣所传颂。1901年，格雷高里奥·科特斯杀死一个正在进行非法拘捕的英裔美国警长，此后他遭到追捕并和妻子李奥诺·迪亚兹·科特斯(Leonor Diaz Cortez)一起被投入监狱。格雷高里奥·科特斯后来得到了赦免，但在那之前他就以“持枪在手”捍卫自己权利的形象而不朽了。在这个科利多的不同版本中，尽管科特斯被描绘成被政治上的不公正逼上反抗之路的一个个体，但他的行动其实反映了墨西哥—美利坚这个范围更大的边境群体的意愿，他的反抗成了这一群体所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文化斗争的缩影。在描写科特斯的许多不同版本的科利多中，这位英雄的暴力行为和随后在法律上受到的起诉被轻描淡写了，以利于人们更注意到他对代表英裔美利坚人世界的强大当局所作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反抗。由阿美里科·帕雷德斯(Américo Paredes)记录并翻译的一个版本的结尾这样写道：

在堪萨斯县，

他们终于包围了他；

虽然他们人数超过三百，

可他还是跃过了他们的围栏。

于是领队的警长开了口，

看那样子都快要哭出来，

“科特斯，把你的武器交出来吧；

我们想要把你活捉。”

格雷高里奥·科特斯，

枪儿在手，开口应道：

“哈!这么多骑着马儿的警察，

对付我区区一个墨西哥人!”

讲到这儿我该跟您道别了，

在丝柏树的树荫下，

这就是故事的结尾，

它说的是堂·格雷高里奥·科特斯。

《格雷高里奥·利特斯之歌》描写的是墨西哥战争之后半个世纪的事件，但它却显示了散见于早期科利多中的类似主题。胡安·奈珀姆切诺·科尔蒂娜(Juan Nepomuceno Cortina)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占领了德克萨斯的布朗斯威尔(Brownsville)，以抗议英裔美利坚人在19世纪50年代的胡作非为，他成了残留下来的很多歌谣片段的主人公，正是这类片段预示了描写科特斯的科利多的出现。同样，普韦布拉战役(1862年5月5日，墨西哥在此战役中战胜入侵的法国军队并由此产生了国家节日“五月五日”[Cinco de Mayo])中的英雄艾格诺切奥·扎拉格扎(Ignacio Zaragoza)成了一首1867出现的科利多的主人公，严格从起源上来说这首科利多应该属于墨西哥文学，但是像其他一些类似充满民族主义觉醒的作品一样，它对于理解墨西哥美利坚文学的起源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因此，尤其是在国家身份问题直到20世纪依然尖锐的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地区，科利多在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中加入了政治感情并直接反映了墨西哥男男女女们的经历，他们的生活受到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力量的深刻影响并且常常被打上暴力种族主义烙印。特别是在1821年到1848年间，一些西南地区的墨西哥人面临究竟效忠哪个国家的抉择。比如，洛伦佐·德·萨瓦拉(Lorenzo de Zavala)曾写过一组名为《墨西哥革命史诗》(Ensayos históricos de las revoluciones de México， 1831)的关于墨西哥从西班牙独立的重要随笔；但当他在一本反墨亲美的游记《北美合众国之行》(Viaje a los Estados Unidas del Norte de America， 1834)中主张德克萨斯独立时他便失去了墨西哥国籍。拉蒙·阿尔卡拉兹(Ramón Alcaraz)所写的《墨西哥与美国战争历史摘要》(Apunte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guerra entre México y los EstadosUnidos， 1848)因对美墨战争持相反意见而特别令人感兴趣，该书在1851607年译成英语时取名为《另一种立场》(The Other Side)，它非常精彩详尽地介绍了战争中的主要战役和墨西哥的军事领导人，对于矫正美国人对这场战争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描述大有裨益。由居住在新墨西哥地区的人撰写的该地区历史有堂·佩德罗·鲍蒂斯塔·皮诺(Don Pedro Bautista Pino)的《新墨西哥省概况》(Exposición sucinta y sensilla de la provincia del Nuevo México， 1812)；安东尼奥·巴雷罗(Antonio Barreiro)的《新墨西哥省概况》(Ojeada sobre NuevoMéxico， 1832)，该书支持对新墨西哥地区推行更强有力的、更居高临下的贸易政策，并且向墨西哥政府提出警告：这片领土在美国的侵略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还有何塞·奥古斯丁·德·埃斯库德罗(JoséAgustín de Escudero)的《古老的新墨西哥省的史学与统计学资料》(Noticias históricas y estadísticas de la antigua provincia del NuevoMéxico，1849)，该书基本上是将皮诺和巴雷罗两书的内容综合在一起。来自文化藩篱另一侧的著作则有1853—1856年间美国新墨西哥领土事务代理人威廉·W.H.戴维斯(William W.H.Davis)的《美国佬；或，新墨西哥及其人民》(ElGringo；or， New Mexico and Her People， 1857)，和一位前往墨西哥殖民地的西班牙传教士的英国妻子卡尔德隆·德·拉·巴卡夫人(Madame Calderón de la Barca)的书信，该书信集以《墨西哥生活记》(Life in Mexico)为题出版于1931年，该书对1839—1840年间新墨西哥的社交界和妇女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摹，虽然其行文常常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

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角度对该地区历史所作的最全面的叙述要等到1875年才出现，那就是马扎诺·巴列霍的五卷本巨著《上加利福尼亚历史和人物的回忆》，在本章开始处我们曾对该书作过摘引。作为1836—1842年间上加利福尼亚地区驻军司令，巴列霍在他那带有自传色彩的研究论著中考察了加利福尼亚地区墨美关系的完整历史。虽然巴列霍意识到，随着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自己的很多文化传统以及多数加利福尼亚人的政治与财产权利化为了乌有，但他还是在批评中调和了一些爱国情绪，毕竟他已成了这一国家一位卓越的公民。在他那部具有纪念碑意义的著作的一篇序言中，他以人们熟悉的美国独立革命时代的语言加上人们同样熟悉的对帝国取得进步的信念用西班牙语写道，他认为自己

亲眼目睹了那些无私献身的军人和传教士们的伟绩，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度过无眠的夜晚、忍受物质的匮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成功地把这片美丽的土地从野蛮的印第安人手里夺了过来。这片土地在从血腥的邪神崇拜中获得赎救后，在它的子民们手中变成了富庶之土。它向欧洲王权统治下的受压迫者们伸出关爱的双臂，用它肥沃的原野、财富和繁荣的源泉为他们提供庇护所。

巴列霍用西班牙语写作本身就说明了深埋在墨西哥美利坚文学早期的那种矛盾情感。文化渗透的压力与对此的排斥深深植根于很多西南部和加利福尼亚地区的文化双语现象中，这一事实后来在杰苏斯·玛丽亚·H.艾拉里德(Jesús María H.Alarid)写于1889年的一首名为《语言》(El idioma)的诗中得到了描述，在诗中作者断言英语将成为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国家语言，但他们同样也不能停止说和写西班牙语。尤西比奥·查康(Eusebio Chacón)的小说《暴风雨之子》(El hijo de la tempestad)和《暴风雨之后的平静》(Tras la tormenta la calma)，都发表于1892年，可以说是最初的墨西哥美利坚小说了，它们也都像加利福尼亚和西南地区最初的史书和自传描述一样用西班牙语写成。但事实上无论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语言还是他们的边境文学都既不属于美国也不属于西班牙的殖民世界。两者从起源和本质上来说都属于墨西哥；虽然这一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会随时间的流逝部分融会到占支配地位的英裔美利坚人意识形态之中，但是他们仍会保持自己的声音和历史特性。一些民间传统流传下来并被记录在胡安·B.雷尔(Juan B.Rael)的《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地区的西班牙故事》(Cuentos espaoles de Colorado y Nuevo Mexico， 1977)以及伊莱恩·米勒(Elaine Miller)的《洛杉矶地区墨西哥民间故事》(Mexican Folk Narrative from the Los Angeles Area， 1973)等现代丛书以及1848年之前出现的历史和自传记述里，其中就埋植着此类声音与历史特性。旨在艺术地表现20世纪奇卡诺人和拉丁人民族主义的文学既印有殖民主义的烙印又展现出了丰富的本土传统，因此还有待从它本身的角度和作为早期美国文学史基本组成部分的角度来进行充分的阐释。

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通往西部的跨山通道开辟，美国在墨西哥战争中获胜，加利福尼亚又发现了黄金，这一切引发了大规模的欧裔美国人拓荒移民的浪潮，移民迅速向海岸涌去，并开始在大平原和落基山脉以西的广大地区殖民。帕克、朗、欧文、帕克曼、格雷格、法恩海姆等人普及的美国大沙漠的神话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和驳斥。伴随西部自由土地可容纳东部过剩劳力的论调的出现，以及反对扩大蓄奴制的自由土地政策的出台，举国上下都将西部看做是自耕农的农业乌托邦，这使得美国作为“世界花园”的形象重又复活了。平均地权理论的理念来自洛克和杰斐逊的天赋人权，其基础是独立、获得私有财产的权利和工作的纪律，这一理论导致了1841年的《公共土地优先购买法案》(Preemption Act)和1862年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的出台。阿塞·惠特尼(Asa Whitney)、托马斯·哈德·本顿及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等人建造跨洲铁路的各种努力代表了互相冲突的意识利益，但却具有一个共同的远景目标，即认为对西部花园的规划会释放出蕴含在一个卓越神话中的物质价值。由于在内陆和沿海平原获得富饶、丰足的土地并定居其上相对容易，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中的矿藏又充满诱惑，一场规模宏大的移民浪潮(伴随经常使用暴力驱逐美洲印第安人)迅即被引发了，并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特征。

在墨西哥战争和内战之间的一段时期内，欧裔美国人关于遥远边疆所作的文件记载(还有测绘工程兵部队和其他一些受雇进行跨洲铁路路线、矿藏和地理构造勘测的人以及印第安宿营者呈交的很多科学报告)主要就是为了促进对西部进行殖民。其中重要的旅游和移民指南有安德鲁·查尔德(Andrew Child)的《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陆路交通》(Overland Route to California， 1852)；两部明确警告人们放弃对黄金财富的乌托邦式幻想的作品，即詹姆斯·亚贝(James Abbey)的《加利福尼亚——穿越大平原之旅》(California， ATrip Across the Plains， 1850)和J.S.谢泼德(J.S.Shepherd)的《穿越大平原到达加利福尼亚旅程之记录和未来移民指南》(Journal of Travel Across the Plains to California and Guide to the Future Emigrant，1851)；上文引用过的查尔斯·达纳的《世界花园》(The Garden of the World)；以及约瑟夫·科尔登(Joseph Colton)的《科氏穿越西部旅游观光指南》(Colton's Traveler and Tourist's GuideBook Through the Western States and Territories， 1856)，此书可能是最广为传阅的赞美美国工业与进步的作品，其中详细描绘了密西西比河谷和大平原地区的路程、地形和其他详细情况。从科尔登的指南来看，所谓的“西部”仍然是指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几乎所有区域。然而以亲身经历叙述和边疆小说为形式来描写中西部边疆的文学作品日渐增多，这本身就是一个标志，表明对该地区的殖民不久就将使那些意欲在荒野或草原上寻求无拘无束生活的人不再有容身之地。

如果说大多数人先是冲着土地后是冲着黄金走向太平洋的话，那么也有人是冲着边疆能带给人自由的希望而去的。比如摩门教徒就是为了摆脱宗教迫害而重新演绎了当年清教徒殖民美国的一幕。摩门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在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的领导下发展起来，到20世纪已拥有规模庞大的信徒。史密斯转录并发表了几本经文，其中包括《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 1830)，该书据称是5世纪时一位先知所作，书中预言将在美国出现新耶路撒冷和千年救赎。摩门教徒被从他们原先的教会所在地纽约州一直赶往西部，当史密斯在伊利诺斯州被暴徒杀害之后，他们又在布利格姆·扬(Brigham Young)的率领下向犹他州进发。在兰斯福·黑斯廷斯以及约翰·弗莱芒写作的西部作品的指引下，扬于1847年在盐湖城建立了一个新殖民地。摩门教徒和来访者对这块殖民地写下了各种各样的记录。对这次迁移的叙述被记录在诸如《1847年犹他开拓者约翰·R.扬传记》(Memoirs of John R.Young， Utah Pioneer of 1847)(1920)和《威廉·克莱顿日记》(William Clayton's Journal， 1921)等书中，讲述摩门教早期政治和社会组织的书则有J.霍华德·斯坦斯伯利(J.Howard Stansbury)的《犹他州大盐湖谷地探险记》(An Expedition to the Valley of the Great Salt Lake of Utah， 1852)、詹姆斯·林福斯(James Linforth)的《从利物浦到大盐湖谷地之路》(Route from Liverpool to Great Salt Lake Valley， 1855)以及托马斯·B.H.斯丹豪斯(Thomas B.H.Stenhouse)的《落基山脉的圣人》(The Rocky Mountain Saints， 1873)。除了那些将摩门教徒赶离东部的谴责外，他们还越来越多地受到流行小说的嘲弄和揭发。如同哥特小说中的反天主教主义一样，小说中的反摩门教言论主要集中在其性道德的沦丧上，特别是摩门教提倡的一夫多妻制。一些家庭情节剧对摩门教婚姻生活中所谓的奴役与变态进行了揭露，例如梅特·维克托(Metta Victor)的《摩门教徒的妻子们》(Mormon Wives， 1854)、玛丽亚·沃德(Maria Ward)的《摩门教徒的女性生活》(Female Life Among the Mormons， 1855)以及安·伊莉莎·扬(Ann Eliza Young)的《第十九号妻子；或，一段受奴役的生活》(Wife No.19；or， the Story ofa Life in Bondage， 1875)，最后一本书据说是布利格姆·扬的前妻的自白。尽管有这样和那样对摩门教信仰与事业进行的攻讦，摩门教徒移民仍然在美国历史上造就了一个经济上最稳定和最成功的宗教团体，并使人们从这一事件中以小见大，看到了以美国西部为象征的理想的革命性诞生以及人们对这一理想的普遍追求。

在淘金热潮中再没有哪一个地方像加利福尼亚那样完整地概括了西部那通常梦幻般的含义。探险记述和移民指南已经把加利福尼亚称做是代表了美国未来的土地。墨西哥战争和1848年发现黄金以后，加利福尼亚地区像是《白鲸》(该作品影射了加利福尼亚)中亚哈船长的西班牙金币达布隆，反映出每个拓殖者的梦想。通俗作家贝亚德·泰勒将贺拉斯·格利雷(Horace Greeley)写作的旅行报道整理成书并添加了标题，该标题就点出了加利福尼亚的象征意义：《纽约论坛——黄金之国；或，帝国之路上的冒险》(New York Tribune：Eldorado；or， Adventures in the Path of Empire， 1850)。在泰勒看来，加利福尼亚完成了美国的帝国之梦，它证明了美国的精髓是勤奋和冒险，而且是使劳动受人尊敬、使各阶级共享繁荣成为可能的民主平等。

各种旅行日记和将人引往黄金之国的移民指南迅速出现，其中包括亨利·辛普森(Henry Simpson)的《金矿三周》(Three Weeks in the Gold Mines， 1848)、威廉·凯利(William Kelley)的《加利福尼亚矿区漫步》(A Stroll through the Diggings of California， 1852)、后来荣任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法官的罗伦骚·索亚(Lorenzo Sawyer)的《途中见闻札记》(Way Sketches， 1850)以及阿朗骚·德莱诺(Alonzo Delano)记录其对地质学细致研究的《大平原及金矿散记》(Life on the Plains and Among the Diggings，1854)。澳洲人威廉·肖(William Shaw)在《黄金之梦及清醒的现实》(Golden Dreams and Waking Realities， 1851)中警告说，“恋金癖”会产生道德沦丧的效果；苏格兰作家约翰·D.波斯维奇(John D.Borthwick)则在《加利福尼亚三载记》(Three Years in California， 1857)中指出，“金色传奇”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感到震惊的事件之一”，将会使世界贸易发生重大的变化。矿区生活——其间掺杂了各色种族、边疆地区粗放的善恶标准、形形色色实现了的和破碎了的梦——马上被作为历史记录在J.昆恩·索恩顿(J.Quinn Thornton)的《1848年的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Oregonand California in 1848， 1849)和诸如列奥纳德·吉浦(Leonard Kip)的《加利福尼亚速写及金矿回忆录》(California Sketches With Recollections of the Gold Mines， 1850)等随笔中。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斯·爱米丽亚·纳普·史密斯

·克莱普(Louise Amelia Knapp Smith Clappe)的《雪莉夫人通信录》(Dame Shirley Letters)，于1854—1855年首次发表在旧金山的《先驱杂志》(Pioneer Magazine)上。该书根据她本人1851—1852年间在矿区的经历用雪莉夫人的笔名写成。这些表面上写给她在波士顿的妹妹的信以令人称奇的细致笔触记录下了采矿生活中的危险、采矿者对神灵的亵渎以及他们的豪赌成性，同时非常贴切地表达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提出的美国人的那种梦幻般的躁动和不安，他们好像从来不会安于现状，总是在寻求新的财富或更大的自由和冒险。

大多数描写淘金热的小说都是些蹩脚且只注重情节的作品，如乔治·佩森(George Payson)的《金色的梦想与灰色的现实》(Golden Dreams and Leaden Realities， 1853)和《新黄金时代》(The New Age of Gold， 1856)；哥特式浪漫传奇，如无名氏的《爱米利亚·谢伍德；或，加利福尼亚金矿中的血腥场面》(Amelia Sherwood；or， Bloody Scenes at the California Gold Mines， 1849)；或是旅游奇遇，如范妮·弗利(Fanny Foley)的《海上浪漫传奇——怀尔德法尔前往加利福尼亚航程之记录》(Romance of the Ocean：A Narrative of the Voyage of the Wildfire to California， 1850)。为数寥寥的几部描写更复杂一些事件的小说是切诺基(Cherokee)作家黄鸟(约翰·罗林·里奇[John Rollin Ridge])于1854年描写乔奎因·缪里特(Joaquin Murieta)匪帮的传奇作品和查尔斯·阿维利尔的《小猫卡森：掘金王子》(1849)及其续篇《加利福尼亚见闻；或，寻宝者的探险》(Life in California， or， The Treasure Seeker's Expedition， 1849)，书中那些粗野的历险故事在探讨“对黄金无约束的欲望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这一点上要早于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麦克提格》(McTeague)。

在19世纪50年代描写加利福尼亚的最好的作品中，黄金并不是生硬的象征，而是一个隐喻，它可使人们感觉到美国命运的明显胜利。沃尔特·科尔登神父(Walter Colton)在《黄金之乡；或，加利福尼亚居住三载记》(The Land of Gold；or， Three Years in California， 1850)中写道，不过短短三年，这一地区“马上就从殖民地的镣铐中挣脱了出来，获得了一个主权国家所能拥有的全部好处与尊严”。虽然科尔登也提到采矿者们仍然需要女人，用她们的“微笑装点家中的灶台”，但他还是认为加利福尼亚的获取和黄金的发现预示了美利坚的伟大将来，向移民们发出了福音般的吁请，请他们来定居和净化这一地区，并以此作为征服全世界的序曲：

我们的世界在冲破混沌之前原本是毫无用处的；后来苍翠的草木覆盖了它的山峦与河谷；后来奔流的溪水在林间淙淙；后来晨星出没，谱写赞美的诗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液汇成的潮流并没有在此终结，它周而复始地奔流在他处的海岸、大陆和岛屿；它带着贸易、艺术、文明和宗教上的不断成功而前行。它还将流遍全球，在每个民族的脉搏中跳动。

期望通过加利福尼亚获得道德救赎得从加利福尼亚自身开始。说这话的是伊莉莎·法恩海姆(Eliza Farnham)，她的丈夫托马斯·杰斐逊·法恩海姆(Thomas Jefferson Farnham)是游记作家，曾写过一本关于向中西部移民的书《草原上的生活》(Life in the Prairie Land， 1846)。伊莉莎在她撰著的《加利福尼亚——家事和国事》(California， Indoors and Out， 1856)中赞同科尔登和一些边疆小说作家的论点，即女人和建立家庭所具有的转化力量将是加利福尼亚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一点颇值得注意，因为家庭的理想是民主力量在起作用的一个象征：“在其他国家人们向国王和王后、向旧的制度、向社会等级更高的人表示忠诚，而(美国的男人)则把忠诚献给女人。”法恩海姆用了一个采矿地质学的比喻说，在一个充满暴力、贪欲和不按法律程序来裁决的世界里，如果没有妻子和母亲，“非常匀称的道德自然将会渐渐坍塌，因为岩石的表层被蚀空，其原始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被无休止的摩擦所破坏”。

在美国得到加利福尼亚并从军事和科技上征服落基山脉以西地区之后，由此而产生的最富戏剧性的预言出自威廉·吉尔品(William Gilpin， 1813—1894)的著作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他是探险家、作家和后来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在演讲选集《黄金地带的中心——北美的农产区、畜牧区和产金区》(The Central Gold Region.The Grain， Pastoral and Gold Regions of North America， 1860)中，吉尔品认为从大平原到加利福尼亚这一地区的中心就处在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假设的等温黄道带的半球地带。这一区域中以前曾经孕育过中国、印度、希腊、罗马、西班牙和英国这些帝国，因此美国西部也将孕育出伟大的北美帝国。通过“如大海般一浪接一浪，并时有大潮的”移民，一个田园诗般的英裔美利坚人的帝国不久就将崛起，它依照“普遍的向往和平的本能”而运作，并有足够的黄金可供其支配，来实现“对独立世界的工业征服”。这一帝国具有区别于欧洲的“崇高道德”，因此将意味着美国革命的完成；其“尚未兑现的运命”是“将世界联结在一个社会家庭中——解除暴政的符咒并弘扬博爱——解除压抑人性的诅咒，将福祉撒播到全世界”。拓荒英雄们将是这项千年使命的领路人，而一条穿越大陆的铁路将是这一使命完成的物质标志。吉尔品这种本质上属于惠特曼式的预言在美国内战前夕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其中也不乏有站在拥护蓄奴制的南方人立场上的。南方人以不同的视角看待帝国的问题，认为对奴隶劳动力好心的雇佣可以促成整个西半球的开拓，并开通横跨太平洋的无限贸易。

上述两种帝国观念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认为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命运已经达到一个顶点，通往亚洲的通道将被最终打开。1850年，当时的参议员威廉·西沃德把已经进入视野的即将爆发的内战暂时搁置一边，思考起《瓜达卢佩绅士协定》和在太平洋海岸定居会带来的前景：

如果到那时美国人民能维持一个不分裂的国家，那么日渐成熟的西部文明在历经了四千年不断加深的隔绝后，将在这片我们自己的自由之土上，在这个万事万物循环往复的世界中，重新与日渐没落的东方文明相遇并融合。一个新的更臻完美的文明将崛起，并在我们所珍视的仁慈的民主制度指引下给世界带来祝福。

无论是从地理角度还是从因奴隶劳动力和地区权力而起的冲突来看，一场危机的爆发已是不可避免。西部的全面发展及与之相伴的对美国印第安文化的进一步破坏将在美国内战后到来，但以各种形式和充满预言的口吻记录下的美国的现代轮廓和意义，却早在南北战争前的探索文学与帝国文学中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2 边疆与美洲印第安人

1879年，内兹佩尔塞人(Nez Percé)首领辛马顿·亚拉奇特(Hinmaton Yalakit，意为山岭之中的响雷)，即白种人所谓的约瑟夫酋长，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发表了一场演说。他的演讲词概括了一段由殖民者及政府官员写就的不断升级的叛卖史：

地球是全人类的母亲。在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要让生就自由的人满足于被拘禁、被剥夺行动自由，就如同期待河水倒流一般。将马拴于桩上，怎能指望它长膘？你们将印第安人圈入弹丸之地，不准越雷池一步，岂能令他们心满意足，又怎能令他们成长繁荣。我询问过一些显赫的白人首领，他们哪来的权力对印第安人说只准待在一处，看着白人们自由穿行。他们无言以对……无论何时，只要白人对待印第安人如同对待他们自己人一样了，便不再会有战争……那时，君临于上的主宰大神定会笑对这片土地，降下甘霖，洗尽地球表面这兄弟相残而留下的累累血迹。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印第安人在祈祷、在等待。

美国印第安人的等待只是徒然。约瑟夫酋长的演说只是诸多申诉檄文之一，这些申诉使得抵抗文学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学形式。欧裔美国人对西部的征服使得印第安人被迫迁徙，令其完整的部落变得支离破碎。约瑟夫酋长的演说，是在这一历史进程的中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约瑟夫酋长在国家首府的演说表明，美国的边疆文学一直是反映政治与文化冲突的文学，在这一文学中语言本身即是征服的武器和转变的催化剂。

独立革命之后，随着美国对西部扩张的加速，美洲本土的印第安部落居民，特别是密西西比河以东部分，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19世纪发生的针对多数部落的战争，其渊源都在殖民时期。然而，美国本身争取独立前后的几十年对其长期的帝国扩张却至关重要。19世纪前半叶，美国的扩展及横跨大陆的拓殖进程的中心就是对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法国将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割让给英国，印第安人联盟土崩瓦解，殖民地受英国保护的依赖性的不断减弱，这一切都为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向密西西比河以东扩张创造了条件。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给美利坚合众国控制密西西比河以西印第安人的领土提供了可乘之机，并使得制订正式的印第安人迁徙政策成为可能。当时国民思想意识形态的公开动机从仁慈的家长制直至实质上的种族灭绝什么都有，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鼓动下，美国官员们常常自己违背联邦政府或州政府与印第安部落签订的协约，意欲获得新土地的殖民者违背条约就更为司空见惯了。

1812年的战争标志着美国印第安人在北方与东南方的重大失败也使得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William Henry Harrison)和安德鲁·杰克逊将军从此名扬全国。两人均极力叫嚣将印第安人从白人垂涎的地域赶走。哈里森问道：“造物主似乎注定要以这片地球上最美的一片土地来养活众多的民众，让它成为文明的栖身之地，难道它还要处在原始状态之中，只让几个卑劣的野人出没其上？”这些欧裔美国人对于印第安人生活的理解虽说有时来自浪漫哲学以及自然生活的文学典型(即卢梭的追随者所倡导的崇尚“原始状态”的思想，他们对欧裔美国人所憧憬的“文明”进步不屑一顾)，但是大多数欧裔美国人接受的却是散文家、小说家休·亨利·布雷肯里奇(Hugh Herry Brackenridge)在1793年的提法：“我以为对野蛮人知之不多的人对印第安人性格的了解就像读过浪漫爱情故事的年轻女子脑中的现实生活一样不切实际。”布雷肯里奇断言，原始生活的所谓“美德”，不过是开明思想中的幻像。对印第安人生活的真正了解表明，阻碍白人殖民的部落只能被同化、被驱逐或者被征服。这正合殖民者与政府官员们的心意。

杰斐逊、门罗和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从不同的迫切程度，提出了印第安迁徙这一政府政策，以作为解决不可避免的土地争端和冲突的最佳方法。对于杰克逊来说政府的印第安迁徙政策是严肃的原则，因此杰克逊被许多印第安人称做快刀。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迁徙政策从法律上“允许”——实际上是强迫——印第安人用他们部落的土地交换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不过在迁徙政策实施之前公众与国会对此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但这些讨论涉及更多的是将来土地的使用问题，而不是印第安部落的权益问题。1830年《迁徙法案》(Removal Bill)通过，杰克逊又拒不遵守最高法院的两项决议(即《切诺基族对佐治亚州诀议案》[Cherokee Nation v.Georgia， 1831]和《伍斯特对佐治亚州决议案》[Worcester v.Georgia，1832]，该两项决议要求在切诺基人问题上佐治亚州的法律应服从联邦管辖)，迁徙政策遂获得官方认可。虽然佐治亚州因上述两项决议而不能允许白人殖民者攫取切诺基人的土地，但法院却将切诺基人定义为“国家内部的附属民族”——实质上是美国国内的异国异族——在法律上应该从属于联邦政府，依赖联邦政府的保护和补偿。杰克逊对佐治亚州持续不断的违法行为不闻不问。到1838年，“五个文明部落”(切诺基、克里克[Creek]、西米诺尔[Seminole]、奇克索[Chickasaw]和乔克托[Choctaw])的大多数人被迫沿着他们后来所谓的“泪路”(the Trail of Tears)进入密西西比河以西新设立的“印第安领地”。

杰克逊所采取的政策及其对最高法院的蔑视虽说无人可挡，然而以联邦政府的干预去终止欧裔美国人对边疆的侵占及由此而来的对愈来愈远的西部地区印第安人权利的侵犯是不可能的。杰克逊相信白种人的文明注定要扩张，迁徙不仅为权宜之计，更是无法避免的战争与杀戮的人道主义的替代方法，杰克逊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论调的人。无论持这种论调的人是出于怎样的好意，但迁徙过程的实际效果与种族灭绝相差无几。杰克逊观点的主旨在他于1830年发布的第二年度国情咨文当中表述得明明白白：

沿着其(印第安人)种族最后亡者的墓地，脚踏这业已消失的种族的墓穴，伤感之情油然而生。但是，真正的仁爱却使此种枯荣沉浮的痛惜之心得以释怀，因为一代人的绝灭是给另外一代人留出生存空间……仁爱之心不会希望看到这块大陆仍如我们的先辈发现时一样的蛮荒。我们广阔的共和国，有众多的城镇与繁荣的农场在其间点缀，有艺术与工业所及的一切进步为她增添异彩，有1200多万人民在其上幸福乐业，沐浴在自由、文明与宗教的恩泽之中。有哪位善良的人会不喜爱她而去爱一个丛林密布、千数野人出没的国度？

在杰克逊时代，很少有人置天然的种族或民族特征于不顾来谈论平等社会，因此他的迁徙政策的理论基础也丝毫不算激进。然而，这项政策的最终结果，即导致衰退与消亡，也绝非难以预料。对于杰克逊所提倡的通过慈善的家长作风来实施迁徙的政策，切诺基人“花斑蛇”做出了恰如其分的预言：

兄弟们!我们曾聆听先祖的教诲——那极善良的教诲。他说他爱他的红肤孩子。兄弟们!当白人初来这些海岸时，马斯科基人(Muscogees)给他土地，为他生火让他舒舒服服……可当白人的身体在印第安人的火堆前暖和过来，肚子里装满印第安人的玉米粥时，他变成了庞然大物，不仅爬上山巅，还踏遍平原与山谷，他的双手伸向东海和西海，然后，他变成了我们的祖先。他爱他的红肤孩子，可是他说，“你得稍稍挪动一下，再过去一点，否则，我会不小心踩着你。”他一只脚将红种人踢过奥康妮河(Oconee)，另一只脚踩毁他祖先的坟冢……我听过我们祖先的无数教诲，他们的开始和结尾都是一模一样。

由于迁徙政策的实施，从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人人口锐减为原有的四分之一。单是切诺基人，两万人当中就约有四千人在从佐治亚至俄克拉何马的迁徙途中死于疾病与饥饿。索克人(Sauks)、福克斯人(Foxes)、温内贝戈人(Winnebagos)以及奥吉布瓦人(亦称奇皮瓦人)(Ojibwa， or Chippewa)连同东南部的一些部落全都被迫出让或是出卖土地西迁，从而与居住在那里的苏人(Sioux)、黑脚族人(Blackfeet)、奥塞奇人(Osages)、波尼人(Pawnees)、科曼切人(Comanches)、阿拉巴霍人(Arapahos)以及其他部落产生矛盾。由于迁徙政策寻求的是为已剥夺掉一切所有的各部落提供家园，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在很多方面要比强迫印第安人接受不属于自己的文化“更为仁慈”。然而，于1819年启动的每年1万美元的政府文明基金目的在于教育印第安人并使其皈依基督教，虽说对某些部落略有成效，但终究只是微薄的仁慈之举。正如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对克里克人、切诺基人和乔克托人的被迫迁徙所描述的那样，“对人道主义的原则多一份尊重就不可能会有这种毁灭人的举措”。

就是托克维尔也还是认为土著美国人阻碍了“自然规律”的进程。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与曾在1813至1831年间担任密歇根地区总督而后又在安德鲁·杰克逊执政时任国防部长的路易斯·卡斯(Lewis Cass)观点一致。卡斯与杰克逊一样是迁徙政策的主要策划者，19世纪20年代后期，他曾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发表数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声称印第安人与欧裔美国人不同，他们惰性十足，“墨守成规”，满足于在一个圈子里平平常常过日子，与熊、鹿、野牛无异：“他从不用竞争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从不将自己的状况与别人的比较，也从不下决心去改善这一切。”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 1823—1893)在这之后用了一个更富有表现力的比喻：“印第安人是从石头中劈凿出来的，你要改变他的形态就必须毁坏组成他的物质……他不可能学会文明的艺术，他与他的丛林必须一起毁灭。”帕克曼的这段论述出现在他的《庞蒂亚克的阴谋》(1851)一书中，该书对促使人们在那一世纪后期接受把印第安人的“衰落”视做广为流传的美国神话的一部分的观点起了巨大的作用。帕克曼小心翼翼地将印第安人与蛮荒世界等同起来——两者都注定要失败并且被一个更伟大的种族所开发——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把印第安人当做一种准人类形态的白种人观念，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他那小心翼翼的家长形象：“我们满怀兴趣地关注着这冥玩不化的荒野之子，这无法从粗野的母亲怀中断奶的孩子的命运。”认为美国印第安人为荒野的“孩子”——无知、粗暴而且缺乏自控力，这一流传甚广的文化观念更加巩固了杰克逊和其他人的政策，使他们用一种关怀与管束的家长式模式来推进迁徙政策的实施。卡斯与帕克曼所运用的“荒野”的比喻将在19世纪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描述中得到变本加厉的发挥。这些描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对把欧裔美国人的征服套入史诗般的模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声称，这一模式既是天意使然又合乎自然，而且很明显还合乎国家利益的原则。

随着白人殖民者在这个新国家里安家落户、划定版图，美国土著印第安部落占据的地方也越来越小、越来越偏远，很多时候甚至比他们祖先的土地还要偏僻，与此同时，他们却日益频繁地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表以及学术研究的对象。印第安人物进入美国神话意识的进程开始于殖民时期对惨遭俘获以及印第安战争的记述，到19世纪这一进程则大大加快了步伐。对大众来说，白人的最终胜利已是毫无疑问，战斗以及囚禁印第安人是新世界中美国注定要完成的使命的一部分。印第安人的酋长与英雄一旦不再作为武士而产生威胁便一举成为名人，整个部落也可以被描绘成品德高尚、充满悲剧性。国家主义精神、盛行的对“原始”或“野蛮”生活的各种观点以及对土地的渴求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文学创作的环境，这种文学尽管对迁徙政策实施时经常采用的暴力与欺骗方法不无讥讽，但总体来说却是支持迁徙政策的。从政府迁徙政策的正式出台直到跨越平原与山峦向西至太平洋海岸拓殖路线的完成(约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世纪50年代)，以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为代表的小说家，以亨利·罗·斯库克拉夫特为代表的人种学家，以托马斯·麦肯尼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以及以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为代表的诗人，都将美国印第安人戏剧化地表现为滞留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过去一个阶段的民族，认为他们如果不能接受文化的改变成为新的民族那就注定要灭亡。迁徙政策虽说并非总是险恶，但无论如何也是悲惨惊人的，它给欧裔美国人在文献中记述美国印第安人指明了方向，有时甚至也给印第安人对自己的描述指明了方向。

在试图描摹美国印第安人的文本中，他们的生活与心声往往遭到了歪曲，这种现象是不足以为奇的。由内战前的印第安人撰写或记录的材料留存于世的相对较少，即便有也未必可信，因为这些文本或是较少反映民族传统，更多按照它们所面向的白人读者的期望写就，或是存在翻译上的困难。即便如此，还是存在相当多用英文写就的印第安文本，以及由斯库克拉夫特和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等研究者们记录和翻译的数目更为可观的传统故事与传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流行的由欧裔美国人创作的小说与诗歌中对印第安人生活的贬抑与误导。20世纪以前，美国土著文化基本上没有文字记载，因而难以按照编年体例及欧美文学史的诠释传统加以概括。再者，将印第安文化孤立地归入美国南北战争前的时期，甚至冠之以“美国印第安人”或“美国土著”，错误地将几百个不同部落的传统混为一谈，将一些不真实的定义强加给他们，这些定义有时候就像英裔美国人喜欢笼统地称呼“印第安人”那样片面且有局限性。尽管如此，在19世纪赶尽杀绝的战争中，传统的民族文化不仅势头未减，反而第一次系统地以欧裔美国人的书面语形式开始得到记载。内战前美国印第安文学史不可避免地是一段文化遭掠夺及与外来文化产生冲突的历史。然而，在实力悬殊、来势凶猛的压力之下，美国的土著文化却生存了下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白人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意识形态和分析方法往往成为印第安文化得到保留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在有关西部扩张的文献中，即便不集中讨论印第安人的文件，也常常理所当然地假定“印第安人问题”正在解决中。由于印第安部落面对白人拓殖者的入侵似乎注定退却或灭亡，他们在白人作家的笔下常常具有怀旧的或是讽刺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各种思想，诸如：进步所带来的丧失天真；神话时代——这对一个急于加强民族主义意识的美国来说会赋予其历史感；或是一种处于原始阶段的社会组织要胜于日益都市化、工业化的世界。最常见的情况可能是印第安人被刻画为高贵的英雄，在失败这一点上他们是充满悲剧性的，但是是荣耀的，但他们的坚忍也掩饰——有时则反映了——白人对美国土著部落生活毁灭的焦虑。

19世纪中期有关印第安人的盛行的文化与政治观点，具有代表性的仍是帕克曼的《庞蒂亚克的阴谋》，书中的观点与其他史学家及民族学家的观点大同小异，但却以其对大陆日新月异的变化的狂热吹捧而与众不同。本书还可作为通俗文学的一个范例，即并非将印第安人的文化“迁徙”出美国，而是处心积虑地将其限制在圈定的思想领域内。比这本书略早几年，在《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冈小道》(1849)中，帕克曼预见性地描述了对野牛日益猖獗的屠杀，似乎它们的死亡与靠捕杀它们为生的印第安人的死亡不谋而合，两者都注定要在帕克曼所谓的“自然过程”中灭亡。《庞蒂亚克的阴谋》对动荡的19世纪中期所作的史诗般描述可与《白鲸》相媲美。帕克曼把美国印第安人的征服与灭亡放在过去的背景中，这样一来，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以及庞蒂亚克的起义便成为了白人在大陆确立绝对权威的最后障碍。正如梅尔维尔书中的佩阔德号在船长疯狂追捕白鲸时沉入漩涡，印第安人塔什泰戈(Tashtego)抡起锤子将鸣叫着的雄鹰钉在了主桅上。对于美国的西进，帕克曼不似梅尔维尔那样悲观，但是他对庞蒂亚克史诗式的记述同样象征地表现了扩张的内涵，他描述了“在那一时期同样遭受灭顶之灾的美国森林与美国印第安人”。库珀及其他小说家把他们对印第安战争的叙述放在过去的时间背景中，帕克曼与他们一样，将对当时的暴力与迁徙的忧虑移植到了另一个时代，使美国土著的“消失”具有了宿命色彩——因为这在过去的神话中已经出现过了——由此为美国当时的意识形态营造出了强有力的历史深度。帕克曼的观点在其对战败的庞蒂亚克于1766年在伊利湖边沉思默想的描写中得到反映：

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就在一个人一生的短短时间里，这寂静的湖面上居然会布满商船的帆影；在那毁坏的森林上居然会崛起一座座城市与一个个村庄；还有他那已消失的种族的可怜的纪念品——在犁田的时候被铧头翻起的贝壳念珠、生锈的战斧、石制的箭头——会成为学童们手中的稀罕物事，抑或是古董商匣中的珍品。

与1853年树立于国会大厦前的由霍瑞休·格里诺(Horatio Greenough)创作的雕塑《营救队》(Rescue Group)这等国宝级艺术珍品，或是如1859年开始铸造的印第安人头像便士等因经济与文化政策而造就的平凡无奇的人工制品一样，帕克曼1851年塑造的庞蒂亚克表明美国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即西部大迁移最初的几十年——业已告一段落。长期从事美国土著遗迹与家族研究的哲学家梭罗，在他1859年一本笔记中称箭头是一种“石头果实”或是一粒种子，发芽虽缓慢，却能“收获哲学家和诗人”。然而事实上，以诗化的形式将印第安人窃为美国神话的一个基本部分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由于只有极少数的作家对美国土著的生活有直接的了解，大多数的作家所依赖的只是老生常谈的浪漫故事或是关于野蛮暴力的边疆传说。正如华盛顿·欧文于1848年在《印第安人的性格特征》(Traits of Indian Character)一文中所评述的那样，印第安人似乎受到了双重虐待：“殖民者常常像对待森林中的野兽一样对待他们，而作家则费尽心机地为他们(殖民者)的暴行辩护。”欧文本人对浪漫主义也未能免疫，他发现，“骄傲的独立，这构成野蛮人美德的主要支柱，轰然倒塌，整座道德的大厦化为一片废墟”。美国印第安人成为美学及道德意义上的“废墟”，无论对知识分子还是政府官员而言，都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对于这两方面的人来说，现存部落的消亡，可以理解为是推动欧裔美国人前进的同一个地理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有关迁移的意识形态需要发挥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必须提供一种哲学，使他们清洗大陆上的“异邦”和潜在的敌对民族的行为变得名正言顺。另一方面，它有必要找到一种政治和文化手段使得征服变得自然而然，或者将它纳入一个更广阔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语境。科涅琉斯·马修斯(Cornelius Matthews)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小说《巨兽：筑堤人传奇》(Behemoth：A Legend of the MoundBuilders， 1839)中就将当代美国印第安人史前祖先的遗迹看做北美的希腊古迹。他写道，“一块腐骨、一顶古老的头盔、一段残垣”，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与“很久以前埋在地下的先辈们血脉相连”。

对于美国印第安人能否在现实世界或在美国民族神话的高尚回忆中生存下来，欧文是不抱太高期望的人之一：

即便一些对他们的未必真实可信的追忆有幸留存下来，那大概也只是出现在诗人的浪漫梦想之中。诗人在想象中把他们放置在树林里和林中的空地上，就好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农牧之神、森林之神和那些林间的神祇一样。但如果有人敢于讲述他们遭受冤屈和苦难的黑暗故事，讲述他们如何受到侵略、戕害和掠夺，如何被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终于斯的土地，如何像野兽一般四处遭到捕杀，被暴力和屠戮送入墓穴，如果有人敢这样做的话，那么他的子孙如果不因为这故事太过可怕或难以置信而听不下去，就一定会为他们祖先所遭受的非人折磨而义愤填膺。

要说出“黑暗的故事”虽然不易，但终究有人来说。即便是最宽容的叙述，也仍然触及根深蒂固的视美国土著为野蛮人的观念。美国土著的生活遭受了毁灭，为对此做出补偿，人们往往倾向于将美国土著的生活浪漫化，但即便是最宽容的记述，也与这种倾向做着斗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印第安人自己说的话、讲的故事，无论是口头流传下来的，还是由富于同情心的旅行者记录下来的，如今竟然全都成了文学遗产，与日后一代又一代拓荒的农民(还有如梭罗这样的自然哲学家)发现的石头及黏土制成的古代遗物并无两样。因此，在真正的实地考察之前，人们已经以人类学或考古学的态度来对待印第安人了。印第安人在大限将至的那一刻便开始为人所纪念了。甚至当他们还在被往西驱赶，还被称做与文明生活格格不入的野蛮人之时，他们就已经作为美国纯真而又充满神话色彩的过去的一部分而受到称颂了。

与描述蓄奴制的文学相似，在欧裔美国人描写印第安人的文学中，官方的演说与文件、人种史的资料以及历史性的评述，与小说家、戏剧家及诗人的作品同等重要，而且往往具有同等的文学价值。再者，美国的黑奴制度与印第安人的大迁徙并非毫不相干，而且从美国独立革命所作的承诺而言，两者同是这一民族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尴尬。独立宣言提醒人们警惕威胁殖民地生活的“无情的印第安野人”。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以及其他建国早期的一代人在印第安人被当做军事对手的情况下很难对印第安人的苦难抱有同情。然而，虽然黑人奴隶与美国印第安人在所谓“自然”的等级中同样都低于白人(如同19世纪30年代之前的墨西哥人一样)，两者却不能混为一谈。事实上，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他们的情形可以被看做几近相反：“黑人是达到了受奴役的极致，而印第安人则生活在自由的极端边缘”，享有一种“野蛮的独立”。托克维尔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描绘是富于同情心的，虽说仍带有挥之不去的视其为野蛮人的偏见。但是他所谓印第安人的“自由”的理论却值得注意，因为它明确了美国文化对印第安人所持的双重态度，而且随着这一世纪的逝去与印第安人的消亡，这一态度日益定型。根据这种盛行的理论，印第安人高贵、勇敢而又独立，但他们同时也目光短浅、幼稚、迷信且报复心强，因此对稳定而又复杂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这种双重态度得到官方政策及大众文学的共同提倡，一些皈依基督教并接受了白人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文化的美国土著也随声附和。其结果便是美国印第安人的形象常常被放到了先进的欧裔美国人社会的反面：前者代表愚昧，后者代表文明；前者待人以恶魔般的报复，后者则待人以基督教的仁慈；前者象征的是游牧狩猎的生活，后者象征的则是拥有财产权利、农业不断发展的生活。由政治家、历史学家以及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之流所定义的“野蛮人”生活的特征包括：印第安人喜好游击战术，沉迷于剥头皮及其他野蛮行为；他们缺乏基督徒的宽容和理想化的复仇；他们的家庭结构松散、没有成熟的建立有组织社会的观念；他们逆来顺受地甘愿忍受巨大的痛苦与磨难。白人拓荒者的身上其实也具有同样的野蛮特征，他们不愿忍受社会的约束，而宁愿选择狂野不羁的边疆生活。但这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印第安人的观念与边疆拓荒者的观念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心理上而言常常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梭罗曾说过，他会生吞一只土拨鼠以汲取它身上的“野性”，那些边疆开拓者、遁世者以及决意在作品中描写不断发展的边疆传统的作家们也可能是追寻印第安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已。然而，印第安人则像他们的土地以及其中所蕴藏的财富一样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吞噬——要么名副其实地被赶尽杀绝，要么被融入国家的文化。它或许会使这种国家文化产生微小的变化，但最终还是要归顺到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神话中去。无论怎样，官方的政策都存在两种相左的意见：一派提倡实质性的灭绝，另一派主张对印第安人进行教育与同化，其代表人物杰迪戴亚·莫尔斯(Jedediah Morse)在《给国防部长的关于印第安人事务的报告》(Report to the Secretary of War…on lndian Affairs， 1822)中预言了这项“神圣工作”的必要性与艰巨性。

有些描述对印第安人的苦难寄予真切的同情，其他描述则只不过是迎合了大众对舞台上或小说中扣人心弦的情节和感伤情调的热中而已。有时候一部单独的作品会汇集一整套主要的思想，比如詹姆斯·S.弗伦奇(James S.French)反映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对肖尼族(Shawnee)酋长特库姆塞(Tecumseh)战争的小说《埃尔克斯瓦特瓦；或西部先知》(Elkswatawa；or， The Prophet of the West， 1836)。小说本身及其主题便是当时造神话过程的很说明问题的例证；如果把该小说和其他反映了其所涉事件和思想的资料参照起来看，就能很清晰地看出小说和戏剧是如何与历史记录和印第安人的叙述相互交叉重叠，从而从不同侧面杜撰出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

面对白人移民的无情推进，特库姆塞于1811年开始将整个密西西比河谷的部落组织起来，结为联盟。他与他的兄弟——人称先知的埃尔克斯瓦特瓦一起，倡导一种印第安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杜绝所有欧裔美国人生活的破坏性影响。蒂普卡奴(Tippecanoe)一役，特库姆塞败给了哈里森，这一事件加速了1812年战争的进程。特库姆塞的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他的强有力的领导亦就此瓦解。然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战争的结束与印第安人的迁徙，白人拓荒者长驱直入密西西比河谷，特库姆塞很快被纳入了民族神话，就好像是因他的战败而完成了仪式的内化。比如，虽然威廉·R.华莱士(William R.Wallace)在《蒂普卡奴战役》(The Battle of Tippecanoe，1835)中把特库姆塞的敌人哈里森将军描绘成一部矫揉造作的爱国史诗中的英雄，可乔治·H.科尔顿(George H.Colton)却在他的英雄史诗《特库姆塞；或三十年来的西部》(Tecumseh；Or the West Thirty Years Since， 1842)中将这位肖尼族酋长描写成一名野蛮人的英雄，面对更为强大的势力而无力回天。科尔顿为凭吊他的覆灭以一首仿颂歌形式的《战争之歌》(War Song)来纪念他的逝去：

我闻到了战斗的血腥!

那可怖的厮杀，

生命之潮喷涌而出!

但这是何等的乐事啊，

当我们陷身血泊，

让我们的刀斧痛饮敌人的热血!

也就是说，即便这些诗歌以立场相对的人为英雄，也可以完成相同的文化使命。本杰明·德雷克(Benjamin Drake)以更具批判性的笔触在《特库姆塞的一生》(Life of Tecumseh， 1841)中将特库姆塞描写得勇敢而富于人情味，甚至还是一位军事天才(德雷克引用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的话，称这位肖尼族酋长为“西部的拿破仑”)；而白人的推进则被看做是“无止境的贪欲和对正义肆意践踏”的结果。本杰明·B.撒切尔(Benjamin B.Thatcher)尽管在他的《印第安人传》(Indian Biography， 1832)中将特库姆塞描写成伟大的政治家和爱国者，但他的描述中同情之心要少些，因为他指出了这样一个致命的现实：特库姆塞将他的伟大天才仅仅用于为得到“荒野与放纵的自由”而战。一些据称是特库姆塞本人所说而且在多种文本中被引用的话，对欧裔美国人的命运不啻是颇具讽刺意义的明证。下面这段特库姆塞于1811年号召全体印第安人联合起来并寻求英国人帮助的演讲，收录于一本当时颇流行的对被俘生活的记叙，即约翰·邓恩·亨特(John Dunn Hunter)的《遭北美印第安人俘获记》(Memoirsof a Captivity Among the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1824)：

兄弟们!白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害怕的？他们跑不快，是射击的好目标，他们不过是普通人而已，我们的祖先曾杀掉过许多白人。我们又不是妇人，我们要用他们的血染红土地。

弟兄们!大神对我们的敌人震怒了；他用雷声说话，大地裂开吞噬村庄，吸干密西西比河的河水；大水将淹没白人的低地，令他们的玉米无法生长；大神还将用他那骇人的呼吸把逃到山上的人卷走。

特库姆塞的著名演说和弗伦奇这种有代表性的小说应该放在这样的上下文中来阅读。《埃尔克斯瓦特瓦》对特库姆塞和哈里森将军的演讲均有引用，特库姆塞在这本小说中是一位勇敢的、可以说是光彩斐然的人物；但这些元素全都成了拯救被囚的白人女主人公这种程式化故事的陪衬。由于小说的情节与蒂普卡奴战役糅合在一起，解救便成为政治家与军事首领们往往想要得到的出师之名的象征：边疆移民必须从四处掠夺的印第安人手中被“解救”出来。在《埃尔克斯瓦特瓦》的结尾，那位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大地”的痛恨印第安人的白人，最终回到文明社会的平静生活中。这暗示着杀戮土著印第安人仅仅是美国社会发展中一个暂时的实际性的阶段，为了赢得胜利必须暂且以暴易暴。特库姆塞的人道与勇气，他的兄弟先知埃尔克斯瓦特瓦的理想及他对原始公有制生活方式的梦想都遭到了可悲的背叛。这些品质虽令人景仰，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它们现在都属于过去，落入浪漫历史小说的窠臼了。人们可以说，特库姆塞在这些文本中被刻意塑造成一个历史与政治的偶像，他牺牲者形象使扩张战争变成了命运的自然安排。

普通大众对浪漫历史小说的期待对大多数反映美国印第安人生活的小说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在某些小说中，这类小说的基本要素成了作者明确关注的东西。许多作家努力想要发展出一套适用于美国本土背景的浪漫传奇理论，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am Gilmore Simms)、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只不过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几位。正如霍桑为《红字》所作的序，这些理论在充分利用美国特有的事物所带来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努力发掘国内外评论家认为美国所缺少的东西——即历史的深度和整个国家的共鸣。对于美国印第安人来说，传奇故事于是和人种论融汇到一起。对于欧文和梭罗这等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和麦肯尼、斯库克拉夫特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印第安人的覆没不仅为美国带来了进步的未来，还为美国留下了完美的可待发掘的古迹。

尽管1820至1865年间大多数白人作家写就的有关印第安人的作品都至少是含蓄地反映了这种双重观点，但特别明显地体现这种观点的还是那些主要的历史学与人种学著作。它们以书面形式保存了大量美国土著的历史与传说，并试图以欧裔美国人的话语来进行连贯的解释，虽然仍是不可避免地会有歪曲。南北战争前写成的历史书，由于经常受到新成立的美国政府及其人民更优越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成了关于“印第安人问题”的重要陈述。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视印第安人最终被迫背井离乡为理所当然，几部人种论特点不显著的记述还是试图在美国土著生活消亡之前提供一些可靠而又带同情色彩的信息。这些著作包括：亨利·特伦布尔(Henry Trumbull)的《印第安人战争史》(History of the Indian Wars， 1811，修订本1841)、约翰·G.赫克韦尔德(John G.Heckewelder)的《印第安民族的历史、行为与风俗》(History，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Indian Nations， 1818)、本杰明·B.撒切尔的《印第安人传》(1832)、哈维·纽卡姆(Harvey Newcomb)的《北美印第安人》(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1835)、约翰·弗罗斯特(John Frost)的《美国的印第安战争》(Indian Wars of the United States，1840)以及塞缪尔·古德里奇(Samuel Goodrich)的《美国印第安名人传》(Lives of Celebrated American Indians， 1843)。塞缪尔·德雷克(Samuel Drake)的《北美印第安人史传》(Bi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 1832)是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该书虽不及后来麦肯尼、斯库克拉夫特以及卡特林的著述那样包罗万象、见闻广博，但是作为一部历史、传记、被俘者叙述以及美国土著讲演的概略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德雷克除了对白人取得进步的手段有自己独到的批评外，还充分依靠原始(但经过翻译)的印第安人文件，如前面提到过的“花斑蛇”对杰克逊的回答，这使得他的著作呈现出一派多种声音交响共鸣的面貌。

这一点，即便较之更为杰出的作品也未必具备。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一部国家史，乔治·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历史》(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34—1875)，将美国土著文化描绘得在政治上高尚但社会形态上原始——一种简单、不道德与非理性的结合体。例如，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红种人”部分，班克罗夫特写道，“美洲野蛮人有舌，有腭，有嘴唇和喉咙；可以发出连续的声音，会‘嘶嘶’作声”；然而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没有哪一个东部部落曾“将他们发出的声音区别开来”，排出字母表，“他们唯一的书写方式就是简陋的模仿和符号”。野蛮人的“道德体系”只不过是“满足其动物本能的许可证”。即便红种人把他们的联邦式统治体制完善到堪与古希腊议会相媲美的地步，他们也还是“缺乏想象与抽象的能力”，而且“在理智与道德上低人一等”。

班克罗夫特的这一章很好地指出了关于印第安人的历史学与人种学著作所见相同的地方。二者均认为书写是区别白种人与印第安人的基本技术；出于同样的原因，写作与传说和古物的收集一起被看做是保留印第安文化的主要方式，因为在现实中部落生活能幸存下来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1842年，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创立了美国民族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把这种想法变成了定规。他集中大量人力，按照当时通行的研究标准，整理了19世纪印第安人的语言与习俗。这项工作成了美国最早的大型科研项目之一。19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人种学家路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在其研究生涯中描摹出一幅经典的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人类学画卷：高尚但简单，是白种人贪欲的高贵受害者，然而面对先进文化强有力的前进脚步，他们的消亡势在必然。摩根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发表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他毫不隐讳地论及以人类学博物馆的方式保存印第安人的生活。在187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蒙提祖马的晚餐》(Montezuma's Dinner)的文章中，他指出：“我们的国家仍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是应该以科学的方法向世界展示印第安社会，还是让我们的研究维持现状：粗糙、无聊、让人看不懂，一派自相矛盾、幼稚可笑的混乱。”摩根主张，如果有人愿意担此重任，“他们应当像希罗多德研究亚洲与非洲时一样，去亲身探访土著部落的村庄与营地，将他们当做活生生的有机体来研究他们的制度与风俗，他们所处的状态和他们对生活的安排。”

其实，摩根本人早在多年以前就开始了调查工作。在他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1877)一书中，他提出世界各个种族都有共同起源的社会进化理论，其来源就是他早期对美国土著尤其是易落魁人(Iroguois)的研究。他的晚期著作对“野蛮”特性的贬斥不似早期那么激烈了，而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霍-德-诺-索-尼联盟，或易洛魁人》(League of the Hodenosaunee， or Iroquois， 1851)中，这种贬斥是随处可见的。《联盟》一书与帕克曼的《庞蒂亚克的阴谋》以及斯库克拉夫特的鸿篇巨制《史学与统计学资料汇编》(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Information)的第一卷同年出版。三部著作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观念，即印第安人对美洲的统治已经结束，如今他们的价值仅限于历史与人种学研究了。摩根的《联盟》一书，主要以他于1847年在《北美评论》(American Review)上发表的著名的《论易落魁人问题的书信》(Letters on the Iroquois)为基础，详细叙述了部落的统治机构，翻译了大量传说以及神话，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与风俗习惯。但是，由于易落魁人没有发达的读写能力，也没有工业技术，所以在摩根笔下，他们还只是停留在狩猎阶段，是在“人类社会的零起点”上。易落魁人的生活与大自然现象密切相联，然而他们却为投入“文明的巨大怀抱付出代价，成为睿智的社会生活战胜粗糙的自然障碍的牺牲品”。这样一来，摩根的观点便与他为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争辩以及他对易落魁文化详尽的、貌似客观的记述产生了矛盾，因为在他看来，易落魁人本身就是“蛮荒自然”的一面，因而欧裔美国人的社会自然是更加优越的。

在将美国印第安人确立为研究对象这一过程中起了同样重要作用的另一人物是画家兼作家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 1796—1872)。他的某些作品曾受到斯库克拉夫特的猛烈抨击，比如其声名狼藉的有关曼丹人(Mandan)痛苦的接纳仪式的记述，该记述一字不落地被收录进了《奥-基-帕：曼丹人的宗教仪式与其他习俗》(OKeepa：AReligious Ceremony and Other Customs of the Mandans， 1867)一书中。但是卡特林对曼丹人仪式的描绘却得到了摩根的辩护并为后来的研究者所证实。如果说，卡特林的著作不及摩根那么专业与科学的话，那么他的描摹性的观察，姑且不提他对种族问题的浪漫推想，也还是相对可信的。他生长在地处边疆的宾夕法尼亚州，和摩根一样，学的是法律，却放弃了本行而致力于肖像画，并将描画美国印第安人作为自己的终身工作。1832年，卡特林开始了一次长达八年的旅程，寻访西部与南部的印第安人。期间他访问了约48个不同的部落，绘制了逾五百幅的肖像、风景和器物。在他乘坐蒸汽船沿密苏里河逆流而上开始自己的旅行之际，他给自己的出版商写了一封信，说他此行意在拯救印第安人——并非拯救“他们的生命或种族(因为他们命运已定，必须灭亡)”，而是拯救“他们的面貌和生活方式”，以便他们“如同涅槃的凤凰，从‘画家调色板的斑斑色彩’中飞起，在画布上重生，矗立在未来的数百年，成为一个高贵种族栩栩如生的纪念碑”。因此，卡特林所有的希望就是记录印第安人的形象，令其从濒死的躯体中再生，在成百上千画布组成的纪念碑上升华为神话。艺术与文学的表现形式将取代部落的实际生存(库珀早就开始在他的皮袜子故事中证明这一点)，在历史进步的洪流之外，在一个悲剧的英雄主义的时刻，以艺术的客观的方式把美国印第安人的形象定格。

卡特林的旅行是19世纪欧裔美国人所作的最为重要的扩张探险之一，记载于他的《笔记与书简——北美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及状况》(Letters and Notes on the Manners， Customs， and Condi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1841)一书中。这本书使他得以用图片和文字的形式记录“一个在地球上正急速消亡的有趣种族尚存于世的风俗习惯和特点，——向一个行将灭绝、缺乏忠实地记载本族人的面貌与历史的史学家与传记作家的民族伸出援助之手”。19世纪40年代，卡特林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举办了绘画和器物展览，还组织真正的印第安人在舞台上表演舞蹈、仪式。1852年至1857年间，他长途跋涉于中美洲、南美洲和美洲的远西部进行考察，写就数本著作，其中包括《最后一次在落基山脉与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中间漫步》(Last Rambles Amongst the Indians of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the Andes， 1867)。这些旅行加深了他这样的印象，即边疆地区的印第安人越来越多，他们只是“一篮子‘死猎物’——被骚扰、追赶、流血直至死亡”。卡特林痛恨人们对“野蛮人”一词的误用，对他所访问的部落礼敬有加。然而，他也同样延续了一个幼稚的假设，即那些生活在边疆之外的没有受到白人生活影响的美国土著仍纯洁高贵，而与白人商贾及拓荒者的接触使得土著部落难免堕落。对于卡特林这样一位人种学矛盾论的忠实拥护者来说，文明必定会“抹杀自然的优雅与美丽”。他对印第安人的风俗、器物、服装、房舍以及肖像的广泛描画意在挽救一个和野牛一样已“时日无多”的濒临绝境的种族。

尽管卡特林与摩根都致力于印第安人研究，可他们都没有从政府框架的内部来解决问题，而政府负责在边疆地区执行美国法律。托马斯·麦肯尼(Thomas McKenney， 1785—1859)曾与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合著了三卷本《北美印第安部落史》(History of the Indian Tribes of North American， 1836—1844)，他在政府内部努力保留对美国土著生活的记录，虽然可以说是他负责监督印第安人被征服的。麦肯尼是国防部辖下专管印第安贸易的官员，负责管理政府的贸易站系统。1824年，印第安事务署成立，麦肯尼作为署长极力倡导在印第安部落中进行慈善的改革。有几次他还在战场上与北部和东南部的印第安人通过谈判缔结了和约。虽然麦肯尼于1830年被杰克逊总统免职，但他跟总统一样，从根本上相信，迁移是拯救印第安人——当然也是将其土地用于耕作——的唯一办法。麦肯尼就职时对真实的印第安生活一无所知。他的早期著作《湖上纪行》(Sketches of A Tour to the Lake，1827)记述了与路易斯·卡斯一起去和奥吉布瓦人谈判的经历，其中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晚期的著作如《印第安人是非录》(On the Wrongs and Rights of the Indians， 1846)和他的《回忆录》(Memoirs， 1846)仍旧为印第安人的报复心重与目光短浅而感到惋惜。麦肯尼一直倡导印第安人皈依白种人在农业、教育和基督教上的价值观。在他的主要著作、与霍尔合写的《北美印第安部落史》一书中，印有许多印第安酋长和头领的肖像。这些肖像原是查尔斯·伯德·金(Charles Bird King)与詹姆斯·奥托(James Otto)所作，后来被麦肯尼收入国防部的“印第安人画廊”。和这些画像相配的传记及史料涉及诸多部落约150余名人物，其中有：红外套(Red Jacket)、基恩特沃基(Kiontwogky)(玉米栽培者)、塞阔亚(Sequoyah)、奥西奥拉(Osceola)、黑鹰以及梅杰·里奇(Major Ridge)。大多数的传记性内容都为麦肯尼所写就，但在一篇由霍尔署名的文章中，不难看出野蛮人理论的框架。居无定所、目光短浅、缺乏一套可以融入国际法的“帝国法典”，实质上，美国印第安部落被描绘成动物王国的一部分。“他们沉溺于最下等的迷信中，”霍尔评述道，“以茫然的目光注视自然，从不探寻原因，不关注自然界巨变的结果，也不研究他们自己头脑的结构与活动”。麦肯尼的观点则没有那么悲观，像卡特林一样，他对印第安人的改造富有真正人道主义的关心，他认为改造无疑要比灭绝好，但他的伟大工作同样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就变成了实际上的古董博物馆。他的印第安画廊在1858年成为史密斯森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大多数肖像在1865年的一场大火中烧毁)。这些画有效地记录了美国东部许多土著部落的归化与消亡，成为南北战争前欧裔美国作家与政治家对他们所作的文化收容的鲜明象征。

在欧裔美国人对土著文化的人种学记录中，亨利·罗·斯库克拉夫特(1793—1864)的著作无疑最为重要。1822—1841年间，斯库克拉夫特以地质学家和印第安事务代理人的身份生活在五大湖地区。他娶了一个印第安女人为妻，在各个部落中生活，研究他们的语言(尤其是奥吉布瓦语、奥塔瓦语[Ottawa]及莱克特语[Lakota])，既试图整理他所能找到的美国土著文明的每一点事实，又试图为这一文化被更高级的文化取代而找到正当的理由。1820年，他陪同麦肯尼与卡斯远行签约。这一事件记录在他的《美国西北地区旅行记》(Narrative Journal of Travels Through the Northwestern 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21)一书中。他的《密西西比河谷中部旅行记》(Travels in the Central Portions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 1825)和《密西西比河上游探险记》(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through the Upper Mississippi， 1834)详细记述了他对密西西比河河谷及其资源的考察。这些著作与他早期的《密苏里铅矿概貌》(AView of the Lead Mines of Missour， 1819)及其一首关于密西西比河的题为《西部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1830)的诗一起，表现了斯库克拉夫特将精确的地质和地理考察与美国的扩张理论结合的能力。与其他狩猎者、采矿者和探险家一样，斯库克拉夫特以双重眼光看待这片土地：一方面，他从审美的角度对它的原始美推崇备至；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认识到拥有这块土地与矿产所具有的投机价值。由于他也以同样的眼光看待印第安人，因此，他耗费后半生的精力记载美国土著习俗与历史的著作，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料，却并没有重大的意义。

斯库克拉夫特在撰写六卷本《美国印第安部落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史学和统计学资料汇编》(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Respecting the History， Cond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Indian Tribe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51—1857)之前，已经写就数本关于印第安人及其文学的人种学著作，并在稍后的数十年中以不同的书名多次重印。《阿尔吉克研究》(Algic Researches， 1839)收集了一组奥吉布瓦和奥塔瓦的神话与传说。1856年，他将这本书的内容加以扩充并重新印刷，更名为《海华沙的传说》(The Myth of Hiawatha)。朗费罗的著名诗歌《海华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就是以这本书中奥吉瓦人喜爱恶作剧的精灵麦尼博兹霍(Manibozho)的故事为蓝本的。惠蒂埃(Whittier)、罗威尔以及其他作家也都从斯库克拉夫特的材料中获得过灵感。斯库克拉夫特运用麦尼博兹霍的传说和书中的其他故事来证实他的理论，即传说里那些显而易见的歧义以及怪异的事物是印第安人“野蛮”的结果。此外，由多名作者收集的原始材料及撰写的论文编成的合集《奥尼奥塔》(Onéota， 1844—1845)和《易落魁人笔记》(Notes on the Iroquis， 1846)，一份给联邦政府的关于使印第安部落向市场农业转型的前景报告，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两书都认为，印第安人的野蛮状态使得白人的改革难以进行。即使像斯库克拉夫特这样的代理人，尽其所能地忠实于他们的语言，忠实于美国印第安文化的各种形式，亦觉得改革难以进行。

当时担任印第安事务主管的斯库克拉夫特于1847年接受国防部长的命令，收集所有美国土著部落的统计数字及文化资料以说明他们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他从各种不同的途径收集信息，包括他自己以前的作品。几年后，他就开始发表他的鸿篇巨制《史学与统计学资料汇编》。他对资料的处理，像其早期作品一样，虽不是以蔑视的态度，却是同情与困惑交错。书中的观点无疑出自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了解印第安人身上某些优秀的、令人景仰的个性特征，但是却发现他们文化薄弱、社会粗野、道德沦丧。他声称他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与哲学方面为政府的印第安政策提供一个基础。在斯库克拉夫特看来，印第安人是“堕落的”，趋于衰亡；他们崇拜的是自然而不是上帝，他们只狩猎而不种植粮食，发展工业(单是这些事实，斯库克拉夫特就和许多其他欧裔观察家一样往往彻头彻尾地错了)。斯库克拉夫特抱定他的理论，认为印第安人的堕落源于忽视“更高层次的、高尚的法则”。他所收集的资料之丰富，有时使他情急之下几乎无以做出适当的诠释，因此他的书常常是材料的胡乱堆砌。然而斯库克拉夫特书中占统治地位的神话倒是一直在帮助他将原本难以理清的土著材料组织起来。比如，对“奥内达石”(Oneida Stone)作为奥内达部落全民族的象征的叙述与作者对岩石形成的矿物学的兴趣相互穿插，暗示着“科学”思想与“原始”思维相比的无限优越。斯库克拉夫特策略性地将奥内达人的社会故意描绘为狩猎社会。他写道，每一个从这块石头顶端观赏农场和村庄的景色的人，在“观赏这富庶的工业景象时都会不由得想到过去那些骄傲的、不屈不挠的猎人和勇士，他们的名字这个国家是不会忘记的”。然而，那个部落“注定要在文明的脚步前倒下”，而今天，它的族人要么死的死，散的散，要么为“开明社会”的“学校、教堂、农场和车间”所征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市场生产的理想——即欧裔美国人进步过程中集体“部落”生活的关键所在——就这样从刻有图腾形象的岩石发展而来，从而使如今业已消失的部落象征性地成为了新美国人的先人。

斯库克拉夫特的几卷《史学与统计学资料汇编》在内容及结构上都各不相同。但是，每一卷均包括对不同部落历史的记述、对他们语言中的词源及神话的研究、他们的迁移与战争史以及地理、矿物学、古迹、医药、图腾、鬼魔学和书画艺术。而所有这些，斯库克拉夫特都是用野蛮人的逐渐衰落这一主线贯穿起来，并配以塞思·伊斯门(Seth Eastman)绘制的精美插图。塞思·伊斯门是一名军官，他在明尼苏达的斯奈林堡(Fort Snelling)驻守期间，期望建立一个印第安人画廊，因而研究并描画了奥吉布瓦人与苏人的场景。在卡特林拒绝斯库克拉夫特为其书作插图的要求的同时(其原因是政府拒绝购买他的画)，伊斯门与他的合作者、他的妻子玛丽·伊斯门(Mary Eastman)准备了上百张图片，刊登在《史学与统计学资料汇编》和1853年出版的两本书：《印第安人的浪漫生活故事》(The Romance of Indian Life)以及《美国土著文件夹》(The American Aboriginal Portfolio)中。这“土著文件夹”的概念正表明被强行当做土著文化代表的器物与美国土著本身的相互矛盾。伊斯门在书中以清晰的视觉形象展示，1830年迁移开始之后的20年恰恰是白人不断地将印第安人的世界偷换为浪漫的疆域之时。他们早期创作的《达科他；或，苏人的生活与传说》(Dahcotah；or， Life and Legends of the Sioux， 1849)是一些趣闻轶事与人种学资料的汇编，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边疆妇女生活的速写。但是，在卡罗琳·柯克兰(Caroline Kirkland)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却明白无误地融进边疆意识形态，将神话化的扩张主义描述强加于美国印第安人。“对印第安人性情的研究就是对冥顽不化的人类心灵的探索”，只有矢志不渝的仁爱才能将为复仇和嫉妒所奴役的野蛮人解救出来。基于同样的特征，印第安人事实上就是“活生生”的诗歌，而我们应当“为他们而写作”。他们不朽的诗歌价值就在于他们的“原始性”，在于他们是“我们”失却的过去，因而可以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文学的根基：“只要有了荷马就可以将这里的伊利亚特写成‘高贵的诗篇’，有了司各特就可以编就边疆浪漫传奇。”与库珀、摩根及斯库克拉夫特一样，对柯克兰和伊斯门来说，模式仍是外国的，但是材料却纯粹是“美国的”，其原因就在于当时这些材料已经完完全全地以神奇的传说包装起来。这画框，像反映印第安人生活的书籍一样，成为歪曲的人种学记述的一个方面。而就在这个历史时刻，像霍桑、库珀和梅尔维尔这样的美国小说家最为关心的恰是划定美国传奇故事在小说创作中的位置。

斯库克拉夫特的这部杰作发表于后来被称为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中界点，对美国人的天赋使命和野蛮人的衰落这种神话的成功确立起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一些最为重要的富于想象力的作品正是从这一神话中获得生命力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史学与统计学资料汇编》一书本身纯属虚构。如果说该书不符合现代人类学研究标准，将截然不同的思想意识强行纳入所研究的材料当中，那么，作为斯库克拉夫特本人思想的代表，作为美国土著主要资料的汇编，就其内容涵盖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古迹、细致的语言学研究、对当时器物的描画与说明、著名酋长的演说与传记以及印第安人梦的理论的详细介绍来说，该书仍不失为一部力作。所有这些又都与诸如头盖骨测量统计、门罗总统1825年关于印第安人迁移的演讲以及血腥的被俘记述等与之风格迥异的文件同时并存。还有一些真伪难辨的有关战争暴行的传闻，如乔纳森·卡弗(Jonathan Carver)1788年的那卷《北美内陆旅行记》(Travels through the Interior Parts of North America)(后来库珀在《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的一个著名场景中亦有相应描述)，其中一段描述了1757年在威廉·亨利要塞(Fort William Henry)对英国军队与平民的大屠杀：“许多野蛮人吮吸着从受害者致命的伤口流出的温热的血液。”斯库克拉夫特的《史学与统计学资料汇编》的创作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一方面来源于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观察，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从欧裔美国人的文化中产生的常常是妖魔化的神话。这种混杂使得这本书成为一部南北战争前边疆意识形态的集大成之作。该著作百科全书式的特点——其熔神话、工艺、科学推断和政治观点为一炉——再加上其富于象征性的自成体系的结构，使得它足以与它同时代的美国其他史诗式的创作如梭罗的笔记、惠特曼的诗歌以及梅尔维尔的小说相媲美。

然而从文学视点来看，斯库克拉夫特的著作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它以编译或翻译的形式收录了无数美国土著民间故事、歌谣、演说、传说。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在斯库克拉夫特的想象中，荒野就是与原始意识相等同的象征性语言的宝库。他认为美国土著的思想生就“富于诗意”，超凡脱俗。但是他又自相矛盾，拒绝承认印第安人的传统或口头表达可以构成真正的文学。斯库克拉夫特觉得象形文字是用“偶像崇拜”的语言写就的“印第安文学”，显示了印第安人精湛的才艺，也说明印第安人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没有丝毫改变。象形文字除了作为战事、宗教、爱情、预言、宇宙哲学、狩猎等的记录外，还是其本身局限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象征。因此，当斯库克拉夫特于1849年复制了一份用繁杂的奥吉布瓦象形文字记载的申请书呈交给泰勒总统要求退还失地时，其实际上的无用性远远超过其人种学的价值。与此类似，传说中常常对白人征服的后果作不祥的预言，比如在麦尼博兹霍的传说中，他是一名据说生活在北冰洋冰层中的足智多谋的武士：“我们担心有一天白种人会发现他的藏身之所，将他赶走。那样世界末日就会来临。因为一旦他的脚再次踏上土地，土地将会起火，所有的生灵都将在大火中覆灭。”与这一时期其他美国土著的故事一样，这个传说将印第安人所遭受的灭顶之灾转嫁给白种人；不过无论如何，这比朗费罗在《海华沙之歌》中所借用的传说更加确切地反映了土著美国人的思想。斯库克拉夫特曾说他进行这个规模庞大的研究，目的就在于“为政府(把印第安人)以部落和民族为单位制定政策，以及为他们实现作为人而回归与得救的伟大目标提供真实依据”，他未能认识到(或者说他刻意不说清楚)，迁移与拯救这对孪生子，尽管常用相同的语言来表述，其实是建立在与发展和种族灭绝一样根本对立的基础之上的。

斯库克拉夫特的成就在于他所做的调查与分析是敏锐的观察力与文化误解的绝妙组合。结果，他的故事和器物有着被全部忽视的危险，或者看上去混沌，如同梭罗在他的笔记中描写的箭头一样：“它并非是令人作呕的木乃伊，而是一块干干净净的石头，能传到我手里的最好的符号或字母……可是石头上没有任何铭文，只是一种脚印——或毋宁说是思想的印记——到处都是，全都模糊不清。”无论斯库克拉夫特还是19世纪的其他白人作家的作品存在怎样的人种论上的局限性，这一时期霸权主义的人种志仍是关于土著美国人研究的一个宝贵的来源。斯库克拉夫特收集的传说、象形文字记载的诗歌、政治演说，以及大量的韵诗与歌曲，对现代读者有重大价值，比如1824年收录的奥吉布瓦战歌：

我期盼拥有最凶猛的鸟的身躯，

与它一样迅疾、凶猛而强悍。

我献身沙场，将生死置之度外。

我一切的幸福就是在战场上捐躯——

捐躯在敌军的阵地上。

也许，斯库克拉夫特所做工作的至关重要之处在于它充分展示了欧裔美国人眼中丰富多彩的印第安人文化表达。他较早地认识到美国土著人的“文学”应包括诸多方面，不仅仅是歌曲、圣歌和口头的传说，还应包括兽皮或墙壁上的象形文字、图腾柱、饰纹华丽的陶器或织物、树皮上刻画的文字、烟斗或其他仪式用品、串珠腰带或条饰，以及其他在美国土著传统中占主要地位的符号和器物形式的表现。这一点，即便现代的一些对美国土著生活的阐释都未注意到。

斯库克拉夫特以及其他作者在南北战争前所作的记录使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昭然若揭，直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印第安人的文本(指书面材料)才开始有较多创作或抄录，这个时间与迁移政策的加速实施刚好一致。再者，所收集的主要的印第安人的声音——他们在战争中的豪言壮语和对违背诺言与条约的抗议——在到达美国公众的耳中时，已受到异己的意识形态的特别改造。事实上，20世纪前收录的美国土著文学的所有样本都是抄录与翻译的结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伴随着有意或者无意的歪曲。即便早几十年或几个世纪，所收集的大多数书面文献资料也都是在美国民族局的支持下编纂，自19世纪80年代起，即在对多数西部部落的军事打击取得胜利时，刊载在他们的简报上。美国土著文学，尤其是故事、歌曲和诗歌，是来自传统的，是共同创作的。除了印第安人用英语写作的特别的自传之外，许多作品没有具体的作者，或者说在多数情况下也不应归功于任何一位作者，而且作品问世的时间也很难确定。很多时候，作品原来都是以歌曲、舞蹈、圣歌或宗教剧的形式表演。因此，无论斯库克拉夫特、卡特林或者其他人作何等精确的描述，这些组成部分很难完全真实地得到再现。

自内战前以来，书面保存下来的美国印第安文学大致可分为三类：神话、故事及人种学者记录的歌曲；目击者记录的有关战争和缔结条约的演说；由印第安人或他们的代言人写成的自传、论著和一些散文体虚构作品。印第安人的人种学收录工作虽说在20世纪早期已基本开始，但19世纪早期的学者与作家就常常认识到土著美国人口头文学传统的重要价值。例如，沃尔特·钱宁于1815年在《北美评论》上著文，倡导将这一传统作为建立美国民族文学的一条途径。谈到共同的主题，他说美国还没有民族性格，因此是否可以说有民族文学还需商榷。他还声称，尽管殖民地和独立革命前美国的环境对“文学的独创性尤其不利”，然而“土人”的口头文学却可以被认为是构成了这个国家真正的民族文学。钱宁与其他评论家——传教士、人种学家及如库珀这样的小说家——一起，点明了美国土著语言特有的声音和图案的比喻内涵：

印第安人的语言……是用来表达他观察自然所产生的情感。这些情感来自一所学校，而这所学校的老师是自然，一颗最纯洁心灵就是学者。因此，他的语言与他毫无羁绊的观念一样大胆，与他的脚步一样迅捷。这语言与哺育他的土壤一样肥沃，又有路上的朵朵鲜花装饰。它飞跃，它翱翔，因为鹰就是它的意象。它又如飞流直下的瀑布，在飞溅的水雾中发出嘶哑的轰鸣。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尽管其所用的语言因过多的修饰而苍白，其实实在在的独创性却是显而易见的。

钱宁的语言尽管天马行空过于矫揉造作，他的评价却切中美国印第安文学的特点，现代学者与诗人仍认为这是印第安文学传统形式的主要特征。要从上百个不同部落、成百种不同的语言中综合归纳出一种文学虽非易事，但印第安人普遍注重表现形式与自然或生理过程之间的协调一致。美国土著文学以自然与身体的节奏为基础，常常借助重复以及别具一格的仪式与周围的视觉或听觉世界有机地结为一体。寻常事件或日常活动每每与神秘的或神灵的因素相交融。在语言或符号表达的基础上流溢着一种梦幻色彩，一种超越宇宙空间想象的感觉。许多礼仪歌赋的主题就是与宇宙的和谐统一。礼仪中的吟唱起到了将自我、精神、社会和自然界的人为分离再度合一的作用。例如，纳瓦霍人(Navajo)一首广为译介的夜曲的创意即是弥合精神的罅隙，将分裂的自我融入自然宇宙中。歌中一部分是呼唤圣洁的雨水将心灵的复苏与地球上生长繁殖的循环相互连接：

你们呼啸而来，彩虹高高地挂在你们的翼梢。

在昏暗的雾气中，你们，雄性的雨和雌性的雨，卷着乌云，抛下黑

色的阴影，来到我们身边。

黑沉沉的，你们来到我们身旁。

我企盼，泛着泡沫的水流在这茁壮的玉米根部流淌。

我向你们奉上祭品。

我为你们燃起祭祀的烟火。……

我快乐啊，我的一切都恢复如初。

我快乐啊，我的内心又复归平静。

我快乐啊，我的四肢重新获得了力量。……

我快乐啊，我盼到了哗哗大雨。

我快乐啊，我盼到了茂盛的植被。

我快乐啊，我盼到了厚厚的花粉。……

我快乐啊，愿白玉米伴你们茁壮生长至土地的尽头。

我快乐啊，愿黄玉米伴你们茁壮生长至土地的尽头。

我快乐啊，愿蓝玉米伴你们茁壮生长至土地的尽头……

因此，美国土著口头文学从来就是部族共有的，其灵感的来源和关注的焦点是对一代代人和地处不同地理方位的部族的维系，而不注重各自的美学特色和个人的自我表达。仪式的表达——由歌曲、圣歌、故事和舞蹈构成——将私人情感贯穿在经验的巨网中，这张大网将男人、女人和地球的自然过程联成一体。而这种多层面的语言本身便成为部落共同认知的输出管道。所以，神秘主义并不属于特殊的研究范畴，也不是精心设计的教士职责，而是活生生的传统文化经验中全部意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许多情形下，传统的传说与歌曲很难确切地说属于哪一个时代。因此，按照欧裔美国人使用的按时间顺序编写文学史的方法来记述美国印第安文学难度较大或者说没有可行性。很多重要的传说和歌曲都是关于创世或是某一部落的诞生，常常是一名英雄领导他(或她)的人民从山洞、湖泊或是地下世界走出来。与别的文学传统一样，印第安文学主要是关于洪水的传说、自然灾害过后的新生以及世界诸现象的起源和所蕴涵的精神。美国土著的宗教传说常常强调灵与肉的不可分离以及人类信仰和活动与自然界的矿物、植物、动物、天气及天体之间的联系。例如，波尼人的创世神话将上天的神灵喻为星辰，将地球的产生拟人化，成为求爱与成婚的故事：

蒂拉瓦(Tirawa)是一切的主宰，是天主，永恒不变，他高于一切。蒂拉瓦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天空与星辰。

亡灵路(银河)将天空一分为二。起初，路东边是男人，路西边是女人。创造在东边策划，西边完成。天上星辰所做的就是预言什么将降临于地球上，因为地球还没有创造出来。

白星女，即夜星，居住在西边。要完成创造，就必须追求她、征服她。大星，即晨星，从东边出发，去寻找并征服夜星，完成创造……

切诺基人的创世神话将具有创造威力的神化动物的诗意形象与地理及生物形成的原始过程相结合：

地球是漂浮在巨大水体上的一个大岛。它有四个基本支点，各有一根绳子吊在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天穹上。世界一旦陈旧磨损，人们就会死亡，绳子断开，地球沉入洋底，一切又复是一片汪洋。……起初，地球是扁平的，非常柔软、潮湿。动物们急切地想下来，于是委派了……大雕，我们今天所见的雕的祖先。他飞遍了地球，飞得很低，贴近地面，地面仍很柔软。当他飞到切诺基人的土地上时，他十分疲惫。扇动的翅膀开始拍打到地面。他拍打到的地面便成为河谷，翅膀抬起的地方便成为山峦。……人是在动物与植物之后才来到地球上的。最初只有兄妹俩。后来哥哥用一条鱼打了妹妹，叫她生育。就这样，七天之后，她生了一个孩子。以后，她每七天就生一个。孩子增加得太快，地球就要容纳不下了。后来，一个女人一年只能生一个孩子，自那以后，一直如此。……

美国土著的创世说在欧裔美国人看来，与其说是系统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还不如说是囊括人类反映自然的一个完整的道德观和认识论基础。与牢固地根植于物质世界的传统思想相比，美国土著思想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高度抽象的。在加利福尼亚卢塞诺(Luiseno)部落有关世界起源的记述中，其开篇巧妙地将抽象的概念和比喻完美地结合起来以表达男女性别的区分及世界的产生：

首先是“虚无”(Kyuvish)和“虚空”(Atahvish)，男人和女人，哥哥和妹妹。然后，这些被称做而且成为“死的”(Omai)和“不存在的”(Yamai)；“苍白”(Whaikut Piwkut)，即银河，以及“乏味的下沉”(Harurai Chatutai)；“夜”(Tukomit)，暗含“天”之意，还有“地”(Tamayowut)。她脚对着北方躺着，他坐在她的右侧；然后，她说：“我舒展、伸张。我摇晃、震荡、回响。我缩小，我是地震。我旋转、翻滚。我消亡。”他回答说：“我是夜，是倒置的(天穹)。我覆盖、升起，我升腾。我吞噬、吮吸(如同死亡)。我攫取，我送走(人的灵魂)。我切断，终止(生命)。”

这些特征还未出现，但行将如此。这四对双重存在并非是连续的几代：他们相互转换，表明持续不断的存在。

然后，哥哥拥着她，问她，她则给她身体的每一部分命名，直到他们结合。他用神圣的帕乌威特杖(pavuit stick)协助降生，于是，仪式物品、宗教教规、睚眦必报的动物，单个地或成双成对地降落下来：

毛发(象征精神)。

灯心草篮子和投掷棒。

泉水锈的颜料和池塘浮垢的颜料。

水和泥浆。

替护法之神羌盖曲内希(Chungichnish)刺人的玫瑰和黑莓。

为姑娘围拢神圣的水坑的丛生草与莎草。

盐草。

流血与初潮。

人类的就是这些。然后，其他的也诞生了，山峦、岩石、林木之类都出现在地球上。……

最初的创造物来自兄妹的神秘交合，这种描述虽说独特，但相对说来在美国土著的自然神论中并不少见。与西方以及印第安人传统中许多有关宇宙起源的叙述相比，卢塞诺人的故事在观念上与现代科学理论更为接近。

同众多的创世神话一样，具有魔力或神力的动物在美国土著的口头传统中占中心地位。许多故事有关鬼精灵，他们可以变成人或无生命物，但最通常还是以动物形象出现。类似其他许多民间故事，鬼精灵的故事经常说明好的或者坏的社会道德典型。有时候是对约定俗成的权力提出质疑或是加以讽刺：部落的领导、祖先的智慧、宗教或药剂的魔力，或是对敌对部落或欧裔美国人的处理。鬼精灵通常是粗俗或色情的故事、笑话的核心，不过，他也会介入部落自我观念的主流——英雄传说和浪漫故事。麦尼博兹霍(即斯库克拉夫特和朗费罗笔下的海华沙)是许多奥吉布瓦人和默诺米尼人(Menomini)鬼精灵故事的主人公。流传尤为广泛的是科约特狼(Coyote)的故事。他狡猾、奸诈，但同时又往往十分愚蠢。有时，他还被看成人世间许多邪恶的祸端。他又是一个喜剧人物，富于讽刺的力量。由于他转瞬即逝，变化无常，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原始的力量，造成了决定部落人民命运的艰难困苦和成功之间的冲突。喀多人(Caddo)的神话这样解释死亡的来历：由于世界愈来愈拥挤，人们必需死亡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地球。然而科约特狼却想让人们永不能复生。药师建造了一间草房，让死者到这里来复生。当托身于旋风的第一名死者的灵魂环绕草房盘旋时，科约特狼将门关上，不让旋风进屋。悲伤从此来到人世。据传说，从此以后，死者的灵魂便在旋风中游荡，直到找着通往灵域(Spirit Land)的路为止。

神话与鬼精灵的故事均有以韵文形式抄录的，说明了美国土著口头传统的歌唱抒情风格。舞蹈、吟颂、鼓点以及其他乐器使得抄录歌曲和诗歌的特点有所改变，不过，许多记录下来的作品，诸如有关爱情、疾病、死亡、狩猎、战争、感恩、诞生、繁衍和梦幻主题的，与传统的英语抒情诗相似。许多故事和韵文，比如这首奥塞奇人(Osage)的玉米歌，将玉米的种植与栽培的神圣循环和死者的灵魂相融合，是他们的声音带来了玉米的成熟：

土地上一片新绿，

袅袅轻烟中，有我祖父的脚印

在我漫游时，我看见，

漫游时我看见袅袅轻烟。……

漫游四方，纵览千姿百态的景物

我看见了小山一座座。

漫游四方，景物的形态万变

我看见了庄稼舒展的叶子一片片。……

在抄录的文本中，有些描述想象中的追求，这些追求常与青春期或死亡仪式相联系；另一些则来自普遍信奉存在的动物灵魂甚至于无生命物的灵性，涉及种种仪式或者对食物及某些物品的禁忌。在梅斯卡勒罗阿帕奇人(Mescalero Apache)的一首联篇歌曲中，有一部分是献给少女成年仪式的。在这里，女性成年的开始与黎明到来时的潜在创造力紧密相连：

阳光道道，黎明的小伙子们穿着闪亮的黄舞鞋。

在射向我们的道道阳光的末梢上舞蹈。

东方的彩虹向我们飞来，黎明的姑娘们穿着闪亮的舞鞋和黄衬衣在天上翩翩起舞。

破晓时的天空多么美丽……

在那高高的山上，我穿着黄鞋子穿行于熠熠生辉的果树和香草之中。

在那高高的山上，那身着黄色鞋子和衬衣的亮闪闪的果子向他弯下腰来。

在那美丽的山上，白昼已经来临。

梦的意象的象征，即神灵，受到顶礼膜拜。这在约翰·G.奈哈特(John G.Neihardt)的经典著作《黑麋鹿开口》(Black Elk Speaks， 1932)所记载的种种邂逅动物图腾或先祖、行将打猎时的胜利征兆、旅行、战争以及对部落再生的超越历史的想象中明白地表现出来。在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中，所梦之物异常重要。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梦都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意义，引导个人精神与自然界靠近。易落魁人还专门有缜密的梦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人心灵最深处的一切可以通过梦表达出来。这一点，后来被理解为潜意识的象征语言。斯库克拉夫特从中看到迷信与偶像崇拜的诗歌材料，事实上是无比玄妙的美以及源远流长、措辞严谨的传统和哲学的源头。仪式歌曲、寓意丰富的图案以及新鲜活泼的自然常常贯穿于印第安人的文本中。比如，在纳瓦霍人的黑熊歌中，熊的种种神力又是它与部落亲密关系的延伸。歌曲中变换的角色直接取自人类以及无生命物；重复与铺排(某种程度上与惠特曼的诗歌相似)为表演中扮成熊这一角色的歌手创造出一种仪式的声韵：

我的鞋子是黑曜岩，

绑腿是黑曜岩，

衬衫是黑曜岩。

我佩带着黑色的箭蛇。

一条条黑蛇从我头顶腾起。

我跨步向前，脚后跟投射出之字形闪电，

我跨步向前，双膝喷发出之字形闪电，

我开口说话，舌尖上喷射出之字形闪电。

现在一花盘花粉落到我头戴的王冠上。

灰色的箭蛇和响尾蛇将它吞噬。

黑曜岩与之字形闪电从我身体的四面喷射而出。

在其与地面撞击之处，邪恶的事物和污言秽语都避之不及。

它投射的东西铺天盖地。

我长生不老，可怕无比。

我就是这样。

我抬脚之处会产生危险。

我是旋风。

我抬脚之时会带来危险。

我是灰熊。

在我抬脚时，在我举步处，闪电从我身上发出。

在我所到之处，人人心惊。

我所到之处，就有长生。

人人心惊。

我走到哪里危险就到哪里。

在最为重要、最常为人记录的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中，有一些是战歌或与战争及契约的缔结和违背相关的演说。在最频繁抄录的材料之中出现这些内容，一方面说明欧裔美国人普遍将印第安人描绘成注定失败的高贵战士，另一方面也证明扩张霸权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要求将印第安人描绘得天生好战。翻译过来的记录，其真实性几乎总值得怀疑，印第安人的演讲也不可避免地出自戏剧化的创造。事实上，自殖民地时期开始，条约本身已为某些文化史家看做美国最早的戏剧。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与另外一些人观点相似，认为这些条约十分重要，可以印发给普通大众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条约记载以类似按时间顺序写作的剧本的形式展开，富含象征性或表演性演说，常常将印第安人与白种人之间仪式上的语言交流或礼物互赠戏剧化。对于仪式来说，执事和翻译的作用至关重要。仪式地点常常选择在富于象征性的地方(边界、神圣的会所或道路、属地的交汇点)。舞蹈与吟颂有时是仪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对于美国印第安人来说，条约的历史却是失望与背叛的历史，所收录的演说与歌曲的主要文学魅力来自其悲剧的语言和申辩。为强占土地，1827年，美国军队向温内贝戈人发动了一连串猛烈的袭击。温内贝戈人的酋长“红鸟”(Red Bird)在被迫投降时，唱起死亡之歌：

我已准备就绪。

我不想套上锁链。

给我自由。

我已献出我的生命——

(他弓身捻起一撮泥土，将它吹落。)

——就像这样飘去!

我不会再将它收回。

它已去了。

另外一首简短的抒情诗以其凝练的意象表达而显得更加有力。这首诗由夏安人(Cheyenne)乔治·本特(George Bent)记录。1864年，乔治·本特目睹了在科罗拉多的桑德溪(Sand Creek)边，数百名的阿拉巴霍人(Arapaho)和沙伊安人包括妇女与儿童惨遭屠杀的情景：

袭击开始时，黑水壶(Black Kettle)和他的妻子以及白羚羊(White Antelope)守在黑水壶房前，而且一直留在那儿，直到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帐篷。最后，黑水壶发现再待下去没什么用，就开始跑，并呼叫白羚羊跟上去。然而，白羚羊却拒绝了，他站在那儿，双手抱在胸前，吟唱着死亡之歌，迎接死亡：

一切皆不能永恒，

唯有土地与山峰。

他唱着直到被士兵们击倒。

更为广泛的战前留存的演说与对部落土地的争执相关，具体地说，和契约的缔结与违背有关。这些演说所表达的观念常常与欧裔美国人中盛行的边疆文明化的观点形成强烈的反差。印第安人的许多这类演说的核心在于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与四季、迁徙模式、大草原广阔天地联系的紧密程度更甚于财产所有权和物理上或法律上的围地。1867年，在印第安人著名头领的梅迪辛屋会议(Medicine Lodge)上，科曼切人首领“十只熊”(Ten Bears)询问到会的白人和平使者：“你们为什么要我们离开河流、太阳和风，住到房子里去？不要叫我们舍野牛而取绵羊。”他说，他生在大草原，“这里的风无拘无束地吹，没有什么挡住太阳光……这里没有围栏，一切都自由自在地呼吸。”“十只熊”说他宁可在那儿死去，也“不愿被围在墙内”。

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有计划地将财产所有权的概念灌输给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他们蓄意屠杀野牛以摧毁西部部落的迁移模式，迫使他们进入印第安人保留地。然而，这一大批杀戮印第安人与野生动物的策略在迁移政策实施之始已初露端倪。帕克曼对此早有觉察，在《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冈小道》一书中，他将野牛的杀戮与美国印第安人的殒灭相类比。那就是说，不仅仅是战争，杀戮本身就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早在约40年前，波尼人酋长彼特莱沙罗(Petalesharo)就从白人移民的迅速发展预见到了这种结果。1822年，在门罗总统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彼特莱沙罗郑重表明了印第安人关于自然资源的观点。这个观点与白种人的市场及劳动力价值观恰好对立：

让我享用我的土地，追逐自己土地上的野牛、海狸与其他动物，我会和你们的人交换动物的毛皮。我从小到大就这样长期自然生活着——我猜想你们不让我这样，我就会痛苦地死去。我们有许多野牛、海狸、鹿及其他野生动物——我们也有大量的马匹——我们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有广阔的土地——只要你们不接近它。……在你们使我们劳作、剥夺了我们的幸福之前，让我们用尽现有的资源。……我们与白种人交往之前(是他们毁灭了我们的猎物)，我们可以躺下睡觉，醒来时会发现野牛就在帐篷旁吃草——可是现在我们为获得牛皮杀害它们，将它们的肉喂狼，令孩子们面对着牛骨悲泣……我知道长袍、绑腿、莫卡辛、熊掌之类(作为礼物奉上)对于你们来说分文不值，但我希望你们将它们保存起来，置于你们居室中的显眼处。这样，在我们离开人世、尸骨上生出野草时，倘若我们的孩子来到这里，如同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他们可以看见并且高兴地辨认出祖先的遗物，追忆过去的好时光。

大多数土著美国人与动物世界的亲密关系源于日常生活，与部落记忆中仪式的意义密不可分。“小乌鸦”，一位桑提苏(Santee Sioux)人，在1862年在明尼苏达州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作了一篇演说，也运用了比喻的手法，与帕克曼的类比遥相呼应，富于预见性：

我们只是零零星星、四散开来的几只野牛。曾经遍布大草原的大牛群已不复存在。看!——白种人像蝗虫一般密密麻麻地飞过来，天空中像下起一场暴风雪。你可以杀掉一个、两个、十个；是的，你可以杀掉跟那边森林里的树叶一样多的人，他们的兄弟也不会怀念他们。你杀掉一个、两个、十个，可是10倍的白种人就会蜂拥而至杀你的头。你可以掰着指头数上一整天，但手中拿着枪的白种人来得比你数得还要快。

尽管西塞尔(Seathl，即Dwamish)已经皈依天主教，与白种人的合作尽心尽力，1854年西雅图市以他的名字命名，然而，在华盛顿准州组建之后，他对此殊荣的反应在一篇铿锵有力、令人不安的演讲词中流露出来：

曾几何时，我们的人民遍布这块土地，就如同风儿吹拂的海浪覆盖着贝壳铺就的海底。可那些日子连同那伟大的部落如今都一去不复返，徒留悲伤的回忆。对于我们不应有的早衰，我不愿繁叙，也不想垂悼，更不想指责加速我们衰落的白面孔的兄弟们，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在何方度此余生已无关紧要，何况不会有很多日子了。印第安人的夜空将漆黑一片。他的地平线上没有一颗希望之星。远方只有风的呜咽。……然而，当最后一名红种人死去时，当对我的部落的追忆在白种人中间成为神话的时候，这些海岸将充斥着我们部落死者的灵魂。当你们的子子孙孙独自在野外、在商店、在公路上或是在无路可寻的寂静森林中时，他们并非是独自一人。没有一片土地是孤独的。夜间，当你们城市和乡村的道路万籁俱寂时，你们以为路上寂无一人，其实这里满是回归的居民，他们曾充斥这里，仍然热爱着这美丽的土地。白种人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西塞尔感人肺腑的演说曾被一名记者大幅度地润色修改。因此，在文本的真实性问题上，这篇演说词提供了一个足资教训的实例。然而，在20世纪，还发现了据说是西塞尔于1855年写给皮尔斯(Pierce)总统的一封信。这封信重复了演讲词的某些主题，总结出使欧裔美国居民与土著居民不可避免地对立的截然相反的生活观。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信还间接地将从生态学角度对白种人开发的抨击与南北战争前对杰克逊的普遍批评——即认为他推崇流动，对祖先的权威不感兴趣——相联系：

地球并非是(白种人的)兄弟，而是他的敌人。他在征服地球之后，便径直向前，离开了他父亲的坟冢，也忘却了他的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在白种人的城市里，没有一方净土。没有一块地方可以听得见春天树叶的窸窣，听见虫儿鼓动双翼飞翔的沙沙声。……印第安人爱听飒飒轻风吹过池塘水面的轻响，爱闻风被一场午间的雨濯洗后的清新气息，还有矮松沁人心脾的芳香。对于红种人来说，空气无比珍贵。因为世间的一切共呼吸——野兽、树木、人……没有野兽，人会怎么样呢？倘若野兽消失了，人也会因精神的极度孤独而死去。因为在野兽身上发生的事也同样会发生在人的身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降临于地球上的一切都会降临于地球之子的身上。

最为著名、重印次数最多的演说，属于最为人所知的武士，诸如特库姆塞、黑鹰等。这些演说体现的不仅仅是演说者本人，还体现了利用这些演说的欧裔美国人。这些武士的生活以及他们富于象征的声名和菲利普国王及庞蒂亚克等更早引人注目的人物一样，成为白人作家不同体裁作品的主题，与白种人的边疆神话以及迅速膨胀的征服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何种情形——德雷克记述的特库姆塞对哈里森的挑战、斯库克拉夫特和其他人记录的条约演说，还是编辑翻译的黑鹰的传记——以民族学和文学创作的语言替代印第安人的话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准确性问题。在欧裔美国人征服时期，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是出现了美国土著人用英语写就的文件，如此一来，翻译的问题便转化为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即一种文化融入另外一种文化。对于印第安人来说，英语书面语不可避免地成为扩大交流的方法，也是文化破碎与失落的标志。

最早的这种以书面形式记录的历史出现于南北战争前，与白种人最早写就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印第安民族史相伴而生。威廉·华伦(William Warren)于1853年完成了他的《奥吉布瓦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Ojibways)(直至1885年才得以发表)，但比戴维·卡西克(David Cusick，又名图斯卡罗拉Tuscarora)的《六民族古代史纲》(Sketches of Ancient History of the Six Nations， 1827)晚了几十年。后书以世界之初的历史神话开篇，记述了迁移与战争，并以易落魁人的历史为主线，一直写到同盟的建立。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印第安人用英语写作的最著名的文学作品皆为传记性的叙述，这些传统的历史作品本身就是扎根于清教精神自传。尽管有些作品，如《凯瑟琳·布朗回忆录——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印第安切诺基族人的自传》(AMemoir of Catherine Brown， AChristian Indian of the Cherokee Nation， 1825)，可能是由传教士转译为英文的，但是，有些重要的以英文写作的传记是在迁移时期发表的。这些传记富于代表性，即他们没有转录过来的西雅特尔或特库姆塞的演说那么见解深刻，语言寓意丰富。确实，这些传记应该与一些演说中更为坚决的对基督教传道的明显抵制来作比较。印第安人所作反驳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易落魁人的酋长萨戈耶瓦瑟(Sagoyewatha，意为唤醒众人者)——白种人称他为“红外套”——1805年对波士顿传道团的一名代表所作的回答。他不无讥讽地驳斥了这位传教士的某些教理，着重强调了书面与口头传统的不同，而库珀及其他白人作家正是利用这些不同点来区分文明语言和“自然之书”的：

你说你受到委派来教我们如何恰如其分地依照大神的旨意崇拜他；如果我们不信仰你们白种人向我们传播的宗教，以后就会受苦。你说你们正确而我们迷失了。……我知道你们的宗教记录在一本书中。这种宗教是给你们的，如果它也是给我们的，那么大神为什么没有将它传授给我们，而且不仅仅是我们，为什么他没有将这本书的知识以正确的理解方式传授给我们的祖先？……我们三番五次受到白种人的欺骗，我们怎么知道何时该相信他们呢？

萨戈耶瓦瑟的演说摧毁了欧裔美国人传教使命的逻辑，这一逻辑的中心就是命定说和通过征服让野蛮人再生的观点。这在理解记录下来的有关美国印第安人或由美国印第安人自己写作的皈依基督教文件的历史准确性和意识形态的动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基督教使命的民族神话内化，这些自传性的皈依记述充分体现了政治的巨大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可以像武力一样在语言上产生效应。

佩阔德族(Pequot)的威廉·阿佩斯(William Apess， 1798—1839)是第一位用英语大量写作的美国印第安人。他的自传《森林之子——森林土人威廉·阿佩斯的生活》(A Son of the Forest.The Experience of William Apes， a Native of the Forest， 1829)记述了他从自然无知到受基督的恩泽走向开化的过程。书的开篇说他是菲利普国王(King Philip)的后代，然后作者巧妙地运用这个宗谱的话语，说明我们都是——白人与印第安人都一样——“亚当的子孙”，从而削弱其鲜明的人种特征。阿佩斯在15岁时皈依卫理公会，他在白种人中间长大(他有四分之一的白人血统)，童年时饱尝辛酸，父母离异，祖父母凶暴、酗酒。尽管他在信仰上曾有过偏离，在1812年战争中也服过役，但最终还是做了一名传教士，一位活着的“(上帝)无限仁爱的纪念碑”。《森林之子》作为一本传记并不引人注目，它的吸引力在于反映了基督教在征服过程中所经历的坎坷。阿佩斯在该书的附录中抨击了野蛮主义观念，理由是司空见惯的福音派新教会的观点——即印第安人也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不过书中还记载了一首打油诗《印第安赞歌》，将印第安人塑造成质朴的云游诗人的形象：

上帝怜爱树林中可怜的印第安人

我也爱着上帝，如此便万事顺遂。

然而，阿佩斯在后来的作品中对土著权利的捍卫表现得愈益明显。《佩阔德部落五个印第安基督徒的生活》(Experience of Five Christian Indians of the Pequot Tribes， 1833)谴责了白种人的侵略和违约行为。《印第安人对马萨诸塞州有关马西皮部落的违宪法令的拒绝执行》(Indian Nullification of the Unconstitutional Laws of Massachusetts Relative to the Marshpee Tribe，1833)一书强烈谴责了马萨诸塞州对部落财产的非法侵犯，书中还包含有一份部落自治的概要。阿佩斯对欧裔美国人征服的批评在《菲利普国王颂歌》(Eulogy on King Philip， 1836)中达到顶峰。这是一本笔锋犀利的小册子，描写的是他的祖先菲利普，他与美国独立革命中的英雄一样辉煌，是一位“高贵”的人物，由“自然之神”创造，但并非野蛮人。《颂歌》嘲讽了清教徒的虔诚以及他们“极端丑恶渎神”的战争行径。阿佩斯写道，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关于战争的著名记述的基础就是祷文，而祷文又是“在美国殖民地中对有色人种的一切歧视和奴役的基石”。小册子借鉴了以推动宣传欧裔美国人改革为目的的长篇血泪史和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故事，然而，其中不朽的章节却是言辞间所表达出的伤痛之情。阿佩斯这样反问：难道欧裔美国人愿意看到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杀害，成片倒下，他们的肉体为秃鹫和野兽所吞噬？白碜碜的尸骨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直至腐烂或是被林中的落叶所覆盖”？帕克曼、库珀这样的欧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常常以殖民地时期为背景，表现的种种遭遇与印第安部落的毁灭恰巧一致。阿佩斯与他们一样，将种族灭绝的场景放在17世纪，却是在预言他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悲剧。

另外一部作品，虽不及阿佩斯的自传那样有着明白晓畅的雄辩，却更加扑朔迷离，更为大众所喜爱，那就是乔治·科普韦(George Copway)的《卡-格-葛-博的生活、历史和旅行》(The Life， History， and Travels of Kagegahbowh，1847)，该书连版六次，还以修订本发行了许多年。科普韦(1818—1869)是一名加拿大奥吉布瓦人，1846年移居美国之前成为卫理公会传教士，得益于19世纪40年代盛行的民族学工作。他的《卡-格-葛-博》对奥吉布瓦部落的生活进行了浪漫而详尽的叙述，主线是他自己皈依基督教的经历。土著的异域风情与外来的传道团意识形态的结合刚好符合当时公众的口味。科普韦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奥吉布瓦族传统的历史和特征概述》(Traditional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of the Ojibway Nation，1850)，书中对欧裔美国人的做法更具批评性，但基本上还是着重于地理、部落历史、人种学资料以及奥吉布瓦口头传说的传播。同年，他又创作了《奥吉布瓦人的征服》(The Ojibway Conquest)。这是一首关于奥吉布瓦人在大湖区战胜苏人的叙事诗，以此诗献给托马斯·麦肯尼。科普韦在美国和欧洲四处讲学，一度编辑过名为《科普韦美国印第安人》(Copway's American Indian)的杂志，曾徒劳地著文支持在密苏里河以东建立一个独立的印第安州。他欣赏欧文、库珀、朗费罗和帕克曼，这一点也许最能说明为什么他们的立意在很大程度上一致，即将典型的野蛮状态与对贪得无厌的文明进步的宽容温和批评相结合。科普韦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怀旧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随着科普韦本人转信基督教和白人文化理想，在他的作品中，美国印第安人便愈是命里注定要覆灭了。

另外两位传教士以自传描述他们的部落生活和个人信仰转变，那就是彼得·雅各布斯(Peter Jacobs)的《彼得·雅各布斯神父日志》(Jounal of the Reverend Peter Jacobs， 1857)和彼得·琼斯(Peter Jones)的《奥吉布瓦族印第安人历史》(History of the Ojibway Indians， 1861)。琼斯的著作突破一般模式，谴责白种人为撒旦的代理人，同时承继了斯库克拉夫特的衣钵，记入许多人种学资料。然而，这两部著作在赞美教育、品行、修养——尤其是在科普韦相信能使他流芳百世的书面英语语言上，都略逊科普韦一筹。这样，书面语与基督教的拯救相连，在文明进程中，这两者都被看做是区分“受过改造”的野蛮人和其不识字、不信上帝的同类的两个方面。科普韦对野蛮人的狩猎和战争生活嗤之以鼻，他说：“我现在用鹅毛管作‘弓’，用它的尖端作‘箭’。”尽管在《卡-格-葛-博》中不乏对奥吉布瓦文化的精彩记录，也有对酗酒、贪婪攫取土地以及迁移的激烈抨击，其实，科普韦坚信“文明生活的艺术”会使得印第安人摆脱蒙昧无知，从而走向“智慧和优良品行”。这一思想贯穿全书，使得本书赢得了白人读者的喜爱。尽管科普韦的传记与阿佩斯的相比更加生动有趣，历史价值更高，但科普韦在其写作生涯中，更加彻底地融进那个对他来说相当矛盾的“高贵野蛮”的社会。这个矛盾的污点，或许他有所掩藏，但却无法彻底摆脱。

19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美国土著作家是两位切诺基人：伊莱亚斯·斯迪诺(Elias Boudinot)和约翰·罗林·里奇。他们作品的重要性部分是来自切诺基人独特的文化特征。以19世纪20年代欧裔美国人的模式来评判，切诺基人在土著人中农业和教育体制格外发达。1821年，塞阔亚(Sequoyah)创立了86个音符的音节文字，他称之为“会说话的树叶”。由此，切诺基人发展了一种欧式的读写方法并创办一份双语的报纸《切诺基凤凰报》(Cherokee Phoenix)，自1827年至1832年间由鲍迪诺主编。然而，佐治亚州所关心的不是切诺基人的进步与自治政府，他们关心的是割让土地，因此，他们取缔了切诺基人的民族政府。如上所述，州政府无视1832年最高法院维护切诺基人权利的决定，杰克逊总统亦对此决定讥笑有加。这样，1835年，切诺基人不得不签订《埃克特条约》(Treaty of Echota)，批准迁移到西部。鉴于切诺基人在工业以及知识方面的先进性，无论白种人还是一些颇具影响的切诺基头领对于该部落在新的统辖区内拥有表面上的政治独立是否有好处都持有异议。约翰·里奇(约翰·罗林·里奇的父亲)认为，动迁是保存文化的方式。然而，他说的所谓“文明”融入了传统的双重价值观。在1826年写给阿尔伯特·加勒廷的一封信中，里奇概括了切诺基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但他在信的结尾对切诺基人的命运所做的论断却相当矛盾：

世间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今，由于自然的原因，我们为时运所逼，我们种族的血液将与白种人融合。半个世纪之后，倘若切诺基人的血液还有留存，那也是流淌在白色皮肤的血管中。他们会了解他们不幸的祖先，了解到他们的敌人带来灾难使他们成为文明的民族。1839年，依据一项1829年的切诺基法律，约翰·里奇、他的父亲(梅杰·里奇)以及伊莱亚斯·鲍迪诺(Elias Boudinot)被处以死刑，这个法律规定割让部落的土地必须处以极刑。

鲍迪诺(1804—1839)在摩拉维亚教派(Moravia)教会学校受教育，后又至康涅狄格州。他的名字取自他的赞助人，一位革命家，美国圣经公会会长伊莱亚斯·鲍迪诺，即广为流传的《西部星辰》(Stars in the West， 1816)一书的作者。该书认为美国土著是古代希伯来人的后裔，一旦皈依基督教，将预示着一个新的盛世的到来。(这种理论可以追溯至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以及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的作品中，在形形色色的正统的印第安部落史中有，也出现在《摩门经》等表现宗教激情的著作里以及伊桑·史密斯[Ethan Smith]1823年的那卷《希伯来人的见解》[Views of the Hebrews]等推广这种思想的作品中)。切诺基的鲍迪诺在他的跨种族婚姻引起轩然大波之后，放弃了完全同化，但是，他作为教师、传教士以及作家和翻译家依然满腔热情地为部落的文明化辩护。《切诺基凤凰报》每周出版，集新闻、文化评述、法律以及日用必需品广告为一体——在鲍迪诺看来，该刊物是文明进程的汇总。他支持迁移，因为他深信领土的完整性，相信切诺基民族在佐治亚的命运必将是受到“奴役和压迫”。在许多公开信和宣传册子，诸如《致白种人》(An Address to the Whites， 1826)、《关于切诺基事务的信件及其他文件》(Letter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Cherokee Affairs， 1837)当中，在一本题为《可怜的萨拉；或，一个印第安妇女》(Poor Sarah；or， The Indian Woman，1833)的虚构小册子中，他担心切诺基民族如果不接受迁移协议就会沦为“一个高贵勇敢的种族的遗民”。他被处以极刑，不过是更加清楚地显示了他所扮演的角色所承受的富于讽刺意味的压力，即他一方面是迁移政策的辩护人，另一方面又是印第安人权利与民族主权的坚定支持者。

约翰·罗林·里奇(1827—1867)，自号“黄鸟”，在年仅12岁时便目睹了他的祖父与父亲在俄克拉何马遭枪杀。他在东部马萨诸塞州接受了短暂的教育，在阿肯色州结了婚，这之后他便追随淘金热来到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他做了记者，并成为一名诗人。他去世后于1868年出版的《诗集》(Poems)主要是轻快的诗歌，以民族主义的思想歌颂美国的进步，赞美西部的壮丽。事实上，大多数诗歌似乎都是对欧裔美国人在这个半球优越地位合理性的肯定。但是，他写的有关印第安人状况的新闻纪实，有着更为独立的模式，显示出他倡导在联邦中设立独立的切诺基州的倾向，指责了金矿主对印第安“挖掘人”的残酷，提出应尊重印第安人的宗教习俗而不是采用毫无效果的、不切实际的基督教。这些纪实后来收集在《自吹集》(ATrumpet of One's Own， 1981)中。然而，黄鸟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的具有两面性的小说《乔奎因·缪里特历险记》(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Joaquin Murieta，1854)，小说假称是加利福尼亚著名匪徒的真实故事，小说所依据的也许是一两个他同时代的人物的事迹。黄鸟将缪里特描绘为一半墨西哥血统一半印第安人血统，通过缪里特将金矿中由于对墨西哥人的偏见而引起的强烈复仇情绪生动地体现出来。缪里特的形象，除了奠定了后来的美国文学中流行的西部亡命之徒的神话模式外，还可以理解为黄鸟本人对美国印第安人——无论是加利福尼亚的、佐治亚的还是俄克拉何马州的印第安人——普遍存在的对白人报复心理的认同。尽管里奇的祖父及父亲均为其他切诺基人所杀，然而在他眼里，他们的死亡似乎与缪里特的情人被强奸、兄弟被屠杀、土地遭掠夺这样的传说是一样的。在这里，小说中的绑匪报复的残酷程度，无论墨西哥人还是切诺基人在其征服过程中都是无法比拟的。

在受过教育的鲍迪诺和业已同化的切诺基人身上显而易见的同化的矛盾，在索克人的酋长黑鹰(1767—1838)身上表现得更为激烈。黑鹰没有遵从1804年条约要求的迁徙，而是于1832年在伊利诺斯州的边境上指挥了一场血战。黑鹰1833年的《自传》(Autobiography)，又称《玛-卡-泰-米-西-基亚-基亚克的一生》(Life of MaKaTaiMeSheKiaKiak)，记载了这场更为激烈的斗争。它抗议的呼声虽不能压倒一切，但传述充分表现了白人的征服与印第安人的同化之间的矛盾，使得作者于1832年所作演讲的影响力更为久远——那次演讲拉开了与白人作战的序幕，预见到19世纪美帝国的进程：

大神(创世神)为了他的红种孩子创造了这片土地，令他们完全拥有这土地。我们幸福而又满足。可他为何又让那些白面孔的人横渡大洋将土地从我们的手上夺走？……当初，我们的先祖将他们揽入怀中，给他们温暖，挽救他们的生命，却未曾想到他们是一群僵硬、快要冻死、饿死的蝰蛇，经历了数个冬季后，就会将致人以死命的毒牙嵌入在他们困难时温暖、照顾他们的人们胸口。

自这些白面孔的人登岸之日起，他们就一直在抢夺我们祖先留下的产业，慢慢的，然而却确实无疑地将我们向后驱赶，一直向后，向着落日的方向驱赶。他们烧掉我们的村庄，毁坏我们的庄稼，强奸我们的妻女。……如今，他们正用犁翻耕我们的坟地，使我们先人神圣的遗骸暴露于地面。我们先祖的灵魂从梦之乡召唤我们向掠夺者复仇。

与此类似的情感在《自传》中也有所体现，只是效果略有不同。与演说词类似，白人翻译(安托万·勒克莱尔[Antoine LeClaire])和白人编辑(J.B.帕特森[J.B.Patterson])手下的黑鹰故事反映的是美国印第安人对外来语言的接受。而传记则把印第安人的语言置入更为细致、更加系统的文化表述体系中。黑鹰的文本借鉴了皈依记述的元素，但如与几乎在同一时间、类似条件下记录发表的反叛奴隶奈特·特纳(Nat Turner)的《自白书》(Confessions)相对照来看，则更有裨益。黑鹰和奈特·特纳都得到了话语权甚至可以抗议对他们民族的毁灭和奴役，为他们的暴力反抗申辩。但是，与此同时，这些转录的文字全都包含在忏悔和屈服的框架之中，再经过出版与销售这一商业过程的过滤。奈特·特纳被处以极刑，可是黑鹰却成为大受欢迎的公众人物。这一反差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的非洲裔反叛者依然是恐怖的幽灵，而此时印第安反叛者却更易于纳入浪漫的民族主义叙述当中。

黑鹰于1833年被俘入狱，被带到东部面见他的故事中所称的我们“伟大的父亲”、“伟大的勇士”的杰克逊总统，还去了几个城市。离开时，他感受到了技术的力量以及白人文明的规模，可谓心悦诚服，这一点自然不难理解。文本的结尾是这样记录的：“我们的战斧会永远埋藏于地下!我们将忘掉过去——愿美国人与索克人(Sac)、福克斯人(Fox)的口号永远是——‘友谊’!”无论这个结尾是否是黑鹰真实情感的流露(这段话与他在公共场合的发言一致)，自传的真实性还是相当可靠的，虽说言辞华丽，却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白人社会总体的不信任。对他的早期生活的记述，包括与奥吉布瓦人和奥塞奇人的战争以及1812年战争中在英国军队中的服役，反映了白人殖民者对部落领土的不断巧取豪夺。表面看来是由于黑鹰的对手基奥卡克(Keokuk)的背叛而引发的战争，其实质是土地问题。黑鹰的表述简单明了：

我的理由是土地不可以出卖。大神将土地给予他的子孙，让他们居住、耕作，供他们维持生计；只要他们使用，在上面耕种，他们就拥有对土地的权利——但倘若他们自愿离开这片土地，那么任何其他人就都有权在其上定居。除可以带走的东西外，别的什么都不能卖……我告诉(科尔[Cole]州长及詹姆斯·霍尔)，白人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村庄，烧毁我们的农舍，毁坏我们的篱笆，翻耕我们的玉米，殴打我们的人民；他们把威士忌带进我们的村庄，灌醉我们的人民，然后夺取他们的马匹、枪支和狩猎用具；对所有这一切伤害，我都忍受了，没有让我的勇士对白人动一根手指头。……我一遍遍地恳求我们的代表向圣路易斯(St.Louis)的领事汇报我们的情况，这位领事的职责就是向我们伟大的父亲呼吁公正地对待我们；然而我们并没有得到公正，有人对我说，白种人想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必须给他们。

黑鹰失败了，尊严尤在却伤心欲绝，仍幻想着密西西比河可以有效地阻止欧裔美国人的深入推进。他的东部之行使他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此行早于以后出于商业利益对土著人物的利用。麦肯尼为写作《北美印第安部落史》而采访了他。他的活动出现在当时报纸的漫谈专栏上，后来又记录在诸多印第安事务的历史书中，还有一些专述，像本杰明·德雷克饱含同情的《黑鹰纪事》(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Black Hawk， 1838)以及埃尔伯特·史密斯(Elben Smith)的长篇叙事诗《玛-卡-泰-米-西-基亚-基亚克；或，黑鹰与西部的故事》(MaKaTaiMeSheKiaKiak；or， Black Hawk and Scenes in the West， 1848)。史密斯的副标题——《民族之歌》具有双重意味，即黑鹰像印第安人的其他英雄人物一样，一方面作为高贵的勇士傲然面对白种人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常为人描写的西部景观的延伸，等待着征服：

林中的红种人，就如同那清晨的露珠，

倏然消失，留下的只是无害的少数。

黑鹰认为土地不可以出卖，而他的敌手却认为土地绝对无法抵御先进的开发及市场进步的强大力量。虽说与其他土著传记作家如阿佩斯和科普韦等相比，黑鹰对故事的把握尚不够好，然而在许多方面，他的生活故事更为生动地反映了对军队和政府的独裁的反抗，而且也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向欧裔美国人价值观妥协所付出的代价。

尽管欧裔美国人描绘边疆以及印第安人物的小说在质量和视角方面都更胜一筹，同时期的诗歌和戏剧却常常将对印第安人的征服与对民族主义的颂扬相结合。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1855)不过是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在美国独立革命和1812年战争之间的时期，许多诗人和剧作家采用了与小说中的伤感浪漫及悲剧征服一样的模式，伤感的印第安人的形象逐步定型，这一形象到迁移时期更加突出。早在朗费罗的诗歌发表之前30年，莉迪亚·斯格尔尼(Lydia Sigourney)的史诗《美国土人的品质》(Traits of the Aborigines of America， 1822)已经记述了美国印第安人的全部历史，书中还有颇多累赘的圣经故事和其他典故。

与莉迪亚的史诗相比，威廉·卡伦·布莱恩特的诗歌词藻不那么华丽，但所关注的问题却更加典型。《印第安少女的哀歌》(The Indian Girl's Lament)是一首为惨遭屠杀的情人而作的浪漫恋歌，而《一个印第安人的故事》(An Indian Story)讲述的是一名勇士拯救被俘的少女的故事。他的诗歌《大草原》(The Prairie)广为流传。这是一首欧裔美国人将征服归于自然的绝好例证，诗歌基调从末日尽头的忧伤转为对文明胜利的庆祝。自然规律决定了一种社会必然替代另外一种，就如同印第安人曾征服筑堤人一样：

红种人来了——

这些游猎的部落，骁勇好战，

筑堤人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

平原上，堡垒攻破，堆满了

尸体。森林中棕色的秃鹫

云集于这大片裸露的墓穴上。……

就这样改变了生命的形式。诸多生物和种族

兴起时，无比辉煌，

然后陨落，就好像上帝吹出的一口气

使他们鼓起，又瘪下。红种人也是，

从他游猎已久的草木茂盛的旷野上离去。……

征服与扩张就如此这般地成为逐步展开的民族戏剧的一部分，由上帝导演协调，而在最近的一场中，印第安人先是从东部林地“退场”，现在又是从中西部大草原“离去”。回顾美国印第安部落史以及战争史中的统帅及传记(整个19世纪美国史学著作亦全如此)，其中有关印第安人的流传广泛的诗歌描写的往往是个别英雄人物。印第安英雄通常被描绘成在大自然中独领风骚，抗拒殖民扩张，却无法阻止它。在他的身上凝聚着印第安人的高贵品质，即面对势力强大的白人士兵与拓荒者不屈不挠。然而，有时印第安人的哀歌蕴藏着一种深刻的哲理，这一点并非完全出自美国人的神话。比如，詹姆斯·W.伊斯特本(James W.Eastburn)的《亚莫伊登——菲利普王的战争传说》(Yamoyden， ATale of the Wars of King Philip， 1820)成为好几部小说的篇首题词。书中以菲利普王的战争为背景叙述的传统浪漫冒险故事呈现了强者的伤感：

理当回想那些业已消亡的国家，

从这片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他们一去不返；

他们也曾一样的骄傲与强大，

以为他们的江山万古千年。

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具备当时流行的两种表现内容，一方面表现的是英雄的印第安败将，另一方面又有斯库克拉夫特的人种学的细节。这首诗不同凡响的格律来源于芬兰史诗《凯莱维拉》(Kalevala)，故事取自斯库克拉夫特、卡特林以及赫克韦尔德(Heckewelder)的美国土著的传说。与丹尼尔·布莱恩(Daniel Bryan)于1813年创作的关于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的史诗《山的幽思》(The Mountain Muse)类似，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以文化形式表现了借助与土著部落的共谋对土著生活进行的征服。通过将欧洲和土著美国人的神话相结合、土著美国人的神秘主义与基督教的教义相结合的方式，朗费罗塑造了一位神话般的英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属于传奇，然而他的目的却是给美国建立一个西部的基督教的农业帝国抹上神圣的色彩。朗费罗为适应他的读者将传奇素材中色情的、粗俗的因素文雅化。海华沙似乎并非是麦尼博兹霍传说中的一个鬼精灵，而是一位为他的民族确立秩序、为欧裔美国人的到来铺平道路的古典英雄。在海华沙命他的人民听从基督徒的“箴言”(“因为造物主从光明与晨曦之所在/派遣他们出来”)后，诗歌的结尾将英雄的离去与死亡与傍晚西沉的落日联系在一起：

傍晚落日西沉

染红彤彤片片云霞，

燃烧广阔的天空，恰似大草原，

在平静的水面上

留下一条长长的灿烂的小路，

仿如一条河流，

海华沙向西、向西

融进火一般的夕阳，

融入紫色的雾霭，

融化在那苍茫的暮色中。

海华沙的主旨在于美化白种人的征服，他的消失与死亡，像美国印第安人一样，象征性地融入西方——基督徒的永恒，迁徙的印第安人的临时居所，欧裔美国人命定说的终极目标。

海华沙这一人物的艺术加工对于习惯小说与戏剧——甚至于该世界中期兴盛的人种学著作的读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想象中的印第安人是浪漫、眷恋家乡的舞台形象。戏剧对这种歪曲的臆想的形成，影响尤为突出。如上所述，在某种程度上，对白种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法定交换和条约签署的历史记录构成了美国戏剧的一种版本，即一系列以时间为顺序、由象征性行为和演说构成的剧目。然而，印第安戏剧中，在19世纪20年代受观众喜爱并于该世纪演变发展而成为马戏表演般喧闹的情节剧的，当推以野牛比尔·科迪(Buffalo Bill Cody)著名的“蛮荒西部展览演出(Wild West Exhibition)”为代表，这些戏剧表现的是想象中的印第安人生活和欧裔美国人的仁慈。由库珀的《最后的莫希干人》以及伯德的《丛林中的尼克》(Nick of the Woods)改编成的剧本尤其受欢迎，其原因无疑是舞台情节剧与戏剧性叙述之间的区别本身在这些书中已经相差无几。也许在最早的有关与印第安人的关系的叙述当中，罗伯特·罗杰斯(Robert Rogers)的《庞蒂艾克》(Ponteach， 1766)与众不同，该书对白人殖民者欺骗、背叛庞蒂亚克持批评态度。紧随记述印第安人的传记而来的，是后来的战争剧，如理查德·埃蒙斯(Richard Emmons)的《特库姆塞；或泰晤士战役》(Tecumseh；or， The Battle of the Thames， 1836)、亚历山大·麦科姆(Alexander Macomb)的《庞蒂亚克；或围攻底特律》(Pontiac；or The Siege of Detroit， 1838)，这些戏剧歌颂白人战胜强壮、高贵的敌人。在这些舞台剧作中，与多如牛毛的武士歌曲和传说一样，将印第安人在行动和言语上的高贵与真实世界中的武力冲突和掠夺巧妙地割裂开来，凝固在没有时间界限的表演中。杰斐逊的《弗吉尼亚州札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所记述的罗根(Logan)辩护其为被毁灭的家庭复仇的著名演说，日久天长，便成为19世纪修辞的入门教材，成为约瑟夫·多德里奇(Joseph Doddridge)的《卡尤加族酋长罗根：最后的西科尔埃姆斯种人》(Logan：The Last of the Race of Shikellemus，Chiefof the Cayuga Nation， 1823)一书结尾的演说。比起历史、人种学著作或黑鹰等人的传记中可引用的印第安人演说来，戏剧性更加显著地凸现了美国印第安人坚忍不拔的形象，但同时，印第安人的声音也在与他们本族文化大相径庭的仪式的喃喃声中淹没。

有关美国土人的戏剧化的描述，最为流行也是现今声名狼藉的关于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的描述。詹姆斯·纳尔逊·巴克(James Nelson Barker)的歌剧式的《印第安公主；或，美丽的野蛮人》(The Indian Princess；or La Belle Sauvage， 1808)，正如书名所示，以浓重文学笔墨描述美国土人，将波瓦坦(Powhatan)那遐迩闻名的女儿描绘为具有异域风采、聪慧过人的女英雄，还给其中的男主人公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上尉提供了一个颂扬新生的美国的机会：

喔，令人神往的国度!就这样

脱离了陈腐淫荡的欧洲!愿你兴盛，

从蛮荒时代就束缚着的锁链——

欺骗与迷信当中挣脱；

以美妙的前景与旧时代告别

一个伟大而高尚的王国正矗立于西方!

将波卡洪塔斯作为情节剧原型女主人公来描述的剧本还有：罗伯特·戴尔·欧文(Robert Dale Owen)的《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 1838)、夏洛特·巴恩斯·康纳(Charlotte Barnes Conner)的《丛林公主》(Forest Princess，1848)以及乔治·华盛顿·卡斯蒂斯(George Washington Custis)的《波卡洪塔斯；或，弗吉尼亚的拓荒者》(Pocahontas；or， the Settlers of Virginia， 1827)。最后列出的这部剧本格外不同凡响，作者将波卡洪塔斯对史密斯的搭救放在最后，使得波卡洪塔斯与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的婚姻以及波瓦坦最后祝福的象征意久更为深远：“愿他们的结合成为将来英国与弗吉尼亚缔结友好的象征……遥想未来，有朝一日，这些蛮荒之地将成为一个伟大光荣的美洲帝国古老而光荣的一部分。”虽然有波卡洪塔斯与罗尔夫这种不可避免的姻缘，印第安剧中还是充斥着各种求爱和婚姻中产生的矛盾，却很少涉及异族通婚和混血人种的可能性问题。事实上，他们回避对政府与军队通过饮荒与暴力实行的独裁政策的描述，代之以反映家庭生活的舞台剧。如果说卡斯蒂斯等作家将不同种族之间肉体的结合作为一种象征，那么墨西哥战争之后的众多小说所描绘的白人士兵与墨西哥女子的结合就更加合情合理了。这些结合富有象征性，具有仪式的特点。当卡斯蒂斯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帝国扩张即将完成，波卡洪塔斯的生活与婚姻就是象征融合的一种仪式，暗示帝国扩张的合理性。这有悖于《最后的莫希干人》中所确立的异族不得通婚的禁忌，然而那是在十分遥远的过去，况且印第安特质与英国特质的肉体交合产生出一种美帝国的形象，不会使得边疆生活失去纯洁性。

在所有的印第安剧本中，最流行的莫过于约翰·奥古斯塔斯·斯通(John Augustus Stone)的《麦塔莫拉；或最后的万帕诺亚格人》(Metamora；or The Last of the Wampanoags， 1829)。该剧特别为著名演员爱德温·弗雷斯特(Edwin Forrest)创作，他将麦塔莫拉(菲利普王)表现为一名执著、高贵的英雄，临终时还诅咒着白种人。由于印第安戏剧过分依赖于对战事、条约以及印第安人生活的简单化描述，因此，即便在其鼎盛时期，印第安戏剧也还是以其激情的言辞而不是反映印第安人灭亡的主题著称。约翰·布罗海姆(John Brougham)在《麦塔莫拉；或，最后一个万帕诺蝌蚪人》(Metamora；or， The Last of the Polywogs， 1847)中对斯通的这一剧作进行了故意模仿并加以讽刺。布罗海姆后来的姐妹篇《坡-卡-洪-塔斯；或，温情的野蛮人》(PoCaHonTas；or， The Gentle Savage， 1855)改头换面，跨越时代，将不同民族的小品文及针砭时政的讽刺文章夹杂其中，以嘲弄美国土著语言文学化的虚假、波卡洪塔斯的剧作中舞台上的小伎俩以及大众对朗费罗的《海华沙》的追捧。这种嘲讽使大多数探讨印第安问题的剧本中所暗含的倾向浮出水面，那就是：为民族神话心甘情愿歪曲历史，在心理上需要将土著文化的毁灭想象得如情节剧一般，这使征服显得光彩，同时在虚设的悲剧中将观众对西扩是否明智、是否公正可能有的疑虑一扫而空。

这类剧本通常以两条密切相关的主线贯穿，即：高贵的印第安英雄和白人被囚所受的煎熬。同样，这些主题也常在反映美国印第安人的小说中居主导地位，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国产小说的普遍特点。因此，小说作为一种形式，其文化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借助由家庭暴力和拘禁而引发的情感。这也是正规历史与传记所借助的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论点。虽说小说在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抑或对诸如庞蒂亚克、菲利普王及黑鹰等印第安英雄的描绘中表现出同情，但它那情节剧的陈词滥调、那种字里行间对“处女地”史诗般征服的歌功颂德、对异族情调的渲染及其对垂死的或是已死去的印第安人所表现的柔弱情感，使它先天不足，不能准确地或是客观地对待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这些不实描述的一个直接来源就是久盛不衰的那些或真实或虚构的拘禁故事，实质上，这些故事是殖民地最早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也是一直贯穿19世纪的广为传阅而且影响力巨大的文学形式。在殖民地的拘禁故事中，如玛丽·罗兰森(Mary Rowlandson)所创作的故事，女的或男的主人公代表着一个较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意志经受着荒野中的邪恶力量的考验。在上帝子民的社会群体之外一切均是原始的、恶魔般的。白种人的入侵转而变为牺牲，而俘虏的拯救与回归也常常是上帝恩泽的显露。俘虏面临的最严峻的危险并非死亡，而是认同异己的生活方式成为野蛮人的诱惑。拘禁故事是依照心理地理界限构建的文学，它一方面为欧裔美国人的入侵辩护，一方面又对此表露出深深的忧虑，因此，拘禁故事通常耸人听闻，甚至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摆出真实描述边疆生活的架势。

到18世纪末，拘禁故事已经开始和感伤小说相融合。如安·E.布利克(Ann E.Bleecker)的《玛丽安·凯特尔的历史》(History of Maria Kettle，1793)与其说是真实的历史拘禁故事还不如说是一出哥特式的情节剧。在美国，小说的兴起与向西扩张的加速以及印第安人的迁徙恰巧同时发生，因此，这些拘禁故事在将边疆生活看做是美国历史发展的舞台上一个象征性时刻的小说里，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些故事有的并非来源于可靠资料，有的又与流行小说及国民的思想意识相吻合，整个南北战争前出版与再版的诸多形形色色的拘禁故事纯粹是虚构的，至少可以说在事实依据上是不可靠的。以人们想象的可能为背景，在政治重新定义的关键时刻，独立革命后的拘禁故事夹杂着对反叛家长制秩序与权威的畏惧以及对边陲道德体系和社会连续性丧失的担忧。拘禁故事较为广泛地应用在当时的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的著作中，这些著作并不倾向与小说中的哥特式因素互为对立，而是在貌似科学的框架中证实之。历史学家约翰·弗罗斯特(John Frost)著有多部美国印第安人的战事及边疆生活的著作。其中《西部巾帼英雄》(Heroic Women of the West，1854)记录了一系列开拓边疆的妇女受到攻击或被俘的故事。斯库克拉夫特在他的巨著《历史与统计学资料汇编》中便采用了这些叙事故事，而德雷克不仅将其列入他的《北美印第安人史传》(1832)一书中，还将其作为学术专辑发表。在《印第安人的囚徒》(Indian Captivities， 1839)及《荒野中的悲剧》(Tragedies in the Wilderness， 1841)这类书中，他呼吁历史的准确性，但其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一种野蛮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与他所注重的“野蛮的仪式和礼仪”是一致的。

拘禁一旦被引入小说，白种人的暴力就有了正当理由，成了为拯救被围困的边疆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且通过将暴力与毫无抵抗力的家庭概念相联系，就落入流行的诱惑勾引小说的窠臼中。在荒野当中，实际的悲剧与假设的或者说是妄想出来的暴力和苦难遭遇同时出现。比如，《玛丽·史密斯夫人被囚落难记》(Narrative of the Captivity and Sufferings of Mrs.Mary Smith，1818)不仅剽窃了以前的故事，而且清清楚楚带有意识形态上的目的。书中的年轻处女在1813—1814年的克里克战争(Creek Wars)中饱受野蛮食人者的折磨与性侮辱，最后安德鲁·杰克逊部队一名英勇的士兵将女主人公解救出来。与此类似的是另一本书——《弗朗西斯与阿尔迈拉·霍尔小姐脱险记》(Narrative of the Capture and Providential Escape of Misses Frances and Almira Hall， 1832)，尽管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但还是着重渲染了印第安人对白人居民的屠杀，从而成为赤裸裸地诋毁黑鹰的宣传。在《托马斯·鲍德温妻子儿女惨遭野蛮人戕害记》(Narrative of the Massacre， by the Savages， ofthe Wife and Children of Thomas Baldwin， 1836)一书中，两个孩子被活活烧死，这使主人公成为一名原型式的隐士，对印第安人极端仇视。罗亚尔·B.斯特拉登(Royal B.Stratton)的《被俘的欧特曼姑娘们》(The Captivity of the Oatman Girls， 1857)是最动人的叙事故事之一，该书在时间上正好与针对西部部落的后期战事相吻合，故事讲述的是被新墨西哥阿帕奇人(Apaches)和莫哈维人(Mohaves)所俘虏的几个家庭成员的故事，其目的在于预示即将到来的命定扩张的胜利：

然而这穿不透的、以其黑夜的羽翼遮盖在连绵的山峦与河谷之上的异教胡作非为的日子不会长久了，它的受害者也不再会如此众多了。它的疆域已为一种更高级的生命之光所环绕；如今，勇敢的盎格鲁—撒克逊先驱的脚步声已尾随着野蛮人响起，在他那蜿蜒的小道上冲破了沉寂。

尽管大多数拘禁故事和小说都建立在一种野蛮主义的理论框架上以表明美国印第安人毁灭的必然性，却有一部分故事，如约翰·邓恩·亨特的《密西西比河西部几个印第安部落的风俗习惯》(Manners and Customs of Several Indian Tribes Located West of the Mississippi， 1823)和《遭北美印第安人俘获记》(Memoirs of a Captivity Among the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1824)记载了他自幼被堪萨斯人(Kansas)和奥塞奇人囚禁的情形，其中对美国土著文化的记述无疑更富于同情心，更加真实可靠。这些记述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是有关约翰·坦纳(John Tanner， 1780？—1847)的生活。他在9岁时被俘，在奥吉布瓦人当中生活了约30年时间。他在部落里结了婚，建立了家庭，结果他发现要回到白种人的社会已经没有可能。爱德温·詹姆斯(Edwin James)在《约翰·坦纳被俘历险记》(A Narrative of the Captivity and Adventures of John Tanner， 1830)中详细记述了美国土著的生活，包括狩猎、婚姻、战争以及仪式。本书还是一个重要的民族学资料来源，它记录丰富多彩的歌曲，复录了许多象形文字并对其加以转换、翻译和评注。尽管坦纳为欧裔美国人对美国土著文化的毁灭痛惜不已，但他(至少在詹姆斯的叙述中)还是将这种毁灭视做欧裔美国人的军事和物质力量的必然结果而接受下来。再者，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与坦纳所定义的土著文化发展的局限性又不无关联。坦纳认为，美国印第安人的演说与音乐感情激烈并有多次重复，却乏于雕琢，而且，他们缺少一种有用的记录语言，这颇具象征意味，表明了他们和征服者的关系：“没有文献记载来永远保存天才的创造，也不能在以后的日子里记录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土著)美国人没有储存古代才智的宝库之门来向充满好奇心的欧洲种族开启”。事实上，不仅口头文化与物质文化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流传保存下来，而且坦纳自己文本本身的存在就与他所谓低一等的推断相矛盾。坦纳对欧洲文化力量的认可与他个人对在奥吉布瓦部落中生活的喜爱使他在两个世界中拉扯，而他的著作正是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也许只有玛丽·杰米逊(Mary Jemison)的生活才可与约翰·坦纳在生活中所面对的文化矛盾相比。对于玛丽·杰米逊来说，性别问题更增加了她在分裂的两个世界中生活的艰难。在基于实际事件的拘禁叙事中，与围绕奴役的小说一样，妇女常常是中心人物。库珀的《最后的莫希干人》这类小说的极大流行以及班克罗夫特在他的《美国历史》(1834)中对简·麦克雷(Jane McCrea)被俘的戏剧性处理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而后者还成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绘画之一——约翰·范德林(John Vanderlyn)的《简·麦克雷之死》(Death of Jane McCrea， 1804)的表现主题，该画呈现了麦克雷即将被两个印第安人杀害的景象，暗示着暴力充当了一种性侵犯的形式。虽说在为数众多的叙事故事和虚构故事中妇女所担任的都是易受伤害的角色，詹姆斯·E.西弗(James E.Seaver)的《玛丽·杰米逊的生活》(A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Mary Jemison， 1824)却别具一格，与众不同。该书即刻便成为一部畅销书，在19世纪再版了多次。玛丽·杰米逊的家人在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被杀害，玛丽·杰米逊被俘，以后她便与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她先与一名德拉维尔人(Delaware)结婚，后又嫁给了一名塞纳卡人(Seneca)，最后与混血的孩子们单独生活——孩子们已不可能很容易地回到白人社会。她的故事超出了情节剧的范畴。它通过对“一名印第安人”生活的现实主义的记述，表现了在她的一生中两个部落的衰败和降服，而她自己被“野蛮人”同化则可视为对迁徙政策的赎罪。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详细讲述了边疆妇女的日常生活，她的持家与种地，事实上使她与丹尼尔·布恩等同起来。她在荒野之中不仅能够生存，还兴旺起来。

与其他囚禁故事相比，玛丽·杰米逊的故事所表现的她的力量与独立精神绝非典型。然而，鉴于边疆女主人公的重要品质常常与多愁善感的浪漫爱情相联系，那么在边疆地区，她就表现出比在东部社会更易拥有自由和自我。几位女作家就成功地运用了边疆小说这一体裁，她们将暴力与俘获的图景转化为一种农耕定居和家庭劳动的生活图景。凯瑟琳·塞奇维克(Catharine Sedywick)的《活着和允许活着》(Live and Let Live，1837)、玛丽安·苏珊娜·康明斯(Marian Susanna Cummins)的《梅布尔·沃恩》(Mabel Vaughan， 1857)、卡罗琳·索尔(Caroline Soule)的《小爱丽丝；或拓殖地的宠物》(Little Alice；or， The Pet of the Settlement， 1863)、梅特·维克托(Metta Victor)的廉价纸面小说《爱丽丝·怀尔德：筏夫的女儿》(Alice Wilde， the Raftsman's Daughter， 1860)和《原始丛林里的新娘》(The Backwoods Bride， 1860)采用了小说的手法叙述家庭生活，描绘了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在这样的西部，喜欢居家生活的社会群体虽不能根除阶级的界限，却往往要打破阶级界限而且颂扬了一种理想化的劳动耕作的图景。由于美国土著的社会习惯常依赖于母系和农业经济，因此这种图景有时和他们更为一致。与此同时，在后来打破西部田园景象描摹的平民主义作品出现以前，早已经出现了一些由女性创作的较为重要的小说。伊丽莎白·弗赖斯·埃勒特(Elizabeth Fries Ellet)的历史著作《西部拓荒妇女》(Pioneer Women of the West， 1852)以及伊莉莎·霍普金斯(Eliza Hopkins)的小说《埃拉·林肯，或西部大草原的生活》(Ella Lincoln；or， Western Prairie Life， 1857)真实地表现了拓荒妇女的经历，后者还通过真切地描绘大草原上妇女那“平平常常的面孔和不事修饰的外形”来削弱婚姻中那种软绵绵的情调。与之类似，爱丽丝·卡里(Alice Cary)两卷本的《红花草地》(Clovernook， 1852—1853)描绘了俄亥俄州的边疆从乡村田园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她的另外一本书《婚而不配》(Married， Not Mated， 1856)略逊一筹，集中描写家庭生活中阴郁暗淡的一面：“贫穷是诗歌的先驱，充斥这个世界的诗歌，一半是从它那闪光的锻炉中烧出，从它那呼啦啦倒下的森林中发出的。”

上一章已经谈到，有关探险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多年以后才得以发表，而拓荒者的杂记以及移民指南当中有许多由边疆妇女创作的相当不同凡响的作品。一位英国移民丽贝卡·伯兰德(Rebecca Burlend)在《移民的真实图景》(ATrue Picture of Emigration， 1848)中记录了她的一家迁往伊利诺斯的一个农场的旅行。观察中西部的边疆生活最为重要的一位作家是密执安的卡罗琳·柯克兰(Caroline Kirkland，现实主义作家约瑟夫·柯克兰[Joseph Kirkland]的母亲)，她的几部有关移民生活的著作充分体现了移民生活的艰辛和回报。柯克兰(1801—1864)受到托克维尔的启发，而她的作品无论是在探讨边疆自由的哲学问题还是天气和自然资源，其精确及见地绝不逊于托克维尔。她的《新的家园——谁愿跟随？》(A New Home-Who'll Follow？1839)以及《丛林生活》(Forest Life， 1824)是专为新区所写的移民指南。然而，柯克兰的力量，关键还在于她的表现手法，在于她对家庭生活以及边疆妇女的艰难有时却又是自由的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在《西部空地》(Western Clearings， 1845)一书中，她回顾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土地热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阶级的出现及劳动分工，这就使她个人对西部花园世界的描绘增加了政治经济层面的内容。

由于妇女的角色部分地是由家庭婚姻小说以及拘禁故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所决定，所以边疆浪漫故事常常给拘禁故事的主要情节——被俘与搭救——加上重复、蛊惑、引诱、白种人的邪恶和民族目的等元素。在库珀、西姆斯、提莫西·弗林特、凯瑟林·塞奇维克等作家的小说中，被俘已成为保留情节，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描写边疆的章节必不可少，它是扩张主义的精髓。许多极为成功的战俘小说都以17世纪为背景，这就为美国的民族意识形态确立了历史深度。与帕克曼的《庞蒂亚克的阴谋》以及更广为人知的库珀和西姆斯的小说类似，他们就这样将当代战争暴力和印第安人迁徙推至过去时代，从而使得对印第安人的征服合法化，使之成为必然。莉迪亚·玛利亚·查尔德(Lydia Maria Child)的《霍波莫克》(Hobomok， 1824)讲述的是一位高尚的部落酋长与一名似乎是丧夫的清教妇女结合，之后，这位妇女的前夫却出人意料地又回来了，他于是放弃了她和他们的混血儿。白种人的野蛮行径就这样被回避了。而这个混血儿又远到英国接受教育，这就是土著美国人所应该成为的人的象征：一个英国化的、听话的孩子。凯瑟琳·塞奇维克的《赫普·莱斯莉》(Hopo Leslie， 1827)、伊莉莎·库欣(Eliza Cushing)的《萨拉托加》(Saratoga， 1824)、约瑟夫·哈德(Joseph Hart)的《米里亚姆的灵柩》(Miriam Coffin， 1834)、约翰·T.欧文(John T.Irving)的《老鹰酋长》(The Hawk Chief， 1837)、安娜·史纳令(Anna Snelling)的《卡巴奥莎》(Kabaosa， 1842)以及伊斯特本的诗歌《亚莫伊登》都相当类似地以拘禁的方式表达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被欧裔美国人世界的最终同化，以帮助缓解民族征服所带来的不安。这些作品体现了帝国大多数文学的主要特征，利用这些老套的戏剧性手法，为这个国家借推广杰克逊原则的自由为名毁灭大部分的土著文化自圆其说。这种手法在独立战争时代甚为盛行。约西亚·普里斯特(Josiah Priest)的《独立战争纪事》(Stories of the Revolution， 1836)及《华盛顿在西部印第安人中间的早期历险》(A History of the Early Adventures of Washington Among the Indians of the West， 1841)就借用当时流行的印第安剧的手法，将拘禁故事与美国建国英雄的业绩糅合在一起。倘若印第安英雄不是噬血成性的妇女儿童残害者，他有时也可以被拔高，通过与白种民族人物联姻，部分地被净化，或者如在《霍波莫克》中那样通过与白种人的家庭生活相联系而实现。然而，即便在印第安人中间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得比白种人的殖民地生活更好，如《赫普·莱斯莉》、《亚莫伊登》、约翰·H.鲁滨逊(John H.Robinson)的《考萨托：黑脚族的叛逆者》(Kosato；The Blackfoot Renegade， 1850)，其最终目的仍在于解释印第安部落的灭亡。早期的廉价小说之一，爱德华·S.埃利斯(Edward S.Ellis)的《塞斯·琼斯；或边疆的囚徒》(Seth Jones；or， The Captive of the Frontire， 1860)，将这一体裁数不胜数的情节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身体也许会屈服于北美印第安人；但头脑却永远获胜。”

欧裔美国人的身体也许会失败或者受到野蛮行为的玷污，但其智力却总是居于优势——这一主旨充斥美国边疆文学。在描绘妇女及家庭所面临的野蛮侵袭时，一个普遍的担心就是与野蛮人生下混血儿女。这在波卡洪塔斯的故事以及其他故事中已略见端倪，但在《最后的莫希干人》中最为清楚。与当时针对对黑人及废奴主义者的反混血文学相比，这些文本一般说来还不那么恶毒，然而它们还是反映了流行的情节剧与种族恐惧的关系。在约翰·尼尔(John Neal)的巫术小说《雷切尔·戴尔》(Rachel Dyer， 1828)中，这位哥特式混血儿英雄所代表的是一种清教的“光明”与恶魔的“黑暗”之间心理以及社会的斗争。在安·史蒂芬斯(Ann Stephens)的《玛拉埃斯卡：白种猎人的印第安妻子》(Malaeska；the Indian Wife of the White Hunter，1839)中，混血的男主人公，一位不知道自己身世的印第安人仇恨者，结婚前的最后一刻发现自己的母亲是印第安人，于是便不愿玷污一位白人妇女；随后，母子二人双双自杀成为这不正常的结合的牺牲品。与之相对照的是，在约翰·S.罗布(John S.Robb)的《卡艾姆；或日光——阿拉巴霍人的混血儿》(Kaam；or Daylight， The Arapahoe Half Breed， 1847)一书中，印第安人主人公成了白人的憎恶者并以“黑夜”自称。坡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1838)中的德克·彼德斯(Dirk Peters)是一名变态的霍布斯哲学追随者。也许就是他启发了约翰·埃斯腾·库克(John Esten Cooke)在《费尔法克斯阁下》(Lord Fairfax， 1868)中对“猴子一般的”混血怪物作了类似的描述。书中还特别与《暴风雨》(The Tempest)类比以说明混血儿的野蛮可以被美丽的白种女人所驯化。

与拘禁的主题一样，混血的主题亦成为一种机械的手法，一种手段，它带来对逾越或摧毁身体界线而产生的恐惧，这种恐惧可以与因实际的印第安战争与迁徙而越过疆界产生的恐惧相比。像奥斯古德·布拉德伯里(Osgood Bradbury)及爱默生·贝内特(Emerson Bennett)之类的雇佣文人所写的诸多流行小说，以及后来的廉价小说全都运用了这两个主题。在布拉德伯里的小说《拉鲁卡：佩诺布斯科特的绝代佳人》(Larooka：The Belle of the Penobscots， 1846)中，混血女主人公带着异域风情的情欲差一点使她与自己的兄弟乱伦；在《鲁塞尔；或年轻的易落魁人》(Lucelle；or， The Young Iroquois， 1845)中，女主人公的美德成为布拉德伯里所宣称的以通婚的方式“净化”土著美国人血统的论调的证明；而在《庞蒂亚克；或奥塔瓦酋长的最后一次战斗》(Pontiac；or， The Last Battle of the Ottawa Chief， 1848)中，法国人和印第安人需两次从英国人手中救出庞蒂亚克的混血女儿好让她最终与一名法国士兵结婚，还作为“意大利美女”成为巴黎社交界交口称赞的女子。贝内特的观点绝不是颂扬混血生育，事实上他将此视做野蛮堕落的证明。在《森林玫瑰——一个边疆的故事》(The Forest Rose；A Tale of the Frontier， 1850)中，被俘的女主人公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勇猛的女战士，即她的社会角色的最终丧失：“依据一般的自然法则，男性所钟爱的是他所栽培与保护的；而女性所爱的则是能呵护与关怀她的。”在《草原花朵；或，西部深处的冒险》(The Prairie Flower；or， Adventures in the Far West， 1849)中，贝内特笔下的人物在俄勒冈小道上无论遇见的是土著还是危险的山里人都会得到小猫卡森的保护；而在《凯特·克拉伦敦；或荒野招魂》(Kate Clarendon；or， Necromancy in the Wilderness， 1848)中，纯洁的女主人公则一定要从一个被拒绝的追求者手中救出——这个追求者已成为潜藏在俄亥俄丛林中的阴险毒辣的蛮人和“黝黑的野人”的一员。

随着与典型的哥特式爱情故事的融合，拘禁故事，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小说中，均把种族优越的思想意识强加到流行文化的模式上，二者共同抵挡可能受到的污染。哥特式小说中女性作为围困的处女的象征到了拘禁故事中则有了民族主义的目的。这位女子成为种族纯洁的神圣化身，而其后代则注定要长驱直入这已经打开的西部地区。然而，这种命运上却笼罩着其他种族的阴影。这种带有前瞻性的对混血生育的恐惧，后来演变成后期的美国及欧洲人对种族矛盾歇斯底里的爆发。这一点，詹姆斯·柯克·波尔丁(James Kirke Paulding)在《康尼格斯马克》(Konnigsmarke， 1823)中通过他塑造的一个黑奴女巫之口说了出来：“这一天终将来临，那时候你们(白种人)在云头上植下的层层压迫会落在你们的头上砸碎你们的头颅。黑人和红种人，所有的有色人种，将联合起来与你们苍白的白色人种斗争；主人的孩子们将来会成为奴隶们后代的奴仆。”波尔丁的描述预示了后来非西方人对种族主义思想意识的对抗；但是，即使是在官方的印第安人迁徙政策执行的前十年，它就反映了潜在于表现高贵的美国野蛮人的消逝及无辜的白人俘虏勇敢赎罪的文学中的畏惧与不安。

欲充分理解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的或文学的描述和拘禁故事所特有的感染力以及独立战争后“家庭爱情故事”小说的变体，必须将它们与美国边陲英雄的兴起对照着审视，这一主题是当时大多数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作品的主题。确实，在白种人的文学中，欧裔美国英雄和土著美国英雄在很多方面是极为近似的。拘禁故事，作为19世纪早期更具小说特点的体裁，其中的英雄可能是一位粗鲁的边疆人，也可能是士兵或团体的领袖。通常他是一位丈夫、父亲或儿子，由于家人被绑架或杀害而产生疯狂的报复心。这就是一直延续到20世纪流行文化的翻来覆去皆如此的模式。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所描绘的内容几乎都受到18世纪著名的土地经纪人、开拓者、肯塔基州的始祖丹尼尔·布恩(1734—1820)传奇的影响。布恩的形象最早出现在约翰·菲尔森(John Filson)的《肯塔基州的发现、定居与现状》(The Discovery，Settlement and Present State of Kentucky， 1784)。布恩成为许多边疆英雄的蓝本，也成为许多描写他自己的经历的作品中的主人公。菲尔森笔下的布恩是一位新生的共和国的开创者，一名受命于天、顺应自然的英雄。他跋涉于黑暗的荒野，率领他的人民进入一片富饶的处女地、一方上帝赋予的乐土。作为一名真正的启蒙英雄，布恩受到了原始主义力量的诱惑，但仍是进步的先驱，在荒野农业的复兴方面尤其如此。丹尼尔·布莱恩在其史诗《山的幽思》(1813)中将布恩描写成既能征服无比美丽的蛮荒之地也能制服落拓不羁的美国印第安人的国家贵族力量的化身。

布恩这个人物出现在诸多历史、剧作、诗歌与小说中，但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提莫西·弗林特的《丹尼尔·布恩回忆录》(Biographical Memoir of Daniel Boone， 1833)，又名《丹尼尔·布恩上校的历险生涯》(Life and Adventures of Colonel Daniel Boone)。弗林特借助于报纸、采访及传说塑造了体现整个民族神话的一位伟大的英雄。这位布恩，有着别的品质，但更是具有代表性的“西方人”——新一类粗犷、独立、唯有边疆生活才可以造就的斯多噶式的美国人。在弗林特的作品中，他对印第安人的必要认同作为他融入荒野的一部分而受到更多的强调，而他作为猎手的角色也更加突出(弗林特写到，布恩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对动物“发生了一场歼灭战”，以此预示他的印第安斗士角色)。弗林特说，布恩无疑是库珀的皮袜子的一个样板。但是这种影响无疑是双重的。弗林特的布恩，与纳蒂·班波(Natty Bumppo)一样，是一名身怀绝技的猎手、有着极好“直觉”的野兽追踪者，又是一位自然天成却又不识字的基督徒：“森林是他的书本和殿堂。”和众所周知的求婚场面一样，布恩对鹿的踪迹追寻将他带到他未来的妻子丽贝卡(Rebecca)的身边，在弗林特的小说中，布恩自己及其女儿被俘的故事亦流于荒唐。与拘禁故事的小说版本一样，家庭戏剧也突出表现了以布恩为首的主要神话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个神话就是要表明，一个新的“地上乐园”“从野蛮部落的控制下被夺了回来，成为每一片土地上的受压迫者、冒险家和自由人的庇护场所”。

当然，布恩正是被他自己使之成为可能的文明的到来驱赶到了更远的西部。他的那种与世隔绝与清心寡欲就如同皮袜子一样，一方面让他脱离腐败的社会，但也可视做他的自我牺牲的个性的表现。随着布恩的英雄业绩愈益神话化，他成了无人能比的非凡人物，但人们也可能将荒野遭到破坏与土著居民遭受屠杀的罪责推到他的头上。主人公的这种矛盾形象当然在《戴维·克罗克特的生活故事》(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David Crockett， 1834)中所记录的个性鲜明的边疆人物传奇中亦有所体现。大众对该书的反映热烈。克罗克特(1786—1836)是民间传说的荒诞不经的故事中的有名人物，他是田纳西州的一名立法者、美国国会议员，故事讲述的是他如何推进他那微不足道的政治生涯。关于他猎熊以及杀戮印第安人的夸张故事以模仿遥远的蛮荒地区的俚语叙述出来，这使得有关他包括他那不太可靠的《生活故事》(Life)大受欢迎。因在土地权和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印第安人迁徙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他与他的田纳西州同乡安德鲁·杰克逊断绝了关系；在政治生涯结束之后，他奔赴德克萨斯州，在阿拉莫(Alamo)战役中成为名垂千古的杀敌英雄。作为《埃尔克斯瓦特瓦》中印第安杀手“大地”的原型，又被波尔丁在剧本《西部之狮》(The Lion of the West， 1830)通过尼姆罗德·怀尔德法尔(Nimrod Wildfire)这个人物加以讽刺模仿。他还是众多从一贫如洗到万贯家财的边疆故事及社论的主题，几乎成为边疆拓荒者神话的活写真，一位带有喜剧色彩的布恩。他那自以为是的男子汉气概在其自我吹嘘中得以发扬光大，即便在展示其荒诞离奇的性格时也是如此。类似山姆·休斯顿(Sam Houston)——德克萨斯的先祖，其自传叙述了他在切诺基人中间的生活，克罗克特(至少在他自己的神话中)生活在两个重叠的世界当中：一个是具有强有力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力量的世界，其维系则依赖于另外一个世界将其向西推进，这个世界中的英雄粗野、孤立、无法无天，胆大妄为，时有喜剧性的冒险蛮干。

布恩的例子，尤其是克罗克特的例子表明，边疆题材暴力的泛滥和流于荒诞离奇常常超越人们认为印第安人野蛮的观点。比如，印第安纳州的传教士贝亚得·拉什·霍尔(Bayard Rush Hall)的《新的购进；或西部深处的七年半》(The New Purchase；or， Seven and a Half Years in the Far West，1843)，以笔名罗伯特·卡尔顿(Robert Carlton)撰写，就是有关边疆生活的最离奇的故事之一。该小说将维护印第安人受损害权利的强烈呼吁与对狩猎、划船、传教以及“野蛮”生活的滑稽描摹糅合在一起。霍尔的风格或怜悯，或夸夸其谈，或猛烈，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这种风格的体现，在一本名为《人人有得》(Something for Everybody， 1846)的续集中，稍有逊色。在边疆题材的文学中较突出，以观察细致和对种族及文化方面的描写富于正义感而著称的，当数德国移民卡尔·波斯特尔(Karl Postle， 1793—1864)的著作了。波斯特尔在美国西部和墨西哥游历甚广，以查尔斯·西尔斯菲尔德(Charles Sealsfield)的笔名写作，是一位重要的美国土人的支持者。他著有一系列在国际上很受欢迎的有关边疆生活和美国拓荒者的小说：《小木屋的书；或德克萨斯生活杂记》(The Cabin Book；or， Sketches of Life in Texas， 1844)、《新世界的生活》(Life in New World， 1844)以及《边疆生活》(Frontier Life， 1856)。当中，他的小说《托克埃；或，白玫瑰》(Tokeah；or， The White Rose， 1829)是最早的一本。

在19世纪50年代，更典型的西部小说开始以廉价杂志的形式出现，到内战结束后，这种题材的廉价单行本，如E.C.贾德森(E.C.Judson)(“内得·邦特莱因”[Ned Buntline])的《诺伍德；或大草原上的生活》(Norwood；or， Life on the Prairie， 1850)及戴维·贝利塞尔(David Belisle)的《美国的鲁滨逊一家……迷失在西部大荒漠》(The American Family Robinson…Lost in the Great Desert of the West， 1854)等情节剧小说，风靡一时，其中后者是一部被俘与生存的故事，小说以主人公定居加利福尼亚作为终结，在这是“科学与艺术大踏步地越过重重屏障，开辟了道德革新前进的康庄大道”。在廉价小说及此前的小说中，作者剖析人物，他们或出于正义感，或渴望逃亡生活，或纯粹出于心理反常，往往不仅逃到边疆，而且成为“白种印第安人”，反过来暴力对付其他白人拓荒者。在查尔斯·韦伯(Charles Webber)的《向导老希克斯》(Old Hicks the Guide， 1848)、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的《瓦库斯特；或，预言》(Wacousta；or， The Prophecy，1851)、爱默生·贝内特的《叛徒》(The Renegade， 1848)以及H.R.霍华德(H.R.Howard)的《西部大盗约翰·A.默雷尔的冒险生涯》(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John A.Murrel， the Great Western Land Pirate， 1847)当中都有南北战争前著名的这一类叛逆者。和印第安戏剧一样，在这些廉价小说中暗含着对迁徙政策实施过程的虚幻想象。比如，贾德森就接着创作了野牛比尔系列廉价小说，后来还在科迪的巡回演出中上演。几乎所有边疆题材的小说中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觉，即印第安人必然要被征服在没有法律秩序的环境中，社会和经济秩序将逐步确立。小说的训诫就是无论野性难驯的印第安人还是白人叛逆者，总要为田园生活直至后来的工业生活所取代。

这也是后来成为在两个世界中挣扎的最著名边疆英雄的小说人物得出的训诫。即便是布恩生活的神话化的描述也难以与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1789—1851)的边疆拓荒者皮袜子相匹敌。库珀创作了五部小说，即《猎鹿人》(The Deerslayer， 1841)、《最后的莫希干人》(1826)、《探路人》(The Pathfinder， 1840)、《拓荒者》(The Pioneers， 1823)和《大草原》(The Prairie， 1827)，描绘这位英雄的生活，从早年直到在遥远的西部平原死去。《猎鹿人》写的是17世纪40年代皮袜子的青年时期，而它又是最后完成的，因此它部分地代表了库珀有意识地要回到更早一些的、美国历史上相对简朴的社会时期。《猎鹿人》围绕着几个被俘的情节(除《拓荒者》外其他小说均是如此)，以业已消失的、被征服的印第安世界——一个按照“白面孔”的人的名字和习惯重新组合的印第安世界为背景，描述了皮袜子边疆性格的形成。这位男主人公原名为纳蒂·班波，他从白人的生活中退出，凭着一身绝技，先是杀死一头动物，后又杀掉一个人，从而赢得了“猎鹿人”和“鹰眼(Hawkeye)”的绰号。和布恩一样，他也是一名孤独的、斯多噶式的人22物8。在这部小说中，为了与毕生的好友德拉维尔人承格奇古克(Chingachgook)之间的友谊，他拒绝了朱迪思·赫特(Judith Hutter)的爱情。然而他从朱迪思那里接受了他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枪——“杀鹿”。这杆枪既象征着男性的繁殖力远离家庭被引导到禁欲的荒野生活当中，也可理解为反映(1841年，迁徙实行十多年之后，正是库珀在写作时)日益增加的对暴力的嗜好和对印第安人的憎恨，库珀笔下的年轻主人公所体现的正是这些倾向。

在所有的小说当中，皮袜子都是一位在两个世界之间挣扎的人。他有印第安人“天生的禀性”：良好的直觉以及通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森林知识，也有“白人”的同情心，“天生的”正义感和并不外露的基督徒的宽恕，而且他一直都在谴责据称是印第安人理想的暴力复仇和剥头皮的做法(虽然他辩解说这二者均是美国印第安人的特有“禀性”)。在间隔了13年之后，当库珀重新在《探路人》和《猎鹿人》中再次描写皮袜子时，皮袜子已经成为民族英雄。在《探路人》当中，纳蒂坠入爱河，却必须被白人女主人公拒绝。这一点对于他的神话而言是件好事。《探路人》以1759年英国与易落魁人在安大略湖附近的战争为背景，同早先的《最后的莫希干人》一起，描述了作为一名成熟的侦察员和斗士的皮袜子。通过将他的冒险经历放置到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背景中，库珀意在说明这场战争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还为欧裔美国人征服印第安部落、占领印第安人领土铺平道路。库珀的长篇英雄故事中有扩张，也有对边疆英雄皮袜子可悲的与世隔绝的伤感，及对印第安人“命中注定”的灭亡的凭吊，但却不厌其烦地详细叙述了土地转变为财产和资本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必要性。

在这些小说的第一部《拓荒者》中，法律、财产及社会秩序的力量(以泰普尔法官为代表，这个人物是部分地以库珀的父亲为原型创造的)与皮袜子所坚信的对土地及其恩惠的自然权力产生冲突。皮袜子，这样一名浪漫的无产者，在本书的结尾被逐出了社会，而泰普尔的年轻继承人的婚姻更进一步地说明了库珀对财产合法转让的价值观的推崇。《大草原》的背景是1804年的西部平原，路易斯安娜购地之后不久到了这部作品中，老人纳蒂·班波事实上已经是崇尚个人精神的边疆种族的最后一个人了(虽说事实上库珀是在“山地人”的高峰期创作)。面对一群无恶不作的占地者，皮袜子重新一次次被俘，一次次展开战斗，在离世之前再一次表现了他过人的本领以及他对印第安人生活的喜爱胜过白人社会。他的死去也似乎与美国战后扩张初始阶段的结束刚好一致：“这位猎人将近一个小时都纹丝不动，惟有眼睛偶尔开合。他的眼睛睁开时，眼光似乎定在漂浮于西部地平线上的白云上，这白云折射着绚丽的色彩，使得这辉煌灿烂的美国日落多姿多彩。这时分——这个季节宁静的美——此时此刻，令旁观者无不肃然起敬。”在这里，征服成了一幅精心绘制的风景画，而这位奄奄一息的士兵则成为一座纪念碑，成为为国家前途而做出必要牺牲的人证。

从《大草原》的时间背景到1827年的写作这段时间使得库珀清楚地看到了西部地区及其居民的命运。与路易斯和克拉克一样，皮袜子——这位悲剧色彩的白人殖民先驱横跨了整个大陆；山地和平原全有人居住了，门罗制定了迁徙政策，到杰克逊执政时，这一过程进一步加速。因此，库珀在1826年可以象征性地、准确地说“最后的”莫希干人。在《最后的莫希干人》中，年轻的德拉维尔酋长昂卡斯(Uncas)是他那著名血统的最后一个人；然而他的父亲承格奇古克，活得比他长，后在《拓荒者》中死于森林大火(事实上是自杀)，也可视做是“最后的”莫希干人。尽管鹰眼和承格奇古克战胜了印第安敌人，将一位白人女主人公救出，小说中压倒一切的还是“白人血统”。关于混血生育问题(在他认为这是任何真正的融合的最终结果)，库珀在内心深处认为，科拉(Cora)，这位因其西印度群岛奴隶母亲而有黑人血统的欧裔美国人，以及爱恋她的印第安人昂卡斯做出了牺牲；而他的妹妹爱丽丝，一位在边疆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温顺女子，却因为与士兵邓肯·海沃德(Duncan Heyward)的婚姻而得到拯救。库珀在描写“邪恶的”玛古阿(Magua)时，像密尔顿描写撒旦那样，赋予了他一种魔力，尽管玛古阿明白无误地受到白人的不公正待遇而且理应复仇，但他还是遭到了毁灭。

《最后的莫希干人》的故事，分为两段被俘的情节，围绕历史上1757年休伦人(Huron)与法国人结盟在威廉·亨利堡(Fort William Henry)对英国人的大屠杀展开。库珀对这场屠杀的主要描述与他的多数战争描写类似，不过是模式化的夸张手法而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名攻击妇女和小孩的印第安人形象，其实已经是泛滥的文学和政治俗套，但库珀却将它变成一星火花，用它引起一个完全失去控制的局面：

这个野蛮人对给他的一文不值的这堆破烂(衣服)不屑一顾，却发现那披肩已经成为别人的战利品，他那戏谑而阴郁的微笑转而变得凶残起来，他将那婴儿的头向岩石上撞去，然后把那抖动着的小躯体扔到那母亲脚边。在那一瞬间，母亲站在那儿，像一尊绝望的雕像，疯一样向下看着这不堪目睹的小东西。就在刚才他还在怀中对着她微笑。她抬起双眼，仰面朝天，似乎呼唤上帝诅咒这邪恶的罪人。然而她没有机会为这样的祈祷而犯下罪孽，因为这个休伦人失望得发疯，又被这鲜血刺激起来，仁慈地将战斧砍向了母亲本人的脑袋。母亲瘫倒在地，临死还竭力抓住她的孩子，带着全身心的爱，就如同还活着时一样。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玛古阿把手放到嘴边，发出致命的恐怖叫声……到处是死亡，而且是最可怕、最令人作呕的死亡。抵抗只能激怒屠杀者，他们在受害者早已失去仇恨能力之后还在凶猛地打击。鲜血如急流般喷涌而出，这一景象令这些土著兴奋得发疯，他们中很多人甚至跪倒在地上，无所顾忌地狂欢着，如恶魔般吮吸着那腥红的潮水。

休伦人与法国人结盟，在复仇心切的玛古阿的率领之下，他们的暴力充斥了整本书。而鹰眼的经历也全都与此相呼应。尽管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侵入打破了印第安各民族之间存在的“战争的和谐”，使他们相互之间不正常地对立起来，使他们的头领或者堕落，或者丧失尊严(比如玛古阿，由于白人的酒精的作用已人格大降，被科拉和爱丽丝的父亲当众鞭打)，库珀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将“高贵的”印第安人的灭亡与“邪恶的”印第安人的野蛮行径联系起来，库珀将他那一代人所畏惧却又是他们所开始的惨绝人寰的暴力放到一场已经过去的战争中，他在该书的结尾借泰蒙农德(Tamenund)(即德拉维尔人的古代酋长)之口预见了这个命运：“白面孔是地球的主人，红种人的时代还没有再次来临。”

《最后的莫希干人》也许缺乏新鲜的历险，没有《猎鹿人》中那样对鹰眼个性的清晰描写，没有《大草原》那样广阔的神话范畴，也没有《拓荒者》中那种个人自由与法律和社会义务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但它却是库珀从迁徙的意识形态出发对印第安人问题所作的最彻底的探讨。鹰眼在整本书中都狂热地坚持他是一个“纯血统的男人”(即纯粹的白人血统，不是混血儿)，这种双重性使得他成为库珀所描绘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由于白人社会的种种禁锢、腐败和虚伪，他必须拒绝白人社会，然而他那天生的虽然没有受过教育的基督教情感以及他对他所定义的真正的印第安习俗的残酷的憎恶使得他如隐士一般孤独，成为一位没有王朝的宗主。帕克曼在1852年评论库珀的小说集时认识到皮袜子是探险和殖民时代“美国历史的缩影”，是“文明和野蛮结合的产物”，然而，在本质上他也还是将他视做一位反叛者，视做当时正在消亡的野蛮生活的象征。

然而在库珀看来，纳蒂·班波也是一位悲剧性的、勇于献身的人物，他预示着欧裔美国人的征服，同时也是一种赎罪。当然，库珀的整部作品本身亦如此。他的其他印第安小说都不及皮袜子的故事成功。《怀恩多特》(Wyandotté，1843)以美国独立战争为背景，小说书名所指的怀恩多特人原是卑微的奴仆，后来起来而杀死了他的白人主人。《橡树路口》(The Oak Openings， 1848)描写的西部英雄是一位比较文雅、不太粗暴的捕蜂人，在密执安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死里逃生，成为一位农场主、政治家。书中还描述了印第安人受基督教教化的极大可能性。在库珀以利特尔佩奇(Littlepage)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印第安人只是担任次要的角色。比如，在《红皮肤的人》(The Redskins， 1846)当中，真正的印第安人驱逐一帮反地租的“印癫人”(Injin)，这些人假扮印第安人以示反抗和对法律的蔑视。只有更早一些的《威什顿威什的悲哀》(The Wept of WishtonWish， 1829)才具有皮袜子故事集的复杂性。故事以一个清教团体接连几代人为背景，通过菲利普王的战争，表现了巫术、弑君、俘获故事以及混血生育的主题，描述了欧裔美国人牢牢占据的一片领土——新英格兰——的兴起。这些小说中的任何一部都足以确立库珀作为描写印第安题材的一位重要白人作家的地位。然而正是他的全景式的皮袜子故事集将那个时代主要的边疆个人主义神话和极其戏剧化的美国土著的军事失利和文化被剥夺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库珀超出了他同时代的作家，使他的作品被欧洲人和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广为传阅。在欧洲人眼里，美国边疆最富异域情调，而对于后来的美国人来说，好像自镜中一样，他们急于找到神话中的英雄特征，那也许是血腥的、令人不安的，但那是他们自己的民族性格。

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印第安人迁徙的必要性完全进入公众意识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描写最多的是这些高贵的土著英雄成为他们部落或家庭的“最后”一员，或者是抗拒同化的最后一人，或者是被驱散到西部直至最终到保留区的最后一人。在这一时期寻找征服理论的小说中间，尼古拉斯·亨茨(Nicholas Hentz)的《勒纳佩王泰德尤斯金德》(Tadeuskind， the King of the Lenape， 1825)较库珀的昂卡斯更早，通过将历史上真正的酋长比做“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身躯(Torso of Hercules)”，亨茨实际上是将他退回到了古代。同样，在查尔斯·F.霍夫曼(Charles F.Hoffman)的革命故事《格利斯雷：莫雷克人传奇》(Greyslaer：A Romance of the Mohawk，1840)中，约瑟夫·布兰特(Joseph Brant)酋长成了自然界中注定要灭亡的“孩子”之一。丹尼尔·P.汤普森(Daniel P.Thompson)后来撰著的《在劫难逃的酋长》(The Doomed Chief， 1860)从书中主人公酋长的角度颂扬了菲利普王，却以土著女主角体面的自杀告终，留下的是人们熟悉的话语：“对于红种人，一切都失去了，永远地失去了。”詹姆斯·B.兰塞姆(James B.Ransom)的《奥西奥拉：西米诺尔人战争故事》(Osceola：a Tale of the Seminole Wars， 1838)描述了一个部落的田园生活因接触白人而受到玷污，突出表现了对奥西奥拉的逐渐衰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伤感之情，“他那伟2岸32的身躯很快缩小成了一个影子。”与形形色色的有关特库姆塞和黑鹰毁灭的描述类似，罗伯特·斯特兰奇(Robert Strange)的《奥尼古斯基；切诺基酋长》(Eoneguski；or， the Cherokee Chief， 1839)也为迁徙政策辩护，作品描写了印第安主人公加入1812年安德鲁·杰克逊属下的部队，从而未能完成他父亲临终的复仇指示，最后选择在北卡罗莱纳州过平静的农业生活。

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 1806—1870)在《亚马西人》(The Yemassee， 1835)中采用了他后来的其著名的南方小说中使用的回忆形式，描述了南卡罗莱纳州亚马西印第安人灭绝后绅士阶层和边疆中产阶级阶层的出现过程。该小说取材于1715年的战事，对迁徙政策采取了毋庸质疑的肯定态度。此时，通过南方各州对“五个文明部落”的强行驱逐，迁徙政策已完全为公众所接受，“征服与统治是(文明)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则，野蛮人必须加入这行列，否则，他们就会被这前进的列车无情地碾碎”。正如《最后的莫希干人》中的泰蒙农德一样，亚马西酋长萨努提(Sanutee)预见到了他的部落的灭亡。他的儿子奥康奈斯托加(Occonestoga)因受酒精和白种人风俗的影响而堕落，最后被逐出部落。他的母亲为了使一个仪式免受他的耻辱，将他杀死。与库珀类似，西姆斯在其序言中称浪漫传奇是小说和史诗的结合，而印第安人是“我们国家自然形成的浪漫传奇”的一个合适的题材。他认为同化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制造美国土著神话于心无愧，因为这是在为美国土著创造一种古老的历史感，一种在他眼里可与希腊或撒克逊人相媲美的久远的历史感。如此便得以确认美国的历史深度并同时使白种人对土著灭绝的愧疚之情得以释怀。他的关于布恩的论文《肯塔基的第一位猎手》(“The First Hunter of Kentucky”， 1845)以及《美国土著居民的文学与艺术》(“Literature and Art Among the American Aborigines”)(对斯库克拉夫特1845年发表的著作的评论)论证了他的“北美印第安人和我们所能发现的任何原始人类一样高贵”的观点——也就是说，与麦肯尼在“印第安人画廊”中原始的印第安人形象类似，现在已属于过去却有考古学研究价值：“我们往往将他们仅仅看做是性情暴躁的野蛮人，除了面目狰狞、动辄施暴，别无他长……我们不愿解读他的过去正如我们无法控制他的未来；——我们拒绝承认他的情感，拒绝承认他有亲和特征的迹象。”仅在官方的迁徙政策公布之后20年，该小说已经几乎是天衣无缝地对土著美国人采取了人种学的态度。与他们旗鼓相当却又胜过他们的白种人对手将昂卡斯及与其类似的土著英雄提升为神话，把他们当做石头纪念碑保存下来。

布恩、克罗克特、杰克逊和库珀的皮袜子成为英雄的时候，正是“西部”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定形的时刻。对土著美国人的暴力取代与征服便成为这个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间无论白种人还是印第安人的英雄原型均成为美国文化思想的恒久不变的因素。在将西部确立为文学的一个主题，或者说，实质上是确立为美国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方面，有两位同样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他们是提莫西·弗林特(Timothy Flint， 1780—1840)和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 1793—1868)。弗林特是马萨诸塞的传教士。在转向历史和小说之前，曾写过《追忆往昔十年》(Recollections of the Last Ten Years， 1826)，记述了他在密西西比河谷的旅行。他的《密西西比河谷历史和地理》(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 1827)是对该地区最好的研究之一；《西部印第安战争》(Indian Wars of the West，1833)则包含了布恩传说中的主要素材，同年他又扩展为《回忆录》(Memoir)。《西部印第安战争》不无偏见地描述了探险与定居，但也依据考古学的新近发现为新大陆的历史渊源和重要性辩解。将美国西部确立为意识形态和小说的当然根基是弗林特的特别目的之一。这一点在他描写移居密西西比河河谷的新英格兰牧师子女的一部小说《乔治·梅森——一位年轻的蛮族人》(George Mason， the Young Backwoodsman， 1829)中反映出来。“我感到我对这些在丛林深处赤足行走的男孩子们的兴趣和对阅读身着华服的绅士淑女的冒险及滑稽可笑的无病呻吟的兴趣并无两样。”弗林特写道。弗林特的小说尽管场景各有不同，这一主题却是贯穿他的大多数小说的主线。在《弗朗西斯·伯利安，或墨西哥爱国英雄》(Francis Berrian， orthe Mexican Patriot， 1826)中，一位新英格兰人将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带入墨西哥1822年叛乱中。《亚瑟·克林宁的生活和历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Arthur Clenning， 1828)讲述的是一对在南太平洋沉船遇难的夫妇过着近似“亚当和夏娃”的生活。他们收养了当地的一名女孩(名叫“救[Rescue]”)，教她学英语，皈依基督教，然后回到伊利诺斯边疆，将她嫁给了博塔瓦托米人(Pottawatomie)的酋长。在此之前他们还放弃了在英国的地产，为的是定居美国的边疆。似乎坡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和梅尔维尔的《泰比》都受到了弗林特的《亚瑟·克林宁》的影响，尤其是他们都将南太平洋土著看做和美国土著一样的异种群落。弗林特最广为人知的小说《肖肖尼山谷》(The Shoshonee Valley， 1830)讲述的是一位白人和他的中国妻子生活在俄勒冈地区的不同民族中间——有山里人、土著各个不同的部落、西班牙人、俄国人和亚洲人——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是一出爱情悲剧，夹杂着俘获、营救和战争的片段。弗林特试图以现实主义人类学来把握全篇。肖肖尼人的文明似乎处于卢梭式的自然状态，却逐步受到白人的金钱、酒精和腐败道德的致命影响。

今天，詹姆斯·霍尔为人们所关注主要是因为梅尔维尔的《骗子》(The ConfidenceMan， 1857)一书中有关“印第安人问题”的一章，该章语调讽刺，题为“印第安人仇恨的哲学思辨”(The Metaphysics of IndianHating)。“印第安问题”出自霍尔的《西部的历史、生活与习俗》(Sketches of History， Life， and Manners in the West， 1834)里的约翰·莫尔多克(John Moredock)上校的故事。莫尔多克在其家人被杀害之后，成为一名经典的印第安仇恨者——用梅尔维尔的话说，是一名“皮袜子式的复仇者(Leatherstocking Nemesis)”，投身于“一场冷静、深藏不露的计划，进行有策略的、执著的、孤独的复仇”。莫尔多克在文明社会中文雅而又慷慨，在边疆却为强烈的复仇愿望所驱使，这个形象使扩张所带来的个人和民族性格浮出水面，成为整个复仇系列的典型。在霍尔的描述和故事中充斥着令人发指的暴力，复仇占据了他的边疆世界中每个人的内心。他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哈珀的头颅——肯塔基传奇》(The Harpe's Head， A Lengend of Kentucky，1833)，是一个类似的由爱情故事贯穿的(这里是真实的)兄弟俩的故事，他们不知何故成了疯狂的杀手。野蛮主义理论在他对麦肯尼的《北美印第安部落史》的影响中充分表现出来，如果说这种理论是基于土著的野蛮和白人文化的优越之间的明显对立，那么《哈珀的头颅》描绘了暴力沉迷的普遍存在，尤其在民族领袖和头领中间。霍尔写道，从尼姆罗德到黑鹰，“地球上有权有势的人都一直在尽兴地荼毒生灵，割断他们同胞的喉管”。

霍尔除了做律师和法官之外，还是《伊利诺斯公报》(Illinois Gazette，1820—1822)和《伊利诺斯报》(Illinois Intelligencer， 1829—1832)的编辑，他还创建了西部第一份文学杂志《伊利诺斯月刊》(Illinois Monthly Magazine)(后改名《西部月刊》[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他的故事和小品文结成多集出版，题目与编排各异。最初是《西部来信》(Letters from the West， 1828)，试图将西部确立为一个合理的文学题材，同时也回击了欧洲观察家对美国风俗的讥讽。他的作品对边疆生活以及发展中的城市诸如匹兹堡、惠灵和辛辛那提作了真实可信的描述。然而他的最主要主题却正是梅尔维尔所精心挑选与剖析的主题：美国历史和神话中的印第安仇恨的渊源及实践。在《边疆传奇》(Tales of the Border， 1835)的《拓荒者》(The Pioneer)一篇中，主人公对印第安人的复仇愿望——他那“要野蛮人偿还血债的难以遏制的欲望”——只是在他险些杀害被俘的亲妹妹之时，才得以遏制。他的妹妹当时与一个印第安丈夫生活在一起并已生儿育女。在《西部传奇》(Legends of the West， 1832)中收录的《印第安仇恨者》(The IndianHater)描述了一个在商店里瞥见印第安人都会发狂的男人形象：“他的眼睛拼命地转，似乎突然间被蛰得发了疯，浑身上下释放出一种不可理喻的凶光，一种超自然的光，就如同一头匍匐在黑暗的树丛中的黑豹，准备扑向猎物时，眼球所放射出的光芒。”

当梅尔维尔探讨印第安仇恨时，这一主题其实已成为文学思想的一个基本部分。拓殖者和小说家如出一辙，将暴力折射到印第安人身上，他们把野蛮主义逆转到白人自身的霸道上来，以遏制印第安人的野蛮。正如帕克曼在《庞帝亚克的阴谋》一书中所写的：“美国的边疆史充溢着诸多人的故事，这些人在无情的战斧下失去了一切，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复仇。而只要有一个敌对部落存在于美国拓殖定居地的攻击范围之内，这种人就绝不会消失。”印第安痛恨者的复仇在诸如贝内特的《森林玫瑰》、塞缪尔·扬(Samuel Young)的《复仇者汤姆·汉森》(Tom Hanson， the Avenger， 1847)、塞缪尔·B.汉森(Samuel B.Hanson)的《汤姆·奎克——印第安人杀手》(TomQuick， the Indian Slayer， 1851)、詹姆斯·麦克亨利(James McHenry)的历史故事《荒野；或布雷德多克的时代》(The Wilderness；or，Braddock's Times， 1832)以及《林中幽灵》(The Spectre of the Forest，1823)等作品中居于中心地位。詹姆斯·柯克·波尔丁在他的《荷兰人之家》(The Dutchman's Fireside， 1831)中声称印第安仇恨应成为民族文学的一部分；他的《啊，西部》(Western Ho!1832)取材于弗林特的著作，其中的猎人安布罗斯·布什费尔德(Ambrose Bushfield)是一位布恩式的独行者，他的经历使他对印第安人的印象极具代表性：“(拓荒者)在田野上耕作时，他们每天从土壤中翻上来的都是与他们自己同样血统、同样肤色的人们的白骨。他们曾被这些野蛮人——这些比猛虎还要凶残一万倍，与负鼠一般狡诈的野蛮人——剥去头皮，受酷刑，遭鞭笞，忍饥挨饿。”布什费尔德的哀叹不过是逆转了美国土著的更加普遍而且更为确切的断定，即欧裔美国人掘起的是印第安祖先神圣的遗骨和遗物。

有关印第安仇恨的最著名的小说无疑当推罗伯特·蒙哥马利·伯德(Robert Montgomery Bird， 1806—1854)的作品。伯德最初学医，在转向小说创作之前曾写过几部历史剧。他的长篇作品有《异教徒；或墨西哥的衰亡》(The Infidel；or， the Fall of Mexico， 1835)以及革命爱情故事《鹰谷雄鹰》(The Hawks of HawkHollow， 1835)。但真正在西方神话中建立血腥的印第安仇恨者形象的是《丛林中的尼克；或，吉尔奈诺塞》(Nick of the Woods；or， the Jibbenainosay， 1837)。该小说次年由路易莎·梅迪纳(Louisa Medina)改编为剧本。伯德在小说中抨击了那些将印第安人视做高贵人物的“诗人和感伤主义者的梦幻”，以布恩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具有两重性格的人物——杀手纳森(Nathan Slaughter)，他是一位贵格派教徒，在全家均遭杀害之后，过起了两重生活，既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又是杀戮印第安人的杀手。他的报复之心无以平息。正如他自己曾被剥去头皮，他也剥去他的俘虏的头皮，将他们伤害致残。在其他拓荒者眼中，尼克是个疯子，他的报复确实使他愈加疯狂：

他手上拿着一叠头皮，还有一张挂在腰带上，仍散发着呛鼻的血腥味。他的魏农伽(Wenonga)战斧上的血迹一直延伸到斧柄上，握着斧柄的手也一样满是血污。这一切，还不足以作为他的变化的明证。他的变化，更加分明地写在他的面容、仪态和表情上。他的眼睛由于极度兴奋而熠熠发光，狂喜中夹杂着怒火；他的脚步凶猛、敏捷、坚定而富有弹性，犹如一名武士随着战舞的节拍跳跃。

杀手纳森的疯狂，与布什费尔德把印第安人的伤痛作心理反转一样，表明白种人潜在的愧疚可以通过对复仇的颂扬流露出来。这种矛盾的情感失衡来自一种征服的意识形态，其中蕴藏着对被毁灭者的强烈认同。由于印第安仇恨文学是倒转过程的极端情形，在这个过程中白种作家们将他们所认为的敌人的诸多特征，无论是英勇的还是野蛮的，全都加以置换，所以主人公往往陷入自我反省的野蛮主义理论中。

到19世纪中叶，当帕克曼的影响深远的《庞蒂亚克的阴谋》出版时，对印第安人的仇恨与对印第安英雄的颂扬已经融合在一起。世纪中期德克萨斯和墨西哥领土的并入扩展了官方认可的疆界，加速了迁徙，也增加了与西部诸多部落的战事。建立大平原印第安部落保护区的提议可上溯到1849年，即在新的内务部(下设印第安署)成立之后。1850年，印第安事务官员奥兰多·布朗(Orlando Brown)建议推行“集中”政策——为每个部落建立一个保护区，“在这有限的范围与明确界限区内从事农业活动；除少数例外情况，所有的人都必须强制留在区内，直到他们总的发展与良好品行使这种限制已不再有必要为止。”究竟这种发展与良好品行所指为何种内容从来都含混不清。由于公路和铁路的快速建设以及在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和其他内陆地区发现了重要矿藏，白种人的农业边疆迅速推进，拓殖者大批涌进这些地区。而那些边疆拓荒者对于联邦政府和部落首领们所达成的一纸协议毫无尊重。保留区的建立，及其在土著文化与文学延续至20世纪的作用，其实是迁徙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东部部落的悲剧在大平原和落基山以西的重演。

到19世纪50年代，欧裔美国人对土著的文化影响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从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和神学著作中，也许更为便捷的是，从现在已不大为人所知但却展现了原始的思想融入大众文化过程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将过去强扭至现在，将神话起源的表象移植为当今变化无常的话题的，有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可以概括内战前十年美国印第安人在白种人心目中的地位。在《霍普山；或，菲利普：万帕诺亚王》(Mount Hope；or， Philip， King or the Wampanoags， 1850)中，吉迪恩·霍利斯特(Gideon Hollister)意欲追溯早期殖民时“那些业已消失，至今已难觅蛛丝马迹的灭绝战争”，描述那些历史人物，那些如今“几乎与诗人的故事或早期神话创作一样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菲利普被比做凯撒及汉尼拔，但更为显著的是——作为具有鲜明的两重性的人物——他更似雄鹰翱翔，“直到被文明的强大光环所笼罩，他想在天上遮挡这光芒，却是徒劳”。霍利斯特的雄浑诗体中无处不显示出清楚的命运观念。这到该世纪中期已成为将土著并入民族思想意识的新的力量。无独有偶，M.C.霍奇(M.C.Hodge)在《梅斯蒂索混血儿；或征途及其事件》(The Mestico；or， the Warpath and Its Incidents， 1850)中，以1836年的克里克战争为背景，探讨了美国土著的融合、混血生育、迁徙及其内涵。非常典型的，霍奇发现印第安人的原始状态高贵而浪漫，并且认为他们不好的方面被夸大了而且被白种人夸大为“一种骇人的支配力量”。当“虚荣的愿望”因接触或异族婚生而“植入父亲或母亲的血统”时，印第安人变得醉醺醺，卑鄙又贪婪。典型的土著人袭击、俘虏白人女主人公的情节剧表明“爱情与诗赋予印第安人物魅力，而不争的事实并非为之增色，相反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移民涌入克里克人的领地不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同女主人公的得救及随之而来的婚姻一样象征着大地重归丰产与宁静：“在(克里克人的)耕作下荒芜了的肥沃土地如今在白种人的劳作下欣欣向荣。”霍利斯特的《霍普山》、霍奇的《梅斯蒂索混血儿》这类不太重要且已被遗忘的小说，都大致包含了多重主题，即印第安迁徙是欧裔美国文学的源头，而欧裔美国文学反过来又影响了印第安迁徙。

这些小说与该世纪中期斯库克拉夫特、卡特琳以及其他作家大量著述的流行人种学材料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些作品往往都反映了对征服和欧裔美国人扩张的固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几乎每一篇叙述西部开发与发展的作品都具有。墨西哥战争、淘金热以及美国大沙漠理论的逐步被推翻，使得白种人拓殖的范围更为广阔，使得将土著美国人迁徙至密西西比河以西以保护他们并停息边界战争的苍白论调愈加没有说服力。19世纪50年代以前的历史文件与小说针对美国印第安人所持有的愈益复杂、但在意识形态上又模式化的观点，证实了心理上诗意的形象战胜了更为令人不安的、常常是残酷的现实，也证实了将危险的帝国思想埋藏在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的话语形式中的需要。

3 蓄奴制文学与非裔美国人文化

在著名的废奴主义杂志《解放者》(Liberator)创刊一周年之际，创办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祈求那正以雷霆之势撼击着世界各地的城堡和监狱大门的“自由精神”。他没有大肆颂扬自1776年从美国燃起至19世纪30年代早期以燎原之势蔓延至欧洲诸国的民主革命之火。相反，他详述了美国独立革命中明显的失败——蓄奴制问题。自由战胜其敌手后，加里森质问道：“它的复仇难道不可怕吗？”只有当美国那群愚昧残忍、高傲无情、胆大包天的剥削者“及时幡然醒悟”后，他们才能避免外国暴君和贵族那样的命运。但19世纪30年代美国上下不太可能有这种“幡然醒悟”的意识，因而加里森提出了一种悖论：为了不和南方一起卷入镇压奴隶造反的运动，北方必须瓦解联邦。然而，一旦联邦瓦解，“南方和联邦的联系将断裂”，加里森也预言：“圣多明哥起义的场面将在其全境之内历历可见。”

毫无疑问，加里森想到了去年由奈特·特纳(Nat Turner)在弗吉尼亚州南安普顿领导的奴隶起义。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起义，令南方一片恐慌，唯恐18世纪末在(海地)圣多明哥爆发的大规模奴隶民主叛乱的历史会重演；同时这次起义也很快成为废奴主义和亲蓄奴制情绪的试金石。但加里森很可能也想到了废奴运动者黑人戴维·沃克(David Walker)写于1828年的满怀激情的宣传册《向全世界有色公民呼吁……》(Appeal…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有些人认为这本小册子对特纳的起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沃克和同时代许多其他作家一样援引了蓄奴制问题的核心——美国民主制的最主要的悖论：

地球上的人，无论国家年代，全都一般无二。人是一种特别的生灵——他有着类似上帝的形象，虽然面对地球上的艰难困境他不得不低头，但塑造这一生灵的精神和情感却永远不会从胸臆中消失殆尽，因为上帝造人时，除了模仿自己的形象外，还将这种精神和情感注入他的心中；它是无法驱除的。白人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们知道自己给了我们很多伤害，害怕我们会复仇，因为我们是人，并非野兽。灾难会落在他们身上。因此，那种透骨的恐惧，贪婪的本性，和自诩为主人的标榜与生俱来，使他们立定决心，尽其所能，用尽其时，置我们于蒙昧，弃我们于惨地，而这种时代永无止境。

身为和平主义者，加里森惧怕轰轰烈烈的奴隶叛乱，他并不支持彻底“反叛南方人”，而更为激进的沃克则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可使蓄奴制延及下代、使种族主义残存更久的压迫机制。加里森预言将有“双重背叛”，即南方将背叛美国政府，奴隶将背叛奴隶主，这令两位作者激动的预言至少也实现了些许。非裔美国人并没有像圣多明哥的奴隶一样大规模地反抗奴隶主，他们的反抗多少只是零零星星。他们的人生历程中充满了小规模的反抗、逃跑、慷慨激昂的自由宣言以及富于反抗的民间故事和宗教歌曲。除此之外，许多黑人参加了反对南方蓄奴制的废奴运动，并在内战中加入北方联邦军队。最后，南方起来反抗联邦，而内战被正式称为“叛乱战争”。然而，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晰地表明南方和北方曾在保持新国家政治完整的名义下紧密联盟以维持不公的蓄奴制的存在。1844年，加里森提到了联邦的代价。他宣称美国废奴主义协会的政策为“不要有蓄奴主的联邦”，宣称“残酷压迫奴隶的联邦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我们”及“他们的枷锁锁住了我们的手脚”。

加里森呼吁瓦解联邦，但大多数美国作家和政客却都急切地寻求着维持联邦之道。他虽迥异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其非暴力主张却富有象征意味，表明许多美国白人反对蓄奴制的心意并不坚决，因为蓄奴制似乎受到了国父们的祝福和宪法的庇佑，而且在法律的保护下，这份祝福和庇佑增强和掩盖了更不易察觉的种族主义。和其他问题一样，新一代包括自由的黑人和重获自由的奴隶们对革命意义和革命英雄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戴维·沃克要求采取顽强激烈的行动解除束缚，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尽管有着身为奴隶的惨痛经历，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拥护采取暴力行为，更有甚者，在那时他仍保持着部分传统美国独立革命时的理想主义。在许多事例中，革命本身成为改革动力中的保守因子。就蓄奴制而言，制度的捍卫者们并没有将潜在的奴隶叛乱和美国独立革命中自由的成就等同起来，相反，他们将其和属于法国革命的肆无忌惮、疯狂错乱、原始荒蛮这种种力量联系起来。革命后代在定义和过去的联系时，囊括了股股互为冲突的动力和矛盾，此一阶段的文学也以此为标志。正如内战前的政治和社会文献中包含有一些最伟大、最富想象力的作品，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文学作品中也充满了直接对立的社会和政治矛盾——最突出的就是非裔美国奴隶的问题，其中产生了充斥着紧张冲突与含糊观念的国家意识形态。

评论常称，19世纪中叶美国古典文学有“文艺复兴”之遗风，此风(起于19世纪30年代，贯穿南北战争)兴起时，开国元勋的权威受到质疑，蓄奴制问题迫使人们回归到革命时期兄弟不和的局面上。南北战争恢复了联邦，因此可看出其本质上是保守而复古念旧的，正如独立战争作为一场革命而并非叛乱，在后代看来像是一种向自由的回归。这种自由的精神在1776年受到压制，美国殖民历史早期就出现了背离。其时正值哥伦布航海后不久，非洲奴隶被当做货物卖到美洲。确实，从17世纪到19世纪，自由的理想和蓄奴制是同时在美国兴起的。尤其在弗吉尼亚，蓄奴制使得自由的白人社会更加南北一体，使得税收、财产和代表权的共和观点蓬勃发展。这样弗吉尼亚人就被带入了新英格兰的政治传统之中。纳撒尼尔·霍桑在一篇题为《略议战争》(Chiefly About War Matters)的散文中数次谈到蓄奴制问题。他指出，自从“五月花”这一“冥冥中注定的母体”首航将“一批朝圣者带上普利茅斯海岸”，第二次又将“奴隶散播在南部的土壤之上”以后，“清教徒的子女”和弗吉尼亚的非洲人之间就一直有一种奇特的关系。美国在其从殖民地到成为独立国家的300年历程中，其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一直与免费劳动力以及成百万非洲奴隶的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

独立战争时期美国殖民者奴役黑人的激烈言辞使得自由和蓄奴制的联系愈加复杂。《独立宣言》中有一句著名的不曾公开的话声讨了乔治三世：他实行奴隶贸易，“触犯了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且，他在美国奴隶中煽动叛乱，“驱使奴隶屠杀生命，对一民族犯罪，借此抵消从前侵犯奴隶自由所犯的罪孽”。宣传革命的小册子经常将美国人定位为国王和议会的奴隶，时不时地表明蓄奴制只是一种更富渗透力的政治压迫的极端形式。独立战争后，废奴的举措在人权、支柱经济、对叛乱和异族通婚的惧怕以及先辈的遗产继承等诸多问题上屡屡受挫，殖民者和奴隶之间暂时的认同也就分崩离析了。然而两相对比，那种莫大的嘲讽仍丝毫未减。1836年，由查尔斯·鲍尔(Charles Ball)口述埃塞克·费谢(Isaac Fisher)执笔的故事《美国蓄奴制：黑人查尔斯·鲍尔的生活和历险记》(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A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harls Ball， a Black Man)立足于一个更为重要的视角，即美国对奴隶的暴政。在文章中他用犀利的眼光捕捉了从前奴隶的生活。

种植园内的专制比罗马帝王的统治更不可擅改，更不可抗拒。罗马帝王失去支持之后，叛乱和个人暴动结束其权力，但不会带来任何惩罚。然而种植园统治者的专制却是无所不用其极。在其苛政之下，无避难之处，种植园就是他的帝国，劳工就是他的臣民，而且叛乱和暴力不仅没有削减权力，反而招致不可避免的可怕惩罚。

一些最富影响力的开国元勋们——其中有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都曾蓄养奴隶，这一事实从根本上加深了美国蓄奴制的双重性，最终招致了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在他的伟大演讲“内布拉斯加问题”(The Nebraska Question)中提出的双刃讽刺。“弗吉尼亚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是奴隶，”帕克写道，“而奴隶由‘古老大地上最好的血液养肥’；‘总统之母’也是美国伟大的奴隶豢养者。自从她不再从非洲进口奴隶后，奴隶们脸色越来越苍白。这是因为气候的影响——也是民主制度所致。”

帕克抨击国内奴隶买卖，抨击异族通婚，抨击充满讥讽的弗吉尼亚革命遗产，将种种矛盾一一凸显。到19世纪50年代矛盾激化成为政治危机，亲蓄奴制和废奴主义情绪愈演愈烈，都固执己见：1850年的《妥协法案》(对许多北方人来说是蓄奴制南方的胜利)和蓄奴制蔓延至西部领土的争论标志了联邦的深层危机；这一危机在革命时代未尽完美的规划中隐晦不明，而国势扩张之后才变得清晰。19世纪20年代掀起的爱国主义热情在19世纪30年代席卷全国，民主使命感和“命定扩张说”在美国盛行，美国人相信，即使征服不了整个北半球，老天也赋予自己的国家去征服美洲大陆领土的使命。但新征服的领土是否容许蓄奴制的延伸，何种代价下联邦可以维持，仍要拭目以待。1832年在庆祝华盛顿的百年诞辰之时，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提醒听众们最重要的莫过于“联邦的完整”，并警告人们“国家分裂和国土分割”会“不仅扫荡尽我们的财产，而且夺走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无法重拾财产，或争取新财产”。次年，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学家莉迪亚·玛丽亚·查尔德(Lydia Maria Child)却发表了不同观点。她在《支持非裔美国人阶层的请求》(An Appeal in Favor of that Class of Americans Called Africans)中说，华盛顿告别宣言中建议维护联邦，但他的话不再“对国民的心灵和良知有着特别的魔力”。当时，墨西哥阻止了美国兼并德克萨斯。她虽对此庆幸不已，但仍然担心南方脱离联邦的威胁已经减弱了公众对联邦的尊敬，所有阻止蓄奴制蔓延的努力终将归于无效。1845年德克萨斯的兼并以及随后1848年战争中墨西哥领土的割让使联邦分裂的威胁愈发巨大。

然而，和北方一样，南方也声称其权益由独立革命的遗产所赐予。美国人的使命感使墨西哥战争变得正当堂皇；他们自诩正是1776年的独立战争点燃了欧洲当代民主革命的烈火；在蓄奴制问题上，他们更是怀着爱国之情调和妥协，加以捍卫，有时甚至采取暴烈的激进手段。1862年纪念华盛顿诞辰时，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在他的南部邦联总统就职演说上攻击北方背离了国父们所授予的权利和原则，并呼吁神道指引南方在没有联邦的情况下寻求维护自由。他的演说突出了那个日子的特别意义。“为了在庄严文书上写下的共同目标，主权各州自愿结为联邦，革命先辈们为此制定了一套制度。但那些只感受权力欲望而忘记责任义务的人却曲解了这一切。他们决心尊重的不是法律而是自己的意愿。为了表现我们称得上革命爱国人士赋予的遗产，”戴维斯总结道，“南方必须具有英勇的献身精神”，“在严格的考验中磨炼，让爱国精神得到锻炼。”

美国人对自己肩负神圣使命的信仰使得废奴主义思想得以大行其道，但同样也大开方便之门，让人们效忠于以维护并扩大蓄奴权利为基础的联邦。革命传统和蓄奴制之间漫溢的火药味使得战前几乎各种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矛盾冲撞不歇，事实上就常给政治和文学提供了两相邂逅的平台。例如，纳撒尼尔·霍桑在替其大学校友富兰克林·皮尔斯竞选总统所写的传记中为皮尔斯有一个著名的革命父亲称道不已，并将其在墨西哥战争中的光辉履历大书特书，这样一来，“切中皮尔斯心中所藏的祖先根脉”，把他和光辉的过去联系了起来。从初扎根美洲的一片蛮荒到革命爆发，在将近两百年的传奇历程中，在老天庇佑之下，这片土地成为了一个国家，如果“把宪法撕成一片片，把国家分成一块块”，皮尔斯明白“蓄奴制也就无以为继”。因此，他支持1850年的《妥协法案》。霍桑的《富兰克林·皮尔斯传》(Life of Franklin Pierce)把联邦和蓄奴制以及敏感政治和国土扩张紧密相连，正如皮尔斯自己在1853年华盛顿陵墓近旁发表就职演说时，祈求“先父们”在冥冥中予以指引，并呼吁保护蓄奴制，将古巴列入自己的版图之内。

美国独立革命及其遗产引发了亲蓄奴制和废奴主义的强烈情绪，也激起了分裂国家更分裂各派党众的政治冲突。社会学和政论文章与亲奴和废奴文学盘根错节，有时两种对立的文学相互提供灵感，如极端主义者想象狂热的废奴分子的种种阴谋或者想象奴隶队伍的反抗斗争。尽管这些阴谋纯属想象，但其影响力毫无削弱。它们拨去疑团，回答了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美国民主是否公正这一最深刻的问题。

1861年，废奴主义者托马斯·温特华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奈特·特纳的起义在南方成为“恐怖的记忆，疯狂报应的标志”。虽然和拉美及加勒比海许多更大规模的起义相比这次叛乱声势并不浩大(大约60名白人被杀，但随后的报复却使两倍多的黑人，包括叛乱分子被杀)，但它令人生惧，害怕海地革命的恐怖之风会吹到美国。18世纪90年代，惊恐万状的种植园主们四处逃难。之后，人们在辩论中常常讨论圣多明哥是否可能再次爆发奴隶和自由黑人起义。到最后，它成为文学作品中处理起义的中心地区，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本尼托·塞瑞诺》(Benito Cereno)和马丁·德莱尼(Martin Delany)的《布莱克》(Blake)。它促使法国在新世界的权力寿终正寝，又促成政府购买了路易斯安娜州，转而引发了蓄奴制领土扩张这一当时的中心问题。因此，圣多明哥像一面棱镜，折射出蓄奴制问题的方方面面，就像特纳的起义一样，这两者的联系无法割裂。

继特纳在南安普顿起义之后，弗吉尼亚州众议院展开了历史上就奴隶解放问题的最严肃的辩论。在废奴可能性的辩论中，众议员们就蓄奴制生根以来在美国国土上的地位展开攻讦，双方人数几乎持平。相当一部分人说血腥的特纳叛乱表明必须把这种“特别制度”拆除，以化解更大规模叛乱的凶兆。但与此同时，亲蓄奴制一方说，解放奴隶的举措既不会平静地吸纳重获自由的奴隶，也无法将奴隶简简单单地疏散到北方或送出美国边境。相反，他们担心解放后犯罪会十分普遍，政治经济无法独立，甚至会引爆种族战争。更有甚者，解放奴隶会令许多南方人的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废奴案立法只能无功而返，而那时正好碰上国家经济在萧条后复苏，南方棉花种植业飞速发展。从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棉花王国延伸到南部深处(产量增长十倍，每年最高产量可达将近500万包。到内战爆发时，占世界棉花产量的四分之三)，保证了蓄奴制的复兴和扩张。贵族大种植园主、边境小拓荒者和北方制造商都从多元市场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多多，因而赞同解放奴隶的情绪便淹没其间，弱不可闻了。

在这种环境下，将奈特·特纳的起义视为狂热分子极端的个别案例而不是对自由的合法的(也是不成功的)追求，就是亲奴一派采用的必需战略。在奴隶主们小心运用的权力之下，那股黑色的反叛势力有所遏制，然而，特纳受审、处死，由律师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抄录下来的《自白书》(Confessions)意味深长，这一切在公众中成为焦点，那股黑潮又暗暗涌动。特纳的《自白书》以条文格式用半自传体、半法院文书体进行叙述，对起义和自由的观点多有隐晦，含糊其辞。在记录特纳的文字中，重点在于特纳自视为救世主，预见到来日的大灾。而格雷编辑后的评论则侧重于特纳“精神错乱”和他“穷凶极恶的举止”和“可怕的阴谋”。特纳有条不紊、冷血无情地策划并发动起义。格雷将特纳描述为一个“阴郁的疯子”，“心灵一片黑暗，极度紧张昏乱，自我迷失其中”。这样格雷辩称主子和奴隶之间关系通常良善而稳妥，而特纳的起义则被贬为绝无仅有的例外。然而，因为《自白书》中包含了南方蓄奴情况中的中心悖论——这一制度是慈爱的家长式管理方式，但稍稍放松警惕，血腥叛乱就会怦然而发——所以《自白书》既敲响了警报，又隐瞒了特纳起义的正义之处。虽然格雷的文本将特纳定位为革命长河中的反面典型，说他异想天开、诡计多端，但毫无疑问的是，特纳并未祸乱法纪，他深具眼光、颇有远见。若仔细阅读《自白书》，便可发现在废奴主义的辩论方，特纳的话语激起一片响应，要求起义之声不断。尽管格雷用法律条文的框框去编纂，在黑人历史上特纳还是很快成为英雄人物，其言词感染力大大增强，在非裔美国人宗教习俗和革命思想传统之间建立起了至为重要的联系。即使在蓄奴盛行的南方，这一点仍未有改变，在其他地方更是根深蒂固。从哈里叶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女奴生活纪事》(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中描绘特纳起义的后果中即可见一斑。特纳被捕之后，弗吉尼亚的蓄奴主们心中的焦虑减少了些。接着，雅各布斯写道：

奴隶们哀求，给他们特许在自己的小教堂里再度聚会。教堂在树林里，由黑人所建，四周是同胞的墓地。他们最快乐的莫过于在那里聚会，一起唱赞诗，一起做祈祷，吐露心声。但要求被拒绝，教堂被拆毁，他们被允许走进白人的教堂，大厅的一部分拨为专用……蓄奴主们得出结论，对奴隶进行相当的宗教训导，他们就不会弑主。这个法子不错。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南方的观点越来越强硬，控制了全局。威廉和玛丽学院的政治法律教授(后为校长)托马斯·R.迪尤(Thomas R.Dew)用精确的笔触对此加以描述。教授在描写奴隶解放面临重大危险时同样也引用了典型的革命狂热分子的形象。迪尤写于1832年的经典文章“废除黑奴制”(Abolition of Negro Slavery)(后扩写成《论1831—1832年弗吉尼亚立法辩论》[Reviewof the Debate in the Virginia Legislature of 18312])中援引了特纳起义的例子。文章既反对释放奴隶，又反对对非洲或其他国家重获自由的奴隶再实施殖民主义。迪尤引用了海地的例子，把有可能获得自由的奴隶比做不会使用自由的怪物弗兰肯斯坦。他对将美国奴隶起义的原因与波兰和法国目前革命之间的类比嗤之以鼻。他说废奴主义者的宣传“破坏了财产权和社会秩序及稳定”，解放的黑人将成为“弑上作乱的罪人而不是爱国者”。迪尤这样说，“革命的权利”对那些“完全不适合自由和自制政府”的人根本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肯定会给以前施恩从善的人们带来“无情的大屠杀”。如果奴隶获得自由，“不仅仅是南安普顿发生的悲惨故事将抹黑历史的书页，使温柔的母亲把孩子紧紧贴在胸前，万分恐惧，落泪不止，还会有其他更可怕的事件令我们胆战心惊。在那些地区，优雅生活已经乍亮于天际，但转而又沉入黑暗之中，周身满是恐惧。”迪尤和加里森一样，他为30年后南方辩论的最极端形式作了定义。他所描绘的野蛮景象表明了亲蓄奴制和后来种族主义思想的中心特征：黑人不是婴儿就是野兽，一旦自由便不知如何是好，如果让他们自由，他们就会发泄兽性，无恶不作；由此，蓄奴制得以堂而皇之，大行其道。

对黑人和黑色的恐惧和厌憎原本藏匿于种植园神话之下。到了战后时期，在种族主义文论和小说中很快就显山露水。北方在哥特式小说中采用诸般文学手法揭露了奴隶的苦难，但战前的暗流表明这些文学手法相反也流露出对种族混杂的焦虑。往往，与其说这些文学手法揭露了腐败的种族制度，不如说表现了有利可图的劳工制度的合理化过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由威廉·J.格雷森(William J.Grayson)撰写的长篇教诲诗《雇佣工和奴隶》(The Hireling and the Slave)，公众视之为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最著名的回答之一。诗中表明美国奴隶不再受非洲迷信和原始生活的黑暗统治，这一论据在战前数十年亲蓄奴制的辩论中用得越来越普遍。

和故乡相比，新家里，

黑人的命运无论怎样更受神庇!

没有虚伪相欺，没有迷信魔力相吓，

没有诲淫的仪式散播败坏的道义；

盲从比死亡更可气，

而牺牲的热血让人们走出它的奴役；

奴隶殉葬死去的主人，

这一野蛮规则不再可觅；

无数年来，整个民族沉沦在懒惰和谬误里，

但光亮终于显现——

天上的光亮：圣洁的教义，

照亮了刚果淳朴孩子的心灵。

将非洲人幼儿化(“淳朴的孩子”)和魔鬼化(“人类祭祀”)之间的矛盾是亲蓄奴制许多理论的特色。格雷森将哈里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描绘成一位文学拾荒者，说她：

芜杂废气悉入臆，

道途纷说诚不弃；

囹圄风云怒火集，

糟粕劳苦换做金。

这番话恰如其分地把斯托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小说家分成一类，像许多南方同行一样，格雷森抨击的主旨在于说明英国和美国北方的工薪劳动比蓄奴制更为邪恶：

在这里劳众不会结党生事，

没有罢工令我们害怕，没有非法暴动令我们恐惧……

投身有用之地，奉献他们的人生，

不受煽动去犯罪，

劳作有了保障，和平生活没了诅咒。

不为三餐所迫，

不为纷争所苦，

奴隶逃脱了贫穷的灾难。

作为记者兼议员，格雷森还在《库尔提乌斯的信件》(Letters of Curtius)中为蓄奴制辩护。但他又在《致总督西布鲁克的信件》(Letter to Governor Seabrook， 1850)中反对分裂联邦，认为分裂会引起经济灾难且只会加速点燃废奴的导火线。

南方文学文化风格独具，其中孕育的政治社会理论在多方面成为南方亲奴制的最重要文学记载，格雷森在自己的思想和诗歌中即用这一理论表明了他的观点。最富盛名的国会演说家亨利·克莱(Henry Clay)、罗伯特·海恩(Robert Hayne)和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雄辩滔滔，慷慨陈词，纷纷论证蓄奴制是一种良善的劳工制度、公正的社会体系。卡尔霍恩无论在出任国防部长、副总统、参议员种种要职期间，还是在私下完成的州对联邦法令拒绝执行的声明摘要《南卡罗莱纳的宣言和抗议》(South Carolina Exposition and Protest， 1828)中，或是在其遗著《政府专论及论宪法和美国政府》(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 and Discussion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均特地站在一个强国权益的立场进行论述，提出不同方法去捍卫南方少数人的根本利益，防止大多数人诉诸暴力，以确保蓄奴制得以延伸到新获得的领土。卡尔霍恩自始至终认为，自由和秩序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这正是亲奴制思想在文学和政治世界中的典型反映。自由，正如卡尔霍恩所理解的，只有在悉心规划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井然有序，才会意识到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适合享有自由。“秩序将自由世界扩大到社会环境所容许的最大范畴，并加以保护。”在卡尔霍恩看来，废奴主义观点逼迫政府越权行事，因而非法扩大了联邦职能，“将自由加在危险之上，自由就变成危险。”对卡尔霍恩和南北方的许多白人同胞而言，蓄奴制并没有对抗自由，相反它支持着自由。

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从南方的政府文献中可以找到阐述清晰的亲奴制理论。州对联邦法令拒绝执行的危机过后不久，卡尔霍恩的著作和迪尤的“废除黑奴制”标志着又一次文学浪潮的起点，最终浪潮的顶峰推出了两本重要的论文集《亲奴制论证》(The ProSlavery Argument)(1852)和《棉花是国王和亲奴制论述》(Cotton is King and ProSlavery Arguments)(由E.N.艾略特[E.N.Elliot]编纂[1860])。这些文集证明了捍卫蓄奴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艾略特的文集冠以《棉花是国王》(1855)的题目，辛辛那提记者戴维·克里斯蒂(David Christy)在此书中说，美国南北双方以及欧洲的市场和劳动力由棉花国王联系在一起；他还说尽管蓄奴制有种种邪恶，但若让废奴“术士们”破坏蓄奴制，社会成效只会微乎其微，原先成果则大大流失：“棉花国王是个深邃的政治家，他知道采用何种方法能最好地维持他的统治。他是个敏锐的精神心理学家，熟知人类行为的秘密源泉，能精确地感知谁能最好地实现他的目的。”克里斯蒂的话极好地勾勒出亲奴论点的优势所在，效果之大令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即使在内战的大部分时期，对解放奴隶也始终心存疑虑。

和废奴主义的论述一样，亲奴制中最复杂的内容是以经济和政治为特征的。在乔治·费兹修(George Fitzhugh)、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休·斯维顿·理格尔(Hugh Swinton Legare)和詹姆斯·D.B.德伯(James D.B.De Bow)等人主办的大量的南方期刊文学中均提出此种论述。但是最有煽动性的宣言引用的却是广为普及的《圣经》真理和颇有争议的科学理论。援引《圣经》苦心捍卫蓄奴制的言辞主要来源于三点：黑人先祖为海姆之子迦南，其父曾诅咒他“沦为兄弟们的奴隶”；摩西律法认可蓄奴制；新约中保罗命令佣人服从主人。再者耶稣自己也没有说过任何谴责蓄奴制的言语。许多人说《圣经》宽恕了蓄奴制，并未有任何命令禁止蓄奴制，正如弗吉尼亚州的浸信会牧师桑顿·斯特林福娄(Thornton Stringfellow)(1788—1869)在著作《赞成蓄奴制的圣经和统计观点》(Scripturaland Statistical Views in Favor of Slavery， 1856)和《蓄奴制：起源，本质和历史》(Slavery：Its Origin， Nature and History， 1860)中说，南方用蓄奴制保护黑人种族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圣经》中无数段落都可以就这一话题加以论证。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圣经佐证蓄奴制之概览》(A Brief Examination of Scripture Testimony on the Institution of Slavery)(1841，重印于1850)后来收录在艾略特的《棉花是国王》一书中。书中补充进的人道主义论点认为，蓄奴制在整个历史中常常将战俘从死亡手中拯救回来：

非洲自有史以来也同样如此。蓄奴制从刀剑下拯救的生命，加上他们的后代，比现在地球上居住的所有人还要多。这一事实毫不夸张。

那些人被征服之后，臣服于奴隶主。他们在亚伯拉罕、约伯和家长制的年代里天不怕地不怕，却服从上帝的旨意，容忍这些人去购买他们，并把他们留在家里使唤。

征服史自始至终离不开蓄奴制人道主义的做法，它和《圣经》上护卫蓄奴制的话语同样深入人心。斯特林福娄把两者联系起来，使它成为世界伟大文明的基石。

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蓄奴制科学论据常常更为缜密，但科学同样也依赖于植根在种族主义中的种种信念。欧洲作家约瑟夫·亚瑟·德·高比纽(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撰写的《种族的道德和智力多样性》(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Diversity of Race)(1856年在美国出版)将这犯了众怒的科学理论推向了高潮。早些年，阿拉巴马内科医生约西亚·诺特(Josiah Nott)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有两部颇有影响的人种科学著作《亚美利加头颅学》(Crania Americana)(1839)和《埃及头颅学》(Crania Aegyptiaca， 1844)，均依据头骨和身体大小等生理差异划分了设想的各种智力水平，但书中本身推出的结论却证明他们并不是公然的种族主义护卫者。诺特依据两本书的人种科学理论，相应地提出了多元发生理论：人类种族不同，起源则不同，因而必定趋向不同的发展定律，再适用于不同伦理和政治规则。在与埃及学家乔治·R.格里顿(George R.Gildden)合写的巨著《人类类型》(Types of Mankind)和如《白人和黑人种族博物学两讲》(Two Lecture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Caucasian and Negro Race)(1844)等其他著作中，诺特大量引用了《圣经》、考古学、统计学、人种学证据来论证黑人是自鸿蒙时上帝创造的独立人种。他又加上了一个古老的论据(这种观点在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中时有流露，并由种族主义分子时时复活，直至20世纪)，然后总结说，在自然等级制度中，黑人排在白种人和猿类之间，黑人身怀兽性的普遍理论可以进行科学的论证：

对解剖学家来说，布须曼人或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异比狼、狗和鬣狗之间骨骼的区别还要大，三者被划分为不同的物种……如今各种族之间深刻、激烈而永恒的差异会不会由气候或其他原因引起？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当仁不让地表示要么同样的变化已经发生，要么近似人类的变化正在进行之中……

将黑人的历史(虽说不太完美)追溯到4000年前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时黑人已经拥有现在他所有的全部身体特征。我们大有理由相信那时的黑人和现在的黑人在道德和智力水平上已完全相同……哪位头脑理智的人会相信黑人和印第安人一直是环境的牺牲品呢？谁也不会。大自然给予他们低人一等的构造，地球上所有的力量都无法令他们脱胎换骨。

尽管圣多明哥的文明目前仍不是尽善尽美，但如果你把那儿的白人抽走，他们立即会沦为野兽。

《人类类型》这部巨著中摘有一篇由路易斯·阿加西(Louis Agassiz)写的文章。他是哈佛著名动物学家，于1846年移民到美国。这本书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卖出3500册，到1817年已经再版了十次。就像对美洲土著人、拉美人、波利尼西亚人进行的研究一样，诺特、格里顿和其他人种学家也对黑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从多元发生理论中推断出一种信仰，即相信低人一等的种族会渐走下坡路，而英美人则成功地传播教义。从19世纪20年代到内战过后，在许多书籍和卷帙浩繁的南北方期刊杂志中，既有亲蓄奴制论点和评论对美洲印第安部落没落的评说，也有从词源上对人类起源进行的探索，还有对埃及手工品、印第安图画和非洲、南海部落行踪进行的追寻——甚至偶尔在想象奇幻的狂文中(如埃德加·爱伦·坡的《南塔基特岛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1838])这几点也结合在了一起。

诺特对海地人野蛮心性的特征描述呼应了人们对美国奴隶革命和随后的奴隶独立普遍持有的相当矛盾的观点。他认为异族通婚制造了“混血”人种，这也和许多人认为种族混杂会降低白种人的身份甚至最终可能灭绝白种人的看法不谋而合。从战前一直到下一世纪，种族主义的生理论坛始终将异族通婚作为中心话题。纽约内科医生约翰·H.凡·艾佛里(John H.Van Evrie)在《黑人和黑奴制》(Negroes and Negro“Slavery”， 1861)一书中最有力地驳斥了异族通婚会提高黑人种族而并不会损害白人的理论。他指出蓄奴制中的异族通婚已经“令人类繁衍的本能走上了可怕的邪路”，而废奴只会使其愈演愈烈。由于无法确定南方或整个国家是否能“从和黑人血液混合的肮脏而可怕的传染中恢复元气”，凡·艾佛里攻击北方人说他们多愁善感，迷恋黑人混血儿，同时他又不胜感伤，批评北方丝毫不管陷入贫穷或变成妓女的白人妇女。反抗异族通婚支持者林肯而进行的残酷论战得到了凡·艾佛里的响应，他预言说白人不久就会经历一场大浩劫。他的大部分文章是写给北方读者的，因而在攻击欧美白人中所存在的贵族化的阶级差异时，他有着杰克逊思想的风采，这可能加强了而不是对抗了“在种族基础上完全征服黑人”的论点。他的著作战后以《白人至上和黑人仆从》(White Supremacy and Negro Subordination， 1868)的名称再版，书中预测了种族主义文学将会风起云涌，并给予不少论证。例如，因为非洲人并不习惯“亲情”，奴隶母亲待孩子长大可以独自谋生就不再爱护他，不久就会“把他全忘了”，因为“在和她智力本性相匹配的情感中，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基础，没有空间，纯粹是一片虚无”。

凡·艾佛里将自由平等主义和种族主义结合起来的做法虽然荒谬但却也很有影响力，而且与自由土地方针有共通之处，后者竭力保护劳动力和西部领土，以确保他们不会受到蓄奴制和自由黑人劳动力的竞争。他呼吁两大阵营中的人相信黑人比白人低劣，而且相信蓄奴制(这里他援引了卡尔霍恩的论点的一个较为简单的版本)会允许民主在“所有那些由万能的造物主平等创造出的人们”中蓬勃发展。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在1858年的一篇演讲中提出了“草芥之命”的著名比喻，描述了“社会秩序”要建立其上的仆从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凡·艾佛里的论据同时也应和了这一比喻——南方人轻而易举地就从自己的奴隶中找到了这样一个“草芥之命”：一个“比自己低贱的种族，但脾气很好，精力充沛，温和驯顺，能忍受恶劣的气候，能解决主人的任何要求……我们通过‘人类的共识’发觉他们是奴隶，按西塞罗的话说，这是自然定律的最好证据”。

社会秩序的观点和大自然不言而喻的定律非常深刻地渗透在南方思想中，因此《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一位评论家很有理由害怕此书对社会罪恶的批判可能远不止仅仅触及了蓄奴制。当《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的编辑要求他写一篇评论，要“像地狱之火一样炽烈，把那位写下这样一本书的穿裙子的贱人的恶名损毁灼伤”时，乔治·弗雷德里克·霍尔姆斯(George Frederick Holmes)这样回答道：

如果这本书能证明什么的话，那就是它证明得太多了。它想表明所有秩序、法律、政府、社会都恶名远扬、大悖情理，侵犯了人类的权利，讥讽了人类的情感……这样，这些危险而肮脏的小册子的基本立场对人类的所有利益和责任形成了致命一击，完全无力去表明蓄奴制中存在一些天生的罪恶，而且在现存所有的其他制度中也都不存在这种罪恶。

威廉·哈珀站在同一阵营，他说在不同劳动制度和等级秩序的相对罪恶中选择是个问题：“说任何制度中都存在罪恶还不如说它是人性化的。”作为法官、参议员、密苏里州和南卡罗莱纳州高级官员，哈珀在《蓄奴制论集》(Memoir on Slavery， 1838)中不仅审视了南方蓄奴制，而且审视了人类的奴隶制度，说两者“深深地根植在人类的本性中”，他总结说，“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存在恶意中伤，就如全世界各地的事实所宣布的一样，是自然而良善的。”他质问道：“人们和自己的财产不可分割，和使自己处世更易、心境快乐、享受名利的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可分割，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哈珀采取了迪尤的立场，相信不给奴隶自由只不过意味着他们被卸下了“自治的负担和偏执于堕落的内心中的邪恶”。在这点上，他们遍布于社会生存等级次序的底层之中，其中也包括妇女孩童。“自由人的美行可能会成为奴隶的恶迹。”哈珀建议道，“向打击屈服会降低自由人的身份，因为他是自己的保护神。但这对奴隶来说可不是堕落——对牧师或妇女来说也不算。”

以此类推，哈珀问道：“给牛马以文化的熏陶或细致的情感是否会对它们有好处呢？”哈珀之后又出现了几部著作，包括亨利·休伊斯(Henry Hughes)的《社会学论述》(Treatise on Sociology， 1854)、詹姆斯·D.B.德伯的《南方非蓄奴主存在于蓄奴制中的利益》(The Interest in Slavery of the Southern NonSlaveholder， 1860)和所有捍卫蓄奴制的南方著作中最为详细的一部，即乔治·费兹修的《全是食人生番!或，没有主人的奴隶》(Cannibals All!or Slaves Without Masters， 1857)。此书用词谨慎、论述细致，称劳动制度和相应的北方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生活比起南方蓄奴制更束缚重重，更惨无人道。“它侵入了国内生活的角角落落，腐蚀着它的食物、服饰、酒水和社会气氛；从牛棚到贫民窟，从监狱到墓地，它处处追逐金银。”在这本书中，在其他如《南方社会学》(Sociology for the South)或《自由社会的失败》(The Failure of Free Society， 1854)中，在亲蓄奴制著名期刊《德伯评论》的许多文章中，费兹修(1806—1881)都说，现代社会根本不应该消灭蓄奴制，相反，它应该把蓄奴制延伸到白人的其他阶层，这样就可消除杰斐逊自由主义的经济无政府状态，保护低层阶级免受贫穷和竞争剥削之苦。他还说，自由事实上就是与民主对抗，民主认为社会应该“平均划分生活负担，并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按照自己的才干和能力严格执行每一项社会职责。这样尽可能平均优势”。在费兹修理论构造认可的自由界限内，“奴隶有工作能力时必须为主人工作；但主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供养奴隶……奴隶在荫护之下不愁供给，思量之下，大可将自由交换出去”——费兹修断言，资本主义欧洲和美国北方言之振振，“说自由劳力最便宜”，他们对奴隶的照顾可不如蓄奴的南方周到。费兹修援引上帝认可蓄奴制的事实，又搬来了“人类法律不能包容仁慈、情义(或)父母之爱”的例证，将支撑蓄奴方家长式统治的等级制度总结如下，并将其和资本主义生存之道区别开来：

在家庭的圈子里，载以为规的是爱心而并非一己私欲。

但是，除了妻子儿女、兄弟姐妹、马、狗、鸟和花——奴隶也属于家庭的圈子。他们有着人性的一切，且怯懦十足，奴性有加，但他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我们在孩提之时、成年之后、病痛之中、耄耋之年，无论要什么，都由他们悉心照料。那么，家中除他们之外的其他一切给出的爱他们是否就无法享受？不，主人和奴隶的利益系在一处，各就各位，恪尽其职，为彼此的快乐奉献着自己应尽的努力。

卑微忠顺的奴隶即使对最残忍、铁石心肠的主人或多或少也有所影响。怯懦和奴性能激发力量，并有效遏制人和动物本性中随处可见的暴君专制，这是不变的自然定律。

费兹修“家庭”式的蓄奴制的乌托邦观念所依据的论点是自由市场竞争让许多劳动者生活凄惨，认为只有主人对奴隶的爱才能超越奴隶对主人的牵制，但是这种观念只有已经转投亲奴制阵营的人才会认可。不过，他有力地借用了废奴者所倡导的高尚道德、仁心仁意以及爱国情感等中心论点。

正如费兹修证明的一样，对众多南方小说家支持的家长式理想加以抵触的不仅仅是情感小说。它们的声音并不嘹亮，但是南方也有些人强烈反对蓄奴家长制度的腐败堕落，在这之中最为雄辩的声音可能来自种植园主和联邦官员之妻玛丽·伯莱金·切斯纳特(Mary Boykin Chesnut， 1823—1886)。她的日记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写完，于1905年初版。在1861—1865年的日记节选中，她针对蓄奴制护卫者们提出的“家园”形象提出了一项了不起的论辩声明。《日记》(Diary)取材于她一生各个时期的日志和对战争年代的回忆，对种植园生活娓娓道来，用犀利的眼光洞察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奴隶生活，尤其是野蛮和道德败坏的奴役制度和奴隶性虐待对蓄奴家园的影响。相似的评论在查尔斯·W.安德鲁(Charles W.Andrew)的《安妮·阿·佩吉夫人回忆录》(Memoirof Mrs.Anne R.Page， 1844)中也可找到，其中将蓄奴南方描述为与“撒旦的领土”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

其他记载种植园生活的个人作品中能与切斯纳特《日记》相媲美的只有爱德蒙德·拉费因(Edmund Ruffin)直至1972年才出版的《日记》(Diary)，其中仔细描述了其一生生活的点点滴滴，并层层铺叙了南方的社会理论。拉费因是成功的农学家，蓄奴制的坚定护卫者，曾首当其冲向萨姆特(Smter)要塞发射了第一枚炮弹，也因其散文和《蓄奴制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1853)而一举闻名。但他最为人知的还是他对“奸诈、恶毒、卑鄙的北方佬”的彻骨痛恨，而且从不掩饰其憎恨之情。北方胜利后，他立刻自杀泄恨。对北方如此刻骨的仇恨在战前的南方人中当然不多见，但拉费因的观点表明，随着19世纪50年代蓄奴制扩张的呼吁重新风生水起，亲奴制相应地严阵以待，防卫举措明显加强。在南方思潮的想象中，不仅棉花国王能生存下来，而且蓄奴制将延伸到西部领土甚至美洲之外的土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凡·艾弗瑞和费兹修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虽然有些南方人预言调整西进力量最终会导致蓄奴制消亡，但对于蓄奴制扩张还有另一种诠释，即预见墨西哥湾将成为蓄奴制横跨美洲大陆的中心地带。这一诠释同样一直颇有号召力，而重新进行合法的非洲奴隶贸易的呼声更使它越来越能服众。

南方建立加勒比帝国的梦想催生了墨西哥战争，而战争中掠夺了大量土地，加上对古巴、海地和其他拉美领土蓄谋已久，使得19世纪50年代又一次燃起了蓄奴的热潮。冒险思想家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 1824—1860)于1856—1857年间在尼加拉瓜建立的蓄奴制殖民地只是实现这一梦想的极端案例。虽然威廉声称按照美国独立革命的原则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但其殖民地的发动机(engine)必定仍是黑人蓄奴制。沃克在费兹修理论的变奏曲中相信美国(或在整个美洲)工薪社会的胜利将会重复欧洲的暴君专政和经济崩溃。他在《尼加拉瓜的战争》(The War in Nicaragua， 1860)一书中写道，只有以奴隶为基石的社会才能给资本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让社会英才大胆向前追求新形式的文明”。沃克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他在1857年被颠覆)，但是他的论点的吸引力却没有被削弱：蓄奴制在政治与经济的立场上理直气壮，在史实面前也心安理得；白人把非洲人变成奴隶，带到新世界，教他们“生活的艺术”并赋予他们“真正宗教的不可言喻的祝福，只有这样，创造黑人种族时的智慧和天赐的经济优越性才能光芒四射、熠熠生辉”。255

内战结束之前，皇冠骑士等亲奴派一直预言一个美洲奴隶帝国将在墨西哥湾一带建立。例如，爱德华·波兰德(Edward Pollard)在《聚在南方黑屋里的黑钻石》(Black Diamonds Gathered in the Darkey Homes of the South，1861)一书中声称南方蓄奴制扩张并不是一个局部性议题，它包括着“世界进步以及创办最伟大的工业帝国”。最终，他断言，南方帝国将虎踞在中美洲，控制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各海峡，独霸世界棉花和糖业生产，令美国的命运臻于完美、了无遗憾。

帝国的前景何等灿烂!八方往来中帝国又是何等尊贵!如果可以相信暗淡不清的史实，美洲的热带土地上曾屹立着巍巍帝国，华城广庙，彪炳后世；但如今，却是满目的疮痍，蛮人的践踏。南方文明若要达到全盛，其辉煌应远甚前朝。南方帝国应壮丽无比，控制世界商贸，其位固若金汤，内部构造昭示着最为和谐的现代文明体系。这一想法何等崇高而激励人心!

然而，同时南方也有实力形成一种与以黑人蓄奴制为基础的帝国观念完全敌对的知识性观点。北卡罗莱纳作家辛顿·罗恩·赫尔普(Hinton Rowan Helper， 1804—1902)是激进的种族主义者，社会改革者中几乎没人和他意气相投，但除了这点赫尔普有可能跻身于最重要的废奴主义作家之列。回到南方之前，他出版了记载加州淘金热的第一手资料《黄金土地：现实和小说》(Land of Gold：Reality Versus Fiction， 1855)。赫尔普的重要著作《南方逼近的危机：如何迎战》(The Impending Crisis of the South：How to Meet It， 1857)应和了丹尼尔·里弗斯·古德罗(Daniel Reeves Goodloe， 1814—1902)在《南方诸州财富积累与人口增长迟缓之原因调查》(Inquiry into the Causes Which Have Retarded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nd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the Southern States， 1844)一书中提出的论点，用统计资料证明蓄奴制延缓了经济增长，但他提议的废奴方法是从经济上挑起非蓄奴主与种植园主之间的争斗，这却是切不可行的。赫尔普在文章末尾简述了南方文学——在他看来，此为蓄奴制可耻影响的又一个受害者——并认为该类文学普遍代表了这一特定制度的严重后果：“事实是，蓄奴制破坏或损害、或污染了其所接触的任何事物。没有一层社会关系能逃脱蓄奴制难以摆脱的诅咒的影响。它使南方宗教成为基督教徒鼻孔里的一股臭气，它使南方政治成为所有共和制原则的侮辱，它使南方文学成为光荣的文学事业的丑陋模仿。”赫尔普夸大了蓄奴制对白人南方文化的毁灭性影响；此外他还固执己见，声称黑人应该被驱逐出境，因为在他看来黑人不能——也不该——在美国社会和经济中找到一席之地；这样，他自己的废奴理论也受到了玷污。战后他的观点越发极端；接着他加入了南部重建时期的种族主义大军，写下了《黑土地上的黑鬼》(Negroes in Negroland， 1868)和《黑人：整个大陆的问题》(Nojoque：AQuestion for a Continent， 1867)两部作品，在书中他说明自己的目的是“用笔杆把黑鬼赶出美国，而且……把黑鬼(和千千万万同样恶贯满盈的其他黑人和混血恶贼)赶尽杀绝”。赫尔普从人类学的观点对不平等的描述令他预言最终将在“要么放逐奴隶，要么国家腐化”之间做出选择。虽然林肯(继贺拉斯·格利雷成功地以共和党竞选文件方式出台了《逼近的危机》之后)任命赫尔普出任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可是总统也无法接受他的狂热立场。但无论他的推理多么歪曲事实，他的论点仍然是南方反对蓄奴制的最响亮声音。如果说赫尔普的论点充满了种族歧视，那它也正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达出了相当一部分北方废奴者同样持有的矛盾观点——南方重建失败后，剥夺黑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自由的呼声甚嚣尘上，这则更确证了这一事实。

尽管从19世纪30年代起到整个内战时期这种论点的叫嚣不绝于耳，但是为南方蓄奴制辩护的人并不局限于政治理论家，或甚至南方人。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在把南方种植园生活理想化和蓄奴制合法化的努力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可以断言，对人类蓄奴制的辩护首先最主要的还是一种想象行为，因为辩护所依赖的描绘常常与明显残酷的现实截然相反。仅举几例即可，那些对以文学描述的方式捍卫蓄奴南方功绩卓著的人都远离蓄奴南方的日常生活。除了那些首先要保护联邦的北方人外，许多其他作家和政客都积极地流露出对南方事业的同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纽约的詹姆斯·柯克·波尔丁(1778—1860)，他身兼数职，既是作家也曾在政府部门工作。他的小说《呀!西进!》(1832)追踪了一位弗吉尼亚种植主移居边远的肯塔基的历程，描写了在西部环境下种植主道德伦理观念的瓦解。《来自南方的信》(Letters from the South， 1817；1835年修订版)收集了一组波尔丁的旅行短文，勾勒了弗吉尼亚乡村不相信北方工业进步的独立而浪漫的生活，但却试图提醒北方读者别忘了“我们是一国的同胞”。波尔丁在为蓄奴制辩护的著作《美国的蓄奴制》(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6)中表达了越来越为大众认同的观点，即废除蓄奴制不值得以牺牲联邦为代价。他认为，奴隶的生活要比他们非洲“野蛮原始”的同胞和欧洲当牛做马的农民更幸福；更有甚者，波尔丁还说，他们习惯了，而且满足了“劳作、憩息”轮流不停的生活。如果蓄奴制“是一种邪恶，就让那些爱惜蓄奴制的人去承受吧，”他写道，“但不要让我们，他们的亲戚、邻居和同胞，成为散播狂热火种的工具，成为起义与屠杀的帮手。”像大多数北方的温和派一样，波尔丁用明确的措辞表达了这一问题，预言了美国民主试验的危险：那些干预蓄奴制的人“盯住装饰新旧世界的最美丽的自由之树，将斧头砍在其根部”。

如前所述，蓄奴制能与民主理想互相包容的论点在南方极为普遍，因为亲奴思想建立了缜密周详的哲学和科学体系，论证出黑人低人一等，由此理直气壮地把他们踢出民主生活之外。许多南方文学(内战之前，更为显著的是19世纪后半期，在诸如托马斯·尼尔森·佩吉[Thomas Nelson Page]等作家的作品)中塑造的种植园神话经常把贵族和封建因素作为南部邦联传统的基础。当今的观察家们时不时把“对骑士精神的狂热崇拜”认定为古老南方的实质，虽说这样，但这种崇拜的源头更多地扎根在战后作家和历史学家的概念之中，而并非来源于战前的现实生活。无可否认的是，蓄奴制南方文化注重的仍然是传统的价值以及个人与集体的荣誉。即使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描绘的浪漫封建世界——某些种植主想象可以在棉花王国里重新创造出这种世界——只对一小部分南方地主来说能够从经济上实现，他的小说仍然风靡一时，颇有影响力。19世纪30年代后，杰克逊的民主思想广泛传播，销蚀了南北方贵族的特权。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和作风温和得多的北方作家普遍误解并歪曲了这一事实，时不时把拥有数百奴隶的封建种植主描绘成南方社会的模式。历史学家理查德·西尔德里兹(Richard Hildreth)在《美国的专制统治》(Despotism in America， 1854)一书中评论道：“虽然有些民主原则可以在‘南方联盟’的宪法和法律中找到，但从民主现在的意义上来说他们绝不配民主这一称号：他们是贵族，而且是最残酷、最可憎的贵族。”要说有任何区别的话，那就是贵族种植园神话部分来说是在经济萧条周期发作的威胁与国势扩张带来貌似无政府统辖的压力下自我制造的理想化政治秩序的表现，另一部分来说又是废奴主义力量的幻想或是话语策略。

南方农业社会对北方的偏见虽然并不明确但却伴随对它们的攻击而成长起来；废奴者的演说有时模糊了南方反对北方工业和劳工制度的发展提出的合理论据。许多南方作家除了仔细描写贵族制度在南方日渐衰落的趋势(而不是日渐昌盛)外，他们还鼓励双方建立更亲密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其他人则为南方寻求更大的独立性，但他们也很清楚，要实现独立就必须在现实中把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结合起来。经济学家、历史小说家、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乔治·塔克(George Tucker， 1775—1861)在漫长而多样的写作生涯中，在著作《人民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 for the People， 1859)中指出，蓄奴制成效低微，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因而加大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虽然塔克在《美国历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56—1857)中坚决赞成各州拥有自己的权利，但他又在《弗吉尼亚来信》(Letters from Virginia， 1816)中批评了弗吉尼亚的贵族制度，并且还在《托马斯·杰斐逊的一生》(Life of Thomas Jefferson， 1837)中把杰斐逊刻画成一位具有国家民主原则的人。他最好的小说是《申南多尔山谷》(The Valley of the Shenandoah， 1824)，是一部以泰德沃特一个富裕的种植园家庭的自我毁灭式的衰落为背景的家庭诱惑小说。正如当时很多描写工业劳工改革的北方小说，塔克在小说中描述的家庭也像他的政治思想中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南方经济健康和独立的象征。

医生威廉·亚历山大·卡鲁德斯(1802—1846)对南方是否有能力在与外界隔绝的贵族式生活中自给自足也同样心存疑虑。他的历史小说将南方描绘为形成美国民族性格的中心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书信体传奇故事罗曼司《肯塔基人在纽约》(The Kentuckian in New York， 1834)既批评了北方的道德败坏与经济腐化，也指责了南方在蓄奴制中日渐堕落和自我放纵，并力图从而将南北双方结合起来。在《弗吉尼亚的骑兵》(1835)这部描述培根起义的小说中，卡鲁德斯鼓吹了西部扩张主义，相信扩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弗吉尼亚骑士精神的巨大力量，既唱和了当时人们对“命定扩张说”的关注，也呼应了当时惊险跌宕的历史事件。同样，他的罗曼司作品《戎马骑士》(1845)取材于弗吉尼亚州州长斯包特伍德(Spotswood)的生平，并深受丹尼尔·布恩传奇故事的影响。书中预言“西进会世代绵延，一个世纪之内将会越过北河(Rio del Norte)，再过50年时间可能会越过墨西哥的最远边界”。在卡鲁德斯看来，由于蓄奴制严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蓄奴主所处地区和所在阶层(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或许会很仁慈，但南卡罗莱纳的种植园主或许就很残酷专制)，所以随着国家的不同党派和多种特性融合为一种命运，西部扩张和杰斐逊思想制衡作用的威力会最终要求根除黑人蓄奴制。

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John Pendleton Kennedy， 1795—1870)公开抨击南方分裂国家的行为，并写作一本名为《安布鲁斯先生讨论叛乱的信件》(Mr.Ambrose's Letters on the Rebllion， 1863)的书声援内战时的联邦。然而在他早年，他曾写过一本最为有影响力的为南方辩护的文学作品，即一系列以《燕子粮仓》(Swallow Barn， 1832)为题的弗吉尼亚生活的短文。肯尼迪受过法律与政治的专业培训，连任几届国会议员，而且还在菲尔莫尔总统任期内担当海军部长一职，是他把马修·佩里派往日本的。他的政治著作包括《威廉·沃特生平回忆录》(Memoirs of the Life of William Wirt， 1849)，为弗吉尼亚著名政治家、作家沃特的传记；《辉格党之辩》(A Defence of the Whigs， 1842)；《集腋曲》(Quodlibet， 1840)，是辉格党对杰斐逊政治人口统计学的嘲讽。肯尼迪曾经帮助坡在《南方文学信使》谋得一个职位，并为其作品短篇小说《瓶中手稿》(MS.Found in a Bottle)颁奖。他在文坛名人圈内的活动也使他结识了威廉·迈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y)，他向这位作家提供了撰写《弗吉尼亚人》所需的素材。肯尼迪的其他作品还包括两本重要的历史小说。《盗碗记》(1838)记载了殖民地马里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冲突；《马蹄铁鲁滨逊》(1835)是一部有关独立革命时期偏远的南部的罗曼司作品，描写了当时由于所效力的国家与地区的不同而导致的殖民家庭的分裂，读完之后不禁让人联想起库珀的《间谍》和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其他类似小说。然而奠定肯尼迪声誉的作品却是他的小说式随笔《燕子粮仓》。由于受到欧文的《见闻札记》和沃特那组广受欢迎的南方生活随笔《英国特务的通信》(Letters of the British Spy， 1830)的影响，肯尼迪在该作品中采用了一种常见的文学手法，即一位北方游客来到南方，以同情与略带嘲讽的复杂心情写下所见所闻，把种植园主描绘成一位贵族式的乡绅。《燕子粮仓》中包括几篇对奴隶生活的简短描写，总的说来，肯尼迪支持各州拥有自己的权利，支持蓄奴制这一特有体制的仁慈家长式作风，这些与他认为废奴必须从南方自身内部开始的观点不谋而合。该书问世于奈特·特纳叛乱之后，旨在让人心回归平静，让南北双方放下心理包袱，书中说，大多数弗吉尼亚黑人既温和又满足，正如这段对黑人孩子的描述所讲述的一样：“他们热爱阳光，举止慵懒……可能就像一群水龟爬在磨房水池的圆木上一样，沐浴着夏日温和的阳光，悠然自得。”

对南方和蓄奴制进行的最为旗帜鲜明的辩护或许就在威廉·吉尔摩·西姆斯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但是，为南方骑士传统打造坚实依据的代表人物却是身属不同年代的纳撒尼尔·贝弗利·塔克(1784—1851)和约翰·埃斯顿·库克(John Esten Cooke， 1830—1886)。纳撒尼尔的父亲为法律理论专家，他的《蓄奴制论辩》(Dissertation on Slavery， 1796)为最终的奴隶解放规划了蓝图。塔克本人也是法律教授，而且还是一位早期的分裂主义支持者，他的《政府科学系列讲座》(Series of Letters on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1845)与南方杂志中的许多文章一道策划了一条反革命路线。他的第一部小说《乔治·巴尔克比》(1836)讲述了一个以弗吉尼亚和密苏里为背景的冒险神秘故事，在坡眼里这是美国最好的小说之一。然而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党派领袖》(1836)，这是一部未来派小说，以1849年马丁·范布伦成为暴虐的独裁者为背景；小说在内战时再版，他对分裂与地区暴力的预言令人称奇。库克的文学事业跨越到内战及其结束之后，因而他的作品中有着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上对南方联盟的缅怀之情，但甚至是在他早年的作品中他似乎也预言到了这一“失败的战争”。他是诗人、评论家菲利普·彭德尔顿·库克(Philip Pendleton Cooke)的兄弟，担任南方联盟军队中J.E.B.斯图亚特的参谋官，为斯通渥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 1863)和罗伯特·E.李(Robert E.Lee， 1871)写过重要的军事传记，而且还写过一些战争罗曼司作品，如《鹰巢传》(Survy of Eagle's Nest， 1866)、《白刃战》(Hilt to Hilt， 1869)和《锤与剑》(Hammer and Rapier， 1871)。虽然战后数十年内他继续写作小说，但最负盛名的作品仍是战前以殖民地弗吉尼亚为背景的一组小说：《皮袜和丝》(Leather Stocking and Silk， 1854)，《弗吉尼亚的喜剧演员》(The Virginian Comedians， 1854)和《绅士亨利·圣约翰》(Henry St.John Gentleman， 1859)。书中的浪漫和冒险故事都以占有土地的贵族制和蓄养奴隶的家长制为背景，其中的地区分歧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又呼应了当时的紧张局势。

借用历史小说捍卫南方的手法在威廉·吉尔摩·西姆斯(1807—1870)的著作中完全成熟。正如《亚马西人》(1835)描述了殖民地南卡罗莱纳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但又阐明了当时印第安人迁徙的问题，西姆斯的革命战争系列小说(从《党派》[1835]到《尤陶》[1856])从美国独立的历史以及南方对抗联邦或者从联邦脱离的可能性等方面，戏剧性地再现了国家与家庭由于各效其主而产生的分裂。西姆斯和其他鼓励青年美国运动的人们一样，在19世纪40年代积极支持美国的扩张主义，并且认为欧洲的民主革命作为相同自由理念的表现也赋予美国在新世界扩张领土的道德权利。因而，在西姆斯看来，革命不仅仅标志着美国国力强大而且也表明美国必然下定决心来抵制国内的破坏势力。从这一观点上来看，自由越来越清晰地与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以及南方的理念等同起来，蓄奴制便被解释为北方工业制度堕落的劳工奴役制的仁慈替代品。作为一名作家，西姆斯的创作事业丰富多彩、积极热情，这使他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而且使他在讲坛上、在无数的社论和随笔中成为南方的狂热的代言人。西姆斯的政治理论强调要建立一个稳定的阶级社会，其中的民主不是社会动荡和混乱的诱导因素，而是和谐与秩序的原则。英国作家哈里叶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在《美国社会》(Society in America， 1837)一书中攻击了蓄奴制，西姆斯于是在《南方文学信使》上撰写了一篇为人多次援引的随笔(后于1838年在宣传册《美国蓄奴制》[Slavery in America]中重印，再后又收录在《亲奴制论辩》的合集中)予以回敬：

民主不是平均主义——正确定义的话，民主是道德世界的和谐统一。它坚决倡导不平等政策，正如其法律所宣称的，所有人都各占其位。真正自由的定义是，人们要在自己道德与智力水平允许的范围内不受干扰地占据那一社会地位。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占据了合适的地位的人就是自由的人。只有被强行安排在低于其智力要求的社会地位的人才是一名奴隶。

对西姆斯和南北方他的许多同时代人而言，这样的自由和智力理论(不论如何假定以肤色为基础)并非不合情理。和谐统一与等级秩序——就阶级和种族而言——是紧密联系的，人们认为民主结构中的等级原则是永恒不变的，这样的观点使得大家对人性的最后进步隐藏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对西姆斯来说，主要的问题是，鉴于奉行杰斐逊主义的美国存在着种种混乱的压力，这种形态的社会是否能够正常运转，而同时又不毁坏支撑它的民主理想。

回答是不能。再者，到19世纪50年代，攻击南方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论或废奴者的某种说教，而是化为了以哈里叶特·比彻·斯托那本风靡一时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形式，该书在南方触发了大量以小说形式进行的回应。其中有西姆斯的一部重要的小说《剑与拉线棒》(1853)，其后修订为《木工术》(1854)。小说以革命结束时期为背景，描写了爱国者和亲王者之间破坏性的“内战”之后，鲍吉上尉家的种植园重又恢复秩序的故事。除了其他情节之外，描写鲍吉及其忠仆汤姆之间关系的种种场景则有意对蓄奴者的仁慈进行了辩护，而且更为突出的是回应了西姆斯所谓的斯托小说中捏造的汤姆所遭受的苦难。鲍吉说“为了拯救汤姆”不让敌军(“废奴主义分子”的类比)把他抓走，他甚至告诉汤姆以自杀来免遭被俘。同样，汤姆对鲍吉说，“如果我不是你的，你就是我的……那么，主人，别再和我讲什么自由文件之类的废话了，告诉你吧，我这个样子很好。”当然，所谓的有关自由的“废话”说的并不是18世纪80年代，其实更尖锐地影射了19世纪50年代，当时已成废墟的南方景致甚至是在胜利中似乎也昭示着一场新的内战即将到来。1856年，西姆斯给布法罗的听众举行了一场有关堪萨斯蓄奴制的演讲，影射了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对南卡罗莱纳进行的臭名昭著的攻讦，预见说联邦将要崩溃，但他也预言了家乡所在州那得来不易又不很明确的胜利，“这片废墟犹如纪念碑——纪念着道德的荒废——比起它周围丛生的碎片来具有更为严重的破坏性。”在战争中西姆斯自己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家园也两次被大火烧毁(包括他那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其中一次是事故，另一次则是谢尔曼在进军途中蓄意所为。他的妻子和一双儿女死于战火，西姆斯在战争中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损失，所以他在战后仍能继续写作实在令人瞩目，他创作了巨著《南方战争诗篇》(War Poetry of the South， 1866)，并将自己亲眼目睹的哥伦比亚和南卡罗莱纳的战祸形诸笔端。《木工术》那具有远见卓识的特征中唯一的瑕疵就是北方赢得了战争，从而使得主人与奴隶间家长式的关系成为虚幻，而在西姆斯看来，这种主仆关系作为由于南方革命传统而到位的民主秩序的表现却被永远毁灭了。但是，它却长存在人们的记忆与神话中，这也主要归功于西姆斯，他在自己知识生涯中一直在描述一个支持蓄奴制的美国，它不受恶劣的蓄奴主的反复无常与野蛮残暴的行为的影响，也不受分裂的南方的毫无效率的政治经济的影响。

西姆斯、肯尼迪、卡鲁德斯、两位塔克与库克都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亲奴制文学呼声愈发高涨的环境下进行写作的。同样要说的还有南方人坡，他在国内政治观点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他的小说《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以及《莫格路谋杀案》(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与《塔医生和费则教授的系统》(The System of Doctor Tarr and Professor Fether)等短篇故事也在巴洛克风格的寓言故事中掩藏了对黑人暴乱和种族污染的恐惧。奥利弗·波洛克登(Oliver Bolokitten)的写作风格也同样怪异，他的未来派色情滑稽小说《在大同城小住》(A Sojourn in the City of Amalgamation，1835)描绘了一个陷入异族通婚之中的美国。此书以20世纪为背景，年份不明，其中新共和国为国民们设置了一个工业合成过程，男男女女以及各种动物都能通过此过程摒弃偏见，他们身体中因杂婚而导致的各种颜色基因之间的混战得以控制。这部小说像坡的作品一样极富感染力，因为它对种族和谐的自由浪漫理想的攻击揭露了在种族平等以及实现种族平等的正确方式上争论双方的论据中都具有的清醒的恐惧和入骨的憎恨。在南方乡土和边陲札记作品中——例如墨西哥战争记者和政治家托马斯·B.索普的《神秘的丛林》(1843)和《蜂箱和猎人》(The Hive and the Hunter， 1854)，约瑟夫·G.鲍德温(Joseph G.Baldwin)的讽刺作品《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的喧嚣时代》(The Flush Times of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1853)，以及乔治，华盛顿·哈里斯的荒诞故事《苏特·拉文古德故事集》(Sut Lovingood Yarns，1867)——甚少提及蓄奴制度。然而，他们描述的南方人物均极易冲动施暴、滑稽放纵，呼应了西姆斯和卡鲁德斯的作品(隐约预示了吐温和福克纳的作品)，表明在南方贵族的外衣下掩盖着十分粗犷原始的内里，它在边疆环境下由于蓄奴制的庇护而经济蓬勃发展，社会井然有序。

直到19世纪50年代，许多出自女作家之笔支持蓄奴制的南方家庭小说才大批产生；虽说如此，但一些重要的作品也已于早些时候问世。卡罗琳·吉尔曼的《一位南方主妇的回忆》(1838)和无名氏的《莱昂内尔·格兰比》(Lionel Granby， 1835)描述了奴隶和主人之间和睦舒适的生活；北方人萨拉·约瑟发·黑尔(即后来著名的《古迪女士书刊》的编辑)写作的《诺思伍德：新英格兰故事》(Northwood：A Tale of New England， 1827)成为所有赞美种植园生活的家庭小说中最受人欢迎的作品之一。黑尔的小说讲述了一则典型的浪漫故事，在书中黑尔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家庭是社会秩序与稳定的模型，南方则充满了仁慈与悠闲舒适，这样北方人贪婪的心性和粗野的性情就会得到调和。1852年《诺思伍德》重版时又增加了一篇指责废奴力量制造分裂的前言，书中论证说《圣经》和宪法都为蓄奴制指定了规范(虽然他们没有特地去建立蓄奴制)，而且指出并非“彻底从根部撕裂整个蓄奴制度奴隶才会自由”。只有细致的宗教训示和渐进的殖民进程才能给美国的奴隶自由和家园，同时将非洲黑人从堕落的蓄奴制度下解救出来。“美国蓄奴制的使命是要把非洲基督教化。”她写道。她又在小说《利比里亚；或，佩顿先生的实验》(Liberia；or Mr.Peyton's Experiment， 1853)中充分论证了这一观点，该小说对非洲人的重新安置问题进行了最为广泛的探讨。在这两部小说中黑尔都谈到了妇女在蓄奴制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她大力倡导被自己的杂志所推广的家庭理念：“‘宪法’和‘妥协’是男人的正当职责所在，女人则是道德力量的捍卫者，道德力量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最终维护或者破坏战士、政治家和爱国者的工作。”

《汤姆叔叔的小屋》发表之后的十年内又有一大批捍卫种植园神话的小说纷纷面世，其声音喧嚣激烈，令人难以置信；黑尔写于19世纪50年代的许多小说以及西姆斯的《木工术》就属于此类，他们回击了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对蓄奴南方的描绘。对斯托小说的直接回答难以尽数(其中一些由同情南方的北方人所写)，声称斯托误解了南方蓄奴制那仁慈的家长式统治，他们指出西蒙·莱格利是北方人，因此他是南方仁主模式的一个例外。小说家们也和亲奴评论家们一样利用了认为北方的劳工制度远比蓄奴制罪恶这一普遍论点。罗伯特·克里斯维尔(Robert Criswell)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与白金汉宫》(Uncle Tom's Cabin Contrasted with Buckingham Hall， 1852)一书通过体面的种植园中浪漫化的生活反驳了废奴主义者的煽动言论，同时将北方的劳工制度和吉姆·克罗的法律描述成腐败堕落。同样，约翰·W.佩吉(John W.Page)的《弗吉尼亚有小屋的罗宾叔叔与波士顿没有小屋的汤姆叔叔》(Uncle Robin， in His Cabin in Virginia， and Tom without One in Boston， 1853)也振振有辞：如果蓄奴制被废除，这位获得自由的汤姆在波士顿遭遇的苦难将会成倍增加；W.L.G.史密斯(W.L.G.Smith)在《南方的生活；或，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背后》(Life at the South：or，“Uncle Tom's Cabin”As It Is， 1852)一书中描述了出逃成功的奴隶英雄在北方贫病交加、颠沛流离之后最终回归家乡——弗吉尼亚的种植园，回到了“他的主人，父亲，家园”身边。这三个词连在一起或是几乎对等的用法简明扼要地暗示了十数篇论文或小说中表达出的维护南方家长式蓄奴制论点的措辞。这些小说包括：J.桑顿·伦道夫(J.Thornton Randolph)(费城杂志编辑查尔斯·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的笔名)的《小屋与客厅；或，奴隶与主人》(Cabin and Parlor， or Slaves and Masters， 1852)、卡罗琳·李亨茨的《种植主的北方新娘》(The Planter's Northern Bride， 1854)，文中断言在“废奴主义无政府狂热和奴隶战争”的威胁之下，“奴隶才是这个星球上最快乐的劳工阶级”；而托马斯·B.索普的《主人的房子——南方生活的故事》(The Master's House， ATale of Southern Life， 1854)一书的描述则要现实平稳得多，它希望能够阻止南方地主贵族文明慈爱的势力的没落；G.M.弗兰德(G.M.Flander)夫人的《乌木崇拜》(The Ebony Idol， 1860)一书的题目就能使人觉察到其中对所谓的废奴主义者“崇拜”非裔美国人生活和种族混合进行的恶毒讽刺。

然而，就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最受欢迎、最富影响的小说中总是用夸张的情节来调和其中的现实。在卡罗琳·拉什(Caroline Rush)的《南方和北方：或，蓄奴制和其对比》(North and South：or， Slavery and Its Contrasts， 1852)中，来自北方的女主人公由于家庭破产而陷入贫困并且沦为妓女，从而成为一名“白人奴隶”，她在都市中的苦难遭遇与“南方那群奢侈腐化、好吃懒做的黑人孩子”形成尖锐的对比。拉什说，由于白人对家庭的感情比黑人更为细腻，“迫使女人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陌生人的贫困的束缚在北方尤为糟糕”，小说家站在高高的道德立场上致言那些优雅得体、多愁善感的听众：“我们应明白到底是胸膛宽阔、孔武有力的黑人(如汤姆叔叔)还是面孔雪白、柔弱纤细的女孩更值得你们同情和落泪。”同样，玛丽·H.伊斯曼(Mary H.Eastman)在《菲立斯阿姨的小屋》(Aunt Phillis's Cabin，1852)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老奴隶菲立斯临终前的那一幕，她告诉主人不要释放她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在种植园里受到了很好的照料，若是去了北方或是利比里亚，那就必定要受苦。这一幕催人泪下，也预示着奴隶和主人将在天堂重聚，在那里，“人世间的差别将被遗忘”；这也证实了种植主将蓄奴制合理化的必要性，可同时也弱化了他们在其中隐约感觉到的罪恶。人们意识到蓄奴主义的家庭罪恶跟加尔文主义者对与非洲和“野蛮”相联系的黑人的恐惧有关，而且还与所谓的非洲部落生活的邪恶做法有关，而进行基督教转化和殖民化的呼声就相应地建立在这种认识之上。在以理论和小说对非洲的野蛮蒙昧主义进行的批评中，亨利·罗·斯库克拉夫特夫人那本融汇了哥特式的多愁善感和邪恶的种族主义的小说《黑色磨难》(The Black Gantlet)可谓极端，而且又极富代表性。斯库克拉夫特夫人的丈夫是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著名人种学家，她联合一些自己所谓的林肯的“埃塞俄比亚平等党”的论战对手对种族融合的观念进行了声讨(她警告说盎格鲁非裔人的统治时代正在逼近)，而且将盎格鲁美利坚人的基督教工作定义为擦去黑人的食人祖先在他们身上涂上的该隐之印。她参照丈夫论述美洲土著的作品，建议白人应该对黑人“继续进行奴役，直到强制劳动驯服了他们身上的兽性，而且文明和宗教将他们转变成可以对他们的愚昧的黑人弟兄传达进步的传教士为止”。倘若南北双方的亲奴小说没有政治讲演和经济论著那样富有论辩性的话，他们就用无知和种族恐惧作为同样有效的武器。

自由土地党对抗来自蓄奴制和自由黑人劳力的竞争，这一举动加剧了亚伯拉罕·林肯对殖民化的兴趣；可是他的这一兴趣源自长久以来南北双方支持将自由黑奴驱逐到非洲或是拉美殖民地的观点，这一观点发端于托马斯·杰斐逊等人。以法律反对奴隶贸易的浪潮渐起，并以1808年国会的禁止法令为顶点，1819年又通过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反对奴隶贸易法案》(AntiSlave Trade Act)，而且还在1816年成立了美国殖民协会，上述这些事件使得殖民运动成为19世纪30年代以前最为波澜壮阔的废奴主义运动。19世纪30年代，南方的反动洪流(国内悄悄萌芽的奴隶贸易利润滚滚，对偏远南部棉花经济的扩张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再加上特纳的起义，由此而引发这一洪流)以及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其他废奴主义领导对殖民运动的强烈谴责严重地削弱了这一运动。在反对移民运动的黑人强烈抗议的煽动下，废奴主义者越来越意识到美国殖民协会(不论它意欲何为)最主要还是为亲奴势力以及种族主义者的利益服务的。协会的期刊《非洲智囊团》(The African Repository)发表了一些文章宣称，非裔美国人无论身上有多少非洲“血统”都会“不可避免地堕落，而且无药可救”，并且还论证说白人的偏见在美国永远都不会被克服，从而明确表达了它那根深蒂固的偏见。

虽然在内战结束之前黑人与白人领袖都在不断地复兴殖民的主张，但殖民运动努力的唯一重要业绩也不过是英国于1787年在塞拉利昂建立的殖民地和美国于1822年在利比里亚建立的殖民地。迁去利比里亚的第一批移民以及之后自愿前往的移民与其说是遭到政府放逐还不如说是黑人独立的楷模。移民在西非的生活非常艰辛，对此以年报的形式进行的文字记载延续到世纪末，以书信和故事的形式进行的记载都登载在《非洲智囊团》中，以著作形式进行的记载有詹姆斯·霍尔的《致自由的有色人民的演讲》(An Address to the Free People of Colour)、马修·凯里(Matthew Carey)的《讲述殖民社会的书信》(Letters on the Colonization Society， 1828)、詹姆斯·朗琴比尔(James Lugenbeel)的《利比里亚札记》(Sketches of Liberia， 1850)以及以《不再是奴隶》(Slaves No More，贝尔·埃·威利[Bell I.Wiley， 1980]编)为题的他们的书信的现代版。于1815年带领一群殖民者来到塞拉利昂的美国黑人保罗·卡非(Paul Cuffee)在《非洲塞拉利昂殖民地定居和现状简述》(A Brief Account of the Settlement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Colony of Sierra Leone in Africa， 1812)一书中对该殖民地进行了描述。弗雷德里克·弗里曼(Frederic Freeman)的小说《亚拉提：为非洲呼吁》(Yaradee：A Plee for Africa， 1836)读者甚广，以不同的方式论述说黑人由于自然因素和蓄奴制的影响而堕落，他们身上背负的偏见只能靠“神力”来消除。来自于殖民早期的文本中可能最有趣的还是由拉尔夫·R.哥利(Ralph R.Gurley)写下的《杰休迪·阿什曼传》(Life of Jehudi Ashmun， 1835)，这是利比里亚一位白人大臣和殖民官员的传记故事，细致地描述了殖民地的情况，其中还有阿什曼本人的日记体对他的精神磨炼和成长的历程的记述。

殖民利比里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强迫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既不现实也不道德。当黑人民族主义者与渴望看到黑奴解放的白人在19世纪50年代复兴了殖民的主张以后，这一计划甚至比30年前更为华而不实。废奴主义常常令合法的殖民努力付之东流，但它并没有阻止美国人对非洲的兴趣，这种兴趣在那一世纪后半期达到了顶峰，那时欧洲帝国主义的探险与殖民已经深入到了“黑色大陆”的深处，同时一大批黑人与白人历史学家开始详细地发掘非洲的过去。同样繁荣于19世纪末期的以非洲为背景的美国旅游和历险作品甚至在内战前就已经广受欢迎了。读者最多的一本书是詹姆斯·赖利(James Riley)的《非洲磨难记》(Sufferings in Africa， 1817)，该书一直重印到19世纪50年代，记述了赖利海上遇难并沦为阿拉伯人的奴隶，最后在摩洛哥被英国人赎回的经历。赖利用生动的(只是略微有些美国至上)笔触描写了他在北非的流浪与磨难。赖利描述了自己作为白人奴隶的生活经历。林肯读后深感同情，其情可比废奴分子的情感：“我们得跟着骆驼一起跑，要跑过尖利得像引火燧石一样的石块，每跑一步就会割伤脚，刺痛入骨。就是在这里，我的斗志崩溃了，理智也溜走了……我寻找着石块，思量着如果能够找到一块足够大的散碎石块，我就用它敲碎我的脑壳。”废奴主义领袖查尔斯·萨姆纳于1843年写成的《巴巴利诸州的白人蓄奴制》(White Slavery in the Barbery States)具有同样的感染力，这是几本探讨伊斯兰—基督教冲突以及随后先于新大陆而实行的蓄奴制的历史著作中的一部，由此为描述蓄奴制的文学作品增添了能够引起历史共鸣的国际背景，梅尔维尔《本尼托·塞瑞诺》就是一例。

诸多文学作品描写了经商与历险经历，而且文字中经常伴有对利比里亚的评论，此类文学作品包括：W.F.W.欧文(W.F.W.Owen)的《非洲、阿拉伯与马达加斯加海岸航行探险记》(Narrative of Voyages to Explore the Shores of Africa， Arabia and Madagascar， 1833)，威廉·B.霍金森(William B.Hodgson)的《北非、撒哈拉与苏丹行记》(Notes on Northern Africa， the Sabra， andthe Soudan， 1844)， J.A.卡内斯(J.A.Calnes)的《从波士顿到非洲西海岸航海记》(Journal of A Voyage from Boston to the West Coast of Africa， 1852)以及查尔斯·W.托马斯(Charles W.Thomas)的《非洲西海岸历险及见闻》(Adventures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West Coast of Africa， 1855)。直到帝国主义走向鼎盛时期描绘非洲探险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作品才得以问世，尽管如此，战前有关非洲的作品已从推动欧美人挺进欧洲大陆和太平洋的使命感和征服欲中汲取力量。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载以成文的游记和作品都以清晰的种族等级为文学基调，他们都认定美国白人——或就非洲而言，重获自由的非裔美国人——会把基督教和民主文明引进一个原始野蛮的社会。这里，就专攻太平洋地区的文学作品而论，在其中的军事和商业文学中重复着对美国的民族主义与种族等级制度的表述。霍拉旭·布里奇(Horatio Bridge)的《一艘非洲巡洋舰的航海日记》(Journal of an African Cruiser， 1845)以及安德鲁·赫尔·佛提(Andrew Hull Foote)的《非洲和美国旗帜》(Africa and the America Flag，1854)，都记录了美国海军阻止奴隶贸易的军事行动；爱德华·波尔德(Edward Bold)的《商人与水手用非洲指南》(The Merchant's and Mariner's African Guide， 1823)等作品则记叙了曾经与奴隶贸易并行的与非洲合法贸易的发展历程。

在讲述美国及其与非洲关系的作品中最发人深省的一部可能就是由西奥菲勒斯·卡努(Theophilus Conneau)写下的《卡诺特船长；或，一位非洲奴隶贩子的二十年》(Captain Canot；or Twenty Years of an African Slaver，1854)，卡努曾经进行过奴隶贸易，他在发表该作品时使用了西奥多·卡诺特(Theodore Canot)的笔名。卡努的这部作品细致入微地记叙了在非洲内陆的旅程、非洲内部的奴隶贸易、充满艰难险阻的中间通道、各种船只在假旗的掩护下非法运输人口货物以及对此产生的利润的盘算。在把奴隶贩运到西印度群岛的描述中还包含着对他的成功的奴隶贸易生涯进行的极为个人化的描述，同时也描写了很多叛变与自杀的事件。据卡努所言，他的纪律还算宽松，船只也比较干净，但仅仅是他的文字的信息就显示了非洲奴隶贸易的真正代价。新买的奴隶在装船之前都烙上印记，还要刮净胡子，剥光衣服，因为“赤身裸体是在整个航程当中保证清洁与健康的唯一办法”。卡努的作品引起的道德共鸣与作品的功利目的完全一致：

在每一艘操作有序的奴隶贩运船上，船长、军官和船员们个个十分警惕地看守着货物。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自个儿的利益，也是由于人性的原因……日落时分，安排奴隶过夜的程序开始。二副和水手长下到货舱，手执皮鞭把奴隶们排放在各自通常的位置上；船右边的奴隶脸朝向前面，彼此腿挤着腿躺在一起，左边的奴隶以同样的姿势躺下，脸对着船尾。这样每个黑人都右侧躺着，据认为这样有利于心脏运动。在分配位置的时候还特别注意到奴隶的块头，个子较高的人挑出来睡船里最宽的地方，个头较矮年纪较轻的就被安置在船头附近。如果奴隶很多下层甲板挤满了的话，多余的奴隶就被安排在甲板上，上面仔细地铺上木板，以免奴隶受潮。夜间安置的纪律很严格，这对于奴隶贩运船来说当然是最重要的环节了，不然每个黑人会像乘客那样安顿自己的。

尽管卡努的这部作品不是废奴主义著作，但它的力量却在于从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在合法与非法人肉交易的全球经济网络中，人们的头脑与心灵已经对苦难麻木不仁了。

19世纪50年代对殖民的兴趣之所以死灰复燃，部分是因为人们害怕奴隶解放和种族混种，亨利·罗·斯库克拉夫特夫人和哈里叶特·比彻·斯托等作家尽管意图不一，但都把这两点变成了基督教传教的理想所在。早些年，具废奴主义情怀的人有时比南部蓄奴制的护道者们在捍卫殖民的利益时更为坦白直率。雅各·布迪威(Jacob Dewees)和内战之前十年的一些作家一样将他的惊险叙事小说《美洲和非洲的远大未来》(TheGreat Future of America and Africa， 1854)作为武器，说殖民是黑人获得救赎、赢取成功的唯一途径。写出《棉花是国王》一书的反废奴制作家戴维·克里斯蒂在《埃塞俄比亚：阴影与光荣》(Ethiopia：HerGloom and Glory， 1857)绘出了一幅赞美利比里亚的画卷，该书论述说，美国黑人回到非洲后会以文明以及基督教的准则代替非洲的野蛮与异教信仰。这样，在“使非洲获得她自己的劳动所带来的好处中”，克里斯蒂认为，新殖民者不仅能够改良他们祖先的土地，而且还能意识到“(黑人)在白人当中根本无法从智力上、道德上或者政治上蓬勃发展起来，就像从开裂的橡果中抽出的嫩芽不能在完全长成的橡树——它的高贵的主人——的树荫下快速成熟一样”。因此，曾编著过一本约鲁巴语语法书的约鲁巴南方浸礼会传教士托马斯·杰斐逊·鲍温(Thomas Jefferson Bowen)在《中非：从1849到1856年在非洲内陆数国的历险及艰难传教记》(Central Africa：Adventures and Missionary Labours in Several Countries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from 1849 to 1856)(1857)一书中说上帝允许蓄奴制存在，其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让“美国几百万文明的黑人像光明与生命之河那样流回到非洲大陆”去重建他们的故土，因为“他们要比其他一些国家中相似阶层的白人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而且更善良、更快乐”。

从殖民运动的开始，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就展望着要在美国疆域之外重新拓殖，有时还预言将在布满全球的黑人社区内进行千年重塑。例如，J.丹尼斯·哈里斯(J.Dennis Harris)与詹姆斯·T.霍利(James T.Holly)在19世纪50年代指出海地革命的胜利就是乌托邦式加勒比殖民地的先驱。霍利在演讲《海地革命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黑人进行自治与文明进步之能力的辩护》(AVindication of the Capacity of the Negro Race for SelfGovernment and Civilized Progress， as Demonstrated by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Haytian Revolution)(1857)引用了鲍温论述中的一句话，预言海地将会成为“美国的伊甸园，世界的大花园”：“文明与基督教(正)从东方传往西方……因此，上帝在允许奴隶贸易将数以百万计的这一种族的人运往新世界的过程中……表明，现在我们在西方世界有一项工作要做，即要在西方世界的繁荣时期将其灿烂辉煌的光芒洒向(非洲)种族的故乡。”

认为蓄奴制纯属天意的观点建立在一种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相敌对的矛盾观点的基础之上，它几乎不仅仅局限于白人知识阶层。在亚历山大·克伦威尔(Alexander Crummell， 1819—1898)那更为复杂的思想中，美国的黑人蓄奴制度被认为是一种更为重大的道德问题中最显著的政治因素。虽然克伦威尔作为黑人福音教民族主义代言人的声望与影响将在那一世纪末达到顶点，但是在那一世纪中期他的思想与影响的广度就已经仅次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了。作为黑人主教派教会牧师以及非洲传教士，克伦威尔认为非洲是“人性的一只伤残断缺的手臂”，需要美国黑人使它获得新生。克伦威尔在《美国自由黑人与非洲的关系及其对非洲的责任》(The Relation and Duties of Free Colored Men in America to Africa)(1861)及《非洲的未来》(The Future of Africa)(1862)等作品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希望非洲的商业可以抗衡“他们(白人奴隶贩子)一直如此渴望塞满货舱的人的血肉之躯的市场价值”，并把自己对黑人信仰福音教与建立非洲商业的呼吁建立在上述希望的基础之上。克伦威尔认为，基督教和市场会拯救非洲，但却不一定用和平的方法：“为了在中非建立起强大的黑人文明，还必须使用强权与血腥的手段。”克伦威尔于1873年回到美国，成为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中保守派的领导人物，而且还在1897年发起成立了美国黑人学院。他从未做过奴隶，因此并不认同道格拉斯和其他黑人领袖们所持的黑人遭受屈辱仅仅是因为蓄奴制惹祸的观点，但他却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非洲处在低级阶段的文明状况使得提升种族素质成为当务之急。“黑暗笼罩着大地”， 1861年他在描写非洲时这样写道，“巨大的黑暗笼罩着人民。恶魔四处横行，信心支离破碎，安全化为乌有。淫奢之风无处不在。摩洛神压榨统治着整个大陆，而且还通过基尼格木神判法、愚昧迷信、人类祭祀、魔鬼崇拜等方法来吞噬男人、女人和幼童。”克伦威尔对非洲的看法有时几乎与欧洲帝国主义者的观点一样刻毒。尽管如此，克伦威尔在战前时期对福音殖民化的呼吁还是以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理想化展望为基础的，而这一展望恰恰植根于对古老种族“活力”的恢复努力之内；而且他还穷毕生精力呼吁必须为黑人在全非洲大陆建立家园，而且还必须要让黑人在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中扮演一个成熟的角色。

在美国，黑人们越来越担心他们永远无法找到自由，更不用说平等了，这促使人们呼吁去进行从精神上来说并不是传教的殖民活动。战前最突出的黑人政治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马丁·德拉尼(Martin Delany)以及亨利·海兰德·加内特(Henry Highland Garnet)等人——在各自事业的不同时期都对殖民采取了不同的观点，不过他们赞同殖民的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以非洲至上的民族主义观点为基础。从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殖民拥护的力量从白人传教士(还有亲奴论者)变成了黑人民族主义者，这暗示出，那些认为他们在谴责殖民的过程中是在为重获自由的非裔美国人的平等而进行有效战斗的废奴主义者越来越沮丧。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在《对非洲殖民的思考》(Thoughts on African Colonization，1832)一书中将殖民谴责为徒劳无功而且很不民主，该书可谓他在19世纪30年代采用更为激进的废奴主义原则之后自然衍生的产物。《对非洲殖民的思考》与威廉·杰伊(William Jay)的《美国殖民社团的特征与倾向调查》(Inquiry into the Character and Tendency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1835)一起努力把废奴者的情绪从殖民运动上转移开来，并将其投射到解放奴隶并使他们加入到美国本来应该提供给他们的民族民主生活当中去的实际问题上来。在由贵格会教徒和殖民主义者本杰明·兰迪(Benlamin Lundy)编辑的废奴主义报纸《全人类解放的天才》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加里森(1805—1879)于1831年自己创办了一本更为激进的期刊《解放者》(Liberator)。他呼吁“立即解放奴隶”，最终与南方分离，这样而成为废奴主义中最极端势力的领袖；他极力宣扬“至善论”(即宣扬人们能够真正远离世界上的罪恶的宗教社会改革学说)，将蓄奴制定格为污染着世界的最为堕落的邪恶。然而，他相信非暴力运动会卓有成效，漠视通过教会、政治运动以及社会改革运动与蓄奴制进行制度上的斗争的方式，因而总有与现实隔绝的危险。加里森对民主自由措辞的运用(已在本章开头有所提及)相当有效；他于1860年将一本有关南方暴力和压迫的文献汇编取名为《蓄奴各州的新“恐怖统治”》(The New“Reign of Terror”in the Slaveholding States)就是一例。加里森对夸张言辞的本能捕捉使他在一个演讲的时代如鱼得水，而他对蓄奴制的严厉斥责则能激发人们在歉疚心情的助长下产生人道主义的关怀。当在1832年提到英属殖民地即将到来的废奴举措时，他大呼：

什么样的心才能体会到，什么样的笔或嘴才能描述出，只能从这一行动的最终实现中才会流出的快乐呢？那根残酷的鞭子，曾撕裂过那么多娇嫩的身体，上面还滴着无辜的鲜血；那根鞭子，曾逼迫着那么多受害人像畜生一样去进行毫无回报的苦劳；那根鞭子，从日出到日落一直都在啪啪作响，混杂着流血的挨打者的哀嚎尖叫；那根鞭子就要被扔掉了，永远不会再伤及人的血肉之躯，永远不会再让那些按照上帝的样子造出来的人忍受屈辱。还有那些铁做的枷锁，曾绑缚着那么多人忍受屈辱的奴役，曾损耗着他们的躯体，又把他们压倒在本不该有的墓穴里，将要被打成碎片，就像闪电劈开松树那样……哦，这个变化真是惊天动地!一想到它，我的想象力就打破了我宁静的灵魂，使语言显得贫乏而又可憎。

加里森的思想和语言暗示了在废奴主义意识形态中两种交汇的张力。一方面，加里森发出了浪漫主义者对废奴主义抗议的推动，即相信普通大众(尤其那些受压迫的人)都具有道德优先原则，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同情的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他强调了废奴主义中源起自宗教复兴运动精神的传播福音的本质，宗教复兴运动在19世纪前30年席卷许多宗教团体，随后又融入了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社会改革的诸多原因之中。

在演讲、小说以及诗歌中表现出来的传播福音的精神与表达同情的语言令废奴运动如虎添翼，因为废奴运动中蕴含的传播福音的原则与所谓的能够轻易理解的道德真理不谋而合，因此废奴运动早期产生的一些特色十足的文本表达了直接的经历以及对行动的坦率呐喊。比如，在俄亥俄州建立地下铁路组织的约翰·兰金(John Rankin)(他拯救的一位妇女后来成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伊莉莎的原型)在《论蓄奴制信笺》(Letters on Slavery，1826)中直接呼吁市民们投身到废奴运动中来。尽管还存在派系分歧的问题，但废奴运动的成功还是依赖于该运动对不受大教堂玄奥教义影响的简单原则的坚持，那些大教堂的领袖对废奴运动根本不积极支持，因此受到了加里森、斯托、道格拉斯等人的严厉抨击。

甚至在废奴运动的早期，明确为黑人争取权利以及大胆提出立即解放黑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以武装起义的方式)的呼声就已经在废奴主义者的作品中出现了，尤其是在非裔美国人自己的作品中。罗伯特·亚历山大·扬(Robert Alexander Yong)的作品《争取大众自由，保卫黑人权利的埃塞俄比亚宣言》(Ethiopian Manifesto Issued in Defense of the Black Man's Rights in the Scale of Universal Freedom， 1829)尽管不很明确地提出在等待救世主解救的同时要忍受苦难，但仍然还是第一部由非裔美国人创作的黑人民族主义作品。由自由黑人戴维·沃克(1785？—1830)创作的革命宣传小册子更加引人注目，更加影响深远。沃克创作于1828年的这本小册子取名为《向全世界有色公民呼吁》(Appeal...to the Colou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早些时候已经引用过)，出版后在南方遭到禁止，因为它大力煽动进行暴力起义。沃克的论证小心翼翼但却言辞激烈，直接回击了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札记》中提出的种族杂婚的危险会阻碍黑人解放的理论。黑人对救世主即将来临的信仰贯穿在废奴主义者以及再后来黑人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之中，沃克就采用了这种信仰的言词谴责了基督教教义，正是这种教义让黑人甘心于桎梏之中，而同时又促使白人忽视了主的某些判决：“我请求上帝——我请求天使——我请求人类，来见证你迫在眉睫的毁灭，如果还不忏悔的话，你很快就会被毁灭。”他对黑人民族主义原则的陈述并不是用来争取富有同情心的白人的好感的，它其实是在提倡挪用甚至连加里森也要回避躲闪的革命原则：

但是美国人，你们别忘，就像你们在前一个世代以及这一个世代赐给我们的悲惨凄苦、耻辱可怜的生活一样，为了养活你们自己与家人，你们中的一些白人，在美国这片大陆上，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诅咒。你们想要奴隶，想让我们做你们的奴隶!!!我的肤色将会把你们中的一些人从这个地球上根除!!!!!……我坦率地问你，你们在大英帝国统治下时所遭受的苦难，有没有你们在我们身上施加的残忍与专制的百分之一那么多？你们中的一些人，毫无疑问，相信我们永远不会推翻你们的凶残的政府……如果撒旦让你们相信这一点的话，难道他不会骗你们吗？

沃克的《呼吁》预见到了道格拉斯和达拉尼等黑人领袖广为人知的悲惨经历。虽然沃克的声誉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发表《呼吁》两年之后就去世了，而且加里森的身影也使他失去了光芒——但是他的呐喊增加了黑人对反蓄奴运动的关注，甚至同时还令蓄奴主们惊恐万状。就加里森而言，激进主义并没有实现多少其制定的暴力运动与分离主义的目标，不过它对原则的陈述以及对国家意识的最终影响可谓其成功的真正标准。

比沃克的言辞更震撼人心的呼声出自玛丽亚·斯图亚特(Maria Stewart)之口，她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黑人福音传道者，她创作的《玛丽亚·W.斯图亚特夫人的作品》(Productions of Mrs.Maria W.Stewart， 1835)包含了一组沉思录和专门写给“非洲女儿”的公共演讲集。她通过援引《圣经》以及谴责美国蓄奴制度造成的“污浊不堪且无法抹灭”的污点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奴隶悲惨的传统之中，她认为美国将会由于那一污点而受到审判与惩罚：

愁云惨雾笼罩着(美国)，因为你们对身处绝境的非洲的儿子犯下了残酷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她那惨遭杀戮的儿子的血液在向上天呐喊，请求向你们讨还血债。你们在她那惨遭屠戮的孩子的血液里醺醺欲醉；你们依靠她的辛苦与劳作养肥了你们自己……你们还让非洲的女儿卖淫为娼、乱伦通奸……哦，你们伟岸而强大的美国男人，你们富足有力的美国人，你们中很多人呼叫着请求岩石与大山压在你们身上，以躲避羔羊的愤怒，以躲避高高端坐在王位上的他；你们现在所鄙视的黑皮肤的非洲人将像星星一样一直永远在天堂之国里闪耀。

“强大的美国男人”是斯图亚特特别关注的目标。通过把蓄奴制与男性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斯图亚特告诉妇女们“叠手坐着，像草一样垂着头，伤心自己的悲惨处境无济于事”。她的寓意预示了以后黑人民族主义者对分裂主义的自救式的道德观念的主张，不过，她是用明白无误的女性口吻这样说明的：“非洲优秀的女儿还要被迫把她们的才干与智慧掩藏在大堆铁罐铁壶下面多长时间？……男人就应该永远嘲笑我们吗？你不是问自己能做什么吗？如果拿不到执照那你们就联合起来开一个自己的店。把店的一边堆满干货，另一边摆满食品。”虽然像斯托和莉迪亚·玛丽亚·查尔德等废奴主义的白人妇女更受关注，但斯图亚特的论述也是废奴主义文学创作中重要的一章，是早期黑人女性文学中一座醒目的路标。

沃克、斯图亚特和加里森信奉立即解放黑人奴隶，而与此同时一些更为保守的宗教和社会团体则采取了相反的方向，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举动就是提倡循序渐进的措施，而且还经常主张进行清晰的种族阶级与性别阶级划分。在早些年相对和谐的时期，废奴运动争取到了大量的拥护者，在请求政治家就公民权利采取行动的过程中也效果卓著，而且还从以解决卖淫、赌博以及禁酒等城市问题为导向的改革中获取了能量。大量重要的期刊和报纸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包括《废奴主义检查员》(AntiSlavery Examiner)、《解放者》(Emancipator)，《全国废奴旗帜》、《自由日历》(Liberty Almanac)以及《慈善家》(Philanthropist)。虽然很多南方人与北方人不断聚众攻击废奴运动者的办公室及其主要讲演者，但是废奴运动顶住了这一切。不过，废奴运动越是推及广泛，其目的也越是分散。再者，加里森采取的立场太过极端，例如他信奉宗教至善论，谴责所有政府权威与政治程序，而且他最终给人的印象是行为古怪，这样就把他与大多数温和派隔离开来。曾经在组织与资助美国废奴协会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与亚瑟·塔潘(Arthur Tappan)等人也颇为怀疑加里森对妇女直接参与废奴工作的支持(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事情)，妇女能否直接参与废奴工作的争议源起自南方贵格派教徒姐妹萨拉·格里姆凯(Sarah Grimké)与安吉丽娜·格里姆凯(Angelina Grimké)于1837年举行的巡回演讲，这对姐妹曾对女性废奴道德规范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1840年加里森提议在美国废奴协会中吸收一名女性作为执行委员会成员，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与纠纷，后来，当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废奴大会拒绝来自美国的女代表进入会场时，上述争论开始愈演愈烈。首先，刘易斯·塔潘与加里森分道扬镳，然后成立了美国与国际废奴协会；接着，两位代表卢卡利西亚·莫特(Lucretia Mott)与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立即决定发起一场妇女运动，1848年的塞内加大会(Seneca Falls Convention)就是最终结果。相当有讽刺意味的是，北方的黑人有时也同样会遇到抵制他们参加废奴运动的情况，这是因为北方黑人更感兴趣的是行动，而不是理论。黑人也像妇女一样逐渐在废奴运动中获得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但却是以削弱了废奴运动效力的内部斗争为代价的。

在由于态度的转变而促成宗教复兴运动与社会改革运动的联合以及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妇女运动与废奴运动的融合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莱曼·比彻(1775—1863)，即哈里叶特·比彻·斯托的父亲。身为新英格兰长老教牧师并曾在倡导宗教复兴运动的过程中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比彻于1832年西迁到辛辛那提，主持着后来成为温和派废奴思想及活动中心的莱恩神学院(Lane Theological Seminary)。他在后来收集到《作品集》(1852)以及影响巨大的作品《西部之辩》中的多篇布道与散文中将反天主教教义和革新的加尔文神学理论合而为一，并呼吁在美国实行宗教与政治自由，以取代欧洲专制下的“牢房”与“奴役”。然而在奴役美国黑人问题上比彻主张采取适度措施——道德劝诱而不是暴力行动主义，而且还把自由黑人的殖民化看成是解决种族问题的最好办法。他的一个儿子亨利·沃德·比彻(1818—1887)成为当时最富盛名的牧师。虽然亨利最为人知的是他的城市改革举措、一些诸如《致年轻人的七个讲座》(Seven Lectures to Young Men， 1844)等进行自我修养的作品、宗教题材的作品以及后来一件臭名昭著的通奸丑闻，但是他的《星星报》(Star Papers)(1855)和其他作品则支持了废奴主义事业，他的纽约教堂也向脱逃的奴隶提供帮助。比彻的另一个儿子爱德华(1830—1895)也是蓄奴制的积极反对者。他的《奥尔顿暴乱纪实》(Narrative of Riots at Alton， 1838)讲述了著名废奴主义编辑爱利亚·拉福吉尔(Elijah Lovejoy)惨遭谋杀的事件，他论证说“国家”本身已遭谋杀，而且如果还不允许废奴主义者发出他们的和平的声音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无政府泛滥，鲜血四溅”。

莱曼·比彻的信仰以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宣扬的加尔文神学理论为基础，声称人性本是邪恶堕落的，得要依靠上帝的仁慈与恩典才能获得拯救，他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完成拯救事业，来与蓄奴制进行战斗，但是这种主张在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学生看来太缺少定数了，因此他的很多学生于1833年离开了莱恩神学院追随宗教复兴主义者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建立了奥伯林学院(Oberlin)。莱恩神学院的学生西奥多·德怀特·维尔德(Theodore Dwight Weld， 1803—1895)在废奴主义论战之后退学，写下了《美国蓄奴制真相：一千名证人的证词》(American Slavery As It is：Testimony of a Thousand Witness)一书，该书对斯托形成把《汤姆叔叔的小屋》看做是一个论战的观点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维尔德的这部作品在1839年以匿名方式出版，书中还有一句引自《以西结书》(Ezekiel)的简明恰当的题词：“看看他们做的恶事!”该书从维尔德于1837年到1839年间翻阅的两万多份南方报纸中援引了大量讲述南方奴隶的处境与遭遇的例证，还有其他第一手的陈词与叙述(其中有许多来自蓄奴主)，细致地描绘了黑人遭受的种种惩罚、任意的暴打以及日常的屈辱。从受欢迎的程度上能与维尔德的作品相比的就是贵格派信徒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1807—1892)的作品了，他曾经为美国废奴协会写作过一本名为《正义与私利》(Justice and Expediency)的宣传小册子，但是他最为人熟知的还是他的废奴主义与支持改革的诗歌，以及一本由他代笔的半小说体奴隶叙述作品《詹姆斯·威廉斯的自述》(Narrative of James Williams， 1838)。惠蒂埃以加里森式的立即解放的传统进行写作，他呼唤着《独立宣言》将会受到尊重的这一天的到来，“那时在政治自由这轮共同太阳的照耀下，我们的共和国中那些蓄养奴隶的地区再也不会像从前的埃及人那样，在漆漆的黑暗中端坐着，而同时他们周围的一切却闪耀着自由与平等的幸福之光。”惠蒂埃为废奴主义出版物担任编辑的工作使他又写下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文章，其中就有“什么是蓄奴制？”(What is Slavery？)与“托马斯·卡莱尔与蓄奴制问题”(Thomas Carlyle and the Slavery Question)；他的诗歌，例如“猎人者”(The Hunters of Men)、“奴隶船”(The SlaveShips)以及“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都拥有众多的读者。“伊卡博德”(Ichabod)是其中最为尖锐的诗作之一，谴责了丹尼尔·韦伯斯特对《1850年妥协法案》的支持：

我们爱过敬过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只剩力量还在——

落地的天使那高傲的思想，

即使在锁链中也还坚强依旧

其余的一切都消失了；从那些伟大的眼睛里

灵魂逃走了：

当信念丢失时，当荣誉死亡时，

人就死了!

惠蒂埃在所有的诗歌中都把南方描写成残酷奢靡之地，它的奴隶受酷主驱使，它的种种美德委身于贪婪和淫欲。就像很多废奴主义文学一样，家庭的不幸离散以及女奴的惨遭虐待等抒发情感的主要特征正是确保惠蒂埃的诗歌广为传阅的因素。

丹尼尔·韦伯斯特在《1850年妥协法案》中的默许态度使他成为新英格兰无法积极对抗“奴隶权力”的阴谋诡计的象征，而且还将开国元勋在国家联盟中赞同的、韦伯斯特穷毕生政治生命称颂的自由传统拖进了象征性的危机之中。在废奴主义斗争中惹人注目的其他政治人物有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他从1836年到1844年间发动了一场热情洋溢的运动，旨在废除阻止将废奴主义请愿递呈到国会的法律法规，结果最终获得成功，他还成功地为来自“艾米斯塔德”(Amistad)组织的反判奴隶进行了辩护；还有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他在1856年发表的著名讲演《祸及堪萨斯》(The Crime Against Kansas)导致了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在参议院对他进行的那场尽人皆知的殴打。不过，恰恰因为韦伯斯特(1782—1852)在那一或许会终结联邦(他的这一看法很正确)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克制与谨慎，似乎又使他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韦伯斯特对联邦的统一与“和谐”的专注弥漫在他的思想与演讲当中，特别是在他于1830年对罗伯特·海恩(Robert Hayne)就州对联邦法令拒绝执行的参议院发言进行的回击中，其中韦伯斯特号召人们要牢记开国元勋，驱除他所谓的南方的分裂主义与派系主义。

韦伯斯特的一生体现着联邦各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洒射其上的最犀利的光芒莫过于《1850年妥协法案》了。墨西哥战争中对西部土地的夺取以及加利福尼亚随后对自由州宪法的采用诱发了地区间利益的不平衡，再加上蓄奴制引发的危机，由此催生了在围绕蓄奴制而产生的政治与文学大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妥协法案。不仅是19世纪50年代伟大的政治作品而且还有重要的文学作品——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如《白鲸》、《汤姆叔叔的小屋》、《草叶集》以及《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都反应了妥协法案构建出的脆弱的结构以及其对毁灭性的国家力量之间进行的危险的平衡。妥协法案的中心条款允许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个自由州加入联邦，废除了华盛顿特区的奴隶贸易，但同时并没有在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等地域范围内禁止蓄奴制，而且还通过了一项新的《追捕逃亡奴隶法》，要求北方人协助将逃亡的奴隶返还到其主人身边。年老病重的约翰·卡尔霍恩把自己孱弱的身体与联邦的政治生命联系起来，将妥协法案的各项提议说成是破坏了南方的权利：“高呼‘联邦，联邦，光荣的联邦’也无法阻止联邦的分裂，正如医生高呼‘健康，健康，光荣的健康’无法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一样。”1850年3月7日韦伯斯特在一篇维护亨利·克莱的妥协法案决议的著名讲演中又一次提到了革命先驱的传统，对这一传统的呼吁曾构成过韦伯斯特题献给邦克山纪念碑的系列讲演的特色，那时他劝告立身于“我们先烈的坟茔中”的听众要警惕“派系与分裂永远使我们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希望破灭，使他们子孙后代的遗产毁灭”的那一天的到来。韦伯斯特的答复在调和奴隶利益与呼吁平息废奴骚动中闪耀着乐观主义的光芒，但梅尔维尔以及其他人很快就对这种乐观主义进行了嘲讽。“无须再住进黑暗的洞穴里，”韦伯斯特建议道，“让我们走出去来到白天的光亮中，让我们来享受自由与联邦的新鲜空气……让我们把我们这一代人变成注定要在未来的世代里把各州人民紧紧团结在这个宪法之下的黄金链条上(我欣喜地认为)最强劲最耀眼的环节之一。”韦伯斯特宣称，美国政府迄今完全是“广施恩泽”，而且从来没有“践踏人的自由”或“欺压什么州”。废奴主义作家们意识到了非裔美国人的自由受到了压制，于是他们利用对革命范例的不同诠释很快对韦伯斯特的观点进行了回击。西奥多·帕克当提到韦伯斯特在1843年的邦克山讲演中使用的“高贵的语言”，即：“那个被我们先烈的热血浸染得如此鲜红的地方”时，颇有些鄙夷不屑地回敬道：“问题并不在于蓄奴制能否终止以及能否很快就终止，而在于蓄奴制该不该像在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与纽约那样终止，或者像在圣多明哥(St.Domingo)那样终止？照着韦伯斯特先生的忠告——蓄奴制将会在烈火与鲜血中终结。”

韦伯斯特与其他人都转向开国先父们求助，这是因为他们那包含在宪法中的有关蓄奴制的观点对于亲奴派与废奴派来说都可做出自己的诠释。南北双方的政治家都把美国设想为一个由慈爱的家长式人物主持的“家庭”，这些家长式人物的伟大成就会在后世身上产生焦虑的情绪，而且还会使他们不愿违背自己所继承的智慧。出于同样的原因，开国元勋们的展望也很容易被废奴主义者利用。韦伯斯特在发出自己的言论而招致帕克以及其他人攻击的过程中也使自己对革命的诉求变得令人啼笑皆非，甚至(就像爱默生说起《追捕逃亡奴隶法》一样)充满了“自杀性”。相反，威廉·吉尔摩·西姆斯等站在亲奴派一方的人认为废奴行动会招致国家分裂与战争，他们惧怕这种“自杀”的行为。哪一种路线最有可能破坏脆弱的联邦是每一次围绕蓄奴制进行的辩论的不言而喻的主题。虽然亚伯拉罕·林肯对蓄奴制的看法与克莱十分接近，虽然他付出了整个内战的时间试图在他拯救联邦的努力与摧毁蓄奴制的行动之间进行调和，但是林肯并没有像韦伯斯特那样最终在开国先父们的阴影下缩手缩脚。如果说1838年林肯在著名的吕克昂致辞(Lyceum Address)中发出的“作为一个由自由人民组成的国家，我们要么一直活下去，要么自杀而亡”的警告没有预见到废奴运动的话，那它也的确勾画了蓄奴制面临的危机。林肯谴责了夺去爱利亚·拉福吉尔生命的那类群氓暴力，还把那种以私刑处死“被怀疑为阴谋叛乱的黑人”的事件作为另外一个例子，从而为他那个显而易见的主题即“我们的政治制度永存”埋下了伏笔。林肯的致辞常被人看做是亵渎了先辈，而且还背叛了追求个人权利的那种不朽的欲望，但是却标志着他已经开始从革命的过去所产生的那股催眠似的影响力中摆脱出来，林肯曾把革命的过去描述为“一片巨大的橡树林”，但是现在“没有了活力”，而且只剩下“残枝断干”。20年之后，在维持联邦的完整以及废除蓄奴制的过程中，是林肯而不是韦伯斯特充当了国家悲剧性的救世主的角色。在拯救国家过程中，林肯完全解除了曾经在蓄奴制问题上令一代代人裹足不前的革命重负，而且他还把斯托在创作于1851年的废奴小品“两个祭坛；或，两幅画的对比”(The Two Altars， or， Two Pictures in One)中描绘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象征性牺牲统一了起来；斯托的小品对福吉山谷(Valley Forge)的一家人为了革命事业所做出的牺牲与1850年一个脱逃奴隶在“自由祭坛上”的献身进行了讽刺意味十足的对比。

联邦的危机在梅尔维尔与惠特曼等人的作品中无处不在，但是除了惠蒂埃、斯托以及道格拉斯之外，战前时期的重要文学人士却没有把大部分的精力投放在废奴主义作品的创作上。惠特曼(在《鼓声》[DrumTaps]中)、梅尔维尔(在《战斗诗篇》[BattlePieces]中)以及狄金森等诗人在零散的隐喻性诗歌中以恢宏的气势描绘了战争，惠特曼在19世纪50年代创作的民主诗歌中许多地方都提到了遭人奴役、被人拍卖或者出逃在外的奴隶的悲惨故事。比如，在“自我之歌”中，惠特曼那敏锐的现象论意识中就糅合了遭受追捕的奴隶的经历：

我便是遭追捕的奴隶，猎犬的噬咬使我退缩，

恐惧与绝望紧抓着我，枪手一下又一下地放着枪，

我紧握着篱边的横木，因皮肤的渗液变稀的血块，从我身上滴下，

我摔倒在野草与石堆上，

骑马的人踢着不愿前进的马匹，慢慢逼近，

在我迷糊的耳边嘲骂，用鞭柄猛烈地敲击着我的头部。

多数废奴主义诗歌均为平庸之作，主要是宣泄愤怒的情绪，而不是表达复杂的文学情感状态。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认为战争会使蓄奴制的大规模蔓延合法化，他创作的《彼格卢晚报》(第一个系列中就包括一首讽刺墨西哥战争的诗作)就含蓄地痛斥了这一现象，而且他还为废奴主义报纸撰写了大量的社论。1867年，罗威尔发表了《彼格卢晚报》的第二个系列，有一部分专门描写了战争，但是他的一些具体针对蓄奴制的诗作还是倾向于依靠程式化的修辞方法，这一点很像是霍尔姆斯以及其他大量刊登在改革期刊上的诗作，就像在“华盛顿附近捉拿逃亡奴隶”(On the Capture of Fugitive Slaves Near Washington)中那样：

从遭受奴役的土地上，我们的奴隶注定逃走，

带给我们的迹象，一如从前带给法老的那样；

如果我们无视，他们像往昔的以色列人那样大批离去，

注定穿越红海，其波涛红如鲜血。

朗费罗的诗作《蓄奴制的诗歌》(Poems on Slavery， 1842)收录有“奴隶的梦”(The Slave's Dream)、“泥泞沼泽地里的奴隶”(The Slave in the Dismal Swamp)以及“混血姑娘”(The Quadroon Girl)等讲述非洲自由的诗歌作品，是除惠蒂埃的作品之外以诗歌的形式对废奴主义进行的最为全面的表达。例如，在“警告”(The Warning)一诗中，朗费罗把基于美国独立革命意义的危机主题与将会摧毁美国本身的奴隶起义的可能性结合了起来：

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又穷又瞎的参孙

失去了力气，还被缚在铁链里，

他或许，令人生畏地奋起精神，举起手臂，

摇动这个共和国的支柱

直到自由的宏大庙宇

倒在一片无形的废墟残骸之中

然而，最有效的废奴主义言论都来自散文作家，不仅包括像加里森这样特立独行的激进主义者和像格里姆凯姐妹这样的女权主义者，还包括那些与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文学及哲学圈子有各种联系的作家。爱默生与梭罗等超验主义的主要人物置身于论战之外，但他们还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言论，不过，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对于有组织的改革运动表现出了深深的怀疑。爱默生在其早期散文中小心谨慎地触及到了蓄奴制问题，后来他渐渐更加公开地对这一事业表示支持，并且在诸如《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解放》(Emancipation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1844)以及《追捕逃亡奴隶法》(The Fugitive Slave Law， 1851)等文章中大声疾呼。梭罗在《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1849；1894年以《非暴力不合作》[Civil Disobedience]为题重印)中攻击墨西哥战争是支持蓄奴制的诡计，在《为约翰·布朗队长请愿》(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中赞扬了约翰·布朗对哈珀渡口的袭击，而且还在《马萨诸塞州的蓄奴制》(Slavery in Massachusetts， 1854)中对韦伯斯特和妥协法案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

我听说过很多把这法律踩踏在脚下的事情。啊，一个人没必要大费周折那样去做。这法律达不到脑袋或者说理性的水平；它天然栖息在一片污垢之中。它生在、养在、活在尘土与污泥之中，而且只能达到脚的水平；自由走动的人，即使心怀仁慈之心仍会踩死所有毒虫的人，都会不可避免地踩踏到它，而且就这样把它踩在脚下——它的制造人韦伯斯特和它，就像臭虫和污泥一样。

但是，蓄奴制对于梭罗来说就像印第安人西迁一样，似乎更是一道哲学难题而并非一个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威廉·埃勒利·钱宁(1780—1842)的作品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他是波士顿唯一理教的牧师，曾对爱默生、帕克及其他推动超验主义俱乐部形成的人物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唯一理教对理性及个人精神力量的注重促使钱宁在《蓄奴制》(Slavery， 1835)一书中采取了渐进主义的学说，他在该书中指责了废奴主义者的狂热情绪。然而他就兼并德克萨斯问题对亨利·克莱的回复《论蓄奴制问题》(Remarks on the Slavery Question， 1839)一书中强调说北方也受到了蓄奴制的“污染”。钱宁写道，我们的道德情感“麻痹”了，我们的商人在展目南望时看到的是“棉花，棉花，只有棉花。棉花充斥着南方的地平线。而那些养育了棉花的可怜的人类工具，商人们又对他们关心什么呢？”钱宁还谴责了对女奴施加的性虐待，但同时他也接受了黑人温顺驯良的思想，这样就确保了即使奴隶获得解放白人也不必惧怕会遭受报复：“铁链已磨蚀了(奴隶的)灵魂，这比磨蚀他们的肉体更为糟糕。”在《解放》(Emancipation， 1840)与《自由州的责任》(Duty of the Free States， 1842)中，钱宁接近了19世纪40年代加里森的中心观点，即分离及个人有权断绝与所有滥用职权的政治权威的关系：“有一种人法要远比土地法久远神圣。(人)享有比市民更高的权利。他享有的权利可以追溯到任何宪章拟订和社会成立之前；这种法律不因循传统，也不可废止，但是却像他本身的力量与法律一样永恒不灭。”

钱宁对个人意志力量理想化的信仰在超验主义者与加里森主义者中非常普遍，但却很不现实，而且也与他对非裔美国人的看法不无联系。种族主义者认为非洲人单纯驯顺(在有关蓄奴制的经典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问世前后，这一问题一直是描写蓄奴制的感伤文学中的关键问题)，这在《蓄奴制》一书中明明白白地体现了出来：“非洲人感情丰富、善于模仿，而且温良恭顺，在有利的环境中他们能学会很多好的东西；因而从奴隶的脸上可以看出一个英明而善良的主人的影响。”当然，这只不过是几位亲奴制主要思想家在鼓吹只有仁爱慈善的家长式统治才是非裔美国人生存与繁荣的唯一制度过程中所指出来的。这一观点也在那部对蓄奴制以及北方人对其漠视进行的最为精彩的批评中遭到了模仿讽刺：即梅尔维尔的《本尼托·塞瑞诺》(1855)。虽然霍桑的观点只能被看成是稍微有些支持蓄奴制，坡以复杂的象征与心理手法对蓄奴制问题进行的刻画爆发自种族主义的创伤，斯托的伟大著作定格了对种族性格进行的区分，但是梅尔维尔则是继续径直冲向美国的危机的要害所在。在梅尔维尔对“命定扩张说”进行的寓言式攻击《马尔迪》(1849)一书中，他充满讽刺地将蓄奴的南方特别是卡尔霍恩描绘成一个名叫纳力(Nulli)的“像死尸又像幽灵的人”，他挥舞着一条血淋淋的皮鞭，而且还认为自己奴隶的祖先可能曾经有过灵魂，但是“他们的灵魂已经在后辈身上消失了；就像皮鞭将味觉的本能扼杀一样”。然而，梅尔维尔同时也极力使自己适应大多数废奴主义文学那夸张但却无力的表达方式。在《本尼托·塞瑞诺》中，梅尔维尔对钱宁等人所倡导的北方浪漫主义观点进行了嘲讽，这种观点认为蓄奴主们都是骄奢淫逸的贵族，奴隶则是驯顺善学的(但具兽性的)生物，他还利用了整个美洲对奴隶暴动的恐惧心理。

梅尔维尔的小说是以新英格兰船长阿玛撒·德拉诺(Amasa Delano)的真实故事为基础写成的(记载在他于1817年发表的《南北半球航行记》[Narrative of Voyage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中)，1805年德拉诺把西班牙船长本尼托·塞瑞诺的货船从船上的奴隶的暴动中拯救了下来。梅尔维尔在小说中把本尼托·塞瑞诺的船名从原来的泰奥(Tryal)改成圣多明克(San Dominick)，从而影射了在南方被视为像火山一样蓄势待发的雅各宾式的恐怖，而且梅尔维尔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复杂的典故暗示与历史引据真实地再现了新大陆蓄奴制的历史，其中包括当时美国对是否兼并古巴和拉美等具有丰富的潜在奴隶资源地区的争论。书中的西班牙船长被讥笑为虚弱无能且形象典型的蓄奴主，而德拉诺则被讽刺为心肠慈善但却自鸣得意的北方人，热衷于批评蓄奴制，可一旦对蓄奴制的批评发展为暴力和暴动时却又惊恐不已，德拉诺直到故事结尾才明白叛乱其实早已发生，只不过自己一直被黑人奴隶领袖巴博(Babo)策划的复杂伪装所蒙蔽。妥协法案部分地影响了美国在墨西哥战争中占有的领土上采取的政策，《本尼托·塞瑞诺》一书作为对此法案的回应就利用了先前曾在克里昂号(Creole)与阿米斯塔德号(Amistad)奴隶货船上发生的暴乱中就已凸显出的国内与国际利益之间的冲突。《本尼托·塞瑞诺》没有预见到南北内战的爆发，不过它却预见到了(而且在1855年就有可能已经预见到)三股势力之间的斗争：一种是新教势力，即一种源自美国独立革命的民主自由的清教传统；一种是西班牙势力，这是一种以即将灭亡的欧洲君主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蓄奴制与专制统治下的天主教世界；还有一种就是反叛的黑人世界，他们正在其他世界之间制造分裂的契机而且正在给整个蓄奴世界带来动乱的威胁。

如前所述，在19世纪前半期人们围绕新大陆解放奴隶的后果进行着不断的争论，不过海地一直是对此进行检验的标准。尽管有人对这个岛屿共和国进行了辩护，但人们普遍认为，就像解放的牙买加，海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滞后与政治愚昧的历史。代表南方利益的《德伯评论》是一家很具影响力的报纸，它在1854年刊登了一篇对海地商业与政府的批评可谓典型的文章。这篇文章称，30多年以来，“文明的进程”在海地已经停滞，整个社会始终怠惰懒散而且道德败坏：

从哥伦布发现海地直到现在所罗克(Solouque)的统治，橄榄枝早已在它那充满乌烟瘴气的呼吸下枯萎凋落；地狱般的激情在它的胸腔里如火山般汹涌，当革命的法国的无神论哲学在这种热情上加油的时候，整座岛屿的恐怖变成了一则故事，它曾使我们在孩童时期恐怖不已，而且现在重读依然会使我们的血液凝固。获得胜利的黑人对待战俘的方法比宗教法庭的折磨更是变本加厉。他们用赤热的钳子撕裂战俘的身体——把他们放在支架之间锯成碎片——用慢火炙烤他们——要不就是用赤热的螺丝锥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

正如在梅尔维尔隐晦的废奴故事中那样，西班牙统治与法国统治的融合，再加上对宗教法庭的暗示，就把反天主教与反雅各宾派的情绪连接了起来。的确，对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命定扩张说”的表达经常就融合了上述两种情况，因此《本尼托·塞瑞诺》预见到，一种爆炸式的叛乱模式与美国在西部与墨西哥的野心息息相关。新英格兰船长阿玛撒·德拉诺(他那阳光似的乐观主义不由会使人想起韦伯斯特对妥协法案的赞成态度)在圣多明克船上遭遇到了一系列充满寓意的威胁，这些明显也是那一世纪中期新大陆给美国带来的：西班牙的暴政与衰落，还有在那个聪明的英雄人物巴博身上得以戏剧化实现的潜在的黑人起义与解放。

梅尔维尔对德拉诺的真实故事的小说化改编打碎了斯托等人所宣扬的非洲人温柔驯顺的浪漫主义幻想，而且它还以西奥多·帕克在1854年演讲“内布拉斯加问题”中提到过的英裔美国人与西班牙裔美国人之间的那种冲突为基础。帕克认为，作为“一个迂腐堕落、分崩离析的国家的孩子”，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注定以失败告终。不过他也认为，美国为调和蓄奴阶级的利益而对“命定扩张说”所进行的狂热鼓吹对自由理念具有同样的破坏作用，因为在美国主宰自由理念的不是君主，也不是神权，而是“万能的美元”。帕克(1810—1860)是波士顿一位从事超验主义事业的唯一理教教徒，他对使用暴力丝毫不持怀疑态度，后来他还支持约翰·布朗对哈珀渡口发动的袭击，19世纪40年代，帕克成为一位废奴运动及其他改革事业的热情洋溢的代言人。帕克把韦伯斯特比做叛国者本纳迪克特·阿诺德，悲叹他“对自己高贵的思想力量的滥用”，并将他戏剧性地表现成一个伟大的悲剧人物，他从“邦克山的英雄”沦为了“蓄奴制群狗的看护人”。在“论蓄奴制的一封信”(A Letter on Slavery， 1847)中，帕克简要陈述了他对梅尔维尔在其叛乱故事中所证实的家长制统治：“奴隶和蓄奴主之间的关系起于暴力；也必定在暴力中延续，普通法律所实施的有系统的暴力，或者是随个人一时冲动而实施的无规律的暴力。”帕克写道，蓄奴制的观点回应了后来将出现在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副标题中的一个普通修辞格，那就是“把人当东西使唤”。

19世纪40年代与19世纪50年代期间，在对蓄奴制的抨击上能与帕克和加里森比肩的就只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以及白人当中的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ips)了，后者可谓是废奴运动中最有感染力的演说家之一。尽管被招募在加里森麾下，但菲利普却全不理会前者的非暴力与反社会制度的理想主义主张。菲利普极为巧妙地把南方刻画成一个因刑罚、性虐待以及苦难而几乎要失去控制的人间地狱，他也明白，相对于一些负隅顽抗的公共机构(如教会、媒体以及政党)来说，人民大众更容易被发动从而投入到热烈的行动当中。他那篇极为著名的演说《废奴运动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Abolition Movement， 1853)是对废奴运动的一个总结，高度评价了显赫人物与杰出作品，其中散布的激烈言辞也回响在同一时期道格拉斯的演说与作品中：

南方就是一座大娼馆，50万妇女被逼迫去卖淫，抑或，更为糟糕的是，她们在逼迫之下竟然以此为荣。一半大城市的公共广场上回响着拍卖台上惨遭分裂的家庭的哀嚎；(没有)一条河流不是对那些欲求一死而从难以忍受的苦难中解脱的奴隶封闭的；数以千计的逃亡奴隶躲藏在公路两旁，不敢吐露姓名，而且一见人影就浑身颤抖；大街上自由的黑人遭到绑架被推进蓄奴制的地狱；偶尔有一个遭绑架的黑人，好像奇迹发生一般，那么多年以后，活着回来讲述他的遭遇，听的人也会毛骨悚然。媒体说“没有问题”；牧师喊“阿门”……奴隶抬起恳求的目光，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除去我们的脸)都看到了敌意。

菲利普提到的遭绑架奴隶生还的故事取材于所罗门·诺索普(Solomon Northrup)的使人着迷的叙述，他那辛辣而又不乏老套的言词借用自各种短篇小说、杂志文章以及维尔德的档案文集《美国蓄奴制真相》。威廉·古德尔与维尔德和菲利普一样热衷于揭露这种特别的制度背后埋藏的法规与实际的行为，他在《蓄奴制与废奴主义》(Slavery and AntiSlavery， 1852)以及《美国奴隶法规》(The American Code， 1853)中就是这样做的，其中前者探讨了两个半球的蓄奴制状况，后者仅仅列出了规范蓄奴以及解放行为的法律纲要，上述两部著作就本身来看读后就能让人感觉到其中的残忍。逃亡奴隶与新英格兰演说家们频繁地引用南方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从各种实用目的上来说又恰恰谴责了自己。

鉴于这一时期游记小说非常流行，为数众多的废奴主义作家都至少把他们的作品建筑在少量的南方经历上，但是相对来说能够创作出具有高度文学价值或者内容翔实的作品来的有切身体验的作家却是凤毛麟角。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过实属罕见的个案辛顿·罗恩·赫尔普了，他是一个南方废奴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极端种族主义者。反对蓄奴制的超验主义者莫恩修·康威(Moncure Conway， 1832—1907)来自于弗吉尼亚一个显赫的蓄奴主家庭。他那本直到1904年才发表的《自传》追溯了他向废奴主义观点转变的过程；他的宗教檄文《被拒的石头》(The Rejected Stone， 1861)称赞内战是有神意庇佑的革命行动，它确保了“这个世界的诸王国将永远成为基督的王国”。但是像康威和格里姆凯姐妹这种转变立场的南方人的证词相对来说少之又少。除了逃亡奴隶们的重要证词之外，只有几位小说家和少数旅行家提供了有关奴隶生活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确切一点说，种植园本身倒更经常地成为主题。C.G.帕森的《透视蓄奴制；或，种植主之间的游历》(Inside View of Slavery；Or， a Tour Among the Planters， 1855)是一本典型的游记作品，由斯托作序，它谴责了效率低下的蓄奴制经济以及蓄奴主阶层的残酷无情。当时，就观察的广度和言辞的影响力而言，园林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的《棉花王国》(The Cotton Kingdom， 1861)可谓最富感染力的作品之一，该作品是他以前三部游记作品的提炼精华：《沿海蓄奴各州之旅》(A Journey in the Seaboard Slave States，1856)、《德克萨斯州游记》(A Journey Through Texas， 1857)以及《乡村游记》(AJourney in the Back Country， 1860)。奥姆斯泰德用敏锐的目光详细描绘了南部种植园以及普通人的生活，表达了当时北方自由土壤制度的观点。然而他把蓄奴制描绘成了一种经济完全败落的制度，南方大部分白人也沦落到为数不多的几位成功种植园主手下的奴隶一样低贱的境地，这些可是大谬不然了。

一些对蓄奴制最有力的评论出自来到美国的外国人之手。英国废奴主义运动取得的相对成功为1833年英属西印度群岛蓄奴制的终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对一些作家向蓄奴制发动的攻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哈里叶特·马蒂诺的《美国社会》(1837)与《美国的苦难年代》(The Martyr 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0)；查尔斯·狄更斯的《美国札记》(American Notes， 1842)；弗朗西斯·特洛普(Frances Trollope)的《美国人的生活举止》(Domestic Manners of the Americans， 1832)以及她的奴隶叙事小说《乔纳森·杰斐逊·惠特罗》(Jonathan Jefferson Whitlaw， 1841)；还有范妮·坎伯尔(Fanny Kemble)的《佐治亚种植园生活记：从1838年到1839年》(Journalof a Residence on a Georgia Plantation， 1838—1839)(1863)。在法国的评论家中，古斯塔夫·德·博蒙特(Gustave de Beaumont)和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两人合著了一本《美国的监狱制度》[O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说明了他们此次游历的原因)的那次众所周知的美国之行促使博蒙特创作了一本描述一个悲惨的黑白混血儿的浪漫小说《玛丽，或美国的蓄奴制》(Marie， or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835)，同年托克维尔的不朽巨作《美国的民主》也问世。托克维尔预言了蓄奴制不可避免的灭亡，还预言了双方的绝望与种族的仇恨，他对西方世界中现代蓄奴制含义的评价，就像他众多的观察一样，切中了自由与民主自由主义问题的要害，而这一问题欧洲早就经历过，美国又将它引入了新的危机之中：

很多欧洲人认为黑人比其他任何人类种族都低贱，与黑人同化他们感到很恐怖，自从他们把这一与自己不同的种族当做奴隶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认为蓄奴制将永恒不灭，因为在蓄奴制所创造的极端的不平等与独立所自然产生的极端平等之间没有什么中间状态会持久存在……他们先通过对待黑人的种种行为触犯了人类的每一项权利，然后他们又告诉黑人这些权利的价值及其不可侵犯性。他们向奴隶敞开了自己的社会，可一旦奴隶竭力要走进来的时候，他们又无耻地将其驱赶出去。不过，由于希望奴役别人，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或者在无意中走向了自由，因为他们既没有勇气做到彻头彻尾的邪恶，也没有勇气做到完完全全的公正。

尽管奥姆斯泰德等人小心翼翼地对蓄奴的南方进行了描绘，但真相与情感小说的表现总是交织在废奴作家绘制的画卷之中。而且，如果这些描绘被极为浪漫地进行了拔高，它们也很少会被完全歪曲，这一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汤姆叔叔的小屋》会获得巨大的成功，因为这部小说揭示出一个超越了统计数据而且充满着情感力量的道德真理。出生于康涅狄格州里彻菲尔德(Litchfield)市的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在莱曼·比彻元配所生的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七，她从1824年到1832年一直在哈特福德女子学院给身为妇女教育先驱的姐姐凯瑟琳帮忙；后来当她俩一起在辛辛那提教书的时候，斯托还帮助编写过凯瑟琳的几本重要的教材。在兄弟们日益高涨的废奴活动以及家庭与诸如詹姆斯·G.波尼、萨尔门·切斯(Salmon Chase)、格玛利尔·柏雷(后来成为《国家时代》的编辑，《汤姆叔叔的小屋》从1851到1852年在此连载发表)等重要的废奴主义人士的交往的影响之下，斯托也转而反对父亲与丈夫加尔文·斯托那空洞而不切实际的观点。加尔文·斯托是莱恩神学院的宗教学教授，两人于1836年结婚。虽然斯托对蓄奴南方的直接体验仅来自1833年一次短暂的肯塔基之行，但是她的家人和朋友与地下铁路组织的积极分子来往甚勤，而19世纪30年代的辛辛那提正是废奴运动与逃跑奴隶讲述故事的温床，其中一些故事还进入了斯托的巨著之中。到1850年加尔文在鲍登学院任职、斯托又回到缅因州定居以后，斯托已经写了几篇废奴主义的随笔(还有其他一些新英格兰与中西部故事)，而且一旦颇引争议的《1850年妥协法案》(特别是其中令人生厌的《追捕逃亡奴隶法》)获得通过，她就会神态自若地予以回击。

斯托如此富有戏剧性地置身其中的废奴主义论战文学在先前的20年中也产生出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但它们所拥有的读者人数远远不及斯托。比如，加里森与菲利普的重要演讲、亚当斯的国会报告甚至是惠蒂埃的流行诗歌都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除了维尔德的《美国蓄奴制真相》外，斯托的素材还来自《圣经》、圣歌、布道以及自己家庭图书馆里的宗教读物，很可能还有一些废奴主义小说与奴隶的叙述。《关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答辩》(1853)是斯托收集的文献作品集，以用来证明她的小说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的，在此书中，她在亨利·比伯(Henry Bibb)、威廉·韦尔斯·布朗、所罗门·诺索普、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约西亚·汉森(Josiah Henson)以及露易斯·克拉克等人的奴隶故事中指出了与自己作品相似的一些事件；的确，最后两个人还把自己的生涯建立在他们是汤姆叔叔与乔治·哈里斯的原型的声称之上，但有些令人怀疑。在有可能影响了斯托的小说作品中最著名的有由惠蒂埃代笔的《詹姆斯·威廉斯的自述》(如前所述)，这部作品描绘了种植园里发生的冷酷残忍的事情，但却被南方人斥责为纯属伪造(美国废奴协会曾宣扬此书是极为出色的奴隶叙述作品，但时隔不久人们就得知故事很大部分是由威廉斯杜撰的)；还有理查德·西尔德里兹的《奴隶；或亚奇·摩尔回忆录》(The Slave；or Memoirs of Archy Moore， 1836)，此书展示了一些与斯托的作品类似的情节与人物，但却被斯托在自己的作品中淡化削弱了。例如，混血儿亚奇和妻子凯希也许就有斯托作品中乔治和伊莉莎·哈里斯2的87影子，但他们夫妻最终还是离散，以悲剧收场；黑奴汤姆起初是个虔诚的教徒，温驯服从，但是在目睹妻子被监工鞭打致死之后也成了一个逃亡的反叛人物。监工一路跟踪他，但反被汤姆沉着地杀死。除此之外，在西尔德里兹的小说中，像在大多数真实可靠的奴隶叙述中，斯托极为看重的基督教以及家庭的温馨被种植园生活腐蚀殆尽。然而，斯托的观点却是，与暴力的逻辑相比她的读者更有可能被浪漫感伤的老套形象所感动：“用不着与意象进行争论，”斯托给她的编辑写道，“每个人都会被意象所感动，不论这些意象的本意是不是要感动他们。”

将会出名的老套形象——伊莉莎越过冰河、小艾娃夸张的死亡、汤姆在莱格利手下的殉难——都是一些书中巨大的叙述力量精心策划而且又受其驱动的场景，目的就是为了激发读者充满同情的反应。1852年《汤姆叔叔的小屋》辑书出版时，8个星期内售出5万本，一年内售出30万本，到1853年初已在英美两国总共售出100万本。此书为当时常常因为一些琐碎的争吵与无用的理论建构而陷入困境的废奴运动增添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通过给予《追捕逃亡奴隶法》现在要求北方与南方一样为其负责的野蛮的制度以血肉鲜活的事实，变成了大众废奴情绪的试金石，那时，在北方人们的这种情绪早已在对墨西哥战争爆发与妥协法案签订做出响应的过程中获得空前的高涨(不久还会随着《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达到更高的程度)。斯托不是第一个让人们关注蓄奴制对黑人和白人家庭具有很大破坏力的人，但是她的小说却把感伤小说与废奴辩论完善地结合了起来。在一幕幕的场景中，黑人家庭的破碎及其对白人的意识所产生的道德影响成了斯托关注的焦点。例如，当奴隶露茜的孩子被冷酷无情的奴隶贩子哈力卖掉时，斯托悲愤地写道：“你也会习惯这些的，我的朋友；为了联邦的荣耀而使我们整个北方地区都来习惯它们就是最近这些努力要实现的伟大目标。”

斯托对家庭以及家庭隐喻的有力把握不仅利用了与韦伯斯特、林肯等人提出的“联邦”所联系的情感观念，同时还利用了对社会传统家长制权威提出挑战的更为激进的家庭观念。据一些废奴活动家所言——如前所述的黑人女权主义者玛丽亚·斯图亚特——堕落的蓄奴制可谓是家长式统治的缩影。小说与社会思想中较为温和的家庭传统声称从道德上来说妇女要高于男子，但同时又认为她们具有敏感、驯顺以及脆弱等特定的品质——事实上，与浪漫种族主义者(包括斯托)归结在黑人身上的品质无异。由于更接近牧师那底气不足的权威，家庭传统将持家与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等“妇女天地”与男子的商业与政治世界分离开来。然而，它也冒险为妇女的从属地位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因为当时更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对之加以抵制。《汤姆叔叔的小屋》被两种力量撕扯着——即家庭“影响力”与公众的激进主义——因为如果它将那种对斯托来说不仅包含着蓄奴制与其父亲的加尔文主义教义而且还包含着把妇女束缚在家庭理念之内的束缚与反抗模式付诸实施的话，那么这本小说不论从哪种情况来说都对这种反抗的界限与方式持有一种矛盾的心态。

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家庭理念成了各种社会改革事业的话题；正如围绕妇女能否参加1840年废奴大会而产生的意见分歧所暗示的那样，不仅是男子，甚至是妇女自己也在她们适当的职责范围上产生了分歧。例如，凯瑟琳·比彻就认为妇女应该避免直接从政。在《蓄奴制和废奴主义论文》(Essay on Slavery and Abolitionism， 1837)中，她谴责了废奴主义团体的公然叫嚣；她细致地区分了男子与妇女的职责，并警告说妇女一旦偏离“上天指派她们填充”的位置，孩子们就会丧失适当的道德教育，改革大业也将难保：“因为妇女越是聪明，就越是能够理解分派给自己从属位置的训令所展示出的智慧，而且她的品味也越能够接近与该品味有关的引退与顺从的典雅与高贵。”比彻的观点特别针对的是萨拉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凯，两人的1837年巡回讲演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以至于新英格兰公理会的牧师不得不在一封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中对她们参与政事的不当行为进行了指责，该信声称当妇女“占用了男人的位置，采用了男人的口吻时……她就是放弃了上帝为保护她而赐予她的力量，而她的人格也就被扭曲了”。“妇女之间如果大谈乱谈一些不该说及的事情”(即蓄奴制和种植园里的性虐待)，那她们的稳重端庄就遭到了破坏，并会逐步走向“堕落和毁灭”。安吉丽娜除了进行咄咄逼人的演讲之外，还发表了《向南方基督教妇女呼吁》(Appeal to the Christian Women of the South， 1836)一书，书中建议妇女研究《圣经》并寻求改变主宰蓄奴制法律的途径。牧师的指责和凯瑟琳·比彻对女权激进主义的批评得到了萨拉与当时已成为西奥多·维尔德的妻子的安吉丽娜的回应，作为回应，前者撰写了《论妇女处境和两性平等的信笺》(Letters on the Condition of Women and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1838)，后者撰写了《致凯瑟琳·E.比彻的书信》(Letters to Catherine E.Beecher， 1838)。后一本著作收集了一批先是发表在加里森的《解放者》中的文章，宣称妇女的权利是“其道德存在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还宣称“单纯的性别条件并没有赋予男人比女人更高的权利和责任”。格里姆凯姐妹与卢卡利西亚·莫特、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以及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一起，在把废奴主义势力与女权主义势力结合起来，以及在把妇女的公共领域活动定义为更大的民主社会改革运动的产物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汤姆叔叔的小屋》对妇女运动的呼吁没有达到格里姆凯姐妹、莫特和斯坦顿提出的激进措施的地步。书中主要女性人物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在基督徒榜样以及道德教育上。可是，不管这本小说多么符合多愁善感的典型，从它攻击了家长制社会以及把奴隶受苦难与妇女受压迫进行类比这方面来看，它还是一种冒险与尝试性的反叛行为。这本小说巨大的感染力量来自于它巧妙地把通过孩子——所谓的第三个被压迫群体——联系起来的奴隶与妇女的地位等同了起来。从这一点上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利用了另一个废奴主义者莉迪亚·玛丽亚·查尔德所勾勒的情绪有可能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事实。查尔德写道，妇女与奴隶“的特征都是感情丰富，但才智并不过人；都发展出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感；都固执地不肯放弃自己喜爱的东西；相对来讲，都有一种谦恭服从的倾向；因此，都在暴力之下屈服，都被当做财产而不是个人”。查尔德在一些通信以及在《为被称做非洲人的美国阶层呼吁》(An Appeal in Favor of That Class of Americans Called Africans， 1836)中提出的上述性格描述在她的故事“黑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Black Anglo Saxsons)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故事讲述说有一群奴隶在讨论选择逃跑还是进行暴力反抗，其中的黑白混血儿赞成暴力杀戮，而黑人则主张采用仁慈与温顺的方式。如同在斯托的小说中那样，这里的种族划分应和了性别的划分，即把女性的特质、母性的温顺及黑人的性格与男性的特质、父性的强悍及白人的个性进行了对比。如果说在斯托小说中母亲和妻子的道德影响力会大获全胜的话，那么一大堆可以归结为男人的“欲望”以及政治与家庭中家长式管辖的问题就会消失，那么蓄奴制——如同很多北方人(如温德尔·菲利普斯)与某些南方人(玛丽·切斯纳特)在把种植园描绘为娼馆中所暗示的那样，在蓄奴制度下对妇女的虐待已达到了极端——也一定会让位于基督教式的民主统一。

斯托对家庭这一形象的使用——从完美的贵格派母亲到邪恶堕落的莱格利的家庭——利用了把联邦比做一个受到分裂威胁的家庭的政治比喻，这一隐喻由于林肯于1858年在关于“分裂的家庭”(House Divided)进行的演讲中使用了新约中的这个短语而家喻户晓，不过此前早已频繁使用了。从以哥特小说的方式对放荡淫乱的行为进行探索这一方面来看，斯托的小说偏离了凯瑟琳·比彻在其废奴主义作品及持家手册《家庭经济论》(1841)中所建议的那种受到限制的影响作用。虽然斯托自己后来也对《家庭经济论》的修订版出过一臂之力，但她似乎没有可能准备支持比彻的观点，即比彻认为妇女的角色就是要支持盎格鲁美国人的“命定扩张说”，其方式就是使自己附属于男人，帮助维持国家稳定以建立“一个基座与地球同宽、顶端可直插云霄、光芒将照射四方的宏伟殿堂”。斯托的评论并没有把家庭想象成一个孤立的空间，而是把它想象成一个政治世界的典型，而且斯托倡导的施展道德影响的方法与玛格里特·富勒的方法更为相似，后者在《十九世纪的妇女》(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45)一书中写道，“你们看看男人，为了金钱市场，为了政治权利，他们就心甘情愿寡廉鲜耻地把世世代代同类的幸福拱手卖了出去。”在如此攻击对德克萨斯的并吞及其所引发的蓄奴制的扩张中，富勒采取与斯托相似的立场：“你难道没有在心中感到什么能够谴责他们、什么能够制止他们、什么能够说服他们吗？你说的话不会付诸东流的；不管是独自在家，还是联合在一起……不要让机会溜走，但是要去做点事情以消除夏娃招惹的诅咒。”

斯托避开了原罪的问题与父亲信奉的加尔文教传统而转向了新约，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解释了耶稣的拯救力量，并从耶稣的性格中发掘出了一些女性特质，还从本质上把耶稣描绘为一个女子。除了汤姆，斯托的中心基督式人物就是小艾娃了：一个孩子，一个女性，一类对出身自夏娃而不是亚当的基督的描绘，而且——正如她的全名伊凡杰琳(Evangeline)所暗示的那样——还是小说中最有震撼力的福音传道者。在小艾娃的身上结合着福音传道社会改革的宗教领袖与感伤文学中的主要角色儿童的身影。诸如《儿童废奴主义书籍》(The Child's AntiSlavery Book)与《废奴主义字母表》(AntiSlavery Alphabet)等特别针对儿童读者的废奴文学、书籍以及期刊中儿童形象不断增多，这类作品认为，儿童不需要道德教育，他们或许还是最适合进行道德教育的人。儿童由于像小艾娃一样性别意识不明显而且又没有受到腐蚀，因此经常被想象成“唯一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使人们的感情超过理智而且宣扬将权利民主地延伸到社会最底层的废奴主义的“仁爱”传统寻求把在革命时期产生的激进平等学说付诸实施，其实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学说与宗教转化的福音传道力量结合起来，并且特意设置一系列夸张的感伤场景对这些学说加以描绘。小艾娃虔诚的一生与最终的死亡并不是仅仅用做点缀的煽情情节。儿童在人生痛苦与社会改革之间架起了一座在道德上要高过腐朽的成人、男性世界的桥梁——斯托从头至尾都在书中暗示，这个世界就是并没有从舆论与行动上反对蓄奴制的有组织的宗教世界。小艾娃的死把宗教机构这种未曾使用的力量纳入了感伤的社会改革领域之内，小艾娃的死还属于那个时期浩瀚的哀悼与抚慰文学的范围但是却超越了此类文学中单纯的宗教信仰，因为斯托是利用快乐的儿童—妇女的形象来重新诠释了基督教男子的形象。

在受到后世读者的批评最多的汤姆这一人物身上，斯托试图把女性力量的理念与非洲黑人的温柔驯顺的性格结合起来。汤姆是个殉道者而并不是个懦夫，他之所以惨遭杀害是因为他不愿背叛凯希和艾米琳，不愿屈从莱格利的命令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然而汤姆却与小艾娃一道成了流行滑稽说唱与歌舞表演中最为经常被重新演绎的人物形象(这甚至使得《汤姆叔叔的小屋》更为出名，就是斯托本人也无法做到)，而且还成了下世纪非裔美国人文化中黑人所蒙受的屈辱的一个例证。后来的读者很难区分汤姆与多种讹化的剧作中演绎的变体，但即使在当时此书也掀起了一股效仿之风：戏剧、诗歌、歌曲、版刻以及其他手工制作消费品(牌戏、银器、针绣品等等)，这些均利用了书中过分情感化的场景。“汤姆剧团”巡回演出时删除了黑人剧中每一个激进的段落(几乎全部由白人出演，直到19世纪后期才有所改变)以使其迎合滑稽歌舞的低级趣味。在舞台上，托普希唱“托普希之歌：我只是个黑人小女孩”；著名滑稽剧演员T.D.赖斯在扮演汤姆叔叔这一角色时回避了种族歧视的因素；汤姆和小艾娃在纸板箱做成的天堂里团聚；废奴主义本身也在诸如“我们快乐，黑人快乐”等歌曲中受到攻击。舞台作品与电影对这部小说的进一步演绎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从而破坏了斯托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完整性，而正是它们才使得《汤姆叔叔的小屋》成为19世纪晚期对黑人与白人作家来说可能影响最大的小说。但是到了现代，此书的陈腔老调则完全淹没了其本身的道德意旨，促使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把他描述黑人南方生活的故事集命名为《汤姆叔叔的孩子》(Uncle Tom's Children， 1940)，其中不乏讽刺之意，而另一位作家伊斯梅尔·里德(Ishmael Reed)也在自己的作品《逃往加拿大》(Flight to Canada，1976)中用滑稽模仿的手法讽刺了斯托以及废奴主义传统。

然而，即使有人把汤姆从历史的操纵中拯救出来，斯托对他的性格的刻画仍然漏洞百出。他那明显的非暴力主张——与圣多明哥和特纳南安普顿的叛乱形成了对照，也与道格拉斯和其他黑人及白人废奴主义领袖对暴力的提倡形成了对照——在丰富情感的王国里搁浅了，丰富的情感可能会直接引发废奴举动，但也可能只会产生一种对紧张状态的宣泄。斯托的下一部小说《德雷德：大沼泽地的故事》(Dred：ATale of the Great Dismal Swamp，1856)以奈特·特纳为原形塑造了标题中的主人公(甚至把特纳的《自白书》用做了附录)，但斯托笔墨集中在了特纳的宗教谬见上，并没有再次展现他那场危险的叛乱。再者，《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混血儿乔治·哈里斯是在身体里“白人血液”驱策下才唤起了自己胸中开国先父们的那种革命热情，从而去要求自己的权利。甚至是加里森这位曾经提名耶稣·基督为总统的废奴主义者中呼吁非暴力策略的最强音也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发现了自己那种疑惑的影子：

我们很想知道斯托夫人是否相信不抵抗主义是白人的职责——即使身处各种可能的暴行与危险之中——同时也是黑人的职责……当奴隶遭受污辱与殴打，遭受凌辱与压迫的时候，不要谈论什么不抵抗的救世主——这是痴心妄想!……不要谈论什么仆人对主人顺从——让暴君的鲜血去横流吧!怎么对此进行解释或者调和呢？是不是有一条适用于黑人的顺从与不抵抗定律，还有一条适用于白人的反抗与冲突定律？如果被践踏在尘土中的是白人，那么基督是不是会开释他们拿起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的行为？如果遭受这种虐待的是黑人，那么基督是不是会要求他们耐心等待、不行伤害、长久忍耐而且还要宽恕为怀？是不是有两个基督？

汤姆的殉道以及乔治·哈里斯对将会在非洲建起一个太平盛世的基督教国家的殖民运动进行的鼓吹强化了斯托那代表着女性化与母性化世界观的论点，但同时也暗示了斯托对黑人起义与解放黑人后会最终带来的后果所产生的深深忧虑。

林肯自己对解放黑人的相对犹豫态度也没有能够阻止种族主义者对他进行的攻讦，他不得不常常为自己辩护以摆脱认为他支持异族通婚的控诉。作为对《解放黑人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的回应，一位南方小册子作家创作了《汤姆叔叔的戏剧》(Uncle Tom's Drama)，在这部戏剧中，“黑鬼(Black OurangOutangs)”为了“满足自己兽性的本能”而对“手脚颤抖”、“胸脯雪白、像天使一般纯洁的”的白人少女恣意进行蹂躏，使她们遭受到“难以言说的凌辱、痛苦与亵渎”。北方人对异族通婚的忧虑也产生出了同样令人讨厌的种族主义预言；但是就像约翰·凡·艾佛里等人所指责的那样，北方人更多地把黑白混血儿进行了浪漫化的处理，把蓄奴制下的种族通婚变成了家庭悲剧的典型。典型的例子有约瑟夫·霍尔特·英格拉哈姆的《黑白混血儿；或，圣迈克尔日》(The Quadroone；or， St. Michael's Day， 1841)，是一部描写克里奥尔人的新奥尔良的历史传奇小说，以及莉迪亚·玛丽亚·查尔德的那篇收在《事实与小说》(Fact and Fiction， 1846)中的短篇故事“黑白混血儿”(The Quadroons)，其中讲述了混血女主人公的私生女被人抓住卖做奴隶的故事。斯托之后的小说对异族通婚和家庭破碎的危险均大书特书。在范布伦的《被承认的和被否认的；或，奴隶孩子》(Owned and Disowned；or， the Chattel Child， 1857)中，被卖做奴隶的种植园主的混血女儿后被搭救出来成了一名废奴运动者；在艾米莉·C.皮尔森(Emily C.Pierson)的《逃亡奴隶杰米·帕克》(Jamie Parker， A Fugitive， 1851)中，黑人主人公与家人在北方团聚；在何泽克亚·荷司马(Hezekiah Hosmer)的《八分之一黑人混血儿阿德拉》(Adela， the Octoroon)中，乐善好施的种植园主的混血女儿为一个邪恶的求婚者所迫逃往北方。在玛丽·H.帕克(Mary H.Pike)的小说《艾达·梅》(Ida May， 1854)中，一位北方白人姑娘遭人绑架被卖做奴隶。迪恩·布希考特的热门剧作《八分之一黑人混血儿》(The Octoroon， 1859)以梅恩·里德(Mayne Reid's)的小说《黑白混血儿》(The Quadroon)为基础，故事以女主人公悲剧性的死亡结束，但却不经意地表现出了很多滑稽之处，毫无疑问地在《莫克吐恩》(The Moctroon)中受到了克里斯蒂黑人说唱团的模仿讽刺。在19世纪50年代创作的废奴主义小说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伊丽莎白·罗斯(Elizabeth Rose)的《利安那姨妈》(Aunt Leanna， 1855)，此书追踪了一户移居肯塔基的北方家庭，在那里他们成为蓄奴主，不过却积极为黑人解放与殖民拓殖而奔走(为了阻止黑人劳力向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蔓延)；以及艾米莉·C.皮尔森的《表亲弗兰克一家》(Cousin Franck's Houshold， 1853)，该书虽然对南方十分同情，但却集中笔墨描写了奴隶家庭的破裂及他们出逃北方的经历。尼黑米亚·亚当斯(Nehemiah Adams)在他的小说《黑云》(The Sable Cloud)中抒发的同情之心几乎可说他完全赞成蓄奴制，他写道：“一种使汤姆叔叔远离非洲野蛮人的制度不是一种纯粹的罪恶。”亚当斯在《南方人看蓄奴制》(ASouthside View of Slavery)中的文章也采取了相似的种族主义观点，认为在乐善好施的蓄奴主的统治之下奴隶获得了救赎，受到了庇佑。他认为废奴主义是奴隶解放的羁绊，尤其是在受到《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刺激之后，这本书“像酒精蒸馏进很多人的血管与血液一样进入了美国的自由州”。贝亚得·拉什·霍尔那本立场同样矛盾的作品《弗兰克·弗里曼的理发店》(Frank Freeman's Barbershop， 1852)讽刺了围绕蓄奴制进行争论的双方，还嘲笑了北方对混血儿主题的嗜好：“小说作家们把黑人都杀死了——由于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对北方有利。”

霍尔的牢骚如果撇开其伶牙俐齿的强调不论的话，还是颇有根据的，但是他却没有抓住种族混合主题的重要性(鉴于当时普通大众的情感期望)，也没有抓住这一主题在揭露北方种族偏见运作时所展现出的威力，而这些偏见对于黑人的期望来说破坏力不亚于蓄奴制。黑人作家对蓄奴制下异族通婚问题以及北方生活的描写将在下文结合奴隶叙述作品与黑人废奴主义的崛起的背景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家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反映是一边吸收一边又推翻斯托的观点。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试图通过政治斗争来结束蓄奴制，通过施行教育与种族融合来结束种族仇恨。尽管斯托的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但是她却在另一方面把在非洲的移民拓殖看做是围绕劳工与社会问题而必然产生的争论的解决方法。只有到了小说的最后几页斯托才小心翼翼地试图为自己父亲的宗教所支持的那种受到压制的加尔文教复仇主义中提倡的暴力推翻蓄奴制寻求支持：“这是一个世界的时代……其时每一个带有巨大而又未曾获得补偿的不公正现象的国家在内部蕴含着最后的动乱因素……基督徒们!每次当你们祈求基督的王国降临时，你们能够忘记那个把复仇的日子与他的子民获得救赎的日子可怕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个预言吗？”“万能的上帝的愤怒”不管是如何使人感觉到自己的，它毕竟是斯托所指点的出路；战争来临时她写道：这是“上帝的意志，要让这个国家——北方以及南方——因为自己同意而且纵容南方对奴隶进行的巨大压迫所犯下的罪孽而忍受深切而且恐怖的痛苦”。像林肯一样，她认为“可怜的奴隶的血液，在地上徒劳地哭泣了那么多年，应该让所有自由州中最豪华的家庭中的子弟的鲜血来偿还”。尽管《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几乎十年之后战争才爆发，但是该作品还是预示了描写战争的措辞，正如它有意或者无意地总结了而且把有关废奴争论、多愁善感的家庭生活甚至是逃亡奴隶的叙述的措辞引入了新的关注焦点一样。在对公众的影响力方面还没有作品能出其右(尽管还没有达到亚伯拉罕·林肯在接见斯托时所说的那样引发了内战的地步)，如今也只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哈里叶特·雅各布可以挑战斯托作为首席废奴主义作家的地位了。

虽然亚伯拉罕·林肯对于废奴主义的观点含糊不清，但从个人声望上来讲他仍然将会成为全国白人解放精神的化身。在林肯的重要演讲中，在林肯由于“耶稣受难日”遇刺身亡而强加于其身上的殉道牺牲者的象征性形象中，是林肯在不经意中证实了斯托的先见。虽然林肯(1809—1865)对奴隶解放心存戒备，对异族通婚与自由黑人劳力心存恐惧，对殖民运动支持但不坚定，但是他仍然废除了蓄奴制，从而拯救了联邦，好像是按照神意的设计进行的一样。在1865年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言辞犀利地将战争描绘成判决是非的行为，这表明了他自己对开国先父的反叛，也表明北方做出了民族牺牲：

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的蓄奴制度是一种按照上帝的意志一定要到来的罪恶，但是由于它已在上帝指定的时间内持续了这么久，上帝现在决意要剔除它，而且上帝现在给南北双方制造了这场可怕的战争，正如那些使这种罪恶到来的人理应忍受的痛苦一样，那么我们就应该因此怀疑信仰上帝的人总是认为上帝具有的那些神圣的品质吗？……如果上帝决意要让它持续到奴隶250年来毫无回报的辛劳所堆积起来的财富坍塌为止，而且直到每一滴被皮鞭抽打出的鲜血用另一滴被刀剑劈砍出的鲜血偿还为止，就像3000年前所说的那样，而且现在还仍然必须这样讲：“主的判断完全真实，而且完全正当。”

林肯和斯托等人一样渐渐地把内战想象为净化和偿还美国巨大的罪恶的方式，而且只能通过暴力赎罪的方式才能实现。这一观点受欢迎的程度在朱丽叶·沃德·霍尔(Julia Ward Howe)那篇发表于1862年的诗歌“共和国的战争颂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获得了最为清楚的表现，诗中还表达了上帝的判断所展示出来的具有天启意味的远见卓识：

我的眼睛已看到上帝将至的荣耀；

他正在葡萄园四处践踏，那里堆积着愤怒的葡萄；

他手中那可怕的利剑正发出致命的疾光

他的真理正长驱直往……

霍尔的这首颂诗概括了新英格兰新教徒对战争的诠释——即对蓄奴制有意识的(抑或无意识的)反思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所产生的心理封锁与道德暗化的一种恰如其分的反应。可以说，林肯就是这一反应在政治上的表现。如前所述，林肯在1838年吕克昂致辞预示了他将在克服开国先父们对蓄奴问题所持的矛盾观点以及在把联邦政治与非裔美国人的解放摆在美国独立革命的传统之内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林肯的整个事业在回顾中似乎使得他的牺牲显得格外伟大，而且他那些精彩绝伦的演讲——在充满诗意的优雅与对美国中心价值观念的表达方面超越了那一时期的所有演说——也似乎在向他在1865年就职演说中对战争前景的展望慢慢靠近。

林肯在1858年与史蒂芬·道格拉斯进行的辩论以及在1860年就蓄奴制问题与宪法问题在库珀学会(Cooper Union)进行的演讲把他的政治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虽说他最重要的演说都深深根植于当时的政治之中，但它们都超越了当时的政治。由于部分地受到早期政治生涯相对失败的刺激，林肯形成了一套思维与演说的风格，从而将自己的谦逊品质及认同人民大众的作风与对自己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潜质的清晰表达联系了起来。1838年的吕克昂致辞虽然使得人们都把他同凯撒或拿破仑进行对比，但也显示出林肯在驾驭自己的宏伟抱负方面还有些差强人意：“杰出的天才蔑视行者颇众之路。它寻求那些迄今尚未勘探的地区。它明白在为纪念他人而树立的功名碑上的故事之中再添加一个故事毫无意义。”19世纪50年代之前林肯政治命运中的沉静似乎用一定程度的诙谐、忧郁以及诗意调和了他那自尊自大的品性，而且还似乎把与他崛起而成为顺应天意的联邦救世主恰巧吻合的成熟华丽的辞藻带进了众人注目的焦点位置。

1854年围绕《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而产生的危机在林肯开始挑战参议员史蒂芬·道路拉斯的领导地位时把他提升到了新生力量的位置，而他与共和党在1856年结成的正式联盟使他渐渐以“伟大解放者”的形象而不朽。尽管如此，他的一些最为重要的演讲并不是以他对蓄奴制或者南方的断然反对为特征的，而是以其观点的暧昧与态度的妥协为特征，这就说明他最重要的贡献不是终结了对黑人的奴役，而是保存了联邦的完整。例如，著名的演说“分裂的家庭”，即林肯在1858年竞选参议员时与道格拉斯进行的论辩的一部分，从新约上引用了这个与国家将要到来的政治分裂相呼应的隐喻，但是这篇演说却没有回答林肯的分析到底意欲何为。林肯对德雷德·司各特(Dred Scott)裁决背后隐藏的亲奴制阴谋有所察觉，但这仍然没有阐明他的中心观点：“我相信我们政府不会永远容忍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况。我不希望联邦分裂——我不希望家庭坍塌——但是我的确希望它不再分裂下去。它要么全部变成奴隶，要么全部变成自由人。”不过，1857年一篇回击道格拉斯的早期演说中攻击了道格拉斯，而且在详细评述了德雷德·司各特裁决之后指出，独立革命以来美国的奴隶黑人与自由黑人的境遇都每况愈下：

那时候，所有人都认为《独立宣言》十分神圣庄严，无所不包；但如今，为了达到普遍而永久奴役黑人的目的，《独立宣言》遭到了攻讦与嘲讽、歪曲与蔑视，而且还被撕成碎片，直到它的制定者们再也无法辨认出它来，如果他们能够从坟墓中复活的话。地球上的所有力量似乎都迅速联合起来对抗他(黑人)。财富追逐着他；之后是野心，然后是哲学，而且当时的神学也迅速地加入了这场叫嚣之中。他们把他关进牢房；他们搜遍了他的全身，拿走了一切掘橇的工具。他们将他锁进层层厚重的铁门之内，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他们把他用一道带有一百把钥匙的铁锁加固封锁起来，如果不是每把钥匙都在，这锁永远也无法打开；这钥匙掌握在一百个不同的人手里，而这一百个人又分散在一百个相隔遥远的地方。

林肯对上锁的牢房这一隐喻进行的精彩而详尽的阐释暗示了一种与他那些诸如“分裂的家庭”与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等更为著名的演说中的简练与精确形成对照的一种风格。然而，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对重章叠句、从属结构以及比喻修辞的出色运用都以一种犀利无情而且充满魅力的能量驱动着他在论点中展现出来的道德真理。同时，他的隐喻也经常揭露了包含在黑人自由这一概念中的道德张力，这不仅对林肯来说并不罕见，而且还显示了北方人对社会与经济的融合形式所持的矛盾心情。在进一步对史蒂芬·道格拉斯进行的反击(这也预示了他后来对认为共和党赞同异族通婚这一并不真实但却煽动性极强的指控做出的反应)中林肯评论到：

一想到不问青红皂白就在白人与黑人种族之间实行异族通婚，几乎所有的白人都会在思想中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厌恶之情……我反对那种虚伪的逻辑，断言说什么因为我不想让一个黑人妇女当奴隶，那我就必须要让她当妻子……在有些方面她当然无法与我平等；但是她可以不用向其他任何人请求就可以享用自己用双手挣来的面包，这是她的天赋权力，在这一方面她和我是平等的，而且和其他所有人也是平等的。

同样的，因为他接受了认为开国先父们已经预见到了蓄奴制“最终灭亡”的观点，所以他能够在1860年那篇重要的库珀学会演说中采取了温和的立场：

尽管我们认为蓄奴制大逆不道，但在实行蓄奴制的地方我们还是能够任由它发展，因为那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国家现状中产生出的一种必要；虽然我们同时也在投票避免蓄奴制，但是我们能够容忍它蔓延到我们国家的准州去而且在自由州上也侵扰我们吗？……我们不要因为自己会受到虚假起诉的诽谤而从自己的职责上退缩，不要因为惧怕破坏政府的威胁而从自己的职责上退缩，也不要因为自己会招致牢狱之灾而从自己的职责上退缩。我们要相信正义催生力量，而且我们在这一信念的指引下勇敢地按照我们对职责的理解把自己的职责履行到底。

林肯的这种保守观点经受了从四面八方旋即涌来的压力，而这种观点也支持了他的领导才能与他的悲剧声望。林肯几乎不惜一切努力对维护联邦完整做出的贡献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角色，并且还促使产生了他那最令人感动而且同时又最躁动不安的思想。1861年林肯发表的第一次就职演说可能就是他以自己作为西部人与南部人的真实身份以及作为他将要具有的东部人的身份发表演说的最后一个时刻(如果这一时刻并非真实存在的话)，他极力把现在陷于危机中的联邦的各个部分编制在一起，但却毫无效果。林肯把分离联邦描绘成无政府主义行为，并呼吁两方阵营中的人们不要“打破联系我们情感的纽带。我们记忆中那些神秘的琴弦从每一处战场与爱国者的墓冢延伸到这片广阔土地上每一个跳动的心脏以及每一个家庭里，再一次拨动时就会增强我们联邦合唱的声响，的的确确就像它们在我们的世界中被最好的天使拨奏时所发出的声响那样”。这篇演说并不一定是林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但这一调和南北双方的最后努力预示了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所表达的那种希望把各地区以荒谬的方法联合起来的实用声明：“双(方)都读同一本《圣经》，都向同一个上帝祈祷；每一方都祈求上帝帮助他来对抗另一方……双方的祈祷都不会得到答复——没有一方的祈祷曾经被完全答复过。”

林肯曾有一次在梦中预见到自己被暗杀，而暗杀事件也将他扮演的悲剧性的民主皇帝这一角色画上了句号。惠特曼那首歌颂林肯逝世以及举国哀悼的诗歌“当最后紫丁香在庭园中绽开的时候”(When Lilacs Last in the Dooryard Bloom'd)一直是以文学方式对林肯的死做出的最著名的反应；但爱默生的颂词或许在措辞简洁方面达到了更为恰当的程度：“他是他的时代美国人民的真实历史。他一步一步地走在人民的前面；人民慢他也慢，人民快他也快，他是自己大陆的真实代表；一个完全公共的人物；他的国家的先父，两千万人民的脉搏在他的心脏中跳动，他的言语吐露了他们的心声。”的确，或许可以断定，当林肯论及的东西完全浸透着他自己不甚完美的观点时，他的雄辩口才的感染力才被发挥到极致。在立即解放非裔美国人的问题上他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愈发令人恼怒；可是，不管林肯的动机里有多少微妙之处，也不管这一决定中军事实用主义的成分使理想主义失色多少，解放黑人的行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863年1月1日《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正式颁布，此前一个月林肯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谈到了黑人解放的含义，其中选用了一些表达通过战争本身来实现诺言的言辞——虽然说非裔美国人的真正自由仍遥悬在未来：

公民们，我们无法逃避历史。我们这些在本届国会与政府里的人不会被遗忘，不管我们自己有何种品行。不管是声名显赫还是藉藉无名，我们之中无一人可以逃避历史。我们经受的严酷考验将照亮着大家，抑或荣光熠熠，抑或耻辱加身，直到最年轻的一辈。我们说我们是赞成联邦的。全世界不会忘记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怎样来拯救联邦。全世界也知道我们确实知道怎样来拯救联邦……在给予奴隶自由的同时，我们也保证自由的人会有自由——不论我们给予什么，也不论我们维护什么，都同样光荣。我们将会高贵地保全抑或卑劣地失去人间最后、最好的希望。其他方法也许会成功；这个方法绝不会失败。这条路平坦、和平、慷慨、公正——只要走这条路，全世界就会永远赞美我们，上帝就会永远赐福我们。

林肯对拯救联邦的贡献在于他对在内战爆发之前十年内的重要思想与著作中就有所体现的敌对地区势力进行了危机重重的平衡。《1850年妥协法案》既与韦伯斯特赋予它的那种梦幻般的演说化身不无相似之处，也与南北双方不论黑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就一律限制其权利或者将黑人从他们遭受奴役的地区驱逐的共谋不无相似之处，它代表了一种根本无法持久存在的共识。西部扩张的洪流无法遏止，1854年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再加上两年后又在“流血的堪萨斯”爆发冲突，从而使地区危机空前激烈。在这种动荡的局势下，最高法院在《德雷德·司各特对圣福德》(Dred Scott v.Sandford， 1857)做出一项裁决，宣布国会无权在联邦领土内禁止蓄奴制(如同在1820年《密苏里妥协法案》中裁决的那样)，而且黑人，无论自由与否都不能像公民那样享有权利。首席法官罗杰·比·坦尼(Roger B.Taney)的主要观点表明，黑人“在《宪法》中不被包括在‘公民’这一概念之中，因此也就无法享有《宪法》所赋予美国公民的任何权益，也无法受到《宪法》的保护”。塔尼的推论漏洞百出，但掩饰不了南方对反蓄奴制越来越猛烈的攻击，也极为清楚地揭示了非裔美国人被奴隶化的实质。正如林肯所说，德雷德·司各特决定(the Dred Scott decision)将奴隶牢牢锁住，“锁的钥匙有一百把……而且分散在一百个遥远的地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话却没有如此含蓄温和。决定公布之后不久，他就在美国废奴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说：“最高法院的蓄奴派所做的这个臭名昭著的决定就是说奴隶与马、羊、猪一样是财产，而蓄奴制在星条旗飘扬的任何地方都畅通无阻。”道格拉斯意识到真正的反叛威胁并非来自废奴运动或黑人奴隶，而是来自南方。他认为南方会起来反对《宪法》：

人的自由权之于道德观点就像天空中的太阳之于人的视觉一样显而易见。无视这一点就是在违背上帝的意志而做决定，无论这种决定是出自德雷德·司各特，还是出自这块土地上那最卑下、浑身伤痕累累的奴隶。这是对上帝主宰的公然对抗；是试图改变上帝所做的一切；是抹平全知全能的上帝所确立的人与物的巨大差别，将永恒的上帝的形象与标记变做一件不会说话的商品。

南北方对于蓄奴制的争论，无论是政治演说还是文学作品，时常迷失于云山雾罩的理论和干巴巴的经济学统计资料当中，要不就是忽视了争论的主要对象——蓄奴制度下的美国黑人。德雷德·司各特声称先辈们并没有将黑人纳入“公民”这个概念中，而奴隶，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是财产，这就使这个问题重新成为焦点。在有关蓄奴制的文学中，来自奴隶以及自由黑人自己的陈述尤其可贵。这不仅因为黑人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的作品浓缩了蓄奴制所带来的各种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在写作中，以无可争议的事实表明他们过去是现在也应当是公民，而不是国家经济中不会说话的物品。

美国黑人所写的蓄奴制作品有演讲、论文、报纸的社论、小说、戏剧、歌谣和自传。如上所述，戴维·沃克1828年的《呼吁》(Appeal)是早期反对蓄奴制言辞最激烈的作品之一。它那针锋相对的抨击成为后来优秀辩论文章的样板。一些奴隶叙事者迎合哈丽亚特·比彻·斯托的观点，也有与其争论的，因为她在小说中借用了奴隶叙述的一些材料。更具体地来说，黑人小说家凭借丰富的经历写作，从而有效地弥合了虚构小说与真实叙述间的鸿沟，而斯托对黑人的经历却只能虚构。由于奴隶叙事的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后来一些历史学家辩论说它们是可靠的历史证据)，所以想要通过小说和自传来讲述自己故事的黑人就不得不和以下这些虚构作品来竞争了，如有关詹姆斯·威廉斯(James Williams)的生平记述；布里顿·彼得·尼尔森(Briton Peter Nielson)的《赞巴：一位非洲黑人国王的生活与历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Zamba， An African Negro King， 1850)，该书叙述了赞巴从非洲到南卡罗莱纳种植园的生活，强烈抨击了蓄奴制以及美国；还有马蒂·格里菲斯(Mattie Griffiths)的《一个女奴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Female Slave)，这本匿名出版的作品宣称其并非“荒诞不经的传奇故事，只为赚人眼泪，引人遐想”，但另一方面也称不上“真实的自传”。

奴隶创作的文献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哈里叶特·雅各布的《女奴生活纪事》(1861)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书经莉迪亚·玛利亚·查尔德“编辑”后便基本上被当做了查尔德的著作。现今发现的雅各布的书信和其他文件表明，她于1815年前后生于北卡罗莱纳州，生而为奴。她对自己的奴隶经历以及出逃后在北方的生活所作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1849年，她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积极投身反对蓄奴制的运动。内战期间，她在华盛顿特区的黑人部队里做护理，此后直到1897年去世她一直住在华盛顿。雅各布曾请求斯托夫人帮忙写她的故事，但遭到拒绝。不过后来的事实表明，查尔德的编辑只是对作品稍加润色而已。该书以其主要人物琳达·布伦特(Linda Brent)的名字发表，讲的是雅各布自己的故事。书中以动人的细节证实了蓄奴制度下黑人妇女所受的性虐待，从而支持了废奴主义者的指控，即蓄奴制与性暴力密不可分，种植园是糜烂的色情和男人性欲横流的场所，是一个装“淫鸟的笼子”(借用雅各布的话)，它揭示了家庭理想建筑其上的痛苦的等级制度，而玷污了原先对其所怀的最亲密的情感。

主人的性威胁迫使雅各布躲藏了近七年，盼望着有一天能带着孩子逃走。在亲戚朋友(其中有些是白人)的帮助下，雅各布足不出户，生活在她祖母家的顶楼上，被囚禁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封闭空间中，其痛苦情状不啻是当年奴隶被贩来美洲途中的再现：

阁楼仅9英尺长7英尺宽。最高处为3英尺，然后急转斜下到业已松动的木地板上。……阁楼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四周漆黑一片。床直接铺在地板上。向一面侧睡问题不大，但天花板的坡度极陡，要想翻身就注定会碰到屋顶。大小老鼠从我的床上跑过，可是我太疲惫了，就像刚经历了暴风雨的可怜人一样昏昏睡去。……日复一日地或坐或躺在一个没有一丝光亮的狭小空间里，似乎是糟糕透了，但我宁可这样，也不愿意接受做奴隶的命运，尽管白人们认为做奴隶很轻松。与别人的命运相比，也确实如此。

从她那自讽为“隐居地”的透气孔(自从在墙上钻了个窥视孔后她就这么称呼阁楼)看出去，雅各布目睹了庄园的生活，包括她自己的孩子们的生活。她从一个隐蔽的位置观察，以此也喻示她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也一样深藏不露。从有关她长期躲藏的段落可知，雅各布的叙述具有小说的原创力，运用了许多哥特小说和感伤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结构和情节。但其中也频繁出现犀利的个人激愤之词：“我可以以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证明，蓄奴制不仅对于黑人而且对白人也一样是个诅咒。它使得白人父亲残酷而耽于肉欲，儿子凶狠而淫荡；它令女儿遭到玷污，令妻子痛苦不堪。”在《纪事》中，同性间的亲和有时压倒了种族歧视，不过雅各布唯一可靠的帮助还是来自黑人妇女，而白人女主人则被描写成其丈夫在诱惑年轻女奴的阴谋中一位嫉妒的帮凶。整个文本从头至尾把一整套复杂的奴隶文学的主要话语编织在了一起——秘密与躲藏、写作与书信、强暴与抗争——如此将两种肤色对立的妇女的生活联系起来，但同时又用种族障碍的现实将两者截然分开。叙述者意识到面对的是北方上流社会的读者，因而对南方奴隶和白人妇女生活的现实主义描绘在笔调上有所缓和，而对家庭传奇故事传统的借助使得雅各布的自传沿着小说的方向发展却又丝毫不损害其真实性。她的生活细节与故事的小说化和谐交织，并行不悖，因为她在书中为黑人女奴的生活所树立的另类社会范型——为逃避主人的骚扰，她为情势所迫，故意接受了一个白人情人并为他养育私生子，这在一个中产阶级读者读来是大感震撼的——是建立在依据暴力和种族主义对家庭和妇女政治团体的观念重新定义的基础之上，而这两点在南方和北方的黑人生活中都是同样突出的。

一个可供比较的文本是哈里叶特·E.威尔逊(Harriet E.Wilson)的《我们黑鬼；或一个自由黑人的生活故事》(Our Nig；or， 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a Free Black， 1859)，这是第一部由非裔美国妇女写作的小说。该书直到20世纪晚期被重新发现后，人们才认识到它的全部意义。由于威尔逊的小说关注的是自由黑人在北方所面临的歧视和穷困，所以它在完成之后一个多世纪里只落得个默默无闻的下场，部分原因可能是它与哈里叶特·雅各布的《纪事》一样，直接挑战了主流的文化规范。北方的文学读者愿意接受南方种植园的暴力故事，而对北方黑人所遭受的暴虐却漠然置之。关于威尔逊我们只知道她出生在北方，是个自由黑人，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然而这部小说很可能部分地出自她本人的经历。正像小说那长长的副标题——“且看，蓄奴制的阴影甚至笼罩到了那里”，也就是北方——所暗示的，故事将无情的女主人(与斯托夫人笔下的玛丽·圣·克莱尔差不多)的残暴从南方种植园移到了一个新英格兰家庭里。在这里，故事的叙述者仆人弗雷多实质上是一名奴隶。身为黑人劳工和一个穷苦白人妇女的女儿，弗雷多还饱受混血儿之苦。故事的最后，她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被一位反蓄奴制的黑人演说家抛弃，故事并没有为平衡小说的伤感情节而以快乐的婚姻结束。小说融合了北方家庭小说和奴隶故事的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重点描写北方底层阶级和自由黑人的苦难，小说支持了蓄奴制拥护者的观点，即北方劳工和南方奴隶一样值得变革者们同情。然而，威尔逊从三个方面对蓄奴制问题的标准主题进行了抨击：她推翻了费兹修等人拥护蓄奴制的论辩，并揭示了隐藏于自由土地原则和日常生活之中的北方的种族主义；她颠覆了白人与黑人混血儿的悲剧主题，抹去了异域风情的遮掩，揭示了其所带来的经济压迫；她打破了母爱家庭的理想，将北方家庭描写成地狱，将母亲形象描绘成残酷的暴君。威尔逊和雅各布的《纪事》与其说是对斯托夫人的回应，到不如说是对其局限性的批判，同时也更锋芒毕露地拓展了其小说的政治目的。

在文学成就上与雅各布和威尔逊旗鼓相当，但名气却在整个19世纪更响亮的一位作家是弗朗西斯·爱伦·沃特金斯·哈珀(Frances Ellen Watkins Harper， 1825—1911)。哈珀是个自由人，生于巴尔的摩。直到内战后，她才写了一些诗和她最为著名的也是唯一的一本小说《尤拉·莱罗依》(Iola Leroy， 1892)。不过在内战前她是一位积极的反蓄奴制演说者，也是一本风靡一时的书《诗集》(Poems， 1854)的作者。书中有一些处理得很好的浪漫主题，如“埃塞俄比亚”、“逃亡者的妻子”以及她最为著名的“奴隶的拍卖”：

拍卖开始了——年轻的姑娘们在那里，

悲悲戚戚，孤苦无依，

那声声绝望的呜咽

流露出她们的痛苦与悲凄。

母亲们泪水涟涟，

目睹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被出卖；

痛苦的哀叫无人理睬，

暴君为了金钱将她们交换……

哈珀的长篇寓言诗《摩西：尼罗河的故事》(Moses：A Story of the Nile， 1869)有点像是自传。它用抒情散文与虚构小说的笔调记录了从奴隶境地逃往希望之乡的过程，有时伤感的风格与主题掩盖了作品想要表达的种族抗议。哈珀以一种特异的形式讲述了一个黑人逃离奴役的故事——只是故事的背景不是尼罗河河谷，而是密西西比河河谷。在她之后70年，左拉·尼尔·赫斯顿(Zola Neale Hurston)才以散文体表现了类似的故事。哈珀的叙事史诗总结了一个改编自《圣经》但却贯穿整个非裔美国人文化的故事的重要意义，并且暗示读者在反对蓄奴制的传统中有些与黑人的摩西最为相似的原型并不是男人，而是像哈丽亚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及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这样的女性。诗歌还颇有见地地谈到奴隶解放后蓄奴制的痕迹还将持续几十年：

如果蓄奴制仅仅将沉重的锁链

锁在疲倦、疼痛的肢体上，即便那样，

它最多只是一道诅咒；可当它穿过神经

和血肉，咬啮进疲惫的心灵，

啊，那样一来，它就成了每个人应当

自心底痛恨的东西，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命运，

因为当肢体上的锁链卸去之后，

他们没有将心灵的印记抹去。

这一时期的其他非裔美国作家的小说则不那么引人注目，或者像德莱尼的《布莱克》(1859)那样，其重要性主要在于政治论辩。费城作家弗兰克·J.韦伯(Frank J.Webb)的小说《加里一家和他们的朋友们》(The Garies and Their Friends， 1857)出版于英国，讲述的是北方不同种族尤其是黑人和白人移民群体的通婚和种族歧视的故事。这一时期黑人创作的最著名的小说是威廉·韦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的《克洛特：或总统的女儿》(Clotel：or， the President's Daughter， 1853)，该书随后又出了几个修订的版本。布朗(1816？—1884)是一名逃亡奴隶，后来成为黑人废奴主义领袖之一(他后来在马萨诸塞州反蓄奴制协会里接替了道格拉斯的职位并在欧洲的巡回演说中获得极大成功)。他还写了一本自传，一本名为《反蓄奴制的竖琴》(The AntiSlavery Harp)的诗集(1848)以及三个未流传下来的剧本：一个是《克洛特；体验；或，怎样给北方人一个挺直的腰杆》(Clotel；Experience；or， How to Give a Northern Man a Backbone， 1856)，一个是它的另一个版本《米拉达；或美丽的混血儿》(Miralda；or， the Beautiful Quadroon， 1855)；以及《出逃；或，跃向自由》(The Escape；or， ALeap for Freedom， 1858)。正如其文学作品的标题所显示的，布朗频繁地运用种族混合的主题，尤其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奴隶子女的传说，成了他抨击蓄奴制的利器。在他那本很风行的小说中，克洛特受到残酷虐待，沦为男人的情妇，还两次被卖给粗暴的主人，与女儿离散，奈特·特纳起义后又被关进监狱，最终投波托马克河自杀：“克洛特就这样死了。其父是美国总统、《独立宣言》的卓越作者、这个国家最早的政治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悲剧性的黑白混血儿主题需要向白人的理想主义妥协，这一点通过小说中一个次要角色——一位近似白人的起义奴隶乔治(这一角色显然模仿了斯托的乔治·哈里斯)的话得到了强调：“美国的革命者在为自由而战时不也违反了法律吗？”

将反叛的奴隶与美国爱国者相比在反蓄奴制的言辞中屡见不鲜，且更为有力，因为找不到正当的理由来反驳它。布朗在他1855年发表的一篇演讲《圣多明哥：它的革命与爱国者们》(St. Domingo：Its Revolutions and Its Patriots)中写到，只有非裔美国奴隶被解放，“1776年开始的革命方可……完成，独立宣言的崇高情感”才得以实现。布朗辩论道，“奴隶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过血，他们现在只是在等待机会用压迫者的血来洗刷他们所遭受的屈辱。”1852年，道格拉斯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演讲中责问：“你们的7月4日对美国黑人意味着什么呢？”——不过是“蒙在一个野蛮国度所犯罪恶上的一层薄薄的遮羞布”。布朗与其他作者还指出，当然，毕竟还有像海地的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这样的领袖，等待时机揭竿而起反对南方诸州。正如西奥多·帕克所写的那样，他是一名“黑人的克伦威尔”，准备彻底消灭蓄奴制，如同神权、君权和贵族特权在欧洲已经(或正在)被摧毁一样。布朗的历史著作：《美国独立革命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867)和《黑人：他的先祖、天赋和成就》(The Black Man：His Antecedents， His Genius， and His Achievements， 1863)论述了黑人在美国的革命和理性传统中的地位，而这些传统一向是被欧裔美国人视做他们独享之物的。在他的有关圣多明哥的讲稿中，他对美国自由的白人父亲和海地自由的黑人父亲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比较：

两人均为愤怒的受压迫者的领袖，与强大的对手相抗衡，都成功地在新世界建立了一个政府。杜桑政府将自由视做准绳，将它列入宪法，废除奴隶贸易，使得自由普及于大众之中。华盛顿政府却包容蓄奴制和奴隶贸易，并制定法律，使千百万人民的肢体被锁链套住。杜桑解放了他的国人，华盛顿却使他的一部分人民沦为奴隶，帮助强化了一部终有一日会导致他所协力缔造的联邦分裂的宪法。在卡罗莱纳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的棉花地里，带着枷锁的奴隶们胸中已经燃起了复仇的怒火。

除戴维·沃克(上文已经提到)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之外，在作为黑人自由理想的代言人方面唯一可与布朗匹敌的是亨利·海兰德·加内特(Henry Highland Garnet)教士(1815—1882)。他与马丁·德莱尼一样是早期黑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加内特的《告奴隶书》(Address to the Slaves， 1848)最早是他1843年在布法罗的一个黑人废奴主义者集会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暴力反抗：“弟兄们，起来，起来!为你们的生命和自由而战……宁做自由人死，毋为奴隶生。记住，你们有四百万之众。”这种对革命的呼唤使得大多数白人废奴主义者感到震惊，就连许多黑人领袖也有同感，其中包括当时仍遵循加里森的非暴力原则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但它却给加内特十年后所支持的黑人分裂主义大潮和移民热的再度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加内特等人受到利比里亚1848年独立的鼓舞，开始将它看做美国黑人的未来王国。加内特的思想与亚历山大·克拉米尔有所不同。克拉米尔颇以非洲的救世主自居，要开其原始愚蒙，使其达到文明的基督教的生活和信仰标准。而加内特在《有色人种过去与现在的状况及其命运》(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the Destiny， of the Colored Race， 1848)一书中则描绘了黑人祖先们令人骄傲的传统，并且为这个国家沉默的奴隶悲叹呼喊。他们就像新世界的所有奴隶一样，被与他们共同的非洲传统割裂了：

我们也应当同样有那种日子，吃苦涩的面包，待在荒野里的幕屋中忆及我们苦难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如今与成千上万人一起呼喊着声讨掠夺者。他们呼喊着——从血肉横飞的田野、从瘟疫肆掠的稻田、从甘蔗的隙缝间和森林中、从棉花和烟草种植园中、从奴隶船的黑暗货舱中，从那在叹息的风中摆舞的一望无际的甘蔗地里。他们从飘扬着我们国旗的每一寸土地上高声呼叫——从我们银色溪流与宽阔河流的岸边、从河谷和起伏的山峦、从巍峨的山巅。

笼罩在地球上白肤色民族安睡之处的寂静令人肃穆、敬畏。但倘若有人告诉你，这个联邦每一路德土地都是一个被谋杀者的墓穴，他们的墓志铭就镌刻在这个国家的财富纪念碑上，你会作何感想呢？

十年后，加内特创办了非洲文明协会。他最初的拥护者之一——马丁·德莱尼(1812—1885)便即刻试图清除白人的一切影响。德莱尼对白人动机的不信任以及他认为黑人在美国绝不会得到自由与公正待遇的信念使得他成为一名坚定的移民主义者。他的这种立场在《美国有色人种的状况、改善、迁徙和命运》(The Condition， Elevation， Emigration， and Destiny of the Colored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1852)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该书倡导政治分离主义，其立论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假定：只有黑人才能也才会正确地诠释自己的历史经验，并在另一片土地上，也许在加勒比地区，或是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具有新道德的国家。这种观点在《美洲大陆有色种族的政治命运》(Political Destiny of the Colored Race on the American Continent，1854)一书中得到重申。德莱尼是个自由人。多年来，他一直以编辑和演讲者的身份为反对蓄奴制的事业工作。此外，他还挤出时间来做职业医生(尽管由于白人学生对他的存在提出抗议，使他被迫退出哈佛医学院)。德莱尼一度在加拿大生活。1858年他在那里和约翰·布朗共同讨论了布朗后来对哈珀渡口所作的袭击。尽管德莱尼一直拒绝利比里亚提供的那种殖民，他却与罗伯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于1859年勘察了尼日尔河谷，并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探险报告，以期为建立一个由经过挑选的加拿大黑人移民组成的群居地奠定基础。不过这一计划一直没有实现。内战期间，德莱尼被任命为一支黑人部队的陆军少校，后来又为奴隶解放办公室工作，并在南卡罗莱纳州重建时期的政坛表现积极。

不过德莱尼最为重要的文学成就并不是论述黑人民族主义的文字，而是小说《布莱克；或美国茅屋》(Blake；or， The Huts of America)。该书于1859年在《英裔非洲人杂志》(AngloAfrican Magazine)中连载了一部分，而后可能于1861年在《英裔非洲人周刊》(Weekly AngloAfrican)中全部刊出(全文未能留存下来)。德莱尼认为美国实际上是一座黑人的监狱。与他的这一思想相吻合，书中的主人公亨利·布莱克(Henry Blake)集奈特·特纳的远见卓识与杜桑的领导才能和威信于一身。布莱克认为暴力革命就是一种神圣的拯救，他还把加布里埃尔·普罗瑟(Gabriel Prosser)、登马克·维西(Denmark Vesey)以及特纳的密谋暴动与美国独立革命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名自由人，他在自己的奴隶妻子因拒绝其主人父亲所献的殷勤而被卖给一个古巴种植园主后，在南方到处活动，秘谋起义。布莱克将武装起义的计划带到古巴(小说到此结束，未揭示行动的结果)。这种情节的设计利用了当时人们对美国并吞古巴的争议以及美国南方人对英国与西班牙企图通过给古巴奴隶以自由(称做“古巴非洲化”)，从而导致美国发生叛乱和杀戮的恐惧。例如，就在《布莱克》一书出版的同一年，一份亲蓄奴制的长期宣传命定论的杂志《美利坚杂志与民主评论》在头版刊登文章鼓吹占领古巴，恳求政府将古巴从欧洲人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还预言了将一直持续发展的“民主契约”运动。

与梅尔维尔的《本尼托·塞瑞诺》相比，德莱尼的《布莱克》更为直接地表现了蓄奴制危机的一个方面。此方面被不久以后席卷全美的内战炮火所淹没。当时，在扩张问题上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古巴。西班牙新实行的解放奴隶的法律，连同美国汽艇“黑人勇士”号于1854年2月因违反港口规定被截，加速了美国在法律范围之内和之外占据古巴的活动。正如1854年3月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所写的，要在古巴成为像海地一样的“黑人王国”之前占据它，以避免它“仿效海地”，毁坏岛上的财富并发动一场“灾难性的种族流血战争”。危机过去，强行购买古巴的企图亦告失败后，帝国主义言论波涛汹涌，特别是在臭名昭著的1854年10月《奥斯坦德宣言》(Ostend Manifesto)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该宣言称古巴“天然隶属于美国大家庭，联邦正是其最佳托幼所，而且美国完全有正当理由将它从西班牙手中夺过来……这就如同邻家失火，为防止火焰蔓延到自己家，在别无他法的情形下，不得已拆掉邻居的房子一样”。由此可见，对古巴问题的表述用的是林肯会采用的那套家庭式的说辞，这种家庭式的语言既有革命先辈的口吻，又很有几分蓄奴制家长的腔调。

对古巴的这种爱国主义设计被德莱尼巧妙地加以利用并产生精辟的讽刺效果。在他的小说与散文中，德莱尼将美国奴隶的自由与整个新世界黑人的渴求联系起来。与斯托和雅各布等人的作品一样，《布莱克》一书着重表现的也是性虐待和骨肉分离的痛苦，但《布莱克》对家庭毁灭的反应并非悲剧式，甚至连伤感也不多，而是呼唤革命时代被压迫的力量。德莱尼借用了詹姆斯·M.惠特菲尔德(James M.Whitfield)的《美国诗歌集》(American and Other Poems， 1853)中许多富于激情的诗歌。整篇小说具有政治剧的特点，而其中预言式的警告又为其增色不少。在好几层意义上来说，《布莱克》都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然而，小说中将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与浪漫的搭救情节巧妙结合以及对反叛的剖析使得它成为19世纪中期一部较为出色的政治小说。德莱尼与加内特以及布朗一样，在作品中明确表现了黑人民族主义的传统。而这种传统，直到20世纪才得以脱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巨大阴影，获得应有的承认。

德莱尼不像道格拉斯或其他大部分废奴主义者那样对蓄奴制有着切身的体验，也没有得到过奴隶叙述的熏陶，而这种亲身叙述往往是当时的逃亡奴隶所进行的第一项重要写作(或演说)。作为一类作品，这些叙述千差万别，既有对北方的白人同情者口述的简单故事，也有对蓄奴制下的生活或出逃经历的丰富详尽的描述。作者们在写作中运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或沿袭欧裔美国人伤感小说的传统，或套用政治论辩、奴隶歌谣的形式，或借用留存下来的非洲民间传说，或写作个人经历，从而创造出美国文学中一种令人瞩目的独特样式。只有在现代历史与文学当中承认非裔美国人在蓄奴制中以及之后的极其丰富的生活，对黑人文化形态更为完整的记录和更加全面的理论阐释才开始呈现出来。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通过对口述历史的整理发掘，通过人种学家对民间故事和歌曲的不断收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黑人作家开始更加努力地发掘非裔美国人的蓄奴制文化，并在将它融进当代的认知历史、戏剧、小说和诗歌时不但意识到了其非洲渊源，也意识到了其独有的美国因素，从而使得19世纪早期发表的奴隶叙事故事得到充实，其相关的语境也变得更加真实可靠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南北战争前的黑人文本、残留的非洲文化与20世纪兴起的黑人文学之间的连续性。

大多数反蓄奴制的社团中都有非裔美国人，但他们经常处于从属地位，就好像白人妇女一样，在各主要组织中充当助手的角色。黑人反对蓄奴制的报纸和杂志有《有色美国人》(Colored American)、《自由镜》(Mirror of Liberty)和《自由报》(Freedom's Journal)，但最为著名的是道格拉斯的《北极星》(North Star)(后更名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Frederick Douglass's Paper])。不过正如道格拉斯所抱怨的那样，黑人对报纸的支持远不及对“地下铁路”那么热心，在地下铁路中，像哈丽叶特·塔布曼这样的女性以及戴维·拉格尔斯(David Ruggles)这样的男性(还有列维·科芬[Levi Coffin]这样的白人)，由于他们对逃亡奴隶的英勇救助而成为传奇人物。威廉·斯蒂尔(William Still)的《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1872)一书就以纪实形式详细叙述了这样的故事。塔布曼特别因其重回南方协助更多人逃亡的勇气而备受尊敬。萨拉·H.布拉德福特(Sarah M.Bradford)的《哈里叶特·塔布曼生活纪事》(Scenes in the Life of Harriet Tubman， 1869)以及《哈里叶特·塔布曼：她的人民的摩西》(Harriet Tubman：The Moses of Her People， 1886)记述了她从事地下铁路活动的逸事。黑人作家也创作反对蓄奴制的诗歌，最为著名的是乔治·M.霍顿(George M.Horton)的诗集《自由的希望》(The Hope of Liberty， 1829)。该书是自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以来第一本黑人写的诗作。更重要的是，非裔美国人在反对蓄奴制的巡回演讲中担任演讲者效果很好，虽然他们常常发现自己被白人同事所支配和利用。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北方进行巡回演讲的有道格拉斯、威廉·韦尔斯·布朗、塔布曼、威廉和爱伦·克拉夫特(Ellen Craft)以及索杰纳·特鲁斯等人。索杰纳·特鲁斯的生活故事于1850年被写进奥里弗·吉尔伯特的《索杰纳·特鲁斯叙谈》(Narrative of Sojourner Truth)一书。然而她之所以为后人所铭记，主要是因为她应邀在1851年俄亥俄州女权大会上所作的演说：

看看我的手臂!我犁田、播种，还把粮食收进谷仓。没有一个男人比我更快——难道我不是女人？我能够和男人工作得一样卖力，吃得一样多——如果有得吃的话——而且能一样承受鞭笞!难道我不是女人？我养了13个孩子，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卖为奴隶。当我带着一个母亲的悲伤呼号时，除了上帝只有我自己听得到——难道我不是女人？

由于索杰纳·特鲁斯的演讲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她的讲话在女权主义的历史中将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正像道格拉斯在他自传的一个著名章节中所反映的那样，黑人演讲者无论口才有多好，他或她往往还是白人的附庸，经常只是做摆设用的，至多是对着一批批观众痛说在种植园如何受苦的家史，至于有关政治和道德的讨论，则完全是留给加里森、菲利普等能言善辩的白人来做的。

许多奴隶在台上演讲时往往会在反对蓄奴制的言辞中融入自身经历。这一点可以部分地解释许多奴隶叙事的语言表达形式。奴隶故事记录在内战前后的集中发表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重要作品其实是出现在内战之前的，这其中有《奥劳岱·伊奎诺生活趣事，或非洲人古斯塔夫斯·瓦萨》(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the African， 1789)以及《非洲土人凡彻的生活与历险》(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Venture， A Native of Africa， 1798)。但是，大多数的作品则发表于1840年之后的几十年中，更多的故事后来则记录在19世纪和20世纪编纂的集子里。如编撰口述回忆的大型“联邦作家工程”，后来乔治·拉维克(George Rawick)将其编辑出版，书名为《美国奴隶自传集》(The American Slave：A Composite Autobiography， 1872—1878)。在内战前的年代里，奴隶叙事故事销路很好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方大众对蓄奴制生活的印象。其结果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在许多重要的例子里自传和小说大同小异。除了少数例外，这些叙述大都真实可信，无论它们有没有常见的“由本人亲自撰写”的标题或者全文是不是全部由逃跑的奴隶自己完成。有些作品，如《伦斯福德·莱恩纪事》(Narrative of Lunsford Lane， 1842)就复制了追踪逃亡奴隶的告示以及买卖奴隶家庭成员的账单，以飨那些“对这种人口的贸易还不习惯的读者们”；也有像《摩西·格兰迪纪事》(Narrative of Moses Grandy， 1844)那样，玩笑式地记录下朋友和亲戚的价格；另一些则以离奇古怪的逃跑历险来吸引观众(在书中和讲坛上都一样)。在《亨利·“盒子”·布朗故事》(The Narrative of Henry“Box”Brown， 1875)中，除对残酷的种植园制度进行挑衅性攻击外，还讲述了一个奴隶的不同寻常的故事。他将自己封在一只箱子里，通过铁路运到北方获得自由。在《为了自由跑步一千英里》(Running a Thousand Miles for Freedom， 1860)中，威廉和爱伦·克拉夫特讲述了他们1848年从佐治亚州别出心裁的逃亡。爱伦因为肤色浅而扮做年轻南方绅士，而威廉则扮做她的仆从。与一般的逃亡相比，这种复杂的计谋并不是很普遍。然而，他们的故事以夸张的形式反映了奴隶生活的一个主要事实——有时为了生存，以及在任何情形下，为了个人的自尊和集体尊严(无论他们的白人主人多么仁慈)，奴隶们不得不扮演各种角色、戴上各种面具，这些常常是那些非裔美国人之外的任何人所无法透彻地理解的。南方对奴隶满足现状的声明以及北方种族主义者对非洲人温顺的断言都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奴隶掩盖自己的情感和计划完全是迫不得已，他们为做到这一点可谓费尽心机。这一事实在叙事故事中其实不难看出，而且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因此，在奴隶叙事中至关重要的是身份和发言权的问题。最优秀的叙事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因此它们不仅保留了真正的黑人身份和集体生活的意识，同时也表现了小说主人公编造、表演和巧妙欺骗的才能。

叙事故事以生动的细节记录了奴隶主的残暴(那些想办法逃跑的奴隶可能是受虐待最重的，但他们叙述的也是许多遭受更为残酷的虐待却没有机会逃跑的奴隶的故事)。比如，《摩西·罗珀从美国蓄奴制下的逃亡与历险》(Narrative of Adventures and Escape of Moses Roper， from American Slavery， 1839)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不愿透露帮助他打开锁链的奴隶的姓名，罗珀的手指被老虎钳夹住，脚趾被放在铁砧上锤打。约翰·布朗(John Brown)在《佐治亚州的奴隶生活》(Slave Life in Georgia， 1855)中讲述了自己被用来做中暑实验，直晒得皮肤起泡化脓，就为了要看看“黑色”在皮下到底有多深。无论是奴隶们自己讲述的故事，还是如韦尔德的《美国蓄奴制真相》(American Slavery As It Is)和斯托的《关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答辩》(Keyto Uncle Tom's Cabin)这样的纪实文本，都记述了众多奴隶主在未经任何法律许可的情形下施虐和杀戮的事例。当时极为流行的《美国蓄奴制：黑人查尔斯·鲍尔的生活和历险》(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A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harles Ball， a Black Man， 1836)一书，到1859年已印刷六次(最后一版更名为《锁链下的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ains)。它讲述了鲍尔被迫先是与父母后是与妻子和孩子的骨肉分离，其中有一些代表性的场面，描述鲍尔自己以及其他奴隶遭受的鞭打：

(比利)身体缩紧，靠在树干上，他的双臂和双腿被捆在树上。他像一个濒死的人一样肩膀耸起，脑袋颓缩。他浑身打着颤，或者毋宁说是在剧烈地抖动着。(鞭打)一开始血就流了出来，几分钟后就在树脚下汇成了好几个小血潭。我的手指从他背上的伤口一移开，便可看见他绽开的肉。我相信抽最后200鞭(共500鞭)时，他已经没有知觉了。……鞭打他的绅士们，有8到10个人，后来因为有朋友过来，便到树下喝拌汁酒，一直喝到不远处枝蔓搭成的凉亭下菜肴准备就绪。

这类事件在许多叙事故事中频频出现，就不免使人产生疑问：这些叙事故事的流行是不是部分地归因于白人观众的窥探癖。即便如此，鞭笞还是逐步成为南方蓄奴的一个明显标志。逃亡的奴隶在讲坛上展示他们的疤痕，像道格拉斯这样的作者又热衷于描写鞭子本身以及它使人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渴望得到权力的腐蚀力量：“在南方，每个人都想得到鞭打别人的特权……鞭子就是一切。”

在记叙中，对这种残酷暴力的描写已经成为保留项目，既对读者产生持久的吸引力，也不会显得虚假。不管故事怎样展开强奸、鞭笞或侮辱等情节，这些奴隶叙事进一步印证了其他暴力与虐待的证据，并使得他们的作者或主人公的生活成为成千上万个没有讲出的故事的代表。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在自己的书中借用了奴隶叙述，极为有效地揭露了针对家庭的肉体及情感暴力。虽说奴隶叙事故事常常缺乏斯托那种编剧技巧，却直截了当地诉说了人类的痛苦。正如比伯在《亨利·比伯的生活与历险故事》(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Henry Bibb， 1849)中所写的，比伯“被迫站在那儿看着我的妻子屈辱地被她的主人殴打谩骂”，而对于自己与仍然身为奴隶的女儿的分离，他却心怀感激，因为“她是第一个也将是最后一个我为地球上的锁链和蓄奴制所生的奴隶”。在《摩西·格兰迪纪事》(1844)中，主人公在手枪的胁迫下眼看着妻子被抢走。威廉·格兰姆斯(William Grimes)在《逃亡奴隶威廉·格兰姆斯的生活》(Life of William Grimes， Runaway Slave，1855)中，描写了一个十分普遍的情形，即黑人自己被迫做监工，鞭打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这种人性的堕落在叙事故事当中屡见不鲜，而在优秀的叙事故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像鲍尔、道格拉斯、布朗和诺索普的叙述，以奴隶生活的细节为背景，在富有戏剧性的人类活动场景中表现其主题，而这种场景有随时出现的哥特式恐怖，也有蓄奴制体系的正常有效的运作等。食物、衣服、医疗以及教育诸方面普遍贫穷的状况，在叙述中清晰地呈现出来。虽说废奴主义者间或也有夸张，但对奴隶的精神和肉体的多重虐待，却强有力地反驳了蓄奴制拥护者的观点：黑人只不过是动物——男人只是干重活用的牲畜，根本不懂得如何享受自由，而女人只是用来泄欲和生殖的用具——对他们只要派身体上的用场就够了。在《逃亡奴隶威廉·W.布朗》(William W.Brown， AFugitive Slave， 1847)中，一个奴隶因被控偷肉而被溺死。布朗叙述了第二天的收尸过程：来了“一辆车，是收集街道垃圾的……尸体被扔了进去，不一会儿，便被后来从街上收集的更多的垃圾覆盖了”。这些叙述与南方作家的小品文以及北方游客和小说家对种植园田园牧歌式的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北方读者从中了解到，蓄奴制的结果，倘若并非其目的，便是将黑人降到了作为人的最低层面。

部分叙事故事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其主人公独特的个性或者不同寻常的职业。伊丽莎白·凯克利(Elizabeth Keckley)的《幕后》(Behind the Scenes，1868)叙述了她如何从一个奴隶到进入白宫，成为玛丽·托德·林肯(Mary Todd Lincoln)的服装裁剪师。而《奥凯·塔比的生活故事》(A Sketch of the Life of Okah Tubbee， 1848)则描述了一名印第安纳齐兹族(Natches)奴隶获得自由后，身着印第安服装，自称为乔克托酋长的后裔，成为了一名流浪乐师。也许20世纪前最著名的奴隶叙述者是约西亚·汉森，一名卫理公会牧师。在1849年出版的他自己的叙述中(《约西亚·汉森的生活》[Life of Josiah Henson]，由塞缪尔·A.艾略特[Samuel A.Eliot]笔录)他言简意赅地记录了他在宗教信仰上的转变、他所遭逢的不幸，以及他举家逃往加拿大的经历。在加拿大，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黑人聚居地道恩镇的领袖。不过，汉森之所以颇具名声，是因为他自称是斯托夫人笔下汤姆叔叔的原型。可这一点现在已受到了学术界的怀疑。通过对现成的传说加以巧妙利用和顺水推舟(到最后连斯托夫人也参与其中)，汉森靠在其他版本的自传中扮演这一角色出了名，比如《比小说更奇特的真实故事：汉森牧师自己的生活故事》(Truth Stranger than Fiction：Father Henson's Story of his Own Life，1858)等。不过，与其他大多数对汤姆叔叔的传说所进行的演绎相似，汉森这番作为的结果只能是既削弱了汤姆这个角色的魅力，又抹杀了他自己的生活故事本身的意义。

与其他这类故事一样，汉森故事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表现了南北方自由人的生活，而且还在于它表现了蓄奴制下的生活。詹姆斯·W.C.彭宁顿(James W.C.Pennington)在他颇受欢迎的自传《逃亡的铁匠》(The Fugitive Blacksmith， 1849)中叙述了他的逃亡、归化以及他牧师生涯的开始。故事结尾，他给以前的主人写了一封信，恳请他释放奴隶、皈依上帝。然而，在彭宁顿的生活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得到了海德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耶鲁大学却不允许他进入教室，只准他站在教室外面听课。彭宁顿从蓄奴制下逃出之后才得以受教育。他为反对蓄奴制积极工作，还写了一本儿童教材《有色人种的来源与历史》(ATextbook of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Colored People， 1841)。有趣的是，彭宁顿认为，在许多方面温和的蓄奴制是最糟糕的，因为其非人道的影响不易被察觉。他对奴隶制度谴责最多的地方在于其迫使奴隶不诚实和不让他们接受教育。在北方亲身经历了对自由黑人的歧视后他更坚定了这一态度。与道格拉斯一样，大多数逃亡奴隶不仅时常担心被抓回去或被绑架而回到蓄奴制下，还要面对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怀疑或仇恨。这一切几乎存在于美国北部反对蓄奴制圈子之外的每个角落(有时候当然也会出现在圈子里)。对那些生来就是自由人的黑人来说情况也常常如此。《詹姆斯·马尔斯的生活》(The Life of James Mars， 1864)讲述了一名康涅狄格人的故事。尽管他在1788年该州废除蓄奴制后出生，却不得不在此州法律下继续为奴到1825年。詹姆斯·托马斯(James Thomas)的《自传》(Autobiography，1984)写于19世纪90年代，书中讲述了他在纳什维尔自由黑人中间度过的岁月、他于内战前夕在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的生活以及他最终在圣路易斯州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和有产者。与之类似，以“纳齐兹理发师”著称的威廉·约翰在1835—1851年间(1951年发表)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动荡不安的、充满决斗、浪漫、种族主义和腐败政治的世界中做农民和当理发师的生活。塞缪尔·林戈尔德·沃德(Samuel Ringgold Ward)是一位著名的反对蓄奴制的演说家。他逃离蓄奴制后在北方成为传教士。在他的《一名逃亡奴隶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Fugitive Negro， 1855)中，他不仅描述了他的全部废奴主义活动而且对北方教堂姑息蓄奴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奥斯丁·斯图亚特(Austin Steward， 1794—1860)跟随他的主人来到纽约边境，通过被人雇用而获得自由，并成为一名成功的杂货商与废奴活动家，后来他组织建立了威尔伯福斯加拿大黑人聚居地。本杰明·德鲁(Benjamin Drew)的《北方人看蓄奴制观》(Northside View of Slavery， 1856)汇集了一系列的非裔加拿大人的故事。贯穿故事的主题颇具反讽意味，即美国黑人只有彻底离开这个国家才能成为自由的美国人。与此类似，斯图亚特的《二十二年奴隶，四十年自由人》(TwentyTwo Years a Slave， and Forty Years a Freeman， 1857)并不因道出美国黑人获得自由的事实，而是以道出了美国黑人自由中存在的上述悖论而具有了分量。他的故事以蓄奴制开始，但重点却是叙述北方对自由黑人的歧视以及每一位有良知的北方人眼中逃亡奴隶法案的不道德内涵。如果说斯图亚特的命运还不及《我们黑鬼》中的女主人公可怕，那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描述他在马萨诸塞州一列火车上富于讽刺性的遭遇(在《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中)却在北方的此类经历中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不许自由黑人进入他们车厢，却允许黑人奴隶跟随他们的男女主人一起不受打扰地乘车。”

不过，内战前对黑人生活最辛辣的讽刺或许还是来自自由黑人，比如遭到绑架后被卖为奴隶的所罗门·诺索普(Soloman Northup)。诺索普的《十二年奴隶生涯》(Twelve Tears a Slave， 1853)记述了他被掳为奴隶、最后从路易斯安娜州的一个种植园被救出的经历(九年之后他才最终获得笔墨写信向北方求援)。故事中有一些极为精彩和详细的描述：奴隶的日常生活、与奴隶拍卖相关的详尽的推销技巧，以及奴隶们发展起来的使他们有别于主人的野蛮的非裔美国文化。斯托在她的《关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答辩》中，录入了诺索普在做奴隶期间所写的信件。而在斯托的小说之后，诺索普与其他黑人一起通过写作抨击蓄奴制的拥护者并含蓄地批评了像斯托这类作家的作品在理解上的局限性：

人们可以写小说真实地或不真实地反映卑微低下的生活——也许会一本正经地宣扬无知即幸福——或是坐在扶手椅上轻描淡写地谈论奴隶生活的乐趣；但是让他们到田里与奴隶一起劳作吧——在小屋里与奴隶一起睡觉——和奴隶一起吃麸皮——让他们看看奴隶是怎样被鞭笞、被追捕、被践踏……让他们知道可怜的奴隶的内心——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那些他们不敢说出来让白人听见的想法……他们会发现99％的人都有足够的智力了解自己的处境，在他们的心中也会怀有对自由的挚爱，其强烈程度与他们相比丝毫不差。

由于诺索普从自由人和奴隶的双重角度来叙述，这就为奴隶带面具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佐证。奴隶们为了每天的生存，为了发展他们自己的历史、意识以及文化艺术，是必须带上面具的。

事实上，在奴隶们对种植园生活和在北方所遭受的歧视所做的黯淡叙述中，还体现出一种力量感和为了生存的独立精神以及对蓄奴制和种族主义毫不隐晦的对抗。这一群体所建立起来的世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既非美国的，也不是非洲的，而是一种奇特的融合。它注定要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形式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对美国的宗教、艺术、社会思想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在很多情形下，奴隶叙事故事不仅仅是早期黑人文化的零星记录，而且还是连接口头叙事传统与欧美文化正式书面叙事的桥梁。为了适应在文化缝隙中勉力求存——这种生存不仅依赖精神的力量还需要机智——的需要，叙述者们创造着自我，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时简直像美国黑人传说中的骗子或魔法师。这类人物的故事到世纪之交时人们已收集得越来越多，后来又以文学形式将其记录下来，比如，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es)写的几部关于雷姆斯叔叔的故事、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 Chesnutt)的《女巫》(The Conjure Woman)以及左拉·尼尔·赫斯顿的《骡子与人》(Mules and Men)。与在蓄奴制下大行其道的其他自我表达与交流形式一样，兔子布雷与狐狸布雷这类的骗子故事(这只是众多动物故事中最为著名的)和老主人与约翰的故事等都能为人们带来心理安慰，或在这个险恶的奴隶世界中现实地展现力量。此外，这些故事还常常添枝加叶将寓意延伸至战后时期。比如，在赫斯顿记录的主人——约翰(MasterJohn)故事的诸多变体中，广为流传的是“菲里-密-约克”的故事。故事中，主人假装离开镇上(去“菲里密-约克”)却化了装悄悄回来，结果发现约翰在“大房子”中为他的奴隶同伴开舞会，吃着、喝着主人家的东西，还杀了他的几头猪。主人准备要吊死约翰，但是约翰却反过来捉弄了他的主人。他让一个朋友拿着盒火柴藏在主人要吊死他的树上，然后开始祈祷上帝请求得到帮助。故事是这样结尾的：

“现在，约翰，”马萨说道，“你临终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有的，主人，我想祈祷。”

“那就他妈的快祷告吧。我对你已经烦透了，约翰。”

约翰跪了下来。“哦，主啊，我在这棵柿子树下祈祷。如果您今晚要毁了老马萨和他的老婆、孩子以及他的一切，就让我见见亮光吧。”

杰克在树上划了根火柴。老马萨抓住约翰说：“约翰，不要再祈祷了。”

约翰说：“哎行了，放开我，我好祈祷。哦，主啊，我今晚在呼唤你，只呼唤你。如果您要毁了老马萨和他的老婆、孩子及他的一切，就让我再见见亮光吧。”

杰克又划了根火柴。这时，老马萨开始撒腿狂奔起来。他给了约翰自由，还给了他许多土地和牲口。他跑得飞快，一列快车要以90英里的时速跑上半年才能撵上他。奴隶今天的自由就是这么来的。

正如上述例子所显示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和滑稽讽刺是美国黑人传说的主要方式。故事中支配与服从的角色被逆转，弱势但机智的“奴隶”人物，无论是约翰还是兔子布雷，往往战胜甚至毁灭他的“主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以各种变异形式记录下来的这些奴隶传说构成了美国黑人蓄奴制最突出的艺术遗产之一。

美国南北战争前黑人生活最重要的特点或许是宗教——一个融合不同地理和不同年代经验、连接奴隶和自由黑人的生活，并成为鲜明的美国黑人文化形式存在与发展的主要载体的因素。他们将福音派新教与非洲宗教的残留因素结合在一起创立了非洲卫理公会、各种形式的浸礼教会以及诸多没有正式组织的宗教信仰团体。无论是主人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强加于奴隶，还是在奴隶们中间自发形成的共同信仰，宗教在奴隶们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形式为祈祷、吟唱或膜拜。无论是自由黑人还是奴隶的叙事故事，宗教起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后者来说是因为逃亡通常与《圣经》中逃脱奴役的故事相吻合。许多人都记述了自己改变宗教信仰的经历以及因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会)面对蓄奴制无能为力而对其产生的绝望，福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只是众多的叙述者之一。比如，《诺亚·戴维斯牧师的生活》(The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Reverend Noah Davis， 1859)就讲述了戴维斯在巴尔的摩的牧师生活经历，以及他为孩子们赎买自由的努力的失败。《逃亡奴隶约翰·汤普森》(Life of John Thompson， A Fugitive Slave， 1856)是一部典型的奴隶改变信仰的叙事故事。故事记录了一个家庭的骨肉分离与逃亡。这之后汤普森学会了认字并学着阅读《圣经》。最后他前往非洲。威廉·韦尔斯·布朗将他的故事献给一个帮助过他的俄亥俄州人，后来他以那人的名字给自己命了名。在他的叙述中，他将自己的经历和基督对基督徒责任的训诫作了类比：“13年前，我，一个刚刚逃离锁链和皮鞭的疲惫不堪的流亡者，来到你的门前。我是一个陌生人，而你收留了我。我饿了，你给我吃的。我光着身子，你给我衣服。”贾瑞娜·李(Jarena Lee)和齐法·伊劳(Zilpha Elaw)是两位自由的黑人女福音传道者。她们记录了自己内战前的经历。几年后，还有另外几个人，包括朱莉亚·富特(Julia Foote)和阿曼达·史密斯(Amanda Smith)，也写了传记。史密斯1893年出版的纪事记述了她在英国和印度传播福音后在非洲卫理公会的活动，以及她力挫男牧师的公开反对，成功地担任执事一职的情况。这一切与她孩提时代的奴隶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时，年轻的阿曼达·史密斯喜不自胜，甚至跑到镜子前想看看自己的肤色是否也改变了。

白人主人向奴隶灌输的基督教义大多强调《新约全书》里提倡的温顺服从。而奴隶自己的信仰和19世纪黑人的布道则常常侧重《旧约全书》中恶人遭到报应的故事以及被奴役人民得到解放的章节。上文提到过的弗朗西斯·哈珀写于内战后的诗歌《摩西：尼罗河的故事》即是最清晰的一个文学例证，表明这种原形将远远超越蓄奴制时期而在美国的非裔文化中不断重复。黑人牧师往往在团体中担任领导地位，不仅因为他有能力引导该团体的信仰或担当它的精神支柱，而且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留存的非洲习俗或信仰的化身。而这些习俗与信仰，即便那些观察力敏锐的奴隶主或种植园的访客也感受不到或者无法理解。有影响的教士可以把可能来自差异极大的非洲传统的人聚合到一起；他还能像说书人或乐师一样把对于欧裔美国人来说是异教的或者毫无意义的文化材料保存下来。尽管许多种植园和白人组织为奴隶提供固定的礼拜日宗教活动，但奴隶故事的叙述人和历史学家们向我们揭示，黑人的秘密宗教集会——通常采用呼唤与应答，或更能激发情感的、富有节奏表现力的音乐和舞蹈，或某些非洲招魂术等形式——对奴隶团体的生活和蓄奴制以外的黑人教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黑人种植园音乐就带有浓重的非洲生活痕迹：朱巴舞拍击或是狂欢节的打击乐就从节奏上继承了非洲的鼓乐，而代之以手、人声、小提琴或新的打击乐器。部分由于奴隶宗教的媒介作用，非洲民间故事——动物精灵、骗子式的人物、强大的祖先等等——通过变形而留存下来。这就像节奏复杂的非洲音乐一样，逐渐演变成了新的民间活动，并与奴隶们学到的基督教教义相结合而形成了灵歌。

黑人灵歌在世界范围内作为最具美国特色音乐的滥觞而广受称颂，它是白人新教音乐、非洲的影响以及奴隶原创的综合体。奴隶歌曲具有多种样式和意义。有些糅合了非洲民间传说和信仰的片段，然而其基本主题是渴望在肉体和精神上脱离奴役。托马斯·温特华斯·希金森在1867年的一篇有关黑人灵歌的文章中写到，黑人“就像他们以前的祖先一样，从对自己卑贱地位的思考唱起，以《启示录》中的宏伟景象结尾”。第一部重要的歌曲集是威廉·弗朗西斯·爱伦(William Francis Allen)的《美国奴隶歌曲》(Slave So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尽管在19世纪末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黑人灵歌集，但这本最著名的集子却是以诸如菲斯克大学合唱团和汉普顿学院合唱团等黑人合唱团的演出为基础的。第一个强烈呼吁重视这些“哀伤的歌曲”的是W.E.B.杜波伊斯(W.E.B.Du Bois)。他在自己的经典著作《黑人的心灵》(The Souls of Black Folks， 1903)中运用灵歌来捍卫非裔美国黑人的文化和权利：“黑人的民歌——奴隶们有节奏的呼喊——在今天不单代表美国音乐，也是海这边人类经验最美的表达……它是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精神遗产，表现了黑人最伟大的天赋。”非裔美国黑奴的灵歌以及劳动歌曲(与后一世纪的福音音乐和布鲁斯音乐一样，这两种形式常常相互融合)从各个重要方面来说都是黑人口头文化的核心。与大多数美国黑人音乐和文学的特点近似，黑人歌曲也是以其独创性和即兴发挥著称。它注重个人表演，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流传于不同群体和一代代人之间、内容不断增加的共同文化遗产所做的贡献。只有通过音乐的形式才能使人感受到灵歌的全部力量，尤其是那些音调极其优美的歌曲，比如“马车啊，慢慢摇”(Swing Low， Sweet Chariot)、“摇啊摇，乔丹”(Roll， Jordan， Roll)、“没有人知道我的烦恼”(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ve Seen)以及“有时我像一个孤儿”(Sometimes I Feel Like a Motherless Child)等。与口头民间故事的传统类似，非裔美国灵歌依赖的是集体的努力和个人即兴发挥。尽管最常见的歌曲是那些代代相传并在劳动中不断得到发展的曲子——田间号子、船歌、丰收歌、市场上的吆喝以及去劳动的路上唱的歌曲。但是，较复杂的歌曲一般都要在奴隶故事中加入一个富有寓意的人物或者一种精神的代表。比如，“我的主啊，多么伤心”(My Lord， What a Mourning)，这首歌的另一种变体是将“伤心(mourning)”拼写为“早晨(morning)”，这表明了灵歌在把基督教末世论改编成反映被奴役情形时的复杂隐喻和道德上的矛盾心理：

我的主啊，多么伤心，

我的主啊，多么伤心，

我的主啊，多么伤心，

当星星开始坠落。

你将听见号角的声音

将地下的民族惊醒，

留心上帝的右手

当星星开始坠落。

“全都没有了”(Many Thousand Gone)是由爱伦记录的一首简洁却强劲有力的灵歌，后来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认为它源于奴隶对解放的反应，然而它的解脱主题(不论是通过死亡、逃亡还是解放)、它对蓄奴制下的劳动与惩罚的反复轮唱以及对先死者的纪念表明它的起源时间应该更早一些：

不再有我站着的拍卖墩，

不再有了，不再有了，

不再有我站着的拍卖墩，

全都不再有了。

不再有拿来交换我的一配克[1]玉米，

不再有了，不再有了，

不再有拿来交换我的一配克玉米，

全都没有了。

不再有车夫的鞭打，

不再有了，不再有了，

不再有车夫的鞭打，

全都没有了。

有时世俗的工作或活动与宗教主题结合在一起。如在内战中曾服役于某黑人军团的希金森记录的一名鼓手唱的歌：

喔!我们去摆渡，

铃儿叮当响；

我们要登陆，

铃儿叮当响；

相信吧，信徒，

铃儿叮当响；

撒旦就在后头，

铃儿叮当响；

在这薄雾弥漫的早晨，

铃儿叮当响；

喔!路上满是沙尘；

铃儿叮当响!

内战前发表的一些叙事故事中(许多是后来通过口述收集的)也包括奴隶歌曲。比如，威廉·韦尔斯·布朗就记录了即将被卖到更加遥远的南方的奴隶们唱的一首歌：

喔，仁慈的上帝!何年何月，

我们这些可怜人才能获得自由；

上帝啊，打破蓄奴制的淫威——

您能否与我同行？

上帝啊，打破蓄奴制的淫威，

奏响庆典的歌曲吧!

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上帝，当蓄奴制不再有时，

我们这些可怜人才能够得到安宁；——

好日子正在降临，

您可否与我同行？

好日子正在降临，

奏响庆典的歌曲吧!

奴隶歌曲常常采用《圣经》的意象来预言精神上或实际的解脱，双重含义是许多歌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名英国记者1856年在南方各州旅行时保存了一首在南卡罗莱纳州的祈祷集会上吟唱的歌曲。歌曲富于节奏和反复，演唱时还有即兴发挥：

在那个早晨，虔诚的信徒，

在那个早晨，

我们将坐在耶稣身旁，

在那个早晨，

倘若你先我而行，

在那个早晨，

你将坐在耶稣的身旁

在那个早晨，

虔诚的信徒，你的通行证何在

在那个早晨，

耶稣基督拿着你的通行证

在那个早晨。

蓄奴制下留存的最著名的歌曲是《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它有多种版本，而且成为自弗朗西斯·哈珀(Francis Harper)到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kner)的作家的作品中有关黑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首颂歌最早于1861年刊登在《全国废奴旗帜》中，歌曲将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奴役与黑人在美国南方所受到的奴役相类比：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土地上时，

哦让我的人民走吧!

他们再也不能忍受如此深重的压迫，

哦让我的人民走吧!

哦去吧，摩西

到埃及的土地上去，

告诉埃及法老

让我的人民走吧!

他们再不会带着枷锁劳作，

哦让我的人民走吧!

让他们逃离埃及的掌握，

哦让我的人民走吧!

《去吧，摩西》以及类似的歌曲在被记录下来之前在黑人社会中广为流传，这是因为有的其中可能暗含颠覆或反抗的信息。有关《悄悄地离开》(Steal Away)一歌的作者存在许多争议。但不管人们能否证明该歌曲确实是奈特·特纳所写，它都是暗中号召逃跑的一个例子——逃到北方或加拿大以获得自由，或者富有寓意地号召回到非洲——这一点在许多灵歌中都有暗示：

悄悄地离开，悄悄地离开，

悄悄地走到耶稣那儿去!

悄悄地离开，悄悄地走回家，

我不会在这儿久住。

我的上帝，他在召唤着我，

他以雷声召唤我，

号角在我心灵深处响起，

我不会在这儿久住。

与之类似，萨拉·布拉德福特在哈丽亚特·塔布曼故事中就是将歌曲当做暗语，下面这节诗据说就向奴隶们暗示逃跑的时机还未成熟：

摩西来到埃及，

等着老法老让我离开；

倘若亚当没有堕落，

人本可以长生不老。

这些歌曲保存在奴隶叙事故事、反对蓄奴制的各种出版物以及直到20世纪还在不断出现的杂志文章还有诸如威廉·爱伦的《美国奴隶歌曲》和其他集子里。它们成为现代黑人文化的基础。民间奴隶故事中残存的非洲成分和具有明显特征的文化创造是个人以及家庭获得安慰的一种源泉，同时也是民族自我保护的早期形式，这在南北战争前的书面文件中仅有零零星星的反映。这些成分，特别在宗教音乐中，不仅是一种自我表现的途径，还是与非人的蓄奴制抗争的手段。不仅如此，他们还是丰富多彩、富于魅力的非裔美国艺术的最初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后来出现在黑人合唱音乐、布鲁斯、爵士乐中，注定要对美国的文化生活和表演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按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说法，在他孩提时代，奴隶歌曲就使他有了“最早的对蓄奴制度丧失人性特征的朦胧认识”，因为这些歌曲表现了奴隶表面的满足之下所隐藏的痛苦：“奴隶歌曲表现奴隶心中的悲伤而不是欢乐；他因这歌曲得到安慰，就如同泪水对痛苦心灵之抚慰一样。”然而，奴隶歌曲，无论是灵歌、民歌还是劳动歌曲，还同时表达了面对悲痛时的力量、尊严和智慧。他们还表达抗议，正像道格拉斯本人所举的例子一样，“相当不错地总结了蓄奴制明显的不公与欺骗”：

我们种植小麦，

他们给我们吃玉米；

我们烘烤面包；

他们给我们吃面包皮；

我们筛出粮食，

他们给我们吃糠壳；

我们切肉，

他们给我们吃肉皮，

他们就是这样

把我们欺骗。

我们把汤罐面上的沫子撇去，

他们就把那残汤水给我们，

还说黑鬼有这个就够好了。

在他那著名的传记的修订本中，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1895)对美国黑奴的生活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做了极为全面而丰富的描述。不过，道格拉斯的名声主要来自他那富有战斗性的反对蓄奴制的演讲和编辑生涯，以及内战后他在担任警长、哥伦比亚特区刑事法院法官和美国驻海地使节期间一直充当的黑人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的重要代言人。

道格拉斯出生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大种植园中，生而为奴。1838年，他逃到马萨诸塞州成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追随者和一位卓越的演说家。1845年，他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人生叙谈》(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出版，暴露出他的逃亡奴隶身份。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在那儿成为一名极受欢迎的反蓄奴制演说家。几年后他回到美国，从他过去的主人处赎回自由。道格拉斯在诸多问题上都与加里森有不同看法：他不愿接受加里森关于宪法有必要支持蓄奴制以及传统的政治活动在对蓄奴制的斗争中毫无用处的观点；加里森反对道格拉斯于1847年创立自己的反蓄奴制报纸《北方之星》(North Star)；也许加里森因道格拉斯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说者和作家而心怀嫉妒。正如道格拉斯在他的《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 1855)的修订版中所写的，他很快就开始厌恶加里森及其他人要他在反蓄奴制演讲中所扮演的角色：“我通常被作为一件‘物品’——一样‘东西’——一个南方的‘财产’来介绍，然后主持人向观众确认它可以说话。”他被告知要在演说中谈一点种植园，讲的故事不必过于详尽，要将哲理留给像加里森这样的白人来陈述。他们则将道格拉斯当做他们评述的“文本”。道格拉斯在作品中暗示，这种情况不仅令人压抑而且还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与他从南方逃离的身体上的侮辱同样残酷。

尽管道格拉斯在《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当中更为清晰有力地表明了自己的独立姿态，他一生事业的主旨却表现于1845年的《人生叙谈》(Narrative)。一些现代批评家发现这是道格拉斯最真实的作品，因为该书最接近他在蓄奴制下的亲身经历。从一开始，该书就表现出道格拉斯驾驭语言的非凡能力。这也部分地是有意识地反映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即具有读写能力是通往自由的关键。道格拉斯的主人不准他学认字。他回忆道：“这是一个新的特别的启示，解释了黑暗而神秘的东西，那是我年轻稚嫩的心所努力理解却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现在明白了当时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也就是，白种人奴役黑人的力量所在。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我对此无比珍视。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从蓄奴制通向自由的道路。”与其他许多奴隶叙事者相比，道格拉斯更加清楚他自己的能力以及他创作范例式作品的必要。他的出众之处在于，他除了叙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外，还呈现了一个法律所不允许奴隶们去做的几乎是神化了的奴隶言行准则和自我完善的化身。道格拉斯的《人生叙谈》对先前奴隶们记述的主题加以总结，也就是将黑人家庭与团体在种植园蓄奴制熔炉中的精神生存戏剧化，探讨在蓄奴制下权力和非人道如何共同作用阻止非裔美国人掌握带来真正生活尊严的那些文化符号。尽管口头和书面的不同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黑人民间生活的口头传统与主流文化的矛盾，在《人生叙谈》中，二者却都是发现的手段。作为“把握”自己的途径，这二者使得他能够创作出一种“自传”。在自传中，自由了的奴隶在叙述过程中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人塑造的，无论他面对的是观众还是文字。

尽管《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缺乏早期《人生叙谈》中的某些直率和简洁，它却是连接道格拉斯两部分生活的桥梁，提供了更多他在北方生活的细节，也补充描写了他的奴隶生活的一些片段。这本书已不再是他的白人顾问要他登上讲坛向人叙述的简单故事，而是一篇充满活力的深刻的反对蓄奴制的檄文，深入地探讨了美国自由的意义以及美国对于奴隶和自由黑人的意义。道格拉斯在他的思想和著作中对自己的生活有过几次重塑，这些修订是其中最早的一次。它们进一步重申了他的生活故事——也是许多其他逃亡奴隶的故事——中的中心思想——即读写能力是获取力量的最基本的途径。正如“自我奋斗成功者”的话语主宰了道格拉斯内战后的自传写作，在《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中革命与自由的话语处于显著地位。不论在他的自传中还是在他1853根据奴隶麦迪逊·华盛顿领导的奴隶船“克里昂”号起义事件所写的短篇小说《英雄奴隶》(The Heroic Slave)中，道格拉斯均借用民主革命的理想表现黑人奴隶的事业。正如麦迪逊·华盛顿，这位弗吉尼亚的黑人爱国者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正是你们先辈所做而为你们所鼓掌欢呼的。如果说我们是刽子手，那么他们也是。”

道格拉斯最著名的演讲之一是他那篇关于7月4日对于黑人的意义的演说。演讲恳求得到革命的权利，但同时声明白人先辈的事业与黑人无关。这是“你们民族独立、你们政治自由的日子”。道格拉斯1852年在罗切斯特市对他的听众(大部分是白人)这样说道：“这个日子对于你们，就如同逾越节对于解放了的上帝的子民一样。”道格拉斯指出，对于美国奴隶来说，7月4日是一种欺骗与嘲讽，它只是“一层薄薄的遮羞布而已，其遮盖的罪恶足以令一个野蛮民族为之蒙羞”。他反对加里森的非暴力主张。到19世纪50年代，道格拉斯坚信奴隶武装暴动是砸碎奴隶枷锁的正义之举。针对迪尤等蓄奴制拥护者的奴隶们不会成为“爱国者”而只会成为“六亲不认的杀戮者”的言论，道格拉斯回答说他们可以两者都是。或者，正如他在《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中所写的，奴隶主每天都在剥夺人类正当的、不可剥夺的权力，因此也就是“在静静地磨砺指向他自己喉管的复仇刀刃。他对共和国缔造者的每一声赞美、对自己可能遭受的压迫的每一次谴责，其实都等于将刀子引向他自己的喉管，肯定了他自己的奴隶造反的权力”。

此外，无论是“英雄的奴隶”还是道格拉斯重新构架的、在他19世纪50年代的著作中尤其突出的暴力反抗思想都可以理解为对斯托夫人广为流传的汤姆叔叔故事的一种回应。道格拉斯自其写作生涯的开始就对教会的废奴主义表示怀疑。在他1845年的《人生叙谈》的附录中，他言辞异常尖锐地写道：“宗教的复兴与奴隶贸易的复活相伴而行……监狱里锒铛的脚镣和叮当的锁链与教堂虔诚的灵歌和肃穆的祈祷同时响起。从事人类肉体与灵魂买卖的贩子们将摊位立于圣坛前，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自从道格拉斯摒弃加里森的和平主义原则、号召奴隶们暴力反抗后，他就把自己奴隶生活的中心事件，即他与驯奴人科维(Covey)打架一事，在自传的修订本中加以突出，以与汤姆叔叔向利格瑞的投降形成对照：

那次打架之后，我完全变了个人。以前我什么都不是；现在我是个人了。它唤起了我被碾碎了的自尊和自信，进一步坚定了我要做一个自由人的决心。……只有一个因对邪恶的暴君的欺辱表示不满而惹过麻烦、冒过险的人才能理解这次斗争在我精神上所起的作用。……这是从黑暗、瘟疫横行的蓄奴制坟墓中再生后进入相对自由的天堂。……我已经到了对死无所畏惧的程度了。这种精神使得我成了本质上的自由人，尽管在形式上我仍是奴隶。假使一个奴隶不愿被随意打骂，那么他就有了大半的自由。……要是奴隶们宁愿过挨打受骂的生活也不愿即刻死去，那么他们总会发现有足够多的基督徒，比如科维，会满足他们的选择。

道格拉斯对斯托的呼应从他对蓄奴制度下家庭腐败的抨击的改动中也可以看出。他说道：“对临终者悉心照看的神圣场面是难以忘怀的，在生活中往往能起到抑恶扬善的作用。但这样的场面只能从自由人中间找到。”道格拉斯甚至在用事例支持斯托抨击蓄奴制对奴隶家庭的毁灭时就暗示了斯托视角的局限性。家庭和革命的问题在道格拉斯独具特色的对革命“父辈们”的呼唤中统一起来。他要以他们来取代他那不知是何人的白人主人兼父亲，和他难以接受的继父，如他的第二个主人休·奥尔德(Hugh Auld)以及后来的加里森。根据道格拉斯的说法，家庭被蓄奴制摧毁，但当它被作为理想的民主国家的一部分而得到重建时，家庭又可以成为反蓄奴制的武器。

道格拉斯在演说中常常故意模仿蓄奴制所谓的家长主义，运用典型的奴隶规范以形成反衬。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而且行之有效，那是因为他清楚，正如他在英国的告别演说中所说的，“鞭子、锁链、口衔、拇指夹、大猎犬、手枷和足枷以及其他血淋淋的蓄奴制用具是构成主人与奴隶之间关系所不可或缺的。奴隶必须顺从，否则便不成为奴隶。”在《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中，鞭打的事件之所以得到渲染，不仅仅是为了增添哥特式小说的恐怖色彩，而是作为道格拉斯对蓄奴制体制特点精确描述的一种象征。有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认为，在对奴隶的非人道对待以及迫使他们通过模仿形成一种受束缚的行为模式上，种植园与集中营、监狱或其他“集中性组织”十分相像。然而我们无须对此表示赞同便足以被道格拉斯在《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中对劳埃德上校庞大种植园的补充记述震撼了。在修订版中，他不仅充分描绘了奴隶生活，大量的细节与着重点都放到了对种植园的自给自足和黑暗封闭状态的描写上。庄园靠不同的劳动分工和劳埃德自己的船只所做的跨越旧金山湾的交易来维持，创造出一个貌似富庶、“伊甸园”般的世界，而实质上却是黑暗的中心。劳埃德庄园的庞大以及他作为马里兰州三任州长和两任参议员的显赫地位使得道格拉斯可以将自己的故事延伸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典型。在这个革新浪潮和乌托邦社会的设想风行的时代，种植园(按照蓄奴制拥护者的说法)成为世外桃源式的地方。在这里，国家的控制和家长制的管制共同维护着奴隶的利益。然而这一切却是通过把奴隶关在一个腐败的“家庭”中来实现的，而且这个家庭对于奴隶来说，和道格拉斯的情形一样，可能是虽有血缘关系却不受法律保护的。

道格拉斯的《北方之星》(1851年他将其改名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的极大成功对于他的思路扩展和他吸引更多读者的能力至关重要，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依赖加里森和其他白人废奴主义者，也可以说使得他产生了类似本杰明·福兰克林的自我提高、自我改进的性格。这一点成为他个性成熟的一面，并在他后来的自传《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81年出版，1892年再次修订)中非常突出。道格拉斯鼓励妇女参加反对蓄奴制的运动，支持妇女拥有选举权(《北方之星》的格言就是“权力没有性别——真理不分肤色”)。他在内战前和内战后所发起的运动并非仅仅是黑人权力运动，将其理解为人权运动也许更加合适。他的多卷演讲稿和社论作品也许是在19世纪为黑人自由斗争当中个人所留下的最完整的社会和政治记载。林肯好几次征询了道格拉斯的意见，不过这位总统在黑人军队和黑人解放问题上的行动比道格拉斯所希望的要慢得多。1876年道格拉斯在为“解放奴隶献给林肯的纪念碑”所作的献词中总结了他们两人的差异以及黑人在战后的象征性地位。当时，格兰特和他的内阁成员们、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及其他要人都在场。道格拉斯说道：“当忘恩负义的辱骂劈头盖脸地向我们打来，而这种指责又想将我们置于人类的手足情谊之外时，我们便可以平静地指向我们今天为纪念亚伯拉罕·林肯而竖立起来的这块纪念碑。”然而，这个温和的结束语只是稍稍缓和了他在通篇讲话中对林肯所执行的政策的批评语气。他说，事实使得他不得不承认，就其习惯和偏见而言，林肯“是一个白种人”。“你们，”道格拉斯对他的多数是白人的听众说：“是亚伯拉罕·林肯的孩子。我们最多不过是他的继子，是收养的孩子，是由于环境和需要而领养的孩子。”

道格拉斯担任哥伦比亚特区的执法官以及后来担任驻海地总领事部分地是他对共和党的拥护所得到的政治上的回报。但是，这种角色也表明道格拉斯所得到的认可已经不局限于战前的白人圈子了——那些人的家长制观点在道格拉斯看来是一种极大的束缚。虽说他的《人生与时代》(Life and Times)记录了该世纪的后几十年里南部重建的失败以及黑人公民权的不断下降，但他也在该书中强调了黑人通过“自立、自尊、勤劳、恒心与节俭”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和文化上的成就。有鉴于此，布克·T.华盛顿将他自己视做道格拉斯的当然继承人便不足为奇了。然而，道格拉斯这些年以及更早的生活并未在他的自传中全部体现出来。他在1892年的《人生与时代》的结尾处声称，他在海地的领事身份以及随后被委派代表海地参加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美洲世界博览会是“我漫长生涯中最辉煌的荣誉，为我担任公职的生涯划上了适当而快乐的句号”。其实，道格拉斯在博览会上露面的真正意义并不在此。除了有关非洲人(并非非裔美国人)生活的展览外，黑人在展览会上完全没有官方代表。正如道格拉斯为一本抗议这种文化忽视和不公正的小册子作序时所写的：“试问我们为何被排斥在美洲世界博览会之外，回答就是蓄奴制。”当林肯本人以及他的同辈解决了开国元勋们留给他们的重担——蓄奴制问题——时，道格拉斯与他的同辈仍必须面对无情的奴役遗产。种族歧视与暴力并没有被摧毁，但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同样也没有被消灭。到道格拉斯结束其写作生涯时，他的衣钵已经被华盛顿、杜波伊斯、艾达·B.威尔斯(Ida B.Wells)等人所继承，黑人文学与艺术即将出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复兴，但它的根依然深深地扎在口头文化、诗歌、小说、歌曲以及有关南北战争前非裔美国奴隶生活的自传中。

[1]配克(Peck)：容量单位，等于2加仑。——译注

超验主义

芭芭拉·L.派克

1 唯一理教(Unitarian)的开端

在系列演讲《当今的时代》(The Present Age， 1839—1840)的序言中，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试图解释被人们称做“超验主义”运动的起源，但他却发现自己要描述的是一群牢骚满腹的人。他承认，这些构成“未来群体”的年轻人“固执、任性、桀骜不驯”，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只有他们强烈的排斥性：“他们痛恨征收捐税、公路收费、银行机构、等级制度、政府官员，是啊，几乎是所有的法律法规。可他们的脖子却软得不可言喻，就连一根头发也会使之收缩。”吸引并驱使他们的信念——个人即世界——“是一把过去从未出鞘的利剑，它将骨头与骨髓、灵魂与身体剥离，是啊，几乎是将人与自身剥离”。就是这些年轻人所加入的团体也是全力倾注于个人的膨胀：“时代的联系是偶然的、短暂的；而分离却是固有的、永不休止的。”

这种执拗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影响又如何呢？新英格兰人一向以冷淡著称，然而，早期的新英格兰新教仍然将希望寄托在实际上或幻想中的社交方式上：家庭生活、村镇集会、众头使以及天堂。爱默生谈到的年轻人渴望爱情，一如他们要求独立一样强烈。在1841年一篇题为《论超验主义者》(The Transcendentalist)的演讲中，爱默生以充满同情的话语描述这些年轻人：“这些人的天性并不忧郁、乖张、怪僻——他们甚至比其他人更加渴望被爱。就像年轻的莫扎特一样，他们每天都想高呼十遍：‘你肯定爱我吗？’”

然而，他们排斥的冲动还是大于合作的愿望。“他们孤独，他们的作品和谈话的精神就是孤独，他们排斥他人的影响，逃避整个社会，他们很想躲进斗室之中，他们不愿过城市生活，而宁肯去乡间隐居，在孤身独处中工作、娱乐。”即便如此，爱默生还是不愿意把他这一小帮自我折磨者视做一无是处而且可悯可怜的人。正是他们对于人性的奢望，将会引导他们那些毫无思想的国人走出那片人人都置身其中徘徊踯躅的怀疑和贪婪之荒野。“他们的心是盛藏烈火的盒子，那烈火将以更猛烈的气势烧遍天地之间。”

这种热情与早30年前波士顿人那种和蔼恬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爱默生翻阅父亲威廉·爱默生(1769—1811)留下的作品时，却发现其中除了“坦诚与品味”之外别无他物。他父亲那一代人的文学抱负在此时看来已显得迂腐和自轻。1805年威廉·爱默生帮助组建了文学团体文库俱乐部，旨在出版一份美国纯文学杂志。《每月文选暨波士顿评论》(Monthly Anthology and Boston Review)每月都刊登一份颇为有用的在美国出版的图书书单，它所发表的评论也很有活力。但是，编辑们发现很难找到足够的富有创意的散文和诗歌，订阅者也很少，因此生存维艰。1811年，威廉·爱默生去世后数月，杂志就停刊了。

对于他父亲的宗教(即后来被称作一位论派的新英格兰公理会的自由派)，爱默生的不满较晚才露出端倪。那些领头反对加尔文人性堕落教义的人，在童年的爱默生看来非常勇敢。基督不再是通过自己的流血牺牲来赎罪，而是通过自身的榜样而广泛受到人们的尊崇，上帝不再怂恿人们依赖他那不可测知的意志，而是鼓励人们追求完美，这些都是精神史上的进步，标志着基督教已经脱离了迷信的范畴。一位论派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开明的、包容的基督教，一个关注理想世界、给人激励与慰藉的基督教。就是一位论派讲道时的谦恭，虽然后来的年轻一代最终觉得令人不耐，在当时也有其思想体系的功效，因为它标志着一种巧妙的拒绝方式，即拒绝加入19世纪早期使公理会分裂的神学纷争。《每月文选》的编辑们立场坚定地告诫投稿人：“谢绝宗教争论。”

这种公然的宽容态度使访问波士顿的人目瞪口呆，有时甚至怒不可遏。1791年，一位名叫阿什巴尔·格林(Ashbel Green)的长老会教徒参加了一次波士顿牧师协会的集会，发现与会者的神学观点五花八门：有加尔文教的，有阿里乌教(Arian)的，也有亚美尼亚教(Arminian)的，甚至还有一个索齐尼派(Socinian)的。这次会议实际没有进行什么宗教方面的讨论，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格林认为，如果不同派别的人各行其道，可能会妥当得多。但他也明白，他认为协会应该按不同的教义分开的观点“会被他们认为是偏见和心胸狭窄使然，因此他们依然如故地相聚、握手、谈论政治和科学，依然如故地吃提子苹果，喝酒饮茶，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十年后，情形仍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另一位访问波士顿的长老会教徒阿基波尔德·亚历山大博士(Dr.Archibald Alexander)写道：“在当时，一切争论均遭自由派禁止。”尽管意见各不相同，尽管最自由与最正统两派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可是，“神职人员之间却没有公开的划分界线。很容易就能了解一个人信仰什么——准确地说是不信仰什么——因为自由派很少有明确的意见”。亚历山大的说法表明——界定自由派的标准早已有了，那就是看他们否定的是什么，而不是看他们相信的是什么，至少在他们的反对者眼中是这样。

亚历山大认为，他在自由派拒绝就教义差异进行辩论的做法中看到了他们的指导方针。自由派打着“包容”的旗号，逐渐占领了哈佛神学院中重要的位置。在哈佛神学院，“所有的年轻才子”都在情感上倾向于自由派，对于有声望的自由派赞助人捐献给学院图书馆的书籍，他们怀着十足的热情去阅读。自由派这种悄悄的渗透后来被公开的论战所替代。哈佛重要的神学教授职位原来由一位较为温和的加尔文教徒戴维·塔潘牧师(Reverend David Tappan)担任，当他在1803年秋去世的时候，自由派看到进一步巩固其在学院中主导地位的机会已经来临。学院院长约瑟夫·威拉德(Joseph Willard)找不到有足够水平的正统派人选来填补这一空位，同时又不愿意任用自由派候选人亨利·威尔博士(Dr.Henry Ware)，因此就拖延了一年。接着，威拉德自己也突然去世，于是，哈佛校务委员会面临着挑选一位新院长和一位新神学教授的双重任务。

由六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大体上均衡地分成自由与正统两派，不过僵持状态倒并不全是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的。与大多数学术机构人事任用方面的纠纷一样，在哈佛，虚荣、憎恨与个人野心也驱使他们结成朋党。校务委员会在1804年的岁末开了几次会，但未能就人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也未能接受折中的办法。最后，在1805年2月，一名正统派的校务委员在投票中改变了方向，使自由派候选人亨利·威尔当选。在校务委员会会议到监督人会议的几周期间内，惨遭失败的正统派校务委员中，有一位名叫埃利弗立特·皮尔森(Eliphalet Pearson)的委员，炮制了一份这次争论的歪曲陈述，准备孤注一掷，让威尔的任命流产。皮尔森的诽谤未能发表——监督人会议开得比他预计得早，而且通过了对威尔的任命——但是从他的陈述所使用的语言中人们可以看出在神学论辩中所使用的政治术语。

哈佛的神学自由派与他们的正统派对手一样，都是坚定不移的联邦党人，他们在杰斐逊民主党人手中惨遭失败，余痛未消。但是，皮尔森对自由派含沙射影，说那些“热心依附他们称之为‘理性’基督教，那些自夸自耀说这个地方基本已经成熟、可以开始宗教革命”的人，实际上正是经过伪装的杰斐逊的同情者，是披着羊皮的雅各宾派。“‘公允与仁慈’之言夥矣。多美妙的言辞，多诱人的声音，就像别人所说的‘自由与平等’。愿仁慈的上帝保佑，不要让人们发觉他们的言论是骗人的鬼话与致命的妄言。”皮尔森批驳自由派玩弄的正是他们长期以来表示憎恨的政治策略。就是自由派也必须承认，这些策略在最近的联邦选举中一经使用就“搅乱了联邦政府”。“那么，联邦党人在政治上公正地名之为丑行的政策与武器，难道就能在宗教上加以运用吗？”“哦，时代!哦，习惯!”(O tempora!O mores!)

即使皮尔森在对手投票前发表了自己的陈述，他能否使对手同意自己是雅各宾派式的政治激进分子还是颇可怀疑的。相反，神学自由派比正统派在经济上更为富裕，在政治上更为保守。哈佛学生安德鲁斯·诺顿(Andrews Norton， 1786—1853)在写信给父亲时，称他很想将《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一语改为“大多数人一无是处，只宜受人之治”。偏激如诺顿者终究不多，大多数为自由派神职人员提供赞助的波士顿商人和专业人士几乎与政治激进无涉。事实上，当一次类似的纷争使邻近的查尔斯顿(Charlestown)的教徒分裂为旧派(正统派)和新派(自由派)的时候，弃旧从新的正是那些“有体面、有知识、在镇上有影响”的人物。新派教会的一位布道牧师候选人满意地说，展望他的教众，“人数可观，且在不断增长，而且从财力上看，无疑在镇上首屈一指”。确实，在最近举行的一次赈济贫民的感恩节募捐中，他们募集了105美元，而正统派只募到88美元。

这种将财力与宗教自由主义思想联系起来的做法，自然遭到了正统派的辱骂，后来也受到了超验主义者的奚落。但是，自由派可以这样回答：他们的繁荣来自与自我修养相同的努力，而自我修养方面的努力，正是他们道德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自由派也确实是这样回答的。正统派崇拜的上帝在创造地球以前就颁布了神令，预先注定了大部分人类的命运，将他们永远罚入地狱，人们只能希望得到既不应得到也无可抗拒的神恩获得拯救。在自由派看来，这样的崇拜和希望，这样的信仰，不仅有害人格，而且危及合众国。自由派杰出的布道者威廉·埃勒利·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 1780—1842)认为，加尔文教派关于上帝预定命运的教义都“在极大程度上要使道德走上邪路，形成一种阴暗忧郁、令人生畏、奴颜婢膝的宗教，教人用苛厉、痛苦和迫害去取代温情而公正的仁爱”(“唯一理基督教”[Unitarian Christianity]， 1819)。在182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反对加尔文主义的道德论据》(The Moral Argument Against Calvinism)的文章中，他的措辞更为激烈：“加尔文主义之所以能够持久，是因为恐惧使道德天性瘫痪。”

整个18世纪，新英格兰公理会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终于在哈佛神学院就威尔的任命产生争执以后爆发了公开的论战。公理会牧师间互相交换布道(这样他们就不需要每星期天都写两篇布道文，而且可以使教民有机会听到不同的观点)的友好传统，由于正统派牧师拒绝与自由派交换而宣告崩溃。教民自然痛恨自己视为权利的东西遭到剥夺，他们甚至向法庭起诉，以强制牧师在遵循旧传统和辞职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教会分裂了，家庭争吵不休，哈佛监督委员会一位成员牢骚满腹地认为，应该成立一所正统派神学院(安德沃神学院)，与已经自由到不可救药的哈佛神学院相抗衡。钱宁抱怨道，情况愈演愈糟，以致正统派牧师们斥责自由派基督教为“撒旦最后也是最完美的作品，是他亵渎神明的最后终结，是地狱烈火中锻造出的最精巧的武器”(“钟爱虔诚的一位论派教”[Unitarian Christianity Most Favorable to Piety]，1826)。

自由派曾一度抵制正统派加到他们头上的辱骂之词“一位论派”，部分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教义争论，部分还因为他们希望新英格兰公理会不要出现最后决裂，并能够重建和平。一位1791年到波士顿旅行的法国人满怀羡慕地说：“牧师们很少谈及教义，普遍宽容，这一美国独立的产物已经遗弃了教义的宣扬，而宣扬教义总是导致商讨与争吵。……不同教派的牧师和谐相处，甚至在有牧师无法到堂布道时互相替补。”然而，正统派却不是能够妥协的，于是自由派最后接受了“一位论派”一词，并且带着蔑视与自豪使用这一词语。钱宁在19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布道文和杂志文章中使用了该词，而在他的布道名篇“唯一理基督教”(为庆祝贾雷德·斯巴克斯于1819年在巴尔的摩受任而作)中，他干脆称唯一理教为唯一适应人类不断进步的基督教形式：

我们向上帝真诚祷告：令他能够一次次地攻克精神篡夺之要塞，直到他手握统治人们思想之权柄，来到我们的面前；令历代以来企图剥夺基督教徒自由之阴谋终结；令长期屈服于人类信条之奴颜听命让位于对《圣经》之真心且虔诚的探索；令由此洗去错误之基督教显示其全能的力量，通过其教人崇高的思想影响，证明其实为“上帝拯救人之力量”。

钱宁的布道使安德鲁斯·诺顿大喜过望，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威胁：“正统观念必须砸烂。巴比伦必须毁灭。”他的这一威胁有着很浓的火药味，足以招致加尔文教徒的怒喝。无可否认，诺顿是一位论派徒中最好斗的人，在自由派的阵营中再也找不到可与之相匹敌的激烈言辞。但是，他的喜悦之情仍然是一位论派运动精神的一个重要线索。最早的新教教徒都受过宗教改革热情的激励，钱宁时代的一位论派徒把自己看做是这种热情的继承者。加尔文主义崇拜上帝折磨自己的圣子，来为自己的灵魂创造一小部分赎罪，以使他们免遭惩罚。加尔文主义虽然已经腐朽，却仍想向这样的一个上帝顶礼膜拜。钱宁时代的唯一理教徒要竭力捣毁的“巴比伦”也正是这样的加尔文主义。唯一理教提供的不是这样“奴颜婢膝”的宗教，而是一种对圣父的“人的”崇敬——圣父爱护圣子，圣子来到人世拯救罪人脱离罪孽，而不只是免遭惩罚。这一仁慈和善的神给了人们一个机会，让他们通过严格而持久的自我修养获得救赎。唯一理教对于突然皈信的经历明确表示怀疑，钱宁自己就曾宣称，英国诗人约翰·密尔顿说一读《圣经》圣灵就给我们“直接启示”的话言不由衷，他无法相信。这种对于顿悟的希望“是对我们官能的贬损和打击，并由此使我们在思想上产生怠惰情绪”，而且还会诱使我们相信，只要“神光一闪”，我们就能得到理应通过正确运用自己的能力才能觅得的真理(“约翰·密尔顿其人其文”[Remarks on the Character and Writings of John Milton]， 1826)。

唯一理教徒们为了散布他们的信仰，曾经遭到辱骂与诽谤，但他们也取得了胜利——至少在自己眼里他们是胜利者。唯一理教虽然没有像提倡新教运动那样得到广泛的响应，但它在19世纪20年代有地位、有知识的城市居民中间的影响似乎越来越大，在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都有了它的会众。可以令唯一理教徒们自豪的是，他们的收获并不是借助迷信也不是借助愚昧的恐惧获得的。1882年，哈佛神学院的教会史讲师约瑟夫·亨利·爱伦(Joseph Henry Allen)提请他的哈佛听众注意，唯一理教运动史上最为突出的两点是，“第一，这是一场理性的运动，赞同科学精神；第二，它是一场权利的运动，同情革命精神。”唯一理教徒们对于科学和革命的精神是否真的如此友好也许可以怀疑，但他们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先锋，是一支横扫混乱、冲破黑暗、勇敢前进的队伍。

然而，如果一种宗教既希望继续立足于《圣经》启示，同时又想忠诚于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经验主义，那么对于它来说，革命与科学并不是好伴侣。要想将启示与理性结合起来是何等的困难，在一句爱伦认为是出自钱宁的风趣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我们对物质的本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尚不能对耶稣升天一事发表意见。”

对于耶稣升天如何与牛顿的宇宙相统一，钱宁感到困惑不解，虽然有权威的《圣经》，但他宁愿不妄下断言，这类似于他所崇敬的哲学家和《圣经》评论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谦虚精神。在《论人类知性》(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一书中，洛克仔细地指出了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我们凭直觉所能理解的只是那些属于推论逻辑的真理——如几何学中的公理和逻辑学中的不矛盾律。其他的命题则统统以通过感官接收到的信息(即经验)为基础。我们确信铁不能浮在水面上，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盖然论推理，它所给予我们的只是“置信度”，而不是绝对确定的事实。由于我们过去从未见过铁浮在水面上，因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它将来也不会浮在水面上。

如果命题所涉及的事物超出感官能力范畴——如天使是否存在、死者是否复活等——我们只能通过启示来对它们进行了解。但是，我们绝不能把有预见的人提出的每一种声明都当做神的启示来接受，“否则我们面对的将是泛滥的热情和错误的信条”(《论人类知性》4， 16.14)。“要确知所有的启示全部来自上帝，那就需要确知传递启示的信使是上帝派遣来的，而这一点又只能通过上帝自己颁发的信任状才能知道”(《论奇迹》[A Discourse of Miracles]， 1702)。《旧约》和《新约》中的诸多奇迹便使这样的信任状合法化了。那些奇迹是感官能够感知的事件，因此是可以验证的；同时，那些事件又是对一般自然规律的违反，因此证明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洛克指出，要求人们对奇迹进行证明并不是怀疑主义的表现。“吉迪恩由天使派遣来解救以色列人免受米甸人的迫害，但他还是希望得到确凿证据来说服自己这一使命的确来自上帝”(《论人类知性》4， 19.15)。吉迪恩实际上是洛克的推理样板，在《士师记》第六章，吉迪恩用羊毛做着耐心的、牛顿式的实验，他请求上帝给他出示神迹，把放在打谷场上的一堆羊毛用露水浸透，却让地面保持干燥，然后第二个晚上，又请求上帝使羊毛保持干燥而把地面打湿。

不论是在《论人类知性》还是在《论奇迹》中，对于那些宗教“狂热者”认为他们能够直接感知真理的说法，洛克一直坚决予以否定。他以轻蔑的眼光看待他们，批判他们热衷于“不经探索就想有启示，不经证明就盲目肯定”。他认为，“知识，真正的知识，只是，或只能是，任何命题的真实性的证明，如果不是不证自明的命题，那么，其所有的全部知识，或其所能具有的全部知识，都来自于接受知识所依据的那些清楚而正确的知识”(《论人类知性》4， 19.13)。他并不为自己的意见可能带来的明显后果而退缩，而是在《论奇迹》中竭尽全力论述了一个巫术违背自然规律的例子：

埃及巫师和摩西变出大蛇、鲜血和蛤蟆，对于旁观者来说，似乎都是一样的奇迹，而对于冒充者而言，这就成了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就不可能判定谁真谁伪，但是，当摩西的大蛇把他们的大蛇吃掉以后，当摩西变出了虱子而他们变不出的时候，真伪立即就判定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坚持如此强大的经验主义而不退缩，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洛克实际上是以盖然推理的行为取代真正的宗教信仰，由此把我们的知识限制在历史上的耶稣而不是信仰中的耶稣身上，他的这一做法遭到了同时代许多人的反对。但是，洛克亲身经历了那场分裂英国的激烈的宗派论战，因此，如果有人宣称他拥有一种无法用通常的知识验证的真理，洛克一概都不相信。在《论人类知性》的第四版(1700)中，他增加了一个章节“狂热”。在这一章中，他用一些篇幅讨论了“赞同的第三种依据”，这第三种依据在一些人的身上取代了信仰——“狂热把理性搁置一旁，也可以建立起不经推理的启示。”

狂热是一种捷径，通过它，人们可以逃避艰苦的推理过程，逃避判断证明可信性的过程。

有史以来，兼有忧郁情绪与献身精神之人，自视极高以达于自大之人，抑或以为比常人与上帝更为熟稔之人，抑或以为比常人更易获得神顾的人，经常自我标榜，说自己有一种信念，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与神灵经常交流。(《论人类知性》4， 19.5)

这些“发热或自负的头脑的狂想”，一旦任其自流，要除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他们身上，理性已经无迹可寻，他们把理性踩在了脚下：他们看到知识之光已经融入他们的理解之中，他们是不可能出错的；在他们身上，知识之光清晰可见，就像明白无误的证据发出的光芒：他们感到上帝之手正在他们内心推动着他们，他们感到圣灵的冲动，他们的感觉是不可能出错的。(《论人类知性》4， 19.8)

这就是这些人的说话方式：他们肯定，因为他们肯定；他们的信念是对的，因为他们的信念很强。(《论人类知性》4， 19.9)

要把一个人执著的信念作为验证一个启示是否能够自称神示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循环推理的境地。狂热者说：“这是一个启示，因为他们坚信它；他们坚信它，因为这是一个启示。”但是，如果坚信一种教义的真实性就能保证其真实性，那么“何以会有……那些不同派别和对立派别中难以对付的狂热者呢？”洛克一生痛恨狂热者的顽固不化，这种痛恨浓缩在他所说的这样一句警世名言中：“圣保罗觉得自己做得很好，而且他在迫害基督教徒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是在响应神的召唤。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基督教徒错了，然而，错的不是他们，而是他自己。”(《论人类知性》4， 19.11—12)奇迹使我们避免盲目的狂热，因为它们以可信的证据来标明上帝认为人类获得救赎所必须要信仰的几条简单的教义。

洛克在经验主义、信仰《圣经》奇迹、摒弃宗教狂热三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从而使他的哲学强有力地吸引着新英格兰的自由派神学家们。他们认为，在新英格兰的历史上，从每一次危机中都可以找到危险的“狂热”精神，从1636—1638的反律法主义危机，到18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到他们当时的新教复活，无不如此。他们将洛克的容忍与理性的耐心作为矫正热情过剩的一剂良药。洛克的著作成了哈佛课程的一个中心部分。1808年，一位名叫爱德华·艾弗里特(1794—1865)的早熟学生发现，要完成洛克《论人类知性》的每周背诵任务，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整部书全部熟记在心。

我尤其还记得有一次星期四下午复习，很早就叫到我背，我就一个词一个词、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背了起来，我们的导师很高兴，他没有打断我，我就那样一页又一页地背诵完成了那一周十一段背诵任务的大部分。

然而，在洛克去世后的一个世纪中，他的演绎推理受到了来自多个方面的攻击，19世纪初他的哲学虽然仍在哈佛占据主导地位，可是为保卫它而发动的战斗却使它伤痕累累。对他的哲学最有力的挑战来自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洛克认为，奇迹可以证明伴随它们而来的教义的真实性，但休谟指出，在尚没有确定对于奇迹的叙述本身是否可信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将奇迹视为“信任状”。许多事实我们必须通过验证才能接受，这一点当然没错，但是，我们对于验证的信任，随着我们对于验证的事件内在的盖然性的感觉而变化。休谟的《人类知性研究》(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748)著名的第十章题为“论奇迹”，他在这一章中提出，信度依赖证明的观点经不起苛刻的推敲。“我们相信目击证人和历史学家的理由，并不来自证明与事实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我们是通过推论得出的——而是因为我们已习惯于在这两者之间找出一种一致性。”如果被验证的事实是“我们以前很少观察到过的”，那么其结果不是确信，而是思想上的冲突：

正是同一个经验原则通过证人的证词给我们一定程度的信心，但在这一点上，它恰恰也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努力确立的事实缺乏信心，这一矛盾自然就产生了一种互相抵消的力量，使信念与权威两败俱伤。

休谟指出，一个事件，除非它“违背自然规律”，否则不能叫做“奇迹”。但是，自然规律来自一贯经验，而一贯经验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直接而且完全的证据，它来自事实的本质，并且与任何存在的奇迹相对立”。这种来自一贯经验的证据只能由“一种更高级的相反证据”才能摧毁。但是，在自然规律的强大证据面前，相信奇迹的人能够提供的只有证人的证词，而证词却是一种乏力的证明形式。如果有人声称目击过奇迹事件，我们一定得要仔细权衡一番，看证明人是不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是不是一个迷信的人，或者是不是一个被人收买的人。

如果有人告诉我，他曾看见一个死人复活，我马上就会考虑，是不是更有可能是这个人在骗人，或者这个人受了别人的欺骗，还是事实正如他所说的确发生过。……如果他的证词的虚假性比他所讲述的事件更像奇迹，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妄图博得我的信任或意见。

开创新英格兰一位论派的神学家们以各种方式批驳这样的怀疑论(虽然爱默生后来怀疑说，那些接二连三对休谟进行的批驳恰恰证明了休谟从来没有被驳倒过)。有人(如安德鲁斯·诺顿)全力要将盖然性的天平朝证词一边而不是经验一边倾斜，他们试图收集史料来证明福音书并非伪托，其中讲述的都是真人真事。也有人(如钱宁)攻击休谟对奇迹故事作全盘否定，他们认为，耶稣这一人物及其所传播之宗教的鲜明的原创性，证明了休谟不予承认的超自然法则的存在。“一种带有神圣性因此无法以人类原则解释的宗教，必须接受来自全能的神的外部证实，这并不令人惊讶。这种宗教的不寻常性不但与不寻常的介入没有矛盾，而且似乎还需要那些不寻常的介入。”(《启示宗教之证明》[The Evidences of Revealed Religion]， 1821)反对者可能会指出，钱宁堕入了曾经遭到洛克驳斥的狂热者循环推理的误区：我们从耶稣的说法中看到了一种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使我们相信，被人们认为是他创造的那些奇迹有可能是发生过的。

我们是如何认识到耶稣的教义从本质上说是神圣的呢？洛克拒绝让理性分裂为次要官能；我们必须运用甄别一切其他证据时所使用的官能来判断宗教真理，而所有的证据最终又都来自感官。但是，洛克的哲学并不是解释人类理解机制的唯一理论。英国哲学中有两种传统——一种比洛克的哲学早些，另一种晚些——就曾试图在看似没有道德甄别标准的物质宇宙之中重建道德甄别标准的客观性。17世纪，有一群被称做剑桥柏拉图学派的英国神学家就曾提出要回归到本体论，视道德真理为客观真实。哲学家拉尔夫·科德沃斯(Ralph Cudworth， 1617—1688)因其将宽宏大度的精神与玄深抽象的思想结合起来而备受新英格兰一位论派教徒的尊崇，他认为，我们借以组织感觉经验和认识道德真理的机制是天生的，这一机制在道德世界和物质宇宙中发现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道德规律与重力规律一样，也是万物的特性，是上帝自己也不能违背的。自然的研究是透过现象探究自然规律，这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宇宙的整个结构就是符合道德的。

对剑桥柏拉图学派的兴趣是19世纪早期在英国和美国兴起的对17世纪英国文化全面重估的一部分。1826年，钱宁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评论密尔顿的才学与性格，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密尔顿艰深而令人兴奋的阶段性散文褒奖有加，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则对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的作品评价不高，说它“阅读毫不费力”——这是阅读趣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因为爱迪生的作品以前在美国一直受到推崇，被认为是清晰与优雅的典范。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哲学手册《沉思之助》(Aids to Reflection， 1825)收入了许多英国教会“资深牧师”的语录，他们所表达的精神深度和他们的文章的多姿多彩使他们备受推崇。这本手册于1829年在美国出版，推动了超验主义运动的发展。

剑桥柏拉图学派的道德现实主义仍然与理想主义的本体论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理想主义的本体论在受洛克影响的方法论革命前很难维持。对于唯一理教来说，这种方法论的革命与相信绝对道德准则的存在一样重要。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唯一理教坚信，这一革命从道德上来说要远远高于被它所取代的加尔文主义。如果一切思想来自感觉和深思，那么我们关于道德善恶的思想又是哪里来的呢？这显然很难做出解释。难道这些思想(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伯纳德·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等怀疑论者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恐惧和欲望的感觉领域的反映吗？

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切逊(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试图找到一个方法，将道德准则的基础建立在人性本身之中。他的著作《美与德思想本源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1725)将曼德维尔的《野兽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ast， 1705)作为靶子进行攻击，因为曼德维尔试图在该书中揭开一切道德美德的伪装，揭露其自我保存与利己主义的真面目。哈切逊对这种愤世嫉俗的思想提出批判，认为我们都清楚受利己主义所驱使的行为和由美德所促成的行为之间的区别。因此，“道德感官”一定跟我们的视觉和听觉感官一样，是我们人类官能的一个组成部分。

哈切逊指出，一切虚构文学作品都表明，人们的道德感觉是存在的，因为利己主义很难激发人们对明知是虚构的人物产生同情感。“如果没有使理性的行为显得美好或丑陋的道德感，如果一切认可均需从批准者的利益出发，那么赫卡柏(Hecuba)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呢，我们对于赫卡柏又是什么呢？”即使我们主要是通过道德感在我们思想中激发的赞同或厌憎的情感来认识道德感的，那么我们的道德感也绝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它的最终功能是认知，因此它与身体感官一样，在领会行为的道德属性时比推理过程更为迅速也更为肯定。赋予我们敏锐的身体感官以保全我们生命的神也同样给我们注入了一种道德感——其作用也是我们的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它与地心引力一样无法逃避，同时又与几何学公理一样值得信赖。

哈切逊完全从人性之中去寻找道德绝对准则，他对于道德感觉与生俱来的假设与剑桥柏拉图学派的客观道德规律理论不同；哈切逊从来没有说地心引力规律与心灵纯净是同一回事，他也从来没有说人类精神具有赋予宇宙以知识的神圣智慧。但是，他那较为谦卑、带有更多自然主义色彩的解释似乎提供了一种方法，以便在经验主义占上风的时代保持道德的绝对准则信仰。也正因为如此，它在整个18世纪都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相信“道德感觉”存在并且发挥着判别对错的直觉功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保护，可以使我们不受霍布斯和曼德维尔的激进个人主义的影响，但是，它的功能并不止于此，它还在自我中重建了经验主义哲学想要砸碎的社会世界。道德感在我们的意识中表现为认可与不认可的情绪，它的这种快速反应在感觉上将我们与其他的自我联系在一起，而那些其他自我的存在往往是经验主义哲学难以证明的。

对激进怀疑主义的另一种反对力量来自18世纪后期的一群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 1710—1796)等哲学家拒绝接受休谟对洛克理论的怀疑演绎，他们坚持认为，意识中的某些东西以前在感官中是没有的。这些“直觉”，或称“直接信念”，是“我们的构造的一个部分，所有的理性发现都以此为基础。直觉构成了所谓的‘人类常识’”。另一位苏格兰哲学家都格尔德·斯图亚特(Dugald Stewart， 1753—1828)举了一些常识假设的例子：“我存在，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是同一个人；物质世界独立于我的意识之外而存在；自然的一般规律在将来将与在过去一样始终如一地起作用。”他并且将这些假设比做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其本身虽然枯燥，却是对任何其他东西进行推理时所不可或缺的。

在19世纪早期的哈佛，这一对内在思想旧教义进行的有限再肯定很有影响，在哈佛这被视为是对洛克激进经验主义的友好修正。与其说“常识”假设与道德规范有关，不如说它是认识论的范畴，但是，对人脑中存在可以依赖的直觉机制的确信，使道德感说似乎显得更为可信。斯图亚特的《人类哲学原理》([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卷一，1792)是哈佛的指定教科书，斯图亚特在该书中认为，道德感应该列入人类思想原有的普遍适用的机制之中，因为道德感的判断早在形成抽象的对错概念之前就在儿童幼稚的推理中出现了。

斯图亚特关于道德感的观点至少对一个读者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那就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30—1882)。爱默生并不相信苏格兰派哲学家们驳倒了休谟认识论方面和宗教方面的怀疑主义。1820年，爱默生在哈佛读三年级的时候，递交了一篇题为“道德哲学之现状”(The Present State of Ethical Philosophy)的论文参加鲍登奖(Bowdoin Prize)的评奖，他承认斯图亚特的学派并没有真正消除“对休谟这个名字的恐惧”，但他对“道德机制”的假设表示了完全的信心，说它是“我们的本性中原有的一种机制”。

但是，休谟的怀疑论主义并不是唯一理教信仰所面临的唯一危险。来自自然科学和《圣经》考证方面的挑战都在动摇着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而道德感面对这些挑战却无法立即做出回答。地质科学尤其令人不安。地质学家们提出证据，证明地球比摩西对上帝创造世界的记述中所提到的时间还要古老，正统派牧师们对此所能做的只有加以谴责。但是，唯一理教对科学研究一直持友善的态度，并且相信上帝的启示福音与镌刻在大自然法典中的真理两者并不矛盾，对这两点，他们一直就引为自豪。因此，他们面临着越来越艰难的恢复诠释学的任务。

就算摩西的记述悄悄地为科学启蒙做出了牺牲——这一点在唯一理教徒做来更为容易，因为他们相信“进步”启蒙，愿意将《创世纪》视做适合人类幼年时期而不适合成熟时期的一个寓言——仍然还有基督教所依据的文献的问题。唯一理教坚决相信《新约》的历史准确性，他们相信拿撒勒(Nazareth)的耶稣确有其人，也确实传过教，创造过奇迹，死后又复活，他们相信《新约》中的文献如实记载了这些事件。确实，自由派比他们的正统派对手更为坚信“历史上的耶稣”。狂热者可能只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坚定信念就可以坚定他们的信仰，但自由派基督徒却想回溯到能够证明全能的神改变经验主义事件进程的那个时候，从而来证明他们的宗教起源的神圣性。他们需要历史来建立信仰。

德国历史考证在18世纪最后二十几年中的发展，似乎首先有希望为那些力图与遥远的史实建立联系的学者提供帮助。哥廷根和哈雷(Gottingen and Halle)的语文学家们力图通过比以往更为严格的文本考证方法去理解古代文献，但他们也坚持认为，古代文献只有放在其所发展起来的文化背景中才有可能解读，而这一文化的结构必须从幸存下来的考古学、文学、宗教和艺术历史证据中精心重组。美国学者急于获得这一令人激动的研究古典作家和《圣经》作家的崭新方法，开始到德国朝圣，向当时的大学者学习，并把他们的著作与方法带回美国。

1815年，爱德华·艾弗里特和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 1791—1871)两人一到德国就都急急地学起了弗利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的《荷马引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荷马引论》是所有语文学宣言中最具有革命性的一部著作。艾弗里特每天都花18个小时学习被蒂克纳称为“考证被遗弃”的这位学者的拉丁文著作，几年以后，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也成了具有入门知识的内行。“在语文学领域，除了沃尔夫还是沃尔夫，还是沃尔夫。”他在给安德鲁斯·诺顿的一封信(1818年12月14日)中这样抱怨说。沃尔夫对以前的荷马评论家都持敌视和轻蔑的态度，这也是蒂克纳给他取了这么一个雅号的原因，但是，他的巨大的自信也延伸到荷马的文本本身，《荷马引论》公开宣称，其宗旨就是要修正并复原荷马的文本。如一位现代学者解释的那样，沃尔夫的方法涉及在普遍接受的文本中寻找差异之处与年代错误，并且还要毫不留情地删除为此所做出的种种解释和掩饰，然后再以他渊博的希腊文法和历史知识来做出新的解释。

爱默生在哈佛学习的时候，艾弗里特正好是哈佛的希腊语教授。爱默生后来饶有兴味地回忆起，艾弗里特试图把德国语文学那些复杂的方法嫁接到稚嫩的哈佛课程设置上。但是，爱默生也记得，这些发现在学生看来是如何的令人振奋。他写道：“那都是崭新的学问，极大地吸引并激励了年轻的学子。”爱默生接着说：

来自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的年轻学生们拉丁文与希腊文阅读能力还远远不够，因此在他们的预想中再没有什么比讨论佛斯(Voss)、沃尔夫(Wolff)和伦堪(Ruhnken)对奥菲士(Orphic)和荷马(Ante-Homeric)前的遗迹的评注风格更为枯燥乏味、更不合时宜的了——但是，这门学问马上就在我们未被占据的美国诗坛中占据了我们想象中的最高地位。

爱默生曾说，沃尔夫的论点——即荷马的作品原由一位不识字的行吟诗人吟唱，后来由他人搜集整理成文字——标志着一个考据学新时代的开始。在《荷马引论》中，沃尔夫曾断言，“荷马诗歌最初的形式只能在我们的头脑里展现出来，而且即使在头脑里也只是粗略的轮廓而已”，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还原荷马诗歌最初形式的希望。这位学者拒绝接受任何篡改和讹误的文本，竭力将文本打散然后进行重创，显示了这部西方文化伟大的原创诗歌最真实的面目，并在文本层面上产生了将世界纳入人类意识的影响，这一点被爱默生看做是他那个时代独特的成就。

但是，沃尔夫自己却坦率地说，他受惠于考证学一种较早的传统。18世纪，德国《圣经》学者在古代近东语言的研究和《圣经》整理与修订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为沃尔夫自己的事业提供了一个样板。他的著作就显然以《圣经》考证中最有争议的作品之一——约翰·戈特弗里德·艾希霍恩(Johann Gottfried Eichhorn)的《〈旧约〉导论》(Einleitung in das Alte Testament)(1780—1783)——为样本。沃尔夫作品的现代编辑们指出，艾希霍恩大胆地将《旧约》文本看做是“一种历史学和人类学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早期经过很多变化而遗留下来的东西”。

有问题的不止是文本的重建：艾希霍恩提出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旧约》“阅读”方法，而这种方法所包含的辩护性是极大的。英国和美国的《圣经》学者马上在艾希霍恩等人的著作中看到了保护《旧约》的方法——一方面保护它不受自然神论者的嘲弄，另一方面不让它受拘泥于文字启发的人的盲目崇拜。唯一理教杰出的牧师约瑟夫·斯蒂文斯·伯克明斯特(Joseph Stevens Buckminster， 1784—1812)在访问欧洲期间得到了一本艾希霍恩的《导论》。那次旅行花掉了伯克明斯特刚刚继承的一笔遗产，他收集了3000册书，包括约翰·雅各·格里斯巴赫(Johann Jacob Griesbach)的《新约》希腊文本(1796—1806)和许多《圣经》考证方面的著作。

1807年，伯克明斯特回到新英格兰，开始在《每月文选》及其后续刊物《普通文库与评论》上撰文介绍格里斯巴赫的成就。他在文章中解释新的文本考证方法，并竭力主张采用格里斯巴赫的文本，这是一种单卷文本，于1809年在哈佛出版，并被该校用做教科书。保守派听说有人声称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圣经》文本有“讹误”，感到非常震惊，但是，伯克明斯特怀疑三位一体论信奉者为保护自己的神学地位而引用的《圣经》文本的真实性，这使自由派感到非常高兴。

伯克明斯特应聘担任哈佛新设的《圣经》考证学教授，但是，他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在28岁英年早逝。在他去世以后，他在欧洲收集起来的神学著作被拍卖给了那些与他当时一样渴望得到考证学新著的人。爱德华·艾弗里特与新近成立的安德沃神学院院长摩西·斯图亚特(Moses Stuart， 1780—1852)两人就艾希霍恩的著作展开了激烈的竞价。拍卖会后不久，竞买成功的斯图亚特邀请艾弗里特到安德沃神学院访问。在那一夜的访问中，斯图亚特为激发艾弗里特的兴趣试图让他翻译德国《圣经》考证方面另一部颇有影响的著作，那就是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的《文学的精神》(Vom geist der ebrischen poesie)(1782—1783)。艾弗里特婉言拒绝了这一翻译任务，不过他借走了艾希霍恩的著作开始埋头钻研。

自由派的艾弗里特与正统派的斯图亚特之间突然结下的友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此时对《圣经》考证新方法的兴趣超越了教义的分界。斯图亚特甚至请艾弗里特考虑在坎布里奇成立一个“东方俱乐部”，供学者们在一起讨论《圣经》研究的新发展。操办俱乐部一事从来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当曾经与斯图亚特在安德沃同窗共读的詹姆斯·马什(James Marsh，1794—1842)终于在1833年翻译出版赫尔德的一部著作时，就有了一种基督教大联合的精神，促使人们重新考虑这一提议。从1834年到1835年，波士顿唯一理教季刊《基督教观察家》(Christian Examiner)发表了一系列论述赫尔德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对当时已经开始被人称做超验主义者的年轻人诠释《圣经》和自然的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14年，哈佛聘请艾弗里特担任希腊文教授，这一事件迈出了不同寻常的一步，给他提供了一个在国内就任前去德国学习的机会，甚至给他的项目预支了经费。此时的艾弗里特已经开始翻译艾希霍恩。1814年，他出版了一本500页的著作，该书表明，他在《圣经》解读的新技巧方面已经有足够的学识，能够提出他自己的革新方法了。一位满腹怨言的前牧师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考察了基督教的“理据”，却发现基督教缺乏依据。他认为，福音书的作者严重歪曲了《旧约》预言的意义，而他们却以《旧约》预言为基础声称基督是弥赛亚(Messiah)。艾弗里特的《为基督教而辩》(Defence of Christianity)对此做出回答，说福音书的作者并没有误用预言，而是以犹太文化所熟悉的方法运用预言，事实上，他们对预言的运用与拉比们在《密西拿》(Mishnah)中对预言的运用一样。艾弗里特的作品似乎大有希望，它表明德国学者的历史研究方法可以支持唯一理教神学并为之辩护。艾弗里特的同事将他送到德国，希望他能把所有当时的古典研究和《圣经》研究中最先进的东西带回美国。

艾弗里特也确实在哥廷根成了一名优秀的学生。1817年，他成了美国第一位哲学博士。但是，尽管他师从艾希霍恩本人学习《圣经》考证学，但在回到哈佛以后，他根本没有教过这一门课。在一些信件中，有几处提到他一直受一些怀疑与焦虑所困扰，这似乎可以解释他为何在哈佛拒绝教授在德国的所学。从那些信件中可以看出，艾弗里特当时可能已经放弃了《圣经》考证学，因为他已经开始担心，艾希霍恩最新的结论与唯一理教所接受的哪怕是对《圣经》最自由的解释，恐怕也是不能相容的。

此时的艾希霍恩已经将注意力从《旧约》转向了《新约》，在他的关注下，三篇对观福音书成了一部更为原始的福音书的系列修订，在公认文本的华丽的粉饰下，可以看出原始福音书的骨架。艾弗里特给他的兄弟亚历山大写了一封言辞颇为尖刻的书信，说只要没有人来打扰他，那么在回国以后他打算“不打扰任何人的信仰或安宁”，但是，如果有人要给他添麻烦，那么他将“把已经为现代历史学和考证学研究所完全证明的基督教的依据昭示于人”(艾弗里特1815年9月3日致亚历山大·艾弗里特)。艾弗里特的这种说法，使德国考证学听起来不像是一种希望，倒像是一种威胁。几个月后，整个事业使他感到了厌倦。学者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求证历史上的耶稣？艾弗里特曾继伯克明斯特之后在布拉特尔广场教堂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牧师，此段光阴虽然短暂但却颇值得回忆，后来艾弗里特辞去此职应聘担任哈佛教授。艾弗里特曾对他的兄弟坦白说，他仍然“对传教活动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他希望能够采取些行动，“将公众对上帝的信仰和教导公众虔诚敬神的说教与那些随意认定而且据称曾在遥远的国度和遥远的时代所发生的事实的一切联系区分开来”(艾弗里特1816年1月5日致亚历山大·艾弗里特)。艾弗里特粗暴地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磨难与复活看做是“随意认定的事实”，这一点正如有人曾经提到的那样，很可能是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论点——即偶然性的历史事实根本不能证明理性的必要真理——的改述。但是，艾弗里特的看法也显露了一种不安——那种不安一直掩藏在唯一理教为道德感而感到的兴奋心情之下。如果说虔诚敬神就是内在神性，而耶稣只是其中一个最完美的样板，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耶稣呢？更不用说那些用来证明他的使命的神圣性的奇迹了。

不管艾弗里特有着什么样的怀疑，他在回国以后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信奉唯一理教的人们仍在继续讨论和学习着来自德国的新的学问。大批美国学生不断到德国的大学学习，《圣经》考证方面的最新著作从欧洲送回美国，美国的期刊再对这些著作发表评论。德国研究中重要著作的一些英文译本——赫伯特·马什主教(Bishop Herbert Marsh)于1802年翻译的J.D.米开利斯(J.D.Michaelis)的《〈新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和考诺普·瑟尔沃尔主教(Bishop Connop Thirlwall)于1825年翻译的F.D.E.施莱艾尔马赫(F.D.E.Schleiemacher)的《〈路加福音〉评论》(Critical Essay upon the Gospel of St.Luke)——都附有译者综述《圣经》考证学发展、解释著名争论细节的历史研究长文。这些文章记述了长期以激烈的宗派纠纷为特点的领域所取得的学术进步发现，它表明，神学最终也可能开始加入学术“进步”的行列，而不只是与它对垒。

不错，被人认为不虔诚的德国考证学家和任何一种文本考证所固有的怀疑态度带来了一些恐惧(正如瑟尔沃尔所说)使人们担心新的《圣经》考证学可能“往往会摧毁基督徒对这些作品的崇敬”——“而基督徒已习惯于以这种崇敬的心情将这些作品视为神的箴言，认为它们包含着上帝的语录”。1825年，安德沃神学院的理事会成员焦虑不堪地提出警告说，“很明显，德国研究毫无遏制的滋长已经要将信仰的热忱扑灭”。在哈佛，安德鲁斯·诺顿终于确信德国考证学会产生动摇人心的后果，因此拒绝让他的儿子学习德语。然而，对于勇敢的人们来说，这些焦虑恰恰证明了新的考证学的力量。看着《圣经》文本中数百年来晦涩含糊的地方在新的历史考证的轰炸中消融，这个时代的年轻学者们充满了信心，他们相信，《圣经》中的难解之谜与自然之谜一样也是可以解开的。

这种谜底即将解开的感觉，这种神学哲学和宗教理解的进程将最后到达目的地的感觉，是唯一理教留下的一份永久的遗产，使19世纪头30年正在趋向成熟的人们受用不尽。当作家、传记家爱德华·艾弗里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 1822—1909)在19世纪90年代回顾19世纪20年代哈佛神学大楼的气氛时，他最希望向读者传达的是这样一种感觉：

一种热切的期望，在当时加快了所有曾在较为自由的宗教学校中受过训练的新英格兰年轻人的生活步伐。那群围绕在钱宁博士身边的领袖人物，与他一起永远挣脱了加尔文神学的桎梏。这些年轻人所受到的训练就是要让他们认识到，人性并没有完全堕落。他们所得到的教育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人性所不能办到的。钱宁博士以降，每一个作家和牧师都相信教育有着无穷的力量。英国掀起了广受欢迎的传播有用知识的浪潮，并开始了被称做“知识进军”的运动。德语学习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德国的大作家们用他们崭新的力量和伴随一种发现的独特的诱惑力影响着我们年轻学生的思想。而对于那些不阅读德语作品的学生，则有柯勒律治为他们打开更为广阔的哲学之门。

黑尔也提到了那个时代的其他现象——即人们相信结社的力量和组织慈善机构的益处：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更多原因，接受过自由思想训练的英国年轻人认定下半个世纪将会在世界上发生一场彻底的道德革命，他们热情地投入到生活中去。……如果不能完全欣赏这种热情希望的力量，那么，对于这些年轻人的生活，谁都不能做出正确的评论或理解。

2 抨击洛克

19世纪20年代末期，曾经在唯一理教发展时期提供过支持的哲学演绎推论法开始显示出力不从心的迹象。其自身尚未解决的矛盾——认识论中的感觉论与理念论的紧张对立，标志其与德国《圣经》考证学关系的既渴望又忧虑的态度——开始困扰新一代学子。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品不断传到美国，虽然上了年纪的人蔑视华兹华斯的矫揉造作、歌德的放纵恣肆、康德和柯勒律治的模棱含糊，年轻人却热情地欢迎他们的作品。改革派开始要求教会放弃个人自我修养这一谨小慎微的教义，着手处理城市贫困的丑闻或者比这更大的蓄奴制度的丑闻。到19世纪2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年轻一代唯一理教徒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

困扰的第一个迹象后来被称做“超验主义”，与这一迹象同时到来的是两条战线上的进攻：对约翰·洛克的哲学和哈佛教育制度的进攻。在同时受这二者影响的年轻人的思想里，二者自然是合而为一的，而且，哈佛对于机械学习方法的过度依赖，似乎与洛克对于思维结构的观点丝丝入扣，天衣无缝，这一点又加强了年轻人的上述看法。如果思维是一块空白板，如果一切思想都来自感觉和反映，记忆应该是一切学习的基础，背诵就是展现思维的正确方法。爱德华·艾弗里特将《论人类知性》熟记在心并一天一天地在欣喜的导师面前背诵，正好表明旧的教育体制看重的是什么。

与美国大多数高校一样，哈佛的课就是“背诵”，学生被要求用背诵展示他们对指定材料的了解。教授们会根据学生的背诵情况立即给他们打分，然后用这些分数来确定他们在班级里的排名，以及是否能得到荣誉和优待。对于年轻学生(进校时一般是15岁)来说，这样的制度是多么死气沉沉，令人气愤，这在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 1809—1882)去世前几个月开始写作的自传中可以窥见一斑。克拉克是唯一理教牧师，也是超验主义者，他在自传中回忆起说当他认识到哈佛教育体系的结果是挫伤求知欲时，他是多么的惊愕和失望：

没有人会花力气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艰难地读完荷马，仿佛《伊利亚特》是一潭泥沼，要我们跋涉而过，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以这样的速度行进。对于这篇不朽史诗的灿烂与辉煌，对于它的微妙与精彩，则只字不提，也从来没有人向我们提起六音步诗的格律。我们的希腊文教授波普金博士(Dr.Popkin)的目光越过镜框看着我们，他一手拿着铅笔，给我们的背诵打下好或差的成绩，却从来不说一句可以帮我们解惑的话，也从来不解释任何不清楚的东西，更不用说激发我们对于这部古代最伟大诗篇的热情了。

在校园里，学术上能够令人兴奋的只有学生自己管理的文学社团了。从18世纪开始，校园文学社团就成了美国大学生活的一大特色，它们组织辩论，举行讨论，展示口才；建立图书馆供他们的成员使用；鼓励诗歌和散文创作。它们提供了一个舞台，使学生们对于文学的好奇与热爱(在课堂上得不到认可)在这儿找到了一种表达方式，一位历史学家把它称做正式课程的“替补课程”。气氛沉闷、竞争激烈的课堂与自由的文学社团形成了对照，这种对照使学生们对校方愈加不满。“想起我的同学们所感兴趣的事情时，”克拉克回忆道：

我发现不是学校规定的学习，虽然学校规定的学习能给他们评定名次。我发现他们感兴趣的是学校规定课程以外的追求。……我们在学校图书馆里发掘出古书旧作，我们的英语教授照着布莱尔的《修辞学》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在大量吸收托马斯·布朗爵士或是本·琼森的精华，并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品味。我们真正的修辞学教授是查尔斯·兰姆、柯勒律治、沃尔特·司各特和华兹华斯。

克拉克和他的同学们在哈佛的“非正式”课程中所发展起来的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爱好，也受到了欧洲思想新发展方面另外一个信息来源的巨大激励，那就是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论德国生活和思想的名著《论德国》(De l’Allemagne)。安娜-露易丝-歇尔梅纳·内克(AnneLouiseGermaine Necker)——斯塔尔男爵夫人(Baroness de Stael， 1766—1817)由于拿破仑天颜震怒，离开法国过起了流亡生活。1813年，她在伦敦出版了她在德国的游记作品(早先曾在巴黎出过一个版本，但被拿破仑下令收缴，变成了纸浆)。她对法国皇帝的敌视态度，对英国宪政自由的爱慕，对苏格兰常识学派哲学家的称赞，不仅使她赢得了英国公众的赞赏，而且也赢得了新英格兰读者的敬慕。

斯塔尔夫人对于欧洲哲学从洛克到后康德主义者的发展的记述，形成了一种历久不衰的批判，批判的对象就是哈佛教导学生要崇敬的那种哲学传统。斯塔尔夫人痛斥了法国启蒙运动文化中冷嘲热讽、刻薄讥刺、不相信神的怀疑主义，并追根究底，将其起源直接追溯到洛克而不是休谟或伏尔泰身上。在斯塔尔夫人对欧洲学术史的叙述中，洛克是一种错误的始作俑者，但他是无辜的，他的这一错误的整个含义是由别人发掘出来的。斯塔尔夫人认为，洛克受其英国式的对自由虔诚与献身的精神所限，不可能认识到他的感觉论哲学会不可避免地引向托马斯·霍布斯的专制崇拜和大卫·休谟的怀疑主义。洛克的法国追随者的遗传中没有这样的防御能力，因此他们完全接受被斯塔尔夫人总结为“建立在感官刺激上的物质主义和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道德规范”的体系。

在斯塔尔夫人看来，“轻蔑嘲弄的怀疑主义”是一种从感官刺激产生思想的哲学的产物，针对这种怀疑主义，斯塔尔夫人反对德国传统中的内在性质和精神性质。这一德国传统起自戈特弗里德·威尔海姆·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在伊曼努埃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那儿到达光辉的顶点。洛克声称，思维中的东西无不是感官中曾出现过的，莱布尼茨在洛克的这条论断之后加上了一条“崇高的限制”——“思维本身除外”。后来康德给自己定了一条任务，就是寻找制约思维的规律；他自问：“人类灵魂独立于经验之外，构成其本质的规律和情感是什么呢？”

除了绝对确信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让康德满意了。他在那些“必要概念”(即决定我们构想感官世界的方法的智力规律)中找到了这种确信。他论证说，这些概念——如空间与时间、原因与结果、单一性与多重性、可能性与现实性——是我们自身固有的，而不是思考的对象；“从这一点来看，是我们的智力赋予了外部自然以规律，而不是从外部自然接受规律。”

根据斯塔尔夫人的看法，康德并不拒绝经验世界；实际上，“他遵循一条区分我们通过感官刺激接受的东西与属于我们的灵魂自发行动的东西之间的标准，没有什么比这条区分标准更为清楚的了。”康德从来没有试图进入他的后继者约翰·戈特里普·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纯粹唯心主义。费希特通过“科学的严格性”证实，整个宇宙是“由思维活动构成”。但是，康德使我们的思维成为感官印象的积极形成者而不是消极接受者，从而恢复了思维的中心地位和尊严。这一种尊严也贯穿于康德的道德体系中，其中良心是我们道德存在的“内在规律”：“根据他的观点，关于对与错的感觉是心的基本规律，正如空间和时间是智力的基本规律。”我们内心对道德自由的确信证明我们拥有道德自由，因为无论是道德自由还是良心都不可能是经验的结果，相反，两者都是通过“从灵魂深处升起的对环境的反应能力”而感觉到的。

斯塔尔夫人这部普及性的伟大著作使波士顿的年轻人了解到了欧洲大陆哲学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她那生动的警句式的文体，比之于干巴巴的高度抽象的论文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而她对个人尊严与道德自由的重视，使她受到了每一个在唯一理教人文主义传统中长大的人的欢迎。爱默生明显喜欢斯塔尔夫人，从1820年开始他的日记中就充满了从《论德国》中抄下来的警句和轶闻，他在第一部著作《论自然》(1836)中给这些警句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他不是从斯塔尔夫人那儿学到康德的那些术语(斯塔尔对那些术语并不赞同)，那么他确实也有那种感觉，即：对于他那些急需得到解答的精神上的问题，答案很可能会来自德国，至少会来自从那个丰富的源泉汲取思想的其他的人。

继斯塔尔夫人之后，这些文化传播者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了。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校长詹姆斯·马什在美国出版了柯勒律治的两部散文作品，这两部作品激起了人们对于德国哲学的兴趣。马什并不信仰唯一理教，他在安德沃神学院学习时是摩西·斯图亚特的学生，但是，早在神学院学习时他就已对美国高校盛行的教学方法和美国高校所教授的哲学体系感到不满。他深信，洛克的经验主义和其后的苏格兰常识派哲学已经使神学陷入了“极其抽象的网”中根本无法脱身。正统派神学家之间毫无结果的神学纷争使许多虔诚的基督教徒或干脆放弃信仰，或躲入毫不思考的信仰主义。马什离开神学院以后，开始寻找既能够满足智力又能够满足情感、既能够满足头脑又能够满足“头脑之心”的东西。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马什接触到了柯勒律治的作品，先是《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1817)，后来是《沉思之助》(1825)。他坚信，感官主义哲学生来就与信仰虔诚势不两立，柯勒律治对康德的改编提供了一个方法，可以将美国神学从它与感官主义哲学的不休纠缠中解救出来。他决定出版柯勒律治《沉思之助》的美国版。该版于1829年出版，马什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初探》(Preliminary Essay)的长序。在这篇长序中，马什提出，柯勒律治的信仰与美国神学的状况有着密切联系。他意识到，他计划出版的作品可能会触怒正统派神学家；他也知道，在一个文学杂志小心规避神学讨论、神学杂志坚守各派教义的国家，请人为这本书写书评是有困难的。他给安德沃和普林斯顿的知名神学人士送去这本书，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结果却发现他们强烈反对柯勒律治对耶稣受难的解释——根据柯勒律治的解释，耶稣受难成了在我们身上引起“主观变化”的东西，而不是能满足神的公正要求的东西。

同时，马什对于当时盛行一时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抨击——“我指的是这一体系，在当代，人们普遍认为洛克是这一体系的始作俑者”——使他赢得了他本无意争取的唯一理教徒，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改变了信仰。马什试图将三位一体论和耶稣受难说的教义归咎于顽固不化的形而上学，波士顿年轻的自由派人士对此并不感兴趣，不过他们喜欢马什对他们所痛恨的哲学体系进行抨击。马什将经验主义哲学描绘成为一种体系，该体系坚持认为知识最终来自感官感受，因此“往往不可避免地要破坏我们的信念——即对于正确意义上的精神实际存在的信念”，并进而“冷冰冰地、含糊其辞地”引导我们去求助于“权威的启示”，以寻找对我们信念的支持。

在《沉思之助》中，柯勒律治在精神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由此消除了削弱一方以迁就另一方的需要。他认为，我们用以认识现实世界的不同范围的官能就像是这些不同现实世界的范围一样截然不同，尽管这些官能以某种方式共处于人类意识中。理性是超感觉的、天生的能力，它既是道德的源泉，也是智力活动的最高级形态；知性则是卑微的奴仆，它的功能是将来自感官感觉的概念加以组合和比较，帮助我们进行思考，进行综合——换句话说，也就是洛克误认为就是人脑全部功能的那一种官能。

对理性和知性的区分使柯勒律治非常轻松地化解了自然神论者一个世纪以来对于基督教教义“不可理解”的抨击。诸如三位一体、耶稣受难、原罪之类的宗教概念的确是与知性相抵触的；它们不是自然的原理，而是精神的信条，因此在判断自然世界的官能面前自然显得荒谬可笑。实际上，对于知性来讲，理性的真理只能表达为矛盾的论述：“亚伯拉罕出世之前，我就已经存在了”，或是“上帝是一个圆，圆心无处不在，而圆周却无迹可寻”。洛克试图耐心地对感觉印象进行比较和分析，以便得出真理，但他却永远不可能成功，因为真理并不在他所寻找的地方。“一切哲学源于不解，也终于不解，而充于其间的则是钦慕。”

柯勒律治对于理性和知性的区分似乎给唯一理教教徒们指明了一条出路，使他们可以借此跳出精神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条出路既能满足他们接触超验事物的渴望，又不用抛弃他们宽容的准则和理性的追求。克拉克回忆起1829年在哈佛读四年级时他是如何发现了柯勒律治的哲学，并从此走上了传教道路：“我了解作为诗人的柯勒律治，而且我非常喜欢他。而作为哲学家的柯勒律治则加强了我对一种更高级的哲学的渴望——那就是超越约翰·洛克和戴维·哈特利(David Hartley)，超越大受早期唯一理教教徒以及钱宁时代唯一理教教徒欢迎的形而上学派哲学。”克拉克跟他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是在感觉论哲学思想的氛围中长大的；他告诉我们，他最初的哲学教育就是洛克对于先天论观念的驳斥：

但是，我的心中产生了反感，我不同意由感觉解释灵魂，由物质演绎智力，或者由神经、感应和微小震动追溯思想源泉的做法。因此我就放弃了，后来，柯勒律治用康德的思想指点我，使我明白知识虽然始于经验，却并不源自经验。这时候我发现，我生来就是一个超验主义者。后来，我在雅各比的著作中读到他的经历与我如出一辙时，我不禁莞尔。

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柯勒律治的词汇虽然移译自康德(Vernunft和Verstand)，却与康德有着显著的不同。对康德来说，理性包括所有使认识成为可能但不能以认识作为其起源的各种大脑活动，亦即被斯塔尔夫人称做“必要概念”的东西：空间和时间、因果、比例、关系等等。康德的理性既不是某些特定真理的集成，也不是直觉理解这些真理的官能。但是，柯勒律治的美国读者中，很少有人知道《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781)，大多数满足于将柯勒律治的词汇当做康德的词汇使用。

“没有什么能够像新的分类那样给人带来喜悦。”爱默生后来这样说。在马什出版柯勒律治著作后的日子里，人们争相将理性与知性的区别运用到每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上。克拉克说这一分界曾在神学学习中帮助过他，它教会他将教义差异视为细枝末节——理性直接和直觉地发现真理，知性试图阐明这些真理却不得要领，结果就产生了教义上的差异。克拉克认为，即使是唯一理教与三位一体论之间的决裂，表面上看起来有着巨大的鸿沟，也许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而其信念则是一致的，即都认为基督是“不可见与永恒的可见的表现”。

爱默生也很快采用了这一新的分类。1834年，他写信给他的兄弟爱德华，问他是否“能像密尔顿、柯勒律治和德国人那样区分理性与知性”，他说自己现在认为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他说：“这种区分在文学、宗教和生活中获得广泛应用，这将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出色的解决之道。”他还以一种小小的寓言的形式向爱德华解释两者的区别：“理性是灵魂最高级的官能——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灵魂本身；它从不‘推理’，从不证明，它只是认识；它是洞察力。而知性辛苦一世，比较、谋划、增加、争论，目光短浅却视力良好，它与现时、与权宜、与习惯为伍。”至此为止，知性还只是有眼力人的近视的奴仆，但稍稍往下，这个寓言的色彩就开始暗淡了：

年轻的思想，“最初的思想”，是理性的启示。……然而，知性是一个满面皱纹、精打细算的人，我们的管家与他密不可分，以此来支撑我们的动物生命，他永远不同意理性的这些论断，并指着习俗和利益，劝一个人说理性的声称是虚假的，劝另一个人说理性的声称至少是不实际的。但是，在否定了我们的主人以后，我们渐渐在多年以后，或者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又重新认识到他才是真理。(爱默生1834年5月31日致爱德华·爱默生书)

到了这里，知性成了一个世故审慎的声音，倾听他的提示而不理会理性的激励的人，就像彼得在客西马尼(Gethsemane)不认真正的耶稣一样，总有一天会泪流满面、追悔莫及地重新认主。当爱默生听到正统教牧师说“世俗的人频频憎恨上帝”时，他可以耐心地坐在那儿听完布道，因为他可以将牧师的话翻成自己的新的语言：“我说：‘与理性相违背，那是知性的本性。’”

振奋与堕落、崇高与懦怯之间的摇摆困扰着有抱负的人们，理性与知性的对立，为这种摇摆提供了解释，同时也为意识的根本分歧提供了解释。而且，对于那些认为《圣经》关于人类堕落和赎罪的记载正逐渐丧失其权威性的人来说，这一对立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用圣徒们曾经有过的强烈信念来阐释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位在坎布里奇念神学的青年学生认为，自己的生活是理性的神圣提示与知性的世故审慎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他的内心世界与17世纪任何一位精神自传作者一样复杂，一样充满令人沮丧的陷落与奇迹般的回复。

在个人的生活历史中，理性与知性的关系如何呢？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还是有时合作有时又互相仇恨的同胞兄弟？这一次该问题的答案不是来自哲学，却是来自诗歌，尤其是柯勒律治和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并不太受欢迎，而当时大红大紫的是拜伦勋爵和爱尔兰诗人汤姆·摩尔(Tom Moore)。约瑟夫·丹尼(1768—1812)曾在他的费城《佳作选辑》中对华兹华斯早期的抒情诗有过佳评，但是步丹尼后尘的人几近于无。等到波士顿的《每月文选》注意到华兹华斯的时候，觉得他的那些实验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而在诗歌艺术上则是愚蠢的。

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期，皈信柯勒律治的人们突然发现曾经遭到他们嘲笑的那些诗歌包含着与康德一样深邃的精神真理，而且在与感觉主义的斗争中与康德一样有用。1820年改信斯维登堡神学(Swedenborgianism)的山普逊·里德(Sampson Reed)是哈佛一位年轻的毕业生，他于1826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意识的发展》(The Growth of the Mind)的小书。在这本书中，里德批判了当时盛行的洛克对于意识结构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个由华兹华斯和其他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做说明的意识发展模式。在他看来，意识并不是被动接受刺激，而是一个活体，它通过吸收周围环境中的事物而发展和扩大。1831年，詹姆斯·马什第二次出版了柯勒律治的作品，就是他的期刊《朋友》(The Friend， 1809—1810)的美国版，其中刊载了华兹华斯当时尚未出版后来命名为《序曲》(The Prelude)的自传体长诗的一些章节。

坎布里奇周围阅读这些作品的年轻人感到兴奋和喜悦，因为他们发现了一种对于个人意识的描述及其与自然的关系，而这些使寻常的认识带上了启示的色彩，使寻常的成熟过程看似奥德赛的艰难历程。其实，使坎布里奇的人们心荡神驰的浪漫主义已经是几十年前的老东西了，康德的思想则比浪漫主义还要老，被认为具有革命性而大受欢迎的那些思想其实只是从他们的文章中断章取义，然后由良莠不齐的编辑、译者和书评人杂乱无序地推给他们的，对于这些，坎布里奇的年轻人们毫不在意。正相反，历史分界线的模糊恰恰解释了人们的兴奋感。欧洲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学、哲学、自然科学和《圣经》考证方面的成果基本上是同时传播到大西洋的另一边——斯维登堡和施莱艾尔马赫，赫尔德和施特劳斯，康德和谢林，歌德和华兹华斯，斯塔尔夫人和柯勒律治的作品。如此丰富的成果不能不使人觉得世界已经处在大融合的边缘。里德在《意识的发展》(1826)开篇的几页中透露出了些许这类情绪：

这个世界正在获得活力，这活力并非来自已经过去的东西，而是来自即将到来的事物，并非来自夜晚的不健康的潮气，而是来自清晨的无名的影响。……人类，以及制约人类的规律和准则，似乎都即将得到救赎，不再受到奴役。……我们似乎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代：纯粹的身体的力量在思维的力量面前默然止步，蛮力已经胆怯、慑服、心怀畏惧，凝视着挺立的具有神的形体的人类。

在我们看来，有一点非常奇怪，那就是促成人们相信神化即将来临的几个强大因素中，不仅有创办于1802年的著名英国季刊《爱丁堡评论》，还有它的竞争对手、由托利党于1808年创办的《季刊》。人们期望这两家刊物以及类似的期刊所发表的长篇大论不只是提供观点(尽管这些总是以匿名形式发表的评论中的观点以其坦率和刻毒著称)。这些评论还常常对整个领域做出综述。例如，1826年12月号的《爱丁堡评论》中就有一篇文章，评述了七部(篇)讨论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罗塞塔石碑铭文的译解者)的著作的作品和文章，该文后还附了一张折页的刻石图表，表中给出了一组语音象形文字和与之相对应的通俗文字和希腊文字。还有一篇文章评论詹姆斯·费尼莫·库珀的《美国人的观念》(Notions of the American)以及一个英国人在北美旅行所写的作品，该作品对最近的英美政治关系做了综述，并简要回顾了上溯至乔纳森·爱德华的美国文学史。

这种满腹经纶的印象，再加上观点的有力表达，给这些评论赋予了权威的气势，使每一篇文章就像是系统的教育，这一点在美国尤其可贵，因为在美国很难弄到国外的书籍。评论作者的高水准以及他们大量引用原文的做法，使读者有了一种与他们很难接近的学术界接触的感觉。正如《爱丁堡评论》的编辑锡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说的那样，每一位读者拿起一篇评论的时候，都希望能以少些的钱使自己变得聪明，但是很少有期刊能像他的刊物那样使这一希望得到实现。

阅读英国评论的波士顿人很快就了解到，他们国内的偶像在别的地方并不总是受人崇敬。有人在《爱丁堡评论》撰文评述威廉·埃勒利·钱宁论费奈隆(Fenelon)、密尔顿和拿破仑的文章，这位评论家在1829年写道：“我们不喜欢看到作家总是企图偷偷地抢在人家前头发表观点而不把自己的退路切断——满篇装腔作势却绝不冒犯别人。”钱宁

总是冲在前头，摆出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的态度，却从来都不远离援救者。他是唯一理教徒，但是他又像唯物主义者一样宣称与普里斯特利博士(Dr.Priestly)没有任何关系；他驳斥加尔文主义和英国国教，但是为了表明他这么做并非出于缺少大度，又向罗马天主教及其牧师公开赔礼道歉；——他是美国共和党人，也是法国波旁王朝的拥护者；——……他喜欢机智，不过只是严肃的机智——他热衷于福音的传播和宗教的荣光，却又觉得应该与理性结成同盟，并使之被现代的光环围绕起来。

这篇评论的作者(实际就是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甚至怀疑，钱宁之缺乏道德魄力很可能正是政府这一民主体制的产物。政府“确立民众和宗教自由”，理应使言论得到完全自由，然而美国的民主并没有使言论得到自由，它建立了一个比以往更加沉重的专制。在一个混合政府里，持不同政见者可以从一个政党向另一个政党呼吁，但是当一个国家只有一个“言论体”的时候，那他就是牢不可破的。“不可能与之对抗，抗议和抵制不仅会引起公众的愤怒，而且听起来会成为对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人身侮辱。这样的做法与众人的意愿背道而驰，你就成了害群之马。”黑兹利特将这种微妙的压力归结于“在共和党政府的准则和训练下造就的屡见不鲜的怯懦、狡猾和思想贫乏”。共和党政府不仅不培养个性，而且还横加压制。“谁要是走到了前头，或者另辟蹊径，谁就被认为是以不正常的高人一等的姿态凌驾于众人之上，人们不会以尊重和宽容对待他，而是报之以轻蔑和侮辱。”对钱宁的批判由于无法归咎于有计划的反美行为，因此尤其使人有切肤之痛。《爱丁堡评论》虽然像喜欢嘲讽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喜欢嘲讽美国文学的缺点，对于美国却仍然比任何别的外国期刊更为友好。另有一位评论者宽容地写道：“虽然那贱货私奔了，而且与人结了婚，使我们大感失望，但她还是跟她的母亲非常相像的。”

《爱丁堡评论》的风格很有感染力。1833年，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Frederic Henry Hedge)为《基督教观察家》写了篇评述柯勒律治作品的文章，读过这篇著名评论的人都能看出，海吉对柯勒律治生平的研究中在哪些方面模仿了《爱丁堡评论》那些“看不见又攻不破”的作者们机智而又不动声色的文风。能够成功模仿这样的文风在美国可能非海吉莫属。海吉(1805—1890)生于波士顿，年仅13岁就被其父亲列维·海吉(Levi Hedge)(哈佛逻辑学教授)送到德国。海吉在德国预备学校度过了四年，这段经历不仅使他学会了流利的学术德语，而且还熟稔德国学生的俚语。1822年，他从德国回到哈佛读他的文学学士学位。1825年，他进入神学院，1828年毕业时受任西剑桥教会牧师。海吉读过康德的“批判”系列，也广泛阅读过康德之后一些曾经影响过柯勒律治的唯心论者的著作。早在神学院的时候，他就以学术上无所畏惧而著称，因此在他死后一位钦慕他的人这样评论说：“对于他的思想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毫不畏惧。”他曾经嘲笑惧怕德国《圣经》考证学的基督徒：“说什么‘上帝送圣子到世上’，‘世人可以通过他得到拯救’，但是蒂宾根学派(Tubingen School)和英国的‘文章和评论’(Essay and Review)使这一目的落空，因此不得不加以抛弃，这样基督教历史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和评价呢？”

当詹姆斯·马什于1831年出版《朋友》的时候，海吉抓住机会评价了柯勒律治的许多作品：《诗作》(Poetical Works)、《文学传记》、《沉思之助》和《朋友》(The Friend)。海吉对他的诗歌作品大加赞赏，预言在其他散文作品失去光彩以后，《文学传记》仍将受人欢迎，而且称赞《朋友》“思想深邃，判断明晰，推理严密，表达有力”。他感谢马什，称他的《初探》大有用处，并希望《初探》中提到的创立全新哲学的才能在将来能有用武之地。但是，海吉评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来传递恭维之辞，他的评论的中心是探讨超验主义层层叠加的历史：先是康德自己，然后是康德之后的唯心论者，再后是柯勒律治，最后是马什对柯勒律治的阐释。

海吉一开始就提醒他的读者，如果不像德国形而上学论者要求得那样努力，那么他们永远不能领略新方法给它们的追随者所带来的兴奋。“这些作品对局外人所产生的影响，就像是跟一个吸了兴奋气的人在一起，我们亲眼看到他吸入，也对其效果大感震惊，但是，对于那种感觉，除非我们曾经亲身感受，否则我们毫无概念。”“通过给物质取绰号的方法构想精神理论”并希望以“将一切事物简化为印象、概念和感觉”的方法来解释一切意识现象的那种哲学家，永远不可能感受到这种神秘的兴奋。康德和他的门徒“为具有另一种类型思想的人写作”，那些人凭着信念和希望寻找答案，并希望能找到被经验主义哲学宣称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答案——“那些涉及精神与形体、物质与生命、自由意志与命运、上帝与永恒的问题”。

海吉认为，这些问题每隔一定的时间就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社会历史的某些时期，人类会经历从自发产生思想的状态到达通过反省获得思想的状态，这时人类特别倾向于探究自身和自身的目标、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类知识的证明以及人类信仰的根据。这种倾向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之一，而德国哲学则是这种倾向最有力的表达方式。德国哲学竭力探寻的，是关于一些通常被认为人类智力无法企及的问题的解答，它竭力要破解我们的存在中隐藏得最深的谜。

毫无疑问，超验主义体系不是一种推理精粹(ratio essendi)，而是一种推理认识(ratio cognoscendi)：“它不解释经过客观考虑的上帝与创造的存在，而是解释我们对于它们的存在的了解。”海吉以最为强烈的言辞驳斥了认为超验主义体系是一种怀疑主义哲学的责难：“它的目标不是推翻，而是建立；它的斗争对象不是大众的观念和人类的普遍经验，它想做的是将这些东西放到一个科学的基础上，用具体的论证来验证它们。”

海吉只是在文章即将结束的时候才将笔锋转向《沉思之助》。柯勒律治对理性与知性的区分，在海吉的朋友们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海吉却一笔带过，他知道柯勒律治使用的这些词语并不是康德的原意。的确，海吉的文章的最后几页显示了他对柯勒律治假装宗教思想家的不屑。“在这部作品里，他貌似三位一体论的热诚信奉者和英国国教的热情卫护者，我们对他的诚意没有疑问；但是他却误解了自己的观点，或者完全错误阐释了自己教会的教义，除非我们是大错特错。”柯勒律治的三位一体与唯一理教崇拜的上帝相差无几，其他传统的教义，在柯勒律治的手中情况也不见得就好到哪里。“他对于耶稣受难的看法，离正统派的观点相去甚远。代人受难的说法，他轻蔑地加以驳斥。圣保罗赞同这一问题的有力的说法，他又告诉我们其本意并不是为了指明救赎的行为，而只是用比喻性的说法描述了其影响。”凡是柯勒律治觉得不合口味的基督教教义，他都简单地称之为谜。他想通过超验主义哲学复原传统的基督教教义，结果却成了语言的游戏，而不是思想的探究。“每一样事物，都是先被神秘化为令人无法辨认且又望而生畏的东西，然后再宣称它是正宗的正统信仰。”

不过，海吉对柯勒律治无意识中的非正统观念表示赞赏。在他看来，柯勒律治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思想吸收者与传播者，那些思想虽然包含于英国国教虔诚的外壳之中，却很容易与其外壳区分开来。在文章的最后，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了《文学传记》第十章中柯勒律治为自己的辩护：

学者一直是使真理广泛传播的中介，学者的谈话和文字激发人们思考，给人们的思想提供成长的种子，但愿判断学者功用的准则是那些真理的数量及其道德价值，或者是那些有思想的人们的数量和那些思想的价值。

从这些标准判断，柯勒律治对于美国知识界的贡献已经达到了他能够希望的高度。

3 卡莱尔与美国超验主义的发端

到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在《基督教观察家》上发表柯勒律治生平论述的时候，柯勒律治作为新世界兴奋点的地位早已被另一位作家所取代。与其说这位作家对形而上学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生活方式更感兴趣。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季刊上刊登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探讨德国文学的评论文章，吸引了年轻的波士顿自由派的注意。这些文章的风格——充满激情与紧迫感，充满幽默与义愤——马上就使之与周围的温文的刻薄划清了界限。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在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早期，卡莱尔一直就在翻译德国的文学作品并撰写有关德国文学的文章。卡莱尔研究德国作家让·保罗(Jean Paul，即让·保罗·弗里德里希·里希特尔[Jea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1825)的文章于1827年发表于《爱丁堡评论》，是年他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文学现状》(The State of German Literature)的文章。1828年，卡莱尔在《外国评论》(Foreign Review)上又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分析歌德《浮士德》(Faust)中第二部分“海伦娜”(Helena)一章，后来的一篇论述了歌德的生平。1828年和1829年，《爱丁堡评论》发表了卡莱尔探讨德国古典学者克里斯蒂安·戈特洛伯·海内(Christian Gottlob Heyne， 1729—1812)和德国诗人、小说家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生平的两篇长文。1831年，伦敦的《弗雷泽》(Fraser's)杂志发表卡莱尔对歌德和席勒通信的评论。1831年12月，卡莱尔在《爱丁堡评论》发表他的重要长文《特色论》(Characteristics)。这篇文章是由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ich von Schlegel)死后发表的《哲学讲稿》(Philosophische Vorlesungen)而促成的。

光是列出一串题目和题材，不足以解释卡莱尔在美国影响如此之巨的原因。卡莱尔在美国的影响，正如O.B.弗罗森汉姆(O.B.Frothingham)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的那样，“连他墨水瓶中的沉渣，都被当做灵感之泉珍贵的积淀而大受欢迎。”美国人对德国文学或许比英国人少了几分偏见，但与他们一样无知。不过卡莱尔虚张声势，试图使英国人对德国文学产生仰慕之情。哈佛大学直到1820年才开始用德语授课，可是即使到了那时，教师也仍然难以吸引学生，因为德语课程都是选修课。另外，在新英格兰的书店里，很难买到德语书。对德国作家生平的研究和评论文章为什么会成为波士顿学术界的时尚呢？到了1833年，人们极为强烈地追求一切凡是与德语相关的东西，以致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耻于向他的朋友玛格里特·富勒承认不喜欢歌德的诗歌。他抱怨说：“那些小抒情歌谣(Lieder)、谚语之类，在我看来，都是晦涩愚昧的东西。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喜欢他的诗歌，又是怎么去欣赏的。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无法恰当地去理解(auffassen)它。”(克拉克1833年9月9日致富勒书)

卡莱尔的文章之所以吸引人，其部分原因在于他愿意理解从歌德的抒情诗到超验主义哲学的各种形式的一切——超验主义哲学的思想当时正使新英格兰神学激动不已。在评论诺瓦利斯作品的文章中，卡莱尔解释了对费希特的《学术观点》(Wissenschaftlehre)作说明的必要性，因为诺瓦利斯的哲学思想就源自费希特这部著作；他综述了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论战，一直从皮浪(Pyrrho)讲起，直到康德和后康德的唯心论者。卡莱尔称，按照康德提出的新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时间和空间不是以外部存在的形式，而是以内在本质，以精神的形式表现出来——上帝永恒和无所不在这两点不再是神秘的东西。“而且，对于超验主义者来说，非常明显，自然起源与存在的整个问题一定可以大大简化：过去对物质的敌视态度结束了，因为物质本身就消灭了；而无神论这个‘沾满病露’的黑色幽灵也永远化做了虚无。”

柯勒律治和詹姆斯·马什借助德国哲学来解决神学问题，而卡莱尔却与他们不同，他只为自己在德国哲学中发现的活力而欣喜。他的文章蔑视传统思想和做法，尤其蔑视时尚的自得与肤浅。卡莱尔亲切地大谈里希特尔的简洁，费希特的“冷静、巨大、金刚般的精神”，海内在穷困潦倒之时坚持自我教育的奋斗，以及施莱格尔一生在否定与怀疑之中构建精神宗教的不懈努力。在《德国文学现状》(1827)一文中，卡莱尔向读者介绍了费希特关于文学人角色的崇高概念：

根据费希特的思想，在可见的宇宙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神圣思想”；这一可见的宇宙本身并没有意义，甚至不可能离开神圣思想而独立存在，它实际上只是这种神圣思想的符号和有意义的体现。对于大众而言，这种神圣思想隐而不现。然而，认识神圣思想，掌握神圣思想，完全生活在神圣思想之中，则是一切真正美德、知识和自由的条件；因此也是每一个时代一切精神奋斗的目标。文学人就是这种神圣思想的指定阐释者；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永远的布道者，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站到队伍的前列，他们是上帝永恒智慧的传播者和活生生的榜样。

文学人也不能逃避他们对同时代人所负有的义务，“因为依据自然规律，时代与时代各不相同，每个时代都要求有其神圣思想的代表——当然神圣思想的精髓在一切时代都是一致的——因此，一个世纪的文学人只有通过中介和再诠释才可满足另一个世纪的需要。”

联邦党人认为，文学人不是牧师就是律师，他们偶尔涉笔写诗，将美德经过悦目的打扮放在虚构作品中，吸引人们皈依。新英格兰人基本上还没有超越这种臆断，对于他们来说，费希特的这些思想犹如电击。卡莱尔提出了一种对于美国来说属于全新的职业。文学人不需要从事一种专门的职业，他也不需要创作诗歌、剧本或是散文。文学人只要真诚地生活，不需要创作文学作品就可以向处于这个时空的人们传达神圣思想。

而这个时空也需要这种传播，因为当时的时代(如卡莱尔在《时代之迹象》[Signs of the Times]一文中提醒我们的那样)是一个机械的时代，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这个时代只相信“因果”，刚刚听说一件崇高精神的事例就立刻开始“替它解释原因”。但是，如果当今的时代显得污秽肮脏，那么，我们必须记住，“忽视我们的最糟糕的日子是两种永恒的汇流”!如果我们现在“通过直接视觉什么都看不见，而只能通过思索和解剖式的肢解认识事物”，那么我们可以恢复视力，使其对象重新得到恢复。“而且，我们的精神疾病毕竟不过是见解的疾病，我们戴上的是自己制作的枷锁，我们也可以自己打碎它。”最近在历史上震撼政治世界的那些事件，并不是走向终结的迹象，而是预告新的世界秩序即将诞生的阵痛。“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处存在着一种斗争，那就是新事物与旧事物间无穷无尽、难解难分的激烈冲突。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法国大革命不是这种强烈冲突的生母，而是它的亲子。”

许多在旧世界中给人安慰的东西在这种新旧冲突中必然消亡。在《特色论》(1831)中，卡莱尔坦率地承认，年轻人的“全部本性渴望着行动”，却找不到“指引他去行动的神圣的东西”，因此当代这个否定的时代能够给予年轻人的似乎只有绝望。这些求索者所面临的任务既令人畏缩，也非常崇高。“他们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信仰对象，否则就毫无信仰地生活。神已从世界上消失；而他们——在灵魂痛苦的叫喊中——必须像真正创造奇迹的人那样，再一次使奇迹发生。”然而，尽管现实前景暗淡，卡莱尔却并不认为完全没有希望。他说：“善由恶而生；而只有可能出现的善才终有一天会实现。而且，只要我们环视四周，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出现的道道曙光，天已经破晓，待时辰一到，天就要亮了。”

如果卡莱尔的话正确，那么，美国社会那些令人困惑的变化或许就只是新旧事物之间难解难分的冲突，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毕竟，卡莱尔1829年的《时代之迹象》的开篇稍带嘲弄地指责了几位担心《天主教解放法令》[Catholic Emancipation]会成为世界末日预兆的英国作家。安德鲁·杰克逊能比《天主教解放法令》还糟吗？)如果年轻人担心传统的权力途径在快速变化的社会里会消失，那么卡莱尔建议则可以采用另一种令人兴奋的途径：即他们自己的精神奋斗本身就可以是最有意义的行动。他们只要如实地记录所思所感，就可以为他们的社区做出最大的贡献。O.B.弗罗森汉姆说，这样的行动号召“撩动了所有诚实的心”。柯勒律治提供的是哲学，可卡莱尔提供的却是“好于哲学的东西。这是一种因情感和目的而更显生机的哲学”。卡莱尔的新哲学更易于吸收，因为它与唯一理教的中心观点极其相似：精神生活在于“自我修养”，在于不断完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这一上帝赋予的考验中的职责。

几乎每一个第一代超验主义者都承认受过卡莱尔的影响，不过尤其被他的话感动的是爱默生，他在职业问题上斗争最激烈。爱默生的父亲威廉曾是一个神学自由派，对纯文学颇感兴趣，并曾任《每月文选》的编辑。1811年威廉去世后，他的妻子露丝·哈斯金斯·爱默生(Ruth Haskins Emerson)不得不靠经营一间寄宿公寓抚养五个儿子。他们困苦的生活，尤其是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后的艰难岁月，给爱默生留下了清晰的痛苦记忆，使他了解了贫困对精神的影响。不过也不乏有益的影响：波士顿拉丁语学校，爱德华·艾弗里特令人振奋的口才，还有获得奖学金去哈佛深造的可能。

比这些影响更为重要的也许要数威廉·爱默生的妹妹玛丽·牧迪·爱默生(Mary Moody Emerson)的教导了。在爱默生的少年时期，玛丽(1774—1863)在多个时期与他们一家生活在一起，并在她漫长的一生中与爱默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玛丽年纪稍大时，仍记得家中早几代的牧师。家中的牧师全都信仰乔纳森·爱德华兹提出的教义，即深信信仰改变和服从上帝意志的必要性。她极其虔诚的清教徒经历使她嘲讽波士顿自由教徒——她的侄子后来将他们称做“贫乏、低级、浅薄、毫无益处、毫无诗意的基督凡人论者”。她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精神生活，日记时跨50年，长达1000页。在她与爱默生一家共同生活的时候，五个孩子的教育由她督管，家中的长祷文也由她撰写。在她死后很久，那些“预言式的和启示式的祷告”还在爱默生的记忆中回荡。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不仅阅读神学家和哲学家(柏拉图、柏罗丁[Plotinus]、斯宾诺莎[Spinoza]、科德沃斯、巴特勒[Butler]、克拉克、乔纳森·爱德华兹)的作品，而且还阅读诗人和散文作家(阿肯赛德[Akenside]、扬[Young]、拜伦、华兹华斯、斯塔尔夫人)的作品。就是在她没有与爱默生一家一起生活的时候，她也用通信的形式监督孩子们阅读，并与他们辩论他们所阅读的作品的意义。1817年，爱默生进入哈佛并令人不安地认识了“苏格兰的歌利亚(Goliath)”大卫·休谟，这时候他接二连三地给玛丽去信，在信中转述许多休谟的论点，希望她能够加以驳斥。他经常在日记中记下她的话，而且每当在自己的写作中需要追求庄严的效果和强烈的精神的时候，他就常常采用她那种神谕般玄奥的散文风格。

玛丽当然希望看到家族的牧师传统得以延续。起先，这一使命落到了爱默生的长兄威廉(与其父同名)肩上。1818年从哈佛毕业以后，他办了一段时间的私学，积攒了足够的钱，终于可以到哥廷根学习神学了——此时的神学课程已经渐渐为美国人所熟悉。1823年12月，他乘船前往欧洲。起先，威廉写回的家信热情洋溢。但是，他却渐渐发觉自己正在经历一场信仰危机，类似的信仰危机似乎也在十年前折磨过爱德华·艾弗里特。他已经不能够再相信《圣经》中所述一切的历史真实性，可是又无法拒绝破坏了他的信仰的《圣经》考证学的结论，于是他来到魏玛征求歌德的意见，因为歌德早先也曾友好地接待过美国学生。歌德力劝威廉不要因为与教区居民信仰不同就放弃牧师之职。即使威廉当时确实认真地考虑过要按歌德的意见去做，不过他还是在一次乘船回家的途中改变了主意。在那次航行中，一场强烈的风暴使他直接面对自己的内心，他决定放弃接受圣职的想法，转而从事法律工作。

威廉的决定在家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玛丽自然也卷入其中。对于玛丽而言，这整件事情证明了“当今怀疑论者不可思议的冷漠”，怀疑论者居然能够忍受在没有神性存在的情况下生活。但是，家中并不是只有威廉这一个儿子。爱默生在与疾病斗争了几年，为挣钱养家而办了几年私学以后，终于从哈佛神学院毕业，并在1826年得到了布道的许可。在几个乡村教堂“讲经布道”一段时期之后，他接到波士顿第二教堂的邀请，前去接替疾病缠身的牧师小亨利·威尔。由于健康状况持续不佳，小威尔永久性地辞去了牧师职位，第二教堂便请爱默生接替了他的位置。

在通过斯塔尔夫人、柯勒律治和卡莱尔等人过滤之后的超验主义哲学新曙光面前，曾经在整个19世纪20年代使爱默生感到苦恼的疑惑——这些疑惑来源于休谟对奇迹的批驳和德国考证学家对《圣经》内容真实性的抨击——开始散去。如果理性就是上帝，那么上帝就在个人的心中，而个人就有了一条启示的准则，就不会受任何经验主义的威胁。一切寻找“证据”的行为，对于历史上的耶稣和历史上的摩西的探究，都不过是企图使用理智的机械手段去发现能够被理性察觉的真理，因而都是毫无结果的。这些寻找和探究成了多余，因为已经发现神性就存在于此地，存在于此时，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它要求个人绝不要否认在内心察觉到的真理。的确，对建立神学院的外部权威的屈从，代表了爱默生所唯一忧惧的变节行为——在勉强同意别人的信仰的压力面前否认自己相信的真理。

这种对于内心信念的苛刻的忠实，迟早将在所有牧师的生活中引起摩擦，就是在唯一理教这样一个宽容的宗派中也不例外。爱默生热爱布道，他的布道文(现尚存二百多篇)风格独特，读者从中可以看出，它们与他后来的演说和文章的风格与内容有着许多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他的牧师职责越来越令人厌烦。不过，他最后辞职的原因却是他越来越不喜欢的一个仪式——圣餐仪式。

在清教徒礼拜会上，只有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改变信仰经历的完全教会会员才能上圣餐台，这不仅是一种特殊待遇，而且是表彰精神成就的勋章。但是，随着自由派宗教的发展壮大，在许多唯一理教徒看来，每月一次的圣餐仪式，说得好听一点，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过时了的形而上学的形式，说得难听一点，是一种有些像食尸鬼似的活动。1832年12月号的《基督教观察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表明，对圣餐感到不舒服的不止爱默生一人。那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许多真诚的基督教徒竭力遵守耶稣的规则，可他们却无法使自己接受圣餐仪式，因为圣餐仪式的“组成要素”——面包和酒——“有一种陌生和神秘的样子”，使走向它们的人的头脑中充满了“可怕的而且令人却步的印象”。

文章的作者在这种态度中看到了残余的迷信——新教并没有全部除去这种迷信：

这种奇怪的敬畏，把上帝的这一规条与他的其他规条区分开来的敬畏；这种将它独立出来的习惯，使之高于其他崇拜模式和谢恩祷告方式的习惯；这种存在于许多人头脑中的奇特的畏惧，害怕由于错误参加圣餐仪式而招致十恶不赦的神秘罪薮的畏惧……还有，许多领受圣餐者的拘束甚至于苦恼的心态；他们中的许多人明显具有的感觉：这些“组成要素”是这一纪念仪式中的庄严的东西，在他们将面包和酒拿在手中的那一刻，脑子里应该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印象才与他们的身份相称——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证明在我们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还有许多迷信的成分。

清教徒为确认教会会员而举行的这一仪式，此时已经成了反省自身罪过和让人感觉不够资格的仪式，或者至少也是悲哀地提醒人们宗教热忱已经不复存在的仪式。牧师心里也有这种不痛快，因为他邀请教众参加圣餐仪式，而教众则将其视为一次经受不安和沮丧的机会。

不过，有的牧师成功地打消了教众的顾忌，重新唤起了他们对这一仪式的热情。爱默生在第二教堂的前任小亨利·威尔每个月都就圣餐做一次演讲，吸引了大批的人来领受圣餐。然而，威尔的成功只让爱默生在受召参加仪式时更加清晰地感到不畅。他写道：“我不能老是带着冷漠和厌憎去参加他们认为最神圣的活动。”他向教会的管理委员会提出对仪式作一些修正，其中包括去掉面包和红酒；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教区居民解释他的感觉。1832年9月9日，他还作了一次题为《圣餐》(The Lord's Supper)的布道，更为详尽地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解释，说他相信耶稣在与门徒们一起过逾越节时，并不曾想开创一个永久性的仪式，因此，基督徒并没有义务非得以某种特定的形式庆祝圣餐不可。

在爱默生的布道文中，有几个部分用了洛克在评述圣保罗使徒书时的合理论点。爱默生指出，耶稣“行此以纪念我”的训谕所指除了取食面包和红酒以外，还指洗脚，可是新英格兰的教会没有一个认真地要求其会员互相洗脚的。布道文的其他部分明显受到德国《圣经》历史考证学的影响(爱默生曾请他的哥哥威廉帮助他整理论据来反驳这一仪式的权威理论)。贵格派教徒拒绝举行圣餐仪式和国教的一切仪式，这一事例可能给爱默生的决定提供了支持——爱默生钦慕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而且刚刚读过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all)的贵格派教史。

但是，让爱默生最后做出决定的，倒不在于这些原因，而是与他个人有更多的关系。“这种纪念基督的模式不适合我。这就是我抛弃它的足够理由。”即使基督确曾想嘱咐所有基督徒举行永久性的纪念，“可是经过尝试以后，我颇觉不畅，那么我就不应该采用。我应该选择其他一些对我来说更加有效的方法，他应该是会更加同意的。”这种平静而不懈地坚持把个人判断放在首要地位的做法，正是新教基督教的目标，以这种目标为指导，即使是历史上的耶稣，也成了他自己所创立的宗教的精神障碍，也可以被遗弃。“形式与身体一样重要，但是，如果想拔高某些形式，想在一种形式已经过时以后仍然抱住不放，则是不合理的行为，是与基督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让爱默生崇敬的基督教品质是“它的现实性，它无穷无尽的仁慈，它深邃的内心生活，它带给心灵的宁静，还有它返传给我的思想的回声”。任何企图吸引永久奉献的形式或仪式都应遭到教会的抵制，教会机构“应与人的需求一样灵活变通。已经被生活离弃、已经不再适合的形式，应如我们周围飘落的枯叶一样毫无价值”。这篇布道文已经非常清楚地点出了爱默生以后成熟作品的两个主要主题：个人的首要地位；独创精神高于其所创立的任何形式。

1831年，爱默生年轻的妻子爱伦·塔克·爱默生(Ellen Tucker Emerson)死于肺结核；爱默生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佳，教会职业中的危机与压力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他的教区居民有许多人不愿爱默生离开，甚至可能愿意让他在举行圣餐仪式时不使用面包和红酒。然而，执掌教会的人最后以30票比24票同意了他的辞呈。爱默生决定去欧洲，希望此行能够恢复他的健康和力量。1832年圣诞日，他登上了贾斯珀号商船，从波士顿出发，于1833年2月到达马耳他。在那个遥远的时代，美国人出外旅游还是一件稀罕事，爱默生跟当时的大多数美国游客一样，每到一处都去寻找他的文学英雄，而且也受到了他们的接待。但是，他们的会面有许多都令人失望，有的还既非常滑稽又令人失望。华兹华斯突然提出为他朗诵新写的几首十四行诗，并在花园的小道上摆出小学生背书的架势来，差点令爱默生失声大笑。柯勒律治则在客人自报家门告知他是波士顿人的时候作了一篇反唯一理教的演说，可是他的高谈阔论在爱默生听来像是背出来的，很值得怀疑。只有托马斯·卡莱尔不负爱默生旧世界之行的所望，与他作了广泛而丰富的交谈。这一次拜访奠定了两人的友谊，他们从此开始了长达一生的通信(其中有几次明显的间隙)。

在出发去欧洲之前，爱默生弄清了《爱丁堡评论》上那些曾经令他兴奋的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决心找到卡莱尔。这并不容易，因为其时卡莱尔与其妻子珍住在格拉斯哥西南乡村克雷根帕托克(Craigenputtock)一座与世隔绝的农舍里。爱默生在最近的镇上雇了一辆轻便双轮马车，赶了16英里的山路才到达那里。不过卡莱尔夫妇的招待极其热情。经过热烈的交谈，爱默生在一天以后告辞。爱默生非常喜欢卡莱尔，他留给卡莱尔的也是同样的感觉。当时，《重新修补的裁缝》(Sartor Resartus)(英译The Tailor Repatched)即将在《弗雷泽》杂志上连载，卡莱尔许诺在文章全部发表后给爱默生寄上一套。《弗雷泽》已将各章印好，并装订在一起，给卡莱尔分送。卡莱尔送给爱默生本人一册，另外还随附几册以让他分送同好。

至于爱默生自己，他自愿成了卡莱尔在美国的免费文学经纪人。由于美国与英国没有版权协定，出版商随意盗版英国的作品而不付版税给作者。爱默生代表卡莱尔与美国出版商谈判，让他们在美国出版卡莱尔作品，并让卡莱尔收到了版税。他将这些版税悉数转给了卡莱尔。在他们长期的关系中，他寄给卡莱尔的银行汇票最后达到了700多英镑。(对于如此的慷慨，卡莱尔半是高兴半是不好意思，于是在1841年尽其所能，安排在伦敦出版了爱默生的《文集》[Essays]以做酬答)。

许多年轻的波士顿自由派人士也与爱默生一样迷恋卡莱尔。爱默生的表兄弟、波士顿唯一理教牧师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 1802—1880)在读了一册装订在一起的《重新修补的裁缝》以后大为触动，马上就给卡莱尔写了一封热情奔放的四页长信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并宣称自己为卡莱尔的门徒。但是，正如里普利和其他人非常清楚理解的那样，对卡莱尔的虔诚热爱光有兴奋是不够的。《特色论》在最后几段中援引了《传道书》(Ecclesiastes)：“凡汝当为之事，尽汝力为之。”行动的必要性在《重新修补的裁缝》中说得更为清楚。如果卡莱尔要传播一种新的福音，那么他的美国门徒们该如何去付诸实践呢？

由于卡莱尔在波士顿的钦慕者都是牧师或是神学学生，他们在寻找有原则开展行动的机会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教会改革。18世纪末19世纪初，如果说首批与正统派决裂的唯一理教徒已经尽其所能将自由宗教的准则进行了发挥，那么他们的后继者就将抓住这一准则，将它继续发挥下去——直至使它成为既开明又真正具有“精神性”的宗教。与此同时，改革精神开始在牧师群体以外的人中开花结果。不只一位观察者感觉到，这么多人的参与，将使新英格兰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变化的第一个证据也许是文学界的扩大。卡莱尔评论德国作家的那些文章打动了许多年轻人，驱使他们去学习一门似乎毫不相干的、令人生畏的语言。乔治·蒂克纳和爱德华·艾弗里特等哈佛教授早已从德国带回一种对德国学者和德国人文主义成就的崇敬；1825年，年轻的德国移民查尔斯·佛伦(Charles Follen)成为一名哈佛教师，他也一起引导人们关注德国作家。但是，最活跃的研究似乎还是在学院外开始的。

玛格里特·富勒(1810—1850)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出色而早熟，她的父亲是一位意志坚强的新英格兰议员，他决定让她接受一般只有男孩子才享有的教育。提莫西·富勒(Timothy Fuller)于1801年从哈佛毕业，1817—1825年任美国众议院议员，他自己当起了女儿的家庭教师，并仔细指导她学习，即使当他离家去华盛顿时亦是如此。8岁时，玛格里特已经在学习拉丁文和算术，并已在阅读瓦尔比(Valpy)的《古代年表暨英国历史》(Chronology of Ancient and English History)中关于瑞典武士国王查理十三世(Charles XIII)和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lip II)的记述；第二年，她已在阅读并背诵格里斯巴赫的希腊文《圣经》的一些章节(该书是哈佛本科生的教科书)。15岁时，她开始学习化学、哲学和卡墨斯爵士(Lord Kames)的《批评要旨》(Elements of Criticism)。同年(1825年)，她给在一年前造访波士顿时大受奉承的拉斐德将军写了一封信。她告诉拉斐德，每当想起他，想起因他的性格而在她心底激起的“崇高抱负”，她的灵魂就浸透了“强烈的喜爱之情与热切的钦仰之意”。紧接着是一个奇怪的句子：“如果我们俩都能活下去，而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可能的——女性很少能够踏上辉煌的道路——那么我将让我的名字(出)现在您的记忆中。”这个句子中似乎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太过于强烈而无法明说的希望：“如果我终究能够取得辉煌的话。”

这样的抱负似乎潜伏在富勒以后的学术生涯之中。她将新的研究领域视做需要占领的土地，并且以使她同时代的人大为震惊的速度加以占领。19世纪20年代后期，她在波士顿的社交生活使她接触了唯一理教学者；她听过爱默生的布道，并与当时还是哈佛神学院学生的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卡莱尔的文章燃起了她对德国文学的热情，于是她在1832年开始与克拉克一起学习德语。克拉克后来回忆道：“不到一年，她已经读完了歌德的《浮士德》、《塔索》(Tasso)、《伊菲格尼》(Iphigenie)、《赫尔曼和多罗泰》(Hermann and Dorothea)、《选择倾向论》和《回忆录》；还读完了蒂克(Tieck)的《威廉·洛弗尔》(William Lovell)、《采尔比诺王子》(Prince Zerbino)和其他作品；科尔纳(Krner)、诺瓦利斯(Novalis)还有里希特尔(Richter)的一些作品；还读完了席勒的所有主要戏剧和抒情诗歌。”克拉克在1832年的日记里写道，当他听富勒充满自信地谈论德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时候，他有一种“确凿无疑的智力卑下的感觉”。“我感受到她如何从精神或作品中探索思想，如何将问题一个个展现在面前，她又是如何将富有创意的思想到处传播。也就是说，她的知识是如何广博，她的理解是如何透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自己的脑子似乎是“一张白纸，或许谁都可以在上面书写东西”。

但是，对于正在涌现的超验主义者来说，自我教育并不是唯一的兴趣所在。如果德国哲学家们关于思维结构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论述正确，那么，流行的教育体制就是彻底错误、毫无希望的。用死记硬背、重复练习和强迫学习的方法教育孩子是残酷的，是一种浪费。真正的教育应该是采用诱导的方法，或者应该是挖掘大脑的功能，而不是像填鸭式的培训班一样将一些互不相干的事实硬塞硬灌进拒不服从的空洞头脑中。19世纪20年代后期，詹姆斯·马什在佛蒙特大学引进了一种以讲座和讨论替代背诵的课程设置，准备取代大多数美国高校中随意设定的课程。在新的课程设置中，各门课的安排将显示“一种发展和成长”，学习“应该成为学生思维的一种发展和不断开阔的过程”。1834年，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学成才的教育家阿莫斯·布朗森·阿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 1799—1888)在波士顿成立了一所学校，将他的信念付诸实践。他的信念是：儿童对于真理具有一种直觉知识，因此需要引导，而不是灌输。

阿尔科特在康涅狄格州的乡下度过艰苦的童年，然后在南方做了一个一无是处的扬基佬小贩，过了几年一无所获的流浪岁月，后来在康涅狄格的几所公立学校教书。他不喜欢当时一般学校里那些严厉的方式和使人愚昧的做法，他还自己动手制作了舒适的桌子和椅子，取代了标准乡村教室里没有靠背的木凳子。他用图片和柏树枝装饰墙壁，并在教室中央留出一块空间，进行跳舞之类的快乐活动，希望学生能把教室与快乐而不是与痛苦联系在一起。他的教材旨在唤醒学生的好奇心，并让他们联系自己的实际经历，以此激发他们的兴趣。虽然他对于纪律毫不松懈，但他坚持让学生在学生法庭上自己审判违犯纪律的行为；违犯纪律的人不受体罚，但要向学校公开道歉。

他一边教书，一边努力创立一种教育和儿童发展的理论。他阅读了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等同时代改革家的著作，并研究了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哲学思想。从表面上看，教育是一种洛克式的事业，是在大脑这块白板上刻写的过程。很明显，孩子们来到学校的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拉丁文或平面几何，但是，如果阿尔科特已经读过或正在阅读的柏拉图学派、新柏拉图学派和康德学派等唯心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是正确的话，那么孩子们的思维中早已包含了教师将要灌输给他们的原理。这一矛盾如何调和？这一问题在阿尔科特阅读马什出版的柯勒律治的《沉思之助》时得到了解决。这部著作对于阿尔科特就像对于当时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使他得以接受唯心主义的乐趣，同时又不用放弃物质世界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时候，阿尔科特认为，教育的目的既是激发学生的精神又是在他们的大脑中贮存有用的知识。而这一目标完全可以达到，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上帝创造的，它同时又包含神圣起源的证据。因此，世界与思维是互相影响的，“既互相撞击又互相推动”，真正的教育是可以将两者统一起来的。阿尔科特断言：“思维与外部世界的相似性是思想的源泉。”

阿尔科特的教学法使他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但是，习惯于以孩子记住的知识数量衡量进步的家长则对他颇不耐烦，不愿意支付他索要的较高的学费，也不愿意买他要求的课本和学习用具。他在康涅狄格的学校虽然受到了来访的教育改革者的称赞，但他的学生却越来越少，最后只得关门了事。其后的七年，阿尔科特四处流浪——先是去了波士顿，后来是宾夕法尼亚的日尔曼敦(Germantown)，再后是费城，最终又回到波士顿——期间，他开办学校，又关闭学校，他实验各种教育方法，同时大量阅读哲学、神学和有关改革的文献作品。当他的妻子艾比生了女儿之后，他决心仔细观察女儿的行为，因为他相信，如果从婴儿早期就记录下思维的发展过程，那么对人类本质的了解将比任何哲学家的解释都更为深入。他对第二个孩子露易莎·梅·阿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生于1832年11月29日)的观察手稿中有一句话，表明他对自己职业的见解是多么的广博深刻：“教育，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待，就是维护人类与宇宙的关系。”

不幸的是，阿尔科特用以维护孩子与宇宙关系的技能不足以帮助他维护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需。他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朋友们都觉得他像古代的圣人，但是他在养家糊口方面却是毫无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的家庭推入贫困的深渊。他满怀希望，不屈不挠，又固执己见，他是最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不止一个人觉得他像堂吉诃德。他在费城的学校濒临倒闭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威廉·埃勒利·钱宁。钱宁是阿尔科特早先在波士顿的赞助人之一，他答应帮助阿尔科特在波士顿寻找赞助人。阿尔科特得到了钱宁的仰慕者和秘书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 1804—1894)的热情帮助。

皮博迪对阿尔科特的年轻学者们的日记和两人相识时阿尔科特的谈话(她这样写道：“他待在那儿讲话，仿佛他就是智慧的化身。”)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她帮阿尔科特招生。她还在波士顿的梅森尼克圣堂(Masonic Temple)找了一个合适的房间给他做学校，并捐出了自己的一些家具布置教室。最重要的是，她同意做阿尔科特的助手，帮他教授学术性课程——拉丁文、算术和几何——这些因他自己缺乏正规教育而无法教授。

皮博迪的反应与富勒和阿尔科特一样，表明了传统的波士顿—坎布里奇教育体系以外的人是如何被新运动的激情所影响，并为新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皮博迪于1804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比莱利卡(Billerica)，她从父母那儿接受了历史、修辞和拉丁文的全面教育，之后便在学校任教。她希望能在波士顿或坎布里奇教书，以挣得更多的钱帮助她的几个弟弟接受教育，于是她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移居到了那里。皮博迪马上就倾倒于坎布里奇社会的“夺目光彩”。她听过钱宁布道，上过爱默生的拉丁文课，并与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建立了友好关系。她为中小学写了几本历史教科书(包括对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研究)，并为妇女举行晚间“恳谈会”讨论历史——那些妇女每次谈话付她10美元酬金，谈话的题目包括“数篇来自各种资料的关于诗歌和英雄时代的文章；希罗多德的历史；适用于希腊和苏格拉底时代的施莱格尔的戏剧文学理论”等。她还计划要讨论“赫尔德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旧约》的历史的精彩著作——米开利斯论犹太法的一些部分”。讨论这些题目的能力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才艺。在当时的社会(用她在较早写回家的一封信中的话讲)，“你仿佛一直不停地在动，因为你身边的一切都处在一种持续进步之中，如果你站在原地不动，那么，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忘记你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

1833年，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an Herder)的《希伯来诗歌的精神》刚刚由詹姆斯·马什出版，此时这本书已有50年的历史。早在1818年，摩西·斯图亚特曾想让爱德华·艾弗里特翻译此书并以此来唤起他的兴趣，但是1826年马什开始在《圣经文库》(BiblicalRepertory)上连载艾弗里特的部分译文之前，这一任务一直无人问津。自从赫尔德此书于1782年首次问世以来，《圣经》考证学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且新英格兰学者们早已在使用比如施莱艾尔马赫(Schleiermacher)等更迟的、成就更大的学者的著作。然而，1833年，马什翻译完成《希伯来诗歌的精神》，并在曾于1829年出版《沉思之助》和1831年出版《朋友》的佛蒙特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该书在广大读者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伊丽莎白·皮博迪在马什的译本的启发下，在1833年和1834年为《基督教观察家》写作了一系列文章(直到被这些文章搅得坐卧不宁的安德鲁斯·诺顿停发这些文章为止)。赫尔德对“原始”社会文本的研究方法影响了皮博迪一生对古代文化的理解。

正如现代某位《圣经》学者所说，赫尔德相信“诗歌从其起源来看不仅仅是精雕细刻的艺术，语言也不仅仅是表意指物的标志”。在原始人群中间，诗歌是情感和感知“自发和自然的表达”：它们用形象说话，它们的叙述自然而然具有神话的色彩。皮博迪写道：“在我们母语的诗的血管里，我们一定能发现解释《旧约》语言的钥匙——《旧约》的语言完全是原始的语言。”上帝对每一代人说话，使用的是适合那一代人的语言，因而他向古希伯来人展示的关于外部世界创造的真理“不是以现在这种合乎逻辑的精确来陈述，而是包含在一种精彩、大胆、生动、充满意象的叙述语言之中，其经过精心设计以抓住想象，并与灵魂融为一体”。

当时盛行的观念是，《圣经》奇迹是历史记录，它们所记录的是可以用经验加以验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件，显然，赫尔德的《希伯来诗歌的精神》为急于驳斥这一观念的人提供了武器。但在当时，更为重要的是，赫尔德对原始诗歌光彩斐然的再现，悄悄地给创造性注入了兴奋剂。如果希伯来人不是神灵启示的被动传声筒，而是生动观察、如实叙述所见所闻的诗人，那么，经过对所见的事物作类似的调整，对心口如一的真率有类似的决心，难道不是也可以产生一部现代《圣经》吗？一种“精彩、大胆、生动、充满意象”的风格，难道不是也能重新唤醒曾经赋予那些古代人以活力的敬仰与虔诚吗？

4 “奇迹之年”

1836年，按佩里·米勒的说法，是超验主义运动“奇迹迭出的一年”。那年春天，美国唯一理教协会发行了一本题为《作为纯粹内心信念之基督教》(Christianity as a Purely Internal Principle)的小册子。小册子的作者是一个40岁的牧师，名叫康沃斯·弗朗西斯(Convers Francis， 1795—1863)，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曾被O.B.弗罗森汉姆称做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学者；博学而不卖弄；能够接受来自任何一个领域的知识；阅读极其广泛；对德国哲学和神学有着很高造诣，当时几乎无人可及”。自1819年起，弗朗西斯就在马萨诸塞州的沃特敦(Watertown)任牧师，宣传开明的基督教，强调《圣经》中人的因素，并在《基督教观察家》上发表文章，申明自己的观点，即人类灵魂是“神的构思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作为纯粹内心信念之基督教》中，弗朗西斯认为，基督教的特点在于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宣称将其王国建立在人类灵魂之中的体系”。任何想从外部事物中获取宗教感觉的企图——不论是天主教的仪式还是福音会教徒受情绪驱使的皈信经历——相对于基督教创立者的精神来说都是虚假的。基督教创立者“别无他求，但求人之感情、信念和动机；不求权力，但求人类之心灵”。

弗朗西斯的小册子有力地表达了唯一理教的热忱，虽然它强调说基督教是一种注重精神扩展的内心信念，因而使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年轻人感到亲切，但它并没有什么偏激的言论。弗朗西斯之所以有那么一点点无畏的名声，是因为他愿意包容比他自己大胆的思想。但是，就是那么一点点开放的胸怀，也因为其不同于定期举行的唯一理教牧师会议的谨慎言论而受到欢迎。这些会议对于年轻牧师们来说越来越令人生厌。年轻牧师们不愿意提出年长牧师们不同意的问题，可是又不能坦率地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道德和神学问题，因而感到非常沮丧。

这些年轻牧师决定自己成立一个俱乐部。那年夏天，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在缅因州班格尔的任上时写信给爱默生，建议举行此类会议。海吉在信中写道：“设想是这样的，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或者可能的话可以多举行几次，让我们所熟识的志趣相投的人参加，自由地讨论神学和道德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必要？因为唯一理教牧师的定期会议“缺乏勇气，令人悲哀”，还因为年轻牧师在他们的“长者和高人”面前缺乏信心，因而根本不可能坦率地讨论神学问题。新协会的会员由邀请产生，仅限于跟他们一样的唯一理教牧师(虽然爱默生坚持应该允许他邀请布朗森·阿尔科特)。会员们的规则只有一条，那就是不得邀请任何可能因其在场而阻碍讨论的人。这个在此后的四年中将举行30次左右活动的俱乐部，起先被爱默生叫做“讨论会”，后来他改了一个较少遮遮掩掩的名称“海吉俱乐部(Hedge's Club)”，因为活动通常在海吉从班格尔来访时举行。大多数人干脆使用已开始用来称呼这一运动所有成员的雅号，称它为超验主义俱乐部。

1836年9月8日，海吉、爱默生、乔治·里普利以及爱默生的表兄弟乔治·普特南在坎布里奇集会，讨论成立新俱乐部的计划。俱乐部的首次正式会议将于11天后在波士顿里普利的家中举行。1836年9月9日，一本题为《论自然》的小书由詹姆斯·门罗出版社(James Monroe and Company)在波士顿出版。这本95页的小书是匿名出版的，不过当地的居民很快就猜到作者是爱默生。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段柏罗丁论自然的引语，他认为自然“只是智慧的形象或模仿，是灵魂的最后存在”。后来，爱默生在这本书中说，这种彻底的唯心主义可以一下子就将自然转化为意识，像抛弃尸体一样把物质抛弃。这位公元3世纪时期埃及哲学家短短的引言冷静而自信，同时又拒绝堕入争论，它使我们想起了诗歌和哲学还是(用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喜欢用的一个词)“巧合”的那个时代。

然而，《论自然》“前言”部分开头几句话的风格却与此截然不同，充满了讥讽和嘲弄：“我们的时代是回顾的时代，它建造着祖先的坟墓。”爱默生只用了两个句子，似乎就将自己的时代贬为这样一个时代：对死者的虔敬取代了新鲜的创造，敬仰与病态无法区分。但是，他接着就提出了希望，使用了卡莱尔在更为激励人心的时候喜欢使用的一句直率的撒克逊成语。我们到底为什么只对死者表示敬意？自然给我们的启示是新生。“今天太阳依然照耀。田野里会有更多的羊毛和亚麻，会有新的土地、新的人们和新的思想。让我们呼唤我们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崇拜。”

爱默生《论自然》的出版和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成立，标志着超验主义运动中重要事件。谈到超验主义运动，我们经常认为它是互不相干的个人凭借自己孤独的人格写作(如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经历)，可实际上它也是小圈子的活动，它在其参加者身上所激起的强烈情感表明，在新英格兰人冰霜般的性格下面蕴藏着多么强烈的火焰。1836年，还不太能看到隐秘的激情被这些崇高的希望和紧密的联络所激发。当时的超验主义者自信是输送欧洲革命思想的管道，他们所输送的革命思想将打破褊狭文化的最后几块浮冰，他们自信还是精神生活的革新者。这种激越的感染力在爱默生的小书中最为突出，这本小书在开始的时候这样问道：“大自然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在小心地登上自然对人类的“用途”的梯子后，爱默生在结尾处讲述了一个天启的寓言：在外部自然“伟大的现身”之中，堕落的罪人只认识到了他已经远离的神的形体。

唯一理教一直将研究自然视为学习、敬仰上帝无边智慧的途径，而爱默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他的日记中写满了从阅读科学作品中所发现的事实，并相信“物理原理乃伦理准则的解说”(这是他借用斯塔尔夫人《论德国》中的一句格言)。他自由地运用这些自然科学中的类比，使他的布道文非常生动。随着他越来越不满于将基督教作为历史宗教，他渴望在别的地方发现它的道德真理。自然科学提供了一条将博大的自然文本转化为清晰的真理的途径，而斯维登堡式的“对应”学说则似乎给他提供了另一条道路。

仰慕瑞典空想家艾马努埃尔·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的美国人在他们的期刊《新耶路撒冷杂志》(New Jerusalem Magazine)上解释的信仰体系，深深地吸引了爱默生。“对应”学说的理论是，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件事物都与道德世界中的某一个真理相对应，这一理论提供了这样一种希望：自然可能就是一个大仓库，它蕴藏着比《圣经》更为清楚、更能为大众所接近的意义。爱默生虽然拒绝接受斯维登堡学说中古板的宗派主义，但他却发觉“对应”理论令人兴奋。

从自然之物中简单地归结出意义就是一种“对应”，但爱默生经常将这个词用来指另一种对应。他的这种对应是1833年欧洲之行参观巴黎植物园时不费功夫得来的。当他站在博物学标本柜前的时候，他相信能够明白那一排一排互相有关联的标本所体现的“生命的上升原理”。“既不是什么丑陋、野蛮的形态，也不是什么美丽的形体，而是作为观察者的人身上一种特性的表达——蝎子与人类之间的一种玄妙的联系。”这一启示使他宣称：“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认同感，我被感动了。我不停地说：‘我要做博物学家。’”在这一点上，人处在对应的宇宙的中心，自然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无意识以他为中心散射而出。博物学家的任务是逆向回溯，使这些人类特性分离的过程(不管它是什么过程)，再回到那些外部形态——它们构成了那个被我们称做宇宙的广阔的寓言。

爱默生探讨这两种“对应”的渴望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新兴的讲座运动的激励。讲座运动当时在美国正越来越热，爱默生从欧洲回国的时候，发现这一成人教育运动(大体上以英国的工人学院为样板)及其对受过正规训练的授课人的需求，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讲坛，使他得以宣讲他感兴趣的任何问题。1834—1835年的整个冬天，爱默生在波士顿给各种不同的听众作了多次关于博物学的讲座。撰写这类讲座的讲稿很像写布道文，只不过在他的讲座中，自然已经成了需要详加解释的神圣篇章，而不只是可以从中得出解说性比喻的材料。“事实就是上帝的一种显现。”

但是，孤立的事实，不管其有如何光彩照人的精神意义，如果没有原理——一种源自精神的规定原理——仍然不可能自行成为一种圣典。精神将各种现象进行安排，其安排方式表明现象中蕴藏着规律，比如电的现象表明自然中有一个更为普遍的极性规律存在并发挥作用。这些词语是从柯勒律治发表在《朋友》上的《论方法》(Essay on Method)一文中移用过来的，爱默生在写作《论自然》时阅读过这篇文章。到1836年3月，爱默生已经有了一个设想，这一设想使他能够把多年来在日记中收集的数百件自然观察记录加以安排和分类。自然是努力向上的，它满足人类的需要，满足我们对美的热爱，它提供有意义的形象以代表抽象的思想，并以此赋予我们语言。“最后，大自然是一门学科，它的对象是学生，并为学生而存在。自然是从属的，人是支配的。人产生思想和意义，自然接受思想和意义，将它们当做她的神。”但是，虽然唯心主义一开始看起来像是自然的目标，但马上就被更大的人类美化的意图所吞没。正如爱默生在“唯心主义”(Idealism)之后的“精神”(Spirit)一章中所抱怨的那样，如果自然理论只否认物质的存在，那么它就无法“满足精神的需求。它使我的心中没有了上帝”。

爱默生最后的这句话并没有任何隐含的意思。对他而言，任何一种使人心中没有上帝的宗教或哲学体系都是不怎么可信的，它们否定了基本的神性体验，而神性体验则正是兴奋给予心灵的礼物。不管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巨大力量相比显得如何无能，在“所见之轴”与“事物之轴”相遇时的那些孤立时刻中，他们仍然感觉无所不能。这样的力量注入在《论自然》中，并且洋溢在作品的各处，其中以第一章中讲“透明的眼球”一段为著：“站在空无一物的地上——我的头沐浴在欢乐的空气中，并上升到无边的空间——一切卑屑的自我都逍遁无迹。我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就是虚无，我看见一切，宇宙存在的河流通过我流动，我是上帝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然是现象的这种信念和我们是神圣的这种感觉结合在一起，终于给那些古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物质是什么？它来自何处？又去往何方？”如果仔细注意从意识深处升起的那些真理，我们就会知道：

精神不是从外部即不是从空间和时间上对我们起作用，而是从精神上或者说是通过我们自身起作用；因此，精神，亦即最高存在，并不是将自然建筑在我们的周围，而是通过我们生出自然，就如树的生命通过旧枝旧叶的小孔生出新的枝叶一样。

这种奇特的外挤创造理论的样板可能来自费希特——爱默生发现在卡莱尔论述诺瓦利斯的文章里有对该理论的概述。这一理论也可能来自阿尔科特——他将在托马斯·泰勒的译本中读到的柏拉图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拼凑成了自己的神话。爱默生在参观圣堂学校时认识了阿尔科特，两人一见如故，阿尔科特曾去康科德造访爱默生，并与他进行了很多愉快的交谈。不管爱默生的外挤创造理论从何处得来，他最终还是觉得它并不合理。尽管这种理论告诉我们“世界与人的身体来自同一种精神”，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使世界服从于我们的意志。在《论自然》最后几章爱默生使用了大量充满性暗示的语言抱怨说：“它那平静的规律是我们所不可违犯的。”

《论自然》的最后一章“前景”没有就违反自然平静的规律提出建议，却对自然如何首先使我们的欲望受挫作了解释。爱默生没有以推论的形式而是以寓言的形式对此进行了解释——就像包含在柏拉图对话中的那些小寓言，或像卡莱尔所描述的德国文本中包含的那些民间故事(Marchen)。在《论自然》中的寓言里，人本是神圣的，堕落而分离以后，成了“他自己的侏儒”，胆怯地崇敬着宇宙——原本是他的显现，只是被他遗忘了而已。在这个侏儒身上，仅存的一点神力是“直觉”，一种不是低于而是高于人的意志的力量。直觉之于意志正如理性之于知识，当我们学习用全部能力研究自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然的“堕落”是由我们意志的弱点所造成的一个幻象。“为世界重建原有的和永恒的美，这个问题要通过拯救灵魂得到解决。”世界何时得到重建，我们无法说清，因为它跟《圣经》中的天国一样，不是“通过观察而来”的。但是它将会超越我们现在的“对于上帝的梦想”。

爱默生的这本小书使阿尔科特感到兴奋，他在日记中将它描述为“一个唯心论者的作品，它将可见的和外部的事物归于内心的和不可见的东西的支配之下”。他高兴地发现，书中的许多用典都来自去年夏天他留给爱默生的那部关于儿童发展的长篇手稿《心灵》(Psyche)。在英国，卡莱尔称赞《论自然》是“基础和大纲”，他肯定爱默生将来一定会在此书的基础上大展宏图。在波士顿，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唯一理教徒奥立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 1803—1876)在编辑的周报《波士顿改革者》(Boston Reformer)上发表了对《论自然》的评论；他盛赞《论自然》“标志着在我们之间悄悄发生影响的精神，证明精神即将接受新的、更为光辉的表现形式”。但是，布朗森对爱默生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忧虑冲淡了他的称赞。在布朗森看来，像伯克莱和费希特那样怀疑现象世界的存在，就是疑问的开始，最终将损害疑问人自己。“一个人如果否认他的感官的证明，似乎没有理由相信意识的感知；而否认意识的感知，就使自己漂浮在普遍怀疑的海洋之上。”

布朗森与大多数神学同事有着显著的不同。奥立斯蒂斯·布朗森出生于1803年，其父亲是佛蒙特一个贫穷的农民，死后抛给妻子六个年幼的孩子。母亲竭力支撑着这个家，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将奥立斯蒂斯和他的双胞胎妹妹达芙妮送给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抚养。这对夫妇是笃诚的公理会教友，他们培养了布朗森对宗教的兴趣，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促使他阅读了一部又一部的神学著作，并让他不断证明得救预定论。他早早就决心做一个牧师，尽管他仅在纽约州北部的一所学院受过很有限的一点点正规教育——在他14岁那年他的家重新团圆以后搬到了那里。

布朗森的精神生活颇多波折。为了寻求安慰，也由于渴望保持教义一致，他曾经徘徊于各个宗派之间。大约在19岁时，他被一次长老会布道所感动，遂加入长老会，但他却发现自己对加尔文神学心怀反感。随后，他得了重病，从而有时间阅读一个劝他改宗的姑妈叫他阅读的普救派小册子，并决定加入普救派。他喜欢普救派反对加尔文主义原罪与惩罚的观点，也喜欢它所有的人都能得救的观点。病愈后，他开始了普救派牧师的职业生涯。

然而，布朗森对于逻辑一致性的要求不久就破坏了他的第二个信仰。他在自己编辑的普救会杂志《福音拥护者与普救论研究者》(Gospel Advocate and Universal Investigator)上公开自己的怀疑，使他的新同事们深感忧虑。社会罪恶问题使他感到困惑，他就在英国激进分子弗朗茜丝·赖特(Frances Wright)来到纽约州尤蒂卡市(Utica)时去听了她的演讲，并与她建立了友谊。赖特引导他阅读了英国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作品。欧文对于解决贫困和堕落问题的建议，如果说并没有让他完全信服的话，也让他非常着迷。他加入了劳动者党，并编辑过他们的报纸——纽约的《自由询问者》(Free Enquirer)，但没有待多长时间。不过，到了1830年，他对这个政党和对上帝的信仰都开始发生动摇。在他看来，美国的劳方太软弱无力了，根本不可能在政治上与资方一比高下；而诸如威廉·培利(William Paley， 1743—1805)等道德哲学家的“自然神学”又似乎毫无说服力，因而阅读他们的作品使布朗森投向了休谟的怀疑主义。

布朗森的理性似乎要判决他监禁在这个凄凉的世界中，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游荡了几个月之后，他的心，这个“内部的见证者”——他发现整个外部世界都证实了这个“见证者”的证词——又使他有了信仰。一个朋友为他读了钱宁的布道文《与神相似》(Likeness to God)，给布朗森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开始将钱宁认做“精神之父”，并将自己看做是唯一理教徒。他说服新罕布什尔的一群唯一理教会众给他提供一个教职。

渐渐的，布朗森有力的布道和讲座在他常去的波士顿引起了注意。乔治·里普利成了他的朋友，并劝他在靠近波士顿的地方担任教职。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坎顿(Canton)做了两年牧师。坎顿的劳动阶级重新唤醒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他当时阅读的圣西门(SaintSimon， 1760—1825)的作品帮助他将这一兴趣形成了一种改革哲学。布朗森觉得基督教应该成为一种社会福音：他所想象的“未来的教会”会采用道德改革向包含在社会不平等制度之中的个人自私发起攻击。里普利满怀希望布朗森的鼓吹能够吸引对唯一理教兴趣不大的劳动阶级，由此给这个由于四平八稳而即将危及生存的教派重新注入活力。

到1836年初，布朗森移居切尔西(Chelsea)并开始在波士顿独立执业，这时他已开始公开反对社会不平等现象。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作了一次题为《时代的渴望》(The Wants of the Times)的讲道，在这次讲道中，他提醒人们整个世界即将爆发“多数人与少数人、有特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冲突。他呼吁成立一个基督徒团结与进步协会，实施“劳动者的先知”耶稣的信条。

无疑是由于里普利的力争，布朗森受邀参加了超验主义俱乐部于1836年9月19日举行的第一次全会。结果，大家发现布朗森很难相处，他能言善辩，喜欢争论，对混乱的推理颇不耐烦，他大嚼烟草，生起气来猛敲桌子。到1837年夏，俱乐部的成员似乎已经认定布朗森——如海吉后来所说的那样——令人无法忍受，因为在参加会议的成员名单上已经见不到他的名字。但是，在1836年，人们仍然普遍认为他是超验主义者，他在那年11月29日出版的那本书也被视为超验主义者的宣言之一。

《基督教、社会与教会的新观点》(New Views of Christianity， Society and the Church)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布朗森对法国和德国作家(尤其是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的作品)的阅读。对于一个自学成才的人，库辛的折中主义哲学自然是很有吸引力。在《新观点》中，布朗森展示了他的历史观，他将文明看做是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的不断斗争。耶稣作为神人将意识与物质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受难”的意义)，因此“未来的教会”也应该这样。至此为止，布朗森的教义尚无伤大雅，但他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对于历史的解释却令人惊讶。“精神信条”历史上以亚洲、埃及、朱迪亚(Judea)[1]和天主教为代表，而物质信条则以希腊、罗马和新教为代表。

新教(它在拯救人类不受精神信条的过分影响上是必要的)作为一种物质宗教，对于公民与政治自由和勤奋劳动是合适的；它近来的历史功绩可以说充满了奇迹。它为人类设想了“一个新的天堂……为魔鬼所不可企及，比亚当失去的那个更为快乐”，而且试图使那个天堂在地球上实现。新教在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革命(尤其是后者)中得到了最大的发展。“上帝成了人类理性的象征，人类则成了人类机器；唯心论失败，革命标志着唯物论的彻底胜利。”

但是，革命失败了，人又一次“在天堂中避难”。英国人在印度教的经文中发现了东方的神秘主义，欧洲文学中(拜伦、华兹华斯和施莱格尔兄弟的作品)重新又看到了精神世界的影响。现在，一种新的推理成为可能。唯一理教作为“新教的最后口号”，显然是属于物质规律：“它为思想的权利辩护，接受并运用理性，主张公民自由，而且是社会的、慈善的、人道的。”它跟所有新教教派一样，缺乏真正的精神性，它的虔诚只是中世纪教会信仰的残余。“它使人子得救，却有时丧失了神子。”到目前为止，它对进步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是进行否定，是“破坏的工作”，它清除旧教会的垃圾，并为将来扫清道路。

只有唯一理教才有“虔诚与思想自由的必要统一”；只有唯一理教才能创立一种哲学，来“解释人性，确定所缺者为何并找到提供所缺的方法”。因此，唯一理教将会孕育“未来的教会”和人类的拯救。传统的唯一理教徒一定会感到，这种言不由衷的恭维几乎比加尔文教徒的谩骂还要糟糕；其中眼光较远的人则很可能会预言布朗森将在1844年改信罗马天主教，从而终止他的精神探索。但是，他当时所提出的激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因为当时爆发了另一场充满敌意的争论。这场争论涉及了布朗森的朋友乔治·里普利。

1836年3月，里普利在《基督教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神学家施莱艾尔马赫》(Schleiermacher as a Theologian)的长文，称赞施莱艾尔马赫以直觉和与上帝的交流感为基础构建一种“心灵宗教”的努力。同年晚些时候，里普利又发表了评论英国一神论者詹姆斯·马蒂诺(James Martineau)的著作《宗教研究原理》(Rationale of Religious Inquiry， 1836)的文章。马蒂诺的著作试图在宗教确实性问题上运用逻辑归纳法，并着重强调耶稣的奇迹是为了提供证明而发生的事件。里普利不否认奇迹曾经发生，也不否认其重要性，但他认为，耶稣的道德教诲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通过展示奇迹来证实。

安德鲁斯·诺顿读到了里普利的评论后大为光火，甚至考虑断绝与《基督教观察家》的一切联系(他是该杂志的正式“赞助人”)。诺顿于1830年从哈佛退休，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但是，神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在政治上和神学上逐渐倒向激进主义，《基督教观察家》又对诺顿认为不负责任的作者的文章来而不拒，这些都使他感到越来越痛苦。他曾在早些时候试图说服《基督教观察家》的编辑，这份杂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有知识的基督徒能够表达“正确的宗教观点”的地方，如果任其被胡思乱想者的“粗鄙的思想”所污染，那就是背叛公众的信任(诺顿1835年12月7日致詹姆斯·沃克[James Walker]书)。但是，他的劝说没有成功。

诺顿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做《基督教观察家》的赞助人，但是1836年11月5日他在波士顿的《每日公告报》上发表了一封书信，攻击里普利，并警告大家注意宗教教义的危险，因为它们往往会破坏能够证明基督教神圣起源信仰的唯一证据。四天后，里普利以一封不卑不亢的信做出回答，说他不会忘记先师给他的教导，而且心怀感激，但是，毫无疑问，诺顿没有资格将教义斥责为异端，也不应该压制这些教义的发表。这场争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基督教言论》(ChristianRegister)周刊在11月12日的一期上刊登了这两封信。后来，它们继续往来书信进行争论。

11月下旬，超验主义者提供了更多使保守的唯一理教徒备感痛苦的材料。爱默生儿时的朋友、此时已是费城唯一理教牧师的威廉·亨利·阜尼斯(William Henry Furness， 1802—1896)于11月14日发表《四福音书论》(Remarks on the Four Gospels)。在该书中阜尼斯提出，神迹是“最高精神力量的证明，其存在于物质本质之中”，并与我们每天所见证的其他力量一起和谐一致地发挥着作用，阜尼斯试图以这种解释来取代唯一理教对神迹的标准解释——即神迹是对自然规律的违反(这是钱宁在著名的达德利式[Dudleian]演讲《启示宗教之证明》中提出的)。大约在同时，里普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题目颇具挑衅性，叫《与希望相信的怀疑论者谈宗教哲学》(Discour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ddressed to Doubters Who Wish to Believe)。里普利试图以这本小册子来扭转局面，击败诺顿一类的攻击者。里普利在书中提出，害怕自由讨论的人是真正的宗教怀疑者——因为他们害怕公开的质疑会暴露掩藏在他们信仰中的卑劣的东西。

里普利声称他并不是存心怀疑基督教神迹，他说他不但相信而且觉得它们是神圣且宝贵的。但是，“即使是现在这种有缺陷的状态”，他也拒绝相信“人性戴着枷锁，受到约束，仅限于通过感觉认识的事物”。只有看不见的东西才具有独立的现实性：“物质宇宙是不可见的智慧和力量的体现。”我们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宇宙这个“物质干瘪的外壳”上，企图以此证实信仰，那会“导致对无限和神圣的力量视而不见”，物质正是以此而得以存在的。依赖我们内心的理性的声音——那种“源自神的思想”和“神圣自然的参与者”的理性的声音——那要虔诚得多。

这些关于《圣经》神迹争论开始时的疾风怒号响彻了此后的十年，但它不久就被更加强大的公众的愤怒风暴所吞没了。1836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布朗森·阿尔科特出版了《与孩子们谈福音书》(Conversations with Children on the Gospels)的第一卷。这是他在圣堂学校与孩子们的对话记录。圣堂学校于1834年9月22日开学，学生约三十人，其中许多来自波士顿有影响的家庭。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阿尔科特的助手伊丽莎白·皮博迪于1835年出版了单卷本的《一所学校的记述》(Record of a School)，解释了阿尔科特的方法和哲学，虽然并没有如阿尔科特所希望的那样吸引大批的人入学，却也获得了人们的好评和关注。教育改革者们开始到这所学校参观，听取阿尔科特的意见，有的甚至从德国远道而来。

但是，也有许多不满的声音。阿尔科特坚持将每一门课程都与精神联系起来，由此引起了学生家长的忧虑。很显然，一定是有人告诉阿尔科特说人们对他的教学方法并无好评，因为有一天阿尔科特问孩子们，是不是喜欢他不谈良心和意识，只教石头、树木和发动机。皮博迪在一封信中如此描述学生对阿尔科特这一问题的反应：“一个男孩子站了起来。——啊‘他是多么懒的人，’连玩都懒得玩——那么多人都这么说。”还有几个勇敢的人说出了社区中人们的反对意见，并表示只要学习物质世界。但是，当阿尔科特先生告诉他们说再也不能给他们读《天路历程》和斯宾塞(因为这些著作涉及良心)的时候，他们的反对就崩溃了。“那么，阿尔科特先生说道，哪些人愿意学校跟现在一样充满对良心、上帝、意识和灵魂的思想和感情——以及我的惩罚、我那不讨人喜欢的吹毛求疵、大家自律还有自知的必要性等等等等？——他们全都站了起来‘鼓掌欢呼’。”(皮博迪1835年致伊丽莎白·戴维斯·布利斯[Elizabeth Davis Bliss]书)

皮博迪这一段简短的描述，也许只是想说明孩子们对阿尔科特的热爱，但同时也体现了他非凡的道德约束才能。对于阿尔科特教学中的这一方面，皮博迪越来越感到不舒服，这也是她在1836年春从学校辞职的原因之一。但是，到那时为止她早已完成了关于这所学校的第二本书。该书记录了阿尔科特在学校讨论福音书的一系列谈话。这些对话是在1835年10月10日星期六开始的，其用意既要说明阿尔科特的教学方法，同时又要将它们作为基督教真理的经验证明。正如皮博迪在这部两卷本记录的绪论中所指出的：“阿尔科特先生觉得，孩子们理应无所顾忌说出的东西，将通过显示其本质与耶稣本质的联系成为基督教证据的新准则。”意识的化身将承认用文字记录的精神，阿尔科特希望由此而产生的“少年的诠释”将成为“神在儿童心灵中的启示”。幼小的孩子的心灵中有了这些活生生的证据之后，唯一理教历史学术的精细结构——试图回溯到神迹最初的见证者——将会表明是很有必要的。

阿尔科特为组织自己的对话而选取《福音书》中的章节作为文本，并以老式福音书对照统一的方法安排，构成了耶稣生平的纪年叙述。他先选取《约翰福音》(John)开头的几章，然后是《路加福音》(Luke)中天使传报和耶稣降生的故事，并一直继续，直到第二卷末尾第50次谈话才引导孩子们转到《马太福音》(Matthew)第十二章和《马可福音》(Mark)的第三章。阿尔科特先向孩子们(6岁到12岁不等)大声地念一段选自《圣经》的章节，然后问他们喜欢哪一些，记住了哪一些。有时候他叫孩子们想象故事中的情景，并更多地叫他们思考和评论文本中涉及的事情。在大多数谈话结束的时候，他问孩子们是否明白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什么。

这样的方法本身听来已经够天真的了，但在阿尔科特的手中却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促使安德鲁斯·诺顿把这部已出版的书称做是“三分之一是荒诞不经，三分之一是亵渎神明，三分之一是污秽下流”。阿尔科特平静地坚信儿童的心灵中早已有了最崇高的哲学真理，这一信念使他努力用苏格拉底的方法去诱导儿童心中抽象的准则。由此而产生的对话(由于孩子们袭用他的词语，并带着越来越强烈的沮丧竭力猜测他的意思)听起来常常像是由一个特别残酷的荒诞派剧作家写就的。

波士顿人也许能够原谅阿尔科特那标新立异的教学方法，但他们就是不同意他将怀孕、生育和割礼这样一些话题拿来与孩子们公开进行讨论，就像讨论天使、神迹和耶稣的教诲一样。围绕这些话题的谈话常常很轻松也很好玩(比如一个侠肝义胆的小男孩就提出建议说，生育的痛苦应该由男人承受，“因为他们要强壮得多”)。这些谈话在如今的读者看来真是太天真太纯洁了，得要努力进行一番历史想象才能明白为什么当时的人会认为它们污秽下流。但是，到了1836年夏天，皮博迪非常担心会引来流言蜚语，于是她写信给阿尔科特，恳求他在书出版前将她对话文字稿中的一些内容删去。她甚至不希望人们知道她曾参与关于割礼的谈话，她还觉得，有一些谈话内容——如约西亚·昆西(Josiah Quincy)灵感突发，猜测婴儿的身体是“由于有人调皮”才形成的——应该全部删除。阿尔科特同意了她的第一个请求，但是却把她标出的可能引起危险或冒犯别人的内容以脚注形式全部印在书中，还冠以“编辑恢复”的标题——这自然更容易引起批评者的注意。

阿尔科特还把这部书看做是自己的著作，可实际上只有一篇编者前言和一个序言出自他的手，其余的跟《一所学校的记述》一样都是皮博迪的手笔。从《与孩子们谈福音书》的两个扉页上也足以看出这一点，第一个扉页上写着：“与/孩子们/谈/福音书；/阿·布朗森·阿尔科特先生/谈话并编撰。”这一页下面的一页格式相同：“阿尔科特先生的学校/所进行的/福音书谈话/记录；/揭示/人类文化的/教义和原理。”

《与孩子们谈福音书》第一卷卷首是一篇《记录者前言》(Recorder's Preface)(皮博迪撰写)、一篇《编者前言》(Editor's Preface)(阿尔科特撰写)和一篇《序言》(Introduction)(即阿尔科特于1836年夏撰写并单独作为小册子发表的《人类文化的教义和原理》[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Human Culture]，此时重印在书中，以作为他的教育哲学最明确的宣言)，这部长篇著作的其余部分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个案研究，它研究的是真诚的教育思想和不得不与之相适应的孩子们波动不定的策略。对于这位古怪的老师要他们讲的东西，孩子们有时候深感兴趣，但经常迷惑不解，偶尔也会顽固抵制。

皮博迪记录这些谈话，当然也参与了谈话(在书中她以“记录者”出现)，越到书的后面，她越多地与阿尔科特公开争辩，有时候甚至将他拉到一边，激烈地反对他的所作所为。到了书的后面，我们渐渐地清楚了她的艺术性。她准确地知道怎样可以使谈话既动人又好玩，她也就那样做出安排，因为读过她的书信的人都能看出，皮博迪是一个具有敏锐讽刺才能的人，而她为一个天真的改革家和一屋子受到鼓励坦率直言的孩子安排一系列对话，让她找到了丰富的幽默素材。

那些孩子全是经验主义者，其坚定程度可比洛克，怀疑心态直追休谟。大多数时候，他们顽固地拒绝阿尔科特把他们拖进绝对之中的企图。何况，他们是波士顿人，是波士顿市商人和专业精英的后代，他们看待世界的观点反映了他们父母的价值观。有一个男孩想象天使是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里造访约瑟夫的。皮博迪问他，一个拿撒勒的穷木匠怎么会有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男孩回答说：“破烂屋子天使是不会进来的，那不合适。”在这后面，皮博迪在括号内加了一个注：“谈了一阵以后，爱德华似乎觉得那些外部的富丽堂皇似乎也不特别适合天使，至少房间的装潢不适合。”当阿尔科特问及有没有学生崇拜金钱的时候，有两个男孩大胆地站了起来，招致了另一个小孩的讥笑，那个小孩还指出，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早就想知道，耶稣在圣殿内掀翻钱币兑换商的桌子以后，那些钱怎么样了。当阿尔科特问及一个男孩他生活中的使命是什么时，那个男孩立即回答说：“在卖油时利用我的灵魂。”

在讨论神迹以及人性与神性的关系等一些更为重要问题的谈话中，这种意志的冲突就更加强烈了。1837年早期这些谈话真正引起了媒体对阿尔科特的公开不满(甚至比关于生育和割礼的谈话还要严重)。公众的愤怒导致了对阿尔科特的诽谤和学校的瓦解。牧师们大光其火，因为阿尔科特侵犯了他们的领地。他们也深感震惊，因为唯一理教中总是潜伏着某些倾向——如相信人类可以达到完美——而阿尔科特却将这些倾向发挥到了唯一理教徒所不许可的程度，因此看起来很像是一种模仿讽刺。

在读到书中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愤慨的牧师和家长们其实应该高兴才对，因为孩子们实际上在顽强地抵制对神迹的攻击，如同抵制他们自己具有神性的说法一样。阿尔科特问，迦拿的水变成了酒，这个神迹是施行在客人的头脑中的，还是施行在水上的，一个名叫奥古斯丁的男孩回答说：“肯定是做了真酒，因为管宴席的尝了。”阿尔科特试图让他们把这一神迹看做“象征性”，可是当他问他们有多少人“认为耶稣真正地把水变成了酒”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阿尔科特又问，如果耶稣没有做出过别的神迹，他们会不会把这件事看成一件伟大的事迹。一个名叫威勒斯的男孩坦率地承认：“如果他没有做出过别的神迹，我会认为是耶稣自己把酒带来的。”与此相同，当阿尔科特问“你们有谁认为，如果你们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你们会成为上帝”时，只有一个名叫爱玛的女孩子勉强说她也许会成为“上帝的一部分”。这时候，皮博迪将阿尔科特拉到一边，生气地问他想干什么，他平静地回答说，他是“想弄清他们如何看待绝对与衍生之间的区别，如何看待人身上的神性，如何看待绝对在衍生中的象征这一观念”。他回头重新向学生提问，但孩子们依然故我，认为他们不管有没有身体，都没有上帝或是耶稣那样完美或是强大。

读完《与孩子们谈福音书》后会给人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仿佛爱默生将在次年夏天以在神学院的演讲引发的争论已经在阿尔科特的课堂里预演，在这里阿尔科特扮演爱默生，孩子们则是批判爱默生的那些唯一理教保守派的微缩版本。在第二卷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一个名叫查尔斯的男孩抱怨阿尔科特老是强迫他把上帝想成精神，又把精神想成是存在于内心。“我真希望，”他说，“您会同意我说上帝在天上，因为我喜欢把上帝想象成在天上，虽然我知道他在我的思想里，他激发我的思想。我喜欢有那么一个地方，那该有多纯，多蓝，多漂亮，还有那么多美丽的星星!”阿尔科特说：“可是，把外在形式误作思想本身，那是危险的。”查尔斯说：“哦，我想我不可能走那么远的。”

作为一种搜集一系列基督教新证据的方法，阿尔科特的教育方法似乎是要惨败的，因为他永远不可能说服孩子们接受他的信仰，而且，事实上，随着谈话的继续，孩子们与他的争执越来越多(这点跟记录者皮博迪一样——她后来离开了学校，结束了作为文书的工作)。但是，阿尔科特似乎对于孩子们的抵抗和他们的合作一样感到高兴。这部书的第一页是一张阿尔科特教室的插图——阿尔科特在一张桌前，孩子们则很古板地在离他有一些距离的地方排成一个半圆。在每一卷的结尾还有一张插图，画的是孩童耶稣在圣殿里教导长者的情景。在这两幅象征图中间的，就是自助的教育——自助最后似乎成了这部作品的真正主题，赋予了它力量也给予了它天真。

阿尔科特的评论家们却没有看到这些细微之处。阿尔科特在1836年12月的最后一周出版了《与孩子们谈福音书》的第一卷，并给所有的报社都寄了书，请他们评论。新年一到，各报社就开始对他发起了猛烈攻击。阿尔科特的好友兼姐夫牧师塞缪尔·梅(Samuel May)曾写信警告阿尔科特，说唯一理教教会会讨厌此书，因为它过于明白地点出了他们的教义的目标。梅没有说错。学生家长开始让孩子们退学。到1837年夏，只剩下了11名学生。

1836年秋，玛格里特·富勒接替了伊丽莎白·皮博迪的工作，成为阿尔科特的助手(她教授法语和拉丁语，并记录阿尔科特计划出版的第三卷“谈话”)。此时，她发现自己应该为阿尔科特辩护。那年夏天，她的朋友、英国改革家哈里叶特·马蒂诺送给她一本作者签名的《美国社会》。马蒂诺从来没有去过阿尔科特的学校，只是从恶意批评者那儿听说过一些，但他却在这本书中对阿尔科特的学校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富勒驳斥了她那“毫无节制的长篇指责”，并辩护说阿尔科特是一个“真挚、高尚的人，是一个慈善家。作为一个真挚、高尚也是慈善家的女人，本应高兴地尊重礼待这样的人”(富勒大约于1837年11月致马蒂诺的书信)。

然而，超验主义朋友的情感支持并不能拯救阿尔科特的学校。学校里只剩下了五六个学生。学校艰难地继续苦撑了一年，最后终于关门了。之后，阿尔科特接受了一份在波士顿南区为穷人的孩子教书的工作。到了那个学校，阿尔科特以其特有的对于原则的忠诚，不顾其他学生家长的反对，拒绝让学校唯一的一个黑人学生退学，因此，这个学校也关门了结了。1836年，超验主义产生了几部经典著作，它也造就了阿尔科特这个殉道者。它已经准备好要发391动进攻了

[1]朱迪亚(Judea)：古代罗马所统治的巴勒斯坦南部。——译注

5 成规与运动

1837年初，超验主义者开始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一帮急于逃避传统唯一理教协会的谨小慎微、追求言论自由的年轻牧师。1836年的宣言已经使人们将这些作家视为一个群体。现在，由于保守派开始撰写愤怒的评论，提醒人们警惕哲学和宗教“新学派”的错误思想，海吉俱乐部的成员突然发觉自己的地位已经提升成为叛逆者了。

布朗森·阿尔科特受到的攻击最为猛烈，但是到了1月底，爱默生也发现自己成了保守派攻击的靶子。在1837年1月号的《基督教观察家》上，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鲍温(Francis Bowen)的年轻哈佛导师借评论《论自然》之机，攻击了整个超验主义的自大态度和蒙昧主义。鲍温在评论《论自然》时还是非常有洞察力的：他注意到，爱默生对撒克逊语言的热爱和矫揉造作的感伤，是对“受强迫的尊严和不自然的崇高”的一种抗议；他宣称，作品后半部分突然转向，爱默生原来教我们崇敬热爱自然，后面却突然给了宇宙“背后一击”，这使他摸不着头脑。

然而，鲍温对《论自然》“优美的文字和严密的哲学”的称赞在他考虑书中一条教义的时候，马上就转变成了谴责。《论自然》崇拜直觉，并将其视做精神问题上唯一值得信赖的向导。鲍温觉得这种思想是危险的。他同意数学公理必须用直觉掌握，但他无法与爱默生一样草率地得出结论说直觉能够掌握“人类生存和命运最深奥、最高级的命题”。这一区别非常重要。将意识分裂成两个不能互相交流的部分，就断绝了理性基督教的希望，给可怕的顽固宗教观念充斥社会提供了可能。除非我们愿意同意一点，即“上帝存在的观点，或是灵魂非物质性的观点，是由发现和证明欧几里得命题的同样的意识力量所证明的”，否则我们无法抵挡教条主义和褊狭排斥。鲍温说，超验主义者实际上早已在用宗教派别的自大傲慢态度讲话了：

他们从神思玄想的高度，带着愚蠢的自满和怜悯傲视普通大众，傲视无知之人和有知之人，傲视学生和老师，如果有谁胆敢质疑这些感觉的依据，马上就会被他们冠以最具羞辱性的称号，而这些都可以在英语或超验主义者的语言中找到。

爱默生对于这种批评所做出的回答是激烈地重申他原来的信条。他在梅森尼克圣堂做了一次题为《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的系列讲座，在该系列讲座的第十讲《伦理》(Ethics， 1837年2月16日)中，他提醒听众，他一直向他们推荐的作为一切美德的源头自我信赖，“不是信赖人类自己的奇思怪想或傲慢自负，仿佛他与别人割断了关系，完全独立行事似的，而是这样一种认识，与宇宙同等的意识通过个人的本质而向他自己开放”。

爱默生说这些话时的条件似乎象征了他所相信的互相联系的观念。自从1833年从欧洲回国以后，爱默生的学术讲座就一直受人欢迎。听众给当地的讲堂付一笔听讲费，买一张长期门票，就可以听一个系列的讲座，内容各式各样，有博物学、传记、文学、历史、旅游等。1836年，他从讲座所得的酬金几乎与他在唯一理教教堂“代理”布道之所得相等。

爱默生觉得做讲座非常愉快。他可以讲任何自己喜欢讲的东西，还可以认为听众来听讲是由于受到渴望的驱使，而不是像教堂会众那样由于义务和习俗的逼迫。但是，讲演人仍然需等待讲座组织者的邀请，还得与他们就报酬和演讲题目进行商谈。不过，一个独立讲演人则可以自行组织讲座——租一个演讲厅，印票卖票，写好讲稿，进行演讲——赚的钱比讲座社团支付的那一点点酬金要多得多。当时的马萨诸塞州人渴望提高自身素养，却又缺少娱乐活动，因此对讲座的兴趣极大，以致(如一位研究讲座运动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从受人尊敬的哈佛教授，到颅相学者，到彻头彻尾的江湖庸医，都可以租一个演讲厅，卖出票子，并希望能挣得不少的收入”。1836年秋，爱默生决定试一试这种独立演讲。他宣布于12月举行总题为《历史哲学》的十二讲系列讲座，然后在梅森尼克圣堂租了一个房间，自己写广告，通过一家书店售票(全系列2美元)。

1836—1837年冬天，平均每次约有350人参加爱默生在梅森尼克圣堂举行的12次讲座。付清费用，他还剩余350美元——证明他耐心地在他的“储蓄银行”(他对其日记的称呼)中存储的理性真理可以在知性王国里产生可观的红利。而且，原本为波士顿市场所写的讲座，还可以在其他城市重讲，或卖给小城镇的讲座社团。

对于爱默生而言，讲座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经济方面。21岁时，爱默生曾表示要有“辩才”，但直到目前为止，他的口才都是通过各种机构——教堂、讲座社团或是什么仪式上的讲台——才得以展示的。在梅森尼克圣堂，爱默生第一次发觉自己面前的听众来到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来听他讲话，他们没有退场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对听到的东西感兴趣。这对讲演者和听众都是一个极其兴奋的经历，这从早期听众尚存的记述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而这又提供了经验证据，证明了爱默生坚守一生的一个信条：一个坦率直言自己思想的人会说出普遍真理的。

当时，在超验主义俱乐部里自信心大增的并不只有爱默生一人。1837年1月中旬，乔治·里普利写信给康沃斯·弗朗西斯说，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翻译现代法国和德国的哲学、历史和神学著作。只要美国人依赖英国思想家，他们就不可能逃脱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圣经》阐释学中的或然推理。让美国人能够读到重要的外国著作，就能让他们看到，在盎格鲁—美利坚传统以外，还有一个思想的世界。这项浩大的工程最终达到了14卷，里普利为这项工程取名为“外国标准文学样本”(Specimens of Standard Literature)——说“标准”，是因为他希望人们知道，在美国人看来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别的地方却恰恰是典范。

但是，美国的情绪即将改变。美国经过了一个快速扩张和经济增长的时期，其繁荣期即将结束。失控的金融投机导致地价飞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于前一年夏天宣布政府出售公有土地时只接受硬币。投机者突然都想将纸币换成硬币，通货随之迅速紧缩，引发了金融恐慌。到了1837年3月，马丁·范·布伦接任总统的时候，银行和商行开始崩溃。5月，纽约的银行停止兑付硬币，许多银行倒闭，商行和工厂关门。伴随日用必需品价格翻番，工资几乎减半的城市薪金工人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自耕自给的农夫和有农场的工人靠着自己生产的食品安然渡过了难关，而大城市里的薪金工人却经受了极为痛苦的煎熬。

出任教职使里普利和奥立斯蒂斯·布朗森这两位超验主义者有机会直接接触城市贫民，他们看到的痛苦景象开始深深触动了他们。里普利对当时的经济体制不再抱有幻想，最后使他辞去了教职，建立了布鲁克农场(Brook)，意在替代失控的资本主义自我毁灭性的剥削。布朗森哀叹商业的崩溃。1837年5月，他给他的教堂会众做了一次布道，讲的是《圣经》中的一段文字：“巴比伦行将倾覆，地上的客商也要为她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物品了。”他认为巴比伦就是驱动当前体制运行的“逐利精神”，当前经济的崩溃预言了它的倾覆。布朗森认为，资本主义什么都不生产，它只是掠夺别人生产的东西。过去的唯一理教对穷人问题的回答——鼓励他们通过教育和勤奋在世界上“站起来”——只不过是把他们从被剥削者变成剥削者而已。伴随剥削阶级财富的增长，穷人的苦痛也增加起来，阶级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一方或另一方被消灭以后，战争才能结束。”但是，上帝向贫穷者和被剥夺者许诺了胜利，当“普遍欺骗和不公正的制度”被推翻以后，“人民”将负责让公正行道。

爱默生对金融崩溃的反应迥然不同。1837年经济大恐慌开始的时候，爱默生本能地同情失败的商人，而不是由于商人的失败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他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及这次危机，就表达了对刚刚焚毁新奥尔良证券交易所的那种暴民暴力的担心。但不久，他在相对安全的康科德论述城市金融衰败时，言语中悄悄潜入了另外一种调子：

看哪，曾经夸耀一时的世界如今一无所有。谨慎本身已智穷计尽。曾几何时，骄傲、节俭和功利极尽嘲讽讥笑之能事，叽叽喳喳，得意洋洋，与被他们称之为哲学和爱的美梦一起寻欢作乐——可看哪，如今他们却无精打采，只有灵魂依然昂首挺胸，不屈不挠。

使爱默生满心欢喜的是，道富银行(State Street)[1]提醒他尊重的这个世界——这个“实实在在”、节俭、谨慎、折中、利己的世界——就像放账过多的银行一样垮了。阿尔科特邀请爱默生代他在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市(Providence)一所新学校的开学典礼上讲话，爱默生作了一篇《关于教育的发言》(Address on Education)的演讲。这篇发言成了对金融崩溃在社会中心所暴露的“巨大空虚”的抨击。跟布朗森一样，爱默生认为“世界所患之病”是“疯狂的保守思想”，但是，爱默生在他周围的世界所看到的斗争不是特权阶级和无权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斗争。布朗森直面当前世界，看到了贪婪；而爱默生则看到了恐惧——他看到了“那种害怕变化、害怕思想的极端怀疑态度”。

人们可能会想，爱默生这样将冲突精神化，是不是想逃避自己那年冬天早些时候在一篇题为《论政治》(Politics)的演讲中提出的一个清醒而智慧的论点：政治力量永远来自财产。如果说保守派疯狂了，那是因为金融恐慌威胁到了他们的财产及其带来的权力，而不是因为威胁到了他们的习惯或是他们对世界的观念。以暂时的对抗取代阶级对抗，掩盖了这一铁定的事实，而且使目前的冲突似乎能够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个充满希望的结果——因为，过去什么时候曾击败过未来？爱默生拒绝将历史矛盾视为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这就使他能够高踞于当时的情形之上，而这又感觉像是一种力量。“让我重新开始。让我教导有限认识它的主人。让我上升至我的命运之上，自上而下影响这个世界。”

不久，他就有了第一次机会。哈佛的希腊文教授科涅琉斯·费尔敦(Cornelius Felton)于6月底写信给爱默生，邀请他在8月的哈佛毕业典礼周上给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作每年一次的发言。英国作家哈里叶特·马蒂诺曾于两年前参加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会议，哈佛的懒散与特权气氛和她所听到的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发言使她大感震惊：“在一个以社会平等为信念、以普遍自治为关系准则的民族中，”居然听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轻蔑言论，而且自信十足，仿佛他们生活在俄国或英国似的”。应该承认，美国学者的美德观念是由欧洲的贵族文学形成的，但是，马蒂诺仍然感到吃惊：“在一个共和国里，居然如此傲慢自负，对多数人的藐视居然决断到了可笑的程度。”

到此时为止，爱默生讲话的主题——美国缺乏本土的文学传统——已经为人熟知了。在革命后的美国，关于没有美国文学的解释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其自身就可以成为一种文学类型。《论美国学者》的力量来自几种比褊狭的自卑感更为强大的力量融合。爱默生在哈佛读书时的孤独与无聊此时仍历历在目，剑桥宗教界对阿尔科特的无情挞伐和抛弃令他无比愤怒，弗朗西斯·鲍温最近对他的鞭笞使他耿耿于怀，这些都促使他急于要戳穿邀请他来为其毕业典礼增光的学院的自负。同时，最近系列讲座的成功给他带来了骄傲，而且，在总体金融崩溃的形势下，他身边国家大街的商业像玻璃大厦一般全部粉碎坍塌，使他感到几乎无可抑制的喜悦，这些都给了他一种预言家般的信念，使他坚信自己对历史的解读是正确的。因此，《论美国学者》虽然写于全国性危机的时期，却几乎通篇充满了一种振奋的情绪。爱默生在发言中坚信，接受启蒙的头脑可以使自然和传统都通体透明，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有一个学术机构支持的话，以德国为样板的本土人文主义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爱默生同时又提出了一个精明的忠告，教人们如何汲取以往文学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又不被在其面前的自卑感压垮，这标志着美国文学史现代阶段的开始。

演讲开头承认了外国批评家一直乐此不疲的断言——即美国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知识传统，这个大洲“懒散的智力”所产出的充其量不过是“卖弄机械的技巧”。但是，这种讥讽美国愚笨的观点很快就让位于美国学者所应具有的形象：“思考的人”。这个英雄形象无畏于自然循环过程中所包含的力量，他以专横的类分本能与之对抗——他透过现象，删繁就简，激励他的是坚定的信念：自然万物“有着一种规律，那也是人类意识的规律”。

这种信念，在美国学者面对更令人胆怯的永恒规律的化身——“过去的思想”——时，应能给予其勇气。天才撰写的著作有一种倾向，就是使读者偏离其自己的轨道，使他成为“卫星而不是天体系统”。他必须自己成为一个创造者，以此来抵御这种引力；他只应该用书来激发自己的思想，而且只应该在书中寻找那些他自己几乎已经说出的话。这样他就将主人转变成了仆人，使别人的话成了打开他自己思想的钥匙，从而得以认识自己。这就是“创造性阅读”，没有它就没有“创作”这一以财富带回财富、带来无穷收益的职业。“当意识受到努力和创造支持的时候，不管我们读什么书，每一页都放射出光芒，尽显出多重意义。”这种“自信”，这种爱默生真正唯一关心的美德，将治愈文学模仿的毛病，正如它会治愈更为危险、已经在别的领域彰显其影响的毛病一样。

爱默生发表《论美国学者》的演说后不到一个月，仿佛为了给这种自信的英雄气概提供生动的例子，一系列事件在一个遥远的州发生了。在伊利诺斯州的奥尔顿，一群暴徒冲进《奥尔顿观察家报》(Alton Observer)编辑爱利亚·拉福吉尔(Elijah Lovejoy)的办公室砸毁了他的印刷机。由于拉福吉尔抨击蓄奴制和私刑，反对他的人已经砸毁他几台印刷机；9月21日砸毁的已经是第三台了。拉福吉尔毫不畏惧，又订购了第四台。当奥尔顿的头面人物劝他不要再印刷出版并劝他离开奥尔顿时，他回答说他对上帝的惧怕超过对人的惧怕。第四台印刷机于11月6日用内河航船运到，在半夜里偷偷卸到岸上，由拉福吉尔的朋友看护。但是，一群暴民在第二天晚上袭击了报社，他们被拉福吉尔的保卫击退后又杀了回来，想在屋顶上放火。在枪声暂停的时候，拉福吉尔走出去看暴徒去了哪里，结果胸部被子弹洞穿身亡。

根据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约翰·杰伊·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1862—1933)的说法，“除了约翰·布朗的暴动外，再没有什么像拉福吉尔被杀的事件那样震动了整个大陆，或者说震惊了北方，促使他们明白并促使他们抵制蓄奴制的蔓延。”一个月后，在法纳尔大厅(Faneuil Hall)为拉福吉尔举行了悼念仪式，在题为《英雄主义》(Heroism)的演讲中，爱默生一反常态，盛赞以死捍卫言论自由的“勇敢的拉福吉尔”。爱默生如此颂扬像拉福吉尔这样的无畏反抗精神，促使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写信给玛格里特·富勒，赞扬了他对“必需的真理”的执著精神。克拉克在路易斯维尔市(Louisville)写信给富勒，这样谈到了爱默生：“在这个模仿和怜悯盛行的时代，他主张依赖自我；在我们都溶化在一起成为大众的时候，他捍卫个人。”(克拉克致富勒，1838年3月29日)

然而，奥立斯蒂斯·布朗森仍然不相信，在这样一个穷困的时期，个人所需要的仅仅是言论自由。布朗森迈出了令人震惊的一步(反正对大多数超验主义者而言是令人震惊的)，加入了民主党，并在1837—1838年冬创办了自己的杂志《波士顿季刊评论》(BostonQuarterly Review)。布朗森想为自己横溢的精力寻找一个倾泻之所。正如讲台上交替出现的诱惑与挑战适合爱默生一样，书面辩论的逼人气势正好适合布朗森的气质。在杂志的第一期上，布朗森坦率承认，虽然不曾有哪一份唯一理教的杂志拒绝发表他的作品，但仅是将他的作品交送他人，他们可能会对此进行审查，这里面本身就有卑躬屈膝的成分，对此他再也不能容忍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波士顿季刊评论》是爱默生自信信条的一个光辉例子。正如里普利后来指出的那样，“办这份杂志的只有一个人，没有朋友的合作，也没有外来的赞助”，而且大多数文章也都由布朗森自己撰写。但是，布朗森所受的政治教育使他并不停留在自我信赖这一点上，他认为，仅有自我信赖解决不了城市的贫困问题。他曾经在邦克山的一次民主党群众集会上向1000名听众作过一次独立纪念日演说，现在他公开宣布同情纽约民主党激进派。纽约民主党激进派是民主党中最为激进的，他们拥护宣布遗产继承为非法的方案，也拥护将政府土地无偿分配给贫穷移民的计划。在坎顿教书时曾在布朗森家搭伙的亨利·戴维·梭罗写信给他，主动表示对《波士顿季刊评论》的高度赞扬。但是，超验主义俱乐部中一些年长的成员对布朗森参加政党深感不安，因为这个政党蔑视高尚的文化，惯用迎合大众所好的政治伎俩，不但使保守的唯一理教批评家深感厌恶，也使他们颇为反感。

在此后的数年里，都可以感觉到这个不端行为所引起的紧张状态带来的震动。超验主义绝对信仰完整的精神直觉真理；当这些直觉真理与已经确立的制度相对立时，超验主义就显得异常革命。但是，超验主义不懈地追求精神利益，并从而蔑视知性世界，因此，当改革者试图赈济饥民或是解放奴隶的时候，超验主义几乎根本不可能直接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一运动所助长的淡泊无为和它所鼓励的自我专注有利于业已存在的制度，甚至有利于超验主义者批判的制度。而且，有效的政治行为所必需的团体原则是超验主义者深深厌恶的，因为在折中和谈判中必然不会有完全的诚挚。拉福吉尔(还有后来的约翰·布朗)一类的孤胆英雄永远都合乎爱默生的想象；拉选票者和社团组织者则使他感到厌恶。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任何社团都迟早会有强制的做法和伪善的言词，而强制别人遵循改革者的意志只不过是以恐怖替代邪恶。但是，慈善家们真诚的工作困扰着他的良心，尽管他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像考狄利娅(Cordelia)那样矢志不渝地爱着自己的职责”的人，并以此驱赶自己心头的疑惑，他还是承认，当改革者们发出召唤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种耻辱，这最好地证明了他们对他实实在在有所要求。

虽然自己与别的改革者不同，但爱默生一直坚持他也是一个改革者，是一个去探望被囚禁的心灵、带去获释消息的改革者。他的话确实极大地影响了他所选择的听众，尤其是最初的超验主义者开始赢得的年轻一代的信徒。但是，超验主义者所激起的激情并不总是可以得到控制的。这一点不久就将由哈佛一位年轻的希腊文导师所证明。琼斯·威利(Jones Vary， 1813—1880)的父亲是萨莱姆的一位海船船长，他的母亲是一位思想自由、言辞尖利的妇女，她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从不吝于表达她的怀疑。1837年春，威利即将结束在哈佛神学院一年级的学习。在研究神学期间，他在自己一年前刚刚毕业的哈佛神学院给一年级学生做希腊文导师以维持生活。

威利比爱默生小10岁，但很晚才入哈佛，他那一班(1836)毕业的时候比爱默生的那一班整整晚了15年。但是，如果说威利属于不同一代的话，但他的大学经历却遵循着一种熟悉的模式。他学了要求学习的课程，同时沉浸在诗歌中，他极为腼腆、好学，一心想在文学上扬名。他早年迷恋拜伦，后来转而崇拜华兹华斯、科勒律治和“德国人”——歌德、席勒和施莱格尔。维克多·库辛介绍他接触了源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他在学院的最后一年，为参加鲍登奖比赛而递交了一篇题为《有什么理由不再指望产生一部伟大的史诗？》(What Reasons Are There for Not Expecting Another Great Epic Poem？)的长文(后获奖)。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基督教的出现，使传统的题材变得不再重要，因而使得史诗不可能再产生。基督教“将行动场景从外部世界转移到内心世界之中”，从而将个人的意识变成了一切重要行动的场所。威利不但毫不为传统史诗的死亡而感到哀伤，反而欢呼它是“灵魂进步最伟大的证明——也是灵魂走向那一状态的最伟大证明，那时灵魂的思想就是行动，灵魂的语言就是力量”。

威利自己的灵魂有时却受着痛苦的煎熬。他情绪不稳，经常周期性地感到精神抑郁，除此以外，他还感到自己经受着性欲的折磨(他到很晚才坦白)，这使他渴望精神的新生，以使自己的意志完全融入上帝的意志。经过几个月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后，他感到自己经历了一次“心灵的转变”，这给了他无比的欢乐。正如威利的一个同学注意到的那样，他心灵的转变与加尔文教徒的皈信极为相似，一种获得上帝挑选的感觉取代了令人无法承受的罪感。虽然威利决心不让自己有犯罪的机会，但是他心中的肉欲却不断抬头。他发了一个誓，不跟女人说话，甚至连看也不看——他把这个决定叫做“美的牺牲”。由于思想就是诱惑，诱惑就是罪孽，他决心断绝思想，消除一切个人意志的痕迹。

威利除去一切个人意志的痕迹的想法，大概是希望消除自己叛逆性的欲望，找到宁静。他驱使自己有了一种心醉神迷的神圣感。1836年秋，他在阅读爱默生的《论自然》一书时作了一些批注，其中早已清晰地显露出了他的这一改变的迹象。威利的传记作者指出，《论自然》中“唯心主义”一章是威利最感兴趣的，在这一章中，爱默生坚持认为，将大自然转化为意识便抛开了物质，就如同抛弃一具尸体一般。威利在爱默生的唯心主义中感到了一种天启的脉搏在跳动，并作了批注，频频提起《圣经·启示录》。在华兹华斯式的那句格言——“婴儿是永远的弥赛亚”——旁边，威利写下了“R12”。“R12”很可能指《启示录》第十二章，其中记载着一个身披日头的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按上帝的启示，这个男孩日后便是基督。爱默生天真地写到，乘马车或从两腿之间倒着看风景会带来“夹杂着敬畏的愉悦”，因为这暗示世界只是一种景观，而自我之中的某些东西才是稳定的。威利在这段文字旁边写了“Rev XX：II(《启示录》二十章第二节)”。那一节讲的是天与地在“一个坐在巨大的白色宝座上”的人面前消失。

1836到1837年，威利一边学习神学，一边指导哈佛一年级学生学习希腊文，他努力激发学生对他们所阅读的文学的兴趣，受到学生的欢迎(但教授们却不喜欢他)。他在学校里出了名，大家都知道他是古典语言教师中唯一坚持精确翻译的人。但他同时也注意激发学生对文学的热爱，他满怀激情地给他们讲莎士比亚和密尔顿，督促他们在所有的诗人对人性的真实再现之中去寻找道德教诲。他使文学变得引人入胜的才能被人广为传诵，到1837年冬，他应邀到马萨诸塞州萨莱姆作关于史诗的讲座。在那里，他引起了伊丽莎白·皮博迪(《与孩子们谈福音书》出版以后，她一气之下结束了在波士顿的教学生涯，回到了萨莱姆)的注意。皮博迪与他结成了朋友，她发现威利是“爱默生的热忱倾听者”，就写信给爱默生，力促他邀请威利到康科德开讲座。她还将威利介绍给纳森尼尔·霍桑。霍桑喜欢威利，但觉得他强烈的孤独感令人担心。

1838年4月4日，威利步行20英里，从萨莱姆来到康科德，作了《论史诗》(Epic Poetry)的讲座，并与爱默生一家共进晚餐。威利向爱默生倾谈了他关于诗歌尤其是关于莎士比亚(他相信自己与莎士比亚有一种完美的认同感)的种种理论。他还请爱默生在他那本《论自然》上题词。爱默生也觉得威利非常出众。几天后，威利跟几个哈佛的朋友一起又来到康科德，爱默生邀请他们全部去吃饭。年轻人身上的希望使爱默生重新觉得这个国家有了希望。1838年5月初，《论史诗》在《基督教观察家》上发表。同月，威利以爱默生客人的身份参加了超验主义俱乐部的讨论，当时讨论的主题是“神秘主义问题”。威利解释了自己“心灵的转变”的历程，并讲了所取得的部分成功，以及他继续为消除自私意欲所做出的努力。实际上，到1838年学年结束的时候，他开始感到自己身上有了好的变化，在职责方面已有了一种轻松自如的感觉，心里有了一种平和与满足。

爱默生这一年的春天却充满了苦恼，其中有些是他自找的。他仍然在东莱克星顿(East Lexington)担任代理牧师，但是很久以来，他一直想辞去这一职位，现在他开始正式着手寻找自己的接替者。同时，他对唯一理教组织的不满达到了新的高度。回到家中，他为康科德牧师巴齐莱·弗罗斯特(Barzilai Frost)的拙劣布道深感恼火。弗罗斯特是坎布里奇神学教学错误的一个扎眼例子。爱默生到弗罗斯特家中造访，参观了他的书房，发现书架上摆满一排排基督教历史考证学和“内心和外部证明”的种种著作，这使爱默生不寒而栗。一年前，爱默生的儿子华尔多受洗礼的时候，就是由弗罗斯特布道。那是一次令人沮丧的布道，弗罗斯特的声音“粗砺低沉且半是尖叫”，证明弗罗斯特根本没有学到牧师职业最重要的秘密——“将生活转化为真理”。

即使德高望重的里普利博士(即爱默生的教祖父，他平时很受爱默生的尊敬，被爱默生视为清教过去传统的继续)现在也使爱默生很不耐烦了。“今天下午是最愚蠢的布道——真是狗吠月亮。老头，闭嘴走开，这么大把年纪了，居然没有学到一点真理。”里普利博士记不起将眼镜放在什么地方时的困惑，使爱默生想起烂叶子底下的南瓜虫被突然暴露在光线下时那种愚蠢的瞪眼而视的表情。近视实际上也是官方教会的痼疾，他们死抱住历史证据的碎片，兢兢业业地撰写一部又一部的著作，企图证明上帝曾在地球上居住——而在他们的身边，神灵的显现是无时不在的。

7月，爱默生接到哈佛神学院毕业班的邀请，请他在这个小班级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爱默生起先不太情愿。坎布里奇的这些年轻人即将开始的正是他已经抛弃了的职业。但是，推动他接受邀请的力量超过了阻止他去演讲的力量。他早就憎恨“历史基督教”和作为其基础的陈旧的认识论；他对扑杀阿尔科特在学生心灵中寻找基督教新证据的天真努力的顽固思想感到非常愤怒；他越来越感觉到教会根本不可能给贫困者最近所遭受的痛苦提供解决的方法，也无法给受过教育的阶级长期的精神隐忧提供良药——对于这些阶级而言，先辈的信仰已经如冰消雪化一般无影无踪了；更为重要的是，他感到传统的布道形式正在将所有亟须得到拯救的教众赶走。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不由得爱默生愤慨不已，发出悲叹。

但是，爱默生于1838年7月15日在神学院所做的演讲却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的强烈的喜悦——他是演说家、文学家，是越来越多的年轻追随者的领袖。自从1832年辞去教职开始，他逐渐从唯一理教牧师的职责中脱身出来。最后，他放弃了东莱克星顿代理牧师的职位，完成了这一脱身过程。1838年2月，他曾写信给妻子，问他的行动是否让她难过。他这封语气调侃的信表明，在他的头脑中，正统的基督教与女性和东方的东西，与陈旧的东西难分彼此。“但是，看到这个刚愎自用的人剪断维系他与珍贵的牧师袍的最后几条线，看到这古老而遥远的犹太国黑与白的象征，东方丽迪安(Lidian)，我的巴勒斯坦，难道会不心伤吗？”比起自己的损失来，他更为关心妻子。他相信，演讲台要比任何教堂提供给他的布道都更有威力，而且更少阻碍。琼斯·威利等受其影响并且为他所喜欢的人的到来，使他觉得他在教会以外的布道也一定能让他有心灵的收获。

在神学院讲话的开头，爱默生表达了对自然的美和一个人的感情与思想向“道德情感”开放时所体会到的那种“更为神秘、更为甜美、更为强大的美”的崇拜。遵循这种情感所揭示的规律会使我们更加接近神性；实际上，心灵公正的人就是上帝，使“善归于其善性，恶归于其罪孽”。对于看到了规律力量的人，“世界、时间、空间、永恒确实似乎都洋溢着欢乐”。构成文明史的是对道德情感的不断理解，耶稣对世界的巨大影响来自他毫无保留、不折不扣地宣扬这种情感的坚定信心。但是，“历史”基督教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它神化了耶稣这个人，因此只不过是把自身降格为另一种古代近东的神秘宗教，一种“神话”，用其夸张的语言将耶稣描述成“半神半人，就像东方人或是希腊人对奥西里斯(Osiris)或是阿波罗的描述一样”。理智听见耶稣说“我是神”的时候会将它理解为劝告每一个灵魂去争取精神完美，而当知性听见同样的话时，就会说：“这是耶和华从天堂下来。如果你说他是人，我就杀了你。”

到此时为止，爱默生还没有真正丢开传统唯一理教对基督教堕落的说法，尽管他那激烈的言辞听起来倒不像钱宁，而更像卡莱尔。但是，他要脱离形式上的唯一理教而独立的宣言不仅仅是文体上的，这一点他很快就表达得非常清楚了。也许，最具有伤害性的是他对教堂势微的猛烈抨击。唯一理教协会成立才13年，各教区已经感到了信仰的丧失和虔诚的衰减。“哪里可以听到古时人们可以抛弃一切——父母妻儿、房屋土地——来聆听的话？”现在，公众的崇拜“已经丧失了对善的热爱和对恶的惧怕”。我们存在于自己的宗教中，就像农民活动于他们不曾创造的文明的废墟中一样。“我们教会的祷文，甚至教条，就像丹德拉人(Denderah)的黄道带和印度人的天文塔，与完整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活动中的一切完全隔绝。它们只是标明水曾经到达过的高度。”过去的公理会牧师在其教众中曾经拥有的力量已经消失了。“到了街上，他对乡村里大胆亵渎神明的人能说什么？他们从牧师的脸上、身上和步态中看到了惧怕。”

在这篇神学院讲话中冒出来的“乡村里大胆亵渎神明的人”并不能说是虚构。1838年3月至4月初，对一位名叫阿伯纳·尼兰德(Abner Kneeland，1774—1844)的颇难对付的自由思想家长达四年的艰难审讯将告结束。64岁的尼兰德最早是浸礼会教徒，后来入了普救派，并在普救派传道25年，最后接触到了罗伯特·欧文和弗朗西丝·赖特。1829年，他在纽约的一次讲座中宣称，他在最后考察了一遍基督教的证据后，已经拒信基督教(他后来出版的论述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十年中再版了六次)。1830年，他从纽约移居波士顿，负责波士顿的自由询问者第一协会(First Society of the Free Enquiers)。这个协会给了他一个正式的头衔：“自由询问者讲师”。他还在1830年创办了一份自由思想周刊《波士顿调查者》(Boston Investigator)，将它作为宣传理性主义、劳动阶级权利、废除蓄奴制、种族平等、妇女平等权利以及人口控制的阵地。

1833年，一期特别无所顾忌的《波士顿调查者》使尼兰德以亵渎神明的罪名被逮捕(此前他已因散发关于人口控制的著述而在监狱中度过了一些时间)。他早先在普救会中的一个同事要求他解释他怎么就跟他们不同，尼兰德说上帝是“想象出来的怪物”，他认定基督的故事“跟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一样是寓言和虚构”，并否定神迹和死者复活的真实性。由于1782年7月3日通过的一个法案明确规定亵渎上帝为有罪，可以由法律惩罚，尼兰德于1834年被判有罪。但是，一次次的上诉将案子无限期地拖了下来，波士顿自由派牧师中有许多重要人物担心，迫害一个行使自由言论权的人是不符合宪法的，不管他们觉得尼兰德或他的学说有多么令人憎恶。罗威尔《公告报》(Advertiser)称，这个案子是“对人权、利益、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同情心、真理、基督教和时代精神的粗暴践踏”。

与此同时，尼兰德受欢迎的程度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他在联邦街剧院的星期日礼拜式吸引了两千多名听众，并有同样多的人订阅《波士顿调查者》。尼兰德深得人心，令人警觉，也是乔治·里普利急于让奥立斯蒂斯·布朗森来波士顿地区的原因，因为在这儿，布朗森的劳动阶级背景和他对自由思想运动的熟谙或许可以帮助他重新赢得唯一理教中的上流人士很少能够接触到的那些阶级的信仰。

1838年4月，尼兰德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的要求被马萨诸塞州的检察长驳回；6月18日，他在成群的支持者的陪伴下，在县监狱开始了两个月的服刑。威廉·埃勒利·钱宁神父起草了一份要求豁免尼兰德的请愿书，在持同情态度的牧师中间传递。爱默生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钱宁的请愿书没有取得效果，尼兰德在波士顿的监狱中一直服刑到1838年8月17日才获释。在狱中，他给他的同胞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提醒他们，他为之服刑的，正是先辈们经过奋斗才赢取的自由。

尼兰德一案使每一个人都看到，公理会正在失去其对教民的吸引力。“在乡村，在城市居民区，用当地的话讲，许多教区有一半的人都‘退场’了。”爱默生于那年7月的某个晚上在神学院对他的听众这样说，“教会摇摇欲坠，其生命几乎全部终止”。为什么？为什么1805年或1815年时期的唯一理教徒们的信心那么快就让位给了自负，然后又让位给思想的僵化？唯一理教徒们没有看到他们死抱住“历史基督教”的经验证据，以此作为对抗顽固的宗派思想的方法，却致命地伤害了他们本想保护的信仰。“人们谈论启示的时候，似乎那已是很久以前所发生和完成的东西，仿佛上帝已经死去。对信仰的伤害使牧师窒息，最优秀的公共机构变成了一种犹豫迟疑、含糊不清的声音。”将基督当做一个半人半神崇拜，意味着认为美德和真理早就“被独占”了。更糟的是，鼓励我们相信基督教教义的方法——对神迹的报告——却有辱我们作为精神生物的尊严。“企图以神迹使人皈信，那是对灵魂的亵渎。”

这最后一句断言的结果导致了最具爆炸性的争论，而且它还有助于让人记住是什么问题到了危险的境地。传统的唯一理教徒把《新约》中所记载的神迹看做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在此精神世界爆发而为普通的感官认识世界，并且会产生感官可以感知的效果。神迹可以通过经验验证，具有普遍说服力——在一个理性概念来自经验科学、人性概念来自启蒙运动普及的时代，这两者的结合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如果认为神迹是不可验证或是不重要的东西，就是降低了信仰，将它归入了个人灵魂完全私人的世界，将它归入了不稳定的与上帝的“接触”，这种“接触”是不确定的，是反复无常的，也是危险的。神迹就像牛顿的定律，只是比牛顿的定律更好。神迹证明了一种超越自然但可以通过自然接近的力量，证明了时间与空间组织中的小孔——永恒的力量曾经通过这些小孔泄露给人类。

爱默生曾经读过休谟对神迹证明可信性的抨击，他发现休谟的抨击本身无可辩驳。他发现，上帝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在自我中发现，因此他感到自己已经得到了解放，已经不再需要此类经验证明。现在，他开始用灵魂而不是通过教堂传道，以此寻找宣布这一幸福消息的方法。爱默生目光前瞻，看到的救世主是一个尚未显身的英雄；他不是回首后顾而看到拿撒勒的耶稣。“那么，让人们在灵魂中寻求救赎吧。哪里来了人，哪里就有革命。旧事物是给奴隶的。人来了，所有的书就会清晰可读，所有的事物就会透明，所有的宗教也都会成形。他虔诚信教。人能创造奇迹。他见于神迹之中。”这位新教师到来的时候，将以新的权威宣讲道德准则，这一道德准则不是来自神迹和预言，也不是来自手稿和证词，而是从他“以纯净的心灵看到引力定律特性”的能力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爱默生在神学院的讲话实际上很有煽动性，但是，爱默生自己是否知道这一点，很难从现有的材料中得到证明。他在演讲之日前后所写的日记和书信并没有透露什么火药味；他脑子中思考得更多的似乎是定于数日后在达特茅斯学院进行的《文学伦理》(Literary Ethics)演讲。从达特茅斯学院回来的时候，他发现有小亨利·威尔的一封信。小亨利·威尔曾是爱默生在波士顿第二教堂的前任，现在是神学院布道演讲和牧师指导教授。在爱默生发表演讲的时候，威尔是听众之一，并在演讲后与其进行讨论，他发现根本没有可能与爱默生讨论其中的某些观点。

爱默生于8月27日发表神学院的演讲后，安德鲁斯·诺顿勃然大怒，与此相比，威尔温和的责难实在算不上什么。诺顿等不得《基督教观察家》这样的季刊出刊，便迫不及待地在《波士顿每日公告报》(Boston Daily Advertiser)(该报最近称赞了对阿伯纳·尼兰德进行的判决)上发表了他的评论。诺顿的文章《文学与宗教的新学派》(The New School i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抨击了整个超验主义运动的傲慢与放肆，也抨击了超验主义运动的外国鼻祖——“德国形而上学的炒作者”库辛和“那个超德国化的英国人卡莱尔”。超验主义空想家们宣告了一个具有光辉转变的崭新未来，但却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到达这一未来；他们提出了关于直觉的信念，而且认为那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使用新语汇和“粗暴鄙俗”的隐喻，使语言越来越蛮化。对于他们的自信，诺顿表示了强烈的鄙视。但是，他将猛烈的抨击特别留给了爱默生及其神学院讲话和居然邀请他来当着他们的面侮辱宗教的毕业班。任何一个同意爱默生观点的牧师都是对其所任职来宣扬的宗教的威胁，这一情形同样是“灾难性的、令人震惊的”。

诺顿的文章在《波士顿每日公告报》发表三天之后，爱默生参加了同一个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会议——一年前爱默生曾在该学会的庆祝活动中发表《论美国学者》的演讲。从他第二天的日记里震惊不已的语调中，可以看出他发现自己成了人们恶意以待的对象。“昨日参加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周年庆典。镇定些，镇定些。……那些年轻人，还有他们那颇似成人般对憎厌情绪的暗示，以及不久就会在社会中碰到的令人讨厌的面孔。我说：不!我根本不怕。”但他实际上是怕的，而且原因非常明显。那一年的春天他已经永远离开了牧师的行列，现在，即使他希望重新担任牧师，也不会再有哪个唯一理教教区愿意聘用他。现在，他的至少一半收入来自于演讲门票，这依赖于人们对他的喜爱。阿尔科特的严峻例子提醒他，违背大众趣味的人会有什么结果。难道爱默生愿意在宣布冬季的讲座计划后却发现票子卖不出去吗？在日记中，他满怀愁绪地记下了自己对经济自足的思考，这预示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实验：“看来一个人得学会钓鱼、种庄稼、打猎，如此方可在摒弃于社会之外时维持生计，而不至于使亲友痛苦。”

9月，小亨利·威尔做了一次题为《神的人性》(The Personality of the Deity)的布道，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驳斥爱默生冰冷的非人性一神论。威尔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不想被扔进一个没有爱的宇宙之中，我们就得将上帝看做是我们的创造者。威尔将这篇布道文寄给了爱默生，请他作评论，爱默生则在回信中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面对责难，我无法解释。”爱默生写道：

您残酷地暗示，我的立场基于某些“论据”，可我不可能告诉您我的任何“论据”，因为我承认我不知道在表达思想时论据是什么含义。我只是高兴说出我的想法，但您要是问我我怎么敢这样说，或是问我为什么是这样，那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是凡人中最无能为力的一个。

但是，在爱默生几近矫揉造作的淡漠伪装下掩盖着的是真正的焦虑。这一点从他那个时期的日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镇定些，镇定些!”这样的告诫(爱默生给予自己的)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然而，爱默生终究没有卷入他的神学院讲话所激起的纷争之中，部分是由于原则，部分是由于一种想象自我保护的深层本能。爱默生觉得，一旦对手得以迫使你将时间浪费在招架和躲避之上，他就已经赢了，因为你是受上帝派遣来传播福音的，而他却已经分散了你传播福音的精力。当时他也许有过与人辩论的想法，但很快都被他的第二任妻子丽迪安(即丽迪亚·杰克逊·爱默生[Lydia Jackson Emerson])打消了。爱默生告诉她说，他有很好的话要对自己的批评家们说，不说就可惜了，这时丽迪安回答道：“可是保持沉默也有其价值呀。”

在这一危难时刻，爱默生并不乏为其辩护的人，尽管其中的一些他其实并不需要。尼兰德的一个拥护者在《波士顿调查者》上称赞爱默生为志同道合的“自由询问者”，后来，尼兰德也亲自说了一些赞扬爱默生的话。布朗森则在1838年10月号的《波士顿季刊评论》上抗议横加在爱默生头上的谩骂(虽然他自己对神学院讲话的批评几乎比诺顿的还要严厉)。布朗森接着将注意力转到了诺顿的论文《福音书真实性之证明》(The Evidences of the Genuineness of the Gospels)上，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认为这篇文章荒诞不经。诺顿“历史基督教”的假设只是一切失败后的行动，除此而外还能是什么？实际上，诺顿的论点是：“宗教真理从来不是从人类思想中自然产生的；上帝对人类心灵没有做出任何启示；除了一个死而复生、由上天特赐智慧使其成为我们导师的人从外部给予我们的教导以外，我们对于宗教一无所知。”诺顿认为，如果上帝的信使不施行神迹，我们甚至无从识别他们，因为如果没有神迹，我们就不可能区分他们是来自天堂还是来自地狱。因此，描述信使的记录就成了我们与神的唯一联系，没有它们，我们就被“投入了午夜的黑暗之中”，投入了任何理性或信念的光辉都不可能照亮的黑暗之中。

同时，爱默生宽慰地发现，波士顿和纽约的市民愿意“容许精神自由”，而且，尽管爱默生被人冠以异端之名，他们还是愿意购买他冬季系列讲座的门票。他有理由高兴，因为至少他没有在对立意见面前放弃信仰，而且，在大自然的安慰下，他甚至得以忘却自己曾经被人“撰文批评”过(他在日记中给这几个字划了底线)。但是，1838年秋开始的令人不安的一幕，使爱默生感到以太多的热情接受他的哲学观的信徒倒比憎恨他的哲学观的保守派更具威胁。

1838年9月，琼斯·威利开始了他在哈佛任希腊文导师的第三年。威利一直关注学生的生活，但现在他的精神劝诫变得更加强烈了。他告诉学生，要让自己的意志完全服从上帝，然后根据良心的提示行动，这样上帝就会长驻他们的心中。这样的劝诫在安德沃这样的正统神学院里或许不会显得很古怪，但是在哈佛，人们纷传威利发了疯。9月13日，威利感觉到自己心中发生了变化。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的叙述，他完成了自己一直在敦促学生去完成的“与基督认同”。虽然这种完全认同的感觉强度变化不一，但威利感受到一种冲动，他要宣布基督即将降临。

威利拜访了小亨利·威尔，并称他要宣讲对《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理解。威尔叫他不要讲，威利就谴责他不遵循上帝的意志。威尔继续反对，威利就失望地大叫大嚷。根据一个学生的记述，威利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对他的一组希腊文学生宣布说“他是不可能出错的，因为他是上帝的人，他超出周围所有的世人”，然后高声地念了他原想向威尔解释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中的一节：“逃到山上去吧，因为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了。”那天晚上他参加了神学院辩论俱乐部的活动，并平静地宣布，因为“圣灵在他心中说话”，因此他所说的任何话都是“永恒的真理”。

这时候，哈佛校长约西亚·昆西进行了干预，他召来威利的弟弟华盛顿(在哈佛读一年级)，将威利送回了萨莱姆的家中。离开哈佛前，威利给爱默生寄去了最近完成的一篇论莎士比亚的文章和一封信。在信中，威利叫爱默生为他感到高兴并感谢上帝，因为天父和基督已经将他收到了他们身边。“我感到在今天‘上帝的居所在人身上，他将与他们同住，他们将是他的人。’”在萨莱姆，威利继续劝人改变信仰。他去拜访了伊丽莎白·皮博迪，宣称他是“耶稣复临”，提出要用火为皮博迪施洗礼，使皮博迪震惊不已。他还拜访了几个牧师，他们比皮博迪要粗鲁多了，其中有一个很生气地提出要看看威利施行神迹来验证他的使命，还有一个把他赶出了家门，另外有一个——此人是安德鲁斯·诺顿的好友和超验主义者的敌人——发誓要用强力把他关进查尔斯敦的麦克林精神病院，而且他也的确将这一威胁付诸了实施。

伊丽莎白·皮博迪对威利精神失常的病因做出了一种推测，认为可能是由于他“企图从绝对精神的立场来看待事物而用脑过度”。现代临床医生更可能诊断为极度狂躁。威利从轻度兴奋急速转变为过度兴奋；他那么快就确信自己是神；他情绪极端不稳，遇到挫折时突然暴怒；他在进疯人院之前和之后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些全是可以辨认的狂躁症症状。但是，威利在入院前一天给皮博迪的对开纸十四行诗稿一点都不像大多数作家在癫狂状态下写出的东西那样互不关联、不可理解、毫不连贯。相反，那些十四行诗组织严密，形式准确，从其严密的结构和高度的精神性来看，它们很像是超验主义者钦慕的17世纪英国宗教诗歌。

威利入院一个月后，麦克林精神病院的医生决定让他出院，因为医生觉得虽然他仍然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但他对己对人都没有危险(据说威利走的时候其他病人还向他表示感谢。)威利这时候决心去拜访爱默生，当他被哈佛辞退时他就想去见爱默生了。他到康科德对爱默生作了近一个星期的造访，此次造访既亲密又令人不安。爱默生先是发现威利远没有预料的那样“疯”；他觉得威利说的关于社会、教会和学院的话都“绝对公正”。在一次主日学校教师在爱默生家中举行的聚会上，威利向主持牧师发难，“使他对让他坐在那儿大谈他一无所知的东西的神的慈爱感到惊讶不已”。这个时候，爱默生感到非常欣喜，他说威利让那位惊慌失措、教条武断的牧师“栽下马来”，“使他极度沮丧地在地上仓皇而逃”。不难看出爱默生为什么会感到欣喜，而且为什么会暗中怂恿一个锋芒较利的年轻人向反对他们两人的力量发起赤裸裸的进攻。爱默生在威利结束访问与他道别的时候说——他的话非常清楚——他觉得仿佛是“朝社会的心脏放出了一支利箭”。

然而，在威利来访期间，爱默生自己也不得不忍受他的许多责难。威利说爱默生冷漠，说他愿意接受真理却不愿按真理行事。爱默生突然发觉自己在威利面前成了当时在自己面前的亨利·威尔，因为当他想与威利争论的时候，威利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与权威交谈是精神的必需。”威利说。威利或许不会知道，精神权威之源的问题曾在爱默生的整个牧师生涯中使他备感痛苦。威利极端的诚挚和狂热的信念给了他权威，爱默生虽然拒绝改变信仰，却也受到了感动，作了一次颇不寻常的忏悔——一次日后将对他纠缠不休的忏悔：

我告诉琼·威我从来没有感到痛苦，我从来没有为我最亲近的朋友的安全和生活担忧(他们对自己的安全和生活很满意)，我告诉他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的妻子、孩子、母亲去世，我也仍然会保持完整的我，仍然有能力从一切事物中获得我平庸的欢乐。

威利回到萨莱姆后，给爱默生寄去了他的一些十四行诗，对此爱默生很有兴趣，并加以赞赏(爱默生于1839年出版了威利的一卷诗歌和散文集。)威利继续在萨莱姆《观察家报》和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的《西方信使》(Western Messenger)上发表十四行诗，并以手稿的形式在超验主义俱乐部成员中传阅。

克拉克的期刊正在超验主义者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督教观察家》现在已经对超验主义者关闭，但他们却可以在圣路易斯的《西方信使》——名义上是唯一理教杂志，编辑却是克拉克，而且远离波士顿和坎布里奇公众舆论的压力——自由地发表文章。1838年11月，《西方信使》刊登了两篇文章，对围绕神学院讲话而起的争论作了综述，并指出，唯一理教将当年正统派投向唯一理教徒的侮辱投向了爱默生，使自己成了笑柄。更重要的是，文章把诺顿用来讥讽的词“新学派”拿过来，变成了一个歌颂的词。组成新学派的，是所有“对宗教、哲学和文学的现状感到不满”的牧师和俗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一个学派(如果你想这样称呼的话)的是希望在这些伟大的思想领域看到更多的生活、更多的心灵以及更多创造性的愿望。”新学派的成员不是哪一个人的门徒，他们的发言人身上有哪些信条和美德可以赞赏，这由各人自定。他们唯一共同的信念是“生活不应是机械死板的，而应充满诚挚、心灵和精神力量”。1839年初，奥立斯蒂斯·布朗森继续抨击保守派，在《波士顿季刊评论》上指出，要先有感官证明才能4相11信耶稣的教义，比起没有这些证明就相信耶稣来，更是一种真正的“怀疑主义”。从这一点上讲，诺顿是怀疑主义者，而爱默生却是真诚的信仰者。

诺顿并未就此罢休。爱默生发表演讲一年后，新成立的“神学院校友会”邀请诺顿做演讲。他的《谈不敬神的最新形式》(Discourse on the Latest Form of Infidelity)试图系统性地表明一年前他在爱默生的讲话后不久即在报纸上对其进行抨击时的观点。针对天启真理不一定需要神迹证明的观点，诺顿指出，耶稣自己一直说他的神迹是对他神圣使命的验证，因此，拒绝认为神迹确有其事的现代神学家不是认为耶稣在撒谎，就是认为他是受到了蛊惑。基督教作为上帝的启示，天生就包含神迹，因此需要神迹来证实其教义。

如果否认基督教的神迹性，则无所称其为基督教。基督教就失去了它的本质；它的证明就化做了乌有。因此它的那些与人类最高利益密切相关的真理，即它使世人熟知的那些事实，那些作为神圣启示包含于其存在身之中的事实，就不再依赖于上帝的权威。

诺顿激烈的言辞恰恰表明，他发现超验主义者割断真实与历史之联系的企图是很大的威胁，他们以“含糊不清、无可辨识的感情”为基础的做法是多么令他反感。谁如果拒绝接受神迹不可或缺的证明性，谁就没有权利称自己是基督教教师。

这场冲突的目击者一定有不止一人感觉到了它的讽刺意味。诺顿这位曾经向旧习发起进攻、曾经想砸碎加尔文主义的堡垒从而建立自由宗教新圣殿的年轻人，此时却将异端的罪名扣在自己宗派中更为年轻的成员头上。约翰·怀特·查德威克(John White Chadwick， 1900年版西奥多·帕克传记的作者)这样写道：

当时的情形是20年前一幕的生动再现，而且更没有理智，更没有伦理，因为1819年的加尔文教徒相信，伟大的真理——三位一体、耶稣复活、基督的神性——遇到了危险，而诺顿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反对的，却只是他们的伟大真理不被人相信。

诺顿坚持认为，一个人只有相信神迹才能成为基督徒，为此(查德威克语)他任凭自己被推入“不可饶恕之罪就是相信基督教的基础是建立在其内在的卓越本质之上”这一观点之中。

但是，诺顿试图捍卫的东西毕竟不是可以忽略的。神迹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是有意义的事件，而且在于其是历史事件，是散落在历史上的许多迹象和奇迹的一部分——它们标志着把上帝的人民和上帝联系在一起、保证他们最后胜利的一系列盟约。去除“历史基督教”就意味着放弃历史本身朝着完善的方向展开的一个前景。它留下了多么大的空间，这一点每当在超验主义者试图想象“未来的教会”时就显得特别明显。1839年9月，在去了一趟新罕布什尔以后，爱默生写信给玛格里特·富勒，坦白地承认现存的教派使他感到疲惫不堪，但他却又毫无办法来提出一个替代的教派来：

我们在一个地方听到蓝色硝烟般的布道，在另一个地方听到的是唯一理教的荚壳的不祥的颤抖——所有的麦粒和豆粒很久以前就从那些荚壳中掉出来了。人们是鄙贱的，报纸也是鄙贱的，而且更糟，旅行的人们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到救赎的途径。我看见了运动，我听到了抱负，但我没有看出伟大的上帝如何准备以一种新的秩序来满足那颗心灵。在愿望和希望面前，没有教会和国家会自动形成。

神谕拒绝向我们传授获得救赎的模式。“从四面八方，它发出一千个否定，清晰而有力，而神圣的肯定却藏在最深的深渊中。”(爱默生1839年9月6日致富勒信)

一年前神学院那个灾难性的毕业班里有一个学生名叫哈里森·格雷·奥蒂斯·布莱克(Harrison Gray Otis Blake)，他写信给爱默生，表达了他对是否要继续受任教职的疑惑。爱默生只能劝他在“更伟大的自我倚赖”的引导下选择道路，因为自我倚赖是“值得庄重地谈论、值得等待的东西，它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一切事物，是上帝的升临和启示”。然后他费力地表达了一切形式在有生命的灵魂前无法持久的感觉。“在我看来，人类似乎是唯一的事实；教会和社会的形式——人所创造并一天一天扔到一边的结构。全部的职责似乎就存在于清除这些偶然的事件和遵循最初的真理。”(爱默生1839年8月1日致布莱克信)布莱克不知道受任教职怎么可能实现这样的计划，这也不能怪他，尤其是因为爱默生曾在神学院讲话中提出警告，说任何建立新的崇拜体系的行为都与崇拜法国革命家所推崇的理性女神一样是毫无结果的——“今天是硬纸板和金丝细工，明天就以疯狂和谋杀告终。”如果新的形式是人工雕饰的，而老的形式一无是处、只配抛弃的话，那么什么样的崇拜才能是真的呢？

此时的爱默生已经远离牧师的问题，不会再用许多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以一系列抨击诺顿和回应诺顿反击的厚厚的小册子介入这场战斗的乔治·里普利，此时也即将与他的牧师职业分裂。首先是因为他的教区很穷，并且每况愈下，其次是因为他在最近的论战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少使他的一部分教民感到痛苦。在1840年10月1日写给教民的一封信中，他悲哀地回顾了唯一理教论战早期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那时自由派牧师“维护人类意识的无限自由，不仅维护正确的东西，而且维护个人判断的责任”。在这一令人兴奋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所得到的教导是，没有哪一个神学体系能够垄断真理。他们不愿意被当今盛行的波士顿和坎布里奇的信条所束缚，正如他们的祖先不愿为罗马和日内瓦的条文所束缚一样”。但是现在，一些牧师却害怕不受限制的探究的力量。“自由派教会开始害怕自由，基督教世界中最异端的宗派开始谴责奉行基督教教义的宗派为异端。”一些教会管理人员向里普利提出建议，要他在布道中回避任何有争论的话题，这对里普利来说是一件痛苦和尴尬的事情。“一个牧师应该能够无所顾虑地谈论在他意识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任何问题，而不用害怕会招致异端或危及教民利益的罪名，否则他永远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也永远不能公正地对待他的教民，恰当地处理应由他来宣布的真理。”1841年3月，他向教会管理人员递交了辞呈，作了告别布道。

不过，有一些超验主义牧师拒绝离开或是被驱逐出教会。里普利在超验主义俱乐部有一位好友名叫西奥多·帕克(1810—1860)，是位唯一理教牧师。帕克对直觉宗教的信仰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那时他有一次听一位牧师布道，宣讲耶稣复活是灵魂不朽的唯一证明，于是他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当时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历史事件不可能证明普遍命题，但是，这个问题的不同表现方式将在他长大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出现。

帕克的祖父是1775年莱克星顿战役指挥民兵的上尉，他是11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是农民，无力送他去哈佛，但帕克还是提出了入学申请，并在入学后满足了除学费和住宿外学士学位的各项要求(哈佛大学最后在1840年授予了他荣誉硕士学位。)

帕克随后到沃特敦教书，准备攒钱进哈佛神学院。与此同时，他除了在学校的6小时以外，每天还花10到12小时自学文学、哲学和数学。他早已开始跟一位家庭教师学习希伯来文，并向他在沃特敦的牧师康沃斯·弗朗西斯(1795—1863)借阅德文书籍。弗朗西斯是超验主义俱乐部最年长的成员，也是那部题目颇富含义的《作为纯粹内心信念之基督教》(Christianity as a Purely Internal Principle， 1836)的作者。该书认为，基督教在各种宗教中之所以突出，主要是因为它不依赖于仪式和教义。弗朗西斯早就以其广博的德国神学知识和其图书藏量而闻名：1842年，弗朗西斯成为神学院的教授。

帕克于1834年进入神学院。入学的时候，他的信仰按照唯一理教的标准似乎无懈可击，他被选出帮助编辑一份为唯一理教信仰者所办的解释《圣经》的杂志《圣经阐释》(Scriptural Interpreter)。但是，就在那一年，曾在莱克星顿区学校教过他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老师乔治·诺伊斯博士(Dr.George Noyes)在《基督教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基督教的一个传统“证据”提出了质疑。诺伊斯认为，要指出《旧约》中在耶稣一生中实现的任何一种预言，都是困难的。这一观点，在马萨诸塞州的检察长看来，极为令人震惊，他以亵渎罪对诺伊斯提起了诉讼(此案进行了审理，但后来又撤诉)。

帕克倾向于同意他这位年长的老师的观点。他在《圣经阐释》的工作已经让他接触了现代的《圣经》考证研究学者。他为《圣经阐释》翻译了让·阿斯特鲁(Jean Astruc)富有革命性的《考证揣度》(Conjectures， 1753)。此书讨论的是《创世纪》的两个来源，帕克的译文分两个部分分别在1836年和1837年发表。帕克同时也已开始阅读德国考证学著作。实际上，他于1835年应邀为神学院学生主办的慈善俱乐部准备《关于德国神学的报告》(Report on German Theology)。该俱乐部成立时，旨在向囚犯和穷人宣传好作品，但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它已经成了学术和社会激进思想的论坛。学生们聚集于此，听取报告，讨论解决方法，其范围从阿伯纳·尼兰德的诉讼案到废奴主义到劳动改革，应有尽有。

为了这份报告，帕克潜心研究了德国神学和《圣经》考证学，并开始发现真正的《圣经》考证研究方法需要的是什么。他开始了解威尔海姆·马丁·莱伯列希特·德维特(Wilhelm Martin Leberecht de Wette， 1780—1849)，并在后来花了多年的时间翻译他的作品。德维特著述颇丰，作品有《〈旧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等。在《〈旧约〉导论》的一个论点是，《旧约》首五卷并非为摩西所作，它本身不是一部完整的文献，而是各不相干的零散材料的集合，是摩西身后几百年间集成的。他还认为，从《出埃及记》(Exodus)到《民数记》(Numbers)各卷非一人所作，《历代志》(Chronicles)所述的以色列仪式宗教的起源根本不可信。事实上，理性主义的《圣经》考证学者的梦想——即将《圣经》中真正“历史性”的因素与其迷信的因素分离开来——整个儿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圣经》根本就不是历史文献，而是在文本各片断写作的时代，犹太人的希望与信仰的诗意是神话式的表达。

最近，有学者将德维特的这部作品称做是现代《旧约》考证批评的开始，帕克决定翻译这部作品。他于1836年动笔，直至1843年才译完，同年作为里普利的“外国标准文学样本”丛书的一部出版。(德维特的另一部作品，自传体小说《西奥多；或，怀疑论者的皈依》[Theodore；or， The Skeptic's Conversion]由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翻译，先以连载形式在《西方信使》上发表，后于1841年作为里普利的丛书的一部分出版。超验主义者对此书尤感兴趣，因其描述的是主人公依次受康德、谢林、弗里斯、施莱艾尔马赫的影响，抛弃正统观念最后找到满意的信仰的斗争过程。)但是，帕克对德国考证学研究的影响早在翻译德维特作品以前就已经很明显了。

帕克在为《圣经阐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耶稣救世的解释提出了质疑，以致该杂志的一位订阅者深感不安。当帕克接受牧师任命，在马萨诸塞州西罗克斯伯里一个小教区定居的时候，他继续做他的非正统研究。他写了一篇长文，详细评论戴维·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的《耶稣传》(Das Leben Jesu， 1835)，在1840年的《基督教观察家》上发表。文章的开始概述了施特劳斯自己对奥利金(Origen)以来《圣经》阐释史的总结，这使帕克有机会解释施特劳斯得出其激进论点的过程。施特劳斯认为，《新约》不仅包含有神话的因素(如耶稣诞生和升天的故事)，而且从其本身的性质来看基本上就是神话。大多数阐释者相信《福音书》的历史真实性，因为传统观点认为《福音书》就是由见证人所作，但施特劳斯却“发现几乎没有理由可以相信《福音书》的真实性或可靠性”，他将《福音书》视为“怀有善意之人的伪作，他们只是收集了当时流行在其各自所居之处的传说”。

帕克称这是施特劳斯论点中最薄弱的部分，但他是否真的这么认为却很难肯定。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不能在《基督教观察家》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畅言其所思，只能说出杂志的读者能够忍受的观点。他给康沃斯·弗朗西斯写信说，在施特劳斯将《新约》称做“神话集”的时候，他觉得施特劳斯所言“总体上”可能是对的(帕克1839年3月22日致弗朗西斯信)。无论怎样，帕克在文中很快就给出了施特劳斯对于“神话”的定义——不是历史，而是“由一个特定群体的意识所产生的虚构作品”——并怀着热情概括了施特劳斯驳斥《福音书》可信性的要点，尤其是《耶稣传》中讨论神迹的250多页的内容。等到施特劳斯结束驳斥的时候，任何一个神迹——即便是耶稣复活一事——都已是体无完肤。

帕克是否接受施特劳斯的结论？在文末，帕克列出了《耶稣传》中的几个逻辑缺陷：首先，施特劳斯一开始就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认为神迹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以此为据对神迹问题做出结论；其次，他拒绝相信理想最终可以在个人身上得到体现；再次，他认为《福音书》不真实、不可靠，却没有进行证明；最后，由于他认定神话到处存在，导致他以果推因。“他使得一种对基督复活和神性的信仰无端从一个群体中跃出，然后统治世界，并在一切人类活动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这一切又都没有足够的历史成因。”施特劳斯在“结论”中把“永恒真理”看做是整个人类的无意识推测，并企图以此来拯救基督教信仰的“永恒真理”，帕克对此则拒绝加以任何考虑。帕克指出：“如果历史上没有基督其人作为人们的理想，那么历史上就无理想的基督可寻。”

如果说有关耶稣生活和复活的故事都是神话，那么我们要到历史的何处去找寻他呢？施特劳斯并没有挑战《福音书》中一个因素的真实性。帕克引述施特劳斯的观点说，只要对照一下所有的《对观福音书》我们就会发现“耶稣那些杂乱无章的言论虽然没有溶解和消失在口述传统的洪流中，但是它们却不止一次被从天然的联系中松动出来，又从最初的位置被冲走，并且像大石块一样滚落到它们不该存在的位置”。有人觉得帕克对这句话感兴趣与其说是由于它的批判力量，不如说是由于它的肯定力量：尽管耶稣的话极不连贯而且芜杂混乱，但却历经时间的溶蚀威力、口述传统以及笨拙的门徒的编纂而幸存下来。帕克就是要在这些小的石块上建立自己成熟的信仰。

当关于神迹的争论在超验主义者和传统唯一理教者之间展开时，帕克自然也加入其中。到目前为止，他是最优秀的语言学家(他能读懂二十几种语言，包括古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和超验主义者中最出色的《圣经》学者。他对当时德国批评的熟谙使他能够达到德国职业神学家的水准。他的第一篇作品是发表在《基督教言论》上的一篇评论由安德鲁斯·诺顿编辑和介绍的小册子的文章。该小册子重印了三个普林斯顿学者在《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上对超验主义进行的全面攻击，特别是爱默生的《神学院讲话》。他们对这一新学派的以下观点感到特别恼火：

耶稣及其《福音书》中所宣扬的真理来自于上帝，就如同说我们自己对真理的直觉也来自上帝一样。《古兰经》和《圣经》同样具有权威性；所有虚假的启示只有一种相同的权威，也就是说对包括于其中的真理都不证自明。这样就剥掉了耶稣福音被认为是来自上帝唯一至高的信息的虚假外衣；神圣的先知和使徒们，不仅如此，还有我们的救世主都认为，除了人人享有的与上帝交流的方式外，他们还有其他某种与上帝进行交流的方式，他们都受到了欺骗。

安德鲁斯·诺顿一直非常喜欢这三位学者的观点，因此把他们的两篇文章放在一起于1840年作为小册子在坎布里奇重印发表，还附加上了一个评论性说明。

帕克企图以自己崇高的学术权威来摧毁这一小册子，他指出，这些普林斯顿学者太浅薄无知了，竟需要依靠二手资料来获取他们所攻击的哲学和神学的知识。但是他那冗长的评论在自身学究气的压力下归于沉寂，只有一句话值得记取：“我们的同胞现在正彷徨在荒野之中，口渴难耐，饥饿难当：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不是回到洛克的美味珍馐之中，也不是回到埃及人的禁欲主义，而是朝着真理、自由和宗教的乐土进发。”

帕克对于神学的细节问题的体验肯定使他明白了为什么爱默生拒绝涉足其中。无论如何，他开始相信对于神迹的争议已演变成一些肮脏的指控和令人沮丧的自我宣扬舞台。他在日记中表达出了自己的愿望：但愿有人能够“摒弃先前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停止对于证据的争论，去问一问每个人都真正想知道的东西：“人类如何皈依宗教？”他决定用自己以莱维·布罗杰特(Levi Blodgett)的笔名出版的一个小册子来正面攻击诺顿。布罗杰特把自己表现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北方佬，并且给坎布里奇的先生们寄去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解释一下他自己一生都没有搞懂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需要通过神迹来使自己坚信耶稣的教义呢？耶稣的真理不言自明，无需神迹的证实。如果像诺顿那样认为神迹唯一能证明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就会把“道德和宗教信仰”建立在“即使是在民事法庭上审理一件琐碎案件时也空洞得使人无法相信的证据上”。而且，那些唯一理教基督徒们坦白相告，包含有神迹的《圣经》中充斥着寓言材料。诺顿自己也在1840年承认《马太福音》的前两章(耶稣和大卫家谱和天使传报的故事)都是伪造的。对于一部由于被篡改而变得令人迷惑而且又点缀着神话的文献，又怎么能够声称它有完美的历史准确性呢？

这也够不妙的了，但是帕克真正离经叛道的地方与其说是在他用来反对《圣经》的批判武器或者是他用来反对《圣经》考证的逻辑武器上，不如说在于他悄悄地放弃了基督教认为人能够掌握唯一真理的主张。“所有的宗教从根本上来说都相同”，基督教只不过是“很多宗教中的一个，尽管他是最高形式的宗教”。因此，所有的宗教都必须诉诸于“宗教的主要和根本的真理，人类天生就具有这种真理”。耶稣等宗教天才就利用了这些天生的真理，而这些真理的表达方式演变成了各国的宗教典籍。

这些原则早就在《神学院讲话》中得到了暗示，但是帕克却甘愿在他的小册子里明白无误地对此予以表达，而且通过这样去做，帕克表明了关于“神迹”的根本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神迹向我们提供的东西证明，我们的启示就是天启，我们不仅仅是上帝的孩子，而且还继承了他的福佑——是雅各(Jacob)而不是以扫(Esau)。将神迹的证实从耶稣的教义中剔除出去，基督教就仅仅变成了“很多宗教中的一个”。三一教派教徒一直在警告说，否定耶稣的神性就会最终导致这种一神论的扩散，因此他们自然很快就指出，超验主义者已经迈出了由唯一理教肇始的脱离基督教的最后一步。

尽管帕克竭力不表明自己的身份，可不久他还是发现自己成了充满恶意想法的人攻击的对象。他在《基督教言论》中对超验主义者进行了辩护，又在《日晷》(The Dial)上发表了一篇同样令人不安的文章，这招致了他的牧师同行的注意和敌视。在1840年5月召开的唯一理教牧师年会上，帕克发现要辩论的问题是“对神迹的价值和权威的不同观点该不该把人从基督教会排除在外，该不该排除人与人的同情”。帕克在这场大会上一言未发，而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和乔治·里普利等一些较老的自由派则对唯一理教允许最大可能限度不同观点的传统进行了辩护。帕克回到家后在日记中倾诉了自己的愤怒，他们竟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19世纪!这是波士顿!这是在唯一理教者之间!”他补充道，“至于自己，我打算在下一年中释放出我体内的超验主义能量，要来的终究还是要来。”那一年末，他已经开始经历那种礼貌的逼迫了，这是波士顿唯一一种驱逐牧师的方式：他的牧师同行开始拒绝与他交换布道讲坛。

不管是这一待遇充分刺激了帕克决定不再顾及一切，还是他自己渐长的智力能量感促使他准备从受人监管和隐姓埋名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他很快就抓住到来的机会而从轻微的冒犯转向了重大的攻击。1841年5月，帕克应邀到波士顿南部豪斯·普雷斯教堂(Hawes Place Church)参加查尔斯·C.谢克福特(Charles C.Shackford)的任职仪式，并作布道。32年之前，钱宁曾把贾雷德·斯巴克斯的任职仪式变成了定义“唯一理派基督教”的讲坛。现在，帕克就要利用谢克福特的任职仪式带来的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基督教真理。正如近来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帕克布道的标题《论基督教中的短暂与永恒》(A Discourse on the Transient and Permanent in Christianity)是对施特劳斯一篇文章的标题的转化——尽管除了帕克本人之外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一暗示的复杂含义。1838年，施特劳斯用很难说是对耶稣“肯定”的评价回复了人们对《耶稣传》的毁灭性的极度悲痛之情。施特劳斯把耶稣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但是耶稣并没有全身奉献于外在作品的构建，而是孜孜不倦于完美灵魂的创造。施特劳斯把自己的文章称为“基督教中最短暂与最永恒的作品”(Uber Vergangliches und Bleibendes in Christentum)，并以一卷称做《两封平和的书信》(Zwei friedlich Briefe)的书籍的形式加以重印。

帕克对基督教义的划分与斯特劳斯在其文章里提出的分法不同。他喜欢像《耶稣传》里那样，将其分为耶稣的只言片语以及其中隐含的神话和口述传统。不过帕克这样分本意并不坏。他只是想将耶稣的言语从教堂中挽救出来。文章一开头他就盛赞耶稣的教诲，称其言语简洁流畅、意义明显。紧接着他又描述了在这帝国兴衰相继、世事变幻不定的世界里耶稣言语如何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智者的哲学、大师的艺术、诗人的歌咏、神甫的仪式，尽管曾经煊赫一时，但却终归沉寂。只有他们的幽灵还偶尔在世上晃动。但是那位希伯来青年嘴里吐出的基督教义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犹如星光一样柔和美丽，历尽时空的跋涉而毫不褪色。

无论什么都不如这耶稣的教诲、“真正的基督教义”那样“稳固坚定”。“旧的天堂、旧的世界都一去不返，但耶稣的教诲却于世长存”。

不过帕克很快就离开基督教义的“永恒”性，转而攻击它的“变幻无常”因素。在这里他的批评才能对神学历史所造成的打击一定让他的听众大惊失色。因为在文章的其余部分，他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毫不留情地指出，任何基督教流派所提出的教条或仪式都免不了从前代继承下来的错误和地方偏见。对宗教历史进行诚实的分析，我们就必须承认，唯一理教尽管只有两样简单的圣事和少量信条(如耶稣负有神圣使命，正如其神迹所显示的那样；耶稣死后复活并进入天国等)，但却也和大神学家(Summa Theologica)以及东正教一样经不起仔细推敲。

追溯一下基督教历史，谁都会明白，一代一代传下来变化最大的就是作为基督教义被传授、被认定为对基督教和个人的救赎至为重要的教条。在这个省份是错的到另一个省份却是对的。一个时代的异端到了下个时代却变成正统信仰和“唯一绝无谬误的规则”。

我们现在往往嘲笑已经废弃的过去的制度，但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基督教”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呢？“我们的神学中现在流行的许多信条似乎是崇拜偶像的寺庙淘汰的东西，是犹太和异教城市的垃圾，不是基督教之河从时间之石上首先冲刷下来的金沙。”就是《圣经》的权威也受到了质疑，其文本被批评家们翻出来仔细研究，其神圣的规则也被证明是“一时心血来潮或纯属偶然”的产物。带着由衷的高兴，帕克又狡黠地将安德鲁斯·诺顿列在自己的一边。“有一个作家——他不是怀疑论者，而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已认定《马太福音》(Matthew)的开头是伪作；另一个属于不同教派但同样虔诚的作家则认定《约翰福音》(John)的结尾是伪作。还有不少评论家指出好几封使徒书信也是伪作。连《启示录》(Apocalypse)也未能幸免，尽管其结尾有诅咒。”

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肯定《使徒传》(Apostles)本身“在史实和教义方面没有错误呢”？不过有又怎样？基督教的沉浮不会取决于“几个将自己的大名用金光书写就传遍全世界的犹太渔夫”那永远正确接受神启的教条。同样，耶稣真言的真理性既不取决于包含这真言的文本本身是否绝无谬误，也不取决于耶稣个人的权威，正如几何学的公理不取决于欧几里德个人的权威一样。

因此，即使在无数的史实面前还能证明——这一点实际上做不到——《福音书》是有人故意伪造的，拿撒勒的耶稣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但基督教仍然能够屹立于世而不用担忧。其宗教教义不会遭到废弃。因为，只要是真理，就会万古长存。

为了防止听众中有人不愿在基督教真理的名义下抛弃基督教的创立者，帕克还大胆地宣布：“耶稣并没有矗立起赫尔克里斯之墩[2](Pillars of Hercules)，人们航海寻求真理绝不能超越此地。”真正的基督教义是生活的源泉，“它使我们能超越自己发明的任何形式的教条，越来越靠近真理”。

在南波士顿的布道中帕克努力想将他最佩服的神学家如德维特和施莱尔马赫身上的两种品质——带着“极其虔诚”的精神进行“大胆、严厉、不留情面”的批评——结合起来。帕克的布道既充满了对耶稣的爱又非常鄙视那些想将耶稣解释清楚的神学家的狭隘。他在抗议的风暴平息以后这样写道：“如果说我曾带着基督教的热情写过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这篇文章。”(1841年帕克致埃兹拉·斯塔尔斯·加耐特[Ezra Stiles Gannett]的信)从这个角度来说帕克的布道与《神学院讲话》完全不同。在《神学院讲话》中爱默生对耶稣的态度摇摆不定，一会儿勉强表示钦佩，一会儿又流露出强烈厌憎。

帕克的南波士顿布道文里弥漫的虔诚精神本来可以保护它免受攻击，但是有三位听过他的布道的三一教修道会牧师义愤填膺，在正统刊物《新英格兰清教徒》(New England Puritan)上用两页篇幅发表了该文的论证摘要并要求唯一理教者发表意见。虽说直接答复这个要求的唯一理教神职人员坚持说唯一理教者不干涉个人自由，但唯一理教刊物——《基督教言论》、《每月杂论》(Monthly Miscellany)以及《基督教观察家》——还是发表了一些对南波士顿布道文的攻击。帕克于1841—1842年冬季在老共济会寺(Old Masonic Temple)一连做了五次演讲来答复他们对他的指控。遗憾的是，帕克喜欢用侮辱性的名称来称呼对手，这无疑加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开始拒绝和他交换布道。

居然只有这么少的朋友愿意和他站在一边，这使得帕克非常伤心。到了1842年，只有八个牧师还愿意和他交换布道。其余的人显然和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的想法一样：进步的基督教思想一定在教堂里面，而不是在教堂外边。海吉1843年写信给康沃斯·弗朗西斯表达了他的忧虑，说：“如果对现存的宗教机构和信仰的异议原则继续像过去两年那样散布的话，那么整个神职阶层(Clerus)——职业的也好，堂区的也好——十年内都要被扫地出门。”(1843年2月14日海吉致弗朗西斯的信)

南波士顿布道文余波未平，帕克又将其共济会寺演讲以《关于宗教问题的布道文》(A Discourse of Matters Pertaining Religion)为题结集出版。1842年1月波士顿牧师协会的同行邀他去“喝茶”，告诉他很多人都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写作和布道中“极具自然神论的”倾向。一位名叫钱德勒·罗宾斯(Chandler Robbins)的牧师想说服帕克“既然大家对他的意见都这么一致”，他就“应该”退出协会。这一观点得到一些人的赞同。

对于一个31岁的人来说，应付其资深同行的集体批评并不容易。但是帕克拒绝退出协会。他说他现在争取的是自由讨论问题的权利。后来他的一个朋友出面维护他的真诚，其他人(包括一些原先攻击他的人)也纷纷表示同意。帕克流下了眼泪，然后离开了屋子。事后罗宾斯写信给帕克说他“能深切感受到您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和严峻的考验”，而且觉得帕克表现得非常有风度。不过他又加了一句：“如果我们不像当时那么坦率直言，那么对您是不公平的。”(1843年1月24日罗宾斯致帕克的信)

终于，帕克没有噤声，也没有被赶出教堂。1843年他编辑出版了德维特的大部头《〈旧约〉导论》，然后离开美国前往欧洲游历。经过这么多年的拼搏，他实在非常需要休息。离开美国前他对他的西罗克斯伯里(West Roxbury)教区会众进行了一次布道，感谢他们在他面临严峻考验时忠诚地站在他身旁。“教堂里的恐惧就像森林大火一样，蔓延得既快且广，很难有波及不到的地方。”他这样对他们说，“我本以为你们也会和别人一样。别人承诺更多，但一看到火光就溜之大吉了。”

这种意识——即在困难之时需要什么样的品质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可能是超验主义向传统挑战时期最有价值的个人遗产。阿尔科特、爱默生和帕克都熬过了公众的责难，但是那些处境更偏僻的人也从中学到了同样的教训。伊丽莎白·皮博迪自出版《与孩子们谈福音书》后就结束了教学生涯而远赴西牛顿(West Newton)。她在那儿给姐姐索菲亚写信，向她解释她所谓的通过会堂学校的经验而获得的“新的灵光”是什么意思。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受忠于自我才是第一位的——为了社会责任而牺牲自己心灵的培养是不对的——我们称做不偏不倚的行动态度实际上往往是对自己的天才的背叛——一个人的内在本能就是他最好的向导——克己可能会戕害人的心灵。

她在波士顿所犯的最大错误不是坚持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个人对自己天性的缺点应该有些宽容。让人称做自私、孤僻古怪总比失去自己的灵魂强一些。”(1838年伊丽莎白·皮博迪致索菲亚·皮博迪的信)

[1]道富银行(State Street)：是一家银行控股公司，于1792成立，基地设在波士顿。——译注

[4]赫尔克里斯之墩(Pillars of Hercules)：古代神话中指直布罗陀海峡。过去人们相信地球是平的，认为船只越过赫尔克里斯之墩——即直布罗陀海峡去往大西洋是不安全的，认为船只会在地球边沿掉下去。而某些教会人士也曾宣称《圣经》支持这个古老的观念。——译注

6 文学与社会改革目标

超验主义运动从一开始起便既是一场文学运动，同时又是一场宗教和哲学运动。超验主义者写作日记、创作诗歌；他们相互往来长信探讨文学问题；他们既尝试创作散文札记又尝试写作东方寓言；他们既发表学术讲座也发表毕业典礼演说；他们还就美与神话之类话题举行“恳谈会”(conversations)；他们还为《基督教观察家》以及《北美评论》撰写书评。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得以付梓成书的超验主义文本很少可以被严格定义为纯文学的。或许只有爱默生的《论自然》可以真正被称得上是风雅文学，或者说是“散文诗”——不过弗朗西斯·鲍温于1837年在《基督教观察家》上发表一篇书评指出：《论自然》即使是在国内，与其说是被看做一部想象文学作品，还不如说是在洛克主义者和精神主义者之间进行的哲学论战的一部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新英格兰人对小说持有强烈的偏见，这使得大部分超验主义者不可能去从事小说或是短篇故事创作，即使考虑到他们具有编织情节和组织对话的才能或是具有表现复杂社会现实(正是小说家们努力的目标)的兴趣。爱默生曾因为简·奥斯丁的“粗俗的寄宿舍想象”而对她嘲笑不已，梭罗也在《瓦尔登湖》的“阅读”一章中花费了大量篇幅用激烈的言辞辱骂了那些圆瞪大眼孜孜不倦地阅读最近一些描写中世纪的浪漫传奇小说的人。诗歌则被认为要稍微体面一些，但是由威廉·卡伦·布莱思特以及大理查德·亨利·达纳创作的那些华兹华斯式的浪漫主义诗歌则显得太缺乏创造性而根本没引起独立性极强的超验主义者的兴趣，除此之外，曾经在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风行一时的模仿拜伦的风尚也早已烟消云散，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这一时期一些最出色的作品还没有发表——如爱默生、玛格里特·富勒、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以及伊丽莎白·皮博迪等人的书信；和爱默生和梭罗等人的日记。如果将这些作品看做是“私人秘密”很不恰当，因为不论是书信还是日记都曾经在朋友圈子里面传阅过——事实上，有一次爱默生还不得不从玛格里特·富勒那里借来自己写给她的一封书信，这样他可以从中摘出一个段落使用在他正在写作的文章《论友谊》(Friendship)中。在这些私人的自我反省和密切的思想交流中，超验主义者们可以激情满怀地表达他们排除在发表作品之外的对于礼仪的感受；特别是在书信中他们既可以诙谐幽默、满怀恶意、进行诱惑，又可以谈吐高尚、追求真理。1839年，爱默生在康科德演讲厅完成《人类生活》(Human Life)系列讲座之后不久，巴齐莱·弗罗斯特牧师写信告诉他说，康科德有一些先生很欣赏他的讲座并且意欲表达他们的谢意，他们已经捐款来为爱默生添置图书——托马斯·布朗爵士的作品、维克多·库辛翻译的柏拉图的12卷作品、贺拉斯·沃尔浦尔(Horace Walpole)的书信集。爱默生对沃尔浦尔的书信爱不释手，可以说绝不亚于他对柏拉图和布朗作品的欢喜程度：他曾向富勒夸口说，沃尔浦尔影响了他，使他自己作品的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我颇为诚挚地给你写信，那你得要被迫把眼睛从我书信发出的光芒中遮挡开来。”

其他一些超验主义者从乔治·里普利的“外国标准文学样本”丛书中看到了一些机遇，他们可以翻译一些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的作品。从约翰·密尔顿的《不列颠历史》(History of Britain)中摘引的几句话可以说最好地概括了推动这些行动的精神，1839年玛格里特·富勒翻译完彼得·爱克曼(Peter Eckerman)的作品《歌德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后就将这几句话用做了卷首引语：“正如我们的红酒和食油要从国外进口一样，成熟的知性和文明的美德也必须要从国外的作品中灌输进我们的思想；——否则我们仍将会失败，而且也不会去尝试任何伟大的事业。”

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对于超验主义者来说，期刊仍然是最诱人的一种出版形式。杂志和评论使刚刚起步的作家获得了一种快乐，因为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很快得以付梓；它们还通过设定期限刺激作家，并且使志同道合的撰稿人一起工作以给他们一种兴奋的感觉。(正如编辑不久就会发觉的，让撰稿人提交手稿，让印刷商按时印刷，让订阅人为他们收到的杂志付费，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19世纪30年代早期，年轻的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写信给玛格里特·富勒宣布说他完全相信富勒会建立一支美国文学的“新学派”，而且他也打算报名参加，这时他把富勒想象成是一本杂志的编辑，是一个会使“北美杂志和美国季刊”像在狂风面前乱飞的谷壳一样飞舞起来的“玛格”。

19世纪30年代早期，很多超验主义者都以书评的形式将表达自己见解的文章发表在《基督教观察家》上，但是伴随该群体开始获得显著的地位，于是出版自己杂志的想法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早在1835年，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和乔治·里普利就在酝酿一份“精神哲学刊物”，他们希望能获得“该国所有德意志的哲学—文学天才”的帮助。爱默生甚至试图劝服托马斯·卡莱尔本人到美国来当编辑，不过卡莱尔拒绝了这一邀请。

与此同时，一群移民到俄亥俄谷地诸城市的唯一理教牧师也决定创办一份自己的杂志，一方面可以借此扩散唯一理教的神学理论，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讨论西部问题的论坛，并且还可以显示西部文学天才的能量。在一个加尔文教派占统治地位的地区，负责组织唯一理教杂志《西方信使》第一期工作的辛辛那提编辑尤弗里姆·皮博迪(Euphraim Peabody)想用该刊物来直接为唯一理教教义进行辩护；他对一些明显晦涩深奥的材料很是警觉。可是，时任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教区牧师的克拉克却很明显希望在《西方信使》中为东部朋友的作品找到一些空间，因为不久他就恳求富勒给他寄来一些她所写的任何一点东西以填充杂志的空缺，该杂志的第一期于1835年5月出版。

对于是否出版富勒的文章皮博迪很是犹豫不决，这使克拉克想起其他一些杂志由于竭力来满足一些他们不曾创造的趣味而命归黄泉。克拉克非常生气，因为他恳求来的稿件获得了无礼傲慢的待遇。他写信给皮博迪要求每期杂志至少要有10页或12页归他自由支配。至少在那些部分里他能够感觉到自己拥有“毫无限制而且绝对的权力”。他要求支配权的欲望不久便得到了满足，因为到1835年年底糟糕的健康状况和家庭悲剧迫使皮博迪将《西方信使》的编辑权力全部交给了克拉克。

克拉克很快就发现，编辑的生活并不是享有毫无限制和绝对权力的专制，而是要经受无数微不足道的苦恼的考验，特别是当杂志的编辑和订户分散在面积广大的地区，而且其经济状况经常要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不过，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计至少杂志的部分内容仍然给了他极大的乐趣。到1836年春天，克拉克已经发表了一些对歌德和席勒的辩护，对华兹华斯和丁尼生作品的评论，以及约翰·济慈日记的摘选。济慈的弟弟乔治已经移民到了路易斯维尔，克拉克在那里见到了他而且成了他的好朋友。

东部的教会没有资助他的杂志，他们甚至都不订阅他的杂志，这成了使克拉克不断感到失望的一个原因。他愤怒地谴责东部的同胞说他们冷漠无情，然而，到了1836年9月他又不得不恳求他们施点善心以使《西方信使》维持下去。克拉克又返回波士顿在钱宁的联邦大街教堂布道，并成功地收到大量捐款，此举对长期思家心切的克拉克来说还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超验主义俱乐部两次集会期间克拉克都在场，而且他还到坎布里奇讨论了俱乐部成员将要在那个季节出版的著作。

从克拉克就任路易斯维尔牧师一开始，他就写信给玛格里特·富勒，从中我们可以猜测出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有何种重大意义。他之所以决定前往西部，部分地是由于他感到波士顿和坎布里奇唯一理教的气氛既荒谬可笑又难以忍受。在西部他的确找到了自由，可是这种自由太过广泛竟使他不得不要说的一切都遭贬值。1834年12月，克拉克写给富勒一封长信抱怨道：“目前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我已经死了。”

你知道我为何来到西部。我原想这里真正有思想和观点的自由，因此对于一个希望表达个人信仰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更加有利的发展之地。我也发现的确如此；在这里我们畅所欲言——对此毋庸置疑。公众观点并不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暴君，因为这里压根儿就没有公众观点这样的东西。每天人们都要宣布最相反和最对立的原理、概念和观点。在这里，人类的每一种不同思想都能找到自己的声音。毫无和谐、稳定和有形可言。混沌之上根本没有思想在飘动。(1834年2月24日克拉克致富勒的信)

克拉克发现，叛逆的精神需要有刻板的东西可以让它来推翻，如果他不能在路易斯维尔找到的话，他可以回家从军参战。1836年11月回到路易斯维尔之后，他几乎满是赞誉之词地发表了对阜尼斯的《四福音书论》(1836年12月)、爱默生的《论自然》(1837年1月)，布朗森的《基督教、社会与教会的新观点》(1837年3月)、阿尔科特的《与孩子们谈福音书》(1837年3月)以及里普利的《论宗教哲学》(Discour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的评论，并迫不及待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一新学派的支持。这些评论并不是克拉克一个人撰写的，不过他的确撰写了对阿尔科特的辩护文章，而且从4月开始他也给波士顿的期刊写信，抗议那里的媒体对阿尔科特进行的野蛮攻击。竟然有人敢于赞扬自己，阿尔科特对此颇为感激，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波士顿地区的年轻人“一经远离这一地区桎梏和权威那令人堕落的影响之后便变得坚定和自由起来”。

1837年夏天对克拉克来说相当令人沮丧。由于他支持新学派，而且还由于他对美国唯一理教协会无精打采讲了一些不太得体的话，因此他失去了东部的订户。他认为自己的教众对他竭力要从东部移植来的思想观念漠不关心，与此同时，由于他接管了一份受人尊重的唯一理教刊物却用它来鼓吹超验主义者的作品而激怒了坎布里奇的一些保守人士。不仅如此，自从克拉克到达路易斯维尔之后他就写信给富勒抱怨说一种孤独始终纠缠着他，而由于家乡似乎又发生如此之多的变故，这种孤独感就尤其令人难以忍受了。

不过，克拉克仍然与“桎梏和权威之域”保持距离不久将会被证明是极为有益的。在《西方信使》的1838年6月号上，克拉克发表了自己的《关于东部唯一理教状况的一封信》(Letter On the State of Unitarianism at the East)，宣布说唯一理教由于自己的无动于衷而“死亡”了，该刊杂志恰巧在爱默生发表《神学院讲话》之前不久到达订户手中。克拉克匿名发表了这封信，可是作为杂志的编辑，他几乎很难逃避这一责任，现在他发觉自己在公众眼中已经永远与“新学派”联系在一起了。

如果他是波士顿一名年轻牧师，而且还以这样的自由程度来发表自己的言论的话，他或许会得到与爱默生和西奥多·帕克同样的待遇——社会放逐的威胁，取消基督教会员资格，甚至会受到亵渎神明的起诉。尽管这些迫害很轻微，在那时它们还是使爱默生和帕克苦恼不已(不过没有使他们沉默下来)。但是，克拉克由于远离了波士顿而不会再受到这类压力的影响。《西方信使》的那些编辑同事与克拉克一样大部分都是年轻的自由主义者，而且他的教众也很少关心哈佛神学院或是波士顿牧师协会对他或是对《西方信使》有什么看法，不过他们也的确心怀怨恨，认为他花费了太多时间去访问东部，并报道那里的神学论战。

克拉克令人灰心地远离了波士顿的知识界，可这最后竟给了他一种波士顿人无法享有的自由——可以说是后来爱默生所谓的补偿法则的一个完美例证。克拉克不失时机地利用了他的这一自由。《神学院讲话》发表九天之后，安德鲁斯·诺顿在《波士顿每日公告报》上发表《文学与宗教的新学派》一文，对此尽情进行谩骂并将《西方信使》也包括在内，将其谴责为“虚伪的宗教作品”(但是却拒绝谴责“不敬神灵的雪莱”)，不过克拉克则对此种谩骂表现得漫不经心。他写信给富勒这样说：“这帮人是怎样对爱默生先生唠唠叨叨的啊!我想在《信使》的下一期中就他的演说和新学派写点什么东西。自从康复以来我就经常被一种不安困扰着，并且写了好多东西。”(1838年9月30日克拉克致玛格里特·富勒)在写给富勒的下一封信中他就宣布：“我要在下一期《信使》中就RWE(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新学派写篇文章。为什么不呢？还要写那位教授。”(1838年10月7日克拉克致富勒)

这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在克拉克自己发表的文章中也浮出了水面。《R.W.爱默生和新学派》(R. W. Emerson and the New School)发表在《信使》的1838年11月号上，宣称对任何人都会发现爱默生《神学院讲话》危险的说法感到吃惊。

其中有些部分似乎有点晦涩，我们对此感到遗憾——有些地方的措辞使我们伤心，但是我们毫不在意地跳过这些冒犯和缺点的岩石，享受着这篇演说总体的流动带来的美感、真诚和宽宏大量。作为批评者，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缺点。当我们的作家偏离了常规的路线时我们应该更加警觉起来，应该更加准备好怀疑他们，当他们陈述一些对我们来说闻所未闻的观念或是与我们早已了解的观点相左时，我们应该立即打断他们。克拉克否认存在有诺顿所惧怕的那种政治阴谋。使新学派的成员凝聚在一起的是一种对当前文学、哲学、教会和信仰状况的不满。“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并使他们选择一个学派的共同原则是他们渴望在这些思想的伟大领域里会出现更多的生命、精神、精力和创造性。”

克拉克发表富勒的文章和札记、爱默生的诗歌、琼斯·威利的神秘的十四行诗，以及(连载发表几乎要无限延长下去)自己翻译的威尔海姆·马丁·莱伯列希特·德维特的作品《西奥多；或，怀疑论者的皈依》——一部追溯了一个年轻人从怀疑到直觉信仰历程的小说，他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在《信使》中培养这些品质。但是克拉克厌倦了编辑的工作要求，也对自己的教众拒绝给他提供永远的召唤而心灰意冷。对于家乡波士顿的思念始终没有离开过克拉克，因此当辛辛那提的合作编辑提出要把杂志搬回到其创办地时，他很痛快地接受了。他最近刚刚娶了宾西法尼亚一个富有地主的女儿安娜·惠德科勃(Anna Huidekoper)，他岳父也曾是《西方信使》最早的赞助人之一。安娜的父亲每年给他们夫妇1000美元的补助，这就使得克拉克可以在别处没有什么可靠的工作邀请的情况下考虑放弃他在路易斯维尔的工作。

在支持超验主义实验的过程中资金发挥的作用相当巨大。例如，爱默生在从第二教堂辞职时就继承了第一任妻子的部分地产。他当然清楚(而且对此感到苦恼)，自己无畏地挑战习俗与其说是建立在勇气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之上。在一次演讲中他向青年人宣扬了自立的妙处，回到家之后，他在日记中不无担忧地写道，作演讲的或许是靠他那一年1200美元的收入，而不是他自己。同样地，惠德科勃家的财富也使得克拉克可以与他很久以来感到灰心的境况决裂。两个人都还需要找到另外的收入来源，可是至少他们不会由于惊恐而屈服或是妥协了。

超验主义者对“男子气概”着迷的程度可以说达到了无休无止的境地，现代读者通常把这看做是一种对性别担忧的表现——会失去阳刚之气或者无法保持下去。但是在超验主义时期，这样的语言会很容易被看做是一种准则的一部分，与其说和阳刚之气有关系，不如说和维持生计有关系——或者说更与维持生计和阳刚之气之间的关系有关。在这一准则中“阳刚之气”的对立面不是“阴柔之气”而是“卑躬屈膝”。依赖他人来维持生计可能就会对思想和言论自由形成最强大的障碍。超验主义牧师特别烦闷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不仅得要感谢自己教会里的成员，同时还得要感谢牧师组织，因为他们或许会把超验主义者宣布为异端，这样就足以会使他们无法交换讲坛布道。

奥立斯蒂斯·布朗森后来将会在他的杂志《波士顿季刊评论》里解释为什么新英格兰牧师可能会感觉到一种诱惑而不坚持自己的原则。如果最富有的三四个教堂包厢所有人拒绝缴纳捐款或教堂包厢税，那么教众中会很少有人来支持一个牧师；所以，这三四个人——通常都是保守派人士——向牧师口授一些他应该在布道中阐释的教义。

如果他们是制酒商，那么他不准谈论制造和出售烈酒有罪；如果他们拥有工厂，那么他就不准指出当前的工厂体系不公正；如果他们是商人，那么他就不准谴责那种商业世界中培养出来的不符合基督教义的精神；如果他们是蓄奴主，那么他必须得要竭力证明蓄奴制是获得人和神的所有法律许可的……(《劳动阶级》[The Laboring Classes]， 1840年10月，第二部分)

像爱默生那样离开宗教讲坛而登上世俗讲坛仅仅能解决部分问题，许多相同的两难处境仍然存在。一个演说家在众人面前是一个祈祷的人，一个职业演说家不得不面对自己对待顺从的态度，就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商品的制造商在集市日需要考虑的那样。要影响听众你必须充分取悦他们以吸引他们，因为——就像是很久以前乔叟的哈里·柏雷(Harry Bailly)向那个乏味的和尚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在白天或许会有听众/但夜晚却有助于听众忍耐着听他的讲话。”然而，太过取悦听众也毫无益处，因为只有通过唤醒听众，使他们有一种危机感，他们才能得救。

爱默生记得有一个当牧师的先辈喜欢在讲坛上自由地严厉批评他的教民；当他们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准备离开教堂时，他会在后面高喊：“回来，不知羞耻的罪人，回来!”但是超验主义牧师却放弃了那种权威，而且超验主义作家还未曾在作品中找到如何来掌握相同的权威——所以他们有时会很尴尬地摇摆于阿谀奉承和严厉指责之间。

讲真理并且一如既往地讲真理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想讲真理通常不仅需要有坚定的精神，而且还需要有稳定的收入。由于超验主义者离开了教会中稳定的工作，或者被人排除在职业之外(就像皮博迪和阿尔科特一样，在发表《与孩子们谈福音书》之后，便被愤怒的人们驱赶出了教育系统)，渐渐地，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谋生方法。阿尔科特在“恳谈会”做散工和指导者，爱默生成了演讲者，梭罗成了测量员，皮博迪成了书店老板，里普利成立了一个社区组织，布朗森则成了一份季刊评论的作者和编辑。即使那些仍然留在教会中的人，如克拉克和帕克，也感到有必要创造出新的教会组织形式以使他们不再从经济上依赖某些教会成员，因为他们对教会的拥戴是建立在他们能拥有教堂的包厢上，而不是建立在他们能与牧师和教众中的其他人在精神方面意见一致。

克拉克回到波士顿后会最终在那里找到这样一个教堂——即建于1841年的使徒教堂，由来自全城的精神追寻者组成，因为他们在国教中已找不到精神慰藉。但是现在克拉克和妻子在宾西法尼亚依靠着惠德科勃的地产过活，而克拉克则在当地的唯一理教教堂布道，并且竭力决定将来应该做什么。与此同时，克拉克曾编辑三年的杂志由于坚决要讨论日渐增长的城市贫困问题而即将倒闭。

在辛辛那提，《西方信使》的新编辑由威廉·亨利·钱宁(那位唯一理教领袖的侄子，他于1839年来到辛辛那提并成为那里唯一理教第一教堂的牧师)和詹姆斯·帕金斯(James Perkins)担任，他们两人都比克拉克更关心社会改革问题。特别是帕金斯，在他四处为辛辛那提贫苦人们布道过程中目睹了好多人间悲剧，他坚信，这些悲剧不是某个个人的失败，而是社会公共机构的失败。1839年10月，杂志的一位名义合作编辑，一个名叫约翰·沃恩(John Vaughan)的辛辛那提律师在《信使》上就英国争取工人阶级权利的那场运动发表了《宪章运动》(Chartism)一文，在文中他盛赞宪章运动为“光荣的一幕”，并认为经济的不平等就足以作为革命的理由。

不用说，像克拉克的岳父哈姆·让·惠德科勃(Harm Jan Huidekoper)之类富裕而保守的唯一理教教徒当然对沃恩的文章进行了气势汹汹地指责。惠德科勃称其为“极端激进”而且还对克拉克不再担任《信使》的编辑表示了遗憾。他准备了自己的例证来反驳富人的罪孽是造成穷人的痛苦的原因，该文于1840年夏天在《信使》上发表。文章的标题《资本增益的权利和义务》(The Right and Duty of Accumulation)或许可以作为座右铭来激励那些不断给超验主义事业提供资金却又得要忍受超验主义者嘲弄的唯一理教教徒。惠德科勃认为财富代表着行善的能力，而积累的欲望则是促使穷人奋发的动力。

然而，《信使》并没有丝毫悔改的意思。1839年卡莱尔发表小册子《宪章运动》，猛烈抨击英国统治阶级根本不符其职，1840年当该小册子在美国由爱默生出版之后，沃恩撰写了一篇由三部分组成的评论称赞了卡莱尔对自由的热爱，而且拒绝批评卡莱尔对改革的提议。与此同时，在波士顿，关于同一份小册子的一篇更加著名的评论在《波士顿季刊评论》上发表——即布朗森的宣言《劳动阶级》。布朗森预言说阶级斗争即将来临，而且还呼吁将遗产继承宣布为违法，因此招致了辉格党和民主党狂风暴雨般的谩骂——虽然他曾经支持过民主党的事业，可如今他们却要不顾一切地与他断绝关系。

《西方信使》很积极地为布朗森辩护。1840年10月，有位编辑就《劳动阶级》发表了一篇评论，嘲弄了一番那些攻击布朗森的“狂吼乱叫的保守派男女”，并将此种状况比做“秘鲁人在试图阻止月食时的喧嚣”。尽管《信使》激烈地反对布朗森提出的消灭不平等的建议，认为这种做法在精神上不合乎基督教义，在思想上极端不明智，但它还是宣布说它相信这个人本身“像路德一样诚实，像诺克斯一样无畏，而且像我们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一样聪明能干(不管是用在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

如果《信使》的编辑希望通过把布朗森比做宗教改革的英雄来唤起人们对他的同情的话，那么他们失败了，因为愤怒的订户潮水般地写来信件，反对他们支持布朗森。惠德科勃撰文抗议说激进分子很少用他们审查保守分子教义时的那种仔细认真来审查他们自己或是朋友的观点。“或者是出于对新奇古怪的热爱，或是害怕给人落伍的感觉，或者是出于对革新者的偏爱，这些新观点经常得到一些毫无必要的大肆渲染，这是几近罪恶的做法。”

《信使》拒绝放弃原来的主张。W.H.钱宁访问波士顿回来之后在《信使》的1840年12月号上满怀讥讽地撰文说他到过“独眼巨人的洞穴”(指布朗森)，但是却没有发现人的骨头。如果他已经冒犯过读者的话，那么他坚决重申自己立场的做法只能是再一次冒犯他们。“我们成为这个杂志的编辑，猜想我们自己应该是自由的人，而且《西方信使》应该是倡导自由的期刊；只要我们仍然还是编辑，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一假定行动。”钱宁也没有太长的时间来行动，因为杂志不久就关闭了；1841年4月号是最后一期。

《信使》的倒闭提供了很多教训。任何期刊的订户都有可能对编辑改变方向令人无所适从而心怀不满，于是他们就会通过取消订阅来惩罚编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摇摆不定。只要激进主义不干涉自由派人士赖以获取收入的财产关系，他们就容忍激进主义；同意基督教考证是内向和精神的观点是一回事，而考虑为了社会平等的目的把某人的财产没收并重新分配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作家若想无所畏惧地就所有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还无法做到前后一致的话，那么他必须要么完全放弃杂志出版，要么就发誓单独出版一份杂志。

“人喜欢竭尽全力去做事”，奥立斯蒂斯·布朗森在他早期为《基督教观察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断言。这一命题对于人类整体来说可能不适合，然而对于提出这一命题的人来说却绝对适用。布朗森的传记作者计算出在《波士顿季刊评论》存在期间他每年要写将近15万字，因为那时他要用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材料来充实由他创刊的这份杂志：有关民主理论的长篇专题论文，各类作品的评论——从卡莱尔最近的作品到布威尔·利顿的小说，还有一个素食主义者(阿尔科特的一个表弟，他认为烤牛肉是邪恶的魔鬼，并力图用自己制作的麦片粥、苹果、凉水煮土豆和烤玉米甜点食谱来与之斗争)写作的系列食谱。

一年拼凑起四期评论，每期长度都要超过100页(有一期竟达到228页)，这一工作足以令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但是大凡愿意读完早期几卷《波士顿季刊评论》的读者都会认为其编辑知识渊博，而不会认为他是疲于应付。与其说布朗森是在评论著作，不如说他是在贪婪地阅读并把它们转化成力量。他是唯一一位听起来像《爱丁堡评论》的评论家的美国人——像杰弗里、布罗海姆和黑兹利特。他的文章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和无情的逻辑性，因此看他与人辩论会获得无穷的乐趣。很遗憾的是黑兹利特没有活下来读到他的文章，因为布朗森在知识方面显示出了一种无畏的品质，1829年当黑兹利特评论威廉·埃勒利·钱宁的文章时却失望地发现他缺乏这种品质。

如果我们还记得布朗森只受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正规教育，而且14岁时在一个乡村学院短暂待过的话，那么他的成就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至于后来，他自学成材，并通过编辑或是给各种宗教和政治期刊撰稿学会了新闻杂志业的技巧，这些期刊的名称记录下了他经过不同教派、众多城市和动荡不安的政治运动的轨迹——从纽约奥本(Auburn)的普救派期刊《福音倡导者和公平的调查者》(Gospel Advocate and Impartial Investigator)、弗朗斯·赖特和罗伯特·戴尔·欧文在纽约主编的《自由询问者》，到纽约詹尼西的《共和党和改革先驱》(Republicanand Herald of Reform)。当布朗森先后脱离普救派教会和劳工党并宣布加入唯一理教时，他又通过创办另一份刊物——即纽约依西科短命的《慈善家》——来表明他立场的转变。

到1832年夏天，布朗森已经成为新罕布什尔的沃尔浦尔的一名唯一理教牧师。他不久就开始向波士顿的主要唯一理教刊物投递稿件。《基督教言论》的编辑乔治·里普利与他建立了友谊并竭力劝说他到波士顿来。最终布朗森那强劲有力的文章开始出现在享有声誉的《基督教观察家》上，除了里普利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注意到了这些文章。爱默生就从布朗森早期的文章中学到了好多。例如，在布朗森于1834年评论本杰明·康斯丁(Benjamin Constant)的宗教历史的文章中，他在宗教感情和其赖以存在的宗教形式的承继之间作了区分，这听起来蛮像爱默生的文章《论循环》(Circles)的早期草本，同时还唤起了精神的各种化身的无尽增殖和腐朽。

到1836年7月，布朗森来到切尔西并且成为另一份刊物《波士顿改革者》的编辑。深受布朗森敬畏的威廉·埃勒利·钱宁(听到一个朋友朗读了钱宁的著名布道《与神相似》之后，布朗森便改信了唯一理教)希望布朗森给劳工阶级教众布道的经历能帮助他把唯一理教拯救大众的教义通过自我修养传播给这样一些人，即那些通常一方面通过狂热的福音宣传才能获得安慰而另一方面通过阿伯纳·尼兰德之类的反教权的激进主义运动才能被打动的人。

布朗森仍然希望能拥有一份脱身于教派之争的杂志。他想要摆脱那种由于编辑的希望而被迫进行的妥协；他同样想坚决避免那种由于投稿者的拖拉和不可靠而给编辑带来的苦恼。很清楚的是，似乎是他培养出了那种雄心，要用美国的评论来代替曾经在他那一整代人的自学中发挥了如此重要作用的英国评论。最后，他如先知一般感到了一种要就“人类和社会命运的问题”大声疾呼的紧迫感，就像他在《波士顿季刊评论》第一期的“导言”中向读者宣称的那样。“我必须而且将要讲些话。我所讲的话或许值得一听，或许您不屑一提，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去讲。但是为了能够讲些东西，我必须有一个供我自己支配的声音。所以，便有了《波士顿评论》。”在第一期最后一页上有个告别便条，同样也是毫不妥协。布朗森出版了自己的杂志希望借此发迹。“如果公众喜欢它，需要它，他们就会支持它；如果他们不喜欢，也不需要，——那么他们当然就不会支持它。”

这种生硬的自助与坎布里奇的风雅相去甚远，布朗森(超验主义者和传统的唯一理教教徒同样都认为他那粗鲁的行为和争强好胜的性格让人难以忍受)也不失时机地夸口说他独立于任何认为他能够去效忠的团体。杂志第一期中最长的一篇文章是布朗森于1837年9月在民主党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全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与其说布朗森利用这个场合来美化自己新的政治效忠，不如说他是在对自己的同伴党员进行说教，说他们太轻易将“民主”和“人民主权”等同起来。

托克维尔自己也不可能会比布朗森还要猛烈地攻击“大多数人的专制”。“人民是至高无上的吗？”布朗森问道。

他们是最重要的吗？从良心上讲我们就必须要服从他们为所欲为发出的命令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个人的自由安在？如果是这样，那么作为整体的人民就是作为个人的每个人的绝对的主人。那么作为个人的每个人就是一个绝对的奴隶。作为整体的人民不管向他要求什么，那么从良心上来说他都感到自己必须要给予。

民主的真正目的不是用人民的主权来代替特权阶级的主权，而是要恢复个人的自然权力，并教会他们“履行那些职责，只履行那些职责，那些由永恒不变的正义要求的职责”。

然而，如果辉格党人对布朗森在伍斯特向民主党人严厉的说教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他们又有可能被布朗森对弗朗西斯·鲍温的猛烈抨击而变得暴跳如雷起来。弗朗西斯·鲍温是哈佛大学的一位哲学讲师，他对爱默生的《论自然》的评论进而又变成了对超验主义运动的谴责。布朗森认为鲍温的文章思路混乱不堪，根本不值反驳，但是那些自命具有贵族气质的哈佛人却准备好要来进行反击。洛克的追随者像鲍温和哈佛神学院的人一样把大脑看做是一块白板，只能从空白时候进行雕刻，他们又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想象成是唯一可以信赖的雕刻师。“但是就事实而言，大众并不像想象得那样一无所有。他们并不像我们有时认为得那样如此依赖我们这些获得启蒙的少数人。”当向暂时接纳了他的阶级谈起他出身的阶级时，布朗森的情绪相当激昂；没有什么再比受教育阶级对贫穷和没有知识阶级的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更让布朗森愤怒的了。“大众不需要哲学：那些脱离大众、那些认为大众要依靠他们才能获得真理和美德的人才需要哲学，这样就能把他们带回来重新与普遍的人性结合起来。”

布朗森的文学批评和他的政治和哲学理论一样强劲有力和刺人痛处。即使布朗森反驳鲍温的责难而给以辩护的超验主义者，当他们的文章受到布朗森的详细审查时也没有特别的理由而值得高兴。布朗森对逻辑一致性的重视胜过了生活本身，因此爱默生完全不顾逻辑的态度使布朗森特别生气。有一个年轻的改革派牧师与布朗森持有相同的态度，因此布朗森便将评论《论美国学者》的任务交给了他。威廉·亨利·钱宁的评论出现在《波士顿季刊评论》的1838年1月号上，距离钱宁前往辛辛那提短暂地担任《西方信使》的编辑有一年。他哀叹说，爱默生的结论仅仅是“暗示，根本没有经过引导他得出此结论的渐进的逻辑推理”。

继《神学院讲话》之后不久，爱默生又于1838年7月24日在达特茅斯学院对联合文学社作了毕业典礼演说，布朗森在评论该演说时论调与先前类似。《文学伦理》就像《神学院讲话》本身一样，于1838年作为小册子发表。布朗森试图在1839年1月号上评论该文。起初布朗森还试着要给爱默生那不着边际的演说列一个提纲，但是文章很快就变成了模仿讽刺，最后布朗森突然恼怒起来：

但是我们放弃了。我们无法分析爱默生先生的一篇演说。他几乎从来没有一个中心思想，好让演说的所有部分都归于其麾下。这一中心思想应该得到清楚的表达，系统的拟订，还要有符合逻辑的贯彻执行。与其说他是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诗人——可是对于诗的规则来说也不尽然。

布朗森驳斥了爱默生认为美国人只是模仿而无创新的观点；相反，专利局就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至于人们对美国人贪婪地掠取财富的不断抱怨，布朗森则以满腔的同情给予了草率的处理，这使得《波士顿季刊评论》异常高兴：“据说，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了对财富的追求之中。我们承认如此，而且我们还很高兴会这样。这恰恰证明了全国生活的统一嘛。”然后他又更加严肃地补充道：“正是我们追求财富的热烈程度充满了希望。它证明，对财富的追求仅仅是暂时的追求，我们必须满足我们对物质的需求，而且我们还要准备好以同样的热情去满足灵魂的追求。”

布朗森在1838年评论了《神学院讲话》。关于这篇演讲，除了不合逻辑外，他还给了爱默生更多严厉的指责。在他看来该演说很危险。他说，爱默生告诉我们要听从我们的本能，而且不屑于即使是对耶稣的模仿。但是我们应该听从哪些本能呢？“我们怎样才能决定哪些是我们较高的本能，哪些是我们较低的本能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看到他给我们任何指示……我们得要依靠自己的本能去行动。倘若他依靠自己的本能去行动，那为什么感觉论者没有精神论者有道德呢？”更加糟糕的是，爱默生似乎没有在宇宙中找到比个人灵魂的完美更加高尚的善。这种“超验主义的自私”使布朗森感到出奇的愤怒。“宇宙中的万物都得要从属于个人的灵魂？一个人应该把自己作为宇宙的中心，说万物都为他所用，而且只有当万物对于他们的成长或是福利有利时才认为他们有价值？”按照这一体系，那么“我是万物；其余皆是虚无，至少只有从事实中得到的东西对我来说才有点意义。”

爱默生与他的导师卡莱尔和歌德都同样具有此种“纯粹的自我主义”倾向。“他们找到的最高的善便是个人的善，即在他们自己的灵魂中秩序的实现。”一个接受了这种道德准则的人能够真的被称做是有道德吗？“难道道德不总是在向我们建议一种目的，它与我们自己的目的相分离，它高于我们的目的，而且我们自己的善从属于它？”的确有必要在个人灵魂中达到和谐，但这只是最初的一步。“在个人的善之上，比它还要重要的是宇宙的善，即善的创造的实现，绝对的善。”忘记自己的人“要比那些仅仅利用他人来作为促进自己知识和精神增长的人优秀得多”。

爱默生鼓动我们把自己看做上帝，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无意中就毁坏了自己声明崇敬的宗教情感，因为那一情感是从我们对上帝的依赖和对上帝无穷力量的感觉中喷涌出来的。如果爱默生认为只能在灵魂中看到上帝的观点是正确的，就如橡树潜在地存在于橡果中那样，那么还有谁可以依赖呢？“上帝真的而且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吗？除了奥西里斯神(被撕成碎片并被分散地仍在地球各处，痛哭的伊希斯必须到处去寻找这些散落的碎片，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才找到)之外还有其他的神吗？”

我们不仅省却了“历史基督教”和利用神迹来作为信仰的证据，而且甚至还省却了耶稣本身，布朗森不相信我们这样做是有正当理由的。他也不真正相信福音书记录在教会中没有更多的用处，它们只是变成了“阻碍”。我们的信仰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仰。“我们需要这些记录，它们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人类的证据，使我们心中的证据更加确凿。一个证据远远不够。”如果教会仅仅给我们一个历史的基督是犯了错误的话，“那么我们不要因为仅仅宣扬一个心理上的基督而再犯错误。”

布朗森对《神学院讲话》的批评更能表露他的心迹，因为他在评论时既没有存心要为洛克的认识论和先天不良的圣经考证学结构辩护，也不是出于对社会地位较低阶级(需要使用一套威胁的系统来对其进行控制)的危险产生的本能的恐惧。布朗森的问题可能造成了双倍的伤害，因为他们与爱默生最近的某些自我谴责非常接近，听起来似乎确认了他自己最坏的怀疑。然而与布朗森不同的是，对爱默生来说，只要有一个证据就足以证明精神真理。而且它的光辉使得所有的外部援助都成了多余。

当布朗森认为爱默生不对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对爱默生进行了猛烈抨击，然而，半年之后他却又自愿收回了自己对《神学院讲话》的批评——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对该演说缺点的看法，而是因为其他批评家对爱默生的大量指责唤醒了他的同情心。在1839年4月号的一篇文章中，布朗森反驳了人们认为布威尔·利顿(Bulwer Lytton)(他的小说很受布朗森的喜爱)不道德的指责，布朗森突然提出了一个与事情的本质更为接近的论据：

假设命运对一个人不利，他或许还会称我们为朋友，而且会指望我们代他拿起大棒。既然全世界都在反对我们的朋友爱默生……我们为成为他的对手而真心感到懊悔。我们就像是身处先知中的以色列国王扫罗一样极不相称。天哪!仅仅想一想吧，《波士顿季刊评论》与一群神情肃穆的医生和学识渊博的教授同流合污，共同撰写文章来诋毁这样一个人，一个依着自己坚定的信仰、顺着自己自由的灵魂大胆讲话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错误，而且是一个——哎!我们才察觉到错误实在太晚了。向任何敢于仗义执言的人致敬，也不要管他讲些什么。他是一个打破旧传统的斗士，是真正上帝的仆人，尽管他是个左撇子。

布朗森自己不久也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打破旧传统的斗士而需要朋友的支持是何种滋味。卡莱尔在《宪章运动》中谴责了自由放任的经济哲学，说它先是造成了劳动阶级的苦难，进而又对此进行了辩解；像《西方信使》的众编辑一样，布朗森也深受卡莱尔这本书的影响。“英国劳动阶级的状况出问题了吗？问题如此之大以致理性的劳动人民不能、不准甚至不应该平静地置身其中？”卡莱尔问道，然后他又一页接一页地大量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一问题是多么严重。卡莱尔竭力以强烈的紧迫感来使冷漠的读者理解，贫穷的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已经变得如此令人难以忍受，而且如此有辱人格，除非找到可以减轻他们苦难和满足他们要求的简单公正的政府来代替目前统治英国的“非政府”(市场经济规律、供需经济)，否则他们就必须像法国革命那样被迫以翻天覆地的暴力革命来为自己夺取政府。

布朗森认为，卡莱尔对英国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是颇具毁灭性的，但是他提出的减轻苦难的可行性补救措施——教育和移民——却是不仅无用，而且更糟。1840年7月，布朗森为《波士顿季刊评论》撰写了对爱默生于1840年出版的美国版的《宪章运动》的评论。卡莱尔“作为破坏者很令人钦佩，可是作为建设者他却是可怜又可悲。没有人能比他更清楚地看到当前的社会毛病百出，因而不值得留恋……但是当问题涉及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来代替现存社会时，我们遗憾地说，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基本的帮助，几乎连有用的暗示都没有”。

事实上，布朗森承认说他每次读完卡莱尔都感到既沮丧又疲惫，因此很是惧怕再碰到一篇卡莱尔的文章。但是《宪章运动》的榜样却促使卡莱尔把自己对美国唯一理教反映贫苦大众苦难的不断增加的不满变成了文学形式。在这种情形下还要鼓吹自我修养和自我提高就不仅太嫌冷漠无情，而且几近残忍。布朗森把他对卡莱尔的评论《劳动阶级》转变成了自己写作《宪章运动》的时机，即他自己对阶级斗争的分析。

首先，布朗森嘲笑了卡莱尔对英国劳动阶级几乎要革命的恐惧之情。英国劳动阶级的处境在欧洲来说最艰难，这准确来说是由于英国的中产阶级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中产阶级人数都要众多，权力都要巨大。“当涉及消灭地位比他们高的阶级的权利时，中产阶级总是一个平等权利的坚强捍卫者；可是当涉及提高一个地位比他们低的阶级的权利时，中产阶级又变成了这个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布朗森对英国的工人失去了希望，因为他们的敌人是无法逃避的。“他们真正的敌人就是他们的雇主。”

把教育作为改变一天要工作12到16个小时的男男女女的生活状况的良方也未免可笑，而移民也仅仅能暂时缓解生活的苦难，“因为殖民地不久也会成为一个帝国，重新滋生出宗主国的一切不公和苦难。”而且，欧洲的问题不是人口过多，而是财产的分配不公。工人们为了雇主的利益而埋头苦干，因此布朗森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原则，即布朗森定律：“人们获得的报酬与他们实际付出的劳动量成反比。”

在现代工厂中工作的劳工很少有希望能挣得比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资还要高的收入。出身贫苦的个人的确有时能富有起来，但是如果他们能够致富的话那也不是通过积累工资做到的。富人之所以是富人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其他人的劳动”。南方种植园主承认说，建立蓄奴制度并且按小时来雇佣劳力是比较便宜；有什么还能比这更能证明当前的工资制度是多么不公平的呢？

至于钱宁博士的自我修养，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它却无法消除不平等，也无法恢复人们的权利”。它或许能够恢复劳动阶级的尊严感，因此会给他们勇气去争取那些权利，但是作为“社会罪恶的补救办法”，它却是无能为力。自我修养是对那些拥有纺织厂的艾博特·劳伦斯而言的，却并不是对那些看管纺锤直到健康垮掉然后回家等死的姑娘们而言的。由钱宁代表的牧师阶级事实上在历史上是人类压迫者，人类只有把作为一种职业的宗教消灭了才能获得解放。“像现在的基督教牧师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们只是痛苦地迎合年龄的成见，大声地谴责无人会犯的罪过，但当涉及时代犯下的臭名昭著的罪恶时，他们却像坟墓一样沉默无语。……作为一个整体，直到没有人可以谴责了他们才会倡导真理。”

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王国的唯一办法便是消灭一切使劳动阶级贫穷的垄断。应该取消政府对银行的控制，因为银行代表雇主的利益。但是改革应该比这还要激进。所有的遗产继承都应该被废除，因为它代表了“有人生而富有同时有人却生而贫穷的特权”。布朗森意识到这一措施若没有“强有力的暴力”作后盾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使这一转变实现的战争将是“世界至今还没有经历过的，人性之心会……从那里，惊恐万状地退缩”。

《劳动阶级》是超验主义运动产生出的最强劲有力和最令人不安的文本之一。它对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和对血腥的阶级利益集团战争的看法与通常被认为是超验主义社会思想的模糊混乱的善心大相径庭。但是，伴随布朗森对他的“精神之父”钱宁的指责和对钱宁把“自我修养”作为缓和阶级差别的手段破产的攻讦，某些个人间的不满似乎突然将布朗森推向了当时以弗朗西斯·赖特和罗伯特·欧文的《自由询问者》为代表的劳动阶级的反教权激进主义。

至于布朗森对于地球上上帝王国的奇特想象，倒类似于一种奇怪的赌场，赌场经营者在每天晚上结束时把所有赢得的钱都收集起来，第二天再重新分配继续赌博；并不是《新约》中所描述的那个彼此仁爱和相互安慰的王国。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布朗森从来没有停止问自己，当一个人死后，如果他的财产被国家没收了，那么他的妻子儿女该怎么办——这是他的论据中的一个缺点，就像他后来在为这篇文章进行“辩护”时所承认的那样，而且这一缺点也促使他去(短暂地)捍卫妇女的财产权利。

布朗森的真实意图根本不在社会的国家。在他的分析中他曾一度讲到过产生文明的“野蛮国家”，并因为它没有不公平现象而赞扬它。“个人体系在那里存在。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中心，而且是他自身的整体。没有社区，也没有社会成员，因为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有可能将这种国家与“可能存在的最高级的道德和知识修养”结合起来，那么它将是“尽善尽美的人类世俗状况”。但是人类必须在历史中经历很长的一段历程才能再次实现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的完美分离。

布朗森在无意间显示出他与《神学院讲话》中的爱默生，即他所辱骂的爱默生，有相似之处。布朗森也把个人置于一切之上，因此最终《劳动阶级》给人的印象并不是阶级团结，而是人际间的孤立。布朗森理想的人都生而平等，有些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却在死后将其捐献给国家，这似乎体现了托克维尔对美国人最深刻的担忧——断绝了与祖先的联系，断绝了与后代的联系，永远被孤立在他们自己心灵的孤独之中。

当然，布朗森的批评者们并不担心孤独是他辩论的最坏结果。布朗森被所有人谴责为极端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憎恨宗教而且毁坏社会。辉格党人急切地不断重印《劳动阶级》，将其作为竞选宣传来说明如果民主党赢得总统竞选他们会怎么做；民主党人很快声明与布朗森断绝关系。布朗森杂志的撰稿人也不再给他寄发稿件(即新闻报业方面的拒绝交换讲坛)。后来布朗森以相同标题的一篇文章回答了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劳动阶级》， 1840年10月)，但是到那时竞选活动已经快要到达乡村地区，而且民主党已遭受到惨败。

1840年那个争吵不休的夏天，在布朗森的家乡地区对他表现出的几乎是唯一的同情来自于超验主义者中他最好的朋友乔治·里普利。里普利为《日晷》(超验主义俱乐部成员策划良久的一本杂志)准备了一篇有关布朗森和《波士顿季刊评论》的文章。《日晷》的第一期与《劳动阶级》在同一个月即1840年7月出版。这一巧合在公众的头脑中把这两份杂志紧密地联系起来，甚至比事实上两者表现出的联系还要紧密，因为《日晷》与《波士顿季刊评论》非常不同。(布朗森在《波士顿季刊评论》的1841年1月号上评论《日晷》的最初两期时指出了他们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日晷》人属于穿裙裤的女人，与你们粗俗的长裤汉毫无关系，”他写道，他也深知，大部分为《日晷》撰文的人不像他一样同情劳动阶级——或者，就此而言，也不同情他。)

超验主义者出版自己刊物的计划先是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提出，《神学院讲话》及包围它的争论出现之后，《基督教观察家》一类老牌的刊物对超验主义组织紧闭上了大门，这时建立自己刊物的想法又一次迫切地萌发起来。在1839年5月超验主义俱乐部聚会上，阿尔科特抱怨说，当前的刊物质量低下，对他来说既空洞无物又毫无生气。1839年9月，俱乐部成员又一次讨论建立一份刊物的可能性，这份刊物应该是“更能按照灵魂的需要表达观点的机关”。阿尔科特提出了刊物的名称，该名称的含义就是说杂志既广泛揭示真理又能够记录实事的发生发展。

如果一份杂志的目标既如此崇高又如此模糊，那么这对该杂志来说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但是，《日晷》的策划者们却能够在当时美国杂志业欣欣向荣的状况下树立起信心。各种类型的杂志销售状况都很好——包括宗教杂志、政治期刊、书刊评论，以及融合了小说诗歌和镌版时装图样的妇女杂志。研究《日晷》杂志兴衰的历史学家指出，到1842年为止，每年有将近300万期各类期刊出版。在这样一个渴望杂志的国度里，对于这样一份更能依照灵魂的要求来观察生活的杂志来说，当然有发展的余地了。

《日晷》与超验主义俱乐部的联系似乎保证了充足的投稿人，但是寻找一位编辑却绝非一件易事。由于爱默生正忙于从他的讲座和日记中整理材料以组成一卷论文集，所以他断然拒绝了这一职务。1839年10月16日他写信给玛格里特·富勒，许诺说可以作为撰稿人，但是却拒绝了任何编辑工作。“我应当衷心地讲任何这样的期刊都适合出版你的日记，并且我也很高兴来为它撰文投稿。但是除非里普利先生愿意亲自担任编辑，或者除非你愿意，否则我认为现在我们没有比过去的两年中更加靠近这一目标。”

爱默生之所以如此愿意建议让富勒考虑担当此任，或许是因为她翻译的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最近作为里普利的“外国标准文学样本”丛书的第四卷出版后，爱默生对此的反应颇为热烈。在“译者前言”中，富勒的用语既富有权威又简明扼要，这似乎表明她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作家了。富勒曾把该书寄给爱默生一本，因此他在1839年6月回信感谢她并且称赞了她的“果敢和智慧”。爱默生告诉富勒说她的翻译“是一件善事，美国会永远感谢她”，他又称赞她的前言是“闪耀着才气的论断”，使他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满意和感激之情”(1839年6月7日爱默生致富勒)。由于里普利深深地卷入了与安德鲁斯·诺顿关于神迹问题的小册子之战，而且又太忙于编辑“外国标准文学样本”丛书，因此也无暇顾及《日晷》的编辑工作，于是爱默生就劝说富勒接受重任，并许诺说里普利会作为合作编辑来处理具体商业事务。

担当编辑一职对富勒来说意味着很多事情：从超验主义俱乐部集会偶尔的客人的身份转变成了权威；拥有了发表自己作品和向朋友约稿的机会。的确，她与海吉和克拉克通信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最后她又与爱默生通信，这使她得以展现自己的才华而且还锻炼了她那侵扰他人和好言相劝的威力。(在1839年6月3日的一封信中，她催促爱默生到波士顿郊区牙买加平原她的临时寓所来看望她：“如果你这个星期来，我会用比垂柳枝更漂亮的东西，或者比任何黄华柳枝还漂亮的东西，来给你编织帽子戴上。野天竺葵点缀着所有的河岸和岩石裂缝，山楂树则点缀着每一片篱笆。你可以做成任何你希望的样式的花环，但是请一定来。”)

学识渊博的海吉对富勒很尊敬；背井离乡身处路易斯维尔的克拉克则对她爱慕有加，而且百般讨好她；爱默生虽然对她第一封信的大胆鲁莽感到惊讶，然而不久也发现对她闯入自己平静生活而且要求他答复的方式感到心动不已。但是富勒早期的一些“公开”散文即使对她最亲密的朋友来说也很令人失望。作为对克拉克为《西方信使》约稿的答复，富勒首次寄给他一些文章，克拉克读后也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和沮丧。这些文章与她的书信相差极大；她那拉丁文风中颇多矫饰，口吻时而傲慢无礼，时而屈尊俯就。

所有的超验主义者在口吻方面都有问题：他们试图从理智而不是从知性的角度讲话，这使得他们常常拼命去追求效果，因此总是授人以柄被人嗤笑(我们会想起，当听到爱默生在《神学院讲话》中说到宗教情感是“没药、安息香、氯气和迷迭香”时诺顿勃然大怒，这也情有可原)。但是大多数超验主义者的职业都迫使他们把自己的作品让现场观众(即那些喜欢矫正文风的批评家们)考察。克拉克给富勒写信，用令人羞辱的细节讲述了路易斯维尔教众对他最初几篇布道充满灾难性的反应；不过他仍然得到了一份任何学校都不可能提供的实用演说教育。富勒对此都有了解并对自己的经历感到沮丧。像是男人抱怨的那样，如果妇女的思路缺乏准确性和重点的话，那么这部分是由于她们的“成就”是给人看的，而不是给人用的。在一个不许她们接受高等教育、不许她们从事任何工作、不许她们进入任何职业的世界里，妇女们很少经历过在公众场合进行的你来我往的论战中对思维进行的磨砺或是强化。

1839年夏天，富勒咨询过布朗森·阿尔科特，想知道如何来为妇女组织系列“恳谈会”，这或许会帮助妇女走出她们一贯平静的生活。富勒需要从“恳谈会”中赚些钱来付房租，而且还要把两个弟弟送到哈佛去读书，同时她也不想再回学校去教书，因为教书使她精疲力竭，没有时间写作。但是富勒想迫使妇女去独立思考，在她们讨论“神话”和“美艺术”等话题时仔细审查自己的观点，并且还要学会为自己所说的话进行修改、订正和辩护。伊丽莎白·皮博迪所做的笔记显示了“恳谈会”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对一个刚刚定义了“生活”的妇女，富勒回答道，“好，可是还不够庄严。来，生活是什么？我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让你们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现在人们几乎很难认为这样的教学方法算是革新，但是对于那些除了死记硬背地重复之外还没有人让她们这样做的妇女来说，这似乎是相当令人兴奋的。

从1839年到1844年，富勒每个冬季都要组织一系列“恳谈会”。两个小时的聚会都是在伊丽莎白·皮博迪位于波士顿的寓所内举行。参加聚会的25到30个妇女中每人都要为这场历时13周的授课缴纳10美元，这足以让富勒几乎每年净得500美元。参加“恳谈会”的妇女来源不同：富勒的要好朋友们，嫁给超验主义者或是社会改革者的年轻妇女，本身便是社会活动家的妇女，以及来自传统唯一理教上层的年长妇女。(第二年时她们也邀请了男士参加，可是他们却总是在支配谈话，因此富勒在这次实验之后放弃了这种尝试。)付费来参加的妇女先是听完富勒富于机智的开场独白，然后便在她那温柔却又急切的提问的劝诱下打破了沉默。富勒自己不断用改述来改变她们那结结巴巴的回答，这方式使她们感觉自己也被彻底改变了。埃德娜·道·切尼(Ednah Dow Cheney)是一位参加“恳谈会”的年轻妇女，她描述了在“恳谈会”中自己对富勒的爱戴，她也变得更加自信：

我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新奇的思想世界之中；一束光流照射着我在自然之中所见的一切，我在生活之中观察到的一切，以及我在书籍之中读到的一切。她不管说什么，总会展现出一种隐藏的意义，而且一切似乎都被放置在了真实的关系之中。或许这样说我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感受：我不再是自我的限制，但是我感到整个宇宙的财富都向我打开了。(《埃德娜·道·切尼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Ednah Dow Cheney]1902年)

从另一方面讲，富勒作为《日晷》编辑的经历却是从一开始时起就使她陷入了失望沮丧的混乱境地。她写信给老朋友弗雷德里克·海吉，邀请他为杂志的第一期写点什么东西，但是经过一系列托辞之后他坦白承认说，由于超验主义者最近在关于神迹问题上与唯一理教教会进行的论战已经使他在班戈(Bangor)的教众深感不安，因此他现在很害怕再与超验主义者在出版方面建立联系。富勒在考虑自己撰稿“在时间或地点上来说会不会合适”。她到目前为止收集的材料——两篇她自己的文章，两篇爱默生从死去的哥哥爱德华和查尔斯的论文中节选的片断，一篇梭罗写作的有关罗马讽刺作家佩尔西乌斯的文章(在爱默生的一再坚持下收录的)——似乎很难有什么重要影响，而且她也害怕那些希望从《日晷》中看到“超验主义真理”的人会感到极度失望，从而会因为他们没能从这份杂志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开始责怪富勒。

她的焦虑和由此而产生的反应一定很强烈，因为她起草并于4月份寄给爱默生的《日晷》“前言”给他的感觉是既傲慢自大又充满了辩解之辞。爱默生自愿写作了一份前言，富勒欣然接受了。他们之间通信的结果清晰地显示爱默生对自己总需要去干涉感到很尴尬，因为那似乎把他催促富勒去接受的权威剥夺了。事实上，富勒的前言，不管它或许显得多么幼稚无礼或是思虑不周，也不可能像是爱默生的另一份前言那样给《日晷》招致如此之多的嘲弄。

几年来，爱默生一直闷闷不乐地为阿尔科特的手稿作评论，并不断地退掉他的来稿——例如，告诉他《心灵》(Psyche)(阿尔科特对女儿童年教育的记录)这篇稿件即使经过了四次大改也完全无法出版，或者同样灰心丧气地给他寄回他竭力模仿歌德写成的《奥菲士格言录》(Orphic Sayings)系列。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位不可救药的作者忠实地修改无论怎样修改都无济于事的作品更加令人恼怒的了，可是阿尔科特却不能够领会这些暗示，1840年4月末他又把修改后的《奥菲士格言录》交给了爱默生，希望能看到它们在《日晷》上发表。更糟糕的是，阿尔科特把家搬到了康科德。

爱默生急于摆脱阿尔科特的纠缠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写信给富勒说修改后的《奥菲士格言录》虽然仍旧很糟，却已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糟糕了，或许可以“通过审阅，而且甚至还可以被看做是公正而伟大的作品”(1840年4月24日爱默生致富勒)，这说明他是多么迫切希望找到些阿尔科特能够发表的作品。《日晷》本来计划不具名发表这些文章，可是爱默生建议还是把阿尔科特的名字印刷在《奥菲士格言》上，因为这样至少对于认识阿尔科特的人来说会有一种“威严的声音”(1840年5月8日爱默生致富勒)。

在所有人当中恰恰爱默生本来应该知道印刷出版的文章中讲话人的性格特质只能从文章中建构出来。对于那些读到《日晷》和评论《日晷》的人来说，如果他们从前对阿尔科特没有任何敬畏的话，《奥菲士格言录》不仅很出名而且还很热闹。超验主义者的作品总是冒着这种危险：要么在追求完美的时候摇摆不定地升入云雾之中，要么在努力解决存在的奥秘时坠入晦涩费解之内。阿尔科特的《奥菲士格言录》则两者同时兼具。

“事物的两极不会浑然一体，”阿尔科特在一篇题为《创世纪》(Genesis)的奥菲士格言中这样抱怨说，“然而在真正的造物中，自然在物质中呈现出圆形，灵魂则在精神的天空中呈现出椭圆形。仁爱使万物呈现圆形，智慧则使万物呈现椭圆形。就像磁石吸引钢铁，精神也会吸引物质，于是物质振动着穿越多样性的两极，停息在统一的怀抱之中。”大众媒体几乎无法拒绝揭穿这种自命不凡的诱惑。纽约的《纽约人杂志》在其1840年11月号上刊登了《胃之格言录》(Gastric Sayings)的节选：“土豆的两极就浑然一体：鸡蛋既呈现圆形又呈现椭圆形……就像磁石吸引钢铁，上腭也吸引物质，于是物质振动着穿越多样性的嘴巴，停息在统一的肠道之中。”一位给《波士顿邮报》(Boston Post)撰文的作者把《奥菲士格言录》比做是“一辆仅有一名乘客的带有15节车厢的火车”。

阿尔科特给《日晷》带来了荒谬愚蠢和莫名其妙的名声，而且很难使别人忘掉这一恶名，特别是当富勒不愿伤害阿尔科特的感情又在《日晷》的1841年1月号上刊登了他的另一批《奥菲士格言录》之后。但是一个比晦涩费解更严重的谴责甚至开始被《日晷》的朋友加在了它的头上。这份杂志太不切实际，太注重美感，太虚幻无边了；它缺少支柱；它的措辞太自作多情或是太空洞无物；它忽略了现实世界。奥立斯蒂斯·布朗森浏览了一下《日晷》，发现它“晦涩费解，不会持久，虚幻飘渺”。尽管爱默生为《日晷》第一期选择并且推荐了很多材料，他本人也开始对布朗森杂志取得的名声艳羡不已。《日晷》第一期出版之后不久，爱默生就试图让富勒刊印一份由爱德华·帕尔默(Edward Palmer)写作的短文(最后证明没有成功)，后者是一位反对使用钱币的改革人士。爱默生甚至愿意做这篇短文的“教父”，自己亲自前去推荐。“哦，美国的诗后，”他恳求道，“我希望我们的《日晷》应该坏一点儿。第一期还不足以使最柔嫩的习俗的小杂种受到惊扰”(1840年7月21日爱默生致富勒)。

爱默生在接下来的几封信中继续进行这一讨论。一星期之后，他继续纠缠富勒，目的是想使她同意允许一个名叫乔治·布莱德福特的朋友就“废奴问题”为杂志写篇文章。“他是就这一主题写作的最佳人选，因为熟悉事实，具有一颗仁慈之心，而且有点偏向辉格党，完完全全是个绅士。”(1840年7月27日到28日爱默生致富勒)到了8月初，他坦白承认说他开始希望能把《日晷》办成一份与他最初的想象完全不同的杂志。“我不想让它太纯文学化。我希望我们或许可以使杂志的内容更加广泛更加重要一点，这样它就可以在每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引导一整代人的观点，并且也能够在杂志上读到财产、政府、教育以及艺术、文学和宗教的理论。”他自己也正在策划一份杂志来论述改革这一重大主题。“关于这一主题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杂志当然是硕果累累的西布莉——一百个神灵和像神一样的杂志的母亲——那一类的。纸草草杆应该变成致命的利箭。”(1840年8月4日爱默生致富勒)

爱默生想象出的这一象征他理想《日晷》的雌雄一体形象——武装有利箭的伟大母亲——或许是爱默生向富勒请求的一个努力，但是也暗示了他在决定《日晷》应该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杂志时所遇到的困难。像超验主义俱乐部的其他人一样，爱默生也担心美国艺术会变得“过分纤巧”。爱默生到底是认为美国艺术由于模仿而缺乏刚劲气呢还是他担心所有的艺术都缺乏刚劲气，对此我们不总是很清楚。但是他的忧虑越来越深切。早在1836年超验主义组织第一次聚会的时候爱默生就表达了他的忧虑，他认为当时的才子——华盛顿·阿尔斯通(Washington Allston)、霍拉旭·格里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威廉·埃勒利·钱宁——都具有一种“女性化或是接受性”的气质，而不是一种“男子气或是创新性”的气质。整个19世纪30年代晚期当他在心事重重地考虑美国文化的依赖性问题的时候，这个想法一直不断地困扰着他。那么，美国任何一种纯文学的期刊都有一种貌似“太过纤巧”的危险，而《日晷》尤其是这样，因为爱默生和里普利把编辑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女人去担当。

当然，西奥多·帕克也是这样看待《日晷》的。帕克很不喜欢富勒，就在《日晷》的前两期出版之后他给康沃斯·弗朗西斯写信抱怨说，《日晷》与《波士顿季刊评论》的关系几乎就像是“安蒂马诸斯(Antimachus)和赫尔克里斯，阿尔科特和布朗森，或者说是一群衣着华丽考究的男女……与一群虎背熊腰、腿脚粗大(就像赫尔克里斯之墩一样)且身穿蓝色上衣的壮实男子”之间的关系。帕克想象出了一场充满寓意的冲突，在其中《日晷》的男男女女扛着一面带有摇篮和勺子的大旗，对抗着由布朗森率领身穿蓝色服装的粗壮男子，他们“穿着打扮像是大卫；一只手握着哥利亚的利剑，另一只手则抓着这个巨人的头颅”(1840年12月18日帕克致弗朗西斯)。

如果富勒缺少布朗森和他那腿脚粗壮的人所明显具有的某些东西的话，那么她也有他们缺少的某些东西，这一点在爱默生对乔治·布莱德福特计划好的论述废奴主义文章的评论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爱默生需要有关改革的文章，可是大多数改革主义者都不是绅士，而废奴主义者则更糟。上流社会的前唯一理教分子认为自我修养必须要特别关注个人的道德完善，对于他们来说，攻击品味几乎与攻击精神一样糟糕。当爱默生读到《劳动阶级》的时候，他对其中展现出来的活力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兴奋。“我很高兴地看到，”布朗森“毫不含糊地挥舞着手中的笔。我从前只是用老眼光看待他，竟不知道他是个像古伯特(Cobbett)一样的作家”。但是他马上追加的刻薄的评论则影射了穿裙裤的女人与粗俗的长裤汉之间无动于衷的鸿沟：“只要洗一洗他自己，他就可以为不朽的《日晷》撰稿。”(1840年12月21日，爱默生致富勒)

富勒希望的新杂志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与爱默生的不同。杂志第一期的后封皮上印刷的内容说明无比清晰地表明，在她的编辑下《日晷》将致力于“原则的讨论，而不是去促进方法的使用”，而且它将努力促进“真理的不断进步，而不是观念的僵化”。与此同时，她还想重新界定《日晷》的文学感受性，以使它脱离爱默生为它制订的那些有违自己初衷的术语。如果像密尔顿所说，所有地方或是周边的文化必须首先从外国作品中吸收其成熟的理解然后才能够进行某种伟大的事业，那么说具有接受性就是要变得精力充沛，而不是使自己变得缺乏男子气概。

在富勒为《日晷》第一期写作的声明《小议评论家》(Short Essay on Critics)中，她描绘的评论过程似乎绝无被动的特征。从爱默生的理解来看，只有那些把自己的印象当做定律的低劣的或是“主观”的批评家才具有女性气质或总是接受性的。两种优秀的评论家——善于领会的评论家，他们“能够走出自我进入一种奇怪的存在”；另一种甚至更好的评论家是理解广泛的评论家，他们实际上能够进入“另一个人的本质之中，并按照作品自身的规律来判断他的作品”——都学会如何将接受转变为支配。正如两个词的拉丁词根所暗示的——prehendere，意思是“抓住”——即使当善于领会的评论家和理解广泛的评论家都非常具有同情心的时候，他们也会敢作敢为，不计后果；他们开始时是移民，最后则在家乡自己的朝廷里成为立法者。

富勒绝对是想作为《日晷》的立法者；她坚持要让杂志来反映自己的兴趣和品味，因此经常拒绝爱默生邀请别人撰写的稿件，这有时使爱默生非常恼怒。她却非常善待自己的作品，曾发表过自己长达41页的论述歌德生平和作品的评论文章(1841年7月)，一篇诗人和评论家之间的“对话”(1841年4月)，《米塔》(Meta)和《庞德查特兰湖边的木兰花》(The Magnolia of Lake Pontchartrain)之类的浪漫寓言(1841年1月)，还有她自己的很多诗歌作品。她还慷慨地拿出大量的空间来发表少女时代的朋友卡罗琳·斯特吉斯(Caroline Sturgis)的诗歌。不过她也发表了梭罗的一些论文和诗歌(尽管她拒绝了其他一些作品)，她还尽可能多地接受了帕克、爱默生、克拉克以及克拉克那位富有魅力的朋友克里斯托福·皮尔斯·克朗奇(Christopher Pearse Cranch)(一位诗人和翻译家，现在以他创作的爱默生的透明眼球的漫画而著称)等人的作品。

富勒为《日晷》作了两年的编辑。1842年4月她宣布准备辞职。她一贯不好的健康状况由于工作的关系更加糟糕起来，而且一开始时许诺给她的薪水(一年200美元)从来没有兑现过。她的合作编辑里普利由于焦头烂额地忙于筹划布鲁克农场的公社事宜，因此在1841年10月就宣布从《日晷》退出。富勒需要挣钱维持没有父亲的家庭的生计，而《日晷》却几乎是自身难保。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之后，爱默生决定担当起编辑的责任。最近他从系列演讲《时代》(The Times)中获得的经济成功意味着他可以考虑免费从事一份耗神费心的工作。在爱默生担任编辑期间，杂志的很多特色仍保持不变，他也继续邀请富勒(他迫不及待地称赞富勒为他撰写的第一篇稿件说“极具男子气概”)撰写了很多材料。富勒辞去编辑一职之后为《日晷》撰写的最有名的稿件同时也是她最富有战斗精神的作品。她给爱默生寄去一篇为《日晷》的1843年7月号撰写的文章，该文情绪激昂，充分融入了她的自豪和愤怒。《伟大的诉讼》(The Great Lawsuit)代表广大妇女进行了呼吁，她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她们自身需要她们不曾拥有的东西，而且如果她们发现自己需要的话，她们是可以拥有的”。她们需要的完全就是“宇宙的知识自由”。一个妇女需要的并不是去统治的权力，而是“像自然成长一样，像智力洞察一样，像灵魂自由生长一样”的自由，“可以无拘无束地展示赋予她的权力”。

富勒并不希望抹去两性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在她研读和曾经热爱过的神话中是如此明显。或许真的是“男性和女性分别代表伟大而激进的二元性的两个方面”。可是神话似乎向我们讲述说这些相反的事物不断地互相融入对方：“在阿波罗中男性的身体带有女性的特质，在密涅瓦中女性的身体也带有男性的特质。”因此给两性划定界限是很愚蠢的。至于认为最高的幸福在于两性的结合这一论断，富勒则针锋相对地回答：“结合只有对于那些本身是单位的人来说才有可能。”强烈的爱必须来自“充盈的身心，而不应来自贫瘠的身心”。拜伦傲慢地认为爱情是妇女的整个存在，对此富勒则轻蔑地予以驳斥。“以自我为中心的妇女从来不会把所有的精力耗费在恋爱和婚姻上；恋爱和婚姻对于妇女就像是对于男人一样只是一种经历而已。认为爱情对于妇女来说就是她的整个存在的观点是一个庸俗的错误；她生来也是为了寻求存在于她们普遍精力中的真理和爱。”

作为编辑，爱默生不仅仅为富勒提供了表达自己思想的论坛。他开始使《日晷》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他出版了更多的诗歌而且还邀请人撰写社会改革的文章。他从一部去年夏季感动过自己的印度经文The Heetopades of Veeshnoo-Sarma中选取片断出版；在杂志以后的期号中他继续从其他国家的宗教经文中摘选片断进行出版，并取名“种族经文”(Ethnical Scriptures)作为定期特写专栏，由此帮助促进了作为超验主义运动第二阶段特征的宗教大融合。

尽管爱默生仍然憎恨貌似个人论战的东西，但是他最后还是在1842年10月号上出版了西奥多·帕克的一篇文章《荷里斯街大会》(The Hollis Street Council)——该文章是以近期一次唯一理教协会在波士顿举行的会议命名。该协会的会员支持将一名牧师开除，因为他指出了他们尽职尽责地谴责饮酒与积极从酒类贸易中获利的行为之间的矛盾，从而激怒了自己的教众。帕克谴责唯一理教协会说他们假装虔诚而且粗暴地干涉良知的自由。

爱默生向帕克抱怨说他的文章论述的是“最没有诗意、最不精神而且最不合《日晷》原则”的主题(1842年9月8日爱默生致帕克)，但他却还是接受了这篇文章以表示对帕克的敬意，因为帕克去年冬天发表的演讲《论基督教中的短暂与永恒》招致了唯一理教教会对他的极端愤怒。爱默生无法使自己完全读完帕克的手稿，也无法迫使自己去读文章的初印稿。他指示印刷工将手稿付印并把初印稿直接寄给了帕克。这一奇怪的行为足以说明了爱默生的心思和他对《日晷》的观点：他认为争论会毁坏杂志的声誉，然而即使全世界都谴责帕克他也不情愿拒绝这样的作家。

爱默生把自己的好多诗歌和论文发表在了《日晷》上：《狮身人面像》(The Sphinx)等诗歌，作为超验主义莫名其妙的象征，几乎像《奥菲士格言录》一样名声显赫；取自近期演讲系列《时代》的几篇讲稿；一篇名为《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论文和一篇论述现代文学的文章；一篇描写改革人士和社会改良分子在波士顿集会的滑稽恶作剧文章《查顿街大会》(The Chardon Street Convention)；一篇由爱默生从他于1833年前去意大利拜见沃尔特·塞维奇·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时记下的日记中拼凑而成的论述兰多的文章，该文引起了兰多本人的强烈愤慨。爱默生在编辑《日晷》之前就早已出版了一部论文全集，因此他没有必要再借助这份杂志来使自己的作品出名。他想通过《日晷》做的事情是把其中的篇幅留给一些有天分而且需要鼓励和引导的年轻作者。不过有些人却难以理解他的这种热情。威廉·埃勒利·钱宁(钱宁博士的侄子和玛格里特·富勒的姐夫)的诗歌既软弱无力又毫无创意，查尔斯·金·纽卡姆写作的那篇晦涩难懂的寓言《两个道朗》(The Two Dolons)第一次连载之后，除了爱默生以外就再也没有人希望看到第二篇连载了(第二篇连载也再没有到来)。不过梭罗倒的确没有辜负爱默生的厚望，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成了《日晷》的主要撰稿人。

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出生于康科德，从父亲方面来说属于早先定居于泽西岛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梭罗像爱默生一样进入哈佛神学院读书，而且也像爱默生一样成绩并不好，最后在45个人的班级中以排名19的成绩毕业。不过，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就设法了解了许多超验主义的知识。有一年夏季在坎顿期间，他与奥立斯蒂斯·布朗森结识并与之搭伙寄宿；他师从琼斯·威利学习希腊语；他急切地读完了爱默生的《论自然》和由爱默生编辑的《重新修补的裁缝》；而且他所在的班级于1837年毕业时，在毕业典礼上爱默生为其发表了《论美国学者》的演说。

超验主义者第一代人发动的部分战争似乎到1837年已经获得了胜利，而他们将要就《圣经》神迹发动的战争或许对这位年轻人来说意义不是很大，他返回康科德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当地教区。但是寻找一份适合精神的工作——或者说任何工作——这一问题却在被近来的经济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搞得恶劣不堪的经济形式下越发尖锐起来。在康科德公立学校教书的一份工作在两周之后结束。之后，梭罗又在很多新英格兰城镇申请教书的工作，却是徒劳无获，后来他在康科德筹建了一所小型的私立学院，不久该学院就扩大了规模而需要招募第二个教师了。梭罗邀请哥哥来与他一起工作。他住在家里。

早在1835年爱默生去测试一群学习修辞的大学生的时候，他就与梭罗进行了短暂的接触。但是，他们两人直到1837年秋季才成为朋友，那时爱默生问了这位20岁的毕业生一个著名的问题——“你写日记吗？”——由此促使梭罗开始了自己的一项文学工程，这几乎持续了他的一生。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的友谊不断升温。熟人们开始注意到梭罗在模仿爱默生的文风、讲话的方式和手势、笔迹，——甚至是他的鼻子(有一个观察者这样声称)。对爱默生而言，他很看重梭罗简洁明了和直截了当的文风，他的聪明才智与优雅健壮体格的完美结合，以及他那自然本能地不墨守成规的个性。

从1838年到1840年，梭罗一直作为康科德演讲厅的管理员。1838年他就社会的主题发表了自己的首次演讲。(演讲稿《社会》[Society]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梭罗在日记中对此所做的记录显示，该演讲包括对普通社会伪善的哀悼以及呼吁建立一个可以培育理想友谊的更好的国家。)爱默生或许已经意识到梭罗永远也不可能作一次成功的讲坛演讲；然而无论如何，他却急于要看到梭罗的作品得以发表。当《日晷》创刊以后，爱默生曾死皮赖脸地游说富勒接受梭罗的论文和诗歌。当爱默生接任编辑一职之后，他开始大量地发表梭罗的作品。

追溯梭罗从发表在《日晷》上的第一篇文章(《奥勒斯·佩尔西乌斯·弗劳西斯》[Aulus Persius Flaccus])到最后一篇文章(《荷马、奥西恩和乔叟》[Homer.Ossian.Chaucer])的发展过程让人激动不已，因为它能使我们见证一些地方文学杂志应该培养然而却很少能去培养的东西——一个作家从不成熟到既强有力又充满自信的发展过程。在《日晷》存在的四年中梭罗写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只有一部分投给了该杂志。被《日晷》录用(还有被拒绝)的经历也帮助梭罗认识到把文学作为一种职业意味着什么，而且这一决定又是如何影响其散文风格的。

梭罗在1840年早期将《奥勒斯·佩尔西乌斯·弗劳西斯》交给爱默生，而且在爱默生纠缠不休下富勒被迫将其录用发表在《日晷》杂志的第一期上。这篇文章一开始就使人感觉几乎就是一篇大学习作，就像是梭罗在哈佛时写作的《希腊古典诗人》(The Greek Classic Poets)或是《T.帕姆珀纽斯·阿迪克斯》(T.Pomponius Attics)一样。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周记》(A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的“星期四”一节中，梭罗称这篇文章(他将该文章重印在那里)“几乎是我在为文学事业奋斗中所做的最后一次常规贡献，”而且他还使我们相信他之所以在1839年那次游历中随身携带着佩尔西乌斯的作品是因为“某种用死语言写成的难懂乏味的著作，虽然在家时无法卒读，但是如果你仍然对其存有敬意的话，那么这便是你在出游时携带的最好的读物”。

这一矫揉造作的冷漠或许可以解释梭罗为何会把佩尔西乌斯的作品带到乡间旅馆去读，但是却几乎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选择讲述这一经历；的确，在文章一开始他便哀叹说佩尔西乌斯似乎是希腊诗人的“一位忧伤的后裔”，最后在结束时他却又这样说，在佩尔西乌斯六篇现存的讽刺诗中几乎只有二十行值得记诵。从何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对佩尔西乌斯或是对文学事业的贡献呢？难怪富勒想通过搁置来否定这篇文章；这很难说是富勒在《小议评论家》中倡导的善于领会的评论或是理解广泛的评论。相反，这似乎是新古典主义批评的一种倒退，因为在新古典主义批评中绅士们会徜徉在古典作品中且一并指出其中的美和不足。

然而爱默生能在《奥勒斯·佩尔西乌斯·弗劳西斯》中看到更多的东西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其中有很多段落对于将来都提出了一种令人惊讶的见解。所以，梭罗在概括地批评了讽刺诗并特别指出了佩尔西乌斯那“极不和谐的争吵”之后，又突然恳求在诗歌中引入真正的音乐，其中自相矛盾的观点可以说非常适合《瓦尔登湖》：

当缪斯到来之后，我们等待着她重新改造语言，并且把她自己的韵律传授给这新语言。迄今为止，诗歌就是这样呻吟着劳作着。最好的颂诗……具有着糟糕浅薄的音律，就像是一个人踏过阶梯的横档时发出的声音。荷马、莎士比亚、密尔顿、马韦尔和华兹华斯只不过是树林中树叶的沙沙声和树枝的劈啪声，并不是任何鸟儿的叫声。缪斯从来没有扯起她的喉咙来唱歌。

就像当梭罗指出讽刺诗人总是在结束的时候激起我们的怀疑一样，其中有些段落还显示了他那为人所知的幽默风趣。“我们永远不可以对起诉人寄于太多同情；因为当我们遍寻案卷之后，我们会得出结论，他一定既是原告又是被告，所以最好不要进行审理就结案。”在文章的最后，梭罗把佩尔西乌斯的嘲笑又转嫁到这样一个懒鬼身上，他只是偶尔才值得别人用一种双语双关来称赞。“智者的生活都是随遇而安，因为他们依靠一种包容了一切时间的永恒来过活。”

如果佩尔西乌斯的散文总是竭力从没有希望的材料中挖掘智慧和诗歌，那么梭罗的下一篇文章《论兵役》(The Service)则论述了对梭罗来说极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勇敢，而且还把文章弄得一团糟。像同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梭罗被爱默生对在平民生活中有可能出现的军人勇气的描写深深地打动，因此《论兵役》这篇文章及其三个标题不同凡响的部分——“新兵的特征”(Qualities of the Recruit)，“我们应该拥有何种音乐”(What Music Shall We Have)，以及“不管敌人多少，愿知其在何方”(Not How Many But Where the Enemy Are)——旨在勾勒出可能出现的英雄的轮廓。但是梭罗读了太多的阿尔科特和爱默生，因此结果是灾难性的。梭罗的一些语句似乎是在大声呼唤要求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为其做插图：“人类就像地球，主要是由西向东旋转，也是在两极变平。”

玛格里特·富勒在1840年12月1日的一封信中回绝了这篇文章。给一位作为自己导师的门生的年轻人写拒绝信绝非一件易事，因此在此种情形之下，富勒尽量婉转，并以梭罗在该文中使用的军事术语来表达自己的反应。爱默生认为一些根本无法与梭罗的文章相比的文章都已经在《日晷》上出版了，富勒则告诉梭罗她对爱默生这一看法毫无异议；但是她又补充说，她认为梭罗的文章“太粗鲁几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尽管她提出会再读一遍，但是梭罗再也没有寄来，也没有试图在其他地方发表。

梭罗继续在《日晷》上发表诗歌作品，但是他写作的第二篇富有创意的文章直到爱默生于1842年继任编辑之后才得以在《日晷》上发表。到那时，梭罗的一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841年他搬到了爱默生的家中，充当起了他的一个传记作家所谓的“兼具手工与知识技能的超验主义的便利男佣”。他在花园中劳动并教爱默生如何嫁接苹果；在爱默生外出巡回演讲时他便照管《日晷》；他成了爱默生妻子儿女的要好朋友。尽管爱默生从来没有成为梭罗寻求的理想朋友——一个能“产生如从内心放射出来的光芒的蜡”，而且他还能帮助朋友却不求回报的人——不过他至少给了梭罗写作的时间，作为编辑始终帮助他发表作品，而且还收留他在家中居住。

梭罗找到一个适合工作的家庭和环境之后的喜悦之情不久便被悲剧打断了。1842年的第一天，梭罗亲爱的弟弟约翰磨剔刀的时候割伤了自己。九天之后，他首次出现了破伤风的症状，然后在经历了痉挛和难以忍受的痛苦之后，很快死在了梭罗的怀中。几天之后，梭罗自己也出现了类似弟弟的症状，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他那生来就有的恬淡寡欲的性格帮助他渡过了最痛苦的时光，到了3月中旬他在日记中说起过自己感觉到了一阵突然而来的“过剩精力”。这一奇怪的现象不禁使人想起1836年5月爱默生对于弟弟查尔斯之死的反应，当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麻木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创造力，促使爱默生写出了《论自然》中颇具启示意味的结尾章节。

当梭罗带着大量由马萨诸塞州立法院委托写成的野生动物报告从波士顿归来以后，爱默生帮助他为自己复原的精力找到了用武之地，他要求梭罗为《日晷》撰写一些对上述材料的评论。从表面来看，爱默生交给梭罗的任务似乎像奥斯丁夫人(Lady Austen)建议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以沙发为题写作一首诗歌一样毫无充满希望的结局，但是正是这些作品——T.W.哈里斯(T. W. Harris)的《昆虫记》(AReport on the Insects)， C.迪威(C. Dewey)的《草本开花植物记》(Report on the Herbaceous Flowering Plant)， D.H.斯托(D.H.Storer)的《鱼类、爬行动物和鸟类记》(Reports on the Fishes， Reptiles and Birds)， A.A.古德(A. A.Gould)的《无脊椎动物记》(Report on the Invertebrata)以及E.埃蒙斯(E.Emmons)的《四足动物记》(Report on the Quadrupeds)——的单调乏味解放了梭罗想象中的某种东西，而这是他在写作传统的文学评论和散文时所没有做到的。于1842年7月出版在《日晷》上的《马萨诸塞州博物学》(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第一次展现了梭罗能够用光辉灿烂而且准确无比的语言重现自然美景的天赋。

在开章部分中，梭罗赞美了阅读博物学著作时那种鼓舞人心的感觉，特别是在冬季当这种著作唤起的对“丰富自然的回忆”恢复了灵魂的健康时。他建议把这种著作当做是“一种万能药，只要一读就能恢复系统的常态”。梭罗以极好的心境抛弃了实用的政治世界，他甚至还取笑“在号角鼓舞下的士兵的勇气”，与之相比他更喜欢林奈的自我满足的性格，他穿着皮马裤，戴着防虫网纱帽出发到拉普兰地区考察植物物种情况。他发现了一种新的英雄主义。“科学总是很勇敢；因为知之即为知之甚好；在科学的面前疑惑和危险会深感恐惧。”

然后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梭罗显示出他早已经超越迂腐学究的“对应”学说，要知道，“对应”说可一直在指引着爱默生对自然的探索。梭罗写道：

昆虫学拓宽了一个新方向，所以当我漫步自然时，心中升起一种空间更大和自由更多的感觉。除此之外它还暗示，宇宙并不是粗制滥造的，而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很完美。自然能经得起最细致的观察；她邀请我们仔细地观看她最小的树叶，并且像昆虫那样俯瞰她的平原。她没有裂隙；每一处都充满了生命。

在评论的剩余部分，梭罗一会儿摘引统计数字(该报告描述了75类107种鱼类)，一会儿又把自己对动物、昆虫、鸟类和鱼类的观察写成长长的华彩段落加进其中。那些观察纯粹表达了一种对马萨诸塞生物展现出来的优雅与精力而欣喜的感觉，例如狐狸，它的步伐有点像是“猎豹的慢跑”，它前进的路线是“一系列优雅的曲线”，与土地表面的形状相应合。即使当梭罗追赶狐狸时，它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冷静和沉着。“尽管有人对他进行恐吓，但他仍然不会迈出没有美感的步伐。”

这种对美的关心渗透着整个自然王国。“在最惊人的景象中，你会看到细腻精巧的特征，比如蒸气形成的轻小的圆环、露珠线、羽毛般的喷雾，这一切都暗示着一种高度的精妙、崇高的出身和出众的教养。”即使是通过他的“政治侧面”来看似乎如此腐化堕落的人，当他撒网捕鱼时也会变得优雅得体，令人陶醉起来。

循着我们河流这一片浅浅透明的河水展开的亚麻小鱼网也不比阳光中的蛛网更有侵扰性。我把船停在河中央，俯视充满阳光的水中他那轻柔的鱼网的网眼，而且我不住在想，城镇上这些脾气暴躁的人是如何能做这种调皮的工作的。细线看上去像是河中长出的新河草，对于小河来说就像是人类在自然中出现时留下的美丽的印记，正如细沙中平静而又细腻的脚印一般被发现。

两段总结了梭罗作品的题词可以从《马萨诸塞州博物学》中挖掘出来。第一段也是最著名的一段来自该篇散文的首页，是这样说的：“欢乐的确是生活的条件。”不过第二段也同样独特。梭罗承认了自己评论的作品或许对大众读者来说似乎有点枯燥乏味，因此他警告读者说：“我们不要低估一个事实的价值。总有一天它会成为真理。”

贯穿1842到1843年，梭罗继续他的高产创作——写日记，翻译希腊文作品(他的译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出版在《日晷》的1843年1月号上，以后的几期都登载了他翻译的阿那克里翁[Anacreon]和品达[Pindar]的作品)，并且从印度、孔子和佛教经文等译本中节选材料出版在杂志的“种族经文”专栏上。但是他也试验写作一种新文体“旅游随笔”，即一种篇幅较小的游记文学，记录徒步或是滑船旅行时的所见和所感。

《漫步沃克塞特》(AWalk to Wachusett)是这些旅游随笔中的第一篇，不过没有发表在《日晷》上，而是发表在了1843年的《波士顿文学杂记》(Boston Miscellany of Literature)上。该文记载了梭罗在与理查德·富勒(玛格里特的弟弟)一起出游攀登一座从康科德可以望见的山脉时的思想和见解。《漫步沃克塞特》融自传细节、观察自然和文学沉思为一体，这一风格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中得到了彻底的表现。如梭罗所述，他们到达沃克塞特山顶后，当他在帐篷里阅读维吉尔和华兹华斯的时候，他掩卷沉思：(就像是19世纪描写早期共和国诗人“渐渐升起的荣耀”的文本一样)“这座山会不会有一天成为赫尔维林山(Helvellyn)，或者甚至是帕纳塞斯山(Parnassus)，从而缪斯们经常出没于此，而其他的荷马们也会常常光顾附近的平原？”

《冬日漫步》(AWinter Walk)是梭罗将观察和思想融合起来的又一次尝试，发表在《日晷》的1843年10月号上。这里没有遥远的山峰作为行动的目标；文章只是记录了在康科德邻近地区漫步一天期间感受到的奇异的美感，从梭罗在黎明前打开房门迎面扑来刺骨的寒风时所见到的天际的第一缕晨光，到冬季傍晚的来临，那时“内在的精神思想外化出来”，农人也在天意提供的温暖庇护下满意地向外观看周围闪亮的景观和天上闪烁的星星。我们伴随着梭罗继续穿越树林漫步，陪他仔细观察一片林间空地，其中覆盖的一层积雪“以如此无限而且丰富的形式堆积起来，以便用他们的多样性来弥补色调的不足”，或者穿着冰鞋滑到冰冻的沼泽地的深处，这要在夏天根本无法靠近，或者倾听河流在冰层下发出的“微弱的、打鼾的、隆隆的声音”，这时我们是应邀来尽享冬日的喜悦。

梭罗最不喜欢对他的家乡作道德上的阐释，尽管在他对“坚定的清白和清教徒似的坚韧”——他在所有“冰冷而又荒凉的地方”(如高山之巅)都发现了这些品质——的赞美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生来就有的对某种景观的热爱，而这种景观可能会被画家华盛顿·阿尔斯通称做梭罗的禁欲主义的客观关联。按照梭罗的讲法，这样的地方给我们的感觉是，它们有着宇宙最初的结构和“上帝般的勇敢”。

在《日晷》倒数第二期中，爱默生刊印了梭罗于前一年11月在康科德演讲厅发表的一篇演说。《荷马、奥西恩和乔叟》试图讨论一下这些“处在文学东部”的诗人，他们既是人类智力最早又是最晚的作品。梭罗笔下的荷马和奥西恩是远古的吟游诗人，他们对于战争英雄们“俭朴而坚韧生活”的描写使得我们的文明历史看上去好像是对“衰弱、时尚和奢华艺术的描写”。他们讲的是“一种庞杂而又通用的语言”。(梭罗各种译作的编辑们提醒我们说梭罗时代哈佛进行的教育给了他“一种对经典古代文学的非常浪漫的观念”，因为这一教育是建立在欧洲那种“在方向上公然厚古薄今”的学问基础之上的。)

在演讲的“荷马”和“奥西恩”两个部分里面，梭罗几乎没有偏离过他与同时代人认同的那种浪漫的陈词滥调。但是“乔叟”部分——文章中到那时为止最长的一部分——却很令人吃惊：它不仅精明敏锐而又富有同感地正确评价了乔叟诗歌中的美感以及乔叟在其中展现出的人文精神的深深感染力；而且还极有见地地对文学史的本质进行了一番思索。在哈佛期间，梭罗刻苦认真地学习了古代和现代语言，在必修四年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同时还学习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他与钱宁博士一起研读乔叟，又与西班牙文学史家乔治·蒂克纳一起学习文学史；他还参加了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讲述北欧文学、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英国中世纪诗歌的讲座。

与其他超验主义者相比，梭罗对欧洲文学具有更为广博的知识，而且他对文学史也具有更为精深的理解，因为其他超验主义者的学识虽然有时令人钦佩，但他们却往往更喜欢哲学或诠释学文本。1841年秋季，梭罗似乎一直在不是很认真地考虑编写一部早期英国诗歌选集；他一直在阅读他能够在哈佛图书馆找到的每一种诗歌文本和选集——抒情民谣、骑士诗歌、格律小说和圣人故事。尽管梭罗从来没有完成这项选集工程，可是由于他努力阅读了中世纪英国和苏格兰的大量诗歌，因此他对乔叟诗歌有自己的理解，当时鲜有人及。

尽管在梭罗看来乔叟不是像荷马和奥西恩那样的英雄体吟游诗人，但他从很多方面来说仍然是“英国诗人中的荷马”，因为他可谓是英国文学的源泉，是英国文学的早期作家中最富有创意的。“他或许是他们中最朝气蓬勃的一个。”现代诗歌既悲伤消沉又善于反思，但是在乔叟身上我们仍然会发现“充满朝气和生命的诗歌，而不单是进行思索；尽管其中的道德倾向很明显而且很坚决，但是它却没有把阳光和白昼从他的诗歌中驱逐开来”。任何读过乔叟的人都会欣赏他的幽默，他对人物的洞察力，他那“少有的常识和箴言般的睿智”，但是只有像梭罗那样通过“撒克逊贫瘠的牧场和乔叟之前的诗歌”着手探讨他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乔叟对于英国文学语言的贡献。

事实上，乔叟“对自己国家的贡献类似于但丁对意大利的贡献”，因为“一个伟大的哲学道德诗人会通过最恰当的音律来表达最贴切的意义，从而使他使用的语言成为永恒”。尽管乔叟并没有试图投身到当时动荡不安的政治斗争中去，不过事实还是如上所述。他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学者，但他不是一个活动家。“从来没有过如此激动人心的时代，以至于再也不会发现有长久端坐书斋的人了。”如果我们不能批判地阅读乔叟，那是因为他对于自己文学技巧的忠诚“具有极度的信任和依赖，足以迫使任何人喜爱他”。那种忠诚难道就不是一种英雄主义吗？真正的诗人是“文学中的辛辛纳图斯”，他会把行星和麦茬一起编织进自己的诗行。

超验主义的主要期刊——《西方信使》(1835—1841)、《波士顿季刊评论》(1838—1844)以及《日晷》(1841—1844)——跨越的将近10年时间是该运动本身不断成形和成熟的时期。撰稿人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被遗忘了，当时的思想以及出版这种短命期刊所花费的精力会使人惊叹(就像梭罗对乔叟之前的诗人所发的感慨一样)：“如此之多的努力就是为了表达如此之少的思想，真是令人惊讶。”然而这些期刊所做的工作却是非常重要。它们使自己的编辑和撰稿人认识到文学职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观点的论坛；它们使得梭罗之类的年轻作家不断尝试新的文体和思想。即使它们的编辑发现对方的观点使人烦恼或者相互排斥，他们也会坚持言论自由的权力。

最主要的是，在所有这些期刊的共同努力下，美国中世纪的散文变得像国父们的新古典散文一样灵活一样有效。克拉克慷慨的热情、布朗森猛烈的逻辑、富勒复杂的批评和女权主义的嘲弄、帕克的义愤、梭罗的精确、爱默生时而睿智时而枯燥的陈述，甚至是阿尔科特那空洞无物的箴言及其引出的滑稽模仿……都共同使语言变得与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的唯一理教的散文语言截然不同——使它更加敏锐、坚韧、有力；而且还把语言润色后再使用，并将它保持在随时候用的状态。

7 希冀改革

19世纪40年代早期，宗教论争和兴办刊物耗去了超验主义者的大部分精力。不过，更大规模的运动也同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席卷全国的各种改革运动似乎在证明这一理论：一个崭新的纪元、一个以纯洁的精神力量击溃顽如磐石的传统邪恶的新时代真的即将到来。生活将去顺应思想，一个新的教会和国家将从焕然一新的灵魂之泉中喷涌出来。1839年，爱默生在一次题为《论文学》(Literature)(出自系列演讲《当今的时代》)的演讲中曾预言，这个时代的天才不久将“记录下一个变革的世界，将把代代相传的真谛写进现实，把博爱写进政权，写进各行各业。他将描述崭新的豪迈人生——这简朴的人生蕴涵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还有人际间纯洁、高尚的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事件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这种感觉经常使爱默生既满怀希望，又感到懊丧。1840年10月，爱默生写信给年轻的朋友卡罗琳·斯特吉斯说他觉得自己和朋友们成了“煌煌天恩之爱宠，从不知道何谓难事，从未被严峻的怀疑苦苦纠缠，从未应召去参与任何值得称做行动的事业……我日渐感到愧对人生”。

然而，废奴和节欲运动的斗士、工厂劳工的组织者、穷人、囚徒和精神病人的捍卫者，都不可能从倡导革新的信徒中招募到多少兵马。正如爱默生自己在1841年12月所作的题为《论超验主义者》的演讲中所承认的那样：“慈善家们怀疑，超验主义是否就是指怠惰？他们宁愿听到自己的朋友死去，也不愿听到他成了超验主义者。因为那样的话，他就麻木了，再也不能对人类有所作为。”

这种麻木的原因有几种，其核心是知性世界与理性世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分离。这种分离使行动显得徒劳无益，或多此一举。“倘若前者盛行，一切尽是尘世之沸沸扬扬；倘若后者盛行，一切皆为天堂之窈然无际；而且，随着生活的进步，两者并没有言归于好的趋势。”另外，一些非哲学的因素也在起作用。由于改革者们常常在宗教上信奉福音派教义，在言语措辞上粗俗猥琐，在号令他人履行责任时盛气凌人，爱默生经常在那段时期公开和私下的作品当中对他们表现出一种贵族式的厌恶，而且这样做的不止爱默生一人。1843年富勒移居纽约，为贺拉斯·格利雷的《纽约论坛》撰写书评，在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人生叙谈》一书作评述时，她针对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为该书所写的气势汹汹的前言提出批评：

我们满怀崇敬期待着他，可是他却沉醉于疯狂的谩骂诋毁之中，直到毁坏了他自己的性情。就像一个习惯于大吵大嚷、叫得嗓子嘶哑以图让聋子听见的人一样，他的声音对于大众而言，已经不再中听了。

对此，加里森也许会这样回答：他的确是在大吵大嚷好让聋子能听见，而且爱默生和富勒正是那类他尤其想让他们听见的聋子。

由于超验主义者痛恨各种形式的组织，这更为严重地阻碍了他们去投身于任何形式的改革运动。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只要聚集起来为了美好的目标或为了根除邪恶而共事时，都将会不由自主地去团结或者压制异己，或者忍受无休无止的意识形态论争。对于超验主义者来说，这两种选择都令人痛恶，因为他们刚刚从唯一理教温文尔雅的虚伪之中解脱出来，不想代之以改革者的咄咄之辞和伪善的说教。在1841年12月题为《论当代》(Lectures on the Times)系列演讲的开场一讲中，爱默生指出，与他同时代的改革者们无疑是“路德、诺克斯、鲁滨逊、福克斯、佩恩、卫斯里和怀特菲尔德的真正的后继者，有着与他们同样的美德和恶行，又有着同样崇高的动机和难移的偏执”。废奴主义者满口叱喝，申斥不情愿的北方人，其实他自己在习惯和思想上也是个蓄奴者。“他代表的就是佐治亚州，或阿拉巴马州。他捧着残暴的蓄奴制法典行走在我们的东北海岸上。”

然而，在另外一种情绪下，爱默生把当时的各种改革运动视做永恒生命力的涌动。1841年1月，他在一次题为《为改革者助威》(Manthe Reformer)的演说中问道：

人为何而生？只有作为改革者，去再创人类所造，去杜绝谎言，去复原真善，去再现那拥抱我们的伟大自然。这个自然从不因过去而歇息片刻，而是时时刻刻在完善自己，每天清晨都向我们奉送崭新的一天，每一次律动都带来一个新的生命。

波士顿的银行家们对于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的世界的想法嗤之以鼻，这恰恰表明，国民的怀疑具有相当的侵蚀性。“美国人有许多美德，但他们却缺乏信念和希望。”

如何才能使一个更公正的世界成为现实？如何在没有压力、不损害“个性的完整和神圣”的前提下构建这个更公正的世界？正如爱默生在《论改革》(Reforms)的演说中(“改革”一词就源出于此)所指出的，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

我们的信条是，社会劳动应当由全体人分担，在一个劳动即荣誉攸关之问题的社会中，虚荣之徒和无所事事者都将劳动。倡导劳动这一信条，则排山倒海似的懊恼、麻烦、疾苦和罪孽都将烟消云散。家庭雇佣劳动将被终止。蓄奴制度将被送进坟墓。成堆的疾患将得以根除，富足的农神时代将重新勃发。这段文字既略嫌夸张又语气迂腐，暗示着爱默生并未把这剂全面改革的药方真正当回事。当然，也许他并非是马萨诸塞州唯一一个偶尔梦想着回到简朴的农业社会的居民——那个时代，新英格兰人用不着为了仆人或奴隶而担忧。不管怎样，致力于劳动的生活至少是真实的生活，没有丝毫的俗套和虚假。你愿意过这种崇高的生活吗？“勇士，首先用犁头在大地上写下你的诗篇，然后再自食其力。”

在这篇讲稿的结尾，爱默生谨慎地把自己同任何一类改革的招募者拉开距离。“虽然我与你们有同感，对你们所抨击的罪恶深恶痛绝，但我依然坚持披上这件松松垮垮、根本不合适宜的局外人的外衣，依然坚持我这明智的消极态度，直到有朝一日我能看得清楚如何为真理去行动，或者去拒绝。”不过，如果满怀希望的改革者们把爱默生的不情愿当成一种含蓄的邀请，这也难怪他们，上帝不也是受人规劝才在迦拿首次显露神迹的吗？据爱默生的大女儿艾伦回忆，这段时期，“各式各样的客人带着新的思想登门造访，有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的、有提倡素食的、有不修边幅的自然之子、有哲学家，还有形形色色的激进改革分子。”喂饱这群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母亲开出来的食谱开头便是“三品脱酸奶”或“两打鸡蛋”。餐桌上，素食者们常常囫囵吞下南瓜和土豆，然后两眼紧盯着吃得较慢的肉食者，急不可耐地等着布丁上来。有一位客人，当被问及是否要茶时，其怒气冲冲的回答连自己也感到吃惊：“茶!我要!!!”过了一阵，当被问及是否要黄油时，他的答复同样是“黄油!我要!!!”

可以理解，有时候爱默生被折腾得失去了耐性。有一次，绝望迫使他采取了难以置信的行动。一天早晨，某位“新教义信仰者”登门拜访，声称他准备下午便搭驿车去波士顿。可当驿车驶近时，那位客人却全无告辞之意。爱默生说：“驿车来了，我帮你把车叫住。”说着，跟在离去的驿车后面追跑。他的妻子站在阳台上饶有兴味地看着他。等到那位客人终于离去之后，爱默生说：“我那一阵子飞跑，活像撒督的儿子亚希玛斯[1]。”

不过，在1840年的秋天，爱默生遇到了一位无法就这样轻易打发的改革者。乔治·里普利逐渐认识到，唯一理教牧师的位置再也无法作为鼓吹精神至善至美或社会改革的讲坛。在关于神迹的争论期间，他与自己教派中保守分子之间的纷争使他心灰意冷，因为在这个曾经是最自由的教派中，他们似乎暴露出一种越来越严重的僵化和褊狭。他那些关于社会问题的喋喋不休的演讲使他的一些听众感到厌倦。1840年10月4日，他写了一份辞呈，信中他一方面对自己的对手大加责难，同时又表达出新的希望，认为一种切合实际的基督教将在全社会根除疾苦。

尽管里普利的教民有时觉得他一味沉迷于改革，令人生厌，但他们最终还是不愿让他离去。大家劝他留下，住到第二年初，可他依然执意要走。1841年3月28日，他做完自己的告别布道，再次强调了他的信念，认为所有基督徒都有责任在地球上建立起一个公正的王国。

作为牧师，里普利从未觉得自己真正称职；作为可能的改革者，他也从未感到遂心如意。离开讲坛之后，他精神焕发，照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的话讲，这位原本冷静持重的人变得仿佛“沸腾、躁动起来”，满怀再创世界的宏图。当然，也不止他一个人如此。爱默生在写给卡莱尔的信中提到，在新英格兰，人人兜里都揣着建立社会新秩序的计划。19世纪30年代后期经济萧条所导致的绝望并没有成功地浇灭超验主义运动早期实现千年王国的热情，只是这种希望换上了新的形式。像里普利这样的人已经不再想当然地认为，挽救了灵魂就能使上帝的王国在眼前得以实现(像爱默生在《论自然》的结尾所表达的那样)，而是坚信只有重组现存的社会结构才能促使灵魂再生。

最近几年，里普利觉得自己越来越强烈地被实际的改革行动所吸引。他走访了几处英国和德国虔诚派教区，参加了几次由“全面改革之友协会(The Friends of Universal Reform)”组织的会议。在那儿，他听到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演讲。从阿尔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的《人的社会命运》(The Social Destiny of Man， 1840)中，里普利了解到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单一的组织完美的社会群体能作为榜样来改变整个社会。这种思想是对法国社会理论家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信条的美国式阐释。听起来，这种观点很像古老的清教教义，以为被拯救了的教区应当成为“仰慕之城”，以便吸引从一开始就是正统的公理会教友。当然，傅立叶使这种观点更现代、科学和世俗化了。他的关于理想教会的规划结合了法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和《启示录》中充满幻想的演算。他精心排列的由1620个灵魂组成的方阵，能把世界从饥饿和阶级仇恨中解救出来，能终结劳心者的无聊和劳力者的粗野。

里普利不敢奢望能聚集到一支阵容完整的方队，也不敢妄想能建造一座傅立叶坚持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能容纳方阵的宏大庙宇。现在，他的规划更简单、更美国化：成立公司，股份以每股500美元出售，持股人将从公司利润中得到5％的红利。买下土地用于耕作，还要建立一所学校以提供现金收入。股东和他们的学生将同住在农场上，一日三餐吃在一起。管理农场、为居民提供食物、洗衣服、维护房屋，所有这些责任都将尽可能地由每一个人平等分担。一切劳动——不论是教拉丁文、煮洗衣缸或清扫马厩——都以同样计时的办法从公司预期的利润中分取报酬。

正如里普利的一位早期传记作家所说，甘愿拿尊贵、悠闲和雅致去换取辛苦和粗俗，放弃康德、谢林和库辛的著作而去从事沾满粪土的劳作，这对于一位书生气十足的牧师而言，似乎不太可能，但里普利却把它看做是改变劳心者脱离现实和穷人悲惨景况的唯一可能的办法。波士顿知识分子的思想早已远远地脱离了他们的躯体，就像整个知识阶层脱离了劳苦大众一样。在社会平等的条件下劳动，能够同时恢复身体和政体的健康。这样的劳动将向世界表明，天堂之国在地球上是可能实现的。

规划的公有社会必须既是榜样，又具备功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里普利要竭尽全力劝说爱默生参与。1840年10月，在超验主义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里普利提出了建立一座叫布鲁克农场的主意。与会者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可没人愿意应募。当月底，在他妻子索菲亚和玛格里特·富勒的陪同下，里普利又拜访了爱默生。在那次造访之后，爱默生在日记里断言，里普利规划的公有社会将“不会成为磨砺意志的牢狱和精神力量的天堂，仅仅是为超验主义者租借的阿斯特(the Astor House)旅店[2]的一间房屋而已”。这段众所周知的充满怒气的评断反映了爱默生一生对采取物质手段来达到精神目的的厌恶。激烈的言辞还表现出他的懊恼，因为里普利要求他实践自己提出的诚实生活、自食其力的口号。里普利热切的求助继续纠缠着他，但正像他写给自己兄弟的一封信中所明确表示的，直到12月2日，他仍然没有认真去考虑是否参与里普利的公有社会。

最后，在1840年12月15日的一封字斟句酌的回信中，爱默生回绝了里普利的邀请。陈述的理由使人回想起许多年以前他对圣餐的反对。他主要的担忧是：“我深信这个社会于我无益。”(爱默生1840年12月15日致里普利)里普利又给爱默生写了几封言辞恳切的信函，但最后，在没有爱默生到场也没有他的经济支持的情况下，一小队人跟随着里普利夫妇前往西罗克斯伯里，开始了公有社会的生活。

1841年4月，当他们出发时，大家的情绪高昂，甚至在以后生活日益匮乏、令人沮丧的年代里依然如此。在里普利买下的景色如画的草地下面，含沙的泥土很难耕种，农场开办的几家手工小店和暖房，结果耗费的资金比挣来的利润还多。的确，无论谁看了布鲁克农场的账目都会大为惊奇，它居然能在自然和人为的困境中维持了那么长一段时间——自1841年春到1847年秋。

不过，一本账目只能表示布鲁克农场的经济困境，却难以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们在农场里的那些年代(甚至在更严酷的最后几年中，各种“紧缩措施”严重地削减了饭桌上的费用)所写的书信，以及许多人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很少有对贫困的怨言。相反，他们谈论的却是欢乐——这欢乐来自美丽的大自然，来自住在农场上充满生气的年轻学者，他们在白雪覆盖的山上滑雪，或者把早餐前外出采来的春天的野花放在桌上，来自频频不绝使餐桌充满欢声笑语的戏言、绰号和诙谐的诅咒，来自他们傍晚表演的舞蹈和活人造型，来自从劳动中得到的体魄强健的感觉，来自不再孤独的同志情谊，以及从盲目和绝望中解脱后的目的感。

这些材料证明，布鲁克农场具有在它的居民中创造乐趣的力量，读读这些材料就会懂得，农场的居民们为何仍然相信他们找到了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罪恶——包括贫困、饥饿、愚昧、羸弱、无聊、阶级仇恨、性别的不平等(在布鲁克农场，妇女参加选举，并且与男子同工同酬；男人们也擦餐具、剥豆角)。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以布鲁克农场为模式的公有社会将在大地上星罗棋布。1842年的秋天，布鲁克农场的一位年轻居民乔治亚娜·布鲁斯(Georgiana Bruce)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一位朋友。在信的结尾，她写道，如果他们的子孙收集到这些发自布鲁克农场的书信，那他们定能“查考到这个第一公社的历史”。

约翰·科德曼(John Codman)是1843年去布鲁克农场的，当时才27岁。他回忆起那种集体期望是如何地使人陶醉：“对于微贱小人，那是一种超越平凡的生活，对于伟大人物，那包含着一种远大和更无穷尽的意义。他们透过生活之门，看到了远处迷人的景象，希望为所有的人而萌动。”在50年后所写的回忆录里，他急切地试图传达那种活着便是享受天赐之福的感受：

想象一下吧，无动于衷听我故事的读者们，如果你能感到你与自己所有的同类都处在一个积极和谐的环境中，感到你手里的香膏能疗治每一种尘世的伤痛，感到那是尘世的福音——尽管教会认为它拥有天堂的福音，感到它能从手上、心里和思想上消除贫困、犯罪、暴行和重税的压迫——那将是什么样的心境？

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们因为快乐而似乎有点眩晕了，这是不是有点奇怪？“而且，酣睡之后，在玫瑰色的晨曦中醒来，清新的空气从芬芳的田野吹进窗户，昨夜思绪和梦境中的神明启示依然留在头脑里，难道你不因此而兴高采烈？难道你不会感觉到万物的和谐？难道你不会像鸟儿一样唧唧欢叫，像蜜蜂一样嗡嗡鸣响？……”

一个人的欢乐，只有通过认可和分享后才有价值。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们的生活——包括挤牛奶、割草、教书、在洗衣房或厨房劳动、打扫房间——还有他们所穿的放荡不羁却并不刺眼的服饰，男人们的胡须和有拜伦式领圈的束腰外衣，妇女们飘舞的披肩长发和宽沿帽，很明显，所有这些都是对“被教化了的人们”(正如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们所蔑称的)的那种沉闷生活的改善。然而，里普利和他那群矢志不渝的同事们把自己看做是社会的改革者，而不单单是现实的逃避者。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公社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现实的样板。在布鲁克农场，人人平等相处、谦恭有礼、清雅文明、体魄健康、尊重个性却又充满爱之精神，因此它将展示一条通往民主、高雅文化的道路。在这里，青年男女们上午为瓜地松土或擦洗地板，中午研读希腊文，晚上走进欢快俱乐部高唱海顿和莫扎特的弥撒曲。

这个理想与现实相去多远？早在开张的头六个月，布鲁克农场便培养出它最著名的批评家——刚刚辞掉萨莱姆海关工作的纳撒尼尔·霍桑——抱着寻找一种简朴生活并能腾出时间写作的期望加入了第一批开拓者的行列。1841年春天，他写给未婚妻索菲亚·皮博迪(Sophia Peabody)的书信一开始便充满了热情：“我被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夫。”在1841年3月的一封信中，他夸耀道：“全体兄弟同吃在一起。自早期基督教时代以来，这样一种令人愉悦的生活方式在地球上还从未见过。我们4点半起床，6点半早餐，12点半中餐，然后9点睡觉。”

然而，一个月以后，他在为自己没有写信而表示歉意时抱怨道：“我目前的生活引起我对笔墨的反感，甚至超过了我在海关工作所体验到的那种厌恶。”(霍桑1841年6月1日致皮博迪)。虽然他极力把布鲁克农场上的猪描写得姿态优美，以此来逗乐索菲亚，但到了1841年的8月，他已经认定，劳动与思想相结合是一个妄想。

这是一种奴役和劳顿，即使我在海关的经历也不像这样，那时我的思想和心情还更加自由。啊，最心爱的人，劳动是这个世界的灾祸。在与它打了交道之后，谁能不变得越来越粗野？我用了黄金般宝贵的5个月时间给牛马喂食，你以为这是值得称颂的事情？最亲爱的，根本不是。(霍桑1841年8月12日致皮博迪)

到11月，霍桑离开了公社。

《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 1852)是一部以大致模仿布鲁克农场而建立的一个公社为背景的小说。书中，霍桑的叙述者和“他我”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针对建立公有社会的做法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抨击。波士顿最高雅的家庭成员与机修工和仆人一道工作、一同吃饭，在布鲁克农场所炫耀的这种平等主义的背后，掩藏着的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势利观念，即以为这样的接触能使下层阶级的举止变得优雅、温和。布鲁克农场的许多社员证实了他们在逾越阶级界限后的那种激动感，但唯有霍桑事后对这种情感进行了剖析。以下是他描写的在福谷的第一次晚餐，虚构中的公社社员与当地的一对夫妻相聚在一起，那是他们雇来教他们如何干农活的。

我们全都坐了下来——包括相貌丑陋的赛拉斯·福斯特(Silas Foster)、他那又矮又胖的妻子和两个健壮的女仆——大家友好地相互看着，但又非常别扭。这是我们兄弟姐妹平等理论的首次实践。我们这等修养高雅的人(冒昧地讲，我们毫不含糊地自以为如此)似乎感到，在实现充满博爱的千年王国之旅途上，我们早已经有所成就。但事实上，忍辱负重的是我们这些粗鲁的同伴们，降尊纡贵要比领受这种谦卑容易得多。

的确，高贵的福谷人在承受“辛劳生活的艰苦和屈辱”时之所以能泰然处之，更多地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随时离开这鄙陋的环境，回到舒适的生活中去。科弗代尔总结道：“倘若由于自己暗地抱有自以为是的社会优越感而应当挨上同伴的一记响亮耳光，那除了正当我极力炫耀、证实自己与他平等的时候外，别无他时。”

现实中，布鲁克农场的社员有时候确也表露出让科弗代尔一想起便赧颜的屈尊俯就的模样。一位曾在布鲁克农场初期当过学生的老太太谈到，“在那里我度过了高尚、甜蜜和单纯的生活”，听到关于尘世的显赫并不重要的教诲，这促使她后来“像对待真正的平等人一样”对待自己的仆人。但尽管这样，仅仅因此而全盘否定布鲁克农场，却是个错误。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们认真地担当起自己的使命，用一个建立在慷慨和博爱原则之上的社会去替代那个贪婪、残酷、“文明”的经济制度。是什么在激励着社员们？一位在农场诞生后的头一个夏天来访的客人这样写道：

他人在辛苦劳作，我岂敢游手好闲？我岂敢以逃避自己该做的体力劳动或忽略必需的思想修养来牺牲我自己以及别人的健康？他人贫困，我岂敢奢侈？我岂敢以个人的自私和懒惰去对抗正在呈现的整个人类的精神进步？总之，有了这最新的省悟却依然犹豫不决，不愿立即投身于这不朽的生活，难道这不是有罪于圣灵？

这封信的作者接着指出，布鲁克农场“以世上最和平的方式”“改变了据说布朗森先生在其《劳动阶级》一文中所宣称的需要一场流血革命才能做到的事情”。

令人吃惊的是，奥立斯蒂斯·布朗森对此话没有反驳(他把自己的一个儿子也送进了布鲁克农场的学校)。1842年11月，在《美利坚杂志与民主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长篇文章中，布朗森回顾了当时所有尽快消除社会苦难的建议。唯有里普利把农场建立在博爱基础上的尝试赢得了他的赞许。布朗森认为，里普利在罗伯特·欧文和夏尔·傅立叶等主张公有社会的人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其原因是他避开了繁琐的理论探究，围绕着“作为人和基督教徒基本的灵魂需求”来组建布鲁克农场。这个农场的原则是：

博爱的信条及崇尚的法则是尊重所有人，无论他从事什么职业，要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每一个人。换言之，这个社会是实现基督教理想的一次尝试，并且通过建立社员与社会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真正的基督徒关系来做到这一点。

爱默生同样也饶有兴趣地关注着布鲁克农场的进展。可是，他自己的人生却朝着另外一个更多书卷气、更少褊狭性的方向发展。1841年春天，就在里普利一队人出发去布鲁克农场前的几周，爱默生在波士顿出版了一本书，由12篇文章组成：《论历史》(History)、《论自助》(Self-Reliance)、《论补偿》(Compensation)、《论精神法则》(Spiritual)、《论博爱》(Love)、《论友谊》(Friendship)、《论审慎》(Prudence)、《论英雄主义》(Heroism)、《论超灵》(The Over-Soul)、《论循环》(Circles)、《论才智》(Intellect)和《论艺术》(Art)。每篇论文都是爱默生从尚未正式发表的文字材料中整理出来的，其中包括他的日记、书信、布道和讲稿。为了更加准确、生动和感人，这些文章都经过了反复修改。

从爱默生致友人的信中我们得知，在撰写这本书期间，他发现这种结集和修改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说许多年来他每天所做的一切(读书、思考、写日记)是充满乐趣的劳作，那么，挑选出日记中的片段组合成讲稿和文章就无疑迫使他担当起自己灵感产物的编辑，对曾经是激动人心和充满灵感的章节进行冷静、审慎的勘正。在试图把这些片段拼凑成比在日记中按照自己的思想自然形成的一个或两个自然段更长一些的段落时，他常常因此而感到沮丧，尤其当他意识到，自己文章联想性的而非严谨的逻辑结构使他的许多读者迷惑不解，(用他自己的比喻)他们仿佛是走进了一间没有楼梯的房子。

到爱默生开始真正将论文结集出版时，他已经进行了13年的职业写作，开始时作为牧师，后来又是演说者，最后作为独立的主办者，几乎每年冬天都要主办10至11个系列讲演。同时，他还知道，自己的那种无视正统的写作风格至少在听众看来是有特效的。这种风格使得他的讲座因省略过多而晦涩难懂，但同时又异乎寻常地富有刺激。虽然他的文章上下文转折突兀、想象惊人，但在令人费解的同时却又能令人大受鼓舞。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回忆起作为听众的一员在一个清冷的冬日夜晚从乡下步行走进共济会教堂欣赏讲演时的那种滋味。演讲时“那光怪陆离、深奥莫测的想象力”所激起的痛楚意识，只有“在讲话者和听众相互间不时产生的豁然领悟之中”才得以减缓，那突如其来的思想闪光，使人想起片状闪电。

早在1839年的夏天，爱默生便着手修改这些讲稿了，想结集出版这本他很早就期望面世的书。这项工作进展缓慢，一方面是因为他还得为1839年到1840年的那个冬天写出新的系列讲稿，以支付卡莱尔的一本论文和评论集的出版费用(其中四卷由爱默生编辑并于1838年至1840年出版)，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作为玛格里特·富勒非正式的合作编辑，帮助她主办刚刚创刊的《日晷》。但是到1840年春天，他拥有整整一个秋天可以毫不间断地进行他的写作了。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的《论循环》一章进展顺利，到10月份，我将像拉丁神父一样写作了。”(爱默生1840年9月12日致伊丽莎白·霍尔[Elizabeth Hoar])。

把日记中的章节片段修改成讲稿，其要求更加严格。爱默生非常清楚，压缩后的书面文本必须产生演讲者利用声音所表现的力度。他开始删去无用的重复，紧缩句子，强化意象；他拆掉观念与观念之间的桥梁，留下只有靠读者胡乱猜测才能逾越的沟壑。

修改后的结果甚至使那些自以为最了解爱默生的人也大吃一惊。奥立斯蒂斯·布朗森曾对爱默生写的几乎每一篇东西都要加以讽刺或抨击，可现在他也发现《论文集》(Essays)不仅使他萌动了欣羡之感，而且伴生了崇敬之情。在为1841年4月的一期《波士顿季刊评论》所写的短评中，布朗森高度评价了该书更迭新旧的威力，“凡是读到该书的人都会发现，他已不再是过去的他了。一个崭新的、更高尚的生命正在他身上勃发，他将不再感到自己仅仅是时空之子，而是超越了寻常和不朽。”

这些论文是什么样的文章，甚至能取悦于凶恶无情的布朗森？一些文章(如《论审慎》、《论补偿》)针对感知世界提出切实可行的至理名言，另一些文章(如《论才智》、《论超灵》)则执拗地超越这个感知世界。一些文章称赞个人的勇气(如《论英雄主义》、《论自助》)，另一些文章又敦促人们采取一种明智的消极态度，完全依赖宇宙的自然法则(如《论精神法则》)。一些文章审视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的成就(如《论历史》、《论艺术》)，至少还有一篇文章(《论循环》)歌颂时间在不断推出新的形式和人物的同时，吞没人类一切文明与成就痕迹的威力。面对这一力量，每一位男女只能以艰难的爱去与之对抗，这爱把陌生的人们结合成动摇不定的爱的社会(《论友谊》)，或者形成更加神秘的陶醉形式，这形式肇始于男女之间性爱的结合，最后以他们与社会和种族的结合而终结(《论博爱》)。

这些文章的秩序编排旨在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思考了民族的集体经验之后(《论历史》)，便是对个性的认真关注(《论自助》)；在审视了宇宙严酷的平衡法则之后(《论补偿》)，接着又对灵魂的恢弘加以歌颂(《论精神法则》)；在提供如何获取尘世功名的建议后(《论审慎》)，接着便规劝人们对其加以彻底的摒弃(《论英雄主义》)。

然而，这种并列的编排所产生的效果绝对不是自我否定。相反，在每一页里，爱默生竭力主张要抓住把永恒法则和由此而表现的现象结合在一起的根本的统一原则。在《论审慎》一文中，他写道：“让人们遵从法则吧——任何法则!这样，他的人生路途上将充满快乐。”他说，从孩提时代起，苛刻的“补偿法则”——即不劳不获、世上万物不能给予而是出售——便吸引着他，因为他认为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也许能向人类展示“一束神性之光，以及灵魂在除尽传统的一切痕迹之后的现世的即时行动”，这样，人类的心灵将沐浴在“永恒之爱的潮水之中”。

爱的力量何等伟大，其效果不仅见于和谐与美德而且在邪恶和混乱之中也历历可见。爱默生在《论精神法则》一文中谈到，“真理的胜利并非寥寥可数，不论是尘土、岩石，还是谬误和谎言，万物皆是它的工具。”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发出一声突如其来的呼吁：“啊，我的兄弟们，上帝存在。自然界的中心有一个灵魂，凌驾于每个人的意志之上。因此，我们无人能错待世界。”爱默生察觉到在社会成规和宗教礼制的背后确实掩藏着怀疑，要不，这声呼吁定会让人吃惊。

向读者重申他们无法错待世界，这听起来很奇怪。但爱默生意识到，犯罪和怀疑一样，是他在《论文集》中所倡导的那种彻底的自我修养的大敌。他在该书的第一篇文章《论历史》中宣布了这个规划：“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要教育每一个人。”历史学家们拒绝因为过去的不复存在而自甘遁入愚昧之中，而是竭力“用现世与现时来取代那世和那时”，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靠与现在试图阅读历史的相同的大脑写成的。既然如此，每一个读者就应像走进一条画廊一样，走进气势非凡、丰富多彩的传统中去。“在那儿，他发现自己正在勾画的轮廓。不论是缄口不言的还是能言善辩的，都在称颂他、招呼他，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因历史人物而受到激励。”

不过，爱默生指出，对于没有自尊的人来说，对历史的沉思绝不会带来神谕，而且在1841年的波士顿，要做到自尊依然是障碍重重、难以逾越。该书的第二章《论自助》是对这些障碍的抨击。最大的障碍是怕抒己见，害怕暴露愚蠢、自私、低微或自相矛盾。正如爱默生在文章结尾所说：“人的力量和感情似乎被掏尽了，我们胆小、沮丧地抽泣着。我们害怕真理，害怕富有，害怕死亡，而且还相互害怕。”针对这一症结，爱默生的武器是他为支持那些他总认为是自己主要听众的穷苦、微贱的年轻人所设计的隽语：“相信你自己：每一颗心都随着那根铁弦颤动。”“做人就必须做一位不墨守成规的人。”“愚蠢的固守乃褊狭思想之幽灵，为狭隘的政客、哲人和神灵所钟爱。”“时间是神圣和权威灵魂的大敌。”“当心虚假的殷情和虚假的友情。”“坚持自我，绝不效仿。”“除非你自己，无人能带给你安宁。除非原则的胜利，无事能带给你安宁。”

爱默生强调自主到了粗野无理的地步，这在当时听起来并不中听。那时候，粗野占着上风，自我宽恕成了信念的法典。因此，毫不奇怪，一群道德论者接着便对爱默生群起而攻之，指责他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种种不幸，如自恋癖、幼稚病、自我放纵、婚姻破裂、逃避政治。诚然，时尚的重心朝着自我的方向过分偏移，以至于我们几乎想要回归恭顺和压制，但是人们在纳闷，这些批评家(大多数属于城市文人)对于爱默生在《论自助》中针砭的令人窒息、狭隘的压抑气氛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应当敦促这类批评家去想一想司汤达(Stendahl)的《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中巴黎人的命运。这些人渴望成为乡下庄园的主人，结果却发现乡村生活是“充满虚假和烦人琐事的地狱”。经过磨炼之后，他回头在“只有法国才有的唯一一处地方——俯瞰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套四楼房间里”去寻找孤独和乡间的宁静。(1848年，当爱默生访问巴黎时，他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每一个外地青年男子都想搬到那儿住——因为那里无人留意他们。)

事实上，爱默生并不希望把自我孤立在一个毫无生气的境地里，无休止地思考自己的辉煌。文章《论博爱》开篇便是一段大颂特颂城市之缔造者和爱神厄洛斯的赞歌。爱默生称颂博爱，因为这是一种神圣的激情。这激情

会立刻抓住人的心，在他的思想和身体里掀起一场革命；把他和他的民族结合起来，确保他承担起家庭和公民的责任，赋予他新的同情心，把他带回自然，增强他的感受力，打开他的想象力，给他的性格加上英勇和神圣的品质，确立婚姻，永葆人类社会。

然而，这种结合只有对那些具有完整的独立人格的人才有可能。可是，在爱默生的社会里，大多数人并非如此，而是支离破碎的；不是坚实的橡树，而是“依草附木的杨柳”。

把杨柳变成橡树，需要的不仅仅是规劝。不涉及自我的本质问题，就不能敦促他人实现绝对的自助，因为假如自我是邪恶的，那么绝对的自助就是绝对的死亡。一开始，爱默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如果我是魔鬼之子，那么我将不辱其名”。这句话使人想起耶稣被纠缠得烦恼不堪时回敬法利赛人的话。可这个问题无法回避。最后，爱默生在论文中间的一段像山一样突出的段落中论及了这个问题：

一切独创的行动所发挥的魅力在我们审视自助的理由时得以解释。这个被信赖的对象是谁？普遍信心可以依赖的最早的自我是什么？这颗阻碍科学的星辰没有视差、没有可计算的要素，它有何种本质和力量？哪怕有丁点儿自主的迹象出现，它那美丽之光甚至就会射进琐碎和肮脏的行为之中。

没有视差和可计算要素的星辰将使天文学家以及化学家都无法对它做出分析或定位，它将成为不属于任何已知体系的不可或缺的事物。

爱默生把这个事物很奇怪地叫做“自发性或本能”——一种直觉的而非教化的产物。“自发性”指的是行动和“本能”的激情。不过，很明显，爱默生所想的并不同于这两者。他进一步描绘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被动的原始自我，一个在我们安宁的时候出现的、确保我们与事物统一的“存在意识”。“我们躺在无限智慧的怀抱之中，这使我们成为它的真理的接收者和行动的工具。”在它的源头，自助变成了它的反面——自我否定。“当我们看到正义，当我们看到真理，我们无须作为，只是任凭它的光芒透身而过。”

在这充满幻想的时刻，我们既没有感到满足，也没有欢愉之情，只有“一切皆好”的感觉。从这个高度，爱默生甚至承认他的论文标题不合适。“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空谈自助？”“自助”这个词是“一种贫乏的形式上的说法”，专注于支离破碎的经验自我，而非在自发或本能涌动的宝贵时刻穿透自我的威力。“倒不如谈谈助己者，因为他才是有所作为的行动者。”

倘若说《论自助》试图从经验自我的角度审视真理以期获取真理，那么《论精神法则》则从真理本身来探讨真理。这一努力使爱默生写出许多纯理性的箴言，并旨在使其读起来俨若只言片语的东方至理名言：“灵魂强调的永远正确”；人“能见己之所造”；人“自有所得”；“人能读己之所写”；“人自以群分”。

这些简短、奇特、充满智慧的格言大部分属于《论自助》中口气激进的规劝。这些格言并没告诉我们要有所作为，而是告诉我们无所为才是必要的。爱默生引用了孔子的一句感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来指出欺骗的徒劳。但同时，他又指出忧虑是无用的，因为“精神法则”的世界是只有在《论自助》中才能看见的那充满无限智慧的世界。“把你自己投身于那力量和智慧的激流中，那激流赋予一切漂浮其上的东西以生命。你便能毫不费力地被推向真理，推向正义，推向圆满。”

既然我们认识到，与我们生命所代表的永恒的选择相比，有意识的选择是微不足道的，那么，爱默生现在给我们的告诫便是不加选择。

人是一种方式，一种渐进的安排，一个选择原则，不论他去到哪里，他都能把自己的同类聚集在周围。在他周围涌动旋转的万物中，他只是选择属于他自己的。他就像那堵在河道上拦截漂木的水栅，或者像碎铁当中的一块天然磁石。

因此，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魅力，就不会步入歧途。“你认为伟大的，便是伟大的。灵魂强调的永远正确。”

正如爱默生最后在该书第九篇文章《论超灵》中公开强调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灵魂中不存在栅栏或围墙，在那里人不再是结果，上帝也不再是起因”。个人的灵魂完全不同于宇宙的灵魂，以至于当两者融合在一起时，个人的灵魂会感到一阵“因敬畏和快乐而产生的战栗”，而且两者结合完美，致使爱默生能够平静地把“启示”重新定义为“灵魂的显现”，并且无须说明谁的灵魂得以显现。“人是一条源头深藏的溪流。我们的生命不知从何处降临到我们身上。”倘若说爱默生描述的同神灵结合听起来有些令人惊恐——如“灵魂把唯一的、初始的和纯粹的自我献给那孤寂的、初始的和纯粹的神灵”——但至少那灵魂就像摩西一样，最后又回到了其他人当中。“永恒自然的波涛越来越猛烈地涌进我心里，使我在观点和行动上变得更公开、更富有人性。因此，我开始在思想中生活，并以不朽的活力行动。”

这些活力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不论这个世界的瑕疵如何昭彰地显示出道德法则的作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人类需要审慎来对付感性的世界，需要英雄气概来忍受它的残酷，需要补偿法则的坚定信念来使自己确信，世界虽然病入膏肓，但其运转依然是绝对道德的。可惜的是，宣扬这些道德的文章言辞尖刻，常常滑稽风趣，很少为现代的学生编纂成集，因为这些文章表明，爱默生是圣经《箴言》和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语录》这类智训文献传统的杰出实践者。

在这些文章中，爱默生提出的最真诚的忠告也许来自《论审慎》。文中，他告诫人们不要介入宗教纷争这一愚蠢的行为中。“如果开始争辩，圣保罗会说谎，圣约翰会怨恨。宗教的争辩将使上帝选定的纯洁灵魂变得多么卑贱、渺小和虚伪!”爱默生提出了一个更宽厚(而且更委婉)的策略来代替争论。“尽管你的观点与他人大相径庭，你仍需要采取一种感情上的认同，先假定你的所言正是所有人的所想，然后在风趣和博爱的滔滔不绝之中，实实在在地把你的反驳说出来，毫不含糊和犹豫。”《圣经》不是告诫我们，施善于我们的敌人，我们将在他的头上堆起燃烧的火炭？

回避争论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在《论才智》一文中，爱默生阐述了理由。“上帝给每一个大脑提供了真理和依赖的选择。任选一种，但绝不能两者都要。”喜欢依赖的人将接受他所继承的任何信条，可是喜欢真理的人却将“放弃教条，认识所有对立面，摇摆于这墙壁一般的对立之间”。因循教条迫使我们竭力维护一时感悟的真理，直至真理成了谎言和“早期癫狂”。

为什么真理这样难以捉摸？既然我们能够躺在无限智慧的怀抱中，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歇息在一个不变真理的怀抱中？在《论循环》这篇最短也是最晚写成的文章中，爱默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与其他文章不同，《论循环》在早先的讲稿中没有出处，而且在逻辑上表现出爱默生少有的直截了当。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这篇文章试图以吞没社会制度的那种迅猛之势来度量宇宙的深奥。“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占据了支配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衍生出一连串的城市和制度。让我们投身于另外一种思想，这些东西便会消亡。”

如果这种动荡仅仅是混乱，那人们是有理由感到绝望的。可是，每一种文化都在围绕着自身所继承的传统文化画着圆圈，爱默生把这种努力看成是象征“可望而不可即的完美的道德现实。这一现实是人类之手所无法触及的，因为他们既是每一次成功的鼓舞者，又是谴责者”。在每一次的努力中，我们竭力去达到或代表超灵，我们的失败所留下的瓦砾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

然而，这篇文章的语气完全没有痛楚或绝望。相反，爱默生在永恒世界的位置使他能居高临下俯视脚下涌动着生命和活力的世界。“人的生命是一个自身进化的循环，从小得难以察觉的圆圈朝着四面八方冲击，形成新的更大的圆圈，而且没有终结。”假如我们所形成的每一个圆圈自然而然地固化成“一个帝国、一套艺术规则、一种褊狭的习俗、一组宗教程式”，那么灵魂依然强大，它会冲破刚刚形成的疆界。“我们一步一步地登上这神秘的梯子；台阶便是行动，新的景象就是力量。”

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这种永无止境的自我征服，是因为我们和上帝一样，是那种无边的、没有中心的圆圈。如果把我们经验的自我不断地抛进涌流，我们超验的自我将坚守中心。“就在圆圈持续地进行着自己永恒的生成时，永恒的生成者却坚守原地。这个核心的生命从某种程度上讲要高于世界、高于知识和思想，而且囊括了所有的圆圈。”一切自我修养的努力都是由这一核心生命所激发的，它极力创造“一种与它一样宏大和精彩的生命和思想，向我们的思想展现某种进步”。

但是，这种思想的产物绝不像抛出它们的能量那样有价值。“没有什么是稳固的，除了生命、变革、充满活力的精神。没有什么爱情可以被誓言或契约所约束，可以违背更高层次的爱。在新的思想面前，没有什么真理如此崇高，以至于明天不会变得微不足道。”接着，在对那些渴求得到一个永久位置的可怜的青年人最后的玩笑中，爱默生总结了自己迄今领悟的智慧：“人们希望安下身来；对于他们来说，惟有不安然，才有希望可言。”

《论文集》确实让人无法安然释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爱默生在其中自称为“魔鬼主子”的章节。不过，这些文章给人的印象主要涉及信念、希望，还有仁爱，甚至还有炽热的欲望。既然上帝存在，一切关系灵魂的东西都不会消失，一切阻碍灵魂的东西都应抛弃。抑或如爱默生在《论循环》的最后一段中所说：“生命的形式令人惊叹：它靠的就是抛弃。”

似乎是要证明此番话并非随便说说，爱默生试图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如邀请(经济再一次拮据的)阿尔科特一家搬进自己家中，养成常做体力劳动的习惯，并且废除家庭雇佣，或至少废除由家庭雇佣所产生的令人反感的阶级界限。可是，他把自家变成一座小型的布鲁克农场的努力几乎注定要失败。阿尔科特太太预见，像她丈夫和爱默生这样的超验主义人物如果同住，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她回绝了爱默生给予帮助的请求。爱默生的母亲和妻子拒绝没有家庭佣人的生活，而且厨师和女佣也断然拒绝与爱默生一家同桌吃饭。

爱默生急于挽救自己的改革阵地，哪怕只是讲坛的一块木板，于是他去找梭罗。1841年4月，他告诉玛格里特·富勒：“亨利·梭罗将来和我同住，和我在花园里一道工作，还要教我嫁接苹果树。”到6月1日，他给自己的兄弟威廉写信时也谈起这个安排似乎见效：

迄今，对我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恩人和医生，因为他是一个孜孜不倦而且非常在行的劳动者，而且我同他一道干活，没有他，我不会这样。整个春天，我像是一具行尸走肉，简直无地自容。可现在，我期待着突然会好起来、强壮起来。梭罗是个学者、诗人，浑身都是洋溢着希望的花蕾，像一棵年轻的苹果树。

爱默生计划在1841—1842年冬天在波士顿重新开始系列讲演，而青春荡漾的活力与骨瘦如柴的垂老之间的对比将成为这次演讲的主题，这是他自己主办的最后一次完整的系列讲演。这个被称为《论当代》的系列演讲表明，爱默生试图要旗帜鲜明地直接讨论改革的问题。在这个系列的开场白中，他讲道：“这些改革与我们处在同一时代；它们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观点、认识和良知；它们只是指明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准备矫正的邪恶制度。”不过，在给保守派以他们应得的评价的时候他也是小心翼翼。在《论保守》(The Conservative)一文中，他想象出一位既成秩序的辩护者来反驳空想论者。“现存的世界不是梦幻，而且不能毫无妨碍地当做梦幻；它也不是弊病，而是你所依赖的基础，是你之生母。”改革处理的是可能性，“而这里是神圣的事实”。

针对这一辩解，改革者(在题为“论超验主义者”的演说中)回答：“你以为我是环境之子，可是我造就了自己的环境。”在意识摧枯拉朽的威力面前，纯粹事实算得了什么？“我——这个被称做我的思想——是一个模子，世界像融化了的蜡一样被浇进模子中。”在最后一次题目与《论自然》最末一章《论前景》相同的讲座中，爱默生毫不保留地表明了自己的情愫所在。“我仇视那些建造空中牢狱的人。”他说，“我们之所以被造就，是为了另一项事业，是为了传授快乐的科学，发现和描绘超自然的对称和不为人知的美，是为了作为文明、高尚、学识和智慧的先驱，确立那个独一无二的法则。”保守派怎能用他的事实来使我们灰心、气馁？“最终留下的事实依然是惊奇，无声的、无底的、无边的，惊奇。”

除了上帝之外，最终万物皆无。“除了造物主，万物将消亡。这个造物主不需要同伴，他用自己的丰富充实着世界，即刻或永恒地再生着自然和我们所谓的人的世界，就像大海激起波涛一般。”谁认识到他那并非一成不变的所有和关系，谁就超越了怀疑论。“怀疑论的利箭远远不及他永恒的信仰之塔。”我们应当心满意足地看到这个伟大的精灵带给我们的种种奇观，“只用眼看，不要做声。谁在要你发表意见？”

假使这确是爱默生成熟的信念，那它将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当他回到康科德镇的家中，发现亨利·梭罗突然发病，歇斯底里地紧咬牙关。这病一周前刚刚害死了他的兄弟。爱默生害怕极了，一直到梭罗的症状渐渐缓解下来他才安心。可是，一场更严峻的考验正等待着他。1月24日星期一，爱默生五岁半的儿子沃尔多染上了猩红热。到星期四，孩子便不省人事了。爱默生太太问主治医生她何时能看到自己的儿子好转时，医生只能说：“但愿不要让我回答这问题。”那天晚上八点刚过，沃尔多便死了。

爱默生发现，悲伤给他留下的麻木比痛苦还要可怕，可他几乎没有时间来思索这种感觉。波士顿系列演讲的收入令人失望，而且银行也没能把惯常的股息支付给他。他筹算着还需要靠演讲再挣200美元来支付家庭的开支。另外，他仍然在想方设法帮助阿尔科特搬来康科德，可这既没有给他带来成功，也没有带来安宁。阿尔科特的著作在英国热心教育的改革者中间赢得了一帮满腔热忱的信徒。爱默生心想，去一趟英国也许能够鼓起阿尔科特的情绪，改善他的健康状况。可是，他在波士顿富有的市民中为“阿尔科特旅行基金”筹资的努力没有成功。

爱默生在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交上了好运。阿尔科特的一位慷慨的朋友为旅行提供了赞助。可是，在普罗维登斯，爱默生自己的听众却少得很，有时一场仅能挣9美元。他很不情愿地决定把系列演讲搬到纽约来进行。可幸的是，那里的听众多了一些，他的收入也更多一些。(在纽约，他的演讲得到布鲁克林《曙光报》[Aurora]的一位年轻记者沃尔特·惠特曼的评论。)到3月中旬爱默生回到新英格兰时，他已经挣到足够的钱来支付家庭开支，并资助阿尔科特的旅行。

可是，就像这个曾经被爱默生怒称为“高个子柏拉图”的人所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那次旅行同样以失败而告终。它激发起的那种力量导致了世上最短命的改革，而且最终又把阿尔科特和他一家推到爱默生的门前。1842年5月8日，阿尔科特离开波士顿。在伦敦，他受到查尔斯·莱恩(Charles Lane)和亨利·赖特(Henry Wright)这两个崇拜者的欢迎。他们立刻把他带到伦敦郊外一所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阿尔科特学校。莱恩和怀特都是公有社会的鼓吹者；他们想建立起自己所谓的“新伊甸园”。像布鲁克农场一样，他们将邀请劳动者来这里生活和耕作，既为自己提供生活的必需，又成就身体与精神的和谐一致。由纯洁心灵和健康体魄的人们组成的社会能够创造曾经被认为是由于人类堕落而失去的完美。严格的素食、冷水浴和锻炼将消除阿尔科特在英国看到的比比皆是的腐朽和堕落。

1842年10月21日，阿尔科特带着搬来和自己一家合住的怀特还有莱恩和他九岁的儿子，回到了美国。1843年1月，由于独断专横的莱恩强制大家都实行疯狂的饮食起居制度和冷水洗浴，怀特建立新伊甸园的热情渐渐退去，他遂乘船返回英国。莱恩和阿尔科特继续收罗人马，寻找合适的农场准备购买。

最后，1843年5月，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座名叫哈佛的村庄里，莱恩找到了一座有90英亩土地的农场。农场可耕种的土地只有7英亩，这意味着如果不使用牲畜和牲畜粪便是很难种上庄稼的，但这两者都被阿尔科特和莱恩蔑视为剥削或不洁。不过，农场的景色美好，背后是一片树林，远处有群山。6月1日那天，当这群自称为“伙伴家庭”的人来到“花果园地”(尽管这里统统加起来只有十棵老苹果树，但他们还是决定用“花果园地”来称呼他们的公社)，他们情绪高涨。在7月的那期《日晷》上，阿尔科特和莱恩自豪地宣布他们已摆脱了金钱交易的枷锁。“我们已同一位有100英亩左右土地的地主协商好了，把这块土地从人的所有中解放出来。”

他们试图劝说人们加入他们的农场，但大多数人都回绝了。最后吸引来的是一群鱼龙混杂的人，有两个牢骚满腹的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一个曾在疯人院关过的箍桶匠，一个从英国来的曾经倡导裸体主义的人，还有一个宁愿在伍斯特监狱忍受一年也不肯认缴当时向大胡子男人征收的小笔税金的温和革命者。只有一个妇女加入了这个农场，来帮助布朗森长期患病的妻子阿比，帮着做饭和处理家庭杂务。这个名叫安娜·佩奇(Ann Page)的女人是值得记住的，哪怕仅仅是因为她对于这些改革所作的尖刻的评论。一个女人也许能一辈子做自我牺牲，死时却温顺地说：“瞧，这就是女人。”而一个在克己的实验中过了几年的男人却说：“瞧，这就是上帝。”

路易莎·梅·阿尔科特在全家人搬到“花果园地”时只有10岁。后来，她写了一篇文章，简短地介绍了自己在那儿的经历。1873年，这篇记述以《超验主义的野燕麦》(Transcendental Wild Oats)为题面世。她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奇异的公社生活：

自从亚当掘土以来，这种耕作也许以前从没见过。这帮兄弟们开始用锹在果园和地里挖土，可经过几天这样的劳作，他们的热情锐减。满是水疱的手掌和酸疼的腰背表明，在这个新生活的夏天到来之前，在大家尚未适应高尚的劳作之前，使用牲畜是合算的。

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坚决、严厉地规定了净化自己罪孽生命的措施：

早餐是未经发酵的面包、稀粥和水；中餐是面包、水果、蔬菜和水；晚餐是面包、水果和水，这是年长者规定的菜单。没有茶壶来亵渎神圣的炉灶，没有血淋淋的牛排在圣洁的烤架上大叫复仇；在这个家庭的圣坛上，被牺牲的惟有一个英勇女人的味觉、时间和脾气。

同样，衣着也是清苦的。“棉花、丝绸和羊毛被禁止使用，因为这些都是奴隶劳动、残杀昆虫、掠夺绵羊而得来的产品。用粗麻布做的束腰外衣和裤子才是唯一的服饰。”

阿尔科特和莱恩更乐于谈论种地，而非实际去种地。收获季节，他俩在纽约和新英格兰四处漫游，试图为“花果园地”招募更多的社员，可没有获得成功。当10月的一场暴风雨威胁谷垛的时候，在他们身边的帮手只有阿比、她的三个女儿和莱恩的儿子。他们用布筐和被单好不容易把庄稼收进来，可是这充其量只能算做歉收。

到1843年的10月底，“花果园地”的社员开始陆续离去，莱恩和阿尔科特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开始激化。为这项事业提供资金的莱恩认为，他被阿尔科特乐观的保证引入了歧途，以为美国会为这个伙伴家庭提供成群结队的应召者。1844年1月初，莱恩带着他的儿子离去，加入邻近的谢克公社(他一贯反对核心家庭，认为它是自私的温床和真正结合的障碍)。被劳作和饥饿折腾得筋疲力尽的阿尔科特把他全家搬到附近的一家农舍。由于忧郁过度，他一连几天拒绝进食，只有妻子和女儿们在他床前的守候才最终使他重新开始进食。路易莎回想起他从病房里出来时，“形容枯槁，依靠在那只一直支撑着他的胳膊上”。虽然他们被迫卖掉仅有的几件家具来偿还“花果园地”的债务，不过，危机总算过去了。

爱默生曾经试图阻止“花果园地”灾难的发生。他写信给阿尔科特在英国的崇拜者，提醒他们在处理实际事务时，不能相信阿尔科特(这封信他交给阿尔科特自己转交，阿尔科特忠实地把它交给了收信人)。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当阿尔科特和莱恩试图征召兵马时，爱默生对他们不以为然。1842年11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致命的错误仍然出现在我们朋友的逻辑当中：他们的整个信条是精神的，但他们最终总是说：给我更多的土地和资金。”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也有点倾向于说：“让他们咎由自取，这将是最好的嚏根草根[3]。”可现在，既然阿尔科特饱尝了错误的痛苦，爱默生又开始同情绝望中的他。毕竟阿尔科特是忠实于他的信念的。如果这些信念导致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毁灭，那将是这个世界的过错。阿尔科特搬回到康科德后，爱默生和管理阿比·梅·阿尔科特地产的托管人一起，在康科德为阿尔科特一家买下了一座农场。这一次，他们确保财产得由他人代为管理，不让阿尔科特插手。

这段时间里，爱默生并没有把全部时间都花在照顾阿尔科特、演讲挣钱或编辑《日晷》上面。1843年的夏季和秋季，他慢慢地回到自己早已规划好的文学项目上——为出版社汇编第二本论文集。他发现自己很难找到时间工作。在1843年12月17日的一封信中，他对玛格里特·富勒抱怨道：“可恶的《日晷》，可恶的演讲，朋友、妻子、孩子、房子、柴火，所有这些都是延宕生命的罪魁。”他听到德国学者们成绩斐然，他们每天学习11到12个小时，这使他嫉妒万分。他连五个小时都很难保证。(爱默生1843年11月5日致富勒)不过，当新年来临之时，有一件分心的事情完结了，他至少可以为之高兴。1844年4月1日，他写信给兄弟威廉说自己已经将最后一期《日晷》的校样、他写作新书的“长期累赘”寄给印刷商了。新书的前三章差不多也可以交付印刷了，剩下的五章和结尾一章占去了夏天剩下的时间，直到10月4日他才写信给威廉，说他“终于从数月来伺候印刷魔鬼的疲惫之中解脱出来”!他一阵心血来潮，同意从几个在他独自散步时和他打招呼的人手中买下瓦尔登湖边的11英亩土地(价格是每英亩8.10美元)；然后他又买下邻近的几英亩松树林。如今，他成了拥有“14英亩左右地产的地主和水主了”，可以自己种植黑刺莓了。(这封信的后面提到了阿尔科特，威廉立即提醒他不要再向那个“奥菲士筛子”投入任何资金。)1844年10月19日，《论文集》(第二卷)出版了。

同第一卷论文集一样，本卷把相互对立的文章松散地组合在一起。在赞颂了上帝般的洞察力之后(《论诗人》[The Poet])，接着便是《论经验》(Experience)一文中所感到的迷惑；在探索了恶魔势力(《论性格》[Character])之后，跟着是对社会关系的研究(《论行为》[Manners]和《论天赋》[Gifts])。《论自然》表现了在孤独的沉思者眼中的世界的表象，《论政治》(Politics)则研究人们在参议院和政党决策机构中的行为。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论唯名论者和现实主义者》(Nominalist and Realist)并未试图调和所有这些对立冲突，以使其充分搅合，无法分出彼此的差异。该卷所加的最后一章是1844年3月爱默生所作的题为《新英格兰改革者》(New England Reformers)的讲稿。之所以要加上这一篇文章，是因为出版商告诉爱默生否则该卷太薄。这篇文章是爱默生带着不同程度的乐趣和关注对自己目睹的各式各样改革运动所作的诙谐的概括。

爱默生把《论诗人》作为开篇之作，这表明他已经愿意对他的世界进行仅仅是象征性的改变。《论自然》预言了通过精神灌输来对世界进行实际的变革；在这篇哈佛神学院的讲演中，他期待着一位能带来福音、宣布科学和法律本质的导师。《论诗人》称颂令人陶醉的感受力本身。诗人更加接近那个“存在变成了表象、一统变成了多样”的地方；他“看到的是流动或变形；看到思想是多形的；看到在每一个造物的形式当中，存在着一种驱使它朝高一层形式升华的力量；而且用他的眼睛注视着生活，用形式来表达那种生活。这样，他的言辞同流动的自然一样，滔滔不绝”。这种用流动的辞藻来模仿流动的自然的力量“对所有人而言具有某种解放和振奋人心的威力。……我们就像那些从洞穴或地窖走到户外露天的人们一样。”爱默生盗用柏拉图这个著名的意象并非偶然，他的目的就是要坚持真正的诗人在他的理想国中的核心地位。“因此，诗人是解放灵魂的上帝。”真正的诗人不同于纯粹的天才，因为后者仅仅模仿表象的轮廓；也不同于神秘主义者，因为他们过早地探寻意义而终止了象征的自由驰骋。真正的诗人拒绝接受约束，而是向我们“欢愉地暗示我们本质的不朽”。

在欢乐的时刻，这种“转瞬即逝”似乎是一个广袤世界的赠予，可在另外一种心境下，却表示了世界的嘲弄和退隐。《论经验》是迄今爱默生最精彩的论文之一。文中，他试图描述生活在一个不仅是流动的而且脱离了知觉自我的世界中是什么感觉。文章一开始描写的是一个有数不尽的楼梯的噩梦般的世界和一位自觉被麻醉了的讲话者。这差不多就像埃德加·爱伦·坡故事的开头。不过，爱默生试图描写的恐惧仅仅是普通男女在力图获取智慧和爱情时所经历的日常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观条件本身似乎阻止他们得到这两种东西。我们不知道身在何处或去往何方：我们的性格把我们封闭在自己看不见的玻璃牢狱里；情绪的激流汹涌澎湃，以至于我们无法长时间地守住任何情感或信念；而且悲伤本身只能告诉我们它是何等的肤浅。“与所有其他情感一样，那种情绪流于表面，不会将我带进现实，因为一旦与之接触，我们将付出失去儿子和情人这样昂贵的代价。”

自从儿子死后，爱默生感受到的那种麻木如今似乎成了一种更加深不可及的麻痹的一部分。“那个印第安人被上天诅咒，风不朝他吹，水不朝他流，火也烧不着他。他便是我们大家的典型。最可贵的是夏天的雨，可我们却是滴水不透的帕拉雨衣。”要避开文章结尾流露出的那种怀疑是很难的。“或许这些主体视镜具有创造的力量：或许本来就不存在任何客体物质。”可是，认识主体甚至连某种一贯的怀疑也无法拥有，因为那个曾经避开我们的现实将随时再一次显现，而且表明它是绝不会真正消失的。“在不和谐和琐碎的具象底下，是音乐般的完美无缺，理想总是伴随我们而行的，那是没有裂痕的无缝的天堂。”最终，带着我们既无法实现又不能放弃的希望——即胜利将是正义的必然结果，天才将转化为实际的力量——我们的旅程必须继续。

在《论性格》一文中，爱默生指出，成就这一转变的方法可以是那种表现在演讲中的魔力，这一“命令之流”从坚强的本性流向孱弱的本性。《论行为》一文论及的是有性格的男人向他的同伴表现出的男子气概和温柔性格。他的沉着和自足也许可以被称做自助的社会表现，他的座右铭是“君子之交不宜甚密”。突然，在文章结尾的地方，爱默生谈到了他希望在女人身上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气质。作为对两位女性——玛格里特·富勒和卡罗琳·斯特吉斯——的隐含的颂词，这段文字引人注目。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两位女性摧毁了他羞涩的堡垒，激发着他投身于如此甜蜜的迷乱之中。玛格里特·富勒显然是这样一种女人，她的宽容豪爽始终“将她突出在崇高、如神的境地，她代表着密涅瓦、朱诺或波吕许谟尼亚”[4]。相反，斯特吉斯给爱默生的瓶里盛满的是美酒和玫瑰，她帮助他冲破了平常拘谨的堡垒，直至他口若悬河地说出他以往连想都没想过的言辞。不过，这些诱惑(其间爱默生扮演的似乎是女性的角色)最终退化成了天真的无性行为。“我们成了在鲜花遍地的野外玩耍的儿童。”

《论天赋》中没有包含如此发人深省的段落，不过也确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箴言提到了作为施主的危险：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爱默生时常充当这个角色。“充当负债人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当然他们个个都希望给你一巴掌。”这篇文章引人注目的地方是，爱默生对受惠者的义愤抱着完全同情的态度。“人的责任不是接受馈赠。你怎敢施与他人？我们希望自给自足。我们并不怎么原谅施与者。给我们喂食的手时常会有被咬的危险。”

《论自然》从我们所造就的世界回到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文章的前半部分论及表象(被创造的万物)的美，后半部分涉及“直接自然”(万物的创造)，即一切形式的“直接起因”，在它之前，所有这些形式犹如乱舞的飞雪。在整篇文章中，爱默生把自然看成一个进化的过程，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自然缓慢地形成物种，赋予它们占据某些生态空间的能力，但同时又武装起它们的敌人去毁灭它们。不过，从精神上讲，这篇文章更接近《创世纪》，而非《物种起源》，因为这全副武装的势力依然朝我们包抄过来。“由于我们既麻木又自私，我们便仰赖自然，但当我们康复之后，自然将仰赖我们。”“世界是加速的头脑的产物，易变的特性再一次永远地遁入思想的自由境界。”

虽然《论政治》一文弥漫着旧时联邦主义者恋旧的思想，认为财产应当有财产的法规，人应当有人的法规，但至少财产对于人存在着某种有害的、“令人堕落和降格的”影响。尽管爱默生说他不会对理想国失去希望，但在现有的政治舞台上，他找到的慰藉很少，因为激进的人“盲目破坏”，而保守分子却“谨小慎微，仅仅是财产的捍卫者”。

本卷的最末一章《唯名论者和现实主义者》试图在对立中寻求某种美德。“基督想广纳人类，可汤姆·潘恩和那些最粗俗的亵渎神灵者却帮助抗拒这一恢弘的伟大力量。”政治活动家甚至以恶言中伤来反对对手的缺点，否则，对手会把它们掩藏起来。爱默生也许为迄今所建立的两党制做了最好的辩护：“既然我们都这么愚蠢，那么拥有两种愚蠢又是多么有益啊!”

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的困境源出于我们得为两种要素——具体与共相——而战。“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调和冲突，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和一致使得我们的谈吐荒诞可笑。”支离破碎的还有我们的心灵。我们刚刚提出一个建议，马上又想把它否定；刚刚倡导一个信条，马上又把它放弃，同时说：“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可我错了。”像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作品《押沙龙与阿琦图菲尔》(Absalom and Achitophel)中的心利(Zimri)一样，开始我们无所不能，可就是不能持久。爱默生在《论经验》中有类似的说法，但在这里，肯定的语气不含忧伤或绝望，而是宽容、顽皮，甚至是奥古斯都式的。自相矛盾是人性的一部分；的确，这正是人性；而且它保护着我们免受偏执的侵害，其专一的本身正是疯狂的表现。

本卷的最末一章不是作为论文的形式编排的，而沿用了它原有的题目《新英格兰改革者：1844年3月3日星期日对“艾默里协会”宣读的讲稿》(New England Reformers：A Lecture Read before the Society in Amory Hall，on Sunday， 3 March， 1844)。“艾默里协会”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团体，1844年1月，一位名叫查尔斯·奥古斯塔斯·伯利(Charles Augustus Burleigh)的能言善辩的费城废奴主义编辑在波士顿就社会改革做了三次演讲之后，这个组织便成立了。他的听众不愿让当时的灵感就此消逝，于是当场组成了社团，然后委派一个委员会负责聘请演讲者在接下来的12个周日为他们做同样题目的演进。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在那儿讲过，查尔斯·莱恩和埃丁·巴卢(Adin Ballou)也在那儿演讲过。他们和加里森一道，共同建立了“新英格兰不抵抗协会”(New England Non-Resistance Society)。甚至连一位名叫欧内斯廷·罗斯(Ernestine Rose)的犹太移民也在那儿演讲过。这位自由思想家是罗伯特·欧文公有社会理想的皈依者。

尽管爱默生和梭罗两人都激烈反对其他大多数演讲者所倡导的结社原则，但在这个系列中两人都做过讲演。爱默生的演讲一开头便对过去25年中盛行于新英格兰的疯狂的分裂主义做了一个有趣的概括。每一种改革都有组织。“在这些运动中，没有什么能比运动者对其产生的不满更引人注目了。”“反抗的精神和独立的精神”驱使这些运动的成员们纷纷脱离业已确立的制度，进而又脱离借以反抗这些制度的准则，最后脱离并肩反抗的同伴。“这个国家到处都在反叛；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国君。住手!在管理自我王国的事务时，不要任何管制，不要任何干预!”这些“孤独的废除者”经常忘记的是，那些可能的革新者必须首先自我革新方能再创他们周围的世界。

人们希望通过结社来根治单靠男女个体所无法驱使的邪恶，但他们将发现，彼此间的靠近并没有使他们强大，反而使他们弱小了。社团和规则绝不会解放我们。“我们希望摆脱隶属，摆脱一种受制于人的感觉，我们制订自我否定的法规，我们喝水、吃草，拒绝接受法规，我们坐牢：可这一切全是徒劳。”只有我们自由地遵从自己的神灵，天使才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带出一座座牢房。“只有当所有的团结者相互独立，这样的团结才是完美的。”

爱默生为个人的中心地位经常做这样的呼吁，可就在此时，他的老友乔治·里普利正试图把他的农场引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这是一段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1843年，尽管布鲁克农场从外表看来生活幸福、蒸蒸日上，学生人数有30人，全社人数达70人，但看看那一年11月的账簿，上面有1160.84美元的赤字。布鲁克农场不是一个公社，而是一个合股公司；那些想要成为完全资格社员的人必须至少购买布鲁克农场协会500美元一份的股份，才有望得到每年5％的股息。在拥有足够资金购买500美元股份的人当中，没有多少人提出申请成为新社员，(然而，贫穷、体弱多病和拖家带口的人的申请书，却铺天盖地般朝里普利涌来)。把原先无法耕种的土地改造可用于农业生产，但任务之艰难是里普利始料不及的。虽然他和同伴们毫不畏惧地劳作，但除了牛奶和干草，他们几乎生产不出什么可上市的东西。无论大家甘愿取消多少奢侈品，他们仍然不能靠菜圃来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学校本身能够赢利，甚至从古巴和菲律宾也吸引来了学生。此外，当农场管理委员会最后决定向前来参观的人们收取费用时，每年成千上万来布鲁克农场的参观者也成了一小笔的收入来源。然而，真正的自给自足与他们相去甚远。没有真正的自给自足，他们怎能有望再创世界？

就在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们渴望吸引更多的社员以使他们真正实现自给自足时，他们接待了一位倡导社会改革新方案的皈依者，名叫阿尔伯特·布里斯班(1809—1890)。这位富裕的纽约年轻人在游历欧洲各学界中心的6年间改信了法国社会空想家夏尔·傅立叶(1772—1837)的信条。1834年，他回到美国，决心为他老师的信条争取更多的皈依者。1840年秋，他出版了《人的社会命运》，这是他自己对傅立叶学说的概括和阐述，也是里普利在筹划布鲁克农场时所读到的其中一本书。布里斯班还引起了纽约出版商贺拉斯·格利雷(1811—1872)的关注，并允许他以500美元的费用为纽约《纽约论坛》撰写头版专栏。布里斯班的这个题为《结社：或真正的社会组织原则》(Association：or， Principles of a Tru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的栏目从1842年3月一直办到1843年9月，在此，布里斯班极力表明傅立叶的理论如何适用于美国国情。

傅立叶众多的著作旨在阐释如何通过人类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彻底重组来根本改变当今社会经济的悲惨境地。人们应当组成每组1620个成员的“步兵方阵”，而不是各自居住在孤独的房子里，忙于激烈、无效而且残忍的经济竞争，他们应当住在一座像凡尔赛宫一样形状的被称为“法郎吉”的巨大建筑里，里面装满了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在那里，精心组织的各组劳动者将生产食物和必需的东西，教育孩子，组织艺术和娱乐活动。傅立叶认为，劳动是由于枯燥才使其令人憎恶的，因此，他主张应当把劳动分解成多段持续不到2至3小时的轮值，每班人员一旦疲劳便停止干活。

在这个“诱人产业”中，一队接一队的劳动者秩序井然地轮流劳作，为“法郎吉”的居民们提供物质供给，同时又给予他们能发挥自己激情的充足空间，傅立叶以法国人的精确把这些激情归结为“五感受”、“四情感”、“三分享”。由于我们的这些激情参与了建立一种神圣的秩序，因此，它们预示着自身的最终满足；甚至连明显的社会分歧之所以存在，也仅仅是为了最后被纳入更大的和谐当中。的确，傅立叶坚信，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是相通的，因而他坚持工人们只能以“和谐”的数字——3、5、7或12——组合成队。他认为自己关于激情和谐的发现值得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相提并论，而且他用“激情与命运成正比”的公式来表达这一基本定律。在和谐的“法郎吉”里，生活将会如此幸福，以至于城外的那些人将大声疾呼要求建立他们自己的“法郎吉”。不久，整个地球将被由200多万个相互连接、相互联系的“法郎吉”组成的网络所覆盖，一个6万年创造与幸福的时代将由此开始。

这样一套在结构上如此巴洛克式的繁复、在术语上如此陌生的信条居然吸引了美国人，这似乎很奇怪。但是，布里斯班改变信仰的时候正好是严酷的经济危机和心理混乱的时期。许多工匠被工厂的生产所取代，经济似乎难以从1837年灾难性的危机中复苏过来，刚刚流入城市的移民常常被一种怀旧的情感所折磨，他们怀念乡村和农场里的那种更亲密的世界。傅立叶声称，他精确的计算是基于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定律。也许他说得不错。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建立起了足足35个小型的“法郎吉”。

在1842年和1843年期间，布里斯班和格利雷访问了布鲁克农场，鼓动里普利和布鲁克农场的其他社员把他们的农场改为“法郎吉”。这样一来，布鲁克农场既能够在经济上使自己更加成功，同时又能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吸纳更多社员，而且为那些依然被“文明”所囚禁的潜在的“法郎吉”居民展示希望。对于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们而言，这些理由听起来很有说服力。迄今为止，他们的实验基本上局限于农业或者教育的改革，而非商业的尝试，而且他们常常低估物质生产中的困难。安娜·拉赛尔(Anna Russell)这位游历甚广的女士来自波士顿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她于1843年左右加入农场，然后几乎一直待到农场解散。她认为改信傅立叶信条与农场管理层对贸易的无知有直接关系：“由于不熟悉商业，建立和成功地开展一项商业所需要的那种缓慢过程在他们看来是很神秘的；而且我真的相信，我们一些人认为，只要把人放进作坊就足以创造财富。”

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大约始于1844年，那时里普利和两位社员为布鲁克农场起草了一份新的章程。那段时期保存下来的文件表明，更迫切的工作还不只是吸引更多的工匠以期创造利润。傅立叶的雄心囊括了整个宇宙，而且他的那些美国信徒也雄心不小。“结社”的目的在于治愈意识的创伤，甚至自然的伤痛：(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布里斯班的目的就是“修复世界”。1844年2月，布鲁克农场的一位社员、原唯一理教派的牧师约翰·沙利文·德怀特(John Sullivan Dwight)对新英格兰傅立叶主义学会作了一个题为《与教育相联系的社团》(Association in Its Connection with Education)的讲座。他的讲话以阐释傅立叶的理论开篇，以一阵发自内心的痛苦呼吁结尾，其抑扬顿挫的语调成了爱默生日后模仿的对象：

我们便是和谐；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微观世界，或者是一个微缩了的世界，反映万物的一切规律；每一个凡夫俗子尽管渺小如原子，但对于世界的平衡和完整是不可缺少的，就像太阳系里的每一颗星体，或者天球里的每一颗太阳，或者上帝伟大的乐曲中的每一个音符。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发生冲突？我们最崇高的希望为何变成我们最刻骨铭心的痛苦？我们为何不能伸出双手去接受生活的许诺，而非要从邻居那里去窃取食物和欢乐？为何我们在为邻居谋求好处时反而被踩在脚下？

假如傅立叶是对的，那么，当我们的孩子们聚集在“法郎吉”里为相互的利益而非相互伤害而劳作时，所有这些痛苦都将消失。我们也不必等待这些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们可以现在就着手建造并且能加快完成我们如此虔诚希望的事业。在里普利晚上的讲座中，话题自然由康德和席勒变成了傅立叶。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们开始举行盛典庆祝傅立叶的生日。此时，傅立叶的半身雕塑矗立在一个房间里，雕像两侧有两块碧青色的碑牌，上面刻着“全球一统”和“激情与命运成正比”的箴言。房间里还有一段引自《圣经·新约》的题字，意思是神圣的圣灵将证实人们的希望，这些人相信结社能把天堂王国带到地球上。有人甚至提议为“傅立叶——再世的基督”干杯。

当然，这一种靠人为拼缀、粉饰的离奇的宗教并未吸引每一个人，对傅立叶著作所做的诠释也并没有让那些倾向于康德和席勒的人满意多少。许多早期的拓荒者不愿跟随里普利踏上结社的乐土，而且在取代他们的劳动阶层当中，一些新加入的男女也明显地不比他们的先驱更情愿结成一统。一位学生回忆起一群“心怀不满的技工”经常朝路过的一组书生吼叫：“贵族!”到1846年1月，矛盾激化，里普利不得不威胁要驱逐一些社员，除非他们停止制造阶级冲突。在安娜·拉赛尔看来，一旦这些措施被认为是必要时，它们将毫无用处，因为它们证明，同心同德的传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超验主义时代”早期也就是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们自己所说的“前法郎吉”时期的那种勃勃生气并没有完全消失。傅立叶坦言，人生的目的在于欢娱，这一信念虽然在“文明人”当中引起了有关性放纵的谣传，并且影响了学校的招生，但该信念却与活跃在布鲁克农场的那种欢乐的精神是相吻合的。新社员们仍然喜爱结社生活的快乐。

布鲁克农场最后几年的许多引人注目的信件表明，它依旧能够给予人们很多的快乐。1844年，一位名叫玛丽安娜·德怀特(Marianne Dwight)的年轻女子来到布鲁克农场，开始写信给她在波士顿的朋友安娜·帕森斯(Anna Parsons)和她的兄弟富兰克，描述她在那里的体验。玛丽安娜是农场首批拓荒者、音乐教师约翰·沙利文·德怀特的妹妹。他们的双亲和另一位姊妹也曾经是布鲁克农场的社员，父亲约翰·德怀特博士是农场的医生。对于全家人所投身的这项事业，玛丽安娜当然会拥有一种强烈的献身精神。她对布鲁克农场的感激之情发展成对它的赤忱之心，即使在农场最萧条的日子里也从未动摇过。她决心记录下农场的生活，这些记录成了我们仅存的关于农场最后那些混乱日子的书面记载。

正如约翰·科德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谈到的，妇女从布鲁克农场的收获要比谁都多：

常言说，家庭是妇女的天地，但常常是非常有限的天地——对于它的占有者来说，一个非常局限的天地。成千上万的女人走进这片天地的时候，她们年轻、聪明，可几年之后，却被羁绊成病态、抑郁的人，那种使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所有优雅和蔼的魅力统统丧失殆尽。这个天地常常如此狭小，以至于没有成长的空间。

相反，在布鲁克农场，妇女们受到鼓励去发展和追求，而且她们还改善了这种发展和追求的机会。她们从家庭的孤独中解放出来，她们的劳动变得有了价值。农场甚至还组织起了一个托儿所，以便把有小孩的妇女解脱出来到别的地方工作，或只是为了暂时把她们从哺育孩子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妇女们做出了热烈的反应。科德曼不止一次地称赞布鲁克农场妇女们的忠诚，以及她们的牺牲精神和对原则的挚爱。

的确，玛丽安娜·德怀特证实了她自己的牺牲精神和忠诚。但她同时还证明了另外一个事实——布鲁克农场让女性感受到了自身的力量。在去布鲁克农场之前，她曾经是一位教师。可是农场长期的资金短缺迫使她和农场的其他妇女一起，参加了一个生产“装饰物的小组”，缝制“优美、雅致的帽子、披肩、领结、内袖等等”，以便拿到波士顿的商店里出售。自己挣钱的体验使她的身上焕发出一种率直、欢快的女性气质，同时又赋予她锐敏的洞察力，认识到女性必须争取解放。

在1844年8月30日写给朋友安娜的一封信中，玛丽安娜饶有兴味地写道：

现在，我必须让你对我们的小商品生产组产生兴趣，因为我期待壮举为它出现，而且我也期待着壮举从它那里出现——那就是女性的独立和地位的提高，获得公认而且与男性平等。自从我来到布鲁克农场，关于这个主题的许多思想一直在我的头脑里翻腾。现在，我发觉自己明白了如何来实现这一切。妇女必须成为可出售商品的生产者；妇女必须挣钱，并且自食其力，不依靠男人。

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借来一点本钱；购买材料，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波士顿的经销商已经同意收购她做出的所有东西。积累了资金以后，她们可以开办其他生意，但(她坚持)所有的活动必须“永远致力于提高妇女的地位”。她敦促自己的朋友“关注这一事件的精髓。只要女性与男性平等，还有什么聪明才智我们不能希求？全社会不知会发生什么巨变？这正是农场目前开始从事的壮举，难道不是吗”？

事实上，玛丽安娜的确成了农场有名的挣钱能手。她画在灯罩和扇子上的精巧的花鸟水彩画非常畅销，以至于她常常每天得画上8个小时。可是，布鲁克农场却像一个贪婪的消费者，耗尽她能生产出的所有资产，女性的解放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位于众人的利益。但是，她还是很高兴，因为她认为自己逃脱了在“文明人”当中女性通常遇到的命运。在给兄弟的信中，她写道：“对我自己来说，我不愿拿这种生活来与以前所过的任何一种生活交换。我不愿那种待在孤独的房间里的生活，我不满文明的那些清规戒律。”(1844年9月19日)

与科德曼一样，玛丽安娜·德怀特经常为她周围美丽的景色所陶醉。一场暴风雪之后的景色令她向安娜感叹道：

啊，今天和昨天!大地几时有过如此美妙的装点？但愿你能到这里来，在我们的那些像白色大理石一般熠熠发光的山坡上滑行，欣赏排列在我们道路两旁光彩夺目的珊瑚状的树枝和水晶、金银钻石般的树木，这些都使得这座神话般的宫殿更加辉煌。在前世我是不是见过这般景象？或是什么梦境或幻想成了现实？这景象一直使我想起什么，可我却记不起来。

和爱默生一样，她极端鄙视那种认为必须同诱惑进行严酷斗争方能获得拯救的观点；力量来自欢愉。

看看你的精神生活吧!你几时感到忧伤这东西给过你力量？难道忧伤不更像是一个障碍、一个敌人吗？你得要从更高尚、更愉快的境界，从内心的某种希望或信念或欢欣中汲取力量来克服和战胜它。难道有时你没有从某种欢乐的情感中感到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力量？(1845年1月19日)

玛丽安娜想把这种从希望中得到的力量献给公有社会这个事业，这对于她以及她的兄弟约翰来说，都是非常神圣的。1845年5月，她告诉安娜：

公有社会伟大的学说越来越激励着我。我为它展示的宏伟规划而叹服，我心中充满了惊奇和狂喜……一种深情、庄重的欢愉占据了我的灵魂，因为我意识到了生活的某种价值。在公有社会向我展示的希望和景象中，我感到自己拥有了一种无人能剥夺的珍宝。(1845年5月19日)

然而，布鲁克农场的处境却每况愈下。餐桌上的“削减方案”常被启用，以至于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再被削减了。一位好心的邻居只得送来复活节火鸡；在某人的婚礼上，对于围着餐桌的这群饥肠辘辘的布鲁克农场社员来说，端上来的咖啡和点心似乎成了无法想象的奢侈品。尽管经历了1845年那个严酷的秋天和11月份的天花流行(有26人染上天花，但除了两人留下严重的疤痕外，无一人死亡)，但玛丽安娜仍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希望。可是，到12月7日，她也开始认识到安娜·拉赛尔曾经得出的同样结论。在提醒自己的朋友为她所写的内容保守秘密之后，玛丽安娜承认布鲁克农场已经到了危机重重的境地。“困扰我们的是债务，资金匮乏而无法继续任何工作，还有我们的‘法郎吉’不够，或者说是缺少财力去完成它。”前一个夏天开工的新建筑，原以为可为14个家庭和单身社员提供住宿，可是建筑费用沉重不堪，使已经负债累累的农场更加债台高筑。时值冬日，工程不得不停下来，房子仍然连一半都没完成。“我认为困难就在于此：我们没有商人来经营我们的商务，严格地讲，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业务经营，我们当中一些具有一点经营才能的人看到了这个缺陷，觉得我们不会支撑如此之久。”1846年11月，她的兄弟约翰·沙利文·德怀特在农场主办的空想社会主义杂志《先驱者》(Harbinger)上刊出一篇忧伤的文章，恳求读者不要“因为有人认为布鲁克农场破产了”就把它看成是个失败。那文章读起来倒像一篇悼文。

然而，经历了一个严峻的冬季之后，1846年早春，情形似乎有所好转。同情农场的傅立叶的信徒们帮着筹集资金来完成“法郎吉”的建设，停止了一冬的工程又开始了。1846年3月1日的傍晚，布鲁克农场的大多数社员决定举行舞会来庆祝这一希望的复苏。突然，有人打断了舞会，大叫“法郎吉”里面着了火。人们抓起水桶朝火焰的方向奔去，可整个建筑早已被烈火吞没。他们竭尽全力才保住周围的房屋没有一同燃烧起来。

“真希望我能给你描述那场大火的情景!”火灾发生三天之后，玛丽安娜写信给她的朋友安娜。“我感到难以名状的辉煌……一团巨大的蓝色火焰霎时间与其他火苗交织在一起，高扬在空中，像液体状的绿松石和黄宝石。那火焰从融化了的窗玻璃上喷射出来。火星飞向天空，然后又纷纷落下，宛若闪着彩虹光彩的宝石。”所有在场的人都为这壮观的景象而惊叹。

就在整个屋架尚未崩塌时，那景象最为壮丽非凡。房屋里外尽是火焰，仿佛是一座正在熔化的雄伟的金殿，或一团晶莹剔透的火堆……聚集在天边的烟雾，其形状俨若高耸的山峦。大火燃烧的时候，树林里每一根纤细的枝条都发出神秘的光彩，发出铅白色、银白色和金黄色的光彩。(1846年3月4日)

当约翰·科德曼跑到暖房打水时，那里种着准备卖到波士顿的鲜花。他发现这些鲜花“被一种天堂般的光彩照亮了，美丽之极，令人惊讶。尽管时间紧急，但我还是停了下来，观看这些花朵。玫瑰、山茶花、石楠还有杜鹃，不论是哪种花，盛开在这超凡脱俗的光彩中显得格外辉煌。这美丽的景象令我发出阵阵惊叹”。火光映亮了周围几英里的天空。从邻近的城镇赶来的人群聚集在一起观看，火焰之高，远在波士顿也能看见。不过，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们还是设法为这200多人提供了面包和干酪。救火队从波士顿赶来，结果却发现他们的消防水枪毫无用处。在向他们表示感谢时，里普利勉强开了几个豪壮的玩笑。

没有人愿意承认，“法郎吉”的这场大火意味着布鲁克农场的终结。可是，经济损失的确惨重，投入建筑的资金有7000美元，而且没有投保。虽然里普利和他忠实的支持者们殚精竭虑又把农场维持了一个夏天和一个冬天，但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个事业已经失败了。社员们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去，后来，当科德曼试图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布鲁克农场最后的那段日子似乎像“梦幻一般虚无缥缈”，仿佛一绞拆散的毛线，或者像苹果花瓣轻轻地洒落在地上。1847年春天，里普利把农场出租了一年，后来，他和妻子索菲亚离开了布鲁克农场，在布鲁克林区弗拉特布希的一间带家具的出租房子里住下。里普利靠教书和为贺拉斯·格利雷的《纽约论坛》撰写书评勉强糊口。索菲亚为了寻求一个比空想社会主义更加坚定的信念，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尽管最后里普利走出了贫困，偿清了布鲁克农场欠下的债务，成为一名内战以后纽约富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但他对自己在布鲁克农场的体验却闭口不谈。他告诉一位强迫他开口的朋友说，他还没到“轻率泄密的年岁”。当他评论《福谷传奇》一书时，他自满地声称，对于那些曾经在布鲁克农场上实际生活过的人来说，只有书中饶有兴趣的部分才似乎可以被认做是真实的描述。

对玛丽安娜·德怀特而言，布鲁克农场的破产所带来的悲伤却因个人的喜事而得以冲淡。1846年12月26日，她同约翰·奥维斯(John Orvis)喜结良缘。他也曾是布鲁克农场社员，一直不知疲倦地劳作，并且为公有社会大声疾呼——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这一事业，而不论它采取何种形式。她和丈夫一道离开了农场，并且坚信她在那里学到的人类之爱将永驻他们心中，他们将不怕贫困，不怕艰辛。不过，要离开这个曾经使她如此幸福的地方，她也感到了悲伤。1847年3月，在从布鲁克农场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她说自己不忍心去想暖房的花草植物将被卖掉。接着，小小伊甸园的这位夏娃禁不住陷入一阵悲戚之中：

啊!我热爱每一棵树木和我常去的每一片树林、每一处幽境和每一条道路，以及每一座山丘和每一片草坪。我害怕在他处鸟儿再不会如此甜蜜地朝我歌唱，花儿也不会如此欢快地向我招呼。我很难想象，在别的任何地方，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天空在俯视着我。在这偌大的地球上，哪里……究竟在哪里，我才能再找到那围绕在身边的古道热肠？啊!你一定和我一样感到，只有布鲁克农场的社员才知道世界的热诚是多么令人心寒!

几乎半个世纪以后，科德曼回忆起自己在布鲁克农场的经历时，为在那里获得的各种满足而铭感不尽。“我尝到了农活的真正滋味。我种植豆子、土豆和瓜果。我给玉米地松土，在酷热的烈日下跪着为洋葱苗锄草。我赶着马去犁地，努力与其他人肩并肩地排成长排，一边锄地一边争论，探讨社会问题和思想……”他感到幸福吗？“我喜欢每天这样周而复始地生活。人人对我都很和气。我的思想和体魄都很康健。我青春焕发，就像春天里的粉红杜鹃，未发叶子或果实，却盛开着艳丽、充满希望的鲜花。留给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领受幸福。我领受了吗？是的，我领受了。”

从“花果园地”和布鲁克农场的失败中能够得出什么教训？在爱默生看来，如此多的希望的破灭，证实了理想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是无法调和的。在《蒙田》(Montaigne)一文中，他为布鲁克农场写下了哀辞：“夏尔·傅立叶宣称‘人的引力与他的命运成正比’；换句话说，每一个愿望都预言了其自身的满足。然而，一切体验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对于年轻和热情的头脑来说，力量的无能是失败的共同缘由。”每个人生来俱有一种疯狂的饥饿感，一种能像吃点心一样吞下太阳系的胃口，可一旦他尝试自己的力量时，他的理智便丧失了，拒绝为他服务。“他成了被诸臣抛弃了的帝王，独自一人吹着口哨，或者挤进一群帝王当中，大家齐吹口哨，迷人的女妖依然高唱着‘引力与命运成正比’”。

不过，年轻一点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结论。1844年在艾默里大厅的讲演中(尚未出版)，虽然梭罗和爱默生一样也激烈地反对用结社的办法来解决改革问题，但他的目的却不是放弃改革方案，而是把它改变成一种个人的追求。在讲稿中，梭罗把大多数的改革斥为是死亡在为生命妄加法则，并指出，在春天更新万物的太阳才是我们应当效仿的改革者。傅立叶的问题在于他想要更多的文明，梭罗却并非如此。只有在大自然中才有希望的自由，而且只有当我们扎根于它的土壤之中，我们才会再一次勃发活力。

1845年春天，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爱默生新买下的土地上建起了一间小屋。在那里生活的两年中，他试图把自己最熟悉的两个公有社会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还要避开导致它们破产的错误。同“花果园地”的居民一样，他是个素食者，而且坚持冷水浴。(他还倡导独身。约翰·莱恩[John Lane]也信奉独身，但却从未劝服阿尔科特接受这一信条。)同布鲁克农场的社员一样，他相信“诱人产业”的理论，主张脑力和体力劳动有益的交替，还相信充满愉悦的创造甚至尽情诙谐的魅力。他摆脱了使“花果园地”四分五裂的个人和意识形态上的争吵，摆脱了玷污布鲁克农场的阶级冲突。梭罗建立了美国唯一一座成功的“法郎吉”，一座只为一人所建的“法郎吉”。对于自己的收获，他后来是如何评价的呢？

通过我的实验，我至少懂得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人自信地朝着自己梦想的方向前进，努力地去过他想象的那种生活，他会获得在平常日子里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将把一些东西抛在身后，他将穿越无形的疆界。崭新的、普遍的、更加自由的法则将在他的周围和内心建立起来。……他如何简化自己的生活，宇宙的法则就相应变得更加简单，孤独将不再是孤独，贫困不再是贫困，孱弱也不再是孱弱。假如你在空中建造了楼阁，你的劳动并非徒劳，因为那正是楼阁应该矗立的地方。现在，你只需在下面奠定基础。(《瓦尔登湖》“结语”)

[1]《圣经·旧约》中《撒母耳记下》18章19～23节：撒督(Zadok)之子亚希玛斯(Ahimaaz)飞奔向大卫王报告耶和华向仇敌报仇的消息。——译注

[6]纽约百老汇的一家旅店，排名纽约市第九大豪华旅店。——译注

[3]hellebore：嚏根草属植物，干燥后可药用；古希腊、罗马人用以治疗疯狂症。又名藜芦根。——译注

[8]密涅瓦(Minerva)：[罗马神话]司智慧、艺术、发明、武艺的女神。朱诺(Juno)：[罗马神话]天后，主神朱庇特(Jupiter)之妻，主司生育婚姻等。波吕许谟尼亚(Polymnia)：[希腊神话]九位缪斯之一，主管颂歌。——译注

8 各奔前程

19世纪40年代，超验主义运动逐渐解体，其成员也各奔前程。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最后一次聚会大约在1840年9月举行。1844年，《日晷》停刊。虽然俱乐部的这群人依然相互见面、交谈、来往书信、相互出席对方的演讲、拜读对方的著作，但他们开始按志趣、爱好和思想结成更小的团体，而且更多的是朋友间的好奇，没有了精诚团结的激情。一些人在流亡数年之后回到波士顿，另一些人则离开波士顿，开始长途旅行。一些人留在唯一理教教派中(有两个人甚至成了哈佛神学院的教授)，一些人则脱离唯一理教，寻求另外的宗教或他们希冀中能够实现的“希望教会”。大多数人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当时改革的实际运动，诸如建立公社、改革监狱制度、反对墨西哥战争和蓄奴制度的运动。其中有两个人亲眼目睹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爱默生跨过英吉利海峡，亲历了法国革命期间马尔斯大街的庆祝盛典；玛格里特·富勒则在围攻罗马时开办了一家医院。

康沃斯·弗朗西斯从一位年长的超验主义活动家渐渐变成了哈佛神学院的教授(他比阿尔科特大5岁，比爱默生大8岁)。1819年，弗朗西斯被委任为沃特敦教区的牧师，并且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842年他应邀成为神学院布道和辅导的教授。尽管他是超验主义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在俱乐部聚会时担任主持，而且他还是西奥多·帕克的朋友和导师，但他并没有产生脱离唯一理教的愿望，而是试图强调，它的历史所注重的是道德的观念而非教条，是内在的信条而非仪式或形态。1840年9月初，在俱乐部成员聚会讨论“组织一个新教会”时，尽管西奥多·帕克埋怨弗朗西斯、亨利·海古和另一位成员执著于过去，尽管爱默生更严厉地指责说这种对圣灵的怀疑就等同于无神论，但他们仍然支持现存的唯一理教。

虽说弗朗西斯无法跟上爱默生那些突如其来的想象，但他依然是他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在他的日记中，弗朗西斯生动地描写了在爱默生演讲时自己感受到的那种激越的兴奋，此时此刻，演讲者似乎不再是说话的人，而是焕发着真理的光源。如果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爱默生的演讲包含了“一连串浓缩了的至理名言，以至于我们无法铭记在心”(1839年1月9日)，或者像弗朗西斯在别的什么地方所抱怨的，“我发现他的至理名言滑不唧溜，很难留在我的脑海中。”(1837年2月16日)

弗朗西斯出席了神学院的演讲，听到的不是一段亵渎神灵的讲话，而是“充满神圣生命的”演说。他欣赏演说的剀切中理，甚至在描述“教会衰败”时所流露出的幽默。虽然他对爱默生在演讲中所提到的观点不能完全赞同，但他认为爱默生与其他人一样尊重基督，但是他更尊重人性(弗朗西斯1838年8月10日致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他认为那次演说之所以会触发众怒，是因为教会和神学院的大多数人长期在心里压抑有对爱默生的嫉恨，因为他在“最杰出的年轻人”当中享有声望。(弗朗西斯1838年11月12日致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

针对19世纪40年代超验主义运动所持的方向，另一位超验主义创始人在表达失望时比弗朗西斯更直言不讳。海吉1833年写的评论柯勒律治的文章曾经是超验主义运动的宣言之一，他于1836年6月写给爱默生的信对于建立超验主义俱乐部也曾起过作用。但是，对于革新，他从来就不像俱乐部的一些同仁那样热烈地去信仰，而且他生来具有的那种尊重传统与制度的性格使他很难与有些人为伍，他后来回忆说，那些人“把每一次分歧、每一位新的异议者都看成是预示新耶路撒冷的先驱”。“从那时起，我的历史的良知抵消了我倡导新说的热情，使我在宗教上保守，但在学术上激进。”(引自《基督教的命运》[The Destinies of Ecclesiastical Religion]， 1867)1840年9月，在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最后一次聚会上，他毫不妥协地为受到帕克、里普利、富勒和爱默生抨击的美国唯一理教辩护。

在缅因州的班戈(海吉从1835年到1850年担任那里的牧师)，海吉的教民实际上既有“极端的自由派”，又有“极端的保守派”，是一群很难驱使的教民。有一次，他提出要辞去这个教职，因为他意识到，有些保守派怀疑他的正统思想，在他看来他们似乎就是构成超验主义激进思想基础的真正的怀疑论者。在1843年致好友康沃斯·弗朗西斯的一封信中，他抱怨爱默生和帕克公开倡导一些早在几年前就由于与范妮·赖特或汤姆·潘恩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被认为是臭名昭著的教义。更糟糕的是那些社会激进派，“那些各个阶层的为数众多的人，那些思想恢宏却智力低下的人，他们没能从现存的制度中得到自己垂涎的东西，因此以为他们将从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中找到自己的那份利益。”试图逃避人类邪恶的激进派使他想起那些尾巴上捆着铁皮罐桶的狗。

1840年，当玛格里特·富勒写信给海吉，恳求他为《日晷》写点什么时，海吉礼貌地拒绝了她。面对她的请求，海吉承认，他不想公开表明自己是与超验主义者为伍的，以免被别人看成是“伪装的无神论者”。他在1843年2月写给康沃斯·弗朗西斯的一封信中也流露出类似的顾虑。当时，弗朗西斯刚刚辞去他在沃特敦的教职，接受了哈佛神学院的教授位置。海吉是支持这一举动的。但是，他担心他们的友谊会受到影响，因为弗朗西斯将不再自由自在地与那个曾经“为超验主义和离经叛道的思潮招来耻辱”的人一道共享令人快慰的“彻夜长谈和相互启发……在坎布里奇，存在着一种呆板、谨慎、持重和保守的气氛，只要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间，没有谁能逃脱它的影响”。

不过，在其他方面，海吉绝对不是一个保守派。当听说安德鲁斯·诺顿不久前在一次倡导宗教自由的布道中咆哮而去时，他的反应是嘲笑。“他还能提供什么比这更好的证据，以证明他的良心受到了谴责？……新的时代在进步，可这位教授却变得古怪起来。‘只因看到自己的王国崩溃坍塌/愤怒之极他扬起可怖的多鳞尾巴’。”(海吉1842年1月26日致康沃斯·弗朗西斯)海吉一直忠实于在他看来是超验主义的精髓，即相信人类能够直觉真理，并且希望每一项真正的改革都是“神性在人类社会中渐次的体现，它表现并且实现了基督的预言，‘一切皆在基督中融为一体’”。

海吉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同样是复杂的。他视自己为保守派，把社会主义斥为是不道德的、反宗教的和“奴颜婢膝”的。但是，早在1834年，他便参加了坎布里奇废奴协会，并且在第二年就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的解放发表演说(比爱默生早九年)。1850年《追捕逃亡奴隶法》通过以后，海吉完全赞同使用武力解救南方掠奴者追捕的逃亡奴隶，认为即使一群暴民也要比实施一项不公正的法律好。他主张妇女应拥有选举权和追求家庭以外的某一职业的权利。(比如，他认为妇女可以成为医生，只要是专门治疗女性即可。)1866年，他在哈佛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讲，敦促把令人憎恶的记诵制度改为一种自选制度，学生可以“自定”学习的材料。

他与自己从前的朋友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甚至在为《日晷》撰稿的问题上也有所松动，尽管他的大多数稿件都是翻译作品。1845年，他为《基督教观察家》撰写了一篇评论爱默生第二部论文集(《论文集》第二卷)的透辟的文章。他在文中反对爱默生提出的神学理论，但称赞论文《论经验》是书中最好的文章，赞赏该文从怀疑转向肯定，并把它比做《圣经·旧约》中的《传道书》。(他还以褒扬的口吻谈到《新英格兰改革者》一文，也许这是因为爱默生在那篇演说中对于改革运动的怀疑同他的态度相去不远。)

1858年，海吉进了哈佛神学院，成了一名教会史教授。同年，他担任《基督教观察家》的编辑，历时三年。1859年，他担任了四年一届的美国唯一理教协会主持。他的主要神学著作《宗教理性》(Reasonin Religion)于1865年面世，被一位学者称做“主流或温和超验主义的权威论述”。

与弗朗西斯和海吉一样，西奥多·帕克和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做出了继续留守唯一理教的选择。不过，帕克和海吉坚持要彻底地对其进行改革。帕克的革新是迫不得已之举，是他针对自己教派中由于《论基督教中的瞬间与永恒》(The Discourse of the Transient and Permanence in Christianity)和那本宏篇大论《论宗教事物》(Discourse of Matters Pertaining to Religion， 1842)引发的公愤而做出的反应。在整个争论期间，尽管他自己的那一小群西罗克斯伯里教民对他一直忠心耿耿，但大多数唯一理教派的同仁却拒绝与他交换讲坛，一些人是因为真正相信帕克所宣扬的已经不能再被称做基督教，而另一些人则因为害怕要是让帕克登上他们的讲坛他们会遭到公众的谴责。就连一直作为他的朋友和导师的康沃斯·弗朗西斯也接受了神学院一位同事的规劝，撤消了一次安排好了的交换演讲。不过，后来他还是鼓起勇气，在帕克去欧洲期间，代替他站上了罗克斯巴利的讲坛。

与帕克交友的代价是昂贵的。1845年12月，一位名叫约翰·T.萨金特(John T.Sargent)的年轻牧师邀请帕克在他负责的萨福克街教堂布道。这是一座唯一理教派的“小”教堂，由“慈善兄弟教会联合会”(Benevolent Fraternity of Churches)监管。联合会的官员们对萨金特大加训斥，迫使他辞去了教职。第二年1月，当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邀请帕克互换讲坛时，克拉克教民中就有15位最富有、最著名的成员离开了他的教堂。

帕克也许为劈头而来的毁谤感到自豪，但是当他看到几位无畏的支持者因为与他的关系而受到株连时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他要继续在罗克斯巴利以外布道的话，那只能是以其他方式，而非交换讲坛。因此，在1845年，帕克的一群崇拜者聚集在一起，专门通过一项决议：“西奥多·帕克牧师大人应当有机会在波士顿演讲。”他们张罗着为他租了一处和他的布道一样毫不正统的地方。“波士顿美乐琴”(The Boston Melodeon)是一座肮脏的剧院，冬天寒气袭人，夏天暑气熏烤，里面散发着一周来上演的各式各样戏剧的气味——耍猴的把戏、杂耍、滑稽说唱团的表演。1852年，在那里做的最后一次告别布道中，帕克提到每次在他演讲时，头天晚上歌剧演员留在地上的亮晶晶的饰片常常使他睁不开眼。

但是，这个聚会对于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不需要购置教堂长凳，不需要每周收费(聚会的开支，包括帕克自己的薪金，都是用捐款来支付的)。帕克是一位口才雄辩、富有感染力的布道者，现在，他感到可以自由地放开手脚去指责、去抬高、去敬奉或者去恳求，随心所欲。没过多久，他吸引的教民不仅来自波士顿的各个地区，而且还有周边城郊的村镇。到1845年11月，帕克的教堂有了足够的人数可以组织成“波士顿第28区公理会”了。最后，他的注册本上登记了7000个名字(这在波士顿，甚至在美国，算是最多的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塞缪尔·曼(Samuel Man)也因为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批评蓄奴制度而成了28区的成员。1852年，教会人数的增加迫使他们搬到波士顿音乐厅，宽敞的大厅被头顶上一排煤气灯照得雪亮，使一位来访者联想起密尔顿《失乐园》中的“地狱之都”。

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比帕克年轻，但在神学理论上却格外保守。他相信神迹，相信基督的超自然性和中保作用，相信人类的堕落和由此而来的对于救世主的需要。事实上，当帕克的《论宗教事物》于1842年问世时，克拉克就曾发表过一篇评论，斥之为“肤浅的自然主义的新福音”。尽管如此，尽管在他的教民中有一些人因为他的决定而深感不安，克拉克还是拒绝取消与帕克交换讲坛的计划，而且他还公开坚决反对在唯一理教中日益增强的否定他们长期以来奉为神圣的言论自由的倾向。1845年，在他坚持要同帕克交换讲坛时，教民们举行会议，企图说服他放弃自己的决定，可他没有动摇。他声称，即使现在帕克自己拒绝，他仍然决定要同他互换讲坛。试图压制异端的做法曾断送了罗马教会，如今，这一企图正在使新教失去活力，言论自由才是唯一能够拯救它的团结原则。“我认为，这个问题所关系的是从此往后地球上还有没有任何基督教会的问题。”

克拉克同样也在实践着一种非正统的教会组织形式，这使得他的大无畏精神更值得称颂。1840年，他从路易斯维尔回来后，对唯一理教内部的四分五裂感到震惊，但更为似乎弥漫在整个教会仪式中的沉沉死气感到绝望。教民们像是没有喂养的饥饿的羊群，他们的精神痛楚促使克拉克下定决心建立一个新型教会，一个以追求精神完美而非依靠共同拥有一个聚会场地来团结成员的教会，一个人们只要愿意就能领受圣餐的教会，一个教民们能积极参与其活动(诸如在周日的仪式上高唱赞美诗、吟诵祷文、组织傍晚讨论会或《圣经》学习班，以及在波士顿贫苦人当中开展慈善活动)的教会。他认为，波士顿有许许多多不满现实的信教者，足以能够组成这一新型的教会。于是，在1841年初，他租来一个教堂，准备用三个晚上举行三场布道，提出他自己关于宗教的观点，吸引可能的信教者。

克拉克的计划成功了。到2月中旬，他遇到了一群愿意建立这个新型教会的人。他们租下艾默尔大厅用于举办周日的礼拜，同时着手组织夜晚的讨论会。到1845年，在克拉克的使徒教堂中就有200多名活跃分子，人数之多足以搬进梅森尼克圣堂里更大的会场。每周出席的人数多达700。甚至连克拉克拒绝取消与西奥多·帕克交换讲坛一事所引发的危机也没有阻止人数的增加或损坏克拉克的声誉，尽管有一阵子他的教会在经济上有所损失。1845年5月，他被选入了美国唯一理教协会管理委员会。

如果说弗朗西斯、海吉和克拉克坚定地留在了唯一理教的阵营中，而帕克也作为一只引入注目的牛虻仍然在其周围嗡嗡飞舞，那么，另一位昔日的超验主义俱乐部成员则把唯一理教和超验论统统抛在身后。19世纪40年代早期，奥立斯蒂斯·布朗森为自己在前十年树立起的世界观越来越感到烦恼。超验主义者面对社会不公的现实躲躲闪闪，这令他气愤不已。但是，1840年，他曾在《波士顿季刊评论》上极力维护其利益的劳动阶层也抛弃了他，转而把选票投给(并且选举)了辉格党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森，让他担任主席，与此同时，他曾经拥护的民主党也把他当成累赘看待。正如布朗森的传记作家所写的，这些荒唐的、以怨报德的做法使他越来越难以相信“人民”是上帝精神的体现。“既然他们不能接近上帝，他们肯定要与他分离；既然他们压根没有德性，他们肯定压根就是邪恶的。”如果他们是邪恶的，那么传统的唯一理教和超验主义的自我教化方案是注定要失败的，就像一个人试图拉着自己的皮带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不可能。

这个世界只有通过注入德性才能得以拯救。从逻辑上讲，这一结论也许把布朗森推向了爱德华的加尔文主义一边。不过，他越来越怀疑在他看来是由清教培养起来的自我主义和孤立主义。乔纳森·爱德华兹最后在北安普敦被他自己的教会摈弃的事实表明，企图把德性引入暴躁易怒的公理教教区是很危险的。甚至早在1836年的一篇题为《基督教、社会与教会的新观点》的短文中，布朗森就提出了一个历史的论点，把灵性与中世纪的天主教、唯物论与新教相提并论。在那个时候，他把唯一理教视为折中。如今，既然唯一理教在他看来也不尽如人意，布朗森开始倾心于一种可谓从早期基督教一直持续不断发展至今的教会。

1843年春，朋友们开始听到布朗森在考虑改信天主教的传言。他与波士顿罗马天主教主教简短的会晤似乎证实了这些传说。有一段时间，布朗森按捺住自己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但到1844年7月，他认为自己再没有合理的借口推延了。“在天主教和社会改良之间，我们的逻辑没有留下选择的余地。”他声称，“而且我们已经试过社会改良。”他开始接受指导，到1843年10月20日，他正式信奉罗马天主教，并把他原来的季刊(1842年停刊)改成新版。新版称做《布朗森季刊》(Brownsons Quarterly)，布朗森用它来猛烈抨击他在超验主义运动中的老友，威胁说要是他们不马上跟随他加入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将遭受永久的毁灭。老友们冷静地接受了这一恐吓，只有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回敬道：“就自我否定的才能而言，没人能与布朗森先生媲美。”

在超验主义者当中，布朗森主要的皈依者是乔治·里普利的妻子索菲亚·达纳·里普利。在乔治·里普利担任教职期间的那些充满论争和失意的年代里，她始终支持他。在布鲁克农场，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甚至还照顾一位染上了可怕的麻风病的菲律宾学生，直到她自己的健康也几乎垮掉。爱默生在一次走访布鲁克农场后说，他以前从未发现她有如此多的优点。可是，她无法分享自己丈夫那种把布鲁克农场改为傅立叶主义者的“法郎吉”的热忱。曾使玛丽安娜·德怀特无比欣喜的公社，却使索菲亚·里普利感到不满和怀疑。当布朗森来到布鲁克农场，向那里的一小群天主教徒发表演讲时，索菲亚加入到其中。不久，她便开始去波士顿参加天主教礼拜。1846年，她皈依了天主教。布鲁克农场破产以后，里普利一家移居纽约，此后，她过上了天主教徒的那种无限虔诚的生活，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祷告和慈善事业上，尤其关心纽约为数众多的妓女的命运。她帮助筹措资金建立起一座名叫“耶稣基督女隐修会”的避难所，并担任避难所的董事。可是，尽管乔治·里普利偶尔陪同她参加天主教堂的仪式，但他没有加入她的新信仰。

如果说爱默生注意到了19世纪40年代早期纠缠昔日同伴的那些纷争，那他一定相信，自己在十年前断绝与所有组织的关系的决定被充分证实为明智之举。海吉有失体面的羞怯，弗朗西斯在道德上的锐气暂减，帕克的痛苦和失望，克拉克为了交换讲坛同自己教民的争斗，布朗森为改信宗教而闹得沸沸扬扬，可爱默生却因为决定离开教会、不加入党派、不参与任何联盟而逃脱了所有这些恼人之事——只有在决定是在这个大厅或那个场所做系列演讲时所参与的联盟除外。既然他从不寻求朋友的支持，那么，他也不会因为他们的背叛而黯然伤心；既然他不把自己的观点视做权威，除非他的听众或读者愿意接受，那么他也用不着担心自己是否在惊扰或得罪大家。人们一旦感到不快，随时都可以自由地走出他的演讲会场或把他的著作扔进火中。在他们的自由中，爱默生也找到了自己的自由。

爱默生对结社的恐惧使他难以被现代读者所认可，而且他后来也开始后悔自己对于结社的畏惧使自己被隔离在早就应该投身的废奴运动之外。可是，在他的周围尽是些事实，证实了试图通过组织有所作为而引起的烦恼。19世纪40年代的布鲁克农场、花果园地以及唯一理教派内部的纷争，都是企图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改革世界的愚蠢的教训。倘若爱默生(包括梭罗)继续坚持自我解放的必要，乃至强调在被拯救了的正直的灵魂面前，即使像蓄奴制这样顽梗的邪恶也会消失，那么，应当同时记住，他们实际所见的通过结社的行动而获得成功的事例却少得可怜。

在《论经验》一文的最末尾，爱默生说他并没发现通过“人为的操纵来实现思想的世界”有多少收获。试图实现这一世界的人们“学到了民主的行为，他们口吐白沫，怨恨这个，拒绝那个。我发现更糟糕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即使用他们自己成功的标准来衡量，也从未有过成功的例子”。在1846年圣诞节面世的一本《诗集》中，爱默生收录了一首献给W.H.钱宁的《颂歌》。作为布鲁克农场非正式的牧师，钱宁是一位热衷于各种有组织的改革的激进者。这首诗以恭维钱宁的诗句开篇，并且对自己拒绝与任何教会的和政治的运动发生联系的做法表示抱歉。“虽不情愿伤及/这乱世旷代之英豪，/可我不能舍弃/自己甜蜜的思考，/以换取牧师的伪善，/或政客的夸夸其谈。”只要联邦依然致力于保护所有权(正如所有联邦政府那样)，即使再大规模的改革，甚至与加里森一道齐声呐喊“不与蓄奴者联邦”的著名口号，把北方各州与南方分裂开来，也不能使联邦公正多少。“波士顿湾和邦克山/虽仍然派上用场；/却用在了卑劣行径上。”

这种愤懑的情绪一部分源于詹姆斯·K.波尔克总统(James K.Polk)不久前对墨西哥所发动的战争。每当爱默生想到美国日益肮脏的政治局势时，这种情绪就在他身上表露出来。不过，愤懑不是他的主要情绪。其实，就在他的许多昔日同仁被论争所困扰或者挣扎在分崩离析的乌托邦模式中时，爱默生却勃发出一种新的信心。作为巡回演讲者、杂志编辑和年轻人的良师益友，他的“职业”在波士顿的银行家看来似乎有些古怪，但这确实是一项职业而不仅仅是逃避社会的一种方式。他把自己的思想存入被他称做“储蓄银行”的刊物中，以支取利息的形式从中支取演讲的稿件和论文。至于银行家自己，他不也是被买进卖出吗？他把自己的会计室建在昆西花岗石上，而支撑着他的那套信贷和投机的手段不外乎也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不亚于《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而且他自己也和浪漫文学中任何女主角一样，易于激动、恐惧和绝望。

到了要考虑1845年至1846年将要演讲的题目时，爱默生更加关注人类的属性。以人为本的唯一理教始终热衷于在耶稣身上塑造完美的人的形象。虽然在年轻的时候，爱默生拒绝与这一观点苟同，可现在，他也开始在自己的杂志上连篇累牍地赞颂被他称做“核心人”的一个想象的生灵，一个没有褊狭503或历史局限的耶稣，因为超灵就是没有个性和愤怒的耶和华(尽管他像斯芬克斯一样缄默无语、无法接近)。爱默生想象着这个核心人变戏法似的面貌，变成一张张因天才或圣洁而闻名于世的人物的脸庞——苏格拉底、莎士比亚、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但丁、耶稣。

然而，专注于一位完美的救世主也是有局限性的。因此，爱默生倾向于另外一种模式的完美人性，在《唯名论者和现实主义者》一文中，当他谈到要不是汤姆·潘恩或其他粗俗的亵渎者“帮助人类抗拒上帝的伟力”，耶稣将会接纳整个人类时，他曾粗略地勾勒出这个模式。这里的模式不是宗教的、至高无上的(不同于印度教主神毗瑟拿的各种化身)，而是建立在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关系(一个制约与均衡的关系)上。“社会的理智是对无数次的疯狂行为的平衡。”这个模式引发出另外一个被认为是可以证实造物主智慧的模式。爱默生也许是从他在哈佛读到的一篇关于人手绝妙结构的文章中得到了这一启发。1845年3月，爱默生在日记里写道：“我发现了一个新题目，论伟人的作用。”以此为题的论著应当以“论手指的分配为题开篇，或者是论这些作为相互抵消、制约的个体的重大价值开篇”。伟人体现了神性的不同属性，他们的差异确保我们不至于对某一种化身过分膜拜。他们结合在一起帮助我们领会用其他方式无法接近的某些现实。

1845年8月，爱默生接到波士顿演讲会的邀请，让他在接下来的冬天为该会做一个系列演讲，但他很犹豫。他喜欢做一名独立的演讲者，不受制于任何人。但诱人的是这可以免去他租借演讲厅、出售门票的麻烦。因此，爱默生接受了邀请。这个题目为《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的系列演讲于1845年12月11日在波士顿开始，在以后的三年中又在许多地方重复过。这个系列中的7篇讲稿经修改成书，最后于1850年1月1日出版。

该书的第一篇文章《伟人的作用》(The Uses of Great Men)为全书定下基调。《唯名论者和现实主义者》一文中的某些语句也许可以作为该书的题词：“我们需要伟大的天才，仅仅是为了愉悦，为了我们星座中多一颗星辰，为了我们丛林里多一棵树木。”爱默生开篇就提醒我们，一切神话都始于半神半人，接着他解释其中原因。半神半人、英雄和伟人“满足了期望”，他们回答了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且他们还具有代表性，他们通过体现具体的思想来“给予我们智慧”。我们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中为自己疲乏的存在找到了幻想的补偿。我们“因为这些替身而显得丰富、强大”，因为伟人代表我们，不单如象征代表思想，而且如议员代表选民，其权威来自大众，而非上天。我们需要伟人来矫正我们的缺点、来激发我们努力，但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抛弃了一个又一个英雄。“作为知识的天使，他们的身躯曾一度顶天立地。接着，我们接近了他们，看见了他们生活的方式、文化和局限，这时他们只得让位于其他天才。”最终，我们将不再从个人的身上寻求伟大，而仅仅把英雄看做是“一个更伟大思想和意志的代表”。

作为爱默生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柏拉图是最容易得到称赞的，因为他本人就处处试图把存在还原成本体。在永恒的统一世界和有序的差异世界之间，他保持着绝对的平衡。他既喜欢无限，又热爱有限。最值得称颂的是，他带来的福音表明，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息息相通的，这种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使现实成为可知。在爱默生的想象中，柏拉图如此说：

我给予你们快乐，啊，人类之子!真理整体上是健全的，我们有希望找到万物之本原。人类的苦难在于看不见本质，心中充斥着猜测。但是，至善乃现实，至美乃现实，一切美德和知识皆依赖这现实的科学。如果柏拉图有不足之处，那仅仅是他的作品过分书卷气、过分理性，因此缺乏阿拉伯和犹太先知所具备的那种权威。不过，我们所有的思想体系都是从他那原始的高山上滚落下来的“漂流的砾石”。

从颂扬的高地，我们来到毁谤的低谷。《论神秘论者斯维登堡》(Swedenborg， or the Mystic)介绍了一位曾经被爱默生视做知识天使可如今丧失了声誉的人物。斯维登堡是18世纪一位雄心勃勃的自然科学家，他在中年时代经历了一次向他开启天堂和地狱的神秘启示。这个启示向他呈现了如何通过象征来阐释《圣经》的意义。爱默生仍然称赞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斯维登堡，尤其称赞他试图把自然界最小的现象与最大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恢弘的想象力，比如，他揭示了一小滴血完全就像天上的星体一样，围绕着自身的轴旋转。“他关于世界的丰富、坚实的知识使他的文笔锋芒毕露，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使人想起某个冬日的清晨，空气闪耀着水晶般的光彩。”

斯维登堡的神学著作却是另外一回事。他的作品借用的是古代希伯来宗教中外来神话的语言，他把这样一个“温暖的、饱经风雨的、住着激情荡漾的人类的世界”简化成了一套晦涩的“象形文字的语法或共济会的象征性的祈祷文”。他的地狱是肮脏、堕落、恶有恶报的梦魇，就像但丁笔下的地狱一样，但缺乏想象。他的天堂虚狂嚣浮，像是“一场乡村游乐会，狂热的野炊，或对有德行的农夫的法国式的褒奖场面”。甚至对于颇受青睐的“对应符合学”，爱默生也鄙视为无稽之谈，虽然在他年轻的时候，这一学说在他看来似乎是解释自然的可能的答案，如“一匹马就表示两性关系：一棵树表示感知，月亮代表信念，猫表示这，鸵鸟表示那，洋蓟表示另外什么东西。”

在读完关于斯维登堡的沉闷的评论之后，重温《论怀疑论者蒙田》(Montaigne， or the Skeptic.)一文中所表现的那种宽厚豪爽和温文尔雅则使人感到欣慰。作为爱默生年轻时代青睐的作家，蒙田处在感官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边缘，但他既不(像柏拉图那样)以已知事物把两者联系起来，也不(像斯维登堡那样)用对应符合学的术语把一个世界转译成另一个世界，而是在那里思考、权衡；他的盾徽上刻着天平，上面印有“我知何物？”，他的方法是回避教条：“方方面面皆有道理。”这种开明之所以没有变成迷惑和徊徨，是因为蒙田自己无可厚非的诚实和对矫饰的痛恨。他的生活津津有味，他的写作坦坦荡荡，他代表了爱默生在《论经验》一文中所盛赞的那个中年阶层，而且随着他自己步入中年，那个阶层越来越具有价值。

但是，面对可怕汹涌的人欲，就连蒙田的美好感觉最终也无济于事。《论怀疑论者蒙田》一文的末尾有一段常见于爱默生作品当中的关于那种欲望的最好描述。这段描述出现在这样一篇专论节欲之愉悦的文章结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连那个古老神圣的办法也于事无补：

能力的不足是年轻和激越之士普遍感到的悲哀。他们责备神圣的上帝过于小气、吝啬。上帝给每一个孩童展示了天空和大地，给他心中注满了一种占有一切的欲望，一种激昂、无穷的欲望，犹如宇宙渴望缀满星辰，犹如饥饿的魔鬼渴望吞噬灵魂。

艺术或许能满足对完美的追求，而这是体验无法实现的，但是爱默生在《代表人物》一书中所审视的各类艺术家没有哪一位完全摆脱了他生而俱有的把艺术斥为毫无价值的困惑。譬如，莎士比亚作为世界上第一位掌握了“完美表现”诀窍的人而得到盛赞：“在他的诗歌中，事物忠实、清晰地得以再现。他描绘优雅时准确无误，描绘伟大时不爽分毫，描绘悲喜时不偏不倚，既无扭曲，也无褒扬。”(《论诗人莎士比亚》[Shakespeare， or the Poet])就在爱默生发表这段谈话的六个月前，达盖尔(Daguerre)向世界公布了他发明的定影技术。同他一样，莎士比亚早就学会了绝对忠实地再现影像，“现在，让世上的人物坐下来拍下照片。”可是，这一神奇的能力最终却单单用于娱乐。虽然拥有这种也许能使希伯来先知引以为荣的表现力和对人性的洞察力，莎士比亚却仅仅满足于充当一位成功的演员和剧作家，即“人类的狂欢大师”。

歌德作为仅有的一位同莎士比亚一样博大精深的现代作家，甚至让爱默生感到更不满意。虽然从玛格里特·富勒刊登在《日晷》上的那篇由两部分组成的杰作中，爱默生为他自己的文章《论作家歌德》(Goethe， or the Writer)抄袭了许多观点，但他一直无法真正理解富勒为什么对歌德如此满怀激情。诚然，他赞扬歌德为“旧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带来了新颖的思想——“人为修己而生。人不为己之所能而生，却为实现自我而生”，但最终他发现这个思想也不尽如人意。“歌德绝不会去爱人类。他甚至并不忠实于纯粹的真理，只是为了怡情养性之目的去关注真理。”这个批评很像奥立斯蒂斯·布朗森在评论《神学院讲话》时对歌德、卡莱尔甚至包括爱默生本人的批评，指出他们三人都把“自我”作为至高无上的目的，“他们所认为的至美就是实现他们个人自身灵魂的秩序。”事实上，这两人的批评如此相似，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一批评正中痛处。

布朗森还坚持认为，个人必须实现宇宙普遍的秩序，而不单纯是他或她自身灵魂的秩序，这一观点击中了一直是爱默生最敏感的痛处。他没有像弗朗西斯、海吉和克拉克那样在唯一理教教区内不辞劳苦，也没有像帕克那样在教民中循循善诱：他没有像里普利那样去建立“法郎吉”，甚至没有像梭罗那样在湖边建起一间小木屋。他在1844年关于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解放的演讲，无论在康科德怎样大受欢迎，也不可能让奴隶主们放弃权力。拥有并且有效地施行权力，那将是什么感觉？

《论世俗伟人拿破仑》(Napoleon， orthe Man of the World)一文是爱默生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在系列演讲和书稿中，这篇讲稿都是放在倒数第二的位置，但却是最先写成的。早在1845年4月，爱默生就曾经以单题演讲的形式向听众宣讲过这篇文章。爱默生笔下的拿破仑并非是浪漫主义神话中顶天立地的英雄，也不是联邦主义者所渲染的魔鬼，而是一个勃发出天才所有特征的人(除了缺乏道德准则外)。拿破仑是“缺乏良知和智性的”榜样，可惜也是本书真正最具代表性的英雄，是“现代社会里中产阶级的代理人或代办”，这个阶层充满活力、不辞劳瘁、肆无忌惮，就像曾经操纵过法国一样正操纵着美国。

拿破仑拥有才华、勇气、耐性和真诚，当我们听到他的胜利时，我们感到鼓舞和解放。然而，由于他的目的或行为缺乏任何道德的准绳，这使他最终同被他推翻了的暮气沉沉的世袭君主一样被人遗忘了。“就像他的炮火一样，硝烟散尽，没有丝毫痕迹留下。他使法国变得更加弱小、更加贫困、更加衰微。”从他的失败中，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未来的命运。“只要我们的文明从本质上依然是为了财产的固守和占有，那它将被错觉所欺蒙。我们的富有将使我们感到厌倦，我们的笑声将充满苦涩，美酒将烧灼我们的嘴唇。”

如果当时的记载确实可信的话，系列演讲《代表人物》获得了成功。1846年1月12日，康沃斯·弗朗西斯写信给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说爱默生正“以他常有的魅力和雄辩”在发表演讲。不过，到后来，爱默生却感到厌倦了，他需要新的灵感源泉。当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爱尔兰(Alexander lreland)的老熟人来信邀他赴英国演讲时，他认真地考虑了这个请求。他担心自己的声誉不足以吸引足够的观众使他不虚此行，而且他害怕自己的英国朋友用“吹吹打打、连拉带哄的手段”为他招揽听众(爱默生1847年2月28日致爱尔兰)。可是，爱尔兰坚持要请他，爱默生最后同意了这趟英国之行。莉迪安叫亨利·梭罗在爱默生离开期间住进他们的房子。梭罗接受了邀请，不过，这一走结束了他在瓦尔登湖两年的生活。

1847年10月5日，爱默生离开波士顿，前往利物浦。他乘坐的班轮“华盛顿·欧文号”是为了生意兴隆、投英国人所好而以这位19世纪第一位美国作家的名字命名的。一开始，爱默生的演讲仅限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可不久便扩展到诺丁汉、德比和英国工业制造业集中的其他十几座城镇。(大多数的演讲选自新近的系列《代表人物》，但他也有时间准备一些新的讲稿。)爱默生被这个岛国的富有，被它壮实、自信的人民，强烈地吸引住了，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由工业引起的污染和底层社会的贫困和绝望，他们虽然被财富所包围，却被拒在财富的范围之外。

令爱默生感到吃惊和有趣的是，他发现自己成了文人墨客所青睐的社会名士，可他依然把自己视做“黑暗之神埃里伯斯”，害怕晚间的客厅聚会。1848年2月，他来到爱丁堡，见到杰弗里勋爵，20年前他主办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曾经让爱默生的心中充满如此多的快乐；他还见到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他的关于进化的专论《造物的遗迹》(Vestiges of Creation)就神秘的人类起源提出的答案使他感到难以平静；还有七十高龄的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他冒着暴雨从自己的住所步行10英里来同他一道进餐。接着，爱默生往西来到湖区，在那里他再一次拜访了华兹华斯，并且和哈里叶特·马蒂诺一道骑马。回到伦敦后，他又很高兴地同卡莱尔为他安排的人士会面，包括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和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他见到并迷住了克拉布·鲁滨逊(Crabb Roberson)，并且作为一位名叫亚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的年轻崇拜者的客人访问了牛津。

爱默生春风得意的社交活动是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动荡着革命的背景下展开的。在法国，腐朽、无能的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王朝牢牢地植根于物质利益的泥潭里，反对一切形式的改革，终于在1848年2月24日在一场民众的起义面前土崩瓦解了。路易·菲利普退出王位，逃到伦敦。诗人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宣布恢复共和。一个主要由温和的共和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成立了。然而，一批激进派仍然怀疑，资产阶级所赞成恢复的公民自由对减轻最为贫困的公民的痛苦究竟有无作用。他们要求建立“国家工场”以保证为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提供工作，同时还要求实现普选权以行使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力。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对立的政权，其力量足以迫使临时政府与之妥协，建立国家工场。

巴黎革命者引人注目的成功在整个欧洲激荡起相同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惧。正如爱默生所说，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时日是否也屈指可数了，担心他们奢华的房子和“耀眼的特权”是否“与门前的饥饿和愚昧形成过分可怕的对照”(爱默生1848年3月23日和24日致莉迪安·爱默生)。他们的恐惧不无道理。为争取工人权利的英国宪章运动也由于法国的起义而获取了新的力量。因为卡莱尔宣传这个运动的小册子和布朗森著名的评论在美国曾经引起过很大的反响，爱默生自然对这个运动很感兴趣。他出席了3月7日在国民大厅召开的宪章派大会，听见人群高唱《马赛曲》声援法国的新政权，听见人群中酝酿着革命的呼声，他们希望一旦发起暴动，法国人的榜样能激励英国的士兵投身他们的事业。格拉斯哥发生了骚乱，曼彻斯特和爱丁堡也爆发了小规模的动荡。准备在议会大厦门前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并呈交宪章派请愿的计划使当局闻风丧胆，政府派出威灵顿公爵手下的军队来阻止游行。

在定好的4月10日这一天，结果只有5万人到场，而不是预计的50万，而且原定的游行也没有举行。但是，人们依然担心革命不可避免。爱默生私下在日记里讥笑这个观点。也许为了金钱会发生一阵哄抢，可是只要双方追求的是同样的东西——物质繁荣，任何真正的革命就不可能发生。陈腐的制度将继续存在，无非换上了一批新的主人。

然而，巴黎的激进派提出的改革要比英国宪章派准备呈交给议会的六条和平改革方案彻底、磅礴得多。爱默生认为，巴黎人所要求的就是“没收法国”。尽管丁尼生警告他不要拿生命去冒险，但爱默生依然决定跨过海峡，就近审视这场革命。他于5月7日到达巴黎，此时正是形势危机的时刻。巴黎激进派的领导者不愿接受普选的结果，不愿恢复由温和派控制的立宪会议。他们向“国家工场”的工人们打开巴黎的国民卫队军械库，给他们提供武器。5月15日，一群由这批无产阶级武装协助的暴民试图攻占国民议会。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他们被赶跑了，但并没有被完全打垮，首都巴黎依然沸腾着革命的热情。

这一充满激情和激愤的场面使爱默生赏心悦目。他爱上了巴黎，正如他给妻子的信中所说的，“我认为这里拥有文明世界中最大的自由”(爱默生1848年5月24日和25日致莉迪安·爱默生)。在另一位美国人的陪同下，他走访了激进派的一些俱乐部，包括革命领导人阿尔芒·巴尔贝斯(Armand Barbes)和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的俱乐部。他羡慕俱乐部成员们“可怕的热忱”和“深切的真挚”，他们正在“研究如何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公平地分到面包，如何在地球上实现上帝的正义”，而且他还为“人们被打断或反驳时所表现出的激动和暴怒”感到强烈的好奇，这完全不像他在新英格兰见到过的即使是最激烈的会场场面。街上的所有人似乎都穿着某种制服；他们留着像山羊须和狮子鬃一样的胡须；他们身披红饰带、腰挎长剑、头戴铜盔。在两天后的一封信中，爱默生向妻子夸耀道：“我看见街上刺刀林立，马匹被疯狂地驱赶着拖着大炮朝国民议会奔去。”(爱默生1848年5月17日致莉迪安·爱默生)不过，当一支由商店店主组成的忠于国民议会的卫队赶跑了暴民并囚禁了他们的首领之后，他感到了宽慰。在自己的日记里，他严厉地警告所有的革命者，他们千万不要打算开展任何剥夺能激励劳动动机的改革。

在巴黎住了三周多之后，爱默生回到伦敦，接着又发表了一些演讲，并着手准备返回美国。他同意与卡莱尔一道作一次短暂的旅行。他俩这一次的会面并不愉快。卡莱尔欠下爱默生许多人情债，却又因过分自尊而对此愤愤不平，所以他一直与他争长论短，甚至一度还出言不逊。至此以后，爱默生大多数时候尽量避免同他单独见面，而且在他的日记里略带恶意地记录下了其他人对卡莱尔的挖苦之辞。不过，他还是同意与卡莱尔一道去巨石阵。在那儿，他们徜徉在巨石之间，聆听当地一位古文物收藏家解释它们的天文功用。在最后一周里，他见到了许多知名人士，包括玛丽亚·埃文斯(Marian Evans)(也就是乔治·艾略特)，他很高兴地发现，他们两人对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忏悔录》都同样着迷。此后，爱默生乘船返回波士顿，于1848年7月27日回到家乡。

当他还在伦敦或巴黎的时候，爱默生收到梭罗的一封信，语气一半是玩笑、一半却尖刻粗鲁，爱默生对此显然感到好笑，因此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谢谢亨利给我的信，原则上他始终正确，细节上他永远错误。”(爱默生1848年6月8日致莉迪安·爱默生)但是，梭罗的某些玩笑也许向爱默生预示了即将出现的问题。在上一封信中，爱默生也许向他建议过是否考虑去一趟欧洲。倘若真是如此，梭罗则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

谁愿意脚踏大西洋两岸使自己更加分裂？我们早已经够极端了。如此跨越两岸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再不能恢复直立的身姿。在旧英格兰和新英格兰，某些人向往着成为著名的罗得岛巨人，向往着让轮船从他们的胯下驶过。(梭罗1848年5月21日致爱默生)

事实上，正如梭罗在提醒自己的朋友时所说，在过去的五年内，他在进行着一场内心世界的游历。这一历程的初始阶段是相当痛苦的。尽管爱默生一直试图为他担当起资助人和朋友的责任，但他开始怀疑梭罗是否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1843年3月下旬，当梭罗即将结束他在爱默生家近两年的生活，准备搬到斯塔腾岛从事爱默生为他安排的家教时，爱默生在日记中记下了伊丽莎白·霍尔的议论：“我爱亨利，但不喜欢他。”接着，在准备加进《论经验》的一段文字中，他补充道：“像亨利·梭罗这样的年轻人欠我们一个新的世界，而且至今没有偿清债务。更有甚者，这些人早年夭折，因此逃避了债务。”

爱默生的失望并非完全在于文学方面。在第二天的一次谈话中，他曾向纳撒尼尔·霍桑吐露了类似的情绪。霍桑为梭罗辩护说：“让梭罗住在家里，爱默生先生似乎有不方便之处。这样一位刚毅固执、毫不妥协的人也许更适合偶尔在户外碰面，而不是作为餐桌或壁炉边的常客待在家中。”爱默生弄到自己身边来的，或者说至少他觉得，不是帮着自己嫁接苹果的信徒，而是咄咄逼人的对手。梭罗既虔诚又好争斗，他的好斗和虔诚很难有所区别。他需要别人充分的、毫不动摇的同情，但又公然藐视爱默生奔波于乡间会场和大城市四面透风的演讲厅所支持的中产阶级的行为准则。在他俩早期的交往中，爱默生曾经把这位年轻人的蔑视视做一种激励。但是，到1843年，两人之间关系紧张的迹象已很明显。

梭罗搬回康科德后，没有回到爱默生家，而是与自己家人住在一起，在他父亲的铅笔厂里干活。纽约的出版商没有给予他多少鼓励，他想靠写作自食其力的希望如今变得黯淡无望。1844年《日晷》停刊后，他的文章和诗歌失去了唯一可靠的发表途径。梭罗中止了演讲，也中断了一年半的每日必写的日记。

麻烦还不止这些。1844年4月30日，梭罗和一位年轻的朋友决定划船勘察萨德伯里河。途中他们停下来准备午饭。也许是不想让刚点燃的火苗被风吹灭以便燃起大火好做午饭，他俩竟傻乎乎地在一棵朽树墩里生火。不料树墩着了火，火势迅速蔓延到周围树林，危及康科德镇。梭罗跑到镇上报告火警。可是，等到大火扑灭，300多英亩的林地变成了灰烬。即使在六年之后，梭罗也没有勇气在日记中提及此事。

不过，梭罗并没有完全中断写作。他在踏踏实实地准备，试图把自己在1839年夏季与兄弟约翰乘船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游历时所记录的随笔改写“游记”，以便能够取得《漫步沃克色特》和《冬日漫步》等两篇正式发表的文章所获得的那种成功。对他来说，利用游历的见闻作为文学素材并非新意。早在1840年，他就在一连串拟定的演讲和文章题目里流露过这种想法。尽管那年夏天他着手准备的简短的《旅行回忆录》(Memoirs of a Tour)由于另一个题目而被取消，但第二年，他又把游历作为可能的写作题材。

对梭罗来说，1842年1月自己兄弟约翰的突然去世使得1839年的河上旅历有了新的意义。到1844年秋，当梭罗重新萌发以1839年之旅为题材创作一部文学作品的想法时，他同时又在尝试一种更加恢宏的创作手法，一种让记忆在广阔的空间驰骋从而变成凝思的手法。就在此时，他准备了一本新的、比他平时的日记本稍大的空白本子，用来抄写他早期的日记。他常常从旧的日记中选出段落抄在这个新本子上(他称之为“长书”)，然后留出很大的空白作为日后扩充的空间。

梭罗比任何时候更决意要向爱默生表示，他早期寄托信任于自己并非是找错了对象，他有能力创作出伟大的文学作品。(1843年至1844年许多超验主义者纷纷出版著作，这更加坚定了梭罗的这一决心。帕克的《谈话录》[Discourse]于1843年问世，同年还有埃勒利·钱宁的《诗集》[Poems]、爱默生《论文集》的第二卷、富勒记述自己西部之行的游记《夏日湖边》[Summer on the Lakes]也于1844年出版。)最后，埃勒利·钱宁向梭罗建议，解决他那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养活自己，同时又能找出时间写作——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瓦尔登湖畔爱默生新近买下的一块地上为自己修造一间小房子。1845年3月，钱宁向梭罗提起靠近湖边的一处被他称做“刺丛”的地方，并督促道：“快去那地方，为你自己修一间小屋，然后开始生吞活剥你自己的宏伟计划。我看除此之外，你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其他希望。”梭罗向爱默生请求，如果他开辟出那块空地，种上松树，能否允许他住在那里，爱默生欣然应允。

梭罗于1845年3月开始修建、7月4日搬去居住的那间小屋刚好与爱默生家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依然在他的领地，但不再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在这小屋生活的两年是梭罗一生中最幸福、最多产的时光。在那儿，他把描写1839年同兄弟约翰的那次河上游历的初稿《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修改了两次，完成了《瓦尔登湖》的第一稿；同时，他还挤出时间撰写了一篇论卡莱尔的长篇论文、一篇记录攀登缅因州卡塔顶山的随笔和一篇演讲稿。这篇讲稿是因为他拒付人头税被关进康科德监狱待了一夜后激发出来的，后来以《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为题出版。

作为作家，梭罗成熟的速度同样迅速。《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的第一稿流露出一种酣畅、清幽之美，使人回想起《马萨诸塞州博物学》中最优美的段落，如今，这种美发展成纯粹的唯美倾向(而且散发着耽于感官愉悦的气息)。评论卡莱尔的文章却在文风和思想上表现了另外一种极端，那是情怀的直抒，即使在褒扬之时也充满了自信。梭罗对于卡莱尔热烈喧嚣的散文文风很感兴趣，而且高度评价了卡莱尔对于年轻作家的持续不减的影响。梭罗描写攀登卡塔顶山的文章只是在总的题材上类似他描述早期游览大自然的文章，而与《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相比，登山文章中严谨、修饰的语句更接近《瓦尔登湖》的风格。《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在描述自然美景时表现的是温情，可这篇文章在看待自然威力时却表现出冷峻。最后，后来题为《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的演讲稿表现了依靠逻辑克制愤怒的才能，这使梭罗成为19世纪最有权威的政论作家之一。

在这些有待于完成的项目中，第一个项目就是有朝一日将以《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为题公诸于世的游记的初稿。不过，梭罗此时把该稿称为《漂游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Excursion on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在研究了梭罗的日记、“长书”和这本初稿之间的关系之后，学者们不难证明，在这个创作过程的每一阶段，梭罗都对原来的段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重写和润饰——压缩、锤炼，剪除抽象的成分，集中笔墨表现意味深长的感知细节。《漂游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大致完成于1845年秋，那历时两周的河上游历，每一天都有表现情感和遐想的清词丽句。

兄弟二人划着自制的、涂着绿色和蓝色条纹的小船沿着缓缓流淌的康科德河来到比莱利卡，又取道米德尔塞克斯运河来到梅里马克河，然后再划着小船或扬起风帆逆流而上进入新罕布什尔，绕过瀑布和急流，一直划到有水闸的地方。一路上，梭罗记录下了他们见到的景色、碰见的人物和由此激发出来的思想。1839年，从弗兰卡尼亚峡谷到北边遥远的河流，实际上兄弟俩在陆上步行并乘坐了一周的马车，还翻越了华盛顿山(Mount Washington)，但文章对这段经历只用了单独一段进行概括，因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写河上经历，而陆上的时光并不重要。读者从9月5日星期四(兄弟二人把船停在梅里马克河边的时间)一下跳到了9月12日(他们重又划起小船急忙返回)。

游记的叙述线索是相当单调的——通过运河时，兄弟俩一人拖着纤绳，另外一人用长竿顶着运河岸，不让船身撞上去；路遇一位年轻的工人；划进古老的水闸，绕过急流或瀑布；中午停下来吃饭或晚上停下来歇息。可是，沿途那一阵阵美好的感受使得这篇游记不论是回眸凝思，还是极目远眺，都一样令人爱不释手。夜晚，他们宿营的宁静不时被狐狸踩在于树叶上发出的响声和“猫头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掐着喉咙的叫声”打断。从“翅膀那细若游丝的颤动声”，他们知道树林里藏着鸽子。晚夏的紫苑散发着一股“干燥、丰稔的气息”；金缕梅那有棱有角的花梗上伸出“像复仇女神的怒发一样的花瓣，或像是许多小小的长条旗”。罂粟的果囊看上去“活像盛满忘川之水的小小高脚杯”。伐木工人从山上滚下木头时发出的隆隆响声在河对岸回响，像炮声轰鸣。“大群大群黄褐色的长刺歌雀在我们的脚下窸窣作响，不断飞起，仿佛蓝草的种子在风中飞扬，又宛若成熟的谷粒被风吹落。”

书中充满了令人回味无穷的欢乐。“在一个夏日凌晨，旭日还未升起，我顺流而下，两岸是大片大片依然沉睡的百合。当片片阳光最后越过河岸，洒在河面上时，整个白花盛开的原野仿佛随着我的旅程在眼前豁然展开，像一面展开的旗帜。”甚至那包裹着它们的阵阵雾气和“宜人的大雨”，无非是让它们显得更“欢腾”(如梭罗所说)。“我们沿着河岸仍然继续步行——在阵阵骤雨和漫漫雾气中靠拐杖摸索着行进……我们因听见尚未看到的瀑布的响声而欢欣鼓舞——我们嗅着松树和脚下湿润的泥土发出的芳香——我们看见蟾蜍和迷途的青蛙，还有花彩般悬垂在云杉树枝上的苔藓，树丛中悄然掠过的画眉，以及那条在这多雨的季节像信念一样依然坚固的道路——”

在这段河上游历的描写中，其他人也成了抒发惠特曼式的既博大又强烈情感的对象。在一个周日，一位善解人意的水闸看守违背规定，让兄弟两人进入了米德尔塞克斯水闸。在另外一座水闸处，梭罗对一位“肌肉发达的新罕布什尔人”羡慕不已，“他靠在自己的撑杆上——光着头，穿着简朴的衬衫和裤子——仿佛是一尊未经雕凿的阿波罗。”梭罗觉得，那船工富有节奏的撑船动作表现了他庄重的性格，他感受到那“缓慢、无法抗拒的动作”仿佛就是他自己的力量。看到那些前来参加康科德镇牛展的粗俗的乡下男孩，使梭罗心中充满了对“这些大地之子”的热爱，他们是大地赠予的比最好的种牛更好的褒奖。印第安人的传说使他向往着在瓦瓦坦和皮货商人亨利那个时候曾经有过的那种友谊。那个印第安人在梦见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之后，便钻进亨利的帐篷里，从此以后收留了他。

“9月4日星期三”这一章集中了许多关于友情的大段叙述，这表明了梭罗对于个人友爱的强烈向往。朋友相爱是人生的唯一所值，是宇宙光芒四射的中心。“没有爱的生活犹如焦炭和灰烬。”在那次游历中的约翰·梭罗，既是兄弟，又是同伴，在书中始终以“我们”出现，没有名字，也不加描述，他只是这样一位朋友，是“肉中肉、骨中骨”。怀念完美的友情结合，渴望理想的朋友，这两种情感在文中水乳交融。这位理想的朋友不会用其善心诚意给你带来侮辱，只有毫无保留地给你信任和完完全全的理解，可这样的朋友尚未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整个人生都致力于在我们所崇敬的人群中寻找这样一位朋友，一位最能领会友情的朋友。”他必须敬重我们，博施寡求。“不要让他以为他用行为就能取悦于我，或者甚至以为他对我的善待早已足矣。”

最末一句中的那种迫切的语气表现了一种可怕的孤寂感。梭罗写道：他听人说这地方是有人居住的，但河岸上却不曾见过人的足迹。“我孤身行走于天地之间/四周渺无人烟。/我看不到任何造物的踪迹/举目空寂一片。”他无法忍耐被遗弃、被忽略的感受。“用我吧，我有我的用处，就像那些在我跟前祈求着任我所用的伞菌、天仙子、大丽花和紫罗兰，在您看来，只要我有丝毫用处的话。”撞击我的心灵吧!“勇敢地撞击我的头、心脏或任何致命之处，只要你能命中……放心吧，这木料干燥、坚韧，经得起人们的粗手粗脚。”在自然中，我寻觅着那位与自然相融的朋友：“谁带上那自然的面具，/他就是我寻找的知己。”

《漂游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稿中还包罗了许多内容：有梭罗悉心编撰的一段回顾美国印第安人生活和早期殖民时期往事的地方史；有对印度教经文中的至理名言的沉思；有把梅里马克河岸同意大利的奥斯蒂亚、把康科德镇的牛展同酒神狂欢相提并论的用典，所有这些内容在1849年梭罗最终出版的那部大大扩充的游记中将更加意味深长。不过，第一稿中流露出的那种渴望可以使我们领略到使他才思迸发的那种力量，因为在感知中所注入的柔情可以把表现变为一种爱的行为。

到1845年秋，梭罗的日记里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愉快的描述，写他如何为自己栽种的豆苗锄草，如何学习和写作。那年秋天，他似乎完成了《漂游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然后又开始了另外一个项目。在对自己的书稿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内省之后，他采用了外向的、“客观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1845年12月，托马斯·卡莱尔的一本《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书信与演讲》(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连同评论和“注释”)来到了康科德镇。于是，梭罗着手为镇上的听众准备一篇讲稿，打算对卡莱尔的作品进行长篇评论，分析他卓越超群的文风。梭罗于1846年2月4日在演讲厅的那场演说感人至深。他希望将讲稿出版，收取稿费，于是要求他的朋友贺拉斯·格利雷帮他找家杂志。格利雷终于说服了他的朋友、费城的乔治·R.格拉哈姆收下稿件，安排出版。但是，格拉哈姆却对此事磨磨蹭蹭(而且对支付稿费更是磨磨蹭蹭)。直至1847年3月和4月，《论托马斯·卡莱尔及其作品》(Thomas Carlyle and His Works)一文才终于分成两部分在《格拉哈姆杂志》上面世。爱默生赶紧把两期杂志寄给了卡莱尔。读完评论后，卡莱尔满意地告诉一位朋友：“我收到了来自美国的评论。”

卡莱尔也许无法找到比梭罗更慷慨激昂的崇拜者了。该篇文章给人这样一种感受，好像梭罗对卡莱尔的热爱使自己成了出类拔萃之辈，他写道：“只有在关键时刻，在人生最敏感、最易于接受的阶段有幸读到这些作品的人，才能对其做出完整的阐述。”传统的文人反感卡莱尔的矫饰，惧怕他的激烈言辞。“面对那些著作，没有哪位老者不感到如坠云里雾中。”可对于年轻人，卡莱尔那放浪无拘的言辞却像4月的冰雪消融。“他打破了坚冰，流水像春天的奔流一般滔滔涌来。”他的文章“带着不断重复的谈话的那种节奏，有力、自然、生动、抑扬顿挫，像炮火和枪弹一样噼啪有声，一样威力十足”。犹如一支勇往直前的军队，他踏碎了“那些毫无生气、尚未成形的肤浅的观点、诚实和虚伪的思维方式”，把它们踩进了尘土中。他的幽默“丰富、深沉、变化无穷，与全世界的幽默天才息息相通”。甚至连他的咒骂也令人振奋。即使他不及至高无上的智慧，即使他的脾性令人生厌，但至少他具备一种最伟大的功绩：“卡莱尔并没有强迫我们去思考，我们思考得早已足矣。可他迫使我们去行动。”

不久，一件意料之外的事件帮助梭罗实现了以行动取代思想的愿望。1846年7月末的一天，当梭罗来到镇上，准备取回送去修补的鞋子时，他被康科德的警官山姆·斯特普尔以拒付人头税为罪名抓了起来。自1842年至1845年，山姆·斯特普尔担任当地的税收官，根据合同，他可以从收取的每一美元税款中提成1.5美分。这种人头税(每年不到1.5美元)是向每一位年龄在20岁以上的男性居民征收的，可是拒不纳税的现象相当普遍，成了州政府积年累月的问题，像康科德这样的社区尤其严重，因为他们似乎很不情愿将逃税之人投进监狱。

不过，斯特普尔早已表示，他是愿意关押逃税者的。布朗森·阿尔科特于1842年停止纳税，宣称他拒绝支持压迫民众的国家机器。第一年没人来打扰他，可是1843年1月17日，斯特普尔手持逮捕令来到他家门前，把他抓进康科德监狱。不幸的是，监狱看守却不见踪影。在斯特普尔跑去寻找监狱看守时，阿尔科特则平静地在监狱外面等待着。与此同时，一位名叫塞缪尔·霍尔的法官朋友为阿尔科特缴纳了税金和罚款。这次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在写给当时正在纽约演讲的爱默生的一封信中，梭罗兴致勃勃地描述了这一虎头蛇尾的壮举。梭罗声称他和查尔斯·莱恩正在策划乘阿尔科特“被监禁”的时候去“搅扰一下政府”，可惜阿尔科特被释放了，他们的热情也落了空，“看来政府依旧安然如故。”这次事件中有一个细节尤其使梭罗感到有趣。斯特普尔习惯于抓那些身无分文的赖账者，可阿尔科特拒绝纳税的动机却令他吃惊。就像他所说，眼前的这个人仅仅是“为了信念”而甘愿坐牢。

在公开发表的《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1849年)一文中，梭罗写道，他有“六七年”都没有纳税了。如果此话确切无误，梭罗显然也和阿尔科特一样，在拒绝缴纳税金。在1844年或1845年，斯特普尔对他俩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任何捣蛋者给税官造成的损失每年无非只有1.5美分，因此有时候他宁愿让违法者逍遥法外好几年。但是，到了1846年，斯特普尔已明确表示要征收前些年滞纳未交的税金。那年4月或5月，他警告阿尔科特，如果不缴纳税金，他就要拍卖他的土地，并且发出逮捕梭罗的命令。50年后，斯特普尔告诉一位来访者，他把梭罗同其他犯人囚禁在一块后，刚回到家，脱掉靴子，立刻便有人传话给他，说有一位头蒙面纱的女人出现在监狱门口，手里拿着一个装有“梭罗先生税金”的信封。可他嫌麻烦，不愿把刚刚关进去的犯人放掉，于是他等到第二天早上才释放了梭罗。他回忆道：“当我释放他时，(他)疯狂得像魔鬼。”梭罗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让一位女性亲戚蒙羞为他缴纳税金，这与他壮烈献身的初衷相去甚远。

更糟糕的是，在这件事情上，爱默生无论对阿尔科特还是对梭罗都不同情。他把梭罗效仿阿尔科特的表现描述成“偷鸡摸狗、见不得人、格调低下”。前两个用词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梭罗对于自己拒付税金的理由一直是直言不讳的，而且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对自己的监禁。最后一个用词意义倒是较为明确，表示了爱默生气愤的真正原因。对于加里森和其他反对蓄奴制度的“烈士们”那咄咄逼人的自我主义，他始终避而远之，这些人把自己看做受难者的榜样。可他们很庸俗，他们在自我标榜，他们不是我们的同类。绅士可以受难，但并不为人头税这等琐碎小事，也不会迫使一位太太用头巾遮掩着自己去镇上监狱赎人。很早以前，爱默生好不容易才忍受住了阿尔科特那神圣的愚蠢之举，可看到梭罗也沉溺于同样的举动使他气愤不已。

发现自己的导师原来是如此循规蹈矩，这也许令梭罗很痛苦。但无论他如何痛心，爱默生的抨击还是迫使他出来为自己辩护，而这个辩解竟成了美国政治思想著作的经典之一。在1848年的1月和2月(当时爱默生正在英国)，梭罗在康科德演讲厅作了一个题为《论个人对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的演说。第二年，这篇讲稿又以《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为题在伊丽莎白·皮博迪短命的刊物《美学评论》(Aesthetic Papers)上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梭罗提出，如果一个人的良知告诉他，投合政府的意志在道义上是错误的，那他不仅有权而且常常有义务去对抗这个凌驾于他头上的政府。这种反抗既不是偷鸡摸狗，也不是格调低下，而是“正派”一词的本义。梭罗在文章开篇时问道：“依顺于美国当今这个政府将会是什么后果？我的回答是：与之为伍，奇耻大辱。”

在废奴运动领导人温德尔·菲利普斯的身上，梭罗找到了他衷心钦佩的那种行为的榜样。菲利普斯在康科德演讲厅就蓄奴制问题作了三次演讲，最后一次是在1845年3月11日。3月28日，梭罗在加里森的废奴运动报纸《解放者》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康科德演讲厅前的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 Before Concord Lyceum)的文章，盛赞他最后的那次演讲。菲利普斯是波士顿的一位贵族，他跟随加里森的“即刻废奴”运动，并同他一样，坚持个人必须认识到自己对蓄奴制的野蛮暴行也负有责任，必须同任何容忍和怂恿蓄奴制的政府一刀两断。根据梭罗的观点，菲利普斯演讲的目的是要说明政府和教会应当如何对待德克萨斯州和蓄奴制，“另一方面，个人又应当如何对待教会和政府。”

菲利普斯乐意公然藐视宪法，乐意说“我比他们(开国元勋)更为明智”，他拒绝把他的人生目的局限在某个单一的目标上，这些都令梭罗感到钦佩。正如菲利普斯所说，他并非为废奴所生，而是为了声张正义。以“斗士般的沉着”和天生的演讲才能，他把“道德原则与正直人格”合而为一。他坚持认为个人必须当机立断与政府断绝关系，这赢得了梭罗的赞赏。“至少他不必为蓄奴制、为美国的独立、为教会的虚伪和迷信、为政府的懦弱和自私、为一切的麻木和心甘情愿的愚昧承担责任。”菲利普斯是红十字骑士，“是如今真正的教会和政府最引人注目的勇士之一”。在评论的结尾，梭罗讥讽地问道，可否有任何异教徒斗士愿意在竞技场上向他挑战？

即刻与邪恶的教会和政府一刀两断，菲利普斯的这一例证是梭罗在《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一文中表达的主要观点。“当然，一个人的责任不一定是致力于根除任何邪恶，甚至包括罪大恶极的邪恶；他也许会有其他事情要做；但至少他的责任是洗手不干，既不再去想它，也不给它实际的支持。”一些废奴主义者正在请愿，要求政府解散联邦，“干吗不让联邦自行解散，不让他们断绝与政府的联盟，让他们拒绝把自己的份额交进政府的金库？”正如卡莱尔所说，无休无止的思考没有用处，我们已思考足矣。行动的时间到了。“滥觞于信念的行动、正确的认识和行为，会改变事物及其关系，从本质上，它是革命的，不完全等同于任何过去的事物。它不仅分裂了政府和教会，也分裂了家庭，甚至还分裂了个人，把他内心的邪恶与神圣区分开来。”

这个世俗的转变是梭罗在康科德监狱度过的那个荒唐之夜的结果。在一段穿插的故事里，他心平气和、不无幽默地讲述了这段经历，讲述犯人们如何懒洋洋地倚在门道旁，直到狱卒告诉他们晚上关门的时间到了；讲述他发现自己同一位友善的同伴关在一间粉刷了的牢房里，听他口述这间牢房的历史；讲述盛有早餐的面包和巧克力的长方形马口铁盘子从门底下推进来；讲述他的室友如何在离开牢房去干每日早晨必做的割草活计时向他道别，祝愿他午饭前就被释放(事实也确实如此)。

然而，一夜身陷囹圄，梭罗的顿悟绝非是滑稽、有趣的感受。警察肆意威胁他的邻居阿尔科特并逮捕梭罗，这个举动足以解释马萨诸塞州为什么能支持一场它认为是非正义的战争、一种它发现是令人憎恶的蓄奴制度。站在牢狱那扇深陷的铁窗前，梭罗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他的村镇。“我就身在其中，可我以前从没有看清它的制度。”对于镇上的居民，他也有了新的看法，他第一次看清了他们的作为和目的。“我更加认清了自己生活环境的状态”——马萨诸塞州政府的状态和人们的心态。

梭罗突然领悟到，残暴势力是沆瀣一气的，因此，对它的反抗便由个人良知的一项权力变成了公民的一种责任。在哈佛，梭罗研究过英国哲学家威廉·培利(William Paley， 1743—1805)的《道德与政治的哲学》(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该书以一章的篇幅阐释了“服从于国家政权的责任”，而如今，梭罗也用一章的篇幅来阐释反抗国家政权的责任。“如果一个自称是自由之庇荫的国家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如果整个国家被一支外国军队野蛮征服和蹂躏，被军法统治，那我认为，诚实的人们反抗和革命的时代已经迫在眉睫。”如果这个国家成了蓄奴和侵犯墨西哥的一台机器，那么你必须让你的生命成为“反向摩擦力”来阻止它的运转。一旦你被迫成为“残暴他人的帮手，那就得砸碎这个法律”。

除了公民愿意以和平的方式抗拒不公的法律外，一个政权——尤其是民主政权——是无法靠自身的力量阻止它通过不公正的法律的。因此，当政权犯错时反抗政权，那等于是在挽救它。“要么把所有义士关进牢狱，要么放弃战争和蓄奴制，如果政权面临这两种选择，那它将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由此可见，个人潜藏着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梭罗指出：“少数趋同于多数，就会变得软弱无能。然而，一旦少数依靠自身的全部力量凝成一块时，那将无法抵御。”如同与上帝讨价还价企图拯救所多玛城的亚伯拉罕一样，梭罗声称：“如果有1000个或100个或10个甚至只有一个可以被我称做正义之士的人”宁愿把自己关进乡村牢狱也不肯与政权强加于他头上的蓄奴制度同流合污，“那这将是美国蓄奴制度的末日”。

超验主义始终难以跨越信念与行动之间的鸿沟，其主要原因是它惯于把行动视做丢脸面的事情，视做一种把纯洁的思想强加于堕落和妥协的世界的企图，这种做法有辱人格、令人沮丧。从加里森和菲利普斯这类人的身上，梭罗学到，如果你纯粹从信念出发，不再效忠于堕落的世界，那么不久这个世界会找上门来。你会发现自己像拿破仑一样精神十足地参与这个世界，并对它产生作用，却不必放弃自己的正直。

1846年，在康科德监狱关押了一夜之后大约一月左右，梭罗离开了他在湖边的那座小屋，与一位堂兄和其他两人一道，在缅因州的森林里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旅行。他们沿着本诺布斯科特河逆流而上，来到北特温湖，然后步行来到卡塔顶山脚。这座山海拔5268英尺，是缅因州最高的山峰。山上乱石裸露、突兀，看上去像一排“蓝色的屏障”，宛如远古世界的一条边界。临近傍晚，在同伴们搭建帐篷时，梭罗决定独自穿过无径的荒野去勘探一下这座山峰。他跋涉得非常艰难，这使他不时想起《失乐园》中描写的撒旦爬越混沌宇宙的旅途。只不过在这里，唯一的一群天使是灰暗无声的岩石，一边“在落日的余晖里坚毅地反思，”一边一声不吭地注视着梭罗。

第二天，他的同伴也和他一道去登山。那景象真可谓雄浑、磅礴，使他想起绑缚普罗米修斯的那块巨石。“目击者身上的某个部分，甚至是极其重要的部分，似乎在他登高时从他那松垮的肋骨间漏了出去。他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加孤寂无伴。”这次经历是令人惊愕的，甚至对梭罗来说也如此。他认识到，自己过去一直把自然想象成人类的栖息之地。如今，当他从被雷电烧成光秃、荒芜的山坡上走下去时，他发现自然“虽然美妙，却又野蛮、令人敬畏……这就是我们所听说的那个世界，那个由混沌和漫漫长夜孕育出的世界”。

与巍然的物质世界的这场邂逅引发了一段有关可怕的自觉意识的描述，这时梭罗突然意识到，在卡塔顶岩石的纯粹物质与构成他肉体的同样是超凡的物质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我敬畏自己的身体，敬畏这将我束缚的物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罗米修斯，都被束缚在这岩石之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物质更奇怪、或更神秘？“何谓神秘？——想想我们在自然中的生活——每日都看到物质、接触物质——岩石、树木、拂面而来的风!”每一种我们视为当然的东西——“坚实的土地!实实在在的大地!还有人之常识!”——都同卡塔顶超凡的景象一样神秘。“接触吧!接触吧!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视为当然的事物恰恰是我们应当质询的问题。

梭罗很快把他在卡塔顶之旅记下的笔记写成了后来准备公开发表的一百页的文稿。贺拉斯·格利雷帮着他把《卡塔顶：缅因森林》(Ktaadn：The Maine Woods)分五次于1848年7月至11月间发表在《联邦文学与艺术杂志》(Union Magazine of Literature and Art)上。但是，《卡塔顶：缅因森林》仅仅是梭罗的许多项目之一。第二年，他将开始撰写《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并且着手写作《瓦尔登湖》的第一稿。他还要完成现在被他称做《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一书的第二稿，把两周的旅程压缩成一周，给这“7天”加上大段大段关于各类题材的杂感漫谈。早些时候，他曾在康科德演讲厅发表了一篇题为《本人的故事》(History of Myself)的讲演，以满足邻居们对他在瓦尔登湖边生活的好奇心。同时，他还看到自己评论卡莱尔的文章已经付梓，而且满意地得知自己的评论得到了大师本人的赞许。

梭罗离开瓦尔登湖边的小屋，(应莉迪安之邀)回到爱默生家，在爱默生还在英国期间帮他照看家务。这个时候，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在生活和写作上的实验已经取得令人欣羡的成功。住在自己用双手建造的房子里，暂时无须担忧生计，他已经证实自己具备才思敏捷、文如春华的能力。可是，爱默生至此仍没能成功地让一位出版商对《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产生兴趣。1847年11月14日，梭罗写信给正在英国的爱默生时，爱默生不得不回信说该书已被更多的出版商拒绝。“世界是一头挤不出奶的母牛——生活真不容易。”他懊丧地说，“唉，等被水掺得如此淡而无味之后我们才能得到!”

面对这样的打击，梭罗的反应是再一次地扩展他的著作。他在《周日》那章中加上了针对“基督教寓言”所进行的学术议论，并且公开表示他更倾向于希腊神话，而非基督教神话(该书出版后，这一立场引起了评论者的愤怒)。他还扩充了专门讨论友情的《周三》一章。同时，他又对《瓦尔登湖》做了两次修改。1849年初，他把两本书稿交给波士顿的蒂克纳出版社，可他懊恼地发现，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瓦尔登湖》而非《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最后，爱默生的出版商詹姆斯·门罗答应出版该书，但要梭罗保证，万一销售不好，他得支付所有的出版费用。1849年5月30日，该书得以出版。

很明显，《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的面世加剧了梭罗与爱默生之间的危机。尽管爱默生对该书的某些章节提出过批评，但他一直鼓励梭罗大胆地将其出版。《一周记》出版半年后的一天，梭罗在笔记本上抱怨，由于爱默生同他“疏远”了，他现在很乐意用“带毒的箭”对他进行“致命打击”，在他们两人还是好朋友时，梭罗一直把这句批评隐瞒在心里。他愤懑地指出，该书出版之前，爱默生只对书中精彩部分加以赞扬，可现在他却指出其中所有瑕疵，并因此责备梭罗。两位朋友之间的这一“分歧”也使爱默生感到受了伤害。在另外一段笔记中，梭罗抱怨说爱默生骂他“冷酷无情、缺乏真诚”，致使伤口更难愈合。“我悉心呵护着我们的友谊之花，可有一天我的朋友竟把它视做杂草。”它怎能经受如此打击，只得“从此萎蔫、凋谢”。

读到最后一句，谁人不感到疾首痛心？在梭罗早期的日记中，有许多关于爱默生的段落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渴念和崇敬，使人产生某种预感：写下这些段落的年轻人似乎正面临着可怕的不幸。1849年夏，梭罗比以往更显得易受伤害。他的姐姐海伦在与肺结核长时间的抗争之后病逝了。他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如果该书不成功)他将一连几年深陷于债务之中。四年来，他一直快速地写作，但得到的认可很少，除了应邀作过几次演讲、一些杂志接受过几篇文章之外，他很难有机会表露自己的才能。诚然，爱默生曾经称赞《卡塔顶：缅因森林》是最近十年值得收藏的为数不多的小册子，可比起《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卡塔顶：缅因森林》又算得了什么？

此时的爱默生正处在声誉的巅峰，他刚从英国回来，在那儿受到了恭维和景仰。他已出版了两本文集，而且正准备出版第三部文集《代表人物》；他还出版了一本诗集，并且正在收集和修改他的早期作品，准备由波士顿的一位出版商出版，正是这位出版商拒绝印刷梭罗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除非他做出负担成本的保证。(爱默生的《论自然》、《演说与讲座》[Addresses and Lectures]于1849年9月7日出版。)但所有这些对梭罗来说都无济于事。他在日记里抱怨说爱默生追名逐利、神气十足。也许此话不假，但即使爱默生始终保持谦卑、练达的模样，也很难解释如此悬殊的命运竟不会引起他们之间的不和。

与此同时，梭罗用了十年时间写就的书结果却遭到厄运(至少从销售的角度来看)。虽然有几位评论者称赞书中的一些章节，但他们发现该书把叙述、沉思和学术专论混为一谈的写法令人费解。詹姆斯·拉赛尔·罗威尔在一篇评论中抱怨说，他不愿意应邀去参加一次河边聚会，结果却是去听人说教。爱默生曾把该书寄给卡莱尔。尽管他带在身边走遍了整个爱尔兰，可连他也很难通读下去。在1849年8月28日的一封信中，卡莱尔直截了当地写道：“请如实告诉他。”他告诉妻子说这本书“非常稀奇古怪，不过并非全无价值”。

《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最后一稿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修改而失去了原有的魅力，或添加的材料索然无味，而仅仅是因为书稿的叙述结构总是唤起读者对行动和高潮的期待，可每一次都因冗长的沉思式的段落而大失所望。该书读第二遍要比第一遍更容易些，但在梭罗的早期读者中，几乎很少有人愿意尝试第二遍，甚至第一遍都很难完成。

阿尔科特的《与孩子们谈福音书》最后没有装订就作为废纸卖给了旅行箱制造商。梭罗免遭了这样的羞辱，仅仅是因为他签约承担了出版费用(他花了四年时间才偿清了290美元的债务)，拥有了该书的版权。1853年，出版商问梭罗如何处理他那些没有卖掉的书时，他让人把书运到康科德来。在日记里，他写道：“如今，我的书房里有近九百册书，七百多册是我自己写的。作家整日目睹自己的劳动成果岂不更好？我的作品堆在房间的一边，足有一人高，那是我的全部杰作。”

挫折并没有使梭罗停止写作。1849年秋，他和埃勒利·钱宁一道去科德角旅行。他们原计划乘蒸汽船从波士顿到普罗文斯敦，可一场风暴把船困在了普罗文斯敦。波士顿街上散发的传单公布了发生在科哈塞特海边的一场可怕的海难。他们决定乘火车往南到科哈塞特，然后再到科德角西面一角。从那里，他们可以乘马车沿海角的南翼旅行，然后再徒步走到普罗文斯敦。在科哈塞特，他们看见两天前死于那场海难的爱尔兰移民血肉模糊的尸体还在不断地被冲上岸来。人群川流不息地涌向海滩，或是去争睹这一惨状，或是去认领尸体，用人车运走。海浪还在摔打着遇难船残存的大块木板，把它们摔成碎片，这表明自然的力量是多么的肆虐、野蛮。“我发现没有什么物质能承受海浪的威力，在这种情形下，铁块变成碎片，铁制的船壳撞击在岩石上，就像蛋壳一样不堪一击。”可是，就在这悲惨景象的旁边，两个当地居民一老一少正在收割海草作为肥料，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过似的。

风暴、海洋的淫威与当地居民的淡然态度，这一对照贯穿在梭罗此后对这次旅行的整个描述之中，表现了一种他以前从未如此充分展示的坚韧的新英格兰精神。1850年1月23日和30日，梭罗在康科德演讲厅根据自己科德角之行的笔记作了两场演讲。他描述当地居民的古怪性情，讲述他们生长不良的苹果树林和光秃秃的城镇，加上在谈到记载他们牧师所作所为的陈年史书时信手拈来的幽默，所有这些都使听众兴趣盎然。不过，大海本身和它孕育的世界，海洋和草的声音和景象——珩鸟和海鸥、海藻和瘦草、水母和蛤蜊、猛撞的浪头和退去的白沫——所有这一切才是梭罗为了出版正潜心写作的那些章节的真正主题。当他站在“陆地的背面”，站在海角的北翼面向大西洋的那一面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大陆的边缘，美洲在此终止了。“在我们和欧洲之间，只有那凶猛的大洋。”

1850年，在这片凶猛的大洋彼岸，玛格里特·富勒在经历了一场探索和发现的旅程之后，正准备返回美国。这次旅行使她比其他任何超验主义者更加远离了她的马萨诸塞根基。她离开波士顿和坎布里奇，到了纽约，后来又到了欧洲，这段时期事件迭起，以至于任何编年史家都可能忘记亨利·詹姆斯在谈到重新构建某人的过去时所说的话：“再现人们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再现他们的观念，再现他们的成长、变化和变化的不同阶段——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正是依靠这些东西才有了意义。”在她人生的最后8年中，富勒525由一位绝对的文化改革者变成了一位外国记者。作为前者，她曾经构想出被一位学者称做“精英思想、反正统文化、改变信仰的”一类人，却又发现像废奴主义者这样的实际改革者令人反感。作为后者，她亲身经历的欧洲革命和动荡使她坚信，某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走出似乎困扰大多数国家的剥削和反叛怪圈的唯一途径。

富勒的作品反映了她思想的变化。的确，写作活动常常促使这些变化发生。比如，在撰写《论十九世纪的女性》(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时，为了更多地了解妇女的生活，富勒阅读了被监禁的妓女写的日记，这进而使她重新全面思考贞洁与经济特权的关系。这种体验与思考的结合是超验主义者的一种理想，曾经也是唯一理教的理想，但是富勒将其发挥到了令她最早的导师威廉·埃勒利·钱宁吃惊的极限：为纽约的一家报纸报道监狱和疯人院的情况；亲临巴黎向一切传统的蔑视者乔治·桑表示敬意；成为流亡英国和法国的著名革命者的朋友；投身罗马的革命；爱上了一位意大利情人，而且还生了一个孩子。

富勒成熟的速度似乎总是很快，爱默生对此做了解释。甚至当她生活在波士顿和坎布里奇时，她生活的许多方面也许足以能够帮助人们预见到她离开之后突然迸发的活力。参加过她举办的著名“恳谈会”的大多数人证实了富勒“个人引力”的那种力量和她谈吐中解放思想的威力。这些在上午举办的讨论会的目的是要通过迫使妇女梳理她们的思想，使她们在一种相互同情和友爱的气氛中走出自我、面向公众：

她对于我意味着什么？也许我能用回答她的一句话来最好地表达。一天，当她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她说：“你认为生活很富有吗？”我回答：“是的，自从我认识了你之后。”这就是许多年轻的心灵对她的答复，这里包含着她神奇的影响。(《埃德娜·道·切尼回忆录》， 1902年)

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在她后期的发展中，她以率真的态度对待自己开放的性生活。关于人类欲望，大多数男性的超验主义者总是谨小慎微、故作多情，或者拒之于千里之外，甚至在他们的日记里也如此。富勒却坦率得惊人。在1842年的一则日记片段中，她回想起自己看到的雷卡米耶夫人美丽的雕像。“我常常想起她与斯塔尔夫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富勒写道，“的确，一个女人也许会爱上另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也许会爱上另一个男人。”她补充说，这种爱情“受制于支配异性爱情的同一法则，只不过它纯粹是理智的、精神的……它的法则就是追求实现精神的完美，这种追求促使一个灵魂到另一个灵魂中寻找自身所缺。”苏格拉底对亚西比德的爱，斯塔尔夫人对雷卡米耶夫人的爱，如同她自己对新奥尔良美女安娜·巴克·沃德的爱一样，在她看来完全是“自然的”。

回想起自己对安娜·沃德的激情，富勒沉思道：

我想，我曾一度带着自己所能承受的强烈的激情爱着安娜——她的脸庞总是在我眼前浮现，她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所有如诗如画的思想环绕着那心爱的形象。这爱是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自己仍然拥有的许多宝藏。

当安娜的丈夫塞缪尔·格雷·沃德(富勒也曾经爱过他)出差在外时，富勒便占据了他在安娜床上的位置，不过，当她意识到自己当初与安娜拥抱时所感受的那种“奇妙、神秘的激情”退化成了“一段苍白无力的风流韵事”时，她感到“极度的痛苦”。她以放荡不羁的勇气剖析了自己的感受。“如今，我不再带着激情去爱她，因为我已耗尽了她的思想，她不再激发我的幻想。对我来说，她不再代表美，而只是一件美的物体。”

这里，尽管富勒在借用18世纪小说中描绘浪荡生活的语言，但她明确表示了自己为何难以在新英格兰住下去的原因，尽管《日晷》的收益足以维持她的生计。在一个压抑的文化氛围中，她的志趣常常受到挫折，连去剧院观看奥地利舞蹈家范妮·埃尔斯勒的表演也被视做大胆举动(富勒是与爱默生一道去的，对于这种臭名远扬的事情，爱默生似乎感到得意洋洋)。妇女很容易受到富勒的感染；伊丽莎白·皮博迪曾说过，假如富勒是位男士，参加“恳谈会”的任何一位优秀女子都会嫁给她。可面对这位贫穷、聪颖、雄心勃勃、易于激动和脸色严峻的女子，在她周围的波士顿和坎布里奇的男士们只能把她当做一位知己的女友或女先知来看待。

富勒竭力想帮助他们，尽管她乐意接受这个知己的角色，但最终这却成了她痛苦的根源，而且另一世界的女神形象从未真正适合过这样一位像悲剧的女主角那样激情满怀、像浪漫文学的男主角那样渴望体验的人物。在1841年写给W.H.钱宁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她把自己描绘成一座火山：她能感到“在撒克逊人的躯壳下面激荡着意大利人的热情”。她补充道：“如果所有这些再在这里闷燃片刻，我将化为灰烬。如果我无法迸发出才思或英勇气概，那我就得死去。”(富勒1841年2月19日致钱宁)她一如既往地在文学所提供的想象世界中去寻求慰藉。1842年，当丁尼生新的两卷本诗集出版后，她的印象是庄重肃穆“却又赏心悦目，不同于他早期作品的那种甜言蜜语和悦耳动听的韵律”!丁尼生的其中一个主题是关于尤利西斯的最后一段征途，这也一直是她珍爱的题材——“和我一样，他的主题是《奥德赛》中的尤利西斯，是关于他智慧的传奇，而非《伊里亚特》里的凡夫俗子。”(富勒1842年8月致W.H.钱宁〔？〕[1])

不过，阅读探索者的事迹是一回事，成为探索者又是另外一回事。虽然在1842年至1843年的冬天，富勒继续从事她的文学创作，为《日晷》撰写书评，发表“恳谈会”的另一个系列演讲(这一次的主题是关于教育)，并且为《日晷》1843年7月那一期准备她的宣言《伟大的诉讼》，但她开始渴望有一次旅行的机会。当她的老朋友、记者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邀她同他和他的妹妹萨拉一道去西部旅行的时候，富勒欣然接受了邀请。同以往一样，她得依靠朋友的慷慨相助来使这次旅行成为可能：克拉克出资一部分。他陪同两位女性到尼亚加拉瀑布，他们在那儿住了一周，然后又到布法罗，从那儿他们搭乘蒸汽船到芝加哥。萨拉的另一位兄弟威廉在芝加哥接待了他们，并用敞篷马车带着他们游了一趟伊利诺斯草原。回到芝加哥后，他们又到了密尔沃基和附近的地区。富勒好奇地想了解奥托瓦部落(Ottowa)和奇佩瓦部落(Chippewa)每年是如何集会接受美国政府一年一度的付款的，于是她接着又访问了位于海峡当中、把密歇根湖和休伦湖隔开的麦基诺岛。她在那里独自待了九天，观看那些在她的旅店前面的海滩上扎营的印第安人，同他们交往。接下来，她回到芝加哥，与萨拉一道返回布法罗，并游览了纽约，最后于1843年9月回到波士顿。

一方面由于爱默生的敦促，富勒开始考虑把旅行时记下的日记和书信写成被她称做“小册子”的东西，不过，她提醒爱默生对此不要期待过高。“我不忍心老是让你这样失望。”(富勒1843年11月12日致爱默生)她失望地发现，自己的素材似乎太少太少；旅行的疲惫经常使她不能完全记录下自己的印象。记忆帮了忙，但她仍想办法查阅关于这个地区的资料——游记、印第安人的传说和他们生活的记录——来使她的描述更丰富、准确。她争取到了这个项目，并且赢得了使用哈佛神学院图书馆的权利(作为第一位享受这一权利的妇女)。写作进展缓慢，富勒利用游记作家的自由，在书中穿插了许多速写和故事——包括玛丽安娜的自传和一个被称做“女先知普雷沃斯特”的德国神视者的故事。她于1844年5月完成了该书。爱默生帮她找了一位出版商。6月，《夏日湖边》面世了。在她一生中，这是她第一次被暴露在她所惧怕的世界面前，面对“那些坐在正厅后座的虎视眈眈、讥讽嘲弄的批评家和广大的公众”。(富勒1844年5月9日致爱默生)

尽管有人批评该书的结构散漫芜杂，穿插的一些故事和诗歌明显与主题没有关系，但总的来说，对富勒作品的反应是友善的。富勒自己也并没有声称该书在形式上有多连贯，她更关心的似乎是如何把自己鲜活的印象传达给早已被描述壮丽西部的陈词滥调弄得厌倦了的公众。在这一点上，她肯定成功了。游记以尼亚加拉瀑布开篇，但富勒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任何描述那震耳欲聋的瀑布的欲望。相反，她告诉读者与它相伴的八天使她感到如何压抑。“面对这般景象，我的精神过于振奋，使我无法连续承受此景此声的压力，因为在这里，谁也逃不脱永恒的造物所施加的重压。”最后，那声音在富勒的心中唤起莫名其妙的恐惧，使她神经质地转过头去，时刻提心吊胆，害怕“赤裸裸的野人高举战斧在我背后偷袭”。一天，当她坐在平顶岩石上以便更好地欣赏这壮观的景象时，她看见一位男士走上前去，第一次观看瀑布，“他走近瀑布，看了一会儿，带着一种仿佛在思考如何更好地让它为己所用的神态，朝着瀑布啐了一口唾沫。”

在她的西部之行中，北美大陆的宏伟壮丽与正在逐渐开拓它的人们庸俗的占有欲望之间的反差一直使她感到不安。她喜爱西部的许多东西，她承认自己很乐意躲避波士顿的“小知识分子以及言不由衷和毫无生气的理论”。不过，如果波士顿充斥着思想而没有生气，那么在她看来，西部似乎处处勃发生机却又缺乏思想。那里的人们对于他们周围的美妙景象似乎视而不见，只是关心他们能从地下挖出多少财富。(富勒1843年8月17日致爱默生)

对于深受人类贪婪欲望之害的两种人，富勒自然很有感触。那些陪伴着丈夫来到西部的妇女们很难应付边疆生活强加在她们身上的艰辛劳作和孤独环境，她们甚至连打猎、钓鱼这类属于男子的消遣都没有，而是整日被束缚在家庭始终不懈的劳役中。来自北欧的妇女——德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和荷兰人——习惯了繁重的农活，总的来说比来自美国东部的妇女要好一些，但她们同样会因丈夫的疾病或身亡而落入无依无靠的境地。

更为悲惨的是富勒在旅途中看到的各个印第安部落的境况——他们被人从自己祖先的土地上赶走，在酣醉中丧失人格，最后被白人侮辱，遭到他们的厌恶，白人对待被他们伤害的人，表现出的就是这样的反感。最糟糕的是印第安妇女的命运，她们在重压下弯着腰，步履古怪、笨拙。“她们眼神里那柔和、野性却又忧伤的表情”使富勒想起她曾经读到过的对巴拉圭部落的描写，那个部落的女人只要有可能便把自己的女婴杀死，目的是免除她们人生的痛苦和疲惫。不过，富勒遇见的印第安妇女并没有因为她们的命运而变得粗俗无礼，相反，她为她们的彬彬有礼和自然清秀而吃惊。“她们常常围着我，仔细观看我向她们展示的小玩意儿，但她们从不挤得太近，相反，她们总是责备孩子，把他们赶开。她们从我手里拿起任何东西，总是小心翼翼地拿着，然后封好或折好，带着那种贵妇人具有的一丝不苟的神态归还给我。”

正如奥立斯蒂斯·布朗森在1844年对《夏日湖边》的评论中所说，这些描写使该书成了一部忧伤的作品。不过，该书也有纯粹描写快乐的段落，描写富勒在草原上尽享“地平线那无边无际的”景象的快乐。开始，看不见高山和深谷使她感到烦恼不安，可不久她学会了享受这一览无遗的莽原带来的激情。

我常常爬上我们住的房子屋顶，待上几个小时，不需要看到任何景象，只有主宰苍穹的月亮，或倾洒在湖面上的星光，直到散居在脚下的人们的所有灯光全部熄灭，感到离天堂更近，大地上只有这可爱的、肃静的领受；没有高耸的山峰，没有浓密的树荫，只有沐浴在星光中的平原和湖水。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们驱车沿密歇根湖畔游览。在蓝蓝的天空、金色和深红色的鲜花的刺激下，富勒感到了一种身临“仙境的兴奋”，在与同伴游览多姿多彩的风景时，这种感觉经常产生。甚至连仅仅是为了贸易而建起的粗俗不堪的芝加哥也让她迷恋，被她视做巨人的筏门，西部的产品从这里流向东海岸，新的移民潮又经这儿从东部涌向西部。

《夏日湖边》没有给富勒带来什么收入，但至少也没有让她陷入债务，出版商愿意承担出版费用。该书赢得了《纽约论坛》编辑贺拉斯·格利雷的赞赏。书中的言论和感想使他看到了“非美国式的成熟的文化，以及在她未经修饰的丰饶中表现出的与自然的契合和乐趣”。格利雷(作为布鲁克农场的常客)早已对富勒心怀崇敬，她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美国最有教养的女人”。1844年4月，在《夏日湖边》出版前夕，富勒访问了纽约，她与格利雷交谈时，也许讨论了把她在1843年《日晷》上的文章《伟大的诉讼》扩展成书的可能。格利雷的妻子曾在波士顿地区住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成了富勒的崇拜者和“恳谈会”的参与者。在她的催促下，格利雷邀请富勒来纽约与他们同住，并且作为《纽约论坛》的撰稿者。

这个邀请预示着可以离开新英格兰和一条比教书更富刺激的谋生途径，但这一步却是一个过激的举动，因为波士顿人把纽约蔑视为粗劣、庸俗、充满邪恶的地方；而且报纸记者即使对男人来说也不是一个体面的职业。整个夏天，富勒都在彷徨，难下决心，甚至在她修改和扩展《伟大的诉讼》一文时也是如此。家庭的麻烦在继续困扰着她，而且爱默生也完全不赞同。

不过，到了9月，富勒接受了格利雷提出的为《纽约论坛》工作的邀请，与她的朋友卡罗琳·斯特吉斯一道离开波士顿，来到纽约的菲什基尔度了一个长假。她继续撰写自己的那本如今被称做《论十九世纪的女性》的著作，试图加深自己对各社会阶层的妇女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理解。年轻、活泼的英国妇女乔治安娜·布鲁斯曾经在布鲁克农场居住过一段时间，如今她在新新监狱关押女犯人的牢房担任助理看管，她正企图对野蛮、充满暴力的监狱进行改革。她鼓励女犯人(大多数因为卖淫被关押)写日记，1844年夏，她给富勒送去了一些日记。这些实际的例证强烈地吸引着她。“再没有比你所目睹的事实更能有助于我了，因为这些女人用她们的堕落最有力地表明，目前普遍存在着对性的渴望。”(富勒1844年8月15日致布鲁斯)

萨提拉和伊莉莎这两个黑人妇女的日记似乎尤其富有感染力。虽然萨提拉在人格上受到侮辱，但她努力保持着自己理想中的形象，这使富勒深受感动。伊莉莎诉说了她“强烈本能的产生和发展”，富勒称其“如吉尔·布拉斯一样清白明净、充满活力”。在她看来，很少有白人女性能像她那样勇气十足、无拘无束地袒露心声。关于性的讨论在白人妇女当中依然含糊不清、羞于启齿，但富勒深信这些黑人妇女所表达的情感即使在最富有的宅院闺房中也能引起共鸣。

这个想法促使富勒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布鲁斯曾经告诉她，在新新监狱里，很少有女人在乎贞操。这使富勒感到好奇。“她们是否认为贞操真正存在，或仅仅视其为生存条件的一种附属，就像拥有漂亮衣服一样？”(富勒1844年10月20日致布鲁斯)事实上，布鲁斯的确也就这个问题询问了犯人们。她们告诉她，无论她们的性体验是出于心甘情愿还是迫于强暴，她们丝毫没有“被毁”的感觉。甚至连一位在妓院被迫卖淫的妇女也说，只要灵魂尚在追求，身体尚能运转，她就以为“被毁”一词滑稽可笑。(布鲁斯认为“被毁”一词无非是“人类的、男性的一种定论，男人使用它是想进一步满足他粗俗下流的本能”。)

秋天，富勒和她的同伴卡罗琳·斯特吉斯和朋友W.H.钱宁一道访问了新新监狱。钱宁为男犯人做了周日的布道，富勒则获准同一些女犯人交谈。她发现她们端庄稳重、毫不掩饰。“一切都同我在波士顿举办的恳谈会一样。”(富勒1844年10月20日或28日致伊丽莎白·霍尔)她告诉她们自己在写一本有关妇女的著作，想听听她们的经历。她们坦诚地回答了她的问题，不过一些人要求和她私下交谈，这样可以把不愿公诸于众的事情说出来。为了帮助布鲁斯改善监狱里令人生厌的图书室(当时那里大部分都是宗教册子)，富勒向她在波士顿的妇女朋友们求助，要求她们寄些好书来。她答应犯人们她会回来，而且遵守了许诺，回到监狱度过了1844年的圣诞节。

1844年11月中旬，富勒兴奋地宣布，此时她已完成了“永远不会受到透彻评论的小册子”。这本书反映了她越来越深的同情心。(富勒1844年11月17日致爱默生)这一次，她过去常常遇到的那种把思想诉诸纸墨时的挫折感被酣畅淋漓的感觉所取代。她向钱宁描述了自己是怎样完成此书的：

即使到了最后一天，才思仍从我手下滔滔流出。在这样一个景色最壮丽、精神最振奋的早晨，我散完步后便坐下来提笔写作，直到晚上9点才划上最后一笔。然后，我感到一阵由衷的喜悦，仿佛我把自己实实在在的大部分生命都倾注在了书中，我想倘若我就此离去，我的脚印也会留在地球之上。(富勒1844年11月17日致W.H.钱宁)

1845年春，格利雷和麦克尔拉斯的公司出版了《论十九世纪的女性》。一周之内，图书全部卖给了书商。洋洋得意的富勒向她兄弟报告，她从销售中将挣得85美元。这本书的确既是富勒真实生活的表达，也为她挣得了声誉。有评论说《论十九世纪的女性》不仅是对唯一理教自我教化信念的全面总结，而且还囊括了社会改革的方案。同时，该书还是富勒针对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学论》(Tractatus Politicus)的某些段落中的蛮横推理所做出的系统问答。富勒把这些段落附在了她的书后。在这些段落中，斯宾诺莎讨论了男尊女卑是否可以归因于自然(这样，不让妇女参政则是公正的)或归因于习俗(那么，这种排除是不公正的)。他发现所有地方的妇女都没有与男性分享权力，而是受制于男性，于是斯宾诺莎断定女性天生低于男性，因此必须从属于他们。他补充说因为男人对女人的爱“除了性欲和冲动外，很少出于其他原因，更多的是对形体美的追求，而非精神品性的崇敬”，更因为形体美将引起男人的嫉妒，因此让妇女参与政府将有损于安宁与和睦。

富勒仔细研究了整个西方文学和神话经典，以证明斯宾诺莎的逻辑是错误的，证明他关于性别关系的观点是庸俗和有害的——不仅对妇女的幸福有害，而且也有损于男人的幸福。如果妇女被培养成轻浮、无助、孱弱和多愁善感之辈，那么男人们将看不起她们；如果她们长大后对性生活全然不知，那男人们面临的将是选择妻子还是选择妓女的问题；前者的性生活绝对超越不出充满怨恨的屈从，而后者的积极主动则仅仅意味着那是交易使然。格利雷说他从未见过像玛格里特·富勒这样善于诱导他人袒露内心秘密的能手。刚刚与她相识的人突然会情不自禁地向富有同情心的她倾诉自己的人生故事。对她来说，从波士顿“受人尊敬的”妇女那里听到的悲惨遭遇似乎表达着与回响在她耳边的新新监狱犯人们的诅咒相同的愤怒，“因为社会搏动着同样一颗巨大的心。”(富勒1844年8月15日致布鲁斯)

与其说《论十九世纪的女性》是一本表达抗议的书，倒不如说是一本充满期望的书，一位学者所言极是，那是“千年王国”的期望。在《论超灵》一文中，爱默生曾经教导富勒如何摈弃一切基于历史的论点(如斯宾诺莎的观点)。“我们把历史放弃给了反对者，不过我们仍抱有希望，他必须阐述这一希望。”妇女从未参政，这不等于就证明她们将没有希望参政，因为美国本身的存在就是对“人民”一无所知、不能支配自己这一思想的强烈挑战。

此外，即使是男人们创造的艺术和文学，也证实了女性在男性的心目中始终占据着比政治宣传所说的更为高尚、更受尊重的地位。正如富勒所指出的，“没有一个时代完全看不到不同性别在功能、义务和希望上的平等。”即使在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里，如古代希腊，文学中仍旧包含了许多对女性勇气和高贵的描述——如“卡桑德拉、伊芙琴尼亚、安提戈涅和马卡里亚”。世界各地的神话中不乏闪耀着神秘之光、叱咤风云的女神。在该书的另一篇附录里，富勒摘引了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后改名为《金驴》[The Golden Ass])中的一长段，描写的是女神伊希斯从海上生起，出现在英雄的梦中，她头戴王冠，上面顶着一个像月亮一样闪闪发亮的圆球，王冠周围缠绕着毒蛇，点缀着谷穗。

富勒努力塑造如一位学者所说的女性原型，以此为妇女提供想象中的模式，其目的是希望帮助妇女讨回被基督教文化剥夺了的力量感。你愿意成为一位威力无穷甚至令人害怕的女神吗，就像伊希斯、得墨忒耳、密涅瓦、阿耳特弥斯和西布莉一样？或者当一名温顺可欺的基督徒妻子——成为“对所有男人都有用的苦工，成为人人好求、无人尊重的玛撒”？

怀着同样的激情，富勒敦促妇女们回归自我，破除仰赖他人的习惯，从自己内心深处去寻求力量。作为更加自立的标志，她甚至愿意为被称做“老处女”的那群人的增加而喝彩(她居然把此话写进书里公开出版，再没有别的证据更能说明她的勇气了)。惟有回归自我，妇女才有希望受到应得的尊敬，带着这种尊敬，尚未堕落的亚当称呼尚未堕落的夏娃：“上帝与人类之女，完美无瑕的夏娃。”在这样一种只有不朽灵魂才拥有的关系中，需要的是完美无瑕的女人。“两个人相互爱着的是他们相互帮助展露的各自未来的美。”

对于富勒来说，撰写《论十九世纪的女性》的时期是她一生中最自信不疑的时期。1844年春，在波士顿作“恳谈会”的最后一次演讲时，她自豪地回顾了自己与各式各样才智出众的妇女相处六年的“高尚关系”，并且得出甚至连自己都吃惊的结论：生活似乎还是有价值的。在那年夏天写给爱默生的信里，她一改在他俩的交往中始终存在的那种不满情绪，认识到自己所要求的是他力所不及的。但是，她的告别几乎是一记耳光：“啊，再见吧，希腊圣贤，可你不是我的俄底普斯。”(富勒1844年7月13日致爱默生)如今，完成了《论十九世纪的女性》，她感到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我的生命如日中天，万物早已不在晨露里闪耀，也尚未因傍晚的阴暗变得暗淡。一切都尽收眼底，一览无遗。”不过，这种现实的态度与希望是并行不悖的。“灵魂总是告诫我们大家，像信念一样珍惜你最好的希望，在行动时信守这些希望，这将会成为实现希望的有效、积极的途径。”

这种自信和顺应现实的态度使富勒很难耐心地读完她为《纽约论坛》评论的第一本著作——爱默生的《论文集》(第二卷)。头一个夏天，她曾经读过该书部分章节的手稿。那个时候，她还在为自己寄给爱默生的“拙作”(可能是《夏日湖边》中再版的几个章节)同他那“精雕细凿成恢弘、精美的成果”之间的差别而感到羞惭。(富勒1844年7月13日致爱默生)可是，到了12月份，经历了在波士顿和新新监狱的体验、完成了《论十九世纪的女性》一书以后，她发现自己很难再读完爱默生的著作。像《论经验》一类论文所描述的那种令人麻木的虚幻，那种强调自我孤立、怀疑改革可能性的论调，使她气恼不已。在那封感谢爱默生寄书给她的信中，她能对他说的最好听的话是：“从表达上看，该书似乎远比第一本更充实、更热烈、更包罗万象。”(富勒1844年11月17日致爱默生)

富勒于1844年12月7日发表在《纽约论坛》上的书评既是她对爱默生虔诚、尊敬的表示，又是向他宣布独立的宣言。富勒把爱默生尊崇为无可争议的真诚之士，他只信奉一个上帝，即真理之神。她对爱默生这位演说家做了一个生动的描绘，并且评论说那些激励着新英格兰年轻一代的演讲“似乎不是演讲，而是一首首或许点缀着抒情诗的严肃的教诲诗和神统史诗”，它们的演讲者使人想起了古希腊的诗人和立法者——“那些教导自己的同辈如何耕种、如何规避邪恶品行、如何歌颂诸神、如何观察自然变化的伟人”。接着，她这样高度地赞扬爱默生：“历史将把他作为一国之父，把他的名字铭刻千古，因为他是一位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与国家抗辩的人。”

然而，富勒同时也对爱默生在所有的文章中缺乏连贯而感到失望。尽管第二卷论文集在这方面比第一卷强，“但是没有一篇文章的主题是鲜明的，能给读者产生那种雄伟江河或繁茂枝叶恢弘协调的效果。”更糟糕的是，爱默生缺乏情感，缺乏“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自由奔腾的热血”所赋予人体的那种热情。他的理想境界纯净、神圣，却使他像巨人安泰一样，脱离了给予他力量的大地。“我们真希望斗争或许会将他扔回大地母亲的怀抱，看看他会不会带着新增的力量重新站立起来。”

在纽约居住的20个月的时间里，富勒为《纽约论坛》撰写了几乎250多篇专栏文章。任何人读到其中的精彩之作时，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座城市具有某种特殊的魔力，因为富勒一踏上这片大地，就仿佛获得了新的力量。在写给塞缪尔·格雷·沃德(Samuel Gray Ward)的信中，她说自己喜欢这份新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而且让我接触到了自己从来没有涉足过的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她从未感到自己这些新的责任有什么压力，而是希望自己的笔成为“充满活力和荡涤心灵的工具”(富勒1844年12月29日致沃德)。W.H.钱宁常常作为她的护送者陪着她往来于纽约的贫民窟和社会公共机构。富勒向他表示出更大的自信：“我觉得某种新的、美好的东西正在萌芽、成长。”(富勒1844年12月29日致钱宁)

富勒的文风所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签订了每周写三篇专栏文章的合同使她不得不快速地写作，并且解除了那种每次写作就以为非得气势磅礴得令人僵化的感觉。此外，变幻不定、千姿百态的纽约生活一直深深吸引着她。她留恋波士顿吗？不，她告诉一位朋友：“我发现，较之狭隘和冷淡，我并不那么憎恨邪恶和无耻。”(富勒1845年2月25日致萨拉·肖)最值得庆幸的是，她摆脱了《日晷》以及波士顿和坎布里奇文学社团的那种排外的小圈子气氛。富勒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专栏文章被5万读者阅读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更值得高兴的是，这些读者都是无名之辈。在她1846年所写的收入她论文集的一篇论美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中，富勒解释了为报刊写作的主要好处：“我们所面对的读者，不是那些迫使我们记住他们的局限和偏见的邻居，而是我们感到应当而且相信将会表现人性的理想的体现。我们的读者是美国，而不是美国人。”

关于妇女应该写什么样的文章这个问题，富勒在波士顿和坎布里奇的朋友所抱的偏见对她产生了逆反的影响。她曾试图做到玄妙深奥，或依靠直觉的感应，但结果却是写出来的文章要么华而不实，要么令人腻烦。只有在她翻译的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的“前言”中，她才表现出在《纽约论坛》上的文章中所展示的那种直截了当的文风。在这些文章中，她保持了一个使命感——即把欧洲的文学与文化引向美国——以及一种认识，即在这个国家，她才是更有资格完成这一使命的人。

富勒很快便投身进她的这项新工作。格利雷让她自由地评论任何她认为有意义的作品(他唯一抱怨的就是她写得还不够快)。她乐意去挽救那些在她看来不该被人遗忘的作家，像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这位一度被她称做“在触及事物精髓方面最富天赋和手段的”小说家。1846年布朗的小说《维兰德》(Wieland， 1798)和《奥蒙德》(Ormond， 1799)再次印刷出版，这给了她一个机会来评论一位公众几乎一直无法读懂的作家，尽管说“在思想的品味上”他远远超过目前各家书店里畅销小说的作家。富勒评论说，布朗特别的天赋在于表现了“一个孤独的头脑能够拥有的独立自主的力量”。(很自然，富勒赞赏布朗把女性人物作为他的几部作品的叙述者的做法。他把“高尚的、富有思维的头脑”放在女性的身上，这使他成了“一个更为美好的时代的先知”。)

如果说布朗很不公正地被人忽略了，那么像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这样一位诗人却被称赞、渲染得与他的天才或成就完全不符了。1845年，富勒为朗费罗的《诗集》所写的众所周知、损名败誉的评论表明，在追求了一年的批评的真谛之后，富勒变得多么的无畏、无情。在1845年12月的这篇评论美国最流行诗人的文章中，她一开始便做了一些区分。在真正诗歌的创作者和在韵律的垃圾堆里痛苦的磨牙者之间，还有一个“中档阶层”，由那些不具备诗歌的独创力却拥有审美力和感受力的人们组成，在精神王国中，这些人的作用只是帮助他人开发这种能力。朗费罗就是这样一种“中档诗人”，“拥有修养而来的审美力、雅致却不深沉的情感、少许且不丰富的诗歌想象力”。至今，他献给我们的诗作的花束中包括了“各个地方的花朵，可就是没有天然而生的野花”。富勒确信，朗费罗自己肯定知道他在诗歌王国里的地位。可是他的崇拜者们称颂他为天才，使他的诗歌篡夺了佳作的位置，这样做无助于开发他的诗的审美力——那才是他对自己的本土文化唯一真正的贡献。

对富勒来说，审美的问题是不可能与道德的问题截然分开的。发表在《纽约论坛》上的一些最有趣的文章就是以极其生动的笔触讨论道德问题的作品。1845年出版的由卡莱尔主编(并评注)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演讲和书信给了她机会。她评论道：卡莱尔从一位精神自由的崇尚者沦落成野蛮、贵族统治的赞赏者。虽然她称赞了卡莱尔的编辑成就，但她拒绝赞赏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大屠杀，认为克伦威尔的宗教演说令人厌恶：

老克(克伦威尔)有一个又大又红的鼻子、一副铁石心肠、一个长长的脑袋和含糊其辞的技巧。没有谁怀疑过他的伟力和意志力，我们仍然保持他那公认的印象……不过，透过卡莱尔先生的镜子去看他，我们不会对他有所赞赏，除非他提出与实际不同的其他证据。而且他破坏了我们的成见和感知，对此，我们感到气愤。

从某些方面讲，在富勒的评论中，最深奥、最难懂的文章是那些讨论在她离开后依然困扰着新英格兰的激烈的宗教论争。1845年1月26日，在波士顿信徒会教堂内，西奥多·帕克借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的讲坛发表了一篇题为《至善之美德》(The Excellence of True Goodness)的布道——这次交换讲坛引起轩然大波，导致了克拉克教堂的15位教民的叛离。这次布道的讲稿被印成册子，发行一个月以后，富勒在《纽约论坛》上对其进行了评论。她没有花多少篇幅讨论讲稿本身。帕克在布道中回避争议，因此讲稿里面没有包含他倡导的稀奇古怪的信条。不过，富勒大书特书的对象是波士顿牧师协会里的那些争议和该协会想把帕克逼出波士顿的企图。富勒嘲笑那些自诩为“自由基督徒”却又试图否定新教神圣信念、否定独立的判断权利的人。他们的失败是这个国家新教更大失败的一部分，“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政治宽容，这里几乎依然没有、更少实践过精神上的宽容。”

唯一理教的教徒们曾许诺要克制自己以避免迫害他人，只要钱宁教士依然健在，他们就有一位领导人，他“坚信真理的力量充满生机，他敢于相信经自己证实具有相同特权的人，即使他们在使用这些特权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可是，他的追随者却缺少他拥有的道德勇气。他们害怕的不单是帕克本人，他们更害怕其他派别对帕克的评论，“他们缺乏曾经赋予他们躯体以鲜活灵魂的那些信念”来超越自己的畏惧。富勒承认，牧师或许可以不与持异议者交换讲坛，虽然她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会导致思想僵化。但是她认为，企图胁迫克拉克和萨金特取消与帕克交换讲坛绝对是卑鄙可耻的做法。她对波士顿牧师们的策划的失败感到欣喜。被拒在教堂门外的帕克转向了演讲厅，教徒们随之而去。“羊群跑出羊栏寻找那匹狼去了。”

当然，富勒也写了许许多多比她最好的文章逊色的评论，她会恶语伤人，也免不了为自己姐夫不足挂齿的诗文吹捧一番(也许更多的是出于绝望，而不是愤世嫉俗，因为钱宁在谋生方面和布朗森·阿尔科特一样显得无能为力)。不过，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这样评论她在《纽约论坛》上的文章：“在那个充满争论、让人记忆犹新的时代里……她以完美无损的尊严和勇气支配着美国最有权威的评论杂志。”

由于这个时期富勒的个人生活并不安宁，这使得她的多产更加引人注目。1845年早些时候，她遇见了一位德国犹太商人，名叫詹姆斯·纳森(James Nathan)。一番调情后她很快堕入情网(至少对她来说)。她向纳森倾注书信和爱情，他们一起散步、听音乐会、共同读书、相互留言。有一段时间，富勒处在极度的幸福之中。可是不久，危机出现了。(由于纳森的信件没有保存下来，回顾这段历史只能单靠富勒的书信了)。富勒显然是从一位开寄食宿舍的女人口中听说纳森在那里与一个年轻女子相会的。她因此质问他。他几乎做了一次忏悔，告诉她自己的良心正受到折磨，自己的精神崩溃了，并且还告诉她那个年轻女子是他试图帮助的“受伤害的人”。

出于天真和无奈，富勒接受了纳森的解释，甚至还告诉他，她觉得他的行为“值得尊敬，而且很崇高”。她坦白，如果用传统的规矩来衡量，她自己也有过会遭到社会谴责的举动。(富勒1845年4月6日致纳森)富勒也许指的是她对安娜·巴克·沃德乖违传统的情爱，但可惜的是，纳森却把这坦白理解成是邀请他做出更加明确的姿态。他似乎问过她是否“希望”把他俩目前的关系更推进一步。开始，“希望”一词使她以为他要提出求婚。当他告诉她绝不可能娶她时，富勒既感到震惊，又觉得受到侮辱。最让她感到痛心的是，她觉得这屈辱是她自作自受。他们勉强平息了争吵，到1845年晚春，他俩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那种关系。不过，很明显，纳森感到迷惑，他俩这种充满激情却缺乏常有回报的关系使他越来越感到无聊。他筹划着返回欧洲，可是他告诉富勒，他只是去国外旅行一段时间。

6月底，纳森带着富勒送给他的告别礼物——一本雪莱诗集——离开了。在他离开之前，她把他写的所有信件全还给了他，并且提出把她的要回来。可无论她如何苦恼，在他离开美国之后如何多次写信要他归还，他还是拒绝了。纳森保留这些信件，也许是想确保富勒能继续为他所用。他也许希望用这些书信挣笔钱，要么向富勒本人索要，要么卖给对她的生活感兴趣的人(他的后裔最后以11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些信件)，或者仅仅是为了炫耀自己曾经是这位著名美国女人钟爱过的对象。

当然，纳森因拒绝归还富勒的书信而赢得的不朽名声却并非不朽。如果说在这些信件中，富勒所表露的甘愿委身于他的心曲使她感到羞耻，那么他的精明和自私则让人觉得反感。不过，保存下来的这一半书信至少说明了富勒为什么会爱上他。也许他是个凡夫俗子，但那是她的凡夫俗子(或至少她以为如此)。他似乎响应了她的欲望，给了她从性生活的外围进入其核心的机会，哪怕仅仅是在想象之中。富勒向他倾注慷慨、爱慕和宽厚，就如同清教教义中神圣的上帝向不配得到天恩的有罪之人倾洒恩典一样(正如佩里·米勒所说)，难怪纳森逃之夭夭了。

纳森离开纽约之后，富勒离开格利雷在龟湾的住处，搬进了城里，开始参加其他文人的聚会和社交活动。她继续为《纽约论坛》撰稿，并且开始把她在《日晷》和《纽约论坛》上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书(《论文学与艺术》[Papers on Literature and Art])。她还为该书写了一篇有关美国文学的颇有创见的长篇论文。可是，她仍然无法安宁，急于寻求改变。她在纽约结识了一对富有的夫妇、贵格派教徒和慈善家马库斯·斯普林和丽贝卡·斯普林。当他们有意请她陪伴他们一道去欧洲，一方面为丽贝卡做伴，同时担任他们儿子的家教时，她接受了邀请。她与格利雷达成协议，继续为《纽约论坛》撰稿。她从国外每寄回一篇专栏文章，格利雷付给她10美元。离开前，她回到坎布里奇，向家人告别，从爱默生那里得到一封写给卡莱尔的引荐信。

1846年8月1日，富勒和斯普林夫妇一道，在纽约登上蒸汽船“坎布里亚号”，用了10天零16小时的时间便横跨大西洋，抵达利物浦，创下了新的记录。参观了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两座肮脏不堪的工业城市之后，他们步行到了曼彻斯特，然后又出发去湖区游览。在那儿，他们多次拜访了哈里叶特·马蒂诺，并且还看望了华兹华斯。后来，他们来到苏格兰的卡莱尔城，这地方因为苏格兰玛丽女王而富有了传奇色彩。接着，他们又到了爱丁堡(这时，富勒吃惊地收到詹姆斯·纳森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即将与汉堡的一位女子结婚)。接下来的两周是在苏格兰高地度过的。此间，富勒和同伴在下山的时候迷路走散了，只好独自一人在本洛蒙德度过了一个恐怖的夜晚。等富勒从惊吓中缓过神来后，他们又南下到了格拉斯哥。这座城市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它的贫民窟要比他们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看到的更加肮脏、凄惨。

回到英国，一行人参观了约克大教堂、沃尔特·司各特的故居和沃里克城堡，顺便还游览了伯明翰、谢菲尔德和纽卡斯尔(他们在那儿还下了矿井)，最后抵达伦敦。在伦敦逗留的几个星期里，富勒见到了伦敦文学界的许多人。她的《论十九世纪的女性》和新出版的论文集使她名声鹊起，她因此被邀请到了许多地方。但是，有两个人对她的影响最大：卡莱尔——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他——和卡莱尔的密友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这位意大利共和运动的领导人虽然流亡国外，但仍继续试图通过自己的著述来激励民众推翻暴君统治，在统一的意大利建立一个共和政权。

1846年11月，富勒与斯普林夫妇一道离开伦敦，来到巴黎。在这里，她跑到法国下议院去听吵吵嚷嚷的辩论，去剧院看戏，并且试图走进索邦演讲厅(Sorbonne)去听关于天文学的报告，却被告知即使大厅是空的，女人也不得入内。她总是为自己蹩脚的法语而感到沮丧，但她仍然设法与艺术家和文人聚会，包括乔治·桑、弗雷德里克·肖邦和流亡的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 Adam， 1798—1855)。密茨凯维奇崇拜爱默生，因此很快便成了富勒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2月末，他们离开巴黎去意大利，途经列昂和阿维尼翁(在此，富勒参观了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情人劳拉的墓地)。在马赛，他们登上蒸汽船前往热那亚，接着他们周游了整个意大利，包括里窝纳、比萨、那不勒斯，最后是罗马。他们在罗马的科索大街上住了下来，然后游览了意大利北部，包括佛罗伦萨、波洛尼亚和威尼斯。一场疾病迫使富勒在威尼斯住了下来，她只好同斯普林夫妇分手，他们决定取道德国返回美国。等她恢复健康以后，她独自一人又游览了维琴察、维罗纳、布雷西亚和米兰(在那里，她遇见了意大利小说家、《约婚夫妇》的作者亚历山德罗·孟佐尼)。不久，她又去了一趟瑞士，然后回到意大利，与一位新伙伴维斯孔特侯爵夫人在科莫湖住了两周。这位夫人同情意大利统一事业，在国外流亡了26年，最近才返回家乡。

1847年10月中旬，富勒回到罗马。上一次与斯普林夫妇一道来此处时，在复活节的一周前游览圣彼得教堂的时候，她与他们走散了。一位穿着时髦、彬彬有礼的意大利青年看她模样焦急，便上来帮助她。在没法找到她的同伴也无法找到马车的情况下，他一路陪着她走回她的住所。他自称是菲利波·奥索利侯爵的儿子，名叫乔瓦尼·安杰洛·奥索利。他父亲在教皇的宫廷里担任要职。

富勒在罗马逗留的剩余时间使他俩增进了相互了解。当他还是孩子时，母亲去世了，父亲又多病。因为他在家中排行最小，因此他的兄长们对他充满敌意。他很悲伤，感到孤独。富勒的热情和同情感染了他。当时，奥索利并非是仅有的一位令富勒心动的男子。她曾大胆地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画家托马斯·希克斯，邀请他来拜访她，因为她正因缺少情投意合的伴侣而感到苦闷(希克斯很有礼貌地回绝了她，不过，他仍然保持着与她的友情，后来还为她画了像)。然而，奥索利对富勒锲而不舍。当她同斯普林夫妇一起离开罗马时，他预言她会回到他身边的。

富勒没有把奥索利的事情告诉她在波士顿的朋友，只是在给密茨凯维奇的信中流露出自己的彷徨，后者在回信中给了她一些直言忠告。在1847年8月3日的一封信中，密茨凯维奇说他担心耽于浪漫的妄想会耗尽她的想象力，并提醒她不要忘了他在巴黎曾对她说过的话：“我得让你明白，你不应当把你的生活局限于书本和梦想。你以男子汉的气概和率直为妇女的自由呼吁，你也应该去实现、去行动，就像你所写的那样。”后来，他又提醒她：“文学并非整个人生。”(密茨凯维奇1847年9月16日致富勒)显然，这句忠告她是听得进去的，因为10月中旬她便回到罗马，搬进了科索大街的一间窄小的公寓，把奥索利当做情人留在了身边。

有一段时期，她感到非常幸福。可1848年初，当发现自己怀孕之后，她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之中。奥索利若要娶一位新教徒为妻，必须得到教皇的特许，而这又必须征得他家人的同意，可他的家人很难认可他同一位贫穷、比他年长十岁而且还同情共和制的美国女人结婚。富勒几乎是一贫如洗，奥索利也好不了多少。为了生存，她被迫继续为《纽约论坛》撰写稿件，可是她知道，一旦有丝毫关于她现在处境的信息泄露到纽约，即使是思想开通的格利雷也会取缔她为报社撰稿的资格。

使她的处境更为艰难的是，当她第二次回到罗马时，这座城市正经历着激烈的政治变革。教皇庇护四世1846年开始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赢得了人们的好感。1847年5月，富勒目睹了在科索大街上的一次火炬游行，欢庆教皇答应建立代表议会。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继续深入的改革准备把教皇国的权力从神职人员手中转移给世俗阶层。1848年2月，教皇公布了成文宪法，准许在教皇国内建立世俗政权。可惜他的改革没有机会得以实施，整个欧洲便突然爆发了更为激进的革命。在西西里，人们揭竿而起，反对可恨的国王斐迪南二世；那不勒斯发生了暴乱；巴黎民众迫使路易·菲利普国王下台；米兰人起来反对奥地利人，把他们赶出了城市；威尼斯人也赶跑了奥地利人，自行宣布共和，帕尔默城和摩德纳城紧随其后。这似乎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欢乐的时代。但是，对于这场他无法控制的公众革命，教皇变得越来越畏葸不前。

5月底，富勒无法继续隐瞒自己怀孕的真相，只得跑到乡下，一直住到1845年9月5日她的儿子降生。奥索利留在罗马，他是国民卫队的成员。他经常写信给她，并且设法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告假来陪她。由于富勒必须住在罗马为《纽约论坛》撰写报道，但儿子又无法不为人所知，他们只好把孩子留给里埃提村的一位保姆，然后回到罗马。此时，他们发现政治形势相当紧张。教皇任命的首相罗西伯爵在准备召开议会时被人暗杀，一群乱民强迫教皇同意组建一个民主的内阁。1848年11月24日，教皇身穿普通教士的服饰，在他的支持者的帮助下溜出皇宫，逃到那不勒斯王国的加埃塔去了。

教皇的出逃为罗马共和国的诞生开辟了道路。1849年2月9日，立法会议宣布建立共和。可是，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面对着许多敌对的势力。奥地利人重又占领了北方城市；斐迪南国王镇压了南方的起义；流亡的教皇请求欧洲列强帮他恢复皇权；法兰西共和国的新总统路易·拿破仑派出以乌迪诺将军为首的法国军队围攻罗马。在这期间，奥索利参加了国民卫队的战斗；富勒被委派负责管理一家医院，专门照顾伤员。4月24日的第一次进攻被意大利爱国者加里波第率领的军团打退了，可是紧接着，罗马城遭到了狂轰滥炸，法国人依靠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打垮了罗马人的防卫，迫使他们举手投降。1849年7月4日，法军进驻罗马。城市失陷后，富勒和奥索利终于能够回到里埃提，结果发现他们的儿子由于营养不良而病情危急。由于当局对以往的共和党人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回到罗马是相当危险的。等孩子康复后，他们三人只好去佛罗伦萨。

从富勒1846年抵达利物浦到1849年罗马共和国崩溃的这段人生经历，哪怕是最简单的描述听起来也会充满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色彩，就像她年轻时代待在父亲枯燥无味、无利可图的农场上时所幻想的那样。英国的贫民窟、薄雾掩隐的苏格兰高山、煤矿、伦敦的文人墨客、情绪激动的流亡革命者、乔治·桑、肖邦、意大利贵族、爱情、初为人母、政治革命、胜利、围城、抵抗、战败，虽然富勒仅仅只是亲眼见过这些事情，那也足以使她成为富于想象和成就的重要作家。富勒的人生对于她那一代人的影响，从她的一位波士顿朋友在她死后所作的评论中可以略见一斑。她说富勒拥有“19世纪最成功的女人的生活”。回想起富勒一生所经历的那些痛苦和厄运，这句话似乎有点奇怪，除非你想想她一生的荣辱给她身后的女性所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希望。

富勒根据她的经历为《纽约论坛》写了37篇长篇报道(最近出版的现代版本共计280多页)，这些是超验主义者所写的所有著述中最引人入胜、精彩绝伦、意义深远的文章。前12篇报道涉及她去意大利之前的经历，余下的25篇是有关意大利的。虽然前12篇表面上看属于游记类作品，但浏览一遍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夏日湖边》。较早一本作品里鲜明的主体色彩被一种叙述所取代，叙述者的个体意识虽然强烈，但不是关注的焦点，而是一面透过它能清楚观察事件的镜子。富勒在纽约为《纽约论坛》撰稿的体验教会了她如何为读者而非自己写作。这一体验赋予她的报道以节奏感和急迫感。此外，她需要格利雷10美元的稿费，这使她即使在绝望或抑郁的时候也继续写作。

这种职业性的写作表明，富勒以睿智和好奇心报道了她所观察到的任何领域：格拉斯哥的贫民窟和豪华小酒店；伦敦贫民的“肮脏、痛苦和凶狠”；在沃尔特·司各特的家乡，船民们在美丽的卡特里湖上唱歌；年老的华兹华斯富有感情地重复着他妹妹多萝西写的诗句，邀请富勒欣赏他视为珍品的长排蜀葵；还有杰里米·边泌的骨架，穿着他活着的时候穿的衣服，戴了一张蜡制面具，友善地坐在他的好友索斯伍德·史密斯博士的书房里。

富勒的观察写得尽管精彩，但却没有她的人物短文好。最好的要数她对卡莱尔的描写。富勒想见卡莱尔，就像她想见到其他人一样，但是她来英国时并没有想到会喜欢上他。她曾经抱怨说，自从《宪章运动》一书之后，他的著作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万物皆糟糕。你们全是傻瓜和伪君子，否则，你们会使其变好。”(富勒1843年6月1日致R.W.爱默生)不过，她在英国和苏格兰所接触到的社会环境使她更能理解他的愤懑。现在，她简直为他的谈话所折服。

她写道：“虽然适应了他作品中的那种无垠的智慧和丰富的情感，他的谈话依然充满惊奇和耀眼的光辉，让人几乎无法正视。”但是，她还是承认：“他不是在交谈，而是在慷慨激昂地演说。”卡莱尔的确很傲慢、盛气凌人，“带着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征服者的那种豪迈傲气”。但富勒发现自己还是喜欢他。他的谈话仿佛是歌声，或是诗歌。“他向你倾诉的是一种讽刺诗歌、英雄诗歌和批评诗歌，带着惯常的节拍，常常以奇特的表述开篇，然后在诗歌完结时以此作为叠句。”他像荒漠一般孤寂，随时准备嘲笑所有企图消除他所悲叹的邪恶的努力。在富勒看来，他是一位匠心独运的大师，因此产生了最令人心旷神怡的魅力。

富勒到了法国后，我们发现她对社会问题有了更广泛的感受和越来越复杂的思考。但是，她从意大利发回的报道显示，她把报道这种体裁改变成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随着她与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关系由同情的旁观发展成积极的参与，随着意大利各地革命的初次成功，接着几乎又同样迅速地失败，她开始在自己的描写中加进政治的评论，表现了她在掌握信息、了解人物和把握重要事实方面令人钦佩的能力。

这方面的报道是最难进行概述的，因为那些描写军队的调遣、那些有关公爵或小国国王们可能的动机的推测很难加以概括或引用。不过，这些报道给人总的印象是嘲讽和绝不妥协的立场，而那些阐述革命的目标和历史大方向的文章则表达了激昂的义愤和绝对的道德观念。

意大利的遭遇使富勒感受到美国令人惊讶的好运。就在她看着罗马人企图摈弃千百年的腐朽、野蛮、贫穷和愚昧，在狼群的包围中——北面有暴君统治的奥地利，南面是穷凶极恶的斐迪南国王，西面法国人虎视眈眈——宣布建立他们的共和国时，美国因为它的诞生之地而显得更加幸运。初创的美利坚共和国有巨大的海洋在一边作为屏障，另一边是荒漠，有华盛顿和亚当斯这样的领导，没有教士的影响，更幸运的是，它既没有贵族，也没有无知的农夫。它设法赶走了英国人，但没有成为另一强权的牺牲品，而不幸的罗马共和国甚至还没有正式宣布它的独立就已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

令富勒气愤的是，她的祖国竟然远远偏离了它在创立时所倡导的理想——拒绝对“蓄奴制恶瘤”采取行动，像奥地利人占领意大利那样对待墨西哥，容忍日益加剧的贫富差异，在新世界里，这个差异已经开始再次滋生旧世界的一切罪恶和苦难。她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财富的集中和政治的压迫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她期待着一场比“变革”还要激进的“革命”。在富勒看来，就连流亡了17年才回到罗马的马志尼也不够激进了。他的目标仅仅是“政治上的解放”，而不是更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的解放，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只是一个粗略的预言而已。

富勒在她的报道中讲述了一个悲剧的故事，它就像悲剧一样打动着读者的心。她让我们读到罗马独立后的欢庆场面，看到敌对的政治风云从四面八方聚拢起来，抱着一线希望期待着法国人会以他们自己的革命精神同情他们而不是帮助暴君来镇压他们，认识到法军乌迪诺将军的许诺原来是一派谎言，眼看罗马古城的艺术和美丽毁于狂轰滥炸，看到那些肢断臂残的漂亮年轻人被送到富勒的医院接受治疗，看见加里波第的军队在法军入城前的撤退，带着愤怒和蔑视看着法国军队在1849年7月4日(一个残酷的讽刺)这天进入罗马，通过她的这些描写，她试图让我们感到我们正在体验这些事件。读完最后一篇报道，我们感到了一种悲剧所唤起和宣泄的怜悯和恐惧。

然而，这些报道并不像《夏日湖边》那样充满着忧伤的情调。富勒坚信历史进程有其最终的方向，即使在炮轰罗马共和国最后崩溃的那些苦难的日子里，这一信念也一直支撑着她。她满怀信心地预言，反动的时代不会长久，下一个世纪整个欧洲将由民主的政权来统治。陈腐的势力也许会暂时获胜，但是它们的王权或者将被推翻、或者将自行瓦解，人民将最终赢得他们被剥夺了如此长久的权利。

在佛罗伦萨(罗马失陷后，她同奥索利和他们的儿子安热利诺到了那里)，富勒描写自己如何振作精神和希望：“我在乡下长时间地散步，我凝望着美丽的自然，试图以此来增强我的信念，相信醉心于创造世间万物的万能之神是不会让他那些最高尚、最富于热情、最有抱负和最可爱的人们徒劳地生活和死去。”由于突然有机会捎带信件，她中断了这篇报道(倒数第二篇)，但是，她使用了这样一段呼吁另一个鼓动革命、推翻王权的神灵的反叛之词来结束这篇报道：“啊，明亮之星，晨曦之子，不要从你的战车上倒下，向人类宣告那企盼已久、苦苦哀求、为之流血、忍饥挨饿的和平与友善的时日最终来临了。”

富勒不想回美国。她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更吓人的“社会查究”，在佛罗伦萨，她的朋友们接受(或似乎接受)了她在安热利诺出生前与奥索利的秘密婚姻。然而，她没有多少选择。她唯一可以上市的商品就是她在为《纽约论坛》写新闻报道的同时一直在写的意大利革命史。由于买不起蒸汽船票，一家人只好预订了商船“伊丽莎白号”船票，准备从里窝那出发，船长叫塞思·黑斯蒂，是个令人放心的新英格兰名字。

他们于1850年5月17日启程。可是，离开里窝那不久，船长黑斯蒂染上了天花，等到商船驶到直布罗陀附近时，他便死了。(安热利诺也得了同样的疾病，可他顽强地挺了过来。)大副接替了船长位置，好不容易于7月18日把船开到了新泽西附近的海域。他告诉大家第二天有望抵达纽约。那天夜里卷起了飓风。急于抵达港口的大副继续把船朝他认为的港口入口处驶去。可是，飓风却把“伊丽莎白号”吹向北面和东面。凌晨4点，在离火岛几百码的地方，商船触到沙洲。又一个浪头使船横撞在沙洲上，船上运载的意大利大理石(其中还包括了在佛罗伦萨的一位美国雕塑家制作的约翰·卡尔霍恩的一尊塑像)撞破了底舱。

清晨，看得见海滩上的人影了，只有几百码的距离，但是风暴肆虐，岸上的人无法派出救生船或朝商船投掷救援绳索。在风眼越过商船的时候，几个水手和一些旅客乘此短暂的平静抓起木板，跳到海里，试图游上海滩。富勒拒绝这样做，除非她、奥索利还有他们的孩子能够全部得救。下午3点左右，船上的乘务员抓住安热利诺，企图游到岸上。几分钟之后，他们的尸体被冲上岸来。涨潮激起了更大的波涛，开始是奥索利，接着是富勒，被波浪从遇难船的甲板上卷走了，人们再没有看到他们的尸体。

三天以后，爱默生听到富勒遇难的消息。他派梭罗赶往失事地点，希望至少能找到她随身携带的那本记录意大利革命的手稿。可是，等梭罗赶到长岛时，距海难发生已经五天过去了，这期间大群大群捡破烂的人在海滩上寻找“伊丽莎白号”的货物，把整个海滩捡得一干二净；他没有发现手稿。

[1]原文为“Fuller to W.H.channing〔？〕， August 1842”，也许是对此话是否出自致钱宁的信存疑。——译注

9 反奴岁月

在意大利，玛格里特·富勒发现被卷入历史进程是何等滋味——任何个人都无法左右、无法拒绝参与这个进程，只能无助地观察事件的结局。1850年的春天和冬天，发生在美国国会的事件将给其他超验主义者带来相同的体验。根据1848年签订的《瓜达卢佩绅士协定》，墨西哥把西部的一大块土地割让给了美国。可问题马上出现了：在新的领土上是否允许蓄奴制度存在？墨西哥早已废除了蓄奴制，但来自美国南部各州的殖民者却坚决要求恢复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蓄奴制有可能在此发扬光大，他们是担心由于墨西哥的土地割让，他们将被新的自由州所包围，从而影响迄今他们在参议院所保持的权力平衡。

两年前，当国会在辩论是否可能从墨西哥购买土地时，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名叫戴维·威尔莫特(David Wilmot)的民主党新议员语惊四座，给购买土地的议案提出了一条修正案，提出“在上述领土的任何地方，不应有蓄奴制度和非自愿的劳役存在”，并把这作为从墨西哥购买土地的“一个明确、基本的条件”。这个著名的《威尔莫特限制条款》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在它的压力下，国会很快便一分为二——不是以政党之分(辉格党和民主党)，而是以区域之分(北方和南方)——联邦的前途似乎危如累卵。

1848年，在是否扩大蓄奴制的势力范围这个问题上，命运仿佛再一次倾向了南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卡斯许诺要坚持蓄奴制，辉格党候选人扎查利·泰勒本人就是拥有较多奴隶的蓄奴者。可是，当泰勒获胜后，他选择了一位反对蓄奴制的北方人作为他的主要顾问，并且寻求使新购领土成为自由州的途径。这很快使他的南方支持者大失所望。在国会是否拥有权力帮助准州决定取舍蓄奴制这个问题上，两派陷入了僵局。泰勒鼓励加利福尼亚向国会申请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由于1848年的“淘金热”，这个地区人口猛增，亟待一个核心政府。国会可以在谁拥有权力决定准州是否实行蓄奴制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假如它愿意的话，没有谁能拒绝它自立宪法和禁止蓄奴制的权力。1849年秋，加利福尼亚召开了一次会议，制定了宪法，然后作为自由州申请加入联邦。

南方人被泰勒的做法激怒了，并决心阻止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年轻的南方激进分子呼吁在1850年夏天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召开会议，讨论脱离联邦。泰勒毫不退让。他坚持加利福尼亚有权加入联邦，并且发誓要捍卫联邦，反对任何危及它的人。当初辉格党之所以选举他这样一位战争英雄，是因为他们认为，他的知名度有助于他赢得1848年的竞选，事实也确实如此。可在政治上，他缺乏经验，与两个政党在国会中的领导人关系不多。由于南方脱离联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亨利·克莱这位来自肯塔基的资深辉格党参议员想方设法设计出一揽子妥协的提案以避免分裂，一方面排解南方的恐惧，消除对蓄奴制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对自由州做出重大让步，包括准许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以平息自由州的愤怒。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克莱提出的八项提案里包含的实际利益更偏向北方，而不是南方。但是，有一项后来被称作《1850年妥协法案》的提案是向南方的公然让步。自从1793年起，美国就有一条法律规定，从一个州逃往另一州的逃亡奴隶必须被送还给原有主人。但是，北方很少实施这条法律。事实上，北方的一些州甚至还颁布法律，禁止本州警察协助抓获或归还逃亡奴隶。现在，克莱提出了一条新的《追捕逃亡奴隶法》，这个法律将赋予联邦而非各州权力，管理抓获逃亡奴隶并把他们送回原主的行动。

克莱争取马萨诸塞州的辉格党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支持他的提案。后者曾经反对过墨西哥战争，也支持过《威尔莫特限制条款》，但他和克莱一样，害怕联邦解体，认为克莱的提案提供了一个挽救联邦不至于分裂的机会。1850年3月7日，韦伯斯特在参议院发表了他最有名的一篇演讲《宪法与联邦》(Constitution and Union)，支持克莱的妥协提案，包括臭名昭著的《追捕逃亡奴隶法》。他提出，为了保住联邦，牺牲某些区域的利益是尤其值得的。在北方，他遭到废奴运动领导人的严厉抨击，称他争取和解的演说是一种背叛(惠蒂埃写了一首著名诗歌，把韦伯斯特描绘成堕落的天使)。但在波士顿的商界和职业阶层中，许多人却称赞他是维护联邦的勇士。3月末，他们向他递交了一封有近千名有名望的市民签名的赞扬信。

就在韦伯斯特3月7日发表演说的四天之后，泰勒最亲近的顾问找到了反扑的机会。威廉·亨利·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 1801—1872)一直是纽约州的州长，如今又是代表该州的参议员。他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在就任州长期间，他设法通过了一系列法律，禁止本州警察协助抓获逃亡奴隶，并且为被抓获的逃亡奴隶争取到陪审的权利。3月11日，西沃德在参议院发表演说，以宪法和道德为依据，反驳了克莱的妥协案。这次演说之所以家喻户晓，是因为演讲中的第二个论据。西沃德认为，造世主确立的道德法律是高于宪法的大法，而且在文明世界的任何角落，道德法律正在努力根除而不是助长蓄奴制度。虽然韦伯斯特对这次“道德大法”的演说大加嘲讽，但在北方，这篇讲稿却广为传播，不久发行量就超过了几十万册。

1850年的春天和夏天，克莱和韦伯斯特没有使国会通过妥协案。可是，7月4日，泰勒总统突然患胃肠炎，五天后便去世了。排除了劲敌后，反对克莱妥协案的南方人设法击败了该法案中的大部分条款，到7月31日，妥协案似乎已呜呼哀哉，克莱也似乎败下阵来。可是，来自伊利诺斯州的议员史蒂芬·A.道格拉斯意识到通过审慎的撮合有可能挽救妥协案，而且他觉得新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是愿意签署通过这一法案的。道格拉斯成功了。9月17日，在他的促使下，这个法案得以通过，里面包括了克莱曾设法通过的大部分条款，包括两个最有争议的提案：允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逃亡奴隶无论逃到哪里，都必须抓获送还原主。

在爱默生看来，这场争论似乎一开始便是使毁灭和死亡成为诱惑的“邪恶时代”的又一症候。他原来心目中的英雄丹尼尔·韦伯斯特居然支持那个肮脏无耻的妥协案，真是糟糕透顶，尽管这时的爱默生对韦伯斯特为了利己而牺牲原则的做法已渐渐习以为常了。在一篇以《D.韦伯斯特》为条目的日记中，他忧郁地写道：“似乎现在国会里的人已经没了主见。任何观点、任何意图似乎都能左右他们。”另一方面，波士顿商界的精英们争着向韦伯斯特表示支持的举动也遭到他的一阵嘲讽。“我想，在波士顿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没有哪一件能比800人签名致信韦伯斯特更加令人痛心。这是围攻波士顿最壮观的一天，是幼稚、愚蠢、小题大做的一天。”此外，韦伯斯特对西沃德的讥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最近，在我们的政治中，我察觉到的最糟糕的症候就是有人企图嘲笑西沃德提出的比宪法更高的大法，而且韦伯斯特也在其中。我看到有人对西沃德不屑一顾，蔑称他为‘西沃德大法官’。”在1850年发表的《论蒙田》一文中，爱默生曾经提出，道德法律是人类唯一的引导他们在相互冲突利益的海洋中航行的指南针。韦伯斯特对于道德法律的讥讽危及了爱默生眼里的人类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因此，他把这讥讽称做“无神论”——在关于神迹的争论中有人曾经常用这个词骂他，可他自己以前几乎从未用过这个词。

《追捕逃亡奴隶法》最后于1850年9月18日正式生效，但是，废奴主义者表示了他们与之对抗的决心。10月，他们在波士顿法纳尔大厅举行了一次集会，表达了对这一法律的愤慨。西奥多·帕克和温德尔·菲利普斯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一时间，这个新颁布的奴隶法仿佛将像原先类似的法律一样，会因为受到抵制而成为一纸空文。1850年秋，波士顿警戒会的两名成员得知有两个逃亡奴隶——爱伦和威廉·克拉夫特——受到几位佐治亚人的威胁。这个警戒会的目的是保护波士顿黑人居民免遭蓄奴者的绑架，并且还为逃亡的奴隶提供帮助。帕克登门探望了这几位佐治亚人，试图说明他们自身在波士顿也不安全。接着，在简易的旅舍里，他为克拉夫特夫妻主持了婚礼仪式，然后把他们送往英国，委托詹姆斯·马蒂诺保护。

接下来的事件差点酿成大祸。1851年2月18日，在波士顿一家咖啡店工作的黑人招待弗雷德·威尔金斯(绰号“沙得拉”)被当成逃亡奴隶抓了起来，关押在联邦法院大楼里。这时，警戒会里的一位黑人成员和大约20来个伙伴冲进法院大楼，把沙得拉裹挟而去。他们先把他藏在康科德，然后往北途经佛蒙特送往加拿大。表面上看，解救沙得拉的行动又是一个胜利，但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莱缪埃尔·肖明显要实施法令的意志使那些公开声称(就像西奥多·帕克一年前所做的那样)世上没有任何权威能够迫使波士顿人保留蓄奴制度的人们感到震惊。

最后，大祸终于降临了。1851年4月3日，一个名叫托马斯·西姆斯的17岁黑人男孩在波士顿被捕，关在联邦法院大楼。这一次，为了遏止任何救援的企图，大楼由重兵把守。西姆斯的律师据理力争试图说服肖法官(也是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岳父)释放西姆斯，但毫无结果。次日凌晨4点，300名士兵押送着西姆斯穿过冷眼嗤笑的人群。他们对着士兵大叫“可耻”，但无法阻止他们朝码头走去。在那儿，西姆斯被推上轮船运往佐治亚州。似乎是为了让马萨诸塞人的脸丢得更彻底，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的周年纪念日那天，西姆斯的主人在萨凡纳当众鞭打了西姆斯。

1851年4月，爱默生向米德尔塞克斯废奴协会(Middlesex Antislavery Society)发出了一封信，正式公开宣布他反对《追捕逃亡奴隶法》的立场。他为自己不能亲自前去参加会议表示歉意(他正在外地巡回演讲)，但他公开了自己反对议会通过那条“可憎的法规”的决心。他要求每一个人保护逃亡奴隶免受其主人的迫害。这封信写于3月中旬，语气沉着、坚定，但并非怒气冲冲。虽然在其他州逃亡奴隶被抓获，并被送还他们的主人，但爱默生以为，鉴于马萨诸塞州对自由事业矢志不移，它将继续把奴隶主两手空空地赶出它的州界。遗憾的是，米德尔塞克斯年会召开的那一天同时也是托马斯·西姆斯在波士顿被捕的那一天。

引渡西姆斯一事使爱默生的义愤从克制发展成怒不可遏。编撰他的日记的学者指出，他在1851年的日记中有86页手稿是专写韦伯斯特和《追捕逃亡奴隶法》的，以及两者给曾是美国自由的诞生地马萨诸塞州带来的耻辱。“波士顿，我们大家曾为它著名的精神和品质而感到自豪……波士顿，在我们大家曾经读过的亚当斯的日记中，它是多么赫赫有名；波士顿，由于这位新罕布什尔人的个人影响，必须在这尘埃中低下它骄傲的头颅，这使我们的羞辱无法弥补。”

现在，爱默生充分认识到被约翰·杰伊·查普曼称做“废奴主义病症”的症结所在，他觉得应当采取某些具体的个人行动。1851年4月26日，当康科德镇上的居民请他就《追捕逃亡奴隶法》发表演说时，他接受了邀请。5月3日，他作了抨击这一法案的系列演讲的第一讲。这篇演说以他曾在日记中写下的评论为基础，成了他一生中言辞最为激烈的演说之一。在演讲中，他反复强调的主题是这条法案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和那些允许这条法案在这个国家存在的公民们的怯弱。城市和国家都“陷入了一种提心吊胆的惶恐之中”。报刊杂志被吓得噤若寒蝉，“每一位打开报纸的人无不为新的奇耻大辱而感到厌恶。”正如爱默生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维护财产的努力却导致了财产价值的丧失。“财产本身，包括我们拥有的房屋和土地，已经丧失了它们最好的价值，人类将看着自己的后代思忖：‘我做了些什么使得你们在耻辱中开始人生？’”

不过，人们从最近的可耻行为中获益匪浅。“这场危机像深夜的烨烨震电，具有照亮一切的力量，它使事实大白于天下。”一切关于博爱的表白和自由的颂扬其实全是虚伪之词。那位可怜的黑人小伙子藏在南方沼泽地时，曾听到过波士顿的赫赫名声，可当他来到这个城市，却发现“波士顿这座著名的城市是他主人的猎狗”，发现他“冒着被枪杀、被活活烧死、被扔进大海、被饿死或被关在木箱子里闷死的危险，从奴隶主手里逃出来”，结果却被马萨诸塞人追捕，送回他逃出的那间狗笼里去。

但是，爱默生认为，与这个法律所招致的更为严重的怀疑相比，马萨诸塞州的荣誉丧失算不了什么。他突然变得伤感起来，罗列出《追捕逃亡奴隶法》给他带来的信念的丧失。首先，他认为这条法律的通过会立刻引起“一切明辨是非的人们”的反对。但是，如果马萨诸塞州至此没有站出来反对这条法律，那么韦伯斯特也并没有成功地利用妥协来平息有关蓄奴制的争论。“韦伯斯特先生告诉我们，他的议案可了结一切争论……可现在争论了结了吗？他最终的折中办法损害了基础。议会大厦像帐篷一样被震得摇摇欲坠。”事实上，这条法律“对于全体人民来说成了一所大学。它使每一张餐桌变成了辩论的俱乐部，使每一位公民都成了自然法则的学生”。

这所大学教授的是什么课程，首先，《追捕逃亡奴隶法》必须加以抵制。“必须将它废止，从法令全书中把它删除，但是，如果它依然存在，那就必须加以抵制。”至于蓄奴制度这个更大的问题，爱默生只是认为必须把蓄奴制限制在本州之外，然后，自由州应当帮助蓄奴州和平地结束蓄奴制——如果可能的话，像英国人买下西印度群岛种植主的奴隶一样，通过购买奴隶来实现。“还有什么能比这笔出资更有价值、更富激情？……即使成千上万也不算昂贵。”想到马萨诸塞州将领导这场“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根除山一般的不幸和悲哀”的运动，爱默生的精神为之焕发，他的演讲以希望的口气结束：“我们定能使一个小州伟大，只要我们能使它的每一个人真诚、笃实。”

与蓄奴制的斗争正在取代传统的党派斗争。鉴于这一现象，有人邀请爱默生重复他在康科德的讲话，作为替约翰·戈勒姆·帕尔弗里(John Gorham Palfrey)进行宣传的政治演讲。帕尔弗里自哈佛《神学院讲话》以来一直担任哈佛神学院院长，如今正代表自由州竞选国会议员。爱默生接受了邀请，于1851年春天在不同的地方重复发表了他关于《追捕逃亡奴隶法》的演讲。5月末，在坎布里奇，哈佛神学院学生向他喝倒彩、吹口哨，高声为韦伯斯特和爱德华·艾弗里特欢呼。爱默生沉着镇静，仍然一字一句地继续他的演讲，直至喧嚣声渐渐退去。虽然帕尔弗里竞选失败了，但爱默生发现，面对公众公开挑战法律使他感到刺激。在写给西奥多·帕克的一封信中，爱默生感谢他寄来的一本印刷成册的抨击蓄奴制的斋戒日布道(《人类的主要罪孽》[The Chief Sins of the People])，提到他已经读过五篇类似的文章，然后写到：“这可以为本州开脱一半的罪孽，因为正是在这个罪恶的地方和时刻，少数人依然如此尽情、令人钦佩地表示着抗议”。(爱默生1851年4月18日致帕克)

第二年夏天，当丹尼尔·韦伯斯特争取1852年辉格党总统提名的最后努力惨遭失败后，爱默生关于道德法律绝对正确的观点得到了证明，这个证明掺杂着苦涩和欣喜。韦伯斯特曾经认为遵守法律是“基督徒的责任”，他曾敦促狱吏们抓获逃亡奴隶，以叛国罪控告他们的解救者，他曾同意引渡西姆斯。如今，韦伯斯特似乎没有从支持《追捕逃亡奴隶法》中得到什么好处。通过这条法律并没有终止北方关于蓄奴制问题的争论，也没有赢得他自己政党中南方代表的支持。在1852年6月的巴尔的摩大会上，韦伯斯特从294张选票中仅获得21票，其余票数被米勒德·菲尔莫尔和温菲尔德·司各特将军(Winfield Scott)(在第53次选举中，他最后赢得了提名)夺走。爱默生在总结韦伯斯特曾经辉煌的一生的悲惨结局时说：“为了取悦于南方，他背叛了北方，却被双方都抛弃了。”

韦伯斯特被辉格党遗弃后没有支撑多久便于1852年10月去世。为了悼念他，爱默生在日记里称赞了这位曾经被他视做英雄的人物。但是，对于死者的尊重并没有妨碍爱默生诅咒韦伯斯特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罪恶的法律。1854年，为纪念韦伯斯特3月7日演讲发表4周年，爱默生在纽约应邀发表讲话。他向听众仔细陈述了韦伯斯特早先作为一位伟大演说家的理由——他的风度、他的举止、他那简明睿智的辞令，以及他人格的力量，这些都使他个人的愤慨与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联系了起来。然而，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韦伯斯特却完全站在蓄奴制一边，发表了这篇危害国家的演说。从逻辑或修辞的角度，这篇演说的好与坏不是问题。“无人怀疑丹尼尔·韦伯斯特能够发表优秀的演说。无人怀疑南方也有值得一提的好的和貌似合理的东西。但是，这不是一个巧妙设计的问题，不是一个演绎推理的问题，而是立场的问题。他为什么采取了那种立场？”

不久，选择立场将成为每一个人必须思考的问题。1851年引渡西姆斯之后，几年内马萨诸塞州没有发生逃亡奴隶的事件。由西姆斯事件引发的强烈公愤渐渐地烟消云散，或以更为保守的政治形式得以释放。可是，1854年5月25日星期四这一天，一位名叫安东尼·彭斯(Anthony Bums)的弗吉尼亚逃亡奴隶在波士顿被捕，在这之前他在一家商店里干活。同以前的沙得拉和西姆斯一样，彭斯被关进波士顿联邦法院大楼，星期六上午接受审判。废奴激进分子策划星期五晚上在法纳尔大厅举行抗议集会。波士顿警戒会成员在星期五上午也召开了会议，企图提出营救方案。

可是，警戒会的这群人是一帮桀骜不驯的个人主义者，完全没有接受过革命行动的训练，他们在策划改革时习惯于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托马斯·温特华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1823—1911)，这位即将被艾米莉·狄金森视为导师、即将成为联邦军队黑人第一兵团上校的唯一理教牧师，回想起警戒会当时的情形时说：“一帮乌合之众，每一个人大谈自己的计划或道理，甚至还穿插大段的轶事或长篇大论，而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当机立断和精诚团结。”星期五上午，在法纳尔大厅的会议与以往一样乱七八糟，希金森感到营救彭斯没有希望。这次会议之后，守卫彭斯的美国狱吏肯定对乱民冲击法院大楼有所戒备。接着，一位名叫马丁·斯托厄尔的警戒会成员提出了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案：

难道不可以在审判的高潮给它来个突然袭击？让大家都准备好，把精选出来的人分散在法院大楼和广场附近，然后派一名声音洪亮的喊话人站在法纳尔大厅的廊台上高呼，说一群黑人开始攻打法院大楼了，事先告诉一位演讲者，让他立刻抓住这一时机，把整个会场搅乱，让人们一窝蜂地冲进法院广场，大家随时跟随领头各就各位，把奴隶营救出来。

希金森准备了一箱斧子用来攻打法院大楼。他还参与选拔了一小批白人和黑人作为领头。可是，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参加法纳尔大厅集会的人群比警戒会预料的要多得多，挤满了大小走廊、各个楼层、楼梯，以至于被选出的喊话者无法挤进廊台呼喊事先准备好的信号。希金森在法院大楼前等着暴动的人群到来，可没有踪影。这时，就在希金森打算放弃营救计划时，斯托厄尔来到跟前，悄声说他和其他一些人把一根木头横梁抬到了法院大楼的西面，可以用它把法院大门撞开。

早在西姆斯事件发生的时候，希金森曾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要在头脑中培养起革命的态度”是何等的困难。“发现自己与现存的体制格格不入……看到法律和秩序、警察和军队站在邪恶的一边，发现当一位好公民成了有罪，当一位坏公民成为义务，这实在使人莫名其妙。因此，在这紧急关头，要冷静、明智并且英勇地行动，需要时间来做好准备。”如今，三年之后，他发现自己正带领着一帮咆哮的人群，面朝着一位体格强健的黑人，用一根木梁企图砸开波士顿法院大楼的大门。

门终于被撞开了一个口子，可以让一个人通过。那个黑人跳了进去，希金森紧随其后。一直在门后试图把门顶住的七八个警察开始用警棍凶狠地殴打他们。大楼里面，一个监狱副手倒在地上死了——要么是被与希金森一起的那个黑人用刀捅死的，要么是被外面咆哮的人群中射来的枪弹打死的。两人渐渐地被逼回到门口，他们发现后援已经退到了法院大楼台阶的最底层。尽管希望渺茫，但希金森依然坚守在门口，期盼增援的人上来。正在此时，阿莫斯·布朗森·阿尔科特从下面的人群里站了出来。“他独自一人登上台阶，转向我，指着前面平静地说：‘我们为什么不进去？’”希金森焦急地回答说其余的人不肯援助他们。“他一句话没说，而是镇静地走上台阶——他本人和他那根熟悉的手杖。他在台阶的顶端停了下来，众目睽睽之下，里里外外都看得见他。一支左轮手枪在楼里响起，但没有击中任何人。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后，他转身开始撤退，但没有慌慌张张地迈下台阶。”

在希金森看来，阿尔科特此时的镇静可以同柏拉图或毕达哥拉斯相媲美。但是，如果说阿尔科特对绝对精神的信念代表了废奴运动的推动力，那么杀害监狱副手的举动则更明确地预示了即将来临的风暴。“从堪萨斯内战、约翰·布朗的武装起义到解放宣言，在这个国家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中，杀害巴彻尔德开创了暴力之先河。就像萨姆特堡的枪击事件一样，它证明战争确实已经开始了。”

鉴于骚乱的严重性，联邦政府派出了军队——两个连的炮兵和两个连的海军陆战队，于6月2日押解彭斯乘船返回南方。受欺凌和被侮辱的感受似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面对捕奴者，马萨诸塞州的黑人居民束手无策，那些试图保护或搭救逃亡奴隶的白人居民发现自己正受到他们自己的政府的侵害，仿佛他们是亡国奴一般。当马萨诸塞州的居民得知，他们痛恨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彭斯被捕的第二天在国会最后得以通过时，他们的屈辱感更加刻骨铭心。由参议员史蒂芬·A.道格拉斯在1月提出的这条法案把密苏里以西的土地向蓄奴者开放，从而废止了1820年通过的《密苏里妥协法案》(Missouri Compromise)，这个妥协案规定，在路易斯安那购置地36°30’以北的地区禁止实行蓄奴制。《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破坏了被北方一直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协议，正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力斯·萨姆纳写给爱默生的信中所说，它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害怕如果蓄奴制暴政与国民政府串通一气，“新的冒犯将接踵而至。”(萨姆纳1854年6月12日致爱默生)

1854年，当国庆到来之际，按照惯例举行的庆典活动似乎成了一个讽刺。爱默生的女儿爱伦回忆说，她母亲丽迪安

认为我们的国家完全丧失了任何正义感，听说国庆那天将有一些庆祝活动，看到国旗升起来丁，她问父亲可否在我们家的大门口挂上一块罩布。父亲笑了笑，同意了。她弄来一大堆黑色的麻纱，醒目地挂在我们家的前门和门柱上。

亨利·梭罗也在弗雷明汉的一次废奴集会上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庆祝国庆。他在集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马萨诸塞州的蓄奴制度》的讲稿的一部分。加里森也在弗雷明汉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还把梭罗的讲稿全文刊登在7月21日的《解放者》报上。8月2日，格利雷又将该文重新在《纽约论坛》上刊出，8月12日的《全国废奴旗帜》也刊登了该文的部分段落。

《马萨诸塞州的蓄奴制度》一文直接取材于梭罗在彭斯事件期间所写的日记。不过，梭罗还参考了三年前引渡托马斯·西姆斯时写的日记。这两个事件所导致的“道德人动荡”并没有激起马萨诸塞州当选官员的丝毫反对，他们驯服地任凭南方种植主将他们变成捕奴者。“该州的所有军队都在为这个叫萨特尔先生的弗吉尼亚蓄奴者服务，都在帮他捕捉被他称做自己财产的人；可是，该州却不派一兵一卒去搭救遭到绑架的马萨诸塞州公民!”(与在这之前审判西姆斯一样)审判彭斯实际上是在审判马萨诸塞州。“每次她迟疑不决、不给这人以自由，——每次他迟疑不决，不去赎罪，那她就被证明有罪。”

一个奴隶向谁去寻求帮助？向法庭？可法庭把他视为财产。向马萨诸塞州州长？可最糟糕的是，在这场危机中无人来关心他或注意到他的消失。“法律不会给予人民自由，只有人民才有责任使其成为自由的法律，人民热爱法律和秩序，他们遵守法律，而政府却在破坏它。”接着，他又说：“谁认识了真理，谁从更高的权威而非世上的最高法官那里接受了使命，谁就能认识法律，谁就发现自己成了法官的法官。”

危及马萨诸塞州的并不是《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而是它自身的“蓄奴倾向和奴性”。那些以为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保护财产的人们应当记住，在一个丧失了自身自由的州里，生命的价值被贬低了。梭罗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感到蒙受了一个巨大的、无可名状的损失。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我苦恼。最终我意识到自己丧失的是一个国家。”

尽管1854年的这篇演说从早些时间发表的《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中借用了许多观点和形象化的描写，但这种集体的丧失感使《马萨诸塞州的蓄奴制度》与《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如今，虽然梭罗声称他的思想“危及政权，而且不由自主地在密谋反叛它”，但他的反抗已不再是个体的行为。他在集会上而不是在乡村的演讲厅里演讲，他把自己的讲稿交给报纸，而不是交给那个刚开办了一期、仅有50个订阅者的美学杂志。《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中故意做作的那种对公众生活的漠然态度不见了，如今，梭罗像公民面对公民一样发表着演讲，而且还带着一种紧迫感。“我们已经耗尽了我们继承的所有自由。如果想挽救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得为之而战。”

尽管这个时候似乎黑云压顶，但也有一丝希望。经历了近四个月的政治斗争，查尔斯·萨姆纳被马萨诸塞州议会推选为参议员。虽然他缺少韦伯斯特的才华和影响，但自《追捕逃亡奴隶法》通过以来，他一直是坚定的反对者，几次企图废除它(没有成功)。1854年，他把自己的愤怒转向《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作为参议院中仅有的三位自由州的代表之一，要阻止法案的通过，他无能为力，但他可以长篇累牍对其加以抨击，他的演说很快电传回了他所在的那个州。

萨姆纳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超出了六个月前任何人所能做出的预料，甚至包括保守的辉格党。对大多数人来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似乎违背了1850年韦伯斯特说服他们接受的协议。更糟糕的是，这个法案会向蓄奴者开放邻近自由州以北的土地——北方的人们认为，按照1820年《密苏里妥协法案》的条款，这片土地已永久地被确定为自由之邦。1854年5月24日，参议院召开会议最后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萨姆纳站起来，抨击这个法案是国会通过的最糟的法案。不过，他同时又称赞它是最好的——因为它“宣告以往与蓄奴制度的一切妥协统统无效，并且使今后任何妥协都成为不可能。这样，它使自由制度与蓄奴制度变得针锋相对，你死我活。谁还怀疑这个结果？”萨姆纳的讲话是在解救安东尼·彭斯的努力失败后一天传到波士顿的，这使他的这些话更有分量。

由《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激起的义愤使两个政党乱了阵营。许多人背弃了民主党，因为这个法案是民主党的立法，辉格党遭受了同样的结局，因为党内的纷争使得他们力量薄弱无法阻止法案的通过。在整个国家，新的政党纷纷出现，希望从不满的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中争取归附者。在马萨诸塞州，获益最大的并非是人们期待的自由土地党，而是反对移民和反天主教、被公众称做“一无所知党”的组织，这个政党是针对19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大批移民的涌入而建立的。在1854年11月的选举中，马萨诸塞州“一无所知党”获得了63％的选票；选民们为州议会选出了一名辉格党人、一名民主党人和377名“一无所知党人”。长期由辉格党一统议会的局面被打破了，进步人士称这是值得庆祝的。但是，这个局面是被一伙像“一无所知党”这样的乌合之众打破的，这未免太令人沮丧。老牌辉格党人鲁弗斯·乔特在选举之后说道：“历史的波涛还没有掀起过比这更低俗、可憎、污浊的波浪。”

爱默生倾向于同样的观点，不过他认为，两个传统的政党这样很不光彩地被赶下政坛可以被看做是“莫大一场游戏”，一个操之过急的疯狂玩笑。1855年1月26日，他在波士顿发表演讲，题为《美国的蓄奴制度》(American Slavery)(这篇讲稿在后来的几个月中重复演讲了七次)。在这篇新的讲稿中，爱默生试图对近五年来道德和政治上的动荡做出某种解释。许多观点都是熟悉的。爱默生极为蔑视北方的那些谄谀南方的当选官员——“他们含垢忍辱，看不到那些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欺骗他们的横行霸道者的傲慢，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没有辉煌耀眼的法律存在。”他声称自己抱有一个熟悉的信念，“完美、健全的宇宙”能够“最终摆脱一切罪恶”，就像蛇一样在抽搐中脱去它的外皮，而且他仍然相信“那些拥有勇敢的心灵和伟大的思想的个人，他能从他们身上发现唯一可信的道德准绳”。的确，“这是对邪恶政府的一个补救，是为仁人志士提供的一片天地。”

不过，在这篇演讲中还有一种新的口气，试图从尽可能长远的角度来审视蓄奴制问题。爱默生声称，“虽然我坚持独立的原则和个人的灵感，但我并没有削弱而是强化了社会行动。”事实上，社会不仅仅是他曾在《论自信》中所蔑称的合股公司。如今，他认为国家是一个现实，“上帝保证由人类、人种和民族组成的社会群体具有公共的目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一定作用。”美国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政府的理论是自由。”自由不是客观事实和个人观点，而是“人类思想无法抗拒的渐进和发展”。

鉴于这个道理，只要法律出现了矛盾，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理由来决定赞成自由。如果法律不公正，我们必将心甘情愿地“把茶叶倒进海里，追捕捕奴者，——在原则面前废除法律。”的确，“上帝也会插手这些事件，肯定会将我们所凿就的毛坯加以最终完善”，而且“我们的意志和忠顺是他的手段之一”。在这个集体的努力当中，甚至连那些并不适合政治斗争的文人学者也能发挥作用。美国的灾难在于它的“具有巨大能量的工业”缺乏“一个伟人的富有想象的灵魂，一个广阔无垠的全球思想”。这就导致了它在政治上轻浮，在体制上残酷，在文化上肤浅。在这众说纷纭的喧嚣声中，惟有文人学者才能唤回他的同胞们早已抛弃的理想，因为“上帝通过想象来指教人类”。

这个信念从一开始就激励着超验主义者。在围绕神迹展开激烈论争的日子里，当新英格兰公众的话题一度集中在唯一理教派内部的争论上时，超验主义者曾经作为“运动的激进团体”，它的成员满怀由革命热情产生的信心。但是，19世纪40年代的困境使他们左右为难。假如像奥立斯蒂斯·布朗森那样提出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他们会被愤怒的呼声骂做反动和专制。假如像乔治·里普利那样试图从理论直接进入社会实践，他们会对自然的匮乏、人类的冥顽和市场的野蛮法则感到悲哀。假如像西奥多·帕克一样留在教会里努力去改革它，他们会发现面对顽抗的保守势力的坚冰，再热情的火焰也无可奈何。

像爱默生和梭罗那样，拒绝参与任何运动，坚持个人的自我完整和真实，使他们两人免遭这种理想破灭之苦。不过，这种做法也有它自己的代价：自我责备、感到无能，有时还感到虚幻，觉得断然拒绝与虚假同流合污，这很容易被人看做是孱弱或任性。甚至连爱默生也从未真正理解梭罗在康科德监狱待上一夜或搬到瓦尔登湖旁小屋居住的意义何在，而梭罗却鄙视爱默生的那种世故。靠着这样的圆滑，他既能在书房里写出激进的讲稿和书籍，又能在他的康科德宅邸享受舒适的生活。

但是，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政治屈辱，无论多么丢脸，都使爱默生和梭罗坚信他们坚持个人正直高于一切的做法是正确的——只有个人的正直才能抵御政府的愚行或法律的不道德。任何民主政府的健康依赖于个体公民的德行，因为当政府腐朽堕落时，唯有公民端正的操行才能恢复遭受损失或遗弃的东西。爱默生在《美国的蓄奴制度》中谈到：“当集体履行不了它的职责时，个人便可取而代之。”1846年，爱默生没有理解梭罗为什么要只身一人抗议墨西哥战争。1855年，经历了西姆斯和彭斯事件之后，经历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之后，爱默生懂得“我们要尤其感激那些英勇和忠实的人们，他们在邪恶势力猖獗的地方和日子里，用言语和行动，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胞抗命。”这些人完全不是怪僻之人，而是“民族的天才和未来”。

爱默生认为《美国的蓄奴制度》写得不错，因此写信给自己的老友威廉·亨利·阜尼斯说他愿意在费城宣讲这篇文章。“这一次我有一篇很好的讲稿——我看很好，或者说‘值得人们思考’。”(爱默生1855年1月26日致阜尼斯)可是，就连这样一点自信也慢慢地消失了。虽然这篇讲稿爱默生讲了七次，但当阜尼斯请他下一个秋天再讲时，他拒绝继续写这样的文章。“我相信自己所写的废奴文章在这个国家是最差的，只比蓄奴制度本身好一点。这个冬天我最好什么也不写。”(爱默生1855年10月1日致阜尼斯)

然而，许多事件却使爱默生无法隐退。1856年，在堪萨斯爆发了公开的战斗，一方是密苏里的“边界恶棍”，决心要把这块新的领土建成蓄奴州，另一方是来自自由州的移民，他们想保持这个地方的自由。新英格兰人筹集资金，向移民们提供援助和武器。战斗既令人沮丧又意义重大。1856年秋，阜尼斯写给爱默生的一封信明确地表示出这种矛盾的情绪。阜尼斯这样哀叹美国当时的政局：“天下汹汹，国家陷入了何等混乱的局面。”不过，他又说：“这场斗争气势磅礴，这是世界之战。欧洲的复兴在此一举。看到上帝和人类的事业正在抗击情欲、私利、人的意志，这是何等的伟大、辉煌!”(阜尼斯1856年10月18日致爱默生)

1856年5月19日，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在参议院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演讲，抨击那些蹂躏堪萨斯的“边界恶棍”和支持他们的蓄奴势力。《祸及堪萨斯》中尽是些庸俗不堪的辱骂，有些是矛头指向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资深参议员、德高望重的安德鲁·P.巴特勒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州。萨姆纳第二天才结束了演讲。他讲话时，巴特勒不在参议院，但是他的一位年轻表弟、南卡罗莱纳州的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来到参议院，听到这篇演讲后勃然大怒。他决心要为自己的亲属和家乡雪耻，等待机会给萨姆纳一顿棍棒。5月22日机会终于来了。当他看到萨姆纳在参议院休会期间独自一人坐在桌旁给印刷成册的《祸及堪萨斯》(足足有112页)贴邮票时，布鲁克斯动手用手杖在他的头上狠狠敲打。萨姆纳从参议院笨重的大桌子底下爬出来试图逃命，这期间他共挨了大约三十来棍。鲜血淋漓的萨姆纳最终从桌子底下爬起来，身体拖着桌子踉跄了几步，接着又倒在了地上。布鲁克斯仍然雨点般地猛击萨姆纳，直到其他两个议员把他拖开为止。

很快，布鲁克斯成了暴躁的南方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选民们投票要奖给他一根金头拐杖，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们集资准备还要给他做一根)。在北方，查尔斯·萨姆纳同样很快也成了受难英雄，成千上万份《祸及堪萨斯》四处散发。在马萨诸塞州，愤怒的情绪分外高涨，尤其是因为就在萨姆纳遭到殴打的消息传来后，堪萨斯的自由镇劳伦斯镇遭到奴隶势力突然袭击的消息也传到这里。在北方的各个大小城镇，抗议的集会不仅谴责了边界的凶杀，而且还声讨了布鲁克斯对一位毫无防卫的人的卑鄙袭击。

爱默生在1856年5月26日举行的康科德集会上发表了讲话。这篇题为《谈萨姆纳先生被殴打事件》(The Assault upon Mr. Sumner)的讲稿开篇便承认，他在《美国的蓄奴制度》一文的结尾所表达的和解的希望被最近这些丑恶的事件粉碎了。妥协的时代结束了。“我不知道一个文明的社会何以能同一个野蛮的社会组成一个国家。我认为我们要么必须废除蓄奴制，要么废除自由。”萨姆纳之所以受到爱默生的钟爱，不仅是因为他的行动，而且还因为在他第一次竞选参议员的数月中拒绝去拉选票。后来，尽管他的那些废奴主义朋友软缠硬磨，但他仍然拒绝在没有做好准备之前匆匆忙忙就蓄奴制问题发表演说。如果说一开始他在参议院里还有些踯躅不前的话，那现在他的表现出乎意料，“每一位自由的朋友都把他认做自由的朋友。”

堪萨斯州也引起爱默生的关注。他参加了在康科德召开的“堪萨斯援助协会”的会议，并且在1856年9月10日发表了《论堪萨斯事务》(Speech on Affairs in Kansas)。演说的开头听起来像是在宣传。爱默生写道：“屠夫们的嚎叫与被追捕的妻子和儿童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不过，他很快撇开了这些陈词滥调，转而思考历史似乎正在给予的独一无二的教训：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同过去20年这个国家的政治一样黑暗。这个政治越来越明显地聚合成一个核心，一个巨大的罪恶之源，而且越来越显而易见、臭名昭彰，一切宣传、权力和政策都源出于它——这个政治表明，站在言行不一的位置上败坏法律，把好人始终置于不利地位，其结果是灾难性的——这个罪恶一直存在，一直遮遮掩掩，还被赋予动听的名字：我们这些自由的立法者们，作为罪恶的同谋，一直被枉法者所控制。

这个罪恶势力不仅禁锢了国家，而且还侵害了语言。如果说智者透过陈词滥调，把词汇同事物紧密结合起来，那么，邪恶之徒则把单纯的词语同它们的所指割裂开来，用委婉动听的辞藻粉饰残酷。“在普遍盛行的假话中，语言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代议政体实际上不具有代议性……把古巴和中美洲拖进奴隶市场被说成是扩展自由的领域。”爱默生冷静、明确地恢复了“无政府”这个被滥用了的词的原意。他说：“我高兴地看到，对于分裂和无政府的恐惧正在消失。马萨诸塞州在那个英勇的时代就没有政府，就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一个人独立自主，充当他自己的州长；从科德角半岛到呼萨克山，没有人破坏和平。”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社会契约过于脆弱，而在于它们过分坚强：“众多的财产、巨大的利润、家族的关系、盘根错节的政党，给这片土地布下了天罗地网，大大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假如自由的捍卫者不赶紧坚定立场，他们将发现自己会像1848年求助美国的流亡者一样，被迫“卷起自己的衣物去寻找别的自由的地方”。

当爱默生发表《论堪萨斯事务》时，他不知道这个州最近发生的事将再一次把他卷进政治活动，这一次不是站在受害者的一边，而是站在挑战者的一边。1856年5月24日夜晚，看到那些支持蓄奴制的劫掠者骚扰像劳伦斯这样的自由城镇，听到查尔斯·萨姆纳在参议院遭到袭击的消息，一位名叫约翰·布朗的堪萨斯移民怒火满腔。他带领一支名叫“波塔瓦托米长枪队”的自由州志愿民兵队伍的七位成员，袭击了与蓄奴势力有关的人员(其中一位是本地立法机构的成员)。布朗和他的手下横冲直闯，所到之处开枪杀死或用大刀砍死手无寸铁的人们。在一间屋子里，他们杀死了一位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另一个地方，他们当着一位女人的面砍死了她的丈夫。在重新集合之前，他们一共杀了五个人。

关于这一恐怖的行为，(正在堪萨斯州指导自由州移民组织的)托马斯·温特华斯·希金森声称，在自由州的人当中，他还没听到什么人对此事的结果有何异议，都认为这有益于“立刻遏制密苏里人的武装进犯”。但事实上，堪萨斯的许多主张自由的居民对布朗的举动感到震惊，这个举动促使过去混乱零星的冲突变成了全面规模的内战。

来自堪萨斯的确切消息很难传开。1857年初，当布朗来到东部，筹措资金准备在堪萨斯继续反对蓄奴势力的时候，听他演说的超验主义者要么对“波塔瓦托米大屠杀”一无所知，要么相信了废奴传媒对此事件的报道，这些报道试图把这场屠杀归罪于蓄奴势力自身。在新英格兰同情者的眼中，布朗仿佛是瓦尔特·司各特笔下神圣盟约的成员，这位热情洋溢、军人举止的人有望结束北方这几年在解救彭斯的失败中、在萨姆纳被殴打的事件中、在中西部和西南部蓄奴势力的扩张中所遭受的威胁。1857年2月，布朗来到康科德，在市政大厅发表演讲，介绍堪萨斯的战争并寻求援助。他和梭罗一家共进午餐，并且见到了爱默生。爱默生邀请他第二天晚上在家留宿，后来又在日记中对布朗的演讲表示了赞赏。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布朗一会儿在东部筹措资金，一会儿又在堪萨斯和密苏里打仗。他的那帮人杀死了一个奴隶主，解放了11个奴隶。但是，他的计划越来越宏伟。他告诉“秘密六人团”(包括帕克和希金森在内的北方同情者的一个组织)，他计划把武装人员派往弗吉尼亚州，在山上建立供奴隶避难的营地或居住地。奴隶能够在那里自由地生活，或通过地下通道转移到加拿大。对于公众，布朗继续呼吁他们为反对堪萨斯的蓄奴制度提供经费援助。爱默生拿出了50美元，梭罗捐献的要少一些。

1859年10月16日夜，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渡口占领了联邦军火库。听到这一消息，甚至连“秘密六人团”的成员也感到震惊。(就像他的起诉人后来所说的)如果他希望发起一场奴隶暴动，用军火库的武器把奴隶武装起来，那他的做法很古怪：他挑选了一处不可能防守的目标，只带了18个人去攻打(没带给养)，而且也没有设法把自己的出现或意图告诉他计划解救的奴隶。虽然布朗他们占领军火库达36个小时，但由罗伯特·E.李上校指挥的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轻而易举地把它夺了回来，击毙了布朗的10个人，并且把他打伤。不少人怀疑布朗疯了，但在他被捕后立即开始的长达一周的审讯中，他看上去头脑清醒、泰然自若。的确，他在被判死刑后关押在监狱的那段时间所表现的镇定，甚至让弗吉尼亚州长怀斯也感到难忘，他说布朗“冷静镇定、不屈不挠”。

布朗于11月1日被判处绞刑。行刑日期定在12月2日。在临近行刑的前几个星期，爱默生和梭罗都称赞了他的英雄气概，公开呼吁免除他的死刑。但是，北方的许多人为布朗自杀式的举动感到震惊，为他可能发起的奴隶暴动感到害怕。也许是针对这样的反应，梭罗于10月30日(宣判的前一天)宣称，他将在康科德发表《为约翰·布朗队长请愿》(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的演讲，并且亲自敲响镇上的大钟。11月1日，他在波士顿的特拉蒙特教堂(临时代替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重复了这篇演讲，11月3日又在伍斯特讲了一遍。11月8日，爱默生在波士顿音乐大厅向西奥多·帕克的听众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勇气》(Courage)的讲话，就像他在1838年的《论英雄主义》的演讲中赞扬爱利亚·拉福吉尔那样对布朗大加赞赏。(帕克自己因为肺结核病越来越重，不得不在1859年2月哈珀斯费里事件发生之前离开波士顿到欧洲疗养去了。)11月18日，在波士顿特拉蒙特教堂的一次为约翰·布朗家属筹资的集会上，爱默生发表了演说。12月2日行刑那天，梭罗在康科德帮助组织了一个悼念仪式，会上他朗读了自己从大众图书中选来的赞颂英雄主义的段落，爱默生朗读了布朗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在波士顿，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向他的基督会教友宣读了为布朗的葬礼准备的布道词。1860年1月6日，爱默生在萨莱姆又发表了一篇新的演讲，题为《约翰·布朗》。最后，梭罗写了一篇题为《约翰·布朗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John Brown)的文章，准备7月4日在纽约北厄尔巴举行的纪念约翰·布朗大会上宣读。布朗就埋葬在这里，他的妻子也住在这里。

戴维·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认为，关于耶稣替世人赎罪的福音是神话。反对这一假设的观点则认为，从耶稣去世到福音的问世，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能让想象的神话来美化历史。在超验主义者的这些关于约翰·布朗的演说中，将历史变为神话早在他尚在人间的时候就开始了。布朗不仅仅是一位英雄，他还是一个“光明天使”——像清教徒一样圣洁，像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捍卫者一样英勇，像克伦威尔一样强悍有力，像司各特笔下的人物一样浪漫传奇，像救世主一样自我献身，用他的苦难和死亡再一次救赎人类。

布朗的行动使北方人摆脱了十年来的屈辱。对于来自南方的每一次打击、每一声讥笑、每一次侮辱，北方人除了每周抗议一次然后委曲求全外，别无他法。“马萨诸塞州的政治是懦弱的政治。”爱默生说，“我们需要勇往直前、独断独行的意志。”梭罗的话更加直截了当：“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充当愚昧、胆小的奴隶，自称读懂了历史和圣经，实则在亵渎我们的每一幢住房、每一天呼吸。”

事实上，崇拜布朗的人越来越多地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特征，这是布朗成为救世主的最好的佐证。在梭罗的眼里，布朗是一位完美无瑕的战士，坚韧、自立、清心寡欲。他能在沼泽地带生活，能学会印第安人的本领。他极端蔑视富人们奢华的餐桌，藐视那些自以为用言辞就能赢得胜利的武士。在爱默生看来，布朗是位勇士，他的人格能转而使敌人崇拜他，他的光芒能使万物生辉，哪怕是在最耻辱的场合，把绞架变得同十字架一样荣耀、辉煌。爱默生和梭罗都赞赏布朗的英勇气概和实际行动所激发的威力。爱默生在《论勇气》中说：“让我们坦率地讲，培养意志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布朗是意志的体现，他勇敢地挑战不可能之事，在其面前绝不退缩。这样的勇气令人精神振奋，使万物焕然一新。爱默生说道：“除了那些老之将至、行将就木的政客们外(连复活的号角也吹不醒他们的心灵)，人人都感到了清新的气息。”梭罗也说，那些曾想自杀的人现在改变了主意。在这些演讲中，布朗最后成了超验主义理性的典型。爱默生认为，他“坦诚率真”，是一个“不带个人私心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梭罗看来，他“其实是一位超验主义者”。他“自身便是纯粹的精神，他的剑就是纯粹的精神”。甚至那场短暂的胜利也给这精神增添了光辉。“他的生命如流星一般，在我们生活的黑暗中一闪而过。”

对于北方人来说，19世纪50年代在屈辱中开始，在羞耻中继续，在复仇的欲望中结束。约翰·布朗使这个欲望变成了意识，得到了体现。可是，这个时期还出版了爱默生的《英国人的特性》(English Traits)和《生活的准则》(The Conduct of Life)、梭罗的《在加拿大的新英格兰人》(AYankee in Canada)和《瓦尔登湖》以及他的《科德角》(Cape Cod)和《缅因森林》(The Maine Woods)的部分章节，同时，梭罗将自己的日记扩展成融观察和表现为一体的鸿篇巨制，里面包括了他的一些上好佳作。尽管晦暝的政治形势有时候使这些文章陷入愤世嫉俗或虚无主义的情绪中，但是，这个时代的危机使超验主义者感到了自己全新的权威，这种信念给这些道德哲学家们的补偿要比失望多得多。19世纪40年代，超验主义者经常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人类活动的主流之外，或者公然宣称、或者悲哀地表明他们离群索居的愿望。就连这个时代造就的最有名的政论文章《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也充满了退隐的意象。梭罗宣称要退出他能找到的一切组织，甚至包括自己根本就没有加入过的组织，这也许就是该文的中心话题。

可是如今，超验主义者被拖出书房或林中小屋，抗议引渡逃亡奴隶，抗议发生在堪萨斯的战争，抗议殴打萨姆纳和处死布朗。此时，这些人发现，在一个因物质繁荣和道德沦丧而变得堕落的社会里，他们原来的福音——道德法律的举足轻重、大自然的纯真无邪、直觉的核心地位——又重新变得必不可少了。如果上帝通过想象传达他的意志，那么艺术家就是他的预言者。他们不是抄写员，他们的话语带着权威。

1860年前的10年中爱默生出版的两本著作体现了这种转变，这两本著作是《英国人的特性》和《生活的准则》。两本书涉及的是人们熟悉的题材——自立的必要性、欲望与局限的冲突、个人的自私以及在一个失去了传统宗教的世界中作为中流砥柱的道德情操的必要。可是，爱默生在写这两本著作时，还感到有必要加上在他游历中时间和体验带给他的不可避免的变化。他从进行着眼花缭乱的改革实验的新英格兰，来到为成就了帝国而志得意满的英国，又来到因革命而动荡不安的法国，然而最终回到自己因向蓄奴制度妥协而蒙受耻辱和蔑视的家乡。

假如爱默生再年轻一点，他也许会起来号召人们推翻一切社会制度。但是，当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时候，他已年满46岁了，(如他所说)已经“远比地道的激进分子更加成熟”，而且他越是功成名就，就越加尊重这些社会制度。不过，这种尊重并非强烈得致使他只对社会现实仅仅有所反应——他对《追捕逃亡奴隶法》当即表示出的反感证实了他在年轻时代所尊崇的道德完美的原则依然是他尊崇的唯一神明。的确，政府的失职使联邦的每一份财产都失去了价值，因此，审慎和理想主义最终会实现同样的目的。

《生活的准则》直到1860年才出版。不过，这本书是爱默生在1850年那个动荡冬天最早的系列演讲的基础上写成的。本书开宗明义，自称是行为的向导，以此作为“我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答复。本书的几个章节——《论财富》(Wealth)、《论修养》(Culture)、《论行为》(Behavior)、《论美》(Beauty)和《附带的考虑》(Considerations by the Way)——向那些急于修养却又不知从何做起的人们提出忠告，这些人生活在一个只有最原始的文明概念、缺乏任何修养观念的国度里。爱默生拒绝放弃自己对补偿原则的信念。不过，现在这个原则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个人生活的局限。因此他强调，对贸易的狂热追求使美国陷入了铁路交错、工厂林立的境地，而且他还指出自私的资本主义为人类创造的财富要比产生的弗罗伦斯·南丁格尔这样的慈善人士更多。“这种热衷于投机冒险的精神促使少数人疯狂地攫取世界的财富。”不过，他同时还指出，从长远看，暂时的利益实际上是虚假的，正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美国商人对欧洲国家高抬物价，创造了一片耀眼的繁荣，其结果无非是给美国的海岸招引来成千上万需要喂养、需要教育的欧洲贫民。

比行为更高的一个层次便是宗教。然而，《论崇拜》(Worship)一文所论及的并非是宗教本身，而是19世纪人们面临正统基督教的崩溃所遇到的困境。爱默生认为，“严肃的传统信念荡然无存”，留下整整一代“先生和女士们为寻找信仰而四处奔波”。在发表了《神学院讲话》近13年之后，爱默生惊奇而懊恼地发现，他放在嘴上准备吹塌耶利哥城的号角毫无用处；耶利哥城将自行崩塌。“曾经包容了正义和邪恶根源的教会……如今已消亡殆尽，只剩下墙上的一点石灰水了。”在法国，一本刊物仅以简单的一句“上帝的问题缺乏现实性”的解释否定了一篇题为《上帝》(Dieu)的文章，这比施特劳斯的任何论点更具破坏力。

不过，崇拜并不是宗教，而且宗教也不会因为传统崇拜形式的消失而灭亡。如果1850年的道德危机有所结果，那就是“如今道德的概念再一次像清新的晨露一般从原始的美和力量的源泉中涌出”。将来总有一天，曾经造就了传统崇拜形式的精神将同时造就新的形式，因为道德观念是所有宗教的精髓，是“人类思维的基础”。同时，个人只需要关注他自己的行为。“灵魂是不会被成批成堆被拯救的。”

自然和大脑渗透着法则，这有助于个人改变自己的行为。“在我们的内心，那是灵感；在外部自然，我们看到了它的威力。”像《论力量》(Power)和《论命运》(Fate)(原来系列中的最后一次演讲稿，后来在正式出版的书中作为开篇)这样的文章查考了法则在思想和自然中的行为。《论命运》表明，尽管严酷的必然像大山压顶一样压抑着我们的希望，但在感知和思维之中，它能转化成力量——即命运的反面。爱默生在《论命运》中写道：“思想分解了物质的世界，把大脑带进了一个万物皆可创造的境界。”文章开篇罗列了一连串的自然灾害——地震、流行病、野兽、海啸，紧随其后的深刻见解又使它们失去了威力。我们所谓的命运归根结底是“一个代表尚未经过思想熔炼的事实的名字，是表示一些尚未明确的原因的名字”。看到自然界中无处不有、无法避免的因果纠缠，男人和女人们不再是法则的无能为力的罹难者，而是它们力量的共同拥有者。“思想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现在，“我们犹如立法者；我们代表自然；我们预卜未来。”

《论命运》最早是在1851年12月发表的，紧接在爱默生抨击《追捕逃亡奴隶法》的第一次演讲之后。一些听起来很像是选自这篇演讲的句子，也出现在《论勇气》的几张零散的手稿中，这篇演说是爱默生紧接在布朗袭击哈珀斯费里之后发表的：“这个数字向你表明，整个世界都是由命运或环境或严酷的化学法则所支配……思想靠一个更高的真理去抵抗并把握自然。”如果说《论命运》一文肇始于同蓄奴制的斗争，那么，爱默生将其作为他于1860年11月出版的文集的开篇之作就不足为怪了。在《生活的准则》中，他用1857年第一次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论幻觉》(Illusions)作为替代。作为《论命运》的衬托，《论幻觉》并没有把命运融化成思想，而是揭示出一切物质一开始均为幻觉。“生命犹如笑气一样甜蜜。”这篇文章发表在杂志上时，结尾用的是一则波斯箴言：“做傻瓜也得做美德的傻瓜，而非邪恶的傻瓜”，因为愚蠢是不可避免的。爱默生给该书加了一段东方寓言，重新回到他所特别关心的主题——在上帝面前灵魂是暴露无遗的。年轻的凡人走进神殿，在那里他看到众神在向他招呼，但他立刻又被“幻觉的雪暴”所分心。他感到迷惑、感到苦恼。可是不一会儿，云开雾散，“在他周围众神依然端坐在神位上，——他们依然和他单独在一起。”

《英国人的特性》(1856)是爱默生根据他两次英国之行——第一次是在1833年，第二次在1847年到1848年——写成的。读到这本书时，我们进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由感官支配的世界。该书深刻却又带着赞赏的口吻描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外表看，它与爱默生的国家和民族迥然不同，以至于有时难以相信它们之间会有附属关系。不过，这两个国家也因为很多的相同之处而成为一体，这使爱默生暗自为对方令他相形见绌的伟大感到高兴——因为英国今天这般，美国有朝一日也会如此。

《英国人的特性》的开篇记述了爱默生在欧洲的游历。当时，他是一位刚担任牧师职位的乡气十足的年轻人，天真地期望在旧世界中找到那些令他狂喜不已的书中天才的具体体现。他受到每一个人的礼遇，但却失望地发现他见到的都是普通的人们，而非想象中的巨人：兰多热情却平庸；柯勒律治年迈多病，对唯一理教大加责难；华兹华斯因“固守真理”而值得尊敬，但却局限在“自己思想的禁锢之中”。唯有在克雷根帕托克跟他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而且开怀大笑的卡莱尔，才是他要寻找的理想中的人物。

到1847年，爱默生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专注精神、看不见其他任何事物的超越世俗的年轻牧师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第一眼观察显示了他全新而且敏锐地关注细节的能力。“在一片灰色的天空下，田野经过耕耙、平整，看上去好像是用笔而不是犁修饰过一样。”生活的精细和人为的创造使他着迷；在他的描写中，“人为的”这个词不断出现。英国人征服和修整了这些地处寒冷的北方海洋、指望不大的岛屿，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民族具有特殊的活力或者是不是这恶劣的气候和冥顽不育的土地迫使生活在这些岛屿上的野蛮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变得恭顺、文明，“荒芜的山地砂石和狂暴的气候把每一个冒险者都变成了劳动者。”无论历史如何演变，种族和环境的相互作用造就了这样一个民族：壮实如牛、红润健康、英勇无畏、热爱真理、固执己见、平凡无奇、热衷推理、坚守自由但更坚守财产、淡于交际、在私人生活中充满情感、容忍离奇的行为却不容忍离奇的思想。在这批胸怀宽阔、充满自信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那些谨慎、单薄、恭顺的美国兄弟之间，差异之大以至于整本书中都暗含着幽默，尽管爱默生并没有经常明确地比较两者。

对于一生都在反对顺从大流的人来说，英国简直是个天堂。“人们要求你有自己的见解。”爱默生评论道，并且补充说：“人人各行其是，并不参照旁人，仅仅依照自己的便利，犹如在威斯康星的孤独的开拓者。”甚至连英国式的懒散迟钝也受到了褒扬。“一个可取的愚蠢遮掩并且保护了他们的感知，就像老鹰眼睛的眼睑一样。”

当然，这些美德的代价是顽固不化的缺陷和弱点。英国人被冷漠局限在自己的阳伞之下。他们的大学死气沉沉；教会成了玩偶，教会的福音宣扬的是“汝将凭趣味得以拯救”。1848年的英国教会并不是迫害人的教会，也不是给人信仰的教会。它“不是审问人的宗教法庭，甚至连问都不问”。激发17世纪的神学家、建筑师和神圣诗人的那种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唯有对财富的膜拜。虽然英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爱默生怀疑它已经到达了巅峰。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从长远讲，美国将以其无穷的自然资源赢得竞争；有朝一日，英国将为它的后嗣的强大而感到自豪。

在巨石阵周围，丛生着金凤花、春白菊、荨麻和野生百里香。这地方是诞生不列颠民族的历史和宗教机构的“原始的卵”。同卡莱尔一道漫步其间，爱默生想到了他即将回归的大陆。“在那片尚未开垦的恢宏的大陆上，在高高的阿勒格尼牧场上，在海阔天空的平原上，伟大的母亲依然沉睡、低吟、躲躲藏藏，很久以前她便被赶出了修剪一新、过分修饰的英国的花园。”

1856年，当这段话被公诸于世时，他的最主要的信徒已经实践了近五年的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把这片荒芜的“尚未开垦的大陆”作为创作的主题之一。在梭罗的崇拜者看来，爱默生没有承认梭罗这些年来的成就，这似乎是难以原谅的；而且他吹捧埃勒利·钱宁的诗歌而忽视《瓦尔登湖》的做法肯定也很难得到宽恕，即使考虑到爱默生从英国回来之后，两人的关系已出现了深深的裂痕。

当然，由于梭罗本人的原因，自己劳动的重要性也难为世人所估量，因为在这十年中他所从事的主要作品——巨著《日记》(Journal)——直到他去世还不为世人所知，而且另外两部作品——《在加拿大的新英格兰人》和《科德角》——作为系列连载尚未在杂志上全部刊出，就被梭罗撤回，以抗议编辑篡改他的文字。至于《瓦尔登湖》，书中许多地方激烈地抨击了爱默生所选择的生活(关于这一点，两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私下的交谈和文章中一直争论不休)，因此，爱默生对该书的文学价值保持缄默也许根本不足为怪。

每周一篇布道词以及后来养家糊口的经济压力为爱默生训练出了一种持续终身的文学创作节奏。首先是每天必写的日记、思考和写作；然后从日记中挑选出段落组成巡回演讲的讲稿；最后把这些讲稿修订成书，与书商谈判，然后出版。爱默生并不特别精明，在他女儿回忆母亲的书中，看得出家里的经济有时候是何等的捉襟见肘。可是，他坚持不懈地写作，艰难地维持着全家的生计，尽管他经常抱怨枯燥乏味，但家庭的需求使他不能搁笔。

梭罗一开始更难以找到一种有规律的创作节奏。他把自己的第一本手稿再三修改，然后(按照爱默生的意见)完全自费冒险出版。这一做法使出版商不会积极地去宣传或销售，因为出版成本已经收回了。1850年，梭罗面临着这样的事实：他的第一本书没有读者，而且他还负了一身的债务，直到1853年才偿清；他为了挣钱被迫去干丈量土地的事，去干零活，去自家的铅笔厂干活；在文学界他一无地位、二无声誉，仅仅是爱默生的模仿者和演讲厅里的替补演讲者。不过，面对所有这些失败，他的反应不是放弃他的文学使命，而是以重新勃发的热情弘扬这一使命。

在梭罗的文学生涯中，最先经历变化的是他(也许是依照爱默生的建议)开始于1837年的日记。研究日记的学生注意到了梭罗的日记写作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一开始，他的日记贮存的是他从其他地方抄写来的段落；后来越来越像爱默生的日记，带着个人的沉思和或多或少的诚恳的口吻，这种口气有时候也用在出版的书中。但是，在1850年5月，梭罗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写日记，到第二年6月，他已养成了写作的习惯，直到去世前6个月才终止。他把在每天散步时的思绪整理成字字珠玑的日记，反复不断地尝试把自然表象转化成既有鲜明的形象又如数学般精确的语言的技艺。这些段落有的出现在梭罗这十年所写的书籍和讲稿中。不过，这些日记数量之大(共200万字左右，大多数写于梭罗生命的最后十年)，表明它们的意义远不止是可以立刻上市的材料。

许多原因促使梭罗开始实验他的这种新的日记形式：其一，他读了华兹华斯新近出版的《序曲》。这首长诗以英诗中少见的精确笔触记录了思想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其二，他需要找到一项文学题材能使他不断地锤炼他的表达技艺；其三，他需要详述自己似乎不断消失的体验；其四，他甚至还需要在美国越来越肮脏的政治中找到某种明智和健康的源泉。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到1851年，梭罗已经具备了条件，创作像《序曲》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自己专为某种文学创作做好了准备，但还不知写什么才好。”(1851年9月7日)梭罗逐渐意识到，日记或许可以以本来的形式出版，他不必为了编撰文章而四处搜刮材料。他在1852年早期写道：“我还不知道这样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思想也能出版，而且比把相关的思想拼凑成不同文章更加有效。如今，它们更接近生活，而且读者也觉得并非生硬、牵强。”(1852年1月27日)到1852年的7月，他已经把日记定义为“一本将记录你的一切欢乐——你的狂喜的书”。(1852年7月13日)

在梭罗的日记中，自然界及其四季的变化成了他自始至终观察、追踪和记录的对象。爱默生试图通过解释自然现象来揭示匿于其中的人性的意义。与他不同的是，梭罗并不探究自然界中的人性的意义。事实上，除了观察和描写那种不属于他自己的美和秩序外，他尽可能地抹去自我。这个愿望并没有妨碍他去接近更具人性的其他事物。梭罗依然热切地想在自己的时空中找到读者，依然急于看到自己的作品付印成书。但是，(正如他在《瓦尔登湖》中所自嘲的那样)，对他来说，这“发行量并不太大的日记”成了他力量和信心的秘密源泉，它使所有的写作变得轻松自如。这日记既是持续不断的练笔，又是一种爱的举动、一种权威的来源，还是一种为流芳后世所做出的秘密的努力。

对梭罗来说，这个十年的前半时期是他的创作高峰期。除了日记和废奴讲稿外，他的作品还包括讲稿《漫步，或荒野》(Walking， or the Wild)和《缺少原则的生活》(Life without Principle)、《科德角》的四个章节、《在加拿大的新英格兰人》的全五章、《缅因森林》最长的一章以及《瓦尔登湖》手稿的第四、第五、第六和最末一章。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只有《瓦尔登湖》是在他有生之年全文出版的。(我们所熟悉的著作《缅因森林》、《在加拿大的新英格兰人》和《科德角》都是在梭罗去世后才发表的。)梭罗很乐意接受贺拉斯·格利雷的帮助，把他的作品发表在刊物上，这表明梭罗并没有要隐姓埋名的想法。不过，当他的文章可能被篡改时，他执意要将其收回，这表明他不愿让编辑来决定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在加拿大的新英格兰人》是梭罗可以出版的第一部游记。该书以1850年秋他和埃勒利·钱宁在游历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经历为基础写成，描述了他们从佛蒙特乘火车到加拿大，然后从蒙特利尔乘船到魁北克后又返回的历程。这次旅行买的是有效期只有十天的特殊旅游票，因此梭罗对加拿大法语区的了解简略得滑稽可笑。另外，他那刚刚入门的法语水平几乎使他无法听懂大多数居民的谈话，更不用说深入探究他们的思想了。可是，加拿大法语区的封建社会(表面上属于大英帝国，实际上是天主教农业社会)与他刚刚离开的美国式的民主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这促使他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思考。圣劳伦斯河的河谷以其蔚为奇观的壮美使他啧啧赞叹(尤其是从可以鸟瞰魁北克城的城堡上眺望)，一想到那边不远的疆土仍无任何欧洲人居住，他便感到心中荡起一阵“无法抗拒的波涛”。

过河抵达蒙特利尔后，梭罗游览的第一个景点是北美最大的教堂——圣母教堂(有1万个座位)。那昏暗、孤寂、巨大的空间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它仿佛是“城市当中的一个硕大的洞穴”，里面的圣坛和蜡烛宛如钟乳石一般纯洁剔透。假如可以把教士排除在宗教之外，梭罗承认他也许会“在星期一”走进这样的教堂——不过幸运的是，他不必如此，因为康科德的树林可以作为一座“更加辉煌、更加神圣的”教堂。

离开圣母教堂，梭罗来到马尔斯大街。他在那里看到了英国士兵的操练，整齐的队伍仿佛“一条巨大的百脚虫”，强烈地吸引着他，同时又使他感到沮丧，因为这样的协调合作只能服务于“一个并不完美、专横残暴的政府”。假如自由人能够携起手来，一心一意，他们的和谐一致本身便是“当今政府无法实现的真正目的和成功”。

不过，最终使梭罗感到激动的不是蒙特利尔的任何景观，而是岛上的一个叫“颤杨岬”的地方。这地方之所以叫此地名，是因为这里曾经生长过颤杨。

这个名称蕴涵了世上所有的诗情画意。……我所祈求的无非是一个美好的名称。对我来说，一个事物的名称也许比事物本身更重要。人们认识了微不足道的自然事物，并且把自己的生命同它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无比美好的事情。整个世界都在重复着这样一个朦胧的事实：这里曾经生长过颤杨，接下来的推论便是，人们曾到此地来观赏过它们。

当梭罗离开蒙特利尔到达魁北克时，他对法语名称甚至法语的语音语调中所包含的诗意更加着迷。每一个村庄都以圣徒的名字命名，这使他“陶醉在诗一般的感受之中”，使他梦想到法国的普罗旺斯和行吟诗人。他渴望要是英语中能多“几个流音和元音”，它的使用者也许会“立刻找到他们的理想”。我们的“草原”一词应感谢法国的探险者，并且“他们的rivière(河流)比我们的river(河流)更加迤逦曲折、婉转悠扬”。

美丽的劳伦斯河和它那些瀑布叠出的支流，还有被晚秋的鲜花簇拥的魁北克城和它那钢铁一般耀眼的天空，都令梭罗赞叹不已。从加拿大的历史中，他读到法国人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如何尊重他们的主权，视其为邻居和盟友，而不像傲慢无理的英国人。可是，法裔加拿大人目前的贫困以及他们所遭受的教会和英国军队的双重压迫，使梭罗怀念自己的国家。在那里，“对一个不理解你的政府来说，撒手不管你是它最理所当然的责任。”

英国政府派兵把守一个和平国家里的一堵墙，而且因为天冷，每一小时(甚至间隔更短)就换一次岗。在梭罗看来，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代表了各地军队的愚行。“一堵墙真是件麻烦的事!我原以为墙是用来保卫人的，而不是人去保卫它。当然，如果没有墙，那就无须任何哨兵。”最让人羡慕的是那个哨兵养的猫，他看见它从墙上的洞眼走过，“优雅地摆着尾巴，仿佛它的道路是欢快之路，充满和平和宁静”。在途经佛蒙特的返程路上，他看到一座平常的白色农舍，其兴旺和富足充分证实了这个国家的健康。(至少对“幸运的白人”而言)，这个国家所给予的最大的恩赐是它既不支持也不保护他们。

在梭罗描写加拿大之行的手稿中，有几个章节成了他1851年和1852年用于演说的讲稿；1852年，他把这些章节寄给贺拉斯·格利雷，后者问他是否用这“荒音野趣”来换取稿费。格利雷试投的多数刊物均以文章太长为由回绝了，不过，梭罗却成功地让自己的一位老友乔治·威廉·科蒂斯(曾在布鲁克农场寄宿的一位英俊的学生)接受了这篇文章，准备发表在新编刊物《普特南杂志》(Putnams Magazine)上。1853年1月，以《远行加拿大》(An Excursion to Canada)为题的章节用不具名的形式被刊登在杂志上。但是，当文章发表到第三期(也就是3月)时，梭罗发现科蒂斯不与他商量就随意修改他的“异端邪说”，于是，他中断了出版，收回了手稿。(尽管如此，科蒂斯仍然把三篇文章的稿费共75美元支付给他。)1866年，全书五章以《在加拿大的新英格兰人》为题连同梭罗鼓吹废奴和改革的文章一起公开出版了。

科蒂斯为《普特南杂志》所接受的另一本稿件在发表了几期之后，同样也被中途停了下来，不过，这一次停刊的决定似乎是科蒂斯自己做出的。在梭罗寄出1852年所写的有关加拿大之行的稿子时，他同时还寄出了根据1849年至1850年科德角半岛之行而写的一些讲稿。虽然在1853年，他从《普特南杂志》抽回了这两本稿件，但他仍然同科蒂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在1855年4月，他们又商量出版描写科德角半岛之行的稿件。文章在1855年6月的那一期里第一次刊出。但到了8月，科蒂斯感到厌倦了，因为他和梭罗就有争议的段落如何措辞争吵不休，尤其因为文章似乎引起了科德角半岛当地人的愤慨。梭罗要求退回他的稿件，在他病倒之前，他一直抽空进行修改，但再也没有试图发表它。直到1865年，《科德角》才最后面世。

在《科德角》的首页，梭罗告诉我们他去了三趟科德角半岛。但书中的叙述更多的是依照他(在1849年)最早的那次游历。当时，他和埃勒利·钱宁沿着科德角半岛铁路一直到了尽头，抵达半岛顶端的桑威奇镇。从那里出发，他们先乘坐驿车，然后步行，沿着“马萨诸塞州荒芜、弯曲的海湾”，来到半岛尽头的普罗文斯敦。这座半岛是由沙滩、晒干了的鳕鱼和矮小的植物组成的奇妙的世界，这里的苹果树看似花盆里的草木，矮小得可以一跃而过，仿佛这些都是来自有关小矮人或侏儒的神话。在梭罗的书中，半岛上的许多居民个个都稀奇古怪，比如瑙塞特族(Nauset)女人，铁一般的嘴巴看上去好像能把木板钉咬成两半，或是威尔弗里特(Wellfleet)采牡蛎的老者——他脾气很坏，抱怨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不中用的东西”，可他那些一直追溯到邦克山战斗的往事却让两个旅行者听得入迷。在他16岁那年，那场战斗的大炮轰鸣声曾经从海湾那边传来。他们和他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老人邀请他们吃了一顿科德角人的早餐：鳗鱼、酪乳饼、冷面包、炸面圈和茶。

半岛上居民的房屋和花园同样很奇特。八角形的风车固定在大车轮子上，可以转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风向，许多大桶盛着海水，晒干后制成盐：菜园里，蔬菜在沙土里茂密地生长，丰收的人们不仅用量玉米的蒲式耳来收获粮食，而且还用大桶来装螃蟹，后院挂满晒干了的鳕鱼。海沙无处不在，疯狂地在万物的表面留下密密麻麻的斑点，一位牧师说要是他想看清屋外的景象，就不得不每周换一次窗玻璃。就连那些在沙滩上遍地生长的草的名字——Psamma Arenaria——也是用希腊文中的“沙”与拉丁文中的“沙的”形容词组合而成的，成了“沙中之沙”。

虽然这里没有梭罗在康科德所喜爱、在加拿大所观赏到的树林和溪流，但岬角的这片沙滩上仍有一片片令人惊讶的美景：橡树灌木、宾州杨梅、海滨李和野蔷薇中长满了欧洲忍冬。“蔷薇花盛开之时，沙滩上这片片草丛盛开出五彩缤纷的花朵，空气中飘溢着宾州杨梅的芳香，任何一座意大利或其他人工培育的玫瑰园都无法与之比拟。那简直就是一个极乐世界，是沙漠绿洲的具体体现。”就在普罗文斯敦城外，他们看到一片灌木丛，这里秋天的色彩如此鲜艳夺目，俨然一块块铺在白色沙滩上的绚丽的花毯。

当然，在科德角半岛，美丽与恐怖的真正源泉是大海本身。在尚未来到半岛之前，他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凶猛残暴。当听到发生在科哈塞特的可怕的沉船事件之后，他们决定取道经那地方去半岛。抵达科哈塞特时，他们看见那艘名叫“圣约翰号”、满载爱尔兰移民的双桅横帆船被风暴野蛮地撞沉在礁石上。那场暴风雨掀起的波涛依然凶猛地冲击着海岸。145人死于这场海难，尸体摆在沙滩上，以便让人认领后收殓进棺材。当有人揭开一具尸体的裹尸布时，梭罗看见一个女孩“乌青、浮肿、血肉模糊的尸体”上全是无血的伤口，那双失去光彩的眼睛呆滞地瞪着。在第一章“海难”的结尾，梭罗发现人类并非是大海淫威唯一的牺牲品。他看到好大一片水泊被矮矮的一段沙滩隔开，有人告诉他一场暴风雨把海水掀进湖里，鱼也跟着游了进来。可如今，渐渐干涸的湖水把鱼困在湖里，成批成批地死去。

大海掀沉船只，掀倒灯塔，侵蚀科德角的海滩。它使行走在半岛沙滩上的粗心的人们陷入困境，被海水淹死；它用自己的退浪把最强壮的游泳者拖进大海，喂给鲨鱼。在第九章“大海与沙漠”中，梭罗把海滩——“这个荒蛮、腥臭、根本不讨人喜欢的地方”——看做是一个巨大的停尸场，人和动物的尸体在那里腐烂发臭，汹涌的潮水把新鲜的泥沙塞进一具具尸体的下面。“这就是赤裸裸的自然——残酷而真切，不通人情，一点一点地蚕食着悬崖峻峭的海岸。那里浪花飞溅，海鸥在空中盘旋。”

不过，大海也拥有无法形容的美丽和仁厚，在阳光下，海水闪闪发光，波涛轻轻地摇荡着柔软的水母，滋养着奇形怪状的海草——有昆布、海藻、围裙昆布、鞋底草、带木——“这些都是海神尼普顿(Neptune)或变幻无常的普罗透斯(Proteus)为装点自己的战车而创造出的饰物。”的确，当梭罗站在半岛东面海岸的悬崖上第一次看到大西洋，然后当他走下海滩时，波涛“像尼普顿的千军万马冲向海岸，白色的马鬃在背后飘扬”。

他凝望着从海面上升起的曙光，仿佛那光来自大海的怀抱。在半岛的另一边，他看到日落海湾的景色，这使他想起了荷马：“太阳明亮的火炬沉入汪洋。”《科德角》引用了许多希腊名句，这不仅是因为风暴和日出自然使梭罗想起荷马，而且还因为希腊词汇易于表现像“万顷波涛轰鸣、撞击”这一类的事物。大海依然是疯狂的、野性十足，因此充满了活力。在一个寒冷的晴天，大西洋的波涛撞击着高高的海岸。从这个景象，梭罗看到了一种原始的力量，它威胁着停泊在普罗文斯敦的纵帆船，就像它曾经威胁过希腊英雄奥德赛(Odysseus)和埃涅阿斯(Aeneas)的船队一样。在美国的这片海岸边，从捕鲭渔民和灯塔看守人每天自然流露出的勇气中，梭罗发现了古代人的品质。

梭罗认为，在美洲大陆荒蛮的大地上，英雄时代依然存在。这一观点给了他启发，写出了自19世纪50年代早期以来他所创作的最欢快的游记——《漫步，或荒野》。在这篇梭罗去世后以《漫步》(Walking)为题发表的讲稿中，他描述了自己(在纵观密西西比河全景时)所产生的顿悟，“这本身就是英雄的时代，尽管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古代的野性和活力并没有消失；午后的漫步将把梭罗带进孤寂的树林和原始的沼泽地。“我走进一片沼泽，像是走进一块圣地，一座神圣的殿堂。”

并非每一位漫步者都能踏上返璞归真的旅途。那些为了锻炼身体而散步半小时的职员和商店老板，那些带着自己的忧思走进树林的心事重重的思想家，都不是真正的漫步者，都不曾知道接触了这荒野的自然将产生何等的“快乐”。“假如你想锻炼，那就去寻找生活的源泉。”假如你想加入声誉卓著的古代信步者的行列，那就得舍弃父母之情、手足之情和妻儿之情。“我们应当踏上最短的征程，或者带着不朽的冒险精神，不再返回——准备着把我们浸泡在香料中的那颗心作为仅有的遗物带回我们荒芜的国度”，因为“每一次散步都是一次远征，我们心目中的那位彼得隐士在鼓励着我们勇往直前，从异教徒的手中夺回这块圣地”。

梭罗说，他每天至少要用四个小时散步，寻找那些鲜有人迹的地方。“外界越是枯燥乏味，我的精神绝对越加高涨。”沼泽令他陶醉，要是让他在上等的花园和迪斯默尔沼泽之间做出选择，他始终会选择后者。对于书和人，他看中的也同样是那种生意盎然和无拘无束的活力。“文学中，只有野性和疏狂才能吸引我们。枯燥无非是循规蹈矩的又一代名词。”我们喜爱圣经和神话中那些“尚未教化的、倜傥不羁的思想”，正如对于正人君子和情人，我们偏好的是他们的“可怕野性”，而不是温文尔雅的修养。正如耕种土地会耗尽土地的肥力一样，这种修养也将导致相同的结果。新英格兰人不是在抱怨树林里的鸽子一年比一年少吗？“因此，对于每一位正在成长的人来说，他们的思想似乎也是一年少于一年，因为我们头脑中的那片树林荒芜了，——树木被卖去作为全无必要的欲望的燃料，或送去木材厂，——几乎没有留下一根枝条供思想栖息。”

雄鸡的鸣叫提醒我们去改善现时、赞美现时。“哪里有它，哪里就不会有《追捕逃亡奴隶法》。”如果说雄鸡的啼叫提醒我们，自从最后一次听到主的教诲之后，我们不知背叛了他多少次，那么，雄鸡毫无哀伤的叫声在我们的心中唤起了一股“清晨真诚的喜悦”，使我们想起大自然所具有的纯真。在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地平线上的太阳冲破云层，将一抹纯洁、明亮的阳光涂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使这地方看起来仿佛就是极乐世界，“我们背后的阳光好像是一位温柔的牧人，傍晚时分把我们赶着回家。”《漫步》是梭罗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修改并寄给詹姆斯·菲尔兹的四篇文章之一。作为《大西洋月刊》的编辑，菲力·兹曾向他约过稿。《漫步》于1862年出版。

但是，梭罗这些年的主要工作是修改和出版描写他在瓦尔登湖畔生活的那本长篇大作。早在1847年9月离开湖边小屋之前，他也许就已经完成了该书的头一稿。这本取名为《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梭罗后来删掉了副标题)的著作自第一稿完成以来，经历了七次修改，篇幅增加了一倍，结构和语气也作了根本的改变。该书于1854年8月9日由波士顿的蒂克纳与菲尔兹出版社出版。由于每次修改梭罗使用的是不同的纸张，因此，从梭罗留下的那堆1200多页的手稿中，现代学者几乎能够找出最早一稿的全部手稿，追溯这本著作的产生过程和变化。

《瓦尔登湖》的创作过程几乎和这部作品本身一样引人注目。在超验主义者当中，很少有人喜欢修改自己的文稿：他们喜爱的形式——日记、讲稿、杂文和布道——强调自发，原谅草率。就连爱默生的讲稿，尽管很多都根据日记作了润饰和更改，但通常都是很快定型，然后至此为止，即使他要等到几年以后才正式发表也是这样。在超验主义者所写的文学著作当中，没有哪一部作品经历过梭罗对自己的原始手稿所做的那种大段大段的删除、调整、扩展和重组。

《瓦尔登湖》的第一稿似乎是梭罗为回答康科德居民的问题而写的。他们感到好奇，想知道他为什么住在湖边，是如何独自一人生活的。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大约是在那里住下的第二个冬天，1846年的岁末。那时，他写的稿子许多地方很像玛丽安娜·德怀特在布鲁克农场写就的书信或约翰·科德曼撰写的回忆录：抒情诗一般充满着惊奇和发现，充满着喜悦之情。在最后出版的《瓦尔登湖》中，有许多讥讽的段落在这个时候早已写成了，比如，他把康科德的普通居民比做那些“用千奇百怪的方式”悔过的新英格兰的上层人士；他还提出最悲惨的奴隶是那些奴役自己的人。但是，(正如布鲁克农场的那些用怜悯的眼光看待外界文明人的农夫们一样，)梭罗似乎更乐于去改变而非指责他们，而且他还留意把自己也包括在他所哀叹的瑕疵和恶习之中。在责备康科德居民读书草率时，他同时也提到自己把柏拉图的《对话录》摆在书架上，不去读它，而且他还强调了这一点：“这里描写的是我自己的情况。”在1848年完成的第二稿的标题页上，梭罗把这一章称做“致我的镇民”，这里似乎既表达了责备，又包含着喜爱。

甚至在他离开瓦尔登湖畔的小屋之前，梭罗就已经着手就自己在那里的生活发表讲演了，并且早在1849年他就开始商量《瓦尔登湖》的出版事宜，尽管当时这本书还只是一篇没分章节的很长的文章。蒂克纳出版社(后来的蒂克纳与菲尔兹出版社)表示愿意投资出版《瓦尔登湖》，但拒绝了梭罗的第一本书《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虽然他热切地希望出版东西，但他还是拒绝先出版他写的第二本书。

《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的失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债务使梭罗感到心灰意冷。与此同时，其他挫折也在考验他的信念。他与爱默生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他不得不像从前那样干丈量土地这类工作来维持生计，这工作总使他隐隐约约感到丢脸。那些为了利益而甘愿牺牲原则的土地拥有者要求梭罗在丈量他们的地产时给他们尽量多的土地，从国家政治这个高度，这导致了《1850年妥协法案》和西姆斯、彭斯事件这类丑恶的社会现实。

这些年里也有希望的迹象。梭罗决心把日记作为自己主要的文学创作形式，这意味着他既可以培养严谨的行文风格，又具有取之不尽的新鲜材料。他在加拿大和科德角的旅行向他展示了需要用他全部表现能力才能表达的完全不同的文化、行为和风景；他在康科德附近的远足向他表明，只需一个下午的步行，他便能投身于荒野的怀抱。

1852年，当梭罗再次全力以赴投入《瓦尔登湖》手稿的修改时，他有了新的信心和紧迫感。格利雷把他手稿的两部分介绍给了《萨廷杂志》(Sartain's Magazine)。这份杂志于1852年7月发表了这两篇文章(不过，按照梭罗一贯的运气，这个刊物还没来得及支付他的稿酬就倒闭了)。到1853年，梭罗着手尝试一种新的组织文章的方法。他把手稿分成若干个章节，补充了“冬季”一章中的材料，完成了在最初的手稿里所表达的以一年四季为线索的设想。又经过了几次修改，梭罗把手稿最后抄写了一遍，交给如今名叫“蒂克纳与菲力兹出版社”的詹姆斯·菲尔兹。1854年3月16日，梭罗同他签订了合同。1854年3月底，梭罗已经开始修改首批校样稿的一部分。他大约在5月份就完成了校对，就在同一个月里，逃亡奴隶安东尼·彭斯被抓获并且送回奴隶庄园。对于这一事件，梭罗在日记中写下了许多义愤填膺的段落，这些段落成了他在7月4日发表的演讲《马萨诸塞州的蓄奴制度》的核心。《瓦尔登湖》是在一个多月以后，也就是8月9日出版的。

梭罗最后修改《瓦尔登湖》校样稿的时候，还穿插了自《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到约翰·布朗的讲演这期间他所作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演说，这是很有意义的。尽管彭斯事件发生较晚，没能影响《瓦尔登湖》，但容忍引渡彭斯的态度在这个文化的氛围中早见端倪。因此，追溯个人愚行与社会堕落之间的关系便成了《瓦尔登湖》的主旨之一，也是该书屡屡表露的愤慨的根源。当然，这样的愤怒情绪并没有使梭罗忘掉生活在瓦尔登湖边的那种单纯的幸福感和从19世纪50年代的日记中获得的准确观察自然的美感。相反，这种情绪敦促我们朝着我们应该去的方向前进，给我们指出我们因愚昧而抛弃的福地，提醒我们只需提出请求我们仍能获得天堂，而且还对它所描述的世界提出质问：大自然为什么要作为良药去疗治患病的大脑？如果我们只是渴求现实，那么我们渴求的现实又是什么？

《瓦尔登湖》的开篇一章“论经济”(Economy)开宗明义，说明该书将满足梭罗的邻居们对他的湖畔生活所抱的好奇心。但是，在没有谈及自己的生活之前，梭罗请求邻居们思考一下他们的境况——在追求被他们愚蠢地视做“必需品”的生活中无休无止痛苦地折磨自己。他们在一个错误中劳作，这个错误的代价是高昂的。“民众在无言的绝望中生活。”

概观而论，真正的“生活必需品”为数不多，而且低廉易得：食物、住处、衣物和燃料。最简单的食物，廉价但结实的衣服，用不到30美元(大学里一年的房租还不到)就能建成的小屋，从别人阁楼里成堆的东西中找到的几件家具，一年六周的劳动——梭罗认为成功的生活就是精力充沛地去劳动锻炼，在悠闲中进行沉思，与大自然保持接触。梭罗既不同于有些“圣人”，他们的“圣歌荡漾着悦耳的音乐，却在诅咒上帝，并且永远得忍受他”，也不同于那些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被奴役的悲惨的农夫们，他的目标是抛开沮丧，尽情享受生活。

在第二章“我在哪里生活，为什么而生活”(Where l lived， and What I Lived For)中，梭罗转向了外界，转向了瓦尔登湖。夜晚，湖水渐渐卸去包裹着它的那层薄雾，变成了一座荡漾着光彩和倒影的“人间天堂”。在这样的环境里，每日清晨都是一次“欢快的邀请”，请求他让自己的生活像大自然一样简朴、清纯。这种回归自然的请求还有它英勇豪迈的一面。在一个中心段落里，梭罗明确了自己为何要去瓦尔登湖的理由。“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我想要怀着目的去生活，我想明确生活最基本的事实，我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学到自然的教诲，是否在我生命终结的时候发现我的生活并非徒劳无获。”有目的的生活，唯一关键的圣诫是“简朴、再简朴”。与其一日三餐，不如只吃一餐；与其给桌上的装饰物掸灰，不如把它们统统扔出窗外。

不过，简朴的人并不一定就得在贫困中生活。只要他愿意去阅读，古典文学不乏丰富的内容，世界的经典充满着智慧。在“阅读”(Reading)一章中，梭罗讥讽了那些浪漫作品的读者和图书出租店的老板，他们读书是为了逃避而非寻求启迪。他们的整个人生都禁锢在幼稚的母语中，他们从不去接受祖先语言即古代的古典语言的严格训练。与爱默生不同，梭罗更倾向书写的语言，而非口述的语言，更喜好拉丁语和希腊语，而非本族语。不过，他仍然珍爱家乡的演讲大厅，希望看到它像旧世界的贵族曾经所做的那样，成为学识和艺术的庇护所。“集体行为所遵守的是我们社会的精神。”他提醒自己的同胞们他们是如何的富有。“新英格兰有能力把全世界所有的智者雇来担当它的教师。”

在古典语言的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语言，“它让世间万物不加任何修饰地表达自己，唯有它才是最丰富、最标准的。”在“天籁”(Sounds)一章中，梭罗尽他所能把这一语言林林总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有野鸽子的鸣叫、火车头的汽笛声、老鹰的尖叫、远处传来的星期日的嗡嗡钟声、牛群的哞哞声、猫头鹰发出的黏糊糊的咯咯声和牛蛙浸泡在水里的哇哇声，听起来活像喝醉了的市政议员在昏暗的冥河上唱起的断断续续的歌声。

以这种方式在大自然中生活使人的整个身心变成了“一种感觉”，梭罗尽情地领受着快乐。在下一章“孤独”(Solitude)中，梭罗以傲岸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回答了人家的问题，他们怀疑他何以能独自一人生活，尤其是在雨夜和雪夜中。“我为何应当感到孤独？我们的星球不是就在繁星浩瀚的银河中吗？”而且，分离我们的难道真的是空间？“我发现腿再勤快也不能让两人的头脑更加接近。”然而，在“走访”(Visitors)一章中，梭罗说他和大多数人一样，也喜欢社交，他接待来客的地方要么是自己的小屋，要么是那些清新典雅的后院房间——他小屋背后的那片松树林。主要的来客中有一位是法裔加拿大伐木工人，这个自然之子的谦逊和满足似乎是大自然的赐予，他那些新颖的、闪光的思想因为很少得以表达而更显珍贵。除了那些无可救药的病人和讨厌之徒外，不论是男孩、女孩——来树林采集果子的孩子们，不论是周日清晨身穿干净衬衫的散步者，还是偶尔出现的逃亡奴隶，都会在这里受到欢迎，都会感到他们的造访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很快结束。

客人们走后，梭罗又回到自己的劳动中——写他的著作，锄他的豆苗。这两件事情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豆地”(The BeanField)一章中，他描述了让这片黄土地以产豆而非长草的形式表现自己的“赫尔克里斯式的小小伟绩”，“让大地长豆而非长草”。他光着脚丫在一排排7英里长的豆苗行里来回走着，“用枯死的野草填满土沟”，他所从事的这项活动既豪迈崇高，又富有哲学思辨：“我决心去认识豆子。”不过，这个积极的态度会把人引入歧途。在“豆地”中，梭罗描写的最幸福的时刻并不是把过去的表象挖掘出来成为现实，而是从自我意识中解脱出来，对主观与客观的分离提出质疑。他一边听着自己的锄头碰在石头上发出的叮当响声，听见夜鹰疾飞的声音和尖叫，一边收获着“现成的、无法估量的收成。那收获不再是我种的豆子，也不是种豆子的我。如果我还能记起的话，我带着既同情又自豪的心情想起我那些到城里观赏神剧的熟人们”。

有时候，瓦尔登树林会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教练为墨西哥战争训练新兵的“隐隐约约的叮当声”。这声音是从康科德传来的。每隔几天，梭罗都要去一趟这遥远的文明之地，听听新闻，走访朋友，或买一袋食物。“村庄”(The Village)一章的开头以十分幽默的语气描述了那些饶舌者，这些人使梭罗想起那群坐在自家洞口的草原犬鼠。梭罗承认，自己发现偶尔听些流言蜚语也会像听到树叶沙沙声和蛙鸣声一样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就像在顺势疗法中偶尔用点药物一样，只要用量不多便无妨。夜晚，他为自己创造了一次次历险的经历，从某家的客厅或演讲厅一路摸索着回到坐落在漆黑一片的林中小屋，这使他重新领略到“大自然的恢弘和陌生”。

不过，这个村庄也是他因为拒绝向一个把人当做牲口买卖的国家缴纳赋税而被逮捕的地方。他并不是要和这个国家作对。“我到湖边生活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可是，无论一个人走到哪里，人们总是用他们肮脏的社会机构去烦扰他。”自从被释放之后，他又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他的小屋从不上锁，向所有愿意进去休息的陌生人敞开。假如所有人都这样简朴地生活，抢劫将不复存在，畏惧也没有必要。“除了那些代表政府的人之外，没人来打扰我。”

村庄和它的社会机构代表着肮脏；湖泊代表着率真和纯洁。在“湖泊”(The Ponds)一章中，梭罗描绘了瓦尔登湖——湖水如“水晶般清纯”，肉眼就能看到25或30英尺深的湖底，用平滑浑圆的白色石头垒起的堤坝把“玻璃般绿蓝的”涟漪围在中央，堤坝陡直，直插在湖底的泥沙里。这湖没有明显的进口和出口，湖水很深，清澈得宛如井水，即使在夏日也保持清凉。“它像熔化了的玻璃，刚刚冷却但还没凝固，里面少量的疵点就像玻璃中的瑕点一样真切美丽。”湖面荡起的阵阵涟漪、条条优美的水浪反映了昆虫或鱼类的一举一动，让人整日呆看、无心他顾。坐船来到湖面，人们会看到周围树林和天空更美的景色。瓦尔登湖周围地区和它旁边的湖泊——名字难听的富林特湖，湖水很浅，湖水荡起泥沙；面积很小的鹅湖；康科德河上一块宽阔的名叫费尔黑文的水域；远一点的与瓦尔登湖一样明净的白湖——这些湖泊水域组成了梭罗自己的“湖区”，瓦尔登湖和白湖是这湖区的最主要的明珠，比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科依诺尔钻石更加珍贵，而且更值得庆幸的是，它们“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或许梭罗曾经这样希望过。但是，瓦尔登湖的纯洁不仅被梭罗自己，而且也被“魔鬼般的铁马(指早期的火车头)”“玷污了”，这铁马糟蹋了瓦尔登湖沿岸的树林，给树林留下一座座爱尔兰工人猪圈般的住所。在“贝克农场”(Baker Farm)一章中，梭罗讲述了他有一次造访这类棚屋的感受。这是一个名叫约翰·费尔德的工人的家，他用锄头在旁边的一片草地上挖水凼。梭罗告诉我们，他原想帮助这个倒霉的移民安排生计，但那肮脏的棚屋，那个坐在父亲膝盖上“像老不死的先知西比尔那样满脸皱纹、长着锥形脑袋的婴孩”和那“长着一副油腻的圆脸、袒胸露乳的”费尔德太太，还有那些四处乱跑、啄他鞋帮的小鸡，所有这些都使他无法忍受，使本来应当滑稽幽默的事情变得不再令人愉快。当梭罗坐下来，教那些移民如何省去像肉、茶和奶酪这类奢侈品以节省开支的时候，他听上去好像一本正经，仿佛是在屈尊俯就，而并非是在友善地提供帮助。幸运的是，比起梭罗，费尔德一家似乎更能容忍自己的客人。

接下来的一章“更高法则”(Higher Laws)表明，梭罗对那个爱尔兰移民的厌恶或许部分产生于他内心深处对待身体本身以及他与物质的关系的矛盾态度。虽然在这一章的开头，梭罗声称自己既尊崇一种追求更高精神生活的天性，也尊崇一种趋于“原始、旺盛和粗野生活”的本能，但随着文章的发展，原始主义很快让位于禁欲主义。吃喝成了兽行，令人厌恶；醉酒使民众和民族萎靡不振。“生殖能力”使人变得放荡不洁——除非我们始终保持禁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精力充沛，才能充满灵感”。缺乏贞操，我们就像希腊罗马神话中好色的农牧之神和森林之神，与禽兽为伍，“我们的生活反而成了我们的耻辱”。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梭罗也许受了像西尔维斯特·格拉哈姆(Sylvester Graham)和威廉·阿尔科特(William Alcott)这类“改革者”的著作的影响。这些人曾经倡导过一种严厉的素食主义，警告过性活动的恶果，尤其是对肺痨病人；“更高法则”表现出对东方经典的推崇，但也许它还表明，在超验主义的表层下面露出的是古老的清教的顽石。总之，在这一章里，作者很不自在地一方面接受自然，包括激发它的各种欲望，而另一方面又坚决地否定这些欲望，倡导一种永远与之对抗的精神。

令人欣慰的是，文章从“贝克农场”居高临下和“更高法则”疾言厉色的语气，重又回到下一章“动物邻居”(Brute Neighbors)所表达的对自然的温情。梭罗愉快地让一只野鼠顺着他的衣袖爬下来，吃他手指上的干酪。吃完之后，那野鼠像苍蝇一样用爪子擦洗着自己的脸。年幼的鹑鸡眼睛里流露出“特别成熟却又天真的表情”，他说这既表现了“幼稚的纯真”，又显示了“从经验中提炼出的智慧”。两队蚂蚁，一队红色的小个头和一队黑色的大个头正在厮打着，它们的凶残和一往无前的勇气令人看得入迷。但是，最使人着迷的是那孤独的潜鸟。一天傍晚，当梭罗在湖面上划着船试图靠近它时，它逗趣似的一头扎进深水。梭罗一直在猜它会从哪里冒出来，不料听到潜鸟在他背后发出恶魔般的嘲笑声——仿佛它是唯一一位比他更不甘示弱的讽刺作家。

梭罗是在1845年7月4日住进瓦尔登湖畔小屋的，《瓦尔登湖》一半的篇幅写的时间似乎是夏天和初秋。但读到“温暖的屋子”(HouseWarming)这章时，他再一次提到日历。当时正值10月，日渐下降的气温迫使他用灰泥堵上木板墙上的缝隙，并且修缮好了烟囱。此时的湖面结了一层透明的、黑乎乎的坚冰。他可以四肢舒展地趴在冰面上观赏湖底，仿佛是透过一层玻璃。每天晚上，大群大群的加拿大野鹅从北面飞来，朝墨西哥飞去，“在黑暗中发出笨重而缓慢的声音和翅膀飞舞的嗖嗖声。”梭罗蹲进自己的小屋，研究各种适合做燃料的木头，带着慈祥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那堆木柴。

虽然独自一人身处冬日狂暴的风雪中，不过还有梭罗在“旧时的居民和冬日来访者”(Former lnhabitants and Winter Visitors)一章中唤起的过去康科德镇上居民的身影陪伴他左右——如奴隶卡托·英格拉哈姆(Cato lngraham)，他精心种下的胡桃树在他死后依然活着；还有热情好客的芬达(Fenda)，这个长得又圆又黑的人还会算命；还有卖朗姆酒的混血儿：健谈的爱尔兰上校，他的脸像抹了胭脂似的泛红，永远都洋溢着激动和兴奋，他因在滑铁卢战役打过仗而颇有名气。如今，这些人全都死了，他们的房子陷进土里，长满野草，水井也被石头封住了口。不过，梭罗并不感到孤独，因为来访的诗人(埃勒利·钱宁)会让他的小屋充满笑声，性情恬静的哲学家(布朗森·阿尔科特)会海阔天空地同他漫谈，帮着他搭建“地上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

“冬日里的动物”(Winter Animals)带着爱怜的口吻描写了在极其寒冷的冬日与梭罗相依为伴的那些动物——野兔、鹑鸡、红松鼠、狐狸、贼头贼脑的松鸡和那些山雀，它们发出“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叫声，像草丛中叮当作响的冰柱的声音”。下一章“冬日湖畔”(The Pond in Winter)一开始描写梭罗每天早晨提着斧子和水桶，踩过湖上齐脚深的积雪，来到湖面破冰取水的经历，文章中间还穿插有他对生活在湖里的那只美丽非凡的金色和翠绿色的狗鱼的赞美，然后又记录了他如何在冰面上凿洞，如何用鱼线和石头测量水深，看看这湖是不是像当地人所迷信的那样深不可测。湖水的确相当深，最深处有102英尺，但并不是深不见底。梭罗还在本章中画了一张地图，记录下自己测量的结果。不过，对于自己戳穿的迷信，梭罗还是笔下留情。“对于相信无限空间确实存在的人们来说，有些湖泊被认为是深邃无底的。”

在“冬日湖畔”的结尾，梭罗描写了1月里采冰的场面，上百个爱尔兰人在美国监工的带领下，在冰上挖沟凿洞，取走冰块。他们用这些冰块砌成一座巨大的蓝色堡垒，或像是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接待英灵的瓦尔哈拉殿堂(Valhalla)，最后用干草和木板盖起来。这些巨大的翡翠般的瓦尔登冰块将被运到哪里？这个问题使梭罗带着一种新的目光来审视贸易。也许“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或者马德拉斯和邦巴还有加尔各答的那些大汗淋漓的居民们”将喝到从这些冰块融化而来的水。由于梭罗习惯于把自己的才智融入“印度教经典《福者之歌》(Bhagvat Geeta)所表现的那种天体演化般恢弘的哲学思想中”，因此，在他的想象中，他很乐意把瓦尔登湖的水和恒河的圣水交融在一起，让纯洁最终回归纯洁。

虽说冬天的瓦尔登湖充满了生气，但“春天”(Spring)一章中记录的仍然是对万物复苏的欣喜。首先，湖面上的坚冰爆发出噼啪、轰然的响声，接着像蜂巢一般冒着泡沫，然后(在3月末或4月初的日子里)在暖雨中融化。解冻的沙粒夹杂着在修建铁路时挖出的一条深沟里的泥土，像熔浆一样汇合成条条纵横交错、朝下流去的溪流，形状看上去仿佛树叶藤蔓、肠子、粪便，这景象使梭罗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自己正站在那创造世界的造物主的实验室门前。冰雪消融之后露出的枯萎野草“使人想起一种无可名状的脆弱和娇嫩”。光秃秃的原野上，微微弱弱传来鸟儿银铃般的啭鸣声。河谷和树林沐浴在“一片阳光之中，那光如此纯洁、明亮，都能唤醒沉睡的死者”，那优雅的飞鹰轻盈地往上攀升，轻柔得如微波细浪，接着又带着奇怪的咯咯声俯冲下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就这样，当人们在越长越高的草丛中漫步的时候，时光流入了夏季。”

《瓦尔登湖》的第一稿描写了整整一年的经历，到此就结束了。不过，最后一稿增加了一段“结语”(Conclusion)，梭罗在这里试图想说明的不仅是他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了两年的意义，而且还有在后来七年的生活中这段经历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实践，我至少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充满自信地朝着自己的梦想奋斗，努力去实现他所想象的生活，他定将取得在平常的日子里难以预料的成功。”在瓦尔登湖边的生活教会了他这些，在令人沮丧的、漫长的七年里写作《瓦尔登湖》则教给了他其他真理：“认准目标，抱定决心，你能半夜醒来，心满意足地思考你的作品，——你会毫无羞愧地去唤醒缪斯女神。”难道谁还能限制可能的新生？谁还会说年轻的希望纯属虚妄？“黎明到来之时，那仅仅是一天的开始。太阳仅仅是一颗黎明之星。”

当然，《瓦尔登湖》一书所蕴涵的值得了解的内容是无法概述的。它涌流着智慧、新英格兰人的幽默、渊博的学识、愤怒的谩骂、循循的善诱、缜密的哲理、准确的观察、抒情的赞颂、向往、过于自信的傲慢、令人消气的坦率和事不关己的好奇。梭罗曾经说过，他的最高目标不是认识事物而是感应灵性，而《瓦尔登湖》所表达的正是如何感应灵性。

1854年的春天和夏天，在最后写完《瓦尔登湖》和《马萨诸塞州的蓄奴制度》期间，梭罗感到精神振奋。可7月12日他过了生日后不久，梭罗似乎陷入了一阵烦躁之中，夏天的酷热和干旱使这种感觉更加糟糕。如今他已经37岁了。他辛辛苦苦写了七年的第二本书即将出版，但这使他感到一种失落，感到人生失去了目标。他应当在关键时刻有所进步，可怎样去实现这一愿望？8月末打谷者连枷的声音使他怀疑，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和农夫一样过得明智、有意义。如果说日记一直是他在过去的四年中辛勤耕耘的土地，那么如今他该从中收获段落，加以推敲，并筛选、磨砺成可以上市的成品。“早在8月，演讲者就必须开始他的收获，这样他才能把自己优质的面粉供给他冬天的顾客。”

(早在8月2日，梭罗就从出版商那里收到了《瓦尔登湖》的样本。)他开始考虑冬季的演讲，并且幻想着《瓦尔登湖》的出版也许会给他带来接踵而至的演讲邀请，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爱默生在自己的书籍出版之前，就已经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四处讲演，而他的那些名著更使他涉足的地方越来越广。1850年《代表人物》出版以后，爱默生发现各地的人们都邀请他。同年，他甚至到了肯塔基和密歇根；1851年，他北上纽约、缅因，最后到了蒙特利尔(他在那里深受欢迎)；1852年至1853年间，他开始了一生中路程最远的讲演旅程，南下俄亥俄，一直到了圣路易斯，然后又沿着河流北上来到伊利诺斯州的奥尔顿，从那里乘坐火车到达斯普林菲尔德。在爱默生看来，伊利诺斯州仿佛是一片“巨大的泥塘”，烂泥之深，使车轮陷进去后无法拔出。身体壮实的伊利诺斯人只要感到厌倦就起身离开他的演讲会场，刚开始时，爱默生对此感到非常窘迫。不过，他靠讲演挣了一大笔钱，而且通过接触西部粗犷的活力，他学到了许多东西，这在康科德是几乎不可能的。在去斯普林菲尔德的火车上，一位伊利诺斯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把他邀请到行李车厢，与他们一道分享白兰地、牛舌和苏打饼干。

19世纪50年代早期，爱默生的演讲旅行都是些磨炼意志的壮举，他被迫忍受的旅行和住宿条件是如此的原始，以至于像梭罗这样坚忍不拔的人也视之为令人钦佩的历险。1854年秋，梭罗开始准备一组可以沿途宣讲的讲稿，希望能组合成一个系列，于1854年的12月到1855年的1月往西一边讲演，一边旅游。他演讲的行囊还不怎么饱满，这些年来，他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写作《瓦尔登湖》和游记《在加拿大的新英格兰人》、《科德角》。他有一篇题为《漫步，或荒野》的讲稿，可以一分为二，再用日记中的新的段落把这两部分充实成两篇新的历时一小时的演讲稿。他还有一篇题为《猎麋》(Moosehunting)的稿子，讲述的是他在1853年第二次去缅因州的经历(这篇讲稿最后成了《缅因森林》一书的一部分)。另外，他还有许许多多最近从日记中收集而来的片段，这些段落所涉及的主题在《瓦尔登湖》中基本上没有提到：梦魇、黑暗、月亮。

9月中旬，哈佛的一位名叫马斯顿·沃森(Marston Watson)的老朋友写信邀请梭罗去普利茅斯为一个“民间的集会——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组织——或者几乎就是一个‘缝纫小组’”发表演讲，梭罗答应了，尽管他担心自己会步爱默生的后尘从此开始冬日演讲的生涯。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地喜爱那种默默无闻和清贫的生活，体验一年不同的季节，“仿佛除了体验它们，除了从它们那里接受一切为我所用的营养外，我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他认为，如果公众对他期待过多，“就像现在他们可能做的那样”，那么他那无忧无虑的欢乐将会消失。一开始，《瓦尔登湖》的销售势头很好。当沃森再次写信问他愿不愿意作一两次讲演时，梭罗回答说他决定只讲一次。“那是我本人的一点感受，最多也只敢在一次演讲中向你们谈谈。”

他把1854年10月8日在普利茅斯的这次演讲叫做《月光》(Moonlight)(计划中的系列演讲的前言)，虽然这篇讲稿的段落散见于两篇后来发表的文章当中，可原稿已经不复存在了。梭罗去世后，他的出版商詹姆斯·菲尔兹出版了他的一卷论文和讲稿集，题为《郊游》(Excursions， 1863)。显然，菲尔兹需要材料补充这一卷本最后一章《聚会》(gathering)的部分缺漏；有人(也许是梭罗的妹妹索菲亚，因为她保存着梭罗的手稿)从演讲的手稿中选出了一些篇章，组合成一篇题为“夜晚与月光”(Night and Moonlight)的简短章节，作为《郊游》的最后一章。剩下的一些演讲手稿和在演讲中未曾用过的手抄日记最终落到一个名叫霍顿·米夫林的编辑手里，他只是誊写了一遍，然后以一本题为《月亮》(The Moon， 1927)的小书形式出版。

从这堆杂乱无章的手稿中，要想确定《月光》这篇演说的段落顺序是不可能的。不过尽管文章结构混乱，但主旨倒是不难辨认的。梭罗赞颂月光下看到的或感受到的奇异和美丽的景色。“这里听不到鸟儿的歌唱，只有飞过此地的布谷鸟从喉头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叫声，青蛙的呱呱声，还有蟋蟀越来越深沉的梦幻般的嘈杂声。”在这奇异的世界里，阴影要比投下这些阴影的实物更加醒目。“岩石上哪怕是最小的凹穴也显得格外幽暗、深邃；树林中蕨类植物看上去如热带森林一样繁茂、高大。在香蕨木和槐蓝属植物蔓生的林间小道上，露水浸湿了你的身体。……树林浓密、黑魃魃的。大自然在酣然沉睡。”白昼那独断专横的视觉，在这阴暗的景色中让位于听觉和嗅觉。“原野上，森林里，每一种植物都散发着自己的气味，包括草地上的石竹和路边的艾菊，还有开始吐穗的玉米发出的奇特的干燥气息。”

夜晚是神秘的，犹如中非尼罗河的源泉。我们为何不去探索？“谁知道在那里将会发现什么样的丰饶和美丽？”在露水浓重的雾气中，蕴含着某种“原始的创造力”，表现了一种“无限的繁殖力。我似乎更接近万物之本源”。月光下，田野里的麦梗筑起一座无法穿越的“法郎吉”。“大地并没有徒劳无功，它正结出自己的果实。看，万物生长得如此茂盛!如此成熟!我发现确有像克瑞斯(Ceres)这样的谷物和耕作女神。”

主宰一切的是月亮女神塞勒涅(Selene)，她钟情于青年牧羊人恩底弥翁(Endymion)，也钟情于聆听她“神秘教诲”的每一位男子。普照大地的太阳冷淡、超然，然而月亮却是“为我而充满着暗示的神圣的造物”。仰望忽而被云层遮住、忽而又洋洋得意再露出面孔的月亮，这成了一场月神征服、情人仰慕的游戏。“旅行者是孤独的，要是没有他的同情，孤独的月亮何以能以胜利者的姿态，接二连三地征服了森林、湖泊和山峦上的团团云雾？”

《月光》表达的是情欲和感官的愉悦，是对繁殖力的迷恋、对女神的崇拜、对原始的追求，这种原始不是源自印第安人或法裔加拿大伐木工，而是来自中非和黑色的尼罗河，它是梭罗为应答他刚刚完成的黎明之歌而写就的一首夜晚赞歌。在普利茅斯，他向一群对他颇为欣赏的听众作了演讲，包括布朗森·阿尔科特，然后花了几天时间帮着沃森丈量他的庄园，此后，梭罗回到坎布里奇，继续准备他的“计划中的系列演讲”，《月光》就是这一系列的引言。

10月18日，梭罗收到了一封来自罗得岛的不同类型的邀请，问他是否愿意参与计划在11月开始的系列“改革演讲”。梭罗接受了邀请，但是除了两篇修改和扩展了的讲稿外，他没有多少时间准备新的讲稿。这两篇讲稿是他计划从原来的《漫步，或荒野》的稿子中提炼出来打算在费城出版的稿件。但是，在浏览日记的时候，他突然找到了一个段落，可以作为他答应在普罗维登斯发表的讲演的核心。这篇日期定为1851年9月7日的文章所论及的主题就是梭罗所有作品中所涉及的主题——生命的艺术。“生命是否记录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有谁论述过生命而非生活的艺术？在我们的周围，尽是些教导我们如何节省时间的书籍，但那些都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并不想知道如何去节省时间，而是想知道如何去度过时间，用什么方式去实现富有，不至于虚度时光。”

1855年12月6日，梭罗按计划在普罗维登斯的铁路大厅发表了题为《益处何在？》(What Shall It Profit？)的演讲。在这之前，他一直紧张地准备着这篇稿子，从日记中摘引段落打好草稿，然后扩展、修改，剔除、替换一些段落，把剔除的部分仔细地加以整理，保存好。这篇讲稿是梭罗在演讲时最常讲的一篇，于1859年到1860年再次做了修改，取名《论虚度的生命》(Life Misspent)。1862年春，在梭罗最后病重期间，他对这篇讲稿又做了最后一次修改，当时，蒂克纳和菲尔兹出版社提出要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他的文章，梭罗答应把自己最新的演讲稿《秋色斑斓》(Autumnal Tints)寄给他们，并承诺接着寄出他想称做《更高法则》的文章。蒂克纳和菲尔兹出版社不同意这个题目，(正如梭罗的编辑解释的)可能是因为这个题目使人想起围绕《追捕逃亡奴隶法》所展开的持续了十年的争论；梭罗同意更换题目，但他说他再也想不出比《缺少原则的生活》更好的标题了。这个题目便成了如今公开发表的题目。

这样出乎寻常地改动题目，其本身便很有意义，它说明了文章所表达的复杂的情感。《论虚度的生命》和《缺少原则的生活》用不同的言辞表达了梭罗对大多数邻居的怜悯或蔑视，因为他们忙于使自己和国家丢脸、羞耻的事务；玩耍阴谋，跑到加利福尼亚去淘金，(甚至更让人厌恶的是)跑到巴拿马的达里安地峡去劫墓，在众议院庄严地制订法律规范奴隶贸易和烟草贸易，冒着生命危险从海上运回成吨的石头、杜松果和苦味的杏仁(梭罗去海边寻找玛格里特·富勒的尸体时，发现海浪把这些东西冲上海滩)。那些一生从事这种“生意”的人们被说成是“勤奋、不辞辛劳”；那些由于热爱树林而在其中散步的人被称做游手好闲。商店里很难买到一本空白的本子来记录自己的思想，为了赚钱，大多数本子都印有格子。针对这种平庸自私的智慧，梭罗提出了自己的智慧。这是贫穷的理查德向甘愿清贫的理查德们提出的箴言。“耗去自己生命的大部分去过这样的生活，世上没有什么错误比这更加不可救药。”

至此，《缺少原则的生活》是《瓦尔登湖》中“论经济”一章所包含的思想的又一种更愤怒的表示。但是，很明显，这个讲稿原来的标题《益处何在？》引自《马可福音》，这说明梭罗的心里除了他所讥讽的贪婪的居民外，还有另外一类听众。耶稣刚刚第一次向他的信徒预言了自己的受难与复活；吃惊的彼得责备他不该说这种话。耶稣转过来对着彼得，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马可福音》8章33节)几个月后，当他召集众人在一起时，耶稣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问题：“人就是赚得全世界，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马可福音》8章36节)

我们知道，在梭罗写作原来的这篇讲稿时，他心里想着的就是《圣经》中的这两段文字，因为在谈到贪婪和“淘金热”的时候，他用第一个典故开了一个玩笑。“撒旦在他的一次举扬圣饼的仪式上，向人类展示了加利福尼亚王国。人们没有喊道‘撒旦，退我后边去’，而是高呼‘前头开路’，魔鬼只好竭尽全力最先到达那里。”在《缺少原则的生活》最后的手稿中，他删去了这段话，因为到了1862年，“淘金热”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了。不过，另外一种诱惑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传道士当中，道德的教导者数量很少。预言家们被雇来为人的行为开脱、辩解。这个时代德高望重的老者，先知先觉的人物，带着优雅回味往事的微笑，以一种介乎热望和退缩的态度告诉我，对于一些事情不要过分敏感”，——这些事情就是每一个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就是这世界的法则。梭罗愤怒地回绝了所有这些劝告。“人宁可马上饿死，也不能在获取面包的过程中丧失自己的纯真。”

在这段文章中，读者不难看到爱默生的形象，他的《生活的准则》系列演讲包括了《论力量》和《论财富》，而且他的《英国人的特性》(当时正准备出版)赞颂了不列颠民族的力量、财富、贵族气派、风度，甚至自满。在一段满是称颂《伦敦时报》的段落中，爱默生对属于英国的所有东西推崇备至，声称该报抑制住了人们对1848年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同情，并使宪章派的反叛计划落了空。梭罗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双关语驳斥了爱默生的称颂：“莫要读时报，读读永恒。”为了表面而忽略核心(似乎像爱默生如今的所作所为)，梭罗认为这是对天才的背叛，对真理的背叛。“难道世上还有什么无益于生命的智慧存在？”

1855年2月14日梭罗在康科德演讲厅发表《益处何在？》的演讲时，爱默生正在北部纽约地区进行巡回演讲。他至少是认同梭罗提出的这个问题的。他与梭罗的分歧不是在于对问题的诊断——认为感性世界与灵魂世界的割离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对待感性的世界，行动要审慎；对待精神的世界，要依赖自发或本能。梭罗则坚持把感官和灵魂在自己生活的每一个行为中统一起来，不论是在丈量土地时，还是在写作时。

将自己的日记变成讲稿，梭罗希望把传授真理的天职和业余爱好结合起来，可这种努力失败了。来自中西部和加拿大的邀请少得可怜，以至于所得的收入还不够支付他的旅行费用。甚至在新英格兰，人们对《益处何在？》的反响也只是困惑和不信(除了在南塔基特，那里的居民性格坚强，喜欢他那好斗的福音)。在普罗维登斯第一次演讲时，梭罗相信他没有能得到“听众的关注”。他得出的结论是，演讲就和强行填肥鸭子一样——而且即便这样，鸭子仍拒绝长肥。为那些不愿听他演讲的听众写讲稿，他浪费了整整一个冬天：他顾不上写自己的日记，成天忙于写稿，直到他感到自己仿佛成了工厂里的纺锤。他的结论是自己不如去写书。

1855年以后，梭罗并没有放弃演讲，但他放弃了靠演讲谋生的打算。1855年春天，他的疾病使他感到一阵阵衰弱，这表明无论如何他几乎是没有希望像爱默生那样在一半是荒野的土地上承受艰苦的冬日旅行，尽管爱默生比他年长14岁。他开始把原来的手稿寄出去发表。但是，他那种使听众感到如芒刺一般的率直，对于出版商来说同样是难以接受的，比如，《科德角》刚在《普特南杂志》6月那期上开始刊登，8月便中断了，因为梭罗拒绝考虑删除编辑认为是冒犯他人的内容。

梭罗继续写他的日记，他带着更单纯的科学的兴趣观察事物，如植物是怎样从种子开始生长的，一些树丛是怎样为别类幼苗而非同类幼苗提供更利于生长的条件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1856年，他来到纽约，看望了阿尔科特和格利雷，然后乘坐渡船跨过东河，去看望爱默生又一个新的热衷对象——沃尔特·惠特曼。惠特曼拥有许多神话人物的雕像(如酒神巴克斯、大力神赫尔克里斯和森林之神萨梯)，但他与自己兄弟同住的那间卧室却穷酸得令人伤感。不过，尽管如此，那时的惠特曼正诗情激荡。爱默生曾热情地赞扬了《草叶集》第一版，虽然它的销售数量远不如《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惠特曼接着又出版了第二版，并且坚信他的诗集不久将有很大的需求。会面时，两人都相互戒备着对方，可是，不久梭罗便开始在康科德向他人展示自己手中的那本《草叶集》；惠特曼后来说，他钦佩梭罗所表现出的容忍异己的宽宏大量。

1857年，梭罗最后一次去缅因州。1846年，他曾经和几个朋友一道去过那里一次，并且攀登了卡塔顶山，他最先在一次演讲中，后来又在一篇题为《卡塔顶山》的文章中描述了这次艰苦的远足。1848年，那篇文章在约翰·萨廷(John Sartain)的《联邦文学与艺术杂志》上发表。1853年，梭罗第二次同他表弟和他们的印第安向导、伐木工乔·艾特翁一道到了缅因州的麋头湖和切桑库克湖。他的表弟想去那儿猎麋。旅行回来后，梭罗为康科德听众准备了一篇描述他这次旅行经过的演讲稿，在以后的几年里，这篇称做《猎麋》的讲稿重复演讲了好几次。1858年，他给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寄去了一篇以这次演讲稿为基础写成的文章，如今称做《切桑库克湖》(Chesuncook)。这位《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曾要求梭罗就他的缅因之行写点什么。1858年6月，文章开始分期连载，可因为即将发生的争吵而中断了。梭罗不愿意编辑乱改他的文章，但罗威尔不顾梭罗的坚持删去了一个句子。当他发现6月那一期的文章被删去了那个句子之后，梭罗勃然大怒，立刻写了一封信寄给罗威尔，语气忿恨、出言不逊，罗威尔绝不会就此原谅他。(1865年，罗威尔在《北美评论》发表了一篇回顾梭罗一生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报了这个仇。同爱默生为查尔登街协会所写的简短论文一样，在描写一个很难甄别自信和疯狂的时代时，这篇文章著名的开篇成了最好的喜剧式的段落。)

1857年，梭罗乘坐独木舟沿着佩诺布斯科特河逆流来到西布兰奇，然后又经陆路走到东布兰奇的源头，从那里沿着激流和瀑布密布的河道开始了激动人心的返程旅行。这次旅行为另外一篇文章提供了素材，这篇最终题为《阿勒卡西与东布兰奇》(The Allegash and East Branch)的文章是三篇关于缅因旅行的文章中最长的一篇。《阿勒卡西与东布兰奇》在梭罗生前没有发表，直到他去世前，他仍然继续写作这篇文章。(梭罗去世时，埃勒利·钱宁在他身边。他说梭罗最后说的能听得清的话是“麋”和“印第安人”。)1864年，这三篇文章加上“附录”，以《缅因森林》为书名正式出版。“附录”包括缅因州的植物、鸟和动物的目录；两组阿贝纳基族语的词汇表；以及如何为旅行探险准备行装的建议。

《卡塔顶山》记录的是梭罗的一次惊人的发现：山顶上光秃秃的岩石令人恐惧，因为它们让我们想起宇宙的实体性，想起它那陌生的“物质性”，或者固体性，这是一切最平常的物质所共有的属性，是我们自己的躯体所共有的属性，在人的整个一生中，我们就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那样被束缚在自己的肉体上。《缅因森林》剩下的两章仔细考察了生命的其他形式——麋、松树、印第安人，(它)他们虽然不那么险恶，但仍然怪异、神秘。

最后一章对梭罗来说是最重要的。在《切桑库克湖》中他坦白说，他之所以决定雇佣一个印第安人做向导，“主要是因为我也许有机会观察他的生活”。乔·艾特翁是一个24岁的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是一个酋长的儿子，长着一张宽大的脸，皮肤呈红色，个头矮小结实，像伐木工一样身穿红色法兰绒衬衫，头戴黑色科苏特帽。乔赶着马车(带上独木舟)从班戈出发，来到西北60英里远的麋头湖：梭罗和他的表弟坐上一辆敞篷马车跟在后面。他们乘坐蒸汽船来到麋头湖——那是一片“景象荒蛮的水域，点缀着几座荒芜、矮小的岛屿”，湖水比汪洋还要狂暴。在湖的顶头，他们必须从船上卸下独木舟和行装，穿过森林，把这些东西搬运到佩诺布斯科特河边，而伐木工们在“搬运”时，却在森林里弄出一条有好几杆宽的笔直的通道，云杉和冷杉“挤在通道的两旁欢迎我们”，成堆的野花在盛开。

当他们来到佩诺布斯科特时，这种与大自然的欢快的关系突然终止了，梭罗的表弟打算在这里猎麋。梭罗承认，跟在狩猎队伍后面他感到一种内疚，但他告诉自己，他想凑近看看北美麋是什么模样，想看看印第安人是如何宰杀北美麋的。他跟随其中只是作为“狩猎者的记录者或牧师”，而不是猎人。

不过，与其他记录者和牧师一样，他发现面对即将发生的屠杀，自己的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消失殆尽。当他们最后在佩诺布斯科特河的一条支流上碰见一对北美麋时，梭罗发现自己看到的并不是猎人所想象的那头威严的公麋，而是一头母麋和它的幼麋，它们正从桤木林中朝他们窥视。“它们使我想起惊恐的兔子，伸着长长的耳朵，带着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恐惧的神情。”他的表弟朝母麋开了火，然后又朝幼麋开了枪；两只动物仓皇逃去，在覆盖着潮湿苔藓的林中的地上没有踩出任何声响。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在上游发现那头母糜死在一条浅水沟里，身体依然带着温度。梭罗抓住母糜的耳朵，帮着乔把它拖上岸；他仔细地丈量了母糜的身长，而且注意到了它那“奇怪和笨重”的身体与“纤巧、柔软的蹄子”之间的差异。

接着，剥皮开始了。当他看到可怕的血淋淋的尸体从麋皮下面出现的时候，看到暖暖的奶液从割开的乳房流淌出来的时候，他原来想欣赏土著人刀艺的那种乐趣消失了。虽然他的表弟自豪地把那粒射中北美麋的子弹保存下来，准备留给他的子孙看，但梭罗却感到“这个下午的悲剧以及我在其中的角色”破坏了他这次无邪、愉快的旅游，招惹来大自然严厉的目光。

难道除了屠杀，人类就没有更好地利用动物的办法？除了锯成木板，难道就没有更好地利用松树的办法？“一棵被砍倒的松树将不再是棵松树，就像人死去后尸体不再是人一样。”为什么很少有人来到树林，来看看松树是如何“生长、耸立，向着阳光伸出它那常青的手臂，来看看它的完美和成功”？我们所遵循的“更高法则”要求我们要像尊重北美麋和人类一样尊重松树。“它和我一样不朽，也许在天堂还是这样高大，还是这样屹立在我的身旁。”(罗威尔发现最后这句话离经叛道，所以把它给删掉了。)

从佩诺布斯科特河到切桑库克湖，然后返回班戈，在剩下的这段旅途中，梭罗不仅为迄今几乎尚未被人玷污的荒野而赞叹，而且还欣赏艾特翁和其他印第安人交谈时阿贝纳基语的那种“纯粹、天然、原始的美国的声音”，这声音开始时令他吃惊，可最后使他确信“印第安人不是历史学家和诗人创造出来的”。他在《切桑库克湖》一文中加进了很多印第安词语，而且不断地缠着乔，要他翻译(如用“kecunnilessu”表示山雀；“skuscumonsuck”表示翠鸟)。这些生动的土语词汇同梭罗自己在辨认事物时习惯使用的混乱的林奈氏双名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Parus atricapillus”表示山雀；“Alcedo alcyon”表示翠鸟)。

虽然梭罗崇拜森林，但他并不愿意在那里生活。他承认，旅行结束后回到马萨诸塞州那“平坦且依然多样的景色”时，他觉得获得了解脱，这里比荒芜、原始的缅因州更适宜于诗人。但对他来说，缅因州的荒野作为“我们文明的源泉、背景和原材料”，似乎是有价值的。如果王公贵族们拥有他们的公园，自由的人们为什么不能拥有“国家保留地”，那里熊和美洲豹自由地游荡，树木不受伐木者锯子的威胁？难道我们非得要“像恶棍那样，把它们统统找出来，非要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从事偷猎行为”？

《缅因森林》的最后一章记录了梭罗于1857年6月同他在康科德的老友埃德·霍尔(Ed Hoar)一道的最后一次缅因州之行。他们朝老镇的佩诺布斯科特村庄行进，从班戈出发沿着佩诺布斯科特河逆流而上，希望能找一个印第安人担当向导。他们找到的第一个人是名叫乔·波利斯的印第安人，他很富裕(他的两层房子看上去和新英格兰村庄里的房子一样整洁)，而且是部落贵族的成员。他们问他是否知道有谁愿意担任向导，带领他们按照计划前往麋头湖，然后跨过佩诺布斯科特河的东面支流再返回。他“带着印第安人对待白人的那种奇特的冷漠和孤高的态度”回答说，他自己也想去猎几头北美糜。

梭罗被波利斯的孤高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佩服他拒绝沉溺于“白人恭维和取巧的传统”。别人试图与他交谈，波利斯对此不予理睬，要么咕哝几声作为应答；即使他回答问题，声音也是“含糊不清”。一天早晨，有人揶揄地问他：“你绷不绷麋皮，波利斯先生？”对于这个愚蠢的问题，波利斯恼怒地回答：“你干吗问我这个问题？要是我绷了皮，难道你看不出来？你这样说话也许没错，但不是印第安人的方式。”不过，在别的时候，波利斯喜欢详细地讲述他的部落的历史和在战斗中的功绩。一天的事情完成之后，他开始展示“法国人的友好情绪，可没等到他尽兴，我们都酣然入睡了”。

波利斯和任何一位野外旅行者一样，坚忍不拔，熟悉森林生活。他毫无抱怨地忍受着飞蝇蚊虫的叮咬，而白人却在夜晚把自己裹在布毯里，用驱蚊香水抹遍周身。不过，他的一些态度让梭罗吃惊。波利斯曾代表他的部落去过缅因州首府奥古斯塔，去过一次华盛顿(在那儿，丹尼尔·韦伯斯特对他态度粗鲁)。他喜欢波士顿、纽约和费城，而且也愿意住在这些城市里——尽管他知道也许自己是纽约“最穷的猎人”。他特别喜欢吃糖，喜欢向梭罗5挑96战比赛搬运东西或划船，如果他赢了，他便承认：“嘿，有时我就是喜欢玩。”旅行快要结束，当他告诉梭罗说梭罗的船划得“和其他人一样棒”时，他也许心里知道，这话使梭罗感到非常自豪。

如梭罗前两次旅行所记述得的那样，这里的景色美丽如初。一天清晨，他们沿着一个湖泊向前划去。“这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清幽、安谧，湖水宛如明镜一般平滑，只有我们划船时荡起的涟漪。透过海绿色的晨雾可以看见四周黑黝黝的山峦，可用来制作独木舟的桦树与湖周围的树木混杂在一起，白色的树干格外醒目。”梭罗听到画眉鸟的叫声，接着是几只潜鸟的笑声，那声音在他们驶过的湖湾里回荡，被放大成了异乎寻常的回音。

从《马塞诸塞州博物学》开始，梭罗出色的才能之一就是用简洁畅达的散文表现自然，使读者和被表现的景色仿佛融为一体。他的游记尽是些这样的段落，《瓦尔登湖》的许多章节用的纯粹就是这种散文风格。但是，在所有这些段落中，虚构者的自我意识与表现所包含的彻底的自我回避之间存在着矛盾。讲话者必须告诉我们读者，他外出漫步，他乘船游历，他旅行到了缅因州、加拿大或科德角，他修建了一间小屋，住在湖边。在日记中，这样的提醒没有必要，梭罗发现写日记更令人愉快，这也许是其中的理由之一。他可以既作为纯粹的热情参与者，又作为纯粹的捉笔巧匠，来记录他的所见所闻，而不必把他的语言引入局限于经验自我的狭隘空间。

19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日记发展成为他一生中主要的文学创作事业的时候，梭罗产生过挫折感，因为他不能把自己的日记不加整理就这样原封原样地呈现给读者。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构想出更加极端的创作方式——让大自然自己来表现自己。他的做法之一就是把树木植物枯荣的节奏与一年四季的和谐一致作为组织篇章的原则。另一种做法就是跟踪树木植物奇异、繁茂、随意的生长繁衍方式。

经过年复一年的现象观察和耐心积累，梭罗的日记已经能够为这两种创作手法提供素材了。19世纪50年代后期，梭罗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各样的博物学和自然科学书籍，这表明了他的一种方法和立场。这两个项目到梭罗去世时也没有完成，但两大包手稿(《野果》[Wild Fruits]和《播撒种子》[The Dispersion of Seeds])几乎足足有一千页之多。在这一大堆手稿中，一部分包括他已经发表或显然准备想发表的演讲稿。这些讲稿和关于约翰·布朗的系列演讲稿一样，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作品。

《秋色斑斓》是这个准备发表的讨论博物学的系列讲演的第一篇讲稿。看得出，梭罗于1857年就开始准备这篇稿子，但到了1859年才在伍斯特、康科德和林恩第一次发表。在文章的一开始，梭罗承认，他曾真的梦想过要写一本关于树叶的书，书中的语言将是多余的。他将从“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每一片叶子开始，描写它们最鲜艳的色彩，描写它们从绿到黄的变化，然后在书中“用颜料准确地复制它们的色彩”。假如他能“保存树叶，使它们不褪色，那将更好”。

不过，这种孩子般的10月的“纪念品”仅仅只是纪念品而已——而且梭罗拥有的也只是树叶唯一的一件复制品。语言的描述与被描述的事物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描述很容易变成陈腔滥调。此外，在描述的过程中，梭罗还发现一片树叶的色彩无论多么鲜艳醒目，如果缺少使它美丽的环境，那将毫无意义。最早变红的树叶(如红枫叶)像一丛燃烧的灌木一样在森林中更加惹人注目，使绿色变得更绿。此外，盛开在落叶树木(如大红栎)中的最后一朵红玫瑰靠着它周围的常绿植物才更显得鲜艳夺目。

但是，《秋色斑斓》不单纯是一组静物的描绘，梭罗想要表达的是四季更迭所激发起的热情。当时日进入8月下旬时，紫色的草丛生长茂盛、浓密，美洲商陆也变红了，枝杈高耸“像盛满紫色美酒的酒桶”，瘠薄、无人问津的土地上，行路人为带芒的矮草突然呈现的卓姿倩影而惊讶不已。在落叶的树木当中，聚集着五彩缤纷的色彩，这里有红色的枫树、榆树、糖槭，还有大红栎，它们的叶子形状整齐，叠在一起，就像是叠成一堆的废旧罐头皮一样。

树叶这样一年一度地枯萎，其意义何在？当然，树叶的凋落意味着死亡和自我牺牲：“它们教会我们如何去死。”但是，树上依然未落的树叶还昭示人们不同的意义。“所有这些难道没有向我们表明，人的精神将和大自然一样生机盎然，将旗帜鲜明地表现自我？难道它们没有向我们表明，平淡无奇的生活程式可以被类似的欣喜和狂欢的人生所中断？”树木对于乡村是必不可少的，就犹如市镇不能没有时钟一样。榆树“连绵几英里，伸过我们的头顶和屋顶，形成巨大的黄色天篷或阳伞，把村庄连成紧凑的一片”。没有树木的村庄深受“忧郁、迷信”的困扰，它们不久便成了“偏执的教徒和无度的酗酒者的”乐园。

梭罗此时在半开玩笑。他越来越感到保护莽原的紧迫性，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像缅因森林这样真正的莽原，而且还包括那些曾经包围着每座乡镇，但如今却像五针松林那样正在迅速消失的面积不大的荒野。人们把荒野和森林用栅栏围起来，为了利益而砍伐、洗劫，使它们逐渐消失，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单纯、健康关系的最后可能。在《野果》一文的另一部分，梭罗尖锐地指出，人们很少关心自然，而乐意为了蝇头小利而放弃自己享受自然美的权利，接着他补充道：“正因为一些人不关心这些事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捍卫一切美好事物不被少数破坏者所侵害。”既然人们能捐资给哈佛神学院，为什么他们不能向康科德镇捐献一片森林或一片黑果木林？一座城镇的真正财富是它的美和它营造的健康氛围。

美本身便是一种自我超越，这是《秋色斑斓》一文最后蕴涵的教喻。在密尔顿笔下，拉斐尔告诫亚当物质何以能升华为精神，梭罗笔下的大红栎也传达着相同的意义。“它们越长越高，越来越宏伟……最后，它们所含的泥土成分越来越少，四处伸展的树冠拥有了天穹的力量。”柔软的树叶表面泛着亮光，它们随着日光翩翩起舞，“你很难区分跳动的是树叶还是日光”。

《秋色斑斓》是梭罗后期有关博物学的最富魅力的文章，也是他最著名的文章之一。爱伦·爱默生告诉她的姐姐，当梭罗在康科德发表演讲时，“会场里常常不由自主地爆发出笑声，人们为梭罗鼓掌。”(爱伦·爱默生1859年3月2日致伊迪斯·爱默生)在《野果》手稿中，还有一篇讲稿也很有名。在《野苹果》(Wild Apples)一文里，(这篇稿子于1860年2月8日第一次在康科德演讲厅演说，六天后又在新贝德福再次演讲)梭罗赞美了长期生长在新英格兰土地上的另一种植物——野苹果树。“几乎所有的野苹果都很好看。它们看上去节节疤疤、粗陋不堪，布满铁锈色，但并不难看。”美国所有的野苹果树都源自欧洲，可是这些树很早便生长在这地方，似乎已经是土生土长了——那些带刺的、粗陋的、正在长大的果实“呈灰色，上面有深红色的斑纹，像母牛身上的条纹一样，有些苹果长着无数细细的血红色线条，从果子的肚脐一直延伸到另一头，像穿越麦秆色大地上的条条经线”。

野苹果的味道是酸涩的，只有在10月的天气里轻松愉快地散完步后才能体会到它们的可口。不过，梭罗喜欢“缪斯女神这自然果实的味道，鲜美可口、令人振奋”，他哀叹到，经过嫁接后的各种苹果吃起来淡而无味，味道既不浓郁，也不悠长，可它们却在逐渐取代野生的苹果。禁酒改革者已竭尽全力想要根除野生苹果；梭罗提到一位果园主人因为害怕人们用苹果酿成苹果酒，结果把自己茂盛丰产的果树给砍了。嫁接苹果的人们“在自己房子旁边用篱笆围起的空地里摘苹果”。贪婪和伪善都使野生苹果树在劫难逃。梭罗借用《圣经·约珥书》(1章5～7节，12节)先知约珥的话来结束他的演说。(事实证明，在这块遍地都是主张禁酒的男男女女的国度里，这一段结束语是非常合适的。)

酒醉的人哪，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哪，都要为甜酒哀号，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队蝗虫，又强盛，又无计其数，侵犯我的土地；它们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它们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都已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

如此抨击贪婪者和伪善者，在康科德是很容易找到共鸣的；据演讲厅的记载，演讲结束时，会场上响起“热烈、持续的掌声”。阿尔科特在日记中写到，他带着“兴趣和快乐一直”听完了演讲。就像在《秋色斑斓》中一样，梭罗不仅准确地描写了人们所熟悉的景象，主张无论如何要保护它的一些野性，而且还融这些描述和关心于幽默之中。1860年9月20日，梭罗在康科德市政大厅对米德尔塞克斯农业协会的成员发表了题为《森林的延续》(The Succession of Forest Trees)的演讲。梭罗最后的这次演讲更加明确地表明，他关心保护自然，决意要理解确保自然生生不息的秘诀。

19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邻居曾谈到，哪里砍伐了松树，哪里就会长出橡树来，反之亦然。这话给梭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地人以为，(甚至一些自然学家也持同样观点)橡树是“自生”的。但梭罗认为，树只能从树种开始。他开始研究各种树木、灌木和植物繁衍的不同方式——种子散落在风中，漂流在水上，粘在路过的动物身上或被它们吃掉，靠鸟传播，被松鼠掩埋。这项研究促使他开始写作关于博物学的第二个未完成的长篇大论《播撒种子》，《森林的延续》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梭罗解释，当橡树林生长在松树林旁边时，每年松鼠和其他动物把橡树果实搬进松树林里。一些树种会扎下根来，长成幼苗，通常一年后便死了。但一旦松树林突然遭到砍伐，过去的橡树幼苗接触到日光和空气，似乎突然便长成大树。(根据英国种树人的发现)松树是橡树最好的保姆，生长在松树林里的橡树幼苗要比单独生长更加生机盎然，但是若想让橡树长大成树，则必须砍掉松树。然而，贪婪的美国农夫没有意识到松树林是滋养橡树的地方。他砍倒松树，犁好地，准备种一两季黑麦，然后再把这地变成林地。当然，他也断送了将要长成大树的健壮的橡树幼苗；之后他还纳闷，为什么他的林地会这样荒芜贫瘠？他抱怨这地方“不宜栽种松树”。

要成功地培育自然，我们必须采取它已经完善了的途径。“假如宇宙是一个政府，在它的专利局里，管理者们广播种子，其热心并不亚于华盛顿的任何官员，它们的行动要更加恢弘、规范。”这些行动正是这篇更长的手稿《播撒种子》所要记录的。在这篇文章中，梭罗思考了从加利福尼亚森林的高大的红杉到矮蓟各种不同树木、灌木和植物的种子的播撒方式，矮蓟那形状丑陋的头状花序将“一堆层层叠叠、又薄又小的嫩叶”藏在下面，把“细巧的、毛茸茸的伞状子粒包裹起来，——就像摇晃着王子的用绸缎织成的摇篮”。处处可见种子在大量浪费，或受到无限关爱，无限放任。纤细、易折的柳树飘落下来的花絮，在池塘水面上形成厚厚一层白色的浮沫；花絮里细小的褐色子粒随波逐流，停泊在新的淤泥中，开始新的生命。含羞草的种皮炸开，像枪弹一样射出它们的种子。马利筋那“小小的长方形”荚果里包藏着大约200多颗梨子形状的小子粒，这些子粒像鱼鳞一样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经风一吹，撒落到山丘和低谷。“就在马利筋满怀信心等待着自己的子实成熟时，谁还会相信丹尼尔和米勒的预言，以为这个夏天便是世界的末日？”

1860年的整个秋天和冬天，梭罗继续他的植物研究，通过观察树轮来研究树木的生长形式。12月3日的一次外出观察之后，一场严重的感冒使他病倒了，这也许是几天前他从布朗森·阿尔科特那里染上的。他强迫自己如约赴沃特伯里向那里的听众宣讲他的《秋色斑斓》，但他的感冒——如今已经发展成支气管炎——使他的声音单调乏味，那个晚上的演讲没有成功。事实上，那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演讲。回到康科德后，他筋疲力尽，病情加重。1849年夺去姐姐的生命、十年以后又夺去父亲生命的肺结核病，如今也久久地缠着他，使他慢慢地衰弱下来，即使是1861年春明尼苏达的那趟旅行也无济于事了。

他尽其所能没有搁笔，自己不能动手写，就让妹妹索菲亚做他的听写员。当詹姆斯·菲尔兹接任了《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工作以后，便向梭罗约稿，后者便着手整理《秋色斑斓》、《野苹果》、《缺少原则的生活》和《漫步》等作品，以备付梓。梭罗还劝说菲尔兹从他那里把剩下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买走。梭罗和前来看望他的朋友低声交谈，包括阿尔科特、爱默生、钱宁、山姆·斯特普尔(曾经关押过他的康科德狱吏，现在是爱默生的邻居)。镇上人们的亲切关怀使梭罗深为感动，但他反驳了那些传统的宗教人士对他的灵魂问题提出的诘问。当一位老友问他如何看待基督时，他回答说，对他而言，一场暴风雪比基督更富意义，当一位大婶要他和上帝言归于好时，他回敬说自己从来就没有与上帝吵过架。

梭罗于1862年5月6日清晨去世，终年44岁。尽管大家都知道梭罗生前反感正统的基督教，但爱默生坚持葬礼在第一教区教堂里举行。阿尔科特负责安排悼念仪式，包括埃勒利·钱宁写的一篇颂词，爱默生发表的演讲，以及由阿尔科特朗读梭罗的一些作品选段。路易莎·梅·阿尔科特告诉一位朋友，她认为爱默生的演讲“本身是很好的，但不适合当时的时间和场合”。她觉得最合时宜的是由她父亲朗读的梭罗的那些“睿智和虔诚的思想”，或者是那支走向安葬着梭罗父亲和兄弟的教堂墓地的送葬队伍。“那天，天气晴朗、美好，春光明媚，四处一片宁静。六位和梭罗一同长大的同乡抬着他的棺材走在前头，我们跟在鲜花飘落的棺材后面，大自然似乎换上她最慈祥、温情的容颜来欢迎自己忠实、可爱的儿子长眠于她的怀抱之中。”(路易莎·梅·阿尔科特1862年5月11日致索菲亚·福德)

在路易莎看来，爱默生的演讲中不合时宜的是他的直言不讳。这篇演讲稿经过修改和扩展后，发表在1862年8月的那期《大西洋月刊》上，其口气则更加直截了当。十年前使爱默生和梭罗两人存在分歧的那种愤怒情绪已经平息了——两人在爱默生买下的划艇上度过长长的下午；梭罗在后来自己的博物学的演讲中充满深情地穿插引用了爱默生的许多作品；爱默生还请梭罗丈量他的土地，帮他在瓦尔登湖畔种植松树。但尽管如此，当他翻开自己从前关于梭罗的日记时，爱默生重又回想起他们之间的那段不快的经历：

他具有一种绝不屈服的好斗性格，始终是果敢、能干的，很少有温柔的一面，仿佛不与人对立他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他需要有谬误来供他揭穿，有过失来供他嘲弄。……听到任何建议之后，好像他的第一本能就是反驳，对于我们常见的思想的局限，他是如此的不耐烦。这样的好斗性情意味着“没有任何伴侣能和这样一位如此纯真坦率的人保持平等、亲切的关系”。

这篇保存下来的手稿表明，对于梭罗，爱默生依然带着矛盾的感情。在他的第一次草稿中，有许多段落选自他的日记，记录梭罗的好斗或自负，同时也有许多赞扬他的勇气、正直和纯洁心灵的段落。爱默生送去印刷的稿子经过了删节和修改，尽管批评的语气不那么尖锐了，但批评依然存在。这篇文章的效果是爱恨掺和、喜怒交加、爱始恨终。按照爱默生的观点，梭罗是一位不仅具备悟性和道德而且还拥有实践技能的超验主义者。即便他没能指挥一支军队，至少他也能为之架设桥梁。不过，梭罗并没有“为美国架设”桥梁，而是满足于充当“一片黑果树林的队长”。

爱默生因为梭罗似乎缺少雄心壮志而感到失望，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但当他审视1862年联邦的景况时，他感到了一种更加刻骨铭心的失望。联邦的军队由于缺乏准备、指挥不当，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蒙受耻辱；联邦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对于解放奴隶下不了决心。1862年1月，爱默生来到华盛顿，向史密森协会(Smithsonian Association)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的文明》(American Civilization)的演讲。他向所有可能在听他演讲的林肯政府的官员发出这番呼吁：“你们容忍的邪恶已经如此惊人地膨胀，可是你们却满足于回避它的攻击，你们仿佛是着了魔似的，始终不去采取行动。”如今，爱默生称之为最亲密朋友的人走了，而且联邦似乎依然没有一丝能证实它存在的价值的举动。

不久，爱默生的《论梭罗》一文在《大西洋月刊》发表后一月左右，林肯总统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预备案》(Preliminary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宣布1863年1月1日奴隶将获得解放。几天后，爱默生在波士顿的一次废奴运动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充分、形象地表明，瘟疫被祛除，羞辱得到了补偿。“荡净了这有损国家声誉的污渍，除去了这压在国民心灵上的重负，从此，我们将毫不畏惧地向人类展示我们的面容。我们将不再是伪善、虚伪之徒，我们曾经设计的社会制度将得以实现。”“幸福属于年轻的一代，因为他们看到邪恶已从地球上荡净。幸福属于垂老的人们，因为在告别人世之前他们看到自然得到了净化。”

19世纪末，带着只有幸运者才有的惊奇，那些幸存的超验主义者回顾了他们所参与的运动。他们出生在一个充满纯真希望的时代，在无拘无束的实验的年代里长大、成熟，他们规避新英格兰人僵化的习惯，可正是这种僵化使他们没有陷入困扰大多数浪漫主义者的那种极端。他们的思想自由驰骋(如爱默生所说)，因为他们坚信必有回归。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蒙羞的时代和国度，虽然每一年都要遭受新的羞耻，但他们从没有丧失对道德法则最终胜利的信念；虽然历史常常使理想主义者的希望破灭，但这一次，历史证明了他们的正确。30年前他们最先想象的革新虽然并没有像他们所希冀的那样，在和谐和欢乐中如愿已尝，但改革毕竟发生了，而且还证明了他们始终坚持的信念——宇宙是可以信赖的。正如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曾经写道的：“每一段时间、每一件事物都在教喻我们，因为每一种形式都充满着智慧。智慧如血液注入我们的躯体；如痛楚扭曲着我们的身躯；如欢乐流入我们的心田；在枯燥、忧郁的时日，或在愉快的劳动之中，它呵护着我们；只有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去猜测它的精髓。”

叙述形式

乔纳森·艾阿克

1 民族叙事文学的确立

在美国至今仍为人所知的19世纪中叶作家中，大多数都是以散文体叙事，如库珀、坡、霍桑、梅尔维尔以及斯托。除了这些更为著名的作家之外，本章还将介绍其他一些作家。因为衡量文学的标准一直在变，一些从未或者近期内还不曾在美国文学史上受到重视的作家现在也显现出了重要性，例如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和弗朗西斯·帕克曼以及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正如迈克尔·贝尔在本书中所描述的，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出版业逐渐发展，但同时矛盾纷呈，而美国散文叙事作品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发行的。美国这一时期在美洲大陆和海外实行扩张，种族斗争、政治纷争不断。在此形势下，散文叙事文学兴起并做出响应，进而推动了这一形势的发展。艾里克·桑德奎斯特在本卷的其他章节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复杂过程。但是，再放到文化背景中，叙事文学不应只被看做是其他机构或组织的产物，它自成一体，也有其自身的历史和结构，不受其他机构或组织左右。本章要做的工作是，借助文学分析而不是社会或经济分析中的基本术语，勾画出美国散文叙事文学相对独立的历史。因为在这一时期散文体叙事文学的作家尝试着给文学下了一个至今仍颇有影响的定义。

19世纪中叶，美国散文体叙事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便是，在1850年前后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作品，如《红字》和《白鲸》。在20世纪末的许多读者看来，这些作品仍然属于“文学作品”。然而当时其他一些颇有价值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却使现在的读者颇伤脑筋，因为无法将那些作品明确归类。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承认，“体裁”要有个确认，即存在给不同作品种类下定义的问题。在下面关于叙述形式的讨论中，第四章论述这种新出现的文学叙事体裁；第一至第三章探讨与文学叙事体裁同时兴起和发展的早期文学类型。与之相参照，便可以理解文学叙事作品的特点。第五章勾勒了文学叙事作品在其崭露头角阶段的状况。尽管文学叙事作品在反映20世纪末当时的文学观点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受到好评的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立即确立自己的地位。而在南北战争这一严峻的国家危机当中，文学叙事这一体裁恰恰几乎消亡了。

在18世纪后期，“文学”意味着文化范畴内所有有价值的写作，包括我们今天所谓的“非小说”，如历史、游记、哲学和科学作品。可是到了20世纪后期，最广为人们所接受的“文学”指的是小说，但这种小说又不属于任何市场上流行的体裁(如科幻小说、西部小说、犯罪小说、浪漫小说等等)。在美国，文学概念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领域是19世纪中叶的散文叙事文学。由于文学概念的变化，现在看来文学里所反映的文化与民族文化相去甚远，直如风马牛。带有这样历史局限的观念，人们在理解与民族文化有不同渊源的文学作品的意义时，往往会有困难。

在文学叙事作品出现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我称之为“民族叙事文学”的叙述文体。这种叙述文体甚至在文学叙事作品出现后依旧繁荣发展。民族叙事作品从今天美国作为独立的合众国的立场出发，回顾了这个民族的殖民渊源，展望了美国将作为世界典范的未来。这段至今在美国仍颇有分量的历史，是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1828—1836)前后开始得以栩栩如生地见诸文学。小说和历史作品同样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特别是在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小说作品和乔治·班克罗夫特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历史作品中。当这段历史刚见诸笔端的时候，民族文化还没有充分产生影响。民族叙事文学是美利坚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单单是对既成事实的反映。而且，因为有了民族叙事文学做基础，其他主要叙述文体才得以脱颖而出。

在民族叙事文学所开辟的想象空间之中兴起了两种比较小但却很重要的叙述文学，它们成了民族叙事作品的竞争对手。首先，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我称之为“地方叙述”(localnarrative)的叙事文学。这类作品或是在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或是在所描述的人类经验的规模上都更加有限。地方叙述作品仿效华盛顿·欧文的纽约速写，其中包括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州所谓“西南幽默作家”的作品；纳撒尼尔·霍桑的东北部故事；以及埃德加·爱伦·坡开始将城市界定为美国新场景的作品。在19世纪40年代，我称之为“个人叙事文学”的叙事文学成为主流。这些作品不表现民族的集体性，而是将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独自突现在前场。但是，与清教传统和20世纪的观念截然不同的是，这个“我”不去探索精神和心理方面内在的内容，而是一位相当外向的报道者，讲述着主流文化边缘的消息。这种叙事文学的作者有的是旅行者，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理查德·亨利·达纳(《航海两年》)以及弗朗西斯·帕克曼(《俄勒冈小道》)，还有逃跑的奴隶，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1850年，文学叙事作品是与一场围绕蓄奴还是废奴的政治危机同时产生的。奴隶制危机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也产生了旨在平息争议的折中思潮。这时，梅尔维尔和霍桑开始强调他们自己和坡的早期作品中的某些要素，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有别于民族叙事作品。霍桑的作品《红字》中的前言“海关”反映了这种逐渐疏远民族事务的倾向。民族叙事作品、地方叙述以及个人叙事文学针对或者反映的是日常公众生活所关注的问题。而《红字》中的文学形式却与前两类截然不同，转而拓展一片自由想象的空间。不管是坡的夸张也好，梅尔维尔的比喻也好，霍桑的讽刺也好，文学叙事作品所描绘的不仅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世界，而且似乎超越了并且间接地批判了日常生活的世界。然而，这些作品内容专业而深奥，表达曲折且晦涩，只有有限的精英读者才能解读其批判意义。通过写作来建构“另外一个世界”本来可以是件光荣的事业，而操持这一事业的作家本人却往往感觉那是一种沉闷烦冗、孤独不堪的劳役。这些“纯文学”作者被重新定义为“艺术家”的时刻也就标志着叙事文学与大众读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因为人们认为这种艺术家作品的主要价值产生于作品与作者本人不为外人所知的某种关系。

美国文学叙事作品中所出现的这种变化不是独一无二的。18世纪后半叶以来，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便不遗余力地促使人们重新理解技巧纯熟的作品在文化中应有的地位。诸如“创新”、“天才”和“想象”等术语将文学的概念界定为独立于公众社会，而不是与其相互联系，而“心理”和“发展”等观念则给界定了新的关注空间和新的文学技法。因此，在分析19世纪中叶美国散文体叙事文学的时候，有必要一并讨论大西洋彼岸的作家，无论作为来源还是作为例证，他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意义尤为突出的是诗人兼评论家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因为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确立了创作的新模式。因为新，所以思想上是民主的，但是却造成了读者把握和欣赏上的困难，这似乎是个悖论。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在美国，乔治·班克罗夫特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笔下民族叙事文学所蕴藏的威力至今仍能为人们感觉到。民族叙事文学仍在通过非文学的媒体流传不衰。班克罗夫特对美国的看法仍常见于政治教育和辩论的话语中。库珀笔下的美国形象仍在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形式中流行。班克罗夫特所讲述的美国是公众群体通过自治而得以确立自由的国度。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大，从清教徒圣会到革命者的市政会，再到各州聚合，结成联邦。库珀的故事是以班克罗夫特的一种模式为基础的。然而从一开始，库珀故事的读者们就发现他描写群体不如描写独行侠那么感人；描写移民点不如描写荒野那么感人；描写政府行为不如描写远离法律的生活感人。他笔下最有震撼力的人物是独来独往的林间猎人纳蒂·班波。班克罗夫特和库珀的作品都很畅销，很受欢迎，而且两人都毫不隐讳自己在政治上站在“人民”的一边。20世纪最为充分地将班克罗夫特和库珀的模式综合为一种叙述框架的是好莱坞的西部作品。这些作品一般总是突出描写一位独来独往的男性人物，这个人物促进了文明，造福了人民——即使他自己不能在他所拯救的镇子里居住。

库珀的作品令现代的读者感到困惑，因为他作品的技巧不是现实主义的，但是作品内容却是实实在在、有所指称的。他的作品详尽准确地虚构了一个世界，与具体国家问题保持一定距离。今天的读者对这样的作品更加熟悉，赞誉有加。然而库珀是第一个被美国内外毫无异议地称为真正“美国”作品的作者。而且，库珀不仅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他的作品在思想和技巧方面仍为美国文化界所关注。

尽管库珀写的是民族叙事作品，但是要理解他需要对国际环境有所了解。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学史与美国经济史相像。理解美国经济的历史同样需要了解国际环境因素，尽管这看上去自相矛盾。在库珀的时代，美国人乐于相信美国经济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而事实上美国经济与出口生产和商船运输关系十分密切，国际经济体系成了其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库珀作品的国际意义从他第一部成功的小说开始便显而易见。(关于库珀生涯的详尽描述，见第一卷中吉尔摩的文章和本卷中贝尔的文章。)1821年《间谍》出版之后，库珀便一直被或褒或贬地称做“美国的司各特”(即苏格兰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这一点上，历史与文学史之间出现了差异。尽管可以将美国放置到世界历史之中，像乔治·班克罗夫特那样，仅借此表明美国是怎样超越了历史，但是却没有人断言库珀是世界文学史高峰的代表，只不过说他与诸如司各特等作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确认库珀区别于司各特而具有美国特征的过程是以确认两人之间的相同之处为基础的，相同之处赋予这种比较以意义。从《威弗利》(1814)开始，司各特写了一系列历史传奇小说，故事的时间从不太久远的过去(《威弗利》的副标题是“60年前的故事”)一直到中世纪。司各特的祖国已经与英格兰合并一个多世纪了，作为苏格兰的作家，司各特将描写的重点放在苏格兰与英格兰接壤的地区，历史上曾是多冲突地区。显然这一地区正是库珀《间谍》里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中立地区”的原型。而且，尽管库珀的皮袜子小说里经常出现的被印第安俘虏的模式源于美国殖民时期的俘虏故事，但是这种模式与司各特小说中消极人物的不幸遭遇也有类同。这样的消极人物在作者的刻意安排下，往往与历史进程相背而动，尽管充满威胁，但最终还是被击败了。

库珀和司各特对文明进程的文化历史意义有着广泛一致的见解。这些见解源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家。在司各特的作品里，高地家族的浪漫主义激情(如《罗伯·罗伊》[RobRoy]， 1817)或者宗教极端反对派志在改变政体的狂热(如《旧道德》[OldMorality]， 1816)必须屈服于更加乏味但却更加进步、更为有益的生活方式。这一特点与低地苏格兰人、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联盟以及主流教会的胜利不无关系。所以，在库珀的作品中，最高尚的印第安人物的特点，甚至纳蒂·班波本人的特点，终将屈从于文明的常规。在两位作家的作品里，充满荣耀但遭贬损的“蛮荒”人物占据小说大量篇幅，然而平庸却正面表现的人物却拥有未来，正如通过婚姻得以延续生命的人物。

库珀和司各特都思考而且参与了他们的时代和民族的重大问题。然而，在他们至今仍享有盛誉的作品里，他们仅仅间接地思考自己时代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投射到过去的事件中，并以可以安然驾御的情节加以表现。例如，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人所担忧的社会分化问题可在《间谍》的情节里得到解决。赋予书名的人物先是以乔装成小贩的形象出现，为价格而吵吵嚷嚷，挑逗人们消费。然而这个人物实际上却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他是哈珀(实为华盛顿将军)的心腹间谍，这个人物纵贯小说，是一切都会变好的希望的象征。小说所描述的国家的诞生不仅是军事斗争的产物，而且也是婚姻的产物；看一看亲英的沃顿家两个女儿的不同命运吧。大女儿萨拉遭到了英军虚伪贵族求爱者的背叛；而妹妹弗朗西斯却与社会地位不太高的美国革命军官联姻。

同样，在库珀的《拓荒者》(1823)里，泰普尔法官的女儿伊丽莎白与奥利弗·爱德华成亲，爱德华是纳蒂·班波和印第安人约翰(Indian John)的好友，婚姻提供了消除社会差异的一条途径。婚姻将显然对立的两个人联结了起来——社会地位高的与社会地位低的，过着定居生活的与穿林过涧的漂泊者——不过，随着神秘情节的展开，婚姻也将刚成为美国人的泰普尔一家与反对独立派爱芬海姆一家联结了起来。爱芬海姆一家在精神上是印第安人的养子，是泰普尔所占土地的第一批白人地主。在这部小说里，反对独立者与革命者、白人与红种人、社会地位高的人与社会地位低的人象征性地融为了一体。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融合得如此完美。醉鬼印第安人约翰——他的人民出让了自己的土地——被火烧死，纳蒂·班波——他对森林了如指掌，是爱芬海姆取得成功的保障——走入了蛮荒。跟《间谍》相反，《拓荒者》与司各特的作品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在《艾凡赫》(Ivanhoe， 1819)里，司各特回到了中世纪，讲述了英国民族形成的故事，诺曼国王理查德与撒克逊人艾凡赫被联系到了一起；与此同时，罪恶的诺曼国王死掉了。司各特的寓言和《间谍》在展开故事时都将对立面的人物(诺曼人或者反对独立的人)融合到团结、进步、民族的统一体当中(尽管对立面的领袖人物一定会死掉)。与此相反，《拓荒者》的情节展开采用的却是排除法。在《拓荒者》中，库珀没有将印第安人和丛林居民描写为未来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在随后的皮袜子小说中占据中心地位。在《最后的莫希干人》(1826)中，印第安人被排除在外的情节得到了详细表现，而且被合理化了。因此，“好的”印第安人，即莫希干人，已经日薄西山，所剩无几。他们“最后的”的希望——昂卡斯悲惨地死去，好首领泰纳蒙德(Tanemund)年迈得古里古怪。只有部分“坏的”印第安人得以幸存，但他们必须予以消灭，如同他们的首领玛古阿一样。玛古阿富有英雄气概，充满激情，但却是个恶棍。

《拓荒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将两种生活方式对立起来，一种是残存的纳蒂·班波式丛林生活，另一种是泰普尔法官式新兴的、现已占主导地位的定居生活。在《最后的莫希干人》中，这种对立更加抽象。未受文明熏染、英勇的好印第安人代表“自然”，与以英国人为代表的“文明”形成对垒。邓肯·海沃德少校与梦露上校的女儿爱丽丝结合，文明取得了胜利。昂卡斯死了，梦露的另一个女儿克拉也死去了。昂卡斯本可以与克拉结合(克拉是个混血儿，具有西印度群岛人的血统，因此不适合做白人的妻子)。这样一来，“自然”的一派被打败了。然而，英国白人与印第安红种人争夺北美的斗争并非小说中显然易见的冲突。相反，小说中自然的印第安人和文明的英国人联合一道与他们的对立面进行斗争。法国文明衰落了，违背自然情感的法国人便腐化而堕落，日益脆弱(他们的伟大领袖蒙卡尔姆阻止不了印第安人屠杀英国俘虏)。与法国人结盟的是故事里的坏印第安人——野蛮的明哥(Mingo)人。小说中的坏蛋是与白人生活在一起的明哥人首领玛古阿。在他的身上集中了非文明和非自然、野蛮和腐朽的极点。小说的主人公是纳蒂·班波，他是“品种纯良”的白人，没有一点印第安血统。但他却既具备“自然的”印第安人的技能，又善使文明的武器——长步枪。

在《最后的莫希干人》里，还有一个幽灵般闪现的理想人物。与她金发纤弱的姐姐相反，克拉·梦露是位具有男人精神的女子。她既有母亲作为非洲人所秉承的自然力，又具备她父亲所属民族的文明，因此如果她与昂卡斯联姻，在小说所想象的这一对理想男女的结合中，北美的三大种族将得以融合。但是这种想象受到了遏制，仅限于祈愿的层次，却与事实相悖。在这一关于建国时期的民族叙事作品中，美国被看做男人统治的纯种白人的国家，而不是民族融合、文化多元、男女平等的国家。而且在《拓荒者》中可以看出，从最后结局来看，纳蒂本人也不是胜利者。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最后的莫希干人》的诸方人物都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恰是库珀作品的美国读者——他们才是英国人、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曾为之争斗的美洲大陆的真正主人。

在《大草原》(The Prairie， 1827)里，“好”印第安人和“坏”印第安人再一次对立起来，情节的处理技巧与《最后的莫希干人》相似。但是库珀在《大草原》里所关注的问题却大有不同。《最后的莫希干人》回溯了在《拓荒者》里正在消亡的丛林生活；而《大草原》在时间上向前推移，探讨的是法律问题。在《拓荒者》里这种问题表现为纳蒂与泰普尔法官制订的狩猎法规之间的冲突。在《最后的莫希干人》里是自然与文明相冲突，而在《大草原》里则变为文明与自由相冲突。在《大草原》里，没有自由被想象为定居地——小说全然未反映定居地的生活，但是隐含在小说的参照系和读者的参照系之中。文明缺乏被设想为一种无法无天状态，或者是权力的独断专行，或者是权威的缺乏。

这种冲突通过白人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印第安人的作用仅在于为表现白人之间的各种对立冲突提供铺垫。伊斯梅尔·布什(Ishmael Bush)是非法占地者的首领，在他身上既有无政府主义的缺点，又有定居地的短处，他是小说里的坏蛋。尽管纳蒂·班波在这部小说中是个理想化的人物，但是他的价值却是被放置到一个严格限定的背景下表现的，如果说他最充分地体现了自由的好处，那么他也像布什一样与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有缘。与纳蒂相对，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养蜂人保罗·胡佛(Paul Hover)。在小说一开始，保罗便与文明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蜜蜂是从欧洲引进的，一般认为蜜蜂仅在定居地附近生活，因此蜜蜂预示待开发的边地，移民定居地在这里蚕食着荒野。到小说的结尾，保罗打算放弃养蜂，定居下来。最能将两种相互冲突的正面价值——自由和文明——理想地结合起来的是在小说中的年轻的士兵邓肯·米德尔顿(Duncan Middleton)。邓肯·米德尔顿的中名是昂卡斯，因为他是《最后的莫希干人》中邓肯少校的后代。然而这种家族联系，以及米德尔顿对多娜·英尼兹·德赛特维罗斯(Doa lnez de Certevallos)的跨文化爱情，仅使米德尔顿与自由的价值有了一种抽象的联系，读者感觉不出他所代表的价值是一种理想组合。库珀想通过米德尔顿在他的思想和政治贡献之外再一展其想象的风采，但却未能成功。

这方面的败笔表露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特征。库珀小说的虚构成分是一种把握问题的策略，也就是说，是一种想象技巧，用来解决他和他的读者生活中的复杂问题。但是这种把握并非完全有效：神话并未全然脱离现实。库珀从未发掘出足以实现他的预期目标的形式技巧。评论者注意到，或者抱怨道，他的作品实际上并不具备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缜密情节，能使事件之间衔接得天衣无缝。不过在他作品的结尾，事件由初始状态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作品当然还是具备情节的。只是在描写这样的变化的时候，他采用了武断的手法，使读者注意到作者写作时意愿在起作用，而非事件本身的必然发展。

再者，关于库珀所写的作品是什么种类或体裁的问题已经十分明了了。他写的是历史小说。但是这种体裁的基本规则却还未完全确定。这种体裁更像喜剧，还是更像悲剧？《最后的莫希干人》从书名开始，便给人以挽歌的感觉，然而全书33章中有13章有取自莎士比亚喜剧的开篇引言，其中有5段引自《仲夏夜之梦》。一位评论者抱怨说，读者想象不到克拉和昂卡斯会死去，书中一直给人以相反的信号，似乎两人会幸福地结合。这位评论者用酷似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一篇著名文章的笔调抱怨道：库珀的这部小说像拿胡姆·泰特(Nahum Tate)改写的《李尔王》一样令读者不安。拿胡姆·泰特的《李尔王》让李尔和考狄利娅活了下来，将悲剧变成了喜剧。换言之，在这位读者看来，故事自身的连续性所带来的审美快感比民族问题更为重要。民族叙事文学无法改变美国的历史，让最为英雄的印第安人和最有激情的黑白混血儿按照另一条新线索发展。然而这位评论者认为传奇小说的发展逻辑应当与民族叙事作品大相径庭。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些分歧，即要求“纯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仅对其自身想象的连贯性负责，而不拘泥于与时代、与生活相吻合。

如果说库珀对材料的总体把握甚至受到敬慕他的读者的批评和质疑(将他的作品与《李尔王》相比较难说不是一种赞美)，人们对他采用地方语言的细节也不乏异议。马克·吐温于1895年写的一篇关于库珀文学作品纰漏的文章对这样的异议有清楚的表述。不过去体会一下库珀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还是值得的，尽管那只是尝试，还算不上杰作。库珀笔下人物所用的语言风格芜杂，特点迥异，人物心理不完整可信，但在进行创作时，库珀试图剖解复杂的社会问题。

纳蒂·班波没受过教育，在文化上有其局限性。他的语言往往反映出他的这些社会局限。在另一方面，他体现的生活方式与阅读他的故事的读者的生活方式极为不同。库珀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十分吸引人，也希望读者能理解其中的价值。因此，库珀有时让纳蒂使用他通常不会用的丽辞长句。由此引出的问题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便为人们所熟知。在库珀开始写作大约20年前，华兹华斯在他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的前言里就强调过：未受过教育的人过着一种接近自然的生活，当他们被一种情感所感动时，能够用比喻说出非常生动的语言。显然库珀与华兹华斯的观点相同。正如库珀遭到批评，人们也责备华兹华斯的人物与语言不相符合。

马克·吐温对库珀的批评与人们对华兹华斯的责备一脉相承。然而库珀对待其印第安人物和纳蒂要比马克·吐温对待他自己笔下的历史边缘意义的人物要认真得多。尽管马克·吐温标榜其《哈克贝利·费恩》(Huckleberry Finn， 1884)准确地捕捉了地方方言，但是他用来准确记录方言的人物当中没有一个能与哈克(Huck)和吉姆(Jim)的价值相抗衡。读者对马克·吐温小说中两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力量的赞誉从未改变：一个男孩，冲破局限，本能地承认种族平等；一个黑奴，为自由而斗争。换言之，马克·吐温找到了一种写活“正面”人物的技巧，这些人物在结构上与库珀的海沃德少校和米德尔顿具有同等的作用。

马克·吐温的这一成就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也被认为对民主观念具有推广作用，然而在唤起读者对进步人物全面同情的同时，马克·吐温却将历史的失败者从读者的审视中清扫干净。马克·吐温与库珀不同，而是像班克罗夫特那样认为在“平民”人物身上存在着进步的因素。即使如此，他的作品仍如库珀的作品，表现了社会的等级价值观念。

库珀作品与马克·吐温作品的差异犹如库珀和帕克曼作品之间的差异。帕克曼称库珀的几部小说对他的一生影响很深，以至于他说：“有时候我难以分清哪些是小说的情节，哪些是我自身经历的回忆。”而且他在撰写法、英和印第安人在美国荒野的历史宏著时目的就是要把《最后的莫希干人》中仅仅提到的事实充实成血肉丰满的历史现实。不过帕克曼的视野与文字极其连贯，因此他所写的比库珀的作品更有局限性。在他对库珀的生涯进行总的回顾的时候，他全然拒绝接受昂卡斯，却认为玛古阿才真实反映了所有印第安人的基本特点，而且他在自己的历史作品中对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加以强调。库珀的小说世界和他那个时代的现实世界大致相当，包容了一定的人性，而小说和历史著作的新的现实技巧标准不能确保所写出的作品得以包容更多人性的因素。

有人试图将“文学”圈划成一片独立的天地，库珀对此表示异议。这一点可以从坡对《怀恩多特》的评论中看出来。在坡看来，库珀赢得读者靠的是现实世界的魅力：丛林生活的魅力、海洋生活的魅力。坡认为，与此相反，“天才的作家”应当避开这种“俗套的”主题。坡将小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俗的、广为流传的”。读者读的时候感到“喻悦”，但却没有“敬佩”之情，最为重要的是，读者不会想到“作者”。另一类不甚通俗，“每个段落”都给我们带来愉悦，这愉悦“来自于理解并欣赏文中所用的技巧、所流露出的天才”。这时，读者不仅会回味“作品”，而且也会去咀嚼“作者”。第一类的风靡一时与第二类可以赢得的“名声”形成对照：如果通俗作品“会偶尔活着”，但其“作者通常会死去”；而对天才作品来说，“即使作品死去，作者会活下来。”坡将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和霍桑列为天才作家，而将库珀列为通俗作者。然而，历史却表明库珀也是一位天才作家，因为他的作品已差不多都死去了，但是这些作品却是现在通俗小说和电影的基础，这些小说和电影使美国边疆在世界的文化想象中占有一席之地；赫尔曼·梅尔维尔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之类的作家则将他的海洋小说当做范本。因此，“作者会活下来”，而库珀所提出的发人深思的问题也极具挑战性。

不仅如此，库珀获得成功的方法很奇特。与他同时代但比他年轻的法国作家奥诺德·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 1799—1850)想寻找一种能敏锐感受都市生活的文风，他从库珀描写荒野的作品里找到了灵感。巴尔扎克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库珀的影响。1829年，巴尔扎克发表了他的鸿篇巨制《人间喜剧》(Human Comedy)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喜剧》是关于在布里特尼(Brittany)发生的法国革命的历史小说。巴尔扎克仿照《最后的莫希干人》，将其命名为《最后的乔乌安人》(The Last Chouan)。几年之后，在他第一本关于巴黎的杰作《高老头》(Old Goriot， 1834)里，巴尔扎克笔下最富生命力的人物沃特林(Vautrin)声称，巴黎“像新世界的丛林，在那里，二十个野蛮人的部落……为生存而斗争”。在19世纪40年代，《交际花的荣耀和苦难》(Splendors and Miseries of Courtesans)一书描写了一位被“无形的敌人”困扰的人物，他在寻找被诱拐的女人。小说叙述者说道：

交战中的部落互出绝招，恐怖诗章传遍美国丛林深处。库珀在他的作品里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恐怖诗章。巴黎生活的细枝末节也染上了恐怖诗章。过路人、商店、公共马车、站在窗前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不祥的魅力，而在库珀的小说里，一个树洞，一个河狸窝，一块岩石，一张水牛皮，一支静止的孤舟，甚至横浮在水面的一段树枝，都能寻见这种魅力。

库珀所描写的荒野“恐怖诗章”丰富了都市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源泉。是历史小说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密切关注，因为历史小说这种形式宣称：在过去，十分平凡的人也曾参与意义重大的事件——创造世界历史。七年战争期间，纳蒂·班波的“鹰眼”在纽约的荒野里施展威力，并且通过帮助英国战胜法国最终使美国战胜英国成为可能。同样是这样的“鹰眼”，也为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当代历史提供了证据。在他的小说里，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甚至被社会所唾弃的成分也能发挥其作用，因而值得注意。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保皇主义者，然而作为小说家，他从库珀那里学会了怎样去做个民主派。

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

与美国民主发生联系最有名的不是巴尔扎克，而是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1805—1859)。1831年托克维尔与古斯塔夫，德·博蒙特(Gustave de Beaumont， 1802—1866)一起来到了美国。这两位朝气蓬勃、思想开放的贵族受司法部的委派，到美国来研究该国家的刑罚制度。美国的刑罚制度有所创新，有利于道德改造，颇受国际重视。两人在到达纽约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遍游美国，北面远到波士顿(甚至到了加拿大)，西面远到烟火还不旺的威斯康星(Wisconsin)地面，南面远到新奥尔良(New Orleans)。他们写的题为《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运用》(O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rance)的报告很快便在美国翻译发表了(1833)。

他们的报告对典型的美国改良者做了简短而精彩的分析。这段分析似乎预先描画了后来出现在霍桑《福谷传奇》(1852)中的霍灵斯沃思(Hollingsworth)。在这类改良者看来，监狱“成了他们毕生为之劳碌的对象。慈善事业成了他们的一种职业；他们对监管制度爱得执著，成了偏执狂。在他们看来，监管制度是消除社会所有罪恶的良药”。“偏执狂”未作翻译，仍为法文，因为当时“monomania”一词尚未完全进入英语。“偏执狂”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坡和霍桑作品中的许多人物，特别是对于理解梅尔维尔《白鲸》中的亚哈船长意义重大，但这个概念仅是在埃塞克·雷(Isaac Ray)发表《论精神错乱中的法医学》(Treatise on the Medical Jurisprudence of Insanity， 1838)之后才开始在美国广泛地使用开来。即使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托克维尔和博蒙特也表明他们接触到了美国人当时所面临的新的重大问题。博蒙特写了一部题为《玛丽》(Marie)的小说，反映蓄奴问题，该小说于1835年在法国出版。托克维尔则独立写出了更为宏大的著作《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于1835年出版；第二卷于1840年出版)。这部著作从亨利·里夫(Henry Reeve)于1838年翻译成英文到现在，一直是美国人借以认识自我的重要参考。尽管托克维尔是法国人，但是他的著作却成了美国民族叙事文学的组成部分。

《美国的民主》第二卷里有一章专论“美国人的诗歌源泉”。在这一章里，托克维尔抓住了一个两重性特点，这个特点也有助于界定前面讨论过的库珀作品中的视点。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所有的公民根本上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人们不可能从某些伟大的个人那里得到诗的灵感。相反，是“民族本身”唤醒人们的想象。尽管欧洲人“大谈美国的荒野”，托克维尔了解到：“美国人自己却从来想不到荒野。”美国人“直到森林倒在斧头下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的周围存在着浩茫的森林”。

托克维尔的这番分析有助于澄清以下问题：库珀笔下的纳蒂·班波是回顾一个时代的创造。在那个时代移民者的“斧子”已经夷平了大片森林，以致人们开始感觉到荒野消失的历史损失。在《拓荒者》里，纳蒂预见性地痛悼这一损失；但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让人感觉纳蒂不是孤独的痛悼者，而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族本身”的一员。纳蒂离开众人，进入边地。于是，“他朝着落日的方向走了很远，——是那一帮开拓者中走得最远的。开拓者们为民族挺进整个大陆开拓道路”。托克维尔发现，恰是“他们自身的辉煌形象”一直存在于美国人的心中。“美国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从事宏图大业还是处理琐碎小事，总会想到这种形象。”托克维尔用酷似库珀的语言记录了美国人的这种形象：“美国人阔步前进，目光纵横四野，沼泽为之干涸，江河为其改道，荒地人丁日多，自然逐渐驯服。”

托克维尔著作的主要目的旨在理解他称之为“民主革命”这一世界范围的进程。这个革命发端于美国，因此美国拥有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未来发展可以借鉴的经验。在使用“平等”观念作为其分析的关键概念时，托克维尔自觉地秉承了民主的精神。他认为，民主精神倾向于抽象和概括，而不倾向于具体的往往是个人化的特殊性。而后者是贵族社会的特征。在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命运的抽象构想与乔治·班克罗夫特在他撰写美国历史时的抽象概括十分相似，遥相呼应。

大部分托克维尔与班克罗夫特的相同观点都已被美国人认同为自己的看法了，尽管这些观点经不住编史学的严格检验。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的引言中说，“平等原则的逐渐形成……是神的意志”，因为“它具有普遍性、持久性，总是能避开人类的阻挠；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为这种原则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在研究美国民主和平等的过程中，托克维尔感到一种对“那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力量的“宗教般的敬畏”。美国在历史上作用独特，因为从一开始，美洲便体现了那条不可逆转地要改变世界的原则：“17世纪在美国沿岸殖民的移民将民主的原则从欧洲旧大陆与其抗衡的诸原则分离了出来，仅将民主的原则移植到了新大陆。”

托克维尔的民族叙事始于新英格兰，渐次谈及美国所有的其他地方：“新英格兰的原则起初传到附近的几个州；渐次传及较远的州；最终，也许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原则传遍整个联邦。现在这些原则的影响超出了联邦的疆界，遍布整个美洲世界。”在一位将美国政治话语从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基督博爱典范》(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1630)到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连结起来的圣经式的人物身上，托克维尔感到这种文明是“山顶上闪亮的灯塔”。托克维尔强调美国平等的民主结构得以形成的有机原则。他指出：这种结构不是按贵族的组织原则由一个中央权威自上而下地形成的。相反，“在美国……郡县形成于乡镇之后，州府形成于郡县之后，而联邦是在州府之后形成的。”因此，就原则而言，国家整体与国家的地方组成成分之间不会出现紧张关系，因为没有地方，也就没有国家。

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抽象观念带有神话的色彩。他的著作因有实证的细节而颇具可信性，然而这些细节却消融在一种民族叙事作品里。印第安人被用片言抹杀了：他们只是“占据”着这片土地，但却并不“拥有”它。尽管托克维尔知道弗吉尼亚是在新英格兰之前被殖民的，但是他在给美国“民族特点”下定义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起初便有许多移民定居点这一事实。因此他一方面强调新英格兰在历史上的优先地位，一方面又论说国家要和谐同步发展，却不承认在二者之间存有矛盾。在他的笔下似乎只有一个“美国人的发祥地”，从而确保这个民族持续地向好的方面发展：“他们的先辈们将环境和智力平等的观念引入了这个国家。在那里，民主的共和制自然而然地兴盛起来。”据此，托克维尔声称“从第一个在这片海滩登陆的清教徒身上可以看到他所体现的美国命运，正如人类的始祖可以昭示整个人类一样”。

然而，托克维尔有时也会承认：新英格兰神话的叙事文学中的平等解释不了美国的全部。这片土地，不但有自由，还有奴隶制。奴隶制的基础是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粗暴的不平等：“如果美国会爆发大革命的话，那一定是由于美国土地上存在黑色人种的缘故；也就是说，美国发展的原动力将不是条件的平等，而是条件的不平等。”托克维尔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看到另一个破坏稳定、引起不公的潜在因素。在他著作第一卷的一个特别的脚注里，托克维尔警告说，“某些美国城市”人口猛增，鱼龙混杂，对“新世界民主共和国的未来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他想象着美国将需要建立“独立于城市居民的”的一支国家武装力量，以便“遏止其过度膨胀”。托克维尔不仅对美国民主的长处与成就分析入微，而且对其存在的问题也能鞭辟入里，这使他的作品成为写于那个时期的美国民族叙事作品的一种类型，而且现在仍然拥有读者。

乔治·班克罗夫特

作为同时从事写作并参与政治权力的例子，乔治·班克罗夫特十分让人感兴趣。他和托克维尔一样，受法国政府的委任来到美国，回国后又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出使美国从政和写作民族叙事作品二者都使他得以参与塑造美国的历史。班克罗夫特生于1800年，是马萨诸塞州伍斯特(Worcester)镇一个牧师的儿子，于181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勤奋好学，能力很强，颇得老师青睐。像在他之前的学者乔治·蒂克纳和在他之后的诗人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一样，班克罗夫特被派到德国，他希望通过在德国学习能胜任哈佛大学的领导职务。然而通过在哥廷根和柏林学习，以及后来在法国旅行，他显然不适合在哈佛大学工作，哈佛大学也不适合他。回国不到一年，他离开剑桥，与人合伙在马萨诸塞州的诺斯艾普顿(Northampton)办起了一所实验性的实行进步教育法的学校。从1823年到1831年，这所学校办得非常成功。在这期间，班克罗夫特发表了些诗歌、翻译了一些德国作品还发表了一些关于近期德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在这一点上，班克罗夫特的情形与比他年长的同代人司各特·托马斯·卡莱尔(Scot Thomas Carlyle)在成为职业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之前很相像。

班克罗夫特的个人姻亲关系表明他是个保守的新英格兰人，而且可能是个联邦主义者。他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德怀特家族联姻，这个家族在银行业和中西部土地投机方面颇具声名；他的内弟“诚实的约翰”戴维斯当了该州的辉格党州长。然而，班克罗夫特本人发展方向却与他们有所不同。他所接受的德国教育使他接触到了哲学、神学以及引发当时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运动的历史学知识；他在政治舞台抛头露面的初期表现出了对当时深受欢迎的杰克逊政治倾向的支持。到19世纪30年代初期，班克罗夫特逐渐放弃教书职业，开始从事他在学术和政治方面的主要活动。他拟订出了《美国历史》的写作计划，并陆续完成了十卷，随着独立战争的结束，这部巨著最终在1874年完成了。他对杰克逊民主党一生忠诚不渝。他对“民主派”(当时民主党被称为“the Democracy”)的贡献和对历史著述的热忱似乎相辅相成，相依为命。

班克罗夫特的《历史》第一卷于1834年问世，引起普遍好评，销量可观。第一卷讲述了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英国内战和复辟时期(1660)的美国历史。第二卷(1837)讲述了英国光荣革命以及这次革命直接带来的殖民后果(1689)。民主党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几乎总是处在反对党的位置上。1838年，民主党获得了州选举的胜利。班克罗夫特搬迁到了波士顿，当上了波士顿港的关税征收官，这是本州一个重要的具有任命权的职位。他以马萨诸塞州民主党领导人的身份，任命纳撒尼尔·霍桑为波士顿海关的计量员。这是霍桑一生所获得三个恩赐任命职位的第一个。班克罗夫特的政治活动并没有阻止他完成《历史》的第三卷(1840)，将美国历史写到18世纪中叶。

在随后的十年间，政治活动占去他越来越多的时间。1844年，他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败北。同一年，他在全国人民大会上支持提名詹姆斯·K.波尔克为总统候选人，对波尔克当选总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波尔克当选总统后，作为报答，给了他一个内阁职务。在担任海军部长期间，班克罗夫特帮助建立起了美国海军学院。在墨西哥战争期间，他实质上负责陆军部。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难做的工作，因为从辉格党右派到超验主义者左派，整个新英格兰舆论界无不坚决反对这场战争。他赢得了联邦政府任命权限内的最高褒奖，到圣詹姆斯宫(英国宫廷)担任大使。从1846年到1849年在伦敦期间，他利用职位之便，接触到了英国和法国关于革命时期的文献，这些文献还从来没有人研究过。当他回国写美国历史的时候便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这种权威一方面来自他的职位，另一方面来自他的研究。从1852年到濒临南北战争的1860年，《历史》的四至八卷问世了，终于叙述到了真正属于美国历史的1776年7月4日，而在这之前他已洋洋洒洒写了4000多页了。

在南北战争的危机中，班克罗夫特站在联邦一方，给林肯出谋划策，甚至在林肯去世后起草了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给国会的第一道咨文。尽管他仍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但是他应邀于1866年在国会隆重的林肯悼念会上致辞。同年，《历史》第九卷出版。后来他被任命为驻德大使，从1867年工作到1874年。在这些年里——期间爆发了普法战争，班克罗夫特不仅与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k)等德国军政领导人接触频繁，而且与这里的资深历史学家们关系密切。德国当时被公认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研究中心。1874年，他从柏林回到美国，出版了《历史》的最后一卷。班克罗夫特卒于1891年，是华盛顿特区政治、外交、文化生活中颇受敬仰的人物。他对《历史》进行了两次修订。第一次他将十卷本的《历史》缩成六卷本，修订成建国一百周年的1876年版本；第二次修订是在1882年，增加了《联邦宪法制订史》(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最后他将这两次修订的结果汇入了1886年版“作者定稿”的六卷本。

在班克罗夫特写作《历史》的40多年间，美国的历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他仍不必修订自己的语气或观点。这是他写作成功的一个明证。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修订改动了某些过时的修辞辞藻，尽管如此，在初版的十卷本中，我们只需读读第九卷(1866)前言中最后一句的最后措辞便可了解作者对南北战争的看法：“我毕恭毕敬地将我写的国家史摆上圣坛，献给自由和联邦。”早在第二卷的结尾，班克罗夫特便宣称，迄今写完的两卷便“表明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由民族的原因”，随后的数卷将表明“我们之所以成为团结的民族的原因”。换言之，北方在南北战争中所维护的主要价值观念已在班克罗夫特笔下有了明确的措辞。

班克罗夫特没把自己看成创造者。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与古时候的吟游诗人很相像。他不过想说出自己的人民早已知晓、相信而且交口传颂的事情，但却使之具备一定的形式和规模，从而可以尽可能地囊括更多的史实，比任何一个个人或任何一种口头传说所能了解和包含的内容都多；从而使这个民族以及他们的知识和他们的传说得以源远流长。然而这种民族塑造的叙事形式是新文学。将美国人尚未成形的思想赋予形式并表达出来，班克罗夫特所建构的恰是词源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且由于这种表达不是以分析的形式，而是用连贯的叙述文本，所以他创造了美国“神话”。这里的“神话”和亚里士多德在《诗艺》中用这个词时的意义相同。班克罗夫特作品中的乐观主义和民族主义使他的民族神话读来感觉不真实并具有危险色彩，他对于种族的划分使意识形态看来不过是错误的意识，对这些，20世纪的读者可能都会注意到。

然而将班克罗夫特的中心地位一笔勾销是不可能的。将班克罗夫特与同他时代的另一个政治人物进行比较可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便是纳撒尼尔·霍桑的朋友约翰·L.奥沙利文(1813—1895)。1837年，奥沙利文创办并编辑《民主评论》杂志，并与班克罗夫特结成了密切的盟友。在《民主评论》里，早在1845年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美国的“命定扩张说”就是扩张并统治整个北美大陆，这个观点与发动墨西哥战争的动机珠联璧合，而班克罗夫特在墨西哥战争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几年后，奥沙利文便因策谋为美国征服古巴的冒险计划而臭名远扬了。南北战争期间，他长期居住在国外，争取英国承认并支持南部邦联。

早在《民主评论》第一期的头条社论里，奥沙利文立场的局限性便显而易见了。在这篇社论里，奥沙利文分析了刚出现不久的关于南卡罗莱纳州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分歧，声称问题的症结在于“多数人和少数人的相关权利”。奥沙利文论点的主旨表明：在当时美国政治话语中，“少数人”成了南方的代码，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代表受歧视的少数种族或少数民族。奥沙利文全身心致力于社会改革，这种社会改革将托克维尔感召到了美国。1841年，奥沙利文写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要求纽约州废除极刑。然而在一篇题为《民主》的1840年的典型文章里，奥沙利文写到政治理论和美国实践中的“人权问题”，却只字未提美国奴隶制的事实。

在另一方面，班克罗夫特对人权的看法却毫不含糊，他将政治热忱视做自己的立场。1845年，他的履历不得不由一位南方议员审核修改以便使他获得内阁成员的提名。南北战争之后，温德尔·菲利普斯竟认为班克罗夫特“修改了著作的章节”，以便在蓄奴问题上讨价还价。不管怎么说，班克罗夫特是反对当时的种族主义的。与赞同人类多起源理论——这些理论声称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表明非白色人种不完全是人类——的人不同，班克罗夫特坚持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人。如果对(西南非洲的)霍顿都人(Hottentot)多了解一些，我们就不会那么蔑视他们了。”班克罗夫特与奥沙利文不同，认为南方在卷入废除联邦法律争端时为自己的辩护“不顾后果地污辱了北方的自由劳动力”。在班克罗夫特看来，南方的主张不能反映美国民主所关注的基本问题。相反，这些论点“对自由起破坏作用”，并且会导致“叛国和分裂”。

然而，如果班克罗夫特能与自己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如此不同，那么对立党派从他的著作里找不出什么可以反对的东西也就成为必然。威廉·K.普雷斯科特因在《墨西哥征服史》(1843)中对科尔特斯战胜阿兹特克人的描述而为今人所知。他基本上不问政治，十分保守，是富有的波士顿辉格组织中的成员。现在看来，班克罗夫特“本可能”希望加入这个组织。普雷斯科特反对吞并德克萨斯，也反对班克罗夫特所支持的墨西哥战争。然而，从普雷斯科特1841年发表在非常传统的《北美评论》上关于班克罗夫特《历史》第三卷的一篇评论可以看出，不同派别的成员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相同观点的。这一点也解释了班克罗夫特以及大多数其他北方民主党成员为什么会在南北战争期间与共和党一道站在联邦的一边。

普雷斯科特在他的评论中使用的是他自己进步的、民主的语言。现代的读者也许会将其错认为班克罗夫特“杰克逊式的”善辩文风。像班克罗夫特一样，普雷斯科特从美国历史中看到以关注“人类天然权利”为基础的“自由的进步”。普雷斯科特将这进步与19世纪40年代欧洲民主斗争所关注的“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联系起来。普雷斯科特像班克罗夫特和托克维尔一样，认为美国的自由是上帝的安排。就在“光荣改良”使人们确信合适的、新教的原则将在美国移民中占主导地位之后，美洲被发现并殖民了。在普雷斯科特看来，这一事实不是偶然：这不仅是“幸运”，而是“上帝的安排”。

普雷斯科特认为，美国刚刚独立，还不到全面修史的时候，只适合写“地方叙述、个人传记和政治论述”等等。但是既然这个国家已经拥有了一些自己的历史，便已经到了写民族叙事作品的时候了。这种民族叙事文学可以这样看：自治的“倾向”将殖民史与现代联邦史“联系”起来，而且提供了叙述殖民史的“真实视点”。普雷斯科特认为，研究美洲殖民时期的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找到某种“一致性”的原则。普雷斯科特在自己的著作里，通过聚焦于人物传记找到了一致性，他的《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统治史》(1838)以及他在《墨西哥征服史》突出描写科尔特斯都表现出这一点。而班克罗夫特著作的规模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时间上，跨度太大，无法用一个人物或者用一系列传记来贯穿全书。为了能“在众多的小州之中”突出表现“激发兴趣的中心点”，“在他的叙述当中”找到“活泼生动的原则”，班克罗夫特需要讲述的是“自由的历史”。他的著作是思想的历史、制度的历史，是原则的历史，而不是记叙个人的历史，尽管这部著作总是贯以“人民”的名义来展开的。这种抽象概括在托克维尔那里是与民主相联系的。

在叙事结构上，班克罗夫特修史时依靠的是两条原则：超前叙述和后补叙述。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张力。超前叙述不只是个时间错误，而且是一种预言性修辞格，将某事摆到它应该发生的时间之前。通过超前叙述，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历史始于17世纪，将业已存在、几乎永恒的这片土地本身与后来才出现的政治实体融为一体。第一卷里，在第一章“早期航行，法国移民点”和关于西班牙人的第二章之后，第三章的标题竟是“英国占领美国”。在《独立宣言》还未出现的几个世纪之前，“美国”便存在于班克罗夫特的著作里了。然而既然美国已经存在了，还写这段历史有什么意义呢？班克罗夫特总是处于这样一个境地：他得不断地讲述一种业已存在的事物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成形、自我完善的。在写这一过程的时候，他以某个个人的生活为模型，其手法往往是有机的、天衣无缝的。他像托克维尔一样宣称，美国初期的历史“含有我们传统的萌芽”；“一个民族的成熟是其年轻时期的延续”。

用光作比喻是班克罗夫特运用的同样重要的手法。17世纪弗吉尼亚目睹了“美国立法自由的幸福的黎明”。在达尔文之前，人们不明白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因而表示发展的比喻也含混不清。用光来比喻变化就要明确些。没人会怀疑光明在黎明时分出现，白昼随之而来，但光却在一天中发生变化，非常适合用做历史的比喻。于是自由之光从一开始便出现了：“移民们登上岸的时候，他们的制度已经完备。美国立刻具备了民主的自由和独立的基督教信仰。”然而中午比黎明更加辉煌：高潮还有待出现。正如班克罗夫特在《历史》第一卷的前三章按照由低潮到高潮的次序叙述了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历史，在这一卷中，新英格兰的历史占了全书(共十章)最后的三章，然而从页数来看却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从《历史》的整个结构来看，前三卷讲到18世纪中叶，而讲述随后30年的历史却需要七卷的篇幅。

而且也许中午尚未到来。保守的托利党盯着过去，辉格党抓住现在，而民主却统治着未来。民主是“进步和改革的党”——是将要来到的最好的党。在第一卷中间，班克罗夫特归纳了他的主题：

人们的思想从宗教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直接结果便是人们开始探究人民自治政府的实质以及公众自由的原则，而这一切在新发现的大陆荒野深处孕育生长，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融入从拉布拉多到智利每个新生政府的血脉，在俄勒冈州和利比里亚建立了前哨站，而且……分化了从葡萄牙海岸到沙皇皇宫……所有欧洲古老的政府。

班克罗夫特的叙述结构和他的历史分析都是以辩证的步骤展开。他的历史是依据取代的原则讲述的。在某一时期是进步的制度到了后来就不再如此。不变的原则和流变的思想之间的这种张力导致了相当的复杂性。例如，在17世纪后期(第三卷)，

观念上的一场革命来临了。改革奉《圣经》为真理，恰如天主教会以传统为真理；对《圣经》奴性十足的理解导致了对《圣经》的偶像化盲目崇拜。但是真正的宗教绝不给人以束缚；随着这种改革的精神——一种尚未完善的思想自由——进一步发展，人们便召唤理性来解释往昔的文献，将因历史因袭而变成神圣不可更改的谬误与意义深远的真理区别开来。

科学精神的高涨将会改变宗教，使加尔文教派的形式因此变得过时。班克罗夫特认为萨莱姆巫术审判源于牧师们为挽回失去的权力在政治上的倒行逆施。

加尔文教派对马萨诸塞州的自由做出过贡献，因此颇得班克罗夫特青睐。既然即使是这样的教派也需要超越，那么这个教派所从属的大的宗教运动也应当予以超越：“新教教义不符合人性；其名称意味着一个党派力争推翻过去的某些压迫，但是一旦斗争取得成功，这一派别便会放弃革新的原则。现在(七年战争期间)是它最后一次作为一种政治因素在国家斗争的舞台上亮相”(第四卷)。然而后来证明，这场新教斗争的“最后一战”却是“一系列伟大的革命战争的前奏，这些战争为人类世界确立了人民的权力”。美国革命标明了一个时刻的到来，在这个时刻，“自由的思想……第一次……具体到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在那里，人们以发自内心的信念高呼自由的口号，无比热情地捍卫自由的思想，这样的热情迄今为止只有在宗教战争中找得到”(第七卷)。在权力圈子里，也会出现同样的转化和逆转。到18世纪，“庞大的欧洲殖民体系业已将世界联合起来”(第三卷)。这一联合的世界形成了一个舞台，使美国争取自由的斗争能得到最广泛的响应，并确保美国的斗争能在精神上和在地域上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到第五卷出版的时候(1852年)，住在纽约的班克罗夫特自己看到，美国自由贸易的原则十分有效地在自由的精神下将世界统一了起来，所以尽管纽约民族混杂、文化多元、语言各异，却成了“可以代表整个欧洲的城市”。

班克罗夫特的民族叙事作品认为美国拥有改造世界并使世界更美好的原则，因此美国包容全世界。这种美国观在他作品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也在他写作的年代里也得到贯彻：在民族扩张过程中，美国挺进到太平洋岸边并大有进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趋势。这样的民族叙事作品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安德鲁·杰克逊强有力的政府。但是这民族叙事文学尚未取代一切，还有侧重点不同的地方叙述作品的发展余地。美国各个地区之间实际存在着许多差异，这意味着某个人笔下的美国历史不是美国唯一的历史。

2 地方叙事文学

华盛顿·欧文

华盛顿·欧文在《见闻札记》(1819)里为随后的几十年确立了界定美国地方叙述作品的标准。这种标准就是作品要短小精悍，拥有地区性内容。欧文作品的基本写作模式如同当时英国期刊和那几十年间的美国期刊里的作品，是速写和故事。顾名思义，速写像一张图画。在一篇速写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仅有叙述者运用词句向读者展示他认为有趣的东西。而在故事里则真会有事情发生，而且往往是颇有分量的事情。速写突出第一人称叙述者，比如“克雷恩”这个人物；与此相反，故事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或者改由另外一个人物叙述。欧文的叙述方法与英国期刊的写作传统相似，大部分内容与沃尔特·司各特长篇小说中丰富多彩的地区题材相像。从效果来看，一篇速写是从叙述的上下文中抽出的一个描述性章节。同样，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正当乔治·班克罗夫特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继续他们的写作时，民族叙事已被仿效欧文的期刊作者化整为零，写入地方场景里了。

欧文的《见闻札记》中最著名的故事反映了地方和整个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瑞普·凡·温克尔”让瑞普长梦不醒，众目睽睽之下一笔略过了美国建国期间的大事件，而且这个故事本身被说成是由狄德里希·尼克尔包克尔讲述的，这个人是欧文虚构的荷兰殖民时期的纽约古文物历史学家。而且叙述者称，故事源于“民间传说”，不是抄自书本或记载——如班克罗夫特的民族史等材料——而是搜集于久居一地的男男女女。“睡谷的传说”表现出建国初期(像库珀的《拓荒者》，故事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地方居民对北方闯入者的愤怒。用来恐吓埃克勃特·克莱恩的鬼怪传说里的鬼是死去了的德国军官，因此，就故事的整体结构来看，两个地区——荷兰人的纽约和北方佬的康涅狄格——之间的冲突也反映了旧的、安谧的殖民地生活方式与刚刚建国后不讲体面你争我夺但却拙笨蹩脚的新生活方式的抗争。克莱恩教书、唱圣歌，而且是个既有野心又能干的人，他成了一类美国人的不朽代表，正如他的对手布罗姆·波尼斯。波尼斯赛马、斗鸡，既是个幽默大师又是镇上的大力士，“不是打架斗殴，便是嬉戏逗闹。”欧文后来转而写作民族层面上的作品，从哥伦布的生平写到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毛皮王国发展史又写到华盛顿的生平。然而即使在欧文写作转向很久之后，这两类人物仍经常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场景里。(关于欧文创作生涯的全面情况，参见第一卷中吉尔摩的文章以及本卷中贝尔的文章。)

西南部幽默作品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一群作者模仿欧文创作以地方生活为基础的速写和故事。他们所写的地区不是欧文所写的久有人居的纽约地区，也不是霍桑笔下的新英格兰。相反，他们写的是从佐治亚到田纳西、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阿肯色等州的南部边疆，这里刚刚有人定居，在当时被称为“西南部”。通常情况下，他们的作品先是出现在他们居住所在地的地方报纸上，但不久便刊登到地区性的报刊上，如圣路易的《晨号》(Reveille)、新奥尔良的《琐事》(Picayune)和纽约的杂志《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成了西南部幽默作品的旗舰。这些等级复杂的报刊反映出西南部幽默从地方、地区和全国的不同层次介入了文化生活。

《时代精神》创刊于1831年，读者对象是全国的赛马爱好者，而对赛马有兴趣的最大的读者群是南方的种植者。生于佛蒙特的编辑威廉·波特是这样定义其杂志宗旨的：“旨在提高大众社会中一小部分成员的眼界和兴趣……我们的读者是拥有地位、财富和智慧的绅士——是社会的科林斯式支柱。”“科林斯式”支柱意味着由财富支撑的骄奢华丽，与“科林斯式”这个词的英国俚语用法相同，皮尔斯·爱根(Pierce Egan)在《伦敦生活》(Life in London， 1824)中描写年轻的杰里和他的朋友“科林斯式的汤姆”(后来变形为猫和老鼠，“汤姆和杰里”一直是20世纪美国动画片中的一对喜剧人物。)时用这个词来描写富足的、业余爱好体育的上流社会风流公子。人们认为波特的杂志包含鲜明的美国题材，但是他的杂志源于(并保持着)与英国文化想象的联系，在它所描述的美国偏远处所的休闲活动的魅力背后是一种都市的模式。1837年的金融恐慌破坏了赛马的金融基础，此后，《时代精神》的侧重点不再是草原的赛马消息。波特主要用两方面文章来填满杂志的页面：他从所有南部和西南部的报纸中搜寻用于重印的文稿；邀约杂志的读者投稿。这些撰稿者的绅士地位从下面事实中可见一斑：波特从不付给他们稿酬，但他却在1856年声称他的杂志有4万本的发行量。

一般为《时代精神》创作速写和故事的作者是在文化方面颇有权威的人：白人，男性，从事文化素质要求很高的职业，如新闻和法律，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很活跃。比如波特的一位自称为“追火鸡者”的撰稿人是连当两任密西西比州长(1838—1842)的詹姆斯·麦克纳特(James Mcnutt)。麦克纳特看好硬性货币，主张节欲戒酒，然而他的故事却侧重描写像“强基”(Chunkey)一样的丛林猎人，他们喜欢的是易于获取的贷款和高度的烈性酒。

就社会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言，这些作者与辉格党一般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西南“派”作品的兴起恰逢辉格党人在许多地区聚集力量反对安德鲁·杰克逊政府。杰克逊自己是来自田纳西州的蓄奴者，但是作为总统，他的国家观念很激进、带有专制色彩，曾是民主党人的南方人也觉得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南卡罗莱纳州宣布它有权废除联邦在1828年和1832年制定的税法时，杰克逊威胁动用联邦军队来维护中央政治权威。但是杰克逊却没有使用联邦经济权力来推行深受许多西部人欢迎的公路和运河“内部改良措施”。此外，杰克逊也不讨北方人的喜欢，这既是由于他随和民主的作风，也由于他对美国中央银行的攻击。

于是，从1832年到1834年间，辉格党的力量形成了，北方与丹尼尔·韦伯斯特联合，西部与亨利·克莱联合，南方与约翰·卡尔霍恩联合。这时不仅出现了废除联邦法律的危机，而且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这些事件通过改变南方蓄奴制的状况改变了国家的面貌。棉花价格大涨掀起了到西南边疆定居的浪潮，使南方原有的奴隶身价骤增。与此同时，在1831年，奈特·特纳在弗吉尼亚州的南汉普敦(Southampton)发动了全国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开始出版《解放者》，反对蓄奴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时期。(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叙述，见本卷桑德奎斯特的文章。)

辉格党反对杰克逊的斗争立刻导致了地方叙事文学的产生，这些作品试图从杰克逊自己的地盘上寻找灵感。《戴维·克罗克特的生活故事》(1834)，还有关于戴维·克罗克特或假称由克罗克特写的有关作品，都表明辉格党人试图挖掘一位来自田纳西丛林的雄心勃勃的政客的勇气和诙谐，这位政客与杰克逊分裂了，但却仍然活在广大美国人民的记忆中。甚至在他1836年去世后，不少年鉴仍在编造有关他的故事。在后来的岁月里，关于克罗克特的叙事文学不再是地方作品了。20世纪50年代，沃尔特·迪斯尼将有关内容编进了广泛传播的电视、电影和歌曲作品，这些内容从此汇入了民族叙事的范畴，不再是美国某一部分或者某一党派的作品，而是成了整个美国的作品。

这些西南部作者的作品被称做“幽默”，但是这个词包含多种意义和做法。例如，在边疆地区，盛行一种颇有规模的夸大表达自己的口头文学，旅行者将这些口头文学沿着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传回到文明地区。早在1808年，人们在密西西比的纳齐兹(Natchez)听到两个行船人在争吵：“其中一位说道，‘我是个大汉，我是匹马，我以一当十。上帝作证，我打得过肯塔基所有的人。’另一位回敬道：‘我是条鳄鱼，半人半马。上帝作证，我打得过密西西比河上所有的人。’”两人口角几句后便打作一团。这一整套做法被认为“幽默”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描绘了比作者和假想读者地位低下的人们的怪异之举。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人们便认为悲剧和喜剧之间的区别不在于结局是喜是悲，而在于所描写的人物的身份地位，这身份地位在原则上是道德的，而在实际上是社会的。

远到基督教，近到浪漫主义运动和民主政治运动，文化上的诸多发展使这一观点面临新的挑战，而且到20世纪，这一观点被总体上改变了。尽管如此，这种观点仍然颇具影响，特别是对在文化上持保守态度的西南部作者。尽管他们着眼于描写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的生活，而且注意细节和常用怪诞的手法，这些西南部作者的作品成为后来被称为现实主义和地方色彩作品的先声，但是就总体而言，这些作品缺乏后来的现实主义和地方色彩作品所赋予人物的严肃的道德意义。尽管如此，在过去的50年间，这些作品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现代的读者认识到西南部的“幽默”是颇享盛名的作家们从事创作的重要源泉，这些作家包括赫尔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和威廉·福克纳。这些作家确实赋予其人物严肃的道德意义，然而，如同那些幽默作者，他们也往往逗笑，时常超出现实写真的规范。

首先写作西南部幽默文学作品的是奥古斯塔斯·鲍德温·隆斯特里特(Augustus Baldwin Longstreet， 1790—1870)。隆斯特里特生于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市，在南卡罗莱纳大学和耶鲁大学接受的教育。毕业后他回到佐治亚州从事律师工作。隆斯特里特的一生几乎浓缩了当时社会上的所有职业：他数次被选入佐治亚州众议院，做过州高级法院的法官(1822)， 1829年他获得了理公会派的牧师证书；从1834年到1836年，他编辑奥古斯塔市的杂志《州权利的哨兵》(State RightsSentinel)；此后他担任过学院院长和大学校长，当过南方的辩护者(例如，他写过《使徒基督教与蓄奴制的联系》[The Connections of Apostolical Christianity with Slavery][1845])。1833年，隆斯特里特开始在米勒德格维尔(Milledgeville)镇的《南方记录者》(The Southern Recorder)里发表速写和故事，随后在自己的报纸上继续发表这样的作品。最后，他自己将这些作品结成文集，(匿名)在奥古斯塔加以发表，书名为《共和国建国后五十年的佐治亚风光、人物和事件：一名土生土长佐治亚人的记录》(Georgia Scenes， Characters， Incidents，&c.in the First Half Century of the Republic：By a Native Georgian， 1835)。这本《佐治亚风光》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很受欢迎，经久不衰。坡在《南方文学信使》中对此大加赞扬，隆斯特里特自己称不出梅森-迪克森(MasonDixon)线以北便销出去数千册。1840年，纽约的哈珀兄弟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了隆斯特里特的文集，到1897年，这本文集共出了11版。

隆斯特里特的文集里包括如下作品：《圣贤对话》(A Sage Conversation)，说的是叙述者旁听到几位老妇人在夜间断断续续的聊天，并试图拼凑成一件性丑闻；《射击比赛》(The ShootingMatch)，书中叙述者碰到上霍格西天(Upper Hogthief)的一帮“牛仔”，凭运气赢得了奖金；《跑马场》(The Turf)，写的是“男女老少、白人黑人，大家都赌”一场马赛，然而结果所谓500美元的奖金只有48美元，外加几张白条；《拖笨鹅》(The GanderPulling)；《开除》(The TurnOut)，说的是学生造反、反对校长的故事；《斗争》(The Fight)说的是矮子乡下人兰西·斯尼弗尔(Ransy Sniffle)将两个相貌漂亮的朋友骗得不择手段地相互毁伤；此外还有《换马记》(The HorseSwap)等。这些作品说的都是肮脏不堪、未受过教育的人的故事，叙述者彬彬有礼的绅士口气与鲜活辛辣的俗语方言形成对照，而且后者时常取代前者。这些颇受现代读者喜爱的俗语方言反映了隆斯特里特所密切关注的社会阶层和生活方式。他自己在道德上不仅体面，而且“天天向上”。他的目的在于记录某种生活方式中的古怪特点，而他会高兴地说这些古怪正在消失。在这一点上和其他方面，与其说他像库珀，还不如说他像吐温。

在这本文集的第一篇速写《佐治亚风光》里，作者首先告诫读者：作品里所描述的县已不复具有“发生这些故事时的特征”。然而，早在1809年，林肯县的“黑暗角落”因其“道德黑暗”而著名。隆斯特里特接着写道：“自那时以后……不管我怎样努力将(除所有的幽默外)庄重严肃与滑稽愚蠢融为一体，即使是出于不无高尚的对照目的，也可以从这个县里找到从邪恶和愚昧向道德和神圣转变的不可胜数的有趣例子。”

以道德的和文化历史的姿态做这番道貌岸然的表述时，隆斯特里特是真诚的，但是为了使自己的叙述充满活力，他必须背离这种道学士的腔调。因为在否认自己要“将庄重严肃和滑稽愚蠢融为一体”之后，隆斯特里特马上采用了他所听到的与严肃叙述口气相反的腔调，还看不到人，但却从对面传来“大吵大嚷，不虔不敬，沸沸扬扬”的声音：“你行，你行吗？”“呔，行，我办得到!呸!嘿，留着你的精神，赶快溜号吧!”接下来相互不服地争吵几句，便要大打一架了。叙述者继续听着他们的吵闹声。直到打架进入高潮，他才走到现场：“我看见上面的人(另一个人没看到)用两只拇指狠劲地往下戳，与此同时我听到了遭受最痛苦的折磨后的惨叫声，‘住手!我的眼珠给抠出来了!’”叙述者“给吓坏了，呆立在那里，动弹不得”。不过他发现这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模仿县城里发生的一场斗殴，这个孩子一个人在模仿所有人的声音”。

这个例子具有通常受人欢迎的幽默色彩。幽默的关键在于叙述者的叙述和读者对耸人听闻的可怕事件的期待。作者让这位操方言的人物反唇相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没人惹我，也不曾有人惹过我，我只是试试自己有多能打。”个中的喜剧色彩来自于不同语气的混合，也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因为读者明知这场致残的殴斗只是模仿表演，所以很轻松。不管怎样，这个男孩子没有被赋予可与叙述者比权量力的道德权威。他仍属于野蛮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孩子们玩抠眼珠的游戏。这篇速写结尾的意象所证实的是野蛮中未加控制的可怕力量：“我走到他爬起来的地方，只见那里有他用拇指戳出来的两个坑，在松软的泥土里，这两个坑之间宽与两眼相当，深约没了拇指球；四周的泥土碎裂，仿佛两只牡鹿在那里打斗过。”

在使西南部幽默创作成为流行全国的文学形式的过程中，也许没有比托马斯·邦格斯·索普(1815—1875)更重要的作者了。索普是在马萨诸塞州出生，在纽约长大的。1837年，他到了路易斯安那州，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854年。1839年，他发表了第一篇速写《一位在路易斯安那的纽约人笔下的养蜂人汤姆·欧文》(TomOwen， the Bee Hunter， By a New Yorker in Louisiana)。这篇速写被一家地方报纸退稿了，后来发表在《时代精神》里，颇受读者欢迎。一篇由欧文式的叙述者叙述的故事在今天没有多大的魅力，然而，这篇作品在鲁弗斯·格里斯沃德的《美国散文作家》(The Prose Writers of America， 1847)里被重印，并且与《佐治亚风光》一道，作为唯一的一篇西南部幽默作品被收进戴克金克兄弟编的巨著《美国文学百科》(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855)。1841年，《时代精神》发表了索普的另一篇重要作品《阿肯色州的大熊》，这篇作品的题目成了他第一部西南幽默作品集的书名。《〈阿肯色州的大熊〉和其他速写，南方和西南部的人物和事件》(The Big Bear of Arkansas and Other Sketches， Illustrative of Characters and lncidents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这本文集是由费城的凯里和李出版社于1845年出版的(由《时代精神》的波特编辑)，出版后引发了不小的西南部幽默作品出版热。在这一成功之后，索普陪同扎查利·泰勒参加墨西哥战争去了，他从战场发回来的报道不仅是新闻的来源，而且也是关于这场战争的早期历史著作的原材料。索普长期参加辉格党的政治活动，最后受挫而终。1854年他回到纽约，在南北战争中为联邦效力，是为数不多站在联邦一边的西南部幽默作家之一。

索普的《大熊》写的是猎人与熊的遭遇，地方细节丰富，令人信服，但在创造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者口气时却转而带上了神秘和神话的色彩。这种叙述模式显然影响了威廉·福克纳的《熊》(1942)，在从《白鲸》到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许多作品以至诺曼·米勒(Norman Mailer)的《为什么我们在越南？》(Why Are We in Vietnam， 1967)都回响着这种模式的声音。如同在隆斯特里特的作品中一样，速写的叙述者首先建立一个框架，方言的声音出现在这一框架里。不过在这里，方言的声音被允许占据作品的大部分篇幅，而且与隆斯特里特的作品不同，在建立框架的过程中没有道德层面的考虑。操方言的人物本人就是“阿肯色的大熊”，故事就是以他命名的。他并没出现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而是在密西西比河的汽轮上。他本人代表的是他的家乡，而场景却代表“联邦的每一个州”：

在这里可以看到富有的南方庄园主、来自新英格兰卖锡器的小贩——北方的商人和南方的赛马骑手——一位受人尊敬的主教和一个不顾一切的赌徒——土地投机商和诚实的农夫……密执安人、伊利诺斯人、印第安纳人、俄亥俄人和肯塔基人与具有半马半鳄鱼特征的“老密西西比地区”人混杂在一起，摩肩接踵，熙熙攘攘。

在这样一条船上，叙述者表现得像一位绅士。他坐在那里，置身于“鱼龙混杂”的人群中，“带着批评的态度”读着一本书。这时“大熊”来了，所有的人都中止了自己正在做的事。尽管举止粗鲁，但是“大熊”很快就把大家迷住了。“大熊”对这些假斯文的猎人解释说，在阿肯色州，动物不是“猎物”。在阿肯色，主要的“猎[1]”①是扑克，但是如果你去猎取的话，“那也是肉。”他提到一只重达40磅的野火鸡，有“二十多个人的声音”惊讶地叫了起来，这时，他说道：“真的，陌生人，那是不是个大[2]伙②？”索普笔下的“大熊”不乏幽默地在玩弄对话者，既在宣扬家乡猎物之巨大，同时也承认自己的叙述本身也可能是个弥天大谎。他的阿肯色是“充满神奇造化的州”，那里的狗熊“吃的是土地自然生长的东西”，一样四季都肥实实的。“大熊”长篇大论地吹了一通阿肯色的特色之后便详细地讲述了一次具体的狩猎。这次狩猎非同一般，而一般的狩猎“可以用两句话讲完——一只熊被惊动了，随即被打死了”。(克罗克特《自传》里有一个短小的章节，描写一个猎季他打死105只熊的事迹。)

这位猎人发现了一只熊的足迹，他从未见过或者听说过这么大的熊：这只熊似乎在嘲弄他，不断地袭扰他养的猪。这位猎人终于怒不可遏了，尽管他觉得角色好像反串了，那只熊似乎在追猎他。在追猎的过程中，“大熊”瞥见了那只熊，被它的美丽打动了，“像兄弟一样爱上了它”；尽管如此，他依然追猎，历经磨难，结果却令人沮丧，一无所获。到后来，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便又做了一次尝试。令他吃惊的是，早晨他还没来得及出发，那只熊却出现了：“它像一团黑色的雾一般出现了，看上去十分庞大，它……冲破篱笆走了进来，仿佛一棵倒下的大树挂破蛛网。”猎人还没来得及杀这只熊，它就死掉了，因为这只熊“是不可猎取的，寿数尽时便死去”。索普写的这只“神奇造化熊”后来成为这类作品中的精彩创作之一，成了西南部幽默作者嵌入民族传统中的一个主要偶像。

《阿肯色州的大熊》获得了成功，开创了大量出版此类作品的势头，约翰·琼斯·胡伯(Johnson Jones Hooper)(1815—1862)马上乘上了这个势头。胡伯出生在北卡罗莱纳州，直到1835年他一直在阿拉巴马他哥哥的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1842年，他成了《东阿拉巴马人》(East Alabamian)的编辑，在这份刊物上他发表了第一篇速写《在阿拉巴马进行人口普查》(Taking the Census in Alabama)。胡伯的主题也侧重于地方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他作为联邦政府的雇员，干的工作为地方居民所惧怕、所痛恨，因而比较危险。恰是以这样的身份，胡伯接触到普通居民，他们怪异的举止成了他幽默的材料。他的这篇速写引起了轰动，波特在《时代精神》里刊印了这篇作品。在波特的鼓励下，胡伯写出了一本使他成名的书。

1845年，凯里出版社出版了胡伯的《前塔拉普萨义勇军上尉西蒙·苏格斯历险记和在阿拉巴马进行人口普查及其他阿拉巴马速写作品》(Some Adventures of Captain Simon Suggs， Late of the Tallapoosa Volunteers；Together with“Taking the Census”andOther Alabama Sketches)，在随后的十年间，这本书共出了11版。尽管苏格斯的故事仅占这本书的一部分，但它是胡伯的重要贡献。一直到胡伯去世，人们一直用他塑造的人物名字称呼他。胡伯对此既沮丧又难堪，但却不得不忍受。《西蒙·苏格斯历险记》(Some Adventures of Simon Suggs)是献给波特的，是为竞选以讽刺手法写的传记。一位似乎昏头昏脑的叙述者讲其主人公的言行举止，讲述的方法令读者对主人公捉弄的对象感到好笑，而且使读者感到自己高高地居于主人公和叙述者之上。这种模式令人想起亨利·菲尔丁在《乔纳森·瓦尔德》(Jonathan Wild， 1743)中对罗伯特·沃尔普尔爵士政治“壮举”的讽刺，其中的叙述腔调常常与威廉·迈克皮斯·萨克雷在《凯瑟琳》(Catherine， 1839)和《巴里·林登》(Barry Lyndon， 1844)中所用的腔调相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腔调是犯罪文学作品时髦笔调的代表。苏格斯遵循他自己的座右铭：“在新国家里应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骗完他父亲之后，便转而从事土地投机，赌牌，后来又当了一支民兵队伍——“塔拉普萨义勇军”的既腐败又不称职的首领。

《西蒙·苏格斯历险记》中最令人难忘的一章大概要算“上尉出席营地会议”，相似的描写出现在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国王变成牧师”一节里。苏格斯缺钱花了，便出席了一次复兴布道会。人们认为他是个臭名远扬的有罪主人，开导了他半天，他表面装做洗心革面，于是他被允许向这群人募捐，并带着钱离开了会场。当苏格斯用醍醐灌顶的“良言”对在场所有的人讲述他所谓被宽容的“体验”的时候，胡伯转而扫视全场的人群，描写他们的反应，并特写了一位多布斯太太：

“上帝啊!他不要说得太感人啊!”一位穿黑绸的老妇人喊叫道——“约翰·多布斯到哪儿去了？你这个呆家伙!”她冲着广场另一边的一位黑妇人嚷道——“你要是不能在一分钟内找到你的主人约翰，并且让他到这儿听这个人的体会的话，回家我就撩起你的衣服抽上一百五十鞭子，我的婆娘!——瞧我会不会这样干!上帝!”——她又回到上尉的故事上来了——“真是宝贵的经验!”

要想完全欣赏这段叙述中的乐趣，读者得明白胡伯的观点：他认为奋兴布道会本身就是一件坏事情，狂热的宗教不仅使人堕落，而且甚至是危险的：它在道德上是危险的，这是因为它滋长虚伪；它对社会是危险的，因为它在狂热中将白人和黑人搅在一起；它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煽动术，而且会导致政治整体意义上的邪恶。在美国，时至今日，宗教复活仍是民族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现在政治左派普遍认为胡伯的看法源于右翼，大家几乎存在同样的疑虑。

即使是看起来最纯粹最活泼地反映地方色彩的西南部幽默作品也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政治具有明显的关系。约瑟夫·G.鲍德温在《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的喧嚣时代》(1853)里将这一关系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出来。鲍德温(1815—1864)出生在弗古尼亚的中南多尔山谷的一个来自康涅狄格的家庭。这家人后来迁到南方来开纺织厂；十岁的时候，他到了密西西比州，学做律师，那里当时这方面的竞争要小些。1837年，他搬到了阿拉巴马，成了那里辉格党的积极分子，在州立法机构工作，竞选众议员未成。他的书出版以后，他离开阿拉巴马到了加利福尼亚。鲍德温开始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速写作品——与西南部幽默相比，《南方文学信使》是一份更为温和保守的杂志——并将这些作品以及后来的新作收编进《喧嚣时代》，在纽约出版并在六个月里重印了六次。

书名中的“喧嚣时代”指的是“从1835年的恩赐年到1837年的丰足年份：那是一段黄金岁月，当时小纸钞是唯一流行的货币；钞票‘像维拉姆布罗萨(Vallambrosa)秋天的落叶那么厚’”。其中引自密尔顿《失乐园》中的词句和神话典故表明鲍德温是西南部幽默作者中最具文学功底的。同时，对其题材的忠实又要求他使用“小纸钞(Shinplaster)”。这个词是美语独有的，指的是非法银行发行的小面额纸币——是支持杰克逊与美国银行斗争的人争取简易信贷的成果。作为辉格党成员，鲍德温为民主党的简易信贷写了一篇意在讽刺的赞美辞，但是由于作品中略带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怀旧，他的笔调比胡伯更为平稳。这本书的幽默主要是因为鲍德温在叙事中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而并非因他大量引用所描写人物的方言俗语。不过有一篇作品例外，在这篇作品里，故事人物被赋予了多样的口气。

鲍德温笔下的阿拉巴马律师“塞缪尔·黑尔先生”言辞讽刺“犀利”，“他将讽刺对象的羽毛拔得精光，就像一位准备大量饭菜的饭店厨师，在一群人要肉吃的吵嚷声中，三把两把便将鸡毛拔光。”然而山姆仅在一个令人震惊、时间错位的场景得以展示其语言才华。一位“固执己见”的北方佬女教师搬来镇上，人们说服山姆去鼓动她离开这个镇子。他所做的就是用怪诞的夸大表达出人们当时关于南方生活的堕落和奴隶制种种最坏的想象。女教师逃离了镇子，不慎遗留下了一封写给“哈里叶特·斯——”的信，是关于南方蓄奴制的：“如果我不曾在一本畅销小说，或者是一本小说集里读到蓄奴制的(细节情况)的话，我就不会再思考蓄奴制的问题。在我读到的那部作品里，在描写奴隶所有者的时候，女性的纤细不足，而男性的不公正有余。”鲍德温在他对19世纪30年代的回忆中插入了人们对哈里叶特·比彻·斯托的小说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反应。

鲍德温借山姆之口似乎要表明关于南方可怕情形的传说只不过是用来吓唬北方佬的大话而已，而最伟大的西南部幽默作家乔治·华盛顿·哈利斯笔下的南方却是以怪诞的暴力为特质的。这一点反映在他塑造的一位名叫“苏特”的人物中，“苏特(Sut)”与“南方(South)”相近，用以暗指南方。哈利斯(1815—1869)出生在匹兹堡附近的一个地方，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田纳西州东部，在那里，他干过不少行当，其中大部分与当时的新技术有关：他曾当过几年汽轮领航员；在一家金属加工厂工作过，并开了一家这样的工厂；他经营过锯木厂和铜矿；也曾涉足过铁路行业。从19世纪40年代，他间或给《时代精神》投稿。但是他的主要作品是在19世纪50年代问世的，几乎全部发表在田纳西州的报刊上，其中包括纳什维尔市火药味很浓的民主党刊物《联邦》。随着内战接近，哈利斯投了几篇相当辛辣的政治讽刺作品，例如一组嘲讽亚伯拉罕·林肯到华盛顿就职的作品，又如一组作品表现出对北方的刻骨仇恨，甚至希望乘“五月花”号到美洲的移民被印第安人屠杀一光。尽管如此，在内战之后，哈利斯唯一的一本书《苏特·拉文古德：一位天生傻瓜编造的故事》(Sut Lovingood：Yarns Spunby a“Nat'ralBorn Durn'd Fool”， 1867)恰是在纽约出版的——这证明了北方在这场纷争中获得何等彻底的胜利，也证明了北方人认定即使像苏特的南方那样激烈而顽固守旧，于北方也无甚大碍。

苏特的故事几乎都是由一位和蔼可亲的叙述者解说的，我们只知道这位叙述者叫乔治。苏特古怪、地道的乡音土话就是在这样的开场白之后被引入的，但是一经引入，苏特的声音便变成主要的声音。而且哈利斯在突出其人物语言怪异时比其他西南部作家走得都要远些。他将苏特说的话都仔细地用语音来表现，一来转达人物说话的原味，二来告诉读者正在读的这个人物是文盲。哈利斯自己是位严格意义上的长老教会员，但是他仍能让苏特在道德方面独立于作者，正如他在语言上能够独立于自己的叙述者一样。胡伯的叙述者时常打断苏格斯的话语来归纳或者指出其中的隐喻，而苏特的语言几乎从不中断，如果苏特被打断了，那是为了使他有机会厉声驳斥对话者。一次，苏特偏离正题询问道：

“究竟为什么砖块可以摆得严丝合缝？而石块却无论怎样都不能。”“因为砖块大小一个样。”一个眼上长瘤子的人冒冒失失地说道。“说的混账话，你这个傻瓜!收割机倒大小一个样，你把两台摆得严丝合缝给我看看。等你长出角来再回答这样复杂的问题也不迟。”

用收割机这样一种重工业产品来打比方是与苏特的世界十分相宜的。不论是在荒林深处或者在穷乡僻壤，现代技术都会传播到那里——正如美国边疆故事里有操步枪的勇士，而《阿肯色州的大熊》的场景是一艘汽轮。

有时，对苏特活动的环境描写之精细甚至胜过某些描写低层生活的西南部幽默作品。星期天早晨，一首牧歌激动得苏特“坐到篱笆上，用一把巴洛小刀刮我腿上的绒毛”。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作品对社会生活细节的描绘。苏特充沛的情感中包括恐惧和羞耻。故事反映了使社会低层的人们产生这种情感的社会不平等和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人物包括一位敲竹杠骗钱的乡绅，这位乡绅与教堂关系很深，因此在苏特看来，他“专门设计一种……干预所有人所有事情的机器”。另一个这样的人物是警长，童年时，这位警长使苏特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惧。从那以后，警长便是他计划报复的对象之一：“‘警长!’他低声叫道，声音尖厉颤抖，在我听来好像一只圆乎乎、毛绒绒、小豆儿眼的母鸡发现‘老鹰’正向它带有条纹的后背扑来时发出的尖叫。”牧师是第三等级的人物。教区牧师约翰·布伦(John Bullen)向她父母告状说他们的女儿吻了苏特，作为报复，苏特搞了一次令他痛苦丢脸的恶作剧。

苏特写实的环境和情感转入怪诞的戏谑通常需要有一定的铺垫，随后，似乎是自动的突然爆发，转入慌乱的、毁灭性的噪音和运动。一次，苏特自己谈到他的“恐怖制造机”。总体而言，他在寻求某种一触即运作的仪器，而他可以“站在远离危险的地方，观望这一切发生”，或者“只是扯一下绳索，我所要造成的所有恐惧便熊熊燃烧起来，令人痛苦，令人烦恼”。苏特的一些谋划富有机械的灵感，与机器相关的比喻往往带有结果的描述，这一切使得哈利斯的作品似乎可以用做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动画片脚本：“我看见你的腿负载着三百磅重的身体走呵走的。尽管你的两条腿很长，交替前进，但更换得却很快，就像两个各自向相反的方向旋转车轮上的辐条。”

同样如同动画片，在苏特的故事里，速度、纷杂和强烈动作制造出极大的混乱：“腌肉坛子、干菜罐子、醋瓶子、豆子袋、菜捆、饮料瓶、鸡蛋篮子，一挥而就——全都搅成了一团，不值得一一例数了，只值一个半美元。”内容不值一提，但是行文富于节奏。这个句子是以一挥而就的动作为中心支撑点的，在这之前和之后词数几乎相等，各分为前半句八个较短短语和后半句三个几乎同样长度的较长短语。尽管用的都是常用词汇，重音紧凑，哈利斯还是用形式修辞学的复杂句型结构将这些材料组织了起来：“马铃薯、卷心菜、肉、肉汤、豆子、水果布丁、还有运送用的车子；牛奶、盘子、馅饼、布丁——那么多的菜肴，让你一个星期也想不出来——全在那里，混在一起、捣得粉碎，好像被粉碎机搅过似的。”从开头的主语(“马铃薯”)到开始出现谓语(“全在那里”)，中间差不多隔了两行。十几个单个的词分由两个相互呼应的修饰语(“运送用的”和“一个星期也想不出来”)断开。哈利斯使用直接重复的结构也同样精彩：“街道一片白，到处是牛奶和鸡蛋皮；街道一片红，到处是草莓：街道一片黑，到处是黑莓；街道一片绿，到处是运菜的车。”

胡伯不愿被认同为自己塑造的到处乱窜的坏蛋苏格斯，而哈利斯则不同，许多人都以他笔下滋事生非的粗人称呼他，尽管他为温文尔雅的叙述者取名为“乔治”似乎表明他别有用心。尽管哈利斯采取的是民主党的立场，但他信奉辉格党的政治神话逻辑：民主党就是民众，民众就要闹事。班克罗夫特的民族主题说的是民众具有自治的能力，美国人有能力在没有政府干预和等级压制的情况下建立秩序。哈利斯的作品显然毫无遗憾地在较小的范围内表现了一种具有破坏性的诗歌艺术：民众的力量会给像他这样的人——一个有技能、获得相当多不受侵犯的空间和宁静的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在苏特目睹的一场骚乱中，一位醉醺醺、爱说大话的白人用脚踢一个黑人小孩。立刻这个黑人男孩被非人化为一块飞起的石头：“嗖的一声它飞走了，四肢伸展，像只跳跃中的松鼠，一头撞进了钟表店的橱窗，撞断了窗框，玻璃四溅、透镜表、赛瑟表、汤匙、洋娃娃的脑袋、泥筒子、钓鱼线，哗啦一声，四处乱飞。”修表匠坐在里面，“一只眼上戴着一个黑色瘤子样的东西，正拿着镊子盯着一只老表”，随后，“他便趴下了，背上飞来了一个吓坏了的泥灰色的小黑孩，骑到了他的脖子上，小铜齿轮滚落一地，落在地上的大小手表像响尾蛇一样四处作响。”东田纳西没有蓄奴的，在苏特的天地里几乎没有非裔美国人的空间，然而这个场面反映出一些南方人对一种社会制度的敌意。这些人认为是这种社会制度决定了这一地区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地位。哈利斯笔下的“黑鬼”形象，陷在他制造的这种混乱中，并且骑到了匠人的脖子上，造成了这位受害黑人当受责备的场面。始作俑的那一脚不予计较，这就让人感觉这位奴隶应当对造成的破坏负责，这似乎预示着南北战争中的情形。

纳撒尼尔·霍桑

1830年，在奥古斯塔斯·隆斯特里特开始匿名在米勒德格维尔的《南方记录者》里发表描写早期佐治亚风情作品的几年前，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就在萨莱姆的《日报》(Gazette)上匿名发表了五篇人物速写和早期马萨诸塞州的故事。其题材包括“哈钦森太太”(Hutchinson)，哈钦森太太是一位17世纪30年代唯信仰主义者的领袖，霍桑后来将海斯特·普莱恩(Hester Prynne)与她相比。《三山山谷》(The Hollow of Three Hills)讲述耻辱和隐私遭侵犯的故事——这成了霍桑个人为之着迷的主题。也许在霍桑于1825年离开鲍登学院之前，霍桑便构思并写了计划中的《本土故事七则》(Seven Tales of My Native Land)一书的大部分。霍桑出道时的身份也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在这一点上他比西南部作者一点也不逊色。不过，尽管霍桑居住在这个国家文化更为发达的地方，比起西南部作家来，他在通往发表作品的路上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出版社对他拟写的《本土故事七则》的反应令他十分沮丧，很难说他保留了已经写成部分，尽管发表在《日报》上的作品可能是以《故事七则》为材料来源的。

从学院毕业后，霍桑回到他的故乡萨莱姆市与他寡居的母亲和两个姐妹一起生活，他开始在萨莱姆市图书馆博览群书。大约在十几年间，他一直闭门写作。到1829年，他有了一个写作新书的计划，书名叫《边城故事》(Provincial Tales)，并把这一计划提交给波士顿的出版商，这位出版商不敢冒险出他的书，但愿意将其中几篇发表在每年的赠阅图书《心意》里。在1831年的《心意》里，霍桑不署名发表了一篇速写作品《居高临下》(Sights from a Steeple)。在此后的六七年间，他的一些速写和故事都是以“《居高临下》的作者”的名义发表的。这篇速写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其中的一种幻想：“最诱人的生活方式是幻化成精灵的保罗·普莱(Paul Pry)的生活方式，在男人和女人的头顶上盘旋，没人看得见，目睹他们的行为，探究他们的心灵。”这种无人察觉的观察恰是19世纪文化的关键特征，是确定现实小说叙述者的身份的基础；这一点的重要程度不亚于正在兴起的社会科学的作用；它包含了在社会福利改革(监狱、贫民院)和工业组合方面的实践。通过这样一个敏感观察者的人物，甚至在一些没有明显社会内容的作品当中，霍桑也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特点。

在1832年的《心意》里，霍桑发表几篇《边城故事》中的作品。还不到30岁，霍桑就已经写出了一些使他享有声誉的作品。《文质彬彬的男孩》(The Gentle Boy)像《居高临下》一样，成了他后来不署名发表作品的代署名；《罗杰·梅尔文的葬礼》(Roger Malvins Burial)和《我的亲戚莫利纽克斯少校》(My Kinsman， MajorMolineux)(“《居高临下》的作者著”)，这两篇作品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选集和关于霍桑的评论文章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在直到1838年的这些年间，霍桑又在《心意》里发表了20多篇故事和速写，其中包括《莫利山上的五月柱》(The MayPole of Merry Mount)(“《文质彬彬的男孩》的作者著”)和《牧师的黑面纱》(The Minister's Black Veil)(“《居高临下》的作者著”)，这两篇都发表在1836年。

在将《边城故事》的作品兜售给《心意》的同时，霍桑酝酿了写另一部有地方性人物作品的计划，书名叫《说书人》(The StoryTeller)。拟写的这本书是一部框架式的叙事文学，这一框架使故事的叙述者戏剧化，并将各个故事用穿过新英格兰到尼亚加拉的旅行所遇到的历史和地理线索串起来。霍桑的这一计划又破产了，只有其中的片断发表在期刊上。1834年，《新英格兰杂志》发表了《说书人》中的两个部分，在随后的一年中，大约又有15篇霍桑的作品发表在杂志上，其中包括《威克菲尔德》(Wakefield)和《年轻的古德曼·布朗》。到1837年发表了差不多有50篇作品；然而在1851年，他在为《重讲一遍的故事》第二版写的前言里称，在当时他仍是“美国文学界最不知名的人物”。

对于写作西南部故事和速写的那些绅士来说，不出名不算什么，而霍桑却对此深感不安。前者甚或将不出名作为追求的目标，以便不被人将他们与他们所描写的下层阶级联系到一起。而霍桑的情况则很不同。尽管霍桑在19世纪20年代通过刻苦研读地方叙述，得知他父方的祖先中在殖民时期颇有几位著名人物，但是他自己的家庭，尤其是在他父亲过早去世之后，在经济上依靠别人。霍桑很不愿意读大学，不想“让罗伯特叔叔再养活自己四年”。在从学院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里，他说不愿从事律师、医生和牧师的职业，接下来他叫道：“哎!过去我没有职业，也不算穷，足以活着了。”笔锋一转，他问母亲：“你认为我当个作家怎么样，靠我的笔来养活自己？”从这一封信的情感逻辑来看，霍桑认为写作这个职业不完全是个职业。它能使他获得更大的自由，但在经济上，笔却没有多少“养活”的能力。

霍桑在1836年离开萨莱姆到了波士顿，去当《美国实用有趣知识杂志》(AmericanMagazine of Usefuland Entertaining Knowledge)的编辑。尽管答应给他500美元的工资，但是在出版商破产前的六个月工作期间，他只得到了不足20美元。随后，他和妹妹玛丽亚·路易莎一起受雇编写《皮特·帕里地理通用历史》(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Geography)。他们编写的书卖了上百万册，而他们只得了一百美元。到1837年，霍桑的经济状况恶化，因为他们家族往返波士顿和萨莱姆的公共马车生意马上要被两市之间修建的第一条铁路给毁了。现在霍桑有必要“为生计而涂纸弄墨”，成为一位“职业涂鸦人”。这种紧迫要求迫使他不得不又编写了四部儿童历史读物：《祖父的椅子》(Grandfathers Chair)、《历史著名人物》(Famous Old People)、《自由树》(Liberty Tree)(这三部都写成于1841年)和《给儿童写的传记故事》(Biographical Stories for Children)(1842)。

要想靠写作过上体面的日子，霍桑必须为自己赢得名声。获得著名作家的身份是他辛勤卖身写作的全部目的；这样一来，霍桑梦想成为的“作家”和他实际成为的涂鸦作者相去千里。霍桑的作品不仅不署霍桑的名，而且往往署别的什么名字。这种做法很合《心意》出版商的心意，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1837年的这份刊物中的八篇故事全部出自一位作者之手，当然这种做法对霍桑不利。霍桑的朋友霍拉旭·布里奇说：“这样在不同的旗下作战，你在四处浪费自己的精力。”读者很喜欢霍桑的作品，但他们并不知道作者的名字。因此，布里奇要求霍桑“将你的名字写到书的封面上”。在布里奇暗地资助下，《重讲一遍的故事》1837年问世了。这本书收集了霍桑到那时为止发表的19篇作品。书开始销售得不错，卖出去六七百册。但是，1837年的金融恐慌和随后而来的经济萧条使销售冷了下来，出版商破产了。尽管如此，正如霍桑在1851年的再版前言里所说：这本书帮他“开始了与世界的沟通”。

从这时起，霍桑开始了非常世俗的生涯：他像西南部的业余作者一样，没有把写作当做主要工作。自《重讲一遍的故事》发表后的20年间，霍桑主要用于写作的时间尚不足一半：在1838年，他写成了十几篇作品，后来这些作品成了《重讲一遍的故事》(1842)第二卷的组成部分；结婚后他便与妻子索菲在康科德的“古宅”居住了三年半，在这期间他写出了《古宅青苔》(1846)；从1849年中期到1852年底的这段时间里，他写出了几部长篇小说：(《红字》[1850]，《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福谷传奇》[1852])，还有几篇后来收入《雪影》的故事，此外还有几本为儿童写的书(《历史和传记故事》[True Stories from History and Biography， 1851]，《奇妙的书》[A WonderBook， 1852]，和《堂格伍德故事集》[1853]，还有富兰克林·皮尔斯竞选用的传记。皮尔斯是他大学时的老朋友，1853年当选美国总统。(关于霍桑的罗曼司作品，见第四章。)

写作之外的时间主要用于从政了。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世纪50年代末，每次民主党总统上任，霍桑便会得到恩惠任命：1839年到1841年，他在波士顿海关任职；1846年到1849年，在萨莱姆海关任职；1853年到1857年，在英国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任领事。此外，霍桑还在1841年到布鲁克的乌托邦农庄进行了另外一种政治实验。1857年，霍桑任领事期满卸任时，他仅出版了另外一本小说《玉石雕像》(1860)和一本反思英国的散文集《我们的旧宅》(1863)。他的日记和他在1864年去世之前写的大量作品(在第五章中有论述)直到他的家人发现这些手稿还是源源不断的财源之后，才得以发表。身为著名的作者，霍桑入土后仍能赚钱。

霍桑一旦将自己的名字落到封面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树名立声的过程便成为可能。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是他大学时的朋友，他在美国最有分量的文化刊物《北美评论》上发表了《重讲一遍的故事》的书评。朗费罗对书中故事和速写的叙述“视角”进行了界定——也就是说，他开始从纷杂断续的作品中理出一个丰富复杂但却统一的人物形象。与此同时，霍桑未来妻子索菲亚·皮博迪的姐姐伊丽莎白·皮博迪利用她的关系引起了乔治·班克罗夫特对霍桑的注意。班克罗夫特不仅为霍桑安排了恩惠职位，而且使霍桑与一家重要的期刊约翰·奥沙利文的《民主评论》取得了联系。从这份刊物的第一期开始，霍桑便在上面发表作品，从1837年到1845年底，他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作品，差不多是他这一时期发表作品数量的一半。

尽管霍桑的作品已发表在全国性的刊物上，但他在文化界的影响尚有待增长。最积极倡导美国应该有与英国和其他外国作品迥然不同的民族文学的当数纽约的艾弗特·戴克金克。1841年他在他的新期刊《大角星》的第一期里发表了一篇对霍桑作品大加赞扬的文章。戴克金克从霍桑刚开始有点名声时便对霍桑十分钦佩。1838年，他同一位朋友曾到萨莱姆拜访过霍桑：霍桑后来回忆说，这是他成为“文学界人士”以来第一次受人注意。在《大角星》的这篇文章里，戴克金克评论霍桑的作品风格时用的是浪漫主义者用来表述文学的典型术语。霍桑是“哈姆雷特”，他的“意识”和“想象”无所不包，然而他的“意志”却是滞后的。霍桑被看成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内心世界是价值的主要所在；对他来说，行动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便是非常次要的。

几年之后，戴克金克又写一篇评论霍桑的文章，这一次是发表在《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上，戴克金克与这份期刊也建立了联系。当时詹姆斯·K.波尔克已经被选为总统，霍桑在谋求恩赐职位。奥沙利文在扮演天使。他在给霍桑的信中写道：“出于更有利于举荐你的目的，我请戴克金克在四月号的《民主评论》上写一篇评论你的文章……希望你能同意当一次拍照的模特。我想将你塑造成名人，从而提高你在波尔克心目中的地位。”戴克金克在这篇文章里将霍桑的道德热忱与李尔王相提并论——这种比较给戴克金克的门生赫尔曼·梅尔维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50年，他为戴克金克和他弟弟乔治编辑的《文学世界》写了篇题为《霍桑和他的〈古宅青苔〉》的文章，文章对此有所体现。事实上戴克金克本人在美国丛书图书馆出版《古宅青苔》时起了关键作用，他当时正在为威利和普特南编辑这套丛书。

西南部的作家是辉格党派的；而霍桑同库珀和班克罗夫特一样是民主党人。不过霍桑不像其他民主党作者那样写通俗作品，也不曾追随辉格党的幽默作家用方言写作。从一开始，给霍桑以最大支持的是那些有志于在美国发展一种不同寻常、有很高审美价值的“纯文学”的人：朗费罗、戴克金克、坡。1842年，也就是在对库珀的通俗作品提出批评的前一年，坡赞扬霍桑有“创造性”、有“天才”、“见解独到”——这些都是新浪漫主义美学的主要词汇，这些特征使得霍桑的作品荣列“艺术最神圣的领地”。在霍桑的整个创作生涯，他都被赞誉为底蕴深厚的文体家，像欧文一样，他避免与查尔斯·兰姆的浪漫主义怪异文风同流合污，而遵循约瑟夫·爱迪生的18世纪传统文风。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被认为艰涩难懂。

霍桑是位马萨诸塞州的地方作家，不是因为他采用北方佬的方言，而是因为他写活了往昔的殖民岁月。这不仅是个题材选取的问题。其中也有采用更宽宏的写作策略的因素，这种策略在新英格兰的影响大于美国的其他任何地方。众所周知，霍桑喜欢使用寓言，他的寓言可追溯到早期清教徒的活动，也借鉴了英国的埃德蒙·斯宾塞和约翰·班扬。这样的寓言在《天国铁路》(The Celestial Railroad)有直接的反映。按照这种手法，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的妻子便被命名为“信仰”(Faith)，而身穿“红色紧身衣”、善于诱惑的年轻女人没有帮助罗宾去找亲人莫利纽克斯，而是将他邀请到自己的房间，可以看出，这个女人的原型是《启示录》中的红衣女人，即清教徒反天主教宣传中的“巴比伦娼妇”。在写作《古宅》(Old Manse)期间，他的作品自始至终存在着寓言色彩，对故事的场景倒不是特别挑剔。霍桑的抽象倾向反映出了他那些信奉超验主义的邻居们的喜好。《胎记》中的阿尔莫(Aylmer)从他妻子胎斑中看到了人类外表不完美的象征，而《拉帕西尼的女儿》中的人物借用了但丁寓言作品《神曲》中比阿特丽斯(Beatrice)的名字。

不过，即使霍桑采用了与其新英格兰的先驱不无关系的文学模式，他还是与他们的观点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快乐山的五月柱被摧毁了，这表明清教徒的“沉郁”战胜了美国文化生活中的“欢快”，但是霍桑笔下的清教徒对鞭刑柱情有独钟，从对清教徒的描写中看不出霍桑对清教徒统治有所留恋。即使霍桑使用寓言的本意是建设性的，其针砭时弊的意义也是很明显的。而且，通常人们将寓言区分为一般寓言和深奥寓言。深奥寓言不免牵强，作者在使用这种寓言的时候有意识地使之艰涩，以便获得比一般寓言更加“深邃”、社会意义更加模糊的内涵。例如，《罗杰·梅尔文的葬礼》开头和结尾都发生在一大块花岗岩石前；离此不远是一株橡树，与整个场景甚不协调，而在结尾部分，这株橡树莫明其妙地枯萎了。故事中对这些场景因素的强调令人不由不思考其含义。这株无疾而终的橡树会不会是在影射著名的康涅狄格州的大橡树，而那块大岩石则隐喻普利茅斯巨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故事反映美国爱国主义神话的蕴意深远了许多，不过，人们无从确认作者实际上有此动机。

一位当代评论者指出《年轻的古德曼·布朗》具有缺陷，他认为作品“叙述晦涩”，以至于“十个聪明的读者中有九个”看不出作品中所包含的“寓意”。这部作品是“一种解释，而它本身需要加以解释”，是篇“需要拐杖支撑的寓言”。如同班克罗夫特一样，霍桑认为清教徒是当时仍然流行的生活方式和理解生活的祖先，但是他同时也承认19世纪民主的政治基础与17世纪的宗教基础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

霍桑的作品之所以难读还由于另外一种风格特征，即他常常省略——上下文交待不足。《文质彬彬的男孩》是霍桑除了《拉帕西尼的女儿》之外篇幅最长的短篇小说，其中部分篇幅是对家庭价值观念的详细论述。而这种论述，尽管在霍桑的速写里——和书信里——时常出现，在霍桑其他的短篇小说中是占不了多大篇幅的。这种家庭价值观念或许是隐含在他的其他短篇小说里的，但霍桑在这些作品中对这样的介绍性信息至多进行了暗示，这就使这些作品具有多种理解的可能性，而不再重视小说中家庭生活描写的现代读者尤其容易做出多种不同的解释。霍桑省却的往往是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恰恰是读者借以确认哪种解释是正确的依据——如果说他写作的目标是得出正确结论，而非创造漂浮不定的悬念的话。

霍桑的短篇小说虽然意义不确定，但却给人一种情感的冲击。在这种意义上，这些小说可以进入坡致力界定的文学美学殿堂。同样，情感作用大相径庭的故事却具有相似的主题，这表明霍桑更想远距离地观察不同的可能性，而不是进行严肃的道德教育，也不是要执迷于心理的探索。例如，《威克菲尔德》和《年轻的古德曼·布朗》均以人物离家出行为故事情节。这个人物出门时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有所耽搁，而回家后——在人群中与妻子聚而不欢——情况变得越发糟糕。威克菲尔德在这期间情感几无变化，故事叙述的腔调十分外露，具有讽刺意味。与此相反，布朗却在一夜之间变化甚大，故事的感情内化而深沉了。

像坡的作品一样，霍桑1850年前的作品均为短篇——这又是一种省略的选择，因为在长篇作品中作者的价值取向通常得以充分确定，而在短小的反传统作品中则不易确定。直到今天，短篇小说通常分为两类：十分符合常规的(不论是科幻小说、犯罪小说、西部小说，还是《纽约人杂志》式的)，另一类则是极端革新的。班克罗夫特叙述详尽，结构清晰，不断给读者提供向导，他的叙述模式显然与他的民主党倾向相一致。与此相反，霍桑将民族叙事化整为零，分成地方单元，可以仔细摹写。这些地方单元并不全都具备既定的重要意义，这一技巧与他对民主党的忠诚相左。如果他反对当选的清教徒的傲慢，那么他又如何能够成为世俗文化精英的一员呢？

在政治上，霍桑与辉格派幽默作者不同，而与班克罗夫特一脉相承，其基本标志在于他认真严肃地描写各种日常生活场景中没有特殊社会地位的人物。西南部最好的作品也炫耀社会敌意，这一点在乔治·哈利斯的作品中表现尤其明显。霍桑的最佳作品同样传达着政治内涵。这些短篇故事不仅道德色彩阴郁，而且这种阴郁的腔调不为社会的最上层所独有。在霍桑和班克罗夫特从事写作的同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论美国学者》里强调“熟悉的东西，低级的东西……小木桶里的饭食；小锅里的牛奶；街头民歌”所包含的价值。为了证明这一点，爱默生赞扬了诸如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天才”作者。当然，现代的读者更乐于欣赏华兹华斯的《廷特恩寺》(TintemAbbey)中的“个人顶峰”、赞颂永恒的颂诗，特别是他的《序言》。要欣赏华兹华斯在《迈克尔》(Michael)等作品中更为激进的民主观念，需要读者采取当时的视角。《迈克尔》呈现的是爱默生所赞赏不已的“穷人的文学”和“家庭生活的意义”。而就霍桑而言，他以文化和社会地位稳固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写出的速写远不如他以第三人称写的故事更引人注意。后者写的是班克罗夫特以及霍桑自己偶尔在政治文章中所称的“人民”的故事。

在《文质彬彬的男孩》中，清教徒和贵格派程度相当但却相互对立的宗教狂热举动在描写西蒙·苏格斯的胡伯之类作者手里会成为喜剧的乏味材料，然而霍桑却不乏虔敬地对这些举动进行了描写，尽管他自己并没有而且也并不要求读者与其中的任何一方认同。不仅现代读者这样认为，戴克金克和梅尔维尔也认为《年轻的古德曼·布朗》代表了霍桑成就的顶峰。戴克金克和梅尔维尔将这篇作品比做《李尔王》，尽管布朗是个不折不扣的平民。以同样的方式，西南部作品所讽刺的当时流行的群众政治活动在《我的亲戚莫利纽克斯少校》中变成了一种带有幽默色彩但最终却令人心痛的经历。霍桑在《罗杰·梅尔文的葬礼》中处理与印第安人战斗和边疆题材时，然而却丝毫也没有《戴维·克罗克特的生活故事》之类作品中的大话连篇和得意洋洋。霍桑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与印第安人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印第安人——至少在数年间——不在故事的视野内。情节回到边疆的场景只是为了描写一幕开拓者自家人之间梦游般的残杀。

西南部作者在描写普通生活的时候，由于外化的喜剧处理并缺乏对后果的关注，使叙述的事件流于肤浅。霍桑却与此相反，他通过内化的心理描写和对人物最终景遇的执著关注，将所描写的事件浓缩为情感。因此，与库珀和班克罗夫特相像，霍桑也承认日常生活的尊严。而这种日常生活是发生在森林和移民点里的，而不是发生在宫廷和首都。但是霍桑与库珀和班克罗夫特又有所不同，他并不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发现活生生的理想人物，在他的作品里，既没有像库珀的“皮袜子”那样的英雄个人，也没有像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历史中所常见的政治群体。

霍桑许多极为动人的小说经常出现一种情况：一个孤独人物和一个群体。罗宾·莫利纽克斯在寻找亲戚过程中所遇到所有的人都与惩罚少校的计谋有关。而直到结尾处惩罚人群出现，罗宾才明白了这一点。年轻的古德曼·布朗偷偷摸摸地离开家去参加树林中的集会，却发现萨莱姆所有名声好和名声差的人都在那里。威克菲尔德从他的家中出来，在伦敦的人群中躲藏了20年。如果说人群没有被描写成暴徒，他们也没有被奉为人民意志的化身。人群强大有力，令人生畏，无论是作为布朗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邪恶群体，还是作为清教徒的卫道士。“五月先生”与“五月夫人”在五月柱被砍倒后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卫道士。

在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群、暴徒和骚乱成了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霍桑草创“地方轶事”的时候，他在小说里已有了他笔下最为激烈的群众闹事，但还没有当做公众问题。然而从1834年到1837年末，聚众闹事的次数急剧增加，人们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这一情况，并对其意义非常担忧。激起骚乱的最主要因素是废奴主义，而反对废奴骚乱的参加者往往是颇有声望的人士，即“有财产和地位的绅士”。霍桑认为清教徒民众是美国政治基础这种思考与当时大众媒介中的争议形成了清醒对应。

反对废奴的骚乱者往往有意识地模仿美国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费城在1835年，辛辛那提在1836年，都出现了刻意模仿“波士顿茶会”的聚众骚乱事件。“波士顿茶会”虽为非法，但却是正义的行动。在19世纪30年代，许多美国人对废奴主义的唯一理解就是英国人图谋反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因此，1837年，在伊利诺斯州的奥尔顿爆发了针对主张废奴的编辑爱利亚·拉福吉尔有预谋的骚乱，骚乱的高峰是将拉福吉尔谋杀了。此后，马萨诸塞州的总检察官在法纳尔大厅向大批听众声称：骚乱者是在追随塞缪尔·亚当斯、查尔斯·华伦和詹姆斯·奥蒂斯。这一背景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霍桑似乎乐于忘记《我的亲戚莫利纽克斯少校》的存在，在《雪影》(1851)出版之前，他没有重印这篇作品。他甚至一度不赞成戴克金克将《年轻的古德曼·布朗》收入《古宅青苔》的建议，尽管最终他让步了。关于民众骚乱的小说一时成了人们的兴趣焦点。人们对革命前民众骚乱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曾经是适宜的、复杂的和清醒的，现在难免转变为对废奴运动或反废奴运动的公开支持——而霍桑对二者都不支持。

个人强烈的主观性与人群相对立是当时具有典型意义的形势，而这种形势与霍桑的个人境遇在某些方面具有重要而且明显的相似之处。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的境遇可以说明这种相似。这篇故事所表现的是，作为马萨诸塞移民第三代中的一员，如果坚持清教徒宗教信仰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正是这种信仰导致了对巫师的迫害。班克罗夫特似乎有意表明，牧师开展迫害运动，借以渡过政治和思想上艰难的时期，霍桑与其相反，他在清教徒群体典型成员“比你圣洁”的心理定式中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与费丝(Faith)[3]结婚的年轻人“布朗”似乎被作为一类人中的典型人物。但是结果表明他能够相信(他并不确定，他也不必确定)——即使是强装英勇的“能够”，由于这种相信使他极为痛苦和震惊，——除了他自己以外，所有其他人都在私下与魔鬼沆瀣一气。在小说最后一段中，由于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布朗注定要有一个惨淡的结局，这就将布朗变成一个行为古怪的人。他不再是一个普通人的典型，而是成了被孤立的个体。

霍桑的艺术的主要方法是高度的个体化，就这个意义而言，也可以说是疏远化。流行的历史著作将库顿·马赛(Cooton Mather)说成是巫术丑行的始作俑者。而霍桑与此相反，他将批判的重点放在没有超凡本领的人物身上。马赛大概应对发起公众运动负有责任；而布朗却不见得有此责任。所以说，霍桑侧重于表现历史事件的心理基础，而这使读者更难以想象他所描写的事件如何得以发生；细致分析单个人物的技巧将人物从群体中剥离了。霍桑惧怕以往新英格兰清教徒加尔文派教义和现行超验主义唯心哲学对人的孤立力量，然而正如他自己作为作者的处境一样，他的写作模式似乎坚持某种孤立的做法，这与他描写日常公众生活的初衷相冲突。霍桑的作品重现了杰克逊主义思想中的矛盾：既赞颂普通的人，又承诺每一位在美国出生的白人新教徒都有机会使自己成为比其余的人更好、更特别的人，不再是普通的人。

埃德加·爱伦·坡

与霍桑和西南部幽默作家不同，埃德加·爱伦·坡没有长期在一个地区居住的经历，他的作品也不以地方叙述、地方传说和风俗为材料。然而人们关于他的生活和声誉的争议都证明在他的作品中长期缺乏民族文化。坡致力于使自己的艺术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超出地方性甚至超出民族性的世界，但是他直到去世之后才成功。在世时，坡的问题反映了美国文化生活的零碎状况。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在1845年赞扬坡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美国文学的状况是不规则的，没有中心。……美国文学分成许多体系，每个体系环绕着几个太阳运行，从其他体系上只能看到淡白色的银河。我们的首都城市与伦敦和巴黎不同，它不是一个伟大的心脏。……波士顿、纽约、费城，各自都有自己的文学，相互之间的差异比德国不同的方言文学都明显。

坡的一生是由五个城市组成的故事：波士顿、里士满、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他1809年出生在波士顿，但却是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长大的(除却在伦敦度过的五年)，到了1826年，他进了新建的弗吉尼亚大学。后来他因赌博欠债而离开了这所大学，用假名参了军，在波士顿服役。在此期间他自费出版了他写的第一本书《帖木儿及其他诗歌》(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 1827)，作者署名为“一位波士顿人”。在寻找进西点军校机会期间，他住在巴尔的摩并在那里出版了第二本诗集《艾尔、帖木儿及其他小诗》(Al Aaraaf， Tamerlane and Other Minor Poems， 1829)。他在西点军校待了不长的时间，便到纽约逗留一段时间，出版了《诗集：第二版》(Poems：Second Edition， 1831)，随后便回到了巴尔的摩。从1831年一直到1834年底，坡试图在期刊文章写作领域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他给费城的《星期日信使》(Sunday Courier)和巴尔的摩的《星期六访客》(Saturday Visitor)举办的故事创作比赛投稿，结果他的《瓶中手稿》于1833年获奖并得以出版。

1835年，经巴尔的摩的文学家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推荐，坡开始为前一年在里士满创刊的《南方文学信使》撰稿。他在这个期刊发表的第一篇故事为《贝蕾妮丝》，不久他就去了里士满，担任《南方文学信使》的编辑助理和主要评论人。在随后的一年半中，坡在《南方文学信使》中发表了80多篇评论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他很早就肯定了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和隆斯特里特的《佐治亚风光》，同时，他在文章中倡导效法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珀茜·柏茜·雪莱(Percy Byshe Shelley)。当时美国人对这两位诗人还感到很陌生。他扩大了刊物的发行量，但却因在评论许多当代美国作品时善抡“狼牙大棒”而臭名昭著。例如，在评论莫里斯·迈特逊(Morris Mattson)的《保罗·阿尔里克：或一个狂热者的历险故事》(Paul Ulric：or the Adventures of an Enthusiast， 1835)时，他是这样开头的：

[两个月之前]，当我们说诺曼·莱斯莉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书的时候，自然还不曾读到保罗·阿尔里克的作品。……就其本身而言，这本书愚蠢之极，不值得浪费篇幅去做评论。然而它却是我们日常文学食粮的一部分——是哈珀出版的美国作品——是威胁我们国家洪水猛兽般荒诞无稽作品的一个类别，因此我们应当毫不犹豫不遗余力地向人们揭露这443页愚昧和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

与此同时，坡自己将大约16篇故事结集，故事以由一组滑稽人物组成的《对开本俱乐部》(The Folio Club)为框架，每人轮流讲述一篇故事。他将这本文集送给了出版《保罗·阿尔里克》的哈珀出版社。哈珀出版社在退稿信中说了不少美国出版界的情况。这位出版商指出了一系列问题：先前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这样的故事：公众普遍对故事集有反感(读者喜欢“一本书或数卷书”讲的全是“前后关联的单个故事”)；这种故事的特征，“过于学究气和神秘”“只有为数很少的人才能理解和赞赏。”坡作为南方人想在纽约出版作品所遇到的挫折，与霍桑在新英格兰试图出版他第一批作品时的情形一样。不过，坡立即着手按照哈珀出版社的建议进行创作。1837年早些时候，他离开了里士满和《信使》杂志，在纽约居住下来，在这里，他写完了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中篇海洋小说《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参见第三章)。哈珀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作品，但坡是作为编辑署名的，而非书的作者。到这时，也就是1838年7月，他在纽约似乎没有发展余地了，便迁到了费城。

从1838年到1844年初，坡一直住在费城。在这里，他在李与布朗查德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卷本作品集《荒诞怪异故事集》(1839)，这个文集收进了他所有已在期刊发表过的25篇故事。对于这个文集里的许多故事，即使坡的最热情的崇拜者也不以为然，其中包括《威廉·威尔逊》和《厄舍古屋的倒塌》，这两篇都重印自《绅士杂志》。从1839年起，坡负责这份杂志的编辑工作。1840年，《格拉哈姆杂志》与《绅士杂志》合并，坡继续为这份杂志效力，同年12月发表了《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1841年4月，他成了这份杂志的编辑。坡在他的《莫格路谋杀案》发明了侦探小说。他写了许多有力度的评论，其中包括关于霍桑的《重讲一遍的故事》的著名的那篇。因此《格拉哈姆杂志》的销量猛增。可是与杂志老板的矛盾最终导致坡于1842年辞职。1843年，坡的《金甲虫》(Gold Bug)为他赢得了现金奖，这篇故事广为转载，他的名声大振，一位出版商竟然出版了小册子系列，重印《埃德加·爱伦·坡的散文故事》(The Prose Romances of Edgar A.Poe)——但是只出版了一期。

到1840年时，坡在《南方文学信使》和《绅士杂志》与老板和编辑的不和就已使他打算开办由自己说了算的杂志——《佩恩杂志》(Penn Magazine)。当他在《格拉哈姆杂志》再度受挫后，他重新考虑创办期刊的计划，这一次拟命名为《铁笔》(The Stylus)，因为原拟的刊名“不免地方味太浓了”。坡设想，如果他办的期刊“在封面设计……印刷格式、纸张和装订方面”胜过美国出版的任何杂志，他就会拥有大部分知识界的名流读者。当时所谓“廉价文学”需要以既有价值而且价格昂贵的东西加以正名。坡坚持认为，如果要给一种杂志打上“前无古人”的“个性”烙印，他需要对杂志拥有“所有权”，一种“不仅是编辑的……权力”。于是，他进一步强调了精神和经济之间的联系。一种杂志要办好，这种杂志必须是他个人的财产，没有所有者与编辑之间的分歧；思想的整体性不需要劳动分工(按照这一逻辑，坡将不得不写作所有的杂志内容)。有了这样的基础，坡可以在订购者的支持下，将作品领入“文学的共和国”，“坚持将全世界作为作者唯一的读者”，既不屈从于读者的奇谈，也不屈从于老板的怪论，而是遵循“一种自我完备的批评；以纯粹的艺术规则指导创作”。

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坡于1844年来到纽约的时候，再度陷入地方纠纷。他成了《夜晚的镜子》(Evening Mirror)杂志的一名撰稿人，为杂志写作文学现状的评论文章。他也在民族主义机关刊物《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题为《旁注》(Marginalia)的思辨文章。艾弗特·戴克金克像招募霍桑一样，将坡引纳为威利和普特南出版社“美国著作图书馆”的成员。在说明他为什么要重新出版坡曾发表在期刊上的作品时，戴克金克(不完全准确地)解释说，这些作品“迄今散落在我国——主要是南方——的报纸和杂志里，鲜为北部和东部的读者所知晓”。《故事集》(Tales)于1845年出版了，销量不错，因此出版商敢于在数月后继而出版《乌鸦和其他诗集》(The Raven and Other Poems)。终于，在1845年7月，他有了一份自己说了算的报纸《百老汇期刊》，然而除了发表大部分经修改的早期诗歌和故事之外，他并没有多少新作。几个月后，他便放弃了这个项目。1846年，他在《古迪女士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纽约文学界》的文章。1848年，他重新为《南方文学信使》写评论，同时出版了《我找到了：一首散文诗》(Eureka：A Prose Poem)，是一些天体演化和审美相结合的沉思。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重理其文学生涯的乱麻。仍然住在纽约的时候，坡为波士顿的周刊《我们联邦的旗帜》(Flagof Our Union)撰稿，并仍然希望能实现他创办《铁笔》的计划。为了给这个项目募捐，他旅行到里士满，中途与朋友在费城逗留。在弗吉尼亚度过一个愉快的晚夏之后，他又继续北行，但却于1849年10月死在巴尔的摩，死因不明，去世之前昏迷不醒。

在坡之后继任《格拉哈姆杂志》编辑的鲁弗斯·格里斯沃德成了他作品的代理人。格里斯沃德写了不少关于坡的生平传记，这些作品将坡逐出了值得尊敬的文学范畴，多亏现代学者恢复了事实真相。尽管格里斯沃德的作品引起许多认识坡的人的不满，但还是写出了他回忆坡时的感情：

他愤愤或者孤独地走在街头，嘴唇蠕动，模糊不清地诅咒着，有时仰面向天情感奔涌地祈祷着(从来不是为自己而祈祷，因为他觉得，或者声称他觉得，自己的命运早已遭到诅咒)，为的只是当时把他当做偶像崇拜的人；有时他向内注视自己被痛苦啃噬的内心，一脸阴霾，他会只身在最猛烈的暴风雨中行走；整整一夜，他衣衫湿透，猛力地在风雨中挥动着拳头，似乎在与幽灵对话。

这位身居城市的贵族式、拜伦式英雄的继承人，粗卑高雅集于一身，独行于狂暴的风雨中，这一形象为沙尔·波德莱尔定义“遭诅咒的诗人”提供了帮助。波德莱尔是比坡年轻些的同时代法国人，坡死后，成了坡的崇拜者。通过波德莱尔的译介，坡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文化领域之内，坡成为一种常见现象的早期范例。戴克金克是这样描述这一现象的：“受忽视、受谩骂最甚的作者往往是最好的作者。”这一现象在产生狄更斯、麦考利和丁尼生的英国不是很明显，但对于坡、霍桑和惠特曼的美国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坡的作品给当时和之后的读者出了不少难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笔调的问题。如何理解他的作品永远都难以确定。关于1845年版《故事集》有一篇匿名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是坡自己写的。文章赞扬坡“不折不扣……严肃认真的”风格，但是严肃认真的风格并不一定源于作者“对自己所言深信不疑”：相反，这种风格产生于使“高级天才”得以制造他所希望出现的效果的“仿真的能力”，这种假认真严肃的风格是叙述者自己的错觉，还是作者企图使读者产生错觉，抑或是有关各方都参与的一种游戏？读者在为西南部幽默发笑的时候是很自信的，霍桑复杂的讽刺也仅是突出了他的思想的深邃，然而坡的作品却使读者全然不知应当如何反应。他是认真严肃的吗？读者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吗？问题的关键在于体裁。他的作品属于哪种体裁？

早在1835年，坡在一封写给《南方文学信使》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刚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贝蕾妮丝》。在这段故事里，一位性情古怪的叙述者向读者解释为什么他对堂妹贝蕾妮丝的牙齿着迷，他认为那些牙齿具有精神价值：“她的牙齿都是思想”(这是一种新柏拉图式的比喻，在英国17世纪玄学诗歌中有所运用，如约翰·多恩著名的诗句“她的身体在思考”)。坡的故事叙述者以在堂妹死后占有她的牙齿的欲望为轴线，这也许只是将想象的事物化为物质形态的喜剧。故事叙述者从被埋葬的贝蕾妮丝嘴里将牙拔了出来；可是贝蕾妮丝原本是被活埋的，这就将怪诞转变成了折磨。

坡的编辑抱怨说，这段故事“太恐怖了”，坡回复道，他写这篇故事是因为跟一位朋友打了赌，这位朋友说，如果“严肃地”处理“如此怪异的题材”，就不可能写出“有影响的”作品。针对纯艺术的要求，坡继续阐述道，“所有杂志的历史”都表明，这种故事恰是杂志成功的基础。随后他对这种故事定义道：“将滑稽的提高为怪诞的；将可怕的染上恐怖的色彩；将机智的夸大为可笑的；将独特的变成奇怪神秘的。”坡否认这种夸张的处理是“趣味低下”的结果，原因是这些远非“浅显”的故事，实际恰是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要写出这样的故事也并非易事：不仅需要“见解独到”，而且“写作时颇费脑筋”。尽管坡引用英国杂志、柯勒律治的作品以及托马斯·德昆西的《一个英国瘾君子的忏悔》(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1822)来作为自己的例证，但是人们认为他所提出的审美原则属于德国浪漫主义(在第四章有详细讨论)，因此，在《荒诞怪异故事集》的前言里，他觉得有必要说明“恐怖不是源于德国，而是源于心灵”。这些浪漫主义论点认为高级和低级、严肃和滑稽的传统体裁区分已不再适用，而通过混合这些等级类别或者笔调，则能取得最强烈、最适宜的现代效果。

许多当代的评论家认为坡不是浪漫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坡的作品属于全然不同的类别。他们将坡比做律师，律师在美国被公认为是特点分明、地位重要的人物。爱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告诫英国应与殖民地进行妥协，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研究，他们两人都强调指出，律师赋予美国文化以特有的声音。律师问案时的腔调是职业化的，对有关的人和事不带个人感情色彩；自然和习俗的因素均服从于分析的力量。律师公允正式、冷酷奸诈，尽管有时往往有所创新、故作神秘。因此，人们批评坡讳避具有熟悉情感和舒适的“家常性”。(《黑猫》中“最疯狂然而最家常的叙述”显然不算。)不少读者认为法律职业是坡作品中如此鲜明的假作认真态度的文化源泉。律师技巧与自我发展有不解之缘，这使坡获得他所寻求的知名度，而霍桑却一直为自己的默默无闻而担忧。

律师是美国职业人士的第一种光辉楷模，而坡则致力于发展另外两种楷模，这两种楷模或可兼容，或不兼容：即职业作者和“艺术家”。他曾为《贝蕾妮丝》辩护，称之为技艺高超的杂志作品，直到1844年，他称自己“从根本上说是杂志作者”。而在另一方面，当坡与戴克金克讨论将哪些作品编入1845年版的故事集时，他表达了一种愿望，即选取“能代表我不同时期思想的”作品。他称，尽管他是在许多年间、为不同的场合写作的这些作品，但是他“心目中总有个写书的统一计划”，每一篇作品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出于这样的原因，坡总是在寻求最大可能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不仅在“题材”和“思想”方面，而且也在“笔调”方面。他的故事是“各式各样的”，这些种类的价值有所不同，然而“每一篇故事都是这一种类的上品”。坡似乎认为，与“文坛”的概念相比，戴克金克的《美国书库》(Library of American Books)片面性太强。不过，仍然存在着一种矛盾。在宣称自己的作品中存在统一性之后，坡接下来解释说，这种统一性仅是在技巧的层面实现的。职业模式战胜了艺术所承诺的统一性，地方因素战胜了广阔的世界。坡似乎比其他作家要诚实些，他们声称文学能够实现克服现代生活社会经济障碍的统一性。

坡的创作生涯是以现代美国生活的一个主要事实为基础的：城市的发展。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是这个国家的三个最大城市，从1820年到1860年，这三个城市的人口增加了六倍。在1810年和1820年，美国只有百分之六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到了1860年，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在城市居住。在19世纪4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了超过百分之九十，其增长速度比全国人口增长快三倍。当时的城市与其说是工业中心，还不如说是商业中心，与其说是生产基地，还不如说是交换和转运的场所。由于城市的经济作用从单纯居住作用中分离了出来，男女“领域”的分野成了有目共睹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事实，办公室劳动在这一期间大量增加。在霍桑的小说中，男性科学领域和女性精神领域在《胎记》之类的作品里有直接的反映。然而在坡的作品当中，这些社会变化的表现有所移置和转换。在这方面，坡的作品可与英国浪漫主义的重要倾向联系到一起。

1800年，当威廉·华兹华斯为《抒情歌谣集》写作前言的时候，英国已经开始经历社会转变，这种社会转变后来传到了美国。在阐述其诗歌实验的社会意义时，华兹华斯着重指出：“有许许多多不为前代所知的原因正在形成一种合力”，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作为部分原因，他提到了法国革命唤起的民主热情和“城市人口的累增”。与乡村因季节而异的劳动相反，“工作单一”导致都市居民“渴望发生非同寻常的事件”，因此，当时的大众新闻便“及时提供”这样的消息。因此，华兹华斯是逆着他的时代而写作的；他的诗歌以乡村为背景，依靠的是对自己伦敦生活体验的分析和摒弃。华兹华斯希冀用自己的作品来反对哥特式小说和新闻媒体所带来的形形色色“俗陋、粗暴的刺激”。

坡与华兹华斯相反，他与新闻的力量结为一体。他成功地采用了几种愚弄人的新情节(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关于1844年乘气球飞越大西洋的故事)，他的小说借鉴华兹华斯认为低级的哥特式小说特征。华兹华斯写的是使体验稳定和谐的诗情回忆；而坡具有特点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则是骚乱和激动的中心。不过评论者更多地注意到坡作品中的冷漠笔调，而对其中的情感因素着墨不多。一位评论者认为《厄舍古屋的倒塌》像“一座琢磨细腻的雕像，看上去很漂亮，但却没有不朽的灵魂”。另一位评论者则称这部作品缺乏“任何感情或同情的联想”。读者感觉，坡的作品是来自律师办公室的文件，而非在家庭中写出来的(尽管他是在写“家庭”)。读者们将坡的作品放在阳刚“范畴”，而将华兹华斯致力创造的纤细感情归类于“阴柔”、多情善感的作品。

坡狡黠详细的散文作品，致力于改变读者对诸如凶杀、活埋和腐烂等有轰动效应话题的感觉，旨在唤起强烈的情感。他解释道，《厄舍古屋的倒塌》的效果来源于“这样一种发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痛苦的呻唤当做漠然的笑声”。这种观点与报界对城市社会的揭露如出一辙：穷人在挨饿，他们不是快乐的废物。华兹华斯在乡村中找到了城市的对立面，他那多愁善感的诗篇不写街市情景，转而描写家庭温馨，而坡却恰好相反。他将城市经验成分变形为别处艺术世界中想象的非现实。然而他认真严肃的描写反映出对细节的完美把握，以致他的评论者时常将他比做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而不将他与浪漫主义作家划等号。

显然，坡是《人群中的人》中所描写的伦敦的城市作家。《人群中的人》完全可以与狄更斯描写伦敦、果戈理描写圣彼德堡的作品相媲美，而后两位作家的作品也写于19世纪30年代。坡在《莫格路谋杀案》和《被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中想象的巴黎给城市犯罪文学所下的定义比巴尔扎克在《交际花的荣耀和苦难》中的还要明确。即使在场景不是城市的作品里，城市生活方式也很突出。尽管《厄舍古屋的倒塌》的场景在偏僻的乡间，但是这部作品却反映出对自然和精神特征起决定作用的“环境”。同样一种对环境的关注成了巴尔扎克描写巴黎最具特色、最为感人的大部分作品的结构原则，例如在《高老头》的开头他借用沃奎厄养老金(Pension Vauquer)来赋予小说以意义。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新的生活条件产生新的经验形式。城市人群的压力、家庭与工作的剥离都有助于形成强烈的个人内心意识，并且使人们感到有必要对自己的个性进行定义和保持。公众所共有的环境产生了一种新的隐私形式，并提供了交流隐私的新媒介——通过个人的速写作品来交流“自我”隐私，或者通过新闻和小说来交流自己所掌握的他人隐私。坡确立了一种典型的写作形式。一位经受过巨大心灵创伤的人物坦陈事件，他的第一人称叙述对细枝末节的精确描述堪与笛福媲美，然而在感情上却具有浪漫色彩的陌生感。冷冷地分析这种感情色彩也是作品的内容之一。这种现实与浪漫的组合就是现代人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时刻。

通过与华兹华斯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序言》是到了1850年才出版的，因此坡无从知道。在《序言》里，华兹华斯谈到“时刻”，这些时刻是在时间长河中耸立的纪念碑，当我们的心情“抑郁”时，可以“恢复我们的心情”。这样的时刻之所以有威力是因为它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心灵是主宰——而对外部的感觉/只是其唯命是从的奴仆。”华兹华斯童年时曾经验过这样的时刻。他在山间迷了路，忽然，他看见

一池赤裸的碧水躺在山脚下

山顶上是一座灯塔，而更近一些

一位少女头顶水罐

似乎拖着艰难的步履，

逆风而行。

这一“寻常的景象”给人以“幻觉的疲惫”，这种感觉是通过有变化的词句重复加以表达的。而这种表达方式成了这种场景在诗人记忆中和后来人生中有变化复现的结构。于是，在接下来的诗行中，第一行中的“一池赤裸的碧水”重新与诗中不同的景物组合：“荒芜的原野与一池赤裸的碧水”、“一池赤裸的碧水与阴郁的峭岩”。

《厄舍古屋的倒塌》是围绕着自身身份和心灵恢复能力来展开的。不过坡不像华兹华斯那样充满希望。罗德里克·厄舍(Roderick Usher)觉得祖先留下来的住房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有一种“注定其家族命运”的“可怕影响”。叙述者在这里看到的只有“无须评述”的疯狂；不仅故事的结尾证实了罗德里克的感觉——曼德琳和罗德里克双双亡故时，整个住宅坍塌了——而且叙述者本人也在开篇段落中表达了与罗德里克相同的感觉。当他第一次看到这所房子时，心中充满“难以忍受的阴郁”，产生了一种“疲惫”感，“任何想象的刺激都难于将这种疲惫感变成某种情感的升华。”(德国浪漫主义理论认为，升华恰恰源于心灵驾驭自然的能力。)这种“彻头彻尾的抑郁”却唤不起于疲惫中令华兹华斯感慨万端的“幻觉”，这是因为，尽管分析不出具体原因，“将简朴自然的东西组合到一起……便会产生影响我们心境的力量。”叙述者目睹“苍凉的墙壁……窗口像空洞的眼眶……几簇滥长的杂草……几支腐朽得白花花的树干”，他试图强行“重新组合……细节”，从而把握自己的心境。然而，当他向湖面看去，湖面“杂草、惨不忍睹的树桩、空眼眶似的窗户那变形的倒影”更使他心寒。这篇故事中有变化的重复结构表明景物的作用，以及对城市支离破碎的意识。华兹华斯置身其外，对城市生活进行抨击，而坡写作时身在其中。

以社会和历史意义上不同的自我观点来对坡的作品做出判断，并不比以南北战争之后占统治地位、而今仍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标准来衡量坡那个时代美国政治文化生活结构更富有意义。尽管库珀和班克罗夫特创立了民族叙事叙述模式，联邦还未曾统一为一个国家。从1830年到1850年期间，派系和地方差异增大的速度至少与由于新的交流和交通手段普及而消除差异的速度持平。只有在南北战争之后，南方才能真正被称为受压抑的南方，而南方之所以要退出联邦并引发南北战争与建国的狂热举动有着必然的联系。坡心分五座城市，既与民族文化无共同之处，也与“文学共和国”无染：他是情感工程师，他的技巧既不是他所追求的“纯粹艺术”，也不属于现代读者作为评判标准的“文学”。

[1]“猎物”的外文Game也有“游戏”之意。——译注

[2]“大家伙”的外文Whopper也有“弥天大谎”之意。——译注

[12]费丝为短篇小说《年轻的古德曼·布朗》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英文原文是“Faith”，意为“信仰”，在此一语双关。——译注

3 个人叙事文学

地方叙述叙事文学以某一地点为特征；而个人叙事文学缘起于并依赖于移位(位置变化)：太平洋上的航行，横跨大陆前往边疆的旅行，奴隶逃跑，甚至也包括梭罗式的在康科德小范围内的移位。这种移位是物理的，但却也表明了这类作品的基本修辞模式：其内涵和对读者的感召力靠的是描写叙述者所了解和读到的世界与其亲历的世界之间的差别。从词源学来看，“叙述”源于拉丁语，而这个拉丁语词与形容词“知道(gnarus)”关系密切。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与个人的人生洞见的关系要比我们所探讨的其他叙述模式明显得多。在古典雄辩术的语汇里，“叙述”就是简明地陈述有关事实。这种对于简明和外在性的强调反映了这类叙事文学的特征。这样的叙事文学是不太注意个人尤其是人际间感情的细微变化的，这一点与人们对一般小说的期望不同。

这类个人叙事文学讲述的是处于民族生活边缘的活动，与其说与乔纳森·爱德华兹式的始于1740年的讲述内心宗教经验的“个人叙事文学”相仿，还不如说与叙述被俘经历的作品相似，后者源自玛丽·罗兰森关于与印第安人一道生活的叙述(1682)。地位稍高些的白人作者的个人叙事文学则具备典型的沦落——回归的循环图式：某种沦落，有时甚至蒙受耻辱，然后返回到普通的文明生活；而对于以奴隶为叙述者的作品，通常的模式是上升，最终获得自由。作为一种叙述类型，个人叙事文学在当时和后来的魅力在于它记录了某种远古的生活方式，这种对远古的回归不是通过时间回溯，而是通过空间变换来实现的。叙述者像读者一样，也是现代世界的一分子，通过这样的叙述者的视角，与“另外的”的世界相联系，并在融合它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因此，个人叙事文学可以将地域和各种经验殖民化，并进而使其融入民族叙事叙述文学。

《航海两年》

小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著的《航海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于1840年由哈珀兄弟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的前两年为出版商赚了大约一万美元(每册45美分)。达纳生于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的一个颇有声望的家庭(他父亲曾创办过一份重要的季刊《北美评论》)。不过到了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家庭经济拮据，1834年，他因患眼疾辍学，便决定出去工作，以减缓家庭经济压力。他做了普通水手，这一选择有非常的意义。他在一艘从加利福尼亚往波士顿运送牛皮的船上做工，这艘船为繁荣马萨诸塞州皮鞋业做出了贡献。达纳的旅行及其作品多与他在加利福尼亚陆地上办理皮革业务和装牛皮上船有关。1848年，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849年，加利福尼亚因淘金热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此时，达纳的作品是能够提供有关加州信息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因此他的作品再度走红。到了20世纪之交，达纳的叙事文学成为一个已往时代——汽轮取代帆船之前——的经典之作。他的文笔简洁明了，以致眼科医生用他作品的段落做视力表。

达纳撰文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航海小说，这类小说是以拜伦勋爵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的海洋罗曼司为样板的。他声称，航海的“日常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罗曼司”，而是“平凡、实实在在的艰辛劳作”。然而，达纳也关注浪漫主义——威廉·华兹华斯式的，而非拜伦式的——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试图通过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和人们简朴的日常生活衔接，从而使之净化。达纳力图“如实地”呈现“普通”水手的视角，即使这意味着要使用人们认为是“粗俗”的语言：例如，“拼命去干，努力去活，努力去死，而且去下地狱，也照样不会省劲儿。”另一位水手的话同样植根于工作的节奏，但却更加富有诗意：“绕过合恩角、好望角，在回家的航程中你能看到的第一片陆地便是北极星。”达纳认为水手们“艰辛”的生活使他们丧失了情感：“一种过分看重的阳刚之气是航海人的特征。”甚至“同情”一位生病的船友也会显得“金兰气”，因此水手之间的关系是“残忍的”：“不管你如何感觉，你必须对航海时发生的一切一笑了之”——尤其是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候。这样一来，航海生活便成了“冷冰冰的例行琐事”。

这种例行琐事首先是体力的，而非道德或心理的。达纳用了数页纸的篇幅来描写“一天工作”的琐碎，从而强调说明整个航程都是“诸种工作千篇一律的重复”，其中不仅包括艰苦的力气活、摆弄风帆的技术细节、无休无止的清扫以及帆船保养的木工活，而且还包括用“旧废料”在船上不停地制作各种作用不同的装置。等到了加利福尼亚，这些例行琐事会从头另来。达纳讲述了“一张牛皮的全部历史”，自从阉牛身上剥下来至运到波士顿。到1840年，许多工作越来越专门化。工厂劳力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更多的人却为农场加入国家市场体系这一进程所驱动，这一进程鼓励农民种植特殊作物并出售以购买必需品，而不是去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作物生产和家庭制作。在这种情况下，水手就显得有趣，因为水手工作仍要求他们是多面手。船头的船楼“看上去像水手——万事通的车间”。甚至水手唱的歌也与工作过程密不可分。几个新水手入伙，他们的新歌便会“风靡一时”，因为老歌“连续唱上六个星期就老掉牙了”，“及时地补充新歌”能使手中的活儿提前几天干完。

水手的工作丰富多样，水手们随着号子的节拍劳作，而不是跟着机械的节奏工作。水手的工作尽管很吃力，但仍然显得充实。不过他们的工作也被新出现的“纪律和秩序”模式所影响。于是，早晨起床穿衣只能用“三分半钟”，其他的工作也同样有严格的规定。在历史上，监狱和工厂是密切相联的，在19世纪，人的组织措施往往先在监狱试点后再用来管理工人。船上的工作使这一过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没有哪家州立监狱的囚犯如此刻板地工作，受到如此严格的监视。干活的时候连话也不许说。”

船上各级长官迫使水手一丝不苟地例行工作。在长官当中，船长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是权威之源。船上的等级森严反映了水手们对陆地上阶级划分的看法：“见到不动手干活、身着长衫打领结的人，水手们便会称他为富人。”按照人们想象中的美国平等观念，人们难以区分富人和更富的人，但是贫与富的分野鲜明。船长有权实施体罚，而且不给人以上诉的权利。达纳书中有一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文字详细地描述了一位无助的船员受鞭挞的情景，后来一位最受尊敬的水手，因为对施鞭刑的理由提出质疑，又被鞭挞。达纳无比惊讶地看到“一个人……一个与我同吃同住数月之久的人，一个差不多像我兄弟一样熟悉的人……一个人——人类的一员，他是按上帝的样子创造出来的——被捆起来用鞭子抽，好像畜生一样”。被鞭挞的人因为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更激发了船长鞭挞他的决心：

“我不是黑奴。”山姆说道。

“那么我就让你成为黑奴。”船长说道。……“把他抓起来!把他捆成张开翅膀的鹰!我要让你们大家都明白谁是船上的主人!”

船长最终威胁所有的人道：“我要看看谁敢对我说他不是奴隶。”(“谁不是奴隶？”《白鲸》中的伊斯梅尔发问道。只是他更有形而上的意思。)达纳后来潜心钻研海事法，尤其关注水手的权益。1848年他成为第一个具有他那样社会背景而与“自由土地”党站到同一立场上的人。

海上生活着力表现生活在美国的意义，但却未能最好地表现。达纳的叙事文学证实了美国允许强权存在，这种强权政治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备感沮丧，唯有采用伪政治的方法才能缓解沮丧的情感。终于获准上岸休假了，达纳“永远都忘不了那种重返自己生活……欣喜若狂的感受，尽管只有一天，自己说了算”。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但是仅是在此刻，达纳“才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实实在在地说”，感受到了“我常听人用的一个说法——自由的甜蜜”。他与一个一起休假的船友谈论起“过去的时光，那时我们生活在朋友中间，在美国，无拘无束；也谈到我们能否回到那样的时光”。然而，他在书中并未意识到，恰是美国的法律才赋予船长以强权，允许蓄奴制度存在。在他的书中，“美国”是自由缺乏的反义词，而实际上，恰是美国使得自由缺乏的状况合法化。达纳感到他失去了美国，而这个失去的美国中最令他怀念的是他可以坐在家中阅读《波士顿每日公告报》：“有什么能像报纸一样，既能让你游历他乡，又使你拥有在家的舒适和安全感？”这一段话令读者对平庸的家庭生活顿感亲切，任何改变家庭生活现状的要求随之烟消云散。

达纳也认同水手的工作伦理，这种伦理使水手变得让人惋惜地残酷。在书中，从头至尾他都在申明一种观点：“将北方佬新创造的‘流浪汉’这个词(这是《牛津英语词典》最早的引句)用于西班牙裔美国人再合适不过了。”对于加利福尼亚，他是这样思虑的：“在一个野心勃勃的民族手中，这个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不过他也担心，这种西班牙文化模式甚至会毁掉将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称出生在美国的人)和英国人”的后代。达纳自己始终保持“绅士子弟”、“富人之后”的自我意识，他承认自己永远都不会真正成为“水手的一员”。

达纳社会地位的暧昧对他的著作起了一些关键性影响。一位船员突然离去，达纳失去了了解这位船员身世的机会，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达纳写道：

要想通过对比了解真实情况，我们必须从高处走下来，离开阳关大道去探寻羊肠小道和生活的下层；到陋室、船楼，走进流浪在国外的同胞的生活，亲眼目睹灾难、艰辛和罪恶给我们的同类所造成的一切。

这种深入下层、为磨炼心志而忍受屈辱的做法与美国的民主理想形成强烈共鸣，但是这种做法只是以提高“认识”能力为目标的。达纳的书中不曾提出贫富尊卑应相互密切接触或实现大团结的建议。在这一点上，达纳的著作没能明确提出可以补充英国查尔斯·狄更斯的社会探索小说的观点。狄更斯号召作者利用想象的力量飞临城市上空，“掀开屋顶”，向读者揭示他们就在身边但却浑然不知的邪恶和贫穷。他坚信，看到这样的情景，人们便会“像同源的生物一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将世界改造得更美好”!达纳曾经真正置身于水手当中；然而，狄更斯在作品中采取的立场更具行动主义色彩。

在一段纲领性不强的文字里，达纳认为，要想全面看清或者理解一个人的场面，需要拉开一段距离，同时，他还认为，即使一位绅士与一位普通水手都在现场，这位绅士所看到的情景未必能与水手相同。这段文字是以对浪漫主义的自负进行讽刺的语调开头的：“尽管人们都说满帆的航船美不胜收，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看到过满帆的航船。”对于那些只是在近岸处看到帆船的人，“船是在进港或者出港，只挂起了常用的帆，也许只是两三片辅助帆，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满帆的船。”只有远离岸边，“风儿柔和、平稳，几乎但却又不是正从船后吹来，轻风徐徐而有规律，让人放心”，只有在这样的时候，船才会挂满风帆。只有在这时，“她才是世界上移动物体中最辉煌的”。即使是水手，也极少能看到这样的景象：“这样的景象，很少有人……有幸目睹。”这番话表面看来自相矛盾，但是其中的道理是“正如你可以超然物外远看它，但是你从船本身的甲板上是看不到这艘船的全貌的。”但是一天夜里，达纳奉命爬到了鼓满风的第二斜桅的顶端回过头看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离船有了足够的距离，可以“像看另一艘船一样欣赏自己的船”，眼前是“一座风帆的金字塔，远远地伸出船体外缘，而且在朦胧的夜色中，似乎高耸入云”。柔和平稳的微风一刻不停地鼓满风帆，“风帆纹丝不动，即使是大理石雕塑出来的也不过如此。”

达纳全神贯注地欣赏着这一景象，全然忘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同他一起爬了过来——“一位饱经风霜的军舰的船员”，这个人也在回头望着这一景象。达纳用这个人的议论结束了这段描写。这个人的议论也颇有诗意，令人尊敬，但却与达纳的观点大相径庭：一方面是绅士的审美思索；一方面是劳动者的评价：“这些风帆干活多么幽静呵!”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人生叙谈》

达纳对水手工作的残酷面进行了认真的揭露。他的作品在写成几十年后便被当做怀旧之作了：帆船和西班牙的加利福尼亚一样，随着航海的机械化和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化，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自己撰著的人生叙谈》(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Writen by Himself)的遭遇也同样令人感到吃惊。借助道格拉斯作为废奴主义运动发言人的威望，这本书首次在波士顿由反蓄奴办公室出版(1845)的时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年内，销售了3万多本。道格拉斯在《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1855)(见第五章)中修订并扩充了自己生活的故事，詹姆斯·麦休·史密斯在引言里称赞道格拉斯为“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是他的国人的典范”。在南北战争期间，他为林肯总统出谋划策，在写作《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活和时代》(最后版本，1892)之前，他出任过许多重要的公职。然而在第一版《剑桥美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17)中，道格拉斯只占了半句话的地位。而《美国文学史》(1948)对道格拉斯只字未提。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以来，道格拉斯恢复了在美国人意识中的地位，许多人重读他的作品，尤其是《人生叙谈》，读者之多超过最初出版时期。

道格拉斯的作品和生涯像同他一样的逃跑奴隶和废奴工作者的作品和生涯一样，对“美国”的自由和平等提出了深刻的质疑。所罗门·诺索普是纽约州北部的自由黑人，他被绑架、被麻醉，度过了《为奴十二年》(Twelve Years a Slave， 1853)。他是在华盛顿特区关押黑奴的地方被卖掉的。从那里他第一次瞥见了国会山。威廉·威尔斯·布朗的《人生叙谈》(1847)则突出描写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幕：恐惧的奴隶逃出美国这个“皮鞭、锁链、和《圣经》的国度”，用一首奴隶歌曲的词来说，逃往“维多利亚的辖地”，即英国统治下的加拿大。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自由，而且没有被抓获引渡之虞。同样是那颗北极星，在达纳笔下的水手们看来，那是美国和温暖的家，而对奴隶来说，则是指引他们逃出美国的灯塔。北极星被道格拉斯用来命名自己的一份废奴主义报纸。这份报纸是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出版发行的。当时他已赎回了自由，已经不再担心会被抓住，重做奴隶。目睹鞭刑的痛苦经历——在达纳看来是他出海的高潮，标志他离开白人自由的最远点，而对道格拉斯来说，则是“沾满血迹的大门”，通过这扇大门他走进了“奴隶制的地狱”。道格拉斯回忆说，他对世界的第一印象便是姑姑受鞭刑时的尖叫。

今天，人们认为道格拉斯的《人生叙谈》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但它离我们通常说的“文学”有一段距离。即使作为文学边缘类型的自传，这部作品也有其不相符的地方，因为道格拉斯笔下最有价值的经历不是自传所要求的自身经历，而是实现社会团结的一些时刻。大约在16岁的时候，道格拉斯暗自开办了一个周日学校，在那里他教自己的奴隶同伴认字：

回顾那些星期天，我心中的快乐无法形容。对于我的心灵来说，那是些辉煌的日子。教那些亲爱的奴隶伙伴认字是我感到最甜蜜的工作。我们相互热爱……他们上周日学校的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抓走，挨上39皮鞭。他们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想学习……我教他们是因为能做些改善我的民族状况的事给我的心灵带来莫大的愉快。……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我对他们的爱比我所体验到的都强烈。

道格拉斯最强烈的爱即是如此——在《人生叙谈》里，他也提到自己的婚姻——产生于集体的抵抗行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是从被剥夺权利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的这一事实加以理解。作为奴隶，他的个人身份受到无知的局限。像他所认识的其他奴隶一样，他对自己的时代“没有准确的认识”，了解之少，“与马相差无几”。关于奴隶生活的文字足以描写这个集体的大同小异的特征：“下种季节、收获季节、采樱桃季节。”“我无从了解”父亲的身份，大家都说是个白人。尽管他知道母亲的名字，“我却从未看清楚过她，与她见面，一生中也只有四五次。”道格拉斯“记不起曾经在白天见到过母亲”，因为她来看他的时候，总是在干完白天的活计之后，从远在12英里开外的种植园步行前来。

然而，如果说道格拉斯未能写出自传应当叙述的通常意义的个人身份，相反写出了具有深刻意义的团体联系，他却还是离开了奴隶伙伴，向北逃向了自由。不过，是那些奴隶主们“用棍棒和石头”捣毁了那个周日学校的团体，他们宁可看到奴隶们在星期天“打拳酗酒”，也不愿让奴隶们认字来“阅读上帝的意志”。后来，道格拉斯的主人将他带到了巴尔的摩的造船厂，让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堆里干活，而不是与其他的奴隶在一起。每次将他从自己的团体里撕裂出来都使他更加接近自由。即使如此，道格拉斯的出逃对于通常的“文学”标准是一种挑战。道格拉斯不满足于精神方面的因素，而是要寻求物质方面的满足。对他来说，内心自由是不够的；他必须真正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自由，身体上的自由。

在道格拉斯的叙述里，通过长期与试图摧毁奴隶精神的人进行身体的抵抗和斗争，“奴隶变成了人”。道格拉斯在这一斗争中获得了成功，这在他看来是“从蓄奴制的坟墓里获得了升入天堂的光荣复活”。这种信念是基于这样一种论证：任何想对他施鞭刑的白人“必须先把他杀死”。这种“自由”以死亡做赌注，因此具有存在主义的色彩；但是从“复活”的意义来看也带有基督教色彩。有了这样的自由对任何一部20世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来说就已足够了，而道格拉斯却执意要逃往北方。然而既已逃亡，道格拉斯却又拒绝叙述具体的逃亡过程，因而破坏了作者与读者之间正常的联系。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毫无道理，尽管从实际情况考虑，他这样做理由充足：别的奴隶很有可能再次利用他的逃跑路线，对此加以叙述，就会将逃跑的奴隶置于危险的境地。在《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中，道格拉斯着重批评了奴隶逃逸作品中对逃跑方法的详细描述。然而道格拉斯也在更为地域性的层面上违背了文学性的要求。在寓意作品中读到一个工头名叫塞维尔(意为“严厉”)、另一位开枪将倔强的奴隶脑袋打开花的工头叫做戈尔(意为“流血”)，这并不奇怪；但是历史文献却表明这些都是真人的名字。

道格拉斯的《人生叙谈》在“文学性”方面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其语言。道格拉斯没有对经历进行富有个性的叙述，而是使用了十分普通的语言。他的祖母为奴隶主操劳数十载，到头来却一个人死在小棚屋内，无人管顾。在借用祖母的经历进行谴责的时候，道格拉斯引用了一段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尔的废奴主义诗篇。他没有用自己的话进行表达，而是借用一个北方佬的话。又如，当他置身白人种族主义者中间在切萨皮克海湾边上做工的时候，曾有过令他感慨万端的时刻：他看到帆船逸然驶去，驶向自由，便将这一情状与自己的处境进行比较：

我心灵深处的怨愤会油然而生，以我粗鲁的方式向过往的船只呼吁：“你们收锚起航，获得了自由；而我却被锁链牢牢地拴紧，我是一个奴隶!……你们是自由的天使，满世界振翅翱翔；而我却铁镣加身!我能自由该多好呵!……啊!浩浩浊浪翻涌在你我之间。”

这是矫揉的、传统的修辞手法，所谓的“呼语法”，非常对称，充满感叹和陈词滥调。在为《人生叙谈》写的前言里，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将上述段落挑出来，赞赏不已，称这是全书最“动人”的一段，“无比高尚”，给人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浓缩了亚历山大时期的思想和情感。”若按20世纪美国的文学标准来看，这种古董书卷气不再为人称羡，不过加里森发现了道格拉斯的“亚历山大”味，却是颇有见地。道格拉斯曾经学习过讲演术的传统形式。他大约12岁的时候，“找到了一本书名为《哥伦比亚演说家》(The Columbian Orator)的书”，这本书最初是在1797年由马萨诸塞州的卡莱伯·宾厄姆(Caleb Bingham)出版的，像后来的《韦伯斯特拼写读本》(Webster's Speller)和麦克古富雷(McGuffey)的《选读》(Eclectic Readers)，不可避免地成为教育的必读课本。

《哥伦比亚演说家》是美国教育的读本，道格拉斯从中找到了反对蓄奴的论点，以及英藉爱尔兰作家理查德·布林斯雷·谢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所谓解放(天主教徒)的论点。阅读完这部作品，“自由的银号角永远地唤醒了我的心灵”。于是，这个奴隶开始用美国7月4日建国演说的语言来写作和讲话。当时，这种演说风格已成平庸，只能起到巩固美国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作用，却不能起指导作用。然而，甚至在这层意义上，道格拉斯的作品也不能说是具有文学性，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确定的实用目的，意在解释他是怎样成为如此能干的废奴主义发言人的——一边要确认自己作为奴隶的真实经历，一边要解释为什么他不像一般奴隶那样讲话。

道格拉斯与他其他写作叙述奴隶逃跑作品的同代作家一样，其目标与其说是要发掘蓄奴时期的语言和经历，还不如说是要将其铲除掉。在他的叙述中几乎没有一句奴隶的直接引语；只有描写他在造船厂做帮工时有方言出现，那是白人工人召唤他的混杂声音。在这部叙事文学的前半部，道格拉斯回忆了奴隶们“疯狂的歌声”，他仅引述了其中的合唱部分：“我要离开，去那大房农场院/哦，是的!哦，是的!哦!”他解释说：这些歌词，“在许多人听来是毫无意义的黑话。”但是在奴隶们听来却“含义丰富”。道格拉斯认为，“只要听一下这歌声，就会使人深刻地了解奴隶的心境，其作用比阅读有关内容的大部头哲学书还强。”不过，他承认道，“当时，我身为奴隶，却没能理解这些粗鲁、表面无连贯意义的歌词的深刻含义”，因为他自己“身在其中”。虽然这些歌曲的情感力量一直能将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只有当他获得自由从而产生距离感之后，他才能掌握其真谛。为了避免北方人误解，因此他必须强调指出：恰如“一个被扔在荒岛上的人唱歌”一样，奴隶唱歌不是出于满足。不过，尽管作者就歌词的意义长篇大论，却不曾将这些歌词写于纸上。道格拉斯的目标是要营救那些被抛弃的人，而不是要让他们被流放时的作品永存于世。

然而，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看，道格拉斯的《人生叙谈》像其他任何作品一样只有自觉意义的“文学性”，因为它的主线讲的是他何以写这样一部作品的故事，也就是说，道格拉斯是怎样获得了知识和道德的力量，从而使他有能力以废奴主义代言人的身份写出这部作品，进而合情合理地介绍自己的生平。引导道格拉斯一生的“新的、特别的意识”发端于他听到主人要女主人不要再教弗雷德里克认字的一刻，他的主人不让教弗雷德里克认字的理由是知识只能使奴隶不听话。通过主人的这一警告，道格拉斯弄懂了“一个……最令人费解的难题——也就是说，白人奴役黑人的能力所在”，他因此决心要获得这种能力。他曾经将女主人教认字当做“慈善援助”，现在由于男主人的“恶意反对”，他愈发珍视这种“援助”。他成了男主人的对头。密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曾宣称，“邪恶，你恰是我的福气，”道格拉斯如法炮制，他认为在男主人看来“是十恶不赦的东西”可能正是他的“福气”。

在后来的学习中，道格拉斯发明了一些手段，诱使白人小孩教他写字，最终，他用小少爷们用过扔掉的抄字本学会了写字。结果，当他能写作的时候，他的笔法与主人托马斯相当(更早些时候，他学会了像小少爷丹尼尔一样讲话，他在《人生与时代》里对此有所叙述)。《哥伦比亚演说家》的作用已经提到过，但是白人文化主体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形成产生了另外一种特殊的影响。在马里兰出生的时候，他被叫做弗雷德里克·柏雷(其中柏雷是他母亲的姓)，逃跑的时候，他用了约翰逊的化名，以免被人认出，但他发现叫约翰逊的人太多，难以分清，他需要有个新名字。他的一位朋友当时正在读沃尔特·司各特写的富有诗意的传奇小说《大湖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建议他用道格拉斯(从盖尔语词源来看，道格拉斯有“黑色”的含义)。可以说，道格拉斯的叙事文学说的是获取白人文化的力量来反对这种文化，学习美国关于自由的论点，从而将自由的含义延展至美国定义的界限之外。

在其他的叙事文学中，同样的两面性也是奴隶经验的许多特征。基督教义曾被广泛地用来教化奴隶：奴隶为主子效劳是上帝的旨意。同时基督教也被奴隶用来当做抵抗活动的工具，例如道格拉斯的周日学校。白人社会为扩大其权力范围而采用了一些技术和官僚手段，从而促进了信息和商品的交流，恰是在这一基础上，奴隶经济得到了发展，也恰恰是这样的局面，为奴隶提供了逃跑的机会。所罗门·诺索普沦为奴隶，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棉花种植园里劳作了数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纸和笔，并找到了一位可以信赖的白人替他寄信给家乡的人。国家邮政部门履行了职责，朋友们来到南方将他解救出来。据道格拉斯在《人生与时代》里透露，他本人就是通过连接巴尔的摩和费城刚开通不久的铁路逃跑的。火车站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使他得以乘上火车而不为人注意；一份借来的水手身份证明使他的旅行畅通无阻；而火车的速度意味着当人们发现他没从造船厂回到住处的时候，他早就找到了自由。

《俄勒冈小道》

理查德·亨利·达纳从陆地到海洋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从南方到北方的移位都没反映出美国历史在19世纪40年代的主要变化方向。到1845年，约翰·奥沙利文已在《民主评论》上宣称：美国“显而易见”的命运便是要扩张至整个大陆，同年，德克萨斯并入美国。1846年，墨西哥战争开始了，战争使美国获得了今日美国的西南部。也是在1846年，美国与大不列颠就俄勒冈领土问题上的纷争也解决了，今日美国的西北边界得以确定。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的“熊旗”(Bear Flag)起义爆发，加利福尼亚最终于1850年成为美国一个州。到了1840年，已有人沿着俄勒冈小道横穿大陆向西海岸迁徙；1846年，大约三千移民踏上了向西的征程。

这一形势使弗朗西斯·帕克曼的一系列作品显得很合时宜。这些作品从1847年到1849年陆续发表在纽约上流社会刊物《纽约人杂志》上，题目为《一个波士顿人笔下的俄勒冈小道，或曰夏季出境旅行》(The Oregon Trail.Ora Summers'Journey out of Bounds.By a Bostonian)。1849年，这些作品经过修订和补充，由G.P.普特南出版社结集成书出版，书名为《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小道：草原与洛基山生活写真》(The California and Oregon Trail：Being Sketches of Prairie and Rocky Mountain Life)。当时帕克曼已开始实施其历史著述的宏伟计划，其中包括从《庞蒂亚克的阴谋》(1851)到南北战争时出版的七卷本的《法国和英国在北美》(France and England in North America)等大量著作(见第五章)。但是《俄勒冈小道》并不能直接称为民族叙事文学。帕克曼在这次横穿大陆的移民运动中发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与当年“从德国丛林”中“驱逐”野蛮人的力量相似。那些野蛮人正是眼下迁徙大军的“祖先”，他们“占领了整个欧洲，并将罗马帝国打得粉碎”。也就是说，他发现了一种主题的现代再版，这一主题曾令他的榜样、史学家爱德华·吉朋感动不已。但是这不是帕克曼要写的题目，即使他曾一度描述过这样一幅生动的场面：“移民的马车队沉重而又缓慢地驶过印第安人的营地。在随后的一世纪，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将要把印第安人从地球上扫地出门。”

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项内容，帕克曼沿着俄勒冈小道作了一次旅行。帕克曼于1823年出生在一个长期居住在波士顿的殷实人家，十来岁的时候，他“迷上了树林”。在哈佛大学学习的时候，他不避艰难，在新英格兰当时尚存的荒野作长途旅行。为了完成他所选择的项目，他后来在纽约州北部、俄亥俄峡谷和大湖地区又进行了这类实地考察。起初他打算撰写《早期法国战争》(The Old French War)(又称七年战争，或者法国—印第安战争)的历史，但是不久他的目标改为探寻这一冲突的根源，开始撰写整个“美国丛林史”(他指的是自欧洲人到达新大陆起的美国史)。帕克曼“每日每夜都憧憬着荒野的景象”。他决心尽量少地借助于书本，尽量多地以“个人经历”为写作基础。1846年他在西部旅行的目的在于获得对“印第安生活内幕”的认识，研究“印第安人原始时期的行为特征”。

与他的大多数同代人一道，帕克曼认为，通过在大平原地区或者在洛基山脚下对现存的印第安部落进行研究，他在触摸过去的历史，因为这其中包含了文化发展早期而未来仍将存留的人类原始性质。这种性质在“文明”的欧洲和美国白人当中的表现则属于文化发展较后的阶段。因此，尽管他自己身处当代历史的门槛，他所接触的个人和团体，私人的也好，军事的也好，都在1846年的重大事件中以及在美国向西扩张的历史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帕克曼却更乐于关注活着的历史，并不折不挠地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他在奥加拉拉—苏人的一个居住点生活了数星期，由于有了这样的经历，帕克曼自信他了解“印第安人”——尤其是17和18世纪住在丛林里的印第安人。

帕克曼早就对印第安人着迷了，但是阅读这方面的书籍却令他沮丧。于是他“决心求助于实地观察”。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得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就好像成为他们的一员。”帕克曼在他的书中反映了成为“他们一员”可望而不可即，这一点与达纳生活在水手中间一样，只是反映的程度更为强烈。不过，帕克曼并不承认这一失败有多少重要意义。他对观察所得知识跟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体验所得知识之间的矛盾不加深究，而这种矛盾达纳在谈到“张满风帆”的船的意象时是注意到的，道格拉斯在思考奴隶歌声含义时也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在游荡于边远草原的最野蛮的一支游牧部落受到驯化数周之后”，帕克曼确信“这些人是彻头彻尾的野蛮人”，虽与白人文明接触，其野性却全未因此而有所改变。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由远古”传下来的。帕克曼历经艰辛而获得的知识实则是他所在的文化早已掌握的基本观念。帕克曼本人是历史学家而且也从事历史研究，但是在他找到长期寻觅的活档案的时候，太得意忘形，竟未认真考虑历史给那里带来的改变。例如，在那些苏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马匹是由西班牙人引入美洲的，因此帕克曼所观察到的生活方式乃是文化互动的结果，并非土产原造。

帕克曼称，就本质而言，“文明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毫无“同情的基点”：“两者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鉴于期望达成的心灵沟通难以实现，印第安人看起来是如此的“异类”，一般人“开始觉得他们是一种惹麻烦、富于危险性的野兽，如有必要，我会开枪打死他们而不会受到良心谴责，正如他们将我打死的感受一样”。(也许这是鲜见的“同情基点”之一。)在帕克曼看来，射杀的行为与内心活动有着特殊的关系。在一篇说明性的文章里，他描述了杀野牛“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说到高潮时，他写道：“心到手到，轻触一下扳机，枪声响了，随即，在空白的牛皮上出现了一个小红点儿。”与印第安的弓箭不同，步枪射击像思想活动一样迅捷、不露痕迹：文明的进步就是通过这样的思想活动而实现的。

帕克曼的叙述作品不断重复从观察到反感再到挑衅的图式：“‘你太丑了，别活下去了。’我心里想道。瞄准其中最丑的，一连射杀了三头。”这是在杀野牛，但是所用的语言以及所表达的情感却与他对印第安人的态度相差无几。而且，大平原上印第安人的命运与野牛息息相关，“野牛绝迹，[印第安人]也一定会渐渐绝灭。”公野牛非常“难看、十分凶恶”，“只需看上一眼……所有的同情心都会烟消云散。”这话也许会令虔诚的人们感到惊讶，但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心领神会：“让它受到致命伤害是何等的愉悦，看到它仆倒在地心理得到多大满足。”看到一个老印第安人，“面露病容，骨瘦如柴”，帕克曼心中想道：

他真是个好靶子。一粒步枪子弹，瞄准好，就能把他打倒在地。我心中想，枪杀这个丑陋的老恶棍，看看他死后还能丑到何种地步，并无大碍，全当是杀死了一只长得像他的可恶的秃鹰。

在约翰·济慈的《许珀里翁》(Hyperion)里，那些被赶下台的提坦(Titan)认为他们被奥林匹亚众神取代是天经地义，“因为最美的必定最有力量，/这是永恒不变的法则。”在帕克曼的作品里，这种审美观念意味着，说别人丑陋就使自己有权主宰别人的生命。不过，从帕克曼的叙述中可以发现，甚至美的东西也不能幸免于难。一次他将一只羚羊错当做狼，准备射杀时发现弄错了，但他还是开了枪。察看猎物时，他发现“羚羊奄奄一息的眼睛向上望着，像美女的眼睛，黑黑的，富有感情。‘幸亏我得赶快走，’我想道，‘若有时间再待一会的话，我会很懊悔的。’”这种时刻的效果很典型。帕克曼的悔意仅存在于虚拟的情况中；他总是用确切的词句说出令我们感到不安的情景。不过，帕克曼从不后悔，这是因为他绝对自信：他不会做什么真正的错事。后来，他看到一只“漂亮少女般的”羚羊走近一群野牛。这些野牛因“形如蓄着胡须的海盗”而“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丑陋”。他瞄准了野牛，似乎野牛是专门猎杀羚羊的。所有的怜悯都变成攻击的怒火。

也有一次帕克曼表现得比平时更谦逊一些。他看见一个印第安人，“身处岩石和树丛之间，像塑像一样纹丝不动”，眼睛“盯着上方”，帕克曼猜想这个人是在与松树交流，松树“在风中摆动……似乎是有生命的”。(帕克曼对自己与印第安人的差异感觉非常强烈，居然忘记了树木确有生命这一事实。)帕克曼“很想看透他内心想些什么”，但却发现自己所能做的只是“臆想猜测”而已：“在这片山里，任何一只野兽的巡游、鸟儿的鸣啭或者树叶的响动都会为他指点迷津，警告他前面有危险。”帕克曼进入了另一种文化的一个人所能体会的世界，他竟也“识趣”，没有打扰这位印第安人。他离开时，看到了一座山峰，他感到有去攀登那座山峰的冲动。艰难攀登了很长时间，他爬上了“顶峰”，坐在“峰顶”上，俯瞰草原“延展到遥远的地平线”。帕克曼难得的一时自我约束导致他采取比印第安人的沉思更过激的行动。在这一场景之中，印第安人举头仰望；帕克曼从他所处的峰顶，居高俯瞰。帕克曼觉得，在那个印第安人眼里，一切都深有意味，而他自己所看到的只是一望无垠的原野，整个景象中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具有意义。

在这一渴望扩张、渴望控制以及从观察到反感再到攻击的转化过程中，帕克曼再现了赢取大西部的那种能量。无论他怎样瞧不起横穿大陆的迁徙者，甚至他在波士顿的社会同阶层人士不支持墨西哥战争，他却与那些迁徙者的扩张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同声相应。帕克曼对印第安人的了解使他有能力撰写自己的历史巨著。他的历史著作是以这样的论点为基础的：英国战胜法国后北美的印第安人就已面临灭顶之灾。英国人决心在北美建立定居点，并使北美文明化，而法国只想掠夺荒原的产品，会让印第安人活下去。因此，在帕克曼看来，美国不必对在印第安人身上犯下的罪行感到自责，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印第安人早就已经灭绝了。从洛基山中水潭里鱼儿“同类惨杀”的景象中，帕克曼认识到，尽管“心软的慈善家……会长叹太平盛世一去不复返”，然而，“从小鱼到人，生活就是不断的战斗。”

《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

接触蛮荒是帕克曼进行旅行的动因。此前大约十年，也就是1838年，埃德加·爱伦·坡出版了《南塔基特岛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其中对与蛮荒的接触有极出色的描写。为了描写得逼真，坡借鉴了大量关于海难的文献以及南海探险的报告(就在《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的前几章开始在《南方文学信使》发表之前，坡著文介绍杰雷米亚·N.雷诺兹远赴南海的宏伟探险计划)。就表现手法来说，《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采取的形式与本章所评述的个人叙述程式相同，而且也同属包括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在内的小说传统。然而，笛福在改革宗教叙述传统的过程中，帮助确立了塑造小说人物的规则，而斯威夫特日益复杂的讽刺寓意作品显然与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生活密切相关。坡的叙述作品既不为作品人物编织复杂的身世，也没有创造虚拟的世界，给当时的读者以什么教训。坡在模仿个人叙述方式之时，开始建立自己的世界，一个与民族环境分离的写作空间。

《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冗长的副标题让读者大概了解作品的内容：

包括发生在1827年6月间向南海进发的“格拉姆普斯(Grampus)”号美国双桅船上的一次哗变和甲板上屠杀的细节：以及幸存者夺回船只，又遭遇沉船和可怕的饥饿的描述；他们如何被英国纵帆船“简·盖伊”(Jane Guy)号救起；这艘船在南极的短暂航行；在南纬84度的一群小岛间遭擒，船员遭杀戮；这次可怕的灾难如何使船又进一步向南行驶，以及这段航行中难以置信的历险和发现。

还有更多的内容：皮姆的昏迷以及藏在舱中箱里几被饿死；他还差点儿被他那条发疯的拉布拉多狗活活吃掉；饿得发疯的“幸存者”人吃人；在“野蛮黑人”当中生活，这些黑人的“表面慈善”一度掩盖了他们“最残暴、难言而又嗜血的”本性。

读者跟随皮姆，走出一个灾难，又陷进另一个灾难。但书中既没有一位合理的代言人来充当通常意义上的小说人物，也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情节。在书的开头，皮姆曾提及他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后、本书写作之前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可是直到书的末尾，这里所埋下的伏笔也未兑现。这话甚至有误导作用。譬如说，它意味着皮姆与他最初的伙伴——此人在故事中间就被饿死了——曾在多年以后一起谈论过整个历险的过程。皮姆自己也几乎在书的开头就死于非命。在一个暴风雨之夜，皮姆所乘的小舟被一艘大得多的船撞沉，一次兴高采烈的乘船旅行变成一场噩梦。据船员叙述说，“看见一个人的身体固定”在舱底，“尽管好像早就咽气了”，人们还是把他救上来了。皮姆解释说：“那具身体就是我的”，是被一支突出的销子给“固定”在舱底的，销子“从我脖子后部穿进，从我右耳底下的两根腱肉之间穿了出来。”

皮姆活过来了，他为“沉船、饥饿、死亡和在野蛮人的部落里当俘虏”的幻觉而战栗，他承认这些“幻觉”实际上“成了欲望”。如果这种叙述起的是满足愿望的作用，那么满足这些愿望的责任已从坡移位到了他的作品人物肩上。然而，从这样的语境基础出发，在人物与行为之间也没能建立进一步的相互联系；随后的事件仅仅是罗列、陈述一些相互没有关联的可怖场景与“预感到的恐惧”，例如皮姆沿峭壁往下爬的时候突然产生了“掉下去的渴望”。像在坡的短篇地方性叙述作品(在第二章论及)里一样，《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记录的或许是城市经历的震撼，只是将源自都市的震撼影像投射到了远在天边的大洋，而城市的经济增长恰是要依赖于大洋。

叙述结束的时候，皮姆和一位同伴从野蛮人那里逃了出来，乘坐独木舟在南极温度渐升的乳状海水里向南漂流，最后，他们

陷入了激流，面前是张开大口迎接我们的深渊。但是在我们的前面站出了一个裹着尸布的人影，比一般人要大出许多。那人的皮肤像雪一样洁白。

作者在后记中为这种吊胃口的结尾找到了理由。他解释说皮姆还未及写完书就去世了。就这样，皮姆生命的完结替代了作品的结局。这种断裂的结尾具有亚里士多德称做随意传记的特征，而非对情节的精心裁剪。作为一种修辞性证据，这种结尾表明坡的这部作品说的是真事，而不是小说。据说人们能够在伊利诺斯州找到皮姆的同伴。

后记重新回到前言中提出的问题。从前言看，这部作品似乎是写实笔法的练习。前言一开始，皮姆担心自己写不好，他的叙述也许不能说出“事件本身的真面目”。皮姆记忆欠佳，再加上事件本身“具有奇迹色彩”，结果使他的叙述看上去“只是编造巧妙的小说”。皮姆解释说，当时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的“坡先生”鼓励他写下去，并要他相信“公众的聪明和常识”，因为叙述当中的任何粗糙之处都只会强化作品的可信性。然而，皮姆仍然“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没有信心”，犹豫不决，没有马上动笔，直到坡称愿意将他的作品“以小说的形式”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由于这番曲折，皮姆的叙述的前几章就以坡“经过伪装的小说”形式问世。皮姆称，他自己被读者的反应鼓足了干劲，他声称“我所讲述的故事必将证明它们自身具备真实可信性”。终于，他敢于自己将这些故事讲给读者听了，而且是如实道来。

就这样，书的前言和后记赋予了作品以框架。它表明，这部叙述作品不仅可以通过其与美国生活中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加以理解，也可以通过其与写作因素的关系加以理解。向南部扩张的旅程导致了白人和黑人之间荒诞不经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人类的冲突，在动物群和场景因素里也有所表现。这种影响与蓄奴制度和人种学有不解之缘，同样也与写作手法密切相关。当坡声称“恐惧不是德国人引起的，而是心灵所致”的时候，他将自己错综复杂、阿拉伯式的作品定义成了结构得当的强刺激物。通过《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中杂然纷陈的刺激性场面，坡操纵了个人叙述形式来制造情感，而不是讲述经历。尽管作品反复强调其真实性，但是在评论者眼中，它无疑是虚构小说。不过尽管如此，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哈珀兄弟公司仍将皮姆的故事作为游记来进行推销。当时真实性是个人叙述作品的重要标准。1845年，哈珀公司收到了一份水手的叙述作品，讲述他在马克萨斯群岛与食人的野蛮人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的经历。一个编辑“委员会”认为“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因此这部作品没有真正的价值”。于是，《泰比》的手稿被退回了。

赫尔曼·梅尔维尔

尽管伦敦的约翰·默里(John Murray)也怀疑赫尔曼·梅尔维尔写的这个水手故事实则是一位“老练作者”的作品，他还是在他编的非小说“国内和殖民地图书系列”中出版了这部著作——《与马克萨斯群岛峡谷的土著人一起生活四个月的故事，或者，波利尼西亚生活管窥》(Narrative of a Four Months’Residence among the Natives of a Valley of the Marquesas Islands；or， A Peep at Polynesian Life)。后来经华盛顿·欧文推荐，这本书被纽约的威利和普特南出版杜选入了“美国著作图书馆”系列，于1846年以作者喜欢的书名《泰比》(默里的原书名作为副标题)出版了。坡只能声称皮姆有个伙伴，能证明其故事的真实，然而梅尔维尔的那个名叫“托比”的伙伴，在读了《泰比》之后却真的出来证明《泰比》的真实性，而且托比的叙述还被收入《泰比》的第二版作为一种补充。但即便有这样的好运气，甚至还有早期的评论家引用的达纳的例子，英国的读者还是难以相信《泰比》确为一位“被抛弃的可怜水手”所写，而非为一位“满腹经纶的文人”所写。

《泰比》的第一章，也是赫尔曼·梅尔维尔借以首次为读者所了解的那些文字，通过“海上六个月”的生活的描写，立即就表现出作者的写作能力。没有新鲜食品，周围尽是咸水，而船上也尽是腌制食品。而普通的中产阶级“房舱水手”甚至会抱怨短暂的跨大西洋航行。梅尔维尔笔下的极端经历将旅游者的消闲享受航行与水手们遭受剥削的劳作相对照。这本书的角度是民主的，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在由于水手们劳作而被剥夺感官享受的背景下，浮现出了“古怪的幻象”，都是由马克萨斯群岛的地名想象出来的：“裸体美女——食人宴会——可可树林——珊瑚礁——文身的首领……异教仪式和用人做祭品。”这些司空见惯的意象由于押韵和节奏而显得富有生气。每个词组都以重读音节开头，一串词组中间没有连接词，形成了比一般散文更加集中的重音，但却又没有规律性的节奏，因此听来也并不只是像诗歌。同样，“礁石”(Reefs)与“酋长”(Chiefs)押韵也为韵脚不甚规整的“仪式”(Rites)和“祭祀”(Sacrifices)做了铺垫。

梅尔维尔的开篇描写对群岛作了背景介绍；第一章是以一段生动的个人轶事结束的。这件轶事是他几年后第二次造访马克萨斯群岛时发生的。当时法国已经占领了群岛，法国海军在向一位美国海军准将介绍群岛的国王和王后。王后着迷地看着一位老水兵身上的文身，令法国人十分尴尬，接着

这位皇家妇人急于展示自己迷人身体上的象形文字，蓦地向前弯下腰去，过了一会儿，突然转过身来，撩起她的裙子，眼前的景象令法国人吓得向后退了一大步，旋即踉踉跄跄地跑回自己的船上，躲离这一灾难性的惊人场面。

像许多讽刺作品一样，这一段有种族主义和厌女症倾向之嫌的文字目的在于攻击掌权者。莎士比亚式的文字游戏(Catastrophe的第二音节意为人体难以说出口的部位)反映了评论者总会在梅尔维尔作品中发现的“自由”的风格，这种风格有时会产生好的效果，有时则不然。在这段轶事中，“自由”的风格又向前迈了一步，他剥掉了法国帝国主义前来完成文明化使命的伪装。

从一开始，《泰比》便令人印象深刻，生动形象得令人生疑；然而故事是真实的。赫尔曼·梅尔维尔真的在泰比中间生活过。他来到他们中间的情景恰如书中描述的一样：他跟另一个同伴跳下了船，他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岛上寻找，结果还是来到本想回避的峡谷，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泰比是凶残的食人土著，与居住在相邻峡谷里的哈帕人不同。梅尔维尔在那里逗留了仅四个星期，而非他自称的四个月。写作时，他借鉴其他游记和探险著作来补充自己的回忆，不过这部个人叙述的魅力还是基于他的亲身经历。一个水手竟有如此高的文化素养，这使一部分读者感到不可思议，不过实际上理解起来并不难：19世纪的社会大变迁既能使美国人出人头地，也能使他们深陷生活的泥潭。

梅尔维尔出生于1819年，家境富裕，父母的父亲都是革命的英雄。起初，梅尔维尔一家住在纽约，没跟祖父的波士顿家族住在一起；1830年，父亲的生意开始滑坡，他们便迁到了阿尔巴尼，那里是母亲的大本营。1832年，父亲去世，一家的破落已成定局。在随后的十几年间，梅尔维尔四处流浪，做过职员、农民和教师。1839年，他第一次在一艘驶往利物浦的船上当水手。1840年，他在密西西比谷地没找到工作，便于1841年随“阿库斯奈特”号捕鲸船从马萨诸塞的新贝德福德湾出海了。正是从这艘船上，他在马克萨斯群岛弃船而逃。从泰比人那里逃出来之后，他跟一艘澳大利亚捕鲸船签了合同，但不久船到塔希提岛，他便在类似哗变的气氛下离开了那艘船。另一艘美国捕鲸船将他带到了夏威夷。在那里做了几个月杂工之后，他在美国海军“美国”号上当水手，并随船回了家。

刚回到家，梅尔维尔便着手写作他的旅行故事，这些故事已令他的家人着迷。《泰比》的成功促使他又写了续篇。《欧穆：南海历险的故事》(Omoo：A Narrative of Adventures in the South Seas)是围绕梅尔维尔在塔希提岛的时光展开的(将事实上的两个星期扩展为两个月)。《欧穆》(在玻利尼西亚语中，“欧穆”意为“漂泊者”)巩固了《泰比》为梅尔维尔赢得的荣誉，人们再一次赞扬梅尔维尔生动娴熟的叙述技巧。他的社会身份仍令人生疑。一家英国期刊认为“赫尔曼·梅尔维尔”这个名字显然很像一个“传奇作品中想象人物和谐的、仔细挑选的人名”。而且，梅尔维尔作品的某些东西不仅引起了人们对他社会身份的怀疑，同时也遭到了道德方面的谴责。在《泰比》中，梅尔维尔因对传教士大加议论而引起人们的不满，在美国出第二版的时候，他不得不删去将近30多页。即使如此，他仍不得不在出版《欧穆》的时候换出版商，这一次他成功地说服了哈珀公司。

一家福音派废奴主义期刊抱怨《泰比》“不是为美国人”写的，而是为伦敦那些熟悉“戏剧、歌舞和黄色印刷品”的小圈子写的。一位《欧穆》的评论者发现自己很不喜欢书中“肆无忌惮的胡闹”、“冷漠、嘲弄的机智”以及“全无真诚的感情”。这些不无夸张的反应表明《欧穆》是滑稽作品，而非严肃作品。(它描写的是流浪本身，而非寻觅安身之所的迁移。)但是，重要的是，从中可见，梅尔维尔仍在向传教士的所谓虔诚挑战。在叙述欧洲传来的疾病使塔希提人大批死亡的时候，梅尔维尔引用了岛上居民对传教士的控诉：“谎言，全是谎言!你们说是来拯救我们的；现在看吧，我们在死去。我们不想要什么拯救，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足够了。”

一位评论者认为《泰比》中存在“天堂式的野蛮”。这表明，从书中令人信服的个人经历叙述中来看，南海地区也许确有一座人间天堂。梅尔维尔与帕克曼和达纳不同，但却与道格拉斯相像，他借用人们所谓美国正常生活以外的经历来向这种正常生活价值观念挑战。不过，梅尔维尔又不能矢志于此。因此《泰比》既令人着迷，又显得前后不一。尽管有其传记基础，它还是像《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一样，梅尔维尔替身叙述者“托莫”的身份未能确定。进出泰比居住峡谷的大的叙述循环不仅包含日常生活节奏的小循环，而且也反映了情绪的波动——从喜悦到厌恶。这种波动似乎除了变化本身并无规律可循。

在《泰比》中，梅尔维尔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南海经历，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加以改造，通过细腻的修辞处理，使这一切都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梅尔维尔对泰比人热情好客的悦人表象所掩盖的真实意图心存疑虑，恰如皮姆很担心“野蛮人”的“表面慈善”掩盖着恐怖一样。梅尔维尔经历的每时每刻都充斥着这样一种意识：他身处“一群不折不扣的食人野人”中间。这恰如帕克曼在心中暗自贬低一位“阿波罗”般的苏人勇士一样：“不管怎么说，他只不过是个印第安人。”不过，梅尔维尔也认为，用“野蛮人”这个词来称呼岛上的居民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不受帕克曼对此加以肯定的适者生存伦理的影响，只要回想一下西方文化中“文明的野蛮”，我们就会明白“文明的白人是地球上最凶残的动物”。梅尔维尔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很喜欢)，在这些泰比人身上，一方面没有“文明人处心积虑创造出来用以玷污自己幸福生活的成千上万种惹人气恼的因素”，在另一方面，他们拥有积极意义的“幸福”，这种“幸福”源于一种“无所不在的情感”，让-雅克·卢梭称这种情感为“健康肉体存在的质朴意识”。

梅尔维尔对卢梭有所借鉴，这表明他对泰比生活中与他自身文化中边缘的、受压制的因素相同的方面反应强烈。他对这种差别最生动的反映见于他对泰比人取火方式的描写。泰比人取火是一个历时长、令人精疲力竭、宛如获得性高潮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罗马人禁欲主义的矜持(罗马人让维斯太贞女保存神圣的火种)形成反差，也与现代美国划火柴取火的便捷形成对照。这些对比表明了将泰比人与西方简捷或复杂生活模式分隔开的世俗、性欲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尽管梅尔维尔对现代美国有所批判和探索，他身上仍打有深深的自身文化烙印，他选择了回归现代文明，克服一定的困难从泰比人那里逃出来。在解释为什么想逃跑的时候，他列举了出现两种命运的担心：被文身或被野人所食。这些关于玻利尼西亚老生常谈的话题表现了人物全然融于异族文化的两种不同形式，这两种形式都使他的身体与牙齿发生关系，或是被人的牙齿噬啃，或是被鲨鱼牙针的齿文身。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曾解释过，即使泰比人真有食人的习俗——似乎更文明些的哈帕人(Happar)也有这样的习俗，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人都吃，吃人只是一种特殊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托摩(Tommo)是在担心被吃掉的阴影下逃离的。同样，他的种种担心表明了美国生活以千奇百怪的方式扭曲着生活在其间的人。然而，出于一种未加合理解释的原因，他担心遭文身使他永远无法返回故乡的生活。他忘了有位美国人的文身引得泰比王后要与之试比高下。

《欧穆》出版之后，梅尔维尔结了婚，在曼哈顿安居下来，以写作为业。他的下一部作品《马尔迪》(1849；在第四章有所探讨)试图超越个人经历的叙述，在这一点上，《马尔迪》比坡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读者对他这一尝试的反应是灾难性的，他只好又重新写作较为安全的叙事文学作品。在1849年的五个月内，梅尔维尔写出了《雷德本：他的第一次航行》(Redbum：His First Voyage)和《白外套；或，军舰上的世界》(WhiteJacket；or， The World in a ManofWar)。《雷德本》涉及的是梅尔维尔青年时期社会和个人的动荡，家庭破落，生活拮据，作者因此当水手，出航利物浦。尽管作品的副标题“商船小水手关于绅士之子的坦白和回忆”试图解决他的前期作品所引发的可信度之争，在描述这一切的时候，《雷德本》比《泰比》和《欧穆》都更具虚构色彩，而且不加掩饰。

通过叙述一个比自己当年小几岁的“男孩”的经历，梅尔维尔既写出了力度又保持了距离。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少年比成人的感觉更敏锐，但也更不可靠。无论他的感觉多么强烈，你不可全信。梅尔维尔的这种距离感是通过语体正式的第三人称章节标题(如第一章的标题是“威灵伯罗·雷德本对海洋的爱好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来实现的。作品的话题通过这位男孩的视角加以提出、选择和控制。其效果不像狄更斯的《远大前程》(1861)甚或他的《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1848—1850)那样复杂，但这却是梅尔维尔首次得以直接触及美国生活，特别是贫穷和社会冲突问题。

甚至在雷德本出海之前，他就是以社会的被害者形象出现的。他对那些幸运儿和感觉不如自己敏锐的人充满敌意。离开家乡，乘船沿着哈德逊河去纽约城的一路上，雷德本感到自己格格不入，充满“贫穷的气息”。他被排斥在其他乘客的社交活动之外。当他知道船票涨价而自己的钱又不够时，他大吵大闹，引得“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他感到仅仅愤怒地回视报复的力量不足，便用枪对准一个“盯着他看的人”；这下引起了骚动，此后，雷德本在剩下的旅程里，只能站在甲板淋雨，又冷又湿。这一章中以“这就是童年。”结束。这句泄气的话并没有就此了结这个问题。在纽约，贫穷使雷德本显得像该隐：在上船之前，他在一家“破旧的酒馆”里面休息；没有合适的衣服穿，“看上去不像绅士”，他担心“在任何一家好一点的酒馆”，他也许会被人“赶出去”。

这种敌视社会的态度使梅尔维尔得以在船上展现被达纳定义为自己不“与他们同属”的问题。达纳所描述的水手刻意追求阳刚之气，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去特别关照一位刚上船的小伙子。而雷德本自己也是一位“有白皙双手的绅士”，这一来使他成了特殊的笑柄。不过，他也并非无缘无故地成了受害者，他对其他水手居高临下的自负态度激怒了他们。他“同情”水手们“沦落天涯的悲惨命运”、极度“无知”和缺乏“正确的宗教观念”。然而，当他试图和水手们分享自己的正确观念的时候，水手们反笑他迂腐。这一章的结尾又起了控制和缓和的作用：“我非常生气，气愤使我感觉不到自己的愚蠢可笑，这种气愤对情绪激愤的人不啻为幸事。”作者并没有否认气愤的存在，但却将这种气愤当做愚拙的孩子气，而没有将其当做参照系的一部分来加以探讨，这种参照系的习俗、期望以及家庭教育使雷德本偏离了他的经济地位给他规定的社会角色。这种偏离使他感到自己是“没有一个朋友和伙伴”的“伊斯梅尔”，一种可怕的“对所有船员……的憎恨”慢慢在他的心中滋长。

《雷德本》这出复杂苦涩的社会喜剧在其中一章中达到高潮。在这一章里，雷德本“打算到船长舱里进行一次社交性拜访”。这一章涉及了船长、雷德本和所有船员都缺乏的平等社交的信条。水手们见他为造访船长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打扮体面都嘲笑不已。发现自己的手在早晨工作时沾上了褐色的焦油，而且没有社交要求的手套，雷德本“戴上了”母亲给他织的“毛线手闷子”。在读者看来，雷德本也显得像个小丑。由于同伴的拦阻，雷德本没去造访，于是第二天，他试图同船长谈话，结果船长勃然大怒。这引出雷德本长篇思索，其结论是：“我想是的，里格船长，你不是位绅士，这一点你是清楚的!”雷德本想象不出其中的原因：无论船上等级观念如何森严，也不论这种行为是多么无知，多么出格，船长何以对船员表示礼貌的企图如此大发雷霆。愤怒和公正难得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这段充满痛楚的毛小子幽默是梅尔维尔被乔治和艾弗特·戴克金克选入《美国文学百科》(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855)的唯一片段。乔治和艾弗特·戴克金克在19世纪40年代与梅尔维尔过往甚密。

雷德本违反了船上的社会准则，受到了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困扰。但是他甚至不像堂吉诃德那样，恰好处在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不无势利地认为船长“一定会发现我与那些粗鲁的水手不同，我只不过是命运作弄才与他们为伍的”。如果他放弃与水手们认同，难道船长便有义务与他称兄道弟了吗？不过，要对这些关系进行判断，读者需要学会跳出书中所有人物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培养读者公平评价能力的过程中，这部作品采取了令人混淆的排除法。

雷德本在船上所经历的社会地位错移向社会常规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在他登陆之后又有所深化，在利物浦，根据他父亲留给他的地图他找不到他要找的路。这座英国老城面貌大变，似乎并不比纽约历史久远。在英国，雷德本目睹远甚于他自己的贫穷和苦难，作品转而对其他人物重彩浓墨，而不是雷德本本人。雷德本遇上了英俊出众的哈里·伯尔顿(Harry Bolton)，哈里赌博输了钱，要出海当水手。哈里的经历与雷德本相呼应，但是描写风格魅力非凡，评论家们称有“情节剧之风”。梅尔维尔描写哈里和雷德本一同在纽约靠岸后选择出海捕鲸，进一步暗示了哈里与雷德本的呼应关系。哈里是个善良的天使，他与“可恶的”水手杰克逊形成反差，杰克逊身患疾病，看上去“遭雷劈过似的，伤痕累累”，是亚哈的前身。两人之死是作品结尾的兴趣焦点，雷德本孑然一身，留在极端人物尽除的世界上。

《雷德本》的聚焦相对狭窄，但到了《白外套》，涉及的范围之人雄心勃勃，令人瞠目。《白外套》的副标题是“军舰上的世界”。作品与达纳叙事文学作品之间有明显的联系，实际上，是达纳也曾鼓励梅尔维尔将他的航海经历写出来。达纳家与梅尔维尔的妻子家有亲戚关系，因此两人得以相识。《白外套》仅限于描写船上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一丝不苟，甚至船进码头，也绝不涉及岸上的事情。因此，在梅尔维尔的作品中，船上生活和意义与达纳的作品大有不同。在达纳的作品里，桅杆下的生活与自由美国的陆地生活形成对照，而梅尔维尔的作品强调的却是两者的相同之处——有时候寓意精确，有时象征含蓄。不过，梅尔维尔将自己在“美国”号上服役的经历小说化——将故事交由一位半虚构的身穿古怪白上衣的水手叙述，在这一过程中，梅尔维尔将舰名改为“永不沉”号，从而使其作品具有普遍意义。

的确，这艘舰船以及船上的生活不是美国的缩影，而是“世界”的缩影。因此，美国价值观念仍可成为与船上世界相对的新世界。而且“永不沉”号的“世界”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世界，是工作中的男人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全然没有家庭生活和女性价值观念的踪迹，似乎家庭和女人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女性价值观念只出现过一次，与达纳的手法有雷同，但也有差异：“德行要想灵验，除非从天而降，就像上帝下凡拯救整个舰上的世界；并为此目的，将水手与罪人混同一处，一视同仁。”与达纳远“观”知整体的追求相反，这里的目标却是全然“混同”，与之相伴随的是亲密的苦痛，甚至可能是死亡。

与人道主义愿望恰好相反，《白外套》里的世界是充满搏斗的现代世界。“永不沉”号上的社会秘不可知，而且分化严重。难得见到那些在甲板底下船舱里与“水罐、木桶利缆绳”为伴的人们，“三年航行下来……对你来说，他们还是陌生人。”在船上生活“就像在市场上一样”，同样熙熙攘攘，没有隐私可言。在难得的休闲时光，水手们在甲板上自由走动，其状态与“在百老汇”散步相似。像大城市一样，船上也有街道犯罪；一帮“歹徒”得知一位船员将盛有三四块金币的袋子藏在衬衣里面，便伏击他、打倒他，抢走金币。其结果造成了一种怪异的原始共产社会，不断的抢劫使水手们差不多都一样穷。

因此，船上混乱不堪，但却同样秩序井然。在管理上，舰船“如同一座大工厂”：“敲钟就餐，也不管你饿不饿，必须吃饭。”通过语言中的数字，工人的手就代表了工人整个人，这种将人编号的做法在19世纪非人性化的工业领域为人熟知，却早在17世纪就是提及和称呼水手的主要方法了。与工厂工人的专业化工作不同，每一位水手都要做许多不同的工作，有时是长期如此，有时事出急需，工作之多，只能靠序号才能熟知其详：“白外套有就餐号；船员号，也就是点名用的号；还有他的吊床号；还有分发给他的枪的号。”一个水手一上船就必须将这些号码熟记在心，一旦忘记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些用来规范战舰秩序的纷繁数字使水手先前积累起来的航海经验化为乌有：“几乎对他全没用处了，所有那些环球航行……在比奇海滩(Beachy Head)乘风扬帆，在海特拉斯(Hatteras)沿海收帆避风。他得从头开始：他变得一无所知了；希腊语和希伯莱语帮不了他，因为他要学的这种语言既没有语法也没有词汇”，只有相互之间毫无联系的一连串数字。

这个世界现代化的社会秩序与其老掉牙的政治秩序形成反差。船上的生活是一种“专制体制”，上自船长，下到各级军官：“船长的话就是法律；他不张嘴则已，一张嘴就是命令。”他甚至是太阳的“太上皇”，因为当负责中午观测太阳的向船长汇报观测结果时，船长会命令道：“就让它这样。”只有此时，钟声才会敲响，“时间才可以是12点。”梅尔维尔祈祷“人类共同的义愤”来反对这样的制度。尽管那些水手有种种缺陷，但却都还拥有这样的义愤。船上的军官称普通水手为“人民”，这个词所蕴含的民主政治含义对梅尔维尔这部作品的整体布局意义重大。

军官控制一切，他们甚至可以下令过狂欢节。船到合恩角，气候严寒，船上也安静下来了。这时节有必要让水手们活跃一下。命令传了下来：“所有水手，闹将起来!”一时间，“这里人声鼎沸，那里熙熙攘攘，到处乱作一团。”布鲁菲尔画中混乱场面很快便演出丑陋的一幕。有人打起架来，第二天肇事者被鞭挞，军官们站在一边旁观，一脸居高临下的冷漠。后来，梅尔维尔在观察相似事件的时候说：“在所有的侮辱中，主人对奴隶居高临下的一瞬最恶毒和令人愤恨。”跟主人同奴仆的关系一样，“人民”与军官形成两个利益全然不同、“本质上对立的阶级”。军官的荣耀、酬饷和晋升靠的是“屠杀自己的士兵”，“只有踩在被屠杀的士兵头上”，他们才能爬升起来。但是军官阶级却要“强大得多”，可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因此，“独裁”必然会占上风，成为政治规范。

有时候，梅尔维尔在《白外套》对现代社会和过时统治方法的描绘并行不悖，但是在对于鞭刑进行思索的时候，这两者却联系密切。与达纳的商船相比，军舰上的鞭刑更是船上纪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梅尔维尔在“美国”号上服役一年多，却被迫目睹了大约163位船友(也就是说大约三分之一的船员)遭受鞭刑。在对鞭刑公正性提出质疑时，梅尔维尔想起了圣保罗关于罗马拥有特殊公民权的主张。一千八百年之后，梅尔维尔质问道：“我的同胞们，你们鞭打一个美国人，合法吗？”即使在某些国家的船上，鞭刑“符合那个国家的政治理念”，但是美国不同，因此美国海军不应当将任何一个美国公民“变为奴隶”。就眼下的情形而言，对于一个美国水兵来说，“我们的革命全无用处；对于他，《独立宣言》全是谎言。”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最著名的演说之一《七月四日对奴隶意味着什么？》(What to the Slave is the Fourth of July)探究了相同的自我矛盾。道格拉斯控诉道：七月四日“比一年中的其他任何一天都更清楚地向奴隶表明，他一直是赤裸裸的不公正和残暴的受害者”。道格拉斯接着指出，谈论这类事实的正确方式不是“立论”，而是“辛辣的讽刺”。梅尔维尔在实现另一种“废奴”目标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海军法令和习俗串通一气，使军官“得免于法令的制裁”，而这种法令却使“人民”不寒而栗；水兵会因小过失而受鞭刑，而同样的过失，军官却可免于处罚。他因此质问道：“陆地上的人会怎么想，难道纽约州应该通过针对某种罪行的一项法律，定出罚金数额，然后再增加一部分条款，限定处罚仅对工农劳工有效，收入一千美元以上的绅士可免于处罚，难道可以这样做吗？”对船上政治不平等的谴责被搬下来批评现代城市的社会不平等。梅尔维尔的诘问先是引起人们对船上陆地有如此大的反差而愤怒不已：在纽约，法律不考虑社会地位如何。然后梅尔维尔的诘问又引起另一番思索：在陆地上，经济不平等的确对人们与法律的关系有影响。(法律禁止人们在公园凳子上过夜，这条法律对富人和穷人一样有效，可是只有穷人才有可能在公园凳子上过夜。)

梅尔维尔反对鞭刑的主要依据是美国权利平等的政治口号。在白外套看来，这种口号不仅是往昔的传统；而且也是改变未来的力量源泉。即使鞭刑一直被认为是有必要的，这种看法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我们应当尊重对未来有益的先例，而不应墨守成规，这正是这一新时期赋予我们的智慧……过去是独裁者的教科书；未来是自由者的《圣经》。”即使在号召美国抛开“先例的羁绊”轻装前进、为众国家之先驱的时候，梅尔维尔还是援引了《圣经》中“出埃及记”的先例。“出埃及记”启发了许多清教徒观念，乔治·班克罗夫特对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民族的模式：“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是我们时代的以色列；我们肩负着世界自由的方舟。”正因为“政治的弥赛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美国“民族的自私就是……对世界最大的慈善”。

这首颂歌与为墨西哥战争提供理由的天之使命的政治口号如出一辙，墨西哥战争刚刚结束一年。同时这首颂歌也反映了在戴克金克等作家圈中盛行的美国文学民族主义要求。梅尔维尔是这个作家圈的常客。而且，这首颂歌也是导致1850年折中法案的大辩论的前奏。那次大辩论试图减轻对美国未来的悲观自我意识的压力，其基本考虑是担心人权主义的论调会威胁联邦的稳固。当时联邦已被批准为稳定的政权，而非过渡性政权。结果，折中的方案令许多热爱自由价值观、讨厌《追捕逃亡奴隶法》的美国人反感。《追捕逃亡奴隶法》使个人自由服从于民族团结。白外套的狂热抨击本身是非暴力的。这种抨击提供了一种旨在劝说美国克服民族缺陷——任意鞭打自由人——的言语策略，其作者也表明了他对尚武荣耀的蔑视。梅尔维尔让墨西哥战争中嗜血好战美国人所用的语言为温和自由的改革事业服务。但问题在于如何评价这种策略，它是对美好事业有益，还是对道德价值可疑的民族主义有益。

梅尔维尔对鞭刑问题的处理并不完全依赖于这种言辞的乌托邦理想，因为作品的高潮出现于虚构的乌托邦昙花一现的时刻。白外套自己也要受鞭刑了。他上船时，没人分给他那些必需的号码，他只是按照在商船当水手的经验行事，结果在一个关键时刻显得不合时宜，因此他必须接受惩罚。他申辩说没人告诉他号码，却毫无用处，因为军官们坚持说肯定有人告诉过他。当白外套准备受刑时，作品聚焦于他的内心活动。他觉得“男子汉的心胸无比宽阔”，无论船长对他做什么他都不会放在心上，而且自己的心灵也不会因此受玷污。即使如此，他还是屈从于一种“渐渐激活所有潜能的本能……这种本能甚至使鞋根下的蠕虫也要翻身一搏”。他想抓住这个时机，“冲到”船长面前“把他头朝下掀到海里去”，尽管那样做，他也会淹死。大自然赋予他“这样的权利，人人都有，生而俱来，不可剥夺，也就是说，可以拼得一死，也让别人丧生”。在这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强有力地简约，只剩下单纯的个人间冲突这一基本因素了。

不过，同样强有力的是阻止白外套实施自杀性报复行为的想象情节。一位水兵下士，和一位最好的水手联手出来为白外套的品质担保，船长放过了白外套。下属冷静的判断和公正感突然引起了船长的敬重，正是这种公正感使他的下属站出来讲话，他们冒着自己也受鞭刑的危险(达纳的作品中有所反映)，而且全无私利因素。过时的政治权威和现代理性化的劳动组织纪律统统在对人的尊重中化为乌有。正当这个“世界”行将分崩离析成自相残杀的个体时候，这个世界却获得了社会意义上拯救。这一希望与对美国悲观的预言大相径庭，但却同样实实在在，即使在世界的现状中，这一希望也许更有实现的可能，而且更值得去实现。

《白外套》广受好评，但是有一位评论者却抱怨说，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评论“仅限于文学角度”。读者赞扬了“其富有感染力和生动的描写、其机智幽默和人物刻画”，似乎这不过又是一本“新的小说”。然而，这位评论者却认为，与其“说教”目的相比，这本书的“文学特征”微不足道。因为这部作品并不是“虚构的罗曼司”，而是以“重大的实际问题”为目标，如《战争条例》(Articles of War)和鞭刑等。然而，这位评论者认为这部作品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无论一位文学成功的作者，也无论他如何在“理论、幻想和热情”方面才华横溢，都缺乏必要的“个性、智慧和经验”来探讨重大的问题。批评海军的时候，梅尔维尔重复了鞋匠的故事，说一位鞋匠批评一尊塑像的“脚”很在行，但是再对脚以上的部位进行评论的时候便洋相百出。

这位评论家总结出了一条教训：“头脑和身体也都得服从于‘劳动分工’。”在总结这一教训的时候，这位评论者帮助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劳动分工。他是较早使用现代有限意义上的“文学”这个词的人之一，他将这个词的意义局限于故事、罗曼司和长篇小说。梅尔维尔随后的两部作品《白鲸》(1851)和《皮埃尔》(1852)(参见第四、五章)与“文学”类别的关系骤然密切。这些“文学”叙述作品销售困难，迫使梅尔维尔转而给期刊写作连载故事(后来成书出版)：《伊斯雷尔·波特》(1855)和《皮亚萨故事集》(1856)。后来又尝试创作叙事文学作品《骗子》(1857)，这部作品未获成功，从此梅尔维尔没再出版散文作品，但是他1891年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篇差不多要写完的长篇故事《比利·巴德》。这篇故事于1924年出版，当时梅尔维尔作为“文学”家的声望又有所复苏。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悉尼到19世纪早期的雪莱都为“诗”(这个概念包括小说和戏剧)进行过辩护，他们强调诗人有能力纵论他们所处时代最重大的问题。诗人比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更能有效地指导政治家的行为。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似乎人们形成了一个共识：“文学”的魅力和生动性仅限于与政治无关的虚构领域。就像那位鞋匠一样，文学作家在有限的领域里没人对其能力提出质疑，而在此外的领域，他就相形见绌了。

《瓦尔登湖》

同梅尔维尔一样，亨利·戴维·梭罗也不能接受这种将文学与生活割裂开来的做法。两位作者有心在广泛的领域探寻感人的风格力量，精心布局结构，给作品以统一性。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都是文学作家；然而，两人又都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进行写作，而且希冀改变读者的经历和行为。没有人比梭罗更具“地方色彩”了，这位康科德人在他出生的小镇范围内进行了最为引人注目的探索。梭罗的目标还在于道出“唯一真正美国”的概念，也就是说，要提供另外一种民族叙事叙述模式。而且，在达纳的《航海两年》和《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一周记》(1849)两本书名含义之间存在着滑稽的鸿沟。尽管如此，梭罗不管是在第一本书《一周记》还是在《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1854)里，都将个人叙述体裁作为规范，并逐渐背离这一规范。(关于梭罗的全面探讨，见本卷派柯的文章。)

《瓦尔登湖》是以个人叙述的方式开始的。梭罗解释说，言必称“我”的文章仅是在表明“说话者是第一人称”，他称他的目的是对自己的经历进行“简明、诚恳的”叙述。在开头的一章，叙述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个朴素的叙述句展开的：“1845年3月末，我借了把斧子，进入了瓦尔登湖畔的树林。”第二章也同样：“纯属偶然，我第一次住进林中，也就是说，在那里度过白昼和黑夜的时候，恰好是独立日，也就是1845年7月4日，那时我的房子还未盖好，不能抵御冬天的寒冷。”在结尾，梭罗称他所做的一切正如“乘坐世界之舟去航行”：也就是说，像达纳和梅尔维尔一样，梭罗宣称他是在从自己动手的劳动中获取知识并报告这样的劳动，这与社会对温文尔雅作家的普遍期望相悖。他称，如果有人要到西部去，那么他最好到那里做点事(读者可能会想到库珀的纳蒂·班波)。猎人比游客更有理由对森林中所遇到的情况加倍注意。因此，尽管猎人猎杀动物，他却比俗套的人道游客更能道出“真正的人性”，因为梭罗所谓的“人性”即“人的经历的叙述”。

不过，梭罗囿于林间，“离开尘嚣”，他所做的与帕克曼大有不同。人居蛮荒，他也想创造一种与此相适应的写作方式：“奢侈!这要看你的标准如何。到另一个纬度寻觅新草场的野牛并不比在挤奶的时候踢翻奶桶、跳出围栏追逐小牛的奶牛更奢侈。”梭罗也希望自己的话语质朴、诙谐、热情奔放：“我希望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讲话；就像一个大梦初醒的人跟一群大梦初醒的人讲话。”在这一走极端的时刻，梭罗控制住了自己：他重复了19世纪的一个重要的诗歌理论，即华兹华斯关于诗人乃“向人类讲话的人”的概念。像华兹华斯一样，梭罗在直接言语与写作客观要求的矛盾中写作，与此同时，他担心词语“易于挥发的真理”总会逃逸出“表述的容器”。

像“永不沉”号上的白外套一样，梭罗也看到了他所处的世界的现代性。他毫不留情地认为“老的一代不能给年轻一代多少有价值的忠告，他们自己的经验褊狭得很”，而“我认为有价值的经验”恰是老一代缄口不语的内容。铁路的建设规范了美国人的生活，使他们像威廉·泰尔的儿子一样，勇敢而又冷漠地面对死神的金属之箭掠过。为了写这本书，梭罗记日记。他的“记述”像是会计记账，充满买板子、钉子和豆子所花的不起眼的美元数，数字之多宛如白外套需要熟记在心的号码。梭罗解释说，要战胜生活，一定要“在细节上将其击溃”。

在这个世界上，叙述需要思考，费心熬神的阅读比全不费力的倾听更重要。“说出的”和“听到的”语言于“无意识”间便可掌握，然而写作和阅读的语言却源于“成熟和经验”，需要“反复推敲”。正式演说、原汁原味方言以及亲密交谈都缺乏这种潜力：“如果我们想相处亲密……不仅要沉默，而且要离得很远，完全听不到各自的讲话声音。”托马斯·卡莱尔在《作为诗人的英雄》(The Hero as Poet)一文中赞扬莎士比亚，他称：“言语伟人，沉默更伟大。”在20世纪早期，乔伊斯用“沉默、流放和诡诈”来归纳文学的要求。梭罗属于这一传统。

梭罗抱怨现代生活：“这种劳动分工分得多细才是个头儿？其终极目的又是什么？”但是他自己却离不开这样的分工。梭罗不断地寻找内在意义，研究有意识的写作与无意识的言语的对立，这本身就是文学与社会分野的一部分。他劝告人们成为“发现内心新大陆的哥伦布，拓挖新的渠道，不是贸易渠道，而是思想渠道”，这只有在与文学有关的世界才有其意义和价值，这样的世界贬低外在行为、崇尚精神因素。这种内心崇尚促使梭罗否定了他通常赞赏的价值观念。相反，他要求道：“我们应当像好奇的乘客一样，不要过多地注意手中的活计，不要像弄麻絮的笨水手那样进行我们的旅行。”随着个人叙事文学作品变为文学叙述作品，眼睛和心灵不再盯着手中的活计。

4 叙述文学

罗曼司、浪漫主义与文学

在《红字》(1850)、《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福谷传奇》(1852)和《玉石雕像》(1860)等长篇作品里，纳撒尼尔·霍桑以其散文体叙事文学作品奠定了现在所谓的“文学”作品的基础。《红字》的成功激励了霍桑的出版商们，为巩固他的地位，他们再版了他的《重讲一遍的故事》(1851)，收集了他刚刚发表的几篇短文和故事以及先前未曾重印的十几篇旧作，结集为《雪影》(The SnowImage)(1851)出版，并约他写了一本童话读物《一本写给孩子们的奇妙的书》(AWonderBook for Girls and Boys)(1851—1852，随后又于1853年出版了《堂格伍德故事集》[Tanglewood Tales])。霍桑的稿酬第一次足够他养家糊口是在1851年。然而，他小说写作生涯中的长期空白——活跃三年之后，过了七年才有《玉石雕像》问世——说明即使霍桑也未能完全、明确地成为职业作家。他的《富兰克林·皮尔斯传》(1852)是为他的大学同学竞选总统成功而写的，大选成功使他获得了恩惠的肥缺，在利物浦任美国领事(1853—1857)。这个职位使霍桑衣食无忧，于是在利物浦之后，又在法国和意大利待了数年。这些生活事例突出表明，才露尖尖角的叙述文学是何等脆弱。

霍桑与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在大学时相识，后来成为朋友。霍桑和朗费罗一起使美国人开始承认“文学”这一概念。霍桑的最大贡献是将他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与后来讨论民族文学时的文学观念结合了起来，而埃德加·爱伦·坡却对形成20世纪文学观念的理论和视角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提到过，有一篇评论梅尔维尔《白外套》的文章，将其“文学”特征与“教谕”特征明确区分开来。坡不遗余力地宣传“文学”一词的这种新义。例如，在题为《纽约文学界》(Literati of New York)的系列文章里，他研究了凯瑟琳·玛丽亚·塞奇维克的作品(塞奇维克的《赫普·莱斯莉》[1827]是霍桑描写殖民时期马萨诸塞小说的先驱)，他评论道，“塞奇维克小姐写过好几本书，好几部老式的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出于外在的原因，她的作品能吸引读者的注意，但这种吸引与文学本身无关。”

通过“文学本身”，坡在书籍出版本身与其本质的而非“外在的”更高价值之间划了一道界线。作品的更高价值依赖其精神因素，而不是其为人熟悉的外在形式。事实上，这种熟悉的、“老式的一般意义上的”形式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文学本身显然应该富于创新，其之所以为文学，恰是因为它与先前的形式不同，而不是因为它与先前的形式相像。但这就必然给新式的作品带来问题。只有具备特殊才赋的人，才能承认这样的作品，才能知道这样的作品不是旧形式的败笔，而是独一无二的创新成就。因此，在评论霍桑第二版《重讲一遍的故事》的一篇重要文章(1842)里，坡强调指出，霍桑便是“在小圈子里备受称羡而不为大众所欣赏的天才的杰出代表”。坡认为(在第一章中论及)，尽管霍桑的作品代表了“艺术的最高境界”，但正因为如此，他没能像库珀通俗题材的作品那样吸引公众。

我用“文学叙述”来指以霍桑作品为代表的作品，这是因为“文学”和“文学性”是现在仍在使用的词汇，而且还因为这些词汇是在霍桑时代开始获得现在的意义的。然而，当时与此类虚构作品密切相联的术语不是“文学”(尽管坡大力提倡使用这个词)，而是“罗曼司”。对于霍桑，情况尤其如此，因为霍桑在他的那些长篇小说的序言里大量使用了这个词。由于他的使用，这个词到了20世纪中期又一度回热，用来表示美国特殊的小说传统。

“罗曼司”这个词既有正面意义，也有负面意义。从负面来看，罗曼司的主要意义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的。因此在《玉石雕像》的序言中，霍桑解释他之所以选择意大利“为他之罗曼司发生的地点”，乃是因为其“如诗如仙之境，对其真实性不必像描写美国那样苛求”。在《福谷传奇》的序言里，他作了大致相同的解释，说他写与布鲁克农场(十年之前他曾置身其中)不无关系的“社会主义农场”，“目的仅在于设置一个与人们常走的大路离开一点距离的舞台”，以避免其作品“遭受”“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进行过于紧密的比较”，这里的措词——“苛求”和“遭受”——听来有点防范的意味，而这正是霍桑前言的一个主要特征。与前后一致的理论相比，更为重要的是霍桑企图躲开他的故乡萨莱姆人的敌意——他的乡亲们对他在《红字》和《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指名道姓地中伤本地人士愤恨不已。即使在这些早期作品里，霍桑已在力争与当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在题为《海关》的一篇短文作品中，他对《红字》作了介绍，称“罗曼司作者”的用武之地应该是一片“中立地带”。霍桑给《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划了“一片没有明确主人的土地”，他强调，与其说他的罗曼司与家乡“实实在在的土地”有联系，“还不如说与天上的云彩联系更多”，以此来寻找安全的空间，躲避“不依不饶的”、“危险的”指责。

“罗曼司”的第二个主要负面含义反映的不是作品与实际生活的区别，而是写作内部的区别。“罗曼司”作为虚构故事有别于“小说”。《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副标题为“一部罗曼司”，在该书前言的开头，霍桑写道：“一位作者称自己的作品为罗曼司，则自然是希望能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保持某种自由度，如果自称写的是‘小说’，那么他就不可能会有这种自由度。”小说追求的是“对人的经验的普通或可能过程……的逼真的反映”，而罗曼司对情节的选材则更多的是“作者自己的选择和创造”。

霍桑是在对18世纪曾经流行一时、近来更是得到沃尔特·司各特支持的区分标准进行修订，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遵守霍桑的区分标准，甚至在趣味和性格上与他有密切联系的读者和作者，也不把他的划分标准当一回事。在关于《红字》的评论中，艾弗特·戴克金克称，《红字》是“心理罗曼司”：“即使是胡乱用词的马拉普洛普(Malaprop)太太也不会称之为小说。”但是，爱德温·珀茜·维普尔(Edwin Percy Whipple)在他的评论中却不动声色、不假思索地称这部作品为小说。维普尔是波士顿文学界的重要成员，霍桑出版《红字》之后也加入了这个团体。维普尔与霍桑关系非常密切，经常给霍桑的文学创作提出建议，因此不能说维普尔的说法不算准确。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霍桑自己又模糊了“小说”与“罗曼司”的界限。他写道：“一部吉尔·布拉斯(Gil Blas)式的罗曼司，为适合美国社会和习俗而经过一番改造之后，就不再是罗曼司了。”这里的“罗曼司”带有“虚构故事(fiction)”的含义，因为法国作家勒萨日(Alain-RenéLesge)的作品《吉尔·布拉斯》(1715)是涉及社会各阶层的流浪汉小说的原型。霍桑的意思是说，这种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人生迁徙，在旧大陆是不可能真正发生的，而在美国，却是“我们身边许多人的亲身经历”。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使一些人获得“巨大的成功”，其成功之巨“大大超过了小说家对其主人公的想象”。美国的现实对小说来说显得太不真实，而对罗曼司来说又显得过于真实，因此霍桑的划分有时被用做辩论时对比的工具。

当“罗曼司”不是被用做对比词汇，而是更具正面意义的时候，其意义范围大致相当。这个词的主要意义与“虚构故事”相差不大。赫尔曼·梅尔维尔写第三部作品《马尔迪》的时候，他想让这部作品与《泰比》和《欧穆》有所不同。在前两部作品中，他没有严格遵守文学真实性的原则(见第三章)，而是依赖于其他作者的游记作品来补充自己知识和记忆的不足，不过《泰比》和《欧穆》仍然可以说是非虚构作品。在他写作《马尔迪》并考虑改变写作手法的几个月里，梅尔维尔也改变了阅读方向，买的书已不再以游记为主。他当时读的书有莎士比亚、蒙田的作品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1817)。后者是英国浪漫主义最重要的文论作品，而且对“文学”在英国民族文化中的兴起起了关键作用。

1848年冬季，梅尔维尔写信给出版商约翰·默里称，他决定将自己的写作模式“彻头彻尾地”改为“罗曼司”，即与他相对真实的早期作品相反的“真正的”罗曼司。他解释说，《马尔迪》“开头像真人真事的叙述”，但是随后，“罗曼司和诗的成分”便会“增长”。梅尔维尔希望通过与个人叙述分道扬镳，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创造性”，写出“新颖独到”的作品。其结果会“更好”，会是“根本不同于”《泰比》和《欧穆》的“文学成就”。默里像许多人一样蔑视“虚构故事”，但有趣的是，这种蔑视也可以在19世纪50年代的畅销新小说中找到。在苏珊·华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1850)中，老师警告女主角爱伦说，“不要读小说”，结果女主角只好不无遗憾地将无意中弄来的几期《布莱克伍德杂志》放到一边。爱伦的价值观是中产阶级新教派的，而梅尔维尔则将对虚构故事、罗曼司和文学作品的选择与社会地位的提高相联系。他对默里坚持说，一个读《威弗利》一类小说的“美国人”可以是位“绅士”，“尽管小说的每个字都受到攻击”。就像坡对“文学本身”的呼吁一样，对罗曼司的呼吁与社会地位连在了一起。

《我发现了》的副标题为“散文诗”，坡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仅对热爱他并理解他的“少数读者”说话。他向这些读者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美”的，尽管他同时也坚持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对这些精英读者——他们是他选中的读者，而他又是这些读者挑选出来的作家——他要求他们不要将他的作品当做科学真理，而要将其“仅视做艺术作品”，“或者说是罗曼司”，甚至说是“诗歌”。在《写作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里，坡讨论了他自称用于《乌鸦》的写作原则。他在这篇文章里称，“效果或印象的统一性”是诗歌的目标，在他早些时候写的关于霍桑作品的评论文章里，也曾称这是故事的目标。在《我发现了》里，他将这一目标提到了最高的高度。在这部作品中，坡让读者感受到关于世界的“个人印象”。他指出，从山顶上看，大地的“广度和多样性”给人的印象超过其统一性。只有采取不太现实也不免滑稽的方法，“以脚跟为轴快速旋转”，才能“看到全景辉煌的统一性”。坡采用诗的力度与散文的写实追求相结合的形式，以分析性叙述的方式来讲述世界的故事，这种叙述以假设开头，以我们生活的真实为中段，以想象为结尾。

在把这样的作品称做“罗曼司”的时候，坡回忆了1800年前后德国文学理论中对“浪漫性”的争论。当时文学模式混杂，“古典”体裁分崩离析，使现代“浪漫的”文学艺术产品得到了定义。“小说”(novel)(德语为Roman，法语为roman)便是这种新体裁的名称，这一体裁名称结束了体裁之争。小说是现代世界的史诗，只不过其形式不是诗而已。作为散文，小说既可有以脚跟为轴转个天旋地转的荒谬性，又可以有世界奥秘的崇高神秘性。19世纪中叶的美国重视“罗曼司”，文学性抬头，这与德国和英国上几代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有其他方面的联系。在德国和英国文化中，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的基础，都是通过一种找不到公众身份的强烈意识而建立起来的。法国革命似乎承诺平等人之间可以言论自由，但是这一承诺没有兑现，而在英国，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背离了公众生活。华兹华斯在杰出的宣言诗《序曲》里，要求诗要有史诗的长度和规模，而且只用来讲述“诗人心灵的成长”。没有了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政治交流，没有了别人的庇护恩惠，浪漫主义作家只好在与市场的关系中调整自己的作品。他们选择的却是与市场相对立的关系。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曾矢志为“人民”写作，从而表明其民主的愿望，可是他们在现实中却没有找到与“人民”这个光辉名字相符的读者，找到的只有堕落的“民众”——像第二章中所谈到的急于寻找“粗俗的暴力刺激”的那些人。在《白外套》里，船上有一个人写了几首诗，在关于诗的谈话里，梅尔维尔抓住了这一点。那位诗人指责“民众”一无是处，而同船的人表示异议，说他自己也是民众的一员。诗人说他是“人民”的一员(曾记否，“人民”也用来指称船上的水手)，后来两人达成一致意见，民众与人民之间有明显界限，他们要永远“憎恶一边(民众)，忠于另一边(人民)”。

莎士比亚是以过去为素材的杰出作家，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则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探索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哈姆雷特生活在死气沉沉的宫廷里，在强大的压抑下被迫装疯扮傻，自言自语。从哈姆雷特所遭受的政治挫折里，浪漫主义作家找到了一个样板，他们同哈姆雷特一样，也深受内省之苦同时又珍视这种内省。他们也发现莎士比亚还是个不得不与市场体制打交道的作家。在他的十四行诗里——他的十四行诗直到浪漫主义时期才首次被广为欣赏与探讨——莎士比亚既表现出一种孤傲，又表现出对自己社会地位低下而感到的痛苦。在英国，“文学”的理论与一种企图难分难解，这种企图就是将莎士比亚与舞台分离，使他的存在只在书中得到生动的体现。查尔斯·兰姆在《论莎士比亚的悲剧》(On the Tragedies of Shakespeare， 1811)一文中认为，这些剧本只有在书斋里才能欣赏，而不是在舞台上。比兰姆晚一代的托马斯·卡莱尔在《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品性》(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the Heroic in History， 1841)里，将莎士比亚看做“英雄诗人”。卡莱尔为莎士比亚屈从于“外界压力”感到悲哀，这种压力迫使莎士比亚将自己的真知灼见冲淡为大众能接受的哗众取宠的笑料，结果只有在“灵光闪现时”才能窥见其伟大之处。梅尔维尔在《霍桑与他的青苔》(Hawthorne and His Mosses， 1850)中的论点与卡莱尔如出一辙。梅尔维尔对“理查三世的驼背和麦克白的匕首”等“哗众取宠场面”不以为然。他说，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偶有闪现”，通过泰门和李尔王等疯癫人物表现在“对现实本质短暂的探触”之中。戏剧的情节成了迎合观众口味的东西，人物成了剧作伟大与否的试金石，人物通过独白和长篇演说来展现，而不是通过他们的行动和对话为人所知。

18世纪90年代，华兹华斯与法国革命发生了联系——他对法国革命实行的恐怖措施和英国拒不实行民主化的做法感到失望。这种失望促使他写出了新莎士比亚式的剧本《边境居民》(The Borderers)。这个剧本直到1842年才出版，但是柯勒律治于1813年在布里斯托尔所作的关于哈姆雷特的讲座里引用了该剧的台词。该剧中最富真谛的台词是反面角色说的，但这并不削弱其影响：

行动是暂时的——迈一步，或打一拳——

只是肌肉这般那般地运动。

动作做完了，在随后的空虚中

我们感觉自己像被出卖了一般。

痛苦是永恒、隐晦、黑暗的，

而这恰是无限的本质。

人物不再以行动来呈现自我，而是沉默隐晦的一团谜，有待读者来破解。浪漫主义的这种向内心世界的转移为一些最好、最同情霍桑的评论者提供了视角，使他们得以写出分析霍桑作品特征的上乘评论文章。戴克金克(柯勒律治的忠实读者)在将《红字》评论为心理罗曼司的时候引用了上述诗句的一部分；而维普尔在评论《玉石雕像》并回顾总结霍桑的整个创作生涯时则引用了我所引述的所有诗行。

美国跟英国一样，“文学”的出现是与市场相连的。“文学”形成之时，恰是“畅销书”出现之日。《红字》于1850年问世，同一年苏珊·华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创下了销售数量的纪录，两年后，这个纪录被哈里叶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打破，但在整个19世纪，几乎没有其他书超过《广阔广阔的世界》。霍桑刚刚拥有相当的读者就与他所称的“一群该死的乱涂乱写的娘们”展开了竞争，而后者的读者群要大得多。由于美国非文盲的比例高于欧洲，因此潜在的读者群大于欧洲，又由于铁路的修建改善了运输状况，加上图书出版与销售的组织迈出了新的步伐，读者群成为现实，因此到1850年，美国已形成了全国性的图书市场。

1837年的金融恐慌之后(这次恐慌使霍桑《重讲一遍的故事》滞销，使他的写作生涯受到重创)，从1843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顺利。詹姆斯·菲力兹是波士顿蒂克纳与菲尔兹出版社的合伙人之一，他数年经营，致力于将新英格兰文学推向全国市场，此时，他的努力开始有了收获。由蒂克纳出版的《红字》开始为《大西洋月刊》(创刊于1857年，1859年由蒂克纳与菲尔兹出版社接手，从1861年到1871年由菲尔兹编辑，后由威廉·迪恩·豪威尔斯接办)领导文化新潮流奠定了基础，并使波士顿——而不是纽约——在数十年间一直是出版有分量文化著作的中心。这其中的部分因素是读者的不同层次，因此到1851年，霍桑出版他那种虚构作品可以谋生，而出版商则靠华纳等人更加通俗的作品赚钱。

1849年10月，也就是《雷德本》出版后不久，梅尔维尔出国谈判《白外套》销售问题之前，给他岳父莱缪埃尔·肖(Lemuel Shaw)(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所谈到的复杂情况可以用这种市场状况加以说明。信的背景是，《马尔迪》出版于三月即遭到攻击，此后，梅尔维尔用了一个夏天写作《雷德本》和《白外套》。梅尔维尔在信中写道：

对于《雷德本》，我估计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也许人们会将其当做一本尚可容忍的消遣读物；——也许会算做枯燥乏味的作品。——至于另一本书[《白外套》]，则一定会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这两本书不会为我赢得我所期望的声誉，这两本书只不过是我的活计，是我为赚钱而做的——不得已而为之，就像别人去锯木头一样。尽管我感到不得不放弃自己想写的作品；但是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我没有过多地压抑自己——仅就这两本书而言；而是写出了许多自己的真实感受。——对于这样写出来的书，我的“成功”(一般所称)的欲望产生于口袋而不是心灵。就个人愿望而言，且超脱口袋问题的话，我真诚希望写出那种据说是“失败”的作品。——原谅我的自负。

在这里，文学与经济泾渭分明：只有一种作品是为“钱”而写作的：那是一种“活计”。成功和失败有两种衡量标准，成功和失败这两个词有着完全相反的含义。对于许多处在抉择关头的19世纪作家来说——无论是道格拉斯决定要获得认字的权利，还是梅尔维尔权衡文学追求可能带来的损失，这种两面性都是撒旦的模式：“上帝认为邪恶的，恰是我的良善。”因此，梅尔维尔认为所谓的失败恰是成功。与产生于“口袋”的“欲望”相对的，是源于“心灵”的“真诚希望”：一种与社会外在的衣物相对的“个人”内在的本质。梅尔维尔需要钱来养活妻儿，但他的写作却是由成为著名文学家的“自负”所支配的。即使在给岳父肖的信中，梅尔维尔也不曾将他的妻子——也就是肖的女儿和他那八个月大的儿子——也就是肖的外孙作为写作的动因。在这位“就个人愿望而言”的作者看来，亲密的家庭成员只不过是口袋问题，而口袋问题恰恰是他希望“超脱”的东西。作者的行为与市场隐含的要求相反。在这一市场里，一切可以被“当做”、“算做”、“攻击”、“一般所称”或者是“据说”，似乎没有人的介入。甚至作者也是“不得已”、“不得不”，不敢说自己不是处在完全受“压抑”的状态。

纵观西方志向远大的本国语作品，其作者往往或者靠庇护恩惠而生活，或者另有谋生之道，再不就是拥有养尊处优职位的学界人士。梅尔维尔没有职位，没有另外的谋生之道，也没有人庇护恩赐，开始只是由于存在接受他的作品的市场，他才从事写作的。可是他发现，一旦进入，文学世界便向他展示了一个他无法达到的境界。这个世界以其正面的魅力将他吸引进来，然后便以其负面的作用拖延他，以实验的方式来看他能说多少“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仍可以维持生计，也就是要用实验来看他能承受多少失败而不被打垮。

我在描述大西洋两岸的浪漫主义的时候，曾提到英国和德国的公开演说所带来的政治问题。在美国则不应存在这一问题。美国的建国原则不仅使其他地方不能进行的公开演说可以在这里进行，而且似乎还要求有这样的演说。1849年3月，梅尔维尔拿到了一大笔《马尔迪》的预支稿费，他写信给戴克金克说：“我真希望莎士比亚出生得晚些，能迈步在百老汇。”那样的话，他就用不着受伊丽莎白时期那些规定的“钳制”了。梅尔维尔认为，没有人能在写作时“绝对坦白”，但即使如此，“有了《独立宣言》，情形就不一样了。”不久，莎士比亚到了百老汇，出现的情形却比梅尔维尔想象得要剧烈得多。

1849年5月，两位互不服气的演员在纽约同时出演麦克白这个角色：一方是在阿斯特·普雷斯剧院演出的英国悲剧演员威廉·马克雷迪；一方是在百老汇剧院演出的颇受欢迎的美国演员爱德温·弗雷斯特。到阿斯特剧院的是追求时髦的观众，到百老汇剧院的是普通观众，双方之间的气氛非常紧张，加上民族主义竞争心理推波助澜，一群乱民强行中止了马克雷迪的演出。有文化教养的公众(包括梅尔维尔)请求马克雷迪恢复演出，并许诺给他提供保护。数以百计的警察和民兵试图控制示威者，但没能成功，民兵便直接向人群开枪，22人死于非命。阿斯特剧院骚乱令人震惊的结果使人们对《独立宣言》的作用产生了怀疑。从美国建国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变化，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出现，而其他国家的文学则产生于民主希望所遭受的挫折，但这两种文学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到了1850年，美国比库珀开始写作时不仅更具民族性，而且更加派别林立。向太平洋的扩张、墨西哥战争以及以横跨大陆铁路网络的飞速发展为特征的“命定扩张说”使整个民族的力量得到加强，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关于蓄奴制未来的矛盾日益激化，既增强了派别内部的团结，也增强了派别间的敌意。老的南方与新的西南部地区合为“南方”，不久就组成了邦联，而新英格兰、纽约、宾夕法尼亚和老西北合为“北方”，组成了由新成立的共和党领导的“联邦”。而且，随着新的工业体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企业家要求彻底改变美国法律的基础。法律的基础由英国习惯法变为细致繁琐的条文，与之打交道需要更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先前只是公开辩论和立法活动中的经济问题，而今进入了法庭，辩论台上也竭力不谈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那样做会对神圣的联邦有威胁。

政治问题转入两种不同的渠道解决。在法庭上，难于公开辩论或者辩论会带来动荡的问题被作为个案，通过将对立双方分开而非两派参加的程序专案解决。在个人与个人之间，问题可以私下悄无声息地加以解决。爱默生在《论政治》一文中写道，“克服政府权力滥用”的“解药”就是“个性的影响，个体的成长”。在《马尔迪》中，人们发现了一份谜一般的文件，文件谴责一个人的民族主义的演讲术，称这个人将“青年美国”的空洞辞藻置换进了这部虚构的南海故事。这份文件有力地声称，“自由与其说是政治概念，毋宁说是社会概念。”自由的“真正幸福是不能分享的”，而是“一个人个人的获得和拥有”。这种说法与共和党的美国独立革命原则相反，是对托克维尔先前对美国“个人主义”分析的复述。

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是一个表达新事物的新词，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自私这样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成熟、冷静的感情，这种感情使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将自己从其同类的团体中割裂出来”。自私使所有的道德沦丧，而个人主义，至少是在起初，“只侵蚀公共生活的道德”。然而，文学作者，即罗曼司作者的力量带有强烈的个体性。莎士比亚笔下的个人主义者科利奥兰纳斯背弃了故乡罗马的共和自由，要到别处去寻找“另外一个世界”。英国评论家威廉·黑兹利特在回顾这个人物的时候，担心最伟大作品的“力量”可能跟专制政治的“力量”是一回事。这是因为“想象是夸张和排外的能力”，是彻头彻尾的“反平等的原则”。想象的能力使得在希望从事文学生涯的人们当中产生了精英，更为专业化的法律职业也产生了自己的精英，两种精英都反对日常普通的思想、言论和意识。法庭和个性的体系都要求以教育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使体系得以运作。

到19世纪中期，诸如乔治·班克罗夫特等作家所写的民族叙事文学作品似已具有派别性质，因为他们所涉及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争执的焦点，而他们又不得不突出强调一方面的观点；地方叙事文学作品，如西南部幽默作家的作品，对于担心分裂为敌对文化派别的国家来说，其分裂作用似乎愈发明显；甚至“个人”叙事文学作品——不只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作品——也显得思想意识性太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便可乘虚而入，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文学”提供一种内化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在以前的“个人”叙述中是没有的。就人们当时纷争不已的政治问题而言，“文学叙述”的内容发生在一个“中立地带”，既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地方。它提出的是永恒的“人的心灵”的问题，而不是要讨论更为短近的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当时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等议员因其雄辩的政治演说而享誉全美国，可是演说这种形式已不再像先前那样重要。《1850年妥协法案》差不多让国会讨论了整整一年时间，这项议案即将彻底结束关于蓄奴问题的辩论。克莱、韦伯斯特和卡尔霍恩在演说中强调，政治演说本身就制造问题，就是具有分裂作用的形式，而本来，只要愿意相信美国人民的忠诚，天下即可无事。

韦伯斯特的论点，对于与文学发生联系的人来说最为重要，因为他们跟韦伯斯特一样都是北方人，而克莱是西部的代表，卡尔霍恩则是南方的代表。接受韦伯斯特1850年3月7日那篇著名演说的观点，就意味着选择沉默(与具有分裂危险的辩论相对)；而如果要摒弃韦伯斯特的观点，则很可能意味着要将演说术和政治都当做腐朽的东西加以抛弃，而韦伯斯特正是借助了这类东西，让道德屈从于保全联邦的需要。1847年，韦伯斯特在南部各州巡回演说，这是他连续角逐总统宝座的一项活动内容。在这些演说中，韦伯斯特已经开始为他的观点奠定基础。对于这一点，他这样解释：“我愿看到人民对联邦的忠诚，这种忠诚不是出于政治经济的演绎，也不是出于逻辑的推理，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珍贵的情感。”

情感与理性的对立在霍桑的罗曼司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韦伯斯特的政治演说中，则以政治和谐的程式呈现，内心情感则被视为稳定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实现政治上的安宁。在那部典型的旨在贬恶扬善的乔治·华盛顿传记中，帕森·韦姆斯(Parson Weems)认为，“隐私的生活总是真实的生活”。霍桑的罗曼司将隐私当做真实来强调，而公众生活对这样的真实不是嘲讽就是加以掩盖。在《红字》的前言“海关”中，作者写，测量员皮尤遗留下的关于海斯特·普莱恩的材料适合霍桑的想象创作，原因是这些材料“不是官方的，实质上是私人的”。只有当时的女性通俗作家才被后人称为“言情”小说家，然而霍桑的虚构作品也同样诉诸于情感。家庭取代了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作品中辽阔的自然，成了维系美国的“自然”道德基础之所在。这是那些女性作家作品的倾向，也是霍桑虚构故事的倾向。尽管霍桑迷恋于描写道德负罪感给人物带来的漫长的痛苦，但他的正面观点却与爱德蒙德·伯克没有不同，这种观点对19世纪中期美国文化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人类正常的本能”是可贵的，因为这些本能是“社会保守信条”的组成部分。美国评论家亨利·T.塔克曼在1856年谈到华盛顿的时候写道：“情感是社会伟大的保守信条。”更早的时候，塔克曼曾在一篇关于《红字》的评论中称，霍桑的“心理”作品有助于确立国家的情感。霍桑称这是一篇“非常漂亮”的评论，说他“理解我的意思”，并向他表示感谢。

在强调不假思索的忠诚的重要性时，韦伯斯特已经对美国独立革命做了与伯克观点相同的新的解释。在邦克山纪念碑揭幕仪式(1843)的演说中，韦伯斯特解释说，美国独立革命不是暴力革新，而是此前两世纪美国生活的自然发展。班克罗夫特也认为美国独立革命的出现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韦伯斯特在强调情感的时候倾向于否定逻辑、分析和论证对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根据和动力，而班克罗夫特则不然。

韦伯斯特关于妥协问题的演说发表后的那个星期，《红字》于1850年3月16日问世，其销售好得令人吃惊，没过几个星期就需要再版了。显然，这部作品不可能受到关于妥协问题大辩论的直接影响，但却是写于同样的国家形势之下。1820年《密苏里妥协法案》曾确立一条具体的地理界线，界线以北的联邦地面上不允许蓄奴，《1850年妥协法案》中止了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法案》，用一系列可作多种解释的条文取代了清晰、武断、带有数学色彩的规定。霍桑对解释的关注，他那用潜在可能性写成的虚构故事，在当时并非新生事物。早在《重讲一遍的故事》出版的时候，《教会检查员》(Church Examiner)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就将霍桑的故事与更具模仿性的作品相对照，文章称后者“篡夺了真实事实的领地”，因此“打乱和扭曲了事实真相的结构”，而霍桑的作品是“更高层次虚构故事”的范例，它像“真正的诗”，“保持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但这种保持功能还强化了这些事物，因为它“给这些事物注入了生命的气息”。

当联邦需要呵护而不是动摇和破坏的时候，霍桑经久不衰的创作模式开始与时代的要求适应起来。不过，这种适应的特点恰恰在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这种适应性。这种创作模式与政治说教不同，它能受人欢迎，但它却以娱乐和变形的方式保留了某些政治方面的因素。蓄奴问题出现了一个长期平稳的时期，这有赖于一条严格分离的原则：蓄奴问题是独一无二的由各州自行决定的问题，而不应由国家进行讨论。但是国家领土的急剧增加，将蓄奴问题驱入了准州，使之成为既是想象中的问题(那里会有奴隶吗？)又是原则性的问题(那里应该有奴隶吗？)，而不再是关于事实的问题(事实上那里几乎没有奴隶)。

霍桑给罗曼司作者的想象划出的“中立地带”，与想象中的西部有某种特别的关系。在空想家的心目中，奴隶和自由农民正迁居到西部。正如林肯所言，纯粹主义的逻辑是，美国要么全是奴隶，要么一个奴隶也没有。推断的结果通常并不明说，只有加里森式的废奴主义者和越来越多的南方“吃火人”对其作了解释，亦即，如果美国因蓄奴问题而继续分裂的话，就不可能有什么联邦。持“温和”立场的人则试图折中蓄奴(或解放奴隶)的要求和维护联邦的要求。如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所说的那样，要将对立面折中调和，那是只有想象力才能完成的任务。用想象的方法来解决真实的问题是霍桑在罗曼司中处理19世纪中期政治危机的手段之一。不过，在《海关》中，霍桑解释了他的沮丧，他说“想象”与获取“公众的金钱”不相容。因此，他贬低韦伯斯特议员的演说和班克罗夫特大使的历史著述，以此为基础树立了自己的文学权威，而被他贬低的这两个人的著作，无论从其销售、读者多寡还是读者反映上来看，在前20年间都胜过任何一位作者一辈子写成的虚构故事。对于最伟大的美国文学作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1850年，答案很可能是班克罗夫特的《历史》和韦伯斯特的演说，然而，不到一个世纪，这些作品便被彻底推翻了，不仅仅是因为人们的品味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人们对文学的定义有了极端的、彻底的改变。

当时人们认为想象是创造性的基础，是文学新概念的主要特征，这一点在19世纪中期的作家为“罗曼司”争取地位的言论中清晰可见。从虚无中创造，即原创，本来是上帝才有的能力，现在人类也具备了。英语中最早使用的“原”这个字见于神学名词“原罪”，然而亚当或者夏娃对自由的要求现在有了重新的评价。想象通过一种成长发展的过程获得了创造力。霍桑的7罗05曼司中强调发展问题最明显的当数《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在这部作品中，艺术家人物是位摄影家。19世纪40年代，“发展”作为生物变化过程的意义更加突出——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我们今天称为进化的概念，当时通常称做“发展假想”——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用这个词指照片的显影过程[英语的“发展(development)”还有“显影”之义，现在仍沿用]。同样在这一时期，英国牧师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发表了《论基督教义的发展》(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 1845)而且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会。纽曼的著作一般称为《论发展》，这部著作提出了一种发展观点：发展即是真理通过历史逐渐显示出来的过程。

由于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作家早期创作生涯必然是有缺陷的。因此坡在评论霍桑作品时解释道：那些最有能力进行评判的人，也就是采用新标准的人，那些“少数人”，他们做出的评判与“大众”是不同的。公众坚持旧的文学批评标准，对作品中所表现的写作技巧进行评判，他们对于作者的评判是以其行为为基础的，亦即“通过他所做的”来评判；而新的标准则强调人物特征，亦即“他所表明的自己所具备的能力”。梅尔维尔在《霍桑与他的青苔》一文中也阐明了这一点。他在这篇文章中也谈到了莎士比亚：“伟大思想家的直接产品与那种未经展开(有时也无法展开)然而依稀可辨的伟大之处相比并不显得伟大，与这些伟大之处相比，这些直接产品只是可靠的索引而已。”成就不是标准，标准是潜能，是有待诠释的索引。这种区分有助于理解19世纪中期叙事文学作品中两种“特征”的主要差异。在诸如《广阔广阔的世界》之类最畅销的叙事文学作品中，女主角的特点是由爱她的人说教式的阐述加以体现的，而人们对她的性格做判断的依据是她的行为。霍桑作品中的人物特点却是假定的事实，不必加以塑造，需要的只是加以发现，宛如一种自然事实，作者所做的是探索而不是创造。

想象活动成功的结果，便是通过文学作品创造出独立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在梅尔维尔的《马尔迪》(1849)里，先是沉船和航海历险的叙述，随后船员们发现了马尔迪群岛，“罗曼司”便由这一章的标题“啊，新世界!”拉开了序幕。欧洲和南海水手将中心地位让给了另外一群人物。一位半仙色彩的国王、一位哲学家、一位历史学家还有一位诗人之间的谈话使得梅尔维尔得以借助这一新世界的描写对自己的世界进行思索和讽刺。这部航海作品不仅叙述了虚构出来的发现，也展示了作者的发现：虚构作品可以是实现文学雄心大志的高级模式。

在第169章，作者对读者说：如果他曾做过“不带航海地图的航行”，那是因为他想寻找一个“新世界”，即“心灵的世界”。梅尔维尔在这一章中所用的语言似乎与约翰·济慈的诗歌相似。在《赛克颂》(Ode to Psyche，1819)里，济慈在歌颂一位古典作品虚构人物赛克(即“灵魂”)时描画了同样的内向化蓝图：“是的，我要做你的牧师，建起一座圣庙/在我心中的处女地。”

在《马尔迪》虚构的部分里，有一章谈及虚构的马尔迪世界的文学。那里的伟大作家“罗姆巴多”(Lombardo)似乎在仿效失明的老游吟诗人。据说这位盲诗人曾宣称：“我要另建一个世界。”罗姆巴多所仿效的这种榜样与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相同，例如济慈曾称：“创造的须创造自己。”罗姆巴多写诗的时候，“越来越进入自己的内心深处”，穿过内心的山重水复，来到柳暗花明的去处，此时，他便可以欢呼：“我创造了创造者。”在这里，为了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转变成富于创造性的美丽世界，作者进行了内心斗争，这一内心斗争奠定了一种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同样的转变也可以发生在想象的诗歌世界里。

这种任想象驰骋并且逐渐发展的内心世界，是人物形成并为读者认识的依据，这个世界是文学作者和作品人物的特权领地。在莎士比亚的典范杰作里，哈姆雷特拥有“远胜于外在表象的内在价值”。但是，这种原创性也不应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霍桑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前言里强调说，罗曼司作者，即使无须受日常生活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束缚，也仍然不得不遵循“人的心灵真实”。威廉·黑兹利特给“原创性”(originality)下的定义是“对自然的看法与众不同，却如实地反映自然本身”，也就是说，“原创性”不仅具有“独一无二”的现行意义，而且仍保留词源“本原”(origins)的意义。“本原”与事物本源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对于霍桑来说，这种本源正是人的心灵。

坡在评论霍桑作品时说，这类作品的效果便是“整体性”。柯勒律治在关于莎士比亚的讲座中使用了这个词，并使之广为流行。在谈到新古典主义戏剧评论中的老概念“统一性”时，柯勒律治建议对其进行改进：“与行为一致的说法相比，我更喜欢用‘同质’、‘符合比例’和‘趣味整体性’等更相宜的词语，尽管这些词语学究味浓，而且不太好听。”柯勒律治认为，这些新词语包含了“机械塑造技艺”(一种较低级的成就形式)与“富有灵感的天才创造力”之间的“根本区别”。即使是“蛮荒的自然风景”也会“让我们感到和谐之美”，这是因为“在其每一个组成部分中都有一种特别的能量ab intra(从内部)得到调节”。这种能量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杰出之处”，使他的戏剧具备独一无二的和谐力。坡在1836年评论柯勒律治作品的时候，对其“广博的心胸”赞叹不已，并且建议美国出版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坡认为美国从这部作品的“心理科学”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柯勒律治对大自然中和谐、具有相互影响作用的力量敬仰有加，他也发现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有这样的力量存在。在《我发现了》一书中，坡将这种力量称为“相互适应性”，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可与柯勒律治相比的美学观点。柯勒律治称：“我们从人类创造性的任何事例中所得到的愉悦，都是与对这种相互性的认识成比例的。”坡的观点与柯勒律治有一大不同：坡并不轻易就认为莎士比亚已达到完全统一的境界；而且坡也反对柯勒律治对单纯机械性技能与天才纯粹有机发展的区分。尽管如此，他接着写道：

例如，在虚构文学作品的情节构造中，安排事件所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使我们无法确定其中的任何一个事件是否独立于另一个事件还是与另一事件相互依存。当然，在这种意义上，情节的完美实际上或在实践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构造情节的智慧是有限的。

不过，与此相反，“上帝的设计是完美的”。

于是，坡逆转了人神比较的通常方向。他从美学中取了一个词植入宇宙神学：“宇宙是上帝设计的。”《我发现了》的目的，就是要分析并叙述这种设计：“统一性这条原则足以解释结构、现时现象和无可避免的至少是物质宇宙的毁灭。”那么，这部现代史诗中的“肢体与人的关系”就可这样表达：“在第一个事物原始的统一中存在一切事物的间接原因，并存在必然将一切事物毁灭的菌苗。”坡在应用文学批评原理解释宇宙的过程中所依靠的是真与美之间的相互转换。他声称，他借助自己的论点所创建的世界，必然与上帝创造的世界相同，因为假如不然，那么宇宙还不如这种评论的建构完美。

霍桑的罗曼司

尽管作为一个整体，宇宙是何等完美，但就19世纪中叶的罗曼司作家来说，很明显，他们的日常生活充满缺陷，支离破碎。在梅尔维尔给莱缪埃尔·肖的信中，或者在霍桑把他在海关死气沉沉的工作与他所寻求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想象进行对照中，都承认了这种鸿沟的存在。霍桑的这种体验由来已久。早在他获得第一个恩惠职位的时候，也就是班克罗夫特于1839年到1841年安排他到波士顿海关任职的时候，在给他当时的未婚妻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索菲亚的信中，着重谈到了他的这种感觉：那就是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其中一个是“社会的”世界，这个世界远比另一个充满家庭温馨、爱和想象的世界要逊色得多。他在工作之余给索菲亚写道：

我的“真我”在家里……生活在真正的爱之中；她可以享受一种精神上的生活，精神和智慧兼有。而在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中，我的智慧、我的情感和我的灵魂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他们找不到丁点工作，也没东西养活他们；我所做的工作倒不如让机器做可能会更好些。我就是一台机器，周围是数以万计相同的机器——或者说，所有这些商人都是一台大机器的许多齿轮——彼此之间缺乏爱和同情，要是我们像其他复杂机器上的齿轮一样，由木头、黄铜或者生铁造的，可能还要好些。

“家”和“精神上的”这两个概念是作为“商业”的“机械性”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尽管此时美国的经济的确正变得更为工业化，但是霍桑所谓的“机械性”更多的是针砭官僚主义和商业化，即中产阶级男性的世界，而对工业方面则批评不多。霍桑的分析术语被广泛采纳，甚至有些术语连前面提到的柯勒律治也没使用过。托马斯·卡莱尔在1829年写的那篇杰出的散文中称他读懂了“时代的征兆”，并宣称他所处的时代“不是英雄的时代，不是忠诚的时代，不是哲学的时代，也不是一个道德的时代，而彻头彻尾是一个机械时代……无论从时代这个本义还是引申义来看”。

折磨霍桑的问题也影响了索菲亚。因为在索菲亚闲适的家庭生活中霍桑找到了他没有体验到的那种人生价值，于是他把索菲亚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合而为一，以此来弥补自己这方面的缺陷。在另一封信里，他解释说，因为“机器轮子的声音将永不休止地在我的耳畔轰鸣”，所以，索菲亚“一定要去聆听鸟啭燕鸣”。然而，这种要求便将索菲亚闲适的生活转变为负有责任的生活了。他吩咐索菲亚：“你的精神必须享受双份的自由，因为你的丈夫注定要做俘虏。”这样一来，索菲亚的“享受”变成了计算和记账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她的“职责”就是记上“我们共有财产”的“增长数”。这种享受的数量化正是卡莱尔斥为“机械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他的散文中，卡莱尔所指的不仅是工业主义表面上的机械性，而且也包括商业组织内部的精神机械性，他(像华兹华斯谴责“粗俗狂暴的刺激”一样)认为，这种精神机械性甚至严重影响了诗歌的创作与欣赏。霍桑后来虽然摆脱了城市和党派恩惠的僵化的机械性生活，参加了布鲁克农场的社会主义实验，但他非但没找到完整的自我，反而发现了另一种矛盾，这一次是真正的自我——敏感的作者——与农活对体力要求之间的矛盾。到大自然中去劳作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有机地”摆脱机械性。

在霍桑看来，他在布鲁克农场的经历是“不真实的”：“真正的我从未与这个群体融为一体；在那里工作的不过是一个幽灵而已，凌晨时而听号角吹响，时而挤牛奶，白天在烈日下劳作流汗：锄白薯地、晒干草。”霍桑谈的这种情形正好与《年轻人古德曼·布朗》的世界里的情境相似，在《年轻人古德曼·布朗》的世界里，人们相信魔鬼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示他所控制的“幽灵”。原以为农场的劳动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没想到竟是一场恶魔般的经历。霍桑最终半开玩笑地说：“那个幽灵不是你的丈夫。”不过科弗代尔在《福谷传奇》中的叙述也基于与共同的集体生活保持同样的距离，这种诗的敏感性与日常行为之间的分裂，更是卡莱尔所谓机械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霍桑在布鲁克农场所遇到的问题与他在海关遇到的问题相同。在海关的时候，霍桑在给索菲亚的信中写道：他写的“整个外在生活”的日记是那么“枯燥”、“无味”，假如他要写“同样一天中内心生活的日记”的话，绝对不是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冲击了原来人们的观念：“没人相信一个人能同时过这样两种不同的生活。”

想象肯定的人的完整性可能纯粹是幻想，是一种假想式补偿，因为刺激想象的真实世界是如此支离破碎。但问题依然存在：在那么多通过彼此之间的差异性而非共性所界定自我身份的角色中的人还是同一个人吗？还是根本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个人身份，而只不过是角色的一个分离体而已。文学作品中对“人物特征”的寻觅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尝试。因此，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银板照相师霍尔格雷夫这位“艺术家”，在22岁之前先后当过乡村小学校长、乡间商店售货员、乡间报纸的政治版编辑、流动商贩、在工厂工人中行医的牙医、一条商船的临时雇工，曾经是傅立叶主义者，也做过催眠师。尽管霍尔格雷夫变换了这么多角色，而且他对每个角色都“像冒险者一样，满不在乎，爽快地接受了”，然后便“同样满不在乎地扔在了一边”，但霍桑认为，霍尔格雷夫“从未丧失自己的身份”，他自有“他的人生准则”，这个准则跟小说中约束其他人物的准则大不一样。与霍桑所受的那种外部生活与内心世界分离的痛苦迥然不同，霍尔格雷夫代表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上的胜利，一种内在本质战胜外部表象的胜利。

如果说霍尔格雷夫这个人物跟霍桑相反的话，那么霍桑的亲身经历在《红字》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红字》里，丁梅斯代尔过的是一种“可怕的空虚生活”，这是因为他完全陷入了一种矛盾中，这个矛盾就是一方面他是波士顿教区的精神领袖，担任着“官员”的角色；另一方面，他还有一个难言的苦衷，那就是他得对与海斯特通奸负责。当海斯特的蒙辱丈夫奇灵沃斯(Chillingworth)以医生的身份一面为丁梅斯代尔的身心看病，一面密谋策划旷日持久的可怕报复时，丁梅斯代尔根本不清楚奇灵沃斯跟他还有那么一层关系。他将自己的内心掩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当他发现自己仍爱着海斯特时，却不知道海斯特可能还爱着他。一个社会群体压制着生活的情感基础，只允许这种感情在法律的“铁框架”内进行交流，而恰是这样的群体对丁梅斯代尔的选举布道却充满极大的热情与渴望。要知道，丁梅斯代尔是在情感复苏后才完成其布道的。但他对美国未来的预言在《海关》却没有体现出来，而霍桑就是在那里开始写这部作品的。又一次——在想象的17世纪与现实的19世纪里一样美国政治把人们的真实情感与公众生活分离开来；韦伯斯特所唤起的用来维系联邦的“情感”必须埋在心底，而不是在公众分歧上火上加油。《红字》遵守了这个章程，将书中的“心理罗曼司”位移到遥远的过去，满足了政治要求，闭口不谈政治。这个脱离现实的、美好的罗曼司世界有助于支撑由烦琐小事构成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它不仅支撑它，它还依赖它。这或许根据上帝的安排来维护联邦，但事实与此相反。

罗曼司与日常生活相互依存，这就决定了《海关》与《红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同一本书中前言中的现代生活的介绍与发生在17世纪的长篇故事之间的关系。因为“红字”不仅是全书的标题，而且也是其中章节的标题，同样，《海关》无处不在，即使它不出现时，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它增添了某些多余的东西，使其后的故事变得复杂化。例如，《海关》中要证明叙述的“真实性”，但它用的方法却是大谈“文学的适当性”，即求助于某种常规，而非提供真实性的证明。借助《海关》，霍桑将(客观的)红字占为己有，使他的叙述带上了个人色彩。

《海关》中的作者形象与《红字》中的诸人物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故事开头的海斯特和杂记中的霍桑一样，都为想象中的一群清教徒权威所压制而无力反抗。故事中的丁梅斯代尔和杂记中的霍桑一样，被充满激情的内心世界所折磨，因为他们作为“官员”的公众生活完全背离于他们的内心世界。故事中的奇灵沃斯和杂记中的霍桑一样，都具有卓越的分析人物性格的才能。上述及其他的相似之处，使《海关》和《红字》在主题方面具有一致性，使读者认识到《海关》在故事中出现是合情合理的。不过，这些相似之处也削弱了《红字》作为小说的自身的特点，使之成了作者1859年境遇的寓言故事。《海关》结尾时称，作为“被砍头的海关关长”这样一个公众人物——报界是这样称呼霍桑的——只是“比喻意义上的”形象，而作为“真正的人”的霍桑是一位“文学家”。根据这个逻辑推断，海斯特的外部生活——即故事中的生活——也只是比喻性的，其真实生活恰是霍桑的文学生活。

《海关》反复出现这样一种情绪，接近尾声越趋强烈，那就是饱受折磨的沮丧。在政府变更、自己失去了恩赐的工作后，受这种情绪的影响，霍桑希望自己被处死算了。他解释说，这就好比一个打算自杀的人“碰巧被谋杀了”。《红字》的故事便是在这种情绪中开始写的，写结尾时情绪依然如此。故事的结尾，马萨诸塞州的妇女怀着这种沮丧的情绪问海斯特：“为什么他们这么痛苦？有没有良药？”不管是1850年这个孤独的男人，还是17世纪那些无助的女人，都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得到幸福。运气好的话，也许会被砍头，或者像海斯特所预见的那样：“天使和使徒会来显灵。”唯一的良药就是寄希望于未来，而且要有耐心。可是，“红字”却为苦难提供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来源，这就是海斯特过去的行为，以及由此多了个小孩，她自己却失去了孩子的父亲。行为发生在过去，感受留存于现在，希望则寄托于未来。

为了缓解因蓄奴制而导致的联邦分裂的威胁，韦伯斯特等人提出了情感政治这种策略。在这里，《红字》正好与这种情感策略产生了共鸣。政治经过内化，更具个性化。有争议的问题不予谈论，在霍桑从事写作的公众世界里是这样，在他所描写的隐私世界里，也同样如此。在“山姆大叔”之鹰的控制下，海关生活一片空虚，霍桑对此进行的批评是准确无误的。“官僚”政治与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断绝了关系。

《海关》中有一个重要的隐含主题，那就是坚持认为“红字”中的阴沉气氛部分是由革命欺骗性行为造成的。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霍桑政治职务的丧失，等于将他砍了头，于是他便以“政治上的已亡人”的身份从事写作。这个玩笑源于当时流行的夸张说法：将失去恩惠职务比做法国革命的恐怖行为。甚至连富兰克林·皮尔斯这样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也在1841年的演说中使用了这个比喻，霍桑在他的《富兰克林·皮尔斯传》中挪用了这个比喻。这个词组之所以具有诙谐性，是因为恩惠职务的变更虽不是革命，但这种职务上的变换(rotation)与革命(revolution)在词源上是相关联的：革命的原则变成了恩惠职务的轮换。不管一个人在位还是下台，在政治上与死无异。霍桑认为，因为在位者“并未加入到人类共同致力的事业中去”。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荒谬的现象，公共职位成了私有财产。在一个无人关心重大事件的国度里，政治要么是追逐好处的腐败行为，要么是一种对联邦国家的默默的热爱，高尚，但却没有激情。

19世纪中叶，政治成了抢占职位和兜售恩惠职务的工具，一些能言善辩、善于思索而又富于热情的知识分子离开了民主党和辉格党的阵营。霍桑在其公然反政治的文学作品《海关》里对“公职”人物的描写，正好反映了他当时卷入重大政治事件时的活动情况。皮尔斯获选之后，他不遗余力地协助皮尔斯委派恩惠职位。在《富兰克林·皮尔斯传》这本书中，霍桑称他的权威就在于他了解“这个人”，能读懂皮尔斯的“性格”，并能判断他的“动机”。这种对个人性格的关注并非“文学家”所独有的癖好。辉格党人内部也是这样进行竞选的。1852年的大选规定，大党之间不能争论重大问题，只能讨论个人性格问题。只有靠边站的自由土地候选人约翰·黑尔竭力在原则问题上争执不休。1845年，黑尔代表新汉普郡在国会当民主党议员时，他这样写道，由于他反对将蓄奴制扩张至德克萨斯，以皮尔斯为首的民主党主流派拒绝他的重新提名，因此，他被“砍头”了。

19世纪50年代是美国政治史的转折点：辉格党销声匿迹了；自安德鲁·杰克逊以来，一直在国会占多数的民主党，此时也变成派系林立的少数党派了；共和党登上政治舞台，掌权长达三届之久。联邦不久分裂，经过血腥征服后再度建立。这次转变中蓄奴制是焦点，但对仍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来说，要取消蓄奴制是想都不会去想的。在1850年通过妥协法案和1854年关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争端再起的这段时间里，情况尤其如此。这段近乎瘫痪的平静阶段恰是霍桑全力从事创作之时。

当时两大党派之间达成了共识。《富兰克林·皮尔斯传》中宣称，在民主党和辉格党之间目前没有“重大的原则分歧”，双方“为了一个目的团结起来”，这就是要“维护我们神圣的联邦”。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政治上没有一触即发的大事要解决，所以个人性格便成了入选的理由，因为皮尔斯不曾允诺在获选后要做什么大事。霍桑承认蓄奴制是分裂的潜在因素：他不赞成蓄奴制；他只要求一切维持原状。在《富兰克林·皮尔斯传》中，他解释道，蓄奴制是：

一种罪恶，但是圣明的上帝并不想让人类插手来消除这一罪恶。只有到一定的时候，罪恶完结了它的使命，这时借助某种人们无法预料但却简单易行的方式，罪恶便会像梦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逐渐消失的幻想令人想起《红字》里的奇灵沃斯，当丁梅斯代尔摆脱他的控制之后，他便销声匿迹了。不过，这种幻想与《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对恶棍杰弗里·品臣的死的描写更为接近，死亡就像“消失的噩梦一样”。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要获得拯救，关键在于用仁慈的自然法则来取代充满罪恶的人类行为——尤其是家庭化的自然，即与书中强调的家庭观保持一致的那种自然。房子里的那种令人恐惧的死气沉沉，以及住在房子里的人重复不断的罪行，随着菲比的自然成长，在她从女孩变为女人的一瞬间，全部烟消云散了。

《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大大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理念方式，其情节的要旨在于抹煞和消除所有的行为。当霍尔格雷夫几乎要重复其祖先的做法，用催眠法占有品臣家的一个女人的时候，他退缩了；相反，他通过爱情的自然过程实现与菲比的结合。同样，表面上看来，杰弗里是被人所杀，但结果证明属于自然死亡，而且30多年前的一次死亡事件使科里夫特蒙冤而锒铛入狱，但实际上也是自然死亡。在这两个事例中，都的确有“一个可怕的事件发生……但却都不是人为的”。我们看到，即使是杰弗里在科里夫特判罪的事件中也不曾故意陷害。雇主与工人、品臣家族与茅勒家族之间积怨已久的阶级矛盾，因为一场合适的婚姻就冰消雪融了。菲比虽为品臣家族的女儿，但她骨子里是一个家庭主妇，而非佣人伺候的贵妇人；而作为是茅勒家族的儿子，霍尔格雷夫却不仅是激进分子，而且也是个企业家。这些人物共同组成了一个国家，在那里，一个小企业既可能损失五美元，也可能赢利一百万——这种社会运动都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是由上帝亲自规约的。霍桑设想这种罗曼司故事的合乎逻辑的成分同样适合于美国的政治。到了1863年，霍桑在给小姨子伊丽莎白·皮博迪的信中还说，南北战争借助“可怕的震动”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索菲亚·霍桑也积极回应她丈夫的主张，在给一位联邦领袖的信中，她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是“上帝的法则”一定会消除蓄奴制，“而无须采取这种可怕的震惊行动”。

行动是无法忍受的，在浪漫主义以探讨人的本性为目的的内向化过程中，性格特点成为作品描写的主要对象，而替代了以前经常描写的行动。这也就是莎士比亚离开舞台转而写作的原因。人物不再是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动不动就采取行动，也不再像许多伟大小说中的人那样，妙语连珠，而要还其本来面目。霍桑在他的长篇作品中，采用在短篇写作中所形成的技巧，叙述大大地超过对话的篇幅，与此同时，摒弃了大量传统叙述的材料，即行为叙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小说在技巧上为以后的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和亨利·詹姆斯强调人物性格叙述开了范例。

这种叙述手法的探究的出现是19世纪大变革的结果，在这一世纪，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大量有关个人性格的新知识，这一世纪也对个人——无论是士兵还是工人——产生了新的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叙述作品不是社会科学而是文学，这种作品便特别注意用个人的口吻来再现事实上依赖于客观性的东西。在《红字》里，只有在奇灵沃斯前来引路之后，读者才得以进入丁梅斯代尔“内心”的“深处”。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像后来的心理分析治疗，而与19世纪50年代或者17世纪40年代的行医模式则没有多少共同之处，霍桑成功地描述了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既向往完全被人了解，又十分矛盾；既想加强亲密关系，促进治疗，又担心通过分析后，隐私暴露无遗。

这种两极对立在《海关》里显得更为突出。在《海关》里，霍桑渴望通过文学与读者达成“某种真实关系”，但在海关的日子里他所发现的人与人的关系就跟地狱几无两样——盖了钢印，用黑墨写的名字“霍桑”像“各种上缴关税的商品”一样传遍了。霍桑这个名字的特征大家都了解了，而且印象很深，可他自己压根就没做什么。不过，就是作为作者，他在期刊上的签名对他的党派来说也是极富价值的。他在民主党控制的《萨莱姆公告报》(Salem Advertiser)杂志上写的书评也成了政治资本。霍桑的名字要经过这么复杂的流通程序才能流传开来，因此他所在的党派考虑良久，觉得该给他一条谋生之道，于是，没要他干什么事，便让他成了民主党的一员。

与霍桑自己的矛盾处境一样，他的党派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19世纪50年代，民主党希望走向未来，但又担心对现存的东西失去控制。(民主党担忧的是时间性问题，与此正好相反，辉格党担心的却是空间问题，那就是新疆域的扩张会对联邦构成威胁。)这种行动与规范的对立在《富兰克林·皮尔斯传》和《红字》中都反映出来了。在《富兰克林·皮尔斯传》中，这一对立决定了进步和稳定的矛盾，而这一矛盾霍桑在小说中必须加以解决。在《红字》中，从行动描写转向了性格描写，这意味着在霍桑对是什么原因使人物放弃行动的分析中产生了矛盾的条件——如海斯特在树林里引诱丁梅斯代尔的那一幕。海斯特的“智慧和感情的栖息地……是在荒无人迹的地方，在那里，它们可以像印第安野人一样自由徜徉。”与之相反，丁梅斯代尔“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可以让他置约定俗成的法律于不顾”，尽管“有那么一次”，他曾触犯过一条。霍桑阐述道：“不过这只是感情的过错，与原则无关，甚至也不是故意的。”丁梅斯代尔“居于社会结构的上层……在规矩、原则甚至偏见方面受的制约比谁都多”。因此，“他的秩序框架不可避免地限定了他的行动”。丁梅斯代尔的情感动摇与皮尔斯在政治上见风使舵是基于同样的对立和矛盾：在《富兰克林·皮尔斯传》中，规则与行动的冲突决定了保持稳定和向前发展的矛盾，而在《红字》里，规则与行动的冲突决定了“原则”与“感情”(或emotion)之间的矛盾。

原则与感情的相互关系造成了一系列可能性，正是这些可能性赋予了《红字》中的人物以意义，在读者看来，这样的意义通常是通过情节来加以体现的。丁梅斯代尔自己，如前所述，是被界定为一个只有感情而没有原则的人；与他相对立的是清教主义的“铁框架”，只有原则，没有感情。既没有感情也没有原则的是奇灵沃斯：他“毫无血性，践踏了圣洁的心灵”——践踏否定了原则，毫无血性否定了感情。不过，有时候书中表明奇灵沃斯具备“黑暗的感情”，这使他跟丁梅斯代尔有所相同(因为他们两人都占有过海斯特)。最终，感情与原则完美的结合在理想的海斯特身上体现了。读者可以推知是这个人，但是必定会指责霍桑在书中未能把这个人物写活，因为在书中大半篇幅里，海斯特一直深埋自己的情感，为禁欲原则所左右，使自己成为清教观念之“铁框架”的影子。

与此相反，作者在《富兰克林·皮尔斯传》中毫不犹豫地将皮尔斯设想成一个把未来与稳定相结合的中介性人物。皮尔斯的辉格党对手温菲尔德·司各特将军也拥有稳定的价值观念，但是他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他不属于未来。蓄奴制否定稳定，它对联邦构成威胁，但是因为蓄奴制的消除是上帝的意志，所以蓄奴的南方拥有两种负面因素的组合：不稳定，没有未来。自由土地派和废奴派争取没有蓄奴制的未来，但正如他们反对的蓄奴制一样，他们也威胁着社会稳定。

在罗曼司和传记中，行动或者非行动是按照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念结构进行安排的，这些价值观念与19世纪50年代政治上的僵局密切相关的。大家都知道，海斯特佩戴的红字有多层涵义，这其实与19世纪50年代出现的根本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就是：像《独立宣言》和《宪法》这些美国人生活的纲领性文件，它们到底有何意义？当人们把宪法问题诉诸法庭来裁决时，这些文件就像海斯特佩戴的红字一样难以解释清楚。只需回忆一下，霍桑在书中从未使用“奸妇”、“通奸”等词语，正如《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找不到“蓄奴制”这个词一样。正如有必要对这些文件进行新的解释，有必要发展新的理论来说明这些新解释的正确性，所以，当海斯特所佩戴的红字脱离了其原来的语境，它就获得了新的意义：“大多数人拒绝以其原义来理解这个猩红的A字。”海斯特打算永远戴着这个红字，因为只要永远戴着，这个红字就会“变成一种具有另外意义的象征”。红字的涵义自此变得模糊不清了，一方面可以认为“A”代表“angel”(天使)，这是温斯罗普死后人家共同的希望。同时也代表丁梅斯代尔独自忍受的皮肉痛苦。珀尔与红字的关系的确认，进一步强调了要了解红字的意义，必须了解它的经历、成长和发展历程。

再回到政治中加以考虑，就会发现这种强调与爱德蒙德·伯克的渐进式保守主义如出一辙，并且使《宪法》免受废奴主义的攻击，正如纽曼试图保护基督教免受新教篡改一样。(这些保卫行动后来竟成为派系之间的争斗活动，这是它的倡导者们所始料不及的。霍桑本人是坚信新教主义在本质上还是基督教，而且也有很好的案例证明《宪法》在本质上是反对蓄奴的。)做出这种强调的结果就是既认为这种随意篡改的革新并无必要，也否认还原其原来的意义和目的有任何可取之处。19世纪50年代确立的一种观点就是希望事情有两种解释的可能。《宪法》这份文件在引导美国人民走向美好的未来是切实可行的，因为里面未曾提及蓄奴制；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一塌糊涂的现状下，人们不得不承认《宪法》成了蓄奴制特殊的“保护人”。有了这种双重的心态，再想采取行动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尽管霍桑赋予红色的A字以新的活力时，是用这个体系作为新文化形式的基础，但现有的这种杰克逊和韦伯斯特共有的体系，拒绝讨论时代产生的新问题，所以它变成了死的字母。

霍桑知道，他所选择的罗曼司创作是脆弱而不可靠的。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里曾用过一个比喻来表明他和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所致力创造的效果，霍桑模仿这个比喻，把罗曼司作者特殊的“媒介”作用定义为“在熟悉的房间里的月光”，而柯勒律治的比喻强调的是外在的自然，是“月光与暮色在我们熟悉和了解的大地上空弥漫开来”。这样，霍桑将柯勒律治对室外自然的强调移到了室内了。不过，虽然他采用的手法是制造神秘离奇的气氛效果——月光将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了——但是，这需要很高的艺术造诣。在《富兰克林·皮尔斯传》中，作者试图把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而且彼此毫无冲突，这一点，我曾论证过。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作者也用同样大而精确的字眼给罗曼司的任务下了定义：“试图联结过去和正在飞快消失的现在。”过去挥之不去，现在稍纵即逝，霍桑在道出了一个教训时，却避而不碰强调过头的“道德”标准。道德问题太过惹人注目，就像用一根“铁棒”或者一支“刺穿蝴蝶的铁针”，会使故事变得“失去吸引力，不自然，变得僵硬”。因此，在“小说”不断变化的现实和完全静止的“道德”标准之间，罗曼司又再一次充当了和事佬。

这些对于霍桑的成就和他所关注问题的比喻有助于解释霍桑长篇小说中的主要矛盾。他关注的是时间的进程：《红字》中海斯特长期性的追悔；《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中，茅勒的诅咒历经好几个世纪还在发生作用；《福谷传奇》里，老莫迪(Moodie)原先天各一方的女儿们重聚后给她们带来的后果；《玉石雕像》里，多纳特罗(Donatello)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良知的出现。不过霍桑在写作技巧上也有展现视觉意象的倾向，或者是萦绕不散的气氛和如画般的效果，或者是静止的寓意意象。霍桑对时间的关注强调的是维持原状中透着发展。其效果不是变化(尽管《洗心革面》[Transformation]是英国版《玉石雕像》的书名)；而是按照人类心灵的法则，展现本质性的东西。霍桑往往将关键的时刻隐在幕后，而不放在主要的叙述过程中，而叙述本身又令人回味。霍桑乐于展示一个“剧场”，在里面人们可以静静地思考，而不是上演一出戏剧，在戏里大家都忙这忙那。

与他的戏剧观点相适应，霍桑长篇叙述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敏感的旁观者”，似乎他是“通灵的保罗·普莱”的后代。有时候，这一角色体现在其中的一个虚构人物上，但更多的时候，这一角色的名字隐讳地表明作者自己的一种成就，作者有意看看读者能否理解其间的联系。“敏感的旁观者”是霍桑的又一连接对立面的手法，霍桑的罗曼司凭借这种手法产生作用。情感，而非生理感觉的“敏感”，这一概念源于19世纪早期，首先这样使用这个词的有沃尔特·司各特和华盛顿·欧文。这个词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一直保留着一种含义，那就是它是人类“智慧”或理性特征的对立面。就像身体的力量一样，当一种心理的力量直接作用于人的神经时，它那种强烈的印象能够使人“震惊”，环境的这种具有心理作用的特点强烈地感染了“敏感的旁观者”，促使他做出反应。这正如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一种用法：它就像“敏感”的照相底片，这种底片进行过相应的“处理”，可以反映出像光一样不可触摸的东西。

库珀的郝克耶寻找适当的场地以采取行动；在极端但却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中，对于他来说，看见就要屠杀，用他的步枪。在班克罗夫特就几个世纪所描绘的历史全景中，视觉的行为可以导致一种判断，分辨出最值得褒奖的人类行为与不甚值得褒奖的行为。在道格拉斯的《人生叙谈》中，看到切萨皮克海湾船只来来往往，加剧了沦为奴隶的痛苦，于是便渴望争取自由；在《俄勒冈小道》中，帕克曼贪婪的目标主宰着印第安人神秘的视野。达纳和梅尔维尔批评全知的视角，赞成采用参与者的视角。与霍桑的“敏感的旁观者”最接近的要数地方杂记和故事的叙述者，他们提供了为读者所接受的标准，这种标准以穷人、弱者、滑稽的人以及外省的“异类”为嘲讽对象，而这一切都是典型的叙述对象。在霍桑的罗曼司里，他使杂记与叙述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却使之尽量贴近读者，与此同时，场景的社会层次有所提高，而杂记中聚焦式的视野由于篇幅延展为长篇叙述而得以开阔。

在《红字》里，“敏感的旁观者”出现在至关重要的故事的开头和结尾，目的是引导读者对海斯特做出反应。在描写海斯特首次出场的同一页，叙述者对她和她本人对围观者的影响进行了描述，那时她刚从牢里出来，手里抱着孩子，身上佩戴着红字。那群人本“以为出现在面前的她一定会被灾难的阴云笼罩，黯然神伤”，但是他们却“震惊了”，因为“她美丽灿烂，不幸和耻辱形成了光环，将她环绕其中”。然而，“在一位敏感的旁观者看来”，在这种外表之下，“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敏感的旁观者一下就抓住了内心感受的本质。而那群人尽管惊叹海斯特的美丽和刺绣的灿烂，但在精神上，他们对她仍然抱着敌视的态度。

与开头这种表面光彩照人但内心痛苦的情形相反，在叙述的最后部分，海斯特在众人眼里“非常熟悉”，她身穿粗糙的灰色衣服，“使她轮廓模糊，不引人注目”。她的面容像一个“面具”，或者说像“死女人的僵硬平静的面容”，因为海斯特对她所生活的世界不再有“同情的乞求”。与众人不同，一位“能看透心灵的人”会发现她决心“将长期所遭受的痛苦变为某种胜利”，因为她打算同丁梅斯代尔一起出逃。这位“能力非凡的观察者”在“最初看破其内心”之后，继而又“从其面部表情和举止观察相关的变化”，终于在她的表情中发现了“先前未发现的”东西。这位敏感的旁观者以爱默生式的补偿行为方式，对隐含在面部表情和语境中相互矛盾的特征做出反应，感受到海斯特勇敢中透着痛苦，卑微中透着胜利的骄傲，正是这一切使得她成为对立因素折中的结果，体现出柯勒律治所归功的想象的力量。

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通过让敏感的旁观者对这幢房子本身做出反应，作者也写出了同样的复杂性。在一场漫长的向东吹的风暴中，杰弗里·品臣死在房子里，随后，雨过天晴。为了表现晴天里的房子，霍桑开始借用“任何一位路过房子的人”来做普通旁观者，这个人看到房子的“外表”，定会想当然地认为这家以前一定知书达理，幸福祥和。甚至“一位富于想象的人”，多看上一眼，“意识到在他所看到的表象之下还有些深层的东西”，仍会以为这座房子拥有祖先的“祝福”，而非书中所写的诅咒。这座房子有一个特征，“可能会在富有想象的观察者的记忆中扎下根”——一大片被称做“爱利斯花的鲜花”，“仅在数周之前”看上去还像“野草”。这种吉祥的自然过程表明，或许果真有一种遗产能够使人积极向上，而非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心头永远萦绕着难以释怀的罪恶感。

“普通旁观者”看到一位意大利街头风琴手在房子外面演奏，想到的只是房门打开后，会出现“有趣的场面”；而“在我们看来”，也就是说在“不仅了解这所房子的外表”而且也知道“其内涵”的读者和叙述者看来，这种屋外的无聊打趣与屋内的尸体之间的反差是何等的强烈。然而比“我们”的认识更深刻的是富有想象力的观察，这种观察不仅发现了爱利斯花的美丽，更有甚者，它竟能透过罪恶的历史洞察到书的结尾暗含的乌托邦情结。

《福谷传奇》突出了叙述结构中旁观者的复杂性。与他通常采用的叙述技巧不同，这一次霍桑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叙述的内容也与霍桑自己的生活非常接近。显而易见，“福谷”是布鲁克农庄的变形，而且叙述者迈克斯·科弗代尔也是位文学家。因此，有的读者乐于挖掘作品中的自传成分，另有一些读者则急于认为书中发生的一目了然的事件反映了科弗代尔扭曲了的思想意识。作品本身似乎也倡导这样的分析，因为作品直到最后表明“迈尔斯·科弗代尔的自白”。科弗代尔的自白揭示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使人家重新审视过去发生的一切和他曾讲述的事情，他一直爱着普利希拉——那位神秘的年轻巫女。因为书中有这么几个情节：普利希拉爱上了固执的慈善家霍灵沃斯(Hollingsworth)，而霍灵沃斯拒绝了充满激情的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塞诺维娅的爱，塞诺维娅因而自杀，科弗代尔心声的流露使先前所发生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这个“自白”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经常会有尖酸刻薄的腔调，这种腔调有时真让叙述者无法忍受，这是因为科弗代尔试图与失恋的痛苦保持距离，但结果却使得他以后的生活越来越空虚和乏味。

迈尔斯·科弗代尔自己是《福谷传奇》中的主要敏感旁观者。(普利希拉的特殊敏感中缺乏旁观者的距离，因而只是更为复杂的易受伤害性的组成部分。)科弗代尔对自己的角色的描述是前后矛盾的。一次，他因“将别人的内心隐私当做猎物”而自我谴责，因为这种做法使他与极为自私自利的霍灵沃斯几无两样。但是，就在数页之前，科弗代尔注意到，“有时他曾把自己想的那样铁石心肠”，他本应该以此标准来做事的。他的旁观者身份使他与福谷的人若即若离。他常退回到树上的一隅——他的“瞭望台”。这个地方如此偏僻隐秘，他想，这正好“象征了我的个性”。从空中回望，福谷所发生的一切都“显得可笑”。不过，他的旁观者身份也使他与其他人的事情发生着间接的联系。科弗代尔从福谷回到波士顿后，在一家旅馆三楼的后间觅到了一处观察的地方。连日观察“宇宙的背面”，使他认识到“真实都隐藏在表象的背后”，没多久，他便看到了塞诺维娅和普利希拉，她俩正要做出一个关键性的决定。科弗代尔试图干预她们的决定。

科弗代尔回顾了一下自己错综复杂的处境。他想道，塞诺维娅

本应对我大加赞赏的，因为我为人聪明，心肠又好，这些品质驱使我(常常有违自己的意愿，而且使自己十分不舒服)去和别人生活在一起。再通过慷慨的同情、细微的直觉记下一些细小的根本没必要记的事情；以上帝分配给我的伙伴的个性各异，把我的人类的高尚精神传达给大众，从而尽力去了解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理性和感情相结合，细致入微，探寻隐秘的东西，这样一种自我意象表现出霍桑叙述作品及其读者所要追求的理想。然而在《福谷传奇》中，这一理想存在于一个有缺陷的人物身上，使得这一理想没有很好地得到体现。甚至在这一段里，出于自我保护和在欲望力量的作用下，科弗代尔的表述显然也有所夸张。

在早期罗曼司里，“敏感的旁观者”也不乏复杂性。在《红字》里，将进入他人隐秘世界的工作做到家的是奇灵沃斯这个人物，他通过建立亲密关系来进行了解，更有直觉和科学做后盾。尽管奇灵沃斯受到严重伤害，痛苦不已，但他仍是个坏蛋。他对丁梅斯代尔所进行的暗中调查充满恶意，但却为传统所认可，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也有这种行为的影子，尽管描写要粗糙些。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杰弗里·品臣刺探“你内心的秘密”，威胁要将科里夫特以精神病的名义囚禁起来。尽管霍尔格雷夫是茅勒家族的后裔，而且也与这座房子的恩怨也有些瓜葛，但他只表现为“合适而有特权的旁观者”，他的任务是“旁观”和“分析”。当霍尔格雷夫说起“这座老房子似乎是座剧院”时，菲比却黯然神伤，因为“这出戏让演员付出的代价太大，而观众太冷酷无情”。

敏感就是脆弱，而且这种外露不能算是热情。甚至“同情”也会导致“紧张不安”，当然是指生理上的，而非精神上的。它不一定传达对他人的关心，但却证明了人是很容易受他人情感的影响。因此，科弗代尔思索道，他的“冷酷倾向介于本能和理性之间，这种倾向使我怀着观察的兴趣强行探究别人的情感和冲动，似乎已使我的心灵在非人性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了”。他担心自己“拥有改变命运的能力”，可以用来帮助朋友，但却“一任他们由命运作弄”，权当他们只是“我内心舞台上的人物”。

通过保持距离而对人造成伤害的力量，也就是漠不关心，不负责任，不用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救人于危难，这种力量与另一种危险的力量有所区别，另一种力量就是被霍桑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称为一个“先知者”的“那种令人忧伤的洞察一切的”力量。面对如杰弗里般虚伪之徒呈现给外部世界的“高大庄严的人物建构”，这位“预知未来者”的能力使“整个结构”都消融在“稀薄的空气中”，而最后剩下的是一堆先前隐蔽的罪恶的证据：“隐蔽的角落、上了锁的储藏室……或者人行道底下的致命的阴沟洞，里面埋着正在腐烂的尸体。”这段充满比喻的语言令人想起弗洛伊德潜意识压抑理论中他很喜欢的考古学上的隐喻，在19世纪50年代政治话语中也常常看到将联邦比做大家庭的比喻。霍桑从未表明他意识到了蓄奴制或许是罪恶之源，它给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国家结构抹了黑。这似乎是霍桑自己潜意识活动激发出来的一个特例。

霍桑的虚构故事并未对政治秩序提出挑战，但却存在针砭时弊的因素。他喜欢不紧不慢地揭示事情的真相，因为先知者看不到大楼里究竟有什么。他这种文体手法使有位评论家很是埋怨：“我们想了解的是结果，又不是过程……我们想要得到的是真东西。”图书是可以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因此图书本身就是东西，那么，读者有权力知道里面还有其他东西吗？霍桑不肯满足这样的要求。尽管霍桑自己在市场体制中运作，而且商业机器将他的生命的一半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他还是试图在罗曼司里面为自己寻找一块自由空间。霍桑通过突现尚未凝固成“东西”的创造过程，试图将想象与商品区别开来。

在《玉石雕像》里，这些问题得到了深入细致的处理。四个主要人物中，有三个是艺术家，因此，对人生的看法问题以及它与人生的关系成为这部作品中的关键。米里亚姆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她在自己的一组图画中展现了“美丽的想象”，这种想象富有“力量和变化”，能产生“同情心”，使她认识到她能够从女人的日常经历中来创造艺术，而这种经历竟那么怪，她竟没有经历过。不过她富于同感的接受能力是与可怕的占有欲联系在一起的。在面对比阿特丽斯·森奇(Beatrice Cenci)(比阿特丽斯曾受她父亲性虐待，出于报复将他置于死地)的著名油画时，米里亚姆慨叹道：“我若能进入她的意识该多好哇!”

希尔达是位年轻的美国人，她不是原创艺术家，而是个临摹家。尽管如此，希尔达运用“深刻同感”使她能够画出“原作大师曾经想象到”但却未能表现出来的东西。别的临摹家“完全从外部……入手”，“只是复制表面的东西”。他们不考虑那种“难以表述的东西，那种没法估量的东西，那种构成了生命和灵魂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东西，才使得一幅画成为不朽之作”。希尔达则相反，她“不是这样的机器”。她靠直觉摸索，按照完全相同的程式，找到“原作画家曾走过的思想发展道路”。

天真的意大利人多纳特罗在敏感程度上与艺术家完全相同，他来自乡村，这就使他与古老文化和自然的活力联系起来。他爱米里亚姆，痛恨迫害她的那个神秘的嘉布遣会修士：当这位修士威胁她的时候，多纳特罗将他扔下了塔尔亚岩石。他向米里亚姆解释说：“我是照你的眼神做的，我用我的眼睛询问过你。”这段关于眼神的对话证明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真正的爱情，可是这种爱情是在仇恨的怒潮下以及因为仇恨而犯了罪的情形下证明的。如果敏感的旁观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没有思想意识的人，绝对是个危险的人物，借助日常社会生活中的那种老调的表达法，霍桑在这场可怕的幻想曲里，描写了那个蔑视人的女人的“杀人一瞥”。希尔达凑巧在事发时来到现场，米里亚姆对多纳特罗使的“眼神”，像“一道闪电”深深地嵌入她的记忆，打碎了她在道德上的安宁。这眼神不仅致命，而且传染，假如看见的人深表同情的话。

最后，《玉石雕像》里所有的行为以及书中人物的命运都在政治监视系统的控制之下，从效果来看，这种监视甚至比艺术家之间、情侣之间交换眼神还有威力。罗马当局的秘密警察控制和掌握着米里亚姆：“表面上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牧师般的统治者严格监视和调查，远远胜过了她最要好的朋友们对她的关心。”艺术家交换眼神是书中对作者富有想象力同感能力的象征，而政府控制却是另外一种象征。它表明作者在塑造形式和创造事件的时候具备全面把握的能力，即使当他试图赋予形式和事件以自然的自发性时也是如此。

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在起作用，另外一位强行闯入的旁观者。霍桑在“后记”中解释说，警察的情节是英国印第二版的时候加进去的，原因是评论者抱怨原版本的结尾没提供一个好的结局。霍桑原来寄希望于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声称叙述本身便是充满疑问、经不起推敲的事情。叙述作品应当具备开头、结尾、原因和转承启合；与此相反，“即使是最平常的实际生活中也充满无法解释的事件，无论是其缘由，还是其趋向。”霍桑并不否定发生事情(“事件”)，但是这些事件无法解释，因此“所有关于人类行为和历险的叙述——不管我们称其为历史还是罗曼司——都必然是脆弱的手工制品”。读者却并不接受他的这番辩解。他承认，“所有的人”都不满意，因此他做了改动，采用了这种类乎历史的叙述形式，以说明缘由和趋向。不过他声称：“在我自己看来，我还是喜欢原来的版本。”这部罗曼司扮演了一个折中的角色。霍桑本想像艺术家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然而他的观念受到强大的读者群的监控，他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霍桑在第二版中把本该是经济因素(他的读者)的责任归结到了政治(秘密警察)的头上，不过在书中的其他地方，他的确关注过艺术创作的经济条件问题。

霍桑解释说，“现今的雕塑家不太染指大理石的实际雕琢过程”，因为有意大利工匠，他们能以高超的“机械技艺”用大理石复制任何一件摆在“他们眼前”的东西。假如艺术家只是给他们一个模型，“他不必亲手碰这件作品”，到约定的时间，便会看到为他赢得名声的塑像：“他的创造力仅通过一句话便可化成作品。”霍桑对雕塑家不用“动手干单调乏味的雕塑活”就能赚到钱大加讽刺，雕塑家表面上魔力十足，实际上却是毁了他自己，因为他的作品“并非他的创作成果”，而是出自那些“人形无名机器”之手。

浪漫主义的艺术理论强调精神因素，强调“创造性”，然而这种理论本身却成了另一种矛盾体，令人不由想起霍桑对索菲亚的要求：在他在海关工作的时候，索菲亚应当付出双倍的投入来寻找乐趣。艺术完整性的形象不能完全掩盖艺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所基于的劳动分工。尽管艺术和乐趣被证明还得依赖于给个人、地方甚至全国都带来了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但文学叙述形式的确立使它们有了自己自主的空间。霍桑的罗曼司竭力提倡把艺术从生活中分离出来，但同时他的作品也表明，这种分离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文学作为相对自主的实践和观念的地位已经确立，但同时它的力量比它自己担心的还要强大，它担负的责任也远比它自己所想的还要大。

《白鲸》

赫尔曼·梅尔维尔将《白鲸》献给纳撒尼尔·霍桑，“以示我对他的天才的钦佩之情”，同时他称，在《马尔迪》失败、《雷德本》和《白外套》获得成功之后，他又开始创作文学叙述作品了。这种文学叙述作品的特别优点是它能吸纳万方，博采众长，开头是学究味十足的“词源学”和“摘要”，接下来便使作品离开了书房，然后便置身于世界历史，直上溯到创世纪。《白鲸》的基调是个人性叙述，如同梅尔维尔的早期的许多作品，但梅尔维尔这次超越了这个局限。在给英国出版商本特利的信中，梅尔维尔吹嘘“作者自己曾有两年多做渔叉手的经历”，但他其实从未做过。像他写作早期作品一样，梅尔维尔在写作《白鲸》的时候，大量借用相关书——关于捕鲸和介绍鲸鱼的书的内容来补充自己经历的不足。

叙述开始，最直接的信号来自地方素描作品。自从1830年，随着塞巴·史密斯的《杰克·唐宁》的发表，关于北方佬的“远东”的幽默与西南幽默一样流行起来了。这些北方佬的一个常见特征就是取一个古怪的《圣经》里的名字。“叫我伊斯梅尔好了”，这句话意蕴深远，不过刚开始伊斯梅尔是个叙述者的名字，这位叙述者阴沉严肃但却是滑稽的，常常自我嘲讽。他向读者介绍海边捕鲸人生活中的古怪事。伊斯梅尔灵魂中老有“潮湿、阴雨连绵的十一月”这个特点，这使他跟一群患忧郁症的期刊作者别无两样。《白鲸》的基本模式是模仿索普的《阿肯色州的大熊》。这两部作品都写的是最不可思议的猎手猎杀最莫测高深的动物。但是《白鲸》鸿篇巨制，冲破了原来的那种模式，而且它与两种不同的地方叙述类型都有相同之处，说明这部作品不完全属于这两种类别的任何一种。

国家的叙述形式是当时确立的很大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作品往往吸纳不同地点各具特点的叙述作品以表现其国家叙述的规模，就像普雷斯科特暗示过，班克罗夫特就是这么做的。像在他的早期作品《白外套》里一样，梅尔维尔在《白鲸》里抓住了美国当时最流行的话题。人人平等的呼吁有助于解释梅尔维尔为什么将“佩阔德”号捕鲸船上的水手和渔叉手当做悲剧人物来处理，尽管他们只是工人，而非贵族。这部叙述作品向“伟大的民主的上帝”发出祈求，这个上帝使贫儿塞万提斯和罪犯班扬成为文学界不朽巨匠，还将“安德鲁·杰克逊……扶上了比王位还高的位置”!如同班克罗夫特和托克维尔的作品，国家叙述作品会延伸开来而探讨全球问题。伊斯梅尔扮做光荣的捕鲸业的“宣讲人”，吹嘘是“捕鲸人首先冲破了西班牙国王制定的有关太平洋南美殖民地的占据心很重的政策”。他解释道：“正是这些捕鲸人促成秘鲁、智利和玻利维亚从旧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使“永恒民主的确立”成为可能。

如果没有亚哈这个人物的话，《白鲸》便不是文学叙述作品。“佩阔德”号捕鲸船在许多方面都是美国的象征，亚哈将这艘船引向灾难，中断了国家叙述作品的胜利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亚哈劫持了国家叙述的主题。作为以莎士比亚的人物为样板的悲剧人物，亚哈实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纲领。但是，如果没有伊斯梅尔，亚哈便不会具有如此强烈的悲剧色彩。亚哈带有戏剧风格的话语需要伊斯梅尔这个敏感的旁观者加以叙述铺垫和思索式的解释。这是莎士比亚与霍桑相结合的反映。梅尔维尔与霍桑谋面不久，于1850年8月初写了《霍桑与他的青苔》，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对这样的结合进行勾画。到了10月，梅尔维尔从纽约搬到了伯克郡(Berkshires)，在那里，他可以边写《白鲸》边时常造访霍桑。

据为数不多的文献记载，梅尔维尔在国外待了数月后，于1850年2月回国，当年初便开始写作《白鲸》。到5月，他在给达纳的信中称，他已完成“捕鲸航程”的一半，8月初，与梅尔维尔同在伯克郡的艾弗特·戴克金克往纽约写信称，写作已“基本完成”。然而实际上《白鲸》全部完成是第二年的事。似乎与霍桑谋面的这段经历促使梅尔维尔想达到新的理想高度。他在《霍桑与他的青苔》里面道出了他的理想，随后便决定修改手中的罗曼司，试图实现将莎士比亚的悲剧力量与美国作品相结合的目标。

与霍桑谋面可能促使梅尔维尔产生了雄心壮志，不过早在给达纳的信中，他就谈过他想写“一本稀奇古怪的书”。他发誓不仅要写出捕鲸的“真实过程”，而且要富有“诗意”。《真理与诗》是歌德自传的书名，梅尔维尔买了几本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书籍在出国旅行时读，《真理与诗》便是这些书中的一本。在见到霍桑之前，梅尔维尔似乎一直试图通过读书在想象中建立一个当时美国没有的文学群体。他在英国购的书可以成为重要浪漫作家著作和浪漫作家所推崇的著作的书目。除了歌德自传，他还买了查尔斯·兰姆的作品、托马斯·德昆西的《一个英国瘾君子的忏悔》(1822)、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22)，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兰姆曾重点推荐)等，他十分兴奋地阅读了劳伦斯·斯泰因的怪异、创新的著作《特里斯特拉姆·山迪》(Tristram Shandy， 1760—1767)。此外，在旅行中，他与出生在德国的语文学家乔治·奥尔德(George Alder)多次展开激烈的讨论，谈到“形而上学”、“黑格尔、施莱格尔、康德等人”。梅尔维尔称奥尔德的哲学是“柯勒律治式的”，因为一年前他读过刚买到的《文学自传》，所以他辨别得出来。

通过将莎士比亚的技巧引进小说，梅尔维尔重复了以前的雄心，但碰到了歌德《威廉·梅斯特的学徒时光》(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1796)书中出现的同样的问题。这本书是他在写《白鲸》时借的。歌德的小说开了发展小说传统的先河，发展小说重点描写一个人物的形成过程。借以塑造威廉的情节是围绕着他的宏图大业展开的：他要将《哈姆雷特》移植到德国舞台。歌德从莎士比亚戏剧中汲取营养，充分挖掘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亚戏剧以其中心人物神秘莫测的深度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在《威廉·梅斯特》中，歌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看法，那就是小说这种体裁与戏剧是截然不同的。在戏剧中，着重点放在“人物”的“行为”上；而在小说中，“展示的主要是情感和事件”。戏剧的主人公积极地采取行动，使结局尽快来临，而“小说主人公必须遭受磨难”，或者至少要“延迟”：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主人公的情感……必须抑制故事全部展现或过早结束”。这一理论说明歌德为什么会选中《哈姆雷特》，因为这一理论使《哈姆雷特》显得是小说体的戏剧。而《白鲸》呢，却是深受戏剧影响的小说。亚哈积极推进故事的发展，但伊斯梅尔的情感表达和思索却使作品免于过早结束。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关于小说的一封信》(Letter on the Novel，1799)对歌德的作品进行分析，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施莱格尔看来，戏剧与小说的区别是由作品在社会场景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戏剧是“要人看的”，小说是“要人读的”。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为对照，施莱格尔将小说(德语的小说为Roman)定义为“罗曼蒂克的书”。其中的关键词“罗曼司”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其部分意义取自施莱格尔的定义。施莱格尔认为，小说的统一性不是从情节中获得的，而是通过对主题或观念材料的聚焦。这种“高度统一性”允许小说在形式上是一种“混合体”，将“讲故事、唱歌和其他形式”揉在一起。小说拥有一种特权，施莱格尔在他最著名的文学评论中将这种特权独留给“罗曼蒂克诗歌”(德语为Romantische Poesie，也可以翻译为“小说体诗歌”)：“杂糅和融合”所有不同的形式，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诗歌……它具有一种诗歌无可比拟的优势”。

《白鲸》既是是一部将国家、地方性和个人叙述的原型因素辖于一体的文学叙述作品，又是一本“罗曼蒂克作品”，因此也是一部小说。作为小说，它便可能也存在行动在主人公心目中地位的问题。伊斯梅尔为避免自杀便出海当了水手，将自己交给一种严格的生活管束体制，使他不必再为自我调节操心。在全书中，尽管伊斯梅尔参加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但所有这些活动与其说是行为还不如说是一种治疗方法。伊斯梅尔不断地得到治疗和洗礼。魁凯格(Queequeg)治好了他憎恨世人的怪癖；在“桅杆顶头”一章里他被警告不要思虑过多；在“试验品”一章里，他被告知沉溺于忧郁是危险的；在书的结尾，他被“晃下”船来，从船尾落入大海，借着魁凯格的棺材“浮”了起来，他“得救了”。伊斯梅尔扮演的是小说作者的身份，恰是出于此种需要以及作品情节的需要，伊斯梅尔才采取任何行动。但是，这种富有文学创作性的行动有别于其他文化行为，别具魅力。在梅尔维尔的《霍桑与他的青苔》里看得到托马斯·卡莱尔论述莎士比亚的影子。卡莱尔曾在《英雄和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Worship)里感叹说，现代作者的“重要性”仅体现在图书市场上。要不然，“他就会成为社会的弃儿，像野蛮的以斯梅拉达一样，四处流浪。”

与伊斯梅尔相反，亚哈被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他追寻白鲸的激情显然是其行动的力量源泉，这使他行动的目标明确，而不是漫无目的。不过他的复仇是一种反动。“我要肢解肢解过我的仇人。”亚哈声称。全书的情节大大地降低了他的行动的地位。就总体结构而言，这本书的情节是对人类无能为力的讽刺：圣乔治前来斩龙，反被龙所杀；甚至没有较量的过程。在渐呈高潮的猎鲸描写中，梅尔维尔在多处突出了这样一种模式，亚哈被描述为猎鲸者中的高手；他仅凭像狗一样一“嗅”就找到了白鲸，而不需要复杂的技术设备，在这之前他不无炫耀地将那些设备统统拆除。追猎开始的时候，亚哈已感觉到了白鲸就在附近，他心急火燎，急于看到白鲸，此时，他“仰面朝天”，冲着白鲸可能出现的地方大喊大叫。这是一种极度兴奋和急切的形象，然而，鱼叉甚至还不曾碰到白鲸的鳞片，白鲸便突然对捕鲸船发起了攻击，将船体衔在嘴里，亚哈本人竭尽全力意欲摆脱白鲸，“平展地跌落海中”。

意欲施事，反成受事，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这样的描写中：亚哈起初急于接近白鲸，结果白鲸竟将他的捕鲸船当成玩具玩耍。首先，捕鲸船接近了白鲸，“气喘吁吁的猎人(指亚哈)靠近了他的猎物，猎物似乎浑然不觉，他的整个脊背明晃晃的，清晰可见”。(注意第一个“他的”指的是亚哈，第二个“他的”却转而指鲸鱼了。)但是，鲸鱼在突袭渔船之后，“荡着涟漪离开了他的猎物，这会儿，白鲸正在不远处躺着呢”。同样这个短语，“他的……猎物”，但各自代表的对象已经全变了。亚哈成了鲸鱼的猎物。

梅尔维尔在《白鲸》中的写作手法使情节变得尤其错综复杂，大的体裁层次是如此，特定章节的局部细节也是如此。在“后甲板”一章，亚哈首次出现在水手面前，强迫水手们参加他的复仇行动，随后的几章以其复杂多变的形式，在作品结构范围内着重刻画亚哈的毁灭性的影响。“落日”突出的是莎士比亚的模式。其散文在格律上模仿素体诗的形式，整个章节表现的是亚哈心中所想，可以说是一种独白。这一点突破了个人叙述的框架。伊斯梅尔何以得知亚哈心里在想些什么？随后的两章写的是两名水手——热心的斯达巴克和快活的史达布(Stubb)——的独白，二者相互对立，交映成趣。《午夜，前甲板》是作为一出舞台情景剧来写的，所有的船员都在讲醉话，嬉闹狂欢。这段描写与先前歌德《浮士德》中的“五月节前夜”(Walpurgisnacht)和后来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不夜城”都有共同之处。这幅混乱的场景结束之后，后面的两章全用来叙述伊斯梅尔的沉思默想，向读者解释白鲸对于亚哈意味着什么，以及“鲸鱼的白色”对伊斯梅尔自己又意味着什么。

接在这些章节之后的便是“航海图”这一章。亚哈正在仔细查阅着一张专业性航海图，这种图是捕鲸人用来判断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可能会发现鲸鱼的。不过这一章表明在亚哈身上存在某种东西难以用理性来解释。亚哈的意志是使其个性裂变的力量，因此人们难以判断是谁或者是什么要素应当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任。其中有一个长句，既记录了亚哈的“精神上”的抗争历程，又记录了伊斯梅尔努力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的经过：

常常，他被晚上做的梦搅得筋疲力尽，无法入眠，他不得不跳下吊床，这些梦清晰明了地再现了他白天的那些强烈的想法，这些想法着了魔似的纠缠在一起，在他要爆裂的大脑里转个没完没了，以致他的心跳急剧抽动，痛苦不堪；就像有时候，这些精神上的痛楚一下把他的灵魂连根拔起，体内似乎有个大裂口正向他敞开着，火焰和闪电从里面喷射出来，可憎的妖魔示意他跳下去加入他们的行列；当他内心的这个地狱在下面向他张开血盆大嘴时，整艘船都听到了一声狂野的叫声；接着，亚哈怒目圆睁，冲出他的豪华客舱，好像是从着了火的床上逃了出来。

像密尔顿《失乐园》里的撒旦一样，亚哈拥有“内心的地狱”，其内心世界是个破碎的天地。他并未完全掌握自我；他受夜里的“梦魇”的支配，这些梦魇取代了他自己“强烈的想法”。随着伊斯梅尔以施事行为模式进一步解释究竟是什么让亚哈从舱室里冲出来的，人们便愈发看出，亚哈是个更具复杂性的人物。“疯子”亚哈，“执著的猎鲸人”，这位“躺进吊床里的亚哈”与“那个惊恐地从吊床上逃出来的亚哈不是同一个人”。亚哈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主动的“施事者”和被动的“受事者”。

伊斯梅尔解释说，“施事者”是“原则或灵魂”。人在睡眠时，它脱离了“反映人特点的大脑”，另外，大脑又“利用它，以它作为其外部载体或施事者”。“施事者”这种工具性的意义与书中描写的动机性的力量是对立的，于是灵魂便可以自由地充当施事者，因为此时的灵魂不是被迫充当施事者。伊斯梅尔进一步把他这种形而上学的幻想式推理衍伸开来：“表面上是亚哈从舱室里冲出来，其实是这个备受折磨的灵魂从他肉体的眼睛里爆了出来，但此时的灵魂只是空洞的外壳。”亚哈不是亚哈，因为这个“东西”，尽管仍旧狂乱不止，却只是个“空洞的外壳”。个体进一步被分裂了。自行建立的形体成了“无形的”，因为，灵魂要是飞离了，大脑再也没有“客体”可塑造，尽管它有“反映人特点”的思维力量。而且，这个形体没有了意识；它在“梦游了”，因为只有在睡眠中，心理裂变才会产生新的成分。亚哈的纯意志如同伊斯梅尔刚刚分析过的那可怕的“鲸鱼的白色”，是“一片空白”，也像亚哈自己在本章的开头费尽心机试图填补的海区图上的“空白”的区域。

归纳一下伊斯梅尔的分析：当亚哈“像从着火的床上逃出来”的时候，他不是施事者。相反，他的灵魂是施事者，因为它从快要烧焦的大脑里逃出，结果触发了纯意志的无名大火，而身体竭力想逃离这一过程，从而将亚哈的模拟物抛出了船舱。身体作为“外在载体”转移了“受折磨的灵魂”；然而，身体不是灵魂的施事者，因为它把意志本身救出了舱外，却没有把意志的意愿救了出来。

施事问题上的这种错综复杂和相互矛盾将浪漫主义时期的哲学中的一个主题引入了文学作品，特别是柯勒律治《文学传记》中的主题。在“鲸鱼的白色”一章里，特别提到了柯勒律治，而且这一章说的是人们需要“想象”。而想象是《文学传记》所谈的主要问题。在这一章里，有两次，鲸鱼的白色被写成了“施事者”，一次被称做“基本施事者”，在《文学传记》里，这个词被柯勒律治用做“基本想象”的主要概念。第二次，鲸鱼的白色被称做“起强化作用的施事者”。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的脚注里称“起强化作用的”这个词是他杜撰的。这个词出现在《文学传记》论述意志的句子中，在论述想象的段落之后。这个词所出现的那一章强调要建立一种心智的主动性理论，否定被动机械性，这种被动机械性是柯勒律治从18世纪心理学理论中发现出来的。柯勒律治之所以批判这种理论，是因为这种理论没给灵魂提供一个“真正分离”的空间。所谓归功于灵魂的效果却是“由独立外在的施事者导致的”。柯勒律治对施事者的异化颇感担忧，那就是，随着灵魂、意志和自我的丧失，人们也会失去应有的身份。

梅尔维尔并不像柯勒律治那样相信灵魂与意志之间的关系。相反，他设计了一种情况——在“航海图”一章里，这种情况得到了极为细致的描述，在他所设计的情况中，灵魂的真实分离性并不像柯勒律治希望的那样百益无害；独立外在的施事要素也得到了相当详细的建构。为了嘲讽18世纪的机械性理论，柯勒律治夸张地列出了一种写作行为的简约模式：“即使最细微的一个笔画也是整个宇宙协助写出的，而我，我自己却与写作毫无关系……因为我只不过是动一下肌肉和神经而已。”柯勒律治原本指望他的读者会嘲笑这样的观点，但是亚哈却情感真挚地嚷道：“是亚哈，亚哈吗？是我？是上帝？还是别的什么人在举起我的手臂？”

莫比·迪克，那条鲸鱼本身，总在不断地提醒读者：施事不能只局限于人，或是人的控制。《白鲸》探索了施事问题中难以确定的边缘情况。事情发生了，但是如何发生的却仍是个问题。霍桑在《玉石雕像》中声称，发生的事情也许仍能为人们的普通经验所理解，但是其缘由和趋向却不得而知。就时间和地点而言，人们也许能预言这条鲸鱼的出现，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又要游到哪里去。如果要写一部以鲸鱼为中心，而不是以猎鲸人为中心的书，那会大大超出叙述能力所及，甚至一部只是包含莫比·迪克的叙述作品也表明人的个性不足以说明世界的规律。在《白鲸》中，人的个性既不是目的也不是前提，至多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可能性。

在“后甲板”里，有关行为、施事者以及责任者的问题首次得以强调。亚哈在所有“可见客体”的“纸板面具背后”寻找某种主体，“某种未知但却仍能推理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通过“每一件事——现实的行为，无可置疑的作为”的结果推想出来。这种“难以推知的东西”躲在“鲸鱼”之“墙”的背后，然而在亚哈看来，却在充满恶意地给鲸鱼以力量。亚哈企图找到这种“东西”，而他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鲸鱼。于是，“无论这条白鲸是施事者还是主犯，我要将愤怒发泄到他身上。”亚哈不承认存在亵渎神灵的可能性——尽管斯达巴克曾对此警告过——因为他否认等级的存在：“有谁在我之上？”

亚哈的观念反映了梅尔维尔从事写作的美国的两个方面。他的伪乌托邦式的民主承诺——没有谁踞于他之上，他不是在统治自己的船员，相反，在这项工作中，船员们与他“合力同心”——中包含约翰·卡尔霍恩的政治理论成分。卡尔霍恩声称，南部诸州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由“群体”组成的：“每一个庄园都是一个小的群体，庄园主便是群体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将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集于一身，因此，这个领导人便是劳资双方的共同代表。”这种有机的模式与浪漫主义美学的要旨如出一辙：一切利益都会“变得和谐”。然而，这里的“劳”方指的是奴隶，所以，斯达巴克对亚哈的批评便显得更加深刻：“对于所有比他地位高的人，亚哈是个民主派；不过，瞧，他是怎样像主子一样统治比他地位低的人的!”

亚哈有关施事双方是平等的解释——即他乐意将下属即“代理人”当做责任人，以取代“负责人”即主人或所有者——这一点并非他的独创。当时的美国文化为适应1837年经济萧条之后工业大发展的需要正在自我调整，也同样具备了这样的特征。在亚哈身上，与卡尔霍恩政治观念残余并存的是新生的法律观念。这种新观念在1840年前后因铁路案而生，在19世纪后期占据主导地位。亚哈是以多种身份出现的，这些身份并非全是借尸还魂：亚哈也是由现代语言塑造出来的人物。在“落日”一章中，亚哈做了长篇独白，在独白中，他将自己与铁路认同：“通往我既定目的的道路是由铁轨铺就的。”这种对提坦式意志的比喻似乎也适合卡尔霍恩式的“主人”，不过，铁路还有另一方面含义。铁路业显然是一种少有人情色彩的职业。在美国的各行各业中，没有另外哪个行业的被雇佣者如此缺乏机会认识自己的雇佣者，甚至见上一面也实属不易。铁路的意象不仅适合亚哈，也适合表现那条鲸鱼。鲸鱼游动很有规律，与“现代铁路上庞大的机车”十分相像。这种非人类的力量抹平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打碎了借以建构主仆之间、负责人与代理人之间关系的替代体系。

为了处理铁路造成的人身伤害，整整一个法律领域——即民事侵权法——逐渐完善起来，后来这些法律也被用来处理工厂的伤害事故。工业发展导致了工业事故，铁路成了重大人身事故的发生地和主要途径。根据不成文法，“负责人或主人”对其代理人、奴隶、仆人或该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及雇员所导致的一切伤害负责。而根据新的法律，这种“代理规则”不适用。相反，一种被称做“工友规则”的东西规定：如果一名雇工(仆人)因另一名雇工(工友)疏忽而受到伤害不能对其雇主(主人、负责人)进行起诉。这项规定的一个突出作用就是在数十年间公司可以不对其导致的许多深重苦难负责任。(于1842年)起草这方面带决定意义条款的法官就是梅尔维尔的岳父：马萨诸塞州的首席法官莱缪埃尔·肖。

今天的读者仍认为属于美国文学的作品——诸如霍桑、梅尔维尔创作的小说，或称罗曼司——之兴起是与19世纪中期的政治危机密切相关的。关于这场危机，爱默生是这样写的：“人们的生活是防御性的，一生都没有行动，没有显眼的行动，也没有自发的行动。”如前所述，《1850年妥协法案》将政治责任定义为规范——维护联邦——而非行动——将自由带给联邦中处于弱势的人们。以何种最理想方式分配新近生产出来的商品，新的义务最应由谁来承担，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本应是竞选的重要话题，却被移置到法律制度的领域，而法庭却将经济责任定义为行动——扩大企业——而非规范——维护习惯法的保护作用。

因此，政治是以虚构联邦的身份为中心的，而经济却在消解这种“身份的虚构”(后来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的用语)，这种“身份的虚构”将行为者置于从属于主人的地位。个人与个人之间除了在合同面前权利平等之外就没有了别的关系，新法律确立之后，处于这种境地的个人急剧增加。这些个人没有多少行动的余地；他们是定义十分狭窄的“自由行为者”。全国上下普遍认为，在政治领域，人们什么也无须去做，个人的义务就是保持沉默；经济领域所采取的措施被简单地认为事出必然，个人的义务是耐心等待，亦即不采取行动，因为在法律上，人们受到了伤害是无法起诉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持这样的态度。反对蓄奴的运动显然就与这样的态度相左。《汤姆叔叔的小屋》像《白鲸》一样，汲取的是国家、地方和个人的素材；而且《汤姆叔叔的小屋》强调的不是政治变革，而是道德的改变。不过，这部作品不属于文学叙述作品，因为它所述写的显然是其读者共有的世界，并没有将行动当做问题来写。尽管颇有争议，但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属于国家叙述作品的一种类型(见第五章)。

文学叙述作品所描写的地方没有政治因素，只有稍许经济因素。不过，获得这样的特权是以承认文学即虚构为代价的，也就是说，这类文学作品与国家叙述作品、地方叙述作品或者个人叙述作品不同，不论及公众所熟知的世界，游离于党派政治之外，其目的是希望能找到一种超然的叙述形式。形象地说，文学叙述作品像一只单向传导的二极管，将普通世界的素材汲入自己的文学世界，一去不回头。这就是伊斯梅尔对文学进行的繁琐的文学性插话所要产生的效果。这种文学折中，即作者行为范畴的缩小，在《白鲸》中也可见一斑：亚哈就未能获得个人的行动性。这部小说反映了普遍存在的行动欠缺问题的一种美国形式，因此，亚哈的特点和缺点也恰好反映出《白鲸》的时代特征。

霍桑的罗曼司带有寂静主义的政治色彩，因此不太注意行动的描写，而对“敏感的旁观者”着墨颇多。《白鲸》与之相反，更注意经济因素的变化能力，所以将行动当做一个突出的问题来写。恰恰是当亚哈受到客观经济结构挑战的时候，他的个性得到最鲜明的体现。从亚哈的言语间可见，他将这种客观力量当做逃脱等级制度压迫的大门。在“后甲板”一章里，斯达巴克质问亚哈：“你的复仇能给你带来多少桶鱼？……在我们南图科特(Nantucket)市场上，你的复仇换不了几个钱。”亚哈的回答避而不谈“行为者”或“主人”，而是宣称他不受任何力量主宰，甚至也不受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摆布：“甚至我的主人、伙计，做事也不公道。”法律认为，行为者相互之间造成伤害，其“上司”、“主子”、“主人”或者拥有者可以完全不负责任，这就使“仆人”、“行为者”、工人变成了独立的个体，即便他们只不过是“雇工”。亚哈呈现给我们的是这类个体的英雄式幻想——既带怀旧色彩，也带批评色彩。当斯达巴克再一次就经济方面的问题质问亚哈时，斯达巴克提出了拥有者的问题，亚哈运用约翰·洛克的论点回应斯达巴克的挑战：“所有东西的真正主人是掌握这些东西的人。”洛克的这一观点曾经为美国革命提供过论点。许多读者认为，这种对个体的崇尚是《白鲸》的长处之一。

然而，无论是从《白鲸》的整体结构，还是从深思过程段落的语言来看，整部作品是很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表明，对个性的崇尚难以维持。随着19世纪的向前推移，在公司的数量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时，推崇个性的论调也越来越激烈。亚哈临死前声称：“亚哈永远是亚哈。”不过，在“航海图”这一章，伊斯梅尔思索道：亚哈自己并不知道，是一些复杂的、外部的因素塑造成了“那个表面上的亚哈”。伊斯梅尔还曾这样表述：“以前他曾经是活的行为者，而现在却只是活的工具。”亚哈的个体施事能力不断沦为工具性，无力发挥出来，这是因为内心裂变、鲸鱼的能量、潜在但却不负责任的拥有者阶层，这一切来势凶猛，都非个人行为所能匹敌。

作为一个个体艺术家，作家是孤立的，这种孤立性，远离了地方叙述作品、国家叙述作品甚至个人叙述作品中的集体性内容，这使文学叙述作品创造另外一种世界成为可能。但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限制了文学叙述作品对行动进行想象的能力，这便是令读者困惑不解的形式冲突的成因。读者并不满足于敏感旁观者的替代解释。从19世纪50年代到南北战争，再至重建时期，政治、经济危机迭起，读者和作者都对文学叙述实验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国家叙述形式又重新返回到了突出的地位。

5 文学叙述形式的危机与民族叙述文学形式的巩固

1851年的民族叙述文学

1850年的《妥协法案》使政治失去了其先前的地位，并且使霍桑和梅尔维尔的文学叙述作品的出现成为可能，然而，在南北战争前的数年间，美国民族叙述作品仍然相当繁荣。1852年到1860年期间，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历史》第四卷到第七卷问世。1851年，《白鲸》的影响还远不及两部采用民族叙述形式写出的作品，而这两部作品在19世纪为其作者赢得的文学声誉是梅尔维尔所不及的：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在华盛顿的一份支持废奴的杂志《国家时代》上开始连载《汤姆叔叔的小屋》；而弗朗西斯·帕克曼则出版了《庞蒂亚克的阴谋》(The History of the Conspiracy of Pontiac)。如同《白鲸》一样，这两部作品规模都不小：地域横跨整个北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令人震惊的极端的恐怖。两部作品还反映了从美国殖民时期出现的、由多民族特点而产生的诸多问题，这一点也与《白鲸》相似。这两部作品采用的是民族叙述形式，而不像《白鲸》那样将民族叙述形式置于文学叙述形式的从属地位，这一点可以从两部作品的叙述技巧中一眼看出。在这两部作品中，没有伊斯梅尔之类的虚构中介；相反，两部作品都鼓励读者将叙述者看做是作者，因为作者对每个具有重大民族意义的问题都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立场。

梅尔维尔在写给霍桑的一封信中，对霍桑刚送给他的《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一书进行了评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形象地谈到了被我称为文学叙述形式的自主性问题，而他和霍桑的作品都具备这样的自主性。梅尔维尔认为霍桑抓住了“人性的某个悲剧性阶段”，该阶段或许可在“人类不由偏见所左右、完全自主地进行思维的内心深处”发现。这种对“心灵”的“热切”探索揭示出了梅尔维尔所谓的“显而易见的真理”：“理解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当前事物的绝对状态，但不畏惧它们，尽管这些事物可能给他们带来危险。”这样的人拥有彻底的独立性，“就像俄国或者不列颠帝国”，他“宣称自己是天堂、地狱和尘世中各种力量的主宰”。这个坚定、自信的形象令亚哈自惭形秽，他无所畏惧，充满阳刚之气，展示了“霍桑光彩照人的气概”：“他说不!像雷鸣般；魔鬼本人也不能让他说不。”直陈真相坚决说不的勇敢者是不会受到“阻碍的”，他们仅携带“自我”驰骋人生，而“所有说是的人都在撒谎”。

作为美国民族叙述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庞蒂亚克的阴谋》在梅尔维尔看来势必在根本上互相认同，达成妥协，尽管这两部作品也都在激烈地进行否定。斯托重新定义了民族叙述形式，以反对1850年人们折中的统一观念，即联邦需要人们对蓄奴问题保持沉默。帕克曼则向他所谓的对印第安人理想化问题进行了挑战，对印第安人的理想化是由库珀的民族叙述作品培植起来的。庞蒂亚克和汤姆叔叔都可怕地死去，按梅尔维尔的说法可谓“悲惨”，可两部作品都未对“思想”活动进行强调，也不曾过多地着墨于“心灵”。帕克曼对场景、策略和事件都进行了细腻的描绘，斯托十分注意地区方言和感情流露之中的细节；而这一切与梅尔维尔在莎士比亚和霍桑的作品中所发现而且自己也刻意追求的那种独特、内化的深度相比，都显得肤浅庸俗。

《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庞蒂亚克的阴谋》除与《白鲸》大相径庭外，他们两者之间也各有不同。恰如威廉·H.普雷斯科特在评论班克罗夫特的作品时所指出的那样(见第一章)，《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庞蒂亚克的阴谋》之间的差距也以相同的方式证明了民族叙述形式包容范围很广，因此，无论是霍桑还是梅尔维尔都很难找到一片独立于民族叙述形式的天地。帕克曼和斯托都是新英格兰牧师的后代，不过斯托的父亲莱曼·比彻来自于康涅狄格乡村地区的劳动者家庭，而帕克曼的父亲老弗朗西斯·帕克曼则出生在波士顿的富人家庭。而且，比彻是位激进的正统加尔文派教徒，而老帕克曼则属于首批将唯一理教当做宗教信仰的教徒。他们的后代都背离了父辈的信仰——斯托由对命运天定的惧怕转向博爱的希望，帕克曼则从温和的乐观主义转向了主张进行残酷的斗争。他们选取的故事的地点对帕克曼来说是野营的篝火，而对斯托来说则是家中的炉火。帕克曼对民族叙述作品的精英读者群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这些读者为自己阳刚强悍的力量而深感骄傲。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将自己的著作《西部的胜利》(The Winning of the West， 1889—1896)题献给了晚年的帕克曼。斯托的作品则超越了美国，也超越了作为她作品基本读者的广大妇女，因此，伟大的俄国作家列·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什么是艺术？》(What is Art？1898)中写道，与《李尔王》(King Lear)相比，他更喜欢《汤姆叔叔的小屋》，反对一个世纪以来推崇“文学性”的倾向。

帕克曼自青年时期就有撰写历史著作的宏伟计划，《庞蒂亚克的阴谋》就是这个计划的早期成果，而且在这一计划的驱使下，他又接触了自己在《俄勒冈小道》中所描述的印第安人(见第三章)。从西部旅行回来后，帕克曼一病不起，几乎使他在此后长达18年的时间里未做任何事情。不管怎么说，在口授完《俄勒冈小道》之后，他便着手写作历史著作，采用的是几乎失明的普雷斯科特完善的手法。帕克曼坐在黑暗的屋子里，让人将文献大声读给他听，然后不用眼睛，借助格板摸索着书写初稿。帕克曼作品中与自然阻力英勇斗争的主题与他的工作情况不谋而合，而且早年从事激烈的户外活动的经历使他对人们能够从事而他却再也不能从事的户外活动描写得更为栩栩如生。

《庞蒂亚克的阴谋》出版的时候帕克曼还不到30岁，但该作品从开始的文字中已展现出一种权威的语气，这一点可以从他论及大英帝国的北美属地在七年战争(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1754—1760)中击败法国的意义时略见一斑：

征服加拿大是美利坚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一个事件。它改变了这个大陆的政治面貌，为英属殖民地的独立铺平了道路，将大片内陆土地从军事专制的统治下拯救了出来，并且最终将他们交由秩序井然的民主国家治理。然而，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红色印第安人来说，其结果却完全是灾难性的。

帕克曼具体谈到了其权威性的几个来源——他研究了档案材料，掌握了印第安人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并且亲自到“记录在案的所有主要事件发生地进行考察”。而且，帕克曼将这几卷著作献给了哈佛大学校长贾雷德·斯巴克斯，这表明他不仅与权威研究机构关系密切，而且他还掌握进行美国历史研究的丰富档案和考古资料，因为斯帕克斯对于建立这样的资料基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是，帕克曼著作权威性的最重要来源却只字未提。其实，帕克曼在写开头这段文字时所采用的知识，以及统领后来七卷(写完那个世纪的剩余岁月)的知识，既非源于过去，亦非源于他的个人经历，而是源于对未来的知识。作为构成美国“独立”与“民主”目的论的一部分，他“致力于描写最终走向灭亡的美国丛林和印第安人”。与他的知识形成对照的是，印第安人的“无知”导致了他们面对“种族的灭亡”做出一番“垂死挣扎”，而这一切是“任何人类的力量都无法逆转的”。尽管在帕克曼进行写作的时候，印第安人和丛林都幸存了下来，但是他先知先觉地理解到统治和开化这个大陆是美国的使命。帕克曼从库珀和班克罗夫特那里汲取了灵感(在第一章有所论及)，可是发现两者在民族叙述的框架内都不太有力，而他们三人的作品都使用了民族叙述形式。

帕克曼对面临末日的民族和往昔的地貌有一种虔诚的责任心。庞蒂亚克(Pontiac，约1726—1769)是渥太华人(Ottawa)的酋长；他的“阴谋”就是试图在1760年团结起西部边疆所有的印第安部落，协调他们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这位“勇敢的伟人斗士”率领印第安人抓住可能获胜的最后机会，英勇抵抗。然而，这段“宁死不屈的英雄主义故事”却被“埋没了”。帕克曼力图使之“重见天日”。他不仅仅要恢复这段故事的本来面目，而且还要对其进行加工提高；他所进行的工作不是保守的，而是谋求进步的。帕克曼得知这一历史事件时，有关材料是以蛮荒之地的面貌出现的，“无人耕种，无人开垦。”要想“建造”自己的著作，帕克曼必须“像一位边疆定居者那样……劳作，砍倒大树，烧掉矮树丛，清理出空地，将树干砍成能用的形状”。帕克曼艰难的写作过程重复了定居者的劳作，但这也意味着当他试图让人们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每写一笔都像斧头在舞动，再现了丛林的末日。这种矛盾来自于帕克曼对自己社会文化立场的理解。作为一位美国白人，他站立在了印第安人的对立面：“在印第安人刻板乏味、顽固不化的本质里没有一丝进步的因素。印第安人不会接受改良的建议。”一个白人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适应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而印第安人却太单纯了，不会利用库珀所谓白人赠予的“礼物”。

《庞蒂亚克的阴谋》的独特题材使其拥有了无尽力量，而且使人极感兴趣：这一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发生不久，仍有可能搜集到有关的传说，而且与英国、欧洲的历史题材大相径庭。新大陆更新了历史的题材：“在美洲，战争表现出了一种全新而且显著的特征。”“在欧洲古老的战场”上，“人们所熟知的暴力和恐怖手段”翻来覆去，“代代相传”，而帕克曼可以不必再去描写那样的战场。帕克曼与比较平和的班克罗夫特不同，但却与库珀的相似之处颇多，他在美洲的暴力和恐怖之中没有找到自由，却发现了某种新鲜的东西在蠕动。美洲的“西部乐园”也“不能摆脱亚当招致的诅咒”：这里的“莽原”形成了“壮观的角斗场”，“在原始丛林的阴影里，军队与军队展开角杀”。

在叙述过程中，这种场景，这片“充满善与恶的土地”，比任何一个人物出现的次数都多，因为这里的战事遍布整个边疆。此外，文献材料有限，也难以让庞蒂亚克总是处于叙述的中心，扮演其“丛林悲剧的野蛮英雄”，“丛林乐园里的撒旦”(帕克曼不时给庞蒂亚克的称号)等角色。结构的不一致性还表明作品在价值观念组合上存在不一致。将庞蒂亚克想成撒旦式的诱惑者，一是赋予了莽原以纯洁性，二是强调了印第安人与莽原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其他时候会被否认。因为这片土地也“不能摆脱亚当招致的诅咒”，而印第安人与这片土地浑然一体。在第一章的高潮，帕克曼用较长的篇幅介绍印第安人的生活和特征，他称印第安人与丛林不可分割，是“难以驯化的莽原之子，永远离不开那粗犷的母亲的乳汁”。

帕克曼对印第安人一直持有一种文明人、胜利者的蔑视，不过他又一直对印第安人所体现的粗犷着迷。他采用的意象缺乏一致性，往往从一方转到对立的另一方。例如，他说，印第安人顽固不化，是其面临末日的原因之一：“印第安人性格顽强，坚如磐石”；然而，印第安人之所以面临灭顶之灾又恰恰是因为他们徒劳而且无知地去反抗“盎格鲁—撒克逊人坚如磐石的力量”。书中写到印第安人杀害了一名教师、九名学生，帕克曼称其为“魔鬼一般凶残，在战争编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暴行”。但是不久，读者就发现这种魔鬼一般的凶残并非绝无仅有。一位名叫欧文斯的白人与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并与印第安人结婚，后来，他杀死了自己的印第安妻子、自己的孩子，还有几个印第安伙伴，回到了文明世界。他带回来的每一个印第安人头皮都为他赢得了奖金。帕克曼写道：“白人的野蛮暴行登峰造极，甚至使印第安人最残忍的暴行相形见绌。”这仅仅是“许多事例中的一件”。

由于书中写到这类暴行，而且书的主题是印第安人的灭亡，因此，帕克曼所写的历史要比班克罗夫特所写的更具“悲剧性”，而且帕克曼蔑视那种“多愁善感的仁慈”，一厢情愿地认为故事的结局可能会有所不同或皆大欢喜。帕克曼像班克罗夫特一样，完全依赖于美国命运的叙述模式，不过，帕克曼对这种模式并不满意，不愿用现在或将来的辉煌来淡化过去的暴行。在帕克曼看来，文明化既是美国白人的命运，也是美国印第安人的命运。帕克曼让庞蒂亚克复活了一次，不过在书的结尾，庞蒂亚克再一次被埋葬(在今天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St.Louis])。庞蒂亚克1851年这次下葬与1769年他惨遭杀害时的情形大相径庭，在描写这一反差时，作者用不无讽刺的笔调写道：“既没有土丘又没墓碑，埋葬庞蒂亚克的地方没有任何标记。一座城市在这位丛林英雄的身上拔地而起，权作他的陵墓；他所深恶痛绝的民族无休止地践踏着他那被人遗忘的坟墓。”

《庞蒂亚克的阴谋》以讽刺的笔调结尾，与此相反，《汤姆叔叔的小屋》则以对未来的展望收笔。庞蒂亚克死后被人遗忘、受人羞辱；在《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开头，汤姆是在肯塔基州的一间小屋被卖出的，在书的结尾，这间小屋依然存在，犹如纪念堂。卖掉汤姆的奴隶主的儿子是位废奴主义者，他对获得解放的那些认识而且热爱汤姆的黑奴说：“每当你们看到汤姆叔叔的小屋时，就要想一想自由来之不易。”这部虚构的作品最后一章题为“解放者”，与威廉·劳德埃·加里森20多年前创建的废奴杂志相呼应。该章节的标题既可指解放众奴隶的主人，又可指以爱心和抗争将主人从蓄奴制度解放出来的奴隶汤姆。汤姆的行动是以解放人们灵魂的基督为楷模的。

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基督教往往被认为是封闭性的，因为它在天启里预言时间的终结；而作为帕克曼民族叙述形式基础的社会科学信念则被认为是开放性的，因为文明的发展是没有具体期限的。然而，与《汤姆叔叔的小屋》相比，《庞蒂亚克的阴谋》却更具“封闭性”。帕克曼对于文明与种族之间关系的断言使人类的任何干预都无法改变印第安人的灭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过去总是无法逆转的，但是在帕克曼看来，庞蒂亚克从来就不曾有成功的机会。斯托则面向未来，她认为未来是人们现在进行选择和采取行动的结果。她焕发了基督教内部的激进潜力。

在“结束语”中，斯托的笔触从以完成的小说作品转向了联邦的历史存在。她在结尾警告人们当心“全能上帝发怒”，但是她所要传递的信息却是：通过“忏悔、正义和怜悯”“来拯救联邦”还为时不晚。如前所述，《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最后一章是以重复书名结束的。在这一点上，斯托与霍桑有相似之处，在霍桑的《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中，书名所指的住宅也作为了他这部罗曼司的结束语。然而，斯托并不满足于文学叙述中的审美结局，尽管读者在想起小屋时，也会想起“创造”它并以它命名的作品。最后一章完成了，斯托开始写作补充性的“结束语”，来处理霍桑本想在序言中澄清的问题。她说，有很多人写信来询问“这部小说描述的是不是真人真事”。就像帕克曼所写的历史，斯托的小说也主张事实的权威性，而不是想象的权威性。尽管它们差异迥然，但它们都对国家的命运作了陈述。

要在国内赢得更广泛的声誉，斯托首先要解决一个极难处理的措辞问题，因为她是在一个党派杂志上以写作当时最为热烈、最招争议的问题而开始小说创作的，而这一问题在国内舆论界是被严禁谈论的(见第四章)。当《汤姆叔叔的小屋》辑书出版时，它为小说销售创造了新的纪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南方竭力封禁该书，但它仍然在南方广受欢迎。出身于南卡罗莱纳种植园贵族阶层的玛丽·伯莱金·切斯纳特在内战时写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日记，这些日记中对奴隶生活的真实描述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提供了不少素材。斯托在文化上的大胆举动证明了当时全国舆论界的自由仍然要比既定政党允许的限度要多。斯托的榜样重新激起了自由土地上的废奴冲动，并且为共和党的组建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在那个世纪结束前的时间里正是共和党为民族叙述做出了限定。但是斯托本身采取的是一种坚决反政治的策略。在描述“马萨诸塞州的农夫”、“纽约的市民”、“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人们”和“南方的绅士和贵夫人们”时，斯托依赖的是她早已与读者建立起的一种基本关系，她的身份不是立法者，甚至也不是选举人，而是“美国的母亲”。由于妇女被排斥在政界之外，所以这使得斯托有可能通过一种非政治的方式来与她们探讨在政治上被禁止的问题。

19世纪时，因性别不同，男性和女性的活动和价值截然不同。男性活跃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女性则主要局限于家庭“领域”——即“人”的价值存在的地方。在斯托的这本书中，有一个题为“看起来参议员仅仅是个男人”(In Which It Appears that a Senator Is but a Man)的章节，这一章最集中体现了全书所有的写作技巧。这个标题可能会出现在讽刺作品中，用来描述一个高谈阔论的政治空想家受贿的场景(“男人”这个字眼就暗指人类的弱点)，或者甚至是在利用性别优势(“男人”就暗指道德脆弱性和男性的社会权威性)。斯托将“参议员”降格到“男人”的地位不仅无损于男性，相反却有益于他们。面对面的、充满关爱的责任感代替了抽象的条文主义。书中，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虽然参与立法，禁止援助逃亡奴隶，但他仍然帮助伊莉莎和她的孩子出逃。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他批评那些“情感脆弱”的人，指责他们会因为几个可怜的逃亡奴隶而损害国家利益，但“现实中的苦难的魔力”却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正如斯托后来指出的那样，肯塔基州的许多南方人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也像密西西比州人一样援助逃亡奴隶。

这种使人从政治性到人道性的转变是通过妇女的力量(或称“影响力”)来实现的。参议员的妻子本来就富有同情心，当伊莉莎问她：“太太……你有没有失去过孩子？”时，她也被彻底地打动了。与帕克曼描述的荒野不同，死亡在这部小说里建立了过去与现在以及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我们也穿越了阶级、种族和性别的界限，“体会到了一种悲痛”。这种“融合”的感人主题和写作技巧将《汤姆叔叔的小屋》与加里森似的废奴主义区别开来。在加里森的眼中，宪法与蓄奴制有着不光彩的妥协。

斯托将政治修正为人性的思想也影响了乔治·哈里斯的故事，他勇于挣脱枷锁，并敢于武力反抗，身上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男性气概；而汤姆则带有基督教的消极无为色彩，甚至连他的反抗也带有女性化的脆弱。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人革命性的自由价值观念激励了乔治。他当着南方白人的面把他们的“独立日演讲”抛到一边，因为宣言所主张的价值与他作为一名奴隶的处境格格不入，他抛弃了美国去追求自由。斯托对他的处境进行了一番思考：“自由——多么让人激动的字眼!……其中除了名义(一种华丽的辞藻)之外还有任何东西吗？……对于你们的父辈来说，自由是一个国家得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权利。对(乔治·哈里斯)来说，这是一个人得以成为一个人的权利。”这里，她将集体的政治权利重新阐释为个人的人权。

作为民族叙述策略的一部分，斯托尤其注意不给新英格兰不太恰当的特权。书中，位于红河边种植园的主人，即那个指使人把汤姆打死的西蒙·莱格利就来自新英格兰。能对斯托的立场提供更有利支持的是佛蒙特州的奥菲利娅小姐，她是圣·克莱尔(汤姆在新奥尔良善良的主人)的侄女。奥菲利娅是个废奴运动的理想主义者，但一开始时她缺乏对人性的理解和热情。对斯托来说，结束蓄奴制唯一需要人们去做的一件事便是：“感受正义”。既非北方人又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奥菲利娅没多久就做到了这一点。

奥菲利娅小姐在早先与表妹的谈话中并没有应和斯托的观点。那时她宣称：“这太恐怖了!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她伪善的正直感在早先与别人的交谈中显露了出来。她说她无法想象有哪一个白人(更不用说她自己)去亲吻一个黑人。当她担负起照顾托普希的责任时，她觉得自己对“对黑人的偏见”可以隐藏起来，虽然“她连那个孩子碰她一下都无法忍受”。只有当小艾娃死后，奥菲利娅感觉才获得一些突破，使她有足够的可能去关爱托普希，而她那种对爱的执著也的确让人感到震惊。为了解除托普希的奴隶身份，奥菲利娅首先必须成为她的主人，这样她才能带着她到北方后再解放她。为了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废奴主义，而不是像有些开明的新英格兰人那样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心地善良，奥菲利娅不仅需要同黑人建立个人的、情感上的联系，而且还要熟悉蓄奴制与法律和制度的关系。

奥菲利娅坚持立刻得到解放托普希的文书，“因为现在是办成这件事的唯一时候”。所以，在圣·克莱尔令人震惊地突然死于一场意外事故之后，托普希成了唯一在家族分裂中得以幸免的奴隶，而汤姆则被卖给了莱格利。尽管圣·克莱尔有善良的初衷，但他“对现状深深地厌恶”。他聪敏而又偏激，敏感而又悲观，自满而又多疑，斯托对这个敏感的旁观者批判之余又不乏同情。旁观者这种人物在霍桑的文学叙述中至关重要。圣·克莱尔“不是演员，也不是改革家”，但他对内心的挖掘很深刻。在他的自我中，他是个反对现实的人，但他自主的代价便是使自己成为他所在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名“自然旁观者”。所发生的一切令人恐惧地证明了奥菲利娅的判断：“要让一个有恶意的人不伤害人是不可能的。”

斯托的作品秉承了由来已久的激进感伤主义传统。在《德雷德》(1856)中她对奈特·特纳故事的小说版本做了评论，并指出“在所有专制制度看来”，《圣经》中“总是充满了暴力运动”。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它就宣扬在世间苦难的人们中保持个人情感的价值和精神尊严，这被看做是对统治阶级的挑战。即使是在斯托的故事中，人们遵循耶稣的教诲，使关爱成为脱离政治纷争的一个途径。在斯托以后的年代中，费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写于1887年《道德的系谱》(Genealogy of Morals)一书中对“禁欲理想”作了分析，并追溯了从圣保罗时期开始“奴隶”道德成为一种颠倒的等级秩序的过程，尼采自己不喜欢这个进程。从罗马时代后期到现代的西方史中，“主人”道德被边缘化，演变成了民主的人道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弱者战胜了强者。情感并不是唯一的策略，但它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8世纪出现的情感小说和戏剧是新兴社会阶级对传统统治阶层地位和价值观念的挑战。其中在国际上来说最为成功的是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写作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 1748)，在小说中，一个田产丰厚的贵族拉夫雷斯(Lovelace)强奸了一个富商的女儿克拉丽莎(Clarissa)，而前者本来是有可能与后者结为夫妻的。故事的结局对拉夫雷斯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克拉丽莎而言虽然有些悲惨，但却是一种楷模般的道义上的胜利。斯托在1853年发表了《答辩》一书，为她在《汤姆叔叔的小屋》刻画的黑奴形象作了引证。其中斯托提到了劳伦斯·斯泰因(Laurence Sterne)和查尔·斯·狄更斯这两位在情感作品创作方面的文学前辈，并指出读者能够体会到他们作品的社会意义。斯托认为，狄更斯的作品所取得的效果也就是她竭力要在自己对“平民生活”(就像《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标题一样)的描述中想取得的效果：“狄更斯的作品在伟大尊贵的胸怀中唤起了对平民的博爱精神。”与此相对应的是，伪善的玛丽·圣·克莱尔要求别人尊重她作为女性和母亲的情感，但她却不认为自己的奴隶也能得到相同的待遇：“黑鬼不可能会有我这样的感情。”

19世纪，先前从情感出发进行争论的团体在实现他们的许多目标后，开始变得不近人情起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自由经济以及后来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就在帕克曼的作品中出现过)都宣称抵制帕克曼提出的“情感博爱主义”。如果说感知看似柔弱的话，可是没有感知却未免太残忍了，而且新的统治阶级也并没有完全抛弃情感。在国内情感遭到了孤立。斯托的策略是要使这个高尚但却被边缘化的价值观发挥更加有力的作用，从而使包括妇女以及其他所有阶层和种族的“人性”观念焕发光彩。

《汤姆叔叔的小屋》最初是在杂志上连载的，当时它的副标题曾是“被看做一件物品的人”(The Man Who Was a Thing)。该书定稿的副标题中的“平民”一词揭示了此书的情感倾向，同样，这个最初的版本也揭示了斯托分析的系统性。斯托向同胞发出的言辞恳切的呼吁强调，作为一个南方人并不比北方人逊色。奥菲利娅的例子说明，从个人关系上来说，南方白人可以比北方白人更友善地对待黑人。与为个人开脱相反的是对国家的谴责：蓄奴制之所以能得以延续是因为它已成为标志联邦的整个经济、法律和宗教体制的一部分。宗教允许奴隶驯从主人，法律不准奴隶享有权力，而经济又使奴隶的身体商业化，所有这一切都共同使人成为“活的财产”。通过这样一种程序，如果一种体制真的“专制”，就会对社会中不公平的现象听之任之，这时就只有用个人的道德来约束了。现存的体制没有对莱格利这类人的奴隶提供保护；对于一个独立种植园的园主来说，即使是大众舆论也无法企及。虽然莱格利这个恶棍在精神上遭受着折磨，但他却讲出了一套很符合市场规则的话来，这对斯托的创作意图来说非常重要：“我不想节省黑鬼。用光，再多买些……让你省不少麻烦，最后奴隶价格会越来越低。”

当汤姆被残酷地殴打时，他已经没有经济价值了，成了一个废物：“破损的机器碎片，用烂的一堆棉絮”。蓄奴制度越符合当时理解的最理想的市场规则，它就会变得越发野蛮：“当与金钱相比时”，“任何联系、责任和关系”都不再算做什么。这就是“金钱交易关系”的力量。对于这种关系，托马斯·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 1843)中谴责过，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费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1848)中分析过。《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前几页中，当汤姆的主人与奴隶贩子谈论卖掉汤姆时，他解释了自己犹豫不决的原因：“我不想与自己的任何一只手分离。”这些措辞有力地揭示了人的身体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对立。作为一名工人，一个人是一个“帮手”，但读者也可以把这个“手”理解为肢体的一部分，这句话就展示了一幅可怕的自残场景。斯托希望通过让人加入基督教来恢复这种感觉。

20世纪的非裔美国人对斯托这种激进的基督教思想反应不一。“汤姆叔叔”已成为称呼一种驯服忠诚或是奴颜婢膝的黑人的贬义词。这个术语首先在1922年被记录下来，由非裔美国劳工运动积极分子A.菲利普·伦道夫(A.Philip Randolph)使用过。当时他是用这个术语来与“新黑人”进行对比，乔治(George)的世俗解放模式应该说毫无疑问更具吸引力。然而，“汤姆叔叔”这个术语在当时由于人们的使用而被人人贬低，远远超过了斯托的使用而对其造成的贬损。斯托笔下的汤姆叔叔并不像现在一些所谓的汤姆叔叔那样步履蹒跚，额发下垂，笨拙得像个小丑，或是竭力来阿谀奉承。他一次次地拒绝逃跑，但却总是为了让其他黑人能够脱逃，他的死使他好久以来对莱格利进行的反抗斗争达到了高潮。这就是斯托在《答辩》中对这个人物的阐释，也是这本小说所塑造的形象。斯托的非暴力抵抗设想与她同时代的亨利·戴维·梭罗的想法一致，而且也与20世纪的甘地(Gandhi)和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尝试相呼应。

汤姆叔叔的共鸣

《汤姆叔叔的小屋》为由迈克尔·贝尔所评论的最为畅销的情感小说赢得了读者并确定了相应的惯例。小说出版后的十年中，地域叙述、个人叙述和文学叙述继续繁荣，而该小说也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叙述形式。例如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写作的开创性的地域叙述小说《铁磨坊中的生活》(Life in the Iron Mills， 1861)；哈里叶特·A.雅各布写作的有关蓄奴制的主要女性个人叙述小说《女奴生活纪事，自己撰著》(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Written by Herself， 1861)；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他1855年写作的《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一书的基础上所做的诸多修改；甚至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文学叙述小说《皮埃尔》(1852)，这些书中都有斯托作品影响的痕迹。

戴维斯30岁时相当成功的处女作《铁磨坊中的生活》于1861年4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出版，当时内战刚刚爆发。故事未具名称的发生地点是以戴维斯的家乡——弗吉尼亚州的威灵郡为原型(现在的西弗吉尼亚州)的。戴维斯将注意力从家乡的蓄奴制转移到了越来越广为人知的劳工奴役上来，就像乔治·费兹修在自己创作的因同情南方而颇招争议的小说《全是食人生番!或，没有主人的奴隶》(1857)中所描述的那样。戴维斯以描写“平民生活”中的社会问题为地域叙述札记注入了新的内容。斯托曾率先描述“平民生活”，而这一题材在英国早已有很多人进行关注了。在《玛丽·巴顿》(Mary Barton)中，英国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描述了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她先于斯托表达了一个中产阶级妇女会对人类灵魂展示出的真挚的基督教式的同情。现存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减轻人类苦难的意愿。不论是在对城市产业工人的关注方面，还是在至关重要的作品结构方面，与斯托相比，戴维斯还是与盖斯凯尔更为接近：《马丽·巴顿》和《铁磨坊中的生活》都以一个工人对他的雇主犯罪所引发的司法事件而展开情节的。

一位有抱负的年轻作家写出的作品尤其能说明文学体制中的社会思潮。创建于1857年的《大西洋月刊》自1859年起就由霍桑的出版商詹姆斯·菲尔兹编辑，它连载了斯托的新英格兰历史小说《教长的求爱》(1859)。但当时在月刊上发表作品次数最多的还数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博士——一位医学教授、散文作家、小说家。在既关心艺术又关心社会问题的读者看来，戴维斯的小说既有霍尔姆斯的儒雅，又有霍桑的理智，而且还不乏斯托的真诚。这是个很艰难的任务，而且也很难设想戴维斯竟然没有按照“乔治·艾略特”(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的模式就完成了这一任务。乔治·艾略特的作品本身就受到过斯托的影响，它们于1858年开始在英国出版。艾略特的小说《弗罗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 1860)既涉及上层文化，又对被“物欲”扭曲的生活致以同情，且对似曾相识的场景作了许多能引起感官共鸣的细节描述，为叙述的丰富性做出了榜样。与艾略特一样，为了使叙述显得更加成熟，戴维斯将主要情节放在了30年前的过去，虽然说这个情节仍然还有着迫切的重要性，这一点就与斯托和盖斯凯尔截然不同。

《大西洋月刊》的读者比《国家时代》的读者素养更高。戴维斯并不把读者笼统地称做“母亲们”或“农夫们”，而是把他们一个个称为“业余心理学家”(霍尔姆斯式的有教养的科学家)，或者称为超验主义者、“自我主义者”、“泛神论者”、“阿米尼乌斯派教徒(Arminian)”。尽管圣经文献对戴维斯来说就像对斯托和盖斯凯尔一样重要，但是她的读者还是需要进行大量的深入研究，就像艾略特的读者所要做的一样。戴维斯的小说中有法文和拉丁文短语，也引用了但丁、歌德和其他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她在描写运转中的机器时写道：“发动机在悲泣，在尖叫，一如‘痛苦的神灵’。”这句完美的抑扬格五音步诗行具有讽刺意味地暗示了约翰·济慈的一首中世纪艳情罗曼司《圣阿格尼斯节前夜》(The Eve of St. Agnes， 1819)中的诗句：“音乐在冥想，就如一位痛苦的神灵。”

叙述者模仿《航海两年》中的理查德·亨利·达纳向对读者发出号召：“我要你们掩饰起自己的厌恶之情，不要在乎干净的衣服会被弄脏，径直跟我下来吧。”但叙述者保持着一段思考的距离，而非积极地扮演“个人”叙述者的角色，或是像斯托一样独树一帜。叙述者对劳动人民的看法在唯美和科学之间来回波动，永远没有像斯托那样充满激情。他们只是一个“镜像”，一个“符号”，他们仅提供了一个供“阅读”的“表征”。总之，戴维斯要求读者们对作为故事叙述中心的工人—艺术家—罪犯进行“评判”：“要公正——不要像人类法律那样只抓住一个孤立的事实，而要像上帝审判天使那样。”而斯托会说：“不要去评判别人，以免别人也来评判你们；”爱才是神圣的使命。《铁磨坊中的生活》里的宗教远没有《玛丽·巴顿》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宗教那样发挥积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和斯托的作品一样，戴维斯的作品中也有一位理想化的信仰贵格教的女性人物，但这个人物要到最后才出现，帮助那位劳动妇女赎清罪过，却以失去心爱的人为代价。故事以上帝的“黎明即将出现”的诺言结尾，但是这个世界似乎毫无改变的可能。在编辑詹姆斯·菲尔兹为该作品命名之前，戴维斯曾建议定名为《超越》(Beyond)，这与斯托或盖斯凯尔的宗教无处不在的信仰大相径庭。

像宗教一样，艺术也可以提供一种“超越”。戴维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标题是《克沃女人》(The KorlWoman)，因为书中的一位工人休·沃尔夫(Hugh Wolfe)曾用一种名为“克沃”(korl)的废料制成塑像。当一群尊贵的客人穿过工厂时，他们看见了这个“裸体的妇女形象，身体因劳作而强壮粗糙，强健的四肢中充满着强烈的渴望”，也就是叙述者后来所谓的“极度的需求”。在“绅士”米切尔(Mitchell)和“有艺术感”的休之间出现了一种无法言表的相互理解，但两人都无法对此做出解释。米切尔坚持认为：“改革来源于需求，而不是怜悯”，所以它只能来自于被压迫阶级，而不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小说没有直接质疑这种对需求的界定，也没有暗示沃尔夫或许会提供一些米切尔以及小说读者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带有讽刺味道的阅读是可能的，却只不过是违背了小说的原意。

当这群人围着雕像进行讨论时，黛博拉(Deborah，“Deb”)(一个身体畸形却疯狂地爱着休的工人)偷了米切尔的钱包并把它送给休，以使他获得因贫穷而无法享受的自由。这是休生命中的“危机时刻”，而小说断言休在选择接受钱的时候“失去了胜利的机会”。我们可以读到，休“并没有欺骗自己”，他承认，“偷窃!这就是偷窃”；然而，他却希望此事能带来好运。但是，他却被逮捕并被判19年监禁，最后自杀身亡。推动小说的动力依靠于统治阶级的力量。正是执法体系才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一个悲剧。米切尔是个纯理论的唯美主义者，在与工厂主交谈时，对后者赞美“美国体系”的言辞反应冷漠，然而，实际上他却拥护那个执法体系，将休告上了法庭。尽管小说对具体的司法审判程序不置一词，但它的结构要求犯罪之后必然是惩罚。

就像米切尔一样，工人艺术家休也置身于毁灭他一生的体系中。在关于“美国体系”的交谈中，“金钱”似乎能够“治愈这个世界的所有病症”，这让米切尔非常反感。黛博拉听到谈话后便不由自主地偷了钱包，金钱所激起的“权力意识”也诱使休产生了对“自由”的幻想。艺术似乎可以表达一种对超越的“需求”，而对孤立的个人而言，宗教可以实现他的这种需求，可是“美国体系”却根本不会因此而改变。对早于戴维斯十年的斯托来说，若法律维护的是一个不道德的体系，那么小说没有必要去惩罚那些违反这种法律的人。而对生活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霍拉旭·阿尔吉来说，黛博拉的偷窃可以给休带来生活的新开端，休可以把钱包归还原主，以此获得米切尔的资助。戴维斯却无法将普遍存在的焦虑或幻想作为解决方案，因此她超前地为这篇有力而复杂的小说设计了一个绝境，这种绝境到世纪后期才为许多严肃而自觉的作家广为采用。

哈里叶特·雅各布在自传体小说《女奴生活纪事》中所叙述的“危机”与戴维斯为休设计的危机截然不同。雅各布的选择涉及的是道义和策略，而不是法律。对她以及同她一起逃亡的奴隶来说，自由的绝对条件就是违反法律，通常也需要联合其他人一起犯罪。法律对奴隶主财产的保护是“强盗制订的规矩，他们的权利我们没有必要去尊重”。她自己与孩子们的长远幸福取决于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力量间的斗争：“我的主人有权力和法律保护他们；而我有坚强的毅力：两方势均力敌。”因为她的生活从没有得到过法律的保护，一旦拥有了法律权利，她就格外珍惜。她到英国当保姆时，发现即使是“最穷的”农夫也比“美国境遇最好的奴隶”富裕，这是因为“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他们读书写字”，而且他们“寒酸的”房舍也“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尽管雅各布对用钱来赎买自由的做法深恶痛绝，但她还是承认只有完成了“恰当的法律手续”，她和孩子们才会有人身安全。她的小说“并非以通常的方式，即婚姻”收尾，而是“以自由”终章。但在自由来临之前，雅各布必须首先要知道一个消息，虽然这是个好消息，然而，她在听到它时“仿佛被击打了一般”：“就这样我终于被卖掉了!”

作为一名母亲，雅各布在写作时希望“唤起北方妇女”去了解南方“两百万”女奴的处境，她们仍然在遭受着痛苦，就像雅各布以前那样。斯托在描述“家长制”下父母对子女关爱的脆弱性时，字里行间充满着同情。雅各布的个人陈述正响应了斯托的看法。雅各布并没有以婚姻作为小说的结尾是因为她自己从没结过婚，她对自己未婚妈妈的社会地位深感羞愧，因此决定以虚构人物琳达·布伦特来展现自己的故事。尽管从传统道德标准上来说，她可能被称为“放荡”女人，可是在她的小说中，家庭成员间的关爱已成为她生活的主要方面。她真实而怪异地描绘出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在她自己的一半天地里的完美角色，这是她的小说最令人惊异之处。整整七年，当别人以为她早就出逃追寻自由的时候，她却待在家乡，隐身在祖母玛莎婶婶(Aunt Martha)的小屋阁楼里。这种可怕的禁闭是她获得自由的必要前提。

雅各布的祖母是一个自由的黑人业主，在她的家乡北卡罗莱纳州(North Carolina)的伊甸顿镇(Edenton)德高望重。(虽然伊甸顿这个地名听起来极具象征意义，可它却并没有出现在雅各布的小说中，只是由现代研究者发现的。)在雅各布逃亡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一个终生与她祖母相识的白人妇女主动把她隐藏起来——正如斯托所推测的那样，即使在南方也会表现出妇女间的姐妹之情。雅各布在伊甸顿强烈地感受到了社区的正义感，但同时也体会到了蓄奴制的弱点和弊病。1831年奈特·特纳暴动之后，即使在白人治安联防的恐怖时期，雅各布一家人也深信(而且不无道理)“我们身边的白人家庭会保护我们”。据说老祖母曾“挥舞手枪追赶一个白人绅士，因为他侮辱了她的一个女儿”。雅各布从12岁起就经常遭受她所在家庭主人的性骚扰，这时祖母的正统性道德观念就为她提供了保护。尽管雅各布断然拒绝，尽管主人的妻子对她嫉恨不已，大众舆论阻止了主人举起的皮鞭：“在我生活的小镇上人人都互相熟知，对此我是感到多么高兴啊!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偏僻的种植园里，或者迷失在一个拥挤城市的茫茫人海中，那我就不会活到今天了。”

“琳达”15岁时医生开始着手为她建造一间“孤独的小屋”，使她完全与城镇隔离而无力与医生抗争，这时便引发出了“危机”。用琳达的话说，最糟糕的事情是这个医生因廉价出售他的“受害者”而臭名昭著，甚至连“他正在待哺的孩子”也不放过。这时一个“有教养、有风度”、有同情心的白人绅士注意到了她。虽然琳达认识到他感兴趣的只是性，但她觉得“如果一个人爱你却不会来控制你，那也有种类似自由的感觉，如果他以爱心和依恋赢得了对你的控制，那则另当别论”。正是他的这种依恋使琳达能够提出“好好抚养(他们的)孩子”的要求。“(她的)脑海里整天在想着这些问题”，最后，琳达放弃了强奸的想法，而是决定去引诱他，并“轻率地采取了行动”。与戴维斯笔下休步入犯罪时的“飘忽不定的环境”以及休的犯罪(与其说是越轨，不如说是没有采取措施弥补错误)本身不同的是，琳达是自己做出选择而行动的，虽然说做出这种选择是很痛苦的。她请求“善良读者”的怜悯，而且承认，“耻辱的记忆将一直纠缠我到死。”然而，她同时也达到了一种独立的认识：“当我平静地回顾此生发生的一切时，我仍然感到人们不应该用普通人的标准来评价女奴。”

在《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中，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认为应该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奴隶的道德。道格拉斯的主人不给他足够的食物，他不得不偷窃来充饥过活。他在1845年叙述中记录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在1855年的修订版中，他又添加了数页对这种偷窃行为的道德阐释，他的结论是：“自由社会的道德标准绝不能应用到奴隶社会中。”如果一个奴隶偷了东西，他只是“拿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他杀了主人，他是在“效仿革命英雄”。道格拉斯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自由选择是所有道德责任的精髓”，因此如果你奴役一个人，“你就剥夺了他的这种道德责任感”。这一说法并不能合理解释任何读者所发现的道格拉斯自己的选择权利(甚至当他还是一个奴隶的时候)，也不能合理解释他赢得的道德声望，不过，作为一种持续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却不失为一种强有力的论据。用斯托的话来说，这不是汤姆叔叔式的，而是乔治·哈里斯式的。在《答辩》中，斯托引述了道格拉斯的1845年叙述来说明乔治的英雄主义是有现实基础的。

与1845年的版本相比，道格拉斯在1855年对自己作品的改动使其在几个重要的方面更加接近斯托的世界。在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十年中，他不再追随加里森的思想，也不再把宪法看做是一种与蓄奴制的妥协，相反，“它从措辞到精神，都是一个反蓄奴制的手段”。因此，他不再寻求解散联邦，而是把自己全身心融入了美国。为1855年修订版作序的不再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温德尔·菲利普斯，而是一位在苏格兰接受教育的黑人物理学家詹姆斯·麦休·史密斯(James McCune Smith)。史密斯这样描述道格拉斯的这部自传体小说：“从这个观点的最完整意义上来说，是一部美国作品，为美国人而作。”道格拉斯1855年版的叙述比1845年的有更明确的民族意识，也更加强烈地趋向于基督教。虽然两个版本都严厉批评了美国基督教与蓄奴制狼狈为奸，但道格拉斯却只是在1855年的版本中提到了他13岁时改信基督教的事。

《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与《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越来越关注家庭事件。在1845年的叙述中，第一章的结尾用五页的篇幅描述了道格拉斯的婶婶伊瑟(Esther)遭受鞭打的情形；而在1855年的叙述中，这个情节被放到了第五章，篇幅扩展为50页。道格拉斯对早期童年回忆和思考的巨大拓展形成了这两个版本结构上独特而且也是最大的区别。在1845年版本中他只是提到一开始他“与祖母住在一起”。而1855年他对此有了更详尽、更具感情色彩的描述，这在文学上颇受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的影响，而在思想上则受到了斯托的影响：

那是个陈旧的小屋，楼上有带围栏的地板和床架，楼下的地面就是普通的泥土……在火炉前有个奇怪的小洞，祖母就将甘薯放在下面，以防止它们被冻坏。这就是我的家——我唯一曾拥有过的家，我深深地爱着它，并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奴隶在幼年时，在还没有经济利用价值时，他可以自由地做“真正的男孩”——那是美国的天然象征。在1845年版本中，婶婶伊瑟被鞭打的事件标志着道格拉斯“进入了地狱般的蓄奴制”，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1855年版本中，当祖母在“老主人”的房子里去世后，与祖母分离的痛苦使他“第一次认识到了蓄奴制的现实”。

就像斯托一样，对1855年版本中的道格拉斯来说，蓄奴制的强大现实就是它对家庭的毁灭，它根本无法实行其“家长式的”自我表现。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夺走是蓄奴制的整体策略的一部分，蓄奴制“将人降低到了畜生的水准”。道格拉斯断言蓄奴制成功地“从奴隶的思想和情感上抹杀了家庭作为一个组织所具有的一切公正和神圣的观念”。他只在第一次被带到老主人的房子时才见到哥哥姐姐们，但他无法理解或是无法感觉自己与他们有什么联系：“我听到了‘哥哥’和‘姐姐’这些字眼，我知道这些词一定有它们的意义，可是蓄奴制却剥夺了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在蓄奴制下，道格拉斯那“可怜的妈妈……有很多孩子，但却没有家庭!”在他对蓄奴制的体会中根本没有“家庭的温暖，以及家人的谆谆教导和家人之间的珍贵关爱”。

然而根据他对自己和祖母生活的叙述，这一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在蓄奴制度的压迫所造成的巨大而切实的损害与通过建立联系和关爱而进行反抗时的无穷智慧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这对道格拉斯和斯托而言是一个文本上的问题，而对当代非裔美国人来说则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问题。道格拉斯指出，蓄奴制通过法律手段禁止奴隶间通婚，“这就像废除家庭一样废除了父亲的概念”。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当家庭的确存在时，他们并不是蓄奴制的产物，而是蓄奴制度的反抗力量。”尽管困难重重，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反抗作为一个榜样激励着读者去思考，去行动。

《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同样表达了斯托那样的对情感体验的社会基础和道德教育的整体可能性的强烈关注。道格拉斯期待着当人类的痛苦和尊严面对面相遇时——至少当双方都是男人时——能产生一种转化力量，但他的经历并没有证明这种期望的可能性。道格拉斯改写了自己经历中一段至关重要的插曲，这似乎是直接反映了斯托笔下的俄亥俄州参议员与逃亡奴隶伊莉莎之间的场景。在这次决定性的斗争之前，道格拉斯第一次遭到了驯奴人科维的毒打，于是他跑到主人那里求助。尽管道格拉斯形容可怜，但主人就是拒绝干涉，两个版本中对此都有描述：“我从头到脚，全身都是血。头发里的鲜血和泥土粘成了块。衬衫因为鲜血凝固而变硬。我的腿脚多处被荆棘和蒺藜划得鲜血淋漓。”1855年版本中描述的谈话以斯托的一个假设开始，“当我第一次站在他的面前时，他不可能显得无动于衷。”由“主人”向“人”的突破似乎即将来临：“我清楚地看到他的人性在宣判蓄奴制的罪行，这也使我这类案件有了胜诉的希望。”但后来“人性却在蓄奴制的专政下崩溃了”。当他的主人“开始讲话的时候”，他最初的“义愤”平静了下来。他重复着主人阶级惯常的做法，“不久便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变得像铁块一样冷酷无情”。尽管道格拉斯修改了自己的作品，使之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既具有民族性和国家性又具有情感性，但他还是含蓄地表达了自己与斯托的不同见解。道格拉斯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采用的叙述策略赫尔曼·梅尔维尔也曾尝试过。

《白鲸》出版后不到一年，《皮埃尔：或，含糊莫辨》(Pierre：or， The Ambiguities， 1852)出版，它在表现模式、人物刻画和场景设计等方面都与梅尔维尔早期的作品明显不同。《皮埃尔》不算是个人叙述作品，甚至与《马尔迪》或《白鲸》也不尽相同。它是一部第三人称叙事作品，主要探讨了与书同名的年轻人的道德和心理发展过程。《皮埃尔》参考并借鉴了《哈姆雷特》的风格，以歌德的成长小说典范之作《威尔伯尔姆·迈斯特》(Wilhelm Meister)所开创的文学叙述模式写成。梅尔维尔的海员经历在他的前六本书中已经被发掘殆尽，与它们不同的是，《皮埃尔》将场景设定在国内而不是国外。小说具有双重的内部特征，因为在它的美国场景之中，故事情节产生并且集中在家庭关系的网络之内。就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皮埃尔》也是以一个显然幸福的家庭开始的，这个家庭后来经历了考验，并陷入苦难。小说聚焦于家庭和熟悉的事物，似乎是想吸引40年代(那时梅尔维尔刚刚开始写作生涯)以来就已确定的广大“女性”读者，但是这部小说却没有使她们满意，也没有引起其他读者的兴趣。

皮埃尔生活在理想化的马萨诸塞州伯克郡的乡下，梅尔维尔在创作《白鲸》时曾搬到那里住过。在描述皮埃尔的生活时，梅尔维尔从父母双方富裕、高贵的家族中吸取了不少素材。美国已经通过印第安人出让土地和革命英雄主义建立起了国家的框架，但对这些的关注却由于皮埃尔对“内心世界发展”的问题而黯然失色。皮埃尔深受“家长制”的影响：他的祖父，“德高望重的老皮埃尔”，深受他的“忠实奴隶们”的“热爱”，就像《圣经》中“上帝的牧羊人爱戴亚伯拉罕”一样。同《哈姆雷特》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皮埃尔》的故事情节是从父权制的危机开始的。皮埃尔已故的父亲极受尊敬，最后却发现他在结婚前就生了一个名叫伊莎贝拉(Isabel)的女儿。哈姆雷特不苟言笑的英雄形象与克劳迪斯(Claudius)笑容可掬而淫乱放荡的形象在此被突然结合起来。伊莎贝拉由于得不到承认，现在就在附近过着贫困的生活。

皮埃尔必须决定要不要认他的“黑”妹妹，她的手因“寂寞劳作”而变得“粗糙”。在书中，颜色作为一个代码引发了对蓄奴制的叙述，而兄弟姐妹之间的社会差距则令人想到了同年出版的《福谷传奇》，在该书中，塞诺维娅极尽奢华，而她的妹妹普利希拉却靠缝纫度日，双手因劳作而十分粗糙。皮埃尔的疑问主要涉及情感语言方面。他是会变得“自私冷酷”，屈从于“传统生活里沉闷的心灵空虚”，还是会选择“救世主”或“精神”？伊莎贝拉虽然满头卷发，但她绝不是“蛇发女怪”。蛇发女怪会把人变成石头，但伊莎贝拉的面容则能让“白色的大理石变成母亲的乳汁”——把传统意义上男性的冷酷无情变成传统意义上女性的温柔甜美。皮埃尔选择了精神，“因此，在狂热的责任感中，天之子耶稣降生了”。

大体上来说这本书的前三分之一就关注了这些问题。然后，另一种探讨心理的方法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并改变了作品的焦点、重心和基调。例如，叙述者曾经承认，因为伊莎贝拉有惊人的美貌，皮埃尔才更加坚定地决定支持她，但叙述者否认有任何“吹毛求疵”的意图。然而后来小说鲜明地区分出哪些是“皮埃尔的”想法，而哪些是叙述者“关于他的”想法。叙述也不再宣称“宽宏大量”，而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变得更有分析力，更有讽刺性。

皮埃尔越细致地关注个人，他就会越感迷惑。当他无意间觉察父亲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时，他想起了但丁的《炼狱》中从蛇到人不断变换的“两个互相吸引的影像”。后来，故事在皮埃尔和伊莎贝拉的会面时达到了高潮，他怀着一种很难说是兄妹之爱的激情亲吻了她：“然后，他们变了；他们缠绕在一起，就这样无声地站立着。”兄妹两人像蛇一样缠绕结合在一起的形状使他们与名声不好的父亲等同起来。大约在该书的中间部分，有一本稀奇古怪的推理小册子，但还没怎么读就丢失了，其中为解决这些模糊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法：“正是它们的矛盾使得它们一致起来，”可是这句话的涵义却太模糊了。

皮埃尔和他的父亲一样也隐藏了偷尝禁果的经历。当他正沉浸在对过去所作所为的回忆中时，他母亲在提到隔壁农场一个女孩的私生子时严厉的语气让他害怕，并让他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出于这个原因，也为了维护父亲在母亲心目中的形象，他决定不把他所了解到的有关伊莎贝拉的事实告诉母亲。此外，他的牧师法尔斯格拉夫(Falsgrave)(该名字有所暗示)在这个问题上不谨慎，屈从于社会权威，也没有给他提供道义上的帮助。伊莎贝拉的孩子出生后也不足以取得合法地位。为了使伊莎贝拉在家庭内有平等的地位并能得到尊重，皮埃尔决定娶她为妻。但这样做非但没有提高她的地位，反而毁坏了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毁坏了他母亲以及他的白肤金发的未婚妻的名誉。

《皮埃尔》在情节的第一个曲折中以斯托般激进的情感模式批评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在第二个曲折中叙述者批评皮埃尔的震撼传统的“激情”是“头脑发昏”。若没有家庭、教会或国家体制对行为的引导和支持，只凭情感做事是危险而没有保障的皮埃尔在行动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行为的后果，他只是凭着从连自己也“无法意识到”的源泉所生发的感觉来指引行动。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相似，梅尔维尔从两个方面强调了无意识，一个是从动态学的角度——无意识作为一个媒介，构成了事物发展的移置过程，另一个是从地形学的角度——无意识可以被看做空间上的一个区域。哥特式小说中的形象，譬如说坡所偏爱的将未死之人埋葬的题材，可以用心理学理论分析：“当一个人昏迷时，别人会误以为他死了，就把他装入棺材中；所以，当痛苦麻木时，它也会被误以为不会再使人继续感受到，于是便被‘埋葬’在灵魂中”，但是实际上情感是能够幸存下来的。

在与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或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相关的世俗心理思维中，对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所做的彻底分析——在《皮埃尔》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是对人类在社会和政治群体生活中原动力所做的思考。这一传统的形成要部分归功于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分析。虽然梅尔维尔了解并很看重这些著作，但皮埃尔却对此不予理会，径直扎入孤立的状态。《皮埃尔》一书也只是从地形学的角度提供了一些镜像，而没有有关行为的内容。地形学角度中的无意识里有很多极有意义的镜像，儿童在其中的一个镜像中有所见闻但却无法理解的东西会一直保存在记忆中，直到成人后某个经历才使他领悟到其中的意义。一旦掌握“破译密码的关键”，“他狂喜地解读着记忆中最晦涩、最模糊的内容，并把自己彻底搜寻了个遍，找寻还没被发现的材料来解读”。

无意识的文本化表明文学叙述可能成为矛盾存在于统一中的基础。在小说情节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曲折中，皮埃尔不仅成了读者而且还成了作者。他与伊莎贝拉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塞德尔牧场(Saddle Meadows)到纽约做了一名作家，从而开始了新的生活。大概是由于《白鲸》并未获得好评的原因，梅尔维尔很是痛苦失望，因此他与戴克金克们共同置身的纽约文学界在书中被严厉地指责为“文学上稚嫩的美国”。在第二个情节曲折处，叙述者对皮埃尔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相应地，该书与读者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它推出了自己的独立宣言：“我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写作。”要理解皮埃尔变化中的不同“阶段”，读者不能期望叙述者会安排一个“貌似虔诚的主持人”来引导，而要“用你自己的眼光努力跟上他的变化”。读者也被给予了自由。正如皮埃尔打破了家庭间的体制联系一样，梅尔维尔在宣称自己对意识悲剧性探索的权威性的同时也打破了当时阅读与写作体制之间的联系。

然而，为了维护自己作家的地位，皮埃尔总与传统唱反调。他所遇到传统的阻力与当时家庭的阻力一样顽强甚至更加具有破坏力，因为他更脆弱而且更贫困。他的出版商们在给他的信中都写道：“先生：你是一个骗子。你借口为我们写一篇流行的小说而一直从我们这里支取现金预付款，却在我们的出版社出版了一堆堆充斥着狂妄的胡言乱语的废纸。”梅尔维尔的情况与此有些类似。他把亚哈邪恶的洗礼看做是《白鲸》的“箴言”，但这个箴言“是秘而不宣的”。“金钱毁了我”，他在创作《白鲸》时给霍桑的信中写道：“我感到自己最迫切想写的东西遭到了禁止，——这样的东西不赚钱。但我无法以别的方式写作。所以这部小说是七拼八凑的产物。我所有的作品也都拙劣不堪。”当皮埃尔与伊莎贝拉缠绵时，他们像恋人一样纠缠在一起。这也暗示了在《皮埃尔》的最后一部分辛辣的批评家和他的批评对象的结合以及作者和人物的统一。受到蛊惑的作家皮埃尔在创作“明显是作者兼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时受到了作者梅尔维尔的同情，虽然说情节最后以谋杀和自杀等荒诞不经的结局告终。

在《皮埃尔》的结尾处，皮埃尔“永恒的自我”——也是19世纪心理学得以建构的基础：人性——被证实是不稳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思想或行为“只来源于”一个单一“确定的本体”。这种不稳定性也对文学叙述依赖的“独创性”提出了挑战。“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或许可以提供“潜在的无限发展的”美好前景，但当它的表层被剥之后，它的影响也就不复存在了，它最终的主要观点可能会是“虚无且令人震惊”。批评家不大可能对《皮埃尔》的中心思想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界定，因为尽管现在这本书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在当时的读者看来，就像现在的读者一样，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最主要的虚无之处似乎是在相互矛盾的冲动和意图间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而这些冲动和意图在创作过程不同的阶段都发挥着作用。虽然创作过程大部分都没有材料加以证实，但文学叙述的力量能使它依然在这种缺失状态下成形。

皮埃尔看到一幅画之后，矛盾就趋于统一了。画中的人物很像他的父亲，而父亲又对伊莎贝拉出身负有主要责任，但他没有理由相信这就是父亲的画像。它甚至可能也算不上一幅画像，而“纯粹是一部想象出来的作品”。如果这幅画“没有原则”的话，皮埃尔就可能错误地相信了伊莎贝拉的话，如同他以前错误地相信自己具有文学独创性一样，把他们的生活推向了危险的境地。这两个致命的错误为他最后的崩溃埋下了伏笔。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反讽在本书的文学形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原型”在这部作品中意为“模型”，所以它的缺失会对独立的艺术激情力量提供最有力的证明。皮埃尔不仅没有遭受双重的损失，而且还得到了一个重新树立自信心的机会。但他没有能力抓住这个机会，正因为如此，评论界对此书的评论中才没有提及这一点。它也表明梅尔维尔作为此书的作者没有受皮埃尔这个人物的局限，而是从小说灾难的角度建构文学作品的。

当时，无论是从书的销售情况还是从书的评论来看，《皮埃尔》完全是一个灾难。批评家承认相对于早期的作品而言，梅尔维尔当时的写作更接近“坡和霍桑”的风格。他们把《皮埃尔》看做一首建立在“一种新的艺术理论上的散文诗”。但书的结局被评论为“才华的堕落”。与“德国学派”的“粗暴做法”一样，梅尔维尔的文学叙述忽略了“普通的小说读者”。《皮埃尔》中的“超感”令道德之人暴怒，作品本身也成了“彻底的失败”。

文学叙述的绝境

《皮埃尔》所遭受的严重挫折极大地影响了梅尔维尔的创作生涯，因为他需要从写作中获得收入。面对这个失败，梅尔维尔的家人和朋友(包括霍桑)在富兰克林·皮尔斯当选总统后努力为梅尔维尔谋得一个像霍桑那样的官职，但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梅尔维尔似乎在1853年春天完成了一部新的手稿(这部手稿从未发表过，现在也已轶失)，可是哈珀出版社不愿在《皮埃尔》失败后马上出版它。但到了12月初，出版商愿意预付稿酬，请梅尔维尔创作一部关于“猎捕乌龟”的小说。1853年12月10日，一场大火毁掉了哈珀仓库里已装订成册的书和尚未装订的纸张，包括梅尔维尔的早期作品，这些作品若出售的话可以给他带来1000美元的收入。就像梅尔维尔特别需要资金一样，哈珀出版社也感受到了经济困窘的苦恼。他们无法继续这一项目，因此梅尔维尔也没能把书写完。

到1853年底，梅尔维尔为杂志撰稿，开始了他作家生涯的新阶段。从1853年底到1856年，他在国外旅行了八个月，其间在《哈珀新月刊》和《普特南月刊：美国文学、科技与艺术》(Putnam's Monthly Magaz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等杂志上发表了14篇短篇小说和见闻札记以及一篇连载小说。《哈珀新月刊》创建于1850年，以再版当时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作品而一下子赢得了市场。相反，创建于1853年的《普特南月刊》则效仿十年前《普特南美国丛书》，力争把美国作家突现在显著的地位。然而艾弗特·戴克金克早已不再参与普特南的这个美国作家项目了。这个新杂志的编辑有查尔斯·布里格斯、乔治·威廉·科蒂斯(霍桑的一个朋友)、帕克·歌德温和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

这两个杂志都给梅尔维尔每页5美元的最高稿酬。《哈珀新月刊》上刊登了梅尔维尔的七个短篇。《普特南月刊》则分九次连载了他的小说《伊斯雷尔·波特》和其他七个短篇，其中有三篇——《代笔者巴特尔比》、《恩坎特德斯》(The Encantadas)和《本尼托·塞瑞诺》——还在不止一个地方出现。这样，从第一次向杂志投稿到1857年杂志在经济危机时期停刊，梅尔维尔的作品在35期月刊中共出现了21次。《伊斯雷尔·波特》在连载后随即由普特南出书。1856年，普特南的继承者迪克斯和爱德华(Dix and Edwards)作为杂志的主办商，出版了《皮亚萨故事集》，收录了梅尔维尔在杂志上发表的五个短篇。《伊斯雷尔·波特》和《皮亚萨故事集》都收到良好的反响。它即使没有恢复梅尔维尔当初在完成《白外套》后取得的杰出声望，至少抵消了《皮埃尔》出版后给他带来的名誉损失。

梅尔维尔一开始以个人叙述取得了成功，继而在《白鲸》和《皮埃尔》中尝试了文学叙述的手法。此后，他又投入到乡土叙述的创作中。批评家们认为他与华盛顿·欧文、埃德加·爱伦·坡和纳撒尼尔·霍桑等美国乡土叙述的代表作家相颉颃。在创作中，梅尔维尔使用了已获公认的叙述类型：譬如城市人物特写(《巴特尔比》[Bartleby]、《吉米·罗斯》[Jimmy Rose]以及《游手好闲者》[The Fiddler])；乡村人物特写(《雄鸡喔喔啼》[CockADoodleDoodleDoo!]、《避雷针人》[The LightningRod Man]、《快乐的失败》[The Happy Failure])；旅行札记(《恩坎特德斯》)；家庭特写(《皮亚萨故事集》、《我和我的烟囱》、《苹果树餐桌》)以及短篇小说(《钟楼》[The BellTower]、《本尼托·塞瑞诺》)。

梅尔维尔也尝试一种新方法以取得对比效果，这种效果经常在其随笔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有三篇作品就是建立在对英国与美国、富裕与贫穷的双重对比之上写成的。在《穷人的布丁和富人的面包屑》(Poor Mans Pudding and Rich Mans Crumbs)中，作者分别描写了一个被自鸣得意的富人所遗忘的美国乡村贫苦家庭和一群被富人傲慢轻蔑的施舍所激怒的伦敦饥民；美国贫苦家庭在深感自卑的同时又极度自尊，这与伦敦饥民被激起的可怕的力量形成对比。在《两座庙宇》(The Two Temples)中，作者分别描写了纽约一所光怪陆离的教堂和伦敦一座受欢迎的剧院；教堂里荒谬可笑、闹哄哄的气氛与剧院里充满生活气息的热烈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篇文章曾被普特南出版社退回，因为他们担心文中的讽刺与挖苦会冒犯纽约市民。在《单身汉的天堂与少女的地狱》(The Paradise of Bachelors and the Tartarus of Maids)中，作者对比了伦敦一家律师俱乐部里天堂般的舒适和美国一家山区造纸厂中女工所受的巨大痛苦。

相似的对比手法也成为作品结集出版的原则。组成《皮亚萨故事集》的六篇作品充分展示了梅尔维尔运用多种写作模式和场景的能力。正像霍桑在《古宅青苔》中多少反映了其在康科德老屋的生活一样，《皮亚萨故事集》(先前未出版)是在一个与梅尔维尔的匹兹菲尔德(Pittsfield)家乡相似的环境中展开的。它所描述的乡村家庭生活与随后完成的《代笔者巴特尔比》所描述的城市家庭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由后者加强和深化的怜悯之情在前者中早已得到了表现。接下来完成的《本尼托·塞瑞诺》更像是一个故事，而非随笔。场景是几代人之前的海上，着重渲染的是恐惧感，而非同情心。在这则长篇随笔和另一篇洋洋洒洒的《恩坎特德斯》(由十篇关于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的随笔串联而成)之间，是该作品集中篇幅最短小最轻松的文章——《避雷针人》，该文的场景又回到了当时的伯克郡乡间。《恩坎特德斯》更像是作者本人的冥想录，而非游记。文中那些荒凉的火山岛如同掉落在“茫茫大海”中的“炉渣”，象征着一个“堕落的”世界。这部作品集的最后一篇是《钟楼》，讲述了遥远而古老的事情，场景仿佛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它探讨了科技与死亡的主题，有些类似霍桑《艾森·布兰德》(Ethan Brand)的味道。

《代笔者巴特尔比》最初在普特南出版社出版时，被加上了一个副标题《华尔街的故事》(AStory of WallStreet)。故事的叙述者认为，这个故事的部分特殊力量来自于它的场景——在“一座完全被人性化商业机构所亵渎的建筑物”中的“一间孤寂的办公室”，这栋办公大楼是一幢没有一间公寓房的纯粹的商务楼。这是美国城市生活一个相对的新发展，它使此前被分成“公共街道”和“私人住宅”的世界有了第三种空间。这种故事叙述者与城市潜在痛苦生活的遭遇是霍桑的《威克菲尔德》(主要涉及私人住宅)以及坡的《人群中的人》(主要涉及公共街道)的一种变体。代笔者巴特尔比以其“孤独感”为感动叙述者的力量，即他所说的一种“绝对孤独感”，这就像成为“宇宙弃儿”的威克菲尔德或坡笔下的人物，他们大概因为心怀恐惧而“拒绝独处”。

以上每一个人物都引起故事叙述者的极大兴趣，促使他努力去揭示探求人物的秘密。与霍桑和坡不同的是，梅尔维尔使叙述者也融入了故事之中，让他直接与处于痛苦中的对象交谈，而不是像霍桑作品中的那样只是进行思考，或像坡的作品中那样只是进行观察。这就使梅尔维尔的作品少了一些玄学的味道，而多了一些道德的力量。叙述者会问自己：“我该怎么办？”办公室的下一个承租人在叙述者的要求下搬离了房间后荒谬地带着伪家长式的口气宣称：“你要为你留在这里的人负责。”叙述者对此的回答同样荒谬可笑但却合乎法律：“他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既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徒弟。”叙述者的上述问题就说明，如何在这些情况之中找到人类行为的活动空间便成了一个问题。尽管叙述者在书中的形象是一个“可靠”谨慎的律师，但他还是被巴特尔比所打动。问题是巴特尔比对外物很冷淡。除去许多“宁愿不去做的事情”之外，他对叙述者帮助他的意图不予理睬。他的消极的对抗赋予了斯托的情感结构以新的内涵。冷若冰霜的如果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是那些需要同情的对象——即那些贫寒穷苦的人，事情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或许是那些无所事事之人的自私自利的幻想，也可能是一种强有力的宣言，认为穷人也拥有禁欲主义的特权。

普特南杂志社位于纽约，它出版的像《巴特尔比》之类的许多书都富有纽约风味，但它的志向却是征服全国市场。《伊斯雷尔·波特：他五十年的流亡生涯》(Israel Potter：His Fifty Years of Exile)开始连载时的副标题就是《独立日故事》(A Fourth of July Story)。波特是新英格兰农场的年轻人，他成了一名革命战士并参加过邦克山战斗。后来给本杰明·富兰克林做秘密信使。独立革命后流落伦敦，直到垂暮之年才回到美国。在改编波特的故事时，梅尔维尔使用了不同于他以往所使用的第一人称叙述的技巧。在写《泰比》和《白鲸》的过程中，他大胆地用别人的旅行散记和个人叙述中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经历。《伊斯雷尔·波特》就是以一部现存的自述作品为基础，用第三人称的写作手法写成的，显而易见，这部自述作品曾深深地吸引过他。早在1849年他就买了一幅伦敦的旧地图，“以便在需要时可以端出独立革命时期乞丐的叙述”。

19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大约有两百部有关独立革命的个人叙述作品出版。1824年，也是波特回到美国的那一年，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的一个出版商以廉价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伊斯雷尔·R.波特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The Life and Remarkable Adventures of Israel R. Potter)。他出版的书还包括丹尼尔·布恩畅销的个人叙述小说和描述一个逃亡奴隶的《罗伯特——马萨诸塞州隐士的传奇人生》(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ert， the Hermit of Massachusetts)之类的个人叙述作品。尽管梅尔维尔声称除了“语法上人称的变化”外，他“差不多重述了一次”波特的叙述，但实际上他做了非常大的变动。大概是因为他与波特同是8月1日出生并都有在捕鲸船工作的经历，而且梅尔维尔把波特的出生地从罗得岛州移到了伯克郡，当时梅尔维尔就居住在那里。《伊斯雷尔·波特》的前六章在其他方面也与1824年叙述的前半部分很吻合。新作的最后四章虽然情节上有很大的省略，但基本上承袭了1824年后半部分的风格。

在开首章节和结尾章节之间，梅尔维尔写作了16个章节，它们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1824年的作品。其中有几章专门叙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还有大约50多页描写了独立革命时期的海上英雄约翰·保罗·琼斯(他在最初的版本中没有出现)，由此使这部自述作品影响波及全国。伊斯雷尔在琼斯的战舰“好人理查德”(Bonhomme Richard)号上服役，他的历险经历在与英国战舰“塞拉皮斯”(Serapis)号进行海战时达到了高潮。当这两艘船开战时，胜利场面的恐怖血腥成了内战的一个形象：“这是一个由两艘船共同组成的合伙参股燃烧公司；然而即使在共同参与公司事务时也是泾渭分明的。这两艘船就像两间房子，中间的界墙上洞开着一扇扇房门。”上述令人震惊的俏皮话将商务活动的语言变成了毁灭，将合作变成了“燃烧”；连接着两个房间的门只会让死亡进来。小说开始时曾向我们表明琼斯刺了文身，就像《白鲸》中的魁凯格一样，文身“只会在十足的野人身上才能看到——深蓝颜色，图案精细，就像迷宫一般神秘玄舆”。

战斗结束后，叙述者就曾问道，文明究竟是“一个难得的事物”还是“一个野蛮的高级阶段”？通过对国家建国时期行为的反思，人们开始质疑帕克曼、班克罗夫特和库珀作品中美国民族叙述赖以存在的基础。自17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把美国看做《白外套》中所谓的“我们时代的伊斯雷尔”(Israel of our time)，而《伊斯雷尔·波特》中对“伊斯雷尔”流放和彷徨的叙述也颇具象征意义地相互共鸣。因此，梅尔维尔获得特许到波特的故事中为美国找寻“一个模式，一种对应，以及一则预言”。美国可能是“国家意义上的保罗·琼斯”，因为美国像他一样“肆无忌惮、毫无人道、掠夺成性、野心勃勃，文明的外衣下掩藏着一颗野蛮的心”。有一篇评论把这一段的直率与当前美国扩张主义者政治话语的“冠冕堂皇”做了对比，发现了明显的政治规则。

皮尔斯当选总统后，原本应该在《1850年妥协法案》中获得解决的蓄奴制问题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区重新抬头，并迅速升级为游击战争，同时还有决意将加勒比海国家纳入美国蓄奴版图的美国人进行的“策反”行动。1854年10月，皮尔斯政府驻西班牙、法国、英国的大使——驻英大使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后来成为皮尔斯的继任者签署了备忘录，即《奥斯坦德宣言》，宣称古巴是“北美共和国必不可少”的领土，如果美国执意占有古巴而西班牙拒绝出售，那么“以任何法律(不管是人的法律还是神的法律)的名义，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过来”。这项“抢劫计划”对“意识上的正直”和“各国的赞同态度”都做了野心勃勃的呼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批评者在作品中震惊地发现梅尔维尔的预测“正好切中要题”。《伊斯雷尔·波特》利用自述作品的通俗传统，成功进行了民族叙述，从而成功地赢得了读者并激发他们对当代重要事件进行一番思考。

《本尼托·塞瑞诺》采用了同样的策略。梅尔维尔最初曾想以它命名由普特南出版的那部合集(后来这部合集定名为《皮亚萨故事集》)，并把它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小说。他以阿玛萨·德拉诺船长于1817写作的《航海旅行纪事》(A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Travels)为蓝本，却没有注明原始材料的来源。德拉诺当时正在一艘离南美海岸不远的一艘西班牙船上，他还不知道，这艘船出了麻烦，实际控制船的不是船长堂·本尼托·塞瑞诺，而是船上的黑人。德拉诺一直认为他们是奴隶，只能做奴隶分内的事，但现在他们却造反并控制了局面；但他最终知道了事实，黑人又被重新抓了起来。甚至梅尔维尔这部作品中独特的技巧，也就是他所说的“叙述的本质”——“在回顾中无序地提供材料的复杂性”——在德拉诺的叙述中也已有先例，它以简要叙述航行日志上的事件开篇，以法庭记录的档案结尾，把德拉诺的第一人称叙述放在中间。梅尔维尔删除了最初的航海日志记录，并把德拉诺回顾时的第一人称转为第三人称，这与德拉诺不完善的理解力和波动的情绪密切相关。通过这种处理，梅尔维尔既赋予了作品一个畅销杂志故事需要的悬念，也给了它文学思考中的讽刺意味。

在把个人叙述转变为故事的过程中，梅尔维尔运用了哥特式小说中的表现手法，将毁灭而成废墟的魔力和道德脆弱导致的危险结合了起来。这艘船就像一座“奇怪的房屋”，或许还“闹鬼”，这种氛围的“影响”制造了一种“强烈的”的印象，一种“废弃城堡中的囚徒”可能感受到的“魔力”。本尼托·塞瑞诺略显高贵的谨慎态度，他突然间的冷酷无情和他激动时咬啮手指的行为使人联想到了坡笔下的罗德里克·厄舍。坡所叙述的故事高潮在这里起到了一种比喻的作用，最终的启示就像一个“大门突然洞开的墓穴”。哥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在《本尼托·塞瑞诺》中——在威廉·福克纳1936年的作品《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中也一样，哥特主义是表现历史悲剧的一种技巧，它表明由过去持续到现在的力量是祖上罪恶的后果。

梅尔维尔将塞瑞诺的船名从“泰奥”换成“圣多明克”，此举响应了他的哥特主义主题，同时也直接触及了一段持续到今日的历史。使用圣徒的名字大大增强了西班牙天主教的哥特主义气氛，而战前的美国人对这种气氛十分陌生，甚至有些畏惧。然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地名。这个地方起初叫做希斯潘尼奥拉(Hispaniola)，是哥伦布曾经登陆的一个加勒比海岛屿，梅尔维尔为这艘船创造了一个船头雕像——“发现新大陆的克里斯托福·哥伦布(Christopher Colon)”。岛上的印第安人被灭绝之后，又运来了第一批从非洲贩卖到新大陆的黑人奴隶。就像班克罗夫特早已注意到的，这是一段具有讽刺意义的历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个岛发生了非裔美洲奴隶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起义，从而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由黑人统治的国家海地，它是西半球第二个自由国家。

海地革命立刻对美国产生了影响，因为成千上万的当地奴隶主移民到了美国。这场革命也更为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正如亨利·亚当斯首次承认以及W. E. B.杜·波伊斯所强调的那样，因为法国一旦不再拥有“安得列斯群岛(Antilles)的明珠”，路易斯安那的属地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海地革命之后，拿破仑把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美国领土从而进一步向西扩张。最为重要的是，海地革命引发了一种恐惧：一旦白人对黑奴放松了控制，一些仅仅是幻想的事情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直到186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罗杰·坦尼(Roger Taney)还心有余悸地写道，恐怕林肯当选总统就会爆发种族战争：“我活了这么多年，可还能记得圣多明哥的恐怖。”坦尼对过去心怀恐惧，这也对他在1857年裁决德雷德·司各特一案时起了一定影响。他在判决黑人不享有美国宪法始终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的权利时，虽然希望能借此平息南方人的不安，但却进一步激化了地区间的敌视态度。

德拉诺同样也对过去心怀恐惧：他害怕自己听来的那些海盗“故事”；害怕“‘圣多明哥’号会像一座沉睡的火山有朝一日会突然喷发出深藏的能量”。在19世纪文学中，人们在形容革命暴力时，再也没有比火山更为常用的比喻了。火山的比喻对《本尼托·塞瑞诺》一书中的反讽来说至关重要，德拉诺对于自己的处境什么都怕，就是没有害怕他应该害怕的东西。他的种族主义偏见根深蒂固，不仅使他低估了黑人的力量，而且连船的名字都没能让他想起“圣多明哥的恐怖”。继奈特·特纳的叛乱之后，一系列船上起义(如“阿米斯塔德”号[1839年]和“克里奥尔”号[1841年]等起义)就是大规模黑人抵抗运动的著名例子。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专门写作过小说《英雄奴隶》，描写了麦迪逊·华盛顿的生活——他领导了“克里奥尔”号上黑奴的起义。德拉诺无法想象黑人革命力量的强大，而梅尔维尔小心谨慎，有意不去揭示起义领袖巴博的内心世界，这同样是一个讽刺。道格拉斯也是在塑造了麦迪逊·华盛顿的形象之后，通过一个白人幸存者的回忆来叙述起义的故事的。只有在斯托的《德雷德》(1856)和黑人激进主义者马丁·R.德莱尼的《布莱克；或，美国小屋》(Blake：or The Huts of America， 1859)之中，才出现了由内而外地对大规模奴隶起义的描写。

德拉诺的恐惧弄错了方向，这也许会让人想起普特南杂志过分的谨慎小心。它曾经拒发梅尔维尔的《两座庙宇》一文，理由是害怕“伤害公众的宗教感情”——编辑查尔斯·布里格斯和出版商乔治·帕尔默·普特南分别致信梅尔维尔时就是这么说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杂志变得大胆起来，1856年5月，国会代表中反对蓄奴制最强烈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在参议院遭到一名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众议员的袭击，被打得不省人事；同年6月，共和党提名出本党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普特南的新出版商迪克斯和爱德华在1856年杂志的一则广告中说，杂志“不可能总是一团和气”地来开展工作。普特南的编辑一面重新订立了杂志的质量标准(后来英国的伟大小说家威廉·迈克皮斯·萨克雷就说它堪称“世界上最好的杂志”)，一面开始对美国政治提出的挑战做出反应。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和迪克斯及爱德华一起出版颇具争议的游记著作，其中第一本就是《沿海蓄奴各州之旅》(1856年)。杂志的文学编辑、五卷本小型札记的作者乔治·威廉·科蒂斯经历了一次政治上的转变。1856年科蒂斯在魏斯里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发表演讲《美国学者的政治与时代责任》(The Duty of the American Scholar to Politics and the Times)(迪克斯和爱德华将演讲作为小册子出版)之后不久，他主要成了一名政治出版商，仿效“始于文学，终于生命”的“约翰·密尔顿的崇高学者风范”。

1856年，帕克·歌德温将他在《普特南月刊》上发表的文章收录成集，以《政治散文》(Political Essays)为题由迪克斯和爱德华出版，并将该书题献给萨姆纳。在《专制的余威》(The Vestiges of Despotism， 1854)一文中，歌德温攻击了教会、政党制度、奴隶主利益集团联手扼杀基本辩论制度的行为。他还为自己在一本关注“美国文学、科学与艺术”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他说：“文学是国家意志充分而自由的表达。这种表达不仅仅是纯文学的，不仅仅是艺术的，也不仅仅是科学的；它是所有这些类别的综合表达，还包括政治和宗教。”作家，作为“有教养的人”、“国家的文人”，无论什么时候发觉有必要，都必须就“关于我们人类的利益、情感和希望的每一个话题”“自由地表达他们最具智慧的思想”。这样的一本杂志保持住了较为传统的“文学”的意义，抵住了坡、霍桑和梅尔维尔所创作的纯文学专门化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份杂志中，《本尼托·塞瑞诺》或许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成过程中一个新时期的组成部分。

在《骗子的伪装》(The ConfidenceMan：His Masquerade， 1857)中，梅尔维尔使用了比《伊斯雷尔·波特》和《本尼托·塞瑞诺》中更新的叙事材料。“骗子”(The Confidence-Man)这个说法是在1849年创造出来的，用来形容一个名叫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奸诈的纽约政客，他招摇撞骗的拿手本领很能让陌生人信任他。很快，人们就认为这个说法能让人想起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戴克金克的《文学世界》在重印一些描写“年轻的政治骗子”和中年的“商业骗子”的章节时就引发了一番思考：“一个国家中能产生出骗子还不是最糟糕的。”梅尔维尔让他描写的景象具备了全国性的特征，因为他将出现在东部城市中的骗子移到了美国中部腹地，并把场景设定在一艘沿密西西比河从圣路易斯顺流南下的汽船上，就像托马斯·邦格斯·索普在《阿肯色州的大熊》中所描写的那样。索普将叙述的重点集中在猎人的故事上，从而使他的小说带上了一种地方色彩，而梅尔维尔则关注着船上各色各样的典型人物。

在梅尔维尔的叙述背后，既有讲述西南部地区怪诞故事的夸夸其谈者，也有像西蒙·苏格斯之类玩弄特殊行骗伎俩的流氓无赖。《骗子》集中描写了一系列赢得别人信任的手段——有针对群体的，也有在一对一的谈话中使用的。使用这些手段的人千差万别：其中有黑人瘸子、服丧的鳏夫、印第安慈善机构的代理人、“布莱克拉皮兹煤炭公司(Black Rapids Coal company)”的官员、用草药治病的医生，还有一个“世界主义者”——这些人物形象都是骗子的面具。当时美国社会流行的“华尔街精神”在这里受到了书中人物提出的各种传统观念的考验——比如“这艘满载愚人的船”，以及“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艘名为“忠诚”的汽船上的第一个场景是：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写出了圣保罗(St. Paul)论述“慈善”的话，包括“慈善相信一切”；最后一章包括了对应不应该信仰“新约外传”进行的讨论(“新约外传”不是《圣经》的正规篇目)。

书中妙趣横生的事件似乎意在使人进行深入深思，但人们又会把这种思考看得多重呢？圣保罗说到慈善的时候满腔热情而且态度坚决，但《骗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场“慈善游戏”。在一个远远不同于梅尔维尔的美国的地方，上演中世纪神秘剧的街头剧场从仪式制度上提供了将游戏和忠诚融入公众生活的场所。但是，“忠诚”只能顾及那些成为问题的分歧之处。船上的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抱怨说：“你的想法是双关的，就像别人用双关语一样。”该书还探讨了诸如“亲切的厌世者”这样自相矛盾的东西。在这部复杂的讽刺作品中，一个人物喊道：“上帝啊!保护我不受讽刺和嘲笑的伤害。”该书反复表明它与自己不相适应，这是文学叙述的一种技艺精湛的表现，它表明文学叙述能够非常边缘，非常即兴。

形形色色的人在获取别人信仰的时候，有时是给对方编造故事，有时又是从对方那儿得到故事。他们的腔调多种多样，引人注目。有时叙述者和人物虽然表现得很亲切文雅，却毫无诚意：“虽然商人过去并不十分轻率，但他也不是全无人性，有时也会受到触动。”还有一些人讲话随便，开口就是本地土话：“看你，自然啊!我得说，你的苜蓿是香甜的，你的蒲公英不会大喊大叫；可是谁的冰雹砸烂了我的窗户？”从结构上说，这本书采用了框架形的叙述模式，故事发生的时间局限在愚人节的日出到午夜——设定在愚人节是有寓意的。梅尔维尔提到了“乔叟的坎特伯雷朝圣历程”，表明了与传统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在早期美国文学中是不太好找的。霍桑和坡分别在《说书人》和《对开本俱乐部》中试图用本地的故事来写书：他们像乔叟那样创造了一个社会背景，用来构建故事的框架，推进故事，并使其复杂化，但是他们却找不到愿意出版作品的出版商。

通过使用深思的视角和复杂的写作技巧，梅尔维尔把他所处时代的美国生活升华为人类种种可能性的典型形象，由此他再次回到文学叙述上来。他在思索小说艺术的三个章节中对自己的手法作了评价。这些章节主要从前后一致、现实主义和独创性方面讨论了人物。19世纪50年代有人开始宣称，一些“心理小说家”(如萨克雷)为他们笔下人物的怪异行为从动机方面进行了肯定的解释。梅尔维尔反对声称科学的“固定原则”的言论，并继续投身于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读者在小说中寻找到的“自然”必定是“令人兴奋”的，而且也是经过“转换”的。小说可能会呈现出“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的现实”。小说与宗教有相同的作用：“它应该呈现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也能感到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作者要想创造出一个“像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或是密尔顿的撒旦”那样空前绝后的人物需要具备一种如同“立法者”或“新宗教创始人”一般伟大而罕见的力量。

有一个句子充分说明了梅尔维尔竭力要阐明的作家力量和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真正独创的人物形象就像“一盏旋转的德拉蒙德灯，发出的光线射向自己的周围——它照亮了一切，点亮了一切”。德拉蒙德灯是以19世纪20年代发明它的英国工程师的名字命名的，当时它是最出色的人工照明设备，现在人们都把它叫做聚光灯。19世纪40年代，P.T.巴能在纽约为他的美利坚博物馆做广告时第一次把聚光灯展现在人们面前，引起了极大轰动(巴能在1855年出版的自传《P.T.巴能的一生》[The Life of P. T. Barnum，Written by Himself， 1855]中提到过这件事)。这种设备从此就和这个通过招摇撞骗博取名利的人联系在了一起。梅尔维尔使德拉蒙德灯从技术世界和阴暗的商界脱颖而出，并使它成为心理创造中一个最为耀眼的象征。德拉蒙德灯发出的光明就像是“某些思想”接受了富有创意的人物带来的“恰当概念”后所产生的“效果”一样。这样，艺术创造心理就和最初和最高的创造联系在了一起。它“如同‘创世纪’讲到万物起源时一样”。上帝神圣的“要有光”一语不仅在文学天才的智慧闪光中获得共鸣，而且也在广告宣传的光芒中获得再现。在这几章的深思中，梅尔维尔进一步发展了文学叙述理论，但他自己却即将抛弃这种叙述形式，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坡。

对霍桑和坡来说，不能出版自己的框架叙述作品标志着他们职业作家生涯的开始；对梅尔维尔来说，他的框架叙述作品出版商的失败却标志着他职业生涯的结束。《骗子》由迪克斯和爱德华在1857年4月1日出版，结果不到4月底出版商就破产了。到了9月，接手的公司也告破产，而且出版社的书籍印板也被拍卖掉了。没有人愿意出价购买梅尔维尔的著作；他自己也筹不到钱把自己的作品买下来，最后只好同意人们把书稿当废纸卖掉。他没有从《皮亚萨故事集》和《骗子》中赚到一分钱。《普特南月刊》也被卖掉，后来和另一家杂志合并。不过梅尔维尔还有另外的机会：1857年8月，他应邀为策划中的《大西洋月刊》撰稿。他同意做该杂志的撰稿人，但手头却没有现成东西，也没有任何他所期待的约稿。事实上，他此后再也没有发表过散文。从1857年到1860年，他靠讲课维持收入；内战之后，他终于在纽约海关谋得了一个职位。他在1857年之后写了大量东西，但都是诗歌(见第四卷)，直到晚年，那时他才开始写作《比利·巴德》，但是到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完成(见以后的论述)。

在梅尔维尔的小说生涯结束的那几年里，霍桑在利物浦担任美国领事。他在英国的时候做了大量笔记，指望能在将来用于小说创作。这四年中的笔记比他在美国几十年做的笔记还要多。1858年到1860年离开领事职位居留意大利期间他仍然继续做笔记。但从那时起到他1864年去世之前，霍桑只出了两本书：1860年的《玉石雕像》(第四章中曾提到)和1863年的《我们的旧宅》(Our Old Home)，后者收录了自1860年起登载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有关英国的札记。从1858年起，他还写出了六部罗曼司手稿。现在的编辑把它们收录成两个集子：《美国原告》(American Claimant)手稿(包括《祖先的足迹》[The Ancestral Footstep]、《埃思里奇》[Etherege]、和《格里姆肖》[Grimshawe])和《生命精华》(Elixir of Life)手稿(包括《塞普提谬斯·费尔顿》[Septimius Felton]、《塞普提谬斯·诺顿》[Septimius Norton]和《多里佛罗曼司》[The Dolliver Romance])。《玉石雕像》之后，梅尔维尔没有再写作，霍桑也没有再出书；美国的文学叙述沉寂了20来年，直到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一种新环境下将它延续下去。与此同时，霍桑的继承人逐步将他去世时留下的手稿公之于世，其中包括《美国笔记选辑》(Passages from the American NoteBooks， 1868)、《英国笔记选辑》(Passages from the English NoteBooks， 1870)、《法国、意大利笔记选辑》(Passages from the French and Italian NoteBooks， 1871)、《塞普提谬斯·费尔顿；或，生命精华》(Septimius Felton；or the Elixir of Life， 1872)、《多里佛罗曼司及其他故事》(The Dolliver Romance and Other Pieces， 1876)、《格里姆肖医生的秘密》(Dr. Grimshawe's Secret， 1883)和《祖先的足迹》(1883)。这七部在霍桑死后面世的作品对保持美国文学叙述的思想很有帮助。

虽然梅尔维尔没有直接参与《普特南月刊》编辑们的政治活动，但他的写作还是成功地与他们保持了一致，一直到1857年的经济危机摧毁了他赖以维生的体制基础。11个州脱离联邦和内战对霍桑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他没有转而采取反蓄奴制的战斗立场，甚至对狂热的联邦主义也漠不关心，他觉得周围的热烈情绪和自己毫无干系。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一个独立的新英格兰。霍桑在《略议战争》(1862年《大西洋月刊》)一文中表述了他极度的不快。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篇文章中添加了很多由一个直率的联邦派编辑所写的脚注。霍桑又把《我们的旧宅》这本书题献给富兰克林·皮尔斯，故意向世人卖弄他视友谊重于政治的态度。富兰克林·皮尔斯由于在任期间向南方妥协而声名狼藉，但正是由于他批准霍桑居住英国，才促使《我们的旧宅》一书得以出版。《1850年妥协法案》标志着一种政治上悬而未决的状态，而霍桑在其中表现出的对情节的难以确信可能是出于深思熟虑。但在关于战争的决定性情节中，霍桑对情节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强，以至于他再也无法构思出罗曼司的故事。《玉石雕像》中有大量描写段落，它们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而且似乎也通过隐设情节给了作者一些安慰，但该小说的故事却很难使这些段落鲜活起来。霍桑的新作进一步瓦解了他吸引读者的努力。

《美国原告》的写作计划源于1855年笔记中的一段文字记录。这部分内容简述了一个知晓能毁灭家族的家族秘密的英国人移民美国的故事。他一直没有说出这个秘密，直到“最后，这一罗曼司的主人公回到了英国，发现……他仍然掌握着毁灭家族的威力”。主人公最初被称为“弥德尔顿”，他是一个中间人物，孤立于英国和美国之间，但他希望能在两者之间做出某种调和。他寻求“链环”或是“联系”，但任何将他与英国连接的东西都会使他远离美国，而霍桑的这一计划也陷入了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之中。虽然比较“敏感”，但弥德尔顿一直过着一种积极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一切他已于不久前很“厌恶”地放弃掉了。霍桑一个重大的发明就是让他的主角处在行动中。这样的角色只是一个暂时的旁观者；与霍桑早期罗曼司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同的是，“弥德尔顿”不是摄影师，不是诗人，也不是雕刻家。霍桑没能将这一写作计划继续下去。主人公可能的行动被他的敌手(代表着当时拥有英国传统的人)及助手(他在美国童年时期的一些人物)吞没了。但是，即便是同这些人物一起，霍桑还是在僵局中苦苦挣扎。

霍桑在这些未完成的手稿中记录的一些便条中写道，“还是有某种东西想让故事中能有些情节”。失望时，他记道，“故事不能建立在人物内心的负罪感或是隐藏的罪恶感上——这些方法我已经用得太多了。”为了给意大利式的恶棍设计动机，他尝试又抛弃了很多可能的因素：要么让他是个麻风病患者，要么被阉割了，要么安着软木做的假腿，要么扯个点石成金的人，要么有假手，要么装着假鼻子，要么装着玻璃眼睛。说到小说主人公的监护人，霍桑打算把这个老人描写成一位“真正的英雄”，不过是个“烈士”，以便和“年轻的美国政客”与“那些只顾自己的人”形成对比。这个“血淋淋足迹”的传奇并不是“罪恶的传奇，而是烦恼的传奇”，因为老人和他的家人一直在向我们展示“有太多道德感的弱点，在行动时优柔寡断，而且无能为力”。由于“遇事时除了默默承受之外无能为力”，老人把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上升到了汤姆叔叔的高度。霍桑注意到道德感无比“混乱”：它肯定会颠覆尘世的一切，这与他个人叙述的初衷相悖。当他需要动机时找不到动机，而在需要柔弱时却找到了力量。这样是没法去写罗曼司的，不过这也的确显示出霍桑本人在努力把握南方分离运动的动力和北方的反应。

在《生命精华》中，他最初的两个版本集中描写了在内战爆发前康科德一个名叫塞普提谬斯的神学院学生。他通过杀死一个英国士兵和寻求永生之法而确立了自己的身份。霍桑承认内战时期人们的兴奋就像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某些东西，因为内战夺去了许多年轻人的生命。不过尽管塞普提谬斯杀死了一个士兵，但他的心态依旧超然。霍桑本意是“尽量避免讨论外部事件”，因为“我们的故事是属于内心的”。如同塞普提谬斯头脑之外的任何东西，出现在故事中的“伟大历史事件”；只是有助于“发展和展示他内心中的东西”。但是塞普提谬斯也受到了批评，因为他“性格中自负的弱点”致使他相信“战争的结果并不比从垂死的英国人口中获得秘密后自己活跃的思维更重要”。不过，霍桑自己的故事技巧规定了这种自我中心，这就使得在批评塞普提谬斯时很难不去批评罗曼司。

作为一名“罗曼司作家”，霍桑把人物的心理同他自己的经历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塞普提谬斯对“精华”的失望就是一部罗曼司可以寄于“同情”的一种醒悟。因为在小说世界受到世俗世界撞击时，一部罗曼司中也会有同样的痛苦。在浪漫文学“神奇影响”之外，“破坏、骚乱、不和谐”用本来不会具有的“恰当事件”毁坏了“和谐完美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早已建立起了比日常世界更加“真实的世界”。霍桑不再对他的文学叙述抱有什么信心。通过把人物比做自己，霍桑试图用事实来支撑他的小说，从混乱的世界中寻求稳定。霍桑没能把自己和人物分离开来，甚至连梅尔维尔在《皮埃尔》中所做到的分离他也没有做到，而且他也没能完成自己的作品。

在《多里佛罗曼司》中，霍桑不再试图使用诸如革命战争或是暂时被流放的政客这类极富挑战性的素材。罗曼司产生自简单且如同草图一般的国内背景，不过即便在他为这个删略极多的手稿所做的笔记中，霍桑也在努力构建和激发情节。获得一剂能使老年人渐渐返老还童的魔药之后，霍桑努力想弄清楚为何有些人想通过这一方法“重新闪到过去”。或许，他想“把物质利益都给予世界”，想“消除贫穷、奴役和战争”。这个故事的用意或许在于他那试图“打乱自然秩序，毁灭世界经济”的“辛苦”并未见成效。相反，“如果没有他施加的任何外力”，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人类真实的趋势和发展”而完成。但是，面对内战“痉挛般的行动”，霍桑实际上不能再将对罗曼司的信心视做不需外力的进步了。只有外力才能使他的文学叙述成为独立的世界。

结语：战后的民族叙述文学作品

内战打击了霍桑创作的积极性，制约了文学叙述的发展，但它并没有阻止所有新兴叙述的发展。内战中最伟大的文学天才当数马克·吐温。他最初的作品明显把他与地域叙述和个人叙述联系到了一起：例如《卡拉韦拉县驰名的跳蛙》(The Celebrated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 and Other Sketches， 1867)、《傻子出国记》(The Innocents Abroad， 1869)以及《艰难岁月》(Roughing It， 1872)，这些书的前言就表明它们“仅仅是个人叙述”。在战争期间，弗朗西斯·帕克曼从近20年的低峰期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创作他的民族叙述作品。1865年帕克曼发表《新大陆里的法兰西先驱》(Pioneers of France in the New World)，以纪念他在内战中失去的三个亲人。该书经过23次再版后于1885年进行了修订，又对帕克曼在战争期间未能完成的对佛罗里达州的调查作了叙述。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直到1893年帕克曼去世，他完成了以“北美的法国和英国”为背景的丛书，其中《庞蒂亚克的阴谋》权作了该丛书的预期终章，除此之外丛书还包括：《北美的耶稣会》(The Jesuits in North America， 1867)，《大西部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Great West， 1869；1879年又经过修订和增补取名为《拉萨尔和大西部的发现》[La Sa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Great West])，《加拿大的旧政权》(The Old Regime in Canada， 1874；1893年又进行了修订和增补)，《弗朗蒂奈克伯爵和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Count Frontenac and New France under Louis XIV， 1877)，《蒙卡尔姆和沃尔夫》(Montcalm and Wolfe， 1884)以及《半个世纪的冲突》(A Half Century of Conflict，1892)。

在《法兰西的先驱》第一版的“前言”中，帕克曼开始使用概念性词汇和对立性词汇，而在此后3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也一直如此。他的作品展露出“美国文明的根源”，因为“美洲的法兰西”是从属于美国民族叙述的。是法国“为了文明传播而征服了”美洲的土地，不过完成文明历程的却是美利坚合众国自己。依照帕克曼寓言中的历史原则，他的丛书再现了“封建制、君主制和罗马为征服一个大陆所付出的努力”，正如帕克曼在内战期间所写的：“正有数十万把刺刀在向世人昭示，一种受到约束的自由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美国，法国“统领一切”。教皇和国王代表着“中央集权”原则。这种原则剥夺了法国人的独立性，使他们像婴儿般无助，正如野蛮使印第安人停留在孩提时代一样。“稳定增长”的原则可以在新英格兰这个“无头的躯体”中找到。(帕克曼好像没有意识到这种说法有多么怪异。)新英格兰“丰盈富饶”，而且给人们以“希望”，因为它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新法兰西则“一片贫瘠”，注定是个“绝望”之地，因为它是“专制主义”的“代表”。

英国的“血和肉”使新英格兰成了“物质财富增长的卓越之地”。相形之下，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势利、守旧和野蛮的特征使新法兰西人富于“惊人而显著的个性”。帕克曼上千页的作品中最煞费苦心的努力就是要再现“反差”——严肃的牧师、赤裸的印第安人、精明的商人和“浑身野人盛装”的丛林居民——这种反差使得“整个法属加拿大地区的历史”非常“生动”。因为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法属时期显得“微不足道”，使它仅仅成为“一段小插曲”，所以现在必须激发人们将这段历史视做一种以“奇怪而浪漫”的形式升起的“对过去的回忆”：“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望无际的景象：一片未开化的大陆；覆盖大片森林的蛮荒之地”，其间有“插着羽毛的头盔在闪光”。帕克曼努力用一种“摄影般的清晰和真实”来再现这一切。他采用了科学历史手法中最好的文献式手段来重现这种迷人的美。

一系列英雄人物——例如探险家尚普兰(Champlain)和拉萨尔(La Salle)，耶稣会士马凯特(Marquette)和若格(Jogues)，贵族统治者弗朗蒂奈克(Frontenac)和蒙卡尔姆(Montcalm)——组成了长篇札记的叙述，但提供连贯性的则是土地本身，就像在《庞蒂亚克的阴谋》中那样，帕克曼有时提到最近他游览过自己曾描写的地方。有时候这些地方还保留着原始状态，而有时则很容易接近。一些“观光客”、“运动爱好者”或是“流浪艺术家”可能会在这些印第安人曾非常认真地生活过的地方悠闲地打发一些时光。有些地方已经令人痛心地失去了原始状态。一块巨石上以前曾画着印第安人的宗教画像，很远就能看见，现在，上面却写着“森林之痛”。圣安东尼瀑布群的“伟大自然之美”被新建的明尼阿波利斯城(Minneapolis)“彻底毁掉了”。其他一些原野也被用于文明的发展了。“勤劳勇敢的自耕农”种出的“金黄的麦浪”“怪异地取代了”曾作为“水牛牧场”的“海洋般无边无际的绿色大草原”。

在帕克曼晚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我们能看到科学和自然之美的相互影响，能看到用摄影般的精确描写所展现的寓言效果。在为《安娜女王的战争》(Queen Anne's War)所写的序言中，帕克曼以描写缅因州保存完整的“原始森林”开篇。他写道：“一片满是野生植被的蛮荒之地部分幸存下来，直到今天还在。”森林虽然在“生存斗争”中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但是这种生命力却没有使森林区别于其他生命，相反，它只让人们看到了发生在“从人到蘑菇的所有生命形式”中起作用的“相同”进程。对森林场景进行描写的深刻含义远远超出了森林本身：

每个夏天，数百万计的幼苗从黑黝黝的土壤里发出嫩芽，土壤里充满了在它们之前早已死亡腐烂的植物。它们相互拥挤着，竭力喘息着，而且自相残杀着，正是由于本身数量庞大拥挤不堪而不断毁灭着。只有零星的几枝，或者更强壮些，或者占据着有利的地势，会在周围枯萎凋零的枝叶中幸存下来。在生长中，它们的枝叶又会相互纠缠在一起，一个季节或者两个季节地重复着相互窒息厮杀的相同过程。森林里遍布孱弱的小树，它们或者已经死亡，或者奄奄一息地向阳光伸展着。树木的长成率不到千分之一，然而幸存下来的就成为森林中数目庞大的主人，在混乱不堪的斗争中拥挤在一起，被挤压得不再对称，而且也被剥夺了正常的生长和发展，据说就像处在民主社会的相同阶层的人们一样。

在这一段中，帕克曼对“自然中无处不在的悲剧”的强烈感受与他进步的民族叙述框架形成了对比。除了段落中“据说”这个反语的限制之外，它描述的自然界悲剧预示着历史进程将被简化为一种标志着印第安生活的“革命”(天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在权力关系中“像风一样捉摸不定”，但在文化“发展”方面却“一成不变，毫无希望可言”。它不过是“讲述灭绝、同化和放逐的一部沉闷乏味而且毫无意义的历史”。

对美国来说，内战的经历赋予了民族叙述以新的强有力的形式。内战的发生和林肯的殉难般的逝世让国家变得神圣化起来(这里的国家是从主权意义上而不是从“合众国”的意义上来说的)，使它拥有了以前只有“联邦”和“人民”才拥有的声望。美国这种崭新的对世俗权力的尊敬使得梅尔维尔的最后一篇散文体小说《比利·巴德》的最终完成成为可能。他把生命的最后几年都花在了它身上，在1891年去世前基本上完成了小说的创作。

《比利·巴德》在梅尔维尔的作品中是最具有小说风格的。它并没有直接从梅尔维尔的亲身经历中选取素材，也不是对一个具体文献的重新阐释。故事的场景设置在1797年的一艘英国战舰上，主人公比利甚至也不是美国人。对美国作家来说，美国不再独特得让他们在创作时非要涉及美国题材不可了(或者题材明显与美国有关，例如普雷斯科特的《墨西哥征服史》)。帕克曼的历史作品甚至赞颂英国19世纪殖民主义的持续扩张，而不是宣称民主必将取代帝国。在法国革命威胁下的英国对美国而言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对象。内战后，蓄奴制终结了，但社会不平等的其他形式却有增无减，直到农民的人民党主义和工人的联合激情出现才威胁到了当时的既有秩序。

虽然《比利·巴德》是部小说，梅尔维尔在书中却采用了反小说的技巧。《比利·巴德》的副标题是“内心的叙述”(An lnside Narrative)，它不断地使用对叙述的回忆录般的展望。读者应该理解，这“绝不是罗曼司”，因此，它肯定缺少“纯小说形式上的对称”。梅尔维尔使用了一个在他刚刚开始创作生涯时英语语言中还不存在的短语，即“现实主义”，来为自己的创作过程进行辩解。作为对“内心”的叙述，该作品纠正了它对一系列事件进行的新闻式的陈述(这种说明本身就是小说的一部分)。1851年，一则新闻报道了鲸鱼弄沉一艘航船的事件，这恰好印证了《白鲸》中的描写。梅尔维尔看到这篇报道后非常高兴。但现在他对自觉创新的高层文化——从威廉·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序言到约瑟夫·康拉德的《间谍》(The Secret Agent，1907)这段时期的文化——重新采取了一种新的姿态：以新闻报道的虚假性来定义创作作品的真实性。就像19世纪50年代的“浪漫文风”一样，“现实主义”成了19世纪80年代文学叙述的口令。

《比利·巴德》对历史做了独特的重建。它在重要公众事件的“连接点”所确定的区域内对小说的活动范围做了限定。这些事件不仅仅是革命战争，确切地说，还包括1797年英国海军内部的兵变，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对指挥一艘从舰队派遣出的战舰而做出的限制。它对“内心的叙述”并没有像《塞普提谬斯·费尔顿》中的“内心故事”那样把注意力从历史转移到心理学上来。从1924年的第一版到1962年的正式版本中，有两段取自手稿的文字作为了作品的前言，两者都提出当时“并不是最聪明的人才能预见到”革命的激情，或者说水手的兵变最终会导致“政治的进步”和“重要的改革”，这极大地增加了历史思潮的复杂性。似乎只是因为这些运动遭到最聪明人的抵制，它们才得以成功的；进步是需要反抗力量才能继续进行的。

《比利·巴德》与它历史叙述中复杂的现实主义结合了起来，并通过寓言性的简化手法增强了作品的力量。比利·巴德是一个不知名的地主的孩子，也是一个没有文化但却“诚实而且有些粗鲁的”人，就像是“亚当”。卫兵长官克拉伽特(Claggart)是这艘船上腐败的“警察局长”；他的眼睛有着“毒蛇的魔力”，他与魔鬼无异，编造谎言指控比利叛国。天生不善言辞的比利竭力为自己辩护，但他“只能用拳头来讲话”，结果他将克拉伽特打死。维尔(Vere)船长是一个行动中的英雄，也是一个沉湎于“非传统类”书籍的读者。作为“麻烦缠身的家长”，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对此，他是这样总结的：“被上帝的天使打死!而天使也必须要被绞死!”

“环境的魔术”就意味着比利的正直只会被视为谋反。在维尔召集的战地军事法庭上，他在解释这个案件时强调了“与可能削弱决断力的优柔寡断做斗争”的必要性。无论遇到何种痛苦，他都力求避免哈姆雷特那样的犹豫彷徨。霍桑的《美国原告》同样代表那些“做事高效，能塑造世界的人”讲话。但原告在“政治”中的经历使他明白这种高效需要把一种丑陋的“另外某种东西”“发育得比良心还要强大”。在回顾他的辩护时，其中的“丑陋和脆弱”让他痛苦。维尔表明权力中也可以有良心，甚至还有道义美德的存在。感到比利·巴德在“我们形式化的人性中”仍然“没有开化”，维尔就像亚伯拉罕在准备拿艾萨克作为祭祀品时而拥抱他那样把比利拥入怀中。

梅尔维尔在《泰比》中把读者描述为“室内的水手”，这带有挑战味道的言辞是站在船员的角度上说的。然而，比利·巴德用“船舱里人们打牌时暖烘烘的气氛”与“彻夜无眠在桥上”孤独而痛苦地引导船只的人的责任形成了对照。比利因自己的行为被维尔判刑，在施行绞刑前他哭喊道：“愿上帝保佑维尔船长!”叙述者总结道，相对于法官而言，“被判刑的人所受的苦难要少得多”，因为比利的个人意识就像“儿童”无异，而维尔则是一个老成的大人。

反对蓄奴制维护联邦利益的内战在19世纪50年代给国家带来了当时还不存在的理想中的道德合法性。莱格利身上并没有令人钦佩之处，同样维尔支持克拉伽特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内战后，“持保守观点的人”不必非要宣扬进步——如库珀《拓荒者》中的泰普尔法官——才能证明自己正确。比利·巴德和汤姆叔叔一样都是无辜的牺牲者。但汤姆这个形象激发出的情感能被读者感受到，而比利所激发的情感只局限在维尔一个人身上。在梅尔维尔战前创作的《本尼托·塞瑞诺》中，巴博这个富有革命精神的奴隶形象对塞瑞诺、德拉诺以及读者来说都是晦涩的。这与维尔在同情比利的情况下仍然将他判刑的道德和才智上的包容性截然不同。维尔身上具有斯托意欲表达的情感，而且他通过自我审判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力量增强了他的权威性。

《比利·巴德》根据读者对维尔的接受程度将力量和原则做了调和。帕克曼对原则的主宰地位已经做了强调。在帕克曼的作品中，力量对原则的压倒性优势只会偶尔产生复杂的潜在能量，但这种不平衡在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共九册的《美国历史——从托马斯·杰斐逊政府到詹姆斯·麦迪逊政府》(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 1889—1891)一书中成了最大的讽刺。亚当斯寻求一种有思想性、“科学的”而不是看上去很壮观、“戏剧性”的历史。对亚当斯来说，人类或许不再是“英雄”，而仅仅是具有说明性的“类型”，却不再是他们自身中的“力量源泉”。他将美国叙事文学从预言性转化为分析性。帕克曼作品的结尾章节从七年战争的结束开始直至展望现在的美国：“原本分裂的殖民地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大西洋沿岸原本不和谐的殖民地成长为一个强壮的民族，他们联合起来，内战的震撼只会使得他们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亚当斯回顾美国的历史时将这些殖民地的团结远置于内战之前；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北方肯定早就众志成城，以使北方拥有击败南方分裂主义的毅力和能力。

帕克曼从托克维尔那里借鉴了“中央集权”这个分析性主题。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提出，并不是法国大革命把中央集权带进法国政府的(虽然“中央集权”这个词本身就是个革命性的新词)，他在《旧政权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856)中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他甚至辩解道，中央集权的过程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并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以空前的速度和复杂性发展起来。帕克曼对中央集权的辩解有助于解释新法兰西的失误之处：“是政府而不是个人在起着主导作用。”内战期间亚当斯将托克维尔的生平和著作视做“我个人宗教的福音书”，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观点。他将帕克曼的评价反其道而用之，把中央集权看做一种优势并把托克维尔对旧法兰西的分析应用到新生的美国上来。美国政府的中央集权现象并没有像大多数人理解的那样出现在内战时期，而是出现得还要早些。事实上，中央集权现象早在托马斯·杰斐逊——最坚决反对以严格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原则的总统——政府期间就已经出现了。

亚当斯提出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观点，同时还含蓄地批评了为南方分离主义提供的理论基础：“与其说是反对宪法的人违反了宪法，不如说是赞成宪法的人违反了宪法，而且其违反的程度总能标志出联邦权力的不断增长。”自从1801年杰斐逊做完第一次国情咨文之后，他就没有再试图堵住“欧洲政权进入美国自由城堡的漏洞”。相反，杰斐逊“伸出手去抓住了”他在成为总统前“所公开予以谴责的权力”。在他从拿破仑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之后，国会就此事的争论不是集中在宪法是否允许这种购买的基本问题上，而是集中在这片土地是该成为殖民地还是该成为一个州或是一个地区。亚当斯对此作了总结：“在国家的历史上，所有的政党第一次一致承认政府有能力实施管理权。”《独立宣言》发表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会中的这一基本争论完全变成了同义重复的无谓琐事，它已没有什么价值，即使它在中世纪被人重新抬出后也没有什么力量了。

中央集权化不仅仅被悄悄地实行，而且也出现在公众舆论中。亚当斯提出宪法中从没有提到“国家”这个词，而只提到了“联邦”，他这样做是为了强调美国的集体性；他还进一步指出，联邦只是在1812年英美战争中才成为一个国家(反过来，“国家”可以被用来保持内战时的“联邦”)。亚当斯把1807年6月看做是“美利坚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国家情感的”一刻。英国人羞辱了美国的“切萨皮克”(Chesapeake)号护卫舰之后，愤怒如“塞克罗普斯(Cyclops)眼中尤利西斯(Ulysses)手里点着的橄榄枝一样熊熊燃烧起来，全美人民像塞克罗普斯般痛苦地呐喊着，激动地站在岸边疯狂地辱骂他们的敌人，而敌人则远远地躲在船上奚落他们”。美国意识发展中的这一重要阶段有着史诗般的价值。新发现的民族团结精神从塞克罗普斯那只向中间集中的盲眼中展现出来：它力量虽然强大，但人们对它极少领会或是控制。

亚当斯明确了南北战争前政治演讲中“措辞标志”确立的时间。1810年2月，年轻的亨利·克莱代表年轻一代发言，并指出他们将通过“忠实于民族及团结观念”而在“五十年中”无往不胜。这种讲话的关键人物是联邦政府和开国元勋。民族的措辞艺术十分强大，因为它“不属于任何政党”。“无论哪个部门的演说者”都可以“平等地”使用这种艺术。这种新的政治语言的成形是为战争的筹措服务的。尽管这一措辞像开国元勋和联邦政府那样看起来很理想很完美，但他们只是“好战分子”运动的一部分。在克莱和约翰·卡尔霍恩的率领下，好战分子们竭力想要实实在在地结束美国在诸国之中的独特地位，甚至要在同时将大国象征性地加以神化。亚当斯将他们的目标看做是赋予政府“在战争国借口下旧世界的君主特征”。参战之后，“美国在痛楚的意识中慢慢坚信：她必须要承担起人类的共同负担，并且在同一个血淋淋的舞台上用其他种族的武器来战斗”。

亚当斯在国家阶段开始的时候就认定美国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从单纯走向了暴力。《比利·巴德》反映了大约同一时期类似的转变。亚当斯解释说，1800年与1815年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1815年人权意识很少占据公众的思维，还不如棉花的价格。”这一转变不仅是从理想主义向世俗世界的转变，而且是从解放时代向蓄奴制度越来越必不可少时代的转变。梅尔维尔似乎讽刺了这一变化。故事是以一位亚当般“英俊的水手”——比利·巴德开始的，他被迫离开“人权”(Rights of Man)号商船到“贝里波腾特”(Bellipotent)号战舰上为国王服役的故事。

但是许多与亚当斯同时代的人更倾向于将这一转变追溯到内战时期。亨利·詹姆斯在研究霍桑的书中(1879)声称霍桑的同时代人，即“伴随那一世纪长人的人”，“对这个伟大国家的信仰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认为一种“特殊的天佑”保护着美国(这在班克罗夫特的《历史》一书中有所体现)，因此他们可以自由享有“单纯而毫无批评的”信仰，而且还可以做“和蔼友好的乐天派”。然而自内战以来，像霍桑一样敏感和严肃的“善良美国人”“偷食了知识之树上的禁果”。詹姆斯以经验反对霍桑的天真，但是，正如詹姆斯作品中残留的圣经神话所暗示的那样，亚当斯发现即便是这种知识也还存在于美国历史的天真之中。詹姆斯宣称他比霍桑时代具有乐观幸运主义色彩的民族叙述更了解现实，但是亚当斯却指出塞克罗普斯式的战火和痛苦伪造出了美国民族叙述看似纯真的手法，詹姆斯对此就知之甚少了。詹姆斯宣称当前优秀的美国人不会受到民族叙述诱惑力的影响。亚当斯只有讽刺意味的家族史一定使得詹姆斯的断言成为一个愿望而已，可是亚当斯指明一个开端之后，他的叙述或许也使得一个结尾成为可能。

在第一章中我就指出当今美国的民族叙述与其说是在被誉为尊贵文化的“文学”领域，不如说是在电影、电视和政治演说中获得了认可。亚当斯的《历史》一书或许可以代表这样一个时期，那时美国高层文化将民族叙述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像班克罗夫特和韦伯斯特那样干脆将民族叙述看成是那一文化的实质。亚当斯的《历史》一书问世50年之后，现代主义使得文学叙述获得了在最初几十年的研究(这部专著写成的时期)中从未有过的极高权威和声望。然而，即使在自身的发展时期，文学叙述也难以保持自己的独立领域，以对抗自《汤姆叔叔的小屋》到重建末期(南部重建时期，从1865年至1877年)又一次被突出到民族叙述最前沿的危机。霍桑和梅尔维尔将对个人叙述经验的重视和乡土叙述中敏锐的观察以及复杂的基调调节融入了自己的文学叙述之中；在《红字》和《白鲸》中，他们也使民族叙述服务于他们的创作意图。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对美利坚来说也是全新的叙述体裁；这个体裁现在已广为人知，而且被作为一个永远具有生命力的遗产而备受珍视。

大事年表

塞洛斯·R. K.帕泰尔

参考书目

本参考书目精选了为全书撰稿的各位作者所提供的书目。它代表了这些作者认为特别有影响或者有意义的著作。本书目不包括博士论文、文章或者作者个人的研究。我们也未将原始资料收录在这份参考书目中，但是某些选集作为例外选录其中，因为这些材料是学生或者学者们通常并不了解或者无法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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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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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shnet　阿库斯奈特号（船名），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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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s，John Quincy　约翰·昆西·亚当斯，176，277，287

Adams，Nehemia　尼黑米亚·亚当斯：《黑云》，294；《南方人看蓄奴制》，294

Adams，Samuel　塞缪尔·亚当斯，650

Addison，Joseph　约瑟夫·爱迪生，341，646

Adler，George　乔治·阿德勒，727

adult education movement　咸人教育运动，379

advertising　广告，54

Aestbetic Papers　《美学评论》，519

Africa　非洲，266-271，294-295，306-307

African Amerlcans　非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自传，300-304；非裔美国人与非洲殖民，266-271，294-295，306-307；非裔美国人文化，315-316；非裔美国人的民间传说，315-316，318；作为被解放的奴隶的非裔美国人，313-314；非裔美国人的幼儿化和恶魔化，247-248；部长，317-318；非裔美国人与异族通婚，242，247，251，269，273，293-294，298；北方人对非裔美国人的态度，303；不被视为公民，300；非裔美国人的口头传说历史，309；哈里斯所描述的非裔美国人形象，641；非裔美国人与种族歧视，247，250-251，268，282；非裔美国人与宗教，316-319；非裔美国人的奴隶叙述作品，240，308-316，323-328；非裔美国人的灵歌，318-322；非裔美国人的典型，112-113，282，288-289，292；亦见蓄奴制

Af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非洲殖民社团，306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非洲卫理公会教会，317

African Repository　《非洲智囊团》，266-267

Agapida，Fray Antonio　弗雷·安东尼奥·阿加皮达，参见华盛顿·欧文

Agassiz，Louis　路易斯·阿加西，251

agency　机构，729-733

agriculture　农业，144，169

Aiken，George L.乔治．L．埃肯，50

Aitteon，Joe　乔·艾特翁，593，594，595

Alabama　阿拉巴马，630

Alarid，Jesus Maria H．杰苏斯·玛丽亚．H.艾拉里德：《语言》，1 68-169

Alaska　阿拉斯加，146

Alcarza，Ramon　拉蒙·阿尔卡拉兹：《墨西哥与美国战争历史摘要》，167-168

Alcott，Abby　阿贝·阿尔科特，478，479

Alcott，Bronson　布朗森·阿尔科特，对阿尔科特的批评，392；阿尔科特与教育，372374；阿尔科特与爱默生，396，445-446，479-480；阿尔科特在花果园地，477-480；阿尔科特与富勒，444；阿尔科特入狱，517-518；阿尔科特与蓄奴制，556；阿尔科特与梭罗，586，590；阿尔科特与超验主义俱乐部，377，442；《与孩子们谈福音书》，385-391，427，524；《奥菲士格言录》，445-446；《灵魂》，445

Alcott，Louisa May　露易莎·梅·阿尔科特，373，478-471

Alcott，William　威廉·阿尔科特，585

Alcott House　呵尔卡特一家，478

Alexander，Archibald　阿基波尔德·亚历山大，333

Alexander，Charles　查尔斯·亚历山大，54

Alger，Horatio　霍拉旭·阿尔吉，92

allegory，646-647　寓言，712

Allen，Joseph Henry　约瑟夫·亨利·爱伦，336-337

Allen，William Francis　威廉·弗朗西斯·爱伦：《美国奴隶歌曲》，318，322

Allston，Washington　华盛顿·阿尔斯通，447

Alton(lllinois)　奥尔顿（伊利诺斯州），398，650

Alton Observer　《奥尔顿观察家报》，398

Alvarado，Juan Batista　胡安·巴蒂斯塔·阿尔瓦拉多，127

Anazon River　亚利桑那河，151

Ame lia　She rwood　《爱米利亚·谢伍德》，172

American and Foreigan Anti-Slavery Society　美国和国外反蓄奴制协会，275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美国反蓄奴制协会，240，275，276，287，300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美国殖民协会，266，267

American Indians　美洲印第安人，参见美洲土著

American Magazine of Useful and E-nteraining Knowledge　《美国实用有趣知识杂志》，643

American Montly Magazine　《美国每月评论》，54

American Museum　美利坚博物馆，49

American Negro Academy　美国黑人学院，271

Arnerican Qua rterly Review　《美国季度评论》，53

American renaissance　美国文艺复兴，74-76

Amerz'ca Re vz'ew　《美洲评论》，188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161-162，183，704

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美国唯一理教协会，427，495-496，498，500

Amory　Hall lecture( Thoraeu)　艾默里讲座（梭罗），493-494

Amory Hall Society艾默里协会，484

Analectis Magazine　《文选杂志》，19

Anderson，Sherwood　舍伍德·安德森，21

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安德沃神学院，107，335，348-349，353

Andrews，Charles W.　查尔斯．W.安德鲁：《安尼·阿·佩吉夫人回忆录》，254

Antarctic南极，148

Anthology Club　文库俱乐部，332

Anthony，Susan B．　苏珊．B．安东尼，290

Anti-Slave Trade Act（1819年）　反对奴隶贸易法案（1819年），266

Antz: Slavery oery　Alpbabet　《废奴主义字母表》，291

Antz:slavery Examiner　《废奴主义检查员》，275

Anti-Slavery Office　奴隶解放办公室，666

antidomestic literature　反家庭文学，121-122

Apaches　阿帕奇人，201，220

Apess，William　威廉·阿佩斯：《菲利普国王颂歌》，208；《佩阔德部落五个印第安基督徒酌生活》，208；《印第安人对马萨诸塞州有关马西皮部落的违宪法令的拒绝执行》，208；《森林之子》，207-208

Apuleius　阿普列乌斯：《变形记》，533

Arac，Jonathan　乔纳森·艾阿克，6，7

Arctic　北极，146　147

Arcturus　大角星，57，645

Arizona　亚利桑那州，163

Arkansas　阿肯色州，630

Armijo，Manuel　曼努埃尔·阿米霍，165

Armstrong，Arthur　亚瑟·阿姆斯特朗：《布雷水手》，162

Army Corps of Topographical Engineers　地形学T程师军团，138

Arnold，Matthew　马修·阿诺德，3

Arthur，Timothy Shay　提莫西·沙伊·亚瑟，74；《菲恩离开了范妮组合》( Fern Leaves.from Fanny's Port.folio)，75；《酒吧间的十个晚上》，71-72，75，80

Ashley，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阿西里，13

Asia　亚洲，135-136，148-150，173-174

Astor，John Jacob　约翰·雅各布·阿斯特，23，24，136

Astor Place Riot　阿斯特普雷斯骚乱，46，701

Astor Place Theatre(New York)　阿斯特·普雷斯剧院（纽约），46，701

Astruc，Jean　让·呵斯特鲁：《考证揣度》，415

Atkinson，Samuel C．　塞缪尔.C．阿特金森，54

Atlantic Montbly　《大西洋月刊》，120，244，745，766；《大西洋月刊》的文化领袖作用，699；爱默生在《大西洋月刊》刊文，569；《大西洋月刊》的建立，54，78-79；斯托在《大西洋月刊》刊文，103，108-109，118，746；梭罗在《大西洋月刊》刊文，593594,602

Audubon，John James　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约：《美洲鸟类图谱》，138

Auroua( Brooklyn)　《曙光报》（布鲁克林），477

Austen，Jane　简·奥斯丁，424

Austin，Stephen　史蒂芬·奥斯丁：《建立奥斯丁殖民地》，154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自传体小说，300-304

Averill，Charles　查尔斯·阿维利尔：《阿兹台克的启示》，159；《小猫·卡森》，142，172；《加利福尼亚生活纪实》，172；《墨西哥牧场T人》，162；《间谍船》，162

Aztecs　阿兹台克，159

Aztlan　阿兹特兰，164

B

Bacon's Rebellion　培裉起义，259

Bailey，Frederick　道格拉斯·柏雷，参见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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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George　乔治·鲍尔，311-312

Ballou，Adin　埃丁·巴卢，484

Baltimore　巴尔的摩，15，40，52，652，657

Balzac，Honore　奥诺·巴尔扎克，34；《人间喜剧》，617；《最后的乔乌安人》，617；《高老头》，617，658；《交际花的荣耀和苦难》，617，658

Bancroft George　乔治·班克罗夫特，160，607:班克罗夫特论美国革命，704;班克罗夫特与霍桑，645，648；班克罗夫特与民族叙述文学，608，610，621-628，702-703；班克罗夫特与帕克曼，737；班克罗夫特与托克维尔，619；班克罗夫特与洞察力，718

Bancroft，George乔治·班克罗夫特：《联邦宪法制订史》，623；《美国历史》，187，221，621-623，705，735；“在语文学领域，除了沃尔夫还是沃尔夫，还是沃尔夫。”345

Bangor( Maine)　班戈（缅凶），496

Baptist church　浸信会教堂，317

Barbes．Armand　阿尔芒·巴尔贝斯，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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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iro，Antonio　安东尼奥·巴雷罗：《新墨西哥概况》，168

Baudelaire，Charles　沙尔·波德莱尔，655

Bausista de Anza，Juan　胡安·鲍蒂斯塔·德·安萨，15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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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 Flag Revolt　熊旗暴动，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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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nell，William　威廉·贝克纳尔，153

Beckwourth，James，137，141　詹姆斯·贝克沃斯；《生活与探险》，142

Beecher，Catharine　凯瑟琳·比彻，95，104，286-287；《蓄奴制和废奴主义论文》，289；《家庭经济论》，120，291

Beecher，Edward　爱德华·比彻：《奥尔顿暴乱纪实》，276

Beecher，Harriet Esther　哈里叶特·伊瑟·比彻，参见斯托，哈里叶特·比彻

Beecher，Henry Ward　亨利·沃德·比彻，106；《致年轻人的七个讲座》，276；《星星报》，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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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sle，David　戴维·贝利塞尔：《美国的鲁滨逊一家》，228

Bell，Michael Davitt　迈克尔·达维特·贝尔，5

Benevolent Fraternity of Churches　慈善兄弟教会联合会，498

Benjamin，park　帕克·本杰明，34，54，55，57，63

Bennett，Emerson　爱默生·贝内特，224；《森林玫瑰》，225，236；《凯特·克拉伦敦》，225；《草原花朵》，225；《叛逆者》，228

Bennett，James G.　詹姆斯．G.贝内特，146

Bent，George　乔治·本特，203

Bentham，Jeremy　杰里米·边沁，544

Bentley，Richard　理查德·本特利，22，29，30，33，34，36

Benton，Thomas Hart　托马斯·哈德·本顿，135，153，157，158，169

best-sellers　畅销书，79　81，699

Bidd，Henry　亨利·比伯，287；《亨利·比伯的生活与历险故事》，312

Bible《圣经》，87-88，368

Biddle，Nicholas　尼古拉斯·彼德尔，145；《关于由路易斯和克拉克船长指挥先至密苏里河源头，冉穿越落基山脉，沿哥伦比亚河而下直达太平洋的探险实录》，134-135

Bidwell，John　约翰·彼得威尔：《加利福尼亚之旅》，156

Bildungsrornan　成长小说，727，752

bilingualism　双语，168-169

Billings，Eliza Ann　伊藕莎·安·贝灵斯：《女志愿者》，162

Bingham，Caleb　卡莱伯·宾厄姆，669

Bingham，Reverend Hiram　海勒姆·宾厄姆神父：《桑威奇群岛二十一年居住记》，149

Brid，Robert Montgomery　罗伯特·蒙哥马利·伯德：《波哥达掮客》，48；《卡拉瓦》，60，159；《角斗士》，48，51，60；《鹰谷的老鹰》，60，236；《异端》，60，159，236；《丛林中的尼克》，60，216，236；《奥拉卢撒——印加之子》，48，159；《派洛皮塔斯》，48

Birney，James G．　詹姆斯．G．波尼，105-106，287

Bismarck，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622

Black Hawk　黑鹰，129，206，220；《自传》，212；《玛一卡一泰一米一西一基亚一基亚克的一生》，212

Blackwood，William　威廉·布莱克伍德，41

Blackwood’s Ma gazz'ne　《布莱克伍德杂志》，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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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qui，Louis Auguste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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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eding Kansas”　“流血的堪萨斯”，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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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okitten，Oliver　奥利弗·波洛克登：《在大同城小住》，263

Bonaparte，Napoleon　拿破仑·波拿巴，507-508

Bonner，Robert　罗伯特·伯纳，79，120-121

Bonneville，Benjamin　本杰明·勃尼维尔，140-141

book publishing　图书书版，参见出版商，图书

Book of Morrnon　《摩门经》，210

Boone，Daniel　丹尼尔·布恩，226-227，233，234，259

Borthwick，John D.　约翰．D.波斯维奇：《加利福尼亚三载记》，171

Boscana，Fray Geronimo　福瑞·杰罗尼摩·博斯卡纳：《齐宁奇尼奇》，165

Boston波士顿，419-420；牧师协会，332-333，422-423，537-538；作为图书出版中心，14，77；作为廉价文学中心，71；使徒教堂，431，500，537，565；海关，622，645，709；联邦大街教堂，426；与逃亡奴隶，552，555-558；富勒论波士顿，536；豪斯·普雷斯教堂，420，422；吕克昂，504；在波士顿出版的杂志，52，54，58，78，96；传教士协会，207；博物馆，49；坡在波士顿，652；波士顿德国研究的盛行，363；第二教堂，366-367，368；萨福克街教堂，498；波士顿的所谓的英国主义，57；波士顿茶会，650；作为戏剧中心，44；唯一理教协会，450；警戒会，551，555-558

Boston Daily Ad oertiser　《波士顿每日公告报》，384．407，428，664

Boston Investigator　《波士顿调查者》，404，405，408

Boston Post　《波士顿邮报》，446

Boston Qua rterly Revie.w　《波士顿季刊评论》，398-399，408，412，430，432-436，439，441-442.469

Boston Reformer　《波士顿改革者》，381，434

Boston Times　《波士顿时报》，157

Boucicaule，Dion　迪恩·布希考特，50；《八分之一黑人混血儿》，294

Boudinot，Elias　伊莱亚斯·鲍迪诺，209；《致白种人》，211；《关于切诺基事务的信件及其他文件》，211；《可怜的萨拉》，211；《西部星辰》，210

Bowdoin College　鲍登学院，106，287，642

Bowdoin Prize　鲍登奖，400

Bowen，Francis　弗朗西斯·鲍温，392-393，424，435

Bowe，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鲍温：《中非》，270

Bowery Boys　鲍维利男孩，46

Bowery Theatre(New York)　鲍维利剧院（纽约），44，46，49

Brackenridge．Hugh Henry　休·亨利·布雷肯里奇，13，176

Bradbury，Osgood　奥斯古德·布拉德伯里：《拉鲁卡》，224；《鲁塞尔》，224；《庞蒂亚克》，224

Bradford，George　乔治·布拉德福特，446-447

Bradford，Sarah H.　萨拉．H.布拉德福特，322；《哈里叶特·塔布曼》，309；《哈里叶特·塔布曼生活纪事》，309

Brent，Linda　琳达·布伦特，参见哈里叶特．A.雅各布

Bridge，Horatio　霍拉旭·布里奇，644;《 -艘非洲巡洋舰的航海日记》，268

Briggs，Charles F．　查尔斯．F．布里格斯，57，78，757，763；《哈里·弗朗科历险记》，70；《受诅咒的商人》，70；《汤姆·佩朴的快捷舞步》，70；《开拓通道》，70

Brisbane，Albert　阿尔伯特·布里斯班：《人的社会命运》，462-463，485-486

Britain，Brithish　英国，英国的：演员，44，46；爱默生对英国的论述，570-571；英国的哥特小说，116；英国对美国小说的影响，115；美国杂志中盗版的英国文学，56，78；英国图书在美国的出版，14；季刊评论，357-359；浪漫主义，350，357，615，657，696698，726-727；英国作为杂志材料的来源，52，53；英国作家，121

British West Indies　英属西印度群岛，286

Broadway．Iournal (New York)　《百老汇期刊》（纽约），57，70，654

Broadway Theeatre　百老汇剧院，701

Bronte，Charlotte　夏洛特·勃朗特，115-116，118；《简爱》，86，115

Book Farm Assoclation　布鲁克农场协会，463-468，485-494，501-502，645，694，710

Brooks，Preston　普雷斯顿·布鲁克斯，277，562

Brotber．Ionatban　《哥哥乔纳森》，56

Brougham，John　绚翰·布罗海姆：《麦塔莫拉》，47-48，218；《波一卡一洪一塔斯》，218

Brown Catherine　凯瑟琳·布朗：《凯瑟琳·布朗——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印第安切诺基族人文集》，206

Brown，Charles Brockden　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13，41，62，616；《奥蒙德》，536；《维兰德》，536

Brown，Henry　亨利·布朗：《亨利．“盒子”．布朗故事》，310

Brown，John　约翰·布朗，307，399，563-566，569，581；《佐治亚州的奴隶生活》，311

Brown，Orlando　奥兰多·布朗，237

Brown，William Wells　威廉·韦尔斯·布朗，287，309，317，320；《反蓄奴制的竖琴》，304；《克洛特》，304；《出逃》，304；《体验；或，怎样给北方人一个挺直的腰杆》，304；《米拉达》，304；《逃亡奴隶威廉.W．布朗》，313，666

Browen，Sir Thomas　托马斯·布朗爵士，425

Brownso，Orestes 奥立斯蒂斯·布朗森，405；布朗森论布鲁克农场，467-468；布朗森的生涯，381-383，433-442；市朗森论卡莱尔，39-41；布朗森论神学院讲话，411-412，437-438；布朗森论经济状况，395；布朗森与爱默生，408，436-438，469，507；创建《波士顿季刊评论》，398-399；布朗森论新英格兰牧师，430；布朗森与诺顿，408；评论富勒，530

Brownson，Orestes　奥立斯蒂斯·布朗森：作品：《福音拥护者与普救论研究者》，382；《劳动阶级》，432，439，440，441，448；《基督教、社会与教会的新观点》，383-384，427,501

Brownson's Law　布朗森定律，439

Brownson’s Qua rterly Review　《布朗森季刊评论》，500-502

Bruce，Georgiana　乔治亚娜·布鲁斯，465，531

Bryan，Daniel　丹尼尔·布莱思：《山的幽思》，215，226

Bryant Edwin　爱德温·布莱思特：《我在加利福尼亚的见闻》，157

Bryant，William Cullen　威廉·卡伦·布莱恩特，55，57，79，121，129，424，447；《印第安少女的哀歌》，214；《一个印第安人的故事》，214；《诗歌》，11-14；《大草原》，214

Buchanan，James詹姆斯·布坎南，761

Buckingham，Joseph T．　约瑟夫．T．白金汉，54

Buckminster，Joseph Stevens　约瑟夫·斯蒂文斯·伯克明斯特，346

buffaloes　野牛，143,204.205,673-674

Bulwer- Lytton，Edward　艾德华·布威尔一利顿，参见利顿，艾德华布威尔一

Bunker Hill Monument　邦克山纪念碑，278，704

Bunyan，John　约翰·班扬，646

Burdett，Charles　查尔斯·伯迪特：《小猫卡森的一生》，142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graphy　美国人种学社，187，196

Burke，Edmund　爱德蒙德·伯克，656，704，717

Burleigh，Charles Augustus　查尔斯·奥古斯塔斯·伯利，484

Burlend，Rebecca　丽贝卡·伯兰穗：《移民的真实图景》，222

burlesque　讽刺模仿，49

Burns，Anthony　安东尼·彭斯，581

Burton's Gentleman's Magazine　《伯顿绅士杂志》，54

Butler，Andrew P．　安德鲁.P．巴特勒，562

Byron(George Gordon) Lord　（乔治·戈登）拜伦勋爵，11，40，103，111，356，662

C

Cabeza de Vaca，Alvar Nunez　阿尔瓦·努内兹·卡贝扎·德·瓦卡，163-164；《故事》，164

Caddo Indians　喀多印第安人，200

Calderon de la Barca，Madame　卡尔德隆·德·拉·巴卡夫人：《墨西哥生活记》，168

Calhoun，John　约翰·卡尔霍恩，136，162，278，282，631，703，732，776；《论宪法和美国政府》，248；《政府专论》，248；《南卡罗莱纳的宣言和抗议》，248

G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127-128，144，150，171-173，548-549，662，664，671；加利福尼亚殖民情况描述，155-157；加利福尼亚的获得，152；作为边疆地区，163；亦见淘金热

Calvinism　如尔文主义，335，342，627

Cambridge Anti-Slavery Society　坎布里奇废奴协会，497

Cambridge Hz'story of Arnerican Literature　《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年），1，666

Cambridge Platonists　剑桥柏拉图学派，341，342，380

Campbell，Robert　罗伯特·坎贝尔，307

Canada　加拿大，573-575

Canot　西奥多·卡诺特，参加西奥菲勒斯·卡努

Canton(Massachusetts)　坎顿（马萨诸塞州），382

captivity narrative　被俘者叙述，218-226，228，232，661

Carey，Henry　亨利·凯里，28

Carey，Matthew　马修·凯里：《讲述殖民社会的书信》，267

Carey and Lee　凯里和李出版社，29

Caribbean　加勒比，158，283，286，308

Carlton，Robert　罗伯特·卡尔顿，参见贝亚得·拉什·霍尔

Carlyle，Thomas　托马斯·卡莱尔，367，426，437，621;卡莱尔与爱默生，369-370，509，570；卡莱尔与富勒，540，544-545；卡莱尔论机械时代，709；卡莱尔与诺顿，407；卡莱尔与梭罗，513-517，520，524

Carlyle，Thomas　托马斯·卡莱尔，作品：《特色论》，362，364；《宪章运动》，432，438，439；《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品性》，698，728；《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书信与演讲》，516；《过去与现在》，744；《重新修补的裁缝》，370；《时代之迹象》，364365；《德国文学现状》，362，363

Carnes，J．A　 J．A.卡内斯：《从波士顿到非洲西海岸航海记》，268

Carson，Christopher(Kit)　克里斯托弗．（小猫）．卡森，142-143

Carter，Henry　亨利·卡特，79

Caruthers，William Alexander　威廉·亚历山大·卡鲁德斯，263；《弗吉尼亚的骑兵》，60，259；《肯塔基人在纽约》，60，259；《戎马骑士》，60，259

Carver，Jonathan　乔纳森·卡弗：《北美内陆旅行记》，194

Cary，Alice　爱丽丝·卡里：《红花草地》，222；《结婚，不是交配》，222

CasL-er，The　《匣子》，54

Cass，Lewis　路易斯·卡斯，178-179，548

Catherwood，Frederick　弗里德里克·凯瑟伍德，151

Catholic Emancipation　《天主教解放法令》，365，669

Catholicism　天主教，158，162，283，501，762

Catlin，George　乔治·卡特林，138，180，192；《最后一次在落基山脉与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中间漫步》，189；《笔记与书简——北美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及状况》，189；《奥一基一帕》，188-190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255，256

centralization　中央集权，775-776

Cervantes Saavedra，Miguel de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164

Chacon，Eusebio　尤西比里奥·查康：《暴风雨之子》，169；《暴风雨之后的平静》，169

Chadwick，John White　约翰·怀特·查德威克，412

Chambers，Robert　罗伯特·钱伯斯：《造物的遗迹》，509

Champollion，Jean-FranCois　让一弗朗索瓦·商博良，358

Channing，E.T．　E．T．钱宁：12

Channing，Ellery　埃勒利·钱宁，524-525，538，571，573，586，594，602；《诗集》，513

Channing，Walter　沃尔特·钱宁，196-197

Channing，William Ellery　威廉·埃勒利·钱宁，334-337，340-341，349，358-359，374,405,433,447.451,526

Channing，William Ellery　威廉·埃勒利·钱宁：作品：《自由州的责任》，281；《解放》，281；《启示宗教之证明》，385；《反对加尔文主义的道德论据》，335；《约翰·密尔顿其人其文》，336；《论蓄奴制问题》，281；《蓄奴制》，281-282；“钟爱虔诚的唯一理基督教”，335-336

Channing，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钱宁，426，431-433，436，503，532，535-536

chants　圣歌，197-198

Chapman，John Jay　约翰·杰伊·查普曼，398，552

character　人物，706, 710，714, 715, 765-766

Charleston　查尔斯顿，44

Cba rleston City Gazette　《查尔斯顿城市报》，63

Chartism　宪章运动，509-510

Charvat，William威廉·查瓦特，16；《美国的文学出版》，14

Chase，Owen　欧文·切斯：《捕鲸船爱塞克斯号离奇悲惨遇难记》，148

Chase，Salmon　萨尔门·切斯，287

Chaucer　乔叟，457-458

Chavero，Alfredo　阿尔弗雷多·夏维罗：《墨西哥征服史》，164

Cheesebrough，Caroline　卡罗琳·奇斯泊罗，78

Cheney，Ednah Dow　埃德娜·道·切尼，444

Cherokee Nationu．Georgz'a　《切诺基族对佐治亚州诀议案》，176

Cherokee Phoeniz　《切诺基凤凰》，210-211

Cherokees　切诺基，176-177，198-199，209-210

Chesnut，Mary Boykin　玛丽·伯莱金·切斯纳特，290，741；《日记》，254

Chesnutt，Charles　查尔斯·切斯纳特：《女巫》，315-316

Cheyennes　夏安人，203

Chicanos　奇卡诺人，163-167

Chief Joseph　约瑟夫酋长．175

Child，Andrew　安德鲁·查尔德：《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陆路交通》，170

Child，David Lee　戴维·李·查尔德，38

Child，Lydia Maria　莉迪亚·玛丽亚·查尔德，42-43，301；《支持非裔美国人阶层的请求》，243，290:“黑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290；《事实与小说》，293；《主妇节俭手册》，38；《霍波莫克》，38，223；《少年杂录》，38；《纽约来信》，38；《母亲手册》，38；《全国废奴旗帜》，38；《斐洛塞亚》（pilothea），38；《叛乱者》，38

children　儿童，386-388

“children of Adma”“亚当的子孙”，135-136

child’s Antiv Slauery　Book，The　《儿童废奴主义书籍》，291

China　中国，148-149

Choate, Rufus　鲁弗斯·乔特，559

Chopin, Frederic　弗雷德里克·肖邦，541

Chopin，Kate　凯特·肖邦：《觉醒》，102

Christian E raⅢiner　《基督教观察家》，347 ,359 ,367-368,375，376 .384,392 .402，411,415-417 ,422 ,425 ,424 ,434 ,442 ,498

Christian Register　《基督教言论》,419 ,422

Christian submission　基督教顺从，87-88，90，92 ,109 ,118-119

Christianity　基督教：与野蛮蒙昧，165;与征服，208:爱默生与基督教，369，403-404，568；与美国土著居民，215；帕克论基督教，420-422；与蓄奴制，269,750；斯托夫人与基督教，119，740，744-745；亦见神学院讲话(Divinity School Address)

Christy．David　戴维·克里斯蒂：《棉花是国王》(Cottonis King)，249；《埃塞俄比亚》，269

Christy's Minstrels　克里斯蒂黑人说唱团，49,294

Chubbuck，Emily( Fanny　Forrester)　艾米莉·楚布克（范妮·弗雷斯特），74

Churcb Eramzner　《教会检查员》，704

Church of the Disciples(Boston)　使徒教堂（波士顿），431,500,537,565

Cincinnati　辛辛那提，104-105，235 .287，650

Civil War　内战，77,622 ,623,624,770,772,774

Civilization Fund　文明基金，178

Clappe, Louise Amelia Knapp Smith　路易斯·爱米丽亚·纳普·史密斯·克莱普：《雪莉夫人通信录》，172

Clark，Lewis Gaylord　路易斯·盖洛德·克拉克，57，58 ,69 ,287；《纽约人》，64

Clarke，Asa B．　亚撒．B．克拉克：《墨西哥与加利福尼亚之旅》，158

Clarke,James Freeman　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350-351, 363 .371-372 .374．398,411, 416, 424-430 ,443, 462, 498-501, 528, 565

Clarke，Sara Jane( Grance　Greenwood)　萨拉·简·克拉克（格莱斯·格林伍德），74,528

Clarke William　威廉·克拉克，528

Clay，Henry　克莱，亨利，248，549-550，631，703，776

Clayton，William 威廉·克莱顿：《威廉·克莱顿日记》，17(

Clemens，Samuel(Mark Twain)　塞缪尔·克莱门斯（马克·吐温），37 .121. 615-616，632；《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67，615-616，637；《卡拉韦拉县驰名的跳蛙》，770；《傻子出国记》，770；《艰难岁月》，770

Clough，Arthur　Hugh　亚瑟·休·克拉夫，509

Clyman，James　詹姆斯·克莱曼，137

Cobb, Sylvanus,Jr．　小西尔维纳斯·考伯，74；《莫斯科造枪人》，79

Codice Ramirez　《科迪斯·拉米雷斯》，164

Codman .John　约翰·科德曼，465,489,492-493

Cody，Buffalo Bill　布法罗·比尔·科迪，216,228

Coffin，Levi　列维·科芬，309

Coleridge，Samuel　Taylor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353-361. 367. 369, 609. 652,697，707-708；爱默生与柯勒律治，570；柯勒律治与坡，656

Coleridge，Samuel Taylor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作品：《沉思之助》，341, 353354,359,361,373；《文学传记》，353，359-361, 696，705，708，717，727，729-730;《论方法》，379；《朋友》，359-360，379；《诗作》，359

colonization of Africa　非洲殖民，266-271.294-295 .306-307

Colored American　《有色美国人》，309

Colter，John　约翰·考尔特，136

Colton，George H.　乔治．H.科尔顿：《特库姆塞》,184-185

Colton，Joseph　约瑟夫·科尔登：《科氏穿越西部旅游观光指南》，170

Colton，Reverend Walter　沃尔特·科尔登神父：《黄金之乡》，172

Colurnbian Orator，The　《哥伦比亚演说家》,669,670

Comanches　科曼切人，204

comanches，Los　《科曼切人》，165

communitarianism　共产社会，478,484

Compromise of 1850　1850年折中法案，106，151，242，244，278，281，283，287-288,299, 549 ,688, 703-704, 732-733 ,735, 767-768

Concord( Massachusetts)　康科德（马萨诸塞州），512, 517-518, 552, 564. 579-580,583, 600601, 644；吕克昂，401,425 ,452 ,457 .516, 519, 522 ,525, 592 .593, 598

Congregationalism　会理会，332，335

Conneau，Theophilus　西奥菲勒斯·卡努：《卡诺特船长》,268-269

Connecticut Wits　康涅狄格才子，13

Conner，Charlotte Barnes　夏洛特·巴恩斯·康纳：《丛林公主》，217

conquest，theme of　征服的主题，214,215,232

Conrad.Joseph, 617　约瑟夫·康拉德；《间谍》，773

Constanso，Miguel　米盖尔·科斯汤索，165

Constant，Benjamin　本杰明·康斯丁，434

Constiution，U.S．　美国宪法，296 ,323.716-717.750,775

Conway，Moncure　莫恩修·康威：《白传》，285；《被拒的石头》，285

Cooke,John Esten　约翰·埃斯腾·库克，260；《锤与剑》，261；《绅士亨利·圣约翰》，261；《白刃战》，261；《皮袜和丝》，261；《费尔法克斯阁下》，224；《鹰巢传》，261；《弗吉尼亚的喜剧演员》，261

Cooke，Philip Pendleton　菲利普·彭德尔顿·库克，261

Cooper，James Fenimore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传记，25-36；库珀创作的冈禁叙事故事，223；与科普韦209；尼尔的批评，41；库珀的收入，16-17；对小说的影响，37；库珀创作的边疆英雄，228-232；与哥特小说，116；与历史小说，59；对库珀的模仿，38；库珀的影响，70，72；库珀的国际因素，610-612；与欧文，24-25，32，35，41；库珀进行的名誉侵权诉讼，31；库珀撰写的杂志文章，78；海洋罗曼司，662；与梅尔维尔，25；论美国土著居民，36-37，189，208，224，232，612-615；反对辉格党，3031，32；与帕克曼，230，616，737；与坡，62，616-617；作为职业作家，25，32-33，36；库珀的笔名，28；库珀的浪漫主义小说，186；与斯哥特，32；库珀的成功，24-25；扩张主义的主题，129；与吐温，615-616

Cooper．James Fenimore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作品：《密尔斯·威灵福特历险记》，34；《漂泊与上岸》，34；《-块袋装手帕的白传》，34；《亡命徒》，30；《火山口》，35，36；《库珀镇编年史》，31；《猎鹿人》，33-34，228-229；“爱芬海姆系列小说”（E-ffingham No-uels），31-32；《刽子手》，30；《黑衣教士》，30；《美利坚合众国海军史》（The History of the Nav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rnerica），33，34；《所见之家》，31-32；《归乡之旅》，31-32；《杰克·泰尔》，35；《最后的莫希干人》，17，27，28-29，32，44，194，216-218，221，224，228-231，612-615；《皮袜子故事集》，12，189，226，228-232，611，612；《十三共和国演义》，28-29；《给同胞的一封信》，30；《莱昂内尔·林肯》，28，29；“利特尔贝奇三部曲”，34，36；《卡斯蒂里亚的梅赛德》，34；《莫尼金斯》，30；《奈德·米尔斯，或航海生涯》，34；《美国人的观念》，29，358；《橡树路日》，35，232；《探险者》，33-34，228-229；《水手》，28；《先驱》，11，27，28，32 .36 .43 , 228-230, 612, 619, 774;《大草原》,27, 29, 32, 137, 228-230, 613-614;《戒备》，12，26，28；《红海盗》，29；《萨坦斯托》(Satanstoe)，《戴镣铐的人》(The Chainbearer)，《红皮肤的人》（T^e RedsL--ins）（三部曲），34，232；《海狮》，35-36；《间谍》，11-14，26-27，29，32，38，610-612；《十五岁的故事》，28-29；《两位海军司令》，34；《水妖》，29；《眼前的路》，35，36；《威什顿威什的悲哀》，29，232；《双帆航行》，17，34；《怀恩多特》，34，36，232，616-617

Cooper，William　威廉·库珀，25-27

Cooper Union speech( Lincoln)　库珀学会演讲（林肯），296，298

Cooperstown(New York)　库珀镇（纽约），25-27，30，31

Copway，George　乔治·科普韦：《科普韦美国印第安人》，209；《卡格葛博酌生活、历史和出行》，208-209；《奥吉布瓦人的征服》（The Ojibway Conque.st），209；《奥吉布瓦族传统的历史和特征概述》，209

copyright law　版权法律，14，47，57，370

Coronado expedition　科罗拉多探险，164

“correspondence”　“通信”，378-180

corrido　科利多，165-167

“Corrido de Gregorio Cortez，El”　《格雷高里奥·科特斯之歌》，166-167

“Corrido de Kiansis，El”　《基安西斯之歌》，166

Cortez，Gregorio　格雷高里奥·科特斯，166-167

Cortina，Juan Nepomuceno　胡安·奈珀姆切诺·科尔蒂娜，167

Cousin，Victor　维克多·库辛，383-384，400，407，425

Coyner，David　戴维·凯纳：《迷茫的猎人》，142

Craft，Ellen　爱伦·克拉夫特，309，551；《为了白由跑步一千英里》，310-311

Craft，William　威廉·克拉夫特，551；《为了自由跑步一千英里》，310-311

Cranch，Christopher Peares　克里斯托弗·皮尔斯·克朗奇，449

Crean，Stephen　史蒂芬·克莱恩，102

Crayon，Geoffrey　杰弗里·克雷恩，20；《布雷斯布里奇田庄》( Bracebridge　Hall)，21

creation myths　创世神话，198-200

Creek Wars　壳里克战争(1836)，238

crime hterature　犯罪文学，637

Criswell，Robert　罗伯特·克里斯维尔：《汤姆叔叔的小屋与白金汉宫》，265

Crockett，David　戴维·克罗克特，227，234；《自传》，636；《戴维·克罗克特的生活故事》，227，632

Cromwell，Oliver　奥利弗·克伦威尔，537

crowds　人群，649-650

Crummell，Alexander　亚历山大·克伦威尔，270-271，306；《非洲的未来》，270；《美国白由黑人与非洲的关系及其对非洲的责任》，270

Cuba　古巴，244，307，308，624

Cudworth，Ralph　拉尔夫·科德沃斯，341

Cuerno Verde　库埃诺·维尔德，165

Cuffee，Paul　保罗·卡非：《非洲塞拉利昂殖民地定居和现状简述》，267

Cult of Domesticity　家庭信仰文化，43，65-67，81-82，92，94-95，102，103，106，114 ,115

Cult of Thue Womanhood　真正女性崇拜，参见家庭信仰文化

cultural domination　文化统治，158

Cummins David　载维·康明斯，89

Cummis Maria　玛丽亚·康明斯，88-89，109，115-116，118，119，1：

Cummis Maria　玛丽亚·康明斯：作品：《艾尔·弗雷迪斯》，89；《痴迷的心》，89；《灯夫》（The Lamplighter），42，66，80，81，88-95，118，123；《梅布尔·沃恩》，89，222

Cummis，Mehitable Cave　梅希特伯·凯弗·康明斯，89

Curtis，George William　乔治·威廉·科蒂斯，78，575-576，757；《美国学者的政治与时代责任》，763

Curtis，Newton　牛顿·科蒂斯：《遭追捕的酋长》，162

Cushing，Eliza　伊莉莎·库欣：《萨拉托加》，223

Cushman，Charlotte　夏洛特·古什曼，44

Cusick，David(Tuscarora)　戴维·卡斯西克：《六民族古代史纲》，206

Custis，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卡斯蒂斯：《波卡洪塔斯》，217

D

Daguerre　达盖尔，507

Dallam，James W.　詹姆斯.W．达莱姆：《孤星》，155

Dana，Charles　查尔斯·达纳：《世界花园》，145，170

Dana，Richard Henry　理查德·亨利·达纳，424，684；《美国人》，12；《水手之友》，156；《航海两年》，152，155-156，609，662-666，746

Dartmouth College　达特茅斯学院，406，436

Darwin，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706

David，Rebecca Harding　丽贝卡·哈丁·戴维斯：《铁磨坊中的生活》，745-748

Davis，Jefferson　杰斐逊·戴维斯，243

Davis，John 绚翰·戴维斯，621

Davis，Rever end Noah　诺亚牧师·戴维斯：《诺亚·戴维斯牧师的生活》，317

Davis，William W.H．　威廉.W．H.戴维斯：《美国佬》，168

De Bow，James D.B．　詹姆斯．D．B．德伯，249；《南方非蓄奴主存在于蓄奴制中的利益》，253

De Bow's　Re oiew　《德伯评论》，152，253，283

De Quincey，Thomas　托马斯·德昆西，509；《-个英国瘾君子的忏悔》，656，726

de Stael，Madame　德斯塔尔夫人，355，526-527；《论德国》，351，353，367，378

de Wette，Wilhelm Martin Leberecht　威尔海姆·马丁·莱伯列希特·德维特：《（旧约）导论》，415，423；《西奥多》，416，4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183，241-242，716

Defor，Daniel　丹尼尔·笛福，658；《鲁滨逊漂流记》，675-676

DeLancey，Susan Augusta　苏珊·奥古斯塔·德兰西，26

Delano，Alonzo　阿朗骚·德莱诺：《大平原及金矿歆记》，171

Delano，Amasa　阿玛萨·德拉诺，282；《航海旅行纪事》，761

Delany，Martin　马丁·德莱尼，158，271；《黑人》，305；《布莱克》，244，304，307-308，763；《美国有色人种的状况、改善、迁徙和命运》，307-308；《美国独立革命中的黑人》，305；《美洲大陆有色种族的政治命运》，307；《圣多明哥》，305-306democracy　民主，358-359 .435, 521, 617-621, 625-626, 647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班克罗夫特对民主党的忠诚，621;布朗森与民主党，398399，441，501；库珀与民主党，24，33；霍桑与民主党，646；民主党与蓄奴制，559；弗雷斯特的支持者，46；民主党与“青年美国”，64

Democratic Review　《民主评论》，参见《美利坚杂志和民主评论》

Democratic State Convention　民主党全国大会，435

Dennie，Joshph　约瑟夫·丹尼，356-357;《佳作选辑》，52

Denslow，Van Buren　范布伦·邓斯鲁：《被承认和被否认的》，293-294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内务部，237

Derby，James　詹姆斯·德比，96

Dew，Thomas R．　托马斯．R．迪尤：“废除黑人蓄奴制”，246，249；《论1831-1832年弗吉尼亚立法辩论》，246

Dewees，Jacob　雅各·布迪威：《美洲和非洲的远大未来》，269

Dewey，C．　C．迪威：《草本开花植物记》，454

Dial,The　《日晷》，419,441-458,478,498,512,528

dialectial procedures, 626-627

diaries　曰记，137，139，254

Diaz，Fary Juan　福瑞·胡安·迪亚兹，165

Diaz Cortez，Leonor　李奥诺·迪亚兹·科特斯，166

Dickens，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21，100，121，122，652，743；《美国札记》，286；《荒凉山庄》，78；《大卫·科波菲尔》，751；《小多丽》，78

Dickinson，Emily　艾米莉·狄金森，81，279，555

dime novels　廉价小说，42，224，228

diversity　多样性：作为小说主题，5

Divinity School Address( Emerson)　神学院讲话（爱默生），389，402-408，443，481:布朗森论神学院讲话，436-437；围绕神学院讲话的争论，411，418-419，428，429；弗朗西斯论神学院讲话，496；促成《日晷》的建立，442

Dix and Edwards　迪克斯和爱德华，757，763，766

Dodderidge，Joseph　约瑟夫·多德里奇：《罗根》，216-217

domestic fiction　家庭小说，115-120，118-119，122-123

domestic slavery　冢庭蓄奴制，113

domesticity　家庭生活，289，647:亦见家庭信仰文化

Doniphan，Alexander　亚历山大·道尼芬，160

Douglas，Ann　安·道格拉斯：《美国文化的女性化》（ThP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76

Douglas，Stephen　史蒂芬·道格拉斯，169，296-297，550，557

Douglass，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29，240-241，271，287，300，308-312，317,322-328,607.609,666-671

Douglass，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作品：《英雄奴隶》，324，763；《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活与时代》(Life and Tz'rnes of Frederz'ck Douglass)，327，671;《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278，314，323-326，666，668，745，750-752；《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人生叙谈》，323-324，327，460，666-671，718；《北方之星》（《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309，326-327；《七月四日对奴隶意味着什么？》，687

Drake，Benjamin　本杰明·德雷克：《黑鹰纪事》，213；《特库姆塞的一生》，185

Drake，Daniel　丹尼尔·德雷克，132-133

Drake，Samuel　塞缪尔·德雷克：《北美印第安人史传》，186-187，219；《印第安人的冈徒》，219；《荒野中的悲剧》，219

drama　戏剧，44-51，214-218

dream symoblism　梦的象征，201-202

Dred Scott v．Sandford　《德雷德·司各特对圣福德》，299-300，762

Drew，Benjamin　本杰明·德鲁：《扎方人看蓄奴制》，314

Drouillard，George　德罗易拉德，乔治，136

Drummond light　德拉蒙德灯，766

Du Bois，W．E．B．　W．E．B．杜波伊斯，762；《黑人的心灵》，318

Duff，Mary Ann　玛丽·安·杜夫，44

Duran，Frey Diego　福瑞·迭戈·杜兰：《新西班牙之印第安史》，164

Duyckinck，Evert　艾弗特·戴克金克，757，764:编辑《大角星》，57-58，645-646；与霍桑，650，695，699;　与梅尔维尔，726；与坡，654，656-657；与“青年美国”，70；《美国文学百科》，635，684

Duyckinck　乔治·戴克金克，57-58，646，764

Dwight，Dr.　约翰·德怀特博士，488

Dwight，John Sullivan　约翰·沙利文·德怀特，487，488；《先驱者》，491

Dwight，Marianne　玛丽安娜·德怀特，488-493

Dyer，Oliver　奥利弗·戴尔，96

E

East Alabarn zan　《东阿拉巴马人》，636

Eastburn，James　詹姆斯．W．伊斯特本，《亚莫伊登——菲利普王的战争传说》，215,223

Eastman．Mary　玛丽·伊斯曼，193；《菲立斯阿姨的小屋》，265-266

Eastman，Seth　塞思·伊斯曼，192-193；《美国土著文件夹》，193；《达科他》，193；《印第安人的浪漫生活故事》，193

Eckerman，Johann Perter　约翰·彼得·爱克曼：《歌德谈话录》，425，442，536

economic conditions　经济状况，394-395，699-701；亦见1837年大恐慌

Edenton(North Carolina)　伊甸顿镇（北卡罗莱纳州），749

Edinburgh Reoiew　《爱丁堡评论》，357，362，370，508

Edson，Clement　克莱蒙特·爱德森，57

education　教育，350-354, 372-275 .385-391.439

Edwards，Jonathan　乔纳森·爱德华兹，276，365，501，661

Effingham Novels　“爱芬海姆系列小说”，参见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Egan，Pierce　皮尔斯·爱根：《伦敦生活》，630

Eichhorn，Johann Gottfired　约翰·戈特弗里德·艾希霍恩：《〈旧约〉导论》，345-347

Eldredge，Charles　查尔斯·艾尔德雷奇，96

Eliot，George(Mary　Ann　Evans)　乔治·艾略特（玛丽·安·埃文斯），511；《弗罗斯河上的磨坊》，746

Eliot，Samuel A.　塞缪尔．A．艾略特：《约西亚·汉森的生活》，313

Eliza(a prisoner)　伊莉莎（一个冈犯），531

E-lizabeth( ship)　伊莉莎白（船名），546-547

Elkswatawa　埃尔克斯瓦恃瓦，184-186，227

Ellet，Elizabeth Fries　伊丽莎白．弗赖斯·埃利特：《西部拓荒妇女》，222

Elliot，E N．　E N．艾略特：《棉花是国王和亲奴制论述》，249；《亲奴制论证》，249

Elliott，Jesse D．　杰西．D.爱略特，33

ellipsis　省略，647-648

Ellis，Edward S．　爱德华.S．埃利斯：《塞斯·琼斯》，224

Ellis，William　威廉·埃利斯：《环夏威夷群岛航行记》，149

Ellsler，Fanny　范妮·埃尔斯勒，527

emancipation　解放，245 .246 ,269 .271,273, 381.293 ,295 .299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293，299

Emancipator　《解放者》，275

Embury，Emma Catherine　爱玛·凯瑟琳·恩伯利，66-67，73；《康斯坦斯·拉蒂默》，66

Emerson，Edward　爱德华·爱默生，355

Emerson，Ellen　爱伦·爱默生，369，557，599

Emerson，Lydia Jackson(Lidian)　丽迪亚·杰克逊．（丽迪妄）．爱默生，408，557

Emerson，Mary Moody　玛丽·牧迪·爱默生，365-366

Emerson，Ruth Haskins　露丝·哈斯金斯·爱默生，365

Emerson，Sophia　索菲亚·爱默生，463

Emerson，Waldo　沃尔多·爱默生，366-370，477

Emerson，William　威廉·爱默生，332，365　366

Emerson，Ralph Waldo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7，54，55，345，365-366，374:与孤独英雄的共鸣，399；与阿尔科特，479-480；与卡莱尔，369-370，380；与德斯塔尔，353；自信的教条，399；论经济状况，395-396；在欧洲，495；与弗朗西斯，496；与富勒，482；论林肯；作为吕克昂演讲者，393-394，403；与墨西哥战争，160；论理性与知性，355，394；论改革，4776-477；与蓄奴制，280-281，550-555，559-564，567；与斯维登堡神学，378-379；与梭罗，476；与超验主义俱乐部，377-378；与唯一理教，402:与威利(Very)，403，410-411；论妇女，482

Emerson，Ralph Waldo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作品：《关于教育的发言》，396；《对坎布里奇神学院高年级学生的讲话》（An Addre.ss to拍e Senior Class in Divinity College，Ca rnbridge）（《神学院讲话》），389，402-404，405-408，411，437-438，481，496；《美国的文明》603；《论美国学者》，396-398，436，451，648；《美国的蓄奴制度》，559-562;《论艺术》，468-469；《谈萨姆纳先生被殴打事件》，562-563；《论性格》，481-482；《查顿街大会》．450；《论循环》，434，468，474-475；《论补偿》，468-470；《生活的准则》，566-569，592；《论勇气》，565；《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解放》，281；《英国人的特性》，566-567，569-571，592；《文集》（第一卷），370，468475；《文集》，第二卷，480-485，498，534；《论经验》，481；《论友谊》，468-469；《追捕逃亡奴隶法》，281，552-554，569；《论天赋》，481，483；《论英雄主义》，398，468，470；《论历史》，468-469，470；《论才智》，468-469，474；《约翰·布朗》，565；《论当代》，460，476-477；《论文学》，459；《文学伦理》，436；《圣餐》，367-368；《论博爱》，468，470-471；《为改革者助威》，460；《论行为》，481-482；《论蒙田》，493；《论自然》，146，377-3381，401，424，427，435，481；《论自然》（散文），481；《白然，讲话与演说》(Nature，Address and Lecture.s)，524；《新英格兰改革者》，481，484；《论唯名论者和现实主义者》，481，483；《论超灵》，468-469，473，533；《历史哲学》，393；《诗集》，503；《论诗人》，480-481；《论政治》，481，483，702；《论政治》（讲座），396；《道德哲学之现状》，343；《论审慎》，468-470，474；《代表人物》，74，504-508，524；《论白助》，468-470，471-472，473；《论堪萨斯事务》，563-564；《狮身人面像》，450；《论精神法则》，468-473；《论现状》(State)，569；《时代》，450；《超验主义》，450；《论超验主义者》，331，459；《论崇拜》，568；《年轻的美利坚人》，144

emigrant guides　移民指南，144-145，170，171，222

emigration　移民，439

Emmons，E　E．埃蒙斯：《四足动物记》，454

Emmons，Richard　理查德·埃蒙斯：《特库姆塞》，216

empire　帝国：帝国意识形态，127；美利坚帝国，135，173

Engels，Friedrich　费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744

England，English　荚格兰，英格兰人，参见不列颠，不列颠人

Enlightenment　启蒙，352

enthusiasm　狂热，338-339

Equiano，Qlaudah　奥劳岱·伊奎诺，310

Erie Canel　伊利运河，1-5

Escuero，Jose Agustin de　何塞·奥古斯丁·德·埃斯库德罗：《古老的新墨西哥省的史学与统计学资料》，168

ethnography　人种学，138 ,179-180 .183-196, 206, 219

evangelism　福音传道，272

Eoenz'ng Mirror( New York)　《夜晚的镜子》（纽约），654

Everett，Edward　爱德华·爱弗里特，22，79，121，339，344-348，350　　；“美国文学发展的有利环境”，132

Everett，James　詹姆斯·爱弗里特：《为基督教而辩》，347

expansionism　扩张主义，127-131；为扩张主义的辩论，133；与加勒比海，308:扩张主义的腐蚀作用，150；与拉丁美洲，150-169；与美洲土著居民，128，130-131，135，175，216；亦见“命定扩张说”

exploration，explorers　探险，探险者，129，137-138，146-148，165

F

Fabens，Joseph W.　约瑟夫.W．法宾斯：《巴拿马地峡纪实》，150

family issues　家庭问题，750-751

Fanning，Edmund　爱德萦德·范宁：《南方诸海旅行记》，148

Farnham，Eliza　伊莉莎·法恩海姆：《加利福尼亚——家事和国事》，172-173；《草原上的生活》，172

Farrington，Samuel　法灵顿，塞缪尔，96

Farrington，Sara Willis Eldredge　萨拉·威利斯·艾尔德雷奇·法灵顿，参见萨拉·佩森·威利斯

Faulkner，William　威廉·福克纳，21，321，632；《押沙龙，押沙龙！》，762；“熊”，635

Fay，Theodore Sebgwick　西奥多·塞奇维克·费依，53；《一位恬静男人的梦想和幻觉》，69；《诺曼·莱斯莉》，69

Federal Street Church( Boston)　联邦大街教堂（波士顿），426

Federal Street Theater( Boston)　联邦街剧院（波士顿），405

Federal Writers，Project　联邦作家T程，310

Felton，Cornelius　科涅琉斯·费尔敦，396

feminine literary tradition　女性文学传统，36　37，43，120　121

feminism　女权运动，11 5 116

Fern，Fanny　范妮．菲恩，参见萨拉·佩森·威利斯

Fernham，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法恩海姆：《加利福尼亚生活与探险》，156；《西部大草原之旅》，156

Ferris，Warren　华伦·费里斯，141

Fichte，Johann Gottlieg　约翰·戈特里普·费希特，352，380；《学术观点》，363

fiction　小说，733，765；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59-72；历史小说，38，40，42，59，72；“男子气概”对“女性气质”，43；小说的流行，17-18；宗教小说，59-65

Field，John　约翰·菲尔德，584

Fielding，Henry　亨利·菲尔丁：《乔纳森·瓦尔德》，637；《汤姆·琼斯》，40

Fields，James　詹姆斯·菲尔兹，77，78，109，120，579，581，601-602，699，746，747

Fields，Joseph　约瑟夫·菲尔德：《得州三载记》，155

Fillmore，Millard　米勒德·菲尔莫尔，550，554

Finney，John　约翰·菲尔森：《肯塔基州的发现、定居与现状》，226

Finney，Charles Grandison　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276

Fisher，Isaac　埃塞克·费谢，242

Fisk University　菲斯克大学，318

Fitzhugh，George　乔治·费兹修，249；《全是食人生番！》，253-254，745；《南方社会学》，253

Five Civilized Tribes　五个文明部落，177，233

Flag of Our Union (Boston)　《我们联邦的旗帜》（波士顿），654

Flagg，Edmund　爱德蒙德·弗拉格，146；《西部：或，落基山脉彼端之行》，145

Flanders，G. M.　G. M.佛兰德：《乌木崇拜》，265

Flaubert，Gustave　古斯塔夫·福楼拜，714

Flinnt，Timothy　提莫西·弗林特，42-43，56，154，223；《亚瑟·克林宁》，234；《丹尼尔·布恩传记》，39，226；《西部诸州简明地理和历史》，39；《弗朗西斯·伯利安，或墨西哥爱国英雄》，39，161，234；《乔治·梅森——一位年轻的蛮族人》，39，234；《密西西比河谷历史和地理》，39，234；《西部的印第安战争》，39，234；《亚瑟·克林宁的生活和历险》，39，234；《丹尼尔·布恩上校的历险生涯》，226；《追忆往昔十年》，39，234；《肖肖尼山谷》，39，234；《西部月刊评论》，53

flogging　鞭打，686-687

Foley，Fanny　范妮·弗利：《海上浪漫传奇》，172

folklore of　民间传说，315-316，318

Follen，Charles　查尔斯·佛伧，371

Foote，Andrew Hull　安德鲁·赫尔·佛提：《非洲和美国旗帜》，268

Forbes，Alexander　亚历山大·福布斯：《加利福尼亚》，156

Forrest，Edwin　爱德温·弗雷斯特，44，45-47，51，60，701

Forrester，Fanny　范妮·弗雷斯特，参见艾米莉·楚布克

Forrester，Frank　弗兰克·弗雷斯特，参见亨利·威廉·赫伯特

Fort 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要塞，230

Founding Fathers　开国元勋，241，242，277-279，293，300，776

Fourier，Charles　查尔斯·傅立叶，463，467，485，494

Fourierism　傅立叶主义，545

Fourth of July　七月四日，687

Fowler，Jacob　雅各布·法欧勒：《雅各布·法欧勒日记》，1。。

Fox，George　乔治·福克斯，369

Francis，Convers　康沃斯·弗朗西斯，414-415，495498，502，508；《作为纯粹内心信念之基督教》(Ch ristianitv as“Purelv　Internal Principle)，376，415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622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弗兰克·莱斯莉插图报》，78

Franklin，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203,760

Fraser 's　《弗雷泽》,362,370

Frederick Douglass's Papers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309,326-327

Free E-nquirer　《自由询问者》，382 ,434 ,440

Free Soil Party　白由土地党，252,266,554,558,664.713

Freedorn’s L，ournal　《白由报》，309

Freeman，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弗里曼：《亚拉提》，267

Freeman．Mary Wilkins　玛丽·维尔金斯·弗里曼，111

Fremont,John　约翰·弗莱芒，142-143，157，170；《我的回忆录》，157；《报告》(Re—ports) ,157

French.James S．　詹姆斯．S．弗伦奇：《埃尔克斯瓦特瓦；或，西部预言家》(E-Ikswata wa;or, the Prophet of the West),184-186

French and Indian Wars　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175 ,181,229,672,737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698

Freneau，Philip　菲利普·弗雷诺，13

Friend，The　《朋友》，357

“Friends of Universal Reform”　“全面改革之友协会”，462

frontier,idea of　边疆的观念，183-184 ,193-194，206，224235

frontier fiction　边疆小说，170，222-223

Frost，Barzillai　巴齐莱·弗罗斯特，402.425

Frost .John　约翰·弗罗斯特：《西部巾帼英雄》，21 9；《美国的印第安战争》，186

Frothingham O.B.　弗罗森汉姆，O.B．,362 ,365,376

Fruitlands　花果园地，478-480，502

Fugitive Slave Law《追捕逃亡奴隶法》，106，278-279，281, 287-288，314，497，549，

551-554,558,567.591,688

Fuller，Margaret　玛格里特·富勒，390 ,424-426 ,439 ,442-444，453 .456 ,463，482；论美国，545；论卡莱尔，544　546；富勒观念的改变，526　528；富勒的死亡，546547;与《日晷》，528；与爱默生，482，526，534-535；在欧洲，495，540-546；论哥德，507；与格利雷，530-532；与海吉，497；与朗费罗，536-537；与詹姆斯·纳森，538-539；论美洲土著居民，529-530；在纽约，535-536；论拓荒者，529；论监狱期刊，531-532；论宗教纷争，537-538

Fuller，Margaret　玛格里特·富勒，54，371-372；作品：“恳谈会”，444，528，534；《伟大的诉讼》，449，528，531；《论文学与艺术》，540；《夏日湖边》，513，528-530；《十九世纪的妇女》，291，526，531-535

Fuller，Timothy　提莫西·富勒，371

Furness，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阜尼斯，561-562；《四福音书论》，385，427

G

G.P．Putnam and Company　G．P．普特南出版社，671

Gadsden Purchase（1853年）　加兹登购地（1853年），152

Gallatin，Albert　阿尔伯特·加勒廷，187；《北美印第安种族地图》，137

Ganilh，Anthony　安东尼·甘尼尔：《墨西哥和德克萨斯》，155

Garnet，Henry Highland　亨利·海兰德·加内特，271；《告奴隶书》，306；《有色人种过去与现在的状况及其命运》，306

Garrand，Lewis　路易斯·加兰德：《瓦图瓦和塔奥斯小径》，159

Garrison，William Lloyd　戚廉·劳埃德·加里森，230-240，266，274-275，280，287，293，484，499，631，667，669，740，750；与爱默生，518；与梭罗，521

Garrison，William Lloyd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作品：《全人类解放的天才》（The

Genius of Universal E-rnancipatz'on），271；《解放者》，271；《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人生叙谈》，460；《蓄奴各州的新“恐怖统治”》，272；《对非洲殖民的思考》，271,272

Gaskell，Elizabeth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马丽·巴顿》，745，747

Gazette( Salem)　《日报》（萨莱姆），642

gender roles　性别角色，113

Genera￡Repository　and　Re oiew　《普通文库与评论》，346genre文体：历史传奇作为文体，614；文学叙事作为文体，607-608；妇女与男士小说作为文体，115；亦见文学叙事；地方叙事；民族叙事；个人叙事

Gentleman’s Magazine　《绅士杂志》，653

geology　地质学，344

Georgia　佐洽亚州，630

Germany，Germans　德国，德国人：德国哥特小说文体，21;与历史批评，416；德国文学，262；与玄学，360，407；德国哲学，352，353，400；浪漫主义，350，656，660，697 698；德国研究，348-349，362-363，371-372，400

Gettysburg　Address( Lincoln)　葛底斯堡演说（林肯），297

Gibbon，Edward　爱德华·吉朋，672

Gilbert，Olive　奥里弗·吉尔伯特：《索杰纳·特鲁斯叙谈》，309

Gilbert，Sandra　桑德拉·吉尔伯特：《阁楼里的疯女人》，11 5，116

Gilman，Caroline Howard　卡罗琳·霍华德·吉尔曼：《爱之历程》，68；《一位主妇的回忆》，68；《一位新英格兰主妇的回忆》，68；《一位南方主妇的回忆》，68，264；《花季少年》，68；《南方玫瑰》，68

Gilman，Charlotte Perkins　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黄色壁纸》，116

Gilpin，William　威廉·吉尔品：《黄金地带的中心》，173

Glidden，George R．　乔治．R．格里顿，250，251

“Go Down，Moses”　《去吧，摩西》，321

Gobineau，Joseph Arthur de　约瑟夫·亚瑟·德·高比纽，250

Goder，Louis A.　路易斯．A．古迪，55

GodeV's Lady's Book　《古迪女士书刊》，55，59，68，77，78，79，264，654

Godwin，Parke　帕克·歌德温，78，757；《政治散文》，763-764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贡·冯·歌德，363，366，437，448，507;《浮土德》，729；《真理与诗》（Truth and Poetrv），726；《威廉·梅斯特的学徒时光》，727,752

Gold Rush　淘金热，135，151-152，171-173，591，662

Golden Legend　“金色传奇”，171

Goodell，William　威廉·古德尔，《美国奴隶法规》，285；《蓄奴制与废奴主义》，285

Goodloe，Daniel Reeves　丹尼尔·里弗斯·古德罗：《南方诸州财富积累与人口增长迟缓之原凶调查》，256

Goodrich，Samuel　塞缪尔·古德里奇，54；《美国印第安名人传》

Gospel Advocate and Impartial Inve: stigator　《福音倡导者和公平的调查者》，434

gothic style　哥特文体，21，115-117，658，761

Gould，A．A.　A. A.古德：《无脊椎动物记》，454

Graces，Fray Francisco　福瑞·弗朗西斯科·格莱斯，165

Graham，George R．　乔治．R．格里顿，54，516-517

Graham，Sylvester　西尔维斯特·格拉哈姆，585

Graharn’s Magazine　《格拉哈姆杂志》，54-55，59，77，78，517，653，654

Grandy，Moses　摩西·格兰迪：《摩西·格兰迪纪事》，310，312

Gray，Thomas　托马斯·格雷，245

Grayson，William J．　威廉．J．格雷森：《雇佣工和奴隶》，247-248；《致总督西布鲁克的信件》，248；《库尔提乌斯的信件》，248

Great American Desert　美国大沙漠，154，169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18世纪40年代），339

Greeley，Horace　贺拉斯·格利雷，56，460，485-487，516，522，530-531，536，557，573,575,580

Greeley，Robert　罗伯特·格利雷：《亚瑟·伍德雷》，162

Greeley　and　McElrath( corporation)　格利雷和麦克尔拉斯公司，532

Green，Ashbel　阿什巴尔·格林，332

Greenough，Horatio　霍瑞休·格里诺，447:“营救队”，181

Greenwood，Grace　格莱斯·格林伍德，参见萨拉·简·克拉克

Gregg，Josiah　约西亚·格雷格：《草原贸易》，154，160

Griesback，Johann Jakob　约翰·雅各·格里斯巴赫，346

Griffiths，Mattie　马蒂·格里菲斯：《-个女奴的自传》，301

Grimes，William　威廉·格兰姆斯：《逃亡奴隶威廉·格兰姆斯的生活》，312

Grimke，Angelina　安吉丽娜·格里姆凯，275，280，289-290;《向南方基督教妇女呼吁》，289；《致凯瑟琳．E．比彻的书信》，289

Grimke，Sarah　萨拉·格里姆凯，275，280，289-290；《论妇女处境和两性平等的信笺》，289

Griswold，Rufus Griswold　鲁弗斯·威尔莫·格里斯沃德，55，58，654-656；《美国散文作家》，634

Gubar，Susan　苏珊·古巴：《阁褛里的疯女人》，115，116

Gurley，Ralph R．　拉尔夫．R．哥利，《杰休迪·阿什曼传》，267

H

Haiti　海地，251，270，283，305，308，323，327-328，762；亦见圣多明哥

Hale，Edward Everett　爱德华·艾弗里特·黑尔，349

Hale，Horatio　霍拉旭·黑尔：《人种学和语言学》，148

Hale，John P．　约翰.P．黑尔，713

Hale，Sarah Josepha　萨拉·约瑟发·黑尔，55，65，79；《利比里亚》，264；《诺斯伍德》，39，264；《美国人的性格》，39

Hall，Bayard Rush　贝亚得·拉什·霍尔：《弗兰克·弗里曼的理发店》，294；《新的购进》，227；《为了大众》，227

Hall，Charles Francis　查尔斯·弗朗西斯·霍尔：《北极考察》，147；《生活在爱斯基摩人中》，147

Hall，James　詹姆斯·霍尔，105，185，189-190，234　235；《致自由的有色人民的演讲》，267；《哈珀的头颅》，235；《西部传奇》，235；《西部来信》，235；《西部的历史、生活与习俗》，235；《边疆传奇》，235

Halyard．Harry　哈利·黑尔亚德：《祖鲁布斯科的酋长》，162

Hammond，James Henr　y詹姆斯·亨利·哈蒙德，252

Hampton Institute　汉普顿学院，318

Hanson，Samuel B．　塞缪尔．B．汉森：《汤姆·奎克——印第安人杀手》，236

Harper，Frances Ellen Watkins　弗朗西斯·爱伦·沃特金斯·哈珀，321；《尤拉·莱罗依》，303；《摩西：尼罗河的故事》，304，317；《诗集》，303-304

Harper，William　威廉·哈珀，249；《蓄奴制论集》，253

Harper and Brothers　哈珀兄弟出版社，678，680，757

Harper's Ferry(Virginia)　哈珀渡口（弗吉尼亚），284，564-566，569

Ha rper's New Monthly　Magazz'ne　《哈珀新月刊》，78，122，757

Harris，George Washington　哈里斯乔治·华盛顿，67，638，648；《苏特·拉文古德故事集》，263，639-641

Harris，J．Dennis J．丹尼斯·哈里斯，270

Harris，Joel-Chandler　乔尔·钱德勒·哈里斯，315

Harris，T．W.　T．W.哈里斯：《昆虫记》，454

Harrison，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哈里森，176，184-185，501

Hart，Joseph　约瑟夫·哈德：《米里亚姆的灵柩》，223

Hartford Female Seminary　哈特福德女子学院，95，104，287

Harvard College　哈佛学院，333，335．339，343，345-346，350-354，362，366，371，396，400，409，435，457，528；监督人会议，333，335

Harvard Corporation　哈佛公司，333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哈佛神学院，336，359，366，371，384，400，402 405，413，415，495 ,497-498,553-554

Hastings，Landford　兰斯福·黑斯廷，170；《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移民指导》，144145 ,156

Hady，Seth　塞思·黑斯蒂，547

Hawaii　夏威夷，149-150

Hawes Place Church(Boston)　豪斯·普雷斯教堂（波士顿），420，422

Hawks，Francis　弗朗西斯·霍克斯：《对一支美国舰队前往中国海和日本远征的记述》，149

Hawthorne，Mary Louisa　玛丽亚·路易莎·霍桑，643

Hawthorne，Sophia　索菲亚·霍桑，121，709，714

Hawthorne，Nathaniel　纳撒尼尔·霍桑，37，54，57，608，622，641-651；与布鲁克农场，710；霍桑的坐涯，643-645，676；霍桑的儿童图书，693；霍桑的商业成功，120；霍桑小说中的人群，649-650；与民主党，646；与哥特小说，116-117；与欧文，22；与孤立，651；詹姆斯论霍桑，776-777；与文学叙事，609，735；霍桑的地方身份，642；与地方叙事，608，757；与朗费罗，645，646；霍桑的杂志作品，55，67；与梅尔维尔，649，726，735-736；论叙事作品，724；论美国土著居民，649；论尼尔，41；与奥沙利文，57；与坡，62，69，617，646，706，707；与里普利，492；霍桑的罗曼司作品，706707，708-724；霍桑的札记与故事，642-643；论蓄奴制，713；与斯托夫人，119，740；省略的运用，647-648；敏感旁观者的运用，718-722；与维利，401；与威利斯，95；论妇女作家，65，89，95，121；妇女对霍桑的看法，76；与“青年美国”，70-71

Hawthorne，Nathaniel纳撒尼尔·霍桑：作品：《美国原告》手稿，767，768-769；《祖先的足迹》，767；《给儿童写的传记故事》，644；《福谷传奇》，72，121-122，466-467，492，618，644，694，710，718，720-721，753；《天国铁路》，646-647；《略议战争》，241，767；《海关》，705，711-713，715；《格里姆肖医生的秘密》，767；《多里佛罗曼司》，767，769-770；《生命精华》手稿，767，769；《历史著名人物》，644；《文质彬彬的男孩》，642，647-649；《祖父的椅子》，644；《三山山谷》，642；《七个尖角阁的房子》，21.72 , 74, 117, 121. 644, 695, 706, 707, 710, 714, 717-718, 719-722, 740;《白由树》，644；《富兰克林·皮尔斯传》，244，693，712-713，715-717；《玉石雕像》，69，645，767-768，693-694，699，718，722-724，731；《莫利山上的五月柱》，643；《牧师的黑面纱》，643；《古宅青苔》，70，644．758；“哈钦森太太”，642；《我的亲戚莫利纽克斯少校》，642-643，649-650；《我们的旧宅》，645，767；《美国笔记选辑》，767；《英国笔记选辑》，767；《法国、意大利笔记选辑》，767；《皮特·帕里通用历史》，643644；《边城故事》，642，650；《罗杰·梅尔文的葬礼》，642，647，649；《红字》，18，72，74 .77 .120, 186, 607, 609, 644, 693, 695, 699, 703-704, 710-712, 714-718, 719,721，777；《塞昔提谬斯·费尔顿》，767；《本土故事七则》，642；《居高临下》，642；《雪影》，644，650，693；《说书人》（The Stor-Vteller），643，765；《堂格伍德故事集》，644，693；《历史和传记故事》，644；《重讲一遍的故事》，20，37，643-645，653，693-694，699，704；《威克菲尔德》，643，648，759；《一本写给孩子们的奇妙的书》，644，693；《年轻人古德曼·布朗》，117，647-651，710

Hawthorne，Una　尤娜·霍桑，57

Harne．Robert　罗伯特·海恩，248，277

Hazlitt，William　威廉·海兹利特，358-359，433

Heckewelder，John G.　约翰．G．赫克韦尔德：《印第安民族的历史、行为与风俗》，186

Hedge，Frederic Henry　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359-361，376-377，419，422，425-426，443，445，495-498，502；《宗教理性》，498

Hedge，Levi　列维·海吉，359

Hedge's Club　海吉俱乐部，377，392

Heetopades o.f Veeshnoo-Sarma,The(Hindu text),450

Helper，Hinton Rowan　辛顿·罗恩·赫尔普，285；《南方逼近的危机》，256257；《黄金土地》，256；《黑土地上的黑鬼》，257；《黑人》，257

Hemdon，William Louis　威廉·路易斯·赫恩登：《亚马逊河谷探险》，151

Hemingway，Ernest　欧内斯特·海明威，37，121，635

Hendrik，Hans　汉斯·亨德里克：《自传》，147

Henson，Josiah　约西亚·汉森，287；《比水说更奇特的真实故事》，313

Hentz，Caroline Lee　卡罗琳·李·亨茨，74；《种植园主的北方新娘》（The Planter's Northern Bride）。265

Hentz，Nicholas　尼古拉斯·亨茨：《勒纳佩王泰德尤斯金德》，232

Herbert，Henry William　亨利·威廉·赫伯特：《弗朗德兄弟传》，59

heroic figures　英雄人物，215，225-235

Heyne，Christian Gottlob　克里斯蒂安·戈特洛伯·海内，362

Hicks，Thomas　托马斯·希克斯，541

Higginson，Thomas Wentworth　托马斯·温特华斯·希金森，244，318，320，538，555，564　565

Hildreth，Richard　理查德·西尔德里兹：《美国的专制统治》，258；《奴隶》，287 288

Himnaton Yalakit　歆马顿·亚拉奇特，参见约瑟夫酋长

historical criticism　历史批评，344，368

historical fiction　历史小说，12，39，108，261-263

historical romance　历史罗曼司，614-615

historicity　历史性，4

Hitchcock，Alfred　阿尔弗列德·希区考克：《精神病人》，117

Hoar，Ed　埃德·霍尔，596

Hoar，Elizabeth 伊丽莎白·霍尔，511

Hoar，Samuel　塞缪尔·霍尔，518

Hobbes，Thomas　耗马斯·霍布斯，342，352

Hodge，M.C．　M．C．霍奇：《梅斯蒂索》，238

Hodgson，William B．　威廉．B．霍金森：《北非、撒哈拉与苏丹行记》，268

Hoffman，Charles F．　查尔斯．F．霍夫曼，56，57；《格利斯雷：莫雷克人传奇》，60，232；《西部之冬》，131

Hoffman，Matilda　玛蒂尔德·霍夫曼，19

Holley，Mary Austin　玛丽·奥斯丁·霍莉，154-155；《德克萨斯》，155

Hollister，Gideon　吉迪恩·霍利斯特：《霍普山》，237

Holly，James T．　詹姆斯．T．霍利：《海地革命的历史事件中表现m的黑人进行自治与文明进步之能力的辩护》，270

Hollywood westerns　海莱坞西部片，610

Holmes，George Frederick　乔治·弗雷德里克·霍尔姆斯，78，252

Holmes，Oliver Wendell　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54，55，57，733，746

Horne Journal　《家庭杂志》，96

Homer　荷马，345

Homestead Act　《宅地法》（1862年），169

Hone，Philip　非利浦·霍恩，44

Hooper，Johnson Jones　约翰逊·琼斯·胡伯，67，636-637；《西蒙·苏格斯历险记》，636 637；《在阿拉巴马进行人口普查》，636

Hopkins，Eliza　伊莉莎·霍普金斯：《埃拉·林肯》，222

horse racing　赛马，630-631

Horton，George M.　乔治．M．霍顿：《自由的希望》，309

Hosmer，Hezekiah　何泽克亚·荷司马：《八分之一黑人混血儿阿德拉》，294

Houghton Mifflin　霍顿·米夫林，589

House of Carey　凯里出版社，14-16.24,34,61,64,68.77

House of Harper　哈珀出版社，14-16 ,42，63-64 .68，77，78，80 ,105，652

House Divided speech( Lincoln)　“分裂的家庭”演讲，297

house　家庭，117

Houston，Sam　山姆·休斯顿，155,157,227

Howard，Cordelia　考蒂利娅·霍华德，50

Howard，G.C　G.C　霍华德，50

Howard，H. R．　H.R．霍华德：《西部大盗约翰．A．默雷尔的冒险生涯》（Tlz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John A.　Murrell,tlze Great We.stern Land Pirate),228

Howe,Julia Ward　朱丽叶·沃德·霍尔：“共和国的战争颂歌”，296

Howells，William Dean　威廉·迪恩·豪威尔斯，78 .118．699

Hughes，Henry　亨利·休伊斯：《社会学论述》，253

Huidekoper，Anna　安娜·惠德科勃，429

Huidekoper，Harm Jan 哈姆·让·惠德科勃，431-432

human rights 人权，624

Hume，David　大卫·休谟，339-340,352，366-367 ,382 ,406；《人类知性研究》，340

humor　幽默，67，632-641，725

Hunt，Wilson　Price 威尔逊·普利斯·亨特，136

Hunter，John Dunn　约翰·邓恩·亨特：《密西西比河西部几个印第安部落的风俗习惯》，220；《遭北美印第安人俘获记》,185 ,220

Hurons　休伦湖，230-231

Hurston，Zora Neal　左拉·尼尔·赫斯顿：《骡子与人》，316

Hutcheson，Francis　弗朗西斯·哈切逊：《美与德思想本源的研究》，342

I

Idealism　唯心主义，373，377，400，401

Ilinois　伊利诺斯，588

Illinois Gazette　《伊利诺斯公报》，235

Illinois　Intelligencer《伊利诺斯情报员》，235

imagination　想象，109-110, 722, 729, 757

immigrants　移民，559

incest　昆虫，94,103

Independent　《独立周刊》，109

Indian Bureau　印第安局，237

Indian Removal　驱逐印第安人，176-180，182-185，196，204，219，221，223，227，228，233，238；杰克逊与驱逐印第安人，176，190；门罗鼓吹驱逐印第安人，137；驱逐印第安人与蓄奴制，183

Indian Territory　印第安人领地，177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232，282，331，659，702，731，733，734

Ingraham，Cato　卡托·英格拉哈姆，585-586

Ingraham，Joseph　约瑟夫·英格拉哈姆，71，72；《奴隶蒙特祖马》，159；《黑白混血儿》，293

innate ideas　先天观念，343

Interesting Narratio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奥劳岱·伊奎诺生活趣事，或非洲人古斯塔夫斯·瓦萨》，310

Ireland，Alexander　亚历山大·爱尔兰，508

Irish　爱尔兰人，584

Iroquois　易洛魁人，188，201，207

Irving，Ebenezer　埃比尼泽·欧文，19

Irving，John T．　约翰.T.欧文：《老鹰酋长》，223

Irving，Washington　华盛顿·欧文，16，34，37，46:传记，17-24，34-35；与库珀，2425，32，35，41；与科普韦，209；遭受尼尔的批评，41；被认为有女人气，41；与霍桑，22；作为历史学家，23；欧文的影响，38，70；与《纽约人杂志》，57；与梅尔维尔，678，726；欧文的地方叙事作品，629-630，757；论美国土著居民，182，186；对小说紧张不安，21；与波尔丁，39-40；与坡，20，22，146；欧文的笔名，20，21；与司各特，1 9；与敏感性，718；作为短篇小说作家，20；与扩张主义的主题，129；欧文的西部叙事，139-141

Irving，Washington华盛顿·欧文：作品：《勃尼维尔上尉之落基山脉与远西探险记》，140 141；《阿尔罕伯拉》（Alhambra），22；《阿斯特里亚》，23，136，139 141，147；《格拉纳达攻克记》，22，139；《克雷恩杂集》，23，139；《格拉纳达》，150；《哥伦布的生平及航行》，22，139；“睡谷的传说”，20，118；《绅士乔纳森·奥尔德斯泰尔通信≯，19；《乔治·华盛顿传》（The Lif of George Washington），23:“瑞普·凡·温克尔”，20；《大杂烩》，19；《见闻札记》，11　14，19 20，41，629；《旅客谈》，21 22；《大草原游记》，23，139；《印第安人的性格特征》，182；《哥伦布同伴的航行和发现》，22

Irving，William　威廉·欧文，39

isolation　孤立，651

Italy　意大利，541-543，545

J

Jackson，Andres安德鲁·杰克逊，33，139，608，628，631-632，713；作为英雄，234；与“命定扩张说”，127，177；杰克逊的货币政策，394-395；与美国土著居民，176，190，210，213；第二年度国情咨文，177

Jacobs，Harriet A．　哈里叶特．A.雅各布：《女奴生活札记》，246，301-302，745. 748-750

Jacobs，Peter　彼得·雅各布斯：《彼得·雅各布斯神父日志》，209

Jamaica　牙买加，283

James，Edwin　爱德温·詹姆斯，137；《由匹兹堡到落基山脉探险手记》，136-137；《约翰·坦纳被俘历险记》，220

James，Henry　亨利·詹姆斯，714，767，776-777

James，Thomas　托马斯·詹姆斯：《在印第安人与墨西哥人中的三年》，1 53

James Monroe and Company　詹姆斯·门罗出版社，377

Jarves，James　詹姆斯·贾维斯：《夏威夷群岛历史》，149；《凯厄纳》，149；《桑威奇群岛风光录及中美洲旅行记》，150

Jay，William　威廉·杰伊：《美国殖民社团的特征与倾向凋查》，271

Jefferson，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176，242，250，259，266，775；《弗吉尼亚州札记》，216,273

Jeffrey，Lord　杰弗里勋爵，508

Jemison，Mary　玛丽·杰米逊，129，221-222

Jesus　耶稣，341, 344 .348, 384, 387, 403, 406 .412, 415 .417-418, 421-422

Jewett，John　约翰．P．杰威特，80，89，107，120

Jewett，Sarah Orne　萨拉·奥恩·朱维特，111

“Jim Crow”“吉姆·克罗”，50，51

John Murray of London　伦敦的约翰·默里，678

Johnson，Andrew　安德鲁·约翰逊，622

Johnson，Overton　奥维顿·约翰逊：《跨越落基山脉之路》，145

Johnson，William　威廉·约翰逊，314

Jones，John Paul　约翰·保罗·琼斯，760

Jones，Justin　查斯丁·琼斯：《美丽的伊内兹》，162；《匹敌的酋长》，161；《志愿者》，162

Jones，Peter　彼得·琼斯：《奥吉布瓦族印第安人历史》，209

Jones．William　威廉．A．琼斯，57

Joyce，James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729

Judson，E．C．　E．C．贾德森：《诺伍德》，228

K

Kalevala( Finnish　epic)　《凯莱维拉》（芬兰史诗），215

Kane，Elisha　伊莉莎·凯恩：《美国格林纳尔搜寻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之探险》（改为《U．S．格林纳尔搜寻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之探险》），147；《北极探险》，147

Kansas　堪萨斯州，563-564

Kansas Aid Society　“堪萨斯援助协会”，563

Kansas-Nebraska Act　《堪萨斯　内布拉斯加法案》，288，297，299，557-559

Kant，Immanuel　伊曼努埃尔·康德，352-353，360，363；《纯粹理性批判》，355

Kean，Edmund　爱德蒙德·金恩，46

Kearny，Stephen　史蒂芬·科尔尼，157

Kears，Johnm　约翰·济慈，426，《圣阿格尼斯节前夜》，746；《许珀里翁》，674；《赛克颂》，707

Keckley，Elizabeth　伊丽莎白·凯克利：《幕后》，313；《奥凯·塔比的生活故事》，313

Kelley，Hall J．　豪．J．凯利：“告所有品行端正且意欲移民前往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者书”，144

Kelley，Mary　玛丽·凯莉：《私处的妇女和公众的舞台》．76

Kelley，William　威廉·凯利：《加利福尼亚矿区漫步》，171

Kemble，Fanny　范妮·坎伯尔：《佐治亚种植园生活记》，286

Kemble，Fanny　乔治·威尔金斯·坎道尔：《德克萨斯人的圣菲远征记》，158

Kennedy，John Pendleton　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18，263，652；《辉格党之辩》，260；《马蹄铁罗滨逊》，61，260；《威廉·沃特生平回忆录》，260；《安布鲁斯先生讨论叛乱的信件》，259-260；《集腋曲》，260；《盗碗记》，61-62，260；《燕子粮仓》，61，260

King，Charles Brid　查尔斯·伯德·金，190

King Philip　菲利普国王，237-238

King Philip's War　菲利普国王的战争，232

Kip，Leonard　列奥纳德·吉浦：《加利福尼亚速写及金矿回忆录》，172

Kirkland　卡罗琳·柯克兰，68-69，222-223；《丛林生活》，68；《新的家园——谁愿跟随7》，68，222；《西部空地》，68，223

Kirkland，Joseph　约瑟夫·柯克兰，222

Kneeland，Abner　阿伯纳·尼兰德，404-405．434

Knickerbocker，Diedrich　戴德里奇·尼克伯克，参见华盛顿·欧文

Kn icL-erbocL-er Ma ga zine　《纽约人杂志》，32，39，56-57，58，69，143，446，671

Knights of the Golden Circle　皇冠骑士，256

Know-Nothings　一无所知，559

L

Ladz'es's Magazine　《女士杂志》，55

Lafayette，Marquis de　拉斐德侯爵，29，30

Lamb，Charles　查尔斯·兰姆，615，646；《论莎士比亚的悲剧》，698

Landor，Walter Savage　沃尔特·塞维奇·兰多，450，570

Lane，Charles　查尔斯·莱恩，478-480，484，518

Lane，John　约翰·莱思，494

Lane，Lunsford　伦斯福德·莱思：《伦斯福德·莱恩纪事》，310

Lane Theological Seminary　莱思神学院，104，275

Langstaff，Launcelot　朗斯洛特·兰斯塔夫，参见华盛顿·欧文

Langtree，S．D.　S．D.朗格特利，56

language，written　书面语言，662

Latin American　拉丁美洲，150-169

Law of Compensation　补偿法律，428

lawyers　律师，656

Lea and Blanchard　李与布朗查德m版社，34，653

LeClaire，Antoine　安托万（改为安东尼）．勒克莱尔，212

Lee，Hannah　哈南·李，66，73；《艾琳娜·弗尔颉》，66；《三次生活试验》，66

Lee，Robert E．　罗伯特．E．李，565

Hegare，Hugh Swingon　休·斯维顿·理格尔，249

Legends of the Thirteen Republics(Cooper)　《十三共和国演义》（库珀），28　29

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戈特弗里德·威尔海姆·莱布尼茨，352

Lenox( Massachusetts)　雷诺克斯（马萨诸塞州），89

Leonard，Zenas　赛纳斯·列奥纳德，141-142，152；《皮货商赛纳斯·列奥纳德的历险故事》，141

Lesage，Alain- Rene　阿兰·兰诺·勒萨日：《吉尔·布拉斯》

Leslie，Eliza　伊莉莎·莱斯莉，68；《爱米利亚》，68；“华盛顿·波茨太太”，68；《铅笔速写集》，68

Lester，Charles Edwards　查尔斯·爱德华兹·莱斯特：《山姆·休斯顿传记》，155

letters书信，424-425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路易斯和克拉克探险，134，147

libel suits　名誉侵权诉讼，31

Liberator,The《解放者》，239-240,289,519,557,631,740

Liberia　剩比里亚，267-268，306，307

Liberty Alrnanac　《自由日历》，275

Library of American Books　《美国书库》，70

Libra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国文学书库”，654，657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ert，the Hermit of Massacbusetts　《罗伯特——马萨诸塞州隐士的传奇人生》，760

Life and Rema rkable Ad oentures　of　IsraelR．Potter，The　《伊斯雷尔·波特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759-760

Life of Jame : s Mars　《詹姆斯·马尔斯的生活》，314

Lincoln，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103，106，257，279，293，603，622；与蓄奴制，295300,327

Linforth，James　詹姆斯·林福斯：《从利物浦到大盐湖谷地之路》，171

Lionel Granby　《莱昂内尔·格兰比》，264

Lippard，George　乔治·里帕德：《伊甸草原的贝尔》，162；《墨西哥传奇》，161；《修道院的修道士》，71；《贵格城》（Quaker Cz't），35，71-73；《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161-162

Lisa，Manuel　显纽尔·莉莎，136

Litchfield( Connecticut)　里彻菲尔德（康涅狄格州），110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批评，2，436，706

Literarv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文学史》，666

literary narrative　文学叙事：文学叙事的绝境，756-770；文学叙事的界定，608-609；霍桑的文学叙事作品，693-696，704-706，708-724，735；梅尔维尔与文学叙事，699-701，706-707，725-734；与坡，696-698，707-708；与现实主义，773

literary nationalism　文学民族主义，688

literary professionals　文学职业人士，参见作家

literary societies　文学学会，351

Literarv World　《文学世界》，57-58，646

Little Crow　小克罗，205

Littlepage Manuscripts“利特尔贝奇三部曲”，参见库珀，詹姆斯·费尼莫尔

local narrative　地方叙事：地方叙事的界定，608；地方叙事的分裂，703；霍桑与地方叙事，641-651；欧文与地方叙事，629 630；梅尔维尔的地方叙事作品；坡与地方叙事，651-660；作为西南幽默的地方叙事，630-641

Locke，John　约翰·洛克，337-339，341-342，350，352，354，368，435；《论奇迹》，337-338；《论人类知性》，337-338，350

Lockhart　约翰·洛克哈特：《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传记》，32

Long，Stephen　史蒂芬·朗，136，137，138，153

Longfellow，Henry Wadsworty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11-12，20，54-55，57，74，121，179，457，693；与科普韦，209；与霍桑，645，646；朗费罗的杂志作品，78，79；与坡，57

Longfellow，Henry Wadsworth　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作品：《遥远的地方》，38;

《诗集》，280，537；《海华沙之歌》，75，81，191，214，215-216，218

Longstreet，Augustus Baldwin奥古斯塔斯·鲍德温·隆斯特里特，632634；《使徒基督教与蓄奴制的联系》，633；《共和国建国后五十年的佐治亚风光、人物和事件：一名土生土长佐治亚人的记录》，67，633，652

Lord's Supper sermons　《圣餐》布道，367-368

Lossing，Benjamin　本杰明·洛辛，160

Lothrop，Amy　阿米·罗斯罗普，参见安娜·华纳

Louisiana Purchase　路易斯安娜购地，176，244

Lovejoy，Elijah　爱利亚·拉福吉尔，276，279，398，399，650

Lowell，James Russell　詹姆斯·拉索尔·罗威尔，55，78，468-469，524，593-594，651；《彼格卢晚报》，160，280；“华盛顿附近捉拿逃亡奴隶”，280；《先驱》，54

Lowell Advertiser　罗威尔《公告报》，405

Luff，Lorry　劳利·拉夫：《安东尼塔——女走私犯》，162

Lugenbeel，James　詹姆斯·朗零比尔：《利比里亚札记》，267

Luiseno Indians　鲁斯诺印第安人，199-200

Lundy，Benjamin　本杰明·兰迪，271

Lyceum Address( Lincoln)　吕克昂致辞（林肯），279，296

lyceum movement　讲座运动，379，393，401

Lyell，Charles　查尔斯·赖尔，509

Lytton，Edward Bulwer　艾德华·布威尔·利顿，44，438

M

Macaulay，Thomas　托马斯·麦考利，509

McCarty，William　威廉·麦卡迪：《关于1846年战争的民族歌曲、歌谣和其他爱国主义诗歌》，160

McHenry，James　詹姆斯·麦亨利：《友谊之乐》，38；《林中幽灵》，236；《荒野》，236

McKenney，Thomas　托马斯·麦肯尼，138，179，186，209；《北美印第安部落史》，189，213，235；《回忆录》，190；《湖区纪行》，190；《印第安人的委屈与权利》，190

Macmillan’s　《麦克米伦杂志》，103

McNutt，James(“Turkey Runner”)　詹姆斯·麦克纳特（“追火鸡者”），631

Macomb．Alexander　亚历山大·麦科姆：《庞蒂亚克》，216

Macready，William Charles　威廉·查尔斯·马克雷迪，46，49，701

magazlnes　杂志：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杂志，51-59；“女士”杂志，82;杂志的流行，77；作为新小说的来源，67 69；超验主义者杂志，425-459；妇女作为杂志的读者，73

Magoffin，Susan Shelley　苏珊·雪莉·麦格芬：《从圣菲城南下墨西哥》，153-154

Mailer，Norman　诺曼·米勒，《为什么我们在越南？》，636

Maine　缅因州，593-597

Mommoth Weeklies　猛犸周刊，56，59，64

Mandeville，Bernard de　伯纳德·德·曼德维尔：《野兽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ast)．342

Manibozho the trickster　精灵麦尼博兹霍，194，200

manifest destiny　命定扩张说，207，220，623-624，671:与加勒比海，283:与两极探险，146-147；与墨西哥战争，160-163，688；与美国土著居民，238；由于科学探索而加强，138；与清教主义，129，133，145，161；与蓄奴制，130，163；与妇女，291；亦见扩张主义

manliness　男子气概，430，447

“Many Thousand Gone”　“全都没有了”，319-320

Marion，Francis　弗朗西斯·玛丽恩，64

Marquesas Islands　马克萨斯群岛，679

Marsh，Herbert　赫伯特·马什，348

Marsh，James　詹姆斯·马什，347，353-354，359，372，375

Martineau．Harriet　哈里叶特·马蒂诺，396，509，540，541，551；《美国的苦难年代》，286；《美国社会》，262，286，390

Martineau，James　詹姆斯·马蒂诺：《宗教研究原理》，384

Marvel，Ik　艾克·马韦尔，参见唐纳德·格兰特·米切尔

Marx，Karl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744

masculine literay tradition　男性文学传统，36-37，43，115 ,120-121

masculine vs. feminine spheres　男性与女性天地，657，658，741

mass fiction　大众小说，71-72

mass production　大生产，72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55-558，562

Mather，Increase　英克里斯·马瑟，208

Mathews，Cornelius　科涅琉斯·马修斯：《巨兽》，70，182；《大亚伯和小曼哈顿》，70；《牛皮大王霍普金斯的一生》，57，70

Matthiessen，F．0．　F．0．马西森，《美国的文艺复兴》，11，74-76

Mattson，Morris　莫里斯·迈特逊：《保罗·阿尔里克》，652

Maturin，Edward　爱德华·马图林：《蒙特祖马》159

Maury，Lieutenant Matthew　马修·莫瑞：《南美洲的亚马逊河与大西洋斜坡》，151

May，Samuel　塞缪尔·梅，390，499

Mazzini，Giuseppe　朱塞佩·马志尼，540，545

mechanization　机械化，709-710

Medina，Louisa　路易莎·梅迪纳，236

melodrama　情节剧，86，88 89，111-112

Melville，Herman　赫尔曼·梅尔维尔，25，37，46，57，609，617，632，678-690，699-700；尼尔对梅尔维尔的预料，41；与反家庭文学，122，梅尔维尔的生涯，680-682，756-759，766-767；梅尔维尔的商业成功，120；与库珀，25；与达纳，685；与扩张主义，129，181；作为职业作家的失败，72；与哥特小说，116；与詹姆斯·霍尔，234235；与霍桑，649，726，735-736；狄更斯对梅尔维尔的影响，122；与欧文，678；梅尔维尔的文学叙事作品，725-734；梅尔维尔的地方叙事作品，757；与杂志，78，757759；梅尔维尔的罗曼司作品，706；与莎士比亚，51，706，726；与蓄奴制，158，282284；与斯托夫人，119；论韦伯斯特，278；与妇女作家，121；妇女队梅尔维尔的态度，76；与青年美国，70-71

Melville，Herman　赫尔曼·梅尔维尔：作品：《苹果树餐桌》，122；《代笔者巴特尔比》，23，122，757-759；《战斗诗篇》，279；《钟楼》，758；《本尼托·塞瑞诺》，244，268，282-284，757-758，761，774；《比利·巴德》，607，689，767，772-774，776；《骗子的伪装》，234-235，689，764-766；《恩坎特德斯》，757 758；《霍桑与他的青苔》，58，646，698，706；《我和我的烟囱》，122；《伊斯雷尔·波特》，78，122，689，757，759761；《避雷针人》，758；《马尔迪》，72，282，652，682，696，700，702，726，752；《 H鲸》，51.58, 74, 87, 93, 122, 134, 143, 147, 148, 181, 278, 618, 635, 689, 725-735, 752,755，777；《与马克萨斯群岛峡谷的土著人一起生活四个月的故事》，678；《南北半球航行记》，282；《欧穆》，72，680，696；《单身汉的天堂与少女的地狱》，758；《皮亚萨故事集》 ( Piazza Tales)，689，757-758，761，766；《皮埃尔》，74，689，745，752-756；《穷人的布丁和富人的面包屑》，758；《雷德本》（Redburn），72，93．122，682 684，700；《两座庙宇》，758；《泰比》，70，72，149，150，234，678-682，696；《白外套》，122，156, 682 ,684-689 .693, 697-698 ,700

Merchant's Ledger and　Statistical Record　《商家账本与数据记录》，79

Meriwether，David　戴维·梅里韦瑟：《我在山区和平原的生活》，154

metaphysics　玄学，360

Mex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墨西哥美利坚文学，150，165

Mexican Amerlcans　墨裔美国人，163

Mexican Cession　墨西哥割让领土，548

Mexican Colonization　《墨西哥殖民法案》（1824年），153

Mexican Revolution　墨西哥革命（1821年），135

Mexican War　墨西哥战争，143，280，281；班克罗夫特与墨西哥战争，622，624；与命定扩张说，146，160-163，688；墨西哥战争的新闻报道，635；韦伯斯特反对墨西哥战争，549；墨西哥战争的原因，157 158；墨西哥战争的结果，152；与蓄奴制，288

Mexico，Mexicans　墨西哥，墨西哥人，503，545；墨西哥与美国扩张主义，128，131，153 1 63；墨西哥文学，1 63 169；与蓄奴制，243；对墨西哥的旅游记述，150-151

Michaelis，J．D．　J．D．米开利斯：《〈新约〉导论》，348

Mickiewicz，Adam　亚当·密茨凯维奇，541-542

Middlesex Agricultural Society　米德尔塞克斯农业协会，600-601

Middlesex Anti-slavery Society　米德尔塞克斯废奴协会，552

Miller，Elaine　伊莱恩·米勒：《洛杉矶地区墨西哥民间故事》，169

Miller，Perry　佩里·米勒，376

Milton，John　约翰·密尔顿，336，342，763；《不列颠历史》，425；《失乐园》，729

minstrelsy　说唱团，50 51

miracles　奇迹，339-340, 384-386, 406, 412 .417-419

Mirror of Libertv　《自由镜》，309

miscegenation　异族通婚：与非裔美国人，242，247，251，269，273，293-294，298，304;与美国土著居民，217 218，224-225，230，232，238

Miss Le.slie's Magazine　《莱斯莉小姐杂志》，68

missionaries　传教士，206-208，680

Missionry Society of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传教士会社．39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630

Missouri Compromise　《密苏里妥协法案》（1820年），557，559，704

Mitchell，Donald Grant(Ik Marvel)　唐纳德·格兰特·米切尔（艾克·马韦尔），74；《一位单身汉的幻想》，80，81

Mohaves　莫哈维人，220

rnonomanze　偏执狂，618

Monroe，James　詹姆斯·门罗，137，153，176，204

Montaigne　蒙田，506

Montgomery，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蒙哥马利：《危地马拉记行》，150

MonthlV Anthology　《每月文选》，52，332，346，357，365

Monthlv Mz'scellanV　《每月杂论》，422

Moore，Tom　汤姆·摩尔，356

Moredock，Colonel John　约翰·莫尔多克上校，235

Morgan，Jane　简·摩根，参见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Morgan，Lewis Henry　路易斯·亨利·摩根：《古代社会》188；《霍德诺索尼联盟，或易洛魁人》，188；《论易洛魁人信笺》（Lettrs on the Iroquoz's），188；“蒙提祖马的晚餐”，187

Mormons　摩门教徒，170-171

Morris，George Pope　乔治·蒲柏·莫里斯，53，54，64；《镜报》，54

Morse，Jedediah　杰迪戴亚·莫尔斯：《给国防部长的关于印第安人事务的报告》，184

Morton，Samuel　塞缪尔·莫顿：《埃及头颅学》，250；《亚美利加头颅学》，138，250；摩西，415

motherhood　母亲，94-95

Notley，John Lothrop　约翰·罗思洛普·莫特利，59-60，78；《梅里山脉》，60；《莫顿的希望》，60；《荷兰共和国的崛起》，59-60

Nott，Frank Luther 弗兰克·路德·莫特：《美国杂志史：1741-1850》，51

Nott，Lucretia　卢卡利西亚·莫特，275，290

Mount Katahdin　卡塔顶山，513，514，521-522

Mount Vernon Association　“弗伦山协会”，79

mountain men　山民，141 ,142 .144 ,154 .158

Mowatt，Anna Cora　安娜·科拉·莫瓦特，44；《时尚》，48-49

Munroe，James　詹姆斯·门罗，523

Murieta，Joaquin　乔奎凶·缪里埃塔，172

Murray，John 约翰·默里，21，29

Musical World and Tz'mes　《音乐世界和时代》，96

“My Lord，What a Mourning”　“我的主啊，多么伤心”，319

mysticism　神秘主义，198，215

myths神话，198-205, 215, 226-227 .417-419, 623

N

narrative diversity　叔述多样性，3　5

Na rrative of the Captivity and　Sufferings of Mrs．Ma rv Sm z'th　《玛丽·史密斯夫人被冈落难记》，220

Narrative of the Capture… of Misses Frances and Almz'ra Hall　《弗朗西斯与阿尔迈拉·霍尔小姐脱险记》，220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Venture…　《非洲土人凡彻的生活与历险》，310

Narrative of the Massacre…of the Wife and Ch z'Idren of Thomas Baldwin　《托马斯·鲍德温的妻子儿女惨遭野蛮人戕害记》，220

Nathan，James　詹姆斯·纳森，538-539

Natick( Massachusetts)　纳迪克（马萨诸塞州），110

nation，America as　国家，美利坚作为国家，3 4

National AntiSla very　Standa rd　《全国废奴旗帜》，275，321，557

national culture　民族文化，608

National E-ar　《国家时代》，80，103，106

national indentity　圉家身份，167

national literature　民族文学，135，139，196

national narrative　民族叙事，725-726；班克罗夫特与民族叙事，621-628，702-703；库珀的民族叙事作品，610-617；民族叙事的界定，608；艾弗特·戴克金克，645646；内战之后的民族叙事，770 777；普雷斯科特与民族叙事，624 625；民族叙事的再度m现，734，735 745；托克维尔与民族叙事，617 621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179，212，268；黑人民族主义，308；弗雷斯特的民族主义，46；与历史小说，61；文学民族主义，40；与杂志，52；威利斯的民族主义，64；与青年美国，69

nationality　民族性，3-4

Native Americans美国土著居民：与拘禁叙事，218-226，228，232；美国土著居民的圣歌，197-198；被比做波利尼西亚岛民，150；库珀论美国土著居民，612-615；美国土著居民的创世神话，198-200；美国土著居民的文化观念，179；对美国土著居民的双重态度，183-184，187，194-195，209，231；美国土著居民的梦象征，201202；有关美国土著居民的人种学与历史学作品，138，179-180，183-196，206，219；与扩张主义，128，130-131，135，216；富勒论美国土著居民，529-530；对美国土著居民的憎恨，235-237；霍桑论美国土著居民，649；与边疆的观忿，183-184，193-194，224；美国土著居民的语言，187，212；与异族通婚，217-218，224-225，230，232；与传教士，206-208；美国土著居民的神秘主义，198，215；美国土著居民的神话，198-205，215；作为高贵的英雄，215-218；作为怀旧的象征，180-183；美国土著居民的口头文学，198-206，帕克曼论美国土著居民，672-675，736，737738；有关美国土著居民的诗歌与戏剧，214-218；对美国土著居民的描写，190；与保留地，237；与抵抗文学，175；与罗曼司，193；与蒙昧主义的理论，190，192，208，220，224，237；梭罗论美国土著居民，594；与美国土著居民签订的协约，203-206；美国土著居民的巫师形象，194，200；被认为要灭绝，161，231；被认为是“野蛮白然”的一部分，138，142；美国土著居民的战歌，202-206；与白人的罪行，237；美国土著居民撰著的历史，206-214；美国土著居民的书面文学，196-207；亦见驱逐印第安人；个人与民族的名称(names of individuals and peoples)nature白然，378 ,455 ,573, 576-579,585 .597-600

Navajos纳瓦霍人，202

Naval Academy海军学院，622

Neal，John约翰·尼尔，40-43，52；《创作》，41；《尼亚加拉战役》，40；《乔纳森哥哥》，41；《新英格兰人》，41；《勘误表；或，威尔·亚当斯的作品》，40-41；《装酷》，40；《罗根》，40；《奥索》，40；《淡黄色染料》，41，224；《伦道夫》，40《七十六》，41

Necker，Anne Louise Germaine，Baroness de Stael　安娜　露易丝　歇尔梅纳·内克，斯塔尔男爵夫人，参见德斯塔尔夫人

Neihardt，John G.　约翰．G.奈哈特：《黑麋鹿开口》，201

Nera de Castaneda佩德罗·德·纳杰拉：《希波拉之旅述记》，164

New Eden新伊甸园，478

New England新英格兰，78，331-332，339，371，619-620．

New England Anti Slavery　新英格兰废奴协会，38

New England Fourierist Society新英格兰傅立叶协会，487

New E-ngland Magazine　《新英格兰杂志》,54，63，643

New　England　Non- Restistance　“新英格兰不抵抗协会”，484

New E-ngland Puritan　《新英格兰清教徒》，422

New Jerusalem Magazine　《新耶路撒冷杂志》，378

New Me rican　新墨西哥人，165

New Mexico　新墨西哥，152-154 ,15 5-157 ,161 ,163 ,164，168

New School　新学派，411, 428-429

New Testament《新约》,291, 297, 317 ,344 .346, 406, 417 ,440

New world　《新世界》，56

New York　纽约，657；作为图书出版中心，14，77；富勒在纽约，535 536；纽约的文学景观，69-70；纽约的杂志m版,56-57,58, 69.78, 79；坡在纽约，652-653；作为戏剧中心，44,46

New YorL American　《纽约美国人》，30

New YorL Herald　《纽约先驱者》，146

New YorL Ledger　《纽约分类账》，79 ,120-121

New YorL Mirror　《纽约镜报》,53 ,64 ,69，78

New York Morning Chronicle　《纽约早晨纪事报》，19

New York Review　《纽约评论》，53

New York Tribune　《纽约论坛》，56

Newconb，Charles King　查尔斯·金·纽卡姆：《两个道朗》，451

Newcomb，Harvey　哈维·纽卡姆：《北美印第安人》，186

Newman.John Henry　约翰·亨利·纽曼：《论基督教义的发展》，706

newspaper correspondent　新闻通讯员，1 60

Nicaragua　尼加拉瓜，151, 255

Nidever，George　乔治·尼德华，141

Nielson，Peter　彼得·尼尔森：《赞巴：一位非洲黑人国王的生活与历险》，301

Nietzsche，Friedrich　费里德里希，尼采：《道德的系谱》，743

nonviolence　非暴力，240-241, 271

Norris，Frank　弗兰克·诺里斯：《麦克提格》，172

North American Review《北美评论》,43，52，53 ,55 ,178 ,196．594 ,625，645 ,662

North Elba(New York)　北厄尔巴（纽约），565

North Pole　北极，146

North Star　《北极星》,309,323

Northup，Solomon　所罗门·诺索普，285,287,671;《十二年奴隶生涯》,315，666

Northwest　西北，145

Norton，Andrews 安德鲁斯·诺顿，334, 336，340, 349，375，384-385，387，417-418，

421，428，443，497；《谈不敬神的最新形式》，412；《福音书真实性之证明》，408；《文学与宗教的新学派》，407

Nott，Josiah　约西亚·诺特：《白人和黑人种族博物学两讲》，250-251；《人类类型》，250　251

Novalis　诺瓦利斯，363

novels　小说，37-44，727-728，732-733

Noyes，George，Dr．　乔治·诺伊斯博士，415

Nuku Hiva　奴库西瓦，149

nullification controversy　拒绝执行辩论，249，277，624，631

O

Oberlin College　奥伯林学院，276

Oglala Sioux　奥加拉拉　苏人，672

Ohio Valley　俄亥俄谷地，426

Ojibwas　奥吉布瓦人，194，195，208-209，220

Old Master and John(folk tales)　老主人与约翰（民间故事），316

Old Testmant　《旧约》,317 ,346, 347 ,375 ,415

Oldstyle，Jonathan　乔纳森·奥尔德斯泰尔，参见华盛顿·欧文

O/z'ug Branch　《橄榄枝》，96

Olmsted，Francis A．　弗朗西斯．A，奥姆斯泰德：《发生于一次捕鲸之行中的事》，148

Olmsted，Frederick Law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757；《棉花王国》，285；《乡村游记》，285；《沿海蓄奴各州之旅》，285，763；《德克萨斯州游记》，285

Onata，Juan　胡安·德·昂纳特，164

Oneida Stone　奥内达石，192

oral history　口头历史，309

oral tradition，Mexican墨西哥口头传统，1 66

oratory　雄辩术，701，703 704

Oregon　俄勒冈，139-141，144，147，234，671

Oregon Trail　俄勒冈小道，136，137，672-675

Orozoco y Berra，Manuel 曼努埃尔·奥洛佐科·伊·贝拉：《墨西哥征服史》，164

orphans　孤儿，93

Orvis，John　约翰·奥维斯，492

Osages　奥塞奇人，201

Osceola　奥西奥拉，232-233

Osgood，James R．　詹姆斯．R．奥斯顾，42，103

Ossoli，Giovanni Angelo 乔瓦尼·安杰洛·奥索利，541-542，543

Ossoli，Margaret Fuller　玛格里特·富勒·奥索利，参见玛格里特·富勒

Ostend Manifesto　《奥斯坦德宣言》，308，761

O'Sullivan，John　约翰·奥沙利文，57，623-624，646，671；《民主评论》，64，133，645；《未来的伟大国度》，133；《纽约早新闻》，133

Otis，James　詹姆斯·奥蒂斯，650

Otto，James　詹姆斯·奥托，1-90

Owen，Robert Dale　罗伯特·戴尔·欧文，382，404，434，440，467；《波卡洪塔斯》( Pocahontas) .217

Owen，W.F．W.　W.F．W.欧文：《非洲、阿拉伯与马达加斯加海岸航行探险记》，268

P

Packer，Barbara L　芭芭拉．L．派克，6，8

Page，Ann　安娜·佩奇，478

Page，John W．　约翰.W.佩吉：《弗吉尼亚有小屋的罗宾叔叔与波士顿没有小屋的汤姆叔叔》，265

Page，Thomas Nelson　托马斯·尼尔森·佩吉，258

Paine，Robert Treat　罗伯特·特里特·佩恩，17

Paine，Tom　汤姆·佩恩，497

Paley，William　威康·培利，382；《道德与政治的哲学》，520

Palfrey，John Gorham　约翰·戈勒姆·帕尔弗里，553

Palmer，Joel　乔尔·帕尔默：《落基山脉旅程漫记》，145

Panic of 1837，699 1837年大恐慌，699；对出版行业的影响，64，77，78，89，644；与爱默生，395；与赛马，631

Paredes，Americo　阿美里科·帕雷德斯，1-66

Paris　巴黎，540-541，658

Park Theatre( New York)　帕克剧院（纽约），46

Parker，Dorothy　多萝西·帕克，102

Parker，Samuel　塞缪尔·帕克，146

Parker，Theodore　西奥多·帕克，158，278，414-423，428，447，496，537-538，551，554，564-565；《论宗教事物》，422，498-499，513；《论基督教中的短暂与永恒》，420，498；《荷里斯街大会》，450；“论蓄奴制的一封信”，284；“内布拉斯加问题”，242,284

Parkman，Francis　弗朗西斯·帕克曼，607，770-772；与库珀，231，616，737；强调原理，774；论美国土著居民，208，736，737-738；与扩张主义的主题，129

Parkman，Francis　弗朗西斯·帕克曼：作品：《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冈小道》，143，181，204，671-672；《庞蒂亚克的阴谋》，143，178-179，180-181，188，223，236，237，672，735-736，736-739，740，770；《弗朗蒂奈克伯爵和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770；《大西部的发现》，770；《法国和英国在北美》，672；《半个世纪的冲突》，770；《北美的耶稣会》，770；《拉萨尔和大西部的发现》，770；《蒙卡尔姆和沃尔夫》，770；《加拿大的旧政权》，770；《俄勒冈小道》，609，671-675，718，737；《新大陆里的法兰西先驱》，770

Parsons，C．G.　C．G.帕森：《透视蓄奴制；或，种植主之间的游历》，285

Parton，James　詹姆斯·帕顿，96，97，10

Pattee，Fred Lewis　弗雷德·路易斯·佩狄：《50年代的女性文学》，74-75

Patterson，J．B．　J．B．帕特森，212

Pattie，James 0．　詹姆斯．0．帕蒂，152；《亲历记》，154

Paulding，James Kirke　詹姆斯·柯克·波尔丁，19，35，41，42-43，55，57；《约翰·布尔和哥哥乔纳森之趣史》，39；《荷兰人之家》，39-40，236；《科宁斯马克》，39-40，225；《来自南方的信》，257；《西部之狮》，40，51，227；《旧大陆人》，40；《清教徒和他的女儿》，40；《大杂烩》第二卷，30；《美国的蓄奴制》，257；《呀！西进！》，39，236，257

Pawness波尼人，198，204

Payson，George　乔治·佩森，《金色的梦想与灰色的现实》，1 72；《新黄金时代》，172

Peabody，Elizabeth　伊丽莎白·皮博迪，374，401，409-410，423-425，444，527，645;《一所学校的记述》，385-386

Peabody，Ephraim　埃弗拉伊姆·皮博迪，426

Peabody，Sophia　索菲亚·皮博迪，645

Peale，Titian　泰坦·皮尔：《哺乳动物学与鸟类学》，148

Pearson，Eliphalet　埃利弗立特·皮尔森，333-334

Pearson，Emily C．　艾米莉．C．皮尔森：《表亲弗兰克一家》，294

Penn Magazine　《佩恩杂志》，653

Pennington，James W.C．　詹姆斯.W．C．彭宁顿：《逃亡的铁匠》，313；《有色人种的来源与历史》，313-314

Pequots　佩阔德，207-208

Perez de Villagra，Gaspar　加斯帕尔·佩雷兹．德·维拉格拉，《新墨西哥史》，164

perfectionism　至善论，274，275

Perkins，Edward T．　爱德华．T．帕金斯：《纳摩图；或，南海寻矿》，149　150

Perking，James　詹姆斯·帕金斯，431

Perry，Matthew　马修·佩里，149

personal narrative　个人叙事：达纳的个人叙事作品，662-666；个人叙事的界定，608609，661；道格拉斯的个人叙事作品，666-671；个人叙事的意识形态本质，703；梅尔维尔的个人叙事作品，678-690，725；帕克曼的个人叙事作品，671 675；坡的个人叙事作品，675-678；梭罗的个人叙事作品，690-692

Petalsharo　彼特莱沙罗，204-205

Peters，DeWitt C．　德维特．C．彼得斯：《小猫卡森的生平及历险》，142

Peterson，Charles(J. Thornton Randolph)　查尔斯·彼得森（J．桑顿·伦道夫），265;《小屋与客厅；或，奴隶与主人》，265

Pete rson’s Lady's Magazine　《彼特森女士杂志》，55，78

Phalanxes　步兵方阵，486-488，491，494

Phelps，Elizabeth Stuart　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菲尔普斯，78

Phi Beta Kappa Society　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396，407

Philadelphia费城，650，657;作为图书出版中心，14，77；费城的杂志m版，53，54 55，58，77，79；坡在费城，652，653； 作为戏剧中心，44，45

Ph ilanth ropist　《慈善家》，105，106，275，434

Phillips，Moses　莫斯·菲利普，78

Phillips，Wendell　温德尔·菲利普斯，287，290，519，551，624，750；《废奴运动的哲学》，284　285

philosophy　哲学，352-354.357,363,382

Pica vune( New Orleans)　《琐事》（新奥尔良），630

Pickering，Charles　查尔斯·皮克林：《人的种类》，148

Pierce，Franklin　富兰克林·皮尔斯，72，244，644-645，712-713，767

Pierson，Emily C．　艾米莉．C．皮尔森：《逃亡奴隶杰米·帕克》，294

Pike，Albert　阿尔伯特·帕克：《散文速写与诗歌》，161

Pike，Mary H．[Langdon]　玛丽．H.帕克：《艾达·梅》，294

Pike，Zebulon　赞布伦·帕克，139，153；《密西西比河源头探索之记述》，134-135

Pilgrim's Progre.ss　《天路历程》，88

Pino，Don Pedro Bautista　堂·佩德罗·鲍蒂斯塔·皮诺：《新墨西哥省概况》，168

Pioneer Ma gazine　《先驱杂志》，172

pioneers　拓荒者，169-170，222-223，529

Pittsburgh　匹兹堡，235

PiusⅨ，Pope　教皇庇护四世，542-543

plantations　种植园，257，264-266，285，290

Plato　柏拉图，425，505

playwriting　溅剧写作，45，47-51

Pocahontas　波卡洪塔斯，217-218，224

Poe，Edgar Allan　埃德加·爱伦·坡，22，37，55，608，651-660，693-694；坡的生涯，652-654，657-659；与柯勒律治，656；坡的商业成功，120；与库珀，62，616-617；被比做笛福，658；对坡的批评，656；编辑《民主评论》，57；编辑《南方文学信使》，58，69，260，655；与哥特小说，116-117；与霍桑，62，69，617，706，707；与欧文，20，22，146；与柯克兰，69；与地方叙事，608，757；与朗费罗，57；坡的杂志作品，55，58，67；与尼尔，41；思索美国的未来，146；坡的个人叙事作品，675-678；与风格问题，655657；论莎士比亚，708；与西姆斯，62；与斯托夫人，119；与威利斯，69；与青年美国，70-71

Poe，Edgar Allan　埃德加·爱伦·坡：作品：《艾尔、帖木儿及其他小诗》，652；《贝蕾妮丝》，652，655-656；《胎记》，657；《黑猫》，656；《我发现了》，146，654，696-697，708；《厄舍古屋的倒塌》，117，658-660；《对开本俱乐部》，652-653，765；《金甲虫》，653；《裘力斯·罗德曼手记》，145-146；《纽约文学界》，654，693；《人群中的人》，653，658，759；《瓶中手稿》，652；《南塔科特的亚瑟·戈登·皮姆的叙述》，146148，224，234，251，263，653，675-678；《莫格路谋杀案》，263，653，658；《诗集：第二版》，652；《埃德加·爱伦·坡的散文故事》，653；《被窃的信》，658；《乌鸦和其他诗集》，70，654；《塔医生和费则教授的系统》，263；《荒诞怪异故事集》，37-38，653，656，701；《帖木儿及其他诗歌》，652

poetry　诗歌，165-167 ,309 .356-357, 375 ,424, 450-451,453, 689 ,766

Polis．Joe　乔·波利斯，596-597

politics 政治，106 ,158 .702, 712-714, 717, 732-733

Polk，James K．　詹姆斯．K．波尔克，157，162，503，622，646

Pollard，Edward　爱德华·波兰德：《聚在南方黑屋里的黑钻石》，256

Pontiac　庞蒂亚克，216，738-739

popular literature　通俗文学，76

Port Fo/io　《佳作选辑》，357

Porter，David　戴维·波特：《太平洋巡航记》，149

Porter，William Trotter　威兼·特里特·波特，630，636；《时代精神》，67

Portico( magazine)　《门廊》（杂志），40，52

Portola，Gaspar de　加斯帕·德·波特拉，165

Postal Act of 1794　 1794年《邮政法》，51

postal rates　邮政价格，51，53，78

Postle，Karl　卡尔·波斯特尔：《小木屋的书》，228；《边疆生活》，228；《新世界的生活》，228；《托克埃》，227

Pottawatomie Rifle Company　渡塔瓦托米长枪队，564

Preemption Act　《公共土地优先购买法案》（1841年），169

Preliminary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预备案》，603

Prescott，William H.　威廉．H.普雷斯科特，159 160；《墨西哥征服史》，159，624625，772；《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统治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Gerdinand and Isabella）．625

prices，book　价格，图书，35

Priest Josiah　约西亚·普里斯特：《华盛顿在西部印第安人中间的早期历险》，223；《独立战争纪事》，223

Princeton Re oiew　《普林斯顿评论》，418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普林斯顿神学院，354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418

prison journals　监狱期刊，531-532

prisons　监狱，618

prolepsis　年代错误，625-626

Protesantism　新教主义，296,331,383-384.627,717

pseudonyms　笔名，81-82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715

publishers，book　图书出版商，13-17，35，56，77-81

Puritanism　清教主义，129 ,133 ,145 ,161.647，649 .650,651

Putnam，George Palmer　乔治·帕尔默·普特南，23 ,36 ,70，77-80，120 ,122 ,377，763

Putnam’s Monthly Magazine of American　Lz'terature，Scz'ence ,and Art　《普特南月刊：美国文学、科技与艺术》，575 .757，759，763 ,766

Q

Quakers　贵格会教徒，368-369 .649

Qua rterly　《季刊》，35，

Quincy，Josiah　绚西亚·昆西，409

R

racism　种族主义，158,167，225 .240,247 .250-251, 268 ,282

Radcliffe　安·瑞德克里夫，115

RaeI,Juan B．　胡安．B．雷尔：《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地区的西班牙故事》，169

railroads　铁路，732

Randolph A．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745

Randolph,J. Thornton J．桑顿·伦道夫，参见查尔斯·彼得森

Rankin,John　约翰·兰金：《论蓄奴制信笺》，272

Ransom,James B．　詹姆斯．B．兰塞姆：《奥西奥拉\，gqg_r)33

Rawick，George　乔治·拉维克：《美国奴隶》，310

Ray，Issac　埃塞克·雷：《论精神错乱中的法医学》，618

realism　现实主义，118，773

Reason　理性，354356 ,361, 367 ,394 ,404 .443 ,459-460

Recamier, Madam de　雷卡米耶夫人，526

recitation　朗诵，350

Recorder，The　《记录员》，95

Red Bird　“红鸟”，203

Red Jacket( Sagoyewatha)　红外套（萨戈耶瓦瑟），207

Reed，Ishmael　伊斯梅尔·里德：《逃往加拿大》，292

Reed，Sampson　山普逊·里德：《意识的发展》，357

Reeve，Henry　亨利·里夫，618

Reid，Mayne　梅恩·里德：《黑白混血儿》，294

Reid，Thomas　托马斯·里德，343

religion　宗教，334，370 372，450，474，537-538，568，747:亦见独立教派

Removal Bill　《迁徙法案》（1830年），172

Republican and Herald of Reform　《共和党和改革先驱》，434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297，298，702，713

rescue，theme of　解救的主题，162

reservations，Indian　印第安保留地，237

resistance　抵抗，667

Reveille( St. Louis)　《晨号》（圣路易），630

Revolutions of 1848　1848年革命，542　543，546

Reynolds，Jeremiah　杰雷米亚·雷诺兹：《莫查·迪壳》，147；《美国护卫舰波托马克号之行》，148

Reynolds，J．N．　J．N．雷诺兹，675

Rice，Thomas D.　托马斯．D.赖斯，49，292

Richardson，John　约翰·理查森：《瓦库斯特》，228

Richardson，Samuel　塞缪尔·理查森：《克拉丽莎》，743

Richmond( Virginia)　里士满（弗吉尼亚），58，652，654

Richter，Jean Paul Friedrich让·保罗·弗里德里希·里希特尔，362

Ridge，John约翰·里奇，210

Ridge，John Rollin(Yellow Bird)　约翰·罗林·里奇（黄鸟），172，209210；《乔奎凶·缪里特历险记》，211；《诗集》，211；《白吹白擂》，211

Riley，James　詹姆斯·赖利：《非洲磨难记》，267 268

Ripley，George乔治·里普利，370，413-414；与布鲁克农场，485，395，463-464；与布朗森，382-383，434，405，441；论霍桑，492；里普利策划的期刊，425-426；辞去教职，462-464；《文学伦理》，406；论奇迹，384-385；写超验主义俱乐部，377；与唯一理教，419

Ripley，George　乔治·里普利，作品：《论宗教哲学》，385，427；《神学家施莱艾尔马赫》，384；《外国标准文学样本》，394，416，425，442-443

Ripley，Sophia Dana　索菲亚·达纳·里普利，492，501-502

Ritch，William G．　威廉．G．里奇：《阿兹特兰》，164

Robb，John S．　约翰.S．罗布：《卡艾姆》，224

Robbins，Chandler　钱德勒·罗宾斯，422

Robinson，Alfred　阿尔弗列德·鲁滨逊，156-157；《加利福尼亚生活纪实》，156，165

Robinson，Carbb　克拉布·鲁滨逊，509

Robinson，John　约翰．H.鲁滨逊：《考萨托》，223

Rochester(New York)　罗切斯特（纽约），667

Roe，Elizabeth　伊丽莎白·罗斯：《利安那姨妈》，294

Rogers，Robert　罗伯特·罗杰：《庞蒂艾克》，216

Roman Republic　罗马共和国，543，545

romance　罗曼司，118, 182 ,193, 694-697, 705-707, 727, 732-733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77，212；英国浪漫主义，357，615，657，696-698，726-727；达纳与浪漫主义，662；普雷斯科特举例说明的浪漫主义，159；与扩张主义，150；德国浪漫主义，656，660，697-698；浪漫主义历史小说，186；与感伤，86；与蓄奴制，271；与西部，132

Roosevelt，Theodor　e西奥多·罗斯福：《西部的胜利》，736

Roper，Moses　庠西·罗珀：《摩西·罗珀从美国蓄奴制下的逃亡与历险》，311

Rose，Ernestine　欧内斯廷·罗斯，484

Ross，Alexander　亚历山大·洛斯，141

Rossi，Count de　罗西伯爵，543

Rousseau，Jean-Jacques　让一雅克·卢梭，511，681

Rowlandson，Mary　玛丽·罗兰森，661

royalties　版税，15-17，47

Ruch，Caroline　卡罗琳·拉什：《南方和北方》，265

Ruffin，Edmund　爱德蒙德·拉费凶：《日记》，255；《蓄奴制政治经济》，255

Ruggles，David　戴维·拉格尔斯，309

Russell，Anna　安娜·拉赛尔，487-488，491

Ruxton，George F．　乔治．F．拉克斯顿：《墨西哥与落基山脉探险》，141，152，158

S

Sage，Rufus B．　拉夫斯．B．赛奇：《落基山脉景观》，145

Sagoyewatha(Red Jacket)　萨戈耶瓦瑟（红外套），207

sailors水手，662-666，679，683-688

Saint- Simon　圣保罗，382

Salem(Massachusetts)　萨莱妈（马萨诸塞），401；图书馆(Athenaeum)，642；海关，645

Salem Advertz'ser　《萨莱姆公告报》，715

Salem Observer　萨莱姆《观察家报》，411

San Domingo( Haiti)　圣多明哥（海地），244-245，282，305-306

San Francisco　旧金山，157

Sand，George　乔治·桑德，526，541

Sand Creek(Coloado)　桑德河（科罗拉多），203

Santa Fe Trail　圣菲小道，153，158

Sargent，John T．　约翰．T．萨金特，498

Sartain，John　约翰·萨廷：《联邦文学与艺术杂志》(Unz'on Magazine of Literature and Art)。593

Sa rtz'an’s Ma gazz'ne　《萨廷杂志》，580

Satira(a prisoner)　萨迪拉（一名冈犯），

Satu rda.y E-ven ing　Post　《星期六晚报》，54

Sauks　索克人，212

Savage，Timothy　提莫西·塞维奇：《亚马逊河畔的共和国》(The Arnazonian Repub lic) ,159

savagism　蒙昧主义，131，159，182，190，192，207-209，220，224，227，235，237

Sawyer，Lorenzo　罗伦骚·索亚：《途中见闻札记》，171

Say，Thomas　托马斯·赛：《美洲昆虫学》，138

Schlegel，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美于小说的一封信》，727

Schleiermacher，F．D．E．　F．D．E．施莱艾尔马赫：《（路加福音）评论》，348

Schoolcraft，Henry Rowe　亨利·罗·斯库克拉夫特，138，179-180，186，188，190196，202，206；《阿尔吉克研究》，191；《史学与统计学资料》，188，191，219；《海华沙的传说》，191；《美国西北地区旅行记》，191；《密西西比河上游探险记》，191；《易洛魁人笔记》，191；《奥尼奥塔》，191；《西部的崛起》，191；《密西西比河谷中部旅行记》，191；《密苏里铅矿概貌》，191

Schoolcraft，Mrs. Henry Rowe　亨利·罗·斯库克拉夫特夫人，269；《黑色磨难》，266

Scott，Sir Walter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1，19，32，40，53，72，258，629，695，716，718

Scott，Sir Walter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作品：《艾凡赫》，612；《大湖夫人》，670；《旧道德》，611；《盗版》，28；《罗伯·罗伊》，611；《威弗利》，12，17，611

Scott，Winfield　湿菲尔德·司各特，554

Scottish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苏格兰常识哲学，351，353

Scriptu raZ　Inte rp reter　《圣经阐释》，415，416

Seaborn，Adam　亚当·西波恩：《新佐尼亚：发现之旅》，147

Sealsfield，Charles　查尔斯·西尔斯菲尔德，参见卡尔·波斯特尔

Seathl( Dwamish)　西塞尔（杜瓦密族人），205-206

Seaver，James E．　詹姆斯．E．西弗：《玛丽·杰米逊的生活》，221

secession　脱离，549

Second Church(Boston)　第二教堂（波士顿），366-367，368

Secret Six　秘密六人团，564

Sedgwick，Catherine　凯瑟琳·塞奇维克，42-44，55，65，66，89，72-73，89，223

Sedgwick，Catherine　凯瑟琳·塞奇维克：作品：《克莱伦斯》，42；《家》，42；《赫普·莱斯莉》，42-43，223，694；《林伍德一家》，42；《活着和让活》，42，222；《已婚还是单身》，42；(-个新英格兰故事》，42-43；《贫穷的富人和富有的穷人》，42；《红杉》，42-43

self-effacement　自我抹杀，84，91，109

self-identity　自我身份，659 660

Seneca Falls convention　塞内加大会（1848年），275，309　310

sensitive spectator　敏感的旁观者，718-722，742-743

sentimentality　感伤，86, 88-89, 99 .122-123

Sequoyah　塞阔亚，210

Serra，Fray Junipero　福瑞·儒尼佩罗·塞拉，165

Sewall，William　威廉·休厄尔，369

Seward，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西沃德，146，550，551

sex　性别特征，526 527

Shackford．Charles C．　查尔斯.C．谢克福，420

Shakespeare，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49，698;爱默生论莎士比亚，506507；与梅尔维尔，51，706，726；莎士比亚的戏剧，44，45；坡论莎士比亚，708；维利论莎士比亚，401-402；《哈姆雷特》，727，752，753；《李尔王》，615，649；《仲夏夜之梦》，615

Shaw，Lemuel　莱缪埃尔·肖，551，552，700，709，732

Shaw，William　威廉·肖：《黄金之梦及清醒的现实》，171

Shelley，Mary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726

Shelley，Percy Bysshe　珀茜·柏茜，652

Shepherd，J．S．　J．S．谢泼德：《穿越大平原到达加利福尼亚旅程之记录和未来移民指南》，170

Sheridan，Richard Brinsley　理查德·布林斯雷·谢里登，669

Sigourney，Lydia　莉迪亚·斯格尔尼，55，58，78；《美国土人的性格》，214

Simms，William Gilmore　威廉·吉尔摩·西姆斯，57，59，61-65，72，186，223，263．260. 261-263

Simms，William Gilmore　威廉·吉尔摩·西姆斯：作品：《大西岛：大海的故事》，63；《尤陶》，63，261；《肯塔基的第一位猎手》，233；《抢劫者》，63；《盖伊·里弗斯》，63；《凯瑟琳·瓦尔顿》，63-64；《族人》，63；《美国土著居民的文学与艺术》，233；《马丁·费伯》，63；《梅里迁皮》，63；《党派》，63，261；《亲奴制论证》，262；《理查德·赫迪斯》，64；《侦察员》，63；《美国蓄奴制》，262；《剑与拉线棒》，63，262；《美国文学、历史和小说视点和回顾》，64；《南方战争诗篇》，263；《木T术》，63，262-264；《亚马西人》，63，71，233，261

Simpson，Henry　亨利·辛普森：《金矿三周》，171

Sims，Thomas　托马斯·西姆斯，551-552，557

Sing Sing　新新监狱，531-532

sketchen and tales　速写与故事，629，642，725，757-758

slave narratives　奴隶叙事，668，671

slave rebellions　奴隶反抗，763

skave sibgs　奴隶歌曲，669-670

slavery　蓄奴制：与美国革命，241，243，298:蓄奴制论据，248-263；265-266；与儿童，291；与美国宪法，717；蓄奴制的残忍，311-312；蓄奴制的分裂，241-247；蓄奴制对南方作家的影响，62；爱默生论蓄奴制，280-281，550-555，559-564，567；逃离蓄奴制，555-558，668；与扩张主义，548-549，760-761；与家庭分裂，308，326；外国人对蓄奴制的态度，286；富勒论蓄奴制，545；霍桑论蓄奴制，713；与驱逐印第安人政策，183；林肯与蓄奴制，295-300，327；与文学，279-284；与“命定扩张说”，163，243，284；与马萨诸塞州，555-558，562；与梅尔维尔，158，282-284；与墨西哥，158；蓄奴制叙事文学，240，301-302，308-316，323-328；关于蓄奴制的全国争论，103；对蓄奴制的反对，262，272-294，309，631；菲利普斯论蓄奴制，519；与种植园生活，257-259，264-266；与种族优越感，250-251；对蓄奴制的反抗，239，241，244-246，325；与性暴力，301，308；与奴隶贸易，266，268-269；与南方家庭小说，264-266；斯托夫人论蓄奴制，103-104，106-107，111-112，312，325-326，742，744；梭罗论蓄奴制，281，557-558；托克维尔论蓄奴制，620；与《汤姆叔叔的小屋》，111-112，287-289；与联邦，549-550；韦伯斯特论蓄奴制，549-550，553554；与妇女，264，274，275，289-290，327；亦见废奴主义；殖民；《1850年妥协法案》；解放黑人奴隶；《追捕逃亡奴隶法》

Slaves No More　《不再是奴隶》，267

Smith，Elbert　阿尔伯特·史密斯：《玛一卡一泰一米一西一基亚一基亚克》，210

Smith，Ethan　伊桑·史密斯：《希伯来人的见解》，210

Smith，James McCune　詹姆斯·麦休·史密斯，666，750

Smith．Jedediah　杰迪戴亚·史密斯，137，140，152

Smith，John　约翰·史密斯：《弗吉尼亚通史》，164

Smith，Joseph　约瑟夫·史密斯：《摩门经》，170

Smith，Seba　塞巴·史密斯，725；《唐宁维尔的杰克·唐宁的生活和写作》，67

Smith，Sydney　锡德尼·史密斯，358

Smith，W. H.　W．H.史密斯：《醉鬼；或堕落的被拯救者》，49

Smith，W．L G．　W．L．G．史密斯：《南方的生活》，265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史密森协会，190，603

Snelling，Anna　安娜·史纳令：《卡巴奥莎》，223

Snelling，William　威廉·史纳令：《北极地区》，147

Society for Christian Union and Progress　基督徒团结与进步协会，383

Soule，Caroline　卡罗琳·索尔：《小爱丽丝》，222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莱纳州，233,624,631

South Pacific　南太平洋，148-150

South Pass　南部通道，137

South Pole　南极，147-148

South seas　南海，681

Southampton( Virginia)　南汉普敦（弗吉尼亚），239

Southern literary culture　南部文学文化，248-257

Soutlze rnL z'tera rv　Gazette　《南方文学报》，63

Soutlze rn　Lz'tera rv　Messe nger　《南方文学信使》，58, 61, 69. 252，260, 262. 633，638,652-653,655,675

Southern　Recorder( Midgeville)　《南方记录者》（米勒德格维尔），633

southwestern humor西南部幽默，67，608 .630-641, 648

Southworth，Mrs.E．D.E．N．　E．D．E．N．骚斯华斯夫人，74，79，80，120；《克里弗顿的诅咒》，82；《隐而不露的手》，82

Sparks，Jared　贾雷德·斯巴克斯，16,737

Speckled Snake“花斑蛇”，176-177 ,187

Spenser．Edmund　埃德蒙·斯宾塞，646

Spiller, Robert E．　罗伯特．E．史比勒，《美国文学史》,l

Spinoza斯宾诺莎：《神学政治学论》，532-533

Squier，E．G.　E G.史圭厄：《尼加拉瓜》，150；《中美诸国》，1 50

Spirit of tlze Times《时代精神》，630-631,634，636 .639

spirit world　精神世界，201

spirituals　幽灵，318 322

Spring，Marcus　马库斯·斯普林，540

Spring，Rebecca　丽贝卡·斯普林，540.541

Stansbury,J. Howard J．霍华德·斯坦伯利：《犹他州大盐湖谷地探险记》,170-171

Stanton，Elizabeth Cady　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275.290

Staples, Sam　山姆·斯特普尔，517-518，602

star system　明星制度，45，51

State Righfs's Sentinel(Augusta)　《州权利的哨兵》（奥古斯塔市），633

states' rights　州权利，248,259,260

Stenhouse，Thomas B.H．　托马斯. B.H. 斯丹豪斯：《落基山脉的圣人》，1 71

Stephen，Ann　安·史蒂芬斯：《玛拉埃斯卡》，224

Stephens，Ann Sophia　安·索菲亚·史蒂芬斯，74,80

Stephens ,John　约翰·史蒂芬斯，159；《中美、恰帕斯和尤卡坦旅游纪事》，151；《尤卡坦旅游纪事》，151

stereotypes　典型，112-113 .225 ,282, 288-289 ,292

Sterne，Laurence　劳伦斯·斯特恩，743；《特里斯特拉姆·山迪》，727

Steward，Austin　奥斯丁·斯图亚特：《二十二年奴隶，四十年自由人》，314

Stewart，Reverend Charles　查尔斯·斯图亚特神父：《居住在桑威奇群岛》，149；《南海之行》，149

Stewart，Dugald　都格尔德·斯图亚特：《人类哲学原理》，343

Stewart，Maria　玛丽亚·斯图亚特，288；《玛丽亚．W.斯图亚特夫人的作品》，274

Still，William　威廉·斯蒂尔：《地下铁路》，309

Stone，John Augustus　约翰·奥古斯塔斯·斯通：《麦塔莫拉；或，最后一个蝌蚪》，4748 .51.60. 218

Stone，William Leete　威廉·里特·斯通：《纽约商业广告》，32

Storer，D. H.　D. H.　斯托：《鱼类、爬行动物和鸟类记》，454

Stowe，Calvin Ellis　加尔文·埃里斯·斯托，103，105，106，287

Stowe，Fred　弗瑞德·斯托，107

Stowe，Henry　亨利·斯托，107

Stowe，Harriet，Beecher　哈里叶特·比砌·斯托，102-114；传记，104-111，286289；与拜伦丑闻，103，111；与基督教，119，740，744-745；斯托的商业成功，120；与坡、霍桑和梅尔维尔的对比，119；与华纳以及康明斯的对比，109，119；强调团体，110；格雷森论斯托，247-248；与霍桑，119，740；斯托的影响，11，745-753；斯托的杂志作品，78；与民族叙事，736；对斯托的反对，264；个人的声誉，103；与政治，82，103；斯托的现实主义，118；斯托使用的联邦的措辞，290；与敏感旁观者，742-743；与奴隶叙事，300-301；与蓄奴制，103-104，106-107，111-112，312，325-326，742，744；斯托对家庭的使用，288；论萨拉·威利斯，95-96

Stowe，Harriet，Beecher哈里叶特·比彻·斯托：作品：《索伦多的阿格尼丝》，109；《德雷德：大沼泽地的故事》，107-108，292-293，743，763；《关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答辩》，107，287，311，315，743，745，750；《为拜伦夫人正名》，103；《五月花》，105；《教长的隶爱》，108-109，110，746；《老城乡亲》，110；《奥尔岛上的珍珠》，109-110；《波格奴人》，111；《山姆·罗森的老城炉边趣谈》，111；《异域回忆录》，107；“两个祭坛”，279；《汤姆叔叔的小屋》，49-50，72，75-76，80-82，99，101-104，106，111114 ,118-120, 252, 262, 276, 278, 286, 290293, 638, 699, 733, 735-736, 739745,747

Stowell，Martin　马丁·斯托厄尔，555-556

Strange，Robert　罗伯特·斯特兰奇：《奥尼古斯基》，233

Stratton，Royal B．　罗亚尔．B．斯特拉登，《被俘的欧特曼姑娘们》，220

Strauss，David Friedrich　戴维·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565；《耶稣传》，416-417，420

Stringfellow，Thornton　桑顿·斯特林福娄：《圣经佐证蓄奴制之概览》，249-250;《赞成蓄奴制的圣经和统计观点》，249；《蓄奴制》，249

Stuart，Moses　摩西·斯图亚特，346-347，353，375

Stuart，Robert　罗伯特·斯图亚特，136

Sturgis，Caroline　卡罗琳·斯特吉斯，449 ,459,482,531,532

Stylus《铁笔》，653654

Sublette，William　威廉·萨布莱特，137 ,144

Suffolk Street Chaple( Boston)　萨福克街教堂（波士顿），498

Sumner，Charles　查尔斯·萨姆纳，263, 277.557-559, 564, 763;《祸及堪萨斯》，562563；《巴巴利诸州的白人蓄奴制》，268

Sunday Courz'er( Philadelphia)　《星期日信使》（费城），652

Sundquist, Eric J．　艾利克.J．桑德奎斯特，5.7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176-177，210，299300

Swedenborg，Emanuel　艾马努埃尔·斯维登堡，357,378,505-506

Swift ,Jonathan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675-676

Symmes,John　约翰·塞姆斯，147

Symposium　讨论会，377

T

Tahiti　塔希提，680

Taney, Roger B．　罗杰·比·坦尼，299-300 .762

Tanner ,John　绚翰·坦纳，220-221

Taos Massacre“塔奥斯屠杀”（1847年），159

Tappan，Arthur　亚瑟·塔潘，275

Tappan，Reverend David　戴维·塔潘牧师，333

Tappan，Lewis　刘易斯·塔潘，275

Taylor，Bayard　贝亚德·泰勒：《黄金之国》，171;《1853年的印度、中国和日本之行》，149

Taylor，Benjamin　本杰明·泰勒：《鸿篇断章》，158

Taylor，Thomas　托马斯·泰勒，380

Taylor，Zachary　扎查利·泰勒，64 ,194，550，548-549，635

technology' book manufacturing　图书生产科技，16

Tecumseh　特库姆塞，206

Tejanos，Los　《特迦诺人》，165

Tello，Fray Antonio　福瑞·安东尼奥·特罗：《杂史》，1 64

Temple School　圣堂学校，385-391.423

Ten Bears　十只熊，204

Tennessee　田纳西，630

Tennyson，Alfred Lord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79,510,528

Terry，Rose　罗斯·特雷，78

Texas　德克萨斯，152　155，163

textual authenticity　文本的真实性，205

Tezozomac，Alvarado　阿尔瓦拉多·特佐佐马克：《墨西哥编年史》，164

Thackeray，William Makepeace　威廉·迈克皮斯·萨克雷，763，765；《巴里·林登》，637；《凯瑟琳》，637；《新客》，78；《弗古尼亚人》，78，260

Thatcher，Benjamin B．　本杰明．B．撒切尔：《印第安人传》，185，186

theological debate　神学争论，332-344，353-354

Thirlwall，Connop　考诺普·瑟尔沃尔，348

Thomas，Charles W．　查尔斯．W.托马斯：《非洲西海岸历险及见闻》，268

Thomas，James　詹姆斯·托马斯：《自传》，314

Thompson，Daniel Pierce　丹尼尔·皮尔斯·汤普森：《在劫难逃的酋长》，232；《绿色大山里的孩子》，60

Thompson，George　乔治·汤普森：《城市犯罪》，71；《波士顿的维纳斯》，71

Thompson，John　约翰·汤普森：《逃亡奴隶约翰·汤普森》，317

Thompson，Waddy　韦迪·汤普森：《墨西哥往事》，158

Thompson，William Tappan　威廉·塔潘·汤普森，764；《潘尼维尔史记》，67；《琼斯少校求爱》，67；《琼斯少校游记》，67

Thoreau，Henry David　亨利·戴维·梭罗，451，601，745:艾默里大厅演讲，493494；与布朗森，399；与爱默生，476；与扩张主义，129；梭罗的杂志作品，78；与墨西哥战争，160，281；论美国土著居民，181，186；梭罗的个人叙事作品，690-692；与蓄奴制，280-281

Thoreau，Henry David　亨利·戴维·梭罗：作品：《阿勒卡西与东布兰奇》，594；《奥勒斯·佩尔西乌斯·弗劳西斯》，452-453；《秋色斑斓》，591，598-560，602；《波士顿文学杂记》，456；《科德角》，566-571，573，575-579，588，593；《非暴力不合作》，281；《郊游》，589-590；“更高法则”，591；《本人的故事》，522；《荷马、奥西恩和乔叟》，457；《日记》，571；《卡塔顶：缅因森林》，522-523．593；《约翰·布朗的最后日子》，565；《论虚度的生命》，590-591；《缺少原则的生活》，573，591，602；《缅因森林》，566，573，588，594，596-597；《月亮》，589-590；《马萨诸塞州博物学》，454456；《为约翰·布朗队长请愿》，281，565；《论与国家政府的对抗》，281，513-514，518-520，522，558，581；《论个人对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519；《马萨诸塞州的蓄奴制》，281，537-538，581；《森林的延续》，600；《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122，144，424，513-514，522-523，566，571，573，579-587，690-692；《漫步沃克塞特》，456；《漫步》，134，573，602；《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周记》，452，456，511-516，522524，580，602，690；《康科德演讲厅前的温德尔·菲利普斯》，519；《益处何在？》，590，592；《野苹果》，602；《野果》，599-600；《冬日漫步》，456；《在加拿大的新英格兰人》，566，571，573，588

Thoreau，John　约翰·梭罗，453，512

Thoreau，Sophia　苏菲亚·梭罗，580

Thornton，J．Quinn J．昆恩·索恩顿：《1848年的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1 71

Thorpe，Thomas B．　托马斯．B．索普：《阿肯色州的大熊》，67，160，635-636，764;《（阿肯色州的大熊）和其他速写》，635-636；《蜂箱和猎人》，263；《主人的房子》，265；《神秘的丛林》，160，263；《我国军队在蒙特利》，160；《我国军队在格兰德河》，160；《养蜂人汤姆·欧文》，634-635

Ticknor，George　乔治·蒂克纳，344　345，371，457

Ticknor，William　威廉．D.蒂克纳，77

Ticknor and Company　蒂克纳m版社，580

Ticknor and Fields蒂克纳和菲尔兹m版社，14，77，78，89，109，120，579-581，591，699

Tidball，William L．　威廉．L提德伯尔：《墨西哥新娘》，162

Tilton，J．E．　J．E．提尔顿，89-90

Tz'rnPs(London)　《时代》（伦敦），592

Tocqueville呵列克斯·德·托克维尔，222，617-621，625，656；《美国的民主》，178，183，286，618，619，775；论蓄奴制，620；《旧政权与法国大革命》，775；《美国的监狱制度》，286，618

Token，The《心意》，54，642，643，644

Tolstor，Leo列·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736

“Tom Shows”“汤姆戏剧”，50

Tompkins，Jane简·汤普金斯：《轰动设计》，76

tone语气，655 657

totality完整性，707-708

Touissaint-Louverture　杜桑　卢维杜尔，305

Townsend，John Kirk约翰·柯克·汤森德，《穿越落基山脉抵达哥伦比亚河之行程手记》，13-85

Townsend，Robert　罗伯特·汤森德，146

Transcendental Club　超验主义俱乐部，281，376-378，383，399，402，415，426-427，441-443,447,463,495,500

transcendentalism　超验主义：对超验主义的攻击，350；与卡莱尔的渊源，365；超验主义的分裂，495；与义学，424-425；超验主义的杂志，425-459；超验主义的道德哲学，567；来源，331-350；与蓄奴制，280-281

travel narratives　旅游叙事，150-151，156，158，159，170，285-286

treaties　专著，203-206

Treaty of Echota《埃克特条约》，210

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　《瓜达卢佩绅士协定》，173-174

Trz'bune(New York)　《纽约论坛》，485，531，534-535，537 -538，540，542　544，557

trickster figure 巫师形象，194，200，315

Trinitaianism　三位一体论，355，361，419，422

Trollope，Frances　弗朗西斯·特洛普：《美国人的生活举止》，286；《乔纳森·杰斐逊·惠特罗》，286

Troy Museum( New York)　特洛伊博物（纽约），50

True Flag　《真正的旗帜》，96

Trumbull，Henry　亨利·特伦布尔：《印第安人战争史》，186

Truth，Sojourner　索杰纳·特鲁斯，304，309-310

Tubman，Harriet　哈里叶特·塔布曼，304，309，322

Tucker，George　乔治·塔克：《美国历史》，259；《弗吉尼亚来信》，259；《托马斯·杰斐逊的一生》，259；《人民的政治经济》，259；《申南多尔山谷》，259

Tucker，Nathaniel Beverly　纳撒尼尔·贝弗利·塔克：《乔治·巴尔克比》，60，261;《格特鲁德》，61；《党派领袖》，60-61，261；《政府科学系列讲座》，260

Tucker，St. George　老乔治·塔克：《蓄奴制论辩》，260

Tuckerman，Henry T.　亨利．T．塔克曼，704；《意大利札记》，38

Turkey Runner　“追火鸡者”，参见詹姆斯·麦克纳特

Turner，Frederick Jackson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45

Turner，Nat　奈特·特纳，239，244-246，631，743，763；《白白书》，212，245，293；《悄悄地离开》（歌曲），321

Twain，Mark　马克·吐温，参见塞缪尔·克莱门斯

Twenty-eighth Congregational Society of Boston　“波士顿第28区公理会”，499

Tyler，Royall　罗耶尔·泰勒，《比照》，50

U

Uncas昂卡斯，233

Uncle Remus stories　雷姆斯叔叔的故事，315

“Uncle Tom”　“汤姆叔叔”，744-745

Understanding　知性，354-356 ,361,367 ,394, 399 ,404, 443 ,459-460

Union( Nashville)《联邦》（纳什维尔），639

Union：concern for preservation of　保存联邦的担心，298，703，713，732-733，776

Union Magazine of Literature and Art　《联邦文学与艺术杂志》，522

Unitarianism唯一理教：331-349；与布朗森，381 382，384；与加尔文教派，342，381；与恳谈会，367；唯一理教内部的矛盾，350；对唯一理教的批评，500，501；爱默生对唯一理教的不满，402；与历史研究，386；与玄学，354；与虔诚，376-377；与蓄奴制，284；与三位一体论，355

Unzted States (ship)　美国号（船名），680，686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Expedition(1838-1842)　美国远征探险（1838年至1842年），147-148

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　《美利坚杂志和民主评论》，78，132，307,467,623624.646,654,671

University of Vermont佛蒙特大学，372

urbanization　城市化，620

V

Vallejo，Mariano　马扎诺·巴列霍，127-128;《上加利福尼亚历史和人物的回忆》，127,168

Van　Burne，Martin　马丁·范布伦，22,24,40.395

Van Evire John H.　约翰．H.凡·艾佛里，293；《黑人和黑人蓄奴制》,251-252；《白人至上和黑人仆从》，252

van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347；《希伯来诗歌的精神》，374 375；《文学的精神》，346

Vanderlyn ,John　约翰·范德林：《简·麦克雷之死》(Death of Jane McCrea) .221

vaudeville　歌舞杂耍，49

Vaughan ,John　绚翰·沃恩，431-432

Velez de Escalante, Francisco Silvester　弗朗西斯科·西尔维斯特·瓦莱兹·德·埃斯加朗特，153

Very ,Jones　琼斯·威利，400-402，409-411, 428；《论史诗》，402

Very Washington　华盛顿·威利，409

Victor，Metta　迈塔·维克多：《爱丽丝·怀尔德：筏夫的女儿》，222；《原始丛林里的新娘》，222；《摩门教徒的妻子们》，171

violence　暴力，219-220;223,230,234,638

Virginia　弗吉尼亚，241.245

Virginia Minsttels　弗吉尼亚说唱团，49

Vi rgz'n ians，Tlze　《弗古尼亚人》，78

Visconti, Marchioness　维斯孔特侯爵夫人，541

Von　Kotzebue，August　奥古斯特·冯·考茨比，44

von Schlegel,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哲学讲稿》，362

W

Walden Pond　瓦尔登湖，494.513,522,579,580,584

Walker，David　戴维·沃克：《向全世界有色公民呼吁》，239 .273-274，300

Walker，Joseph　约瑟夫·沃克，141

Walker，William　威廉·沃克：《尼加拉瓜的战争》,151,255

Wallace，William R．　威廉．R．华莱士：《蒂普卡奴战役》，184

Walnut Street Theater( Philadelphia)　沃那特街剧院（波士顿），45

Walpole，Horace　贺拉斯·沃尔浦尔，425

War Hawk movement“好战分子”运动，776

War of 1812　1812年战争，176，135 .136 ,184

war songs,lndian　印第安战歌，202-206

Ward，Maria　玛丽亚·沃德：《摩门教徒中女性的生活》，171

Ward，Samuel Gray　塞缪尔·格雷·沃德，527，535

Ward，Samuel　Ringgold　塞缪尔·林戈尔德·沃德：《-名逃亡奴隶的白传》，314

Ware, Henry,Jr．　小亨利·威尔，《神的人性》，407-408

Warner，Anna　安娜·华纳，74,82-83

Warner，Henry　亨利·华纳，82，83 .104

Warner，Susan　苏珊·华纳，74，83-84，109，115-116，118-120；华纳的笔名，83-84；《广阔广阔的世界》 ,42 ,66 ,80-88, 90,92-95 .98 ,118 .120, 696 .699，706

Warren. Charles　查尔斯·华伦，650

Warren，William　威廉·华伦：《奥吉布瓦人的历史》，206

Washington, Booker T．　布克．T．华盛顿，327

Washington，George　乔治·华盛顿，23 ,139,242,612,704

Washington, Madison　麦迪逊·华盛顿，324,763

Watertown( Massaschusetts)　沃特敦（马萨诸塞），376

Warson，Marston　马斯顿·沃森，588.589

wealth　财富，334，431-432

Webb，Farnk J．　弗兰克.J．韦伯：《加里一家和他们的朋友们》，304

Webb.James Warson　詹姆斯·沃森·韦伯：《晨报信使和纽约问讯》，32

Webber，Charles　查尔斯·韦伯：《向导老希克斯》，228

Webster，Daniel　丹尼尔·韦伯斯特，158. 243，281, 540-550，553-555, 596, 631,703-705；论蓄奴制，549-550，533-534；《宪法与联邦》，549-550

Weems，Parson　帕森·韦姆斯，703

Weld，Theodore　Dwight　西奥多·德怀特·维尔德，289；《美国蓄奴制真相》，276，285，287,311 西部美国人西部美国人，23 ,131-133 .139-141 .156 ,163 ,171-173，216，234

West Roxbury(Massachusetts)　西罗克斯伯里（马萨诸塞），416,498

Western Female Institute　西部女子学院，105

Western Messenger　《西方信使》，411.416，426-428，431-433

Western Month lv Reoiew　《西部月刊评论》，39 ,105，235

Wetherell，Elizabeth　伊丽莎白·维特雷尔，参见苏珊·华纳

Wheeling West Virginia　惠灵（西弗吉尼亚），235，745

Whig party　辉格党，435;与布朗森，441:与青年美国的论战，64:与库珀，30-31，32，33；与1848年选举，549；与1852年选举，713；欧文对辉格党的支持，24；期刊，32；反对安德鲁·杰克逊，30；辉格党喜欢的文学，69；普雷斯科特与辉格党，624；否决韦伯斯特作为候选人，554；与蓄奴制，558-559；西南幽默家与辉格党，631-632，641；马克雷迪的支持者，46；与联邦，715

Whipple，Edwin Percy　爱德温·珀茜·维普尔，695

White，Thomas W.　托马斯.W．怀特，58

Whitfild，James M.　詹姆斯．M.惠特菲尔德：《美国诗歌集》，308

Whitman，Walt　沃尔特·惠特曼，41，76，202，477；《鼓声》，279；《草叶集》(Leaves of Grass)，74，80，133，278，593；“自我之歌”，279-280；《从波马诺克出发》，129-130；“当最后紫丁香在庭园中绽升的时候”，298-299

Whitney，Asa　阿塞·惠特尼，169

Whittier，John Greenleaf　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54，55，57，287，550，668；“猎人者”，276；伊卡博德，277 278；《正义与私利》，276；《詹姆斯·威廉斯的自述》，276，287；“奴隶船”，276；“什么是蓄奴制？”，276；“托马斯·卡莱尔与蓄奴制问题”，276；“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To William Lloyd Garrison)，277

Wilberforce( Canada)　威尔伯福斯（加拿大），314

wilderness　荒野，116 ,131 ,13 9-140, 619, 737-738, 771- 772

Wiley，Bell I．　贝尔·埃·威利，267

Wiley，Charles　查尔斯·威利，28

Wiley，John　约翰·威利，77

Wiley and Putanm　威利和普特南m版社，14，70，654，678

Wilkes，Charles　查尔斯·韦尔克斯：《美国探险远征记》，147，148

Wilkins，Fred“Shadrach”　弗雷德．“沙得拉”．威尔金斯，551

Willard，Joseph　绚瑟夫·威拉德，333

Williams，Ezeklei　以西结·威廉，142

Williams，James　詹姆斯·威廉斯，301

Willis，Nathaniel Parker 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20，53，57，58，64，95，96，97，131132；《美国风光》，131；《海盗船》，56；《自由铅笔速写生活》，69；《历险印象》，69；《旅行杂记》，69

Willis，Sara Payson( Fanny Fern)　萨拉·佩森·威利斯（范妮·菲恩），74，79，80，95102，115，118，120；《菲恩离开了》( Fern Leave: s)，96，101；《菲恩离开了范妮组合》，75，80，96；《小范妮·菲恩的小朋友们》，96；《罗斯·克拉克》，97；《露丝·豪》，36，95,97-102 ,116. 118

Wilmot Proviso　《威尔莫特限制条款》，548，549

Wilson，Alexander　亚历山大·威尔逊：《美洲鸟类学》，138

Wilson，Augusta Evans　奥古斯塔·埃文斯·威尔逊，80：《比拉》，82；《圣艾尔莫》，82

Wilson，Harriet E．　哈里叶特．E．威尔逊：《我们黑鬼》，302　303

Wilson，Robert A．　罗伯特．A.威尔逊：《墨西哥——它的农民与牧师》，158

Winnebagos　温内贝戈人，203

Winthrop，Theodore　西奥多·温斯罗普：《巴拿马地峡》，150

Witt　沃特：《英国特务的通信》，260

Wise　怀斯州长，565

Wislezenus，F．A.　F．A．维士尔赛纳斯：《1839年落基山脉之旅》，145；《对一次墨西哥北部之行的回忆》，160

Wolf，Friedrich August　弗利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荷马引论》，344 345

Wome妇女：狄更斯的崇拜者，121；作为读者，73，76-77，81，121；与布鲁克农场，489；妇女的被冈叙事，221-222；与家庭小说，65-67，115-120，122-123；作为家庭奴隶，114；爱默生对妇女的态度，482；妇女的家庭关系，83-84；与迦疆小说，222223；与哥特小说，115-117；对加利福尼亚的重要性，172-173；妇女创作的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品，21；为妇女设计的杂志，53，54，55，82；与命定扩张说，291；作为母亲，94-95，117；作为拓荒者，529；与政治，82，302；妇女的能力，741；妇女的财产权，441；妇女在杂志种发表的作品，67-69，96；妇女的角色，130，749；自我抹杀与顺从，84，91，109，113，118-119；与蓄奴制，327；妇女的天地，43，289，741；妇女的典型，112-113；妇女的象征角色，225；妇女使用的笔名，81-82，83；妇女作家，72-73，76-77，79-80，84，115-120，121，536；亦见家庭信仰文化；个体作家的名字

women's movement　妇女运动，275，289　290

women's suffage　妇女的选举权，327，497

Woodworth，Samuel　塞缪尔·伍德华斯，53；《森林玫瑰》，47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伍斯特（马萨诸塞），435

Worcester u．Georgia　《伍斯特对佐治亚州州议案》，176

Wordsworth．William　威廉·华兹华斯，356-357，369，509，540，544，570，609，622，648-649,660,709

Wordsworth，William　威廉·华兹华斯：作品：《边境居民》，698-699；《抒情歌谣集》，615，657-658，717，773；《迈克尔》，649；《赞颂永恒的颂诗》“Ode：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649；《序曲》，357，573，649，659，697；《廷特恩寺》，649

workers 工人，745

Workingmen's party　工人阶级政党，382

World Anti-Slavery Convention　世界废奴大会（1840年），275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美洲世界博览会（1893年），328

Wright，Fanny　范妮·赖特，497

Wright，Frances　弗朗茜丝·赖特，382，404，434，440

Wright，Henry　亨利·赖特，478

Wright，Lyle H.　莱尔．H.赖特：《美国小说：从1774年到1850年》，37

Wright，Richard　理查德·赖特：《汤姆叔叔的孩子》，292

writers作家：与戏剧，44-51；作为职业者，13，17-18，25，32-33，36-37，45；对作家的性质不甚明确，40

Y

Yellow Bird　黄鸟，参见里奇，约翰·罗林

Yellowstone Expedition　黄石探险，136，137，138

Yemassee Indians　亚马西印第安人，233

Young，Brigham　布利格姆·扬，170

Young，John R．　约翰．R．扬：《1847年犹他开拓者约翰．R．扬传记》，170

Young，Robert Alexander　罗伯特·亚历山大·扬：《争取大众自由，保卫黑人权利的埃塞俄比亚宣言》，273

Young，Samuel　塞缪尔·扬：《复仇者汤姆·汉森》，236

Young America　青年美国，57-58，64，69，70，261

Young School　青年学校，89

Youngs．Ann Eliza　安·伊莉莎·扬：《第十九个妻子》，171

Youth’s Cornpanion　《青年指南》，95

Z

Zaragoza，Ignacio　艾格诺切奥·扎拉格扎，167

Zavala，Lorenzo de　洛伦佐·德·萨瓦拉：《墨西哥革命史诗》，167

[1]索引中所示页码为《剑桥美国文学史》英文版页码，在中文版中显示为边码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3卷

剑桥美国文学史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包含美国文学所有领域内新兴的和业已确立的各种趋势以及广阔范围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一些学者和评论家的论述，它们已经形成并继续成为文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者的作品集30年美国文学评论之大成，因此既代表两代人的学术成就之间存在的分歧，同时也代表两代人学术成就之间的连续性。叙述部分在本书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使本书同以前的版本所能做到的相比，对于美国文学史的探讨既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又兼备磅礴的气势。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批评的声音虽然构成了这些叙述部分的背景，但是这个声音与形成当代文学研究的多样化兴趣共同发挥着作用。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美国多种文学流派以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跨学科的评论。美国文学素材的扩充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有的作品曾经被忽视，最近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在美国文学素材扩大的同时，对这些素材进行的研究方法，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多样性而言，都层出不穷。《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所体现的这个设计许多方面的学术和评论探讨了包括社会、文化、理智以及审美在内的多样性；同时，和以往的论述相比，也显示了一种在文学研究方面更加丰富的权威概念。

本卷涵盖了美国文学特质形成的关键时期。四位最主要的学者用大量的历史变化和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来贯穿文学史。理查德·H.布罗德黑德描述了美国文学文化的永久基础。南希·本特利定位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根源，其作为精英文化与刚刚出现的大众文化遥相呼应，既包含了高雅文学，同时也包括范围广范的外界人士：非裔美国人、妇女和美国原住民。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强调了世纪之末的小说在面对现代官僚主义出现的个体评价方面的重要作用。苏珊·米兹如茜分析了一种新的、全国范围的异质经济和文化的表现，该异质性帮助人们预言了现代美国的多元文化未来。这些论述文章一同构成了这部最为丰富、最为详尽的针对1860年至1920年的美国文学和文化的评论。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19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20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30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30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和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15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五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谢

主编致辞

我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技巧卓越超群的编辑奥黛丽·科特雷尔(Audrey Cotterell)，我感谢我的出色的研究助手肖恩·麦克克瑞利(Sean McCreery)，我要感谢哈佛大学为这个项目所提供了20年的基金支持。本卷书是这一系列八卷本中最后出的一卷，该系列从1986年陆续出版。有的供稿人比其他人提前很多完成自己负责的部分，但是他们必须有超乎寻常的耐心，等待自己负责的那卷书的出版。我很感谢他们的宽宏、忍耐和理解。我要感谢曾任教于耶鲁大学、现任杜克大学校长的理查德·H.布罗德黑德(Richard H.Brodhead)，感谢曾任教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现任教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的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eals)，他们两位在1992年就完成了写作任务(尽管为了这次出版都重新审阅并修改了自己的稿件)。

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一位伟大的美国问题研究前辈丹尼尔·阿伦(Daniel Aaron)，我同他首次谈及这个项目，他的睿智、洞察力和鼓励在过去的20年中，给了我强大的个人和学术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中最出色的代表约翰·特西托尔(John Tessitore)，他完成了介绍中第二部分绝大多数撰写工作，总结了本卷书中不同部分的关系。

萨克文·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

美国文学领域——1860年至1890年

因为这些卷本挑选的参考文献中排除了独立撰写的作品，因此在这里我想感谢三本非常有帮助的书：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的《中部边地农家子》(A Son ofthe Middle Border)(1917年纽约：麦克米伦)、玛莎·萨克森(Martha Sexton)的《路易莎·梅·阿尔科特的现代传记》(Louisa May：A Modern Biography of Louisa May Alcott)(1977年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和加里·沙恩霍斯特(Gary Scharnhorst)的《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Jr.)(1980年波士顿：特恩)。我还想感谢耶鲁大学研究生论坛的一些成员，最早他们同我一起加工了本章节涉及的材料。

理查德·H.布罗德黑德

文学形式和大众文化——1870年至1920年

我要感谢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到的支持。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和现在仍就读的研究生在深化我对美国大众文化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生成关系的描述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尤其要感谢贾斯廷·缪里森(Justine Murison)和马克·桑普尔(Mark Sample)，他们研究美国大众文化文献，并介绍我在这项研究中需要仔细阅读的两本书。玛莎·斯库尔曼(Martha Schoolman)、肯德尔·约翰逊(Kendall Johnson)和汉纳·威尔斯(Hannah Wells)为我提供了研究帮助并展开了建设性的交谈。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大众文化的专著中，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安德烈亚斯·海斯曼(Andreas Huysmann)和理查德·萨蒙(Richard Salmon)的著作对我的论述特别重要。菲利普·巴里斯(Philip Barrish)、菲利普·费希尔(Philip Fisher)、南希·格莱茨纳(Nancy Glazener)、艾米·卡普兰(Amy Kaplan)和苏珊·米兹如茜(Susan Mizruchi)的评论性研究对这一时期美国历史中文学和文学协会的分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感谢卡罗尔·J.辛格利(Carol J.Singley)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他们给了我机会在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的著作中发表了自己对关于帝国旅游和大众转型所起作用的观点。论文《沃顿，旅游和现代性》(“Wharton，Travel，and Modernity”)发表在由卡罗尔·J.辛格利主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的《伊迪丝·沃顿历史指南》的第147页至179页。我特别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对话者伊莱恩·弗里德古德(Elaine Freedgood)，她提出了很多关键的问题，同时我也分享了她的热情。我还要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在编辑方面他给了我很多指导和鼓励。

南希·本特利(Nancy Bently)

美国生活的展望——1880年至1920年

我想感谢莎伦·卡梅伦(Sharon Cameron)、弗朗西斯·弗格森(Frances Ferguson)和迈克尔·弗里德(Michael Fried)，他们都阅读了本项研究修改稿，直到倒数第二稿，并且提出了建议。我还要感谢一位曾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的马克·舍思宁(Mark Schoening)和目前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的凯莱布·斯宾塞(Caleb Spencer)，他们两位帮助我为本书的出版做准备。我还要感谢《展示》(Representations)和《新历史》(New History)的编辑们，他们允许我重印他们于1989、1990两年间出版的杂志，其中的第一和第三章存在细微差别。

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

渐进的多元文化：文化、经济和小说——1860年至1929年

我想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的同事们，是他们使我能够完成此项工作。

苏珊·米兹如茜

大事年表

非常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他为年表和介绍提出了思想深刻的见解，他在文学和专业方便提出了很多建议，他把我吸纳到这项出色的计划中来。我要感谢苏珊·米兹如茜，她永远热情坚定地支持我，她宽宏大量，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凯利，她的爱使我的生活和工作丰富多彩。

约翰·E.特西托尔(John E.Tessitore)

序言

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引入了英语创作的一个新分支。30年后在罗伯特·E.斯皮勒主持下编纂的《美国文学史》建立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体现了一代美国文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他们重新划分了这个领域的界线。这些学者和评论家们主要受训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代表了美国文学创作所有分支的新趋势和既定方向，他们影响了而且将继续影响业已成为现代文学知识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文史学家的文学批评从一个边缘地域拓展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一领域的活力反映在国内及全世界对美国文学与日俱增的兴趣、学术活动的范围和辩论纷争的强度上。重要的是，美国文本开始成为提供学科间和跨学科调查研究的主要重心。性别研究、民族研究、通俗文学研究等诸如此类已经渗透到了这个专业领域的各个角落，但是它们唯一的、最广泛的基础就是美国文学。对于多元文化和原则标准的形成所产生的争议也同样如此：争论的焦点是跨历史、跨文化的，但是争论本身则以美国著作为主要议题。

在这些争辩中无论我们如何定位自己，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它们引发的活动提供了知识复兴和新研究的一个源泉，一部分以前被忽略、被贬低的作品被大规模地重新发掘出来。我们比以往更明白一些人称之为美国文学(复数)的东西，这一用语植根于美国不同传统、不同类型的美学流派，甚至是对文学持有不同观念的持续性上。

这些发展扩展了美国文学的含义和素材。对于这一代评论家和学者来说，美国文学史不再是某些被公认为美国文学极品作品的历史，也不再以美国文学创作中某些公认的历史角度为基础。对确定性和一致性的寻求依然持续，一如它们的职责，但是现在这些寻求是在一种批评性的气氛中进行，其中包括公开辩论、宗派主义以及充其量为不同阐释流派间的对话。

这种冲突情景标志着学术权威在结构上发生了转变。迄今为止所有文学历史惯例，从18世纪的源头开始，依赖于对主体的本质或实质有一个既定的一致意见。今天提及意见一致听起来更像是寻求妥协或恋旧怀古。现在美国文学历史研究以多元的方式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多种声音、多层面的学术、批评和教学事业。这种环境下的权威起到把大量知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作用。我们可以称它为变化的权威。它一部分归属于不同种类事物所带来的活力：相互争锋的追随者、大量的素材、成套的权威著作。它还部分存在于评论家进行联系的能力：把他或她的研究方法中的个性转换成挑战和交锋，由此通过与那些有时互补、有时相互冲突的阐释模式之间的联系而获取内容及深度。

新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在争论性和协作性上都具有权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得它代表了它所描述的文化。我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从根本上来说是多元化的——美国文学的联盟史——但这种多元化是一个本身进行自我划分的多元性，是对这个专业和社会内正在进行的对文化价值、信仰和思维模式的争论的形象表达。这些描述当中有一些可以被称为褒扬性的，因为其揭示了社会成就和美学成就之间、技术创新和文体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他的则是明显对立的，有时到了把文学分析变成对多元主义本身的评论(甚至是攻击)的地步。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立的观点在此标志了《剑桥美国文学史》最为传统的一面。它采取的高尚道德的姿态——文学分析作为抵制和不同见解的场合——植根于对艺术的浪漫崇敬和对高雅文学的文雅态度。那种态度坚持认为，伟大的书籍里体现的理想具有普遍性。因此，它含蓄地并常常通过对社会准则和惯例，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准则和惯例的直接指摘针砭，孕育了一种广泛的民族—美学反律法主义。结果是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身的世界、一个较高级法则的领域来颂扬，这些法则因而提供了(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对生活的一种持久的批评。到了20世纪中叶，那种方法一方面导致了新批评派对工业社会的攻击，一方面导致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艺术的乌托邦理论。新对抗主义，包括反文化批评派的新对抗主义，不可避免地和这些遗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所形成的主张与评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直接涉及了民族性问题。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界定性问题，对澄清早期历史学家来说显而易见而未加提及的一点可能是最好的：在这些卷宗中，美国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分的地域。虽然几位作者采用了一种跨大西洋或泛美比较主义框架，虽然他们中的几位讨论了用其他语言写就的作品，虽然还有人依然赞成一种后国家角度(甚至是后美国角度)，但是通常他们的焦点都集中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创作——“美国文学”——上，一如人们在其语言和民族含义中所理解(而且仍然)的那样。

这种限制是我们有意选择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毫无疑问地反映了时间、空间、专业训练和现有资料方面的局限性；但是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的撰稿者充分利用了他们自身的局限。他们利用时间、空间、所受训练和新近获取的材料把民族性本身变成了一个文学史问题。恰恰因为他们聚焦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文学，美国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既不是一个叙述的已知条件——一个假设的前提、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或自然前提——也不是一个客观背景(这个国家的历史)。截然相反：它是很多类型文学历史探究争鸣的场所。把自己呈现为中立、对所有被公认派系都热忱欢迎的地域，最终被证明是而且总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争斗区。

在这部文学史里，美国是一个历史实体——美利坚合众国。它也是一个社会宣言，一个由口头法令建立并维持的民族，一套普遍原则，一个社会凝聚力的策略，一个社会抗议的召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个美学理想，一个对现代(进步、机遇、新事物)的比喻，一个包容的符号(熔炉、百衲被、多国之国)，一个排斥的符号，不仅把旧世界而且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其他国家和美国内部的大群体都拒之门外。一个如此构想的国家是一个修辞意义上的战场。这部多卷本文学史里的美国是探究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一个不断转换的多层面的焦点。

并非巧合的是，这些是现在文学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两个问题。文学研究中对历史的理论化从未如此剧烈和无处不在。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把这个领域里所有的特殊兴趣、我们当前存有“意见分歧”的所有派别联结起来的说法并不为过：作为观念、暗喻和神话的基础和结构；作为我们所阅读的文本的内容和我们对它们进行阐释的精神。即使我们承认伟大的书籍——一些达到不同寻常强度的语言分布——业已超越了它们的时间和地点(即使我们认为它们的不朽力量是对立观念源源不断、周而复始产生的一个源泉)，但是经过思考我们发现，很明显美学超越这些观点本身也是受时间限制的。对高雅艺术的美学断言和其他从信仰的诠释学到科学客观性的断言一样，受到历史的影响。我们通过一种确定的历史意识把握它们特定的超越性形式(神启灵感的美学；具有模糊性、颠覆性、不确定性的美学)。

对偶发事件的认可同样延展到历史的书写中。有些历史作品比其他更真实；一些历史作品一度被赋予“确定性”和“综合性”的宏伟壮丽；但是所有历史作品都是由它们的历史时刻所决定的故事。本书中的历史作品也是如此。在此，我们的意图是让局限性成为开放性和无穷尽性的源泉。以前的美国文学史不是进行总体化的叙述，就是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它们所提供的或是带有权威性的单一见解，或是众多似乎只不过在进行全盘概括的简明综述，似乎是因为专家式综述的简明风格阻止了作者个体的声音。对比之下，此部美国文学史通过大规模多音调叙述的舒展开来。由于撰稿者的数目有限，他们每一位都有详尽阐释各自观点和见解(包括前提、论证和分析)的范围；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叙述通过实例而不是断言具有说服性；每一位撰稿者都通过这一代美国文史学家所共有的主题、焦虑和理想等相互联系(尽管有差异)。

我们挑选这些作者，首先因为他们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同时也考虑到评论界对其作品的高度评价。他们一起展示了过去30年美国文学评论的成就。他们的撰稿显示了几代人之间的关联和差别。他们表现了现在归入美国文学标题下不同寻常范围的素材。他们表现出了使得这个领域有了引人注目的拓展的特殊兴奋和尽心尽力。最后，他们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学研究和民族志研究的兴趣的丰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自二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成为我们国家大学里师生的特征。

同样的特点也体现在这部文学史的编纂原则中。其灵活的结构框架意在包容美国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些主要作家出现在多卷里，因为他们归属于多个时代。一些文本在同一卷的几个叙述里被讨论，是因为它们对于不同范畴的文化体验都是重要的。有时某一历史事件被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因为这一事件有多元视角：例如，它既与主流社会有关，也与边缘社会有关，或者既是一个时期的巅峰，同时又是另外一个时期的开端。如此的重叠性不是计划而来的，但从写作伊始就是受到鼓励的，其结果就是观点的多样性符合了文学资料和历史资料的绝对丰富性。这也使得对个别特殊的作家、文本和运动的描述比以往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都更为丰富和精细。

萨克文·伯科维奇

这部文学史的每一卷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上述优点。本卷具体体现于对美国文化认同形成中关键时代的多层面分析。如那个时代的作家们一样，本卷的四位作者——理查德·布罗德黑德、南希·本特利、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以及苏珊·米兹如茜——把种族和性别作为最佳的透视镜来系统研究当时发生的工业和人口变化，探求新达尔文主义和社会科学观对人类本性的看法带给人们的焦虑。因此，本卷可以视为对差异的一种探索之作，探索的方式包括自然主义小说中的象征学、情感小说中严阵以待的家庭生活，以及近乎普遍性的对种族话语的依赖。本卷也可以视为对击垮美国个人主义力量的研究之作。本书的作者们自始至终认为，在一个市场和广告的时代，对于普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对于作家们来说尤其如此。实际上，所有四位作者都意识到市场是文化交流的核心场所，因为在那个时代身份的动态性与贸易的动态性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

本卷使用多种评论手段，条理清晰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布罗德黑德集中探讨新兴的文学体裁。他刻画了一个充满忧虑的作家群体，这个作家群体由出版商的商业利益所造就，反过来又影响了出版商的商业利益。他认为，这些作家们成功地利用了文学市场的供应与需求达到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且通过创作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而获得了承认。本特利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文化逻辑论证。她认为，现实主义是业已确立的文化秩序和新兴的大众市场之间的冲突点，对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迈克尔斯也认为，现实主义是主要的关注点。然而，他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与广泛的机构等级之间的结合。他辩解道，这个结合的过程成为了冲突的场所，冲突不再受到国家政治结构的遏制。我们可以把米兹如茜的观点理解为带有人类学特点：她展示了文学如何阐释国家处理其日益增长的文化多样性的代价和利益的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有助于美国把自己重新定义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多元文化的现代性之土。

对于理查德·布罗德黑德而言，战后美国文学的传奇成为对文化分层的研究。他遵循一种松散的时间结构，回顾了职业文学领域，以写作的各种新模式在新兴的社会群体中出现的先后为序介绍了这些新模式：情感小说中的女性、“大众书籍”中的工人阶级、城市剧院中的移民、“高雅文学”中的中产阶级，以及带有“本土色彩”的乡下人和非裔美国人。事实上，布罗德黑德描绘了美国永久文化传统的根本——其特点就是等级化的、利益驱使下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文学的分裂，即分裂成风格多种多样、主题丰富多彩、写作意图和社会影响力形形色色的多种形式的文学。布罗德黑德强调了出版业作为公共行为的重要性，认为出版业受到阅读(和付费)群体的需求和愿望的影响。布罗德黑德阐释了职业空间，或者说是“文学的文化”，这个空间中包括既妥协于职业需求又抵抗职业需求的作家们，如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 Chestmutt)和萨拉·奥恩·朱伊特(Surah Orne Jewett)。这些文学的文化通常起到限制在此文化圈内作家们的创造性工作的作用。然而我们也知道，这些文化同样也为那些曾经被文学圈排挤在外的作家们提供了创作机会。

南希·本特利把19世纪现实主义的起源定位于精英文化对新兴大众文化既肯定又反对的回应。她的叙述包含了那些高雅文化的实践者，如威廉·狄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前者不偏不倚的分析作品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科学类型的美学，后者把审视的目光投向人的内心深处，探索了可能引发混乱的现代性对人的思想和品位的影响。更广义上来讲，她的叙述追溯了美国“看”的方式的转变。战后早期年间的“看”是由博物馆文化所声称的客观性占据主导，然后经历了现代化的严峻考验，之后过渡到作家与文化之间高度主观性的关系。她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现实主义是对感伤情调、感觉主义以及流行文化宣传的一种策略性反驳。然而，本特利也指出，现实主义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渗透性的类别，在精英文化中为那些社会边缘人创造出了一个空间，同时，作为一个高度脆弱的类别又极易受到大众文化极端的影响。现实主义为诸如查尔斯·切斯纳特这样的局外人提供了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在艺术名望的环境下关注社会问题，同时现实主义也招致了诸如W. E. B.杜波伊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挑衅。现实主义被其量身定做的人群——非裔美国人、女性和美国土著人——所利用，逐渐地迫使文学精英们摒弃了现实主义而转向更加具有自我意识的写作模式。到19世纪末，现实主义把他们带进了极其时乖运蹇的美国现代主义。

在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的叙述中，世纪交替时期的小说承担了由来已久的文化机构作用，成为美国社会上演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空间。迈克尔斯超越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一般性差别，即自然主义对生物和社会决定论心醉神迷，而现实主义把小说转变为一种新的新闻精神。他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点，揭示了它们由来已久的价值。他理解中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文本都把自身定义为“对社会生活新形式的想象和阐述”，因此两者同质同源。他尤其强调在现代官僚主义到来之际，小说在重新评价美国个体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迈克尔斯的研究围绕着三组比喻进行，即可见性和种族、欲望和资本主义、工作和事业，他以时间顺序记录了文学表达中(以及整个社会范围内)社会依赖和社会独立之间日渐模糊的界限。在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马克·吐温笔下的康州美国佬、凯特·肖邦的艾德娜·庞特利尔以及欧文·威斯特的弗吉尼亚人都自觉地推动着爱默生时代英雄个体的理想主义转变为20世纪中叶组织人的现实主义。

苏珊·米兹如茜戏剧性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分裂。她把紧随内战之后的数十年表现为一个“多样化所带来的诸多具体危险被广泛概念化和争论”的时期，展现了文学对体现社会、民族、种族、美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国家多样化的回应。她首先通过自己对内战的回忆分析了社会的分裂，审视了每一次接踵而至的分裂危机——解放和重建、广告在创建消费国家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影响、大工厂时代对工作的重新评价，以及个体在一个由托拉斯和强盗式资本家掌控的社会中重要性的衍变。简而言之，她详细论述了整个文学界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回应。她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涵盖了主张社会同化的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和玛丽·安婷(Mary Antin)的冲动，韦尼姆卡(Winnemuca)的文化抵抗，托马斯·狄克逊(Thomas Dixon)对盎格鲁—撒克逊的幻想，以及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公司理想主义(在描述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乌托邦小说大量出现的那个章节)。她的诠释是对新生的社会科学和不断成长的公司资本主义的持续评价。米兹如茜令人信服地总结道，人们坚持文本之间具有差异性，甚至那些希望在国家中促成更广泛的文化同一性的作家们也是如此，最终带来了现代美国“文化多样性的产生”。

米兹如茜的观点强化了本卷的主题。所有四位作者追溯了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化的历史，从内战前同质化的主流文化一直写到分裂的、真正多元化的、多样化的文化概念。为达到此目的，他们突出强调了文本与背景之间持久交互的关系，以多种方式表明了文学在文化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所有作家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1860年至1920年间美国文学最丰富、最详尽的论述。

萨克文·伯科维奇

约翰·E.特西托尔

美国文学领域(1860-1890)

（耶鲁大学）理查德．H.布罗德黑德

1 1860-1890年的美国文学领域

文学文化

在1879年为霍桑(Hawthorne)所著传记的结尾处，亨利·詹姆斯这样描述霍桑对在总统竞选中拥护奴隶制的富兰克林·皮尔斯的支持：

如同他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霍桑没有意识到他用来与人道主义的“模糊性”进行对比的那个令人尊敬的制度(奴隶制度)竟在长达四年中把这个国家拖入鲜血淋漓的悲惨之境，最后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当内战发生的时候，霍桑因此而惊恐沮丧；战争挖走了脚下长久熟悉的坚实土地，代之以动荡不安的环境，在那里他的心灵无法平静。这就是我所说的早期比较单纯的一代人，他们的感情已经混乱不堪；他们的幻想被无情地撕裂，他们能看到的最好的共和体制就是兄弟互相残杀……这场大动荡的沉沦留下一个与以往氛围不同的新氛围，可以说美国内战使美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时代。内战让国人具有了比率和关系的意识，感觉到这个世界比以往更为复杂，未来更加奸诈凶险，成功更加渺茫无望。各种事物都在前进发展，很明显，品行良好的美国人将会越来越多，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美国良民将比他们的祖辈更加自满、自信。人们已经吞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我觉得，人们将不是怀疑论者，当然愤世嫉俗者也越来越少；但是丝毫不用怀疑他们众所周知的行动能力，他们将是观察者。

詹姆斯的这部分论述对于研究19世纪中叶美国文学史研究的开端十分有益，因为它非常平实地陈述了人们说不出口的假设，贯穿其间的是人们了解并传承的美国历史。两个原则形成了对这一领域的理解。第一个而且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原则可以称为历史划分假设，即美国文学在内战中分裂——战争的动荡引起了美国历史上的分裂，标志着在“美国思维”不同阶段之间的界线。第二个原则可以被称为现实主义假设，通过详细说明两个分裂的历史时期之间的特点区别巩固了第一个假设。根据此原则，战后与战前的区别在于战后更加缓和，更具讽刺性，更加没有幻想，一言蔽之就是更加现实：于是当我们跨越从战前到战后的界线的时候，我们也要从浪漫主义跨入更加历经磨难的现实主义。

这种对历史理解的设计，如同其他具有权威的理性安排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历史的真实，任何一个相反的描述必须找出自己的方法来讲述它所指的历史事实：19世纪文学形式的风格传承、“现实主义”的兴起，等等。尽管如此，上文所提到的那两个假设被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是事实。那么，很有必要强调一下它们的历史局限性。让我们想想整个历史：美国内战“标志了一个时代”吗？在美国历史研究领域，答案十分明确，是肯定的。内战使4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从奴隶制摆脱出来找到自由，内战为南方黑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环境，内战为黑人在理论上提供了新的社会地位，但同时又使他们为实现这一社会地位而陷入新的斗争之中。内战在破坏的过程中同时也为南方白人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迫使他们进入充满艰辛屈辱的历史，他们试图在新的土地上重建旧的经济体系，试图恢复被颠覆的社会等级，这个等级是白人眼里对镀金时代的理解。

但是，在19世纪美国历史的其他阶段，内战的影响力不是决定性的，因此不是界线的标志。美国印第安人大草原的平定和空间上的遏制政策与重建政策以及随后的赎回政策完全是同时期发生的，这两段历史在某些点上交汇——比如19世纪70年代像威廉·特库姆塞·舍曼将军和菲尔·谢里登将军这样的联邦军士兵作为美国原住民勇士被重召入伍，或是在为获得自由的黑人建立的工业职业学校中为美国原住民建立学校。但是对美国原住民的镇压并不是始于内战，而且也没有因为内战的介入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进程。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战后文化发展的其他特点——大城市的增长、工业生产的扩张、交通方式的革命、移民的涌入——内战更是与历史分界点无关。外国移民以及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性这些战后美国历史显著的事实，实际上是战前美国发展的延续。我们也许记得，波士顿在1790年到1860年间人口翻了10倍——从1.8万人增长到18万人。

略微审视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根本没有一个涵盖全体美国人民经历意义上的“美国历史”。在任何时候，美国历史都是由一段段同时发生且行将结束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事件并非是完全独立的，因为它们共享相同的决定因素并且相互影响，但是历史事件也并非完全相同，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社会地点通过不同的问题展现自己的运作方式。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教训就是企图展示具有一致性的历史个体——也就是试图详细说明一个时期的“美国人”或一个时期的特点或倾向——这种企图不可避免地把总是带有混杂性、多样化特点的社会现象简单化了。美国文学的完整历史只能是对文学已经反映的和即将反映的各种不同事件的讲述，同时也是对文学不同流派之间相互作用的讲述。

但是划分这样一个历史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时间顺序上的对立，如战前/战后，或文学—哲学意义上的对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把局部关联的差异强加给整个历史，而这种对立并没有诠释出历史全貌的话，那么什么样的差异划分方法更能够切合整个历史呢？本章节假定文学领域中最重要的区分线并不是根据作者、风格、时间、倾向的差别而划分的，而是根据文学对美国文化生活中适合文学创作的特定场合做出的回应而划分的。美国社会中的任何历史阶段都包含着若干在一定程度上截然不同的阅读和写作世界，每一个世界都保证自己的写作类型流派，每一个世界周围都聚集着由各色人组成的自己的读者群，每一个世界都把写作引入到一个全然独特的文学之外的文化领域中，每一个世界都为写作提供不同形式的价值和支持。这样的文学文化不是文学创造，但是它们也不是完全置身于文学创造之外，因为任何写作行为都在一个对普遍接受的写作定义和写作目的的共识中成型。

本章节纵览整个19世纪末期的美国文学，试图找到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名篇巨著，也是为了当时所有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创作。但是本章节的重点是详述一系列在此期间美国主要的相互重叠然而又截然不同的文学文化，即这些美国文学作品产生的文化环境和背景。

美国文艺复兴之后

对1865年后的美国文学进行纵览应该以审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分歧点开始。对美国内战前文学的现代研究一直都非常关注的F.O.马西森对美国文艺复兴作出的评论是：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许多具有个人魅力和权威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尤其是爱默生和霍桑，然后在19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更加反传统的后继者——梭罗、惠特曼、梅尔维尔、迪金森。但是美国文艺复兴不仅仅是产生了那些有影响力的作家个体，而且也是由所有作家一起来诠释出某种文学—文化环境的意义。浪漫主义在它的美国化身中的最显著事实是：这一高度交融的文化态度在美国姗姗来迟，于19世纪30年代而不是18世纪90年代(在英国或德国是18世纪90年代)达到巅峰，并在美国找到了为它提供独特生长环境的土壤。当浪漫主义来到美国的时候，正是一些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些事件强有力地增加了它对想象力的狂热。美国浪漫主义与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疯狂的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它与这个时代对从政治独立中幸存下来的文化独立所持有的后殖民主义严重焦虑交织在一起，也与19世纪40年代人们对非衍生性美国文学表达形式的饥渴交织在一起。浪漫主义批评家的观点注定要与当时在美国风靡一时的高涨的改革和完美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这是改革主义者实验的真正文化。

这种独特思潮的中心有这样一个信念，即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不需要从传统做法中获得，但是可以在此时此地通过更高的精神层面重新想象和重新构成。这种思潮有它自己的宗教表现形式，如摩门教派的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有他自己的信仰——在其他时间和地点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但是在此时此地并不是那么怪异——他认为自己可以体验真正的圣经启示从而找到全新的、真正的教会。这种思潮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学校和监狱改革运动中找到了它的公民表现形式，人们深信诸如教育或劳教改造这样基础的社会活动可以用救赎的形式重新建立。这种思潮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实验性公社中找到了它的社会表现形式，例如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brey Noyes)的奥奈达公社(Oneida Community)，或是布朗森·阿尔科特(Bronson Alcott)的素食和禁欲果园公社(Fruitlands)，他们相信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安排——工作分工、饮食习惯、性爱关系、育儿方法——都可以被重新设想和重新形成。

文学研究一直倾向于把美国文学同上述发展剥离开来。但是那些所谓的美国文艺复兴作家正好处在战前文化的感化实验阶段。在文学表达的媒介下，他们的作品可以被看做是从遵循普遍的规则到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的转化。这种无处不在的思潮可以在他们作品的特点中清楚看到：作品把男女们放肆地想象成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法律的创始者，而不是接收者，这一点在爱默生的《论自立》或在霍桑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的森林背景中略见一斑；在可以被称为遗嘱态度的文学作品中，写作的感觉成为一种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生命的背景可以被看到，生命可以得到重生，这一点在《瓦尔登湖》(Walden)或《草叶集》(Leaves of Grass)或者《白鲸》(MobyDick)中表现得如此强烈；最后这类作品都具有持久的形式上的激进主义，它们冲动地认为文学表达应该存在一种排序形式，以便文学作品可以从根本上进行重新创造，比如梅尔维尔(Melville)写的小说彻底改造了小说的概念；或者如惠特曼写的诗歌，从而更新了诗歌的特点；亦或如迪金森与其他非正统的作家一道改写了英语的句法规则和标点符号规则。

上述特点不是内战后美国文学的特征。其中一个原因是，19世纪40年代在美国北部势头依然强劲的精神上渴望改革的实验主义思潮，至少到1865年已经成为历史。(美国废奴运动是这种思潮的最大副产品之一，而且也是至1860年尚存力量的主要渠道，美国废奴运动到1865年便偃旗息鼓。)许多事实证明这种文化的文学产物到1860年左右走向了消亡。梭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在1845年至1847年之间临瓦尔登湖畔而居，建立了一个乌托邦社区，于1862年去世。梅尔维尔，这位潜水爱好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于1857年最终停止出版作品。爱默生于1860年出版他最后一部重要作品《人生准则》(The Conduct of Life)之后，就成为一个在正统文学环境下生活的规规矩矩的老实人，只能苍白地重复着他早期独创性的信条。霍桑于1864年去世，但是自1852年到逝世前，他仅仅出版了一部小说。

事实上，内战前文学的结构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彻底消失。它还部分地存在着，虽然不是太过时，但也有些边缘化了。沃尔特·惠特曼经历了我将要论述的整个时期(他于1892年去世)，从开始写作成名直到去世，惠特曼可以被认为是19世纪晚期的一位作家。但是惠特曼的战后诗歌，除了早期为林肯创作的挽歌律诗以及战争诗歌《击鼓声》(Drum Taps)外，采用的形式不是自我模仿就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充满重复的作家告别方式，这个作家知道他不同凡响的诗歌生涯已经过去。(这些诗歌出现在惠特曼晚期为《草叶集》而创作的告别辞中，其中包括华丽的《再见》和《晚餐和谈话以后》，后者的结尾句带有明显的惠特曼风格：“不久就会永远消失在黑暗中——真得不愿意啊，真不愿意离开!一直到最后还在喋喋不休。”还有《离别之歌》、《七十风的光阴》、《再见吧，我的想象力》以及《古老的回音》。)从这一时期开始，惠特曼的散文虽然依然行文活泼，但是带有了文化渐逝的观点。他所著的《民主展望》(Democratic Vista，完成于1871年)回顾了当前美国社会生活的失败，展望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未来。该书谈到了格兰特总统执政时期(Grant Administration)的美国，但是该书的表达形式——尤其是它过度的神谕散文风格以及千年国家主义(millennial-nationalist)的语调——使该书读起来像是姗姗来迟的19世纪40年代的思维和谈话方式。《标本时代》(Specimen Days，1882)是惠特曼完成的最后一本书，明显带有追忆往事的痕迹。

人们一般认为梅尔维尔在19世纪50年代便停止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但梅尔维尔也同样经历了“镀金时代”(他于1891年去世)，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他被认为代表了19世纪晚期美国作家的写作风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作品体现的是一种“无作者”状态，也就是说作者脱离或者排斥他的职业写作生涯。在他雄心勃勃的文学实验因为缺乏公众的支持而失败之后——他的文学作品包括非卖品巨作《麦迪》(Mardi，1849)、《白鲸》、《皮埃尔：或模棱两可》(Pierre：or，the Ambiguities，1852)，以及《自信的人》(The Confidence Man，1857)——梅尔维尔便停止了小说创作，然后开始了另一项工作：1866年至1885年之间，他任纽约港口关税副督察长。在此期间，他在马修·阿诺德的一篇文章中对来自莫瑞斯·德·格尔林(Maurice de Guerin)的一段话进行了划线强调：“无论是作为文学的本质还是作为人们从文学创作中寻求的回报，文学生涯对我来说似乎都是不真实的。因此，我的文学生涯便毁于这种无形的荒谬。”

事实上，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一直在寻求新的写作内容。(梅尔维尔的诗歌创作同惠特曼的散文创作一样，都始于内战结束后。)但是与惠特曼一样，梅尔维尔在世纪末创作的作品并没有关注那个时代的事件，反而更多的是重新回顾早先世界的一些问题。《克拉瑞尔》(Clarel，1876)是一部反映赴圣地朝拜有关当代信仰问题的长篇叙事诗，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最具恢弘气魄的著作之一。但是在形式和主题方面，它更接近40年代的小说《麦迪》而非当代的其他作品。同样，梅尔维尔生前留下的散文寓言《比利·巴德》(Billy Budd)手稿是他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对置景于19世纪40年代的事件的再创作。他以一种更加超然的模式在《比利·巴德》中重新描写了他1850年的小说《白色夹克》(White-Jacket)以党派人道主义的愤怒提出的秩序问题。

也就是说，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以革新的理想主义为主导的文化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失去了生存环境。但它的文化特质与风格并未消失殆尽。美国特征的激进主义在宗教、政治、文学、家庭及社区组织中得以继续传播，这种多年来长盛不衰的文化甚至持续到有着完全不同风格倾向的镀金年代，不同的只是作为一种更为边缘化的非主流形式存在，见证者有《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1870—1876)，该周刊是幸存下来的一份表达19世纪40年代的精神主义和恋爱自由的社群主义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追求进步，思想自由，生活不受束缚!”是这本杂志的格言)。该周刊也是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美国第一次发表时的刊登媒体。但是在战后几十年，该文化并没有能激励主流文化作品的产生，也没能为在早些时候形成的文学规划提供重要的公众基础。惠特曼在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人们的眼里被视为是猥亵的和不称职的诗人，但他的作品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在19世纪得到了人们的崇拜与欣赏，然而梅尔维尔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赞美。

不过，战后崭露头角的那些与之截然不同的作家却将这种文化的革新的理想主义深深扎根于心，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度过了他们的童年。路易莎·梅·阿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是在她父亲布朗森·阿尔科特(Bronson Alcott)的教育和日后的集体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一直幻想着能够有一个富有的斯威登堡式(Swedenborgian)[1]的父亲；温文儒雅的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在俄亥俄州一个乌托邦社区度过了他的青年时光。因此，革新的理想主义的文学文化得以幸存，重新获得在后来的社会生活中逐渐活跃起来的力量。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乌托邦主义的复苏时期，它又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推进了诸如爱德华·贝拉米《回首往事：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这样的畅销书的出版。

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文学文化

如果一种在内战前形成的文学文化的影响力由于战争的结束而大不如前的话，另一种文学却在战后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19世纪的美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阅读和写作的社会结构世界。

要知道20世纪所谓的美国文艺复兴只不过是同时代几个文学发展的形式之一，是文学领域中发生的更大变革的一个产物，这个变革也为其他领域的革新提供了新的写作条件。尤其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证明了与另一个由不同的价值和关系组成的阅读和写作世界的融合，这种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文学文化并没有创造出更大的作家群体，而是给作家带来了更大的支持。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个新的社会读者群的诞生：在战前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出去工作，刚刚从繁重的家务劳作中解放出来的母亲则待在家中教育子女，她们的工作主要是为现在有大把闲暇时间的家庭注入一股强大的道德力量，使子女们具有良好的道德和宗教品格。这种社会模式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许多影响，但从文学意义上来讲，其主要影响是造就了潜在的新文学大众群——阅读正好能够填补社会上特殊的有闲群体的空间。

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这个潜在的大众群的规模变得愈发显著起来。《白鲸》售出了两千册，极受欢迎的《红字》售出了500册，同年，苏珊·沃纳(Susan Warner)的《广大的世界》(The Wide，Wide World)刚售出5万册，就被哈丽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以30万册的惊人数量远远超过了。面对如此庞大的销量，出版商们马上开始设计新的出版机制并对其进行整合，以规范这种家庭娱乐类书籍的出版，并把家庭生活范畴作为一个常规的娱乐市场加以运作。例如，在沃纳和斯托一炮打响之后，一位出版商预定了范妮·弗恩(Fanny Fern)的一部小说，并在它完成之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最终成书《露丝·霍尔》[Ruth Hall]在1854年卖出了5.5万册)。这些对文学作品的大规模商业宣传活动极大地巩固了同这种市场推广行为相辅相成的读者及作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了美国首个大众文学市场。这个市场的逻辑就是：如果一个作者懂得中产阶级的家庭都关注什么(通常是一个女人)，那么他/她就能深入到广大读者心中；只要他/她在这个特定范围内写作，那肯定会取得商业成功：即作品必须关注家庭生活，能够帮助母亲完成树立家庭观念的任务。

1850年前后的这种描写家庭生活的文学经济模式第一次为美国文学读物培养了一个稳定的读者群，并因此为日后写作成为一个全职工作提供了帮助。(1850年以前，只有一位美国作者——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完全以写作为生。)这种读者、作者、出版商之间的相互沟通实际上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延续了下来。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著名的家庭生活小说——由奥古斯塔·埃文斯(Augusta Evans)(后来改为伍尔森[Wilson])创作的《圣爱尔摩》(St.Elmo)——在内战结束后的1866年出版。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极其明显的矛盾人物，那就是强悍的女主人公把家庭生活的种种规范作为她追求的最终事业。(据称，仅1866年就有100万人读过《圣爱尔摩》，也就是说，每36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读过它。两代人之后，这部小说仍被广泛阅读，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记得她母亲就有一个习惯，她经常一边浇花一边拿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读《圣爱尔摩》。)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窥视天堂的小说《半开的门》(The Gates Ajar)把近年来战争死亡带来的种种创伤融进了家庭生活小说中亲人丧失的情节，使得人们相信是上帝带走了至亲的人。该书是1868年的最畅销书。

以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为中心的文学题材经久不衰的证据之一就是第一批以家庭生活为写作题材的作家们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后依然不断出版作品。苏珊·沃纳直到1885年仍在写作，她妹妹安娜(Anna)坚持写作的时间更长。E.D.E.N.索斯沃斯夫人(Mrs.E.D.E.N Southworth)直到1899年临近去世时仍在写作。玛瑞·哈兰(Marion Harland)(玛丽·弗吉尼亚·哈维斯·特休恩[Mary Virginia Hawes Terhune]的笔名)是1854年流行小说《孤独》(Alone)的作者，她在将近90岁时双目失明，但直到1919年仍然坚持口授小说的创作(她于1922年去世)。

但是，家庭生活文学的历史持续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这种形式在战后继续吸收新的作家成员。路易莎·梅·阿尔科特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如果说美国文学范畴是由美国人真正阅读的小说组成的话，那么《小妇人》(Little Women，1868—1869)的作者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的主力军之一。在这种环境下，阿尔科特作为著名作家完美地代表了19世纪中期人们心中的作家形象。阿尔科特及时准确地了解战前实验主义的那个世界：她是辛勤的教育改革家布朗森·阿尔科特的女儿，烈士约翰·布朗(John Brown)女儿的监护人，邻居梭罗(Thoreau)的崇拜者(她最终买下了梭罗的房子供她的寡妇妹妹居住)。阿尔科特提醒我们，19世纪美国形态各异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实体，而是共享的社会空间。然而，阿尔科特在她的作品里再现了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理念构想出来的世界，而不是与之相近的激进主义。《小妇人》和它的续集完全符合这种对“妇女领域”的要求理念，把文学空间变成家庭生活空间，一个与家庭以外男性的公共和历史世界相隔离的女性和孩子的世界。(在《小妇人》中，马奇[March]先生远离看不见的内战。)这种家庭空间充满着强烈的温情爱意，一个以母亲为中心的暖岛，但是正像在19世纪美国家庭生活理念和所有展示这种理念的小说中描写的一样，这个温暖的岛屿同时也是一个很强的监护空间，孩子们的性格总是按照父母的理想来塑造。在这样的家庭里，通过这样的家教，马奇姐妹们得到了正规的女性家庭教育：处处为别人着想，抑制“脾气”，抑制自私的欲望，等等。艾米(Amy)、贝丝(Beth)、乔(Joe)和梅格(Meg)因为失去圣诞礼物而发牢骚，直到想起无私的妈妈玛米(Marmee)才意识到她们宁愿自己什么也得不到也要给妈妈一个礼物。一开始，当男孩子气得乔想发怒时，母亲承认自己也经常发火，但现在已经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从而使她认识到自控的可能。当结婚不久的梅格抱怨家里消费开支太小时，她总是这样说：“塞莉(Sally)可以买她想要的任何东西，而我却不能，她可怜我，时时安慰我，我努力使自己感到满足，但是……我厌倦了当可怜虫。”这正是嘉莉妹妹故事发生的30年前，不同的是，这样一个充满爱意的家庭却教她怎样克制欲望。

与许多作家不同，阿尔科特的作品里没有令人感到庸长生厌的说教，而只是教化——把母亲的价值观强行注入到女儿们身上一直是《小妇人》和它的续集的点睛之处。(在关于马奇家庭的最后一部著作《乔的儿子们》[Jo's Boys，1886]里，乔——现在是母亲巴尔[Mothher Bhaer]——宣扬一种甚至连斯托的小伊娃[Little Eva]都望尘莫及的母性道德。)当然，这些书中真正的教育对象不是马奇的女儿们，而是那些与她们感同身受的读者——此书本身，正像它一直理想化的那个家庭一样，只是作为分享温暖、尽情娱乐、灌输观念的一个空间而已。

在《小妇人》和它的续集——《一个落伍的女孩》(An Old-Fashioned Girl，1870)、《小男人》(Little Men，1871)、《八个表兄妹》(Eight Cousins，1875)、《盛开的玫瑰》(Rose in Bloom，1876)和《乔的儿子们》(1886)——中，阿尔科特赋予了19世纪50年代家庭生活小说的传统主题以古典文学表达。她一生写作生涯的延续性同样令人瞩目，她还代表了作家的古典特点，因为19世纪中期的家庭生活文化帮助她确定了这些特点。

纵观19世纪家庭生活题材小说的作者，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就是提倡无私道德，同时对自身的市场地位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重视：范妮·弗恩的作品《露丝·霍尔》中的女作家主人公被更多地描述为一个文学商人而非艺术家，她最后得到的回报是一个重新结合的家庭和银行中的股份。阿尔科特坚持这种传统，她更多地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一种经济手段而不是什么审美对象。在乔·马奇的故事中隐藏着她自己的职业生涯故事，阿尔科特经常暗示经济的需要给了她写作的原动力，经济上的成功是她坚持写作的原因：在写《乔的儿子们》时，“这份文学创作的成功竟有一个如此预想不到的好市场”，使乔“发了一笔小财”，而她也认识到，“她只需(重新)装载她的航船，让它起航”，就可以获得一批“金光闪耀的货物”。(也就是说，她认识到怎样去规范有利可图的商品生产并把写作当成一个成功赚钱的职业。)

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者的文学意识中，对作者身份经济层面的重视与另一种观念同在，这种观念认为写作服务于妇女传统的家庭义务——一个人写作挣钱并非为愉悦而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个意识也强烈地支配着阿尔科特对文学的自我理解。乔得到收入的快乐就在于她可以送她生病的妹妹去一个健康的地方，为她母亲艰难的生活提供“安逸和舒适”。阿尔科特同样也成为了一个贴补家用的好女儿，她自认为写作就是为了养活父母、姐妹和姐妹的孩子们。一直需要她供养的父亲布朗森·阿尔科特于1888年去世，两天后路易莎·梅·阿尔科特也去世了。

但是，如果说阿尔科特坚持她早期在家庭传统生活中形成的主题和自我界定的话，她也可以被认为象征着这个文学文化的一个历史性转变。和19世纪其他家庭生活作品，诸如《广大的世界》和《汤姆叔叔的小屋》相比，阿尔科特的小说不带有那么强的宗教性，这就意味着清教徒对福音派教义信仰的冷却，这种教义在中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是极其主流的。她的作品对一些题材更加包容，比如戏剧、游戏、户外运动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它们的语调本身就往往很新颖，十分有趣)，这就显示了作品脱离了早期严格的自律，更多地向后来中产阶级生活所提倡的自我放纵迈进。

但是，阿尔科特作品最关键的历史性转变在于它特殊的读者。战前新兴的中产阶级对年轻人的道德培养过分关注，他们发明了一种专门针对儿童的文学，可以帮助父母教育子女，因此创立了儿童文学作品的第一批专门机构(范妮·弗恩的父亲建立并编辑了最早的一份儿童报纸《青年指南》[The Youth's Companion])。但是，19世纪50年代那些关于家庭生活的畅销书即使欢迎儿童阅读，也不被看做是儿童小说。相反，阿尔科特的作品尽管在内容上与它们极其相似，却是非常明确地针对青少年市场(“青少年的道德消遣物”，她这样略含贬义地称呼它们)。这就表明，到阿尔科特时代，中产阶级已经不太看重一度被搬上中心舞台的儿童想象力活动这种亚文化了。

从更大的意义上说，这个变化就暗示了19世纪中期美国家庭生活文学这个文学子系统在战后仍积极良好地运行，但它同时也发生了内部的改组：从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划出了几个快速独立发展的个体。阿尔科特的青少年市场——也被《爱尔西·丁斯莫尔》(Elsie Dinsmore)的作者玛莎·芬莉(Martha Finley)占领，这部书仅多德米德出版公司(Dodd Mead)就卖了500万册——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内部细分个案。另一个就是在19世纪末期出现的更加专业化的关于家庭经营的文学，玛瑞·哈兰的转型就证明了这些，她由一个偶尔写写家庭生活建议的小说家变为一个有时也写小说的家庭生活建议作家。哈兰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上有一个辛迪加专栏，她写的一本烹调书《家庭常识》(Common Sense in the Household，1871)卖出了上百万册，还有晚期作品如《每日礼仪》(Everyday Etiquette，1905)，使她成为19世纪末期把艾尔玛·朗巴尔(Irma Rombauer)[2]和埃米莉·波斯特(Emily Post)[3]的名声集于一身的作家。

然而，无论是青年小说，还是有关家庭建议的文学作品，都不能占据流行家庭生活小说已经占据的中产阶级阅读文化的中心地位。如果一定要问是什么填补了这个空间，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完全没有开辟的崭新领域，在这里，《圣爱尔摩》可能会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它关于妇女适当职业的主题使它成为第一批成功的家庭小说之一。然而，与《广大的世界》或者《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者《露丝·霍尔》相比，《圣爱尔摩》看起来确实是一部非常不同的作品。以前书中那种非常明显的家庭经营内容和对福音的虔诚很少出现在埃文斯的小说中；另一方面，这本书提倡一定程度的自由想象，而这却是前人所未曾体验的。正像露丝·霍尔一样，埃文斯的女主人公艾德娜·厄尔(Edna Earle)也同样成为一位畅销书作者，但不同的是，露丝·霍尔一直与艰难困苦作斗争，而艾德娜·厄尔却有近乎神奇的天赋：这个少年天才写了一篇关于阿尔西巴德(Alcibiades)[4]时期希腊破坏偶像(iconoclasm)的论文，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是她博学的一个例子。因为该书较为自由地描写了女性力量的神秘，所以，《圣爱尔摩》的散文也迎合了那些富贵读者不太纯洁的口味。“她不明白为什么在文学的葡萄园里，员工不能同等地被雇佣，不管工作被身穿长袍的男性完成，还是由身穿长袍的女性完成。”这是埃文斯表达“女人可以写得和男人一样好”的一种典型的非简单方式。

如果说《圣爱尔摩》反映了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与价值，它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暗示着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阅读世界的到来，在这个世界中，书不再有义务叙述和强化阶级定义的传统观念(尽管它们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些观念)。在这个世界中，社会界定已基本完成，娱乐将变得更加纯粹。这又表明19世纪50年代家庭生活文学的一个历史性影响就是后来美国普通平民的阅读文化：这些人喜欢阅读，有闲情逸致(并有钱买书)，他们希望图书作品使人娱乐的同时又起到鼓舞教化的作用，但他们没有能力在那些被定义为“艺术”的作品中寻找到乐趣。这种历史性的新消费形式是镀金时代影响最持久的后果之一。那个时代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畅销书——不是《汤姆叔叔的小屋》而是(例如)卢·华莱士(Lew Wallace)的《宾虚》(Ben Hur，1880)。

大众书目

刚刚讨论的这些书的庞大销售量告诉我们，在19世纪中期，一个大众的文学文化在美国建立起来，它主要是描写以家庭为中心的中产阶级的人情世故。这个事实进一步告诉我们，“大众文化”并不是历史性地一成不变的。它既不是由不同特征个体混合而成的实体，也不是“高雅”文化的稳固对立物，大众文化会根据为它提供生存土壤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这一时期的文学历史告诉我们的另一个道理就是：大众文化也不是某个特立独行的历史阶段。因为在19世纪中期，另一个文学体制与现在讨论的“大众文化”并行前进并传播开来，赢得了相当多的读者，但是它建立的这个“大众”却有着相当不同的形式和内在关系。

家庭生活小说的一个市场竞争者就是那些廉价的阅读材料。这些材料以旺盛的生命力贯穿整个19世纪90年代，但是正如家庭生活畅销书一样，作为19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产业大变革的一部分，它们在战前就已产生。一种报纸大小的刊物用小字号密集排版刊登大量的连载故事报，于1840年左右在美国开始创刊。几年之内，发刊时间最长、传播最广的故事报出现了：弗雷德里克·格里森(Frederick Gleason)(后改为马图林·巴洛[Maturin Ballou])的《我们的联邦国旗》(The Flag of Our Union，1845)、罗伯特·波纳(Robert Bonner)的《纽约文汇》(New York Ledger，1855)、弗兰克·莱斯利(Frank Leslie)的《插图报纸》(Illustrated Newspaper，1855)、斯特里斯和史密斯(Street and Smith)的《纽约周刊》(New York Weekly，1859)。此后不久，另一种出版工具又被开发出来，在不久的未来代替了故事报。1860年，伊拉斯塔斯·比德尔(Erastus Beadle)率先发明了简装的小册子小说，每周出版一次，到1865年，比德尔的第一批20本标价为10美分的小说售出了430多万册。大范围发行小说的帝国必须依靠报纸和简易单册本这两种手段。比德尔和亚当斯出版公司(The House of Beadle and Adam)最终经营了7个故事报和25个廉价小说系列。斯特里斯和史密斯出版公司这个业界大王除了《纽约周刊》以外，还经营了50个独立的廉价小说系列。

一开始，这些出版物的形式与家庭生活文学没什么大的区别。罗伯特·波纳在《纽约文汇》上发表范妮·弗恩的作品；比德尔印刷了杂志《家庭月刊》(The Home Monthly)；《我们的联邦国旗》宣称自己是“百万人的报纸，家庭的好向导”——似乎觉得这两个市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些重叠交错的文化经济体很快就变得不同了，故事报和小册子小说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文化的工具，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持续到世纪末。

这类写作的不同首先体现在它们的主题上。正像骑士史诗有它的英国主题和特洛伊主题一样，故事报和10美分小说也有它们的几个固定主题。一种是边境冒险经历和印第安战争，如爱德华·S.埃利斯(Edward E Ellis)的《塞思·琼斯》，又名《边境的俘虏》(Seth Jones；or，The Captives of the Frontier)，小约瑟夫·E.巴格(Joseph E Badger)的《老公牛的眼：平原的闪击》(Old-Bull's-Eye：The Lightning Shot of the Plains)，“内德·邦特莱因”(Ned Buntline)(即E.Z.C.贾德森[Judson])的《野牛比尔：边境人的国王》(Buffalo Bill，the King of the Border)(列举众多作品中的三个)。另一种是历史传奇和古装剧，像A.J.H.杜甘(A.J.H.Duganne)的《马萨索伊特的女儿》，又名《法国战俘：新英格兰土著人传奇》(Massasoit's Daughter：or，The French Captives.A Romance ofAboriginal New England)，或者默里中尉(Lieutenant Murray)的《巴黎卖花女》，又名《法国浪漫史》(Rosalette；or，The Flower Girl of Paris.A Romance of France)。还有一种题材是侦探小说，像阿尔伯特·W.爱肯(Albert Aiken)的《幽灵手》，又名《第五街的女继承人，纽约的家庭生活》(The Phantom Hand；or.The Heiress of Fifth Avenue.A Stories of New York Hearths and Home)，或者是贾德森·泰勒(Judson Taylor)的《吉卜塞·布莱尔》，又名《西部侦探》(Gypsy Blair：or，The Western Detective.)(两种题材合二为一)，或者是斯特里斯和史密斯出版公司后期的《真正的侦探故事》(True Detective Stories)，这部小说的推销词是：“所有的章节都是来自美国最大城市中最伟大、最著名的警长的笔记本。”西部题材和侦探小说题材与20世纪美国电影电视业中的内容紧密相连，这表明这种文学体制的后续在现代大众文化中不再以印刷的形式出现。但这些固定主题与同时代的家庭生活小说的主题极其不同，后一类小说大都有这样的主题：家庭经营、传教工作、信仰转变、女性性格塑造。

除了主题上的不同以外，故事报和廉价小说也有它们独特的讲故事方式。这种形式的无数作品都是以描写人物行动为主，情节曲折，变化丰富，并大大删减了其他细节：如通过大量的情景演义、反复思考等来塑造人物性格。(路易莎·梅·阿尔科特证实，在她刚刚开始从事这种写作时，她的编辑删去了她手稿中“所有与道德有关的成分”——这种道德成分对家庭生活小说必不可少，对其他领域却无关紧要。)每一个文化层次的小说都有它特定的传统，这种小说也因极少努力去掩饰它的传统而与时代的作品不同。它们单个作品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既因为它们都写得很差，也因为写它们时很少把它们个性化。它们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故事，是因为它们把人们所熟知的版式又用了一遍——小戴德伍德·迪克(Deadwood Dick Junior)第94次的冒险还做了什么？——因此它更多的是重复性工作而非什么新鲜或新颖的创新。

但是，如果这种大众文学的身份因它不同的写作特征而得到确认的话，那么对它的认可同时也是因为其在进入大众生活时使用的不同方式被接受所致。一个基本而非偶然的事实就是，这些作品以与报纸相关的材料和版式印制。这样它们就会与平常人们阅读的作品形式相同了，人们可以因此而对这些作品随读随弃：不像那些中产阶级趣味的人或者社会精英们阅读精装书那样要求严格，精装书体现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书籍应该好好保存。(一个拥有的物体)。而这些书因其材质而让人们来消费、转卖，然后处理，直至被第二天新的一期所取代。(这种小说不是单个出版而是连载，每周以相同的版式出一部新作，这使人们更加确信它消费起来很方便。)这种小说的廉价同样也不是它自身无关紧要的特征，而更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就是设计出来供人买的，它的广告也隐藏了这样的市场信息：5美分或10美分，而不是精装卷的1美元或更多。它也以它独特的方式走向读者。故事报和10美分小说通过各地报刊经销人传播开来，与每日印刷的大多数商品一样大规模地广为流传。

这种作品的文化生产方式不仅仅是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它们同样也使小说本身拥有了一个不同的社会读者群。小说的廉价使那些收入少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来阅读、娱乐和享受“文化”。它们的长度——一两个小时可读完，而不是像《圣爱尔摩》或《广大的世界》那样有600页——适合那些闲暇时间少的人阅读，而它们那种极少变化的格式也适合那些文化水平低的读者。

由于以上原因，这些作品具有了一个不同于流行家庭生活小说读者群的社会读者阶层。作品拥有一批真正的读者是很难的，但事实证明了这两种作品的读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特征。家庭生活小说的主要读者是一群这样的人(通常是妇女)，他/她们已经拥有或者渴望拥有或者至少已经从精神上把自己归入清闲的中产阶级行列。而廉价小说却把这种有闲妇女以外的更多群体纳入它的读者群。据说，联军更喜欢读比德尔的10美分小说。爱尔兰和德国版本也证明这些作品拥有移民读者。19世纪对劳工阶层的报告发现，在工人阶级文化中故事报是很受欢迎的。有记载显示，农场工人们也曾读过这类作品。

需要注意的是，千万别把这两种读者对立起来。其实家庭生活作品和廉价文学作品的市场包含某些共同的社会元素。毋庸置疑，有些读者两种作品都读。然而要想理解19世纪中期美国这两种流行文学体系间的逻辑，就应抓住这两种写作不同的社会基础。1840年以后，美国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在于文学领域中新的成分和阶层与同领域中不同社会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1850年左右，美国出版业的大改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文学模式与有独特社会特征的读者之间的联系，而不单单是在文学模式的新范畴上。

随着这种发展，不同的阅读形式开始发挥作用来从社会角度区分不同的读者。当19世纪末上流社会的调查员多萝西·理查森(Dorothy Richardson)了解到纽约制箱厂的一名女工从没有听说过《小妇人》，而且觉得它的故事情节毫无意义时(她最喜欢的小说是劳拉·琼·利比的《一个少女的情人》，又名《残酷的复仇》[Little Rosebud's Lovers.Or，The Cruel Revenge，1886]，家庭生活文学和10美分小说文学的差距就集中到了工人阶级妇女与中产阶级妇女“自我”之间的疏远上了。1872年，哈丽叶特·比彻·斯托写信给阿尔科特说：“许多年以来，我一直为我的国家担忧，这些日子里出现了太多堕落和危险的文学作品，你的家庭生活作品的成功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斯托非常明了地指出了危险与家庭生活之间的文学区别，以标明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界限。(“危险”是19世纪中期形容下层社会的一个文雅词语“危险阶级”的代称。)在《小妇人》里面，乔认识到读故事报这样的作品有损她的道德就表明她已经成长并具有了为社会认同的身份。用阿尔科特的话来说，写这样的作品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社会”的表现，它亵渎了女性性格中最具有女性品质的特征。当教授巴尔使乔摆脱了他认为是“差劲的垃圾”作品时，她才找到了她“真正”的女性事业。

作为那些高雅文学的分支，10美分小说和故事报却为那些需要它的人提供了养料和精神财富。整个19世纪，它以数百万文字的小字号密集排版的形式满足了下层社会劳苦大众的需要。从作者这一方来看，这个广大市场为美国的作者们创造了另一个空间。廉价小说出版商之间的竞争显示出这种版式的小说极大的需求量，1850年以后，这样的出版业促成了美国文学职业这一现象。10美分小说写作其实成了许多人的工作，它的从业者包括爱默生的表妹安·爱默生·波特夫人(Mrs Ann Emerson Porter)、著名的索斯沃斯夫人(一位极其有名的作家，被公认为是故事报作者而不是家庭生活题材作品作者)、野牛比尔·科迪(Buffalo Bill Cody)和他的文学发明家“内德·邦特莱因”以及后来的丑闻宣传家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辛克莱尔为斯特里斯和史密斯出版公司写了有关警察的系列小说，他在14岁时写出第一部这样的作品。)

除了催生了这些有名的作家之外，这种创作方式还为作者构建了一定的角色，也为从事这种写作的实习者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作者身份。如果19世纪家庭生活小说的作者扮演了一种道德说教者或母亲替代品的话，那么这种竞争体系的故事报作者就更像一个工薪工人或者工业助手。完成符合一定标准的工作，就能得到符合一定标准的报酬。它坚持预制好的版式，这就大大减少了作者自我发挥的余地，实际上就使一个有商标的通用版式成为了作品的创造者，而作者或多或少地就成为预制好的任务的可替换的履行者。(这种把作品同它的真正作者分开的做法可以达到非常极端的程度。著名的斯特里斯和史密斯出版公司的作者伯莎·M.克莱[Bertha M.Clay]根本不存在，只是一个出版社控制的名字，其他的无名作者都可以用这个名字发表作品。比德尔的戴德伍德·迪克系列的作者爱德华·L.惠勒[Edward L. Wheeler]其实已于1885年去世，但公司在他死后很长时间内仍以他的名字出版新作品。)在保存下来的相关纪录中，作者对自己的艺术渴望保持缄默，对要维持的产量却非常明了。我们知道小约瑟夫·E.巴格通常会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一部8万字的小说，他每工作6小时休息2个小时；“内德·邦特莱因”6天写出了6万字的小说；普兰提斯·英格拉汉姆(Prentiss Ingraham)一天写出一部5美分的小说，5天写完一部10美分的小说；厄普顿·辛克莱尔用一年半的时间为斯特里斯和史密斯出版公司写出将近100万字的作品——相当于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爵士所有的作品数。这些记录表明，在作者看来作品本身的意义要绝对从属于最大的生产效益，换句话说，他们在19世纪文学经济中展示了作者的工业化身份。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从文化上直接赋予作者的属性能够完全掩饰作者给予作品的主观发挥；即使这种文学体系主要的特征就是使作者失去个性，我们也不应该就此认为所有的作家都失去了个性化。以最广为人知的两位作家为例——尽管不可否认他们不具有代表性，却至少可以表明男女作家从事这样的写作可以获得某种程度及意义上的个性化。

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一直被认为是19世纪这种写作模式的主要作家，其实这种名声有失偏颇。事实上，他的作品在当时极其成功，甚至在20世纪初还很流行。但是，阿尔杰确实是这种模式的作家。他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之间写了大约400部小说，这只算廉价小说作者的平均水平，作品包括很多系列小说，诸如破衣迪克(Ragged Dick)系列、褴褛汤姆(The Tattered Tom)系列以及运气和勇气系列(The Luck and Pluck)，等等。阿尔杰始终利用这种文学形式作为主要的创作工具：《纽约周刊》1871年开始连载他的作品。他总是遵循他选择的文学形式及其市场变化规律：19世纪70年代与西部内容相关的题材变得更加流行，他就去那里寻找当地色彩。

但是，如果他的事业遵循标准的模式，那么他同时也把个人感受融进了那些模式里面。阿尔杰终生迷恋男孩。他最初是一名律师，但由于他对所在教区男孩的不检点行为而被除名。在他的写作岁月中，他坚持辅导男孩(其中有最终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他在晚年领养了一群男孩，并在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他们。由于10美分小说在他那个时代被广泛认为是男孩的题材，他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表达他对男孩的喜好，而这种喜好在当时引发了非议和麻烦。他曾这样形容他的职业：“我把创作的笔交给了可爱的男孩子们。”他这样说等同于把写作与自我商业化和不完全性爱的同性恋交易联系了起来。

同样，在他的作品里，他能够以高度标准化的形式创造出高度个性化并富有想象力的内容。他不厌其烦地重复使用的模式就是把有道德修养的男孩提升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但是霍雷肖·阿尔杰的从一个破衣烂衫者到拥有万贯家产的夸张描述明显无法公正评判那些给予他作品力量的多种元素。他的第一部也是最成功的著作是《破衣迪克》(Ragged Dick，1868)，在这本书里，他把对城市穷人生活的最原始真实的描述与资产阶级传记形式的模范小说形式(当迪克开始攒钱的时候，他开始了新的人生)以及某种神话故事般的神奇格调结合起来：阿尔杰是那个神秘的慈善家、闹市中神父的化身。他那种神奇的资本主义现实写作风格，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也是美国镀金时代别具特色的文学发明之一。

A.M.巴纳德(A.M.Barnard)对这种明显的非个性化模式进行了一种与之不同但相对来说更个性化的创新与运用。A.M.巴纳德也不是一个真人的名字，它是阿尔科特曾用的假名。她曾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简单地写过(后掩盖了这段写作时期)故事报小说。她的伪装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人们发现她不仅是青少年家庭生活小说作家，同时也从事故事报小说的创作：不仅有《小妇人》和《小男人》以及古巴惊险故事书《波林王的激情和惩罚》(Pauline's Passion and Punishment)、俄国情景剧《驯服鞑靼》(Taming a TarTar)，同时还有在《我们的联邦国旗》上发表的《一个大理石女人》，又名《神秘的模型》(A Marble Woman：or，The Mysterious Model)，以及《V.V.》，或名《计谋和反计谋》(V.V.：or.Plots and Counterplots)。

阿尔科特提醒我们，在她那个时代的文学文化中，这些题材同时存在。她的事业同样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作家们并不是只能选择一种题材，而是可以自由选择，因此他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读者群、商业循环流程以及文学创作形式。阿尔科特的家庭责任感使她最终选择了以写家庭生活作品为主业，并且当她的《小妇人》成功后，她不再匿名写作。但在这之前，她的写作生涯里有另一种写作形式，这种写作形式给她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经历。阿尔科特匿名的惊险故事创作给了她一个充分自由地发挥想象力的空间，这种激情的想象曾一直被一种更现实、更具体、更富于教化并以抑制欲望为中心的家庭生活题材所遏制。难怪她把故事报写作看成是无止境的快乐而不是牺牲自我兴趣的单纯创作。当她在1877年把一部富有浓郁道德色彩的《一个现代的靡菲斯特》(A Modern Mephistopheles)[5]当做故事报小说重新写作时，她告诉出版商：“我厌倦了仅仅为青少年提供道德读物，我很乐意做这样有新意的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说，从作者个人的角度来阅读故事报和10美分小说就是违反当时文学文化所倡导的主旋律，阿尔科特和阿尔杰当然不是代表人物。然而他们提醒我们：社会为作者构建的任何角色都可以成为个人达到事业成功的工具——而且所有的作品，不管多么具有个人色彩，都必然要以相关历史性构建的角色作为基础。1840年至1890年的廉价小说为美国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它把充满想象力的写作注入到了很少受人关注的社会生活中，为作者的自我价值实现和自我事业开展创造了途径。如果相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它依旧是一个黑暗时代的话，它至少在当时美国文学系统中代表了一个主要的子系统。

舞台文学

家庭生活文学和廉价小说文学的短暂发展历史强化了美国19世纪阅读风气的盛行。不管它们自身有什么不同特点，19世纪中期美国大众文学文化服务了大批读者，并提醒我们阅读已经成为了千百万人主要的娱乐内容。即使在这个时期，文学作品也不仅仅以书写形式为主，但文学消遣同样不局限于书写作品。要对文学领域有一个彻底的了解，我们就不能不考虑19世纪美国的戏剧。

像书面文化形式一样，美国的剧院在19世纪中期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内部细化。它一度融合了高等和低等的艺术内容，供不同层面的观众去欣赏。1850年后，美国的剧院逐渐分裂成所谓的正统剧剧院以及其对立面大众剧院。镀金时代的合法剧院由于有一些更加严肃的艺术形式和观众们对它极其谨小慎微的态度，因而在美国文学史上没有什么影响。尽管在当时合法剧院是一个很有人气的机构，但它却没有产生为后人铭记的剧作家——没有契诃夫(Chekhov)，没有易卜生(Ibsen)，没有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甚至没有萨度(Sardou)——也没有为戏剧宝库留下什么传世的作品。显而易见，从这个时期开始，那些高雅文学剧作家的作品，以及亨利·詹姆斯及威廉·狄恩·豪威尔斯所做的推广舞台戏剧的努力已被完全遗忘。

约翰·奥古斯丁·戴利(John Augustin Daly)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例外。他是纽约一家剧院公司的经理，创作或改编了至少100部剧作，其中之一是1867年的《煤气灯下》(Under the Gaslight)颇受好评，因此被不断地重复上演。(我们应该记得，嘉莉妹妹作为一个业余演员在芝加哥麋鹿小屋初次登台演出的就是这部剧作。)生于都柏林、受训于伦敦的迪翁·布希高勒(Dion Boucicault)在他待在美国的1853年至1856年和1870年至1890年两个时期内，写了200部剧作，他也是这个剧院的另一位主要名人。像戴利一样，布希高勒的作品很有趣，部分原因在于它揭示了当时这种文化定义下的“严肃”剧院具有流行文化的背景。戴利的《煤气灯下》把在一列火车接近时仍被绑在车轨上的人的生活搬上了舞台。布希高勒因为相似的剧情创作而声名鹊起：《纽约的穷人》(The Poor ofNew York)中着火的建筑，《混血儿》(The Octoroon)中燃烧的船只，《科莉恩的工作服》(The Collen Bawn)中的水下救援。布希高勒进一步表明，19世纪中期的美国文学是一个完全草根式的本土产业，在它所有的分支中，无论高等的、中等的还是低等的，都为移民在戏剧中留有空间。作为20世纪前唯一一位在美国获得成功的异族移民作家，布希高勒定期把爱尔兰移民的生活情景编成剧本，提供给美国大众欣赏。

19世纪50年代后，早期美国剧院那种愈加没有限制的创作方式和观众肆意喧闹的场面在某些相对闭塞的大众剧院中仍旧存在；而且尽管这种剧院的作品创作周期极其短暂，硬件设备也很难重新构建，但却似乎是19世纪尤为重要的舞台戏剧传统模式。它众多且忠实的观众群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与10美分小说的读者群相重合，甚至还包括下层社会读者。19世纪晚期所有对城市下层阶级的调查都认为，剧院娱乐文化的中心应该是舞台情景剧。除了情景剧——剧院的主要经济来源——之外，这种剧院还有它的拳头项目，即综艺节目。这是一种新的娱乐形式，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被合理整合，成为一门真正的娱乐产业。剧院也定期改编10美分小说并把它们搬上舞台。爱德华·L.惠勒写了一部《戴德伍德·迪克》的舞台版；“内德·邦特莱因”(E.Z.C.贾德森)在1872年把野牛比尔·科迪作为《平原侦察员》(Scouts of the Prairies)搬上舞台；劳拉·琼·利比(Laura Jean Libey)写了印刷版和舞台版的《一个少女的情人》(Little Rosebud's Lover)；阿尔伯特·W.爱肯也创作了两个版本的《莫利·马格斯》(The Molly Maguires)及其他作品。他的弟弟、10美分小说家乔治·L.爱肯(Gorege L.Aiken)设计并出演了获得巨大成功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是汤姆剧团的雏形，它为美国剧院进入20世纪提供了一个主要的衍生形式。

这种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告诉我们，在大众生活中，书面小说和戏剧演出并不是文化产品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它们分别是一个娱乐整体的组成部分。这个整体是20世纪初期大规模群众娱乐形式的策源地，舞台情景剧和它描绘的西部生活为今后的电影发展提供了最早的表现形式，正像全国一体化的剧院为综艺节目提供了表演场所一样。

19世纪晚期的大众剧院似乎有一群来自城市下层阶级的不同种族的观众群体。但是这群观众也可以去另一类剧院：由19世纪移民群体组成的外国语言剧院，这在当时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文化机构。在移民文化中，相对于当地美国人而言，剧院是一个更主要的集会场所。像教会学校和社团这些经常与之相联系的机构一样，移民剧院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了一个聚会的地点和一个可以说“我们的语言”的场所。在这种背景下，戏剧主要发挥保持一个古老文化遗产鲜活的生命力，同时描述一个新世界生活情景和机会的作用。在严厉的种族压制、迫害机构盛行、自我异化、被同化等现象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外国语言剧院或移民剧院有助于各族移民确认其文化身份。

除了这样的概述外，没有哪一部历史单独记载了美国移民剧院的情况，因为这种剧院因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史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仅看几个例子便知：作为劳工被运送到美国西海岸的中国人偶尔会筹集资金把中国演员带到美国。一位美国女演员，玛丽·安德森(Mary Anderson)，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旧金山的中国剧院：

我们参观了中国剧院，它建于地下。在我们所知道的绿房子里面，我们发现了许多中国人挤在一块……整个剧院充斥着鸦片和煎炸食物的味道，让人窒息。我被领进让人着迷的中国剧院，看到了一个男扮女装的最受欢迎的演员，他在旧金山的中国同胞为他离开中国付了一大笔钱……如果不知实情，光看他那孱弱的身体和油亮的黑假发，真难想象这是一个男人……我们从台上观看了演出(他们没有侧厅，也没有帷幕)，所以可以看见所有观众。我们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却没欣赏到多少演出；因为中国人通常要花一年时间才演完一出戏。但我们有幸看到了几名艺术家，他们从舞台后面的一个门走出来，从一个镜头中穿行而过，他们中的一个被杀，尸体僵硬地在地上倒了一会，突然站起来、鞠躬、微笑，然后从同样的门退去，背景音乐是一支单弦乐器伤感的摩擦声和一个人沉闷的哀嚎声。

上述描述的中国剧院对它的参观纪录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她的纪录带有明显的种族成见色彩。尽管有曲解，仍然可以看到一幅演员表演风格和观众参与形式都独具特色的画面，这种特色是美国中式剧院独有的。东方戏剧这种非真实的表现形式被生动地或是嘲弄般地描述出来。男扮女装的表演对19世纪的美国来说是又一个陌生的尝试，后来也许作为非主流文化形式传入了美国剧院。

在美国的中国剧院似乎一直严格地受国内剧院的影响。波兰的情况正好相反：一个剧院被引进，然后在美国的新环境下发展起来。到1900年为止，美国有200万波兰移民(1914年这个数字达到400万)，在这之前一个美国波兰式剧院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来。在它的波兰形式中，剧院与教堂—社区场所，比如牧区大厅或牧区学校礼堂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融入了很强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道德标准。早期的波兰剧院群都有着爱国性质的军事名称，比如自由之星社团(Society of the Star of Freedom)，或者是科钦斯基将军社(General Kosciuszki Society)。

这种剧院在整个19世纪一直是业余性质的，但它却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专业性地运用19世纪波兰高度发展的专业剧院的各项职能。1892年的一次戏剧表演揭示了它是由不同水平的内部机构通力协作完成的。这次演出的地点是芝加哥圣斯坦尼斯拉斯(St.Stanislas)教堂，有6000名观众参加，由享有国际盛誉的女演员海伦娜·莫德杰斯卡(Helena Modjeska)出演爱国剧《波兰女王雅德维加》(Jadwiga.Krolowa Lechitow[Jadwiza，the Queen of Poland])。本剧是由斯泽尼·扎哈捷威斯基(Szczesny Zahajkiewicz)创作的，他是一个牧区学校的教师，在1889年移民前就是利沃夫(Lvov)[6]一位有名的知识分子、剧作家和文学家。这次演出之后，一家波兰报纸做了如下记载：

没有人离开。经久不息的掌声送给这位明星，然后是作者。最后作者手拿剧本走向舞台。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平息了观众，并说：“在这场绝妙的演出之后，没有人会再试图饰演这部剧的女主角了。为了致敬莫德杰斯卡女士，我要撕碎剧本。”他最终这么做了，并把碎纸屑从左到右投向观众。无论以何种标准评价，这都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

美国的波兰剧院尤为细致地展现了一个枝繁叶茂、蓬勃发展的欧洲传统。相反，东欧的犹太人却没有他们土生土长的移民剧院，意第绪语剧院(Yiddish theater)实际上生长于美国。第一部意第绪语的剧目由亚伯拉罕·哥尔德法登(Abraham GoldFaden)创作，于1876年在罗马尼亚上演，但到了1882年，纽约就已经有了意第绪语的第一部剧作：哥尔德法登的《女魔术师》(The Sorceress)。到19世纪90年代，纽约已经拥有了稳定的意第绪语剧院公司、完善的演出团体和轮演剧目，剧院在这时候成为纽约犹太人生活的一个中心内容。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移民剧院发展的一个奇怪特征就是那些在美国早已老套的剧场行为在刚刚接触这个行当的从业人手中获得了新生。意第绪语剧院在世纪末永远地保留了战前大多数美国剧院中的一些传统特征——演出的混合形式和即兴表演的风格。剧院的主要演出包括悲剧、综合节目，还有情景剧和闹剧的综合搭配：1891年悲剧性的音乐情景剧《逐出俄国》(Exile from Russia)的悲惨高潮之后紧跟一个幽默滑稽的二重奏。意第绪语剧院在世纪末也永远地留住了那些已经随合法剧院成为历史的观众参与场面。剧院鼓励甚至强迫观众给出强烈的富有表情的回应。

美国意第绪语剧院在20世纪得到充分发展，而且在此后剧院发展缓慢时期也只体现为一定程度的衰落。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世纪90年代，随着剧院把戏剧方式作为正式的文化传播工具与社会观众和文化创作方式结合起来，这种文学体系为它的作者创立了自己的空间。雅各布·戈登(Jacob Gordin)就是这些作者的代表。1891年移居美国之前，他在俄国从没看过意第绪戏剧，而这一年，他的文学热情却被意第绪语剧院点燃了。在诸如《西伯利亚》(Siberia)和《犹太人国王李尔》(The Jewish King Lear)这样的戏剧中，他把流行的情景剧版式和俄国人的热情融合起来，并使它们展示了当代犹太人的苦难。就他的作品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作者能够和他媲美，19世纪晚期，他成为他所表现的文化中一个意气风发的英雄人物。

在美国文学史上，人们不会经常提到中国剧院、波兰剧院、意第绪语剧院以及其他剧院。但如果“文学”被认为是包括所有用文字表达的充满想象力的作品，而“美国”这一概念也包括所有在美国生活的人的话，这些剧院就应该成为美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19世纪美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除了主流语言文化之外，许多其他的语言文化也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当移民作家描写移民的生活时，他们在写另一种美国文学，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

高雅文学文化

在人们通常理解的意义上，文学可能看起来在我们所讨论的19世纪中期的美国文学中奇怪消失了。这种现象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解释：这个时期，写作已成为它自己独立的文学文化范畴的研究对象。同样，19世纪中期的文化内部调整创立了一个普通民众阅读和写作的领域，与此同时也创造了低级文学领域，这样就形成了另一个新颖的文学领域：一个赢得广泛赞誉和支持的领域，在这里作者可以进行严肃的艺术追求。由于这种发展，内战后的美国文学写作第一次获得了它稳定的读者群和社会支持，为这种文学提供场所的方式经常把文学本身卷入一定的社会关系中。

像它同时代的竞争者一样，高雅文学文化在1860年后形成，并最终顽强地持续至19世纪90年代，它拥有一批新的文学创作工具。19世纪40年代，第一批资金充足的出版社聚集在一起，之后不久，就有一些出版商宣称自己为文学出版商，一种新的、由更加文学性的出版社资助的期刊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出现。1857年创立于波士顿的《大西洋月刊》(Atalantic Monthly)于1859年由提科诺和菲尔兹(Ticknor and Fields)接管，它发表的作品充满了智慧哲理且涉及题材广泛，并自我定义为主要是为“高雅文学的优雅风气”服务。(这个短语来自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在这之后的19世纪，《大西洋月刊》与另外两家期刊共用一个市场名称：“高质量刊物”。这两家期刊出版物的内容多少有些不同，却有着相似的编辑标准：《哈珀新月刊杂志》(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作为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and Brothers)的一个附属刊物，创立于1850年。另一家是1870年创立的《斯克莱布纳月刊》(Scribner Monthly)，是查尔斯·斯克莱布纳出版公司(Charles Scribner and Company Journal)的定期刊物，于1881年更名为《世纪杂志》(The Century Magazine)。

像家庭生活期刊和故事报一样，这些期刊从所有可利用的作品中选出一些来发表，通过这种方式，它们的文化身份得以认同。像它们同时代的出版物一样，它们不同的选题原则不仅反映了它们不同的编辑策略，也反映了它们服务于不同读者的需要。这些期刊的写作实际上并没有针对那些廉价小说的读者。它们没有专门为男孩子和年轻人准备的冒险小说，对农民生活也同样没有兴趣；它们忽略工人阶级，除非描写一些“另一半”人生活的罕有特点；它们只针对美国本地人，不包括移民。在它们选择出版作品的过程中，这些杂志基本不会去迎合喜好家庭生活作品的读者的口味。它们发表的作品更世俗化，很少符合19世纪中期中产阶级的那种福音虔诚的风格。家庭生活作品只固定在一个高度紧张的家庭空间，而它们的作品却描写更广大的空间，可以自由地游历到欧洲甚至更远。沉浸于观光和度假的作品只针对那些比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有更多闲暇时间的人士。不无相关的是，它要求读者有更高水平的审美素养。它对高雅艺术和有关艺术欣赏的知识饶有兴趣，而这些在其他艺术形式中是不会涉及的。

显而易见，这种标准使这种高级文学刊物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审美内涵的作品。但是，它们对文学作品更高的要求把它们与特殊的大众联系在一起：1850年后，来到东北部的新兴上层阶级与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区别在于，他们更世俗、更富裕、更有教养、更迷恋文化，因此对家庭的投入相应就减少了。19世纪后期，不是每一个“高质量”期刊的读者都属于这一新形成的精英群体，正如不是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读《大西洋月刊》、《哈珀杂志》或者《世纪杂志》一样。但在19世纪，这些刊物与这个阶级独具特色的生存特征有着很强的同一性，事实证明，它们的读者大量聚集在这个群体中。

这种高雅文化期刊采用文学性更强的写作风格外加一个绅士化的读者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构成了美国文学史崭新的一部分。它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证明，即当文学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牢固建立的时候，期刊文学是如何以层次化的形式建立起来，在文学领域中反映和加强了社会身份的差异。但是，如果这种发展巩固了另一个与阶级相关的文学体制的话——一个与之并列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阅读世界——那结果就不是简单的一个体制的问题了。说到它的社会力量，高雅文学文化与它同时代文学文化的区别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它对文学和其他艺术高度重视；第二，它热情地把它的价值观强加到受众身上。高雅文学文化是美国19世纪后期的救世主或者说帝国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的倡导者建立了那个时代不朽的文化机构：伟大的博物馆，比如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交响乐团，比如波士顿、克利夫兰和匹兹堡乐团。这些机构不仅把它们的审美观看成是它们的品位标志，也把它们看成是引领大众的标杆。这个群体通过这些机构——由他们建立并管理的博物馆、乐团、图书馆和学校等来坚持自己的主张——为他们心目中的艺术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并赢得广大圈外人士对这种艺术的敬重。

在文学领域内，这些机构的努力为作家们赢得了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带有一种特殊程度的公众身份性质。所有19世纪的期刊都由某个人来管理；但由于高质量刊物把刊物内容当做文化本身来展现，它们的管理者就享有一种其他机构的编辑所不及的威望。标志19世纪中期分离出来的高雅文学文化建立的一个产物就是：编辑以引人注目的文学人的形象出现。其中几个人物(在当时很有名)包括：理查德·沃森·吉尔德(Richard Watson Gilder)，《世纪杂志》的编辑；威廉·狄恩·豪威尔斯，1871年至1881年任《大西洋月刊》的主编，然后任《哈珀杂志》专栏作家；马克·吐温的邻居、一度也是他的合作者查尔斯·达德利·沃纳(Charles Dudley Warner)，他是《哈珀杂志》的另一个专栏作家；查尔斯·贝里·奥尔德里奇(Charles Dudley Aldrich)，《大西洋月刊》豪威尔斯的继任者。事实证明，这些人作为文学的监护人有很高的专业能力来维持文学的最高水平。当农场工人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来到东部的文学中心时，他希望这些机构的管理者能够支持他那高涨的文学热情。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部边地农家子》(A Son of the Middle Border)中，他回忆豪威尔斯对他的鼓励就像“金牌”，吉尔德的赞扬“相当于一张毕业文凭”。

相似的是，这个时期所有的文学体系都有各自最受欢迎的作者，然而只有强有力的高雅文化以一种正规的标准把对它的喜好制度化。因此，这种文化巩固社会权威的另一个产物就是美国文学中出现了不朽的人物。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文化对美国文艺复兴有它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它看来，美国文学的伟大不在于梅尔维尔，或迪金森，或者惠特曼，或者坡；而是在于战前波士顿的那批作家：奥利佛·温戴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詹姆斯·罗素·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詹姆斯·格林利夫·惠蒂埃(James Greenleaf Whittier)，还有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战后，高雅文学文化努力使自己被这些作家认同，并通过特殊的行动来让大众了解他们的特殊价值。刚刚谈到的这个群体定期出现在《大西洋月刊》上；同时因为另一位《大西洋月刊》编辑霍拉斯·E.斯哥德(Horace E Scudder)的努力，美国的公立学校把这些作家的作品列为必读书目。

通过这种手段，这些作家的作家生涯在战后焕然一新。他们中许多人健在的时候(除了霍桑外，都活到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是全国的杰出作家了。他们的名字和频频出现的面孔——在选集中、在精装书、公共雕像、印有作者名字的卡片以及流行的家庭平版印刷刊物上——代表了美国文学的成就。这些作者于19世纪后期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主要证明了那个推崇他们作品的文化形态具有强大的号召力量。而在20世纪初期当这种文化失去了创造价值的能力时，它所推崇的这些作家们也就相应地失去了立足之地。

除了作为文化仲裁人的文学编辑和至少暂时堪称当代文学泰斗的老一批作家，19世纪后期高雅文学文化的正规化与制度化为有抱负的作家提供了创作的平台。镀金时代的高质量刊物为那些艺术性很高的诗歌作品提供了良好的出版场所，在这种刊物上发表作品有助于巩固他们为官方认可的诗人身份：比如爱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Edmund Clarence Stedman)，战后官方认可的桂冠诗人(同时还是一个股票经纪人，他利用浪漫主义诗人的名字作为他账户的代号)；以及当时受到极高评价的托马斯·贝利·奥尔德里奇(Thomos Bailey Aldrich)、贝阿德·泰勒(Bayard Taylor)和乔治·亨利·伯克(George Henry Boker)等。

生硬正统的维多利亚品位左右了这些刊物对诗歌作品的选择，美国主要当代诗人中维多利亚风格不那么明显的诗人就此销声匿迹；但是同样的文学组织却为那些被人们更长久铭记的散文体小说家提供了理想的舞台。事实上，那些从19世纪70、80、90年代作品就被人们广泛阅读的作家们都把这段时期的高雅文化刊物视为他们的文学根基。30多年来，同萨拉·奥恩·朱伊特(Sarah Orne Jewett)一样，亨利·詹姆斯一直是《大西洋月刊》的主干力量。(亨利·詹姆斯的《波因顿的战利品》[Spoils of Poynton]与萨拉·奥恩·朱伊特的《尖尖的杉树之乡》[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在1896年同时连载。)豪威尔斯最先通过《大西洋月刊》、然后通过《世纪杂志》再后来通过《哈珀杂志》来接近读者；《哈珀杂志》也出版了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的大部分小说。新奥尔良的乔治·华盛顿·凯布尔(Gorege Washington Cable)是《斯克莱布纳月刊》的发明人，并且受吉尔德的保护。吉尔德的《世纪杂志》后来在值得纪念的1884年一年内发表了《傻瓜威尔逊》(Pudd’nhead Wilson)，连载了豪威尔斯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詹姆斯的《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以及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被认为更加文学化的战后作家都能通过高质量期刊拥有一批读者，也就是说，这些刊物和它们的文学受众都支持这些作家所怀有的文学期望。这种情形就使得那些作家自称为艺术职业者，而不是批量生产者或所谓养家糊口者。这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在经济上，但从另一种程度上说的确是一种更加无形的价值，因为这些刊物的威望使它们能够给撰稿的作家贴上美国大众卓著作家的标识。亨利·詹姆斯相对来说比他同僚拥有的读者少得多，但是他在真正的读者圈外享有美国主要作家的地位。高雅文化对艺术威望的垄断意味着这种文化有能力来界定这个领域之外其他文学形式地位的高低。自然，它创造的另一个角色就是那些遭贬斥和不称职的作家。

惠特曼的情况提醒我们，这种文化形式把一些读者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但却不会给其他的竞争者同样的地位。惠特曼狂热地追求性民主以及看似混乱的文学形式，他的作品几乎体现了这种文化所不重视的所有东西。有一句经典的名言是哈佛大学教授巴雷特·温德尔(Barret Wendell)描述惠特曼的诗时说的：“惠特曼的诗是从衣缝里冒出来的六步韵文。”在高雅文化评论家中，即便是比较开明的豪威尔斯也仅仅是赞赏他的散文而已。19世纪高雅文化的信徒们推崇洛威尔和朗费罗，因此也就把惠特曼剔除出美国伟大诗人的行列。1876年，为费城百年庆曲献诗的任务先后交给了洛威尔、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朗费罗、詹姆斯·惠蒂埃，但所有这些人都被否决，任务最终交给了贝阿德·泰勒——受高雅文化影响的提名程序把惠特曼排除出了国家诗人的名单。当总统拉瑟福德·B.海斯(Ruthford B. Hayes)挑选伟大的文学家委以外交职务时，他把洛威尔派到西班牙，把泰勒派到德国，把波克派到俄国，却把惠特曼留在了新泽西州的卡姆登(Camden)。在19世纪晚期的学校读者中，惠特曼仅仅作为他最不具代表性的韵律规整诗《啊，船长，我的船长》(“Oh，Captain，My Captain!”)的作者被介绍给年轻的美国人。换句话说，只有当他的诗符合当时正统原则的口味时，其本人及作品才会得到推崇。

在高雅文化形式的社会影响力上升的时期，这种体系不仅直接影响了其他创作者的公众地位，同时也把它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文化形式当中，进而影响了其他文化形式中作者的自我评价。当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这位先锋工业小说《炼铁厂的生活》(Life in the Iron Mills)的作者被最初曾发表她作品并推崇她的《大西洋月刊》拒绝时，她找了另一家家庭生活杂志《彼得森》(Peterson's)去出版。但她觉得这种变化是一种脱离主流媒体的略含耻辱的经历：她继续接受这种等级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高雅文学文化认为流行的家庭生活作品是缺失艺术正统性的。霍雷肖·阿尔杰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10美分小说的写作是下层阶级的读物，尽管他也欢迎这样的廉价作品。他在1875年写给斯特德曼的一封信中把自己置于从事商业化运作的层面上，远远低于斯特德曼描述的高雅艺术领域范畴。他说：“您称我是您的艺术同仁，恐怕您实在是过奖了……许多年以来，霍拉斯(Horace)说的才疏学浅(res angusta donis)迫使我放弃了文学的高雅领域，而致力于一个报酬较高的卑微部门。”路易莎·梅·阿尔科特似乎曾遭受过高雅文学刊物《大西洋月刊》的出版商詹姆斯·T.菲尔兹(James T Fields)有组织有计划的冷遇。菲尔兹曾拒绝了她早期的一部作品，并极力鼓励她坚持教学工作；提科纳和菲尔兹出版公司后来同意出版她的一卷神话故事，后竟把她的手稿弄丢了。(老亨利·詹姆斯对她进行了更为露骨的贬低与讽刺，他用一个名词来称呼她的小说《情绪》[The moods]：垃圾。)但阿尔科特也同意那个把她排斥在主流文化外的文学体系对她作品价值的界定。在《乔的儿子们》中，乔给自己起了一个自我贬斥的名字：“只是一个文学育儿室的女仆。”

这些事例表明，在19世纪后期，高雅文学文化是美国文学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有权决定这个领域的意义。它不仅在他们自己眼中，甚至在他人眼中，将各种领域界定为高等、中等、低等。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个一度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形式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在20世纪，它被贴上“儒雅”的标签，被描绘为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文化价值判定机制，甚至是一种阴谋——想把受人尊敬的文雅礼仪强加到那个他们赞扬却又削弱它活力的文学体系中。辛克莱尔·刘易斯(Sinclair Lewis)在1930年接受诺贝尔奖时发表的一番谈话意味深长，他说：“豪威尔斯是他那一代这种文化最典型的体现，他的行为方式就像一个虔诚的老侍女，最大的乐趣就是在牧师的住所喝茶。”

要举例说明这种文化限制发刊行为的现象其实很容易。提科纳和菲尔斯出版公司的继任者詹姆斯·R.奥斯古德(James R.Osgood)同意在1881年出版《草叶集》的第六版，但同时也允许波士顿地方检察署删去惠特曼作品中的“猥亵”成分。(惠特曼一怒之下，从奥斯古德手里撤走了这卷作品——从而使《草叶集》失去了它第一个正式的文学出版商)。理查德·沃森·吉尔德拒绝刊载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 Chestnutt)的种族通婚小说《丽娜·沃尔登》(Rena Walden)(1900年更名为《雪松后的房子》[House Behind the Cedars]得以出版)，因为它缺乏“熟韵”，用一个知名社会精英自我肯定的评价，我们可以翻译成：太不和谐。当豪威尔斯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在《大西洋月刊》上连载发行时，吉尔德让豪威尔斯删去其中的一句话：“暴发户们在城市留下的空陋房屋足以激起不满的穷人们在他们豪宅的硕大钢琴上面投炸药。”因为这个表述太直接了，会给社会带来后患。豪威尔斯本人就曾告诉过马克·吐温，本土化作品要避免使用被禁止的粗俗语和俚语。

但如果认为这个文学世界只有压制的话，那对文学历史意义的理解就大错特错了。第一，对那些公开的反叛性性描写和对社会力量描述的批判并不能成为在当时与其他文学体系对立的僵持力量。19世纪的家庭生活小说和10美分小说也不是什么更加合法表达的天堂：20世纪的评论家们所坚持的上流社会文化的规范性，代表了这个时期人们所推崇的维多利亚价值观。再者，镀金时代高雅文学出版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它爱吹毛求疵。客观地考虑一下，这种文化产品很可能反而与众不同，因为它体现了高水平的创作智慧，探讨了众多方面的问题。20世纪肯定没有造就出一个能创造如此多样作品的刊物，这些作品包括詹姆斯的《贵妇画像》、戴维斯的《炼铁厂的生活》、吐温关于超我的寓言《康涅狄格犯罪的近日狂欢》(“The Recent Carnival of Crime in Connecticut”)，以及查尔斯·切斯特纳的魔法故事等。在19世纪《大西洋月刊》上，与这些作品同时出现的有：查尔斯·W.艾略特(Charles W.Eliot)关于大学改革的论文，这篇论文自那时起成为标准的选修课程；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的《妇女应该学习字母表吗？》(“Ought Women to learn the Alphabet？”)成为后来妇女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动因；麦鲁西纳·费·皮尔斯(Melusina Fay Pierce)对美国家庭行为的诙谐批判；W.E.B.杜波伊斯处于萌芽时期的文章《黑人的灵魂》(“The soul of the Folks”)，等等。

镀金时代高雅文学文化的部分意义就在于，这个题目提醒我们，它为有共鸣效应作品的产生创造了环境：通过这种文化形式，这个时代思想最深邃的作品可以来到那些有此类阅读需求的读者身边。尤其对于文学作者而言，它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文学推广而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高雅文化这个工具提供给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历史上全新的——一个有组织的欣赏严肃艺术的付费大众和对创作者艺术抱负的广泛社会支持。这可不是一个小成就；但是它们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结果，因为为写作提供这些条件的文学组织就会有意识、有侧重地把它推荐给某些美国大众——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并且富裕的人，而非所有美国人。这些写作也只为某种而不是所有的文学创作提供条件：只有那些最符合这个群体文化品位的作品才会从那里获得帮助。它时而支持，时而制约其他形式的创作，它有时为作家提供真正的帮助，有时又把写作与一个精英社会阶层的阶级活动相连：这就是高雅文化的到来赋予19世纪美国写作的双重意义。

非中心文学文化

本章已经概述了19世纪中期美国文学创作的情况。问题的要点在于，与阅读和写作相关的文学惯例总是成为特殊社会组织的研究对象。这些组织并不会完全决定在一个特定时期、特定地点要写些什么。但是它们会决定当时尝试的写作方式会得到什么样的支持，以及如果再创作相似的作品会得到什么样的鼓励。

19世纪中期，美国文学文化的这种组织形式就在这个意义上塑造了美国的文学创作，它们有助于解释这种创作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1850年以后，美国文学写作中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式小说家已经明显消失了，这些小说家在艺术上精通老道，且受到广泛欢迎。将路易莎·梅·阿尔科特和亨利·詹姆斯这两个风格对立的作家结合起来，才会酝酿出一个美国的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这种文学风格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水平的层次化，对这种层次化的强调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比英国要强烈得多。在美国，读者的区分是跨(aross)阶级而不是按照(along)阶级而分的。与同时代也有一个层次化阅读文化的法国相比，19世纪的美国很明显缺少一个波希米亚——一个与社会正统言行相对立的放荡不羁的文化界，这种界定与社会名望是对立的。美国的高雅艺术建立在高等资产阶级环境中而不是与之对立，这就说明了在美国为什么审美家同时也是绅士，也说明了为什么镀金时代的文学文化很少具有反主流文化的特征。

但是，对美国文学的这种概述是不全面的，至少还可以列举几种其他的文学形式。与其他大众市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世纪中期的美国还有另外一种大众文学市场的形式：出版订阅书目的体制，受雇的代理商们寻找新书的个人订单。这种体制开拓了一个尚未在文学体系中合理化的市场。它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没有条件或者没有习惯经常去书店的读者。由于有大量任务和奖金的激励，能言善辩的代理商们使这些准文学大众萌生了一种拥有图书的渴望，这也考虑到了那些虽然不贫困但也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读者的情况：通过这种途径出售的书通常价钱昂贵，外形尺寸大，并且包装华丽，是家庭藏书的好选择。(挨家挨户售出的百科全书就证明了它的买主并不关心自身的精神生活，是这种出版形式在20世纪的残存。)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内战巨作《美国冲突》(American Conflict)通过这种形式已卖出20多万册。詹姆斯·帕顿(James Parton)(范妮·弗恩的丈夫)的《人民的传记》(The People's Book of Biography)和亨利·M.斯坦利的《活石》(Living Stone)也是其中著名的作品。

在文学领域，这种出版方式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马克·吐温。订阅出版商伊莱莎·P.伯利斯(Elisha P Bliss)曾承诺他说：“我们每次都能使一本书很快畅销。”有了这个承诺，吐温用订阅—出版这种形式创作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傻子出国记》(Innocents Abroad，1869)，也就是说，他按照指定的大批量要求把这些书推出。这部书的巨大成功使马克·吐温致力于这种自我创作模式。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吐温是受到高雅文化阶层欢迎并故意选择这种逆向方式接近大众生活的作家。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经济考虑：马克·吐温从这里获得的收入比从文学出版方式获得的收入要多得多，并且在19世纪80年代他建立了自己的订阅出版公司——查尔斯·L.韦伯斯特公司(Charles L.Webster&Co.)，以便利用这种出版方式获取丰厚的利润。(《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个人回忆录》[Personal Memoirs of Ulysses S Grant]帮吐温赚了很丰厚的一笔钱。)另外，他的选择也部分出于文化政治方面的考虑。吐温通常这样认为，通过这样的出版方式，他可以成为一名人民的作家，而不是特权阶级的作家。在1889年一封信中他曾这样说：“我始终迎合大众口味，从来不去关心那些文化阶级的生活。他们可以去剧院看话剧。他们对于我和大众一点用处都没有。”

马克·吐温的事业可能也让我们想起镀金时代另一种文学文化形式，它植根于美国西部。本章概述的历史有助于认定在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行为，它的创作和出版高度集中在几个地方：波士顿、纽约这样的东北部大都市。由于这种集中，战后几十年的文学不像后来芝加哥、新奥尔良、卡梅尔和加利福尼亚的文学那样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然而，曾有一段时期，19世纪的美国文学在旧金山形成了一个小中心。在淘金热后，旧金山的刊物像《陆路月刊》(The Overland Monthly)和《黄金时代》(The Golden Era)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区域性的文学选择，表现在以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和马克·吐温为代表的轻松、自由、幽默的作品中。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这两人同时迁往东部有更高利润的地区，以至当初盛极一时的刊物很快就昙花一现、无影无踪了。然而在旧金山，某种文学文化幸存了下来，尽管不那么辉煌。在它从鼎盛到世纪末复活的这段时期，湾区(Bay Area)是人称“锯齿山的诗人”(The Poet of the Sierras)或“洛基山的拜伦”(Byron of the Rockies)的边境诗人乔肯·米勒(Joaquin Miller)的家园，他居住在奥克兰山上。(米勒得到人们的推崇，他的《太平洋诗集》[Pacific Poems]于1871年在伦敦出版。在20世纪人们认为他是《哥伦布》[“Columbus”]的作者，这部作品在学校里经常被朗诵，人们记得这首诗红极一时的叠句：“航进，航进，航进再航进!”)把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介绍到南太平洋地区的诗人游民查尔斯·沃伦·斯托达德(Charles Warren Stoddard)是这个领域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此外还有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他撰写了一本关于烹饪的文学名著《人的内心：餐饮美食以及如何得到它们》(The Inner Man，Good Things to Eat and Drink and Where to Get Them，1891)；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是一部极具讽刺性的作品《魔鬼词典》(Devil's Dictionary，1906)的作者。

詹姆斯·韦考姆·赖利(James Whitcomb Riley)代表都市中心文学之外的另一个文学世界。赖利主要写方言诗，描写田园般的中西部地区，描写相对田园般的童年。他的诗像《小孤儿安尼》(“Little Orphan Annie”)和《老游泳孔》(“The Old Swimming's Hole”)，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耳熟能详。他成为朗费罗之后美国战后最受人喜爱的诗人。印第安纳出生的赖利最终通过首先打开东部市场进而获得全国性的成功：雷德帕斯学会(Redpath Lyceum Bureau)[7]在1881年之后组织了他的公众朗诵会，1882年他的波士顿朗诵会使他成为“严肃”文化领域一个最受大众喜爱的人物。在这之前，他在中西部地区至少度过了10年的写诗岁月，曾描写了19世纪小城镇里的文学环境。赖利最初从事的是流行韵文的写作和吟唱，随着专利药品的宣传行走各地，这是只有美国才有的文学起源。这之后，除了在印第安纳学校和教堂开办朗诵会之外，他在诸如《印第安纳波利斯杂志》(Indianapolis Journal)和《可可摩论坛报》(Kokomo Tribune)这样的期刊报纸上找到了公开发表作品的基地，在这些专栏里，他的诗歌得以大量发表，这些诗作后来被再版。这些报纸和大多数19世纪报刊一样，每天都为短诗和具有朴实大众情调的幽默诗的出版提供空间。赖利在世人面前展现了那些现在已经被我们遗忘的每天为当地报刊辛勤耕耘的男女作者们。

乔肯·米勒和赖利指出了19世纪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文学由于地域的不同而呈现的不同形式。弗朗西斯·E.W.哈珀(Frances E.W.Harper)也提醒了我们一个由种族的不同而非地域的不同造成的写作世界。哈珀生于1825年，在内战前从事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反奴隶制演讲工作，战后她是许多事业团体出色的演说家，如基督教妇女戒酒联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美国妇女选举协会(American Woman's Suffrage Association)，等等。作为这项大规模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她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诗歌、故事及小说，《伊奥拉·莱洛伊》，又名《举起的影子》(Iola Leroy；or Shadows Uplifted，1892年)，是19世纪由非裔美国人创作的最畅销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家庭的分离与复合为主题，而不是脱离家庭生活小说规范的美学形式。《伊奥拉·莱洛伊》重新运用了19世纪50年代家庭生活小说作者的写作惯例，像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确实，哈珀比战后任何一位小说家都更充分地运用了这种形式。哈珀认为，作者的这种家庭政治模式为黑人妇女写作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示范。这之前，白人妇女通常把她们的作品更多地看成是一门非政治化的“艺术”。哈珀是在1900年左右黑人文化刊物创立之前、在黑人文化巩固为一个具有充分创造力的文学策源地(如哈莱姆文艺复兴)之前开始写作的。但是，她表明一个非裔美国妇女的写作世界已经在19世纪晚期出现，这个文学现象和发展空间发生在其他条件下，而非那个时期的白人文化中。

人们会很容易认为，刚刚提到的这些形式代表了镀金时代标新立异的文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说的确是这样。但如果“标新立异”这个词语暗示了强大的差异和抵抗的社会形式，它们也只在一定程度上配得上这个称号。因为它们中的每一种写作形式鼓励创作和赢得社会关注的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订阅出版这种形式强制性地把作品的市场价值置于文学出版形式之上，正如10美分小说一样：当马克·吐温加大他的出版量以巩固他的书应享有的地位——像他后来的作品《艰苦岁月》(Roughing It，1872)和《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1883)——时，他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由市场需求而不是它创作的内在需求决定。这种体系对马克·吐温没什么好处——它仅使马克·吐温成为大批量作品的作者而已。鉴于此，没有任何其他作家以订阅出版这种形式出名就不足为奇了。旧金山的文学文化或许看起来体现了与东部的高雅思想的明显对立，事实上却很难有标新立异。在东部地区吸收了那些更有活力的作家之后，它的新作也只能在当地引起很少的关注，并且它那种对松懈散漫文学形式的推崇制约了作品的创作。(这种文化的主要历史学家凯文·斯塔尔[Kevin Starr]评论说，旧金山挫伤了它的19世纪艺术家的锐气。)单从印制的大批量作品来看，小镇报纸出版可能是19世纪最大的文学作品出版者。但是除非它的作品在其他地方再版，像赖利的，否则这种出版方式只能在自己的领域内享有文学价值，并且它使那些准作家们昙花一现，仅仅引起人们的短期关注而已。它的行事准则也使得这个文化基地获得的支持甚微。政治化的妇女文化是哈珀写作的主题，但她也没有能力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一个更大的文学或社会组织形式。(尽管布克·T.华盛顿、杜波伊斯和埃达·B.韦尔斯[Ida B Wells]在《伊奥拉·莱洛伊》之后找到了表现黑人文化更有效的渠道。)《伊奥拉·莱洛伊》有可能在它主要针对的黑人读者之外还有其他读者。但是在1892年，这部作品缺少使它面对大众读者的渠道。

这就是说，19世纪后期没有一个同质性的文学文化，但它也没有一个完全多元化的文化：尽管它包括几个相互独立的文学领域，但是这些文学领域建立在各不相同的原则基础上，而且这些领域在文化力量上并不相同。不管我们是崇拜它还是谴责它，19世纪中期到末期美国文学的主要历史事实是：它的社会生活以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形式显现，这种形式认为写作在主流体制内，并且只有在主流体制内才会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这段社会历史并不能控制作者想象些什么，但确实决定了作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走向大众。要理解19世纪的美国文学，就要了解它与大众生活的关系。

个案分析：文学的地方色彩

战后美国文学对欧洲大陆、欧洲之旅和有关欧洲的艺术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欧洲本身的原因，不如说是在这个时期美国人赋予“欧洲”以新的价值观念的结果。战后的美国对欧洲高雅艺术的了解成为具有社会优越性的主要标志，以至于那些渴望拥有精英身份的人认为首要任务是积聚财富，之后的任务是把财富转变为社会地位。人们认为欧洲是优越和高雅之乡，对欧洲的浓厚兴趣驱使收入可观的美国人到国外旅行——一度成为在世纪末达到疯狂程度的娱乐。亨利·詹姆斯谈到威尼斯时这样感慨：“芝加哥人的大呼小叫扰乱了午睡。”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欧洲在本土美国通过各种代理机构建立的高雅文化机构也可以获得：美术博物馆展出的新近引进的古代优秀作品、交响乐音乐厅和歌剧院上演欧洲的音乐，都成为美国上层社会的娱乐活动。

美国新的文学机构也开始在这种对欧洲事物的兴趣上做文章，作家们很快捕捉到了他们创造的机会。战后的小说新秀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文学领域崛起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了解欧洲的作家宣传出去。威廉·狄恩·豪威尔斯，一个出生于俄亥俄州的作家，极有目的性地盯上了波士顿的文学机构，他曾在战争期间在威尼斯任领事，因此编写了一本关于威尼斯的书，取得了文学上的成功和《大西洋月刊》的编辑身份。马克·吐温是在内华达州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然后才是在加利福尼亚、夏威夷。他曾与一个人数众多的布鲁克林会众对欧洲和圣地进行了一次观光旅行，然后出版了一本《傻子国外旅行记》，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也使他初露锋芒。亨利·詹姆斯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首先触及了天真的美国人遭遇欧洲的老练复杂和腐败堕落这样一个“国际性话题”，并且在他以后长期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坚持这个主题的写作。

这种对欧洲的迷恋和世界大同主义情结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个时期的文学领域同样紧紧围绕着另一个观念展开，这种观念如此截然相反以至于可以说是对本领域的否定。如果说克服美国狭隘的地方主义欲望在内战后形成了美国一个独立的写作阶段的话，那么另外一种欲望把写作推向了带有地方主义色彩的阶段。伴随着那些致力于脱离地方束缚、进入国际文明的高雅与复杂的文学写作而来的是按照本国习俗来完善自己的文学写作：发掘那些有独特风土人情的美国区域并记载这些地方的生活方式。

这些纪念与中心文化迥异的特色文化的努力在当时并不新鲜。它在美国有其先例，如库珀在作品《拓荒者》(The Pioneers，1826)中用编年体形式记载的纽约中心地带处于边境阶段时期的生活，卡罗莱娜·科克兰德(Caroline Kirkland)关于密歇根的作品《一个新家庭：谁会追随》(A New House——Who Will Follow，1839)，苏珊·沃纳为北方农村地区家庭经济发展而创作的《广大的世界》(1850)，霍桑描写一个新英格兰沦为文化落后地区的著作《七个尖角阁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1851)。无独有偶，在国外，屠格涅夫(Turgenev)的《一个运动员的素描》(A Sportsman's Sketches)对俄国乡村生活进行了充满政治色彩的描述；沃尔特·斯科特的边境小说，乔治·艾略特的中部平原小说，托马斯·哈代的西部小说，颇有画家风采的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的《奥纳斯的葬礼》(Burial at Ornans，1849)，所有这些都表明，作家们不惜为一种平凡的地方生活施以浓墨重彩。

矛盾的是，19世纪后半期艺术的地方主义代表了一种国际运动；需要记住的是美国对地方生活的描述绝非美国首创。战后的美国，这种创作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文学创作这一领域。内战后不久，这种充满地方色彩的故事在美国文学体系中成为一种完全固定下来的体裁和所谓的高能见度体裁。1860年后期，布莱特·哈特以他的加利福尼亚矿井故事《喧嚣营的运气》(The Luck of Roaring Camp)和《波克公寓的弃儿》(The Outcast of Poker Flat)成功地签署了一个获利丰厚的合同，正式成为战后第一个赢得明星作家身份的创作者。哈特的成功说明，宣传地方特色信息的能力成为美国文学人成名的基础。(哈丽叶特·比彻·斯托，一个经历战前各种不同的环境后成名的作家，把她文学创作的重心转向地方主义小说创作，如作品《奥尔岛的珍珠》[The Pearl of Orr's Island，1862]，所以可以认为她找到了哈特探索的文学脉络。)战后，不再把欧洲作为文学创作基础的新一批美国作家开始写作地方主义小说，并运用他们对尚未记录在案的本土文化的一些理解作为开创事业的资本。爱德华·埃格尔斯顿(Edward Eggleston)是一个桂冠诗人，他在作品《山区校长》(The Hoosier Schoolmaster，1871)中描写了印第安纳的荒蛮地区。19世纪70年代早期，萨拉·奥恩·朱伊特开始记录缅因州的海岸地区，第一次出现在她的作品《深港》(Deephaven，1877)中。1874年，乔治·华盛顿·凯布尔的名字进入人们的视野，他是一个创作历史学家，他的第一部作品集(1879)是《克里奥尔的旧日时光》(Old Creole Days)。一年后，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把她对麦基诺海峡附近的旧殖民地和俄亥俄州农村地区的佐阿(Zoar)社区写进了她的第一部作品《遥远的城堡：湖区剪影》(Castle Nowhere：Lake-Country Sketches)。1875年，马克·吐温也写出了他的作品《密西西比河的旧日时光》，这也是马克·吐温对这个地区的第一次描述，其日后将成为马克·吐温主要的文学创作宝地。

几乎每个作家都运用这种描写地区生活的小说创作形式，并且大部分作家把这个形式贯穿于他们的整个写作生涯。地方色彩小说从内战到19世纪90年代一直都很盛行，作品的供应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1865年以后出版的作品大多是这种形式，对于出版社来说，作品越多越好。在1878年的一次采访中，豪威尔斯谈到方言故事是一种过时的形式，但就在同一年，他主编的《大西洋月刊》众星捧月般地推出了查尔斯·伊格伯特·克莱多克(Charles Egbert Craddock)(玛丽·诺埃利斯·莫夫利的笔名[Mary Noailles Murfree])的作品，因为后者创新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田纳西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文化，证明了区域主义的文学资源还没有穷尽。受到莫夫利成功的鼓舞，一个在密西西比出生的笔名为舍伍德·波纳(Sherwood Bonner)的作家在田纳西参观了两周，以便也可以创作带有这种地方色彩的作品。这种作品有一个如此好的市场，以至于把区域性“知识”作为产品生产出来到这个市场去出售的行为都颇受欢迎，例如，波纳后来以同样快的速度完成了关于伊利诺伊州农村的故事。当哈姆林·加兰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把一个关于西部地区的故事卖给《新美国杂志》(New American Magazine)时，编辑们告诉他，他们需要一系列这样的作品——这并非说明加兰才华横溢，而是证明了加兰也发现了这种商品供不应求的状况。

这些事实表明，地区性生活的小说不是某种文学体裁，而是内战后文学创作和消费的一种主流形式。因此，我们就有必要问：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承载了什么样的责任？它有什么影响力或者发挥了什么作用才成为了那个时代生活的中心？

不管它做了什么，地方主义写作让地方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要想研究这种形式的文化生活，首先需想到地方题材开始引人注目的时候正是地方在美国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关注焦点之时。内战标志着这种形式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形式似乎并不是什么巧合。战后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件就是争论地方将在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占有什么样的地位问题。内战是一场关于南方特殊体制的争论，即带有地方性的黑人奴隶制中劳工和人类地位的争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争论，界定了对地方差异的容忍度。作为一场要么承认联邦的不可分割性，要么承认南方有脱离联邦的权利的战争。内战也触及了地方分割的根本性问题：地方文化是否有权力成为自治的文化实体，是否有权决定把自身的权利让位于一个更大的集体。美国南方1877年之前一直被南方联军占据——表明了它争取保留差异的斗争的失败——这些并不是区域主义写作的主题。但作家们很快发现了刚刚结束战争的南方是很好的写作素材。一批把南方作为写作题材的作家有：两次受伤的南方联军战士凯布尔；同为南部联盟女儿莫夫利和波纳；北卡罗来纳州自由黑奴的儿子查尔斯·沃戴尔·切斯纳特(Charles Waddell Chesnutt)；于19世纪70年代来到南方并认同战火后的南方是她最成功作品的素材来源的伍尔森。这份不全面的名单表明，因为战争而成为地方性标志的南方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性写作。

文学的地方主义在19世纪的美国引起了共鸣，尽管在19世纪都发生了真正地方性战争的英法并非如此。但是美国的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对地方文化进行抨击的一个较为明显的阶段，这种抨击来自许多其他的社会因素。每一部关于镀金时代的历史都能够把美国加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作为主要内容，这个进程使美国自19世纪30年代后进入了工业化时代。19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世纪末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这段时期的历史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关系变革的历史。19世纪的部分历史就是由新型工业生产取代了手工或家庭作坊的生产。另一部分历史则是大规模社会财富的积聚和全国金融体制的建立补充或取代了原来以社区为基础的信贷制度。这段历史的另一个阶段是19世纪晚期美国建设工程的启动——一个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国性铁路网的建立——这是一个逐渐把许多原来封闭孤立的地方纳入全国网络或国际市场的项目。(四个横贯大陆的铁路于19世纪80年代建成。南方1886年按照全国标准加宽了铁轨，可以说与全国市场联系了起来。)连锁店和全国性宣传活动的萌生体现了这个过程的另一个阶段：原来分散的、不同种族的民众被整合起来，进入一个统一的市场购买大规模生产的物品。

我们通常认为只有在那些资源高度密集的地方才能看到这些发展：如在百货商店或工厂，工业城市或大的金融中心。这个经济化过程最显著的产物就是出现了19世纪的城市工业世界；但是这个过程也涵盖了城市工业世界的对立面，而且同样决定性地为工业化前的美国农村地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发展的结果仅仅是根除它以前的内容，在原地建立发展所需的形式。俄亥俄州东北部港口城市克利夫兰(Cleveland)是切斯纳特内战期间的住地，也是伍尔森早期的家乡，在1840年有6000人居住。在他们的早期生活时期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工业城市：铁路和其他重工业需要的铁从苏必利尔湖铁矿中提炼；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的煤被一个崭新的运输系统运到这里；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托拉斯的范例，也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产生的新型高度公司化的典范——在这个前乡村地区建立了总部。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发展带来的结果则是，留下一个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文化，但是却重新勾勒这种传统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战后，在莫夫利的田纳西山脉正南的佐治亚山地，农场普遍由家庭单位经营。这些逐渐集中起来种植棉花的农民显示了他们在稳步地转型，由一个家庭劳作类转型为跨地域生产棉花的供应商，其主要的付款方式也转变为“现金还是棉花”的简单选择，转型过程更加彻底。

在19世纪的第三个发展特点中，发展的结果与其说是使一个地方经济转型然后给它重新定位，不如说是仅仅抽走它的劳动力数量。像斯托的奥尔岛或坡格纳克(Poganuc)乡村一样，新英格兰农村市镇19世纪晚期人口下降了40％以上。在这里本地文化继续存在，但是在这个地区之外，其发展却显得有心无力。

即使一个地方社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保持自身大致不变，它也可以通过保留自身的形式而在发展过程中变得与众不同。马萨诸塞州的伦道夫(Randolph)是地方性作家玛丽·维尔金斯·弗里曼(Mary Wilkins Freeman)的故乡，从1880年至1900年间，它的4000居民流失了不到100人。但在这一时期，附近的城镇布罗克顿(Brockton)由于采用更为现代化的制鞋工艺，超过了还处于原始工业阶段的制鞋业原领头羊，人口从1.3万增加到4万。所以说，伦道夫已非往昔的伦道夫了——由于保持自身大致不变，从而沦为为从属的、相对不发达的地区。

前工业时代美国文化的这些转变在1865年前还没有发生。但是内战后加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却对传统的地方生活平添了更大的压力。大规模的历史性事件对地方生活产生的压力为19世纪美国的区域性写作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社会机遇。许多从事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表示，他们想把地方生活的特色写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地方正处在变革的关键时期。据载，莫夫利曾说她想在铁路完全铺入田纳西东部之前让它为人所知。斯托的《老城人民》(Oldtown folks，1869)就想留住“铁路时代之前”新英格兰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正在“快速消失”。地方文化仍然为人们所知，但也正在被边缘化，地方主义小说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在许多情况下，变革不仅是地方主义色彩小说回忆过去的动力，而且也是小说试图串联起来的故事内容。

凯布尔的小说在那种混合或者说克里奥尔的文化里——部分法国的，部分西班牙的，部分非洲的和美国本土的，但没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找到了它的主题，克里奥尔文化在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之前是新奥尔良的主流文化。但是凯布尔笔下的小说把这种文化融进了一个美国化的现代化过程情节中。他的早期故事《让·阿波科林》(Jean-ah Poquelin)再现了路易斯安那被购买后的发展对克里奥尔民族聚居区的影响。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患有麻风病的弟弟，出于对他的考虑，这个故事的标题向外界封锁了他的种植园的位置。但是外部世界的变化改变了他财产的意义。城市的扩大把种植园囊括进城市之中；建筑发展公司需要他的土地来完成正在建设的运输系统，以进一步使城市成为商业中心。在传统主义的掩饰下(传统主义假装成一种克里奥尔的喧闹)，开发商们最终战胜了阿波科林的反发展抵抗。当这一切发生时，传统文化展现了其最充分的文化差异——不为人所知的弟弟被人们发现：这种把家庭纽带看得比任何商业利润或社会进步都重要的风土人情被强有力地表现出来。但就在同时，它被另一种价值观念取代。在凯布尔雄心勃勃的小说《格兰迪斯姆斯家族》(The Grandissimes，1880)的“斜背双座轿车”(Brascoupe)一章中，古老文化秩序隐藏起来的决心——这里指克里奥尔奴隶主对奴隶的残害和奴隶们借助非洲—加勒比伏都教遗产进行复仇——被展现在世人面前，也带有驱邪效果。凯布尔的英雄放弃了家族世仇，在商业公司的新房子里拥抱了他的混血弟弟，并加入了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这个制度代表了理性主义和经济合理化，由盎格鲁—撒克逊的药剂师弗洛文菲尔德(Frowenfeld)建立。

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曾在她的非小说类作品《百年耻辱》(A Century of Dishonor)中讲述了一个反对美洲印第安人遭受虐待的故事，她的小说《拉蒙娜》(Ramona)试图使这个故事为众人所知，这部小说与凯布尔故事的观点完全不同。杰克逊在加利福尼亚找到了凯布尔在新奥尔良找到的东西：在这个地方，以前的种族和民族文化被美国新的创业文化所代替，但它的印记仍很明显。但在杰克逊的描述中，这种创业的文化战胜了它的历史敌对者并非通过它的道德感化和“自然”必然性，而是通过更为原始的征服和没收财产的方式。杰克逊(与凯布尔相反)全心全意地同情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她认为这些人是盎格鲁—撒克逊发展的牺牲品：她的作品表明，一个对外来文化认同的地方主义作家是怎样为“资本主义”“进步”观念的异议者提供基地的。但是杰克逊小说对她的地区所做的构想与凯布尔对他的地区所做的构想一模一样。她也想象出一个并非建立在现代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美国社会；她也把这个社会的故事描绘成社会更新的故事。

玛丽·诺埃利斯·莫夫利在《在田纳西山上》(In the Tennessee Mountains，1884)里描写了一个冲突不那么明显的社会，而且在她的一些故事中，她把这个地区看做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乡巴佬地区。但在她的故事《沿着失去的小溪漂流而下》(“Drifting Down Lost Greek”)中，她集中描写了经济发展给这个地区农村带来的其他发展。有发明才能的铁匠伊凡达·普赖斯(Evander Price)被诬告并冤判，从他的故乡山区被下放投入州监狱。但就在他服刑期间，他的幸运来临了。在狱中，他开始接触工业技术，并发现自己对工业生产方式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当一个爱他的乡村妇女凯希雅·威尔(Cynthia Ware)把他保释后，他并没有回到她身边，而是投身到那个他深深向往的世界。正像莫夫利设计的那样，由于另一个世界的影响，凯希雅·威尔的乡村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已经丧失了永久保留它文化的手段。(普赖斯投向工业生产，凯希雅·威尔也就因此失去了他而成为一个老姑娘。)她继续她独特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继续本身已变成了一种神经质而且忧伤的事情。她整日编织，也就是说，她永久地留住了手工劳作和家庭生活方式，这些正是普赖斯的工业已经取代和废弃的东西，她的编织现在已经不具有实用性了，而更多的是一种强迫性和安慰性的劳作，是一种找不到其他发泄口的能量发泄。

莫夫利把经济发展的历史当做一个地区慢慢失去其主导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的故事来写。萨拉·奥恩·朱伊特可以说把它当做地方文化独立性产生的故事来写，在她的《尖尖的杉树之乡》(1896)中，沿海城镇邓尼特码头(Dunnt Landing)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痕迹——没有火车、工厂、银行或者从商店购买的物品。除了那个讲故事的夏日访客不具代表性的活动以外，邓尼特码头这个完全地方化的经济区中没有任何东西出现过。地区在这部小说中是一个受保护的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但本书的天才之处在于它表明邓尼特码头的自我封闭并不是它的内在本性，而是由一个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决定的。利特佩奇船长(Captain Littlepage)曾是这个现已凋敝的海港市镇“古代号”船的船长(Ancient Mariner)，他回忆当年这个市镇是一个海运中心，有许多大船的船长们居住在这里，当时人们广泛参与各种商业活动；利特佩奇说，这个经济发展过程带给这个市镇更多的是经验，而不是繁荣和实力：“过去这个市镇的能人都知道一百个港口，并知道这里人们的一些生活方式。”随着它海运业优势的丧失，这个市镇变得“狭隘起来”，“只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了”：随着它经济中心地位的丧失，这个曾经拥有广泛活动和知识的市镇变得地方化了。在这种意义上被地方化的文化困境就是利特佩奇那令人着迷的故事《等待的地方》(“The Waiting Place”)所揭示的东西。这个故事讲述了遭遇鬼怪世界的传奇，这个世界阴森吓人、死寂一片，该故事用一种哥特式或怪诞的方式讲述了寻找一个在当时很陌生的或另类的世界的过程。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不仅表现了一个发达的世界在外人眼中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这些人们熟知的世界已变成什么样子：“一个既没有活人也没有死人的地方。”一个毫无生气、被遗忘的不发达角落，一个神秘的、未被外面喧嚣的世界所侵扰的地方。

这些事例证明，在战后的地域性小说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完整讲述了发展对文化的影响。但它们却表明这些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这种小说的历史参照物。而这又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体裁在当时具有如此顽强生命力的原因。这种相当专业化的形式对战后作家和读者都有一种特殊的影响，因为它大量讲述了这个时期人们在文学之外的体验。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商业经济，而且转变了美国之前建立的所有文化经济，在这样的时期，地方主义小说充当了这个巨变的记录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地区性写作的主题开始不局限于地方和传统本身，而是其他社会层面的变革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区域性小说更是一种关于发展的文学：是19世纪了解社会变革力量的主要方式之一。

描写内战对社会的影响是地方性小说在这个时期享有特殊力量的原因之一。它准确描述当时经济历史以及社会副产品的方式是另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把关于战后地方生活的文学以另一种迥异的方式地域化，我们就会对这种文学形式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在内战后的时期，这类小说似乎描述了所有的地方文化，事实上这样的小说每个州都有。但是，尽管小说的主题各异，但是每部小说都有其发生的特定地点。如果我们要问这个时期地方主义产生在哪里，答案无一例外是在文学中心的各个机构中。凯布尔是研究克里奥尔人生活的历史学家，但是正是纽约的《斯克莱布纳月刊》和它的后继者《世纪杂志》发现了凯布尔并把他推向公众生活的前台。《大西洋月刊》这个东部高雅文化的基地，对布莱特·哈特的“西部文学”有很大的需求量。它也出版了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的旧日时光》，伍尔森绝妙的《管理员罗德曼》(“Rodman the Keeper”)(罗德曼掌管的是被征服的但仍对新兴美国充满敌意的北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联邦墓地)，莫夫利的《哈利森海湾的舞会》(Dancin’Party at Harrison Cove)和《沿着失去的小溪漂流而下》，以及朱伊特在一个月内完成的作品包括《深港》和《尖尖的杉树之乡》。《哈珀杂志》是出版了舍伍德·波纳作品的刊物，并几乎包揽了玛丽·维尔金斯·弗里曼的所有作品。

也就是说，19世纪后期的文化地域性文学不是在这些地域范畴内部产生，而是在它的对立体中产生。它也是通过高雅文学文化的刊物中产生，这种刊物试图把一个主流社会群体的风俗人情定义为“文化”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假定文化地域性文学的独创性行为是这个历史性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

重新思考19世纪地方色彩发生的地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涉及相关度假的内容。内战后在美国城市出现的上层阶级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的度假习惯来确认。战后，这个上层阶级把国际旅游艺术进一步完善，它把殖民地下的那些别具特色的避暑胜地、高山、海滨等作为它的旅游胜地。度假习惯这一群体生活方式同时体现了这个阶级的特殊社会身份。其世俗化的价值观要求人们去追求不被美国文化允许的世俗享乐；到处行走的便利使其区别于更加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它有奇特的能力使其成员，尤其是妇女和孩子，不用参与经济生产；最重要的是，它有财富，它掌管着富余的金钱财产——并非人人都有这种财产：这些特征被总结概括，并在度假形式中展现出来，成为这个阶级拥有社会特权的一个标志。

并非所有阅读镀金时代出版的有威望的文学作品的读者都属于这个社会群体，但是这个阶级眼中的“世界”正是这些期刊所构建的。它们为这个群体服务并描写这个群体的人情世故，这种行为最明显的一个方式就是以度假为中心题材。事实上，这些刊物的目录中必须出现类似于以下这些作品的字眼，如《意大利北部的湖》(“The Lakes of Upper Italy”)，或者《法国小游》(“A little Tour in France”)，或者《阿迪郎达克山脉实景》(“The Adirondacks Verified”)，或者《圣劳伦斯的避暑胜地》(“Summer Resorts on the St.Lawrence”)。通过这样的特征，这些刊物实际上成为一个旅游辅助工具，到处寻找新的度假地点，然后刊登出来供读者们想象。镀金时代的国际主题小说与这些游记一起连载表明，它们也表达了对以社会为基础的旅游活动的浓厚兴趣。镀金时代的地方色彩小说也与这两种体裁同时被创作出来，作为同一食谱中必不可少的成分，暗示出它与那两种体裁共同勾勒出同一种意义上的世界。

这些作品通常直接明了地从一个夏日旅行者身上吸取创作主题。莫夫利之所以“了解”田纳西山地文化，是因为她在坎伯兰(Cumberlands)度过了炎炎夏日。(一个来自城市的度假者讲述了《哈里森海湾的舞会》。)朱伊特尽管实际上来自缅因，但她通过一个城市来的访客在《深港》中重新创作了缅因州：一个女孩为了改变在欧洲的无聊生活来到了海边度过夏日。但是不管这个说法明确与否，很明显，镀金时代的地区小说从度假者角度表现了世界。这种作品大量出现，看起来成为更大范围内文本行动的一部分，源源不断地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度假新选择——那些“未曾遭破坏”因此“未被发现”的地方——以供读者遐想。山漠岛(Mount Desert Island)是一个可供参观的真实地方，而邓尼特码头则是一个只能在作品中畅游的地方。

作为同时代度假写作的一个阶段，地方色彩小说可以说按照拥有娱乐特权的特定群体的喜好重新塑造了一个世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度假写作不仅造就了这个群体的欢乐与满足，也增加了它的文化影响力。19世纪的美国文化都意识到还有许多基于其他原则的文化形式存在。战后出现的上层阶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积极培养了这种意识，它坚持走出去见识新的世界，因而显得与众不同。但矛盾的是，这种有组织的学习国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中心地位。镀金时代的高雅文化刊物上登满了旅游题材的文学，就是因为旅游极为符合这个特征。这些刊物几乎每月都可发现新素材：如意大利山城、阿巴拉契亚山区地，或法裔加拿大省，或逐渐消失的新英格兰村庄，等等。这些作品不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未来旅游胜地，同时也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一种文化的异域性，从而创造出一个标有异地标签的世界：同时也使那种异域性易于理解，由此体现出读者所接受文化的高度兼容性。

用地方色彩小说来表现地方文化对立面的这种形式在一个早期例子中就表现出来。在《山区校长》的序言中，爱德华·埃格尔斯顿回忆当他还是学生时，是怎样憎恨那种把中西部生活排除在书本之外的主流文化的。他的目标就是通过扩大美国文学社会和语言的特权来抵抗一个肤浅的新英格兰文化霸权，使“西部各州偏远落后地区”有文学发言权，以记载一种“乡村语言”，而不是詹姆斯·罗素·洛威尔的“新英格兰民间语言”。这种地区写作宣称它的目标就是利用地方文化特色来对抗中心区域的文化统治；但在实践中，埃格尔斯顿却完全采取了一个相反的路线。在《山区校长》中，文化通过另一种观点展现出来，这种观点使它显得野蛮又怪诞。具体地说，它是通过对这一时期新英格兰霸权文化的公众理解表现出来的。拥有火热情感和狂热行为的丛林地带所特有的宗教扩张运动在这部小说中出现——埃格尔斯顿是美国第一个意识到从事区域文化写作就意味着专事写作福音教义的清教徒主义文章的作家——但与此书描写的虔诚形式相比，它更像一个丑陋的怪物：一个冷静的、没有教派之分的正统宗教行为，这是波士顿唯一神教派的精神实质。同样，这本书的书名所说的山区学校也反对19世纪美国使得新英格兰文化模式得以规范化并广泛传播的主要机构：一个由霍拉斯·曼恩(Horace Mann)和他的同僚们在1840年左右设计的分级公立学校，这个学校由一个获得资格认证的地方教育官员掌管，杜绝棍棒类严厉威吓的教育方式。

本土文化通过《山区校长》为人所知，但是它与另一个过程息息相关，在这个过程中另一种高等文化获得确认。因此，也就毫不奇怪本作品大团圆的结尾是在山区重新建立了主流文化的控制工具：一个分级学校，校长培养年轻人接受其他文化，还有一个新的精神病院，校长的富有合伙人们用来管理离经叛道者。

没有太多作品像《山区校长》一样如此公开地恢复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过程也无需公开，因为它作为一种形式体现在地方主义的内涵中。那种把其他文化的独特之处写作出来的想法暗示了一种帝国主义性质，一种把异类的或异己的文化兼并甚至破坏的态度(地方主义色彩小说产生的价值取舍只是单向度的朝着中心文化靠拢)。另外，这种体裁的形式特征决定了地方主义作品只有在处于从属地位时才能被展现出来。这个形式的一个必要成分就是方言。19世纪地方主义作家的一个主要能力就是创作出权威的方言范本。(说它权威是因为，读者只有通过地方主义作家对方言的转译才能了解这种方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就充满了美国地方口音——如克里奥尔人：“Dat marais's billong to me；Strit can’t pass dare”；南方黑人英语：“you just take keer o’dis chil while I’m gone ter de hanging”；新英格兰乡村交谈：“I thought mebble Alfred would relish’em fur his breakfast；an’he’d got to have’em while they was hot”；阿巴拉契亚山那拖得长长的腔调：“Fur ye see，Mis’Darley，them Harrison folks over yander the hev determined on a dancin’party”；中西部农场口音：“Good land o’Goshen，if you ain’t the worst I ever see”；加利福尼亚矿工的口音：“wa-al，I knew a Jim Smiley，and he were the durndest fellow.”但几乎在每一个这样的例子中，方言都是与中心文化的标准语言对立的，这种语言是它的支持者们作为正统的语言系统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些方言口音的概念也就暗示了另一些语言的正规性)。所以“地道的方言”也就假定了其他一些语言不是地方的而是标准的。

地区小说可以说通过展现外来性这样的迂回方式来加强中心文化的权威。如果我们现在要问，这种小说中的外来性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就能够更加具体地抓住它的操作方式。很难相信，镀金时代的文学读者会关注缅因州的渔夫和田纳西州的登山爱好者，只因为这些形象重复出现在他们阅读的材料中。但却可以想象其他的美国大众把自己的文化意识强加到读者身上：例如在19世纪末期，移民们把他们的外来文化越来越多地带到美国。在来自南欧和东欧的意大利人、犹太人、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大规模移居美国的年代，朱伊特完善了她“邓尼特码头高雅的美国佬”形象。当加州通过它充满敌意的《限制中国移民法案》时，海伦·亨特·杰克逊写出了关于老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的浪漫怀旧作品。在爱尔兰第一次控制了波士顿市政府时，杰克逊创作了她的马萨诸塞的乡村故事。在北部和中西部州立法会讨论是否通过法律要求牧区学校教授英语的年代，方言故事盛行起来。

无论在语言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镀金时代文学刊物的支配地位都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来自美国文化中心力量大规模消失的威胁。这种威胁，更确切地说是创造文化的美国本地人感受到的威胁，是决定关于19世纪美国生活的地方主义色彩小说的又一个因素。奇怪的是，在这个时期众多的体裁中，只有地方主义色彩小说关注这块土地上的陌生人。它讲述那些举止迥异的陌生人，那些生活方式体现种族(地区的又一概念)差异的美国民众。但是，因为它描述外来性，所以该体裁的方法就是使这种外来性不再那么突兀：首先用古老的本土的种族特性代替陌生的，如用新英格兰人代替东欧人，用边远森林区的清教徒代替儒家信徒或犹太信徒，然后把“他们的”区别变成我们可以了解并掌握的东西。地方主义承认美国城市儒雅文化敌对者的存在，但也只是象征性的承认，一种通过描述对立方的形象体现自身形象的方式。通过这种展现可以使读者在概念上掌握这个另类事务，把它融入自己的知识王国。从这种意义上说，地方文学不仅是为文化阶级服务，同时也代表了他们，代表这个群体的地位是自身成为读者推崇文学形式的原因。

地方主义写作和作者的作用

社会对一种文学体裁的定位完全不能限定作者对它的运用。当作者采用这种形式的时候，他便融入了自己的感想，使作品打上他的思想烙印。朱伊特运用地方素材创作出战后最有力量的伤感小说，哈姆林·加兰把这种形式带进了19世纪80年代的北部大平原，描写那里的大旱、小麦价格的下降、土地价值的降低以及大规模的农场债务危机。因此，可以说他用这种形式记录了当时的农业大萧条，使地区主义创作成为平民运动文学上的延伸。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乡村是一个田园般的地方，然而他又把这个地方作为反对奴隶制的据点：他那清晰有力的证词体现在作品《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傻瓜威尔逊》中。

但是作家们并不能单独决定某种文学形式融入公众生活。它必须通过一种文化，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个文化领域的作用来建立。在美国19世纪后半期，文化环境为地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空间和原动力。这种体裁通过想象力来限制个人行为，因此有着矛盾的两面性：它必须认可工业的发展，又要假想一个规避的所在；向公众介绍一个隔绝的本土地区，又要描写一群外来者；逼真地描写当时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又得把这种多元性置于主流文化的支配之下。

这就是镀金时代地方主义的主要情况。还有一个事实需要说明：除了其他功能之外，地方小说是19世纪美国的主要文学形式。它篇幅较短、结构简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成文；而且这种体裁的一个特性就是它不把那些处境不利的人排除在外，反而把这种不利当做一种素材。这种小说描写那些贫穷和边远地区的生活，从这些文化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获得的第一手知识，使它们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学财产，并结出了丰硕的文学果实。尽管地方主义色彩小说把注意力都投向上层社会，但这时的文学世界却为那些没有高等文学背景的作家打开了大门。他们通过这种体裁、通过第三方客观的视角进入这扇创作的大门。

19世纪晚期，地方色彩写作的花名册上满是女性的名字：萨拉·奥恩·朱伊特、费尼莫尔·伍尔森、玛丽·诺埃利斯·莫夫利、海伦·亨特·杰克逊、舍伍德·波纳(凯瑟琳·舍伍德·麦克多韦尔[Catharine Sherwood MacDowell])、罗斯·特瑞·库克(Rose Terry Cooke)、格雷斯·金(Grace King)等是这份名单中最亮眼的名字。它说明了地方主义小说为19世纪后期女性从事文学创作打开了大门，正像家庭生活小说为上一代女性打开了文学大门一样。原因很简单，由于和外面的大世界隔离，描写地方的写作素材为女性提供了类似于其传统家庭生活空间的封闭环境。这种相似性为妇女提供了一种新的工作机会：记录发生在那些尚未现代化地区的日常生活。

镀金时代的这种写作方式成为了女性正规的文学创作形式，但这种形式成就的不仅是女性。哈姆林·加兰出身远非什么高等文学文化阶层，而且比大多数女性作家的出身要卑微得多。他在中西部高地若干个农场中长大，16岁时他父亲找到了一个谷物输送机操作员的工作并移居城镇，他才开始不干体力活，专心致力于学校的阅读和写作。加兰对他非文化阶层的出身极其敏感。加兰刚开始写作时约瑟夫·科克兰德(Joseph Kirkland)对他说：“你是美国小说家中的第一个农民。”但是地方主义创作却把他带进了这个他渴求的世界。他以一个未开辟地区的素材创作出文学作品，并把它们交给东部的出版商们。他描写主流文学世界之外的那个遥远世界，并因此在文学领域立稳了脚跟。

加兰获得了文学地位，其代价是他完全脱离了自己的出身，这种复杂的情感孕育了丰富的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大路条条》(Main Traveled Road)中的主打故事《沿谷而上》(“Up the Coulee”)描写了他对自己逃离农场、逃离(在他眼里)农场艰苦丢脸的劳动的负罪感。他最优秀的作品，1917年的自传《中部边地农家子》就讲述了他怎样成为一个地区作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详细地描述了他怎样选择逃避、后又怎样接受融入镀金时代作家们特有的那种文化的经历。

几乎与加兰同时代的查尔斯·W.切斯纳特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在主流文学文化中赢得一席之地的非裔美国人，他的渠道也是通过地方主义写作。他是自由黑人的儿子，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这个自学天才很早就开始在教育界崭露头角，22岁时就成为北卡罗来纳州黑人最高学府——州立有色人种师范学校(the State Colored Normal School)的领导。但他渴望另一种事业：1879年他对州立有色人种师范学校刊物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

新的南方方言故事这种文学形式的出现为他实现这个理想开辟了道路。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的作品《雷莫斯大叔：他的歌与话》于1880年在纽约发表，在北方风靡一时，托马斯·纳尔逊·佩奇的弗吉尼亚故事，如《马尔森·陈》(“Marson Chan”)，于1884年在《世纪杂志》上发表。这些作品都为南方本土的黑人传递了讲故事的力量。这些故事中生动的方言为黑人在文学中表达心声提供了途径，但是也满足了其他的甚至是对立面的需要。这些作品发表的时间在北方放弃重建计划之后，南方的白人取消了黑人战后获得的社会利益，因此这些故事明显地减轻了遗弃所带来的创伤。黑人们在这些故事中只是表达了他们对北方人刚刚交还给他们的南方旧秩序的满足。

但是，在白人读者和出版商中建立的黑人方言市场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极为不同的影响。它为南方黑人的创作创造了条件，为非裔美国作家提供了创作空间。尽管切斯纳特没有发表过小说，但他能够用哈里斯—佩奇的模式写出富含南方本土色彩的原创文章，并在最有威望的报刊上发表。他的《上了咒的葡萄藤》(“The Goophered Grapevine”，1887)与霍拉斯·斯哥德为新英格兰文学标准推崇的大众教育辩论的文章一起于1887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第二年，《波·桑迪》(“Po.Sandy”)与亨利·詹姆斯的《阿斯本报》(“The Aspern Paper”)又在同一份刊物上发表。

没有几个作家能够像切斯纳特一样获得如此迅速的成功。然而在他看来，他还可以有更大的成就。一举成名后，他就想摆脱方言与民间故事这种形式，或者按他的话说就是“放弃作为代言人的黑奴”，“走出迷信王国”。他的这种愿望不难理解。尽管切斯纳特微妙地讽刺了那种白人主导、黑人从属的模式，但是他不愿推出有关种族关系的小说，因为它们实际上掩盖了事实，即南方种族隔离的制度化。作为一个自学拉丁语、法语、德语的天才，他也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黑人只被认为是文盲、下层阶级、黑种民族：这个事实对他来说，就像对他的白人读者一样遥远。

但是，当切斯纳特尝试脱离作品的首个程式时，他发现原本对他黑人方言作品趋之若鹜的文学界不太愿意接受没有有色种族外衣的作品。1890年他把一本关于南方职业阶层中黑白混血种后裔的生活故事的小说寄往《世纪杂志》时，理查德·沃森·吉尔德认为它“不成熟”、“没意思”因而拒绝接受。整个19世纪90年代，他一直处于文学创作困境中，90年代末期，他找到了一个出版商对他许诺，“只要他的作品有足够的‘回忆性’故事”，就出版他的一个故事集。也就是说，让他回到10年前那个他力图摆脱的文学体裁。

切斯纳特果然按他说的做了，最后成书《巫婆》(The Conjure Woman)，这本著作被认为是美国地方主义小说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是切斯纳特并非唯一一个发现围绕地方主义的文学在成就一名作家的同时也限制了他的全面发展的作家。对这种体裁的需求使许多不同出身的人都成为19世纪后期的作家，但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没有人能摆脱这种形式的限制。另一位作家朱伊特与切斯纳特相比对这种体裁的态度平和许多，但她在这个形式之外鲜有作品可言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将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朱伊特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描述没有现代化的沿海缅因州的作家，因此她文学尝试的力度也最小。

玛丽·维尔金斯·弗里曼的作品体现了这种限制造成的自我封闭意识。她借用了朱伊特的一个看法，即在那些偏远落后地区，最典型的人物特征就是对一件事过度沉迷。朱伊特笔下的利特佩奇船长有一个他不得不讲的故事；她笔下的伊莱贾·提勒(Elijah Tilley)在日常生活中只有一个兴趣：对她“亲爱的小可怜”的回忆；艾比·马丁(Abby Martin)一生只关注一件事，即她假想自己与维多利亚女王是双胞胎。这种对事物的过度沉迷在朱伊特的作品中已经很明显，弗里曼把它借用过来，使它成为其作品的主要特征。在她的故事中，人物陷入一种一成不变、无法逃避的沉迷。故事《“母亲”的反叛》(“The Revolt of‘Mother’”)中的母亲会得到允诺她的更漂亮的房子。《一个冲突的结果》(“A Conflict Ended”)中的英雄会坐在教堂的台阶上，默默地抗议一个被长期遗忘的教堂政策的变动，即使这会使他失去婚姻和幸福。《一个错误的慈善机构》(“A Mistaken Charity”)中上了年纪的老太婆也将会有住宅、食品，即使她们必须脱离慈善机构靠自己去得到它们。

这种沉迷包含了这些故事所描绘的那个世界的内涵。弗里曼暗示，在文化落后的偏远地区，那些通常会转化为行动的人的精力因为缺少释放途径而变成了一种怪诞行为。可以发现，正如它们描绘的那些地区一样，这些故事正在探索自我存在的形式与空间。弗里曼的创作方式和她那沉迷的英雄们一样陷入了千篇一律的重复中，封闭在那个造就了她的体裁里面，写作对她来说只是意味着不停地再次讲述已经订婚的两个人正在慢慢变老却始终不能结婚，再次讲述正在变老的那个女人拒绝从她自己的小文化圈里走出而被取代的故事，等等。小说中这种不断重复的主题通常是很有力的，但是弗里曼的写作却有相当的局限性。在弗里曼手中，以地方性小说衡量作者驾驭的狭小空间，发掘作者身份的方式不是打破而是拼命保持那个狭窄的创作空间。

因此，镀金时代的地方主义与这种体裁的文化成果一起对作者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而且这种体裁和它的作者们都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迹。尽管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这种体裁已被认为是陈腐过时的了，但是它努力没有像命中注定的那样消失，而且依然冲劲十足地进入到了下一个世纪。(它曾经完全消失过吗？)舍伍德·安德森笔下俄亥俄的温兹伯格(Winesburg)、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笔下佛罗里达的伊顿威尔(Eatonville)、福克纳笔下密西西比州的优克纳帕塔法乡(Yoknapatawpha County)、劳拉·英格尔斯·威尔德(Laura Ingalls Wilder)笔下(达科他)平原上的小房子等等上百个这样作家的作品都是19世纪地方主义风格的继承者。

但是，后来的作家们不仅继承了地方主义作家千锤百炼的写作方式，也继承了他们的主题。伊迪丝·沃顿决心不像朱伊特和弗里曼那样成为一个自我重复、自我限制的作家，她通过避免地方主义写作体裁来抵挡他们的影响。(在被认为是地方主义女作家的危险过后，她又重拾这种体裁，写了一本地方主义的经典小说《伊坦·弗洛美》。)但是，后来的作家们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弗兰纳利·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和尤多拉·韦尔蒂采用了弗里曼—朱伊特的模式：这些作家都回到他们的家乡进行创作，住在他们的大家庭中，而不是建立自己的小家；他们写关于他们本土的小说，不论当时的文学时尚是什么，并把这种选择看成是刻意自我界定的行为。(“所有的职业都意味着制约，”奥康纳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她的前辈们一定深有同感。)他们对主题的选择与对事业的选择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原因正是复杂的历史：这是19世纪晚期美国文学对社会文化的又一影响。

[1]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是瑞典著名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2]艾尔玛·朗巴尔(1877——1962)，是一位家庭主妇，19世纪30年代，她在丈夫自杀后为了谋生，出版了《烹调的乐趣》，后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烹饪书籍之一。——译者注

[3]埃米莉·波斯特(1873—1960)是美国著名礼仪专家，以《社交规范蓝皮书》为所谓的“美国风范”建立起一套礼仪标准。她同时也是一位小说家。——译者注

[4]阿尔西巴德，著名的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战略顾问和军事家。——译者注

[5]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魔鬼，浮士德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这个魔鬼。——译者注

[6]利沃夫，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7]雷德帕斯学会，由白人废奴主义者詹姆斯·雷德帕斯于1867年创办，目的是使巡回演讲者和演艺人员的生活更加从容、安逸。——译者注

文学形式和大众文化(1870-1920)

（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希·本特利

1 博物馆现实主义

优秀卓越的缘起

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在1887年《哈珀杂志》编辑专栏里提到美国四大期刊——《世纪》、《斯克莱布纳月刊》、《大西洋月刊》以及他自己的《哈珀杂志》——竞相发表亨利·詹姆斯的作品。“那效果就像是艺术家开画展，”他写道。换句话说，詹姆斯小说的“突然云集”令豪威尔斯想起一个独特的公共场所——博物馆或者是画廊，在那里“人们流连于名作之间”，在每一件作品中都能发现“高度完美”。豪威尔斯将发表的小说比喻成博物馆展品本身并不新奇。比如说一个世纪以前，既包括小说又包括诗歌的“纽约市系列丛刊”就以《博物周刊》(Weekly Museum，1788—1817)为名出现。但是，19世纪80年代激发豪威尔斯这一比喻的与当年“纽约市系列丛刊”的情况却迥然不同。纽约的周刊自称为“博物馆”是因为它收集了读者普遍感兴趣的不同资料，自诩为“贮藏室”。然而，到1887年，博物馆这种说法不再意味着兼容并蓄，相反，它意味着一种“高度完美”的连续性，美学纯粹性更甚于多样性。而且，豪威尔斯博物馆这一比喻的使用也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化权威，这也是以前的时代所没有的。通过援用博物馆这一说法，他声称小说的权威应该是基于训练有素的描绘，基于形象和物体的专业展现。豪威尔斯的比喻吸收了同时代史密森学会会长乔治·布朗·古德(George Brown Goode)所说的“现代博物馆思想”。

正如古德的说法所表明的那样，在之后的19世纪，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机构或一个场所，而且是一种对文化理解有深远影响的、能引起共鸣的、有组织的思想。“博物馆思想”也是一种文学思想：博物馆思想能够提取高层文化权威的精华，使博物馆成为小说领域的重要传统主题。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美国人》(The American)第一幕便设在卢浮宫的一个房间里，这只不过是他小说中无数画廊场景中的一个。亨利·亚当斯在小说《以斯帖》(Esther，1884)里更是将纽约的圣约翰大教堂(Cathedral of Saint John)变成了世俗“画廊”，将宗教艺术当成人文文化的宝藏。伊迪丝·沃顿在《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1920)里将一对恋人之间的一场重要会面安排在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古物展览室前。博物馆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其重要性也使它成为一些最敏锐的主流文化价值批评的背景。简·亚当斯(Jane Adams)以欧洲画廊为阵地挑战富裕美国人的社会感受力。W.E.B.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里选择了纽约一家音乐厅来上演一幕种族寓言，还选择了芝加哥艺术学院作为《黑公主》(Dark Princess，1928)一书的场景。

比以博物馆为场景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面向的读者都具有或者说应该渴望具有小说主人公所具有的见识。跟以往的作品不同，这样的作品期待读者都具有大都会博物馆参观者所具有的那种敏锐的鉴别力、专业趣味以及训练有素的观察力。而且，这些作家假定博物馆参观者的理解习惯是理解更广阔的世界不可或缺的。当詹姆斯某部小说的叙述者说人物们形成一个“小画廊”(一个女士是“玻璃下方的彩色粉笔画”)时，当他把人们聚会的乡村别墅称为“博物馆”时，詹姆斯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认知领域。博物馆思想是一种可传播的信仰，这种思想认为每当一个合适的观察者面对并理解了精选的作品时，无论这个作品在博物馆以内或以外，世界是最易认知的。因此，对于詹姆斯来说威尼斯就是一座“大博物馆”，人群穿梭于想象中的旋转式栅门或来来往往的平底船，乞丐充当着看守人的角色，而迎宾员“一定程度上自身就是展品”。

博物馆思想将机构和认知联系起来，这对于理解美国19世纪后期文学作品至关重要。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主张独立自主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小说创作成为一种被认可的职业，文学追求赢得了尊严，美国文学史成为大学的开设科目。但是，也正是这个独立自主体现了一种文化、政治、社会领域的新融合。博物馆是美国社会中心的一处世俗庙宇，在这里艺术更加独立、更加密切地融合到市政管理机制中。因此，这个时代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发展——高雅文学文化的出现——可以被描绘成以现代博物馆为标志，见证了作品情节以及文学修辞本身对博物馆的忠诚。

那么，将豪威尔斯这样的编辑比作承担新工作的博物馆馆长就不是随意的比喻了。作为高雅文学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豪威尔斯促成了对小说的全新理解，精选作品不仅仅是卓越的艺术品，还是一种有特殊表述顺序的艺术品。这种顺序就像博物馆展品一样，享有其他展示方式难以获得的知识。到19世纪80年代，通过豪威尔斯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这种表述顺序上升为一种文学流派，被称为现实主义(Realism)，与欧洲小说家的现实主义一致。回顾起来，豪威尔斯力图为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确定一套完整可靠的形式特点和方法并没有取得彻底成功，但是毫无疑问他成功地为小说赢得了与博物馆一样的社会声望。豪威尔斯的文章和评论以促进公众民主的名义发表，他力陈文学不应该是为娱乐而创作，而应该以提升人们的洞察力和丰富文化为目标。在他最重要的评论著作《小说与批评》(Fiction and Criticism，1891)一书中，豪威尔斯详细描述了这种高雅现实主义小说的原则。他认为，以前那种随意的小说阅读正在转变成一种高雅文化价值的积累与保存。现实主义的任务就是“坚持忠实于经验和动机的可能性是创造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条件这一原则。这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豪威尔斯写道，“但是它之前从来没有成为种种文学尝试的特征。”只有这种独特的文学领域形成后，豪威尔斯才可能接受诸如詹姆斯作品那样的全新杂志故事，将它们作为前辈大师著作的等同物——即时“杰作”。

至关重要的是，豪威尔斯在散文杰作上馆长般的权威在被他所憎恶的领域(即新兴大众文化泛滥的戏剧演出)里带给他一种相关的权威——这个权威虽然很脆弱，但却很有利。在他看来，作为一名重要作家的责任不仅意味着发表小说杰作，还意味着要拯救小说，使之免于因美国处处涌现的“作秀”这一庞大机器而蜕化的影响。《小说与批评》显示了豪威尔斯对大众文艺形式对读者鉴别力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热切关注。“对奇迹的喜好”，豪威尔斯痛惜地说道，已经产生了一种跟马戏团和闹剧同等的小说。他承认，即使一个有修养的人，在偶尔一些“粗野时刻”也可能喜欢那些“高秋千、空中吊杆”之类的玩意儿，然而他坚定地认为，一些不真实的奇迹和闹剧所具有的马戏一样的吸引力如果渗透到小说中，就会产生一种扭曲文学。“在一个喜欢奇迹和闹剧、热爱现代竞技场里的冷酷运动的世界里”，小说家们很容易陷入“为感官服务”。诸如“闹剧和黑人游艺演出”之类的文学将不可避免地“歪曲生活”。

相反，优秀小说的标准恰恰在于它对“反映生活”的渴望——这也是人种学、自然史以及美术博物馆通过各自的专业方法努力追求的目标。现实主义的提倡者们认为现代文学是站在科学这一边的。豪威尔斯赢得了他那个时代对小说高度反映生活能力的最高信任。现实主义培养了一批严肃的小说读者，这些读者“要求小说家具有某种科学规范性。他不再希望阅读小说仅仅是为了获得消遣娱乐”。豪威尔斯认为他的朋友马克·吐温会发展美国小说，但最后是亨利·詹姆斯代表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完美技术”和“冷静分析”，这两点对高度现实主义至关重要。人们能够相信的唯一美学享受“来自真实的文学所蕴涵的美”。对于旨在推进一种新现实主义美学的批评家和编辑来说，重要的不是体裁——小说之于诗歌、虚构之于非虚构——的差异。真正的不同在于所代表的文化场所或体系的真实与否，在于忠实于真实的迹象和描述还是倾向于歪曲和过度的奇迹场面，也就是博物馆与马戏团的较量。只有像詹姆斯作品那样的小说才能充分“反映生活”。

然而，事实上，这种真实反映与不真实反映之间的基本对立本身就是个错误的观念，尽管它很强有力。豪威尔斯痛惜大众娱乐的“低俗效果”很容易玷污文学，这种痛惜掩饰了他焦急地意识到严肃艺术与低级艺术、现实主义艺术与商业诡计之间频繁互动这一现实。确实，这一时期，独立的高雅文化的崛起是一个重大事实；高雅艺术对美的庄严宣称与科学对以实际经验为基础的真理的宣称是一致的，是通往真实的另一条通道。但是高雅文化所取得的独立不应该被误以为是对那些粗糙的、迅速增长的流行艺术素材的帝王般的漠视。相反，正是高雅文化的独立性——艺术的自我定义与自我价值——使自身与这些混杂的素材对立了起来。从一开始，高雅文化就对它所反对的这些形式保持着高度兴趣，诸如廉价小说、廉价剧场、商业海报、色情表演、大量的报纸以及乐园里的虚拟世界。现实主义作家们意识到早期大众文化的幽灵正在迅速变成现代世界最顽强的事实。这些无羁无绊、变化多端的商业影像逐渐形成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因为这种意识，高雅文化机构对它们反对的这个难以驾驭的商业娱乐世界产生了复杂的联系，一种混合了敌对与羡慕甚至模仿的联系。

博物馆本身最能生动地反映出高雅文化与其对手大众文化之间这种令人懊恼的亲密关系。在威严的大都市博物馆外面就潜藏着通俗的小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展出的恰恰就是令豪威尔斯建立的美国博物馆颇为紧张的来路众多且稀奇古怪的东西，显示了公众对人造影像和当时社会仍对之深为怀疑的活泼戏剧演出的强大兴趣。美国P.T.巴纳姆(P.T.Barnum)博物馆于19世纪40年代在纽约建立，巴纳姆在博物馆的赞助下推出他的奇珍异品并且把他表演的大厅称之为博物馆“演讲厅”，这一举动充分显示了这种矛盾。那个时期，博物馆充当一种正面角色，以尽量使观众避开那些可能带来麻烦的商业剧院组织。所有博物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种压抑的戏剧氛围，一种潜在的哗众取宠的味道；巴纳姆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充分利用博物馆表面的否认来将那些热闹的商业娱乐表演搬上舞台。这种策略在他的《奋斗与胜利》(Struggles and Triumphs，1869)一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本自传成为19世纪后期《圣经》之后被最为广泛地阅读的一本书。尽管巴纳姆一再骄傲地承认在他的“大演讲厅”里有“永远多样化”的展品(从“勤劳的跳蚤、机器人、杂耍艺人、口技艺人、活体塑雕、舞台造型、吉普赛人、白化病人、肥胖男孩、巨人、侏儒”到“机械人物、编织机以及其他机械艺术方面的成功代表，还有印第安人”)，他依然宣称庄严的欧洲国家博物馆才是他的竞争对手，他说：“我经常将年客流量与官方报道的伦敦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 in London)的参观人数(免费)进行比较，结果总是发现我的观众更多。”

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主要城市中大都市博物馆的纷纷建立，博物馆这一机构终于摆脱了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公开的“巴纳姆联想和启示”。但是即使在后期，博物馆也不是一方纯净独立的空间，不是一个仅仅摆放保存艺术和自然真迹的“分类房间”。它以一种无形的但是结构上很重要的方式与它反对的商业展览更为无序的世界保持着联系。比如向巴纳姆马戏团提供演出动物的动物收集机构，同时也向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展览提供动物物种。马戏团和博物馆之间甚至还有直接的动物移交：比如巴纳姆在一次巡回演出途中，有一头很出名的大象死了，博物学家和博物馆动物标本制作者立即赶了过去将大象尸体做成标本，成为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大亮点。博物馆展览用的厚玻璃板是由受托人老西奥多·罗斯福提供的，而他的公司出产的玻璃板同样提供给商场以陈列它们华丽的商品供城里人选购。在建筑设计技术、人群控制、展品陈列等方面，博物馆与游乐园、交易会以及商业展览采用同样的做法和策略，甚至采用同样的材料。博物馆与大众文化形式的这些暗中交流，再加上人们对博物馆的强烈反对，使得这一时期的博物馆展览别有特征、权威和魅力。

博物馆取得的声望应该归功于它所反对的大众文化这一点，指出了一些永恒的困惑。我们该如何理解对立领域之间的历史纠结所带来的影响？以利润为驱动的大众文化难道令流行作品及场所只剩下了商业价值？高雅文化形式是鼓励思想感情的积极转变、鼓励意识的更加自由还是促进社会排斥与控制？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它们于19世纪末期首次被人们提出，在美国这个大众文化重大革新的诞生地以非常突出的形式出现。在这段历史中，在我们这个依赖媒体的社会中，文学现代分类的形成、作用以及命运危如累卵。

当亨利·詹姆斯追溯他创造意识中的“最早期的美学种子”时，他说在他艺术的来源里有大量“巴纳姆”背景的马戏表演和百老汇演出。在传记《一个小男孩及其他》(A Small Boy and Others，1913)的某一章中，他回忆了一些场景在他心中留下的依然生动的反应，如杂技表演、舞台上的战车比赛、巴纳姆“诡计大厅”里的“瓶装美人鱼”、“蓄须淑女”以及绝妙的西洋景，还有流行舞台剧中“木匠活吱吱嘎嘎”的声音清晰可闻，创造出更好的舞台效果。所有这些刺激的场面都在纽约的童年小亨利心中驻足停留。詹姆斯对于粗俗娱乐形式的“污秽及贫困”能在他心中产生如此兴奋的波动似乎时而感到愉悦时而感到懊恼，“从这些事物的总体印象中，我们以某种方式采撷到理想之花”。尽管他以相当的智慧表达了对他曾经认为颇有魅力的这些大众艺术形式的成年人的认识，认为它们是“粗俗”的，但他还是煞费苦心地强调这些演出“粗糙的舞台魅力”能够产生最高的批评和美学鉴赏力。在这些地方，他写到，年轻的詹姆斯“第一次看到对某一主题‘自由发挥思想’的潜力，这个主题有力地将他投入到更大的文化舞台，投入到马修·阿诺德的批评领域里”——一个诞生于低级戏剧演出的高级声望。

甚至连欧洲和欧洲艺术的雄伟庄严，詹姆斯也是先在美国展览中感受到的。詹姆斯对尼布罗(Niblo's)和佛朗哥尼(Franconi's)花园娱乐场以及“空地帐篷下的马戏团”的回忆使他直接想起了对附近水晶宫(Christal Palace)的参观，水晶宫是纽约仿照伦敦展览大厅修建的，这里“大批展览”中“俗丽的雕塑”在尚未去过欧洲任何国家的詹姆斯心里产生了欧洲以及“欧洲伟大艺术”的效果。就是在那里，就是在那时，欧洲艺术通过美国式的巧妙办法首次被人们感觉到：“我记得当时在那里感到很累，又冷又饿……但同时也意识到我不知怎么地到了欧洲，因为我身边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从欧洲‘带过来’的……如果这里是欧洲，那么欧洲的确是美丽的。”美国艳俗的观光地竟然真的使年轻的詹姆斯心里产生了关于欧洲的想法，一个未来的詹姆斯呈现于他的脑际，这个詹姆斯将由他从未见过的欧洲大陆来塑造。“水晶宫空间辽阔，并且令人目不暇接，欧洲似乎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是一种原始丛林深处的印象，颇具挑战性。”

与那种认为高雅与低俗生来就是矛盾的观点不同，这里詹姆斯坚持认为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种很重要的关系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他对自己通过大众展览获得艺术“入门”的缜密分析，表明了在豪威尔斯的信条中所缺失的美学经验的复杂性。詹姆斯认为这些大众娱乐“为如果不曾混乱过就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意识和如果不曾躁动过也将一无所成的好奇心提供了勇敢的开始”。詹姆斯承认了对流行展览中蕴含的这些起源的“逆向依恋”，确定了困扰着他那一代文学文化批评者的关于“表现”问题的语境。这表明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高雅艺术的独特美感、博物馆陈列品以及杰出小说及画作表现出来的优雅的现实主义，事实上可能受到了它们的竞争对手大众文化的重要影响。

交流和否认的双重趋势对文学作品具有重大影响。在新的现实主义小说里，就像在大都市博物馆一样，“反映生活”从来不是简单的模拟，不是社会现实的副本。在深层次上，现实主义写作也与其他有强烈吸引力的文化体系展开模仿竞争。现实主义是一类文学的传统称呼，但是在它形成的过程中，“现实主义”与其说是一个标码，不如说是一个标语，一个引导着区分差异的历史过程的法宝，它时刻对它自身反对的没有约束的大众文化产品保持着警惕。高雅现实主义小说是一个博物馆一样的体系，为自己与新兴大众文化的关系焦虑不安，以某种重要的方式被它既模仿又否认的无序的大众娱乐所影响。现实主义小说致力于公众教育以及新的阅读训练，其反面就是它自身未承认的来自流行娱乐和媒体的影响。这种形式关心趣味的培养和提升，尽管如此，依然会滑向粗俗魅惑的流行作品。现实主义小说主张小说必须具有科学家的超然技术，同时又主张将支离破碎的经验和变幻多端的情感状态生动地戏剧化。它渴求透明与真实，同时又着迷于虚构与创造。高雅现实主义相信它的读者能够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规范，尽管被它所想象的女人、移民以及有色人种等“外来者”的躯体所深深吸引。这种文体令人难忘的影响力以及其对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敏锐探索不小程度上来自新兴的大众文化，那是它自身完善前进的基础。

在评价现实主义写作的时候，詹姆斯关于他自身的文化意识诞生于巴纳姆大厅的叙述为现实主义批评史及同类艺术史提供了指标。三大相关主题凸显出来成为关注点。首先，传记很详尽地再现了早期大众文化形式的全景，这里弥漫的乐趣和感觉激起詹姆斯更为缜密的美学评判。其次，美学意识诞生于对那幅大众文化全境的辩证关系里：非凡的鉴别力产生于低级戏剧演出，这种鉴别力将与诸如作家的书房、大都市博物馆甚至高雅艺术本身联系起来。最后，詹姆斯的传记确定了第三个主题，在他的回忆里，“欧洲”仅是一个幻影，欧洲的概念或者效果先行于这个地方本身。这个概念性的欧洲是为美国高雅文化!跨国联系和领土扩张确定方向的蓝图。美国关于欧洲的想象有力地刺激了文化和资本的跨大西洋传输，这种想象在美国早期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W.E.B.杜波伊斯的话说，就是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帝国”的面貌崛起。詹姆斯关于大众演出、文化差异、欧洲魔力和种族责任的论述涵盖了阐明历史及高雅文化及其他可能具有的意义的基本原理。

为10亿的文学

在伊迪丝·沃顿的小说《快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1905)里，劳伦斯·谢尔顿(Lawrence Selden)轻视那些纽约精英们借助“公共宣传”、大发行量报纸和在公共场合招摇过市来呈现他们的生活。谢尔顿并不为这些圈子里的财富浪费、阶级势利深感困扰，他更多的是批评“将惹人注目(conspicuous)当做优秀卓越(distinction)之世界的理想”，在这样的地方，纯粹的社会知名度比感性更重要，声誉比品格占上风。在将“惹人注目”与“优秀卓越”对立起来的过程中，谢尔顿提出了一对重要术语来阐述19世纪末期美国东北部文学确立过程中与以经济为驱使的主文化之间难得的结盟所带来的永久困扰之一。

“惹人注目”(“conspicuousness”)和“优秀卓越”(“distinction”)都用来描述显著突出或社会认可，但将它们对立起来，它们便表示两种不同的认可来源。对于新兴的有文化有教养的职业人，如温文尔雅的律师谢尔顿，“优秀卓越”已经成为一种复杂的、几乎是流行的观念。成为“优秀卓越”的男人或是女人不再意味着他或她在主要有产阶级中占有稳固的一席之地，如这个词过去用来形容内战前的绅士贵族一样。在充满活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内战后美国文化里，真正“优秀卓越”的优越性越来越难以捉摸。出身或财富本身都不能令人“优秀卓越”；正如谢尔顿对有产精英们的轻蔑所表明的那样，人可以腰缠万贯、出身显赫，但依然达不到“优秀卓越”。相反，现在的“优秀卓越”植根于头脑及理解力这些内在品质中。要成为真正卓尔不群之人，就要有鉴别能力，能区分美学的丰富与商业的苍白，注重精神进步甚于物质改善。谢尔顿对“优秀卓越”之人有专门的称呼，称他们是“精神共和国”的公民。成为这个隐形共和国的一员取决于非凡观察与理解的非物质品性。他解释说，通往这个“国度”有“路标”，但是“人们要知道如何读懂这些路标”。

这样看来，真正的“优秀卓越”的特性是不能得到统一认可或阐释的；相反，“惹人注目”我们则不得不阐释。像广告、名人和其他现代宣传的创造物一样，“惹人注目”提供了自我阐释的标志。“优秀卓越”在于超群的洞察力，而“惹人注目”则是持续的偶像瞩目，后者排除了对洞察力的需求。因此，像谢尔顿这样有教养的人就感觉到有必要对这两个词语进行语义对比，因为“惹人注目”有使“优秀卓越”变得无关紧要甚至显得过时的危险。文化领袖们认为，在这个新兴商业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华而不实的宣传效应”对带有、更为含蓄更为私人阐释性质的最优秀的美学和道德评判构成了直接威胁。

尽管语言是遗传下来的，但语言却能敏感地意识到历史变化。相互关联的词语分裂成毫不相干的概念，或者不同的词语凝聚成新的词义，这都标志着重新安排的社会可能性和条件。这种转变可能正好能够阐释19世纪末期英语专门词汇中的“惹人注目”和“优秀卓越”之间明显的不同。正是在这一时期，城市成为大大扩展的商业领域的中心，也成为史无前例的通信产品、符号与意义贸易的中心——文字与图画、面孔与商标、视觉风格与商业程式的大量流行，所有这些都受到利益的驱动而不是遵循审慎政治与教育理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发行的印刷品的存在、迅速增加的书籍销售、由商业展览和广告主宰的城市视觉全貌——早期启蒙运动理性的思想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以前，启蒙运动的理想设定人类理性和人类进步之间有高度的一致性，彼此互相促进。而现在，理性现代化产生的物质变化似乎使个人的推理和判断力量相形见绌。公众理性以前被人们想象为共享的领域，而现在如果公众理性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的话，则被看做用来区分公共宣传所带来的不加选择的名誉与个人所具有的理性辨别力。启蒙作为一种理想的阐释让位于一个自己形成的竞争对手：“惹人注目”与“优秀卓越”相对抗，符号与鉴别相对抗。

这些力量真的如此水火不容吗？尽管描述这种显著对立的作家提出了一种深刻的文化经验，但是我们有理由以相当不同的、不那么对立的方式来看待这种情况。有启发作用的感知——美学判断、品位、辨别这些微妙的认知能力——已经岌岌可危，这种想法催生了这一阶段高雅文化最有共鸣的作品。但是我们需要把这种想法看成一种复杂的、极其讽刺的现实。这个现实的反面则在于这种危险论的想法实际上对创造人们以为受到威胁的东西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品位的专业判断和对文化理解的标准形式。批评家、教育家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大声疾呼“不再有人懂得如何思考”，并且将之归咎于公众对流行杂志的热爱。他在《新普林斯顿评论》(The New Princeton Review)中的《美国的知识生活》(“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America”)一文中颇具代表性地表达了他对流行出版物的谴责，他说流行出版物“主要是针对那些在书中不仅寻求当天新闻，还寻求满足低级趣味的强烈感官刺激的读者群，他们沉浸在名人、要人以及丑闻的刺激中，对正当的知识营养没有兴趣”。但是诺顿的评判来自于一种新的批评体制，而这个批评体制日益增强的权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对不断扩展的流行界的反对。因此，诺顿世界——高雅文化杂志界、大学人文项目、连接纽约、波士顿与欧洲文化首都的专业艺术网络——的种种思考模式无疑是新商业条件下的产物。

阅读这一时期的文学精品就会意识到流行写作的范围与规模——“为10亿的写作”，如詹姆斯所形容的那样——不可挽回地更改了文学成就的评估。从一个极端来说，这一时期印刷品的绝对量似乎预示着文学的灭亡。豪威尔斯在《文学与生活》(Literature and Life，1902)的一篇文章中安排了一个对话者，他警告编辑当心他对“知识”书籍的愚蠢偏爱，借此讽刺性地表扬了杂志及星期天增刊，他说：“如果你不能娱乐读者，你就会失去他们；实际上，你也就不存在了。”杂志销量先是在19世纪中期有了很大的增长，接下来更是迅猛增长。1885年，美国有四家杂志的读者超过10万，每月销售达60万册；1905年，这样的杂志达到20份，它们的总发行量达到每月550.5万份。几乎同期，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在1883年拥有读者1.5万人，而到1900年其发行量达到每月逾百万。

诺顿谴责杂志的洪流冲走了人们的思考能力，这也许更准确地说是他承认了自己的湮没感，因为这样的数字无疑意味着比以前更多的读者花更多的时间阅读文字——只是这些文字并非出自诺顿及其同行之手。相反，他们在阅读劳拉·琼·利比(Laura Jean Libbey)的女工小说，利比凭借《机工的女儿》(Only a Mechanic's Daughter)、《麦卡普·兰蒂》(Madcap Laddie)以及《阴谋与激情》(Plot and Passion)使其作品销售量超过1600万。他们在购买西尔沃纳斯·T.科比(Sylvanus T.Cobb)的书，他成功地利用发表在纽约一份名为《纽约文汇》的报纸上的2305篇文章使自己成为122部小说的作者。各种各样的改革小说——劝诫、城市堕落、离婚以及劳工小说——持续推动着美国人的购书消费，阅读变成一种更为广泛的大众社会参与行为。同时这也是一种宗教参与形式：如哈罗德·贝尔·怀特牧师的畅销书那样的宗教小说经常被改编成帐篷戏，上百万的观众看完戏后会再去买书。换句话说，与其说大量生产的小说降低了读者的品位，倒不如说它将流行品位转移到以史无前例的数量创造新读者的工作中去了。

尽管像诺顿一样的作家远远没有消失，但是印刷和购书的猛增却产生了一批新的读者。对他们来说，精英作家大部分是局外人，因此就出现了作家们因远离詹姆斯所称的“中小学和报纸的民主”而产生的放逐感。这是新的消费重新安排的文化美国地图。在这张地图上，精英作家处于边缘位置，不是默默无闻便是未为人读的泰斗。内战前始于乔治·立帕德(George Lippard)和E.Z.C.贾德森(E.Z.C Judson)的城市揭丑体裁在内战后蓬勃发展，爱德华·克拉普西(Edward Crapsey)的《纽约这边》(The Nether Side of New York，1872)、J.G.格兰特(J.G.Grant)的《旧金山之魔》(The Evil of San Francisco，1884)以及乔治·史蒂芬(George Steven)的《芝加哥：邪恶之城》(Chicago：Wicked City，1896)等小说向新读者揭开了一个虚构的绵延至西海岸线的黑社会。小说中对这些公众不熟悉的城市黑社会的揭露映照出始料未及的庞大数量的读者。如果读者不像城市黑社会那么具有威胁性，那么他们更具有神秘性，至少对于文学体制是如此。他们来自哪里？未受文学监管人的邀请，这个读者之邦似乎是从天而降。

当然，他们不是横空出世。客观而又看不见的技术发挥了基础性作用。1885年，整行铸排机的出现和快速印刷将生产量扩大到任何人都不曾料到的程度。出版物不仅数量多而且便宜。随着大众文化普及率的提高，报纸和平装本书籍一下子成为日常购买品。完善的全国交通保证了不再仅靠本地售书聚拢读者，广告宣传、跨大陆销售以及跨大西洋贸易日益成为聚拢读者的方式。这些发展意味着读者买书读书的地方不再重要；俄勒冈地区(Oregon Territory)的妇女缝纫小组成员、芝加哥饲养场看管员、南佛罗里达的旅馆服务生都可能看到同一则广告、同一个封面，从而成为某本廉价小说的读者。可以这样说，地点的重要性从读者的场所转移到小说的背景。这种转移可能是历史传奇小说在这个新的大众市场里特别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们富有异域特征的背景——卢·华莱士《宾虚》里耶稣时期的耶路撒冷、弗朗西斯·马瑞·克劳福德(Francis Marion Crawford)小说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成为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千百万人的共同背景。

在将人们从地域限制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大规模小说和新闻令现代性的标志性发展生动地凸显出来。大量出版使地理位置不再那么重要，表明了一种被一位当代理论家形容为从交流和跨时空重组的当地语境的社会关系的“跳出”。作为一种大众形式，历史传奇在19世纪后期的流行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新调整：这种体裁创造了一个虚构场所，这个场所的特征恰恰是它地区分散的庞大读者群的反面。读者穿越时间的自由同样也是现代条件的迹象。在《宾虚》中，尽管回归到了基督教历史的起点，讲述耶稣的一生，但卢·华莱士的这本畅销书无疑反映了一种世俗的时间分配，这本平装书使耶稣的耶路撒冷像瑞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1887)里的非洲丛林、查尔斯·梅杰(Charles Major)《骑士盛行时》(When Knighthood Was in Flower，1898)中的中世纪英国一样，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如豪威尔斯一样自称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人们将历史传奇的大受欢迎看成是对现代生活中令人不安的逃离。事实上，这种体裁是现代性强化的前兆，是日益远离现时现地的思维习惯的早期预演。换句话说，对历史小说的回望例证了技术和现代市场对宗教团体、市政银行、乡村日历的当地性、此时此地权威性的快速侵占。

流行演出和书房空间：亨利·詹姆斯和大众文化

对于文化领袖来说，现代化的这些后果似乎与现代进步格格不入。现实主义作家认为自己是在社会历史的范围内描绘、雕刻有根据的连续性和逻辑的可能性，而大众小说似乎只注重刺激轰动，是一种幼稚的倒退。用豪威尔斯的话说，“演出缪斯”是这个时代的文艺女神。这种说法出现在他关于文学命运思考的最有意思的一篇名为《一毛钱博物馆》(“At a Dime Museum”，1902)的文章里。豪威尔斯所说的一毛钱博物馆作为新兴大众文化的浓缩暴露了娱乐的急切性，这将所有文学表达降格为“作秀”。如豪威尔斯所知道的，所有对流行文化的批评都需要机敏和幽默；谴责别人就有被看成自命不凡的危险，从而丧失高雅的领域，而这个领地是批评家仅有的文化优势。为避开这种困境，豪威尔斯创造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朋友”，他在“大都市的廉价娱乐”的滑稽颂词中对一位编辑讲述他利用某个下午“两次约会之间”的一个小时，参观了一个一毛钱博物馆，并发现了“心照不宣的娱乐”。

这个朋友的叙述是来自文化荒漠的叙述，详细地描绘了在一家流行机构展出的大量“灵敏的”东西，从“两只忧伤的猴子”到“西班牙—美国血统的”柔体杂技演员。然而，豪尔维斯的读者却被含蓄地要求在这个朋友的讲述中发现他的精明巧妙。这个朋友是舒适地坐在编辑的书房中讲述他的故事的，书房是一处私人空间，读者获得入内的特权(“胳膊肘撑在我的书桌角上，他匆匆翻完几本书以写评论”)，这个朋友的故事表达了认识到“流行趣味”之浅薄的第二层愉悦。这个朋友对快乐的承认因此都带有了一层微妙的——有启示意义的——不真实。他声称的娱乐是真实的，但又总是双重的：聪明的读者一定能听出两种声音，他的陈述和那该死的弦外音。例如，如果读者看出他对博物馆演出中卖力的演员“不知疲倦的精力”的描述其实不是赞美而是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微笑的话，那么这就是读者待在家里看豪威尔斯的书而不去一毛钱博物馆所获得的奖赏。

当豪威尔斯的这个朋友能够嘲弄——也因此肯定——他在观看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表演所觉察到的自身高超的感受力时，豪威尔斯不同层次的鉴别结构所蕴含的微妙乐趣变得格外复杂起来：

在大厅一端的台子上是一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他们看起来比那两只猴子还要忧伤……看着下边的房间，他们脸上的种种表情都接近悲伤，我感到一种很少会在两美元门票的剧院看悲剧时会产生的深切的同情。他们允许我离他们很近，不受约束地对他们背井离乡的沮丧表示同情。我不能通过与他们交谈来表达我对他们远离家园的回飞镖、袋鼠和松树根的遗憾，但是我知道他们感觉得到我的同情，因为它是那么显而易见。我没有看过他们的表演，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表演。他们也许只是作为一个种族立在那里，但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看到他们的精神痛苦本身就抵得上门票钱了。

这段文字暴露了民族演出的粗俗，但是它主要是豪威尔斯趣味分析的显著扩展。换句话说，叙述者对自己同情感的嘲讽表明豪威尔斯认为趣味更是一种道德标志而不是粗糙的情绪。这里重要的不是演出的种族性(这与叙述者自己的滑头叙述相一致，在他油嘴滑舌地提起松树根、回飞镖时尤为明显)，而是豪威尔斯对廉价的低劣趣味的批评。

艺术鉴赏力是讲策略的，可以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宣传策略。这篇文章中豪威尔斯展示出的高尚趣味为他的文化批评扫清了道路。这个虚构的“朋友”和至交(作为豪威尔斯创造出来的人物以作者的身份展示了编辑自己的温文尔雅)担当了向批评家们对大众文化所关注的问题提出最有力挑战的人物：“难道所有的艺术不都是一体的吗？”他问道。“你怎么能说某种艺术就高于其他的了呢？”这个朋友指出，如果澳大利亚土人、女发明家以及南美柔体杂技表演能以低廉的价格给人们带来瞬间的快乐，这又有什么害处呢？“为什么扭动大脑就比扭动肉体高贵了呢？”

当然，这挑战实际上是豪威尔斯装扮讲究的稻草人。“我一再说扭动大脑根本不高贵，”豪威尔斯答道，“我觉得如果除了娱乐读者之外没有其他更高的目标，你的一切都将堕落成作秀。”将所有艺术一律看成不过是娱乐的不同分支，就是冒险将文化移交给这个商业时代的“演出缪斯”。这篇文章借助于一毛钱博物馆的诙谐巡演，陈列了豪威尔斯反对扭曲的商业文化只知道迎合“作秀”原则的观点——这些原则如新奇和怪异的诱惑(柔体杂技)、愚昧的愿望(算命人)和诈骗(永远转动的机器)的力量以及鱼龙混杂的展品和视觉冲击的吸引(奇珍异品厅)。一毛钱博物馆本身相对无害，对豪威尔斯来说，它预示着一个由衡量大众演出的物质标准来衡量文学成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毛钱的戏剧就是人们更容易承担得起的《哈姆雷特》，一个文学作家只不过是美化了的巴纳姆。正如文中“朋友”这个人物向编辑所说的：“你做点小小表演，只是因为舞台更大、房子更好，就以为你不再是那些在寒酸的地方表演只为娱乐大众的悲哀兄弟们中的一员了。”豪威尔斯的文章承认了文化的商品化，也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化智慧，也就是说，豪威尔斯自己对文化的精通以及多种语言的趣味能够对抗大众文化的多种乐趣，并且能够比大众文化做得更好。这样，他就预见到了后现代艺术家们的战略，他们放弃抗议，在大众文化公认的力量和种种形式间建成复杂的文化审美层。

那么，在“一毛钱博物馆”中，大众形式代表的并不是障碍而是文学鉴赏力一次令人振奋的表现机会。对有鉴别力的读者来说，豪威尔斯的多声调及巧妙倒转击败了“为秀而秀”的哗众取宠的文化活动。然而，与表现出来的文化精通并行的是这篇文章对大众文化某种生产力的间接承认，可以说这种生产力超过了文学的“理性特点”。这样，豪威尔斯无意中确认了文学写作的某种局限。这是在文中对马戏团的调侃性维护中表露出来的，豪威尔斯虚构的朋友只承认对此种大众娱乐形式的一种批评，即马戏团三个圆形表演场的“多余”：“设想一下同时阅读三本小说，同时听一场讲座和一场布道，这就像圆形表演场之间的两个舞台。”这种愚蠢的想法把大众文化的过剩与文学的深度相比，文学当然是赢家。但是这种比喻也承认了文学受约束的性质。豪威尔斯心中的高雅小说要求读者全神贯注于一个目标，即手中的小说。这种阅读要求摒弃其他有吸引力的东西。相对安静、身体不动以及环境的舒适都是必要条件，如果不是主要条件的话。文学阅读需要个体精神集中，要求想象力，排除其他身体以及社会的现实。然而，与这种对读者注意力的完全控制相反，马戏团、一毛钱博物馆之类的大众形式则寻求多种目标、多种刺激物。在大众文化的过剩中，这些场所面向多种体验、多种感觉，而这是高雅文化小说不可企及的。单是演出场面的直接感受可能在量上与文学正相反，但是马戏团向观众同时提供视觉和听觉的有力刺激，表明了大众文化所包含的美学多样性，如果不是对手的话，这使它接近于成为文学的对等方。想想吧，同时阅读三本小说!

如果豪威尔斯对大众文化的这个方面怀有敌对的复杂情感的话，那么他的文章对此就轻描淡写了。但是他把文章的绝大部分用来关注一毛钱博物馆可能无意中暴露出的一种超过豪威尔斯本意的防御姿态。豪威尔斯将一毛钱博物馆作为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场所，实际上等于选择了一个到1902年可能已经被认为是相当过时甚至是怪异的流行文化场地。其时，受“演出缪斯”控制的其他形式已经出现并蓬勃发展，预示着更广阔更活跃的文化领域。亚文化模式如城市舞厅、游乐园世界、再现火车遇难的极端混乱场面——这些和其他娱乐形式都传达了19世纪末期流行演出的复杂力量。这些商业场所的感情体验远不是鼓励幼稚的退却，恰恰相反，它们是情感上的创新，这些创新回应着滋生它们的社会和物质技术。豪威尔斯同时阅读三部小说的嘲讽当然是一种讽刺，但是这种比喻可能也怀有一种愿望，即高雅文化有能力胜过大众文化场所新出现的物质和精神体验的多样性。

一毛钱博物馆所有好玩的东西都呈现在一个屋檐下，在参观者之间造成一种“亲密感”，豪威尔斯文中的对话者挖苦地将其比喻成“家庭圈子”。与这种博物馆的简陋不同，游乐园如科尼岛(Coney Island)、梦幻岛(Dreamland)和卢那园(Luna Park)则拥有现代都市的规模和复杂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战不久后出现的规模较小的(较破旧的)嘉年华和大西洋海滨胜地发展为游乐园，成为美国新兴大众文化的非官方中心。到世纪末，每年有大量游客穿过旋转栅门来到这些封闭但是广阔的世界里。这里的模拟城市有着自己的奇异建筑、好玩的交通与贸易。游乐园中的塔楼、发光塔、纪念雕塑预示了之后将主宰城市的摩天楼。水上滑梯、小型火车轨道洋溢着快乐的笑声，同时暗示着以后的城市机械交通。这些模拟城市，像一位游客说的那样，“比巴黎最疯狂的地方还疯狂”，它们是现代大都市的复制品，在那里城市演出的规模、变化及感官冲击都可以为了娱乐作巧妙的处理。与一毛钱博物馆不同，甚至跟马戏团也不同，游乐园不是舞台上的演出，而是完整的壮丽环境，那里到处都有界石、地图和路标。

尽管游乐园打算描绘出真实城市的规模及多样性，但是它还是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现代城市生活中最令人气馁的环境。工业城市的密度及速度，它们的超大规模和有意的混乱，都被改变成大众娱乐的成分。科尼岛一家巨型大象形状的旅馆以其稀奇古怪的外形使不断增长的城市建筑规模相形失色。游乐园里的人群本身就是一大亮点。到19世纪90年代，游乐园达到鼎盛，每天有20多万人涌进每一个重要园区。报纸、畅销书的读者以及后来收音机的听众仍然是看不见的和无形的，而游乐园却让大众消费者作为一个看得见的社会群体聚集在园里，这个群体至少在一天的时间里像一个休闲阶层。乘坐游乐装置和各种有趣的东西将工业社会的危险物化为令人振奋的乐趣，使人们争先用自己辛苦挣来的工资购买。比如在璐娜游乐园乘坐“跳蛙火车”的游客坐在小型露天车厢里一路狂奔，眼看着就要跟迎面而来的车厢相撞，直到最后一刻轨道才会阻止撞车。频繁出现在报纸头版头条中的灾难和严重事故在游乐园里变成人们自己的现场演出。梦幻岛的一个叫“大战火焰”的作品涉及4000多个角色(包括300个矮子)。所有游乐园空间都是潜在的舞台。既然海洋能够再现一次著名的船难，那么为什么要限制它给游泳者提供海浪呢？为什么不能在冲浪处的人造湖上方搭建一个舞台作为三个圆形表演场的马戏团场所，配上悬空舞台表演马上杂技和竞走呢？尽管游客感觉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游乐园却并非是提供人们逃离现代性的空间。相反，它提供的是暂时的超级现代体验，城市背景的视觉和动力刺激的巧妙运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游乐园的巨大规模、超多的游客、所提供的无限狂热的活动——这些特点与流行文学批评家们最反对的特征颇为一致。亨利·詹姆斯经常评论小说和新闻每天的“巨量”和“巨响”，对当时出版业的“巨大体积”既感到排斥又被吸引。在詹姆斯看来，出版界和游乐园一样，炫耀着它们自身的巨大规模和对“庞大公众”的赞美。伊迪丝·沃顿公开声称一生都反感“人群”，这种厌恶决定了她在自己的小说广受大众欢迎时所产生的明显的矛盾心理。游乐园之类场所的游乐项目及人群的巨大规模使人人都看到了其他情况下看不到的改变，即美国开始进入大众社会。规模上的同样改变同时也在改造着出版界，但是这种改造并没有产生愉悦，相反，整体状况的改变使精英作家们吓了一大跳，也使他们感到忧虑。

对于詹姆斯来说，新的出版业不仅规模超大，而且暗示着一些活跃得危险的东西，这些“大瀑布”或“小说的洪流”会一直上涨直到读者“淹没在数量和数字”中。在一篇代表性文章《小说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Novel”，1899)中，詹姆斯不无忧虑地提到“遍地都是书”。出版业成为毫无节制的媒体，小说似乎“渗透到最远的地方”，使不幸的读者无所适从。整个流行文化带着它的乘座装置、新奇及人群，意味着成千上万美国人寻求的正是狂热的感官刺激和封闭的环境。这正是詹姆斯对出版社谴责时所用的词语。那么，对现代文学来说更为糟糕的便是：“小说的未来”与游乐园的未来太相似了。

但是如果出版业产生了纸张科尼岛，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有它的当今圣所：作者的书房。作家的私人办公室或者书房成为神圣的地方，它远离现代的“数量与数字”。詹姆斯描绘过他步入书房时的轻松，书房对他是一个“未被侵犯的受上帝保佑的工作室”，一个“神圣的隐居庇护所。”学者和艺术家的创作室历来受到高度重视，从乔叟(Chaucer)故事集里哲学家的“书房”到詹姆斯通过诗歌回忆自然之美的室内静居处。但是在19世纪后期，书房不仅成为创造性思考的象征，它也象征着与外界大众的尖锐对抗。这样，它与私人生活的关系就带有了新的美学社会意义。如果游乐园是大众文化的首都，那么私人书房就是处于威胁中的高雅文明的神经中心。书房旨在创作作品而不是喧闹的嬉戏，进行静静的对话而不是人群的喧哗，与外边的大众演出世界格格不入。这样，书房就成为复杂大脑的文学空间——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空间，其本身就是文学的灵活象征。豪威尔斯开始为《哈珀杂志》写专栏的时候，把专栏命名为“编辑书房”。这个标题很有效果：个人书房的形象提供了“观看”豪威尔斯文学权威的具体位置，用它作《哈珀杂志》编辑专栏的名字确定了书房之文学宝库的象征。加州作家格特鲁德·阿泽顿(Gertrude Atherton)甚至在自己书桌上摆放了一张豪威尔斯书房的照片，像是通过这样的视觉形象传送原本抽象无形的文学财产。学者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出版《我的书籍》(Among My Books，1870)和《书房的窗户》(My Study Window，1871)时，书名不仅点明了他的主题、他令人尊敬的文学理解，它们也通过他个人书房的私人空间这一形象向读者提供了通向这种知识的入口。这样的标题可以使批评家和作者将文学评判——包括关于文学定义的隐含判断——作为一种个人的、几乎没有外来介入的鉴别力来传播，尽管传播是通过出版这一媒介进行的。

无论是作为象征性场所还是真实的房间，作者的书房对现实主义小说家来说都是一个传统主题。移入到叙事小说中，这一形象揭示了私人书房作为象征性场所所真正包含的东西：不仅仅是书籍和书桌，还有不同的概念以及区分文人的必要的显著特征。在小说中，个人书房作为背景显示了主人的与众不同。比如，在沃顿的小说《纯真年代》(1920)里，小说回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沃顿通过列举主人公纽兰德·阿瑟书房的特点确立了他和他更为传统的妻子之间的不同。书房里摆设的是“纯东湖(Eastlake)家具，朴实的不带玻璃门的新书架”，上面摆放的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的卷集。阿瑟的书房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静静地腐朽下去的资产阶级家庭里的保留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内部装饰的细节通过含蓄的对比证实了潜心阅读的价值：阿瑟书房弥漫的睿智趣味不同于他上流家庭和社交圈子里的仅仅是优雅的趣味。这样，书房就成了思想和感情——文学的开放性——交互作用的活跃场所，而不是继承下来的重复。

书房通过一种形式上的叙述来展示文学的意义，这一点在豪威尔斯的小说《牧师的教区》(The Minister's Charge)中更为明显。西威尔牧师(Reverend Sewell)是个文人，一次偶遇使他开始鼓励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也没有天赋的)农民莱缪尔·巴克(Lemuel Barker)写诗。一天，巴克出人意料地来到他波士顿的家门前，西威尔一时不知所措，但他还是热心地邀请这个年轻人参观他的书房。

“到楼上我的书房看看，我要给你看一幅阿加西的照片。真是一张不错的照片。”

他带着这个年轻人走出会客室。他穿着拖鞋步履轻盈，巴克则穿着厚重的靴子重重地踩在地板上。巴克并不是大块头，也不是天生笨拙，但他的一举一动就是透着乡土的厚重。有两次他试图用拇指和食指拿住照片，却两次都掉到了地上。

豪威尔斯的“编辑书房”和洛威尔的《书房的窗户》都是邀请读者进入一个共享文本空间来交流思想，而这里西威尔邀请巴克到书房却是暴露后者的无知。他踏在台阶上的“沉重”脚步表明一种与生俱来的“抵触”，一种文化抗拒或阻止他前进的障碍，预示了他不能理解(甚至拿不住!)西威尔书房里的文化试金石。就像按照自然规律一样，他进入书房这个空间揭示了他是谁——或者说，他不是谁。巴克的一切，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没有一点属于这个书房。

「西威尔」继续指出陈列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的东西，一整面墙壁全是书架，他从上面抽下几本书给巴克看，然而巴克并没有接过来自己看一眼，评论一句。他只是照着西威尔的意思恭维一下这个，赞美一句那个；但即使是一个印第安人也不会表现得比他更沉默了。

沉默的“印第安人”这个比喻不是随意的；巴克坦然的迟钝反而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文化差异。像摄影师的暗室一样，西威尔的书房使文化理解力的缺失明朗化了，这种缺失将定义巴克的生活，挫败他成为诗人的志向。无论是这里还是任何地方，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使个人的趣味和领悟力成为社会现实的最可靠的信号。

这样看来，文学不是由书籍或作者来定义的，而更多的是由趣味和认知的级别来定义的，这种差别使文学意义与一种内在性密切相关。这样看来，文学也对立于演出的诗学——隐身而不是可视，私人的而非公众的，微妙渐增而非大吹大擂。与巴纳姆演出者的自我展示不同，作者的书房代表了谦让这一高雅创造的特点。(批评家托马斯·萨金特·佩里[Thomas Sargeant Perry]认为俄国小说家伊万·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是一位“隐藏自己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追求“煞费苦心的精确性”。)但是尽管作者的书房这一传统主题意味着大脑默默真诚工作，但是它也表明一种静静的魅力，这种魅力从未直接被提出过，但是却处处有所暗示：这种不被承认的魅力我们称之为权威。在现代性中，哪里有魅力，哪里就有可能有偶像展示——换句话说，演出。一个可预见的悖论就出现了：这一时期作者的私人书房成为观光者、名人探访者以及文学爱好者最感兴趣的地方。报纸和杂志的文章就像英国记者艾德蒙·叶芝(Edmund Yates)19世纪70—80年代的《名人在家》(Celebrities at Home)系列，经常刊登著名美国作家的家，用大量的照片和和虔敬的标题来说明“文学创作室”。叶芝的书以及流行杂志上类似的照片文章是英美家自19世纪50年代起就盛行不衰的观光者朝圣“作家之家”现象的延伸。像詹姆斯在《个人的生活》(“The Private Life”)中说他的主人公那样，一个作家的声誉可能来自于他在“黑暗的房间”里未被人注意的写作，但是对任何得到公众称赞的作家来说，那个房间本身就是一处奇观，至少对愿意让公众“向内”瞥一眼的作家来说是这样。当然，对已故作家来说，书房经常成为一处“圣所”——不变的景象：小心摆放的书桌、笔墨、一副眼镜——不管他们生前是否希望得到这种特别的尊重。

那么书房这个隐秘的处所正好就可以展示了。私人书房的私人性对大众来说有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到底是作者私人性的哪一点令书房成为文学创作开始的象征性场所呢？一方面，公众对写作处所的观光和报纸照片对写作处所的渲染都没有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书房这一背景使文学意义与内心感悟力和远离大众的庇护所密切相关。只有阅读和写作才是通向文学的入口；买杂志照片、寻访名人访谈或是参观作家之家——换句话说寻访詹姆斯所说的“作家这个人”——这些行为说好听了是一个错误，说不好听了就是侵犯。然而，另一方面，作家书房的大众营销说明一个重要事实：文学性与私人性(隐私、庇护所、个体领悟)的联系本身就已经和解。文学的隐私性是通过印刷业建立并传播的，而不是原封不动保存在个体的感悟力中。书房这一符号是现实主义者的宣传场合，是对一种崭新的文学对抗性理解的强势广告。

詹姆斯经常将大众对作家书房内部的兴趣讽刺为兴奋的偷窥癖。在他的故事《名流之死》(“The Death of the Lion”)中，有个记者急于将一位文学名人的“隐居”推上市场，他很高兴有机会来到作家的书房：

我被带到客厅，但是一定还有更多要看的——他的书房，他的文学密室，他身边的零碎物件，或者其他的家用物品或特色。他会不会在书桌上躺下来呢？人们总是对作家工作的样子非常感兴趣。有时候我们有幸看到几眼。多拉·福布斯(Dora Forbes)把所有抽屉都给我看了，甚至有一个差点挤到我的手!

如这段文字所显示的，很少有作家会像詹姆斯这样讽刺在他看来读者显示出的不恰当的热情，那种想知道关于作家个人生活(有利可图的)细节的热望。(伸手到作家书桌的“抽屉”是他最喜欢的——也是最有暗示意义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在他关于作家的故事和笔记中多次出现。)说詹姆斯着迷于他所称的“致命的现代宣传方式”并不过分。而且，对詹姆斯来说，当宣传侵犯了高雅文学的价值和体制时，宣传的腐蚀力量最显而易见，而他认为高雅文学的价值和体制应该对立于大众形式这个“庞大的机器”。采访、广告、书巡展及出版人照片，所有这一切在詹姆斯看来都助长了一种欲望，即把作者的隐私当成一种大量生产的物品进行消费，同时又假装向读者提供作者创作文学的隐居生活景象。

对詹姆斯来说，罪魁祸首是大规模的出版业，它将文学的意义歪曲成名人秀。正像他在一本笔记扉页写下的那样，产生于现代媒体的“贪婪的宣传”预示着“公众与私人之间所有感觉的消亡”。对詹姆斯来说，最能生动说明这种威胁的就是媒体将作家的书房变成流行演出、变成娱乐(“快乐的偷窥”)陌生人的舞台的行为。但是，没有作家像詹姆斯那样频繁地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书房——一次一次通过多种形式描绘书房。实际上，詹姆斯很多关于“文学生活”的故事都以作家的书房作为主要叙述场所。但是毫无疑问，詹姆斯对“贪婪的宣传”的着迷也是他在现代性这一最重要方面具有超常洞察力的源头。尽管詹姆斯做出了种种嘲讽，但他在小说里却深入探讨了一个这样的命题，即如果没有外部公众对作家隐私的压力，那么作家隐私——高雅文学起源——可能就不会存在。对于詹姆斯来说，种种复杂关系将现代文学创作与现代大众宣传联系在一起。

这个定义上的联系很微妙但是非常重要。詹姆斯、豪威尔斯、沃顿等当然认为如果没有远离现代条件(“虚伪的商业之声和伪善之声”)冲击的庇护所，严肃文学是不可能的。像其他作家一样，詹姆斯将庇护所与作家书房的私密空间联系起来。比如在《真实的事物》(“The Right Real Thing”，1899)中，一个传记作者在一位著名作家的书房里进行他的夜间调查。这位传记作者相信阿斯顿·多恩(Ashton Doyne)的书房仍然有这位已故作家的“个人神灵”。对他来说，这种“神灵”的力量如此之强烈(而且书房这个空间是如此的“私人”)，以至于他“像恋人等待约会”一样守候在书房里。带着他特有的讽刺，詹姆斯肯定了作家隐私的重要性，他把一个外来者——这里是一位传记作者——如何力图通过进入书房来获得关于艺术家的隐秘信息的行为戏剧化了。当传记作者看到(或者他以为看到)多恩的鬼魂挡住他进入书房的路时，这个幻觉既批评了传记作者这个闯入者，同时也肯定了詹姆斯关于私人书房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

很明显，詹姆斯是阻止这些行为的源头，作家—鬼魂形象意欲提醒过于个人化的读者离开。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坚持作家书房的私密性就是维护叙事艺术的自治性。小说与它所描述的复杂世界保持着沉思的距离，需要公正的视野和独立的美学——如豪威尔斯所说“美只能来源于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高雅艺术。就像只能用来写作的房间一样，有价值的作品只能是小说艺术创作产生的启迪——不是社会主张，不是市场成功，不是时尚人士的关注，当然更不是大众的钟情。但是，虽然书房代表作家的独处和独立，在小说中詹姆斯式的书房却首先是一处私人空间遭到侵犯的地方。也就是说，他的小说总是突出对书房空间的侵入或干扰，用来引诱读者相信有可能获得更深刻的文学知识，而不是用严厉的威吓赶走读者。这些侵入有时是戏剧性的(《名流之死》、《死者的祭坛》(“The Altar of the Dead”)、《地毯上的图案》(“The Figure in the Carpet”)，有时是狡诈的(《阿斯本报》)、《大师的教诲》[“The Lesson of the Master”]、《约翰·特罗卫》[“John Delavoy”])，经常是两者兼而有之。像《真实的事物》中的传记作者，这些小说中的主角们都有超强的愿望进入书房或打开上锁的抽屉一探究竟，他们相信在这些地方能够发现隐藏的信息。但是阻止本身似乎又暗示着某种重要信息的存在，通常是有关性和家庭的。那么在詹姆斯的故事里，追求文学意义就是探寻一个秘密，一个被禁止的意义。这种隐藏的或者禁止的知识的感觉——秘密及知道秘密的欲望——正是詹姆斯在他的“文学生活”系列中探讨的感受。

总的来看，这些故事说明，对秘密的追求在詹姆斯看来是一种文学素材，是小说的实质。在最有名的《阿斯本报》中，叙述者想得到一位诗人的私人文件，他认为这些文件隐藏着关于艺术家生活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他还认为这个秘密是浪漫的或是与性有关的。但是，詹姆斯努力使读者对哪一个猜测都不确定——叙述者关于杰弗瑞·阿斯本的性秘密的说法真的反映了叙述者自己占有和发表这些遗札的强烈愿望吗？这个谜团又引向下一个谜团：他占有这些私人文件的欲望暗示着叙述者自己的性秘密，即他对诗人本人持有着不可实现的欲望吗？这就是詹姆斯埋在他的故事中的模糊不清的性秘密。读詹姆斯的小说必定是想要知道这个秘密：读者并没有被赋予一个优越的位置从而免于与偷窥癖叙述者一样具有“想知道”的愿望。在《阿斯本报》中，“想知道”的欲望是一种远比与大众文化相联系的“宣传狂热”复杂得多的精神状态，即使这种欲望与大众文化密不可分。詹姆斯所说的“私人与公众之间所有感觉的消亡”的可能性，不管多么令人担心，却也能促成其他东西的产生。威胁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美学“感觉”，一种欲望与知识、私有与出版之间的界线趋向模糊所产生的意识的起源。界线的不稳定(一直很重要)恰恰成为文学的基础：詹姆斯的读者必须具有这种新“感觉”才能理解小说的错综复杂与模棱两可。的确，阅读詹姆斯的作品就是培养这种感觉，当它游走于私人与公众之间的不确定界线时，这种出众的对“不协调事务的理解力”将愈发敏锐。

最近很多的研究在观察这种叙述结构的同时，转向对詹姆斯本人的性特征和关于同性之间亲密关系的文化禁忌的研究，这种文化禁忌给同性间的亲密关系蒙上了一层面纱。此种传记解释颇具说服力——因为它实现了詹姆斯小说发出的警告(抑或是开玩笑似的建议？)，即学者们应该在性传记中发现文学的意义。但是，极具曝光能量的大众印刷环境是詹姆斯关于秘密和公开的美学更为重要的历史背景。当然，像詹姆斯一样的现实主义者们一致反对他们在大众文学中看到的“不加思考、不予批评”的暴露动机。但是詹姆斯尤其认识到现代“想知道的欲望”是一种深刻思考的精神状态，产生于它所反对的环境。文学的目标植根于同样的环境中，它反对的不是大众文化，而是那种依赖商业主义来获得“永久声誉”的目标。詹姆斯自己的书房是一个“避难所”，但是在创作出版他的关于作家的故事时，他使作家的书房成为独特的“展览处”(他在《大师的教诲》中使用了这样的词语)，一个现实主义场所，在那里私人的理解成为别人眼中的展览品。詹姆斯的小说不乏展示，不乏暴露的冲动——“抓住宣传的诱饵”——这种冲动与引发冲动的文学形式交织在一起，所有一切“集中起来可以创办一个博物馆”。对于詹姆斯，文化理解的这些错综复杂的细节展示像任何大众演出一样是一种“刺激”、一种“冒险”。

欧洲、种族和旅行：简·亚当斯、亚历山大·克拉梅尔和美国黑人学会

现实主义者捍卫的文学独立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文学这个领域与个体思考和表达密切相关，欢迎任何有资格的作家加入。种族、性别和社会地位对于创造性的文学意识来说都不重要。但是这所谓的文学独立取决于受限的流动模式。能否受教育是一个明显的限制：对所有美国人来说，必要的教育几乎总是远得无法跨越。高雅文学表达也必须通过固有的地图、通过特定的旅行路线和终点城市使人们了解，这一点不那么显而易见。人们不必亲自沿着这路线旅行，但是文学理解必须包含一个观察家所称的“通过旅行而得到提升的品位”。这一时期的文学轮廓遵循着旅行和写作之间的特有联系，这些联系探索其他可能变化的途径，尽管它们标志着明显的种族和最高权力之间的界线。

远在印刷出现之前，查尔斯·切斯纳特就通过文学独立意识到了这种联系。“在我的书房里闭上嘴，”他在日记里写道，“虽然没有志趣相投的人相伴，但我可以享受到英国最有智慧的文人学士的陪伴，可以陶醉在她天才的诗人和政治家们之间，加上一点点想象力，我发现自己就置身于全球的伟人们之间了。”这里，书房空间就是一块特别社会化的独居地，归属于一种认知，因此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局限，同时也不受肤色的局限：对于切斯纳特，一个生活在重建后的南方的非洲裔美国人来说，书房的空间也意味着暂时摆脱贴在黑人身上的耻辱。但是这种文学独处决不是退却。相反，最近发表的切斯纳特的日记表明，他的书房是一个出发点。“我要到大都市去，”他写到，这话准确说来就是：这个时刻远大的文化理想同时也是对大都市生活的文学文化流动的渴望。切斯纳特的部分文学情感认可了作家身份与在旅行中实现自我设计之间的连贯性。“我努力工作，苏茜(切斯纳特的妻子)总是担心我，最后都讨厌我这样大量读书了，然后我收拾好旅行包，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登上了开往华盛顿、纽约等地的火车。”切斯纳特的短篇故事和长篇小说受到全国读者的欢迎，证明他的文学抱负得到了保证。但是即使切斯纳特实现了他旅行和创作的愿望，这也证实了全国乃至全球的限制模式。对高雅文学创作的追求最终将使切斯纳特流落于国家文学机构之外，就像普林·霍普金斯(Pauline E.Hopkins)被排挤在杂志编辑之外和W.E.B.杜波伊斯被放逐到非洲一样。

旅行模式在区分了文化阶层的同时也鼓励了民族感情。当移民们纷纷抵达美国的时候，许多美国人从移民登岸的同一港口开始了跨洋旅行，这个时代新型职业阶层的跨洋旅行巩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横跨大西洋旅行比其他旅行路线都更好地为美国精英阶层界定了一块共享经验的区域。“今天跨大西洋的航行已经很普通了，大多旅行者只要做简单准备就像乘火车从纽约去一趟芝加哥那么简单，”诗人爱德蒙·克拉伦斯写道。悠闲地乘船去欧洲当然不普通：它依然是美国相当少数的富人才能享有的奢侈。但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象征，这些富裕美国人的跨大西洋旅行还是说明了更为广泛的民族重要性。它代表了对美国艺术家和思想者的水准鉴定(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就说豪威尔斯在威尼斯的逗留是“他拿到硕士学位的大学”)；它代表了美国在帝国时代跨国“文明”的思想；它也代表美国全球经济强国时代的到来。

跨大西洋旅行也形成了高雅文学艺术领域。旅行随笔、文学翻译、外国文学评论都是高雅文学事业的标准练笔，作家们将手稿从欧洲发给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的出版社。比如，豪威尔斯写于意大利、发回到《大西洋月刊》和《波士顿广告》(Boston Advertiser)的旅行印象都成为他早期作品《威尼斯生活》(Venetian Life，1866)和《意大利旅行》(Italian Journey，1869)等书的材料。詹姆斯在1870—1871年为E.L.格德肯(E.L.Godkin)的《国家》(The Nation)杂志写的旅行游记后来收集到他的《跨大西洋游记》(Transatlantic Sketches，1875)中，这是詹姆斯写作事业中几卷旅行写作中的第一部。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亨利·亚当斯、约翰·德福雷斯特(John Deforest)、伊迪丝·沃顿、约翰·海这些作家的跨大西洋旅行都成为他们作品雏形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豪威尔斯的第一部小说《他们的结婚旅行》(Their Wedding Journey，1871)明显是他游记作品的扩展，他将“小说形式”描述为“一半是故事，一半是旅行随笔”。他的主人公巴希尔(Basil)与伊莎贝尔·马茨(Isable March)从欧洲回来，开始了观察美国生活全景的旅行。读者得知，他们是作为“很有意识的人”来进行这次冒险的，而且很明显，他们的意识、他们的观察和思考方式处处渗透着他们“欧洲旅行”的影响。

“很有意识的人”——“有意识的”这个词在这一时期的高雅文学创作中有独特的语义密度。像豪威尔斯的作品情节所显示的那样，这个词的附加意义是与作为象征和文化场所的欧洲密不可分的。当詹姆斯将小说家定义为“敏锐意识的历史学家”时，他很确定这样一部历史的深层起源在于欧洲“更为厚重的文明”。他说，美国人“必须或多或少地讨论欧洲，即使以隐含的方式”。但是确切说来，这种被旅行大大丰富了的“意识”的实质是什么呢？在詹姆斯阐述的艺术基本原理中有一些线索。“意识”有自己的历史(记录在小说中)和自己的祖籍(欧洲)，但是就像詹姆斯所用的这个抽象名词所表明的那样，意识可以被理解成超个人的或者超验的，能够超越任何特定起源的限定。从这个意义来说，“敏锐意识”的思想是对启蒙思想的继承，启蒙思想认为，人的理解如果得到发展和加强，就能将自己从党派利益和地方盲目中解放出来。一位《大西洋月刊》的作者认为，听从“最明智的、最优秀的、经过训练的判断能引领我们走向精神和灵魂的全面完善，尽管永远不能到达终点”。

英国作家马修·阿诺德是这种俗世至善论最著名的拥护者。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1869)一书在美国文学圈子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本人又于1883年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在各大城市做巡回演讲，使更多的美国人接触到他的思想。阿诺德的思想在美国知识界被广为接受，这表明这段时间人们对思想和表达的热切渴望比对这个时代的民主主义忠诚和商业价值的渴望更为广泛。从另一个角度看，完善的“精神和灵魂”的吸引力是一种幻想的吸引，一种对不存在的全知的欲望。但是在美国很多人是带着谨慎——有时甚至是恶意——欢迎这新的跨大西洋意识的文化支配概念的。沃尔特·惠特曼是这种谨慎的代表。他反对阿诺德式的“优雅、美丽、得体、批评、分析：所有这些要将我们压倒”的新权威。高雅文化提倡的这种意识不仅仅是阿诺德所说的人类“普遍的人文精神”，而且是思想的独特框架——独特，因此片面，无论它多广泛。忘记其独特性是跨大西洋意识的危险所在。

简·亚当斯在她的《赫尔大厦二十年》(Twenty Years of Hull-House，1910)一书中分析了这种危险。在《准备的陷阱》(“The Snare of Preparation”)一章中，她作为活动家和城市改革者回过头去看她自己19世纪80年代的跨大西洋旅行(亨利·詹姆斯也在船上)。亚当斯回忆道，这是一个美国的女儿们(不像她们母亲那一代)“漂洋过海寻找文化”的时代。但是这次旅行之后过了不久，“文明的追求”便开始显得像是一种带着眼罩的隔绝。亚当斯参观了伦敦一处贫民窟，看到大量的穷人聚集到一起接受廉价蔬菜，“接受那些已经不能吃的食物”。这种令人吃惊的经历使她的理解发生了明显变化。高雅意识的理想突然看起来不是一种普遍的主观性而是一种产生于特定阶级条件的独特“态度”。在亚当斯看来，跨大西洋态度将一套狭隘的趣味当成是广泛的理解。这位有教养的年轻美国女子遍游欧洲，却不能“与周围的生活建立真正的联系”，而只能“在画廊和歌剧院里那种熟悉的感受心态中才感到自在”。艺术和理解的敏锐力此时再次显得冷硬无力。这位年轻美国人“训练有素的和成熟的”感知力只有她在音乐厅或博物馆这些“被崇高化和浪漫化了的”教室里“坐在那儿接受培养”时才有用，亚当斯不无讽刺地写道。

就好像是从望远镜的错误一端观看景象一样，“旅行改善”意识这个假定中的视野扩展突然看起来像是一种胆怯的地方主义。这种新的观点是毁灭性的。跨大西洋意识可能不仅仅是狭隘的，实际上，它可能是将固有的利己主义伪装成高雅的美学理解力。她写道，她自己对“文化的狂热追求”的真正认识是通过艺术获得的启示。

无疑，我是在这种(“道德突变”的)心境中发现了自己对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urer)的钦佩，然而对他的画却是以一种最背离传统的方式理解的，仅仅是将它们理解为人类的文献。我被他的画所深深吸引，因为他不愿意屈从于一种平和优雅的生活观，他决心记录生活中的挫折甚至是遮蔽我们想象力的可怕形式，他绝不放过任何人类的复杂性。

如果画廊的东西(丢勒的作品)帮助她发现了画廊孕育隔绝(如戴上眼罩的教室)这个事实，那么亚当斯的批评岂不是自我拆台？作为徐徐展开的理解过程来看，矛盾只是表面的。亚当斯把丢勒的画作与对任何一种脱离了更为黑暗、更为复杂的世俗条件的意识模式的不信任联系在一起。一件有意义的艺术作品不会是“平和的”或美化过的形式，而是创造于复杂生活条件中的“人类文献”。以这样的领悟，亚当斯的批评实际上证实了高雅艺术“永恒区分”的功能，正如她通过丢勒的画发现的不同永远地改变了她看待高雅艺术的方式。

跨大西洋模式中最优秀的小说实现了关键思想的类似反省。如果我们广泛地阅读内战前10年的作品，我们就会意识到美国文学的明显变化。内战后的文学民族主义并没有淡化；但是“写一部真正的美国小说”(如豪威尔斯提出的目标)的努力更多的是放在培养跨大西洋旅行者的比较情感而不是实现本土家园的内在表达。(这一时期独特的地方文学的出现——通过不同和差异地域的描写来反映美国——也反映出了国家文学中相同的比较性重新定位。)关于博物馆的作用，简·亚当斯认为它是现实主义形成的重要场所之一。参观欧洲画廊是跨国语境下意识形成的关键场所。詹姆斯最喜欢的一个简略短语是“办画廊”，这个短语通过它电报式的简洁表明，参观欧洲博物馆应该是任何严肃文化分析的背景组成部分，是高雅意识基础的一部分。

从詹姆斯早期小说《美国人》(1877)的开篇中就可以对这种大西洋彼岸构架窥见一斑，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是通过试图在巴黎卢浮宫“办画廊”呈现给读者的。坐在画作前的圆形大沙发上，克里斯托弗·纽曼(Christopher Newman)感到了“极大的享受”——但是，他的享受并非来自这幅名画，而是从他放松的身体“姿势”中获得的解脱：“这位男士已经占据了最温软的地方，头后仰着，腿直伸着，就这样很享受地坐在那里，双眼盯着牟利罗美丽的圣母像。他已经脱掉了帽子，红色小导游册子和歌剧院望远镜也丢在了一边。”纽曼到卢浮宫看画展(“他已经看了印刷精美的的贝德克尔旅游指南上所有标有星号的画作”)看得他害了“美学头痛”。他第一次真正感到快乐就是这样倦怠地、舒展地坐在这长沙发上。这样，纽曼对艺术缺乏共鸣就与对他身体的突出描写相一致起来，读者很快就意识到纽曼不是常来参观博物馆的人，相反他倒成了博物馆的陈列物，等待感兴趣的观察者前来细细察看。

那么，画廊最大的重要性不在于为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提供背景，而在于它是现实主义作品读者的意识基础。詹姆斯的文本使通常的潜台词浮上了表面：理解民族主义的意义取决于诸如卢浮宫这样的国外场所。博物馆画廊对于受过必要训练的读者的眼光来说是第二个跨国家园。“对民族类型稍有判断的观察者不难看出这位(男士)来自哪里……强健的美国人”：

他有构造完美的头颅，对称平衡的骨骼，还有一头浓密的褐色直发。他有棕色的皮肤，鼻子有大大的拱形。眼睛是清澈的冷灰色，除了浓密的八字胡，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的下巴平平，脖子是美国人很常见的粗健型；但是他的表情比面部特征更能显示他来自哪个国家，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朋友的容貌非常具有说服力。

这里大量的视觉描写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特征，这些描写构成了叙述者所说的作为美国“标本”的“身份条件”。有同情心但又有优越感的假想读者既具备了欣赏伟大欧洲画作的眼光又也具备了辨别民族“类型”的经验。这两种视觉对象在美学意义上来讲大相径庭(叙述者强调摊开手足躺在那里的纽曼“决不是要画肖像”)。然而，博物馆培训出来的眼光对于现实主义“观察者”来说是一种关键能力，能够区分民族类型意味着受过国际博物馆的熏陶。

惠特曼提出的当心优雅的警告在这里就很清楚了。是不是说这种类型的跨大西洋意识冒充了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纯洁美学？《美国人》中的纽曼当然比不上受邀在卢浮宫背景下给纽曼量尺寸的大都市“观察者”那样知识渊博。观察的意识是扩散的、思考的；民族“标本”则是呆滞的代表物。然而重要的是观察者和社会标本的立场不必互相排斥。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绝对文雅的詹姆斯通过在威尼斯一家画廊的反思确认了自己的美国性，“在公爵宫(Ducal Palace)的华丽展厅里，保罗·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在天花板上狂欢，丁多雷(Tintoret)在墙壁上发怒”：“我感到好像如果我永远坐在这里(今天早上我已经在这儿坐了好长时间了)，我只能愈加感觉到自己不可更改的身份。”依然是美国佬和美国佬。大西洋彼岸的语境对美国作家来说经常是一种否认，一种将自己与感觉到的民族身份限制分离开来的方式——甚至同美国跨大西洋旅行者的身份区分开来。这就是詹姆斯的目标，在为《世纪》杂志写的《威尼斯》(“Venice”，1882)一文中，他创造了旅行者的“盎格鲁—撒克逊洪流”的形象，“5000、5万的观光者”，这使形单影只的亨利·詹姆斯感到欣慰，他满足地坐在“新的巨大的国家宾馆中的蓝色缎面长沙发上悠悠然地读着《纽约时报》”。

否认的另一面是批判的看法。将美国旅行者描绘成“成批的野蛮人”可能是势利或者把自己排除在外的行为。但也可能是一种无礼行为，在别的场合它可能是把美国人作为“商业人”(詹姆斯贴在克里斯托弗·纽曼之类美国人身上的标签)进行的仔细分析。与欧洲旅行相联系的意识有时候代表了一种用寻找评论的距离、跳出受商业文化影响的惯性感知来观察和思考的努力。欧洲为另一种观察提供了场所，其“厚重的文明”是分析镀金时代的美国活力和扭曲的一种对比方式。欧洲思想中的高雅艺术能够挑战现代化的价值，挑战马修·阿诺德在美国看到的典型的商业文化特有的信念与思考习惯。在《罗德里克·哈德逊》(Roderick Hudson，1875)和《美国人》等早期小说中，詹姆斯的欧洲背景在描绘欧洲“充实的”有意义的经历的同时，主要用来强调美国现代性所造成的令人费解的缺陷和扭曲。相同的观点在后期作品《奉使记》(The Ambassadors，1903)和《金碗》(The Golden Bowl，1904)中更是加大了批评的力度。

伊迪丝·沃顿经久不衰的跨大西洋小说《乡间习俗》(The Custom of Country，1913)使这种评论明确无误——而且略带幽默。沃顿从跨文化角度精彩地体现了美国资本主义能量的破坏力。她笔下彻底商业化的主人公尤丁·斯布瑞格(Undine Spragg)是一个富有的美国离婚女人，她开了一条穿越欧洲的毁坏之路。带着一种“达到目的的商业意图”，尤丁将一切都看成是巨大的开放市场中的商品，不管是珍珠、绘画作品还是丈夫。沃顿在她身上表现了市场社会工具主义本性的巨大腐蚀力。尤丁具有文化点石成金的魔力，经她一点，所有的风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美学创作立即变成脆弱的黄金，随即被毁坏了。

然而，正是对尤丁“商业人”的铺张塑造暗示着某种程度的不安。不管是这里还是其他地方，沃顿不遗余力地将跨大西洋的绵羊和山羊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将为文化而旅行和为利益而旅行的人(沃顿称之为“海盗”)区分开来。但是这种区分很难维持。工业巨子们和艺术行家们实际上在同一个大西洋圈子里旅行。最著名的艺术收藏家，如亨利·克雷·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和安德鲁·卡耐基，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商业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旅行者只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大西洋商业和交流领域中的人类物体。塞拉斯·菲尔德(Cyrus Field)1866年铺成第一条跨大西洋电缆，使证券价格同步、外交通讯、新闻辛迪加成为可能，快速的电子交流使新的跨国经济成为可能，跨国经济则支持了海陆休闲旅行。尽管去往欧洲的旅游者经常认为他们的行程是“回归”到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詹姆斯1875年的《感情朝圣》[“A Passionate Pilgrim”]等故事阐明了这一点)，但是即使是对文化继承的寻找也从未跳出经济发展的圈子。美国人可能去往欧洲寻找茅草屋和古老的绘画作品，但是他们对“旧世界”旅行的渴望是洲际经济联系的完全现代化发展的一部分。

那么，怎样区别旅行与跨大西洋交易呢？在自我意识最敏锐的时候，这一时期的小说反映出人们已经认识到高雅意识本身可能受制于它力图超越的“耀眼的”商业世界的工具主义。在很多小说中，跨大西洋语境突然显得比粗俗的贸易路线好不到哪里去，变成一个艺术和美学感觉成为与经纪人安排的货物没什么区别的经济巡回。比如，在沃顿的中篇《试金石》(The Touchstone，1900)中，艺术感知被无情地商品化。侨居国外的著名小说家马格利特·奥贝恩(Margaret Aubyn)的私人信件遭受了“魔力过程”，魔力将这些信件变成跨大西洋盗窃和出售的经济物品——它们变成“支票”、“贿赂”、“武器”和一堆“盗窃品”。沃顿提出了对抗魔力的希望：人类的爱这一“无穷无尽的魔力”也许能够拯救艺术品的贩卖。但即使这些人类情感(它们来自“积累起来的热情)的“奢侈品”也带有它们力图克服的商品形式印记。金钱拥有更强大的改造魔力。在詹姆斯的小说中，关于美学意识的反省随着他事业的进展在语气和范围上都得到进一步强化。《贵妇画像》中的吉尔伯特·奥斯蒙德(Gilbert Osmond)只是詹姆斯很多艺术行家中的一个，他们对艺术和美的欣赏——包括奥斯蒙德例子中他的妻子在内——都无法与占有欲分开。美与占有之间的任何区分都被瓦解了。在《贵妇画像》中，这种腐蚀是奥斯蒙德不道德的标志，但是在詹姆斯的后期小说《金碗》(1904)中，詹姆斯抹去了这样的道德界线。美国百万富翁亚当·沃尔沃(Adam Verver)将伦敦变成他收集最伟大的欧洲艺术珍品的大本营——不是为了个人占有，而是为了美国博物馆的国家声誉。但是，就像吞掉自己尾巴的蛇，沃尔沃“博物馆中的博物馆”的理想使美学历史成为自我消费的机构，使欧洲的伟大博物馆变成一个等待商业帝国垄断接收的仓库。

跨大西洋小说在本应是私密领域的婚姻和家庭中也发现了商业交易的存在。几乎是通过属类定义，描写欧洲旅行和背景的小说必然会思考跨国婚姻的可能性，而跨文化婚姻的叙述——经常是美国女人嫁给欧洲男人——成为一种显著的亚体裁。记者也开始关注这个主题；国外美国女继承人的故事总是大众新闻的最爱。但是在高雅的现实主义小说中，跨大西洋寻求财富中的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对这一体裁的内部腐蚀性要强于它的娱乐性。在伍尔森、沃顿、詹姆斯等作家的小说中，跨文化婚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视角，透过这个视角，他们可以看到小说传统主题的核心，即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至少是暂时性地受到了市场文化中工具主义价值的侵扰——市场文化的习惯表现、市场文化对数量和新奇事物的痴迷以及市场文化占有的天性。为检验市场文化的威力，詹姆斯在跨大西洋婚姻小说如《伦敦被围》(“The Siege of London”，1882)和《巴布丽娜小姐》(“Lady Barberina”，1883)中让种种家庭情感——不管这些情感是多么真诚或是表里不一——遭受压力，以发现现代市场对它的渗透程度。因为情感受到检验，所以婚姻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的命运也成了问题，小说暴露了这种体裁可能经受不住自我意识的检验。这种体裁没有经受住检验，至少按照文学历史学家的一致意见是这样的。在沃顿的《乡间习俗》和詹姆斯的《鸽翼》(The Wings of the Dove，1902)、《金碗》(1904)之后，盎格鲁—美国小说对私人家庭情感与公共体系如市场之间互不相干的传统信赖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詹姆斯《巴布丽娜小姐》中的跨文化婚姻揭示了关于旅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位观察者宣称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跨国婚姻”是“公平游戏”，因为他们“终究是一个种族”。感到有必要说明英—美婚姻的规则是“公平游戏”，说起来好像是要建立公平的贸易政策，这是跨大西洋小说讽刺婚姻的又一个例子。但是小说开篇即宣称婚姻的种族原则——“终究他们是一个种族”——碰触到又一个更为深层的潜台词。作为概念类别，这个时候的“种族”过于有伸缩性。这个术语可以分别指代国家、人口、历史文化、家族和有色种族。詹姆斯说他的关于欧洲国家的旅行作品在“将种族与种族进行比较”时采纳的是标准用法。而詹姆斯将美国—英国婚姻称为是“跨国婚姻”时，种族则与一国同胞同义。但意味深长的是，句子中间有了意义的转变：英国和美国可以跨国通婚而不用担心打破任何禁忌，因为他们，从另一个语义角度看，终归是“一个种族”。借助这样一个对种族的生物和基因意义上的理解，这部小说随时又暗示着由肤色决定的许多关系，一个总是用来界定大量的跨大西洋旅行但通常在小说中又看不见的全球世界。

跨大西洋小说中的潜台词在跨大西洋政治中一目了然。关于美—英婚姻的故事回应着同一时期出现的在大不列颠和美国之间建立“种族联合”的文字上的提议。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的迅速扩展频频令其他国家感到震惊。到1902年，英国作家W.T.史蒂德(W.T.Stead)描述了即将发生的“世界美国化”，并预言美国的经济扩展将超过大英帝国。史蒂德认为这种前景要求新的社会体制的出现。鉴于英国是“种族的摇篮”、美国是未来的工业帝国这一点，史蒂德和其他作家(包括马修·阿诺德)呼吁这两个国家应该在种族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治联合。这种提议在今天听来可能显得很激进，但它是一个广为接受的信念的逻辑延伸，即美国已经是一个种族联合——一个由“联合起来的亚利安种族”组成的国家。因此，对很多人来说，美国和英国之间更为正式的联合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提议中的联合就像是“男女通婚一样自然”，纽约律师约翰·R.多斯·帕索斯(John R.Dos Passos)写道：“它实现了创造这个种族的目的。”

当然，这样联合的盎格鲁国家从来没有成立过，但这个提议反映了一种新兴的真实的全球秩序。任何一张以包括大西洋和大西洋以外的帝国领土的经济中心为依据而制作出来的地图都可能是一张“种族联合”的地图——换句话说，就是由对非白人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竞争而联合起来的白人控制的经济中心。W.E.B.杜波伊斯将这种未画出来的全球界线称为“有色线”。作为第三条全球轴线，“有色线”不仅描绘了权力的布局，而且标明了权力的流动。美国旅行者喜欢的路线是北大西洋国家，而美国—欧洲旅行也提供了进入其他帝国地区的门路。1876年费城百年展览上，库克的美国世界门票及咨询公司大肆宣扬休闲阶层旅游者的移动模式：“去往世界各地的票，美国、欧洲大陆、埃及和巴勒斯坦，从东至西任何地方……不管路线多么遥远、多么复杂。”跨大西洋旅游只是由种族勾勒成的更为广阔的全球移动的一部分，而“有色线”政治意味着拥有“世界门票”的游客几乎总是白人。

跨大西洋小说中的“意识”因此就是种族意识吗？高雅文学的文化是白色的吗？据经验来说，答案是否定的；从历史角度来看，给出肯定答案的种族逻辑却既是沉默的真实也是衍生出来的问题。这个争论不休的种族逻辑在非洲裔美国作家通过在知识界的领导阶层和文化界所取得的成就来推进黑人事业的努力中表现得最明显。他们在追求“最高艺术”的过程中与有色线困境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奋斗照亮了白人作家忽视或者否认的部分。而且，他们的作品创造了迥然不同的“旅行提升”意识的美国画像。

1897年，一些重要的非洲裔美国知识分子联合建立了美国黑人学会，他们这种“推动美国黑人作家文学学术作品出版”的有组织的努力是一种双重的政治挑战。在他们的纲领中，学会的明确目标直指白人种族主义：学会将驳斥对种族的“恶意攻击”。他们未公开宣布的目标则是种族内部的。培养“国内外的更高层次文化”的目标是向布克·T.华盛顿的妥协政治发起的挑战。华盛顿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黑人教育家活动家，他主张政治上退却，把重点放在工业培训上，从而为他的黑人职业机构争取白人的支持。学会成员既反对华盛顿，也反对“受种族支配”的白人机构，他们将眼光投向高雅的文学和文化，使之成为推进美国黑人完全政治平等的工具。

这种三角斗争反映了高雅文化中既偶然又相关的种族政治。学会成员要面对两大不同的种族联盟，他们将阿诺德的改善教育的思想运用到黑人民族主义中，以解放黑人大众的名义提倡精英学习。这种格局会产生内部紧张，但也会带来生气勃勃的前景。这两种情况在学会建立者亚历山大·克拉梅尔(Alexander Crummell)的著作中都有特别清楚的表述。克拉梅尔的《非洲的未来》(The Future of Africa，1862)和《美国与非洲》(America and Africa，1891)是最早将西非带入美国跨大西洋著作的作品。74岁的克拉梅尔是一位令人尊重的领袖和牧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带领大家为非洲裔美国知识分子建立学者协会。他在剑桥大学接受了一流教育，著有多部文集和布道集。克拉梅尔的文学造诣帮助他将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吸纳到学会中来，如诗人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论说文作家哈佛教授凯利·米勒(Kelly Miller)和杜波伊斯，他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社会学讲师。拉丁语和希腊语学者安娜·朱丽亚·库珀(Anna Julia Cooper)是华盛顿M街学校的校长，她是学会唯一的女性成员。她的文集《来自南部的声音》(A Voicefrom the South，1892)论证了将“黑人的自由智力”既作为政治权利也作为人权维护的重要性。

年轻的时候，克拉梅尔钟情于“文明”的维多利亚理想，这是他实现美国黑人种族振兴、实现非洲种族“复兴”设想的基础。对克拉梅尔来说，文明(“文学、艺术和哲学的科学进展”)和基督福音是天生的孪生兄弟，是上帝赐给所有民族的救赎工具。像基督教一样，文明首先被赐予欧洲人民，他们有责任将它传播给其他依然生活在“异教”中的更为蒙昧的民族。尽管克拉梅尔可能是在讽刺欧洲的主宰(300年来，欧洲人穿梭于非洲海岸线，“整个海岸……凡是留下他们脚印的地方都遭到了破坏”)，但他坚持维多利亚的观点，认为种族的历史命运受他所称的“上帝的经济”的支配。对他来说，坚持这种观点尤为迫切：除了通过上帝之手，还能怎样解释“当欧洲文明影响了一个国家时”这么多的土著民族所经受的蹂躏呢？对于基督教牧师来说，如果不将权力给予上帝，那就等于承认了白人至上这个不可容忍的原则。

克拉梅尔带着典型的矛盾口吻在1851年英国反奴隶制协会的演讲中表达了他的观点：“在文明和启蒙进步之前，在处于劣势的那部分人类中有一种令人痛苦的事情。”尽管他接受这种“进步”有时会让他带有一点亵渎上帝的牢骚，但这同时也给全球的“非洲人民”提供了对未来的美好设想。“南海岛屿、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像太阳冉冉升起时的影子一样随着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到来离开了，”克拉梅尔写道，但是“在所有这些令人忧郁的事实中似乎有一个例外”——“黑人”，他们的幸存和由奴隶制中不断解放出来的事实预示着在世界未来的历史中他们将发挥神圣的作用。促使克拉梅尔将白人统治作为上帝的设计来接受的同一宗教基础也给了他预言黑人文化支配地位的语言表达能力。最“高贵的”未来文明将由非洲人民来创造：“它的到来也许很缓慢”，但是“它有希望获得区别于现在人们所看到的任何一种文明形式的鲜明突出的特征”。

这种语境下取得的文化成就远不仅是趣味的问题了。黑人在“文学和文明”中的成就是种族社会进步的信号。白人的进步目的论，命中注定但依然不完整，不能为白人至上而保留。到1882年，克拉梅尔走得更远了，听起来像是黑人必胜主义，在一篇文章中他称之为“黑人注定的优越”。但是这一时期的克拉梅尔更为典型地使用维多利亚文明论来表达他的设想，这种设想把西非和加勒比海纳入到已经将美国和英国连接起来的跨大西洋旅行圈中。这个旅行圈是克拉梅尔刚获得剑桥学位的时候曾经希望建立的，那时他离开英国到利比亚，之后他在蒙罗维亚的利比亚学院(Liberia College)任教20年。乘船从利物浦到西海岸的行程，像克拉梅尔描绘的那样，扩大了文明旅行的范围而不是离开了文明。航行“在眼前展开一幅全景图”，他写道，“进入旅行者视野的是英吉利海峡和它的几个岛屿、比斯开湾(the Bay of Biscay)特内里费山峰(Teneriffe)、马德拉(Madeira)和它多变的大都市生活、它美丽的风景以及它的贵族社会。”在将利比亚和塞拉利昂(诞生于那蒙昧海岸的伟大文明)的风景和城市带到跨大西洋旅行者“眼”前时，克拉梅尔改变了种族和进步的维多利亚准则，允许黑人参与到这个不再是白色的文明中。这样算来，非洲人民当然是新来者，非洲人民的传统艺术微不足道。然而，克拉梅尔的雄辩使种族等级的语言削弱了它本身的绝对性。他在《非洲的未来》一书中写道，“扬基黑人”尽管在白人手下遭受了很多磨难，他们却“没有脱离[美国]文明”，而谈到自主管理，他们比“俄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都优越。

比这种肤色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克拉梅尔的维多利亚全球史学观坚持移居在外的黑人的独立作用：“美国受惠于非洲。”像同为学会成员的耶鲁毕业生威廉·菲利斯(William Ferris)一样，克拉梅尔阐述了一种不同的黑人民族主义。他认为如果没有非洲，文明的历史就不可能产生。在菲利斯的两卷本研究《国外的非洲人》，又名《他在西方文明中的演化》(The African Abroad；or，His Evolu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1913)中，克拉梅尔的影响显而易见，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认为非洲军事文化成就是古代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改写了历史，它还叙述了一部现代史，其中美洲是“在外”非洲人的第二故乡。菲利斯“国外非洲人”的形象显著地改变了黑人历史的主题。在菲利斯的历史中，运送到国外的黑奴被黑人旅行者所取代，他们有机构、有移动性、有精明的意识。

“旅行中的幕幕景象多么给人以希望啊!”1894年克拉梅尔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如此说，这说明盎格鲁—非洲的跨大西洋自始至终都是他希望赖以存在的背景。“我回到伦敦后，就一直不停地参观画廊、大教堂和法庭，”他写道。在著名的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 Inn)法律图书馆，他遇到来自黄金海岸的“两位黑人绅士”，之后又遇到来伦敦参观的令人起敬的一位“西印度绅士”，这两次相遇都是支持克拉梅尔相信跨大西洋作用的旅行“景象”。他希望得到白人对黑人“种族能力”的认可，然而这种希望越来越难以支撑了，在他从利比亚回到美国定居之后，情况尤其如此。在美国生活其间，他对高雅文化进步的决心在重心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他担任美国黑人学会第一任会长的短短任期内，他已经对通过认知和文学的天赋将黑人和白人连接起来共享一种文明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考虑到当时两大白人帝国建立“种族联合”的呼声，克拉梅尔在谴责“黑人种族脱离于一切重大活动之外”时采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黑人与这个国家的商业生活、这片土地的科学生活、它的文学生活以及它的社会生活处于离婚状态。”

但是对克拉梅尔来说，吉姆·克劳(Jim Crow)[1]状况及全球帝国主义只能使追求高雅文学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他反对华盛顿的策略，即接受国民“分离”以换取白人对培训黑人劳动力的帮助。他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这种工业主义的痛苦狂热”不过是阻碍非洲裔美国人取得任何实质性进步的“借口”。克拉梅尔曾经以为“文学和教养”是非洲人民加入欧洲“伟大文明”的通道。但他不再这样认为了。在发表于《美国黑人学会文集》(American Negro Academy，Occasional Papers)中的《美国人对黑人智力的态度》(“The Attitude of the American Mind Toward Negro Intellect”，1898)一文中，他宣称黑人的进步是一场积极的“战争”，而它的“主要武器是有教养的科学头脑”。高雅文学不是高贵的文明平台，而是“奋斗”的竞技场。这篇文章的重点与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有相关之处，他们认为像克拉梅尔这样的黑人知识分子对高雅文学的关怀植根于对上流社会的崇拜。是不是有可能美国黑人学会实际上只是证明黑人中产阶级的阶级诚意的绅士俱乐部，而与大多未受教育的黑人民众没什么关系？被阶级扭曲了的愤恨和愿望无疑是学会成立的缘由之一。但是克拉梅尔的《美国人对黑人智力的态度》一文表明了他对“最高艺术”实质的主张：“最高艺术”是针对白人对整个黑人种族系统斗争的反攻。他认为白人制定的“黑人课程”根本不是课程而是“等级教育”，以使黑人成为“不会思考的劳动机器”。它的目的是使非洲人民成为唯一没有脑力劳动者的民族，从而成为世界永远的“被剥削者”。那么，吉姆·克劳教育不是什么白人的“漠视或忽视”，而是为“消灭黑人大脑”深思熟虑的持久努力的最新事例：“他们对黑人粗工、下人并不厌恶；但是一旦黑人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美国人的偏见就立即表现出来了。”

克拉梅尔呼吁黑人要有文化、有教养，同时他也表达了对剥削黑人劳动的“智力上的无法忍受”。“智力上的无法忍受”这一醒目的说法暗示着黑人学者和艺术家与工人阶级劳工一样，要求“获得更多的由[黑人]辛苦劳作创造出来的财富”。克拉梅尔在美国黑人学会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文明、种族的基本需要》(“Civilization，the Primal Need of the Race”，1898)中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文中他就“脑力劳动”做了详细论述，“脑力劳动”是“学者和思想家”的特殊责任。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劳动最终产生的不是精神创作或美的装饰品，而是行动的形式(那些“已经洞察到事物的生命，已经掌握了会使人们行动起来的艺术”的人的作品)。克拉梅尔对高雅文化的关注不是渴望白人“文化阶级”的接受，而是服务于“我们民族整个社会和家庭生活”的事业。

克拉梅尔后期文章中明显的政治语境暴露了大多数跨大西洋高雅文化背后缄默的“白人”意识。“因为总的来说，美国人容不下黑人的智慧，”他写道，“黑人自己有责任鼓励和培养自己的种族能力。”到他事业晚期时，克拉梅尔的盎格鲁—非洲跨大西洋论不再是抽象的文明而是黑人的公众领域——“我们这个世界的智力”，像他强调的那样。在《美国人对黑人智力的态度》一文的结尾，他列数了黑人在欧洲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亨利·坦纳(Henry Tanner)的作品《拉撒路的复活》(Raising of Lazarus)在巴黎获奖，在“著名的卢森堡画廊”(famous Luxembourg Gallery)陈列；保罗·劳伦斯·邓巴在“文学大都市伦敦”取得的几次“成功”。这一系列成就的影响改变了跨大西洋文化的轮廓。通过援引这些事例，克拉梅尔将欧洲画廊变成了“黑人知识界”的放逐基地，使人想起在种族隔离的美国边境之外有一个繁荣昌盛的美国黑人“文学共和国”。高雅文化将成为充满敌意的年代中黑人种族“知识分子”放逐的家园。

W.E.B.杜波伊斯自身的意识受到欧洲留学岁月的深刻影响，他进一步扩展了克拉梅尔对种族与高雅文化之间时而看得见时而看不见的种种关系的分析。在《黑人艺术的标准》(“Criteria of Negro Art”，1926)一文中，杜波伊斯回顾了他自己世纪末的跨大西洋旅行。像一些美国白人作家一样，杜波伊斯也以欧洲背景的美——他选择的是苏格兰风景的“迷人之美”——作为批判地挑战镀金时代价值观的场所。然而与其他人不一样，杜波伊斯将商业批评与种族意识的问题在旅行这一传统主题上联系起来。

我读高中时背诵了斯科特(Scott)的《湖上夫人》(“Lady of the Lake”)的大部分。在以后的生活中我有幸见到了这个湖。那是一个星期天。四周很安静……周遭都能感觉到那部诗的韵律。[但是突然来了]一群游人。他们大都是美国人，大声喧哗着。他们涌到那只小小的游船上，——男人们戴的帽子微微歪向一边，嘴角斜叼着香烟；女人们纵声谈笑着。他们将其他人挤了出去。安静的当地人和来自其他地方的游客默默又半是好奇地躲了开去。他们没有做什么坏事，但他们做得不对。也许他们带着一种力量和成就感，但是内心没有领会充溢着这个神圣地方的美。

对美的感悟成了判别美国白人游客所代表的民族特征的检验标准。“我们想做美国人，”他给一位黑人观众这样写道，“拥有其他美国公民一样的权利。但是仅此而已吗？我们仅仅是想做美国人吗？”不是的，如果它仅仅意味着那些“俗丽奢华”而缺乏理解力的富有游客所代表的“现在的目标和理想”。对杜波伊斯来说，跨文化的美景不是为了培养抽象的“意识”，而是为了批判性的观看。观察美国的商业价值是黑人对自身欲望和条件保持警惕的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假设，你也……有钱有权了，”他写道，“你会想要什么呢？”杜波伊斯用跨大西洋旅行来检验“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全美国建设的那种世界”。美学理解之于杜波伊斯永远是语境下的意识，它游走于美的普遍吸引和根深蒂固的社会细节之间——他称之为“世界的事实”。跨大西洋意识，历史地但非本质地说来，是一种白人意识。杜波伊斯描绘了苏格兰之后，又用抒情的笔调记录了对美的沉思，打破了白人封闭的跨大西洋意识。

毕竟，谁会表述美呢？美是什么呢？今天晚上我想起了四件美好的事物：科隆大教堂，像一片石林，坐落在光影变换之间，反射着阳光，回响着庄严的歌声；西非维耶斯(Veys)的一个村庄，一个浅紫色的小小村庄，安安静静、心满意足地闪耀在阳光下；漆黑的房间里，古老泛黄的大理石上安放着米洛的维纳斯；大南部的一段乐句——纯粹的旋律——萦绕着、哀诉着，突然在月光下从黑夜与永恒中升腾起来。

对于杜波伊斯来说，由美和旅行带入生活中的意识变成了一个永久问题的关键：“这种美与世界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美学的主要问题，而且杜波伊斯从未冒昧地对此给出一个答案。杜波伊斯反而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明确指出了世界上这些矛盾体的存在：从卢浮宫到非洲大峡谷，然后达到南部的“黑带”，事实上它们汇集于一体。美学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来衡量美以及用什么来将他所谓的不同“文化中心”联合起来。杜波伊斯促进“黑人艺术”的产生不是为了将人类文明的阶梯抬高一节，而是为了加快可认知世界之间的联系。

2 豪威尔斯、詹姆斯和共和国文学

高雅文化的公民作用

马修·阿诺德在他的著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赋予了“文化”一词新的深邃含义。“我不会如此过分地说阿诺德发明了‘文化’一词，”亨利·詹姆斯写道，“但是他使这个词的意义比以前更加明确——他使这个词充满活力。”当然，用有学识的行话来说，让文化“充满活力”的部分原因是阿诺德把这个词与“无政府状态”放在一起作为文化的反义词。“无政府状态”的紧迫性使“文化”变成其冷静和稳定的反面，成为一种社会骚乱的解毒剂。文化被看做一种人类经历中中立和公正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派系之间敌对的利益可能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它支持从一种共享的角度对现代生活进行理性的反思。W.E.B.杜波伊斯在写《黑人的灵魂》时脑子里就有了这个领域，非洲籍的美国人希望成为“文化王国中的合作者”而不愿意被归类为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角色。杜波伊斯也向我们警告了阿诺德式的文化概念中的某种错误。只要这种“文化领域”是带有隔离性的——即使它只是解决隔离的一种方法，正如杜波伊斯希望的那样——它就参与了种族这个难以驾驭的问题。只要作为政治超越或决议，这个文化领域就肯定带有政治色彩。

因此，沃顿的“精神的共和国”形象就带有了两面性，这个形象极好地讽刺了一个政治符号、一个共和国，以表明存在于政治的“物质偶然”之外的文化空间。当阿诺德从英国中产阶级中分辨出“许多外来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时使用了一个相似的措辞，这些人发达的识别能力赋予了他们一种超越任何狭隘利益的特殊职责。文化外来人、精神公民、合作者的王国——这些自相矛盾的形象开始捕捉某些显现在人们努力设想与社会权力和公正相关的美学文化的过程中的紧张因素。他们同时提醒我们，在关键性的设想中，美学和社会相互影响，没有哪一方在概念上是独立的。

无论出于抗议、阶级轻视或者政治愿望，这一时期美国和英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地开始谈及文化，这使审美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新焦点。独立战争结束仅几年之后，当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为文化辩护》(“A Plea for Culture”，1867)一文时，这位文学人正在把先前作为美国陆军上校的精神转入提高国家艺术和鉴赏力的活动中——“为了艺术的美国，”希金森写道：“我们的智慧还依然主要放在机器上。我们需要的是在某处能够有机会接触到高雅艺术。”他呼吁在美国建立“更好的艺术展厅”和“更高尚的生活方式”。这是战后早期演讲的典型例子，表达了阿诺德所谓的作为一种特殊国家资源的文化“内在运转”的观点。

希金森的“艺术的美国”是一种未实现的审美共和国，它代表了现实社会趋于完善的潜力。培养“真正的美国文学”的愿望始于战前的民族主义，但是在阿诺德的社会背景下，文学民族主义现在已经注重文化分层问题。只有“更高尚”的表达才能显示民族性。更为矛盾的是，此时的高雅艺术被赋予了为冲突中的城市带来和谐以及在极其多样化的人民中培养共同阶级情感的使命。约翰·苏利文·德怀特(John Sullivan Dwight)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说：最好的音乐是可以在美国“各种民族混居的人民”中传播“文明的媒介”，并通过对人们灌输“对秩序充满热情的爱”而抑制激进主义。根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始人约瑟夫·乔特(Joseph Choate)的看法，最优秀的艺术可以直接“教化、教育和净化一个实干的、勤劳的民族”。设计恰当的花园和城市博物馆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相反环境的课堂”，以对抗杂乱无章的街道和平淡乏味的商店。

当艺术被宣传成直接控制暴民的手段时，人们对艺术的社会力量最有信心。有人提出，美学文化不仅能增强国家的团结、意志和目标的统一，而且还能保证“减少罢工”，保证产业劳力“更加忠诚地工作”。纽约艺术科学院(Th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部长极力主张建立“剧院、歌剧院、艺术学院和博物馆等”，认为这是解决“整体消沉”的方法，否则将“无法培养文化”。这种泰然自若的声明今天说起来令人不解。它们听起来像是“信念”和“恐惧”的混合物。这些呼吁是出于真诚还是欺骗？它们反映了某种希望还是仅仅是自欺欺人？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不同动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要把这些不同动机进行分类。有人真诚地相信艺术可以带来国家的振兴，而其他人认为艺术带来的是国家的解体，这是一种思想的两个变体。每一次美国的进步和劫数都塑造了一种文化的领导地位，并且合法地把精英人士的品位和兴趣定为国家的标准。社会的职责和阶级的削减经常是同一种动力的两个方面。当波士顿交响乐团(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的创始人亨利·李·希金森(Henry Lee Higginson)要求一个“有公德心的”亲属向哈佛大学捐赠10万美元的时候(“你不但亏欠您自己，而且亏欠你的国家，亏欠了合众国”)，他所表达的慈善动机反映了萦绕他心头的对“紧张并痛苦的”阶级争斗的恐惧：“教育并从暴民中解救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财富!”

这样的观点表明，提倡文化和慈善可以作为社会控制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时期的高雅艺术当成强制性阶级控制的计划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抓住艺术的社会力量这个最重要的方面。高尚艺术的倡导者们意识到文化形式需要一种人类内心最深的、最重要的转变。“文化具有传染性，”一位《大西洋月刊》的作者写道。文化的吸引力归根结底是对人们乐趣和感情的吸引，就是我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品位的那种内心感觉。虽然用词不当，但是品位恰如其分地指构成文化理解力的那些微妙的感知判断和理解。像舌头对甜味和苦味的感觉一样，美学品位似乎更具有自发性而非沉思性，更属于身体的反映而非思想的反映。诗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在一次攻击城市邪恶的艺术集会上，面对纽约的听众，着重强调了“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在内心可以让灵魂焕然一新的“对秩序、对称和比例的感知”。这个时期计划周密的全国范围内振奋美国文化的运动，代表了人们希望通过内心效仿而达到管理目的的努力：其目的不是统治，而是诱惑，是把感觉和乐趣改变成“对秩序拥有无限的爱”的个性。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秩序”并非所有的秩序；任何超出中产阶级标准的乐趣和限制都可能被认为是混乱，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但是“对秩序的爱”这种措辞使人觉得中产阶级的标准就是通用标准。坚持“艺术的美国”并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把一个阶级的权威强加给其他阶级的手段，而是让所有的公民都接受内心转变的一个计划。

对内在性的强调意味着高雅文化的乐趣不可能强加于人，高雅文化只有作为礼物赠与人才能达到效果——无论这个礼物是否被接受。像希金斯、托马斯·萨金特·佩里和艾格尼丝·莱普利尔(Agnes Repplier)这样的作家把真正扩展大众的共享感情作为自己的职责。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在这一主题上进行了一番最孜孜不倦的研究。豪威尔斯认为，最高雅的艺术将“拓宽人们的同情心”。他在对保罗·劳伦斯·邓巴作品的论述中写道：“偏见注定要在艺术中灭亡。”这一看法今天已经成为了某种信条。从一个层次来讲，高雅文化机构有些像宗教机构，寻求在民众中创造同样的体验。《斯克莱布纳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像在宗教中一样，艺术中也存在着某种‘精神的见证人’。”同样的类比出现在伊迪丝·沃顿的回顾性小说《虚幻曙光》(False Dawn，1924)中，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在欧洲待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19世纪40年代的纽约，他重新认识了意大利原始绘画的美，体验到了“某种使徒般的狂喜”。在经历了这次信仰转变之后，他被激励“继续前行，去传播”重新发现的美学“新福音”。

希望人们改变信仰，鼓励人们体验共通性这种愿望的另一面是识别和标记差别的愿望。广泛传播艺术的出版物同时也攻击“百姓文明”(crowd civilization)的各种形式：

首先，取缔各种杂耍剧院，因为那里演奏配有粗俗语言的粗俗音乐，以免年轻大众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受负面影响。取缔大街上恶魔般的钢琴和手风琴演奏，这些演奏到处散播邪恶的曲调，降低了邻区孩子们的音乐品位，使他们像澳大利亚丛林居民那样认为噪音和节奏放在一起就是音乐。取缔原汁原味的美国怪诞表演……取缔剧院和乐队演奏杂耍剧院的玩意儿……取缔那些用稀奇古怪的所谓音乐表演者的免费广告来填充版面而降低艺术品位的报纸。

尽管带有修辞色彩，但是这个“取缔”大众艺术形式的呼吁依然具有启发性。命令的口吻、过度而不留有余地的措辞以及重复的节奏都表明了一种控制文化表达的强烈愿望。它产生的实际作用就是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令人厌恶的东西上，使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具体化。这个过程隐藏在一种带有分类性的语言之后，自称在描述它所谓的怪诞和稀奇古怪的艺术“类型”。而且，所有的人都被认为处在高雅艺术的领域之外。正如W.E.B.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中提醒读者的那样：“黑人们或者被完全拒绝进入绝大多数的图书馆、讲座、音乐会以及博物馆，或者被允许进入，但是条款对黑人阶层极端羞辱，否则的话黑人会对这些地方产生兴趣的。”

扩大范围，标记粗俗：这两个匹配的命令阐明了建立一个“艺术的美国”的主要目的。因为艺术只对很少一部分人有吸引力，所以高雅艺术通常被描绘为孤芳自赏，具有排外性。但是除了杜波伊斯提出的需直接取缔的东西以外，强调高雅文化背后的重要原则并不是排外而是选择。人们只出于自愿而乐意接受艺术和文学，这一点成为衡量内心生活的有效尺度。高雅艺术的广泛传播而非限制是在社会学科中发挥高雅文化作用的基础，公众品位对其的拒绝与对其的接受(尽管程度要小得多)同样重要。豪威尔斯于1878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生活中的某些危险趋势》(“Certain Dangerous Tendencies in American Life”)的社论，文章一开始就阐述这些原则的重要地位。“我们正处在一场财产战争的初期，以满足文明生活对更高欲望的要求。”工人们渐渐把“艺术作品和高雅文化的手段，以及所有富有和高雅人士拥有的财产和生活环境”视为“劳动者贫穷和堕落的原因和象征，并对之恨之入骨”。社论指出，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把高贵的艺术作品与奢侈无度混为一谈。艺术和高雅文化可以说是大众利益，因此它们代表了一种公共责任而不是专有的财产。社论断言，那些“相信文化、财产和文明”的人“必须建立必要的机构来传播新文化，一个更高秩序的文化”，以带来“大众的道德教育”。

对传播高雅文化的新“机构”的呼吁代表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历史变革，把自由管理融入到了文化领域中。当然，艺术和文化能够促进社会利益这个观点几乎没有什么新意。诸如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这样的学者追溯了美学批评新流派发展的道路，它出现于18世纪，鼓励艺术从教堂和君主政治的权威传统中分离出来，此过程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公共领域(即时依然受到限制)，有财产公民的美学判断都受到社会辩论和文明进步的控制。到马修·阿诺德把艺术称为“对生活的批判”的时候，这个观点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这个时期一个普遍的新观点就是美学文化具有使一个人产生自我转变的力量，在公共管理的实践日程上具有其显著的地位。在豪威尔斯发表1878年社论时，只有少数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博物馆、大众交响乐团和地方歌剧团刚刚成立。然而，在短短的几年里，相当数量的类似机构被建立起来，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控制高雅艺术作品和艺术演出生产和分配的职业机构网络。因为这些艺术机构已经脱离了主教和国王的控制，所以现在与城市和州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管理这个准公共文化事业体制的主要是当地的私人赞助团体，但是这个体制很快与像公立学校这样的机构建立了联系。纽约大都市博物馆由金融家和艺术顾问们于1870年建立。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很快于1873年成立，同样也是由城市中的重要人物赞助建立的，1881年成立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也是如此。费城艺术博物馆(成立于1877年)是在百年纪念展之后由州立法机构主要参与筹建起来的，这是政府参与建立博物馆的一个早期例证。尽管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组建，但据其会长乔治·布朗·古德所说，直到1876年“一个真正的国家博物馆”才在华盛顿建立起来。像其他的文化领袖一样，古德强调一个博物馆必须能够转变人类内在的东西。“我们必须取消过去的博物馆，”他在1888年的一个报告里陈述，“重新建立新的博物馆，把博物馆从小古玩的墓地变成人类思想的培育室。”如果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那么“未来的博物馆将成为更高文明的主要机构”。学校可以循环使用标本，犹如博物馆的权威“从美术馆到讲演厅，从讲演厅到郊区学校”的流动。

就此而论，显而易见文学创作是国家传播更高文明的另一个“主要机构”。高雅文学文化以一些主要杂志为基础，这些杂志中的大多数都是大出版公司的内部刊物。这些文学出版物——《大西洋月刊》、《哈珀杂志》、《世纪杂志》和《斯克莱布纳》都是公认的领导刊物——通过评论相同的书籍，出版相同作家的作品，采用相似的主题(通常互不干扰)，相互雇佣作家和编辑，来加强彼此的威信。与其他文化机构一样，这些杂志视培养高雅民族文学为公共责任。在这些机构看来，高雅文化并不是什么高贵的财产，也不是一种娱乐形式，而是民族的道德源泉，应该由获得公众信任的专业人士来管理。豪威尔斯尤其指出，小说家特别适合提高公众的文化水平：“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职责，有些像医生或者牧师的职责，”而且“受到法律的约束，与法律工作一样神圣。”

这种把高雅艺术与公共秩序和职业机构联系起来取得的成功显而易见，但是其效果究竟如何呢？没有一个单一的标准可以评判人们把小说变成民族振兴工具的努力。“高品质”杂志以及杂志所宣传的作者们赢得了文学权威的声望，尽管并非没有挑战者。他们的声望吸引了大量读者，从而使众多的美国人认识了以前很少在美国杂志上曝光的作家，其中包括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和美国的一大批作者。如出名一样，甚至这些批评家和作家的失败——比如他们没有能够吸引大量的读者——也造就了一种类型的成功。即使人们忽视了他们对高雅艺术的推广，他们的努力依然在公开场合表明了高雅文化所致力改变的社会差别。这个过程在沃顿的《虚幻曙光》一书中得到了阐释。准艺术使徒刘易斯·雷西(Lewis Raycie)强烈地希望赢得追随者，他把自己在曼哈顿的家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画廊展示其意大利油画藏品，震撼了纽约。但雷西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文化先知。正如小说描绘了他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收藏一样，小说也有条理地勾勒了文化差异的新线条。对于沃顿的读者来说，雷西的画廊最终聚集了“一群沉默但有声望的人，他们心不在焉地在屋子里闲逛，出来时满腹牢骚地说这根本不值钱”。雷西的失败构建了一个自我毁灭的人群——这“群”人是“暴民”的中产阶级版本——他们拒绝雷西油画收藏的行为讽刺性地巩固了雷西作为沃顿笔下文化英雄的地位。这个故事阐明了高雅文化的一个独特的优势：一种因为失败而获得成功的能力。在一个大众社会中，声望会随着失败而提升。

但是声望的优势不应该掩盖文化竞争的现实。大量涌现的管理高雅艺术的“机构”发现自己正处在与商业文化的激烈角逐中。这些机构作出的吸引大众的努力真实而诚挚。“大量的读者现在正沉迷于纯粹的寓言故事带来的愚蠢快乐中，”豪威尔斯在《小说与批评》中指出，“他们应该提高到对小说描绘的真实生活所带来的意义感兴趣的水平。”然而，与商业文化争夺美国“大众”的竞争图突出了一个结构弱点。在这样的竞争中，高雅文化的本质，即它区别于商业文化的特点，成为了一个显著问题。怎样才能把文化洞察力这样的精神财富变成一个模式呢？怎样才能将无形的品位和判断能力变成有形的物体供人们效仿，或者做不到这一点的话，给人们带来威胁呢？解决方法很有讽刺意味而且不无风险：为了驾驭文化的力量，展现洞察力。这个时期的高雅文化通过新机构和新领域全力展示自己——使其与众不同之处引人注目。

博物馆再次提供了一个贴切的历史类比。城市博物馆已经成为指导公众挑剔性洞察力的一个场所，博物馆不仅仅展示物品，更重要的是它使参观者和未参观者同样能够意识到无形知识的存在——展品背后隐藏的专业知识——正是这种知识决定了那些展品可以搜集展出。换句话说，博物馆也收藏了不公开展览的东西：专家的文化权威。古德认为博物馆应该有“两大层次”的藏品，具体化了博物馆的功能。“展览系列”向大众公开，展品在“明亮的玻璃”后面“摆放整齐，引人入胜”。另一方面，“研究系列”(“上百成千的标本”)“永久地远离大众的视线”，只为博物馆提供“知识上层建筑的基础”。藏而不露的藏品是博物馆权威的保证，而公共展品让人们目睹了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古德写道，“公众应该为博物馆的馆藏感到骄傲”，这些馆藏仅为专家使用，但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同时，公共展品也使文化精品可供研究和学习。“人民的博物馆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摆满标本玻璃瓶子的房间。它应该是充满见解和思想的地方，严格按照体系陈列和安排。”博物馆应不仅提供展示的物品，而且应该为专注的参观者提供机会，以获得不为外界所知的无形的知识。

文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类似的直接和间接显示洞察力的例证。在一个作家职业有着各种形式的年代，书自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私人收藏和国家图书馆都寻找珍奇书籍或者介绍鲜为人知的知识书籍，例如，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中世纪教堂建筑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of Church Building in the Middle Ages，1880)，伯纳德·贝伦松(Bernard Berenson)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意大利画家》(Central Italian Painters ofthe Renaissance，1897)，博西韦尔·洛威尔(Percival Lowell)的《隐匿的日本》，又名《众神的出路》(Occult Japan：or the Way of the Gods，1894)，伊迪丝·沃顿的《在摩洛哥》(In Morocco，1920)。这些书中都有作者们独到的见解和特殊的经历。与孤版不同，这些作品货源充足，但是作为读者手中或博物馆书架上的读物，它们依然代表着不为众人所知的文化知识，尽管这些书放在那里是供大家阅读分享的。

由期刊推动并发展的虚构故事对小说进行了重新设计，呈现出同样的充满矛盾的展示和歧视的规则。虽然现实主义小说延续了之前小说的相同主题——探讨求爱、家庭生活和社会行为，表现道德和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高雅现代主义的拥趸者把这个流派重新定位为挑战传统或流行小说的一种形式。相对于博物馆而言，小说的展示功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小说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教育空间，一种崭新的准公共空间，小说表达可以对抗“现有书籍”、演出和商业展览中存在的“扭曲的、误导性的相似性”。现实主义小说不仅仅坚持“真实地描写生活”，而且证实存在着一种专业知识——豪威尔斯明确地称之为“一种科学的规范性”——一种区分准确表达和歪曲、事实和寓言必不可少的知识。这种知识并不存在于故事中，而是存在于阅读小说必须具备的感知习惯中。现实主义小说不仅使表达本身成为虚构的媒介，而且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实践和竞争场所。带着恰如其分的洞察力阅读小说，使人们可以掌握一种特殊的知识——按照豪威尔斯的话说，就是“事物本身的价值”。

但是，一旦小说被蓄意改变为“表演和表象”的解毒药的话，那么小说就开始作为大众文化的“结果”而进入大众的视线。这个矛盾——为了使高雅文化脱离众人的瞩目，文化就必须引起众人的瞩目——确定了由此而带来的竞争的范围，说明了这个时期文学的主要活力和创造性。现实主义作品对此有着不同程度的见解，它们意识到大众文化正在重新制定现实的秩序。在竞争的压力下，现实主义小说开始与它所反对的现实世界越来越相似。但是这种相似性对于高雅文化小说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风险，它也是一个前提：正是这种相关性使现代主义洞察力越来越成为专门的、有价值的特质——简而言之，那就是特性。

威廉·狄恩·豪威尔斯、现实主义和《现代婚姻》

与这段时期的其他小说一样，豪威尔斯的《现代婚姻》讲述了一桩糟糕的婚姻；与其他作品不同，这次的婚姻问题不是通奸而是宣传导致的。报社记者巴特莱·哈伯德(Bartley Hubbard)与他的妻子玛西娅(Marcia)三年的婚姻出现了危机，起因是妻子以丈夫对婚姻不忠而把丈夫告上了法庭。但她错怪了丈夫，不久她就知道了这一点。但是这项错误的指控带来的后果与真实指控一样：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然后是冲动的分居，到后来是戏剧般的离婚。豪威尔斯在这里运用了一种典型的情节处理方法——通奸，其意义是表现更深层次的传统家庭生活的瓦解。哈伯德的婚姻并不是由背叛感情而断送的——巴特莱并没有任何私人感情可供背叛。相反，他唯一持久的兴趣和满足来自于大众宣传的内在能量，或者是叙述者所称的巴特莱的“报纸本能”。同样，玛西娅的“家庭天性”是已经被商业文化扭曲了的女人的多愁善感。她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感情主义是对情节剧“混乱的模仿”，豪威尔斯认为这种情节剧是这个时代大众小说的传染病。在出版了更多有关传统婚姻的小说如《偶遇熟人》(A Chance Acquaintance，1873)和《可怕的职责》(A Fearful Responsibility，1881)之后，豪威尔斯在《现代婚姻》中彻底改造了婚姻，书中美国婚姻的双方都受到大众社会的欲望和影响的束缚。他之后把这部小说称为他第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

巴特莱的“报纸本能”既带有性爱的盲目性，同时又带有性爱的谨慎性，小说里对此进行了明显了比较。作为一家颇具攻击性的波士顿报社的记者，巴特莱梦想着创办一个更加有趣的报纸以吸引公众的视线。他计划中的“风味”新闻业将准确地瞄准各种读者的兴趣——为下层读者提供“本地的事故和犯罪”，为城市工薪阶层提供政治事件，为更高层次提供宗教漫谈(“它像谋杀一样吸引女性”)，为社会精英阶层提供时装和财经报道——以此吸引整个大众读者群来购买同一份报纸。巴特莱把他的新闻“原则”简单地定义为满足需求——“你必须给人们想要的东西”——尽管它总是精心安排以激发人们的兴趣。巴特莱的想法引起了在酒吧碰到的一个剧院老板的兴趣，这个人推出了一种新的杂耍节目“滑稽表演”(演员全部为女性)。“我给了公众想要的东西，”这个滑稽表演节目的经理说。巴特莱回答道：“报纸也是一样。”

豪威尔斯描写此景以获取幽默，但是把大众市场的新闻业与滑稽表演之间进行对比是一种尖锐的批评。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即小说发生的时间，滑稽表演团为美国观众提供了多种剧院效果的新奇表演同时，又没有任何下流猥亵的成分，因此大受美国观众的欢迎。比如在1868—1869年这段波士顿演出季的时间里，波士顿七家剧院中的五家都上演了来自英国的滑稽剧表演，这促使豪威尔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分析当时红红火火的滑稽表演《奇观缪斯》的文章。这些剧团全部由女性演员组成，她们打扮成男性模样，蹩脚地表演一些幽默短剧、歌曲、舞蹈，“绕场进行”滑稽说唱表演，以及就一主题进行拙劣的模仿。豪威尔斯的评论指出，尽管并非没有讽刺意味，但那位滑稽表演经理所谓的“大众品位的观点”似乎准确地测出了大众的口味(“那些外表诚实、穿着朴实的男男女女”)。豪威尔斯之所以对滑稽表演反感，并不是因为表演中有性刺激成分，而是因为表演故意给人造成不连贯的感觉——性别扭曲以及毫无关联的大量视觉冲击。他写道：“令人消沉的荒谬感、杂乱无章感，表演最后甚至都有一种下流感。”滑稽表演来势汹汹，改变了一切：“如果现在不受到法律的禁止，任何其他的新鲜事物都不会留下。”

滑稽表演不经意地汇集了多种新奇事物，是豪威尔斯文学现代主义的原型。1875年，豪威尔斯观看了一场名为《美狄亚》(Medea)的经典演出，激发了他创作《现代婚姻》的想法。(“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印第安纳离婚案例。’”)他的《新美狄亚》(“New Medea”)意在探索现代人们的性和感情的瓦解。像豪威尔斯的小说一样，一个名为《伊克西翁》又名《缚在轮子上的人》(Ixion；or the Man at the Wheel，1863)的著名滑稽表演也通过典故的方式表现了现代婚姻的这个主题，但是其目的是模仿和引起观众的好奇。《伊克西翁》瞄准了社会精英们对离婚的爱好，选取了古典神话中的片段进行滑稽模仿。《伊克西翁》这部喜剧由F·C.伯纳德(F·C·Burnand)创作，著名演员莉迪亚·汤普森(Lydia Thompson)出演剧中色萨利(Thessaly)[2]国王一角，国王到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的游玩为大量的主题玩笑、歌曲和舞蹈提供了背景。这种滑稽表演着意创造的不协调感导致另一位评论家把这种表演流派形容为娱乐的“畸形”形式：“说它畸形并不是说它邪恶、令人厌恶或者憎恨，而是说它畸形的不协调性和违背自然……它的整个体系是对体系的蔑视。”

对于豪威尔斯来说，同样的滑稽表演中的“演出缪斯”统治了大众新闻业。这类新闻业的问题不在于其普及性，而在于它是普及性的源泉，通过不必要的大众曝光而引起读者的兴奋。像滑稽表演一样，巴特莱的报纸依靠展示通常人们看不到的东西来引起人们的兴趣。豪威尔斯把报纸搜集、加工和传播杂乱无章、耸人听闻的消息形容为大众新闻业的“罪恶”：“为什么记者要告诉我在东马柴厄斯(East Machias)一个已婚男人与他的女仆私奔了呢？”豪威尔斯笔下一位不满的角色这样问道。“为什么我要忍受一场铁路车祸带来的恐怖，让那些血淋淋的事实搞糟了我吃早饭的心情？”“为什么我要从一份电报上得知三个黑人是怎样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绞刑架上死去的？”报纸就是一个伪装下的滑稽表演，为娱乐业提供了流行舞台表演中同样的种族冲击、家庭丑闻和新奇场景。在豪威尔斯看来，大众新闻业受到了吸引力的驱使，是一种现实中的滑稽表演。

豪威尔斯的小说谴责了一系列被报纸所开拓的耸人听闻的话题，如私奔、铁路事故和自杀、追踪犯人的侦探、离婚审判以及谋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相同的话题正是豪威尔斯自己小说中的情节。哈伯德的婚姻故事从私奔开始，在小说结束之前提到了玛西娅自杀的念头、巴特莱被侦探追踪、一场不太严重的火车事故、一起重要的离婚审判以及巴特莱自己被枪手谋杀的报告。小说就此展开，与它所列举和谴责的景象离奇地重叠。豪威尔斯的小说以这些丑闻构成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怪——难道这些不都是现实主义小说明确表达要规避的不必要的新奇？但是如果正确理解的话，这种叙述上的重叠并没有削弱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相反可以说它构成了现实主义，显示出现实主义历史构成的复杂性。对于豪威尔斯而言，像离婚这样的话题的确可以引起公众浓厚的兴趣，但是必须在正确的叙述模式下。《现代婚姻》意在恰如其分地揭露扭曲的报纸曝光，以允许有辨别能力的读者看出区别。这种重叠表现了高雅文学现实主义基础的文化竞争的缩影，是对近来不断扩大的大众表达力量的争夺。豪威尔斯对混乱状态的厌恶不是简单地对低俗乐趣的一个清教徒式的本能反应。相反，在越来越多的商业表演和庸俗小说标题的背后，豪威尔斯看到扩张的市场所具有的分解和重组变为传统的文化适应机构的力量。现实主义要成为现实的捍卫者，以抗击市场篡改事实的力量。

巴特莱作为新闻记者的敏锐使他对波士顿地区和居民有着“全面的了解”。但是小说也强调，读者应该认识到巴特莱严重缺乏另一种理解力：他对于“一个城市中各种世态的特性和区别鲜有了解，而实际上这种世态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举足轻重”。这些传统的“世态”，以及理解世态必须的“特性”，并没有被明确地点出。但是这个评论让我们注意到一个更加引申的观点，一个小说本身最终意识到的观点。通过情节，小说展现了一幅哈伯德居所周围独特但相互影响的社会区域的画面：巴特莱采集新闻经常光临的地方，哈伯德居所周围规模不大的家家户户，波士顿上流社会的小圈子，职业办公室和俱乐部区域，以及一些公共场所如酒吧、饭庄、剧院，等等。豪威尔斯在评论中说道：“生活就是生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豪威尔斯认为抓住这些“各种世态”的能力就是理解小说的关键。像滑稽表演和大众新闻业这样的对手也表现了社会生活，但是它们只是对各种事件和场景杂乱无章的拼凑。在豪威尔斯看来，我们必须把越来越多样化的城市世态看成一个社会整体。

巴特莱对于“特性的了解”在波士顿新建的高雅艺术机构这个独特的公共场所得到了检验。叙述者详细描述了巴特莱和玛西娅。

有时候去美术博物馆的情景。在那里玛西娅又饿又累，好像那里是梵蒂冈。他们从公共图书馆里偷出几本书并引以为傲，在图书馆里他们蹑手蹑脚，大气也不敢出；他们觉得中午听一场大型管风琴演奏是一次神圣的享受。当他们坐在音乐厅时，音乐强劲而有力，冲击着他们年轻的心灵，此时巴特莱在玛西娅耳边给她讲了一个有关管风琴的笑话；在享受完贵族感觉后，他们一起去科普兰德(Copeland)或韦伯(Weber)或费拉(Fera)或者是帕克(Parker)等快餐店吃饭……

这一段里的特性都没有直接点明。这一段的意义在于让读者抓住没有被巴特莱和玛西娅看到的东西。读者知道这一对儿在风琴表演时所体验到的“贵族感觉”实际上表明他们真正缺乏艺术感知，因为那些懂得欣赏艺术和文化、生活在艺术氛围中的人永远都不会有巴特莱夫妇体验到的“贵族感觉”并认为自己的层次得到了提高。经常旅游的读者可以推测出，在波士顿博物馆疲惫不堪的玛西娅如果去梵蒂冈的话，可能会感到更加疲惫。通过让读者对比场景中出现的差距和不同，豪威尔斯断定有一种更大的、未明确规定的知识体的存在，它把那些差异变成了一目了然的社会关系。其作用就是把巴特莱夫妇的观点作为某种(不足的)理解力的范例分离出来，只有高层次的人才可以看得出。巴特莱和玛西娅并不是虚构的对象，他们是我们可能效仿、嫉妒或者责备的另一个自我。当然，他们成为了小说中的人物，豪威尔斯用他批判性的手法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背景下把这些角色认真“单独地拿出来分析”。这些并不仅仅是可以看见的对象，而是应该被整体看透的对象，只有通过理解含意才能理解。这种结构使作者不能通过人物身份来判定人物的特点——即“为了情节而阅读”——它培养了读者的一个阅读习惯，即为了了解人物特性而阅读。

扩大和深化对“特性和差异”的分析是整个小说领域的一项任务。这部小说将把哈伯德生活中令人苦恼的迫切需求转变为“现代婚姻”，一个可以反映更广泛社会秩序的典型对象。如果把豪威尔斯当做喜欢批评别人的或自命高雅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哈伯德夫妇对于高雅品位的匮乏有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有助于定义“现代人”，那些对大众文化有共鸣的人。豪威尔斯之后的年轻作家有时把他形容为狭隘的维多利亚上流社会的捍卫者，但是美学品位的重要性对于豪威尔斯而言并非礼仪或者个人的优雅。他坚持认为自己不是“简单的文化培养者，典雅文学的追随者”中的一员，他这样说公平合理。对于豪威尔斯而言，美学感觉是社会差别的一个标志——最终它是一个关键标志——在差别模式中强调了一种“公民关系”的明确秩序。豪威尔斯同时代的人指责说，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习惯过多的分析(“解剖刀下的波士顿”，一个评论家这样描述豪威尔斯的小说)，这种评论比把豪威尔斯描述成维护上流社会讳莫如深特点的神经过敏的捍卫者的评论更加贴切一些。

善于分析正是豪威尔斯把哈伯德失败的婚姻当成现代性意味深长的“实例”的原因。豪威尔斯对小说“实例”的观点——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是现实主义分析中的关键因素。典型的或引起读者共鸣的实例(也是“类型”或“显著特性”)使读者能够在“个体中寻找共性”。豪威尔斯对转喻表达的逻辑充满信心，这说明他认为存在一种人们可以理解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秩序，在这个秩序下，精心描写的人物可以被批判性地分析。这样，豪威尔斯在小说中实现了乔治·布朗·古德所说的“现代博物馆思想”，这个思想是古德为博物馆和艺术展览的专业人士而定义的。古德认为，组织良好的博物馆应当是“一个拥有精心挑选的展览样品并配有传播知识的标签的地方”，这一定义证明了典型类型作为意义的基本单位的重要性。精心挑选的展品证明了一个基本的体系或者系列。古德强调，没有如此的系列，博物馆就只不过是一个“小古玩的墓地”。

正如古德描述的一样，博物馆的展品也是一个历史的样品，时间的产物。它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它在时间顺序上，即已知的文化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历史事件的发展顺序应该是小说的结构原则之一，豪威尔斯同意这一观点。只有当“实例”是一个重要时期的事例时，它才有意义，这里是指“现代”这个时期。在真正富有意义的艺术中，豪威尔斯坚持认为，颇具匠心的叙述手法将揭示“艺术和社会中的进化论”。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同意博物馆应该条理清晰地安排展品这个“观点”。类型的分类和历史的时间顺序成为19世纪强有力的结构规则，把杂乱无章的(而且及其武断的)“文明”概念转变成其基本顺序的生动展示——国家的文化历史、艺术的演变、科技的发展以及一系列构成史前文明的“原始”文化。强大的进化原理使生物学和自然历史成为伟大的科学，博物馆原则以此为标准，体现了赋予文化以有机法则那种决定性秩序的愿望。当豪威尔斯提出小说需要“某种科学的规范性”时，他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信念，即专业性的展示能够传达现实中的知识，那种无形的事物之间的秩序。那些无法按照现实主义规范来“体现人类经验”的作家犯了“虚构自然”的错误。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了生活。(豪威尔斯生动地把这种流行的形式归为“小说的石器时代”。)同样的原则也必须指导作家和评论家。评论家要“辨别类型，然后解释样本用了何种方式、为什么不完美、不合乎常规，”豪威尔斯在《小说与批评》中如此写道。文学评论必须完成这样的工作，即“观察、记录、比较；分析之前的材料，然后合成对它的感想。”

然而，正如这些权威展示的原则对于像豪威尔斯小说那样的文化媒介有巨大影响一样，现实主义展览从来就没有只为一主效劳，甚至博物馆表现也可以脱离“艺术和社会的进化法则”而走上其他更加反复无常的道路。文化领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波士顿第一家博物馆建于1791年，展出的是富兰克林、华盛顿等人的蜡像，同时还有油画和活生生的动物。早期的博物馆经常为参观者提供一些自然历史中稀奇古怪的东西、从异国他乡如非洲或者中国搜集来的装饰物，以及诸如断头台这样的耸人听闻的技术展示。博物馆中明目张胆的真人表演意在吸引大批通俗观众；1819年波士顿美术馆展出了“小人国的歌唱家”，两个侏儒的演唱带有“绅士风度”。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当巴纳姆投身娱乐行业以后，他淋漓尽致地把早期博物馆变成展览各种奇观的场所。

现代博物馆通过艰苦的努力试图区别于满足人们好奇心的博物馆。正如1888年一位博物馆管理员说的那样，“当博物馆学生看到一个中国女士的鞋被鲨鱼的牙齿所包围”或者“一具埃及木乃伊置于一个中世纪的箱子里时，他的灵魂会颤抖”。如此绝对的展览对于一位有辨别力的观察者来说是公开的侮辱。然而公开侮辱的刺激暗示了博物馆与流行展览之间挥之不去的联系。1888年，中国鞋或者放在盒子里的木乃伊这样的视觉新奇物不仅象征了博物馆尘封的过去，而且象征了它的文化对手——大众文化展览。豪威尔斯的《现代婚姻》对于各种机构之间的竞争和竞争在高雅文学文化构成中的地位有一种尖锐透彻的看法。巴特莱和玛西娅到达波士顿的第一个夜晚参观了摩西·金宝博物馆(Moses Kimball Museum)的剧院，那是个专门演出流行剧目和杂耍表演的可以容纳900人的礼堂。剧院保留了它早期作为博物馆的痕迹，画廊展厅就是现在的一层大厅。

他们穿过长长的带有柱廊的大厅，大厅的两侧有油画、石膏模型、一排排放在玻璃盒子中的鸟和动物，对于那些被波士顿爱看戏的人所珍爱的东西(即使不是没有内在美的话)，她几乎瞥都没瞥一眼：周围挤满了小人国居民格列佛，漂亮的鸵鸟和塘鹅标本，在玻璃钟罩下面的美人鱼，领导人的画像，大象标本，穿越特拉华的华盛顿塑像，埃及艳后和毒蛇，威廉·派坡瑞尔爵士(Willam Pepperell)的惟妙惟肖的画像，以及刻有异教徒的月份和季节的石膏模型——如果所有这些确实是展品的话——都是暗淡的魔术幻灯，在此中行走的巴特莱和玛西娅根本不觉得有真实性。

大厅里毫无章法的“魔术幻灯”与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实例”形成了对立。展览漠视神化与自然、随意与严肃、艺术与奇怪物品之间的区别。展品不遵从任何自然或历史的秩序，因此它们只代表了自身的奇特。在《白鲸》中，梅尔维尔经常使用类似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和不适宜的外来典故为他独特的文学艺术塑造一种崭新的抒情的象征主义。相反，对于豪威尔斯来说，把毫无关联的物品放在一起展示根本没有生命力，它们只是带有教育意义的化石，是大众品位“石器时代”的一个例子。公众对“新奇的兴趣”似乎越来越浓而不是渐渐消退，使得大众品位越来越不自然。展品都带有扭曲和做作的特点，它们代表了现代生活中众多“荒谬的、畸形的和人为的东西”，在豪威尔斯的小说和评论中，它们就是女人的时装和矫揉造作的新美国“品位和情绪”。

然而，豪威尔斯详细再造的这个杂乱无章的景象暗示，展览的奇特性可能不是简单的过时现象。各种“魔术幻灯”般的城市景象也是小说关注的焦点，而且在豪威尔斯后来的小说中也确实如此。比如《牧师的教区》中就有一幅精细描写的画面：一个饭店着火使人们乱成一团、刑事法庭里情形突变、街道上一场血淋淋的电车事故——豪威尔斯笔下的角色们经常批评这些在小报上刊登的话题过于哗众取宠。高雅现实主义与它名义上排斥在现实秩序之外的东西关系密切。豪威尔斯所主张的文学现实主义建立的时候正是新近定义的高雅与低俗文化秩序在公开的竞争中面对面对峙之时。从那种意义上来说，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语言，产生于敌对状态中高雅和低俗文化之间紧密的关系，只有具备警觉区分密码的人才能看出两者的差别。这就是豪威尔斯现实主义的自觉职责。那么，尽管现实主义者敦促清除“没有章法的模仿”，但是现实主义的话语只有牺牲现实主义特性最根本的东西，才能消除它所认为的不真实因素。

对于豪威尔斯而言，现实主义特性对于了解这个流派的基本制度——婚姻——非常必要。《现代婚姻》中的角色对哈伯德的婚姻持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稍微不如人意(巴特莱的意见)，有的认为不可思议地缺乏亲密感(玛西娅的看法)，有的认为严重缺少家庭生活的规矩(玛西娅父亲的看法)。但是，作者要求读者们把哈伯德的婚姻看成小说中另一个角色所称的“可怕、畸形的”婚姻——现代离婚形式下的婚姻。更确切地说，离婚是婚姻的变形，或者丑闻化的婚姻。这就是读者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必须抓住的特性：对于豪威尔斯来说，哈伯德婚姻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多么与众不同，而在于它容易受到毫无根基可言的商业社会的攻击，具有代表性和教育意义。豪威尔斯的小说认为，像其他传统的机构如教堂和共和国政治一样，婚姻不再是一个躲避大众文化幻想的有效庇护所，大众文化如果不及时控制，将侵入亲密的人际关系，甚至影响意识本身。

这种见解需要看出小说中最细微的特征。哈伯德的婚姻最终并没有被看做是与众不同的“可怕畸形”，而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现代实例”。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畸形的变态(虽然那个时候离婚很少见)，而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豪威尔斯所说的在大众文化时代他对婚姻“实用的和现代的”处理的结果。只有这种差异——“实例”的分析价值——使小说不至于沦为它所坚决反对的东西，即过分渲染“离婚审判”(豪威尔斯在一篇批评文章中指名讨伐的)而取得“廉价效应”。固然，这是一条很微妙的界线：同一位作家既在小报的编辑评论中谴责了婚姻审判，而同时又以一个长而有趣的离婚审判作为《现代婚姻》的结局。然而划出这条界线正是关键，界线使小说表达的间接特性表露无遗。豪威尔斯的离婚审判并非为了取得廉价效应，而是为了取得现实主义效果，也就是说，让具有辨别能力的读者充分意识到大众文化的失真性，然后认识到社会整体的价值——现代性——一个很难把握的特性。

这种现实主义的美学观源于各种混杂交错的观点。豪威尔斯现实主义的观点坚持以揭示真理为本，即使这些观点在较低语域引起了极度的焦虑。每一个观点都是真实的情感，每一个观点都增加了另一个共鸣。他对于现实主义的深信不疑等于渲染了训练有素的表达力量。“最高层次的小说把自己当成事实。”这个阶段的想象力必须要承认这个时代事实所带来的全新的刺激和权威。自然科学以及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声望，源于统计学的不同寻常的理性影响，大学对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全新、专业的认识——所有这一切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跨学科的魅力。对于豪威尔斯和其他同时代的人而言，现实主义(“如当今世界正在见证的文学运动”)能够把无形的社会整体慢慢地具体化。

并非所有的人在现实主义“运动”中都发现了理性的魅力。有些观察者发现，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过多地进行冷酷、无情的分析。诸如艾格尼丝·莱普利尔和威廉·罗斯科·塞尔(William Roscoe Thayer)这样的评论家，将19世纪90年代带有更多浪漫色彩小说的复兴看成是对现实主义分析“解剖家”的绝好替代。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在各大相互竞争的杂志和其他场所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893年，为了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召开了一个文学大会，哈姆林·加兰、玛丽·哈特韦尔·凯瑟伍德(Mary Hartwell Catherwood)以及查尔斯·达德利·沃纳等大人物集聚一堂，对于一个评论家称为的“现实主义激情”各抒己见。尽管有对现实主义的恶意批评，但是那些感受到“激情”的人认为，现实主义是美国文学领域一个非凡的、真正令人激动的进步。支持者们感受着某种类似冲洗照片技术发展带来的兴奋和愉悦，他们相信现实主义正在把一个通常变化无常、迅速变迁、令人无法准确把握的社交世界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对于豪威尔斯来说，现实主义“运动”也使小说变成了一个集体事业，变成了整个社会阶层的工作或职业。豪威尔斯说道：“尤其是对美国生活的描绘，其丰满程度史无前例。”因为小说是一群特别能干的作家的成果。“当然，一位作家、一本书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们社会和政治的分权管理不允许这样做，而且可能永远不允许这样做。但是，众多优秀的作家出于本能，努力将国家的每一部分、每一历史时期的文明介绍给其他部分。”就像古德将图书馆视为“一部带有插图的文明百科全书”，豪威尔斯将小说看做一种广泛的文化事业，通过全面的文字记载，使美国社会的多样性更加清晰透明。作为一个良师益友，豪威尔斯不断鼓励来自东北部文化中心外围的作家——比如来自田纳西州的玛丽·诺埃利斯·莫夫利，以及描写中西部田园生活的作家哈姆林·加兰和爱德华·埃格尔斯顿。豪威尔斯还支持移民这样的文化外来者，比如亚伯拉罕·凯汉(Abraham Cahan)，他担任了《犹太先锋日报》(Jewish Daily Forward)的编辑，以此作为自己的“现实主义”事业，以及非洲裔美国作家查尔斯·切斯纳特。这项集体事业以文字形式完全反映了国家的概况，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分权管理”。

这种乐观展望的另一面是随之而来的焦虑。没有语言或者媒介来实现文化秩序的根本秩序，社会生活有可能看来仅仅是多种多样幻想和欲望的集合体。豪威尔斯力图使文学成为现实的机构是因为他深深感觉到，其他社会形式都不能描绘，或更糟糕的是，甚至歪曲了当代社会生活。豪威尔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个人的焦虑，提出了大众文化的社会力量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为首批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之一。他的文化阶段概念以及现实主义的创立构成了我们坚持不懈努力的肇端，我们试图去理解文化表达的效果，去捕捉大众文化形式与多种多样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腐蚀性的还是统一性的。豪威尔斯的解决方式是把文学定义领会为一个社会媒介，努力使文学区别于他认为不真实的大众竞争对手。在现实主义“秩序和制度”的科学腔调下，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是一个调和的梦想，一个想象中的博物馆，是以现实为幌子收藏欲望。

豪威尔斯独特的文学民族主义中(一个“文学的共和国，所有人都自由而平等”)所包含的乌托邦念头往往掩盖了它本身相互矛盾的前提。在现实主义者的见解中，道德的力量是固有的，正如豪威尔斯所想：现实主义作家的每根神经都“感受到事物的平等和人类的团结；他的灵魂是高贵的，并非因为虚荣的外表、幻影以及理想，而是因为只有真理存在的现实”。豪威尔斯相信，那种见解的文学表达将把读者们的高雅见解变成社会改革的道路。只有现实主义象征了“文学的民主”，因为它保证“未来品位一致”，而不是迎合流行品位的大杂烩。但是“品位的统一”的前景也包含了理论和实践之间不可简化的矛盾。豪威尔斯真正的民主理想与其专业的文学实践是分不开的，文学实践的实际目的就是培养一定范围内的、自我选择的读者群。豪威尔斯日益感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压力和不安。他的“文学共和国”的理想是一种统一文化的幻想，这一幻想的主要目的——通过“品位”把公民团结在一起——同时也掩盖了它与他反对的市场文化的关系。

我们在豪威尔斯自己的事业发展中也可以窥见同样的不安。豪威尔斯在俄亥俄州长大，接受过相当基础的教育。他在一家当地报社办公室工作，同时也为俄亥俄州的出版社写文学评论。最终他在波士顿的《亚特兰大报》以及纽约的《星期六新闻》(Saturday Press)上发表了几首自己的诗歌，在东北部的文学中心开始了一生的事业。晚年，他在流露真情的小说如《童城》(A Boy's Town，1890)和《我的青年时代》(Years of My Youth，1916)中回忆了在俄亥俄州度过的童年，但是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关于成就了他文学事业的欧洲和美国东北部。豪威尔斯为林肯竞选总统写过传记，并因此获得了威尼斯领事职位的奖赏，美国内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居住在威尼斯。他的意大利游记帮助他与波士顿和纽约文化圈建立了关系。他一回到美国就获得了纽约《国家》杂志专栏作家的职务，后来又担任波士顿《大西洋月刊》的编辑(1866—1881)。

豪威尔斯的成功被当做文学文化促进国家融合的范例。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将豪威尔斯称为“差强人意的西部”之子，他与生俱来的才能被认为是东部文学最亮的光芒。或许更确切地说，豪威尔斯的天赋已经鼓舞了雄心勃勃的年青一代作家去热切地研究东部文学的地位。豪威尔斯是个局外人，但他敏锐的观察力帮助他跨过门槛而登堂入室，并且他独特的事业发展方式留下了久远的影响。对于年轻的豪威尔斯，波士顿是一个欲望和深度分析的对象，这两者的结合赋予了他旺盛的精力，让他的小说和评论更加犀利。他作为局外人对“公民关系”的掌握是他作为局中人取得文化成功的源泉。要了解豪威尔斯的作品——他的社会洞察力、评论以及他后来所感到的批评僵局——就应该注意到，豪威尔斯对社会特性的全面了解对于他来说既象征了公开的流动性，又象征了难以和解的差异。这是一个他永远也没有完全解决的矛盾。

出版界的百万富翁：巴纳姆和豪威尔斯

在《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中，豪威尔斯以公开竞争的形式与商业文化进行斗争。小说的中心话题与当时大众印刷业已经确立的一个流派巧合：新的美国百万富翁形象。在这个时期，百万富翁的传记和新闻尤其受到大众的欢迎，比如资本家的智囊书有安德鲁·卡耐基的《财富的福音》(1889)以及欧瑞森·斯威特·马登的《推往前线》(Pushing to the Front，1894)。豪威尔斯在《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中通过刻画一个百万富翁，从根本上挑战了商业文化，并且他对塞拉斯·拉帕姆绝对精妙的现实主义描写击败了商业文化。当然这是场注定的斗争，但它并非没有启发性。认识到竞争动机就是强调了小说的文学控制，以及小说生机勃勃、斗志旺盛的文学活力。豪威尔斯让印刷业因为小说的主要人物油漆商拉帕姆，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而获得了第一个成功机会。巴特莱·哈伯德再次出现来完成这个任务：他以年轻的新闻报道记者出现，刚刚结婚不久，接到任务去采访拉帕姆，写一个“波士顿真实成功者”的系列。巴特莱通过荒谬的生搬硬套把拉帕姆描写成“成功的美国人的杰出类型”。豪威尔斯在描写拉帕姆的时候，则揭露了巴特莱的新闻用语是一种错误的表达形式——既不是对“类型”的真正诠释，也不是对镀金时代成功现象的真实理解。报纸兜售经过润饰和扭曲的百万富翁的生活故事，豪威尔斯首先会揭露这些故事的虚假性，然后再重新撰写，好像给整个流行流派以因果关系的惩罚。

豪威尔斯的小说以击败这些肤浅的报纸故事的面目出现。巴特莱的真实成功者是温和的上层社会人物，而豪威尔斯则是通过人物的土语和行为使人物富有生命。巴特莱的描写充满了客套落俗的赞扬，而豪威尔斯则向人们呈现了一幅精心着色的画面——拉帕姆道德上的踌躇不决和屈辱以及他的自我矫正。《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最好地说明了豪威尔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是相互对立的，他认为现实主义就是一种揭露和展示其对手的商业形式所歪曲和省略的东西的艺术。然而，如果想通过这些对立看到实质的话——表面与深层、扭曲与真实表达——就必须用豪威尔斯的特定说法来定义。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有共鸣的读者都会在这些特定说法中看到它们，能够理解这些特性是成功阅读小说的关键标准。但是，豪威尔斯战胜巴特莱枯燥平淡的新闻业也是间接地为大众文化作出了贡献。这场竞赛本身不言而喻地承认存在着其他评价写作的标准，虽然对于豪威尔斯来说，它们是没有生命的文学，但是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它们却是充满活力的。

如果我们把《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与一本关于美国百万富翁“发迹”的最畅销小说相比的话，很明显，豪威尔斯所描绘的特性带有其盲目性。豪威尔斯笔下的拉帕姆以本世纪最著名的商人菲尼斯·T.巴纳姆(Phineas T Barnum)为原型，豪威尔斯的小说可以当成巴纳姆自己的小说的高雅文学版。巴纳姆的自传《奋斗与胜利》(1869)在运用流行小说的惯例上与《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平分秋色。两本书都依仗“真实的成功”来达到不同的目的。豪威尔斯的小说表明，流行新闻业努力捕捉富裕美国人的新形象的努力是多么的乏味和感觉迟钝(巴特莱对拉帕姆的“磨难和奋斗”直截了当的赞扬似乎不能遮掩新闻报道者的嘲笑)。空洞的新闻记者语言证明了现实主义特性的必要性。对于巴纳姆而言，他的自传《奋斗与胜利》影响了公众对百万富翁故事的兴趣，极好地以自己的事业为幌子向公众说明了成功的含义。巴纳姆通过娴熟的技巧，让读者参与到一个游戏中，他们忽略了公众人物与那些通常代表了美国财富和“真实”成功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之间的区别。巴纳姆的广告伎俩和偶然的露骨谎言被人们认为代表了公众人物的“诚实、活力、勤奋和勇气”。但是这种对差异显而易见的抹杀事实上需要另一种洞察力。巴纳姆的读者们必须能够区分他表演的卑鄙手法与表演的创新性成功之间的不同，区分巴纳姆的夸大其词与生意的敏锐之间的不同，这种敏锐看到了一个新兴的、不断扩张的国家市场的存在。

夸张的技巧说明了两部小说的不同。豪威尔斯的小说能够认识到，拉帕姆喜欢自夸是一种民间特点，具有其自身的魅力。读者对这一方面的理解得益于拉帕姆的女儿佩内洛普(Penelope)，她充满深情地模仿拉帕姆的自夸，很好地表达了她良好的社会评判力和她做儿女的忠诚。然而，所有豪威尔斯的读者都认为拉帕姆的自夸是一种缺点——并非因为自夸是坏品质的标志，而是因为拉帕姆没有意识到自己夸耀的行为，因此就不知道他的行为会如何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每一次吹嘘都证明他缺少豪威尔斯笔下的波士顿最看重的品质，即文化洞察的能力。夸大其词在《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中是一种艺术，但不是拉帕姆的艺术；它反映了作者豪威尔斯的艺术。但是相反，对于巴纳姆而言，夸大其词是颇具复杂性的自我意识艺术。读者们认为巴纳姆了解并利用了夸耀的各种形式和效果，而且认识到他自我宣传的骄傲与他娴熟地利用宣传技巧牟利之间的区别，前者言过其实，而后者深奥微妙。

比如，巴纳姆关于建新房子的叙述是一个研究自我吹嘘的不同形式的很好案例。正如巴纳姆的读者们知道(巴纳姆知道这一点)的一样，夸张地表现谦虚是任何持久的自吹自擂的前提条件。“在决定建什么样的房子的时候，”巴纳姆写道，“我决定以方便和舒适为主。我不太在乎风格，而我的妻子更加不在乎。”读者在紧接着的下一段就看到了巴纳姆的装腔作势，因为他告诉读者他的爱屋的“风格”是“乔治四世设计的亭式建筑”，是“英格兰唯一的东方式建筑”。巴纳姆称他的房子是“伊朗式”(Iranistan)的，这个名字像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永久的夸耀。但是吹嘘如果满足了好奇心也就不是什么冒犯了。巴纳姆对建造房屋的描述满足了读者对他奢侈度的好奇心(如果不写倒真正冒犯了读者)。他写家具、“昂贵的用水装置”和地面，还有专用马房、温室和其他户外建筑(“都是同类中最好的”)，还包括“上百种”移植的树木。他没有写读者最想知道的事实，即房子的实际成本，但是他为读者提供了另一个最有用的东西：他对于成本的漠不关心。“整座房子的修建我实际上‘没有考虑成本’，因为我根本不想知道要花多少钱。我在乎的是房子要让我满意。”段落的结尾带有一种自谦的口吻，以一种令人愉快的笔调化解了自我吹嘘带来的不和谐语气：“当‘Istanistan’这个名字公布的时候，一个爱开玩笑的纽约编辑把他的音节拆开了读成I-ran-i-stan，意思是‘我跑了很久才能站住!’”

总体来讲，吹嘘发挥了作用，因为巴纳姆使用起来游刃有余。像其他可爱的骗子一样，他令人陶醉，因为他没有隐藏自己的罪恶，反而充分利用它们，从而给自己增加了诱惑力。言辞上的表演也表明了巴纳姆敏锐的生意头脑。对房子的描述——像房子本身一样——把支出变成了利润，因为建筑本身成了巴纳姆事业的广告(他的信纸抬头就印着房子的画面)以及成功的标志。敏感的读者把这种炫耀的文字当成消遣来读，同时也把这本书当成事业成功的指南。

百万富翁房子的建设也是《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中的核心情节。豪威尔斯情节设计的过人之处就是要准确地揭示像巴纳姆这样的人物如果要控制自己的自我炫耀就必须压抑对阶级屈辱的恐惧。巴纳姆的描述向读者呈现出一幅巴纳姆对建筑大师指手画脚的画面。相反，拉帕姆的建筑师在听到富人对材料和地板的要求时几乎不能“掩饰这些命令带给他的毛骨悚然”。当然，读者们对“毛骨悚然”一目了然；对于读者们来说，建筑师的厌恶其实体现了自身较高的洞察力。读者发现自己参与到了一个辨别情感、不同品位和标准反应的过程，这一切都是拉帕姆所看不到的。读者们也意识到一些高雅品位的界线。当婆罗门观察家布罗姆菲尔德·克里(Bromfield Corey)评价“普通大众像畜牲一样愚昧无知”时，他过度精细的观点像拉帕姆粗俗的观点一样成为批评研究的对象，被认为是毫无感情的见解。更重要的是，读者高超的洞察力使拉帕姆变得一览无余，他们可以看到拉帕姆竭尽全力想掩盖的惊慌和尴尬。(比如他不知道是否应该戴手套去参加克里举办的宴会，这是折磨他很久的一件事，但是他宁可死也不愿去咨询他年轻的雇员汤姆·克里。)拉帕姆自己的“毛骨悚然”——而且他感受更深——记录了白手起家的人因为挤进了上流社会而感到的烦恼和无助。读者们看到“社交的变化无常”带给他“极大的痛苦”，自我曝光的风险“使拉帕姆感到不舒服”。他自己的欲望也是自己强加的禁忌。当拉帕姆的妻子警告他打掉把女儿嫁给汤姆·克里的念头时，他畏缩了，“想到带着羞辱隐藏的希望和抱负时就浑身发抖”。

与巴纳姆一样，房子代表了拉帕姆没有品位，并不代表他没有钱。但是房子的命运也显示豪威尔斯认为礼貌是资本主义的关键要素。品位是一种财富。当房子在一次拉帕姆意外引起的大火中被烧毁时，它不代表世俗虚荣心的徒劳无用，这是它可能带有的道德含义。相反，房子的突然消亡证明了拉帕姆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本。建造这座新房子已经用尽了他的金钱，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大大超越了他有限的品位界限。财产的灾难是他在克里家晚宴上个人灾难的副本。当时，就像他无意中点燃的大火一样，他的社交焦虑使他意外地喝醉了，而醉酒又导致了他礼仪上的失态。在波士顿，拉帕姆不是一个有财产的人，而且他从来都不是；他只拥有金钱。小说的后半部，豪威尔斯设计了一个次要情节，让拉帕姆恢复了道德，弥补了他的经济和社交损失。如许多豪威尔斯的小说一样，道德转变有某种重要性，但是它也带有很强的外来感。很难否认小说真正富于戏剧性的活力在于把对拉帕姆品位的严酷考验当成镀金时代资本主义的内部故事。

拉帕姆内心深处的挣扎实际上来自于财富给他带来的回报。如果说巴纳姆的《奋斗与成功》是新时代的财富颂歌，那么《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是一个带有警戒性的寓言。但是小说到底要警告什么还不清楚——小说是不是谴责内战后资本主义的过度欲望和错误的投机？或者对有洞察力的读者发出危险信号，教育他们拉帕姆“类型”是应该引起读者怜悯的文化无知的代表？对这一特性，小说并没有详细说明。小说似乎反对导致拉帕姆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失败的苛刻条件，但是拉帕姆失败的幽灵也激发了小说内部的竞争活力，驱使读者在拉帕姆失败的地方寻求成功。只要读者否认对拉帕姆有任何喜爱之情，那么对他产生同情是可能的；从同情转为一致感(伤感小说经常要求读者这样做)，要不就是引起自卑，要不就是拒绝小说本身的现实主义特性的条件。拉帕姆害怕羞辱起到了疫苗的作用：他的焦虑是读者的保护，他的失败是读者的进步。豪威尔斯的小说最擅长分析阶级焦虑，那种在19世纪末期的经济繁荣中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但是小说在带来这些活力的同时又展开了分析。《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可以说由明显的和不明显的“毛骨悚然”构成，形成了一个固有的特性系统。累积的效果创造了拉帕姆丰满的性格，成为读者综合辨别的对象。第二个效果虽然不那么明显但是非常重要，就是小说把它理想的读者塑造成具有识别能力的主体，这个过程通过内心暗示、偏离的尴尬以及提高的文学理解得以完成。

左右了巴纳姆读者的欲望——那种公开的、毫无掩饰的向上爬的欲望——正是遭到豪威尔斯的读者强烈否认的。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区别也是一个共同点。《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像巴纳姆的书一样，是一本指南，提出了可供效仿的规则。正如我们期望的一样，豪威尔斯的规则与巴纳姆的规则完全不同，因为后者把他的建议整理成绝对的原则(“赚钱的艺术”)，用他自己的成功来证明这些原则的正确性。豪威尔斯的规则从来没有明说——它们以一种消极的形式存在，无言地指导读者表达与小说人物之间的情感以及观点的交流。但是，小说中最懂得社交规则的人，如佩内洛普·拉帕姆和汤姆·克里，也被明显地定位为成功的人，这并非是偶然。小说的结尾，柏涅罗帕和汤姆看起来使他们之间的差别得到了回报。汤姆意识到自己上流社会的品位带有讽刺意味的狭隘；他忘记了拉帕姆的耻辱，与佩内洛普结了婚，这为汤姆打开了国际贸易这一扇充满魅力的大门。佩内洛普则通过婚姻“上升”到了高一层的社会地位，这个婚姻没有辱没她敏锐洞察力的天赋。

豪威尔斯的小说展示了金钱文化。但是小说也从这个文化的内部证明了金钱文化与它所批判性描绘的文化品位分享着同样的经济原则，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文化观越来越使豪威尔斯感到烦恼的时候。在《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出版之后，他对生活和文学的看法变得更加悲观。劳工骚乱和经济冲突使他烦恼不已，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痛苦，而对于他来说是无助。豪威尔斯是唯一一位公开反对绞死因1887年干草市场暴乱而受到指控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1889年，他女儿温妮佛雷德(Winifred)的去世使他更加悲观。豪威尔斯的传记读者称他是一位“具有两面性的”作家。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创作闹剧和轻喜剧，但是他的小说开始体现一种新的社会混乱和漂流感，甚至当他试图通过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更广阔的社会前景时。在《新财富的危害》(A Hazard of New Fortune，1890)和《世界充满机会》(The World of Chance，1893)中，他直接分析了文化经济原则的代价和激烈冲突。美国生活的现实，像“不真实的”大众形式一样，开始变得扭曲和表里不一。1888年，豪威尔斯写信给亨利·詹姆斯，这封信经常被引用。信中他说：“美国似乎是世界上最古怪、最荒唐的国家。”

50年来我乐观地对“文明”心满意足，认为它有能力最终顺利地发展，但是现在我憎恶它，而且认为它最终偏离了正道，除非它重新回到一个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同时，我感觉自己像是穿着一件皮毛外套，生活在我的金钱能够带给我的奢侈中。

就像他悲观自嘲的暗示一样，豪威尔斯自己的审美观并没有预示着一个和谐的未来，而是一个不平等的历史的延续。他所坚信的培养意识的观点似乎开始离他的“共和国文学”梦想越来越远，使品位和特性看起来只不过是审视精美外套的眼光罢了。

亨利·詹姆斯与公民的想象力

豪威尔斯面临的现实主义原则与未能实现的国民团结之间的差距具有启发性。从形式上来说，差距是根本的。现实主义对它所反对的大众形式的依赖注定了现实主义永远无法达到它所追求的优势。但是，这种困境也提醒现实主义者时刻警惕保持对文化差异的感性认识，建立和展示文学价值和大众形式之间的差异是现实主义小说履行的职责。因此，缺少优势成为愈演愈烈的紧张状态，现实主义作家创造出愈发复杂的关于特性的文学规则。作家们不惜通过造成读者脑子的混乱来获得他们独特的风格——有时甚至以一种讨好的方式——混乱来自他们使用的文学讽刺以及讽刺的文化对象。查尔斯·切斯纳特和伊迪丝·沃顿批判性地描绘了已经成为大众兴趣点的社交世界(南方和富人圈子)，这样做也迎合了它意在批判的带有窥视癖的市场欲望。詹姆斯道德戏剧中出其不意的逆转和讽刺性特性的详细描述经常会形成自己的情节剧，这个美学效果让很多同时代的读者们怀疑詹姆斯自己是否道德反常。亨利·亚当斯的小说和早期文章认同豪威尔斯对分析特性的信念，后来发现那个分析思维模式完全坍塌。

用詹姆斯的话说，因为19世纪后期“至高无上的”“分析本能”没能够统治大众品位，所以它允许豪威尔斯和其他作家们彻底把小说创作改造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和一个关键的文化权威，这个权威从内部由它认真检验过的现代性构成。这种在社会图景中的定位大大超过了任何特点或者统一的世界观，赋予了高雅文学的现实主义以形态和影响力。然而，一个问题依然让豪威尔斯认为美国是“古怪、荒唐的”：高雅文学文化获得了权威，但是目的是什么呢？现实主义分析的批判性力量比它的历史起源和地位更加难以确定。对于小说家来讲，把“品位的统一”看成一个完全狂妄的目标，将会导致豪威尔斯后期感受到的徒劳无益。另一方面，认为在高雅艺术中谈论公民因素是没有诚意的，就等于接受和支持高雅艺术是社会控制手段的观点。然而，任何认为艺术与社会无关的主张都将使高雅文学价值沦为社会精英分子自鸣得意的喜好而已。

高雅文学现代主义从其开端就隐藏着这种僵局的危险。真正的“艺术美国”如它最终证明的一样，更喜欢大众文化的商业艺术；现实主义孕育出来的“分析本能”除了能获得失望或鄙视感还能获得什么？亨利·詹姆斯这位最具分析风格的艺术家也是一位观察家，他提出了最具远见的意见，为文学在大众文化的时代找到了“可能的最好用处”。他关于“这种想象力的公民价值”的观点从来没有使他认为大众形式是有益的；詹姆斯一直谴责大众出版业和其他机构带来了下贱的动机和各种各样的破坏。他强烈地谴责报纸，比如最尖锐的一次，他写信给他的兄弟威廉说，在美国报纸头版关于1898年西班牙—美国战争报道的背后，他只看到了“疯狂、怒气、愤怒的丑陋以及机械性的反响，别无他物；我从心底同意你对尖叫的报纸的谴责，它们是一种肮脏的犯罪。对于我来说，它们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然而几乎是同一时间，詹姆斯开始写一些文章，在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大众表达的背景下为“高雅美学特征”思考一个不同的、不是那么敌对的角色作用。

在《机遇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Opportunities”，1898)一文中，詹姆斯从来没有放弃他所称的“书之洪流”这个“略带恐怖”的观点，声明了书籍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因为他意识到大量的书籍和不断增大的读者群已经永远改变了“文学”的真正含义。过去曾经定义文学价值的“相对小型的图书馆的书”不能再作为令人满意的衡量标准。印刷的数量和消费这些印刷品的“庞大的美国公众”已经使文学的本质变得不确定：“在我们所能考虑的条件下，(印刷文本的)供应是否会获得文学应该具备的活力和特性”很难预测，尤其当“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脑子里所说的文学时”。但是在记录自己焦虑的同时，詹姆斯也强调了看到令人晕眩的变化时自己的兴奋感——“刺激和狂喜，而不是痛苦。”詹姆斯强调，文学价值的偶然性意味着出其不意的创造性，那种“由素材点燃的新火花”的可能性。

总之，新文学价值源于大众环境的观点带来了一种兴奋感，一种从“先前的结论和狭窄的条条框框”中的解脱。固然，一个以百万计的读者群(“或已经接近10亿”)并没有保证带来文学的成就——对于詹姆斯来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它带来了绝对的危险，比如他在美国报纸上听到的人们对战争渴望的“机械性回响”。然而，不管有什么样的风险，对于詹姆斯而言，如此巨大的数量也肯定会带来艺术上的“机遇”：“如果这10亿人都参与到生产和流通中来，那么他们也做了其他的事情；他们在我们面前铺开了一幅机遇的画面……我们不可能没有耐心和好奇心来接受这样的假设，即如此庞大的生活肯定会以均衡的频率分裂成各种表达形式。这些地方、这些时刻将是机会。”

此外，从这些环境中衍生出来的表达形式不仅代表了新鲜的文学启示，而且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学领域。虽然庞大规模的印刷生产可能会带来“极其普通的”作品，但是詹姆斯认为这种同化的威胁也可能鼓励创新的倾向，这种倾向“会使个体大众们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精挑细选、更加进化。”此处的复数“公众们”(publics)非常关键。詹姆斯设想多种相互联系但又特色鲜明的文学价值能够并存，它们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像一个棋盘那样分成若干小格，每个小格只表明自己类型的可达性”。棋盘这个比喻说明詹姆斯试图越过一个纯粹等级化的文学价值系统而又不切断文学与文化批评之间的联系。詹姆斯的棋盘形象主张文学价值必须保持社会性；文学“种类”重叠的景象使他能够想象一个至少在内部可以交流的阅读群体，甚至这个景象承认“个体天才”的力量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带来完全不同的读者。接受文学的多种“类型”就意味着必须牺牲现实主义博物馆这个统一的专用文学表达体系的观点。但是牺牲带来回报：多种形式的文学领域通过创造性地“应对”大众衡量标准而变得更加富有生机，能够保存现在看起来带有偶然性的文学的批判功能。

詹姆斯在写给纽约版的《大师的教诲》(“The Lesson of the Master”)和其他故事(1908)的前言中探讨了创造性或“建设性”反应的类似观点。他声称，詹姆斯式现实主义“有效的讽刺”把使读者回忆起“另一件可能的案例”作为它的职责之一，即异常的行为或者情绪能够在环境中被想象出来，否则的话，这个环境只能带来唯利是图和虚伪。他建议，在小说中“记录”“高尚的、有益的事例”代表了“公众对想象力的运用”：“一个人如何能只满足于描绘生活中的琐事、粗俗和痛苦而不想时不时描绘一下好的行为或者解脱？”这里的讽刺喜欢更好的、更高贵的事例而不是较差的事例。这种情况下的小说没有放弃真实，也没有无视詹姆斯所谓的历史“未完成的工作”。但是在记录“其他可能案例”的同时，小说成为想象中的准真实史。它在纸面上想象出一个在现存条件下更加理性、更加高尚的公民社会。

文学潜力也是《巴尔扎克的教训》(“The Lesson of Balzac”，1905)中的主旨。詹姆斯在这篇文章中主张：尽管小说流派正在转变为一个“贸易中的大众商品”，但是“批判精神”能够在小说中幸存。他断言商业机器中数不清的出版商、编辑、采访者和制造者已经使小说成为一种“简易生产”的东西，一种“无用的、耻辱的艺术”。在这种环境下，詹姆斯以巴尔扎克的例子来恢复一个“竞争心强的伙伴”形象，一个“艺术家”形象的小说家，把小说恢复为用“手工”精心制作的物品。但是在文章中，詹姆斯最明显的痛惜——即目前庞大的“制造者和读者大军”一起使“生产失去了控制”，使人们不辨是非——逐渐成为他最鲜明、最乐观的意见。所有这一切有关制造者和生产的言论使詹姆斯认识到，小说完全可以不被想象成一个物品，而是一种实践、一个活动，由读者和小说的作者共同完成。詹姆斯指出，使有价值的小说充满活力的“注意力”可以在读者身上得到复制，他们与作者一样对既定的文学话题进行批判性的探究。

巴尔扎克就是这样一个“伙伴”，任何能够品尝他“文化冒险”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伙伴。詹姆斯认为，在“教育实践的力度”上，没有人能与巴尔扎克相提并论。这种实践总是可以得到满意的回报。詹姆斯坚持认为，巴尔扎克不仅给读者提供了“娱乐”，而且也传授了知识。但是巴尔扎克描绘的生活图景非常全面和深入，读者必须具备超常的分析“意义、关系和价值”的能力：

它蕴含了巨大的价值，因此给我们的视觉带来了巨大的享受——条件是我们的视觉有能力承受。承受——就是我们的承受——是件严肃的事情，因为它需要我们的注意力，从中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接受教育。

通过把小说重新设想为一种文学实践而非物品，詹姆斯把文学表现为制造了公众的创造性劳动，因为小说增加了共有“意义”之间的关系。因此，文章的结尾把小说区别于博物馆或展览室，重新塑造成为一个集体车间的形象：“你也许会吃惊，”詹姆斯对他的读者说，“我说我们大家、你们大家、所有人都包括在内，都是小说家，经常出没于商店、实验室里，或者更高尚点说，经常在神殿庙宇里穿梭；但是这样的设想在当今这个印刷的时代可能从来不会遥不可及。”虽然詹姆斯依然拥护文学洞察力的特性，但是这个印刷品大量出版、“无人管治”的年代为一个集体的、真正能够培养不同公众的“公民”创造性提供了条件。在这个幻想中，没有单一的“艺术美国”，没有国家监管的权威博物馆。如果他是美国艺术之王，他有可能以别的方式发号施令。但是詹姆斯在大众社会条件下认识到了机遇，也意识到了代价。詹姆斯视“扩大经验和意识”为艺术的职责，只有通过大众形式的现实而非摆脱大众形式才能实现。

3 女性与现实主义作家

“冒失的新事物”：女性与宣传

1869年波士顿演出季时，豪威尔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戏剧的新尝试》(“The New Taste in Theatricals”)的文章，文中描述了一种流行滑稽歌舞杂剧，剧中有女扮男装的表演。虽然“她们不像男的，但是(她们)更不像女的，似乎是一种另类性别的人，对男性和女性都是一种滑稽的讽刺。当看到她们‘恐怖的美丽’时，人们肯定会大吃一惊，她们的淘气没有一点魅力，他们的‘优雅’令人感到羞耻。”对豪威尔斯来说，这些反串表演生动地证明了流行娱乐把人类最基本的分类——性别——完全颠倒的能力。通过创造一种“另类性别”的幻觉，非男非女、滑稽剧的模仿成为“畸形的人工”发明之一。豪威尔斯在商业文化中发现这样的发明比比皆是。然而，正如豪威尔斯确实了解的一样，滑稽剧表演点出了一个事实，即使是一个扭曲了的视觉双关语的事实。也就是说，舞台上“非真实的”人显示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公共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女性的身影。身着男装的女演员们在舞台上行走言谈，她们代表女性出现在原本只有男性角色的传统男性社会空间中，而女性之前只能待在家里。

中产阶级的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这是战后美国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注意到这个现象的观察者们着重指出了美国战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一位记者写道，在工厂，“从前一度只为男性保留的位置上，现在女性的身影也很常见”。商业消费中也出现了女性的面孔。比如最具剧场效果的百货公司的出现被认为是具有女性特点的变化：“百老汇的女性是它最亮丽的特点。”社会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甚至声称，中产阶级女性的基本任务已不再是在家中接受教育了，而是通过服装、饰品和举止行为来展示自己的财富，甚至结了婚以后也一样，她们已经成为了社会人。1904年，当亨利·詹姆斯久居海外回到美国时，他描述了一个美国“景象”：“新”女性的出现已经成为“美国天空中最壮丽的篇章”。

正如詹姆斯把女性比作蓝天上的作品一样，女性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中“冒失的新事物”之一，她们的出现既引人注目又令人惊奇。这些新事物对传统形式和文化权威不感兴趣，它们挤进公众的视线，在剧场演出中和城市街道上不断发展，似乎是对文学作家们所描绘的现代生活的挑战或者嘲弄——或者简单地说是忽视。在这段时期的美国，为全国观众描绘出文化最显著特点的不是那些精英作家们，而是那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商业世界——舞台表演、广告、大众市场的小说、新闻以及后来的电影——它们使全国观众看到了显而易见的文化特点。尽管它们都有太多的夸张，但是这些战后美国社会的商业表达形式最早记录了新的社会现实。这种流行文化的早慧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当它描绘那些第一次出现在既定公共生活中的人时——不仅仅指那些进入男性统治领域时被称为“另类性别”的女性，而且还指其他可能被视为排除在外的美国人。这样的外来公众包括奴隶制正式消亡之后产生的非裔美国人、大批移民到美国的外国人以及美国印第安人，即那些应该“消失”的美国人，他们在荒野西部剧和伤感小说中重返人们的视线。尽管大众文化极不严肃地忽略了模仿的真实性，有一种近乎种族主义的特点，但是它最真实地表现了这些美国人的生活，而高雅文学写作因其小心谨慎的特性和精确细致的衡量标准永远也达不到这个程度。

此外，流行景象从来就不仅仅是想象力或者孤立的形象。公共可见度本身就是一个商品，它是改变社会生活的最强的力量之一。新型大众文化的活力——这些活力来自商业展示不断扩大的空间，来自大众流通和专业发行行业，来自因大量新的外来移民人口和急剧积累的财富而形成的都市风景——所有这些力量本身就积极地提醒人们去注意豪威尔斯所谓的战后社会的“公民关系”。正因为如此，高雅艺术要完成表达整个社会公民关系的义务就必须面对它曾一度不信任的大众文化。

正如豪威尔斯对“畸形的”女演员感到悲伤所暗示的一样，面对流行景象可能感觉很不和谐，甚至充满敌意。但是，诸如出现公共女性那样的社会新事物，也是高雅文学叙述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对于文学内部的完善非常关键。高雅现实主义写作通过赋予事件以历史意义的技巧而获得感人的文学力量：准确刻画的社会类型、精心划分的地点和时间、交织的叙述线索把互不关联的世界和人物放在一个完整的社会视野中。这些主要技巧把学术理性延伸到文学领域中，唤起一种世俗的理解力，避开了早期小说和诗歌中源于宗教的象征意义。它们掌握了一种社会视野，成功地对经常是无聊或者粗糙的流行形式显示了权威。但是正是因为高雅现实主义如此成功地把某种理性原则带入到了文学想象中，所以它反复地发现自己遭遇着詹姆斯所谓的“冒失的新事物”，那种超越了既定表达规则的未经整理的素材。如豪威尔斯凝视女演员“恐怖的魅力”一样，高雅现实主义面对着杂乱无章、虚幻的现象一再感到震惊。但是，关键在于这些客体并非创造力发展的障碍。相反，追求高雅文化的文学主体可以说是在小心翼翼地面对新事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公共女性，新黑人公民，广告和新闻标题中古怪无言的话语，公司奇怪而且活生生的人格，暗示了多种新含意的衣服、家具和物品，以及源于现代环境的极端人类心理——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至今还没有分类的现象与既定的公民关系格格不入，被看成是文化之谜，刺激了高雅文学创造力的产生。作者们发明了错综复杂的分析类型，发展了一个美学领域——有时是高度讽刺或者政治压迫的形式，如亨利·亚当斯笔下的无依无靠的“侏儒”，或者W.E.B.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能够把文化冲击转变成高雅艺术的优雅展示和关键特性的新原则。

也许，对于高雅现实主义的形成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女性的社会身份。美国女性是一个充满感情、备受争议的人物，她成为高雅文学文化定义自身典型类型和关键权威的焦点之一。在当代社会争论中，我们应该记住，谈论中的“女性”只涉及了相对有限的一部分人的生活：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她们幸运地接受了(或者不是那么愉快，而只是渴望)她们兄弟们可以接受的教育，这些女性有可能把有偿工作当成通往独立或者社会地位的途径，而不是谋生手段。这些女性和她们的关注点非常惹人注目——作为女性问题她们惊人地清晰易懂，作为新女性她们有一个革命的姿态，作为美国女孩她们获得了国际性的宣传，作为返祖现象的亚马逊族女战士她们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化身。劳工世界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工人阶级女性并不包括在这些关于女性的争论中，这是个明显的疏漏。她们被省略不计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争论的重点不仅仅是女性出现在办公室或者百货公司这个直观现象。相反，新女性之新主要是因为一种从前只有男性才拥有的地位或行为，现在却堂而皇之地被一些中产阶级的女性所拥有，她们扮演了倔强的角色，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称之为中产阶级已婚妇女的“温柔可爱但失败的代表”。女性的作用问题、她们与社会力量和权力道路之间的关系是意义深远的主题之一。高雅文学的现实主义通过探究这些主题发展了自己典型的叙述风格和模式。女性的作用这一难题对谨慎的文学分析来说是一件烦恼的事，但同时也是一种动力，激励人们发展一种能够深入研究人的内心深处的分析方法。作为文学的话题之一，女性作一块试金石可以衡量现在已经完全商业化了的社会敏感性和国民健康状态。在这个文集中，性别和性特征不仅仅是主题，也是高雅的美国艺术文化权威的作用点，通过这个作用点，社会紧迫感可以与体裁革新通力合作。

女性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时所获得的高度公众化的姿态有一个似乎不太真实的起源。在战前的文化中，女性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女性感，即私人的和家庭的。她们产生的女性气质是一种脱俗的身份，其本质是虔诚，反对性特征，是一种家庭的直觉，与市场的深思熟虑正好相反。但是，凭借这种超凡脱俗的女性气质，中产阶级女性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得一个行动的领域，把她们名义上的家庭工作扩展到一个家庭以外的新天地。内战是加速这种变化的一剂重要催化剂。为了满足国内战争的需要，妇女们获得了后勤服务技能，她们为医院补足供给，投身卫生工作，为慈善募捐资金。女性已经成为一种国家资源。由于常规的政治活动已经终止，因此战场后方的公共生活重新成为一种需要复原治疗的家庭生活——虽然是一个分裂的家庭。

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做过战地护士，在其遗作《克拉拉·巴顿传记》(Life of Clara Barton，1915)中，她回忆了当时的严峻考验。书中描述了女护士们看护伤者的情景，无异于男性士兵战斗的场景：“我很强壮，我想我应该去救治那些倒下的男人。”战争充满了混乱和血腥的恐惧，在此期间性别角色差别并不是那么严格。“如果你偶然感觉我所处的位置太艰苦了，看起来不适合女性，”巴顿这样写道：“那我只能回答，它们很艰苦，看起来也不适合男性。”战争同时也给了女性一个可接受挑战世俗的机会。在《一个南方女人的故事》(A Southern Woman's Story，1879)中，菲比·叶芝·潘伯(Phoebe Yates Pember)骄傲地回忆道：“从南方女性觉得她们国家的权利受到侵犯的那一刻起，她们就公开地、猛烈地进行反抗。”尽管如此，当潘伯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家医院当护士长的时候，开始工作时她也有一些担心，因为“这种生活可能损害女性的柔弱和优雅——也就是说她的本性会堕落，她的感知会迟钝”。亲手管理一家医院确实改变了潘伯。但是这项工作同时也改变了她对女性能力传统的理解，不久她就开始憎恶男人们“内心隐藏的对她的讨厌”，这些人因为她的管理而焦躁不安。战时暂时形成的新公共责任只会永久地改变理解和感知，这种改变反过来又可能重新安排社会制度和习俗。

因而，依然认为女性适合壁炉和家庭生活的观点有助于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把公认的女性角色和技能扩展到家庭以外的世界。战时的紧急状况成为了战后社会的既定特征。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立的女性俱乐部、教育机构和基督教联合会有助于把新兴的城市定义为永久需要女性服务的领域。那种需求反过来又促进了能够教育和培养女性的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更公然地为女性争取政治权力的呼声接踵而来。这一步并不令人吃惊，女性毕竟已经在社会服务领域非常努力地工作了。

正如家庭身份帮助女性越来越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类似反常的事情也发生在文学界。在战前的美国，由女性创作的短篇小说、短剧和小说占据了出版业越来越大的份额，到19世纪50年代，女性作家占有了大部分小说的市场。但是女作家们也改变了这个市场。她们创作的家庭小说成为新的畅销书，一般能卖出一些其他成功的作品的10到20倍。像苏珊·沃纳、哈丽叶特·比彻·斯托、凯瑟琳·塞奇威克、范妮·弗恩、E.D.E.N.索斯沃斯和玛丽娅·卡明斯(Maria Cummins)这样的女作家成为公众名人，她们创作了关于家庭生活中精神力量的畅销书(“在男人的自私中，所有这些都是纯洁的、节俭的：爱、家园、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拥有了一个数量上前所未有、具有无限利润潜力的大众读者群。这些女性作者一次又一次地淡化她们的职业身份，使用笔名，否认对高雅艺术存有任何渴望，而且对自己在公共场合的曝光感到焦虑(“我对发表作品感到非常恐惧，”如塞奇威克所言)——事实上，所有这些否认反而有助于她们成为公众人物。虽然她们对于宣传的矛盾心理无疑是真实的，但是她们对名气的拒绝恰恰给她们带来了名气：女性作家们正是通过传播女性身份成为非公开的、脱俗的典型，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她们对女性的观点获得了公众的注意力。

流行家庭小说也以一种更为物质化的方式让女性为世俗所见。家庭小说作家们把她们的文学作品比做针线活或者其他熟知的家务活，然而她们在商业上的成功使得她们的名字和面孔成为大众市场中的偶像。对于像斯托和弗恩这样的作家来说，广告、销售代言人、传记短文、平板画、巡回演讲和本人露面、在印刷物上出现以及名人照片等都使得女性的家庭生活甚至她们的身体和衣服样式成为向公众展示和消费的对象。人们未经授权就重新印刷她们的文章和故事，使得宣传长久不衰；像她们的视觉形象一样，她们的言语通过几乎是自动的、分散的作品发行而得到传播，提高了她们的公众认可度。女性神圣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身份获得了一个明显带有公共性、商业性和政治性的地位。

对于许多传统主义者来说，这个变化等于一个通过印刷和照片得以实现的令人震惊的女性侵略。正如一位作家詹姆斯·威尔牧师(Rev.James Weir)所描绘的一样：“我们看到过分扩散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女性)堕落的形式和阶段，比如我们剧院上演的剧目以及整个国家每天出版的书籍和报纸。”正如威尔的警告暗示的那样，女性的公众可见性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女作家。舞蹈家范妮·埃尔斯勒(Fanny Elssler)和歌手詹妮·林德(Jenny Lind)是美国第一批通过新型的大众宣传网络而成为全国名流的女性演员。舞台演员的私生活，如莉迪亚·汤普森(Lydia Thompson)和埃达·伊萨克斯·门肯(Ada Issacs Menken)，开始成为报纸绯闻专栏上的二手戏剧的素材。紧随像斯托尔一样的改革家之后，女性演讲家们代表各种事业的活动也使人们开始关注她们的生活。反私刑主义者埃达·B.韦尔斯和女权主义者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时常遭到谴责，也时常受到赞美和颂扬，但是这两种反应都提高了女性的公共姿态。

女性气质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现代社会茁壮成长。然而，对于像威尔牧师这样的观察者来说，印刷或者舞台的公众特性必然危及女性真正的身份。一位十分有影响力的政治作家弗朗西斯·雷博(Francis Leiber)声称：“当一个女人进入公众行业的时候，她会损失相同程度的自然天性。”亨利·詹姆斯对他的作品《波士顿人》(1885)中的角色巴希尔·兰塞姆(Basil Ransom)，一个南方传统主义者，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当巴希尔观察维丽娜·塔兰特(Verena Tarrant)做公共演讲时，一个“纯洁无瑕的”小女孩面对人群演讲的画面使他产生了“甜美的怪异”这种矛盾的感觉。对巴希尔来说，在公共展会上展示女性的主观性所带来的不和谐不仅具有讽刺性，而且是一个反常的挑衅。豪威尔斯对女性滑稽剧团的“恐怖的美丽”产生的反应，也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种在公共场合公然违背女性最基本的私人和家庭身份的情景，所以产生了同巴希尔一样的感觉。

如果不是厌女症的话，在异口同声的反对女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声音中有一个性别恐慌的音符，但是一些重要的东西还是把对女性的指责和早先对女性的敌意区分开了。毕竟，这些保守的批评家们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都拥护精神上的优势性别，而不是低等或劣势性别。他们的蔑视不是针对女性，而是针对她们在现代宣传的新媒体中的堕落，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的影像和印刷机器正在制造威尔所说的“过分扩散的”女性画像。尽管如此，要想把当代反女性的情绪与同时存在的对大量新文化技术的焦虑区分开来是很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些技术从“整个国家每天出版的”影像和消息中牟利。批评家们对于流行文化业最担心的东西正是对女性的担忧：他们担心两者都容易受到不受控制的幻想的伤害，这是一种远离现实的趋势。恰恰基于她们的精神本质，她们易于低估或者完全不能领会决定了世俗体制和秩序的必需品。同样，只看重利润的大众文化生产对于传统的社会秩序以及由科学和专业人士带来的理性化的秩序都漠不关心。因此，人们广泛趋于把大众文化业本身看成具有女性的本性，而且趋于把文化影响女性化。在此，“女性”代表了不受限制的感情力量以及推翻现实秩序的愿望。用一位男性作家的话来说，流行文化是“在温柔的拥抱中窒息而死的圣母”，她拥抱的是与现实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关系重大的真正的美国文化。

女性与大众文化的这种关系是否意味着不仅仅是把对女性的蔑视转移到一个新的生产领域？当然，在这个表面女性化的文化中，男性作家的不安情绪实现了美国高雅现实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小说写作维护一种不同的男性特色的愿望体现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各个方面——主要情节、风格以及角色。同时，诸如豪威尔斯、詹姆斯以及后来的男性继承者们也继续努力来吸引包括许多女性读者在内的读者群。在《我的文学激情》(My Literary Passion，1895)中，豪威尔斯不安地发现“文学不再赋予任何人以男性活动世界中的稳定地位”。虽然豪威尔斯的小说稳固地定位于中产阶级家庭生活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小说领域，但是他小说的情节设计也着眼于修正流行小说中求爱和婚姻的传统做法。比如《现代婚姻》和《小阳春》(Indian Summer，1886)这样的主要小说都致力于仔细分析考虑不周的婚姻带来的不良后果。现实主义小说中，阅读小说本身常常就是一种对女性的偏见和猜疑，正如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一样，喜欢看小说的年轻女性一般都没有美满的婚姻，而且有时情况更糟。

那么很明显，对女性文化曝光的焦虑——她们在流行文化中出现以及她们面对流行文化——使现实主义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正如人们对新型大众文化业的力量和范围感到的不安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生机勃勃的活力对作家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恐惧反应，同时也是一种意识源泉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抓住这些活力的真正含义。在高雅现实主义文学中，对性现象产生晕眩的历史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自觉的分析。在这类作品中，男性恐慌与造成男性恐慌的女性曝光同样得到展示。另外，令人眼花缭乱的女性宣传对于女性作家来说是一个引起兴趣的话题，对男性作家也一样，虽然现实主义对流行价值的反对堵塞了一些女性作家的创作之路，但是却为其他人创造了机会。最重要的是，妇女与大众文化的联系已经使妇女具备了爱默生式的代表性。如果说女性是具有典型性的文化客体，那么她们也是探索有理性、有感情的人类所经历的兴衰变迁的主体，人类经历了19世纪后期更加具有戏剧性、更加调和的社会。在现实主义内部，主要是女性及女性故事对人类行为和现实主义主要美学焦虑的自我的真实性展开了深入的思考。

豪威尔斯采用第一人称描述的他在舞台滑稽剧中面对的“令人震惊的”女性气质为深入研究打开了一个入口：读起来像是一种恐惧坦白，实际上是对性活力的一种谨慎叙述以及对将构成高雅文化艺术的主观性的着迷。豪威尔斯丝毫没有掩饰他对文学作品的苦恼。对他来说，传统的面容“秀丽”、身材娇小的女性做出盛气凌人的男性表情和动作看上去“太恐怖”了。一位女演员身着王子的衣服，“声音沙哑，嘴角傲慢地撇着，腰板挺得直直的，下颌朝上，手插臀部，右脚前伸，拍打着地板，摆出一幅凶巴巴的样子，向她的敌人挑战。看她这个样子，即使是在剧院的座位上坐着，你不感到退缩都是不可能的”。正如豪威尔斯强调自己的观看感受一样，表演需要把女性看成活跃的行为者——一种强加的修正或者认可。经过数十年来把女性描绘成缥缈的、超然的形象之后，拥有笔直腰板、目中无人姿态以及倔强声音的女性看起来完全像是一个不同的性别。第一幕中让人感到退缩的女演员“再次出现的时候看起来完全不同，她是一个魅力四射的年轻绅士的形象，身着粉色丝绸紧身裤，除了低领的胸衣以外，衣着上看不出一点儿女性的端庄”。这种转变并非来自幻想这些女演员是男人——如果有任何幻想的话，显露身材的道具服装强调了她们的身份是女性。相反，正是女性占据了世俗、自制、自作主张的行为者的角色这一带有喜剧色彩同时又很直截了当的景象，把演出者变成了一个“另类性别”。

豪威尔斯对于这种改变所揭示的东西和所扭曲的东西一样迷惑不解。戏剧表演不是不管表演技巧，而是通过表演技巧似乎揭开了一种本质的真相。“她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满足的光芒，”豪威尔斯这样描写一位女演员，“显而易见，这桩糟糕的生意是这个可怜的人儿的拿手好戏。”豪威尔斯承认，舞台背景允许我们稍微进行深入的观察。有一处，女演员们为了增加她们的男性效果，假扮黑人演出了一场种族性的模仿舞蹈，这种双重假冒显示出一种“令人愤怒的优雅和强烈的愉悦，看起来很奇特古怪”。虽然这种展示为我们长了见识，但是它同时也动摇了基本的认知类别。当自我脱离了传统的性别和种族类别，在豪威尔斯看来，主观性的基础就成了问题。舞台角色似乎给女演员带来了极大的愉悦，那么她“在舞台下完成女性角色的时候肯定觉得缺少了什么”。戏剧表演——“扮演角色”——不能只局限于舞台，这使得豪威尔斯思考女演员离开舞台以后的身份，结果发现她的舞台角色更加适合她——因为她在舞台上更加快乐。

同样，豪威尔斯自己作为男人的身份，正如他公开描述的那样，开始看起来像是一种相应的模仿。面对女性演员“强烈的愉悦”，豪威尔斯把自己的反应描述成对传统男性行为的滑稽模仿。看见一个女演员“贸然地服从经理的命令来迎合大众的品位，她躺在厚羊毛毯铺垫的舞台上，双脚冲着观众或者做出其他一些粗俗的举动”，让人生出骑士般的侠义：“她没有必要这样做，我禁不住大声抗议；没有人愿意或者想要她这样做。没有人？唉!那些人……他们就是想要这个，他们为女主角报以热烈的掌声。”豪威尔斯在这场演出中扮演了一个不幸的角色，把自己似乎当成了男性救星，结果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在模仿英雄气概的自画像中突出了他反应的荒谬性。

豪威尔斯自写剧本的情节剧反映了他对性别的焦虑，点出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对现代自我真实性的关注，是这个时期中产阶级美国人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如豪威尔斯在文中描写的一样，自相矛盾的舞台表演使自我和人类行为立即变得更加透明，更加易懂，但也更加易变。看见“另类”女性，即使是在舞台喜剧表演中，所感到的震惊实际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男性和女性自我的崭新的、饶有兴趣的视角。同时，这一从内部审视的观点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令人不安的问题，挑战了传统上关于自我的概念。显然，豪威尔斯被滑稽喜剧游乐园般对现实的扭曲搞得身心交瘁，但是他也体会到由宣传媒介及其揭示和折射的能力所带来的女性魅力。他的痴迷以及道德上的忧虑同时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文化吸收，即一位历史学家所称的“1850年之后中产阶级文化的新型戏剧风格”。

豪威尔斯论述戏剧品位的文章证明了新的社会环境，戏剧和表演已经成为这个环境的形象比喻。19世纪后期快速的城市化，不仅增加了文化赖以交流的特定媒介，而且也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特性，侵蚀着人们熟悉的社会习惯，在公共与私人生活空间里引入了更加不可预见的景象。自然的城市街头生活的戏剧效果——意外的场面、新奇的偶发事件、公共场合的吵架和犯罪——与其社会对立面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如在私人晚宴或上流社会娱乐项目中精心设计的财富和地位的展示：两者都把面对面的社会交往变成了一种文化剧场。公共和私人领域都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展示自我，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观众群。很明显，这些大规模的变化为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了某种愉悦或者满足；否则的话，城市中心以及城市所造就的大众媒体就永远不会发展得如此繁荣。但是，一个更加吸引观众的文化也加剧了一种感受，即纯正的维多利亚性格的美德——或者，其实可以定义为恶习——开始变得空洞乏味和失真。

对豪威尔斯同时代的作家来说，性别和性特征题材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些问题的意义。他们相信，属于私人领域的性爱活力如果暴露在大众文化中，会带来深远的社会变革——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糟。比如在豪威尔斯《牧师的教区》(1886)一书中，舞台表演中猥亵的幽默(“一个下流的、令人发笑的影射和可笑的邪恶场景的大杂烩”)是社会“同谋”原则的主要特点。对于豪威尔斯来说，“演员和观众”共同为相爱场面负责，他们之间的同谋代表了文化品位与道德结果之间的关系，代表了个人消费和更大的社会团体与“整个社会构成”之间的纠缠。那么，“同谋”描绘了文化表现中的一种令豪威尔斯烦恼的力量：戏剧文化的危险在于它的力量，这个力量把公民依次变成“冷漠的观众”和表演“充满了新奇幻想”的困惑的演员。对豪威尔斯而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表达，即用现实主义小说来对抗这些戏剧性的歪曲。这样，豪威尔斯对戏剧和滑稽剧效果的思考一开始就强调性别在高雅现实主义中构成关键分析的条件——性别的心理洞察力以及表现领域、对行动以及社会决定性的反映、对性行为的各种形式的着迷以及对归因于流行文化的社会疏远和伪装的着迷。

这些对立的分析条件主宰了詹姆斯的《波士顿人》(1885)，小说中公共女性的形象是对战后文化场景的沉思。《波士顿人》展示了现实主义洞察力如何通过反对商业化的戏剧风格而取得了胜利。然而，商业化戏剧风格依然是现实主义传播社会知识最有效的场所。正如小说的主人公维丽娜·兰伦特体现的那样，一度被认为带有家庭和宗教本性的女性精神已经成为公共人物。带着一种类似神秘的灵感，维丽娜就社会话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对于维丽娜那些思想开放的观众而言，这位年轻女性的公众精神并没有矛盾之处：她擅长演讲正是源自她女性流露感情的“天才”，她的表达那么自然顺畅，应该为世界所共享，人们将了解女性的权利、爱的力量和其他更为高尚的真理。而另一方面，对于巴希尔·兰塞姆(“最呆板的保守主义者”)而言，公共场合的女性是一个固有的荒谬。维丽娜在城市观众这个“伟大的流行体制”前的成功与政治阴谋没什么两样，是“冒险和吹嘘的展示”。她的“天才”只不过是披上“魔法”外衣的催眠术师粗俗的招魂术，是在错误的地方展示出来的女性性魅力。“这只不过是一个热情的个人展示，”巴希尔坚持认为，“而且展示的这个人又碰巧很有魅力。”奥利弗·钱斯勒(Olive Chancellor)，一个波士顿人，也承认维丽娜的公共事业中存在着“庸俗利用的危险”。但是对于加入了激进的女性改革者联盟的奥利弗来说，维丽娜成为私人利用的牺牲品——异性婚姻——的危险更加巨大。奥利弗显然爱上了维丽娜，她为维丽娜的事业提供资金支持，并让她住到自己家里建立了亲密的家庭关系，这种安排类似“波士顿婚姻”，当时两个女性住在一起也被认为是一对儿。对于巴希尔和奥利弗来说，维丽娜“热情的个人”展示有一种与令人不安的宣传不可分割的色情吸引。

巴希尔坚持认为“公共场所没有维丽娜的位置”。然而维丽娜的经历显示，战后的公共世界正是充满女性化景象的地方。像那些写家庭题材小说而成名的小说家们一样，维丽娜起步的时候就是在私人聚会那种家庭氛围中展现她的精神“天赋”的。如女性俱乐部和志愿者组织为家庭走向更大的自治领域提供了桥梁一样，维丽娜事业的下一个重大进步就是通过她在波拉奇夫人(Mrs.Burrage)家周三俱乐部的聚会上成功的表演实现的，那是一个纽约社会有钱人的聚会。最后，在小说的高潮部分，维丽娜在波士顿音乐大厅演出的票一售而空，云集了一大批老牌的名流围坐在女演员周围。维丽娜的公共“天赋”已经转化成最广泛、最商业意义上的宣传。甚至当她还没有出现在“欢呼的人群”面前时，她已经经受了“成百人的注视”，因为他们从大批量生产的剧院海报和传单中已经频频看到了她的形象。

尽管是大批量生产，但这些形象完全没有人情味儿。詹姆斯捕捉到了由这些大量的复制品带来的色情吸引力，带有经济实用的艺术效果，他向我们描述了巴希尔对海报和传单的强烈嫉妒：看见它们使他“希望自己有钱把它们都买下来”。维丽娜的海报——性欲的公共发泄点——让人们想起平版印刷海报替代了19世纪70年代木刻板印刷的剧院广告。从这个时期幸存下来的海报大胆模仿了女性舞台演员的超凡性魅力，比如彩色的带有男性气概的少女或者舞蹈者的巨大形象，旁边是矮小的男性追随者。在波士顿出版的《海报盛行的时代》(The Reign ofthe Poster，1895)中，查尔斯·诺尔斯·博尔顿(Charles Knowles Bolton)编撰了一个画报海报的目录，记录了那些已经无所不在的广告形式。博尔顿描写了私人化的情色诱惑，它已经通过广告展示成为街头最常见的情景：“(纸上的)女人，就像广告宣传画册，空前地吸引人，当我们一次次从橱窗口路过，不知有多少次沉浸在这些画册美人带来的欣喜之中!”

当然，维丽娜的海报可能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肖像；她的长相和公共吸引力与著名歌星詹妮·林德(“世界上最红的女人”)比较相似，后者在舞台上以展现女性的天真烂漫而闻名，她身穿一袭白色长裙作为她的标志性服装，在挤满观众的剧场里演唱《家，甜美的家》。但是在描写印有维丽娜照片的大量海报时，很明显詹姆斯把她的力量与女性演员的大众魅力相提并论，叙述者同样把她形容为“走钢丝者”、“女演员”、“首席女歌手”和“歌唱家”。对巴希尔来说，这些超凡魅力的展示，它们“可爱的怪诞”效果，都促使他追求这位准明星，同时又设法终止她的明星梦。

虽然剧院海报吹捧那些非凡的魅力，但是詹姆斯的小说类别却具有分析性。詹姆斯在他事业的这个时期致力于创作“带有民族性、典型性……表现出我们的社会环境的”小说。他最具自我意识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波士顿人》将性别、地区和民族这些类别融入了一部展现现代生活的小说中。这样一来，公共表演这个“伟大的流行体制”的超自然活力就成为现实主义类别的对象，是准确表现社会生活的理性基础。这些类别为“我们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一个分类法，这个分类法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领会和衡量现代性的危机——巴希尔所谓的美国文化“该死的女性化”，詹姆斯以更中性的话所说的“女性的境遇”。重要意义在于典型性而非特别性、分析性而非舞台性或者戏剧性。或者如詹姆斯给现实主义事业做的总结一样，这部小说“对表象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这个分析的转折也促使现实主义对于深入探索内心心理越来越感兴趣。与令人眼花缭乱但难以理解的舞台表演或海报表象相比，现实主义小说反对对人类内心明察秋毫的看法，即通过詹姆斯所说的现实主义分析的“发明”而实现的对内心世界的仔细分析，从“所见得以了解非所见”。因此，正如《波士顿人》有的地方过分讽刺(以至于许多波士顿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詹姆斯所称的“物质环境”的基础依然使小说丰富细致地描写了人类动机和情感。比如巴希尔·兰塞姆的性格、他的主要台词和语气都总是贯穿他作为南部白人这个主线。巴希尔感觉到的与南部的“亲密的联系”为我们展示了一系列做作的关系——源于荣誉和羞耻准则的热情、愤怒和反射，辩白的无意识动力——巴希尔自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有时甚至不让自己知道)。奥利弗·钱斯勒同样也是詹姆斯所说的“代表性女性”，她复杂的性格以具体化的“人性背景”展开。她感情不一、动机复杂，形象地代表了现代女性的独特类型，即社交类型女性——未婚女性改革者——叙述者称之为“明显病态的”。叙述者以会意地取笑奥利弗的信仰和矛盾动机为乐。但是同时，小说分析性的洞察力也带着相当的同情探索了奥利弗的心理，有的时候带有一种令人激动的抒情语句，如奥利弗在鳕鱼峡孤独地守夜时的那段感人的、痛苦的真情表白。因为其“详细说明的可靠性”，现实主义小说将可识别的社会力量与由此形成的人物性格联系起来，在大众文化中创造了显著声誉。

然而，正如《波士顿人》论证了现实主义方法的有效性，它也指出了这些方法之间的矛盾，对“社会环境”的分析为探求心理深度提供了框架，但是这样的分析也为个人行为问题带来了令人烦恼的不确定性。自我决定从好的方面论似乎是一个脆弱的、不自然的人性能力，而从坏的方面而言则是一种人类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巴希尔与奥利弗分别代表了纠缠在控制维丽娜的斗争中的两种强大意愿。但是当我们通过社会关系网对每个角色深入了解的时候，什么是人类意愿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作为相互对立的“社会环境”的代表，巴希尔和奥利弗最终似乎只是在不同的范围内重复了那场战争，那场源于南北方难以驾驭的分歧、男性与女性之间古老对抗的战争。他们的对抗性似乎被更大的力量所支配，作为个体，他们开始类似那些毫不知情的演员，成为那些力量的傀儡。由此，戏剧文化开始看起来像是真正揭示了微妙的人类行为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而不是对它们进行了歪曲。这个事实正是詹姆斯其他反戏剧小说中对于情节的结局不得不承认的东西，因为对角色意愿的表达由于带有明显的戏剧般的“表演”而显得模糊不清。比如，巴希尔下定决心占有维丽娜，他的形象重复了已经被创作和表演过的命中注定的角色。他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自己控制的使命感，叙述者谈到这种使命感的时候明显暗示了另一个愤愤不平的南方人(职业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的使命：“有这么两三次，他感觉他能想象出一个年轻人，等在公共场所，出于自己的原因，下定决心拔出手枪刺杀国王或者总统。”巴希尔“独一无二”的意愿现在看来像是一个重复的角色。

因此，戏剧表象幻想可以与分析深度带来同样多的见解，深度可能像表象一样难以诠释。奥利弗在小说最后也被拖入一个暧昧的舞台角色，看起来像是大胆的举动，一个规定好的对外部“环境”的屈从。当维丽娜不能再继续的时候，奥利弗冲上音乐厅的舞台，被描绘成重复了一个殉难者的历史角色：“她宁愿自己遭人践踏而死或者被撕成碎片，”她的举动可能模仿了“一些巴黎革命中的女性叛乱者，她们昂首挺立在示威者设立的路障上，或甚至模仿了横扫亚历山大帝国暴民的希帕蒂娅(Hypatia)[3]”。这就是詹姆斯式对女性滑稽表演的解答。奥利弗的画面经过了故意的夸张，带有一种近乎嘲笑的情节剧色彩，把女性表演者的超凡魅力带入现实主义对“明显病态的”女性气质的分析中。然而，这个高潮场景也是小说没有直接描写的瞬间(所有维丽娜的表演都仅有简要的描述)，好像小说不愿意——抑或不能——详细分析实际景象带来的表演力。这些现实主义人物角色最终成为模棱两可的社会演员。《波士顿人》对女性和宣传的分析描绘出了一个更大的窘境：对人类生活的分析越理性化，人类行为的问题就越不确定。

不相称的艺术：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

在《波士顿人》中，女性处于宣传的失真与家庭的限制、彻底的公共曝光与不为人所知的淡忘这样的两难境地。詹姆斯所描绘的窘境有些夸张，但是它两极化的措辞为我们追溯了安排这一时期大量小说和故事的情感结构。其中，中产阶级女性面临着私人与公共世界之间的分裂，任何一个世界的生活都不够丰富，但是两者之间又不能横跨。在《悲剧的缪斯》(The Tragic Muse，1890)中，詹姆斯再次演绎了存在于严肃戏剧中高雅戏剧艺术面临的同样困境。但是詹姆斯的小说也含蓄地包含了女性可以避免困境的第三种立场——即，他的立场。现实主义作家可以利用他的批判性视角分析并巧妙地超越困境。然而现实主义作者对詹姆斯小说中女性的作用没有认可。这种遗漏意味深长。在高雅现实主义传统形成的过程中，众多因素与提高男性作家的作品水平有关。美国现实主义宗谱中最经常得到认可的欧洲小说家都是男性。虽然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Sand)等女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写作实践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但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还有屠格涅夫仍是其中几位最常被提及和援引的典范。现实主义作家的作用在定位上带有世俗性而非宗教性，在地位上带有职业性而非商业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女性小说家截然相反，她们在战前的美国成功地为家庭生活小说开拓了广阔的市场。

当然，高雅的现实主义并非只是属于男人的领域。但是作为社会作品的文学流派是性别经历的沉积，无声地表达了赋予性别的语言模式以活力的性别规范。这种线索对于美国写作领域高雅现实主义的历史非常重要，首先是它们鼓励或者抑制准作家们的方式。谁能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家？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展开：谁希望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许多成功的女作家——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设法在很有声望的杂志和出版社发表小说——却从未被列入现实主义作家之列。到19世纪70年代中叶，一些小说家如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路易莎·梅·阿尔科特和伊丽莎白·斯托达德的作品较之早些年代的家庭生活小说为女性描绘了更多、更广泛的经历。尽管如此，在形式上和主题上她们的故事和小说依然标明自己被排斥在高雅艺术领域之外——确实，她们经常把这种排斥看成女性经历的代表性特征。

哈丽叶特·普雷斯科特·斯波夫德(Harriet Prescott Spofford)回忆道，文学标准的重新拟定，终止了她广泛探求心理活动的小说。“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继续创作‘琥珀神灵’系列，”她写信给她的朋友，“我想是因为公众的品位变了。随着豪威尔斯先生担任了《大西洋月刊》的主编还有他自身的影响，现实主义到来了。我怀疑我以前写的那些东西现在没有一家杂志可以接受。”然而同时，高雅现实主义思潮的制约也可能为相反的创造力提供了条件。比如在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的小说《艾维斯的故事》(The Story ofAvis，1877)中，费尔普斯让她的女主人公与高雅文化机构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为一个充满视觉符号和特征的叙述模式创造空间。主角艾维斯·多贝尔(Avis Dobell)渴望成为一名画家——以便获得“人类最不可思议的天赋即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她游历了佛罗里达和巴黎，并在那里跟一些艺术大师学习。但不像其他移居海外的艺术家如詹姆斯或沃顿，艾维斯从未直接在欧洲的博物馆或画廊展示自己的作品。故事对她艺术培训的叙述寥寥数笔就匆匆结束，她又回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农村，隔绝在她那“小而简陋的工作室”里，经常会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不成熟的艺术想象。

艾维斯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与既定美学制度之间的紧张状态完美地表达了费尔普斯自己的艺术创新立场，因为她创作了栩栩如生、具有革新精神的小说，但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高雅文学机构之外。她早期的畅销小说《半开的门》(1868)把明显非现实主义的天堂描写成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在其他作品如《一月十日》(“The Tenth of January”，1868)和《沉默的搭档》(The Silent Partner，1871)中，费尔普斯在丽贝卡·哈丁·戴维斯的影响下，将浪漫主义小说和宗教改革文学的风格与对工业生活的描绘结合在一起。

在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的小说《格里夫小姐》(Miss Grief，1880)中，主人公是一个女人，她已经创作出了激情四溢且富有创造性的作品——“自由、宽广、浩瀚，犹如天空和风”——与费尔普斯笔下的艾维斯·多贝尔颇有想象力的油画非常相似。但是，与费尔普斯对艾维斯充满感情、着墨颇多的描写相反，伍尔森赋予格里夫小姐的故事以尖锐和详细的分析，更加带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伍尔森批判性的锐利风格——詹姆斯对她“认真、艰苦的研究”以及她“超常细腻的观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使她得到了高雅文学机构的认可，这种认可以前从未光顾过费尔普斯。尽管如此，要读懂《格里夫小姐》必须有一种清晰的感觉，即伍尔森在故事安排而非写作技巧上更加接近费尔普斯式的艺术家格里夫小姐，而不是那个叙述故事的成功作家，那个以自己艺术风格的“高品位”和英国式温文尔雅的举止而引以为荣的人。伍尔森可被看成一个现实主义者，她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促进现实主义发展的高雅文化制度。通过巧妙的迂回写法，伍尔森精确地探究了获得评论家“高度评价”的一类小说，如她自己的小说，发现文雅的美学价值已经陷入卑鄙色情和阴险残酷的趋势中，很大程度上不为文化权威人士所察觉。

《格里夫小姐》实际上就是阿诺娜·蒙格里夫(Aarona Moncrief)，一位住在罗马的美国妇女，她多次去拜访叙述者，一个美国作家，直到有一天她终于见到了他并恳求他读了自己的手稿。叙述者的仆人由于听错了名字而向主人说“格里夫小姐到访”，叙述者就糊涂了：“不幸[4]至今还没有光顾过我。”他后来一直用这个名字叫她，甚至在弄清楚她的真实姓名之后还这么叫，后来他还经常对她产生同情心，因为她的生活确实不幸：生活在贫困交加中，年老多病的格里夫始终坚守着那个微弱的希望，就是她那些出版不了的剧本和诗歌总有一天会找到有共鸣的读者。格里夫小姐这个误称精炼地表达了伍尔森主要的讽刺手段，从形式上使女性悲惨的生活显得很遥远，从而只有久经世故的文学人才能体会到故事的悲怆和凄凉。这样，蒙格里夫的痛苦为我们所知(故事实现了现实主义，这个说法很有吸引力)，但是却只是通过文学权威人士讲的故事而得知；没有他的《格里夫小姐》，我们就不知道她的不幸。

那么如何理解女性的不幸呢？这个问题很含蓄地在一个故事中得到了表达，这个故事主题陈旧，关于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同时使描写女性悲惨遭遇的情感小说惯例失去了效用。这个问题还在情节方面得到体现：一个颇有成就、自鸣得意、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小说家(“我稍稍模仿巴尔扎克”)如何能理解一个孤独的、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性的作品？伍尔森回答，其实他不能。一开始，叙述者对被迫看一个衣着褴褛、毫无吸引力的女人的作品很是懊恼，但当他读起来时，很快就受到她充满激情的文字的感染而“感动和兴奋”。他赏识她高超的艺术天赋，并如实告诉了她，他们两人之间，她的“能力更强”。但是他也发现她“无拘无束的”创作的确很难理解。他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来评论她的“热情和能力”或者他所认为的不足之处。她艺术作品中的美学逻辑既不高尚也非怪诞——“如梦一般”——简直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当然，它超出了他自己的小说所“研究”的现实主义美学，当他同意把她的手稿给他文学圈子里的一位编辑看的时候，这一点得到了证实。虽然编辑“被某些段落中的写作能力深深打动”，但是他说“情节的不可能性”使作品不能发表。

伍尔森以这种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美学裂痕。故事虽然被认为是超凡的文学作品，但是没有人能够读懂作品的力量和美，没有人能够解释作品的美学力量。这种裂痕一直持续到小说的最后：蒙格里夫死了，她的手稿一直未能发表，也未能被人所知。其效果就是让读者得到一种文学的意义，即尽管伍尔森的小说以讽刺性的敏锐观察而见长，但是她的作品不能被读者直接领悟。叙述者的现实主义视野好像开始有了局限性，即不是权威的艺术，也不是绝对的真实，使豪威尔斯式的现实主义价值更加鲜明。高雅现实主义的拥趸者批评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过于简单和幼稚，但是伍尔森小说实际上扭转了这个局面：精于世故的叙述者最终因为想象力太受局限而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性的作品，而她的作品则成为一个“更伟大的”、难以达到的文学力量，这种力量的特点就是朴实简单。

可是，伍尔森情节的另一条线索暗示了这些无从比较的文学价值之间具有讽刺意义的联系。叙述者没有将能够拯救蒙格里夫的作品与他成功地赢得了一个颇有社会地位的年轻女子的芳心相对应。这个女子，伊莎贝尔，是小说中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她甚至不能直接认识到蒙格里夫的艺术才华。叙述者给她念蒙格里夫的诗歌，她认为“混杂和含糊不清”，只激起了她带有优越感的同情：“她的脑子肯定不正常了，可怜的人呢!”听到这些话，叙述者有了一种微妙但是至关重要的情感反应，美学品位和性感受共同激发了一种复杂的诱惑力：

诗歌不是太模糊而是太浩瀚了。但是我知道我没法让伊莎贝尔理解这一点，(男人作为一种复杂的生灵)我知道我不想让她明白。这些仅是整部诗集中我能给她看的，我很庆幸她甚至连这么几首都不喜欢。

叙述者被那些诗感动了，但伊莎贝尔却没有，这实际上加强了她对他的吸引力。对于叙述者来说，使伊莎贝尔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正是因为她不同于那种诗所具有的“无拘无束的、奔放的”美：“伊莎贝尔各方面都受到约束，像花园里的紫罗兰。我喜欢她的就是这一点。”一个人“喜欢”什么这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背后，是伍尔森无声的观点，不同性别角色应该遵守不同的规则，这些规则取决于艺术感和情欲感。

以完成死去的蒙格里夫的“心愿”为名，叙述者决定不出版她的作品：“我把它锁在这个箱子里。我本来可以自己出资出版，但我想现在她自己也知道了这部作品的不足之处，她不会再想出版了。”伍尔森对叙述者的言行表示了怀疑。蒙格里夫对于自己诗歌命运的“心愿”，像伊莎贝尔不喜欢诗歌的内容一样，最终证明与叙述者喜欢什么样的妻子(“受约束”的本性)和赏识已故女作家的天才(不朽的朦胧)纠缠不清：“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叙述者吐露，蒙格里夫的手稿“将被销毁，无人阅读”。“就是伊莎贝尔也不能看见。因为女人会相互误解；尽管是我亲密珍爱的妻子，我也不能忍受她或其他任何人对于已经逝去的那位作家的作品有任何嘲讽，我那个可怜的‘不被采用的’、不被接受的《格里夫小姐》。”叙述者对格里夫小姐的挽歌同时是对她作品的故意隐藏。尽管他一直保持着完美的“高品位”，但字里行间暗示他有一种怪异而可怕的满足感，就是让她那些未经阅读的作品永远沉默下去。他对“已故的可怜”作家和在世的“甜美妻子”的赞美之词听起来带有一种坡(Poe)的音韵，让人想起蒙格里夫那位伤心的姑妈早些时候说过的夸张之辞，“所有从事文学的男人”都是“吸血鬼”。

伍尔森的一生没有什么能证明她对“从事文学的男人”怀有成见。她把亨利·詹姆斯、约翰·海还有诗人爱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当做她最亲密的朋友。她的母亲死后，伍尔森一生未婚，移居欧洲，在那里她与一些男女文学家以及他们的家庭相处和睦，并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她与詹姆斯约好经常去一些欧洲城市共同游历访问。伍尔森也获有显著的文学成就，并不像她的“格里夫小姐”。她五部已出版的小说都很受欢迎——《安妮》(Anne，1880)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部——她的短篇小说也不断受到好评。她的文集《遥远的城堡》(Castle Nowhere，1875)中的故事以她年轻时住过的五大湖区为背景，还有《管理员罗德曼》(1880)描写了南方当地的风土人情(她也在佛罗里达住过)，这两部作品被誉为地方特色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她许多后来的作品都以意大利为背景，评论家认为这些是她最好的作品。伍尔森还经常为《哈珀杂志》和《大西洋月刊》撰稿，发表自己的评论。

尽管她很受公众和评论家的好评，但是伍尔森发现自己很难逃脱不幸。从她30岁的时候，她就开始经受一次次的抑郁，并就此伴随了她一生。像她的《格里夫小姐》一样，她疾病缠身，生活拮据。虽然她的事业证明女人能以强有力的文学风格写作(“我对那些‘优美’、‘温柔’的文章感到恐惧，我更喜欢那种丑陋、苦涩的风格，只要它也具有感染力”)并获得高度认可，但是伍尔森似乎认为女性作家注定要有不幸的生活。她写给斯特德曼的信中说：“为什么女文学家这么容易崩溃？似乎只有不幸的女人才会去写作。”1894年，伍尔森从威尼斯的一个别墅的二层阳台跌下，或更确切地说是跳下，享年53岁。她葬于罗马。

亨利·詹姆斯曾对伍尔森所描写的“秘密历史”(“懦弱的、多余的、失望的、丧失亲友的以及未婚者的‘内心生活’”)大加赞赏，对她的死感到十分震惊，并相信她死于自杀。詹姆斯对她的作品的评价早在几年前就出现在一篇题为《伍尔森小姐》(“Miss Woolson”，1887)的评论中，后来他又在自己《不完全的自画像》(Partial Portraits，1888)中再次发表。尽管他认为她的小说与现实主义的精神特质密切相关——“她有一种富有成效的直觉，把小说视为研究人类类型和激情的真实、典型的画面”——但是詹姆斯也指出了在他看来明显的女性特质，即她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主要”关注：“错综复杂的问题几乎全都是爱情问题。”伍尔森追踪那些难题，直到人类死亡的尽头。詹姆斯认为，献身、放弃、痛苦这些基调是伍尔森最主要的困惑和基本事实。“献身的态度”肯定是伍尔森小说的一个显要部分。但詹姆斯认为，伍尔森“信奉”献身(“它的频率以及它的美”)正好掩饰了伍尔森坚持不懈要表达的复杂性。

伍尔森一直关注女性的自我献身精神，也同样关注赢得爱情的条件和代价。特别是在她几部颇有影响力的小说中，浪漫的爱情随着女性对艺术的放弃接踵而来。比如伍尔森的《风信子之街》(“The Street of the Hyacinth”)，小说中一个志向远大、不谙世事的年轻女子想成为画家，而她在罗马遇到的男人都暗示她的作品“从本质上极端糟糕”。小说围绕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展开。她最终意识到自己缺乏天分(“我是个傻瓜”)，这使她十分懊恼和难过，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她随后获得了三次求婚。《在克林城堡》(“At The Chateau of Corinne”，1886)甚至比《格里夫小姐》更加直接地指出，婚姻来源于女人在写作上的失败。故事中未婚夫妻之间充满感情的口头争吵，结局并非简·奥斯丁笔下主人公那样的相互妥协，而是更加强烈的性对抗。约翰·福特(John Ford)曾指责了普遍意义上的女性作家，尤其是德·斯代尔夫人(Madame de Stael)，他还最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温斯罗普的诗歌。他承认在此之后，他立刻发现了凯瑟琳·温斯罗普(Katherine Winthrop)的吸引力。小说场景的安排表明，约翰的性吸引力是随着凯瑟琳在公开场合受到羞辱而加深的。

当一个女人的魅力大小与她在艺术上的失败和难堪成正比时，詹姆斯所谓的伍尔森所具有的放弃的“美”最多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美。我们很难相信詹姆斯认为伍尔森“信奉”献身的说法，因为在她的小说中，婚姻要么是女性艺术事业失败的标签，要么是女性创作天才的秘密坟墓。对伍尔森来说，因为艺术与不幸密切相关，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见解，即密切性本身就是爱情和耻辱的美学媒介。

科学和自省：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和爱丽丝·詹姆斯

一些女作家部分跨入了现实主义者的行列，不是因为她们不能彻底实现她们的审美目标，而是因为她们能够以独特的方式满足现实主义艺术的标准。萨拉·奥恩·朱伊特、玛丽·莫夫利、西莉亚·塞克斯特(Celia Thaxter)、玛丽·维尔金斯·弗里曼等女作家在像《大西洋月刊》这样的知名期刊上发表她们的作品，被男性编辑誉为“真正的艺术”。然而，为她们赢得了艺术家地位的那些优点——她们对地方独特文化的细致观察、她们创作短小精悍的小说的娴熟技巧——也使得文学机构把她们的作品归类于女性美学，以区别于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尽管这些作家经常被归为地方主义作家，她们坚持自己作品的特点，如现实主义世俗的时间和具体的空间观念，但是乡村的僻静生活和简短的叙述方式又使她们的作品与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不同，主要是与男性作家的作品不同，因为她们的目标是一个开阔的社会范畴。

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出现在地方主义小说中的女主角，按文学类别加以界定，都属于或土生土长于缅因州的岛屿、田纳西州的山脉和新英格兰的村落，这些是地方主义小说中描写社会生活时频频出现的场景。相反，高雅现实主义作品中女主角的代表性价值在于她们能够突出归属感的遗失，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认为这样就充满了现代性。在高雅文学文化的内部，女性一跃成为文学主题，这并非因为现实主义作家是女性，而是因为这些作家倾向于把女性视为现代社会的代表人物。可以肯定的是，“女性状况”的主题提供了男性作者某种程度的客观评判，而女性作家则只有通过采用自省的特技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当女性成为现代性的文学传统主题，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我们社会生活中最显著最特别之处”时，女性取代了自然，成为最需要解释的现象。女性代表了自我的新的流动性，体现了社会变化最显著的方面，从有组织性的改革的力量(詹姆斯的《波士顿人》和《卡西玛西玛公主》[The Princess Cassimassima]、豪威尔斯的《安妮·凯尔白恩》[Annie Kilburn]、约翰·海的《养家糊口者》[The Bread-Winners])，到世界性美国文化的可能性(詹姆斯的《黛西·米勒》[Daisy Miller]、亨利·亚当斯的《以斯帖》、沃顿的《乡村习俗》[Custom ofthe Country])，再到新兴商业文化的喧闹与无序，“坚强的女性”这个女性化的景象。正是因为女性变化无常，所以女性的神秘莫测包含了理解未来的关键。詹姆斯发现男性的政治和历史领域太过狭窄，无法把握生机勃勃的世界，他在女性的命运中看到了现代性的命运。“我应该放弃研究男人，除了把他们作为一种附属品，重点研究女性的未来。”当商业文化被定为萧条的、无聊的生产时，商业男性只是无聊的生产着，女性却经常被认为代表了深度。在高雅文学文化中，女性带来了意识的内在观点，被突然间客观化、现实化了，这个观点成为一个文学对象，在纯熟的技艺处理下充满生气、活灵活现。女性成为人类主观性和人类辛劳的性别代表，与在动荡不安、缺少英雄的时代爱默生提出的“男性代表”的概念非常相似。

诚然，对于女性作家而言，“妇女状况”很快成了她们的文学主题和生活状况。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妇女开始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描写她们这种双重身份，从此在高雅文化中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域。因此，她们的作品以尤其生动形象的手法刻画了妇女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她们既是现代意识的代表，也是神秘莫测文化的代表。我们可以说，客观评论的要求既是女性的负担又是她们的天赋。当然，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最有成就的女性作者都声称在科学研究中找到了文学智慧。凯特·肖邦公开声明：“不研究自然科学中的某些真相，就不可能了解生活的真谛，而追求生活的真谛是所有人共同的目标。”肖邦主张，对那些继续反映“歇斯底里情绪”和“生活虚假面”的女性作者而言，潜心于科学是她们唯一的获救之道。伊迪丝·沃顿是学科中达尔文主义、遗传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狂热追随者，科学实践是她小说成功的原因：最有价值的小说“探索深刻以达到与永恒规律的联系”。文学评论家需要像“历史学家或古生物学家”了解自己的专业一样，也对“他的学科领域了如指掌”。

对肖邦、沃顿、普林·霍普金斯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等作家来说，科学的魅力在于它把智慧的力量和文化的权威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对这些作家而言，科学知识意味着创造性，思想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她们经常从科学中借用修辞格和引喻的手法，标志着她们的小说模式与传统的模式有了截然之别。就在沃顿的《快乐之家》最有可能被人们攻击为情景剧时，她从科学中借用了意象。譬如，她用植物学的方法描写了女主角如浮萍般“无依无靠的感觉”，或者反复咏叹“男人和女人……就像不断做离心运动的原子，彼此间越来越远”，这种修辞格通过控制自如的分析强化了情感。但是对这些女性作者而言，科学更大的魅力也许在于科学研究者的性格及其处事的态度，他们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并且能敏锐地把握、智慧地控制外在事物。在客观评论的科学模式中，作者们找到了剖析社会状况的手段，而她们自己也每天生活在这种生活状态中。

沃顿称这种科学模式为“上流社会中自然主义者”的立场。从这个立场看生活和社会关系就会立刻掌握人类深刻的见识和“高度的公正性”，这两种能力互相促进。在评论集《小说写作》(The Writing of Fiction，1925)中，沃顿对什么是现实主义创作做了简洁明了的提炼。沃顿写道：“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融合了洞察其他思想的能力，可以站在高处看到内心，然后用来诠释整个生活。只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有如此全面的观点。”沃顿和一些作家重视分析胜过同情，重视科学方法胜过对号入座，她们把家庭小说改造成得到认可的向女性作家开放的高雅艺术。尽管这些女性作家同样获得了现实主义作家的称号，但是她们的小说经常会给同时期的许多作家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安，甚至是大倒胃口。一位评论家在1905年说：“沃顿夫人坐在她的书桌旁，精神游离于身体之外，具有敏锐感、批判性且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不仅有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精神，也有身体的存在：应该注意，抱怨本身把坐在书桌旁的沃顿刻画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妇女。这种反差是很有启发性的。像沃顿这样的女性作家的成功之处在于把握了现实主义艺术家“公正的视角”，这使得大家反过来注意她作为女性的地位，使她成为别人审视的焦点。在这种纠缠的评论中——女性作为现实主义者的状况——肯定会有很多困难，但也会有其特有的好处。通过这种评论，女性作家开始意识到艺术家必然作为社会成员而存在，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这种认识进而让人们意识到高雅现实主义艺术内部有裂痕。这些女性作者能够强烈地感知何谓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她们既忠诚于科学，又有批判的眼光。

这种创造性的两方面——源于科学的灵感和女性作为科学研究对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19世纪后期，科学日新月异，国内经济突飞猛进，不同的是，科学发展没有经济发展中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循环。在这个时代，科学地位的提高随着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而获得了稳定的形式。大学里的研究生项目、博物馆和展览馆、专门的协会、基金赞助的机构纷纷建立，科学事业成为了新兴而举足轻重的社会权威。各学科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即研究普遍的性别差异——尤其是女性——很有科学价值。急速的社会变革“必然在种族发展中引起躁动不安”，科学家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在1868年写道：“因此人类学家必须细心地研究女性的状况。”像布洛卡这样的学者如果给人的感觉不是过度紧张的话，那也是谨慎小心的。其他科学家，比如爱尔西·克鲁斯·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在同样性别角色的“躁动不安”中发现了社会必然进步、妇女地位必然提高的前景。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人类学女教授，帕森斯曾沉思自语，美国将来某天必然会建立一所妇女博物馆，告诉“满腹疑惑的子孙后代，妇女曾是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在她的作品中，如《家庭：人种学和历史学纲要》(The Family：An Ethn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Outline，1906)和《传统女性：关于性别的原始幻想》(OldFashioned Woman：Primitive Fancies about Sex，1913)，帕森斯推广了一种从人类学的角度批判当时的社会传统和性别传统的方法。帕森斯认为女性将无忧无虑地发展，这个想法与她的事业一样独一无二。在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中间有一种更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固定的性别特征以及缓慢的进化过程决定了妇女的天性只有在面临巨大危险的情况下才会改变。

那种更加危言耸听的观点督促大家赶紧开始对女性进行定义、衡量、分类且找出典型代表。其结果是以科学现实主义为特点的五花八门的展示。帕森斯曾幻想未来将有一座女性博物馆，但事实上这座博物馆已经存在了，散布于教科书、展览会、个案调查以及从经验主义角度认识“女性状况”的讲座中。分类学赋予不稳定身份以稳定性。“敏感的白种妇女”(“存在于小说、期刊、宴会上”)、“单身妇女”(“对斯宾塞关于个性特征与根源的规律的生动阐释”)、“有教养的妇女”(她们的“适婚性”和“生育力”正在被人们讨论)、“歇斯底里的女性”——诸如此类的标签给原本杂乱无序的现代女性群体勾勒出清晰的界线。雕塑在视觉上勾勒出现实主义的轮廓，把中产阶级的白种妇女和其他种族的“原始”妇女联系了起来。妇女的头颅、人体大小的“维纳斯”蜡像、各部分可以移动的医用雕像、在人种学展览会上“与真人一模一样”的人体模型，如在1876年费城展览会上展出了12个真人大小的美洲本地妇女、非洲妇女和波利尼西亚妇女模型，所有这些展品都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手工制品。爱德华·A.斯皮茨考(Edward A.Spitzka)是一位科学家，同时他也是测量人脑重量的人体测量学工作者。人体测量学是一门让很多人疑惑不解的学科。他为头盖骨的不同等级作了划分，从脑重最轻的一位匿名丛林妇女(794克)到脑重最重的一位名叫伊万·屠格涅夫的男性现实主义小说家(2012克)。

以女性为对象的训练有素的观察模式是以严肃的态度衡量科学论文中女性地位的方法之一。层出不穷的科学意象轮番带来惊恐和兴奋的好奇心，意味着采用新的经验主义技巧来表现女性(“所见即所知”)的迫切需要。因此，科学是这一时期让女性成为注目焦点的又一领域。早期的科学家倾向于将女性列入整个人类研究。相反，19世纪后期的女性在人们用经验主义的方式努力实现文明的正常秩序、文明的法则、文明的力量以及文明的自然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但是，与所有科学研究的对象一样，这种对经验知识的要求使人们趋于把女性描绘成没有行动的静态形象。女性的被动是不言自明的，是方法的结果。通过社会规律和自然力量来解释女性本质的努力使得妇女成为这些规律的产物——往往是它们明显的牺牲品。从经验主义视角观察到的女性都毫无生气、备受压抑，最极端地说就是死气沉沉的——一种类型、一种症状、一具行尸走肉。按科学的标准，最具艺术性的描写也许要算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的《母权论》(Das Mutterecht)了，那是一部颇具影响力的关于古代神灵崇拜的书，书中“把东方的坎迪斯(克利欧佩特拉)之死和奥古斯塔斯面对她毫无生气的尸体的冥想想象成”战胜了“埃及诱惑”的西方法律和文明的起源。

描写美丽的尸体是表现女性方式的一个极端。其对立面就是流行文化中活跃的女演员，她魅力四射、光彩照人，提高了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获得了惊人的大众声誉。与巴霍芬描写的毫无生气的克利欧佩特拉并驾齐驱的是在百老汇名噪一时的演员埃达·伊萨克斯·门肯，19世纪60年代她在《迈兹帕》又称《鞑靼的野马》(Mazeppa；or The Wild Horse of Tartary)中因出演一个主要的男性角色而家喻户晓。在那幕情景剧著名的高潮中，门肯扮演的伊万·迈兹帕王子近乎裸体(穿着肉色的紧身衣)地一个箭步冲上舞台，飞身跳到急驰的马背上。与这种动态的场景相反，巴霍芬所绘的插图是一幅静态的带有科学观点的讽喻。奥古斯塔斯对女性的观察充满了法则和理性的束缚，一个代表着生机勃勃的给人以美感的大自然的人物形象被扼杀了。门肯勇敢的一跃跟那讽喻截然相反。在舞台上是女性动态的场景吸引了观众，让观众瞠目结舌。被凝视是一种力量的源泉，而凝视是一种屈从，一种沉迷。(“门肯小姐展示的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一位编辑写道，是通过她堂皇的动作表现出来的，“其重要性不屑解释”。)静态与动态、观察与表演、分析与美感、理性科学与感性场景：这些对比使得现实主义小说众多描写女性的方式秩序井然。人们定义女性本质的、不变的特征的努力间接地证明了女性地位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这个领域将力量和被动视为女性独有的特性，是她们地位突然逆转带来的两种对立的极端。

那么，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品——男女作家的作品都包括在内——都反映了观察女性的紧迫性以回应这个表现领域的极端。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画像》为观察女性既提供了方法又提供了故事。叙述者所谓的“有意识地观察一位可爱的女性”的活动是小说中主角们的主要工作，因为他们都在欧洲追求一位名叫伊莎贝尔·阿彻的美国年轻女子。在这个说法中，“有意识”这个词最有特色。这部小说相对于詹姆斯早期关于年轻女子的小说如《黛西·米勒》(Daisy Miller，1878)和《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1880)而言，对观察动作本身进行了细致观察。在高雅文化文学中，洞察力的极端重要性促进了对观察的自我反思，在詹姆斯的作品中，这个次要主题逐渐上升到显著的地位。

因此，读者有时会在詹姆斯的小说中发现令人叹为观止的真知灼见。“主人公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逃不出作者的视线，”一位评论家写道，“他的观察力随着每一部新作的问世而变得更敏锐，他的认识也变得更深刻。但是它会在何处终止？”对有些人来说，詹姆斯的见识过于科学、过于苛刻“而没有了同情心”。但是，《贵妇画像》使得观察这个行为在所有层面上——如叙述者所称的那种“观察的甜蜜性”——从来都不是没有感情的。观察伊莎贝尔(有“众多的仰慕者”)就是要了解她，占有她，利用她，爱慕她。视觉是及物的。视觉也往往是色情的，充满了愉悦，既慷慨大方又邪恶丑陋。

但是重要的是，对伊莎贝尔有意识的观察从来不包括目睹她的死亡。这一事实很重要，即使最终它不起决定作用；作为一种类型，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描写了大量逝去的女性形象。高雅的现实主义为女性活动的社会环境营造了一种逐渐浓厚的社会背景，经常解决长期困扰人们的关于女性主体性的问题(她想要什么？她是自由的吗？)，对于她的死亡提出了一些社会性解释，或者至少是社会性的结论。甚至一名女性的自杀常常都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对社会或自然力量的无意屈从。现实主义作品都有一种审美逻辑，即红颜薄命。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肖邦笔下的埃德娜·庞特利尔(Edna Pontellier)、德伯家的苔丝、沃顿笔下的莉莉·巴特、詹姆斯自己的米莉·希尔(Millie Theal)——这些美貌动人的主人公在她们消逝的那一刻都清楚地揭示了她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虚伪和欺骗。

詹姆斯考虑过伊莎贝尔离世的各种可能情况，最后给出了惊人的美学答案。在她意识到嫁给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是一个错误并且这场婚姻是一个骗局时，自杀的想法变成一件催人泪下的事：“停止生命，放弃一切，不再想任何事情——这个想法很甜蜜，就像在热带地区一间阴暗的大厅里铺满大理石的浴盆中洗一个凉水澡。”伊莎贝尔的暴富让她有了一般女性所没有的独立行动空间，但是最后这种能自由选择行动的权利——“如果一个姑娘能自由行动，她过去也能”——让她感觉实际上她并没有这种权利。即使这样，与小说的用意相反，伊莎贝尔依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使她能反思让她身陷囹圄的环境。因此，“有意识的”观察也属于伊莎贝尔。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黛西·米勒，那位詹姆斯最受关注的“年轻女性的本质”研究中的女主人公。黛西·米勒对欧洲上流社会礼仪的熟视无睹，与其说是道德上的无知，不如说是缺少分辨意识的眼光，这在最初表现为行为自由，最后在她离去时成为她的弱点。伊莎贝尔恰恰相反，她不仅是观察的对象，自身也有丰富的内心感受，反映了詹姆斯在序言中所称的“形影不离的观察者”，即“艺术家敏锐的意识”。

意识对詹姆斯的作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是一种行动的形式，尽管带有局限性。在那方面，伊莎贝尔跟曼德蕾·李(Madelaine Lee)一样，曼德蕾·李是亨利·亚当斯的小说《民主》(Democracy，1880)中的主人公，她在被别人观察的过程中也练就了观察别人的本领，眼光跟她的观察者一样敏锐。曼德蕾仔细观察国内政治的运作情况和政客们的行动，“直入政治的中心，就像外科医生使用听诊器诊断身体疾病一样”。曼德蕾本来期望看到一个充满生机、运作正常的管理方式，但是看到的华盛顿却是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表演体系”，住满了机械模型和“蜡像”。(现实主义)关于社会的真相再次证明存在于令人痛苦的幻觉和想象中。共和国的最高制度与低级娱乐中的小把戏并无两样。

除了敏锐的洞察力之外，这些女主人公还拥有研究“女性状况”的观察者的智慧。尽管她们的阅历越来越丰富，但是因为她们毕竟是女人，伊莎贝尔和曼德蕾观察的本领与詹姆斯所说的现实主义女主人公的“命运”并不相称。她们的见识和她们命运之间的鸿沟展体在女性的自省中。当她们观察自己的时候，她们立刻变成了眼光敏锐的主体和麻木的客体：“曼德蕾解剖自己的感情时总是会想它们是真还是假；她养成了一个习惯，脱掉她思维的外衣，就像脱掉一件裙子，审视它就像它是属于别人的东西，感情就像衣服一样。”

这个矛盾在《贵妇画像》中的“守夜”一章里得到了充分描写，其心理描写堪称史无前例。在这一章中，读者深入到伊莎贝尔不为人知的自我意识中，然而在外在的描写框架中，伊莎贝尔不说也不动。她痛苦地思考着，身体却纹丝不动，“静静地注视着”。她关注的本领随着她因婚姻束缚而形成的麻木日益增长。伊莎贝尔的命运浓缩成“无休无止的悲哀”。然而这也是一种“优美的”悲伤：这种美原本体现在未知的命运中，现在完美地体现在透明而又静止的意象中。因此伊莎贝尔的守夜提炼了一种完整的审美方式。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审美方式中，女性思想越丰富，社会对女性的影响越大，她就越可能成为悲剧的牺牲品，一位美貌端庄但不言不语的女人的自画像。

这种文学形式中有某些仇视女性的因素，但是现实主义者寻找和表现女性社会未来的愿望大体上是具有同情心的。现实主义的洞察力能够集中表现原本分散的社会观点，这种观点开始认识到，原先人们认为是女性与生俱有的束缚其实是人为的束缚。认识到这种强加的束缚对女性来说是一种补偿而不是一种解决方法；它带来的只是使她们的处境有某种苍凉美和悲剧感。这种文学体裁对女性问题最鲜明的揭示同时也带有最明显的宿命色彩，这是此类文学体裁最令人深思之处。

一位默默无名的作家所写的一部小说打破了病态女性美的审美观。1890年，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写了《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并把它寄给了远在另一个大陆的豪威尔斯。这个摄人心魄的故事(豪威尔斯称其为“惨烈”且“令人毛骨悚然”)将自我解剖的幻想和自我展示的舞台揉捏在一块；这种加工揉捏吸取了现实主义意识的成分，再将其转换成一种幻觉演出。讲述该故事的无名女人有“轻度癔病倾向”，或者至少这是一位外科医生也就是她丈夫的诊断。吉尔曼描写的这位妇女是一个病态“例子”，因此观察的角度显得相当的医学化。故事讲述者，也就是女主角，被禁锢在一间单人卧室里，由她丈夫和妹妹轮流看管，他不在期间出现的“专业问题”由她妹妹回来告诉他。该故事使医学化的观察成为不被承认的控制，因为该故事使她的假病和卧病在床成为人为的陷阱。(“没有特别的许可，他几乎不会让我动一动。”)

吉尔曼的女主角被劝告不要自我反省——“约翰说我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思考我的处境”——然而她还是养成了一种批判的意识。但是称它为意识也许会有些误导。吉尔曼的讲述者既没有伊莎贝尔·阿彻清晰明朗的意识，也没有曼德蕾·李身处黑暗中的领悟。正是通过“非”直接理解自己的“处境”，该女人在头脑中对自己的处境有了奇思怪想：她想象了一个活生生的“女魔鬼”缚在她卧室的黄纸墙上。在吉尔曼的故事中，现实主义“纹丝不动地凝视”的主旨得到了强化和具体化，直到女主角天马行空的想象变成一群丑陋疯狂的幽灵，而她开始用肢体模仿这些幽灵。大多数现实主义肖像描写的中心是种悲剧性的寂静美。但与之相反，该讲述者禁锢的状态开始是被迫服从，最后变成抽搐痉挛。夸大女性处境的象征术语使吉尔曼同样对女性处境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拒绝美丽所引起的异议是因为读者对小说所揭示的内容深恶痛绝。在吉尔曼的女主人公身上没有病态美，没有面对自己命运的自暴自弃。在她结束时歇斯底里的表现中也没有任何力量——“我终于出来了!”——只不过是作为她不曾拥有的自我决定权的隐晦嘲弄而已。

吉尔曼的主人公连伊莎贝尔·阿彻身上最基本的自主权都没有。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对象，她悲惨的处境也蕴涵着另一面。女性能按自己的意识观察和行动，但是这种自主权在作者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身为作者的吉尔曼完全吸收了她外科医生丈夫的专业知识。故事是吉尔曼对他妻子的高超诊断，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医学知识(一位评论家称它是故事形式的“引人注目而又令人难忘的病态心理学研究”)。她像当时很多社会科学家一样研究了世纪末的女性，把女性描写成被动无能的动物，认为她们差不多就是一种独立的“心理动物”(引用一位当代男性学者对女性的评论)。但是吉尔曼坚持认为，这种病态状况是外部强加的，而不是内部存在的。外科医生促成了他们诊断的病态。吉尔曼在别的场合称女性被剥夺了自主权，这完全是因为女性丧失了几乎所有的事业，除了生育。吉尔曼问，当女性被限制在“退化的经济进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活动范围内”，也就是中产阶级家庭中时，她们还有什么其他能力？认识到这种状况，使之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对象，是吉尔曼掌握它的一种方法。

如果吉尔曼的小说是一份诊断书，那么它也是一份自我诊断书，也许是一份自我辩解书。吉尔曼的小说是基于她自己的经历，在1887年她接受了威尔·米切尔医生(Dr.S.Weir Mitchell)的“休养”治疗。米切尔是费城有名的外科医生(他本人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给吉尔曼和许多其他的新英格兰人看过病——包括伊迪丝·沃顿和简·亚当斯——他开的处方是长期卧床休息和差不多完全禁止的“写作生活”(“只要活着就不许碰纸笔”)。治疗的结果是吉尔曼颠覆了医生的诊断：米切尔所想象的医学治疗事实上是病理原因。接受米切尔三个月的治疗后，吉尔曼宣称：“我能觉察到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吉尔曼谴责米切尔的诊断和想法，但是她一点也不拒绝科学分析。事实上，她独树一帜的科学辩论令她声名鹊起。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发表的《黄色墙纸》(豪威尔也许促成了小说的发表，但吉尔曼后来否认了这种说法)以及1893年发表的讽刺诗受到了好评之后，吉尔曼1898年出版了她对女性社会演变的重要研究。《女性与经济学》的每一页都表明她潜心钻研达尔文和人类学家，如她父亲向她推荐的E.B.泰勒(E.B.Tylor)和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以及美国社会学家如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他的专著如《纯粹社会学》(Pure Sociology，1903)被吉尔曼认为是“人类进化以来世界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女性与经济学》几乎是一举成名，到1920年已是第九次印刷。

该书是科学和社会思想的一次严肃旅行，但是不可否认，它是吉尔曼一部想象叙述的作品，全面分析了从古代历史和现代制度，带有《黄色墙纸》中同样的创造性颠覆。一位科学历史学家将《女性与经济学》深层的文学特征描述为吉尔曼的天赋，她能“接受像达尔文和斯宾塞这些男人的假设，在此基础上发展他们的观点并形成超出合理限度的创新性结论”。尽管她的书中充满了诙谐幽默(也有些现在证明是错误的假设)，但是该书肯定演变的“友善力量”是女性注定解放的证据——当女性地位的上升加剧了演化论者社会倒退论的传播时，这是个巧妙而勇敢的论据。甚至死亡和灭绝也因为是清除“病态状况”的途径而受到欢迎。如果《黄色墙纸》是吉尔曼哥特式诊断的话，《女性与经济学》则是她的科学传奇。吉尔曼从科学中提炼出无畏的语气和权威的声明，这种资源，早期的女作家都是从宗教上借用的，吉尔曼再批判性地将其用来破解她认为有害的小说，包括科学小说本身。

吉尔曼的写作也出于仇恨和文化蔑视。她是个直言不讳的本土主义者，她的科学倾向是优生运动中所倡导的纯种阶级。虽然在南部私刑流行的时候她表示了反对，但她在《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美国黑人应该被发放到国营劳改营中的观点。就像在别处提到的一样，她认为中产阶级妇女的自主权是通过排除其他弱势群体获得的，就像总数为零的微积分。吉尔曼的种族仇恨与动机和理想的付诸实践相关，而动机和理想使她的写作具有连贯性，使她的事业获得成功。

各种各样的动机从内部刺激了她的作品。她的大主题，即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形式上的连贯性来自于距离分析法，所谓的距离分析法是指她把自己从她处在家庭中感受到的“深深的痛楚”中分离出来。距离让她保持了清醒，确定了她一生的工作，是她保持身份意识的前提条件，即“我是我自己”。她在加利福尼亚的生活——在说服了她丈夫离婚后她很快搬到了那里——是这种距离观点在地理上的表现。吉尔曼是新英格兰比彻家族(Beecheers)的后代，比彻是新教改革运动时第一批移居美国的家族(吉尔曼与她的姑妈伊莎贝拉·比彻[Isabella Beecher]和哈丽叶特·比彻·斯托一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另外她和一些文化精英也有联系，比如她的舅舅兼作家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正如吉尔曼对科学有着持久的热情一样，她到帕萨迪那(Pasadena)的迁移使她能够远距离地分析自己在东北部的生活经历。在大陆的一角，通讯是一种受控的传播方式；她的作品就像她的巡回演讲一样，从不同的地点遍布全国各地。

这种不同也是一个特殊的美学定位。吉尔曼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作品置于高雅艺术的框架之外，这个定位等于她否认了自己真正的文学作者身份，但同时又促使她自由地创作了数量惊人的作品——一生作品多达两千部之多，包括小说、散文还有诗歌。除了赋予那些颇有争议的作品如《女性与经济学》以新的形式之外，吉尔曼像马克·吐温一样采用了畅销的文体形式高度颂扬而不是缩小甚至否认商业文化的重要性，以达到个人的女权主义目的。因此，在她的哥特风格小说、家庭通俗剧和乌托邦幻想小说、甚至在谋杀推理小说(她的作品《逍遥法外》[Unpunished]在她去世后于1998年出版)中都有出乎意料的转折。她的小说《转变》(“Turned”)，《如果我是女巫》(“If I Were a Witch”)以及乌托邦式的叙述体小说《她乡》(Herland)采用了反讽的形式，把期望转变成了气势磅礴的批判洞察力。吉尔曼独特的作家天赋在这些交叉中得以充分体现，达到了舞台女演员令人惊叹的力量，她的一举一动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对于传统的解剖与摒除蔚为壮观。这是一个最有感染力的表演，是具有大师风范的理想设计。她的作品是人类能力的现实体现，具有复兴信仰的能力，无论对作者本身还是对于观众而言。

吉尔曼的大众文学表演与爱丽丝·詹姆斯(Alice James)“有限的事业”形成神秘的对应，在爱丽丝·詹姆斯的一生和写作中，吉尔曼对于机构的信任似乎以一种倒置的望远镜视角得以呈现：尽管视野被缩小，但却体现了难以捉摸的美。爱丽丝·詹姆斯是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詹姆斯的妹妹，她生命的范畴极度超载了。詹姆斯多次用“有限的事业”这个短语来修饰她自己，如果不是她最终非常认真地对待她自己和她的讽刺，我们有可能会认为这是她自我贬低的嘲讽(她一贯的笔调)。詹姆斯描述自己的“事业”本身就是一种反讽，因为她从未出版过任何作品；把事业称为“有限”带有一种嘲笑般的委婉。但是当我们一致认为她缺乏专业的作家才能时，她的日记于1964年出版发行，最终使爱丽丝·詹姆斯成为独一无二被人称颂的文学人物，此时讽刺再一次显现。她确确实实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这是用文字书写的一生，这是用与众不同的笔触表现卓越文学才能的一生。

爱丽丝·詹姆斯给后人留下的文字与日记展现了一种纯而又纯的分析鉴赏力，向我们展示了纯粹的内在分析所带来的结果。爱丽丝·詹姆斯缺少或者说放弃使用那些吉尔曼和其他作者所采取的远离现代社会经验和情感的批判性技巧。相反，她把我们所称的现实主义特征的思想转化成了一种完完全全能够被自我参照的东西。爱丽丝·詹姆斯本人而不是她的作品，是世纪末处于迷惘境地的妇女们意义深远的代表。她的个人经历、她的洞察力以及她本人的身体状况都是强烈的文学思想的素材；她的一生而并非她所创作的作品，见证了现实主义形成的过程。

如果我们用爱丽丝·詹姆斯自己轻描淡写的“科学精神”的说法来检验她艰难一生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些目的感和形式。她在给她弟弟威廉及他的妻子玛丽的信中把自己描述成“十足古怪……一个可怜的精神萎靡的局外人……但你们却看到幸亏我在某个地方找到了一个事业!”爱丽丝·詹姆斯所描述的“古怪的”状态是指她几乎长达一生的与神经质发作的斗争，这也反映了她想试图摆脱那种没有病理原因的病痛以适应客观环境。在爱丽丝·詹姆斯自我剖析的背后是某些思想习惯——如果这些思想习惯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是詹姆斯家族传统的话——很明显参与了塑造东北部文化的大背景。她有着穿越大西洋的经历，与美国文学界和高等教育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交往甚好，她对科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把它看成是实际分析的模式，她对英法作家了如指掌，她的家庭殷实并享有特权，能够允许她进行如此的追求——这些条件实际上与滋养现实主义高雅艺术显著特色的文化土壤完全相同。然而，爱丽丝·詹姆斯似乎总是生活在与自己的生存环境相背离的某种境地里。以她的欧洲之行为例，这次旅行对她而言与其说是教育的先导，不如说是“穿越大西洋的神经衰弱症迷宫”之旅。由于长期处于当地文化背景之下，她感到困窘不堪，她觉得自己融入不了男性或女性的职业，这也许促使她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使她似乎不能把这些思考运用到大众活动和表达中。她把自己的感受描写为“在主观感受的巨大压力下蹒跚独行”。她的兄弟威廉以及父亲老亨利·詹姆斯都遭受着相同的精神困扰，但是稳定的职业生涯、稳定的婚姻生活、为人父母以及出版作品都为这些男人提供了恢复的途径。

爱丽丝·詹姆斯转向内省并非是一种自我陶醉。在她的家族中，她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加热衷于当时的政治问题，她曾经非常形象地描述说，政治问题能左右她的身体状况(她写自欧洲的信中说，她内部的器官会“随着这里发生的每一个小政治事件而痉挛”)。相反，爱丽丝·詹姆斯的内省是一种强制性的需要，为她亲身经历的那些感受至深的“奇异的、难于表达的情感”提供意义深远的形式。她在日记中把自己比作一只“一点一点堆积起来构建暗礁理论的珊瑚虫”。她所创作的作品或许是微不足道的，或许不会被发表，也或许永远被掩埋。但是，就如同吉尔曼多产的作品一样，爱丽丝·詹姆斯的作品证明了一种普遍性，确实也是一种紧迫性，即为那些处于不确定境地中的女性们找到清醒的、易于理解的形式。

对于爱丽丝·詹姆斯而言，她的病态和健康同她的阶级一起构成了阐明女性生命意义的主要风格。她曾经写道：“死亡给最平凡的事情带来了多大的意义啊，它能使那些原本迷失的、模糊的、漂泊不定的事情变得完整而明晰起来，显示出它们本应代表的含义。”对于她而言，死亡的概念和意象是如此的强烈，强烈到真正成为一种形式，以至于她日记和文学作品中所提到的自我理解似乎变成了一种怪诞的、间接的现实主义典型产物。在爱丽丝·詹姆斯40岁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将会死于乳腺癌，她写道，这种意识“增加了事件本身的价值，因为这使一个人突然间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那个原本摇摆不定、微不足道的自我有如浮雕般彰显出来”。我们可以在她自我描述中的许多地方直接找到那些来自于现实主义美学中的词汇和术语。例如，她曾经这样描述她自己经受忧虑煎熬后的感受，在那些寂静到麻木的时候，“她平躺着，但思绪却是灵动的”。

这样的语言能够明显地验证宿命论倾向，这是现实主义女性自我描述文学的主色调。爱丽丝·詹姆斯透过对自己死亡的理解体会到了为那个“摇摆不定、微不足道的自我”给出定义的使命感，并且感受到了那种似乎能决定事物真正价值的外部力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种宿命论思想也成为当时文化中日渐强烈的最明显特征。诗人露易斯·爱莫根·桂尼(Louise Imogen Guiney)在她的书《路标》(Patrins，1897)中也表达了这种思想。她这样写道：“我们和每一种可能的环境都有着不妙的关系。”爱丽丝·詹姆斯无疑能够渲染这个黑色主题：“掩藏在这个我们称之为生命的死亡背后的是人们试图摆脱传统枷锁的抗争以及对于此抗争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承担。”然而，爱丽丝·詹姆斯从形式上构建了有意义的生命的行为“显示”了生命“本应代表的意义”，也找回了驾驭自我的感觉——尽管有限，但却意义深远。回首1890年到1891年之间那段时期，亨利“出版了《悲剧的缪斯》和《美国人》”，“威廉的《心理学》”也同时问世，爱丽丝·詹姆斯评价道：“对一个家而言是个不错的表现!尤其是如果我把自己推向死亡，这才是最为艰巨的任务。”称“把自己推向死亡”为一种文学才能不免有些诙谐，这当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所作过的最为固执的评论分析。但这同时也是现实主义似是而非特征的一个生动例证，验证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在于分析那些具有偶然性并且在难以掌握的关系中寻找出路。吉尔曼以有目的的投射解决了女性驾驭自我的问题，而爱丽丝·詹姆斯则是放大了问题，使其不确定性成为表现自己创造性的条件。

凯特·肖邦与欲望的现实主义

在许多现实主义的小说中，内省都有把女性的自我意识与她们所存在的直接背景相隔离的趋势。例如“静止的观察”彻底改变了伊莎贝尔·阿彻，有些时候，女性沉思时的自我意识能使她们忘记周围那个熟知的世界的存在，甚至忽略本身肉体的存在。然而凯特·肖邦重要的创新之作就是打破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她的作品没有把精神活动描写得超脱一切，相反，内省带来的是对肉体的一种全新解读，包括直观的感受以及肉体所具有的不同阶段的自我意识。我们可以从凯特·肖邦备受推崇的小说《觉醒》中体会到肉体产生意识的那些典型时刻。一个下午，女主人公埃德娜·庞特利尔出去游玩，中途休息的时候独自躺在床上。她后来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下午和她一起游玩的伙伴罗伯特·勒布朗(Robert Lebrun)，这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两个孩子的已婚妈妈来说将会带来重要的影响。但是在这个时候，她平卧休息，思想却是活跃积极的，她的身体就成为她意识的对象。

躺在奇异而又幽雅的床上，床铺周围到处弥漫着香甜的乡村月桂花的气息，她感到自己是如此的奢侈。她伸展着结实的双臂，感觉有些微微作痛。她用指尖轻轻抚弄那松散的长发，然后慢慢伸开双臂用手轻柔地抚摩着，静静地注视着这双臂，感觉自己好像第一次见到它们细腻却充满弹性的活力。

在这一幕自我沉醉中，“近距离的自我观赏”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甚至连艾德娜的思想里都充满了美好而又奇异的感觉——托着她身体的是一张陌生的床，连看到她自己双臂的感觉都是那么的新奇。这里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不再是美丽却毫无生气的样子；但是她的身体也不仅仅是那活跃着的思绪的起点。观察再一次成为女性通往行动的途径，但是艾德娜所获得的关于自我的新意识并非是现实主义观察者特点的聪明才智；她的“觉醒”更多来自于肉体而并非来自于理性。凯特·肖邦作品中的自我意识总是一种感觉意识，是通过身体感受到的身体意识。

因此，当代的评论者对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有着奇特但却准确的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分解灵魂”的小说。受到福楼拜(Flaubert)和莫泊桑(Maupassant)的影响，她把法国现实主义犀利的刻画手法运用到了对美国女性的描摹上。凯特·肖邦冷静而又精准的笔锋，手术刀般深刻的剖析，使她的作品被誉为“完美的艺术”，把小说带入了高雅艺术的殿堂。但是，作为凯特·肖邦艺术作品主题的自我或是“灵魂”，与其说是现实主义作家所中意的社会身份，倒不如说是浪漫主义诗人所青睐的内心美感。《觉醒》结合了福楼拜和惠特曼的风格，深入剖析了那些意识中所包含的零散甚至是混乱的感觉。凯特·肖邦通过把感官印象甚至是能够引起性欲的感受列入自己高雅艺术的描写范围，彻底打破了现实主义博物馆式的描写原则。在《觉醒》这部作品中，现实主义既不是捕捉公共关系的体系，也不是通过高品位来理解特性的大课堂。相反，凯特·肖邦把内心感受纳入现实主义的视角，强调意识屈从于肉体以及欲望的可变性，这种观点追随了现实主义寻求真理的特点，但同时也削弱了现实主义作者对聪明才智的热望。

与其说凯特·肖邦的艺术品位以及创作目的受到了比如豪威尔斯等东北部作家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了她自身法国天主教背景的熏陶。凯特·肖邦母亲的家族从法国迁到了殖民地圣路易斯，并且在这个城市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她的母亲与当地一位爱尔兰商人结了婚，她于1850年出生于圣路易斯，原名凯瑟琳·欧·佛莱赫缇(Katharine O.Flaherty)。在凯特·肖邦的父亲死于一次火车意外事故之后，她开始接受家庭式教育，她的曾祖母教她法语和音乐，之后她毕业于一所天主教学校。当她与奥斯卡·肖邦结婚后，随同丈夫移居新奥尔良，在那里法语及法国文学对当地有着无所不在的影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凯特·肖邦一生都阅读和翻译法国作品。

与众多的东北部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凯特·肖邦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完全不同的写作范围。随着她写作生涯的延伸，相比于其他现实主义作家如豪威尔斯和沃顿，凯特·肖邦的作品日益显示出了与大陆文学的直接关系，同时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冲突没有那么明显。在她丈夫去世之后，凯特·肖邦又回到了圣路易斯并在那时开始出版自己的作品，她的两本故事集《支流人》(Bayou Folk，1894)和《阿卡地一夜》(Night in Acadie，1897)娴熟地描述了路易斯安那州小镇的乡村生活以及她结婚以后所熟识的丰富的克里奥尔文化。这两本故事集受到了评论界的赞扬，凯特·肖邦也被认为对当时流行于主要期刊的地方主义色彩小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像众多的“高质量”地方主义色彩作品一样，这些小说没有流露出对一直困扰着东北部知识分子(并激发了他们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的明显关注。但是，作为一种体裁，地方主义色彩文学作品有意避免采用大众文学所采用的任何形式，因此显示了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冲突。地方主义色彩小说把乡村小镇生活描写为原汁原味的文化，这就等于默认了大众科技和形式与腐蚀性的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冷淡疏远、卑鄙无情、漠视人类的需要，但却为人类的破坏性欲望提供了滋长的土壤。

凯特·肖邦描写路易斯安那生活的那些小说作品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方主义色彩小说固有的体裁特点。《卡地安舞会》(“At the.Cadian Ball”)是一个潜在的性剥削的故事，但在这部作品中，凯特·肖邦也向人们展示了卡地安农场主与克奥里尔种植园主之间的阶级冲突。这部小说的最后一幕取景于传统的阿卡地安舞会，显现了这种紧张的冲突关系，但这些关系又和谐地融入了当地浓郁的地方主义色彩之中。

这是一个低矮却宽敞的房间——他们称之为大厅——房间里挤满了随着小提琴翩翩起舞的男男女女。房间四周是宽敞的走廊。靠一侧的房间里是一些表情严肃的男人们在打牌。另外一个孩子们在睡觉的房间被称为育婴室(le parc aux petits)。任何一个白人都可以来参加卡地安舞会，但必须支付自己所消费的柠檬水、咖啡以及鸡肉秋葵汤的费用，而且他的言谈举止必须像个地道的卡地安人。格劳斯比沃夫(Grosboeuf)能够回忆起该舞会仅被中断过的一次，那次事件是由一群美国铁路工人引起的，他们与环境格格不入但又无事可做，因此就捣乱。格劳斯比沃夫称这些人是“一群可恶的铁路工人”。

作为一种庆祝仪式，这种舞会加强了阿卡地安的价值观，体现了卡地安人的风俗习惯，相当重要的途径就是欢迎外来者，只要他们(是白人)能够而且愿意(了解阿卡地安人的言谈举止)模仿当地的文化习俗并且尊重“卡地安”的文化，但同时这种舞会仍然认为他们是外来者(因为他们需要支付自己所消费的饮料和食品的费用)。上面这个段落所体现的民俗规则是自明之理。这些记录陈述了社会准则，但却没有考虑到或许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比如说一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一位阔绰的白人种植园主——或许能够很轻易地就模仿这些规则，但却居心不良，企图勾引甚至侮辱当地最受人仰慕的年轻的卡京(Cajun)姑娘；然而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正是在小说叙述情节中所预料到并被解决的问题。凯特·肖邦的小说是民俗体裁的一种扩展和延伸：她的小说情节中总是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危机，整个情节围绕着这个危机展开，她赋予这种危机以文学形式，假定当地的民风淳朴正直。虽然卡京人、克里奥尔人以及当地的黑人之间会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卡茵河地区——就像这个舞会本身一样——有能力在那个能够维持自我持续发展的地区范围内承受并包容所有的矛盾。

唯独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是现代性。“美国铁路工人”代表了科技的发展速度和传送本领，但是他们太具有破坏性而不为那个舞会所欢迎。他们也没有被故事的情节所吸纳：因为从本质上来讲，这些铁路工人是当地文化的对立面(“他们与环境格格不入”)，所以有关他们的情节在这个地方主义色彩的叙事作品中也没有得到直接的描写。现代铁路交通系统统一并改变了战后的国家，但是铁路所拥有的速度、缺乏人性化的力量以及打破区域界限的本领在卡茵河的文化中是没有“生意”的，因此在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小说中也没有一席之地，它的出现仅仅是一种危险的象征，不能融入当地的“环境”。

尽管《卡地安舞会》这部作品表示不欢迎铁路工人们，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把小说看成对铁路本身持有敌意。因为，毕竟是这条连通全国的铁路系统把凯特·肖邦的手稿带到了纽约的编辑部，并且又是同一条铁路系统把她的《支流人》带到了从波士顿到旧金山的读者手上。现实中体现的现代性分歧比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更加清楚明了。但是这种分歧并不一定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一条连通各地的铁路系统有可能破坏了地方环境，但是这条铁路起到了商业运输的作用，为那些地方主义色彩作品的读者们提供了原本不可想象甚至是梦想的饱览各地风光、体会不同情感的大好机会。现代大众运输系统所传播的思想以及视野既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传统，也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现代。以凯特·肖邦的另一部作品《消极的克里奥尔》(“Neg Creole”)为例，在这部作品中，读者们首先看到的是新奥尔良的法国市场中所展现的生动的贫困，然而其真正用意在于使读者进一步去感受那个隐藏于某房间一角的一个垂死的妇女的穷困潦倒。在这里，凯特·肖邦并没有着意处理这个女人的生与死以达到惊心动魄或离弃怪诞的效果，她旨在强调画面的准确性以显示它的尊严。在《丁香花》(“Lilacs”)中，凯特·肖邦没有刻意描写巴黎歌手所司空见惯的都市的光怪陆离，而是着重刻画了一个长年呆在地方修道院中的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所体会到的那份“悸动”以及她与她的一个女伴之间所拥有的强烈的爱。(“多么热烈的吻啊!她们被幸福羞红了的面颊是多么的红润啊!”)这些描写并不是一幕幕对传统的怀旧，而是赋予那些还尚未被认可和承认的生活方式以及情感联结以应有的价值。社会认可必将来临——一旦来临——世界也会是另一个样子。这一幕幕属于将来而绝不是过去。

凯特·肖邦的其他作品更进一步展示了地方主义传统与大众市场之间的纠葛联系。在19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凯特·肖邦的两个作品集全面问世，与此同时，举国上下都热衷于过去的南部种植园生活。那些讲述逝去的绿色风景和快乐农奴的故事似乎让美国白人集体得了令人宽心的健忘症。古老的南方童话给人带来欢愉，也同时带来财富：小说和戏剧中充斥着对种植园的怀旧情愫，游吟诗人、单曲音乐里吟唱的是昔日情怀，不论是大量生产的孩子的玩偶闹钟中，还是复古却新奇的玩具上，就连大人用的装饰器物都有失去的种植园生活的痕迹。这种现象使讽刺的效果不言自明：对前工业时代亲切的乡村生活和种族和谐的“记忆”由新科学技术和大市场所实现。现代工业的手段——社会大生产的进步、新的交通系统的生成、大众广告业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对逝去的南部生活的神往，并且同时满足了人们那些虚幻的想象。马克·吐温和查尔斯·切斯纳特这样的作家为了自己的创作目的进一步挖掘了其中的矛盾，而凯特·肖邦对于这种讽刺采取的态度是视而不见或是拒绝面对。凯特·肖邦对诸如托马斯·纳尔逊·佩奇和乔尔·钱德勒·哈里斯这样的种植园小说家表示了钦佩，但她单单选中了黑人“孩子般的兴高采烈”作为描写对象，“因为他们不仅给我们的文学提供了幽默的要素，同时也是激起人们怜悯与同情的主要源泉”。当她在《鲁斯·麦克亨利·斯图亚特》(“Ruth McHenry Stuart”)中把那“全心全意的黑小子们”看成是斯图亚特时代路易斯安那州“身心健康的人的代表”的时候，凯特·肖邦含蓄地回应了种植园流派关于种族的正统呼声：奴隶制度下黑人与南方白人的关系是两相情愿的爱的关系；美国黑人依赖的本性使自己变得无助，使他们在现代南部成为感情上的孤儿；从本质上讲，黑人的生活为南部白人的生活舞台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这些情感为现代小说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就像杰迈玛大妈的商标[5](Aunt Jemima trademarks)和吉姆·克劳的照片一样，纯文学的地方主义色彩作品生动地勾勒出了逝去的南部生活。

在这个市场上，凯特·肖邦像切斯纳特一样找到了热衷于南部缤纷生活的读者群。开拓了她写作生涯的短篇小说包括描写任劳任怨奴仆生活故事的《支流的那一边》(“Beyond the Bayou”)、描写对奴隶制时代享有美好回忆的老一代人的《波·莉姨妈》(“Aunt Polly”)和《拜尼图的农奴》(“The Benitou's Slave”)。此外，和切斯纳特相似的另一点是，凯特·肖邦在记录南部生活的作品中也巧妙地更改了种植园小说的某些传统。在《德西莉的孩子》(“Desiree's Baby”)中，她重新演绎了那个受黑人血统牵连而遭受痛苦的悲剧黑白混血儿的故事，但是她的故事使用了血统纯正的神话来反驳自身，目的是揭示蓄意维持白人血统的自欺欺人的心理状态。然而总体上看来，在凯特·肖邦作品中，美国人和墨西哥人都是点缀性的人物角色，她利用人身体肤色的多样性为地方主义色彩小说增添了色彩。

凯特·肖邦小说中所描写的内心世界大部分都是白人的内心世界。最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属于白人妇女，她们通常都是以某种方式挣脱了地方主义的枷锁。现实主义作家总是把现代都市以及消费者文化看成有能力改变——削弱甚至是彻底击溃——居于其中的人类主体。女性是最为敏感的因此也是最能检验这种改变的实验品。当凯特·肖邦把注意力从地方主义研究上移开的时候，她的小说便更加关注都市的生活，多以都市生活为主题，并且透过女性的生活来反观都市经历。但是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她的作品明显地回避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对都市消费者文化所持有的怀疑。在绝大多数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大众主体、大众体验被描写成了危害甚至扭曲人类生活的罪魁祸首，然而在凯特·肖邦的作品中，这些主题变成了通往各种不同意识状态的潜在入口。消费者文化被突出而不是被淡化了。因为以女性生活作为特殊的视角能使人们了解那些私密的身体真相，那些用语言或是思想都无法表达的压抑的欲望和不满。

以《一双丝袜》(“A Pair of Silk Stockings”)为例，缜密的思绪几乎完全是阻止自我了解的行为。一次意外获得的15美元使得一个家庭主妇花费了数个小时“思考盘算”：“寂静的午夜时分，她躺在床上，头脑中盘算着一个又一个解决办法，似乎她已经想出了一条正确合理的使用这些钱的办法。”像其他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在一个大商场里萨姆斯夫人(Mrs Sommers)突然得到了启示。当她走到麻织品的柜台用双手触摸那商品的瞬间，她得到了启示。

她感到浑身无力，便把手漫无目的地搭在柜台上。她没有戴手套，但她越发感觉到她的手碰到了什么极其柔软的东西，摸在手上十分舒服。她低下头，看到自己的手原来是放在了一打丝质的袜子上。旁边的广告牌上写着这款袜子是从原来的2.5美元降到了1.98美元；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个女孩微笑着询问她是否想感觉一下针织品的纹路……她继续抚摸着这软软的、光亮的奢侈品——她这次用两只手把这袜子拿起来，看着它在手上闪着光，感觉它像蛇一样滑过指缝。

她摩挲着、注视着这五颜六色的丝织品，仿佛自己被带到了另一个精神世界，使她完全忘记了她的财政预算(“事实上她连想都没有去想”)，感受到了其他奇妙的感觉——柔软的小山羊皮、油光锃亮的皮靴、宁静的餐厅里的美酒和黑咖啡。尽管凯特·肖邦像詹姆斯分析伊莎贝尔·阿彻一样剖析了萨姆斯太太的意识状态，但是萨姆斯太太所意识到的并不是自己社会地位的卑微，而是一种重新构建了她与自身之间关系的感知：“她的脚和踝看起来是那样的美丽。她都不曾意识到这样美的东西竟然是属于她的，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商业文化与欲望以及身体上的愉悦相融合，因此在凯特·肖邦的作品中，商业文化没有被当成一种幻觉而被排斥。商场里的商品可以唤起那些未知的或是被遗忘了的内在性情。身体的愉悦如此清晰和直接，萨姆斯太太所经历的强烈感受变成了一种现实，淹没了自己的理智，甚至改变了她原有的计划。与此同时，她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倒变得越发虚无缥缈，越发不真实，因为她“希望”这个责任无限期地被推迟。在故事的最后，一位男士注意到了萨姆斯太太那“苍白的小脸”，但却无法读懂其中的含义。即使是一个极其细心的外部观察者，也无法通过识别外在的事实和种种关系来捕捉到事情的真相。“他很难解读他在那里看到的东西，”凯特·肖邦接着写道，“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有看到——除非他是个巫师，能够洞察到那刻骨铭心的欲望，这欲望有力得像缆车一样无法停下来，永远伴随着她走下去。”她的欲望超越了高雅现实主义艺术的界限，开始怀疑消费文化对女性欲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于凯特·肖邦而言，人们必须解读身体的生命、它的欲望、它的感受、它的启迪才能真正找到真相。《埃及香烟》(“An Egyptian Cigarrette”，1897)更加突出了上述观点，吸过一口尼古丁香烟所产生的奇异幻觉揭示了一个女人强烈的情感以及她对社会的认识。

这个诙谐的故事是在凯特·肖邦着手写《觉醒》之前完成的。故事虽然短小，但却没有像豪威尔斯那样刻意地显露想象的虚幻与叙述的真实之间的反差，这也预示了凯特·肖邦小说的显著特点之一。尽管《觉醒》把目光重新投向了路易斯安那州以及那里的风俗习惯，但它地方主义的特质在关键时刻体现了埃德娜·庞特利尔的情感以及内心世界。现实主义丧失了其意在表现真实的非凡主张。如同即将到来的现代主义一样，凯特·肖邦眼中的欲望富有意味，感官予人以启迪。普鲁斯特(Praust)在《追忆逝水年华》(Rememberance of Things Past)中把一块玛德琳蛋糕想象成一次世俗的圣餐，蛋糕的味道使记忆成为重要的叙事艺术。凯特·肖邦在《觉醒》中同样使人的情感战胜了理智，奏响了现代主义文学写实的主旋律。

在《觉醒》中，地点起到关键作用。埃德娜·庞特利尔从在海边度夏的那一刻起便从新奥尔良的家庭主妇变成了“克里奥尔的包法利”(评论界很快这样冠名)，与她同床共枕的人她不爱，而她爱的那个人又不会与她同床共枕。堂皇岛度假胜地位于墨西哥湾，是克里奥尔人度假聚会的好去处，在小说中被大加渲染。但它所起到的背景作用并不像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品或是地方主义色彩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至少就埃德娜而言不是：克里奥尔的道德规范制约着堂皇岛的生活，但是对于她在那里学到的言谈举止以及萌发的性身份是没有约束作用的。叙述者强调那种身份源自“她内在的新境况”。内在的“境况”使埃德娜越发开始游离于一直包围着她的那张社会大网之外。《觉醒》也可以被解读成一部现代主义欲望瓦解了地方主义色彩作品中人种权威的作品。在豪威尔斯看来，埃德娜既不是传承克里奥尔文化习俗的典范，也不是一个反常状态下“现代婚姻”的实例，这个反常状态可以追溯到高雅现实主义风格中的大众文化以及对大众文化的不满。

虽然埃德娜的转变来自于内在境况的转变，但是堂皇岛依然对这个转变举足轻重。度假地的音乐、气味、灯光以及环抱小岛的大海都促成了她的觉醒，比如聆听娴熟的钢琴演奏就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这“或许是她第一次感受那永恒的真谛”。她第一次在洒满月光的海水中游泳是一个更加具有戏剧性的经历，当她的身体被海浪摩挲着时，她感受到一种“狂喜”，当她发觉自己渐渐远离岸边的时候，那种致命的孤寂使她“惊骇”。在这些时候，埃德娜感受到了“永恒的真谛”，但真谛究竟是什么，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解答。原因在于这个世界上抽象的真理并非人人都能接受。知识不再是一个思想者对外界物体理性掌握的产物，而是凯特·肖邦称之为瞬间的“觉醒”，是一种意识的转变，类似于一个人从睡眠状态到苏醒状态的过程不能与这个人的身体剥离一样。

似乎是为了表明她对于现实主义真理标准坐标系的偏离，凯特·肖邦两次把抒情叠句穿插于对埃德娜的叙述当中。“海的声音充满着诱惑；永不停息，细语、低鸣、咆哮，吸引着在静寂的深渊里游走的灵魂；引诱着它陷入无限的冥想中。海的声音与灵魂交语。海的抚摸充满美感，把身体拥入它温柔的怀抱。”正如惠特曼的草叶一样，海成了大自然的休憩所、比喻的媒介。诗一般的句子精炼出小说把自我与身体视为一体、把意义与感情和欲望视为一体的目的。思绪(“内心的冥想”)已经变成性欲的孤独。声觉是触觉的媒介。这是惠特曼的自然而不是爱默生的：自然界抒发了肉体的灵性，而非跨越物质达到空想的意义。(当埃德娜阅读爱默生的作品时，她昏昏欲睡，这是否是一种巧合呢？)当自然开口说话的时候，它通过愉悦和欲望这种感官“拥抱”的亲切语言到达了人类的灵魂深处。然而与惠特曼意义上的灵魂不同，促使埃德娜觉醒的自我的精神源泉并不仅仅是大自然。同样催化她欲望净化的还有她周围“绚丽”的中产阶级的陈设：豪华的坐椅、镶嵌钻石的锦缎礼服、“香醇的葡萄酒”、石榴红的鸡尾酒。凯特·肖邦使这些刺激感官的物品或媒介打动了她的女主人公，实现了豪威尔斯所担心的那一幕：现代市场允许欲望——而不是理性的洞察力——来认定现实。

惠特曼视自然及肉体欲望为无视法律习俗的精神许可，凯特·肖邦的自我之歌奏响了同样激进的主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女权主义评论者就把《觉醒》誉为向19世纪男权压制下的婚姻及为母之道宣战的文学独立宣言。埃德娜所进行的抗争经常被视为瓦解了凯特·肖邦所谓的“母亲女性”的形象，那个既至高无上却又卑躬屈膝的中产阶级女神形象。但小说的主题与其说是探讨了性别平等以及妇女自治，倒不如说它所关注的是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埃德娜对爱及充满活力的感官刺激的追求使她淡漠了责任感。看到她的孩子时，她会感到真正的快乐，但是当孩子们不在身边的时候，那种亲情维系的纽带就变得微不足道。随着埃德娜觉醒程度的加深，她的有关社会亦或是家庭的意识就变得越发淡泊，因此小说中的政治因素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如果把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当成为文学现实，当成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觉醒》中，社会角色和限制并没有被批判得一文不值或是被撇到一旁。埃德娜故事的激进因素在于轻松的感官快感，在这种快感的驱使下，她试图摆脱原本麻木又漫无目的的生活。

白人女性确实自始至终都拥有这种力量吗？这种可能性存在于埃德娜毫不犹豫的选择与行动上，是带给我们的启迪之一。因为凯特·肖邦把现实主义的主题从社会类型和人际关系上移到了身体的真谛上，埃德娜的欲望意愿与她行动的自由相辅相成。当她面对身体的暴行——新生命诞生时，她感到了仅有的“内在痛楚”；分娩似乎让她面对了这样的事实，即身体上的痛苦远胜过了舒适带来的力量，抑或又一次验证了那个道理，即孩子是她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在任何一种情形下，甚至那“撕心裂肺的一幕”也赋予了埃德娜主宰自我的能力。随后，她赤裸着游向了大海，这也是小说的最后一幕，也是对用感官拥抱自然的讴歌。这最后的自由行为显然是一种自杀，但却清晰地显示了她对自己的主宰。如果采取行动的能力仅仅是有自由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埃德娜这个人物和其他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只不过是欧美小说中那个美丽的躯壳。但是，如果埃德娜的选择是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表达欲望的方式的话，那么这最后的一幕便不再代表死亡，而是蕴涵于她身体及感觉中意识的最后灵动：“那里蜜蜂丛舞，空气中弥漫着粉红色的麝香味。”

诚然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评论者把埃德娜的故事看成是英雄诗。有部分评论者把它看成带有悲剧色彩。那些勉强承认她创作出了“完美无缺的艺术”的读者们只不过是为了表达他们的不快；这部小说被有些人认为是“污秽的”、“病态的”甚至是“惨不忍睹的”。在他们看来，埃德娜似乎与豪威尔斯在喜剧模仿秀中见到的极不协调的女扮男装的“可怕的美”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尽管埃德娜身上具有女性气质，但她的性自主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个披着现实主义外衣表里不一的现代女性形象。面对读者的刻薄反应，凯特·肖邦感到震惊和沮丧。(尽管最近有评论表示是她自己的疾病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她继《觉醒》之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而并非社会性排斥。)尽管后来评论者又把埃德娜解读成女权主义的殉道者，但是似乎凯特·肖邦同时代的作家更能捕捉到她创作埃德娜这个故事的真实意图：刻画一个靠多变的欲望为生的主人公，没有英雄气概，行动受到限制，就像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6]和福克纳(Faulkner)笔下的莉娜·格洛夫(Lena Grove)一样。

4 切斯特纳与帝国主义景象

美国印第安人文学与杰罗尼莫的作品

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几十年间，美国大众文化工业的诞生与横跨密西西比河西部的美国印第安人的“漫长的死亡”同时发生。但这二者并没有严格的因果联系；大众文化的诞生是由于人口的迅猛增长及新技术的应用，然而即使这些优势也没有注定对美国“印第安人故乡”的霸占，印第安人故乡始于世纪中期北美大平原被许诺给土著民族后不久。但是二者的同时发生也确实创造了某些交互作用：大众文化的兴起也断断续续地记录了印第安人的文化被征服的过程。众多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描述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历史记录，相对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和赫尔曼·梅尔维尔嘲讽地称之为国家信条的“憎恨印第安人的形而上学”来说，不是那么严肃但是更加具有启迪作用。伴随着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轻视与敌意，大众文化带来了在美国军事活动和政策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敬畏、内疚、同情和嫉妒感。至于美国土著人——以及那个时期广泛的种族问题——大众文化是白人政治备受困扰的无意识的思想，隐藏着欲望和恐惧，通过矛盾和否定的手段以大众形式出现。在这种实际存在的新空间里，照片、廉价小说、狂野西部表演以及圣化的电影，大众文化为印第安人创造了偶像般的生活，但实际上印第安人正在被白人霸占他们的领土，剥夺他们的自由生活。

美国印第安人用大众体裁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流行杂志和书籍传播了他们的主张和谴责，如果没有大众载体的话，这一切都将是政府机构石沉大海的信件。对于一些部落来讲，狂野西部的表演可以让已经在保护区被禁止的传统技能得以最自由、最充分的展示。这些场所容纳了原汁原味的印第安人表达形式，与豪威尔斯把大众景象等同于幻觉的希望不符。种族问题使这一点变得特别明了。对种族冲突与种族共存历史的审视驳斥了精英们的观点，他们把大众文化看做制造单调形象的工厂，认为这些画面多多少少是堕落的，总是不真实。对于黑人、美国印第安人和其他人来说，大众表达有时受欢迎有时被拒绝，但从来没有当做幻觉而被抛弃。美国大众文化的基础与产物拥有制造现实的力量，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然而高雅文化批评的正统思想使知识分子很少有能力或者意向来证明这种种族力量，实际上大多数文学作者都选择保持沉默。然而其他一些作者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分析眼光转向种族问题以及种族互动本身的文学意义，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大众娱乐与文学领域之间存在着对立。

P.T.巴纳姆很快就发现在他的美国博物馆展出的美国印第安人创造了丰厚的利润。他于1869年出版的自传《奋斗与胜利》详细叙述了几段关于他如何把美国印第安人剧团带到纽约又扩展到欧洲的逸事，他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在表演者和“野人”之间新奇转换的间接视野。在其中的一章里，他详细讲述了1864年他的一个妙举。当时他成功地请到了一个曾经受林肯总统接见过的酋长团，并设法把他们从华盛顿弄到纽约。他从翻译那里得知那些酋长们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像西洋景一样被陈列在一大群付费的观众面前展览，于是他就做出了一种假象，使那些酋长们相信，他和观众们只不过是希望把他们奉为上宾来对待。接下来在巴纳姆呈现给观众的表演中，那些首领们在舞台上成为毫不知情的观众。眨眼间这个诡计就变成了聪明的美国佬对凶残的美国印第安人的胜利。

在舞台上展览这些印第安武士的时候，我向广大的观众朋友逐一介绍他们的名字及各自的性格特点……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稍矮的印第安人叫黄熊(Yellow Bear)，是基奥瓦部落(Kiowa)的首领。他无疑已经杀了几十位白人了，他可能是大西部最吝啬、最黑心的坏蛋。”说到这里我拍了拍他的头，而他呢，可能以为我在夸赞他，就会抓住我的胳膊朝我微笑一下，我又继续讲道：“如果这个残忍的家伙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会立即杀了我；但是因为他以为我在恭维他，所以我可以安全地向你们说明一个事实，他是一个集骗人、偷窃、背叛、谋杀于一身的怪物。他曾经把既贫困又没有自保能力的妇女折磨致死，并谋杀她们的丈夫，残害她们无助的孩子；如果他觉得能够逃脱罪责的话，可能也会对你们和我做出同样的事情。这只是他性格的简单描述。”然后我又会在他的头上拍一下，他就会微笑着向观众鞠躬，好像在证明我所说的完全正确，并且他还会非常感谢我的大量溢美之词。

巴纳姆的诡计具有双重的功效：即每个部落首领都是既令人敬畏的杀人魔鬼又是傻子。甚至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后也仍然会有双重功效。他们因为被骗与不受尊重而产生的愤怒也只能证明野蛮人可笑的骄傲：“他们的尊严被冒犯，他们充满野性的眼睛里闪烁着厌恶的神情。”

毫不奇怪的是种族主义的窘迫在此时此刻也只是娱乐而已。随着美国政府的默许，对印第安人土地的霸占发展成为一系列公开的战争，许多白人士兵和殖民者被杀，于是引诱美国印第安人上圈套就被冠以爱国及基督徒责任感之名被广泛运用。流行文化步其后尘，收获颇丰。比巴纳姆把印第安人形容为无灵魂的“怪物”更具有批判意义的就是他假意尊敬印第安人的态度。来自夏安部落(Cheyenne)、基奥瓦部落、阿帕契部落(Apache)及其他部落的首领们误以为他们的纽约之行是他们华盛顿使命的一个延伸。巴纳姆也假意把他们当做代表各自部落正当权益的权贵来接待。当然这不仅仅是巴纳姆假意的伪装；它们是巴纳姆幽默的前提。印第安人相信他们拥有很受人尊敬的地位，而实际上都是幻觉而已，巴纳姆抓住这一点并向白人兜售这种快乐。

巴纳姆的成功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他的假意有多假？他的诡计得以成功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灵巧的方法，即把印第安人的外交官们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矛盾体来展示，而印第安人自己却不知情。而且那些首领又是印第安人的代表，所以巴纳姆的成功就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了。巴纳姆的假意恭维以及欺骗性的远足旅行(马车曾经列队穿过中央公园，到学校进行正式访问)是否说明刚刚在华盛顿进行的国事访问也是一个虚假的事实呢？1864年接见印第安人首领的林肯政府是否承认他们印第安人代表的地位这一点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历史的记载来看，华盛顿对部落首领的接受充其量也只是一场官方的做戏罢了。巴纳姆的诡计得以实现是因为他认准了政府表面上与印第安首领们协商的作秀与白人对跨种族的谅解背道而驰，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那些首领们不具备政府假意承认并保证给予他们的尊敬。

就在同一年发生的臭名昭著的对克里克族人的大屠杀(Sand Creek massacre)使这一观点彰显无疑。在美国政府与夏安部落、阿拉巴霍部落(Arapaho)经过一个夏天的激战后，科罗拉多领区的官员宣布赦免一切自愿迁往居留地的人。夏安部落的首领黑壶(Black Kettle)遵照命令把他的人迁到里昂要塞(Fort Lyons)附近的沙地克里克。虽然黑壶已经屈服，但上校约翰·齐明顿(John Chivington)还是在那年的11月末带兵袭击了他们的帐篷，共杀害妇女、儿童98名，男人25名。并且每一具尸体都以一定的方式被切除了一些器官，后来在丹佛戏院展出。于是头皮、胸部、性器官就成为夏安人实际的代表，而且这么大的变化就发生在他们的部落首领在华盛顿得到空头认可的短短几个月之后。

东部的人都为大屠杀感到惊恐。如果巴纳姆在舞台上展出的是大屠杀中的手足与器官而不是活生生的印第安人物秀的话，他就不可能吸引观众，当然是不同的观众。然而丹佛舞台上的战利品与纽约马戏团的娱乐表演都利用了同样的控制印第安人的观点。巴纳姆的公开展示得以成功，取决于部落首领们对博物馆中观众所看所听的东西一无所知，他们亲自站在舞台上使得这种无知更加触目惊心。对于巴纳姆的观众而言，美国印第安人只是肉体没有自我，他们都是没有理解和交流能力的人形物体。实际上，印第安人的理解能力也是造成沙地克里克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大屠杀发生的几个星期前，上校齐明顿曾经发表过意见，认为与印第安人协商是办不到的，原因就是他们无法理解白人的语言：“对于印第安人来说，遵守或者理解任何条约都是不可能的。先生们，我非常中意一种做法，那就是屠杀，这是我们能够在科罗拉多获得和平与安宁的唯一办法。”齐明顿眼中的印第安人就是一种一方面不能理解白人的语言，而另一方面又有天生屠杀白人嗜好的动物。在一些关键方面，这与巴纳姆所描述的印第安人是一致的，印第安人是既令人恐惧又不能理解别人的双重性格形象。再加上前线士兵的夸张，印第安人就变成了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动物，而最终在丹佛舞台上展示的夏安人与阿巴拉契族人部分尸体的残骸就成为其最终的诠释。

19世纪末，威廉·詹姆斯也描述了同样的现象：美国白人把棕色人种想象为没有“内心世界”的肉体。当然他所指的不是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历史，而是美国政府在菲律宾发动的帝国冒险。在诸如他于1899年发表的《菲律宾的混乱》(“The Philippine Tangle”)及1903年发表的《关于菲律宾问题的演说》(“Address on the Philippine Question”)等反帝国主义的文章里，詹姆斯把主要的帝国行动描述为有认知能力的行为，把那些黑皮肤的人当成只是一些没有心理意识的东西。“很明显，对于我们华盛顿的统治者来说，菲律宾人根本就没有内心世界，但是可能会被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的宣言所打动……没有证据显示华盛顿的人曾经想过菲律宾人有可能拥有自己的感情和内心世界。”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早已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重复：面对土著民族，如果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就意味着必然缺少外交手段，即无可辩驳的战争理由。詹姆斯把同样的政策作为美国干涉太平洋事务的理由。这种政策把菲律宾人变成了“图画”，只是由物质和颜色组成的物体而已：“总之，我们把菲律宾人当做图画来对待，一堆物质而已。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遥远，所以我们根本感受不到他们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

詹姆斯此处的分析——“图画”取代了外交——更富有启发性，也更令人不安。那个时期，露天表演和活人秀中最受观众欢迎的就是展出带有异国情调的种族。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企业家们把欧洲人对不熟悉的种族和习俗的经久不衰的兴趣融入到新文化产业的技术中。印第安人一直是个吸引人的亮点，但是那些在本世纪初巡回演出的小公司已经开始搞盛大的室外演出活动了，那些演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其中最出名的要数比尔·科迪(Bill Cody)1883年组建的狂野西部秀了。从前的骑兵军官与身着盛装的印第安骑手和武士表演射击、骑马和比赛等活动。除了竞技之外，还增加了著名的大平原战争的一些场面，因为交战已经成为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所了解的最真实的方面了。通过运用战争场面，狂野西部秀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印第安人的身体，无论是作为斗士还是支离破碎的战利品，才能在美国官方的眼里得到承认，而国家与印第安代表们就土著人的权力和主张而进行的外交行活动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剧院里的“图画”——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讲“仅仅是一团物质”——真实地表达了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充满讽刺意义的现实主义种族景象。大众文化最清楚地表达了美国社会种族关系的现实。

像科迪一样，巴纳姆与其他诸如亚当·弗帕夫(Adam Forepaugh)等戏剧制作人也发现，观众对种族展出的要求远远超出剧院里舞台所能提供的东西。1865年巴纳姆的博物馆被烧毁后，他开始投巨资创建P.T.巴纳姆旅行博物馆、动物展览和世界博览会，展览会展出的类型有斐济的食人者(Fiji Cannibals)、莫多克族(Modoc)和掘食族(Digger)的印第安人，以及中国人、日本人、阿兹克特族人(Aztecs)、爱斯基摩人(Eskimos)的典型代表。在之后的一次种族展览中，巴纳姆1884年成立的人种大会(Ethnological Congress of the Barnum)及伦敦马戏团(London Curcus)汇集了更多的人们不太熟悉的人种，例如有食人者(Cannibals)、努比亚人(Nubians)、祖鲁人(Zulus)、回教徒(Mohammedans)、异教徒(Pagans)、印第安人及野人等。这个“大会”把那么多异国的男男女女运到美国，并不是为了给人一种异族人离我们的生活很近的感觉。相反，那次更大规模的展出舞台设在一个多洞穴的竞技场，展出那些用詹姆斯的话来讲“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各类人种。巴纳姆为人们提供了“休闲观赏”，“那些人都来自很著名又很特别的部落……只有在他们的本土才能看得到”，他们是在白人以前“从未涉足过的地方找到的”。换而言之，这种表演不是意在把不同种族的人集合到一起，而是回忆那些白人与土著人的接触时刻，当然不是象征外交，而是象征帝国的发现。19世纪90年代，巴纳姆甚至投入了数以千计的演员阵容编排了《哥伦布与美洲的发现》(Columbus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当美国开始构思其美洲的起源时，众多种族演出的技术被赋予了民族的目的。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把新古典的“白人城”融入技术表演与艺术成就之中；机械、地图、艺术作品是欧洲与新世界等大国力量的外在表现形式。在种族村中，非欧洲人口代表的不是制造的物品，而是他们自己的身体。仿建的阿尔及利亚村、贝宁村以及埃及村设在中部的娱乐区，周围是游乐场的滑道和商店，褐色和棕色人种是基本血统身份的外在表现，也被认为是深色人种唯一的“内心世界”。但是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也提供了一次把异族人归类为活图片的例子，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博览会的开幕典礼是为了纪念哥伦布的初次美洲之旅，由几位白人显要做演讲。但在政治家及展览会组织者的演讲之前，一位美国印第安人西蒙·波卡根(Simon Pokagon)上前敲响了一口仿制的自由钟。这个场景很好地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在帝国时期如何表达民主共和国的渴望。一个美国印第安人敲响了象征美国国家权力的自由钟这个画面，通过和谐的反差创造了国家意义的延续，他红棕色的身体与国家自由的标志连为一体。视觉的象征此刻取得了演讲只能暂时取得的效果：维持一个自由的帝国所必需的形式上的平衡。

然而，当波卡根发表《红种人的挽歌》(“The Red Man's Lament”)时，他的语言摧毁了良好的种族场景的视觉布局——那种表面意义上的安详。波卡根来自密歇根南部的波塔瓦托米族(Potawatoni)，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开化的印第安人”，因为他在白人的学校里接受了教育，并且信奉了基督教。波塔瓦托米族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被迫迁往中西部，但是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波塔瓦托米族人则采取与联邦政府合作的方式，避免了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的命运。波卡根作为印第安人同时又是基督徒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在开幕式上做演讲合适的人选，借此代表印第安种族与美国整体命运的结合。他的演讲准确地完成了文明开化的社会对他的要求，他流利的英语表明这是一个庄严文明的活动。但是波卡根也重新定义了这次活动的纪念意义：这不是一个周年庆典而是一个“葬礼”，自由的红色大陆就此消失。

我在这里代表我的民族——美国印第安人，向你们宣布白种人已经抢占了我们的土地和家园，所以我们没有心情和你们一起庆祝在芝加哥召开的哥伦比亚世博会，尽管这是一个世界奇迹。不，我们没有心情。我们在逝去的祖先的坟墓前欢庆今天，但是不久我们就将庆祝我们自己的葬礼，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文明的波卡根凭借他对英语语言的熟练掌握，对观众面对这种死亡毫无悲伤评论道：“为什么对于我们森林种族的消亡没有一丝哀悼？/因为你们从大自然的脸上把它抹去了。”

波卡根的“祝贺”成为了那个缺失的英语挽歌。后来波卡根和他的芝加哥律师C.H.英格尔(C.H.Engle)在展览会及其他地区分发了讲稿的复印件(有时候文章的标题已经变为《红皮肤人的悼词》[“The Red Man's Lament”])，这可能是20世纪之前同类文章被阅读最为广泛的一篇了。尽管种族展示的竞技场能够把人变成图像，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公共场所，像波卡根这样一个讲英语的人能够把自己作为图像的价值转变为一种大众权威形式，以此重新调整他作为美国印第安人代表的地位。波卡根在演讲中把“年轻共和国”的故事彻底改写为联邦的美国印第安民族后哥伦比亚的历史，一个独立自主的“森林种族”。这样说来，这段历史似乎没有什么神的旨意，只是悲剧性的意外而已。“唉!白种人偶然来到了我们的海滩。”当谈到白人“卑鄙的忘恩负义”是他们给予印第安人早期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回报时，波卡根把白人定居者称作“野蛮人”，并且说：“正如美国规定的‘任何中国人不许涉足我们的海岸’一样，那么我们也认为像他们那样的野蛮人也不许涉足我们的海岸。”

如那条仿制的“规定”暗示的一样，波卡根并非拒绝文明的发展，而是重新评估了物质力量那令人敬畏的功绩。波卡根承认芝加哥是“世界的奇迹”，“大楼高耸入云”，铁路“的力气和体形比地球上任何动物都大”。欧洲人认为，土地的扩展、物质的进步是价值、创造性和增长的证明，是判定文明成果的主要标准。波卡根并没有争论究竟什么应该算做文明，也没有挑战文明带来的物质变化；他只是再次描绘了文明不可比拟的力量。“这场文明的大风暴一直向西部蔓延，连茂密的原始森林也不能幸免，致使小溪干涸，湖水枯竭；父辈们一向深情凝视的热土被破坏、被蹂躏，只有太阳、月亮和闪耀的星星幸免于难，因为白人的能力还不足以战胜这些伟大精灵的智慧。”进步与破坏是文明的同义词，是一种现象中两个不同的准确称呼。波卡根将二者相提并论，发现了这个文明语言中的裂缝。英语单词、习俗及意义都包含一个割裂的、敌对的世界，其中白人的“胜利”在文法上等同于红种人的“牺牲”。作为一个开化的印第安人，波卡根试图通过他本人及他的演讲调和这种分裂。然而，他的《红种人的挽歌》以赤裸裸的语言揭露了文明本身所带来的破坏性。

如果这个裂缝不能被消除，那么它能被合理化。波卡根很清楚其中的缘由，这意味着印第安人的损失是一个铁的事实，但仅仅是事实而已，是“大自然不可改变的信条”。但是波卡根拒绝把这归罪于自然，正如他坚持文明具有双重作用一样。波卡根对印第安人以往平和生活的叙述因此就变成了他对后哥伦比亚文明历史最强烈的谴责。

我们的几个印第安人孩子被允许接受白人的教育，他们很骄傲地告诉我们，在你们的历史中他们读到了这样一段历史：威廉·潘恩(William Penn)，贵格派教友，一个正直的人，与19个印第安部落订立了和约并且双方都信守诺言；在由贵格派统治宾夕法尼亚州之后的70年里没有流血事件发生，也没有听见我们印第安人作战的呐喊声。

波卡根强调了语言的交汇：宾夕法尼亚州70年的和平是红种人与白人记述的唯一一段相同的历史。作为一段共有的历史，宾夕法尼亚的和平表明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在时间和空间上属于相同的历史，而不是大自然的不同命令。这段短暂的和平历史是战争法则的一个特例，同时也是自然法规驳斥战争法则的一个特例。

1899年，波卡根于70岁前夕去世。印第安知识分子的年轻一代正在涌现和成长，他们将进入英语出版文化领域，成为印第安“思想世界”的倡导者。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作者发表了小说，但没有人涉足高雅现实主义小说的流派。原因并不是他们不愿意把批判思想带入豪威尔斯所指的美国生活的“国民关系”，而是作家们根本不清楚印第安人与美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种情况迫使他们改用其他形式的写作方式。诸如查尔斯·伊斯特曼(Charles Eastman)、兹特卡拉-萨(Zitkala-Sa)、卡洛斯·蒙特祖玛(Carlos Montezuma)以及劳拉·凯洛格(Laura Kellogg)等知识分子于1911年成立了美国印第安人社团(American Indian Society)，并开始在华盛顿出版学会的杂志《季刊》(Quarterly Journal)和《美国印第安人杂志》(American Indian Magazine)。这些学术机构使作家们能够把教育提升到波卡根所期待的高度，即让文明了解印第安人并为其服务。然而印第安文学中最显著的讽刺之一就是，印第安人创建的高雅文化机构越多，他们的作品影响的非印第安群体就越少，而像波卡根与杰罗尼莫(Geronimo)这样的名人却因为他们与主流社会的意见分歧而吸引了大批的听众。与在高雅文学文化圈内发表的绝大多数散文相反，印第安人文学的发展与大众景象并不对立，但却笼罩在种族战场的阴影之下，这是印第安文学表达必然会经历的发展历程。

当塞内卡族(Seneca)人类学家阿瑟·帕克(Arthur Parker)担任《季刊》的编辑时，他发表了反对“美国文明”的七条指控时，不同寻常地把对印第安人思想的剥夺列为第一条。他的第一条指控就是美国“剥夺了印第安人的理性生活”。这一选择并非书生气十足的学者的古怪行为，尽管帕克曾经真地赢得过奖学金，并且他与哈佛大学弗兰克·普特南(Frank Putnam)和哥伦比亚大学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合作证明了他在自己领域中的地位。他的选择也可能是一个有意的挑衅，意在反对那些种族主义分子所叫嚣的印第安人没有分析思考能力的说法。但是帕克把理性生活的剥夺放在物质和社会地位的剥夺之前，主要目的无疑是强调他的主张，即被盎格鲁白人所轻视的印第安民族的“内心世界”事实上是印第安人生活的基础。

在印第安人的自然状态中，他们有很多事情要思考。这些是他们内心思考和井然有序的外界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有进行理性活动的基本权利，但是文明袭击了所有的印第安人，摧毁并剥夺了他们的理性生活，使分散的人群头脑混乱。

帕克对于恢复印第安人的理性权利提出明确的要求：“印第安人的思想世界必须被归还。”

但是，如何定义及恢复印第安人的“思想世界”并不那么明确。达科他的一位苏族(Sioux)作者、激进主义者查尔斯·亚历山大·伊斯特曼(Charles Alexander Eastman)描写了他的经历。19世纪90年代，由于为基督教青年协会(YMCA)工作的缘故，他开始回过头来接触他从小就很熟悉的印第安“哲学”，对他来说，这种哲学已经“被他在大学所受的教育和他信奉的基督教所覆盖并取代了”。正如伊斯特曼于1916年发表的自传《从丛林深处走向文明》(From the Deep Woods to Civilization)中提到的，他与部落里的长者们就基督教的讨论产生了并不出乎意料的结果：他茫然不知该如何反驳他们的“逻辑”，并且发现“与种族思想的亲密接触”使他感到一种奇怪的慰藉感。1904年，故事集《红猎人与动物人》(Red Hunters and the Animal Man)得以发表；1907年，故事集《逝去的印第安人的日子》(Old Indian Days)问世。伊斯特曼和妻子伊莱恩·古黛尔·伊斯特曼(Elaine Goodale Eastman)革新了印第安人地方色彩的小说种类，这些英语故事把描写民族细节的现实主义与达科他的故事传统结合起来。伊斯特曼试图把他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曾就读于达特默思大学[Dartmouth University]及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得到的理论知识与他“从小就学习的印第安哲学”融合在一起。但是，即使这九本文学作品也没有搞清楚该如何恢复印第安人原本的理性生活。伊斯特曼最终由一个激进主义的作者转变成一个独自在安大略附近的一间小木屋里度过余生的人。他停止出书是否表明他所追求的“理性世界”根本无法恢复呢？或者他的公然沉默表明理性世界可以实现，而且伊斯特曼自己已经实现了理性世界呢？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伊斯特曼搬进了加拿大丛林，不再成为一个可视的种族物体或者“图像”。回避红色皮肤的身份有可能也要求必须从白人的视野中消失，因为即使是印第安知识分子也有可能在非印第安人眼中沦为那种地位。达科他族的兹特卡拉-萨曾经就读于印第安纳州(Indiana)的厄尔汉姆学院(Earlham College)及新英格兰音乐学院(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她意识到尽管自己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一位擅长英语演说和文学的人，但仍然摆脱不了被当做种族图像的危险，就像《布鲁克林时代杂志》(Brooklyn Times)的措辞“一张应该被记住的图像”。与伊斯特曼一样，兹特卡拉-萨(曾用名格特鲁德·西蒙斯·波恩[Gertrude Simmons Bonnin])也致力于创造出一种能够把印第安人的思想与传说融入英语文学的形式。大学毕业后，她有一段时间回到生养她的地方扬克顿族(Yankton)的居留地，她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写作素材”，但经常被戏剧制作人和其他作者所忽略。1900年和1901年，她在《哈珀杂志》和《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小说和传记故事(后选编收录在1921年出版的《美国印第安人故事》[American Indian Stories]里)，还出版了一本描写苏族传统故事的书《古老的印第安传奇》(Old Indian Legend，1901)。

兹特卡拉-萨、伊斯特曼的作品，及同一时期其他作者的作品，例如阿瑟·帕克关于塞内加族与易洛魁族的民间故事集，被公认为开始了印第安人文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花结果。这种看似倒退的对印第安人思想的追本溯源成为印第安文学未来的根本源泉；如果说那些早期作者没有恢复印第安人的“思想世界”，那么他们肯定也创立了一种新的世界。但绝不是被埋葬的知识的重生。尤其是兹特卡拉-萨的写作带来了最动人心弦的效果，因为她的作品并不是挖掘被人们遗忘的知识，而是分析了帕克所谓的“文化分离”，是对印第安传统意义的分解。她的自转体故事简练、巧妙地叙述了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如何使学生身心分离，真实反映了传统达科他族社会的生活，但是这一切只在它分崩瓦解的时候才以作品的形式得以公布于众。

兹特卡拉-萨的作品《印第安童年的印象》(“Impressions of an Indian Childhood”)及《印第安女孩的学校生活》(“The School Days of an Indian Girl”)讲述的是她8岁入学时的困惑与恐惧，那是一所由贵格派人为印第安儿童开办的学校。故事之所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它创造出了一种文本上的隔离，小女孩的不知所措与学校“严格的纪律”之间形成的不协调，学校把印第安孩子们看成一些被动的躯体。例如她入学的第一天，学校里的教室和用来维持秩序的规定对她来说是杂乱无章的感官冲击。

我们被领到一间开着门的教室门口，明亮的灯光及从里面涌出来的一大群兴奋的白人儿童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雪白的墙壁、耀眼的灯光已经使我眼花缭乱……早餐的钟声从钟楼上直接传入我们敏感的耳朵，鞋走在地板上的咯吱声也使人片刻不得安宁。

兹特卡拉-萨在她的作品里很少提及学校里的教师与管理者，因此她的描述让人感觉学校就是一种陌生的、满是“高大建筑物”的地方，意在把印第安人的身体与他们的信仰、记忆分离开来。学校是一个无形的、冷漠的机构——用兹特卡拉-萨的话说就是一架“文明机器”——存在于故事之外，但又造就了故事的一切。

我记得自己害怕地躲在床底，但最终还是被发现，虽然我发疯似的又踢又抓，但还是被拖了出来。我被拉到楼下，然后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椅子上。我大声地哭喊，拼命地摇头，直到感觉到冰冷的剪子贴到我的脖子上，听到他们剪掉我的粗辫子。然后我觉得自己的灵魂也随之消失了。

让印第安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补充他们所缺乏的认知能力，发展他们的理性世界，但是兹特卡拉-萨却认为白人对他们的教育刚好相反：白人学校的管理在开化她们红皮肤的躯体的同时，却封闭了他们内心的“灵魂”。

然而在这种颠倒的教育目的之下，还是有一些事情在悄悄起着变化。因为至少学校是兹特卡拉-萨学习掌握英语语言的地方，而她对语言的掌握一方面为她提供了一种表达内心世界的途径，另一方面她还可以对语言的应用及白人文化的象征进行批判的分析。她利用文学讽刺的手段把白人社会秩序的习俗与白人社会秩序的主要象征区别开来。例如中产阶级得体着装的准则成为一种放肆、不庄重的展示：“当我穿着松软的印第安人皮鞋悄无声息地走着的时候，感觉像被陷进地板里去了似的，因为我肩膀上披的毯子已经被扯下来了。我环顾其他穿紧身衣服的印第安女孩，发现她们好像更不注意自己穿衣的不得体。”这种分离效果成为一面批判性的镜子，很大程度上向白人观众反映出印第安人的优势，而印第安人在其他方面只被认为是可视的物体而已。兹特卡拉-萨叙述的大学生活的一幕最直截了当地实现了这个目的，当时她代表就读的大学参加一个全国英语演讲竞赛。在上台做演讲之前，她朝满是白人的观众席望了望，以便做好准备去面对那些一见到印第安人就条件反射似地认为只是图像的白人观众——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带有贬义的图像，一个不起眼的印第安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有一些大学的无赖举着一面白色的大旗，上面画着一个可怜的印第安女孩，下面还写着嘲笑我就读的大学派出一个印第安‘女人’来参赛的字眼。”红色躯体的图像如此残忍地成为印第安人耻辱的象征——此处毫无疑问是个图像——它给予了兹特卡拉萨力量，使她表达了人们认为她并不具有的理性。由于出色的口才，她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校际大赛的大奖。通过更为微妙、更为复杂的暗示，兹特卡拉-萨还证明了一点，即通过书写和出版这些故事，她以书面形式表明了她不愿在公众场合展示的精神生活。在她的回忆录里，愤怒、得意以及与日俱增的孤独这些情感都得以巧妙的表达。《大西洋月刊》的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解读出作者的文学自我，她通过巧妙构思的文学文本向公众展示了独一无二的内心世界、训练有素的思想和情感。

然而，凭借流利的英语来打败那个印第安小女人的图片形象在兹特卡拉-萨的作品中并称不上是一个胜利，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形象，但马上就又放弃了。在她的作品中她透露，她在英语文学上的每一点进步都加剧了与妈妈之间的裂痕，她妈妈原来本希望她能够留在扬克顿居留地。关于获得竞赛大奖她写道：“那一点成功的滋味并没有满足我内心的渴望。在我的心中，我看见妈妈站在遥远的西部大平原上正在谴责我。”兹特卡拉-萨的故事表明，印第安人文学的发展将不是源自印第安人思想世界的恢复，而是来自那个世界的裂痕，这个裂痕激发了根深蒂固的、长久不衰的欲望，即通过文学表达来弥补缺失。在兹特卡拉-萨那个时代的文学空间里，她的文学成就使自己处于大众瞩目与日益衰退的印第安起源之间的无人区。

在大众文化年代，种族景象最为尖锐的矛盾体现在与兹特卡拉-萨截然不同的杰罗尼莫的生涯中。在近乎长达30年的《阿帕契战争》结束之后，1886年勇士杰罗尼莫投降，成为俄克拉何马州西尔要塞(Fort Sill)的一名囚犯。作为一名在押犯和乞丐，在20多年的时间里，杰罗尼莫也是一位获得马克·吐温与西奥多·罗斯福称赞的大众知名人物，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他的照片、卡通及其传奇的生活经历而认识他。他口述的自传《杰罗尼莫：他自己的故事》(Geronimo：His Own Stories)于1906年出版，读者比迄今为止任何一部印第安作品的读者都要多。杰罗尼莫因为在抗击美国与墨西哥兵团时的英勇表现而出名并成为传奇人物。然而，按照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的话来说，他并不是作为一个英勇的囚犯而受到赞扬的。相反，杰罗尼莫在投降之后，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合法性，并且成为一些官方活动的固定节目。1905年，在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的阅兵式上，他骑马穿过人群，人们呼喊着他的名字，掌声雷动。毫无疑问阅兵式上的有些人肯定于1898年在奥马哈举办的跨密西西比国际展览会(Trans-Mississippi and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上见过他，或者1901年在布法罗举办的泛美国展览会(Pan-American Exposition)上见过他，或者于1904年在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览会上见过他。公众人物杰罗尼莫是一个对立面的重合：作为印第安人的偶像，他的声誉使他获得了知名地位，同时也带来了人们的异议，然而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囚犯。杰罗尼莫反常的地位也是他的评论具有中肯性的基础。作为极少数获得国际声誉的有色人之一，他既是囚犯又是名人，这种奇怪的经历阐明了大众文化的环境。

杰罗尼莫从未追求过声望。他曾经拒绝了很多试图劝他出版作品的白人编辑，直到作家S.M.巴瑞特(S.M.Barret)提出付钱给他。杰罗尼莫也极不情愿去参加在奥马哈及布法罗举行的展览会，虽然巴瑞特只简单地提一了句，说他在那段时间的生活很“闷闷不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然而他的“闷闷不乐”和无动于衷使得读者难以理解他的畅销书。例如，为什么他在书中加了关于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章节，并详细描述了所见所闻呢？为什么在几个章节谴责美国白人对他的欺骗和虐待之后，他又在书中加了世界博览会的章节，向美国白人公众大献殷勤呢？他声称：“我很高兴去参加了那个博览会。我看见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并且从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都是非常友善、非常平和的人。在博览会期间没有人试图用任何方式伤害我。”

巴瑞特的解释很简单，说的也很明了。杰罗尼莫不再那么暴躁主要是因为他皈依了基督教：“圣路易斯博览会举办之时，他已经接受了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并试图开始理解我们的文明。”但是，从杰罗尼莫自己的叙述中却看不出虔诚及对文明习俗的兴趣给他带来了变化。其实，他所试图理解的“文明”也仅仅是娱乐场里流行的娱乐活动：杰罗尼莫提到的只是博览会上的一些娱乐设施，例如会转动的“小房子”(摩天轮)以及站不稳的“古怪的独木舟”(激流勇进)。他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并非充满强烈的兴趣，而是带有一丝困惑与痛苦。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兴趣也不能只看表面。在圣路易斯举办博览会的时候，杰罗尼莫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博览会了，舞台表演和机械骑乘游戏不可能再是他描绘的神秘事物了。相反，杰罗尼莫“扮演印第安人”，为白人读者提供了观赏令人难以理解的印第安人的机会。他在书中这一部分的自我陈述是他在博览会上作为印第安名人形象的一个延伸：他在完成一名不可战胜的印第安勇士画面，对他来说城市生活展现了技术发展的奇迹。

巴纳姆探讨了被展览的印第安人的无知，而杰罗尼莫则以相同角色的自我展示实现了展览的价值。杰罗尼莫在他的书里重复这种角色的原因可以从书的结尾处推断出：在书的最后一章他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直接诉求(这本书就是献给罗斯福的)：“十分感谢国家总统允许我出版此书。我希望他……会阅读我的故事，并且评判我们的族人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待遇。”与罗斯福本人一样，杰罗尼莫深知名人只是一种货币而不是一种身份，可以用来换取想要的东西。尽管“闷闷不乐”的杰罗尼莫第一次很不情愿参加奥哈马的展览会，但是他深谙其中之道，把自己衣服上的扣子剪下来出售来换取他养家糊口急需的金钱。在巴法罗时，他学会了及时在纪念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来宣传自己，而且他在圣路易斯的六个月里还在商品目录中加上了自己手工制作的弓和箭来出售。《杰罗尼莫：他自己的故事》是一种他用来交换的物品，希望能够换取他最想要的东西：罗斯福允许他的族人——阿帕契人——回归他们的家乡。“我们族人的数量正在持续减少，除非他们被允许回到故土，这是非常必要的。”最后，杰罗尼莫肃穆的话语表明了他的心愿：

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族人回归，那么我可以忘记我曾经受到的所有不公正的礼遇，并且心满意足地死去……如果这不能在我有生之年实现——如果我在被奴役中死去——那么希望我死后，阿帕契的其他族人能够获得他们所要求的特权——回到亚利桑那去。

杰罗尼莫，一个饱受痛苦的囚犯，希望通过一部讨公众喜欢的小说来换取族人回归家乡的许可。这桩交易的条款还是得到了全面执行：1909年，杰罗尼莫死于西尔要塞，在那之后，其余的奇瓦瓦人(Chihuahuas)被迁移到亚利桑那州的居留地。杰罗尼莫的书是由一个文盲囚犯的口述拼凑而成，很显然被列于文学范畴之外。但是这本书必须出版来完成杰罗尼莫的心愿，因为只有出版才等同于种族图像——一个没有文化的印第安人形象，曾经无所畏惧，依然傲气十足，但是被白人的技术剥夺了力量，痛苦万分——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才能获得大众的默许，以完成他最后的夙愿。

杰罗尼莫作品的结构也反映出他对大众文化的经营规律了解透彻，同时他也清楚大众文化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杰罗尼莫在西南战事之后，描绘了一种只有两种空间组成的社会，那就是监狱与娱乐公园。杰罗尼莫眼里的美国一半是供人们苦修悔过的监狱，而另一半是供人们消遣娱乐的市场。这两种场所完全不同，但也并非截然分开。对杰罗尼莫来说，它们是组成白人世界的相互交错的两个部分，为具有超凡魅力的印第安首领提供了可能性和限制，他曾经在战争中被打败，但又在大众文化中传播了种族魅力。杰罗尼莫说明了一种矛盾，一方面他有一定的自由进行演讲、评论，甚至还会带来一些改变，而另一方面他受政府的直接控制。如果说兹特卡拉-萨是一位自由文学作家，她的每一句话都充分显示了她与白人的自我区分，那么杰罗尼莫是一位被囚禁的名人，他把监狱中的口述和自己的声誉变成了自我销售的商品，成功地为印第安人的生活带来了显著的改变，尽管他的身躯并不自由。

查尔斯·切斯纳特、耻辱与现实主义的局限

杰罗尼莫关于圣路易斯博览会娱乐场的描述，揭示了在那个时期的娱乐业中流行舞台与有色种族之间更深层次的历史关联。观众的兴趣为种族展览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市场；但是那些满足了市场需求的种族表演者，那些有色演员的欲望和兴趣呢？甚至当杰罗尼莫“扮演印第安人”时——他展现自己的时候考虑到了大部分白人观众的期望——他很关注其他种族表演者的技巧及他们的特别之处。他在描写圣路易斯的篇章里以参观博览会的观众的身份出现，尽管之前他没有提醒读者，因为他是名人，所以身边有保镖跟着，这一点让他非常不高兴：“政府派保镖跟着我，我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他们不允许我在没有保镖的情况下随意走动。”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偶然，杰罗尼莫所提到的所有种族表演者都是棕色和黑色人种；只有一个可能的例外，那就是表演把女人砍成两半的那个魔术师，他没有说出魔术师的种族。他描写了土耳其人(“戴红帽子的怪人”)表演舞剑；在每周一次的狂野西部秀上，他与一些不熟悉的印第安人参加跳绳比赛；那些“矮小的棕色人种”——菲律宾当地的伊格诺特人(Iggorrotes)——“是美国部队从很远的岛上俘虏的”，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人。杰罗尼莫身为有色人种，认为注意到这些表演者的种族很有意义，但是他并不是因为这些“奇怪的人”拥有异国情调的外表而注意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可以相互较量的种族能力。谁的技能或者力量最大？谁的眼力更加敏锐？

那些挎着短弯刀的土耳其人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在赤膊战中他们是很难对付的人。”那些伊格诺特人好像天生就不擅长表演，所以他们不应该出现在博览会上。杰罗尼莫详细描述了一位黑人艺术家，他能够自己摆脱绳索的束缚。他对那些表演者的兴趣似乎都很专业，就像是对同行的好奇一样，但是这种可能带有职业性的共鸣很难与种族分开；肤色和能力相互作用。杰罗尼莫讽刺了那些不擅长击鼓跳舞的伊格诺特人，但是如果杰罗尼莫考虑到自己的历史，他就不可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即那些人是被美国部队从遥远的地方俘虏来的。同样，杰罗尼莫对黑人艺术家的描述像是一个种族囚犯的故事一样引起了共鸣。

在另外一场展出中，有一个长相很怪异的黑人。博览会的经理把他的双手牢牢地捆上，并把他绑在椅子上。我觉得他确实被绑得很紧，看起来脱身是不可能的。只见他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虽然还绑着绳子，但他已经能够自由行动了。我始终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确实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因为还没有别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脱身。

相对于其他的表演，杰罗尼莫最关注这个能够解放自己的黑人。尽管他有可能不太坦率，但他不把这种技巧看做戏法，却当做一种特殊的本领。他对黑人表演者“神奇力量”的溢美之词与他对伊格诺特人表演的不以为然共同构成了一个无声的行动象征。那些褐色及黑色人种具备摆脱奴役的能力吗？在保镖的看护下，杰罗尼莫看到一个黑人解放了自己，那个捆绑他的经理既没有帮助也没有阻止他。这个时刻定义了一种独特的力量，无法解释却又引人注意，这种具有教育意义的反常现象引起了讽刺性的共鸣。艺术家没有对任何人使用武力而解脱了束缚，但是他也没有遭受被束缚的痛苦。他的行动是一个例外——一个超出普通物理学规则的例外，一个强者与弱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者地位的例外。尽管基于幻觉，但是那种表演依然让观众看到一种特殊的能力，艺术家超越了统治和约束而解放了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得到了观众一致的承认。

由黑人展示这种能力并不仅仅是一个表演这么简单。在帝国盛典的年代及巴纳姆风格的展览中，黑人自我解脱束缚的表演有一种虽然不十分明确但又必然的种族意义。杰罗尼莫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对那位黑人表演者的描述反映了非裔美国流行文学文化圈内对黑人魔术师或变戏法的人的浓厚兴趣，无论是从专业还是从消遣的角度讲，他确实拥有一些超乎常人的能力。1900年，《美国有色人种杂志》(Colored American Magazine)创刊号刊登了一篇题为《值得一提的魔术师》(“A Magician of Note”)的文章，介绍了里昂·苟翁苟(Leo Gowongo)。一位编辑解释道：“他是一位来自安提瓜(Antigua)的印第安人，是印度人与黑人的混血儿。这个年轻人有着闪亮的大眼睛和迷人的外表，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活力与智慧。”读者还被邀对他的外表进行评价：那篇文章同时刊登了四幅苟翁苟身着夜礼服表演魔术的照片。这个帅气小伙儿的照片、他的故事以及他成功的表演职业本身都很令人愉悦，但是杂志最强调的是他作为演员或者魔术师的魅力。那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他的几个魔术表演，照片也捕捉到了观众欣赏完表演后兴高采烈的神情，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在这些超常表演的背后隐藏着特殊的“活力与智慧”。

作为魔术师，苟翁苟集民间变戏法艺人与现代黑人演艺者两种文化类型于一身，为了把在白人观众面前的露面变成非凡技艺的展示，这两种身份都存在着蒙受种族耻辱的危险。作为魔术师，苟翁苟也是化妆黑人演出中黑人的原型，这种演出是由白人对黑人进行拙劣的模仿以达到取笑奚落的目的。苟翁苟穿着晚礼服出现在各种招人眼球的照片中，他身处一个把自己伪装成休闲娱乐活动的风险极高的竞赛中。此时的非裔美国演艺者为了获得财富和名声，冒险进入商业剧院、音乐和舞蹈表演中，但是他们选择的时机不对，因为这个时候美国黑人在公共场合的出现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受到谴责。黑人与白人都把大众文化与表演作为另一个空间，来展示双方就奴隶制结束后黑人能力的意义和局限而进行的斗争。职业、金钱与文化力量是奖赏，而侮辱与落魄则是潜在的危险。这也许正是吸引查尔斯·切斯纳特与其他一些小说家试图把美国黑人生活带入高雅文学文化领域的一个必然的联结点。文学文化为切斯纳特提供了手段和机会来批判当时在美国各个公共和流行领域对非裔美国人身份的肆意歪曲，尽管他的文学批评同时也暴露出在美国文学界中存在着无形的种族界线。

切斯纳特于1858年出生，父母是自由的黑白混血儿。他小说家的生涯代表了高雅文化的成就，那时欧洲和美国的现实主义者才刚刚开始认可小说作家的地位。从年轻的时候起，切斯纳特就把人文教育和文学作为他进入社会上层的方式。最初，切斯纳特进入了位于北卡罗来纳的费耶特维尔(Fay.etteville)专门为黑人孩子开设的学校，那个学校的创立者成为了他的良师益友，后来帮助他在一所黑人教育机构谋得了一个职位。1880年，年仅22岁的切斯纳特已经成为位于费耶特维尔一所有色人种师范院校的校长。那时切斯纳特为自己设计的课程表比学校里要求的更高。他自学历史、音乐以及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精通主要英语作家的作品，练习文学创作并翻译法国小说家的作品。他在日记中表示，希望某一天能够“在文学领域谋得一席之地”，文学领域成为他获得专门职业和谋取未来的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讲，切斯纳特是第一位真正把自己定位为如豪威尔斯与詹姆斯所说的小说家的非裔美国人，这意味着小说写作能够证明一个人的高雅艺术气质以及与之匹配的专业名望。

切斯纳特有足够的头脑来评价这个领域中的成功。他不可避免地把眼光投向北方。他在南部的所有经历告诉他，北方文化的中心都市才有可能承认杰出的文学人才。但是他也明白他所说的“北方思想”已经开始对“南方的黑人”感兴趣了。作为南部一名年轻的黑人，他当时已经获得了敏锐的文学理解能力；现在南方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已经成为文学领域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当切斯纳特于19世纪80年代信心百倍地开始出版作品的时候，还很难预测以上变化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职业优势(正如他所希望的)还是一个额外的不利条件(正如他有时所担心的)。

他的前途错综复杂，因为北方人对南方黑人的兴趣错综复杂。与其他乡土文化一样，黑人的民间生活作为美国民间历史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已经引起了一些北方人和南部黑人的兴趣。学者和业余爱好者开始收集黑人的民间艺术品、民间故事以及表现种族价值的信仰等。例如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开始对黑人的民间歌曲产生强烈的兴趣，认为那些民谣简直可以与“只有在博物馆才能看到的奇珍异草相媲美”。有时切斯纳特冷淡地评论黑人民间生活对北方人的民族魅力。他认为北方人对黑人文化的热情及对黑人困境的关心与他们远离黑人生活有关：“人类更愿意把自己的同情送给远离自己的人，而不愿意真正去关心那些他们身边正在受苦的人。”但是切斯纳特还是希望他小说中的非裔美国人会引起北方读者的兴趣，南方黑人有着独特的社会地位，他们刚刚摆脱奴隶制的枷锁，但是又在与新的暴君作斗争：“我希望北方人都愿意了解有关南方黑人性格与习惯的作品。”北方主要杂志对地方主义的兴趣渐浓，也扩大了南方小说的读者群。

然而，随着这些社会与民族的兴趣，北方读者拥有了对南方文学经济及其黑人人口的兴趣。自从内战结束之后，北方的有产阶级已经开始持续在南方的土地及工业方面投资，随着北方经济的增长，他们在南方的投资收入也颇为丰厚。投资者们确实想了解南方黑人的“性格与习惯”，但是这与希金森搜索稀有黑人民间歌谣的初衷大相径庭。最后，由于南北方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北方的白人开始在南方表现出一种新型的漠视态度，也就是说人们关注的不再是“黑人的问题”，而是南方令人更愉悦的田园主义以及在北方城市早已丢失的谦恭。切斯纳特意识到北方人对南方黑人的关注或者同情，在相当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对遥远民族的“浪漫”兴趣；他也知道，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会很轻易地就让位于简单纯朴的浪漫。

切斯纳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反映了他细致入微地观察和研究了北方人对南方生活所发生的兴趣。1887年，切斯纳特开始出版表现地方特色的故事，证明了一种不为人注意的文学技巧。切斯纳特收录在《巫婆》里的故事紧随了那些种植园小说家的传统叙述手法，其中包括托马斯·纳尔逊·佩奇、乔尔·钱德勒·哈里斯等，其中哈里斯于1881年出版的作品《雷莫斯大叔：他的歌与话》(Uncle Remus：His Songs and His Sayings)以一种地方主义小说的形式成功地收集了很多美国黑人的民间故事。与雷莫斯大叔一样，切斯纳特笔下的朱利叶斯大叔(Uncle Julius)也是一个自由民，年轻时有过一段在种植园的经历，所以满肚子都是故事。对于北方的读者来说，这位黑人老大叔的人物形象绝对必要；当然，只要白人角色回忆起旧时南方的田园风光和黑人生活，就必定会引起人们对消失的奴隶制度或多或少的同情。这个困难得到解决——或者说逃避——方式就是黑人的语言，即方言。黑人方言的印刷版让现代读者读起来感到是一种折磨，但是正是因为印刷出来的“黑人”语言晦涩难懂，所以对于切斯纳特同时代的人来说才是一种语言滤网，把种族意义和奴隶制度的悲惨分离开来。作者很好地掌握了这些形式和地方色彩对读者的吸引力；他的第一批魔法故事出现在《大西洋月刊》中，故事集由霍顿在波士顿最大的公司米弗林(Mifflin)出版。

然而，切斯纳特把对北方读者的精心分析和评价作为故事本身的主题或者内容，这使得他的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在体裁上有所不同。在每一个连续的故事中，朱利叶斯大叔都会为一对白人听众——约翰与安妮——讲述一个发生在种植园里的魔法故事，魔法可以把人变成树或动物。这对来自北方的已婚白人夫妇买下了一个葡萄园，并迁居到北卡罗来纳。就像切斯纳特的读者一样，这对白人夫妇都很钦佩朱利叶斯的广博见闻，尽管他们不相信故事的真实性，但还是被神奇的故事所吸引。朱利叶斯大叔本人不是魔术师，而且他也从来没说过自己是魔术师。但是他擅长了解听众的心理，例如约翰具有对财产与理性的判断性，而安妮却随时能够放弃怀疑以得到情感的愉悦。因此，他的故事通常都能设法赢得一些作为奖品的东西或者机会。虽然他不会使用诡计，但是切斯纳特的意图很明显，黑人讲故事者对他白人听众的了解远远高于白人听众对他故事的理解。

朱利叶斯口齿伶俐，是其自身魅力或者超自然能力的体现，切斯纳特通过使用在语气和效果上都带有辩护意味的种植园小说的传统手法加重了讽刺效果，间接揭露了在南方奴隶制度深处的暴力与耻辱。例如在《波·桑迪》这个故事中，朱利叶斯讲述了他曾经认识的一个奴隶的故事。那个奴隶不能忍受与妻子分离的痛苦，所以在他将要被卖掉的前一天晚上让妻子用她的魔法把他变成一棵松树，于是妻子就照做了，每到晚上，在夜幕的掩盖下又会把他变回人形。但是一次他的妻子外出了一段时间，桑迪被当做木材砍倒了。当妻子回来之后，“她发现只剩下一截树桩留在那里，树的汁液洒得到处都是”，朱利叶斯讲述道：“树枝散落四处，她在附近转来转去。”魔法的比喻使得作者能够使用一些奇异怪诞的想法来揭露奴隶制度的非人性而没有抹杀人类具有的主观性。流出的树汁以及那几根令人毛骨悚然的“树枝”形象地突出了奴隶制下非理性的现实主义。

在作品《巫婆》中，作者悲哀的语气比以往体裁中的表现更为巧妙，评论家们赞扬该故事具有其“魅力”。如果作品并非有意为之的话，这种说法很贴切。切斯纳特的才华为自己在高雅文学圈子里谋得了一个立足点，因为他能够细心地研究北方读者的心理并且利用自己的知识来赢得读者的兴趣与卖点。《巫婆》表明作者很早就被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人物形象所吸引：魔术师、变戏法艺人以及城府颇深的讲故事者——所有人物形象都把过人的能力隐藏在看起来很敦厚善良的外表之下以娱乐白人观(听)众。但关键是，切斯纳特自己的能力是他超常的文学能力，这个世俗的魔力使小说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形式而区别于普通的写作。切斯纳特没有否认他与用方言讲故事的人之间的联系，他还要依靠前奴隶朱利叶斯大叔来凸现他自己文人的地位。换句话说，为了表现了一个既没有文化又没有任何社会保护可言的贫困的自由民的形象，他依靠了文学的基本区别，依靠了在运用叙述传统和文体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超强分析、发现和想象的能力。切斯纳特相信文学领域可以允许他直接谈及当时南部的公民关系，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任何白人或者黑人作家曾经涉足过。

为了达到那个目的，切斯纳特很快转向其他体裁的写作。他在1889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在把黑人作为代言人方面我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将来的写作中我将不再使用这个形象，也不再使用方言。”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自己赢得一个在叙述艺术中取得最高成就的作家的名声。与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一样，他也认为美学成就可以更巧妙地改变与发展詹姆斯所说的“公民想象力”。所以，切斯纳特认为当时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提升白人的素养”。无论他们的地位如何，甚至出于好意，美国白人也无法因为一种“对黑人微妙的、几乎难以解释的排斥感”而取得“道德进步”。切斯纳特相信文学形式能够打动人的内心最深处，所以他认为文学能够带来关键的社会变革。“黑人的任务就是时刻准备迎接社会承认与社会平等；文学的作用就是为这次变革扫清道路，即让公众习惯这种思想，不知不觉地引导他们逐步到达我们希望的境界。”那个时候，在切斯纳特看来，艺术成就与文明进步(白人道德的提升)是并驾齐驱的两个目标。

切斯纳特在《巫婆》问世之后，就开始以更加醒目的现实主义手法出版其他作品了。1899年，霍顿发表了切斯纳特的短篇故事集《他青年时代的妻子及其他程度分界线的故事》(The Wife ofHis Youth and Other Tales ofthe Color Line，1899)，此书研究了新兴黑人中产阶级的阶层特征，不久又出版了小说《雪松后的房子》(1900)，讲的是一对皮肤颜色很浅的黑人兄妹跨越肤色界线冒充白人的故事。1898年的11月，就在这些作品准备要出版的时候，在北卡罗来纳的威尔明顿发生了反对黑人的暴力事件，这件事使切斯纳特感到“极为关注又非常沮丧”。他写信给《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沃尔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说，这次袭击“是对黑人纯粹的恶毒攻击，是不可原谅的种族歧视，使我本人觉得很受侮辱，并且也为这个州和国家感到羞辱”。这件事促使他又开始写一部小说，审视了11月举行的充满欺骗的大选及随之而来的骚乱，小说人物形象都围绕着准确再现那场政治风暴的目的而展开。

切斯纳特选取这么一个动荡不定的话题究竟是受到一种新的“职业自信”的驱使，还是他有一种新的冲动来探索黑人“职业性的自我欺骗”(一位评论家如此形容故事的情节)，我们很难裁定。感情、信心与沮丧相互作用可能是促使他创作《传统的精髓》(The Marrow of Traditions，1901)的原因。这部作品是他最优秀的小说，的确有别于他的其他作品，因为作者以一种更加悲哀的视角看待黑人娱乐业的政治，为我们贡献了一部态度最强硬的文学作品。切斯纳特在《传统的精髓》中再次谈到北方读者对南方素材持有复杂交织的兴趣这个问题，但是《传统的精髓》满足了北方人对南方生活的胃口，暗示出权力具有的不祥魅力。

小说中，故事的讲述者描述了在公开的暴力爆发之前一群北方人的威灵顿(威尔明顿的化名)之行。

一群北方的来访者已经在圣詹姆斯旅馆停留了好几天了。先生们很关注一个规划中的棉花加工厂，而女士们则关心社会状况，特别是黑人问题。在透露了他们想了解的信息之后，他们就被当地好客的显贵及夫人们簇拥着出去探访了。

接下来是一连串“精致的午餐”以及实地参观，这样北方代表团的成员们可以亲自探访并与“好客的主人们”讨论当地的情况。叙述者注意到：“不知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北方的客人总是没有单独与任何有色人种见面与谈话的机会，当然除了旅店的仆人之外”——但是这些仆人看起来都“很高兴”。巴纳姆当年愚弄印第安人首领的诡计得以重演，只不过观众和演员的身份被颠倒了而已。北方代表团成了这场欺骗性表演中不知情的观众，他们竟误以为他们看到的表演就是南方的社会现实。在当地主人的引导下，他们参观了黑人教堂、黑人的教会学校及其他一些地方，一切所见所闻都使他们相信“黑色人种是一个快要灭亡的种族，无法经受与优等民族的竞争”。从前忠实的黑奴在奴隶制下兴旺昌盛，而现在他们的后代竟如此“退化堕落”，这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他们的白人主人都不忍心谈及。这个故事说明给黑人提供教育机会完全是徒劳的，某些黑人因犯下莫名的罪行而获得的私刑“虽然很粗暴，但是依然相当公平”。但是这个悲伤的故事有一个令人高兴的方面：不论黑人给白人带来了多重的负担，他们生活得依然心满意足。“毋庸置疑，一个从来不抱怨的民族不可能受到太大的压迫。”

北方是观众，南方是舞台，那些北方来客只是看了一场“当地状况”的戏剧罢了，这是一部由黑人出演的白人小说。切斯纳特巧妙地强调了这一点，他把客人最后一站的行程变成了真正的表演。

在客人离开威灵顿之前，为了给他们留下对南方很愉悦的印象，特别是为了表现那些南方黑鬼们随遇而安的性情和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旅馆在客人们即将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小节目来解闷儿：一场由黑鬼们表演的步态舞。

名为“解闷儿的小节目”，步态舞实际上是最具渗透性、最精心安排的一个活动，它把由白人策划的种族状况置于真正的黑人表演之后。非裔美国人被安排表演黑人的传统舞蹈，无意中使客人们认为他们在表现对当时自身政治制度的满意。正如切斯纳特所讲的，北方对南方感兴趣的各个方面，从经济研究(男性对事实的探求)到对种族关系的疑问(女性的社会关注点)，都被白人捏造的种族状况和被他们操纵的黑人“令人快乐的传统习俗”而彻底改变了。切斯纳特坚持认为，这种改变的代价具有潜在的灾难性，随着情节的展开，他的语气愈加尖锐：步态舞表演为装扮成黑人的白人提供了一个手段，他们可以把任何可以判定死罪的行径都归罪于黑人，这个行为是后来暴力蔓延的开始。

并不是因为切斯纳特是作家才把北方人描写成观众的，或者这不是唯一的原因。除了它的木材、廉价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以外，南方已经成为全国和国际最主要的“令人愉快的习俗”出口地。植根于黑人种植园文化、具有竞争色彩的步态舞成为美国北部各州和欧洲最受欢迎的娱乐项目。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来观看黑人舞蹈家比赛争夺大奖。那些详细重现种植园生活的演出，包括宏伟的旧南方生活“全景”，在北部和西部到处巡演，甚至还成为世界博览会的重头戏。就在威尔明顿发生大屠杀的同一年，一个名为“最黑暗的美国”的巨型节目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所有的演员和管理人员都是黑人，主要场景包括一个甘蔗种植园、一家棉花加工厂、一场职业拳击赛以及一个黑人跳舞的场景，这只是其中的几个。活跃在国内市场上的散页乐谱、说唱表演以及舞台戏剧同样都是文化的产物，为人们带来关于战前的景象和神话。在威尔明顿暴乱之后，切斯纳特带着一种紧迫感和警觉感来观察这种“令人快乐”的娱乐业。正如他在《传统的精髓》中刻画的，这些白人的快乐与其他一些复杂的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性恐慌、白人至上的狂热以及引发政变与种族屠杀的正义的愤怒感。切斯纳特坚持认为，剧院中的娱乐节目与政治高压密不可分，无论它们看起来是多么的让人愉悦，甚至代表了某种好心情。

切斯纳特的小说令他的北方读者——文学圈儿里的读者与评论家——大吃一惊，可以用瞠目结舌来形容。一些主要杂志的评论溢美之词甚少，销售量不温不火。豪威尔斯是作者文学上的良师益友，他为此写了一篇明显很复杂的评论，尽管他承认作者对南方种族关系的描述完全合情合理并且“表现得很有力量”，但是他称这是一部“很痛苦、很痛苦”的小说。引人注目的是，豪威尔斯评价了切斯纳特作为小说家的能力，把他描写成一个黑人舞台演员。

在我看来，切斯纳特先生已经以文学质量为代价获得了文学数量。尽管他的作品《传统的精髓》在取材方面还是像他以前的作品那样有说服力，但是情节过于错综复杂，因此作品的风格不是那么尽善尽美。当然即使在他表现最糟糕的时候，他也会超过一般小说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他应该永远表现得更出色，因为他的起点比较高。他是必须首先摆脱步态舞的那类人，即使那类人不会因比任何皱眉都令人难受的微笑而痛苦。他在进行一场战斗，但并不是由他来捡起廉价的幽雅与比武者的姿态。

根据豪威尔斯的比喻，切斯纳特应该进行一场战斗以获得现实主义领域的认可，但是他屈服了，反而扮演起了步态舞者来贩卖矫揉造作的“姿态”。

为什么切斯纳特对于种族戏剧最具怀疑性的评价居然使得别人拿他与黑人说唱演员进行对比呢？《传统的精髓》无疑赞同豪威尔斯的主张，即有价值的小说是矫正扭曲了的大众景象的一剂良药。也许在那个时代，没有另外一部小说对当时新兴的各种机构，那些把国家中的所有领域都放在一个国家市场中的机构，如全国范围内的出版辛迪加和大众娱乐业，进行过如此尖锐的审视。豪威尔斯曾经批判过扮演黑人的吟游歌手，因为他们蓄意造成戏剧“谎言”以引起轰动效果；切斯纳特可以说已经把豪威尔斯的批判延伸到一整部小说里去了，所有的小说情节都用来展现以非裔美国人为牺牲代价的南北方种族重新联合的种族景象给生活、家庭和美国国内关系所带来的危害。然而豪威尔斯却将《传统的精髓》从“具有最高文学品质”的宝座上拉了下来，而认为它更接近于黑人舞蹈者的搔首弄姿。

这个困惑的答案在于切斯纳特对大众视角本质的重新解释。豪威尔斯批判吟游歌手的欺骗，认为美国国内的关系是由于吟游歌手利用黑色的躯体来出丑而造成的，而切斯纳特比豪威尔斯走得更远。这种过错不应该被认为是商业文化中对现实的歪曲，如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切斯纳特指出，黑人的吟游职业及其他由白人控制的黑人生活都揭露了当时国内社会的现实，即在吉姆·克劳法之下，所有进入公共领域的黑人都必须在外表或其他方面以一种种族景象或符号的面目出现——一种人类的耻辱。

作品里的两个事件使这一点最具说服力。第一件事是那个无辜的桑迪被指认为杀人犯，并且还背上了强奸罪的黑锅(其实是由一个叫汤姆的白人假扮成黑人干的)。切斯纳特的情节把文学意义上黑人身份的被盗用与黑人的吟游职业联系起来，并把白人对黑人身份的盗用融入对黑人强奸犯的描述中。当那些白人主张把桑迪用私刑处死时，作者把小镇描写成第二个种族表演的场所，另一个利用黑人身体的公开演出。小说的叙述者解释道：“为马上到来的处决，各种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人们从铁轨厂弄来了一段T字形的轨道，男人们正忙着赶在临刑之前把铁轨安装在广场上。另一些人带来了链子，一大堆松木已经堆在旁边。一些精明的商人出于金钱的考虑已经开始筹备座椅了，这样可能会使观看更容易、更舒服些……铁路会把临近镇子上的看客接过来……几个年轻人讨论着他们想要犯人身体的哪个部位来当做纪念品。

切斯纳特从来没有给观众看到他们日思夜想的景象的机会，小说情节的最后关头，私刑没有进行。相反，他呈现给读者的是在一个黑人临死之际一群白人看客把这一情景当做美妙的视觉享受的贪婪面目。

北方人也是观众中的一部分。切斯纳特强调，大众媒体创造出了人们所期望的私刑的另一个版本，以印刷的形式进行公开展示：

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在全美国报道了另一起由一个粗壮的黑人暴徒所犯下的卑鄙暴行——好像所有的黑人暴民看起来都很强壮——以及对于即将进行的私刑所产生的种种预期。这则消息具有很大的轰动性，几乎所有的日报都用很大的黑体字刊登在头版上。

此处报纸本身就具有一种可视的效果：正如它所讲述的故事，用黑体大字印刷出来的“黑人的身体”这些字眼如同在展示耸人听闻的黑色。这种视觉物体都属于同一类标识，无论是装扮成黑人的白人，还是报纸的头条，抑或是悬挂在铁路车厢上的吉姆·克劳法标志：它们都是黑人耻辱的具体体现。这种说法最充分的逻辑表达就是私刑，“黑人的身体”不言自明地标志着种族的卑贱，最终使黑色躯体与耻辱的含义完全画上了等号。正如夏安人的头骨与胸部一样，黑人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可以被当做纪念品证明了非裔美国人的社会身份，他们被排除在参与社会生活之外。

居住在威灵顿的其他黑人完全知道如何诠释这些标志的含义，当白人们在为那场私刑进行准备的时候，镇子上的黑人们好像一下子“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对于吉姆·克劳法控制之下的非裔美国人来说，只要在公共场所出现，实际上就意味着接受他们黑皮肤的耻辱，或者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Ferguson)中所称的“奴役的徽章”。(切斯纳特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律师，发表了文章批判普莱西案，并在《传统的精髓》的一章里含沙射影地分析了案子的结果。)吟游表演及其他形式的种族娱乐形式，利用它们视觉效果的表演，只是在已经认可的社会范围内以多种形式获益而已。切斯纳特关于这个主题的详述体现在他对暴乱的描写中。尽管长达几个小时的暴乱有其狂躁和混乱，但是它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提前策划的，依然是一种蓄意的种族景象。切斯纳特小说中的主人公——黑人医生米勒(Miller)——在暴力发生的时候正急急地从街上经过，他看到了一具黑人尸体，大吃一惊。让他大吃一惊的“并非是死亡，因为出于职业关系他已经对死亡司空见惯，而是死尸所代表的含义”。那时米勒意识到“黑人的尸体”是黑人社会地位与合法地位的最真实的表现——他们在社会领域中的真正角色就是扮演并不存在的黑人公民。“黑人似乎已经都被杀光，而此时街口马戏团的乐队正在演奏，那具黑人尸体令人触目惊心。”

黑人尸体的“例子”让米勒想到现实中的种族现象。那个时刻，米勒意识到他作为一名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在公众眼中仅是一个空洞的现实，没有任何社会价值。他曾经以为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成就会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有助于非裔美国人事业的发展，但是现在他知道，黑人的角色就是被像“马戏团”一样地展示其卑贱，这样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从一个角度来说，《传统的精髓》是一部具有深远意义的小说，它实现了现实主义利用文学特点来批判性地审视大众景象的目的。切斯纳特利用批判的眼光深刻地重新诠释了国内关系。切斯纳特坚持认为，美国内战后庞大的商业娱乐与信息工业的发展并非反复无常的幻想世界，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领域，相反它是现代性的一个手段，完全存在于战后社会的国内关系中，愈发成为国内力量和变化的主要工具。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切斯纳特的文学批评过于彻底了。切斯纳特转向北方文学传统来作评论，并逃避他所描绘的米勒所面临那种职业困境。文学、文学的价值与机制能够为文化批评提供一个可以反应不同论调的空间。豪威尔斯这样评价切斯纳特：“在那个所有人都自由、平等的文学共和国里，切斯纳特站出来代表自己的民族，他的勇气与其说带有同情，倒不如说更具有正义感。”确实，在文学领域切斯纳特畅所欲言，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逃脱他小说里主人公米勒的处境。豪威尔斯认为，切斯纳特在写这部“很痛苦”的小说时没有达到现实主义风格的写作要求，即“客观地处理”社会素材。但是同时豪威尔斯也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不论白人还是黑人——能够做到毫无个人感情地描写对他的种族所施加的“暴行”：

我并不是说(切斯纳特)缺乏艺术性而扮演了种族拥护者的角色；不论他有什么样的小弱点，他依然是后来美国人可以引以为豪的艺术家；但是当他充分认识到所有事实时，他的判断明显有编造的痕迹。我们不能因此就责备他；谁能做好自己的自我呢？如果情况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几年前在北卡来罗纳州威尔明顿发生的血腥革命中，如果是黑人的暴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假如有一位白人作家在他的小说里描述了对方的凶残，那我们会不原谅他吗？

由于切斯纳特不能把自己的职业与自己种族的困境有效地分离开来，因此他被认为过于做作(“痛苦、痛苦”)，不符合现实主义作家的要求。换句话说，他具有太多“必须根除步态舞的民族”的特点——他太具有黑人意识了——因此在如同吉姆·克劳法压迫那样具有政治意义的主题上，不能被归为取得最高“文学质量”的作家。然而，这种感情也是对他的一种赞许：豪威尔斯问道，作为黑人，他怎么不会去写一本很“痛苦”的书呢？但是当文学质量的衡量标准是“客观地处理”素材时，即使是上述认可也代表了职业身份的不公平性。揭示自己的痛苦就等于揭示自己的黑人身份，黑人作家就等于从种族角度丢失了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正是豪威尔斯对现实主义分析的前提条件。那么，即使是在高雅文学文化领域里，切斯纳特依然带有种族的痕迹，因为他带有一种拯救被征服的种族的艺术责任感，被认为是“非嫡出的兄弟”。

因此，切斯纳特的生涯准确记录了美国现实主义中的种族局限。豪威尔斯曾经把现实主义定义为对国内关系进行的分析性阐述，但是当这种国内关系转变成一种对黑人的鄙视时——即吉姆·克劳法在法律和大众媒体上得到全国范围内的认可时——黑人作家写出具有高雅文学现实主义的作品就完全没有可能了。切斯纳特虽然被“文学共和国”所接纳，但是依然被认定是文学职业上的继子，除非他能够以某种既没有朋党的愤怒也没有步态舞的微笑的方式来描写美国国内关系。但是对于切斯纳特(或者此时任何一个渴望进入高雅文学领域的非裔美国人)来讲，两条路似乎都不可行，于是他只好退出了公众的视线。在出版了《传统的精髓》之后，作者放弃了他的文学生涯，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自己经营的速记生意中去了。在速记那个写作领域里，对别人的语句进行形式上的再生产排除了个人发表思想的可能性，切斯纳特最终取得了财富与成功。

黑人的波西米亚与种族科幻小说：保罗·劳伦斯·邓巴、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和普林·霍普金斯

纽约的一位部长查尔斯·H.帕克赫斯特(Charles H.Parkhurst)确信非裔美国人将永远是一个被摒弃的种族：“他们永永远远都不会为美国未来的国家建设做出一丁点儿的贡献。”但切斯纳特态度同样坚定(至少在1900年时)地认为，非裔美国人终有一天会与美国白人携手共进，完成“民族融合”。他的随笔《未来的美国人》(“The Future American”，1900)分三次在《波士顿晚报》(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上发表，他预言美国的高加索人(Cauca.sian)、黑人及美国印第安人等各民族将“渐渐地、不为人察觉地”一起构成一个唯一的“美国民族”。尽管帕克赫斯特与切斯纳特的观点相反，但是他们所理解的种族却存在一个共同点：双方都把黑色当成一个生理特性，与一个“国家性”的民族不一致。当然，切斯纳特认为这种状况很不公正，他在文章里指出“肤色”在美国反映了“社会结构”。肤色已经“证明并非是种族的检验方式”。并且，“纯粹的雅利安人种(Aryan)、印欧人种(Indo-Europe.an)的概念已经得到科学领域的否认”。但他承认“通俗意义上”的种族不言而喻依然会是国家身份的基础。但是美国民族的构成将要改变。他坚信，在遥远的将来，“黑人元素”会完全融入大众人口，到那时有色再也不会代表社会的耻辱，因为所有美国人都将会成为一个有色的民族，不管他们被称作“白人”或者其他的什么。

与帕克赫斯特的观点一样，切斯纳特对种族的理解与遗传和生育有关。据他们的估计，随着时间的流逝，出身将决定唯一的“美国种族”的自然发展史。但是与这种种族现实主义相反，其他对黑皮肤的描写此时正在大众文化领域里出现，它们没有过多地受到肤色和出身观点的束缚，甚至在一些最具种族主义特点对非裔美国人的描写中成为大众集合的场所。在剧院、舞厅及一些商业音乐里，人们可以见到脱离了自然历史发展逻辑的诋毁黑人的一些标志，并且还被当做创新表达的素材。

城市文化对于新的种族形成非常关键。大城市集中的商业娱乐场所为黑人音乐家、夜总会的表演者及歌曲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利用表演来谋生的机会，或至少是一个尝试的机会。1887年，一篇刊登在《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上的文章指出，位于曼哈顿中部的第六大道被称作“黑人的波西米亚”，那是一个聚集了很多夜总会、舞厅、卡巴莱酒馆的地方，在黑人哈莱姆文化高潮兴起的几十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中心。作家兼作曲家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回忆道，“黑人的波希米亚在许多俱乐部中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一个“诱人的世界”，“那些伟大的职业拳击手、著名的职业赛马骑师、知名的说唱歌手，那些经常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广告牌上人们熟悉的名字和面孔，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广告牌上对黑人拳手及杂耍演员的花哨的宣传使这个地区成为那些寻欢作乐的人的终点站，同时黑人观众的集中也吸引了有远大志向的表演者与艺术家们。1899年，约翰逊来到此处，希望能够上演他与哥哥合写的喜歌剧。约翰逊与诗人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nrence Dunbar)都写过反映曼哈顿黑人的小说，他们的作品都强调了文学价值与商业文化之间新的紧张关系，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讲有着特殊的相关性。受利润的驱使，大众文化欢迎新奇、可视的天赋及自我展示，因此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矛盾：在纽约、芝加哥及其他城市中心的非裔美国人表演者发现，与文学文化中固定的种族类型相比，大众文化中种族主义的风格与模仿更容易产生创新性的转变。

邓巴的小说《诸神的娱乐》(The Sport ofthe Gods，1902)把纽约的雷格泰姆音乐夜总会及剧院描述为充满诱惑的世界，是黑人自我毁灭的地方。从很多方面看，这部小说都不像是出自一位“黑人桂冠诗人”之手，这个称号是布克·T.华盛顿给予邓巴的。邓巴的几部诗集，包括《橡树与常青藤》(Oak and Ivy，1892)以及《下层生活抒情诗》(Lyrics of Lowly Life，1897)，都显示了他擅长描写南方景致，擅长使用方言，奠定了他诗人的地位。邓巴曾经得到豪威尔斯的支持，并于1897年在英国举行的巡回朗诵会上受到了欢迎。邓巴在国际范围内赢得了读者们的赞誉，为黑人知识分子赢得了骄傲；亚历山大·克拉梅尔把他招入美国黑人学会(American Negro Academy)。总之，无论使用何种衡量标准，邓巴都是一个成功者，尤其对他这样一个前奴隶的儿子来说更是如此。他由母亲，一个家庭劳动者，在贫困中抚养长大(在俄亥俄州的代顿)。然而，那些编辑们好像只对他的方言诗及描写南方简朴的田园生活的地方特色故事感兴趣，这令他日渐失望。当《诸神的娱乐》出版时，小说标志着与作者以往较柔和语气作品的决裂。如果说《传统的精髓》是很“痛苦”的，那么邓巴的小说则接近虚无主义的边缘。

体裁上的重要转变带来了风格上的改变。《诸神的娱乐》是第一部关于非裔美国人“大迁徙”的小说，作品讲述了一个黑人家庭从他们南方“可爱的家乡”搬迁到北方城市一个令人困惑的世界，当时很多黑人移民正在开始与小说主人公相同的迁徙。与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及其他关注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家一样，邓巴在美国的城市里发现了一种冷漠的毁灭。但是，关键是主人公汉密尔顿(Hamilton)一家的崩溃开始于南方；北方的都市生活只是延伸和加重了破坏程度而已。当大管家贝里·汉密尔顿(Berry Hamilton)被控犯有偷窃罪时，他的雇主(他以前的主人)就将这位“讲究生活的黑人”送到了重罪监狱，于是他家里的其他成员也被迫离开了家园。由于汉密尔顿的节俭，他们家已经逐渐积攒了一些家庭积蓄，但是这只会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别人的栽赃。更残酷的讽刺接踵而来。贝里的妻子凡尼(Fannie)与十几岁的儿子、女儿试图在纽约开始新的生活(“在他们看来，纽约像天堂一般只在信念中存在”)，但是还是以悲剧收场，因为父亲的含冤入狱带来了真正的犯罪——他们的儿子乔(Joe)谋杀了他的情人——和整个家族的悲惨命运。

小说的叙述者声明：“上帝想要毁灭谁，就会首先使让他疯狂。”这个悲剧性的语气还是很恰当的。无情的不幸频频降临在汉密尔顿一家人的头上，然而其根源还是白人的背信弃义与虚情假意造成的，而不是反复无常的诸神们之所为。邓巴引用了古希腊与莎士比亚的悲剧典故，尖锐地指责了由于白人的种族歧视而导致主人公家庭的毁灭。然而，叙述者引用古代戏剧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进行讽刺性的批判。《诸神的娱乐》不仅揭穿了南部地方色彩的神话，而且更巧妙地记录了从没有被记载过的壮丽的美国黑人生活。身为奴隶、遭受排斥的非裔美国人已经被归属为方言文化中的“卑贱生活”，被小说中一个白人角色所称的“高雅文明”拒之门外。所以对于邓巴来讲，汉密尔顿一家来到纽约只能是一个讽刺性悲剧的开端，令原本已经地位低下的生活跌入更深的深渊。

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充满“黑鬼秀”剧院、威士忌和大麻的毁灭性世界。叙述者警告这个从南方来的“乡下人”：“如果他够聪明，他就应该离开”，尽量躲开纽约：

但是，如果他是个傻瓜，他就会继续待下去，直到城市生活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然后他就会不可救药，离开城市生活就等于死亡。树荫凉亭会是他的浪漫，百老汇会是他的抒情诗，公园会是他的田园诗，河流会是他的史诗，他会看不起其他人，认为他们都很可怜。

乔·汉密尔顿(Joe Hamilton)是个肤浅的花花公子，基蒂·汉密尔顿(Kitty Hamilton)是个有远大抱负的舞台歌手。他们的傲气和梦想对于他们这样对别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来说完全是自我毁灭。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是邓巴的好朋友，他说邓巴曾“自我批判”过用方言写作的局限，还说邓巴的志向就是“用标准的英语写出一、两部与黑人有关的长史诗”。邓巴创作的忧郁悲剧(悲剧中有其自己的提瑞希阿斯[Tiresias][7]，是一个名叫塞德尼斯[Sadness]的醉汉)同时也是对邓巴永远不能写出的更高水平的艺术作品的悲叹。

但是奇怪的是，虽然邓巴的小说明确无误地指责黑人俱乐部生活是“社会的污水池”，但是他自己倒是流行黑人剧院兴起的领军人物。他为著名的博特·威廉姆斯(Bert Williams)与乔治·沃克(George Walker)舞蹈剧团创立了“塞内冈比亚狂欢节”(Senegambian Carnival)，其中沃克与他大名鼎鼎的妻子阿伊达·阿芙顿·沃克(Aida Overton Walker)一起在美国与英国颇有知名度。邓巴的音乐喜剧《克罗瑞迪》又名《步态舞的起源》(Clorindy，or The Origins of the Cakewalk)全部由黑人演员参加演出，由他与威尔·马瑞·库克(Will Marion Cook)合作完成。此剧于1898年在美国巡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步态舞的狂热。当我们知道邓巴生涯中的这段事实时，他在小说里对于黑人波西米亚(尽管基蒂以前演唱“简单的老歌”，但是在纽约她转而演唱“舞台需要的黑鬼歌谣”)的尖锐批评就会提出一个很明显的矛盾。汉密尔顿一家在纽约的毁灭是否意味着邓巴对白人文学文化强加的限制不满呢？就像残忍的“诸神”为了娱乐而摧毁了黑人的生活一样，邓巴没有让他的角色们真正逃离“羞辱”和隔绝的命运，似乎是把那些白人的说法付诸实现，强调黑人作家应该遵循发言写作的形式。

然而，更具启发意义的是，《诸神的娱乐》暗示出邓巴对于黑人城市文化中的创造性有深刻的认识，即黑人街头生活程式化表达所带来的“成功感”和兴奋感。在汉密尔顿一家最初到达曼哈顿的日子里，一天晚上他们被带出去看表演，邓巴对音乐及舞蹈的描述透露出一种几乎不可言喻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叙述者很不愿意承认的。尽管表演者们的服装很古怪，化妆也很粗俗，但是“他们能够唱歌，而且确实唱了，用他们的声音、身体与灵魂。他们把自己置身表演中，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乐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几乎赋予了俗丽的音乐与空洞的话语以某种尊严和高贵”。基蒂被“迷住了”，乔很“茫然地待在那里”。甚至连他们烦躁的母亲也已经“一方面因看到一些女人衣服过于暴露而感到羞愧，另一方面却又享受着美妙的音乐”。这一刻就注定了他们的不幸，但是这一刻也给了他们即时的“美妙”感觉，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与自尊。

这种两面性在邓巴自己的生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很清楚地知道流行歌曲能够唤起激动人心的感觉，而且他很擅长把说唱音乐与演出技巧发展为更具艺术性的作品。与《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汉的儿子们》(Sons of Ham)、《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Octoroons)及其他一些由黑人作家编排的演出一样，邓巴的作品《克罗瑞迪》被认为摆脱了白人说唱艺术中较粗俗的种族主义。一位白人批评家在评论《阿比西尼亚》时说，《克罗瑞迪》“只在名义上是一个黑鬼的表演，实际上，这是一部很严肃的、接近于盛大歌剧的表演，我们对此毫无准备。”然而，作为黑人流行剧院源泉的城市文化对于酒鬼邓巴而言是一个毁灭性的环境，因为它既吸引、控制他，又令他胆战心惊。他在《纽约太阳报》上的文章《黑人的细皮嫩肉》(“The Negroes of Tenderloin”)描述了给道德和社会带来威胁的“不负责任的哄吵人群”，甚至邓巴的未婚妻(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作家爱丽丝·邓巴·纳尔逊(Alice Dunbar-Nelson)也曾经在信中劝他放弃对“娱乐”人群和纽约那个地区娱乐活动的偏好。

因此，邓巴的生活与写作抓住了美国黑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实现更高文化表达的抱负受阻，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从流行艺术中获得利益；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尊严”遥不可及，另一方面主要的城市美学因为与下层人士关系紧密而有羞愧和耻辱的危险；一方面高雅形式有其冷淡的传统，另一方面街头生活的快乐美景却也会带来不幸。邓巴重病缠身，情绪低落，在《诸神的娱乐》问世五年之后去世，年仅33岁。他的忧郁小说讲述了诗人被文化权威所排斥的流放感，那种文化权威他永远不能拥有。然而，对于邓巴而言，给他个人带来如此痛苦的文化和种族之间的对立也为他开创叙事形式、开创广受欢迎的音乐剧形式提供了源泉。

当邓巴笔下的基蒂·汉密尔顿成为黑人舞台上的一位“名人”时，小说预示了某种不吉祥的预兆；小说里唯一的另一位女性演员，基蒂的老师哈蒂刚刚被害。但在现实生活中邓巴的步态舞音乐剧《克罗瑞迪》中的演员明星阿伊达·阿芙顿·沃克却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邓巴一直挣扎在矛盾之中，而沃克却能巧妙地利用矛盾。虽然沃克早期的职业生涯仅仅局限于类似《食人的国王》(The Cannibal King)、《一个幸运的黑鬼》(A Lucky Coon)等卡巴莱酒馆的歌舞表演，但是后来她却成为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编舞者与舞蹈者，是百老汇的舞蹈明星。《综艺报》(Variety)称她是“最重要的黑人表演艺术家”。但是当时许多中产阶级黑人不喜欢舞台表演的职业，他们认为有失稳妥，不利于提升种族的地位。1905年，沃克在《美国有色人种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知道很多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女性，不喜欢舞台生活。”为了鼓励资产阶级的风度与举止，受过良好教育的“种族领导者们”往往避开黑人身份的标志——言谈举止和衣着的风格——那些被白人们歪曲和嘲笑的东西。但是沃克实际上反其道而用之，她利用剧院里的自我展示来表现黑色是现代优雅的标志，是职业技术的标志。她坚持认为，当代的舞台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她在《美国有色人种杂志》上的文章中把她的职业描述为占据黑人中产阶级议事日程重要地位的“提高道德”的工作。关于黑人表演者，她曾经这样写道：“在职业生活中，有许多为人诚恳、值得赞扬黑人男女，他们在这种职业或者其他的职业中毫不逊色于其他种族的人。”“我们这些在聚光灯下工作的人必须尽职尽责”，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提高我们的道德和社会地位”。

尽管如此，但是当快乐、利润及性感成为城市舞台不加掩饰的活力时，让黑人舞台表演来实现黑人中产阶级地位的社会提升就是一个离谱的要求。沃克早期生涯的机缘开始于一次广告的拍摄。当时她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默默无闻，她同意与一家美国烟草公司合作，将她表演步态舞的照片印在那家公司的贸易卡片上。其他照片的模特是新近从加利福尼亚来到纽约的一个组合，沃克和威廉斯。这三个人成为第一批黑人演艺明星，成功的起点就是那种最直接的商业投机，即广告。广告大量生产和传播他们的舞姿——婀娜的身姿、服装以及褐色的面孔——完全出于商业目的。然而令人感到荒谬的是，与其他领域相比，这种出于商业目的的城市黑人表演可能会更容易实现转变大众文化中黑人形象的目的。例如，阿伊达·沃克的美貌及她娴熟的表演技巧使得她可以重塑舞台角色的感观魅力，这样非裔美国人的舞蹈动作就代表了一种跨种族的女性魅力。沃克的步态舞步、莎乐美舞蹈及其他一些动作都被广泛模仿，特别是在那些富足的白人女性群体中更是流行。不论是私人课堂，还是公众游行或者是杂志的专访，沃克都热情地传授她的姿势与技巧。(“千万别忘了你们的眼神，要那么一点儿眉目传情——只要一点儿就够了——这可是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这些商业途径，她打开了观众市场，他们不仅欣赏她的表演，而且自己还特意模仿沃克的“黑人”风格。

然而阿伊达、乔治·沃克及博特·威廉姆斯的成功只是几个特例而已。更多的是白人表演者与制作人——约翰逊把他们称之为“海盗”——利用了大众对黑人创新风格表演的兴趣而大肆牟利。白人除了更容易接近主流文化场所、更容易获得经济资助以外，他们还能比他们所模仿的黑人表演者们更自由地在舞蹈和音乐中加入性感元素。在1906年的一次采访中，阿伊达·沃克指出，在白人公司所编排的舞蹈节目中，几乎每一场都有情爱场面，而在她长达10年的职业生涯中，“黑人的节目里从来都没有任何情爱场面，甚至一点情爱场面的暗示都没有”，因为“大众通常会对由黑人出演的情爱场面产生偏见”。

由于种族的界限，不论在舞台上还是在台下，都会使人产生一种警戒。沃克曾经对采访者说：“对于我们必须要克服的困难，你们不会有一丁点儿的概念：那些足够使我们丧失干劲的偏见，不论是写歌还是唱歌，或者举办一场演出，甚至走在大街上，或者来到一个新的镇子的时候，我们都有应该避免的事情。没有一个白人会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小心与顾虑，当然就更谈不上正确评价我们的做法了。”当白人演员与黑人演员表演同样的“黑人”角色时，非裔美国演员不得不对拥有褐色皮肤所带有的社会意义而产生一种更深刻的自我意识。经常的自我反思也是一个负担。但是“每次当我们迈出一步时所做的成千上万种考虑”，沃克这样措辞，有可能使得黑人演员对种族标志的内涵理解得更为独特和透彻。黑人的演艺风格既有市场又受到谴责，既令人兴奋又令人苦恼，既充满创新又容易受到种族主义者的取笑和奚落。因此，黑人表演既流行又受人鄙夷，这些充满活力的意义表明黑色并不是科学家所声明的根深蒂固的生物身份。

约翰逊关于纽约黑人的小说强调了种族符号的可变性本质。他的作品《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n Ex-Colored Man，1912)表现了高低领域之间的区分，这个区分并不像邓巴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残酷的陷阱，而是一个可以渗透的边界，一个允许各种传播形式的文化分界，即使它进一步隔离了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距离。作品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受庇护的年轻人，他的肤色很浅，有时竟会被误以为是白人。在南方经历了一次大学任职的失败之后，他来到了曼哈顿。约翰逊关于城市“挡不住的诱惑”的描写也比邓巴更加直接：“对于一些人来说，大城市中的刺激就像瘾君子离不开鸦片一样摆脱不了、必不可少。”但是占据约翰逊小说中心地位的“俱乐部”，其原型是艾克·海因斯俱乐部(Ike Hine's)，并不仅仅是醉汉和妓女光顾的地方。俱乐部的常客还包括“医生”，一个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非裔美国学生，他陷入了赌博不能自拔，以及那位黑人“说唱歌手”，只要他答应在俱乐部演出，他就“永远只朗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其他任何档次低的表演一概不做”。还有一些白人制作人与表演者也经常光顾，他们通过出版拉格泰姆节奏的音乐作品“发了财”，他们还“来这里获取黑人表演者的第一手材料以便模仿”。就像俱乐部墙上挂的大照片一样，如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为首的一群拳击手，俱乐部是个鱼目混杂的地方。各色人种差异明显。

那个没有名字的主人公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钢琴家，黑人世界的音乐与创造力是他闻所未闻的，令他感到眼花缭乱。同时，他在俱乐部里认识了一位“腰缠万贯的朋友”，这个朋友把他带入到上层白人世界(在他家里，钢琴家演奏了新近学到的拉格泰姆音乐)，并由此获得了去巴黎、伦敦以及柏林的机会，在那里，他自己像白人一样生活。以这种方式穿越种族与阶级的界限使他看到了丰富的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他在柏林遇见的富有的德国人是拉格泰姆演奏方面的专家；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与海地的黑人却比那些真正的巴黎人更具有“法国味”。)但是约翰逊的叙述者并没有忘记文化层次仍然在限制并定义着“黑人”生活的意义。黑人们已经被归为“一边大笑一边拖着脚走路”的小丑，他们希望提高自己地位的想法被认为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戏剧表演：

从这个角度来看，黑人就像是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放弃了喜剧角色而来出演悲剧。无论他演得多么投入，观众们还是不愿意他放弃原来的喜剧角色；甚至为了使他能够重新回到喜剧角色，他们还想方设法让他在这份严肃的工作上以失败告终。

与邓巴一样，约翰逊也反对将黑人的表达与假定的白人文明的高雅形式进行对立的思维方式。排除类似史诗或悲剧这样的形式，象征了黑人生活的悲惨变形。

但是叙述者强调说，这种错误的排除其实也是一个“机会”。“未来的黑人小说家和诗人”，那些绕开人为限制的人，能够“为国家提供一些崭新的、不为人知的东西。他们将描绘那些志在打破传统的狭隘限制的人，描绘他们的生活、抱负、斗争以及热情。”这一段可以说注解了《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这部小说本身；约翰逊的小说情节融入了古巴的烟草厂、黑人夜总会、柏林歌剧院以及巴黎的咖啡厅等场景，是第一部描绘黑人生活中真正的世界主义元素的小说。但是约翰逊在大众文化及更多的文学体裁中发现了文学批评的机会，只有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作者早年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他在那里学习了古典音乐，成为一名黑人教育家，后来又学习过法律，之后他移居纽约成为一名歌曲作家。他曾经与哥哥罗萨蒙德(Rosamond)一起前往曼哈顿，希望把他们的音乐剧《图罗索》(Toloso)搬上舞台，这部作品幽默诙谐地批判了美国军事扩张主义。作者在论文集《沿着这条路》(Along This Way，1933)中写道：“去年，美国吞并了夏威夷，当时还忙于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所以我们决定写一部讽刺美国帝国主义的喜歌剧。”

但是这部音乐剧却始终没有面世，也许是由于制作者们害怕承担“不爱国”的罪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部夭折的作品倒足以证明，大众文化对政治不满的容忍程度比文学界更低。但是，约翰逊遇到了邓巴以及其他像奥斯卡·哈默斯坦(Oscar Hammerstein)之类的名人，成为娱乐圈里一个很成功的人物，而且正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黑人商业文化世界里——一个“限制大大减少”但是“艺术可能性大大增加”的世界——约翰逊“开始探索实现美国黑人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开始实现他的充满创造性的民间艺术，并且开始考虑意识艺术的上层建筑”。

约翰逊的愿望也是《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中叙述者主要关注的问题，他希望把正式的艺术共鸣引入例如拉格泰姆音乐、乡土黑人的布道以及黑人民谣等方言形式中。那位叙述者预言：这些“低等形式的艺术”本身有其丰富的魅力，并且“证明终有一天会被应用于较高层次的艺术形式中”。约翰逊的目的不是消除高雅的“意识艺术”与黑人的方言艺术之间的区别。相反，纽约的商业环境使他确信黑人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审美的力量与批判的洞察力，这势必有助于最高形式的美学表达，他致力于把表现美国黑人特性的风格渗透进所谓公认的“较高形式”的艺术之中。他的目标是使黑人的文化形式保留种族的意义——即表明非裔美国人集体的体验和情感——但是要去除那些不符合文明的东西。

约翰逊的工作和生活大大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处理文学文化与黑人城市生活之间差别的手法比邓巴更加灵活。在曼哈顿生活之后，他先后做过驻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外交官，后来成为国家有色人种发展协会的第一位黑人领导，但是他一生都在坚持写歌、做诗以及记述历史，发掘黑人方言艺术的美学可能性。他最出名的作品包括《上帝的长号：七黑人布道诗》(God's Trombones：Seven Negro Sermons in Verse，1927)与《曼哈顿黑人》(Black Manhattan，1930)，作品描写了从殖民起源到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时期城市黑人文化生活的历史。到1938年他去世之前，约翰逊不但在著名的黑人大学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任教，而且还是纽约大学黑人文学研究方面的首位教授。他把黑人与白人世界之间富有创造性的相互影响带入了学术界，这正是他在艺术领域追求终生的理想。

对于约翰逊而言，任何种族问题都带来了想象力的可能性。在作品《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中，种族既是事实又是想象力。尽管作品中的叙述者可以像白人一样生活，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黑人时而命中注定的生活现实；他曾经亲眼目睹把黑人用私刑处死的场面，这使他对私刑的讲述具有毛骨悚然的逼真效果。(在杰克逊维尔，作者本人曾经被一伙惯用私刑的土匪抓获，这一经历也产生了类似的改变一生的效果。)但是小说也允许读者看到笼罩在现实世界种族事实外面那无形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信仰和假设。叙述者写道，有一种“令人相形见绌、歪曲变形的影响左右着每一位美国的有色人种”。它的力量来自于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思想与行动都必须经过种族地位这一漏斗的狭窄瓶颈”。这种影响非常荒谬，颇具毁灭性，然而它也是使得非裔美国人在白人眼里成为一种“谜”的力量。约翰逊的叙述者回应了阿伊达·沃克曾经讲过的作为黑人演员必须要做“成千上万的考虑”，他指出黑人的思想“经常受到各种考虑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微妙又敏感，连他自己都没法向白人说明或者解释”。因此，黑人的主观性是一种“同病相怜”，这种内心认知不是一个种族特点或者与生俱来的事实，而是一种类似于第六感觉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只为黑人所共有。

约翰逊认为，种族差异中的神秘或者暧昧成分有其创新面。种族耻辱的“歪曲”效果还具有其他方面的力量，那就是富有想象力地改变或者重塑大众对种族身份的幻想。有趣的是，约翰逊所讲的存在于黑人娱乐界里的“同病相怜”也存在于同一时期创作出来的种族科幻小说这一引人注意的写作类型中。这些作品大多是由一些文学知识分子创作的，这些人远没有约翰逊那样在流行文化领域里如鱼得水。《美国有色人种杂志》是波士顿的一家出版物，志在将政治批评与文化提升结合起来，以刊登一系列此类的短篇故事见长。与白人知识分子一样，许多黑人作家发现，驱动大众文化的市场动机中有一种贪婪的拉平一切的力量，这使他们很担忧这样发展下去的后果。但是黑人知识分子面临着双重束缚：科学和高雅文化有羞辱黑人的倾向，一如流行文化领域。科学与文学的现实主义并没有给黑人提供真正的避难所，使他们免受对黑人身份的歪曲。非裔美国作家们为了克服这个两难的境地，创作了一些想象力丰富的小说，他们把科学的语言融入小说，意在完成重新设想种族事实的任务。

由杜波伊斯创作的《一个独特的假期》(“A Vacation Unique”)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却是这类小说中的一个绝好例子。这部小说大概写于1889年左右，当时作者正在哈佛大学的哲学系学习。这个故事现存只有一些片断，讲述的是两个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决定在暑假期间赚点钱，他们计划在全国进行“40到50场朗诵会”。那个黑人同学设法使他的白人同学相信，最能赚钱的办法就是要他进行一次“无痛手术”，即暂时把自己扮成黑人。于是这两个哈佛大学的黑人学生为读者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景象(“哈佛大学的黑人!”)，并且他们也从世人对他们的“目瞪口呆”中获了利。

这个充满讽刺的计划，无疑反映了杜波伊斯在剑桥所经历的种族主义者假惺惺的纡尊降贵态度，把主题从黑人娱乐表演转向科学思索的构架。这是一场颠倒乾坤的说唱表演，哈佛大学的学生们要把黑人知识分子“令人震惊的、不适宜的角色”变成公众的娱乐。而且，白人学生变成黑人之后，他进入了“肤色的第四维空间”，从这个位置他会以一个崭新的种族视角来观察美国白人。这些直接的提示表明作者借用了C.H.辛顿(C.H.Hinton)1884年出版的《科学的浪漫故事》(Scientific Romances)中的一篇题为《什么是第四维空间》(“What Is the fourth Dimension？”)的故事，另外，作者还借用了埃德温·艾博特(Edwin A.Abbott)的作品《平原》(Flatland)中的内容。《平原》是当时一部拥有众多读者的科幻小说，它的第二版于1884年面世。

与辛顿和艾博特一样，杜波伊斯利用小说构建了一个与事实相悖的理论世界。那个黑人学生对他的白人同学说：“因为肤色的第四维空间，你可以在头脑之外研究头脑，在物质之外研究头脑，你可能对第四种伟大的文明有惊人的见解。”但是就故事本身而言，作者没有像辛顿与艾博特那样提供很多的理论思索。相反，把白人变成黑人的奇异做法使那个白人学生在现实的美国社会真正体会到了黑人的生活。那种生活里充满着嘲笑与落魄，这一点黑人学生很快就以一种很刻薄的方式让刚刚变身“傻瓜”的白人学生有了透彻的了解：“变成黑人，你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宇宙里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区域——你已经穿越了人性的界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维度里就像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一样，因为所有的人都对你视若无睹：“没有人理会你的感受，他们根本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维度里也就是窥视到了邪恶，即“日耳曼文明”(Teutonic civilization)中隐藏的秘密与未来的“死刑执行令”。

由于那个黑人学生是作品中的叙述者，他总是以第二人称(“你”)来称呼他的“傻瓜”白人同学，这使读者感觉自己代表了被称为属于黑色“第四维空间”的生物。当你没有受到嘲弄与白眼时，就会感到白人的宽宏大量：“女主人很友好：她会让你知道她对有色人种有多好；她会不经意地提起黑人欠了盎格鲁—撒克逊族一大笔债，这是因为白人对黑人很关心，去年冬天她们还把大批的衣物送到了塔斯基吉(Tuskegee)。”这个故事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叙述结构。因此，就要求所有的白人读者都要进行自己的种族转变——或者将要进行种族转变，如果故事得以发表的话。整个故事不够完整，也没有出版，暗示了“第四维空间”是个事实：杜波伊斯所谓的美国黑人的“内心生活”在绝大多数人的公众生活中被掩盖或者忽略了，因此对于大多数美国白人来说，它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无形的维度。通过科学的比喻，杜波伊斯彻底表现了舞台表演中黑人的内心世界，揭露了那种扭曲力量，即不断在白人眼中塑造黑人身份的客观现实的力量。叙述者对现在身为黑人的白人“傻瓜”的愚弄与辱骂实际上是在模仿充满恶意和蔑视的白人，白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训练黑人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

其他几乎同样具有煽动性的种族科幻小说最终都成功地得以发表，如最初是作者自费出版萨顿·格里格斯(Sutton Griggs)的小说《绝对统治》(Imperi.um in Imperio，1899)。小说设想了一个黑人秘密组织，他们致力于在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黑人国家是与社会现实颠倒的一种设想，因为现实中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建立了隐形的秩序，他们成立了三K党(Ku Klux Klan)，黑人国家把美国分散的黑人人口的力量设想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经过小说的创作加工，《绝对统治》与格里格斯的其他作品一道，把“同病相怜”的种族内部警惕性变成了一种秘密的武装力量以及一个潜在的黑人共和国。

詹姆斯·克罗瑟斯(James Corrothers)的故事《他们不认识的一个人》(A Man They Didn.t Know，1913)中也有类似的变革。克罗瑟斯是一位芝加哥作家、牧师，早年曾经与博特·威廉斯以及其他一些演艺界的黑人为伍。他的描写黑人城市生活的喜剧故事《黑猫俱乐部》(The Black Cat Club，1902)把他对黑人流行文化的熟知体现得淋漓尽致。该故事是一部滑稽的模仿作品，用方言讲述由来自芝加哥街头的一些无恶不作的恶棍构成的文学界。不过作者后来表示后悔出版了主题与语言都这么低俗的作品。在那之后，他投身于“文学英语”，写了很多主题严肃的故事，包括历史幻想。在《他们不认识的一个人》中，日本和墨西哥与夏威夷结成了联盟，当时的夏威夷已经脱离了美国联邦，并向美国宣战。美国黑人大规模地逃离美国军队，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候倾向于站在入侵者一边。但是最终，他们的领导者率领着一万名黑人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次决定性战役中有力地抗击了日本军队，在另外9万名黑人士兵的援助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对于克罗瑟斯和格里格斯来说，小说是一种反对历史的攻击性武器。面对战后重建时期黑人受到的打击与羞辱，克罗瑟斯和格里格斯把美国黑人设想为主要的国家力量。黑人不再代表低等与依赖；相反，当黑人勇敢地挺身而出时，所有的评价都被完全颠倒，他们成为美国意志与军事力量的全新化身。

文学现实主义已经被证明太具有限制性，商业文化的文学性又太弱；所以对于杜波伊斯、克罗瑟斯和格里格斯来说，科幻小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代替，在这种写作类型中，种族的话题能够汇集一种较高的科学权威的氛围，而同时又允许种族符号与种族等级的自由转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要数普林·霍普金斯的小说《同一个血统》(Of One Blood，1903)了。该小说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美国有色人种杂志》上，当时作者刚好是杂志的文学编辑，这部小说把科学思考与异国情调的浪漫有意地结合在一起。与杜波伊斯的故事一样，这部小说的情节也是开始于哈佛大学，有一个叫鲁尔·布里格斯(Reuel Briggs)的年轻“天才”，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黑人受到了众人的抛弃。他在同学间被当成白人看待，但是依然为自己低微的身份感到羞愧。当别人问他如何看待“黑人问题”时，他拒绝发表评论：“我害怕讨论一些不幸人的悲惨，例如流浪汉、流浪狗、流浪猫以及黑人，或许由于我自己就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吧。”从现实主义的逻辑与自然主义的叙述来看，英年早逝可能就是大多数城市人的“不幸”，然而不祥的是，布里格斯竟有这种“病态的想法”。

因此，霍普金斯就以豪威尔斯的文学波士顿的准则开始了她的故事，利用了“冷静、有教养的新英格兰”精英集团以及哈佛大学学者们取得的成就。在作品的第一个场景中，布里格斯甚至正在学习一篇由威廉·詹姆斯编写的心理学课文(题为《隐藏的自我》[“The Hidden Self”]，后来再次发表在《相信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中)，霍普金斯还从其中引用了几个段落。但是，正如把一只手套的内里翻到外面成为崭新的手套外里一样，霍普金斯从詹姆斯的文章里吸取了精神身份的概念(“那个隐藏的自我静静地存在于内心”)，全盘颠倒了预期的叙述结构。鲁尔对一位朋友说：“物质世界的奇迹远远比不上那些我们内心世界还未被发现的地方的神奇之处。”对这个领域，普通科学还有待探索。霍普金斯通过对未知领域的比喻延长了一个非洲种族主义者的白日梦：一个难以抗拒的幻想、神秘的胎记、神秘科学的发现以及一个公正的国王的复位——鲁尔的“隐藏的自我”和真正的身份——他们在非洲一个秘密的城市里建立了古老的黑人文明。霍普金斯用博物馆现实主义换取了最具浪漫色彩的考古学幻想。

然而，远古的非洲城市背景反映了一种严肃的学术兴趣。像其他许多黑人知识分子一样，霍普金斯一直被“埃塞俄比亚主义”(Ethiopianism)[8]的理论所吸引，这种理论认为远古的埃及文明起源黑非洲。她的研究《关于非洲种族早期辉煌的初步调查》(A Primer of Facts Pertaining to the Early Greatness of the African Race，1905)评述了很多相信黑埃及这一理论的学者与经典作家。但是霍普金斯清楚地意识到非洲与古埃及的意象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中流砥柱了。一个爱开玩笑的白人(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加入了鲁尔的北非之旅，他环望四周，然后断言说那里绝对是“巴纳姆杂技团”绝好的背景。“因为这里有阿拉伯人，有骆驼、到处走动的狮子、蝎子、豹子、大蛇，还有探险家，”他还吹牛说，“这里处处都是钱。”尽管作者本人对埃及古典主义非常感兴趣，但她还是准备利用帝国景象中很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她的故事以熟悉的情节转变为特色，如突然袭击的美洲豹以及发现大堆的珠宝等。但是巴纳姆的玩笑最终让那个白人成为笑料，因为一座神秘的城市——特拉萨(Telas.sar)——被人们发现了，这表明非洲艺术可以与“欧洲的美术馆”相抗衡，西方神秘的科学还只是处于“幼年时期”。她所讲述的“黑人故事”有意把现实主义转换成科幻小说，是对隐藏在世界历史“第四维空间”中的文明所具有的尊严和文化财富的颂歌，非洲的过去是衰亡的西方绝好的源泉。

霍普金斯的小说采用了过多的批评。当邓巴感到身陷文学与大众视角之间的矛盾中时，霍普金斯却把所有的高等与低等材料都融入一个笨拙的双重结构中，她确信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将会目睹同样的现实：在黑人耻辱的背后存在着还没有被意识到的尊严与力量，一种在她的小说里被要求归还并拯救的高贵“血统”。小说应用了大量的种族符号，几乎已经超出了读者的理解力。在小说的结尾，这种解释并定义了鲁尔·布里格斯身份的“血统”获得了几乎所有能够想象出来的联系：生物学的世袭、遗传的催眠术、黑人文明、基督教的普遍主义、泛非洲的民族主义以及皇家直系后代的贵族等。尽管小说存在着一些内在的矛盾，但是所有的一切依然对于黑人种族身份确定的意义悬而未决——除了非裔美国人的血统之外，所有其他的血统都被定义为属于羞辱的次等民族，这种身份已经被载入美国的法律并成为惯例。但是，那种意义当然不能通过小说而中止，无论小说的构思是多么富于创造性。但是小说确实能够通过对比的方式来揭露由于受到法律的约束与限制而导致的种族想象力的贫乏。

5 沃顿、旅行和现代性

现代速度与“潜在的冲撞”

伊迪丝·沃顿热爱速度带来的快感。在小说《乡村习俗》(The Custorm of the Country，1913)中，她写到自己驾驶着敞篷车在寒冬的薄暮曙光中穿越中央公园萧瑟的林阴大道，感到“一阵阵身体的愉悦”，这证明了她对汽车以及其强大机械动力的迷恋。对于沃顿来说，当地的汽车旅行或跨大西洋的飞机旅行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命状态。亨利·詹姆斯总是这样形容她：“结束工作，准备上路。”亨利对此颇感惊讶和困惑，在信中他曾经这样诠释沃顿：“她有着持续不断的勇气，进行着令人炫目的长途旅行。”伊迪丝·沃顿对沉静像对速度一样痴迷——在花园里进行沉思默想，在室内交谈中获得灵感，写作时必须的聚精会神。这些完全的矛盾体——活动性以及思考的静态——使得沃顿成为一个现代生活的复杂观察者。一方面她对速度和旅行有着独特的爱好，另一方面她在写作中有根深蒂固的批判视角，这两方面反映出沃顿对于20世纪前20年中新兴的世界持有相互对立的态度。

评论家们大都认为沃顿具有一种“反现代性”的观念，她对于正在改变的传统道德观念持有一种怀疑态度，很大程度上表示不赞同。在她的眼中，传统社会秩序的削弱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将会毁灭她所崇尚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一旦毁灭将无法复原。但是，有些评论家们把沃顿这种对旧秩序的留恋伤感看成是一种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而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她的反现代性反映了她对20世纪30年代成熟起来的厌恶女性者和极权主义者的前瞻性分析。那么沃顿是思想保守还是具有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呢？作为一个文化观察者，沃顿既没有表现出盲目的怀旧，也没有表现出持久的进步主义。相反，她的作品对于一个评论家所谓的20世纪“文化生产的高速发展”带有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面对现代性中社会习俗、家庭生活和物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高楼大厦、地理环境、多种语言混杂的人口——沃顿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警觉。沃顿的日常生活和她自己的观点一样也是对立矛盾的。上午，她会在卧室中安静地写作，讽刺性地剖析现代“速度女神”，她们乘坐豪华游轮和高速交通工具旅行，同时剖析那些她们追求、结婚然后离婚的富有男性。而在下午，她却已经在下命令让她的司机准备好潘哈德汽车，去进行一次风驰电掣的兜风。因此，沃顿的朋友们都戏称她为“破坏天使”。

因而，对于沃顿来说，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或主题，而且是一种从内部塑造了沃顿写作风格的形成性力量。现代性的活力赋予了沃顿作品以生命，在社会惯例的表面下带有某种冒险感。沃顿的小说以快速转换的场景、日益奇特的反婚姻情节为特点，改变了她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手法。她的小说集同情和尖酸的讽刺于一体，描绘了令人吃惊的家庭重建和情爱关系。正如沃顿重新构想的一样，与其说社会风俗类小说记录了当地的社会范式，倒不如说记录了那些社会范式的瓦解和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虽然沃顿是一位现代文化《奇观缪斯》的敏锐观察者，但是她通过自己对现代流动性意义的认识发展了现实主义关于社会戏剧风格的观点。因此，沃顿对文化和艺术的深刻关注可以在她对高速旅行的执著迷恋中捕捉到——那些旅行构建了她小说的情节，与旅行相关的隐喻是她塑造人物的关键，还有那些旅行的具体动力(机械速度、广阔的所到之处、洲际间的交流)恰恰就是沃顿写作的条件。

正如一些社会理论家所诠释的，现代性更多的是一个时代而不只是暂时的一段现象。沃顿以及她的同代人所面对的现代生活正是这种由财富和新技术促成的快节奏生活和频繁的改变。更高速度的蒸汽船、电报电缆、欧洲帝国的领土扩张、美国地域的延伸以及横跨地域的快速增长的出版物和消费品数量：所有这些物质发展以及其他领域的发明革新创造了一种快速转变的全球地理概念，一种由速度科技带来的崭新的空间排列组合。全球性旅行和交流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而在1875年至1925年间(这段时间也几乎恰好跨越了沃顿的一生)终于进入了一位历史学家所称的“起飞阶段”。这一快速变化意味着由新的时间形态带来了不断转型的空间范畴。不管是住在罗马或孟买，还是去北非或纽约旅行，所有这一切都变得与以往大不相同，因为电报、电话还有汽车可以使得这些暂时的居住地在瞬间连接在一起。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这种转型描述为“一种从当地交流背景中‘跳脱出来’的社会关系，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

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个正在转型的现代社会去想象沃顿或者是沃顿的作品。她对旅行的嗜好——她有可能曾经穿越大西洋多达70次——意味着沃顿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流动的旅途空间中度过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职业生涯以及她的作品本身都是这种现代流动性的产物。沃顿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度过的，而她作品的出版是在美国，因此沃顿的文学创作在取材上可以说是跨大西洋的。旅行中的中间状态经常被用来作为小说情节的连接点。火车、蒸汽船以及豪华游艇成为其小说中戏剧性发现或关键性逃亡发生的场所，因为空间变化加强或者解决了小说中特定的人性问题。甚至她的有些作品中仅仅是对一个事件发生的地点进行描写——如富庶的美国曼哈顿地区或者新英格兰乡村区域——但那些描写也会带有人类学的特征，充分证明了一个游历丰富的观察者的视角。

但是，我们讨论沃顿与现代旅行之间的关系问题势必会面临某种矛盾。沃顿与洲际旅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她的阶级特权，体现了她属于富裕的精英阶层。只有拥有财富的少数人才能把全球化作为实现个人理想的手段；绝大多数人往往把世界上城市和地区之间日益紧密的连接更多地感受为一种不得不经历的帝国主义者统治和全球性贸易。对于沃顿而言，旅行中的这些发展为她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自由机会——比如旅行可以帮她暂时离开令她窒息的婚姻，使她有机会与欧洲以及移居国外的美国作家们培养亲密的友谊，更不用那些关于在法国、意大利和摩洛哥的游记小说了。然而，沃顿在欣然拥抱行动自由的同时，旅行在她的作品中也往往成为她讽刺的对象。特别是在她后期的作品中，沃顿严厉批评了那些富有的旅游者“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结婚、相互爱恋然后又离婚的行径”。

沃顿，一个富有的寡妇，旅居异国并习惯于旅行，她对于自己那个时代乘坐飞机到处旅游的富豪们持有批判性的眼光，这个事实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讽刺。然而，当我们意识到沃顿的生涯和她嘲讽性的生动描绘向我们展现了同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的时候，这种讽刺感就会慢慢消失。可以说，沃顿在她的作品里批判性地探索了在自己的生活中小心翼翼处理的各种社会环境，尽管有些时候她的处理方式具有盲目性。沃顿作品中虚构的速度、构成小说情节的许多跨洲旅行和跨国婚姻都证明了全球化的影响力，如果没有这些情节，全球化的影响力就不可能出现在她关于社会生活的小说中。这些机械化、商业化和帝国化的力量为沃顿的小说提供了独特的叙事结构，把现代性记录为形象化的感觉和亲身经历的体验。小说中的人物感受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变化和混乱，认为一切都惊心动魄、不计后果，具有灾难性，但是他们仅仅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些感觉与潜在环境之间存在着联系。

轮船、汽车、火车这些机器改变了沃顿小说中的生活方式。比如在《快乐之家》(1905)中，莉莉·巴特就是被一艘豪华游轮所救。她的朋友贝莎·多西特(Bertha Dorset)邀请她乘坐多西特的蒸汽游轮畅游地中海，这个邀请帮助莉莉逃离了她曼哈顿生活圈里流言蜚语的威胁。尽管莉莉知道贝莎的社会圈子并不是非常高雅体面，但在她看来，这是她唯一能够想象寻找到安全快乐的地方。跨大西洋航行带着莉莉离开了社会名誉毁灭的危险，似乎象征着安全与奢华——确实，对于莉莉来说，安全感绝对是生命中最高的奢望。然而就在莉莉确信自己获得了最大的安全感时，她正在走向一个无底的深渊。蒙特卡罗那个故事片段以一次灾难性沉船事件的比喻为标志，篇幅多于四个段落。当劳伦斯·塞尔登(Lawrence Selden)第一眼看到莉莉时，就感到她是一个处于“灾难边缘”的女人，认为她就要“不幸地卷入”一次“潜在的撞击”。那次豪华游轮之旅看上去是一次安全之旅，然而实际上却载着莉莉进入了另一种危险之中，这个危险沃顿是通过严重事故的比喻表现出来的。

灾难性的沉船或撞车主题成为现代主义小说家和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主要的关注点，比如在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伟大的盖茨比》中，主人公最后死于一次致命性的汽车事故；当代作家J.G.鲍拉德(J.G.Ballard)的《撞车》讲述了主人公们疯狂地希望得到车祸遇难者那种明星般的地位。旅行事故作为一种主题和隐喻，象征了由20世纪和21世纪快速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的力量和欲望，既有诱惑性又有威胁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客观力量在《快乐之家》中并没有直接显现。小说中戏剧性的情节并不是通过机械力量的现代形式直白地表达出来，而是通过更加精炼的、暗语式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比如细腻的手势和姿态产生的戏剧效果，引经据典的对白，以及暗送秋波的眼光流转。莉莉仍然处于一个被传统习俗控制影响的世界中。但现代主义者的灾难诗学在沃顿小说的字里行间异常显著，体现了她对工业化大众文化中动态活力的运用。比如在小说《快乐之家》中，莉莉在蒙特卡罗的“撞车”是在一个时尚餐厅的公开受辱，加速了她跌入“古尔默帮”(Gormer Set)那个不太光彩的社交圈，圈内人的生活以“汽车和蒸汽汽艇”为中心。古尔默社交圈的成员模仿名门望族们那种大都市的流动性，但是他们模仿出来的高品位旅行只不过是疯狂的、毫无顾忌的举动，一种近乎于极端变化的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撞车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莉莉经历了“那种被吸入人群中的感觉，就像一个乘客被无意中拉上一列高速列车一样”。

沃顿在小说中把古尔默帮的生活程式化，其手段不仅仅是通过高速火车的比喻，而且更加具体的是通过莉莉内心的火车旅行“感”，那种记忆犹新的被冷漠地挤入强大的机械车辆的感觉。这个比喻不仅激发了运动的快感，同时也带来了不祥之兆，惊人准确地鉴别出一种来自现代旅行的人类意识。沃顿在这个比喻上下了很大工夫。莉莉那种被抓上一列特快列车的“感觉”使人回忆起早些时候她在蒙特卡罗时的焦虑预感。当那天晚上贝莎和一个男性宾客未能及时返回到多西特家的豪艇上时，莉莉立刻感到了一丝惊慌——她也应该感到惊慌，因为她将成为这对情人曝光绯闻的替罪羊，而且将被驱逐出那座豪华客轮以及多西特的社交圈。莉莉首先把这种惊慌表现为对火车残骸的恐惧：“发生了什么事——火车出事了？”叙述者所谓的“危险时刻”是婚姻和社会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感贯穿了整个章节，甚至以具体的事故危险贯穿了整部小说。比如沃顿在随后描写莉莉感受到“被卷入撞击事故的感觉，而不是仅仅在路上目睹了事故”时再次使用了比喻。同样的比喻支配了劳伦斯·塞尔登的内心思考。他的沉思同样源自一种清晰的“感觉”，即他希望严重的事故会发生：塞尔登琢磨，“莉莉对灾难的恐惧多大程度上会因为她感觉到自己被卷入了灾难而加强呢？”然后他得出结论，“无论她……个人”与将要发生的“灾难”有什么联系，她“最好还是远离这种潜在的撞击”。

通过灾难和速度的比喻，沃顿改写了传统意义上的恐惧含义。《快乐之家》中的恐惧不是因为害怕无形的力量，如上帝，而是通过预料独特的现代事件来实现的，如高速旅行中的事故。旅行事故虽然发生的几率相对较小，但是带有较广泛的社会意义。《快乐之家》中众多人物所感受到的对“潜在撞击”的恐惧，更确切地说已经被数以万计的大众感同身受。1905年，当《快乐之家》首次出版时，旅客周转量刚刚被刷新。虽然火车旅行在19世纪早期就已经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崭新的速度模式，但内陆和洲际旅行却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成为一种大众广泛参与的现象，而且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沃顿通过旅行以及旅行风险的比喻，不仅记录了现代旅行的历史，同时也把现代性作为具体的感觉记录了下来，那种感觉产生于那段历史。

在19世纪后半叶，铁路和远洋客轮的协调发展带来了国际贸易重要的发展新阶段，但最终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却是乘客旅行，即把人运输到各地。在1840—1870年间，英国铁路旅行的运客人数较以往增加了20倍，美国在晚些时候也发生了类似的增长速度。随着大批移民从欧洲涌向美国和英属殖民地，远洋旅行也迅猛发展起来，在1880—1883年和1900—1913年间增长速度惊人。远洋客轮不仅船体规模迅速增大，更重要的是内部食宿条件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生意最成功的运营公司学会了把大容量的下等客舱预定与为富有的游客和商人们专门准备的豪华舱集于一身。最终，著名的卡纳德船运公司(Cunard Company)制造并开始将经济舱提供给中等收入的乘船游客。随着其他蒸气客轮公司纷纷效仿，跨大西洋旅行广泛流行起来，几乎到了普通大众化的程度。

欧洲精英们发起的“重新发现美国”意味着跨洋旅行双向都发展起来了。比如1895年间，仅抵达美国纽约的豪华舱人数就达到了96，558人次，而三等舱的游客人数则达到了3258，560人次。虽然移民和旅游业的发展使北大西洋航线成为海上最拥挤的航道，但随着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开始，蒸汽轮船便不断在太平洋上开发通往南美洲、中部美洲和加勒比海的旅行航线。1899年，美洲航运公司(American Line)成功地预订出它的豪华客轮巴黎号，来进行远赴西印度群岛美西战场遗址的长途旅行，这一史实充分说明大众旅行与商业和军事冒险活动之间有着多么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海地、波多黎各、特立尼达岛和牙买加停留之后，巴黎号这艘1898年曾服役于被美国海军称为辅助巡洋舰“USS YALE”的豪轮，搭载着400名游客游历了古巴海岸著名的战争遗址。三个月航行的高潮是在甲板上举行的一次正式舞会，当时豪轮停靠在圣地亚哥港口，由著名的古巴乐队和美国第五步兵乐队伴奏。小说《快乐之家》中的劳伦斯·塞尔登因对女主人公莉莉·巴特有种矛盾的感觉，所以为了逃避她而登上了新近重新开放的加勒比海旅游航线，莉莉在读报纸的告示时才发现塞尔登在乘客名单中，他正“乘坐顺风航运公司的安德烈斯号前往古巴哈瓦那和西印度群岛”。

莉莉自己的逃亡——越过大西洋到地中海——在故事中并没有叙述，但恰恰就是这种省略可以被认为是现代旅行特点的速度革命的标志。莉莉刚收到乘坐豪轮的邀请，下一页我们就发现她已到了蒙特卡罗。莉莉为私人信件使用的蜡封有“灰色的‘超越’字眼，下面印有一艘飞驰的轮船”，这个蜡封也许可以很好地充当旅游业的标识，就像它表明莉莉的个人渴望一样。蒸汽客轮竞相争夺“蓝色丝带”以表明最快的跨洋航程，这种行业竞争最终使跨大西洋的航程缩减到了四天半。有时轮船之间会进行白热化的“肉搏战”，双倍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充当着航行比赛的看客，尽管这样的较量在最后冲向港口的竞赛中不止一次以一艘船搁浅而告终。

然而，为人们提供了最直接的高速旅行可能性的是汽车。私家汽车可以为人们提供高速度和超刺激的切身感受，使汽车富有魅力并成为阶层的象征。尽管如此，机器“摄人心魄的”美依然受到普遍赞誉。这些现代交通工具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速度和威力，使得旅行愈发具有新的超凡魅力。原先只有对社会名流享有的吸引力现在转向了具体的轮船和汽车。潘哈德汽车和路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跨洋班轮几乎与当时的魔术大师霍迪尼(Houdini)和发明家爱迪生(Edison)齐名。这些机械魔力同时令公众对于机器可能带来的破坏而感到忧心忡忡。迷恋和恐惧这两个因素使得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成为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航行事故。泰坦尼克号标志性的高速航行能力最终使它成为现代性及其风险的国际代名词。

沃顿通过高速交通工具的危险揭示了莉莉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她让我们意识到原本在小说中无法传达的意境。如沃顿的其他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也没有描述当时富人们致富的根源——经济市场和那个年代快速的帝国扩张。但是通过推动小说情节的“汽车和蒸汽动力”，作者展示了当时正在改变世界的机械动力、高速交通工具以及经济扩张。因此，沃顿的小说围绕着一种紧张关系展开。一方面是她仔细观察的有着共同利益的集体，他们有地方性的仪式以及继承下来的性别角色；另一方面是她间接看到但是无处不在的经济世界的强大力量。这些力量的潜在威力，它们的重要性，对于沃顿自己以及她的角色们来说，既带来了持久稳固的焦虑，又带来了长久不衰的兴趣。预言中的撞击这个比喻强调冷漠的威力和对这些威力所产生的焦虑二者合而为一。

那么，莉莉对即将来临的撞击的“感觉”可以看成是无形的力量在她心中的内化。最终毁掉她的撞击实际上是流言蜚语、错综复杂的社会和守旧的思想。沃顿其实可以把莉莉被社会驱逐美化成一种自我牺牲(正如她的早期作品《纯真年代》中的人物艾伦·奥兰丝卡[Ellen Olenska]一样)，但她却把莉莉刻画为现代事故的牺牲品，莉莉真正遭遇的力量更加冷漠无情，更具有偶然性，更加残忍——最终导致了莉莉的死亡。与艾伦·奥兰丝卡不同，莉莉屈服于贝莎的社会地位，最终是因为她经济不独立。如果她一定要旅行的话，她必须乘他人的游艇，并追随他人的路线。所以说她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当贝莎的丑闻浮出水面的时候，莉莉明白了她不可能再继续做一名旁观者。正因为她曾是旁观者，回旋在富人的策划和权力之间，所以她必须承受一切打击。当丑闻为众人所知时，贝莎实际上抛弃了莉莉，她在蒙特卡罗的晚宴上向大家宣布：“莉莉再也不会回到游艇上了。”尽管贝莎的行为是有意而为，但莉莉的命运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仪式般的惩罚(如19世纪艾伦被驱逐)，而是客观的偶发事件所带来的灾难。多西特家的游艇之行以及游艇在社会场合体现出来的无情权威，印证了莉莉和塞尔登对火车残骸和比喻性撞击的恐惧。

因此，沃顿笔下的高速交通工具成为社会不安因素以及潜在社会灾难的象征也就不足为奇了。作者把古尔默圈内人的阿拉斯加之行形容为一个“跨越国土的无序混乱的进步”，这种措辞用前行的机械化旅行代表了具有煽动性的、难以控制的现代性，使得“进步”一词带有了讽刺性，如果不是完全用错了的话。沃顿把暴发户云集的社会形容为“旅行者潮”，批判当时的世界“速度能够减慢——生活在震耳欲聋的噪音下飞速运转”。

然而，虽然小说谴责这种“冷酷无情、自私的”生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潜在的撞击”所象征的活力——运动、动力、悬念、对新奇感受的期待和引人入胜的情景——正是小说戏剧化冲突和刺激之所在。换言之，我们不能否认沃顿自己已经意识到现代感的趋势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艺术源泉，小说中塞尔登和莉莉两人将现代感的趋势理解为即将发生事故的预感。这一引人入胜而又令人焦虑不安的预感是这部小说的主要线索。“潜在的撞击”是机械速度的结果，它作为一种感觉的构架可以说改变了——改进了——沃顿的写作风格。19世纪的社会风俗小说往往是基于对社会生活的自己观察，如简·奥斯丁笔下内敛的教区居民，以及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笔下的乡村小镇。而在《快乐之家》这部小说中，跨洋旅行以及对交通事故的铺垫陈述使我们看到，社会不是自给自足的地方，而是受控于更强大、更冷漠无情力量的地方。沃顿小说最关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社会制度和婚姻抉择，而是不计后果的享乐和潜在的致命危险。

然而，提到沃顿小说中的危险因素，我们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比起那些居住在旅行者几乎未曾涉足的土地上的人们，富人们完全可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各种灾害。就如塞尔登通过新近开通的加勒比航线逃离纽约一样，富有的旅行者因为个人不满或感情受挫而逃跑躲避，他们走的是一组军事或经济航线，在沃顿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对大众是封闭的。她笔下的角色总是通过跨洋旅行来逃避他们的个人危险感或损失感，也就是那个比喻意义上的“撞击”，他们所行驶的路线往往更容易将损失和动荡降临在穷人或者当地人身上，而不是他们这些有闲阶级身上。那么，沃顿作品中暗含的讽刺——对现代风险最感恐惧的竟然是那些最不可能受到实际伤害的阶级，正是他们从危险和伤害中获得了好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讽刺呢？

沃顿的小说可以说规定了风险的布局，通过既揭露真相又含糊其辞的叙述小心翼翼地操纵着这种现代危险感。与这一领域早期作品的叙述不同，沃顿的社会风俗小说主人公面临的风险更大。当莉莉·巴特与劳伦斯·塞尔登调情时，她事实上在把贫穷当儿戏，最终拿她自己的生存开玩笑。当《乡村习俗》中结婚数次的女主人翁尤丁·斯普拉格每次与一个丈夫离婚的时候，结局往往是一种剧变，不是自杀就是遗弃孩子。奥斯丁小说中处理求爱和婚姻的那种较为细腻的讽刺在沃顿的小说中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苛刻甚至有时很突兀的矛盾，以及令人吃惊的具有破坏性的血缘关系：强迫性连续离婚(《乡村习俗》和《望月》)、两代之间奇异的三角恋(《母亲的报答》[The Mother's Recompense])以及乱伦关系(《夏日》、《孩子们》[The Chil.dren]和《黎明睡眠》[Twilight Sleep])。虽然沃顿的小说往往都以富人为中心，但是通过描写那些经济能力最为脆弱的小孩和单身妇女所承受的非同一般的可怕后果，沃顿在作品中再次提出了一条内在的阶级分界线。哪怕圆滑如莉莉·巴特的妇女都一样会感受到贫穷和物质上的威胁。而像《夏日》中年轻而贫困的查瑞迪·罗耶尔(Charity Royall)一样的妇女更是经受着双倍的威胁。笼罩在沃顿小说中妇女身上的社会地位降低和易受性伤害的阴影使读者感受到，即使在白人中产有闲阶级中也存在着现代环境的不平等。

然而，这些内在的阶级分界线既揭示了现实，又使现实更加模糊不清。沃顿的小说中没有真正认识到现代性中面临风险最大的人群：穷人和殖民地人民。对于他们而言，旅行航线代表了劳动而不是休闲，代表了帝国侵略而非逃避。那么，是否可以说“撞击”所具有的恐惧和兴奋的本性并非揭露而是掩饰了现代风险呢？沃顿的小说也承认——并非总是完全有意识地承认——一部分的现代体验诱使人们夸大或者转移、改变个人的危险感，以避免直面现代性所带来的真正风险和危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潜在的撞击”再次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比喻。与叙述者一样，《快乐之家》中的塞尔登感到莉莉在走向崩溃。小说对于塞尔登处境最细致的描写也是基于对旅行事故的比喻，这一点很重要。塞尔登使用了叙述者所谓的“个人超脱”的手段，目的是为了使他自己从浪漫的情感中脱离出来，他希望两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他见到莉莉“处于深渊的边缘”时，他对她的关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感觉，以免自己陷入她的困境，仿佛他自己处在深渊的另一端。但是即使是他的超脱感也带有一丝感情的风险，只有在莉莉的生命中他才愿意承认：“对于自己的逃脱，他所持有的突出感受就是感激：他就像是一位非常庆幸能够从险境中被救出来的旅行者一样，一开始几乎没有意识到自身的伤痛。现在他突然感受到了隐约的痛楚，并意识到毕竟他也难以全身而退，毫发无损。”正如这段话所暗示的，把他人看做是无形伤害的潜在受害者(“处于深渊的边缘”)可能暴露出他自己对危险的恐惧。超脱的习惯可能与不承认自己脆弱的希望纠缠不清。

作为沃顿的读者，我们也永远无法逃脱这种思维习惯。像车祸一样，沃顿小说中的极端事件，有时甚至是令人吃惊的景象，在使读者瞠目结舌的同时，也勾起读者的兴趣，让他们神魂颠倒、激动万分。目睹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目睹各种稀奇古怪的不幸，一方面激起了我们的同情心，而同时也令我们为自己感到欣慰，并在安全距离以外饶有兴趣地观看破坏的结果。就像塞尔登一样，我们被迫注视“处于深渊的边缘”的主人公们。而另一方面，与塞尔登一样，我们作为读者或旁观者的兴趣也讽刺性地表明我们同样具有“普遍的不安全感”，也就是莉莉·巴特对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屈从，是沃顿所刻画的妇女和儿童所普遍具有的不安全感。很明显，身处危险中的旅行者这个比喻反复出现在沃顿后来的作品中，几乎成了作者的习惯性技巧。例如在《母亲的报答》中，当描述主人公凯特·柯芬妮(Kate Clephane)所面临的危机时，叙述者似乎强迫性地一次又一次回到旅行事故这个比喻上。凯特被比作一位“绕过了灾难深渊”的“旅行者”，已经瞥见了“她还未曾掉进的无尽深渊”；被比作一位站在“悬崖边岩石架”上的“旅行者”；还被比作一位“在雪中沉睡”并在剧痛中醒来的“旅行者”。沃顿把感觉的构架等同于对事故的预感，抓住了现代生活中恐惧与兴奋两者并存的特点。对于沃顿而言，无论在个人还是社会层面上，旅行所象征的自由同时也是威胁，无论在个人还是社会层面上。沃顿认为这是现代性的关键。

民族性、国际性和全球性

至少在一个方面，“潜在的撞击”这一壮观景象有可能遮掩了现代旅行文化所象征的深刻变化。尽管沃顿看到了现代商业化酿成的毁灭性后果，但她却很大程度上对全球旅行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破坏视而不见。因此，沃顿的国际性就是建立在视而不见这个并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妨可以说，沃顿老于世故的国际感为她对全球性的忽视提供了一种借口或幌子。如果超脱的态度可以掩盖人们易受伤害的情感(正如塞尔登那样)，那么同样，沃顿对于休闲阶级易受伤害的关注可能让她忽视了一些更加普遍存在的贫苦大众面临的危险，这些危险在她描绘的现代性画卷中鲜有出现。

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沃顿引用汽车作为“使地球实现国际化”的机器之一。机械力和现代商品塑造了“事物的新秩序”，沃顿觉得这个秩序既迷人有趣又令人厌恶。“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巨大的电梯，福特汽车和吉列剃须刀共同把地球上最为遥远的地方捆绑在了一起。”但正如美国品牌所暗示的那样，对沃顿来说，这种“国际化”的秩序也是民族性的，显然是美国商业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结果。“我们美国的管道业、牙医学以及词汇的广泛渗透使全球变成了我们人民的运动场；美国人第一个通过应用新通讯设施获得了好处，这些新设施主要是美国人发明创造的。”沃顿把这种商业全球化的秩序描绘成美国化秩序，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就是沃顿对现代性既视而不见又颇有见解的根源所在。很显然，因为美国的一些过分行为，沃顿把美国人归为“新的世界强制者”，断定美国利益的全球“渗透”具有破坏性。“事实上，我们已经使地球国际化了，毁坏了地球的特性，以及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

当绝大多数美国人众口一词地认为美国的扩张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时，沃顿的态度却谨慎得多，表现出相当的敏锐和批判性。但是尽管这种解读全球化的方式对于美国商业力量持有不赞同的态度，但是沃顿的批评却基于一种差别之上，她认为欧洲帝国是美国的对立面，认为欧洲的全球秩序注重培养而非毁灭。然而，这个关键的差别——美国与欧洲之间、志在毁灭的帝国与志在保护的帝国之间——不仅是一种政治差异，也是一种审美的差别。对沃顿而言，辨别这种差异的标准也就是辨别美的标准：当美国化摧毁美的同时，欧洲的帝国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对美崇敬有加。艺术和美是沃顿理解全球政治的关键，这一事实把艺术和艺术家更多地置于政治领域之内，尽管沃顿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为了理解这些相互关联的标准，我们必须要从沃顿在大西洋两岸生活的童年时代谈起。在自传《回首往事》(A Backward Glance)中，沃顿把自己描述成“天生旅行家的后裔”。在她看来，她最深的情感源自那些“幸福的不幸”。在沃顿年幼之时，沃顿的父母迁居欧洲，因为国外生活会比内战后的纽约更加经济一些。沃顿相信，在欧洲的生活和旅行在她一生中留下了印记，欧洲是一个“充满美和古老秩序的地方”。从一开始，沃顿就把这种美的秩序与新世界的“丑陋”进行了对比。在传记中的一章“生活与我”中，沃顿描写了她早年从国外归来的情景：“我决不会忘记我对祖国的第一印象带给我的痛苦和失望。虽然那时我年仅10岁，但自从孩提时候起，我就一直受着美的熏陶，所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真丑!’。自此，我一直认为，或者觉得，在美国我就是一个流亡者。”

然而，非常重要的是，沃顿最终却在她少女时代生活的纽约看到了一种“令人哀怜的美”。正如在自传中所描述的那样，这种美只有在世界大战和现代化带来了“彻底毁灭”之后她才觉察到。但是，当沃顿把“少女时期小巧的(美国)世界”视作一种美的时候，她也正在把消失的美国等同于欧洲。这种逝去的美国世界不仅被定义为现代技术的对立面(“电话、汽车、电灯、中央暖气系统……X光、电影、镭、飞机还有无线电不仅不为人所知，而且大多仍然无法预料”)，而且被当做“古老的欧洲文化传统”跨越大西洋的前哨而为人所铭记。

因此，对于沃顿而言，美国和欧洲与其说分属不同的地理空间，倒还不如说它们是可移动的对立的美学价值。看到19世纪纽约姗姗来迟的美，她认为纽约是不为人所知的欧洲文化之地。同样，沃顿也看到现代美国贸易“标准化”的操作让世界开始了大规模的商业“渗透”。沃顿所谓的“现代旅行设施的发展”指的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一套商业习惯，沃顿本人把这些商业习惯和美国的民族文化联系在了一起。的确，沃顿“把现代美国人看成了销售自己商品的宣传鼓手，从中国到秘鲁向人们灌输美国自己的信仰观念”。其结果对于沃顿而言非常不幸，即使沃顿极力主张美国商业帝国主义的戏剧性场景可以作为严肃小说的主题。但是沃顿把全球贸易当成了美国人的专利，这一点最引人注目，因为它为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种民族解释。认为全球贸易是美国人的做法这一观点促使沃顿把文雅高尚的旅行——沃顿美学观念的源泉——与深具危害性的商业旅行分割开来，而在现实中，艺术和商业(就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艺术和商业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那样)实际上是在同样的全球范围内周转。

例如在沃顿的自传中，正是美国人“狂热地赚钱”，在“铁路、造船业或公司”中腰包鼓了起来。对这些美国人来说，旅行意味着钞票，运转代表了利润。甚至悠闲的旅行业对富裕的美国人而言只不过是另一种获取的方式，一种无法满足的对新鲜事物的渴求。在《乡村习俗》中，沃顿提供了一幅淋漓尽致的画卷，把富裕的美国人刻画成“新世界的强制者”，他们同时也是世界旅行家。这部小说记录了离婚后的尤丁·斯普拉格跨越大西洋的旅行，之后沃顿探索了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拿来与时尚和旅行等同视之的“对现代性的喜爱”。本雅明主张，对时尚的分析“阐明了(19)世纪后半期在资产阶级中非常流行的旅行的重要性”。“最不起眼的时尚征兆”，即便是“从雪茄到香烟的转变”，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现代生活节奏的迷恋”，“对于人们生活质量快速变化的渴望”。如旅行一样，时尚最终吸引了速度，一种“特定人群品位的高速转换”。因此，本雅明认同了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观点，即时尚背后的基本动力“在旅行的狂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旅行的狂热特意强调出发和到达，把我们一年激动人心的生活尽可能分成了几个短周期”。

简而言之，旅行赋予了时间本身以速度，赋予了激动人心的“生活”以速度。尽管本雅明和齐美尔通常把人们对于时尚和旅行的双重激情看做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特征，但是沃顿的《乡村习俗》还是把女性时尚和洲际旅行的融合表现为美国特有的现象。吸引尤丁到巴黎的不仅仅有巴黎的时装店，还有那些时髦的旅馆。美国人聚集在这些旅馆中，纵情享受属于他们自己的奢侈生活。尤丁的精力充沛代表了人们对于新奇事物的渴望，对从服装到丈夫所有事物改变的追求，小说认为这种渴望和追求是典型的美国产物。

正如不止一位批评家看到的那样，尤丁对文化的无知使她与伊迪丝·沃顿迥然相异，但是她身上依然有一些与沃顿相通的地方，如对“身体享乐”的贪婪和喜好，沃顿同时代的人描绘沃顿为注重“身体享乐”的人。在自传中，沃顿本人坦然承认，在爱琴海乘坐特许游艇沉迷于旅行时，有两个多月她一直有种“幸福感”。尽管沃顿强调那次旅行毫无特色，纯属铺张浪费(“我的节俭作风像一阵青烟一样消失了”)，但她还是把那次旅行描写成无尽的幸福，就像获得了万贯家财一样。在“那次神奇的航行中，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来削减我的幸福感，所以我的幸福就如同百万富翁资本的利息一样越积越多”。在沃顿眼中，流动和金钱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很明显，沃顿利用她从第一本小说中得到的收益买了一辆潘哈德汽车。)

但是与朋友们描绘的沃顿相反——也许因为他们说得没错——沃顿却更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家庭型人，而不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旅行者。在信件、传记甚至是她本人的照片中，沃顿都着重渲染她对个人空间的喜爱——花园、卧室，还有当地的环境。换种说法，沃顿摆脱了美国旅行家的角色，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安居乐业的移居国外者的形象，这种转变就把跨越大西洋的旅行变成了一种居所，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沃顿把自己在战前的巴黎社交圈描述成“紧凑亲切的小世界”，她的生活似乎成了飘忽不定的现代性的解毒药。伦敦的社交界使沃顿想起了旅行热潮——“新面孔不停地在我面前闪现，我感觉好像身处火车站而不是客厅”，但巴黎则象征了一种日渐稀少的“社交关系的连续性”，巴黎是培育亲密持久的人类关系的地方。在法国，沃顿不仅培养了恒久的友谊，而且也学会了园艺、装饰家宅等家庭艺术，起先她住在巴黎城内的寓所，后来她去了于1922年建造的帕维兰·科隆布(Pavillon Colombe)乡间住所。

这些社会关系把沃顿和许多美国游客，甚至和诸如菲茨杰拉德、海明威这样更加年轻、生活更加浮华的侨居巴黎的美国人区分开来。然而，如果我们相信沃顿描写的巴黎社交圈就是一个小型封闭、与世无争的旧世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忽略这个“亲切的小世界”是如何惊人地左右着整个世界。从沃顿在圣日耳曼郊区(Faubourg Saint Germain)的同行们所撰写的政论文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沃顿生活圈子中的众多法国记者、外交家以及作家构成了第三共和国这一帝国的主要建设者。同样，沃顿在巴黎的美国知己都是美国对外扩张主义的坚定支持人，他们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赞成巩固美利坚帝国地位的做法。例如，美国学者阿奇博德·库里奇(Archidbald Coo.lidge)——是他把沃顿引荐到了巴黎的文化圈——在巴黎大学(the Sor.bonne)做了系列演讲，这些演讲日后搜集在他宣扬帝国主义的小册子《美利坚合众国——世界的强国》(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中。沃顿曾经的情人、政治新闻记者莫顿·福勒顿(Morton Fullerton)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敦促美国成为加勒比海地区的“统治力量”。福勒顿声称，为了完成国家的“使命”，美国应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保持海军的优势。在富勒顿的文集《权力的问题》(Problems of Power，1913)中，他断言美国人“正大步朝着帝国主义迈进”。

沃顿认为自己的朋友和熟人圈很封闭，但实际上这个圈子的影响力已经到达了全球。正是通过这个“小世界”，沃顿结识了休伯特·列奥特将军(General Hubert Lyautey)，他是法国在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还有阿尔及利亚进行扩张的主要人物。在列奥特担任法属保护国北非常驻将军的时候，他邀请沃顿在殖民政府的保护下在摩洛哥各地旅行。沃顿把这次旅行记录在游记《在摩洛哥》(In Morocco，1920)中，该书或许可以被描述为对帝权重新进行了美学审视。尽管沃顿非常珍视巴黎社交圈中“社交关系的连续性”，但是这些男男女女们所主张的全球帝国关系却导致了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交关系的断裂。沃顿认识到了这种矛盾，尽管是间接的。她在摩洛哥游记那本书中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但是她的努力与其说是解决了矛盾，倒不如说是进一步承认了矛盾的存在。沃顿承认了殖民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结果只是认为殖民主义破坏了帝国对美的“欣赏”，这种审美力是沃顿在法国殖民地统治中找到的保护和鉴别美的力量。

与诸如富勒顿或她的作家朋友保罗·波盖特(Paul Bourget)之类的帝国狂热分子不同，沃顿从未打着进步的幌子为欧洲的殖民扩张进行辩护。实际上，沃顿在文章中用引号的形式嘲讽了殖民者的现代进步的概念，她写道：“在列奥特将军还没来到摩洛哥之前，首都拉巴特已经受到欧洲‘进步’的侮辱。要想到达残存下来的曾经十分漂亮的本土小镇，人们必须要穿过旁边铺着有轨电车的林荫大道，穿过旅馆的阳台、咖啡馆还有电影院。”沃顿坚持认为，“现代欧洲殖民者”最大的罪行就是他们给“古老、美丽、幽静的阿拉伯城镇”带来的“伤害”。

然而，正如对美的破坏是沃顿谴责殖民主义的最有力的事实，美学价值也成了沃顿捍卫后来法国在北非进行“干涉”的主要依据。沃顿认为，列奥特是出类拔萃的，因为他的情感非同一般：他拥有一种“殖民地总督很少具备的美感”。在沃顿的摩洛哥游记中，法国的殖民占领几乎完全被描写成了对美的保护。在阐述列奥特将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文化资格时，沃顿如此写道：

对美的敏锐感觉使他能够欣赏摩洛哥国内最为完美神圣的阿拉伯艺术，即使在他刚开始处理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时候，他也忙中偷闲地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考古学家和艺术家，让他们负责审查保护国家文物，并负责振兴日渐式微的民族艺术。

沃顿没有过多地谴责法国的殖民占领，而是把殖民占领放大成了一种监护人的作用，其主要任务就是保存民族宝藏，因为摩洛哥本国人没有这种能力。从修辞上来看，沃顿游记中的“法国政府”等同于“艺术部”，列奥特将军更像是一位艺术行家而不是殖民主义者。沃顿如此写道：“要是(殖民)试验只是在艺术领域来进行的话，那么它就真的很值得一试。”

对沃顿来说，“艺术领域”就成了只选用西方价值的摩洛哥文化领域，因此西方人可以合情合理地拥有。沃顿的游记展现了一个相同的艺术布局，它审视了文明的法国统治的美学领域。然而，沃顿似乎也十分清楚，仅仅依靠这些“领域”来为殖民主义进行辩护的话是多么靠不住。沃顿游记的前言承认，她本人的旅行是依靠军事占据才得以进行的。(“除了伊斯兰地毯，每天早晨还有一辆军车归我随意调遣”。)与此同时，沃顿试图把自己的旅行与未来肯定会破坏摩洛哥的低俗旅游区分开来，因为“欧洲人的品位低下”。然后，前言颇为不安地承认，沃顿方式的旅游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她来访的时间正处于“一段短暂的转型时期，摩洛哥一方面正在完全屈从于欧洲的统治，另一方面它正在很快地打开国门来迎接平庸的、混乱的现代旅行”。前言听起来有丝忧郁的味道，随着西方大量游客的冲击，摩洛哥文化中的大量“神秘之物”将会“无可挽回地消失殆尽”。但是这个沉思掩饰了沃顿本人竭力压制的意识，即她用来为殖民征服辩护的艺术领域将会发展为类似固定的旅游地点，成群结队的游客将会沿着占领军和沃顿的线路蜂拥而至。

变迁中的亲情关系

沃顿回忆录中有一句特别引人注目的话，她这样写道：“来到纽约的第二个冬天末，我把婚给结了；在那之后，我出门旅行的渴望将会得到满足。”应该说，这句话实际上从她的生活中抹去了婚姻的痕迹。读者期待的所有东西，如求爱、婚礼、蜜月——更不用说丈夫了——都被一个简洁的分号吞噬了。第一句“我把婚给结了”(“I was married.”)为被动句，而第二句索性将结婚的事实和旅行中的激动和满足连到了一起，而对婚后的感情、性爱和亲密的伴侣等等只字不提。这个句子的结构相当奇怪，毫无疑问，沃顿慎重地回避了她和西奥多·沃顿(Theodore Wharton)失败的婚姻。但是这个句子也道出了一个关于沃顿的事实，即旅行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激情和运动体制，是婚姻的替代品，安排了她与人和地点的关系。

句子明确说明了婚姻、未提及的离婚以及旅行的热情，句子的文法阐明了沃顿后期小说的主要特点。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永远在旅行，出发和回家的循环往复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现代婚姻和亲属关系的画面。家庭制度与这个时期其他的社会制度一样快速变化。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特别提到，现代性将一种活力带进了人际关系，这种活力很不稳定，它会导致关系的破裂，同时也有潜在的带给人自由的革命性。婚姻的破裂、性关系的新形式、女性日益脱离男性而自主、非传统家庭或关系的存在——所有这些人类流动的例子都是现代性的特点，就像汽车的速度是现代性的特点一样。沃顿对于如此活力的矛盾心理显而易见，不仅体现在她的生活中，而且也体现在她的小说中。现代性给那些经济独立的女性提供了机会，让她们摆脱传统家庭和性别的束缚，沃顿小心翼翼并带有明显担心地利用了这一点，她最终在1913年与西奥多离了婚。然而，这些现代性欲和家庭的活力特点在她的小说里变成了一种灵活而有趣抑或是深刻探讨的对象。在她最具讽刺意味的文章背后，我们可以读到一种否认的意图，她试图谴责人们行事的不计后果，但同时否认自己离婚是因为不计后果，而是她自己的选择。然而，否认本身也等于作者间接承认了一个事实，即沃顿从内心里知道，传统家庭结构和更加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的瓦解在带来了兴奋的同时，也带来了伤害。

沃顿发现了一种天才的方法以在小说中捕捉这种活力。她将传统的婚姻情节与局部地点分开，代之以离婚、再婚、遗弃、领养等诸多故事，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沃顿把富有的美国人描述成“在欧洲大陆上相处、相爱、相离”的人，提取了她对现代性的一个主要见解，她认为旅行可以说明婚姻和家庭发生了彻底变化。旅行能够很快变化距离的远近，能够调节关系的疏远和亲密，反映了现代亲属关系的流动本质。婚姻，甚至血缘关系，都是可以分离、转移和任意拼凑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沃顿后期小说的旅游情节常常先入为主，故意引起读者的错觉，将读者引入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间。1928年，小说《孩子们》以一艘开往意大利的远洋轮船作为小说开局的背景。坐在甲板长椅上的马丁·伯尼(Martin Boyne)看到甲板上一群孩子和一个照顾他们的“少女妈妈”，他搞不明白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他想弄清楚，但遭到了孩子们的嘲弄。马丁的困惑也是我们读者的困惑，因为孩子们的口音不同，肤色也不同，有不同的名字，但玩耍起来却像兄弟姐妹。他们令人困惑地出现在轮船上，最终成为证明他们家庭身份的最有力证据。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穿越大西洋，这一组各不相同的孩子们是多次婚姻、离婚，婚外情、再婚的产物，他们的父母至少来自三个不同的大洲。远洋客轮因此成为这些孩子们的最佳归宿，他们的关系是兄弟姐妹或者称“异父(母)兄弟姐妹”——确实，他们的生命归因于他们父母的媾和和分手这些与旅行密不可分的东西。同样，甲板上的孩子们没有父亲或者母亲，作者以此来强调现代“流动性”必然带来损失和破坏。这些孩子们属于哪里？属于谁？当小说解释了复杂的“婚姻棋盘”，即孩子们不同的出身时，这些疑问只能深化成更加具有存在意义的问题。

小说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孩子们”真的是孩子吗？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梅齐知道什么》(What Maisie Knew)一样，沃顿重新审视了我们理解中童年的本质。在没有固定位置的旅行背景中，年龄和身份从来都没有任何联系。朱迪丝·威特(Judith Wheater)是小说人物中最年长的一个，她“时而是玩伴，时而是母亲，时而是女管家”，马丁吃不准她的年龄。就如叙述者所言，“他越是盯着她看，就越是没法在时空中给她定位。”身份变化莫测，模糊不清：“无论她扮演什么角色，都是断断续续的。”随着原本应该确定的身份和年龄愈发变得飘忽不定，中年马丁不经意间爱上了朱迪丝。他自己对此毫不知晓，只是按内心的愿望同意“像父亲一样”来带领和照顾孩子们。他和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暧昧着，当其他人强迫他直面这一点时，他被激怒了，毅然离开，从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全身而退。在《孩子们》这部小说中，旅行的变化无常不仅导致了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距离，也会带来新的亲密关系，甚至有乱伦的阴影。

沃顿笔下家庭和情人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大规模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社会关系“重组”的寓言，吉登斯称之为现代性。在沃顿的世界里，家庭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地理分布，在空间上重新安排了一代代人的责任和权利，重新安排了亲密关系和性行为的途径。家庭既没有提供躲避商业化文化的避难所(如家庭小说)，也没有提出解决阶级之间紧张关系的方案(如社会风俗小说)，而是一个承载全球现代化“起飞时期”释放的爆炸性力量的中心地带。沃顿小说中的家庭吸收了这些力量，被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讽刺性的闹剧以及愈发真实的乱伦景象而改头换面。

现代错位感在《母亲的报答》一书中得到具体体现。沃顿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以法国地中海小镇为背景，那里是“四海为家的女人们”的聚居地。无名小岛里维埃拉(Riviera)是那些可以说因为旅行过多而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女性的风景胜地：在这个“女性世界”里，一群通奸者和离过婚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都曾经逃婚或者跟着别人当情妇各处旅行。沃顿的主人公凯特·柯莱芬尼(Kate Clephane)不堪忍受她丈夫“不能自拔的自我陶醉”，乘上了另一个男人的游艇从纽约出发来到西印度群岛——正如流言所说，凯特和“另一个男人旅行”去了。很明显，对沃顿来说，就像对凯特而言一样，真正的错误在于凯特临时丢下了她年幼的女儿安妮。逃离婚姻后不久，凯特回来了，要从丈夫家里接走女儿，但是发现流动性不再站在她这一边了：到达之后她得知，丈夫柯莱芬尼一家已经带着小安妮“乘车前往洛基山”。

虽然小说以逃离婚姻和抛弃家庭为背景，但是《母亲的报答》开局却埋下主人公日后赎罪的伏笔。小说一开始就用旅行来比喻回家：柯莱芬尼家的女家长过世，凯特收到了女儿发来的电报，要她返回纽约。当兴高采烈的凯特走下纽约港的轮船跳板时，她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生”。可以说，她结束了四海为家、远离家庭的流亡生活。但是，她发现的不是母亲和女儿的救赎，而是一个可怕的家庭关系的扭曲。凯特得知，她以前在法国的前男友，比她小得多的克里斯，已经向女儿安妮求爱了，而他并不知道安妮就是凯特的女儿。女儿和克里斯将来的婚姻成了凯特重返纽约社会的可怕的“报答”。

凯特逃离丈夫前往欧洲的决定导致了她以前的情人和女儿的“半乱伦”的纠葛。空间的距离轰然倒塌，变成了人际关系中具有破坏性的高度亲密。凯特的女儿也许没有意识到嫁给了母亲的前男友，这个秘密却让每一个原本充满怀疑的读者立刻产生了“反感”。作者通过快速切换，让读者产生反胃的感觉，以此来表现家庭关系的扭曲：小说中有一个场景，凯特乘火车冲出了纽约，在时间和空间中的陌生感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她也觉得恶心。从这一点上看，世界不过是“毫无意义的你来我往”。

同时，沃顿的故事不仅仅是规劝读者要谨慎行事，也就是说，这些故事权衡风险，警告危险，但是同时它们也虚构了一种可能带来全新的亲密形式的现代家庭关系。沃顿暗示，当家庭关系是被选择而不仅仅依赖遗传时，它们有互惠或是纯粹的亲情的可能，不受传统家庭关系的苛刻约束。比如凯特重新获得了作为母亲的地位，只是因为女儿要求继续这一关系。因此，凯特认为她们的关系是“完美的伙伴关系”。她“不能想象自己对安妮还有什么权利”。内心深切的爱最后逼迫凯特放弃了她一心守护的母亲的角色，回到了在欧洲的流亡生活。现代亲情关系的基础是两厢情愿而非生而有之。只有当亲情关系能够被自由选择时，它们才会达到情感的深度，从而激发了沃顿的想象。比如，沃顿在《孩子们》中对造就了这样一个混乱的孩子“部落”的成人们进行了冷嘲热讽，但是相反却把孩子们的行为描写得带有深刻而又脆弱的英雄主义，因为孩子们不管别人怎么想，坚持认为自己组成了一个家庭。正是因为没有法律的规定甚至是血缘关系，他们自己选择相亲相爱，这才使得他们在小说通篇贬低的亲情关系中与众不同。

沃顿对家庭的描写基本上都是带有讽刺意义的：现代家庭的极度不稳定、道德习俗的脆弱恰恰让真正可以彼此信赖的爱成为可能。比如小说《月亮掠影》(The Glimpses ofthe Moon，1922)中，正是因为离婚大肆流行，才有了为了爱情而结婚的选择。小说中，尼克(Nick)和苏西·兰星(Susy Lansing)两个人都没有钱，他们进行了一个“试验”，看他们仅仅依靠婚礼上收的礼金和他们有钱朋友的款待，婚姻能够持续多久。双方同意，只要对方有机会为钱而结婚，他们就解除婚约，他们用离婚来证明他们的临时婚姻。从某些角度而言，沃顿把他们的婚姻看成爱情的削弱版，当毫无风险的奢侈生活召唤他们时，这个爱情只是一个需要“遵守”的“合同”而已。然而小说最终暗示，如此离奇的协议，如果不是有悖常理的话，实际上证明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亲密关系；这对年轻人“随意发挥的略显早熟的容忍和讽刺”最终成为读者心中唯一的保证，他们相信在混乱的世界中还有真正的爱情。

一个预期离婚的协议成了抓住真正爱情的唯一途径。这样的讽刺可以说是沃顿现代性的一贯特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身份在这里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兰星一家周旋在“一群分不清国籍的人中，你觉得是俄国人的往往是个美国人，你以为是个纽约来的，结果证明是罗马或是布加勒斯特来的”。这些带有现代“超然性和灵活性”特点的人，他们的本质最鲜明的体现就是他们喜欢经常改变生活伴侣，经常变化旅行地点。然而，虽然尼克和苏西最终抛弃了离婚协议的行为批判了现代婚姻的昙花一现，但是他们真正逃脱了昙花一现的命运是因为他们发现双方都有能力来适应现代性的基础不牢靠这个本性。他们最后确定的婚约并非是对传统婚姻的回归，而是对传统婚姻无常未来的一瞥。

在《孩子们》和《月亮掠影》这两部小说里，至少对于少数幸运的人来说，现代性中临时拼凑的现代家庭关系呈现出一种“混乱的辉煌”。然而，沃顿小说中现代性自我意识最强的一部小说《黎明睡眠》包含了作者关于现代亲密情感最黑暗的描述。在《黎明睡眠》中，沃顿惯常使用的社会讽刺手法已经有意转换成不那么尖锐犀利的叙述性挖苦手法。譬如，保林·曼福德女士(Mrs.Pauline Manford)的现代适应性体现在她对一系列低俗时尚的寄托上，从崇拜她精神导师“马哈特马”(Mahatma)虚假的唯心论，到练习“韵律操”来减小臀部尺寸。早期关于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所提倡的标准——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婚姻关系的影响力——在曼福德的世界中荡然无存，倘若不是被忘记的话，那至少也是相当陌生的。确实，家庭的标准分类可以说在一场奇怪表演的比喻中得以重现：曼福德女士“对生活信念的快速转变早就习以为常，她颇引以为豪的是，所有关于家庭的完全相左的概念都在她的头脑中相安无事，就好比是流动马戏团演出的那些快乐家庭”。

相比沃顿后期的小说，《黎明睡眠》更赤裸裸地把现代性表现为一种扭曲。曼福德的客厅看起来“与其说是一种固定生活的场所，倒不如说更像是宏伟的火车站候车厅”，现代流动性开始体现出局限性而不再是自由化，或者具有诱人的危险。以远洋客轮和汽车旅行为代表的“令人窒息的纽约生活”已经创造出一个充满不满情绪的静止世界：

曼福德女士今天真的感觉太累了：她靠在汽车的座位上，闭上眼睛，长叹了一口气。但交通信号灯又骤然把她拉回到现实中，在每分每秒都显得很珍贵的时候让她把车停了下来。人们都急急忙忙要赶往某处，但实际上大家哪儿也到不了。她看着和自己并列的三排汽车，看到每辆车上(就像自己在照镜子一样)都有一个穿着华贵的女子皱着眉头，身子前倾，满脸都写着不耐烦，眉宇间露出和她一样的赶路的烦躁。

然而，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亲密的亲情关系看起来仍然是最好的——也许也是唯一的——人类情感和伙伴关系的庇护所。在这个“奇怪组合”的曼福德家庭中，离婚、再婚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种更为广泛的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保林·曼福德和她的两任丈夫已经有了“一种无法言传的默契，因为他们都很关心这两次婚姻带来的后代”。婚姻的破裂不是产生了一个“破碎的家庭”，而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在小说《黎明睡眠》中，甚至一位年轻女子“拒绝”与丈夫离婚也成了衡量残忍程度的尺度。但是，当读者在曼福德多变的家庭关系中看到“相互关心”而略感欣慰时，作者似乎连这也不肯放过，她又通过近乎乱伦的关系来逐渐破坏这种分享的“双重家庭”情感。

当戴克斯特·曼福德(Dexter Manford)爱上他继子吉姆的妻子时，甚至再生的家庭关系也屈服于“易变的、不稳定的现代世界”，正如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言。戴克斯特自己欺骗自己，说他对丽达(Lita)是兄弟般的感情。他们分享“吉姆与诺娜(戴克斯特的女儿)之间同样自由的、友好的关系”，他边想边告诉自己，这个想法与其说免去了戴克斯特的罪责，倒不如说是给曼福德家族共同的亲情添上了疑问。小说的叙述者这样解释戴克斯特的想法，戴克斯特“好像刚把什么黑乎乎的可怕的东西吃了下去”，这是个危险的暗喻，弦外之音暗合了一个事实，即此时他正载着丽达飞速行驶。他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努力忍住不去碰她。但几页之后，坐怀不乱变成了“撞击”，他抛开了所有的压抑，承认了自己的欲望：“‘丽达’——他抓住了她的手。让整个世界撞击吧……然后……”

在小说的高潮处，“撞击”这个强烈的比喻在粉碎了这个家庭的枪击案中得以实现。阿瑟·怀恩特(Arthur Wyant)是保林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吉姆的父亲。在曼福特家乡下居所逗留的时候，怀恩特准备杀死戴克斯特，为儿子报仇。但在黑夜中，怀恩特开了枪，结果打伤的却是儿子吉姆同父异母的妹妹诺娜·曼福德。诺娜倒在地上流着血，呻吟着喊着：“这是个意外。父亲——是个意外啊!”

我们知道，意外事故在沃顿小说中从来就不仅仅是偶然的产物。相反，沃顿小说中的意外事故是现代环境的一个暴力表现。意外事故的景象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能够掩盖那些环境，同时又说明现代环境的力量以及潜在的破坏能力。无论是出于事实还是想象，意外事故都是一个符号，标志着变化的速度、超乎寻常的力量，以及在沃顿的时代日益加强的潜在破坏力。在《黎明睡眠》中，沃顿把复杂的现代亲情关系变成了遇难场景。诺娜歇斯底里地说枪击是一次意外事故，她把大家的责任一人承担了，这样，家庭的其他成员就获得了解脱。“对有钱人家来说，旅行是疗治精神创伤的一帖良药”。诺娜静静地躺在地上，而怀恩特一家人则从温哥华去了科隆，曼福德一家从洛基山跑到了埃及。

“潜在的撞击”使沃顿的小说生动活泼，它将流行景象带来的视觉快感和现代流动性中内在的危机感捆绑在了一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静止的、束缚的“铁笼”，而沃顿的比喻远非如此。她为我们捕捉了文化活力的同时也加以了批判，在艺术中重塑了构成现代文化现象的速度与恐惧、兴奋与暴力。

6 亚当斯、詹姆斯、杜波伊斯和社会思想

在新世纪伊始，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如同一座博物馆建筑的砖块与灰浆那样坚固牢靠。它不仅体现于这种文学体裁，被公众认为是一种高等艺术，而且从新成立的美国艺术文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于1898年将小说家列入艺术家范畴中也可以看出。除了新近被人们认可外，现在小说本身也已广泛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一种特殊资源。梅雷迪斯·尼科尔森(Meredith Nicholson)1902年在《亚特兰大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有理由来设想，根据事物的本性，我们应该越来越多地依赖现实主义小说来将文学中分散的、不集中的、变化多样的思想集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记录了最生动的社会历史。”尼科尔森将这种文学集合限定为“现实主义”小说，然而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们准备挑战现实主义的首要地位。即使如此，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概念，即小说抓住了美利坚合众国统一的内涵和历史，这种看法到世纪末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

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得到了很多荣誉，这均体现了人们对小说这一新体裁给予的尊重。青年小说家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断言，豪威尔斯创造了“体现我们自己特色的非常优美、大胆的文学的基础”。但是在1915年豪威尔斯的一封信中，他把自己描述为“麻木的崇拜与我的雕像一起倒下，在苍白的月色下长满了杂草”。他为小说开创的高雅文学地位得以延续。但是在新的世纪，他创建的有着博物馆功能的现实主义——利用具体的事实来教育和培养美国公民——将会失去其大部分的权威。

现实主义原则的腐蚀是美国文学的美学意义与社会意义更为深远的再融合。对于新世纪的美国小说家来说，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并未减轻，但是对于许多觉察到亨利·詹姆斯所说的“所有文学形式在现代的崩溃”的作家而言，信仰现实主义的观察和符号看来既不恰当也不明智。

豪威尔斯希望看到文学情感被列为一种人们寻找社会理解的工具，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希望在一个崭新的领域中实现了，颇具讽刺性——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而是在社会分析这个混合性的作品中。正当小说家们开始试验创作不协调的记叙体风格时，训练有素的社会思想家们如亨利·亚当斯和杜波伊斯转向文学感知和表达，当时正是他们认为社会思想的科学体制看来已经失败的时候。写一部科幻小说的梦想成为豪威尔斯麻木崇拜中的破裂的偶像，但是文学分析对于那些真正相信科学的背叛者来说变成了一种严格的思维方式。

超越现实主义：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的后期作品

豪威尔斯将现实主义比作“文学中的民主”。这种说法虽然不完全错误，但也可以说有误导性。豪威尔斯的小说以平民百姓和共有制度为特色，这点没错——女房东、书记员、法庭和廉价的旅馆。作为男人，豪威尔斯拥有民主的同情心，作为编辑，他把国际性的“我们所称的现实主义”转变为呼吁美国小说家尽可能全面地记录美国生活。但是在追求平民美国的过程中，豪威尔斯关于平民的想法更接近于社会科学家而不是民粹主义者：它是一种分析的单位而不是民主价值的衡量。豪威尔斯对现实主义的追求遵循了某种虚构的常规；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那样，他“认为，当我们迈入罕有和奇怪的境地，我们就相应变得茫然和武断；表现真理，一句话，只有当我们可以证明和衡量它时才可以实现”。常规的物体和人类类型对于豪威尔斯而言带有频繁的、间或的价值，带有经理们和分析学家们比常人更加珍视的统计规律性。反常的人和事才是豪威尔斯概念中平民的对立面，而非社会精英；用詹姆斯的话来说：“他对那些例外、反常和优越的东西，那些通常都令人惊讶、不和谐的东西从来都不正眼看待。”

虽然豪威尔斯努力追求一种对于整体美国社会的文学理解，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并不是文学上的民主，就像社会学不是科学上的民主一样。豪威尔斯迷恋批判性的反思，这可能是他的小说从来不受普通大众欢迎的原因，就像吐温的作品；也可能是一些读者认为他的作品过于注重分析的原因，就像詹姆斯的作品。然而正是詹姆斯提出，豪威尔斯的批判性观点可能会产生一个特性鲜明的缺陷，他的小说往往包括一种“人为的注释”。豪威尔斯的反思倾向总是体现在小说中特定的知识分子形象中。他的知识分子形象几乎都是作家或者献身文学的人，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女性，这些人往往相互就叙述行为进行评论，形成一种为现代社会的绅士大合唱。像图书馆馆长或者博物馆讲解员一样，豪威尔斯的学者们都以教学的角色来帮助读者通过叙述的现象来达到最深刻的理解。根据豪威尔斯的理论，有价值的小说必须“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站在哪里，看清我们的双脚是否站得坚实。什么是我们的宗教，什么是我们的社会，什么是我们的国家，什么是我们的文明？”现实主义的视野应该引出这些问题。因此，豪威尔斯笔下的学者们不得不提出并思考这些问题。

詹姆斯对于豪威尔斯小说中“人为”因素的指责从两个方面正中其要害。如果学者们给那些早已经在叙述中令人信服地表现了的东西进行注释，那么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空谈者。如果他们的评论并非无关紧要，而是构成连贯叙述必要的部分，那么这些角色可能会帮助作者表现一个清晰的现实——对于“我们的社会”、国家或者文明的看法——但是这些看法实际上是一种强加的而非经过观察得来的。现代社会可以在小说中被准确地刻画吗？就此而言，我们能够通过观察现代社会以达到窥一斑而视全貌吗？詹姆斯对于豪威尔斯“热爱平民”的模棱两可的表扬也暗示，他对于现实主义的这个中心原则持有越来越多的怀疑，因为豪威尔斯通过“回避不和谐的现象”可能已经去除了现实生活中日常的杂乱无章，使得现实主义小说成为纯粹的唯我论，比任何通俗的爱情小说都更具有欺骗性。现实主义有可能是最做作的形式吗？

豪威尔斯在他最有雄心壮志的小说《新财富的危害》(1890)中自己斟酌这个问题。豪威尔斯做出了一个显著的变更，他让文学知识分子们成为他的主要叙述角色，从而通过情节的压力来检验现实主义在现代现象中辨别占统治地位的公民关系的能力。小说题目中的“危害”是指由一群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支持者在纽约创建一份新的文学杂志的风险。故事主线对于豪威尔斯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因为情节更加直接地探讨了现实主义的真正话题——即文学知识分子的社会洞察力——而且对于这些能力更加怀疑，以便更加深入地探究。豪威尔斯在小说中拿自己的文学规则做冒险：高雅现实主义中鼓励和提倡的情感——细致的批判性反思、对文化对象和文学作品结构中细微差别的意识——是否足够来评价现代美国社会中根本的公民秩序呢？

回答这个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对杂乱无章的材料表现出比豪威尔斯先前表现出来的高得多的容忍力。他在小说中对曼哈顿场景的描写等于做出了让步，认为不和谐的景象和物体不能完全只归因于大众文化业的蓄意歪曲。当他的主角巴兹尔·马奇(Basil March)和他的妻子伊莎贝尔(Isabel)从波士顿来到纽约的时候(豪威尔斯自己在小说发表的两年前也是从波士顿来到了纽约)，他们淹没在拥挤的、令人困惑的环境里，这个环境中几乎没有礼节可言，甚至也没有几个人注意礼节。这个新场景符合豪威尔斯注意力的变化，他先前对大众文化和娱乐非常痴迷，现在他开始转向整个大众社会，它的快速变化、难以把握的特点、它缺失的因果关系以及不可预测的含意。巴兹尔和伊莎贝尔是两个中心人物，两个个体遭遇其他两百万个生活、工作在同一个地点的人。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反思变成强调“我们这个由不同的人组成的联邦国家未来”的价值时，我们可以说，豪威尔斯已经极尽所能地检验了小说形式在说明人类意识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方面的能力。

亨利·詹姆斯在大众社会中看到了一种“所有形式的崩溃”，一种传统与共享假设之间连贯性的丢失，有可能使所有小说的转喻结构失去功效。豪威尔斯在巴兹尔面对“纽约疯狂景象”的场景中描绘了相同的基础缺失。奇异的景象和新鲜事物并不仅仅局限于类似简易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因为稀奇古怪的东西随处可见；最简单的形式如乘坐火车或者城市漫步都是对“眼球的冲击”。便宜的印刷品像空气和砖头一样普及。当巴兹尔突然碰到一个摆地摊卖民谣书的人，那些书在路旁堆了一大堆，他一下子买了“一口袋”。最令人震惊的是，人类生活就像集体生活一样闯入眼帘，随处可见“大群”的人，甚至“最富有的商业阶级”看起来也像同一个模式的复制品。

伊莎贝尔说出了面对这些环境的苦恼——纽约“让我迷惑让我失望”——尽管豪威尔斯使我伤心和精神分裂——虽然豪威尔斯想把她的反应定性成女性情感：“我不能把我的同情用在200万人身上。”作为一家新出版物的编辑，巴兹尔采用了一种分析的眼光来寻找一些可以理解的秩序或者规划，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事故以及紧急事件似乎是产生作用的力量，从而达到了这样异常的效果；这些力量的能力不受限制、没有计划，就像那些把森林从土壤送到天空的力量一样；然后就有了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艰苦斗争，更为强壮的生命战胜了残缺、损毁、破坏和弱者的腐烂。在他看来，整个世界似乎常常是无规律可言，无上帝可言；巨大的无序中缺乏有才智的、全面的生活目的，巴兹尔模糊地意识到，他必须通过激烈的斗争才能够战胜这些后果而得到更有意义的人生……

本段传递出豪威尔斯艺术中一个重大的转变。纽约的场景并没有引出一个需要区别于非真实大众景象的公民秩序，而是把日常的城市景象刻画成一个新的现实，使得人们怀疑是否有可能抓住任何支配性的秩序。社会不是一个公民关系的组织结构，而被看成一个特大号的力量范围——活力、斗争、控制和挫折。意识这个现实主义能力的关键，不再是能够衡量文化价值的敏锐思想和情感，而是一种智慧，能够非常敏锐地认清意外和偶然的破坏力量。豪威尔斯依然尽力来搞清楚社会关系，但是在《新财富的危害》中，社会问题发展为纠缠不清的冲突线索，而不是提供了叙述结构。劳方和资方的紧张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同时还有其他问题，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分隔线、艺术与贸易之间争论不休的关系、移民对现存美国文化的影响等。与其说这个问题定义了公民社会的组织结构，倒不如说它暗示了一个远远超出了现实主义范畴的社会。

在这个权力分散的世界里，文学文化最接近于中心地带。巴兹尔·马奇观察城市的景象和居民，吸收了纽约“巨大的无序”，把它们用作文学素材。这个技巧使得他可以在令人痛苦的环境中发现“栩栩如生的粗糙”，在丑陋和无序中欣赏鲜活的生活。但是豪威尔斯意识到，巴兹尔以文学价值的名义养成了旁观者的性情，把他的不安转变成了视觉享受，这恰恰是大众文化消费者的习惯。文学价值的不确定性同样潜伏在杂志行业中。杂志是小说中各色人物可以发生联系的唯一地方，文学流通似乎是残存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间分享反思的途径。杂志的创办者福克森(Fulkerson)把出版发行形容为“文学中非常激进的东西，就像政治中的美国独立战争；它是艺术界的自治思想”。这个声明与豪威尔斯把现实主义称为“文学中的民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福克森是个粗俗的广告人和企业家，他对出版发行的描述是想在文学名流和记者之间推广杂志，赋予了“文学界的自治思想”以商业口号的意味。如果这句话是一种宣传手段，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停下来思考一下了。说到“艺术界的”自治——或者任何一种政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豪威尔斯的小说情节并没有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杂志社成员之间关系破裂的时候正是劳工罢工中街道暴力爆发之时。这种比较暗示：现实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错误的类比(文学不能具有民主性，民主中也不能具有文学性)，就是一个逻辑错误(文学不能带来政治中的自治)。

巴兹尔·马奇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关系的这种状态也无法作出解释，因为他对此所作的努力全都以失败告终。然而，这个失败也意味着成功消除了现实主义唯我论的可能性：就算马奇本人愿意，他也无法用一个秩序的假象来冒充现实的真相。从那个角度来说，《新财富的危害》为高雅的文学情感提出了一个新的职责。富有洞察力的读者依然会试图去解读社会，但是文学洞察力的真谛将会在于认识到，社会现象是易变的或者社会现象中根本没有任何占有主导地位的设计，即便是面对那些希望能够控制社会现象的日益强大的权威们也是如此。詹姆斯把它描绘为“对不和谐现象的感知”，认识到讽刺性错位的不足而不是表现形式的透明公开。巴兹尔和伊莎贝尔离开了一位阳光热情的年轻妇女的家后，看到警察在与一位醉酒的妇女在大街上扭打。巴兹尔问道：“这两位妇女真的属于同一个事物的规律吗？”不言而喻的答案就是事物没有规律可言，至少没有规律可以通过豪威尔斯1871年所说的“艺术的秘密”即“用肉眼观察”的方式来展示自己。个体所拥有的没有偏见的直接观察和反思能力不再是实际知识的源泉和衡量标准，《新财富的危害》是对于豪威尔斯现实主义在小说中定义事实的计划的一曲挽歌。

现实主义观察作为一种衡量公民社会的非常脆弱的手段出现，但是它相应也带来了一个矛盾：由于缺乏确定的社会见解，文学观察者重新受到了历史的影响——历史不是可观察的规律或秩序，而是急速增长的历史影响力。当工人罢工发生时，巴兹尔到大街上去观察“社会骚乱”，但是只看到了偶尔的伤亡和误用的暴力。没有任何规律性的事物或事件供他分析；文学观察者不再是公民关系未得到承认的立法者。但是他依然是一个意外的目击者，目睹了社会力量的冲突演变成了一个历史事件。他的意识看见并铭记了历史的爆发性作用，这是他在“规律”命题下不可能控制或者预见到的。在《新财富的危害》结尾，作者让他的角色们就前面结束的故事带来的启示进行评论。但是与他的早期作品相反，巴兹尔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最敏锐地认识到，在他们理解的“充满偶然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鸿沟。他们转向基督教的主题，反而用爱与救赎般的献身来表达反思的意义。道德禀性而不是认知能力成为文学才智的衡量标准。巴兹尔声称：“我嗤之以鼻的是这个由我们一手创造、我们生活其中的充满偶然的经济世界。”

既然现实主义的诠释宣告失败，那么转向道德评价使得豪威尔斯可以在角色和社会背景之间建立另一种联系。在豪威尔斯看来，如果人们可以对社会生活进行连贯的思考，那么一个未来的价值领域就会成为现代性的必要补充。这个时代的其他作者，如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和威廉·詹姆斯，也觉得有必要为无法检验的信仰留有一个空间，如果有人要为现代生活构建一个足够的诠释框架的话。但是很少有小说家像豪威尔斯那样尝试把宗教冥想并入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社会范畴中。最终，豪威尔斯似乎自己也觉得现实主义小说是难以操作的混合体，因为他的后期作品停止了对社会的细致入微的观察，转向了更加明显的象征形式，如他的乌托邦寓言《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A Traveller from Altruria，1894)。豪威尔斯最大的抱负是试图把现实主义的识别力转变成美国现代性的一个博物馆，最终却腐蚀了他最重要的前提，即只有小说适合描绘和展示现代社会公民关系的特点。《新财富的危害》戏剧性地表达了现实主义转喻的失败，无意中记录了它不能代表的现代性。

亨利·詹姆斯试图在作品《美国景象》(The American Scene，1907)里描绘自己理解中的“巨大粗糙”的纽约城，该书基于他侨居海外20多年后于1904—1905年重返纽约的经历而成。对詹姆斯和豪威尔斯这样的人来说，在纽约，文学意识遭遇“现实潮流”是个严峻的考验。与豪威尔斯一样，詹姆斯发现想通过细致的描绘或分类来全面掌握“伟大的美国景象”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虽然街道、建筑物和人群是人们感兴趣的东西，是分析的对象，但是这个城市“过于目中无人”，詹姆斯又恢复了自己的风格，即“过分依赖印象”，“过度使用推测”。评论家们对这样的结果抱怨颇多，认为这本书既没有提供一幅连贯的美国景象画面，也没有对美国社会进行任何具有一致性的评价；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该书没有“从某种集中的观点对生活作出综合的评价”。但是，与豪威尔斯不同，对美国现代性作出集中的、综合的评价并非詹姆斯的目标。

尽管《美国景象》与豪威尔斯的小说有颇多相似之处，但是该书对文学思想遭遇“畸形”的现代纽约时会发生什么、人们希望发生什么给出了不同的假设。在这部小说中，詹姆斯已经放弃了许多现实主义使用小说来记录历史的技巧，到世纪末，他的小说已经不再像现实主义的编年史了，如读者期待《波士顿人》中的现实主义一样。但是1907年问世的《美国景象》证明，詹姆斯依然被社会问题所深深吸引，依然热爱高雅现实主义所推崇的分析性反思。但是，虽然说《新财富的危害》没有能够理性地掌握社会现象是现实主义的失败，是从社会现象到宗教现象的转变，但是《美国景象》所缺失的是各种不同社会分析的基础。它的前提不是认知上的掌握，而是一种反思模式，源自带有纽约奢华生活烙印的“去屈服的意识”。这个屈服的过程产生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评论知识，同时它也冒着有意自我展示的风险，使得詹姆斯自己成为供读者诠释的文学对象。

詹姆斯小说中的创新是他写作方法上转变的关键。在19世纪80年代，詹姆斯仍然贯彻现实主义必须记录社会的要求；他的笔记本上曾经记录了他认为小说家的义务就是要“描绘时代”的思想。他这个时期的主要小说包括《贵妇画像》、《波士顿人》以及《反射器》(The Reverberator，1888)，仔细审视了“女性境地”和大众宣传的新体制给大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压力。詹姆斯从未像豪威尔斯那样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深思熟虑的拥护者，但是很多他在欧洲作家身上观察到的特点——巴尔扎克对于“所有事物中都存在规律”的信心，左拉创造“完全象征的世界”的能力——都在他那个时期的写作过程中有所体现。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里，詹姆斯对现实主义的任务和描写社会的技巧不是失去了耐心，就是持有了怀疑态度。

在此方面，《圣泉》是他最出名的一部小说也是最怪诞的一部。在《圣泉》(The Sacred Fount，1901)中，詹姆斯夸大了现实主义手法，直到小说中科学性的客观态度和信心让位于恐惧和无常。詹姆斯刻画了一位观察家，他相信自己能够检测出“一个控制微妙现象的法则”，并认为这个法则是“我们文明社会”的关键。这位观察家是小说中的无名叙述者，一次他参加了在英国乡村庄园举办的周末聚会，经过仔细观察来客，他追踪到了“掌握不可控制事物带来的喜悦”。个人动机的闪现会产生惊人的作用。认识到能提供一个解释性法则可以是喜悦的源泉——一种因为认知掌握而带来的“喜悦”。它暗示出詹姆斯对现实主义以类似科学的方式探求真实的观点的疑问。更为有趣的是叙述者关于控制性“法则”的理论本质。当他看到一个女人比他上一次见到时年轻了好几岁时，他确信这个女人令人称奇的重返青春源于她丈夫的衰老。“布里森登夫人(Mrs.Briss[enden])必须获得血液”，那么“布里森登先生只有死”。同样，他推断，如果一个先前呆板无趣的男人获得了才智和聪慧，那么聚会中一个还不知道是谁的女人肯定最近丧失了智慧。一个性秘密——可能是布里森登夫人与最近变得聪明起来的吉尔伯特·隆(Gilbert Long)之间的风流韵事——是他假定的机制：“亲密关系当然是要假定的。”这位“专业观察家”充分相信社会关系中都有可预测的对称性，他全身心地想搞清楚四重唱中消失的女人身份。

作者使用最纯粹的分析性语言呈现了叙述者古怪的理论，造成了小说内容与风格之间令人困惑的矛盾。“小说如此安排美和恐惧”，它是一部富足社会吸血鬼文化的小说吗？或者读者应该拒绝叙述者的理论，把他的超知性主义认为是精神错乱的表现？许多詹姆斯同时代的读者认为小说的模棱两可让人愤怒甚至更糟；一个评论者指出詹姆斯先前对“病态”小说的爱好现在已经发展成一种“慢性的拐弯抹角的反常”。但是，尽管小说有其怪诞离奇的地方，还是有证据表明詹姆斯在构思小说的时候有一些严肃的想法。因为在故事发展最重要的关头，叙述者对自己理论的不确定与读者的不确定不谋而合。在紧要关头，当阐述自己关于欲望和其后果的理论时，他体验到了他所谓的“意识的完全革命”，一种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转变。他把分析用在自己身上，意识到他也许已经爱上了其中一个研究对象。他自己的理性喜悦可能与那种他试图寻找的性爱力量纠缠在了一起，这个顿悟把他推向另一个可能性：他实际上可能就是那个他一直在寻找的“不知道是谁”的女人——也就是说，那个智慧被吉尔伯特·隆耗尽并使他获得了智慧源泉的客人。他惊恐万分，认为他找到了自己分析能力萎缩的原因，当然，这个事实(如果真是事实的话)可能不是证明了他理论的正确性，就是证明他的理论一无是处，不过是日益衰退的思维产生的一种幻想罢了。

叙述者意在发现欲望的法则，结果却意识到欲望的本质削弱了他寻找可观察法则的基础。从认真的分析中得来的关于自己的认识使他无法置身于他希望掌握的关系之外，最后，他“思想的宫殿”已经变成了“一堆碎石瓦砾”。詹姆斯的批评者勉强承认小说的处理方法具有“科学的精密性”，但却抱怨说该书本身是一种恶作剧。但是詹姆斯辩称小说“非常接近生活，具有连续性”。虽然叙述者希望证明一种神秘关系的努力宣告失败，但是小说既没有讽刺对规律的寻找，也没有讽刺分析的热情。在小说的世界里，叙述者的理论其实也许是正确的；小说的情节从来也没有排除某种社会经济或体制与角色间有着联系的可能性。(虽然詹姆斯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同时代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但是他小说中对性爱对象之间的吸引力和位移的设计并没有完全远离弗洛伊德刚刚建立的有关无意识动力和性欲转移的科学研究。)但是，虽然小说没有排除关系体制的可能性，它还是降低了叙述者能够观察和掌握这样的体制的确定性。主要假设的缺失就是小说的情节。

那个情节也是现实主义叙述者的末日。《圣泉》是唯一一部詹姆斯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匿名叙述者登场亮相，随后就消失了；詹姆斯以后的小说实际上都没有了通过匿名叙述者的声音来进行反思性的观察和描述，而是通过那些完全加入了小说情节的角色们的眼睛来推动故事。《圣泉》中叙述者理论的失败，表明詹姆斯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叙述。詹姆斯这样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方法，并没有否认现实主义对社会分析的强调，反而是从分析外部现象转而分析意识、意识的危险、意识的纠缠以及意识对社会生活做出的反应。

一些批评家把这种方向性的转变认为是詹姆斯逃避到了一个未知的形式主义领域中，美学实验和花哨的语言把任何对社会的关注都排除在外。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公园中的长椅、地毯、过路人——都很少出现在詹姆斯后来的小说中。他的叙述风格在句法和结构上愈发复杂起来，有时甚至到了晦涩难懂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詹姆斯后期描绘意识状态的小说割断了与外部世界之间叙述上的互动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可以说詹姆斯调转了望远镜的镜头：他把一个很大程度上没有描绘出来的社会关系和外部力量变成了一个光圈，从这个光圈中来观察特定的人类意识。读者的任务就是把对意识的解读当成一个无形社会环境的记录。在许多作品中，詹姆斯把女孩或者女人的头脑变成“反射镜”，她吸收新经历的努力间接地记录了她周围各种社会关系对她的胁迫和统治。比如在《梅齐知道什么》和《尴尬的年纪》(The Awkward Age，1899)中，詹姆斯通过一个年轻女子对成人社会有限但是有时很精明的理解，更加有力地揭示了女性和年轻人容易听从别人的安排的弱点。在《鸽翼》、《奉使记》(1903)和《金碗》中，对内心世界的精心刻画逐渐揭开了隐藏的性爱同盟和物质动机的全貌，一个纠缠不清的世界，这个世界迫使读者放弃资产阶级道德谴责的规则，但是依然需要对优雅的盎格鲁—美国人的行为和他们代表的社会阶层进行道德评价。

那种全貌和其他的东西一起再次出现在《美国景象》中。即使小说明显地关注和审查社会话题，但是该书并没有违背詹姆斯后期小说的关注点。在书中，詹姆斯承担了他已经为角色们所塑造的社会“反射器”的角色：他把自己作为叙述对象，描述了自己强烈的有时甚至备受困扰的意识，并以此来替代对外界事物模仿性的描写，然后提供给读者进行社会诠释。《美国景象》是一幅把艺术家刻画成“永不安宁的分析家”的自画像。它描写了詹姆斯永不停歇的甚至带有强迫性的理性反思的习惯。他的习惯并不是那种从无序的素材中发现和提取秩序的分析；他警告读者，他不能提供“报告和统计数字”的规律。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方法也不能实现他的目的。“多种多样的生活”被压缩进一个摩天大楼，让他想起了“伟大的创造奇迹的埃米尔·左拉和他对人类群体”以及“人工微观世界的热爱”，但是回忆左拉最终使詹姆斯相信，即使是左拉那样的小说家都不能掌握那个“巨大的现象”，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能够捕捉它的可能性，无论是通过诗歌还是戏剧”。以往文学意义的秩序已经“消失并失去了它所有的权力”。

因此，詹姆斯类型的分析既没有抽象地调整也没有具体地表现“这个最奢华的城市”。相反，他提出了重复的想法(一个“疯狂的逻辑”，一个“不固定的评价”)，冒着不连贯的风险，但是，这些重复的想法试图用自己的术语解读和评价现代性，不以任何补偿性的宗教思想或者与其他时代不公平的比较作为参照。实际上，那意味着他必须努力来理解社会历史的一个崭新的“史诗般秩序”，然而这个历史至今还缺乏任何史诗——即足够宽泛的写作风格或者一套文学表达传统。新颖和省略是城市最确定的特点。从视觉上删除教堂有点儿像“阿比西尼亚”的神秘，一种异国情调的消失使得城市面貌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城市。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Waldorf-Astoria)是世上的一个新事物，一个现代的、组织完整的“酒店世界”的范例。在波维利(Bowery)戏剧表演中被移民们享受的糖果质量优良，通过实际的消费行为表现了现代的公民身份。

类似于这样的话题从普通意义上来讲不太像社会特点。糖果、鞋商和过多的窗户成为可以分析的形式，只要詹姆斯通过自己反思性的思考来观察和说明它们。不存在任何控制正确分析的法则；“天灾人祸”与人人希望的“幸运”同样有助于分析。但是这本书涉及的话题之多远远超出了詹姆斯的古怪行为之和。正相反，他声称该书产生于他对外界环境的“亲密屈服”。物体和文化倾向似乎自愿地给他的思想施加了影响。詹姆斯通过使用拟人法(prosopopeia)传达了这种外部环境支配注意力的感觉，拟人法就是表现非生命物体的话语，记录他“听到”的一座新泽西大厦说的话以及空气本身说的话。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敏悟的性情阻止了他对“真正的商业民主”的批评。詹姆斯并没有抑制对“新的冷酷的垄断”和美国高度的资本主义中“冷漠的托拉斯”的失望和沮丧。他也没有把对如此民主改革的惊恐只表现为对英语变化的惊恐，英语的变化是因为美国大众对语言的形式和命运漠不关心。但是通过吸收美国现代性中“喧嚷的”奇异性，詹姆斯试图在自己思想的记录中为历史的相异性、历史不可同化的他性留有一席之地。他提出了一个完全带有自己特性的“屈服的意识”，同时这个意识也促成了与他格格不入的“感知媒介”。

在前言中，詹姆斯声明他对自己的观察负责：“实际上我愿意为它们而受难。”《美国景象》中的意象虽然有些奇形怪状，但是依然暗示了詹姆斯事业中的某种严肃性。他试图向历史开放自己的努力，也使得亨利·詹姆斯成为一个历史对象。他可能因为他的书而被认为是异端者或者先知，詹姆斯自己不知道他到底属于哪个。他把自己的意识变为历史的反射器，也使得詹姆斯这个人变成了接受批判性分析的文学对象。这种结论可以从两个话题中得出：大众文化和种族问题。它们证明是对这个时期高雅文学创作最有效的检验之一。

大众宣传对于詹姆斯而言是现代性的基本主旨，如空气一样带有流动性和扩散性。商业和积聚起来的财富能够以多种方式显现，这种能力来自于“纯粹的宣传。宣传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末日审判，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甚至纽约那个更加平凡的外表也是一个“拉长的展示柜”，像豪威尔斯一样，詹姆斯提出大众娱乐的景象已经成了完全“外显”社会的毫无特点的条件。这样的一个环境让美国人中詹姆斯所称的“文学欲望”急剧减弱；他意识到“美国人往往不尊重鉴别的艺术”。同时，作为一个“伟大的美国景象”的严肃对话者，詹姆斯把他的散文变成最好的文学景象：奇怪的、奇妙的、畸形的、矛盾的、蓄意哗众取宠的形象和他后期语言的风格。詹姆斯没有利用他的风格直接模仿他归因于纽约日常生活的“刀剑吞咽般的”突兀。的确，他的句子对于那些“习惯于报纸上电报般简洁语言的眼睛”来说可能很难看懂。但是通过许多含蓄的方式，詹姆斯的散文反映了他对大众形式的责任。詹姆斯的文学语言间接地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大众文化的敬意，大众文化创造了各种鲁莽的、特定的形式来迎接这个时代的危机。他从大众文化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如它缺少顺从，它敏锐地解读亚文化，它不成比例的巨大范围，它广泛的影响和快速的变化。詹姆斯采取了文学鉴别的“立场”，致力于分析性思考，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批判性与大众文化中奢华、冒失的新鲜事物相互合作，从而使文学得以生存。

詹姆斯也是“不可思议的外族人”的一个考虑周全的对话者。他记录了到埃利斯岛(Ellis Island)和犹太居民区的拜访，记录了他对美国路面电车和行人中“令人坐立不安的种族成分”的反思，这些都引发了批判性辩论。这些是该书中的关键段落，詹姆斯深思熟虑，试图按“种族的特性”来思考美国的现代性，他的努力要么能成功，要么就会完全失败。他并没有因为移民的思维习惯和情感与自己的相异而伪称他们不同于“外族人”。移民犹太人的“问题之多”，或者从一个意大利劳工那里感受到的回绝，都触发了詹姆斯一种个人距离感，这些他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这些段落中强调的他性读起来像是一种贵族的畏缩，也许仅此而已。然而，像詹姆斯处理现代性的其他特征一样，保留移民“不可思议”的一面在他那种文学分析中具有战略意义，因为他的思想面对着充满差异的现实，虽然不能完全把握但是也不能对现实进行删节。他承认，在“如同瑞士和苏格兰那样亲密、甜蜜和完整的国家意识中”，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他，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样的意识不可能存在，除非意识违背历史封闭自己。移民们会“与我们一起分享圣洁的美国意识”，这一点确定无疑，是詹姆斯思想基础中的一个“确定要素”。那么，同一种确定性就要求假定的国家意识本质产生彻底的变化，同时为了承认历史现实，“国家概念本身经历了某种世俗的彻底检查”。

这个谜交给了詹姆斯来解开，而不是“外族人”。詹姆斯不同意外国人可以很容易地融入假定的美国命运的观点，这意味着詹姆斯只好依靠自己带有局限性的理解力来解开这个谜，他表示有一种“思想调整的意识需要”：“在事实面前，他不知道，他不能说……似乎太多的音节一下子冒出来，以至于他没法清晰地说出一个单词。因此，在他的想象中，发音模糊的单词，这些问题费解的答案，就悬浮在美国广阔的天空中，像是幻想，像是咒语。”詹姆斯经常使用一些富有创造性但是晦涩难懂、毫无意义的形容词，来修饰他心中认为的“很有美国味儿”的东西。一些未知的和不可知的东西悬浮在美国的天空中，证明了透明的美国的命运的不确定性，这个美国命运自从清教徒时期开始就一直是一个导向性标志。接受“伟大的种族问题”就等于承认历史的反抗和不透明，不可避免地侵蚀了国家神化的透明性。对于詹姆斯而言，种族划分和种族的问题都是难以理解的符号，它们妨碍了原本应该完整的前景或者“天空”，完整的“天空”象征了一个“甜蜜的、完整的”、然而歪曲了的国家未来。

纽约把未来的无常弄得“难以理解”；在南方，一段不为人所知的过去的残迹影响了詹姆斯。在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外面，他遇到了“三个印第安勇士，他们被剥夺了森林和草场，但是他们(在国会大厦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就如同他们曾经在自己的森林和草场上自由自在一样”。他们头戴圆顶硬礼帽，(他想象他们)在口袋里揣着烟草和照片，这些应该“消失”的美国人们在现代社会出现，打破了国会大厦周围刻意营造的庄严气氛。这个情景很奇怪——他们拥有这块土地的“自由”具有讽刺性，他们非常像“日本的名人”——带来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感觉，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暴力历史：

他们看起来此时此地……似乎一瞬间就凸现出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本身很巨大但是已经被缩小和简化——沦为平稳地跨过时间的血淋淋的脚步。但是在那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人们揉了揉眼睛，看到了历史古铜色的面庞；在那里，人们看到一条完美无瑕、不留任何痕迹的美国发展道路。

詹姆斯曾乘坐火车去了南部腹地，在另一次种族遭遇中，他运用了他“感知不协调”的能力，这一次的不协调来自他自己作为观察家的身份。火车奔驰在广阔的乡间，他坐在豪华列车车厢里，透过火车的窗户看到了贫穷的白人和更多可怜的黑人，他开始考虑“附属人口”的问题。观察这种景象就是观察一段种族历史，种族历史“剥夺”了穷人的自由。同时，可以这样说，赋予了观察者实用的“舒适”：“如此多的东西被残忍地剥夺，似乎由于冷酷无情的命运，令旁观者印象颇深，他坐在舒适高级的座位上悠然自得，享受着超乎寻常的现代特权，冷漠然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附属人口的悲惨生活。”詹姆斯并没有回避这种见解的完全含义：他此时此地的“舒适高级的座位”，从历史意义上来说最接近南方奴隶主的地位。“毫无疑问，坐在有软垫还有厨房设施的豪华列车车厢里，认为自己的众多同类没有‘人格’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大家都这么做了。”不知是出于无情还是忏悔，这句话准确地证明了詹姆斯在书中没有对非裔美国人进行真正的思考。但是詹姆斯也强调了阻止黑人劳工滥用世人“关心”的条件，在这个文学背景中那个表示“个性”的活动。同时，他指出，基于同样的物质条件，他自己作为“精力充沛的分析家”的明显个性带有社会和文学观察的“令人厌恶的现代特权”。

詹姆斯在该书中省略了黑人劳动的生活，但是用自己作为观察家的特权来阐述“附属人口”的历史悲惨境地。他在描写与一位文质彬彬的南方白人见面时，使用和强化了相同的技巧。此人温和的个性使我们从内心看到一个不温和的历史：“虽然他不会伤害一只北方的苍蝇，”詹姆斯写道，“他站在那里，皮肤白白的，面带微笑，浑身散发着魅力，但是他可能做了许多伤害南方黑人的事儿。”历史存在于条件时态或者过去时态中：这位文雅的白人“可能”(would have done)对黑人做的事儿从语法角度过渡到了他们的残暴行径，如不为人知的私刑。历史激进主义分子伊达·B.威尔斯(Ida B.Wells)称之为“血腥档案”。如同《美国景象》中的其他段落一样，詹姆斯让自己的意识面向历史的伤口和违反常规的东西。高雅文学的洞察力原本被认为是公民关系的“理解手段”，现在需要来解读费解的事实和“血淋林”的粗暴行为，否则的话，它理解的东西只不过是写在“不留任何痕迹的美国发展道路”上的东西罢了。

詹姆斯被迫来解读那些不文明的印迹，这一点在该书的最后一段表露无遗。他描写道，再次坐在火车的豪华车厢里，一种无法逃避的“清醒”迫使他完成这个任务。火车在向他述说着“自然和空间的全面征服”，商业世界充满信心的必胜信念“似乎邀请我来去欣赏商业社会声称已经取得的成就”：“快来看啊——看看我的成就，我的成就!”作为回应，詹姆斯“滔滔不绝地表达了自己的恼怒”，构成了对美国现代性最著名的审问之一。重要的是，詹姆斯并没有代表那些受到这些“征服”力量伤害最深的人。“如果我是一个英姿飒爽、身挎印第安战斧的红种人，我肯定应该为分布均匀、时而塌陷的道路和时而布满泥泞的水沟而高兴”，因为自然景色躲过了商业和技术带来的改变。“只有那样的话，我才不应该坐在传教士的豪华车厢里，透过厚厚的玻璃”来表达他的认可。

尽管詹姆斯字斟句酌地把土著人的境地描写得清晰易懂，但是他的评论并非出自任何社会角度，而只是他自己的角度。詹姆斯似乎是以一个理解了“破坏”事实的现代性的继承人身份对火车的自夸进行了回击。他责问了美国在文明进程中所作的各种选择。

如果我是一个被你们驱逐的身上涂满花纹的土著人，或者试图效仿他的强悍的保守分子，那么你们的所作所为肯定比你们还未做的事情将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因为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从你们身上寻找美和魅力。美和魅力对于我而言只能存在于你们已经破坏了的荒僻之处，我会对你们的破坏、你们的暴力以及令大地流血的每一道伤痕怀恨在心。不，虽然我理解你们的破坏，但是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你们还有一张长长的余债单，你们经常到处散布这样的信息，即文明就是一个创造余债的巨大的处方。因为如此，所以永远不可能消失。

美国版的《美国景象》并没有包含这个长长的结尾部分。只有在英国出版的版本才包括这部分发人深省的话语，另外有一个供大家思考的问题：“任何带有美好人性的、带有合适的成功社会性的萌芽应该扎根于如此无止境的扩张中吗？因为它最终的目的是要控制，而不是仅仅战胜自然的表面和自然的神圣。”

实用主义和意识文学

1913年，哲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一篇题为《社会性的自我》(“The Social Self”)的文章中写道：“公平地说，现代西方社会近些年来很多理性的思考都是通过小说表现出来的。”其他哲学家中，几乎没有人将小说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思考模式。然而，米德将他自己归入奉行实用主义的人群中。实用主义是一种与文学文化有明显联系渊源的思想流派。亨利·詹姆斯与他身为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的哥哥威廉·詹姆斯之间的亲缘关系构成了实用主义与文学界最大的纽带。威廉·詹姆斯、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Pierce)、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米德一起商榷出了一种能够研究关于人类思想本性诸问题的新框架。作为实用主义者，他们不像传统的哲学家那样通过抽象的理性体系来评估某种观点是否正确，而是预测该观点会对现实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皮尔斯所说，一个观点的真实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给行为以指导和激励”。我们的观点和信仰不是存在于头脑中的抽象假定，而是能指导我们行为的潜在规则。实用主义者最看重的是观点所带来的实际效应，即它在客观世界中的“有效性”。

实用主义将真实的事件和行为作为对观点最真实的检验标准，这说明了实用主义与小说的密切关系。然而，令人纳闷的是，并不是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威廉·詹姆斯，而是乔治·米德提出小说有助于“自我意识总体理论”的形成。在对小说的看法上，米德和亨利·詹姆斯是学术上最亲密的同盟者，而亨利和威廉似乎在对于小说的观点上意见相左。尽管在实用主义内部观点不尽相同，但当前研究中的实用主义仍然被认为是一种高雅文学文化：它属于美国文学中的一种新型文化，将小说从一种娱乐方式转变为一种严肃的思想和社会分析的载体。这样定义实用主义的方式也就是指出，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意识文学，正在证明洞察力在大众社会中的命运。

同豪威尔斯和其他学者一样，威廉·詹姆斯对于小说阅读感到忧心忡忡。不适宜的小说类型，以及为各种不健康的目的来阅读小说，对一个人的心智来说是危险的。“过分的阅读小说和上剧院的习惯”会让一个人面临着以丧失理智行为为代价的情感泛滥的风险。詹姆斯反对说：“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多愁善感者和梦想家们整日生活在情感泛滥的海洋中，而从不做一件果断、具体的事情。”这一警告出现在詹姆斯《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一书著名的章节“习惯”(Habit)中，这是一部对于意识本性的开辟性研究的著作，包括了我们所称的“实用主义方法”的很多理论基础。詹姆斯集中研究习惯的背后是实用主义者的决心，即决心消除哲学中长期存在的思想与行为以及意识与世界之间的对立。我们的意识如何精确地解读世界“外”的东西呢？我们的思想给予我们在世界中选择和行动的自由意志，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呢？对于詹姆斯来说，人类的习惯指出了思想与行动之间最终的连续性。归根到底，这二者的统一就如同一根大脑神经，听从大脑的调遣，詹姆斯认为，传统的哲学家几百年来一直是在对一个本可以不存在的对立争论不休。但是，他对于小说阅读风险的评论也揭示出他一个内在的焦虑和担忧，那就是意识可能会很容易地与行动的世界脱离开来。和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一样，实用主义者希望证明反思性的思考可以帮助理解约翰·杜威所称的“复杂和违反常情的世界”，但是那个世界中洞察力的命运并不确定。

思考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呢？如果思考指的是大多数专业哲学家的思考方式，那么实用主义者认为它归根到底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价值。约翰·杜威在文章《哲学复苏之需求》(“The Need for a Recovery of Philosophy”)中将实用主义者的言论总结为：尽管各种哲学体系都探索事实的绝对真相，却并没令人们离现实更近。他所提出的“知识的旁观者”的论调指出，哲学家远离世界，只作观望，提炼出抽象的规则和体系，以期能创造出真实世界的“记录”。这种思考方式无法用来应付世界上“千姿百态的具体事务”，其实它也并不有志于此。杜威早年受到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德国哲学家的影响，但是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使他的事业有了新的方向。1894年，杜威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不久后他的朋友米德也来到这所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将注意力转移到研究反思性思想是否可以解决哲学家“留给文学和政治领域”的“现实困难”。“当哲学不再只是处理哲学家的问题的工具，而是变成了哲学家研究出来的用于解决人类问题的一种方法时，哲学就复苏了。”

当然，文学也正与现代生活中纷繁芜杂的各种事物作斗争——杜威的“多样性和彼界”。在《新财富的危害》一书中，豪威尔斯把当时纽约的文学朝圣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以失败告终，而巴兹尔·马奇回归基督教的伦理观标志着在一个“经济机会世界”人类观察所能达到的最远界限。实用主义者也认识到，即使最敏锐的观察者，无论是小说家还是哲学家，也有其认识的限度。但是，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实用主义者引出了他们最激进的建议：正是这些限度使各种感知和看法变得带有真实性。洞察力就是真实存在。许多当时的哲学家迅速宣称这种观点是相当大胆激进的。然而实用主义者辩护说，这一核心原则的有效性是基于人类的判断力的确存在限度这一事实，几百年来思想者被禁锢在无休止的“玄学争论”中。因为没有思想家是无所不通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全地预测说，对于所有哲学类的问题，人类永远不可能找到最后答案。那么一个合理的结论便是，那类问题不再有重要意义。如詹姆斯所言：“如果在一个地方没有区别，那么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区别。”

“皮尔斯原则”(principles of Pierce)定义了思想发挥作用的各种可能性的新场景。在《实用主义》(Pragmatism，1907)一书中，詹姆斯将实用主义者总结为“背弃固有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以及虚假的绝对性和起源。他转向物质性、适宜性、事实性、各种行动和力量。这意味着开放的氛围和各种自然而然的可能性，如摒弃教条、矫揉造作和伪装真实”。这些关于思想有效性的新标准重新定义了思想的目标。值得深入探求的观点应该是那些我们在当前已存在的既定事实中“能吸收、认可并验证”但同时又不无其他可能性的东西。如詹姆斯所强调的，这种标准对于被认定为有效的观点提出了很多限制。但是，因为思想的目的并不是对于“真实”做出即定不变的描述，所以思想便可自由地解决杜威所称的“生活的实际危机”。知识并不只为精确地描述世界(这一点完全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完全掌握世界的“记录”)。相反，知识是“为行动提供指南，从而使事件呈现崭新的面貌”。如杜威所说：“智慧在行动的领域中发展，为了还未显现的可能性。”“鉴于会出现的各种可能性，智慧在行动中显露出来。”“务实的智慧是创造性的智慧。”

实用主义者笔下的创造性在一些人眼中令人兴奋，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极端错误，充满功利。这种创造性的基石是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关于意识的观点。由于在定义意识时并没有用到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詹姆斯从分析关于个体头脑中各种感觉的数据入手来定义意识。英国实证主义者认为感觉是由离散的几个原子模块构成，与英国实证主义者不同，詹姆斯坚持认为我们的各种感觉面对的都是“形形色色的事物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总和”，一组“不加区分的群集连续体”。即使是詹姆斯的诋毁者也认为詹姆斯关于“意识流”的著名章节是描写人类心理的出类拔萃的文字之一。在该章节中，他创造性地区分了意识中的各种微小的趋势和行为，经他的文字渲染，这些趋势和行为成为让我们感到异常熟悉的事物。詹姆斯所做的生动分析以及所使用的激扬文字促使文学批评家对其“丰富的文学价值”大加评论。这篇文章在结构上采用了德国文学中一种叙述性的文学结构，该结构假定了个人最终实现了对意志和行动的拥有。在詹姆斯的故事中，个体的意识是主角。如果不用个体意识来拯救世界的话，特定世界的“群集特性”将会压倒所有可感知的意义。詹姆斯对初始“漆黑的毫无连贯性的空间以及成堆移动的原子群”近乎哥特式风格的引用，最终使从“无意义的混沌”中创造出的世界的“注意力”和人类意志给我们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通过“选择性的注意力”和“审慎的人类意志”，大脑雕刻出一个“充斥着反差、偏向、巨变以及光影画面的世界”。

雕刻的比喻是詹姆斯式的。“简而言之，大脑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就如雕刻家开始雕琢一块石头一样。”人类大脑富有创造性，宇宙有可塑性。有些时候，詹姆斯承认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行为：“我们所感觉和居住的世界将会是由我们的祖先和我们，通过渐进式的物竞天择”从同一种“已存在的物质中雕刻出来的”。但是大体上，詹姆斯把大脑的工作描绘成单一个体通过“选择”的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詹姆斯对于感觉和习惯自然而然的行为进行了发人深省的分析，成为他后来歌颂个人选择所具有的创造性力量的基础，对此有些读者似乎觉得难以理解。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将重心直接从习惯转移到选择上来。选择是理性背后的真正原则(“推理只不过是大脑的选择性行为”)，是美学背后的真正原则(“众人皆知艺术家选择美学”)，并且是“劝诫性道德观”的根基。通过选择的方式来解决理性、艺术和道德观，是让自由的个体返回“丰富”并冷漠的宇宙中心，但是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詹姆斯一开始所提到的世界的多样性。

同样的紧张关系也出现在詹姆斯关于多元主义的重要讨论中。实用主义者思考行为最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必须放弃世界是统一的“一元论”的假设，即世界是一个将所有真理统一起来的单一现实。相反，实用主义者必须承认一个由各种不同的世界组成的多元化宇宙。“还有其他的雕刻家以及从同一块石头中雕刻出来的不同雕像!还有其他头脑以及从同一个单调的、无意义的混沌中浮现出来的世界!”詹姆斯“以个体神圣”的名义对容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辩护，多元主义原则成为该辩护的一部分。存在于人类生命中的固有尊严谴责对另一个世界的任何强制性屈从。在《多元主义》(Pluralism)以及其他作品中，詹姆斯论证了通过承认世界的多元化本质我们能够获得的道德和政治真理。

然而，一个断裂的、具有多种形式的宇宙也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含义，虽然我们赞美宇宙间纷繁芜杂物质的存在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些含义却不会轻易消失。承认由其他头脑描绘的其他世界也意味着失去所有综合的观点，并导致心理上的眩晕感。多元化宇宙脱离中心的特性也在个人创造出来的世界中预先假定了一个封闭的存在作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多元化宇宙既很开放又很密封，因此它有使统一的头脑和世界的前提条件失去意义的危险。当詹姆斯警告说“存在论的奇迹病态”可能会发生在那些迷失在自身预测性思想“迷宫”中的人身上时，他描述了一些与这种意义丧失相近的东西。在行动中“释放”思想是詹姆斯对此开出的药方，但是它会带来焦虑的追悔。

尽管詹姆斯反对多元主义与个人主义二者之间表面上的不一致，但是他与爱默生一起提出警告说，盲目地坚守二者是一致的观点将会导致更大的错误。二者之间唯一有意义的一致性在于实用主义者的后果。自主个体对一种信仰的坚持会导致不堪一击的行为或后果吗？不会，因为詹姆斯相信个体优先的观点，该观点使思想可以应付“生活的危机”，并因此证明思想本身是一种真理。在年轻时期，詹姆斯经历了一段对他打击很大的消沉时期，这种心理的挫败感经常被认为是他天马行空的个人主义哲学情结的原动力。但是詹姆斯对于自我完整性的效忠不仅体现了其个人价值，而且也是对社会的关注。“无休止地阅读小说和上剧院”仅仅是现行自我开始瓦解的一个症状，这种瓦解似乎是社会生活中最令人担忧的事情。在《相信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1897)一书中，他提到“成千上万无辜的杂志读者被各种毫无根据的否定弄得惊恐万分，举步维艰”，他们是大众印刷的殉难者。这“成千上万”的读者丧失了自己原本个性的棱角，越来越缺少个体的特征，逐渐融入了芸芸众生之中。

他在《相信的意志》中表达出一个反面的意象，即“智者的共和国”。这个纯洁自我的联盟成为一个社会团体，他们理性地容忍个体间信仰和世界观上的差异。然而，在这个由各种思想汇流而成的共和国中，每个个体仍是自主的，其自主性的程度即使在最严肃的人类联盟中都很难想象。詹姆斯欲从社会的层面来描写个人生活的企图是其作品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他的《共享的原则》(“Principle of Partaking”)一文再次保证，不管个体概念中的世界多么的不同，但是只要他们共享同一个时间维度，那么他们的生活就是一致的。但是当詹姆斯企图描述一个面对面互动的世界时，结果便变得空洞和不自然：“如果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能够互有好感、相互了解地“注视着对方”，那么“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会消散!世界上就会拥有容忍的品质和善意的幽默，人们就会相互容忍地一起生活了”。这段话表现了一种可能的场景：这是穷人和富人面对面时可能做的事。就像亨利·詹姆斯想象一个南方白人“可能”对一个南方黑人的所作所为一样，威廉·詹姆斯也用了条件语气来描写社会遭遇。不同的是，威廉·詹姆斯假设的场景不是发生在过去，而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怨恨越积越深。这个观点带来了希望和前景，但是却允许实用主义者的乐观主义超越了实用主义的后果原则，后果原则坚持必须重视过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场景，在想象出来的这一时刻，演员只需要用眼睛和心去感受对方，不用说话，甚至根本无需说话。

一个更加私人的社会生活模式是乔治·米德实用主义的中心思想。米德认为小说是理解人类意识的重要资料其实并不是巧合。如同豪威尔斯一样，米德认为小说中都包含着严肃的思想，小说所描写的意象有助于创造一种知识的形式。但是米德认为，并不是按固定顺序叙述的社会类型和社会关系构成了知识。小说本身并不是已被彻底完工的作品，一件彻底完工的作品还需加上阅读小说的过程，阅读小说的过程是读者大脑中意识的梳理过程——这一过程是获取小说价值的过程。通过阅读小说可以深化并延展现代自我的特性，即“反思性思考过程”。米德关于小说的观点背后是“社会意识”原理，该原理是他在出版的文章和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座中发展出来的，他曾于1894年到1931年去世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正如米德所说，自我是社会性的，原因是“内心的意识”源于“外部世界”。

米德的出发点是关于自我的矛盾特征。我们都以个体的形式存在，都是一个单一的“我”。但是米德坚持认为，即使是最私密的自我也彻头彻尾地具有社会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自身的认定总是来源于他人的评论。如果没有与我们身边的人的交流和沟通，自我感就不具备真正的内容，正如我们只有通过照镜子才能看到自己的脸一样，我们只有靠一直想象着自己生活在他人的视线中，才能对自我有一个中肯的印象。用米德的话来说：“为了建造社会意识，个体不得不先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得知‘我’的意识。”为实现此目的，个体想象着自己生活在他人观点的影响下。“我们运用他人的感觉来反映我们自身的特征。”在通过他人的眼睛来审视自我时，“我”变成了一种外在的事物，变成我们所观察的一种凸显出来的物体，而不再是一种固有的内在特性。这种对自我的反射性意象是米德所称的“alteri”。尽管这种意象的集合存在于我们自身的意识中，我们自我的内部意义仍不断地被外部世界塑造并重塑。“因为所有的意象存在于意识中，所以‘我’是一个普通的个体。”我居住在独一无二的“我”中，但是当我拥有属于我的皮肉时，我也同时拥有一个包含外人的世界。

“社会程序”正是意识的主要内容。对米德而言，这一事实在社会生活和心理学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我们的意识可针对外物做出反应，这一特性意味着自我能够扩大其认知的范围以认识更加多样化的群体和关系。我们的思考和行动可以是外部社会中具有创造性的组成部分。对此，米德最典型的例子是改革。工人运动和其他有组织的改革运动促使社会的其他成员最全面地认识这些运动参与者的社会身份，把他们看成是父母和邻居，而不仅仅是工人的身份。在此过程中，更大社会中的个体将会融入一种那些寻求改革者眼中反映出来的新的自我感。其结果是扩大了社会自我，并“引入了以前未发现的价值观”。

文学在这种社会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小说和其他现实性的文学形式允许自我进一步扩展到社会领域中。“艺术家的社会作用是从各个方面对思考行为提供意象。”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对艺术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正是因为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才有了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形式”。

当今文学的一大需求是通过意象将其他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戏剧和小说做到了这一点，使我们与人物之间进行对话。意象中包含着思考的心理过程。希腊的悲剧中……呈现出了距离我们很遥远的社会场景。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则反映出新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虽并不典型，但是却都是在该时代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由于这些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我们需要建立一些以前没有的新模型来承载以前没有过的新思想脉络。

因为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意象，小说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首选形式，但是其他文学题材也能够推动在米德的理论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社会思考。“因此，小故事、照片和独幕剧可以对那些科学不能提供完全答案以及与外界尚未建立完全联系的现象做出回答。现实主义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科学形成意象。”

米德的目标是描述并促进“民主意识”的形成。沿着实用主义者朝着真实世界迈进的方向，米德和杜威致力于在诸如学校和其他一些文化机构等“外部世界”中验证他们关于心理学和社会生活两方面的观点。他们希望在一个尽可能大的群体内加大可共享社会意识的可能性，从而让实用主义证明自己的真理。正如杜威所说，知识是“帮助行动取得成功的工具”。米德去世后才得以出版的论文集《意识、自我和社会》(Mind，Self and Society，1961)，以及杜威的许多表现实用主义者教育思想和当代政治思想的作品，包括《民主和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和《自由主义和社会行为》(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1935)，记录了40年来对未来世界的社会可能性的理性探索。

然而，历史中是否有力量来推动理解“民主意识”和未来的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呢？这种力量是否来自于实用主义者的一种必要，即为了实现未来的哲学而几乎不考虑历史因素？威廉·詹姆斯和其他实用主义者相对来说比较忽略历史问题，该事实暗示了思考的简约性，即对于未来世界的思考应建立在不考虑过去事实的基础上。同样的简约性也可能塑造与实用主义者意见不同的作者的想象力。对于亨利·亚当斯来说，历史问题不仅从个人角度而且从职业角度都是困扰着他的问题。正如他具有丰富的历史想象力一样，他也同时具有透视未来世界的丰富的想象力。

亨利·亚当斯以及他独特的理论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1907)一书是关于亨利·亚当斯对其本人经历以及历史的反思。在此书中，亚当斯说他所受到的“最大最深刻的教育”是姐姐的死亡。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真正认识死亡。这一死亡事件带给亚当斯的体会和威廉·詹姆斯以哥特风格描写的“既定世界”中的意识与“毫无意义的混沌”有异曲同工之处。亚当斯这样写道：

自然界表达的第一个严肃意识——她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采用了幻觉、梦魇和疯狂的力量等要素。生平第一次，感觉的舞台场景坍塌了，人类意识的外壳被剥落，开始靠无形的能量震动，毫无抵抗力的物质团碰撞着、挤压着和破坏着同样的能量所创造的东西，使它们从永恒到完美。社会变得荒诞奇异，就像是充满机械运动的童话剧，所谓的思想融合到了生活的觉悟中。

亚当斯所描写的自己所受教育的终点是一个黑色未知的境界，而该境界正是威廉·詹姆斯各类感知教育的起点，这便形成一种鲜明的讽刺。他们二人是朋友，都有在波士顿生活过的经历，并且都曾在同一所大学任教(亚当斯曾是哈佛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然而他们二人对同一个问题却给出相反的结论。这个问题是：如何理解我的意识和它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呢？对于威廉·詹姆斯来说，在一个世界中的思考和行动必定会赋予该世界一个意义，那便是这个世界是唯一可知的宇宙。不同的是，亚当斯所受的教育促使他竭力揭开对人类意义毫不关心的世界中无定形的东西和力量的纯粹物质性。“教育倒退了。”描写他姐姐死亡的那段文字仅仅体现了本书中所包含的一种心情；亚当斯在渐渐摆脱了这次打击带给他的阴影后，继续接受他的“偶然教育”，一直延续到20世纪。但是这个“打击”预示了他所接受教育的最终成果，这便是本书中所总结的社会恶化的定律。

亚当斯在读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一书时，在书中所加的注释说明了他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一些观点。他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可以被看做是他对詹姆斯哲学思想的一种注释。在书中，他客观地看待詹姆斯的思想，并未做任何曲解。受到詹姆斯意识和世界合二为一的观点的启发，亚当斯认为自发的“意识的舞台场景”坍塌了，而又有了一种更加接近现实的方式。詹姆斯的“智者的共和国”被亚当斯的“童话剧”社会所推翻，在这种“童话剧”社会中，社会行为只是一些空洞的、“机械的运动”。从一方面说，两位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很容易解释。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亚当斯认为人类事件和制度的多样性可由一些浅显的定律来解释，这是社会创立者的需要，而避免产生亨利·詹姆斯所说的“现代性，可自由行使意志的可怕力量”。相反，威廉·詹姆斯认为历史应被归入“经验”的范畴，经验是激起新的事件发生并能解释这些事件发生的共同规律。因此，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比亚当斯的历史主义更适用于现代性，并且实用主义的目标也是为了要适应现代性。然而，从另一方面讲，虽然两位思想家的基本观点截然相反，但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都受到了一种吸引力，从而关注历史就要在意识中消失的关键时刻，但是对亚当斯来说，这个时刻是个终点，而不是任何有意义的人类意识的起点。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采用了一种新的体裁：它被默认为采用的是自传体。在此书中，亚当斯希望以一种真正科学的方式首次记录他的年龄所经历的历史，但是他却只能写出他自己在尝试这项行动时所经受的种种失败。这并不是一种谦虚的姿态，而是他早就知道这项行动一定会失败。但是因为本书体现了亚当斯所认为的关于历史的最高智慧，我们对于他关于个人失败的描写就不能只浮于表面。因为亚当斯所接受的教育揭示出关于可理解性的许诺是错误的，这便将他引到了正确的方向。只有亚当斯所生活的时代才能梳理完整的历史理论所不能描写的碎片。亚当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教育历程涉及了多种零碎的知识，包括达尔文化理论、中世纪历史、美国外交、西进运动、欧洲游历、华盛顿政治事件、教育学、热动力学、经济史、女性诗学、惠特曼以及两性。

很多人觉得这种形式太古怪了，威廉·詹姆斯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周围存在各种各样的常识、秘密以及讽刺(我欣赏‘教育’这个字眼!)。”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松尽管也很欣赏此书，但是他评论这种风格为“太詹姆斯风格了，我难以理解”。当然，这里的詹姆斯是小说家，而不是哲学家意义上的詹姆斯：和亨利·詹姆斯在《美国景象》一书所运用的手法相同，亚当斯紧紧握住他不能描写当代世界的失败，并以此来解释从意识空间里来的历史的不和谐性。

几乎没有人拥有亨利·亚当斯那么多的历史情结，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能像他一样以生动的手法表现出历史的错位感。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曾孙，也是美国历史上另外一位总统的孙子，他曾经在亚当斯家族所居住的昆西生活，这些都说明了马萨诸塞州的昆西城(Quincy)、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在那里，他曾在他父亲的手下做事，地点是位于伦敦的英国公使馆)以及白宫这些地方不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深层意义上来说，都是在不同时间段上“家”的延伸。由于这种家庭背景，亚当斯称自己为一个“17世纪和18世纪的小孩”，注定要在“梦醒后发现自己需要玩20世纪的游戏”。换句话说，他来到这个世界，希望它奉行的是“18世纪的道德观和行为准则”，这些有形法律的规则将政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并且承诺实现自然与理性的统一。了解这些规则也会使一个人同样继承19世纪的规则，至少对一个“尚且不知道卡尔·马克思正站在远处等他”的孩童来说情况似乎就是这样：

这个男孩很自然地从他所耳濡目染的生活环境中得到一个唯一的教训。他想当然地认为他所生活的世界，大概就是在波士顿和马萨诸塞湾生活时的世界，是唯一适合他的世界。即使他已经知道欧洲的存在，他仍会得到同样的结论。路易斯·菲利普(Louis Philippe)、基佐(Guizot)以及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所在的巴黎，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麦考利(Macaulay)以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在的伦敦，仅仅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不同形式而已，他们与波士顿的提科诺(Ticknor)、普雷斯科特(Prescott)和莫特力(Motley)等都有本质上的联系……这种体系是最理想的人类进步。

年轻的亚当斯理所当然地认定人类进步的万能主体是“这个孩童”，即亨利·亚当斯，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对的，这使得普遍性的假设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无论从性别、种族、家庭背景、教育状况和机遇各个方面讲，除了密尔外，亨利·亚当斯都最接近于古典自由主义所假定的“个体”。这段话中展现了亚当斯剖析他在跨越大西洋的自由主义历史长河中所处的独特地位的技巧，从而揭示出在现实中古典自由主义所认为的人类的意识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以及其在大西洋彼岸的同等阶层的思想倾向。亚当斯坦白说，最显著的家族特征就是固执己见地认为他们阶层的思想可以代表整个世界的思想。“波士顿已经解决了整个宇宙的问题，已经实现了仍未尝试的解决方法。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亚当斯以其他的方式得到了认识，当错误消失的时候，“孩童”的形象也消失了。在这方面，亚当斯已列举出了一系列古怪离奇的替身来取代“孩童”的形象。他是一个由某种形式的统一性或者中心“牵引的法国小狗”。他是一个“蠕虫”。他“原本应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因为不再相信自己是一个宇宙主体，所以他意识到一些狭隘的新英格兰特征已让他不能改变。他是一个“保守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权力的朝圣者”，一个走钢丝的马戏团“杂技演员”，一个在现今世界中“已经过世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对作者在前言中所述形象的不同刻画，在前言中他称自己为“矮子自我”，裁缝师的真人模型，为量他人衣服尺寸而专门设计的人体模型。这个形象源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作品《萨特·莱萨特斯》(Sartor Resartus)。在该作品中，他创造性地刻画了一个后罗马主义的自我形象，已不再有有机和不可分割的灵魂。但是，当亚当斯热衷于描写自我不断变化的生动模型时，却让人们想到了百货公司玻璃橱窗后我们所熟悉的矮子小人。尽管亚当斯很少直接提到商业文化中的各种物质，但在他对于虚假的“感官舞台场景”的发现以及他对于“每月杂志女郎”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物质的存在。亚当斯承认自己热爱也流连于“娱乐场所的廉价物品”，并喜欢看“耍蛇表演”和“角斗竞赛”。对于亚当斯而言，20世纪大众文化的不连续性成为他用来回顾他在19世纪的成年生活的审美形式。

效果是很明显的。正如亨利·詹姆斯和杜波伊斯一样，为了文学目的，亚当斯将他所认为的混乱无秩序的大众文化转化成为一种分析性的意象。但是亚当斯这么做的动机并不明确。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以讽刺性的口吻进行自我描述，并且运用一系列并无联系的荒唐形象呢？他所省略的部分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他对自我和世界的描述既神秘又具有讽刺意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妻子玛丽莲·亚当斯的自杀有关。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中，他承认了妻子的自杀的确是他人生的一个经历，并且因此删去了他人生中一个长达20年的记录。更加明显的证据是关于他与历史的争斗。从早年开始，他对于历史的疑惑就是对他的激励，人生中的转折点也会构成思考的动力。一个转折点是在12岁时全家去“奴隶州”的经历。在这些还实行奴隶制的州，亚当斯面临着“乔治·华盛顿成就功业以前所面临的奴隶制本身的邪恶这个道德问题”。另一个印象深刻的转折点就是英格兰伯明翰的黑人区，这“揭露了工业社会贫民中又一个未知的群体”。历史固有的问题即使没有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却也使他的作品拥有了不寻常的生命力。他的历史学巨著《华盛顿和杰斐逊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历史》(History of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Washington and Jefferson，1889—1891)长达九卷，成就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光辉事业。亚当斯还匿名出版了两部成功的小说：《民主》(1880)和《以斯帖》(1884)。这两部小说都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中的热点问题融入小说的范围。另外，基于对12世纪和13世纪欧洲历史的研究，他还出版了《圣米歇尔山和夏尔特尔》(Mont Saint Michel and Chartres，1904)。

然而，正如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这部作品中所体现的那样，亚当斯作为历史学家的成功看来也只是加深了历史事实的问题而已。他写道，一个教授历史的人“必须把历史当做一种大事年表来讲授，或者从固有的道德意义上来讲，把历史当做一种进化来对待”。但是“他没有讲授进化理论，也没能使那些历史事实符合某一种进化理论”。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对于历史教师来讲是最敏锐的：“因为历史本质上缺乏连贯性、缺乏道德，所以历史就要被如此讲授——否则的话就是伪造历史。”这样了解19世纪的“崩溃”以及美国的过去与未来(古巴人与夏威夷人的痛苦经历，以及尼加拉瓜人的混乱)，就会显得更加急迫、更加复杂多变了。

我们应该根据这种观点来理解亚当斯的科学理论。亚当斯把毕生的经历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他试图发现一块“最终统一”的领域，为此他从来就没有寄希望于宗教，但是当他试图从历史中提取答案时也还是无果而终。达尔文保证提供更真实的统一，即全球历史都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但是达尔文主义结果也像上帝一样令人怀疑：它被那些试图分享它力量的追随者们顶礼膜拜，认为它无所不知。《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带有回顾性的角度，当科学看起来也使亚当斯失败之后，他就开始诉诸于文学分析。然而，他转向文学并不是对理性的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把科学的启示与人类意识和历史的问题连接在一起的方式，科学家们通常都会拒绝把这种方式作为搞科学研究的前提。这是他一直与达尔文主义及其他科学的分支产生分歧的一个较大原因。他在亚当斯家族里取代了以“类人猿”为人类起源的说法，他认为他家族起源于他最早的祖先，硬鳞鱼最近的亲戚，根据赫胥黎(Huxley)教授的说法，是一种叫做皮特拉皮斯(Pterapsis)的鱼。这位“最古老的朋友及表亲”将会提供一个“客观的衡量观点”来重新构建一整套有意义的规律。

达尔文主义对想象力的影响是亚当斯真正感兴趣的地方。“对于那些生活在1867年与1900年间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所熟悉的规律就应该是生物从低级向高级进化、原子集合形成物体、多样性汇集成统一性、杂乱无章被迫形成秩序。”亚当斯在这里既承认这些规律，又带有些嘲弄的语气。当然，他也在这些年轻人之列，会把科学看做一种新的统一原则。但是作为一名激进的反语者，亚当斯强调了那些使人们热切地相信进化论的人的纯粹动机。尽管历史带有腐蚀性，但是它会带来最有猜测性的思想。达尔文主义的“诱惑”不在于它的科学性，而是在于它带给内战结果的历史意义，内战曾经使亚当斯认为有助于联邦政府出使英国。

在相同的情况下，没有受到破坏的进化会使所有的人都高兴，当然牧师与主教除外；它是宗教的绝好替代品，安全、保守、实用，具有彻底的不成文法的神性。这样一种宇宙的工作体系很适合一个才浪费了5亿或者10亿美元以及100万条生命的年轻人来把统一性或者一致性强加于那些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身上。

亚当斯方法的力量是一种公认的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它有赖于他坚持把即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自然现象与历史的局限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联系的目的不在于调和二者，而是去探索它们之间不协调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说，进化的含义就在于进化；而在历史现象中，信仰进化的含义却带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在这个不同的空间里，人类历史中冲突领域特有的动机、侵略和理想等都发挥了作用。亚当斯谈及了战争的死亡、战争的偶然以及战争的残酷，这不禁使我们回想起不能被沉思尘封的暴力，这是自然法规的操作力量所难以掌控的。亚当斯的“矮子”——被剥夺权利的人类——被推向宇宙的中心，他也只能是某种鱼的又一位宗族亲戚罢了。但是，尽管人类会被降级为由鱼演化而来的，人类仍然停留在历史的舞台上，以便记录他们在试图与这个漠然的宇宙进行较量中所表现出来的勾结、抵抗与否认等活动。这种技术表现为亚当斯希望使人类能够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任——即使人类活动的范畴已经不再受到道义的评判——时也依然如此。

以这种方法来观察世界，既不符合基本常识，也不很令人舒服。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中，历史意识用来对不能比较的秩序进行类推性的思考，因此在一些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术语间徘徊不定。没有人比亚当斯更清楚地意识到保持一种观点或者态度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更不用说保持一种令人很难以理解的观点了。“他的人为平衡是后天养成的一种习惯。他是一名杂技演员，背上背了个侏儒，正在过一条高悬于空中的松弛的绳子，如果掉下来一般都会摔断脖子。”正如亨利·詹姆斯许多其他的比喻一样，这是个自我贬低的形象，把一个贵族对马戏团娱乐方式的蔑视转变为他对自我意识进行分析的画面。同时它也非常严肃。当亚当斯描述1900年他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之旅时，这种脖子被折断的形象又再次出现，作为他接受教育的最后一课。那个博览会是所有物品与形象的集合，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以前的旧世界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当时现场展示的有镭、无线电波、戴姆勒(Daimler)发动机、动态气体以及巨大的电动发电机等，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众多从字面上不可理解并具有明显威胁的神秘能量：“在1900年的博览会上，他发现自己躺在机器的陈列馆里，由于受到这些全新力量的冲击，他的历史脖子被折断了。”这一刻对于贯穿该书的“亨利·詹姆斯”是一种死亡时刻。作者所经历的巨大力量标志着任何可能说明统一原则的意识已经结束。从此以后，历史的真正主体将会是“力量”而不是意识。“连续性被打破了。”

亚当斯所讲的“力量”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文学性。“总揽全局”的文学标准使他能够比较不同时代“吸引意识的力量”，从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与性爱的灵感到现代社会的机械能量，这就是他掌握历史分裂的方法。但是自从在巴黎的决裂之后，“力量”就成为一种打败文学智慧的原则，因此也打败了历史意识，因为力量上升并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很明显，力量是一种非人类的主体，只遵从亚当斯称之为“加速规律”的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逻辑并且被放置在所有的衡量标准之外。当亚当斯在他作品的最后一章里重新开始表达他那浓缩历史的力量时，人类作为偶然的形象出现，组成被称为侏儒的种族：很小的物体集合，他们毫无意识地在由“原子弹”统治的世界中等待着将会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一切。

亚当斯认为力量的加速会赶上并超过人类历史，无论这个观点是否准确，它很明显已经抓住了他的想象力。他违背了自己的思想，提出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意识，于是人类的故事得以延续：“他过于好奇，既然地球上看起来已经没有其他能量可以用来繁殖后代，于是他想知道各种力量之间的冲突能否产生新的人类。”他对“一种新的社会意识”的期盼其实是人类未来的一个替代，但是它几乎没有能力把亚当斯推向任何有希望的推测上去：“教育的风格有可能非常具有强制性。”尽管如此，亚当斯假设历史的持续性时遇到的困难依然暗示了一个最终的讽刺，可能只有这一点被亨利·亚当斯忽略了：那就是他的历史设想倾向于认为历史本身随着他自身社会意识的死亡而终结。虽然亚当斯有着无与伦比的对于历史的思考能力，但是他对历史的理解仍然有一个局限，那就是历史的未来，当然这可能是过于理解历史的一个代价吧。

杜波伊斯、意识与文学形式

当亚当斯试图传达19世纪历史的“崩溃”思想时，他把其描述为对他的一次心灵创伤：历史折断了他的脖子。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背上背了个侏儒的杂技演员的形象，亚当斯利用这个比喻把自己置于他所描述的历史中，并承认自己的脆弱与各种力量的强大。他有意地利用这种语言来避免仅仅扮演一位现代“马戏团”的旁观者的诱惑，这种倾向表现在1906年他写给约翰·海的一封信里：“我的精神错乱吓到我了，我开始很严肃地考虑我是否要对在英国、德国、法国或者是印度的‘世纪之末’马戏团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或者我是否应该在伦敦、巴黎、柏林或者加尔各答等地预订座位来亲眼目睹一下这场崩溃。”他可能会否认这种态度，但是观众席上旁观者的形象显然比那个冒着生命危险的杂技演员亚当斯要更准确些。全球性的选择预示着亚当斯身心两方面都尽情享受着异乎寻常的无拘无束，这种自由决定了他选择智力活动的能力而不是强化了分离感。他能够选择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对杜波伊斯而言，人体的脆弱性从来都不是一个安全的比喻，因此他的思想可以被认为开始于身心问题的一个特殊子集。他的作品《黑人的灵魂》描述了19世纪内战后黑人教育的问题。他在第一章里描写了“黑人学生”自我意识的萌芽：“他开始第一次分析压在他背上的那个包袱，那个半隐藏在黑人问题背后的死一般沉重的社会地位下降的问题。”杜波伊斯可能只想把这个比喻作为一种暗喻，但是拥有黑人身体这个“死一般的沉重”的比喻太切题了，所以不能成为一种文字上的真实，这也正如《黑人的灵魂》所要表明的那样。在1900年，作为一位非裔美国人就等于他要公然挑衅笛卡尔的理论[9]，并且发现他自己已经被归类为一个躯体，而不具有灵魂了——我思故我知我是一个被鄙视的躯体。杜波伊斯从这种强迫的认识论观点出发，把书写一部新的历史哲学与美国的社会思想哲学为己任。当然，最终这将不光是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而且是“未来世界”的历史。到那时，全球的历史都不得不认真对付“产业奴隶制与公民死亡”的事实，这是19世纪馈赠给20世纪的一份礼物。杜波伊斯写《黑人的灵魂》的目的在于向人们展示，“黑人的问题”会揭示为更为广阔范围内的“灾难的结果”这一全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

根据杜波伊斯自己的说法，如果能够回避的话，他会尽量回避黑人问题的。在他的自传《黎明前的黑暗》(Dusk ofDawn，1940)中，杜波伊斯写道：“要不是种族问题很早就强加在我的身上并且始终笼罩着我，可能我一出生就会成为一名毫无疑问的礼拜者，融入社会秩序的圣殿与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巴灵顿(Barrington)长大，之后在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的黑人学院学习，然后又一路拼搏，最后得以到哈佛大学的哲学系进行研究生的学习，当时他的导师是威廉·詹姆斯。与詹姆斯和亚当斯一样，他也曾经在柏林学习，并且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研究所里得到了一个职位。这样，杜波伊斯接受了当时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最好的训练。在求学路上，尽管他有时会因为黑人身份而受到打击——例如他的导师詹姆斯建议他改变研究方向，希望他从哲学学习转向历史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在教师名单里略去了他的名字——他还是像詹姆斯和亚当斯一样最终在教育界与知识界取得了成功。那个世界很适合书生气十足的年轻人，他喜欢歌剧与欧洲，并且在闲暇的时候还写着一本关于哈佛的小说。但是黑人形象的问题，正如他所描述的，在世纪之交很有力地“闯入”了他的学术生活，“并且最终干扰了他的生活”。

1899年，当佐治亚的黑人农民山姆·何斯(Sam Hose)被吊死并且尸体被烧毁时，以私刑处死人达到了最疯狂的地步。当时杜波伊斯是亚特兰大大学的教授，他写了一封反对动用私刑的标准信件，然后离开他所工作的大学办公室，准备把信寄给《亚特兰大宪法报》(Atlanta Constitution)的编辑。但是当他走在亚特兰大的大街上时，听说何斯被烧灼的指关节被切成小块儿正放在一家白人店主的橱窗里展出，于是他转身回去了，并且再也没有寄过那封信。“当黑人们被任意用私刑处死时，一个科学家就不可能保持沉着、冷静与超然了。”何斯的尸体在橱窗里被展览的情形说明学术已经无法分析一系列的历史情况和联系。杜波伊斯在历史与社会学方面已经出版了划时代的作品，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其他学者比他更有资格担任学术研究的重任了。他1896年出版的作品《制止非洲奴隶贸易进入美国》(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追溯了黑人的历史根源；而1899年出版的作品《费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是根据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而著的，从社会学角度来讨论黑人问题。但是，如果杜波伊斯要解释何斯的尸体被展览这个现象，他最需要的正是重新定义从社会科学和白人的角度来看的黑人问题。他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那些曾经“目睹过暴徒与动用私刑的场面”的人，那些在内心深处意识到作为黑人必须背负“死一般沉重”的包袱的人，将会成为他所描写的历史主体。

“你成为一个问题如何感觉呢？”这个问题被放置在《黑人的灵魂》的第一段里，杜波伊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或者一个杠杆，把黑人的位置从社会学的客体转变为文学和历史的主体。

在我与这个世界之间有一个一直都没有被问及的问题：没有被问及是因为有些人感情脆弱，而其他的人又不知道如何措辞。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问的。他们会犹犹豫豫地走近我，抑或好奇抑或同情地看着我，然后也没有直接问我：你作为一个问题感觉如何呢？相反他们会说，在我的镇子里我认识一个很出色的黑人；或者说我在麦克斯维利(Mechanicsville)[10]打过仗，或者说那些发生在南方的暴行不会使你热血沸腾吗？

为了取代这种虚假形式的黑人问题，杜波伊斯使自己处于社会划分的黑人与白人之间，并且把这些虚假问题的起源归因于“另外世界”的白人质询。作为对那些一“看到”黑人就会想起问这些问题的回应，杜波伊斯拒绝回答他们，“我会微笑，或者表示感兴趣”，但是“我几乎一字不答”。

然而他的身份成为问题是黑人历史生活的一个事实，也是理解这个真实问题的关键，如杜波伊斯重新定义的一样：“其实是个种族分界线的问题。”他拒绝使用双重系统，即定义白人观察者会学会并且知道反对黑人的知识。杜波伊斯采取他自己的术语来分析“作为一个问题的奇怪体验”。杜波伊斯的中心理论是，黑人问题是个地位问题但不是本质问题。但是，他也坚持认为，一个卑微的社会地位在那个拥有这个地位的人的内心意识中具有塑造能力——那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体验”，目前还没有学术讨论能够证明。为了复原这个领域的体验，杜波伊斯利用与分析紧密相连的记忆，与亚当斯一样，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示未被检查的并构成了历史质询的社会关系。

他最早在英格兰的记忆讲述了自己的痛苦发现：一块“巨大的面纱”把他“排除”在他的白人伙伴之外。像亚当斯的“力量”一样，这块“面纱”将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文学象征，使得杜波伊斯能够在一片被置于哲学与历史记载之外的分析空间里综合人类的意识与历史事实。结果就是他著名的关于“双重意识”的观念：

在继埃及人、印度人、希腊人、罗马人、条顿人(Teuton)及蒙古人之后，黑人是上帝的第七个儿子，他出生时就戴着一块面纱，并且在美国世界里被赋予了超人的视力——这个世界没有带给他真正的自我意识，但是只让他通过其他世界的启示来观察自己。这种双重意识是一种很特殊的感觉，总是要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通过别人充满好笑的蔑视与同情的言谈来衡量自己的灵魂。一个人总会感觉到自己的两面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完全不能调和的斗争；在一个黑人的身体里存在的两种对立的想法，他也只好依靠自己顽强的力量使之并存而不至于被撕为碎片。

这段文章容易使人想起黑格尔用集体意识融合历史的框架结构，并且预示了乔治·米德的分析，即把社会意识当做自己“通过其他人的眼睛”创造出来的一种感觉。但是黑格尔和米德的系统都假定了一个标准的主体：自我或者“上帝的儿子”，而且都没有被任何面纱所限制。相反，美国“黑人”的面纱却是把他们当做隔离的种族客体，远离世界的其他主体，被认为“不完全是人”的群体。

换句话说，根据杜波伊斯的分析，主体已经是历史与社会人，他们生活在面纱的任意一面。奴隶制度的历史就是部分面纱，把非裔美国人当做“分离的东西”来奴役。美国内战后，南部的重建历史及其结果是部分面纱，再次奴役了那些获得了自由的人，而且试图“反复灌输对一切黑人有关的东西的鄙视”。黑人主体不被当成哲学主体，以社会科学问题的形象出现，因此他们不被“另外的世界”承认，并且是个既不受保护又被污蔑的群体。只有通过解释那块面纱或者种族分界线，才能解释山姆·何斯的现象以及“死亡与隔离”，这就是非洲人在美国的历史命运之一。“就在那些社会学家们快乐地数着他们的私生子与妓女时，汗流浃背的黑人的灵魂”正在忍受着“巨大的绝望”。

文学分析负有重新恢复黑人被排斥的主体地位的任务，杜波伊斯再次引入一种本国土语作为黑人的“灵魂”。但是仅仅意识到并且把美国黑人当做主体来写作并不能除去面纱。相反，只有实现黑人的灵魂才能使面纱呈现它本来的样子：是非物质材料做成的，但却是一堵历史标记与感知都不可穿透的墙，是“那个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我们力量的另外的世界产生的想象”。在面纱之后，这个黑人知道了他(她)自己既是一个有意识的主体，又是一个受人鄙视的客体，这种不和谐会产生疑虑与“无结果的质问”。所以，双重意识是批判的范畴，能够恰当地阐明美国黑人生活中的“混乱”与绝望。

但是杜波伊斯把同一个双重意识也描绘成上帝赋予的“超人的视力”。“在共和国的危机时刻”，杜波伊斯黑人主体特点的综合自我和“另外的世界”成为历史分析的一个强大武器。他回到了历史与社会学的领域来重新处理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曾经被狭隘地归为“黑人问题”。关于自由人办公署(Freemen's Bureau)、黑人政治领导与选举权的丧失以及自由教育等历史章节成为批判性反思的场所，引向了更为广泛的美国现代性问题。超人的视力意味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必须要包括美国奴隶制度的面纱史。当“运奴船最先看到詹姆斯镇的方塔时”，黑人的灵魂就开始书写历史了，并且双重的历史编纂记录了战前奴隶制与当今“成功的商业主义”的连续性，现在所有种族的人类越来越多地被看做“只对未来的财富感兴趣”。杜波伊斯接下来的几章是关于“黑人地带”的(被隔离的黑人农民阶级聚集的南方的农村地区)，它通过文学形式再创造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一个职业观察家，杜波伊斯利用寓言与暗喻来捕捉黑人日常生活的结构，“我们拙劣的社会标准还没有能力效仿。”他以图表的形式来说明管理结构的费用和失真已经把南方变成一个“为对付那些令人恐怖的黑人而武装起来的军营”。因此，黑人主体超人的领悟力可以理解众多科学无法回答的“无答案的斯芬克斯”。

杜波伊斯在关于黑人灵魂的描述中承认已经放弃了“传统作者所采取的客观、公正的态度”。他写道，“主观”的语气与风格意味着“权威”的丧失，但却“获得了生动的描写”。在那部作品中，美学的结构、诗歌的意象以及故事构成了全书分析与综合的主要部分。然而尽管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与他1911年出版的作品《银羊毛的困惑》(The Quest of the Silver Fleece)以及1928年出版的作品《黑公主》中文学表达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杜波伊斯一直是一个很难在文学机构和美学文化中定位的人物。他是一位欧洲高雅艺术不懈的追求者，他敦促非裔美国人通过去艺术馆进行深思从而完成“陶冶灵魂”的任务。然而，他坚持认为艺术要作为高雅的“宣传手段”来为政治目的服务，这使一些年轻的黑人艺术家认为他美学文学方面的观点太过于狭隘了。他赞同以“歌曲与故事”相结合的黑人表达方式，并把黑人的精神作为《黑人的灵魂》一书的主旨。他甚至声称他在作品中独特的写作方式是“热带非洲”的手法。然而他在这部作品中使用的语言过于华丽，倒是更像在刻意模仿维多利亚文体家写散文的风格。许多评论家认为杜波伊斯是一位远离黑人群体的精英，而同样多的评论家则认为他的书具有一种真正种族传统的黑人表达。

杜波伊斯在这个等级森严的文化界中不确定的地位使他成为研究那个时期文学价值的活力的一位很特别的人物。确实可以说，他独自明确地表达了那些关于活力的问题，因为他在每一章的开头都引用了双重引语，一个来自权威的西方文学著作，另一个来自一些无法识别的“哀歌”的乐谱，即转换成音乐符号的黑人灵歌。这样的配对提出了该书最深意义上的问题：在一个恢复了它“红色的过去”、恢复了同时期“第二次奴隶制”从而带来了公民死亡的社会，高雅文学文化的位置和价值何在？

看起来杜波伊斯至少不能直接说或者不愿意直接说。成对的引语在每一页上都类似，然而它们绝对不是来自对立世界的毫无关联的独立部分。但是在“约翰的到来”一章里，杜波伊斯进行了一次尝试，他把不同的文化氛围融入一段对话中。双重意识的观点现在变成了“两个约翰的寓言”：这两个年轻人都叫约翰，其中一个是黑人，另一个是白人，他们曾经是儿时的玩伴，在北方接受了教育之后一起回到了南方的小镇。那个黑人叫约翰·琼斯(John Jones)受到在北方求学的激励，包括来自纽约的世界环境与新世界的艺术和经历，他努力忍受着种族分界线之后的生活磨难。而那个白人约翰由于受到被给予特权的拘谨，只是感到很烦躁。

接着就是寓言的高潮部分：一次那个白人约翰试图强奸琼斯的妹妹，琼斯发现后把白人约翰杀了。在这场颠倒的私刑情节中，那个白人成为一个既没有生命也没有名字的躯体，或者说是“一个分离的东西”。当然，种族的秩序会自己得到恢复，寓言还是以琼斯向白人的私刑暴徒屈服而告终。但是私刑在琼斯内心深处得到诗一般的再现，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Lohen.grin)给他带来的狂喜记忆与黑人尸体的被毁融为一体，那场歌剧是他曾经在曼哈顿的“大厅”里听到的。“这是音乐的声音吗？还是人们的喊叫声呢？”咏叹调中“空中回荡的天鹅最后的哀号”被一种“奇怪的旋律”代替了——或许是他自己的号叫声吧!——这一切都伴随着暴徒的屠杀。

瓦格纳式的私刑是一种表现双重意识“特别感觉”的令人恐怖的方式。杜波伊斯的寓言使用“故事与歌曲”相结合的方式，他认为这种形式是美国黑人的天赋，但是歌剧风格的歌曲来自与南方黑人所不熟悉的世界，这正是故事引人注意之处。把瓦格纳式的歌剧与南方黑人的内心世界结合在一起所需要的知识几乎没有几个美国人具备，不论白人还是黑人。但是这种结合却是有意为之；事实上，杜波伊斯依靠了他观察到的高雅美学意识与暴力反对黑人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差距。正是因为意想不到的结合，带来了意义深远的效果，并允许读者来感受双重意识的文学版本。高雅美学文化的价值不在于它作为高雅艺术的地位(当然黑人的“歌曲与故事”，价值也不在于它在文化的等级制度里较低的地位)。对于杜波伊斯来讲，在这种情况下，高雅艺术的价值刚好表现为它与黑人私刑历史间的美学距离，这个距离使双重引用的改造效果成为可能。

高雅文学写作成为一种通过文化裂痕来理解已经模糊不清的历史的方式。这就是杜波伊斯在更广泛奉行种族隔离的美国文化中具有的超人的文学领悟力的天赋。在作品的最后一章里他谈到，坐在“自己屋里的高窗户旁”，这个学者的书房是他写作的地方，也正是从这个地方，他听到“从地下砖头砌成的洞穴里涌现出来的”黑人“自由”的歌唱。这种比喻的写作手法使下面的歌声到达并且激励上面的作者，赋予了《黑人的灵魂》一书以空间表达：目的在于把高雅艺术与受人鄙视的命运之间的距离变成一块面纱，该面纱可以靠想象获得。在已经掀起了那块文学面纱、揭露了悲伤的历史之后，他依靠这样的描写来展示能够带来希望的未来。就像分享宗教的象征主义一样，对面纱的描写使杜波伊斯能够设想“无尽的公正”与灵魂的救赎：“到那时，美国会撕碎这块面纱，所有受奴役的人都会得到解放。”

1940年，杜波伊斯的自传《黎明前的黑暗》为读者提供了另外一个关于面纱的寓言，这次这个障碍被描述为一块厚玻璃板。经过了40年之后，种族隔离依然存在，尽管这块面纱现在已经变得透明些了，但却更加难以描述、难以确定了。而且这种透明度依然没有使玻璃后面的人更容易得到认可与同情。

很难让其他人了解种族隔离给黑人造成的心理影响。就好像是一个人从一个大山的黑暗山洞里朝外张望一样，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并且还和他们讲话，很礼貌地、很有说服力地同人们讲话，告诉人们他们这些被埋葬的灵魂是如何被困在大自然的运动、表达与发展中；如果他们能够脱离这个牢笼的话，那么那将不仅仅是对他们的礼貌、同情与帮助，而且也将会是对全世界的帮助。被困的人就这样平静地、有逻辑地诉说着，但却发现过往的人甚至不回头注意他一下，或者即使真的有人驻足，也只是好奇地匆匆一瞥，然后又会继续前行了。渐渐地，牢笼里的囚徒们就会认为过往的人听不见他们的讲述，因为那块无形的但又可怕的厚玻璃板把他们与这个世界隔离了。他们变得很兴奋，更大声地讲话，还做手势；这样一些路人会好奇地停下来，但是发现他们的手势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时，就一笑了之，然后继续赶路。

美国白人以及更大范围内的人们都没有获得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里所描述的那种超人的视力。相反，注意到玻璃后面有人的观察者会变成好奇的旁观者或仅仅当做一种娱乐。而且他们会一直都做旁观者，直到有一刻那块玻璃被打碎了，于是他们感到的就只有威胁了：

那时那些(被囚禁的)人可能会变得歇斯底里。他们可能会尖叫，或者为了越过障碍而大声叫骂，他们昏乱得几乎意识不到他们是在别人听不见的真空里喊叫。对那些从外面往里面看的人来说，可能觉得他们古怪的举止真的很滑稽可笑。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在某处通过鲜血与受伤的代价得以突破重围，但是却发现自己被一群可怕的、难以满足而又势不可挡的暴民包围着，这时他们又开始真的为自己的存在而担心了。

宗教方面关于面纱的比喻被一个更圆滑、更现代的障碍玻璃替代了。没有了面纱，打破障碍的时刻也只能是暴力伤害的象征，而不是启示，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也只会预示着更多的暴力。杜波伊斯用厚玻璃板代替了面纱，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他会转向这个特别的形象来表现种族分离的“心理内涵”。它是否来自更高雅的文化氛围(例如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比如是否来自透过博物馆展览的厚玻璃或者透过学者书房的“高窗户”的经历？或者这种想象是否来自不太高级的世界——动物园笼子里的玻璃窗或者临街开设的百货商店的窗户呢？这个故事没有包含任何相关的线索。然而，与《黑人的灵魂》最后的戏剧性局面形成对比的是，寓言里较高与较低之间的区别不再清晰了，因此无助于清晰地阐明转换理解的可能性。

不管这种形象是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提取出来的，现代社会的厚玻璃板向人们灌输了一种习惯性感知的统一结构。它代表那些没有能力或意愿把卑微的人当做有灵魂的人来看待的文化观察者的反映。像玻璃一样，比喻中没有杜波伊斯能够运用的张力与质地以及内部的区别，以便这个世界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理解这些处于玻璃后面的人。在情节中只有观看，既没有写作、没有歌声，也没有对不同世界的高雅与低俗产品的理解，这些产品曾经为杜波伊斯的《黑人的灵魂》提供了活力。无论是高雅文学文化的分析资源，还是大众文化的超凡精神或者是方言，看起来都不能利用。值得注意的是，令那些囚徒恐怖的一点是他们生活在“真空”里的经历，他们的声音不被听到，因而感到很恐慌。这个寓言继续了种族烙印，是一个具有创新手法的反面寓言，可以通过高雅与低俗表达的相互影响来实现。这一切不禁会使人联想到一幅图画，里面描绘的是一个消音的、不通风的世界，黑人们都被遗忘在那里。

[1]吉姆·克劳，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或种族隔离制度。——译者注

[2]色萨利，希腊城市。——译者注

[10]希帕蒂娅(Hypatia)，生活在公元370—公元410年间，历史上第一位对数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被当时的宗教势力以异教徒的理由处死。——译者注

[4]此处作者使用了grief本身的含义。——译者注

[12]杰迈玛大妈商标是目前由桂格公司拥有的一种薄饼面粉商标，最早形成于1893年。——译者注

[6]利奥波德·布鲁姆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人物。——译者注

[14]提瑞希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为看智慧女神洗澡而致双目失明。——译者注

[8]埃塞俄比亚主义是殖民时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之间的宗教运动，始于19世纪80年代，主要起因在于不满欧洲殖民者的种族隔离。它是近代殖民时期非洲人民争取宗教和政治自由的一种斗争形式。——译者注

[16]莱恩·笛卡尔，法国数学家、哲学家，被公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的哲学思想基于唯理性的前提“我思故我在”。——译者注

[10]麦克斯维利是南北战争的战场，在里士满附近。——译者注

美国生活的展望(1880-1920)

（伊利诺伊大学）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

1 美国悲剧或美国生活的希望

阶层与个人

在德莱塞(Dreiser)的《美国悲剧》(American Tragedy，1925)中，年轻女子在谈到心爱之物时，其实就是在谈及她们渴望的事物。这让我们注意到下面两种渴望之间的联系：一是桑德拉·芬吉莉渴望得到克莱德·格里菲斯——“桑德拉很愿意克莱德在这里，”她告诉他；另外一个是霍滕斯·布里格斯渴望得到鲁本斯特恩裘皮商店橱窗里的那件衣服——“噢，如果我能有一件就好了，哪怕只是一件，”霍滕斯对着那件衣服说道。这些女孩儿是否了解她们自身以及那些被她们的渴望而可爱化的事物，我们不清楚；克莱德把桑德拉称作他的“亲爱的小女孩儿”，但是桑德拉喜欢克莱德的就是他“对她的依赖”——哪一个才是心爱之物呢？这在霍滕斯与那件衣服之间就更直接一些了，或许这只是因为那件衣服提供给霍滕斯的东西比克莱德给予桑德拉的要明显多很多。那件衣服是“最宝贵的”，因为它是“最高级的”；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克莱德在桑德拉面前象征着什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类似于在其双刃剑上的心理依赖，那件衣服对霍滕斯来说象征的是一种“社会地位”明确直接的转变。那件衣服是有阶层等级的，霍滕斯想象只要穿上它，她就开始属于那件衣服所代表的阶层了。

就像那件衣服与克莱德之间的类比一样，阶层转变和色情吸引在《美国悲剧》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本小说里，就跨阶层恋爱本身来说，这些阶层界限并不是爱情的障碍，但却是构成障碍的一个可能的条件。这一点在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一本关于阶层流动的伟大小说《马丁·伊登》(Martin Eden，1909)里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一个“中产阶级女儿”的哥哥向她介绍马丁·伊登时——“露丝，这是伊登先生”——马丁为第一个“崭新的印象所激动”，“并非因为那个姑娘，而是因为她哥哥的话”，尤其是“先生”这个称呼!她那个阶层人们的这种谈论方式使伊登对她一见钟情，甚至在他注视到她的“超凡脱俗的蓝色眼睛”之后，这种方式都还继续演绎着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的一个场景再现了《地狱篇》[1]中当保罗和弗朗西斯卡在读到兰斯洛特和格温娜维尔[2]的故事(“这本书和书的作者就是加列奥托……”)时而彼此吸引的画面，那时露丝和马丁正在一起看一本语法书：“她搬了把椅子到他身边坐下了——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去帮她搬。她翻着语法书，两人的头靠到了一起。她在提纲挈领地告诉他该做什么功课时，他几乎没听进去——她在他身边时带来的陶醉令他惊讶。”这一段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语法书与《亚瑟王之死》(La Marte d’Artbur)之间机智的替换。因为在马丁感觉到露丝令人分心的亲近的那句话的后面是：“但是在她强调动词变化的重要性时他便把她全忘了，”接着，“他从没听说过动词变化，原来它是语言的龙骨骨架，能窥见这一点叫他很着迷。”当然，如果不把马丁对“动词变化”的发现看成至少从语法(后者词源)的角度替代了他对露丝的性趣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能够肯定的是，本段真正的智慧在于它强调学习如何进行动词变化——就像被称作“先生”一样——有其自己的魅力；或者甚至在暗示露丝的爱最好被理解为替代了中产阶级对语法的高度兴趣。至少，人们可以从这段文字中看出在性欲和阶层流动结合中的一种责任：“他往书本靠得更近一些了，露丝的头发便轻拂着他的面颊……她以前从来没有像这样跟他亲近过，此刻两人之间巨大的鸿沟之上似乎架起了桥梁。”如果语法就是你的加列奥托，那么就没有必要选择动词变形定义了。

在把对学问的爱和对中产阶级妇女的爱结合在一起上，马丁·伊登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欧文·威斯特(Owen Wister)在《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中刻画的那位弗吉尼亚人花费了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来练习“拼写”与“书法”，以便那位来自本宁顿的女教师莫莉·伍德能够接受他。当她最终同意嫁给他时，时值被威斯特称作“勃朗宁会议”——带有一种伦敦所没有的讽刺——的时期。但是伴随着这种讽刺的是一种跨阶层欲望的缓和以及对它的一种批判。因为如果莫莉·伍德的来自革命战争英雄斯达克将军的出身使她成为“青山女儿、萨拉托加神圣集团以及同盟殖民地链组织”的一员，那么弗吉尼亚人结果也会是来自“古老的世家”，当“得到机遇时”(在墨西哥以及革命战争期间在“老山胡桃树[3]”的领导下)，这个世家具有强烈的战斗欲望，使他们与斯达克家族很相配。从这一个立场上说，《弗吉尼亚人》里阶层流动的唯一真实的化身就是“在胡斯克瀑布(Hoosic Falls)最有前途的年轻人”，在莫莉去西部之前，她拒绝了他的求婚。这位大有前途的年轻人的支持者们认为她的行为很“势利”，他的“曾祖母”可能“与她的曾祖母一样伟大”；莫莉的支持者们肯定了这种可能性，但同时指出“我们恰巧不知道她是谁”。从这个立场上讲，尽管弗吉尼亚人有文法及文学上的缺陷，但他却是莫莉摆脱与她“地位低的”人结婚的机会；当他被“印第安人”打伤并神志不清时，莫莉不得不说服他跟她一起回到定居地，提醒他说：“一个绅士是不会邀请一位女士出去骑马而扔下她的不管的。”《弗吉尼亚人》最终并不是关于一位下等阶层的男人想娶一位中产阶级的妇女的故事；它要揭示的是下等阶层的男人是真正的“绅士”，而中等阶层的妇女是真正的“淑女”。

所以当弗吉尼亚人最终到达了本宁顿镇，原本期待着一个手持马鞭、身着皮套裤牛仔的本宁顿失望了：“下了火车看到的仅仅是一位高个儿男子，他头戴一顶普通草帽，身着一件比大多数本宁顿人剪裁得更好的苏格兰式家织衣服——这令人感到很乏味。”弗吉尼亚人既不是“牛仔戏”中的英雄，也不是一个“平凡的小伙儿”，他比东部想往上爬的年轻人穿着要得体，因为他没有必要往上爬。他的衣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衣服“完全适合”他。而那些往上爬的年轻人们以及霍滕斯·布里格斯想要的衣服却是“完全”为他人所穿，他们梦寐以求想成为的那些人。因此，鲁本斯特恩橱窗里的那件皮衣对霍滕斯来说代表着一种可能性，即买了这件衣服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就等于改变了阶层。而对马丁·伊登(就像克莱德一样，但他比霍滕斯“野心”更大)来说，语法和礼仪、新的“带颈服饰”和“牙刷”只是“彻头彻尾改变一个人”的最初几步。

但是“改变一个人”的最后结果却不仅仅是成为中产阶级，同样还有伦敦所说的“自我实现”。这就是说，阶层流动可以被理解为成为“上流社会人群”中一员的一条途径，也是成为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途径。“事实上，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衣服，”鲁本斯特先生告诉霍滕斯，“这是仿照去年夏季纽约最时髦的衣服制作的……你不会再找到相同的一件。”这件衣服很“特别”，因为它既是唯一的(在堪萨斯城再没有第二件这样的衣服)，又不是唯一的(在纽约至少有一件像这样的衣服)，并且还因为它同时可以给人以更高的“阶层地位”这个事实。霍滕斯想要那件衣服，既是因为它“个性化的时髦”，还因为这种个性化的时髦使她看起来就像纽约许多上层女士所穿的衣服。穿上它，她将同时属于那些穿上这种衣服的女人的阶层，但又什么阶层都不属于。

至少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地位最好被理解为是矛盾的。比如对美国阶层形成的近期研究在勾画工人阶层的意识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在把分析延伸到中产阶级时却遇到了困难。正如斯图亚特·M.布鲁明(Stuart M.Blumin)在1985年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的论文所指出的，其问题的根源在于“存在于中产阶级体系深处的个人主义”。研究工人阶层意识的学者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发现工人阶层作为一个阶层的证据，但是只要“中产阶级的形成”牵涉到“建立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信奉社会个体论的思想，而把它的成员约束在一起成为一个社会群体”，那么它作为一个阶层以及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的证据就难以寻找了。

识别中产阶级的困难因此就被纳入到定义这个阶层的过程中，或者至少纳入到解释那个定义的假设中，这个假设认为个体与阶层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抵触。对于那些没有被中产阶层个人主义中存在的明显的逻辑问题所困扰但却被中产阶层个人的命运所困扰的人来讲，这个假设更为关键。因为在这里，个人与阶层之间的抵触就成为这两者之间的竞争，或者更为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个人与那些为人知晓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在马丁·伊登对尼采学说醒悟的阶段，他预料“个人主义者”将战胜“社会组织”，但是进步时代(即大约从1901年罗斯福就任到美国在1917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期)更为频繁地被看做是一个关键时期，一个个人主义服从于新兴的现代主义官僚机构的时期。从这个立场上讲，我上文所描述的霍滕斯想具有的“个性”与想成为“上等人”之间的平衡必须被重新描述为一种妥协，她对于个人主义的渴望让步于一个对个体日益充满敌意、日益受等级结构控制的社会。

但是，这种妥协的必要性却是霍滕斯所看不到的，而且事实上在《美国悲剧》里，并没有出现这种平衡，也不需要妥协。相反，这些矛盾关系被重新安排为互补形式。就像鲁本斯特恩橱窗里的那件衣服一样，购买这类衣服的可能性把阶层流动与个人主义的命运联系起来，并且如果从一个角度(比如从《弗吉尼亚人》的角度)来看，“平凡的小伙子”的地位提升就意味着个性的毁灭，而从另一个角度(比如从霍滕斯和克莱德的角度)来看——恰恰通过平凡人的术语——又好像个人主义具有存在的可能性。一部《美国的悲剧》把对往上爬的年轻人和平凡的小伙子所代表的上流社会个性的威胁改写为对一种或许被叫做大众个性的还原，这种大众个性通过语法和大批量生产的衣服来体现。它标志着一段特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以对立的消失而告终。我认为，到1925年，个性以一种标准化的效果而出现。霍滕斯欲望的不一致——她没有意识到一个人不可能既是个体同时又属于一个阶层——被一种阶层和个体的观点所消除，而这个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在阶层和个体之间选择其一，那么就得同时具备二者。

军队和工厂

马克·吐温塑造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一次特别的演讲中说道：“训练就是一切。”这篇演讲开篇就断言，社会要求个人有完全的决心——“训练就是一切……训练是一个人的全部”——而且结尾部分断言，“像原子一样微小”的“原始的”人应该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换句话说，人不是训练的结果。因此这位美国佬的机会巨大——他能训练整个民族——并且由此他失败的机会也巨大——他们能够抵制他的训练。

尽管经常听到诸如“训练的力量!熏陶的力量!教育的力量!”之类的宣言，《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最关心的是抵制训练的力量。这位美国佬在开化亚瑟王朝的“白印第安人”的努力中，对暴力和体力的过分依靠以及这些努力的失败都是个性概念影响的结果，这种个性概念系统地从根本上否认任何训练、熏陶和教育的力量。“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美国佬快乐地思索着。“长年的虐待和压迫都不可能抹杀人性。”这里讨论的人已经抵制了6世纪的暴政，但是这位美国佬对抵制了19世纪民主化的人士抱有同样的仰慕，他告诉他的“人类工厂”中那些忠实的年轻产品：“英国骑士可以被杀掉，但他们却不能被征服。”他们不能被征服，因为再多的暴力和高压强制都不能在他们身上产生教育意义上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标志甚至就是承认失败。他们是个性的杰出典范，其特点就是抵抗的力量。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而非因为缺乏文明，他们就看似可信地被当成了“白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就像是从岩石中蹦出来似的，”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en)在1851年时就这样描述。“不破坏本质就想改变其形状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人从本性上无法感化，只能用暴力来征服。因此，正如迈克尔·罗金(Micheal Rogin)在《父与子》(Fathers and Children)中谈到的，像安德鲁·杰克逊那样的“印第安猎人”通过他们的行为——依靠他们的行为，即猎杀印第安人——证明了自己与印第安人的相似性；“印第安人”的暴力迫使“印第安猎人”采取暴力；在杀害“印第安人”的过程中，“印第安猎人”成了“印第安人”的变体。在《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的结尾，我们不难看到这种类似的证明，机关枪发出的“洪水般毁灭性”的火焰杀死了最后1万个“白印第安人”。这种大屠杀经常被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用来作为对19世纪下半叶工业化的批判，吐温称这种工业化为“机器文化”，但是事实上，大屠杀就是那种文化和它造就的机器的明证。美国进步时期的美洲土著人日益被看成美国个人主义的典范，这种个人主义被认为创造了吐温所说的机器文化，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具有绝对的不屈性，帕克曼在1851年就预言这种不屈性将导致他们的“毁灭”。因此，在托马斯·狄克逊(Thomas Dixon)反社会主义的反乌托邦作品《同志们》(Comrades，1909)里，除了资本家沃思(Worth)上校以外，正是“印第安人”萨卡(saka)成为了“个性”英雄：社会主义的“人类兄弟会”曾试图左右萨卡，但是没有成功，他们“只看到萨卡几个晚上，但在山边却听到了他的来复枪声，看见他的帐篷里燃烧的浓烟从邻近的平原上缭绕升起”。莫根(Morgan)认识到他的“印第安人”既不能被训练也不能被征服，因此就是承认了他们岩石般的性格，他要让他们全部灭绝并不是要抨击他们的野蛮，而是对他们的个人主义表示敬意。只有通过大屠杀，吐温才能确认那个“微小原子”的“真实的我”，这个自我不能改变，因而必须被毁灭。

然而，吐温的“印第安人”是用铁做的而非岩石。吐温在技术上投资的灾难，特别是“机械奇迹”即佩奇排字机(Paige Compositor)上投资的失败，是很出名的，并且正如《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的结尾经常被看做是对19世纪后期工业化的批判一样，吐温的失败也经常被看做是对排字机的预先批判，正如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所描写的：“在把莫根拖入困境时，吐温正象征性地消灭控制了他自己的机器狂热”。但是吐温与佩奇排字机牵连一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并非是这件事采用的形式过分(经济或伦理意义上)，而是因为技术的热情而接受惩罚。如果吐温支持佩奇的竞争对手，即默根特勒整行铸排机(Mergenthale Linotype)的话，他有可能已经赚到了他期望中的大钱。问题就在于他选错了机器，并且他选那部机器的理由对理解《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成功的个体非常关键。

正如吐温的经济救星H.H.罗杰斯在佩奇排字机最终失败许多年后的描述：“佩奇排字机是我所知道的所有机器中能够为人类做许多奇妙事儿的东西。”默根特勒只铸造一个铅字并在每一轮完成后熔化掉，然后再铸造。与之不同的是，佩奇一次性就操作了一个人工打字员的各种过程——排版、调整和分配每一个字——这一切都是自动的，并且一旦工作起来就会非常迅速。17岁的马克·吐温只能一天排1万个活字(更熟练一些的排字工能够排到1.5万个)，而佩奇一小时就能排1.2万个活字(默根特勒大约只能排8000个)。但是，正如H.H.罗杰斯接着所说的，这并不是经常发生，因为对人类来说，那种奇妙的相似性“正好就是问题所在：人类化过分而机械化不足。它具有人类机制的所有复杂性，具有免于修理的所有能力，并且它不能轻而易举地由人工替换”。由于有1.8万个零部件(这仍然是个纪录)，佩奇从来不能经济地运作；最终它使吐温破了产。但是它真正的意义不在于经济方面：而是其智慧方面；佩奇标志了19世纪人们试图用金属代替人工的尝试的最高点。作为一个建造有效机器的战略，这被证明是个失败；默根特勒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绕开了贾斯廷·卡普兰(Justin Kaplan)所称的“人工模拟”。但是，正如一篇关于一个人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的文章指出的那样——一种可以由机器来代表的东西，如果不是排字机的话那就是电脑——制造佩奇的思想没有并且现在都还没有以一种确定的方式被怀疑：至少20世纪下半叶的人工智能行业的一个部门在致力于坚持不绕开人工模拟。并且正如一篇关于个人主义本性的文章所指出的——“真实的我”是那个机械化的我，它不受训练的影响，正如狄克逊的美洲土著人不受社会主义的影响一样——佩奇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堡垒，用来防御那些认为训练就是一切的人，以及那些主张有效训练的诀窍就是“抓住孩子天生的冲动和本能”，“让他充满服务的热情”，因而使他适合于“大社会”的生活的人。约翰·杜威在《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1900)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杜威在这里明确清晰地提出了一种全面教育的概念——一种彻底的“充满了”自我的教育——吐温想象的机械自我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确实，进步教育认为，“个体心智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功能”，这种进步教育恰恰致力于发现被一种“早期心理学”所忽略的训练，这种“早期心理学”认为，“心智完全是个体的事情”。“早期心理学”的训练技巧就是把个人当做一个需要“外界”控制的自足实体；他们被放在“新的教育”里接受“引导”，这种教育不是“从外部来强迫孩子”，而是试图从内部来塑造他。一旦你“抓住了”孩子的“兴趣”，你就没有必要采用“外部强迫”的策略了。

从传统教育向进步教育的转变就是要从“强迫”孩子转变为引起她的“兴趣”上，然而杜威自己却有些不情愿接受这种转变。但是，他的不情愿并非是因为创造出一种持续令孩子感兴趣的教育体制很难，而是因为创造出一种不能让孩子持续感兴趣的教育体制很难。即使那些通常被看做是“外部强迫”形式的训练行为——放学后把孩子留在学校，给她很低的分数，不让她升入更高一个年级——事实上就是间接地在引起学生的兴趣，后者引起对其“对应面”的兴趣：“害怕、厌恶各种身体上的、社交上的和个人的痛苦。”因此，对于杜威来说，即使是最明显的强制性教育方式，结果也像进步教育一样，依赖于某种激发兴趣的方式(从《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的立场来讲，其结果就是强制不够)。

在教育方面，他愿意写一些大约15年之后的状况，“纯粹的外部引导是不可能的”。外部引导可能会引发一种“身体性后果”(就像把一个人锁起来以阻止他“闯入其他人”的房子一样)，但是我们决不能将“身体性后果与教育性后果混淆在一起”——把那个人锁起来“可能并不会改变他入室行窃的倾向”。把那个人锁起来也许是阻止他入室行窃的一种有效途径，这里的关键之处并不是否认这点，而是提醒我们，作为教育者，我们感兴趣的是产生某种行为的倾向而非行为本身。然而，毕竟把一个盗贼锁起来(或者威胁他要将他锁起来)也许会改变他入室行窃的倾向(正如威胁孩子在放学后把她留在学校也许会改变她的倾向一样)。因此，完全消极的例子就是不带任何倾向的行为。

假设一个人机械地抓到一个球，然后扔给另外一个人，另外那个人抓到球后又机械地扔回给第一个人；并且在每一次做这样的动作时都不知道球从哪里来或到哪里去。显然，这种行为没有意义。这也许就是身体性的控制，但不是社会性的引导。

毕竟，对盗贼行为进行身体上的控制(对他进行监禁)也许会引起他的兴趣(免于受监禁的兴趣)，对扔球者进行身体上的控制会引导他们对扔球不感兴趣，因为从一开始设想的就是扔球者对扔球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行为一开始就被描述为机械化的举动。扔球者这个例子比盗贼这个例子要好，因为盗贼也许会抵制教育，而扔球者却不受教育的影响；对于扔球者来说，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身体上的”，他们行为上唯一可能的改变就是“强迫”的功效。

为了寻找一种明智的令人满意(尽管可能与教学法无关)的方式来替代进步教育，杜威被迫采用了吐温的解决方法：他世界中的扔球者就是吐温世界中的骑士，这些骑士只能被杀掉而不能被征服，因为(就像扔球者而非入室行窃者)他们丝毫不受暴力威胁中隐而未现的兴趣的影响。因为没有一种教育是“纯粹外部的”，因此在《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里就没有教育；教育被吐温重新描述为制造，训练就是生产过程——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类工厂”或是“文明工厂”里。并且，文化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机器之间的冲突：即在美国佬的工厂里制造的机器与在教堂里制造的“政治性机器”之间的冲突；默林(Merlin)的“魔法”与美国佬的“科学”之间的冲突。同样的，这种冲突在本质上是暴力的；由于暴力不能威胁到那些骑士，因此他们唯一易受影响的就是暴力这个事实。“真实的我”的“微小原子”只有在(通过炸药)变为“骑士、武器和马尸的微小碎片”时才算是被改变了，这些碎片是不可数的，“因为他们不是作为个体存在，而仅仅是作为相同的原生质而存在，带有铁块和剑头的混合物”。杜威认为，旧式心理学中的“过错”就是认为“在从外部强迫孩子与完全的放任之间没有任何选择”。吐温拒绝认为在作为个体的微小原子和不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微小碎片之间有任何选择，他就犯了这个“过错”。《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中社会个体论的成功在于其能够把原子的转化看做是原子的毁灭。一个所有行为都是暴力行为的世界就是一个个体生存安全的世界。

然而，把这些转化定性为“暴力”也许不合适，就像是“外力”和“外部强迫”结果证明与旧式教育中使用惩罚有关一样。惩罚是不适宜的，因为，打个比方说，引起盗贼对坐牢感到的恐惧绝没有忽略他的兴趣问题，而仅仅是改变了想要引起的兴趣。至于骑士和扔球者，这也是不适宜的，因为认为他们是被强迫的或者甚至是从外部被强制的，这完全没有意义。从一开始机械的投球者就没有兴趣，因此，他们就没有任何兴趣受到侵犯，正如他们没有任何兴趣能得到激发一样。他们不能“从外部”得到引导，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地拥有“内心”——用杜威的话来说就是，一台完全是外部的机器。因此吐温笔下的机械似的“印第安人”代表的就不仅仅是帕克曼从岩石中蹦出来的“印第安人”的外延，而且是这种说法的完美诠释。在帕克曼看来，当“印第安人”的“外形”被改变时，他们的“实质”就被毁灭了；实质同时既不同于外形但又依赖于外形，就是这种不同于依赖的结合带来了暴力的可能性。但是在吐温看来，外形要么与实质完全相同，要么完全独立于实质；受害者的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相关。

因而，圣斯蒂勒特(St.Stylite)，即那个“不停地、快速地把身体几乎躬到了脚上”的隐士可以被“带韧性绳索的设施”勾起来，并且被用来“操作缝纫机”。隐士在祈祷的同时又在忙于“机械中最有用的一个运转，即脚踏板运动”。这个例子很有嘲讽性，但其原理却并不具有嘲讽性——圣斯蒂勒特知道的和想要的与他能被用来做什么之间毫无关联。让我们想一想由计算尺带来的被“科学管理”的发明者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hlow Taylor)称作“切割金属的艺术”的区别：“借助这些计算尺”，泰勒在1911年写道，复杂的数学问题“可以由任何一个好的技工在不到半分钟内解决，不管他是否懂得算术”。一个装备了计算尺的技工成为了计算机器中的一部分，一如圣斯蒂勒特装备的韧性绳成为了缝纫机的一部分。

确实，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技工相比圣斯蒂勒特是一个更为极端的机械化的例子，因为对于圣斯蒂勒特来说，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区别或多或少符合身体与头脑之间的区别(似乎头脑不受机械化的影响)，而计算尺却让身体与头脑之间的区别不相关了。经常有人指责泰勒“在产业工人的头脑和身体之间”制造了“分裂”，在泰勒式管理下的车间工人经常抱怨自己已经沦为自动操作员，因而不能为自己思考和行动。泰勒对这类抱怨的反应并不是一味地否认，而是把抱怨泛化。“同样的批判和反对”，他辩论道，“能够用来反对所有其他现代劳动力的分支。”外科医生的行动，如果被正确认识，也与那些砌砖工或是金属切割机一样机械化。用“每个人的每个行动都要遵循的严格规则”来替代“经验法则”——实质上，忽略个人的判断而代之以计算尺一样的东西——是对所有水平的人类行动进行科学管理的目标。已经成为科学管理标志之一的每个工厂工人人手一个的说明卡不仅详细说明了哪种工作必须完成的规定，而且也详细说明了工作完成后的评估规定。泰勒的追随者弗兰克·吉尔布雷斯(Frank Gilbreth)写道，这种卡要求“明确的质量。它们并不要求‘完成工作以满足’任何人”。管理者的满意度与工人的进取心一样与此毫不相关。在科学管理中，管理者像其管理的工作一样机械化；头脑与身体一样像一个机器。相比于技工所想的与他头脑所想的之间的矛盾，泰勒笔下的圣斯蒂勒特所想的与其身体所做的之间的矛盾就表现得更为强烈。

然而，或许最极端的机械化例子就是美国佬自身，他的性格简直就是一个吐温自己参与佩奇排字机的产物。读者们经常注意到吐温刻画的美国佬表现出显著的矛盾性，比如他对摩根女爵(Morgan le Fay)[4]的受难者表露出悲痛之情，同时又为了显示自己的理智而欣然让她绞死演奏《永远的甜蜜》(“Sweet By-and-By”)[5]的乐队。用美国佬性格的复杂性来解释这种矛盾不能令人信服。对乐队的处置，像绞死幽默大师狄纳丹骑士(Sir Dinadan)[6]一样是一个玩笑，这个玩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无差别的漠视，认为性格是机械性的，因此只受(但是绝对受)外界变化的影响：由赫拉克勒斯(Her.cules)[7]的铁锹带来的转变(即把美国佬从桥港[Bridgeport][8]带到凯姆洛特[Camelot][9]的转变)是由马克·吐温的打字机带来的转变的原型。换句话说，美国佬并没有确切的性格，他是一个可以被描写成带有性格的人物，他的行为与他的性格相符，因为他的性格只能由他的行为来定义。如果圣斯蒂勒特和技工体现了形式优先于实质，那么美国佬就体现了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当唯一的统一是形式上的统一时，就不存在一致性的问题——只有重复或者不同，保持原状或者成为其他事物。因而，改变他即是破坏他，但同时又是在替换他。美国佬就像美洲印第安人，因为他不能被训练，但是他又不同于美洲印第安人，因为他可以被重塑；他完善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不变性”，使之成为可变。

因此，《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没有表达出对技术的态度。它既没有表达出热爱机器的吐温的乐观态度，也没有表达出对佩奇排字机越来越感到焦虑而开始担心机器文化的终极价值的吐温的悲观态度。相反，它着重表现了人与机器之间本质的相似性，吐温与佩奇排字机难解难分的关系以及吐温认为自己是写作机器的想法也体现了这种相似性：在吐温等待佩奇排字机最后一次尝试的结果时，他给罗杰斯写信道：“我6天前开始工作，在一周内创造了平均11800个字的好记录。”“科学管理的目的，”吉尔布雷斯在1912年写道：“就是诱使人们尽可能地像机器一样去工作。”在美国佬的失败中，吐温预见了泰勒的成功；为了保护个体，他让他们为工厂做好准备。

在爱德华·贝拉米相当成功的乌托邦小说《回首往事》(1888)的续篇《平等》(Equality，1897)中，作者再次问了一个他曾在1888年问过的问题：那些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社会责任”并且拒绝加入在20世纪后半叶为公民提供了同工同酬以及平等权利的“工业大军”(依据贝拉米的观点)的人们应当做何处理？他在1888年对“全体兵役”是否是“强制性的”这个问题的最初回答是：它是“理所当然的而非强制的”。然后，他更直接地说道，一个“能够承担责任但坚持拒绝的人就应被关单独监禁，不给面包吃，不给水喝，直到他同意为止”。然而到1897年，面包和水——“强制某人违背意愿而行”——变得似乎“令人厌烦”了；在《平等》里，这种人被提供给种子和工具，在特意为他们准备的保留地上无拘无束地生活，也许就对应了20世纪对19世纪所说的话：“你们那个年代为不愿接受文明的印第安人所设的保留地。”

这里的那个“印第安人”再一次成为带有抵抗性的个体形象，而那些为吐温和狄克逊所羡慕的像巴特利白那样的拒绝者则被贝拉米指责为“过分的个人主义”，甚至遗弃了“过分”，而指责为具有“不能合作”的迹象，这种“不能合作”来自于社会体制建基于其上的个人主义。“有谁不是经常感觉到……似乎个人身份感——比如他与他特殊的个性之间的联系——在悄悄地消失？”贝拉米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指出。在“团结的信仰”里，个人可以被变为“一个原子，广袤海滨上的一粒细沙，浪涛翻滚的海洋里的一朵小浪花”。“团结的信仰”的吸引力或许可以理解成表达了阿瑟·利波(Arthur Lip.ow)所描述的贝拉米“对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的深深厌恶”，这种厌恶激发他在《回首往事》中试图通过压制个性和人格来解决现代社会中的个性问题，而且可以成为《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的对照，是对吐温所支持的个人主义的攻击。

然而，《回首往事》的训导(并且这本书的大部分都是训导，由20世纪的利特博士[Dr Leete]对19世纪的朱利安·威斯特(Julian West)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的一系列讲座组成)同时似乎是对个人主义的反面说教，其中有一些叙事部分产生了反方向的作用。因为当朱利安·威斯特在20世纪的第一晚醒来后，他发现自己“极度悲痛地”在“盯着什么”，“不能重新获得他个人身份的线索”：“在那些时候，我不能把自己与纯粹的生物区分开来，就像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未得到生命的灵魂一样，灵魂只有得到赋予个性的触摸才能成为人。”渴望失去自身的身份与害怕失去自身的身份以及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知道”的那种害怕在这里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个人主义被根除的乌托邦社会同时被想象成一个个人主义得到保护的社会。

正是这种颠倒而非对借口的寻找，使得贝拉米宣扬的在工业军队里服役“更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是强制性的问题”就有道理了。狄克逊塑造的反社会主义的本土美国人是一个英雄，因为他依据“自然法则”而生活。在这种法则下，“没有人，哪怕是最穷的人，会因一种高级权力的命令而去工作。如果他愿意，他可以随时放弃工作。他可以选择挨饿……但是他仍然是自己的主人。他的意愿至高无上。他，并且只有他自己，可以说我愿意或者我不愿意。”在对契约自由(狄克逊抱怨说，社会主义把“契约”替换成为“命令”)典型的辩护中，狄克逊把个人主义与独立自主的可能性统一起来，并且那种可能性——拒绝服役——正好就是贝拉米所否定的。然而，他否定它，并非因为他不能支持它，而是因为在最后，他不能想象它。在《回首往事》中，在工业军队里的服役与其说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一个人做出选择的基础。因此，拒绝服役就好像是“自杀”，因为这不是代表个人主义而拒绝，而是对个人主义的拒绝。“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清晰的位置和功能的系统中的一部分。我却在这个系统之外，”朱利安抱怨道，“并且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入这个系统。”这种抱怨绝不是独立宣言，也不是放弃个人主义。相反，在这个系统里有“清晰的位置”(就像因为不能从“纯粹的生物”中“区别出”自己而产生的“极度悲痛”一样)标明了一种观点，即只有某种“系统”才能让个人主义得以实现。

在《回首往事》里，那种系统就是军队。狄克逊的战争英雄沃思上校厌恶军队的“组织机构”，厌恶“其铁一般的纪律，厌恶那些被设计出来以压迫该系统中成员个性的残酷机器”，而《回首往事》里爱好和平的老百姓却认为这种系统是很必要的，并且把它当做一种“完美的组织”，可以用来塑造他们所谓的“自我奉献”。这个工业军队系统被分为三个“等级”，这些等级反过来又被划分为两个“阶层”，在“等级”“阶层”里面“有许多微小的等级差别”，这个系统更多的是致力于制造个人主义而非压制它。但是它所制造的个人主义是由差异性而非独立性来定义的。工业军队所提供的是一个细微分级的差别，一个使“自我奉献”成为可能的“组织”，因为在它的定义中，“自我奉献”可以被获得。在这个系统之外，你将不知晓自己是谁，因为你还不是你——你只是一个“纯粹的”(即非差异化的)“生物”。但是这个系统允许差别的存在——确实，它只是由差别构成——并且通过差别的存在使身份的存在成为可能。

从这个立场上讲，过去看起来像是个人主义的，现在看起来反而像是不能实现个人主义。在泰勒1895年在美国工程师协会中第一次提出“计件工资制”之后，其中一位讨论者承认了泰勒体制的功效，但是表达了对“科学管理”还“不必要”的年代的怀念，那个时候。

这个国家的机器商店还是个体商店……在那些年代，商店工人与老板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利益的感觉。我认为随着机器商店的所有者变成了法人，随着商店由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工人、对工人毫不了解而且对工人关心得更少(正如我担心的那样)的董事会来管理，这种共同利益的感觉就会消失。

但是泰勒把个体商店里的工人重新描述为在“孤立中”的“工人”，他们不能从对时间和行动的科学研究中获利，并且在这个方面(足够引人注目地)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被描述为“成群”的工人；泰勒坚持认为，科学管理的对象既不是“孤立的”工人，也非“群体”中的工人，而是从没有差异的孤立和同样没有差异的群体中解救出来的“作为个体的工人”。

然而，在此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科学管理同时与保护个人主义兼容，又与攻击个人主义兼容：由拒绝加入“组织”来定义的“白印第安人”机械化了，成为理想的工人；仅仅由加入系统来定义的工业士兵也成为了理想的工人：机器提供了转换，通过这个转换，拒绝进入系统的个体可以成为由这个系统创造的个体；通过这个转换，威胁独立可以变成实现独立。因此，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对美国个人主义充满矛盾的抱怨以及他对那种抱怨的观点的适宜性就得到了验证。抱怨的内容是美国的个人化既过度又不足，而回应是把由差异性定义的个体当做实现了独立的个体。“个性必须以真正的差异为基础”，他指出，并且“在每一种实际操作中，专业化……正在变得盛行；这样个体就会获得个人效率和独立这些确切的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很显然，差异化和专业化援引了贝拉米的关于差异就是个性的概念，而克罗利不是(像贝拉米那样)把独立换成差别，而是认为差别能为独立提供一个新的根据。这样，被雇主形容为“独立工人”的非工会劳动者就被克罗利看做是“一类被工业遗弃了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工业个体”，他就应该通过“加入工会”来显示他的独立和个性。

于是，克罗利小说中攻击个性与保护个性之间的对立，或者更重要的是，由差别来定义个性与由独立来定义个性之间的对立，就得到了解决，如在泰勒小说中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对立就完全消失了，也不是说这种对立在一开始就不重要。个性受到威胁的意义有助于实现把人变成机器的热情；个性具有威胁性的意义有助于实现把人变成士兵的热情。但是这两种产品之间的一致性比两种动机之间的不一致性更加引人注目。从保护和攻击中产出的是一种个性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由独立的机械性保护自己就成为机械的一部分，把独立的丧失重新想象为获得个性。这正是霍滕斯·布里格斯想要属于某个阶层而会希望的个性。在鲁本斯特商店橱窗里的那件具有“等级”的皮衣于是体现的就不是一个阶层问题，这个阶层之所以成为阶层，是因为由没有任何阶层的人组成，从而体现了个体解决方法，这个个体之所以成为个体是因为他不属于某个阶层。

标准与个体

在工业军队里，每一个人都穿着制服。这就是最近的一些诸如阿瑟·利波等作家用来证明贝拉米反对个人主义的证据之一，而且赫伯特G.古特曼(Hurbert G.Gutmen)已经注意到一个案例，即匹兹堡的铁路工人抱怨让“我们这些人穿上制服”的倾向：“制服……会经常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农奴身份，因而我宁愿失去工作也不愿穿上它。”对匹兹堡的铁路司闸员来说，制服会把你降为一个阶层(农奴)的无名成员，拒绝穿上制服就意味着一个人要求获得“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权利”；然而，对德莱塞笔下的克莱德·格里菲斯来说，那件旅馆服务员的制服，即他在饭店里找到第一份工作时需要穿上的那件衣服，标志着他从家庭中逃离出来并得到了一个“职位”，这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个人自由的快乐”。确实，那件旅馆服务员的制服只是对克莱德在下班时学着穿的制服的一个前奏——即那套“新的棕色套服、帽子、大衣、短袜、领带别针和鞋子”，这是“仿照”那件最“吸引人的”旅馆服务员制服而购买的，它赋予了克莱德某种“个性”的吸引力。穿上这套“几乎与他的师傅一样的衣服”，克莱德生平中第一次能够“看起来与众不同”。

在德莱塞看来，制服使与众不同成为可能——正如在泰勒看来，“方法”的“一致”使个性成为可能。在使与众不同成为可能的同时，也使得德莱塞称之为“个人”经历的新领域成为可能。当然，某种意义上来说制服已经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内战大规模的动员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对衣服尺码首次制定了可靠的标准。在战争开始之前，以及在G.H.克罗斯曼准将(G.H.Crosman)于1865年尝试为由军需官提供的“各种设备”“制定尺码”前，绝大多数美国人穿的还都是家里做的粗糙的衣服或是二手的衣服，当然，这中间不包括那些只穿专业裁缝定制服装的富人。(弗吉尼亚人最好的那件套装用料是手工纺织呢，但是由裁缝亲手“测量”，两者巧妙地结合制成成衣；它体现了上流阶层对民间[与大众相对]艺术的热情，这种热情同样可以在工艺美术运动时期“大众化的”但又是定制的家具中找到。)然而，统一联邦军队制服的努力才第一次取得了“充足的数据”来“建立标准化的比例表”，直到1889年，军需官将军的《美国军队制服和设备》(U.S.Army Uniforms and Equipment)显示，士兵们有了四种尺码的外套、五种尺码的衬衣和六种尺码的裤子。随着成衣逐渐替代了战前人们所穿的家织的和尺码粗糙的衣服，普通美国老百姓第一次有可能穿上了合身的衣服。从定做衣服这个角度来看，标准化的尺码似乎意味着个性的丧失；而从家织衣服的角度看，这第一次使个性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可能。

但是标准尺码的真正个性化力量不在于使穿上合身的衣服成为可能，而在于创造了一套全新的关于那些衣服的穿着者的个性化以及本质性的事实，这套事实对于穷人和富人一样有益。由于现在一个人有可能有了自己的尺码，因此很快就有必要不仅需要尺码，而且需要一套关于尺码的信念和欲望，比如太大、或是太小、或是正合适等。当然，一个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尺码成为可能只是因为他或者她完全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大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足够大，以至于大批生产你的尺码的衬衫至少有利可图。因此，一方面，有自己的尺码就意味着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而另一个方面，标准化的影响几乎不是共有的：尺码现象带来的影响不是从属于一个群体，而是从群体里被排挤出去。

这种把个性理解为标准化的影响的观点有助于清晰地看到托克维尔平衡的不足。托克维尔把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平衡看成理解进步时代个性转换的一个途径。比如科学管理培训下的工人不是由他的劳动成果来得到评价——一个以他努力的内在价值为评判的标准；或者通过与其他工人的劳动成果进行比较得到评判；一个明确的社会标准——而是通过他“符合标准方式的精确度”来得到评判，通过标准，实际上就是通过标准自身来进行评判。从这个角度看，科学管理对社会中的个体以及独立的个体持有同样的敌意，因为正是这种对相互竞争的工人的工作表现进行管理衡量造成了群体压力，从而降低了工人的工作表现；工人们担心(这种担心合乎情理)一个技术熟练、工作积极的工人的表现有可能导致他们所有人的报酬降低。这样，科学管理的目标就使得社会比较成为既不相关又孤立的行为。

换句话说，泰勒在把独立重新描述为“孤立”之后，又把它替换为“志向”，当工人“被聚成一群一群的而不是被当做独立的个人来对待”时，志向是得不到激发的。泰勒认为，一旦科学管理确定了一项“任务”应当如何完成、在什么时间内完成，那么它同时也就确定了一种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每一个个体的表现可以得到评判，其评判者不是他的老板，而是他自己。标准的开发使得每个工人可以“衡量他自己的进步”，因而他获得的不只是“最高标准的效率”，而且还有“最大的满足感”。举个泰勒最有名的例子，一个生铁块搬运工整天时间都是在把生铁块从堆料厂搬到铁道汽车上，再走回堆料厂把又一块生铁块搬到车上。根据米德维尔钢铁厂的规则，当他被告之如何搬运生铁块、一次能搬运多少块、搬运的速度以及搬运之间的休息时间，那么他的搬运量可以从每天12.5吨增加到47吨，并且他的每日工资也从1.15美元涨到了1.85美元。但是最显著的变化既不是身体上的也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心理上的：科学管理使得工人能够体验对自己表现的满意或是不满意。这使得他有可能(尽管到20世纪末，这可能看起来是一种有点原始的方式)知道做到最好意味着什么，因而能够断定他是否做到了最好。

一致性使得贝拉米所说的“自我奉献”可以适用于一个全新领域。当克莱德试戴他那顶旅馆侍者的帽子时，他看到(甚至在他的老板告诉他之前)自己的头发“太长了”；“他的头发的确在戴上那顶新帽子后会看起来很不合适，他现在都还讨厌它。”标准(制服)的引入带来了一种对自己的外貌全新的、强烈的反应。正如标准化尺码可能使衣服的尺码不合一样，那件旅馆侍者的制服就可能使克莱德头发的长度不适合，并且因此使他讨厌自己的头发。这种自我的体验只有通过标准的干预才能实现。吉尔布雷斯这样描述一个工人工作的情形，他的手指能够“在没有其他辅助的情况下，只通过大脑下达命令就可以完成工作”，这个描述说到了“行动的自动性”；而在德莱塞作品里，行动的自动性开始变得像是情感的自动性了。

确实，这种从行动到情感的进步其自身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动化形式，这在著名的神经学者(他发明了修养疗法)兼当红作家(他有一部历史小说《休温》[Hugh Wynne，1896])S.威尔·米切尔(S.Weir Mitchell)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在两本关于“性格医生”的著作(《特性》Characteristics，1891]、《诺斯医生和他的朋友们》[Dr.North and His Friends，1900])中，米切尔指出这种自动化标出了人类心智健全的范围。米切尔塑造的诺斯博士在赞美“原创性”和“个性”(一种每个人都保持与众不同的令人惊奇的方式)的同时，也对“自动模仿”感兴趣，并认为自动模仿在“性格成长发展”中起了作用。这种“完全的人类”自动化的危险出现在精神病中，“歇斯底里或者特殊的精神错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自动地重复他听到的话，或者自动地重复他碰巧看到的一个人的手势”。这种危险不仅仅在于自动模仿会产生古怪的行为，而且还在于通过行为方式，自动模仿也产生了情感，那种被认为带来行为的情感。“如果……你把接受催眠术的人的前额肌肉掐起来，”诺斯博士指出，“以模仿一个皱眉的面部表情，他就会立刻变得很生气……如果你使他脸上的皱纹呈现出欢快的曲线，这表明一种愉悦，而他就会狂笑不止。”这里的情感是自动化的，并不在于说它们变成了自动化的反应，而在于是被自动化所激活的：我们自动地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并且这种模仿会产生一种副作用，即产生适合于被模仿行为的情感。

对于那些如诺斯博士一样关注于保护“原创性”和“个性”的人来说，寓意很清晰：“我们脸部表情中出现的第一丝热情的表露就是失去自我控制的第一步。”这里的情感不再被看做是个性的表达；反而，就自动化和模仿使个体的情感得以实现来说，情感成为个性的主要威胁。同样，标准化——即米切尔所指出的“生产完全相同产品”的努力——成为“热情”的重要术语。

因此，标准化可以被称为在生产自动化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动化。行为自动化——就像计算尺一样——被认为替代了工人的大脑，科学管理的管理项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被认为用标准的机械化特征取代了“满足感”等心理上的概念。但是，甚至在泰勒看来，标准的机械化特征最终取代了以工作是否完成作为评判标准的管理者的满意感，而代之以工人完成工作所具有的满足感。而在米切尔和德莱塞看来，正是这种自动化使得满足感的条件成为可能，而标准的引入却创造了心理体验这个新的领域，同时还提出了一种标准化(从而个性化)的新术语。德莱塞的小说——其兴趣既不在于个人，同样也不在于社会秩序，而在于被德莱塞称为“个人的秩序”的东西——自身就是这个术语的一个例证，更为广泛地说，是19世纪末小说的例证，带有米切尔所称的“性格描写”。

因为尽管《特性》中对自动模仿的描述来自于一个旨在说明只有“伟大的特色”才能超越“模仿”的诗学影响的讨论，但是随后对乔治·艾略特小说的“特性天赋”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争论的条件。在回应小说的表现手法首先需要做到“联想记忆”的说法时，诺斯博士坚持认为：“还必须有某种超越记忆的力量。必须具有拒绝和改变集合记忆的力量，以便最终创造出那种描述中的自然生存统一性，其结果就是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事物而非仅仅是照片。”特色依然是超越模仿的能力，模仿依然等同于某种自动性(照片)，但是这里对模仿的超越最终也成为自动的了——“小说中持久不变的真正的塑造性格的力量是自动”，诺斯博士接下去说。威胁特色的自动性现在看来似乎成为特色真正的标志。此外，它所标志的特色是“特性特色”，一种创造真正个体的能力，这些个体的个性据说存在于他们回避自动性的能力中。现在说来，文学特色并不在于抵抗模仿，而在于利用模仿。“时下有很多书籍里边的人物代表了他所知晓的人们”；特征中的特色就是把这些表现、这些“记忆”以及“组合”纳入一个角色，从中“塑造”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事物”。虽然按照诺斯博士的观点，机器表现了人们为生产制作相同产品而进行的努力，“表现了生产手表或是引擎以便去除个性化产品的努力”，但是小说里的表现——如乔治·艾略特以及诺斯博士自己写的一本关于“塑造”人物的书——是用来生产个体的机器。

因此我们就可能认为，现实主义小说最应该被理解为参与到了标准化这个广泛的工程中，尤其对于特性刻画的投入应该被理解为是对建立标准化的投入，这个观点与两个主要假设形成了对立：小说是社会解放的代言人，是社会控制的代言人。但是，在这个部分的结尾，我不想强调这个观点，而是想对这个观点进行一个概括，尽管概括的方式及其简洁。

贺卡产业最早起源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互换圣诞卡的习俗，近年来此产业却超越了与圣诞节以及其他节假日的联系，已经开始生产一系列的贺卡，用来表达恰如其分的情感，情感的表达不仅范围更广泛，而且更加私人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概括了贺卡产业的发展历程：它发源于进步时代，最初问世的是首批母亲节贺卡(母亲节的第一次庆祝是在1908年，在1914年被伍德罗·伍尔森宣布为“官方”节日)，之后(1911年)出现了更加私人化的“友情”卡，包含了被一位贺卡历史研究者所称的“特别写入的感情”。这些更加现代的卡实际上是老式友情卡的改良；代之以祝福人们生日快乐或是希望他们身体尽快康复，现代卡会有这样的字句：“在这个世界里，开放和脆弱是十分可怕的”，或者“我想让你高兴，但首先我得让自己高兴”，或者“你伤害了我。告诉你后我感觉好多了”。从一方面讲，这些新式的或至少说新时代的贺卡起源于一种曾由“无线电治疗专家兼作家(《精神病学家的素质》[The Making of a Psychiatirst])”大卫·维斯克特(David Viscott)经历过的虚幻体验。维斯克特告诉《时代》杂志：“我曾经听到过一种声音在说，‘某天你将告诉人们他们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且我确实这样做了。”现在这种声音在数百万张贺卡上繁殖，使《时代》杂志变得很不安。杂志的记者评论道：“也许贺卡公司们正忙于用一种全能的情感方式来为许多美国人建立情感范围。”

对各种衣服尺码进行比较是适合的，但是对只有一种尺码的担心却失去了它的意义。那种担心基于一种假设，即人们已经形成了许多多变的、各异的情感，这些情感会因为被简化成卡片上引人注意的词句而受到危害。但是贺卡的一个论据是：人们不再像他们具备各种尺码的衣服那样具备多种感情。就像维斯克特需要一个声音来告诉他要做什么一样，这些贺卡的消费者也需要他的声音来告诉他们“真实的”感受；就像可以教人们如何去体验在举起并搬运沉重的生铁块时身体的运动一样，同样可以教他们如何去体验他们身体内荷尔蒙的变化。维斯克特的贺卡更新了早期的友情卡，也更新了它们的工业等量物，即泰勒的说明书。正如贺卡产业的一个成员所指出的：“我们从来没有创造过一条贺卡生产线，我们创造的是真实的感情。”如果这种断言有些言过其实，这并非因为真实的感情不能被创造，而是因为如此多的努力已经被投入到创造真实感情的过程当中——从旧式的友情卡和母亲节贺卡(实际上也是母亲节本身)这些微不足道的贡献到现实主义小说卓越的贡献。

阶层和大众

霍滕斯想要用那件毛皮大衣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立刻那件具有个性的仿造外衣就具有档次了；霍滕斯还幻想着一旦拥有了那件衣服，她也会变得有地位了。但是为何桑德拉想要克莱德呢？克莱德的社会地位不比桑德拉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社会地位也不会比她低。因为毕竟他是来自格里菲斯家族，即使只是一个穷亲戚，所以莱柯格斯小镇以及格里菲斯家族的人也不确定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在格里菲斯家族里，格里菲斯先生以及他的儿子吉尔伯特代表了两种极端的可能性。父亲喜欢克莱德并且鼓励他，而儿子却讨厌他并且总打击他。瑟奇·爱森斯坦在为最终没能拍成电影的《美国悲剧》准备剧本时解释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区别。他注意到在格里菲斯家里

这些父辈依然盛行父式的家族民主精神，没有忘记他们曾经是如何衣衫褴褛地来到这个小镇并开始发财致富的。而之后的一代人已经接近富裕的贵族阶层了；就此而论，克莱德的叔叔以及其侄儿分别对他采取不同的态度就很有意思了。

吉尔伯特和克莱德之间在外形上的极度相似性，使得这种新型势利更加明显，但也表明，除了冷酷无情的阶层界线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克莱德与吉尔伯特个性及其相似有助于形成(尤其对桑德拉来说)一种不可信的阶层性爱：克莱德与吉尔伯特之间的相似使得他——来自一个比芬吉莉家族稍有钱的富裕人家——被当做与桑德拉同阶层的成员，确切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克莱德的社会地位比桑德拉更高；然而，桑德拉同时为克莱德所吸引是因为他是一个低阶层的吉尔伯特——与吉尔伯特“冷酷的”目光不同，克莱德那带有“寻觅”性的目光显示他要从桑德拉身上得到某种东西，某种类似于霍滕斯想要从那件皮外套上所得到的一样的东西，这从而又进一步使他成为桑德拉感兴趣的对象，因为桑德拉在那些眼神里看到了她自己的阶层。克莱德的社会地位因此同时既高于又低于桑德拉的地位，作为一个几乎是乌托邦式阶层流动性的代表而非常具有吸引力——说是乌托邦式的并非在于幻想阶层界线可以跨越(格里菲斯和芬吉莉家族的历史证明这个界线可以被跨越)，而在于幻想成为两种以上阶层的可能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幻想所体现出来的跨越那个时刻的某个人(克莱德，并且通过他，桑德拉自身)。F.O.马西森令人信服地把桑德拉描述为在回应“内心对克莱德的强烈感情，这种感情比她以往对任何一个学校男生的感情都高涨”，但这种强烈的感情不完全是私人的，或者从经济结构上讲是私人的。桑德拉对克莱德的回应是他对她的渴望(反映了地位较低的人眼中她所在的阶层)以及她对吉尔伯特的渴望(反映了从高处审视她自己的阶层)。她把霍滕斯希望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简单明了的愿望复杂化了，因为她并不想从一个阶层转换到另一个阶层，而是想去体验阶层流动性背景下的阶层现象，通过阶层差异去体验她自己的“阶层”。

然而，爱森斯坦对莱柯格斯工厂冷酷无情的阶层界线的强调是恰当的。因为，尽管格里菲斯决心让克莱德从“行业的最基层”开始做起，并且该行业的经营体制是计件制，但是克莱德并不做计件工作；“我不想让他做计件工作，”萨缪尔·格里菲斯告诉吉尔伯特，“这看起来不合适。毕竟，他是我们的亲戚。就先顺其自然一段时间，然后看看他为自己干些什么。”格里菲斯把良好的“品质”与“物质生产”挂钩，但却认为计件工作是蓝领工人的标志，与计件工作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白领工人的标志，格里菲斯把这个距离延伸到工厂之外的地方，他禁止白领男孩与蓝领女孩约会。在莱柯格斯工厂，“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分界线”就像一堵“高墙”。因而，当洛蓓达的爸爸听说她遇害时，他只能想象女儿“在工厂里死于机器”；最终浮出水面的真相——即她是被一个“游手好闲的富人”谋杀的——破坏了穷人与富人、管理者与劳工、白领与蓝领之间的那堵高墙，似乎是一个特别可怕但也并非完全不可预料的结果。

而事实上，在工厂的里里外外，这堵高墙几乎从一开始就被用来保护它的“制度”破坏了。员工们在组成工厂“结构性工作”的“各个细节和过程中”都受到了“严厉的系统性的训练”。这种训练的目的在于生产产品的同时还要制造“有性格的人”，即“习惯于那种狭隘的朴素的生活方式”的工人。然而，效果却是十分不同的。白领克莱德发现，他非但没有习惯于那种狭隘的朴素的生活，反而训练得越好，就越不可能“把心思仅仅放在工作的机械程序上，或是不打公司里的女孩们的主意”。被雇佣的蓝领女孩们“工作如此机械以至于她们的心思可以自由地徜徉在各种享乐的点子中”，主要都盯着“离她们最近的对象”克莱德身上。泰勒曾经幻想工人的机械化会激发像萨缪尔·格里菲斯这样的人身上展现出来的品质，“个性化性格、精力、技术和可靠性”；科学管理的批评者们曾经指控机械化会驱使工人变得疯狂，或是满怀希望地预言科学管理将鼓励工人们去批判整个工厂的体制；在安东尼奥·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的《监狱手册》(Prison Notebooks)的一个著名段落里，他认为当工厂里的工作完全成为“机械程序”时，工人们就能够达到“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这将导致“摆脱陈规戒律的思想”。然而，德莱塞却认为工厂生产出来的既不是遵规守纪的萨缪尔·格里菲斯们，也不是不守规则的革命家们——它生产的是克莱德一类的人物，并且在蓝领与白领之间那座“高墙”的两侧都生产出了这样的人物。

这样，当洛蓓达的父母正在想象着她“静静地、认真地而且愉快地在那条艰苦的、淳朴的道路上生活”(换句话说，就是经理们为工人们设想的那种生活)时，洛蓓达自己却已经卷入了与克莱德的爱情当中——她被克莱德的“个性”魅力所吸引，“被同样折磨着他的野心和不安所攫取”(更不用说其他工厂里的女孩了)。正如他所描述的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我从来没有真正地打算过想做什么……当然她也没有。我们从一开始就只是希望顺其自然……那会儿有规定，我不能随便带她出去，一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啥都不想了，我想就是这样吧……”除了阶层以外，工厂还制造了一种充满跨阶层爱情的气氛；它也参与了制造克莱德与洛蓓达之间“为了获得某种比以前更好的东西”的那种共有的渴望。工厂坚持不同阶层的人应当分离，它强迫并因此而招致了克莱德和洛蓓达关系的秘密性，这种强制的隐私使他们的性关系更加亲密。最后，工厂在每一个阶层中还制造了阶层差异，这甚至比亲近与隔离之间的结合更为有效：它提出把放任作为蓝领工人的条件——“我不想让他去做计件工作……就任其自然好了……”——并把放任作为蓝领工人的产品——洛蓓达不是被机器而是被一种渴望的梦想所杀害：“我们只是任其自然罢了”——机器以及她自己劳动的机械化性质最终就使其成为可能。

“放任”在进步时代是一个被指责的词。对克罗利来说，这种顺其自然的“放任政策”标志着对他的民族理想的巨大威胁，一种与杰斐逊式反联邦主义一样的威胁。他认为，反联邦主义在内战前的几年里已经达到了顶峰，那时杰斐逊的杰克逊式继承人“没能想到联邦政府不会照顾好自己”：“他们期待着他们的国家任其自然地漂流到幸福之地的一个安全港湾，然而那只放任漂泊的船只，其无情的结局却是要么遇到岩石要么遇到浅滩。”这使得克罗利的伟大英雄亚伯拉罕·林肯把自己置身于“一种个性膨胀、民族观望和精神麻木的体制”之上，以挽救联邦政府，并且宣布了克罗利自己的主张，即“美国是一个天性充满生机的国家”，“美国人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完整负有责任”。

那么，克罗利对顺其自然的兴趣本质上就是他的美国的国家理想的反义词，但是当讨论不是那么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时候，形成“国家漂移”背景的“精神麻木”和“对个性膨胀”的渴望就很容易地成为讨论的问题。因此到1914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正要为克罗利新的“新共和国”效力)就可能忽略了民族身份这个问题，而继续——在《放任与掌控》(Drift and Mastery)里——把放任当做一个强大的敌人：“科学的精神就是民主的秩序，是远离放行，是一个自由人的观点。”克罗利反对国家漂移的理想，而李普曼反对行政和管理的理想，认为这是一种“科学方法，是行政技术的小心应用，是为了控制而对消费者进行组织和教育，是为了加强管理而对工人实行纪律。”在克罗利提倡新的选择时，李普曼却提倡选择本身：“我们不能再把生活当成涓涓细流慢慢向我们流来。我们不得不刻意地去安排它，设计它的社会机构，改变其工具，制定它的方法，训练并且支配它。”那么，对李普曼来说，“掌控”不仅仅是制定一项政治规划，而且是制定一种“人类生活”的“理论”以及实现生活理论的“方法”。

克罗利的放任主义者们是一些拥护放任政策的商人，他们认为如果能够自己管理自己，那么民主就会兴旺；《美国生活的前景》就提出了一种代替放任政策的政治方案。在李普曼看来，任其自然更为普及——“我们任其自然去工作，我们坠入爱河……几乎没有一件重大事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而反对放任不仅要涉及对其他人的管理，还涉及对我们自己的管理：我们不能允许任何“意外”来控制我们，我们必须“洞察自身空想的愚蠢”，我们必须“自治”。然而，反对放任不仅仅是声明介入，而且是行动本身，李普曼的逻辑使一种新的领域可以用来放任漂移，在这个领域里放任漂移能够得到修复，在这个领域里，正如1922年一则题为《快乐的航行》(“The Waterway to Happiness”)的广告所描述的，重点就在于“仅仅去漂移而已”。

这则广告是为休闲领域的独木舟设计的。正如对克罗利和李普曼来说，生产行为领域日益由放任漂移的缺乏来定义，因而对“古镇独木舟”的制造者来说，休闲领域就由任何一种类似活力缺失的东西来定义：“不用努力，不用工作，只有快乐!”这并非是说工作和闲暇被完全从休闲的漂移景象中删除了；而是说它们被从乘坐独木舟的人身上转移到了“古镇独木舟”自身：“因为‘古镇’是最容易划桨的独木舟。它对桨的微妙压力能做出迅速的反应。同样，每一艘‘古镇独木舟’还具备速度以及力量和稳定性。”因而，工作被嵌入到了技术中，在独木舟里划桨并顺着溪流蜿蜒而上的年轻夫妇可能会被理解为克莱德和他工厂里那些女孩儿的化身，看着一群莫霍克族人“激起漩涡和涟漪”，工作的“机械化程序”使他们自由地“徜徉在各种享乐的点子中”。那么，如果人们持续不断地试图把放任漂移从行动的王国里驱逐出去，其结果就是重新把放任漂移恢复为休闲的标准，那么休闲的条件就会与工厂劳动的条件难以区分。膨胀的野心、精神的麻木以及被李普曼称作“空想的愚蠢”的无意识的欲望——这些都是对放任漂移的一种表述。在克罗利和李普曼的“现代文明”中，这种放任漂移必须被分离或者被消除。在《美国悲剧》中，这种放任漂移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产物而再现，而且是作为文明技术分离或消除放任漂移的产物再现。

克莱德本人对“划独木舟”很“着迷”，也就是说，他“为自己身穿一件户外T恤衫，脚穿一双帆布鞋，在卡拉姆河上休闲地划桨而构成的一幅别具一格的夏季画面而感到心满意足”。他和德莱塞都把诸如划桨、游泳和潜水等之类的休闲运动看做“社会成就”；湖上的“画面”标志着克莱德阶层转换的资格，当然是因为漂移的乐趣是一种阶层乐趣。克拉姆湖上夫妇所用的独木舟就是“快乐的航行”敦促人们去购买的“按小时出租”的独木舟，但广告和出租的可能性两者都是在为阶层转变铺路搭桥。从这方面讲，它们就像格里菲斯的工厂本身一样，用吉尔伯特的话来说就是，担负着某种“社会重要性”，“生产并分配各种衣领，给人们以优雅和礼仪，如果这些衣领不便宜的话，那些人永远都不会拥有优雅和礼仪”。正如我在先前所说的，工厂生活的节奏造就了克莱德以及衣领，因为它把它的工人变成了“热情的”消费者，而且吉尔伯特对“廉价衣领”的“社会重要性”的描述使我们想起了工厂的两种产品之间的亲密关系：它生产的消费者消费它生产的产品，克莱德买廉价衣领。

我们可以想象在克拉姆湖上的克莱德和洛蓓达就像在“古镇独木舟”广告中的夫妇一样；“这是不可思议的时刻，”古镇独木舟的制造者说；克莱德和洛蓓达认为，它就像一个“梦”“变成了现实”。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克莱德和洛蓓达感情达到高潮的那一幕，在大麻鸦湖的划艇里“漂流，漂流”，就像他们任其自然而发生的爱情达到顶点一样；“只管漂流……只管愉悦”，独木舟广告上这样说着。但是“漂流的船舶无情的结局要么是遇到岩石要么是遇到浅滩”，克罗利这样说。从这个观点来讲，《美国悲剧》把放任漂流的结局戏剧化了，似乎再一次强调了克罗利和李普曼的管理道德。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德莱塞而言，在放任与支配、工作与闲暇之间的选择被两者之间哪一个应当被选择的那种无法减轻的相互依赖折中了。洛蓓达之死的景象使这种纠缠最具戏剧性。当然，因为“漂流，漂流——在任何事物都没有尽头的无止境的空间里——没有企图——没有计划——没有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什么都没有”本身就已经被设计为“行动的时刻——关键的时刻!”的前奏，而且“行动的时刻”不仅仅被漂流抢先和抛下了，而且被它占据了——“行动”是一起“事故”，一个“无意的撞击”，把洛蓓达撞入水中。在那时，紧随着已经成为“意外事故”的行为之后还有思考的时间——“什么也不要做”。当洛蓓达溺水时，不作为的思想不仅向麦克米伦牧师而且克莱德本人都证明了他实际上是个谋杀者，不作为就是有作为，直到克莱德游上了海滩，这一切实现了克拉姆湖上的“社交成就”之一。

当然，通常我们把德莱塞和美国自然主义更概括地理解为对人类手段局限的关注。确实，这几乎就是对自然主义的定义，其特征就是一种致力于宿命论的文学，一种致力于批判这种宿命论所带来的传统道义和理想主义形而上学的文学。但是我们一直在追溯的漂移系谱表明，对于手段局限的关注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妄想，而应该被理解为获取了一种全新的约束模式和可能性。当李普曼担心“意外事件”将占据支配地位时，他担心的是专家们将不能控制国民经济；当克莱德想要“自由”时，他是想摆脱洛蓓达。因此，漂移系普标志的不是执意要回到自由意愿和宿命论这些问题上来，而是标志着社会结构的转换，在此过程中这些问题又一次显示出紧迫性。进步时代对科学管理的狂热体现了对(自我)控制的专家统治论的幻想，这与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的漂移(对克罗利和李普曼而言)形成了对立，由这些幻想带来的控制技术反过来催生了诸如克莱德和洛蓓达的白领漂移者。

“对真正的美国青年标准来说”，克莱德“感觉自己置身于那些纯粹的手工劳动者之上”；“只要他像其他男孩那样有一个更精致的衣领、一件更漂亮的衬衣、一双更高雅的皮鞋、一套合适的西服、一件时髦的外套就可以了!”标准的分配使得衣领本身就成为了标准；泰勒“个人野心”的传播使得每一个美国人都野心勃勃而不屑去搬运生铁块。克莱德是“其中一位令人感兴趣的个体，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分离出来的个人”；他不仅在自己从属的阶层体验了特性，而且也在他所预想的一个更高的阶层中体验了个性。就像“有人”“讽刺地”说格林·戴维森饭店“为大众提供了专有服务”一样，克莱德体现了一种成为大众认同工具的阶层差异意识。就像其他人一样，他在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分离的个人”的同时，并没有把自己想象为独立的人而是享有特权的人。于是，在克莱德的生涯中我们看见了对阶层差异的坚持，这种坚持是大众社会持续的、诱人的个人主义的预演。

“白领工人偷偷地溜进现代社会中”，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1951年这样写道，似乎以真正的冷战风格在描述阴险但同时又让人怜悯的人体异形(Pod-people)的到来：“精神上毫无防备”，“政治上软弱无力”，除了“塑造他并且试图彻底操控他的大众社会的内容”之外，没有任何的“文化”。米尔斯把进步时代看做是“古老的中层阶级”(“古老的独立企业家们”)“最后一次表现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大众社会的政治立场”的时刻。他们失败了，现在“个性……丢失了，很危险”。也许个性的失去正是美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其对手只有个人主义的胜利，这也就是说美国生活中的社会变化通过个体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得以典型体现。我们已经看到，在吐温把人想象成机器(独立的因为是不可变更的、机械的而非社会的)的过程中如何形成了对“群体”的反对和对个性的维护，我们也看到这种独立于社会的个性概念是如何作为“体制”中的差异既批判又补充了贝拉米的个性概念。对吐温和贝拉米来说，群体——他们往往叫做“老百姓”——是对个体的威胁，但是对于吐温而言，老百姓的另一选择是人(回想一下《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舍伯恩[Sherburn]的那段情节)，而对于贝拉米而言，老百姓的另一选择是军队，军队不是由独立的个体的组成，而是由因为他们在体制中的地位而使他们个性化了的个体组成。我认为正是机械化在促使人们虚构反对社会的个体同时，使人们形成了“系统化”的个体的观点，从而促使人们敌视群体而表现为对组织的狂热。这种由独立个体的破坏精神到有组织的个体的野心勃勃的精神转换带来了它自身的瓦解：霍滕斯与桑德拉转变为克莱德与洛蓓达；这种稳定的“控制”差异致使不稳定的“漂移”欲望成为可能。

因此，白领人在美国文化中的出现既不能理解为是个人主义的胜利，也不能理解为是个人主义的失败；反而应该被理解为是个性转换的一个片段。只要这个阶段的文学参与了那些转换，那么它就应该被理解为白领希望和悲剧的文学，就像在格里菲斯衣领和衬衫工厂生产的希望和悲剧一样——那些白领人和白色衣领。

2 可视性的创造

种族分界线

现实主义对于视觉的关注到如今是一种起码的常识，这对于作家史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来说更是如此，他同时代的人常常把克莱恩的作品比喻成一幅“摄影作品”。克莱恩的主要作品都展现了他的一个抱负，即让大家看到某些似乎不适合被看到的东西(如贫民窟)，以及某些似乎不能看到的东西(如精神状态)。因此在他的小说《麦琪：街头女郎》(Maggie：A Girl of the street，以下简称《麦琪》)中，梦想有了色彩(吉米的梦想是猩红色的)，“声音”可以“看到”：其中最显著的现实主义效果之一就是波威利方言(Bowery dialect)——“约翰逊那家的丫头贼漂亮”(“Dat Johnson girl is a puty good looker”)。确实，方言作为现实主义的标志在19世纪90年代具有不同凡响的影响力，作家亚伯拉罕·凯汉(Abraham Cahan)在从意第绪语[10]转到英语写作并取得了小说创作上的突破的同时，也努力克服着这样一个事实——他用英语写作时，必须用斜体部分来代表对话中的意第绪语，让读者看到这些词时就像能听到它们的声音一样来理解这些内容。因此，在小说《耶克尔：纽约贫民窟传奇》(Yekl：A Tale ofthe New York Ghetto)中有这样的句子：“但是你怎么看待棒球(baseball)？所有的大学男生(college boys)和时髦人士(tony peoples)都在玩棒球。”在这句话里，如脚注告诉我们的一样，标准英语代表意第绪语，而用“斜体部分”代表“融入意第绪语中的英语单词”。这些斜体部分表明，凯汉想超越小说界用标准英语代替意第绪语的传统做法，呈现给读者真实的东西。

与凯汉相反，克莱恩似乎没有那么孤注一掷，但却更有决心。在《麦琪》这部小说中没有斜体字，因为根本没有用到意第绪语，但同时，他想让读者看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他想让读者看到的词句。克莱恩的早期读者发现，他最明显的写作风格(在各种赞文、评论、讽刺文中)是对色彩的使用，不仅仅有“猩红色”的梦，还有“深红色的诅咒”、“红色年代”和“蓝色示威”。似乎他认为你可以“用某种方式给语言上色，使之更富表现力”(出自马克·吐温的老合作伙伴沃纳的原话)。1898年，一位诙谐文章作家想象了一篇克莱恩的文章，其中“有浓重色彩的粗线条”代替了“描写颜色的文字”。在此，克莱恩现实主义的最高峰被设想成一种技巧，通过把文字变成“色彩……印在纸上”，把文字本身变成了读者视觉中的物体。

沃纳开玩笑地称此为“地方色彩”。“为一个故事、一个小品文假设一个主题或目标”，他写道，“问题在于如何表现这个主题，使之看上去自然真实。”解决办法就是加入“颜料”，把“见解”与“地方话”结合起来，保证故事是“真实生活的真实故事”。凯汉用的斜体部分为沃纳的嘲笑提供了理由，但是在高手笔下其效果可能会相当好。凯特·肖邦的小说《拉·贝尔·卓瑞德》(“La Belle Zora.de”)宣称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描写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黑人”讲述给一个听众(她的女主人)的故事，她的这位女主人就像喜欢地方色彩的观众一样“只听真实的故事”。不过，如果这部小说是为让读者了解克里奥(Creole)真实生活情况的话，(就像人们觉得《麦琪》这部小说讲了一些有关波威利的真实情况)，它一定会让读者失望的，因为上了年纪的女黑人给女主人讲故事时用的是“悦耳的克里奥方言，英语是无法表达其美妙的声音与魅力的”。因此，故事形式上的问题就成了故事宣称的“真实性”与作者表现这种真实性的能力之间匹配的问题。肖邦最终用逆向翻译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详细叙述女主人与仆人之间用英语的最后交谈后，她写道：“实际上戴莉斯太太(Delisle)与麦娜-露露(Manna-Loulou)”是这样交谈的——“Vou prédroumi，Ma.zelle Titite？“Non，pa prédroumi；mo yaprézongler. Ah，la pauv，piti，Man Loulou. la pauv.piti.Miexu li mouri!”这看起来就像凯汉是用意第绪语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英语小说，或者似乎是克莱恩用有色线条代替了英语文字。从这一点来看，方言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如同吸引了读者的耳朵，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让英语暂时消失，使读者瞬间无法理解纸上的文字：在“Tooby shode pa.m er my han's w.ite”变成莱姆斯叔叔(Uncle Remus)的话“很肯定我的手掌是白色的”之前，读者们的脑子里会有瞬间的空白，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些文字。如果方言的作用是提供一种透明度——让读者能通过看文字听到说话者特别的声音，那么这种透明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晦涩难懂。所有的语音写作都要求你通过看文字来听声音。而方言则坚持所听内容的重要性，又强调看到内容的重要性，这一点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克莱恩小说中“hideous puty goil”这样的字眼不仅表明了他想让语言成为一种媒介的愿望，通过这种媒介，读者可以看见本来不可见的事物(如麦琪的声音)，还表明了作者想让语言本身可见的愿望。实际上，正是康拉德强调的“首先得让你看到”这种激进化的想法在迈克尔·弗里德(Michael Fried)的书(《现实主义、文学写作、扭曲变形》[Realism，Writing，Disfiguration])中被定义为克莱恩现实主义目标的核心。

但是，如果克莱恩的正式目标是让读者们看到(说它正式，是因为他不仅让读者看到作品展现的场景，还有作品本身)，那么他的主要作品，正如几乎所有的评论家认为的那样，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懈地把看到作为主题，重复描写想看或不想看、想被看到或不想被看到。尽管这些描述也许确实代表了正式的写作环境，但它们只是把自身转化为作品代表的东西。也就是说，让读者看到眼前印在纸上的作品的愿望不能通过让他看到色彩本身或者暂时性地看到不能理解的方言文字而得到满足。因为作品的目的并不是让读者看见色彩或者文字，而是作品本身。而作品，作为一种表意系统，如果仅仅被看成是“印刷在文本上的东西”，那就永远不会被恰如其分地理解。

因此在《麦琪》这部小说中，表现作品这个任务只有通过转换成表现其他的东西——波威利——才能实现；通过这种转变，我们发现与看的愿望交织在一起的就不仅仅局限于看作品的愿望了。换句话说，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看见波威利的愿望(人们也许会把这种渴望理解成我们想看见作品本身的另一个版本，一种对正式渴望的主题掩饰)，而且我们还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我们看到了波威利对波威利有什么影响吗？如果我们被波威利看到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虽然这些问题可能是出于表现作品的一时冲动，但是依靠这种冲动却不能回答以上问题。换句话说，克莱恩对作品可见性的投入必然被一种要求所改变，即如果你想表现作品，你就必须把作品当成一种表现。一部作品，如果既想让我们看见作品本身，又想让我们看到其他的东西，那么这部作品的正式目标就加倍了，则它原先正式的目标就必须有所改变，同时它提供了附加的、基本的去看的动力，而且使把想看(作品)的愿望(通过波威利)与想被(波威利)看到(通过作品)的愿望联系起来的构思成为可能。

克莱恩的中产阶级的读者至少对以上提到的问题中的一些有诸多答案。一些人根本不想看《麦琪》这部作品；《论坛报》(Tribune)的评论员认为这本书本应该被“查禁”。《国家》(The Nation)的评论员认为所有克莱恩的作品都“索然无趣”，特别是《麦琪》“根本没什么好悲叹的，我们只是对贫民窟这么脏乱感到遗憾，然后我们就看其他的东西了”。这样的反应不是很典型，不仅对《麦琪》，还有对《觉醒》(The Awakening)、《嘉莉妹妹》，甚至是相对文雅的小说《希伦·韦尔的堕落》(The Damnation of Theron Ware)来说，但却出现得很频繁，足以使大家清晰地看到19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给人们带来兴奋的部分原因是现实主义者使人们看到了他们并不想看到的东西。当然，在随后类似的作品中，如杰克布·瑞伊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人怎么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1890)，此书中带有图示说明和清晰的社会改革议程，其政治目的非常明显，即让人们不仅看见波威利，也能看到那时为止依靠传教士努力去改进社会的失败。“对此，你们将怎么做？”瑞伊斯问他的读者们。现实主义者希望中产阶级能看到那些贫民窟，能够受到感动然后为贫民窟“做点什么”。这里出现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同报纸、杂志的堂兄妹，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文章风格紧密相关——常常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有时还包含相同的词句。(比如《嘉莉妹妹》有一章中的部分内容是从德莱塞为《德莫雷斯特杂志》[Demorest's Magazine]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而来的。)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麦琪》几乎从一开始就反对把现实主义的描述看成是对中产阶级良心道义感的呼唤。更适当地说，它是把道义感与那种因感动而要“做”点儿事情的感觉复杂化了。因为在《麦琪》中，一开始就展现了一系列观看的场面，其中视觉最具挑衅性。当皮特饶有兴致地观看吉米和来自魔鬼街(Devil's Row)的男孩们打架时，他从那个打得最投入的人身后站了起来，朝他后脑打了一下，吉米的父亲看到吉米与比利(Billie)打架，便开始踢这群斗殴者，打了比利的后脑勺。这些场景能描写得如此有力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被观看者正专心致志做他的事，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人在看他，而观看者的兴趣(如皮特、吉米的父亲以及全神贯注敬畏地等着看吉米的父亲怎样揍死的那些孩子们)不仅仅集中在暴力场面上，而且还通过观察者看被观察者这个暴力行为表现出了这种兴趣。

并且，观看者的角色不仅仅只有皮特、吉米的父亲和其他的男孩：

在一片低矮的马厩中建起的公寓房屋的窗户旁，倚着一个好奇的妇女。一些在河边码头从驳船上卸货的工人停下手中的活儿看一会儿打架；一艘懈怠的拖船工程师懒懒地靠在栏杆上，也在看打架；那边小岛上，一群身穿黄衣服的囚犯从不祥的灰色房子中出来，沿着河岸缓慢地爬行着。

这个看客的列表说明了皮特等人对看打架有浓厚的兴趣并不奇怪，实际上它提醒我们，克莱恩的读者也应该有这份兴趣(只有读者能看到那些罪犯，读者身处波威利之外，处于观察链的末尾，这一点清晰可见)。但同时，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一个异常现象，因为在看客的名单上还有那些罪犯，而他们并不是看客啊!因此，在男孩们打架这件事中，这些囚犯起的是结构上的作用，说明他们都被别人监视着。无疑，作者在此一方面是要表明男孩与罪犯之间叙事上的一种连贯性，但是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作用是提醒读者作为看客的身份，同时强调一种作为观看者所隐藏的力量(这类观察者本身不受人观察)，从后面打后脑勺中清晰可见这种力量的存在。就读者对现实主义的兴趣这一点来看，皮特代表了读者(正如我说明的那样)。我们可以把这种兴趣理解为能在改革中引发暴力的一种力量。作者让读者看到波威利的目的是刺痛我们的道义之心，使我们有所行动，而我们想做的却是坚持我们对它的影响力和权力。有一个办法能让我们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让波威利变得像那些“全神贯注”的打架者吸引皮特一样，来吸引我们的关注。

为此，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工程，它坚持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与作品中可见的人物之间的社会差别，并以此出发来写作。而在《麦琪》这部小说中，现实主义还把一个贫民窟变体搬到了“剧院”，上演了“穷困而善良”的人战胜了“富有而邪恶”的人的一幕，这让麦琪有所思考；她在想：“她所看到的女主角表演出来的修养和文雅，对于一个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在工厂上班的女孩来说也能拥有吗？”克莱恩的“情节剧”以及被《麦琪》这部小说和读者称为的“先验现实主义”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观众的代表”确实战胜了“坏人与富人”，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是“先验”的原因。但是《麦琪》这部小说却给了一个否定答案。贫民窟愿意看到他们被社会排斥的状况搬上舞台(快乐总是内在的，他们喜欢那个演员，因此快乐就不可避免地外现了)，但只是在暂时被排斥的情况下；他们的“情节剧”不仅代表了瑞伊斯所谓的“阶级差距”，而且还有(瑞伊斯提出的)跨越不同阶级的“桥梁”。对于麦琪来说，她的尸体被从东河(East River)里捞出来，这种“桥梁”根本不存在。

但是只在《麦琪》这部小说中表达的跨越阶层界线的贫民窟幻想在其他作品中鲜有体现。比如在爱德华·汤森德(Edward W.Townsend)的小说《廉价公寓里的女儿》(A Daughter ofthe Tenements，1895)中，女主人公确实逃离了贫民窟，这一点跟书中几乎每个人物都一样。实际上，在汤森德的描述中，那些廉价公寓只不过是“贵族们”在去往华盛顿广场之外或者长岛上“另一个世界的家园”而经过的小站。而且，贫民窟中的“贵族”证明是纽约住宅区真正贵族天生的支持者，因为小说中精彩地描述了他们反对社会中一心往上爬的人所进行的共同斗争。因此，书中的恶棍是“冒牌运动员”马克·沃特斯(Mark Waters)，他试图(成功地)欺骗住在华盛顿广场的“儿子”们，还试图(没有成功)玷污住在廉价公寓里房客的女儿。《廉价公寓里的女儿》把每个(道德的和经济的)问题都归因于沃特斯的阴谋诡计，试图把对他的揭露和他的死亡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邪恶的方法，似乎“大众与阶层”之间的差异是由那些一心往上爬的“头面人物”造成的，这些人想甩掉自己的过去成为真正的“绅士”。

《麦琪》经常被比作汤森德的贫民窟作品，特别是因为它运用了当代批评家所称的“强硬的方言”(tough dialect)(“强硬的”，就如“强硬的女孩”、“风格强硬的舞蹈”，这一说法将会越来越多地运用在工人阶级文化中)。但麦琪说话时，如：“Dis is outa sight”，这个廉价公寓房客的女儿经常被指责说话带着做作的口音，因为她说话像住在那里的工人伊利那·海兹赫斯特(Eleanor Hazle.hurst)。汤森德解释说，她的口音正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这个解释好像站不住脚；更重要的是，这个解释还可有可无：小说中其他廉价出租房里的女人说话也都没有“受她们环境的影响”——吸毒成瘾的酒吧服务生比尔·威廉(Bill William)告诉他同样吸毒成瘾的情妇莫莉(Molly)说：“那个恶棍沃特斯，一直在收贿赂呢。”(Dis mug，Waters，has been collarin all de boodle)莫莉用和工人一样的口音回答：“你怎么知道他收了贿赂，你怎么知道特瑞莎没有收？”(How do you know he collaried the boodle？How do you know Terasa didn.t get it？)口音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性别问题，尽管汤森德是以方言著名，比尔·威廉是在《廉价公寓里的女儿》中的唯一一个说波威利方言的人(书中其他一两个人偶然说爱尔兰土音或一点儿意大利语)。比尔·威廉也是唯一一个没有逃脱波威利方言的人；他说话像麦琪，也像麦琪一样在故事的结尾死去了。另外一个“属于桑树街拐角的贵族”从一开始就说话像贵族，最终搬到长岛住了。

因此，《廉价公寓里的女儿》作为一个永远不深陷其中的中产阶级幻想，重新上演了《麦琪》逃离波威利方言的“情节剧”。它把贫民窟的居民想象(并非不具预言性)成郊区居民的雏形来解决贫民窟问题——他们能够被改良是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必要被改良。毫无疑问，最渴望出类拔萃的人物形象是现实主义者自己，如汤森德所言，现实主义者有能力“抓住”波威利的“典型人物”，因为“他就生活在那里”，但是他具有代表贫民窟的能力——尽管贫民窟有人们想象中的“强硬性”——这个能力同时也是他走出贫民窟的通行证：卡米尼拉(Carminella)，那个女儿，把“孩子们伴着大街上风琴的音乐表演的真实舞蹈”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并一举成名；她的兄弟汤姆(Tom)通过给亲戚朋友画素描而在艺术上成就了事业。隐含现实主义思想的章节至少有两个，一章关于现实主义者的生活，另一章中现实主义者已经离去。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主义可能性的条件是被麦琪之死而否定的卓越“情节剧”。麦琪可能死去，但是只要现实主义者自己一定是——真正成为现实主义者——贫民窟的居住者，那么他的故事就证明了他自己幸存的原因，由此也证明了他逃脱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看到，《麦琪》也暗示了抹掉瑞伊斯两种观点之间差别的意图，但是小说同时也要求我们把自己想要看到生活另一半的愿望理解成为不要抹掉而是加强这种区别的愿望。然而如果认为《麦琪》希望我们在现实主义的两种社会版本中做出选择，那就错了。因为《麦琪》(孩子们遭遇到他们的母亲“仰卧的、硕大的身体”)中所看到的最使人震撼的场景既不吸引观察者的慷慨兴趣，也不吸引挑衅者的眼珠。吉米和麦琪“盯着”他们熟睡中的妈妈。像孩子们打架一样，妈妈无疑是视觉对象，也就是说因为她在睡觉，所以她就“非常投入”，如同那些打架的孩子们太“投入”以至于都没有在意皮特和吉米的父亲走过来一样，这一点不用费劲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对于这些男孩子们来说，聚精会神似乎既构成又耗尽了他们作为观察对象的兴趣，而对于母亲来说则没有。让吉米“似乎痴迷地”站在他妈妈面前的是一种期望(体验起来是一种“恐惧”)，他期望妈妈会“睁开眼睛”。这种对看的痴迷包括了(确实至少部分原因是)被看的可能性：“突然她的眼睛睁开了。小淘气鬼发现自己直直地盯着妈妈，而妈妈的表情足可以使他的血液凝固。”当妈妈再次闭上眼睛，麦琪和吉米整晚都坐在妈妈的旁边，“有某种力量把他们吸引在那里，盯着那个女人的脸”。

这种“力量”并不是读者自己的力量，此处经历的威力不单单是中产阶级视觉的威力，也有人把它想成是贫民窟的威力。孩子们如此地“投入”——纯粹的视觉对象——他们因此变成了暴力的对象，妈妈的“自我投入”似乎总是接近于挑衅的边缘；她紧闭双眼的魅力所在是它们随时可能睁开。甚至在汤森德的《廉价公寓里的女儿》中，波威利方言也被认为是一种威胁——“掠夺，烧掉你们平静的、菱形状的家园”——瑞伊斯的“拿着刀的人”为改革的问题提供了暴力解决方法：“我们唯一害怕的是”，瑞伊斯写道(引自1887年《提高穷人生活条件协会的报告》)，“改革会在大众愤慨的爆发中来临，把财产和美德统统毁掉。”麦琪的妈妈无疑代表了对财产和美德的威胁；而且她给那些看她睡觉的孩子们造成的视觉痴迷就是这个威胁的一个效力——就是那个把“两个孩子的眼睛紧紧吸引住盯着女人脸看的”“力量”。如果，像皮特一样，现实主义读者看贫民窟的“兴趣”中含有某种抵抗贫民窟的暴力，那么贫民窟的吸引力，如同麦琪的妈妈，就含有另一种方式的暴力威胁。

因此，麦琪对于我们为什么关注贫民区的问题给出了两个答案：我们想感受一下我们对贫民们的作用(当它们埋头前进的时候)；同时我们也想感受一下贫民窟对我们的作用(当它们停下脚步得时候)。这两个答案本质上都带有政治性，因为两者都把现实主义的利益放进本质上带有政治性的叙述，尽管它们并非完全雷同。但是，正如叙述之间潜在的差异所示(现实主义标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还是资产阶级霸权的发展？)，现实主义者文本自身的利益未必与它最终显示的政治内涵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对读者眼球的吸引可以在不只一个政治计划的背景下出现，可以为了不只一个政治计划而得到调动。

例如，在肖邦的《拉·贝尔·卓瑞德》中，现实主义在形式上的突破(克里奥语从英语中衍生出来)伴随着一种明显不同的对“真实性”的主题愿望。因为如果肖邦的故事非要麦娜·露露的克里奥语(像麦琪的强硬话语一样)具有可见性，那么麦娜·露露的故事产生的可见性既不在语言中也不在阶层中。麦娜·露露讲述的是关于卓瑞德的故事，她是个漂亮的奴隶，拥有“牛奶咖啡色”的皮肤，她的女主人把她抚养得“像皇家大街上最美丽的女士一样迷人、秀丽”。她的女主人打算把她嫁给一位“黑白混血儿”，这个混血儿拥有“像白人男士一样漂亮的胡须，眼睛像蛇的眼睛一样凶残和虚伪”。但卓瑞德痛恨这个混血儿，想要嫁给“英俊的麦卓(Mezor)”，他的身体“像根黑檀木”。卓瑞德提醒女主人说：“我不是白人。”她不想嫁给一位白人赝品；她想嫁给黑檀木似的麦卓的愿望正好体现了肖邦在另一个故事中所称的“保持种族分界线”的承诺(这两个小说中都是向黑人妇女的承诺)。当卓瑞德怀上黑人麦卓的孩子时，她的女主人为惩罚她就把孩子送走并说孩子死了。结果并没使卓瑞德变得听话，反而把她给逼疯了。她始终抱着“一个用破布包成孩子一样的东西”并称它为“皮蒂(Piti)”。故事的高潮是女主人懊悔当初自己的行为，并把“真正”的孩子抱回来了，但卓瑞德却拒绝接受他：“也没有人能够诱惑她允许她自己的孩子走近她的身边；最后小孩子被送回了种植园，从此成了一个不知父爱母爱的孩子。”

正是这个高潮部分产生了形式上的高潮——“可怜的孩子，生不如死啊!”(the poor little one!better had she died!)变成了“可怜的皮蒂，死了会更好些”(La pauv’piti!Mieux li mouri)——尽管两种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叙事的因果关系。克里奥语在这里出现，“戴莉斯女主人和麦娜·露露倾心交谈的方式”与卓瑞德拒绝自己的“真正的孩子”相反相成；肖邦选择了真实的东西(克里奥语而非英语)，而卓瑞德则选择了“假货”(“玩具娃娃”而非“她自己的孩子”)。这种疯癫的选择本身是女主人热衷于另一种模仿的结果，也就是用“长着白人那样胡须的”混血儿代替“黑橡树”麦卓。《拉·贝尔·卓瑞德》的悲怆不仅仅在于对女主人公品位的诋毁(从真父亲到假孩子)，也存在于故事中模仿的选择(黑白混血儿，“皮蒂”)与叙述者对真实的选择(克里奥语)之间的对照。作为现实主义者的肖邦表明了自己既反对“疯癫”的卓瑞德也不赞成“邪恶的”女主人的立场，是女主人对模仿物的选择战胜了卓瑞德最初对真实的选择。当然，混血儿这个分类变得令人可疑，因为在故事里只要混血儿拒绝被归入主要类别“白人”或者“非白人”，小说就把他们归为赝品白人而排斥他们；美国的种族隔离(与南非的种族隔离不同)没有为混血的种族留下空间。如果现实主义胜利了，如果肖邦和卓瑞德有了自己的选择，那么“非白人”妇女就可以与被她的女主人称为“黑人”的男人结婚。这样的话，“种族分界线”就得以“保留”。

那么在《拉·贝尔·卓瑞德》中，对“真实”故事的需求就很难与对种族区别的需求区别开来了。克莱恩的有色线变成了肖邦的种族分界线，可见性的制造集中在了种族身份上；如果种族分界线被保留，那么种族身份就必须可见。因此在萨顿·格里格斯的黑人隔离小说《绝对统治》(1899)中，“黑皮肤的”男主人公与“棕皮肤的”女主人公的孩子生下来是“白色的”，但是他的皮肤“越来越黑”，直到最后他变得与他的父亲“一模一样”。混种人对种族身份的威胁不可思议地展现了种族可见性。在肖邦自己的作品《德西莉的孩子》中，德西莉是一名嫁入路易斯安那州“最古老最荣耀家族之一”的弃婴，婚后她生下一个孩子，刚出生时，孩子的肤色明显是白色的，但三个月后，却渐渐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他的父亲认为孩子“不是白人”。然而，此处可见性的胜利与其说与孩子的肤色有关，倒不如说与他父母的肤色有关。因为虽然德西莉的肤色比她贵族出身的丈夫“更白”，但她“含糊的出身”却导致她丈夫和所有的人相信她也一定“不是白人”。小说的妙处在于他们都错了。小说的结尾就如同莫泊桑的小说一样出人意料，阿曼德发现原来是他自己的母亲“曾经遭受了奴隶制的折磨”。因此，从保留种族分界线的角度来看，无论德西莉的命运多么悲惨，《德西莉的孩子》这部小说给予人们极大的信心；它主要的讽刺对象——忧郁的德西莉之纯洁和苍白的阿曼德之阴险——一点都不具讽刺性。只要现实主义的意义在于颜色的真实性，那么当德西莉说“我是白人”时，她是正确的。

有色人种的灵魂

在回自己的家乡肯斯区(Kingsborough)时，竞选弗吉尼亚州长的民主党候选人尼克·贝尔(Nick Burr)坐在“南方铁路上一节普通的火车厢里”，周围是一群“平凡的南方旅客”：走廊那边，“一位虚弱的母亲”怀抱“一个哭泣的婴孩”；更远处是“几个出差回来的商人”；他们对面，“一名漂亮的姑娘正在睡觉”；而懒洋洋坐在自己对面的是一个“新时代的黑白混血儿——两个不同种族的人结合产生的注定衰亡的退化后代”。尼克·贝尔是艾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小说《民众的呼声》(The Voice ofthe People，1900)中的主人公。如果说在1899年(小说的大部分是在此期间完成的)这样的景象仍旧“平常”，这样的旅客仍旧“常见”的话，那么当小说出版的时候情况就大相径庭了。紧随着最高法院对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判决——最高法院判黑白混血儿普莱西(Homer Plessy)无权乘坐白人专用的车厢，维护了路易斯安那州法律中关于各种族享有“隔离但平等的设施”的规定——南方各州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适用于火车的吉姆·克劳法；1900年弗吉尼亚州出台的法律是其中最后一个。因此，“新世纪”的部分新现象就是上述白人与混血儿同车的“异常”场面。如果不是因为1946年最高法院在摩根诉弗吉尼亚州案(Morgan v.Virginia)中的判决，贝尔州长就不可能坐在一名混血儿对面，即便火车穿越肯斯区(威廉斯堡[Williamsburg])进入北卡罗来纳州。跨州交通再有10年也不会取消隔离。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情节：格里格斯的小说《绝对统治》中的贝尔顿·佩德蒙特(Belton Peidmont)因为在路易斯安那州乘坐了白人专用的火车厢而被赶下了火车，而且因为触犯了其他种族隔离者的规定险些被“黑人统治者”处以私刑。贝尔顿的朋友伯纳德(Bernard)说：“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把我们这个种族当成帝国。”这个时候正是“美国国会考虑……与西班牙开战”的时候，格里格斯说伯纳德和贝尔顿这两个人附和了帝国主义者想要利用反帝国主义者解放黑人的呼声来扩张美国帝国的愿望。从这个角度来讲，吉姆·克劳法所引发的种族主义与另外一种种族主义密不可分，后者即压制菲律宾群岛的阿基纳多(Aguinaldo)政权并取而代之以美国统治。正如参议员小阿尔伯特·贝文瑞奇(Albert J.Beveridge)所说，像黑人和印第安人一样，“菲律宾人不是一个自治的种族”。

但是，如果内部压迫的种族主义与外部征服的种族主义不可分割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一位北方的反帝国主义者能够督促美国人民在开始“把我们文明的利益给予黑人、穆斯林海盗和其他菲律宾的亚裔混血”之前稍等片刻，因为“他们都是劣等种族……只要我们跟这些劣等种族接触，我们无一例外会陷入与他们的暴力和痛苦的纠纷中”。因此，佛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的遗孀可以说她反对兼并菲律宾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四分之三的人都是黑人”，这些人“没有奴隶制带来的好处”，是一个“半野蛮的”“食肉”的种族。从这个角度来讲，吉姆·克劳法或许应该被理解为不仅带有反扩张主义性，而且反对更为地方性的帝国主义。托马斯·狄克逊有一部反映种族主义的畅销小说名为《同族人》(Clans.man，1905)，主人公之一竟然是亚伯拉罕·林肯。在狄克逊的笔下，林肯解放黑奴的行为被看成是完全摆脱他们的方式，而不是要使他们成为公民的先决条件。狄克逊的林肯说，正如一个国家不可能“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它也不能“一半是白人，一半是黑人”。“我们要么同化，要么驱逐。”既然同化无法想象，那么驱逐——一种内在的或令人呕吐的反帝国主义——便变得绝对必要了。

另外，有一种更加激烈的意识——既是意识形态又是生物和地理意义上的——认为不能把美国的种族主义等同于扩张主义者的帝国主义。正如《同族人》中的林肯描述的那样，美国内战是一场“自我保护”的战争，而不是一场“征服”的战争。他甚至断言(仿佛与那些反对兼并菲律宾的人说话的口气一样)：“宪法没有对如何管理已经被征服的区域作出规定。”因此，联邦政府没有权利解放黑人；因此，在《同族人》中，在反帝国主义者林肯死后，南部重建被认为是试图把南方殖民化。三K党的无形帝国(The Invisible Em.pire)的出现意在反对北方以及北方的黑人士兵，如强奸犯“加斯”，他的全名是奥古斯特斯·恺撒(Augustus Caesar)，被当成皇家突击队员一样对待。在《同族人》里，美国白人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非帝国主义者。

然而这种阐述观点的方式并没有抓住局势的复杂性。毕竟，美国人习惯上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无论帝国是英国的——如整个19世纪——还是俄国的，如20世纪大部分时间那样。但是南方重建工作超越了仅仅让白人成为受害者。它不仅让白种人自认为是帝国势力的受害者，而且也让他们认为帝国势力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因此，就本质而言，邪恶的帝国既非英国的也非俄罗斯的，而是美国的。反对帝国的任务带有革命性，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这一点也一直存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反对的是哪个政府？)南方重建使摆脱帝国锁链、建立新国家的革命情景得以重放，尽管那时没有帝国也没有新国家。因此，不像上一辈的乔尔·钱德勒·哈里斯的瑞莫斯叔叔的故事或者是托马斯·纳尔逊·佩奇的种植园的故事(也不像下一辈的《乱世佳人》)，《同族人》既没有依靠对战前南方的怀旧情绪，也没有依靠奴隶制时代的友好种族关系。狄克逊像所有的废奴主义者一样认为，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人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他笔下的内战并不是地区、政治和经济上差异的最终表达，而是这些差异被消除并由种族差异而取代的场所。他所称的北部菲尔·斯托曼(Phil Stoneman)和南部本·加默伦(Ben Cameron)的“偏见”“融入了白热化的争斗中”，使每个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和他俩一样的人“对这个国家的价值远比那些曾经踏足这个国家的黑人高得多”。因此，吉姆·克劳法标志的并不是回归到家长制的战前种族关系，而是对这种关系的最终否定，把黑人踢出家庭，北方和南方的白种人——菲尔·斯托曼和本·加默伦看起来“像双胞胎”——能够最终成为兄弟。只要由奴隶制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区域的差异已经阻碍了真正的国家身份，那么因为废奴运动而显现出来的种族差异使一个国家的诞生成为可能。对于狄克逊、格利菲斯(D.W.Griffith)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来说，三K党体现了种族身份与民族身份之间完全的偶然性。过去国家被分成政治、经济和区域问题，从今以后，正像狄克逊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野豹的斑点》(The Leopard's Spots，1902)中写的一样：“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了——你是白人还是黑人？”

把美国人等同于白人这个观点运用了普莱西案中所称的“身体差异”，标志了种族思想中的一个新发展。因为“隔离但平等”的规定证明了这样的种族差别。换句话说，它证明了种族差别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约束，因此，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于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早在40年前，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就裁定了一项违宪的法令叫做《与奴隶和自由有色人种相关的法案》，声称“有色自由人与奴隶之间有很大差别，白人与奴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但是1856年，分界线存在于奴隶与自由人之间，而在1896年，分界线则划分在白种人与黑种人之间。原则上讲奴隶是可以变为自由人的(事实上，路易斯安那州一直都有大量的自由黑人)，但黑人决不能变成白人。

因此，制定法律时并没有考虑到差异的存在(主人和奴隶)，这就为不能消除差异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而这种差异性只有在法律中才能体现出来(黑人与白人)，法律平等就变成了种族隔离的标志。在普莱西案中法庭是这样描述的：“一项仅仅暗示了黑种人和白种人之间存在法律区别的法令——这种区别的基础是两个种族之间的肤色，而且这种区别将会永远存在下去，只要白人因为肤色而与其他种族不同——无意破坏各种族间的法律平等，也无意重建非自愿的奴役环境。”从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差异转变到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差异，标志着种族主义从奴隶制度中分离出来的关键一步，标志着种族主义解放从封建经济中分离出来的关键一步。种族主义从它与“特殊制度”令人尴尬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现在可以作为一种富有特色的现代现象而占有一席之地。这大概就是杜波伊斯的著名言论：“20世纪的问题就是种族分界线的问题。”

但是正如普莱西案所解释的那样，“种族分界线”所引发的问题并不总是很容易回答，如狄克逊提出的问题：“你是黑人还是白人？”以及问题的依据“什么使得白人是白人？”“什么使得黑人是黑人？”在一些州的法律中写道：“任何有黑人血统迹象的特征都为他们打上了有色种族的烙印。”但是这种区别白人与黑人的方式在荷马·普莱西身上则行不通，因为他“身上的血统的混合是无法辨别的”。因此，普莱西案确定的一个原则就是，以颜色为基础的区别并不一定看得见，所以各州应该自行决定根据“有色血统的比例”来确定有色人种。法院声称：“法律无力根除种族的本性或消除仅仅因为肤色不同而造成的差异。”但是，荷马·普莱西应该属于哪个种族？他应该具备哪些不可消除的种族本性？这些问题只能由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来定夺了。

这种方式的解释只强调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令人吃惊地缺乏条理性。但是如果认为这种缺乏条理性令新兴的种族主义理念处于尴尬境地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把荷马·普莱西的肤色(白色)与他的种族(黑人)之间的不一致理解为对种族主义的批评，那么就没有把握住隐形帝国的不可见性。宗族是不可见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结构是隐秘的，但更重要的是，根据狄克逊的观点，因为它的身份从一开始就以超越了可见性的种族原则为基础——这个种族原则由“古老的苏格兰同族人的转世灵魂”组成。或者像自由民艾莱克(Aleck)所描述的劝他辞去郡长职位的“三K党”一样：“那些精灵们(Dey wuz Sperits)，骑着白马，长袍飘逸，眼睛血红。”《同族人》中的身份从根本上是精神层面的。因此，例如婚姻和“亲密甜美的家庭生活”比任何物质关系都更能使人们在“身体和灵魂上变得相像”：加默伦太太在给她女儿的信中说：“人们对我说，我和你父亲比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更相像。就精神生活而言，此话千真万确。”这就是为什么通常小说中表现的内战是兄弟反目成仇，如小约翰·福克斯(John Fox Jr.)的《从英国来的小牧童》(The Little Shepherd of Kingdom Comes，1903)，而现在则被表现成从敌人变成兄弟，如《同族人》中的菲尔·斯托曼和本·加默伦至少成为姻亲或至多成为“双胞胎”。

根据福克斯的《从英国来的小牧童》，战争的悲剧在于“同族互杀”。但令人宽慰的是，当战争结束时，“儿子回到父母身边，兄弟回到兄弟身边……”其实，《从英国来的小牧童》的整体主题是“血统”会说明一切。小说开始于战争爆发前十几年，查德(Chad)带着“木马”遗弃了他贫穷的继父继母的墓地。随着小说的发展，人们认为他一定是“贵族出身”，尽管没人知晓的他祖先。在小说的结尾，战争结束了，查德回到了布鲁格拉斯(Bluegrass)“贵族”的墓地，结果证明这些贵族是他的亲生父母。战争使“一个衣衫褴褛的山区男孩”变成了一位“有教养、干净整洁、坦诚、高贵、英俊的军官”，或者说，战争为查德提供了一个展现真正的高贵品质的背景：“这个变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血统已经说明了一切。”

相比之下，《同族人》认为血统无关紧要。那种让丈夫和妻子“比同血缘的兄弟姐妹更相像”，让斯托曼和加默伦走到一起的身份超越了生物学，用家庭这种自然的统一替代了精神上的统一，而精神的统一与家庭的统一不同，是真正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为什么三K党不仅仅是一个宗派的原因。艾莱克把他们描述成“精灵”(Sperits)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狄克逊的观点。他对精灵有一种迷信的恐惧，这种恐惧应该被理解为对本质上隐形的种族身份的可怕陈述的反应，而种族身份(尽管“德西莉的婴儿”正好相反)不能从人的皮肤上看出来(如荷马·普莱西的皮肤就看不出他的种族身份)，但是可以从三K党身上裹的床单上看出来。床单的真正作用并不是掩盖三K党成员的个人身份；甚至有这么一种感觉——因为有像菲尔·斯托曼和本·加默伦那样的“双胞胎”——白色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为《同族人》高潮做准备的精心制作的情节剧取决于菲尔和本，他们俩人毫无伪装，尽情地相互替代，如同他们带了头巾一样。那么《同族人》中床单并没有掩盖个人身份，相反它把个人身份包含在种族身份之中；床单没有把个体成员可见的身份变得不可见，相反却把不可见的身份变得可见。三K党人披着床单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并不像他们的灵魂一样洁白，因为没有人能够像白床单下的灵魂一样洁白。

这种对种族人的重新定义决不只局限于像狄克逊作品那样的反黑人的文本中。就拿弗朗西斯·E.W.哈珀的《伊奥拉·莱洛伊》来说吧，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都是黑人，而他们显著的身体外部特征是“白皙的肤色”，故事中写道：白人格莱斯汉姆医生(Dr Gresham)问黑人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当你的肤色像我的一样白皙时，你老说自己是有色人种有什么意义？”一位白人医生也对伊奥拉·莱洛伊说：“当你像我一样拥有蓝眼睛和白皮肤，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老坚持自己是有色人种。”伊奥拉的弟弟哈瑞(Harry)肤色白皙，人们就拿他开玩笑说，“快给自己挂个标示牌吧，告诉人们‘我是有色人种’”，这样上街乘车时就可以“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对白肤色的男女主人公的坚持被哈珀评价成“肤色偏见”，正像她自己指出的一样，“这种偏见不仅仅局限于白人之间。”但是在狄克逊(文学意义上)把白色理想化以及被哈珀称为“当所有的身体特征消失了以后还要寻找黑人血统的存在”的努力的背景下，白皮肤混血儿形象在小说中依然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应该被理解为对种族身份的普遍研究和重新调配。普林·霍普金斯(Pauline Hopkins)在《同一个血统》(Of One Blood)中写道：“目前的口号是‘打倒黑人!’，但谁又能清楚地判别谁有黑人血统，谁没有呢？”混血儿的关键——混血儿把谁有“黑人血统”搞得模糊不清——就是黑人血统到底是什么——因为没有了恰当的“身体特征”。

根据哈珀小说的题目以及小说援引的《圣经》出处(“我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居住在全地上”，引自《新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根本没有黑人血统这个东西，或者考虑到白人和黑人在北美洲的“融和”，黑人血统再也不存在了：“没有人能够在两个种族之间划出分界线，因为他们都是一个血统。”基于此，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标志着有色人种这一身份的消失，霍普金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白”皮肤(《抗争力》[Contending Forces，1990]与《同一个血统》中的主人公皮肤都像哈珀一样白)象征着“种族分界线”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普天下的“兄弟情谊”，这正是如狄克逊一样的作家认为黑人所渴望看到的。但是《同一个血统》中有哥特式的情节——(明显白皮肤的)男主人公的(明显白皮肤的)新娘结果是他的(黑人)妹妹；而引诱她的(明显白皮肤的)男主人公的挚友结果是他的(也是她的)(黑人)兄弟——这种情节不仅扭曲了手足之情，同时也曲解了霍普金斯小说中主人公“所有人都出自一个血统”的主张。男主人公、女主人公以及恶棍，尽管他们的肤色都是白的，但他们都带有胎记，这个胎记证明了他们的“种族”，证明了他们的“祖籍”是古代埃塞俄比亚国王，这确定了任何通婚都抹杀不掉他们的种族身份。他们在肤色上与白人难以区分的事实更加突出了白人与黑人在种族上的绝对不同。

对于霍普金斯来说，家族的历史包含了“与其他种族融和”之后得以保存下来的身份，非洲人的身份依然存在，尽管他们“生活在美洲大陆上”，正如《抗争力》中一个人物说的那样，“根本没有纯粹的黑人这回事情”，没有人能够“追溯纯粹的非洲人血统”。《同一个血统》使这种保存得以实现，它相信“唯灵论现象”，相信在世界中逝去的人可以与在世的人进行交流，逝去的人可以与那些具有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能力”的人交流。哈珀小说中的那位医生主人公已经“通过研究”发现，“生命的法则并不是依靠器官功能”，他已经从他母亲那里“遗传了”“人神灵交”和“超自然能力”，这种能力超越了器官功能，使他与“非洲国王们”建立了联系：“他心中的神秘主义是一种梦一般的对影响了他祖先的神灵的热爱。”这里由“祖籍”确定身份的简单语言的运用，代表了“精神”身份这个非简单语言。一个人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东西不是血亲关系，而是超越了生物学的“法则”。因此，种族纯正对于霍普金斯和狄克逊来说，需要把“血统”变为“精神”。黑色人种因为250年来强制性的种族通婚而被破坏，因此黑色人种只能通过批判身份的生物法则，坚持“新法则”、“新观念”才能“保存”自己。通婚破坏了种族，“但是观念拯救了种族”。因此哈珀和霍普金斯作品中混血儿的主导地位标志了种族向观念的转化，标志了混血儿作为赝品白人的消失以及混血儿作为典型黑人的出现。混血儿“种族妇女”的白色皮肤没有表达“肤色歧视”，相反，代表了一种黑色皮肤所不能复制的黑，它是她披戴的压倒三K党人所披戴的白床单的床单。

马克·吐温的《傻瓜威尔逊》(Pudd’nhead Wilson，1894)中的女主人公罗克茜(Roxy)是一位“皮肤白皙”的“黑人”，她看起来像是狄克逊的种族身份理论的另一选择。当她自愿把自己卖回奴隶主以拯救她的儿子汤姆时，她对儿子说：“你是我的孩子吗？你知道有母亲不能为儿子做的事吗？白人母亲可以为孩子做任何事情。是谁让她们这样？是上帝。是谁创造了黑人？是上帝。从内心来说，所有母亲都一样。”这里罗克茜是为种族身份说话，这种族身份随着你从外部进入“内心”而消失。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罗克茜仅仅是一个16世纪的黑人，马克·吐温说“那个16世纪并没有显示出来”——她代表了一种种族身份，因为这种种族身份并未在外部(罗克茜看起来是白皮肤)或者内部(罗克茜的内心与“白人”一模一样)表现出来，所以它只不过是吐温著名的说法“法律和习俗的小说”。如果认为《傻瓜威尔逊》和罗克茜反对《同族人》中关于种族不可见性的讨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当汤姆拒绝与两个侮辱他的意大利人争斗时，正是罗克茜本人认为汤姆是黑人。因为，“尽管你身上大部分是白色的，小部分是黑色的”，但“那个小部分是你的灵魂”。《同族人》中的白人灵魂证明与《傻瓜威尔逊》的黑人灵魂相互匹配而非相互对立。

如果你想真正找到没有颜色的灵魂，尽管这是个明显的悖论，你就得看杜波伊斯的《黑人的灵魂》这本书。书中有一个描写他小儿子之死的特别章节，杜波伊斯对于儿子种族意义上含糊的外表(他看起来像吐温的汤姆·狄里斯克)做出了痛苦的反应，表达了父亲对儿子种族的痛楚。

为什么他的头发里夹杂着金黄色？在我的生命中，金黄色的头发是邪恶的预兆。为什么他眼睛里的棕色不能消除他眼睛里的蓝色？因为他父亲的眼睛是棕色，他爷爷的眼睛也是棕色。因此在这片种族分界线的土地上，我看到面纱的阴影降落到我儿子的身上。

但是作为牺牲品的父亲无助地把孩子变成牺牲品的悲怆，首先包含在孩子早夭的更大的悲怆中，随后又被杜波伊斯的解释抹去。杜波伊斯认为早夭是逃离种族身份的方式。因为在这个文本中，种族身份已经因为肤色而枯竭，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在杜波伊斯的想象中，那个小男孩因为还没有意识到肤色，所以就还没有属于一个种族：“他还不知道什么种族分界线……他爱那位白人护士长，他也爱自己的黑人护士；在他小小的世界中只有没有颜色没有遮盖的灵魂在走动。”黑人有灵魂，但他们的灵魂并不黑——或者也并不白。像一些描写种族差异的作家一样，杜波伊斯认为光凭肤色来判断种族是不充分的，但是与那些作家不同的是，他发现没有看得见的颜色，也没有种族灵魂。在《黑人的灵魂》中，至少在“论头生子的去世”这一章节中，种族差异真的是一部“法律与习俗的小说”。

在《傻瓜威尔逊》中，马克·吐温花费了很大精力来说明两个男婴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别。这两个男婴看上去非常相像，吐温运用了著名的手纹鉴定法(吐温称之为“大自然的亲笔署名”)，不只是要辨别清白色面具后面的罪犯，还要区别白色面具后面的黑人：当傻瓜指控汤姆时，汤姆的脸色变得“灰白”，嘴唇变成了白色，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他脸色越白，他就看起来越像黑人。当他昏死过去时，小说把他的昏死当成了忏悔(自然赐予的指纹起到了建立种族的过程中“虚构”“法律”的作用)。汤姆被判处终身监禁，但这并不能满足种族身份的要求。因为白人可以进监狱，而他则必须被“卖到河对岸”，这才是黑人的命运。正是罗克茜试图使他摆脱那种命运才开始了这个故事。杜波伊斯设计了一个更加极端的解救儿子的方法，他把儿子的死解释为超越“面纱”：“那些日日夜夜，我心中有一种可怕的愉悦，我的灵魂对我窃窃私语道：‘没有死亡，没有死亡，只有逃脱；没有束缚，只有自由。’”杜波伊斯坚持认为看不到的就是没有颜色的，他把它儿子的死不仅想象成为从种族主义中解脱出来，而且是从种族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他想象把种族缩小为可见性。

然而，像杜波伊斯自己意识到的那样，也像狄克逊和吐温的例子点明的那样，缩小已经变得不可能了。20世纪的种族主义分界线问题不是光凭肤色就能解决的。事实上，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河计划就是通过把种族和肤色区分开来而成功地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批准这个计划的州最高法院明确承认了因肤色而歧视是不合法的：“联邦宪法规定不得歧视黑人种族。”法庭写道：“这个惯例有歧视黑人种族的特点。”美国最高法院根本挑不出这个色盲种族主义的任何毛病，它规定区分白人与黑人的所谓的“习惯、性情和性格特征”是可以接受的管理目标，而肤色不是。

那么，在密西西比的法律中，种族的不可见性变成了机会而非困窘，一个很少关心南方政治重组的作家们广泛运用的机会。因为如果把美国人等同于白人使南方重建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必要条件，那么把肤色转换成“性格”就使得种族主义的术语可以用在把生物学重写成意识形态的这一更广阔、更极端的领域中。正如改革家华盛顿·格莱登(Washington Glad.den)说的那样：“我们文明中具有建设性观点的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观点。”新的肤色种族主义不厌其烦地援引豹子的斑点永远不会改变的特性，而新种族主义观点则超越了这种诉求：“你也许能够改变豹子的斑点，但你永远不能改变种族不同的特征。”反帝国主义者、弗吉尼亚参议员约翰·丹尼尔(John Daniel)在1899年写道。这个把种族变成隐形过程的顶点在于创造了一个新的种族身份：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把它称为“美国种族”。1907年，他对《纽约哥伦比亚骑士报》(New York Knights of Columbus)说：“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模仿一种古老的种族类型，而是要保持一个全新的美国类型，然后确保忠诚于此种类型。”只有把身体转变为灵魂，才能为确保忠诚这一政治计划提供充足的理由。正是种族身份的不可见性——这种不可见性带来了你是白人还是黑人的问题——使得这个问题可能转化成另一个问题——你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

狄克逊称《同族人》是“一个历史传奇故事”，称其前身《野豹的斑点》是“白人负担的传奇故事——1865—1900”。与之相比，艾伦·格拉斯哥则认为，自己也被别人认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艾伦·格拉斯哥把自己早期的弗吉尼亚小说描述为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美国小说自娱自乐”的“历史盛宴”中走出来，转向“生活在文学鼎盛时期的那些曾经活过、爱过、恨过并死去的人们”。在“节日服装的伪装下”，她发现了“文明的特征”。正是因为这个从历史传奇到现实主义的发现使她备受赞赏。一位《战场》(The Battle-Ground，1902)的评论家说，她表达了“真实生活的”印象，“在大量关于内战的小说中”，这部小说“标新立异”。

实际上，在所有格拉斯哥早期关于弗吉尼亚人的小说中，“标新立异”才是她的真正主题。虽然《战场》故事发生在战前与战时之间，但它基本上都是关于战争在建立“新南方”中所充当的角色。虽然我们已经看到在《民众的呼声》(火车车厢里，混血儿坐在州长旁边)中，她自己认为“新”的东西将很快变得陈旧，但是格拉斯哥关注的并非是混血儿而是州长。正是尼克·贝尔，那个贫穷的白人花生种植园主的儿子，代表了她所称的“无望的现代对无助的过去的侵扰”，而且正是那些弗吉尼亚州第一代家族的儿女们(尤其是尼克·贝尔爱上的尤金尼亚·柏特)代表了尼克竭尽全力力图侵扰的过去，尽管他的侵扰并不是那么成功。因为尽管尼克被选为州长，但他仍得不到尤金尼亚·柏特尔的芳心。在小说的情感高潮部分，尤金尼亚认识到“阶层间的巨大沟坎”毕竟是无法逾越的。因此，格拉斯哥对种族的相对漠视伴随着她对阶层的日益关注；而她关注的并非白人与黑人的关系，而是白人与白人的关系。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格拉斯哥的现实主义中，阶层问题代替了种族问题，因为格拉斯哥关于阶层的关键词就是“种族”。在《战场》中，她透过“文学鼎盛时期”看到了下面的“文明特征”，她发现了“种族”：女人们，她们“经过同样纯洁的、正规的模式”一代一代被“培养出来”；男人们，甚至当他们还是“半饥半饱”的孩子的时候，“白白的”小脸儿，肩膀上扛着根棍子像哈克·费恩一样挑着个布包，他们就立刻被认为是“绅士”。因此，(在《民众的呼声》中)尤金尼亚看出了她和尼克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别，她的反应就是寻找“种族的庇护所——紧紧抓住那个把个人和世代连接起来的不变的本能”。这里的阶层差异被理解为种族之间的差异，或者被理解为那些有种族身份与那些因为没有前辈可依而没有种族身份的人之间的差异——正如自由黑人依什叔叔说的那样，尼克是“从灰土里冒出来的新来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格拉斯哥把从属于错误阶层的人重新想象为不属于任何种族的人，她在《民众的呼声》中的任务就是为这些人寻找身份。更深一层讲，这种创造带有政治性。当尤金尼亚·柏特找到了最终的幸福，“像她那个种族所有的女人，从出生就注定要成为母亲一样”(换句话说，她不仅从种族身份中找到了幸福，而且从她自身成为种族传播工具中找到了幸福，因为种族就是传播，这是种族身份的原则)，而尼克在政党联盟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他生为民主党人，活为民主党人，将来死也为民主党人。”在推举尼克为州长的代表大会上，其中一位发言人如此说。生为贝尔与生为民主党人之间的确是有差别的，但这并不一定是本质差别。尼克早就意识到成为一位律师而不是种花生的农民(像他父亲一样)，这本身并不能使他超越他的阶层；而他对弗吉尼亚革命先辈的狂热认同——亨利、麦迪逊，更重要的是杰斐逊——才能使他从“工作中脱颖而出”。因此，尽管他可怜贫穷的白人农民，尽管他不愿意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他还是不支持民粹主义，也不赞同共和党人，他始终忠诚于“弗吉尼亚民主党”。即使小说中包含了像尼克这样的人物角色——事实上没有种族的人——然而“一张民主党的合成照片”代表的“绝对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面部特征”。那么，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种族不变的特征”不是用来区分尤金尼亚家族与尼克没有家族而言的事实，而是用来暗示一种种族身份的程度，在这个程度上，上述的区别会消失，用来有效地暗示没有种族的人(因为家族)可以属于白人种族(通过政治)的方法。

这在美国文学中是标新立异。战争前，尼克·贝尔的父亲一直是工头，这个工头和他的儿子在南方重建小说中都是富有社会抱负的人物。例如在托马斯·纳尔逊·佩奇的《红石》(Red Rock，1898)中，工头把他的雇主骗得卖了种植园，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称落魄的“贵族”为“主人”和“夫人”，仍然想与其中的一个结婚。一位忠实可靠的老“仆人”抱怨道：“工头住在大房子里，而主人则住在铁匠铺里。”《红石》把重建想象为下层白人在造反。小说的结尾，他们的雄心抱负被挫败，在那些被佩奇赋予了维持“贵族”与“社会渣滓”之间警戒线的黑人们的帮助和唆使下，主人和夫人重新回到了大房子。《民众的呼声》与《红房子》非常相似，因为这个小说中的工头的儿子也试图娶一位贵族，但没有成功。同时《民众的呼声》与《红房子》又很不同，因为主人公最后成功地成为州长。《红石》的意义在于坚持“家族荣耀”；它对种族没有兴趣，它对黑人的兴趣仅仅在于证明“有素质的黑人”代表了他所属于的家族具有高素质。然而，《民众的呼声》的意义是质疑家族荣耀，虽然黑人在《民众的呼声》中的角色没有在《红石》中更重要，但是他们在小说的种族主题中至关重要，这种主题把奴隶与主人剥离开来，用颜色替代家族。

因此，种族身份是处理种族差别的一种方式，因为尽管种族是反直觉的，但它在《民众的呼声》中倒是一个比阶层更加灵活的范畴。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种族似乎是反直觉的：第一，因为植根于生物学中的种族范畴似乎没有本质上是社会范畴的阶层那么灵活；第二，因为像尼克·贝尔那样的贫穷白人本身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了——那么尼克成为撒克逊人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已经(在《同族人》中)看到种族身份由肤色到灵魂的转变放松了生物学的要求。在《民众的呼声》中，不同的家族转变为一个种族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用精灵替代“血脉”：尼克是杰斐逊和麦迪逊(而非他父母)的精神继承人，这被理解成“使徒传统”(Apostolic Succession)。格拉斯哥小说中“新世纪”的普通火车车厢这个通常的场景暗示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可以想象自己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了。“新世纪”中的“新来者”需要“新黑鬼”。新黑鬼就是黑人，而不是一个奴隶。在黑人面前，没有种族的花生种植主的儿子从灰土里冒出来，以白人自居。因此，“新来者”需要“新黑鬼”使自己变成“盎格鲁—撒克逊人”。阶层改变依靠种族身份。

非洲裔美国作家查尔斯·切斯纳特阐述这个观点的方法是构想一个“白人”和“绅士”是同义词的世界。所以，虽然《传统的精髓》中的迈克班(MacBane)船长同尼克·贝尔一样是工头的儿子，但是“废除奴隶制”(切斯纳特认为废除奴隶制“为贫穷的白人阶级提供了机会”比“为奴隶们提供的”甚至“还要多”)使他与以往雇主的儿子地位平等(在肤色上进而在社会地位上)。但当《红石》为上层社会白人的没落而惋惜痛恨，《民众的呼声》(胆怯地)为下层社会白人的上升而欢呼时，《传统的精髓》则为中产阶级的黑人命运而困扰。切斯纳特描写的主人公是一位医生，接受教育成为绅士，尽管他的祖父曾是一个奴隶，当然，至少从詹姆斯的《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以来，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像医生这个职业一样占据了美国阶层野心合法化的中心地位(医生的无私与利益之间与众不同的结合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当米勒医生与他的白人同事乘坐的火车快到瑞奇蒙德(Richmond)的时候，铁路旅行的新规定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让他们意识到两位医生之间的不同，特别让黑人医生意识到“他的同胞”与美国医疗协会的其他成员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嘈杂的、饶舌的、快乐的、肮脏的、臭气熏天”的“黑鬼”，他应该去跟他们同用“有色”车厢。“白人”车厢让工头的儿子与他的同胞们隔绝了；“有色”车厢把黑人医生还回到他的同胞中去。

贫穷的白人并非是唯一从吉姆·克劳法替代了奴隶制中获益的“新来者”。福克纳笔下的杰森·康帕森(Jason Compson)开玩笑地说：“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把黑人从康帕森家族中解放出来。1933年，杰森·康帕森把康帕森家族从黑人中解放出来。”格拉斯哥的小说《战场》抢在杰森的玩笑之前并更胜过一筹，它消除了两种解放之间70年的差距，把战争想象成既解放了奴隶，也解放了奴隶主。因为小说《战场》中的奴隶主就像奴隶。吃得肥头大耳的这些人，脱离了“工作”的现实社会，对他们的财产抱着一种“幼稚的信任”，酷似对财产的“小孩子般的”心理；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妻子因为要关心“那些交到她们手上的黑人们的身心”，因此被奴隶制搞得筋疲力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格拉斯哥笔下的女主人公要求男主人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个要求因为战争的爆发而部分成为可能，而南方部队的失败使之完全成为可能。因为只有在失败中，那些被《读书人》(The Book.man)的一位评论员所称的“地主”才被要求去干点儿格拉斯哥所谓的“实在的工作”。

丹·蒙特乔伊(Dan Montjoy)在一个依然忠心耿耿的黑奴陪同下，前往弗吉尼亚的家。为了给自己弄点晚饭吃，他开始去劈木柴。“走开，主人”，他的老奴“厌恶”地反对了一句：

“把斧子给俺，你去休息等着吃晚饭吧，你脸白得像张白纸。”

“我迟早有一天要干的啊”，丹转过身来，把斧头从肩部抡了过来，“我们各做各的晚饭，这不是很公平吗？——因为现在你是一个自由人了。”

如果在丹·蒙特乔伊在进入他的(也是他奴隶的)“自由”世界时确如一张白纸那样白，那么他的肤色(甚至包括那个描写肤色的传统比喻)在那个世界中就有了新的意义。黑人的解放不仅给了穷人而且也给了富人变白的机会。年轻的丹发誓要解放黑人，即使他得“通过奋斗才能实现”，而《战场》似乎要说明战争双方都想通过战争取消奴隶制度。《读书人》的评论员称赞了格拉斯哥对“地主与幼稚人群的代表”的描写，但这位评论员的措辞说明了他没有抓住格拉斯哥要表达的主旨。格拉斯哥所取得的种族成就并不在于她对旧时南方主人与奴隶之间关系的描写，而在于对新南方这种关系转变的描写，即由主人与奴隶到白人与黑人的关系的转变。

凡·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在《吉姆·克劳的古怪事业》(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中写道：“典型的进步改革人士在一场剥夺公民权利或白人至上的运动中取得权力。”伍德沃德自己把种族主义看成是改良主义的“盲点”，但同时他又引证了一些认为种族主义是改良主义“基础”的人。爱德加·加涅·莫菲(Edgar Gardner Murphy)是南方极富口才与修养的改良主义者之一，他认为“有意识的种族统一”是“新民主更广阔的基石”。他相信应该以此作为民主重组的基础，而不应该用来区分财富、行业、资产、家庭或阶级的不同。(要找出与莫菲观点相反的人，我们可以引用杜波伊斯。他坚持种族平等，但也坚持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规则”。他提醒黑人教育者，“有些适合去拥有知识，有些适合去挖掘知识”。)实际上，格拉斯哥的种族主义既敌视种族平等，也敌视经济不平等。这一点在狄克逊的种族主义中更为显著。《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西蒙·拉哥里(Simon Lagree)在《野豹的斑点》里又出现了，起先是一个重生了的流氓，令人出乎意料地是，他是一个“黑人党”的首领。当那个政党失败后，他逃到了纽约。“他在华尔街开设了一家事务所，在股票交易市场买了一个席位，成为掠夺新民族工业的最大胆、最成功的盗贼之一。”狄克逊并不满足于把奴隶主变成无赖，他还把他们都变成了投机者，由此把新英格兰古老的废奴主义者恶魔转变成新英格兰进步主义的新恶魔。这两种恶魔之间的相同之处就是漠视种族，热爱奴隶制。老拉哥里从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上买来“漂亮的黑人女孩”，而新拉哥里则在他的磨粉厂从“无辜的女孩”中选择“他的受害者”。

正像拉哥里对黑人与白人之间差异的漠视以渴望利用阶层差异的面目出现一样，种族主义对白人与黑人之间差异的警觉以平等主义敌视阶层差异的面目出现。事实上，狄克逊认为种族主义本身就是对种族差异的破坏。“白人种族”认为自己与黑人不同，“融入了同种大众的爱、同情、憎恨和报复。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博学还是无知，银行家还是铁匠，知名人物还是无名小卒，大家现在都融为一体”。私刑暴民体现了新南方的平等主义，并回答了两个狄克逊认为是“笼罩在美国人民未来头上的阴影”的重要问题：“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冲突，以及“非洲种族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之间的冲突”，后者甚至更为“危险”。私刑暴徒强化了种族间的差异，消除了种族内的差异。

我们看到了种族主义在建立似是而非的美国身份(罗斯福的“美国种族”)的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差异可以理解成美国北方人与南方人的差异，事实上取代了本土美国人与新来的“外族人”之间的差异。狄克逊急于同化移民的愿望与他急于隔离黑人的愿望一样迫切。我们也已经看到种族主义对于重新想象阶层差异所作的贡献：格拉斯哥笔下的州长为了“保护”“一个可恶的禽兽”不受私刑暴民之害而死，但是从花生种植农的儿子到州长的转变只有把两者都放入盎格鲁—撒克逊“民主”中才能实现。造就了狄克逊私刑暴民的白人种族的融合也造就了尼克州长的融合。当他看着暴民的时候，他看见了“小时候玩伴的脸”，“那些脸跟自己的脸一样熟悉”，这并不是意外。最后，他致力于捍卫的“法律”——他是这个法律的“卫士”——标志着种族主义转变成了进步时代美国化的政治工具。这里的种族主义是现代化的力量，它用国家和政党的官僚政治的责任取代了古老的家庭和地区间的关系。因此，狄克逊的保守派们把政治当成一个“肮脏的”交易，要求他们的孩子们远离政治。但孩子们坚持认为：“南方人必须步入政界……因为要解放黑人。”他们还争论道：“如今国家是唯一一个所有人可以寻求正义的机构。”

在狄克逊的小说中，解放黑人要求白人加入到为国家服务的行列中，解放黑人完成了奴隶制的地方主义到种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转变；贵族家族成为平等主义的三K党。这种国有化的种族主义将很快找到更具有民族特征的表达——在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a Nation，1915)中，在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选举后的联邦机构种族隔离中(在约翰斯·霍普金斯那里由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举办的政治科学讨论会上，伍尔森坐在狄克逊旁边)，以及更早些时候，在赫伯特·克罗利的“新民族主义”宣言《美国生活的前景》(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1909)中。在谈到“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时，克罗利坚持认为“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着紧张状态。我们可以说：“人民就是主权，但谁是人民，人民又是什么？”如果我们把人民定义成“今天在世的人”，那么我们就遵从了“多数人”的原则。因此，克罗利认为我们就利用了一个“极其容易出毛病的机器。”因为多数人原则对于美国“国家”生活的“极其棘手、遥远和复杂的目标”来说，确实仅仅只是“一种手段”(而且通常是一个“专断的、危险的”手段)。那么，为了把“人民主权”转变成“国家主权”，我们就必须承认(他引用了比斯马克[Bismark]的话)“真正的人民”并不是“见天在世的人们”，我们应该用“看不见的大众精神”来替代“今天在世的人们”，正是这些精神“为了国家的历史重任，组成了过去以及将来的国家”。克罗利的“看不见的大众”吸收了狄克逊的“看不见的帝国”。种族这个术语可以把移民变成美国人，把贫苦白人花生种植农的儿子变成“人民的呼声”。在《美国生活的前景》中，它把人民变成了民族，成为三K党的宗族现在则变成了国家。

颜色的承载者

《红色英雄徽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1895)以一种看得见的艺术方式开头，比《麦琪》更加直接——“寒冷极不情愿地走过大地，雾气渐渐退去，大部队出现在山坡上，正在休息。”——这可以理解成试图使我们看见至今也不能描绘出的战争事实，就像《麦琪》把贫民窟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一样。哈罗德·弗雷德里克(Harold Frederic)在他一篇对《红色英雄徽章》出色的评论文章中写道：“看起来就像战争的真实场景中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特点，它控制并破坏了观察者的文学鉴赏力。”就像在爱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11]之前，没有人看到过马“奔跑的真实动作”。因此，真实的战争已被“传统的叙述”搞得模糊不清(这种叙述不是决定于“观察者”真正“看到”的东西，而是决定于“观察者所读的书告诉他应该看到的东西”)，直到《红色英雄徽章》“摄影般的展示”。“战争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实验案例，”哈利·莱汶(Harry Levin)在70年后写道，“除了战争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主题会被传统的常青藤、传奇的具体化以及史诗和历史故事的传统给弄得如此模糊不清。”弗雷德里克的评论开创了把《红色英雄徽章》作为现实主义去神秘化的典范而阅读的传统，摒弃习俗，呈现事实。

但是弗雷德里克也注意到《红色英雄徽章》中也有看似模棱两可的东西：绝大多数“评论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红色英雄徽章》的作者肯定亲眼看见了战争场面”，这是一个弗雷德里克认为“完全不合理的”推测，并不是因为他对作者的身世足够了解(直到1897年弗雷德里克才和克莱恩相识并结为好友)，而是因为他真的认为战争的“真实场景”控制并破坏了“观察者的文学鉴赏力”。事实上，弗雷德里克认为，正是因为克莱恩(他的推断很正确)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战场，他才能够“把现实归类”。尽管这个分析使与迈布里奇和“他的瞬间相机”的类比变得很古怪(毕竟，如果摄影不向我们提供真实的东西，那么它还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它确实使类比更加有效，因为正是“瞬间相机”而非迈布里奇本人“看见了”(或者说记录下来给迈布里奇看)马奔跑的动作。正是一位“从来没有见过枪杆子里喷出愤怒的火舌”的作者的“想象”创造出了《红色英雄徽章》中“摄影般的展示”。《红色英雄徽章》没有突破或者摒弃把战争当成“现实主义小说实验案例”的习俗。相反，在这一点上，《红色英雄徽章》自身就是这些文学习俗的产物，并不是通过个人经历得到实现，而是通过摄影技术的文学想象得到实现。

因此，《红色英雄徽章》自本身趋向于把战争的现实主义非神秘化转化成同等的现实主义再神秘化。亨利·弗雷明(Henry Fleming)积极响应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希腊一样的战斗》应征入伍，但是当他无法让他的妈妈理解希腊式的语言“佩戴勋章，荣归故里”时，他感到无比“失望”。但是尽管他妈妈“一直在削着土豆皮”，还说要给他补袜子，但她最终还是像斯巴达人的妈妈一样给了他一些忠告：“如果有这么个时候你得牺牲或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亨利，什么都别想，只做你认为对的，因为现在很多女人都要面对现实了，上帝会照顾好我们的。”此处的现实主义在于解释而不是批判神话，现实主义对于创造可见性的兴趣在于教导人们行为举止要得体。亨利的妈妈鞭策他说：“想想看吧，就像我一直在看着你一样，记住这一点，你就不会出差错了。”如果克莱恩摄影般的展示是因为摄影者没有亲眼看见战场而实现的话，那么看起来似乎战场本身只有通过战争参与者的感受实现了，参与者感到他们被一系列瞬间照相机所注视。

现实主义表达中不仅描绘了母亲的注视，而且也描绘了“遵守规则的兵团”的注视(这就是为什么亨利“训练、训练、再训练”的原因)，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的注视(比如体现“一个衣履褴褛的人提出的简单问题”，维护一个“无情地探索秘密直到真相大白”的社会)。最后是亨利自己的注视，当他固执地站在“自己的影像前”审视自己、反省自己时，正如弗雷德里克的类比一样，这个注视把相机变成了心理研究的工具。

如果说《红色英雄徽章》在令事物变得可见上与《麦琪》很相像的话，那么它与《麦琪》的不同点在于对可见性效果的运用。贫民的现实主义涉及社会问题的处理以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社会差异的产生。它的关注点在于看见和被“另一半”看见。然而在《红色英雄徽章》中，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的“未知量”，也就是说他自身就是社会问题。瑞伊斯的愿望是为有关廉价公寓话题“不断积累的”内容添加“信息”，而亨利的愿望则是“积累关于自己的信息”。从这一点讲，把现实主义的“相机”描绘成心理研究的工具没有任何意义，就像把瑞伊斯贫民窟图片认为是心理描写没有意义一样。我们不应该把亨利当成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而应该把他想成类似内化的社会学的对象。只可惜那个“内化”也不是十分恰当。当《红色英雄徽章》中现实主义者注视的对象因为亨利想积累关于自己的信息而内化的话，那么同时它也是外在的：起先亨利“被迫承认，就战争而言，他对自己一无所知”，然后被迫承认他了解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投身战火，然后用句比喻的话说，亲眼看看自己的腿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比喻”在这里是个心理让步，是从摄影师宣称“优点”和“缺点”可以从观察腿的过程中发现的后退。正如战争可以理解为现实主义的一个试验案例一样，它也可以理解为对那个心理对象的试验，这个心理对象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中心人物。亨利关于他自己的问题：我到底会不会跑——可以被理解为许多《红色英雄徽章》的读者想问的问题——亨利到底是个胆小鬼还是英雄？对于这些读者来说，亨利是否会跑是一个不能通过观察他的腿而回答的性格问题(因此“用比喻的话”)，他们关心的是能够解释那些腿部动作的动机。但是《红色英雄徽章》的故事让那些动机非常明显(可见度很高)，就像动作本身一样。因此被称为“红色徽章”的脑袋上的伤口不是勇气的符号，而是勇气的原因。伤口不是看不见的性格的可见印记，而是动作的可见动机，这些动作似乎在“点点颜色”中前进：“波浪状的蓝色队伍”碰到“灰色的障碍物”，“年轻人”扛着“红白”旗帜冲入战场，夺下了敌方旗帜上的“红色辉煌”，使他成为实际上的“颜色的承载者”。正因为(把斯巴达的母亲转变为亨利的母亲)克莱恩认为现实主义不是为了表现英雄主义的“习俗”，而是为了更新这些习俗，因此(把身体转变成旗帜)他把一个人的真实性格转变为一个人的身体：“他看见自己很勇敢。”《红色英雄徽章》使性格可见，因此就使性格很肤浅，也就使关于亨利内心动机的争论变得毫不相关。

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至少阐明了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内部的心理状态(比如害怕)似乎可以被更合理地理解为外部的“身体”状态。詹姆斯写道，“我们思考的自然方法”就是“我们对事实的心理感知激发了心理情感，即感情，然后这种心理情感又促发了身体上的感情外露”，“常识告诉我们……我们遇见了一头熊，感到害怕，然后逃跑”。但是，根据詹姆斯的理论，常识是错误的，我们逃跑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逃跑。“我们因为悲伤所以哭泣，因为冲突所以生气，因为颤抖所以害怕。”那么，当亨利的腿跑的时候，腿应该被理解为产生而不是表达了情感。通过把害怕视为“身体状态”的表达而非原因，詹姆斯把动机想象为本体论，满足了现实主义对可见性的要求：照片是人体的图画，现实主义能够使动机变得可见，因为心理学已经使动机变成了生理机能。在詹姆斯和克莱恩的作品中，性格是外现的。红色徽章之所以是一个伤疤，是因为伤疤去除了人体的外在而揭示了内在，因此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外在了。

但是克莱恩的重点不仅仅在于现实主义在表面而不是在深层(身体的行为而非身体表达的东西)找到了真理，因为“摄影般的展示”要求不仅性格具有可见性，而且还得被看见，观察到的事实为被观察的性格做出物质贡献。“想想看吧，就像我在看着你”：想象自己被母亲注视着，就是想象你的行为不仅被注视而且被决定，你的行为因为被注视而决定。“训练、训练、再训练”把母性的权威转移到了军队纪律上。正是亨利想象自己被挑剔的军官观察，才激起了他近乎自杀的勇气——他有一个很模糊的想法，那就是他的尸体对于那些眼神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辛辣的指责。亨利的想法不仅仅因为他的尸体，而且因为他的尸体被观察；不仅他的性格可见，而且性格之所以成为性格只是因为它被看见。

因此，亨利的腿在跑时他在做什么的问题只有通过当他跑时他被看见在做什么来解答了。因为如果关于亨利的事实并不在于他的感觉，无论他的腿在做什么(他的内心)，那么事实也不在于他的腿在干什么，无论他的腿被看见在做什么——它们必须“被看”。所以关于亨利的问题得不到解答，直到亨利听到了军团胜利的欢呼，他“就像在犯罪时被发现一样战战兢兢”。只有看决定了一个人的腿已经干了什么。发现(不是感觉或者生理)是本质的，因为行动的特征如果没有他人的行动作为参照就不能决定——如果大家都在跑，那跑就是“策略”；既然大家都没有跑，那么跑就是胆怯。胆怯(或者勇敢)不在于一个人的感觉，也不在于一个人的行为，而在于一个人被看见的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亨利对这种发现的反应就是从军团的声音和视线中退却出来，到了一个如此安静和黑暗的“大自然”中的原因了，这里没有什么能够“吸引人来看他”。他从一个较为昏暗的地方转到一个更为黑暗的地方，当他到达“教堂”的门槛踏向“和平的信仰”之时，他被克莱恩所称的“所见之物”“吓坏了”，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具死去的联邦战士的尸体，恐惧完全可能被理解为来自那具尸体的腐烂程度(“一堆小蚂蚁在灰白的皮肤上爬来爬去”)，如果没有克莱恩的下一句“他被一具尸体直视着……”克莱恩认为，正是这个东西的外观让看见这个东西变得可怕。试图从军团的视线中逃走变成了一个尤其可怕的与视线的相遇，可怕那是因为在“生者与死者”“长时间的注视交换”中，显而易见你无路可逃。无路可逃的原因，弗雷明的“警戒性”无法“保护”自己不受“一个无情地探究秘密直到真相大白的社会”的影响的原因，当然就是小说让亨利自己既成为警戒的原因也成为警戒的对象。那个死去的士兵能够指责亨利，因为死去的士兵自己其实就是许多亨利想象中的死去的亨利之一，他们从“传统中”得到了“荣耀”，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却是“辛辣的指责”。那么，因为那位死去的战士“清澈的目光”在斥责着亨利，所以亨利的眼睛与那些把他的尸体看成“辛辣的指责”的眼睛是完全一样的。因此，生者与死者之间交换的注视是一种自省的注视，但是只要它获得、延伸了母亲和军团的注视，它就也是一个社会的甚至是社会化的注视了。

什么是现实主义的兴趣呢？我们从使贫民窟可见中看到了现实主义对社会管理的兴趣，以及现实主义对看到这种管理受到威胁的兴趣。我们也从麦琪和吉米没有与他们熟睡的妈妈交换眼神的形象中看到了一种兴趣，虽然这种兴趣充满了社会力量，但是它是从与其他所有社会规划的不同中汲取的力量，或者至少是从它自身所带来的两个社会规划中得到的力量。此处的现实主义不能等同于控制贫民窟的愿望(通过限制或改良贫民窟的手段)，也不能等同于看到贫民窟在无政府主义或者革命的暴力中急剧增长的愿望。它的吸引力在于把自己既等同于维护权力，又等同于亵渎权力。它把害怕被看到的恐惧变成观看带来的乐趣的一部分，而且它带着某种政治性的渲染强化了一种要求，即我们只能占有其中一个位置而不能同时占有两个，我们应该去控制那些也许将成为下层阶级暴力对象的中产阶级。(也许我们应该把《麦琪》当做21世纪中产阶级城市居民的培训手册来读，书中给出了一系列指南，告诉我们——我们行走在纽约、芝加哥或者巴尔的摩街头的时候——如何去体会信心与紧张、同情与厌恶、怜悯与恐惧之间恰如其分的循环。)

亨利·弗雷明和死去士兵之间长时间的目光交换表明在《红色英雄徽章》中情况有些不同，他们相同的联邦战士的身份表明了至少一个不同的成分。在《另一半人怎么生活》、《廉价公寓里的女儿》和《麦琪》这样的文本中，某种程度上说，备受争议的总是看和被看这两者之间差别的问题。但是，在《红色英雄徽章》中，这两者从身份转变成了功用，发挥这两种功用的体验——同时既看又被看——在看自己这个可视的自我意识体验中成为正常的或者被正常化。我此处所说的“正常化”(就像上文所说的“社会化”一样)意思是说，只要这里的自省是一种内向投适射的话——母亲和军团的注视转为内心形象——就产生了一种必然的(因为是结构上的)与母亲和军团的关联。为了看自己，你就必须变成能够看见你的人。因此，现实主义的兴趣在于产生了像亨利·弗雷明这样的主体/客体。换句话说，现实主义本身可以理解为技术(除了家庭和军队以外)的一部分，这个技术产生了它所表现的读者，即通过表现读者而产生了读者。因此，亨利想“走近战场”并“看战场如何制造尸体”的愿望(这个愿望产生在他遇到了那个死去的士兵)可以理解为现实主义读者想参与制造现实主义读者过程的愿望。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反对把《红色英雄徽章》当成战争的“意识形态”叙述的对立面的观点——如一位评论家曾经说的那样：“读《红色英雄徽章》使我们摆脱了意识形态，而且它尽可能地用自然状态的体验替代了意识形态”——我们应该把它当做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书来读，它把我们所有真实的体验，如果不是自然状态的话，组织起来形成了意识形态。如果克莱恩鄙视老战士的话，鄙视政治家挥舞血迹斑斑的旗帜，鄙视历史学家所说的“战争在形成国家性格的过程中扮演了角色”，那唯一的原因就是，对于克莱恩来说，正是文学而非战争或者甚至是战争预示的现代军队，为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范例。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了军队是如何为爱德华·贝拉米《回首往事》中的乌托邦社会提供组织模型的。但是军事模型的魅力并不完全是形式上的。利特博士对朱利安说：“工业军队不单单依靠完美的组织，它也依靠激励成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工业军队中，荣誉代替金钱成为抱负的目标，而实际上军队组织的初衷就在于激励追求荣誉。军队划分为三个阶层，三个阶层下面又分别有多个级别，每个级别中又有“许多差别微小的等级”。晋级的同时有奖金，奖金从相对物质性的(“特权或者不受规定的管辖”)到纯粹荣誉性的，应有尽有：这支军队中的所有成员都佩戴“金属徽章”，一个级别到另一个级别的提升就伴随着徽章的变化——“铁质徽章”到“银质徽章”到“镀金徽章”。工业军队的目标是确保“任何形式的美德都要得到认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一个看得见的“等级体制”，这个体制“让每个人时刻都清楚，超越目前自己的等级是最大的愿望”。因此，这个“组织”首先是一个“激励”的组织，它是自己的广告，同时还是这个组织里每个人可以成为他/她自己的途径。表示级别的“金属徽章”“小到你可能都看不见，除非你知道去哪儿找”。但是在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激励下，我们相信20世纪的居民们能够知道去哪里找。

在这一章的前面部分，我们也看到了战争是如何可以被理解为发明了白种人，创造了美国“国家”，甚至黑人种族主义替代了奴隶制是如何可以理解为通过让美国人肤色变白而使美国人成为美国人。第十三修正案(The Thir.teenth Amendment，1865)已经宣布“奴隶制度和迫使奴役”不合法，在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上，阿尔比恩·图奇(Albion Tourgee)和詹姆斯·沃尔克(James Walker)在他们代表普莱西的辩护状中指出，吉姆·克劳法违犯了修正案，因为它“强制实行和延续了”“奴役的象征”。但是普莱西案的法庭否认“两个种族之间实行的分离给有色种族打上了象征下等的标记”。吉姆·克劳法的目的就是从颜色中制造象征；普莱西案中的文字推敲以及像《同族人》(把种族由肤色转变为灵魂)或《民众的呼声》(从阶层中创造种族)这样的文本都把种族身份本身当成一种象征——一种美国民主的象征。

“他希望自己也能受伤——一个勇气的象征。”想要受伤就是希望有个可见性的勇气标志，这个标志应该被理解成构成勇气而不是体现勇气。军队和战争在《红色英雄徽章》中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亨利想象中的长官的眼神“刺激了”亨利日益勇敢的“自我献身”行为；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差别与《红色英雄徽章》和《同族人》都不相关，《红色英雄徽章》结尾把一个普遍化的“人”的形象的出现当做英雄，绝不是不利于种族主义者希望把战争看成南方和北方都胜利的愿望。但是正是现实主义而非军队和战争从“青年”中造就了一个男子汉，这个男子汉通过“真正地”“看”自己，通过成为一种肤色进而变成性格而成为男子汉。事实上，种族主义自身可以理解为与可见性的现实主义产物谐调一致，这不仅体现在肖邦坚持的关于人们皮肤颜色的观点，而且尤其体现在随后而来的给他们的灵魂上色的计划中：黑人或白人的灵魂使你的种族显示了一种社会学上的自省，就像红色徽章显示了你的性格一样。现实主义把身体、思想和灵魂都变成了裸露在外的伤口表面。因此，管理工作就是工业军队中通过分发金属徽章来提高生产，美国公民身份的产生就是通过把种族奴役的徽章附加在人的皮肤上，这两者都归类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这些文学作品通过给他们制作徽章而使人成为人，通过让他们看见自己而让他们变得可见。

3 褊狭的心

流通的肖像

“他们都互相了解，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凯特·肖邦在《觉醒》(1899)中这样描述埃德娜·庞特利尔嫁入的“克里奥尔社会”。埃德娜不能算是这个家庭的真正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她对他们的行为很反感，比如她因为克里奥尔人的谈话中没有基本的“正经”而心感厌恶，她也讨厌人们在谈论拉丁格诺尔太太(Madame Ratignolle)“分娩”这个“悲惨故事”时使用的过于丰富的“隐秘细节”。当一本性描写很露骨的书在阔太太之间传阅的时候，她“禁不住偷偷地、孤独地一个人读，尽管别人都不这样做”，而且当拉丁格诺尔太太谈到分娩的事时，她还脸红。但是埃德娜的脸红并非表明她对性很矜持，就像她愿意私下看小说并不表明她对小说不以为然一样。其实她不喜欢的是在公共场合——家庭场合——谈论这些话题，《觉醒》中揭示了这一点。

“孤独”并不仅仅是埃德娜阅读时的状态，这也是她为一支很喜欢的钢琴曲起的名字，一支可以激发她想象的曲子：一个裸体的男人“站在荒凉沙滩的岩石旁……当他望向远方振翅飞翔的鸟时，有一种绝望的屈服感”。当孤独等同于无力获取想要的东西时，家庭(与孤独相反)则首先等同于缺乏欲望的能力。肖邦写道，不论妻子们对性有多么直率，克利奥尔的丈夫们“永远不会嫉妒”；“右手嫉妒左手!心脏嫉妒灵魂!”这里家庭被当做是一个躯体，一种使嫉妒不可能存在的理解，因为家庭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孤独)，从而令欲望不可能。在肖邦不同寻常的短篇故事《一双丝袜》里，一个女人沉浸在一次意外的、轻率的购物热中，突然发现自己非常专注地盯着自己的腿：“她的脚和踝非常漂亮。她根本意识不到这是属于她自己的，是她的一部分。”在这个故事里，欲望(至少是购物的愿望)与把一个人的身体和自身分离开来的能力联系了起来。在《觉醒》中，缺乏欲望的能力与缺乏将家庭(一个人的丈夫和孩子)与自己分开的能力联系了起来。

实际上，正是孩子的存在以及孩子出生的事实对流动在《觉醒》中的强烈欲望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小说结尾处，当埃德娜帮助拉丁格诺尔太太接生又一个孩子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生孩子的情景：“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氯仿气味，昏迷丧失了知觉，苏醒过来发现了她给予生命的小东西。”并不是疼痛使这次苏醒成为“痛苦的折磨”，而是“对大自然方式的厌恶”。埃德娜一直讨厌她认为是对立的两个现象之间的关系——性欲和家庭。正如曼德利特医生(Dr.Mandelet)诊断的那样：“麻烦就是……年轻的时候太过幻想。这似乎是大自然的规定；一个为了种族繁殖而确保母亲的圈套。”幻想就是性欲望代表了逃离家庭，而事实却是性欲望却意味着制造家庭的手段。性造就了家庭，性带来了自身的死亡。

《觉醒》中描述了埃德娜无力逃脱那种死亡，无力逃脱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她想成为艺术家，不出几个星期，一个新奥尔良的画商就恳求得到她的画；她想摆脱乏味无趣的带孩子的责任，孩子的祖母马上就把孩子们接到乡下去了；她最想远离丈夫的约束，当她刚表达了想自己单住的愿望，马上就有了一间“给了她私密家居氛围的”“小鸽笼”。正像许多读者已经感觉到的那样，如果《觉醒》中有那么一点儿童话特点的话，那主要就是埃德娜具有梦想成真的魔力。但是同时，正是这种能力使实现愿望的希望变成了毁灭欲望的恶兆。因为在《觉醒》中，欲望与满足欲望之间的关系映射出性欲和家庭的关系，后者被认为既是前者的敌人又是前者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单恋是《觉醒》着重渲染的情感。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从永不止息地摆动着的摇篮里》(“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ly Rocking”)中写道：“我再也不会缺少未得到满足的爱的哭泣。”《觉醒》的结尾(“大海的声音是诱人的，从不停歇地窃窃私语，喧闹嘈杂，低声细语”)清晰地让我们想起上面这句惠特曼的诗句，正如惠特曼诗歌的结尾让我们想起了《乌鸦》(“The Raven”)一样。肖邦把埃德娜结婚前的浪漫描写为一连串的错爱——她先后爱上了一个“眼神忧郁的骑兵军官”、一个“订了婚的年轻人”和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绝望”是所有这些恋爱关系中的基本元素，尤其给最后一段关系涂上了“高尚恋情”的色彩。因此，最终导致埃德娜回到了“现实”，成了利奥斯·庞特利尔(Leonce Pontellier)的妻子。正是在她“秘密的巨大激情之中”，她遇到并且嫁给了利奥斯。因此，婚姻“现实”的世界可以被理解为存在于两个未得到满足的爱情中，埃德娜对那个伟大的悲剧作家的单恋反衬出利奥斯对她的单恋。

但是错爱渐渐淡去：“很快，悲剧作家就和骑兵军官、订婚男人以及一些其他人一样被淡忘。”她再次体验到了(当她爱上罗伯特的时候)那种“症状”，“她第一次体验到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之后是十几岁的少女，然后是妙龄女郎”，但是埃德娜同时也体验到了那种症状的短暂：走在沙滩上，她已经预感到罗伯特将会“从她的身边消失”，就像骑兵军官“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一样。“走出摇篮”赞美了那只“徒劳地唱啊唱啊”试图唤回自己“伴侣”的反鸹；“徒劳”保证了“不再”——因为歌声不能找回已经失去的东西，希望得到失去之物的欲望永远存在。但是在《觉醒》中，即使是未满足的欲望也消失了。肖邦说，对于处在自杀边缘的埃德娜来说，“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她还想得到的东西了”，肖邦并不是把自杀看成埃德娜无力获取她想要的东西，而是看成她无力再继续保持想要的欲望。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在《女性与经济学》(1898)中抱怨道，现代女性已经被塑造成“消费庙宇里的女祭司”；女性被“禁止创造，但是却被鼓励索取，”她已经被变成了一个寄生虫，被剥夺了“自由表达思想”的能力。但是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换句话说就是大众欲望的衰退)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萧条和衰退，“消费女性”既必不可少，同时又如吉尔曼所称的边缘化。(实际上，即使在《女性与经济学》中，从女性到生产者的转变同时也被想象成消费的延伸。离开家参与生产的家庭妇女和“业余”妈妈同时也变成了消费者——不仅是餐馆里食物的消费者和专业清洁工，而且还有吉尔曼所叹息的“母爱成为了生意，一种商业交换形式”。)从这一点来讲，埃德娜的自杀看起来像是对她无力实现消费理想的一个忏悔。

但是还有一种方法，一个人对人和物的欲望衰退没有必要理解为那耗尽了欲望的所有可能性。当埃德娜对曼德利特医生说“我不想要任何东西，只想要我自己的方式”时，她把自己的欲望描绘得更加抽象、更加巨大——一个无论得到还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存活的欲望。当埃德娜在听瑞兹太太(Madamoiselle Reisz)弹奏肖邦的时候，书中描写她“徒劳地”等待音乐总会激发她在想象中产生的那幅“充满孤独、希望和渴望”的画面。这次音乐没有激发充满热情的画面，反而激发了“热情本身”，那种冲击着她的“灵魂”的热情，就像“浪花每天打击着她那美妙的躯体”。此处欲望的体验与充满欲望的对象(比如海滩上裸体的男人)无关，也与渴望得到的对象(如罗伯特)无关。热情之于埃德娜就像海之于她的躯体，这个说法暗示，她的自杀最好被理解为既不是批判一个人不能得到所有想要之物的社会，也不是逃离一个人不能想要所有可以得到的东西的社会，而是与欲望本身的正面交锋。

当《从永不止息地摆动着的摇篮里》中的男孩问大海一个“词”(“最终的，超越一切的”)，这个词不仅意味着失去的东西(因此希望得到)，而且也因为命名而带来了那个失去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说而把它带回来了)，大海回答“死亡”。死亡是一个哲学上的拟声词，它的意思就是它本身，但是死亡意味着失去。这个并非无价值的词(它会满足爱)首先是——因为它的意思就是它本身——“唤醒”爱和激发命名的失去。在《觉醒》中，“死亡”这个词带有的双重含义，表现为埃德娜的躯体渴望“躲避”她的孩子，而同时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一个“新生儿”；母亲的“欲望”被孩子杀死，又在孩子身上重生。在水中死去并不确切地标志着欲望的消退，而标志着在欲望中淹没，以及欲望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使欲望不朽，因为它使欲望脱离了主体(主体死亡了)，也脱离了欲望似乎得到的客体(也就是死亡)。

短篇故事《一双丝袜》开头是一个女人“意外得到了50美元”，她打算去给孩子们买一些必需的衣物，小说结尾还是这个女人，她把所有的钱都给自己买了奢侈品，正坐在回家的公车上，她希望车子“永远都不要停，就带着她永远地开下去”。萨姆斯夫人想永远购物的欲望比埃德娜游入永恒早了几年，但是消费的精神和认真承担消费责任的努力占据了这两个文本的中心地位。一方面，这些责任包括了解，如萨姆斯夫人一开始就了解“讨价还价的意义”，“她可以花几个小时站在那里一点一点地砍价，直到她想要的东西以低于成本价卖给她”。一些当代家政学家认为，“非凡的”主妇“能够通过寻找物美价廉的东西来减少花费”，每个主妇都有责任“控制在非必需品上无节制的花费”。但是其他家政学家鄙视这样的“吝啬”，鼓励人们“多花费少储蓄”，而且反对“没有物质也能过”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萨姆斯夫人最终具体化了，埃德娜被逼到了具体化的极限，消费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调动欲望，把其从冷漠和满足中解救出来。从这个立场来说，《觉醒》的结尾音不该被认为既是成功地，又是失败的，成功是因为消费的理想被保存了下来，失败是因为这个理想只能保存在死亡中。没有人能够永远购物，没有人在肖邦的笔下可以代表永恒。

但是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中嘉莉·米博尔(Crrie Meeber)的身体就可以。把两部小说的结尾进行比较就能说明这一点。近期的学术研究表明，至少有一个版本的《嘉莉妹妹》的结尾哈斯特伍德(Hustwood)在纽约一家廉价旅馆中自杀，德莱塞认为这件事是他“缺乏力量”的后果，其本身就是他“热情”消退的后果，他那“年轻人如火般的欲望”已经消失。但是出版的版本以嘉莉“唱着歌想入非非”结尾。德莱塞说，对于她，“没有厌恶也没有满足”。埃德娜的深渊已经变成了哈斯特伍德的廉价旅馆，萨姆斯夫人的汽车已经变成了嘉莉的摇椅：“在窗边的摇椅中，你可以梦想那些你可能永远感受不到的快乐。”

肖邦利用购物的欲望写出了一个精彩的小故事；德莱塞在“女性对华丽服饰的喜爱”中看到了一个绝对普遍的自我转变真理，进而创作了一部史诗般的作品。因此嘉莉对于“一件带有珍珠母纽扣的茶色夹克”的欲望与她希望戒掉音乐喜剧而转向“严肃剧”的欲望之间的连贯性更像她那个聪明、“完美”的艾姆斯(Ames)让她读的巴尔扎克的作品《高老头》(Pere Goriot)。“如果我是你……我会改变。”艾姆斯对嘉莉说，重复着茶色夹克的信息，并且提醒读者买那件“非常流行的”夹克的欲望就是把自己转变成穿这样夹克的人的欲望。正是嘉莉对这种转变的永不知足才使她区别于哈斯特伍德，也不同与埃德娜。

她也因为自己的成功而与他们不同，与他们以及吉尔曼笔下的那些被指责为“经济上不独立”的“消费女性”相反，嘉莉既卖也买。当然，吉尔曼的女人也卖：“女人的经济利益来源于性诱惑的力量。”她们售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她称她们为经济上不独立的原因。但是尽管嘉莉也出卖自己，但是她进入的市场改变了(而不是重复)把自己只卖给丈夫的做法，对她来说其结果是经济独立。凯莉把“性诱惑”出卖给上千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她使婚姻市场范围狭窄的经济变成了娱乐行业的综合经济。

就像德莱塞描述那样，她戏剧表演成功的标志就是她的图片出现在一份刚刚开始“关注那些舞台上的漂亮女郎”的“新的杂志”上。这种注意最近在技术才刚成为可能，并且还没有受到广泛欢迎。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和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在《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1890)中抱怨了“快照和新闻业者对神圣的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领域的侵扰”，呼吁“对于未经授权的私人肖像的流通采取补救措施”。(他们所引证的“流通肖像”中最主要的就是马瑞恩·马诺拉[Marion Manola]，她的照片是被“偷偷”拍摄的，“当时她在百老汇剧场演出，剧情要求她穿紧身衣”。)如果说之前已经有一些补救措施的话，那也是与“所有权原则”有关。一个英国法庭禁止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铜版画被复制或者描述，原因就是它们属于知识产权。布兰代斯和沃伦赞成这个决定，但是反对这个决定的理由，他们认为尤其是禁止对铜版画的描述这一点说明了以财产为基础的观点不切题。他们说：“如果一个人私人拥有珠宝和古董的收藏，很难说任何人都可以为这些收藏出一份名录，然而从法律意义上来讲，那些列举财宝的文章当然不是知识产权……”文章是财产，但是不是知识产权，列举财宝有知识性，但不是财产。因此出版这样的文章侵犯的不是财产权而是“隐私权”。正是这种“更加普遍的”权利保证了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情绪”、嘉莉的“面部表情”或者马瑞恩·马诺拉“紧身衣形象”的尊严。

但是《隐私权》的效用在这点上与作者的意图大相径庭。因为它的权威被(以异议的方式)援引在一个1902年的案子里，此案子是为了支持一位名叫阿比盖尔·罗伯逊(Abigail Roberson)的妇女拥有“她自己脸部”的“财产权”(一个面粉公司在他们的广告中使用了她的照片)，而这个异议成了1905年判决(第一个隐私权得到维护的案例)的基础。在那个判决中，1902年原告的“拥有脸部的使用不受侵害的权利”再次作为“原告的外形和容貌都归自己拥有”这一要求而出现。布兰代斯和沃伦已经提出，“隐私权”并不是来自“私人财产原则，而是来自人格不受侵犯原则”；然而到了1912年，诸如韦伯·拉特莫尔(Wibur Lattemore)这样的律师作家则把他们理解为把财产权定成了“隐私权的派生基础”，因此就成功地把财产权的范畴延伸到布兰代斯和沃伦自己认为只能被一些之前的(非财产)权利所保护的领域(如脸部表情)。虽然罗伯逊案子中败诉者只得到了一位纽约法官所称的对她“美貌”的“赞美”，但是现在密苏里州的法官(芒登诉哈里斯案[Munden v Harris]，1910)倒可以这么问了：如果一个人拥有“形象特征”——那种可以成为“一种商品的”东西——那么他为什么不应该“利用它而为自己谋利呢？”根据这种新的逻辑，一个人的“外貌”可以被理解成具有密苏里上诉法院所称的“价值”，一个由新的法律和再生产技术联手发明和生产的价值。因为这种把阿比盖尔·罗伯逊的照片附在富兰克林面粉厂广告上的技术从美貌中创造出了价值，隐私权从个性中创造了个人财产。

那么，嘉莉的成功就在于兜售只是刚刚开始属于她的东西，而不是她的劳力，也不是她的“外表”，而且这种“外表”的“自然性”还进一步增添了优雅，也就是说与她作为演员应该表现的感情毫无关系：“她的嘴角间或在说话和不说话的时候有一种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那不是一种经常存在的悲伤。某几个音节的发音让她的嘴唇有了这些特征——像感伤一样具有诱惑力，令人动容。”这种标志的绝对武断——来自于音素而不是词素，来自生理而不是心理——说明了为什么布兰代斯和沃伦对把面部表情算作财产表示担忧的原因。密苏里法院在维护像阿比盖尔·罗伯逊这样的女性对自己的形象拥有权利时问道：“如果形象具有一种足够引起别人贪婪欲望的价值，为什么它不是它的给予者的财产呢？这个价值的源头正是那个人。”然而嘉莉并没有给她的面孔价值，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制造她面孔所拥有的价值。那么是什么让她的面孔变得值钱了呢？是什么让这个价值成为她所拥有的呢？

吉尔曼信奉“经济生产”是“人类能量的自然表达”，她否定了这些问题的前提，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在吉尔曼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1892)中，顺化生产的意思就是女性确实制造了自己的价值，其途径是制造自己的身体。《黄色墙纸》的创作起源于被吉尔曼称之为“精神错乱”的打击，同时也作为对S.威尔·米切尔医生企图用他那个著名的“休息疗法”治疗她的歇斯底里的一种抨击。《黄色墙纸》描绘了一个既遭受疾病的折磨又遭受疾病治疗方法折磨的女性——吉尔曼把这两种折磨理解为妇女被剥夺了“自由表达意愿”的后果。“崩溃”来自于她孩子的出生，生孩子标志着女性的“生产”仅仅是为了“繁殖”。治疗方法完全掌握在米切尔的费城诊所的手中。诊所给她的药方就是：“尽可能地待在家里。时刻把你的孩子带在身边……在你的有生之年永远不要碰钢笔、画笔或者铅笔。”而这个治疗方法正是引发她生病的根源。

然而《黄色墙纸》中的女人拒绝见她的孩子，并把自己关在育婴室里，因此将她的无生产能力转化成为生产的条件。吉尔曼在她的《自传》(Autobi.ography)中回忆道，如果她很努力地试图给孩子穿衣服，她就会“浑身发抖并哭泣”；而相反，她会“做一个玩具娃娃，把它挂在门把手上，和它一起玩”。她在《女性与经济学》中写道，女人“想要生产的愿望”再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繁殖”了。做玩具娃娃既是繁殖可悲的代替品，又是走向生产的第一步。《黄色墙纸》中的女人在没有小孩的育婴室里爬来爬去，拿身体在墙纸上蹭来蹭去，并把墙纸一点一点地撕下来，想象着自己把禁锢在墙纸里面的女人解救出来，最后她明白自己就是那个被解救出来的人。(“我说：‘我终于出来了。’”)她既没有生产孩子，也没有生产布娃娃，她生产了她自己。当分娩变成单性生殖，繁殖就变成了生产。如果你能想象你自己正在生产你孩子的身体，那么你也就可以想象你的身体就是你的。

在吉尔曼看来，限制性的休息疗法最终是为了歇斯底里——荒谬地将育婴室这个家庭繁殖空间变成了公共的生产市场；《隐私权》对诸如马瑞恩·马诺拉和嘉莉·米博尔那样的女性——在保护“私人和家庭生活的神圣领域”的同时，把这些领域变成了在公共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埃德娜·庞特利尔对她“伟大的悲剧作家”的爱来自于“摆放在她书桌上的”他的“照片”。“每个人都可能不带有任何令人兴奋的猜疑和评论而拥有悲剧演员的肖像。”肖邦评论道，他进一步把这种“折射”刻画成埃德娜所“珍惜”的“险恶的”折射。埃德娜拥有肖像标志着一种与悲剧演员之间公共的而非私人的关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险恶”，考虑到《觉醒》中对交互作用的反对，也就解释了“珍惜”)；你用不着得到他的爱就可以买到他的肖像。出卖嘉莉的照片标志着她脱离了家庭生活——把自己出售给德罗艾特(Drouet)和哈斯特伍德；同时进入了市场——把自己出卖给“公众”。她与悲剧作家和埃德娜一模一样。但是，悲剧作家出卖的是他“高贵的才华”，而嘉莉出卖的是她脸上的表情，埃德娜的欲望需要隐私或“孤独”，而嘉莉的欲望需要在公共场合、百货公司、餐馆饭店或者舞台上抛头露面。事实上，嘉莉不仅从出售自己的“外表”，而且从她出售的特殊“外表”中开创了自己的事业，这个能力跨越了公共场合中的售卖与私人空间中的欲望之间的差异。德莱塞说，她出售的“外表”，那个“嘴巴”偶尔显露的“表情”，“代表了所有的欲望”，“它正是世界想看到的东西，因为它自然地表达了渴望”。为了表现这个想让商品变成商品的愿望，就得有人需要它并能够购买它，就得有人拥有它并能够出售它。《隐私权》和《黄色墙纸》、《觉醒》和《嘉莉妹妹》开始想象一个让这些条件可以得到满足的世界。

某人的女儿

杰露莎·阿博特(Jerusha Abbott)(简·韦伯斯特[Jean Webster]的小说《长腿爸爸》[Daddy-Long-Legs，1912])、贝丝·欧德琳(Bess Old.ring)(赞恩·格雷[Zane Grey]的小说《荒野情天》[Rider of the Purple Sage，1912])、苏珊·雷诺克斯(Susan Lenox)(大卫·格雷厄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ips]的小说《苏珊·雷诺克斯》[Susan Lenox，1917])和查瑞迪·罗耶尔(Charity Royall)(伊迪丝·沃顿的小说《夏日》[Summer，1917])出生的时候都是“无名氏”，她们都不知道生父是谁。但至少查瑞迪知道一些事情——两件事——关于她的名字。“她知道她被命名为查瑞迪[12]……以此来纪念罗耶尔先生对‘收留’她的无私，同时又使她活在渐渐形成的依赖感中。”但是查瑞迪知道的这两件事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她的名字是用来纪念罗耶尔先生“无私”精神的，他不想从收留查瑞迪并把她抚养成人中获得任何好处；另一方面，她的名字让她有一种“依赖感”，这种感觉慢慢变成一种义务。比如，当查瑞迪向海特查德小姐(Miss Hatchard)抱怨罗耶尔对她表示性要求的时候，海特查德小姐力劝她要宽容，毕竟是他把她“从山上带下来的”。“查瑞迪”这个名字说明她并不欠罗耶尔先生什么东西，但同时又提醒她对罗耶尔先生亏欠太多。或者，我们把这一点更概括地来说，如果它提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它就提出了一个(不导致任何义务的)礼物与(带来义务的)报酬之间区别的问题，这个区别在一系列交换中不易察觉地表达出来。首先，查瑞迪的情人卢修斯·哈内(Lucius Harney)给了罗耶尔10块钱作为饭费和马车使用费的“报酬”，然后罗耶尔把这笔钱转给了查瑞迪作为“礼物”。但是小说的情节把“礼物”搞复杂化了，我们就有可能认为哈内既买了她最亲近的东西，也买了她父亲(罗耶尔)，我们也有可能认为罗耶尔律师本身——通过把她从山上带下来，通过为她的孩子当父亲——买了她。那么查瑞迪是收了礼物还是报酬？她是把自己送出去了还是卖了自己？

此外还有一种感觉，查瑞迪的全名——查瑞迪·罗耶尔——使这些问题更加鲜明。她的名和姓都来自她的监护人，而这个监护人在故事中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名——他通常被称为“罗耶尔律师”。他不需要其他的名字，正如桑德拉·吉尔博特在她的文章《生活是一个空包裹》(“Life's Empty Pack”)中所说，因为“他终究扮演的就是他的职业头衔和他具有象征意义的姓氏所代表的角色：一个高贵的法律修理者”。但是，当“律师”与“罗耶尔”放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高贵”。这种文字上的技巧映射着这种职业的终极目标，重复并修改着“律师”的意义，因此给了罗耶尔律师两个相同的名字。但在查瑞迪看来，罗耶尔律师的名和姓变成了一种区别，变成了当代合同法中核心问题之一的礼物与酬劳之间的区别。只要合同的执行占据了英国和美国法律的中心地位，那么这个区别也决定了法律涉及的范围。如果合同的第一要素是承诺，那么第二要素便是“报酬”，这是个必要条件，正如小奥立佛·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在他的《普通法》中(The Common Law，1881)中分析的一样，对于任何一种承诺的服务，都应该有“酬劳”。因为如果没有承诺酬劳，即双方没有“服务将会有偿”的共识，那么“这种服务就是礼物”，就没有合同和法律义务需要执行。那么，从这一立场来说，罗耶尔律师的“无私”和查瑞迪“依赖感”的问题就可以被看做一个关于合同的问题——他把她从山上带下来是一个礼物还是为了获得“报酬”？查瑞迪·罗耶尔这个名字同时带有礼物的含义(除了礼物以外，施舍还有别的含义吗？)以及(通过文字暗指律师)法律世界中为了获得回报而提供的服务，标志了一种礼物和契约之间的区别——最好称之为紧张。

我的目的不是建议大家将《夏日》作为一个关于合同的寓言来读。如果我们将它当做一部解释查瑞迪和罗耶尔如何“在法律上结合在一起”的小说来读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寓言就能看到小说对于刘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在《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1877)中提出的所有合同的起源、婚姻合同的关注。摩尔根追溯了家庭的历史，从“混杂的性交”到“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包括兄弟与姐妹之间的婚姻)的中间阶段，再到“多偶婚姻”(不包括兄弟姐妹间的婚姻)，最后到他所称的“一夫一妻婚姻”。摩根把这个历史与“财产观念发展”的历史结合起来。将自己积累的财富传给他们能够确定是自己的子女的愿望使男人们消除了一夫多妻制。乱伦禁忌的延伸以及随之而来的适合结婚的女性的限制使“妻子”资源“紧缺”，把女性变成了通过“夺取”、“协商”和“购买”“可以获取”的对象。因此，一夫一妻制既是财产变得日益重要的结果，也是其原因：一夫一妻制中的妻子们在使她们的丈夫能够遗传他们获取的财产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财产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购买妻子被认为是一种“原始”的行为，那并不是因为人们怀疑她们是否是被买来的，而是因为她们是从谁那里买来的。在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在一起》(Togerther，1908)的开场中，“是谁给了这个女人婚姻”那个问题被看做是一种“过时的形式”，因为“那当然是她自己给!”。《在一起》里中产阶级女性的婚姻是提供给男人“她美妙的身体和她的聪明才智，以此来交换一定的头脑和意愿的权力”。在《在一起》中，“幸福的一对儿”沦为“缔约的一双”。

一些作家认为在这种沦落中丧失的是爱情。“真正的婚姻，”1913年约翰·海恩斯·霍尔姆斯牧师(Rev.John Haynes Holmes)写道，“意味着伴侣之间的爱情——确确实实，别无他物。有爱就是婚姻——没有爱就是卖淫。”或者就像大卫·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她付出的代价》(The Price She Paid)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对愿意跟她结婚又愿意资助她唱歌事业的男人说：“我不会跟你结婚。咱们来谈笔生意吧。”至少对于像女主人公米尔德丽德·高尔(Mildred Gower)这样的社会女人来说，这部小说的开头点明了生意和婚姻之间的相似性(如果不是一致性的话)，她们因为没有学到其他“挣钱”的方式，因此就离“贱民阶层的妇女”仅“一步之遥”。米尔德丽德没有去“做妓女”，她把自己卖给了富有的西道尔将军(General Siddall)，并成为他的“雇员”之一，不过当她发现尽管他有财富，但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以后，就离开了他。这个失败的寓意在于，婚姻毕竟不能是商业交易：“我不能属于一个男人，除非我真正喜欢他，”米尔德丽德对她的一个继任者说，“我已经试过一次了，我再不做这种事情了。”于是她开始着手发展她的“事业”，事业与爱分离，就像婚姻与金钱分离一样：她的母亲告诉她，你不应该允许男人“破坏你的事业”，也不应该允许男人“碰你的事业”。

虽然小说在一开始就坚持对于(中产阶级的)女性来说，婚姻就是她们的事业，但小说真正的重点却是把婚姻和事业分开：米尔德丽德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学到了应该为了爱而结婚，而小说结尾时她认识到了应该为了生活而工作。这种绝对传统的教训把婚姻从契约、把事业从性中解救出来，如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在《天才女人》(A Woman of Genius)(也发表于1912年，同样是关于一个在舞台上开创事业的女性故事，只不过她是演员而不是歌手)中所说的：“把爱情和事业分别放在两个密不透风的容器里。”“我不会跟你结婚，咱们来谈笔生意吧。”在奥斯汀笔下的版本是一封来往的电报：“你会嫁给我吗？署名：加勒特。”回信是：“如果你娶我的工作的话。奥莉维亚。”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里的假定是工作不应该结婚，或者换句话说，婚姻不应该是工作。奥莉维亚放弃了婚姻，选择了工作。她的女权主义在于她认为加勒特会跟她想得一样。对于奥斯汀和菲利普斯来说，婚姻和事业必须相互对立，这种对立使男人可以追求自己的事业，以拯救婚姻不会堕落为卖淫。

但是将婚姻从卖淫中拯救出来的计划找到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表达，它可以被描述为将卖淫从卖淫中拯救出来。这个计划的紧迫性源自人们的普遍观点，即古老的“社会邪恶”问题已经变成一个新的、“无限复杂的现象”。在“远古”和“中世纪”，就像纽约十五人委员会(New York's Commit.tee of Fifteen)(出现在一篇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编辑的报告中)所说的一样，妓女通常都是奴隶或者“外族人”，“是来自于外国的”；而今天——这就是现代卖淫的新颖之处——她们都是被委员会称为“公民”的人。因此传统的管制方法，正如委员会所认为的，是注定要失败的。管制希望通过减少卖淫对于“正派的社会”的影响(主要是医学上的)来处理卖淫问题，定期确认妓女身份，让她们接受医学检查以减少性病对正派人群的传播。对于奴隶和外族人来说，这个确认身份和实施控制的计划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所有的妓女都像管制的支持者们所形容的那样“丑陋、烂眼、堕落，一眼就认得出来”，那么这个计划依旧可行。然而事实上，现代的妓女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店员”，而如果认为她和她的姐妹们可以被“轻易地从正派的社会阶层中区分出来”，那将是一个“极其可悲的错误”。

管制是没有效果的，因为现代的妓女看上去太像一个正派的职业女孩了，很难将两者区别开来。当我们想起，根据委员会的说法，现代妓女最大的特点就是她们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外族人”而是“公民”这一点时，我们可以看到妓女与有工作的女孩之间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身份标记，这令人困惑但是并不是欺骗。因为妓女并不只是看起来像是富有魅力的女店员，她很有可能曾经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店员，也有可能再次成为富有魅力的女店员：“也许对于绝大多数的妓女来讲，羞辱的生活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与奴隶和外族人不同，现代的妓女不属于一个被分离出来的群体——她是“从有道德的阶层被募集出来的”，并被驱动那一阶层的相同力量所驱动着。委员会不同意诸如龙勃罗梭(Lombrosos)和塔诺维斯基斯(Tar.nowskys)那样的“犯罪人类学家们”所持的妓女们是受到她们“天生邪恶”的驱使而走上街头的观点，委员会认为她们的动机本质上就是经济的：“将年轻的女孩子推到了街上并毁灭她们的并不是激情或者是堕落的本性，而是一种现实物质的需要。”即使是这种解释也夸大了妓女和“正派”女孩之间的不同：“无论典型与否”，美国妓女并非因为“绝对的欲望”而走上卖淫的道路，反而因为她“做着勉强能够度日的工作，但是年复一年同样枯燥乏味的工作使她产生了厌倦感”。她并不是堕落，也并不是那么贫困——她只是想要一个更好的工作。

龙勃罗梭将女性犯罪归结于堕落的观点，以及之后经济驱动的观点都遭到了反对，这在弗兰克·诺里斯的《麦克提格》(McTeague，1899)中得到明确表达，此小说混淆了上述两种观点。特瑞纳·麦克提格(Trina Mcteague)当然不是妓女，但是她身上同时体现的贪婪和自我虐待，“她对于金钱的热望和她对丈夫变态的爱(尤其当她丈夫对他粗鲁的时候)”，都让纽约十五人委员会感到很困惑。如果我们从一个立场来看，特瑞纳的双重欲望都是邪恶的；而从另一个立场来看，两个欲望又都是龙勃罗梭所称的“生理”“畸形”到委员会所称的经济常态的转化。那么实际上，两者就是妓女从奴隶到公民的发展。

吝啬鬼是一个古老的形象，人们认为19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紧缩赋予了吝啬鬼新的含义，按照诸如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等支持货币自由铸造的人的观点，这种货币紧缩有可能把世界带回到“蛮荒时代”，将自由的“美国公民”变成“奴隶”。唐纳利和其他一些人将这种威胁归咎于金子都消失在华尔街银行的金库中，甚至归咎于把黄金用来装饰和当做药品：因此，麦克提格是一个牙医，而特瑞纳最初的储蓄就是“他用来填充”“她门牙侧面白色牙蚀洞的”“黄金”。而自我虐待是一个最近的发明。自我虐待出现的第一个文本是利奥波德·冯·萨克-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穿貂皮衣的维纳斯》(Venus im Pelz，1870)，由克拉夫特-艾宾(Krafft-Ebing)于19世纪80年代记述，并以利奥波德·冯·萨克-马索克的名字命名。受虐狂的第一个实践者就是此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带有自我虐倾向的塞弗林(Severin)和他“残暴的女主人”万达(Wanda)。塞弗林想成为万达的“奴隶”，他和万达对于现代欧洲奴隶制的消失都感到悲哀，他们计划着要去君士坦丁堡旅行，直到万达意识到一纸“合同”就可以在西方实现奴隶制在东方可以做到的事。事实上，一纸合同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让塞弗林的奴役成为一个“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法律”或者“权力”的结果。如亨利·萨默·缅因(Henry Summer Maine)在《古代法》(Ancient Law，1861)中所说这种“强行法”的“缩减”以及“合同”的“扩展”导致了“现代”“自由”的发展，当塞弗林同意成为万达的“财产”，而她“作为交换”同意“尽可能地穿毛皮”出现时，“特别是当她残忍地对待她的奴隶时候”，他们正在完成“强行法”的消失，用缅因著名的说法，是“进步社会……从地位到合同的运转”。萨克-马索克决定性地把受虐狂等同于合同，因此受虐狂不仅是最近的，而且是现代的。在《穿貂皮衣的维纳斯》中，自我虐待只用在“自由人”身上，因为“选择”受奴役的自我虐待合同正是那种自由的标志。

这一点在《麦克提格》中通过特瑞纳的自我虐待和吝啬得以表现。作为一个受虐狂，特瑞纳像塞弗林一样渴望被拥有：她对麦克提格的热情在于她坚信“她是属于他的”。但是作为一个吝啬鬼，她最渴望拥有。当麦克提格提到他们的存款“都在家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时，特瑞纳回答道：“不，不是的；不，不是的；不，不是的……它们都是我的，我的。”在《麦克提格》中，这两种变态相互影响，拥有的欲望不仅符合出售的欲望，而且由出售的欲望来实现，然后才得以拥有。所以，如果说吝啬鬼是一种返祖现象(诺里斯将特瑞纳描述成回复到她祖先农民的状态)，如果因吝啬鬼而产生的钱的消失导致了到“荒蛮时代”的回归，那么吝啬鬼想拥有的欲望与受虐狂想被拥有的欲望之间的联系把储藏变成了流通，把荒蛮变成了文明。十五人委员会写道，“卖淫是一种与文明社会并存的现象”，认为“野蛮的和半野蛮的”人都不在其中。委员会与唐纳利一样，将文明等同于交易；像缅因一样，委员会将进步等同于契约。在特瑞纳“节俭的小身体”里，自我虐待从奴隶制里的脱胎同时就是奴隶制向公民身份的转化。

委员会所称的“无形的”、“不确定的”现代卖淫特征因此证明，与其他不那么明显的、应该受指责的城市经济活动在形式有本质上的类似，而那些曾经被称为的“贱民阶层”——“女人为社会所不容”，“男人们则被贴上了窃贼和赌徒的标签”——现在看来，就像是大卫·格雷厄姆·菲利普斯所认为的，似乎包括了“几乎所有的人——所有那些在不确定的市场售卖他们的身体或者灵魂的人”。那么，消除看起来与“公民”日常活动密不可分的“邪恶”就非常困难了。面对这种困难，反对卖淫的运动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转变：以《白人奴隶的故事》以及相关文本(比如1910年的《曼恩法案》)为媒介，它力图通过否认卖淫以十五人委员会决定的“现代”形式存在而消除卖淫。

虽然像克利福德·罗伊(Clifford Roe)这样的改革者——在他的概要《反对白人奴隶制的战争》(The Great War on White Slavery，1911)中——紧随委员会之后认为卖淫是一种“生意”，是一种由“贪婪”而非“性欲”带来的“商业化的制度”，但是罗伊抨击的重点(对白人奴隶制的着迷，而不是对“社会邪恶”的普遍担忧)是“女孩和女人的交易”是一个男性生意，女孩和女人在这个交易中是受害者。“商业化了的美国已经把它的女儿们商业化了。一个世纪以前的人们哪有想到今天，人们的女儿们就像五金器具和杂货一样被买卖？”妓女不再是一个“公民”，而再一次成为“奴隶”，法律起诉的对象是奴隶交易者。《曼恩法案》禁止“任何基于卖淫或诱奸、或者其他不道德目的的对女人或者女孩的交易”。它的目标不再是妓女，而是“职业诱奸者”、“皮条客”或“老鸨”。

十五人委员会认为，成为妓女具有其动机，但是对白人奴隶制的抨击则否认有任何动机的存在。白人奴隶制是男人之间买卖女人的贸易，(在《反对白人奴隶制的战争》中)所暗示的女性自己可能有商业利益的观点只允许出现在不择手段的律师口中，用来徒劳地为臭名昭著的“皮条客”辩护。一个名叫莎拉(Sarah)的“犹太女孩”在不择手段的律师口中完全不是受害者。相反，“带着她种族所有的特点”，她“镇定冷静地计划着如何挣钱”。她对挣钱的欲望绝对不带有单一的种族性，因为她把钱拿来与她的爱尔兰朋友莫利·哈特(Mollie Hart)一起分享，他们去舞厅、公园以及中餐馆。律师讥讽道：“当然，当他们在舞厅的时候，他们全神贯注地背诵上帝的祈祷”，或者他们试图背诵《独立宣言》。

当然，当他们在公园的时候，他们想到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或者阅读或回想起过去的伟大诗歌。现在，在中餐馆、公园和舞厅，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不是在计划挣钱？是不是？她的确日夜计划着挣钱，她不是那么容易被欺骗的。她不容易被欺骗，也就不能轻易被别人拉皮条……她拉了自己的皮条……

这段论证在法庭上失败了。事实上，《反对白人奴隶制的战争》的整个目的就是确保这种论证的失败，确保没有女人被想象成拉了自己的皮条。因此，罗伊关于“经济原因”的部分，那个最有可能让人把妓女想成“独立的”经济媒介的部分，那个甚至包括了请求雇主们为女店员和职员开“生活费”的部分，反而以一首诗结尾(作者凯特·简·亚当斯[Kate Jane Adams])，阐明了《反对白人奴隶制的战争》的真正的经济责任：“无论她的脚步是多么任性，”亚当斯提醒她的读者，“不论她在罪恶中的沉沦有多深；/不论什么原因让珍珠溃烂；/尽管迷失，尽管孤独，她依然是某人的女儿。”不管她是哪个“某人的女儿”，像特瑞纳一样，她肯定不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女儿；不管“某人的女儿”会做什么，像莎拉一样，她肯定不会“拉自己的皮条”。只要“社会的邪恶”是白人奴隶制，所有的妓女们将都是奴隶而不是公民。

“最终绝大多数公众开始意识到，白人奴隶贸易比黑人奴隶贸易更加野蛮，”J.G.希尔瑞尔(J.G.Shearer)在《伟大的战争》(The Great War)中这样写道。白人奴隶贸易比黑人奴隶制更加野蛮，但是并没有卖淫那么糟。事实上，从这个观点来看，白人奴隶制的狂热最好被理解成一种性表达，是对19世纪90年代在南方种植园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怀旧。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发展中的种族主义愿意将奴隶制的消失当成是驱逐黑人的前奏。但在类似欧派·里德(Opie Read)的《我的小主人》(My Young Master，1896)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正好相反的事实：我们看到的是与一定程度上对奴隶制的容忍并存的反“黑人恐惧症”，而不是与“黑人恐惧症”并存的反奴隶制。此外，对“黑人”的好感同时对于移民来说是一种灾难。因此当狄克逊欢迎东欧移民来到民族熔炉的时候，里德让他的黑人叙述者和男主人公赞扬南方军队(他在南方军队里骄傲地当一名奴隶)因为有了“更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南方军队“比混杂的北方军队战斗起来更加有斗志，更加勇猛”。更引人注目的是，里德一再让男主人公处于可以逃离奴隶制的场景中，但是出于对“主人”的“奉献”，他没有利用这些机会。作者借此来体现男主人公自身的高贵品质。

“你是一个黑人，但是你是一个绅士。”他主人的父亲这样对他说。既是绅士又是黑人，这种说法等于承认一个人隶属于主人，不是因为枷锁的束缚，而是因为“荣誉的束缚”。即使有人提出给讲述者一大笔钱让他去北方开始新的生活，他也断然拒绝了。就像拥有奴隶的绅士不会卖掉他的奴隶一样(老主人说：“卖奴隶违反了我做人的原则。”)，一个自身是奴隶的绅士不会允许自己被买断，他宁愿戴着锁链也不愿意知道他的主人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在《我的小主人》中，占据着南方的贵族——包括黑人和白人——将不会拿走你的钱，这个南方是白人奴隶制小说中的一个得到救赎的国家：奴隶不会出卖自己，他们的主人也不会出卖奴隶。

《我的小主人》的叙述者是黑人，但作者是白人，而《诸神的娱乐》(The Sport of the Gods，1920)的作者保罗·劳伦斯·邓巴本身就是个黑人，他对于自由带来的利益的矛盾心理比欧派·里德更加的令人震撼和引人注目。《诸神的娱乐》的开头将自己与那些“哀悼种植园、工头、主人、奴隶”的“小说”区别开来(如佩奇、哈里斯的小说，以及某种程度上还有里德的小说)，把贝瑞·汉密尔顿(Berry Hamilton)的“典型的、生活状况良好的黑人所拥有的装饰整洁、现代的住所”与奴隶制中的“破旧的小屋”进行了对比。但这种对比也是一种比较。住所坐落在“距离他雇主宅邸几百码远的地方”，这一事实也导致汉密尔顿的孩子们“把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旧式种植园制度之间进行了令人不愉快的比较”。父亲是“众多在获得自由之后没有离开南方的奴隶中的一个”，而孩子们想要“自己的家”，于是他们最终搬到了北方。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进步，就像贝瑞从一个“奴隶”变成了一名“仆人”，孩子们则“想去工作，想挣自己的钱”，并将因此获得“独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小说以顽固守旧的南方白人之口开篇，以适应和接受结尾，这是一个灾难。

促使汉密尔顿一家搬去北方的原因(将他们从那个充满欢乐的类似汤姆叔叔的小屋里赶出去)是有人诬告贝瑞偷盗，小说把这个罪行看成对奴隶来说是绝无可能的，可对仆人来说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记得，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生活在那些旧日子中了，”贝瑞的雇主说。当然，在旧日子中，奴隶有些时候会拿走一些东西，但是“这并没有犯罪”。那些“从前的黑人”不该受到责备，因为“他对金钱的价值一点儿都没有概念。当他偷东西时，他偷的是火腿、培根和鸡肉。这些是他最急需的必需品，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然而现在，他“充满野心”，“他已经认识到别的东西的价值，而不仅仅是那些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奴隶自身没有财产所有权，因此对拥有别人的财产并不感兴趣。当他拿走一块火腿，他并没有获得火腿的拥有权，他只是吃掉它。而对于仆人来说，他对于自己有所有权，因此也就有了对于拥有别人的财产的兴趣。因此，尽管20年来贝瑞并没有任何不忠的迹象，但是“没有仆人不被怀疑。”奴隶因为不能拥有任何东西。也就不能偷任何东西；当一个奴隶变成“野心勃勃”地开始主张自己的财产权的仆人时，就只以损害雇主的财产所有权为前提去获得自己的财产权——他是一个仆人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是一个贼。

这个来自从前主人对贝瑞野心的攻击把贝瑞送进了监狱，而来自邓巴的攻击则让贝瑞的儿子进了监狱。在贝瑞蒙羞之后，贝瑞的孩子们搬去了北方(就如同德莱塞的嘉莉和十五人委员会的女店员一样)，他们自己受到了“野心”的驱使：有着音乐天赋的凯蒂(Kitty)放弃了演唱家乡那些“淳朴的老歌”，开始练习“观众需要的令人厌恶的黑人小调”；乔(Joe)的“独立”“渐渐演化成”“蔑视”，成了一个酒鬼和谋杀犯。他最接近救赎的时刻是当来自家乡的一个女人到达纽约，到处散布他父亲罪行的时候；一个从前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小镇声音(邓巴将这种声音与“奴隶制的影响”联系起来)现在则被认为是一个救助良心的声音：“一些旧的教义和传统以某种方式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以一种令人烦恼的方式回来了，虽然人们早就意识到新的思维方式比它们更加真实可靠。”此处的讽刺是双重的。当然，关键是旧的方式确实比新的好，但是旧的方式是顽固守旧的南方方式，那个被四处传播的故事——那个应该让乔想起荣誉和“好名声”的重要性的故事——是虚假的。乔被要求将他父亲被控告的罪行(那个诬告)想成是他父亲犯的罪(偷窃)，以便在精神上拯救自己；他被要求通过谴责他父亲获得自由的罪行从而把自己从自由中解救出来。

邓巴想象会有“一些人”用乔的命运“说教”，他把他们刻画成想

向这些人鼓吹……在南方的田野上给上帝歌唱要比在北方的礼堂里给无赖跳舞更加美好和高尚。他们想说南方有它的过错——没有人宽恕这些过错——和缺点。但尽管如此，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也比在纽约大街上等待着他们的痛苦要好得多。

在《诸神的娱乐》中，纽约的吸引力、想过“自己的生活”的愿望不可避免地具有灾难性，但是对此唯一的选择就是那个“重新敞开了大门、重新装备了家具的”奴隶小木屋。贝瑞·汉密尔顿和他的妻子最后“毫无怨言”地回到这里。在《我的小主人》中，里德把奴隶想象为非常自由，他们仅仅受制于“荣誉束缚”的“愚弄”，而邓巴对于“南方的荣誉”并不是那么尊敬，他知道“在那里，身体受到限制，他们感到烦躁……”但是，就像里德一样，他宁愿笔下从前的奴隶喜欢这种烦躁。

然而，作为一种文学流派，试图以较少罪恶的奴隶制替代较大罪恶的自由市场的最受欢迎的表达既不是纽约的故事，也不是南方奴隶的故事，而是一个发生在犹他州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女孩被绑架并被虐待，“直到她屈服”，但是这一切并不是残忍的奴隶贩子所为，也不是意大利或犹太皮条客所为，而是一名摩门教“诱劝者”所为。“她成为一个奴隶”，枪手拉斯特(Lassiter)这样说他的妹妹米莉·恩娜(Milly Earne)。赞恩·格雷的《荒野情天》(1912)以拉斯特对摩门教徒的复仇开始，慢慢演变成他试图从“逼婚”中拯救另外两个女人的故事——米莉·恩娜的女儿和她最好的朋友。被逼婚意味着被迫嫁给摩门教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西部有时被刻画成对家庭小说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充满敌意(“西部适合家庭小说，”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在《西部诸事》[West of Everthing]中写道：“正是对家庭生活狂热的对立面统治了美国维多利亚文化。”)但是事实上(就像是有关职业妇女的小说，就像是有关怀念黑人、白人奴隶制度的小说)，西部是一种家庭生活的延伸和现代化；赞恩·格雷早期小说的意义在于将女人从与摩门教徒的强制婚姻中解救出来，并与相爱的“异教徒”结婚。“顺从”、“谦卑”和“恐惧”是大多数摩门教女人的命运，她们被绑架进入一夫多妻制家庭，就好像白人奴隶被绑架而成为妓女一样；格雷的枪手(就好像新的城市社会工人一样)营救她们，赢得她们的爱慕并与她们结婚(这一点超越了社会工人)：《荒野情天》的结尾，一个枪手带着他的未婚妻“回到了伊利诺伊——回到了我母亲身边”，另一个枪手带着他的未婚妻(她收养了一个孩子)回到了更加家庭化的背景“惊喜山谷”。事实上，正是这个孩子将简和拉斯特拉到了一起，孩子时不时地问：“你干吗不和我的新妈妈结婚当我的爸爸？”这样使这个枪手“每天”都更加温柔，更加善良。格雷笔下的另一个枪手波恩·温特斯(Bern Venters)通过他与米莉的女儿贝丝(Bess)之间的恋情也成为一个“更加柔和、温柔”的人；“我是个男人，”他对她说，“一个你造就的男人。”如果说男人去西部是为了成为男人，那么在《荒野情天》中，他们通过寻找女人而成为男人，通过成为丈夫而成为男人。

如果说职业妇女小说的意义在于将婚姻从契约中拯救出来(通过将事业定义为除了婚姻以外的任何东西)，白人奴隶小说的意义在于将卖淫从契约中解救出来(通过将妓女变成没有契约的奴隶)，那么赞恩·格雷的西部通过把婚姻想象成事业和奴隶制的拯救选择，把两者结合了起来。《荒野情天》中的一个女主人公简因为独立而显得不同寻常：小说故事发生的小村庄是“她的私人财产”；枪手拉斯特为她工作，答应“听”她的“命令”，而且她在“犹他州没有一个亲戚”。另一个女主人公贝丝是简的另一极端——简不是任何人的女孩儿，而贝丝是强盗“欧德林的女孩儿”；简看起来是个“极度自由的女人”，而贝丝则是强盗欧德林木屋中的囚犯。但是通过让男人成为丈夫而使他们成为男人的西部必然会让女人们成为妻子。就像《荒野情天》推定的一样，奴隶制是被“强迫着”进入婚姻的，自由就是跟所爱的男人结婚的权利：贝丝获得了自由，因此她可以爱波恩·温特斯，并与他结婚，简被“逼婚”了(“没有女人可以像一个被逼过婚的女人一样去爱”)，所以她可以爱拉斯特并和他组织了家庭。婚姻既是从自由的幸福解脱，也是从奴隶制的幸福解脱。

这一点在《荒野情天》的续集《彩虹桥》(The Rainbow Bridge，1915)中表达得更为清晰。后者的男主人公来到西部“寻找一位妻子”，而女主人公斐(Fay)，就像是之前的贝丝和简一样，必须从摩门教的婚姻中被解救出来。小说中大多数情节并不是发生在那种西部典型的“没有女人的环境”中，而是在一个有着大约50名“密封妻子”(sealed wives)和三个男人的小镇上(“她们中几乎每个人都……富有魅力，一些还……非常美丽”)。这些女人是一夫多妻制中的妻子，藏起来以躲避联邦检察官，而男人们——包括舍福特(Shefford)，格雷笔下的男主人公——则负责保护她们。当其中的一名女人是斐时，解救似乎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斐还没有被强迫进入婚姻时(还没有“屈服”)，这个使命就回来了。“你不是一个妻子!……你是自由的，”舍福特惊呼，但接下去他说，“你是一名奴隶，你不是一个妻子。”奴隶可能是自由的对立面，但是受一个男人的奴役和把自己出卖给男人的自由这两者都与婚姻相对立。因此，一个“密封妻子”的村庄被叫做佛雷多尼尔(Fre.donia)，一个“自由女性的村庄”：用摩门教徒作为一个辩解——“白人奴隶的”辩护律师把犹太女孩形容为自由的；用赞恩·格雷和其他关于白人奴隶制的文本作为辩解，这个辩解讲出了事实，除了结婚自由以外的任何自由就是奴隶制。

或者说，因为“有爱就有婚姻——没有爱就是卖淫”。除了与你相爱的男人结婚的自由以外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证明就是爱一个你还没有嫁给的男人。格雷对性关系非常严肃。波恩·温特斯准备好接受贝丝一直是“欧德林的女孩”这个事实，而且打算不管怎样都要与她结婚，但是当他发现贝丝并没有受到强盗“邪恶”的影响，因为欧德林把她监禁在木屋里事实上是一种保护性监管，他感到了极大的欣慰。尽管白人奴隶的圣战者鼓吹社会应该重新接受从奴役中被解放出来的女孩，但是格雷有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准备接受《荒野情天》中的男主人公带着他曾经是妓女的新娘奔向家乡母亲身边的场景。然后，格雷已经准备好去想象没有婚姻的爱情。如果说白人奴隶制以及没有爱情的摩门教婚姻因为代表了男人之间对女人的交易应该受到谴责的话，那么甚至有爱情的婚姻也有可能看起来太像交易——太像契约——而不应该被允许。简·威瑟斯廷(Jane Withersteen)开始雇佣拉斯特并非因为爱他(尽管他表达了对她的爱)；她对他服务的回报是给了他一匹优等的阿拉伯马。故事的结尾，她所有的财产——在最后甚至那匹阿拉伯马——全部都没有了。虽然她不能再雇佣拉斯特了(身无分文因此被“逼婚”)，她最终倒可以爱他了。在这方面，小说似乎是将家庭生活极端化了；从这个视角来看，《荒野情天》超出了将婚姻仅想象成一个在奴役和自由中二选一的选择。简对拉斯特表达了她的爱意——此时他们进入了“惊喜山谷”，简敦促拉斯特推动那块巨大的石头以切断所有的追击，把他们永远地封在谷里——此番话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仅永远切断了通往自由世界的路，而且也切断了通往婚姻的路：在“惊喜山谷”，“婚姻”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可以发现(婚姻)合同的存在，那么事实上，《荒野情天》就准备通过把婚姻从婚姻中解救出来从而把婚姻从契约中解救出来。

老家周

惊喜山谷是赞恩·格雷对家庭领域的理解，这个家庭领域受到隐私权的保护，慢慢变成了可供公共买卖。一般而言，正如一个商人对《彩虹桥》中的主人公说的一样，西部是一个“没有一个白人……会愿意从你手里拿走一块钱”的地方。西部不仅象征了对女性从家庭生活中出现的回应，而且也象征了家庭生活本身的转变。这有点儿像欧派·里德笔下的老南方，或者颠倒一下，像邓巴的作品，没有黑人会从你手里拿走一块钱。里德的种族乌托邦理想把黑人想象成爱的奴隶，在拒绝接受能够帮助他获得自由的钱之前，他的主人公宣称他的“心”是他“真正的主人”。进步主义的性别乌托邦理想把黑人变成了白人女性：西部和白人奴隶小说反对女性出售她们不能出卖或者不应该出卖的东西的观点认为，无论女性做什么，她们肯定不是为了钱。

与职业妇女的故事一起，西部和白人奴隶小说代表了三个将爱情从合同中分离出来的不同战略，以此来区分婚姻与卖淫。职业妇女选择合同而不是婚姻；她不结婚，也许会有人说，她成为了一个妓女而不是新娘。另一方面，白人奴隶甚至连妓女都做不成；她没有能力出售自己，如果她成不了新娘，那么她就什么都成不了。而西部——通过驯服职业妇女和解放奴隶——使两者都可以有婚姻，在这种婚姻中爱如此重要，以至于婚姻契约——事实上就是契约自身——变得没有必要了。换句话说，所有这三个策略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夏日》中奉献自己和出卖自己之间的区别，策略把婚姻想象成只是礼物，但是，正如《荒野情天》中极端婚姻(婚姻转变成某种像自由爱情的东西)所揭示的那样，把婚姻想象成只是买卖能够具有相同的作用。

因此，在沃顿《夏日》之前的小说《乡村习俗》(The Custom ofthe Coun.try，1913)中，尤丁·斯普拉格(Undine Spragg)的“事业”就是一连串与自己并不相爱的人的婚姻，这些婚姻在破裂的时候就像“生意伙伴关系的瓦解”。尤丁“不可剥夺的‘回旋’的权利”比黛西·米勒对上流社会“绅士”的嗜好还要强。这是一个使她自己从婚姻中离间出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尤丁继承了“她父亲做生意的本能”，她的名字就是以他父亲其中一个产品而命名的，在充满激情的谈判中，尤丁的感受与“斯普拉格先生在最紧张的纯净水交易谈判中的感受”一模一样。在《乡村习俗》中，没有礼物，只有交换，爱和契约如在《荒野情天》中一样安全地彼此分离。

这种从婚姻到契约的转变被《乡村习俗》中的人物们认为“违背自然”而备受谴责，他们不能适应“现代离婚闹剧”。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人们有一种感觉，即离婚和婚姻都“违背自然”的特点有可能是正确的。实际上，人类学有关家庭研究的最基本姿态就是已经将婚姻看成了一种生意安排——财产的第一次交换——然后把那种财产交换，用摩尔根的话来说，看成是“让雅利安和闪族国家脱离蛮荒进入文明的力量”。在婚姻之前，财产并不存在(波兰人类学家布朗尼斯洛·马利诺维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会说摩尔根信仰“野人共产主义”)，而在财产之前，婚姻并不存在(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洛维[Robert Lowie]将摩尔根所信奉的“性共产主义”称为一种“绝对的性乱交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性欲不受任何乱伦规则限制”)。在《夏日》中，北多尔摩(North Dormer)(罗耶尔律师是那里“最强大的人”)和山区(Mountain)比起来是文明社会，山区是那些像“野蛮人一样群居的”(毫不在意乱伦禁忌)“逃犯”和(对财产没有一点尊敬的)“擅自占住者”的家。体现在“查瑞迪·罗耶尔”身上的礼物与合同之间的区别被看做是山区与北多尔摩在地理上的区别，也被看做是自然文明在人类学上的区别。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即山区与北多尔摩的区别——虽然被两个地方的居民所一再强调——其实并不是完全那么直截了当。如果说山区是一个“被动乱交”的地方，在那里人们有可能会和家庭成员中的某一个人睡觉，那么北多尔摩则将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查瑞迪的情人卢修斯·哈内炫耀般地被给予了一个与山区人里弗·海特(Liff Hyatt)一样的姓名首字母，查瑞迪怀疑他是她的哥哥。更惊人的是，虽然哈内最初对查瑞迪的兴趣被描绘成“更像哥哥般的爱而非情人的爱”，但是当他与查瑞迪真正做爱的时候，据说他“几乎像哥哥一样温柔地”拥抱她——连接在哥哥和情人之间的对立已经消失。当然，她最终的丈夫，“像父亲一样老的”罗耶尔律师自始至终与她保持着明确的父女关系。查瑞迪告诉哈内，罗耶尔律师那天晚上来到过她的床前，“所以他不用出去”。事实上，查瑞迪、哈内以及罗耶尔先生之间关系的安排就是同族通婚的模式，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出去”。小说就这样将北多尔摩的“文明”转变成了原始的“杂交”，查瑞迪与她哥哥睡觉，与她父亲结婚。

但是《夏日》不仅将北多尔摩变成了山区，而且将山区变成了北多尔摩的形象，甚至变成了那个商业和“诉讼”中心——奈特莱顿(Nettleton)的形象。这一点在查瑞迪妈妈的山区葬礼这个未加修饰但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对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没有带给这个世界任何东西，因此我们也应该什么都不带走。”牧师这样说。而其背后人们在争吵谁应该拥有死者留下的炉子，争吵达到了顶点“是我到克莱斯顿(Creston)买了它……所以我有权把它从这带走……”但是更加令人困扰的是，查瑞迪的母亲在奈特莱顿“慈母般”为人堕胎者的身份令她具有奇怪的双重身份。她不仅与查瑞迪说话的方式就像她“自己的妈妈可能跟她说话的方式”一样(而且提出让查瑞迪抛弃她的孩子，就像查瑞迪的妈妈抛弃查瑞迪一样)，而且她说话的方式就像小说中“必须自己谋生的女士(尤其对于一个母亲)”一样，这个方式就是查瑞迪母亲谋生的方式——卖淫。因而，如果说文明的北多尔摩最终提供了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形象，那么山区——人们对私人财产争论不休——反映了一种性资本主义，妓女出售自己，与姐妹—女儿奉献自己形成对比。

在《夏日》中，奉献与出售、同族通婚与异族结婚、原始与文明之间的区别一直存在，但存在的地点并不总是相同。哈内付给罗耶尔10块钱作为膳食和使用马车的报酬，罗耶尔将钱作为“礼物”给了查瑞迪，查瑞迪用它买了衣服，当哈内看到她穿着新白裙的时候，“她在他的眼中读出了自己的回报”。这10块钱既是支付也是礼物。当它以查瑞迪穿着新衣服的形式回到哈内那里的时候，它既是礼物也是支付——一个给他的礼物(超过了他用这10块钱所买的东西)和一个对她的支付(他眼中“回报”的价值)。查瑞迪将哈内给她的胸针抵押用来堕胎，罗耶尔给了她的40块钱用来赎回抵押：查瑞迪被赠予了那个胸针，同时她也为此付了钱：这究竟是一个购买还是一个礼物？

与女性在市场中的出现相伴而来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理解，一个是对“现代”婚姻契约的理解，另一个是对女性奉献自己的意义的理解。西部及白人奴隶故事通过否认卖淫的存在把婚姻从卖淫中拯救出来，婚姻不是奴隶制，又是没有它也能存在的爱情的附带现象。《乡村习俗》和一个女权主义对婚姻的评论将婚姻等同于卖淫：“女人的私人利益”，吉尔曼在《女性与经济学》中写道，“与她们赢得和控制另一个性别的能力有着紧密的关系。当我们面对这个事实——在公开的罪恶市场上——时，我们感到恐惧而厌恶。当我们看到相同的经济关系……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清白、可爱而且正确。”婚姻如果不是有爱而没有契约，就是只有契约没有爱；新娘不是爱人就是妓女。

但是，如果爱人和妓女在理论上可以被描绘成在性关系上占有两个全然不同的地位——一个是奉献，一个是出售——的话，那么《夏日》可以说有意在这两个地位之间造成了混淆，甚至坚持认为——通过妻子的形象——尽管在理论上奉献和出售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在现实中两者不可分离。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出版于1922年，写于1921年，根据在1914到1920年之间进行的一项研究写成)中，马利诺维斯基对特洛布里恩岛民(Torbriand Islander)间的经济交易提出了一个分类法，包括“纯粹礼物”(特有地存在于“丈夫与妻子”或者“家长与孩子”之间)以及“纯粹而单纯的交易”(特有地存在于不同村庄的人们之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他1925年的专著《礼物》(The Gift)中对马利诺维斯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否认存在纯粹的礼物，并断言马利诺维斯基认为丈夫给妻子的礼物是“无私的”这个观点尤其误入歧途；这样的礼物反而应该用特洛布里恩岛民的模式被理解为mapula，即“一个丈夫连续付给妻子性服务的工资”。这个争论在《夏日》中的解决方法就是坚持认为婚姻既是礼物又是买卖。

表达这个观点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认为，对婚姻的攻击和对婚姻的辩护共同导致了现代意义上婚姻内涵的转变。对婚姻的攻击认为婚姻只不过是一个契约关系(能够与卖淫区别开来仅仅因为一个是“瞬时交易”，另一个是“一生的讨价还价”)，而对婚姻的辩护则认为婚姻是爱的表达，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交换因素参与其中(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婚姻与“自由性爱”无法区别，犹如契约婚姻与卖淫无法区别)。因此，尽管像威廉·狄恩·豪威尔斯这样的读者抨击罗伯特·赫里克的《在一起》，认为作者“同情通奸”以及“自由性爱”，尽管海瑞克否认有任何这样的同情，但是攻击和辩护都没有抓住《在一起》中真正全新的观点，即通奸的不相干性。正如托尼·唐纳(Tony Tanner)在《小说中的通奸》(Adultery in the Novel，1979)中所刻画的，通奸是“中产阶级小说中最主要的话题”，因为通奸把“欲望”与“契约”分离开来，对“社会结构”进行了“正面攻击”。唐纳说，“社会”通过离婚“来解决通奸问题”，但是在他讨论的所有小说中(《选择亲缘》[Elec.tive Affinities]、《波拉莉夫人》[Madame Bovary]，《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a]等)，“离婚都没有出现，而且感觉离婚并没有为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任何根本的解决方法。似乎小说家们已经意识到，离婚是一个顺应时势的表面现象，是一种法院用来掩饰和压抑极度转折的回响和通奸含义的辩论术。”《在一起》中也没有出现离婚。然而，《在一起》完全致力于把离婚变成流行的现象学——即要求一个人的法律义务和一个人的性欲望相一致。从这个立场来看，对通奸的抨击就是对“中产阶级”小说情节的抨击。如果我们接受唐纳对于中产阶级小说情节的阐述，那么这种情节的设计就是要夸大形式与感情、法律与爱情之间的矛盾。

《在一起》首先通过支持这种矛盾来否定这种矛盾，把现代婚姻描绘成似乎已经是通奸行为。当《在一起》的开场中牧师问到“是谁给了这个女人婚姻？”这个问题时，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很“幼稚”：“当然是她自己!言语只是一种派生的形式……”“契约的夫妻双方”以及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夫妻认为，正是超越了形式的言语才使他们的婚姻“区别于”他们父辈的婚姻，使这些新婚姻“印象更深”。既然把现代夫妻带到“一起”的不是“言语”而是他们的“欲望”，那么现代夫妻似乎已经拒绝了社会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婚姻似乎已经是通奸的了，以契约为代价而满足了欲望。然而，这样的婚姻没有爱，没有“充满热情的彻底的结合”，反而有“陌生的隔阂”；没有“形式”的“感情”伴随着没有“感情”的“形式”。因此，《在一起》把通奸问题当成它的前提，然后继续把婚姻想象成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唐纳的说明中，对通奸的抨击中包含了一种以“热情”为代价的向“形式”的保守退却，但是《在一起》把契约转变成了欲望的文本。小说拯救了婚姻契约，但是其拯救的方式不是坚持认为婚姻契约比人的感情还要重要，而是在人的内心建立适合契约的感情，实际上就是把那些感情不仅想象为能够在契约中表达出来，而且想象成只有在契约中能够表达出来。对于理想的现代婚姻来说，契约作为“欲望”的表达不仅把形式和感情合为一体，而且消除了形式和感情之间可能存在的对立。海瑞克笔下的契约夫妻最想要的就是签订契约。契约就是伊莎贝尔最想要的东西，她在小说的结尾真正想变成她从一开始就想成为的人，一个“真正的妻子”。婚姻契约对她的欲望来说既是工具又是最终目标。因此这样的爱(支持离婚者口中的“自由性爱”，他们希望“有一天性行为能够完全被认为是隐私，不受任何州法律的约束”)以及这样的婚姻(天主教和主教派反对离婚者口中的“神圣结合”)都不够满足她的需要。这两种主张割裂了爱情和法律，不是把婚姻契约提升到了“圣餐”的地位，就是完全摆脱了契约。但是，对于《在一起》中的“契约夫妻”来说，没有契约的爱是不可想象的。小说结尾对婚姻的改革(他对“生意的新兴趣”引起了他对她的兴趣)是某种离婚和可以被称为一夫一妻制的再婚戏剧的蹩脚预演。与其说《在一起》中的婚姻契约是欲望的合法形式，倒不如说婚姻契约为欲望设定了合法形式。

起先，或者至少在“男女乱交的条件下”，“男人并不像他们在文明社会中被寻求一样出于激情寻找妻子，因为爱的激情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摩尔根写道：“那时的婚姻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是为了方便和需要。”是方便和需要而不是财产，因为摩尔根所称的对财产的“激情”像爱的“激情”一样，要求更高的境界——“人的头脑中对财产的概念开始的时候很微弱，慢慢到最后成为最主要的激情。”“正是这种力量把雅利安人和闪族国家带出蛮荒进入文明。”因此，一夫一妻制的明显标志，正如19世纪的美国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就是爱与财产重叠。这就是《夏日》把所有的礼物看成购买、把所有的购买看成礼物的含义；这就是查瑞迪与罗耶尔律师结婚、他说她是个“好女孩”、她说他是个“好人”的含义。在这个“商品”[13]交换中，再也没有礼物与购买之间选择的问题了。

事实上，沃顿比摩尔根更胜一筹，她认为对财产的热烈感情存在于而不是继承了原始的乱交条件。因此《夏日》中表现乱伦的这个特点不仅使之区别于摩尔根的原始乱交，而且区别于更加流行的一些文本(如简·韦伯斯特的《长腿爸爸》)和更加深奥难解的文本(如沃顿自己未出版的《“比阿特里斯·帕尔马托”片段》[“Fragment of‘Beatrice Palmato’”]，以下简称《片段》)。像苏珊·雷诺克斯和查瑞迪一样，韦伯斯特的女主人公出生的时候也没有父亲的姓氏，她的名字杰露莎·阿伯特(Jerusha Abbott)是随弃婴收管所所长的姓氏，她在这个收管所长大，之后在一位“不知名的”(他希望保持“匿名”的身份)资助者的帮助下，她离开收容所走入了社会。这位不知名的资助者让她称他为“约翰·史密斯先生”，这样更使她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名字，于是她给自己起了新名字“茱迪”(Judy)，很自然史密斯先生就成为了“长腿爸爸”，即《长腿爸爸》中那些信的收信人。这里契约的约定很清楚：这些信都是“完全义务性的”，是“史密斯先生要求的”，以此换取茱迪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是茱迪选用的名字把雇主变成了父亲(“亲爱的爸爸”)，把拥有自己名字的人(杰维斯·潘德雷顿[Jervis Pendleton])同时想象成她的兄弟(“杰维斯少爷”)，高潮处她使用了所有的名字(“我最亲爱的杰维少爷长腿爸爸潘德雷顿史密斯”[My very dearest Master-Jervie-DaddyLong-Legs-Pendleton-Smith])，把他当成了丈夫。如果一个人生来没有父亲的姓氏，那么为自己选择一个姓氏就意味着选择丈夫，在《长腿爸爸》中就是选择一开始就失去的父亲的姓氏。一个孤儿写信给“陌生人”的契约义务把这个陌生人转变成了她的“家庭”，由此消除了所谓的契约义务。乱伦对于一个女大学生的后果就如同白人奴隶制对于妓女的后果——它使她失去了公民身份：“女性是公民吗？”茱迪问她的父亲。“我觉得她们不是”，茱迪自己高兴地回答。在事情的正常发展过程中，杰维斯·潘德雷顿登场的时候，茱迪正要被从孤儿院的“家”赶出去找工作，韦伯斯特让他成为她丈夫之前先成为她父亲，这样就保证她永远没有必要离开“家”，婚姻不应该被理解成她已经找到的工作。

在《片段》中，沃顿把爱与契约之间的距离定得更远。当比阿特里斯·帕尔马托的父亲“深深地插入她饥渴的身体”，而她跌入“极乐的深渊”时，父亲对他的女儿喃喃地说：“我的小姑娘。”父亲对女儿的强烈欲望与女儿对父亲的欲望惊人地相似。但是，如果说比阿特里斯的情欲(像茱迪的情欲一样)带有乱伦性质，这种说法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明确地把她的情欲与她对丈夫性行为的厌恶进行对比：她对父亲“充满情欲的渴望”实际上是她对“枯燥悲惨的婚姻”的反应。乱伦同时也是通奸。

但是《夏日》像《在一起》一样(只不过影响力更大)，对通奸以及揭示婚姻并没有实际的作用，而且合乎逻辑，最多不过是乱伦。罗耶尔律师在查瑞迪眼里就是沃顿所说的“男人”，只要他不仅仅是一个父亲(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个爱人)，而且不仅仅是一个丈夫(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个妓女的客人)。“那是一个男人在讲话，”在“老家周”庆典上有人这样评论罗耶尔的演讲。沃顿说，也就是在同一天，罗耶尔“坚定的”“形象”首次穿透了查瑞迪“梦想”中“燃烧的薄雾”，“如此清晰地矗立着”。演讲的内容是关于离家出走开创事业的男人，在“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之后“永远地(for good)[14]回到了家，”罗耶尔这样说，“回家并不是为了坏事(for bad)……也不是为了获得家人的漠不关心……”换句话说，这个演讲是关于家庭生活和远大抱负之间的联系、关于在家创业、关于消除沃顿在别处所称的“个人”与“生意”之间关系差异的演讲。从这方面来说，《夏日》既表现了一种生意心理，即要求人们热爱自己的工作，也表现了一种婚姻心理，即鼓励人们与配偶离婚，然后与情人结婚。

苏珊·雷诺克斯拒绝结婚后(就像菲利普斯笔下其他的事业女孩一样)仍然是苏珊·雷诺克斯，贝丝·欧德琳和杰露莎·阿伯特结婚后成为贝丝·温特斯和茱迪·潘德雷顿，而查瑞迪·罗耶尔用她父亲的姓换了丈夫的姓，她既保留了又成为了查瑞迪·罗耶尔。查瑞迪爱情形成的基础既不是回到具有史前婚姻特点的乱伦关系，也不是对这些关系的否定，而是把它们转变成了婚姻。《夏日》真正抨击的是把情欲从财产中解救出来，这种解救在《长腿爸爸》中通过把婚姻变成乱伦得以实现，在《夏日》中通过乱伦和通奸的合而为一而得到保证。情欲本身并不比财产本身更加令人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遵从习俗的《夏日》比违背习俗的“比阿特里斯·帕尔马托”更加具有影响力。婚姻得以全新阐释，因为沃顿对于家庭渊源的调查最终证明是一个重组家庭的方法。

4 成功

虚构的交易

“她会做什么？”这是亨利·詹姆斯在其《贵妇画像》纽约版(1908年)的序言中两次提到书中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彻(Isabel Archer)时提的问题。答案是结婚，一个对19世纪小说女主人公来说再寻常不过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与亨利·詹姆斯本人的答案恰恰相反。他在给格雷斯·诺顿(Grace Norton)的信中写道：“我不会结婚。”那时他正在创作而她正在读这本小说。此事几个月前，在给威廉·狄恩·豪威尔斯的信中他写道：“在我身上能发生的重要事情只有死亡和结婚，至今我一件也没做。”他随信附上了该书的前几章。他做的事情就是写作。他1880年的书信中洋溢着似乎伴随着《贵妇画像》一书创作而来的自信与成就感。他在一年前给威廉的信中就曾提到：“我必须尝试寻求比我已经取得的成就更大范围内的成功。”在写信告诉格雷斯，他永远不会结婚时，他已经能够把这本书称为“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正是他一直在追求的“成功”。因此伊莎贝尔会怎么做这个问题就成了亨利会怎么做这个问题的答案。《贵妇画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也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当然有人可能认为，这些答案应当被理解为既截然相反又殊途同归。詹姆斯总是把自己没有结婚的事实与“个人新闻”的匮乏挂钩，伊莎贝尔必然结婚无疑是因为对于处在她那样环境中的年轻女子来说，想要做任何不带有私人性质的事情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研究19世纪晚期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会使私人与公众进行换位，我们也看到婚姻本身开始被理解为进入市场而不是退出市场的方式。这并不是说伊莎贝尔是为了金钱而结婚的(在某种意义上，她结婚的目的恰恰相反)，而是说《贵妇画像》把她会嫁给谁(她会怎么“做”)这个问题看成非常类似于一种事业的选择。《贵妇画像》中找“事情做”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寻找一种满足摩尔太太(Madame Merle)所称的“抱负”方法的问题，因此就逃脱不了寻找她所谓的“事业”的问题。

当然，把婚姻作为伊莎贝尔“乐意为自己做什么”的答案有些问题，并不是因为结婚看起来做不了什么，而是因为，正如我们对于白人奴隶的恐慌已经暗示的一样，如果它确实能做什么的话，那么它就做得太多了。“大多数女人，”拉尔夫·特切特(Ralph Touchett)谈道：“什么都不乐意为自己做。她们以一种或多或少适度的消极态度等待着男人过来给她们一个命运。伊莎贝尔的独特性在于她给人以一种有自己意愿的印象。”走出白人奴隶制的被动性，进入婚姻市场。当然，虽然人们认为写作像婚姻一样可以有一种超越市场的价值(豪威尔斯在《作家如商人》[“The Man of Letters as a Man of Busi.ness”，1902]里把生意刻画成艺术的“耻辱”，认为“不能真正用金钱标价的作品就不能真正用金钱支付”)，但是人们轻易地认为写作只有市场价值。甚至在贝拉米的《回首往事》一书所描述的废除了“买卖制度”因而市场也完全不复存在的乌托邦社会中，文学仍然作为唯一拥有市场价值的商品而幸存下来。在那个社会中，作者们按照他们的“版税”而获得创作“假期”，当然，版税的数量是由市场对他们书的需求决定的。“亲吻……是由爱决定的”，豪威尔斯说过。他的本意是说服年轻作家不要去追求没有内在价值的成功，但这却肯定了否定内在价值的价值原理。

从艺术或婚姻市场的角度来看，写作和结婚都可以被称为“事业”；但同样由这个角度来看，两者身上都有“可以做的事”这个缺陷。弗兰克·考珀伍德(Frank Cowperwood)，这个德莱塞《欲望三部曲》(Trilogy of Desire)(《金融家》[The Financier，1912]、《巨头》[The Titan，1914]、《禁欲者》[The Stoic，1947])的主人公，视“买卖股票”为一种“艺术”，也就是说是一种“纯洁简单的赌博”，或者借用新的期货市场术语，是一种“虚构的交易”。虚构交易中的虚构是下列事实的结果，即交换使得人们可以出售自己尚未拥有甚至不存在的商品，而不是农民和富有同情心的立法者所说的“真实事物”。因此，人们不用“生产”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而一旦商品开始存在就去“赌”商品的价值。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农民及其他们的代表们一直在试图限制这些“寄生虫似”的“投机者”活动，但由于区分“合法”的现买现卖带来的价格波动与“非法”投机带来的价格波动难度很大，所以他们的行动一直没有十分成功。现买现卖者与投机者都是赌徒，他们都在赌自己不能决定的价格。因此，考珀伍德事业中的大事——他对爱琳·巴特(Aileen Butter)的爱、他在1871年芝加哥大火引起的短暂恐慌中失去财产以及他在杰伊·库克(Jay Cooke)垮台所带来的“更广更持久”的恐慌中东山再起，如他自己所说，都是他不能“控制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伊迪丝·沃顿的《快乐之家》(纽约股票交易所中一家公司的别名)一书中，“风险”首先是男女之间性吸引的必要条件(莉莉·巴特和劳伦斯在确定他们结婚会冒极大的“风险”后激动不已)，其次是道德完美的必要条件(莉莉原本可以参与那个“本质卑鄙”的敲诈计划，以便获得金钱和社会地位的成功，但是她高尚地拒绝了，那个敲诈计划据说是不用冒“风险”的)，再次，最令人惊讶的，“风险”还是获得“力量”的必要条件(莉莉在著名的“活人画”[tableau vivant]中，面对着善解人意的观众，装作是雷诺德·劳埃德夫人[Reynold Lloyd]取得了成功，她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就是她感到“自己在冒着极大的风险”)。伊莎贝尔想要的是做事的快乐，但是进入市场的经历(最坏的像农民)就是放弃那个快乐的经历(最多就是像诸如考珀伍德和莉莉·巴特那样的投机者)，或者拿它换取来自“力量”“醉人的感觉”，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做，而是来自赌。

莉莉的力量取决于她有可以出售的东西——她自己——以及买家。《快乐之家》一书中的情节很大部分就是关于她越来越不顾一切、想方设法地试图为自己找到市场的故事。但是伊莎贝尔“做事”的愿望却取决于她“不”卖，因此就要求她否认她唯一拥有的就是她自己。“我一点也不能支配我拥有的东西。”相反，“每一件事都是一个限制、一个障碍、一个完全专断的东西”。所有权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障碍，因此成功的获得被转变为一个与约束的邂逅。就像哈罗德·弗雷德里克谈到其《市场》(The Market-Place，1899)一书中新富主人公时说道：“他比穷人吃喝能好一点儿……但是只在严格的范围之内。有一个确定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外，百万富翁能填饱肚子的饮食并不比乞丐多。”这里，弗雷德里克正在重复一个对“富豪”野心的传统困惑，要理解人们想要足够的钱来买想要的东西并不难，难的是理解他们一直有想要的欲望。但是弗雷德里克在表达了富人愿望的“明确界限”的同时，既提出又回答了富人要什么这个问题。他们想要伊莎贝尔想要的东西：不受限制。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欲望在美国生活和文学中是传统的欲望，经常出现在爱默生的作品中，尤其出现在惠特曼的诗《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中。在这首诗中，“融入”超出自我之外的冲动(“我发现我融入了片麻岩、煤、长螺纹的苔藓、水果、谷物以及蔬菜根”)使作家采取了一种占有一切或一无所有的逻辑，这个逻辑把客观性的概念理解为一种界限，因此对自我产生了威胁；任何没有被自我融入的东西都会潜在地融入自我。在爱默生与惠特曼的作品中，这种扩张主义的现象伴随着美国到太平洋海岸的真正扩张。然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人口普查的主管(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Cen.sus)已经宣布美国的“西进运动”告一段落。1893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认为边疆的界定就是“美国历史第一时期”的结束。其他国家的“发展”都有一个“限定的区域”，而美国的发展却一直来自于超出了既定界限的扩张，那个“新产品”“美国”就是持续扩张的结果。现在，随着边界的确定，这种不受限制的感觉只有在其他地方才能找到，如果古巴、夏威夷及菲律宾对于一些特纳同时代的人来说可以算作是一个这样的地方的话，那么金融世界可以算作是另一个离美国稍微近一点儿的这样的地方。

因此，《市场》一书开头就是一个“胜利”的场景(该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战斗结束了”)，一个“延伸到四面八方不受限制的、展开的征服”场景。造成这番景象的是一次股票交易，它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金钱(像任何成功的交易一样)，而且也带来了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感觉。索普(Thorpe)“垄断了所有的空头”；他控制了其他交易人卖空的一只股的所有股票，当这些交易人不得不移交他们已经卖掉的股票时，他们得从他那里买进，不管他出什么价格。当然价钱会很高，但是关键是，无论价格多高，它都是由索普敲定的。因此，索普的“乐趣”不在于想象价格会有多高，而在于感受他对价格的控制力。这就是弗雷德里克把索普的胜利定性为“某种看不到的胜利”的原因，也是“当索普试图为自己界定价格的界限时而有一种入魔的痛苦感”的原因。乐趣和权力感只有在偿付的时候才能想象得到，但是偿付只能是乐趣和权力的终止——“他今晚是不会考虑这些事情的。”

索普享受的东西是一种有时在市场上可以得到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决不是市场的特点，我们不能认为他有像考珀伍德那样的投机兴趣。因为尽管他把自己描述成“买卖差价”，因此对他所卖股票“财产的真正价值”并不关心(“如果没有这样的财产存在，那也会是完全一样”)，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投机者；他不去赌股票的涨跌。投机的乐趣在于利用你不能控制的环境，但是囤积居奇(例如垄断)的乐趣在于规划你能掌控的东西。垄断者的胜利与其说是在市场中取得的胜利，还不如说是超越市场的胜利。

因此，索普的野心是转型为一个绅士，一个“令城市里(这里的意思是市场里)所有事物都相形见绌的人”。但是作为一个绅士，尽管这让别人称他为“主人”，但并没有给他那种在市场中“碾碎”那些犹太人所带来的支配感。他在其乡村别墅“高贵索普”(High Thorpe)中的生活带来的只有无聊，没有感受到扩张，反而感觉到“蓄意的收缩”。为了回应这种界限蚕食的感觉，索普第一次发现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安德鲁·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1889)中向富人极力主张慈善事业带来的道德和社会利益，但他的良知更让索普信服，就是弗雷德里克所说的“古老的、潜在的、无形的对力量的欲望”。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无形是因为形式只是一种限制，像一栋房子(如索普的房子)，一旦买下之后，只会证明一个人对住房需求的界限，就像一个人所说的，是对一个人对住房权力的界限。而慈善事业是没有这种界限的：“我们眼睛所及的范围内，还有什么样的权力能像聪明、慷慨的慈善家们的所为那样带来如此多的回报，如此多的感恩，如此多谦恭的奉承？”索普赚钱的乐趣、碾碎那些犹太人的乐趣，只有捐钱的乐趣可以与之相比；只可惜捐钱的乐趣比积累财富的乐趣更大，因为，最终那些犹太人都会被碾碎(他们支付能力的界限也是一个人控制他们的界限)，而来自慈善事业接受者的“谦恭的奉承”却是没有穷尽的。

“他拥有了权力……他拥有了过度的财富”，“但是他能用这些来做什么呢？”伊莎贝尔·阿彻的答案与索普的完全一样——“富有，”她想道，“是一种美德，因为富有才有能力去做事。”如果刚开始唯一能与这种无限权力相称的是拒绝(瓦伯顿伯爵[Lord Warburton]，卡斯帕·古德伍德[Casper Good.wood])，那么默尔太太则提醒了她：“毕竟接受也是一种权力的运用。”的确，接受奥斯蒙德就是一种延续了伊莎贝尔拒绝逻辑以及索普慈善逻辑的权力运用；嫁给古德伍德或瓦伯顿是接受他们的权力所产生的界限(他们的财富、地位甚至男子气)，而嫁给奥斯蒙德则是运用她自己的权力，“与一个穷人结婚的权力”。奥斯蒙德提供了一个与之前拒绝一样不受限制的接受的机会。但是，正因为像伊莎贝尔这样“脆弱的人”能做什么这个“美丽”、“有趣”的“难题”在作者的纽约版前言中得到了解决，作者“真正让她‘做’了”，所以伊莎贝尔行动之时却最终证明是被别人行动之时：“您与我有什么关系，”她这样问默尔太太，结果却得到了一个答案：“一切。”这个答案与她自己想象通过与奥斯蒙德结婚能够行使的那个权力同样地不受限制。

寻求超越市场正如进入市场时一样是充满妥协的。在《美国人》(The A.merican，1877)一书中，詹姆斯构思了如下的场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受雇于百万富翁克里斯托弗·纽曼(Christopher Newman)，她的工作是复制卢浮宫的画。她站在要临摹的一幅作品前(显然是一幅意大利人的肖像)，向纽曼和他的朋友威林廷·贝里加德(Valentin de Bellegarde)承认她没有能力复制这幅画。为了说明问题，她先“横着”然后“竖着”用红漆在画上“乱画”。对画“没有鉴赏力”的克里斯托弗认为她“毁了”她的画；懂画的威林廷·贝里加德则认为“画得比原版要好”。他说：“现在更有意思了，这幅画讲了一个故事。”在写给《贵妇画像》的序言中，詹姆斯认为自己同特吉尼亚弗(Turgenieff)一样，是一个认为“角色”比故事(或者它的另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剧情”)更加重要的艺术家。确实，正是因为《贵妇画像》中的伊莎贝尔是一个“完全孤立的”、“独立的”角色，因此就出现了让她“有趣”的难题。当然，作者使用了与《美国人》一书中相同的写作技巧，使得伊莎贝尔变得十分有趣：詹姆斯加入了“一系列的搞笑角色”，那些“像马车轮子一样”“推动主题”的“巧妙手法”变成了“帮助把皇室从凡尔赛带回巴黎的渔妇”。詹姆斯所谓的作品“精髓”被其“形式”所破坏，“角色”被“故事”破坏，独立的伊莎贝尔只有不再独立才能变得有趣。

那么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感觉，即《贵妇画像》讽喻了作品的形式问题，但是也有另一个重要的感觉，即作品形式上的问题决不完全是形式上的。看到被涂改后的画后，因为它描绘了一个更加有趣的故事，所以威林廷问艺术家这幅画是否“出售”，她回答道：“我所有的东西都卖。”詹姆斯1879年所期望的更大成功的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上的成功。他希望能从《贵妇画像》一书中获得超过“他以前任何一本书”所能带来的连载版权。然而同时，他被书的(“并不辉煌的”)销售记录所迷惑(尽管詹姆斯绝对没有放弃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希望)。在写前言之前，他对他市场的矛盾心态已经转变为对其读者的矛盾心态，并且开始变得消沉起来：艺术家必须满足于“只获得‘聊以为生’的报酬”和“最低关注”，任何的超出部分只能算作是“赏钱”，一种“飞来横财”。“让她真正‘做’”的意义急剧消失，伴随而来的是更加急剧消失的“伊莎贝尔能做什么”的意义。伊莎贝尔感觉自己在她面前的世界中可以做任何她选择做的事情，现在这种感觉被“某种(艺术)天堂的梦想”所代替，在这个天堂中，不管艺术家已经做了什么，他都可以享受偶然的“小费”，享受“他没有摇而从果树上掉下来的果实”。这种果实可以看成是艺术获得的飞来横财。想象中的天堂是一个无人可以垄断的市场。

组织人

詹姆斯的最后一部小说《金碗》于1904年出版，只卖出了几百册。那一年美国最畅销的书甚至在出版前就卖了4万册(依赖1903年《野性的呼唤》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它就是杰克·伦敦的《海狼》，正好是一本冒险小说——“不可思议的商队与引人注目的海盗”——而《贵妇画像》则不是。但是伊莎贝尔的问题“她会怎么做？”同样存在于《海狼》之中，尽管是以一种略为明显的形式。“你靠什么谋生？”沃尔夫·拉尔森(Wolf Larsen)问汉弗莱·凡·威登(Humphrey Van Weyden)。答案是什么也不靠(汉弗莱是一名绅士)。从一个角度来讲，《海狼》的故事就是他学习“做事”的故事，这个故事以它自己的方式提出了某种类似《贵妇画像》中的技术难题；《贵妇画像》是构思一个能做事的女人，《海狼》是构思一个不能做事的男人。伦敦的解决办法是一开始就执著地描写汉弗莱的女人气：当“马丁内斯”(Martin.ez)号沉没的时候，他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就像那群“歇斯底里的妇女”；他在“幽灵”号(Ghost)上当“管家”，那是因为他的肌肉“又小又软，像女人的肌肉”；他35岁依然单身是因为他像一个“和尚”一样“不正常”，不懂“男女之爱”。这一切在“幽灵”号上都发生了改变，尤其是他在“爱情”上的无能：首先他迷上了沃尔夫·拉尔森(Wolf Larsen)的“男性”美，当诗人莫德·布鲁斯特(Maud Brewster)爱上沃尔夫·拉尔森时，汉弗莱更“迷恋”沃尔夫对莫德脉脉含情的眼神。在这最奇特的三角恋情中，汉弗莱通过迷恋一个爱女人的男人而学会了爱女人。在《海狼》一书结尾的胜利时刻，汉弗莱想道：“我成功了。”同时莫德也大声欢呼着：“你成功了。”他们在庆祝他成为了一个男人，这种成功的前提是他原先行为举止“像”个女人。

与《贵妇画像》形成真正对比的冒险小说的范式并非是一个男人在一群男人中的冒险，而是一个男人变成一个男人的冒险。这个范式也是一个男人变得“更像女人”的冒险，如脑瘤像一个“巨大的忧虑”把沃尔夫“消耗”到完全不能走动。拉尔森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嘲笑汉弗莱对“灵魂”的理想主义者般的信仰，并且在辩论中一再占上风，但是疾病使他瘫痪，最终结束了他的生命，这本身就是汉弗莱理想主义的胜利：“囚禁在这副皮囊之中，那无比的智慧……在燃烧；它在寂静与黑暗中燃烧。它脱离了肉体。对于那个智慧来说不存在客观的肉体。它不知道肉体。世界不是肉体。它只知道自身以及黑暗的无穷和深邃。”沃尔夫灵魂的证明不在于灵魂逃脱肉体，而在于灵魂被肉体埋葬。沃尔夫的唯物主义在于他相信与其“奋斗”不如“活着”(“富有是一种美德，”伊莎贝尔·阿彻这样想，“因为富有代表了能做，而且……做只有可能是甜蜜的”)；那种唯物主义的失败就是把“做”退化到“生存”：“生存是他唯一剩下的东西。”在瘫痪中，沃尔夫面临着“世界”转变为“无名小卒”的“无穷与深邃”，他变成了汉弗莱，双腿“没有知觉”，双手变得“麻木”，“刺骨的麻木”“席卷了全身”，“慢慢渗入到”他的“内心”，如同漂浮在“灰暗、原始、一望无际的”旧金山海湾上。最后，沃尔夫本身已经不能回答那个最初汉弗莱在社交、职业和爱情方面都无法回答的问题：“你能做什么？”因此，《海狼》的逆剧情重复并升华了《贵妇画像》的剧情：伊莎贝尔“面前的世界”变得“非常渺小”，沃尔夫·拉尔森的世界则完全消失了。

但是，沃尔夫结局的绝对性同时暗示了与伊莎贝尔结局的不同，因为即使伊莎贝尔的世界变小了，但在那个世界中，她已经“自由”了。她的自由之处在于沿着一条“直路”她回到了婚姻中，并去扮演潘西(Pansy)继母的角色。“没有孤立的男人或女人这样的事儿”，默里夫人告诉伊莎贝尔。伊莎贝尔回到奥斯蒙德身边等于放弃了对无所不能的孤立的幻想，这种放弃比默里夫人想象的还要决绝，甚至比瘫痪让沃尔夫放弃了幻想更要决绝。确实，默里夫人自身“伟大”野心的失败，就像沃尔夫野心的失败，可以被说成现代野心历史的转折点。沃尔夫的“野心”是拿破仑式的。然而，尽管他梦想像科西嘉人一样伟大，但是“机会”却从来没有降临过。他能达到的顶点就是成为“一艘船的船主和主人”，嘲讽了帝国般的自我扩张，瘫痪使他失去了一切，只剩下了自我。拿破仑式征服世界的野心在这里(就像《贵妇画像》一书中默里夫人被描述为“伟大的、宽广的世界本身”)被理解为成为世界本身；克服外在限制的努力最终使外部事物完全消失。但是这种希望人的能力没有限制的愿望反而被表现为完全不可能做任何事。与伊莎贝尔“所有事”都“有关系”的默里夫人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为了“美国”而放弃世界；体现了“动词‘做’”的沃尔夫·拉尔森“没做出什么事儿”。反而是世界变得“很小”的伊莎贝尔嫁给了奥斯蒙德，正是汉弗莱而不是沃尔夫·拉尔森最终找到了伴侣并成为“幽灵号”的主人，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从这个角度来说，《海狼》像《贵妇画像》一样以婚姻为结尾意义重大。因为如果对于19世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来说，嫁给拿破仑是最接近成为拿破仑的途径，那么《贵妇画像》和《海狼》中的婚姻可以说提供了一个使成为拿破仑的愿望变得过时的方法。婚姻通过改变了依赖的噩梦而改变了独立的梦想，把迄今为止的噩梦转变成迄今为止的梦想。所以，虽然像安布罗斯·比尔斯那样的读者对《海狼》中的“无性恋人”颇有微词(而且尽管汉弗莱自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从不懂“男女之爱”中进步了不少)，但是汉弗莱最终结婚对伦敦重写野心是非常重要的。他结婚的愿望既模仿了又改变了沃尔夫的愿望。这一点也同样重要。当然这种模仿在于一种灵感，只是沃尔夫对默德的欲望带来了汉弗莱对默德的欲望。但是沃尔夫的欲望(就像他巨大的野心一样)导致了他的瘫痪。当他正要强奸她时，他的头疼得非常厉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助和害怕”。

要满足拿破仑式想象的要求，就必须超越詹姆斯所谓的“界限”和伦敦所谓的“墙”，这种超越对于伊莎贝尔来说体现在“嫁给一个穷人的能力”，对沃尔夫来说则体现(或者说是脱离)在他灵魂的解放，同时也是他肉体的瘫痪。但是“自由”回归到奥斯蒙德身边的伊莎贝尔把她行动的限制变成了行动的可能性。为了能让她做点儿事，那个她选择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世界必须被改变成一个她所能做的最大的事儿就是帮助潘西嫁给耐德·罗西亚(Ned Rosier)的世界，改变的途径就是她与奥斯蒙德结婚。而从一名“绅士”沦为工资“奴隶”的汉弗莱摆脱了奴隶的身份，没有再次成为“绅士”，而成为了一个“配偶”，先是沃尔夫的然后是默德的，显而易见他从独立沦落为依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把曾经的依赖变成了现在的“自立”。最终我们从这些文本中看到的不是野心的失败，而是某种对野心的观点的失败，是某种野心的消失，那种代表了19世纪小说拿破仑式的野心，同时也是拿破仑式的野心被新形式的野心所替代的开始，这个新形式的野心并不是消除“界限”，而是由界限所定义的“成功”。

换种方式我们可以说，在伊莎贝尔和汉弗莱的婚姻中我们开始看到某种成功的官僚化。自我雇用的企业家被拿工资的工人所代替这一事实是大众关心的重点，它一直是美国社会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丹尼尔·T.罗杰斯(Daniel T Rodgers)引用了塞缪尔·艾略特(Samuel Eliot)1871年的主张，即“让一个人拿工资就是让他处在依赖的位置上”，并且在1903年继续指出，当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kers)主席说“普通挣工资的人已经下定决心做一个靠工资吃饭的人”，而且已经“放弃了”做“资本家”的“希望”时，“他在中产阶级中引发了抗议的风暴”。确实，到1912年，大多数美国人不再为自己或是作为“一名合伙人”而工作，而是作为“员工”或“企业的雇员”而工作，伍德罗·威尔逊基于这些事实可以发动一场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伊莎贝尔对“独立”的爱——她爱得如此之深——以及她“独立”的丢失给正在转变为“新”中产阶级的“旧”中产阶级带来了最普遍的噩梦之一。然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默里夫人对事业的鼓吹(汉弗莱与伊莎贝尔最终都获得了事业)达到了顶峰。因为事业——晋升的前景、专业的认可、把工作重新改写为职业、把工作色情化——对新的工薪中产阶级的作用(在生活中，如果在艺术上没有那么强的力度的话)与无穷无尽的积累的故事对旧的中产阶级资本家的作用一样。

这并不是说积累财富的故事已经完全没有了它的魅力，也不是说随之而来的充满矛盾的“绅士”理想也失去了魅力。矛盾之处在于生于富贵之家的人和白手起家的人之间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可以随着时间而抹平(19世纪小说中最常见的一幕就是，今天的绅士就是昨天的商人)，或者更有创意的是(如果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二者可以重新改变成互补的事物。早在霍桑的《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一书中，贫穷而诚实的工人霍尔哥里夫(Hol.grave)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地主，这既是通过家族权利使他获得真正属于他的东西，又是对他正直的回报；稍后，在小霍雷肖·阿尔杰的《挣扎向上》(Struggling Upward，1890)一书中，贫穷但是诚实的卢克·拉金(Luke Lar.kin)向他的雇主展示了他的“优良品质”，而他的雇主结果证明竟是他的表兄，就此成为他的“监护人”。在阿尔杰的作品中，积累财富与继承财富可以轻易地转化，因为积累财富的资本家和继承财富的绅士从本质上来讲都是独立的；而本质的不同存在于他们和工薪社会之间，如邓肯王子(Prince Dun.can)冒充贵族，但是他甚至连“绅士”都不是，因为他不会为儿子的赌债还钱，受到贵族野心的趋使，他投身于灾难般的股票投机交易，这只会表明他原本就缺乏自立。人们经常评论说，在阿尔杰的作品中，盲目的运气对于他那些品德优良的年轻人取得成功来说至关重要，这有点儿冲淡了他那些白手起家的“神话”，但是阿尔杰小说的重点在于说明运气并非是盲目的。《挣扎向上》的副标题可以换成《卢克·拉金的运气》，因为运气被表现为具有“良好素质”，所以卢克的“成功”应该被理解为他品质的标志，而不是对他所作所为的奖赏或者他获得成功的条件。

出于同样的原因，《挣扎向上》一书中真正不断努力拼搏的人被展示为那些不配、不被允许呆在社会顶端的人，仅仅因为拼搏这个事实。野心勃勃的邓肯王子和他的“贵族”儿子伦道夫(Randolph)被揭露为不诚实的(因此不幸运的)的骗子，被“发配西部”，到了那里之后，“伦道夫只是一个周薪4美元的办公室杂役”，将无法向上爬；更重要的是，爬上去的真正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获得上流社会和/或企业家的独立的可能性——已经被等同于不诚实。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一些对上流社会持有比霍雷肖·阿尔杰更加令人信服主张的作家们带着怀疑的态度看待往上爬。在胡斯克瀑布，弗吉尼亚人被人们谣传为一个“活跃分子”(rustler)，按照威斯特的说法，这个词带有“许多含义”，但是在“所有词典”里都找不到。然而，所有的含义中没有一个贴合弗吉尼亚人。他不是“某种马”，不是一个“偷牛贼”；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是一个盛气凌人、“充满活力、干劲冲天的”新年轻人。在威斯特(以及贵族莫莉)的眼中，正是这一点把他与其他“胡斯克瀑布中最想往上爬的年轻人”区别开来。弗吉尼亚人是一名不需要奋发的“绅士”，因为他没有必要往上爬。

但是同时，《弗吉尼亚人》为“往上爬”想象了某种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那种西部在人们印象中应该提供的空间——那个弗吉尼亚人攒钱买地，成为蒙大拿州一名独立的牧场主；在另一种程度上是那种在胡斯克瀑布变得越来越常见的空间。因为弗吉尼亚人的故事首先是一个自我发展的故事——他从牧牛工做到代理工头，又从代理工头升到工头。与著名的青蛙农场谣言相关的特兰帕斯(Trampas)受辱事件从公司政治的角度得到了解释——“作为一个牧场的老板，他击败了特兰帕斯，后者是对手牧场的老板”。当一个“残忍的”“胜利的表情”浮现在弗吉尼亚人常常是“绅士般的”脸上时，那并不是因为他与特兰帕斯的决斗，或是著名的决斗威胁(“当你那样叫我的时候，笑一笑”)，而是因为他得到了消息说，特兰帕斯“有势力的朋友”，“那个老工头”，已经换了工作。因此，从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尽管弗吉尼亚人以他文雅的举止区别于那些东部一心往上爬的年轻人，但是从另一个同等重要意义上来说，他不仅是他们的对立面，而且是他们的救赎：在西部，公司政治可以看做是对男人气概的检验，对雇主不光彩的“依赖”变成了值得赞美的对他的忠诚。

最重要的是，“往上爬”变成了继续安分守己/坚持自己的原则。《弗吉尼亚人》开篇的时候，弗吉尼亚人与他的挚友史蒂夫(Steve)都是牧牛工，他们一起工作，一起打闹。故事发展到结尾，史蒂夫成了一个“活跃分子”，而弗吉尼亚人应老板的要求以及自己正义感的驱使对其处以私刑。“你有一个朋友，你们的道路完全相同”，弗吉尼亚人说，但“后来你的朋友一心想发财并成为当地的重要人物。多年以后，你成了亨利法官牧场的工头，而他则横尸在棉花田里”。尽管正是弗吉尼亚人实际上往上爬了，但是一心想发财并成为当地重要人物的是史蒂夫。“我一直都在原来的路上，而他却走了另一条路。”当“充满干劲的人”变成了偷牛贼，活跃分子的含义也相互转换。“活跃分子”的另一个选择是做一名工头。“什么是工头？”莫莉的母亲在听到订婚的消息时问道。“一种高级仆人”，她姐姐给出了一个沮丧的回答。但是因为她的姐姐不能超越自我雇用和依赖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所以她并不明白这个问题。干劲冲天的年轻人对活跃分子的吸纳，活跃分子与工头之间的对立，这一切使工头没有必要干劲冲天。工头的抱负是一种纯粹的“抱负”，即往上爬就是保持原状，是一个“绅士”的事业。

从这个立场来看，小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卢克·拉金与威斯特笔下的弗吉尼亚人之间的差别虽然真实存在，但又并非绝对。说它真实存在，是因为卢克与弗吉尼亚人不同，他没有获得工资，而且也没有得到提升；他因为出色的工作得到一个“慷慨的礼物”，而该书中唯一获得“提升”的是不诚实的鼓手J.麦迪逊·古尔曼(J.Madison Coleman)，他最终去了乔利埃特(Joliet)的监狱。但是这种差别又并非绝对，这是因为尽管弗吉尼亚人拥有既有工资又有晋升的事业，但是像卢克·拉尔金一样，这一切都是他“优秀品质”的结果。确实，《弗吉尼亚人》的要点从这个立场来看可以被理解为试图重新塑造成功与性格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似乎已经被自我雇用的自立打破而消失了。独立的牧场主/企业家向“买卖差价”的投机者的转变使所有这些行为像是偶发事件。从这个观点来看，对体现在卢克身上的“辛勤工作”和“自我牺牲”的赞美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认为是承认两者之间毫无关系。在市场上，幸运比作个好人更加重要。但是弗吉尼亚人的事业使得工作又一次带来了回报：把工人放到管理层可以使他摆脱工资奴隶的身份，也不用去从事投机。弗吉尼亚人员工的身份是他获得“一切”的源泉而不是障碍：“受到承认、更高的地位、更好的运气、有一所独立的房子和……他想要的女人。”“运气的游戏”(就像那场扑克牌游戏，最后特兰帕斯被命令微笑，或者像特拉帕斯的反抗，与“扑克牌游戏”很像，最后是弗吉尼亚人得到了晋升)结果成为宣扬“优秀品质”的场所，与投机倒把毫不相干。《海狼》和《弗吉尼亚人》是解救中产阶级力量的实验。

詹姆斯临终前，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给他“敬爱的哥哥姐姐”口述了一封署名为“拿破仑”的信；信中描述了他关于卢浮宫和杜乐丽(Tuileries)的“计划”(其规模的宏大程度超过了法国有史以来的任何建筑)，并且在信的结尾处强调不能对这些设计或任何“你们亲爱的拿破仑未来的项目”进行“任何经济或艺术上的修改”。默里夫人也有说出来会显得荒谬的野心。詹姆斯的事业，就他对事业追求的强度而言，代表了这些帝国野心的毁灭与重生。纽约版的失败标志着大师失去了对市场的掌控，而《贵妇画像》一书的前言读起来就像是对这种失败的预言式的承认。市场的皇帝们，像伊莎贝尔一样，认为自己有无限的能力，最后也像伊莎贝尔一样“完了”。确实，完全无助的幻想与全知全能的幻想是如此接近，以至于在像弗兰克·诺里斯的《章鱼》(The Octopus)这样的书中，甚至两者之间的叙述差异——伊莎贝尔的所作所为转变为她行为的结局所需要的时间——都开始消失；麦格纳斯·德里克(Magnus Derrick)想让自己成为“大师”的渴望与他看到自己的“机会”时那种赌徒般的兴奋是一致的。“机会来时能发现，机会走时能承认……掌握机会，抓住机会，不加思考，不计后果，把一切都赌在风险上，那才是天才。”牧场主的语言把农夫和投机商做了对比，但是德里克集农夫和投机商于一身。他代表了致力于自治的农夫进入市场的范围，使完全独立的环境变成了完全依赖的环境。麦格纳斯·德里克想象自己“不加思考、不记后果地”“控制着局面”，其实这个局面他完全控制不了。这就是诺里斯版的沃尔夫·拉尔森的瘫痪，万能与无能分不清彼此。

但是如果说在《贵妇画像》的创作过程中，詹姆斯坚持了自己“诚实的个性”，认为成功比结婚要好，由此表明了他野心的程度，那么在《贵妇画像》这部著作中，婚姻破坏了“诚实的个性”，而且已经开始看起来像是成功的途径。当沃尔夫坐在甲板上昏昏欲睡时(“绳子”，“用他的话说”，“就像是股市一样忽上忽下)，汉弗莱和默德正在重建“幽灵号”，并且讨论着默德所谓的“拆除”“古老的万神殿”(“拿破仑、恺撒以及他们的随从们”)，建立一个“新的万神殿”，他们两个达成共识，殿中将供养一个“现代的英雄”(“这个英雄将更加伟大，因为他是现代的英雄”)，那就是斯坦福大学的“约旦博士”(Dr.Jordan)。大卫·斯塔·约旦博士是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在斯坦福之外因其种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而闻名。他对吞并古巴或菲律宾的反对其实与《海狼》一书的主题没有多大关系——是他对真理的实际检验引起了默德的注意，“我们能让它起作用吗？我们能把生命交给它吗？”——但是他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也并非完全不相干。1898年，他对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作了一个演讲，演讲稿被多次印刷，并成为他的《帝国的民主》(Imperial Democ.racy，1899)中重要的篇章。他不仅反对将古巴和菲律宾“据为已有”，而且反对诸如此类的帝国野心，反对激励了“罗马帝国”、“纳尔逊”、“威灵顿”和“拿破仑”的那种“诱人的”、“令人兴奋的”“梦想”。他罗列了三个反对帝国主义的理由：“首先，统治权是残忍的力量；其次，被占领国是奴隶国家；再次，塑造人比建立帝国更加重要。”正是第三点对他意义最为重大，而且在那个时期的文学中获得了共鸣。

确实，对外领土扩张，对内垄断——这种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认为由美国西进运动带来的“美国精神”的双重表达，随着西进运动的结束，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从这一立场来看同时也是对旧式“占有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的怀旧。“新”个人主义将在构建界限而非消除界限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疆域。因此，进步时代最典型的“英雄人物”，即“有势力的人”，莫过于德莱塞笔下的“天才”，他最终成为能够“管理人”的“优秀管理者”。尤金·维特勒(Eugene Witla)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画家，但是《“天才”》(The“Genius”，1915)一书的大部分篇幅都在描写他作为一名“经理”的成功和失败：“我喜欢去管理人”，当爬上公司内部阶层台阶的时候，他这样对他第一个雇主说。“噢，花儿脸(Flower Face)，”他对18岁的女友哀叹道，“我这样管理错了。”而在《“天才”》一书中，那种拿破仑式的野心只剩下了对婚姻的敌视，这种敌视甚至在《菲利普·杜：管理者》(Philip Dru，Administrator，1912)一书中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该书中，菲利普·杜(像尤金一样是一个“天才”、“领袖”)被置于一个不仅仅负责一个州而且负责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委员会主席的地位，最终他娶了美丽的意中人，资金募集人格洛瑞(Gloria)。在《菲利普·杜：管理者》一书中，那些银行家和政客们的旧镀金时代的贪婪引发了革命，他们让菲利普·杜坐上了“管理者”的职位，最终证明他们视组织比金钱或权力更为重要，他们的首领最后成了象征长官的密友和智囊。

约旦认为“帝国主义……属于过去”，而菲利普·杜更希望占领古巴和菲律宾以提高“效率”。但是对外政策的分歧在塑造和管理人的这个更普遍的热情面前消失了，甚至更大的分歧也在把野心的限制改造为实现野心的机会的努力中消失了。因为是匿名出版，所以《菲利普·杜：管理者》的作者一般被传为西奥多·罗斯福，但其实该书的作者是爱德华·豪斯上校(Col.Edward House)，他是罗斯福1912年大选时卓有成就的政敌伍德罗·威尔逊的得力助手。在那场大选中，威尔逊与罗斯福的关键分歧正是他们对野心的看法不同，至少威尔逊是这么讲的。威尔逊的政治主张是把美国作为一个“完全充满各种自由机会的土地，除了自身性格与智力的限制，一个人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他攻击罗斯福是垄断企业的代言人，想要让美国人只能成为“雇员，别无其他选择”。“新自由”保证让人民从这种对企业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备受威尔逊推崇的上一任总统，即“自由”“不受约束”的林肯总统的原则上。正是因为这一点，沃尔特·李普曼等评论家认为威尔逊本质上是极端保守的，他致力于个体企业家的“旧式理想”而不是新型的“产业集体组织”。李普曼抱怨说，威尔逊没有提到“新型的管理者、专家、受过特殊培训的商人”。但是与此同时，威尔逊坚持认为“新自由”并不是“什么都不管”。因为尽管他花了大量的竞选时间去批判他认为剥夺了人民自由的政治“机器”，但是他利用一个“巨大的机器”形象最好地表达了那种自由的含义，这个机器的“大活塞”能够“完全自由地”运转，唯一原因就是它能够“与机器的其他部件完美地合作和适应”。

威尔逊批评罗斯福的公司家长制作风，批评他对托拉斯独裁(只要具有慈善性质)的乐意接受。因此，李普曼批评威尔逊似乎退化到杰克逊式自力更生的企业家的模式。但是“新自由”真正的创新之处正是它对自力更生的修正，把自由重新想象为对界限的观察，把自由人重新定义为机器上完美适应的齿轮。与罗斯福相反，威尔逊追随了詹姆斯，重新改写了婚姻小说，从通奸的妻子形象中创造出了富有野心的经理形象。他追随了伦敦和威斯特，重新改写了冒险小说，从毫无畏惧的海盗和枪手形象中创造出了成功的管理者形象。

肖邦的六度和音

1881年，默尔太太向伊莎贝尔强调了“事业”的重要性，到了1908年纽约版发行时，“事业”这个词已经很普通了。为了突出它作为一种新鲜事物的危险性，詹姆斯(像威斯特把“活跃分子”这个词写成斜体一样)不得不把它译为法语：默尔太太告诉伊莎贝尔，对于在国外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事情可做”；拉尔夫·特切特的消费使他幸运地成为例外，“因为消费让他有事可做。他的消费就是他的事业”。这种变化中存在的部分风险就是，随着“事业”这个词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它所代表的内涵越来越缩小。在罗伯特·赫里克的《真实的世界》(The Real World，1901)一书中，一个年轻性感的社会野心家向理想主义的男主人公杰克推荐法律，因为法律更为“世俗”(而教书或者牧师更像个“职业”)，杰克对“她的事业选择”报以微笑，“似乎它就像家庭选址一样实际，人们没有必要花费太多时间来玩弄灵魂”。问题不在于杰克想当一名牧师——事实上，他确实做了律师——而在于他认为做律师更像做牧师，而不是“家庭选址”。尽管在19世纪末，牧师的职务对大多数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不再是一个看似理想的职业选择，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中，牧师这个职业的吸引力仍然很大，并没有太多的减少。“世俗”的吸引力更在于它与牧师职务的相似之处而非不同。

这种转变的困难之处——不是从认为自己是牧师的职业人士的角度，而是从认为自己是职业人士的牧师的角度来看——在哈罗德·弗雷德里克的《希伦·韦尔的堕落》一书中展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书中，做一名牧师既代表着从事一种职业的可能，又代表着对这种可能性的否定。年轻的希伦“最初奋力抗争离开乡下，接受了教育，并以此打开了职业生涯的大门”。当“他处于人性的边缘，被一次接一次的宗教热情卷入到一个充满真正全新观点和志向的世界中”时，故事达到了高潮。但是这里所表现的传记般的叙述在别的地方却被理解为社会冲突——职业和宗教热情间的冲突，或者更具体地说，中产阶级文化(弗雷德里克称之为“文明”)和“严格而刻板的原始卫理公会派”之间的冲突。所谓“原始”卫理公会派，弗雷德里克是指“自由卫理公会派”，它是原教旨主义历史学家乔治·M.马斯顿(George M.Marsdon)所说的“众多教派”之一，这些教派是应“对各种神圣教义的极端需求”而成立，这在19世纪后期“美国的信仰复兴新教主义中似乎随处可见”。神圣运动既反对“神学中的现代主义”，又反对“现代主义认可的文化转变”。由此，希伦·韦尔的教区憎恶“物质繁荣”，拒绝“引入书面布道和风琴音乐”，甚至“教区中的年轻人稍有一点想在衣着打扮、言行举止上与教区外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也会痛惜不已。因为自由卫理公会派要求牧师们摒弃文明化的职业目标，并将其视为不仅是对马斯顿所称的“一种正在消亡的生活方式”的威胁，也是对宗教信仰本身的潜在威胁，所以就存在了一种紧张关系，即：一方面，年轻的希伦·韦尔通过寻求一份职业使自己离开乡下走入了“文明”，而另一方面，他选择了牧师为职业。因此，希伦·韦尔的“堕落”就此出现：在职业抱负(抱负就是有一个职业)的引领下，他离开了乡下，经历了信仰复兴主义者德怀特·L.穆迪(Dwight L.Moody)极力主张美国中产阶级应该经历的那种宗教体验；然后，在“文明”——甚至风琴音乐——的奉承下又摒弃了信仰复兴主义。最终他失败了，用其妻子的话说，成了一个“倒退者”。

然而其堕落的直接原因不在于中产阶级的文明，而在于美丽的西莉亚·麦登(Celia Madden)(正是她弹奏风琴，并在一次更亲密的时刻弹奏了钢琴——肖邦的音乐)和天主教堂。这令人感到奇怪。当然，对于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新教徒来说，天主教看上去是非美国化的、非中产阶级的。但是弗雷德里克为其卫理公会教徒们设想了一个天主教，这种天主教尽管有其外来的中世纪风格，但它在神学方面同信仰复兴主义者们所不齿的开明新教一样现代(或前卫)。在希伦·韦尔所想象的天主教“文明仁慈善的世界”中，“教条”是“不重要的”：“福布斯神父可以闲静地谈论‘基督神话’，同时……又是一位非常活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牧师。”正是这个与“文明世界”的相遇被希伦·韦尔认为是“其事业的转折点”，其原因正是因为“文明世界”提供了福音新教派所否定的东西——真正事业的可能性，而不是远离事业可能存在的世界的“职业”。

正如《真实的世界》中“务实的”年轻女人一样，在事业和职业二者之间，希伦·韦尔更倾向于后者，但是弗雷德里克比他们俩都更进一步，他认为事业和职业之间的对立已经过时了——先是在天主教中，然后是在让韦尔的教堂有了一个更可靠的经济基础的职业信仰复兴主义者中。索尔斯比一家(the Soulsbys)向希伦·韦尔介绍了实现复兴的“机器”的概念，即“组织”，并把复兴和剧场演出(他从来没有看过一场戏——在威胁现代天主教的四大“诱惑”中，穆迪把戏剧放在进化论的无神论教义之前)进行了比较，让韦尔既震惊又兴奋。但是希伦认为他们明显缺乏“真诚”——明显是因为这一点标志着(宗教)信仰被(娱乐)交易所超越——索尔斯比一家则不认同。比如当被问到她和她的丈夫是否已经“真诚地皈依”了时，索尔斯比修女答道：“哦!我的天呢，当然了!……不只一次——十几次——我得说每一次。”然后她又说：“如果没有真正皈依，我们就不会做善事。”以索尔斯比一家为代表，“信仰”与“交易”之间的对立已经消除。确实，宗教热情被理解为做“善事”的关键。如果“原始”卫理公会派和希伦·韦尔都坚信需要从宗教热情和中产阶级对名利的追求中选择其一的话(纵使有不同的选择)，索尔斯比一家则体现了一种不需要作出选择的职业观点——即信仰服务于事业，事业服务于信仰的互惠流通。惩罚的情节——为了职业放弃信仰，为了机器放弃了热情——因此被一系列赎罪的情节所替代：事业变迁与皈依体验之间难以区分。

据此，原始的原教旨主义复兴看上去更像是现代主义的技巧，而非反现代主义对“正在消亡的生活方式”的保护，卫理公会派与天主教之间的区别不再是原始信仰与开化的宗教怀疑论之间的区别，而成了两种不同组织与两种不同的管理风格之间的区别。一个教堂，“就像别的东西一样，”索尔斯比修女说，“必须有一个老板，一个头，某种程度上的权威，那样人们才会听从。”天主教堂被她描绘成“充满了权威”，意思是从教皇到牧师再到教民，教义层层向下传达，教民“遵旨行事”。然而新教徒(尤其是卫理公会教徒们)却不要这种权威，“不愿听从什么老板”。所以要想让卫理公会教徒们做什么事，那些“负责运作”的人必须“时常激励，营造一种活跃的氛围”，“那就是权威、动力……通过动力把事情搞定”。换句话说，信仰复兴代替了等级制度，成为一种管理工具。天主教堂的官僚主义结构要求教民服从于一系列的老板们——这就是天主教的“组织”，它的“机器”——卫理公会派信仰复兴则在内部创造出一个老板；它树立一种内部的权威并诉诸这种权威。“的确，除了教会组织、机器、文化以及讲坛祷告室外，还需要别的东西”，A.M.希尔斯(A.M.Hills)在《神圣与权力》(Holiness and Power，1897)一书中如此抱怨道，听起来像是原卫理公会教徒中最原始的声音。希尔斯认为，我们最需要的是“增加神圣的露营聚会，增加卫理公会的神圣著作以及任命肯恩(Keen)和德翰(Durham)这样的人组织各种教堂聚会活动……”，满足“圣灵力量”需求的良方是更好的“管理”，希伦·韦尔所设想的信仰与组织之间的对立是不存在的。由于信仰复兴把信仰本身作为组织的机器，所以回归“旧时的”“神圣”也是“新一代”的成功之路：“卫理公会教徒们掌握着未来的神学。”由于进入职业阶层依靠传播信仰而不是放弃信仰，因此只有你“真诚皈依”才能“做善事”。

由此，在《希伦·韦尔的堕落》一书中，卫理公会信仰复兴成了现代管理技术的典范，通过采用效率专家罗伯特·瓦伦丁(Robert G.Valentine)所谓的“有组织的准许”来代替“强制”，从而改善天主教的权威分配。索尔斯比修女说，卫理公会派(不像天主教)是一种“自愿的体制”，所以对卫理公会教徒的管理就是让他们想成为你想让他们成为的那样的人，而且由于做善事需要真心皈依，那么也就是让你自己成为你想让他们成为的那样的人。通过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管理，信仰与交易之间的对立不再存在，而且正如索尔斯比修女的行为一样，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对立也不复存在。在《希伦·韦尔的堕落》一书中，文明就是诱人堕落的西莉亚·麦登，她在教堂里弹风琴，在卧室里弹钢琴。“我把人分成两种，即希腊人和犹太人，”西莉亚告诉希伦·韦尔。她所谓的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把天主教徒和原卫理公会教徒的区别诠释为美学术语。实际上，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美学的存在或缺失——成为“希腊人”就是承认“美是生命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承认“比希腊人还具希腊特点的”是肖邦，西莉亚正是以弹奏肖邦的一段乐曲作为第一步开始把牧师韦尔先生“希腊化”的。但如果肖邦标志着“希腊思想”的一个顶峰的话，在这个文本中他同时也与最富有希伯来文化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即“老式的，原始的”“卫理公会友好聚餐”。因为正是在一次友好聚餐上，索尔斯比一家首次在欧坦维斯(Octarius)亮相，用一种“在场人从未听过”的曲调演唱了一曲《耶稣基督赞美歌》(Rock ofAges)，征服了在场的人们。他们所唱出的“和谐之音”极为动听悦耳，当他们唱完时，已经赢得了欧坦维斯人的心。当然，曲调是肖邦的——索尔斯比修女采用了“肖邦各种各样优美的曲调，包括华尔兹舞曲、玛祖卡舞曲和梦幻曲等”。她选择肖邦的美学原因远远超出西莉亚·麦登所能希冀的；她的原因更加富有美学含义，因为西莉亚谈到肖邦时把他说成“爱”的诗人，并把他比作海涅(Heine)，而索尔斯比则注重形式上而非文学上的音乐特点：肖邦的作品“充满了完美的六度和音”，索尔斯比修士“自己独唱就像一只乌鸦在叫”，但是他学会了“用这个六度和音来创造和声”，现在与其他人配合得“丝毫不差”。索尔斯比修女说：“现在机器就是管理，就是组织。”

职业用语

《希伦·韦尔的堕落》把冲突重新想象成互补：职业抱负与宗教热情之间相互需要而非相互对立，管理技巧带来了热情而非限制了热情。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成为爱情与工作之间重新调整关系的竞技场所，同时又是一个特权场所，甚至在试图把这两者决然分开的文本中也是如此，进步主义记者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的《一个富翁》(A Certain Rich Man，1909)中的“道德娱乐”就是一例。怀特在书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工作努力刻苦”的富人约翰·巴克利(John Barclay)，他面临着两个灵魂的选择，一个灵魂充满着对音乐和爱默生的“爱”，而另一个灵魂则是带有“美国佬血液的”“天生的商人”，精通交换、买卖和节约：怀特解释说。正是在他青梅竹马的情人去世后，巴克利“终止了对爱默生的爱，显露出商人的本性，把钱搂进了自己的腰包”。但是这一抉择并没有最终决定巴克利的人生；事实上，巴克利对于他的创作者来说是如此“可怕”，是因为他的内心长期存在着“诗人”与产业大亨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体现在对巴克利肖像的描写中，书中描写巴克利最“完美的特征”就是“他的右手”：“那是一只修长、有力、毛茸茸、虚伪、贪婪、无情的手……一只可怕的手，手指倒像是艺术家的，手背上的高高隆起表明他的手掌很纤细，很贪婪。”但是这只贪婪而又具有艺术气息的、手背隆起的手并没有完全表达约翰·巴克利的力量。因为对于《一个富翁》来说，最令人瞩目的并不是金钱胜过艺术的选择，也不是没有能力作出选择，而是证明所有选择都是徒劳的。最终，生意人约翰·巴克利得出了他的最佳出路，那就是做艺术家约翰·巴克利：“深更半夜，他穿着睡衣坐在钢琴的旁边，在读完《艾伯特·瓦格纳》(“Abt Vogler”)之后，他想出了关于巴克利经济门槛的所有计划。”而且瓦格纳的音乐不仅仅“激发”了他的计划，并且使他的计划具体化：“瓦格纳的工作是致力于音乐的国家供应公司。”巴克利也非常欣赏肖邦的作品，但是他更喜欢“充满活力的”“新音乐”；在这部作品中瓦格纳式的先锋化身就是托拉斯。

艺术不仅可以代表生意中的事业，而且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典型的事业。诗人布里森登(Brissenden)告诉马丁·伊登(小说《马丁·伊登》中的人物)说：“为了美而爱美，不要理会杂志期刊。”布里森登就像西莉亚·麦登一样，把艺术定义为“成功”和美国中产阶级的对立面。但是没有人想比马丁·伊登成功得更快，他自己只是觉得正在写出“伟大的作品”，“终于”他“创作出了杂志欣然接受的东西”。马丁通过批判布里森登分析中对于“爱”的忽视来反驳他的观点(“爱在你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在我的世界里，美是爱的侍女”)，这种批判被认为是对杂志的辩护，因为爱对于马丁来说，意味着对“中产阶级的女儿”鲁斯(Ruth)的爱，花费一生来追求爱是因为这个过程似乎同时向他提供了“事业和赢得鲁斯芳心的方法”。

关键不在于写作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工作”；确实，马丁一贯藐视那些把“获得一个工作”当成“人生最高理想”的“奴隶们”，即使那份工作的报酬十分丰厚。鲁斯给他举了巴特勒先生的一个例子。起先，巴特勒先生在印刷厂工作，薪水是每星期3美元，他努力工作，最终年薪达到了3万美元。“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一个诚实、善良、工作努力、生活节俭的人。他没有那些许多年轻人都沉湎于其中的不良嗜好。”然而，马丁对巴特勒先生的职业并“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兴趣”。此中有与“他的美感和生活相冲突的地方”。巴特勒先生的问题在于他的事业太像他的工作。因为他“没有那些许多年轻人都沉湎于其中的不良嗜好”，所以他排斥“爱”，就像布里森登先生追求美一样执著。马丁与巴特勒和布里森登最相像的时候并不是当他最终开始取得文学成功的时候，而是当他在旧金山的一家宾馆里辛辛苦苦地当洗衣工的时候。那个活儿很苦，但是与马丁在写作和学习过程中的辛苦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更为困难的是对于现状的否定：“生命”只有在洗衣房外才可以找到。所以对于马丁的伙伴乔(Joe)来说，不做洗衣工做流浪汉——流浪汉“不工作”——而对于马丁本人来说，不做洗衣工他就当一位作家。作家与流浪汉不同，因为作家们工作；但是作家与洗衣工和巴特勒不同，因为他们的工作在为金钱服务的同时不拒绝爱；作家与布里森登也不同，因为写作在为美服务的同时并不拒绝金钱。事实上——正相反——马丁的工作就是去爱、创造和买卖美。巴特勒式的洗衣房没有给人留有时间去爱，布里森登的唯美主义没有给人留有空间去爱，而马丁每天都为小说写3000字，每晚都会写一首诗，他才是“第一情人，永远的情人”。他爱他的工作。

伦敦对马丁努力创作情景的描写与对马丁试图卖掉自己作品的描写在力度上旗鼓相当。区分这两者将会破坏工作的概念，事业的存在使工作成为可能。实际上，在《马丁·伊登》中，这种工作的概念非常脆弱，因为试图出版一个人的作品与打赌之间有相似之处：马丁所谓的“编辑机器”非常像“老虎机”，“一个投币口给你带来支票，而另一个投币口是退稿附条”。马丁写作只为了出版(只有出版才能让写作成为工作)，但是机器的存在使写作与出版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个矛盾在《马丁·伊登》中表现为赌博过程中意图与结果之间的矛盾。通过马丁，伦敦似乎认为出版是写作行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出版为目的的写作与不考虑出版的写作有着本质区别。对于布里森登来说，当他“伟大完美”的诗歌创作完成的时候，写作行为也就告一段落(他拒绝了马丁要为他“推销诗歌”的好意)，而对于马丁而言，只有出版以后，写作才称之为写作(他还是把布里森登的诗歌投给了杂志)。如果写作只有当出版实现的时候才能称为写作，那么没有能力出版最终就被认为是没有能力写作。因此，甚至出版的成功——只要成功最终是在“编辑机器”那里碰上了好运气，像卡波伍德(Cowperwood)在股票市场上的运气一样——也将被看成没有能力写作。

因此，马丁对于自己最终获得的成功颇为惊讶，因为这个成功对他来说似乎归功于“我身外的东西……一种不是我自己的东西”。甚至一个人自己的身体也可能成为“不是自己的”部分：马丁的自杀可以被视作对他“自动的生的本能”的胜利；“编辑机器”的自动性使写作变得与赌博神似，这种自动性再次体现在一个人自己的身体上，即使这个人想自己淹死自己，控制着“胳膊和腿”的身体也会“不自觉地”划起水来。但是在沃顿的《快乐之家》这部作品中——另一个以自杀与不可控性遭遇为结局的文本——丧失控制是令人兴奋的，人的身体就是那种丧失发生的场所，在《马丁·伊登》中，身体最终成为限制，使伦敦所称的“意志”得到了胜利。莉莉的死与其说是有意为之，倒不如说是她希望发生的；她吃一些药片来助她睡眠，“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药性”把她送上了不归路：马丁的死是经过缜密计划的；为了战胜身体的本能，他把自己深深地沉入水中，当“意志”消退，双手和脚开始本能的划水妄图向上浮出水面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沉得太深了，所以它们最终没能把他带出水面。”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里，马丁一直面临着创作与成功、希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已经不能工作了。他的自杀给这一切画上了句号，并不是因为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而是因为自杀恢复了“意志”和事件、生产和出售之间的关系，给他带来了伦敦所谓的“工作”。

因此，《马丁·伊登》这部作品中作家的成功既不是企业家的成功，也不是赌徒的成功，更不是艺术家的成功。艺术家拒绝商业或赌博，把自己想象成“绅士”。相反，赫里克关于挤入上流社会的小说——《一个美国公民的回忆录》(The Memoirs of an American Citizen，1905)和《真实的世界》——认为企业家、赌徒、艺术家这种分类穷尽了所有的选择，小说对前两个选择不屑一顾，主要描写实现第三个选择的困难和艰辛—一个向上爬的绅士。《一个美国公民的回忆录》是一部记述一个乡下来的男孩如何成为肉类加工厂老板的发迹史。在他的理解中，向上爬就是在“市场这个大游戏中”赚到钱。书中最被人称道的现实主义首先在于既赞同以积累财富为基础的成功模式，又对此模式表示厌恶。因为无法想象出其他形式的上进心，也不愿意认可书中想象出来的模式，所以《一个美国公民的回忆录》坚持认为市场的要求与道德的要求之间存在着矛盾，通过把美德与失败联系在一起，从而颠覆了小霍雷肖·阿尔杰书中的人物。

然而，《真实的世界》(更加带有自传性，想象更为强烈)把一个落魄的音乐教师的儿子变成了华尔街的律师。他在哈佛读书，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法律，而且吸收了“这所大学无形的精神”；“那种精神不仅仅是讲座、课程，也不仅仅是信息或者奖学金……那是一种精神对宽容的、高尚的生活的理解，是感觉到如果你像一个绅士般生活，那么世界将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高贵的地方”。为了构想没有世俗的上进心，哈佛大学把市场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用上流社会替代了“信息”，选择合法“事业”不可或缺的“玩弄灵魂”被肉品加工商的成功不可或缺的灵魂奉献所取代。

但是，即使律师也需要“信息”，也得选择事业，这就表明与上流社会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对赫里克以及他的主人公杰克来说，问题就是协调事业与上流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使杰克的事业不受污染，这个污染来自于一个眼光实际的年轻女子，她第一次教会了杰克“事业”这个词(“求你告诉我，‘事业’到底是什么。”他哀求她说)，后来证明她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人，杰克也看出来她是一个“庸俗的”、想挤入上流社会的人。“我创事业付出的努力与你创事业是一样的。”她告诉杰克，这正是问题之所在：如果一个人要创事业，他怎么能被认为是绅士而不是往上爬的人呢？小说回答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杰克既要做绅士又要挤入上流社会之间的矛盾。小说首先坚持他对“特权和阶层”有一种“憎恶”，然后把这种对所有阶层的憎恶当成通往上流社会的途径：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挑剔的贵族”伊莎贝拉·玛莎(Isabelle Mather)抛弃，然后他离开了自己的家而成为伊莎贝拉·玛莎家族的一员。在两个关键的时刻他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第一次是他没有去设法营救他那“庸俗”的兄弟；第二次是他没有去救伊莎贝拉的未婚夫，他因为挪用公款而锒铛入狱。他不愿营救自己兄弟的是因为他想帮助他的兄弟“像个男人”；他没有帮助伊莎贝拉的未婚夫似乎是因为上文提到的他对于阶级以及特权的憎恶——为什么罪犯有“有权有势的朋友”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他坚持原则的行为带来的回报便是与伊莎贝拉结为连理：在《真实的世界》中，对阶层差别理想化的蔑视就是脱离小资产阶级进入贵族阶级的通行证。

但是在另一个真实的世界中，摆脱庸俗就不那么容易了；上流社会“无形的精神”是唯一能把赫里克和“哈佛人”与那些大多数同僚区别开来的东西(赫里克早年曾在全新的芝加哥大学任教)，他的那些同僚们受到了“成功”的诱惑，行为举止更像美国公民，“模仿商业世界”并把大学变成了某种“商业学校”。对于赫里克来说，哈佛“精神”是“商业学院”唯一的替代品；当那些“年轻而富有热情的哈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什么都讨论，就“不谈论买卖”。但是，当马丁·伊登偶遇一位来自伯克利大学的英语教授时，他实际上“促使”那位教授开口“谈买卖”。然而，他这样做的原因并非因为偏爱“商业学校”。相反，与“教养良好、衣冠楚楚的男女”坐在一起，与“真正的大学教授”交谈，令他兴奋不已。但是马丁与赫里克不同(也与鲁斯不同，她喜欢“所有普通的话题)，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谈论买卖。虽然此处的差别看起来像(也被赫里克理解为)阶层差别，但是对“买卖庸俗”的不屑一顾与《马丁·伊登》中巴特勒先生把工作从“生活”分开是一致的：马丁把“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重新想象为“人们身上最好的东西”，提出了一种工作的概念，把所有有趣的事情都包括在内。另一方面，唯美主义者布里森登公然指责鲁斯的家庭和朋友只不过是“商人窝”，证实了一种替代方式，即逃离买卖交谈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马丁·伊登来说，对赫伯特·斯宾塞的争论与谈论“最新出版的小说、卡片、弹子游戏”一样都不能替代买卖。后者是“无所事事者的职业用语”，而前者是知识分子的职业用语——文化，预知将来的变化，是文化工作者的职业用语。

文学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威尔逊(Christopher Wilson)令人信服地把《马丁·伊登》称为“试图分析一个工人阶级作家同时面对事业和文化时的反应”，用这些术语描写了“小说中具有戏剧性的……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个就是鲁斯的观点，她把艺术看成是地位和名望的文化载体，另一个是马丁的观点，他把艺术看成是一个企业、一个事业”。但是艺术的吸引力正是在于它代表了组织一种超越这些紧张关系的身份的可能性；《马丁·伊登》中的艺术家是一位视工作为生命的先驱，他的地位与事业、身份与事业都密不可分。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与事业的区别——布里森登(对事业充满敌视的唯美主义者)和巴特勒(对文化漠不关心的野心家)——开始看起来明显地具有怀旧意味。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罗伯特·赫里克的事业(相对于写作来说)开始看起来有所进步了。

赫里克是一位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小说作家，也就是说，他是第一批“创作型作家”中的一员，这个工作只有把艺术和大学课程结合起来才可以实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他被芝加哥大学的商业精神给惊呆了，但是正如我们也看到的一样，在对商业充满兴趣和抱负的艺术家们眼里，这种情况算不上新鲜，更谈不上奇怪：在《回首往事》中，小说家实际上就是最后的企业家。事实上，当新世纪来临之时，人们认为艺术家的商业兴趣不仅能减少艺术的神秘感，而且可以使艺术理想化：《市场》中的慈善家/金融家说：“艺术家坚持自己的美德。”他们与“医生”和“牧师”不同，这两种人都是“欺骗”。这里艺术家代表了独立商人的形象，而此时独立商人似乎正处在消失的边缘。赫里克小说——也包括《马丁·伊登》以及《“天才”》这些作品——中的创新之处在于，艺术家不是以弗雷德里克所钦佩的工匠形象出现，而是作为他所指责的职业人的形象出现。事实上，对于赫里克来说，正是从作家到职业人士的转变使他免于沦为一个工资奴隶。

在《“天才”》这部作品中，艺术家以经理的形象而不是拿破仑式的“业主”或者奴性的“狗腿子”的形象出现，这样很容易理解作为成功“艺术家”的尤金到“艺术指导”的转变。虽然小说不时想把这两者分开——“他的天才是艺术气质，而不是商业或金融天分”——但是书中并没有提出可以区分两者的标准。因为尤金的“艺术气质”也意味着他有“艺术指导的气质”，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者”。事实上，在德莱塞笔下，对组织人的抵抗根本没有任何职业性表达，只能表现在尤金对婚姻同样仇视这个私人形式中。詹姆斯把婚姻想象成反企业家实验的场所，而德莱塞则通过真实反映这个实验的过程，把对失去自立的恐惧转变为和多个女人上床的欲望。

然而对于赫里克来说，变化产生的机构是大学。一方面，大学的教授都是工薪阶层，所以他们冒着被“归类为白领阶层的”的风险，如赫里克学术小说《钟声》中的人物指出的那样。另一方面，赫里克也说：“这种职业中的某些东西把大学教授以及他们的家庭与普通的工薪阶层和成功的资本家区分开来。”当然，这既阐明了一种事实，也表达了一种希望。“某些东西”就是“对生活更广泛的认识”，最终具体体现在欧洲的夏日度假中：“对于一个教授，在每个学年结束的时候都会想去重游欧洲或者开始欧洲之旅。‘当我们去欧洲的时候’或‘下次我过去的时候’，他们相互交谈，由此认可了欧洲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撇开欧洲度假不说，教授不是资本家，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教授是个拿工资的雇员。“创造型作家”的新作品是晋升的机会，而不是股票市场的投资。但是，教授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这个事实不是那么显而易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去欧洲度假最糟来讲是一种试图建立根本不存在的差异的无力尝试，或者最多是试图把消遣的方式变成阶层地位的标志。

然而，如赫里克所言，欧洲并不仅仅是教授们的度假地那么简单，欧洲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欧洲是他们的精神之所在这个事实明确了他们的职业身份。换句话说，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假期并非仅仅意味着让他们逃离工作，同时也意味着工作的延伸。这并不是说教授在做“研究”而不是在真正度假；而是说教授在“徜徉”中得到的乐趣与他的“研究”密不可分。教授的假期——象征着一个人发现除工作以外的身份——反而象征了打破工作和乐趣之间的界线，在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当我们去欧洲的时候”是教授开始讨论专业时的方式。

按照默尔太太的观点，欧洲的美国人就像“一群游手好闲的流浪汉”，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做”；拉尔夫·特切特的消费是他残存的尊严：“消费给了他一些事情去做。他的消费是他的事业；它是一种职位”。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的记载，“职位”一词起源于1865年，通常指“社会地位或身份”，但直到1890年，这一词汇才第一次被引用来指“官职、地位以及职业”。准确说来，拉尔夫的消费并不是一种社会地位，但是即使它也不是雇佣的一种形式，它也是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的。马丁·伊登取笑鲁斯，因为她使用了“职位”一词而不是常见的“工作”一词，但是如同我们所见，在《马丁·伊登》中，更多的是在批判工作，赞同职位。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将“产业工人的工作”转化成为“有权责限制的‘职位’”就像斯坦福·雅各比(San.ford Jacoby)所说的“是一种从契约向地位的倒退”。当然，这并不是买卖似乎已经消失；而是职业包含了工作，加入了经济交换，把工作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你是谁？”某夜，在带鲁斯去听了场演讲回来之后，马丁对着镜子中的自己问道。“他静静地盯着镜子中的自己看了很长时间。你是谁？你是什么？你属于哪里？……你会成功吗？”赫里克的玩弄灵魂在这里既是野心的结果，也是野心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事业才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也只有事业才能问出这些问题，似乎所有的问题最终都是同样的问题。此处，契约与地位之间的对立转化为契约中地位的重新定位。你将要做什么的问题现在成了你是谁的问题；对于自身的好奇变成了利己主义的最新形式。

透过镜子

你是谁？你是什么？你属于哪里？你会成功吗？马丁·伊登对着镜子问这些问题，镜子在这里被想象成体现内在和外在反省的手段。的确，我们并不清楚这两种反省形式或者范围的区别——内心和外在——是否还存在。年轻时的克莱德·格里菲斯(Clyde Griffiths)非常在意他的“相貌”。他总是想着“他长得怎么样，其他男孩子看起来如何？”走在大街上，如果有镜子，他会偶尔在镜中瞥自己一眼，也会从别的男孩子的表情中以及偶尔把目光投向他的“对他感兴趣”的“各行各业的女孩子”的表情中看到自己的样子。年纪稍长时的克莱德爱上了罗伯塔(Roberta)，并努力在莱克格斯上流社会表现自己，现在他可以带着一种“从前所没有的自信和欣赏……从镜子里看自己”。他的镜子显示了他的相貌，同时也显示了他的感觉。在死刑监狱里，克莱德沦为年轻时没有镜子的状态，那个时候他需要一个镜子来告诉他自己的感觉，现在他不再需要镜子来告诉他自己的相貌了：“这里没有镜子……但是没有关系——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相貌。”感觉变成了镜子；反省超越了在镜子中看自己的境界(在镜子中可以看到人的感觉)，而变成了自己看自己，似乎人就是镜子(从自己的感觉中看到自己，在感觉中看到“相貌”)。

镜子有助于相貌的产生；镜子像标准尺码一样是一种手段，它重新协调外在和内在的关系，即被看和被感觉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个性。当然，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效果似乎并不真实。辛克莱尔·刘易斯的《巴比特》(Babbitt，1922)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标准化的驳斥。“标准的广告商品”(“牙膏、袜子、轮胎、照相机”)使巴比特的生活呈现出“固定的样子”，取代了“欢乐、激情和智慧”，“确定了他认为是个性的东西”。此处的含义是，真正的个性并不在于镜子中的影像，也不在于“机械化到了难以置信程度的”巴比特式的生活方式。在《巴比特》中，这样的个性很难达到，也只有在人们表达遗憾情绪的瞬间才偶然流露，如那个柏油屋顶的推销员拉小提琴表达出他“悲观的灵魂”，又如那个文笔拙劣的广告人想象自己“可能”写出的真正诗句。换句话说，艺术被理解为标准、机械和镜子的替代物。但是，已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时期创造伟大艺术作品的理想更多地被表现为内在性和外在性全面重组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否定，这种重组具体表现在德莱塞和伦敦作品中的镜子里。如果说一种描写美国文学史的方法是将之看成一系列的多少有些折中的反对、破坏和抵抗“主流”文化的艺术实践的话，另一种方法则是追溯它参与主流文化的过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所描述的过程——即个体的外在化，契约的内在化，反思的社会化，抱负的官僚化——都应该受到颂扬推崇而非谴责反对。在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的小说《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1912)中，浅色皮肤的叙述者在学校第一次和那些“黑鬼”划分到了一起，他赶回家来到他的“镜子”前。在镜中看到的是一个“俊男”，他以前听别人说起过，但现在自己可以亲眼看到，而且“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些：“象牙白”的皮肤，“柔软光泽”的“黑头发”。他的新意识因为他母亲说他“不白”而更加完整成熟。“从那时候开始……”，他说，“我的思想也上了色，我用另外的眼睛看世界。”学校、母亲、镜子让他看到了本来看不见的东西，看到了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他“从前”的眼睛能看见的、一个有着某种肤色的人，而是只有“新”的眼睛才能看到的“一个有色的人”。身体外部到内心的转变造就了种族，就像标准造就了尺码一样。因此，种族身份就是这个过程的产物，就像对“表示阶层”的皮毛大衣的渴望。但是把人分为白人和黑人带来的后果肯定比区分10码和8码、40号普通尺寸或38号长尺寸要严重得多。

无论如何，无论好坏，文学在各种变革中都扮演了角色。正是在这里讨论过的诸多文本想象和表达了这种新的“社会生活”。我所说的“社会生活”并不一定指政治生活。虽然在《回首往事》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乌托邦小说风行一时，但是各种新政治秩序的观点现在——像以前一样——并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人们在更微观深入的层面上投入更热切的努力。认真考虑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比发明虚构的新政治制度或创造新的机器要有意义得多。不管人们努力的动机是什么——正如我想说明的，他们的动机多种多样，马克·吐温试图保留在他看来正在消失的独立性，而泰勒却试图要提高工业效率——其结果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个性，这种个性修正了而不是挽救了那种旧的独立性，而且如果效率得以不断提高的话，这种个性也释放了从内部破坏进步主义者梦想的充满原始欲望的精力。也就是说，通过梦想本身，标准化带来的阶层转变的梦想被破坏了。

当然，这样的梦想是否真正是“内部的”或者包含在某种东西的内部，这是个问题，因为正如第一章探讨的各种形式的不断出现和第二章研究的各种可视性所标明的那样，内在化是个备受争议的领域。但是备受争议并不等于完全消除。出于同样的原因，第三章探讨的情感与经济、情绪与交换之间的关系最终进行了重新布局，但是并没有消除内在性。只要在《夏日》这样的文本中买卖表现为爱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因爱而生，那么这种重新布局可以理解为一种延伸；甚至买卖可以用在情感生活中。伊莎贝尔·阿彻开始的时候把“属于”她的东西看成“障碍”，看成是她与外界事物的分界，但是到最后，没有那些东西她就不能感知自我。那些障碍并没有被逾越——并没有爱默生式的内在战胜外在的胜利——但是它们被想象成互相包含而非互相排斥。你所工作的组织打破你为所欲为的梦想，但是离开了组织，你就不能妄想在组织中出人头地。

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上述提到的变革都是美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中心。对于1925年发表了《美国悲剧》的德莱塞来说，那些变革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要说，《美国悲剧》与其他或多或少同时代的年轻作家的作品(《了不起的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教授的房子》[The Professor's House]、《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春天和一切》[Spring and All])有着关键的不同，甚至与更早些时候的作品如《荒原》(The Waste Land)和《莫贝里》(Mauberly)也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的一个方法是看形式；许多20世纪20年代雄心勃勃的艺术作品都试图把作品的主题与素材之间的关系搞得一清二楚，而本书讨论的绝大多数作品并非如此。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口号——“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现实本身”——明确表达了对一种艺术作品的渴望，这种作品坚持自身存在的自主性，摆脱了模仿功能，具有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他把与现实主义有关的模仿功能称为“剽窃”。威廉姆斯呼吁为诗歌和小说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他断言代表现代主义新颖特点的“传统”“表现形式”必然会被打破。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对表现形式的批评以及随后人们对事物的物质性与事物的特性之间更为普遍关系的反思在早些时候被人们所忽视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诺里斯的《麦克提格》的构思和写作是在关于金本位的辩论达到了高潮的时候，他感兴趣的问题是关于事物本质与事物表象的关系，毕竟，这正是金钱辩论的主要内容：黄金是因为它的“内在的价值”而成为“天然的货币”吗？那么更为廉价的金属比如银子，甚至其他本身没有多少价值的材料如纸张，能作为货币代表价值吗？诺里斯刻画的两个吝啬鬼形象，一个是积攒金子的特里纳，一个是收集垃圾的泽扣(Zerkow)，为我们回答了这一问题。《麦克提格》把事物还原成它们的组成物质(把钱还原成金子)，同时坚持认为钱的非物质性不可复原(把垃圾还原成钱)，描述了经济现象的特性。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诺里斯一生的事业，从《凡陀弗与兽性》(Vandover and the Brute)到《章鱼》、到《粮食交易所》这些作品，理解为一系列差异和特性本体论的实验：为什么人不仅仅是组成人的物质，比如说“兽性”？为什么一个公司人不仅仅是公司物质的体现，比如公司的职员和股东？一方面，这些问题同时存在，而且人们认为人与兽性之间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公司人和“自然人”同时存在。这两方面暗示了公司人至少与普通人一样真实：《章鱼》结尾“怪物般”的大西洋和西南铁路公司(Pacific and South Western Railraod)的胜利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人格的胜利。

从这一点来讲，美国现实主义对艺术作品的物质性非常关注，对言语本身的“真实性”而不是言语所代表的现实非常关注，如威廉姆斯理解的那样，这个特点有可能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顶峰，而不是偏离了自然主义。诺里斯在从金钱到公司这一系列现象中探究了物质性与身份之间的关联，至少现代主义中的一个元素使作品本身的物质性发挥了作用。也是从这一点来讲，《美国悲剧》与它同时代的作品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那么绝对了。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试图想象存在着一个完美的个性，不仅体现在符号和指示物之间的某种关联上，而且也体现在成为美国人与美国人的意义这样的概念上。因此，20世纪20年代中叶的小说往往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主人公，一个人获得了这种身份(杰克·巴尼斯[Jake Barnes]通过aficion[15]，汤姆·奥特兰德[Tom Outland]通过蓝坪的印第安废墟，尼克·卡拉维[Nick Carraway]通过第一个遭遇新世界的荷兰水手们)，而另一个则没有获得(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n]、路易斯·马塞勒斯[Louis Marsellus]、盖茨比)，而且在没有获得身份的人物名单上，我们很容易可以加上德莱塞笔下的克莱德·格里菲斯。确实，我们感到，所有这些小说至少从未加修饰的描写角度来看都涉及了一些局外人试图变成局内人的徒劳的努力，因此可以被理解为同类小说。克莱德想从桑德拉那里得到的东西正是科恩想从布莱特或者马塞勒斯想从罗斯蒙德，或者盖茨比想从戴西那里得到的东西。

但是，这种赤裸裸的(虽然我认为并非不准确的)描写方式至少也暗示了进步主义时期的目标与20世纪20年代的目标有所不同。明显的一点是，马塞勒斯和科恩想要的东西最好被理解为血统的改变；也就是说，他们成为犹太人的意义，如果盖茨比不是犹太人，他对戴西的渴望还是激发了汤姆对种族通婚的攻击，这就暗示了他们之间的问题是种族或者人种问题，而不是阶层流动性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文本中的主要人物都以兄弟姐妹的形象出现：本应与罗西结婚的汤姆已经是“家族的一员”，汤姆·布克南(Tom Buchana)富有魅力的版本尼克是戴西的堂兄，杰克与布莱特之间的爱情因为那场著名的战争而转化成兄妹之情；作为一对情人，他们三年以后以福克纳笔下的昆汀(Quentin)和卡迪(Caddie)的形象终成眷属。正如一位20世纪20年代种族主义倡导者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一个“家庭问题”，而这个时期的经典文学是有关家庭排斥和家庭组成的文学。

然而，克莱德已经从属了家族；正是因为他是格里菲斯家族中的一员，正是因为他看起来与堂兄吉尔伯特非常相像，所以他在格里菲斯衣领厂得到了一份工作。这不是说他是成功的而盖茨比和其他人就是失败的。相反，他根本就不想要他们所向往的东西。家族成员的身份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他所渴望的目标，而只不过是他获得物质的手段：“更好的衣领，更棒的衬衣，更高档的鞋子，漂亮的套装，还有像一些男孩子穿的那种时尚的外套。”克莱德的那个更好的衣领象征了前面几页描述的转换物质和活动：亨利·弗雷明的伤口、萨姆斯夫人的丝袜、弗吉尼亚人的提升以及其他种种。对那个衣领的渴望意味着要生活于一个生产、消费、购买和售卖被重新创造的世界中，而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买者和卖者的产生又是重新创造的前提。

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世界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却繁荣发展起来。虽然这种想要创造买者和卖者、工人及演员的努力已经获得成功，但是看起来似乎严肃文学——我指目标远大的文学作品——已经开始转移了方向。刘易斯把《巴比特》献给伊迪丝·沃顿。《巴比特》的主要作用是谴责沃顿、德莱塞、伦敦、克莱恩和肖邦所创造的东西。但其他的一些作家却没有过多地谴责被薇拉·凯瑟(Willa Cathe)轻蔑地称为“新商业主义”的题材，而是将其看成一种种族和/或文化不平等的题材，并把这种题材与自封为阿那萨齐族(Anasazi)[16]印第安人后裔的汤姆·奥特兰这样的作家所达到的种族及文化的纯洁性进行了对比。因此，虽然《美国悲剧》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似性，虽然现代主义者对表现的批评源自或者部分重复了自然主义者关于人与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争论，但是美国现代主义的伟大作品确实代表了一种与德莱塞、伦敦、沃顿等人的作品在形式和主题上(即转变的困惑)的决然背离。

或者换种说法，它们代表了一种修正和美学辩护，针对的不是德莱塞的商业主义，而是狄克逊式的种族主义。对狄克逊来说，种族性是国家身份的关键，虽然那种身份的组成涉及了克莱恩和德莱塞这样的作家经常使用的表象增殖，但是克莱恩和德莱塞都没有将技巧运用在国家意义上：《红色英勇徽章》描写了美国内战，但并没有把内战当成现代美国的起点来描写而让读者铭记，德莱塞在《美国的悲剧》所说的“美国”，意味着美国社会让克莱德们成功的途径；他并没有通过克莱德构想出独一无二的美国身份。正如有时候人们提出的那样，如果南方与国家其他地域之间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地方文学而非民族文学的模式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失败的但是进步主义的南方希望消除那种差异，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寻求建立和强化国家身份的民族文学的模式。

但是，对于我所描述的这个阶段的文学来说，美国身份的问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当马丁·伊登在“镜子”中看着自己并自问自己是谁时，他不是在追寻自己的种族或人种的起源，对他来说只有阶级属性才是最重要的(“你同那些卖苦力的人是一类，同属所有下等的、粗俗的、丑陋的一类”)，重要的是这种阶级属性可以被超越：“你是谁？你是做什么的？……你想成功吗？”成功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成功又会怎样？成功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让世纪之交的文学充满了盎然活力。

[1]但丁《神曲》中的一部。——译者注

[2]兰斯洛特是亚瑟王传说中的一位圆桌骑士，他与王后格温娜维尔的恋情导致了他与亚瑟王之间的战争。根据亚瑟王传说编写成《亚瑟王之死》一书，成为欧洲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在西方流传之广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译者注

[20]“老山核桃树”(Old Hickory)，这是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绰号，因其坚忍不拔的性格而得名。——译者注

[4]摩根女爵是传说中亚瑟王的姐姐。——译者注

[22]《永远的甜蜜》是一首基督教圣歌。——译者注

[6]狄纳丹是亚瑟王圆桌骑士中的一员，有无畏的忠诚骑士之称。——译者注

[24]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大力神。——译者注

[8]桥港为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市。——译者注

[26]凯姆洛特是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地。——译者注

[10]意第绪语(Yiddish)，犹太人通用的一种国际语言。——译者注

[28]爱德沃德·迈布里奇，被称为电影之父。——译者注

[12]英文“Charity”有慈善、施舍之意。——译者注

[30]Goods与上文中的good是一种巧妙的词义替换。——译者注

[14]此处for good也可以理解成“为了利益”，沃顿利用了for good的两个含义。——译者注

[32]西班牙语，此处指对斗牛的喜爱。——译者注

[16]阿那萨齐族(Anasazi)指现在普伟布洛印第安人的祖先，现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和美国亚利桑那地区。——译者注

渐近的多元文化：文化、经济和小说(1860-1920)

（波士顿大学）苏珊·米兹如茜

1 介绍

我叙述的题目把小说的基础置于广泛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背景中。这些背景包括奴隶制的结束、外国移民的增加、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引发的劳动力的动荡、交通通讯业的革命、大批量生产和分配的兴起、标准化和职业化进程、公司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司文化”、报纸、杂志和广告等媒体形式的急剧扩张。但在这些历史发展中，日益觉醒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意义最为重大。这个国家已经“随时准备”多元化。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多元化的具体利害关系才得到广泛的概念化和讨论，这个时期的小说为这些概念化和讨论提供了重要媒介。这些小说中有的聚集有关奴隶制和战争的死亡研究，有的对失去的文化感到痛心，有的描述像杂志或服装加工等新型公司企业的内部运作方式，有的呼吁工业改革。跨文化比较不仅在混杂的城市中是社会观察的主流，在城镇和乡村地区也是如此。这是美国对异常多样化的自我意识时期——也是渐进的多元化时期——移民数量的增加以及对世界相互联系的逐渐理解，日益消除了狭隘的地方主义。

我们面对的难题是在传达这些发展的范围和复杂性的同时，抓住小说应对这些发展的多样手法。因此，我把我的叙述分为八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围绕该时期发生的大量文化和经济活动展开。第二章(追忆美国内战)和第五章(美国原住民在进步时期所做的牺牲)着重描述整个国家在内战期间以及后来美国西部土著居民为建立殖民地而被迫迁移或灭亡时所面临的大量死亡。第三章(社会死亡和奴隶制的重建)探讨了奴隶制时代以后美国黑人地区实行的社会、经济及法律习俗和制度。第四章(美国印第安人在进步时代的牺牲)探讨了伴随着19世纪后期现代化进程产生的混乱和幻想。第六章(营销文化)和第八章(美国企业界)讨论了广告和媒体形式的兴起以及经营方法的改变，包括公司扩张和托拉斯的出现，这些都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文化改革不可缺少的部分。第七章(工作多样性)和第九章(现实主义乌托邦)表达了工人们和他们事业的支持者，以及宗教和政治理想主义者们对该时期资本主义超速发展的不同反应，后者的乌托邦计划推动了社会和经济的全面重组。

每一章都突出了该时期的文化和经济起重要作用的特殊变革，同时每章的内容都对以下贯穿全书的主题提供了独到见解。第一，人们对文化差异的兴趣越来越大。对差异的着迷——差异可以产生新的形象、观点、商品和市场——就像一根线把该时期发生的重大文化和经济变革贯穿起来，同时也贯穿该时期一些逆向趋势和不利事件，从争取奴隶解放的内战到没有使那些被解放的奴隶完全得到社会权利和机会的重建时期，再到对待美国土著人的态度以及本土人对外来移民的敌意。第二，对信仰的理智质疑产生的世俗化及精神和道德问题。宗教历史学家在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世俗化的深度和广度问题上产生分歧是可以理解的。达尔文科学革命引起的怀疑主义到底对知识分子精英们的影响有多深？普通美国人和杰出美国人仍然对宗教深信不疑。本书关注的主要方面之一是小说家和思想家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作品在此被拿来分析，因为这些作家中许多人及他们塑造的人物(或自我的变身)尽管对宗教持有保留态度，但都对宗教很虔诚(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达科他苏人的自然宗教)。第三，人们对技术变化既着迷又害怕。新发明所带来的影响是该时期不可逃避的事实：电的大规模推广，铁路和乘船旅行，电话、电报、打字机、缝纫机、照相机、汽车等的日益普及使用，这些发明不但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创造了生活水平的最高纪录。

本书是一个关于杰出的和普通的艺术家的故事：它涉及一些传统文学研究中必定会提到的小说家(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薇拉·凯瑟)，一些得益于对宗教法规系统采取修正手段的作家(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查尔斯·切斯纳特、普林·霍普金斯)以及那些不属于传统文学研究学派和修正论学派的小说家(阿尔比恩·图奇、玛丽亚·露易丝·伯顿[Maria Ruiz de Burton])。它主要讨论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商人和宗教领袖们提出的理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海伦·凯勒、玛丽·贝克·埃迪)，还包括那些在当时是关键人物但现在很少被人提及的小说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沃尔特·迪尔·斯科特[Walter Dill Scott])。本书在以下四个主要方面与以前关于改革时期历史的理论有所不同。第一，它通过历史角度的评判探讨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文本，这种评判既考虑了广告形象的美学特质和社会科学理论，同时又考虑了文学作品所包含的经济、社会内涵。第二，它把艺术、科学和商业广告描述看做类似于讨论当时社会性质和社会变革经验的普通谈话。我的叙述论及各种作品，并把每部作品看做是独特而复杂的艺术品，同时它不容置疑地推崇文学。它说明文学形式可以作用于历史，正如文学形式吸收了历史一样，这就不同于社会学、人类学或揭露丑闻的新闻学的文化作品。第三，女性作家(文学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等)既没有被边缘化，也没有被降入一个单独的群体，而被认为是变革的主要的发起者和分析家。第四，这里普遍性的分类得到了质疑，而不是假设(传统文学批评)或不予理会(近代历史学家文学批评)。我相信，一个人只有把文化形式和观点放在它们的个性中完全理解透彻，他才能认清哪些是普遍观点。我还认为一些先入为主的事物和观点实际上是普遍的、跨文化的和跨历史的。

我对主要方法的陈述可能有些平铺直叙。首先，文学历史主要可以通过文学本身来陈述，本书通过小说来陈述。我认为文学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揭示深深蕴含于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是一个挖掘和补救的过程，更像一个考古学家，而非批评家。这种观点是通过对一种与当代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美国小说体裁的持续分析来体现的，同时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其他时期和地点以及其他的文学形式。历史在现实主义时期的美国小说中无处不在：最复杂的历史意义不仅在最明显的场所，即根据实际历史事件编写的书中体现出来，这些书包括约翰·海的《养家糊口者》、弗兰克·诺里斯的《粮食交易所》(The Pit)，但同时也体现在最不显眼的场所，即那些看起来比较个性化或富于想象的书中，比如詹姆斯的《奉使记》和鲍姆的《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以上事例使我的看法并非陈词滥调。第二，文学历史的内容和范围相对广泛。本人认为文学历史学家的义务就是要解释广泛的发展，因而应该具有一定的深度。文学历史必须涵盖大量不同种类的作品：这些作品阐述得越错综复杂、越详细，得出的结论就越具权威性。

这种假设要求那些占有突出地位的作品在它们所处的时代确实具有重要性。我的叙述中所强调的作品新具备的四个特点确保了它们的重要性。第一点，这些书中至少三分之一被认为是畅销书，其最初的销售量等于或接近当时美国总人口的1％，美国人口总数每10年调整一次。这些书包括路易莎·梅·阿尔科特的《小妇人》和欧文·威斯特的《弗吉尼亚人》。阿尔比恩·图奇的《傻子当差》和海伦·亨特·杰克逊的《拉蒙娜》被认为是畅销书，销量接近总人口的1％。第二点，这些书一半以上在书正式出版之前曾在主要杂志(有的是精品杂志，有的是流行杂志)上分期连载。第三点，因为这些连载被刊登在含有消费产品广告的杂志上，有时这些广告穿插在故事和文章中间，因此这些书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关于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变化的更广范围内的文化对话中。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都被放在具有无比精力、智慧和心胸宽广的人物之列，而这些时期可能限制了其他作者体现特定的文化范畴。

马克·吐温在这段历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作家他好像与当时每一个重要现象都有直接联系：新闻、发明、标准石油信托公司事件、图书出版、股票以及通过广告自我推销(也就是把自己的事业商业化)。他精通几乎每一种可用的文学体裁：西部探险、旅行、少年文艺作品、乌托邦故事、历史题材浪漫故事、短故事、小说、散文、讽刺作品和讽喻。他在作品中揭露了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冲突：在奴隶制和战后重建时期的种族关系、政治腐败、西部迁移和“印第安人的重新定居”、工业和资本主义扩张，既包括这些冲突的积极方面，同时也揭示了其消极方面。他私下结交了很多著名作家、商人、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当时的各界名流，而且都关系不错。

本书中小说的具体作用包括：使人们认识到，小说在正式出版之前通过在杂志上连载的形式，像广告推销商品一样，起到了确定并打开市场的作用。出于自我推销的缘故，文学作品的作者在向杂志推销他们的故事和小说的过程中，也提高了杂志本身以及在杂志上做广告的商品的权威性和吸引力。美国杂志上连载的文学作品——不论质量好坏、受欢迎还是鲜为人知——特别是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间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一系列的推销。文学作品出现在杂志上有助于提高杂志的文化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推销广告宣传的商品。

这一点使我们理解了该时期美国小说的作用，那就是确立了自己在广告四处漫延的时代中的地位，以及在加快消费资本主义进程方面的特殊作用。广告和小说都在讲述关于现代化的故事：现代化的影响和价值观、现代化在视觉和书面材料中所呈现的正式形式——广告形象、广告语和虚构的故事。像西奥多·德莱塞和亚伯拉罕·凯汉(他们或担任杂志编辑或创办了自己的杂志)这样的作家与广告商共同参与了翻译过程，把新市场文化用语翻译给情绪高涨但有矛盾情绪的普通百姓。这些翻译采用了各种复杂的方式，有时把商人人物描写为主要的宣传家，允许他们直接代表商业惯例和价值观念。同时他们也代表了对消费群体以及美国等级制度的深刻理解。正像威廉·狄恩·豪威尔斯所认识到的那样，人们试图推销杂志和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等文化商品，不可避免地面对了美国社会阶层等级森严的状况。也就是说，对市场的追求使人们必须对阶层进行分析。美国小说家促进了这一历史时期阶层特点和意识的形成，而且他们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我最重要的主张是，大概从内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是美国膨胀的多元文化主义被自觉地认识和辩论的时期，特别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这里所讲的文学作品包括各种形式的作品，从小说、短篇故事、回忆录、散文到政治传单和社会评论；同时也体现在正在日益发展的文化产业中，包括杂志、报纸、摄影、插图和广告。我试图通过重视对该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不同观点来表达这些认识和辩论。也就是说，对每一个特定主题，我都要深刻剖析具有不同文化、阶级和专业背景的作者的作品。选择这一历史时期作品的主要标准是该作品在当时的重要性、以评论界接受程度为基础做出的判断、受欢迎的程度以及作者的生活经历。如果一位作者在某一方面(人种、种族、地域、阶层或性别方面)对某个特定事件或发展变化具有特别有价值和可供选择的见解，那么他或她的作品将被收录进来。每一部分讨论的作者和作品体裁的多样性取决于这些作者和作品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程度：内战、战后重建、城市化和移民、“清除印第安人”和灭绝种族大屠杀、广告和杂志的发展、工作环境、大公司的崛起、乌托邦反应。为了表现形式和内容的连贯性，本书安排了章节的顺序，让个别作家在不同章节中反复出现，很多作家出现在多个章节中(比如亨利·詹姆斯就出现在第二、四、六、七和第八章中，马克·吐温分别在第三、四、五、八和第九章中出现)。我希望阅读过这一段历史的读者将会产生一种自己参与了正在进行的对话的感觉，可以通过本书了解所介绍的要人、人物和事件。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三个论点是根据我对各种资料(文学、经济、社会科学、摄影和商业方面的资料)多年的研究和分析提出来的。论点一：资本主义与美国社会独特的多样性之间的传奇故事开始于这一历史的时期。美国的经济和商业体制从1860年到1920年发展起来，它习惯性地利用美国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机会主义采取了很多形式，包括把大量的移民吸收为美国的劳动力，不仅保障了工业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便于老板和管理人员控制工人，他们可以依靠定期更新并接受低工资的外国人。同时，这些移民也是巨大的新消费者群体，无论工资高低，他们都渴望用刚挣来的薪水购买美国市场上神奇的商品。美国的广告商、美国出生的居民(“本地人”)也利用了他们对高移民率的普遍紧张情绪。通过不断唤起人们的焦虑和喜爱之情，通过各种种族人物造型，通过使美国人熟悉他们害怕的东西，广告商千方百计地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力。

论点二：美国异乎寻常的文化多样性激起了人们对发展成熟的福利制度的普遍反对。在一个其他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正在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养老金、工人补偿、医疗保险——的时期，美国是远远落后的。即使是到了20世纪后期，在富兰克林·德雷诺·罗斯福提出新政福利计划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商业历史学家称美国的“福利状况”还远远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有保证。美国历史上存在的一种强大而持久的个人主义民族意识无疑要对此负部分责任，因为它促进人们强烈反对税收和“大政府”。平民主义对大众的吸引力以及其他支持社会和经济再分配的激进计划说明还涉及其他原因。我认为关键在于美国文化的极端多样性使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意支持大范围的福利制度，这种福利制度是为了保护大量的非直系人口而制订的，他们认为那些人大多数都会从中受益。该时期乌托邦小说提出的社会变革计划告诉人们，要想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首先要净化主体统治关系。这些小说的社会背景中不存在外国人；美国印第安人、美国黑人和这一时期来自欧洲的移民都消失了。

论点三：人们普遍认为，从1860年至1920年文化和经济超乎寻常的迅速发展需要文化的牺牲。这些牺牲包括内战中牺牲的大量工人阶级战士。那场令人痛苦的兄弟之争带来了巨大痛苦和流血冲突，同时也解放了大规模的工业发展，而林肯联盟的胜利驱动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用战争的死亡换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最主要体现在战争的最底层，因为较高的伤亡率增加了对制服、军火、运输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商业利润。该时期发生的对美国印第安人的灭绝种族大屠杀不断被描述成一种普遍形式的实现——为了进步而做出的牺牲。美国黑人——在战后被排除在社会和政治之外，使他们的解放黯然失色——根据W.E.B.杜波伊斯的说法，同样也是“进步圣坛上的集体牺牲品”，在该时期被巧妙地剥夺了人权。尽管那是当时盛行的风俗习惯和法律，美国黑人精英在此期间取得的成就不是因为它们。

后面的章节讲述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变革，包括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的开始。本书的中心——内容和结构——是文学文化的发展，以各种方式表达了文学文化独特的见证义务感，以及其独特的表述、颂扬、谴责和再创造的能力。

2 追忆美国内战

内战促成了出版业的诞生。北部联盟军和南部邦联军队之间的这场战争促进了编年史——摄影编年史、历史编年史、新闻编年史和文学编年史——的发展，其促进速度是以往的战争不可比拟的。如一位士兵特别提到他喜爱“廉价文学……当然了，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读过这么多文学作品，将来也不会”。专门为士兵写的系列廉价小说的销量都在10万册左右，如道雷(Daw.ley)的“露营和围炉图书馆系列”和莱德帕斯(Redpath)的“篝火图书系列”。比较传统的小说，如麦塔·维克托(Metta Victor)的《联邦主义者的女儿》(The Unionist's Daughter，1862)、查尔斯·亚历山大(Charles Alexander)的《波多马克的波琳》(Pauline of the Potomac，1862)、约翰·特罗布里奇(John Trowbridge)的《击鼓男孩》(The Drummer Boy，1863)、爱德华·维里特(Edward Willett)的《韦克斯堡间谍》(The Vicksburg Spy，1864)、萨拉·爱德蒙兹(Sarah Edmonds)的《假小子或女兵》(Unsexed：or Female Soldier，1864)，使待在家里和战场上的读者都能不断接触到很多勇敢的士兵、战时求爱故事和女扮男装、男扮女装的间谍。报纸和杂志都争相设立戏剧性的战争纪念专栏，比如老奥利佛·温戴尔·霍尔姆斯疯狂寻找在安提耶坦(Antiet.am)受伤的小奥利佛(后来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报道(《大西洋月刊》)。如《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约瑟夫·麦迪尔(Joseph Medill)、纽约《论坛报》(Tribune)的霍勒斯·格里利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亨利·J.雷蒙德(Henry J.Raymond)那样的编辑们担当了资深政治家的角色，因为他们对军事和外交策略进行评论，而阿拉巴马的一位编辑警告那些与士兵打交道的记者要避免报道“使他们感到痛苦或使他们逃脱义务”的新闻。

最有意义的内战作品是怀旧性的作品。追忆内战的文章好像是在1865年罗伯特·李将军签署的投降协议还墨迹未干时就开始大量涌现了，并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末，贯穿整个70年代。最有意义的内战再现作品甚至持续得更加久远，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最近一位历史学家竟还称内战“尚未结束”。从这方面讲，内战的主要文化影响是把美国人永远定格在那四年痛苦的冲突中(1861年至1865年)。战后几十年很多著名作家出版的一系列小说和回忆录都支持这个观点，他们包括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艾伦·格拉斯哥、弗朗西斯·哈珀、保罗·劳伦斯·邓巴、亨利·詹姆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但同时，战争在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根除过时的奴隶制度)进程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所有见证了战争的人们来说，内战似乎加快了整个国家快速进入未来的进程。

战争伊始，整个国家大部分都是农村和耕地，只有铁路才有资格被称为“大企业”。从1865年至1895年，许多竞争性行业——从纺织业、石油业、钢铁业到玻璃业、造纸业、酿酒业和糖业——开始进行合作，直至后来形成托拉斯。新型商业网络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信息管理和传递需要更加复杂高效的系统。该时期新的打字和复印、档案管理和保存方法的发展为通讯革命的到来铺平了道路，通讯革命可以追溯到20世纪及以后的计算机。内战期间最具革命意义的发明是电报，这是一种先进的通讯技术，甚至连电话(1876年由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像其他行业一样，电报也从战争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最终成了西部联盟支持的真正的垄断公司。许多金融家通过购买证券和投机发了财，战争投资有助于统一全国货币，同时也加强了全国的银行系统。

内战前夕，北方比南方进步得多：更工业化、更城市化，可耕地面积是南方的两倍，有大面积的连为一体的铁路网络。因为南方会议取消了一项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立法，在内战期间，林肯总统就可以通过国会敦促实施各种现代化措施，并制订成法律，包括1862年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它刺激了西部开发，而关税法则促进了北方工业的发展，《太平洋铁路法案》(Pacific Railway Act)允许修建洲际铁路。南方巨大的军事资源是奴隶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使南方的铅、盐、铁矿和农业产量都很高。奴隶的征兵率在南方邦联白人人口中达到惊人的80％。但这种资源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就像弗朗西斯·哈珀在《伊奥拉·莱洛伊》中所描写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逐渐开始支持北方联盟军队，因为解放奴隶是他们的目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早在1861年就预测道：“美国人民和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拒绝承认它，但最终‘事情的残酷逻辑’将迫使他们承认它；在这片土地上正在进行的战争是一场支持和反对奴隶制的战争。”1863年1月1日，林肯签署了《解放宣言》，这是一项导致战争尽快结束的措施，尤利西斯·S.格兰特称之为“对南方邦联的最沉重的一击”。总共有18万黑人在联盟军队中服役，其中3.4万人在战前就获得了自由。战争快要结束时，穷途末路的南方邦联做出给予参战的奴隶自由的决定，放弃了南方进行反抗所依据的原则。

内战的结束使美国陷入了双重悲痛之中——一方面为国家和个人的灾难性损失而悲痛，另一方面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悲伤。虽然战争本身几乎不能为复杂而快速发展的工业和技术变革提供推动力，但许多人仍然认为内战和现代化是盘根错节的。战后几年创作的文学作品表达了日益多样化和分裂的美国社会的一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南方和北方的不和留下了一系列余悸，产生了许多小的分歧和分裂。因此，小说、回忆录、自传甚至是摄影作品都把战争描绘成需要非常详细地进行描述的经历，而不是举国上下都很明确的事件。史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雄徽章》是典型代表：小说主要描述了自愿参战或被迫参战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不能像有钱人那样雇人替他们打仗。克莱恩的战争小说不是一个国家的档案，而是一个阶级的档案，他认为这个阶级付出最多。这种观点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很明显，这些作品突出了俄亥俄州获得自由的黑人(邓巴的《狂热分子》[The Fanatics])、新英格兰文雅的穷人(阿尔科特的《小妇人》)、南方受压迫的奴隶(哈珀的《伊奥拉·莱洛伊》)和北方的战争英雄(威斯特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

战争依旧

也许在19世纪后期，没有哪一种装置能够像照相机那样更能表达内战所代表的变化。摄影是一种表达内战与众不同之处以及内战如何把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的重要工具。另外，照相机使美国人对战争有独特的理解——能够以不偏不倚的立场看待大屠杀，就像用内心的观察镜精心拍摄的场面。下面讨论的作品代表了19世纪后期最受欢迎和/或最受评论界称赞的战争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利用了集体死亡和哀痛的美学景色。追忆内战的故事是从两位摄影师马休·布雷迪(Mathew Brady)和亚历山大·加德纳(Alexander Gardner)开始的，他们认识到了这场兄弟之间的纷争可能会产生戏剧性效果，在战争还在进行、尚未结束时就让人们记住它。马休·布雷迪的早年生活不太为人所知，正如布雷迪写的那样：“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大约在1823年—1824年出生在乔治湖附近的森林地区。”他在16岁时到纽约市进入肖像画家、他以前的辅导老师威廉·佩奇(William Page)的公司，布雷迪曾在奥尔巴尼与他一起工作过。1840年，布雷迪遇到了全身心致力于美国摄影早期工作的发明家塞缪尔·E.B.莫尔斯(Samuel E.B.Morse)，并且成了他的弟子。1844年，布雷迪在纽约开了第一家银版照相工作室，并且在第二年出版了他拍摄的照片，题目为《杰出美国人摄影作品集》(The Gallery of Illustrious Americans)。他从一开始就设法让人们认识到他的工作室的社会声誉：在布雷迪的工作室内坐等摄影师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布雷迪的强项是具有工商企业家的能力，在当时，作为摄影的商业使者，他具有最高权威。他很快就认识到他的新技术具有巨大的变革潜力。在这项技术开始创新时，他紧紧抓住了这次重要的机遇。

布雷迪的业务经理、最终成了他的竞争对手的亚历山大·加德纳1821年出生在苏格兰，是一名科学家，年纪轻轻就涉足商业和金融。1847年，加德纳受雇于一家储蓄和贷款公司，培养了记账和一般的商业管理能力，事实证明这些能力对他后来在内战中的摄影工作非常必要。同时，加德纳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积极参与并投身于旨在提高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的社会改良运动。1851年之前，加德纳一直是《格拉斯哥哨兵》(Glasgow Sentinel)的记者，在社论中支持工人阶级的利益。加德纳好像是在1851年在伦敦的水晶宫世界博览会上遇到了马休·布雷迪，当时布雷迪的《杰出美国人摄影作品集》获了奖。1855年之前，加德纳自己的摄影作品在格拉斯哥一直受到好评。第二年他举家移居到纽约，去投奔布雷迪，并成了他的助手，涉足布雷迪的所有业务。

布雷迪和加德纳都抓住了内战主题的潜在商业机会，一步一步使布雷迪的公司专门为官方拍摄战争照片。布雷迪利用他与秘密服务机构侦探事务所的老板阿兰·平克顿(Allan Pinkerton)的私交，在1861年见到了林肯总统，总统签署了一张允许布雷迪随同联盟军的通行证。与此同时，管理着华盛顿办事处的加德纳订购了许多四筒照相机，期望满足士兵渴望穿着军装照相的愿望(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他还与纽约的一家商业照相机构签订合同，购买可以以卡片形式大量发放的主要战争人物的照片底片。鉴于他们双方所具有的商人和摄影师的才能，布雷迪和加德纳最终成为对手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两人都想把拍摄战争的创意据为己有，并且分别向国会提出申请，并在1869年2月几乎同时向政府出售他们收集的底片。

布雷迪取得的成就是建立了“内战摄影”这个行业，并且使他自己与之齐名，《纽约时报》(1861年)这样报道：

布雷迪先生是第一位获得战争摄影克里奥奖的人……他的摄影师随同军队几乎经历了所有的行军，把他们的太阳电池放在将军们致命的炮台旁边，悄无声息地拍摄城镇、城市和森林，大多数情况下都更具有探险性。结果是一系列照片被命名为“战争事件”，几乎跟战争本身一样意义：因为这些事件构成了战争的历史，直接触动北方人跳动着的心。

“战争事件”的主题是战争间歇、会议、战前场景和尸体，这主要是因为摄影师不被允许亲临战场。但这同时也表明，摄影作为文化活动中的一种艺术形成，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理解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影响随处可见，但对许多人来说，这场战争又是那么遥远和冰冷。例如，加德纳于1865年4月15日，即林肯被刺的第二天并且距离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投降不足一个星期，在弗吉尼亚州的科尔德港(Cold Harbor)拍摄了《掩尸团》(The Burial Party)。

在这样的时刻拍摄的这种照片的纪念意义表明，集体和个人都竭力做出纪念战的努力。它捕捉到了一种特有的群体仪式，还捕捉到一种全国上下把战争与战争牺牲者同时埋葬的责任。照片的顶部是黑黢黢的成排的树，非常茂盛，就像风景的胡须或翎颌一样。在树下面的背景中，四位身穿白衬衫、黑裤子、戴着黑帽子的美国黑人手拿铁锹，在多沙的草地上挖掘或做好挖掘的准备。前面还有一个身穿大衣，头戴羊毛水手帽的美国黑人从容不迫地摆好姿势，蜷缩在担架旁边，担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五个骷髅头。离他最近的骷髅头直立着，龇牙咧嘴。这幅照片上没有尸体，只有一些暗示——从担架中间伸出来一只穿鞋的脚和半截腿。

这幅精心组合的照片配有令人费解的文字说明，就像关于这些人是谁一样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是收集战友遗物的老兵呢？还是想把这些远离亲人战死在异国他乡的烈士的尸体代替他们的家人掩埋起来的当地居民呢？或者他们是专业的掘墓人，受人雇佣游走田间，掩埋那些在战斗结束(1864年6月)后还没有掩埋的尸体呢？这些“当地居民”使人想起许多关于战争的画面所不遗余力压制的东西——美国黑人奴隶变成自由劳动者的经济转变。但这些人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虽然说明文字暗示这是一项仪式性的工作，但这些工人既可能是为了宗教目的在掩埋尸体，也可能是为了科学目的在掘尸。

图1　《掩尸团》，弗吉尼亚州科德港，1865年4月15日。选自亚历山大·加德纳《战争速写簿》(1865)

《掩尸团》揭示了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普遍存在的死亡习俗与种族渊源之间各种根深蒂固的联系。其中一种联系是礼仪性的、自愿的和表示尊敬的，另外一种是科学的——利用死人骨头和头盖骨来解开人类差异的秘密——这是19世纪像约翰·威廉·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这样的自然哲学家和像刘易斯·亨利·摩尔根这样的人类学家经常使用的方法。死亡习俗与种族渊源之间的第三种联系使人想起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既然照片认定某个种族群体特别适合从事死亡工作，那么很可能就认定那个群体是行将灭亡的。

加德纳拍摄的照片使我们可以看出对死亡的普遍理解与历史性的特定理解之间的重大差别。在所有的文化中，死亡仪式都是为了顺利完成与亲人的最后离别——从最亲密的人(孩子、母亲、配偶和朋友)转变成其他人。但战后美国的这种仪式也是为了区分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亲属关系与土著人、移居者以及移民之间的疏远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那几十年中死亡习俗对人种论非常重要的原因。对战前科学人种论的创始人塞缪尔·乔治·莫顿(Samuel George Morton)的追随者来说，头盖骨和死人骨头为研究人类差异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识。为了能与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多种起源理论保持一致，死亡在战后日益被理解为一种表现城市主要阶层、种族等级制度以及宗教和文化差异的形式。科学家们测量头盖骨，把各个种族和宗教群体的各种不同的免疫特性和死亡率制成图表。社会科学家把大量与死亡和哀悼有关的习俗和信仰进行分类。哲学家们则思考死亡作为普遍现象和作为社会特殊现象的对比含义。文学作家、画家、摄影师甚至是广告商表现了人们在把看似不可分离实际上却毫不相干的内容——死亡和人类差异——变成经得起美学和科学形式检验的内容所做的努力。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搞清死亡的意义是一件跨学科的事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史蒂芬·克莱恩(他的早期事业将在第七章讨论)在开始创作他的关于内战的二手回顾性作品之前要先仔细研究布雷迪的战争照片的原因。

实际上，克莱恩的畅销书《红色英雄徽章：美国内战片断》好像直接置景一个机械再生产时代。小说描述了一个普通士兵亨利·弗雷明的故事，他参加了北方联盟军，渴望在战斗中通过展示勇气来证明他的“男子汉气概”。亨利在第一次遇到南方邦联军队时就逃跑了，但后来又重新参军，发现其他士兵奋勇战斗，战死在战场上或受了伤，愤怒和负疚感使亨利在战场上达到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他变成了一位“真正的英雄”。克莱恩在小说中从头到尾对理想品质(勇敢、怯懦等)进行了嘲讽，逐渐削弱了小说在结尾提出的观点：战争成就了男人。克莱恩小说中主人公的思想有时就像一部照相机，时而遥不可及，时而又近在咫尺。

对年轻人来说，他似乎看见了一切。青草的每一片叶子都是醒目而清晰的。他认为他很清楚大片漂浮着的稀薄透明的水蒸气的每一个变化，棕色或灰色的树干的表面凹凸不平。军团中的男人瞪着眼睛，汗流浃背，疯狂地奔跑或倒下，好像一堆人头朝前的古怪的尸体——人们理解所有这一切。他的大脑只留下机械而牢固的印象，结果后来一切事情都要对他进行生动的描述和解释，除了他自己为什么在那里之外。

克莱恩的描述表明，摄影是回忆战争的一种很好的艺术形式：对焦点的注意力、捕捉素材和表面的企图、那些为了回顾思考而分类的具有穿透力的视觉细节。这种机械性艺术所不能理解的是含义，即事情的“为什么”。克莱恩把“他是战争盛宴后筋疲力尽的士兵的写照”这种观点贯穿于字里行间。在《红色英雄徽章》中，书面文字常常感觉像图片的说明文字：附庸风雅、巧妙、简练、明确，就如同克莱恩把他的小说置身于与布雷迪的摄影企业的对话中——既钦佩，又不服气，同时还有点讽刺的味道——超出了内战及其事件记载本身的意义。

布雷迪以拍摄死亡为事业，但他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他的事业所具有的理论或道德内涵。这种问题吸引着克莱恩。他的小说可能看起来像是一种表达了摄影所不能表达的东西的文学表述。克莱恩的描述一直贯穿着对象征死亡和死人脆弱性的窥淫癖的关注。这种窥淫癖的成分也存在于布雷迪的照片中那些活人的姿势中：内战士兵把他们的伤口暴露在照相机前。在精心包裹的身体中体现着一些诱惑性的、隐隐约约的露阴癖者的味道，把裤子向下拉到刚好能够露出“屁股上的皮肉之伤”，或是把裤腿撸起来正好可以露出“腿部的皮肉之伤”，或者是把袖子卷起来露出“前臂的枪伤”。照片上的人都直接盯着照相机，他们扫视的眼神中既有进攻性，还有些挑衅性。这些照片中活生生的被撕裂的战士的尸体突出了战争死亡者形象中暗含的意义：身体的受伤之处像他们模仿的死亡一样是极度私密的。身体某个部位的疼痛或死亡状态即使是亲眼目睹的人也无法体会到，那么时间和空间上相隔甚远的观众的感受更是大打折扣，他们对待疼痛或死亡的态度看起来可能是无动于衷或者是淫秽的。由于不是出于帮助或同情，这些让人们看的形象动作必定是淫秽的。克莱恩的小说是拉开一定距离以道德的观点来看。亨利·弗雷明不断无意中遇到尸体，当他发现尸体时非常奇怪然，然而惊人地平静。所有这些让丰富的构思表达出战争摄影所表达不出的道德因素。

《红色英雄徽章》在描述中一直受到道德尴尬问题的困扰，特别是在描述既没有亲眼目睹又没有亲身经历的充满血腥的战争时，这种尴尬被进一步强化了。描写内战会陷入道德上的两难境地，因为正如在小说开头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内战是一场工人阶级作为替代品参加的战争，他们使用的语言显然不如克莱恩所描述的中产阶级或上层读者使用的语言那样文雅。富人通常都定期雇佣穷人替他们参加内战。利用战争经济发财并在战后积累了巨大财富的商业巨头——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皮亚庞德·摩尔(Pierpoint Morgan)、菲利普·阿莫尔(Phil.ip Armour)、杰伊·古尔德(Jay Gould)——用梅隆的父亲的话说，依赖于“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或那些喜欢为别人服务而随时准备服务的人”。

小说的第九章以太阳像圆饼一样贴在空中这个著名的比喻结束，提示了基督教上帝为了众生的罪孽而死亡的终极替代。本章开头写道：亨利身体健全，徘徊“在伤员中间，一群人……在流血”。他代表那些没赶上内战或有意逃避内战的人，包括克莱恩本人。他没有受伤，所以因羞愧而蒙受耻辱。实际上，可以把这一章看成是这两种受伤的对比。走在亨利旁边的“幽灵战士”脸色苍白，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是对他的一种无声的谴责”，“高个子士兵”的手是奇怪的黑红色，同时亨利想象着大家都能看到他的羞愧：“内疚的字样……在他的眉宇间燃烧。”小说中描述的每一次死亡都被巧妙地延长了，就像一种圣礼，吉姆·康克林(Jim Conklin)的死亡几乎用了一章的篇幅，在其他章节中也提到过，他的尸体最后变成了圣餐太阳圆饼。亨利是吉姆·康克林死亡的主要见证人，他的躯体反应与他周围将死的身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亨利的感受像身体的各个部位——“心脏”、“面孔”、“舌头”——，作为记录它们反应强度的一种方式。它们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部位，而是包括全部。为了与小说描述使用的一般现在时保持一致，亨利洋溢的感情体现了战争的全部特征。

批评家注意到，尽管小说具有历史意义，但好像故意抹杀了历史特性。没有地点名称，没有具体的战场或战斗，也没有提到主要人物或事件。小说中唯一的黑人是开头出现的“黑人卡车司机”，他的出现好像只是为了表明他的无足轻重。他实际上是一个消遣性人物，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即将发生的战斗中移开，直到出现更有吸引力的消遣性人物。小说似乎表明，不管是黑人奴隶还是自由人，都是战争及其后果的附属品。小说对内战的描写很抽象，也是由于小说特别重视历史的原因，因为《红色英雄徽章》更关心战争带来的历史发展，而不太关心战争事件本身。这些发展中最有意义的是内战后工作性质的改变。克莱恩把战争理解为工人客观化的最极端的形式，由此工人不可避免地与劳动资料的关系非常密切——无法与军团、军队附属机构、国家区分开，同时与环境特性融为一体(为了生存的缘故)。他的这种理解与小说的写作背景19世纪90年代有特殊联系。小说中的士兵代表了工人阶级，创优产让他们在充斥着理性效率原则的现代工业中劳动着。这些方法后来被编撰在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中。这本书描写了战争凭借其力量产生了工业劳动者和管理阶层。泰勒的观点与同期出现的“男童子军”(1910年在美国成立)及西奥多·罗斯福的“莽骑兵”(罗斯福的《莽骑兵》[The Rough Riders]，1899年出版)是一致的——所有“艰苦时代”的努力(罗斯福的《艰苦生活》[The Strenuous Life]，1900年出版)都是通过与自然和蛮荒制度化的联系来鼓舞现代美国人。人们认为这些在工厂里培训工人阶级和移民的新策略都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更强大，因为人们认为效率低是不合情理的。《红色英雄徽章》使用了许多管理术语，因为亨利·弗雷明把上司对他的监督内化了。甚至是尸体也保持着这种管理控制：其中有一个场景是一具极其令人毛骨悚然但依然很警觉的尸体使感到内疚的亨利重新开始战斗。

《红色英雄徽章》现代性的另外一个明显标志是怀旧，通过古文物研究者的精神表达出来：士兵的形象如“供屠宰的羔羊”，成为战争机器的仪式祭品，战争既会造成死亡，也是神圣的。战争是一位神，他最喜欢的食物是人。克莱恩表达了自己对牺牲作为仪式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把社会意识形态基于活生生的人身上。他把盟军描写成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但最后，《红色英雄徽章》中并没有救赎。在这本小说中，宗教已经变得像第九章最后“贴”在天空中的圣餐太阳一样脆弱和孩子气。技术(以照相机的形式)和艺术(以克莱恩的独特风格和舞台场景)占主导地位是以由这种死亡景象引起的宗教问题为代价的。

对于那些想通过小说寻求精神安慰的人，另外还有两本内战畅销书值得一读，它们是由像克莱恩那样的牧师后代写的，即分别由新英格兰人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和路易莎·梅·阿尔科特在内战刚结束时写的《半开的门》和《小妇人》，这两部作品对内战产生的信仰问题有更乐观的回答。费尔普斯试图为林肯到达后问候士兵时谈到的天堂填入实质性的内容；阿尔科特详细描写了要求后方有教养的穷人所做的无数牺牲。《半开的门》和《小妇人》之所以受到极大的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省略的内容。费尔普斯和阿尔科特为人们描写了战争时期爱家守家的美好画面，而对伤亡和战场以及种族、奴隶制度和解放等问题则避而不谈。对以种族为主题，继而描写种族间浪漫爱情故事、结婚的内战小说，读者的热情不是很高。利迪亚·玛丽亚·查尔德(Lydia Maria Child)的《共和国之恋》(The Romance of the Re.public，1867)、丽贝卡·哈丁·戴维斯的《等候判决》(Waiting for the Ver.dict，1868)和安娜·迪金森(Anna Dickinson)的《答案是什么》(What An.swer)用各种方式完成了大胆的情节。查尔德让她多才多艺、美丽的混血儿女主人公们分别同一位德国人(他的国籍使他免受美国血统的种族主义影响)和一位波士顿废奴主义者结婚。戴维斯强调白人和黑人妇女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却不让黑白混血的医生约翰·布劳德里普(John Broderip)与他所爱的白人玛格丽特·康德(Margaret Conrad)结婚。迪金森让她的混血女主人公弗朗西丝卡·厄西道恩(Francesca Ercildoune)同白人军官威廉·萨里(William Surrey)结婚。威廉的父母告诉他对黑人的偏见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并且应该永远都不会消失，只要美国存在种族，这种偏见就会一直存在”。他们声明与这对夫妇断绝关系。1863年纽约征兵暴动中的种族主义者杀害了弗朗西丝卡和威廉更证实了他们的判断。

费尔普斯和阿尔科特的内战小说非常有影响力，因为它们打破传统，在熟悉的领域内寻找对战争的治疗性补救措施。它们没有要求读者期待它们本身展望未来。比如，它们不会让读者想象那些因为战争而地位得到极大改变的黑人会怎样适应社会、经济或政治方面的变化，相反它们从非常具体的文化和区域——盎格鲁—撒克逊新英格兰白人新教徒——等方面描写了妇女的世界，把她们的基督教信仰作为应对策略。在两本小说中，内战是很遥远很安全的：战争可能会夺取一位兄弟(费尔普斯)的生命，也可能会使一位父亲(阿尔科特)变得非常虚弱，但小说的整个社会环境还是不受战争影响的。这些书的力量在于它们宣称美国传统遗产仍然具有生命力，这些遗产的原则已经得到战争时期磨难的检验和加强。

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1844—1911)因为潜心研究战争最重要的宗教发展而成为内战后一位关键的文化人物。她是一位忠实的女权主义者，写了很多卷小说、诗歌和散文，并且一直不愿意结婚，直到44岁才同一位比她年轻的神学院学生结婚。玛丽·格雷·费尔普斯(Mary Gray Phelps)(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在8岁时改了名字)是地道的波士顿人，在她父亲做牧师的松树街教堂受过洗礼，在安道神学院附近长大。他的父亲奥斯汀是一位牧师，1842年与伊丽莎白·斯图亚特结婚，1848年成为安道神学院的教师，是教神学语言和讲道术的教授，这个职位他一直做到1870年退休。她的父亲奥斯汀·费尔普斯是许多宗教书籍的作者，他作为一个备受折磨、具有病态的负罪心理并且身患各种疾病的形象出现在他女儿1891年写的自传《生活岁月》(Chapters from a Life)中。她的母亲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作家，其关于牧师寓所的小说《阳面》(Sunny Side，1951)在她去世之前为她带来了荣誉。玛丽·格雷·费尔普斯还是摩西·斯图亚特(Moses Stuart)的外孙女。摩西1810年在安道神学院开始研究希伯来人，鼓励对德国哲学和更高层次的评论进行研究。摩西·斯图亚特认为，如果安道神学院想成为“圣西点军校”，它的学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现代化武器。而安道神学院自1808年成立以来就以正统的加尔文主义的避难所而闻名，其神学理论常常比正统的加尔文主义还要混杂。学校不协调地混合着达尔文主义、上帝一位论和卫理公会派、常识、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德国浪漫主义神学理论以及加尔文主义思想(包括得救预定论、完全堕落、耶稣基督的苦难)。对费尔普斯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一个人是她的老师爱德华兹·A.帕克(Edwards A.Park)，他于1847年至1881年间在安道神学院执教。1850年，他在波士顿作的著名的布道《才智的神学理论和感觉的神学理论》，试图调和安道神学院官方对《圣经》绝对真实性的坚持与对情感或内心的恳求之间的关系。尽管费尔普斯是女性，但是她完全融入了安道神学院这个团体，在那里知识分子的严谨是一种生活方式。费尔普斯受她母亲的影响而喜欢写作，像她父亲一样以神学的严肃态度投身于写作。她的爷爷伊利亚金·费尔普斯(Eliakim Phelps)在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德有一个公理会牧区，官方的精神财产调查人员确认他的牧师住宅被敲击作声闹恶作剧的鬼侵占而远近闻名。这件事对他孙女有深远的影响，她一直到死都在进行超自然学会的研究，寻找千里眼以及同死人交流的证据。

《半开的门》是一部对宗教提出异议的作品，其最终目的是改革基督教而不是推翻它。小说的结尾，神职人员无可奈何地屈服于女性更有感染力、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信条。女性对《圣经》的解释既恳切又灵活，她们自己就能够使基督教受到广泛推崇。费尔普斯在开始写《半开的门》前花了两三年的时间阅读关于哀悼和末世论方面的书籍，她把礼拜仪式作为补偿女性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的一种方式。因此，小说引用了大量哲学和神学理论：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关于人死后有可能重生的归纳理论；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对宗教信仰的浪漫主义解释；自由基督教强调上帝无所不在和人的可完善性。费尔普斯的小说在形式上以日记为主，混杂着布道、对话、诗歌、赞美诗和寓言。故事情节是关于一位年轻女子玛丽，在她弟弟罗伊(Roy)去世之后精神上总是心神不安。她知识渊博的姨妈温妮弗雷德(Winifred)代表至诚的理性，她引导玛丽回到宗教信仰(Faith)(Faith也是温妮弗雷德即将失去母亲的女儿的名字)。温妮弗雷德姨妈让玛丽展示她的学问，赢得人们对她多愁善感的基督教神学的尊重。

费尔普斯所谓天堂的真实性长期以来一直在引起批评性的争论。小说被贬低为“比德迈(Biedermeier)[1]天堂”、“镀金时代的天堂”、“天神退休养老的村庄”，同时也被尊崇为“精心构思的对《圣经》的文字解释”。然而人们常常忽略费尔普斯描述天堂的字面语言与修辞语言之间的微妙差别。小说实现了她的外祖父摩西·斯图亚特说过的话：“热情洋溢的文字以真实抑或假想类比为基础。”在《半开的门》中，每一个对天堂的描述都是通过有保留的不确定词语来表达的，如下面温妮弗雷德姨妈与玛丽之间的讨论：

关于那些树和房屋以及你的其余的“漂亮东西”？它们和这些相似吗？……比如，我不认为房子是把橡树和松树钉在一起盖成的。但我希望天堂里的自然和艺术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得到的东西就是现在的样子……你可记得柏拉图的古老理论：每样东西的完美形式都永远存在于上帝的心中。假如果真如此——我看不到还会是什么情况——那么上帝的一切都通过世界上的花、草、人的面孔体现出来，为什么在天堂中不应该有对应于花、草或人的面孔的东西来体现呢？

《半开的门》通过确定神的权力，放开了人物形象的想象力。温妮弗雷德姨妈认识到：“《圣经》的神秘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没有说什么。”她的根本观点是假设天和地以理性的最终显示而统一，上帝所在的天国将不可避免地同上帝的尘世一起存在。上帝是一位非凡的功能主义者，他的世界不是一个统一的平面。因此，温妮弗雷德姨妈对小说题目的解释是：上帝“显然没有打开禁止我们看到天国的门，但他显然也没有关闭那些门；它们是半开着的，理性和《圣经》挡着不让它们关闭”。《圣经》是一部活文献，解释者的子子孙孙都可以阅读，从中受到激励的人也会对《圣经》进行更新。

在这种背景下，主人公感情生活的直接性和简单性使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主人公的悲伤使太阳失去了节奏，把熟悉的家庭生活变成了死气沉沉的牢房。玛丽以悲伤回报真正的安慰——温妮弗雷德姨妈受到神的启示产生了想象力。但这种世俗的联系就像玛丽和罗伊以及其他没有提到的家庭成员(父亲和母亲)之间的联系一样转瞬即逝，因为在描述中没有提到，就可以推断他们已经去世。温妮弗雷德姨妈的去世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她死于乳腺癌，留下女儿菲斯让玛丽照顾。表明玛丽已经从悲伤中解脱出来的标志是她能够全面而客观地看待温妮弗雷德的女儿，像“照片”一样清晰地“拍摄”在她的脑海中。太阳恢复了原来的韵律，这是一种人们在温妮弗雷德姨妈去世时想起的光的庆典。费尔普斯为读者描绘了宗教信仰这种逼真的前景，作为对战争带来的悲伤的慰藉。

路易莎·梅·阿尔科特和费尔普斯一样留下了丰富的神学遗产，虽然她的小说不太正式且单调而重复，很符合一位超验主义者的女儿的风格。阿尔科特是教育家、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布朗森·阿尔科特的第二个孩子。这位自学成才的康涅狄格州贫穷农民的儿子曾经在工厂干过活，做过小买卖，也教过书。阿尔科特因他激进的营养学理论和短暂的乌托邦试验果园(Fruits.land)而闻名。路易莎的母亲阿巴·梅·阿尔科特(Abba May Alcott)才是挣钱养育四个女儿的人，她寻找当时适合女人做的各种工作(其中也包括社会工作)，而她的丈夫写书和讲课。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阿尔科特一家可以得到阿巴·梅富有亲戚的接济，但他们也经常遭受贫穷的威胁，他们的婚姻经常出现危机。比如，一家人在果园逗留期间，如果没有收成，其他的追随者就放弃冰雪覆盖的乌托邦，阿巴就强迫布朗森在家庭与试验之间做出选择：一家人离开他回到了康科德。阿尔科特好像喜欢他在《康德的时光》一书中描述的理论上和谐的家庭生活，而不喜欢常常为食物和住房而争吵的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路易莎很崇拜她的母亲，以《小妇人》中的玛米来纪念她，但她与父亲的关系则摇摆不定。作为他的第一项心理试验，“我第二个孩子一岁时对生活的观察”的关注焦点，她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强化——心理诱惑、操纵和恐吓。布朗森显然很疼爱他的女儿，把两岁的她描写成异常果断和坚强的孩子，但他也受到她的威胁，甚至排斥。

阿巴·阿尔科特送给女儿的礼物之一是鼓励她写作。她在一封信中写道，路易莎的艺术才能是“她被抑制住的悲伤的安全阀，否则这种悲伤可能会毁灭她年轻而温柔的心”。路易莎的艺术天分也补贴了家里拮据的收入。“我一直尽量把我的智慧变成金钱”，她在1855年时说。她写了成卷的书，使用各种文体和技巧，包括童话、哥特派恐怖小说、个人随笔和言情小说。她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女人的工作、恋爱和婚姻经历，并且对这些经历有共同的观点——不符合传统且常常是女权主义者。路易莎在30岁之前就已经在《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Gazette)和《大西洋月刊》等有名的杂志上发表了20多篇引起轰动的文章，许多使用笔名发表，一些短篇小说使用她的真名。在写出《小妇人》之前，路易莎已经发表了近100篇小说，其中大多数是多愁善感的现实主义小说，其特点是年轻的女主人公为家庭奉献了一切，或者是年轻的女主人公追求独立，而不愿意充当传统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阿尔科特的作品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把她自己从妇女的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手段。她父亲就曾经允许男孩女孩在果园都可以穿裤子，他同时也认为任何一个受智力支配的人都是男人，受内心支配的人都是女人。路易莎决定使她自己的灵魂受智力支配，她像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乔一样得出结论：她天生具有“男孩子的个性”。她打算“紧紧抓住她的才能，再一次影响世界”。阿尔科特是康科德第一个登记注册的女选民，她嘲笑那些不能行使这项特权的女人。

《小妇人》是她写作生涯的一项重大突破，产生了一系列关于马奇家族的书，给阿尔科特带来了她追求的名誉和财富。作为国内由女性撰写的描写南北战争时期的书，这本小说表明，在贫困时期家庭生活是多么需要上流社会和工人阶级的勇气。小说从圣诞节开始，节日被描写成一种牺牲机会：马奇家女孩子们的庆祝仪式不够谦虚；她们的母亲玛米坚决要求她们对家里仍然很穷的家庭态度谦虚。每一个女儿都会因为她的愿望没有满足而自动得到补偿以平息她对此事的不满。梅格得到了家庭幸福，乔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丈夫和令人满意的职业；艾米嫁给了人好且有钱的罗瑞(Laurie)，贝丝去了天堂。小说认为现在作出的牺牲将来会得到回报，同时也主张感恩。学会对小事情心存感激，当有大事发生时，你才能更好地享受。小说的主要道德观通过模仿和嘲弄新鲜事物、消费和广告使其批判现代经济的企图得以展现。例如，通过描述富有的罗瑞给梅格和约翰的新家买的礼物讽刺了不断令人们失望的现代商品，而与这些机器制造的有缺陷的物品相对比的是她勤劳的姐姐们手工制作的礼物。

虽然在马奇一家的世界中社会联合有很多来源，但小说强调的是分类，最突出的是阶级划分。性别是比较灵活的分类：许多人物符合传统，而其他许多人物则玷污了传统。乔和罗瑞在这方面尤其突出，马奇姨妈、马奇先生和太太也是这样的人物。玛米在马奇先生不在的时候完全处于家庭的领导地位，马奇先生一回来就变成一位聪明的幕后人物。书中多次提到他失去的财富，很少提及他的牧师生涯。阶级划分还是很明确的；没有人对为什么在罗瑞去上大学时穷教师约翰·布鲁克(John Brooke)却上了战场提出质疑。梅格在富有的莫法特家受到了很多羞辱，虽然阿尔科特强调的是枯燥乏味和粗野的行为或言辞，“他们虚假的外表不能完全暴露出来”。艾米也容易受到财富的诱惑，阿尔科特也坚信真正的上层人士与只是有钱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

阿尔科特的理想是基督教的自制、内心的坚毅和抵制利己主义和名誉的诱惑。所以乔必须学会限制她的文学追求，避免使用她找到的能够使用且能赚钱的写作方式。她的救星是巴尔(Bhaer)先生，他像军人那样严格信奉基督教。当他使乔相信她的畅销小说毫无价值时，乔沉着地把她的小说扔进了火里。巴尔是最好的榜样，他其貌不扬并且很贫穷，但是却很大方。小说中的社会很容易受到马奇一家简单的道德观念的感染。贫穷使人们放弃过高的奢望，那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小说始终把穷人描写得比富人更富有。约翰和梅格·布鲁克的婚姻生活远远超过住在“一所孤独寂寞的豪宅里”的奈德和塞莉·莫法特的婚姻生活，乔在面对失去一切——失去了她亲爱的贝丝——时学会了真正的自我控制，在贝丝临终时放弃了她往日要取得文学荣誉的“雄心壮志”。她还写了一本富含寓意并且也很受欢迎的书，上面写着“衷心献给那些阅读此书的人们”。因此，这本小说传达的信息是：放弃，会得到一切。在他们共同失去贝丝后，玛米和父亲马奇得到了“收获”，一群婚姻幸福的女儿和外孙。

《小妇人》所称颂的向命运屈服的主题在很多描写战争的作品中得到强化，甚至在那些最不可能出现类似主题的战争将军的自传中，如欧文·威斯特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威斯特主要强调把格兰特的生涯带入战争的那种无助和必然性的气氛，以及他成为战争英雄后令人吃惊的转变。威斯特一开始描写了格兰特39岁之前异乎寻常的失败感。他的家人已经习惯不把他当成养家糊口的人看待；他在家乡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仅仅四年后他的照片出现在全国的每家每户。他后来担任总统时总是被丑闻困扰，很不体面地离了职，在63岁时中风而死。但他又被救赎了，这一次是在他死后。威斯特认为在所有事例中，格兰特屈从于命运，这种观点使描写惊人的复杂和引人入胜。总的来讲，他的研究紧紧围绕1885年由马克·吐温自己的出版社出版的格兰特自己写的畅销书《个人回忆录》(Personal Memoirs)对战争的描述进行。威斯特的传记最适合作为解释格兰特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的指南。

威斯特的主题是格兰特生活中疏忽大意和命中注定的方面，那是一种与深思熟虑毫不相干的生活：格兰特最终往往不能发挥他自己的才能和行动。格兰特的伟大成就——策划和指挥战争、管理下属、同敌对方进行谈判、与林肯协商、起草李投降的条件——表明了他的性格，格兰特恭顺地执行并且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恭顺。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本质的被动性使威斯特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格兰特对丑闻应承担的责任——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这些丑闻伴随了格兰特一生并降低了他的历史地位：他酗酒的故事，他对战争中最丑陋和代价最高的战斗要承担责任的故事，以及作为总统腐败的名声。

威斯特笔下的格兰特在战争中找到了他得心应手的方面：他具有通过地形预测战斗前景的天分，凭直觉知道如何通过控制从俄亥俄州的北方边境流入南部的河流而进入南方的大本营。战争中的格兰特成为一位登峰造极的演员，威斯特的描述显然富有戏剧性。他厚颜无耻地杜撰李将军投降时手脚伸开躺在苹果树下对着弗吉尼亚的天空沉思的故事(格兰特本人也不相信)，甚至对它们大肆渲染。虽然格兰特认为南方的事业是没有道理的，但他对待李将军以及他的军队的慷慨大方预示着战争最终目标的实现——统一。格兰特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他认为无论在战争或和平时期，只要需要，他都会挺身而出。他代表着宗教精英领导阶级的梦想：一个已经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命运的普通人，在历史背景下一跃成为伟人。

战争讽刺作品

玛丽亚·露易丝·伯顿(Maria Ruiz de Burton)、保罗·劳伦斯·邓巴和亨利·詹姆斯的战争小说都是讽刺内战的作品，主要描写总统和将军们的怪癖以及在这场令人痛苦而难忘的手足之争中美国理想特别是宗教理想的机能障碍。与费尔普斯和阿尔科特以虔诚的态度看待宗教在战争中以及战后所发挥的作用相反，玛丽亚·露易丝·伯顿描写了一位新英格兰文人决心利用这场动乱来谋取利益。费尔普斯和阿尔科特笔下的姐妹们、妻子们和女儿们遭受的折磨，在詹姆斯的笔下由那些自以为是地甚至坚持不懈地陶醉于他们的损失的北方人所代替。保罗·劳伦斯·邓巴发表了对陷入危险的俄亥俄州自由黑人所经历的战争的独到观点，他们生活在奴隶制的边缘，就像离肯塔基的边界一样近，他们虽然能够看到，却触摸不到。这三位作者愿意放弃应该给予战争中主要人物的尊重可能由于他们是社会的旁观者——一位是墨西哥人，一位是非裔美国人，一位是移居国外的美国人。费尔普斯用很有争议的词语来描述宗教的正统思想，但她是作为正统思想的一分子这样做的。《谁本来会考虑这件事？》(1872)以战争前夕的马萨诸塞州为背景，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玛丽亚·露易丝·伯顿的第一部小说(将在第五章详细讨论她的事业)，她对美国东部的宗教和文化机构不是很熟悉。因为其内容具有讽刺性，小说用笔名发表。小说是玛丽亚·露易丝·伯顿旅居东海岸时的作品，她同美国军官丈夫一起从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家旅行到东海岸。她在这部小说中的立场如同她后来的作品一样对美国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谁本来会考虑这件事？》揭露了盟军内部的腐败问题、发战争财的要求、体面的北方中产阶级的种族歧视以及东部神职人员的歇斯底里。

玛丽亚·露易丝·伯顿对殖民主义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关注提供了一种描写南北战争的小说的独特方法：通过对西部和西南部金银的掠取探讨了工业化、投资和投机的快速发展。小说情节由一系列的盗窃行为构成：莫哈维印第安人的金子被劳拉的母亲偷走了，然后又被新英格兰的诺瓦尔(Norval)家从劳拉那里偷走，然后被奸诈的海克威尔牧师(Reverend Hackwell)从诺瓦尔家偷走。玛丽亚·露易丝·伯顿描写了其他战争爱情故事所忽略的另外一个战争事实：对南部邦联监狱的大量描写，在那里联盟军俘虏不断死于寒冷、饥饿和疾病。她强调联盟军因采取拒绝同邦联军队交换俘虏的政策而成为这些监狱的伤亡事件的帮凶。据说这是格兰特的主意，这项政策是为了减少南方的人力，因为邦联军队的俘虏回去之后会重新应征入伍，而联盟军队的俘虏要回家。玛丽亚·露易丝·伯顿同样也痛斥了战争期间牟取暴利的行为。

小说的开头是地质学家詹姆斯·诺瓦尔(James Norval)博士完成四年的研究后带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孩子玛丽亚·多罗斯·麦迪纳(Maria Dolores Me.dina)——大家都叫她劳拉(Lola)——和一大堆看起来像岩石标本的东西回到新英格兰的家。他在科罗拉多河上航行时被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追上，然后被带到了印第安人的营地，在那里他发现了玛丽亚·麦迪纳和她的女儿，她们是被绑架来被迫做下贱的奴役，她们的皮肤被染成了黑色。麦迪纳太太在临死之前讲述了她令人伤心的故事，并使诺瓦尔博士答应照顾她的女儿和她在监禁期间积累的一大笔金子(那一大捆东西)。诺瓦尔博士的妻子杰米玛(Jemima)是一个种族歧视者，她拒绝让劳拉进门，但劳拉的金子让她息了怒。诺瓦尔家有两个邪恶的继母带来的女儿和一个英俊的公子哥儿子朱利安(Julian)，他爱上了劳拉。随着染上的颜色渐渐褪去，劳拉的肤色渐渐变浅，她原来的肤色使玛丽亚·露易丝·伯顿能够谴责北方的种族歧视。考虑到《谁本来会考虑这件事？》贴近历史以及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通奸的审判，小说的主要神职人员特别引人注意。后来与杰米玛·诺瓦尔通奸且虚伪而恶毒的伪君子约翰·海克威尔牧师和他的同谋海莫哈德牧师(Reverend Hammerhard)都是小说中的恶棍。

战争的开始使这些已经很混乱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诺瓦尔博士继续着他那非正统的方式：由于他暗示了对奴隶制事业的同情，有人控告他对联盟军队不忠诚，他匆忙动身前往非洲和阿比西尼亚。在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言论自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玛丽亚·露易丝·伯顿主要通过批评长老会牧师以及使长老会拥有财富和取得成功的女性宗教团体的成员对联盟军队进行批评，但同时也对战争司、国会甚至林肯总统进行了无情的批评，林肯被描述成无能之辈、没有什么作用的乡巴佬，他对“人民”的贡献是一个神话。玛丽亚·露易丝·伯顿最严厉的批评是针对清教对19世纪美国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玛丽亚·露易丝·伯顿在她看到的每一个地方——从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刻板到牧师们的歇斯底里，从政客们的贪婪到那些口头反对废除奴隶制的人的种族歧视中——中看到了使一个殖民帝国充满活力的17世纪的宗教残余。

《谁本来会考虑这件事？》中的内战本身就是对人们所认为的美国代表价值的猛然攻击，这些价值包括忠诚、民主和言论自由。朱利安·诺瓦尔环顾着美国军区战争司的走廊，他去那里是为了推翻一桩不公平的解雇案件而进行辩护，他在想还会有多少由于当事人的贫穷和无足轻重而造成的不公平事件发生。在《谁本来会考虑这件事？》中，前方战场上的战争同后方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战争相呼应。朱利安被批准同总统一起参加一个听证会，仅仅因为他的财富和社会关系而被宽恕。玛丽亚·露易丝·伯顿认为，内战最大的受害者是整个国家的基本信念。她强烈暗示，这种基本信念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么可靠。她认为随着19世纪慢慢过去，美国的道德状况只会越来越糟。朱利安·诺瓦尔在新婚妻子劳拉的陪同下选择移居到墨西哥生活而不选择在内战后的美国生活还会令人感到奇怪吗？

玛丽亚·露易丝·伯顿在描述内战期间的美国时，其坦诚和尖刻程度在美国小说中实属罕见，但并非唯一。保罗·劳伦斯·邓巴在他1901年写的小说《狂热分子》(Fanatics)中描写了俄亥俄州的黑人所遭受的痛苦，这些黑人在战争开始时就已经获得了自由，同时也描写了白人家庭内部令人痛苦的冲突，因为家庭成员在战争中持对立的态度。正像邓巴在小说中表明的那样，战争总是导致对立，但这种对立决不会分裂成单纯的两部分。

保罗·劳伦斯·邓巴1872年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代顿，这座小城在《狂热分子》中被称为多伯利。他的父母以前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奴隶；父亲是一位粉刷工，自学认字，内战时在马萨诸塞州第55步兵团和第五黑人骑兵团服役。她的母亲是为奥维尔(Orville)和威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家族洗衣服的洗衣工，虽然她不识字，但她喜欢诗歌。保罗是一个早熟的孩子，6岁就开始写诗。在高中时，邓巴是他们班唯一的黑人孩子，但他的天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担任校报编辑和文学社社长。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搞新闻，在一家社区报社工作，在莱特兄弟的资助下出版了一份黑人时事通讯。在此期间，他还做过电梯操作员，他的诗歌得到了一份辛迪加新闻出版社的好评并引起了著名方言诗人詹姆斯·韦考姆·赖利的注意，他希望在此之后事业有所突破。詹姆斯的关注使得邓巴能够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橡树与常春藤》(Oak and Ivy，1892)，传说他为了还钱给出版商，曾把诗集兜售给乘电梯的人。这本诗集提高了邓巴的名气，1893年他应邀到世界博览会上背诵诗歌，在那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称他为“美国最有前途的年轻黑人”。

邓巴的下一本书《大事小事》(Majors and Minors)得到了全国的认可。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在他为《哈珀周刊》写的社论中称他为“第一位在文学方面显露了天生具有卓越才能的美国黑人……上帝使各个民族的男人都属于一个家族，可能这种说法表现在艺术方面，在艺术中我们的敌意和偏见都消失了”。他协助出版了邓巴的前两本书《底层生活抒情诗(Lyrics of a Lowly Life)。1897年，住在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的邓巴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去了英国。由于作为诗人不能养活他和妻子，邓巴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身患肺结核并且婚姻破裂后，他就开始喝酒，这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健康。他设法继续写作，虽然他在1906年英年早逝，但他写了十二本诗集、四部短篇故事集、一个剧本和五部小说。

邓巴最有名的诗歌是《我们戴着面具》，开头是这样的：“我们戴着咧嘴笑和撒谎的面具/它隐藏了我们的面孔，使我们的目光朦胧/我们为人类的欺诈付出代价/虽然我们的心被撕裂，在流血，但我们还要微笑/嘴角带着诡秘。”诗中的“我们”是全体黑人的心声，为了描写“双重意识”的感受，暂时放弃了各自的个性。等一下，请读者看看“咧嘴笑和撒谎”背后隐藏着的实际上是“撕裂和流血的心”。中途停下来重新考虑摘掉面具是否明智，那个声音正式再要求考虑哪个是诗歌传统的象征含义。“为什么世界应该过于明智/在计算我们的眼泪和叹息中/而且让他们只看到我们/在我们戴着面具的时候。”这首诗歌表明为了增强表现力，艺术形式被看做是掩盖其代表意义的面具。这样，这首诗为美国黑人赢得了一项特殊的艺术职责，他们由于需要已经成了掩盖方面的专家。

《我们戴着面具》是《狂热分子》很有价值的前奏。《狂热分子》这部小说的讲述者坚持不懈地保留着他的面具，如果没有名字出现，就无法探查作者的种族身份。小说以俄亥俄州边界为背景，描写了南方人对北方人的同情以及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同情，同时也描写了与持错误立场的儿子以及爱上敌对方士兵的女儿断绝关系的父亲。邓巴很明智地没有按地区划分狂热主义。实际上小说表达的主要观点是，被北方人和南方人遗弃的美国黑人是内战最好的历史学家。由于被南北两方抛弃，他们能够独自准确而诚实地代表每一方。邓巴在他的描述以及描写黑人性格特征的作品中都附带表明了这种能力。小说中唯一的黑人“黑人埃德”(贬义词总是带引号)作为一位联盟上尉的仆人参加战争，后来由于他对受伤的人和死人的不带偏见的关心照顾而受人尊敬。由于巧妙地去掉了“黑人”所带的引号，邓巴的描写中包含着像豪威尔斯那样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种族主义想法。也就是说，人们无法从小说的人物塑造得知《狂热分子》的作者是黑人，他对主流文化关于种族的观点持批评态度。

唯一表明作者背景的是，小说一直都在重点描写内战时期俄亥俄州的黑人状况。能够被巴特勒(Butler)将军定义为“战争违禁品”的前黑奴，经常加入到联盟军的后卫部队，大批拥进像俄亥俄那样位于边境的州。虽然有时候能在军队里找到像厨师或贴身男仆这样的工作，这些脆弱的移民常常是一贫如洗，无家可归，他们随身携带着自己所有的物品。颇有意义的是，尽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当了俘虏。俄亥俄州黑人社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他们在内战前就已经是一个自由阶层，包括多伯利的黑人上流阶层。克利夫兰有它自己独特的“蒙羞贵族”。由于克利夫兰的地理位置比较便利，虽然靠近南方，但黑人是自由的，因此它是南方主人包养的黑人情妇比较喜欢的地方，主人把她们送到那里同他们的混血孩子生活在一起。两个原有的黑人社区都不欢迎刚刚得到解放的流浪黑人，他们受到双重伤害：同时受到白人和黑人同伴的伤害，这些黑人同伴害怕他们自己无法与流浪黑人区分开来。

邓巴的小说最后断言，南方和北方都没能招募到为黑人的自由而战斗的部队，这在其他内战小说中都没有提到。另外，战争一旦开始，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前的奴隶受到了白人以及已经站住脚的黑人的排斥，因为他们威胁到了这些黑人的安全。想方设法减少多伯利新增黑人人口数量的白人很少关心黑人社区现存的阶级划分。邓巴认识到各个阶层的黑人后来所起的作用是巩固社会的纽带——替罪羊——对南北统一至关重要。邓巴在《狂热分子》中提到了内战中被许多回忆录忽略的方面。通过勇敢地面对被其他历史学家忽略的战争冷酷诚实的特性，邓巴对战后的情况也进行了很多阐述。

完全以美国为背景的亨利·詹姆斯的唯一的一部小说《波士顿人》(1886年，1884—1885年在《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上连载)也表达了这种观点。小说使用了大量内战及战后的语言和日程安排，把战争变成了一场前南部邦联的支持者巴希尔·兰塞姆和他的远房表弟、北方忠实的支持者奥利弗·钱斯勒(Oliver Chancellor)之间争夺爱情的闹剧。他们为了赢得以纯真、美丽、聪明、充满希望但却异常天真的工人阶级女孩维丽娜·塔兰特为代表的美国心而进行较量。像詹姆斯的其他小说一样，《波士顿人》主要表达了一些观点，而不是为了人物性格刻画的需要。奥利弗是纯粹的新英格兰后代，巴希尔是南方人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波士顿人》读起来就像是一系列詹姆斯对美国的空洞乏味的抱怨。根据他悲观的观点，这个国家由贪婪的资本家和政治理论家组成——从极端的保守分子(兰塞姆)到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钱斯勒)。因此，《波士顿人》展示了清晰的历史衔接，是一部关于重建时期以及该时期社会发展特点的小说，包括性别角色、对性的观点的变化以及产生这些变化的政治运动、美国消费主义的兴起、广告宣传文化的发展以及美国民主和阶层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詹姆斯提出对一些小差别——小说中不同的流动形式(街上的汽车、马车和行人)、调解阶级关系所采用的方式——尤其应该警觉，同时也要警惕大差别，包括阶层差别和性别差别。小说也把美国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进行戏剧化的描写，詹姆斯对这方面的理解所达到的程度和微妙之处确实值得注意。

美国给詹姆斯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似乎是传统性别角色的局限性，甚至是破坏性。《波士顿人》是第一部重要的严肃对待女权运动、以尊敬和理解的态度描写女同性恋需求的英文小说。在最初对小说的评论中，詹姆斯重点强调了这个方面：他写道，小说“有一个章节与所谓的‘妇女运动’有关，应当是对新英格兰普遍存在的女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的研究”。詹姆斯可能利用了他所熟悉的任何一对关系，包括他妹妹与她的朋友凯瑟琳·劳玲(Katherine Lo.ring)以及萨拉·奥恩·朱伊特与安妮·菲尔兹(Annie Fields)之间的关系。这些评论带有一种硬要人家领情的态度，预示着小说从头到尾存在着叙述语气的问题。但詹姆斯对“波士顿婚姻”——当时新英格兰称呼女同性恋关系的词语——的描述确实是真诚和充满感情的。他对性别身份的广泛兴趣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波士顿人》中的人物比詹姆斯笔下的其他人物更加固定。为了与越南神经病学家卡拉弗特-埃宾(Krafft.Ebing)的理论(那时在美国很盛行)中提出的性别倒错(同性恋)的科学定义保持一致，詹姆斯在尝试使用生物学甚至是宿命论的定义。因此性欲望是天生的，是不会改变的。奥利弗渴望女人，维丽娜也渴望男人。维丽娜经历了同性恋的入会仪式，但她的身份是异性恋者。但也有另外一种选择的暗示，对性行为更加不确定的理解，在维丽娜无法确定谁是她最渴望的人的时候，这种理解很明显。这种不确定的理解也体现在作者对夸张了的性别取向的讽刺，比如奥利弗·钱斯勒对男人的憎恨，巴希尔·兰塞姆好战的男人气概，这种男子气概在小说结尾他悄悄跟踪维丽娜时发展成近乎歇斯底里。

《波士顿人》以对话开头，很适合小说人种论的目标。小说的题目表明这是一部描写上流社会的喜剧，试图对陌生的新英格兰部落的特征进行分类。通过最早出现的两个人物的观点强调了疏远和距离：一个是忠实的纽约人璐娜太太(luna)，她对家乡新英格兰并不那么喜爱；另一个是巴希尔·兰塞姆，来自战败的南方的游客。小说一开始就存在着地域对抗，体现在北方人奥利弗让南方人巴希尔等候来控制他。这种上流社会的操纵使人们想起血腥的内战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这种代价一部分体现在不同的时间概念上(北方进步主义、南方传统主义)。地域对抗也表现在各自的欺骗技巧上：北方人太诚实而不擅长欺骗，而南方人却把欺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地域差异只是詹姆斯大量描写19世纪后期的美国作品急于要捕捉的众多差异的开端。社会多样性是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理解差异对那些寻求理解并且想在社会中取胜的人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小说人物都努力把对方归入不同类型——通过地区和性别、文化和阶层。奥利弗和维丽娜在他们第一次邂逅时都分别把对方看成是波士顿的上层人士和穷困潦倒的波希米亚人。在另外一个场景中，两个来自纽约有教养阶层的女人期待着古根海姆(Gou.genheim)教授即将做关于塔木德的演讲，而波德茜小姐却不得不通过救助欧洲政治逃犯来表示她对地下交通网[2]的怀念。早在《美国景象》(1907)之前，詹姆斯就认为美国很快会成为一个由犹太人、德国人、荷兰人、黑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美国土著居民”组成的文化“大熔炉”。像后来的作品一样，《波士顿人》着重描写了许多“美国土著居民”是如何严阵以待的，这种情绪使人们普遍关注人口统计和繁衍后代。

性别偏好以及性格偏好对婚姻和生育率的影响是《波士顿人》主要关心的问题。《波士顿人》把同性恋作为异性恋的另外一种有效形式。《波士顿人》有别于詹姆斯的其他小说，因为在这部小说里婚姻和子女是不符合常规的。另外，这本书已经意识到这种不履行法律责任的做法对社会造成了很大威胁。詹姆斯的小说好像认识到，独特的人口发展表明了19世纪后期的美国人对待同性恋会持什么态度。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担心在人口方面输给不值得保留的人种和种族，这种担心更增加了人们对背离异性恋现象的忧虑。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优生运动，警告人们“土著”群体正在进行“种族自杀”，促进这些群体中大家庭的发展。这种“家庭价值”改革者感到女权运动的威胁特别大，与女权运动紧密相连的同性社会行为和同性恋行为威胁也很大。像克拉夫特-埃宾和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这些著名同性恋理论学家更增加了他们的担忧。

《波士顿人》不赞同这些理论，也不赞同这些理论煽起来的压抑的火焰。相反，小说绕开这些理论而另辟蹊径，突出性别间不协调的所有理由，坚持认为性欲望是暧昧的和危险的。小说的一个批判性观点是小说和神话会促进性别的两极分化和扭曲。书中每一个关于什么是男人或女人的观点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巴希尔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来“营救”维丽娜的游侠骑士；大家想象维丽娜存在于一篇篇充满异国情调的艺术散文中；奥利弗认为自己是悲剧的女主人公。)《波士顿人》展示了描写异性恋的传统文学手法。维丽娜与巴希尔的浪漫爱情使人们想起从《红字》和《广大的世界》到詹姆斯自己的《贵妇画像》这一系列的文学前辈。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无法忍受蒂姆斯代尔(Dimmesdale)的挑剔审视，与维丽娜不能面对巴希尔·兰塞姆色迷迷的眼神相呼应，尽管维丽娜能坦然忍受站在演讲台上被几百人注视。艾伦·蒙哥马利(Ellen Montgomery)和约翰·汉弗莱斯(John Humphreys)、伊莎贝尔·阿彻(Isabel Archer)和吉尔伯特·奥斯蒙德(Gilbert Osmond)是女人与向来不理解她们的男朋友分手的典型，这也是小说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因为两个例子都表明女性的好色与自我疏远有根本联系。两个情人都具有暴力行为：汉弗莱斯用鞭子抽打马，而奥斯蒙德的施虐欲是针对女人的。因此，在《波士顿人》的结尾，巴希尔·兰塞姆被刻画成一个暗杀者，为了结婚和生育的目的去“营救”维丽娜，作者把他比作悄悄靠近亚伯拉罕·林肯的约翰·维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詹姆斯反对这些扭曲的异性恋感情，更加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女人之间爱的互利性。

很显然，虽然维丽娜深爱并且渴望得到巴希尔，但她与奥利弗之间也有纯真的感情。在后来的一个场景中，奥利弗和维丽娜夜不能寐，共同无助地目睹了维丽娜的异性恋渴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耻辱”，这又与《红字》相呼应。霍桑小说中的耻辱是通奸，而这部小说与传统的浪漫故事相反，耻辱被看做是异性恋本身的吸引力。可能只有奥利弗才有这种观点，维丽娜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但实际上詹姆斯对此事的态度非常严肃。

詹姆斯最敬佩那些不愿对恋爱关系妥协的人，普莱恩斯(Prance)医生就是这样的例子。普莱恩斯在外表上既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她热情地献身于科学和健康，她自己非常健康。她的成就在于她努力利用自然的威力来消除自己的性取向。她不能从小说大部分故事发生的那种病态的、逃闭恐惧的环境中脱离出来，与自然融为一体。她非同寻常的独立性(人格上、职业上和政治上)是从她反抗性别开始的。詹姆斯认为性别是一个战场，包括自身内部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内战小说与性别和性欲关系如此密切，因为他理解所有这些现象：兄弟之间的战争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与冲突如影随形的性特征和性欲望必然会带来痛苦和失败。内战、异性恋和同性恋表现出独立与可怕背景下的依赖之间的激烈斗争。与心理学的还原论不同，詹姆斯对爱情故事和内战的本质进行的探索使他能够有力地阐述它们的内涵。

南方人的战争回忆录

詹姆斯小说中的事件发生在新英格兰和纽约，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战斗发生，这就使得他的描述肯定有些抽象。与他同一时代的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是一个新英格兰人，她在战后到南方旅行，目的是想亲眼看看神秘的战场。她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小说描写北方人试图与受创的南方建立亲密关系的经历。伍尔森的《管理员罗德曼：南方随笔》(Rodman The Keeper：Southern Sketches，1880)刊登在19世纪70年代的主要杂志上，这引起了亨利·詹姆斯的注意。后者成了伍尔森的知心朋友，他对伍尔森的作品时而赞扬时而轻视。伍尔森的南方作品包括《管理员罗德曼》和《为了少校》(For The Major，1883)，这些作品与她和詹姆斯以欧洲为背景写的小说很相像。他们都表达了一种身在异乡但却似曾相识的感觉。她最成功的方面是她细致入微地分类记载了南方的场景和人物。她最不成功的方面是她认为北方人也带有南方人的神话和偏见。

《管理员罗德曼》是她最成功的小说，是对“看管”这个词引申意义的思考。有人阻止你不让你死意味着什么？人死后保存尸体意味着什么？死人得到最好的保存和看管是什么样的荣誉？看管死人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随笔以一个奇怪的对话开头，既没有说话人，也没有听众，好像唯一能对墓地死人进行的对话就是这样的对话。对话满足了活人对冥界的幻想——死人可以听见人说话，这是人死后拥有的活人意识之一。看守人是约翰·罗德曼，他是新英格兰人，前陆军上校，被人雇来做佛罗里达国家公墓的看守人。罗德曼是一个奥菲利亚姨妈的形象，他来到南方，在一块掩埋着联盟士兵的荒废的、陌生的土地上执行命令。为此，他花几个小时煞费苦心地把死人的名字抄到名单上，锄了草，把他光秃秃的茅草屋附近的石子路修平。

随笔暗示看守死者的人在满怀内疚地降低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主要职责是表达死人的需求。幸亏罗德曼来自新英格兰，由于该地区典型的节制精神，使他在自我克制中自得其乐：一条狗的陪伴(狗的叫声会打扰他们)，一支烟袋(太自私了，因为死人不能抽烟)，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这样他们就不会妒嫉他的饭菜的香味)。他几乎没有不孤独的时候：一位体弱多病的前邦联士兵带着他的仆人到来，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增加了看守人的安静和孤独。这两位前士兵盘算了一下他们各自的损失，在沉默中相安无事。他们默默地用餐，吃的东西表明了管理员保留的另一个带有新英格兰特色的东西。因为“他的有成见的小厨房”只能做出新英格兰口味的饭菜，拒绝吃南方的饼干、熏肉和玉米片粥。

伍尔森认为人们必须当心南方女人，因为反叛者的愤怒还没有完全消除：正是这些人还坚决反对北方和整个国家的一切。在以下由因战争而沦落的四种人组成的松散的团体中——联盟军看守人、体弱多病的邦联士兵、现在已获得自由的老佣人和从前的南方美女——只有美女贝蒂娜·瓦德(Bettina Ward)小姐很看重她南方人的敌对态度，拒绝接受看守人的慷慨大方。看守人坚持认为庞普(Pomp)这个已获得自由的奴隶只能伺候他的“主人”，如果他通过墓地告示牌上唯一一首官方政府的诗歌来认字的话。虽然告示牌预示着定期会有成队的北方人前来祭奠死人，但纪念日时只有获得自由的黑人肃穆地排队祭奠。他们穿着在礼拜天才穿的最好的衣服，边向墓地撒鲜花对他们获得的自由表示感谢，边唱道“轻快的四轮彩车慢慢摇晃(Swing Low，Sweet Chariot)”。当卑躬屈膝的庞普在夜晚偷偷溜出去把鲜花放在这些北方士兵的墓上时，罗德曼有一种胜利的感觉。看守人拥有的东西包括来访者登记簿，用来记录所有来墓地哀悼的人的姓名。登记簿是空白的，这说明了一个事实：然而来哀悼的都是不会写字的获得自由的黑人，这使管理员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然而它应该是空白的，因为这与逝去的生命将永远不会被登记相呼应。

《大卫王》(“King David”)是年轻人大卫王感到沮丧并且令人沮丧的叙述，他来自新汉普夏郡(New Hampshire)的农村，在内战后到南方去教黑人。这篇随笔主要从大卫的观点来描写，充满了对他的讽刺。他怀着对一位北方改革者不合时宜的怀旧之情把一块由一位监工管理的古老的棉花地传奇化。当两个获得自由的黑人在吃饭的时间去他家时，他只是履行义务地留他们吃饭，但他们走后，他把剩菜全倒掉了，又做了一顿饭。随笔认为改革除了产生了改革家外并没有带来什么希望，大卫王像他设法教导的人一样是种族主义分子。文中的其他人物破坏了他的努力：一位邪恶的北方人用酒精控制了大卫的黑人学生，一位贵族利用阴险的手段摧毁了大卫对他们的忠诚。他的仓促离开表明新英格兰文化精英放弃了整个战败的南方和被压迫的黑人。

在《为了少校》(1883)这部作品中，伍尔森描写了一个让她充分发挥才能的南方世界。这部小说因离奇的情节而令人难忘。小说描写女儿和她年轻的继母为了争夺作为父亲/丈夫的一位年老多病的前邦联少校的爱和关心而进行的斗争。小说的背景是弗吉尼亚州的一座小山城埃德格雷，内战后这座小城一直坚决抵制现代化，墨守南方的旧传统。这两位意志坚强的女人之间的竞争被城里的那些饶舌者们看到。他们敬重这位妻子，她维护了在南方人的生活中仍占中心地位的优雅的礼节，他们鄙视那位女儿，她被继母赶到新英格兰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继母疏远的阴谋得逞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女儿冷漠，行为举止不太像南方人。那位显然很健忘的少校生活在过去，只阅读《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和欧洲新闻，因为这两种报纸都不报道当时的美国新闻。

这种幽闭恐怖的气氛因一个外来因素而消除，玛丽安(Marion)第一个儿子的出现勾起了她被压抑的过去，她一直认为这个儿子早已去世。杜邦特(Dupont)现在以音乐家的身份来到这个偏僻的南方小山城找到了她。与这个的孩子相认将暴露玛丽安过去的生活。她对他的矛盾态度，一种融合了疏远、害怕和疼爱的复杂感情，得到了小城的回应。从一开始，杜邦特的出现就很令人瞩目，但同时也很可疑：他的歌(美国土著歌曲、非洲歌曲和吉普赛歌)由被视为比当地贵族地位低下的社会群体所吟唱。

少校对这个陌生人的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对妻子历史的了解可能超出她的想象？玛丽安“为了少校”一直在欺骗，把自己表现得比她的实际年龄小13岁。这种欺骗行为被萨拉发现了，她同意帮她一直保守秘密。这标志着萨拉恢复了她的南方人特性。两位女人对少校的强烈感情可以被看做是对南方人忠诚度的讽刺。小说描写了妻子对丈夫的自私自私和欺骗，女儿参与骗局，丈夫心甘情愿地被欺骗，提示了战后南方对历史的否认和抛弃。

内战后的南方没有一位作家对那种责任和义务的理解比艾伦·格拉斯哥更深刻。格拉斯哥是一位弗吉尼亚作家，她经常说她是在用身体和灵魂来描述那个地方。但她渴望写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小说，而不是具有地区意义的小说。格拉斯哥出生时内战已经结束八年，她的父亲是一位富商，是苏格兰加尔文主义信徒的后代，在里士满拥有铁器工厂，例证了新南方经济和社会的形式，而她的母亲是最早在弗吉尼亚定居的英国后裔。《战场》(1902)是格拉斯哥早期的小说之一，可以作为她对南方贵族浪漫的、自豪的描写证明。格拉斯哥对里士满、弗吉尼亚战斗和战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研究并不能使她对“失去的事业”满怀敬佩。格拉斯哥笔下彼此互称“先生”的白人贵族感到很高贵和自鸣得意，如同控制了另一个民族给他们带来的自豪感，对他们的描述不带讽刺意味。

高原的主人站在多利斯柱子后面的门廊上，得意地看着肥沃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他的父辈们已经耕种收割了好几代。越过开满丁香花的小路和大门旁边两排银白色的杨树，他的目光不慌不忙、漫无目的地从蓝绿相间的草地转向黄褐色的麦田，麦田里奴隶们边摇摇篮边唱歌。天气很晴朗，远处的草地好像在用善意的微笑回应着他同样善意的注视。他以这片土地为生，已经得到了三倍的回报。

这是一个奴隶的乌托邦，每个人都对自己各自的状态很满足；大自然也微笑地回报主人，主人的统治也因土地的收成而得到巩固。州长知道如何奖励了解自己位置的下属(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这是所有贵族统治阶级都具有的一种特殊才能。

在成长中族长的标志是具有判断马或奴隶是否有好前景的能力。当丹·蒙特乔伊(Dan Montjoy)的祖父由于他的一次骑士般的勇敢行为奖励给他一匹马时，他没要马而要了奴隶大阿贝尔(Big Abel)——这是一次很明智的选择，因为大阿贝尔跟随他上战场，在他受伤时照顾他直到他康复。这是小说中黑人人物的楷模。忠心耿耿的奴隶的刻板形象一成不变，他们说话口音非常重，人们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白人下等阶层虽然认识到他们和那些拥有土地的奴隶主之间的利益差别，但他们愿意为南方抛头颅，洒热血。当一个叛乱部队征兵时，潘特普(Pinetop)谈起联盟军战士说：“他们把脚踏上弗吉尼亚的土地，他们必须马上滚蛋!”

地区就是地区，土地就是土地(无论你是否拥有大量家产)，血毕竟是血。在格拉斯哥的描写中，邦联部队由最富有的贵族组成，这种观点体现了虚构的选择性的回忆。1862年2月由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颁布的通用征兵令免除了拥有20个或20个以上奴隶的奴隶主的兵役。在这个法令颁布之前，大多数有钱的南方人都待在家里。征兵令颁布后，奴隶主一般都像北方有钱人那样雇人顶替。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像莱特福特(Lightfoot)父子和阿姆博勒(Ambler)父子这些南方贵族比北方贵族更愿意入伍。小说的男主人公丹·蒙特乔伊是傲慢的贵族简·莱特福特(Jane Lightfoot)和打老婆的工人阶层苏格兰后裔杰克·蒙特乔伊(Jack Montjoy)生的孩子。丹对战争的反应继承了双方的种族特点。因此格拉斯哥把她母亲身上的传统贵族气息与她的苏格兰商人父亲身上的新南方商业气息有机地融合起来。

内战具有改变人们观点的作用，让人们对格拉斯哥笔下的贵族有一系列的认识。当丹看到潘特普艰难地阅读一个小孩子的识字课本时，他认识到了南方特权阶级和在奴隶社会沦为农奴的白人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鸿沟。丹未来的妻子贝蒂(Betty)理解了奴隶制度下另外一类受害者的经历：自由黑人。战争快要结束时，她在农场上寻找食物充饥时偶然碰到了也在寻找食物的莱维(Levi)，突然理解了自由黑人的孤独，他们遭到黑人(害怕和嫉妒他们的自由)和白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的藐视。格拉斯哥描写了联盟军战士在李将军投降之后还好心地给快要饿死的叛军部队吃饭，这件事反映了普遍的人性，最大限度地改变了对生活的认识。然而正像邓巴所认识到的那样，统一常常以损失黑人的利益为代价，既包括以前的奴隶，也包括自由黑人。实际上，他们的危险处境甚至死亡，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南北双方和平共处所付出的代价。

弗朗西斯·E.W.哈珀的《伊奥拉·莱洛伊》对待在家里农场上的黑人表示理解，而当时对他们未来的地位至关重要的战争正在爆发，这个战争还会在之后决定他们的生活。哈珀的小说再版两次，受到主流期刊的推崇和好评。但这部作品后来却名誉扫地(20世纪40年代由于小说的虔诚而受到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的驳斥，60年代由于其政治见解而遭到黑人美学运动摒弃)，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一个女权主义评论机构恢复了名誉。《伊奥拉·莱洛伊》提出的政治问题比之前人们所认识到的更加深刻，主张不顺从的精神。可以认为这部小说是在更大范围内再现内战的小说之一，同《红色英雄徽章》和《狂热分子》是一类作品。哈珀在《伊奥拉·莱洛伊》中引导人们重新看待种族政策，同时教育年轻黑人了解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做出的牺牲，他们不应该挥霍浪费。

弗朗西斯·艾伦·沃特金斯1825年在马里兰州出生时是自由人。一对为年轻黑人开办了一所威廉·沃特金斯学院的叔叔和阿姨把她养大，她十几岁去做佣人之前都在那里接受教育。沃特金斯总是有强烈的写作欲望，在废奴主义方面找到了灵感，定期给威廉·加里森的《解放者》(Liberator)写文章。在1860年嫁给凡顿·哈珀(Fenton Harper)之前，沃特金斯在文学和政治上都事业有成，发表了诗歌、散文和小说，参加反奴隶制协会的巡回演讲。她短暂的婚姻以她丈夫1864年去世而告终，他们共生了三个孩子。哈珀作为一位单亲母亲继续演讲，在南方特别有名气。虽然她在妇女运动中很活跃，但她谴责主要的女权主义分子(伊丽莎白·凯蒂·斯丹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苏珊·B.安东尼)，因为她们在1869年为了吸引南部的妇女，决定收回对黑人选举权的支持。从这一时期开始，哈珀在她所有的演讲中都强调家长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会继续存在。她认为美国黑人文化和灵感显然是当时美国流行的价值观念的另外一种形式。美国黑人可能会深受主流文化的迫害。她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民族应该更感激受难者，而不是感激百万富翁。

就像哈珀在她早期所做的关于废奴主义的演讲中所引用的诗歌一样，她唯一的一部小说《伊奥拉·莱洛伊》融入了她的政治承诺。她对人物的描述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以伊奥拉为笔名而著称的埃达·B.韦尔斯就是书中的伊奥拉·莱洛伊；刘易斯·拉蒂莫是一位黑人诗人，同时也是与托马斯·爱迪生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一起工作的科学家，书中是弗兰克·拉蒂莫博士；露茜·德兰妮是一位黑人女作家和活动家，在书中是鲁塞尔·德兰妮。《伊奥拉·莱洛伊》的情节是大家都熟悉的：伊奥拉·莱洛伊是一位富有的白人妇女，南北战争前在南方长大，内战开始时她父亲得黄热病死去，她发现自己有一部分黑人血统，并且很快被贩卖当奴隶。被联盟军营救后，伊奥拉做了护士，并被一位北方白人格雷厄姆(Gresham)医生追求，他不计较她的出身，强烈要求她要加以隐瞒，而且急于想跟她结婚。但是伊奥拉像她哥哥哈利(Harry)一样不愿意这样蒙骗过关。实际上，伊奥拉和哈利不断有蒙混过关的选择，在整部小说中成为一种伊甸园的诱惑，但他们都体面地抵制住了诱惑。为了实现他们种族的最高潜能，在与未来爱人私下谈话和集体交谈中，他们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精神。战争结束时，哈利和伊奥拉与他们的母亲、叔叔和祖母团聚了，场面非常感人。在小说的结尾，伊奥拉和哈利分别同他们杰出的黑人同伴弗兰克·拉蒂莫和鲁塞尔·德兰妮结婚，他们分别以教育家(哈利、鲁塞尔)、医生(拉蒂莫)和作家(伊奥拉)的身份一起前往南部，去履行在黑人社区提高道德水平的救赎工作。

小说的开头是南北战争期间，采用留在南方农场上密切监视联盟军队和邦联命运的奴隶之间使用的一种秘密语言进行叙述。产品的质量——奶油和鸡蛋的新鲜程度——是传播胜利和失败消息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有很多解读战争报告的密码。一位聪明但不识字的奴隶只需要观察女主人的脸色就可以知道战况。另外一位女奴隶通过使用事先约好的方式晾晒床单，向附近的联盟军队通报敌情。这些例子使哈珀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这些不着边际的体系上，人们如何学习，如何传授，最重要的是如何破坏这些体系。在《伊奥拉·莱洛伊》中，语言既是一种解放的方法，也是一种压迫手段，识字和不识字的黑人发明了这种语言或深谙其义，因为他们依靠这种语言而生活。正像一位奴隶观察到的那样，第一批到达美国的黑人奴隶说很多种语言，这种多样性也多次体现在他们肤色的变化上——从近似白人到黑人。农场上被压迫和被残暴对待的人们的多样性使得反抗特别困难。哈珀证实了随着不同的非洲部落被带到美国，被困在甚至连一丁点儿消息都得不到的农场上，美国种族主义孕育了一种极其狠毒而稳固的奴隶制形式。哈珀历史性地描述出，虽然各种各样的非洲奴隶被野蛮强迫地过着无知的生活，但他们设法以惊人的速度自学并采用很严密的方式进行交流。

小说最突出的场景之一是在伊奥拉的教室里，提出了可能是哈珀最激进的观点：强加的无知实际上可能会使人们不受不真实的和压迫性的知识影响。不让识字，不让读书，使伊奥拉的学生们吸收了其他形式的洞察力，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具有颠覆性，这反过来也使他们很难接受内战后为使他们的从属地位合理化而制定的教育信条。因此白人绅士过来跟孩子们谈白人种族取得的成就，这就犯了使孩子们陷入苏格拉底式的平等交换的错误，换来的结果是孩子们把获得的“进步”理解为以损害他们的利益为代价。

哈珀对种族之间关系的预测是悲观的，正如战争本身首先证实的那样，黑人士兵对北方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虽然她坚持认为美国白人依靠他们的黑人兄弟，但她在小说结尾时持不确定的态度。美国黑人是将作为公民的一员而被接受，还是将被置于从属地位，从而使他们内心深处的强烈愿望更加个性化、更加重视物质所得，这个问题一直到下个世纪中期还在争论，这是一个被布克·T.华盛顿(站在种族内部振奋的立场上)和W.E.B.杜波伊斯(站在完全平等的立场上)一直辩论到世纪交替之际的著名问题。

内战对所有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无法弥补的裂痕——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尽管战后黑人仍然被欺骗、背叛，被残暴地对待，尽管南方白人千方百计地想建立一个与奴隶制可以相提并论的劳役抵债制度，但仍然存在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是自由的，奴隶制一去不复返了。由保罗·劳伦斯·邓巴、弗朗西斯·哈珀、艾伦·格拉斯哥、利迪亚·玛丽亚·查尔德等作家的小说证实了一点：正如哈丽叶特·比彻·斯托指出的那样，在把一种东西改造成一个人的过程中存在着磨难和不公平。但大家都一致认为，无论他们的描述如何清醒合理，黑人一定会得到他们作为人的合法地位。由史蒂芬·克莱恩、亨利·詹姆斯、玛丽亚·露易丝·伯顿、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和路易莎·梅·阿尔科特写的内战小说着重强调内战所代表的物质和经济革命，并且毫无疑问也加速了它们的发展，尽管这场革命不是由内战引起的。他们要么总是忧郁地强调必须承受的损失(阿尔科特、露易丝·伯顿)，要么更加矛盾地预测艺术和宗教在逐渐逼近的现代秩序中存在的可能性(费尔普斯、詹姆斯、克莱恩)，这些小说都表明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3 社会死亡和奴隶制的重建

在南北战争爆发的1861年，哈丽叶特·雅格布斯出版了《女奴生活的点点滴滴》(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雅格布斯1813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艾登顿(Edenton)，生来就是奴隶。她的父亲是一位熟练的木匠，她的母亲是一位小酒店掌柜的奴隶。雅格布斯跟她的父母一起生活到6岁，学习读书认字，但在1824年，詹姆斯·诺卡姆(James Norcom)医生一家把她作为遗产继承了她，从此她不断受到诺卡姆的性骚扰。为了寻求保护，雅格布斯爱上了一位白人律师，并同他生了两个孩子。1835年雅格布斯逃跑了，在白人和黑人邻居的保护下逃进了她已获得自由的祖母家里，栖身于仅够容身的小阁楼中，并在那里藏了7年。她靠做针线活、读书和写字打发时间，最使她烦恼的是她不能动弹，只能通过薄薄的屋顶与外界接触。她的健康长期受到损害，1842年她逃到了北方，同孩子们短暂团聚之后，她找到了一份为纽约杂志编辑做保姆的工作。作为一个逃亡者(1850年颁布的《逃奴法案》[Fugitive Slave Law]规定所有逃跑的奴隶都必须回去)，雅格布斯总是害怕被追捕她的诺卡姆抓到。于是她被迫逃到纽约，然后到了波士顿，后又跟随她哥哥约翰·S.雅格布斯(John S.Jacobs)到了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她哥哥是一位废奴主义者，在那里她进入了一个废奴主义者图书馆，每天在反奴隶制阅览室工作，阅览室就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报社上面。在罗切斯特，雅格布斯同贵格会改革家、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埃米·波斯特(Amy Post)住在一起，她鼓励雅格布斯把在奴隶制下的遭遇写出来。1852年，雅格布斯的纽约雇主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和服务，花300美元把她买了过去。雅格布斯回到纽约之后开始同波斯特通信，那些信件就是她的口述内容的初稿(1853年，以《一位逃亡奴隶的来信》[Letterfrom a Fugitive Slave]为题目匿名摘录发表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Tribune]上)。1861年，这部作品出版时得到了利迪亚·玛丽亚·查尔德的社论支持和认可。虽然这部作品的废奴主义读者被战争分散了注意力，但这部作品。还是使雅格布斯得到了极大的认可，她受雇成为一名解救潜入北军战线黑奴的工作人员。在以后的生活中，雅格布斯仍然积极参与政治事业。她于1897年3月7日在华盛顿去世，被埋葬在剑桥的褐山墓园(Mount Auburn Cemetry)。

在《女奴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雅格布斯把奴隶制描写成“普通人看不见”的全国性恐慌，希望唤醒读者的道德冷漠。虽然她的语气是克制的，但雅格布斯时不时地会按耐不住，向北方的姐妹们直接呼吁或对被动的北方集体提出抗议(鉴于这些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沉默，你们这些自由的北方男人和女人？)在小说伊甸园般的开头中，雅格布斯模仿读者对美国奴隶制度所表现的无知，巧妙地抒发了对南方的感情。雅格布斯展示的哥特风格的恐怖使历史学家们怀疑其真实性，但这样就会抓不住书中要表达的真实含义。雅格布斯指出，哥特风格的描写方法是真实描述奴隶制度的唯一恰当的方式。从历史意义上说，美国的奴隶制度是真实的哥特派。她的描写完全被亲身经历者的叙述所证实，比如20世纪30年代作品项目管理委员会对幸存的奴隶所作的采访。

雅格布斯的描写主要是为了揭露理想化的19世纪美国家庭生活对虐待黑人身体的依赖。在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食物是养育的和谐象征，而食物在雅格布斯的描述中简直就是奴隶。贯穿《女奴生活的点点滴滴》，奴隶都被刻画为食物——当奶妈，被狗和老鼠吞食，受到性剥削者的威胁。许多对奴隶的惩罚好像都是为了破坏他们的食欲：厨师被迫吃下狗吐出来的烂糊食物，女主人往残羹剩菜里吐唾沫，用猪油把奴隶烫伤。同时，奴隶主是食欲的活化身；雅格布斯第一次提到她的男主人悄悄跟踪时，就把他想象成食人者。她幻想中的报复也如出一辙：她想象地球会裂开一个大口子把他全部吞没。与此相反，女奴隶主有厌食倾向：她们瘦得皮包骨，计算和测量食物，不断剥夺人们吃饭的权利。在雅格布斯的描述中，食物是非常重要的疏远奴隶的手段，不让吃食物就等于不让成为团体的一员——这是一种社会接纳和排斥的手段。雅格布斯通过比较两个场景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一个是奴隶团体中真正的食物分配，另一个是教堂里精神食粮的象征性分配。在被她的女主人残忍地拿走圣餐的描写中，雅格布斯注意到她的这种象征性的坚定信仰并不能唤起人们的同情心。根据雅格布斯的描写，基督教不会超越社会背景，但可以表达社会背景。与斯托小说中基督教是社会统一的救世主不同的是，在雅格布斯的小说中，基督教加强了种族和社会分化。雅格布斯含蓄地对宗教信仰和压迫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它们是互相依存的吗？雅格布斯的小说认为，基督教可能不仅助长了压迫，而且认可压迫。

雅格布斯认为美国的奴隶制度最终是死亡行业：一种为了杀害黑人而形成的制度。她强调奴隶制对育儿活动的影响，在奴隶制度下，育儿活动是死亡的媒介。在《女奴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黑人妇女生孩子要以损害自己孩子的利益为代价，要么通过繁殖为奴隶市场提供商品，要么不顾自己的孩子被迫去照顾白人的孩子。值得注意的是，雅格布斯在描述中只有一次提到过她自己的母亲——她死的时候。臭名昭著的对黑人的虐待突出了奴隶制的非经济特性，更不用说其野蛮性和过时性。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中，黑人对自由的追求被描述成为了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雅格布斯的祖母在革命期间已经得到自由，但依然被迫做奴隶，雅格布斯无情地讽刺了这种做法。雅格布斯自己在她的“藏身小孔”中的活坟墓——就像一件瓷器一样放在屋子里，就在壁橱上面——巧妙地表明了她自由后获得新生所产生的死亡。小说详细描写了死亡的传统仪式，包括隔离和肉体折磨(红色的小虫子钻进她的肉里以及冻疮、中暑)。由于被迫一直向下躺着，她在获得自由后必须重新学习走路。

雅格布斯虽然在小说结尾时自由了，但她仍然和整个国家一样，在1863年奴隶制正式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经常受到决定她存在的机构的折磨。在一篇关于重建时期的回顾性文章中，W.E.B.杜波伊斯描写了内战后几十年他称为的《黑人解放经济学》(Economics of Negro Emancipation)。黑人的顺从被有条理地制度化以保证“劳动力组织的落后步伐，比如没有一个现代化国家敢于广泛接受目前经济思想的曙光”。欠债和违反劳动合同就会被剥夺自由或投入监狱，忽视黑人教育，把黑人和白人在公共场所完全分开的吉姆·克劳法案，最后最骇人听闻的压迫形式是私刑，这些都是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保留类似于中世纪的等级制度所采取的各种办法。

接下来的章节将考察一系列描写内战后美国黑人遭遇和“种族关系”状态的小说和社会专著。很多作者都察觉到了奴隶自由后各阶层的黑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认识到，无论社会和法律制度如何，这种进步照样发生。其他一些作者则坚持认为，黑人一定会一直处于近乎奴隶的状态下，直到这个群体最终不可避免地灭亡。由于美国黑人的命运和种族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这个政治和经济扩张时期，所以重新开展关于命运的争论是非常必要的。杜波伊斯、埃达·B.韦尔斯、查尔斯·切斯纳特和阿尔比恩·图奇在他们的小说和文章中都描写了黑人遭受的痛苦和不公平待遇，目的是重新梳理政治和法律形式。韦尔斯甚至把她反对私刑的运动带到了英国，她确信美国人需要在国际上曝光才能唤起他们沉睡的良知。威廉·本杰明·史密斯(William Benjamin Smith)、弗雷德里克·霍夫曼(Fred.erick Hoffman)、菲利普·布鲁斯(Philip Bruce)、纳撒尼尔·沙勒(Nathaniel Shaler)和托马斯·纳尔逊·佩奇都是著名的伪科学家，他们写宣传种族主义的传单，目的是使黑人的从属地位和最终灭亡合理化，他们的主张受到了像杜波伊斯和凯利·米勒(Kelly Miller)这些主要黑人活动家的驳斥。最后，马克·吐温、普林·霍普金斯和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所写的剧本有力地预测了种族的未来。

牺牲形式

当时最有成就的黑人领袖是杜波伊斯(1868—1963)：他是大家公认的智者、编辑、作家、评论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现代真正的文艺复兴人物，对社会科学、新闻和文学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杜波伊斯在他自世纪交替之际以来所写的作品中，纪录了制度化种族主义所达到的程度，这种种族主义的目的不仅仅是把美国黑人排除在社会之外，而且要让他们从社会上彻底消失。因此，这个时期的种族主义者的人种论就是不断提出黑人的礼仪性死亡是国家团结和复兴的一条途径的观点。为了支持黑人是献给进步圣坛的一种供品的集体形象的观点，黑人的死亡率被夸大。通过采用警戒和警戒行为的办法，白人想方设法限制社会各阶层黑人的愿望和成就。黑人被看做是异端的代表，他们成了宗教仪式报复的受害者。最近的分析家指出，美国白人，主要是南部的美国白人，是最后一批实行以人作牺牲品仪式的西方人，美国黑人就是牺牲的对象。

埃达·B.韦尔斯和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是反对私刑运动的主要人物，通过这场运动，并且通过他们的艺术，黑人活动家和作家们勇敢地面对强大的政治牺牲。把美国黑人所经历的普遍和特殊的牺牲搬上舞台是试图向主流文化遗产妥协的做法，但也可以把这些演出理解成复原献祭事业文化本土性的方法。以非洲人的报复传统为例。这些传统显然与黑人获得自由后的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把供品放在十字路口所反映的坦率精神有关。杜波伊斯像他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认为，牺牲是美国一种主要的传统，不仅是基督教的传统，也是社会科学的传统。他特别强调，牺牲尤其适合一个扩张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但他也设法再次发现仪式是美国黑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形式。《黑人的灵魂》明显表达了这种发现。

当《黑人的灵魂》第一次出版时，威廉·詹姆斯给他弟弟亨利寄了一本，并附上一个字条，称书的作者是“我以前的混血学生”。亨利很受感动，称这本书是他多年来读过的南方人写得最好的书。《黑人的灵魂》不但赢得了普通读者的欢迎，也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广泛受到知识分子的青睐，包括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由于很难划分本书的类别，它吸引了各行各业的读者。杜波伊斯的多种职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记者、编辑、政治家和作家——都在《黑人的灵魂》中反映出来。《黑人的灵魂》在以书的形式出版之前，曾作为独立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之所以可以连贯成书，是因为大家对文学中最享有特权的话题——死亡——拥有共同的兴趣，也因为大家普遍认为美国黑人文化与其仪式有着密切联系。

杜波伊斯在描写他儿子的死亡“第一个孩子的去世”一章中所表现的挽歌哀悼是整本书的象征中心。在这里，对共同后果的理解使个人损失得以转移和忍受。不幸带有极端的表现，因为一个特定群体中的个体死亡永远逃不出群体生存的窘境。杜波伊斯描写了婴儿混血特征引起的恐慌，等于在承认所有年轻黑人的生命从一出生就带有对大群体能否长期存在下去的不确定烙印。因此，杜波伊斯关于哀悼的文章与爱默生的《论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杜波伊斯来讲，死亡的难以捉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亡随时笼罩着黑人的生活，破坏了一种本来已经不确定的家庭生活。儿子得的由空气传播的疾病使父母的梦想彻底破灭，使人们想起杜波伊斯那些暴露危机四伏的黑人家庭的社会学著作。爱默生抱怨说，我们根本不可能充分了解我们的揭露所带来的影响。杜波伊斯抱怨说，黑人没有办法避免感受到他们的经历所带来的伤害。他极力协调个人悲哀和集体身份之间的关系，使黑人精英和黑人群众联合起来。该章节包括一个暗示黑人精英的生育率低得不成比例的人口报告，并且区分了不同黑人生活的相对价值。

该章带有严格的仪式形式，符合哀悼的风俗习惯，从头至尾都贯穿着殡葬仪式。这种框架的效果不是为了塑造一种叙述的固定性，而是重申把死亡理解成是一种旅行的观点。本章充满了旅行的画面：杜波伊斯从佐治亚州到伯克郡接他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回南方的旅行；尸体从南方运到北方掩埋的旅行；儿子的灵魂到天堂的旅行。儿子南下的第一次旅行应验了迷信的说法：婴儿的第一次旅行应当往北，这样才能保证他长大成人。这些往返的尘世旅行——南/北，北/南，南/北——与杜波伊斯的儿子交叉的特征相呼应——蓝棕色眼睛，黄棕色头发，这些在杜波伊斯看来都是不祥的征兆。尸体运到北方掩埋代表帮助灵魂超越宇宙前行的愿望。同时，尸体是个体和腐烂的象征，通常几乎都由女人负责，从仪式上与表达集体忍耐力的不朽精神分离。人类学家已经注意到这种对殡葬仪式的划分有助于解决死亡的矛盾，即协调社会制度必须继续存在和社会成员显然不可能永生之间的矛盾。对来生的信仰调和了凡身肉体与永恒的身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对永生的身体主宰的信心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面对终有一死的黑人时就变得不那么坚定了。杜波伊斯的死亡政治学包括内部的团结问题：通过在小说结尾把他的人民中孤儿和被遗弃儿童的生命力与他自己失去的宝贝儿子进行的对比表现出来。

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的开头表明了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关于他儿子的那一章又把他对这种身份的抵抗戏剧性地表现出来。杜波伊斯模棱两可的矛盾态度最明显的标志是拒绝把他儿子埋在南方的公共墓地。当他的生命被纪念的时候，这个黑人小孩的希望之躯脱离了命中注定的集体。混沌人群的堕落与波格哈特·杜波伊斯的升天形成对比，他的灵魂像星星一样冉冉升起。但他们的命运是通过墨西哥湾的风互相传染的。命运不能逃避，只能写出来。通过写作，杜波伊斯象征性地把死亡和悲伤升华到了牺牲的层面。全章都是对仪式的描写：从“预谋”中赫伯人对亲情的承诺，“预谋”是天人合一的祭餐的引述，到杜波伊斯宣布本书是混乱状态下的祭品的“事后反思”。关于他儿子的那一章提到了两项《圣经》里的祭祀替代品活动：一个是用血滴代替人体；另一个是用上帝的身体做祭品，代替人类的罪孽。该章的题目“第一个孩子的去世”提到逾越节，赫伯人被迫把血抹在门柱上，象征死亡天使一定会“逾越”他们家放过他们的长子的祭祀形式。同时，对儿子的描述都把他的出生和死亡与基督的故事联系起来。

此章开头几行是互相呼应的——“我看见盖布的阴影落下来越过我宝贝的身体……我看见盖布的阴影逾越了我的宝贝儿”——作者似乎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象征意义等同于逾越节。但是，它们当然是不能等同的。吞吞吐吐的第一句，婴儿的身体两边用逗号隔开，好像被朦胧的盖布罩着(尽管可能也是像皇袍那样披着)，提醒人们那是新约中的牺牲。第二句一句到底，表示畅通无阻的动作，强调那不是赫伯人的牺牲。这两个圣经故事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杜波伊斯对当时美国黑人的遭遇所持的观点：黑人的遭遇是一种完成或转移了的祭祀可能性。这个黑人小孩子的死亡使人们隐约感受到的集体的象征地位既是不平凡命运的作用，也是平凡力量的作用。他不平凡的命运在于基督上帝所遭受的痛苦永远赦免了无辜的人所遭受的痛苦折磨。平凡力量是最终可能导致黑人灭绝的把黑人排除在外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其残酷的延伸形式是私刑法。

他儿子的死亡和耶稣的牺牲在私刑方面显然与杜波伊斯的观点产生共鸣，他在这个时期一心认为私刑是一种牺牲形式。黑人约翰在被处以私刑之前听到的歌(第十三章)是哀悼者在波格哈特·杜波伊斯的葬礼上听到的歌(第十一章)的结束部分。通过在《黑人的灵魂》的开头对切诺基一家在亚特兰大的土地进行测量的描写，杜波伊斯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山姆·霍斯(Sam Hose)“被钉到十字架上”的地方。根据杜波伊斯的自传，在波格哈特去世前一个月，亚特兰大的一家临街店铺前展示了霍斯烧焦的关节，把亚特兰大变成了“一口被投了毒的井，被山姆·霍斯的尸体污染，反射出波格哈特淹死的画面”。这两个人的接踵死亡突出了杜波伊斯在本章的精神负担，他利用亲身经历的美国黑人高死亡率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找到了合适的评判距离。

《圣经》中的赫伯人对牺牲的通用术语是“Korban”、“带到近点”，暗含着竭力使上帝或众神更接近人类的经历。杜波伊斯在整个章节(论死亡、命运和上帝)中所使用的尖酸刻薄的称呼语清楚地表明他不相信这种亲密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杜波伊斯是一位不情愿的亚伯拉罕：他献出自己的儿子，愤愤不平地看着所有那些毫无怨言“献出的东西，除了他儿子以外”。杜波伊斯的怨恨提出了反抗以及黑人圈内举行牺牲仪式的地点问题。比如在关于田纳西州的山中教学那一章的描写中，杜波伊斯提到了牧师每星期都在圣坛上布道，是一种亚特兰大大学的精英们也经常履行的职责，在那里早晨的祭祀是一种例行公事。黑人宗教进行的祭祀习俗没有什么寓意，特别是奴隶制时期奥比巫术的朝拜形式。从杜波伊斯的描述中看不出谁是受害者或者这些血淋淋的祭祀仪式的特殊目的是什么，但他好像有意表明这种报复精神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美国黑人做出了很多牺牲，但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祭祀机构。杜波伊斯对死亡和牺牲的关注构成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的主要内容：面对美国黑人就是要认识到一种负面文化类型如何变成创造性灵感、批评甚至复兴的源泉。

杜波伊斯并不是在20世纪初期唯一认识到牺牲是一种持续的社会习俗的美国社会学家。在《私刑法：一份对美国私刑历史的调查报告》(Lych.Law：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y of Lync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905)中，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信徒詹姆斯·艾尔伯特·卡特勒(James Elbert Cutler)把私刑描述成社会第三者的仪式性牺牲，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私刑作为一个展示暴民行为、不容异说、社会种族融合问题的舞台和检验自由主义缺点的试金石，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时私刑吸引了社会学家的注意力。杜波伊斯在了解到山姆·霍斯的命运之后所作的评论——私刑使他怀疑合理分析的价值——好像被卡特勒的研究证明是谬误的。然而，杜波伊斯的指责最终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卡特勒显然赞成私刑，他努力对私刑进行科学解释，实际上是为私刑辩解。他的分析使人毫不怀疑一点，那就是美国私刑与野蛮人的残暴、互相残杀的仪式之间的相似性使开明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非常不安。卡特勒把私刑看做是社会不稳定的证据，同时他认为私刑是管理社会差异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他指出私刑法不可能逐步升级，大多数公民对暴民持敌对态度，同时只有当美国的立法制度被迫调解其抽象的理想与种族冲突潜在的社会和种族因素之间的关系时，私刑才会消失。政治原则是一回事，社会事实是另外一回事。

卡特勒把私刑描写成白人感情的疯狂统一。他把自己的观点扩展到美国殖民者最初对印第安人施行的私刑上。他认为当社会在新的情况下需要重新建立秩序时，迫于压力，私刑法才会盛行。除此之外，私刑是对极端主义或犯罪的反射性反应，卡特勒很羡慕那些足够简单的人(相对于现代化和科学)和足够自以为是的人(相对于模棱两可的矛盾态度)把法律掌握在他们手中。卡特勒紊乱的解释进一步表明社会学家远离私刑的牺牲习俗。只有在小说形式中(比如查尔斯·切斯纳特和阿尔比恩·图奇的小说)以及在更直接的政治调查批评中(埃达·B.韦尔斯的演讲和小册子中)，这种种族主义专题研究才能够进行深入分析和矫正。

查尔斯·切斯纳特的《传统的精髓》是根据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写成的小说：1898年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暴乱。暴乱的起因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对重建的颠覆，以及随之而来的黑人权利和机会的减少。它是由被共和党取而代之的白人民主党发动的，其中也包括几位在城市政府部门工作的黑人。因为在19世纪90年代黑人在威尔明顿的选举权一直居高不下，政府和官方机构的代表表明该城市的黑人占多数。但是白人日益反对被黑人警察逮捕或在黑人法官面前接受审讯。暴乱的一个主要导火索是1898年8月《威尔明顿纪事板》(Wilmington Record)的混血编辑亚历山大·曼里(Alexander Manly)发表了一篇社论，痛斥私刑，谴责白人记者对暴乱的种族主义者所起的煽动作用。曼里的社论勇敢地揭露了白人虚伪的本质，谴责管理混血人的白种男人的性骚扰，强调黑人男人的男人气概对白种女人的吸引力。白人报纸发表社论，表达了曼里的坦率所激起的人们大规模的义愤，南卡罗来纳州议员本杰明·蒂尔曼(Benjamin Tillman)还于1898年10月在法耶特维尔举行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大会上火上浇油。威尔明顿暴乱造成的后果是成千上万的黑人被赶出家园，有的甚至被杀害。一项有效地剥夺了黑人政治权利的祖父条款(限制那些其祖父在1867年前已经选举过的人参选)，被北卡罗来纳州立法批准。切斯纳特在写给编辑沃尔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的一封信中把暴乱描写成是一次恶性种族偏见事件，对北卡罗来纳州和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耻辱。

黑人死亡率的恶名及其在普通死亡仪式中的复原，死亡及其恶魔般的对立面私刑，长子的牺牲，这些都是《传统的精髓》的主题和事件。作为内战的老兵，小说中的白人角色在他们共同的毁灭感基础上抱有一种不稳定的信仰。卡特里特(Cateret)少校默默地缅怀在“失败的原因”圣坛上牺牲的家人，流露出被压抑的愤怒。这里提到的牺牲与救赎或重生无关；它是无穷无尽的暴力循环中的一部分。描述一直笼罩着死亡的气氛。在第一章的最后一幕，一位黑人老妇人为卡特里特的长子举行了神秘的仪式，仪式在月圆时埋葬一个瓶子时达到了高潮。这种特殊的返祖现象代表了一种普遍的信仰亚文化，一种对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都至关重要的潜在精神。与此相反，同化仪式是制造分裂且互相抵消的。比如把头发拉直和把皮肤漂白的黑人佣人桑蒂(Sandy)证明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主张。但是黑人灭亡的神话被切斯纳特描写成白人计划控制南方的衰落；黑人发病率反映了南方的颓废。这是逆向死亡的情节。专门擅长扮演“黑鬼”的放荡公子哥汤姆·德拉米尔(Tom Del.amere)为了抢劫和谋杀他年迈的姨妈而假扮成黑人。正像这个时期其他许多作品描写的那样，黑色是罪恶的颜色。关于其因果报应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在白人和黑人中引起私刑的话题。在白人看来，私刑的目的是不管有没有罪都得对黑人实施私刑，这是古罗马时期就实行的一个原则，奴隶要对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犯的罪行集体负责。切斯纳特把替代描写成对祭祀程序必须进行的修改。罗马典故的引用更明确了显而易见的事情：私刑法是为了使奴隶制度永远存在而发明的。另外，白人文明以私刑为条件。如果没有一个被贬低的黑人团体，白人就不可能建立他们光明的殿堂。

在《传统的精髓》中，黑人和白人都深陷在牺牲的逻辑之中，这一点在小说结尾达到高潮，双重牺牲的前景——失去两个长子，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即将来临。当米勒医生的儿子牺牲时(在由卡特里特火上浇油的社论引起的一场暴乱中被杀死)，小说结束了。通过米勒医生的干预，卡特里特的儿子有可能获救。在这里牺牲不等同于黑人男人的责任，但被特别指出是黑人男人的责任。白人至上论的信条以人们熟悉的祭礼形式被重新书写：黑人提供供品，白人坐享其成。但切斯纳特通过描写米勒医生拒绝报复，塑造了一个宽容的基督教理想人物。

埃达·B.韦尔斯可能是美国反对私刑运动中最勇敢的人物，这场运动是19世纪90年代早期为了回应急剧上升的私刑事件而组织的。19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有100位黑人被处以私刑；1892年被处以私刑的黑人男人和女人达到162个。1892年三个年轻黑人商人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被处以私刑，韦尔斯在那里主编一份当地的黑人报纸《自由言论》(Free Speech)，并因此事件而声名远扬。她用斩钉截铁的词语谴责私刑，激起了白人的愤怒，他们砸坏了她的办公室，使她被迫留在纽约，她当时正在那里出差。韦尔斯当时碰巧去拜访《纽约年代》(New York Age)的编辑提摩西·托马斯·福特恩(Timo.thy Thomas Fortune)，他给她提供了一份报社的工作，在报纸的头版发表了她关于私刑的文章。这样，她就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讨伐，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人物。

韦尔斯1862年出生在密西西比州，是一对奴隶夫妇所生的八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她的母亲非常虔诚，父亲是一位熟练的木匠，被选为拉斯特学院第一董事会的一名董事。韦尔斯的父母都教她要热爱自由和教育，要独立。当韦尔斯16岁时，她的父母都得黄热病去世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她用父亲留下的钱努力给她的弟弟妹妹支撑起一个家，一边在旁边的拉斯特学院上学，一边做老师。韦尔斯总是异常坚决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她的第一次反抗行为发生在1884年，当时白人把她从无烟车厢赶到吸烟车厢里——那是黑人在旅途中唯一能呆的车厢——她马上控告孟菲斯铁路局。低级法院判决她获得500美元的赔偿，但高级法院推翻了这个判决。1887年，韦尔斯开始创办报纸《自由言论》，她倾其所有成为报社的所有者之一和编辑，同时还继续教学。1891年，她由于写社论批评孟菲斯的有色人种学校而被解雇，后来她一直致力于新闻业。1892年发生黑人商人被处以私刑的事件后，韦尔斯号召黑人离开孟菲斯，同时也带走了劳动力和生意，给孟菲斯的经济蒙上了阴影。白人领袖被迫请求韦尔斯，但她拒绝停止让黑人离开。1893年，韦尔斯被英国的女权主义者邀请到英国讲私刑。她的旅行获得了巨大成功，在第二年再次被邀请去英国，《芝加哥大洋之间》(Chicago Inter.Ocean)负责对她的这次旅行进行报道。1894年，韦尔斯一回到美国，就同苏珊·安东尼组成了演讲团到美国各地巡回发表反对私刑的演讲。她也因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哥伦比亚展区抗议种族歧视而闻名遐迩。同年，当时住在芝加哥的韦尔斯同当地的一位黑人律师费迪南德·L.巴尼特(Ferdinand L.Barnet)结婚。巴尼特与韦尔斯志同道合，他从西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芝加哥创办了第一份黑人报纸《保守者》(Conservator)，并把全部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他们生了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在1895年出生，从此之后韦尔斯就一边做妈妈，一边继续从事公共事务。1901年，巴尼特—韦尔斯一家成为第一个搬到芝加哥州际大街东部的黑人家庭。虽然他们没有受到威胁生命的暴力袭击，但白人孩子经常欺负他们的儿子。韦尔斯在家中藏有一把枪，把她在南部反对私刑的斗争过程中吸取的教训教给孩子们：如果她必须因受暴力袭击而死，她肯定会尽可能多带几个迫害她的人同归于尽。

韦尔斯的《南方的恐怖：各个阶段的私刑法》(Southern Horrors：Lynch Law In All Its Phases，1892)和《红色纪录：1892年—1893年—1894年美国的私刑》(A Red Record：Lynch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1892—1893—1894，1895)是姊妹篇，两部作品试图提高整个国家对这种日益增长的暴行的认识。《南方的恐怖》在开头引用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认可，表扬她忠于事实。韦尔斯在小说开头后紧接着指出私刑可以作为案例讲解给美国社会学系的学生们。她强调私刑是最经常被用来控制黑人社会流动性的一种手段，她同时也认为从私刑盛行的地方移居到其他地方以及联合抵制仍然是最好的反抗方式。另外一种明显的策略是舆论，以国际社会对她到英国进行的反私刑活动的反应为例，给白人施加压力让他们采取行动。在这里，经济利益也成了推进正义的因素，因为英国商人在谴责这种做法时明确表示私刑的做法妨碍了投资。

联合抵制、舆论、寻求所有现存的政治和法律渠道是韦尔斯协助人们前进的方法。她在晚年仍然积极参与芝加哥俱乐部运动，1910年协助成立了黑人联盟，为城市中贫穷的黑人找工作和提供其他服务。韦尔斯指责城市中那些富有的黑人，他们不像白人支持简·亚当斯那样慷慨地支持她的工作。在1910年为《原有权利杂志》(Original Rights Magazine)写的一篇题目为《选举权如何废除私刑》(“How Enfranchisemnet Stops Lynching”)的文章中，韦尔斯也敦促黑人男人参加选举。她的孩子们从事法律、印刷、文秘和新闻专业的工作，他们一部分是受到妈妈的激励，她总是因为受到不公平对待而要“做点事情”(她最喜欢用的短语之一)。韦尔斯的自传《为正义而战》(Cru.sade for Justice)于1931年在她逝世后出版。

尽管埃达·韦尔斯从来没有提到她读过阿尔比恩·图奇的《傻子当差》及其续篇《无形的帝国》(The Invisible Empire)，但19世纪后期没有哪本小说像这本书那样与她的目标和活动相一致。《傻子当差》在1879年出版时就成了畅销书，它是研究重建和三K党的兴起最重要的作品。《傻子当差》是北部一位亲身经历了这些事件的律师兼法官写的。小说描写了一位在战后来南方安家、富有同情心且意志坚强的北方人的观点以及他对三K党的暴力活动中所包含的恶毒的种族主义看法。图奇住在北卡罗来纳州，一方面由于温暖的气候有利于医治他在战争中受的伤，另一方面是为了协助重建。图奇具有法国和英国血统，1838年出生在俄亥俄州，十几岁时搬到马萨诸塞州，在185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歌和散文集《合理与荒谬》(Sense and Nonsense)。他是罗切斯特大学的一名学生，在1862年应征入伍。按照参加联盟军队的人在毕业之前可以拿到学位的惯例，他获得了学士学位。他同纽约和俄亥俄州的军队一起打仗，但后来由于他拒绝交出曾经救过他们连士兵的黑人逃犯违抗了命令而被捕。他回去后参加了很多战争结束前的主要战斗，包括图勒荷马战役(Tullohoma)、奇克莫加战役(Chickamauga)、瞭望山战役(Lookout Mountain)和传教士山战役(Missionary Ridge)。1864年，图奇被允许进入俄亥俄州法院，他在做军事法庭的法律顾问时发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美景。北卡罗来纳州是南部各州受战争摧残最小的州之一。1865年图奇把家搬到了那里，不久就因为直言不讳地替黑人选民说话而受到当地居民的排挤。

《傻子当差》中虚构的卡姆福特·塞沃斯(Comfort Servosse)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图奇自己的生活。图奇帮助成立了吉尔福特(Guilford)县联邦同盟会，创办了报纸《联盟记事》(Union Register)，主张激进的重建思想，积极参与制订州宪法。但与塞沃斯相反的是图奇担任了6年北卡罗来纳州法官，在依法处置三K党成员时毫不畏惧。1876年图奇离开法官职位时，格兰特总统任命他为罗利市官员，可以继续打击三K党，保护黑人人权。在居住了14年之后，图奇于1879年离开北卡罗来纳州，转行写小说，直接表达政治激进主义的局限。他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内写出的文学作品包括《无花果和蓟》(Figs and Thistles)，这部作品可以看做是联邦总统候选人詹姆斯·贾菲尔德(James Garfield)的竞选自传。图奇在《南方是小说的田园》(The South as A Fieldfor Fiction)中指出，决定重建必定失败的特性使这个地区成了无与伦比的浪漫故事的背景。虽然图奇试图利用这种可能性，但他本人内心的倾向在现实主义作品《傻子当差》中反映出来，小说令人沮丧的结论设想了南方与北方之间可能会永久存在裂痕，主人与奴隶关系的扭曲心理会一代一代传下去，黑人政治平等的必要性以及重建并没有保证黑人的政治平等。

《傻子当差》一开始用笔名发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许多评论家都提起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称图奇的作品在重建时期发挥的作用就像斯托的作品在废除奴隶制时期一样强大。小说在商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促使图奇用真名写了记录三K党活动的其继篇《无形的帝国》。《傻子当差》不但通过对美国历史关键时期的生动描写，而且通过精心刻画的主人公卡姆福特·塞沃斯上校引人注目的癖好吸引读者。小说结构是书信的格式，一些深刻的观点是通过塞沃斯上校或他的妻子麦塔(Metta)给北方一些感兴趣的政治家、朋友和亲戚写的信表达出来的。塞沃斯上校的妻子麦塔在战后的特殊时期是南方社会敏锐的观察家，她把小说中一些最犀利的观点在写给她妹妹的信中表达出来，描写了传教士协会雇来教育以前的奴隶的北方女教师所经受的磨难、奴隶本身的渴望和苦闷，以及同样无知和贫穷的白人的可怕偏见——这些白人在种植园制度下也遭受着歧视。塞沃斯上校采用很多办法帮助黑人，但最具革命性的行动是他通过出售一部分自己的土地设法使这些黑人成为土地的主人，同时还帮助他们买马，接受他们用粮食付账的做法。从当地白人——上层人士和贫穷的白人——愤怒的观点来看，塞沃斯直言不讳地捍卫黑人的权利(在法庭上作证、成为陪审团成员和参加选举)相对而言好像并无害处。但他坚决主张解放奴隶的法律权利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南方人如果能部分实现这些规定就已经做得不错了，如此主张最令当地白人不悦。

图奇笔下明白事理但运气不好的傻子的努力奋斗和马克·吐温笔下的康涅狄格州的北方佬一样堪称人物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物描写的杰作。图奇的作品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他能够从两个方面表达重建的经验。图奇采用这种风格取得的成功似乎来之不易但却是接连不断的，比如他一度曾为了提纲契领地概括说明战前和战后南方与北方截然不同的地位重新制订了一个图表。因此，他一方面揭示了战前南方发布的独裁命令：审查制度的各项规定，禁止自由言论，把白人训练成主人，把黑人训练成奴隶，完全不考虑其他角色。他也设法证实了南方社会的敌对部分。比如其中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在战争期间变成了一群“红绳帮”，他们利用一根一根的红绳子作为信号帮助联盟军，使人想起《约书亚记》中拉哈比(Rahab)放下红绳子引导战士离开她家的情景。首先，图奇生动地描绘了全世界黑人的情况以及他们不计成败地建立切实可行的宗教和教育机构的努力。他对黑人生活的描述中最突出的是居住地跛脚圣人杰里(Jerry)叔叔的性格，他可以戏剧般地进入催眠状态而看到上帝。他特殊的催眠状态还可以对当地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深入了解，包括看到当时发生的一起三K党谋杀案的罪犯，导致三K党对他处以私刑。三K党的话题遭到了图奇的极度谴责，一方面因为他认为在1868年至1869年冬天北方官员从一开始就严重低估了三K党的厉害。认为黑人都害怕鬼的偏见使人们误认为三K党只是相对有节制地控制黑人，这种误解使三K党迅速变成反对所有胆敢主张种族平等甚至种族之间相互尊重的黑人和白人的恐怖势力。图奇强调的是这个军事化团体的严肃性和行动时的热情，这些特点使得他们很难被打击。他们的面具——马和人都戴着面具——使他们能够逃避对他们的暴行的镇压；他们能够顺利地从白人社会各阶层中招募到人，这就确保有权势的人同时也被牵连进去，这样就阻止了试图限制或惩罚他们的活动的做法。三K党成功地使自己成为南方所有团体中最优秀力量的代名词。

整顿三K党的难度实际上无疑是图奇的小说中最具有吸引力的部分：高潮部分是塞沃斯上校的女儿挫败了三K党要对他施以私刑的阴谋。这一章充满了可以想象到的浪漫情节——这位重建时期的女儿和南方贵族的柔弱男子之间的爱情，从双方父母所属的阶层来看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浪漫故事，一次在夜间营救生命的危险行动——小说以三K党成员不可思议地放弃三K党而达到高潮。从三K党令人毛骨悚然的进攻细节来看，这种解决方案是不合情理的，这一点也很难与图奇最重要的主张保持一致——塞沃斯的努力是一种“傻子当差”。图奇一心致力于认识偏见中那些固有的、不合常理的本质，他笔下的傻子影射了北方在反对南方纯粹的暴行时没能坚守理想。正像小说表明的那样，北方人特有的有关种族的开明思想是那样普遍或确定。另外，从北方人的观点来看，特别在战后这个时期里，经济扩张和机会废除了所有的原则主张。但是，如果南方人是待人真诚的，那么没有什么可以公然反抗那条被威廉·本杰明·史密斯称为“南方灵魂明珠”的文化定律：种族界线。

种族界线

W.E.B.杜波伊斯在他早期的许多作品中所列举的矛头指向种族分子的伪科学的例子中，没有一个像史密斯的《种族界线：代表未出生之人的辩护状》(The Color Line：A Briefon Behalfofthe Unborn，1905)那么索然无味。史斯密是一位标榜自己的作品为“人种学调查研究”的数学家，他的资料表明这些种族辩论所起的作用就像可识别的知识分子团体之间进行的热烈交流一样，主要证实了他们的不同地位势不两立。在史密斯的书中，科学提供了剧本(种族斗争)，宗教赋予它道德色彩，而社会运作法和慈善被认为具有同等作用而不再考虑。因此基督教和科学不仅是盘根错节的，而且是永垂不朽的：一个严肃主题的双子塔。黑人种族的牺牲不仅是神圣的，必需的。史密斯认为他有全国性的方法来最终解决问题。为了邀功，他在分析的开头就按地区划分了种族界线。1905年，杜波伊斯在《日晷》杂志上评论《种族界线》时指出，如果不是由于它反思了“成千上万同胞的积极信念……这是20世纪的新野蛮行为，所有的文明势力都必须与之作斗争”，这部作品就会“很容易被悄然遗忘”。正像被广泛引用的关于种族问题的当代研究所证实的那样，即弗雷德里克·霍夫曼的《美国黑人的种族特征和趋势》(Race Traits and Tenden.cies of the American Negro)，这种新野蛮行为好像无处不在。

《美国黑人的种族特征和趋势》开始时是对黑人生活的相对“无保障性”进行研究，后来发展成研究黑人特性、社会条件和种族偏见。它是社会学家的权威资料，是社会学深入研究达尔文理论的标志。霍夫曼是一位没有接受过社会科学培训的保诚集团的统计学家，他还著有《信诚人寿保险公司史》(History of the 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1900)和一本关于大城市贫民葬礼的著作(1917)，他主要对生存感兴趣——从各个民族的对抗性主张到人类生来不平等的信念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美国黑人的种族特征和趋势》把社会心理学、自由哲学、改良主义、统计分析、人种描述和种族主义教义离奇古怪地结合在一起。在波伊斯看过这本书，不断在1896年和1903年间出版的《黑人的灵魂》等社会学著作中驳斥它。《美国黑人的种族特征和趋势》主要关注黑人文化和死亡之间的最终联系，这种联系支持了霍夫曼研究的黑人在各种可能的背景下——即从农村的黑人地区到城市中的贫民窟——在社会、政治和心理方面孤立的根本原因。霍夫曼反对把黑人的高死亡率归因于环境因素的观点，从军队和监狱收集到的统计记录表明，即使给黑人和白人士兵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的地方，黑人的死亡率还是很高。他发现年轻黑人——那些远离残存的奴隶制度的人——的死亡率最高。但是霍夫曼相信了黑人灭亡的双重判决，正像本书题目后半部分所表明的那样。“种族特征”表明一种天生的低劣性；“趋势”表明文学风格和文化惯例促进了演变倾向的发展。从整体来看，《美国黑人的种族特征和趋势》远远实现了保险精算师的理想，书中有很多页是关于疾病(肺结核、黄热病、疟疾和天花)的表格，人们认为黑人对这些疾病有免疫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黑人因患这些疾病而死亡。霍夫曼的确承认有关黑人社会病理学(酗酒、精神失常和自杀)的证据很少，但是他要么怀疑这些证据，要么直言不讳地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解释。

纳撒尼尔·沙勒是一位地质学家，但他写的关于种族的著作在社会学中的突出地位再一次证明当时就这个话题进行争论的界限是不固定的。沙勒出生在肯塔基州，在加入联盟军作战时他仍然对南方人表示同情，他在哈佛大学学习和教学时就是一位心怀不满的南方人。像大多数社会进化论者一样，沙勒认为进步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必不可少的社会牺牲永远都不可能平均分配。他认为人道主义是进化的最高形式，只能通过大大减少社会外来者的数量才能实现。根据沙勒的观点，在那些不能激起人道主义的人消失之前，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就不可能达到其最高形式。因此他的建议包括限制外国移民的数量、快速同化“有价值的外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禁止不同种族之间通婚、限制黑人选举权以及严格限制黑人劳动力。事实上，在沙勒看来，现代化的悲剧能够可怕地减少人们之间的陌生感，增进了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没有一种正式的手段把这种关系保持在适当范围内。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现代社会多样性产生的过时的跨部落间的同情不断增多。通过假定同情冲动的复杂性，沙勒能够认识到其易变性，把偏见看成其中一种形式，这种偏见是为了保留自己的同类而产生的一种富有同情心的憎恨。沙勒是一位社会进化论者，认为感情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学习得来的。他认为同情像其他身体器官一样可以进化和适应。在《邻居：社会交往自然史》(The Neighbour：A Natural History of Social Contacts，1904)中，他试图把社会进化论对待感情的方法变成一种社会关系理论。

查尔斯·切斯纳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白人，他在北卡来罗纳州的法耶特维尔(Fayetteville)长大。他的家比当地其他大多数黑人家庭都富有，因为他的白人祖父和外祖父给了他们混血的孩子们一些财产。切斯纳特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了文学和多种外语，很早就决心以文学为事业。他很小就开始记日记，在其中一篇日记中写道：“黑人的任务就是准备使自己得到承认和平等，文学领域为黑人得到承认和平等——文学使公众接受这个观点——开辟了道路，引导人们不加思考地、无意识地一步一步达到我们的感觉所希望的状态。”切斯纳特漫长的生活跨越了美国黑人经历的动荡年代，从内战和重建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切斯纳特在南方和北方都居住过，他还是法律和商界的专业人士(新兴的黑人职业阶层的一分子)，在文学界也很有名(第一批严肃的黑人作家之一)，他慢慢习惯了杜波伊斯所称的“双重意识”。1884年，切斯纳特跻身俄亥俄州法律界，在法律速记和考证方面取得了成功，同时他也定期为几个主要期刊撰稿(1887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故事《魔咒葡萄藤》[Goophered Grapevine])。尽管切斯纳特必须在写作和生意之间分配时间，但是他还是在19世纪80年代和1905年间出版了三部小说、两本短篇故事集和一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传记(收录在包括欧文·威斯特写的《尤利西斯·格兰特》的《指路人传记》系列丛书中)，以及几篇关于种族的论文。1901年在《波士顿手稿》(Boston Transcription)上发表的题目为《白人与黑人》的文章中，切斯纳特写了关于横跨全国的火车上乘客的种族划分，强调只有南方火车上的乘务员才是唯一可以评判白人和黑人相对人性的人。切斯纳特小说的主题主要是种族界线：种族界线的心理影响，特别是那些能逃避种族界线的人(混血人种)以及种族界线的政治和哲学内涵。1928年在领取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授予的斯平加恩文学奖(Spin.garn Medal)的致辞中，切斯纳特提到，他亲身体会到的混血人种的独特心理和复杂处境为他创造小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

《雪松后的房子》(1900)比同期其他作品更完全地实现了把种族界线写成剧本的可能性。小说开头描写了充满不同寻常波折的普通仪式：一位刚死了老婆的混血年轻律师约翰·沃尔登(John Walden)假冒白人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界和商界取得了成功，回到家乡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都有大量自由黑人、美国印第安人、混血人种和梅斯蒂索混血人种等多种种族，在南北战争之前，他们介于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之间，在战后这种情况有助于模糊种族界线的绝对划分。约翰设法逃脱了兵役，并从内战的动乱中牟取利益。他同一位在战争中保住了财产的农场主的女儿结了婚，并跻身南卡罗来纳州法律界，得到了那些不愿意与滑头律师打交道的南方人的业务。约翰独立、现实且相当冷酷。切斯纳特着重突出他的个性主要与他的边缘性处境有关，而不是本性如此。约翰很理智，也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他一直很清楚种族偏见的坏名声。他选定很容易冒充白人的他的妹妹丽娜(Rena)代替刚去世的妻子做他儿子的母亲，说服她跟他一起回到南卡来罗纳州。尽管丽娜对于离开他们的黑人母亲莫莉·沃尔登(Molly Walden)感到很内疚，但查尔斯顿(Charleston)为这个漂亮的姑娘提供了美好的教育前景和全新的生活。从学校毕业后，丽娜遇见并爱上了富家子弟乔治·特莱恩(George Tryon)，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伤害了彼此。丽娜虽然不愿意让乔治知道她是混血儿，但一次无意的事件暴露了她的真实身份。当时乔治出差到北卡罗来纳州，前往沃尔登家拜访，撞见了丽娜正在那里看望生病的母亲。特莱恩痛苦地与他内心深处的偏见作斗争，但等到爱情战胜文化时，丽娜已经死于脑膜炎。在现实中公开反对种族界线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一个)种族的未来

1905年，当纽约《晚邮报》(Evening Post)的编辑宣称“《亚特兰大大学出版物》(The Atlant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是当今进行的唯一最科学的黑人问题研究”时，他等于承认在这些出版物出版之前出现了伪科学的浪潮。《亚特兰大大学出版物》分册包括关于种族的社会科学新领域的观点，既有非常开放的观点，引用大量目前仍然要用图表说明的知识领域，也有非常保守的思想，其中穿插一些理论和统计资料，许多都不准确或太偏激。杜波伊斯在描述这些专题著作的总体规划时承认这个项目主要是由黑人的高死亡率引发的。

很难夸大这套系列丛书的第一卷《城市黑人的死亡率》(Mortality Among Negroes in Cities，1896)作为当地人种志的吸引力，其中充满了详细的文献资料和广泛的争论。医生、大学校长、母亲和禁酒改革者聚到一起解释黑人的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在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死亡率和社会批评中，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黑人死亡率迫切需要国家的关注。现代美国的未来取决于城市的生活质量，而城市的生活质量又取决于黑人居民的命运。第二，干预不是要干预，而是一种必要性；社会科学被重新定义为社会改造。第三，天性问题带有偏见的标签。在一个社会科学刊物上，一位黑人医生首次对黑人群体易得病、他们的健康设施的质量、黑人的高死胎率进行了评价。巴特勒医生为生活在城市底层孤独的劳动者描绘了一幅恐怖的画面。这种令人讨厌的但丁炼狱般的工作包括男人扫大街、掏地下道和捡破烂，而怀孕的妇女搬运煤和脏衣服。他不同意父母不关心孩子的观点，并列举了白人医生由于担心绝望的父母无力支付医药费而拒绝给他们的孩子治病的例子。巴特勒强调，令人奇怪的是黑人死亡率实际上很低。

尽管广告把《亚特兰大大学出版物》第二卷《城市黑人的社会和身体状况》(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of Negroes in Cities，1897)宣传成是第一卷的续篇，但它主要以辩护而不是批评为主调。高死亡率成了黑人的责任，却几乎没有提到他们的贫困。在一篇关于梅毒的文章中，费斯克大学University的一位教授宣布这种疾病在城市黑人中已经达到了流行病的比例。哈里斯(Harris)教授引用了霍夫曼的观点，他好像受这里很典型的卫生自我谴责观点的驱使。总体来说，第二卷涉及许多杜波伊斯当时感兴趣的话题：认为死亡是黑人在世纪交替之际的特征；丧葬殡仪员成为社区引人注目的人物；死亡、缺乏同情心与种族隔离之间的关系；对黑人资产阶级与黑人穷人之间距离的内部关系的认识，以及对黑人被主流文化排除在外的两难境地的外部关系的认识。杜波伊斯在编写了第三卷《商界黑人》(The Negro in Business，1899)之后，开始到《亚特兰大大学出版物》做编辑。后16卷继续评价死亡问题，但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总的来讲，我们发现关于死亡的表格少了，而关于种族隔离的数据多了。例如，种族隔离的主要后果是殡仪业发展成一种特别受黑人欢迎的职业。杜波伊斯对殡仪人员的成功进行讽刺，他在对一些行业把它们的成功归功于“这片土地上独特的黑人环境”进行评论时好像时刻记得前两卷关于黑人死亡率的内容，人们不会对杜波伊斯的观点产生误解。殡仪业有利可图是因为这个行业是独家生意(黑人可以单独埋葬死人)，而不是因为黑人的死亡率比较高。另外，传统上认为黑人与死亡关系密切的观点保证了白人葬礼中数量有限但很稳定的交易。杜波伊斯描写的情况被芝加哥的一位殡仪员证实，他注意到当黑人丧葬业成为黑人独占的市场时，白人就会接受黑人殡仪员。这种“独特”趋势的历史从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费城黑人》(Philadelphia Negro)和后来的《亚特兰大》(《黑人教堂》[The Negro Church]，1903)中，杜波伊斯描写了两位黑人牧师阿伯萨拉姆·琼斯(Absalom Jones)和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在1792年费城爆发流行病期间埋葬死人时远远落在后面。杜波伊斯辛辣地讽刺了人们出于虔诚和坚忍不拔而做出的这些值得称赞的行为，在集会者提出种族隔离的要求时，并没能阻止那两个人被逐出教堂不准拜神。

殡仪业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它是黑人商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对杜波伊斯来讲，黑人殡仪员的成功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与把死亡和哀悼工作归于“人性”的传统启蒙价值观念相反，杜波伊斯认为它们是深入了解种族的人的任务。《商界黑人》的主要观点是种族隔离付出的真正赔偿。《黑人商业》对作为大经济不正常的衍生物而形成的黑人企业的描述，代表了杜波伊斯所称的“不利条件中的有利条件”。杜波伊斯的观点比另外一位社会学家道格拉斯·马塞(Douglas Massey)的观点早一个世纪，道格拉斯·马塞详细论述了依靠黑人的大量从业日益取得成功的行业。

在《亚特兰大大学出版物》后来的几卷中又提到了死亡率问题。《美国黑人的健康和体格》(Health and Physique ofthe American Negro，1906)是《亚特兰大大学出版物》第二个循环的开始，是当时关于人口数字与种族界线的兴起之间的关系的最重要论述。这本书的开头是一些令人震惊的“典型美国黑人”的照片，范围从肤色最黑的黑人一直到白人，这是一种无言的叙述，实际上是用最强烈的措辞阐明了种族隔离的末日。种族理论的学生对这种方式自相矛盾的基础很熟悉：试图将种族差异编目分类，人种论作为一个人们感兴趣的领域而兴起，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发现了所有种族无可救药的混合特性。在19世纪，曾经为了对抗同化的现实情况而制定了更复杂的衡量和划分人种的方法。而事实却是美国在吸收不同的人口，这些人口自身的内在多样性反映了“本土”美国人自身的种族多样性。相同的历史事件——移民、开拓殖民地、资本主义工业扩张——这些导致人种论产生的历史事件很快就破坏了其分析基础。

这些发展变化意味着种族不明确性朝各个方向发展。唯一纯种的黑人是那些成见中的黑人，就像大卫·利文斯通所认识到的那样。他宣布“观察家凭空想象整个非洲都可以看见的可恶的黑人类型”只存在于“烟草店前面的招牌”上。杜波伊斯继续引用著名社会科学家的数据证明白人中黑人血统占有很高的百分比。更令人震惊的是，杜波伊斯含蓄地批评黑人人口的统计资料在某种程度上以这种不确定的数据为依据。在杜波伊斯默默地列举完“黑人”类型后所作的评论中，他指出大量的混血人种都很容易冒充白人，这样就不可能估计黑人人口的数量。《美国黑人的健康和体格》简要阐述了三个主要理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非洲文化只局限于美国人和非洲人的变种；黑人文化退化了。非洲被重新记载为古代最有成效的文化，现代美国关于黑人死亡率的统计资料就成了社会状况显而易见的结局。把其他群体置于类似情况下，结果将是一样的。杜波伊斯的比较范围从俄罗斯、英国和瑞典到芝加哥的牲畜饲养场，这些地方白人的死亡率超过黑人的死亡率。《美国黑人的健康和体格》以一系列由杜波伊斯、弗兰兹·博厄斯、R.R.赖特(R.R.Wright)共同提出的观点结尾。第一，黑人死亡率在下降；第二，死亡率高是社会状况造成的；第三，迫切需要更多的黑人医生和健康设施；第四，整个国家的健康和忍耐力取决于美国黑人的命运；最后，整个美国必须对黑人问题给予更多的同情。

杜波伊斯对黑人死亡率的分类提出大量质疑，是由于他害怕这种分类已经木已成舟。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黑人反肺结核联合会”的记者详细阐述了这种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他认为黑人的高死亡率是整个种族的“耻辱”，这个词语使定型的黑人形象令人不安地独立于社会事实之外。这可能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亚特兰大大学出版物》分册中关于死亡率的问题后来就不提了，好像黑人分析家想避免煽风点火。但也因为这些研究是通过数据而不是通过争论对当时普遍使用的种族理论提出了质疑，所以它们是合乎实际的社会学作品：根据社会经济学的原因和结果正视死亡率统计资料，对从掩饰黑人消失的种族隔离到公然表现黑人消失的“冒充白人”，提出每一种严格的限制条件。《亚特兰大大学出版物》分册的目的是以经验主义的方法揭示黑人的存在。这就解释了它们为什么篇幅很长：大量关于黑人企业、医院和医科学校的表格；大量的照片(关于黑人身体和家庭的变迁)；每一册都以长篇的“信件”结尾。只有细节才能填补道听途说和恐怖神话的空白，才能够把美国黑人从社会学分析中的幽灵变成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开头提到的“有血有肉”的集体。

这个时期加在黑人群体上的高死亡率的污名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成了一种特殊的当务之急。当时的研究倾向于假设黑人与死亡之间有一种独特的亲密关系，菲利普·布鲁斯的《自由的种植园黑人》(The Plantation Negro as Free Man，1889)专门揭示了这个问题。像其他描写“黑人问题”的南方作品一样，布鲁斯没有简单地认为黑人是不一样的，他从自己的立场表明是什么使他们不同。他认为黑人文化很奇怪地带有死亡的阴影，黑人经常住在医院里徘徊在死亡的边缘，他们的哀悼仪式令人想起他们的野蛮个性中原始的非洲形式。布鲁斯认为正像哀悼形式表明的那样，黑人与白人的感情确实差别很大，暗示着一种民族间的对立(而不是简单的文化不同)。布鲁斯的主张和他的任务一样艰巨：非常亲密的邻居(许多人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变成了典型的陌生人。布鲁斯的叙述可以解释为什么死亡仪式对于这种背景下的疏远关系的形成至关重要。把黑人看做陌生人和把活人看做死人是并行不悖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把一个可打交道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当做外来的、关系疏远的人。布鲁斯最后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白人在向他的一位黑人朋友表示哀悼的过程中，发现了活着和死去的黑人之间的不同。这个例子是认识疏远的一个主要场景。黑人集体处理死亡的疏远场面在这里戏剧性地得到强调：社会死亡者带着特定的眼光看待他们的自然死亡。托马斯·纳尔逊·佩奇在《黑人：南方人的问题》(The Negro：The Southerner's Problem，1904)中也阐述了类似的主题，但更加模棱两可。他倾向于悲伤地反映过去而不是思考现在的疏远。作为描写战后南方多愁善感的浪漫故事著称的小说家，佩奇不出意料地称赞“旧时代的黑人”，强调他对黑人种族的真挚感情。佩奇屈尊俯就的宽宏大量是由于他认为黑人只是在美国短期存在，必然会灭亡，哪怕会花费几代人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在佩奇看来，实施私刑的白人和黑人抢夺者都是“瘟疫”的一部分，就像种族辩论的双方都处在国家这个同一艘船上一样，或者可能是一艘普通的木筏，木筏接下来要讨论的马克·吐温的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1885)中的交通工具。《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作为一本关于友情和爱情、关于自由的研究、关于对文化适应的描述以及关于哀悼(因为书中的小主人公总是被死亡及死亡仪式笼罩着)的作品，不断反映着这一章所讨论的祭祀牺牲、种族界线以及与死亡的特定关系等交叉出现的主题。

马克·吐温的畅销小说在1885年出版后三个月内就销售了5万册，小说节选发表在《世纪杂志》(1884年至1885年)上，杂志为它作了宣传，促进了销售，并且出版起始书的主题所引起的争议也提高了书的销量。《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19世纪因语言粗俗和反社会的角色典型而被禁止进入康考德公共图书馆(Concord Public Library)，在20世纪以描写了美国黑人的负面形象为由而遭到谴责。小说因涉及许多19世纪的社会问题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到妇女的从属地位和遭到排斥——马克·吐温的这些描写成为未来的文化遗产。在这部小说中，语言既是解放的手段，也是奴役的手段；既是一种危险的武器，也是有力的抒情方式。像马克·吐温的其他作品一样，《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健忘的男主人公再一次证明了文化记忆的重要性。小说突出了文化压力点——矛盾和冲突的例子，那些破坏不断突出和曝光的神话典型间的连贯性的细节。这样就与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的观点一致，后者认为文学描述反应了特定的历史形势，以包含作者态度在内的方式突出了社会形势的基本结构和内容。

最近引起批评家们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关注的主要问题与马克·吐温对他描绘的种族主义分子形象的观点有关。马克·吐温像他的主人公哈克那样看待自己的文化吗？或者马克·吐温是在调查和微妙地暗中破坏——通过对文化的“详细描述”——他设定的刻板形象吗？小说通过哈克同种族主义分子的准则作斗争，深刻而复杂地描写了这些准则。这样，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公然反抗了种族主义分子的准则。哈克一再进步和退步。小说中有一个表现“良知”的场景：哈克把告发吉姆的信撕了个粉碎，然后自己备受煎熬。在此之后，莎莉姨妈(Aunt Sally)问哈克：“有人受伤吗？”哈克回答：“没有，就是死了一个黑鬼。”哈克这句著名的回答发生在“良知”场景之后，这点很关键。为了与我们文化中的文明准则一致，与马克·吐温的种族主义设想相反，哈克“进步了”，然后又倒退了。这是因为本书主要描写的是人们受到偏见的束缚，同时也描写了奴隶制度。马克·吐温从孩子的角度描写恰恰是因为孩子主宰着变化的前景，同时也体现了文化适应的过程。通过他们对一种文化准则的吸收，他们能够准确地指出那种文化的含义。当他们出于经验抵制那些文化准则时，那么抵抗往往是很强烈的。马克·吐温向我们展示了哈克如何慢慢认识到吉姆的卑贱地位，虽然他不情愿，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发现哈克逐渐具有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种族平等的观点，然后又放弃了这些观点，就像看着整个国家渐渐苏醒、觉醒然后又重新回到黑暗。或者像第十九章开头描写的那样看着黎明慢慢来临，这是马克·吐温的所有作品中最抒情的一段。

穿过水面首先看到的是一种模糊的轮廓线——对面的树林——根本看不清其他的东西；然后是苍穹；然后是向四周扩散的更加苍白的景象；然后河水柔和起来，渐渐消失，不再是黑黢黢的，而是灰蒙蒙的。你可以看到河面上漂浮着几个小黑点，尽管非常遥远——商船之类的东西；长长的黑色长排——木筏；有时你可以听到巡逻艇的尖叫声；或者是颠摇的声音，四周非常寂静，声音传得很远。渐渐地，你可以看见水面上有一片船的列板，从表面上你可以判断船在急流处撞到了障碍物折断了，就使船的列板变成了那个样子；你可以看到薄雾在水面上袅袅升起，东方慢慢变红，映红了河面；你可以看见在树林边有一座小木屋，河的对岸很可能是一个木材场，上面堆着雀麦，你可以放狗在那里到处溜达；然后微风习习吹来，非常凉爽和清新，树林和鲜花的味道闻起来很好闻；但有时人们把死鱼和雀鳝放在岸上味道就不那么好闻了，又腥又臭；接下来的一整天一切都在阳光下微笑，燕雀刚刚掠过!

这个段落揭示了马克·吐温最乐观的一面。每天都有希望重生，重新开始，虽然周围总是有一些腥臭的鱼。这里，语言的节奏就像一个卷轴：哈克把一个个形象堆积起来，扣人心弦，就像光线随着太阳升起获得动能一样。这是凭灵感观看的节奏。但这种日光是危险的；因为哈克和吉姆在太阳升起来时必须躲起来，他们只能在夜晚前进，以免吉姆被抓住。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与马克·吐温的其他作品在信仰方面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相同的。人们如何开始相信他们相信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如何开始改变那些信仰？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可以改变：好心、友好、顺从？小说中最突出的信仰是对奴隶制及其教义黑人劣等论的信仰。本书对奴隶制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描述，把奴役看成意识问题和制度问题。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奴隶制既是针对黑人的特定历史制度，也是一种普遍状况，对黑人和白人都是一样的。小说区分了“给(哈克)自由”与“解除(吉姆)自由”之间的区别。哈克可以挣脱文化准则对他的束缚，至少是暂时在有良知的情况下，但吉姆却没有使自己自由的途径。虽然奴隶制成了印在黑人文化上的耻辱，但它仍然是一种永久不变的遗产，是一种世代相传的黑人状况的观点。这是极为痛苦的结尾所蕴含的意义。厄内斯特·海明威要读者跳过这一部分，这部分描写的是汤姆为了一只云雀而无情地延长吉姆被关押的时间，哈克刚开始不愿意加入，但到最后完全愿意。马克·吐温对奴隶制如何重新兴起并且在重建时期继续存在的探索表明，黑人虽然可以通过法令获得自由，但在白人和黑人种族主义分子的头脑中他们仍然是奴隶。对马克·吐温来说，南方人变成了北方的企业家、奴隶主的儿子(他家有一个奴隶)同废奴主义家庭的成员结了婚，把奴隶制和自由理解为一种发展中的美国逻辑。马克·吐温认为只有一种透彻地了解了奴隶制的文化，才能够理解自由最深层的含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表明，人们坚持不懈地把黑人看成奴隶的观点是多么合理，通过定型和贴标签，比如用“黑鬼”这个词，像鞭子的抽打一样使描写更加突出。

这与介绍性“短评”和“解释性注解”是一致的，在短评和注解中，语言是一种武器，谈话是欺骗和攻击的手段。由“军械署总管(G.G..Chief of Ordnance)”签署，“Ordinance”(法令)去掉字母“i”就变成了“ordnance”(大炮)。这是西方本身的戏剧效果：法律规定被武力规定取代，权力胜过知识，幽默暗中削弱了绝对道德准则的权威性。解释性注解强调方言和书中人物讲的各种语言的重要性，强化了短评对书中现实主义的认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故事、语言和抒情诗都没有超越社会背景，只是表达了社会背景。语言不是解放，而是揭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无法逃避的事情的语言——我们的阶层、种族、宗教和文化。实际上，小说的主要叙述形式——讲故事、方言、对话——都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语言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对语言的观点与把哈克贝利·费恩看做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取得成功的英雄，或批评本书颂扬脱离文化的行为的观点不同。哈克对抗文明的行为的确与亨利·梭罗在文化上是一样的；在寻求他与蛮荒和文化上的“其他人”吉姆的独特关系方面，他是墨守成规的人。哈克也是很典型的美国人，一边谈论自由，一边又对威胁自由的力量屈服——比如为救汤姆·索亚而充当人质，向国王和公爵的统治让步(讽刺贵族不符合美国风俗习惯的限制)。哈克的美国特征还体现在他的单纯幼稚和天真无邪：他没有幽默感，对马克·吐温自己编的笑话面前他是一个单纯直率的人。因此，在一本把笑话当做武器和乐趣源泉的小说中，哈克非常容易受伤害。可能最重要的是哈克和全国其他人一样有健忘症的倾向。他喜欢把过去抛在脑后，这种冲动使他陷入尴尬的局面，比如他会忘记此时此刻他在扮演哪个人。有些记忆丧失是策略性的，我们不了解哈克以前的生活，因为那段生活太痛苦，不能回忆。

哈克对正式宗教的模糊态度是描写新教徒本性的经典形式，一种塑造是与宇宙力量之间独特关系的喜好。制度上的基督教对哈克来讲没有意义，就像分等级的基督教或玛丽·贝克·埃迪的基督教科学教会对马克·吐温其他作品中的讲话者来讲毫无意义一样。但是马克·吐温作品中对宗教的批评常常表现了忠诚而不是怀疑主义。因为他和梅尔维尔一样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信徒或不成功的信徒，而不是非信徒。《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与马克·吐温最优秀的作品一样，尊重自发的和普遍的精神实践。因为书有很多仪式的描写，那些文化仪式使特殊的战前南部社会得以运转，使像哈克那样的孩子得以成长。哈克相信整个世界笼罩着鬼魂和精灵，特别是在夜晚，当有不喜欢的情况发生时就要赎罪——例如，一只蜘蛛在蜡烛上烧死了，为了补偿就需要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在胸前画十字，把头发扎起来。哈克的迷信是连接他和吉姆的纽带，吉姆的信仰进一步证实了他作为奴隶的代表性。在哈克看来，“黑人总是在夜晚围着炉火谈论巫师。”哈克没有抓住整篇小说强调的主题：迷信的普遍性是无权力者的信仰。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普通百姓的信仰根本不是理想化的价值体系，而是另外一种奴役的手段。马克·吐温认为这些虔诚的信仰是最受压迫群众的反应方式和麻醉剂，他预言了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心爱的人》中芭比·萨格斯(Baby Suggs)没有种族政治、务实的预言：“世界上没有坏运气只有坏白人。”在这种普遍信仰的应用方面还有一些重要区别，有时这是一种安慰方法，有时却是一种虐待方法。汤姆·索亚那帮人组成的群体要求秘密发血誓，通过报复最亲近的人惩罚不忠的成员，在受害者胸部画十字。尽管那帮人最后决定下星期再见面去抢劫和杀人的解决方案是假装的，但仪式本身使人想起南方确实存在的秘密兄弟组织：三K党。

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私刑实际上一直都是一种威胁：好像是一种表达道德败坏的集体状态的野蛮行为。马克·吐温的小说充满了祭礼的场面：替罪羊仪式，宰杀动物作牺牲替代品，自我牺牲的传奇剧。这种对祭礼场景的偏爱是小说著名的讽刺性模仿的主要成分。可能没有比描写一头大母猪在恶狗袭击她之前一直心满意足地给小猪喂奶这样的情景能更有力地唤起这种场面。哈克因需要养成了大方的性格，他设法表达了一手造成这场小悲剧的人类“游手好闲者”的绝望，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了猪的恐怖。

在猪吃她奶时，她伸展身体，闭着眼睛，晃动着耳朵，看起来好像发薪水了那样高兴。很快你就会听到一个游手好闲者哼着小曲走出来，“嗨!这孩子!泰格(Tige)快打他!”母猪往往会跑开，发出可怕的尖叫声，一两只狗摇摆着耳朵，又来了三四十只；然后就会看到所有的游手好闲者都起床了，看着那东西消失不见了，对这种有趣的事情大笑，看起来好像很感谢这种声音……除了狗打架，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事情会把他们吵醒，使他们这么开心——除非是在一只流浪狗身上抹上松节油，然后在狗身上点火的情况。

对于马克·吐温笔下重建后的南方，着火的狗有明显的参照物：对黑人实施的私刑。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晦暗的世界中，道德歧视像太阳升起时天空中“模糊的轮廓线”一样不明确，仪式谋杀可能是唯一能让人觉得还活着在世上的事情。读者希望哈克比这些人强，这种愿望马克·吐温往往不能满足。因为小说一方面以18世纪的流浪汉和无赖的冒险事迹为题材(难怪马克·吐温崇拜像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的《汉弗莱·柯林克》[Humphrey Clinker]这样的书)，让人想起这种文化类型对现代休闲形成旅游业的预料。《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活动——在乡下四处转悠呆望，云雀证明了其他生活模式，并找出一种生活方式，然后离开——是一种避免枯燥和死亡的手段。马克·吐温提出这种方式与陷入泥沼、局限于一个地方或一种生存方式相反。但不论在经验上这些术语多么不同，在道德上它们几乎无法区分。虽然哈克贝利·费恩很讨人喜欢，具有雄辩的口才，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但在文化上他不过是个普通人。马克·吐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那是一种充满堕落的平民特征。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极度悲观和反社会的小说，小说的节奏包括频繁地从正当的社会逃离、定期进入腐烂透顶的社区逗留这个情节可以证明。但这本书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使这种情节充满幽默和同情。吉姆越发就是书的开头描写的被嘲弄的对象，那时他相信巫婆把他的帽子挂在一根大树枝上是一种预兆。他的迷信最终表明那是抑制悲伤和发挥控制力的一种有趣的方式。哈克注意到吉姆了解各种预兆，但它们却只用于坏运气，他不知道吉姆是否知道好运气的预兆。吉姆的回答非常有道理：好运来临时你不需要知道，因为你不需要逃避好运。吉姆知道自己想什么，相信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或者需要知道什么。他能够处理任何危机，具有很好的躲避危险的本能。最重要的是他成功地证实了道德相对论，这是马克·吐温的书所说明的道德标准之一。尽管哈克认为吉姆在反对所罗门王的智慧方面太固执，缺乏想象力，马克·吐温的读者可能会认为他没道理。吉姆明知地认为，帕普和道格拉斯寡妇对偷窥的观点都部分正确，而且他面对哈克最过分的恶作剧居然表现出了尊严，这两件事都强化了读者的疑问。马克·吐温的读者开始认识到，虽然吉姆是黑人和奴隶，但他对哈克来讲是比帕普或道格拉斯寡妇好得多的父母。

马克·吐温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创造性，尽管他对奴隶制的力量有多种联想，但吉姆是小说中最有思想的人物。一部分原因是他的仁爱，这与其他许多人物的野蛮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同时也是因为吉姆对所有制、所有权和投机方面存有疑问。撒切尔法官(Judge Thatcher)发现了山洞里强盗的钱后对汤姆和哈克挣的一笔小钱进行了调查，国王和公爵是小说中最贪婪的角色，但只有吉姆一个人老是仔细研究钱以及能生钱的钱。他的“从牛的第四个胃里取出来的”可以算命的“毛粪石”只有在付费的情况下才可以说出预测结果。吉姆在与哈克的第一次谈话中描述了他的投机买卖。场面虽然低级粗野，但对话记载了吉姆对金钱的重视，转达了他隐隐意识到的黑人如果能掌握财政的话，将可以在美国占有一席之地的观点。根据他自己毛茸茸的胳膊和胸部，吉姆预言了他可能拥有的财富。他的第一次股票投机是“牲畜买卖”，它们都“翘蹄子了”，使他打消了进一步投资这种生意的念头。他从这种陪衬性的生意中赚的一点钱(他零星地推销油脂和兽皮赚来的)存在另外一个奴隶开的银行里(后来银行被抢了，影射弗里德曼银行[Freedman's Bank]丑闻)，剩下的部分给了一位叫巴鲁姆(Balum)的奴隶，他把钱捐给了慈善机构，因为将来还有希望返还(“无论是谁向上帝捐献，都可以得到一百倍的回报”)。吉姆最大的经济赌博是逃跑(防止在河边被卖掉)，他认识到这样做，他现在就是他自己最好的资本投资。他说：“我希望有钱，我不想过没钱的日子。”在小说结尾，从法律的观点看吉姆也拥有了自己，但他没有钱来证明这一点。他拥有40美元就觉得很富有，具有讽刺意味使人想起本来应允的黑人奴隶获得解放后可以得到的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而后来又反悔了。这个段落表明黑人在从奴隶变成自由人之后快速贬值。马克·吐温在这里再一次证明了严酷的现实使当时的私刑真实得可怕：黑人自由后对白人的价值远远低于被奴役的时候。另外，《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全面叙述了奴隶制的发展历史，具有广泛性和预言性，预见了废除奴隶制最残酷的讽刺：按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说法，黑人从“个人的奴隶”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奴隶”。

除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之外，1893年至1894年在《世纪杂志》上连载的《傻瓜威尔逊》是马克·吐温唯一以战前南方为背景的一部重要小说。《傻瓜威尔逊》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非常相似，也包括许多关于风险、金融和技术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是马克·吐温在写出这两本小说之间的10年里最关注的方面。因此，《傻瓜威尔逊》对奴隶制时期进行了奇怪的现代描述，让现代知识发展对最古老的但依然最令人困惑的“奇怪”的制度进行仔细研究。现代知识发展包括新的犯罪侦查科学、关于教育和本性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关于种族和优生学的辩论。《傻瓜威尔逊》还具有一个特点，即它对奴隶制的生动描绘。黑人和白人不必住在边缘地区河中的木筏上而相互依赖，在这部作品中，黑人和白人通过血统和血缘关系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傻瓜威尔逊》完成了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中对南方战前生活的观察：“所有的黑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那些同龄人是……同志，但也不是同志；肤色和条件设置了一条模糊的界线，双方都很清楚这条界线，这条界线使双方不可能完全融合。”《傻瓜威尔逊》是一部关注混合血统的影响以及混合血统被发觉后的后果的作品，小说中的“融合”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也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马克·吐温嘲讽地描写道，他的写作住所，那是位于佛罗伦蒂恩(Florentian)山中的维维安尼(Viviani)别墅，周围都是塞利塔尼(Cerretani)参议员们的半身像，他想象他们在默默地邀请他加入，这些为他细致地描写战前种族血统的影响做好了铺垫。通过使用这种他称之为“对读者说悄悄话”的方式，他介绍了一部关于奴隶制以及白人与黑人异种通婚的小说。马克·吐温有效地把各种不同的偏见形式同等看待。贵族的自命不凡、在一长串意大利参议员半身像面前阿谀奉承，这些都反映了欧洲人对缩短的美国血统的鄙视，缩短的美国血统又等同于对血统的担忧，最后等同于白人种族至上的信念。

进入“位于密西西比河的密苏里河岸的道森码头”，是一座集中了各种势利行为和偏见的城市。小说以两个男孩的出生为开头，一个是托马斯·贝克特·德里斯科尔(Thomas a Becket Driscoll)，他是金融投机商、马克·吐温称作弗吉尼亚第一家族的后代、富裕的珀西·诺萨姆勃兰德·德里斯科尔(Per.cy Northumberland Driscoll)的儿子。另外一个是瓦利特·钱伯(Valet de Chambre)，他是德里斯科尔家的奴隶罗克萨娜的儿子，是罗克萨娜被另一位富裕的弗吉尼亚第一家族的后代克罗奈尔·塞希尔·波莱·埃塞克斯(Colo.nel Cecil Burleigh Essex)诱奸后生出的孩子。珀西·德里斯科尔的妻子在儿子出生后一周内去世了，珀西·德里斯科尔本人继续做他的生意。两个孩子，简称为“汤姆”和“钱伯斯”，就全部由罗克萨娜(人们称她为罗茜)来照顾。情节是关于罗茜和她儿子的白色皮肤的。罗茜聪明漂亮，很有抱负，唯一让她作为奴隶与众不同的是她适应社会的能力和经验。由于担心她自己的儿子有一天会在河边被卖掉，她把两个无法辨认的孩子掉了包。因此，真正的汤姆就变成了奴隶钱伯斯，而真正的钱伯斯就变成了继承人汤姆，小说就变成了对天性和养育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罗茜像其他人一样在汤姆面前很卑贱，钱伯斯被当成奴隶对待。汤姆是一个瘦弱的、被宠坏了的、令人讨厌的孩子，他长大后变成了一个坏人，而他的佣人钱伯斯却是一个强壮、健康、能干的人。两个孩子刚出生不久，从纽约来了一个陌生人大卫·威尔逊(Da.vid Wilson)先生，他是一位刚从法学院毕业的业余科学家，到道森码头定居。威尔逊喜欢格言警句，小说每一章的前面都有他说的格言，体现了马克·吐温本人的创造能力。但是，因为道森湾的居民像马克·吐温小说中其他很多南方人一样非常迟钝，因此他们无法理解他讲的笑话，他们对他第一次尝试表现出来的幽默做出的反应是认为他是一个傻瓜，后来他在城中被人称为“傻瓜”。但是，威尔逊还是知道如何区分两个孩子的身份，取了他们在不同场合的“指纹”(他取了城里所有人的指纹)，他的知识是小说情节解开冲突的关键。

虽然马克·吐温从来都没有完全认可威尔逊，但他暗示当地人把威尔逊当成傻瓜实际上更多地反映了城里居民的特点而非威尔逊本人。由于他的名声使法律客户不敢来找他，威尔逊就有时间进行科学“试验”，包括手相术和对人们的指纹进行分类，这可能受了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指纹》(Finger Prints)一书的启发(马克·吐温在1892年曾读过这本书)。高尔顿认为指纹不仅可以辨别种族身份，而且还可以显示诸如是否聪明这样的性格特征。马克·吐温对威尔逊的高尔顿式的研究进行了详细认真的描写：描写了威尔逊随身携带的带有装小玻璃片的槽的细长的箱子；他如何让人们在把指纹印在玻璃片上之前先把手指在头发上摩擦收集天然油。作为一个作家和外行，威尔逊喜欢科学发明并且孜孜不倦地追求，他身上具有马克·吐温自己所拥有和珍视的冲动。另外他让角色在小说结尾时成为救世主，通过提供法律证据和咨询使无辜者得到了解脱，而恶棍得到了惩罚。他用轻松的讽刺手法，最后使威尔逊变成了一个值得那些曾经谴责过他的市民称赞的人物，尤其是与其他主要人物罗茜、汤姆和钱伯斯的悲惨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克·吐温不断地暗示尽管城里居民低估了威尔逊，但他们并非完全不相关，城里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他，暗示得到了证实。在《傻瓜威尔逊》中没有类似英雄主义和幸福之类的东西，人物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避免下地狱或毁灭。傻瓜的结局显然比别人好：汤姆被卖到南方；伤心的罗茜到教堂寻求“安慰”；钱伯斯陷入了矛盾之中，痛苦万分。一方面他恢复了合法继承权，而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举止和思维依然是奴隶。在这本小说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包括母爱。

马克·吐温对白人奴隶母亲罗茜的特别描写深刻控诉了奴隶制和养育儿女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马克·吐温有时候好像认为天性胜过教育，但汤姆的性格缺陷显然主要在于有悖常理的母爱。马克·吐温认为奴隶制下的母爱只能走上邪路，但罗茜的想象力在这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她自己编造的故事”是为了推翻把她儿子变成奴隶的“法律和风俗习惯的故事，”因为编造一个故事就需要编造另外一个故事来维持。问题是像《傻瓜威尔逊》中所有的故事一样，从威尔逊“古怪的日历”上写满的富兰克林格言到马克·吐温自己认为需要做“文学剖腹产手术”的“紊乱的”正文，这个故事被人类的解说者戳穿了。罗茜故事中的主人公汤姆是最不乐意合作的人，拒绝充分利用罗茜给他提供的在出生时从奴隶身份调换成财产继承人的大好机会。酗酒、赌博、撒谎、偷盗，最后发展到谋杀，一步一步走向他唯一可能得到的命运——成为奴隶——汤姆验证了贯穿整部小说的主题：“他性格的主要成分没有被改变，并且也不可能被改变。”把汤姆的性格缺陷归结为人类的弱点并不是为了废除助长这些缺陷的制度。因为《傻瓜威尔逊》起决定作用的悲观主义，像《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悲观主义一样，是有害的奴隶制度产生的后果，奴隶制度在某些情况下(吉姆)可以完整地保留奴隶的人性，但根本不能完整地保留奴隶主的人性。正像马克·吐温在他的重建奴隶制回忆录中证实的那样，奴隶制在废除后很长时间内还会产生影响。

我们讨论过的各种例子中描绘的美国黑人的前景，比如杜波伊斯和查尔斯·切斯纳特、埃达·B.韦尔斯、托马斯·纳尔逊·佩奇和马克·吐温的作品，可以归纳为三种明显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体现在浅皮肤的“黑人”身上，如《雪松后的房子》中的人物约翰·沃尔登以及杜波伊斯的亚特兰大研究报告《美国黑人的健康和体格》中提到的无数混血人种。这种可能性是种族冒充，混血人种难以觉察地混入白色种族中，否认自己曾经是黑人，好像那是一场噩梦。另外一种可能性指代表人民进行的不懈的政治辩护，以韦尔斯和杜波伊斯的生活为代表，这需要在不断地面对挫折时保存强大的力量，不断收集有关美国种族主义生命力的证据。实际上韦尔斯和杜波伊斯自己的生活就表明，超常的才能和决心可以使一个人从贫穷无知变得世界闻名和智力超群。第三种可能混血人种是指个人和家族对抗美国黑人生活所遭受的侮辱而进行的斗争，在宗教中寻找安慰，利用各种可能寻求社会和经济进步。下面两部由两位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和普林·霍普金斯在世纪交替之际写的作品对这些前景都进行了描述。约翰逊在他的《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1912)中改变自我，在可以冒充种族的情况下选择放弃自己的黑人身份。普林·霍普金斯是一位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波士顿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新英格兰作家，她的小说《抗争力》[Contending Forces，1900年]勾画了黑人中产阶级在他们有可能繁荣昌盛的地方的前景。虽然受到奴隶历史的折磨，遭受着侮辱和不公正的痛苦，但霍普金斯笔下的人物都在波士顿的环境中取得了成功。霍普金斯描述的可能性被她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黑人实现了，她可以与弗朗西斯·哈珀、安娜·朱丽亚·库珀和A.E.约翰逊(A.E.Johnson)一起被视为建立了描写黑人中产阶级生活小说传统的人。

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的《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以种族冒充为主题，表明种族冒充主题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作品中是多么普遍。文学作品以奴隶制为主题是一种定式，在这些作品中奴隶(《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乔治·哈利斯，《女奴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的哈丽叶特·雅格布斯)习惯性地冒充白人逃跑。种族冒充也是重建时期的作品描写的一个主要方面，比如杜波伊斯的《黑人的灵魂》，在冒充与冒充之间设想了一种随意的潜在联系，也就是说儿子的蓝眼睛和浅色头发被看做是一种不祥的征兆，间接引用了关于混血儿比较脆弱的神话。切斯纳特的《雪松后的房子》也是以冒充白人为情节。在世纪交替之际及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冒充白人的事情不仅仅局限于黑人，因为在玛丽·安婷(Mary Antin)(《福佑之地》[The Promised Land])和亚伯拉罕·凯汉(《戴维·莱温斯基的发迹》[The Rise of David Levinsky])的作品中，犹太人有时为了变得更像“美国人”，会假冒成非犹太人。但是在约翰逊的作品中，冒充白人并不是美国化的手段，而是逃避美国化的手段。这与查尔斯·切斯纳特的小说描写冒充白人的情节中直白的解决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冒充白人被认为等同于世界主义而不是等同于美国化，是把种族问题从一个地方性的美国背景塑造成全球性问题的方法。同时，约翰逊被人种和种族的特殊性所吸引，不管这种特殊性多么难以理解和神秘，它都是很强大的。约翰逊描写的主人公在黑人世界和白人世界中都可以冒充，冒充(或切斯纳特在他自己的艺术生活中把它定义为边缘性)对他创造性的想象力非常重要。但是这位有色人也认为，真正的艺术才能是天生的，需要与自己的文化根源联系起来。因此本书把坦白承认自己血统的艺术家和放弃自己血统的有教养的人区分开。到欧洲学习语言和演奏音乐与在南方家里学习音乐所产生的文化韵味是不同的。前有色人描述了他如何自学语言，制订记忆300个基本词汇以及一些常用短语的计划，然后强迫自己只说外语。他总结说，一种语言的关键是最常用的观点和词语。前有色天生会弹钢琴，而不是后天学到的技能。他钢琴家的特性突出了黑人的遗传，包括他母亲会弹钢琴和他最初对一位非凡的爵士乐钢琴家的记忆，这种遗传体现在他喜欢钢琴黑键胜过白键。他逐渐认识到——特别是通过大家普遍喜欢爵士乐——钢琴黑白键之间的和谐可以弥补他生活中的种族冲突。

自传艺术本身对约翰逊笔下的前有色人来讲是一件自相矛盾的冒险计划，对他来说对相形见绌的自我描述是充满怜悯和危险的。揭示太多会连累和威胁他的掩饰，揭示太少就不能完全表达他对被悼念的自身的哀痛之情。正像切斯纳特暗示的、约翰翰逊明确表达的那样，冒充白人是一个死亡的愿望，不仅对必须消除文化固有属性的当事人如此，而且对唤起那种愿望的文化也是如此，因此冒充白人拒绝接受个体所代表的文化财富。约翰逊把书命名为《变色龙》(The Chameleon)。作为一个最终的边缘人，前有色人是名副其实的变色人，他反对与文化联系起来，尤其渴望继续模糊下去。他在孩提时就喜欢刨根问底，在他母亲的花园里一直挖到草的根部，看看它们到底长得有多深，对各种界线很着迷，从皮肤颜色到犯罪活动。文化是他逃避界线的避难所，因为文化似乎是可以超越种族界线的艺术语言。但是就像在杜波伊斯的世界中那样，这个世界的文化被玷污了，证明这一点的时刻是在歌剧院的那个夜晚，前有色人看见他的父亲和他同父异母的白人妹妹在一起，对比他自己的孤独和寂寞，他感到非常痛苦，他就去饮酒作乐，喝得酩酊大醉。

“做黑人没什么丢人的，但常常非常不方便。”在前有色人亲眼目睹对一位黑人处以私刑的可怕场面之前，那也是小说中最恐怖的描写，这种想法可能是他冒充白人的最终理由。他南下研究有关黑人教会的黑人圣歌，碰巧看到为了某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黑人活活烧死。这个场景由一位把自己的政治生涯献给了倒霉的《染色工反私刑法案》而自己差点遭到私刑的作者(他与一位浅夫色的黑人女士坐在公园里)，极其生动逼真。受害者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叫喊着，呻吟着，而周围的人群却在欢呼，直到他变成一堆烧焦的骨头和皮肤碎片。前有色人相信烧焦的人肉味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他的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更脆弱、更人性的东西——羞耻，他为属于一个如此无法想象的事情都可以发生的国家(美国)、属于一个可以如此对待的群体(黑人)而感到羞耻。约翰逊明白，私刑之所以可以得到认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私刑转移了人们对更文明的压迫形式的注意力，但它也有助于把这些压迫形式合理地变成可怜的群体不可避免的命运。正如约翰逊在他的自传《沿着这条路》(1933)中详细论述的那样，矛盾是“白人花了这么多的精力使黑人呆在下等人天生就应该呆的地方”。同时，约翰逊对私刑发自内心的描写再一次证明这种非人性的仪式贬低了每一个人。前有色人最后与一个白种女人结了婚，他坦白了他的黑人血统。他们婚后生的孩子看起来都是白人，从来都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孩子父亲的身份。小说结尾描写前有色人到卡耐基礼堂参加义演，在那里听到汉密尔顿的学生唱一些老歌，他特别渴望见到他的母亲及母亲那边的人。那些有面貌特色的名人包括C.R.奥格登(C.R.Ogden)、前外交官乔特和马克·吐温。不过是布克·T.华盛顿吸引了前有色人的关注，致使他得出总结：他假冒白人使他离开了他的人民，离开了他的历史。

普林·霍普金斯的小说《抗争力：南北乱世情》(Contending Forces：A Romance Illustrative of Life North and South，1900)中的人物与詹姆斯·沃尔登·约翰逊自嘲的自我变形所追求的目标大相径庭，他的解决办法对霍普金斯和她刻画的人物来讲似乎有些令人避而远之和悲惨。霍普金斯1859年出生在缅因州的波特兰，是诗人詹姆斯·M.怀特菲尔德(James M.Whitfield)的侄孙女。她在波士顿长大，并在那里的公立学校上学。她从1874年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当时她写的一篇关于酗酒的文章在由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和公理会出版协会主办的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1880年，她的一部描写地下交通网的剧本由“霍普金斯有色人种演唱团”上演，这个演唱团培养了霍普金斯的艺术追求。霍普金斯的写作和编辑工作在《美国有色人种杂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是波士顿的一家期刊，由有色人种合作出版公司创办，创始人包括沃尔特·华莱士(Walter Wallace)、杰西·W.沃特金斯(Jesse W.Watkins)、哈珀·S.福特恩(Harper S.Fortune)和沃尔特·A.约翰逊(Walter A.Johnson)。霍普金斯担任杂志撰稿人。杂志1900年的创刊号刊登了她首次发表的故事《我们神秘的内心》(The Mystery Within Us)，后来《抗争力》也由有色人种合作出版公司出版。霍普金斯为了生计一边先是在统计局后来又在麻省理工学院做速记员，一边做《美国有色人种杂志》(1903—1904)的撰稿人。《抗争力》是霍普金斯在有生之年写的唯一一部小说，被宣传为“一部可以激起黑人最大兴趣的关于种族的作品”。霍普金斯认为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减轻她种族的堕落。霍普金斯的政治观点与杜波伊斯派的黑人行动主义一致，而与布克·T.华盛顿派的黑人适应论不一致，其标志是当华盛顿的追随者弗雷德·R.穆尔(Fred R.Moore)接管杂志后，她就辞去了《有色人种杂志》的工作(可能是被迫的)。不久，霍普金斯在名为《黑人之声》(The Voice of Negro)的期刊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这份杂志的政治观点与她的政治观点很接近。霍普金斯还和沃尔特·华莱士在1905年合作创办了一家小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名为《关于非洲种族早期辉煌的初步调查和非洲后裔重建的伟大可能性》(A Primer of Facts Pertaining to the Early Greatness ofthe African Rac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storation by Its Descendants)的史书以及一本寿命很短的杂志《新纪元》(New Era)。霍普金斯度过了整个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但她继续过着白天做速记员晚上写作的生活。1930年，她在一场大火中悲惨地死去，她的作品在她去世很久以后才公开发表。

《抗争力》的特点是通俗剧风格的情节和一系列从百慕大到北卡罗来纳和波士顿的背景。霍普金斯从美洲开始，描写了19世纪交替之际英属百慕大群岛的野蛮奴隶制度，包括土地所有人和他们最轻浮、最漂亮的女奴通婚。开头的“悲剧”部分描写了蒙福特(Monfort)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查尔斯(Charles)和杰西(Jesse)的故事。两个儿子在父亲死后发现了自己的奴隶身份，双双失去了自由和财产。小说转到19世纪后期的波士顿有些突兀，但另外一组可爱人物的出现更增加了这种突兀，主要包括萨福·克拉克(Sap.pho Clark)，他是一个可爱的混血儿，他将揭示另外一个重要背景——19世纪中期新奥尔良存在的奴隶姘居的可怕习俗。当霍普金斯转向波士顿情节时，主要围绕着“史密斯·马的宿舍”进行描写，她的主题就变成了世纪交替之际美国黑人社会以及黑人在大家都怀有敌意的环境下千方百计取得的成就。虽然黑人家庭被排除在有前途的行业和职业之外，但他们仍然设法体面地生活着，培养孩子的潜能。她对黑人和犹太人的困难处境进行了比较，重点强调他们为了生计而努力挣扎。尽管美国人都一心赚钱，在列举了当时的主要问题，比如关税改革、金银同价、托拉斯和合并的作用等问题后，她认识到没有一个问题比种族问题更重要。

霍普金斯揭示了意想不到的肤色等级问题，似乎下定决心在小说中提供她自己觉悟提高的形式。书的主人公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是最后向萨福求婚的人，他淡褐色的皮肤和卷曲的黑发明确地表明他的黑人血统，给富有的白种女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阳刚之美浪费在劣等种族身上。严格地讲，史密斯并非以杜波伊斯为原形，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平等权利的要求和对私刑的抨击。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是瘦弱而虚伪的约翰·兰利(John Langley)，他反而皮肤白皙，很容易被认为是白人。萨福住在史密斯家，做速记员，她和威尔一样，“才华横溢”但却绝对是“黑人”。对霍普金斯而言，理想人物的形象中虽然外表是黑人，但却是最好、最聪明的人。最不可取的命运是两个种族具代表性的劣等血统结合在一起，比如约翰·兰利，他的祖先就是地位低下的白人和黑人。霍普金斯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包括一个布克·T.华盛顿式的人物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博士，他是一位商人，在南方有一所很大的工业学校。她也讲述了鲁克·索亚(Luke Sawyer)的故事，鲁克忍受了他成功的店主父亲的破产，然后是新奥尔良收养他的混血家庭的破产，梅布尔·博比恩(Mabelle Beaubean)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故事最后证明她就是萨福本人。霍普金斯通过连续不断的预兆，证明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有血缘关系，这些血缘关系将构成美国黑人的文化遗产，这些设计使小说层出不穷的情节生动而有活力。这是关于过去；至于将来，霍普金斯通过威尔·史密斯详细描述了她内心深处理想的种族人物形象，他一直坚持既不服从白人也不与白人通婚。黑人作为人必须按照自己的主张前进，通过教育、政治活动和选举，以及采用任何可以利用的手段形成公众意见，宣传正义的理想。简而言之，霍普金斯在她的小说中把她毕生追求的目标戏剧化了。

霍普金斯的《抗争力》坚持认为，对美国黑人的现在和将来的描述都渗透着对这个群体被奴役的过去的认识，这部小说完成了杜波伊斯的最高目标，即从受害者的角度批判地审查了黑人的过去。当杜波伊斯注意到《美国有色人种杂志》上一篇评论《危机》(“Crisis”)的文章说霍普金斯由于“态度不够中肯”而被开除了编辑职务时，就认为霍普金斯是同路人。杜波伊斯和霍普金斯制订的日程计划包括在要求主流文化提供社会机会和合法权利的同时加强黑人团体自身的实力。他们两人都认为只有最高追求和理想、最激进的政治主张才能使黑人在现代完全拥有公民权利。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的“前有色人”的解决方案对许多刚刚踏入美国国土的美国人仍然有吸引力，不管他们是奴隶还是来自外国。为了摆脱受尽折磨的过去或者只是出于意识本身发生了变化的缘故，实现进步的世界主义是许多文学移民的梦想，有时他们的愿望被证明是非常有害的。但这是人物——文学人物和非文学人物——的牺牲，是从亚伯拉罕·凯汉笔下的耶克尔(Yekl)到薇拉·凯瑟笔下的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都准备做出的牺牲。

4 大都市的变化

本章讨论的作品包括经典中篇(或短篇)小说(如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移民小说和信件(如亚伯拉罕·凯汉的《耶克尔》和《一沓书信》[A Bintel Brief])、移民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报告(由爱德华·A.罗斯[Edward A.Ross]和威廉·詹姆斯著)、自传(爱丽丝·詹姆斯的《日记》[Diary]、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我的生活》[The Story ofMy Life])、传记(玛丽·贝克·埃迪的传记)以及主要美国小说(如《麦克提格》、《幸福之家》、《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Screw]和《鸽翼》)。之所以考察这些作品，是因为作者描写了他们从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变化中得到的主要灵感：城市化、移居和移民造成的人类迁移。许多文学作品都以城市为背景：弗兰克·诺里斯的《凡陀弗与兽性》(Vandover and the Brute)和《麦克提格》以旧金山为背景；亨利·詹姆斯的《鸽翼》以伦敦和威尼斯为背景；肖邦的《觉醒》以新奥尔良为背景；凯汉的《耶克尔》和沃顿的《快乐之家》以在纽约为背景；波士顿为玛丽·贝克·埃迪的基督教科学的繁荣提供了极好的环境。但有些作品以荒废的落后地区为中心(沃顿的《伊坦·弗洛美》)或把蛮荒作为最佳选择(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有的作品由于不同原因以没有疆界的世界为背景：海伦·凯勒无比纯洁的黑暗世界；亨利·詹姆斯的“来生”的超意识；马克·吐温和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的极乐世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通常由于他们的特立独行、极端或因意志薄弱犯的错误而令人难忘。这些人不能与他们被迫生存的环境“好好相处”——他们常常因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不能继续生存而著名。有的人自杀了(莉利·巴特和埃德娜·庞特利尔)；有的被谋杀了(特里纳·麦克提格和约翰·桑顿)；有的死于自然疾病(米莉·希尔和爱丽丝·詹姆斯)；有的死于非自然的原因(迈尔斯[Miles])；很多人都忍受着人格分裂的痛苦(耶克尔、默顿·丹希尔[Merton Densher]、伊坦·弗洛美和凡陀弗)。

这些作品描写了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围绕流动性和自我转变这个中心主题发生的深刻变化。美国在这个时期由于吸引了大量廉价移民劳动力而在国际竞争中战胜了像阿根廷、巴西和西欧工业强国这些竞争对手，从1880年至1920年期间平均每10年吸引500多万外来移民。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业化和技术创新(以及它们产生的工作、住房和现代化的运输体系)的推广，城市总人口在19世纪80年代增长了56.4％。19世纪后期，20个农民搬到城市里才有一个城市居民搬到农村(一再出现的大萧条和农业机械化减少了农村的工作机会)，10个农民的后代成为城市居民，而只有一个农民的后代仍然是农民。1860年，移民数量占美国主要城市人口的40％，包括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到1910年，移民加上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组成的人口已经占美国主要城市人口的70％(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底特律等)。这种快速扩张和多样化带来的结果使城市的社会生活支离破碎，虽然这种生活充满了机会，但对美国原住民、移居者和移民等来说，生活的支离破碎却可能是巨大的和令人不安的。

这些城市成了专门研究移民和城市化的新社会科学的重要试验田。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的作品在19世纪90年代被翻译并刊登在《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如W.I.托马斯(W.I.Thomas)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描述了城市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疏离的新形式。齐美尔在他的拓荒之作《钱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以及非常有独创性的关于像时装、守财奴和边缘性等主题的文章中，描述了由不断刺激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引起的焦躁不安，现代社会能够给予更大的自由，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加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由城市中种族的不同和社会的加速偏离造成的问题是托马斯和帕克关注的焦点。托马斯因写了关于种族歧视心理和女性青少年犯罪的作品以及他对欧洲和美洲的波兰农民的描述而著名。帕克是布克·T.华盛顿的贴身助理，研究了大众传媒特别是新闻的影响及同化的过程，主要关注如何在千变万化的现代城市中获得普通的城市经验。

下面讨论的作品把世界大同主义的弊病戏剧化，表达了伴随着19世纪后期的现代化经验，人们不再抱幻想的各种做法。焦虑、压抑、疏远是看起来不断变化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疾病。尽管有些作家，特别是杰克·伦敦和弗兰克·诺里斯这些最令人难忘的作家，为人们勾画了蛮荒生活前景作为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的另外一种选择，但他们笔下的人物也把他们的两难境地带入了蛮荒世界，发现这些地方与他们想象的原始空间根本不一样。移居、移民和城市化在这里成了关注的焦点，最具体地描述了许多人用更晦涩难懂、更抽象的术语理解的混乱。

原住民和移民“案例”

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出生在芝加哥，在旧金山长大，擅长描写不适应环境、喜怒无常的人物，这些人物的主要驱动力——吝啬、利己主义、贪婪和强迫症——好像都是现代化的状况造成的。在他最优秀的小说《麦克提格：旧金山的故事》(Mcteague：A Story of San Francisco，1899年)中，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裁缝整天都在考虑将她与她喜欢的憔悴的装订工人分开、使她不能跟他讲话的那堵薄薄的墙。《章鱼》(1901)的主人公是一个农场主，他带领人们与铁路斗争，他深受女人的折磨，一旦有女人接近，他就像一只长耳朵的大野兔一样逃跑。但可能在诺里斯的所有小说中，没有哪个人物比他的第一部小说《凡陀弗和兽性》(写于1894年，1914年出版)中的主人公更古怪、更错综复杂，这部小说是诺里斯以特殊的学生身份在哈佛大学短期学习期间写的一部关于堕落的研究报告。第二年(1895—1896)诺里斯前往南非采访布尔战争，他的新闻报道表明他支持英国侨民或英国人，他把他们看做是由于大家所熟知的对税收不满却不能抗议而产生的现代美国殖民主义者。克鲁格尔(Kruger)带领的布尔人最终打败了詹姆森(Jameson)领导的英国侨民。诺里斯最后患了严重的南非热，这种病一直折磨着他，直到他在1902年英年早逝。

诺里斯像其他许多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家一样在旧金山的一家城市报纸《浪潮》(Wave)做记者时初步涉足文学。《浪潮》由于一贯支持C.P.亨廷顿(C.P.Huntington)和铁路托拉斯而从像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观察家》(Examiner)和阿瑟·麦克埃文(Arthur McEwen)的《纪事报》(Chronicle)等同类报纸中脱颖而出。主要以刊登安布罗斯·比尔斯、杰克·伦敦和威尔·欧文(Will Irwin)等作家的作品为特色的文学部是编辑约翰·奥哈拉·科斯格鲁夫(John O.Hara Cosgrove)的骄傲，他聘诺里斯写地方随笔——狂欢节、一群意大利人制作干红葡萄酒、在贝尔蒙特营地码头吃一顿新鲜的牡蛎。诺里斯从一开始就特意捕捉这座西部城市独特的文学魔力，1897年他在《浪潮》上发表了一篇赞扬一座城市具有美学潜力的文章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这座城市里，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居民似乎是虚构的。诺里斯把这归功于旧金山独特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使得那里的人们独具特色，同时也很极端。用左拉的话说，诺里斯为了避免单纯观察写出的文学作品，他会通过几次真正的接触抓住现实的核心内容。据编辑科斯格鲁夫回忆，诺里斯“并没有实际观察的能力，但去过一个地方接触到使他兴奋的事情后，他就可以在报纸上描述出来，完全和真的一样。我常常说他的毛孔就像他的视觉器官”。

《凡陀弗和兽性》同样也显示了诺里斯具有很强的人物塑造才能。凡陀弗是自然主义作家笔下哈克贝利·费恩式的人物，他故意丧失记忆、好色、倾向于消除各种经历的差别、天真无邪、不分是非。小说的开头描写了凡陀弗体弱多病的母亲在全家从东海岸迁移到西海岸途中在纽约西部的一个火车站去世。8岁的孩子可以麻木准确地描述当时的细节。虽然他不能区分从墓地出来的变化无常的人，但他表达了精神受到创伤的孩子的全部回忆，他竟会想起母亲咽气之前头放置的准确位置，竟会想起父亲把梳子和雪茄放在什么地方，竟知道临死的病人脸上的每一条皱纹，竟会想起搬运工如何擦前额以及如何处理多余的汗。叙述者为数不多的观察是克制的典型：一条评语——“旅行对她来讲太多了”——以及“火车的驱动轮一动不动，像一个巨大的狮身人面巨像卧在铁轨上……火车静静地冒着蒸汽，拖着长长的呼吸声”。

小说的情节发展像自然主义作家的情节剧所描述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凡陀弗在一部《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关于产科的条目中发现了性，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而他不同寻常的可塑性以及需要安慰的任性标志着他最终的兽性。他的一生是两个自我持续不断斗争的一生，一个是文明的自我——他对绘画事业雄心勃勃，尊重他父亲，尊重性欲爱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特纳·拉维斯(Turner Ravis)；另一个是兽性的自我——满心都是需求，经常嫖娼，时刻保持警戒状态。放荡的凡陀弗最后由于堕落而不能重新完成的寓意深刻的画“最后一个人”(The last Enemy)，捕捉到他自己以及一般人性的困境。那幅画描写的是一位将死的英国骑士和他忠诚的马，一只吃人的狮子慢慢逼近，尾巴威胁地竖立着，张着大嘴，画面反映了善良的凡陀弗(骑士)，他的文雅在他的爱犬考克(马)的衬托下更加突出，和残暴的凡陀弗(狮子)之间的内心斗争，遭受着变兽妄想狂(Lycanthropy.Mathesis)的折磨。这是狼人的技术用语。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为了使这些达尔文式的主题更加丰满。在凡陀弗从欧洲旅游返回途中发生的马扎特兰(Mazatlan)号沉船事件突出了反犹太主义认为合理的自我保护：残忍地禁止一个犹太人上救生艇，体现了凡陀弗的集体种族主义本能。接着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好斗的犹太钻石商想通过搏斗爬上船(有一些人同意他上船)，但是失败了，他的身体下沉时，海水染成了红色。对凡陀弗人性的最后打击是他父亲的去世，他以熟悉的姿势坐在最心爱的椅子上像他母亲一样断气了。这种难以觉察地走向死亡的平凡与诺里斯笔下人物走向死亡的易如反掌并行。凡陀弗是典型人物中的极端分子，他不能对父母的死作出反应，最后以最冷酷无情的反应方式爆发。

诺里斯同时用两个场景表达了凡陀弗在他父亲去世后失去亲人的复杂感情。一个场景描写男管家在他父亲的吸烟室里，打开窗户，清扫干净，“重新摆放”家具。第二个场景描写凡陀弗在两周之后也来到父亲的吸烟室里，他已经接受了他父亲的死，因此心情轻松地想着他如何根据新的情况已经“重新安排”他自己。看出他父亲的影响，他把一只钢笔和一把刀偷偷塞进口袋里，把雪茄、口香糖和皱巴巴的手绢都作为遗物收藏在他的壁橱里。这个情节说明了物品是如何把记忆和感情联系起来的。起初悲伤是一种被压抑的感觉，但通过摆放熟悉的物品可以使之变得平淡，最后得到解脱。这是诺里斯所有的小说表明的一种观点——这里人们尤其会想起《麦克提格》。物品一直都被赋予巨大的反应能力，不仅火车变成了动物，物品本身也具有强烈的感情，激起了主人们的感情。一部分原因是它们吸收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已经消耗殆尽的表现力。但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原因，那是因为人无法处理失去亲人的感觉，他们发现当把这种感觉转移到物体上时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这种感觉。诺里斯的小说赋予物质世界以生命力，反映了小说人物超强的重要性，他们就像连环画中的超级英雄，在西部城市的大街上常常看起来特别高大。诺里斯的小说大部分以这些城市为背景。

在伊迪丝·沃顿的小说中，严格的礼仪规定限制了人们的情感，但人类和物品之间类似的交流也很普遍。她的作品表达了人们相信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作品所描述的超自然财产，与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经济学和人类学的交换礼物的观点产生了共鸣。沃顿笔下颓废的纽约人曾经几乎要倒退回野蛮人的状态，诺里斯笔下的旧金山人也有相同的命运。他们毁灭的迹象表明城市中的上层人士里里外外受到威胁。凡陀弗最后成了旧金山他曾经拥有的工人住所卑躬屈膝的看门人，遭受反复发作的变兽狂症的折磨。莉莉·巴特(《快乐之家》的主人公)最终穷困潦倒，在纽约简陋的住所内自杀，反映了她阶级地位的急剧下降。“想想我曾经上过哈佛大学!”凡陀弗感到悲痛。莉莉对从前的自己感到惊讶，她目前在“苦工的地狱”中做的装饰帽子就是为那些她从前的社交名媛做的。移民潮、新兴的偏激的工人阶级、生机勃勃的商业和上下波动的经济催生了无数的暴发户——在上层人士的头脑中所有这一切都与他们自己逐渐丧失的职业伦理、道德和精神堕落以及出生率下降相对应。凡陀弗和莉莉黯淡的人生说明，作者相信阶级危机已经很普遍。

沃顿(1862—1937)把埃德蒙德·威尔逊刻画成“室内装饰诗人”，说明了她对漂亮物体及其主人的依赖。沃顿出版的第一本书《房屋装修》(The Decoration of Houses，1897)是与著名家居设计师奥格登·科德曼(Ogden Codman)合著的，此书主张室内装修——壁纸、家具及其摆放——都应当反映房子女主人的个性，同时也要符合传统的比例均衡原则。这跟沃顿小说中的物品所体现的内容是一致的，帽子、首饰、书、地毯、茶托盘完全体现了穿戴和使用这些物品的人为情趣。虽然沃顿很欣赏物质的光彩照人(她很理解女主人公莉莉·巴特对服装的痴迷)，但她也认识到了这种欣赏所付出的代价。她的第一部主要小说《快乐之家》，在斯克莱布纳出版社出书之前曾在《斯克莱布纳月刊》(1905年1月至11月)上连载。沃顿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的观点来看待纽约的休闲阶层，这个阶层虽然生养了她，但她绝不会完全遵守其规范。小说一出现，有人就抱怨沃顿损害了她自己的生活圈子，把它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畅销小说成功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普通美国人有窥淫癖，小说还描写了他们对富人的迷恋。

沃顿好像已经意识到小说泄露了阶层秘密。她很熟悉托尔斯坦·凡勃伦1899年写的《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凡勃伦对上层人士的经济习惯真知灼见的分析与沃顿小说中虚构的批评之间的相似之处值得注意。凡勃伦的基本观点是，富有的城市居民通过公开显示他们能浪费多少东西来获取并保持地位。实际上，妻子的特殊作用是通过她们炫耀性的休闲和消费来显示她们丈夫的经济实力。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沉迷于模仿，通过与别人比较来确定他们的财富，卷入了一种由必须超过别人激起的永久性的欲望循环之中。在《快乐之家》中，广告助长了这种竞争性炫耀文化的存在。

小说的开头描写了不同社交圈之间的对比：纽约上流社会，人们只认有用之人，一个庞大的——国际和国内——网络(职业化、商业和证券交易)千篇一律地冲击着每一个人。日益流行的宣传工具——报纸、杂志——使大家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阶层，阶层之间、个人与社会机构之间的距离感越来越强。媒体通过把各个阶层和不同出身背景的代表个性化，使人们了解社交界。一种以暴露——自己和别人——为主要目的的文化是被市场主宰的文化。对沃顿来说，个人不可避免地要体现交换冷酷无情的特性。因此，在小说的高潮——活人造型的情节中，莉莉和其他妙龄女子通过把著名肖像画的主题拟人化，按字面意义来解释它们的商品地位。莉莉变成了雷诺兹(Reynolds)的《劳埃德太太》(“Mrs.Lloyd”)，释放了塞尔登(Selden)的热情；他可以暂时把莉莉看做艺术杰作来认识她的价值而爱她。塞尔登最后拒绝对莉莉进行“投资”，拿他的感情资本冒险。这反映了莉莉的姨妈佩内斯顿(Peniston)太太的吝啬，她剥夺了莉莉的继承权，注定了她的灭亡。

沃顿的理想是与市场力的混乱逻辑相对抗的天生的高贵和传统主义。经济上的贫穷只是表面的，更深层次的贫穷脱离了世世代代、地区与地区之间、几百年来居住的家与家之间相传的根、血统、信仰和忠诚。她小说的社会背景体现了达尔文的弱肉强食的观点，认为社会背景原有的伟大性在现代社会被降低了，这就使那位赚取人们许多同情、最终又成为人们批评对象的犹太人物罗兹戴尔(Rosedale)先生成了必须抵制的东西的象征。沃顿的另一种选择是以内蒂·斯特雷瑟(Nettie Strether)为代表的品德高尚的穷人，她是性格温和的工人阶级母亲，她的兴趣与真正的上层人士的兴趣一致。她认为穷人将永远存在，就像鸟在悬崖边筑巢一样。同时，天生的贵族，也就是塞尔登家族和巴特家族，无论他们的前途多么渺茫都必须团结一致，这就是小说结尾时塞尔登的悲观认识。如果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贵族部落能够重新领会这种义务感，那么莉莉·巴特就没有白死。

莉莉·巴特的困境来自财产被剥夺和被取消继承权。她的父亲失去了财富，因此莉莉要依靠自私自利的亲戚朋友，她自己非常不喜欢这种依靠，这使她自暴自弃，成为导致她死亡的原因。但莉莉死亡的根源在于有闲阶层女人的特殊困境，她们被抚养成令人羡慕的对象，不能上班，还要学会培养自己无关紧要的能力。在一个各个阶层都日益以拥有适合市场需要的技能或职业地位来定义成功的社会中，缺乏企图心是充满矛盾的美国贵族阶层妇女所特有的一种损失形式。19世纪后期，没有哪个人比这种情况下的爱丽丝·詹姆斯更悲惨，她不能依靠自己的才能，也不能依靠她显赫的家族给予她的物质和教育机会。像弗洛伊德“交谈治疗”法被广泛使用之前的盎格鲁—美国人和欧洲上层人士中的其他人(大部分是女性)一样，她毕生的职业就是寻求和睦与满足。

1894年，爱丽丝·詹姆斯死后不久，她的朋友，显然也是她的情人、在她生病期间照顾她的凯瑟琳·皮博迪·洛兰(Katharine Peabody Loring)编辑了爱丽丝的日记手稿并寄给了詹姆斯还活着的兄弟们。威廉不承认收到了手稿，亨利销毁了他的那份手稿，建议洛兰不要发表，因为日记涉及很多隐私。这些反应都是她的兄弟对她一生的雄心抱负态度冷淡的表现。尽管她瞧不起她的哥哥们，但这些雄心抱负是一个大城市知识分子家庭所应有的。1848年，爱丽丝出生在纽约市，是家中最小的孩人，也是玛丽和老亨利·詹姆斯的五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她和哥哥们一样接受了形形色色的教育，但经常由于他们的父亲催着搬家而中断。爱丽丝的童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到她青春期时，正好赶上内战，她身体比较虚弱，预示着她长大成人后的身体和感情会出问题。她的哥哥鲍勃和威尔基加入联盟军作战，威廉和亨利尝试了各种职业，爱丽丝则遭受集体(全国死亡的景象)和个人的不幸(她痛苦的思想和身体)。

不十分清楚爱丽丝出了什么问题，但好像是，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詹姆斯一家都可能得的神经衰弱：过度紧张、被奇怪的幻觉支配、直接遇到恶魔的化身。家中最不成功的人经受这种疾病折磨时间最长，这个事实说明这种疾病的根源是能力不足和缺乏关爱的感觉。因此，亨利十分阴险地把爱丽丝的性格描述为：“在某种程度上，虚弱的身体是她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唯一办法。”爱丽丝很熟悉普遍使用的治疗不明之症的解毒药：冰和电疗法、热水浴和威尔·米切尔著名的休息疗法——强迫进行并中断一切活动。当爱丽丝1873年遇到凯瑟琳·洛兰时——当时她26岁，洛兰25岁——立刻一见钟情。爱丽丝发现凯瑟琳身上完美地融合了性别特征，不但具有完成最苛刻的“男子汉”任务的力气——劈木头和抓住脱缰的马——同时也融合有令人羡慕的女性特征。1884年，亨利·詹姆斯在欧洲见到这两个人时，就注意到了这种关系的好处，并劝他家里的人心存感激地接受这种关系。爱丽丝一直是身患不明疾病的身体虚弱的病人，直到1891年医生查出她患了乳腺癌。爱丽丝以她通常使用的讽刺和敬畏的方式来面对她所称的“伟大的丧葬时刻”。她于1892年3月去世，凯瑟琳和亨利守在她身边，她是被火化的，骨灰埋葬在剑桥的奥本山公墓中的家族墓地。

爱丽丝于1886年12月份开始写日记，刚开始只是作为从她阅读的很多卷书中摘抄一些格言的普通笔记本——比如豪威尔斯、洛蒂(Loti)、拉布吕耶尔(La Bruyere)、福楼拜、埃德加·昆内特(Edgar Quinet)、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乔治·桑、托尔斯泰·勒南(Tolstoy Renan)、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她的哥哥们的作品。但是到1889年，她就开始把日记作为一种补偿她虚度的人生的一种美学手段来认真对待。由于长期受身体的限制，爱丽丝寻求在日记中把那些身体的局限转化成充满想象的艺术。她声明：“瘫坐在沙发上的人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得到比斯坦利屠杀野蛮人更广泛的阅历。”虽然爱丽丝显然认为她的智慧受制于她的身体状况，但在詹姆斯的家族历史中很多迹象都表明，爱丽丝的身体状况是她自我贬低的思想造成的。爱丽丝的传记作者特别提到她的父亲过低评价女性的智慧，强调家庭中一个家庭成员的成就需要另一个家庭成员的失败来补偿。威廉和亨利作为哲学家和文学作家所取得的事业上的成功分别由他们弟弟的能力不足和爱丽丝的无足轻重来平衡。这就解释了写日记人的沮丧，她使用失败者的修辞手法——宣布她自己为“小垃圾堆”或“发霉的毒菌”。像其他意志坚强但被忽视的人一样，爱丽丝很热衷于权力和政治，时不时从她崇拜的人物身上汲取力量，曾一度宣称拥有“俾斯麦的力量”。与此一致的是，日记充满了敌意和挑衅——针对熟人、佣人和整个世界，首先针对她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写作是表达失望和绝望的手段，而不是驱除失望和绝望的手段。日记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她去世前的时间，因没有描写自艾自怜、内疚或恐惧而很有吸引力。这表明她的生活很空虚，也进一步证明这位詹姆斯家的孤单寂寞的小妹妹的特别之处。爱丽丝面对死亡时没有宗教安慰，拒绝给天堂传递口信，拒绝她哥哥威廉作最后的心灵顾问。她完全参加了为她的遗体制订仪式计划，坦率地提到即将到来的火化，想象着凯瑟琳把她的骨灰撒入大海。

爱丽丝·詹姆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家的感觉，她可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移民，为了寻找没有给她带来安慰的物质保障而被迫离开祖国。在这些移民中，没有人比亚伯拉罕·凯汉更了解移居的压力以及富裕的生活在抵消移居带来的影响时所具有的局限性。凯汉自《犹太先锋日报》(Jewish Daily For.ward)1897年创立至1951年他去世前一直都是那里的编辑，他也是第一部美国犹太人写的主要小说《戴维·莱温斯基的发迹》(The Rise of David Levinsky，1917)的作者，他是在犹太移民的重要时期支持美国犹太人作品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人物。凯汉1860年出生在立陶宛的帕德波波里彻(Padberber.ezer)，是正统的犹太拉比[3]和教师的后代，他不久就显示出他自身的能力在世俗教育中得到了最好的培养。他从公立学校毕业后一直做老师，直到1882年由于革命活动被迫移居美国。不久，22岁的凯汉就开始在纽约的血汗工厂干活，他参加了劳工运动，截止1882年8月，他一直在为“宣传社团”发送意第绪语传单，这是一个致力于在犹太人中推进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由俄罗斯和德国移民组成的团体。他成了一个战斗口号为“我们必须用母语来煽动犹太人”的团体的意第绪语主要发言人。凯汉作为两家意第绪语社会周刊《新时代》(Neuezeit)和《阿拜特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的作家，表达了可能在美国看到公正的社会秩序的理想主义思想，这种理想主义激起了强烈抵制，包括支持者也指责它是煽动叛乱的外来主张。凯汉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式人物，曾经做过教师、劳工组织者、演说家、编辑、小说家和记者，他作为一个决心改革新国家的外族人一直在接受生活的挑战。

尽管凯汉的作品主要发表在美国意第绪语杂志上，但他也吸引了一批英语读者。在长达五卷的自传中，他描述了从霍桑、詹姆斯和豪威尔斯那里汲取的灵感。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说于1895年出版，得到了豪威尔斯的称赞，豪威尔斯在为《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收集资料时见过凯汉，凯汉后来把那本书翻译成了意第绪语并以《先锋》(Forward)的名字出版。豪威尔斯很欣赏凯汉对犹太移民的生动描写，帮助他找到出版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耶克尔：贫民窟的故事》(Yekl：A Tale of Ghetto，1896年)。豪威尔斯在发表在纽约的《世界》(World)杂志上评论本书的一篇文章中称凯汉为“一颗现实主义新星”，后来称赞了他的两本书《纽约意第绪人的进口新娘和其他故事》(Imported Bridegroom and Others Stories of Yiddish New York，1898)和《戴维·莱温斯基的发迹》，后一本是摹仿豪威尔斯自己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写成的。

由于豪威尔斯不是意第绪语的读者，所以他只是间接地知道许多人认为凯汉最伟大的成功是他在《犹太先锋日报》作了54年编辑。在凯汉开始任职时，报纸的发行量不到6000份，他感到这应该归因于报纸对意第绪语纯理性的探讨和对抽象理论的偏爱，甚至使东部的犹太人都避而远之，这些犹太人对托尔斯泰、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喜爱使这些作品得以以手推车贩卖的形成流转。凯汉引入了意第绪语口语并且增加了许多人们感兴趣的特写。正像纽约《晚邮报》(Evening Post)上报道的那样：“凯汉接手《犹太先锋日报》后八周内其发行量就增长了两倍……现在其日发行量超过了13万份(1912年7月27日)。”凯汉的民主化目标是以“失踪的丈夫画廊”专栏为典型，该专栏通过把那些抛弃家庭的丈夫们的照片刊登出来揭发他们，还有一个固定专栏“一沓书信”，都是普通老百姓写给编辑的信。凯汉长期表达他们在移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发生的奇迹的论坛“一沓书信”于1906年1月创设，凯汉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此栏目服务于“成千上万背井离乡、离开亲人……渴望表达孤独的灵魂、想听听意见的人和想得到解决重要问题的建议的人”。这个栏目非常受欢迎，给这个栏目写信(对不识字的人来说)本身就变成了一种职业。从一开始，凯汉就亲自回复所有信件，给找孩子的母亲回信，给有独裁老板的工人回信，给决定结婚的青年男女回信。在这里编辑就是可以信赖的朋友、精神顾问、就业顾问和治疗师。一位妻子的丈夫在俄罗斯大屠杀中幸存后移居到美国，一直受到基辅审判犹太人曼德尔·贝利斯(Mendel Beilis)的仪式性谋杀的困扰，凯汉就建议她为丈夫找一个好的精神病医生；其他人则交给了救济机构、工会或回到原来的国家。

不管“一沓书信”专栏的作者们写信是为了提供智慧还是得到智慧，他们都证明了同化的痛苦。因此“美国化”在凯汉的小说中是一项充满矛盾的艰巨事业，进入了有损于人的完美和真实性的价值观，如在《耶克尔：纽约贫民窟的故事》(1896)中对棒球、舞蹈和女人的热爱和《戴维·莱温斯基的发迹》中贪婪的物欲。移民使原来国家的自我死亡，取而代之的是在美国鬼一样的外表。耶克尔经常出现在主人公的宗教教育中、他母亲的迷信中和他父亲的铁匠铺里，这其间一直伴随着的是耶克尔引人注目地逐渐变成“杰克”的过程：对宗教的相信程度减弱、用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对待过去。凯汉反对使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头晕目眩的美国主流价值观念，这给小说带来了一种紧张的气氛和不可预测性，但同时他对贫民窟生活的描写仍然是丰富多彩和详尽的。凯汉描写了犹太人坚持不懈的精神(当他们不期然完成了宗教义务时这种精神会加强)，使他们周围的世界生机勃勃，赋予物质敬畏之力。杰克对他父亲的死感到内疚导致他害怕父亲的鬼魂。杰克的移民妻子吉特尔(Gitl)的无助表现在她对美国新事物的恐惧——火炉、洗衣盆、油漆过的扫帚柄。在杰克考虑抛弃他的妻子和孩子时，普通床单就变成了裹尸布。这些想象都来源于犹太人和美国人的遗产：《米德拉西》(midrashic)故事集中被鬼魂缠住的人物以及霍桑小说中灵魂备受折磨的人物。

凯汉的多元文化现实主义强调道德和心理的复杂性。无论拉比在离婚法庭上或告诉她儿子父亲走了时是多么可怜，被抛弃的妻子不是一位受害者，她找到了一个新丈夫，开了一个杂货店。同时，小说结尾把主人公写得很不幸，让人们认识到他的不幸是公平的。凯汉笔下的移民都苛刻、不大度：那些遭受痛苦的人罪有应得，那些没有遭受痛苦的人是幸运的，但他们都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凯汉给美国的文学传统增添了独特的元素。

移民鼎盛时期不断呈现的复兴前景并没有被美国社会科学家们忽视，他们从内行人的角度关注移民带来的影响。但这些专家——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弗朗西斯·A.沃尔克(Francis A.Walker)和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Edward A.Ross)——可能是美国最难对付的看门人。社会科学家试图从美国“原住民”的观点来评价移民，就像罗斯在他颇具影响力的书《新世界中的旧世界：过去和现在的移民对美国人民的重要性》(The Old World in the New：The Significance of Past And Present Immigration To The American People，1914年)中所写的那样。罗斯强调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苏格兰人的活力和虔诚，他们为了基本信念在蛮荒地区定居下来，经历了连牲畜都无法忍受的艰难困苦而生存下来。17世纪和18世纪移民所面临的挑战确保只有强大的种族才能把他们的特性传给未来的美国人。19世纪中期以来，移民变得越来越容易，使一些弱小的外国种族的个性特征可以融合进来。罗斯引用了弗朗西斯·沃尔克著名的关于高移民率和原住民的出生率下降之间的重要关系的统计资料，他认为美国上层人士有消失的危险。这些分析巧妙地与那些悲叹无法抗拒美国化影响的移民作品相对应，认为移民对美国人的伤害比对移民自身要大。

提高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生育率是盎格鲁—美国社会学家提出的解决各种社会弊病的办法，并且在世纪之交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这就是为什么像凯特·肖邦的《觉醒》(1899)这部描写休闲阶层的新教妇女毫无母性本能的小说会激起读者愤怒的一个原因。肖邦的家乡圣路易斯的公共图书馆撤掉了这本书，很快肖邦本人也被该城市的艺术俱乐部开除。很多评论家都反对一位妻子和母亲不顾自己的孩子而去通奸、酗酒和赌博消遣，沉浸于一种显而易见的无所事事的状态。《觉醒》问世时，肖邦(1851—1904)是48岁，已经是一位著名作家，并且已在大众杂志和精英杂志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故事、散文和随笔。肖邦是一位带着六个孩子的寡妇，有一个农场要打理，她在尽母亲的义务和经营农场之余进行写作。毫无疑问，埃德娜·庞特利尔是自我放纵、消极地陷在她的不快乐之中，其难以言喻的程度吸引了一些读者，同时也使一些读者非常愤怒。肖邦设法使一个如此行为举止的女主人公揭示深刻的意义，这充分证明了她的写作技巧。小说激励了一些评论家，但同时也惹怒了另外一些评论家，但大家都被它非常鲜明的描述风格所吸引。《觉醒》的描写非常淫秽和准确，这在当时美国的写作界还很新颖。

肖邦对埃德娜·庞特利尔的描写是期待弗洛伊德来解决上层社会妇女生活中的困惑，补充了现代女权主义者以及更保守的社会科学家得出的结论。对女权主义者(比如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和薇拉·凯瑟)来说，女人既是她们自己的负担也是别人的负担，因为她们被剥夺了可以带来更大成就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对社会科学家(如S.威尔·米切尔、G.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来说，现代女性不满足是因为她们抵制天生的东西——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塑造美德。肖邦的描写通过许多人物都提出了“埃德娜出了什么问题”这种疑问，来引出这个问题。埃德娜要么是一个典型的“歇斯底里的”女人，要么是一个受社会角色匮乏的压力而感到压抑和叛逆的“正常的”女人。但肖邦也把埃德娜的不满足归因于她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埃德娜出生在肯塔基，作为一个长老会教徒被抚养长大，她毕生与情感和忠诚进行的斗争使她与天主教徒克里奥尔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治疗作用。与她丈夫的文化中的热情与凝聚力相反，埃德娜的成长过程是一系列失去的痛苦：她妈妈很早去世，父亲孤芳自赏并且沉溺于喝酒，埃德娜拒绝参加她妹妹的婚礼暗示着她们的相互敌视。埃德娜的孤独是带有文化性的，因为值得注意的是，来源于美国新教主义的空虚及其过度强调个人主义以及被爱默生的哲学证明正确的价值观，令埃德娜不安。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埃德娜也体会到其他人日益成为负担，发现人际关系威胁着她的自我发展。

但是这本书之所以产生很大争议，是因为书中对现代民主社会的新问题直言不讳的描述：妇女的地位，母亲自我牺牲的天性，对物质财产的有限满足，生活本身的价值。小说描写了一位不满足的妻子和母亲，舒适的生活不能使她满足，她最后自杀似乎是她解脱痛苦的最好方式。肖邦提出了关于自由个体与死亡的关系以及自由个体与女人成为自由个体的潜能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认为，《觉醒》是为自杀辩护，对高于一切(已知的和未知的)的生活的世俗评价提出了质疑。肖邦的小说是美国第一部直面不受宗教信仰限制的死亡诱惑的作品，这与从瓦尔特·惠特曼的《一天晚上我在田野里值夜》(“Vigil Strange I Kept on the Field One Night”)到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在一个下雪的夜晚停在树林边》(“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的诗歌所表达的传统一致。死亡对埃德娜来说是回到了孕育同性欲望的地方，暗示着埃德娜会被好色的“母亲般的女人”拉提格诺尔(Ratignolle)太太吸引。这并没有否定后现代女权主义结束的意义。标准的女权主义解释认为，埃德娜·庞特利尔的觉醒达到了她的愿望极限，不管他们认为这种觉醒是令人失望的(她本可以忍气吞声地过一种充满活力的女权主义生活)还是令人钦佩的(产生了一位女权主义的殉难者)。小说还支持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一位超出当时的社会理想的“觉悟提高”者的故事。用传统的术语理解，小说的结尾有许多对大自然的描写，如通过描写大海的外观和感觉来证明女人和自然的节秦产生的共鸣，超出了社会和文明的范畴。通过描写大自然的吸引力而不是描写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不满足，肖邦正在加入一场不同性别之间的对话，参与这场谈话的最著名的人物是弗兰克·诺里斯和杰克·伦敦这样的小说家。

野性的诱惑

当代使野性制度化所做的努力，在形式上表现为城市公园、动物园以及建立受保护的野生动物领地，像“莽骑兵”(Rough Riders)和“男童子军”(the Boy Scouts)这些强调生存技巧的团队非常受欢迎，这些努力一方面是与大自然加强联系的方式，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消失以及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不自然成分的担忧。根据诺里斯和杰克·伦敦的观点，美国小说的未来在于摒弃优美的画面和文体，着重描写粗野的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斗争。诺里斯是一个美国作家群体中的一分子，这个群体的作家还包括杰克·伦敦、史蒂芬·克莱恩、欧文·威斯特等，他们认为小说家的作用是协调人类的天性与文明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诺里斯和伦敦在他们自己的冒险生活中模仿了这些虚构的行为，认同他们笔下的人物是在生产和消费严格分开的社会中寻找有意义的工作。同样，他们也认同他们笔下那些喜欢强烈的人类情感或完全没有情感的人物。他们小说的城市背景——极小、易导致幽闭恐怖症——似乎与主人公的势单力薄不相称，他们与社会难以满足的需求抗争，直到他们被置于他们所属的蛮荒地区。伊迪丝·沃顿的描写比较淡漠和压抑，以另外一种形式表达了类似的主题：不协调的人就像杂草一样要连根拔除或挪到更适合的环境中。

若想如这些作家一样主张人和其他物种平等，就要做出很大的让步。马克·吐温这位煽动家在1896年写的一篇文章《人类在动物世界的位置》(“Man's Place in the Animal World”)走得更远，提出了与认为人类是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达尔文理论相反的观点——也就是说人类是从高等动物退化而来的。马克·吐温观察了人类和其他物种各自的消费习惯，得出结论：人类比其他所有物种都低级是因为只有人类为了消遣而杀戮。对采集方式进行比较——把人类与松鼠、鸟类和蜜蜂进行比较——也同样得出了准确无误的结果：人类贪婪、不大度，而这些小动物却不是这样。人类的复杂性导致忧郁、愤恨和侵略，算计着在与比较简单的以宇宙为家的自然界兄弟的相处中所带来的损失。一套准则出现了：人类为了享受痛苦的快乐而引发痛苦，他们发动战争，奴役他人，宣扬爱国主义和忠诚，拥有道德感，这种道德感好像就是为了违背才存在的。唯一能证明人类至上观点有理的能力是智慧，吐温认为在他熟悉的对天堂的描述中格外缺乏这种智慧。他推断，这毫无疑问是因为只有高等动物才能达到那种高度。杰克·伦敦著名的对野生动物和人类的描写对动物爱好者具有绝对的吸引力，他引用了大量详细的关于狗的行为的科学研究来证明，所有这一切与吐温的观点相呼应。虽然伦敦的达尔文主义等级分类理论强调两种物种中精英的作用，但这种理论由于缺乏吐温提出的“高等动物”勇敢无畏的案例而戛然而止。

杰克·伦敦1876年出生在旧金山，母亲是被他的星象学家亲生父亲威廉·钱尼(William Chaney)抛弃的音乐教师弗洛拉·韦尔曼(Flora Well.man)，她后来嫁给了杰克·伦敦的继父约翰·伦敦。由于家里很穷，他们要根据庄稼的收成情况到处流浪，直到他们搬到了奥克兰。10岁的杰克经常出入那里的公共图书馆，显示出他读书的特殊喜好。伦敦从小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挣钱养家。15岁时，他在罐头食品厂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借钱买了一艘船在旧金山湾打捞牡蛎。伦敦对当地的劳工政治很感兴趣，加入了考克西(Coxey)失业请愿军在加利福尼亚的分支凯利(Kelly)请愿军，这是失业人员赴华盛顿的请愿游行，后来席卷了整个国家。伦敦在纽约州北部地区以流浪罪短暂入狱，这一情节在《路》(The Road，1907)中有详细描述。伦敦在这个时期培养了他的文学爱好，在一次旧金山举办的现场作文比赛中以一篇关于台风的文章获奖，表明他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三年后，伦敦在20岁时上了奥克兰高中，取得了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资格，1896年，他在大学只上了不足一个学期的课。伦敦希望以写作为生，但最后在一艘轮船的洗衣房找到了一份非常繁重的工作(这些都写进了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

1898年，伦敦时来运转时还非常年轻：他的第一篇小说《致受审判者》(“To the Man on Trial”)卖给了《陆路月刊》(Overland Monthly)，第二年又把《北方人的流浪历程》(“An Odyssey of the North”)卖给了《大西洋月刊》。1900年，霍顿·米弗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狼孩》(The Son ofthe Wolf)，这是关于阿拉斯加州克朗代克河的淘金热的小说，1901年，麦克卢尔·菲利普斯(McClure Phillips)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说《前辈之神》(The God of His Fathers)。《野性的呼唤》使伦敦置于大众和评论界的赞扬声中。在后来的10年中，伦敦每年都在麦克卢尔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包括：《深渊居民》(The People ofthe Abyss，1903)、《海狼》(The Sea Wolf，1904)、《阶级之争》(War ofthe Classes，1905)、《白牙》(White Fang，1906)、《路》(1907)、《铁蹄》(The Iron Heel，1908)、《马丁·伊登》(Martin Eden，1909)、《天大亮》(Burning Daylight，1910)、《南海传说》(South Sea Tales，1911)、《月亮谷》(The Valley of the Moon，1913)、《强者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1914)以及《赤死病》(The Scarlet Plague，1915)和《星游人》(The Star Rover，1915)。在以这种紧张的节奏工作的同时，伦敦结了两次婚，曾在日本和韩国担任战地记者，进行了环球旅行，建了一个1100亩的大牧场，与此同时还要与疾病作斗争，最后积劳成疾，得了风湿病、肾衰竭和胃肠尿毒症。伦敦于1916年去世，可能是自己服了过量的药。伦敦之所以取得轰动性的成功，部分原因要归因于他的生活与小说十分接近。当麦克卢尔出版社给伦敦提供一份办公室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时，他拒绝了，并且评论说：“如果我听从了杂志编辑的建议，我很快就会失败。”在典型的美国人看来，伦敦反常规的冲动行为是非常符合传统的：比如他追逐荒野的熟练技巧，他既是工人又是高产作家的职业道德，他用写小说赚的钱修建了梦想之屋。

这些性格特征好像都融合在使伦敦一举成名的短篇小说《野性的呼唤》中，这部小说在成为畅销书出版之前连载在《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1903年6月20日至1903年7月18日)上。从文学作品中最具魅力的动物的视角来看，《野性的呼唤》是一部教育小说。和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笔下的猫或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笔下的狗侦察员一样聪明，比吐温具有讽刺意味的混血儿更有激情，比吉普林(Kipling)笔下的丛林动物心理活动更为丰富，伦敦笔下的巴克，这条140磅的狗的智力、感情可能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唯一不会弄混的主人公。小说的开关与众不同、含义深刻：

巴克没有读报纸，否则的话他就会知道马上会有麻烦，不仅是他自己的麻烦，而且是每一条生活在沿海地区的狗的麻烦，这种狗肌肉健壮，长着长长的毛茸茸的毛，从普吉湾来到圣地亚哥。因为生活在黑暗的北极圈内的人发现了一块黄色的金属，还因为大轮船和运输公司使这个发现迅速发展起来，成千上万的人涌到北部地区(Northland)。这些人需要狗，他们需要肥胖的狗，有强壮肌肉的狗，让它们干苦力，用它们的毛皮做大衣，免得自己被冻坏。

巴克不能阅读报纸只是他所缺少的一系列人类特性和爱好的一小部分。一切使巴克感到人类神秘的东西以及每一个它不同于他们的方面都是优越的标志。以文学现实主义讲述道德故事的方式似乎造就了狗的一生。巴克天生就是贵族，“是所有蠕动类、爬行类和飞行类动物……也包括人类的国王”。他本来在温暖的圣克拉拉峡谷中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被拖到阿拉斯加的克朗第克干苦力，拉着装满写给探金矿者的信件的雪橇，一天跑60英里。为了生存而挣扎，他的道德感削弱了，但其他方面都提高了。

小说快节奏的开头描写了可怕的事件——巴克被绑架，从一个残忍的狗贩子转到另外一个人手里。没有人同情巴克，但有人敬佩他的坚韧和理解深度。这个世故的动物已经学习了原始法则，他很难理解他的新主人粗鲁的言语。伦敦强调了巴克从经验中受益的能力：决心再也不被拿着棍棒的人类打垮，也不会被一群残酷无情的狗当做替罪羊。巴克梦想的生活，即他庞大意识的另外一个宝库，有助于保证做到这一点。小说中的其他狗的特性比小说中的人类更深刻、更多样化。人类的作用主要是欣赏巴克，比如一位在蛮荒环境下变得坚强的团队司机为巴克酸痛而冻僵的脚制作软帮鞋，并因巴克忘记穿鞋不能走路而开怀大笑。小说最难忘的段落之一是描写打兔子，在这段情节中，伦敦歌颂了巴克的转变。处于创作巅峰的艺术家、在战壕中不知畏惧的爱国战士、可以发挥最大潜力的狗的力量和智慧的完美典型，都融合在一个自我整合的理想形象身上。但本书真正的高潮是当一位和蔼的喜欢狗的探金矿者救了巴克的命时，巴克第一次体会到爱。巴克在变得冷酷无情后还会对人类的慷慨大方行为作出反应最终证明了他的伟大，同时也表明他最终还是屈服于占支配地位的物种。

巴克和桑顿(Thornton)之间相互依赖是因为他们彼此感恩——桑顿救了巴克，而巴克也救了桑顿。使桑顿成为小说中最好的人的原因是他喜欢狗，并且他能够唤起巴克作为狗的忠诚。在巴克遇到约翰·桑顿之前，他已经听到了“野性的呼唤”、原始的狼嚎，这更证实了巴克要回到触动他内心深处的野性的关系中。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两难境地——强迫巴克在桑顿与他的本性之间做出选择——桑顿被美洲伊哈特(Yeehat)土著人杀死了。巴克单枪匹马报复了杀害桑顿的凶手，巴克成了传奇人物，人们认为他是邪恶的精灵或“魔鬼狗”，他的可怕行为使阿拉斯加克朗第克一带的山谷将永远摆脱伊哈特土著人。似乎是为了允许巴克最终回到狗群中生活，小说在结尾处的美洲土著人的出现突出了不同的人混杂在一起所引发的可怕冲突。伦敦不关心动机，没有暗示伊哈特人可能会通过大规模进攻来进行反击。无论不同物种之间的联合是多么令人欣喜若狂(比如桑顿与巴克之间的关系)，伦敦都认为应该物以类聚。只有跟狼在一起时，巴克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本性。回归野性是自然界最高级的生物所追求的理想。

和杰克·伦敦一样，弗兰克·诺里斯利用似乎与文明不相符的力量把美国小说的未来置于“红色跳动的心脏”。诺里斯认为要想抓住和再创造这种原始主义，就要深入了解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和不发挥作用的社会规划。诺里斯的坚定信念来自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观点，这种观点害怕文明下面隐藏着野性(随时有爆发的危险)，同时也哀叹现代社会与大自然之间的距离。威廉·狄恩·豪威尔斯认为，使诺里斯赢得尊重甚至作家名声的小说《麦克提格》忽略了“地区特性”，比较偏爱“文明下面隐藏的野性世界……没有人可以阻挡他提出要求的力量，没有人可以阻止小说中过时的理想人物的虚伪行为”。这种评论对诺里斯有很大鼓舞，书的销售量好像也受到了鼓舞，第一年就达到1.2万册。小说的构思来自1893年发生在旧金山的当地幼儿园洗衣女工萨拉·科林斯(Sarah Collins)被她丈夫谋杀的案件。她丈夫一喝完酒就变成了十分可怕的畜生，因为她不愿意给他钱，他一气之下就把她杀害了。《麦克提格》既包括这些事实，也含有《旧金山观察家报》上刊登的受龙勃罗索的启发对杀人犯的描写。切萨雷·龙勃罗索(Cesare Lombroso)关于犯罪的理论认为，罪犯是隔代遗传的，详细描述了不同类型罪犯的身体特征，这种理论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非常流行，诺里斯很熟悉这些理论。

《麦克提格》的开头描写了一位单身牙医的星期天：在沙龙吃饭，在专业的会客厅里休息，从桶里喝多泡沫的啤酒，拉手风琴，只有一只金丝雀陪伴他。小说结尾描写麦克提格(牙医只称呼姓)在死亡谷，由同一只(快死的)金丝雀陪伴，他和一具尸体用链子拴在一起。在书的末尾，诺里斯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偶尔让读者如释重负地松一口气。《麦克提格》主要是一个爱情故事，强调性别二分法会消除爱，并且常常使爱情问题变得冷酷无情。《麦克提格》主要描写淫欲、吝啬、殴打妻子、不育、衰老、个人堕落和社会退化，这一切属于达尔文的人类社会范围。本书表达了动物王国的感情世界和实际生活内容，在动物王国中动物就是人，真正的动物最高尚。小说的发展趋势主要是向下的：麦克提格从牙医变成外科手术工具制造商、钢琴搬运工，最后变成矿工；特里娜从家庭主妇变成玩具制造商，最后变成洗衣女工。书中的人物努力爬上社会阶梯，最终摔得粉身碎骨：经过资产阶级仪式的通道(职业化、求爱和婚姻)，从节制肉欲(被重新定义为“品位”和“快乐”)到受控制动物的本能。

小说把神圣的世界世俗化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社会科学蓝图，虽然很少采用通常认同的龙勃罗索方式，更多采用了威廉·罗伯逊·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和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模式。这里的社会深受道德沦丧之苦，社会关系变得很脆弱，血缘关系——母子关系、亲属关系——缺乏价值，朋友关系更是缺乏价值。血统传递虚弱而不传递生活资料。在四个街区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找到德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墨西哥人、黑人和犹太人。诺里斯可能试图模仿上帝在他虚构的世界末日内把每一种可能的人种都包括进去。与《麦克提格》开头的死亡气氛一致，人物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强迫症和扭曲变形。这是一个贪婪、吝啬地集聚钱财者和格格不入者的社会，所有的人都对损失和财产很着迷，沉溺于爱财如命的自我克制的前景之中。虽然书中描写了许多小气鬼，并且没有人能逃脱这种特殊疾病的病态，但诺里斯把吝啬女性化，认为这是女性野心的显著特征。在那些似乎是神秘的韦伯式的描写中，诺里斯笔下的女性人物都与现代的合理化和归纳概括的原则有关，男性人物都被迫服从这些原则。麦克提格的母亲所做的努力就很典型，她设法把儿子的采矿生意(按照诺里斯的话就是“牙科漫画”)压缩成一种专业的口腔“艺术”。

诺里斯认为吝啬和归纳概括是女性的特征，证明他相信女人藏匿着可能是社会中最珍贵的商品。在《麦克提格》中，女人是不生育的繁衍后代者，她们的身体像空空的钱袋子那样干瘪，怀了孩子才会膨胀。性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商品，女人的性和她的身份没有区别。因此，当女人“给出”性，她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对命运的控制权。小说断言女人的性最明显的商品形式是繁衍后代，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工人阶级超过盎格鲁—美国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但这个群体唯一的后代，犹太人泽尔科(Zerkow)和墨西哥人玛丽亚·梅卡帕(Maria Macapa)生的体弱多病的“混血儿”，出生后很快就死了。小说结尾描写的麦克提格和马尔库斯·斯科勒(Marcus Schouler)对抗死亡的斗争成了沙漠的祭品。只有三个受害者躺在沙漠之神面前——两个人和一只金丝雀。但和本书中其他过于格式化的东西一样，场景结束时没有精神启迪，都被牺牲的情节压垮了(而不是提升了)。

诺里斯的描述把理想化的反社会原则与家庭生活和进步的女性原则进行对比，这种理想最终与特里娜自己的极度贪婪不相符。暴力好像是人类需求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分歧造成的，这种分歧在某种程度上是性别上的分歧——也就是把男性冲动与已经被消化吸收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幽闭恐惧症的女性特征进行比较。但使《麦克提格》成为一部复杂而有震撼力的小说是因为小说打破了性别二分法。特里娜是社会形式的促进者，在她吝啬性格中也有反社会的一面。同时，控制并且最终使人类或社会希望破灭的天然荒原显然也被女性化了。在《麦克提格》中，驱使人类走向灭亡的力量是性别的独立，是男性和女性的独立，表现在特里娜虽然知道麦克提格会杀了她，但她仍然拒绝交出金子，也表现在麦克提格与马尔库斯·斯科勒在沙漠中一直搏斗，直到死亡，这两种都是自杀的形式：逃离文明及其华丽的装饰走向死亡的路程像沙漠一样“漫无尽头”、“无边无际”。这样，《麦克提格》的情节就使人想起诺里斯发表在《浪潮》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把旧金山描写成广袤“荒僻”的荒原上的一个“弹丸之地”。来自西方的文明是暂时的，将要被痛苦地淹没在周围的环境中。

伊迪丝·沃顿以描写城市文明而著名，但她也能够敏锐地描写城市文明的对立面。《伊坦·弗洛美》(1911)可能是她最受欢迎的小说，以新英格兰的荒野为背景，诺里斯构想那里非常荒凉和令人恐怖。在这部作品中，沃顿以最鲜明的乡村形式寻求与东海岸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在心理和智力上相反的生活方式。她认为这部作品比她的乡村主题更复杂，假想村民中人种论学者的样子，不过村民的传统比她的更古老。但她试图尊重被恰当地称为斯塔克菲尔德(Starkfield)的冷静品质，以及主人公伊坦·弗洛美不断遭受打击的命运，他是在小说开始时描述的几年前发生的一次可怕的车祸的受害者。小说的情节发展像侦探小说——首先出现了尸体，然后是发生的事件。52岁的伊坦走路时要“走一步停一下，好像拖着脚镣似的”。他的瘸腿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完全被理解为新英格兰的命运，是一种集体的命运而不是个人的命运。死去的人在活着的人周围徘徊，如果不是仍然活着，看起来都一样：他们的墓“从雪中露出头来，好像动物伸出鼻子呼吸一样”。小城很荒凉，一个原因是随着火车的出现，交通路线改变了；另一个原因是由于雪太大，好像把一切可能存在的活力都压制“在一种柔和的宇宙万物的扩散中”。小说情节主要围绕28岁的伊坦展开，他不情愿地与刻板、体弱多病且比他大七岁的表姐齐娜(Zeena)结了婚。齐娜有一个长得很漂亮、22岁的穷亲戚马蒂·西尔维尔(Mattie Silver)，她到他们家帮忙料理家务。齐娜的丈夫与佣人之间发生了通奸。马蒂是伊坦的生活中最明亮的部分，沃顿把他们的爱情描写成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种爱会遭受挫折，因为伊坦对他体弱多病的妻子感到内疚，并且他和马蒂都很穷。如果他们有办法逃走，能够心安理得地抛弃齐娜，他们可能就逃走了，而不得留在颗粒不收甚至都不能给植物提供养料的荒凉的土地上。在马蒂准备离开去寻求幸福的那个晚上，在坐雪橇才能到达的山顶上出现了一个雪橇，这个机会产生的心血来潮导致了他们的悲惨结局。不管是自然放纵的可怕后果还是惩罚性的逆转，他们开着雪橇撞到了山坡上一棵粗壮的大树上，这次撞树事件是他们分离的前奏，把他们打入了活地狱。瘫痪的马蒂得了脊椎病，由愤恨不满的齐娜伺候。伊坦守着两个体弱多病和敌对的女人，实际上离进坟墓的日子也不远了。

《伊坦·弗洛美》是一部关于匮乏和牺牲的剧本。对于小说中失去的人性，自我否定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偏离常规一点点，都会异常痛苦。齐娜去看医生，医生给她开了昂贵的药，比药更昂贵的代价是她丈夫与佣人通奸。伊坦和马蒂之间充满激情的爱情以痛苦和身体残缺为代价。伊坦年轻时就想离开小城，在外面学习一年的时间里，这种想法更加强烈，这就使他永远受制于这种愿望。由于各种力量的影响，书中人物都被限制在这座破旧的小城中，他们的灵感都来自外来者：“野心勃勃的爱尔兰杂货商”介绍“聪明的生意经”。斯塔克菲尔德的当地人在履行义务方面是很出色的：伊坦在他父亲去世后就辍学去种地；照顾他生病的母亲；与帮助了他们的表姐结婚；在面对爱情时尊重冰冷乏味的婚姻；虽然马蒂是通奸的一方，但出事后齐娜还从病床上起来照顾她；伊坦忠于两个可怜的女人结束了灾难循环。惩罚越严重，他们遭受的痛苦就越强烈。他们只能屈服于疾病的侵袭，比如马蒂的脊椎病。《伊坦·弗洛美》是一本关于欲望和欲望带来的不安分的作品，回应了消费和现代化的时代，严厉地提醒人们，一个极其尊重道德观念、压抑情欲的地方对美国人来说依然是一个强大的起源神话。

沃顿笔下的斯塔克菲尔德人在心理和道德上都是很极端的。她刻画的人物都是有充足理由害怕他们的感情的极端分子——雄心、热情、嫉妒。他们住在边缘地带，对抗着威协到他们当下生存的各种力量——大雪、死亡和精神失常。为了使普通人能够在社会的边缘生存下去而极力抗拒巨大的痛苦、磨难和欲望，沃顿含蓄地告诉《伊坦·弗洛美》的读者在社会范围内仍然存在一种可怕的快乐。下面的章节反映了那个时期一些最具特色的观点——海伦·凯勒、威廉·詹姆斯和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玛丽·贝克·埃迪——他们都谨慎地打破了熟人与外来人之间的界线、科学立法与无法解释之间的界线、正常与异化之间的界线。他们出于需要，必须始终如一地追求这些界线：凯勒又聋又瞎；詹姆斯兄弟周期性地患神经病；埃迪的心理非常脆弱，但他们拥有独特的满怀激情的崇高纯洁的性情；吐温和费尔普斯都不断陷入对死去的家人和爱人的哀悼中。但他们都明白他们在用共同的观点探索未知世界，严肃认真地发挥作为心灵向导的作用。

他们这么做也是在顺从世纪之交知识分子之间流行的趋势。尽管他们拥有社会科学和科学进步的渊博知识并且拒绝接受传统的宗教做法，但他们都完全反对对人类经验的世俗解释。这些思想家都在各种公开场所进行斗争，以适应达尔文主义的出现和社会科学的建立对宗教提出的挑战。他们也私下提供活生生的证据证明这些典型事例失去了什么。这样他们就把世俗化论点的局限性拟人化——世俗化论点认为这个时期的宗教被科学理解所取代。因此，像詹姆斯兄弟和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马克·吐温和海伦·凯勒这样的人都充分说明科学时代中精神的持久力量。他们的经历证明了当时美国的一位著名社会学家阿尔宾·斯摩尔(Albion Small)所进行的观察：“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宗教或多或少都是人类有意识地尝试对有限的生命进行的无限分类。科学永远都不会是宗教的敌人……我们掌握的科学越多，我们就越敬畏超出我们知识范围的奥秘并被其吸引。”

其他世界独特的呼声

马克·吐温曾经认为19世纪最有趣的两个人是拿破仑和海伦·凯勒。吐温和凯勒见过几次面，她在《我的生活》中描述了她如何通过把手放在他的嘴唇上“听”他讲故事。凯勒在19个月时由于猩红热而导致耳聋和失明。她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她同样具有天分的老师安妮·萨利文(Anne Sulli.van)对凯勒自己以书信的形式对她的生活和教育的描述进行了补充。萨利文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家庭，10岁时成了孤儿，被送到了图克斯伯里(Tewksbury)救济院。她由于眼疾而半失明，她把亲身经历获得的知识和具有创造性的智慧运用在工作中。凯勒和萨利文的故事揭示了美国在世纪之交关于学习和教育的研究状态，也进一步证明了知识生活的价值，因为没有人比一个处于她自己所称的“看得见的白色黑暗世界”中双目失明的聋哑女孩更有资格对文化如何能够增长阅历作出判断。

凯勒是一个重要人物，其中一个原因是关于她如何消除黑暗的描述(她自己的和别人的)涉及她那个时代许多意义重大的文化发展。凯勒生于阿拉巴马，是一位南方邦联官员的女儿，进入了东部在内战后急切希望与南方重修旧好的教育机构——帕金斯盲人学院以及颇负盛名的剑桥学校和哈佛大学学习。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现了凯勒，介绍她去找帕金斯学院的校长迈克尔·阿纳格诺斯(Michael Anagnos)，凯勒成了纽约和波士顿知识界的宠儿，一些著名人物对她进行描述，他们包括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奥立佛·温戴尔·霍尔姆斯和威廉·詹姆斯。由于跟《瞭望》(Outlook)的主编H.W.马毕(H.W.Mabee)和《哈珀杂志》的主编威廉·艾尔登(William Alden)很熟悉，她得到了标准石油董事会成员亨利·H.罗杰斯(Henry H.Rogers)的资助，标准石油曾经资助过马克·吐温。由于凯勒具有的南方背景，她特别留意在奴隶解放后变得更加稳固的种族等级制度。查尔斯·达德利·华纳称她为“世界上思想最纯洁的人”。为了抓住那些能看能听的人凭直觉抓住的东西，海伦·凯勒必须深入了解假想与信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安妮·萨利文注意到7岁的凯勒对种族差别非常着迷，继而凯勒认为思维可能会受这些种族差别的影响和限制。“我的思想是白色的，”海伦认为，“维尼(一个黑人仆人)的思想是黑色的。”凯勒1880年出生在阿拉巴马的小城塔斯卡比亚，她来自一个新英格兰家庭，母亲那边包括亚当斯家族和埃弗雷特家族，是来自南方的父亲第二次结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凯勒的童年最戏剧化的事情是她对语言的掌握，也就是她把一只手对流动的水的感觉同她的老师在她另一只手上拼写的“水”这个单词联系起来的时刻。她后来回忆说，语言使她从外人的生存状态变成了“与世界其余部分建立了亲密关系”。萨利文认为凯勒在“感情的无意识语言方面”特别优秀，从其他人最微小的活动都可以推测出这个人的性格，表明每一种思维和感情都有一种具体的表现方式，虽然这种方式非常模糊。1888年，凯勒搬到波士顿，进入帕金斯盲人学院学习，到1890年之前她一直都在学习说话。1896年，凯勒开始准备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大学的入学考试。1897年考试时，在没有任何特殊照顾的情况下，她通过了所有科目，包括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语和罗马历史，在德国人和英国人中赢得了荣誉。1900年，她进入拉德克利夫大学，并于1904年顺利毕业。

在《我的生活：1887年至1901年间的书信及对她的教育的补充说明》(The Story of My Life：With Her Letters，1887-1901 And A Supplementary Account Of Her Education，1901)中，凯勒明确表达了对她拥有的有限但很强大的能力的感激之情，这本书在出版(1902年)之前部分连载在《妇女家庭杂志》(The Ladies Home Journal)上。她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来了解世界，在一次野外露营时通过吸入浓郁的咖啡香味、感觉马的跺脚和狗的喘息来感受人们早晨集体醒来的情景。她对坐着平底雪橇从陡峭的山坡上滑到冰冻的湖面上的经历激动不已。1893年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时，她感受到震动的空气和颤动的大地。她携带允许她触摸展品的总统特别通行证来到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来自地球最远的地方的奇迹——令人惊奇的发明以及工业、技能和人类生活所有活动的财富都从我的指尖滑过”。凯勒可以区分深度学习与教育之间的差别，后者要求在没有时间消化的情况下摄取信息。她的常规学习是为了发挥残疾人的潜能，但常规学习远远不能令她满意，实际上她第一个“连贯的故事”就促使她自此“狼吞虎咽地吞下……我饥饿的指尖所能触摸到的所有印在书上的内容”。凯勒是一个伟大的读者：她像梭罗那样对原创经典作品中的特殊力量充满了热情，认为阅读是一门艺术，需要共鸣而不需要博学。一方面因为读者不能抓住凯勒讽刺智慧的深度，还因为她的观察是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凯勒对自己大学生活的评价激怒了读者。

凯勒和萨利文不同寻常的经历促使人们对1829年出生的又聋又瞎的女孩劳拉·布里格曼(Laura Bridgman)与塞缪尔·格里德利·豪(Samuel Gridley Howe)之间的教学关系不断进行比较，塞缪尔·格里德利·豪是一位试验科学家，他对劳拉使用了后来被称为布莱叶盲人用点字法的系统。凯勒从一开始就好像比同样丧失嗅觉和味觉的布里格曼有更大的潜能。凯勒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她优雅、机敏并且聪明过人。凯勒拥有安妮·萨利文这位颇具创新精神的教育家，她的个性正好非常适合凯勒的个性。萨利文相信教育必须以孩子的天性、以玩耍和自由为基础，而不能以机械的指导和限制为基础。常识是萨利文最主要的方法，她制订计划按照常规过程教海伦学习语言。小孩子在能够说话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周围的语言表现出理解，甚至包括对一些非常复杂的事物的证明。听别人说话、在他人指导下学说话的几个月是学会说话的关键途径，它在孩子会说话之前逐渐灌输了复杂精细的语法知识体系。萨利文决定亲自对凯勒采用相同的方法，假设海伦可以听和模仿“在她手上进行交谈”。萨利文像一个受过教育的父母，她用完整的句子讲话，形成她想灌输的语言形式，总是与她的学生进行知识水平很高的谈话。萨利文致力于感同身受的教学法，她的实用主义和自谦，她在遇到挫折时勇于承认失败但保持乐观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她对学生的尊重，这一切确保了她的成功。

萨利文对凯勒的潜能深信不疑，这一点很令人感动：

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告诉我，我会非常成功……我知道(海伦)有杰出的才能，我相信我可以培养和塑造这些才能。我说不清我如何知道这些事情。不久前我还不知道如何进行工作。我在黑暗中感受到这一点；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知道并且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能解释。但当遇到困难时，我感到困惑或怀疑。我知道如何面对它们，我好像可以凭直觉猜到海伦的特殊需求。

凯勒最大的才能好像是精通文学和批评。阅读对凯勒来说是从黑暗到光明的解脱，是建立内心的圣所，在那里思想完全是本质的并且被增强。阅读也是她尽情享受孤独的一种方式。读了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的几首诗后，凯勒认识到“我感觉好像在一座雄伟壮观的坟墓中度过了最后半个小时。是的，就是一个勇敢地埋葬希望、欢乐和行动力的坟墓”。阅读关于埋葬的作品是另外一种死亡，凯勒对这种死亡显示了早已具备的敏感。尽管从来没有人跟她讲过死亡或埋葬，她在7岁第一次进墓地时，就立刻变得很忧郁，一遍一遍地在老师的手中拼写“哭——哭”。一年之后，她对死亡显示了更强的直觉。虽然没有人告诉过海伦，她和安妮·萨利文陪同去墓地的女士失去了名叫弗洛伦斯(Florence)的女儿，海伦就径直走到她女儿的墓前。安妮·萨利文写道：“没有人给她讲过她(弗洛伦斯)的任何事情，她甚至不知道我的朋友有过一个女儿。”萨利文很懂得如何忍住对神秘莫测的事情不做解释。凯勒在她为拉德克利夫大学英语教授查尔斯·T.科普兰(Charles T.Copeland)写的许多优秀文章中的一篇关于植物生长奇迹的文章中提到：“现在我明白到处都是黑暗甚至比我的希望更有潜在价值。”凯勒是她那个时代活生生的例子，证明未知的和看不见的事物能够以其慷慨大方令我们瞠目结舌。这种慷慨曾在与凯勒同一时代的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身上体现得更明显。

与他作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哲学家相符，詹姆斯渴望挑战专业科学与日益成为美国大众文化核心的科学兴趣带来的财富之间的界线。詹姆斯被一位学者描述为“对精确思维过程的反对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这表明他在当时的杂志上用通俗的口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神秘主义和超自然的文章可能一直是他最擅长的，他写起来有可能已经得心应手。比如《隐藏的自我》(The Hidden Self)1890年发表在《斯克莱布诺杂志》上，这是一个大众论坛，它欢迎詹姆斯提出的关于新兴心理学的发现与灵媒和神秘学的广泛证明之间的几种关系。詹姆斯认为这种证明向科学提出了严肃挑战：“使传播停留在历史的表面，无论你在哪里翻开历史记录，你都会发现有关占卜、灵感、恶魔附身、幽灵、催眠、精神恍惚、神奇地治愈疾病和莫名其妙地得病以及特殊的人拥有控制他们周围的人和物的超自然力量的记录。”詹姆斯接着提到19世纪灵媒的流行好像起源于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和法国梅斯梅尔(Mesmer)的动物磁性说，每个时期、每个地方都知道这些做法。尽管大众都对超自然感兴趣，并且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科学家却对超自然的主张充耳不闻。在科学家与神秘学之间进行的几次辩论中，科学家在理论上占优势，但神秘学掌握了大量的事实。詹姆斯称赞法国科学家对待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态度比较坦诚，他把这归因于文化对人类多样性的青睐。珍妮特先生(Monsieur Janet)对癔病患者做的勒阿弗尔(Havre)试验揭示了个人内心存在着不同层次的意识，甚至可供选择的意识，这就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以及解除人类痛苦的巨大可能性。詹姆斯相信超自然研究和基督教科学都有相同的潜力。他对英国超自然研究学会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梅耶斯(Frederic Myers)在专业和大众场所极力鼓吹的研究特别感兴趣。詹姆斯对梅耶斯的整体原则印象深刻，根据这个原则，真正的科学理解要追求知识范围之外的现象。梅耶斯建立了一种多种现象体系——无意识的精神活动、催眠术、癔病、天才的灵感、幻声、临终幻影、中度迷睡、魔鬼复审、神视、思想传递、幽灵。正如詹姆斯所说的那样，梅耶斯得出结论是：大自然是“哥特式风格的，而不是古典风格的。她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丛林，在那里一切都是暂时的，彼此并不完全适合，而且不整洁”。梅耶斯是思想荒原上的开拓者，她的成就是把科学的旗帜插在这片荒原上。

在《科学和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中，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称詹姆斯为新时代的楷模，认为他的主要知识倾向是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人们可能认为这种倾向在《宗教体验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1902)中最明显，这是詹姆斯对体验主义多样性中宗教体验的主要研究。《宗教体验种种》这本书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我所知道的野蛮宗教”，在爱丁堡大学做“吉福德讲座”时第一次作为讲义发放，詹姆斯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人。演讲稿使人们很容易理解詹姆斯对高度民主的实用主义思想的阐述，特别是他非常反感形而上学，坚持认为思想来源于经验。重视经验，表明詹姆斯强调不要超越个别；他认为宗教“是人的自我论史上不朽的一章”。他列举的例子——托尔斯泰、约翰·班扬(John Bunyan)、圣弗兰西斯(St.Francis)、罗素(Rousseau)、穆罕默德(Mohammed)、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伊格内修斯·罗耀拉(Ig.natius Loyola)、西班牙的耶稣会信徒莫里纳(Jesuit Molina)、鲜为人知的波斯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Al.Ghazzali)、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尼采(Nietzsche)、丁尼生——跨越不同的文化和几个世纪，他的话题也是如此——超感知觉、乐观主义、路德的神学论、思想疗法、悲观主义、自我分类、皈依、神圣、神秘主义、禁欲主义、机械行为论、拟人论。关于具体物而不是抽象物的科学解释了大量的具体事例，那些极端的描述(宗教中称为“狂热”)而非规范的描述(宗教中称为“行动迟缓的习惯”)提供了关于宗教性情的参照，这种分析必定像宗教信仰和表现本身那样宽泛，而宽泛的探索需要宽泛的范畴：“单个人独处时的情感、行动和体验，只要他们认为自身与他们看做神灵的事物有关联即可。”

虽然詹姆斯和爱默生一样，有时会被指责为缺乏罪恶感，但他非常清楚进化论乐观主义的局限：只要心智健康存在就是好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詹姆斯提供了关于它不存在的第一手资料。在一次关于《病态的灵魂》(“The Sick Soul”)的演讲中，他描述了一位精神病院的男患者，他是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长着绿色的皮肤，像一个食尸鬼，他的样子吓坏了一个看见他的人，后来这个人与他关系密切。这个在看见他之后很长时间内还很紧张的人被描写成一个法国作家，大家都认为他是詹姆斯本人。实际上这件事很像老亨利·詹姆斯在儿子还小的时候经历过的一件可怕的“劫掠”。詹姆斯观察到的这些抑郁症、幻觉症、妄想症的强有力的事例解释了复兴运动和其他纵欲宗教的持久性，因为极度焦虑需要极度的宗教方法解决。最成功的宗教——基督教、佛教、犹太教——有最为发达的悲观主义因素。

在这些演讲稿集结成书出版之前，詹姆斯加入了续篇，显示了他自己暂时的信仰体系。他设想在每个个体之外有一种有利于他和他的需求的更强大的力量，也许这种力量不是别的，而是“更高大、更像上帝的自己，现在的自己那时可能会变成那个自己，但却是残缺不全的”。宇宙那时可能被认为聚集着各种长得像上帝的自我——如果是多神论的话就是某种自我。这是讲得通的，因为多神论一直都是普通人的真正宗教，认为一部分世界丧失，一部分世界被拯救，詹姆斯认为这是一种关于集体精神状态的正确观点。《宗教体验种种》首先以当时一种伟大的科学思想的谦恭为范例。詹姆斯用科学的护理方法治疗许多科学家都认为患有幻觉症的人，因为那些经历了幻觉症的人都相信那些幻觉是真的。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描述都惊人地相似，更增加了它们的可信度。不同环境下的宗教信仰者都体验到了他们信奉上帝的相同证据。詹姆斯对遥远的多样的宗教体验具有非凡的宽容，充分说明他对人类特异功能的毕生兴趣，以及他对求知世界的持久兴趣。

约翰·杜威写到威廉·詹姆斯和亨利·詹姆斯时说：“前者关心人性的广度和共性(像沃尔特·惠特曼，他把大量的感受进行平均)，而后者关心精神生活在不同个体上呈现的特殊而独特的色彩。”亨利·詹姆斯在长期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成卷的小说、散文和评论，记载了他关于道德、宗教和心理学的观点，在一篇很有特色的散文《死后有来生吗？》(“Is There a Life After Death？”，1910)中，亨利提到了他弟弟的哲学和精神兴趣。亨利和威廉都认为他们对死亡的思考来自于两人都不接受他们的父亲乐观的基督教精神和超验主义。他们的死亡概念主要来源于他们关于意识的体验：意识已经存在于他们自己丰富的思想中，并且与其他许多这样的思想相互影响，他们两个都不可能相信在死亡之后，这些至关重要的引擎会立刻就关闭。威廉在1908年写给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信中写道：

我非常相信我们的这种经历只是与它有关的经历的一部分；但其余部分是什么或在哪里我猜不出来。但它只能让人们充满希望地说“在面纱后面，在面纱后面”，不管有多少疑问和多么模糊。

亨利和威廉都相信人死后有意识，他们引用了一个没有特色的宗教暗喻：人们按照为进入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的基督教天堂作准备的方式为詹姆斯主张的来世做准备，过一种完全虔诚的生活，屈从于思维的力量。詹姆斯和费尔普斯都相信确实存在着连续性：如果你一直培养欣喜若狂的感觉，那么就会有永久的狂喜状态等着你。詹姆斯主张长期强化精神生活，把死亡想象成意识的升华，主要是最敏感的思想，这样的死亡绝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种胜利，思想最终摆脱了对肉体的依附。

亨利·詹姆斯比较偏爱精妙深奥的人物，他们的深思熟虑构成并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这遭到了他的兄弟威廉的批评，他抱怨亨利“颠倒了讲故事的每一条传统原则，特别是讲故事的根本原则”。威廉特别提到《鸽翼》(1902)，亨利在1902年的信中也承认这本书“过于头重脚轻”，他一直试图“写一本不头重脚轻的书——即身体大、脑袋小。因此，如果我能活到150岁我可能就能做到”。詹姆斯的困境被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画成漫画，放在他著名的《大师詹姆斯》的画中——大脑袋、小身体。比尔博姆画的詹姆斯表明艺术力必须控制肉体。詹姆斯笔下受控于大脑的肉体获得了巨大的力量。肉体就是通过压抑获得有力的表达方式。不然的话，小说的世界怎么就成了以疾病和死亡为中心主题的世界了呢？

同时，在《鸽翼》中说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扮演角色，暗喻有一种特殊的甚至是致命的力量。人物通过各自的属性彼此控制，称呼他们是谁和是什么：凯特对米莉说“你是一只鸽子”。同时，禁止使用表明危险事物的词语，大家都保持沉默，都养成没话习惯省略和强调未说出来的内容。小说没有说出小说中的美国女继承人得的是什么严重疾病不仅出于谨慎，而且表明到处弥漫着对死亡会传染的恐惧。当代人类学家罗伯特·赫尔兹(Robert Hertz)在提到对死亡的原始态度时说：“死亡是一片乌云……它笼罩在死者周围，污染它接触到的一切。”《鸽翼》比詹姆斯写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更关注禁忌的范畴，认为词语与它命名的东西之间没有区别，因而说出一个被禁止之物的行为也应该被禁止。奥特加·Y.加塞特(Ortega Y Gasset)(《艺术的非人化》[The Dehumanization ofArt])认为这种可怕的暗中说话的需要就是暗喻的根源。詹姆斯喜欢晦涩难懂，拒绝明确说出关键词和概念，这可以看做是他对听众的矛盾态度的一部分。虽然詹姆斯渴望听到大众的喝彩声但他也鄙视人们的喝彩声，，就像他努力成为剧作家但却失败了一样，他对“入门读者”的系统阐述就证实了这一点。詹姆斯那富有创造性而非盛气凌人的方式始终留意现代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对语言的影响。对詹姆斯风格的详细研究表明，这种风格在当时人们的讲话中普遍存在：陈词滥调和短语的措辞挂在他笔下描写的盎格鲁—美国中产阶层和上层阶层每个人的嘴边。因此，《鸽翼》描写了一个处于世俗挣扎中的社会，经历着破坏传统信仰和道德观念的历史变革。詹姆斯的小说用赤裸裸的道德词语勾勒了一系列左右为难的困境，而小说中的人物努力使不断困扰他们的道德观念清晰明了。虽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人物都被明确划分为清白无辜者和阴谋策划者，但这些分类在叙述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并且变得很模糊。

《鸽翼》是一部关于精神的戏剧，它设法让死亡变得有意义。小说为我们描写了一位富有、大方、善良，身患疾病、没有一个活着的亲戚的美丽的美国女主人公米莉·希尔，以及两个身无分文的英国人凯特·科洛伊(Kate Croy)和默顿·丹希尔，他们都很英俊、聪明、勇敢，都在谈恋爱，非常需要钱来得到爱情。小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死亡能时髦或漂亮吗？死人在乎他们死后人们如何处理他们的钱吗？死人还在乎一切吗？话语会杀人吗？死亡可以被战胜以至于死人的影响比活人还要大吗？这个故事好像来源于1894年詹姆斯在笔记本上为舞台表演写的随笔，它的第一个化身有很明显的悲剧色彩。米莉是一个可怜的必然灭亡的老实人，而凯特·科洛伊显然更善于操纵和贪婪。两个人物都一直保持着这种最初的截然相反的性格，主要情节要素、死亡、欺骗和背叛都保持着舞台悲剧的典型特点。可以肯定的是，詹姆斯的思想是地道的悲剧型。他的秘书西奥多·鲍赞克特(Theodore Bosanquet)评论说：“当他走出书房到外面的世界四处张望时，他看到一个痛苦的地方，在那里食肉动物永远把它们的爪子刺入注定要死亡的、无助的光之子。”詹姆斯在1896年记在笔记本上的条目中写道：“我能够想象灾难，认为生活是可怕的和不幸的。”詹姆斯的恐惧感由来已久：他一生都对战争很着迷，无论是他年轻时没能参加的内战、他长大成人之后的帝国战争，还是他那个时代尚未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恐惧感还具有神学的因素：作为无神论者，他对宗教和道德问题非常关注。他偶尔会任选一种精神形式进行试验(比如弗雷德里克·梅耶斯的“超自然研究”)。还有心理动力学的因素：詹姆斯对给别人带来“方便”的人物仍然很着迷(《贵妇画像》中的默尔太太就是原型)。在《鸽翼》中，悲剧行为与暗喻的表达方式相遇，被无情地复杂化了。

《鸽翼》由于其没有表达出来的内容而闻名：后来丹希尔和凯特的性关系；罗德·马克为了向米莉揭露阴谋而去与她见面；米莉最后与丹希尔见面；米莉宣布把遗产留给丹希尔的信。这个揭露隐私的方式好像是为了保护所有重要人物，把他们完好无损地藏在“鸽翼”里。詹姆斯很重视表面现象的深层含义。手势、叙述和外表都是隐藏在它们下面的含义的表面现象。詹姆斯从来都不触及深层含义的内容，而是触及深层含义赋予表面现象的内含。这正是他使用暗喻所起的作用。这种倾向在詹姆斯后来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可以看成是走向最后深渊——死亡的一种方法。詹姆斯不断地阻止我们了解决定性的场面只是为了强调它们同样都会达到不可知或无法描述的最终状态——死亡本身。但这并不是说他笔下的人物都不努力争取控制死亡。小说末尾，米莉成功地获得了来世，可以理解为詹姆斯最后对永生的幻想。通过她自己精心编排的情节，她从坟墓中控制着一切。她在死亡中体会到了她自己对鸽子的理解，在圣诞前夜给丹希尔送礼物，把一切都藏在一个带翅膀的斗篷下，这个斗篷除掉的与它保护或联合的一样多。米莉的策划是无法逃避的，特别是凯特把米莉附随的信扔到火中确保米莉的遗产处于乌有状态之后。詹姆斯在小说结尾提示至少用两种方式理解米莉的力量。作为一种永生的艺术形象，她把事件按顺序排好，特别是在没有信的情况下为解释的可能性和丹希尔的永远忠诚埋下很深的伏笔。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解释：把导致永久争论的行为神秘化。作为犹太人和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缅怀死者的一种形式，人们通过明文规定的仪式行为追忆米莉。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先人，米莉都可以在死后口述其他人的意识内容。丹希尔对死去的米莉的崇拜使他一再回忆起与凯特发生的性关系，这一点很重要。这种常用的同时描写性和死亡的写作方法，可能暗示着第一个场景(性)被第二个场景(死亡)消除，更深刻的含义是它好像说明了小说的体验经济。因为詹姆斯一直在列表计算损失，建立一种相称关系：凯特失去了贞操，丹希尔得到了财产；米莉在活着时失去了丹希尔，但在死后永远得到了他；丹希尔用一个他只能够拥有一时的女人的身体换来了他可以永远拥有的死去的女人的身体，最后小说表明生命和死亡的戏剧性情景是根本不可能相称的，从而否定了相称性的观点。詹姆斯认为只有在死亡后我们才存在于意识中，只有别人的心和头脑记得我们，我们才有力量唤醒爱并控制我们爱的人。因此，米莉·希尔在小说结尾改写了第55首赞美诗中的诗句：“哦，我像鸽子一样拥有翅膀/然后我会飞走安息……/因为谴责我的人不是敌人/他是你/我的伙伴和好朋友。”在小说结尾她也许是离去了，但作为詹姆斯作品中死去的人物之一，她很难安息。

《螺丝在拧紧》和《鸽翼》一样主要描写死人对活人的控制。女主人从坟墓中发出了神出鬼没的力量，把读者吓得手足无措(使用的手法类似于死去的米莉对丹希尔和凯特的控制)，使这个家庭女教师的故事成了一个鬼故事。在整个故事中，死人和活人之间的界线完全可以穿越。家庭教师像个幽灵或弗洛伊德的梦，是一个处于边界的边缘人物，通过穿越边缘来确定边缘。她是一位调解员，传递来自孩子们和他们的叔叔以及来自麦尔斯学校的官员的信息。对于看不到信的内容的读者来说，她是一个死信件保管处，用她自己沉默的墓穴保存没有泄露的信息。像詹姆斯所有的死信一样，这些信件引发了解释的冲动。同样，梦作为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被锁藏起来的信息，也引发了解释的过程。《螺丝在拧紧》在一个故事结束后才开始，预测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这表明小说与人们对故事的喜爱、与人们所能承受的故事之间的间隔有关，我们只需在另外一个故事开始之前松一口气。小说开头和结尾在内容上很接近(从“没说一句评论”到“他发出喊叫”，从“屏息的”听众到麦尔斯的“最后一口气”)，就像书两边的两个书档一样，这表明开头的听众对故事的渴望与结尾描述的死亡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偶然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詹姆斯把对故事的渴望认为是强迫性的窥阴癖，甚至是具有潜在的谋杀性。

小说的故事主要关注界线，以及强化界线(通过勾画界线的轮廓)或削弱界线(通过采用可通过的界线)的手段。门、窗、走廊、楼梯等所有把空间连接起来同时也把它们截然分开的边界地区是舞台的核心内容，自然界线也是如此——使用黎明和黄昏的景色作舞台背景——与阶层界线——叔叔与家庭教师、仆人与孩子以及家庭教师与管家之间的界线，这些界线一般都被破坏了。詹姆斯通常把写作看成是穿越界线的行为。

只有当一个人站在虚无中时，他才会感到灰心丧气和失去信心、感到压抑和黑暗——虚无的意思是没有光辉灿烂的艺术天堂。我一真正重新进入这个天堂——跨过可爱的门槛——就站在了天国高大的房子和神圣的花园里——整个王国再一次在我面前越来越大……我相信，我看见了，我确确实实看见了。

艺术家的目标是“生活在创作的世界中——进去并待在里面——经常出入并且经常在那里逗留”。这里的写作指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它肯定是精神上的，是与死人沟通以及使他们复活的一种手段。家庭教师因此在写作时第一次忐忑不安地等待奎因特(Quint)的鬼魂似乎很恰当——“当我看见这一页我写的文字时我就看见了他。”鬼魂像故事一样真实。詹姆斯在1908年他为《螺丝在拧紧》写的前言中超越了这种主张：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必须表达什么样的感觉呢？用一个词语表示的话，就是那对幽灵夫妇无所不能……我对自己说，那只会使读者对邪恶的总体看法足够强烈——并且那已经是一份很诱人的工作——而且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想象力、他自己的同情(对孩子的同情)和畏惧(他们的虚假朋友的畏惧)，所有的细节将使他显得非常丰满。使他思考罪恶，让他为自己思考，你就从论述不够详细中解脱出来。运用这种我煞费苦心想出的巧妙构思——实际上也需要费点心思，取得了显然完全超出我意料之外的成功。

詹姆斯坚决主张作者和读者有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合谋，他暗示读者渴望看到鬼魂以及它们凶残的阴谋。与沃尔特·本雅明在他的文章《讲故事者》(“The Storyteller”)中的观点一致，詹姆斯再一次证实了求助于死人的必要性。本雅明认为我们需要小说，“不是因为它多办是说教性地为我们描述了其他人的命运，而是因为这个陌生人的命运通过其燃烧殆尽的热情，给予了我们在自己的命运中得不到的温暖。小说吸引读者的地方在于，读者希望通过自己阅读关于死亡的故事来温暖他自己战栗的生命。”小说，特别是鬼怪小说，让我们通过近距离看待并非我们自己的死亡来温暖我们自己。在这个时期的一系列小说中，马克·吐温和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描写了亲身经历的死亡，表明了描写死亡的任务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是多么具有启迪作用。

马克·吐温的《斯多姆菲尔德船长天国之旅造录》(Extract from Captain Stormfield's Visit to Heaven，1907年12月至1908年1月在《哈珀杂志》上连载)，是他最早写的作品之一(手稿写于19世纪70年代)，也是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1909年在马克·吐温去世六个月前由哈珀和兄弟出版社作为圣诞礼物出版的)。吐温认为《斯多姆菲尔德船长天国之旅造录》是对1868年费尔普斯的畅销书《半开的门》的嘲讽性模仿。吐温认为费尔普斯

想象了一个如罗德岛那么大不值钱的廉价天堂——一个大得足够装得下在过去19个世纪中死去的几十亿基督教徒的千分之一的天堂。我提高了限制条件；我建了一个大得惊人的天堂，把基督教徒的人数增加至现代墓地人数的10％；我自己也愿意出于善心允许在上述漫长的时间内死去的异教徒的千分之一进来。

吐温对费尔普斯的来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委托人的排他性：费尔普斯的天堂是为白人中产阶级读者设计的，他们在那里只希望找到他们自己那样的人。《天门外》(Beyond The Gates，1883年)和《天门之间》(The Gates Be.tween，1887)是《半开的门》的续集，因其描写了主人公亲身经历了来世而超越了《半开的门》。《天门外》是关于40岁玛丽的故事，她是一任牧师的未出嫁女儿，在许多方面都对她所在的社区作出了贡献：做过教师、内战护士以及卫生委员会、公民事务管理局和国家劳动局的董事会成员。虽然她为别人做了许多事情，她却很难相信上帝、永生和耶稣基督的来历。这使她在精神上是平凡的。玛丽患猩红热病倒了，最后得到了安息并在她的病房内发现了她的父亲(已经去世20年了)。费尔普斯用通常使用的现实主义手法详细描写了这些事情：房间内熟悉的家具有助于基督徒读者想象一位死去的父母领着他们前往天堂。

在玛丽的漫长旅行中，她小心地强调她的描述只是接近她已经知道的事情：尘世根本就没有合适的词语可以表达天堂的完美。但是只有在天堂里，通过基督耐心而充满深情的劝告，人类才能得到完善。这实际上是对玛丽的启示，她一生都被怀疑折磨着：玛丽不是上帝的选民，她比那些完全过着世俗生活的人富有。因为天堂完全可能是尘世时间的延伸，在那里各个年代和各种文化都集中在一起，天堂是一个充满无尽可能的地方。在天堂里可以见到各个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领袖——罗耀拉、圣女贞德(Jeanne d’Arc)、路德、牛顿、哥伦比亚、达尔文——还可以找到穴居野人，到行星上旅行，包括太阳和火星，甚至还会遇到文学人物——赫斯特·普林(Hester Prynne)、汤姆叔叔和冉阿让(Jean Valjean)。天堂也是生活中的不如意得到补偿的地方。当玛丽正要跟一个老男人结婚时，她痛苦地从前往天堂的旅途中醒来，原来是一个梦。她毕竟没有死，在新英格兰一个霜冻的早晨醒来，工厂里的钟声催促贫穷的工厂女工去上班。

但当主人公真正死亡而使天堂完全变成现实时，就像费尔普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天门之间》描写的那样，就失去了一定的戏剧效果。那一年是187-年，主人公是49岁的埃斯莫拉尔德·桑恩(Esmerald Thorne)，已经结婚四年了，在建立了医学事业并积累了一笔财富后遇到了他的妻子。虽然有人告诉他海伦既善良又美丽，但仍然是一个自我专注的工作狂，热衷于权力、地位和金钱。看起来他似乎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去天堂的人，这是他去天堂显而易见的原因。他死后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放手：他徘徊在活人生活的大地上，观看人们对他的死做出的反应，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报道，甚至还关注着股票交易。在天堂里，他百无聊赖地四处游荡，直到他的儿子出现，尽管桑恩没有马上认出他(可能是他活着时跟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桑恩学着照顾儿子，遇见了上帝，获得了信仰，在他的妻子也升天后得到了报答。他没有从天堂之梦中醒来。本书以嘲讽性的碑文结尾：“考虑到有人会问，我是如何把这个故事送到活人的世界，我将这样回答：那是我的秘密，就让它永远这样吧。”费尔普斯在处置唯灵论和来生的力量方面令读者信服，读者们使这三部与天门有关的书都成了畅销书。三部书共同的观点是：死人的灵魂是可以接近的，天堂是所有基督教徒包括数量最少的异教徒都可以认识的理想场所，唯灵论者关于来生的观点与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是可以取得一致的，这些都是费尔普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的设想。她也从蓬勃发展的唯灵论运动中获取支持。哈丽叶特·比彻·斯托认为，内战后唯灵论的支持者达到了400—500万人。最重要的是，费尔普斯接受其他的宗教习俗，毕生努力使基督教顺应当时日益感染人们的超自然、精神和科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吐温表面上很鄙视费尔普斯关于来生的观点，但他的来世观与费尔普斯一样来源于同根深蒂固的信念所作的斗争中。吐温所有的作品表明他精通复杂的宗教遗产，包括他父亲的自由思想、母亲的长老会教义以及他在汉尼伯(Hannibal)[4]接受的教育，即基督门徒会者的密苏里文化教育。《斯多姆菲尔德船长天国之旅造录》为吐温关于死亡和来生的思考提供了有价值的论述，同时它也对当时流行的对天堂的描写进行讽刺，并且从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中赚到了钱。这部中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获得的利润用来购买了位于康涅狄格州雷登的一座新房子的侧厅，这座房子被恰当地称作“斯多姆菲尔德”。据说吐温一直等到他妻子奥莉维亚(Olivia)(她是费尔普斯作品迷)去世后才出版这本书，也可能是因为他从来都对这本书感到满意。

这部中篇小说以一位朋友耐德·威克曼(Ned Wakeman)船长的梦为依据，他的这位船长阅读圣经，对圣经内容了如指掌，对天国的想象和吐温相同。但吐温对费尔普斯的回应占主导地位：她的基督教天堂最使他厌烦的东西好像是它的唯一性和褊狭。想象天堂的行为对她来讲是行使权力和控制——设想宇宙中也有同样的精神理论。在吐温手中，天堂正好相反：主张谦卑，认识到人类在无边的宇宙中所占的空间是多么渺小。地球上设想出来的测量方法无法用来测量地球以外的无限空间。斯多姆菲尔德船长经过无数光年的旋转穿越太空到达天堂，发现他自己排在一个长着七颗脑袋一条腿的天蓝色的人后面。他的关于天国的知识就是不断证明人类的渺小，否定人类对天国的信念。天堂大门旁边的官员连地球在哪里都不知道，更不用说美国了。经过好多天的搜索，他们最后设法在地图上确定了地球在太阳系的位置，斯多姆菲尔德了解到地球被称为“讨厌的人”(the Wart)。

吐温描写的天堂是非常庞杂的，包括各种各样的习俗，与其数不尽的王国相配。这个天堂说明了地球上所有国家“混杂的”特点。与天堂的多元文化相一致，天堂里的名人来自各个时期和地方，有些可以认得出来，有些是无名的。莎士比亚、荷马、孔子、佛陀和穆罕默德必须走在来自田纳西州的一位普通裁缝和一位来自阿富汗名叫萨卡(Sakka)的为马治病的兽医后面。真正体现了基督教戒律“最后一个就是第一个”：田纳西裁缝是头顶白菜叶、骑着一根栏杆跑遍了整个村庄的替罪羊。他很卑微，从没想过要进天堂，更不用说作为一个高贵的人了。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天堂，到处都是生命的形式：当斯多姆菲尔德船长高兴地坐在一片云上小憩时，他发现周围坐了100万人。吐温庞杂的天堂提出了令人自渐形秽的预言：在现代纪元，白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微不足道。在后来的描述中，斯多姆菲尔德对天堂里没有金发碧眼的天使感到不可思议，很快就有人给他讲了一通人种论：白人在由古铜色人种控制的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为了发现这个浩瀚的天堂，斯多姆菲尔德首先得使自己摆脱限制他进入天堂的教条。和地球上一样，天堂中也存在痛苦和折磨，因为“快乐本身并非一件东西——它只是与不快乐的事情形成对比……天堂中有很多痛苦和折磨——相应的也就有很多对比物，快乐是没有尽头的”。斯多姆菲尔德告诉他的导游：“这是我听说过的最合理的天堂……尽管与我长大成人的那个天堂不一样，就像活着的公主与她自己的蜡像不同一样。”《斯多姆菲尔德船长天国之旅造录》证明了吐温非凡的能力，他能够一边声称信仰和惯例的严肃性以及他对信仰和惯例的需求，而一边对这些信仰和惯例进行讽刺和挖苦。吐温与虚构的天堂的关系和他与从小接受的基督教科学或思想—疗法的关系息息相关。在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看到一位农民的妻子——她是著名的思想治疗师——消除了他母亲的牙痛。另外一个类似的信仰疗法术士神奇地治好了他妻子奥莉维亚的瘫痪。他的女儿克拉拉(Clara)是一个癔病患者，成了一个基督教科学派成员，而他的另外两个女儿苏西(Susy)和简(Jean)曾经寻求新宗教术士的帮助未果。

吐温对小说是成功还是失败很了解，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读者对他关于基督教科学的作品感到迷惑不解。虽然他鄙视在玛丽·贝克·埃迪的统治下基督教科学的制度形式，但是他还是能认识到它是如何帮助人们的。比如，《费城医学杂志》(The Philadelphia Medical Journal)对他们发现的吐温对基督教科学发自内心的尊重表示惊讶，而哈珀和兄弟出版社(Harper and Brothers)则对吐温的信息进行相反的理解，由于害怕这本书会冒犯埃迪的观点，在1903年撤销了书的出版。显而易见，吐温的《基督教科学》(Christian Sci.ence，1899年10月节选刊登在《大都市杂志》[Cosmopolitan Magazine]上，1902年12月刊登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在作为书出版之前就引起了如此不同的反应。因为吐温在所有作品中表现出强大的能力，使信仰看起来真实可靠，即使他反对这种信仰或者取笑这种信仰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描写了“充满深情的同情和怜悯……如何治愈了肉体的疾病、痛苦和悲伤——全部——只是用一句话，用手摸一下”，并且“每一个真诚的基督教徒”都可能“用信仰治愈可能对人的肌肉和骨头造成伤害的疾病”。因此，借助简单的信仰奇迹，基督的抚摸使得生命得以复苏。考虑到吐温在作品中对信仰的忠贞不渝显示的好奇，以及他对信仰戏剧化的可能性的关注，他对基督教科学着迷是可以理解的——他既赞赏又鄙视。吐温赞赏基督教科学派反对人类习惯性地倾向于偏爱精神力量的负面作用所采用的方式，特别是健康问题。在生病的情况下，局外人极力强调意识产生正面力量的观点看起来很了不起。

但吐温鄙视那些利用人类的脆弱的人。埃迪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我认为她对金钱的酷爱在强度上并没有减弱，我认为她活着时从来都没有让朋友从她那里得到过一块钱。”她是一位以宗教领袖形式出现的高超的女商人，她作为基督教科学派的先知取得的惊人成功向人们提出了关于伟大的精神领袖的起源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但在吐温的描述中，她最应受谴责的是，有大量证据证明她剽窃了基督教科学派圣经《科学和健康》(Science and Health)。吐温认为很容易看出哪些是埃迪自己写的段落，因为她根本就写不出明白易懂且符合语法规则的英语。她的文章空洞无物，这表现在她对危如累卵的精神问题以及对自己抱负的困惑上。吐温在《基督教科学》的开头描写了一个非常滑稽的场面：一个人从山上掉下来，浑身的骨头都摔折了，他发现几英里内唯一能找到的医生是一位基督教科学派成员。他在这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是非传统药物可以作为权威医疗机构的合理补充，这些机构常常连最基本的病都治不好。当非传统药物本身成为教条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吐温很乐意接受每一种可以解除痛苦的方法，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吐温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也就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

吐温并不是唯一欣赏基督教科学派可能性的美国重要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在他1915年写的小说的最后几章中把他体弱多病的“天才”交给了一位基督教科学派的信仰疗法术士。《希伦·韦尔的堕落》的作者哈罗德·弗雷德里克在1898年患了两次中风后接受了基督教科学派的治疗，因为他的爱人凯特·莱昂(Kate Lyon)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拒绝服用传统药物，但这引起了争议。但最精通基督教科学派的历史和教义的美国作家是薇拉·凯瑟，她为基督教科学派的创始人代写传记，这是《麦克卢尔杂志》纽约编辑部分派给她的第一项任务。1906年在出版发表了她自己的30多篇故事之后，32岁的凯瑟开始在《麦克卢尔杂志》工作，报社女编辑乔治吉恩·米尔尼恩(Georgine Milnine)已经收集了关于埃迪的生活和基督教科学派的资料，人们认为1907—1908年在杂志上连载埃迪的文章以及1909年由道布尔戴(Dou.bleday)出版社出版的《玛丽·贝克·G.埃迪的生活及基督教科学史》(The Life of Mary Baker G.Eddy and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Science)这本书都是她的功劳。但编辑终止了这个项目，凯瑟的同伴伊迪丝·刘易斯(Edith Lewis)坚持认为凯瑟是主要作者。研究凯瑟的学者最近认为传记是她的第一部长篇著作，她连续投入了18个月的时间来写这本书。但凯瑟尽量减少她与这本书的联系因为书引起了争议，还因为她特别鄙视她的新闻工作，《玛丽·贝克·G.埃迪的生活》在她的整个事业生涯中都受到关注。凯瑟被培养成浸礼会教友，和她的家庭一起转到美国新教圣公会教堂。凯瑟后来的小说表明她有丰富的关于罗马天主教的知识。她的传记强调以女人为本的宗教意义，同时对埃迪的神授超凡能力的影响提出质疑。凯瑟似乎对与世隔绝、被雪封住的佛蒙特州(Vermont)和马萨诸塞州的村庄以及内布拉斯加州和科罗拉多州偏僻的居住地的精神渴望很着迷，同时也感到很烦恼，她对玛丽·贝克·G.埃迪特公然的欺骗行为进行了纠正。

凯瑟证明她是一位写传记的能手，把批评家的强硬(她对待埃迪抄袭菲尼斯·帕克赫斯特·昆比[Phineas Parkhurst Quimby]的《科学和健康》的态度)和理解(捕捉到生活中的痛苦而不矫揉造作)结合起来。她的描述不但很全面，而且也很准确，充满了难忘的画面：埃迪过于激动的父亲马克·贝克自己搞错了礼拜一和礼拜天，却长篇大论地谴责邻居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玛丽童年得的癔病破坏了她的鳏夫父亲的家庭规定；玛丽的第二任丈夫拖着像人那么大的摇篮招摇过市，这样每天晚上可以摇她睡觉；玛丽被她的家庭抛弃，被迫到许多家里做客，在那里她被当做王室成员伺候。埃迪继承了她父亲的虔诚、讲究实际和自以为是的特点，同时也吸收了新英格兰农村宗教世界的方方面面。

玛丽·贝克·埃迪出生在1821年，那时还没有铁路和使农民可以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的现代发明，一切都是手工制作。家里的男孩子接受的教育是断断续续的，只能在播种和收割之间才有时间，而女孩子们则进入了地区学校。玛丽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非常敏感，由于反对这种相对温和的管理体制，因此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很少(凯瑟暗示她能写出基督教科学派哲学思想就更难以置信了)。埃迪好像天生就爱炫耀，她不停地追求她家买不起的衣服的流行款式和风格。凯瑟在整个分析中把她发现的事实情况与埃迪自己自吹自擂的自传《回顾与反省》(Retrospection and Introspection)进行比较。埃迪毫无根据的声明还包括她父亲认为她的“脑袋对身体来说太大了”，就让她待在家里教她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逻辑和自然哲学。同样可疑的是，玛丽强调她在多年倾听灵魂之声后，于12岁时被允许加入公理会教会，她成功地拒绝了教会的宿命论教义。而教会文件表明埃迪按照传统是在17岁加入教会的，没有任何反抗。埃迪有比她的丈夫活得长的本事，1843年同石匠乔治·华盛顿·格洛弗(George Washington Glover)结了婚；六个月后他死于黄热病。玛丽回到他父亲家，在1844年秋天生下了儿子乔治·华盛顿·格洛弗(George Washington Glover)。从一开始，玛丽的行为用她父亲的话说就“像一只不会生小羊羔的老母羊”。孩子定期被送到他以前的奶妈那里，那个奶妈最后收养了他。1853年，玛丽又与一位牙医丹尼尔·帕特森(Daniel Patterson)结了婚。

埃迪是一个过分担心自己健康的人，同时她确实也很虚弱，她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流行思想，她热衷于催眠术、唯心主义和顺势疗法，这些都是19世纪中期新英格兰流行的宗教。催眠术是由梅斯梅尔的一个法国弟子查尔斯·波伊恩(Charles Poyen)传过来的，他在新英格兰地区四处演讲，并在1837年出版了一本书《新英格兰动物催眠术》(Animal Magnetism in New England)。《伟大的哈尔莫伊亚》(The Great Harmonia)的作者、新英格兰著名唯心主义者安德鲁·杰克逊·戴维斯(Andrew Jackson Davis)也开始以意识控制物质的观点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埃迪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她拜访缅因州波特兰的菲尼斯·帕克赫斯特·昆比，他发明了一种通过意识简单而仁慈的力量来治病的方法。昆比的职业是制造钟表，他是著名的“昆比(Quimby)钟表”的发明人，他对机械有天生的才能。他经常出现在哲学和科学书籍中，受到查尔斯·波伊恩的观点的启发，他是“一位性情温和的新英格兰苏格拉底，不断地审查他自己的观点，常常对他的朋友们的平凡的信念进行证明”。昆比利用基督的使命是治愈疾病的观点，认为疾病是错误的推论，来自人类而不是上帝。1863年，当玛丽·格洛弗·帕特森(Mary Glover Patterson)来到昆比那里时，她很穷，并且很消瘦。昆比对她的脊椎病的治疗神奇地消除了她的疼痛。埃迪成了一个信徒，开始仔细阅读他的手稿并给当地报纸(比如《波特兰大信使报》[Portland Courier])写信支持这种治疗方法。当昆比1866年由于他自己的方法根本不能治愈的胃部肿瘤去世时，埃迪积极参加对他的哀悼，并参与决定将来如何处置他的作品。如果昆比的其他信徒比较警惕的话，就绝不会出现埃迪的《基督教科学》。昆比去世后9年，埃迪出版了《科学与健康》，这是一本主要根据昆比的治病系统写成的书，但并没有把昆比定为原作者。凯瑟以事实为依据直接叙述了埃迪的剽窃历史，其方式是把《科学与健康》中的段落与昆比的原文进行对比，并引用了昆比的同事和中立观察者在法庭上发誓保证的证词。最确凿的证据是埃迪自己表达她对昆比的感激之情的信件和言论，但在把他的体系用于她1875年及以后的书中时，却完全忘记了对昆比的感激之情。这些细节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基督教科学派成员竭力禁止出版凯瑟写的传记，蓄意破坏此书在图书馆的发行，并授意凯瑟不要承认此书为她所著。

《科学和健康》1875年的版本由于有很多错误和拙劣的写作，很大程度上被大家所忽略了，但有几本已经送给了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其中包括托马斯·卡莱尔。埃迪在书的开头提出了意识是唯一的原因而身体是精神的唯一工具的基本原则。昆比认为人类与物质的不完美有关，上帝与意识的完美有关，埃迪以此为基础在书中把《创世纪》中的亚当看做是“错误之人”。在《科学和健康》后来的版本中，埃迪忽略了“亚当”这个名字希伯来语的来源，而强调其字面意义——“一座大坝”或“障碍物”。作为把生活信念物质化的人的化身，亚当是所有疾病、罪恶和死亡之源。亚当及他造出来的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实际上就是物质与意训的分离，这种决裂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耶稣出现。耶稣是“有史以来最科学的人”，是人类和上帝之间重要的协调者，是“基督教科学派的伟大导师”。埃迪和无数神学家一起提出了《新约全书》认为神有感知力的论断，反对《旧约全书》中认为神无所不能的论断，这样自然就产生了两个逻辑难题。第一，如果上帝代表一切，而没有物质形式的上帝，那么物质从何而来？第二，基督教科学派意味着依靠时间的治愈力；基督教科学派对于时间不能救治的疾病是无能为力的，比如昆比自己的胃部肿瘤。埃迪承认基督教科学派的最终障碍是死亡。尽管基督教科学派信仰疗法术士可能从未接受过死亡，只是在思想中超越死亡，但目前死亡是不容置疑的。凯瑟认为，埃迪的体系简直就是反感自己的身体结构，反对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反对自己的机体需求和自己种属的永恒性。它反映了一个沉湎于狂想症的个体，一心相信她的病人摆脱的烦恼可能会转移到她自己身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埃迪相信“恶意催眠术”，也就是说怀有恶意的人、特别是那些报复心重的她从前的信徒有可能会超过她。

埃迪的信徒总是男性和年轻人，来了又走。埃迪主宰他们，帮助他们和其他人联系，要求他们忠于她的需要。他们的离开往往是令人不愉快的，比如埃迪和她用巫术控制的丹尼尔·斯波福德(Daniel Spofford)的决裂。斯波福德于1878年5月14日被带到马萨诸塞州塞拉姆的最高法院，波士顿《环球》杂志报道了这个诉讼案。显然埃迪受到了她感觉到的厄运的刺激。在她宣称最痛苦的时期，她创办的基督教科学派王国迅速扩张，她的杂志——最后变成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创刊了，修订后的《科学和健康》(在技能熟练的作家詹姆斯·亨利·威金[James Henry Wiggin]教士的协助下)面世了。

凯瑟勉强以敬佩的心情记录了埃迪是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进，改掉了说话不符合语法规则的习惯，学会带头认识她自己的局限性，并且为了营造一种神秘气氛而将自己与世隔绝。在她生命的最后10年内，埃迪致力于基督教科学派在美国的发展壮大，吸收了密歇根、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等偏僻地区的皈依者，凯瑟写道：“自从靠武力宣传宗教以来，宗教从未以这种系统化的有效方式宣传和传播新的信仰。”埃迪的那帮信仰疗法术士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的白人基督教徒和女人。招收的男性成员常常是医学院的退学者，包括一位波士顿船长，他为了给妻子治病而求助于基督教科学派，从而发现了一种职业。用凯瑟的话讲，约瑟夫·S.伊斯特曼(Joseph S.Eastman)船长“逃过了台风、珊瑚礁和食人王，只是到达了完全陌生的意识探险地”。令他吃惊的是，他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基督教科学派的会议时看到的是一个包括“许多高度文明的人”的集会。埃迪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女人在美国曾经建立的最大最强的组织。很可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有这么多缺陷的女人——在智力上有局限性，在行动上不确定，被仇恨折磨，被琐碎的敌意牵制——能从孤苦无助和依赖别人的状态上升到拥有这么多权力的地位”。

基督教科学派代表了老生常谈的治病技巧被注入了新的活力：时间会创造奇迹。埃迪的天才在于能够认识到思想中巨大的精神潜力及其适应时代和文化的能力。她对她那个时代身体成为屈从的场所的方式有一种直觉，一部分通过内战前后遭受痛苦的人、受伤的人、伤残的人和死人的形象，一部分通过美国人在大规模移民时代面临差异的痛苦景象。埃迪强烈主张放弃身体及其历史，她坚决主张身体只是精神的工具，这好像给城市中占教会信徒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有闲阶级的成员一些安慰。1910年，玛丽·贝克·埃迪死于肺炎，享年90岁。她不太关注理论本身，而更关注于把理论作为个人的专卖商品进行宣传和制度化。曾经的信徒和习惯性的批评家马克·吐温证实了埃迪的成功，把她的事业描述成与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一样的“精神托拉斯”。

基督教科学派对美国文学传统的意义远远不只是许许多多作家表现出来的对其观点和方法的兴趣。与同时期其他日益发展的行业一样，基督教科学派孕育了进步的推动力量，也孕育了落后的力量。基督教科学派是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宗教，它向那些接受过少许教育、通常为女性的、用宗教迷信给人治病的术士灌输了神的力量，以此与新兴的男性医疗机构抗衡。基督教科学派与在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各种文化、法律和政治方式发展起来的女权运动保持一致。基督教科学派回顾了那个认为人的精神和身体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身体健康是田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年代，代表了对新工业资本主义秩序的深思熟虑的反抗，在这个秩序中，职业的专门化和制度化占统治地位。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科学派表达了现代城市居民对物质以外的某种东西的渴望，表达了不能通过资本积累满足的需求以及抵制市场的强烈愿望。虽然存在宗教创始人设法在这些强烈愿望的基础上创造大量财富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也证实了这种运动在美国是多么深入人心。

5 美国印第安人在进步时代的牺牲

西汀·布尔(Sitting Bull)认为：“对财产的热爱是他们的一种病。”这句话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他看到的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本质不同。人们可以认为这句话是对19世纪后期美国土著居民的痛苦境地的贴切解释。1865年内战结束时，美国有30万印第安人，这个数字不包括那些没有计算在内的。在内战期间，印第安人的忠诚按地区划分。包括切罗基人(Cherokees)、乔克多人(Chocktaws)、奇克索人(Chickasaws)、西米诺尔人(Seminoles)和克里克人(Creek)在内的东南部印第安人，因得到承诺他们战后可以成立自己的州，因此这些印第安都支持南方。这个人们所称的“五个文明部落”，本身都是奴隶主，同时由于政府屡次不能履行协议条款，他们表示不满，这两个原因导致他们支持南方邦联。来自其他部落的4000名印第安人为北方而战。双方的印第安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都遭受了领地被掠夺、村庄被烧毁、牛群被屠杀的痛苦景象。战争结束时，胜利的北方联盟军对忠于南方邦联的印第安人进行了比南方邦联更严厉的惩罚。重建条约征用了印第安人的土地用于修建铁路和白人居住地，住在淘金热地区的印第安人在追求财富者的侵略中勉强幸存下来。在1867年的《杜立德报告》(Doolittle Report)中，林肯重新作出改善战后政府与部落之间关系的承诺，表明在白人—印第安人事务方面冠冕堂皇之词和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杜立德报告》记载了反对印第安人的残暴军事行为和居留地官员的贪婪行为，最后呼吁政府给予更大同情。但报告最根本的观点是自私的达尔文主义，预测弱势种族会逐渐被强势种族代替，掩盖了印第安人几个世纪以来从战争、流行病和被迫移民中幸存下来的事实。在内战后，同化和种族灭绝这两种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进一步限制和毁灭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任职期间，他发誓要继续履行林肯的诺言，对印第安人事务局进行改革。他优先实行了一项同化政策，扩大土著人的居留地，把特定的土地分配给每个印第安人家庭，制订了强调手工业的印第安儿童教育制度。在这种政策下，军队的作用，用格兰特的话讲就是保证“印第安人在政府的管辖之下在居留地住着舒服就住下去，住着不舒服就离开”。格兰特依靠宗教组织特别是朋友会对印第安人进行教育。格兰特执政期间，在印第安事务方面有很多开明和公正的时候，它们反映在一些宽容的居留地官员的描述(派尤特人萨拉·韦尼姆卡[Sara Winnemucca]写的《派尤特人的生活》[Life Among the Piutes]、阿拉巴霍部落卡尔·斯维兹[Carl Sweezy]写的《阿拉巴霍部落方式：一个印第安男孩的回忆录》[The Arapaho Way：A Memoir ofAn Indian Boyhood])中。格兰特在内战期间的私人秘书是描写李将军在阿波麦托克斯(Appomattox)投降经过的艾力·S.帕克(Ely S.Parker)，他是来自纽约州北部地区的塞纳卡印第安人，他曾协助刘易斯·亨利·摩尔根准备关于印第安人的自传性研究，是一位接受过法律培训的土木工程师(因为印第安人不是美国公民，所以被拒绝进入纽约州法律界)，是第一位被任命为印第安人事务司法行政长官的土著人，他的任期因一桩后来被撤销了的虚假诈骗案而缩短。

19世纪80年代的主要信条是把印第安人的土地分配给每个印第安人家庭，名义上这是取得公民身份的第一步(直到1924年才授予他们公民身份)。政府在进行了一项部落民意调查之后分给每个印第安人“家庭”160亩土地，相当于一个普通宅地的大小，然后从居留地的总亩数中减去用于分配的土地数，剩余的土地，可能超过居留地面积的一半，被拿到公开市场上出售。每个部落都是以这种方式丧失了土地，依阿华州的一些印第安人丧失的土地高达90％。在这种安排下发达起来的印第安人就有资格成为公民。根据1886年印第安人事务司法行政长官的规定，印第安人要学习“美国文明鼓吹自我主义，因而要说‘我’和‘这是我的’，而不要说‘我们’和‘这是我们的’”。似乎没有人关心这项计划与1886年的美国诉卡格马(The U.S.v.Kagema)案件中一项最高法院的裁决相矛盾，当时的裁决宣称，所有印第安人都受国家的保护。另外，艾力·S.帕克认识到，1887年的《道斯法案》(Dawes Act)所提出的计划等于消灭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国会一致通过，由卢瑟福·B.海斯(Rutherford B.Hayes)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道斯法案》提出把印第安人赶走的措施，部分原因是印第安人很难适应美国的税收和土地租赁方法。周围的养牛工人和农民随时准备一有机会就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对一些印第安人来讲——五大湖地区的奇佩维安人和印第安领地的肖尼人——分配的结果是失去土地和变得一贫如洗。一位俄克拉何马州的克里克印第安人抱怨道：“埃及有蝗灾，亚洲国家有霍乱，法国有极端激进分子，英国有黑死病，孟菲斯有黄热病……但不幸的印第安领地遭受了19世纪最严重的灾难：道斯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在《美国和内战》(America and the Civil War)这本书中描写了畅通无阻的资本主义发展，传统制度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不能改变这种发展。唯一明显的障碍是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总统所说的：“我们内部的黑人朋友和边境的红色土著人。”虽然有时白人把印第安人想象为被镇压的黑人，但他们很少使用色情或贬低性的词语来形容印第安人，这种词语被用来形容黑人，为了给在奴隶制前和奴隶制后发生的白人暴力寻找借口。相反，印第安人被描写成文化落后的高贵野人。自由的契约原则、信守诺言和承担个人责任的理想违反了他们好战和无政府主义的个性。印第安人在19世纪以各种方式对他们处境令人沮丧的改变作出反应(17世纪美国印第安人数量大约为150万，进入20世纪时减少到23.7万人)。有的印第安人寻求精神解决方案，比如苏人的鬼魂舞，这是一种期待死去的亲人和失去的生活方式回归的救世主似的宗教活动，以及神圣的佩奥特教仪式，把组织起来食用可以引起幻觉的仙人掌的祈祷者和把全国的追随者联合起来的泛美国印第安人政治结合起来。其他部落，切罗基人和克里克人则选择军事反抗，但他们的反抗都被镇压下去了。许多在20世纪前10年发展起来的印第安人精英所进行的活动代表了另外一种方式。1911年10月12日，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一群印第安人开始了一项的共同事业，他们成立了印第安人学会。这些人中有的自称是纯正的土著人血统，有的一半是土著人血统，大多是工业或寄宿学校的毕业生。艾力·帕克的弟弟阿瑟·C.帕克是一位研究印第安人文化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认为这项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男人和女人中的优秀分子，优于肤色苍白的入侵者”。帕克呼吁大众媒体要认识到“这个种族的领袖们要求该种族确定在现代生活中应承担的义务，并在履行这些义务的过程中获得以前他们被剥夺的每一项权利”。

这些领袖包括查尔斯·亚历山大·伊斯特曼(Charles Alexander Eastman)博士，他是明尼苏达州的桑蒂(Santee)苏人。伊斯特曼是混血苏人，他的祖母是姆德万科顿苏人首领克劳德曼(Cloudman)的女儿，她是西部画家塞斯·伊斯特曼(Seth Eastman)上尉的妻子。伊斯特曼的母亲玛丽·南希·伊斯特曼(Mary Nancy Eastman)1847年嫁给了瓦佩顿(Wahpeton)苏人首领曼尼·赖廷斯(Many Lightnings)，1858年在生伊斯特曼时去世。伊斯特曼同父亲分开后由祖母和叔叔充当他的父母养育他，1873年，他又与父亲团聚。1887年，伊斯特曼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大学拿到理科学士学位，1890年在波士顿大学又取得了医学学位。伊斯特曼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居留地的松树岭印第安事务处工作，在那里他目睹了伤膝谷大屠杀(Wounded Knee Massacre)。在担任居留地医生期间，伊斯特曼抽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最后写成了两本在商业和评论方面都很成功的作品《印第安人的童年》(Indian Boyhood，1902)和《印第安人的灵魂》(The Soul ofthe Indian，1911)。在作品中，伊斯特曼强调印第安人具有取得伟大成就的能力以及保留各个部落不同特性的印第安人文学的重要性。他同时也坚决主张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正待遇。尽管他雄辩的口才和个人魅力已经使他成功地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但他的两部作品却使他拥有最多的听众。凭着他的个人回忆录《印第安人的童年》，伊斯特曼是第一个拥有相当数量商业读者的印第安人作家。

他的作品例证了种族灭绝大屠杀后这个时期印第安文化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这一时期，白人和印第安人作家都创作了关于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印第安人部落灭绝的作品，他们都面临无论是使用政治、哲学还是宗教措辞为进步时期人们的牺牲寻找合理借口的艰难任务。像查尔斯·伊斯特曼这样的作家从文化内部入手，以压制着愤怒的语气进行写作，试图详细描述失去的文明仪式，同时也代表印第安人的后代记载了国家犯下的罪行。伊斯特曼的写作风格类似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充满矛盾的自传：一方面对主流文化的理想表示赞赏，一方面又对以原则的名义违反原则的行为的虚伪做法进行批判。刘易斯·亨利·摩尔根、赞恩·格雷和薇拉·凯瑟都从旁观者的立场以赞美的方式使人们相信印第安人社会是优秀的社会典范，但是准备把这个社会划归英雄的过去。其他像海伦·亨特·杰克逊和萨拉·韦尼姆卡这些作家通过他们的小说《拉蒙娜》以及非小说《百年耻辱》和《派尤特人的生活》对政府和军事政策进行谴责，同时也简述了改革日程。最后，还有的作家描写了美国社会残存的印第安文明。兹特卡拉-萨在她的小说中、玛丽亚·露易丝·伯顿在《擅自占地者和西班牙贵族》(The Squatter and The Don)中把成功进行同化的印第安人描写成他们往昔的自身幽灵。在这些例子和后面要探讨的内容中，西订·布尔的智慧会重新不断告诉大家，在这个实利主义时代印第安人仍然对财产不感兴趣，这是具有更高的人性价值的体现。

仪式

萨拉·韦尼姆卡·霍普金斯的《派尤特人的生活：他们的错误和主张》(Life Among Piutes：Their Wrongs and Claims，1883)是本土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它从语言和政治方面反映了印第安人事务的早期历史。对擅用读写能力可能产生的后果有自我意识，这使人想到奴隶讲述人关心的问题，同时对改变印第安人处境的前景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韦尼姆卡的人民所处的危险处境激励她进行写作，她生活在仍然具有活力的本土文化中。这使她的作品不是一种挽歌作品，而是一种政治宣传。伊斯-曼和兹特卡拉-萨把在青春期这个微妙年龄段进行的同化，描写成是内战后他们的文化遭受破坏产生的直接后果，韦尼姆卡主张重建印第安人的领土和文化。伊斯-曼和兹特卡拉萨是通婚的结果，而韦尼姆卡完全是派尤特人的血统，她强调自己的贵族血统以及她们那里赋予部落精英的责任和义务。

萨拉·韦尼姆卡·霍普金斯或者谢尔·弗劳尔·派尤特(Shell Flower Paiute)1844年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亨博尔特河边，是派尤特人的总首领特鲁吉(Truckee)的孙女，她是成功继承了父亲的地位而成为部落首领的老韦尼姆卡的女儿。韦尼姆卡在舞台上很舒适愉快，当她的家族开始把商业剧作为补偿部落逐渐减少的资源的一种方式时，她在他们的保留节目中赫赫有名。1864年，她和父亲、姐妹们和八个勇士在内布拉斯加州弗吉尼亚市演出，一年后来她又在旧金山参加了“印第安人生活活人画”的演出。在媒体对这些演出的评论中，她有时被称为“派尤特公主”。韦尼姆卡以脾气暴躁而闻名，她有很多丈夫，她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以及她作为代表和政治活动家参加的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她的热情在进行当众演讲时非常有用，她1879年在旧金山发表的第一次演讲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她立即来到东部，在那里她发表了三百多场演讲。韦尼姆卡在爱默生、惠蒂埃和亨利·L.道斯这些名人家里演说时，得到了伊丽莎白·皮博迪和她妹妹玛莉·泰勒·曼恩(Mary Tyler Mann)的支持，玛莉·泰勒·曼是霍拉斯·曼恩(Horace Mann)的妻子。她的演讲激起的热情使她得到了出书合同和曼答应帮忙编辑的承诺。《派尤特人的生活》包括对“派尤特人”人种的描述，韦尼姆卡在书出版的前一年把它发表在《加利福尼亚人》(The Californian)上。1884年，她在她弟弟位于内布拉斯加州情锁(Lovelock)镇的农场上定居下来，为派尤特人的孩子创办了一所学校，后来由于资金不足和疾病最终放弃。她于1891年去世。

玛莉·曼恩在《派尤特人的生活》的前言中说：“印第安人在人类文学中第一次爆发……只有一个目标——说句真话这个目标存在于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心中和头脑中，这位爱国者对两个种族的了解使她有机会公正地把他们进行比较。”这本书描写了派尤特人与移民的第一次接触、冲突、重新定居以及与联邦政府的谈判。韦尼姆卡的家人大多数都被杀害了，她的部落被强行迁到一个居留地；她的哥哥被投入了阿尔卡特拉兹(Alcatraz)监狱；毫无道德观念的居留地官员折磨她的人民。通过描述亲眼目睹落入美国人手中的派尤特人个人和集体所遭受的痛苦，韦尼姆卡的作品使我们觉得黑人与印第安人受压迫的经历很相似。这一点在书的开头特别明显。她强调了美国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化和白人把什么都记下来的书面文化之间的不同，白人把记标记和编目录作为征服和拥有的手段。

我大概于1844年出生在某个地方，但我不记得准确的时间了。第一批白人到我们那里时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孩。他们像狮子一样来了，是的，像咆哮的狮子，并且从此一直不断地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第一次到来时的情景。那时，我的人民零零散散地分布在现在被称为内布拉斯加的整个版图中。

她用简单而生动流畅的语言反驳了达尔文的野蛮人被文明的力量“取代”的观点。对于生活在西部和谐和安宁中的小女孩，白人的到来是野蛮的掠夺行为。而她一向乐观的部落首领爷爷把白人的出现看成是祖先的拯救——“我长期盼望的白人兄弟终于来了”——他们的枪辜负了他敞开的怀抱。特鲁吉首领坚持用传统的观点为白人的到来辩护，认为这是期待已久的白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的团聚，白人和印第安人只是在世界成立之初被“我们的前辈”分开了，因为双方都很残忍。白人的归来说明神灵重新开始憧憬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和平的相处。一开始这种观点有助于增进双方的关系：首领甚至在1848年跟随弗莱蒙特上尉参加了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回来时又多了一个新头衔“特鲁吉上尉”，多了一只政府发的手枪，以及对加利福尼亚风光的赞美之情。特鲁吉首领在韦尼姆卡的描述中非常突出，一直坚信人性的普遍性——认为白人“和我们的想法一致”。

1859年，特鲁吉首领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新的十年内战以及伴随内战取得的快速进步对派尤特人来讲是灾难性的。他们的处境毫无希望，其明显的标志就是妇女因害怕无力保护后代而减少生育，这已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在这一部分，她集中描述了班诺克战争，详细讲述了她在1878年6月担任派尤特人和美国军队的联络员的经历。她赶着马车在敌人的防线之间行驶了223英里，冒着遭到班诺克印第安人和美国人向她开枪的危险。尽管她达到了保护派尤特人免受双方伤害的目的，但她发现美国人和班诺克人都很残忍。韦尼姆卡对班诺克战争的描写像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和赞恩·格雷的探险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而她整体的修辞方法最接近言情小说的传统。她反复恳请得到读者的同情：“亲爱的读者，我必须再多说一说我可怜的人民以及我们在白人兄弟的手中所遭受的痛苦。”她强烈呼吁正义，特别是她对“亚基马事件”的详细描写。在这次事件中，派尤特人在冬天像牛一样被驱赶到另一个州，人数比原先减少了三分之一。

啊，多么丢人!你们受过基督教政府的教育而懂得战争术，你们的职业训练使你们成为你们所谓的野蛮人的天敌。是的，你们称自己为伟大的文明；你们曾跪在普利茅斯岩石上，向上帝立约承诺把这片土地变成自由人和勇士的家园……你们所谓的文明从海边一直横扫到内陆；但是，啊，我的上帝!这片土地的道路上洒满了鲜血，散落着继承人和入侵者两个种族的尸骨。我向你们大声疾呼正义——是的，为遥远的西部平原请求，为黝黑而忧郁的哀悼者请求。

通过回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对白人的船帆使用的呼语、哈丽叶特·雅格布斯对白人妇女会的请愿以及苏珊·沃纳和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的情感小说，韦尼姆卡在美国文学传统的范畴之内清楚明白地展现了她的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书的末尾描写了部落成员零散地分布在俄勒冈平原上，这是白人违背诺言的强有力的证据。韦尼姆卡在书的结尾，通过请求归还她的人民在内布拉斯加的土地强调了她的政治议程。她请求读者签名，然后转发给住在波士顿的玛丽·曼恩太太。在19世纪的美国文学中极少有这样书面写作目的如此直接的实例。

查尔斯·亚历山大·伊斯特曼的《印第安人的童年》是献给“出生太晚而没有亲眼目睹残酷生活的戏剧性场面的小儿子”。这表达了书中分裂的观点，其已被同化的作者反复注意到印第安儿童的童年和美国儿童的童年是不同的。同时，伊斯特曼的描写是为了推翻文明生活和野蛮生活的传统区别。印第安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要成为印第安人必须经过系统化的教育。《印第安人的童年》是给长期沉浸于陈腐题材中的白人读者看的指导手册。例如伊斯特曼说“印第安青年是天生的猎人”，然后花很多篇幅详细描述细心而知识渊博的叔叔如何帮助“欧西耶萨(Ohiyesa)第一”为将来的野外生活做准备，作为对此观点进行的反驳。

伊斯特曼在书的开头用设问句把印第安男孩的世界设定在美国文学的传统范围，包括粗鲁的侦察员、捕鲸者和能够胜利穿过荒原地区的逃亡者：“什么样的男孩在他想起世界上最自由的生活时不想成为一个印第安男孩呢？”纳蒂·邦波(Natty Bumpo)、以赛玛利(Ishmael)、哈克贝利·费恩和欧西耶萨代表了在大自然这所学校中锻炼成长的英雄血统，他们的所有感官都得到了开发，与动物成为朋友并且猎取它们。不同之处是：伊斯特曼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掌管他出生的巫医预言他未来的事业是成为一名医生)；对于他能活下来，女人的作用非常关键，也很受尊敬(她母亲在临终时把婴儿交给她的婆婆照顾，婆婆是精力异常充沛的60岁的女人)；在蛮荒地区的生活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个人战胜不平等的故事，而是一部关于集体劳动、共同庆祝的戏剧场面。春、夏、秋是收获的季节，冬天是失去的季节。对桑蒂苏人这个游牧民族来说，为避免缺乏食物作准备是不正常的。1862年，他的人民起来反抗明尼苏达州的白人时，伊斯特曼只有4岁，他们在一个月内杀死了800个白人。美国军队把他们驱赶到加拿大，逮捕了大多数男人，包括伊斯特曼的父亲和哥哥们。因此，他回忆录的内容主要是描述他在马尼托巴南部的成长经历，他的叔叔和奶奶负责他长达10年的文化教育过程。一个“印第安人”的童年是一个不断得到指导的时期：各种树皮、鸟的颜色和叫声，与狗熊、野猫和狼搏斗的各种方式。“印第安”男孩要学会斋戒，整天奔跑，夜晚在森林中寻找水，学会控制他们的感情。伊斯特曼在书的高潮章节中展示了最后这项技能，证实了宗教在“印第安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他在8岁时，被要求向“伟大的神秘力量”第一次献上意义重大的供品，他的奶奶督促他放弃心爱的伙伴“乌黑的小狗”奥西提卡，“把狗的尾巴尖和鼻尖都涂成银白色”。虽然这种牺牲使他身心交瘁，但人们的敬畏和那个场合的庄严肃穆使他变得更加坚强。“印第安人”的童年是对忍耐力的考验。伊斯特曼在回忆录结束时令人吃惊地意识到，他一生要为他父亲和哥哥们报仇的目标因为他们还活着而落空。他们被“大刀党”囚禁，已经变成了基督徒。伊斯特曼长期以来一直对白人和他们的技术、他们对财产、税收和交换的观念感到好奇。但在开始新生活的途中，他承认感到“好像我死了，走在去圣灵之地的途中”。听着他父亲一天早晨在他的“美国家”里唱基督教赞美诗，这显然使伊斯特曼感到同化过程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伊斯特曼的《印第安人的灵魂》(1911)以《印第安人的童年》的结尾开头，提出了一个以美国印第安人的方式教育出来的男孩如何适应基督教以及如何适应对基督教进行补充的陌生的财产法规的问题。《印第安人的灵魂》描述了“典型的印第安人”在跟白人接触受折磨之前的宗教。和亨利·刘易斯·摩尔根一样，伊斯特曼强调了古希腊和当时美国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共性，最重要的是与自然的关系，神灵寓于每一种植物、树木、昆虫、地球、太阳和天空上，无处不在。伊斯特曼强调了印第安人对白人唯物主义的排斥。印第安人与白人对待动物的方式也不同，动物为了它们的人类朋友而牺牲自己，受到人类的尊敬和感激。

当时的基督教充满了虚伪和迷信。虽然基督教的教义与印第安人的宗教教义一致，但白人特别看重金钱。伊斯特曼发现基督教的原则和现代价值观是不可调和的；如果白人诚实的话，他们同样也会承认。他引用一位克劳族印第安人的话：

智者说我们可能信奉他们的宗教，但当我们试着理解他们的宗教时，我们发现白人的宗教种类太多，我们理解不了，关于哪一种适合学习，几乎找不到两个观点一致的白人。这使我们感到很困惑，直到我们看到白人并没有像对待法律那样严肃地对待宗教，白人把宗教和法律都抛在脑后，把它们看做有益的东西，在有利于他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才使用。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方式。我们遵守我们制订的法律并且把我们的宗教流传下去。我们从来都不能理解白人，他们没有欺骗别人而是自欺欺人。

一个克己且身体力行的政权，一种必不可少的道德合理性，被一种放纵和贪婪的文化所代替。对印第安人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记载恰恰标志着他们将悲惨地消亡。伊斯特曼在结尾谈到了死亡话题没有引起多少恐慌。印第安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灵魂不朽，他们既不会推测未来，也不会说出死者的名字。伊斯特曼的描写中自豪的挽歌语气表明了其主要目的：为所剩时日已经屈指可数的宗派团体编撰宗教习俗。

伊斯特曼的《从丛林深处走向文明：一位印第安人自传的点点滴滴》(From the Deep Woods to Civilization：Chapters in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ndian，1916)是他最支持文明的书。本书以伊斯特曼的父亲的出现开头，他回来带他的印第安儿子“走向文明的家”。伊斯特曼对主流文化的接受体现在他对基督教的坦率。他同样也称赞白人的读写能力，承认白人的读写能力代替他自己的口头文化是有好处的。同时，伊斯特曼也为被遗忘的印第安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及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不公正待遇感到痛惜，同时他也拒绝接受认为遭受痛苦是进步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自私自利的观点。但伊斯特曼通过接受主流文化的发明和积极进取的习惯证明自己是当时的男子汉。他担当了印第安人代表的角色，但他让别人明白，作为高贵的印第安人家庭中的一员，他通过通婚与强大的美国东部人建立了社会关系，因此他的生命受到保护。没有哪个印第安人大学生被介绍给爱默生、朗费罗、帕克曼(Parkman)和马修·阿诺德，他们也没有像他一样在寻求职业时得到帮助。可以肯定的是，伊斯特曼具有超常的个人天赋——智商高、长相英俊——和很强的克制力(在他的文明生活中一直保留着印第安人的教育痕迹)。在毕洛伊特学院，他同情贫穷的学生，因为他自己也经历了入学的艰辛(政府不得不采取一项支持印第安人教育的政策)。在诺克斯学院，伊斯特曼与未来的名人结交朋友，如S.S.麦克卢尔(S.S.McClure)、埃德加·A.班克罗夫特(Edgar A.Bancroft)(未来国际哈维斯特公司的律师)和《美国杂志》的约翰·S.菲利普斯(John S.Phillips)。1882年，伊斯特曼进入达特茅斯学院，他从前印第安校友身上吸取力量，包括一个世纪以前的奥卡姆(Occum)和远近闻名的印第安人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伊斯特曼接受了多种广泛教育，再加上他天生有好奇心，使他接触到了两种文化的精华，从而成为他的人民的宝贵财产。伊斯曼在相当小的年纪时就已经确定了终生目标：印第安人必须放弃对传统的忠诚，使自己适应主流文化提供的机会；信奉基督教能够使各种语言达到和谐的效果，使所有人都信奉一种信仰。他像许多理想主义者一样，是一个永久的局外人，批评白人没有实践他们鼓吹的事情，批评印第安人拒绝承认白人的社会理想是很好的，尽管白人社会的风俗不那么好。伊斯特曼的边缘性使他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化冲突的历史学家。他对1890年伤膝谷事件的描述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250名印第安苏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被白人骑兵杀害了。因为他是附近松树岭居留地的医生，他知道带有挑衅性的宗教运动是对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削减居留地配给量以及随之而来的营养不良、官员无视疾病蔓延和违反条约规定——做出的反应。伊斯特曼举出许多事实，证明伤膝谷大屠杀发生在圣诞节前后，回忆了他如何在居留地的教堂中在圣诞树下照料伤员。他与艾琳·古戴尔(Elaine Goodale)在圣诞节的订婚并没有给他带来安慰，艾琳一方面是清教徒的女儿，另一方面还是托利党。最后伊斯特曼把作为医生和伤膝大屠杀目击者的经历发表出来，伤膝谷大屠杀证明是印第安人与军队之间的最后战斗。他认为他的修正主义者的历史是对主流新闻不准确的报道进行的反抗。

伊斯特曼在《从丛林深处走向文明》整本书中都以基督教徒的名义强调有哪些方面白人必须向印第安人学习，这与他不断批评现代社会有关。实际上，伊斯特曼认为印第安文明是基督教原则的完美典范。考虑到纽约、芝加哥和波士顿可怕的贫穷，他特别提到印第安人是不会容忍极度富有和一贫如洗同时存在的。伊斯特曼的自由普救论在他1911年作为印第安人代表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全体种族代表大会时取得了圆满结果。他很高兴地发现他自己的种族平等信仰得到了那里同行们的支持，他因要求不同宗教信仰都应该受到尊重而闻名，这个要求得到了犹太人菲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和亚洲佛教代表的支持。伊斯特曼在书的末尾向白人和印第安人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恳求。在美国，“美元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可能也意味着权利”。但是印第安文明已经不复存在，别无选择，只能适应美国的方式。他认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包含着拯救现代社会的可能性。一个没有强大的精神性和伦理道德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伊斯特曼作为印第安人试图同化融入美国社会的异化经历并非唯一，因为当时的兹特卡拉-萨也有相同的经历。她曾称自己为“既不是野蛮的印第安人也不是驯化的印第安人”。兹特卡拉-萨关于世纪之交印第安人在美国成长经历的随笔发表在美国最好的杂志上，包括《大西洋月刊》和《哈珀杂志》。兹特卡拉-萨，或红鸟，也被称为格特鲁德·西蒙斯·邦尼恩(Ger.trude Simmons Bonnin)，1876年出生在南达科他州的扬克顿苏人事务所，她的母亲是完全的苏人血统，白人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兹特卡拉-萨在8岁时被送到印第安纳州沃巴什的印第安纳手工劳动学院，她的哥哥就是从那里毕业的，从此之后她就感到无家可归。在兹特卡拉-萨的一生中，她认识到这种没有归属的感觉是个人经历和集体环境造成的。在她的教育过程中(在印第安纳的厄尔翰学院)，这个多才多艺的年轻姑娘在演讲方面得了奖，并且被培养了成为小提琴家的能力。她在卡莱尔印第安学校教了两年学，随后在波士顿音乐学院接受培训成为一位小提琴独奏家，再后来随同卡莱尔印第安乐队到欧洲巡回演出。在这个过程中，兹特卡拉-萨认识到她的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还不如移民，这种认识经常困扰着她。她意识到尽管他们不断得到帮助，但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可以减少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她意识到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教育家、官员的侵犯，不管是好意的还是恶意的，或者受到人们在他们相遇时所寄予的一成不变的期望的破坏，这种意识必然使她最终回到了苏人的居留地，同一位政治上很活跃的苏人结了婚。从1903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她和丈夫塔利菲斯·邦尼恩·雷蒙德(Raymond Talefese Bonnin)以及1903年出生的儿子雷蒙德一直住在犹他州的犹因他和沃瑞居留地。1916年，她搬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她和丈夫成了印第安人事业的游说者。在以后的20多年中，直到她1938去世，她以演讲者和作家的身份闻名遐迩。她最重要的贡献是在20世纪20年代写了关于俄克拉何马印第安人的遭遇的调查报告，那里印第安人的土地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在《俄克拉何马贫穷而富有的印第安人：贪赃枉法和剥削者的花天酒地生活》(Oklahoma's Poor Rich Indians：An Orgy of Graft and Exploitation)中，兹特卡拉-萨详细讲述了莱德熙·斯泰奇(Ledcie Stechi)的故事。她是一位继承了富饶的油田的乔克托孤儿，最初由她的印第安人亲戚照顾，发现石油后，一位白人银行家就成了她的监护人，那位银行家只给她和她年迈的奶奶发放了仅够维持生活的物品。莱德熙在接受银行家的监护后不久就死了，很显然是被毒死的。

兹特卡拉-萨把对自己童年的描述收集起来编辑成《美国印第安人故事集》(American Indian Stories，1921)，这部作品虽然没有那么骇人听闻，但进一步表明了白人监护人的破坏性影响，揭示了她早期在居留地的生活与在贵格教会学校的学生生活之间的强烈对比，她在居留地学会了女人的手艺——串珠饰、编织、采集和做饭。故事集主要描述她的人民像牛群一样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并大批死亡的悲惨情景，同时也列举了由无能和怀有敌意的人管理的救济机构对印第安人所做的坏事：戒酒机构的医生的职责是把病人早点送进坟墓，一位性施虐狂老师不断告诉一位印第安年轻人他只是政府的乞丐从而粉碎了他的远大抱负。尽管在居留地的生活很快乐，与母亲的关系也很亲密并且害怕白人，兹特卡拉萨-还是受到红苹果和骑“铁马”的承诺的吸引，对白人文化很感兴趣。一个才华横溢、有远大抱负的女孩只能选择在白人中生活，虽然这种生活不断使她的期望落空并且使她不能得到体面的感觉。乘火车旅行会因白人家庭的冷漠和挑剔而大为减色，他们一点都不同情想家的印第安人孩子。虽然学校采取善意和严厉并举的手段，但学校最大的特点是无视孩子们的情感和身体需求。她为没人理睬他们遭受的痛苦而忧愁，描写了每天如何从一个偌大的瓶子里舀一汤匙药来治所有的病。她一直都因在贵格教会学校没有受到很好照顾而不能完全恢复过来，她也不能从自我封闭的经历中恢复过来。这反映在对坟墓和活埋场面的描写中，这些描写强调了她如何陷于白人学校灌输给她的禁锢意识和日渐衰退的印第安文化给她的精神安慰之间，而她母亲皈依基督教就象征着印第安文化的衰退。

这种从一个不断消失的世界寻求救助的奋斗历程使“为什么我是一个异教徒”成为她的随笔中最感人的部分。她指出，在印第安人的教义中，无论大小，所有事物都由于是神创造的而受到尊重。伊斯特曼注意到这些观点和基督教箴言有相似之处，而兹特卡拉-萨只看到了差异：和谐的亲情观念与她所知道的基督教教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同的。她的宗教哲学否认基督教教义与行为之间存在着鸿沟，因为她早以发现不同文化的宗教信仰之间的相似性是一种普遍愿望。随着种族中心主义的蓬勃发展，她把新发现的和平确定为“伟大神灵”的遗产，使世界生机勃勃，把万物联系起来。《美国印第安人故事集》的结尾让读者了解了一个“好心肠的苏人”在经历了民族同化之后的悲剧生活，这位同化论者在传道士学校的9年中皈依了基督教，然后作为传道士回去。他的印第安人同伴不听他的布道，可能因为他们快饿死了，尽管实际上居留地的旁边就是一个有很多牛群的白人居住地。因为看到他的父亲快死了而内疚，这位温和的苏人就偷了一些肉，把追赶他的白人杀死了。结尾是温和的苏人走向绞刑架时雪地上溅满鲜血的场面。显然他误解了他在基督教中的作用；他不是牺牲原则的代言人，而是要牺牲的目标。

内战之后，本土作家的批评热情得到了一些描写印第安人事务的白人的支持。刘易斯·亨利·摩尔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是一位律师、商人，最终成了“美国人类学之父”。摩尔根是出生在纽约州的奥罗拉人，他对人种的兴趣是由对他居住的那个地区的印第安人的关注引起的，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为了保住祖先留下的土地而斗争。摩尔根的第一本书《赫-德-诺索-尼联盟或易洛魁人》(The League of the Ho.de.nousau.nee，or Iroquois，1851)是在艾力·S.帕克的帮助下写成的，帕克是一位塞讷卡印第安人。美国人种局的局长约翰·卫斯理·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认为这本书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印第安部落的科学论述”。摩尔根和帕克记载了殖民时期前的印第安社会以及最初对白人的反应，包括“汉森湖”(Handsome Lake)宗教运动的教义，汉森湖是一位塞讷卡印第安人，1815年去世。汉森湖的教义在他的后代中日益流行，在很多方面都与当时住在纽约州北部地区的白人的宗教复兴类似，强调自我克制和精神虔诚，同时也禁止离婚和堕胎。同时，汉森湖不鼓励与白人接触，强调必须保留易洛魁人的土地。摩尔根对当地印第安人的调查使他相信不同的人一般都采用同一种关系分类系统，并且一直可以追溯到亚洲。

1871年，摩尔根在《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中提出了他关于印第安人的亚洲起源理论，这本600页的书带有近200个表格，列举了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各个部落和民族的关系用语。书中关于起源的理论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但摩尔根确定了血缘关系和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类学的分类。摩尔根在强调原始社会关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现代社会关系以财产为基础的观点时提出了一项很重要的特征。他后来在辩论性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1877)中对这些财产关系的探讨表明他很欣赏印第安文化。《古代社会》一书把道德热情和高深的学术内容相结合，使这本书成了摩尔根最著名、最受欢迎的作品。他把财产描写成一种作法自毙的怪物，变化多端，搞不清它会产生什么后果。他预测：“人类的智力上升到控制财产水平的时代即将到来，根据国家保护的财产确定国家的关系……如果和过去一样，进步是未来的法则的话，纯粹追求财产的事业并不是人类的最终命运。”尽管摩尔根试图以认为印第安文明过时的方式描述印第安文明的特征，但他强调了印第安文明的复杂性。他对多元文化的接纳能力预料到了关于文化差异的假设，而文化差异在新世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广泛接受。

摩尔根对印第安人风俗习惯的详细记载证明了他对这些风俗习惯的尊重。他在《古代社会》中描述的印第安人对所有制的观点还击了印第安人在现代市场中不能生存的观点。摩尔根从增强印第安文化连续性的立场来探讨印第安文化的同时也关注其差异。在定义一个民族的价值时，摩尔根与社会科学重视家庭和家庭习惯的理解保持一致，比如《古代社会》的第五章“美国土著居民的房屋和家庭生活”(节选自《北美评论》)，描述了印第安人热情好客的原则和共有制的观点。摩尔根呼吁对印第安人的艺术和发明、建筑、行为方式、语言、宗教信仰、治病方法和政治制度进行更多探讨。他最后说，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不仅因其复杂性而值得关注，而且为了减少开拓殖民地带来的文化冲突也值得关注。

与摩尔根同一时期，没有哪个人比海伦·亨特·杰克逊更坚定地致力于补救该过程产生的恶果。她是新英格兰的一位著名作家，她在去世前不久曾说自己描写印第安人状况的作品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令我感到高兴的事情，它们将永存并且会结出硕果”。杰克逊的观点似乎得到了读者的认同，《拉蒙娜》(1884年5月15日至11月6日在《基督教联盟报》[Christian Union]上连载)成了畅销书，读者们对她的专著《百年耻辱》作出反应，恭敬地表达愤怒之情。像杰克逊有意识地进行模仿的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她1883年写道：“如果我能写一本小说对印第安人产生的影响能及《汤姆叔叔的小屋》对黑人产生的影响的千分之一的话，我下半生就很欣尉了。”)，她的小说产生了政治影响，促进了《授助印第安传教士法》(“Act for the Relief of the Mission Indians”)的通过，为加利福尼亚的传教士“印第安人”保留了成千上万亩土地。杰克逊也像斯托一样宣称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神的帮助。《拉蒙娜》在评论界和商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阿尔比恩·图奇把这本书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一起称为那个世纪两部伟大的伦理小说。1879年10月29日，杰克逊在波士顿的园艺厅举行的欢迎蓬卡人(Ponca)首领立熊(Stand.ing Bear)的仪式上“皈依”变成了“印第安权利”的倡导者，蓬卡首领到东部希望引起公众对他的部落被迫从达科他州的家园迁走的关注。杰克逊改革性的写作先以写给报纸的公开信的形式发表(比如《纽约晚邮报》、《纽约时报》、《春田共和党人报》[The Springfield Republican]和《波士顿广告日报》[The Boston Daily Advertiser])，1881年被收集成《百年耻辱：简述美国政府对一些印第安部落的处置方法》(A Century of Dishonor：A Sketch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s Dealings with Some of the Indian Tribes)。

斯克莱布纳和罗伯特兄弟出版社认为此书太有争议而拒绝出版，之后哈珀兄弟出版社出版了《百年耻辱》，这本书主要是关于政府对七个部落——蓬卡部落、切罗基部落、德拉瓦尔部落(Delawares)、夏延部落(Cheyennes)、内兹佩尔赛部落(Ne Perces)、苏人部落和温内贝戈部落(Winebagoes)的处理方法。前言一章概述了关于先占权的国际法则，并为印第安人索要这些权利。关于“印第安人被白人屠杀”的那一章揭示了引发印第安人暴力行为的频率；一系列的附录详细描述了“印第安人的性格”和白人的挑衅达到的程度；以及萨拉·韦尼姆卡对印第安人的观点。对《百年耻辱》的评论全都是正面的，这本书使杰克逊成为研究印第安人方面的权威。1881年秋天，《世纪杂志》委托杰克逊写四篇关于南加州的文章，她开始专心研究南加州的历史：米格尔·韦尼格斯(Miguel Venegas)和弗朗西斯科·杰维尔·阿尔杰(Fran.cisco Javier Alegre)创办的耶稣会会员的描述，J.拉塞尔·巴特勒(J Russell Bartlett，美国人种学会的创始人)的《在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州、索诺拉和奇布阿布阿探险的个人描述》(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 in Texas，New Mexico，California，Sonora，and Chibuabua)，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的《美国通俗史》(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76—1880)撰写的关于加利福尼亚的部分。她还在休伯特·豪·班克罗夫特(Hubert Howe Bancroft)西部美国文献图书馆研究了加利福尼亚的传教活动和牧场工人棚屋区的历史。

杰克逊被南加州的多元文化主义吸引，她试图用浪漫的手法描写教团印第安人的悲惨经历和她所称的“墨西哥要素”——非常“生动别致……红色的屋瓦、棕色的面孔、头上戴着方巾——深色的眼睛、柔和的声音和西班牙口音”。1882年，亨特担任南加州教团印第安人的地方行政长官。她是第一批担任此职务的女性之一。杰克逊工作不要报酬。(她的第二任丈夫威廉·夏普尔斯·杰克逊[William Sharples Jackson]是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后来担任丹佛市格兰德河西部铁路公司的总裁。)和杰克逊一起担任行政长官的阿博特·吉尼(Abbot Kinney)描述了她与当地居民十分融洽的关系：“她可以走上去和任何一个陌生人讲话，这些各具特色、五花八门，他们的本性、社会地位、工作、教育和理想各不相同，在几分钟内，不需任何引导或帮助，他们好像都会把心里话倾诉给她。”这些官方旅行的结果是，杰克逊和吉尼在1883年写成了《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教团印第安人的状况和需求的报告》(Report on the Condition and Needs of the Mission Indians of California)，这篇报告认可教团印第安人的居住权。杰克逊关于传教团的报告承认了“重新安置”的印第安人所受到的无法忍受的不公正待遇。

《大西洋月刊》在19世纪80年代出版了杰克逊欧洲之行写的文章和诗歌，但拒绝发表她的南加州作品。这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精英文化的保守倾向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视文学为唯一的艺术媒介，是政治和伦理道德不可缺少的。杰克逊轻而易举地在其他地方出版了她的南加州作品，其中包括《独立报》(Independent)、《世纪》和连载发表《拉蒙娜》的《基督教联盟报》。

《拉蒙娜》在四个月内写成，是一部传奇历史作品，写作场所更增添了其传奇色彩：纽约的伯克利酒店，杰克逊在那里写作时周围都是印第安人的篮子和她虚构的男女主人公的半身像。19世纪的加利福尼亚白人、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殖民冲突是杰克逊发挥她新英格兰地区作家技能的理想素材。小说的主要情节和人物是：一位理想化的女主人公(拉蒙娜)，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印第安人，还有一位冷酷的、善于操纵他人的西班牙继母(西诺拉·莫雷诺[Senora Moreno])。拉蒙娜同一位高贵的印第安人(阿雷桑德罗[Alessandro])结了婚，后来丈夫去世成了寡妇，就嫁给了一直爱着她的继母的儿子(费利佩[Felipe])，成了大庄园的主人。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还在于对一种文明的详细描写，以各种神话为基础，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重新塑造这种文明。《拉蒙娜》是一个以加利福尼亚为背景在向现代化过渡的不同阶段中发生的多元文化浪漫爱情故事，是一部浪漫的流亡故事，是近代版的《创世纪》，刻画了不幸的拉蒙娜和阿雷桑德罗从一个被摧毁的印第安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一路记载了印第安人文化遭受的破坏。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强悍的西诺拉·莫雷诺和她软弱的儿子费利佩。但杰克逊笔下的坏人是小说中胆小怕事、根本没有详细描述的“美国人”。正是西诺拉·莫雷诺的反美国主义才表明了杰克逊对她的同情。

当行政长官沿着通往山谷的公路从她家房子后面而不是前面穿过时，她感到难以言表的满足……每当她看到可恶的美国人的马车从那里经过，想到房子是背对着它们的，她都会高兴得发抖……这种快乐中混杂着宗教虔诚和种族对抗，即使是最滑头的牧师也很难决定她的行为是罪恶还是美德。

美国人应该为他们粗鲁而野蛮的西方文化、作为屠杀特殊群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而遭到谴责。在小说的结尾，费利佩移居国外，他放弃了蒸蒸日上的农场，在妻子拉蒙娜的陪同下到了墨西哥，拉蒙娜急于让女儿摆脱在美国的“杂种”生活。费利佩放弃美国表达了贵族对贪婪的加利福尼亚暴发户的鄙视；他回到墨西哥象征着他回到了所属的阶级和种群。杰克逊的浪漫种族主义在增强类似的种族与阶级之间的特殊姻亲关系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是赞成种族通婚的。

美国因残暴地对待善良的印第安人以及违反了神圣的(从新英格兰和新墨西哥的角度看)上层社会法则而遭到排斥。虽然《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和读者们对杰克逊的争辩持保留态度，但他们有可能发现《拉蒙娜》中的道德观点有许多值得钦佩。小说在捍卫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失去的事业的同时——这些印第安人只能以有限的方式(把他们的血同更强大的民族的血混合)在故事中幸存下来——还肯定了许多精英文化的理想，包括新达尔文科学的种族主义原则。在这一方面，杰克逊的作品与东部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作家的作品相一致，这些东部精英们因在这一时期创作了描写白人和西部印第安人的作品而名声在外。

社会达尔文主义

到目前为止，西方作品中最离奇古怪的是马克·吐温的《艰苦岁月》(1872)，这是马克·吐温1861年担任他弟弟奥里恩(Orion)的助手时顺便写的文学作品，当时他弟弟被任命为内布拉斯加领地秘书。马克·吐温在成为邦联士兵的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就欣然接受了同弟弟一起去西部旅行的提议，这使得他可以进行勘探、思索和撰写新闻报道。《艰苦岁月》集游记、自传和小说的手法于一身，表现了初出茅庐的作者的特点，他时而自嘲，时而自我吹嘘。因为他的观点总是似真非真，因此我们很难对他不断表现出来的蔑视和对女人(他遇到的几位)、印第安人、中国人、黑人和墨西哥人的偏见进行评价。这些观点是否证实了模糊的种族主义像有害的暗流一样一直贯穿他的整个事业，代表了吐温无知的青年时代？或者它们是一位文学人物，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新手希望拥有的独特观点吗？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因为初出茅庐者都具有固执的毛病，也因为他比典型的吐温叙述者更迷恋在前往西部的途中被他抛在身后的文明。正像《艰苦岁月》中描述的那样，西部领土是多种文化的交叉口。爱尔兰人(有时被贬称为“Micks”)、中国人、墨西哥人(有时被贬称为“Greases”)、法国人、俄国人和德国人一起来寻求金子和土地所提供的机会。《艰苦岁月》和马克·吐温的所有小说一样有两个主要情节。第一个情节是西部的戏剧性事件，在19世纪60年代，西部仍然是一个充满梦想和发明的地区，一个使美国小说——一夜暴富的故事、自我转变、独立和自由的理想——变成现实生活的地方，它以外来文化为代价，主要是印第安文化。第二个情节是作者自己的故事：吐温开始了成为深受欢迎的美国作家的事业，并且声称要成为伟大的作家。吐温在他成为特别成功的演讲家、故事家(讲《加拉维拉斯县有名的跳蛙》)和游记作家(《傻子出国记》)后写了《艰苦岁月》，作品表明作者很清楚要获得文学声誉需要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要想研究书中对这个主题的创造性探讨，就要认识到两个主要情节之间的相互联系——西部最终可能是戏剧中出现最多的地方；西部是这个国家原住居民做出牺牲的地方。

吐温关于西部扩张、神话创作和印第安人重新定居的戏剧取决于达尔文主义者的分类和设想，包括原始人比文明人跟动物的关系更近、进化性进步要求他们被取代甚至被毁灭的观点。马克·吐温在整个作品中使用动物——兔子、丛林狼、奶牛甚至是西部人不知道的种类(例如骆驼)——作为具有西部特色的语言的基础。因此，售票员“栩栩如生”的土语营造出一个挂着厚厚的帘子、“像奶牛的肚子里一样黑”的长途汽车的画面；“傻瓜兔子……起的名字很好”；外来的骆驼是唯一能做出公正判断的动物，因为讲述者的一本手稿“窒息而死”。动物阐明了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论基础，认为印第安人是屈从于有效率和有魄力的殖民者实施的人口控制的土著种族。初出茅庐者希望在西部找到的野生动物目录(“野牛和印第安人、草原犬鼠、羚羊”)，这个目录不祥地把印第安人与19世纪60年代的野牛大屠杀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一种讥讽呢还是下意识地为小说初出茅庐的叙述者的天真但危险的计划寻找借口呢？还是自圆其说呢？抑或还是早期无知的吐温的含蓄想法呢？

作者持偏见态度的方面表现在把印第安人描述成一贯好斗的民族，用经典的反语“定居”和“囚禁”进行叙述。看一看小说最难忘的描写之一：

一只细长、生病、看起来很可怜的骨瘦如柴的动物，身上是灰色的狼皮，一根还过得去毛茸茸的尾巴永远弯垂着，一副被抛弃和痛苦的绝望表情，一种逃亡者的邪恶的眼神，长而尖的面孔，微微上翘的嘴唇和突出的牙齿。他浑身都带着早产的迹象。丛林狼是关于贫困的活生生的、会呼吸的寓言故事。他总是很饿，一直很穷，运气不佳，没有朋友。最微不足道的动物也鄙视他，甚至是跳蚤也为了一辆脚蹬车而抛弃了他。

这种用暗喻表达的谴责在与印第安人的对比中达到极致，是美国经典文学作品中对印第安人文化最直接的攻击。

[丛林狼]将吃掉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包括他最早的远房亲戚，不断被抛弃的印第安人部落将吃掉任何他们咬得动的东西。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后者是历史上唯一有名的动物，他们将吃掉炸药，如果能活下来的话会要求更多。落基山脉以外沙漠里的丛林狼生活特别艰难，因为他的亲戚印第安人像他一样灵敏，会在第一时间通过沙漠的微风嗅到诱人的香味，然后循着这种香气找到发出香味的公牛的尸体。当这一切发生时，他必须坐在远处等着那些人剥光和挖出所有能吃的东西然后带着那些东西走开。然后他和等着的乌鸦开始勘查尸体残骸，把骨头吃得干干净净。大家都认为丛林狼和不吉利的鸟以及沙漠里的印第安人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他们依靠这种血缘关系完全自信而友好地一起生活在地球上被废弃的地方，同时憎恨其他所有动物，渴望参加他们的葬礼。

虽然这种诋毁几乎是不能原谅的，但这里作者可能想起了一个被遗弃的印第安人群体——“沙漠……部落？”，但他后来引用了一位更低下的印第安人格苏特(Goshute)的话，“我见过的最可怜的人类”，他们“又瘦又小……黝黑的皮肤像普通美国黑人一样；偷偷注意着一切，像其他所有‘高贵的红种人’一样”。在初出茅庐者的眼中，所有印第安人都差不多，下面的内容证明了这种猜测：“人们无论何时发现一个印第安部落，就会发现一群或多或少被形势和环境改造过的格苏特——毕竟只是格苏特。”初出茅庐者的偏见应该是肆无忌惮的，这种可能性使人们希望幽默更加尖刻，以至于幽默变了味。虽然嘲笑偏见很快变成了吐温的专利，但《艰苦岁月》还没达到这种程度。但小说确实表明，在最重要的媒介中语言工具的确是很冷酷的，特别是在西部。这是《艰苦岁月》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因此，定居仪式是：历险、不由自主的谈话、害怕和憎恨结合在一起，它们有助于掩饰灭绝和土地掠夺。但在言辞的下面，一连串提及骨头、尸体残骸和头盖骨的词语都证明内战后的西部很快变成了美国印第安人的坟墓。

《艰苦岁月》期待着19世纪70年代的到来，这10年是最具侵略性的西部扩张时期，为描写这个主题最重要的小说提供了背景。玛丽亚·露易丝·伯顿的《擅自占地者和西班牙贵族》、欧文·威斯特的《弗吉尼亚人》(1902)和赞恩·格雷的《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Riders of the Purple Sage，1912)都以19世纪70年代为背景，分别通过墨西哥裔美国人(露易丝·伯顿)、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人(威斯特)和摩门教(格雷)的主人公表达了对这个时代的不同观点。这三部关于殖民开拓和发展的作品的共同点是都以印第安人为受害者，在三部作品中印第安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是闯入者。

《擅自占地者和西班牙贵族》是露易丝·伯顿写的第二本小说，是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写的第一批英文小说中的一本，描写了西南部的墨西哥人口逐渐被白人所取代。尽管按照1848年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Ctuadalupe-Hidalgo)，墨西哥人取得了完全公民权，但这个条约包括一系列由州和国会制订的把他们的土地转到市场上出售的法律条款，在市场上白人投机者、农民和铁路大亨一下抓住了机会。伯顿在描写被称为加利福尼亚、美国国会、资本主义开发商的受害者的墨西哥贵族或“加利福尼亚早期西班牙及殖民者的后裔”时，忽略了最初印第安人失去的土地(被墨西哥人侵占)。出现在《擅自占地者和西班牙贵族》中的美洲印第安人是后添上去的，比如佣人或日间工人，他们通常懒惰而不诚实，虽然伯顿以各种方式对待墨西哥贵族的错误，但以这些方式对待那些试图取代墨西哥贵族的粗俗的美国人要强得多。《擅自占地者和西班牙贵族》与《拉蒙娜》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缺失了杰克逊为印第安人道德的辩护以及完全真实的印第安人物。像刘易斯·亨利·摩尔根一样，杰克逊是一个了解文化的人，亲眼目睹了印第安民族为美国做出的牺牲。露易丝·伯顿只关心自己的人民所受的委屈，却忽略了那些原住居民。改革主义的敏感性导致了支持自己的群体之外其他群体的政治主张，至少在当时的文学界是这样的，显然要求新英格兰人要有一种感到内疚的良知。

玛丽亚·安佩罗·露易丝·伯顿1832年出生在下加利福尼亚洛雷托(Loreto)一个富有的地主和军人领袖家庭。露易丝·伯顿的外祖父在1853年去世之前一直担任下加利福尼亚的州长，他拥有宝贵的加利福尼亚领土，还包括一片在下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他的外孙女为了保护这片土地一直斗争到死。露易丝·伯顿高贵的出身来自她的母亲，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她随母亲的名字露易丝而不是父亲的名字阿兰戈(Arango)。露易丝·伯顿1847年遇到她的丈夫亨利·S.伯顿(Henry S Burton)，他是一位美国上尉，当时他来到拉巴斯接管下加利福尼亚。伯顿负责拉巴斯的割让和起草墨西哥人签署的投降书条款，使他们拥有美国公民的权利，同时可以保留他们的土地和政府形式。这些条款被《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合约》代替，该合约把下加利福尼亚排除在外，把上加利福尼亚以及西南部的其他领土割让给美国。在此期间，露易丝·伯顿同她母亲一起前往旧金山，两人都成了美国公民。1849年，露易丝·伯顿先由一位长老会牧师主持同伯顿上尉结婚，后来又在天主教的牧师主持下结婚。伯顿是一位28岁的鳏夫，露易丝·伯顿16岁，这桩婚姻被歌颂为“天敌”之间的浪漫结合。夫妇俩住在圣地亚哥的蒙特雷，在内战期间搬到东部，伯顿升为少校，然后是盟军的准将。伯顿在南部作战时染上了疟疾，后来一直都没有恢复健康，1869年去世，留下他37岁的妻子以及孩子内莉(Nellie)和哈利(Harry)。露易丝·伯顿返回圣地亚哥，住在伯顿多年前买的杰莫庄园里。

不知道露易丝·伯顿是何时开始写作的，但她的小说都是在丈夫去世后发表的。她的小说(引用了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塞缪尔·约翰逊、托马斯·卡莱尔、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威廉·埃勒利·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ser]等人的文句)和很多卷的书信展现了她广博的文学、哲学、欧洲和美洲历史知识。她的第一部小说《谁可能考虑了这件事？》(Who Would Have Thought It？)(在第一章讨论过)是从一位来自东海岸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角度来写的，1872年由J.B.里平科特(J.B.Lippincott)出版社出版。虽然书名页没有列出作者的名字(很可能由于小说辛辣的讽刺被迫如此)，但该作品还是被列入了国会图书馆的目录中，分在H.S.伯顿和亨利·S.伯顿太太名下。露易丝·伯顿的第二部小说《擅自占地者和西班牙贵族》1885年以自称忠诚的C或“忠实的市民”的名字由塞缪尔·卡尔森(Samuel Carson)出版公司出版，这是墨西哥正式书信中传统的署名方式，对墨西哥裔美国公民不被赏识的忠诚是一种讽刺。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露易丝·伯顿一直在为争夺杰莫庄园的所有权与土地委员会进行斗争。她还在儿子哈利的协助下管理企业——培育蓖麻、建水库，并且为了利用土地的石灰石矿藏而建了一个水泥公司。但是她的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土地纠纷上，这些情节都写在她的第二部小说中。露易丝·伯顿给报纸写文章申斥她的对手，并把他们告上新墨西哥的法庭，但直到她于1895年在芝加哥孤独地去世，这个案子仍然没有结果。《擅自占地者和西班牙贵族》充满了促使露易丝·伯顿为她的土地而斗争的正义感，这部作品有意对加利福尼亚早期的墨西哥后裔斗争的事实进行描述，有时书中这样的描写几近泛滥的程度。露易丝·伯顿当时拥有的读者数量很少，被撤出了文学名单，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她的两本小说作为学术性美国墨西哥裔文学遗产系列丛书重新印刷时才被重新发现。《擅自占地者和西班牙贵族》中的人物经常长篇大论地反复述说他们的委屈，这种喋喋不休在有钱的“美国擅自占地者”富有同情心的长子克拉伦斯·达赖尔(Clarence Darrell)和“西班牙贵族”马里亚诺(Mariano)之间尤其成为家常便饭。意味深长的是，西班牙贵族在讲述墨西哥后裔的掠夺即印第安人土地的历史时却一笔带而过。西班牙贵族马里亚诺把此解释为印第安人被迫放弃土地，以便为墨西哥人的企业腾地方，他含蓄地表达了他的美国邻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文明人代替原始人是正当的。虽然克拉伦斯·达赖尔指出，众所周知，几乎没有美国人支持政府在加利福尼亚的行动，但开拓殖民地——盗窃土地和灭绝种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它从一个地区蔓延至另外一个地区。

在《擅自占地者和西班牙贵族》中，最强烈的批评是针对垄断资本主义，代表人物是加利福尼亚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四位所有者：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科利斯·亨廷顿(Collis P Huntington)、查尔斯·克罗克(Charles Crocker)和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该公司在1869年得到900万亩空地和几百万美元证券和建设西部铁路的费用，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0年，公司侵占了加利福尼亚每一个企业和行业的大部分利润。在此期间，斯坦福、亨廷顿、克罗克和霍普金斯敛聚了资本主义公司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数量，顽固阻止加利福尼亚其他开发项目参与竞争，包括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这是一条以圣地亚哥为西部终点、线路最短的洲际铁路，本来可以为圣地亚哥和加利福尼亚南部带来繁荣。露易丝·伯顿和她丈夫在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也说明了她为什么对他们怀有敌意。但19世纪80年代的报纸报道证实，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贿赂了国会和南部立法机构人员，并且进行了其他非法的政治操作，以确保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不会修建。露易丝·伯顿在她的小说中强调斯坦福和亨廷顿等人的阴谋诡计不仅仅是因为贪婪。她的描述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她在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为了替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进行最后的请求去拜访斯坦福州长，揭示了斯坦福傲慢自大、完全丧失社会良知的本性。弗兰克·诺里斯在《章鱼》中对铁路托拉斯的控告只局限于犹太替罪羊S.博尔曼(S Behrman)，与之不同的是露易丝·伯顿把权力扩张的罪名都加在加利福尼亚盎格鲁—撒克逊的上层人物头上。同海伦·亨特·杰克逊的作品不同，露易丝·伯顿作品中的美籍墨西哥贵族都是积极肯干的企业家，是公开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捍卫者，反对限制合理竞争的垄断势力。这表明《擅自占地者和西班牙贵族》是揭露19世纪后期西部殖民者使用非法和不公平手段霸占土地的宝贵资料，他们的违法和不公行为总是要印第安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付出代价。这部作品还鼓舞人心地控诉了斯坦福、亨廷顿、克罗克和霍普金斯掌管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美国其他小说家宁愿忽视或忘记的美国历史上重要而丑陋的部分。

小说最精彩的方面证明，它是历史浪漫主义的强有力例证，人物塑造引人入胜，分别来自三个家庭：两个美国家庭和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家庭，情节吸引人并且充满悬念。女性人物很突出，常常能识破她们丈夫的政治错误和种族偏见。玛丽·莫里尼·达赖尔(Mary Moreneau Darrell)就是这样的人物。她在与小说的“擅自占地者”结婚前就认识到他的暴躁脾气会带来很多不幸。威廉·达赖尔(William Darrell)曾经占用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土地并争夺他们在美国法院的头衔。虽然政府拥有很多供移民者使用的土地，但最肥沃的土地属于墨西哥裔美国人，这就导致美国人擅自占用这些土地，引起他们进行诉讼。占地者威廉·达赖尔和土地拥有者西班牙贵族马里亚诺·阿拉马(Mariano Alamar)先生之间的斗争涉及美国移民者在这片领土上对最肥沃的土地的“权利”以及墨西哥裔美国人保留他们土地的“权利”。达赖尔和阿拉马都来自大家族，这些家族的孩子都很有魅力，他们互相吸引。小说交织着许多浪漫故事，达赖尔家族、阿拉马家族和麦克林(Mechlin)家族(为了父亲的健康搬到加利福尼亚的有钱的纽约人)互相联姻。麦克林家族不是擅自占地者，他们支持阿拉马家族，这表明了露易丝·伯顿的观点：真正的贵族(与金钱无关的地位)能够相互理解。小说的男主人公克拉伦斯·达赖尔在各个方面都比他的父亲强：作为企业家(他在20多岁时就因矿藏股票的投机生意成了百万富翁，而他思想狭隘的父亲禁止他做股票生意)；作为爱人和道德人物，克拉伦斯的财富使他能够私下为他父亲占用的土地而付给阿拉马家一笔钱，从而赢得了马里亚诺先生心爱的女儿默西迪斯(Mercedes)的芳心。但关于私下付钱的事情，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对抗导致克拉伦斯被赶出家门，四处流浪，并且患了疾病(他染上了伤寒)，给双方的家庭都带来了痛苦。

小说以悲剧和希望结尾。马里亚诺先生和詹姆斯·麦克林(James Mech.lin)成了遭到挫败的圣地亚哥铁路的牺牲品，不仅在经济上使他们破产，而且置他们于死地。麦克林的家搬回了纽约，马里亚诺先生的家搬到旧金山，在克拉伦斯的帮助下寻求在银行和金融方面的发展；克拉伦斯积聚了更多的财富，同他心爱的默西迪斯结了婚。小说的结尾描写了马里亚诺先生悲伤的妻子把美国新贵(在旧金山“新”百万富翁抛的“伟大的上流社会银质婚礼球”中有详细描述)信奉凡勃伦经济学说的生活习惯和她自己在大牧场上高贵的快乐生活进行比较。小说在详细描写西班牙和美国血统的互惠结合的同时，暗示了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前景，同时也为被既不属于任何阶层又无良知的商业社会赶走而在墨西哥拥有土地的墨西哥贵族感到惋惜。露易丝·伯顿关于西部开拓殖民地的小说只是一个墨西哥人和美国人的故事，几乎没有印第安人的痕迹。正如最近重新出版的《擅自占地者和西班牙贵族》表明的那样，文学历史可以是它所记载的达尔文主义和殖民地的斗争。另外，小说中常采用的最著名的对西部移民的处理方式，使对印第安人的描写更少。“胜利者”代表了“失败者”，如同幽灵在一块被进步征服的土地上游荡。

在内战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个时期创作的所有小说中，欧文·威斯特的《弗吉尼亚人》最为成功。小说一下子就成了畅销书，在出版的第一年就重印了13次。《弗吉尼亚人》重新再现了1874年至1890年的怀俄明，但威斯特设想的牛群之乡的挽歌好像与牛群毫无关系。不过许多人都认为他成功地描写了西部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他把这种景色同《创世记》进行了比较。小说是威斯特听从S.威尔·米切尔医生的建议去疗养时写的，医生是他们家的朋友，以治疗神经疾病著称。威斯特出生在东部的上流社会，在圣保罗学校上学，然后进入哈佛大学，1882年毕业，在古典音乐方面获得了最高荣誉，他被送到欧洲学习音乐，但由于身体不好被迫在1884年回到美国。威斯特的西部旅行使他安心从事法律事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于1889年在费城开了一家法律事务所。威斯特在费城长大，是欧文·琼斯·威斯特(Owen Jones Wister)和萨拉·巴特勒(Sarah Butler)的独生子，他父亲是一位医生，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荷兰后裔，母亲是一位发表了很多作品的作家，是女演员芬妮·肯布尔(Fanny Kemble)和南卡罗来纳州一位种植园主的女儿。这个家庭的名声使他们结识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比如鼓励威斯特写作的西奥多·罗斯福、反对他写作(至少最初反对)的威廉·狄恩(Wil.liam Dean)、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和亨利·詹姆斯。威斯特做律师时把西部的经历写成故事。1891年发表在《哈珀杂志》上的两篇小说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更增强了他追求艺术事业的决心。

威斯特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弗吉尼亚人》是关于传授一位理想青年获得令人尊敬的职业和婚姻的经验故事。因此，小说描写了需要以文明的名义加以克制的冲动和力量，从同性恋(通过复杂的仪式控制来调节的危险主张)到过分认同自然，到害怕死亡，死亡被描述成一种“孩子气的”软弱。因为传授经验的目的是为了设定分界线，从阶级分界线到性别分界线到禁欲，小说人物表现得急于忘却这些分界线。与西部人的传统一致，《弗吉尼亚人》把西部描写成一个贫穷的地方，符合的西部传统。除了那些以各种方式准备和吃青蛙腿的场面外，难得有消费的描写。《弗吉尼亚人》倡导禁欲主义，生动描写了不睡觉、不吃饭、也没有性时身体所遭受的痛苦，反对一切家庭生活。小说也是反基督教的，用阳刚气概和博爱代替上帝。但在物质和人类行为准则方面，受苦是有价值的。小说的男主人公在接近天然物体时渴望寂静和深奥。《弗吉尼亚人》中的人物追求死亡，为了掩盖暴力行为，屠宰必定是以符合某种特定程序的方式进行的永久威胁。

威斯特对西部人这些典型特征的描写，说明他脱离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多样性日益增多的现代美国城市。他的书信具有乡土作家的语言风格，如他描写“外来入侵的害人虫使我们的国家退化为半是当铺半是经纪人办公室的地方”。他在其他地方写道：“要想在牛群之乡生存下去，必须具有冒险、勇敢和自给自足的精神；在那个地区你找不到很多波兰人、匈牙利人或俄罗斯犹太人。”像威斯特这样的作家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协调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至上论(根据他的文章《牛仔的变迁》[“The Evolution of the Cow Punch.er”]，牛仔代表现代版的中世纪骑士)与要求一部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必须服从的资本控制劳动力的观点之间的关系。《弗吉尼亚人》阐述了阶级特权的生物社会学原因，证明天生贵族的进化是正当的。就这方面而言，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美国人的成功历程：内战后一位贫穷的弗吉尼亚人赢得了有钱有势的人的喜爱，成了一位实业巨头，特别是煤矿业的巨头。《弗吉尼亚人》是以牧场主(怀俄明种植者协会)、银行家和铁路之间真实的历史冲突(与激发了诺里斯的想象力写成《章鱼》的紧张关系类似)为线索写成的。同其他西部人一样，印第安人被描写成愚昧无知的领袖和聚集起来的看不见的侵略者。比如两个印第安人首领是听不懂弗吉尼亚人有名的关于青蛙腿的故事的听众。首领们是游客关注的目标，除了销售他们制作的小玩意的时候外，一直都穿着鲜艳的传统服装。意味深长的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人物，如巴拉姆，也是最敌视印第安人的人，而小说的男主人公表现出了更富有同情心的态度，如果也有些谦卑的话。小说中的印第安人不是普通人物而是典型人物，他们被迫住在有时允许他们离开、有时又不允许他们离开的居留地，对不配得到居留地的白人犯下了滔天罪行。

《弗吉尼亚人》是典型的西部小说，入门经验、男人之间的手足之情、同性恋、文明与野蛮、个人与团体、讲故事与语言能力之间的协调，以及西部人、确切说是美国人的暴力倾向这些主题，都是美国小说传统的主要内容，这其中包括库珀、梅尔维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小说的作者既把男主人公和西部理想化，又对他们进行批评，和许多美国文学作品一样用第一人称的反身代词叙述，如从以实玛利(Ishma.el)到尼克·卡拉维(Nick Caraway)。小说中有很多亡命之徒，但是区分了变坏的好人(比如被男主人公弗吉尼亚人亲手绞死的他的盗马贼朋友史蒂夫)与恶人(如小说结尾在一次戏剧性的枪战中被男主人公打死的特拉姆帕斯)之间的区别。这两个例子表明，弗吉尼亚人在必要时会采取暴力手段：在小说所描绘的社会中，保安委员会成员的正义行为或私刑法律就是社会秩序的同义词。如果新英格兰教师莫莉·斯塔克·伍德(Molly Stark Wood)要服从西部的规定和她未来的丈夫弗吉尼亚人的话，她就必须接受这个原则。《弗吉尼亚人》表明私刑在西部从法律规定的“自然权利”逐渐演变成对抗“危险”或边缘人群的阶级权利或种族特权。与内战后南方的种族主义和祭祀性的黑人私刑不同，由合适的人施行的私刑是得到认可的。威斯特把西部描写成一个讨厌女人但同时又充满浪漫色彩的地方：大量篇幅描写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爱情的发展。女人是对文化内涵理解肤浅的文化代理人，对于那些她们屈尊寻求教化的天生聪明人(如弗吉尼亚人)来说，她们是一本打开的书。女性的价值观被嘲笑(比如在母鸡埃米莉的寓言中)或遭到拒绝。基督教关于爱情和宽恕的理想标准，像情感小说中的内心活动和限制形式一样体现在东西部人身上，体现的方式要么明显(诺里斯的《麦克提格》)要么不明显(威斯特的《弗吉尼亚人》)。在《弗吉尼亚人》的高潮部分，女性显示出男人的力量，变得和她们爱的男人一模一样。莫莉·斯达克·伍德必须把弗吉尼亚人从印第安人的袭击中救出来，表现出了柔中带刚的个性，这完全就是弗吉尼亚人的特性。莫莉·斯达克·伍德和弗吉尼亚人结婚生了很多孩子，确保了北方在多愁善感的、充满浪漫的同时，又是有利可图的西部的赌注。1892年的牛战争毁灭了西部，但修建了一条通往弗吉尼亚的铁路支线，保证了弗吉尼亚人子孙后代的繁荣。

赞恩·格雷的《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和《弗吉尼亚人》一样受欢迎，证明了19世纪70年代在西部历史中的重要意义，但这部小说描写了不同的社会背景。《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以1871年的犹他州南部为背景，在那里信仰摩门教是许多定居地城镇的生活方式。印第安人在小说中只是一种记忆，一种歌颂不同人物的荒野技能的手段。就这方面而言，格雷的小说与他经常提到的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的作品相差100年。这里没有为了挽歌的需要而描写莫西干人。相反，印第安人的心灵手巧一直是小说的基调，书中令人尊敬的人物、男主人公吉姆·拉斯希特尔(Jim Lassiter)和神枪手波恩·本特斯(Bern Benters)同样心灵手巧。摩门教徒代替了虚伪、贪婪和恶毒的被谴责的外来人。虽然女主人公简·惠泽汀(Jane Withersteen)是摩门教徒的女儿，但小说对出身名门的非摩门教徒神枪手吉姆·拉斯希特尔清除了她受毒化的思想表示称赞。赞恩·格雷1872年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赞斯维尔(Zanesvill)。他的家族在两代以前移居到那个小城，他的父亲是重要的公民和牙医。格雷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棒球奖学金，在那里学习牙科。毕业后，他在纽约市开了一个牙科诊所，但很快就不安分，开始模仿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的作品写关于西部的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格雷早期的四部小说《贝蒂·珍》(Betty Zane，1903)、《边疆精神》(The Spirit of the Border，1905)、《最后的踪迹》(The Last Trail，1905)和《最后的平原居民》(The Last of the Plainsmen，1908)在商业上都失败了，但他通过创作写给男孩子看的小说和为杂志写文章挣钱。《沙漠遗产》(The Heritage of the Desert，1910)是格雷第一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作品。但正是他1912年创作的关于犹他州宗教矛盾的小说《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使他跻身于畅销书之列。格雷的作品显示了他非常酷爱旅行经过的地区的壮观景色——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古巴和墨西哥——这些都是在他1916年在加利福尼亚定居之前进行的旅行。小说情节和格雷描写的西部人的刻板形象都令人难忘，但对土地、山脉、沙漠、峡谷和各种大风暴天气的详细描写却使他的作品更具特色。

《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的开头生动描写了被人类征服但仍然占支配地位的大自然。“清脆的咯噔咯噔的铁蹄声越来越小，渐渐消失，从下面的棉花地里飘起的黄尘覆盖在鼠尾草上。”马是驯化的，受上面写有主人名字和用途的“铁掌”的限制。但到处都是尘土和鼠尾草，代表着西部风景的支配地位。无论小说中带枪的居民破坏性有多大，他们都必须屈服于大自然。小说是关于简·惠泽汀的故事，她是大笔财富的唯一继承人，包括一片覆盖全城主要水源琥珀温泉的大牧场和几千头那个地区最好的牛和马。城中严阵以待的摩门教徒等待着异教徒的入侵，但中立的偷牛贼的出现使这种对立更加复杂。简·惠泽汀是一位和事佬，与非摩门教的流浪者交朋友，因此招来了摩门教长者的不满。他们的头领图尔想娶简，到了她的牧场，想赶走简保护的异教徒波恩·本特斯。但是一个危险人物出现了，像从天而降似地从鼠尾草里冒了出来，他就是拉斯希特尔，他不吉利的容貌吓得摩门教长者们急忙躲了起来。拉斯希特尔是摩门教徒发誓要对付的敌人，他详细叙述了他们如何把热的烙铁靠近他的马的眼睛把马弄瞎的过程。拉斯希特尔成了简的骑士，替她喂马、喂牛和照管牧场，承受着那些摩门教友的威胁，他们因为简的不忠诚而偷她的牲畜以示惩罚。每一个主要人物，波恩·文特尔(Bern Venter)和他爱的伊丽莎白·厄恩(Elizabeth Erne)、吉姆·拉斯希特尔和他爱的简·惠泽汀都有一个在幸福地结合在一起之前必须揭露的秘密。小说采用自我意识的方式揭示主题——征服，使小说不单单停留在对刻板的西部人的描写上。格雷通过上千年移民和迁移的历史考察了西部的冲突，因此他的作品对荒野——蛇、青蛙、海狸、兔子以及动物群和叶子——的描写非常多。文特尔第一眼看到的“幻觉山口”展示了一个神奇的避难所，将证明简·惠泽汀和吉姆·拉斯希特尔最终会得救。

文特尔转弯走出峡谷，突然像岩石一样一动不动地停住，他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石桥高大的轮廓笼罩在日出中，穿过壮观的桥拱爆发出光芒四射绚丽的金色光芒，斜照在惊奇谷的中心。阳光只能穿过桥拱，山谷的其余部分还在沉睡，墨绿色、神秘且影影绰绰，其水平线与像清晨的云彩一样朦胧和轻柔的墙融合在一起。文特尔走下来，穿过桥拱，抬头看看它的高度和磅礴的气势。桥横跨了整个惊奇谷，从一边到另一边完美地延伸着。尽管文特尔急急忙忙且心事重重，但也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它的庄严。他想悬崖上的居民一定把这座桥视为顶礼膜拜的对象……最后他走过从桥拱处呈扇形延伸出去因曝晒而褪色的石坡；看到了向右延伸、杂草丛生的梯田，大约和橡树梢平齐，下面是棉花地。这块大陆架上到处都种着大齿杨，他穿过杨树林来到一片林中空地，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美并且更适合作野外的家，银白色的云杉长在高耸而陡峭的墙根下，山洞的表面呈锯齿状，没有离开岩石的独立暗礁或因曝晒褪色的部分。云杉外面的平地下陷变成了一条小沟。这是一排茂密而纤细的杨树林，从那里传来轻轻的水花四溅的声音。那块林中空地一直向西延伸，使山谷中绿色的树梢一览无余。

悬崖和山谷象征着遥远但持续不断的往事，不同的人都满怀崇敬地把这些悬崖看成神的化身。“风吹日晒的岩石”，云杉和杨树的茁壮成长，都反映了自然环境对时间的抗拒。后来，当文特尔发现了一个完全的石头世界——带有壁炉、陶器和其他家居用品的房子——时，这一点得到进一步强化，它们可能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在山洞中未遭到破坏，保存完好。

格雷认为，文化冲突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活力、继续生存和灭亡的周而复始、永无休止的故事。格雷在小说的结尾把两个主人公简·惠泽汀、吉姆·拉斯希特尔和他们收养的女儿一起关进了这些山洞，并让他们远离山洞的出口(至少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让鹅卵石像雨点一样砸在追赶他们的摩门教徒身上，强调了他们在跨越时间和文化的文明过程中的位置，不同文化的居民都有保护亲人对抗外人的共同目的。通过不断暗示真诚而唯命是从的简·惠泽汀只是把对摩门教长者的忠诚转移到了吉姆·拉斯希特尔身上，格雷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强壮、沉默寡言的神枪手与渴望得到统治的女人之间俗套的爱情故事的传统结局。但小说把相爱的一对年轻人送回到现代社会中，暗示着他们更易受影响的临时的性别身份可能特别适合20世纪。例如文特尔可以承认伊丽莎白是个比他强的骑手，两个人都不带有摩门教狭隘的传统标记。对这对前途远大、拥有他们在“幻觉山口”发现的金子的年轻人来说，现代文明总比西部紫色边疆的生活要好。

《边疆精神》(1905)是格雷的俄亥俄三部曲小说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1903年写的《贝蒂·珍》；第三部是1905年写的《最后的踪迹》)，并没有提升格雷作为小说家的名声。但这本书是历史小说的典范，既诠释了真实的人物(刘易斯·威克斯尔[Lewis Wexel]、约翰·G.E.亥克威尔德[John G.E.Heckewelder]、西蒙·格迪[Simon Girty]和埃伯尼泽·赞恩[Ebnezer Zane])，又解释了20世纪早期人们关于印第安人未来的观点。《边疆精神》是根据1782年3月在俄亥俄州发生的对印第安基督教徒和白人传教士的大屠杀真实情况写成的。摩拉维亚人到吉内登哈滕(Gnadenhutten)(“优雅的木屋”)定居，那里是不断的冲突中平静而繁荣的“绿洲”。住在那里的传教士中有《印第安民族的历史、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History，Manners，and Customs of the Indian Nation，1819)的作者摩拉维亚人约翰·亥克威尔德和摩拉维亚人的首领大卫·齐斯伯格(David Zeisberger)。对大屠杀的描写证明大卫·威廉森(David Williamson)上校带头进行袭击，得到了印第安人叛徒西蒙·格迪的内应。在19世纪之交殖民冲突的历史中，格迪是一个恶毒的人物，挑起印第安人袭击白人移民，促使美国、英国和印第安人彼此打起来。在格雷对这方面历史的重述中，格迪的哥哥是个恶棍，爱好和平的印第安基督教徒成为自己印第安同胞的受害者，因为这些同胞对他们!依基督教怀恨在心。格雷的修正版为白人民兵在可靠的历史记载中要承担的责任进行开脱，同时突出了印第安人皈依的主题。

格雷认为白人流浪者对白人移民和印第安人一样残忍，边疆最野蛮的暴行都归咎于他们。格雷小说的目的之一是为刘易斯·威哲尔(Lewis Wetzel)澄清罪名，大家常常把他看成流浪者，但格雷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威哲尔从年轻时起就因在森林里游荡，寻找机会报复杀害了他的家人的印第安人而远近闻名。他蓄意谋杀的狂暴行为非常可怕，受法国人煽动的印第安人称他为“死亡之风”。格雷的小说以同情的态度把威哲尔描写成吉内登哈滕传教士的救星，对女人易动感情，甚至有时对印第安人也动感情。格雷把小说的背景定在一个特殊地区，描写准确而谨慎，利用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引发了一段引起争议的历史事件。通过以上手法，格雷向他的导师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表示敬意。相似性到此还未结束。《边疆精神》把美丽的白人姐妹送到荒野中帮助他们的传教士叔叔，充当白人军队、传教士、“白印第安人”与印第安人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中的人质。小说把英雄主义定义为利用印第安人的秘密行动和聪明睿智来探索荒野的能力。小说区别了各种杀戮，除了无缘无故的杀戳外，其他都是许可的，这样就把边疆的道德观念与文明的道德观念区分开来。《边疆精神》还提倡男性手足之情，最亲密时简直就如同夫妻之间的关系(乔·道恩斯[Joe Downs]和刘易斯·威哲尔之间的友谊)。

格雷与库珀的分歧是了解他的当代观念的关键。小说显示出对基督教及其传教目标的矛盾态度。宗教只有服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深远的现实才能占有一席之地，社会达尔文主义通过小说家令人赞美的历史想象力来看待原始人和生活方式。格雷与库珀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他描写了一系列边疆白人男士与像荒野一样具有吸引力的印第安女人之间的和谐婚姻。没有白人女性嫁给印第安男士的情况，一部分原因是白人女性很少，但更深刻的原因是这些文明地区长大的女性从历史角度来讲在1905年还不愿意到荒野去。与库珀最大的不同是，格雷描写的冲突是由白人盗窃印第安人的土地引发的，后来被其他居心叵测想挑起战争的白人所激化。

但正是格雷对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前景的描写最符合他自己历史时刻的理想。格雷主要以历史资料为依据，描写了印第安人对基督教的接受，以及传教士长途跋涉来到形势险恶的边疆希望拯救灵魂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信仰。他主要描写了摩拉维亚传教团，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把全部精力贡献给西部部落，主要是德拉瓦尔部落。印第安人皈依者来自许多不同的部落，这是传教士在俄亥俄州取得成功的标志。传教士很尊重印第安人的尊严，认为他们对移民怀有敌意是应当的。比如乔的兄弟、传教士吉姆·道恩斯“渴望信守(印第安人的)理想——因为他认为印第安人的理想比他自己的理想更美丽——顺着他们信仰的思路进行传教”。这样，当他激励和开发他们的思维时，他就能够从他们已经了解的过渡到他们不了解的白人基督教教义。这里虽然有谦恭的含义，但同时也有一种信念，认为印第安人的宗教与基督教之间是相通的。在描写吉姆在各个部落的成功布道时，格雷效仿当时查尔斯·伊斯曼笃信的同化，同化把对印第安文化的赞赏和相信印第安人可以适应基督教的观点结合起来。实际上，基督教的牺牲理想被描写成了布道者、叛徒和军官共同拥有的理想，但印第安基督教徒证明自己是模范的宗教信徒，他们用中世纪殉难者的狂热接纳了牺牲。

《边疆精神》描写的目的论与格雷后来的小说中对印第安人的描写是一致的。实际上格雷在写小说时使用了许多19世纪后期的历史资料——埃伯尼泽·赞恩上校的日记、威尔歇尔·巴特菲尔德(Willshire Butterfield)领事的《格蒂斯的历史》(History of Girtys，1890)、E.G.凯特莫尔(E.G.Cattermole)的《著名的边民、拓荒者和童子军》(Famous Frontier.men，Pioneers and Scouts，1883)、西奥多·罗斯福的六卷本《西部的胜利》(The Winning ofthe West，1887)、詹姆斯·麦克米契恩(James McMechen)的《俄亥俄山谷传奇故事》(Legends ofthe Ohio Valley，1881)——强化了小说本身隐含的内容。在世纪之交，由一位西部作家创作的戏剧化表现印第安人生活的最持久的作品以小说的形式出现，背景是遥远的过去，这一点非常有力。不足100年以前，那时的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在1808年对赞恩·格雷笔下的德拉瓦尔人、莫西干人和穆恩里斯人(Munries)致辞时曾经预言过：

一旦你们拥有了财产，你们将想要法律和地方行政官来保护你们的财产和人民，惩处你们中犯罪的人。你们将发现我们的法律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将希望在这些法律条款下生活，你们将与我们团结起来，将加入我们伟大的顾问委员会，和我们团结一心，我们将都是美国人；你们将通过婚姻和我们混合，你们的血液将流入我们的血管，将和我们一起在这座伟大的岛上扩展。

19世纪不是第一个世纪，也不是最后一个世纪，那时的文学描述(通过格雷、露易丝·伯顿、威斯特、吐温、韦尼姆卡、伊斯特曼和杰克逊等作家)掩盖了政府发言人关于印第安人地位的自鸣得意的乐观态度。当时印第安人对杰斐逊规定的民族同化论做出的反应(如果有的话)没有记载。如果他们自己的最乐观的预言被记载下来，德拉瓦尔人、莫西干人和穆恩里斯人的头领肯定会提供一幅印第安人在世纪交替之际完全不同的生活画面。

6 营销文化

在1984年冬季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期间，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发现他自己不是被比赛项目所吸引，而是被伴随着比赛的高额奖金广告所吸引。他评论说：“从投入精力的强度和数量以及产生的明显的潜意识效果的微妙之处来讲，我不怀疑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奇迹是电视广告。”他补充道：“除了在狭窄的职业圈子内，盎格鲁—撒克逊诗人和古新世洞穴画家这样的艺术家，都不为人们所知。”厄普代克的观察在100年前就被《芒西》(Munsey's)杂志的编辑预测到了，他们在1895年7月的一个专栏中写道：

一些最聪明的作品——今天搞文学的人通过最刻苦、最精细的工作创作出来——都可以在一流杂志的广告页上找到。每一个词都得用放大镜进行衡量和检查，以便看它有多大，有什么含义，有多少种含义。

广告在美学方面投入的提高与之在商业方面投入的提高是一致的：内战后，广告开支呈指数上升，从战后的5000万美元上升至世纪末的5亿美元。杂志编辑认识到他们企业的商业目的完全与他们的文化活动有关。比如期刊上刊登特定的广告等于含蓄地认可了他们宣传的商品，甚至提高了对责任的关注程度，当赛勒斯·科蒂斯(Cyrus Curtis)和爱德华·博克(Edward Bok)宣布他们的杂志将不再为专利药品做广告时就证明了这一点。编辑与广告商之间的商业依存关系显而易见：杂志想方设法地把版面卖给出钱最高的投标者，同样广告商也千方百计地寻求最著名、传播范围最广、能提供公开讨论机会的期刊。在1904年的一则广告中，一个8岁的小男孩对他的妈妈说：“像《麦克卢尔》这样的杂志告诉你想要什么，在哪里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麦克卢尔》杂志是全世界的市场。”广告捕捉到把有闲阶层的妇女塑成消费者的机会，同时广告商意识到孩子们易受商业广告的影响。在这些例子中，广告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理念(像购物一样)，也是区分社会经验的新范畴，它确定新的需求领域(干净的牙齿、一次性手纸、地毯清洗剂)，并介绍新的商标物品来满足这些需要(高露洁彩条牙膏、舒洁纸巾和斯考瑞恩[Scourene]洗涤用品)。在某些情况下——比如1888年在《里平科特》杂志上连载的埃米莉·莱夫斯(Amelie Rives)的小说《活人还是死人》(The Quick or the Dead)——文学作品包含品牌商品以及预测“产品布置”的策略，这些策略在后现代电影、电视、戏剧中已经成了消费者转喻的标准方法。那个时候，小说人物可以通过出现在另外一部小说中(哈克贝利·费恩出现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或者她的阅读品位(《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中凯瑟琳·莫兰[Catherine Morland]迷恋哥特式恐怖小说)，得到“公认”。因此，杰里·塞恩菲尔德(Jerry Seinfeld)偏爱谷类食物成了他是平凡的戏剧家的证明。蜂窝状的箱子和克朗奇(Crunch)上尉出现在没有门但方便使用的厨房橱柜中，都是常用的对长大成人进行文化抵抗的标志。19世纪后期是一个把广告和艺术、文学以及拍摄或绘画出来的可视图像组合在一起作为相得益彰的产品的时代。在发行量大的杂志上，附属在文学作品后面以及日益围在文学作品四周的广告给文学作品带来的是现代化和时尚的气息。

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写的故事出现在精心构思的萨普里奥(Sapolio)牌肥皂的广告旁边，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些分期连载作品，比如马克·吐温写的《我的自传片断》，是在为其作者们做广告，同时也为他们赚钱。吐温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写自传文章，都是围绕着重要交谈或重大事件来写：他与尤利西斯·格兰特的友谊、他的环球旅行、他心爱的女儿苏西的去世。当乔治·哈维(George Harvey)称赞吐温与他合写的文章并拿出3万美元把它们发表在他的《北美评论》上时，吐温才开始认真写作。虽然吐温对许多个人或公共话题表示关注，但自传好像首先发挥了文学作品的推销作用。

对那个时期连载的大多数广为人知的书籍来说，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在书出版之前出现在著名杂志(有的是精品杂志，有的是大众杂志)上的其他作品有：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妇女家庭杂志》)、詹姆斯的《波士顿人》(《世纪》)和《奉使记》(《北美评论》)、华盛顿的《从奴隶制中奋起》(Up From Slavery)(《瞭望》)、凯汉的《戴维·莱温斯基的发迹》(《麦克卢尔杂志》)、诺里斯的《粮食交易所》(《星期六晚邮报》)、豪威尔斯的《现代婚姻》(《世纪》)和《新财富的危害》(《哈珀周刊》)、S.S.麦克卢尔的《我的自传》(《麦克卢尔杂志》)、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太平洋月刊》)和《野性的呼唤》(《星期六晚邮报》)、赫里克的《一个美国公民的回忆录》(《星期六晚邮报》)。

图2　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的正文，周围是广告，选自1903年7月18日《星期六晚邮报》

因为这些分期连载作品发表的杂志上几乎总是包括消费产品广告，广告有时配有小说或文章做点缀，这些书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的关于生产和分配过程、商品的地位、创新和技术的影响、现代工业时代工作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变化等问题的文化讨论，所有这些都是在内战后30年内出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广告

内战后美国的商业秩序和价值观念是调解日益发展的文化多样性和美国社会阶级分层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广告界这些都被编成逼真的戏剧，广告把艺术创想延伸至超出以前想象的范围，同时把其他领域结合起来而成为一门“科学”。广告商特别热衷于促进他们职业的“进步”。一位观察家在1895年评论道：“现代广告呈现的科学和技巧是殖民时代所不能想象的。”一位来自芝加哥著名广告代理公司的代表说：“期刊上的广告现在读起来像读阅读材料一样充满激情。”著名广告杂志《油墨》(Printer's Ink)的一篇重要评论认为：“广告可以制作得很有吸引力和适合阅读，达到无论我想不想要广告宣传的产品我都必须继续读完的程度。现在精力充沛的广告商实际上就是娱乐竞赛中阅读材料供应商的强大竞争对手。”在广告还主要局限在杂志的末尾页的时候，为了鼓励读者仔细阅读广告页，在杂志发运之前，广告页就被先截下来，剩余页再由杂志的接受者裁剪。许多广告文字撰稿人(如海伦·兰兹道恩·雷瑟[Helen Landsdowne Resor]是智威汤普森广告公司[J.Walter Thompson]的行政人员)，有时也是杂志编辑，千方百计地把广告及搭配的小说和文章协调地结合起来。在像《广告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Advertising，1908)和《有效的杂志广告》(Effective Magazine Advertising，1907)这些书中，主要从业人员(有时把普通消费者的评论加入他们的分析中)提出关于建议的力量、消费模式以及营销与种族特点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沃尔特·迪尔·斯科特和弗朗西斯·贝拉米(Francis Bellamy)认为，商品不仅代表生活方式，而且带来生活方式。他们也建议杂志设定的目标应当高于预期读者的实际阶层地位，因为恭维是消费的最大诱因。

这些广告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是他们对种族特点的描述。一个例子是《哈珀周刊》(1908)上刊登的拉辛(Racine)独木舟的广告。广告上说“拉辛独木舟外观漂亮，并且完全像海华沙想理[5]的大独木舟(Cheemaun)一样舒适、耐用。”

图3　《拉辛独木舟》，选自1908年4月18日《哈珀周刊》

小号字列出了在纽约西34街、波士顿米尔克街和芝加哥密歇根大街的地址，这样就准确指出了这家老字号企业的市场——压力之下筋疲力尽的城市居民。画面上的周围灌木丛生，反映了一个的理想的五口之家，四周用暗含怀旧情感的文字包围着。拥有一艘拉辛独木舟就可以拥抱纯朴宁静的“原始”生活；同时也可以摆脱繁忙紧张的现代城市节奏以及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问题。这则广告与查尔斯·迪斯(Charles Deas)(《航行者》[The Voy.ageaurs])和阿尔弗雷德·雅各布·米勒(Alfred Jacob Miller)(《捕兽者的新娘》[The Trapper's Bride])的画中19世纪中期的独木舟截然不同，他们的画强调的是已经采用了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白人。拉辛独木舟广告中的白人一动不动地坐着，郑重其事地对手工艺，也可能是对留下这些文化遗产的最初设计者，表示敬意。广告培养了一种错觉，即购买能力是唯一能阻碍人成为心目中的人物的东西：买了拉辛独木舟就成了拥有财富和休闲的团体中的一员。另外一个利用种族和演变主题进行产品促销的广告是沃特曼(Waterman)钢笔的广告。

广告表明，买一支沃特曼钢笔就是认同进步，因为它把《大西洋月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在弗吉尼亚的诺弗克举行的詹姆斯镇(Jamestown)展览会，该展览会由制造商、政府机构、铁路甚至烹饪学校赞助，其特征是展示、演示和提供样品(比如一号展厅“精致的赛璐珞纪念品”书签是“免费”的)。这些展览会使文化多样性和产品创新看起来好像是全球市场的两个理想目标。在广告中，一位温和慈祥的约翰·史密斯满怀喜爱之情地盯着他勤奋好学的学生波卡洪塔丝(Pocahontas)，种族灭绝和迁移的事实从种族人物(波卡洪塔丝、史密斯)转移到了书写工具上(羽毛笔、自来水笔)。波卡洪塔丝和史密斯穿着与自己的文化和地位相配的17世纪的服装(她的服装属于印第安人的等级体系，他的服装属于军队的体系)，但画面主要突出的是羽毛和钢笔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必然突出了他们的形象。过时的羽毛笔在广告的左边，与波卡洪塔斯现在已经过时的头饰相呼应，而钢笔像匕首一样从史密斯上尉的左边轻松活泼地刺下来，使人想起有教养的“天才”的化身身上题写的帝国和进步的细节：画面右边的自来水钢笔。

图4　《理想的沃特曼自来水笔》，选自1907年6月《大西洋月刊》

从1884年到1910年这一时期最著名、用途最多的广告之一是肥皂、“萨普里奥洗手液”和“萨普里奥”块状多功能洗涤剂的广告。它的用途从沐浴和护肤到洗盘子、擦地板，甚至清洗墓碑、磨刀和清洗假牙。从一开始，肥皂的大量销售就意味着要求道德完善。那么亨利·沃德·比彻牧师对他自己1884年为皮尔斯(Pears)肥皂进行的广告投机产生的效果感到如此自豪就不足为怪了。萨普里奥公司广告经理阿提莫斯·沃德(Artemus Ward)为萨普里奥公司在营销界取得了许多丰功伟绩使萨普里奥广告在连载重要小说的文学杂志(《世纪》、《大西洋月刊》、《普特纳姆杂志》(Putnam's)和《麦克卢尔》)上无处不在。伊诺克摩尔根子孙(Enoch Morgan's Sons)公司把萨普里奥广告评选为19世纪60年代脍炙人口的广告，萨普里奥广告主要刊登在《哈珀周刊》和莱斯利(Leslie)的《画报周刊》(Illustrated Weekly Newspaper)上，其广告开支达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地步。1871年萨普里奥做广告花费了1.5万美元，1885年为7万美元，到1896年，萨普里奥的广告费用就达到了40万美元。萨普里奥广告的多样性和创造力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1884年，萨普里奥的制造商是第一个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做广告的人，利用了纽约街头马车中迫不得已在场的听众的无聊。1892年，沃德设计了乘坐被命名为萨普里奥号的14英尺长平底小渔船到西班牙的航行，航行路线与哥伦布当年的路线逆向而行，这个广告大量刊登在流行刊物上；1900年，他推出了著名的“一尘不染的小城”活动，广告配有它们公司定期写出的短诗。这项活动非常成功，以至于“一尘不染的小城”形象被编入了常用特殊词汇(在报纸、卡通、政治演讲和舞台上使用的词汇)，作为干净、有条理和完美的代名词。萨普里奥生产的免费宣传品在数量上仅次于福特汽车公司。

萨普里奥广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它们吸引了许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并且使用了许多历史事件。1904年和1907年之间，刊登在《普特纳姆杂志》和《世纪》上的整版广告表明了萨普里奥创办者的远大抱负。他们依次用下列方法支持他们的产品：野心勃勃的巴拿马扩张主义，吉普赛占卜者的传统迷信智慧，在清晨起床打扫屋子的中产阶级管家；土耳其浴，男人们聚在一起欣赏和感受使用“萨普里奥洗手液”后“闪闪发光的眼睛和……四肢”带来的色情的快感；最后还有“希伯来种族”的“礼仪法则”，“非常独特、非常严厉”。在最后的画面中，洁净礼和禁酒的精神法则是6000多年来犹太人所特有的，不可避免地与“严格按照犹太教规洗涤”的萨普里奥“植物油”联系起来。另外一个画面是“萨普里奥之屋”，屋子实际上是用肥皂制成的砖一块一块砌成的，把精神征兆说得更玄乎。这个广告的广告词——“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声望或使家保持干净的坚实基础”——暗示着每个干净的人都可以进入这座罗马风格的房子，或每个进去的人可能都会变干净。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广告给予读者一种泰然自若地站在门口的假象。进去就是上升到这座肥皂宫殿里，宫殿本身显然是伊诺克·摩根子孙公司施了魔法的产品。这里传达的信息是站在门口的每一个人，如果经过适当清洗都是受欢迎的。通过萨普里奥广告，现代市场宣称具有根除把美国人区分开来的灰尘和污渍的宗教仪式力量。在这个多元文化形成的时代，每天使用肥皂的仪式有可能会减少差异和不同。要说萨普里奥的威力，大批量生产和商品关系会给“卫生间和浴室中最安全的肥皂”带来一种特别不安的感觉。萨普里奥广告表明这种肥皂具有神秘的力量，它可以改造人。

图5　萨普里奥《使灰尘飞走》，选自1907年6月《普特纳姆杂志》

图6　萨普里奥《一个好运》，选自1905年9月《世纪杂志》第69期

图7　萨普里奥《它光临你的家了吗？》，选自1907年5月《普特纳姆杂志》

图8　萨普里奥《土耳其浴》，选自1907年9月《普特纳姆杂志》

图9　萨普里奥《严格按照犹太教规清洗》，选自1904年6月《世纪杂志》：与雪·斯塔纳贝克的第一条相对应。

图10　萨普里奥《萨普里奥之屋》，选自1907年7月《普特纳姆杂志》

对美国广告历史学家来讲，内战改变了广告这个职业是不争的事实。要求了解战争新闻的呼声大大增加了报纸的发行量，政府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出售有助于确保联盟军队取得成功的战争股票。销售节省劳动力的收割和耕种机械(代替入伍的男人)，向士兵介绍工厂生产的标准化服装和鞋子，都大大增加了广告需求和收入。战争中参战的男人不仅被机器代替，而且被以前只制作家庭必需品的女人代替。因此在内战期间和战后，人们在家制作的物品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出去工作，然后购买广告宣告的他们日益了解的外面生产的商品，特别是那些有时间阅读和消费的有闲阶层的女人是广告的主要受众。19世纪后期，广告方式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体现了该时期发生的经济、商业和生活水平的改变。一个变化是职业广告撰稿人写的广告代替了产品制造商自制的广告。1869年，当第一条洲际铁路建成时，大多数商人都是自己写广告；到1910年，绝大多数人都委托著名的广告商。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广告词的变化，从强调生产和加工(把制造商描写成“进步英雄”)转变成强调消费、市场增长和多样化。

广告促进了19世纪70和80年代一系列经济变革的发生：扩大了销售，革新了新机器带来的生产工艺，煤代替木材成为主要能源，工厂规模扩大，使生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留声机、动画、铁路等新发明，所有这些不仅保证有大量商品供应，而且也保证了能够把商品运送到偏远地区。这一时期的特点还包括电气业开始发展，这一发展在使普通人的生活更加舒适的同时将会变革工业，对美国人生活中的各行各业产生影响。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市场和消费者，广告商瞄准了越来越多逐渐识字、能够理解印刷广告的消费人口。到1880年，美国的文盲率降低到17％，这主要归功于免费的公共义务教育制度。在1880年和1890年之间，广告销售额从2亿美元增加到5.42亿美元。广告商不仅鼓励公众购买肥皂、面包、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代替自制的物品，而且鼓励他们重复购买同一种商品。纸袋和折叠盒子的发明促使工厂生产的品牌商品代替了散装商品。品牌带来了广告专业人士所称的“软销售”：一种利用生产商的信誉和想法设法使商品与令人难以忘记的事物联系起来以平衡相对较高的价格的方法。但消费者不再直接与产品生产商打交道，这一现实严重破坏了商业道德。广告商进入了现代买卖匿名制产生的真空地带，广告千方百计地利用和姑息这种匿名制。

广告需要翻新和改变，19世纪没有人比被称为“现代广告之父”的约翰·E.鲍韦尔斯(John E.Powers)在赋予广告这个职业合法性方面做得更多的了。19世纪60年代，鲍韦尔斯在英国学习广告，引进了聚焦广告的做法：针对适当的受众大做广告。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鲍韦尔斯认为广告应当简洁明了，一则广告限于传达一个意思。这个原则及其催生的“鲍韦尔斯主义”与认为现代美国人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特别短的主张一致。因此产生了象牙肥皂的“它漂浮”、柯达相机的“你只需按下按钮，其他的我们来做”、信诚保险公司的“直布罗陀的优势”这样的广告词。这种注册为商标的口号价值高达几百万美元。具有人情味的商标特别受欢迎，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希雷斯根(Hires.Root)啤酒广告中的卷发小男孩、优尼达(uneeda)饼干广告中穿雨衣的男孩、奥米加油(Omega Oil)广告中的鳕鱼肝渔夫、麦乳大厨(Gream of Wheat Chef)、盔甲(Armour)“黑人”、杰米玛大婶(Aunt Jemima)、福氏麦片(Force Cereal)广告中性情开朗的吉姆。

广告业的另一位革新者是波士顿人纳撒尼尔·C.福勒(Nathaniel C.Fowler)，一开始他是一位记者，19世纪80年代写了一系列书，包括《广告和印刷》(Advertising and Printing)、《商业建造》(Building Business)和百科全书《福勒的广告术》(Fowler's Publicity)。福勒认为广告是一门科学，但不是精确科学。广告商的目的和医生一样，充其量是多成功、少失败，因为广告是一种偶然的生意。福勒认为女人是家庭的主要消费者，负责购买从燕麦片到百叶窗的所有物品。到19世纪90年代，广告的主张已经过于雄心勃勃。一位工业分析家称广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需求与供给之间沟通的媒介，在人类进步中它是比蒸汽机和电还要强大的因素……人类认为广告应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之一，并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这种预测等来了19世纪90年代的戏剧性变化：专业机器、铁路系统和更先进的通讯形式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和销售速度，这些情况与人口急剧增长同时发生。从1880年到1910年，美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5000万上升到9100万，其中有1800万移民)，同时这个国家的购买力和出口量也增加了。只剩下一个问题：说服消费者购买。

在所有生产商中，肥皂制造商最充分地利用了广告，使广告成为大规模的企业。萨普里奥广告较高的美学标准表明了其远大追求。创造了最受欢迎的萨普里奥口号(“一个干净的民族就是一个强大的民族”)的阿提莫斯·沃德严密搜寻各种外语，利用世界各地的谚语。萨普里奥在19世纪60年代也雇用了布莱特·哈特，利用年轻有为的作家写广告词或利用名人支持产品是广告策划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拉克瓦纳(Lackawana)铁路开始利用广告向乘客宣传纽约和布法罗之间的铁路服务时，就利用了马克·吐温的支持。正像《拉克瓦纳铁路史》(A History of the Lackawana Railroad)中记载的那样，吐温在1899年给他们写信报告说：“今天上午穿着白色粗布衣服乘坐拉克瓦纳铁路的火车离开纽约，衣服依然是白的。”吐温的支持激发了后来广告活动的主题“无烟煤之路”，画面是一位穿着白色衣服的年轻女子“菲比·斯诺(Phoebe Snow)”的特写，目的是为了突出他们的机动车烧的是无烟煤，产生的煤灰比硬煤少。视觉画家也介入了广告业：麦克斯菲尔德·帕里什(Maxfield Parrish)画菲斯克(Fisk)轮胎，N.C.威斯(N.C.Wyeth)画麦乳，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画亨氏烘豆和提子脆麦片(Grape Nuts)。

广告商的美学追求与他们对职业作风和科学的参与携手共进。与当时所有制度化的新“科学”一样，广告业在实践和理论方面也有一个知识体系，占据了没有被其他行业填补的合适位置。像智威汤普森公司这样的机构在进行种族研究时与客户建立了秘密关系，建立了宝贵的数据库(按类别和州划分的人口和销售统计，不同广告活动的分刊评估)。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营销研究人员一直都在使用这些资料。同时，发展中的暗示心理学鼓励广告商直接吸引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这样，他们利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新理论，在国内则利用了西北大学心理学家沃尔特·迪尔·斯科特的研究成果，后者推动了广告的学术研究。

斯科特的第一本书《广告理论和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dver.tising，1903；1902年至1903年在《马欣杂志》[Mahin's Magazine]上连载)阐述了心理学家必须向广告主管提供什么。他大胆断言广告业在世纪交替之际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行业，强调智力和商业投入是相互依赖的。正如献身科学的科学家知道在全世界使用他提出的原理的价值一样。有进取心的制造商也将认识到他需要理论，斯科特的理论代表了1902年对大脑工作原理的最新认识，分析了它们对广告的意义。比如在讨论“观点的联想”时，他证明无处不在的广告带来的好处，即公司成为广告宣传的产品的代名词，(比如皮尔斯和肥皂)。他强调了他所称的“融合”广告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阶层分析对广告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广告商必须为产品制造一种氛围，仔细考虑广告媒介的语气，参与刊物的排版，为广告选择一个合适的定位，要根据阶层的不同调整广告措辞：经证明，有一个社会阶层用得很成功的表达方式用在另一个阶层可能就会失败。像当时他的许多社会科学同行一样，作为一个社会建设者，斯科特认为心理差别主要来自阶层和环境，认为只有一种大脑成像是天生的、与众不同的——形象化的能力。一个人在早餐桌旁可能漫不经心地就看到了全部内容，而另一个人看到的可能充其量只是有印象而已。这种差别可能使一位消费者对香水广告中醒目的花花绿绿的鲜花着迷，而另外一个人却无动于衷。因此，广告商在策划吸引来自庞杂阶层的消费者的广告时必须动用所有的感官。

斯科特的《广告心理学》(1908)是一部完全吸收了大企业观点的学者的著作。在赞美美国商人的乐观进取精神的同时，斯科特期望迈克尔·舒德逊(Michael Schudson)对广告特性的描述是“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说‘我爱你’”。斯科特把广告誉为资本主义的臂膀，写了一本关于针对适当阶层做广告的书。他最具有启迪作用的一个例子证明了他关于上层社会对一种商品的偏爱与移情和本能有心理联系的理论。为了进行说明，他重新创作了帝豪(Regal)鞋的广告，画了一个刻板的爱尔兰人，嘴里叼着烟斗，头戴三叶草帽，他俏皮地说：“天啊——如果我能穿上一只帝豪鞋，我该多幸福啊!”

由于他的脚(穿着黄色的工作靴)与旁边优雅的帝豪轻便浅口鞋相比看起来是那么大，显示他不太可能得到幸福。这个广告把强烈的阶级愿望戏剧化：广告商并不希望顾客像那个爱尔兰人，但要有那种愿望。他确实希望中产阶层消费者会同情这位卑微的爱尔兰人，他认为把自己的脚挤进那双帝豪鞋将是他爬向上层社会的途径。为了换取消费者的同感，广告使消费者处于令人满足的居高临下的位置：穿帝豪鞋的生活是爱尔兰人的痴心妄想，它并不适合他。事实上，人们可能认为广告实际上是通过在具有相同愿望的人之间塞入一个楔子而取得了成功：每个人可能都想成为帝王，但只有一些人能够成为帝王。许多人想要帝豪鞋，但永远也得不到，这一事实就使得到帝豪鞋的人更加珍爱它。斯科特认为帝豪鞋的广告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它只是让人们识别他们根本不想识别的定型人物的身份。但斯科特没有注意到，广告希望消费者认同文字信息(社会流动性)而不是认同媒介(身份低下的爱尔兰人)。斯科特把他关于美国消费行为的阶级分层的观点扩展到消费领域最基本的方面。在“食品广告心理学”一章中，他暗示了食品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现代食物与对社会地位的担心有更多联系，而不是与胃口有关。因此，人们喜欢火鸡胜过喜欢猪肉，喜欢鹌鹑肉胜过喜欢鸡肉。

斯科特特别注意习惯，他认为习惯与广告的关系最密切。斯科特认为广告在不经意间渗入消费者的潜意识时产生的影响最大，这一观点与他对习惯的兴趣一致。习惯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怎么穿衣服——哪只胳膊先伸进大衣袖子；我们如何看报纸——是先看最后一页呢，还是一版一版地看呢，还是全部浏览一遍呢？这些可以预测和量化的行为对广告具有不同的意义。正如斯科特在倒数第二章“公共汽车广告的潜意识影响”中解释的那样，汽车广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是广告最潜意识的形式。

图11　《帝豪鞋广告》，选自沃尔特·迪尔·斯科特的《广告心理学》(1908)

弗朗西斯·贝拉米的研究《有效的杂志广告：508篇关于111则广告的文章》(Effective Magazine Advertising：508 Essays about 111 Advertisements，1909节选自1907年的《人人杂志》[Everybody's Magazine])证明，用来唤起那种潜意识的策略都不是偶然的。贝拉米的书是根据1907年一份进步的中产阶层期刊《人人杂志》发起的一场竞赛写成的，比赛要求读者评选出11月份的杂志上的最佳广告并写出理由。比赛表明，到世纪交替之际广告业还存在大量的自我意识，他们想方设法研究潜在消费者在阅读广告时的想法。广告商和杂志都是相互增强的争夺观众的活动参与者，因为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对杂志上广告的喜爱程度判断杂志质量的好坏。同时，广告商也认为他们的产品得到了刊登广告的杂志的实际认可。确实，期刊的每一个方面，从印刷的纸张到知识内容，都会影响它作为广告媒介的价值。最重要的是，贝拉米的分析揭示了消费者对商品的喜爱程度，以及自觉了解如何得到产品的程度。他认为，对广告和销售感兴趣的人尽管都是自己选择这么做的，不过还是暴露了这一时期消费研究中人们很少认识到的商人文化程度和世故。

在贝拉米的整个分析中，他强调最好的产品在最好的杂志上做广告，公众很清楚这一点。很显然广告有一种循环，公司在广告上花的钱越多，人们认为公司的产品越好；人们认为公司的产品越好，买的人就会越多，就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公司在广告上就会投入更多的钱。在贝拉米清楚易懂的前言后面，书的内容与他在前言中概述的主要原则是一致的。贝拉米重新创作了一系列有关钢琴、散热器、证券、电动剃须刀、珠宝首饰、咖啡、沥青铺设材料、照相机、窗帘、度假村、鸵鸟围巾、衣架、越野客车的广告(这只是前40页!)，并附有普通杂志读者对成功广告的评价。一个广告的成功通过它吸引的注意力来衡量，取决于简单和创造力的融合。最好的广告以常见的事物为基础，但通过出人意料的方式表现出来。由贝拉米重新创作的广告评论文章对广告词的溢美之词毫不吝啬，这证明了广告的风格如何能够无休止地自我复制，从而激励消费者兜售他们自己非凡的欣赏能力。广告循环最终都是围绕受众，把他们当做购买者，而且把他们当做自恋和物恋潮流的参考者。

编辑

这种比赛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它使广告成为普通美国文化中的一部分。到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杂志读者把广告看成是他们所阅读的杂志不可分割的部分。杂志广告的急剧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竞争的大大增强。内战后，新的杂志从出版社蜂拥而出，从1865年到1870年，美国杂志的数量翻了一番，到1880年数量又增加了一倍。除了《世纪》杂志从一开始就积极拉广告外，大多数文学期刊在19世纪60年代拒绝出售广告版面，但到了1870年，把广告内容局限在文化主题范围内的杂志也接收各种付费广告。精品杂志为了支付与新杂志竞争的费用以及作家和艺术家的稿费，设法获得他们以前唾弃的广告，作家和艺术家的稿费因为有更多可以发表的地方而上升。事实上，大多数杂志依靠其吸引广告的能力而生存。1879年，美国政府允许大宗邮寄，从而大大促进了杂志业的发展，单单是第二类邮费就大大降低了杂志出版的经济成本。同时，19世纪80年代电铸版和插图的照相铜版的成本大大降低，插图逐渐变成彩色，大大提高了广告的视觉效果。因此，许多杂志开始把广告分散在整本杂志，而不是单独放在最后。到世纪交替之际，广告已经发展成一种高级美学产品，增强了它与杂志中相邻的绘画和文学作品的协调性。广告商也受到提倡中世纪手工艺理想标准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以及把浪漫主义和现代加工工艺及其产品融合起来的新艺术运动的影响。新艺术的自然形式与用新艺术形式促销的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之间的明显差别体现了20世纪广告业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精美的新艺术海报也使杂志封面更加生色，比如《哈珀杂志》、《大西洋月刊》和《世纪杂志》。这些杂志的封面由尤金·格拉谢特(Eugene Grasset)这样的法国艺术家和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和威廉·H.布拉德利(William H.Bradley)这样的盎格鲁美国艺术家设计，把商业、艺术和文字内容融合成一个流畅的整体。人们认为他们的设计是直接对女人说话，女人是世纪交替之际广告商的特殊目标，她们认为自己承担了85％的购买责任。尽管广告业已经认识到吸引女性消费者的必要性，但广告中的职业女性一般与其他发展中领域的女性具有相同的命运——被边缘化。

杂志和报纸对广告商来说特别宝贵，因为报纸和杂志急剧增大的发行量加快了市场细分。一些大城市的报纸，如《纽约时报》以富人为市场目标来吸引当地和全国的广告商。尽管报纸吸引各种潜在读者的方式与杂志有很大不同，但传统上认为杂志是针对“更好阶层”的。现代杂志编辑精心排版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取得广告赞助。然而，与行业扩张和合并的模式相符，当19世纪90年代杂志逐渐成为广告总体成功的最大受益者时，杂志的数量急剧下降。内战后至1900年之前出现的几千种杂志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杂志宣称有大量读者和很高的广告收入。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能吸引广告商的杂志仍然靠吸引更多的读者然后吸引更多的广告商这样一个互相支持的循环方式生存。在世纪交替之后那些做杂志取得成功的人，如在《星期六晚邮报》取得成功的赛勒斯·K.科蒂斯(Cyrus K Curtis)认识到，成功取决于吸引广告收入，而不是通过改变订阅量和内容。1906年，科蒂斯说：“我可以雇人进行杂志的编辑并照管发行量……但我认为生意的促销是我自己应该过问的事情。”

这也是豪威尔斯的《新财富的危害》(1890)中经营管理几家主要杂志企业的辛迪加商人福克森(Fulkerson)理解的观点。豪威尔斯的小说表明，在1890年之前，文学界都是依靠像福克森这样知识渊博、有企业家精神的文化经纪人。他的主人公巴兹尔·马奇(Basil March)是一个“来到东部的西部人”，从波士顿搬到纽约承担一家很有前途的杂志的编辑工作，他竭力使自己的美学原则同杂志的主编和赞助人的商业动机保持一致。豪威尔斯的小说证明杂志已经把美国的文学界变成了一个赚钱的行业。豪威尔斯很熟悉行情，如19世纪70年代的著名文学杂志《纽约文汇》为范妮·弗恩的一篇故事支付了1000美元，为亨利·沃德·比彻的小说《诺伍德》(Norwood，1867)支付了3万美元。《新财富的危害》中提出的造就“作家……一个生意人”(豪威尔斯当时一篇文章的题目)的方法是杂志为撰稿人着想，“一次性”付给撰稿作家和艺术家很低的稿费，但同时分给他们一定百分比的总利润。小说中愤世嫉俗的艺术家安格斯·比顿(Angus Beaton)认为，杂志是“艺术与美元之间失去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调解者。豪威尔斯有代表性地创造了一种复杂的、最终不能解决的、对抗的道德困惑。小说是豪威尔斯根据在纽约和波士顿做编辑时的经验写成的。他起先在《国家》做编辑助理，后来在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的《大西洋月刊》做编辑。豪威尔斯在《大西洋月刊》担任了10年(1871年至1881年)的总编，到1881年杂志的所有人终止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时才辞去这个职务。与此同时，豪威尔斯逐渐成为一位成功的小说家，后来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写小说。在与詹姆斯·R.奥斯古德签订合同后，豪威尔斯通过出售其作品的独家出版权获得稳定的收入。1885年，当这家著名的出版社倒闭时，豪威尔斯与哈珀兄弟出版社签订了一份更赚钱的合同。但豪威尔斯是个天生的编辑，杂志世界是他到生命结束才肯放手的行业。1886年，他开始定期为《哈珀杂志》的“编辑书房”专栏写文章；1892年他在《大都会》(Cosmopolitan)作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合作编辑(四个月后辞职，私下抱怨与其他编辑“根本无法相处”)；1895年他为《哈珀周刊》开设了一个“传记与书札”的专栏，1900年他为《哈珀杂志》创设了“编辑的安乐椅”，这个专栏一直持续到1920年他去世。

《新财富的危害》描述的世界正如美国广告商们展望的那样，严格按照阶级界线划分。小说里新杂志背后的人是福克森，他具有把出版商和广告人融为一体的企业家技能，把“他的兴趣和出版业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确保“到处都能看到他巧妙设计的各种段落”。和其他雄心勃勃的总编一样，福克森认为他的杂志的未来取决于杂志确定最广泛的独家读者的能力。大多数出版商和编辑把他们的读者确定为职业阶层，虽然有些杂志如《莱斯利大众月刊》(Leslie's Popular Monthly)和《女性宝典》(Women's Argosy)设法吸引广大的工人阶层。正如豪威尔斯在突出他做编辑的男主人公巴兹尔·马奇的经济收入时建议的那样，虽然编辑自己受到城市富有的上层人士的尊重，并且很容易跟他们周旋，但他们的收入无疑只是中产阶级的水平。马奇是《大西洋月刊》那类杂志的一名编辑，是一位喜欢沉思默想的道德家，特别注重艺术和工艺，避免谈论事情的商业方面。在他认识到杂志的潜在读者大部分都是美国农村的中产阶级时，他也认识到受读者期望约束的内容有一定的必然性：一则故事，一篇旅行随笔，一篇文学论文，一篇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一个戏剧片断，一篇翻译，对最新的书籍、剧本、服装、诗歌的评论，自由地贯穿杂志中成功的插图，这些都是杂志成功的要素。豪威尔斯认为成功的、大家普遍感兴趣的杂志针对的是白人中产阶级新教徒，它必须能反映美国社会在形式上(类型的多样性)和社会方面(作者、艺术家和主题的文化范围)的多样化。编辑的目标是以一种令人满意的连贯方式把不同的因素结合起来，把多种效果融合成一个有吸引力的整体，使大家广泛购买从而获得回报。

豪威尔斯很重视杂志编辑的这个方面——编辑千方百计地在多样性中找到连贯性——与他小说中描写的思路相统一。许多描写漫步在纽约街头的人物、反映不同阶层截然不同的生活和周围各种种族的片断，看起来好像背离了这本杂志小说的主要情节，但它们实际上对小说来讲是不可或缺的。杂志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它具有利用现代城市混乱的多样性并把这种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变成这个国家可以利用的清晰易读的商品的能力。正如福克森认识到的那样：“没有一个主题像纽约市的生活那样对全国的普通老百姓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成功的杂志设法进行“对比……为了加深印象”。但也正是《每隔一周》(Every Other Weeks)的员工的多样性——背景、政治和品位——导致了它的倒闭。当社会主义翻译者林道(Lindau)侮辱资本主义老板德莱夫斯(Dryfoos)、马奇被迫解雇林道时，他陷入了典型的豪威尔斯困境中。尽管马奇不赞同林道的激进观点，但他也不能为一个不允许撰稿人自由发表言论的老板工作。小说结尾处是具有辨别力与良知的人物马奇与地道的商人福克森结成了理想的伙伴关系，把《每隔一周》带向了更大的成功，福克森似乎注定要影响南北方之间的调和。

亨利·詹姆斯一生都致力于杂志的商业和文化，因此他最令人难忘的小说之一《奉使记》的主人公是一位编辑就不足为奇了。詹姆斯不仅把他的主要人物兰伯特·斯特雷瑟(Lambert Strether)塑造成一位编辑，并且把杂志连载的做法作为小说明确的结构。1902年至1903年，《奉使记》在《北美评论》上连载，与《奉使记》一起连载的还有马克·吐温的《基督教科学》、哈姆林·加兰的《小说中的心智健全》、伊迪丝·沃顿的论阅读以及豪威尔斯的论芝加哥小说。小说优美的文笔、深入再现人物意识和偏爱心理活动的抽象性、推动情节发展的方式都具有典型的詹姆斯特点，表明连载一直是詹姆斯写作生涯不可缺少的部分。詹姆斯的第一部足本小说《罗德里克·哈德逊》的创作实际上是由《斯克莱布纳月刊》的一位编辑给他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为杂志写一本连载小说开始的。詹姆斯把这个建议跟在更有名的杂志《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威廉·狄恩·豪威尔斯说了，他起草了一份为《罗德里克·哈德逊》这本小说支付1200美元的合同，小说分十二部分，从1874年11月到1875年11月期间在杂志上发表。

在《奉使记》中，詹姆斯一方面对美国文化的商业化感到痛惜，一方面又设法从中盈利。《奉使记》是詹姆斯的不朽艺术作品，他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不满——物质和社会生活贫乏、偏爱功利主义价值胜过真正价值——并且以小说中贫穷的美国男主人公的身份有力地表达了巴黎艺术氛围的厚重。詹姆斯在他详细的预审报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工程”中写道：

斯特雷瑟的名字作为编辑出现在封面上，是他有些好转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不加掩饰的快乐之一，他已经喜欢看见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了。他通过那个苍白无力而昂贵的封面而出名——封面已经成为他的主要身份。他是一个喜怒无常而且有各种想象力的人，有时他认为这种身份卑微、贫穷和可怜，而有时他又认为和他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好。

斯特雷瑟的资助人(并且可能成为他未来的妻子)、富有的寡妇纽萨姆(Newsome)太太派他做“大使”，要完成的任务是“拯救”她长时间待在巴黎的儿子查德·纽萨姆(Chad Newsome)。到巴黎后不久，斯特雷瑟遇到了神秘的法国奸妇维奥娜(Vionner)太太，查德就是因为她而迟迟不愿意回去。在查德看来，维奥娜太太就是一切，是在马萨诸塞州伍利特等待他的婚姻和他的事业的无法代替的，并且渐渐地斯特雷瑟也这样认为。她给斯特雷瑟一种莫名的美和聪明的感觉，他发现自己最后因此而不愿意完成任务。维奥娜太太和她生活的巴黎的氛围唤起了斯特雷瑟对伍利特、纽萨姆一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美国的不满。小说主要讽刺了那位大使，他被派到巴黎去带回迟迟不愿回来的逗留者，自己反而在巴黎产生了死亡的恐惧，认为自己还未“真正活过”。

在纽萨姆一家唯一关心的更大的“商业授权”中，他开始认识到他自己在绿皮的《伍利特评论》的编辑职务是对文化知识贫乏的首肯，虽然反复提到纽萨姆家的企业，但詹姆斯特别不愿意直接描写商业生活或商人。小说通过对斯特雷瑟和查德的同情表现了对把他们拉回家的物质因素的抵触。在前面的一个场景中，为了避免描写纽萨姆公司，斯特雷瑟运用了一系列貌似强大的形容词：“一家卓越而生机勃勃的大企业……生意兴隆……一个车间……生产量很大……伟大的行业……一家制造厂，如果管理好的话可能会成为一个垄断企业”。从“出生”(卓越而生气勃勃的大企业)到“成长”(“生意”、“车间”、“生产”)到扩大，最后甚至有望成为“垄断企业”，斯特雷瑟描述了一家美国企业的生命周期，却始终没有说明公司是做什么的。同时，查德的家族要求查德为了美国环境而放弃巴黎以及已经让他“名声在外”的暧昧关系，在美国他必须“证明自己”是“一位伟大的商人”。他最后与斯特雷瑟的谈话流露出他对“广告艺术”的崇拜，他认为广告是科学的，是“一股伟大的新生力量”。他的言辞抵消了更深层次上的损失。

詹姆斯通过一个来自现代美国未能完成使命的大使形象，设法描写了商业主宰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的美国情景与生活和文化有自身价值的欧洲情景之间难以克服的竞争。利润激励斯特雷瑟去完成任务，如果顺利完成任务，就意味着可以同纽萨姆太太结婚，拥有她的大量财富。但小说结尾时声明放弃这项使命会获得更大的利润，经济上的损失可以在生活中得到补偿。詹姆斯喜欢想象美国的反向移民，这在一个许多人为了追求小说中的人物所抛弃的物质机会移民到美国的时代是很引人注目的。但詹姆斯小说中的想象常常与他自己代表艺术所做的企业家的努力不一致。那些希望作者的作品与他的生活一致的批评家甚至忽略了一件事，即詹姆斯自己努力利用美国文学市场提供的商业机会与他的小说中的商业描述是相悖的。因为詹姆斯和文学界的每个人都理解资本主义精神是激励和支持了美国文化机构，同时也使文化机构显得微不足道。(在后面关于作家职业的部分詹姆斯有更全面的讨论)。

这种支持对塞缪尔·S.麦克卢尔的成功至关重要。他是一位爱尔兰移民，1893年创办了《麦克卢尔杂志》，他“唯一真正的资本”是他认识许多有才能的作家，在10年内把那本杂志打造成了世界上著名的杂志之一。麦克卢尔的成就来源于一个简单的信念，他坚信在美国一定有五花八门的中产阶层杂志的一席之地，在英格兰这些杂志对文学文化至关重要。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外来者，抓住了美国人喜爱英雄的个性，鼓励艾达·塔贝尔描写伟人形象，实践证明这对杂志最初的成功非常重要。麦克卢尔还在杂志上连载有关日益受欢迎的科学创新的作品来满足美国人的另外一个需求。最后，他认识到人们具有喜欢多种观点的文化倾向，因此他鼓励一种调查性的新闻形式，西奥多·罗斯福称之为“扒粪”(搜集并揭发丑事)。比如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关于城市政治腐败的文章和艾达·塔贝尔关于标准石油公司违反卡特尔规定的系列报道，这些文章的目的是在反对激进变化的同时鼓励建设性的社会改革。显然，杂志的商业客户对杂志这种敌对的风格感到满意，因为麦克卢尔揭露最臭名昭著的丑事的时代也正是杂志广告最赚钱的时期。正是他们的科学严谨性、全面性和生动的散文风格使得具有各种政治立场的不同读者能够接受塔贝尔等人的系列报道。《麦克卢尔》的署名文章把科学和新闻的优点结合起来，弥补了新闻的简单性与倾向于褊狭固执的专家之间的差别。麦克卢尔的计划是支付记者足够多的稿费，使他们有时间收集关于一个主题的资料，这样即使没有专家的权威资料，他们也能够写出有足够深度和准确性的报道来吸引聪明的公众。

麦克卢尔自己曲折的生活本身就值得连载(1913年至1914年发表了《我的自传》)。这部连载作品是与薇拉·凯瑟共同写成的，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爱尔兰的童年，他于1858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然后移民到美国中西部。这个好奇而聪明的男孩在寻找可以阅读的东西的过程中不断面对各种挑战，这给他将来的工作埋下了种子。麦克卢尔阅读所有他能够弄到手的资料，包括国会议员发给选民的《农业报告》，他把后来成立报纸辛迪加的主意追溯到他在美国农村不能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时期。麦克卢尔利用城市报纸和县周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故事，设法满足他最了解的文化生活贫乏的农村孩子的需要，同时也为他崇拜的作家开辟新市场。麦克卢尔的自学使他有资格进入伊利诺伊州的诺克斯学院学习，他通过暑假做小商贩赚取学费，同时也增加了对美国农村人的了解。麦克卢尔在诺克斯学院遇到了许多后来在他的杂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包括《麦克卢尔杂志》的共同创始人约翰·菲利普斯、未来的营业部经理阿尔伯特·布雷迪(Albert Brady)以及后来成为西屋电气公司主席和重要投资家的罗伯特·马瑟(Robert Mather)。

麦克卢尔后来在波士顿的崛起是经典的美国成功故事。到波士顿不久，他设法说服波普制造公司(自行车)的老板创办了一本名叫《骑车人》(The Wheelman)的自行车杂志。由于在美国骑自行车是最受欢迎的户外运动，因此《骑车人》也很火。麦克卢尔把《骑车人》卖掉后搬到了纽约，到《世纪》杂志社做了一份低级的工作，这使他有时间进行思考，产生了他伟大的创新之一——辛迪加。辛迪加原本不是麦克卢尔提出来的，像《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等报纸已经尝试成立辛迪加，他们买来作家写的故事，然后同时在全国各个城市发表，但他们尝试辛迪加的规模从来没有达到他构想的规模。他对他的计划非常有信心，1884年他决定自己亲自检验其可行性。鉴于他在金钱和曝光丑闻方面给予作者的待遇很丰厚，他不难找到撰稿人，大多数编辑都很小心谨慎。但麦克卢尔的辛迪加一年之后才被大家接受，他最后能够与萨拉·奥恩·朱伊特、伊丽沙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乔尔·钱德勒·哈里斯和阿瑟·柯南·道尔这些著名作家签约。

麦克卢尔在杂志业的成功都是由于他对移居国家及其先进制度的明智评价。尽管他的员工写了许多深度调查报告来揭露社会腐败现象，但他一直坚持他的理想主义，代表了从发明创造、制造加工和创作到联盟组织和新闻在内战后推动美国在各个领域扩张的企业改革家精神。如果麦克卢尔自己寻找一个人在他的连载作品中描写诸如“伟大的个人”或“科学创新者”，如果他一直寻找在“天才”王国中类似的人物，如果他喜欢代表一个固定社团谈论一家蒸蒸日上的杂志的价值，代表其主要利益，提高其水平，那他没必要比W.E.B.杜波伊斯看的还要远。麦克卢尔确实曾经购买过杜波伊斯的一篇文章，但认为太具有政治煽动性而不适合《麦克卢尔》的读者自由揭露丑闻的口味。这种经历无疑更坚定了杜波伊斯认为需要有一本表达黑人社会的情况和愿望的杂志的信念。

在杜波伊斯漫长的事业生涯中，他很早就成了大家公认的智者、作家和社会科学家，他梦想“可以找到一本对美国黑人至关重要的杂志”。为了达到此目的，杜波伊斯于1906年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采取了第一步，创办了一份取名为《月亮》(The Moon)的周刊。1907年《月亮》周邢搬到了华盛顿，改名为《地平线》(1907年至1910年)。1910年当杜波伊斯在新成立的社团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担任行政职务时，他首先倡议把《地平线》改名为《危机》(1910年至1913年)，这个名字是受到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的诗《现在的危机》的启发而起的。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危机》成了黑人知识分子阶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发行量从最初的1000份，到1918年达到10万份，并在两年内就开始盈利(到1920年，年收入已经达到7.5万美元)。显然《危机》对宣传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章程和全面改善美国黑人的条件非常重要，它连续对这些条件的实际情况进行曝光，同时不断报道国家在改善条件方面采取的明显措施。

激励杜波伊斯创办《危机》的杂志中包括第一批针对美国黑人读者全国发行的月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北斗星》(North Star)、威廉·加里森的《解放者》和提摩西·托马斯·福特恩的《环球》。大多数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领导都和阿尔伯特·皮尔斯贝利(Albert Pillsbury)一样持怀疑态度，他给杜波伊斯写信说：“杂志现在像埃及的苍蝇一样多并且会传播疾病，大多数都遭受到相同的待遇。”但杜波伊斯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使杂志取得成功，杂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种族偏见的毒害。《晚邮报》(Evening Post)的编辑奥斯瓦尔德·维拉德(Oswald Villard)提供了办公场所，杜波伊斯与凯利·米勒(霍华德大学的系主任)、麦克斯·巴伯(Max Barber)(前《黑人之声》编辑)、威廉·斯坦利·布莱斯维特(William Stanley Braithwaite)(《波士顿手稿》[Boston Transcript]的诗歌编辑)和玛丽·邓洛普·麦克莱恩(Mary Dunlop Maclean)(《纽约时报》的正式撰稿人)签了约，聘请他们为撰稿编辑。杜波伊斯坚持实行低价订阅、内容多样，把提供信息和分析与娱乐结合起来、鼓励大范围发行的政策。因此在头四年中，《危机》有一个固定栏目“肤色界线”，包括关于政治、教育、提高社会地位、组织和会议、科学和艺术等子版面；“观点”版面翻印了读者来信；“社论”版面；专门报道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活动的版面和记录近期对黑人的残暴行为的“责任”版面。“谈谈女性”(敦促黑人女性加入到支持女性选举权的更广泛的运动中)和“本月人物”(报道黑人发明家、外科医生、精神病医生、建筑师和其他模范人物)后来作为固定栏目加入进去。

《危机》的第一期重点报道了对试图逃避劳役抵债制的南方黑人实行的私刑和谋杀，社论把黑人参与国家政治作为反对这种暴行的一种手段。这一期杂志包括约翰·米尔霍兰德(John Milholland)太太写的《谈谈女性》，这篇文章表明了杜波伊斯对女性问题的支持；一篇弗兰兹·博厄斯写的痛斥关于种族的伪科学理论的论文；和一篇关于布克·T.华盛顿欧洲之行的评论报道(《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华盛顿先生就宣布美国的黑人比欧洲的贫困阶层还富有》)。这一期的广告客户包括“最杰出的黑人女艺术家”E.图森(E.Toussaint)女士的艺术和音乐学院、“纽约黑人房地产代理商的先驱”菲利普·A.佩顿(Philip A.Payton)房地产中介、纽约州雪城(Syracuse)的L.C.史密斯兄弟(L.C.Smith&Bros)的打字机公司、亨利·菲普斯(Henry Phipps)适合有色人种家庭居住的经济公寓模型、位于西第53街的马歇尔酒店、“美国著名有色人种饭店”和尼安萨(Nyanza)药店——“纽约市唯一一家有色人种药店”。随着杂志不断取得成功，主要黑人大专院校——亚特兰大大学、菲斯克大学、霍华德大学、绍尔大学、弗吉尼亚联盟学院和威尔伯格斯大学——和黑人作家的主要出版商，包括出版《黑人的灵魂》的出版商，都加入了这些广告商之列。

在杜波伊斯担任《危机》编辑的23年间，他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的看法占主要地位。一些读者确实抱怨杜波伊斯的种族进步的信条非常强烈，甚至达到了接近宗教狂热的程度。但没有人否认，《危机》是第一份也是最杰出的政治杂志，为美国黑人争取着根据《宪法》和《独立宣言》他们所应该拥有的权利。杜波伊斯在一篇社论中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联邦密探闯入《危机》办公室的情景，这些联邦密探不信任黑人，把黑人归入“外国侨民”之列。杜波伊斯回忆道，当时密探询问“我们的目标和活动究竟是什么？我对能够坐回到椅子里感到很满意，泰然自若地回答说，‘我们设法使美国宪法得到完全彻底地执行’。”杂志也毫不留情地严厉训斥了重大改革运动——特别是妇女选举权和参加工会组织的劳工——因为种族主义分子而把黑人妇女和黑人工人排除在外。虽然《危机》也准备感谢偶尔取得的胜利(海伍德世界产业工人大罢工的胜利，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所有种族和行业的工人都可以参加这次罢工)，但杜波伊斯无情地揭露了改革者的虚伪，这些改革者看不到他们代表的被压迫妇女或工人的呼吁与更受压迫的黑人的敌对态度(常常是暴力的)之间的矛盾。在《危机》的文章中，没有哪个主题比私刑这个主题受到的谩骂更多，杜波伊斯积极地面对私刑。在一篇题目为《让鹰尖叫》的关于宾夕法尼亚州科蒂斯维尔的一位精神错乱的黑人受到私刑的社论中，杜波伊斯描述了在9月份的那个星期天，几千名白人涌进教堂观看冒烟的柴堆。杜波伊斯写道：“问题是他是黑人，黑色必须受到惩罚。黑色是罪中之罪。”

1934年，杜波伊斯公开谴责促进会关于泛非运动的团结一致(他们反对这种观点)和种族隔离(他们并不明确反对这种观点)的政策，之后杜波伊斯离开了《危机》和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此时人们对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了一份月发行量达10万份的杂志表示称赞：“没有一分钱……在美国新闻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样重要的是，他为黑人知识分子阶层提供了一个评论性的新论坛，同时也对美国的“种族问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启蒙。杜波伊斯认识到杂志的大发行量很有可能推进关于美国黑人的全国性讨论在黑人圈内外的扩展，他再一次证明了他自己具有利用多种媒体、学科和政治形式的独特能力，同时也为他的人民在20世纪取得真正进步保留了一种独特的批判视角。

创作

内战后，没有哪个美国作家像亨利·詹姆斯那样更注意文学的商业前景以及杂志在开发这些前景方面发挥的作用。詹姆斯的作品在20世纪文学史的大部分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抽象、独特和缺乏美感的，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他对文学市场的关注，对读者数量的关心，以及作为美国著名作家在当时享有的声誉。但是，詹姆斯为了使自己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而精心描绘的美学、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阐明了内战后的总体创作情况。被S.S.麦克卢尔巧妙开发的读者数量急剧增长、期刊数量激增、出版公司增多、广告专业化以及文学商业化，所有这些变化都与詹姆斯发展成为一个跨大西洋两岸的作家同时发生。根据1881年英国的一项民意调查，3400名调查对象称自己是作家、编辑或记者；到1901年，数量上升至1.1万人，而美国的数量更多。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出版商每年出版3000种新书；到世纪交替之际，数量增加了一倍。在1891年之前，美国与英国之间没有签订国际版权协议，因此美国和英国作家的作品在跨大西洋交易中容易被盗版。因为詹姆斯虽然住在英国，但仍然是美国公民，他受到两个国家的版权保护。詹姆斯实际上在两个国家申请版权，并在书出版之前把版权出售给美国和英国的杂志连载，从而得到双份的收入。詹姆斯成功利用了通常对作家不利的大西洋两岸的图书行业，这使他成为该时期消息灵通的专业作家的提倡者。

1865年，詹姆斯通过威廉·狄恩·豪威尔斯正式进入被他描述为“现代训练有素的作家阶层……持续生产者的大军”。威廉是《大西洋周刊》的编辑，付100美元购买了詹姆斯的内战故事《一年的故事》(The Story of a Year)。1875年，美国出版商詹姆斯·R.奥斯古德出版了《热情的朝圣者》和《跨大西洋游记》，詹姆斯分别得到了88.20美元和196.80美元的版税，数量相对较少，这也解释了在詹姆斯的事业生涯中，为什么他连载书稿得到的收入远远高于他从出版成卷的书时得到的收入相对不高的原因。比如1876年，《大西洋月刊》因连载《美国人》而付给詹姆斯1350美元。当詹姆斯不情愿地与许多作家一样找文学经纪人帮他们在日益多样化的文学市场疏通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敌对关系时，他告诉他的弟弟威廉，经纪人是专门用来搞到连载协议的人。虽然到世纪交替之际，詹姆斯一直从他在纽约州雪城的家族财产中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年收入，但他仍然渴望利用连载市场。你“能安排连载《金碗》吗？”他给他的新文学经纪人詹姆斯·B.平克写信问道：“那将是一个幸福的梦想，我将永远祝福你!”詹姆斯能够主要靠文学收入为生，是因为他的作品的连载以及在版权保护下能够在英国再版他的作品。当鼓励一位美国作家到英国出版作品时，詹姆斯评论说：“认为我们比他们读的书多是一种爱国主义谬论。我们并不比他们读的多。”

英国文学市场相对稳定是因为小说都是成卷出版，价格是美国同类作品的四倍，那时候面对的都是中产阶层或中上阶层。另外，现有图书俱乐部和大众图书馆或专用图书馆可以保证小说有足够的销量使英国的出版商盈利。但美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出版商预先就要有可观的利润，并且要想方设法成为畅销书。除《黛西·米勒》(1878)由哈珀出版社出版之后几个星期内销量达到2万册之外，詹姆斯的其他著作的销量相对适中。詹姆斯的一生大部分都靠连载稿费和/或作为作家的个人补助生活，他的经历是很典型的。但他几乎无法忍受默默无闻以及20世纪评论家对他事业的否定。正如丽贝卡·维斯特(Rebecca West)评述的那样：“注意在詹姆斯先生的讣告中多次说到他从来没有受到大家的欢迎，这是很有趣的……从1875年到1885年(大概是这个时间)整个英格兰和美国都被詹姆斯先生清晰优美的作品吸引了。”但毫无疑问，詹姆斯并没有得到他渴望得到的名望，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他描写的事物具有独特性，使他很容易经常成为当时和后来评论家批评的对象。

在文学史上所有针对詹姆斯的攻击中，最具毁灭性的是指责他的小说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描写的人物总是一边喝茶或参观博物馆，一边花很多时间滔滔不绝地谈话，很少有对他们工作的描写。《贵妇画像》的开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某些情况下，生活中没有多少时间比花在一种被称为下午茶仪式上的时光更惬意的了。有时不管是否喝茶——当然有的人从来不喝——事情本身也是令人愉快的。我一开始产生的想了解这件事的简单历史的想法为消磨时间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这个小型宴会是在一座英国乡村老房子的草坪上，在一个我认为时间非常合适阳光明媚的夏日午后举行的。下午的时间已经过去一部分，但还剩下大部分，剩下的都是最美好、最珍贵的。

这是一个由排他性定义的社会。每一种主张都小心地有所保留，但大家都热切要求在风格、思想和行为上达成一致。作者投内行人所好，宣称描写是针对那些能理解其符号和手势的人的。这个开头主要描述了一个特殊阶层的仪式。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表面上的谦恭是一种假象：历史根本不是“简单的”，就像毫无疑问“宴会”也不会“小”一样。在詹姆斯看来，坐下来喝茶完全是一种道德行为：它是“完美的”、“美好的”和“珍贵的”。尽管小说强调纯洁和简朴，强调保留长期存在的传统，但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在这个开头的场景中三个男人有两个都是移居美国的人——丹尼尔和拉尔夫·托切尔特(Ralph Touchert)——他们都自愿采用英国的礼仪。他们也可以坐下喝午后咖啡，咖啡肯定很好，但肯定不是英国的。

詹姆斯在这里对移居美国的人物的描写预示了他的小说大体上关注的主要方面之一：移居到一个国家并接受一套传统意味着什么？詹姆斯很注意不同文化特有的礼仪。詹姆斯认为观察力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目的，因为观察力属于同时代发展的社会科学。詹姆斯使社会观察成为一门高深的艺术。但詹姆斯的现实主义总是得到现代派相对主义者的支持。詹姆斯所有的观察都是主观的，任何观点都是彼此相对的。詹姆斯的小说严格遵循的一项准则是，小说必须有清晰的叙述者的观点，读者的观点总是受限于一个缺乏创见的感知者的观点，这个感知者可以在不同的人物思想之间徘徊，但总是因为某种特殊的洞察力而受惠于一种单一的意识。人们可能认为詹姆斯实际上是通过把他阐述的观点局限于特定的意识，才能把他赋予每种观点的强大力量戏剧化。就像在《贵妇画像》这个题目中对“画像”的强调所表明的那样，詹姆斯沉迷于艺术的力量，这是改变人的技巧和传统的能力。他认为人类的感知和形式是占主导地位的、卓越的，人类的感情也是如此，詹姆斯赋予它们特权，为他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提供了依据。在作品的情节中，主要动作是看、想和感受：在詹姆斯的作品中暴力总是心理方面问题。

虽然他在文字上和理论上对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感兴趣，但他自己流放国外的经历却打上了矛盾的烙印。比如，在1867年写给托马斯·佩里的信中他乐观地写道：

我认为成为一个美国人就是为文化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我们有极高的种族素养，对我来讲好像我们领先于欧洲的种族，因为我们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能更加自如地处理有别于我们自己文明的文明形式，能够筛选、选择、同化，一旦发现就马上(比如从美学方面等)据为己有。到目前为止，没有民族特征一直是我们的一种缺陷和缺点，但我认为美国作家也有可能证明广泛的知识融合和世界上各种民族特征的综合比我们看到的成就还要重要。当然，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东西——一些有特性的类似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将在道德意识、空前的精神愉快和活力中找到这种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会有一种民族标志。

但是，也可以把《贵妇画像》中对枯燥、残忍的流放生活的描写看成是悲观情绪的充分表达。

尽管詹姆斯的一生都在进行屠格涅夫所说的“诗人与祖国的争吵”，但他一直等到逝世的前一年1915年争吵结束时才放弃他的美国国籍。小亨利·詹姆斯(1843—1916)于4月15日出生在纽约市的华盛顿广场。他的祖父威廉·詹姆斯1789年从爱尔兰移居到美国，他当时没有钱，说拉丁语，怀着远大抱负来到这个革命的战场。由于在他最后定居的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土地买卖和在雪城的盐加工生意取得了成功，威廉·詹姆斯在1832年去世时留下了价值300万美元的财产。威廉·詹姆斯把他的四个儿子都培养成长老会教友，家中年龄最小的老亨利·詹姆斯一直都反对这种严厉的教义。老亨利在联盟学院和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开始努力寻找仁慈的上帝，遇到了将成为他妻子的玛丽·罗伯逊·瓦尔什(Mary Robertson Walsh)，但她是一位神学院同学的姐姐。虽然玛丽在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家庭长大，但她愿意在她丈夫信奉的宗教仪式前举行婚礼。这样，小詹姆斯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对神学持怀疑态度的家庭，他不安分的父亲为了保证他的孩子们(威廉、小亨利、加思·威尔金森[Garth Wilkinson]、罗伯逊和爱丽丝)在具有全世界拥有不同哲学导向的学校接受教育而不停地搬家，这对两个年长的儿子似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威廉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家，他的弟弟亨利成了作家。1862年，小亨利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一年后，开始给美国杂志撰写文章，取得足够成功后就开始全职从事文学创作。

詹姆斯怀着无比的热情勤奋写作，他写的小说、故事和评论比美国其他著名作家都要多。因为亨利一贯反对把他自己的职业与他父亲和哥哥的职业活动联系起来，所以批评家就不断地拿他的文学背景说事儿，而对那些与家人关系比较密切的作家就不这样。但毫无疑问，詹姆斯的小说受到了他父亲和哥哥的知识分子气质的深刻影响。老亨利·詹姆斯的神学思想主要来自爱默生和伊曼纽尔·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作品，后者是一个全力倡导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哲学家。哲学家父亲和搞文学创作的儿子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包括共同关注个人主义和女性的地位(这是由现代世俗主义与精神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的)，还包括对亲情和同情这些主题共同感兴趣。小亨利也潜心研究了他哥哥威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作品，并且积极参与他们发起的争论。亨利有时甚至写社论支持他们，比如在1868年，他在《国家》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人类学的进步》(“The Progress of Anthropology”)的文章。

在可以称为美国文学传统典范的作家中，没有一位作家的作品比纳撒尼尔·霍桑的作品产生的影响更深远。1879年，詹姆斯为麦克米兰(Macmil.lan)的“英国作家系列丛书”撰写了霍桑传记。虽然詹姆斯认为他描写的霍桑很“和蔼和性情敦厚”，但在美国却引起了强烈抗议，因为文章对新英格兰作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在描写霍桑的工作日程时，詹姆斯评论道：

(读者)从霍桑的美国日记中构想出来的画面总体来说并不令人感兴趣，虽然说这些日记并非无魅力可言。我这么说并不担心有任何不公平。那个画面的特点是极其单调乏味——毫无色彩并且缺乏详细描写。正如我所说的，霍桑非常喜欢细节。因此，一个对他反复给读者灌输缺乏内容的东西进行评论的人就会受到谴责。对我本人而言，在我翻阅他的日记时，我似乎觉得他生活的社会浅薄而简单……就像后来霍桑在生活中感受到的那样，他花费很多精力来了解更茂密、更富饶、更温暖的欧洲景色——小说家必须积累大量的历史知识和风俗习惯，体验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类型，才能积累大量的素材。

传记《霍桑》(Hawthorne)表明了詹姆斯渴望远离——远离他的文化，可能重要的是远离他傲慢自大的家庭。心理需求和艺术需求结合在一起：在欧洲做美国人的前景使他的社会观察艺术保持独立。但詹姆斯的传记也可以看做是利用语言描写的国外流放生活扮演了一个美学的重要场景，以掩盖对霍桑新英格兰背景的羡慕。与詹姆斯不同的是，霍桑属于——“他的生活与他祖先的生活之间的连续性一直没有间断。”虽然詹姆斯对霍桑的分类——作为民主党，作为外省人，作为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为我们提供了他自己成为一位更为伟大的小说家(因为他老于世故并四海为家)的历程，但传记也可怕地暴露了詹姆斯担心的艺术缺陷，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可能进行写作吗？

同时，詹姆斯对霍桑的文学文化的贬低掩盖了美国公众在小说创作和阅读方面的真正活力以及詹姆斯在这方面的投入。詹姆斯的作品好像不仅更美国化，而且更加细致入微，因为人们认为他的作品把查尔斯·布鲁克登·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苏珊·沃纳、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的情感小说与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赫尔曼·梅尔维尔与纳撒尼尔·霍桑的历史浪漫小说相互影响的传统特性有力地结合起来。作为詹姆斯艺术道路上的一个岔口，沃纳的《广大的世界》描写了许多被认为属于“詹姆斯风格”的内容：感情生活的准确描写，突出思维和想象力，采用童话的主题，强调女性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关注女人从童年到青少年、再到青年的发展，对“皮格马利翁主题”着迷(塑造理想的妻子形象，然后与她结婚)，注重日常生活的仪式化、普通人的心灵净化。亲密关系的力量是詹姆斯小说中起主宰作用的心理，在詹姆斯的小说中，自我规定了文化的惩罚性限制，这种力量与沃纳描写的基督教博爱典型的深刻反省和自我克制的个性是一致的。

詹姆斯既受到他吸收的美国传统的激励，也因此而感到烦恼，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他努力创造一种艺术遗产，那就是从1907年就开始为他自己的作品《纽约全集》写的18篇序言，这些序言本身必然也成了20世纪美国作家的遗产。序言是半自传(作者自己写的)半传记(小说的展开)形式的，描述了作者和作品的美学历史。作品中出现的欧洲场景——比如詹姆斯对在威尼斯起草《贵妇画像》的情景的回忆——表达了把历史变成小说理论的过程。而詹姆斯对他的每一卷作品扉页插图使用的照片都精心挑选，表明他渴望自己的小说在历史作品中处于醒目位置。詹姆斯在1906年写给斯克瑞布纳出版社的信中强调他偏爱“景色、物体或地点……拍摄得很完美并且复制得无懈可击”。詹姆斯得到了阿尔文·兰顿·科波恩(Alvin Langdon Coburn)的支持。科波恩是1905年詹姆斯在纽约遇到的一位22岁的摄影师，当时他在为《世纪杂志》从伦敦和巴黎到威尼斯和罗马的24个景点(圣约翰树林、圣保罗大教堂、波兰皇宫、卢森堡花园、凯旋门)拍摄照片。詹姆斯选择一位“年轻的美国专家”和照片本身作为介绍他的著作的各个部分的媒介，使他的《纽约全集》具有一种特殊的美国印迹，目的是把这种印迹认同为他的祖国全面的现代化。这部作品在商业方面遭到严重失败，这使詹姆斯非常郁闷。他花费了4年时间对主要小说和故事进行修改，使它们能够恰当地表达他的创作原则，但受到了冷遇。另外，他本来希望这个项目在经济上可以资助他度过晚年，现在正如他向豪威尔斯抱怨的那样使他“陷于破产”的境地。虽然詹姆斯不可能一贫如洗，但《纽约全集》的失败促使伊迪丝·沃顿私下从斯克莱布纳出版社付给她的丰厚稿酬中拿出8000美元作为购买《象牙塔》的预付款给了詹姆斯，詹姆斯没有写完《象牙塔》就去世了。

那个时期，没有一个美国文学作家比与詹姆斯同时期的威廉·狄恩·豪威尔斯作为文化机构的裁决人享受的职业声望更高。如果詹姆斯的事业代表了他那个时期美国现实主义的顶峰，那么豪威尔斯的事业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美国现实主义的顶峰。豪威尔斯是当时审查批准文学作品的文化机构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杂志、出版社、新闻以及广告代理机构。他也是一位重要的成名经纪人，帮助许多作家开创事业，其中包括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布莱特·哈特、史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保罗·劳伦斯·邓巴、萨拉·奥恩·朱伊特和亚伯拉罕·凯汉。他创作的一部作品表达了美国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对待婚姻和离婚的态度，这种态度以专业新闻行业的兴起为背景。小说的名字是《现代婚姻》(1882年，1881年至1882年在《世纪杂志》上连载)，豪威尔斯认为这部小说是他一生中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

豪威尔斯无与伦比的职业作风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卑微的出身要求他在追求文学声望的同时还要找到收入来源。豪威尔斯(1837—1920)出生在俄亥俄州的马丁斯费里，是玛丽·狄恩(Mary Dean)和威廉·库珀·豪威尔斯(William Cooper Howells)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印刷商，矢志忠于斯维登堡神学主义和废奴运动，因此豪威尔斯在颠沛流离的童年受到了他们家居住的小城里人们的排挤。在比较富有的同龄人(凯瑟、詹姆斯和吐温)都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年龄，豪威尔斯就开始做印刷工的工作，他是自学成才的。豪威尔斯对文学很感兴趣，特别是诗歌写作，他父亲的职业使他能够很早就有机会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到1860年，豪威尔斯已经在新英格兰有声望的杂志《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五首诗，并且能够到东部去见新英格兰文学家。豪威尔斯拜访了霍桑、爱默生和梭罗以及霍尔姆斯和朗费罗，并因与威尼斯的一位领事合写了亚伯拉罕·林肯的竞选传记而获奖。他和出生在一个受尊敬的新英格兰家庭的新婚妻子埃莉诺·米德(Elinor Mead)战后在波士顿定居，在那里他先是在《国家》杂志做编辑，然后在《大西洋月刊》做编辑。豪威尔斯很快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庭的品位和习惯使他越来越依靠他可观的职业收入。但他对编辑工作带来的声望和权力的喜爱，并没有减轻他为了协调编辑工作的需要与他认真写作的愿望之间的矛盾而进行的痛苦挣扎。豪威尔斯作为编辑取得的杰出成就使他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新闻同样也很精通。他把第一部重要小说的主人公的职业定为记者就是受到他自己的经历的影响，他早期在俄亥俄州父亲的报社做印刷工，从事文学职业，后来又担任《辛辛那提公报》(Cincinatti Gazatte)、《俄亥俄州刊》(Ohio State Journal)、《星期六新闻报》(The Saturday Press)和《波士顿广告报》(Boston Advertiser)的记者。

小说的创作受到了1875年在波士顿的一次演出《美狄亚》的启发。据一次采访称，豪威尔斯通过“印第安纳州一个离婚案件”看到了美狄亚对自以为是的贾森的锲而不舍的爱，“……小说就诞生了”。后来的几个夏天，在马萨诸塞州雪莉的一个农场上，男女主人以前也都离过婚，他们不停地争吵，更加深了豪威尔斯对这个题材的感觉。豪威尔斯以布莱特·哈特为原型来塑造贾森式的人物巴特利·哈伯德(Bartley Hubbard)。哈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在新闻以及其他方面也都很出色，他以外表英俊、爱喝酒、负债累累和玩弄女性而闻名。小说在连载之前，豪威尔斯在写给《斯克莱布纳》的信中把小说的中心主题描述为“一个离婚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是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但从来都没有被认真对待过”。豪威尔斯的主题被《世纪杂志》同时(1882年1月)刊登的华盛顿·格莱登(Wash.ington Gladden)的文章《离婚率的增加》(“The Increase of Divorce”)强化了。豪威尔斯不太了解离婚的法律程序，因此他向专家咨询，还专程到印第安纳州(这个州有独特的自由离婚法)听取判决。印第安纳之行预示着中西部——新英格兰地区将成为他小说的轴心。《现代婚姻》反映了豪威尔斯对内战后美国东北部乡村生活的向往。

他在小说开头怀着敬畏的感情描写了缅因州阴冷、衰败的新英格兰公平镇。豪威尔斯认为缅因州即使在隆冬季节也是完美的。从前的精神紧张已经被宗教自由主义所取代：去一家一家教堂，把仪式、娱乐和总体的不安分结合起来。新英格兰的虔诚已经成了平凡而茫然的唯物主义者理想的“公平”。小城中迷人的年轻夫妇巴特利·哈伯德和马西娅·盖洛德(Marcia Gaylord)一直交谈到深夜，一种“其他文明几乎无法理解”的自由，包括所有后来决定他们婚姻和离婚的问题：迷信和信仰、嫉妒、抱负、乡村和城市生活。这对满怀激情的情侣在灰色背景的衬托下更加显眼。因为激情和信仰一样，只要是真实的，就与公平不相干。他们的激情实际上在结婚后逐渐变得不对等，马西娅全身心地爱着巴特利，而巴特利好像只在乎他自己。

豪威尔斯这部小说的典型特点是特别关注阶级差别，把19世纪后期的波士顿描写成按照明确的阶级界线划分的城市，豪威尔斯突出了把巴特利从最好的社会排除在外的波士顿上层阶层的势利行为。巴特利是一位最终靠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的人，他在道德模糊的新闻界发现了一种职业，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准备夸大事实。他立刻抓住了人们对寻找公寓的兴趣，把他们的经历变成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充满感情的描述：没有更严厉的法律法规，波士顿高得离谱的房价最终会使波士顿失去“这个城市未来繁荣的中流砥柱，即那些收入不高的已婚年轻人”。巴特利也证明自己对曝光富人的事情很在行。他把阿谀奉承和曝光完美地结合起来，他的良心缺失和机会主义使他成为天生的记者。

豪威尔斯的《现代婚姻》指定了一种超越地区和阶级的类型，针对现代价值观念和信仰日益混乱的状态。巴特利认为报纸充其量只需要反映各个地方的不同兴趣和阶层，正是这种根本的实用主义观点导致他抛妻弃子，以至于最后灭亡。对马西娅由父亲和女儿陪伴着前往印第安纳州面对离婚诉讼的旅行的描写被看做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小说的结尾，离婚被认可为一种合法选择，尽管其社会影响受到了谴责。宗教被当做一种解释性系统，同时证明对个人是一种安慰。爱，马西娅对巴特利的爱、对她父亲的爱以及本·哈勒克(Ben Hallek)对她的爱，是一种超出了道德范畴的冲动。对话中的最后几句话——“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表明了《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和《新财富的危害》(1890)的结尾所显示的长期以来模棱两可的态度，它们证明豪威尔斯在最好的作品中喜欢不对道德问题下结论。

薇拉·凯瑟和威廉·狄恩·豪威尔斯一样在杂志界做了很长时间的文学学徒。凯瑟比豪威尔斯小36岁，她在开始创业时要面对更加商业化和更加复杂的杂志行业，她加入了在文学内容上比豪威尔斯的《大西洋月刊》和《国家》更加多样化的杂志。作为《麦克卢尔》的编辑，凯瑟开始熟悉文学业务，获得了新闻杂志方面的经验，但她同时也涉足了她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分析领域。在此期间，她参与合著了《玛丽·贝克·G.埃迪的生活及基督教科学史》以及S.S.麦克卢尔的自传。她也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啊，拓荒者!》(O Pioneers!)，她努力使她了解的地区经得起艺术的检验。“每个人都知道内布拉斯加州作为文学背景是很落魄的，”她写道，“它的名字就使追求优美协调的批评家因难为情而不寒而栗，堪萨斯州几乎与内布拉斯加一样没有前途。”小说在1913年《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列出的100本最佳图书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这表明凯瑟曾努力使内布拉斯加州成为文学作品关注的有活力的甚至可能是别具一格的目标。

凯瑟(1873—1947)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一个祖先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的美国家庭中。她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先靠放羊，后来靠卖牲口、农用设备和房地产为生。凯瑟4岁时，她家移居到靠近她叔叔婶婶兴旺的农场旁边的内布拉斯加州韦伯斯特县(Webster)。凯瑟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德国、法国和波黑的移民很熟悉，他们主要居住在内布拉斯加州，她也听了许多农村拓荒妇女讲的故事。她在10岁时遇到了一位名叫威廉·杜克(Wil.liam Duker)的零售店店主，他开始教这个有雄心壮志的小女孩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凯瑟还定期到新开的红云歌剧院(Red Cloud Opera House)演出。她参加了当地的戏剧创作，但她对科学也感兴趣，在高中毕业典礼上她发表演讲，为自由科学调查进行辩护。1891年，凯瑟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马上就在文学方面崭露头角。她作为新生在《内布拉斯加州刊》(Nebraska State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卡莱尔的文章，她还定期为杂志写小说、诗歌和文章。她为林肯的《信使》(Courier)担任助理编辑，为该报关于女性小说家的专栏撰稿，1896年，她成为《家庭月刊》(Home Monthly)的编辑，这是一本专门与《妇女家庭杂志》竞争的刊物。凯瑟对其他作家的看法大胆而坦率。马克·吐温既不是“读者，也不是思想家，更不是热爱艺术的人”，而“是一位聪明的美国佬，他已从写作中得到了‘好处’”。她认为威廉·狄恩·豪威尔斯的作品“激情、文学或其他内容都不是(他的)强项”。但弗兰克·诺里斯的《麦克提格》是一本“伟大的书”，她认为亨利·詹姆斯“高明的散文”像“莫扎特的音乐一样正确、经典、平静和微妙”。

世纪交替之际的内布拉斯加州没有一个印第安人是薇拉·凯瑟描写的多元文化“拓荒者”，只提到了一次印第安居民，当爱着小说中女主人公亚力山德拉·伯格森(Alexandra Bergson)的画家卡尔·林斯特姆(Carl Linstrum)宣布他要去阿拉斯加时，她怀疑他是要去画那里的风景。在“多风的内布拉斯加高地”，凯瑟笔下的挪威、德国、法国、波黑和墨西哥的移民与富饶的土地作斗争，不再有人想把从辛苦劳作的农民上升为有钱的地主的过程变得复杂。《啊，拓荒者!》综合了凯瑟在她宏伟事业的头10年培养的许多兴趣，在此期间她曾经当过作家、评论员、编辑，经常看歌剧，并且还是试验同性恋和性别杂交的女权主义者。凯瑟，她的家人总是称她为“威莉(Willie)”，在青少年时期就剪平头，穿男孩子的衣服，把她的名字签成威廉·凯瑟总经理(William Cather，M.D.)。凯瑟对艺术和新闻的追求使她成为可以与女性建立性关系的先锋派作家。《啊，拓荒者!》的女主人公亚力山德拉·伯格森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对家庭行使权力，反对传统的恋爱和婚姻，她非常独立。亚力山德拉的父亲在临死之前把掌管家庭农场的权力交给了她，因为她是家中年龄最大也是后代中最能干的(虽然其他孩子都是男性)，也因为只有她继承了他对土地近乎神圣的热爱。父亲的死对家庭的财产来说是一种恩惠，因为亚力山德拉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和创新者，农场因此也被变成了一项财产。

16年后，内布拉斯加州是一派进步的景象，到处都布满了电话线和星罗棋布的肥沃农田。在亚力山德拉现在的生活中，重要的人是她最小的弟弟埃米尔(Emil)，她把他抚养大，并且认为他可以做比经营农场还要伟大的事情。在小说的开头带有不祥的预兆，埃米尔在埋葬父母的挪威人墓地大门前割草。他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的一名学生，英俊、身体健壮，作为边界地区最富有的农场主之一亚力山德拉·伯格森的弟弟，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亚力山德拉周围的农民都辛勤工作、去教堂做礼拜、结婚生子，享受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有时梦想一下自己的祖国，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尽情享受。他们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同他们自己与各个种族之间的和谐一样明显，因为在那个地区各种居民之间没有文化纠纷，即使是他们已经注意到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似乎也很高兴，这暗示着肥沃的土地保证了人们之间的和谐。虽然有这些好运气，小说还是以悲剧结尾。之所以是悲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小说女主人公的悲剧性性格缺陷：她缺乏体会人类激情复杂性的想象力。她对土地有深厚的感情，对埃米尔充满了母爱，但她不懂浪漫，未察觉到埃米尔和鲁莽的玛丽亚·沙巴塔(Maria Shabata)之间发展起来的最终危及生命的爱情。亚力山德拉的一个充满激情的画面是她时不时会陷入一种对土地的幻想，一位古铜色面孔(印第安人？)的勇士带着她穿过成熟的玉米地。但埃米尔对玛丽亚保持着一种不太抽象的热情，玛丽亚是他从小就喜欢的波黑美人，她一时冲动嫁给了一位她现在讨厌的巫师。在埃米尔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的爱发展成了寂寞而短暂的通奸，导致他们被玛丽亚的丈夫出于报复而杀害。在小说的结尾，亚力山德拉与卡尔结了婚，确保这场空想的爱情不具有破坏性。凯瑟暗示亚力山德拉后来年纪大时可能会理解她以前拒绝的肉体的快感。小说结尾描写的一位温和而具有艺术气息、显然在世纪交替之际在美国的企业和资本世界中没有取得成功的男人与一位意志坚强、精力和智慧大大超过西部人并且挣到了耕地财产女人的结合是不符合传统的。亚力山德拉好像不可能在40岁之后组成家庭。小说结尾呼吁“这个幸运的国家将来有一天把像亚力山德拉这样的人放在怀抱里”。这表明女主人公的热情只是为了土地。

在1915年《云雀之歌》(The Song of the Lark)出版17年后薇拉·凯瑟给这本书补写的序言中，她强调她在书中主要讲述了一位歌剧演唱家通过“一丁点的机会”“使她摆脱平凡”而取得成功的故事。书的其他部分详细讲述了这个女孩随着她的艺术自我超过她自身而逐渐丧失人性，凯瑟坦言这部分内容本该留给读者去猜测。一位艺术家一旦得到命运之神的青睐，别人可以理解的自我就相对消失了。《云雀之歌》的中心主题是对歌剧演唱家的着迷，特别是对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音乐的着迷，对凯瑟来说，这种着迷可以追溯到她在《匹兹堡每日社论报》(Pittsburgh Daily Leader)工作期间担任艺术评论员和新闻记者的时候，凯瑟发现自己在世纪交替之际对富有的匹兹堡法官的女儿伊莎贝尔·麦克朗格(Isabelle McClung)产生了同性恋。这一件事贯穿她的一生，使她对因在歌剧中创作女性角色面闻名的瓦格纳心生好感。

《云雀之歌》描写了一位瑞典裔美国歌剧演唱家西娅·克龙伯格(Thea Kronburg)的成功历程。她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凯瑟称之为月亮石(Moonstone)的小镇。西娅在童年时就受到很多成年男子的爱慕。在家里，母亲是最同情西娅的艺术需求的人，但由于负担太重并且本身太平凡而不能欣赏她。西娅父亲和兄弟姐妹的反应先是漠不关心，后来是嫉妒。凯瑟笔下的艺术家都是自我创业、自学成才、自我激励和自我永存。西娅在纽约达到成功的顶峰时，她想起了第一次出发去寻找好运时的情景：“我带了生活必需品，那是我现在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瓦格纳对她艺术天分的认可非常重要，对她来说，色情的和脱俗的音乐是“生活的唯一理由”。音乐体验在宗教和感官方面都是可以使人改变和令人陶醉的，这种狂喜的艺术力量是不分男女的。瓦格纳通过强调自制和淫荡以及他唤醒理想主义和激情的能力呼吁两性之爱或同性恋唯美主义者的产生。凯瑟的小说受到了著名女歌唱家以及像H.L.门肯(H.L.Mencken)这样的文化经纪人的欢迎，他们认为凯瑟是“来自卑微阶层得到了青睐的美国小说家”。

与凯瑟同时代的西奥多·德莱塞同样也试图把他的小说与中西部和西部人的豪爽精神结合起来，同时也扩大了美国文学文化权威人物可以接受的界限。德莱塞尽量用他认为属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词语描写人类的肉欲，这样他一生都与审查官有矛盾。像凯瑟笔下的人物一样，德莱塞笔下的人物也都模仿作者的生活，设法解决他们成长的农村与实现了他们愿望(有时遭受挫折)的城市之间的利害冲突，小说中的人物不可避免地放弃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德莱塞曾经忍受过比其他美国著名作家更贫穷的生活，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进入杂志界谋求小说事业的发展。《“天才”》(1915)是德莱塞最具自传性的小说，记录了他努力把成功杂志的艺术价值和商业目的协调起来的艰苦历程，他既要实现现代主义的美学目标，又要避免别人指责他的小说下流。1911年，德莱塞开始写小说时经济很困难，当时他由于与一位助理编辑18岁的女儿之间的通奸关系被巴特里克出版社开除，失去了主编这份薪水很高的工作。德莱塞把当时的情况写进了小说《“天才”》，解释了为什么朋友们和编辑都反对他正在创作中的作品。因此，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关于商人查尔斯·T.耶基斯(Charles T.Yerkes)的生活三部曲上，1912年出版了《金融家》(The Financier)，1914年出版了《巨人》(The Titan)。但德莱塞仍然对《“天才”》很有信心，后来多次进行修改，其中包括把主人公的职业从现实主义作家改为阿什坎学校的油漆工。文学历史学家斯图亚特·谢尔曼(Stuart Sherman)的《西奥多·德莱塞粗俗的自然主义》(“The Barbaric Natu.ralism of Theodore Dreiser”)就是对1915年出版的小说做出反应的例证。谢尔曼的评论发表在《国家》杂志上，用战前仇视外国人的语言暗示德莱塞描写的人物的“兽性行为”都来源于作者的德国背景。虽然谢尔曼这样的评论并没有对小说的销量产生不良影响，甚至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西部防卖淫学会(Wester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Vice)的指责在全国同类学会中产生了连锁反应，成功地阻止了这部作品的出版。1923年此书重新出版时，德莱塞采取攻势，在重新写的序言中质疑是否要以牺牲喜欢“这种艺术刺激方式”的“几千名普普通通有责任心的人们”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年轻人的道德观念”。H.L.门肯起草了一份反对审查官的请愿书，得到了一些名人的签名支持，包括爱德华·阿灵顿·罗宾逊、阿米·洛威尔、罗伯特·弗罗斯特、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薇拉·凯瑟和维尔金斯·弗里曼(威廉·狄恩·豪威尔斯以不知道《“天才”》这本书为理由没有签名)。但是，出版商以拒绝额外印刷为理由扣押了小说。德莱塞越来越痛恨他认为阻止了“独创思想”、严格把其他社会集团的人排除在外的文化制度。德莱塞作为贫穷移民儿子的边缘性的感觉，使他倾向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美国作家效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德莱塞(1871—1945)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市，父亲约翰·保罗·德莱塞是德国马延当地人，母亲萨拉·斯卡纳布(Sarah Schanab)是一位成功的摩拉维亚孟诺派农民教徒的女儿。德莱塞的父亲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织布工：受雇于一家羊毛厂，成为生产经理，然后买了自己的工厂。当工厂被烧毁时，他努力重新修建，结果受了伤，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德莱塞出生时，约翰·保罗·德莱塞50岁，通过正统的宗教信仰来排解他的失望。由于给孩子们灌输惩罚性的天主教教义，当孩子们一个一个经济独立后，他反而受到藐视。尽管德莱塞比其他兄弟姐妹更同情父亲的尴尬处境，但求知欲强的德莱塞很憎恶他被迫去上的天主教学校的狭隘。他喜欢多愁善感、宽容的母亲，她是总是挨饿并且不断背井离乡的八个孩子的感情支柱。德莱塞在13岁进入了印第安纳州华沙市的一所公立学校，这拯救了他。在那里，他的智力和文学感受力得到了认可，他受到鼓励而努力学习化学、物理和历史并掌握了德语，这样他就能阅读歌德和海涅的作品。

1886年，当德莱塞独自一人前往芝加哥挣钱时，他只有15岁，他在14年后描述一个女孩的样子时(《嘉莉妹妹》)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像他后来的主人公一样，德莱塞从一份低薪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刷盘子、餐厅侍者助手、店员)，但同时还可以上公立学校。他在那里做得非常好，结果吸引了高中校长的注意力，她(自己出钱)设法把他作为特殊学生送入了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他没有受过完整的课程教育，并且还因为他是贫穷的外来者而感到沮丧，但那个时期促进了他对知识生活的热爱。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记者，报道1892年民主党的全国提名大会，这使他在《芝加哥环球报》(Chicago Globe)谋了一个职位。一篇受到好评的关于芝加哥贫民窟的文章使他进入了《圣路易斯环球民主党报》(St.Louis Globe.Democrat)，在那里他采访了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约翰·L.苏利文(John L Sullivan)和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这些名人。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作品和大哥保罗·德莱塞(Paul Dresser)的鼓励给予德莱塞重大的影响，保罗是纽约一位成功的歌曲作家。对德莱塞来说，斯宾塞的进化法则以及他的人性机械论观点把他从天主教中彻底解放出来。同时，他努力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贫穷与斯宾塞“适者生存”的观点协调起来，这种观点被当时的社会达尔文论者广泛使用，对穷人不利。事实上，当德莱塞到纽约去找哥哥时，那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巨大鸿沟。1895年夏天，德莱塞努力适应环境，为《世界》(World)杂志报道警察法庭，与《嘉莉妹妹》中著名的纽约鲍厄里大街上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亲密接触。他后来成了一本名为《每月》(Ev’ry Month)的杂志的编辑，在那里他描述斯宾塞的理论、纽约市的贪污受贿以及压榨劳工的工厂的恐怖。到1899年，德莱塞作为记者和编辑已经具有写出第一本书《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的资格。

但是，德莱塞与图书编辑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双日出版社(Dou.bleday)在接受了他的第一本小说《嘉莉妹妹》(1900)后不久就禁止出版这部小说，但为了履行这份不能违反的合同，出版社只印刷了1000册而未作任何广告。这件事致使德莱塞在三年内情绪变化无常，害怕写作。杂志促使他在精神崩溃六年后重新从事文学事业，当时他为女性编辑了一本受欢迎的杂志，这段经历被写进《“天才”》一书中而名垂千古。这本书描写了尤金·维特勒(Eugene Witla)在他精神崩溃后取得成功的故事，他先是在《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杂志的广告部工作，然后在杂志广告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个故事是展示这个新兴产业的宝贵窗口。这部小说很具有自传性质，描写了尤金在神经衰弱后做日间工人的经历。尤全虽然同一位热心、平和、年龄比他大一点儿的女人结了婚，但他感到跟那个女人越来越疏远。他喜欢年轻女性并且与她们关系混乱，后来发展成为一位现实主义画家。尤金一开始在萨默菲尔德(Summerfield)广告代理公司策划美国晶糖提炼公司的促销活动，该公司想销售袋装的绵糖、砂糖和方糖。尤金的老板萨默菲尔德对他说：“问题是我们可以在最小的可利用空间内放入多少新奇、简单而有震撼力的内容。”尤金得到了有关复杂的人类心理方面的指导，但他仍然是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从萨默菲尔德广告代理公司跳到费城的加尔文出版公司，这家公司是一家更有特色、更有钱的公司，由奥巴代亚·凯尔文(Obadiah Kalvin)经营，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吸引保守的顾客。联合杂志公司提出让他主管他们的图书业务，同时监管七种杂志的艺术、内容编辑和发行，这给他提供了大好机会。

尤金在联合杂志公司开始了鼎盛时期，但他缺乏在那里生存所需要的冷漠无情。他没有认识到在杂志业务中经济利益的必要性，对下属管理不善，只是激励他们工作，却不给他们增加稿酬。德莱塞强调尤金对权力和物质享受比较淡漠，因此他为了年轻女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天才”》第三部的题目是“反抗”，暗示着对成功神话的否认。尤金在与他情人有钱的母亲发生激烈冲突后与情人长期分开，他对长期受苦的妻子的死深感内疚，当他濒临再次精神崩溃时，因受到姐姐的劝诱而不情愿地转向基督教科学，他姐姐自从癌症“奇迹般地治愈”后就成了基督教科学的追随者。德莱塞花费了很多篇幅来描写宗教——上帝的旨意是根本，反对现实的邪恶，痛苦的想法是人类的弱点——同时也描述男主人公逐渐皈依的过程。他对待宗教的态度是恭敬和谦卑的。虽然琼斯太太住在宽大、设施齐备的公寓内，有一位电梯工和佣人，但她周围的一切，从她不漂亮的外貌到毫无品位和平庸的穿衣打扮以及家具的摆设，都是为了对虚荣心和利己主义轻描淡写。正是该哲学和其追随者的朴素、简单甚至平庸最终治愈了现代社会复杂的物质困境。

德莱塞选择以探索基督教科学的终极目标而不是制度形式来结束“艺术家的画像”，反映了主要小说家对那个时代价值观念普遍的矛盾态度。没有一位小说家可以忽略写作本身在当时已经成为一项严肃的商业活动所达到的程度，其中一些人(特别是吐温、伦敦和沃顿)都想办法使个人的商业化利益最大化。但所有人面对这些情况都缺乏信心。这种不满有时通过政治议程来表达，有时通过不同种类逃避现实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豪威尔斯、伦敦和德莱塞积极从事激进的政治活动。托尔斯泰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What To Do？)对豪威尔斯产生的影响像爱德华·贝拉米的乌托邦民族主义对他产生的影响一样强烈。他忠于基督教科学，谴责“少数人获得财富，他们好逸恶劳却骄奢淫逸地把财富挥霍掉，而大多数人过度工作却食不果腹”的制度。德莱塞是一个很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因此没有被共产主义制度所拉拢(1928年他为写《德莱塞看俄罗斯》[Dreiser Look At Russia]而亲眼目睹了共产主义制度)，他只不过被一种旨在根除他童年遭受的贫穷的社会深深吸引。杰克·伦敦在整个事业生涯中都是积极的社会主义者，他在去世前退出了该党，因为他相信不久就“不再有顺利发展的社会主义状态”。凯瑟对西部丰富的多元文化传统非常崇拜——印第安人、波黑人、德国人、捷克人和挪威人。伊迪丝·沃顿和亨利·詹姆斯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完成了阶层的选择以及在欧洲和英国的旅行和流放。他们远离与他们的作品、职业经历和个人生活紧密不可分割的商业风气，证明了这些作家的模范作用。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的文学作品成了那个时代极为珍贵的宝库。

7 工作多样性

工作性质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化，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工厂系统增多、机器生产量提高、工薪人员数量增多、劳动细化的阶段。而工业化在美国的开始，是以1820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建立第一个工厂城为标志的。从1850年至1900年，各行各业急剧扩张，从机车、收割机和温切斯特连发式步枪到纺织业、雪茄烟业和玻璃制造业。自1860年到1920年之间，加工产品的数量增加了14倍。在内战之后的时期，迎来了劳动力史学家大卫·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所称的“生产力崇拜”，其特点是专业管理阶层强行提高生产率，增多科学管理方法。虽然19世纪后期的工人完全习惯了一种工业时代感(这是一种整体的文化转变，其标志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手表公司大批量生产的怀表)，他们也清楚自己作为一个谨慎的集体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正如一位效率顾问观察到的那样，每一个工厂都有“一种方式，一种工作习惯，新来的工人都要遵循这种方式，因为不遵守是不体面的”。雇主同样也很固执：1885年，麦考密克收割机厂的管理人员与联合起来的铸铁工人之间发生了冲突，最后把他们全部开除。另外，工人阶级利益的和谐一致受到美国环境特有的限制。艾拉·卡兹纳尔逊(Ira Katznel.son)认为：“需要解释的不是美国政治中阶层的缺失，而是阶层对工作范围的限制。”他认为美国的工人与欧洲或英国的工人不同，他们把工作中的自己看成工人，而把家中的自己看成不同的种族，同一阶层的人在工作场所非常团结，但在其他地方，种族和区域身份则占主导地位，有可能决定政治策略和行为的结构。工人阶级的意识划分减少了福利待遇——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金——在美国实行的可能性，这些福利待遇在其他先进的工业国家是社会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虽然美国的普通工人不像其他西方国家的同行们那么能忍受工业化的辛苦，但他们也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相信辛苦工作与经济回报之间的假定关系。19世纪70、80和90年代连续发生的大萧条以及生产资料丰富和财富过剩时仍存在的大量贫穷现象(1901年美国劳动局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20％—30％的工薪人员的收入处于贫困水平)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怀疑。早在1877年，一位经济分析家就先后注意到了西部扩张的衰落以及企业成功必需的资本储备，他预测社会流动的消失是一种理想的构思：“生来就是劳动者，受雇于别人而工作。”他得出结论，典型的美国人会以这种方式消亡。工人阶级困难的生活以及他们认识到这种生活可能永远存在，就产生了内战后代表工人合作组织进行的改革运动，运动的章程号召工人参与制订政策、分享利润，努力恢复普通工人的价值和尊严，吸引了劳工骑士(Knight of Labor)的领导人特伦斯·鲍德利(Terence Powderly)和《国家》杂志的编辑E.L.格德肯(E..L.Godkin)这些似乎不太可能参加的人加入。格德肯在合作运动中的作用代表了中产和上层阶级中许多人对威胁到传统自由理想的资本主义工业增长的保留态度。威尔·米切尔的《疲劳和眼泪或过度劳累的提示》(Wear and Tear；or Hints for the Overworked，1871)和乔治·M.比尔德(George M.Beard)的《美国人的焦虑》(American Nervousness，1881)描述了技术和经济发展要求的快节奏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美国人的身体所付出的代价感到惋惜。

同时期把工作作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小说、社会改革专著和回忆录的作品对这些变化进行了详细预测或证明。厄普顿·辛克莱尔的《屠场》(The Jun.gle，1906)、玛丽·维尔金斯·弗里曼的《工人的命运》(The Portion of La.bor，1901)和西奥多·德莱塞的《珍妮姑娘》(Jennie Gerhardt，1911)分别描写了书中人物在肉类加工业、制鞋业和玻璃制造业谋生的奋斗经历。W.E.B.杜波伊斯的《费城黑人》(1899)、约翰·斯巴戈(John Spargo)的《孩子们的痛苦呼喊》(The Bitter Cry of Children，1906)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女性与经济学》(1898)探索了世纪交替之际在新工业秩序中成为工人的黑人、儿童和女性的特殊命运。布克·T.华盛顿的《从奴隶制中奋起》(1901)和玛丽·安婷的《福佑之地》(1912)证明了“工作道德”在实践和理论中的持续性，而此时人们普遍认为“工作道德”正在消失。因为这些作家都很深切地了解这个时期他们自己的文学职业发生的变化，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工人阶级或者在开创事业的同时要为了养家糊口而努力奋斗，还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如女性和少数民族)使他们能够理解特殊群体进入可以得到公平补偿的工人队伍对他们的生存机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他们阐述了关于来自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工作经历的不同看法和观点。下面的内容将讨论这些作家以及支持劳动改革和财富再分配的亨利·乔治、雅格布·里斯和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等人的作品，这些人堪称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见证工作变化的典范。

工厂工作/计件工作

在《屠场》的结尾(1905年2月至11月连载在社会主义杂志《呼吁理性》[Appeal to Reason]上)，厄普敦·辛克莱尔穿插了一段街头演说来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联合会，并与专门报道丑闻的记者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一起宣布这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屠场》在发表后几个星期内就在全世界成了畅销书，该书之所以受到欢迎，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揭发丑闻很感兴趣，还因为辛克莱尔的主题存在普遍性：美国肉类加工业危害健康的做法与每个吃香肠的人息息相关。同样具有吸引力的是，辛克莱尔揭示了不同种类的腐败现象之间的关系，从城市的贪污受贿和公司的违法行为到房地产的欺诈和操纵，这些都发生在贫穷、目不识丁的移民的家里和工作中。小说在一个高度仪式化的立陶宛人的婚礼气氛中开始：辛克莱尔向《呼吁理性》的编辑解释说，他努力烘托“一种环境和气氛”，这个场面表达了这些移民虽然贫穷但却不愿意放弃“ueselija”或“盛大宴会”的辛酸，这是“(每个人)的一生中他能够挣脱锁链、展翅飞翔、拥抱太阳”的时刻。《屠场》是关于一位立陶宛农民杰格斯·鲁德克斯(Jurgus Rudkus)急于在芝加哥的牲畜饲养场发迹的故事。杰格斯在小说的开头与欧娜·鲁克斯塞特(Ona Lukoszaite)结了婚，他和一个有12口人的大家庭挤在两间狭窄的房子里。为了追求他们的美国梦，他们按照欺诈性条款购买了一套房子，为了支付房款，家里所有人，从年迈的安塔纳斯·鲁德克斯(An.tanas Rudkus)到弱小的孩子斯坦尼斯洛瓦斯(Stanislovas)，从清晨到黄昏都像奴隶一样在帕金镇干活。欧娜生了一个孩子，但她必须在身体恢复之前回到工厂上班，因此她的身体就彻底垮掉了，杰格斯在工作中受了伤，小说的其余部分描写了他们的悲惨损失——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循环中，从事越来越卑贱的劳动，失业，欧娜和他们的儿子死去，杰格斯转而求助于社会主义。在整部小说中，辛克莱尔详细描述了帕金镇和令人作呕的生产过程联合起来的斗争历程。

辛克莱尔的观点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高度概括。这个行业的各个方面都被科学地构想和管理着：从无处不在宣传产品奇妙之处的广告到对遍布帕金镇大街小巷的乞丐的管制，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肉联厂可怜的受伤人员，其他的人则有舒适的家，在利用腐败的制度赚钱的银行中有存款。辛克莱尔的描写重点是把屠宰场的猪与在那里上班的移民进行对比。一种残忍的功能论占支配地位：猪本身提供了使它们爬上斜槽的能量。大量的有生命的动物被送往死亡，死亡首先是最省事的，对任何痛苦或喧嚣都无动于衷，除了猪尖厉的叫声，对猪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利用。

那是用机器加工猪肉，利用应用数学的原理加工猪肉。但最平凡的人也不能以某种方式帮助猪进行思考。他们非常天真无邪，因此他们来时都深信不疑；他们抗议时非常人性——他们完全在自身合法权利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抗议!他们没有做任何应该受到这种惩罚的事情。在伤害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侮辱，就像这里所做的事情，以这种残忍而无情的方式把他们悬挂起来，没有假惺惺的歉意，也没有尊崇的眼泪……一个人如果不变得精通哲学，没有用符号和明喻开始经营，没有开始倾听宇宙中的猪叫的话，那么他是不能忍受，不能长时间观看的。可以相信在地球上或地球之外并没有猪必须忍受这些痛苦的天堂吗？这些猪中的每一头猪都是独立的动物，有的是白猪，有的是黑猪；有的是褐色的猪，有的是斑点猪；有的是年龄大的猪，有的是年龄小的猪；有的是长而瘦的猪，有的是庞然大物。每头猪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意愿、希望和内心的渴望；每头猪都充满了自信、自重和自尊……现在人们是否要相信根本就没有猪的上帝，对这个上帝来说猪的人格是宝贵的、猪的号叫和痛苦是有意义的呢？谁会把这头猪抱在怀里安慰，因为出色的工作而奖励他，告诉他牺牲的意义呢？

这段话由于其神人同形论而引人入胜，批判了旨在使动物客体化这样人类就可以吃动物的科学技术。辛克莱尔用感伤的文体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对生命体进行剥削，而且令生命丧失了尊严。杰格斯回忆，在立陶宛森林中给猪开膛的情景与利用组装生产线杀猪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肉类加工学在理论上是合理和功利主义的，但在实践中看起来好像是残忍的折磨。这里的一种“含义”是：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对“清白无辜的”动物来说是一场噩梦。在这里没有一种动物比杰格斯更“正直”，他很快就像那些“悬挂”的猪一样腿受了伤。在辛克莱尔的描写中，人与动物令人不安的相似度说明了作者努力加大有关“符号和明喻”的残杀距离。人类与动物最明显的区别是人类可以使用语言；掌握了语言这种工具，人类将充满乐观地、永远也不会发现自己如此残忍的虐待。动物是人类首先使用的符号的来源，这一事实在伤害动物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讽刺。因此，讽刺在导致了人与动物之间不可逆转的区别的原始交流行为中扮演了一个根本角色。

但小说中最巧妙的细节是它提到“权利”。在什么情况下猪可以被认为拥有权利呢？小说与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关联性——辛克莱尔认为他的小说与之“完全相同”——是非常清楚的。辛克莱尔的猪/工人使人想起斯托笔下的奴隶，他们的进步依靠他们受苦的能力。根据斯托和辛克莱尔的观点，一种能受苦的动物是一种能够赋予“权利”的动物。1789年，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就提出来，像遭受痛苦的奴隶一样，遭受痛苦的动物的权利终有一天会得到认可。在回应法国殖民地为解放黑人奴隶所作出的决定时，本瑟姆预测道：“其他动物要求那些权利的日子可能就要到来了。”这些权利将被判决，不是根据“他们能推理吗？也不是根据他们能讲话吗？而是根据他们能受苦吗？”辛克莱尔代表了他受苦受难的猪兄弟们，以斯托的方式，组织了一个能够感同身受的社团。同时，他倡导一种普遍的人类(和动物)生存的观点，注意到不同的猪个体的独立性和独到之处。他描写了猪王国中更高的秩序，由猪神掌管，猪神的职责是补偿猪在生活中得不到承认的尊严。辛克莱尔坚持认为猪具有人的特性，这就强化了小说提出的主张：在容忍可以如此对待无助的动物的社会制度下，没有一个脆弱的人是安全的。

辛克莱尔把小说中无助者的范围扩展到美国的消费者——年轻人、老年人、穷人、富人、印第安人和移民，使《屠场》在文学界引起了轰动。辛克莱尔的消费者团体包括受苦受难的移民。他的小说最终成为一部改革作品而不是社会激进主义作品，其标志是从始至终辛克莱尔都把他们描写成吃肉的人。他们遭受的痛苦与工厂里的动物遭受的痛苦类似，但他们并不是动物的“亲戚”。小说从开始到结尾，故事中的人物一直在享用香肠。可以这么说，当小斯坦尼斯洛瓦斯整个晚上被锁在工厂里睡觉并被老鼠啃噬时，是动物们进行了报复。鉴于小说中的人物都吃肉以及对帕金镇令人作呕的生产过程的持续描写，只有一个人物——伊丽莎白可怜的不健全的孩子——因吃腐肉死去，这真是不可思议。但小说中有足够多神秘的死亡事件使读者相信帕金镇致命的危害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地方或一个种类。《屠场》在消费者中引起的恐惧使小说马上产生了影响。在小说出版后不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给辛克莱尔写信，承诺对小说中描写的弊病进行调查。罗斯福补充说，辛克莱尔的社会主义是“可怜的”，实行社会主义会在道德和身体上(由饥饿和流行病造成的死亡)毁灭社会主义千方百计想拯救的阶层。劳工委员会的报告证实了辛克莱尔谴责的所有事情，结果马上通过了在国会已经积压了多年的《清洁食品、药品和肉类检查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nd the Meat Inspection Acts)。

辛克莱尔的小说带来的影响可能没有他期望的那么大。小说促进了一场长期的改革，但没有带来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辛克莱尔本人对他自己在种族和文化方面构想的局限性负全部责任。同他对动物和人类的划分一样，辛克莱尔把黑人工人——工厂老板为了阻止工会的罢工从南方找来的黑人工人——描写成低于人类的“人兽”。他们与工厂的动物更相似，而不是白人工人，他们的到来威胁到了白人工人的工作。实际上他们增加了国际食品供应中的污染物。显然对辛克莱尔来说，把黑人奴隶和立陶宛的“带薪奴隶”进行对比是一回事，而主张与黑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是另一回事。与他描写的被吃掉的猪和吃猪的移民之间的区别一样，厄普顿·辛克莱尔认为在工作场所必须严格区分外人与亲戚。

《屠场》中最有意义的见解之一也是最不明显的见解之一是：即使在最无法忍受的条件下获得工人之间的团结也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小说表明的那样，工厂老板和管理人员很容易在种族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制造矛盾和挑拨离间。在拥有大量外国移民和黑人季节工人的芝加哥和纽约，广阔的城市工业环境淹没了工人之间最根本的阶层相似性以及共同的机会、生活和报酬。小说以小城市小城镇的工厂生活为中心，描写了一些更加相似的工人们，向我们提供了该时期美国各阶层的显著特点。在特定小说中探究阶级，其目的是为了理解阶级在美国工会史的某个阶段被否认的微妙的多种手段，而在这个阶段中阶级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约翰·海的《养家糊口者》和玛丽·维尔金斯·弗里曼的《工人的命运》把阶级描写成对个人心理和社会组织至关重要的方面。弗里曼以浪漫主义手法描述工人阶级，而约翰·海以一位毫无同情心的反对者的立场进行描写。弗里曼的小说以新英格兰一座工业小镇为背景，是一部资本主义的神话，最后的结局是贫穷的工厂工人的女儿与工厂主的儿子结婚。约翰·海的小说以克里夫兰为背景，根据1877年的工人罢工写成，最后的结局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罢工工人领袖背井离乡。弗里曼小说中的人物超越了他们的阶级身份，除了他们的贵族或无产阶级的血统之外呈现出各自的个性。约翰·海小说中的人物是定型的，体现了他们截然不同的阶级地位的优势和劣势。在《工人的命运》中，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被消费文化缓解了，而消费文化成功地把共同的愿望和前景结合起来。证券市场被描写成一种民主化的媒介，能够不分阶层，赏罚分明。

在《工人的命运》(1900年至1901年在《哈珀新月刊》杂志上连载)的开头，鞋厂工人的女儿埃伦·布鲁斯特(Ellen Brewster)从家里跑出来，被市场橱窗里的陈列品深深吸引。工厂主孤独的姐姐辛西娅·利诺克斯(Cyn.thia Lennox)把这个沉默而顺从的孩子当作孤儿带回了家。由于利诺克斯非常想要一个她自己的孩子，尽管全城都在寻找埃伦，并且她的失踪也登在了当地媒体上，她还是把孩子留下来了。当埃伦幸福地与家人团聚时，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使利诺克斯受到牵连，这就表明了她阶级忠诚的分裂性。这件事使这位无产阶级的女儿与城里的贵族之间建立了联系，最后她嫁给了辛西娅的侄子罗伯特·劳埃德(Robert Lloyd)。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阶级之间的联系使消费者着迷。通过扩大和加强广告的效应，消费被描写成一种取得自由和社会流动性的手段。在小说中，当埃伦后来同上层社会的爱人罗伯特·劳埃德一起重新回到同一个橱窗前时，她已经实现了这种资本主义神话。小说暗示仅仅对市场商品的渴望就可以使人上升到上层社会。埃伦还是一个穷孩子时就对橱窗非常向往，这种梦想由于她的仙女教母辛西娅·利诺克斯的出现以及后来嫁入上层阶级而很快实现了。但她作为一位年轻女人和富有的爱人一起回来，表明她自己反抗这种神话的复杂心情。埃伦强烈反对劳埃德的观点，他把广告看做一种艺术形式，并且认为广告商发挥了公众角色的必要作用，在服务于美学的同时也满足了肉体的欲望。而她的观点强调假想的大众化消费的欺骗性，这种消费使人人似乎都可以取得丰富的物质，只是增大了贫富分化。在上层阶级的男主人公罗伯特·劳埃德沉溺于景色的纯粹艺术特征时，工人阶级的女主人公埃伦·布鲁斯特却在“成堆的西红柿和长长的翠绿色的玉米穗”中赏识她的家人买不起的劳动果实。

埃伦分裂的忠诚体现在她复杂的身世上，她是洛德维尔的布鲁斯特贵族家族与不求上进的洛德家族的后代。在小说结尾没有明确说明罗伯特·劳埃德如何解决他感觉到的对埃伦家的排斥，也没有明确说明埃伦如何在接受她的新婚丈夫的理想的同时维持与家人的关系。小说暗示婚姻将发挥作用，因为跨阶层的婚姻是惯例。罗伯特·劳埃德自己的父母就来自“相差很大的家族”：他的父亲来自一个古老而有名望的家族，她的母亲是一位制鞋匠的孙女，提供了工厂需要的资金。埃伦文雅而有教养的祖母与妈妈之间长期以来的世仇，通过埃伦“上嫁”实现了她们共同的愿望而得到了化解。但这种保证被小说中的另外一种主张破坏了，那就是阶级是天生的。辛西娅·利诺克斯上流社会的朋友对她计划送埃伦进瓦萨尔学院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你想把这个可怜的孩子的社会地位提高到远远超出她小小的双脚所无法承载的高度呢？你可能还会教祖鲁人钩花边而不是教他们如何使用长矛吧。”

《工人的命运》认为阶层与天生的特性和机能一样是固定不变的，这与细分工人阶级是自相矛盾的。弗里曼的阶级代表与辛克莱尔的种族代表之间的区别是婚姻的要素，婚姻好像是用来消除她笔下人物之间的差别的。弗里曼小说中的人物与另外一个有魔力的人类命运的主宰者紧密相连——股票市场。小说中另外一个增强了婚姻情节的情节涉及安德鲁·布鲁斯特在矿山股票方面的投机，这种投机违背了他作为贵族和作为坚决主张诚实劳动的工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股票市场的反复无常不仅使这个家更加贫穷，而且造成了安德鲁的衰败。

最重要的是，这个情节提供了埃伦自己逗留于社会地位与进入鞋厂之间所必需的动机。但在小说结尾，挽救了安德鲁·布鲁斯特并为他赢得了尊贵的是股票市场而非工作，他得到自己的红利，重新有钱，恢复了男子气概。罗伯特·劳埃德也从这次经济上升中得到好处，生意的好转使他给工人涨了工资，重新得到了他的无产阶级爱人。你可能认为小说结尾描写的股票红利增长给人们带来的好运暗示着要用投资民主化代替小说强调要排斥的消费民主化。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弗里曼虚构的社会口号是混乱的和易变的，这与约翰·海小说的严密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养家糊口者》(1884年匿名发表)充满了阶级愤怒，使贵族的特权与工人阶级天生的低人一等对立起来。约翰·海的小说在出版之前在著名杂志《世纪》(1883年至1884年)上连载，要想了解约翰·海的小说为什么会成为畅销书，就要把握美国这一时期阶级怨恨的深刻程度。在1884年哈珀出版的版本的前言中，约翰·海的儿子克劳伦斯指出，1887年爆发的著名的铁路员工大罢工是小说的背景，这次罢工导致了大范围的暴动和抢劫。约翰·海(1898年至1905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对混乱感到很震惊，在1877年的一封信中他抱怨了政客们的伪善，他们“只同情劳动人民，却不同情用企业和资本养活他们的人”。《养家糊口者》的目的就是想调整这种不平衡。正像约翰·海描写的那样，高贵是一种基因遗传，毫不例外只属于上层阶级的品质，与工人有关的任何事情，包括工作本身都是贬义的。《养家糊口者》中，贵族男主人公阿瑟·法恩汉姆(Arthur Farnham)的“表明他们没有干过活”的双手是一种荣耀。小说以法恩汉姆的客厅开头，粗俗但很漂亮，莫德·麦奇恩(Maud Matchin)到他家里拜访。莫德·麦奇思是一位勤劳的木匠的女儿，她唯一的抱负就是嫁给有钱人。他们之间的对话表现了工人的阴暗和奸诈以及上层人士的彬彬有礼和体贴。莫德的父亲索尔·麦奇恩(Saul Matchin)好像是一个例外，他很令人敬佩，但由于他没能表达他的价值观，以及对不配得到他的爱的莫德付出徒劳的爱而使形象受到损害。莫德也很幸运，有一位专一的求婚者山姆·斯里尼(Sam Sleeny)，对她父亲来说，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很体面的学徒，但她无情地拒绝了他。虽然莫德拒绝山姆被描写成阶级自我仇恨，但小说预示的他们婚姻的结束好像证明她的行为是合理的。同时，《养家糊口者》中的每一位政客都是腐败的，其中最坏的一位是精明的犹太人雅格布·梅茨格(Jacob Metzger)，他把同样的规则运用到他的屠宰生意和政治中——“从动物身上牟取最大利益。”小说最具想象力的地方是塑造了狄更斯小说中恶棍式的人物安迪·奥菲特(Andy Offitt)，他是发动工人暴动的“养家糊口者兄弟会”幕后的操纵者。约翰·海拒绝把这次事件冠以“罢工”的美名，他把“骚乱”描写成最无能的工人的无组织的暴力行为。约翰·海的小说坚决反对玛丽·维尔金斯笔下社会流动性的理想，也反对工人自身，他赢得了一大批欣赏他的读者。

其他作家都设法在同情工人阶级人物苦境的同时逐渐削弱社会流动性的基础。在世纪交替之际发表的一系列小说中，1870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的伊塞克·卡恩·弗里德曼(Isaac Kahn Friedman)在强调工人阶级鲜为人知的快乐生活的同时，试图肯定社会主义观点。《穷人》(Poor People，1900)是一部描写芝加哥经济公寓生活的小说。《只依靠面包》(By Bread A.lone，1901)是一部以1892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荷姆斯泰德(Homestead)的卡耐基钢铁厂的大罢工为题材的小说；《乞丐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Beggar，1903)和《激进分子》(The Radical，1907)是关于一个从送信的小男孩成长为美国参议员的故事，描写了他逐渐拒绝自己作为“人民的拥护者”的角色，这些小说被主流出版社出版，评论文章都发表在最好的杂志上。

弗里德曼在他的小说中没有流露出他犹太人的身份。他小说的特点是叙述者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甚至把犹太人塑造成固定的模式，虽然这表明了某种自我疏远，但也反映了作者努力想获得工人阶级经历的多元文化财富。《穷人》描写了作曲家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白天在百货商店做职员，晚上为歌剧谱曲，他设法过着贫民窟的生活，同时也保留着对这种生活的艺术素材的感觉。他在芝加哥的公寓是一个文化的海洋：一位酗酒的德国木雕家、一位爱尔兰铁匠、一位贪得无厌的犹太裁缝、一位波兰鞋匠和信仰疗法术士、一位荷兰占卜师和一位瑞典缝纫女工。不论他们是在附近的工厂上班还是在家做计件工作，这些人物都赞同现代工业的打卡考勤制度，他们能否生存取决于他们是否能适应这种制度。弗里德曼小说的独到之处是小说强调了贫穷的劳动人民生活中的美学方面。阿道夫·沃格尔(Adolph Vogel)在创作题目为《穷人》的杰出作品的同时与艾达·威尔逊(Ida Wilson)谈恋爱，关心他酗酒的父亲，并且同他自己爱喝酒的毛病作斗争。

弗里德曼对经济公寓生活的描述证实了与他同一时代的芝加哥人简·亚当斯的许多设想。比如他们都同意穷人是他们兄弟的保护人，他们也都相信在最痛苦的情况下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在一次婚宴上，威尔逊预测“好的上帝必须对看到他各个民族的子民们友好和睦地围坐在公寓的桌子旁感到满意而笑容满面”。小说结尾描写了一系列的婚姻——年长的德国人沃格尔与荷兰占卜师结了婚，波兰鞋匠娶了瑞典缝纫女工。另外一个人发展成暴发户，把她的父母接到她更好的家里，但他们又重新回到经济公寓。阿道夫的《穷人》中对经济公寓的几乎未加掩饰的描写，是为了得到批评性的喝彩。弗里德曼的小说和阿道夫的剧本有两种共同的道德观念：“一旦你知道了经济公寓生活的神奇之处，你是不会舍得离开的；对于那些非常敏感的人来说，它的艺术素材非常丰富。”简·亚当斯可能发现她也有相同的设想，因为她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释放贫穷的工人阶级的艺术潜能，这种潜能存在于他们的大多数劳动中。她确实感觉到所有社会阶层都可以从被现代劳动制度扼杀的创造力的发展中获得利益。

亚当斯认为，贫穷移民的问题可以通过把工作和家庭生活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及工作中更大的目的感来解决。工厂工人要忍受分离的感觉，要彼此忍受，要在工业上付出更大努力。帮助工人认识他或她在一个大企业中的工作地位；让工人们理解他们互相依赖，这样他们的工作才会充满活力。亚当斯在赫尔大厦(Hull House)开的劳动博物馆是以手工商店、原始工具展览以及工艺家的工艺形式为特征的，是这些理想的证据。虽然亚当斯从没有像布克·T.华盛顿那样强烈支持职业教育，但她邀请他到赫尔大厦演讲，她确实推动了产业教育和培训在公立学校课程中的设立。在她的一生中，亚当斯树立了一个把对世俗的强烈热爱与高度理智主义结合起来的理想典范。

1856年，芝加哥重要市民查尔斯·J.赫尔(Charles J Hull)建造了赫尔大厦，那里是大家经常慕名前去的地方，曾经是一家古老的二手家具商店，在成为进步年代改革的最重要部分之前是一家工厂。在亚当斯开发的早期项目中，赫尔大厦前10年(1890年至1900年)曾经是一座幼儿园，还曾经做过男孩、男人和女人俱乐部、缝纫教室、临时住房、工作咨询室、煤炭协会、音乐学校、体育馆、操场、旁边带有剧院的咖啡屋、美术馆和简俱乐部——一座女性合作公寓。在此期间，亚当斯也担任她所管区域的卫生检查员，使管辖区域内的死亡率在芝加哥从排位第三降到第七。

在《赫尔大厦二十年》(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1910，由诺拉·汉密尔顿[Norah Hamilton]配插图，摘录在《美国杂志》和《麦克卢尔杂志》上)中，亚当斯阐述了她在长期的社会改革生涯中得到的深刻见解。最重要的是，她宣称：“个人恩惠根本不能解决城市中大量被剥夺了应享权利的人的问题。”她也强调穷人彼此之间应该很慷慨大方，这种设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生存是人类最深层的驱动力的设想相抵触，因此移民在融入美国生活的同时有必要保留和重视他们原有的文化。像大多数赫尔大厦的居民一样，经常受到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困扰实际上是一种恩惠。亚当斯认为移民的不同过去有助于缓和美国长期以来的种族问题。亚当斯描写了一群地中海移民如何有礼貌地到赫尔大厦听杜波伊斯发表演讲，暗示了他们的种族意识远没有美国听众的种族意识那么强烈。

简·亚当斯的生活和作品揭示了世纪交替之际改革意识实际取得的卓越成就。它们也以事例说明女性对改善城市工人阶级的状况产生的影响。女性加入城市改革活动，她们中许多人都有宗教和家庭理想，这对城市移民(来自外国和其他地区，比如南部)的同化以及改变大家对待移民的整体态度非常重要，她们也使当地工人的状况能够发生重大改善，特别是在住房和卫生条件方面。这些城市改革者以及她们管理的机构(典型的是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和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缓和了个人和公共领域的关系，允许彼此熟悉但并没有家族关系的居民住在同一个地方。就像亚当斯所说的“慈善事业与立法之间的边缘状态”一样，她们暂时解决了工人的问题，期待着长期的解决方案。但可能比她们提供的必要服务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美国社会机构都还没有准备好要利用这种宝贵的人力资源时，这些改革活动已开辟了利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女性力量的方式。

女性的工作

针对中产阶层和上层女性职业能力的文化矛盾情绪在世纪交替之际特别强烈。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女性与经济学》阐述了简单而有力的观点：只要女性在经济上依靠男性，就不可能完全发挥她们的潜能。这部书立刻使其作者在全世界赢得了认可。这本书被翻译成七种语言，使吉尔曼成为全国公众注意的焦点。作为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的侄女，她很容易就获得了声誉和知识权威。更有利于她写作的一个因素是吉尔曼是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她母亲兼职做学校教师来维持生活。吉尔曼先后放弃了维多利亚式的婚姻理想和做母亲的权利而全心全意地追求职业抱负。她在18岁时进入罗得岛设计学校，后来全身心投入公共服务事业。然而在她1885年嫁给罗得岛的一位画家查尔斯·沃尔特·史特森(Charles Walter Stetson)并生了一个女儿凯瑟琳·比彻·史特森(Katherine Beecher Stetson)时，这些计划都被放弃了。吉尔曼患了产后抑郁症，只能让著名的“休息疗法”大夫S.威尔·米切尔来照顾自己。《黄色墙纸》(1892)是吉尔曼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对这段苦难经历的小说形成的记录。切尔命令吉尔曼完全把作品放在一边，只是休息和吃饭，这种饮食起居制度更加重了她的痛苦。吉尔曼拒绝米切尔开的处方，同时也拒绝婚姻，因此她与丈夫分开了，在1888年带着女儿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这次搬迁是她作为女性事业的演讲者和作家生涯的正式开始。

对吉尔曼的《女性与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有查尔斯·达尔文、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和莱斯特·沃德以及乌托邦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吉尔曼特别喜欢贝拉米的《回首往事》(1888)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女性的进步观点。吉尔曼自己的“社会母性”制度把养育孩子的任务分配给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通过对传统的两性服装样式进行改革使家庭生活变得更为激进。《女性与经济学》的开头描写作者观察到女性在生活上对男性的依赖与其他动物是不同的，吉尔曼警告说，这种后果对女性，以至于对整个人类都极其有害。中产阶级女性擅长的工作——照顾孩子、做饭、清洗——不仅是个人最不满意的工作，而且是得不到酬劳和认可的工作。正像吉尔曼指出的那样，家务活根本不能算“工作”，因为家务活既没有生产价值，也没有效率，还有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但吉尔曼对家庭劳动的反对与工作本身无关，而是与劳动者的孤立有关。在一篇与简·亚当斯的观点有许多相同之处的评论中，吉尔曼把工作定义为能够使参与人员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合作性社交活动。吉尔曼渴望女性可以从寂寞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正如他们应该做的那样，一起工作对大家都有好处。”吉尔曼也遭到批评。1909年，在纽约面对工人阶级女性听众与女权主义演说家安娜·霍华德·肖(Anna Howard Shaw)的一场辩论中，吉尔曼声称女性是“寄生性动物”，靠别人为生，遭到了肖发自内心的驳斥。肖认为女性的家庭和公共工作拯救了她们的家庭和他们的阶层，这种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实际上，正如一位给《哈珀时尚》(Harper's Bazar)写信的妇女看到的那样，问题是美国女性还没有学会“充分依靠别人”。

吉尔曼花费一生的时间与很多女权主义者一起完善和发展她关于女性与经济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意义表现在，事实上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它们仍然与美国文化争论密切相关。这些观点的生命力体现在同时期美国小说对女性工作的描述中，在这些小说中，女性可以做的工作从《嘉莉妹妹》中地位较高的杂耍表演到《麦琪》中地位较低的卖淫。主要作家在世纪交替之前和之后的几十年中创作关于女性和工作的作品时，都必然会描写低层阶级。德莱塞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描写，他是贫穷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亲眼目睹了他的姐妹们卖淫和成为单身母亲的经历，而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亨利·詹姆斯和史蒂芬·克莱恩则作为旁观者来描写，他们的描写都带有精英主义和超然脱俗的印记。

格特鲁德·斯泰因并不总是被认为是一个敏锐的社会观察家，但斯泰因关于社会庞杂性问题的观点——不同种族和人种群体混合在一起，世纪交替之际的美国不同阶级的经历，不同性别之间的关系——对她那个时代工作的意义有独到的见解。她的小说对于探索工人阶级移民生活的形态特征、性别差异的性质和种族混合的代价是一座文学宝库。《三面夏娃》(3 Lives，1909)是一系列案例研究，对移民和黑人家仆从出生一直描写到去世。第一种生活的主题人物好人安娜认为她是做家务的能手，对于任何介入她的领地的事情都感到生气。在所有的顾客中她最喜欢医生，因为他对她的专业领域就像她对他的领域一样一窍不通。她只愿意为平和但没有能力的女性顾客服务，这些女人允许她掌握家务大权。安娜的职业作风体现在她能够把其他人分类，并判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适合他们的社会地位。作者评论说：“安娜非常了解每个社会阶层生活中的丑陋方面……她了解每种事情的最佳方面，在她积极热情的生活中，她从来不会放弃女孩子穿什么比较合适的感觉。”对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个人标志的体现——穿着、财产、行为举止(像故事的标题“好人安娜”、“和蔼的莉娜”)——的关注，让人想起中世纪的代表性人物。但这并非是怀旧情绪。斯泰因描写了国家转型期间中世纪阶层划分形式的复苏，以及对人物固定性和严格的行为准则的坚持。她对20世纪早期巴尔的摩工人阶层和中下阶层穿着的描写准确地把社会地位和物质表达方式联系起来。

在理论上，斯泰因的描述代表了世纪交替之际与文化多样性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对抗，重点描写了两个德国移民佣人和一个来自黑人中下阶层的混血儿的生活。但从写作技巧上来说，这些故事突出了他们残忍的共性。她笔下的人物类型极其有限，她的范畴少而贫乏，情节重复而且单调。由于作家对语言的分层含义非常警觉，所以斯泰因描写佣人并非偶然。这部作品中每一个故事都涉及一位佣人，故事都强调社会差异对家庭生活的喜爱，这对斯泰因自己是一种恰当的有特色的文字戏弄。在《三面夏娃》中，斯泰因的主题是把庞杂的日常场面统一化：是一种把差异融入可认可的家庭规范的方法。

斯泰因对家庭生活带来的心理影响有很敏锐的理解。她强调她的“佣人女孩”和“真正的黑人”的内化过程——那种渗入到他们关系中的自我仇恨的邪恶的小形式。“梅兰克莎(Melanctha)”表明种族主义如何已经侵袭了巴尔的摩黑人的心灵。她以贬低的口吻描述黑人铁路搬运工讲故事的样子——“由于讲述的故事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恐惧和神秘，他们的肤色在油黑的皮肤下变成灰色，他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露出惨白的眼球”——这种口吻是主流文化中种族主义分子的典型。这些最受尊重的黑人服务行业的代表由于自己的迷信带来的恐惧而把自己吓得连皮肤都变了颜色(变成“灰色”和“白色”)。斯泰因描写了使整个黑人社区大惑不解的优雅漂亮的混血洗衣女工梅兰克莎与肤色更黑的罗斯之间的友谊，抓住了巴尔的摩黑人的集体道德观念。黑人们自己认为智慧是属于白人的，而愚蠢属于黑人。同样，斯泰因笔下的移民佣人不仅贬低自己，而且彼此瞧不起。斯泰因作品中的佣人认为佣人都没有人情味儿。在好人安娜看来，每一个佣人的生活都是与她自己潜在的“佣人女孩特性”的斗争。佣人们都认同自己的女主人所持有的主人和奴隶具有典型的共生关系的观点。斯泰因的模仿是复杂而虚伪的，常常重复她声称要挖苦的东西。虽然理查德·赖特为她对“梅兰克莎”身上种族主义的描述进行了辩护，但其他人发现斯泰因的模仿与她的主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冷漠的距离。但尽管如此，斯泰因还是设法满怀同情地探索她的佣人和洗衣女工这些“底层人物”。

亨利·詹姆斯的《笼子》(In the Cage，1895)也混杂着类似的冷漠和同情的态度。小说描写了一位女电报发报员，并紧紧围绕她的工人阶级生活细节来描写。通过这个人物的生活叙述，这篇中篇小说阐述了新技术的发展对个人产生影响的独到见解，同时也记录了不同阶层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笼子》描写的是一个关于现代生活通过距离给人们带来一些小小亲密行为的故事，距离是因为技术和日益明显的阶级和种族分化而产生的。在詹姆斯的注解中，他把这部中篇小说看做是他在伦敦闲逛时的产物。在他眼里，伦敦是“雄伟的灰色巴比伦中的茂密丛林”。他乔装打扮成一位冒险家或者说是探险者，在小杂货店里不断增多的电报机尤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詹姆斯对一个商店进行了观察，对这些年轻的电报发报员可以了解到富有顾客的经历感到好奇。

19世纪90年代，在电话普及之前，电报在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是一种快捷但比较昂贵的通讯方式。设置在杂货店内的电报所是跨越各阶层不知名的各种鸿沟的众多途径之一，在这部小说中则是跨越工人阶级发报员与发电报的富有顾客之间的鸿沟的途径之一。詹姆斯的中篇小说以两个贵族即埃弗拉德(Everard)上校和布莱蒂恩(Bradeen)女士为中心，他们想从詹姆斯没有点出姓名的一位发报员工作的电报所发一封可能带有诽谤性内容的加急电报。电报发报员在笼子后面几乎不为人所见，詹姆斯清楚地表明这些尊贵的大人物只是把她看成发报机的附属物。然而她也依靠他们的电报来往为生，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好奇。詹姆斯让我们明白，发报员的偷窥狂症使她能把他们(通过记住电报内容)从灾难中解救出来。在小说结尾时，她意识到不管那两个人曾对她意义多么重大，但她对他们来说却毫无意义，她自己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

小说对女主人公的视野进行了限制，这使得这部中篇小说读起来比较费劲，同时又使詹姆斯式的描写意味深长。她在充满理性和自我意识方面是典型的詹姆斯式的女主人公，但她的选择异常有限。她的生活除工作以及勤劳和有耐心的杂货店店员穆吉先生意料之中的求爱之外，几乎再也没有别的内容。因此，她的想象力与机遇之间存在着完全的矛盾。读者与这位电报发报员之间的关系和她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完全一样；小说只让读者了解她生活的片断，并不让他们把整个故事串联起来。电报本身也是一种创作，神奇地把信息发到世界各地。电报发报员是一位詹姆斯式的艺术家，与詹姆斯描写的典型人物既相似又不相似。她的确被赋予了想象力，但也因为具有想象力而受到惩罚。这部中篇小说论述了超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范围的过分欲望所带来的危险。

发报员对活字很着迷，这种迷恋对于一个酒鬼的女儿非常自然。她有一段时间沉浸在一个梦幻世界中，但发现那些梦想不被所有阶层的人接受。像穆吉先生这样一位把物质利益当成最主要、最终极目标的追求者，对于她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需求和欲望不可避免地相互对立，《笼子》的结尾令人沮丧。发报员徘徊在帕丁顿运河低矮的围墙边，笼罩在大雾中，在巡逻的警察眼里她显得心神不安，警察的工作是保证社会的边缘地带不发生卖淫嫖娼和自杀事件——卖淫嫖娼被管制，而自杀则不合法。发报员是在考虑自杀还是只是对她以前的轻率行为进行反思，围墙的哪一边代表死亡都不得而知。詹姆斯可能在暗示，如果发报员顺从地接受单调的工作和乏味的婚姻，她也可能会生存下去。

与史蒂芬·克莱恩笔下的麦琪的生活相比，她的经历看起来还是有希望的。由于《麦琪：街头女郎(纽约故事)》的凄凉和主题，克莱恩找不到一份愿意连载这部小说的杂志或出版社。1893年，小说的第一版是私下印刷的，只是送给朋友、改革者和文学评论家，同时附有克莱恩承认这份材料具有煽动性的说明。这种咄咄逼人的作家风范成了他的作品和事业的主要内容。克莱恩无愧于一位牧师最年轻、最叛逆的儿子和一位狂热的禁酒改良者，他从一开始就好像决心要煽动读者。克莱恩(1870—1905)在新泽西长大，靠着一笔垒球奖学金而进了雪城大学，退学后不久转向写作。《麦琪》这本书的评论者称此书为“挑衅的现实主义”，称克莱恩是美国文学的“淫荡学派”。但《麦琪》为克莱恩赢得了哈姆林·加兰和威廉·狄恩·豪威尔斯这些有影响的作家的青睐，使他的文学事业一开始就有一个稳固的起点。1895年，很快成为畅销书的《红色英勇徽章》取得的成功使《麦琪》能够再版。此书的出版社要求对小说进行修改，他们认为这对文雅读者的感受力非常必要(后来20世纪的编辑又改回了克莱恩1893年的版本)，修改使此书获得了商业成功，更增加了他日益提高的声誉。

克莱恩对麦琪悲惨生活细节的描写使得小说薄薄的58页对最冷酷无情的读者来说也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克莱恩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把麦琪描写得很温顺。她天生就是一个柔弱的人物，挣扎着为她毫无希望的贫民窟世界注入一些颜色，她也拥有美貌，“是经济公寓地区最罕见、最绝妙的造化”，她的美貌吸引了他哥哥吉米(Jimmie)的朋友，那个以自我为中心、肆意妄为的酒吧招待皮特。皮特对她的关注起先不仅帮她缓解了在衣领厂工作的单调乏味，同时也帮她摆脱了母亲酗酒后的酒疯。皮特带她去啤酒园、动物园以及博沃尔(Bowery)大街看戏剧，这些都使她情绪高涨，她天真无邪地崇拜皮特而不怀疑他的动机。但她的母亲一点都不相信这个恶棍，与她的女儿断绝了母女关系。麦琪因此被迫投入了皮特的怀抱，而皮特在得到她的处女身之后就抛弃了她。由于无处可去，麦琪只好去做娼妓。

一些批评家认定最后麦琪自杀了，但小说中几乎找不到证据证明麦琪会自杀。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克莱恩描绘了一个残酷的画面：麦琪在寻找目标，最后她锁定了一个令人害怕的色迷迷的人，“一个穿着破破烂烂、满是油污的衣服的肥胖男人”，克莱恩暗示这个人要对麦琪的死负责。在整部小说中，克莱恩的目的是强调环境对她命运的重要性。没有人应该对麦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局负责：我们不应该谴责她虐待狂的母亲，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也不应该谴责玩弄女性的皮特。作者把合理化的东西拿出来进行讥讽——尤其是那些邪恶的警察、禁酒联盟和教堂。

亨利·詹姆斯曾经认为史蒂芬·克莱恩进入了已经完全职业化的文学世界。《麦琪》确实展示了令克莱恩的作品闻名遐迩的所有特点：神秘的讽刺，嘲笑传统的倾向，对文学预期(比如可预测的人物、清楚明了的情节发展和结尾)的挑衅。在克莱恩的小说世界中，没有人要负责任，但有些人，即那些最温柔的人，要遭受很多痛苦。他的小说并不通过唤起读者心灵深处的道德准则来达到慰藉，克莱恩的小说就是这么一种境界。

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也体现了类似的特点，即这个世界对待人类和动物的达尔文式冷漠，也体现了一种类似的感情主义的融合。小说徘徊在多愁善感的边缘，但仅此而已。这种冷漠与情感的交融非常残酷，在他以工人阶层妇女为女主人公的小说《珍妮姑娘》和《嘉莉妹妹》两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珍妮姑娘》是德莱塞的第二部小说，也是使他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并得到评论家好评的作品，同时也是除《“天才”》之外德莱塞最具自传性的小说。这部小说比德莱塞的其他小说更生动地揭示了在美国工业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德国移民家庭的命运与贫穷的劳动人民的命运一样动荡不安。小说描写了威廉·格哈特从德国移民到美国，成为玻璃工匠，描写了他的旧世界的价值体系和他狂热的宗教信仰，描写了他的受伤、衰败和他对女儿珍妮更放任的道德观念的接受，这种经历与德莱塞的父亲约翰尼·保罗(Johann Paul)的生活是相同的。同样，格哈特太太和珍妮细心周到和不猜疑的个性使人想起德莱塞的母亲和姐姐梅米(Mame)，梅米在婚外与一位上层男士生了一个孩子，这种尴尬的境地使德莱塞全家都受到人们的鄙视。最后，家庭成员之间显示了对彼此的责任感，尽管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贫穷和鄙视，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稳固，这一点在德莱塞对格哈特一家的描写中再一次得到证实。

《珍妮姑娘》充满了德莱塞对资本主义来临前某些伊甸园生活的怀旧情绪，小说的主人公几乎没有宗教信仰，朴实而热情。德莱塞对于珍妮身上女性的顺从和养育方面天才特性的虚构可能令人乏味，但小说对她作为工人阶层女性在严酷的城市环境中挣扎着生存下来的状况表示同情。这部小说对那个时代的描述没有《嘉莉妹妹》那样有力，其原因是德莱塞坚持描写一个对当时社会完全持对抗态度的人物。珍妮姑娘完全没有嘉莉的贪婪或机会主义特性。德莱塞强调她天生超脱于物质主义社会之上。在小说开头，珍妮只有18岁(和嘉莉同岁)，当时她陪妈妈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找工作。格哈特一家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最沉重的打击是她父亲在玻璃制造厂受了伤，然后在工厂给予补偿之前就失了业。珍妮和她母亲在一家旅馆找到了做洗衣女工的工作，在那里美丽的珍妮吸引了有钱的单身小伙子乔治·布兰德(George Brander)，他是一位美国参议员。当珍妮的弟弟巴斯(Bass)由于偷煤而被抓起来时，珍妮求助于参议员布兰德，他向这个家庭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时也成功地向珍妮求了婚。德莱塞暗示布兰德本来能够照顾怀有他孩子的珍妮，但是他在知道她怀孕之前就去世了。

因此，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一位美丽的工人阶层女孩带着她非婚生下的私生子在中西部工人阶层移民的非难中挣扎度日。珍妮的父亲认为她是一个“妓女”而把她赶出了家门。她被一位兄弟救了，他建议她搬到克里夫兰，在那里她可以远离丑闻而慢慢恢复健康。这座城市充满了机会，珍妮很快就成了一个富有家庭的佣人。但另外一位上层男士莱斯特·凯恩(Lester Kane)追求珍妮，他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家伙，他们的恋情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莱斯特·凯恩是一位富有的马车制造商的儿子，这样德莱塞就可以说明合并时期家族工业的变迁。凯恩家族企业的本部辛辛那提是美国最大的马车制造业的基地，全国马车制造商协会于1872年在那里成立。莱斯特的父亲阿奇博尔德·凯恩(Archibald Kane)是白手起家取得成功的理想典范。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风度翩翩的莱斯特，他在生意经方面比较守旧；另一个是罗伯特(Robert)，他被认为像“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一样……对重大机会怀有一种东方人的领悟力”。两个儿子都参与公司的事务，但是由于他们对公司的未来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因此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罗伯特的计划包括压制竞争、提高生产效率和建立马车托拉斯，这些是传统的做法。莱斯特的方法以拉关系和给好处为基础，是感性的做法。虽然德莱塞的内心支持莱斯特的做法，但他的理性判断却倾向于罗伯特。罗伯特成功了，而莱斯特死了，珍妮要忍受痛苦。

尽管罗伯特取得了成功，但是《珍妮姑娘》主要表达了对商业领域、劳动人民和通往成功的道路的一种怀旧情绪。有远大抱负的商人开始时应该很贫穷，对一个想法苦思冥想，并且对这种想法有一种不可抑制的热情。从事劳动的男人或女人的最高贵之处是他们毫无欲望，愿意自我牺牲。珍妮的父亲把老板的赞美看得高于一切物质补偿，珍妮也像他一样，放弃了自己与莱斯特结婚的梦想，并且拒绝任何补偿。小说以称赞珍妮的一句话结尾：她的伟大成就在于去爱和付出。因此《珍妮姑娘》对无情的资本主义市场和贬低热情的高雅文化都提出了修正。

《嘉莉妹妹》是研究社会流动性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一部关于劳动女性提高社会阶层的重要小说。小说开始于1899年8月，18岁的女主人公登上了火车，她是希望和无知的化身。她外表朴实，暗示着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是一个人的物质延伸，它不仅象征着身份，也是身份的组成部分。同时，感情不是真情实意而是矫揉造作。嘉莉离开家“与母亲吻别时的泪如泉涌”，“在回顾熟悉的村庄绿色郊外时的可怜叹息”。这种开头预示着嘉莉最后成了一名演员——把充满柔情的告别变成一种戏剧性表演。

德莱塞并不是一个不合格的戏剧拥趸者。他会重视戏剧对城市移民的吸引力，因为这些人促使一个全新的商业行业从杂耍表演到音乐剧到早期的电影一步步地走向繁荣。但他也会质疑戏剧在鼓励观众合理参与公共和政治事务方面的作用。在《嘉莉妹妹》的整部小说中，通过重点描写嘉莉虽然缺乏真正的才干但是依然成功地在社会中立足，德莱赛表达了他对制度的蔑视。嘉莉身上突出的优秀品质就是她的顺从，让人们相信她可以被控制，这种品质尤其对男人有吸引力。一个没有任何台词的角色打开了嘉莉事业的大门。德莱塞对表演的吸引力和人们对明星的崇拜持有明显的保留意见，认为这些表现进一步证实和强化了业已存在的人与人之间普遍淡漠的关系。

《嘉莉妹妹》的评论家在德莱塞是支持还是批评扩张的消费资本主义体制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大多数人认为他的小说既表达了赞美之情，同时也认识到消费资本主义体制的局限性。这点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把资本主义的追求者定为女性。为了能准确描述追求财富的辛酸和脆弱，德莱塞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位“半武装的小骑士”。出于同样的目的，德莱塞把消费女性化。女人是男人之间进行交换的用来消费和被消费的珍贵商品，是服装的终极鉴赏家，是欲望和买卖连锁关系中的完全参与者，这种连锁关系使小说描述的社会得以运转。缺乏欲望就是已经丧失了生活的意愿。德莱塞注意到消费社会赋予人们的购买能力所具有的奇异力量，同时也注意到购买是一种完全被动的行为。所有在资本主义转型幻想中参与被动消费的人们都被女性化了。他们的追求表现了社会的无能为力，就像当时典型的中产或上等阶层女性的消费水平总是代表一种她自己没有取得的社会地位一样(她的消费水平体现的是她丈夫的社会地位)。

就像德莱塞在整篇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女人是天生具有物质主义审美观的诗人。如果她们没能欣赏诗人们狂热赞美的自然之美，她们绝不会错过自然之美的人为形式。德莱塞对物质主义过于赞赏，这种赞赏深深植根于他成长过程中接受的天主教思想，以至于他不能完全摒弃他赋予女人的独有的物质主义欣赏力。实际上人们可以认为，像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一样，德莱塞使我们更接近一种美学，这种美学否认上帝恩赐之物与人造物之间存在纯粹的差异。但德莱塞无法掩饰他对喜欢黄色的裙子荷叶边却不喜欢黄色金凤花的女人的轻视。在女性杂志社作总编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份工作给德莱塞带来了物质回报，而《嘉莉妹妹》却没有带来物质回报)德莱塞支持女人的这种选择，表明他当时仍然很注重金钱买不到的优秀品质。在《嘉莉妹妹》中，被含糊地表达出来的美德和爱是这些优秀品质中最不具物质性的。

女主人公嘉莉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此过程中丧失了她的美德；男主人公赫斯特伍德(Hurstwood)追求爱情，在努力赢得爱情的过程中犯了罪。德莱塞认为嘉莉的诱惑是无法逃脱的，在某种程度上她要为诱惑负责。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乔治·赫斯特伍德(George Hurstwood)的描写，他是芝加哥一家俱乐部事业有成的经理，他面临的严峻考验就是从俱乐部的保险箱里偷钱，这是现实主义文学中最著名的场景之一。赫斯特伍德深信自己爱上了嘉莉，但自己身陷一桩不幸福的婚姻中而不能自拔，他暴露了中年危机的种种迹象。有一天晚上，赫斯特伍德去关保险箱时发现它是半开着的，因而受到了极大的诱惑。小说接下来大段的篇幅(很多页)描写了赫斯特伍德在责任义务与欲望之间犹豫不决的心理。最后他拿了钱，安排嘉莉上了火车，小说的剩余部分描写了他们最后到达纽约后赫斯特伍德的结局：经济破产导致嘉莉抛弃了他，最终他无家可归，在公寓里自杀了。

德莱赛把嘉莉的堕落描写成必然，把赫斯特伍德的堕落描写成是一个错误，这样的安排使两个类似的堕落变得特别复杂和神秘；一个人的堕落只是通过另一个人的视角表现出来，另一个人的堕落紧随其后，使读者感到两个人物的堕落具有内在的联系。赫斯特伍德是受制于他无法控制的力量的现代人，这种力量包括内在力量——血亲关系、性欲和感情——和外在力量——他在一家小机械公司是个无名之辈，他的老板和妻子牢牢控制着他。但对于世纪交替之际那些谴责德莱塞小说的批评家来说，嘉莉与赫斯特伍德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她得到了财富和明星的光环，而赫斯特伍德的一生却被彻底毁掉了。赫斯特伍德因为违背了道德标准而在小说中得到了惩罚，而嘉莉虽然做了更加伤风败俗的事情(因为没有足够的渲染)但却受到了奖励。与德莱塞同时代的人都大为愤慨。虽然德莱塞在小说结尾引入了一位收留无家可归者的社会改革家、富有的年轻发明家鲍勃·艾米斯(Bob Ames)，这个人物突出了嘉莉的一无所成、空虚和不满足，但对于想撤销出版承诺的出版商来说还是无济于事。尽管如此，德莱塞意在通过这些人物提出重要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半途而废而另一个人达到了成功的顶点？为什么有的人忍受着对生活的不满梦游到老，而同样的不满会驱使其他人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冒险呢？人们怎么能够每天忍受着不平等的现象——剥夺一些人的全部所有，而对另一些人的富有却无动于衷呢？《嘉莉妹妹》是德莱塞最早探究美国成功神话中所存在的矛盾的作品。在这一方面，德莱塞对这个神话依然感到迷惑不解；他后来更加成熟的小说对此矛盾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嘉莉妹妹》对一个社会的描写仍然以失去和得到的变化模式为基础，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赫斯特伍德)与胜利者(嘉莉)之间有一种完美的对等，这与进步时代的经典抗议作品保持了一致，如亨利·乔治的《进步和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1879)和雅格布·里斯的《另一半人怎么生活》(1890)。

抗议作品

内战以后，两种观点在社会抗议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第一种观点是以亨利·乔治和W.E.B.杜波伊斯的理论为代表，关注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两个人的理论都针对当时盛行的“稀缺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认为必须有一个群体痛苦挣扎，而另一个群体富有兴旺，并且提出贫穷和富有同时存在是一个健康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乔治主要对土地垄断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们应该把土地当成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物质利益的集体资源。杜·波伊斯认为操纵劳动力是一个中心问题，特别是经理和公司老板们费尽心思把工人放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造成竞争的现象。第二种观点是以雅格布·里斯、约翰·斯巴戈和塞缪尔·龚帕斯的披露性文章为代表，这些作家认为对童工和贫穷移民的剥削，让他们长期在危险条件下工作，没有足够的空气、光线和休息，这种行为更接近于中世纪的野蛮行为，与现代美国民主不符。

一家出版社勉强接受了《进步和贫穷》(阿普尔顿[Appleton]出版社接受了此书的出版，前提是乔治必须自己支付制版费)，亨利·乔治一夜成名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这本书被翻译成25种语言，闻名全世界；到1905年为止一共售出了200万册，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经济学著作。列夫·托尔斯泰和乔治·萧伯纳等人宣称他们的生活被乔治的研究改变了。1897年，乔治去世时有5万多人在纽约街头列队目送他的灵柩，为他送行。《进步和贫穷》的第一版是一本题目为《我们的土地和土地政策》(Our Land and Land Policy，1871)的小册子。在这本48页的小册子中，乔治叙述了仅仅一项土地税就能够满足政府的支出，甚至还有盈余，应把进步的果实让出一部分给工人。通过打破土地垄断和把税收负担从劳动和资本身上转移给土地所有者，乔治的计划保证可以缓和贫富两极分化，他这种单一税制的改革可以提高产量，保证分配的公正，对各个阶层都有利，并由此产生一种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乔治明白他的观点与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法则相矛盾，后者认为弱势文明和个人自然而然要被强势文明和个人所代替，遭受痛苦是进步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他认为，一旦不平等现象变得很普遍时，通过联合而产生的进步就必然会成为倒退。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最终将导致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法则和道德法则之间的调和。当他认识到这个问题比他想象的更深刻、更广泛时，他立即开始进行更全面的研究。

乔治的观点具有革命性，但由于它符合民主的理想而深受大众的欢迎。他的观点是在用通俗的语言呼吁拯救一艘值得保留的船只。像这里所表达的那样，乔治认为单一税制能够带来神话般的逆转。通过再一次把所有美国人与他们有权享有(当然印第安人的权利要求除外)的土地结合起来，乔治的单一税制可以弥补后来威斯康星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提出的美国边境的损失。

尽管乔治的观点具有开拓性，但是依然具有明显的政治局限。他把卡尔·马克思描写成“头脑混乱的王子”(他的判断得到了回应)，并把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开除出了他所在的联合工党。他的观点充满了本土主义者的热情。在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Herald)的《太平洋沿岸的中国人》(“The Chinese on the Pacific Coast”，1869)中，乔治把中国移民描写成“好色、胆小和冷酷……不能理解我们的宗教”和“我们的政治制度”之徒。20年后，在写给威廉·劳埃德·小加里森的回信中，乔治为他的国家和种族纯正的观念进行辩护。

1839年，乔治出生在费城的一个贫困家庭，14岁时离开学校来到海边。在旧金山定居后，他开始做印刷工，然后成了一名记者。1861年，他身无分文但却获得了爱情，之后他结婚了，到他搬到纽约开始为他的旧金山小报创办新的分支机构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由于强大的新闻界与电报垄断相勾结，乔治在东部的新闻事业失败了。但是他所亲身经历的纽约的旺盛活力以及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富两极分化状况对他的一生意义重大。他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归因于自然资源的垄断，特别是土地垄断。进步提高了土地的价值，使土地所有者变得富有，但工资却没得到提高。修正这个问题的方式似乎很明显：取消除土地税以外的所有税收，给予生产者全额工资，政府获得自然收入，集体拥有对土地价值的权利。

《进步和贫穷》作为一本书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此外还产生了真正的政治意义。一个公正的国家可以消除贫困和痛苦这一观点催生了一个建立在单一税制想法之上的政党。乔治成了一名公众人物，他把余生都用来演讲、写作，以及努力把他的观点付诸实践。1886年，乔治作为改良党的候选人竞选纽约市市长，在选举中输给了阿卜拉姆·S.休伊特(Abram S Hewitt)，但比共和党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的选票多。虽然乔治的观点对他那个年代的影响大大超过对之后年代的影响，但是它们继续影响着全世界的税收立法。衡量一部社会抗议著作的尺度是它在当时的政治影响；按照此标准，乔治的书是成功的。

根据同样的标准衡量，杜波伊斯的《费城黑人》就是一个失败，因为这本书的影响若干年后才得以显现。但是在当时所有关于劳动和资本的研究中，《费城黑人》对盛行的美国经济体制进行了最为深刻的批评。杜波伊斯早期事业的主要内容是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互依存的观点。但是《费城黑人》并没有以怀旧的笔触反映资本主义最初的一些选择。杜波伊斯提出，每一个时期的偏见歧视都表现出新的类型和活力，随着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的改变而改变。他引用人口数据来说明黑人费城的生命力(到1890年费城是美国城市中最大的黑人选区)，解释了贵格城[6]种族主义的恶毒。杜波伊斯强调黑人带来的经济威胁，把种族看成次要原因。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使黑人贫民和犯罪分子的问题更加突出，而否认黑人中产阶级的存在。羞辱黑人和他们的前途是一种控制发展中劳动力的重要手段。在杜波伊斯的诠释中，对黑人劳动力的贬低是具有循环性和系统化的：任何与黑人相关的职业都失去了尊严。与其他许多被认为可以同化的移民团体相比，黑人被看做是天生不能提升自己或他们从事的工作的人。杜波伊斯收集了一些蓄意诋毁黑人劳动力的事例来反对这种观点。他注意到“大多数人都愿意并且很多人都迫切渴望黑人应该永远都是低贱的仆人，而不应该发展成为工业要素”，“人们尽力阻止黑人成为工业劳动力”。老板和经理们支持这种偏见的存在，因为这样能保证剩余劳动力。杜波伊斯引用了一个著名的案例，黑人被雇佣只是为了把由于种族关系紧张而分裂的一群人团结起来。黑人的高移民率不仅威胁到白人，而且妨碍黑人找到适当的职业。

《费城黑人》把黑人描写成移民：费城是黑人的埃利斯岛[7]，是封建的南部与现代化的北部之间的种族关口。本书还描写了杜波伊斯对职业合法化的追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进入社会学新领地的移民通行证。社会科学传统要求每一个特殊观点都必须有论证才能得到承认。但是杜波伊斯为社会科学传统注入了种族(和政治)含义。黑人对成功的定义就是：要有自己的“个人”观点，同时又不要让自己的“个人”观点引人注目，从而变成隐形的社会知识调解者。杜波伊斯以一种低调的姿态公开接受然后抹掉了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代表了世纪交替之际费城中产阶级黑人的生活。首先他让他们出现以反对“黑人”一律都是病态的观点；然后他让他们消失来满足他们自己的愿望。

杜波伊斯把隐形认作是衡量黑人成就的一个指标。他在书的结尾处对每个阶层和肤色的人们提出了请求和告诫。他公开提出黑人精英必须意识到他们对辛苦工作的黑人大众应负的责任，但美国白人有更大的义务——他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与美国黑人的命运紧密相连。虽然奴役并没有使黑人灭亡，但“却有可能把黑人排除在经济和社会之外”，这对整个国家可能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计算的。杜波伊斯在《费城黑人》中采取了抗议作品作家经常采取的态度——代表自己的群体进行呼吁。虽然杜波伊斯作为社会学家的职业角色要求他客观地对待这种连带关系，但是他的同情心显而易见，特别体现在他对黑人中产阶级苦境的认识中。

约翰·斯巴戈是世纪交替之际一位改良作家，他也描写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虽然斯巴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他的书没有一本取得了像《孩子们的痛苦呼喊》那样的成功(此书在出版的第一年就重印了两次)。这本书是他在20世纪的头10年内写的最受欢迎的社会改革方面的作品。斯巴戈是一位奉献终生的社会主义者，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直到1976年去世，他的书的主题广泛，从卡尔·马克思的传记和对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分析报告到佛蒙特州和美国早期陶瓷厂的历史故事。由于社会党的反战政策，斯巴戈于1917年退党，与塞缪尔·龚帕斯共同组建了美国工人和民主联盟(American Alliance for Labor and Democracy)。

《孩子们的痛苦呼喊》源自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比较概括的研究《贫穷》(Poverty)，这本书对纽约吃不饱饭的孩子的数量进行了估计。由于童年时曾忍受贫穷，斯巴戈因此受到触动，准备对美国的这个主题进行更明确的描述。“当我描写饥饿时，我是在描写我自己的经历。”斯巴戈在序言中写道，“所以当我在描写童工的时候也是如此。”斯巴戈从一开始就表明贫穷不应该归因于缺乏进取心。工人阶层的所有成员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都会经历贫穷。他回忆起不久前在面对219名工会成员演讲时，他问他们中谁遭受过饥饿之苦，有184人举起了手。斯巴戈在书的第一部分的重点是证实他所称的“出生民主”，即所有人生来都同样健康的观点。斯巴戈很熟悉当时普遍流行的证明这个观点有误的医疗证据；他的关键目的在于质疑那些依据天生健康缺陷率较高的统计数据而拒绝对穷人的孩子进行援助的做法。饥饿和营养不良、被污染的牛奶、得不到适当照管(因为母亲被迫工作)——所有这些情况都使穷人的孩子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工业社会中得不到立足之地。

斯巴戈最慷慨激昂的语言就是他对童工细致入微的描写。他认为20世纪交替之际的美国童工与19世纪交替之际的英国童工有相似之处，当时的情况非常悲惨，令那些看到滥用童工详细报告的议员们作呕。当英国的慈善机构致力于废除奴隶制时，“小孩子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大坑中被摧残致死。”在人道主义方面美国比英国落后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着同样的工业剥削危机。这个问题遍及全国，从纽约州雇用4岁儿童的罐头厂到南部6岁小女孩通宵劳作的棉花厂。斯巴戈不认为这是因为父母没有尽到责任，也不认为是风俗习惯的结果。他指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儿童们在具有培训性质的家庭企业中干活，这也保证能够在一个行业得到宝贵的教育。工业资本主义毁坏了家庭工作场所，把儿童和大人交给无情的工厂监管。父母不想让他们的孩子工作，但是别无选择。雇主们贪求使用童工，因为可以付给他们较低的工资(雇用童工还可以压低大人的工资)，而且童工们由于听话和精力充沛而工作得更卖力。斯巴戈突出了一些事例，如雇主雇佣成人时，其前提条件是这个大人的孩子也得干活。资本是没有良知的；除非政府决定制止这种情况，否则没有人能够从这种残酷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

据报道，1900年16岁以下的童工数量接近200万(《美国人口调查》)，但斯巴戈认为实际数字更接近250万。单单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城镇上，斯巴戈就发现无烟煤煤矿非法雇用了150名“轧碎机男孩”，从早到晚俯身在煤槽上，从在他们眼前流过的煤中挑出石板和其他废物，在此期间他们一直吸入煤灰，有可能被砍断手指或失去胳膊。这可能成为他们以后得哮喘病、肺病以及驼背和其他脊椎变形的原因。为了做试验，斯巴戈代替一个12岁的小男孩干活(每天工作10小时挣60美分)；在一个短暂的工作定额结束时，他的手又青又肿而且有很多划伤，几个小时之后，他从肺中咳出了无烟煤颗粒。

最大的问题是那些可以帮忙的人对事实不知情。斯巴戈嘲笑女性改革者那些多愁善感的活动，她们用鲜花代替贫穷孩子的收入。他提到纽约妇女同业会给1万名住在经济公寓的孩子们每人送了一盆“盆栽植物”，希望能够使他们变得“高尚”和“脱俗”。如果一年内有孩子使盆栽植物茁壮成长，她们就发一条丝带给他作为奖励。“收到鲜花的孩子们在第二年并非都还活着。”斯巴戈尖刻地评论道，他们有的已经“在夏季枯萎，并且像花一样在干旱的地面上死去了”。但是现在水分很充足，因为很多同业会女性看到自己的慈善行为的结果而哭泣流泪。

斯巴戈的书出现在一个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就得到了发展契机的领域。对贫民窟和工人阶级生活压力的描写连续不断地出现在杂志、报纸和像查尔斯·洛令·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的《纽约的危险阶级》(The Dan.gerous Classes of New York，1872)和乔西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的《我们的国家：未来和现在的潜在危机》(Our Country：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Decay，1885)这些畅销书中，大量灌输给中产阶级读者。这部文学作品和1884年备受关注的纽约城市公寓委员会(New York City Tenement House Commission)的成立，增强了中产阶级想更多了解聚集在城市中心的工人状况的欲望。在所有作品中，图片纪实小说最受欢迎，这种形式的最佳典范是雅格布·里斯的《另一半人怎么生活：对纽约经济公寓的研究》(How the Other Half Lives：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New York)。虽然里斯在政治上没有斯巴戈那样激进，但他也代表那些不富裕和生活不舒适的人描写了自己亲眼目睹的情况。

《另一半人怎么生活》反映了作者的移民身份，其中可能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本书尊重美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和制度。雅格布·里斯出生在丹麦，是一名木匠，在21岁时独自移民到美国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从1870年到1873年，他在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游荡，干着不同类型的短工，为阿勒根尼的一家制铁厂建工棚，在纽约州北部造轮船、兜售家具、反复讲解熨斗的使用方法。尽管他忍受了人们对移民的歧视，尽管这种流浪生活方式不稳定，但是他的经历坚定了自己任何人在美国都能找到工作的信念。回到纽约后，里斯找到了一份做新闻记者的自由职业，后来成了纽约《论坛报》(Tribune)的治安记者。这份工作使他完善了自己写简短小品文的技能，为他后来的著名研究打下了基础。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那种描写一个特殊人物的故事、他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与贫民窟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使里斯确定了他的作品的主题：不是人造就了贫民窟，而是贫民窟造就了人。像当时其他“环境保护论者”一样，史蒂芬·克莱恩积极响应了里斯的主题。

19世纪80年代后期，里斯开始收集贫民窟的照片，他认为这些照片对充分认识住在贫民窟的人们的生活困境意义重大。里斯的照片起先是以两台投影仪产生10平方英尺的幻灯片的形式在演讲中呈现给听众，演讲的内容以照片人物的故事、个人轶事和简练的道德格言为主。里斯的演讲除了在其他改革集会场所外还在教堂发表，有时也在诵经、祷告和福音音乐之后进行。1888年，纽约《太阳报》(Sun)公开发表了一次里斯演讲的内容，之后他的演讲变得众所皆知。1889年，《斯克莱布纳月刊》接着发表了一篇题为《另一半人怎么生活》的19页演讲文章和插图，后来里斯把这篇文章扩展成书。《另一半人怎么生活》(1890)这本书一举成名，里斯就开始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虽然后来的批评家对里斯是否对这些照片人物寄予同情，以及他以自己的名字发表所有这些照片应该负有的责任提出质疑，但这本书是内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版的描写贫苦工人阶层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每位对社会改良感兴趣的人都会读《另一半人怎么生活》——新闻记者、社会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普通老百姓。西奥多·罗斯福认为这本书对他担任纽约治安行政长官的任期非常宝贵，称之为“既是一种启迪也是一种鞭策，我对此感激不尽”。

正如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里斯在书中描写的纽约下东区在城市贫民窟中是很独特的，因为那里的房子很密集，且年轻人很多，犯罪率非常高。书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描写不正常者的行为，由于里斯刚进入新闻界时是一名治安记者，因此这方面的内容他是信手拈来。和当时大多数贫民窟一样，用里斯的话说，这个贫民窟是“一个奇怪的多种因素的混合体，就像一个玻璃杯中的威士忌和水一样努力奋斗和工作着”。里斯以人种和种族成见为特点对这种多样性进行了分类，他的分类有时像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所做的分类一样尖刻。但里斯把他的道德愤怒直接指向城市宗教团体，使人们了解远离自己的异乎寻常的痛苦、地主们的贪婪以及有闲阶级的冷漠。里斯提出的解决办法包括：普通市民的责任、立法禁止使用荒废的公寓以及一项新的改造和建设提议。里斯建议城市法律要支持私人企业，他把费城商人建设公寓得到的回报作为证明材料。这种把道德问题及可行性、他感同身受的文件资料的生动性以及他的观点(包括他对各种贫穷移民的偏见)的常规性结合起来的做法使这本书很受欢迎。

但正是照片的质量以及与主题的完美结合使《另一半人怎么生活》具有经久不衰的意义。此书的第一版包括39幅图片：一幅幅捕捉贫民窟生活本质的照片。题为《纽约市法院》(Gotham Court)的照片中，一条黑暗狭窄的巷子里滚木桶玩的孩子们停下来好奇地盯着照相机(图12)。

透进来的光线象征着照相机及改革目标：启发从而减轻痛苦。在《罗斯福大街后面的公寓》(Rear Tenement，Roosevelt Street)(图13)这幅照片中，凉台和栏杆坚硬的棱角、鼓起的衣服和床单似乎没有留下多少空间供人类居住(如三个孩子从第一层的一个阳台上往上看着照相机)。

在《睡觉区的街头阿拉伯人》(Street Arabs in Sleeping Quarters)中，三个光着腿的男孩蜷缩着睡着了，两个相互拥抱着，第三个贴着墙(图14)。

图12　《纽约市法院》，选自雅格布·里斯《另一半人怎么生活》(1890年)，纽约市博物馆谨献

《穆林小巷》(Mullin's Alley)中仔细排列的普通民众通过准确的聚焦和随意的姿势在精心的布局内保留了独立性(图15)。一位金发碧眼、长相非常出众、戴着帽子的男孩处于最显著的位置，他纤细的手轻轻握着他的手腕；一个笑呵呵的男孩靠着墙，一只手揣在口袋里，这个姿势和表情传达出一种虚张的勇气和自发的热情；两个女孩，一个穿着白色衣服，另外一个穿着条纹衣服，默默地把自己缩在角落里，一个直勾勾地窥视着照相机，另外一个身体与照相机的角度垂直。这些形象衬托着他们自己的改革议程，在里斯的书中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是一种对多样性的论证。住在贫民窟的人各式各样，情况各不相同：他们的个性以及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可能天生具有活力、好奇心强、不活泼、善于观察和热情。尽管很穷，但是他们的穿着很独特，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的父母为了他们做着不同的梦。里斯的拍摄目的是详细描述从而赋予纽约经济公寓的居民以人性。无论里斯描写的语气多么迫切，无论它们多么符合当时流行的中产阶级改革的倡议，这些照片本身讲述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故事。这个故事蕴含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人在千篇一律的环境中保留个性，能够探询地盯着照相机镜头寻找后代而保留自我、为了睡得舒服而互相紧紧拥抱，能够拥有穿不同颜色衣服的朋友。住在贫民窟里的人都有作为人的这些方面，并且都被照片捕捉到。里斯的照片所反映的一切并非都是乐观的。《在一家血汗工厂》(In A Sweatshop)(图16)中从丝质装饰品中抽取丝线的英俊小男孩有一只眼睛发黑，可能是被他旁边其中一个强壮的男人打的。

图13　《罗斯福大街后面的公寓》，选自雅格布·里斯《另一半人怎么生活》(1890)，纽约市博物馆谨献

《陶工工地的壕沟》(The Trench in the Potters Field)(图17)中正在雪中掩埋棺材的四个工人和一名警察正在把一些很小的尸体放进去。

图14　《睡觉区的街头阿拉伯人，》选自雅各格布·里斯《另一半人怎么生活》(1890)，纽约市博物馆谨献

在《泽西大街一位捡破烂的意大利人的家中》(In the Home of an Italian Rag-Picker，Jersey Street)(图18)中瘦弱的母亲眼睛微微向上凝视，她晒黑的双手抱着包裹在毯子里一动不动的婴儿(他死了还是活着？)，她的身体由于筋疲力尽而全然不动，好像已经无力向更高的神灵恳求。每一幅照片，无论是穿黑衣服的男人不怀好意地挤作一团，无家可归的人住在5美分一晚上的房间里，还是血汗工厂的工人们，它们对表达里斯的观点都非常重要。通过照相机形式化的仔细观察，这些人都变成了照片中的人物。这样一改变，他们就可以得到人的机会。

作为一个深入研究移居国家的丹麦移民，雅格布·里斯认识到对个性的主张对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命运都非常必要。塞缪尔·龚帕斯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出生于英格兰一个荷兰犹太移民家庭，他跟里斯有相同的观点。龚帕斯由于支持美国一个劳工组织——志愿主义而在20世纪一直受到劳工领袖们的称赞。虽然列宁称龚帕斯的方法为“不牢固的结合”，但大多数人认为他的方法是保证劳工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实用现实主义的标志。从龚帕斯在美国内战之后开始成为劳工组织者起，他就显示出想在社会和经济体制内部工作的急切心情，尽管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制度中的不公正。他的目的是发起一场劳工革命，其基础不是海外劳工的状况而是美国的机会。

图15　《穆林小巷》，选自雅格布·里斯《另一半人怎么生活》(1890)，纽约市博物馆谨献

图16　《在一家血汗工厂》，选自雅格布·里斯《另一半人怎么生活》(1890)，纽约市博物馆谨献

在《七十年生活和劳动》(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1925)中，龚帕斯详细讲述了他在英国的成长岁月。他回忆了自己的法国胡格诺教徒邻居，那些织锦工们，他们的生活由于机器取代了他们的工作而受到毁灭性打击，这些事件对他影响很大。他在一所犹太人免费学校读书，在那里他学习了犹太法典(除基础课之外)，使他接受了逻辑方面的训练，他认为这对他后来成功地成为劳工战士至关重要。龚帕斯是家里的长子，他在10岁时离开学校学习制作雪茄，这是他父亲从事的行业。三年后，他的家庭成了英国雪茄制造商同盟(English Cigarmakers Union)帮助下移居美国的一群人中的一分子，这项移民计划是为了减少英国工人的竞争。龚帕斯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种族冲突的场景，这场冲突是由他父亲在曼哈顿的旧城堡花园着陆区引起的。当时龚帕斯先生与一个黑人握了手——这个黑人是船上的雇员，曾经在艰苦的海上旅行中帮助了他们家——因而受到了旁观者的攻击。他的父亲拒绝退让，这使他们在维护自己的信仰方面得到了终生教诲，同时也成为龚帕斯努力在黑人与白人工人之间建立联盟的榜样，他的这种努力遭到了强烈抵抗。龚帕斯和他的父亲在纽约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工作，这个男孩被这个城市下东区的世界性和多样性所吸引。1864年，龚帕斯加入了当地的雪茄制造商同盟，三年后他同另外一位雪茄制造商索菲亚·朱丽安(Sophia Julian)结婚。正像《七十年生活和劳动》中描写的那样，制雪茄是一个有利于交际的行业。因为人们在把烟叶切成长条卷成雪茄时可以思考和交谈，工作时候的“思想自由”有利于讨论和大声朗读。工人之间建立的牢固友谊为共同的爱好和政治组织打下了理想的基础。

图17　《陶工工地的壕沟》，选自雅格布·里斯《另一半人怎么生活》(1890)，纽约市博物馆谨献

图18　《泽西大街一位捡破烂的意大利人的家中》，选自雅格布·里斯《另一半人怎么生活》(1890)，纽约市博物馆谨献

雪茄店变成了论坛，在那里由重要经济理论家写的书——马克思、拉萨尔、亨利·乔治——被大声宣读和讨论。龚帕斯发现他自己学到的知识被马克思关于工会是“实际机构，可以使工薪阶层过上好日子”的观点证实。但1873年的金融危机带来的痛苦，失业者不断增多，许多人失去了生活来源，由工会极端派系斗争造成的暴力，所有这一切使龚帕斯对激进主义非常谨慎。虽然他参加了1873年和1877年的雪茄制造商大罢工和支持铁路工人罢工的示威游行，但他继续坚持自由企业的信念。龚帕斯于1872年成为美国公民，在他一生从事组织工会的事业生涯中值得骄傲的是，他只被捕过一次(1873年)。在他的劳工联合会成立的最初几年里，龚帕斯专门从事组织犹太兄弟的工作，特别是从当时的俄罗斯移民过来备受服装制造商剥削的许多犹太裁缝。但是龚帕斯最为著名的劳工改革是缩短工作日时间。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一天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还有8小时做我们想做的事情。”龚帕斯组织的唯一一次最有效的罢工是1886年5月1日各行各业进行的争取8小时工作时间的游行，游行非常成功，提高了全国各个工会的社会地位。龚帕斯认为一天工作8小时不仅仅是提高工资、降低失业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人权，他为美国工人受到的弗雷德里克·W.泰勒提出的生产力下降的控告进行了辩护。

龚帕斯在19世纪后期对工作和资本这两个多变领域的明智驾驭最充分的展现，就是他对于自己的劳工联合会与社会党之间颇有争议的联盟所采取的态度。虽然他坚持认为政党同盟应该排除在劳工组织和宪章之外，不过他还是清楚地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尊重。龚帕斯也为干草市场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辩护后者因普尔曼(Pullman)大罢工以及后来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捕入狱。像雅格布·里斯和亚伯拉罕·凯汉等其他著名移民一样，龚帕斯竭力使他移居的国家忠实于理想。无论这项工作如何艰巨，龚帕斯在一生的努力中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他的追求。

工作伦理

历史学家探索了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化的到来如何腐蚀了人们传统意义上对工作的理解。由马克斯·韦伯编撰的《新教伦理》包括了日常生活的精神化，即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天职或者内在需求，都有成为有用之才和充分利用时间的义务，努力与回报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虽然19世纪中期韦伯的“伦理观”开始黯然失色，但是内战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加快了这一进程。自我牺牲和生产力仍然是重要的价值观念，但美国正在成为一种“消费文化”，这种转变由广告的快速发展而引发。消费文化鼓励标新立异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富有和休闲价值观。在这个工业进程不断改变、生产和消费观念不断变化的时期，工作伦理仍然是美国化的重要方面。实际上，三位典型的社会局外人在经典文学作品中对工作伦理进行了赞扬，他们赞扬的方式才是世纪交替之际关于工作伦理特别值得关注的事情。他们三位分别是曾经身为奴隶的布克·T.华盛顿、犹太移民玛丽·安婷和暗地里搞同性恋的霍雷肖·阿尔杰，他们通过各自的畅销书《从奴隶制中奋起》、《福佑之地》和破衣迪克系列赋予了处于危险境地的工作伦理以新生，同时也利用工作伦理获得了个人名誉和财富。

布克·T.华盛顿在世纪交替之际是最有权威的非裔美国人领袖，他在政治上的精明和成功是当时任何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华盛顿在阿拉巴马州创建了塔斯克基(Tuskegee)学院，并因学院的工业教育项目而闻名。为了获得经济良机，他采取调整自己以适应白人的偏见并放弃黑人对公民和法律权利主张的政策，因此成为当时和后来颇有争议的人物。实际上，物质至上主义对华盛顿来说才是他真正的信仰，他的社会哲学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05)中的阐述惊人的一致。华盛顿并非随随便便地接受流行的资本主义社会思潮，他吸收了那种思潮并把它转变为在南方农村地区生活的黑人可以接受的语言。塔斯克基学院的教职员工回忆起他们听到校长旅行回来时马车车轮的声音就非常害怕，因为校长回来就要恢复早晨视察。华盛顿骑着马在校园中巡视，他会注意到每一片垃圾、每一头迷路的动物以及每个学生外衣上脱落的纽扣。每一种浪费或漠不关心的迹象都会被他记在红色的笔记本上，以后再以塔斯克基学院正在建设的黑人新教王国的名义一一纠正。塔斯克基是华盛顿这种乌托邦的砖和泥；《从奴隶制中奋起》则是语言的解释。他力图把学院变成一种类似精神必需品的形式，同样强调从基础开始，对手工劳动重新进行评价。华盛顿主张南方黑人的最高职责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做普通的事情”。作为一名平凡性的策划者，无论外人评价如何，华盛顿为自己赢得了永久的一席之地。

华盛顿的政策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政治威信，但是也招来了黑人领袖对他的攻击。然而在他作为协调者高度公众化的事业生涯中，他私下资助了很多法庭诉讼案，对反对黑人、黑人车厢、劳务还债制和不能接受陪审团服务的不公正行为提出质疑。1895年，他在亚特兰大博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公众注意，当时他提出了著名的格言：“在所有完全社会化的事务中，我们可以像手指那样独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像手一样对共同进步是必不可少的。”之后，华盛顿觉得应该开始写他的回忆录。他的第一次努力是《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The Story ofMy Life and Work，1900)，大部分都由黑人记者艾德加·韦伯(Edgar Webber)代笔。由于对结果不满意，华盛顿决心自己执笔，写出了《从奴隶制中奋起》(1900—1901年在《瞭望》杂志上连载)，这本书成为讲述他从奴隶制中奋起成为全国和全世界知名人士的畅销书。毫无疑问，华盛顿特别欣赏柯达老板乔治·伊斯特曼(George Eastman)做出的反应，他给塔斯克基学院捐了5000美元的支票。最尖刻的评论之一是W.E.B.杜波伊斯在《日晷》杂志上的评论。虽然杜波伊斯承认华盛顿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的立场之间存在的主要共同点，但他强调了华盛顿的让步带来的最严重危险，即把黑人受压迫的负担从白人身上转移到黑人身上。杜波伊斯认为华盛顿的方法忽略了阻碍南方黑人进步的三个障碍：资本家的贪婪把农村地区黑人工人降为“半奴隶状态”；南方工人对竞争的恐惧助长了白人剥夺黑人公民权的行为；无知者和被剥夺权利者的热情使可怕的虐待包括私刑永远存在。杜波伊斯的批评并没有阻止华盛顿邀请他在夏季到塔斯克基学院造访，这表明了华盛顿的政治技巧以及他为了宝贵的联盟而把分歧置之度外的能力。正如当时有人观察到的那样：“华盛顿一点也不相信白人，但他却很受白人欢迎，因为如果他在与一个白人讲话，他会坐在那里，搞清楚这个白人想让他说什么，然后尽可能快地说出来。”华盛顿在南方一生下来就是黑人奴隶，从童年开始就非常熟悉白人种族主义的恶意，但他培养了一种掩饰感情的独特能力。实践证明这种能力在写作和生活中都非常有用。

华盛顿被了解他的人称为“男巫”，这个绰号使人想起《从奴隶制中奋起》这本书中清晰可见的他的性格和思想的复杂性。这部作品是华盛顿与记者马克斯·班尼特·施莱瑟(Max Bennett Thrasher)共同完成，该书详细描述了受害人从遭受失忆的痛苦然后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到后来成为雄心勃勃、足智多谋、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代理商的转变。这类作品一般来讲都是以描写奴隶为开头，到结尾就变成对成功的描写。《从奴隶制中奋起》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在美国取得成功的故事，与当时的作品比如雅格布·里斯的《造就一个美国人》(The Making ofAn American)和玛丽·安婷的《福佑之地》类似。奴隶制对华盛顿来说是主题，但这本书的结构证实了他和杜波伊斯在《费城黑人》中表达的一致观点，即非裔美国人如果要进步就必须对移民进行重新定义。奴隶制的创伤渗透在他的字里行间，体现在他过于朴实的语气中，以及他多次拒绝憎恨多年来所有忽略他的人和制度(他的白人父亲、南方白人、联邦政府)中。但华盛顿的忍耐不仅有战略意义——这是他努力改变非裔美国人身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诚心诚意的，是他宗教信仰的结果。因此，当华盛顿把奴隶制描写成一所“学校”时，就像他在作品的开头多次描写的那样，他试图使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正常化，这样，这段经历的影响充其量就像语言障碍一样难以抹去。但他也想暗示：像其他许多罪恶一样，制度预示着一种上帝的安排。奴隶制可能是腐败的和不道德的，但它也有上帝认可的重要性——黑人的教育。华盛顿的信心基于他对黑人选举的信心：他的人民所受的磨难是神的恩惠，最终将会得到回报。华盛顿观察到：“衡量成功的标准并非一个人在一生中达到的地位，而是他在努力获得成功的过程中克服的障碍。”

《从奴隶制中奋起》的早期评论注意到华盛顿作品中的人物与富兰克林的《自传》(Autobiography)人物有相似之处，韦伯认为《自传》是新教伦理的典型代表。韦伯把新教和资本主义发展融合在一起，用对富兰克林的叙事形式进行了描写，华盛顿把这种模式进行了充分发挥。富兰克林和华盛顿都坚持认为在采取勇敢行动的时候必须采取隐蔽行为。上帝是这种做法的代表：隐形的上帝鼓励观察者“在所有生活细节中认出他的手指”。他们两个人都害怕欲望——富兰克林认为欲望对一个稳定、实用的制度(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华盛顿认为欲望的结局可能是一条私刑的绳索。华盛顿的节制和谦逊的理想非常适合黑人解放后的南方，在那里，黑人的远大抱负被认为是一种煽动形式。

华盛顿在他书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篇小品文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欲望及欲望所带来的不满足感的看法。他声称他喜欢奴隶制时期每周发的糖蜜胜过在巡回演讲时吃14道菜的大餐。从渴望吃上一小口糖蜜的卑微的奴隶到对极其奢华的盛宴都无动于衷的杰出政治家，这种转变是彻底的转变。小时候每当“倒糖蜜时”他就会闭上眼睛，期待着能惊喜地得到一大份。长大成人后他知道如何掩藏他的渴望，如何避免南方白人对黑人奴隶胃口令人痛苦的限制。华盛顿巧妙地把要表达的思想混合起来；他的语言给人以慰藉，但很扭曲。无论这个特殊的黑人长到多大，他的欲望(和梦想)仍然是奴隶制时期的糖蜜。他很喜欢他的“那份”，但“从来都不想”在希望得到的物品上“垄断”市场。为了打消抱有希望的种族主义者的疑虑，这则趣事表明在华盛顿的指导下，黑人将不会要求得到远远超出奴隶制时期分配量的“份额”。他们只有在被命令的情况下才知道吃14道菜的大餐。但是形成明显反差、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回忆着年轻时吃糖蜜的这位前奴隶已经变成了吃14道大餐的名人。像巨人(安德鲁·卡耐基、约翰·D.洛克菲勒)成为走向致富之路的典范一样，华盛顿童年遭受的清苦生活结出了更甜美的成功果实。

糖蜜趣事表明，黑人在可以自由调节的情况下能够培养出对工作和回报的健康愿望，只是由于奴隶制破坏了劳动与放松之间、能量消耗与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之间的自然节奏。华盛顿热爱土地，他坚信只有通过紧紧依附于最基本的东西，他的人民才能进步，这种信念可以被看做消除奴隶制污迹、进行清洗和净化以便重新开始的象征性尝试。黑人必须从最基本的方面开始，然后才能达到更高的愿望。华盛顿对获取技能和辨别合适职业的能力的强调，与其说是目的本身，倒不如说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实际上，他并不反对黑人接受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当一名黑人女孩学会做饭、洗碗、缝衣服、写书，或一名黑人男孩学会养马、种植美味的土豆、制奶油、盖房子或能够行医或者比其他人都强时，不论种族或肤色，他们都会得到回报。”华盛顿的后代做到了这一切，他们都有各自的职业抱负，同时在多种实际技能中远远超出他人。他的女儿是一位梦想成为音乐家的裁缝；他的大儿子是一个以建筑为理想的砌砖工；他最小的儿子是一个专注于医学的手工劳动者。

实际上，《从奴隶制中奋起》的中心目的是重新评价各种工作。华盛顿认为工作是美国奴隶制的巨大受害者，甚至比黑人荣誉受到的伤害还要大。《从奴隶制中奋起》最强有力的观点之一就是：在一种对于人类尊严不可或缺的工作理想被破坏的制度下，黑人和白人工人都遭受同样的痛苦。这种理想是人类尊严所不可缺少的。

奴隶制整个系统的建构通常都是为了把劳动贬低为堕落和低劣的象征。因此，劳动是奴隶种植园上的黑人和白人都想方设法逃避的东西。我们这里的奴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消除白人身上自立和自助的精神。

这里含蓄地指出南方白人也可以从他们自己的塔斯克基中得到很大好处。华盛顿对美国黑人职业道德的修订与黑人至上的社会方针的其他方面保持一致。正是华盛顿深刻而精确的洞察力使他在世纪交替之际成为美国黑人唯一一位代言人。在使白人相信他对他们保持尊重的同时，他送给黑人伙伴一个礼物，那就是他们是他唯一关心的对象。

通过擅用非裔美国人的职业伦理原则，布克·T.华盛顿表明他的群体很适合同化。在华盛顿看来，新教主义的根本价值观念为他的人民在奴隶制结束后得到复原提供了最佳方法。玛丽·安婷笔下描写的犹太移民的问题在于他们的部落很容易被美国化。由于犹太移民的适应能力很强，同时也因为犹太人与美国人价值观念之间存在诸多相似性，因此犹太人在美国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保留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特征。玛丽·安婷除了详细描述职业伦理理想——牺牲、努力奋斗、坚毅和宿命感——外，还把它们进行了拟人化。她在畅销自传中描写的自我是一个活生生的新教伦理的化身，但这本书之所以在心理学和文学方面有着珍贵的价值，是因为安婷的俄裔犹太人自我与书的作者热切追求的同化之间进行的奋争。

1912年《福佑之地》出版，玛丽·安婷因此一举成名。此书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安婷收到了狂热读者的来信，其中包括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著名人物。安婷马上开始巡回演讲来扶持她珍爱的事业：开放移民政策、犹太人复国运动和公共教育。安婷的移民主张也是她的第二本著作《他们敲击我们的大门：移民指南大全》(They Who Knock at Our Gates：A Complete Gos.pel of Immigration，1914)的主题，显示了她对许多国家里需要美国提供机会和保护的犹太人的忠贞。《福佑之地》表达了一种对于移民过程与犹太价值观和美国价值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心理。作为所有作品中关于同化过程最复杂的个人描述之一，本书把美国化描写成一种仪式化形式和一项犹太人特别愿意掌握的技能。有的读者批评安婷对移居国家所持有的敬畏，比如犹太哲学家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为她想成为“过分做作的谄媚的美国人”而感到悲哀。上层社会文化评论家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表示他对于“失去犹太人的热情，变成一个只有基本需求的贪婪动物的犹太人”的鄙夷。但如果把安婷的作品仅仅认为是一本关于白手起家走向成功的故事的话，那就等于忽视了作者所强调的移民所带来的痛苦。虽然安婷的作品很粗犷、热情，但仍然是一部令人忧伤的作品，甚至是一部哀悼的作品，哀悼她在“赢得美国”的奋斗中所抛弃的至关重要的传统、精神和家庭力量。安婷可能强调了她在美国的再生，但她从没有让我们忘记《福佑之地》是移民经验的入门书，同样也是“临终前的忏悔”。

1881年，安婷出生在俄罗斯的波洛茨克(Polotzk)，1894年与全家一起移民到波士顿。安婷是一个早熟的孩子，特别受到她父亲的鼓励，他以前在俄罗斯是一位商人，思想开明，为他的女儿们寻求自由教育。在美国，伊斯雷尔·安婷的每一次商业投资似乎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整个家庭的希望就落在了玛丽身上，她优异的成绩使她在著名的波士顿女子拉丁语学校赢得了一席之地。她的学术成就吸引了老师和博爱主义者的注意力，比如喜欢鼓励“健全”新人的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在希伯来移民援助社团的社会工作者给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看了一系列玛丽写往俄罗斯的信之后，喜欢看移民故事的中产阶级市场促使安婷开始了文学创作。玛丽的这些信被从意第绪语翻译成英语，之后在赞格威尔的推荐下于1899年发表。安婷辗转于她位于贫民区的家和富有的赞助人提供的机会之间，这种双重生活带来了意料之中的冲突，同时也增加了叛逆婚姻的可能性。在一次由移民机构黑尔之家(Hale House)主办的自然历史俱乐部的郊游中，安婷遇到了阿迈德斯·葛利普(Amadeus Grabau)，他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讲师。1902年他们结婚时，她19岁，他31岁。他们唯一的女儿约瑟芬(Josephine)于1906年出生。虽然安婷的犹太导师们都对她同异族结婚感到不悦，但安婷继续坚持献身于犹太教。

“福佑之地”的神圣特征之一就是美国的教育制度。除了神圣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使身无分文的俄裔犹太女孩成为阅读名著的学生，成为得到出版商和博爱主义者的教诲，嫁给美国出生的教授呢？本书描写了不只一种转变：从俄罗斯流浪者变成美国公民；从传统的犹太主义变成自由的超验主义；从在俄罗斯的犹太居住地培养出的共同的少数民族种族特点变成美国个人主义；从贫穷的移民变成畅销书作者。像其他类似的精神自传作品一样，安婷的书是根据圣经的象征意义来组织的，把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看做是神选的象征。同时，她的生命具有代表性，安婷在“为上千人说话”。

安婷的作品以她祖父的葬礼开头，她认为这是她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件事。在描写祖父的尸体被埋葬之前的形状时，她担心自己的回忆不够真实，采用了一种令人熟悉的自责语体。安婷的叙述倾向、以自责为特征的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在精神自传作品中非常典型。在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传统中，把一个人的生命交给上帝审判是一种令人谦逊的经历。因为安婷想象不出神的观众，因此她的姿态更具有迷信的性质，而不是在精神上富有意义的行为。同样，旧世界中牺牲仪式里的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征兆都被新世界中的家庭情感剧所代替。当俄国犹太人居住地传统的犹太人为了确保婚姻吉利而扭断鸡脖子，或“捐钱给穷人花”作为“消除诅咒的保护措施”时，他们是在参加一种集体的朝拜仪式。作为开明父亲的女儿，安婷公开承认对上帝是否愿意处理人类的事情感到怀疑。但她在赎罪节前夕和其他犹太人一起把鸡悬挂在头顶上，并且相信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救赎。

这种宗教意图的意识在美国会发生什么呢？安婷的叙述表明，宗教意识的传统不会一下子消失。相反，这种意识被转变成对犹太移民仍然有效的最富有意义的集体形式：家庭。在原来的国家中适当的宗教行为在新国家中变成了家庭心理，就像玛丽·安婷的姐姐弗丽达(Frieda)成了安婷在美国发展的牺牲品。作为犹太居住地的产物，安婷知道“荣耀”属于那些做出牺牲的人。作为美国的产物，安婷知道那些被要求做出牺牲的人常常被认为是下等人。在一个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世俗唯物主义社会中，牺牲变成了一种损失状态，一些人经历过而其他人没有经历过。个人分配方面的差异必须合理化，在这种情况下，依据安婷所称的“家庭传统，玛丽是两个孩子中反应较快、比较聪明的一个，她分配到的不能与其他人一样多，因此弗丽达要提供帮助”。

大多数批评家都强调安婷明显偏爱移居国家，而有的人则在描写俄罗斯的章节中找出了抒情的语句，这在安婷对食物的描写中最明显。第五章“我记得”描写了她的写作生涯是怎么从死亡开始的，这一章里总是提到食物。在《福佑之地》中，食物是失去和收复的媒介。“做这样的蛋糕要花费很长时间”，安婷观察了俄国犹太人居住地烘烤奶油蛋糕的过程。由“在山谷采摘的雏菊和三叶草、德维纳河水的甘甜、新翻整的泥土的芬芳”做成的奶酪蛋糕像其他食物一样表达了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性。因此，思想和躯体是真正储存味道的档案室，是失去和找到自我的调解者。安婷在描写俄罗斯的片断中表达的对食物的怀旧情绪与她在描写美国的片断中对食物的反感情绪并行不悖。美国使人联想到“从小罐头盒里取出来马上就可以吃，不需要烹制的食物”，那种带着“猪肉的粉红色”，安婷在“餐桌上吃得比任何人都多”，表明了她愿意同化的程度。

在《福佑之地》中，消费是写故事的自我能够在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不能复原与真实世界之间往返的通行证。对于人类学家来说，食物往往是关于界限理论的中心内容。食物作为穿越身体的东西有助于描述关于分界线的更抽象的概念。食物是区分血缘关系和表明接受的普遍手段。民族食物的商业化——墨西哥玉米粉蒸肉、犹太人做的硬面包圈——标志着在美国的同化过程，尽管这种同化只是部分性的。为了与此一致，一些被重视的食物——咖啡、茶、糖和盐——在证明国与国之间边界的国际贸易中被明显地标识出来。虽然全世界对一个国家的主要商品都产生喜好肯定会降低这个商品本身的国家身份，但是这个商品通常都保留其原来的与国家的联系。但它只是一个联系而已。比如咖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产品，是它的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作为商品放在其他国家的货架上时，它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安婷笔下的移民与食物完全融为一体，这使安婷对食物的描写发人深省。她的移民被比喻成商品、奶油蛋糕而不是消费者。安婷在美国的失落是一种来源于其出生之地的完整感，即使是像俄国犹太人居住区这样狭小的地方。像W.E.B.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中描写的“劣势中的优势”一样，把受到可怕压迫的美国黑人得到的好处当作处于困境的俄国犹太人获得的实际好处。旧世界的犹太人得到的补偿是强烈的归属感，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由宗教虔诚支持的部落意识，对安婷来说它就是一种“堡垒”。由于贫穷而向国外移居的想法变得很强烈，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强烈愿望：“在重建巴勒斯坦的梦想中，[犹太人]忘记了这个世界。”在犹太教即移居国外的犹太人的文化中，令人费解的是犹太人总是在对他们最不友好的国家中最完整、最有凝聚力地生活着。安婷通过唤起俄罗斯犹太人居住地的生活热情，通过让这种生活热情胜过她在美国的生活，重点描写了犹太人在充满物质机会和对宗教比较宽容的国家所处的独特的进退两难境地。一个犹太人在这个世界既可以很了不起又可以保持犹太人的身份吗？保留犹太教要以牺牲自我发展和自我满足为代价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于《福佑之地》中得意洋洋的言语，而在于解释这种言语的最深层含义的高低贵贱各色人物。

安婷在叙述那些向她打开美国大门的书籍的时候，回忆起路易莎·阿尔科特的书是她最喜欢的书，除此之外她最喜欢那些为“男孩子”写的冒险书，其中许多都是霍雷肖·阿尔杰的作品。对于安婷的偏好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霍雷肖·阿尔杰的小说所陈述的价值体系与她自己的有类似之处。一位女犹太移民阅读阿尔杰的作品，这个事实说明他的作品在世纪交替之际是多么流行。在他那个时候，阿尔杰是许多写男孩子书籍的成功作家中之一，其他还有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奥利弗·奥普蒂克(Oliver Optic)和G.A.亨狄(G. A. Henty)，他们的书名在阿尔杰作品的第一版后面做过广告。只有阿尔杰自己的小说经久不衰，这是因为他的作品别出心裁地再现了美国的成功神话：关于靠命运和辛勤劳动进入上流社会的戏剧作品。

阿尔杰从1867年到1899年他去世共写了100部小说，每部小说都有相同俗套的道德说教：贫穷使人高贵，使人节俭有志气；美德和勤奋的回报往往是社会地位的提高；优点是创造其自身的贵族。在阿尔杰的世界中，行为正派、美貌和智慧是分不开的。唯一的笨人是被宠坏的富家男孩，而良好的举止和品位是与生俱来的。男主人公的优秀品质一旦形成，小说常常会让他认识一位富有的恩人，这个恩人喜欢男主人公，为他提供进步的途径，并且总是以购买一套新西服开始。阿尔杰的小说书名——《火车男孩》(The Train Boy)、《报童丹》(Dan.The Newsboy)、《年轻的银行信使》(Young Bank Mes.senger)、《弗兰克·弗勒尔》(Frank Fowler)、《送款员》(the Cash Boy)、《鞋童汤姆》(Tom the Bootblack)、《童仆》(The Errand Boy)——反映了他们的工作性质。虽然这些作品支持一种职业伦理，但却没有提及实际劳动。在书名突出各种职业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对工作过程的描写，甚至都不讨论。另外，阿尔杰忽视现代工业的发展，反而突出那些不受时间限制的工作，比如商界、农业和银行方面的工作。阿尔杰在一个工作变化引起很大焦虑的时代高度怀旧地把工作概念化，这毫无疑问地增强了这些概念的吸引力。同时，阿尔杰的作品经常描写现代投机活动，要么是令破衣迪克着迷的远方的公司(他不断提到他幻想出来的在伊利铁路中的股份)，要么是主人公自己从事的一项业务。在许多阿尔杰的系列丛书中(《破衣迪克》、《穿破衣服的汤姆》、《幸运和打击》、《勇敢和鲁莽》)，男主人公用微不足道的存款进行投资来购买一些企业的股票，常常是一座矿山，通过赢利设法建立了经济基础。太多投机是一件坏事，特别是当贪婪的富人进行投机时(《挣扎向上》)。但如果卑贱的穷人靠智慧和诚实进行投机，投机总是获利的。

阿尔杰1832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莫尔巴勒(Marlborough)，是贫穷但受人尊敬的唯一神教牧师的儿子，他父亲有能力先送他到大学预备学校读书，然后去哈佛。阿尔杰是一名优秀学生，满怀写作志向。虽然他可以在高质量杂志——《哈珀杂志》、《普特纳姆》、《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但1860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因此就求助于牧师职业。他在科德角的布鲁斯特举行小型宗教集会，在完成牧师职责的同时继续写作。但是在布鲁斯特任期的第二年里，四处就流传着阿尔杰搞同性恋和猥亵儿童的传言。阿尔杰失去了牧师职务后就搬到了纽约市，专门从事写作。

阿尔杰是通过描写而把他对男孩子的喜爱进行了升华，还是在纽约的无名之辈身上发现了更具体的发泄渠道，这一点还不清楚，但是有证据证明，作为一个通过描写同上层社会流动的故事而飞黄腾达的城市作家，他同自己和解了。阿尔杰是詹姆斯家的一位朋友，他对自己的欲望很坦率，虽然他好像认为这些欲望是“精神错乱”的一种形式(老亨利·詹姆斯在写给小亨利的一封信中说，阿尔杰自己很可能是同性恋)。多年后，阿尔杰可以公开提到他“天生喜欢男孩”，并且评论说他把“他的笔租给了他们”。在《为男孩子写的故事》(1896年发表在《作家》[The Writer]上)——这是一篇经常被广告摘选的文章——中，阿尔杰表示：“描写男孩子的作家应当对他们有足够的同情心……应当学会像他们那样看待生活。男孩子反感诋毁他们的文字。一个男孩会对理解他的人或作家敞开心扉。”阿尔杰的第一次重大成功是畅销书《破衣迪克》，此书带给阿尔杰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结识了查尔斯·洛令·布雷斯，后者是一位慈善家，管理着儿童救助协会(Children's Aid Society)和收留无家可归孩子的报童寄宿处。阿尔杰定期到这些机构去，随意利用住在那里的孩子们作为他写作的主题。

《破衣迪克》又名《纽约街头生活》(1868年连载在《学生和校友》[Student and Schoolmate]上)是阿尔杰最具感染力的小说。阿尔杰在这里逼真地描写了社会的一个方面——纽约市中心曼哈顿擦鞋者之间的高度竞争——以及一位相对现实的男主人公：迪克远远不如阿尔杰后来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善良。他抽烟、骂人，酷爱作弄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和毫不提防的老绅士。他挥霍浪费，这种性格在阿尔杰的男主人公身上越来越少见。典型的阿尔杰男主人公不仅从收入权益上受到家庭责任的限制，而且本性都很节俭。迪克在感情方面的辛辣刻薄也不正常。他承认在流浪生涯中感到很孤独，并且很同情那些犯罪的穷人，这种深度在阿尔杰后来的男主人公身上都没有体现。迪克讲粗鲁的方言，表明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小说结尾，迪克越来越受人尊敬，其标志就是他在讲话方面的深思熟虑。重要的是他对金融很着迷，他整天幻想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开着他自己“在第五大道上光彩照人”的玩笑。他对股市异常关注，对待牛市和熊市采取截然相反的策略。一次偶然的机会激励他改变了前途——从开玩笑变成自由选择。当时，他偷听到一个富家男孩同他的叔叔之间的对话，他叔叔需要有人带他的侄子弗兰克在城里四处转转。迪克提供了他对曼哈顿的专业知识(显然他破烂的衣服和粗俗的语言没有形成妨碍)，这样就开始了双方之间的互惠。迪克向弗兰克介绍了街头生活，而弗兰克向迪克介绍了上流社会。迪克渐渐认识到弗兰克的价值，这种转变在叔叔把弗兰克穿旧的西服送给迪克作为第一件礼物时就有所预示。随着迪克的不断进步，他受到一位擦鞋伙伴、仗势欺人的米基·马格尔(Mickey Maguire)的跟踪，马格尔充满敌意的嫉妒突出了工人阶级孩子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小说以迪克救了一个从布鲁克林渡船上落水的男孩结尾，男孩的父亲是一位有钱的商人，他为了报答迪克，让他在会计室当职员。受雇于一位永远感激他的有钱人，迪克的未来有了保障。可以预测到这位资助人送给迪克的第一份礼物是他曾经拥有最漂亮的西服。仗势欺人的米基·马格尔继承了迪克丢弃的衣服，这预示着他也将要进入上层社会了。

到1890年，阿尔杰的下一部意义重大的小说《挣扎向上》出版时，小说的男主人公发生了巨大变化。阿尔杰在《破衣迪克》和《挣扎向上》之间塑造的男主人公表现出慢慢增多的文明的本能和习惯，包括谈吐得体、干净整洁和彬彬有礼。那些使人们难以忘记的破衣迪克所具有的品质——幽默感、忧郁和绝顶聪明——都消失了。卢克·拉尔金(Luke Larkin)是一位贫穷寡妇的体贴周到的儿子，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同时也是完全的顺从者，没有新鲜的想法或说法。小说发生在一座离纽约市不远的小镇上，卢克的对手是心怀不轨的富家子弟伦道夫·邓肯(Randolph Duncan)，与愤怒的流浪儿米基·马格尔大不相同。对手之间的不同表明阿尔杰越来越偏爱赤裸裸的道德对立，而不喜欢比较模糊隐蔽的性情和行为。《破衣迪克》的纽约背景与小说的故事情节融为一体，而《挣扎向上》的背景却与故事情节毫不相干。阿尔杰的戏剧创作能力似乎妥协于成功，那是一种为了商业利益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标准作品的责任和义务。

但在《挣扎向上》中有一个场景表明，阿尔杰还是想方设法使他的描述复杂并突出重点。卢克·拉尔金坐在黑山驿站的马车上时遇到了一位乘客，这个人显然是一位同性恋者，并且阻止了一次抢劫袭击。驿站马车的场景包括一位陆军上校布莱登(Braddon)，这个人吹嘘自己很勇敢，而实际上却是一个胆小鬼；一位牧师使用“一种因果报应手段”帮助勇敢的莫蒂默·普朗泰基纳·斯普雷格(Mortimer Plantagener Sprague)击败了抢劫者。斯普雷格是同性恋，被描写成“一个十足的花花公子。就外表而言，他是一个杨柳细腰、声音轻柔的年轻人，穿着最入时的衣服，说话略带口吃”。阿尔杰的称赞在卢克的反应中表现出来：“尽管他的行为举止有点矫揉造作，并且有点女里女气，但卢克认为，在需要时，斯普雷格先生并非完全缺乏男人气概。”在接下来的一段很长的对话里，斯普雷格暴露了他的口吃和软弱，把“really”说成“weally”；每句话都以“你不知道吗？”结尾，并且很喜欢因为马车车轮“突然下陷”而把健壮的上校颠倒在他的两膝上。“如果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他讽刺道，“我宁愿坐在你的(引者加的着重号)腿上。”突然抢匪出现了，他们对惊恐万分的乘客发号施令。斯普雷格以典型的超人风格掏出一对左轮连发手枪，用一种与他一直使用的娘娘腔完全不同的坚定的声音说道：“滚开，你们这些恶棍，否则我要开枪了!”几分钟后，“花花公子”又回来了，大肆赞扬牧师，而对自己的英雄行为闭口不谈。斯普雷格在同性恋的伪装下表达了阿尔杰所赞赏的品性，他对自己好色的表现癖有着完全的控制，同时也表现了对野蛮西部的控制。

在阿尔杰的内心深处，莫蒂默·普朗泰基纳·斯普雷格不是一个骗子，而是一个人：把软弱和勇敢的本性、自我表现和谦虚的渴望、消极和过分自信、男子气概和女性化结合起来。作为对阿尔杰作者身份的讽喻，事件发生的顺序既是吸引人之处，也是为他的作品辩解。阿尔杰自己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外表看起来也像花花公子，身高五英尺七寸，男孩子的瘦长身材，有点结巴，行为举止过分热情。他能够在一部一部的作品中塑造出非常勇敢的具有男子气概的小男主人公形象。但是这些具有男子气概的小男主人公都是既贫穷又足智多谋的人，无论内心多么害怕都完成了分配给他们的任务，然后回到妈妈身边，或回到他们的孤儿或被抛弃的生活中相互寻找安慰。这些成长形式与道德水平的提高毫无关系；它们并非阿尔杰的男主人公必须得到或应该得到的满足，它们是天生的才能。正是他作品中这种超出成功范围的意愿才使得阿尔杰的小说本身值得我们进行文学研究。

布克·T.华盛顿、玛丽·安婷和霍雷肖·阿尔杰用他们各自的作品成功地扩大了工作伦理的界限，把一般不符合新教标准的经历和人物类型包括了进去。华盛顿通过重新评价手工劳动者的价值达到了这个目的，他认为手工劳动者在奴隶制度下非常受轻视，需要在黑人和白人中间重新进行大规模推销。玛丽·安婷陶醉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奋斗和取得成就，通过她的自我描述，强调了一个有才干、积极进取的人如何充分利用英才教育的机会。霍雷肖·阿尔杰创作了由受到命运公平对待的纯洁善良的年轻人组成的虚构世界。两部关于美国工作伦理的最伟大、最具矛盾性的小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中的男主人公都被描写成是霍雷肖·阿尔杰的热心读者，这也是对阿尔杰遗产的一种赞誉。在工作伦理的合法性从实践和理论上都尚不确定的时期，华盛顿、安婷和阿尔杰通过把工作伦理转化成文化神话而使它幸存下来。

8 美国企业界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他1939年出版的极具影响的著作《商业周期：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Business Cy.cle：ATheoretical，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中说道：“只生产出令人满意的肥皂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引导人们去洗衣。”内战后，美国人民被引诱去洗衣。1860—1920年间，美国大企业的出现和美国经济的迅速扩张是由若干因素推动的。在1860—1900年间，67.6万项专利得到了美国专利局的批准，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到钢铁生产的发展和电在工业中的应用的刺激。新发明的引入提供了将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变成产品的技术。远在标准石油建立之前美国就有铁路，这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组织铺设的，到19世纪90年代，全国已有20万英里长的铁路线。国家铁路采用大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将产品运到不断增长的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过程中培养了它的雇员，包括安德鲁·卡耐基和工会组织的工人。19世纪，许多外来人口移民美国以寻求经济机会，这更新和补充了美国的劳动力，从而促进了美国长期的经济增长。1800—1900年这段时期，美国变成了一个大众社会(人口从530万上升到7600万)，它的人口多样性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多元文化性在纽约、芝加哥等城市里尤为明显，这两个城市分别有80％和87％的人口由移民或移民的子女组成。而像纽约州的福尔里弗(Fall River)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Scranton)等小工业城市中的人种更为混杂。美国西部也是一样，大约超过800万的移民来到南达科塔州、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买卖土地。这些移民带来了新农业品种，这些品种被证明比在原来的地方存活的时间更长。例如由俄罗斯门诺派教徒引进的库班卡(Kubanka)和哈尔科夫(Kharkov)小麦在明尼苏达州繁茂生长，到1914年，美国消费的小麦中大约有一半都是这两个品种。

除了这些物质和人力资源以外，美国的投资者和企业家还从多种经济经营中获利，这些都是一些与农业无关的行业，如制造、银行、服务业等。总之，美国的立法系统对商业企业情有独钟。在州或地区间很少设置关税壁垒，企业主或资本家也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补贴以保护其与国外企业之间的竞争。公司法或合同法、仁慈的银行和破产法，以及可以免除对劳动力必须加入工会的要求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要求的相关规定都表明，社会环境对商业企业非常有利。由于政府成立较晚，力量相对弱小，没有贵族，没有教堂，没有常备军队，国家几乎没有阻止过市场力的扩张。1861年，美国仅有的大企业是美国铁路，到最高法院于1911年解散标准石油、美国烟草和杜邦时，托拉斯(Trust)成了当时美国经济的固定形式。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和他弟弟查尔斯(Charles)合写的《伊利花絮》(Erie Chapters，1886)中对大企业提出了预言性的严厉批评，把铁路看做强盗的现代形式。但这些批评并没有阻止1895年到1905年间并购行为的扩张，这段时间内，300家企业组成了托拉斯公司，其中许多公司都家喻户晓，如金吉达(Chiq.uita)、柯达、可口可乐、锐步(Reebak)和通用电气等。20世纪90年代财富500强的企业中，189家都是在1880年至1920年间成立的。仅在1897年至1904年的7年间，4227家美国公司变成了257家联合企业，有时这一过程是政府强制促成的。

从理论上讲，信托企业的目的是中心化管理，把小企业联合在一起以使生产更为理性，从而提高效率，降低价格。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恐慌使得这些企业急于探索控制价格和产量从而调整利润的有效方式。许多企业采用托拉斯联合方式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它们的生产全速运转，以此弥补高资本投资和成本。但是在世纪之交，价值近10亿美元的约翰·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是大公司的缩影，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生产，破坏竞争，操纵价格。“强盗大财主”的提法——1880年堪萨斯州的农民在反垄断的小册子中所创——表达出了人们普遍的担忧：托拉斯企业侵害了美国个人主义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洛克菲勒本人受到了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控告，这部法案的目的是控制最严重的滥用联合问题以确保健康的竞争。需要注意的是，一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准石油公司由于其服务为国家所需而得到再次发展。

除美国立法系统外，文化领域中对商业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美国文学。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最明显特征是它们对美国企业方方面面的痴迷。部分原因在于，像豪威尔斯、费尔普斯、吐温和德莱塞等小说家自身的文学作品也在实现商业化。在那个时代里，杂志连载、广告、庞大的读者群以及文学名气都能为他们带来利润，这一点并不为他们之前的小说家所知。美国文学对商业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业文化提出了智力和美学方面的要求，这种商业文化正在通过现实主义小说家所关心的方式改变着社会，改变着人们的时间感、物质财产的概念、机会的条件和价值等。下面提到的所有作家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化的态度都是好恶相加的，既沉迷于它，又对其深恶痛绝。这种喜好和厌恶构成了他们作品的框架：经济学术语，特别是亏本交易的语言遍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豪威尔斯和费尔普斯的小说中充满了阶级和善恶观念，投机、联合和信用等是马克·吐温、诺里斯和德莱塞小说世界的主要范畴。

制造商

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和威廉·狄恩·豪威尔斯既有传统的基督教徒对猖獗的物质至上主义的蔑视，同时又表现出对由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所引起的阶级冲突的担忧，从而他们在内战后创作出了两部最重要的刻画生产者的著作《沉默的搭档》和《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在这两部著作中，费尔普斯和豪威尔斯运用熟悉的场景和主题来表达他们对一种新的、危险的经济—工业秩序的恐慌。费尔普斯描写的是她在安德沃(Andover)的家附近一个有许多工厂的新英格兰小镇的情况，强调了各个阶层妇女脱离禁锢的可能性，这种脱离能够减轻工厂扩张所带来的极具破坏性的结果。豪威尔斯在其作品里是从严格的新教徒道德观的角度来描述一个自力更生、完全脱离农村的商人——塞拉斯·拉帕姆的。通过不断上演塞拉斯·拉帕姆在经济利益和良知之间的心理矛盾，豪威尔斯认为这两者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然而，豪威尔斯小说结局的模糊性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划分是不清晰的，而且将会被后来的小说家弄得更加模糊不清。

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对那个时代道德价值和商业实践之间的对立进行了不加任何掩饰的刻画，她的灵感来自于一件实际发生的事件，在那件事中，生产者的疏忽使得雇员失去了性命。小说中记录了费尔普斯对1860年彭伯顿(Pemberton)工厂灾难的鲜活记忆。当时一座不合格(由于一位“粗心的检察员”的疏忽)的建筑物坍塌倒向750名工人，把其中的88名工人活埋。费尔普斯在她的自传《生活岁月》中回忆道：“工厂女工深陷废墟，毫无逃脱的希望，她们开始歌唱……她们年轻的灵魂从彼此熟悉的声音中获得勇气。”费尔普斯把这一悲剧编成小说，与她的一个观点保持一致，即“一个文学艺术家就是要讲述关于他所生存的世界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地发挥其创造力来塑造伦理道德观和美感。”费尔普斯访问了那些重建的工厂，询问了工程师、官员、物理学家、新闻工作者以及那些从灾难中侥幸存活的人们。她的调查结果取名为《1月10号》，发表在《大西洋月刊》(1868)上。虽然这个故事尊重客观事实，但费尔普斯仍然觉得没能充分解剖这一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全部社会问题，故事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答了问题。各阶层妇女之间的同情和政治联盟的前景如何？资本和劳动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基督教在调解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生产者对其雇员的责任达到什么程度？在《沉默的搭档》中，费尔普斯努力以更加复杂的语言来研究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群体的代表是两位妇女：珀莉·凯尔索(Perley Kelso)是一个家庭富裕、年龄仅有23岁的社会名流，父亲是霍尔和凯尔索工厂的所有者；西普·加思(Sip Garth)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工厂工人，年龄21岁，她有着与生俱来的雄辩和超自然意识。两个女孩都是孤儿：在小说的一开始她们就没有母亲，然后不久也都失去了父亲。珀莉的爸爸死于火车车祸，西普的爸爸死于工厂事故——“失去亲人的遭遇”使得珀莉对西普心生同情。

小说的开场安排了两人相遇的机会，那是在一个雨夜，珀莉享受着马车里的温暖，而西普却在大街上，连床被子都没有。“就像乞丐和富豪，面对面”，这种对立贯穿了小说的其余部分。自从父亲死后，珀莉成了镇里主要工厂的合伙人，她渐渐认识了西普和其余的工人。在西普的引导下，珀莉从劳苦工人的角度对工厂进行了一次但丁式的参观。她遇到了一个被非法雇佣的8岁大的勇敢男孩，他被碾碎机压碎了。她还看到一位年迈的工人因为生产效率低而被解雇，从而只能在救济院里等死。珀莉还遇到了西普的妹妹凯蒂，她是小说最后的牺牲品基督式人物。凯蒂生来就聋哑，因为她母亲在分娩前一直长时间辛苦劳动。西普的人生充满了不幸，在凯蒂被淹死时达到了顶点。聋、哑、瞎(一份择羊毛的工作使其手受到疾病感染，又通过揉眼睛将疾病传染到眼睛)的凯蒂掉进了洪水里被淹死。因此，“人类造就的、耶稣基督为其付出生命的穷苦人民的世界，是一个聋、哑、瞎、受命运摆布的人在我们面前安心地步入毁灭的世界”。

这些话语使西普成为传播基督教的和平信念的传教士。珀莉选择进行上流社会的改革，远离工厂的精英和与普的工人阶级。珀莉和西普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她们共同成为反对男权的“女权主义者”。珀莉取消了与她父亲的合伙人、铁石心肠的儿子马弗里克·黑尔(Maverick Hale)之间的婚约，他是一个对劳苦大众冷漠无情的人。同时，她也拒绝了比较富有同情心的史蒂芬·加里克(Stephen Garrick)，他靠着自力更生脱离贫穷，成为工厂的合伙人。珀莉的决定和她自我实现的精神有关：对独立的追求使她不愿成为“沉默的搭档”。西普在认识到她的阶层地位是天生的、无法逃避的现实后拒绝了婚姻。她对自己认为唯一能给她幸福的男人说：“在战争之前我就听过奴隶的传闻，在那场战争中，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一样继续为奴，那就是我的感受。”

费尔普斯对工厂所有者没有任何同情，她把他们刻画成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人。她对他们赖以生活的上流社会也没有任何好感。费尔普斯潜在的激进基督教思想使其采取了一种缓和战略，正如她的女权主义者的自强只限于温和的社会改革一样。最后，她的道德标准似乎是一种相当怀旧的补救手段，借以对抗那些需要更系统、更复杂的策略才能应付的力量。豪威尔斯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4—1885年连载在《世纪杂志》上)有着和费尔普斯同样的道德窘境。这是他最有名的一部作品，也是美国第一部将商人作为主角的小说，这种传统从豪威尔斯开始一直延续到富勒(Fuller)的《悬崖住客》(The Cliff.Dwellers，1893)、赫里克的《一个美国公民的回忆录》(1905)、诺里斯的《粮食交易所》(1903)、德莱塞的《金融家》(1912)和凯汉的《戴维·莱温斯基的发迹》(1917)。不管这些作家是写制造商还是金融家，小说里主人公的道德敏感性问题都必然是中心问题。

豪威尔斯关心商业对社会道德的影响表明了他所持有的的商业文化优越感，正如他把《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中的人物指定为“典型的美国人”一样。小说中贵族布罗姆菲尔德·克里的话使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克里说：“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浪漫和诗意，它是撞击人们想象力的主要事物。到这里的英国人对百万富翁比对别的什么都更加好奇，更加尊重他们。”通过生产、创造产品、开发土地、占据市场来获得大量财富，显然已经变成了美国人的活动。内战后物质帝国的建造是这个国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德莱塞不同，豪威尔斯更关心描述道德影响，而不是寻求建立物质至上主义的美学可能。因此，豪威尔斯的小说更加重视成本、后果和补偿：个体和整个社会为国家的拜物主义付出的代价。和费尔普斯一样，豪威尔斯的目的也是极力使他的叙述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他的小说人物讨论他们对生产和产品的感受，沉浸于事业成功的喜悦中，包括建房屋和谈恋爱：他们也因为对那些和他们一样成为新经济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的人的责任和义务而自我折磨。他们对自己的动机是做慈善事业还是赚钱提出质疑，并思考商业的社会影响。考虑这些问题的人物是塞拉斯·拉帕姆，他是一个独特的商人，他的发迹——为了什么而发迹——构成了豪威尔斯小说的情节。

塞拉斯·拉帕姆被推荐去见巴特莱·哈伯德(Bartley Hubbard)，后者是《现代婚姻》中一个愤世嫉俗的新闻记者，豪威尔斯将他重新塑造成一个负责“波士顿男人团结起来”栏目的记者。拉帕姆的骄傲自大使得他很冷漠，在整本书中是一个道德观念始终处于模糊状态的人，这个人物既值得尊重，也值得同情，因为他好像任由巴特莱·哈伯德的摆布。骄傲自大也使豪威尔斯能够将拉帕姆的发迹细节联系在一起。拉帕姆的发迹始于他在家族农场上发现的一个具有商业前景的染料矿。就在内战前，美国西部一艘轮船的爆炸引发了对不可燃染料需求的广泛宣传，拉帕姆决定检测他继承的家族遗产的特性。一位专家的评论表明这种染料是防火、防水且不易腐烂的。像其他所有新产品一样，对制造商来说，拉帕姆的染料就像一件神奇的礼物。拉帕姆的染料生意在内战期间没有得到发展，虽然拉帕姆知道他可以把这种染料“交给政府”，从而获得大笔财富，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参了军，受了伤，成了陆军上校，最后幸存下来。回到家乡后，他全身心投入了“像我自己的血液一样”的染料生产上，把各种产品都印上家族名称作为商标。不久他就把产品运到了“世界各地”，令人惊叹地补偿了战争时期做出的牺牲。

然而，拉帕姆的良知并不固定，他解雇了他最初的合伙人，一位愚蠢的无赖，名叫米尔顿·K.罗杰斯(Milton K.Rogers)，当初是他为染料生意提供了启动资金。拉帕姆为了补偿对罗杰斯的内疚，接受了他关于新生意的提议，最终毁掉了拉帕姆，因为这个提议要求他把土地卖给可疑的投资者，并以整个社区作为代价，这是拉帕姆拒绝做的事。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商人，却批判现代商业惯例，在一个只有无情或残忍才能取胜的制度里坚持公平交易。评论家对这个过分理想化的成功商人形象表示怀疑，豪威尔斯的描述按照他自己的标准甚至可以称为是不现实的。在1891年的一篇论文《提倡现实主义》中，豪威尔斯指出，小说必须“停止点缀生活；让它描述人们本来的面貌，人们都受到我们所熟知的动机和热情的驱使”。拉帕姆经营染料获取财富，却发现其财富的获得与其基督教价值观并不相符，这样有雄心的商人并非不可能存在。但有一点永远无法弄清楚，即为什么拉帕姆把土地卖给罗杰斯的投资者就会损害社区的利益。必然会出现两选一的情况：拉帕姆要么牺牲他的财富，要么牺牲他的道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可能两者兼得。

同样固定的安排在小说里的爱情故事中也很常见，这对揭示现实主义的本质非常重要。拉帕姆的两个女儿，艾琳(Irene)和佩内洛普爱上了同一个年轻人汤姆·克里(Tom Corey)，但汤姆只爱佩内洛普。和商业情节类似，爱情故事中问题的解决也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拉帕姆必须放弃他的财富才能保持他的美德，艾琳必须放弃汤姆才能成全佩内洛普。两个解决方案都尊重实用主义的道德：一个人遭受痛苦总比两个人或更多人遭受痛苦要好得多。阅读这种商业主题的难处在于它假设拉帕姆为了保持好的良知就必须遭受，但小说没有令人信服地做到这一点。阅读这种爱情主题的难处在于它的假设痛苦，按照神话故事(与现实主义小说相反)的习惯，一旦汤姆和佩内洛普结了婚，他们的麻烦就消失了，然而似乎两个人都将继续为艾琳的痛苦以及他们在其中的角色感到悔恨。这些解决方案的复杂性表明，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基础是他对人们关于什么构成道德行为的信仰有浓厚兴趣。豪威尔斯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关注的是19世纪末人们寻求解决他们困境的方式，这些方式对他们来讲似乎都是合乎正道、诚实的，不管它们实际上是否(或可能)如此。

小说中的人物坚信他们的最终决定是正确的，而并非豪威尔斯本人。小说最深奥的观点则是选择了不确定和没有结论，暗示着行为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无论现在它有多么大的道德益处。这使豪威尔斯对美国商业的态度最终与诺里斯、德莱塞的态度一致而不与费尔普斯的一致，表明他接受现代性的所有形式。

豪威尔斯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激发了亚伯拉罕·凯汉创作一位犹太移民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作品《戴维·莱温斯基的发迹》(于1912—1913年连载于《麦克卢尔》上)的灵感。凯汉对小说中的商人主人公有着和豪威尔斯同样的矛盾态度，小说强调了他的活力，同时却怀疑他在爱情和商业中行为的道德性。再者，这两位小说家都强调了非常流行的牺牲道德规范，小说中的人物都相信职业方面的成功要求他们丧失一些重要的东西。因此，小说结尾莱温斯基可怜的个人状态被理解成是他事业成功的代价。这些小说在描述生产制造的文学作品的30年历史中平衡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商业世界从1885年至1917年间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移民在美国主要行业中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罗伯特·赫里克的《一个美国公民的回忆录》描述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农场男孩爱德华·范·哈林顿(Edward Van Harrington)的人生。他努力奋斗，最终成为芝加哥米特信托公司的掌门人。小说描述了他成功的一个原因，即他认识到制作符合犹太饮食教规的肉类产品具有特殊的市场。通过与德国犹太人做生意，哈林顿能够在当地立足，并最终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他蒸蒸日上的事业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是约翰·卡米切尔(John Carmichael)，他是一个“说话下流的爱尔兰人”。可以这样说，赫里克这个“美国公民”实际上是踩着那些小移民商人的后背才得到了名望和财富，这个事实证实了莱维斯基自己“发迹”的意义。

因为凯汉从局外人的角度走近美国商业世界，深深意识到商业世界给莱温斯基这些外来者提供了机会，所以他对商业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加乐观。然而，这种乐观由于受到对移居国家犹太人困境的担忧而减弱，这些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强化。《戴维·莱温斯基的发迹》最初源于《麦克卢尔》一位编辑的提议，凯汉为该杂志撰写一套关于商业界移民的系列丛书。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在凯汉的系列小说出现之前一个月，副编辑伯顿·J.亨德里克(Burton J. Hendrick)发表了题为《犹太人侵入美国》(“The Jewish Invasion of America”)的文章(包括“犹太人竞争的强度”、“犹太人，最伟大的土地所有者”、“犹太人是美国铁路中的伟大力量”等主题)。他们也不知道亨德里克会宣布即将连载凯汉的小说。杰伊·汉姆比奇(Jay Hambridge)为《戴维·莱温斯基的发迹》配的插图更增强了亨德里克文章产生的影响，插图里包含具有冒犯性的犹太人的陈规形象。

图19　杰伊·汉姆比奇为亚伯拉罕·凯汉的《一个犹太人的自传：莱温斯基的发迹》配的插图，选自1913年7月《麦克卢尔》

这些事情，加上凯汉的描写中过分放肆的现实主义，导致有人控告作者背叛了他的人民。虽然凯汉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商业中的犹太人这一主题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陈规性的联想，这一联想注定是有争议的。尽管如此，戴维·莱温斯基(是一位上衣生产商，他在俄国时衣衫褴褛，到美国却得到了财富和权力)的错误是作者塑造的产物。考虑到凯汉由于莱温斯基所遭受的责骂，那么在写作的过程中，基辅进行的审判对他的困扰就颇具讽刺意义——一位犹太人被控告谋杀了一个基督教男孩并用他的血祭祀，后来被宣告无罪。另外一桩审判发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一位犹太人列奥·弗兰克(Leo Frank)因杀害一个基督教女孩被判有罪，后来被一群暴徒处以私刑。

图20　杰伊·汉姆比奇为亚伯拉罕·凯汉的《一个犹太人的自传：莱维斯基的发迹》配的插图，选自1913年7月《麦克卢尔》

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多种方式构成凯汉小说的重要潜台词。小说中刻画的服装产业是1881—1882年间俄罗斯大屠杀的直接受益者。俄罗斯裁缝汇集于此寻找避难所，美国妇女对大规模生产的大衣、礼服等不断增长的需求更刺激了服装产业的发展，并且导致了对服装的极端民主化。用戴维·莱温斯基的话说就是：

俄罗斯的犹太人引入了工厂制作的礼服，不断地完善，并不断降低其生产成本。手头不是很宽裕的美国妇女现在花几美元购买的丝绸成衣不仅具有最新的款式，而且在线条、色彩搭配和配料方面的雅致只有高级设计师才能设计出来……普通美国妇女是世界上穿戴最华丽的，俄罗斯犹太人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凯汉通过详细讲述俄罗斯犹太人逐渐成为服装生产业核心力量的过程，使他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故事，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投机者无与伦比的热情，他们急于为犹太厂商提供资金，认为这是一项好的风险投资。凯汉认为美国金融家根本不排外，反而欢迎犹太人进入不断扩张的城市市场，重视他们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技能。

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增长的焦点是城市商业，这是犹太移民企业家最擅长的方面，他们随身带来了与全球各地消费者打交道的经历。在欧洲的各个城市里，犹太工人和制造商对贸易和销售都很熟悉，他们几乎垄断了服装和鞋类生产。甚至在俄罗斯的城市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那时反犹太主义制裁毁掉了许多商人。美国市场不可思议地停止了对犹太企业的反犹太主义限制。许多犹太人在美国刚开始时通常都是小商贩，但到了19世纪后几十年，很多犹太人都能确立自己的特色商品，建立百货商店，如波士顿的菲尔尼斯(Filenes)、匹兹堡的考夫曼斯(Kaufmanns)、哥伦比亚的拉扎罗西斯(Lazaruses)、孟斐斯的戈德史密斯(Goldsmiths)、达拉斯的桑杰斯(Sangers)、新墨西哥的斯派杰尔伯格斯(Spiegelbergs)、亚利桑那州的戈德沃特斯(Goldwaters)、波特兰的梅尔斯(Meiers)。虽然美国人将犹太人看做适合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种，然而他们并没有着力去阻碍这个被《纽约论坛报》的一名作家称为“希伯来人蜂箱业”的发展。

凯汉对美国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将这些经济趋势写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小说。他的小说并没有局限于服装生产，小说中主人公的雄心也将他带入了商业活动的其他角落，包括纽约房地产，在这一领域犹太人再次成为中坚力量。凯汉把俄罗斯犹太人称为建设者，“在他们活动的魔力之下，3—4年内，在大纽约的边界内一下子冒出许多比敖德萨还大的城市”。凯汉的这句话强调了犹太人从典型的流浪者变成了土地开发者这个不可思议的转变。这些细节强化了凯汉要表达的主题：在犹太人眼里，美国是“与众不同”的，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优待犹太人追求利益的才能，也没有哪个国家对犹太人特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灵性和智慧——比美国更具有威胁性。

莱温斯基在小说的结尾坦白道：“我值100多万，我的利润非常巨大。我没有信条，没有理想。”莱温斯基认为他需要一个妻子和家庭。于是，他爱上了一位诗人的女儿，她向莱温斯基抱怨美国的物质至上主义和精神匮乏。对她来讲，莱温斯基已经被社会深深同化了，从而拒绝了他的感情。在小说最后一段“孤独生活的插曲”中，小说主人公巨大的财富和萎缩的灵魂形成了鲜明对比。小说以莱温斯基注视着犹太法典《塔木德》、麻木地怀念自己当初作为身无分文的学校男孩的场景作为结尾。事业成功与个人幸福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凯汉更深刻地表明，无论从宗教上来讲还是从人性上来讲，移民与美国化之间有一种根本的相互隔离。莱温斯基辛苦劳作，获得了物质上的胜利，然后却跌进了人生的悲剧里，这个悲剧他已经意识到但无法改变。在小说结尾，他变成了一件不能买卖的商品。“在商业中，人们都说我能够展示我商品的最好一面给顾客，但在个人生活中，这一本能似乎抛弃了我，在这里，我更加倾向于把最不好的商品放在橱窗里加以展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莱温斯基对商业有很深的文化偏见，并因此而贬低他的成就。莱温斯基也有令自己满意的方面：在绘制美国商业增长图中的智力乐趣和在这一增长中他的犹太伙伴所发挥的作用。虽然他享受着这一成功带给他的物质生活，但他随时愿意与犹太学者、雕塑家或音乐家调换位置。凯汉使他的服装生产商感到孤独、缺乏自信，因为他相信他的人民有更高的社会职责。与德莱塞和诺里斯相比，凯汉没能看到大衣或小麦中的诗意。凯汉的问题并不在于社会经济的特定结构，而在于社会对物质的抢先占有。诺里斯的《章鱼》(1901)对小麦生产赋予了深刻的美学敬意，这使得此小说在处理方法上有别于其他作品，其他作品分别描写的是纺织品(费尔普斯)、染料(豪威尔斯)、服装业(凯汉)。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制造业最现实的刻画的原因。

和《沉默的搭档》一样，《章鱼》也是从历史事件中得到了灵感，即穆塞尔斯劳大屠杀(Mussel Slough Massacre)，力求揭露铁路托拉斯这一特定产业中的不道德问题。诺里斯处理这一主题的方法和费尔普斯类似：他没有兴趣用精确的语言讲述历史，但以历史戏剧化的可能性为小说的基础。1880年5月，在加利福尼亚的穆塞尔斯劳地区，代表铁路公司的联邦代理人杀死了5名参与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农场工人，此游行的目的是抗议即将发生的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的事情。南太平洋铁路公司邀请农场工人去开发土地，并承诺随后以微不足道的成本价格卖给他们。但几年后，当铁路对土地定价时采用了新价而不是原始价格，这实质上是让农场工人为他们自己土地价值的增加买单。这一事件已经为一部小说即哲学家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的《奥克菲尔德克里克人的世仇》(The Feud of Oakfield Creek)提供了灵感。诺里斯在圣华金河谷的机械图书馆确实做了一些研究，并拜访了铁路巨头克里斯·P.亨廷顿(Collis P.Huntington)。同时，他还在圣安妮塔农场(Santa Anita Rancho)呆了一个夏天，亲眼目睹了使用第一批联合收割机和打谷机进行的现代小麦的生产过程。

我们必须认识到，诺里斯小说中的主人公是资本家牧场主，他们在土地和农场设备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同铁路争夺小麦生产带来的丰厚利润。他们不是特别热爱土地，目的就是赚取利润。他们对失去铁路委员会的重要决策权做出的反应就是决心“收买”自己的委员会成员。这种描写的复杂性正适合诺里斯，他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精英分子：他母亲是古老的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家族的后代，他父亲是一位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富有商人。例如，他在报道宾夕法尼亚州的矿业罢工(《矿区生活》，1902，载于《人人杂志》)时，他的观点并没有明确支持劳动者。但是，诺里斯的父亲在1894年与他母亲离婚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这增加了他对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情，也增强了他从事他父亲曾经反对的写作事业的雄心。诺里斯的小说《章鱼》被接受，这既是商业上的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功，给了他很大鼓舞。双日出版社为小说作了很好的广告宣传，第一次印刷就成功卖出3.3万册，同时一位资深评论家断言这部小说将“激发良知，唤醒道德敏感性”。诺里斯将铁路形象比喻成“章鱼”，这种怪异的“庞然大物”将一切事物都吞没在萌芽之中，这个比喻变成了著名的“刺耳的反公司话语”的样本。然而，小说的真正魔力既不是技术，也不是从技术的生产力中获得利益的商人，而是大自然本身，诺里斯的作品往往把大自然资本化。

《章鱼：加利福尼亚故事》(The Octopus，a Story of California)是诺里斯小麦三部曲的第一部，其后还有《粮食交易所：芝加哥故事》(The Pit：a Story of Chicago)和《狼：欧洲的故事》(Wolf：a Story of Europe)。《章鱼》关心小麦生产，《粮食交易所》关注小麦的分配，而《狼》则关注小麦的消费。在开始写《狼》之前，诺里斯死于阑尾炎，享年32岁。诺里斯的《章鱼》是根据诗人普莱斯利(Presley)的故事改编。普莱斯利雄心勃勃地谱写西部之歌，但却患上了写作障碍，这种疾病只有通过真心地与“人”有认同感才能治愈。最后普莱斯利受到农民环境的刺激，创作出一首“社会主义”诗歌——《辛勤劳动者》(“The Tolilers”)，取得了巨大成功。对普莱斯利的描写类似于旧金山诗人埃德温·马克汉姆(Edwin Markham)的人生，他1899年的诗歌《拿锄头的人》(“The Man with the Hoe”)是根据米利特的画写成的，发表在《观察家》上，也很成功，改变了他的命运。普莱斯利变成了名人，成了反对铁路托拉斯的人民战士和上流社会宴会的谈资。这没有使普莱斯利停止向企业界大亨谢尔戈利姆(Shelgrim)(此人否认了现代生产的所有原理，宣称铁路和小麦一样自己成长)坦率且天真地抱怨铁路。普莱斯利对谢尔戈利姆的多愁善感和对艺术的献身精神感到非常吃惊，这与他迷人的体格和个性不符。实际上，小说中满是行为古怪的人。有一位萨利亚(Saria)牧师，他是现代版的圣弗朗西斯，他喜爱大大小小的生物，虽然他有一个秘密的、羞于人知的斗鸡爱好。小说中也有一位悲惨的牧羊人范纳米(Vana.mee)，他每天夜里在树下与自己喜爱的人约会，但突然有一天发现他的爱人被人污辱，处于昏睡状态。他由于悲痛过上了流浪生活，成了沙漠中的一位犹太流浪者，神秘的强奸者是否是欲望失控并膨胀得令人恐怖的范纳米本人永远都是一个谜。小说中的另一位人物是农场工人安尼克斯特(Annixter)，他是一位典型的自然主义者：迷恋自己的消化道，具有超强的男子气概，并在智力、体格等所有方面拥有超人般的能量。他天生具有管理农场的才能，对法律也有同样的才能，因为一旦他为了对抗铁路托拉斯决定弄通法律时就掌握了法律的精髓。虽然他完全轻视被他称为“女人!蠢货!”的另一半人，他还是不可救药地被可爱的农场挤奶女工希尔玛·特里(Hilma Tree)深深打动。然而，正是安尼克斯特一时厌恶而注意到，西部农民的种植方法具有极端的自我毁灭性，他们从不改变种植的农作物，从而毁坏了土地，然后只能对着因为土壤养分耗尽而带来的困苦时期而哀叹不已。

小说的中心神话是自然法则，这个伟大的力量必将击败人类最精心的设计：“人不存在，死亡不存在，生命也不存在；只有自然的力量存在——这个力量把人类带到这个世界上，把人类挤出这个世界为子孙后代腾地方；这个力量使小麦生长，把它们收进谷仓迎接下一茬作物。”第二个神话是加利福尼亚小麦种植者作为自然选择的受益者的神话，他们为全世界供应小麦。这两个神话都由于小说中关于全球小麦生产状况的描写而变得真实。诺里斯强调了每个农场办公室安装的电报机，它能够联络旧金山、明尼阿波利斯、德卢斯、芝加哥、纽约和利物浦等，并传递有关全球小麦商铺的信息、最新价格、最偏远的小麦生产地的天气情况等。电报机表明各农场是互相依赖的，它们的位置“只是全球范围内小麦生产基地的一个单元，感受到几千里以外的影响——达科他牧场的干旱、印度平原的雨水、俄罗斯草原的霜冻、阿根廷伊莱诺斯的热风”。这一段话通过强调自然界对每个小麦生产区产生的影响扩展了这一神话的深度，但同时也破坏了加利福尼亚农场统一的小麦生产能力。为了与此保持一致，小说突出强调不同因素——当地的、国家的、国际的——这些因素经常降低小麦的价格，其中包括小麦区域的延伸、超出世界人口需求的竞争以及中间环节(包括银行、仓库、商人、购买者，最主要的是铁路)对小麦生产者利润的榨取。

19世纪经济的口号是生产，20世纪是消费。这是小说中主要生产商塞达奎斯特(Cedarquist)的主要论点，他认识到了开拓市场的必要性。他的先见之明促使农场主有了新的梦想：“摆脱托拉斯的控制，实现他们自己的垄断经营，卖他们自己的小麦，组成他们自己的大托拉斯公司，把他们自己的代理人派到中国的各个港口。”该小说中的经济是托拉斯的同义词：农场主摆脱铁路托拉斯是为了建立小麦托拉斯。当然小麦托拉斯并不会形成。正如商业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只有某些行业能够形成托拉斯：那些具有规模经济特征(钢铁、石油、汽车)和范围经济特征(医药、商标注册的快餐)的行业。能够把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配联系起来的技术先进行业的产品最可能以企业联合的形式生存下去。国家饼干业在世纪之交变成了成功的托拉斯公司，而国家小麦却没有。要把它变成托拉斯需要一定程度的人造行为。

从这方面看，小说以描写所谓的小麦的报复作为戏剧性结尾是十分恰当的，小麦活埋了铁路犹太代理人S.波尔曼(S.Behrman)。波尔曼出于好奇，窥视小麦斜道，从而被吸进去窒息而死。亚伯拉罕·凯汉认为，虽然波尔曼是最终的犹太中间人，但他也是一位值得同情的精通贸易的资本家。作为铁路势力的先锋，他是农场主难以取胜的劲敌。作为一位地道的商人，他毫无疑问冒犯了大自然，作为虚假事情的调停者，他最终受到了生产力合理而具有惩罚性的报复。诺里斯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大自然的高产量。但在这个胜利的高潮中有一种深刻的认识：这确实是最后的决定权。

资本家

在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中，塞缪尔·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1835—1910)是最深入剖析商业世界的一位。1863年，他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冠以笔名“马克·吐温”(测量水深的术语)。吐温的父亲约翰·马歇尔·克莱门斯(John Marshall Clemens)是一位律师和法官，他的每一项投资事业都归于失败。吐温的母亲简·兰普顿·克莱门斯(Jane Lampton Clemens)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约翰·克莱门斯死后留给家庭的财产很少，只有7万亩田纳西州的土地，除吐温外，每个人在这些土地无价值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些土地上。在父亲去世那年，吐温才12岁，他是在密苏里州密西西比河畔的汉伯尼镇长大的。他的人生与哈雷彗星(在他出生和死亡的年份都出现了)有着不解之缘，他的成熟和成功伴随着国家经济和技术的惊人发展。他好像掌握了那个时代每一件重大的经济投机事业。吐温对新技术很着迷，并经常进行投机：“佩奇排字机”是这些投资中最著名的，还包括淡化海水的家用蒸馏器和拖船用的新蒸汽发电机。他同时还与人合作冒险投资了一家出版公司，在鼎盛时期出版了畅销书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但最终证明是一项失败的投资。

吐温与商业世界最重要的联系是他与标准石油托拉斯的首席主管亨利·H.罗杰斯之间的友谊，后者19世纪90年代引导吐温走出破产困境，重新获得了巨大财富，足够吐温享用余生。(图21)

罗杰斯非常崇拜吐温的作品，通过互相接触，他知道了吐温的财务困境。在他的作品《名人录》的开场中，罗杰斯把自己描述成“资本家”，并曾经对调查标准石油的政府委员会说：“我们从事商业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赚钱。”但他很重视对艺术的资助。罗杰斯控制吐温的所有投资，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有时吐温甚至会在罗杰斯标准石油大楼的办公室里呆上一天，读读报纸，抽抽烟，而罗杰斯则在一旁办公。吐温也和安德鲁·卡耐基关系密切，他们互相称对方为“神圣的马克”和“神圣的安德鲁”。吐温住在第五大街，在图克西多(Tuxedo)公园避暑，并与卡耐基和罗杰斯那样的人在棕榈滩和百慕大度假。1908年，吐温在阿尔丁俱乐部(Aldine Club)面对50位杂志出版商发表演说支持洛克菲勒家族。这不是马克·吐温对早期民族冲动的背叛，而是表现了他一贯与富豪交往的嗜好。正如吐温写给约瑟夫·特维奇尔(Reverend Joseph Twichell)牧师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对金钱的贪求一直都存在，但在世界历史中，在你我所处的时代到来之前，都未曾变得如此疯狂。”吐温认为自己处在对金钱的疯狂中，但他自相矛盾的天赋使他认识到这是一种道德和政治失败。正是这种对他自身资本家野心的愧疚，对深深吸引并且亲眼目睹了其鼎盛时期的商业世界的抵制，使他成了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见证人。

图21　马克·吐温和亨利·罗杰斯一起在百慕大航行的照片(1907)

马克·吐温曾经将西奥多·罗斯福刻画为“20世纪政界的汤姆·索亚”，暗示总统不成熟，是个“爱炫耀的家伙”。这种称呼也突出了美国北方人的独创性。吐温在写《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1873，与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合作)的同时，也在进行《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的写作，这些小说都对继承遗产、持有股份和投机性质盎然。吐温后来把《汤姆·索亚历险记》称为孩童时代的“赞美诗”，但他最初设想这部小说能够被他所期望的读者即成年人拜读。小说中许多例证的场景和细节都涉及资本及其操纵技巧。交换使圣彼得斯堡(St. Petersburg)的虔诚世界运转着，好像驱动着每一项社会的交互作用。但是，汤姆是最终的掌控者，他设法胜过了每一个人，从始终无法对汤姆实施应有惩罚的波莉姨妈(Aunt Polly)到被他成功困在杰克逊岛上的朋友们。汤姆在偷糖时设法留几块，在炫耀时总能表现得很真实，设法搞到领取主日学校发放《圣经》奖品的所有入场券，虽然他对《圣经》并不熟悉，也不在乎。唯一能与汤姆的投机霸权对抗的孩子是“村里的小贱民”哈克贝利·费恩，他被排除在小镇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之外。作为小镇里一位违法、懒惰、肮脏的酒鬼的儿子，哈克贝利·费恩由于他公开的“自由意志”引起了其他男孩的嫉妒。哈克是一个在他们从事的所有交易中都胜过汤姆的人，他从不屈服于汤姆的商业计划：把粉刷篱笆从家务杂事重新定义为拥有特权的活动。波莉姨妈强迫汤姆把她的篱笆粉刷成白色，汤姆把这件搞得很有诱惑力，男孩们要花高价才能买到这个机会。到那天结束时，汤姆也成功地使自己从“早晨还是一贫如洗的小子”变成了“腰缠万贯”的人，这一变化预示了小说的结尾。吐温观察到，如果汤姆没有用完油漆，“他可能会使村里每个男孩都破产”。汤姆用一条最根本的价值原则教育自己：这价值取决于获得它所做的牺牲。人们对某一事物付出越多，就越想得到它。在小说的结尾汤姆拥有“巨额收入”并不奇怪，他投资的财富获得6％的利润。但门外汉哈克·费恩具有相同的财务状况这一点表明了吐温在他的事业上对金钱的理想主义。

虽然投机和攫取财富被《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孩子完美化了，但关于这项活动没有什么是清白的。这一点在《镀金时代》中更是如此。《镀金时代》是写成年人的，且主要描写华盛顿腐败的政治生活。《镀金时代》以“今天的故事”(“A Tale of To-Day”)为副标题，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大体上能够代表内战后一个时代的短语。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吐温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小说。描写那个以贪婪和暴力为特征的时代只能促使吐温逃往其他时代，正如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做的那样。在《新版要理问答》(“Revised Catechism”)(《纽约论坛报》，1871)中，吐温悲痛地写道：“什么是人类的主要结局？——得富有。用什么方式？——可能的话就不诚实；必须的话就诚实。谁是唯一真实的上帝？金钱是上帝。”这种悲痛延伸到了《镀金时代》，这部作品表达了吐温对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影响的失望之情。这部小说描写了两位康涅狄格邻居之间的协作，他们很反感当时的文化状态，对比彻—蒂尔顿(Beecher-Tilton)审判案(审判有名望的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部长和一位正直的宗教团体成员的妻子西奥多·蒂尔顿[Theodore Tilton]太太之间的通奸罪)感到晕眩，并深信美国民主将很可能是一个失败的试验。

沃纳是一位报社编辑，他从来没写过小说，吐温以前的经历是“艰苦岁月”。吐温以他的家人沉迷于他们父亲留下的田纳西州的土地为基础，而沃纳则能够利用他在密苏里州做一个铁路检查员、后来在费城做商人的经历。吐温负责写作最重要的讽刺部分，即霍金斯对他们在田纳西州土地的投机买卖，还负责华盛顿政治的片段。沃纳负责发生在费城的爱情故事，也负责关于密苏里州铁路检查员的部分。他们共同创作了关于劳拉·霍金斯(Laura Hawkin)作为政治说客的职业生涯以及对她谋杀罪的审判。吐温和沃纳在当代场景中发现许多可利用的内容：比彻事件、信贷公司丑闻(控告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分支信贷公司伙同几位与这桩贪污受贿案有牵连的国会议员盗窃美国国库的事件)，涉及参议员塞缪尔·C.鲍密洛伊(Samuel C. Pomeroy)(小说中为迪尔沃西[Dillworthy]参议员)的参议院贿选控告案。马克·吐温在他的一次演讲中尖刻地说：“我认为我可以说，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有一些立法机构，产生的代价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高。”这种尖锐讽刺的目的是为了呈现那些公认的情形和社会名流。虽然这部小说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地理位置设计，小说中一部分人往东寻找财富，另一部分人往西寻找爱情并解决出身问题，但是多余的人物和情节不断地对这种地理位置设计产生威胁。实际上，在对那个时代资本主义风气的控告里，吐温是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中颇有魅力的投机者拜利亚·塞勒斯(Beriah Sellers)上校是虚构的正直诚实的主要源泉。这是因为吐温不断在对资本主义道德的憎恨与对资本主义利用人类的(包括他自己的)能量和热情的赞美之间徘徊。读者对吐温这种正反两种感情并存给予了回报，小说在头两个月就售出了3.5万册，但之后就几乎一本也没卖出。吐温谴责了1873年的恐慌，但他也应该把他自己这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作为一个因素。

吐温的作品充满了动物，它们承载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的砝码。他的小说和故事里有大量的猪、青蛙、狗、草原狼、猫、马和牛；无论是生是死，它们对吐温小说中人类角色的良知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也表明吐温是一位坚定的自然法则信仰者。他的作品通常都将自由意志控制在最小化。人类是堕落的动物，在退化的世界中执行他们的天性发出的指令。通过提供那些可能被称为达尔文美学的基本元素，吐温的作品为当代文学现实主义者关于商业和经济世界的描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场白。德莱塞和诺里斯也通过在现代社会的残酷无情中找到灵感来履行这一基本原则。相反，小说《戴维·莱温斯基的发迹》通过偏爱宗教和文化理想破坏了主人公的商业价值观念。在费尔普斯的《沉默的搭档》或者豪威尔斯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中，道德因素与城市工业的残忍节奏背道而驰。德莱塞的小说因为对这些限定并不在意而变得令人瞩目。

作为商业时代的编年史家，德莱塞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对成功的资本家有着近乎天真的崇拜。德莱塞与古斯塔夫斯·梅耶斯(Gustavus Myers)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根据自己的调查创作了《美国豪门巨富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1900—1910)，而德莱塞则被“大金融家”弄得眼花缭乱。梅耶斯强调了约翰·D.洛克菲勒、J.P.摩根和科利斯·亨廷顿等人的无情和虚伪，他们都是由自身的性格、艰苦的童年以及机遇造就而成。德莱塞仔细除去了梅耶斯作为典范所表现的特性，特别是清教徒式的简朴。尽管亲身经历过残酷的美国经济带来的贫穷和最终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德莱塞认为这些人物都是真正的艺术家。生来就从事金融的人就像诗人或画家那样摆脱了道德约束，对他们来说，投机是一种激情。德莱塞的小说人物弗兰克·阿尔杰农·考珀伍德(Frank Algernon Cowperwood)是一位执著的、有权威的好色之徒，这体现在他生来就喜欢女人并且对女人有吸引力。作为银行出纳员的儿子，他对投机和储蓄有着与生俱来的、坚定如钢的热爱，他确切地知道如何处理叔叔留给他的横财，把钱存在银行里，作为一种抵押信用，使它的用途超过其实际价值的10倍。他甚至想到“自我复制”，生出“贪得无厌的”孩子。考珀伍德的道德免疫性来自他作为自然法则的化身，是一位超人。在《金融家》(1912)出版后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到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否有道德权利那样做时，德莱塞回答道：“在自然界，没有什么有权去做或有权不去做的东西……我深信所谓的堕落、罪恶和破坏以及所谓的邪恶完全都是宇宙生物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就像所谓的美德或善行一样，都是有好处的。”

然而，德莱塞采取道德中立的态度对资本家进行描写，实际上揭露了美国内战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一场毁灭了许多人的事件实际上造就了另外一些人。这是美国第一场造成了大量受害者的战争，也是第一场产生大量财富的战争。战争为德莱塞小说的主人公提供了一次重大机会，操纵国家贷款，带来了巨额利润和自身名望的提高。但1871年芝加哥的重大火灾却引起了股票市场的恐慌。考珀伍德的投机买卖通常都非常鲁莽，他成了这次恐慌的替罪羊，部分原因在于他正在和一位大老板的女儿巴特勒通奸。和往常一样，考珀伍德在监狱里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控了监狱里贵格派的政权(强调安静、孤独和反省)。考珀伍德被释放时正值1873年恐慌期间，他利用恐慌产生的影响在小说结束之前重新掌握了财富。《金融家》是德莱塞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三部曲是根据商人查尔斯·耶基斯的人生写成的，包括《巨人》(1914)，主要描写考珀伍德重新出现在芝加哥以及街道铁路系统建成之后的事情，以及《斯多葛派》(The Stoic，1947)，这本书在德莱塞1945年去世前没有完稿。虽然考珀伍德第一家成熟的企业是伴随内战发展起来的，但《金融家》关注的是战后美国经济的扩张。

在整部小说中，德莱塞强调了考珀伍德与主宰他那个时代经济的机会主义原则与风险之间成功的调和。考珀伍德在13岁时的第一次商业投机与洛克菲勒完全一样，洛克菲勒从自身经历(引自塔贝尔[Tarbell]的《标准石油公司史》[The History of Standard Oil])得出的推论也可以作为考珀伍德的推论：“把金钱变成我的奴隶而不要把自己变成金钱的奴隶是一件好事情，这种思想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天性敏感的考珀伍德偶然发现一场大规模的拍卖，凭直觉购买了七箱卡斯迪尔肥皂，转手卖给了当地的杂货店，净赚30美元。在这次才能展示中，考珀伍德无愧于他中间的名字“阿尔杰农”(为了向霍雷肖·阿尔杰表示尊重)——一种发现机会的特殊能力——他果断、有远大抱负。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易方式预示着战后经济的一种基本机制——期货合同，考珀伍德对其将达到驾轻就熟的程度。期货合同允许产品在递送之前就能够买卖，对卖者的益处在于防止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对买者的益处在于防止价格上涨带来的多付款情况，使双方能够在一年的时间内分配他们的销售和购买。它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产生了一个介于购买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新的商人范畴：投机商。投机商根本不拥有商品或希望得到商品，他们只是通过过程赚钱。在肥皂交易中，德莱塞描写了年轻的弗兰克在小范围内创造了一种方法，商人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这种方法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发明，并于1870年成为一种行事习惯。他父亲对于肥皂情节的反应：“你已经打算作一位金融家了吗？”看起来更是一种肯定而不是简单的探询。考珀伍德成功地在新商业的一个专业市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而证明了他不愧是那个时代的年轻有为之人。

在德莱塞的所有作品中，没有哪个时刻比那段描述年轻的弗兰克·考珀伍德在当地鱼店凝视鱼缸的场景更能把握德莱塞对那个时代的感觉：

一天，他看到一条鱿鱼和一只龙虾被放到鱼缸中，由此联想到伴随了他一生的悲剧，并且相当理智地解决了一切问题。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龙虾肚子空空，鱿鱼便自然地被假想成它的猎物。它潜伏在透明玻璃鱼缸底部的黄沙上，显然看不见任何东西——你分不清它黑纽扣一样的眼睛朝哪里看——但很明显，它的视线从没离开过鱿鱼。鱿鱼，苍白而光滑，看上去有肥肉或碧玉的外表，像鱼雷一样四处游动。但它的移动显然没有跑出敌人的视野。龙虾将像弹弓一样跳到鱿鱼栖息的地方，后者貌似在懒洋洋地做梦。而警觉的鱿鱼会快速游开，同时喷出墨汁一样的液体，借此逃生……这件事给考珀伍德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件事大致回答了过去一直困扰着他的谜：“生命是如何形成的？”事物彼此赖以为生——事实就是这样。

这一场景突出了适者生存的理念，人和动物生存法则的相似性是德莱塞小说的主要思想。为了阐明这一点，德莱塞有可能利用了早期为《通俗杂志》(Popular Magazine)所写的文章《来自鱼缸的教训》(“A Lesson from the Aquarium”，1906)。《金融家》里有很多这种鱼缸里的教训。实际上，在龙虾和鱿鱼以及结尾描写的骗人的“黑鲶鱼”之间，小说提供了自然主义的教训，介绍和总结了小说中金融家这个无情但仍高贵的职业。年轻的考珀伍德每天都来这个鱼店，像被催眠了一样来观看这戏剧性的掠夺行为。龙虾以鱿鱼为生，一个肢体一个肢体地、咯吱咯吱地慢慢把被逮住的可怜的猎物吞下去。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男孩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只是冷漠地观看这一过程，他认为这是一直困扰他的问题的答案。德莱塞认为考珀伍德对目的、道德、政治、心理系统的感觉都是这一场景形成的。但在“懒洋洋做梦”的鱿鱼喷射出墨汁一样的烟雾来保护自己这一行为中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寓意，而这个初出茅庐的金融家没有看到。尽管鱿鱼难免一死，但他试图梦想可以通过快速逃离和喷墨延长自己的生命。这是个悲剧，这增强了它的不可否认的艺术性。尽管德莱塞钦佩龙虾一样的金融家，但他同情体内含有墨汁的鱿鱼，鱿鱼的成功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戏剧效果。这里正是德莱塞的艺术目的所在，这种目的来源于他的信念，即生命组织是残忍的，以及他对这种信念坚持不懈的思考和反思。

《巨人》是考珀伍德生活的延续，写的是他和新婚妻子艾琳·巴特勒(Aileen Butler)搬到芝加哥后的生活，在这里他投资于路面电车系统。这部小说与《金融家》相比，不受人物个性驱动，更像纪录片。特别是对考珀伍德努力赢得对路面电车的专有权，反对市政系统对交通、天然气等这些对社区的命运至关重要的系统的控制的详细描写中，这一点表现得更突出。《巨人》强烈的空间感在小说对当地和全国政治的描写中表现得也很明显。例如，这部小说对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努力在金、银价之间建立法定的平价关系以保证在央行和巨头们控制之外有足够的货币供给的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考珀伍德向芝加哥大学捐赠望远镜(使他想起在监狱时凝望星空的情景)是一次炫耀性行为，目的是为了取得作为公众赞助人的资格，以便能更容易地从芝加哥银行得到贷款。小说中有两个爱尔兰老板克里甘(Kerrigan)和提尔纳恩(Tiernan)，他们反对考珀伍德在政治上控制那些对他的铁路扩张十分必要的区域，这一点十分关键。然而《巨人》的结局相当具有预言性，缺乏了前部作品的完整性和感染力。问题不在于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金融本质上是抽象的，缺乏现实性和油漆或小麦的物质性，因而无法使读者对两部长篇小说都感兴趣，因为德莱塞对最活跃、最具有艺术性的社会活动进行了推测。德莱塞在这部小说中也没有对历史事件进行更多的描写，因为他的金融家不太吸引他。虽然处于多种恋爱关系中，考珀伍德仍然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与他在《金融家》里只忠于妻子和情妇有很大差别。实际上，尽管他的年龄和吸引他的年轻女孩的年龄相差很大，但他仍是一位可靠的爱人。

这部小说的主要缺点是德莱塞局限于考珀伍德积累巨额财富(在他从芝加哥动身前往欧洲时身价为2000万美元)和慢慢变老的过程；在这部小说中，他的生活很难有真正戏剧性的行为。考珀伍德作为巨头的经历是积累的过程：金钱、房屋、女人和极品的积累。但他同这些东西的关系实质上是很乏味的，因为德莱塞使他非常适合搞金融。投机、出售、投资、分配金钱和用钱购物时刻伴随着考珀伍德。在爱情上的投机不能用替代品，因为掌管女人不能采用对待没有感情的货币一样的方式。他对财富提供的消费性物质至上主义不感兴趣。他人生中相当满足的时刻是在监狱的那段时间，但很明显，他那时一无所有，只能从眺望星空中获得快乐。在《巨人》的结尾，考珀伍德失去了他投资时代的灵活机敏，对自己的巨额财产有些麻木，这种状况与他自己的本性完全不一致。在考珀伍德即将离开芝加哥，奔赴新的外国经济领域之时，德莱塞试图重新燃起这位金融家的活力和他早期的本能。在这一点上，与德莱塞对查尔斯·耶基斯人生的任意进行改写一样，小说比现实更仁慈。“在使芝加哥铁路系统陷入混乱之后”，马休·约瑟夫森(Mathew Jo.sephson)报道说，耶基斯“永远地逃往了伦敦”。

在德莱塞看来，芝加哥之所以能够把金融家变成巨头，是因为这座“草原大都市”没有东部城市的“虚情假意的体面人”。在这个地方，像考珀伍德这样的人能够重新开始，而不用穿越大陆。芝加哥是一个辽阔的、贯穿东西并不断扩张的门户通道，在这里几乎每个行业都很繁荣，从牲畜饲养和铁路到房地产、饭店业和五金器械等。那些“极大地操纵他人生活的”路面电车深深吸引了考珀伍德。除此之外，考珀伍德还迷恋于投资芝加哥的股票交易，特别是小麦、玉米和其他谷物的交易。芝加哥股票交易所进行的小麦交易也为另一位美国文学作品中20世纪早期的伟大金融家注入了活力，他是诺里斯的小说《粮食交易所》(1902—1903年连载于《星期六晚邮报》)中的人物柯蒂斯·杰德温(Curtis Jadwin)。《粮食交易所》是诺里斯死后出版的，这部小说出版前订单数量非常巨大，以至于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已经重新印刷了两版。第一年的销量达到9.5万册。这部小说不仅得到了广泛而充满敬意的评价，而且获得了不寻常的商业声誉，于1904年被改编成剧本，1917年被拍成无声电影，并于1919年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意见被设计成扑克牌游戏。像《巨人》一样，《粮食交易所》是三部曲中的一部。诺里斯对威廉·狄恩·豪威尔斯解释道，《小麦史诗》(Epic ofthe Wheat)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像尼亚加拉瀑布一样的小麦观念从西滚到东”。

如《章鱼》一样，诺里斯利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即约瑟夫·利特(Joseph Leiter)在1897—1898年对小麦市场的垄断。利特被授予了“小麦之王”的称号，他抬高了小麦的价格，成功控制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长达6个月之久，直到最后屈服于由肉类托拉斯菲利普·阿莫尔(小说中是的人物叫加尔文·克鲁克斯[Calvin Crookes]领头的卖空者们。除了在芝加哥花费时间观察贸易部的活动，诺里斯还请一位年轻的经纪人讲授市场投机的复杂性，这位年轻的经纪人发明了一个游戏，以帮助诺里斯掌握市场走向的波动。把一根金属丝从地板上的散热器穿过天花板上的吊钩，然后穿上浮标，他的上升(火炉热量的流入使之上升)表示牛市，下降表示熊市。

与其说柯蒂斯·杰德温是以约瑟夫·利特为原型，倒不如说是以诺里斯的父亲为原型：他在威斯康星州日内瓦湖度过的夏天；他的密歇根湖公寓，靠近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乔治·M.普尔曼(George M.Pullman)、菲利普·阿莫尔的寓所；他的乡村童年和自力更生取得的财富；他对穷孩子主日学校的资助；他与使他着迷的有教养的装腔作势的女人的婚姻。为了与诺里斯的父母保持一致，柯蒂斯和劳拉·杰德温被塑造成受人尊敬的人物，几乎没有《麦克提格》里遭人讽刺的人物的特点。劳拉多情而美丽；杰德温通过他力所能及的事情被以传统的男性用语介绍出场。他是一个单身汉，在房地产上赚了钱，他偶尔会参加小麦或玉米的交易，在那里会有看重他的精明的金融家们向他咨询。小说从劳拉·杰德温的角度展开叙述，这似乎是为了扩大它的读者人数，因为女人是一个很大的小说购买群体，而男人们可能仅仅会被主题所吸引。小说的显著意图也通过在详细描述现代经济趋势的同时伴随着可预测的浪漫场景表现出来。芝加哥看上去肮脏不堪，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包含了所有金钱能够买到的富人文化和商业机会。

但是，诺里斯通过一个女人的意识来传播他对商业世界的设想，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深信女人激发了商业世界。文化和宗教，像掌管它们的女性一样，在《粮食交易所》中有着普遍深入的影响。对杰德温在美国新教圣公会教堂举行婚礼的描述是满怀敬意的。“在复活节的盛况和仪式中，圣坛所和高高的圣坛并没有释放出更强大的影响……整个世界突然被拿走，与此同时男人和女人生活中的伟大时刻开始了。”杰德温对市场的绝对追求就包含在这种高尚纯洁的结合中。准确地说，女人对商业活动的本能反对反而促进了商业活动。杰德温的单身生活需要认真权衡商业活动和高尚的善举，对穷人孩子主日学校的资助这一显而易见的细节证明了这一点。杰德温作为一个已婚男人对慈善行为的忽略表明他被他“妻子”的文化和精神活动解放了。

诺里斯的金融家并非统统无情，杰德温与他渴望成为的德莱塞描写的考珀伍德完全不同。实际上，杰德温是个农民的勇士，当熊市使小麦价格下跌时复演了农民遭受的痛苦：借款堆积如山，农作物提前抵押，没有新的农场可供使用，没有运输车，没有店铺。在杰德温的牛市把小麦价格抬高之后，种小麦的农民组成代表团带着礼品拜访了他，并为这种繁荣而欢呼。正如在《章鱼》里一样，诺里斯强调了全球经济事件的关联性，哪怕是最足智多谋的代理商也无法控制这一切。小麦交易所的“离心力”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诺里斯在那个全球的商业系统中投入了大自然的力量。这一点体现在把小麦交易所常规自然化为熊市和牛市的说法，不断暗示小麦具有生长的独立原则，还体现在把小说中的金融家描写成“为这场游戏注入了血液”。但是小说中大自然也有一个奇怪的缩影，即一只猫在所有交易员都已离去的小麦交易所里徘徊。

商品交易所的地面空荡荡的，在被人遗弃的小麦交易所的边缘，在一个阳光最充足的地方——一个微不足道的弱小生命消失在浩瀚无边的空荡荡的地板中——这只灰色的猫独自梳洗着，不停地舔大腿内侧的毛，一条腿好像脱臼了一样举在空中，高过头顶。

她的腿向上指着，是在嘲弄般地模仿交易员的出价手势，这只驯化的动物是更强大的自然法则的较仁慈、较温和的变身。

对诺里斯来讲，自然和奸诈是交织混杂的：最人为的事物看上去最自然，有的时候最自然的事物看上去最像人造的。在小说中，这种自然化好像是补偿性的，目的在于减轻对托尔斯坦·凡勃伦所称的“信用经济”的担忧。信用经济与众不同的特征在于商人的首要位置，在这里商人不再直接指挥真实商品的生产，而是通过投资和市场操纵价格，从而引发一个不停地估价、再估价的过程。凡勃伦注意到美国战后的经济越来越被信用和金融家所主宰，他集中关注繁荣和萧条的毁灭性循环，这种循环的部分原因是投机者互相竞争以寻求抬高账面价格而非实际价格。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占主导地位的信用经济是一种所有价格似乎都是非物质的、动荡的经济。《粮食交易所》在对伟大的金融家表示敬意的同时，最终也和凡勃伦一样对它的影响表示担心，这种担心不是以凡勃伦认可的社会主义的名义。但是诺里斯在《粮食交易所》的结尾决定毁掉金融家和他的投机冲动，使他回归一种完全的农业生活方式，这一做法可被看做是一种恰当的民粹主义形式。

诺里斯对亨利·亚当斯在1869年题目为《纽约黄金阴谋》(“The New York Gold Conspiracy”)的文章里描写的事务状态表示担忧。亨利·亚当斯在文章中抱怨“一种投机狂热……几乎每一个有点钱的人都会购买股票、黄金、铜、石油或国货，希望价格上涨或在预计价格下降时下注”。诺里斯全力关注于投机金融的后果，他利用宗教、文化和女性特质使其平衡。诺里斯的传统主义没有表达出他的信仰，即价值本质上都是内在的，但表现出他很关心市场经济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显然，柯蒂斯·杰德温崇拜的小说家是威廉·狄恩·豪威尔斯，他小说中的塞拉斯·拉帕姆唤起了“他所有的同情”。

在小说结尾，杰德温淹没在他自己的毁灭中，这种构思是恰当的。幸运的是，对杰德温来说，他是一个金融家，因此小麦只是用来投机的，他的毁灭只是金融上的而不是根本上的毁灭。另外，和犹太人伯尔曼一样，杰德温不是替罪羊；一个巨大的经济社区共同承担了他的损失，他的家庭避难所变得富足，显然成了他经济破产的受益者。小说的结尾充满了灵魂复活的气氛：杰德温的西迁、破产，希望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他们朝身后“黑黢黢的、如磐石一般的、像蜷伏在地基上恐怖的斯芬克斯怪兽一样的商品交易所大楼”的一瞥是代表整个国家的一瞥。从诺里斯死后人们的怀旧观点可以看出，美国人渴望把投机的家伙抛在他们身后。他活着时没有意识到这才刚刚是开始。

巨头

到1905年，美国大企业安得其所。内战后，美国大企业取得了胜利，因为在一个认为物质进步高于一切的国家里，大企业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金融的方式。这是亨利·亚当斯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他思考陆续在中西部重要城市(芝加哥，1893；圣路易斯，1904)举办的盛大的世界博览会时得出的：他的国家完全忠诚于机器、物质至上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亨利·布雷克·富勒的《悬崖住客》和亨利·詹姆斯的《金碗》都围绕这段关键时期。富勒的小说写的是他的家乡芝加哥，这个城市吸引了许多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文学历史编纂者的注意力；而詹姆斯的小说主要写的是伦敦，偶尔也会回忆一下“美国城市”，那里是小说中美国商业巨头的匿名家乡(显然在中西部)，他在小说的结尾回到了那里。这些随后要讨论的小说和社会分析作品把大企业理解成既定的社会和经济事实。正如在诺里斯和豪威尔斯的小说里一样，公司精神不是道德审查的重点，或者说与德莱塞的小说一样，公司思想不是一个以自然法则进行解释的现象。对富勒、詹姆斯、托尔斯坦·凡勃伦、艾达·塔贝尔和安德鲁·卡耐基来说，这是文化的一个统一的、决定性的要素。这些作家评价美国公司文化在世界史上的位置时所持的是一种长远观点。他们意识到制度化的标志是出现可识别的仪式，他们开始将这些仪式编入目录，每一种仪式采用不同的方式。若干年后人们会如何理解这些仪式化的商业惯例(富勒、凡勃伦)？礼物交换的原始原则与现代公司文化盛行的送礼原则之间的相似性是什么？关于原始原则和现代原则之间的连续性，它们揭示了什么(詹姆斯)？世纪之交的巨头将被后人看做是造福者还是不法之徒(卡耐基、洛克菲勒、塔贝尔、劳埃德)？

《悬崖住客》是一个关于贪婪和社会流动性的故事，描写了芝加哥一群在18层高的“克利夫顿”(Clinfton)商业大厦工作的上层人士，那座大楼是小说中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这些日后的“悬崖住客”(富勒想象出来的)后来组成了一个“部落”，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各种各样的仪式，包括偶尔求助于“抽长管烟斗表示和好”。这些细节表明富勒对商业领域的看法本质上是人种学的。无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群体有多大，也不管别人对他们群体规模的推测，悬崖住客像以前任何一个人类群体一样处于不安定的境况，是诸多社会团体中一个随着时间已经消失的群体。富勒决定用社会科学语言来描述芝加哥的商业世界，这样一部以讽刺为主的小说就诞生了。小说中的主人公乔治·奥格登(George Ogden)是一个在更加广阔的商业领域努力奋斗的新英格兰人。这种地区差异决定了距离感的存在，同时也解释了他相当独特的观点。“在公共交往中”，他发现了“许多他以前从未见过的人种；但很快所有这些不同的成分就似乎可以被分类，可以归于一种目录排列中，从而给每个特征安排适当的位置——脑袋、前额、步态、气味、面部棱角和耳朵”。因为暴风雨，这位爱沉思的主人公被迫进入了城市主要的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被“互相抵触的民族的洪流”所包围。这种洪流表明，由于共同的道德观念，人们普遍可以建立一种手足之情。实际上，死亡是小说最终要提到的事情，通常是为了反对小说主要人物的贪婪，这与小说的主要观点保持一致。奥格登的困境是生存，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他失去了所有关系。其中有一个重要场面，他和他的一位朋友安排他父亲的葬礼，这位朋友帮助他在自己的悲痛与送葬者的贪婪之间进行调节。掩埋了妻子和小女儿后，奥格登发现富裕的芝加哥人为了墓地里最好的位置进行的争斗就像为了得到最好地段房地产的争斗那样积极。因此，奥格登对精神错乱和自杀的传染速度，对社会的“细纺网是如何约束和扼死我们的”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在小说结尾，奥格登退隐的方式是与卑鄙无耻的银行行长愤愤不平的女儿结婚，这表明他陷入得有多深。小说最后几页通过一个人物描写了一个仪式化的基本悲剧形象，这个人物对珠宝的过度需求使她必须得到建筑师丈夫的微薄工资。“正是为了这样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建立了克利夫顿，而另外一百个男人却为此殉难。”通过把世纪之交富裕的芝加哥人的习惯和许多灭绝“部落”的仪式习俗联系在一起，富勒预测到“悬崖住客”的灭亡即将到来。

《金碗》被詹姆斯及许多评论家们看做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它提供了接近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一种更为复杂的人种学研究方法。这部小说的中心主题是交换：男人和女人跨越宗谱的交换，即婚姻，以及像金碗一样商品的交换。这部小说的背景主要在伦敦，主要角色有：一位英俊的意大利年轻贵族普林斯·艾墨雷哥(Prince Amerigo)，他来自一个已经破落的家庭；一个积极进取的美国人亚当·沃尔沃(Adam Verver)，除艾墨雷哥高贵的血统外他拥有一切；麦琪·沃尔沃(Maggie Verver)是亚当可爱的女儿，她得到了金钱所能买到的一切，包括异常的天真；美丽且老练的夏洛特·斯坦特(Charlotte Stant)是寄宿学校里麦琪仰慕的老朋友。小说的情节以筹备普林斯和麦琪的婚礼开始，描写了一系列简单的细节。麦琪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她担心结婚后要离开父亲。虽然他们的关系几乎没有因为婚姻而改变，但是麦琪设想了一个让她父亲娶夏洛特的计划。夏洛特和普林斯以前有过一段短暂但刻骨铭心的爱情，这份爱情在双方认识到由于两人都没钱而不可能时告终。沃尔沃父女对此一无所知，并且他们也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挥之不去的后果，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沉浸在他们自己深深的父女情结中，这是小说里“公开的秘密”。

詹姆斯小说中的每一样东西——从贵族地位、朋友、丈夫、父亲、女儿到瓷砖、珍贵艺术、宴会请柬、性和爱——都可以交换。《金碗》主要描写了盎格鲁—美国帝国的处境以及对它的存在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性的形式——异性婚姻。然而，正如碗本身所体现的那样，婚姻因受到少许损害而破裂。碗被一个有点“险恶”的犹太人贩卖，他把金碗和店里其他的小古董郑重其事地分开，碗似乎把小说里的社会和种族情节(主要是帝国的危险处境和对帝国产生危险的社会外来人)与家族情节(主要是奇特的安排——小说的四个主要人物之间的乱伦、通奸)结合起来。这部小说描写了两个犹太商人，而不是一个，每人负责一个重要的交换时刻：无名的古董商和瓷砖商古特曼·休斯(Gutterman-Seuss)先生，他有“11个长着棕色面孔、没有感情的眼睛长在没有感情的鼻子两侧的孩子”，他的这个父亲身份威胁性地与亚当·沃尔沃(麦琪)和普林斯·艾墨雷哥(普林西佩诺[the Principino])的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形成对比。每一次种族之间(犹太人是詹姆斯的一个种族类别)的商品交换反映了相伴而来的“新娘”的交换，即分别指麦琪和夏洛特的交换。经济的突出地位和这些刻板的外来者形式上的关键作用表明外来形式和人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同化。小说也突出了詹姆斯对全体犹太人以及他们与小说中的关键行为——通奸之间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关系的总体态度。

这部小说的人物经常思考古老的交换仪式，如在小说开头几章中，普林斯对他的婚姻和血缘关系的反思以及对犹太商人“触及古老的犹太民族的一些神秘仪式”的描写。这样的思考往往被精神化；许多人用马塞尔·莫斯的“原始”感觉预料“礼物”的种类，包括从新娘交换到冬季赠礼节的礼物。莫斯的《礼物》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写的作品，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道德本质“与我们自己的法律和经济组织的危机所带来的问题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交换与战争之间令人不安的相似性。“社会已经进步了，”莫斯写道，只要社会。

成功地交换了商品和人……在部落和民族之间，更重要的是在个人之间。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能学会如何去创造相互的利益，令彼此满意，最后不用诉诸于武力来保护自己……这就是将来在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里阶级、民族和个人都必须学习的东西。

莫斯和亨利·詹姆斯一样，都有利用原始和现代系统间的差别去强行寻找暗含的连续性的习惯。因此，当莫斯注意到当时的一种把物质世界看做是无声、迟钝和运转的，并且只有通过人和语言才能认识的倾向时，他也记录了现代人对物体不受约束的活力和力量的信任和担忧。当他提醒我们第一批契约是人类与上帝或死去的灵魂之间的契约时，实际上是在证明这种契约在现代社会仍然留有残余。当他想起慈善的由来一方面是礼物与财富的道德概念，而另一方面是牺牲时，他想到了现代的慈善行为。詹姆斯在《金碗》中凭直觉了解到人类学家逐渐认识到的东西，即礼物与商品之间的共性，以及主宰礼物世界的“互惠精神”与主宰商品世界的“以利润为本的精算精神”之间的共性。

亚当·沃尔沃在《金碗》中是把两者统一起来的中间力量，是展现资本家的利己主义与原始交换之间连续性的人。亚当·沃尔沃把古老的箴言“富人之所以富有主要是为了能够给予穷人”变成他自己的座右铭。对他来说，给予是保有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件礼物没有得到价值相当的反馈礼物，那么一种永久性的债券关系就形成了，这种关系限制了债务人的自由；“控制”某个人的方法之一就是维持一种持久的非对称的债务关系。沃尔沃在美国城的博物馆具有

对文明的所有约束力……一座房子，通过它敞开的门和窗户，向成千上万存感恩之情的人、饥渴的人开放，较高等或最复杂的知识从房子里洒出光泽普照大地。这房子主要是献给他移居的城市和国家的礼物……在这所房子里，他的精神今天仍然活着，正如他所说的，弥补了失去的时间，在门廊周围徘徊，期待着最终的典礼。

沃尔沃的力量来自于他给予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回报就是可以无限制地获取。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就好像是等待被占有的物品的海洋，特别是那些心爱的物品。因此，他的女儿回想起一些“细长的、挂在梵蒂冈或卡匹托尔山上朱庇特神庙墙上的‘古董’，都是晚期的、精致的，非常珍贵”。他对待自己的小外孙普林西佩诺“就像对待珍贵的小玩意儿一样”。虽然没有资料记载詹姆斯像马克·吐温那样与美国商业巨头关系密切，但他那位对约翰·D.洛克菲勒非常敬佩的哥哥威廉曾向他详细描述过商业巨头的事情。威廉于1904年1月写给亨利的信可以用来描写亚当·沃尔沃：“一个10层楼深的男人，对我来讲他深不可测……他灵活、狡猾、严谨，其貌不扬但善良且有良知，然而却被指责为我们国家塑造的商界最大的恶棍。”

詹姆斯在第一卷《普林斯》(“The Prince”)中，通过让麦琪和普林斯·艾墨里哥结婚，夏洛特和亚当·沃尔沃结婚，使送礼物成为结婚的基础，送礼物就是与“穷人”分享财富，把婚姻看成是最典型的交换方式。婚姻也与其他社会集团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它们在小说里的重大交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令人难忘的双语犹太人(他偷听了夏洛特与艾墨里哥之间用意大利语进行的谈话)随后将金碗卖给麦琪作为她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由于也讲意大利语，这个商人与普林斯(他在鉴别碗的瑕疵方面同样也很精明)站到一边。小说还通过第二部分中两个人各自的“转变”再次结盟。普林斯再婚，那个商人决定告诉麦琪这个金碗有裂纹，这一举动“在各阶层的卖主中很少见，在以色列节俭的孩子中几乎是前所未有”。这种对碗商的蔑视与对瓷砖商的描述是一致的。《金碗》中的陈旧模式为詹姆斯时代犹太人身份的千变万化提出了理由：犹太人在英国和美国是一个古老的群体，特别适应资本和现代事物。

同时期的一则(萨普里奥)肥皂广告(见第六章图9)揭示了犹太人身份显著的二重性。这个广告采用了希伯来人手迹来宣传萨普里奥肥皂的仪式性洁净——大家公认的“按照犹太教规进行洗涤”的特性，萨普里奥肥皂作为健康和洁净的代名词，它的好处是可以吸引高度传统的人们。另外，这则广告利用犹太人来刺激销售，也含蓄地利用了犹太人善于经商的假定。詹姆斯和伊诺克摩尔根子孙公司(萨普里奥的生产商)以一个犹太人的生存和适应诀窍的假定为基础：虽然这种文化自古就有，但却很容易等同于现代的经济交换关系。

然而詹姆斯描写的犹太人几乎都不是清白的。实际上，在他的小说中犹太人首先代表的似乎是一种具有威胁性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被认为既不可避免又问题重重。这样，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詹姆斯理解的通奸在婚姻中的地位完全相似。《金碗》的情节得出了下列假定：犹太人对社会(盎格鲁—撒克逊)就如同通奸对于婚姻——违背道德准则并且令人讨厌但又必不可少。通过暗示王子不忠才使他与公主的婚姻得以存续，通过把复杂的犹太外族人描写成婚姻不可或缺的交换仪式中的重要参与者，詹姆斯支持了强调原始与现代之间连续性的人类学理论。

这些假设是托尔斯坦·凡勃伦想法的基础，他是詹姆斯的同时代人，与詹姆斯一样憎恶伟大的美国商人，但同时也被他们深深吸引。凡勃伦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时，曾写过措辞激烈的文章批评工业领袖，芝加哥大学直接继承了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凡勃伦指责大学校长威廉·瑞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是“博学巨头”，这是用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强盗称号的变体，表明了他自己打破旧习，拒绝被收买。凡勃伦被《财富杂志》称为“美国现代商业和商业文明价值观念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他的独特性来自于对世纪之交公司合并范围和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与一个文化外来者观点的融合。挪威农民有才气的儿子穿上了以前主要由亨利·亚当斯和亨利·詹姆斯等文人雅士穿过的斗篷。凡勃伦对社会理论最著名的贡献是《有闲阶级论》，在书中他独自创造了一个新的阶级，详细描述了它的特征、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以及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有闲阶级被定义成不需辛苦工作、拥有的财富足够支撑其奢华生活的阶级。“特权行为”在社会上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这种行为像胶水一样把各地的上层阶级联合起来，促成从上层人士的联姻到公司的行政决策的看似毫不费力的利益协调。

凡勃伦1857年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农村一个工匠的家里，他家里共有12个孩子。他的父母都是忠实的平民主义者，受过良好的教育，自己教授早熟的儿子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由于凡勃伦在家说的是挪威语，英语是后来学的，因此他在长大成人后英语仍说得含含糊糊。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表现优秀，他是17岁入学，在那里遇到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他在那里拿到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凡勃伦由于他的无神论而没能从事学术工作。回到农场后，他广泛地阅读社会主义著作，并受到爱德华·贝拉米的乌托邦民族主义的启发。在这段时间里，凡勃伦是《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忠实读者，专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1891年，凡勃伦接到了他的第一份学术工作，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院。被芝加哥大学解雇后，他又被斯坦福大学聘用，但不久后又被解雇了。凡勃伦的免职要归咎于他与女学生之间的恋爱事件，但无疑也与他异端的观点有关。《高等教育：商办大学行为备忘录》(The Higher Learning：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ies by Business，1918)表明，凡勃伦对20世纪早期高等专科学校不再抱有幻想，它原来的副标题“堕落研究”表达了诸多书中的主张。在密苏里大学，凡勃伦虽然在事业上没有更大成功，但还是卓有成效的，他写了许多书，包括《手工艺才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1914)、《德意志帝国》(Imperial Germany，1915)、《和平的本质》(The Nature ofPeace，191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凡勃伦在食品管理局工作，战后在纽约的一家从事社会研究的新学校工作。后来他回到了斯坦福，住在校园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于1929年去世。

《有闲阶级论》被完全理解为当时社会的人种学作品。在这里，他把许多社会标准——“金钱竞争”、“炫耀性的休闲和消费”、“相信运气”——变成了仪式分析的对象。凡勃伦的方法是进化论的，从人类历史上最长、最和平的野蛮时代追溯人种的发展，那时人们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群体的生存，最首要的是估价技巧。工具的发明促进了盈余和财富的产生，这反过来导致了阶级差别和剥削。一个掠夺的捕猎勇士阶级让位于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即现代工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先驱。现代工业社会强调消费是阶级地位的最终指标。凡勃伦是认识到强加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公民身上的消费义务实际上增大了阶级差别和矛盾的第一个人。当其余的经济学家相信更多地接触消费商品将会使阶级意识达到最小时，凡勃伦却相信，这将成为表达阶级意识的主要渠道。他希望这些不公平的差别将导致阶级系统的颠覆以及最终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凡勃伦利用反向趋势的证据，如工业创新的价值、机器和科学文化的总体重要性、新妇女运动的挑战等，来预言有闲阶级风气的结束。然而，他对精明能干的消费者社会是如何产生了错误的意识形态的详尽论述与这样的希望相矛盾。另外，认识到凡勃伦所描述的有闲阶级只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点很重要，上层阶级的大多数精英人士和强大的自然环境培养了其不显著性。一个群体或个体的地位越高、越安全，他们可能越敏感、越保守。

向上的社会流动通常易于被注意到。这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巨头之一安德鲁·卡耐基的主要原则，卡耐基把他个人对关注的渴望(对于一个身高只有5英尺3英寸，低于全国平均身高4英寸的男人来讲是可以理解的)提升为一种信条。他理解关注的各种含义，强调一直成为众人注意焦点的重要性以及全身心投入特定的商业事业的重要性。他得到认同的一句格言是：“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看住那个篮子。”卡耐基在《商业帝国》(The Empire of Business，1902)中写道，“一个崭露头角的人必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他必须吸引注意力”，让老板明白“他的雇员不仅仅是为金钱而工作……而是将所有消遣时间和持续不断的思考投入到他的事业中”。

这是卡耐基在通向财富的道路上不断完善的方法：把他的形象印在老板的脑海里，比如他重要的导师托马斯·A.斯科特(Thomas A. Scott)，他雇卡耐基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铁路西部分公司的办公室经理，并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卡耐基在公司被称为“斯科特先生的安迪(安德鲁的昵称)”。他们相识时卡耐基才17岁，他崇拜斯科特，并从他那里得到了至关重要的帮助，包括他第一次重大商业投资所需的资金。一些人认为卡耐基后来对待斯科特的方式表明了他的固执，甚至是商人的无情。在1873年的大恐慌期间，当卡耐基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的高级副总裁时，斯科特向卡耐基请求提供另一份贷款，那个时候卡耐基由于大恐慌的缘故大大扩展了他的钢铁事业，并且以前也曾帮助过斯科特，但是尽管斯科特和他的支持者们苦苦哀求，卡耐基还是坚定地拒绝了。

卡耐基1835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村庄里，是一位熟练织布工的长子，他父亲是一位人民宪章运动的拥护者，不幸的是他的手艺被蒸汽织布机取代。全家在1848年移居美国，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的一个工业小城里。由于环境恶劣，小城被当地居民称为“厚木板城”(slabtown)，但卡耐基带着满腔热忱去了那里，并决心成功。他在13岁时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棉纺织厂绕线圈，每周挣1.2美元；43年后，他积累了3亿多美元。随着在工厂里职位的不断升迁，担任宾夕法尼亚铁路电报业务经理的卡耐基迎来了最大的转折点，他晋升到铁路的管理层，从此他开始投资铁路、桥梁建设以及其他企业。到1868年为止，得益于内战的帮助，33岁的卡耐基身价为40万美元。“钢铁注定要改变文明的物质基础”这个意识使得卡耐基进入了千万富翁的阶层。在19世纪晚期之前，钢铁太贵，无法进行大规模生产。1856年，人们发现了从生铁迅速去除杂质的方法，之后该方法公开用于钢铁的大批量生产。然而目标仍难实现，因为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可以轻易地得到另外的原材料——铁矿石、石灰石和焦炭——这对钢铁生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直到1881年，在与一个主要的焦炭生产商弗里克(Frick)合作并雇佣了一位专业的德国药剂师之后，卡耐基的王国才开始建立。卡耐基的成功建立在以下原则上：使钢铁厂保持运转；雇佣顶尖的工程师设计原始设备(从而避免了昂贵的工业灾难)；支付必要的费用以保持较低的运营成本；经营规模愈大，产品越便宜；市场越大，竞争优势越大。

在卡耐基为公众消费所写并发表在当时的流行杂志上的所有文章中，他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一个实用的、精明的自我发展的观点。和他的崇拜者布克·T.华盛顿一样，卡耐基批判了大学教育，特别是古典教育，认为它不可能成为成功的途径。他认为教育只有在直接为一个人注定要从事的职业做准备的情况下才是有用的。当卡耐基从启迪、教化的角度考虑教育的潜能时，他可能听起来十分幼稚，如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共同利益可以通过使工人掌握政治经济法则以及使资本和劳动共同遵守这些法则来提高。卡耐基认为贫穷有利于激励胸怀大志的人，但他又一次过分渲染了他的主张，他荒谬地坚持认为：“你很少能够说出一项伟大发明或伟大发现……一幅伟大的画、一尊伟大的雕像、一首伟大的歌曲或者一个伟大的故事不是由出生贫穷的人创造的。”卡耐基得出结论：消除贫穷将导致所有进步的终止。卡耐基对继承财富的怀疑增强了他对慈善事业的本能的热情。正如他在《财富》(“Wealth”，《北美评论》，1889)中所写：“去世时仍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没有捐献给慈善事业)是可耻的。”从19世纪80年代晚期到他生命终结，卡耐基将他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因而享有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捐助者的美誉。洛克菲勒钦佩卡耐基的遗赠，特别是对赠品深思熟虑的安排(卡耐基对文化机构尤为关注)，这使他自己在关注科学和医学研究的过程中仿效了这一点。

如果不是发生了像1892年7月的宅地大罢工(Homesead Strik)一样的危机，卡耐基可能会留下相对光彩的名声。以前卡耐基被看做工人的朋友，这对一个雄心勃勃的生产商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例如，他反对利用“工贼”来终止罢工)，然而他自己的工厂里也爆发了罢工，因为工人对削减工资表示不满，并要求工厂主承认工会的存在。卡耐基的合伙人和执行经理亨利·弗里克反对工会，并决不妥协，他设法把主要的订单转到另一家工厂，雇用了300个私人侦探和一批武装力量。经过四个月的僵持，历史上劳资之间最血腥的对抗爆发了，结果造成几百人受伤，10人死亡。冲突结束后，工会被解散，工人们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对这场罢工的处理违背了卡耐基公开宣扬的关于劳资关系的所有原则。卡耐基也许认可这一点，因为他放手让弗里克监督工厂对工人的长期围攻。弗里克让卡耐基及时了解一切情况，冲突一结束，他就自豪地向卡耐基汇报说，虽然罢工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沉重，但公司仍获利400万美元。在意大利休假的卡耐基电报做出了回应：“全面庆贺——生命又重生了——意大利真美呀。”

到1913年为止，洛克菲勒的净资产大约为9亿美元(那年联邦政府的支出是7.13亿美元)，是卡耐基的两倍。洛克菲勒霸权地位的建立部分原因是他在自己的领域内能力胜过卡耐基。由于事先预期到铁矿石(钢铁生产非常关键的产品)的价值，洛克菲勒确保了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使卡耐基不得不从洛克菲勒那里购买这种对其行业非常重要的原料。虽然两个巨头从他们的合作中攫取利润，但是洛克菲勒赚得更多。同样，在卡耐基乐于其慈善捐助事业(有生之年总共捐助3500万美元)的时候，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远远超过了他(洛克菲勒去世之前是5300万美元，他的后代又捐了12.5亿美元)。他们雄心勃勃地积累巨额财富，又将其中一部分用于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慈善机构，这一切说明他们十分关注自己的名声。这在洛克菲勒身上更为明显，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是人们不断升级的攻击的目标，主要指控是针对他垄断、合谋和固定价格的行为。洛克菲勒在这些所有的事情中对批评一直保持高度敏感，并非常关注他的人生和著作将如何被后人解读。

1917年，当洛克菲勒同意接受经他授权的自传作家威廉·Q.英格里斯(William Q. Inglis)的采访时，他建议一个重现1865年至1878年之间所有重要年份的最好方法就是参考他的两个对手写的书，标准石油公司就是在那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在《财富与国民的对立》(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1894)和《标准石油公司史》(1904，连载于《麦克卢尔》，1902—1904)中，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和艾达·塔贝尔分别记载了洛克菲勒事业最伟大的奋斗和胜利。这表明洛克菲勒自己读过了这些关于自己人生的书，并且认为这些书对评价他的一生必不可少。标准石油引起的争论牵扯到与它相关的每一个人，其中包括评论家。在塔贝尔长达406页的书出版后的一百年，读者们对这位巨头和他作品的最终评价意见不一。显而易见，虽然塔贝尔遵从了詹姆斯给她的著名忠告“珍惜你的轻蔑”，但她对强盗大王的主题也表示赞赏。她这种复杂的反应表明一个人知道得越多，对美国历史和文化中这段关键时期的国家大事保持坦率的态度就越难。因此，最佳的历史文化研究应该以当时那些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为主，特别是那些引起争议并得到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尊重的人士。

19世纪中期以前，在美国很少有人认识到石油在多方面的商业潜力，它深深地埋在诸如肯塔基州、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地下。在打井寻找盐水的过程中发现的这种黑色的、发臭的物质在当时被看做废物。直到新宾夕法尼亚岩油公司将一个样本送给耶鲁大学化学家本杰明·西里曼(Benjamin Silliman)检验后，这些油的商业特征才广为人知。检验结果报告简洁明了：“你公司拥有一种原材料，对它进行简单、低成本的处理就能生产出非常有价值的产品。”这段文字既有科学性和文学性的精确，也道出了样本的商业价值。到1859年8月，石油就以每天25桶的速度从宾夕法尼亚州的地下抽出；在两年的时间内，抽取速度达到每天2000—4000桶，每桶的价格从20美元下降到10美分。为这种喷涌而出的物质提供配套产品的工厂不断涌现：保证石油稳定流畅的钻井机；盛放石油的桶，刚开始时是木桶，然后是铁桶，随后渐渐被输油管取代；运输石油桶的公路、水路和铁路服务；炼油产业。在一个希望、得意、绝望的不断循环中，财富在无情的、毫无章法的石油工业扩张中被创造出来，然后又失去。内战结束时，成千上万的人涌进了这个地区。用塔贝尔的话说：“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小角落吸引了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多的人。”她有可能是说“人越多，人员越复杂”，因为在这个地区似乎可以听到任何一种语言——一个多元文化的劳动力与产品市场的多元文化相匹配。到1872年，石油从宾夕法尼亚州农村被运送到40个欧洲港口、中东和东西印度群岛。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里，没有人知道石油的一种主要废弃物——汽油的价值，它通常被人们随意扔掉，排到附近的小河里，时刻存在易燃的危险。19世纪90年代，一种“分解”石油的方法被发明出来，从而可以得到更多的汽油，此时正值第一辆福特两缸汽车的问世。

早期的挫折(罗伯特·E.李入侵宾夕法尼亚州、内战的苛捐杂税、1870年的普法战争阻止外国出口、石油价格的波动)从来都没有阻止这些工业先驱们，塔贝尔认为他们在10年时间内建立了高效且有利可图的石油企业。对这些自力更生的商人来讲前途一片光明，其中也包括塔贝尔的父亲，直到有一天，“一只不知从何而来的大手窃取了他们的战利品，并扼杀了他们的未来”。这只“手”是约翰·D.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的所作所为大胆又简单：他逐步垄断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洛克菲勒与伊利铁路的杰伊·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克(James Fisk)、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托马斯·斯科特、纽约铁路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以及他的合作人威廉·安德鲁斯(William Andrews)和亨利·弗拉格勒(Henry Flagler)一起共同创立了南方改良公司(South Improvement Company)，这等于是新组建的标准石油公司与铁路之间建立了独一无二的合作。标准石油刺激了铁路的发展(比如承担火灾和事故的法律责任；每天60整车免费精炼油)，而铁路也为标准石油提供了运费方面的折扣，费用只是竞争者的一半。大部分竞争者都被不公平的运费击垮了，洛克菲克继续收买幸存者，提供给他们标准石油的股票以交换他们的炼油厂。一次又一次，这些处于挣扎中的公司无法拒绝洛克菲勒的诱人出价。洛克菲勒本人一直把他的垄断看成是一种理性的甚至是理想化的行为，意在把秩序引入一个自我毁灭、过度扩张的行业中。他的儿子小洛克菲勒1902年在布朗大学演讲时总结了他的想法：“美国蔷薇只有通过除去生长在四周的花蕾才能光彩夺目并散发芬芳。”塔贝尔将这句话作为她的《历史》(History)一书的题词。

洛克菲勒1839年出生在纽约州的里奇福德(Richford)，并在附近的摩拉维亚长大，摩拉维亚是位于被称为“滚烫地区”(the Burned-Orer District)中心的一个北部小城，那个地区因为新教福音主义的狂热而闻名。洛克菲勒在童年时就证明是个机敏的学生，擅长金融，酷爱数学，还喜欢登记账目。甚至还是孩子时，洛克菲勒就记了一本账，他称之为“分类账A”，他在上面认真记下了每一笔进账、开销和慈善捐助。他的严谨得益于他母亲的严格管教，在他父亲离家外出时(这是常有的事)，母亲就让最年长的儿子充当小家长。洛克菲勒在奥韦戈学院(Owego Academy)里是一个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学生，他唯一感兴趣的话题是校长每周关于商业新发明的报告。像其他从卡耐基到比尔·盖茨那样的大亨一样，洛克菲勒放弃了大学教育而选择了商业学校三个月的课程。洛克菲勒的母亲留给他的遗产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友的信仰。虽然伊莉莎·洛克菲勒(Eliza Rockefeller)接受的遗产是一个强调改变一切可能性、自由意志和自我反省的民主信条，但她禁止吸烟、喝酒、跳舞、打牌和进剧院，鼓励节俭和慈善行为。因此她那闻名遐迩的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不渴求任何东西”，就不足为奇了。

洛克菲勒父亲留下的遗产则完全不同。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是一个江湖骗子，对女人颇有诱惑力，他曾经当过小贩、医生、伐木工人，最后成为重婚者(甚至被起诉犯强奸罪)。毋庸置疑，他的行为造成他的长子对感情不信任的后果。他不断离家出走，工作一直没有规律，导致了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同时，老洛克菲勒实际上对金钱有着不可救药的、深深的和世俗的热爱，正如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回忆道：“这个老人对金钱的喜爱达到了近似疯狂的程度。”另一个人回忆说，威廉在有偿付能力的那段时间，家里放有一个四加仑的桶，里面满是金条。虽然约翰·D.洛克菲勒极度轻视这种证据，但他回忆自己第一次看见重要钞票和他当记账员时白天不停地开关保险柜只为能看到老板的钞票的样子，与对他父亲的描述何其相似，更不用说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和诺里斯的《麦克提格》中的关键时刻。洛克菲勒的渴望使他不仅酷似他的父亲，而且非常具有那个时代的代表性。像其他许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洛克菲勒买了个替身并且随后每年捐款逃过了内战的征兵。他在克里夫兰做的食品和农场生意从这场战争中获取了暴利，年收入为1.7万美元，是战前的四倍。1863年，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在炼油业投资4000美元，他很快认识到了这个新兴产业远大的前景。1865年，他成为克里夫兰最大炼油厂的拥有者。

洛克菲勒曾经这样评价他的石油帝国：“在我和我的上帝面前它是正确的，假如我明天才开始这项事业，我还将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评价这些声明是否正确的任务，留给了两位自身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公众意识的人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和艾达·塔贝尔。劳埃德出生于1847年，他父亲是一个贫穷的加尔文教牧师，在迁居纽约城住在他妻子有钱的亲戚附近之后，他成为一个书商。童年时期的劳埃德虽然贫穷，但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母亲当掉继承来的银器给他买了套鞋，他后来接受奖学金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再加上他对世俗基督教越来越热爱，这些使他倾向于公民改革。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劳埃德在自由贸易协会工作，编辑该协会的杂志，提倡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反对政府腐败。在与一个有钱家庭(《芝加哥论坛报》的所有者之一)的女儿结婚后不久，他在《芝加哥论坛报》谋了一份差事。劳埃德最后在《芝加哥论坛报》负责“金钱和商业”这个栏目中关于经济问题的内容，包括消除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中的粮食囤积、对国家铁路的疏漏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以及1878年的铁路大罢工，这次罢工导致了一百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财产损失不可计数。

像亨利·乔治的《进步和贫穷》一样，劳埃德的《财富与国民的对立》的主要观点在成书之前就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与亨利·乔治发行量适中的小册子不同，劳埃德的论文《伟大垄断的故事》(“The Story of a Great Mo.nopoly”)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杂志的编辑威廉·狄恩·豪威尔斯预测该文将取得轰动性的成功。《伟大垄断的故事》(这篇文章使1881年3月份的《大西洋月刊》6次重新印刷)只有16页纸，在试图肯定标准石油公司“合法的伟大性”的同时，对公司厚颜无耻的做法感到痛惜，因为公司布下了一个非常周密的行贿网，公司“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关无恶不作”。劳埃德以消费者支持者的立场提出，美国人对公司垄断造成的危害一无所知是很危险的。13年以后，劳埃德(他把布克·T.华盛顿、简·亚当斯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当作好朋友)选择了马克·吐温的出版公司将那个故事出版成书。当吐温由于跟罗杰斯是朋友关系而拒绝出版《财富与国民的对立》时，豪威尔斯再一次帮助劳埃德与哈珀兄弟公司签订了合同。

虽然劳埃德在写《财富与国民的对立》的过程中将自己刻画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个人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合作者、贵族、民主党人”，但他的忠贞使他安全地进入进步主义阵营。洛克菲勒是书中的中心人物，劳埃德在别处称他为“世上最自私的巧取豪夺者”，但为了避免诽谤的控告而在书中没有直接点明。劳埃德不指名道姓的陈述也强化了自己的研究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涵义，他认为这项研究是对美国商业文明的一次全面控诉。劳埃德对阴谋者的仪式和石油商业的语言非常痴迷，这使得该书能够完美地揭示那个时代和主题。他对调查委员会令人紧张的故作姿态很感兴趣，详细描述了委员会代表是如何对一些石油公司的员工严加盘问以弄清楚反复出现的短语“拧另外一个螺丝钉”(“强迫不情愿的牺牲者使其服从”)的意思。劳埃德很欣赏他的故事的内在戏剧性，让故事中的人物以自身的立场讲话。因此，劳埃德将他反对石油垄断的案例集中在洛克菲勒王国里四个特殊的受害者的经历上：一个贫穷的寡妇，一位上了年纪的发明家，一个小生产商和一个自以为是的蓄意破坏者，此人输给了比他更狡诈的人。

这些人的命运直接引出了劳埃德的结论，在结论中他和亨利·乔治一起采取了反现代主义者的立场，坚持认为更早的年代具有优越性，那个时候辛勤劳动的革新者能够过上很好的生活而不受到垄断窃取的威胁。他认为，美国在与魔鬼做交易，出卖其与生俱来的职业权利仅换来微薄的薪水——买来越来越多成堆的商品。劳埃德的解决方法——托拉斯归政府所有——与他分析的历史轨迹是一致的，即联合的无情趋势。他认为监管委员会无力与过度的垄断资本主义抗争，需要采取更有力的社会主义手段。劳埃德为新社会科学构想了一个理性管理方法的主要任务。他写道：“科学是良心的实质，这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事情。”在知识分子和一个新的职业管理阶层的领导下，这些社会改革将使“攫取利润的工业领袖”被“为公众服务的工业领袖”所取代。但劳埃德设想的前景并没有实现。虽然他的书卖得很好，在出版的第一年就再版了四次，但劳埃德沮丧地发现“托拉斯在美国实际上是至高无上的”。

艾达·塔贝尔不算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虽然她不像劳埃德对于垄断那么着迷，但她准备像劳埃德那样通过文学作品反对托拉斯。1900年，《麦克卢尔》的编辑们希望通过刊登一系列关于公司托拉斯的文章在竞争激烈的新闻市场引起轰动，他们认为在新世纪头10年这个全国性的话题肯定会赚钱。塔贝尔是这家杂志的责任编辑和一流作家，她因为写了拿破仑和林肯的传记而获得公众和专业人士的称赞。塔贝尔在考虑了牛肉、糖和钢铁托拉斯这些领域之后锁定了标准石油。在某种程度上她的选择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她在石油地区长大，亲眼目睹了她父亲和其他许多人被洛克菲勒的公司逼得破产。更为重要的是，她认为公司历史的书面记录(由于公司创始人热衷于记账，这一点不足为奇)简直可以与内战或法国解放战争的档案文件相媲美。国会对公司的调查报告(1872年，1876年)和州政府的调查报告(1879年，1891年)可以引用，这使得新闻报道更加引人注目。中间还出了一段小插曲：一份重要的书面文件不翼而飞。一本题目为《南方改良公司沉浮记》的小册子很难找到，原因与凯瑟/米尔恩合写的玛丽·贝克·埃迪的传记很难找到一样——当事人收购并销毁了大部分现存资料的副本。当塔贝尔最终找到一本时，她掌握了南方改良公司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违法活动之间重要联系的证据。

艾达·诺娃·塔贝尔是为塞缪尔·麦克卢尔工作的著名作家中名声最大的一位，这些著名作家包括雷·斯坦纳·贝克(Ray Stannard Baker)(他关于工会弊端和美国钢铁的文章很有名)、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他是著名的市政腐败调查员)和芬利·彼得·邓恩(Finley Peter Dunne)(《多利先生讲故事》的作者)。塔贝尔1857年出生在与“五月花”有联系的家庭里，3岁时移居宾夕法尼亚州产油区的中心，她父亲希望在那里能发财。弗兰克林·塔贝尔(Franklin Tarbell)是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他的石油事业是该行业发展变化的历史缩影。他首先在罗斯维尔(Rouseville)生产出第一桶油，然后钻油井，最后拥有了塔斯维尔(Titusville)的一个炼油厂。他后来成为南方改良公司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他的利润因为铁路运费百分之百的增加而变为零，当时塔贝尔才15岁。塔贝尔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她怀着对知识的好奇和决心阅读了很多书籍，她开始追求进化科学，尽管这与她卫理公会教派的教育是矛盾的，她还反对传统对妇女的期望。从卫理公会教派的阿勒格尼学院毕业后，她在《查特奎恩》(The Chatauquan)做编辑，帮助杂志的发行量从1880年的1.5万份上升到80年代中期的5万份。这主要是由于塔贝尔扩大了杂志的内容，使其涵盖了从劳资冲突到保护性关税的斗争这些当时重大的经济事件。

她后来的老板塞缪尔·麦克卢尔卓有成效地利用了辛迪加出版业，他将塔贝尔从宾夕法尼亚州产油区的幽闭恐怖中解放出来。塔贝尔突然想到她可以在像巴黎一样的异国他乡写文章，然后投给全美国的辛迪加出版社。1891年，塔贝尔移居巴黎，继续从事写作，直到有一天麦克卢尔本人亲自登门拜访。他已经从塔贝尔的辛迪加文章《巴黎的铺路石》(“The Paving of Paris”)中发现了他在纽约刚创办杂志时所渴求的科学精确和戏剧才能等品质。到1894年，她欣然接受了在纽约做一位全职编辑的建议。塔贝尔在《麦克卢尔》杂志社立即取得了成功，她的名人系列传记大大提高了杂志的销售量。从来没有人享有过她那样的殊荣，塔贝尔在1900年开始着手一部连载的作品，这一作品注定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新闻作品之一。塔贝尔对资料进行研究、审查和标明出处，还雇了一个助手来探索她自己无法达到的领域，这样她的主张就会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撑。她把草稿交给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R.康门斯(John R. Commons)和卡尔顿大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等资深经济学家进行审查，麦克卢尔聘请他们以保证她的论点符合社会科学的要求。资深编辑约翰·S.菲利普斯(John S.Phillips)和麦克卢尔本人也审查了艾达·塔贝尔的手稿。这个作品有一个意义重大而引人注目的主题，加上塔贝尔的写作和研究才能，同时又得到有着同样才能的专家和编辑的支持，因此作品的影响得到了保证。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1902年12月)意味着洛克菲勒的名望开始消亡，这一部分提供了证据说明他在南方改良公司残酷无情和违法的策略中所充当的角色。塔贝尔在她的结论中写道：“洛克菲勒先生玩灌铅骰子的技术很高明，自1872年以来他是否曾经与竞争对手有过竞争或者开始过公平竞争值得怀疑。”

虽然塔贝尔曾经说过《麦克卢尔》的编辑们几乎没有“坐在一起，紧皱眉头试图改造世界”，但是她很高兴能受到罗斯福总统的表扬，并得知她的作品迫使罗斯福总统亲自处理托拉斯问题(他领导下的众议员共和党投票通过给总检察长办公室500万美元拨款让他们负责审理此案)。1911年5月，塔贝尔的作品以两卷本的形式出版7年后，美国最高法院下令解散标准石油。意味深长的是，除了与威廉·英格里斯会面的记录——这一点记载在后来传记的档案文件中——外，洛克菲勒从来没有对塔贝尔在《历史》中提出的指责作出回应。他最近的传记作家罗恩·切诺(Ron Chernow)认为，洛克菲勒保持沉默是因为如果他不默认一些指控的公正性，那么他就不能否认其他的指控。

塔贝尔对这些现象的揭露在她自己的时代里受到了称赞，并且从此之后被树为自由媒体战胜危害国家民主主义理想的重大问题的典范。然而，标准石油公司能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府号召支持战争时，像凤凰一样从它的灰烬中重生，表明了美国公司力量的深度。为了集中生产和调整资源，石油战争服务委员会得以组建，由标准石油新泽西分公司总裁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虽然这条石油巨蟒被最高法院的裁决剁成碎片，但这些碎片显然具有神奇的力量重新组成一个单纯的公司实体。对艾达·塔贝尔和这个典型托拉斯的其他观察家来说，它好像从来没有被打扰过。

9 现实主义乌托邦

众所周知，最受欢迎的文学乌托邦主义作品之一，即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首往事》(1888)，创作于美国文学现实主义时代；而大量涌现于《回首往事》与夏洛特·吉尔曼的《她乡》(1915)之间的乌托邦小说却鲜为人知。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之间就有150多部乌托邦小说在美国出版，这个数字是任何其他国家或历史阶段都无法相比的。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在一个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盛行的文化中出现乌托邦艺术和思想风格似乎很荒谬。但是，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有助于解释乌托邦思想在那个时代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乌托邦小说的形式为作家提供了一段距离，这段距离便于他们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进行意义深远的理论探索。在一部部作品中，叙述者和人物都在认真思考着乌托邦的前景。他们试验着使那些极端原则制度化，有时这些极端原则是非常进步、开明的，如威廉·狄恩·豪威尔斯的作品《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1894)中的那些原则；有时则是危险、悲观的，如伊格内修斯·唐纳利《恺撒的圆柱》(1890)中的原则。他们想象出一些超越同时代人认知范围的发明和科学进步，如艾尔维拉多·富勒(Alvarado Fuller)的作品《公元2000年》(A. D. 2000，1890)和亚瑟·伯德(Auther Bird)的作品《前瞻》(Looking Forward，1899)。要么，他们构思出一些社会，在这些社会中那些有可能会发生然而却非常遥远的政治变革得以实现，如妇女的选举权和与男人平等的工作权，这表现在由爱丽丝·琼斯(Alice Jones)和埃拉·默沉特(Ella Merchant)合著的《揭开相同情况的面纱》(Unveiling a Parallel，1893)之中。

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乌托邦小说代表了一种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是随经济与产业扩大而出现的，并且有助于表达“进步时代”的改革心境。乌托邦小说对当时的主要政治问题，从大公司的崛起到贫富差距的增大，从移民问题到女权主义，都采取了多样化的态度。一些乌托邦小说的作者本身就是商人：金·吉列(King Gillette)是吉列剃须刀的发明者和《人的趋势》(The Human Drift，1894)的作者，布拉德福·佩克(Bradford Peck)是纽约最大商场的拥有者之一和《世界是一座大商场》(The World a Department Store，1900)的作者，L.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是个懂得广告技巧的四处奔波的推销员和《绿野仙踪》(1900)的作者。务实与空想这两个看上去对立的范畴汇聚于一身，不仅仅证明了这些乌托邦小说的流行(即使是商人也写乌托邦小说)，同时还进一步证明了这类小说的宗旨之一是修正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诸如吉列和佩克这样的作家认为，创新和进取的价值应该与人和精神的价值和谐地统一起来。许多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家都很关注宗教理想的革新，认为这能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的罪恶。贝拉米的《回首往事》记录了浸礼派牧师的父亲对他的影响，唐纳利的《恺撒的圆柱》以一个更加公正的基督徒的名义滑稽地模仿了上层社会的新教主义；豪威尔斯的《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鲍姆的《绿野仙踪》反映了他对通神论的信仰，认为“上帝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上帝”。这些作家寻求一种摆脱了宗教论战的宗教，既能够随时应用于普通生活中，而且也接受达尔文科学。

乌托邦小说对繁殖、种族划分和种族特征的关注更加明显，表明这种文体非常有助于表达由于社会成分越来越混杂所产生的极大烦恼(此时为美国移民的高峰期)。乌托邦小说之所以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体，是因为它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美国黑人如萨顿·E.格里格斯的《绝对统治》(1899)，犹太人如所罗门·辛德勒(Solomon Schindler)的《年轻的西部》(Young West，1894)，和爱尔兰人如伊格内修斯·唐纳利的《恺撒的圆柱》——以及许多女性作者。乌托邦小说通常描述一个旅行者走进一个未知的、充满奇妙事物的地区，遇到既生疏又熟悉的人和文化，然后通过这个旅行者的陈述，小说为世人提供了一间文学实验室以探讨文化差异的本质。典型的乌托邦小说描绘出一个或一群跨越时间的美国旅行者，有些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物，如贝拉米的朱利安·威斯特，有些是回到历史中去的人物，如马克·吐温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人，他们的经历表现了殖民和移民两种状况的直接逆转。这些旅行者来到新世界，有时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了变化，本国的那些行为规范和礼仪活动似乎已不合情理，尽管对那些仍然留在祖国的人来说依然合意。这些旅行者成为新世界的俘虏，并通过持续熏陶和再教育对主流价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这代人中，很多重要的小说家如威廉·狄恩·豪威尔斯、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等都对乌托邦小说做出过贡献。这种文体发展的鼎盛时期表现出了与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各种趋势之间最有意义的文学对抗。贝拉米的《回首往事》和吉尔曼的《她乡》这类小说被看做是这种文体当之无愧的样板，但是如唐纳利的《恺撒的圆柱》那样的作品也深受读者的喜爱。吐温、豪威尔斯和吉尔曼分别在各自的作品《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及《她乡》里保留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和所关切的事宜，如同他们在这些文学乌托邦世界里所创造出的人物和环境，无论到哪里都承载着明显的个性特征和文化特点。但是，这些作家在促进他们生活年代中极其盛行的乌托邦思想独特的表达模式构成的过程中，也展示出相当大的美学范围和政治广度。

日趋完善的创作

作为一部寻求解决最严肃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答案的作品，《回首往事：2000—1887》可与经典的社会理论著作比肩并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以及19世纪欧文和傅立叶的著作。《回首往事》体现了贝拉米对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注以及对女权运动的同情。同时小说也反映了作者对浪费宝贵资源的社会的鄙视，如剥削劳工、允许一些工厂处于闲置状态、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恶性循环置之不理等。贝拉米确信这些罪恶的根源不在于技术与革新，而在于财阀势力的日益扩张。这部小说的销售量近50万册，是一部全球畅销作品。它被译成各种语言，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社会改革运动，几乎影响了当时美国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19世纪90年代几十个续篇随之而来，这又一次展现出了贝拉米这个浸礼派牧师的儿子启发人心灵的卓越才能。贝拉米在他的日记中生动地回忆了陪父亲去福音派营地聚会的情景，他拥有一股道德热情，这种热情尤其适合于19世纪末遭到丑闻和腐败破坏的美国社会。对这种全国范围的隐忧，贝拉米做出的回答，用马克·吐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在地球上建造一个更好的幸福乐园，使天堂变得微不足道”。

马克·吐温的话把《回首往事》置于宗教的论域，不仅表达了马克·吐温对这部作品高超的创作手法和深刻理念的赞扬，而且表达了他对这部作品政治局限性的理解。尽管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有相似之处，贝拉米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则有意识地采用“民族主义”这个术语，以示他所讨论的事情有别于社会主义。1888年，贝拉米在给豪威尔斯的信中写道：“社会主义”这个词。

是他“无法忍受”的……首先是一个外来词，并且其所有内涵也是异国的。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它充满了原油的味道，有红旗的暗示，有各种性行为的意味，并带有对上帝和宗教不敬的语气，而在我们的国家里，至少我们对上帝和宗教是毕恭毕敬的。

一想到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就立即认定它是“外来词”并具有煽动性，从而对其产生反感，这一点在贝拉米所主张的社会纯洁性的乌托邦小说里得到进一步加强。贝拉米小说的悖论在于，乌托邦的存在要以社会的异质性、发明和改革为代价，也就是说，要以首先能促使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所有事物为代价。这部小说取得的巨大成功部分由于它语气温和，没有狂热的言辞，这与他所喜爱的作品即亨利·乔治的《进步和贫穷》中的语气很相似。贝拉米在《回首往事》中紧紧围绕其激进的话题展开讨论，使用平淡和不偏不倚的词语来唤起读者的兴趣。

贝拉米的《回首往事》与19世纪末其他社会抗议形式不同，为美国社会这片愤怒的海洋提供了一个方向盘。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27个州中就有160个贝拉米俱乐部。参与这一社会运动的职业人士和知识分子还在波士顿创办了自己的杂志《民族主义者》(The Nationalist)。1891年贝拉米创办了他自己的杂志《新国家》(The New Nation)，其目的是制定一份实际的改革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政府拥有所有的支柱产业，包括煤矿、钢铁厂、电报公司和铁路。1891年，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党在贝拉米思想的基础上成立，并在新英格兰赞助一些候选人，在贝拉米特别受欢迎的中西部，他的政党还与当地的平民党联手(另一位著名的乌托邦作家赞助者伊格内修斯·唐纳利)。由于健康原因，贝拉米的政治活动于1893年后大大减少(1898年他死于肺结核)，于是他又把政治热情投入到写作之中。《回首往事》的续篇《平等》(1897)既不畅销，也没有得到文学评论家的好评，这主要是由于他把背景直接设定在美国的黄金时代。贝拉米最优秀的小说之所以成功，在于表现了现实社会(富裕中充满了公然的不平等和悲惨)与理想社会(充满了人类理性和善良)之间的冲突。

贝拉米1850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奇克皮福尔斯镇(Chicopee Falls)，在一个宗教家庭中长大，母亲信奉教规严格的加尔文教，父亲是浸礼派牧师。与该地区许多工业城市一样，奇克皮镇到处是移民家庭，这里的居民每天工作时间很长，收入却很少，且常常会有劳资冲突发生。因为镇子比较小，随处都能看到拥挤的出租房，这些都给贝拉米留下了深刻印象。贝拉米毕业于联合大学，之后又去德国留学(学习德语、法律和社会理论)，回国后他便开始了记者生涯。1871年，他去了纽约，成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创办的《晚邮报》的记者，之后又为西奥多·蒂尔登(Theodore Tilden)的进步报《黄金年代》(The Golden Age)做事，后来贝拉米创办了自己的报刊《斯普林菲尔德便士新闻》(The Springfield Penny News)，他的文章涉及如“富人与腐败”、“工厂里超负荷工作的童工”、“社会的浪费与负担”这样的话题，为他日后创作《回首往事》奠定了基础。贝拉米做记者时写下的小说(四部小说和23部短篇小说)以及他在最优秀的杂志社的地位(如《大西洋月刊》和《世纪杂地》)同样有利于《回首往事》的创作。

《回首往事》中的主人公朱利安·威斯特是个庸俗的波士顿上流人物，有点神经衰弱，原打算新房一盖好就马上结婚。可是这个计划被像他的失眠症一样反复出现的一次次工人罢工拖延了。威斯特靠一些偏方来减轻睡眠问题，如使用催眠术，夜晚睡在“坟墓般安静”的地下酒窖里。有一天晚上他睡得特别沉，一觉醒来已是113年后的2000年的乌托邦美国。李特博士(Dr.Leete)和他的妻子以及女儿伊迪斯(Edith)带威斯特参观了这个新社会中的一个个理想的新鲜事物。在小说结尾处，威斯特与伊迪斯结了婚。贝拉米的艰巨任务就是找到一个可信的方法来提供临时演讲台，这样他书中的人物就可以列举19世纪末美国政府的错误及其乌托邦变体的优点。小说《回首往事》中的乌托邦具有饶有趣味的预言性，它勾勒出在一个完全平等、民主的政府统治下出现的很多20世纪的现代事物，如购物中心、信用卡(伊迪斯·李特是位互联网购物狂)、电视模样的无线可视电话。小说甚至提前上演了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21世纪宗教礼拜活动，牧师巴顿(Barton)先生的形象出现在可视电话里，同时向15万听众布道。乌托邦社会的集中化经济旨在消除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所造成的极端现象和低效率。乌托邦社会有组织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每个人工作到45岁，大家的年收入相同。为了丈夫和孩子的利益，妇女外出工作要不影响家务，但妇女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工资待遇。大众创造的财富每个人都能享受，其标志之一就是暴风雨期间覆盖在波士顿人行道上的机械伞。

美国1887年严格的阶层划分和物质财富差别已经被消除，其代价就是多元文化类型的消失，因为2000年的美国完全是个没有差别的大同世界。的确，这部小说缺少人物，这说明贝拉米很难描述具有什么思想观念的人才能顺从于他所构想出来的改革。他强调系统性的变化，但同时又尽量减少使系统复杂化的人为因素。《回首往事》里乌托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全部是理论性的。贝拉米未能表现出那些有助于表达乌托邦总体融合的社会氛围中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如亲切随和的会话形式、习俗、集体仪式和感情行为。由于贝拉米在描写人物特点上有欠缺，因此人们无法看到他在小说中描述的乌托邦社会制度成功的潜在性。同许多乌托邦著作一样，其小说中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是可预言性本身的性质：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及其未来能够被预言吗？

因此，宗教对于小说最深层次的想象力具有重大的意义。从宗教的观点来看，未来从根本上说是可预测的。在乌托邦社会里，“仍然保留着礼拜日和布道活动”，因为贝拉米19世纪末的读者需要某种信仰方式。贝拉米自己的信仰方式一生未变，证明他始终都致力于对美国未来的预言，正如他1892年在《致人民党之书》(“Letter to the Peoples Party”)中写道的：“让我们牢记，如果[美国]是个失败者，它将是最终的失败者。”贝拉米对美国未来的预言与《圣经》的预言论(他把美国看做是新的以色列)一样建立在清教文化遗产之上，其目的在于把美国“镀金时代”的危机转化成关于基督教千年期的预言。这在无所不知的乌托邦主人李特博士最初给无知的朝圣者朱利安·威斯特的说教中已清晰可见。正如李特将信将疑的观察：“至少你一定意识到了……人类的苦难是这种重大变化的先兆。”同样重要的是，作品把威斯特接受乌托邦观念看做是一种“皈依”。尤其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威斯特自己的噩梦中，他的长久探索的坚定精神基础显而易见。回到了19世纪末的美国，威斯特试图向那些没有转变信仰的人宣讲自己的观点，但发现他们的迟钝无可就药。贝拉米把这种乌托邦的皈依比作是一种宗教皈依，无论皈依如何成功，其本身也只能是空想式的。如果人的思想在精神方面的皈依如同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转化一样开放就好了。

如何改变信仰的问题是乌托邦小说的根本。马克·吐温在这个问题上比任何小说家的兴趣都浓厚。他使这个问题成为他那些伟大作品的中心点，抓住了它与乌托邦思想之间特殊的相关性。马克·吐温对思想的灌输和坚持有近乎科学的理解。在马克·吐温看来，人与机器之间的类比是互补的。一个人可以从机器去研究当时创造这些机器时人的头脑中所具有的新理念。检验人类令人惊叹的智力的最好环境莫过于把一个旅行者放到乌托邦，也就是把一个陌生人放到一个陌生国家。马克·吐温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比任何小说都能诱发出19世纪末美国民众的想象力，一个具有创业精神的机械师被放到6世纪的英格兰，这样的创意很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把历史小说的特征与现代革新和产业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吐温在上演不同文明相碰撞的一幕时，描绘出了他一生所目睹的显著的社会变化。生长在奴隶制的南方，马克·吐温亲眼目睹了奴隶解放的种种影响。他经历了运输业的革命，从公共马车和汽船向铁路的变化，经历了无数的技术革新和生产模式不断变化所促的全面成熟的产业化。查尔斯·达尔文一类的大思想家们掀起的推翻原有理论、创建新的学说的热潮同样让马克·吐温感觉到了时间的变化。查尔斯·达尔文十分喜欢马克·吐温的小说，马克·吐温于1879年拜访了达尔文。

《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是马克·吐温最具有政治性的激进小说，它生动地戏剧化了历史与知识的错位。这部小说描绘了物质的进步，把它看做是通向“新的黑暗时代”的悖谬路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汉克·莫根(Hank Morgan)把那些社会福利机构说成是“文明的加工厂”和“人类的加工厂”，表明了他对产业化的看法，即产业化必然是非人性的。丹尼尔·比尔德(Daniel Beard)为小说绘制的颇受争议的插图加强了莫根的说法，在众多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措施中，这些插图将吐温的叙事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收计划”(Single Tax Plan)联系起来。比尔德最不堪入目的一幅画是“奴隶的监工”，他手执皮鞭，一只脚踩在已经俯倒在地的女奴胸上，模样很像铁路巨头杰伊·古尔德。1889年，吐温在给比尔德的信中称赞道：“让我永远欠你的人情了。可能会有上百个艺术家能为我其他的作品绘制插图，但只有一个人能为这部作品绘画。”比尔德在他的自传中写道，那些给吐温留有深刻印象的插图“大大得罪了一些大广告商”，因此使得这部小说不能再版。

《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是一部力作，因为它细腻的政治与经济描述与其人物的性格特征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尤其是作为叙述者的主人公，尽管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但仍怀有好奇心。在小说的开头，汉克·莫根轻声叙述道：“这是一片平和、安静的夏季景色，像梦境一样美丽，像礼拜日一样无人打扰。空气中充满了花香，昆虫的嗡嗡声，鸟儿的叽喳声，没有人迹，没有车辆，没有生活的干扰，万籁俱寂。”汉克的叙述如同哈克贝利·费恩的叙述一样充满了感官的细节，揭示出没有人类因素的自然世界的仁慈。小说开头所叙述的宁静自然界与小说中野蛮残酷的人类社会的对照毫无疑问是刻意为之的。汉克·莫根是带有明显汤姆·索亚成分的哈克贝利·费恩：哈克慢慢悠悠的沉思默想与汤姆冒险的贪婪融为一体。

《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最值得称道的是它所勾勒出的社会进步样式。19世纪的美国人是否已经发现了某种强大的理念，并能把它直接调用到亚瑟王朝时期的英国，再通过精力旺盛的美国佬的发明创造在那里实现他们的构想？汉克·莫根没花多少功夫就实施了多种19世纪的发明创造。在故事结尾处，这个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独自一人就成功地使6世纪完全现代化了。那里有学校、大学、报纸；写作是一种职业，奴隶制被废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有电话、电报、照片、打字机、缝纫机和股票市场，甚至还有棒球运动。在汉克·莫根看来，所有他介绍到凯姆洛特的发明创造中，没有一样比肥皂和肥皂市场更有可能引发集体性的转变。善良的百姓对莫根现代化的操控相当容忍，证明了亚瑟王朝独断专行的政权对人们的影响非同一般。莫根那么容易就实现了他的抱负并得到百姓的认可，暗示着现代创新与传统的等级制度二者将难以共存。莫根最后(运用所有进步成果)发动的大屠杀与旧世界的野蛮行径之间最主要的差异就是新技术所造成的杀戮程度远非旧时代的杀戮可以比拟。然而他还是不厌其烦地把中世纪的压迫方式与近代的压迫方式进行对照，认为还是后者比前者强。毫无疑问，在他心里，他的出生地康涅狄格州无论多么腐败，其权力最后还是掌握在人民的手里，总比他见到的亚瑟王朝要好。

在小说《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相互矛盾的因素中，其政治设想最能反映出19世纪美国的状况。莫根精心策划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成功地上演了一幕美国社会传统思想与美国社会现代理念的冲突戏。美国人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巨变？假如太多的人跟不上那些急剧变化的形势，结果会如何？在马克·吐温看来，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怎样才能适应变化，比如从运输方式、商品形式等这些最具体的变化，到达尔文违背《圣经》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这样非情感方面的变化。莫根试图大规模地启发那些最迷信的人，开始深入探索如何才能坚定人们的信仰。因此，他把注意力从最初的发明创造、产品知识产权保护集中到传授创新思想和手段的学校教育和传播新知识的报纸上。这位美国佬不断地思索着自己伟大的目标，即怎样才能一点一点地完全改变亚瑟王朝的集体心态。历史以禁令的形式侵犯了乌托邦的利益，在禁止使用电灯方面，教会威胁到了莫根帝国的根基。虽然莫根组织起男孩子进行武装抵抗，但是大多数凯姆洛特的成年人屈服了。接下来是莫根的小部队与教会骑士队伍之间的冲突。莫根确信他会胜利。的确，通过使用电器，他成功地击毙了大批的敌军，使其彻底覆灭。但是莫根最终也屈服于战争的后果，成为这场大规模死亡的受害者之一。

如果注意到吐温对佩奇自动排字机的痴迷劲儿和他写《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之间的相似之处，那么小说具有预示性的结尾里出现的投资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吐温的排字机与小说结尾处莫根军队选择的武器——加特林机枪——同是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Hartford)镇的武器制造公司制造的。生产魔幻般高速印刷的技术与发出魔幻般迅猛炮火的技术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吐温把文学的火力与致命的火力相联系已不是第一次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开篇格言就是一例。吐温对佩奇自动排字机灾难性的投资仅仅是他近乎狂热地投入资金的近百项新发明之一。在小说《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里，吐温似乎想通过主人公兼叙述者的那个不幸人物，从一个侧面来仔细思考那些创新的热情。吐温认识到乌托邦所要求的东西不仅要对人们有益，而且人们还要认为他们需要这些东西。

虽然评论家们把这种结局看做是吐温对时代进步的清醒认识，但这个结局同样也是对人性的忧心忡忡的评论。“人的思想是一种奇妙之物，观察研究它们很有趣，”莫根评论道，“我有我的思想，国王和他的人民有他们的思想。两种思想活动的范围都跳不出各自时代和习惯所形成的框架，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理性和思辨来改变其活动方向，那么他必须投入长期的工作。”谈话本身就是思想的最大障碍之一：只要是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就很难给人留下思索、发表异议和革新的余地。此外，个人经验的局限性也造成了思想活动的巨大障碍。19世纪的美国人与亚瑟王朝的英国人，不会就对方遭遇的不幸而产生真正的同感。

为了保持作品主要思想的复杂性和扑朔迷离，吐温的小说摆脱了乌托邦小说的固有模式，既像一部独特的启示传奇，又是一部真正的乌托邦小说。但这部小说专注于乌托邦，并寄希望于未来能向过去展示乌托邦——这正是进步神话的根基所在。《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更像一部评论乌托邦小说的作品，而不像一部真正的乌托邦作品。吐温的小说打破了典型的乌托邦模式，即一个能解读高尚社会(或低劣社会)的向导与主人公——一个来自异国他乡倍感困惑的陌生人——成为朋友。吐温让那位跨越时代的旅行者成为一群愚昧的中世纪人中的专家，向他们介绍世界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现代化，这样吐温就扭曲和改变了典型的乌托邦内容。尽管吐温声称他很欣赏贝拉米，可是他的乌托邦——反乌托邦(理想社会与糟糕社会并存)小说读起来像是对完美主义的严厉否定。吐温暗示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总是会失败，这并不是因为人从根本上有缺点，而是因为任何改革的体制都致力于完善强权者的决策，而这注定要犯可怕的错误。吐温在小说中对基督教进行了严厉的讽刺，但这并不是一场信不信基督教的争论，而是吐温的悲观思想，即超越人类的邪恶力量总会拥有决定权。吐温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最讲究实际的办事人——汉克·莫根，但他的乌托邦最终还是偏离了正道。

从这一观点来看，金·坎普·吉列的《人的趋势》(1894)中出现的有悖情理的论点同吐温刻画的人物直接相关。吉列在此书中宣称，生意人是唯一适合建设乌托邦的人选。虽然吉列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是靠他发明的剃刀片赢得的，至今依然如此，但是他在自己那个时代的声望同样也来自于他的社会重组计划，一个大制造商具有重组社会的目标确实让人难以理解。在《人的趋势》开篇之处，吉列断言商业巨头是改革的最好资源，因为他明白资本的力量。他可能缺少改革的动机，但他的理性会最终占据上风，让他把握住汇聚金钱的不可逆转的潮流或“趋势”，并让他明白这股强大的汇聚力量总有一天会同资源一起得到平等的分配。只有建立在吉列所号称的“统一智力和物质平等”的基础之上，美国才能有潜力实现现代的产业和创新。吉列的论点类似于许多同时代的乌托邦小说提出的论点，其中许多被郑重地认为具有文学历史意义。这本书的重要性一方面因为作品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还因为它至今仍然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是怎样创作了一部以纯洁的理想主义著称的作品，况且这部作品的问世仅仅在他发明的那个给他带来名利双收的产品的前一年？虽然许多商业巨头都在从事着自己梦想的种种不同事业，其中有些人比另一些更实际一些(约翰·D.洛克菲勒投资研究边缘医学，安德鲁·卡耐基寻求“世界和平”)，但是这些事业都是建立在上百万美元积累的基础之上，而且自身富有了才有条件去从事一些合适的公益事业。吉列不同凡响，他的理想主义早于他生意上的成功，并且成功之后仍坚持不懈。

《人的趋势》用150页的篇幅提供了充满激情的政治评论、历史分析、诗歌和建筑设计，渴望实现现代产业财富的公正分配。正是由于这部乌托邦小说形式的开放性，《人的趋势》才成为经典作品。因为吉列的艺术存在于他的建筑学中。豪威尔斯从建筑学中获取了他创作《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的灵感，吉列也同样受到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白色之城”的影响，构思出一块多种成分和谐共存的城市空间。无论从美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他的规划中最有创意的方面是公寓的设计：螺旋上升，并设有户外户内的公共场所。钢筋、砖块、陶瓷、玻璃与树叶、青草和鲜花相结合，这些在美学上令人惊讶的建筑带来了最大的耐久性和有效性。吉列乌托邦中的城市居民过着高雅、紧张的城市生活，没有遭遗弃的现象。美国的乡村也得到了重建，更利于大规模生产，乡村居民能享受到装备齐全的现代化设备，如图书馆、剧院、饭店、学校等。吉列的大都市容纳着整个北美的人，7000万人住在4万座摩天大楼里，每座大楼都环绕着一个天庭，天庭里充满了绚丽多彩的植物，里面还有很多挂灯，楼房的四周是田野，用来为楼内城市居民提供所需要的食物。虽然每座大楼和每套房间面积和质量都是相同的，但公平并不等于单调，在吉列看来，大都市中的每座大楼都应该是一件独特的艺术品。

从吉列的生活背景中找不出多少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会把商业上的雄心大志与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与许多其他乌托邦作者相比，宗教在他的成长过程和成年后并未发挥什么重要作用。吉列1855年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家中有七个孩子，父亲是一个小商人，喜欢摆弄一些新发明，母亲出版了一部很畅销的烹饪书。举家搬迁到芝加哥后，父亲开了一家五金供应店，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中他损失殆尽。吉列17岁开始工作，起初做五金推销员，后来卖瓶塞和萨普里奥肥皂。同他父亲一样，吉列也喜欢试验，尤其对一次性商品感兴趣。他从一位成功的老板那里得到了启发，开始琢磨发明一种需要不断购买的一次性商品。根据公司的传说，吉列按照字母查字典，搜索在他所需要的物品中哪种物品他可以发明出来。1895年的一个早上，在刮胡子的时候，他想到了一次性安全刀片。虽然一个想法可能瞬间产生，可是吉列与其搭档，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花了六年时间才建起美国安全剃须刀公司，又花了两年时间才开始大规模生产，资金来自于一位爱尔兰移民酿酒商。

正如他对一次性产品寄予的信任所表明的一样，事实证明吉列是一位聪明的制造商。他的那个一次性产品被商业历史学家们称作“故意淘汰”。1903年，他花了200美元为自己的产品登了第一份广告，介绍了他的剃须刀的特点。随着公司的发展，广告活动越做越大。因为吉列的形象一直出现在产品的广告上，并且这几百万美元的生意也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吉列的面孔很快就被世人熟知(他曾描述过在中东旅游时被热情的埃及人团团围住时的场面)。吉列为自己美好的商业目标做出了许多发明创新，他的脑子怎么还会留有空间去考虑全然不同的社会改良这样的思想理论问题呢？为了他的1894年的乌托邦梦想，《人的趋势》延伸到他商业生涯的全过程。吉列观点的真正独到之处是把社会激进主义的思想与讲究实际的做生意方法结合起来。所谓的社会激进主义旨在建立一种物质平等化和集体控制化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要求完全废除原来的社会状况，尽管对此吉列提出了告诫。吉列在平衡表面上互相排斥的两个目标方面的能力确保了他乌托邦措施的实际意义上的胜利，并对20世纪的城市规划者产生了直接影响。

同金·坎普·吉列一样，布拉德福·佩克也是一位既有商业经验又探讨乌托邦社会理论的成功商人。佩克比吉列更向前推进了乌托邦，他不仅用“合作”这个词语来检验乌托邦，而且在更加令人满意的虚构故事中设想乌托邦。1899年，也就是佩克发表他的小说《世界是一座大商场》的前一年，他在缅因州的刘易斯顿(Lewiston)镇发起了“美国合作联盟”运动，在厂家与消费者之间建立生意伙伴关系，消除像银行家、投机者、广告商这样的中间人。佩克认为这些中间人造成了商品价格的提高。合作联盟的成员主要是上层社会的那些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的渐变上。佩克确信他的乌托邦规划——包括合作饭店、合作食品店和合作电灯公司等——非常具有吸引力，全国都会效仿。佩克的唯一小说《世界是一座大商场》的目的在于得到人们对他构想的社会模式的支持。佩克与吉列都把商业实践与乌托邦理想结合起来，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更看重效率而不是竞争。在宗教信仰上，佩克和吉列不同，他是站在鲍姆和唐纳利一类的乌托邦作者一边。佩克具有生意性质的乌托邦促进了一种彻底基督教化的商业。

佩克1853年出生，由于生活需要，他成长在一个更重视干活而不是受教育的家庭里。12岁时他就当了一家商店的收银员，用美国儿童文学作家霍雷肖·阿尔杰的经典话语来说，佩克是那种靠艰苦奋斗发家致富之人，他期望有朝一日有自己的商店。踩着零售买卖的梯子，他一步步地往上爬，终于在缅因州的刘易斯顿镇开了自己的商店，把它经营成除波士顿之外新英格兰最大的商场。佩克从贫穷走向富有，而且他在商业冒险中的相继成功(如在房地产和干货等方面)使他提出了与吉列的事业所引发出的相同问题：是什么动机促使这位成功的资本家去设计社会重组的乌托邦规划呢？就佩克的情况而言，答案是其对基督教的终生奉献。他认为基督教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行为和达尔文的理论相抵触。

《世界是一座大商场》显示出《回首往事》对它的影响，小说刻画了主人公25年后在一个乌托邦国度里醒来，在这个乌托邦中，处于世纪转折点的美国存在的所有错误已经得到纠正。这位主人公对新世界的无知和对以往社会竞争的记忆带来很多详细地比较两种社会差异的机会。正像贝拉米和吉列的作品一样，这部小说里也没有厨房，获取食品、做饭、服务都职业化了。家庭作为哺育孩子的地方已经消失；负责孩子成长的专家分组培养下一代。除了用于医药，液体没有其他用途。但是，大多数的社会等级差异(特别是阶级、性别、人种差异)还保留着。社会是严格的基督教社会，绝对没有其他信仰。唯有出现在教室里的非白色面孔才能展示出过去还有不同肤色的人种。佩克笔下的乌托邦的这种大同性得到了小说中完美对称的浪漫爱情的肯定：黑发男性与金发女性结合，金发男性与黑发女性结合，他非常谨慎地使之保持平衡。这种浪漫爱情的可预测性与小说中的重要活动——购物的可预测性正好相配。不再有挑战或精疲力竭，没有讨价还价，没有排队结账，没有拥挤的人群。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广告，佩克把广告描绘成现代市场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

佩克把合作看成一种为高效率的制造商与上层社会谋利的体制。威胁厂家利润的中间人被消除了，如同威胁社会和谐的非盎格鲁—撒克逊人、非基督徒和工人阶级被清除了一样。佩克设计的乌托邦不是为了改善资本主义竞争中那些主要受害者的命运，而是消灭这些受害者本身。虽然他的观点不符合基督徒的态度，基督徒应该忍受和爱所有的动物和人类，但是佩克对基督教的理解使基督教理论随时能与他的商业实践相一致。在佩克看来，基督教只有在有助于最合理、最有利可图手段的社会里才能繁荣发展。在《世界是一座大商场》里，世纪转折时期的基督教被展现为一桩糟糕的生意：一种关于战争信条、争夺人员和资源的体系。在佩克的乌托邦里，基督教已经标准化了。的确，它看上去非常像基督教托拉斯。在小说结尾处，佩克对类似约翰·D.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公司的颂扬证实了这一点。佩克为熟悉的合作公司辩护，赞赏公司合作的组织方法。很明显，佩克的“合作”与私营公司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与那些害怕合作公司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对合作的理解有所不同。对《世界是一座大商场》的读者而言，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在美国现实主义时期，名望仅次于贝拉米的乌托邦作者L.弗兰克·鲍姆的生涯，与前面所讨论过的每位作家都有共同之处。鲍姆有马克·吐温对于发明创新的无限热情以及才能炫耀，甚至像马克·吐温一样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再进行巨大的冒险，直至破产。如同贝拉米和佩克一样，鲍姆有很高的精神追求，但他不太注意道德说教，更愿意他的宗教是神秘而充满乐趣的。鲍姆还具有吉列善于做生意的本领，干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并总是成功。1900年，鲍姆出版了两部密切相关的书：《装饰干货店橱窗和内部的艺术》(The Art of Decorating Dry Goods Windows and Interiors)和《绿野仙踪》。第一部反映了他当年作为旅行推销员去过的一些村镇，他为中西部的店主们设计过橱窗。作为美国橱窗装饰全国联合会的创建者，他已经为这个话题积累了足够多的素材来写这部部头不大的作品，并采用订购的方式销售这部书。这部书的书名证明了鲍姆把广告看做是一种娱乐艺术的观念，尤其是商店橱窗那种非常动人和直接的广告形式的观念。橱窗设计是一些叙事法规，设计给店门前潜在的消费者，就好像他们是剧院里的观众。因为人的本性对工艺设计有好奇心，必然会停下来审视一件动人的物体，所以鲍姆认为橱窗展示特别有价值。吸引潜在消费者的兴趣等于完成了一桩生意的一半甚至还多。

鲍姆对发明和展览的热情、他的广告技能和想捕捉人们兴趣的愿望在他闻名世界的小说中得以实现。当被问到创作《绿野仙踪》的灵感来自哪里时，鲍姆回答说，他仅仅是“伟大作家”的某种“工具”，以附和刚刚结束的上个世纪的那些诚信圣灵的小说家们的话。鲍姆的回答表明了他的信仰对他的畅销小说所起到的重要性。他的信仰混合了通神论(自然宗教)、神秘主义、精神论和革新过的基督教。这些信仰来自于他的卫理公会教的成长环境、他的家乡对福音教义的极端信奉、日益增长的自由主义以及其时代对宗教的怀疑。鲍姆深信他的书很可能会成功，因此据说他把写书用的铅笔(只剩下笔头)用镜框镶起来。没等多久，他的期待就得以实现；书出版后几周内就销售了上万册，然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印刷。当时的评论家很感慨，称它为“本世纪最优秀的儿童故事书”(《明尼阿波利斯杂志》[Minneapolis Journal])，开创了为儿童创作的新纪元(《纽约时代周刊》)。

莱曼·弗兰克·鲍姆1856年出生在纽约北部地区的一个小镇奇特南戈(Chittenango)。当他的父亲——制桶商老鲍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Titusville)采到石油后，就在纽约州的雪城市郊盖了一座乡村别墅，鲍姆和他的四个兄妹都在那里长大。家庭的富有和对正规教育的不重视给鲍姆足够的自由去从事编辑、印刷、出版杂志和经营家禽饲养等活动。他的家禽饲养在同行业内闻名于全国。188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汉堡包大全》(Book of the Hamburgs)。然后，这个闲不住的、多才多艺的鲍姆又把注意力转向当地的戏剧，在一些业余演出中扮演角色，并为雪城的巡回演出剧团创作剧目。1882年秋天，鲍姆同莫德·盖奇(Maud Gage)结婚，她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赛内卡秋季女权大会的代表之一马迪尔达·约瑟琳·盖奇(Matilda Joslyn Gage)的女儿。不久鲍姆就加入了家庭石油的行业，以保障妻儿的衣食供应。鲍姆的妻子莫德提议搬迁到达科他州地区去，她有亲戚在那里。在南达科他州的阿伯丁(Aberdeen)，鲍姆发现了他对新闻业的业余爱好，编辑了《阿伯丁星期六先驱报》(Aberdeen Saturday Pioneer)，在该报的观点栏目他经常探讨一些如女权、美国白人与土著人的冲突等话题。

鲍姆站在达科他先驱者一边，拒绝当地土著人的所有要求。的确，1890年在对美国印第安人进行的伤膝谷大屠杀之后，鲍姆公开赞同灭绝剩余的土著人，担心他们会寻求机会报仇。普遍的不安和经济萧条使得大批定居者于19世纪90年代初成群离去，鲍姆也随之离开，重新回到了芝加哥，在那里成了一家瓷器批发公司的旅行推销员。此时，鲍姆家中有四个儿子，鲍姆利用回家休息的时间为孩子们编写故事。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书《无聊的鹅妈妈》(Mother Goose in Prose)由麦克斯菲尔德·帕里什绘画，于1897年出版，随后他又出版了《大烛台的注视》(By The Candelabra's Glare，1898)和《鹅爸爸和他的书》(Father Goose，His book，1899)，后者成为畅销书，受到豪威尔斯和吐温的极大赞赏。

与这些早期的书一样，《绿野仙踪》是视觉儿童文学的起点，由威廉·丹斯洛(Willian Denslow)配图，将新艺术与日本线条清晰的绘画结合起来，绘制出了大胆创新的彩色图画。从叙事的角度讲，小说语言直白简洁，避免了说教和多愁善感。鲍姆在写字台上放着一块饰板，上面记着从《哥林多书》(Corinthians)中的摘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按孩子的方式讲话，按孩子的方式理解，按孩子的方式思考。”一种温和、民主的精神统治着多萝西(Dorothy)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夜晚巫师的嚎叫声比巫师咬人更可怕。多萝西是中西部开拓文化的一个机智勇敢的产物，一个走在类似班扬[8]的旅程上的小孤儿。她不仅成功营救了自己，还营救了她一路上交的朋友们，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在没有传统形式的男性帮助之下，朝着她既定的目标推进。多萝西的同伴有稻草人、铁皮人和狮子，在芸芸众生之中分别代表了三中自然状态——植物、矿物和动物，也代表他们各自寻求的三种个人功能——智力、爱和胆量。同时，还可以把他们看做是当时社会运动和发展的象征：土地改革(稻草人)、工业化(铁皮人)和回归自然(狮子)。小说明确表明多萝西和她的伙伴已经拥有了他们寻求的东西。强调自我发现，强调战胜一系列考验去找到内在的力量，这既具有美国的特色，也具有普遍性。

小说强调的最典型的美国类型是“巫师”本人，在小说的结尾处，他的面纱被揭开，露出了他“骗子”的真面目，他的真正职业是口技艺人和操纵热气球的人。巫师让人联想起19世纪那些善于表演的人和假装内行的人所耍的花招。但是他还是同样优秀的资本家，能指导那些前来拜访者如何在交换的基本法则中获利。恳求者必须付昂贵的费用才能使用他神奇的力量。巫师的翡翠城很像由美国商业领袖们设想而成的1893年哥伦比亚博览会上的“芝加哥白城”(The White City of Chicago)。尽管巫师骗人，但他不是一个恶棍，他的长相会让受骗人同样尊敬他。鲍姆曾在一篇社论中说：“当巴纳姆宣称美国人民愿意受骗时，他是正确的。”鲍姆关于橱窗装饰的理论依据的是同样的欺骗满足感。但鲍姆著名小说中更有力的部分是关于诚实和坦率的理想。在他所追求的各种商业事业中，他所支持的一些原则与他在那些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中所创造出来的讲究实际和儿童般的世界似乎有些不相称。

太阳把翻耕好的土地烤成了一片灰色，地上干得出现了一些小裂缝。连草也不绿了，因为太阳烤在长长的草叶顶上，把它们烤成了遍地的灰色。房子曾经油漆过，但是太阳晒得油漆起了气泡，雨水又把它冲掉，现在房子也同其他东西一样单调灰暗。当埃姆(Em)大婶搬到那里生活时，她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太阳和风也改变了她。它们夺走了她眼睛里的光彩，剩下了忧郁灰暗的目光；它们夺走了她面颊和双唇的红润，让它们变得灰暗。她现在消瘦憔悴，从来不笑。当多萝西，一个孤儿，第一次来到她的身边时，埃姆大婶被孩子的笑声吓了一跳。因此，一听到多萝西快乐的声音她就会尖叫，并把手按在胸前，但她仍然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小女孩，以便能够发现可笑的东西。……是托托(Toto)逗多萝西在笑，使她不会像周围的人和物体那样变得灰暗。托托不是灰色的，它是一只可爱的小黑狗，长着长长的银白色毛发和一个好玩的小鼻子，鼻子两边长着一双快乐的、一眨一眨的黑色小眼睛。托托整天玩耍，多萝西跟它一起玩，非常喜欢它。

在这里，鲍姆上演了一幕经典的争斗戏，一幕使生活变得郁郁寡欢的东西(从干旱或缺水到单调乏味)和使生活变得活跃的东西(孩子以及宠物的本能的幽默和快乐)之间的争斗戏。这种场景展示了自然界所具有的矛盾力量：先消磨掉生活的色彩，再通过孩子和动物恢复其活力。在这样的情景中，成人根本无法摆脱灰暗。但孩子和动物仍然保留着天生独特的快乐，这种快乐对眼前这个世界来说非常陌生，所以它使人心情紧张。这段节选通过省略来认可多样性：人、动物和草木生存的多样性，以及那片土地裂缝里还未发现的未知世界潜在的多样性。

鲍姆所描述的翡翠绿的乌托邦在得克萨斯州并不存在：它是一片丰富多彩的生命海洋，其中大多数是变了样的，如小矮人、行走的稻草人、会讲话的盘子、巫师、小精灵和飞猴。这并不说明一个支持灭绝达科他州印第安人的作家的内心却是多种文化主义的捍卫者，而是证实了一种文学评论的陈词滥调，即小说能承载作者本人所不知道的信息。此外，这些观点也与鲍姆对不同宗教的自由开放态度相吻合。他被一些深奥难解的信仰所吸引，如犹太卡巴拉教(Kabbalism)[9]和玫瑰十字会教(Rosicrucianism)[10]，以及东方佛教的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说法。他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活动，主持过降神会，参加到招灵术人群的行列中，对各种超自然的活动都很敏感，比如他去芝加哥的鬼屋。对他而言，信仰是想象的、自觉的、灵活的、综合的，必须与一个发明创新的时代相配。

最重要的是，鲍姆确信现代科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加精神化的宇宙观，他就这一话题所写的评论读起来像是附加在《绿野仙踪》之后的哲学评论。“科学家们让人们知道，宇宙的每一块地方，无论多么微小，都有居住者。每一块木头、每一滴水、每一粒沙子、每一部分岩石都有各自无数的居住者——动物都是由一个共同的造物主造就，而且都自然而然地忠于这个造物主。”有人会说这样的忠诚最终会促使一种多元文化形式的构成。可能就是由于作者本人信仰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才使得《绿野仙踪》比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在鲍姆的时代，这部作品被制作成一部有交响乐和娇美声音的动画片，成为美国文化史上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通过不同的媒体，这部小说中由多种动物组成的乌托邦走进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世界里，成为人们想象世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论怎样的不经意，通过这样的方式，这部小说促成了非乌托邦美国对不断增长的多元文化的宽容和接纳。

种族和阶级的再创造

在19世纪末美国的乌托邦小说里，人种特征差异和种族文化差异最能引起人们长久的关注。这些乌托邦小说的作者多数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后裔，他们在小说里描绘了各种各样理想的世界。在这些世界里，没有当时美国社会里日益明显的令人不安的文化多样性。这些乌托邦的社会组织，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多么激进，常常是优生学的提倡者，为创造纯种的平民寻找根据。因此，在亚历山大·克雷格(Alexander Craig)的《爱奥尼亚》(Io.nia，1898)这部作品里，犹太人被禁止互相结婚，任何犯罪的犹太人都会立即遭到绝育惩罚。在亚瑟·文顿(Arthur Vinton)的《进一步回顾》(Looking Further Back，1890)和约翰·巴奇尔德(John Bachelder)的《公元2050》(A.D.2050，1890)两部作品里，邪恶的华人无故对美国发起进攻。弗罗娜·科尔本(Frona Colburn)把她的作品《剑鱼座耶麦伯》(Yermab the Dora.do，1897)献给“所有时代的白人骑士”，他们代表了她理想化的雅利安人英雄。除了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McDougall)的《隐形城》(The Hidden City，1891)外，这些乌托邦小说几乎没有提到过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乌托邦中没有黑人和红种人这一点突出证明这些人不适宜于生活在高度发展的文明时代。在《盎格鲁—撒克逊，前进!一部未来的传奇》(Anglo.Saxons，Onward!A Romance of the Future，1898)和《善恶大决战：一个爱情、战争和发明的故事》(Armageddon：A Tale of Love，War，and Invention，1898)两部作品里，本杰明·拉什·达文波特(Benjamin Rush Davenport)和斯坦利·滑铁卢(Stanley Waterloo)预言，在20世纪的全球大战中，盎格鲁—撒克逊的军队必胜，战争的结果是灭绝所有的劣种人。

另外一些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乌托邦作者们用种族多元化的格调代替了种族灭绝的冲动。萨顿·E.格里格斯博士，一位美国黑人作者，其乌托邦小说绝对统治(1899)构思出一个位于美国境内的独立州，在那里黑人能够实现自己特定的目标。这部作品在美国黑人中广泛流传，受欢迎的程度超越了查尔斯·W.切斯纳特和保罗·劳伦斯·邓巴的作品。犹太作家大卫·卢宾(David Lubin)的作品《让世上充满光明》(Let There Be Light，1900)展现了一系列的对话，主人公犹太劳工埃兹拉(Ezra)幻想着能有一个不同阶级和不同种族和谐相处的乌托邦。还有一些人力求夸大在知识分子中日益流行的多元化，如霍勒斯·卡伦和查尔斯·伊斯特曼，他们迫切要求人们接受美国多元文化的特征。因此，在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她乡》(1915)中，“只要可能，最底层人的教育问题一直在得到了关注”，虽然显著的人种特征差异仍然存在，但是理想的多元成分已成为总体的目标(“西利斯是具有金、蓝、玫瑰三种颜色的人；阿莉玛是具有黑、白、红三种颜色的人……埃拉多是棕色的：柔软的黑头发像海豹的皮毛，光亮的棕色皮肤焕发着健康的色彩”)。这些例子共同的目的就是致力于改进当时盛行的社会和人种再生产的方法，从而缓解这些作者理解中的那些对多元文化共存不利的局面。现在当我们反思时发现，很明显这些乌托邦作者一直坚持不懈地锻炼自己在种族和文化问题上的洞察力，因为文化差异的奇观无所不在，而且这个话题常引起政治上的冲突和知识界的辩论。通过彻底改造种族，这些作者为一种建立在消除贫富差异基础上的社会体制的革新铺平了道路。很多乌托邦作者坚信，如果造成社会等级差异的种族差异可以得到减轻，那么每个人在公正的社会中的利益就会更大。乌托邦作品中同种类的人种出现得越多，势必会带来更强的集体利益感。

伊格内修斯·唐纳利的畅销书《恺撒的圆柱：20世纪的故事》(Caesar's Column：A Story of The Twentith Century，1890)以笔名“埃德蒙·博伊斯吉尔博特，MD”(Edmund Boisgilbert，MD)发表，因为含有反犹太人的内容而出名。该书刻画了一个犹太人恶棍雅各布·艾萨克(Jacob Isaacs)，他号称加巴诺王子(Prince Cabano)(其有钱的父亲为他买来的意大利头衔)，是个十足的作为统治阶级剥削者的可怜虫。他长得臃肿肥胖，大鼻子，还有一张“希伯来的模具铸造出来的脸”。他是一个野蛮的残暴者，是成百万人遭受苦难的罪魁祸首。他还对漂亮的少女贪得无厌，从自己设立的白人奴隶市场上把她们买回来，养在他别墅中女眷居住的内室里。唐纳利塑造的这些犹太恶棍们涵盖了政治范围内的两个目标，因为另一个没有提到名字但同样凶暴的犹太人部分是夏洛克式的人物，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式的人物。这个长着俄国人的鹰勾鼻子的瘸腿犹太人盗窃了自己效力的兄弟会的财产，逃到了朱迪亚(Ju.dea)[11]，在那里希望“重建所罗门时的荣耀，恢复犹太种族古老的辉煌”。

伊格内修斯·唐纳利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1831年出生在费城。作为第二代移民他深知在美国作为外国人的感受。他父亲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医生，他本人也就读于公立学校，受过法律培训，1853年被宾夕法尼亚法庭录用，同年与凯瑟琳·麦卡弗雷结婚。婚后他们搬到西部明尼苏达州一个叫尼尼格的小镇，他在该镇投资了大笔资金，希望这个小镇最终能与芝加哥竞争，成为中西部的商业中心。然而其投资失败了，部分原因是1857年的大恐慌。随后唐纳利转向政界，他的演讲才能帮助他连任了两届副州长。然后他进入国会。在国会里，他积极维护人民的权利免受公司利益集团的侵害，并由此出名。1874年，他回到了明尼苏达州为州参议院工作，与此同时，唐纳利创办了名为《反垄断者》的报刊。从事新闻事业增强了他写作的欲望，在随后的10年里，唐纳利出版了五本乌托邦小说和一本替弗朗西斯·培根编写莎士比亚的戏剧辩护的专著。唐纳利的第一部博学巨著《亚特兰蒂斯：大洪水以前的世界》(Atlantis：The Antediluvian World，1882)旨在证实亚特兰蒂斯的存在、它作为古代神话源泉的作用及其在一次自然灾害中的毁灭。这本书获得了成功，受到了好评，销售量很大。但在这之后到《恺撒的圆柱》之前发表的一系列乌托邦小说，虽然在视野上与《恺撒的圆柱》类似，并为《恺撒的圆柱》做了前期的准备，却不太引人注意。

提到唐纳利卓有成效的政治生涯，人们会以为他的生活是由很多间断的政治活动穿插着文学创作构成的，因为他在1892年帮助创建了平民党，是平民党1900年竞选副总统的候选人。但事实上，他极其旺盛的精力足以保证他同时在两种事业上的追求。唐纳利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相互支撑发展。作为一名政治家，他胸怀大志和理想，一如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以支持公共教育事业而闻名。他小说中人物的演讲听起来经常像是平民党的讲坛。在他的众多小说中，最能表明其政治观点的作品是生命力最长久的小说《恺撒的圆柱》。唐纳利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先前的两部畅销书：贝拉米的《回首往事》和约翰·海的《养家糊口者》，后者以匿名的方式发表，这可能影响到唐纳利决定去使用一个假名。唐纳利交付小说的第一个出版商(A. C.麦克罗格)(A. C. McClurg)发现这部小说具有煽动性，而第二个出版商(弗朗西斯·J.舒尔特)(Frances J. Schulte)把它看成是一部告诫性的哀史。

的确，尽管作者政治见解激烈，《恺撒的圆柱》仍是一部反极端主义的作品。叙述由主人公加布里埃尔·韦尔特斯坦(Gabriel Weltstein)写给在家乡非洲乌干达的兄弟亨里奇(Heinrich)的一封封信构成。加布里埃尔是一位在1988年来到美国的但丁式旅行者，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对两种极其野蛮的现象常常感到困惑不解：一是统治阶级的贪婪；二是在革命来临时，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兄弟竟然会叛乱。唐纳利书中动荡不安的社会展示了乌托邦的成分，比如饮酒是非法的，可是统治者却可以狂饮；一种很科学的消费形式大大延长了那些能够消费得起的人的寿命，这是因为富人常去的地方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改善。小说的情节被安排在动态之中，三个主角在一场交通事故中相遇：加布里埃尔、马克西米里安·皮申(Maximilian Petion)和埃斯特拉·华盛顿(Estella Washington)。马克西米里安·皮申原是上层社会的名流，现在是兄弟会的领袖；埃斯特拉·华盛顿是乔治·华盛顿漂亮的后代，是那个邪恶的加巴诺王子的新情人(此时还是个少女)。马克西米里安带着加布里埃尔到地下世界去旅游，在那里，他看到大群的美国人生活在贫穷之中，这是19世纪末经济政策的最后结果。同时，那些名流们(多数是“以色列人”)却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统治着政府、军队和媒体，高高在上。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机器里，唯一的缺口就是那个(莫名其妙)永久的公共教育体制，这个体制成功地让那些劳动阶级受到良好的教育，使他们当中博学者和能言善辩的领导人辈出，否则他们的情况会很悲惨。

在题为“加布里埃尔的乌托邦”一章里，唐纳利的主人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工具性的基督教精神，以其发明者的名义向所有人推广创新和工业的成果。“占领世上所有的政府，实施公正”的任务落到了真正的宗教献身者的头上。根据《恺撒的圆柱》，社会的改善靠的是实现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一群把大笔钱财花在衣服上的女人们是唐纳利笔下基督徒堕落的实例，她们一边听着关于基督徒必须经受苦难的布道，一边还观赏着舞蹈，舞蹈演员穿着土地女神的衣服，衣服上还湿漉漉地沾着鲜血。这种完全堕落、喜欢感官享受的基督教直接导致了小说结尾处不可避免的大劫难。

在这个巨大灾难发生的过程中，兄弟会的领袖恺撒·朗米里尼(Lomelli.ni)成功地战胜了罪恶的富豪统治，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暴徒的统治比原来预料的要恐怖得多。恺撒站在这群暴徒面前，“沾满尘土和鲜血，黑得像个黑人……他的头发竖起来像野兽的鬃毛……他目光狂野，怒气冲天”。大街上到处是尸体，难以通行，所以恺撒下令用尸体堆砌成一个圆柱，以炫耀他的威力。加布里埃尔、埃斯特拉、马克西米里安还有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新娘克里斯蒂娜(Christina)，从他们乘坐的电子飞船上望见恺撒圆柱顶上有一个可怕的图像——领袖的人头。马克斯解释到，谋杀领袖是暴徒的第一本能。回到乌干达，加布里埃尔和他的伙伴们加强海岛防御，以防外国可能的入侵。不到五年，这个建在山里的小国已成了一个理想的王国，在那里没有过分的贫富悬殊。像许多其他乌托邦社区一样，他们的社区里没有美国城市中“吓人的黑压压的人群”。唐纳利是怎样使这个纯洁的理想王国与他自己的爱尔兰天主教背景二者之间不发生冲突，这还是个谜。安全地生活在自己偏僻的田园国度里，唐纳利所描述的同种类的岛屿社区能在世间自由地实现耶稣的理想。正是由于作者的平民党观点，《恺撒的圆柱》赞扬了农业民主理想，反对最终会给富人和穷人都带来灾难的现代多元化。

在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她乡》里，那种绝对女性的乌托邦背景同样是偏僻而遥远的。当时盛行的单亲繁殖法确保了居民是更加完美的人种。吉尔曼的小说预见了美国女性作家乌托邦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幻想(除了玛丽·莱恩[Mary Lane]写于20世纪末的《米罗拉》[Mizola]之外，多数如此)：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吉尔曼是美国现实主义时期乌托邦小说家的典范，她建议只要减少人的总类别，某些社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而且吉尔曼是个老练的作家，她笔下的乌托邦不同于莱恩和唐纳利笔下的乌托邦。虽然吉尔曼提出了关于人种、繁殖和社会组织等类似问题，但是她探讨这些问题时更加深入复杂。此外，她把自己的理论兴趣更加巧妙地融入小说形式中。《她乡》里有各种具有矛盾倾向的人物，有令人吃惊的、起伏跌宕的情节，有充满想象力的细节丰富的场景，还有反映认真阅读和反思的哲理探讨。当吉尔曼提出关于性别的改革意见时，这些意见由小说中善于思考这些问题的人物用令人信服的观点提出来。吉尔曼的小说深深地融入了当时知识界的辩论之中，这一点使她的小说在美国乌托邦小说的杰作里尤其引人注目。

在创作《她乡》(1915年在《先驱》上连载)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已经由于她的小说、辩论文章和讲演而成为国际名人了。作为一个渴望讲话的人，吉尔曼出版了8部小说、171篇短篇故事、9部纪实录和1000多篇论文。吉尔曼还是自己的杂志《先驱》[Forrunner]的编辑，她的许多作品都登在《先驱》上。她最受欢迎的作品《黄色墙纸》(《新英格兰杂志》，1891)既有大量的读者，又颇受争议。在《我为什么要写黄色墙纸》(《先驱》，1913)一文中，她解释说这个故事源于自己一次痛苦的经历。那时，她是著名医生S.威尔·米切尔的病人，她试图想说服她的医生“他的治疗方法有误”。吉尔曼利用自己生女儿前后的抑郁症作故事的题材，以说明凡是不太理想的生育都会被当作有病来治疗。故事的主人公兼叙述者被委托给她当内科医生的丈夫去进行休息疗法。她的丈夫是个相当理性的人物，禁止她做任何事情，这简直快把她逼疯了。这个故事说明，表面上的“精神错乱”事实上是愤怒的表现形式。主人公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在日记里秘密记录下这个故事。

《她乡》里母性的构思是对《黄色墙纸》里女主人磨难的直接回应。这部小说描绘了三位男性探险者：范(Van)是一个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偏爱社会观察；特里(Terry)是个有钱的企业人士；而杰弗(Jeff)是名医生。由于他们三人都很年轻，敢于冒险，因而他们联合起来进行一次“科学探险”，前往地图上未曾标注的布满原始森林的大山里，那里有文明社会闻所未闻的地方土语。一路上向导们常常提起一个从没有人去过的女人国，这激起了他们的好奇，于是三人中断了考察去寻找这个女人国。《她乡》就是他们的所见所闻。

吉尔曼就普遍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极其理性和全新的解决方法，她的乌托邦使这些方法制度化。使科学的理性与女性的理想主义和谐共存的努力构成了《她乡》小说结构的一部分，由那个社会学的学生范讲述。小说最深层的内涵暗示就是所有妨碍理性行为的倾向都是投射到女人身上的男性特征造成的。这成为范进行反思性叙述的主要目的：由一个男人的意识来回忆他是怎么在女人国里渐渐地接受了一个反情理的、令人窘迫的现实。范的讲述从头至尾传递着自己刚刚意识到的对女人国文明的真心感叹，以及当发现这个国家两千年都没有男人时而感到的惊奇。因为女人国的女人就是想保持现状，所以她们没收了范小心翼翼做下的记录和所画的图，范只有靠记忆来描写他在女人国的见闻。但是他的热情——“世界需要了解这个国家”——对她们不利。范的讲述一直把自己的一些野蛮冲动(他的其他男伴也有)与女主人的克制和表现出的彬彬有礼进行对照。范开始时对女人国做出的反映是：“嘿，这是一个文明国家!必须要有男人!”这是一个以他自身为代价的反讽，表明他必须去了解很多东西。就小说的要点——女人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这一点来说，确切地讲是因为世上就没有最文明的国家。范向女人国中急切想听他故事的人描述了自己的祖国，通过这些描述，当时美国社会的混乱无序在女人国的条理有序面前暴露出来。

女人国是没有等级制度的母系社会，其社会模式是福利国家。所有的国民都能从母系政府中获益，享受平等的丰衣足食的生活，这种富裕的生活来自对国家资源的明智开发。繁衍后代的唯一形式是孤雌生殖，并有严格的规定，这让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都会妒忌。对人类繁殖的严格控制贯穿于所有其他种类的生产上，如动物、农作物和人造物；抚育后代是受尊敬的专家们的工作。这里既没有竞争，也没有贫穷；犯罪闻所未闻；即使生病也被降到最低点，所以医药行业成了“一种失传的艺术”。这种理想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消除了性行为，性行为在这个“人种”里绝对不存在。“一个十分美丽的、未被发现的国家”已取代了夸大“女性气质”的现代西方性传统。女人国里激情的唯一标准形式是母爱，子女的孝顺和姐妹般的奉献被看做是可接受的母爱的产物。这种母爱非常强烈，所以当女人国的女人知道了现代美国的生育过程时吓得脸色苍白，因为在美国把孩子生下后往往与母亲不在一起，并且通常不用母乳喂养。

女人国的女人们能自由地完成自己的本能，因此女人国人丁兴旺，创造了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女性的弱点，如“顺从、无聊、小气、嫉妒、歇斯底里”等，其实都是男性的典型产物。1913年，吉尔曼在一篇题为《新世界的新母亲》(“New Mothers of a New World”)的论文中提到了小说中的议题。在这篇论文里，她把大多数社会问题都归于男人，并在论文的结尾处用强烈的言辞说道：“人类的妇女们，让我们为一个更高级的人类共同努力吧。”按照吉尔曼的观点，正是因为男人的存在，才没能创造出像女人国那样完美的人种。孤雌繁殖是优化繁殖的最高形式，是唯一能保证基因遗传得到绝对控制的形式。正像那些通过母性遗传来规定亲属关系的人所认识到的那样，孕育卵子、胎儿，并在胎儿成熟后把胎儿生出来的母体是唯一永无缺陷的亲代纯正的源泉(即使在DNA时代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吉尔曼看来，无论她的描绘怎样抵制男人，从理论上讲都本应引起当时社会学家的兴趣。她认为在传递过程中，自然是不可预料的，而社会化的特征是完全可以控制的。社会学家们同样本应同意吉尔曼关于女人不允许有性活动和欲望的观点，恢复维多利亚时期把没有肉体情欲的女人看做完美女人的社会风气；社会学家还应该感到欣慰，因为在吉尔曼的乌托邦里，培育后代是快乐和权力首要的和终极的形式，这使得小说看上去是对吉尔曼自己经历的修正。

尽管有如此多的矛盾，吉尔曼巧妙的叙述还是取得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效果。表面上看这些男性来访者所具有的条件更优越，比如他们具有世界上的文明、科学、现代性、进步、受过西方教育和第一手世界知识，却发现尽管这些女人已与世隔绝两千多年，但这个孤立社会的女性身上具备所有这些优点。在吉尔曼的安排中，人们相信女人生来就具有这些本质。《她乡》暗示，文明、理性、现代化、对知识的渴望、智慧等对女人们来说如同母乳一样自然。如果没有男人的特权妨碍社会的发展，比如爱国主义、竞争、性欲、征服等等，其结果必然是理想的乌托邦社会。

虽然用人种和繁殖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在现实主义乌托邦里很普遍，但这些作者(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同样也注意到了社会经济改革的必要性。的确，优化人种常常被看做彻底改变经济的先决条件；文化一直是到达更加公平社会的第一步。大多数乌托邦作者提倡彻底改变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获得更加合作的集中化经济和更均衡的财富分配。虽然大多数作者，如爱德华·贝拉米，因为缺少真正彻底的重组社会计划而放弃了原有的观点，对社会主义进行抵制；然而还有一些作者，如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和杰克·伦敦，则欢迎社会主义。他们确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大让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就会创造出一个永远处在社会底层的阶级。豪威尔斯和伦敦担心，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将意味着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杰克·伦敦在他著名的无产阶级乌托邦小说《铁蹄》(The Iron Heel，1908)里，构思出一个反面乌托邦的噩梦，大多数美国人被困在财阀统治的贫穷之中，革命的暴乱迫在眉睫。

《铁蹄》预见了20世纪末科幻灾难片的场景，预言了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产业制度灭亡后世界的状态。这部小说是伦敦给同时代人发出的信息：时间紧迫，1908年的美国已经到达了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12]的边缘。叙述的中心线索围绕着安东尼·梅瑞迪斯(Anthony Meredith)——一位来自乌托邦“419 B. O. M”(离现在700年)年代的未来历史学家——发现的一份手稿展开。埃弗哈德(Everhard)的手稿讲述了1912到1932年期间发生的事情，这时无产者反复向罪恶的统治阶级挑战，每一次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这篇手稿再现的是艾维斯·埃弗哈德(Avis Everhard)的回忆，她是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厄内斯特·埃弗哈德(Earnest Everhard)忠贞的妻子。所以叙述就夹杂着两种成分：主人公的妻子为社会主义革命所作的个人辩护和来自乌托邦的历史学家写的一大串笔记，记录了20世纪最初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安东尼·梅瑞迪斯的笔记为美国人提供了20世纪头几年里令人瞠目结舌的历史教训。笔记重点放在大公司的发展上，诸如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公司的崛起，提供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全部理由。但同时梅瑞迪斯对艾维斯·埃弗哈德叙述中革命和革命者热情洋溢的描述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因为他认为革命者不懂历史，无法想到法西斯的铁蹄很可能就是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的产物。

埃弗哈德的手稿把厄内斯特·埃弗哈德描绘成无产阶级的“超人”(übermensch)，一个典型的伦敦英雄。叙述中很多都是艾维斯充满深情地介绍他生动的抨击性的长篇演讲，艾维斯总是能描绘出他发表演讲时的样子，恰恰符合小说中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无论埃弗哈德的议论多么矛盾，如他把尼采式的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理想主义混为一谈，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十分成熟的革命理论家。作为“一个天生的贵族”，埃弗哈德显现出了那些伦敦的工会领袖们通常表现出的与工人们的对立态度，不管工人们多么拥护他们，如何把他们理想化，他们总认为自己比工人们优秀。埃弗哈德也没有因为大脑发达而身材瘦小，他胜过常人的智慧与他那十分强壮的身体匹配完美。强大的身体力量和超常的智力在如同战斗的理论辩护中相得益彰。在那些工会的领导人中，埃弗哈德智力上的主导地位依靠的是他身体上的强壮，他能够猛击对手直到把他们打败。

在这些论战中，埃弗哈德总是专横霸道。这种象征性的激烈行为不单纯是为了取悦他富有的妻子。他的妻子在发现“自己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被如此野蛮地对待过”之后立刻就爱上了他。小说里爱情故事的成功动力在小说的政治情节里被倒转了。在小说的政治斗争中，工人阶级被法西斯的铁蹄踩得支离破碎，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句话说明了铁蹄的目的就是“在他们的脸上行走”。虽然埃弗哈德的措词很有说服力，他所列举的事实显而易见，但是故事的讲述还是一步步地走向了无情的灾难性结局：在一场大屠杀中，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消失了，大街上尸体遍地。

虽然在《铁蹄》里没有哪个阶级是绝对残忍的，但上层阶级更接近这一点。或许小说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是磨坊工人杰克逊的形象，当他的胳膊在工作中被机器碾碎后，他拒绝接受赔偿金。在小说里，寡头政治的统治无所不在，如禁止在讲坛和报刊自由发表言论，镇压大学里支持不同政见者，压制中产阶级，以大多数工人利益为代价同工会领袖做交易，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里塞满自己的亲信，大量增加重要垄断企业的资产，等等。虽然有一些改变现状的希望，但转瞬即逝，如在1912年的大选中，埃弗哈德的社会主义者们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取得了胜利，但是当他们进入众议院时，却发现自己毫无权力；还有，通过美国工人和德国工人制定同盟，拒绝去为剥削自己的资本家的利益而厮杀，他们成功地避免了一场与德国的战争。但是，这些无产阶级的胜利仅仅是死灰里的星星之火，正如小说进展中出现的一些章节的标题所示意的那样：“终点的起点”，“最后的时光”，“咆哮的深海野兽”。这场非乌托邦式的阶级战争其最后结果是人类变成了野兽。

艾维斯的声音就是杰克·伦敦的声音，伦敦是个社会主义信仰者，1906年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宣称：“我们社会主义者将会从现在的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如果必要的话，要通过战争。如果谁能阻止我们的话就阻止吧。”听演讲的学生被煽动起来了，演讲结束后，一群学生很快成立了“校际社会主义社团耶鲁分团”。然而，《铁蹄》结尾处的大灾难证实了1901年伦敦在一封信中所表现出的更清醒的态度：“我更愿意在明天顺利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醒来；但是我知道我不会。”假如伦敦活到20世纪30年代，他会看到他的小说作为社会主义的崇拜物而被神化，在手举红色火炬的人群中广为流传，被看做是抨击法西斯敌人的强烈的社会主义理论言辞。虽然作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和杰克·伦敦两个人站在同一政治立场上，然而，在威廉·狄恩·豪威尔斯的阿尔特鲁利亚三部曲中，他构思出的温文尔雅的乌托邦不可能会比杰克·伦敦《铁蹄》中表现出来的暴力的非乌托邦更激进。同样，伦敦的主人公厄内斯特·埃弗哈德激烈的挑衅言辞也被《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中亚利斯泰迪斯·荷马斯悦耳、合情合理的言辞所代替。实际上，持同一理论观点的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豪威尔斯构思出的乌托邦把自己身兼数职的生涯推向了恰当的顶峰：他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家、颇具影响力的编辑、文学新手慷慨的支持者和人道主义政治事业的发言人。作为一个作家，他完成的实际文化事务比同时代任何美国作家都多。豪威尔斯的职业活动还具有无法比拟的理想主义特点。他关注贝拉米的“民族主义”，同样也关注基督教社会主义，支持过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骚乱”中被指控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蒂德(Homestead)的卡耐基钢铁公司罢工人员所做的处理表示出惊愕。1889年至1891年他住在波士顿时，经常参加贝拉米民族主义者的会议和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的托尔斯泰小组的活动，支持哈姆林·加兰为把文化实践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所作的努力。在此期间，豪威尔斯所关注的重点也在不断地转移，从最初关注美国财阀统治的社会效果和大规模变化的重要性，到后来把重点转向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前景上。1888年，豪威尔斯在一篇评论《那么我们该怎么办？》的文章中，称赞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进步基督教，他辩论道：如果一种制度只让社会名流积累财富而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之中，那么这个制度注定是短命的。豪威尔斯的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直接回应了这个评论，他注意到最终导致自己国家垮台的原因是极其可怕的对财富的贪婪，这种贪婪简直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阿尔特鲁利亚的故事是应约翰·布里斯本·沃尔克(John Brisben Walk.er)的请求而作。沃尔克是位成功的商人，1889年买下了《大都会》杂志社，他请求豪威尔斯写些“社会学的文章”，以支持他们共同追求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信仰。豪威尔斯更喜欢“利他主义”(altruism)[13]这个词，而不是社会主义。1892年他在编写最后一期《哈珀杂志》的“编辑书房”专栏时引入了利他主义这个词。在这期专栏中，他以利他主义为原则虚构了一个社会。豪威尔斯解释道：阿尔特鲁利亚是“一个居住着一些好心人的边远地区，是一种经济的乌有之乡(pays du tender)”。假如利他主义能成为一个社会或一项国家政策的驱动力，那么豪威尔斯阿尔特鲁利亚的故事就是在寻求夸大利他主义的可能性。豪威尔斯写道，阿尔特鲁利亚的人“为他人”活着，相比之下，美国人则“踩着他人”活着。

规划中的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一部《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一部传奇》于1894完成，从1892年至1894年分期连载在《大都会》上。小说描绘了亚里斯泰迪斯·荷马斯(Aristides Homos)，一个来自乌托邦之国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他来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被美国的社会现象惊呆了：“4000个美国百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比其余所有美国人的财富加在一起还多。”旅行者的向导是位作者，也是小说的叙述者，他是一位善于思考却又单纯的上流社会成员，尽管他努力地去解释主要的社会习俗和理想的事物，但是在讲解过程中他却发现自己被缠绕在美国信念和美国实践相互的矛盾之中。他集合了一帮诚实的朋友去见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其中有教授、医生、律师、牧师、银行家和制造商，他们看上去狂妄自大，思想封闭，无法从其他角度去理解社会秩序，只从自己的角度去看社会。旅行者对这些人大肆嘲讽，认为他们简直就是“野蛮”。小说着力描写了叙述者渐渐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转而赞同旅行者的看法。由此，他们的关系让人颇感兴趣，叙述者对这个动摇他信念的人(也即旅行者)产生了矛盾心理，有时他会质问他是不是真正的人，比如有一次，他盯着旅行者看时想弄明白：“他真的是个人吗，一个像人类一样的人，一个像我们一样实实在在的人，或者他仅仅是一个对传统和信仰起瓦解作用的精灵？”

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对他们两个人所处的不同世界进行了对比分析，找到了分开他俩的鸿沟。“如果你能想象出基督教的千年期从未到来过的阿尔特鲁利亚是什么样子，你就会明白美国是什么样子了。”在与美国继续对比时，这位旅行者又描述道，阿尔特鲁利亚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生活在气氛融洽的小社区里，他们经常到城市中心进行娱乐和领取物质资源。所有的人都一样，没有货币，没有人为他人干活，每个人干自己的那份活，享受平等的社会财富。此外，这里的经济生活中没有投机。这里也没有匆匆忙忙的奔波，因为既然人们已经停止了互相竞争，也就没有必要匆忙了。在一些关键之处，豪威尔斯的乌托邦如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教授对阿尔特鲁利亚的各种描述做出的一个反应：“他那是从莫里斯那儿学来的。”)一样敬重手工艺，试图恢复劳动的高尚：大规模生产消失了，职业道德又重新受到推崇。正如这些例子所展示的，豪威尔斯的乌托邦流露出怀旧之情，怀念工业社会之前的农业社会秩序。他认为那具有他童年时中西部的特点。总之，阿尔特鲁利亚人说的话就是基督教要说的话，当时的美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情景，因而在未来某个像阿尔特鲁利亚一样的世界里，他才有可能被人们知晓。

豪威尔斯的小说连载打动了大众的情感，他说这个故事比他多年来写的任何作品都受欢迎。他收到了来自美国各地各种各样的人热情洋溢的信，在这些崇拜者中就有爱德华·贝拉米，他热烈地称赞，豪威尔斯对当代美国的批评振奋人心。书的出版商哈珀兄弟出版社的反应却比较冷淡，并且拒绝以书的形式出版第二部连载——《阿尔特鲁利亚旅行者的书信》(1893—1894年连载在《大都会》上，还有一部分收录在1907年出版的《针眼》[The Eye of the Needle，1907]一书中)。1894年9月，纽约《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发表了一篇关于《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的评论文章，题目为《诗人也成了社会主义者：豪威尔斯拥护社会主义》，表明了出版商为什么冷淡的原因。豪威尔斯太精明了，他努力去减轻出版商的担忧，因为他的出版商是出了名的对政治争端很敏感的人。的确，在为《哈珀杂志》当编辑时(他一直做到1920年去世)，豪威尔斯说他总是时刻准备着随时听到“小铃铛的叮当声”，那是老板J.W.哈珀来到的信号，这表明此时他的栏目可能表达了一些让保守的读者们感到不高兴的观点。而事实上这种铃声从来没有响过，因为他成功地将其声音内化了。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豪威尔斯决定在他的乌托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针眼》中，把一个阿尔特鲁利亚人和美国上层社会一成员之间的爱情故事作为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并使用“罗曼史”这个词作为第一副标题。伊芙莉丝·斯特兰奇(Eveleth Strange)是一位富有的年轻寡妇，具有特别积极的社会良知。像吉尔曼女人国里的女人们一样，伊芙莉丝不是那种阿尔特鲁利亚人见过的爱卖弄风骚的女人，并且独立性很强，敢直言不讳。虽然她经常参加慈善事业，但却感到力不从心，因为能得到施金的部分太有限了。社会的困难使得她不知所措，她不能坐视不顾，并确信只有完全重组社会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她开始接近公正的乌托邦旅行者。伊芙莉丝天生的利他主义来自于同母亲之间的关系。她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她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事教导心灵的工作，她把美国的现在与美国的过去进行了强烈的对比，这与那位阿尔特鲁利亚人进行的社会对比一样强烈。豪威尔斯努力去保持这两个来自不同社会的人的浪漫故事的复杂性，坚持认为无论伊芙莉丝多么理想化，都是自身环境的产物，是个有地位并过着豪华奢侈生活的贵夫人。《针眼》的第一部分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由阿尔特鲁利亚人讲述，结尾时是他迫使伊芙莉丝在爱情与金钱之间做出选择，他担心这个选择会阻止他们的婚姻。第二部分是发生在阿尔特鲁利亚的故事，由得到幸福的新娘讲述，她消除了所有疑虑。《针眼》剩下的部分是伊芙莉丝快乐地讲述阿尔特鲁利亚的生活(她说服了她妈妈陪着她)。虽然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在《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中，旅行者对阿尔特鲁利亚回忆式的描述要比《针眼》中伊芙莉丝亲身经历后给出的描述更具有吸引力，但小说还是受到了好评。

虽然豪威尔斯致力于社会公正，真正同情社会主义的事情，但他在性情上却保持着道德主义，他发现把自己的理想主义与《哈珀杂志》强加于他的无以言表的压制进行协调的任务相对比较适宜。从他1907年在一封信上发表的评论来看，总的来说，他对乌托邦和社会重组的赞扬总是比较矛盾的，不同于那些激进的同行们所创造出来的旅行者，总能够重建社会。豪威尔斯注意到，他自己已经情不自禁地发现“即使在乌托邦里也有不完美之处”。他矛盾的心理并没有使他虚构的故事缺少勇气或不完整。与声望相同的其他大作家一样，豪威尔斯的乌托邦反映了他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如社会责任的本质、集体生活中同情的作用等。与此相同，杰克·伦敦的《铁蹄》也表示了他对阶级斗争的极大热情，因而成为一部受崇拜的作品，其中热烈的言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者。鲍姆的《绿野仙踪》里具有魅力的创新，成功地把精神意义延伸到陌生的国度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与社会主要问题的有力交锋，以及《她乡》里的理论，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关心公共事业的知识分子而产生。最后，吐温极富想象力并且精彩的作品《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把很多具有哲学、经济、政治和宗教意义的内容融入它的形式结构里，展示出了作者独特的视野。

或许令这些作者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的乌托邦小说中所抵制的东西。他们谁也没有像佩克、唐纳利以及其他一些作家那样使用种族特征和种族划分的旧框框，或者使用优化人种的方案，在作者理想的社会里生产出文化大同。吉尔曼孤雌繁殖的方法最接近这种方案，但《她乡》的社会绝对是多元化的，它欢迎所有有色人种。豪威尔斯、伦敦、吉尔曼、鲍姆和吐温好像都意识到了，即使在乌托邦里，也要对历史加以考虑。他们隐约地感到一个有文化差异的乌托邦如果有碍于社会福利，就只能徒有其名。虽然他们以不同程度的恐慌看到了这个事实，但是他们明白，美国作为世界上多元文化的国家在未来还将会持续下去。

[1]Biedermeier，英文意为庸俗级之意。——译者注

[2]南北战争前帮助奴隶逃往北部或加拿大的地下交通网。——译者注

[36]对犹太学者、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经》的编撰者或教师的尊称。——译者注

[4]汉尼伯为马克·吐温在美国密苏里的故居。——译者注

[38]海华沙(Hiawatha)是美国诗人朗费罗创作的长诗《海华沙之歌》的主人公。——译者注

[6]贵格城为费城的别称。——译者注

[40]埃利斯(Eills)岛是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南的一个小岛，曾是美国入境移民的主要检查站。——译者注

[8]班扬(Banyan)是美国民间故事中的伐木巨人，力大无比，后成为美国巨大与力量的象征。——译者注

[42]卡巴拉教是犹太教中神秘的一支，它依靠希伯来语在老师与学生之间秘密地口头传承。——译者注

[10]玫瑰十字会教是近代欧洲字教秘密会社，自称拥有古代传下的神秘宇宙知识。——译者注

[44]朱迪亚位于古罗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属犹太人居位地。——译者注

[12]即基督教预言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场。——译者注

[13]阿尔特鲁利亚的英文为Altruria，含有利他主义(altruism)之意。——译者注

大事年表(1860-1920)

约翰·E.特西托尔

参考书目

本参考书目精选了为全书撰稿的各位作者所提供的书目。它代表了这些作者认为特别有影响或者有意义的著作。本书目不包括博士论文、文章或者作者个人的研究。我们也未将原始资料收录在这份参考书目中，但是某些选集作为例外选录其中，因为这些材料是学生或者学者们通常并不了解或者无法得到的。

索引

注：索引是按照词的字母顺序排列的，涵盖的范围从第1到673页。作品的名称只列在作者名字下面。提供的参照页数指的是题目被提及的主要部分。

A

Abbott，Edwin　埃德温A.·艾博特，219

Abyssinia(show)　阿比西尼亚，213

Academies　研究院，美国艺术文学院，66，247；美国黑人学会99—100，102，204，210

Adams，Charles　查尔斯·亚当斯，667

Adams，Henry　亨利·亚当斯，91，133，139，247—248，270—277；参展275—276，692；《伊利花絮》(与查尔斯·亚当斯合写)667；《民主》，164，274；《亨利·亚当斯的教育》270—277；《以斯帖》66，158，274；《华盛顿和杰斐逊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历史》274；《纽约黄金阴谋》691—692

Adams，Herbert Baxter　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339

Adams，Kate Jane　凯特·简·亚当斯，363

Addams Jane　简·亚当斯，166，465，625—627，628，706；关于博物馆和艺术馆66，92—93；《赫尔大厦二十年》626—627

Adler，Felix　菲利克斯·阿德勒，545

Advertising　广告，7，413，414，415，568—598；艺术(美学)发展568，571，584，589；阿尔科特讽刺436；作者的自我促进417，476，569；鲍姆的专业知识711，723；为美国黑人做广告597；书和杂志的广告76，417，476；独木舟的广告311，312，572，图三；和孩子568；和阶层568，572，575，585—587，589；广告撰稿人571，582，584；发展571—588；德莱塞613；种族特性418—419，575，697，图9；探险568，574—575，582；瞄准广告583；吉列721；移民418—419，575，697，图9；在杂志中416，417，476，568—598，图2—10；市场细分568，572，575，585—587，589；包装行业582—583；佩克722；个人权利353—354；产品摆放569；职业化571，582，584—588，598；创新583—584；肥皂569，574—575，584，585，697；作为科学571—572，584—588；为剧场148—149；贸易卡片214；吐温416，476，569，584，680—681；妇女568，582，583，598；又见品牌

African Americans　美国黑人，99—106，210—218，414，454—491；学会99—100，102—104，210；住宿99—100，653—654；广告597；代理中介197—198，201—202；在内战中423，440，441—442，448，451—453；交流452—453；意识，双重139—280—281，282，441，471；死亡425—427，457，458—461，462，469—470，472—474，475，476图1；方言写作200，212，316；教育59，100，103，189—199，217—218，597；(行业培训学校)12，99—100，103，653，654，710；埃塞俄比亚主义222；人种学，人类文化学199；自由人办公署280；种族未来457，472—491；“伟大的移民”小说211；高雅文学文化60，99—106，281—283(不包括)90，110，216；劳工456，597—598，617，621，639—640，649—650；魔术师或骗子角色197—198，201；大众文化138，196—198，210，216—218；中产阶层486，639—640；口头文化540；政治主张486，597—598，653(又见NAACP)；流行描写138，198；人口数目474—475；种族冒充485—488，491；种族谅解209—210，215，218；种族主义伪科学457，468—470；地方文学文化6，59—61；宗教455，457—461，462—463，479—480，486；牺牲主题419—420，457—458，461—462，470；科幻小说218—223；选举权280，462，465，596—598；剧院与演员196—198，203，204—205，210，212—214，215，220(又见步态舞)；大西洋旅行98—99，101—102，104；城市文化210—218；妇女43—44，596—598；又见个人作者与团体，步态竞赛；肤色(和种族)；私刑；混合种族、人；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种族和人种；种族隔离；奴隶制；在杂志、音乐下；乌托邦主义；妇女

agency　机构，150—151，312—313；black 197—198，201—202；妇女的140，144—146，179，180

agents，literary　文学经纪人，599

agriculture　农业，582—666—667，677—680

Aiken Albert W.　阿尔伯特·W.爱肯，24，31

Aiken，George L.　乔治·L.爱肯，31

Albert，Prince Consort　阿尔伯特亲王，353

Alcott，Abba May　阿巴·梅·阿尔科特，434—435

Alcott，Bronson　布朗森·阿尔科特，14，17，19，21，434—435

Alcott Louisa May　路易莎·梅·阿尔科特，19—21，434—437；廉价小说24，26，28—29，435；儿童市场21；国内小说19—21；写作经济学20—21，416，435；童话39，435；家庭17，19，26，29，434—435；高雅文学文化38—39，152；关于物质和经济发展453；作品范围435；宗教21，434；社交界19—20，423，431，436；斯托的信26；关于妇女的作用19—20，435，436；关于把写作作为职业20，436—437；《小妇人》和续集19—20，26，416，423，430—431，435—437，453

Alden William　威廉·艾尔登，514

Aldine Club　阿尔丁俱乐部，681

Aldrich，Thomas Bailey　托马斯·贝利·奥尔德里奇，36，37

Alegre，Francisco Javier SJ　弗朗西斯科·杰维尔·阿尔杰，550

Alexander，Charles　查尔斯·亚历山大，421

Alger，Horatio Jr.　小霍雷肖·阿尔杰，27—28，38，653，660—665；《破衣迪克》27，28，662—663；《挣扎向上》386，388，661，663—664；《为男孩子写的故事》662

Allen，Richard　理查德·艾伦，473—474

ambition　抱负，377，384，385，388—389，390—391；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美国艺术文学院，66，247

American Alliance for Labor and Democracy　美国工人和民主联盟，641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美国劳工联合会，647—649，652

American Indian Magazine　《美国印第安人杂志》，189

American Indian Society　美国印第安人社团，189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美国社会学期刊》，167

American Museum　美国博物馆，69

American Negro Academy　美国黑人学会，99—100，102—104，210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美国烟草公司，214，667

American Women's Suffrage Association　美国妇女选举协会，43

Amusement parks　游乐园，80—82

Anagnos，Michael　迈克尔·阿纳格诺斯，514

Anderson，Mary　玛丽·安德森，31—32

Anderson，Sherwood　舍伍德·安德森，62

Andover Seminary　安道神学院，432

Andrews，William　威廉·安德鲁斯，704

Animals　动物，553—554，619—620，621，684，687—688

Anthony，Susan B.　苏珊·B.安东尼，451，464

anthropology人类学，159，167，371，426，547—549；犯罪360，509；家庭369；关于礼物496，695—696；关于婚姻369，373；妇女160

Aniti—Monopolist　反垄断主义者，728—729

Antin，Mary　玛丽·安婷，653，657—661，664—665；《福佑之地》486，617，654，657—661；《他们敲击我们的大门》，657

Apache people　阿帕契人(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种族)，183；又见杰罗尼莫

Appeal to Reason　《呼吁理性》，618

appearance，personal　露面，个人，311—312，353—356

Appleton publishers　阿普尔顿出版社，638

Arapaho people　阿拉巴霍人，183，536

Arbeiter Zeitung 501《阿拜特工人报》

Armour，Philip　菲利普·阿莫尔，429，689

Arnold，Matthew　马修·阿诺德，98，111；文化91—92，95，100，107，108

art，visual：and advertising　视觉艺术；广告，584，589；收藏家96；又见插图；博物馆和艺术馆；摄影

Art Nouveau　新艺术运动，589，724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工艺美术运动，589

Atherton，Gertrude　格特鲁德·阿泽顿，83

Atlanta，George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对列奥·弗兰克处以私刑675

The Atlant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亚特兰大大学出版物，472—475，485—486

Atlantic Monthly　《亚特兰大月刊》，34，36，108，550—551；广告572，574图4；权威36，38，112；封面设计589；豪威尔斯作为编辑36，45，111，126，590，605；题材40；区域文学53，60，200，550—551；撰稿人：阿尔科特38—39，435；贝拉米714；切斯纳特60，200，471；戴维斯38；希金森108；老霍尔姆斯421；豪威尔斯37，605；詹姆斯65，592，599；劳埃德705—706；伦敦507；伍尔森156；兹特卡拉-萨191，545

Austen，Jane　简·奥斯丁，151，231，232，569

Austin，Mary　玛丽·奥斯汀，358—359

authorship　创作：战前不朽的36—37；廉价虚构小说26—29；家庭文学的文化43；高雅文学文化35—39，40；工业模式26—27；营销598—615；57—62；女性20—21，43，58—59，137—180，415，435(又见个性作者地)；意第绪语剧场33

autobiography as self—advertisement　传记作为自我推销，569

automatism自动化304—306；又见机械化

automobiles　汽车，230，237，575，703

B

Bachelder，John　约翰·巴奇尔德，727

Bachofen，Johann　约翰·巴霍芬，161—162

Badger，Joseph E. Jr.　小约瑟夫·E.巴格，24，27

Baker，Ray Strannard　雷·斯坦纳·贝克，707，图9

Ballard，J. G.　鲍拉德，227

Ballou，Maturin　马图林·巴洛，23

Balzac，Honore de　巴尔扎克，151，254

Bancroft，Edgar A.　埃德加·A.班克罗夫特，544

Bancroft，Hubert Howe　休伯特·豪·班克罗夫特；西部美国文献图书馆550

banking　银行业，422

Bannock War　班诺克战争，541

Barber，Max　麦克斯·巴伯，596

Barnard，A. M.　A.M.巴纳德28—29

Barnet，Ferdinand L.　费迪南德·L.巴尼特464

Barnum Phineas Taylor　菲尼斯·泰勒·巴纳姆69，70—71，72，121；少数民族185—186；(美国原住民)182—183，184，186，195；奋斗与胜利69，126—132，182—183

Barrett，S. M. S.M.巴瑞特，194

Bartlett，J. Russell　J.拉塞尔·巴勒特，550

Barton，Clara　克拉拉·巴顿，140—141

Baum，L·Frank L.弗兰克·鲍姆，711，723—727，739；生活711，723，724；《装饰干货店橱窗和内部的艺术》723；《汉堡包大全》724；儿童故事书724；《绿野仙踪》415—416，711，723—727

Beacon Biography Series　《指路人传记》系列丛书，471；威斯特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423，437—438，471

Beadle，Erastus　伊拉斯塔斯，比德尔，23，25；戴德伍德·迪克系列24，27；《家庭月刊》23

Beard，Daniel　丹尼尔·比尔德，716

Beard，George M.　乔治·M.比尔德，617

Beardsley，Aubrey　奥布里·比尔兹利，589

Beecher，Henry Ward　亨利·沃德·比彻，439，574，590，684

Beecher，Isabella　伊莎贝拉·比彻，168

Beerbohm，Max　马克斯·比尔博姆，520

Beilis，Mendel　曼德尔·贝利斯，674—675

Bell，Alexander Graham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514

Bellamy，Edward　爱德华·贝拉米，298—300，712—715；豪威尔斯614，738；和个性特征298—300，301，313—314；影响405，614，628，698，713，729；生活711，713—714；文学的市场价值377；军国主义298—300，345—346，347，712；民族主义712—713，736；宗教711，712，713，714，715；社会主义712—713，734；《平等》298，713；《回首往事，2000—1887》17，298—300，710，711，712—715

Bellamy，Francis　弗朗西斯·贝拉米，571—572，587—588

Bellamy Clubs　贝拉米俱乐部，713

Benjamin，Walter　沃尔特·本雅明，236；《讲故事者》525

Bentham，Jeremy　杰里米·本瑟姆，620

Berenson，Bernard　伯纳德·贝伦松，114，272

Besant，Annie　安妮·贝赞特，613

Beveridge，Senator Albert J.　小阿尔伯特·贝文瑞奇议员，325

bicycling　骑自行车，595

Bierce，Ambrose　安布罗斯·比尔斯，43，384，494

Bird，Arthur　亚瑟·伯德，710

Black Aesthetics movement　黑人美学运动，451

Black Kettle　夏安人首领黑壶183—184

Bliss，Elisha P.　伊莱莎·伯利斯，41—42

Blumin，Stuart M.　斯图亚特·M.布鲁明，290

Boas，Franz　弗兰兹·博厄斯，189，475，597

body尸体533—534；黑人205—207(弱点和滥用)206，207，277，278，455，460；肖邦的知觉171—172，348—349；美国原住民184—185，190，192—193

Boer War　布尔战争，494

“Bohemia，black”(black Manhattan)“黑人的波希米亚”(黑人的曼哈顿)210

Bok，Edward　爱德华·博克，568

Boker，George Henry　乔治·亨利·伯克，37，38

Bolton，Charles Knowles　查尔斯·诺尔斯·博尔顿，148

Bonner，Robert　罗伯特·波纳，23

Bonner，Sherwood　舍伍德·波纳(凯瑟琳·舍伍德·波纳·麦克多韦尔[Katharine Sherwood Bonner MacDowell]47，48，53，58

Bonnin，Gertrude Simmons　格特鲁德·西蒙斯·邦尼恩，见兹特卡拉-萨

Bonnin，Raymond Talefese　雷蒙德·塔利菲斯·邦尼恩，546

Bosanquet，Theodore　西奥多·鲍赞克特，522

Boston波士顿12，39，57；文化网络43，75博物馆112，121—122；帕金斯盲人学院514，515

Boucicault，Dion　迪翁·布希高勒，30

Bourget，Paul　保罗·波盖特，238

Bourne，Randolph　伦道夫·伯恩，657

Boy Scouts　男童子军，430，505

Brace，Charles Loring　查尔斯·洛令·布雷斯，642，662

Brandley，William H.　威廉·H.布拉德利，589

Brady，Albert　阿尔伯特·布雷迪，595

Brady，Matthew　马休·布雷迪，423—425，428

Braille　布莱叶点字法，516

Braithwaite，William Stanley　威廉·斯坦利·布莱斯维特，596；品牌49，569，582—583，680—681；家庭生活作者名字27

Brandeis，Louis　and Samuel Warren；“The Right to Privacy”路易斯·布兰代斯和塞缪尔·沃伦；《隐私权》353—354，355，356

Bridgman，Laura　劳拉·布里格曼，515—516

Broca，Paul　保罗·布洛卡，160

Brockton，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的布罗克顿，50

Brown，Sterling　斯特林·布朗，451

Brown，William Wells　威廉·威尔斯·布朗，489

Bruce，Philip　菲利普·布鲁斯，457，475—476

Bryan，William Jennings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688

Bryant，William Cullen　威廉·卡伦·布莱恩特，38，109，714；《美国通俗史》550

Buntline，Ned　内德·邦特莱因，24，26，27，30

Burlesque　滑稽表演，67—68，110，116—117，137，138—139，143，144—146

Burnand，E. C. E.C.　伯纳德，117

Burton，Henry S.　亨利·S.伯顿，555—556

Business　商业，8，413，414，417，666—709；扩张666—668；又见资本主义；商业主义；消费；工业；巨头；托拉斯

Butterfield，Willshire　威尔歇尔·巴特菲尔德，566

C

Cable，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凯布尔，37，48，50—51，53；《格兰迪斯姆斯家族》51；《让·阿波科林》50—51；《克里奥尔的旧日时光》47

Cahan，Abraham　亚伯拉罕·凯汉，417，500—503，673—677；编辑《犹太先锋日报》417，501—502；豪威尔斯124，501，605‘生活417；500—501，意第绪语演讲的直观表现315，316；自传501；“一沓书信”专栏492，502；《进口新娘》501；《戴维·莱温斯基的发迹》486，501，502，569，670，673—677，685，图19—20；《耶克尔》315，491，492，501，502—503

The Californian　《加利福尼亚人》，540

capitalism　资本主义，95—96，557—558，689—692，712—727；基督教科学和492，534；内战和419，422—423；和劳工413，414，418—419；多元文化主义418—419；财产是身份的组成部分635；地区文学文化48—53，58；小说连载416，417；吐温416，482—483；华盛顿653；又见商业；商业主义；工业；巨头；托拉斯；和西奥多·德莱塞条目下；乌托邦主义

Cardozo，Benjamin　本杰明·卡多佐，28

cards：greeting　卡片：问候，306—307；贸易214

careers　职业，377，385—386，391—392，396—403；职业妇女358—359，366，368—369，375

Caribbean　加勒比海，229，238

Carlyle，Thomas　托马斯·卡莱尔，273

Carnegie，Andrew　安德鲁·卡耐基，96，666，681，693，699—702，704，719—720；《商业帝国》699；《财富的福音》126，380

Cather，Willa　薇拉·凯瑟，408，415，607—611，612；和移民608—609，615；做记者529—530，607，608；生活530，608；和美国印第安人538，608，615；性欲609，610；《玛丽·贝克·G.埃迪的生活及基督教科学史》(合著)491，492，529—530，531，532—533，569，607；麦克卢尔的《我的自传》(合著)594，607；《啊，拓荒者!》607—610；《教授的房子》406；《云雀之歌》610—611

Catherwood Mary Hartwell　玛丽·哈特韦尔·凯瑟伍德，124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393，394，395

Cattermole，E. G　E.G.凯特莫尔，566

censorship　审查，39，476，503，611—612；通过图书馆278，476，503，532

Centennial Ode，Philadelphia　费城百年庆典，38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557—558

Century Magazine　《世纪杂志》(原名《斯克莱布纳月刊》)，34，36，37，39，595；广告574，575，588，图6、图9；权力112；封面设计589；撰稿人37；贝拉米714；凯布尔53；约翰·海624；豪威尔斯37，39，569，605，670；杰克逊551；詹姆斯37，65，95，569；佩奇60；吐温37，476，483

chain stores　连锁店，49

The Chatauquan　《查特奎恩》，708

cheap fiction　廉价小说，22—29，73—77；阿尔科特24，26，28—29，435；原创作者26—29；发行量24—25，75，76，250；礼貌40；10美分小说23，25，30—31，40，181，421；与国内流派的分歧23，24，26；电影和电视24；公式化的自然24，25，27；读者人数6，25，26，76；小说报纸23，75；剧院30—31

Cherokee people　切罗基人，535，537，550

Chesnutt，Charles Waddell　查尔斯·沃戴尔·切斯纳特，48，59—61，198—209，415，470—471；和豪威尔斯124，205—206，208；生活49，198—199，470—471；和市场132，199—201，203—205；出版39，40，60，200，202，471；和种族问题60，175，198，205—207，209—210，336，457，470—472；作为现实主义作家7，89—90，198—209；牺牲主题462—463；速记生意209，471；《巫婆》40，60—61，200—202；《雪松后的房子》39，202，471—472，485—486；《传统的精髓》202—209，336，462—463；《他青年时代的妻子及其他种族分界线的故事》202

Cheyenhe People　夏安人，183—184，550

Chicago：Hull Housepeople　芝加哥：赫尔大厦626—627；移民人口32，666；报纸21，421，464，612，705；大学264，268，400，401，697；又见展览

Chickasaw people　奇克索人，535

Child，Lydia Maria　利迪亚·玛丽亚·查尔德，431，453，454

Child：and advertising　儿童：和广告568；慈善662；劳工617；640—642，714；文学21，28，416；(又见霍雷肖·阿尔杰；L·弗兰克·鲍姆)

Chinese immigrants　中国移民，31—32，33，57，727

Cheppewa people　奇佩维安人，536—537

Chivington，Colonel John　约翰·齐明顿上校，184

Choate，Joseph　约瑟夫·乔特，108，488

Chocktaw people　乔克多人，535

Chopin，Kate凯特·肖邦171—180；身体的知觉171—172，348—349；关于肤色和种族346；关于欲望171—180，348—352；方言316，322，323；关于混乱503—505；地方色彩写作172—175；关于自然178，505；科学158—159；城市背景175—176，492；惠特曼178，179；《卡地安舞会》173—174；《波莉姨妈》175；《觉醒》163，171—172，177—180，318，348—351，352，355，492，503—505；《支流的那一边》175；《德西莉的孩子》175，324；《埃及香烟》177；《拉·贝尔·桌瑞德》316，322—323；《丁香花》174；《消极的克里奥尔》174；《阿卡地一夜》173；《一双丝袜》176—177，348—349，351—352，408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教科学，492，518，528—534，614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533

Christian Socialism　基督教社会主义，614，711，736，737

Christian Union　基督教联盟，549，551

cinema see films　电影院，见电影

circus　马戏团，67—68，69—70，71；比喻，现代性277

citizenship　居民身份，536，555，602

civic uses of culture　文化的市民使用，6，8，70，107—115，202，247

Civil War　内战，7，11—12，413—414，427—438；亚当斯275；和广告582；廉价小说25，421；阶级423，429；死亡和哀悼18—19，419，423，533—534，图1；狄克逊325；国内文学传统18—19；经济革命419，422—423，438—439，453，582；家庭关系328；爱丽丝·詹姆斯499，描述7，421；美国印第安人12，535；小说333，413，427—438，446—453，(克莱恩)427—430；(费尔普斯和阿尔科特)430—437；出版25，421—422；种族问题346，431；地区文学文化48；讽刺诗438—446；南部对联盟军的支持467；标准化302—582；大学登记466；女性140—141，582；又见美国印第安人；亨利·詹姆斯；摄影；奴隶制

Clark John Bates　约翰·贝茨·克拉克，698，708；阶级307—314，417；阿尔科特19—20，423，431，436；在内战中423，429；爱神287—288，307—308；工厂系统309—310；格拉斯哥333—336；个人287—291，301，302，307—313，314；在工人小说中621—624；文学287—288；文学市场按阶级划分76，417，589，590—591；大众认同313；费尔普斯668；斯泰因629；又见有闲阶级；社会流动性：以及广告；西奥多·德莱塞；威廉·狄恩，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种族和人种

Clay，Bertha M.伯莎·M.克莱，27

Cleveland，Ohio　俄亥俄州克里夫兰，49

clothing manufacture　服装加工，302，582

Coatesville，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科蒂斯维尔，598

Cobb，Sylvanus T.　西尔沃纳斯.F.科比，75

Coburn，Alvin Langdon　阿尔文·兰顿·科波恩，604

Codman，Ogden　奥格登·科德曼，497

Cody，Colone William　克罗恩·威廉·科迪《野牛比尔》(“Buffalo Bill”)185；邦特莱因的故事24，26，27，30

Colburn，Frona　弗罗娜·科尔本，727

Collins，Sarah，科林斯·萨拉，谋杀，509

color　肤色315—347；克莱恩的用法315—316；种族322—339，346，468—472；(其他灵魂的颜色)328—329，331—332，333，335，346—347；(混合种族)329—333，471—472；关于吐温476，483，528

Colored American Magazine　《美国有色人种杂志》，198，214，218，221，489

Colored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　有色人种合作出版公司，489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160

commercialism商业主义568—615；艺术收藏家96；亨利·詹姆斯381—382，592，593—594；文学职业5，376—382，416，598—615，663，668，47；(又见报纸和杂志；社会观众；订阅出版；以及亨利·詹姆斯，)；大西洋彼岸的旅游96—98，236；女性137，350，362，635—636；又见广告；消费；交换；市场和营销；生产；以及伊迪丝·沃顿

commodification of person　个人的修正，353—356，362，498，510—511

commodity fetishism　商品拜物教崇拜主义，496

Commons，John R.　约翰·康门斯，708

communication：African Americanmale交流：美国黑人模式452—453；电气74，96，413，422，583

commun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共产主义和提倡共产主义社会者，16—17

communities，experimental　公社，试验的，14，17，19；又见果园公社

Concord Public Library　康考德公共图书馆，476

Coney Island　科尼岛，81

Congregational Publishing Society　公理会出版协会，489

consciousness　意识，91—92，262—270，280，491；又见美国印第安人；亨利·詹姆斯

Conservator，Chicago　《保护者》，芝加哥，464

conspicuousness and distinction　惹人注目与优秀卓越，73—74

consumption消费436，443，582，652，680；肖邦175—177，351—352；引人注目的497；劳动力作为消费者308—310，311—312，418—419；又见购物以及西奥多·德莱塞；女性

Cook，Thomas　托马斯·库克，99

Cook，Will Marion　威尔·马瑞·库克，212

Cooke，Rose Terry　罗斯·特瑞·库克，58

Coolidge，Archibald　阿奇博德·库里奇，238

Cooper，Anna Julia　安娜·朱丽亚·库珀，100，486

Cooper James Fenimore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18，46，562，565—566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美国合作联盟，721

Copeland，Charles T.　查尔斯·科普兰，517

copyright　版权，599，681

copywriters　广告撰稿人，571，582，584

corporation公司413，414；又见商业；托拉斯

Corrothers，James　詹姆斯·克罗瑟斯，220—221

corruption　腐败，416，594，703—704，707

Cosgrave，John O.Hara　约翰·奥哈拉·科斯格鲁夫，494，495

Cosmopolitan Magazine　《大都市杂志》，528，590，736，738

cosmopolitanism　世界主义，491，492—534；又见移民；宗教；城市化；荒野

countryside　农村，492，594—595；又见内部移居

Courbet，Gustave　古斯塔夫·库尔贝，46

Courier，Lincoln，Nebraska　内布拉斯加·林肯《信使报》，608

Coxey's Army　考克西大军，506

Craddock，Charles Egbert(pseud. of Mary Noailles Murfree)　查尔斯·伊格伯特·克莱多克，玛丽·诺埃利斯·莫夫利的笔名，47；

Craig，Alexander　亚历山大·克雷格，727

Crane，Stephen：and color　史蒂芬·克莱恩：肤色315—316，346；方言315，316—317，320；环境决定一切论643；豪威尔斯605，632；生活632；关于物质和经济革命453；关于自然和文明505；摄影427，428；想象力作为主题315，317—319，321—322，339—340，341，343—345，346；工人阶级关注的问题423，429，628—629，632—633；《麦琪》315，317—319，320，321—322，341，344—345，628—629，632—633；《红色英勇徽章》339—347，408，423，427—430

Crapsey，Edward　爱德华·克拉普西，76

Crawford，Francis Marion　弗朗西斯·马瑞·克劳福德，76

credit　信用，668，691

Credit Mobilier Scandal　信贷公司丑闻，684

Creek people　克里克人，535，537

Crisis　《危机》，491，596—598

Crocker，Charles　查尔斯·克罗克，557—558

Croly，Herbert　赫伯特·克罗利，300—301，310，311，312，313，339

Crosman，Brigadier General G. H.　G.H.克罗斯曼准将，302

cross—dressing　穿着异性服装，31—32，116，137

Crow people　克劳人，543

cruises　巡游，229，237

Crummell，Alexander　亚历山大·克拉梅尔，100—104，210

Crystal Palace，New York 71　纽约水晶宫

Cuba　古巴，379，389—390

culture　文化，5，8，53，107—115；阿诺德91—92，95，100，107，108；职业396—403；丢失413，423；又见文化的市民使用；大众文化；区域文学文化；

Cummins，Maria　玛丽娅·卡明斯，141—142

Cunard Company　卡纳德公司，229

Curtis，Cyrus K.　赛勒斯·科蒂斯，568，589—590

Cutler，James Albert　詹姆斯·艾尔伯特·卡特勒，461—462

D

Daily Herald，New York　纽约《每日先驱》，738

Daly，John Augustin　约翰·奥古斯丁·戴利，30

Daniel，Senator John　约翰·丹尼尔议员，333

“Darkest America”(touring show)　最黑暗的美国，204

Dartmouth College　达特茅斯学院，544

Darwin，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716

Darwinism　达尔文主义，5，159，166—167，414，469；亚当斯274—275；德莱塞687—688；吉尔曼628；美国印第安人535，552—567；宗教711；社会的426，470，552—567，618，638；吐温506；荒原小说505

Davenport，Benjamin Rush　本杰明·拉什·达文波特，727

Davis，Andrew Jackson安德鲁·杰克逊·戴维斯，531

Davis，Mrs. Jefferson，杰斐逊·戴维斯夫人，325

Davis，Rebecca Harding　丽贝卡·哈丁·戴维斯，153；《炼铁厂的生活》38，40；《等候判决》431

Dawes，Senator Henry L.　约翰·道斯参议员，539

Dawes Act　《道斯法案》(1887)536—537

Dawley's Camp and Fireside Library　道雷的“露营和围炉图书馆”，421

death　死亡，425—427，475—476；威廉·詹姆斯520；美国印第安人543；费尔普斯525—527；城市穷人的死亡图17；威斯特559—560；现实主义小说中女性的死亡163；又见美国黑人；内战；爱丽丝·詹姆斯；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

DeForest，John　约翰·德福雷斯特，91

Delaware people　德拉瓦尔人，550

Demorest's Magazine《德莫雷斯特杂志》318

Denslow，William　威廉·丹斯洛，724

Denver，Colorado　科罗拉多·丹佛，184

department stores　百货商店，49，70，137，676，711，722

depression，economic　经济萧条，58，617，651，667

desine　欲望，见凯特·肖邦；西奥多·德莱塞

detection，criminal犯罪侦查483，484；廉价小说24

Dewey，John　约翰·杜威，263，264，265，269—270，519—520；论教育269—270，293—295；《民主和教育》270；《自由主义和社会行为》270；《哲学复苏之需求》264

The Dial　《日晷》，469

dialect　方言，200，212，315，316，320；视觉介绍56，316—317，322，323；又见凯特·肖邦，史蒂芬·克莱恩

Dickinson，Anna　安娜·迪金森，431

Dickinson，Emily　埃米莉·迪金森，13—14，15，36

dime museums　一毛钱博物馆，69—70，77—80

dime novels　一毛钱小说，23，25，30—31，40，181，421

diplomatic service　外交服务，38，217，605

discrimination　歧视，113—115，258—259，263

dislocation　混乱，414，492，493—494，498—499，715—716；豪威尔斯129—132；混乱时期的精神性514—534；又见伊迪丝·沃顿，

display　展示：竞争性社交展示137，497；更高的洞察力113—115；自我146

distribution systems　分配制度，25，74，413，582，588—589

diversity　多样性，见多元文化主义

divorce novels　离婚小说，75，240；又见伊迪丝·沃顿

Dixon，Thomas托马斯·逖克逊339，408；《同族人》325—326，328—329，333，346；《同志们》292，293，299；《野豹的斑点》326，333，337—338，339

domestic literary culture　国内文学传统，5，17—22；从廉价小说脱离23，24，26；内战18—19；礼貌40；娱乐21—22；高雅文学文化34，41，151—152；国内唯心论的道德说教19—20，242；在杂志上发表38；社会观众6，17—18，22—23，25，26；又见个人作者以及女性

Donnelly，Ignatius　伊格内修斯·唐纳利，360，361，711，728—730，739；生活713，728—729；《亚特兰蒂斯》729；《恺撒的圆柱》710，711，712，728—730

Doolittle Report　杜立德报告，535

Dos Passos，John R.　约翰·多斯·帕索斯，99

Doubleday　双日出版社，613

Douglass，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441，471，541，596；奴隶制废除422，454，482—483

Doyle，Arthur Conan　阿瑟·柯南·道尔，595

Draper，John Willaim　约翰·威廉·德雷珀，426

Dreamland　梦境(娱乐部分)81

Dreiser，Theodore　西奥多·德莱塞，611—614，633—637；论资本主义611，633—637，668，670，685—689；审查制度和镇压611—612，613；论阶级287—291，301，307—310，311—312，313；文学的商业化417，611—614，668；论消费和欲望352—353，355—356，407—408，635—636；做编辑417，613，636；生活和家庭612—613，633；利己主义636，671；现代主义407，408；个人面貌354，355—356，403；艺术职业化401；论宣传品和广告354，355—356，613；地方主义611；宗教529，612，614；论社会流动性287，289，635；论适者生存685，687—688；剧院635；论上班的女性628—629，633—637；《美国悲剧》311—313，403，405—406，407—408，665，自动性和标准化301—302，304，305，(阶层和个人)287，289，290—291，301，307—310；《德莱塞看俄罗斯》614；《金融家》611，670，685—688；《“天才”》390，401，529，611—612，613—614；《珍妮姑娘》617，633—635；《嘉莉妹妹》30，318，352—353，354，355—356，612，613，628—629，635—637，705；《斯多葛派》(未写完)686；《巨人》611，686，688—689；《欲望三部曲》377—378

Dresser，Paul　保罗·德莱塞，613

Du Bois，W. E. B　W.E.B.杜波伊斯，7，277，84；论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44，277—278，453，456，640，654；黑体277，278；关于有色家族99，327；知觉意识139，277—284；做编辑595—598；种族平等337；欧洲72，104—106；高雅文化104—106，107—110，281—283；历史和社会学的著作247—248.278—279，280—281；赫尔大厦演讲626—627；威廉·詹姆斯278，458；论劳动456，617，637，639—640；生活和学术生涯90，278；论私刑278，282，456，460，461，598；博物馆文化66，110，284；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596，598；政治议程100，457，486，490—491；论种族身份331—332，486；种族主义伪科学457，468，469；工作范围457；牺牲419—420，458—461；科学小说219—220，221；社会科学表达247—248，278—279.280—281；精神上的281—282；面纱肖像279—280，283—284；华盛顿597，654；“欧洲艺术和艺术博物馆”281；“亚特兰大大学出版物”472—475，485—486；《黑人艺术的标准》104—106；《黑公主》66，281；《黎明前的黑暗》278，283—284；《黑人教堂》473—474；《费城黑人》278，473—474，617，639—640；《银羊毛的困感》281；《黑人的灵魂》40，66，107，110，277，278—283，284，331—332，458—461，486，660；《镇压美国黑奴贸易》278；《一个独特的假期》219—220

Du Pont Company　杜邦公司，667

Duganne，A. J. H.　A.J.H.杜甘，24

Duker，William　威廉·杜克，608

Dunbar，Paul Laurence保罗·劳伦斯·邓巴100，104，210—213，440—442；内战作品421—422，423，438，440—442，453；方言212；豪威尔斯210，441，605；约翰逊217；生活440—441；剧场写作212；《克罗瑞迪》212，213；《狂热分子》423，441—442；《底层生活抒情诗》441；《大事小事》441；《黑人的细皮嫩肉》213；《橡树与常春藤》440—441；《诸神的娱乐》210—213，364—365，368；《我们戴着面具》441

Dunbar—Nelson，Alice　爱丽丝·邓巴·纳尔逊，213

Dunne，Finley Peter　芬利·彼得·邓恩，707—708

Durer，Albrecht　阿尔布雷德·丢勒，93

Durkheim，Emile　埃米尔·涂尔干(迪尔凯姆)，510

Dwight，John Sullivan　约翰·苏利文·德怀特，108

Dyer Anti—lynching Bill　《染色工反私刑法案》，488

E

Eastman，Charles Alexander　查尔斯·亚历山大·伊斯特曼，189，190，537—538，539，541—545，727；《从丛林深处走向文明》190，544—545；《印第安人的童年》538，541—543；《印第安人的灵魂》538，543—544

Eastman，Elaine Goodale　伊莱恩·古黛尔·伊斯特曼，190

Eastman，George　乔治·伊斯特曼，654

Eastman，Captain Joseph S.　约瑟夫·S.伊斯特曼船长，533

economy：advertising transforms经济：广告变革582—583；内战419，422—423，438—439，453，582；文化5，419—420；大萧条58，617，651，667；亨利·詹姆斯的艺术语言668；地方文学48—53，58；泛大西洋交流90，96；又见商业；资本主义；商业主义；工业

Eddy，Mary Baker·玛丽·贝克·埃迪415，528，529，530—534；凯瑟的传记491，492，531，532—533，607；作品513—514；《回顾与反省》531；《科学和健康》529，530，532—533

Edingburgh University　爱丁堡大学；威廉·詹姆斯的吉福德讲座518

editors，literary　文学编辑，36，588—598

Edmonds，Sarah　萨拉·爱德蒙兹，421

education　教育：安婷和美国人658；英语语言说明57；公共延伸55—56，582；文学课程36，38，42，60；博物馆收藏送入学校112；改革运动战前的14；吐温个人主义291—292；又见大学以及美国黑人；约翰·杜威；美国印第安人；妇女

Eggleston，Edward　爱德华·埃格尔斯顿，47，55—56，124

Eisenstein，Sergei　瑟奇·艾森斯坦，307，308

electrical power　电力，582，583，666

Eliot，Charles W.　查尔斯·W.艾略特，40

Eliot，George　乔治·艾略特，41，46，151，231，

Eliot，Samuel　塞缪尔·艾略特，385

Eliot，T. S.　艾略特，406

Ellis，Edward S.　爱德华·埃利斯，24

Ellis，Henry Havelock　亨利·哈夫洛克·霭理士，445

Ellis，Island　埃利斯岛，259—260

Elssler，Fanny　范妮·埃尔斯勒，142

Emerson，Ralph Waldo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3—14，15，379，539，602，605；肖邦178；文学上不朽36—37，39；《生活方式》15；《论经验》458；《论自立》14—15

emotions，standardization of　情绪，标准化，304—307

employment　就业，见劳动；失业；工作

Engle，C. H.　C.H.恩格尔，187

Enlightenment　启迪教化，74，91—92

Enoch Morgan's Sons　伊诺克摩根子孙公司，574

environmentalism　环境决定一切论，643

Ethiopianism　埃塞俄比亚主义，222

Ethnicity　民族特性，见人种论；种族和民族特性

ethnography　人种论：广告584；美国黑人199；死亡惯例427；美国印第安人538，540，547—549；科学人种学427；凡勃伦论有闲阶级698—699

eugenics　优生学，167，483，727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美狄亚》117，606

Europe　欧洲：文化的和象征的重要性45—46，72，75，90—99，104，229，235—236；杜波伊斯104—106；威廉·詹姆斯518；约翰逊216；出版市场599—600；大学教授的职业401—402；华盛顿597；伍尔森155；又见个人国家，旅行(泛大西洋)以及亨利·詹姆斯；伊迪丝·沃顿

Ev’ry Month　《每月》，613

evangelical movement　福音主义运动21，55

Evans，Augusta　奥古斯塔·埃文斯，(伍尔森)18，22

Everybody's Magazine　《人人杂志》，587，678

exchange，ethos of　交换的风气，498，694—696

exhibition，international　世界博览会：芝加哥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1893年)124，186—189，441，464，515，692，720，725；杰罗尼莫193—195；伦敦世界博览会(1851)424；巴黎世界博览会(1900)275—276；得到修养的农场生活204；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1904)193—195，196—197，692；科学160

expansionism　领土扩张政策，379，575

experimentalism，social　经验主义，14—17，19；又见果园公社

F

factory system　工厂制度，308—310，311—312，616

Fall River，New York　纽约州福尔里弗，666

Family　家庭，328，335，369；国内文学传统17—18，19—20，242；性爱激情349；225，240—246；妇女的责任20—21，29，43；又见母亲的角色

fashion and travel　时尚与旅游，沃顿236—237

Faulkner，William　威廉·福克纳，62，336

Fayetteville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198—199

feminism　女权主义44，142，168，435，443，451

Fern，Fanny　范妮·弗恩，23，141—142，590；《露丝·霍尔》18，20，22

Ferris，William　威廉·菲利斯，102

Field，Cyrus　塞拉斯·菲尔德，96

Fields，James T.　詹姆斯·菲尔兹，38—39

Fisk University　菲斯克大学，217—218，278，473，597

Fitzgerald，E. Scott　E.司各特·菲茨杰拉德，636；《了不起的盖茨比》227，406，665

The Flag of Our Union　我们的联邦国旗，23，28

Flagler，Henry　亨利·弗拉格勒，704

Flaubert，Gustave　古斯塔夫·福楼拜，144，151，163，172

Ford automobiles　福特汽车，575，703

Forepaugh，Adam　亚当·弗帕夫，185

Forerunner　《先驱》，731

Fortune，Harper S.　哈珀·福特恩，489

Fortune Magazine　《财富杂志》，697—698

Fowler，Nathaniel C.　纳撒尼尔·C.福勒，583

Fox，John，Jr.　约翰·小福克斯，328

fragmentation of literary culture　文学文化的分裂，见文字的文化；社会观众

France　法国移民，移民来自608—609

Franchise　选举权，见选举权

Frank，Leo　列奥·弗兰克，675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paper　弗兰克·莱斯利的有插图的报纸，23，28

Frank Leslie's Popular Monthly　《弗兰克·莱斯利大众月刊》，591

Franklin，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655

Frederic，Harold　哈罗德·弗雷德里克，529；《希伦·韦尔的堕落》318，392—396；《市场》378—380；《红色英勇徽章》340

Free speech　《自由言论》，463，464

Free Trade Association　自由贸易协会，705

Freeman's Bureau　自由人办公署，280

“Freedom，New”　新自由，391

Freeman，Mary Wilkins　玛丽·维尔金斯·弗里曼，50，57，58，61—62，612；《工人的命运》617，621—623；在有品质的期刊发表37，53，157

Freud，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56，584

Frick，Henry Clay　亨利·克雷·弗里克，96，700，701—702

Friedman，Isaac Kahn　伊塞克·卡恩·弗里德曼，624—625

Friends，Society　朋友会，536，546

frontier：cheap fiction　边疆，23—24；封闭与开放of 379，390，638

Frost，Robert　罗伯特·弗罗斯特，505，612

Fruitlands community　果园，14，17，434，435

Fugitive Slave Law　《逃奴法案》(1850)454

Fuller，Alvarado　艾尔维拉多·富勒《公元2000》710

Fuller，Henry Blake　亨利·布雷克·富勒；《悬崖住客》670，692—694

Fullerton，Morton　莫顿·富勒顿，238

G

Galton，Francis　弗朗西斯·高尔顿，484

Gardner，Alexander　亚历山大·加德纳，424—425；《掩尸团》425—426，图1

Garfield，James　詹姆斯·贾菲尔德，466

Garland，Harmlin　哈姆林·加兰，47，58，59，124，632，736；《中部边地农家子》36，59；《沿谷而上》59

Garrison，William Lloyd Jr.　威廉·劳埃德·小加里森，451，596，638—639

Gender　性别，5，143—144，146—147，151—152；阿尔科特和传统435，436；又见扮演；男性；母亲的角色；女性以及亨利·詹姆斯，

“genteel”label　上流社会的标签，39

George，Henry亨利·乔治415，618，637，638—639，651，713，716；生活639；《进步和贫穷》637，638—639

Georgia　佐治亚，49，475

German immigrants　德国移民，25，470，608—609，615

Geronimo杰罗尼莫193—197

Ghost Dances　鬼魂舞，537

Giddens，Anthony　安东尼·吉登斯，240

gift，concept of　天赋的概念，358，369，371，496，695—696

Gilbreth，Frank　弗兰克·吉尔布雷斯，296，297—298，304

Gilder，Richard Watson　理查德·沃森·吉尔德，36，37，39，60

Gillette，King Camp　金·坎普·吉列，711，719—721；《人的趋势》710—711，719—721

Gilman，Charlotte Perkins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165—168，627—629，730—733；编辑《先驱》731；女权运动142，168；生活168，627—628；中产阶级妻子的角色140；多元文化主义167，727—728，739；通俗流行的168；论繁衍167，732，733，739；休息疗法354—355，627—628，731；科学159，167；乌托邦主义628(又见下面的《她乡》)；论妇女自身躯体的生产354—355，356；《自传》355；《她乡》168，712，727—728，730—733，739；《如果我是女巫》168；《新世界的新母亲》733；《转变》168；未受惩罚的168；《我为什么要写黄色墙纸》731；《女性与经济学》166—167，168，350，352，355，371，617，627，628；《黄色墙纸》165—166，167，354—355，356，627—628，731

Girty，Simon　西蒙·格迪，564—565

Gladden，Washington　华盛顿·格莱登，333，606

Glasgow，Ellen　艾伦·格拉斯哥，333—336，421—422，451，453；《战场》333，334，336—337，451；《民众的呼声》324，333—336，338—339，346

Gleason，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格里森，23

Global order　全球订单，90，98—99，234，236，413

Globe，Chicago　《芝加哥环球报》，596，612

Globe-Democrat，St. Louis　《圣路易斯环球民主党报》，612—613

Gnadenhutten Moravian Settlement　摩拉维亚人到吉内登哈滕定居，564—565

Godkin，E.L.　E.L.格德肯，91，617

Gold Rush　淘金热，535

The Golden Age　《黄金年代》，714

The Golden Era　《黄金时代》，42

Goldfaden，Abraham　亚伯拉罕·哥尔德法登，32—33

Gompers，Samuel　塞缪尔·龚帕斯，618，637—638，641，647—652；《七十年生活和劳动》649—651

Goode，George Brown　乔治·布朗·古德，65，112，120，124

Gordin，Jacob　戈登·雅各布，33

gothic tales　哥特式恐怖故事，168，435

Gould，Jay　杰伊·古尔德，429，704，716

Gowongo，Leo　里昂·苟翁苟(安提瓜魔术师)198

Grabau，Amadeus　阿迈德斯·葛利普，658

Gramsci，Antonio　安东尼奥·格拉姆西，309

Grant，J. G.　J.G.格兰特，76

Grant，Ulysses S.　尤利西斯·S.格兰特，423，635—636；《个人回忆录》421—422，437，681

Grasset，Eugene　尤金·格拉谢特，589

Greek mythology　希腊神话，117

Greeley，Horace　霍勒斯·格里利，41，421

Grey，Zane　赞恩·格雷，365—369，371，561—566；生活和早期作品562；《论美洲印第安人》538，554—555，564，566；《俄亥俄三部曲》562；《彩虹桥》367；《彩虹踪迹》368；《荒野情天》356，366—368，369，375，554—555，561—564；《边疆精神》562，564—567

Griffith，D. W. D.W.　格里菲斯，326，339

Griggs，Sutton E.　萨顿·E.格里格斯，221；《绝对统治》220，323—325，711，727

Guadalupe—Hidalgo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合约，条约555

Guiney，Louise Imogen　露易斯·爱莫根·桂尼，170

H

Habit　习惯，263—264，266，587

Haggard，Rider　瑞德·哈格德，77

Hale，Edward Everett　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168，550，658，736

Hale House Immigrant Agency　黑尔之家移民机构，658

Hambidge，Jay　杰伊·汉姆比奇，674图19、20

Hammerstein，Oscar　奥斯卡·哈默斯坦，217

Handsome Lake　汉森湖，548

Hardy，Thomas　托马斯·哈代，46，163

Harland，Marion　玛瑞·哈兰(玛丽·弗吉尼亚·哈维斯·特休恩的笔名)19，21

Harper，Frances E. W.　弗朗西斯·E.W.哈珀，43—44，421—422，451，453，486；《伊奥拉·莱洛伊》43，44，329，422，423，451—453

Harper，William Rainey　威廉·瑞尼·哈珀，697

Harper and Brothers　哈珀和兄弟们，528，549—550；豪威尔斯与之的关系590，738，739

Harper's Magazine　《哈珀杂志》，53，112，514，589；撰稿人：阿尔杰661；弗里曼37；亨利·詹姆斯65；豪威尔斯36，37，569；威斯特559；沃纳36；伍尔森37，156；兹特卡拉-萨191，545

Harper's Monthly　《哈珀杂志》，豪威尔斯的专栏：“编辑的安乐椅”590；“编辑书房”83，590，736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哈珀新月刊杂志》，34，622

Harper's Weekly　《哈珀周刊》；广告572，574，图3；豪威尔斯的“传记与书札”专栏

Harris，Joel Chandler　乔尔·钱德勒·哈里斯，59—60，175，200，316，326，595

Harte，Bret　布莱特·哈特，42，46，53，584，605

Harvard College　哈佛学院，109，270，278

Harvey，George　乔治·哈维，569

Hawaii　夏威夷，379

Hawthorne，Nathaniel　纳撒尼尔·霍桑，13—14，15，36—37，501，605；亨利·詹姆斯的传记11，603；《七个尖角阁的房子》46，386；《红字》14—15，18，445，446

Hay，John　约翰·海，(海约翰)91，155；《养家糊口者》158，415—416，621—622，623—624，729

Hayes，Rutherford B.　拉瑟福德·海斯，38，536

Haymarket riot(1887)　干草市场市骚乱，131—132，652，736

Haywood's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海伍德世界产业工人，597

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　希伯来移民援助社团会，658

Heckewelder，John G. E.　约翰·亥克威尔德，564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黑格尔，280

Hemingway，Earnest　厄内斯特·海明威，406

Hendrick，Burton　伯顿·亨德里克，673—674

Henty，G. A.　G.A.亨狄，661

hereditary biology　遗传生物学，159

Herrick，Robert　罗伯特·赫里克，398—400，401，403；《钟声》401—402；《一个美国公民的回忆录》398—399，569—571，670，673；《真实的世界》392，398—400；《在一起》358，372—373

Hertz，Robert　罗伯特·赫尔兹，521

Higginson，Henry Lee　亨利·李·希金森，109

Higginson，Thomas Wentworth　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40，108，109，199

high literary culture　高雅文学文化，33—40；作者的社会地位35—39，40；公民使用70，107—115；世界主义者语气34—35，45—46，54，90—99；展示与鉴别113—115；国内小说34，41，151—152；编辑的社会地位36；确立35，67，68；欧洲45—46；小说被认为37，247；上流社会标签39；协会35，40；美国原住民189；声望威信36—37，108，113；压抑的效果39—40；长期的语气34，35；社会观众6，33—35，40，41，113；旅行34—35，90—99；关于妇女的地位157—158；另见个人作者；博物馆与艺术馆；现实主义；在美国黑人之下；期刊与报纸；大众文化；地方文学文化

Hills，A. M.　A.M.希尔斯，394

Hinton，C. H.　C.H.辛顿，219

historical romance　历史浪漫故事，4，76，77，416，603—604

Hoffman，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霍夫曼，457，469—470

Holiness Movement　神圣运动，392—393，394

Holmes，Rev. John Haynes　约翰·海恩斯·霍尔姆斯牧师，358

Holmes　奥利佛·温戴尔·老霍尔姆斯，奥利佛·温戴尔爵士36—37，38，421，514，605

Holmes，Oliver Wendell Jr.　小奥利佛·温戴尔·霍尔姆斯，421；《普通法》357

home management literature　家庭管理文学，21，22；《家庭月刊》23，608

Homestead Act　《宅地法》(1862)422

Homestead Strike　宅地大罢工，701—702，736

Homosexuality　同性恋：阿尔杰28，662；萨普里奥广告575；威斯特559，561；又见女同性恋以及亨利·詹姆斯

Hopkins，Mark　马克·霍普金斯，557—558

Hopkins，Pauline E.　普林·E.霍普金斯，159，415，457，488—491；生平90，221，488—489；《抗争力》330，486，489—491；《同一个血统》221—223，329—331；关于非洲种族早期辉煌的初步调查222

Hopkins publishing company　霍普金斯出版公司，489

The Horizon　《地平线》，596

Hose，Sam　山姆·何斯；私刑278，280，460，461

Houghton，Mifflin　米弗林·霍顿，200，202，507

House，Edward　爱德华·豪斯，390

household management　家庭管理，

Howe，Samuel Gridley　塞缪尔·格里德利·豪，516

Howells，William Dean　威廉·狄恩·豪威尔斯，115—126，248—253，670—673，736—739；巴纳姆724；关滑稽模仿116—117，137，138—139，143，144—146；论商业377，668—669，670—673；凯汉124，501，605；凯瑟608；切斯纳特124，205—206，208；基督教社会主义711，736，737；关于文化的公民作用110，111，112；阶级417，606—607，668；商业化377，605—607，614，632；良知668；克莱恩605，632；幻灭觉醒126，131—132，133；德莱塞612；邓巴210，441，605；道德困境607；上流社会文化39；吉尔曼165；赫里克372；高雅文学文化34，67，247；历史浪漫文学77；詹姆斯68，132，248，249，605；凯勒514；生平17，125—126，605—606；劳埃德706；婚姻122—123，144；大众文化67—68，77—80，115—118，122—123，124—215，144，205—206，250另见前面的滑稽模仿；多元文化主义739；博物馆文化65，68，120—121，122；民族主义736；诺里斯509，605，692；被保护人124，605；现实主义67—68，87，115—126，127，248—253，失败131—132，247，252—253，254，264；地方小说47；宗教254，264，737；小说阅读中的科学礼貌115，120—121；社会分析6，118—120，126，129—132，248，251；社会主义614，711，734，736，737，738；小说的地位67，247；研究传统主题83，84—85，87，590，736；剧场文化147；剧场写作30；托尔斯泰614，736；旅行写作45，91；吐温39，68，605；乌托邦主义17，253，614，710，736—739；在威尼斯45，90，91，126，605；惠特曼38；威斯特559；对于现代性的妇女主题158；新闻126，606；做编辑39，590，605；(在《亚特兰大》)36，45，111，126，590，599，605，(在《哈珀杂志》)36，83，84，590，736，738，739；小说590—592；作品在杂志上发表37，39，569，605，670，736，738；作品：阿尔特鲁利亚三部曲736—739；安妮·凯尔白恩158；一毛钱博物馆77—80；美国生活中的某些危险趋势111；“编辑的安乐椅”专栏590；“编辑书房”专栏83，84，590，736；《针眼》738—739；小说与评论67—68，121；《新财富的危害》132，24—53，254，264，590—592，607；《小阳春》144；《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来信》738；“传记与书”专栏590；林肯竞选传记605；《文学与生活》75；作家如商人377；《现代婚姻》115—123，144，569，605，606—607，671；《我的文学激情》144；《牧师的教区》84—85，122；《戏剧的新尝试》137；《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37，39，126—132，501，607，668—669，670—673，685；《他们的结婚旅行》91；《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253，501，710，711，712，720，736—738；《世界充满机会》132

Bancroft Library of Western Americana　西部美国文献图书馆

Bancroft，Hubert Howe休伯特·豪·班克劳夫，550

Hull House，Chicago　芝加哥赫尔大厦，626—627

Hunter，Robert　罗伯特·亨特，641

Huntington，Collis P.　科利斯·P.亨廷顿，494，557—558，685

Hurston，Zora Neale　佐拉·尼尔·赫斯顿，62

I

Iggorotes　伊格诺特人，196，197

Illustrated Weekly Newspaper　《画报周刊》，574

illustrations　插图，589，674，716，图19、20又见摄影

immigrants移民7，12，494—505；广告418—419，575，697；安婷657—660；同化491，657—660；把美国黑人重新定义640，654；凯瑟和内布拉斯加人608—609，615；阶级意识616—617，621；文化遗产31，32，491，626—627；一毛钱小说25；经济作用418—419，470，640，667，673，713—714；黑尔公司移民机构658；詹姆斯259—262；劳工418—419，492—493，616—617，667，713—714；法律限制57；多元文化主义491，667；描述658；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的敌意414；小说494—505；数量229，413，418—419，492—493，583—584，666；博爱主义者658；通俗描写138，674图19—20；种族主义态度228，363，640；地方文学文化56—57，58；社会状况642—647，713—714，图12—18；社会科学家470，493，503；剧院6，30，31—33；乌托邦主义419，711；女性改革家627；又见犹太人和个人国籍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184—185，238—340，325—326，379，389—390

impersonation，theatrical　扮演，剧院的，31—32，116，137，198

incest　乱伦，232，241—242，243，244—246，369—370，374—375

The Independent　《独立报》，551

Jndiam War印第安战争183，184，185，193，537；廉价小说23—24；伤膝谷大屠杀538，544—545，724

Indianapolis Journal　《印第安纳波利斯杂志》，43

Individual and individualism　个人与个人主义，7，287—314；自动化304—306；阶级阶层287—291，301，302，307—313，314；威斯特的社区561；老亨利·詹姆斯和小亨利·詹姆斯602—603；威廉·詹姆斯266，267；机械化291—301，314；美国原住民291—292；新的有限形式390；反抗291—292，419；标准化301—307；技术292—293，630；培训291—301

Industrial model of authorship　原创作者的工业模式，26—27

industrial schools，African American　美国黑人行业学校，12，99—100，103，653，651，701

industry　工业，5，8，616—617，618—627，668—680，712—727；内战12，419，438—439；大批量生产49，413，582；机械化296—297，616；小说38，153，413，668—680，712—727；地方文学48—53；时间感616；吐温和扩张416，716；城市发展493；乌托邦主义712—727；又见工厂制度；劳动

Inglis，William Q.　威廉·Q.英格里斯，702，709

Ingraham，Prentiss　普兰提斯·英格拉汉姆，27

instructions：arts integrated into civic　说明；文科并入市民，66—67；文化的6，7，35，40；(fiction as)7，247，(又见学会；博物馆和艺术馆)；科学的160

inventions　发明，666；乌托邦作家710，714，718，720—721，723；又见科学

Iowa，Native Americans of　衣阿华州的美国印第安人，536

Irish immigrants　爱尔兰移民，25，30，57，470，711，图11

Irwin，Will　威尔·欧文，494

J

Jackson，Andrew　安德鲁·杰克逊(印第安猎人)，291—292

Jackson，Helen Hunt　海伦·亨特·杰克逊，57，58，549—552；《百年耻辱》538，549—550；《拉蒙娜》51，416，538，549，551—552

Jacobs，Harriet　哈丽叶特·雅格布斯：《女奴生活的点点滴滴》454—456，486，541

Jacobs，John S.　约翰·雅格布斯，454

James，Alice　爱丽丝·詹姆斯，168—171，499—500；死亡170，171，492，500；日记169，492，500；家庭499—500，602

James，Henry Sr.　亨利·老詹姆斯，39，500，519，602，603，662；宗教信仰499，520，602

James，Henry　亨利·詹姆斯，77—89，93—95，253—262，415，519—525，598—605，694—697；论力量150—151；美国文学传统603—604；阿诺德论文化107；自传70—71，72；论巴纳姆70—71，72；比尔博姆的画520；生意258，668—692—93，694—697；凯汉501；凯瑟608；公民身份602；论内战11，421—422，438，442—446，453，599；论阶级443，630；商业感觉381—382，389，592，593—594，598—605；论商业主义453，592，593—594，615；论意识171，254，256—257，258；论消费主义443；当时的言论521；版权599；论克莱恩633；论死亡163，492，520，521—523；拿破仑病榻口述388；歧视258—259；；论行动376—377，378，380—381，382—386，391—392，402；杜波伊斯458；精英主义600—601；欧洲71，72，95，155，615，(在欧洲的美国人)45；论交换668，694—696；家庭关系602—603，(爱丽丝)499—500，(老亨利)17，500，602—603，(威廉)263，520，603；论性别角色143，147—151，443—444，445—446；霍桑11，603；很高的社会地位37；同性恋88—89，443—444，445—446，662；恐怖522；豪威尔斯68，132，248，249，605；个人主义602—603；影响603—604；犹太人259—260，696—697；杂志592—594，(作品发表的杂志)37，40，60，65，95，569，592，599，602；论语言258；市场381—382，389，592，593—594，598—605；论婚姻97—98，376；大众文化70—71，72，76，77—89，133—136，139，247，250，254，258—259；情节剧的效果132—133；论现代事物6，158，262，453，630；多元文化主义444—445；文学种类的多样性134—135；博物馆文化65—66，69，93；叙述者256；论美国印第安人260，262；神经质疾病499，513；纽约版本135，376，381，382，389，604—605；作为文学实践的小说135—136；产量602；关于不调和的理解252，260；盗版86—89；心理现实主义257，601；宣传品86—89，143，147—151，254，258—259，443；论种族98，259—262，694—195，696—697；现实主义技巧139，253—256；宗教17，492，513—514，519—525，603；论秘密87—89；世俗主义521，603；传统主题研究82—89；塔贝尔702；戏剧作品30；跨大西洋旅行91，92，93—95，615；威尼斯45，66，95；沃纳的前兆445，604；沃顿224，605；威斯特559；女性138，151，162，254，443，603，(宣传)143，147—151，(反映社会)158，171，256—257，(工作)629，630—632；沃尔森153，155，156；左拉257；《死者的祭坛》87；《奉使记》95，257，415—416，569，592—594；《美国人》65—66，93—95，381—599；《美国景象》253—254，257—262，272；《阿斯本报》60，87—88，89；《尴尬的年纪》256—257；《波士顿人》37，143，147—151，158，254，442—446，569；《笼子》630—632；《黛西·米勒》158，162，163，600；《名流之死》86，87；《地毯上的图案》87；《小说的未来》82；《金碗》95，97，98，257，382，694—697；霍桑传记11，603；《死后有来生吗？》520；《象牙塔》(未完成)605；《约翰·特罗卫》87—88；《巴布丽娜小姐》97，98；《巴尔扎克的教诲》135—136；《大师的教诲》87—88，89，135《伍尔森小姐》156；部分肖像；《热情的朝圣者》96，599；《贵妇画像》97，254，382—386，391，405，445，600—602，(关于雄心抱负)377，384，385—386，389，376—377，378，380—381，382—386，391—392，402，(纽约版本的前言)376，381，382，389，604，(出版)40，381—382，(作品中的女性)162—164，171，445，522；《卡斯纳司马公主》158；《个人的生活》85；《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项目》592；《机遇的问题》133—135；《反射器》254；《真实的事物》87，88；《罗德里克·哈德逊》95，592；《圣泉》254—256；《伦敦被围》97；《一个小男孩及其他》70—71，72；《一年的故事》599；《悲剧的缪斯》151；《跨大西洋游记》91，599；《螺丝在拧紧》492，523—525；《威尼斯》45，95；《华盛顿广场》162，336；《梅齐知道什么》241，256—257；《鸽翼》98，163，257，492，520—523

James，Mary　玛丽·詹姆斯(旧姓为瓦尔什)602

James，William Sr.　威廉·老詹姆斯，602

James，William　威廉·詹姆斯，265—268，517—520；亚当斯270，271—272；爱丽丝·詹姆斯的日记499；取代主题492；杜波伊斯278，458；家庭背景和教育500，602；关于习惯263—264，266；在哈佛大学270，278；历史270；关于帝国主义184—185；个人主义266，267；亨利·詹姆斯263，520，603；凯勒514；论大众文化267；神经疾病499，513；关于小说263—264，267，520；关于多元论266—267；实用主义原则263，264，265—268；关于智者的共和国267—268，271；关于洛克菲勒696；精神性253，513—514，517—520；《隐藏的自我》221—222，517；《心理学原理》264，265—266，342—343；《人类学的进步》603；《宗教经验种种》518—519；《相信的意志》267

Jefferson，Thomas托马斯·杰斐逊，566—567

Jewett，Sarah Orne　萨拉·奥恩·朱伊特，57—58，61，157，605；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37，53，157，595；《尖尖的杉树之乡》52，53；《深港》47，53，54

Jewish Daily Forward　《犹太先锋日报》，124，501—502

Jews　犹太人，657—661；广告575，697，图9；图书交易501—502；克雷格727；唐纳利的反犹太人主义728；希伯来移民援助学会658；霍普金斯490；詹姆斯259—260，696—697；劳工组织652；诺里斯557，680；迫害运动674—675，676；宣传犹太人联合会501；小说中种族冒充486；牺牲659；沙勒470；社会主义501，652；定型674，图19—20；乌托邦小说711，727；职业道德657—661；意第绪语和文学315，316；意第绪剧院32—33；又见个体作家

Johnson，A. E.　A.E.约翰逊，486

Johnson，James Weldon　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210，215—218，486—488；关于颜色和种族404—405，486—488；邓巴212，217；关于种族的未来457；生平216—218；私刑217，457，488；大众文化215—218；关于白人从黑人娱乐中受益214—215，216；《沿着这条路》217，488；《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215—216，217，218，404—405，486—488；布莱克·曼哈顿217；《图罗索》(未面世的音乐剧)210，217

Johnson，Rosamond　罗莎蒙德·约翰逊，210，217

Johnson，Walter A.　沃尔特·A.约翰逊，489

Jones，Absalom　阿伯萨拉姆·琼斯，473—474

Jones，Alice，and Ella Merchant　爱丽丝·琼斯和埃拉·默沉特：《揭开相同情况的面纱》710

Jordan，David Starr　大卫·斯塔·约旦，389—39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杂志》，698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杂志和报纸，34—40，413，588—598；美国黑人595—598(又见个体杂志)；权力112；廉价小说24—25，75；儿童杂志和报纸21；公民目的112—113；内战证明421；市场的阶级细分76，589，590—591；文学商业化416，417；分发24—25，76；多样性591—592；国内小说在38；编辑36，588—598；高雅文学文化34—40，75，85，110，112—113，133；当地出版社43，44；大批量发行74，75，133；耙粪594，707—709；数量588，589—590；区域性杂志和报纸42，43，44，494—495，608；质量上的地方小说53，157，199；小说连载416，417，592，599；辛迪加栏目21，595，708；战争欲望133，134；女性杂志，德莱塞做编辑417，613，636；又见个人头衔以及个体作家和广告。

Judson，E. Z. C.　E.Z.C.贾德森，76；内德·邦特莱因24，26，27，30

Jung，Carl Gustav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584

K

Kallen，Horace　霍勒斯·卡伦，657，727

Keller，Helen　海伦·凯勒，415，492，513—517；《我的生活》492，514，515，569

Kelley，Emma Dunham　爱玛·邓海姆·凯利，486

Kellogg，Laura　劳拉·凯洛格，189

Kelley's Army　凯利请愿军，506

Kimball，Moses　摩西·克姆堡，121—122

King，Grace　格雷斯·金，58

Kinney，Abbot　阿伯特·吉尼，550

kinship姻亲关系232，240—246，419，603，620，621

Kiowa people　基奥瓦，182，183

Kirkland，Caroline　卡罗莱娜·科克兰德，46

Kirkland，Joseph　约瑟夫·科克兰德，59

Knights of Labor劳工骑士617

Knox College，Illinios　伊利诺伊斯州科诺克斯学院，595

Kokomo Tribune　《可可摩论刊报》，43

Krafft—Ebing，Richard，Freiherr von，理查德·弗莱歇尔·冯·克拉夫特-埃宾，360，444，445

Ku Klux Klan　三K党，326，328，465—468，又见托马斯·逖克逊(《宗族成员》)

L

Labor　劳工，414；亚当斯625—627；阶层和民族意识616—617，622；合作社617；剥削418—419，637—638，639—640，669—670；劳工故事风格75；改革者506，618；细分616；动荡不安413，701—702，713—714(又见罢工)；又见罢工：贸易联盟；以及美国黑人；儿童；移民

Lackawanna Railroad advertisement　拉克瓦纳铁路广告，584，681

Ladies Home Journal　《妇女家庭杂志》，515，569

Lane，Mary　玛丽·莱恩，731

language，American English　美国英语语言，258

larremore，Wilbur　威伯·莱提摩尔，353—354

Law　法律：商业发展667；关于移民57；林肯的现代化措施422；财产权property rights o.ver face 353—354；种族法324，326—328，456，462，536—537；法案：《道斯法案》(1887)536—537；《逃奴法案》(1850)454；《宅地法案》(1862)422；《曼恩法案》(1910)361—362；《肉类检测法案》621；《太平洋铁路法案》422；《清洁食品和药品检测法案》621；《援助印第安传教士法》549；《谢尔曼反垄断法》(1890)667—668；案例：摩根诉弗吉尼亚案324；摩根与哈利斯354；普莱西与费格森207，324，324—328，346；美国诉卡格马案536

Lawrence，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劳伦斯，597

lecture讲座110，142，643

Ledger，New York　《纽约文汇》，75，590

Leiber，Francis弗朗西斯·雷博142—143

Leisure　休闲：书信文化17—18，25，34—35；趋势311

leisure class　休闲阶级，232，234，497，568，582，698；又见女性

Leiter，Joseph　约瑟夫·利特，689

Lesbianism　女性同性恋，148，174，443—444，609，610

Leslie，Frank　弗兰克·莱斯利，23；带插图的报纸23，28；《大众月刊》591

Levin，Harry　哈利·莱汶，340

Lewis，Sinclar　辛克莱尔·刘易斯，39；《巴比特》404，408

Liberator　《解放者》，451，596

libraries，public　公共图书馆，35，110，506，550；禁止图书发行278，476，503，532

Lincoln，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310，391，422，424，439；奴隶解放325，422—423；豪威尔斯的传记605；美国印第安人535；塔贝尔的侧面像707

Lind，Jenny　詹妮·林德，142，148—149

liners，ocean　大洋·班机，229—230，241

Linotype machines　莱语(整行)排铸机，76，292—293

Lippard，George　乔治·立帕德，76

Lippmann，Waltor　沃尔特·李普曼，391；《漂流与掌控》310—311，312，313

literacy　识字能力，76，287—288，582，598

Lloyd，Henry Demarest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618，693，705—707；《伟大垄断的故事》705—706；《财富与国民的对立》702，706—707

local color writing　地方色彩写作，又见区域性文学文化

Lombroso，Cesare　切萨雷·龙勃罗索，360，509，510

London：First Uniersal Races Congress　伦敦：第一届世界种族代表大会(1911)545；(Great Exhibition，Crystal Palace)水晶宫世界博览会(1851)424

London，Jack　杰克·伦敦：文学的商业化382，400—401，614，图2；生平506—507；在杂志上发表494，507，569，图2；关于反思和身份403，409；关于社会流动性287—288，289，409；社会主义506，614—615，734，735，739；乌托邦主义734—736，739；荒野493—494，505—509；作品507；《野性的呼唤》492，507—509，图2；《铁蹄》734—736，739；《马丁·伊登》287—288，289，290，396—398，400—401，402，403，409，507，569；《路》506，507；《海狼》382，386，389，391，507

Longfellow，Henry Wadsworth　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36—37，38，605

Loring，Katherine Peabody　凯瑟琳·皮博迪·洛兰，499—500

Lowell，Amy　阿米·洛威尔，612

Lowell，James Russell　詹姆斯·罗素·洛威尔，36—37，38，83，84，90，126

Lowell，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洛威尔，616

Lowell，Percival　博西弗尔·洛威尔，114

Lowie，Robert　罗伯特·洛维，369

Lubbock，John　约翰·卢伯克，167

Lubin，David　大卫·卢宾：《让世上充满光明》727

Luna Park　璐娜园，81

Lyautey，General Hubert　休伯特·列奥特将军，238，239

lynchings　私刑，203，261；《危机》597，598；卡特勒的私刑法461—462；《染色工反私刑法案》488；对亚特兰大犹太人实施的私刑675；对美国印第安人实施的私刑461；吐温480—481；西部风格561；又见山姆·何斯以及W.E.B.杜波伊斯；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艾达·韦尔斯

Lyon，Kate　凯特·莱恩，529

M

Mabee，H. W.　H.W.马毕，514

McClure，Samuel S.　塞缪尔·麦克卢尔，544，594—596，598；《我的自传》569，594，607

McClure Magazine　《麦克卢尔杂志》(《麦克卢尔》)，594—596；广告568，574；凯汉在杂志上连载的作品569，673；凯瑟529—530，569，607；关于发明594；耙粪新闻594，707—709；麦克卢尔的《我的自传》569；塔贝尔594，707—709

McClure Phillips　麦克卢尔·菲利普斯，507

McClurg，A. C.　A·C.麦克罗格，729

McCormick reaper plant　麦克米克收割机厂，616

McDougall，Walter　沃尔特·麦克杜格尔，727

Maclean，Mary Dunlop　玛丽·邓洛普·麦克莱恩，596

McMechen，James　詹姆斯·麦克米契恩，566

Macmillan publishers　麦克米兰出版社，507

Madison，James　詹姆斯·麦迪逊，537

Magazines　杂志，见杂志和报纸

Mabin's Magazine　《马欣杂志》，584

Maine，Henry Summer　亨利·萨默·缅因，361

Major，Charles　查尔斯·梅杰，77

Malinowski，Bronislaw　布朗尼斯洛·马利诺维斯基，369，371

management　管理，616，707；科学管理296—298，300，303—304，305，430

Manly，Alexander　亚历山大·曼里，462

Mann，Horace　霍拉斯·曼恩，55—56

Mann Act　《曼恩法案》(1910)361—362

manners，novels of　礼貌，小说，227，231，232

Manola，Marion　马里恩·曼诺拉，353，355

manufacture　制造，见工业

Marden，Orison Swett　欧瑞森·斯威特·马登，126

market and marketing市场和营销414，568—615；小说交易377—378；文学见商业主义(以及文学职业)；更适合把奴隶释放363—365；又见广告；商业主义；消费

markham，Edwin　埃德温·马克汉姆，678

Marriage　婚姻：通奸372—373；婚姻中的人类学369；跨大西洋跨文化婚姻97—98；豪威尔斯论婚姻122—123，144；乱伦369—370，374—375；爱、合同和财产357—359，368—375；没有爱的婚姻367—368，369；大众文化122—123，144；摩门教和包办婚姻365—368；卖淫358，359，367，371—372；脱离婚姻的女性事业358—359

Marsden，George M.　乔治·马斯丹，392

Marx，Karl　卡尔·马克思，638，651；《美国和内战》537；《共产党宣言》17

masculinity：male fraternity男子气：男性兄弟之情560，561，565；现实主义的男子气143—144

masochism　受虐狂，360—361

mass culture　大众文化，77—89；美国黑人138，196—198，210，216—218；游乐园80—82；市民文化138；简易博物馆77—80；女性化158；杰罗尼莫195—196；吉尔曼的改编168；高雅文化5—6，68—72，73—75，110，113，114—115，182；地方色彩写作173；多样性79—80；博物馆69—70；美国原住民181—182，189；受欢迎的表演者196—198；读者人数6，76，591；现实主义5—7，68—82，114—118，133—136，138—139，143—144；技术与传播76；妇女143—147；又见廉价小说；剧院；以及威廉·狄恩·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威廉·詹姆斯；婚姻；美国印第安人

mass society　大众社会，247，250

Massey，Douglas　道格拉斯·马塞，474

materialism　实利主义，635，636，653，671

Mather，Robert　罗伯特·马瑟，595

Maupassant，Guy de　盖伊德·莫泊桑，172

Mauss，Marcel　马塞尔·莫斯，371，695—696

Mazeppa；鞑靼的野马162

Mead，Elinor(later Howells)　埃莉诺·米德(后来为豪威尔斯)，605

Mead，George Herbert　乔治·赫伯特·米德，262，264，268—270，280；《意识、自我和社会》269—270；关于小说作为思维模式262，263，268，269

Meat Inspection Act　《肉类检测法案》，621

Meat Trust　肉类托拉斯，689

mechanization　机械化，295—298，405，582，616，715；个性308—309，314

medicine　药品，336，499，528，719—720

Medill，Joseph　约瑟夫·麦迪尔，421

Mellon，Andrew　安德鲁·梅隆，429

melodrama，theatrical　情节剧，剧院的，30，31，33，162，319，320

Melville，Herman　赫尔曼·梅尔维尔，13—14，15，16，181；设定16，17，18，36；《比利·巴德》16；《克拉瑞尔》16；《麦迪》16；《白鲸》15，16，18，122；《皮埃尔：或模棱两可》16；《白色夹克》16

Memphis，Tennessee　田纳西州孟菲斯，463，464，596

Mencken，H. L.　H·L·门肯，606—611，612

Menken，Ada Isaacs　埃达·伊萨克斯·门肯，142，162

Mennonites　孟诺派教徒，667

Merchant，Ella，and Alice Jones，埃拉·默沉特和爱丽丝·琼斯：《揭开相同情况的面纱》710

Mergenthaler Linotype machines　摩根特勒整行排铸机，292—293

Mesmerism　催眠术，517，531，714

Methodist revivalism　卫理公会复兴，392—396

Mexican—American War　墨西哥—美国战争，540

Mexican Americans　墨西哥裔美国人，608—609；又见玛丽亚·安帕罗·露易丝·伯顿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美国黑人486，639—640；富裕表示137；个人主义289—90；工业化617；文学文化6，17—18，22—23；宗教21；文化的戏剧风格146—147；沃顿论易受攻击的成员232；妇女与公共生活137—138，139—140

migration，internal　内部迁移，12，211，493，494—505

Milholland，Mrs. John　约翰·米尔霍兰德太太，597

militarism　军国主义，291—301，345—346，347，712

Miller，Joaquin　乔肯·米勒，42，43

Miller，Kelly　凯利·米勒，100，457，596

Mills，C. Wright　C·赖特·米尔斯，313

Milmine，Georgine　乔治吉恩·米尔尼恩，530，569

minstrelsy　吟游技艺，68，145，175，198，204

Mission Indians　印第安传教士，549，550—551

missionaries，Moravian　摩拉维亚传教团，564—565，566

Mississippi Plan　《密西西比计划》，332

Mitchell，S. Weir　S.威尔·米切尔：《特性》与《诺斯和他的朋友》304—306；休息疗法166，354—355，499，559，627—628，731；《疲劳和眼泪》617

mixed race，people of　混种人，322—324，471—472，483—486；种族身份的问题327—328，329—333

mobility　流动性，90，240—246，492；社会流动性287—291，319—321，386—388，398—400，617，635；又见移民；内部迁移；旅行

Modernism　现代主义，405—408

Modernity　现代事物：广告568—569；内战422—423；混乱414，493—494；血缘关系240—246；风险227—228，230—231，246，378；时间与空间76—77，225；旅行228—230；妇女地位作为文学主题157—158；又见，亨利·詹姆斯；伊迪丝·沃顿

Modjeska，Helena　海伦娜·莫德杰斯卡，32

Montezuma，Carlos　卡洛斯·蒙特祖玛，189

LMoody，Dwight L.　德怀特·L.穆迪，393

The Moon　《月亮》，596

Moore，Fred R.　弗雷德·R.穆尔，489

Moravian Church　摩拉维亚教堂，564—565，566

Morgan v. Virginia　摩尔根诉弗吉尼亚，324

Morgan，Henry Lewis　亨利·刘易斯·摩尔根，369，426，547—549；论婚姻357—358，373；论美洲印第安人538，543，547—549；帕克做助理536，548；《古代社会》357—358，548—549；《赫-德-诺索-尼联盟或易洛魁人》548；《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548

Morgan，J. P.　J.P.摩根，429，685

Morgan's advertising company(Enoch Morgan's Sons)　摩根的广告公司(伊诺克摩根子孙公司)，574

Mormons　摩门教徒，14，562，图9；格雷365—368，562—563，564

Morris，William　威廉·莫里斯，737

Morse，Samuel F. B.　塞缪尔·莫尔斯，424

Morton，Samuel George　塞缪尔·乔治·莫顿，427

Mother's Day　母亲节，306，307

mother's role　母亲的角色，137—179，350；家庭小说17—18，19—20；吉尔曼350，732，733；奴隶制456，485

mourning　哀悼，423，458—461

muckraking journalism　耙粪新闻，594，707—709

mulattos　混血人，见混种人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6，7—8，413—20，444—445，667；又见乌托邦主义

Munden v. Harris　芒登v哈利斯，354

Munsey's magazine　《孟西杂志》，568

Murfree，Mary Noailles　玛丽·诺埃利斯·莫夫利(查尔斯·伊格伯特·克莱多克)47，48，50，58，124；《哈利森海湾的舞会》53，54；《沿着失去的小溪漂流而下》51—52，53；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53，137

Murphy，Edgar Gardmer　爱德加·加涅·莫菲，337

Murray，Lieutemant(romance writer)　默里·中尉，24

museums and art galleries　博物馆和美术馆，6，35，65—72，120—122；美国印第安人被排除在外110；市民文化108，111—112；文化权威113—114；简易博物馆69—70，77—80；欧洲艺术在美国45；古德的意见120，124；大众文化69—70；学校的流通收藏112；科学160；景象77—80，121—122；又见，简·亚当斯；W.E.B.杜波伊斯；威廉·狄恩·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

music　音乐：美国黑人175，199，204，210，(又见黑人圣歌)392，393，395—396

music halls　音乐厅，110

Mussel Slough Massacre　穆塞尔斯劳大屠杀，677—678、

Myers，Frederic　弗雷德里克·梅耶斯，518，522

Myers，Gustavus　古斯塔夫斯·梅耶斯，685

Mysticism，William James and　威廉·詹姆斯和神秘主义517—518

N

NAACP(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471，491，596—598

The Nation　《国家》，91，126，590，605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见NAACP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712—713，736；民族主义党713

The Nationalist　《民族主义者》，713

Native Americans　美国印第安人，7，12，181—196，413—414，535—567；同化535—536，566；班诺克战争541；巴纳姆展品182—183，184，185—186，195；巴纳姆724；肉体184—186，10，192—193；凯瑟538，608，615；在内战中12，535；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535，552—567；去文化作用189—190，191—192；《杜立德报告》535；教育12，191—192，536，540，544，546—547，(手工劳动学校)12，546—547；人种论538，540，547—549；五个文明部落535；未来前景564，566—567；格雷538，554—555，564，566；高雅文学文化189；个人主义291—292；杰克逊538，549—552；詹姆斯260，262；杰斐逊的讲话566—567；土地181，535，536—537，638；法律536—537，549；林肯535；私刑461；大众文化181—182，189；印第安传教士549，550—551；自然543；口头文化540；关于帕柯曼295—296；政治主张186—189，538，539—540，541，546，549—551；通俗描写138，181；人口419，537；现实主义作家7；宗教和仪式189—190，536，537，539—552，564—565，566；居留地536，538，545；抵抗(又见印第安战争)298，537；露易丝·伯顿538，554—559；牺牲419，542，547，553，566；克里克大屠杀183—184；蓄奴535；学会(美国印第安人学会)189，(美国土著—印第安人学会)537；图画185—186；剧院539；吐温论重新定居416；乌托邦小说419，727；旷野西部秀181，185—186；威斯特538，544—545，724；亚基马事件541；又见查尔斯·亚历山大·伊斯特曼；杰罗尼莫；印第安战争；西蒙·波卡根；韦尼姆卡·霍普金斯，萨拉；兹特卡拉-萨

Nativism　本土保护主义，167，560，638—639

naturalism　自然主义，5，7，312；又见有个性的作者

nature　自然：凯瑟609，610；格雷562，563—564；关于文明的社会科学509；吐温506，684—685；又见荒野以及凯特·肖邦；美国印第安人；弗兰克·诺里斯；马克·吐温；欧文·威斯特

Nebraska，literary culture　内布拉斯加的文学文化，607—608

Nebraska State Journal　《内布拉斯加州志》，608

Negro Anti—Tuberculosis League，Georgia　佐治亚州黑人反肺结核联盟，475

Neuezeit《新时代》501

New American Magazine　《新美国人杂志》，47

New Era　《新纪元》，489

New Nation　《新国家》，733

New Princeton Review　《新普林斯顿评论》，74—75

New York　纽约：巴纳姆印第安人首领展182—183；黑色曼哈顿210；树阴，大众剧场257；水晶宫71；文化网络75；移民数量666；詹姆斯的《美国景象》257—260；犹太人贫民窟259—260；麦迪逊广场花园204；博物馆70，112；新纽约廉租房委员会(1884)642；报童招待所662；卖淫359—360，361，362；罗斯福担任警察行政长官643；贫民窟642，(又见雅格布·里斯的《另一半人怎么生活》)；大学217—218；意第绪语剧院33；新闻：《先锋日报》738；《纽约时代》463—464；《纽约领袖》23；《纽约文汇》75，590；《纽约时代周刊》421，425，589；《纽约时代书评》608；《纽约周刊》23；《纽约世界》75，613；《纽约太阳报》210，213，595，643；《论坛报》421，643，644

Nez Perces　内兹佩尔塞部落，550

Nicholson，Meredith　梅雷迪斯·尼科尔森，247

Norris，Frank　弗兰克·诺里斯，494—496；关于残忍和社会685；论商业和金钱360—361，406，510—511，668，670，677—680，689—692，705；特性化492，494，495—496，505；豪威尔斯509，605，692；论身份406，407；论犹太人557；生平494—495，678，690；论自然509—511，678，679—680，691；报纸连载569，689；蛮荒493—494，505—506，509—511；《矿区生活》678；《麦克提格》360—361，406，492，494，496，509—511，561，608，705；《章鱼》389，406，494，557，560，677—680；《粮食交易所》415—416，569，670，678，689—692；《小麦三部曲》678；《凡陀佛与兽性》492，494，495—497

North American Review　《北美评论》，528，549，569，592，661

North Star　《北斗星》，596

Norton，Charles Eliot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74—75；中世纪教堂建筑史研究114；《美国的知识生活》74—75

Norwegian immigrants　挪威移民，608—609，615

Noyes，John Humphrey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14

nursing profession　看护职业，140—141

nurture/nature debate　养育特性辩论，483

O

Obi folk religon　奥比巫术，461

Occum　奥卡姆，544

O.Connell，Daniel　丹尼尔·奥康奈尔，42—43

O.Connor，Flannery　弗兰纳利·奥康纳，62

Octoroons(舞台表演)213

Ogden，C. R.　C.R.奥格登，488

oil industry　石油业，703—704；又见约翰·D.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

Oneida Community　奥奈达公社，14

Opera　歌剧，45，608，610

Optic，Oliver　奥利弗·奥普蒂克，661

orchestra　管弦乐队，35，45，110

Organization Man，rise of　顺从听话的成员，382—391

Original Rights　《原有权力》，465

Osgood，James R. and Co.　詹姆斯·R.奥斯古德及公司，39，590，599

Otis，James　詹姆斯·奥蒂斯，661

Outlook　《瞭望》，514，569

Overland Monthly　《陆路月刊》，42，507，608

P

Pacific Monthly　《太平洋月刊》，569

Pacific Railroad Act　《太平洋铁路法案》，422

packaging industry　包装业，582—583

Page，Thomas Nelson　托马斯·纳尔逊·佩奇，59—60，175，200，326，457；《黑人：南方人的问题》476；《红石》335

Paige Compositor(typesetting machine)　佩奇排字机(排版机)，292—293，297，681，718

Panama　巴拿马，575

paperback books　平装书，76

Paris　巴黎，237—238，275—276

Park，Edwards A.　爱德华兹·帕克，432

Park，Robert　罗伯特·帕克，493

Parker，Arthur C.　阿瑟·C.帕克，189—191，537

Parker，Ely S.　艾力·帕克，536，548

Parker Brothers；Pit card game　帕克兄弟；小麦交易所扑克牌游戏，689

HParkhurst，Charles H.　查尔斯·帕克赫斯特，209—210

Parkman，Francis　弗朗西斯·帕柯曼291，295—296

parks　公园，108，505

Parrish，Maxfield　麦克斯菲尔德·帕里什，584，724

Parsons，Elsie Clews　爱尔西·克鲁斯·帕森斯，160，161

Parton，James　詹姆斯·帕顿，41

Parton，Sara Payson　萨拉佩森·巴顿，见范妮·弗恩

patent—medicine shows　专利药品展，43

Peabody，Elizabeth　伊丽莎白·皮博迪，539

Pears soap　派厄斯肥皂，574，585

Peck，Bradford；布拉德福·佩克；《世界是一座大商场》711，721—723，739

Pember，Phoebe Yates　菲比·叶芝·潘伯，141

Pemberton Mill disaster　彭伯顿工厂灾难，669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宾夕法尼亚大学，278

Perkins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帕金斯盲人学院，514，515

Perry，Thomas Sargeant　托马斯·萨金特·佩里，85，109

Peterson's magazine　《彼得森杂志》，38

Peyote rituals　佩奥特教仪式，537

Phelps，Eliakim　伊利亚金·费尔普斯，432

Phelps，Elizabeth Stuart，Sr.　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老费尔普斯《阳面》432

Phelps，Elizabeth Stuart　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后来变成沃德)152—153，415，525—527；论商业668，669—670；内战作品421—422，453；文学的商业化595，668；宗教431—432，438，492，513—514，520，525—527；《天门外》525—526；《生活岁月》432，669；《半开的门》18—19，153，430—434，492，525；《天门之间》526；《沉默的搭挡》153，668，669—670，685；《艾维斯的故事》152—153；《一月十日》153，669

Philadelphia：Centennial Exhibition　费城世纪博览会(1876)38，99，112，161；艺术博物馆112

Philadelphia Medical Journal　《费城医学杂志》，528

philanthropy　慈善事业，35，109，380，658，662；卡耐基和洛克菲勒701，702，719—720

Philippines　菲律宾群岛，184—185，325，379，389—390；伊格谱特人196，197

Phillips，David Graham　大卫·格雷厄姆·菲利普斯，361，375；《她付出的代价》358；《苏珊·雷谱克斯》356，375

Phillips，John S.　约翰·S.菲利普斯，544，595，708

photography　摄影，181，193，434，604；内战421，423—427，533—534，图1；里斯的摄影作品644—647，图12—18

Pierce，Charles S.　查尔斯·皮尔斯，263，264—265

Pierce，Franklin　弗兰克林·皮尔斯，11

Pierce，Melusina Fay　麦鲁西纳·费·皮尔斯，40

Pillsbury，Albert　阿尔伯特·皮尔斯贝利，596

Pinker，James B.　詹姆斯·平克，599

Pinkerton，Allan　阿兰·平克顿，424

Piute people　派尤特人，536；又见萨拉韦尼姆卡·霍普金斯，

plantation fiction　种植园小说，174—175，200，204，363

Plessy v. Ferguson　普莱西V费格森，207，324，327—328，346

Poe，Edgar Allan　埃德加·艾伦·坡，36

Pokagon，Simon　西蒙·波卡根；《红种人的挽歌》186—189

Polish immigrants　波兰移民，493；剧院32，33

Pomeroy，Senator Samuel C.　塞缪尔·C.鲍密洛伊议员684

Ponca people　蓬卡人，550

Pope Manufacturing Co.　波普制造公司，595

popular culture　大众文化：女性半球143—144；印刷，剧院和电影的融合30—31；形式的多样性22—23；种植园思乡病175；作为反驳的现实主义5—7；又见国内文学传统；大众文化；剧院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493，583—584

Populist Movement　平民主义运动，58，729

Porter，Mrs. Ann Emerson　安·爱默生·波特夫人，26

Post，Amy　埃米·波斯特，454

postal service　邮政服务，588—589

Potawatoni people波塔瓦托米人，187

Pound，Ezra　埃兹拉·庞德，406，612

Powderly，Terence　特伦斯·鲍德利，617

Powell，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鲍威尔，548

Powers，John E.　约翰·鲍韦尔斯，583

Poyen，Charles　查尔斯·波伊恩，531

pragmatism　实用主义，262—270；又见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乔治·赫伯特·米德；查尔斯·S.皮尔斯

printing technology　印刷技术，76，292—293，589；又见佩奇排字机

prison reform movement　监狱改革运动，14

privacy　盗版，85—89，353—354

productivity，cult of　生产力崇拜，616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职业协会，160

professional writers　职业作家，18，66，199，396—398，401，599；合同和稿费588，590，594；又见商业主义(以及文学职业)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dvertising　广告的专业化，571，582，584—588，598

Progressivism：and individual　革新论：与个人主义，290，292；文学和现代主义406—408；种族主义337

Propaganda Verein，Jewish　犹太人的宣传社团，501

property　财产368—375；摩尔根论财产548；个人外表作为财产353—354；女人作为财产356—368

prostitution　卖淫，359—363；婚姻比较358，359，367—372；又见《白人奴隶制》

protest，social　社会抗议，637—652；又见社会改革

Proust，Marcel　马塞尔·普鲁斯特，177

psychical research　超自然研究，432，518，522

psychology　心理学：广告心理学584—588；亨利·詹姆斯的心理学257，601宣传品353—354，465；女性作家137—151，498；又见广告以及亨利·詹姆斯

publishing　出版：内战421—422；版权599，681；豪华本36；国内文学传统74，82，598，599；重新组织成为分离的文学文化23，25—26，33—34；又见广告；廉价小说；商业主义(和文学职业)；杂志和报纸；印刷技术；职业作家；社会观众；个人形式与编辑

Pulitzer，Joseph　约瑟夫·普利策，75

Pure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 Act　《清洁食品和药品监测法案》，621

Putnam，Frank　弗兰克·普特南，189

Putnam's Magazine　《普特纳姆杂志》，574，575，661，图5、7、8、10

Q

Quarterly Journal　《季刊》，189—190

Quimby，Phineas Parkhurst　菲尼斯·帕克赫斯特·昆比，530，531—532

R

race and ethnicity　种族和人种，5；妥协迁就主义99—100，653—654；美国黑人的提升意识209—210，215，218；盎格鲁—美国人的关系98—99，103；巴纳姆的展览182—183，184，185—186，195；内战346，431；阶层333—336，616—617，621；死亡习惯425—427，(又见美国黑人)；狄克逊的种族主义338，408；第一届世界种族代表大会(伦敦1911)545；未来457，472—491；吉尔曼的种族主义167；格拉斯哥333—336，337；作为白人受控制的全球订单98—99；龚帕斯649—650；豪威尔斯78—79；人性184—185，621；帝国主义325—326；凯勒514；对个人地位的合法判断324，326—328；本土文化保护主义167，560，638—639；身份的新形式346；冒充485—488，491；伪科学种族主义理论457，468—470，597；纯化计划727，733，739；奴隶制度转变为种族歧视326—327，336—337，346，482—483；精神上的身份328—329，330—331，346；陈旧的模式477，644，739；泛大西洋文化98—99，101—102，104；可见性322—324，346—347，640；又见广告(和人种)；美国黑人；身体(黑人；美国印第安人)；肤色(和种族)；人种学；移民；混种人；美国印第安人；种族隔离；以及查尔斯·沃戴尔切·斯纳特；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乌托邦主义

Racine Canoes　瑞辛独木舟，572图3

Radcliffe College　拉德克利夫学院。515，517

Railroad，Underground　地下铁路，489

railroads　铁路，49，174，228—229，582，583，666，667；广告584，681；卡耐基699—670；美国印第安人的土地535；诺里斯677—680；《太平洋铁路法案》422；种族隔离324—325，464，471；铁路托拉斯494；露易丝·伯顿557—558；标准(美孚)石油公司703—704；罢工(1878)705；又见个体公司

Randolph，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州的伦道夫50

Raymond，Henry J.亨利·J.雷蒙德，421

Read，Opie　欧派·里德，363—364，368

readership：mass　读者身份；大众，76；大小29，598；又见识字能力；社会观众

Realism　现实主义，65—106，107—136，315—347；商业668；市民文化107—136；肤色315—347；评论家124，247；方言315，316—317，320；国内文学文34，41，151—152；出现11—12，67；欧洲的254；失败131—132，247，248，252—253，254，264；性别143—144，146—147，151—152；讽刺132—133；博物馆65—72，77—80；为从前被排斥的作家提供机会6，7，89—90，159—160；对抗的本质127；通俗大众文化5—7，68—82，114—118，133—136，138—39，143—144；公共/私人的区别151—157；对贫民窟生活的报道28，317—322；科学158—162；社会小说6，7，107—115，247—248；标准化306；研究传统主题78，82—90，283，284；(又见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和真理68，87，115—118；幻想315—347；威廉姆斯406；女性作家7，137—180，333；女性主题139—140，144—146，157—158；又见个人作者

Reconstruction　重建，7，414，454—491；杜波伊斯280；狄克逊325；亨利·詹姆斯443；美国原住民经历12；图奇465—468

Redpath：莱德帕斯，“Books for the Camp Fires”《篝火图书系列》421；演讲分社学会43

reform，social　社会改革，40，318，625—627，647—652，710；战前的14；劳工618；米德269；改革文学75，153；女性改革家625—627，642；又见经验主义

regional literary culture　地方文学文化，6，40—62；原创作者57—62；资本主义工业家的发展48—53，58；(美国)内战促进48；文化统治54—57，58；方言56；流派的出现46；高尚文学文化53，56—57，58；移民56—57，58；稍后作家继承自62；局限60—62，157—158；杂志190，199，200—202，211，608；市场需求47；大众文化173；国家身份408—409；美国原住民190；报纸43，44；处于不利地位作家的机会58—59，157—158；种植园小说174—175，200，363；对有灭绝文献文化的记录50；度假写作53—55，58；又见个人作家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宗教和灵性，391—396，414，415，492，514—534；商业529，676—677，685；凯汉676—677，685；职业和组织391—396；天主教393，394，395；达尔文主义711；国内文学传统21，22，34，434；福音运动21，55；高雅文学文化34；凯勒513—514；音乐395—396；通俗文学75—76；宗教改革文学153；信仰复兴运动75—76，392—396；露易丝·伯顿写讽刺文抨击438，439—440；科学513—514；奴隶制455；剧院75—76，393；又见天主教堂；基督教科学；世俗主义；以及露易莎·梅·阿尔科特；爱德华·贝拉米；美国黑人；西奥多·德莱塞；威廉·狄恩·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威廉·詹姆斯；美国印第安人；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费尔普斯；马克·吐温；乌托邦主义

Remington，Frederic　弗雷德里克·雷明顿，559

Renaissance，Amercian　美国的文艺复兴，13—18

Repplier，Agnes　阿格尼丝·莱普利尔，109，124

Representation：and identity　表现：和身份，403—409；真实的和不真实的67—68

Republic，ideal　共和国，理想的：智力的，威廉·詹姆斯的267—268，271；文字的，(Crummell's)104，(豪威尔斯)125；精神的，沃顿的73，107

Resor，Helen Landsdowne　海伦·兰兹道恩·雷瑟，571

rest cure　休息疗法，166，354—355，499，559，627—628，731

revivalism，religious　复兴运动，宗教的，75—76，392—396

Richardson，Dorothy　多萝西·理查森，26

Rodgers，Daniel T.　丹尼尔·罗杰斯，385

Riis，Jacob　雅格布·里斯，341，618，637—638，642—647；生平643；摄影644—647，图12—18；《另一半人怎么生活》318，344—345，637，642—647，图12—18；《造就一个美国人》654；《带刀的男人》322

Riley，James Whitcomb　詹姆斯·韦考姆·赖利，43，44，440

Rives，Amelie　埃米莉·莱夫斯，569

robber barons　强盗大老板，8，667

Roberson，Abigail　艾比盖尔·罗伯森，353—354

Roberts Brothers　罗伯特兄弟出版社，549—550

Robinson，Edward Arlington　爱德华·阿灵顿·罗宾逊，612

Rockefeller，John D.　约翰·D.洛克菲勒，429，667—668，693，702—705，708—709；生活和家庭686，704—705；劳埃德706；梅耶斯685；派克723；慈善事业697，701，702，719—720；塔贝尔的曝光作品708—709；威廉·詹姆斯696

Rockefeller，John D. Jr.　约翰·小洛克菲勒，704

Rockwell，Norman　诺曼·洛克威尔，584

Roe，Clifford　克利福德·罗伊，362—363

Rogers，Henry H.　亨利·H.罗杰斯，292，293，514，681，706，图21

Rogin，Michael　迈克尔·罗金，291—292

romance fiction　浪漫小说，124，153；历史浪漫小说24，76，77，416，603—604

Romanticism，American　美国浪漫主义，11—12，13—15

Roosevelt，Theodore，Sr.　西奥多·老罗斯福，70

Roosevelt，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论美国种族》333，338；安婷657；在市长竞选中输给乔治639；杰罗尼莫诉求195；就职游行193；《论耙粪》594；纽约警察行政官643；and Philip Dru 390；里斯643；辛克莱尔的《屠场》621；标准石油公司709；吐温682；威斯特559；《莽骑兵》430；《艰苦生活》430；《西部的胜利》566

Ross，Edward A.　爱德华·A.罗斯，492，503

Rough Riders　《莽骑兵》，505

Royce，Josiah　乔西亚·罗伊斯，677

Ruiz de Burton　玛丽娅·安帕罗·露易丝·伯顿，415，438—440，453，554—559

Russian immigrants　俄罗斯移民，608，667

S

Sacher.Masoch，Leopold von　利奥波德·冯·萨克-马索克，360—361

sacrifice：Alcotton　牺牲：阿尔科特435—436；凯汉673；切斯纳特462—463；格雷论内战430；豪威尔斯673；詹姆斯668；犹太人659；诺里斯511；进步是必要的文化牺牲419—420，457—458；吐温476；威尔斯462，463—465；沃顿512—513；又见美国黑人；美国印第安人

St Louis：Globe Democrat　圣路易斯：《环球民主党报》612—613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627

San Francisco　旧金山，31—32，42—43，44，494—495

Sand，Georges　乔治·桑，151

Sand Creek massacre　沙地克里克大屠杀，183—184

Sapolio soap　萨普里奥肥皂，720；广告569，574—575，584，697，图5—10

satire，Civil War　内战讽刺文，438—446；吐温416

Saturday Evening Gazette　《星期六公报》，435

Saturday Evening Post　《星期六晚邮报》，569—571，589—90，689，图2

Scandinavian immigrants　斯堪的纳维亚移民，608—609，615

Schindler，Solomon　所罗门·辛德勒，711

Schulte，Frances J.　弗朗西斯·舒尔特，729

Schumpeter，Joseph　约瑟夫·熊彼特，666

Science　科学：亚当斯的理论274—275；广告学571—572，584—588；权力160；犯罪侦查学483，484；麦克卢尔关于科学的文章594；关于种族的伪科学理论457，468—470，597；宗教513—514；乌托邦主义710，714，726；女性158—162，165—166

science fiction　科幻小说，218—223

scientific management　科学管理，296—298，300，303—304，305，430

Scott，Thomas A.　托马斯·斯科特，699—700，704

Scott，Sir Walter　沃尔特·斯科特爵士，27，46

Scott，Walter Dill　沃尔特·迪尔·斯科特，415，571—572，584—587，图11

scouting movement　童子军运动，430，505

Scranton，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666

Scribner，Charles，and Company　查尔斯·斯克莱布纳和公司，549—550，604—605

Scribner's Magazine　《斯克莱布纳月刊》，65，112，497，517，643

Scribner's Monthly　《斯克莱布纳月刊》(后来的《世纪》杂志)34，37，53，112，592

Scudder，Horace E.　霍拉斯·E.斯哥德，36，60

secularism　世俗主义，34，35，54，91—92，414，513—514；亨利·詹姆斯521，603

Sedgwich，Catherine　凯瑟琳·塞奇威克，141—142

segregation，racial　种族隔离，339，456，473，598；论铁路324—325，464，471

Seligman，Edwin　爱德温·西林格曼，359

Seminole people　西米诺尔人，535

“Senegambian Carnival”(show)　西尼冈比亚狂欢节，212

sentimental fiction　感伤小说，5，6，603—604

Shaler，Nathaniel　纳撒尼尔·沙勒，457，470

Shaw，Anna Bernard　安娜·伯纳德·肖，638

Shawnee people　肖尼人，536—637

Shearer，J. G.　希尔瑞尔，363

Sheridan，Philip　菲利普·谢里登，12

Sherman，Stuart　斯图亚特·谢尔曼，611

Sherman，William Tecumseh　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12

Sherman Antitrust Law　《谢尔曼反垄断法》(1890)667—668

Shopping　购物，49，70，137，676，711，722

Silliman，Benjamin　本杰明·西里曼，703

Simmel，George　乔治·齐美尔，236，493

Sinclair，Upton　厄普顿·辛克莱尔，26，27；《屠场》617，618—621

Sioux people　苏人，537，550；又见，查尔斯·亚历山大·伊斯特曼

Sitting Bull　坐牛，535，538—539

slavery　奴隶制，413；虐待黑人身体455；亚当斯273；反奴隶制运动15，43；内战11，12，422—423，535；肤色等级替代326—327，336—337，346，482—483；杜波伊斯280—281；南部经济422—423；结束7，12，15，413，422—423；(种族主义者看作驱逐黑人的前奏)325，363；食物455；《逃奴法》454；种族独立483；雅格布的叙述454—456；育儿技巧456，485；美国印第安人蓄奴者535；思乡病175，478—479，483；华盛顿654—655；白奴361—363，365—369，371；作品项目管理局的叙述455

slums　贫民窟，28，317—322，642；又见，雅格布·里斯，《另一半人怎么生活》

Smith，Joseph　约瑟夫·史密斯，14

Smith，William，Benjamin　威廉·本杰明·史密斯，457，468—469

Smith，William，Robertson　威廉·罗伯逊·史密斯，510

Soap　肥皂，574，575，584，585，717；又见派厄斯肥皂；萨普里奥肥皂

social audiences，distinct literary　社会观众，6，17—18，25—26，40—41，108，417；阶级划分76，417，589，590—591；欧洲文化45；杂志76，589，590—591；非首都40—45；签署出版41，42；受欢迎剧院30；又见文字文化以及高尚文学文化

social distinctions　社会区别，118—120，126，423，498；又见阶层

social issues　社会问题：商业和道德670—673；控制70，108—109，110；亨利·詹姆斯的分析254，443；生活状况28，58，317—322，640—647，713—714，图12—18；关系的现代重建225；抗议作品637—652；女性和社会机构348—375；又见阶层；混乱；劳工；土地；人种；乌托邦主义(社会的同质性)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5，415；亚特兰大大学出版物472—475，485—486；吉尔曼167；豪威尔斯的分析6，248；关于人类迁移492；关于移民470，493，503；文学表达247—248，269，278—279，280—281；关于自然/文明紧张关系509；诺里斯509，510；北方，关于南方黑人199；养育/特性辩论483；种族主义伪社会科学469—470；沃尔德167；又见个人作者

socialism　社会主义，614—615，638；基督教614，711，736，737；又见爱德华·贝拉米；威廉·狄恩·豪威尔斯；犹太人；杰克·伦敦

Sons of Ham(show)　汉姆的儿子们，213

South Improvement Company　南方改良公司，704，707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　南方太平洋铁路，677—678

Southworth，Mrs. E. D. E. N.　E.D.E.N.索斯沃斯夫人19，26，141—142

Spanish American War　西班牙—美国战争，133，134，229

Spargo，John　约翰·斯巴戈，637—638；《孩子们的痛苦呼喊》617，640—642

spectacle：black body as　景象：黑色躯体，205—207；女性化，商业文化158；豪威尔斯67—68，77—80；博物馆77—80，121—122；美国原住民184—186，190，192—193；私人研究83，85—86；社会喜剧风格146，147，225

Spencer，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613，628

spiritualist movement　唯心论运动，527

spiritual　灵性，见宗教

spirituals，black　黑人精神，281—282

Spitzka，Edward A.　爱德华·A.斯皮茨考，161

Spofford，Daniel　丹尼尔·斯波福德，533

Spofford，Harriet Prescott　哈丽叶特·普雷斯科特·斯波夫德，152

Springfield Penny News　《斯普林菲尔德便士新闻》，714

Standard Oil Company　标准石油公司，49，667—668，723；卡特尔违法行为703—704，707；解散和重组667—668，709；罗杰斯担任董事会成员514，681；塔贝尔的调查594，707；标准化301—307，405，413，582；感情304—307

Standing Bear，Ponca Chief　蓬卡首领立熊，549

Standford，Leland　利兰·斯坦福，557—558

Stanley，Arthur　阿瑟·斯坦利，613

Stanley，Henry M.　亨利·M.斯坦利；《活石》41

Stanton，Elizabeth Cady　伊丽莎白·凯蒂·斯丹顿，451

Stead，W. T.　W.T.　史蒂德，98

Stedman，Edmund Clarence　爱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37，38，90，155

Steffens，Lincoln　林肯·史蒂芬斯，594，707

Stein，Gertrude　格特鲁德·斯泰因，629；《三面夏娃》629—630

Stevens，George 76乔治·史蒂文

Stevenson，Robert Louis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42，706

stockholding　股东，416，422，623

Stoddard，Charles Warren　查尔斯·沃伦·斯托达德，42

Stoddard，Elizabeth　伊丽莎白·斯托达德，152

Story—papers　小说报，23，75

Stowe，Harriet Beecher　哈丽叶特·比彻·斯托，26，141—142，453，527，620；吉尔曼168，627；影响541，549；教化和虔诚20，21，22；老城人民50；《奥尔岛的珍珠》46—47；《汤姆叔叔的小屋》18，20，21，22，31，486

stratification of culture　文化的层次，见文字的文化；社会观众

Street and Smith斯特里斯和史密斯23，27；《纽约周刊》23；《真正的侦探故事》24

strikes：Great Railroad　罢工：铁路大罢工(1878)705；海伍德世界产业工人597；宅地大罢工701—702，736

Strong，Josiah　乔西亚·斯特朗，642

Stuart，Moses　摩西·斯图亚特，432，433

Stuart，Ruth McHenry　鲁斯·迈克亨利·斯图亚特，175

Student and Schoolmate　《学生和校友》，662—663

study，writer's，作家的研究，78，82—90，283，284；又见威廉·狄恩·豪威尔斯

subscription publishing　同意发表，41—42，44

success　成功，376—409；文化职业396—403；宗教中的职业与组织391—396；亨利·詹姆斯388—389；文学和市场376—382；顺服听话的职员382—391；表现和身份403—409

suffrage　选举权，见美国黑人；女人

Sullivan，Anne　安妮·苏利文，514，515，516，517

Sullivan，John L.　约翰·苏利文，613

Sumner，William Graham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461

Swedenborgianism　斯维登堡主义，17，602，605

Sweezy，Carl　卡尔·斯维兹，536

sympathy　同情，603

syndication　企业联合组织，21，595，708

T

Tanner，Henry　亨利·坦纳，104

Tanner，Tony　托尼·唐纳，372—373

Tarbell，Frank　弗兰克·塔贝尔，703—704，708

Tarbell，Ida Minerva　艾达·米诺娃·塔贝尔，415，594，693，702，707—709；名人传记707，708；标准石油公司调查594，686，702—703，704，705，707，708—709

Taste　品味，78—79，109

Taylor，Bayard　贝阿德·泰勒，37，38

Taylor，Frederick Winslow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300，302，303—304，305，405，652；计件工资制300；《科学管理原理》296—298，430

Taylor，Judson R.　贾德森·泰勒，24

technology　技术，76，414，493；个人292—293，630；吐温292—293，416，681，716，718；又见通讯；印刷技术

telegraphy　电报，422，630—632

temperance　禁酒，43，75

tent—show plays　帐篷秀表演，75—76

Terhune，Mary Virginia Hawes(pseud. Marion Harland)　玛丽·弗吉尼亚·豪威斯·特休恩(玛丽恩·哈兰笔名)，19，21

Texas Pacific Railroad　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557—558

Thaxter，Celia　西莉亚·塞克斯特，157

Thayer，William Roscoe　威廉·罗斯科·塞尔，124

theater　剧院，29—33；非裔美国人210，212—213；游乐园81—82；观众参与33；廉价小说30—31；丹佛，美国原住民躯体部分184；德莱塞635；滑稽剧33；移民6，31—33；即席创作33；小说与电影融合30—31；合法的爱尔兰张力30；威廉·詹姆斯267；合法的29—30，(从流行中分散)29，33；混合的形式33；电影秀31；博物馆剧院121—122；美国印第安人539；内布拉斯加608；种植园思乡病175，204；波兰人32，33；海报和传单148—149；宗教75—76，393；社会控制108；吃掉的糖果257；汤姆剧团31；歌舞杂耍30，33；女性演员142，162；意第绪的32—33；又见扮演；情节剧，剧院的；歌舞杂耍

theatricality，social　喜剧风格，社会的，146，147，225

Theosophy，Baum and　鲍姆的通神论，711，723

Thirteenth Amendment　第十三条修正案，346

Thomas，W. I.　W.I.托马斯，493

Thompson，J. Walter　J.沃尔特·汤普森，571，584

Thompson，Lydia　莉迪亚·汤普森，142

Thoreau，Henry David　亨利·大卫·梭罗，13—14，15，19，605

Thrasher，Max Bennett　马克斯·班尼特·施莱瑟，654

Ticknor and Fields　提科诺和菲尔兹，34，39

Tilden，Theodore　西奥多·蒂尔登，714

Tillman，Benjamin　本杰明·蒂尔曼，462

time，sense of　时间感，76—77，225，616，716

time travel　时间旅行，711

Titanic SS　泰坦族巨人，230

Titans，business　商业巨头，692—709；又见个人名字，特别是安德鲁·卡耐基；约翰·D.洛克菲勒

Tolstoy，Leo　列夫·托尔斯泰，638；《安娜·卡列尼娜》163；《那么我们该怎么办？》614，736

Tolstoy Group托尔斯泰团体736

Tom troupes　汤姆剧团，31

Tourgee，Albion　阿尔比恩·图奇，415，457，462，465—468，549；《无花果和蓟》466；《傻子当差》416，465—468；《无形的帝国》465，466

tourism　旅游，229，481；又见旅行

Towarzystwo Gwiazda Wolnosci(Polish theater group)自由之星社团(波兰剧团)32

Towarzystwo Kosciuszki(Polish theater group)科钦斯基将军的剧团(波兰剧团)32

Townsend，Edward W.　爱德华.W.汤森德，319—321，344—345

trademarks　商标，569，582—583，680—681；又见品牌

transatlantic culture　泛大西洋文明，见欧洲；旅行(跨大西洋)

transnational civilization　跨国文明，见全球指南；旅行(跨大西洋)

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　运输革命，12，76，413，493，575

travel　旅行，224—234；杜波伊斯之子的死亡459；流行时尚236—237；高雅文学文化34—35，90—99；血族关系240—246；现代型228—230；风险227—228，230—234；时间旅行711；泛大西洋的45，90—99，229；商业的和文化的96—98，236；跨文化婚姻97—98；杜波伊斯104—105；高雅文学文化90—99，104；种族98—99，101—102，104；又见亨利·詹姆斯；伊迪丝·沃顿

Tribune，Chicago　《芝加哥论坛报》，705

Tribune，New York　《纽约论坛报》，421，643，644

Trobriand Islands　托白利安岛，371

Trowbridge，John　约翰·特罗布里奇，421

Truckee，Piute chief　派尤特首领特鲁吉，540—541

trusts　托拉斯，8，258，413，414，422，618，667—668，680；又见肉类托拉斯；铁路托拉斯；标准石油公司

Turgenev，Ivan伊万·屠格涅夫46，85，151，161

Turner，Frederick Jackson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379，390，638

Tuskegee，Washington's institute at　华盛顿的塔斯克基学院，653，654

Twain，Mark　马克·吐温，(又名塞缪尔·朗霍恩·克莱门斯)415，图21；广告416，476，569，584，680—681；关于动物553—554，681；鲍姆724；信仰结构478，715，717—719；关于贝拉米712；商业和资本主义416，482—483，668，680—685，(又见文学和出版社的商业化)；卡耐基681；凯瑟608；基督教科学528—529，534；文学商业化41—42，44，614，668，681；达尔文主义506，552—554，716；论死亡476，525；论混乱715—716；早期关于内华达、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作品42，45；乔治的单一税收计划716；豪威尔斯39，68，605；比尔德的插图716；个人主义291—292，313—314；约翰逊488；凯勒514；语言39，479；生平681；劳埃德706；抒情诗体477—478；论机械化295—298，313—314，405，715；多元文化主义739；自然506，684—685；在杂志上发表42，53，528，569，(《世纪杂志》)37，476，483；出版社(查尔斯·L.韦伯出版公司)416，437，681；(格兰特的《回忆录》)42，437，681，(佩奇排字机)292—293，297，681，718；论种族331，332，416，457，476—485；工作范围416，739；论宗教479—480，492，513—514，525，527—529；罗杰斯514，681，706；论罗斯福682；论牺牲476；论奴隶制58，175，461—462，478—479；论肥皂717；汀沟出版41—42，44；技术292—293，297，416，681，716，718；时间716；托拉斯416，514，681，706；乌托邦主义291—292，295—298，416，712，715—719；《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37，58，313—314，476—483；《自传》525；《加拉维拉斯县有名的跳蛙》553；《我的自传片断》569；《基督教科学》528—529；《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291—292，295—298，313—314，711，712，716，739；《斯多姆菲尔德船长天国之旅选录》525，527—528；《镀金时代》(与C.D.沃纳合写)682，683—684；《印第安人重新安居》416；《傻子出国记》41—42，45，553；《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44；《人类在动物世界的位置》506；密西西比河的旧日时光47，53；《傻瓜威尔逊》37，58，331，332，483—485；《康涅狄格犯罪的近日狂欢》40；《艰苦岁月》44，552—554；《汤姆·索亚历险记》58，569，682—683

Twain，Olivia　奥莉维亚·吐温，527，528

Tylor，E. B. E.B.　泰勒，167

tysetting machine　排字机，292—293；又见佩奇排版机

U

Underground Railroad　地下铁路，489

unertakers，African American　美国黑人殡仪员，473—474

underworld，fiction of urban　城市黑社会小说，76

unemployment　失业，506

uniformity and individualism　一致与个性，301—307；又见标准化

Union Register　《联盟记事》，466

unions，trade　商业联盟，301，597—598，647—649，651—652，667，707

United Labor Party　联合劳动党，638

universality　普遍性，415

university　大学，40，75，160，401—402，466；美国文学学科66；美国黑人217—218，278，473，597；又见独特的综合大学和专科学院

Updike，John　约翰·厄普代克，568

urban life：African American　城市生活非裔美国人，210—218；恶化75；生活状况28，58，317—322，640—647，713—714，图12—18；公园和动物园505；规划721；人口增长和构成12，74，493，666(又见内部移居)；小说背景175—176，492，494—506；社会学研究493；戏剧风格146；下层阶级与剧院30；小说中的黑社会76；蛮荒作为城市生活的一种选择505—514；又见博物馆和美术馆

US v. Kagema　美国诉卡格马，536

utopianism　乌托邦主义，8，17，405，710—739；美国黑人711，727，(又见萨顿E.吉格斯)；资本主义414，710—711，712—727；优生学727；社会同质419，711，714—715，722—723，727—730，733，739；犹太人乌托邦711，727；军国主义291—301，345—346，347，712；多元文化主义711，726—728，739；种族和人种419，711，722—723，727—730，733，739；宗教和灵性711，721—723，726，730，739；繁殖711，727—728，730，732，733，739；文坛唯心论125；科学710，714，726；社会经济创新733—739；华盛顿653；论社会中的女性710，714，(又见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她乡》)；女性作家710，711，(又见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又见经验主义，(尤指南北战争前)战前社会；巴纳姆，L.弗兰克(《绿野仙踪》)；爱德华·贝拉米；伊格内舍斯·唐纳利；艾尔韦拉多·富勒；金·坎普·吉列(《人的趋势》)；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她乡》)；威廉·狄恩·豪威尔斯(《来自阿尔特鲁利亚的旅行者》)；杰克·伦敦(《铁蹄》)；布拉德福·佩克；马克·吐温(《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职业和职业写作34—35，45，53—55，58，401—402

V

Valentine，Robert　罗伯特·G.瓦伦丁，395

Vanderbilt，Cornelius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704

Variety　多变性，213

Vaudeville　歌舞杂耍，30，31，33，210，220

Veblen，Thorstein　托尔斯坦·凡勃伦，137，691，693，697—699；生平698；《高等教育》698；《有闲阶级论》497，698—699

Venegas，Miguel，SJSJ　米格尔·韦尼格斯，550

Venice　威尼斯，45，66，90，91，95，126，605

Victor，Metta　麦塔·维克托，421

Victoria Queen of Great Britain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353

Villard，Oswald　奥斯瓦尔德·维拉德，596

Vinton，Arthur　亚瑟·文顿，727

Viscott，David　大卫·维斯克特，306，307

Vision　景象：种族可见性322—324，346—347，640；现实主义315—347；又见史蒂芬·克莱恩

Voice of the Negro　《黑人之声》，489，596

W

Wabashi，Indiana　印第安纳州沃巴什：印第安纳州手工劳动学院546，547

Wagner，Richard　理查德·瓦格纳，610

Walker，Aida Overtton　阿依达·阿芙顿·沃克，212，213—214，215，218

Walker，Francis A.　弗朗西斯·沃尔克，503

Walker，George　乔治·沃尔克，212，214

Walker，John Brisben约翰·布里斯本·沃克736

Wallace，Lew　卢·华莱士；《宾虚》22，76，77

Wallace，Walter　沃尔特·华莱士，489

Ward，Artemus　阿提莫斯·沃德，574，575，584

Ward，Lester Frank　莱斯特·弗兰克·沃德，167，628

Warner，Anna　安娜·沃纳，19

Warner，Charles Dudley　查尔斯·达德利·沃纳，36，124，315—316，514；《镀金时代》(与吐温合写)682，683—684

Warner，Susan　苏珊·沃纳，19，141—142，541；《广大的世界》18，21，22，46，(暗示亨利·詹姆斯)445，604

Warren，Samuel　塞缪尔·沃伦，露易丝·布朗代

Washington，Booker　布克·T.华盛顿，44，653—657；卡耐基701；克拉梅尔103；杜波伊斯597，654；论邓巴210；欧洲之旅597；霍普金斯489；工业培训学校99—100，653，654，701；约翰逊488；劳埃德706；感情的掩饰654；实利主义653；种族适应99—100，653—654；美国黑人的地位453，653，654；职业道德617，653—657，664—665；《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653—654；《从奴隶制中奋起》569，617，654—657

Washington，D. C.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00，112，260，596

Waterloo，Stanley　斯坦利·滑铁卢，727

Waterman pens　沃特曼钢笔，572—574，图4

Watkins，Jesse W.　杰西·W.沃特金斯，489

Wave，San Francisco　旧金山的《浪潮》，494—495

Webber，Edgar　艾德加·韦伯，653—654

Weber，Max　马克斯·韦伯，458，510，652，655

Webster，Charles I.&Co.　查尔斯·I.韦伯斯特及公司，(吐温的出版社)416，437，681；格兰特的《回忆录》42，437，681；佩奇排字机292—293，297，681，718

Webster，Daniel　丹尼尔·韦伯斯特，544

Webster，Jean；Daddy-Long-Legs　简·韦伯斯特：《长腿爸爸》，356，374，375

Weekly Museum　博物馆周刊，65

Weir，Rev. James　詹姆斯·威尔牧师，142

welfare system　福利制度，419，616—617

Wells，Ida B.　埃达·B.韦尔斯，44，457，462，463—465，486；反私刑运动142，261，457，463—465，486

Welty，Eudora　尤多拉·韦尔第，18，62

Wendell，Barrett　巴雷特·温德尔，38

West，Rebecca　丽贝卡·维斯特，600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229

Western genre　西方类型廉价小说：廉价小说23—24，28，181；剧场与电影30，31；吐温416，552—553；又见赞恩·格雷

Wetzel，Lewis　刘易斯·威哲尔，564，565

Wharton，Edith　伊迪丝·沃顿，224—246；关于艺术和美234—235，236；商业主义95—97，132，234，236，498，614，615；关于卓越与差别73；关于文化和共享的感觉110；论混乱241—243，492，496—499；离婚232，240—241；欧洲91，225—226，235—236，237—238，240；论家庭225，240—246；关于全球订单234，236；帝国主义238—240；乱伦232，241—242，243，244—246，374，375；室内装修497；詹姆斯224，605；血族关系232，240—246；刘易斯献题巴比特408；生活166，226，235—236，237—238，240—241；关于婚姻375，(跨文化)97，(天赋和契约)356—357，369—371，405；物质事物237，497；现代性224—234，246；博物馆文化66；国内的，国际的，和全球化234—240；区域性背景62，492，506，511—513；关于精神共和国73，107；风险227—228，230—234，246，378；论牺牲512—513；科学159—160；论社会分层498；速度224—234，246；沉静82，224—225；研究背景83—84，87；社会生活的戏剧风格225；旅游91，95—96，224—234，236—237，240，615，(冒险)227—228，230—234，246，(旅游书籍)226，238—240；有闲阶级的易受攻击成员232，234；财富与地位82，226，614；论蛮荒511—513；妇女代表社会变化158；《纯真年代》66，83—84，230，231；《往昔一瞥》235，240；《比阿特丽斯·帕尔马》(未发表的片断)374—375《孩子们》232，241—242，243，244；《乡村习俗》95—96，98，158，224，224，232，236—237，369，371；《房屋装修》(与O.科德曼合写)497；《伊坦·弗洛美》62，492，511—513；《虚幻曙光》110，113；《月亮掠影》232，244；《快乐之家》73，159，163，227—228，229—231，232，233，378，398，492，496—499；《在摩洛哥》114，226，238—240；《生活与我》235；《母亲的报答》232，233—234，242—243；《萨穆尔》232，356—357，369—371，374，375，405；《试金石》96—97；《半麻醉》232，244—246；《小说写作》159

Wheeler，Edward L.　爱德华·L.惠勒，27，30

The Wheelman　《骑车人》，595

White，William Allen　威廉·艾伦·怀特，396

“white slavery”　《白奴》，361—363，365—369，371

Whitehead，Alfred North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518

Whitman，Walt　沃尔特·惠特曼，13—14，15—16；肖邦172，178，179；被主流文化排斥17，36，37—38，39；散文15—16，38；高雅的机智92，94；《民主展望》15—16；《草叶集》15，39；《啊，船长，我的船长》38；《从永不止息地摆动着的摇篮里》349，350，351；我自己的歌379；《标本时代》16；《一天晚上我在田野里值夜》505

Whittier，James Greenleaf　詹姆斯·格林利夫·惠蒂埃，36—37，38，39，539

Wiggin，Revd. James Henry　詹姆斯·亨利·威金，533

Wild West shows　狂野西部秀，181，185—186，196

Wilder，Laura Ingalls　英格尔斯·威尔德·劳拉，62

wildness　蛮荒492，493—494，505—514，563—564

Willett，Edward　爱德华·维利特，421

Williams，Bert　博特·威廉姆斯，212，214，220

Williams，William Carlos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406

Williamson，Colonel David　大卫·威廉森上校，564

Wilmington，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202，462

Wilson，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威尔逊，400

Wilson，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326，339，385，390—391

window dressing　橱窗装饰，723

Winnebago people　温内贝戈人，550

Winnemucca Hopkins，Sarah　萨拉·韦尼姆卡·霍普金斯，550；《派尤特人的生活》536，538，539—541

Wister，Owen　欧文·威斯特，386—388，559—561；关于阶层和个人主义288—289，290，302；生平559；论美国印第安人554—555，560—561；论自然和文明505，559，561；论社会流动性386—388，391，408；《牛仔的变迁》560；《尤利西斯·S.格兰特》423，437—438，471；《弗吉尼亚人》288—289，290，302，386—388，391，408，416，559—561

women　女性，137—180；美国黑人43—44，596—598；女性能从事的商业690；内战140—141，582；商业消费137，350，633—636；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死亡163；欲望，消费，和外貌的更改348—356；国内文学传统(观众)6；(作者)43，141—142，159—160，434—437，(主题)19—20，435；国内角色19—20，58—59，140，435，(又见母亲的作用)；教育10，139，141，160；就业137，139—141，358—359，366，368—369，375，582，617，627—637；家庭职责20—21，29，43；有闲阶级232，234，498—499，568，582；大众文化138，143—147；新女性140；组织机构141；作为财产356—368；公共/私人分水岭151—157；公共领域137—138，140—141，582；宣传137—51，498；地区文学文化58—59，157—158；女权运动43，534，596—598，712；科学158—62，165—166；社会变化158；社会制度348—375，(合约与所有权)356—368，(又见乱伦；婚姻)；社会改革家43，625—627，642；选举权43，435，596—598；戏剧性的表演者137，142，145，162；又见女权主义；同性恋；婚姻；母亲的作用；卖淫；以及广告；机构；院创作者；现实主义；乌托邦主义

Women's Argosy　《女性宝典》，591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基督教妇女戒酒联盟，43

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16—17

Woodward，C. Vann　C.伍德沃德，337

Woolson，Constance Fenimore　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153—157，446；内战小说446；欧洲小说91，97，156—157，158；亨利·詹姆斯的《伍尔森太太》156；在杂志上发表37，53，156，446—447；生平49，155—156；地区文学47，48，58，155—156；《安妮》《155》；《在克林城堡》157；《遥远的城堡》47，155—156；《为了少校》448；《大卫王》448；《格里夫小姐》153—155；《管理员罗德曼》53，155—156，446—448；《风信子之街》156—157

work　工作，8，616—665；8小时工作日运动652；在工业中618—627；工作变成地位402—403；社会抗议637—652；职业道德617，652—665，(阿尔杰)653，660—665，(安婷)653，657—661，664—665，(华盛顿)653—657，664—665；又见事业；劳工；失业

Works Projects Administration　作品项目管理委员会，455

World，New York　纽约《世界》，613

World's Fairs　世界博览会，692；芝加哥(1893)124，186—189，441，464，515，692，720，725；圣路易斯(1904)193—195，196—197，692

Wounded Knee massacre　伤膝谷大屠杀，538，544—545，724

Wright，Harold Bell　哈罗·德贝尔·莱特，75—76

Wright，Orville and Wilbur　奥维尔和威尔伯·莱特，440

Wright，R·R R. R.赖特，475

Wright，Richard　理查德·赖特，630

Wyeth，N. C.　N·C·威斯，584

Y

Yakima Affair　亚基马事件，541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735

Yankton reservation　美国人保留地，191

Yates，Edmund　埃德姆德·叶芝，85

Yeats，William Butler　威廉·巴特勒·叶芝，253

Yellow Bear，chief of Kiowa　基奥瓦人的首领黄熊，182

Yerkes，Charles T.　查尔斯·T.耶基斯，611，686，689

Yidd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意第绪语与文学，5，316；剧院32—33；又见犹太人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教女青年会，27

The Youth's Companion　《青年指南》，21

Z

zahajkiewicz，Szczesny　斯泽尼·扎哈捷威斯基，32

Zane，Ebenezer　埃伯尼泽·赞恩，564，566

Zangwill，Israel　伊斯雷尔·赞格威尔，658

Zeisberger，David　大卫·齐斯伯格，564

Zitkala—Sa(格特鲁德·西蒙斯·波林)　兹特卡拉-萨，189，190—193，538，539，545547；《美国印第安人故事集》546—547；《俄克拉何马贫穷而富有的印第安人》546

Zola，Emile　埃米尔·左拉，151，254，257

zoos　动物园，505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4卷

无标题

本卷主译：李增

本卷翻译：刘国清　金万锋　陈彦旭　霍盛亚 刘英杰　宋世彤　仇云龙　候丹 裴云　白帆　梁庆峰

无标题

《美国剑桥文学史》一书为美国文学作品的各个分支提供了崭新的、已获得广泛认可的研究方向与宽广的研究领域，其中也包括许多学者与批评家的文章。正是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今天文论研究这一主要领域才得以形成。这些作者对在30年中美国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均有涉猎，因此，他们的声音不仅仅体现了不同时代对文论的传承，也表现出了中断甚至颠覆。占据着较大比例的叙事作品能够立即使读者获得更加宽广的视角，并且对美国文学史形成一个全面的、彻底的认识，从前想要做到这一点则不太容易。而且，当传统批评的声音为这些叙事作品构建起背景的同时，它也与“兴趣的多样化”结为同盟，而这种多样化正代表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特色。

本书涉猎广泛，以跨学科的视角记录了美国文学的各个流派与时期。近些年来，对过去被忽视的文本的重新挖掘这一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美国文学的研究材料，同时，研究相应材料的学术方法的数目与种类也在激增，使得两者相得益彰。在《美国剑桥文学史》中蕴涵的学术意识与批判精神的进取心是通过多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社会的、文化的、知性的以及美学的。它在文学研究中所展现出的权威性是以往任何记载都不能够与之比肩的。

这是第一部关于19世纪美国诗歌的完整叙述史，始于独立革命，历经内战、汹涌澎湃的多元文化阶段以及世纪之交所出现的大众社会时期。芭芭拉·派克深入挖掘了早期联邦诗人所擅长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讽喻体之丰富内涵，一度辉煌、至令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诗人如菲利普·弗瑞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所带来的纵深影响，以及由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与其他超验主义者所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抒情诗体。希拉·沃罗斯基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内女性诗人的成就，同时也表达了对非裔美国诗人的高度赞赏，包括书写圣歌的集体民歌作家。她揭示了从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到乔治·桑塔亚纳所代表的“上流社会诗人”的艺术鉴别力与情感深度，并且对这个时期内所创作的主要作品作出了全新的、发人深省的分析，涉及的作家从坡到梅尔维尔与克莱恩，再到该世纪的两位诗歌泰斗——沃尔特·惠特曼与艾米莉·狄金森。本卷书的各位作者在谈论这些令人惊叹的文学成就时，既采用了规范的学术专业视角，也注重这些成就与不断变迁的社会与文化状况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运用了这样的方法，他们得以对19世纪美国诗歌进行了再审视与阐释，为我们在21世纪的研究带来了愉悦、益处，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与方向。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19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20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30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30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和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15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5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谢

总编寄语

在这里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对本项目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雷·赖安在文字编辑上的指导。此外，我还要对我出色的研究助手——彼特·巴提几各致以谢意。从私人关系的层面来讲，我还要向我的妹妹尼乃奥·西格尔以及我的妹夫查理·西格尔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

与前面几卷相同，本卷的《序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1—5段)由我执笔，从总体上概括了这个以多卷本形式呈现的研究项目的构思与目标。第二部分(第5—8段)则描述了本卷的框架与主要内容，是我与尼尔·多兰(目前为多伦多大学的助理教授)合作的成果。他既是一位杰出的美国文化语言学家代表，同时也是本书理想读者群中的一员。我很荣幸他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对于我们的这项合作成果，他是主要撰稿人。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大事年表》的编辑工作，在此我对他所做出的一切表示感谢。

萨克文·伯科维奇

哈佛大学

美国诗歌传统，1800—1855

在这里我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学术评议委员会对本项目的认可与支持。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进修中心，我获得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员基金，并在此期间开始了这项工作，并利用加大洛杉矶分校的假期将其完成。在加大洛杉矶分校的两位同事，保罗·希兹与托马斯·沃斯姆非常积极热情地与我讨论19世纪英美诗歌方面的问题，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约翰·侯兰德与大卫·波奥姆威茨作为联络人员奉献了自己的大量时间，也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我的两个聪颖的助手，安妮·希汗与马丁·格瑞芬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最后要提到的是萨克文·伯科维奇，他在全书的编写过程中既扮演了批评者的角色，同时又是鼓励者与建议者。

芭芭拉·派克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诗歌与公共话语，1820—1910

我在这里首先要感谢的、同时也是最后要感谢的人的都是萨克文·伯科维奇。在我们共同为本项目求新谋变的过程中，我深感与他共事合作是一次美妙的经历。我还要感谢哈罗德·布鲁姆，他始终都在引导着我体验诗歌。同样的谢意致予我从前学习诗歌与文化时的老师与同事，他们是：埃莫瑞·艾略特、罗伯特·菲格、约瑟夫·弗兰克、杰弗里·哈特曼、约翰·侯兰德、A.沃顿·利兹、爱兰·川克坦博格。我也要感谢苏里·巴兹来、桑迪、艾米莉·巴迪克、塔瓦·赫伯特、贝弗莉·赫维兰德、迈克尔·克雷默、科瑞斯坦尼·米勒、伊拉那·帕蒂与杰弗瑞·珀尔，他们给了我很多建议和鼓励。在我编写这卷书的时候，非常高兴有他们的陪伴与支持。我还要感谢给我提供研究基金的以色列文理学院与给予我充裕假期的希伯来耶路撒冷大学。我还非常怀念逝去的哥哥加里·沃罗斯基，并且想对我的父母大卫·沃罗斯基和布兰奇·沃罗斯基，以及我的丈夫艾瑞尔·维斯，致以真心的谢意。我还希望把该卷的这一部分献给我的孩子：陶亚、伊拉扎、塔马和瑙米。

该卷中所用的材料曾被发表为：

“美国犹太象征学：艾玛·拉扎罗斯与耶稣形象”，《证据文本》16：2，1996年5月，113—125页。

“桑塔亚纳与哈佛形式主义”，《拉里坦河》18：4， 1999年春季号，51—67页。

“女性的圣经”，《女性主义研究》， 28：1， 2002年春季号。

“修辞的主张：朝向历史诗歌”，《美国文学史》， 15：1， 2003年春季号，14—22页。

“处于身体之中”，《剑桥艾米莉·狄金森指南》，温蒂·马丁主编，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129—141页。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之重新印刷出版已经过阿默斯特学院的许可。该学院负责《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三卷本，托马斯H.约翰逊主编，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由哈佛大学校长与校务委员会委员授权，1951，1955， 1979)与《艾米莉·狄金森诗歌》(拉尔夫·W.弗兰克林主编，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之贝尔克纳坡出版社，由哈佛大学校长与校务委员会委员授权，版权1998)这两本书的印刷与托管。

希拉·沃罗斯基

希伯来耶路撒冷大学

序言

这部多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揭开了美国文学研究的新篇章。1917年出版的第一卷《剑桥美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帮助开辟了一种英文写作的新领域。30年后由罗伯特·E.斯皮勒(Robert E.Spiller)主持编写的《美国文学史》确立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展现了一代美国人为重新划定文学研究领域的界限所付出的努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学者和批评家们，不仅成了美国写作领域中各个新兴的和业已确立的方向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们已经开辟了并且继续开辟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领域。

过去的30年，美国式的文学批评已经从人文科学研究的边缘进入到中心。该领域的研究活力体现在全国乃至全球不断增长的对美国文学的兴趣上，体现在学术活动的规模上，体现在论辩的激烈程度上。更有意义的是，美国文学文本已经成为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焦点。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和其他的研究都已经渗透至批评界的各个角落，但这些研究的唯一最大基础却是美国文学，对于有关多元文化和经典形成的争论也是如此：虽然争论是跨历史和跨文化的，但最后都促进了美国图书的繁荣。

尽管我们置身于这些辩论之中，但很清楚，它们所激发的活动，涉及到大规模地发现那些被忽略的和低估的文学作品，为思想的复兴和新研究领域的开辟提供了源泉。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复数形式的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s)的内涵，它植根于对美国的不同传统、不同美学甚至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坚持。

上述的发展拓宽了美国文学的含义和题材。对这一代的批评家和学者而言，美国文学史不再是一致认可的美国名著的历史，也不再是建立在一致认可的美国写作历史视角基础上的历史。虽然对确定性和一致性的追求持续进行，但是这种追求却是在目前批评的非中心化氛围中进行的，充满了争论、派别以及不同阐释流派之间的对话。

这一冲突场面标志着学术权威结构的转变。自18世纪以来，所有文学史的写作实践都取决于既定的对文学史本质的共识上。今天对这种共识的痴迷看起来更像是呼唤妥协、缅怀旧事。如今，美国文学史研究将自己确定为一种多义的、多元的学术、批评、教育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就成为了一种调节既相异又相连的知识领域的功能。我们将其称为存异的权威。它一方面部分地存在于异质性能量之中：各种各样的竞争群体，各种各样的知识领域，各种各样的权威机构；另一方面又存在于批评家关联能力之中：将其方法的特殊性转换成一种挑战和交战的形式，结果它实际上获得了与其他阐释方式相关的内容与深度，虽然有时它与后者互相补充，有时与后者相互冲突。

这套新版《剑桥美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无论是在强调差异还是在主张协作方面都称得上是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权威性使它成为描述专业化了的市场文化的代表。这本《剑桥美国文学史》从根本上讲是多元的：美国多民族文学联合史。值得关注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代表性质也充斥着矛盾。这本《剑桥美国文学史》是对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学术领域内持续争论的一种表述。书中的一些叙述就它们所揭示的社会和美学成就之间的关联性来讲是令人赞佩的。其他的一些叙述则明显的与此背道而驰，甚至达到了把文学分析变成一种对自由多元化批判的程度。然而，赞成与反对的立场总是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之中。事实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反对性立场展示了《剑桥美国文学史》一书中最传统的一面。反对性批评所摆出的道德高姿态——文学分析作为对抗和不同选择视角的领地——植根于我们从浪漫时代所继承的关于艺术的定义。早期的、高雅的文学观主张蕴含在伟大作品中的理想的普适性。因此，言下之意，在其所宣称的艺术自主性方面，在其直接抨击西方资本主义风俗习惯之中，这种文学观孕育出了一种宽泛的伦理—美学唯信仰论——用阿诺德的话来说，文学是对生活的批评。到本世纪中叶，这样的批评一方面导致了“新批评”派对工业社会的抨击，另一方面导致了新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产生。

这里对立和非对立方法之间的关系使得民族性的视角成了问题。人们采用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后民族化(或者后美国)视角的提出。本书的一些分卷中暗示出了一些对这一视角的修正，或许可以预兆或影射未来的文学史。这里的“America”这个词大体上是指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在历史上即将成为美国的那些领土。虽然撰稿者中的几个人采用比较文学式的、跨大西洋式的或者泛美式的框架，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讨论了采用其他语言书写的作品，但是他们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个国家中的英语创作的作品上面——即人们一直所普遍认为的具有民族含义的“美国文学”。对我们而言，这种限定表示了一种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毫无疑问，这场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时间、空间、训练以及可利用材料的局限性；但是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本书的撰稿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局限性。他们充分利用了时间、空间、训练和新近获得的材料把民族性变成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恰恰是因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美国的英语文学，对他们而言，“America”既不是一个叙事的受惠人——一个假设、不可避免的或自然的前提，亦不是客观背景(民族历史)。恰恰相反，它是许多种类文学——历史探究的论争场所。一个过去声称中立、对所有权威派别都彬彬有礼的领域，细查之下，变成了一个过去和现在都胜负难料的战场。

本套书中的“美国”是一个历史实体，即美利坚合众国。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标记，一个民族的标记，由如下事物构成和维系的民族：口授法令，一套普遍原则，社会凝聚战略、社会抗议呼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个审美理想，一个现代性比喻(如“进步”、“机遇”、“新事物”)，一个包容一切的符号学(“熔炉”、“拼贴被子”、“由多民族组成的民族”)，一个排他的符号学，不仅排除了旧世界和南、北美洲的所有其他国家，而且排除了美国范围内的许多大型群体。一个被如此构思的民族性就是一个充满修辞色彩的战场。这套多卷本中的“美国”就是探索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一个飘移不定、视角繁复的焦点。

无独有偶，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是当今文学研究中的两个最棘手的问题。文学研究领域中对于历史的理论化建设从来没有如此的敏锐深刻和普遍深入。毋需多言，能够把本领域内那些特别兴趣、把我们当前各种不同学派连接在一起的是对历史的不可遏制的兴趣，这种兴趣既是思想、隐喻和神话的基础和结构，也是我们所阅读的文本实体，更是我们阐释文本的精神勇气。即使我们承认，那些伟大的作品，特别是由于其中的数处语言结构被提升到一种非凡的强度，已超越他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即使我们也相信他们的持久魅力会成为反复争论的源泉)，然而，经过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审美超越的概念本身也不能超越时间。如同其他的追求绝对性的主张(从信仰阐释学到科学的客观性)一样，关于高雅艺术的美学主张也是由历史塑造的。我们通过可辨认的历史意识来领略超越的特殊形式——如神圣灵感美学，含混、颠覆、不确定性美学。

对偶然性的承认渗透到历史写作之中。一些历史比另外一些历史更真实；一些历史一度被冠以“权威”和“全面”的庄严头衔；但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对特定历史瞬间的叙述，所以本套书也不例外。这里，我们的意图就是把局限性变成无限性的泉源。以往所有的美国文学史不是总体式的，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他们或者对单一的观点提出武断的概括，或者提供一大堆简洁的、看上去很“权威”、“全面”的概述，仅仅是因为简洁、专业的综合这样的叙述阻碍了著者意见的发表。与此相反，在本套书里，美国文学史却通过复调式的大规模叙述展示出来。由于撰稿者的数量有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详尽阐述与众不同的观点(前提、论点、分析)；因此，每个人的叙述都是通过实证而不是断言来使人信服；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尽管存在差别)通过主题、关注的焦点、忧虑与期望产生关联，因为它们是这一代美国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本套书撰稿者的选择首先是因为他们杰出的学术成就，其次是因为他们在熟知他们著述的批评界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展示出美国人文学批评过去30年的成就。他们对这套文学史的贡献显示了几代人之间的链接和隔阂。他们对现在被列入美国文学标题之下的许多题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所表达的与众不同的激动和倾向极大地拓展了美国文学研究领域。而且他们反映了构成我们时代文学研究兴趣的多样性和种族的多样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种族的多样性成为我们的大学、教职人员和学生的特色。

多样性特征也体现在本套《剑桥美国文学史》的编撰原则上面。其结构的灵活性旨在适应美国文学史的多样性。一些主要作家不止在一卷中出现，因为他们不仅属于一个时代。一些作品文本会在同一卷里的几篇叙述中被讨论，因为他们对于不同文化经验领域都很重要。有时，某个运动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重述，因为它需要多重视角，例如，它同时涉及边缘文化和主流文化，它既是一个时代的高潮，同时又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这种重叠虽不是有意策划的，但是却是从一开始就受到鼓励的。这种随之而来的视角多样性正好与文学的丰富性和历史资料相吻合。同以往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相比，本套文学史对具体细节(作家、文本和运动)的叙述都更加丰富多彩、细致入微。

萨克文·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

本套书的每一卷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着一些优势。而本卷通过强调19世纪美国诗人与当时主导思维模式、文化信仰尤其是高雅文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的、冲突的关系，来展示自己的优势。这其中许多诗人的成就与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功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当庞德和艾略特拒斥华兹华斯和丁尼生的浪漫方言为多愁善感、虚饰的和修辞膨胀的时候，他们同时含蓄地否定了出版于1800年至1910年间的大多数美国诗歌。本卷的撰稿人对19世纪广大诗人——南方与北方，黑人与白人，女性与男性——予以特别的关注，借此提出了久被延误的判断。他们的方法既是形式主义的又是历史的。他们注意到当代读者不仅能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与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经典作品中获得乐趣，而且能从曾一度享有盛誉的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与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的作品中获得乐趣，甚至还能从那些不太知名但却风趣十足的莉迪亚·西戈尼(Lydia Sigourney)和艾玛·拉扎罗斯(Emma Lazarus)的作品中获得乐趣。他们还详细描述了诗人所处、所体验和所依赖的丰富历史语境。

芭芭拉·派克(Barbara Packer)在试图更新我们对19世纪前半叶的新古典主义诗歌的欣赏力时承担了严峻的挑战。她不仅反对现代主义的审美取向，而且反对浪漫的民族主义叙事方式，按照她的观点，只有当美国文学停止仿效国外经典的时候，它才成熟起来。派克提醒我们，这个时期的美国诗人，往往会担心自身乡土气息太浓。精通古典的和英语的形式使他们更够参与一个更大的欧洲传统。19世纪初期，在美国，即使是像乔尔·巴洛(Joel Barlow)这样的政治上激进的诗人也采用得体的新古典主义的双行体来宣告启蒙主义的黄金时代在美国的降临。派克在乔尔诗中发现的机智和抒情的美感同样也存在于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休·亨利·布拉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菲利普·弗瑞诺(Philip Freneau)、约瑟夫·罗德曼·德雷克(Joseph Rodman Drake)和菲茨-格林·哈勒克(Fitz-Greene Halleck)的诗节之中，他们都深受奥古斯都时代讽刺诗风的影响。即使在当时以浪漫主义为主的抒情诗时代中(这些诗主要归功于华兹华斯的影响)，派克发现诗人们一直努力把荒芜的美国风景融入到前华兹华斯似的格律与修辞结构之中。

爱默生的诗歌是体现英国形式和美国题材之间张力的最错综复杂的范例。19世纪30年代初期他对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发现现改变了他的敏感性；在诸如《哈姆特利亚》(“Hamtreya”)和《马斯克特奎德》(“Musketaquid”)几首精美的诗中，他成功地采用了《丁登寺》(“Tinten Abbey”)中无韵体形式。然而派克指出，爱默生的大部分诗歌采用的是新古典主义双行体表达的浪漫主义主题和衍生于17世纪诗人赫伯特、密尔顿、约翰逊和马维尔的四行诗形式的特殊混合体。这位康科德城的贤哲可以为沃尔特·惠特曼的自由体诗喝彩，但却依然固守自己的承诺，坚持使用规范的词语模式。他对惠特曼的影响体现在哲理和灵感方面，而不是形式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最直接的继承人是艾米莉·狄金森。狄金森的诗不仅展示了超越主义者对自我界限的关注，而且具有爱默生的格言般的、紧凑的、几乎粗糙的压韵方式。从联邦制主义诗人[1]到爱默生再到惠蒂尔这段美国文学史，还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鲜明的关注和如此权威的阐释。

派克的文学观点显示出历史的延续性和变化性。希拉·沃罗斯基(Shira Wolosky)[2]在强调广泛的社会问题基础上阐述了19世纪后半叶的诗歌。她注意到诗人以修辞方式参与了与流行文化形式的的谈判。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人对重塑女性谦恭品德、倡导女性返回家庭生活的义务所作出的努力。在现今被遗忘的或被低估的很多女性诗人的作品中，包括朱莉娅·沃德·豪(Julia Ward Howe)、弗朗西斯·哈珀(Frances Harper)、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爱伦·惠勒·威尔科克斯(Ellen Wheeler Wilcox)、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露西·拉卡姆(Lucy Larcom)、爱丽丝(Alice)和菲比·凯里(Phoebe Cary)等，沃罗斯基追寻到一种微妙的逻辑：通过修正过的屈服实现自我主张。她指出，家庭生活中的权威只不过是一种权威的形式，主张谦恭的美德只不过是一种主张。这些诗人在公开宣称家庭生活和谦逊之属于私人领域价值观念的矛盾的行动中，成功地获得了一种公共的发言权。艾米莉·狄金森比任何人都更加热切地探索了这种悖论。沃罗斯基在狄金森戏剧性的隐密生活和诗歌中发现了一种无限挥发性的“充满激情的顺从”。

这个时期间最强势的男性诗人们与文化普遍建立了同样复杂的关系。这一时期最深层冲突是南北文化的冲突，表现在诗人坡对朗费罗的沾沾自喜和道德说教的病态般敌视中。沃罗斯基指出，这两位诗人都对商业社会中诗歌所处的边缘地位表达出深切的失望，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却是各具鲜明的区域特色。一方面，一种温和的、贵族似挽歌般的轻浮语调弥漫在朗费罗的诗歌之中，似乎在召唤已经死亡或正在垂死挣扎的旧式文化，另一方面，坡那备受折磨的社会与思想的边缘化处境在否定诗学中得以表达。在沃罗斯基随后的人物讨论中，她精辟地辨别出这种对立策略——怀旧与革新——的几个变体。出生于上流社会的作家，诸如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和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试图把诗歌语言从一个正在兴起的大众化社会中所呈现的急剧上升的多元化中分离出来。而赫尔曼·梅尔维尔、斯蒂芬·克莱恩和保罗·劳伦斯·邓巴[3]却与这个社会的分裂、矛盾、对立和异化的直面交锋中创作出永久充满痛苦的诗歌。黑人圣歌的那些民间作者在充满启示录般的希望的诗歌中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残暴形式的抗议。沃罗斯基在惠特曼那里发现，他一直在努力使用比喻手法来克服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冲突，即“消极的”个人主义自由和那种可被感知的社区联结的需要。她认为，像本卷书中所讨论的许多女性诗人一样，惠特曼在他创作的高潮时期，在感情浓厚的诗歌中，包括表达社会义务的悲悼情感、诗歌(例如，悼念林肯的诗歌)，找到一种市民—公共意识来消解自由个人主义。

无论是个人自由主义原则的批评者还是拥护者，都常常会对受控于个人自由主义原则的社会情感生活忧心忡忡。双方都应该找到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正像华兹华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诗歌是“情感的历史”，那么，我们这里就阐明人类的情感，因为人类情感在一个自由—个人主义日益增长的社会里正在遭遇体验的环境。后殖民主义与其文化根源的模棱两可的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之间的困难交流，少数民族和女性的自我发现和对自己权利的坚持，民族主义的自豪感，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寻求反消解的价值观，多元主义的多重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更易理解的社区的怀念，所有这一切被称为社会情感的问题都在19世纪美国诗歌中得到了阐述，并在本卷中进行了评论，而且，无论阐述还是评论都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派克从诗人们选择题材和形式过程中发现了这些问题，沃罗斯基则从诗人对流行文化修辞的适应过程中找到了这些问题。但两人在诗歌与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这一方面达成了共识，这样一来，他们在恢复和阐释了19世纪的美国诗歌传统中，为21世纪的我们提供了乐趣、收益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1]指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北方政府的诗人。——译注

[2]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英美文学教授。著作有《狄金森：战争的声音》(1984)、《神秘语言》(1995)、《诗歌艺术》(2001)。——译注

[3]Pawl Lawrence Dumbar(1872—1906)，是美国第一位黑人职业作家，也是最早闻名全国的黑人作家之一。——译注

美国诗歌传统，1800—1855

芭芭拉·派克（Barbara Packer）

序言：崇敬与雄心

1854年，在题为《诗歌与英语诗歌》(“Poetry and English Poetry”)的演讲中，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提到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话题。“我们经常自问，为什么美国没有诗人？而别的国家早在硝烟未尽的建国初期，就已绽露出诗歌的花蕾，催生出让后人心醉不已的神话。我们具备各种能力：我们在战场上骁勇常胜，在生活中可以立法、交易、种植、建造、航行，且与别人一样能够融会贯通。但是我们缺少吟诗作赋的才华，我们既没有想象力和独创思维，也无催人奋进的书籍出版。”而17年前，他在《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一文中的评论却似乎更加乐观些：“——也许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多年来，全世界对美洲大陆一直有某种期望：美国人并非只有机械技术方面的能力，它们应该有更好的东西奉献给人类。美洲大陆的懒散智力，将要睁开它沉重的眼睑，来满足这个早该满足的希望了。”[1]尽管布莱恩特、朗费罗、惠蒂尔、坡甚至爱默生本人(其《诗集》[Poems]于1846年问世)都在尽力地让美洲大陆那沉睡的心智睁开惺忪睡眼，但它却依然双眼紧闭。

类似的感慨随处可见，甚至出现在那些旨在唤起民族自豪感的书中。1842年《美国诗人及诗歌》一书出版，纽约的编辑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2](Rufus Griswold， 1815—1857)在该书中也提醒人们美国只是拥有了一个民族文学的雏形。他从早期欧洲移民定居以来美国出版的500卷“韵律诗”中选取最好的诗歌汇编成册，但同时又奉劝读者不要对此期望太高，因为他认为“但凡卓越的成就，尤其是诗歌的成就，都要经过不断的默默耕耘方可实现”。他还指出：“我们的诗人大多下笔匆忙，酝酿不足，所以无法名垂青史。”美国诗人的急躁大抵有几种原因：由于美国没有“合理的版权制”，因此翻印英国诗人的作品比起出版美国人的诗集来更有利可图；杂志和报纸编辑虽然有时也会预付稿酬，但正如格里斯沃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写作的收入极不稳定，只有少数人能够全身心致力于文学创作。”美国的诗人可以是牧师、律师、医生、记者、政客，甚至是遇人不淑的家庭主妇或儿女众多的寡母遗孀。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写诗和翻译创作期间曾身兼数职：美国驻荷兰、柏林、俄国以及圣詹姆士朝廷公使[3]；哈佛大学修辞与演讲术博伊尔斯顿讲座教授；也曾任美国参议员、国务卿、总统，并且在人生最后17年中担任了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

格里斯沃尔德还指出了美国诗歌的另一个缺憾。他麾下的作家们很少能够摆脱那种邯郸学步的窘境，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的语言、品味和举止皆承自英国，但长期研究英国文学的结果只会令我们的作品成为前者的附属品，不论主题还是文体。”爱默生对此也感慨万分，他说：“我们的诗歌让我想到瓦尔登湖边对着我歌唱的那只热情洋溢又自高自大的猫声鸟。”他还评论道：“多么甜美的韵律!变化多端!手法纯熟!又是多么故作姿态!简直一个表演者，除了最后那声喵喵，自己的音符一个也没有!”绝大多数的美国诗人并不承认自己附庸风雅，因为他们不像爱默生那样，既是诗人又是文化批评家，但是众多诗稿、书信、回忆录都证明他们早将英国诗人视为友人与知音，奉为圭臬甚至思想的解放者。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诗人乔尔·巴洛(Joel Barlow，1754—1812)因颠覆政府罪于1792年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此前他曾去参观蒲柏位于特威克纳姆的洞室(grotto)[4]，以缅怀这位启发了他所有灵感的诗人。华盛顿·奥尔斯顿不仅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来赞美他的朋友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还为他画了两幅肖像。菲茨-格林·哈勒克幼年在康涅狄格州求学时，他最珍爱的收藏就是两本苏格兰诗人的诗集：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诗集和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的《希冀之乐》(Pleasures of Hope， 1799)。移居纽约后，他很偶然地跟刚刚结识的朋友说起他心目中的天堂就是“读着托马斯·坎贝尔的诗，在彩虹上打秋千”。而这位新交，约瑟夫·罗德曼·德雷克也激动地握住哈勒克的手，由衷地表示赞成。两人旋即成为了至交与创作伙伴。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回忆说，他第一次读《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时(正如一位朋友之后回忆的那样)，感到“千眼泉水似乎一齐涌上心头，大自然的面孔突然充满了非同寻常的新鲜与活力”。

美国的诗人早就醉心于莎士比亚、密尔顿、德莱顿、蒲柏、汤姆森、柯林斯、格雷、扬、考珀和彭斯的诗。他们也渴望读到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坎贝尔和拜伦的新作。但最终他们还是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学会去阅读和欣赏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和雪莱的作品。这一时期的美国人十分热衷于翻译外国诗作。约翰·昆西·亚当斯翻译了尤维纳利斯[5]的讽刺作品；为了自学德语，在任俄国公使期间，他又用斯宾塞诗体[6]翻译了维兰德[7]的《奥伯龙》(Oberon)；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翻译了《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超验主义[8]诗人克里斯托弗·皮尔斯·克兰奇(Christopher Pearce Cranch)翻译了《埃涅伊德》(Aeneid)；爱默生根据约瑟夫·冯·哈默的德语译本翻译了波斯诗歌；梭罗翻译了埃斯库罗斯和阿那克里翁的诗篇；1845年，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出版了他从十种欧洲语言翻译过来的大部头译著《欧洲诗人与诗歌》(The Poets and Poetry of Europe)，又于1867年出版了更富盛名的译著《神曲》[9](“The Divine Comedy”)。如果这个时期的美国诗人可以选择一句全国通用的座右铭的话，他们也许会引用密尔顿《英国史》(History of Britain)中的那句：“我们从外国进口美酒和油，更要从外国的作品中，引进成熟的思想和公民的美德。”这句话也被玛格里特·富勒引用在她的译作——埃克曼的《歌德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10]的题词中。

美国人虽然热衷于引进外国诗歌，但它短暂的历史却阻碍了他们对外国诗歌的理解。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奥古斯都时代[11]的文风在美国蔚然成风。这些早被英国诗人所摒弃的诗歌之所以受到了美国人的喜爱，是因为它迎合了第一次民族主义精神高涨和国家独立的愿望。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起初也带给美国人一阵欣喜，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个曾支持美国独立的国家也有可能追随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而建立民众的政府。但美国人缺少英国年轻一代对革命的热忱，他们没有像英国浪漫派诗人那样因革命的爆发而欢欣鼓舞，也没有因它的失败而灰心沮丧。因此，当英国的浪漫主义抵达美国的海岸时，它就注定要被剥离原有的政治色彩。爱默生经常引用华兹华斯《郊游》(Excursion)中的两句诗：“漫游者提醒隐士道：‘灵魂至福臻化境，却是高处不胜寒’。”但他从未提及过这两行诗句的语境，在他看来，这两句诗表现的是灵魂极乐的反复无常，而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带给隐士的消沉苦闷。就像詹姆斯·盖茨·珀西瓦尔(James Gates Percival)把安德鲁·杰克逊总统[12]妖魔化那样，一些美国诗人在读了雪莱的作品后，就试图把美国总统描写为“恶魔般的压迫者”。然而在每个“恶魔般的压迫者”最多只有两届任期的国家中，这样的指控难以成立。在美国真正需要反抗压迫的阶层就是奴隶，但他们的愤怒与苦闷大多也只能在黑人圣歌中通过《圣经》的隐喻发泄出来。诗歌这种写给白人看的文学体裁虽然也描绘对自由的渴望，但绝不颂扬反叛的行动。

浪漫主义以其异国风情打动了美国诗人，同时也冲击了风靡于革命时期的讽刺派的诗风。不过，正如柯勒律治所言，美国人的诗歌并非出于“想象”(Imagination)，而是发自“奇想”(Fancy)：他们描写哈德逊河上仙子停留的村庄，精灵萦绕的梦境幻象，神秘的东方传奇——关于仙女爱上人间少女的故事(并附有详实的注脚)。现在看来，这些诗多为华而不实的作品；但诗人们想通过这些作品来表明自己的世界和“金钱之奴(Mammon's Slaves)”[13]的世界大相径庭，这一举动在今天看来虽略显浅薄，却也反映出美国诗人强烈的精神追求。他们以为重商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会让外国人嗤之以鼻，所以就想以无实用价值的诗歌创作来证明其精神世界的纯真。同时他们又在诗歌的情感和观念表达上作了许多尝试，比如，华盛顿·奥尔斯顿(Washington Allston)曾为世界油画名作写过一组杰出的十四行诗，詹姆斯·盖茨·珀西瓦尔也不吝笔墨地描写日光和月光在雾中和水面上的意境。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美国拥有蜚声国际的壮丽景观，但是一开始美国诗人并没有关注浪漫主义的自然派诗歌。布莱恩特成长在西马萨诸塞州边界[14]一处美丽的旷野上，从他创作成熟期的诗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自然的深深眷恋，但在读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之前，他却对周围的景观熟视无睹。华兹华斯同样也影响了爱默生、朗费罗和惠特曼的创作，尤其是惠特曼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1855)，到处可见华兹华斯著名自传体史诗《序曲》(The Prelude， 1850)的痕迹。在浪漫派诗人中，华兹华斯备受美国诗人的推崇，因为他所钟爱的自然中那荒凉萧索与雄奇壮观的景色在美国随处可见。19世纪早期，诗人们开始描写美国本土的自然景色。诗人约翰·布莱纳德(John Brainard， 1797—1828)在描写康涅狄格州的乡村景色时所使用的语言十分精炼，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简约诗风开了先河。

落叶覆盖林间小路，

野花凋零失色；

霜雪冻黑了枝条，

冰凉的露珠摇曳坠落。

《诗节》

布莱纳德也曾作诗歌颂新英格兰的秋季，“人们爱上拂面而来的微风/那明亮而湛蓝的天空/折煞了所有树林的骄傲”。渐渐的，诗人们开始如划分领地一般，作诗歌颂各自所钟情的景致。詹姆斯·希尔浩斯(James Hillhouse，1789—1841)写诗赞美纽黑文微红的峭壁陡崖——东岩(East Rock)和西岩(West Rock)。菲茨-格林·哈勒克(1790—1867)描绘从魏豪肯的山颠越过哈德逊河遥望曼哈顿的点点灯光，那“高高的塔尖，闪光的屋顶，和层层雉堞”的浪漫。而他的朋友罗德曼·德雷克则为美丽的布朗克斯河以及他在猎人角(Hanter's Point)附近农场的田园生活而歌唱。

然而，不巧的是这种诗歌理念和风格的转换，却面临着一个美国诗人无法逾越的障碍。W.H.奥登(W.H.Auden)在《美国诗歌》(“American Poetry”)这篇随笔中指出：“即便是最正式、最高雅的诗风也会受到群众口语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最为显著的。”英、美语言语模式在个别词的发音上有显而易见的差异，在语言习惯上也有很明显的区别，奥登坦承：

我一直弄不明白是什么造成了两种语言的差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对于这个问题做了最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节奏”，除此之外，音调也不同。虽说这种差别难以定义，但从那些用传统手法写就的英国诗歌和美国诗歌中，读者还是能迅速辨认出这种语言差异。

不过，在美国人看来，只要是以传统格律写就的诗行，无论它是英国人的作品还是美国人的作品，都带股“英国腔儿”。

19世纪的大多数美国诗人还不能将日常口语的节奏与承自英国的格律相融合。虽然打油诗有口语的活力也富有节奏感，可以说是个例外，但它却不适合表达严肃的主题。美国诗人可以用莫纳德诺克山或沙斯塔山来代替赫尔韦林山，可以为斯旺那诺阿河而非杜德尔河写诗[15]，但是他们却无法自如地运用传统的格律创作出琅琅上口的诗歌。因为并不是所有诗人都能像惠特曼写《草叶集》那样，将格律和韵脚一并抛弃。

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早期共和国的那些默默无闻、薪酬微薄的诗人坚持创作的呢？也许是为了建立民族文学传统这一强烈愿望吧。也正是在这一愿望的鼓舞下，约瑟夫·罗德曼·德雷克在少年时期就创作了诗歌《知更鸟》。美国的知更鸟，生命力极强，活得自由自在。知更鸟的叫声全部是从别的鸟儿那里偷学来的，但它快乐的歌声却让夜莺也黯然失色，让所有它模仿过的鸟都哑口无声。

知更鸟的歌声轻轻响起，

我几乎没有在意；

百鸟的音色尽在其中，

那忧郁的鸣啭出自三声夜鹰[16]的歌声。

麻雀的啁啾，猫声鸟的长鸣

红鸟的哨音，鸫鸟的叹息

黑鸟、青鸟、燕子、云雀，

鸟儿的歌唱各有特色，

但顷刻间都融入了

知更鸟嘹亮的歌声，

所有鸟儿都屏息静听，

在这奇鸟面前黯然噤声。

知更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那撩人的音色被德雷克当作“韵诗的象征”。与知更鸟类似，诗人只能通过模仿来学习，他们必须先拨动前人的琴弦，才能唱出自己的歌声。

轻轻的他们低唱出歌儿

轻轻的他们拨动不同的琴弦，

擦出星星火花造就灵感来源

于是，马罗[17]或许歌唱

于是，密尔顿轻拨竖琴

于是，埃文河畔不朽的孩子[18]

于是，噢，司各特!浑如魔法般狂野的音符，

于是，蒲柏音色悦耳的诗琴

在荷马的灵火中响起优美的旋律，

于是，坎贝尔[19]发出战斗的吼声

在埃尔西诺城堡[20]的山颠回响

于是，他为士兵掘了坟墓

伊瑟河[21]!凭你紫色的波涛起誓!

19世纪早期的美国诗人并没有形成一个连续的传统。虽然他们的存在有如独立日庆典时夜空里相继绽放的焰火一样短暂，但他们仍然积极参与了那场席卷全国的诗歌创作尝试的风潮。在那样一个百业待兴、人口稀少的共和国里，他们的诗歌创作有可能成功吗？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创作出来的诗歌又将是什么样的呢？会像拜伦的诗还是蒲柏的诗？抑或如《反马基雅维利》[22](Anti-Jacobin)的文章那样辛辣讽刺，或如穆尔的抒情诗一样甜蜜和缓？19世纪上半叶，美国诗人尝试了多种不同的诗歌风格。他们的实验具有探索的新意，他们的佳作至今仍保持着震撼人心的魅力。

[1]选自爱默生著，孙宜学译：《爱默生演讲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译注

[2]美国著名编辑，他曾在《格雷厄姆》(Graham's Magazine)等知名杂志任职，他与爱伦·坡过往很密，在坡死后，他参与处理了很多坡的作品。——译注

[6]驻英国公使的官方说法。——译注

[4]1720—1725年间，蒲柏(A.Pope)在挖一条通向他在特威克纳姆所建的别墅与主花园之间的地下通道(tunnel)的工程中修建了这个洞室。根据当地博物馆的介绍，这个洞室被许多人看做是诗人模仿自然的艺术品。——译注

[8]Juvenal，罗马最后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讽刺诗人，作有《讽刺诗》。——译注

[6]Spenserian stanzas，斯宾塞诗体/诗节由斯宾塞(Edmund Spenser)写长诗《仙后》时创造，对英国诗影响很大。每节共9行，前8行用五音步的抑扬格；第9行用六音步抑扬格；韵脚为ababbcbcc。——译注

[10]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德国洛可可时期的诗人和文学家。——译注

[8]Transcendentalism，是一场文学、哲学运动，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新英格兰。宣扬理想的精神现实超越现实和科学。代表人物有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玛格里特·富勒等。——译注

[12]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的长诗。写于1307年至1321年，全诗分为三部分《地狱》(Inferno， Hell)、《炼狱》(Purgatorio， Purgatory)、《天堂》(Paradiso，Paradise)，谴责教会的统治，但仍然未摆脱基督教神学的观点。——译注

[10]本书由歌德的私人秘书J.P.埃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首次发表于1836年。——译注

[14]English Augustan Age，即18世纪英国文学，也称新古典主义时代或理性的时代。由于此时期许多作家自觉模仿奥古斯都作家维吉尔、贺拉斯而得名。代表作家有约翰·德莱顿、亚历山大·蒲柏等。——译注

[12]Andrew Jackson(1767—1845)， 1829—1837年在任的民主党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译注

[16]Mammon指在新旧约时代于犹太人中出现的恶魔名号，又名Amaimon，是古叙利亚语“财富”之意。是财富的邪神，诱使人为财富互相杀戮。在《失乐园》中，被打入地狱的众天使们便在Mammon的指挥下发掘无数的珍宝以建造自己的圣殿。——译注

[14]这里指肯明顿(Cummington)。——译注

[18]莫纳德诺克山(Monadnock)、夏斯塔山(Mt.Shasta)、斯瓦那诺式河(the Swannanoa)地处美国，赫尔韦林山(Helvellyn)、杜德尔河(the River Duddon)在英国。——译注

[16]因其嗜蚊习性，有的地方称其为蚊母鸟。——译注

[20]这里可能指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译注

[18]这里暗指莎士比亚(W.Shakespeare)，他出生在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特福镇。——译注

[22]这里可能指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译注

[20]Elsinore，即现在的赫尔辛格(Helsingr)，是丹麦西兰岛东北岸的城市和海港。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埃尔西诺城堡即以此为背景。——译注

[24]这里可能指伊瑟河(River Iser)，位于英比交界的一条运河，“一战”期间比利时曾在此抵抗德军的入侵。——译注

[22]1797年11月至1798年7月运营的一份每周发行的杂志，由托利党(Tory)的政治家乔治·坎宁(George Cunning)创立，以反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激进的政治思潮为主旨。——译注

1 新古典主义：谐趣诗和讽刺诗

当联邦时期的建筑在美国仍广受青睐，当其先辈们的散文依然广为流传并被誉为不可超越之佳作时，源于同一文化的诗歌却备受冷漠，其境遇甚至比清教徒的新拉丁诗歌还要悲惨。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华美与高雅似乎与平淡无奇的美国现实生活注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在18、19世纪交替之际写新古典主义诗歌的诗人们非常善于将“进口”的传统手法加以改造以据为己用。比如说，巴洛的十卷本《哥伦比亚德》(“Columbiad”)[1]中有一种强烈的、贯穿于全诗的自我满足感，尤其是在第一版《草叶集》出版后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而对于那些想要了解惠特曼重写欧洲传统的人，巴洛的史诗是他们品读的首选。

在美国，新古典主义传统仍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在其背后是依然坚持致力于古典语言与文学的那种教育体制。华盛顿·奥尔斯顿[2]的小说《忧郁症患者》(The Hypochondriac)中的主人公曾不怀善意地指出，在他看来，人们宣称重视传统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已经把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一种认同感给丢弃掉了。要想进入大学学习需要具备拉丁语与希腊语的阅读能力，而且，学生们前两年的大学学习时间都被语言方面的练习占去了。这种教育，对于希望从事公众事务的人们来讲是极有益处的，因为这些工作需要气势恢宏的演讲与写作功底。其他的读者对古典作品情有独钟，是因为这部分作品体现了亨利·大卫·梭罗所说的“人类最高贵的思想”。在《瓦尔登湖》[3](“Walden”， 1854)一书中的“阅读”这一章节中，他提出如果地方的方言可以被比喻成我们的“母语”的话，那么古典语言就可以被看成是我们的“父语”，“一种矜持的富有选择性的语言，它是如此的伟大以致我们不能用耳朵去聆听，唯有转世重生方能言之说之”。

对于那些时间紧张或是青睐于学习拉丁和希腊语的人来说，像17、18世纪德莱顿、蒲柏所分别翻译的维吉尔和荷马史诗，对他们就敞开了方便之门。同时，这些译作加强了人们观念中希腊与罗马的古典主义与英国奥古斯都时代诗歌中的文体传统之间的联系。至少在18世纪20年代，于写作中采用抑扬格双行体[4]早已是司空见惯了。新古典主义双行体诗所传递的意义超出了作品本身。它们象征着文雅与权威，伦敦和罗马；是文明的表现，是对其欧洲文化身份的肯定；并减轻了由于地区性的想象所导致的两种最糟糕的恐惧，即边缘化恐惧与延迟性恐惧。那些曾被英国浪漫主义作家视为桎梏的传统，对于美国诗人而言，却可以用来抵制迷惑。当不断变化的文学潮流使得新古典主义在美国也显得有些落伍的时候，诗人们开始变得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弥补。

新古典主义诗歌具有公众性与政治性，尤其适合于颂词与讽刺诗。托克维尔[5]就十分欣赏由新共和国的市民所选出的、里面住着议会的那座建筑的“浮夸的名字”(国会山[the Capitol])。而对于市民本身来讲，将他们的国家与罗马相提并论是十分值得骄傲的。他们希望美国的命运可以是罗马共和国严厉的操守与希腊帝国财富与权力的统一。当每一位卸任的美国总统让出政府操控权的时候，都会被人们赞扬为“辛辛纳图斯”[6]；人们总是期待每一届新的政府(无论如何，对于它的拥护者而言)是一段“黄金时代”的开始，并恳求正义女神阿斯特来亚[7]莅临凡间。宾夕法尼亚州的诗人休·亨利·布拉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 1748—1816)，曾在他的作品《致杰斐逊[8]，论其对维吉尔的波利奥[9]的模仿》(“To Jefferson， in Imitation of Virgil's Pollio”)，一文中赞扬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就职演说。杰斐逊对《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的废除表现了他对“正义女神”重返尘世的诚挚的邀请。然而他大幅度地削减军队的预算和放弃海军的计划，似乎也在承诺着一个太平盛世政权的出现与一个美国人民所向往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一个私人保险箱里装着黄金的时代)。菲利普·弗瑞诺(1752—1832)是布拉肯里奇的好友，同时也是他在普林斯顿读书时的同窗。在杰斐逊作为第二任总统即将卸职时，他运用了类似的语言风格来称赞杰斐逊，将他比做辛辛纳图斯。贤人们只认可极少数人为他们的同伴，而杰斐逊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贤人们，“为了他们的祖国/英勇无比，捍卫法律/当他们隐退之时，流弊矫正/让他们独自度过余生罢!”在蒙蒂塞洛，他管理着他的农场、住所及作为奴隶的战俘，于是他提笔写下：“满腔尽是远古罗马的勇气、/去照亮即将到来的政治家的时代。”在这令人愉悦的隐退中，杰斐逊能够做到“怀着怜悯之情去审视国王们的关怀”，同时，他对自己为他的人民所带来的和平和繁荣的统治而欣喜。“笑对平原上的大丰收/阿斯特来亚再次向这世界致敬。”

然而这种乐观的态度有可能会引起来自左翼和右翼这两方面的批评。乔尔·巴洛在他的《哥伦比亚德》一书中用去了将近半本书的篇幅去抨击奴隶制，认为奴隶制与美国人所声称的信念不一致，指出“人权的平等是大自然的安排/追随自然乃是人类的进程”。在所有的民族中，美利坚民族是最不能忍受奴隶制的，因为它从属于“一个折磨这个世界的野蛮体系/体系中社会阶层之分森明，且个人的出身决定着他这一生是饥寒交迫还是锦衣足食”。这便是杰斐逊穷尽一生精力与之抗争的贵族君主体系。巴洛告诫我们要铭记，当罗马人放弃了他们朴素的共和政体而去追求征服异邦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下场。

看那罗马的粗鲁的贵人们，迈着独裁者的步伐，

将他们的暴君踩在脚下，并创下他们的国家；

他们的江山守住了，他们觉得这既勇敢又机智，

每一个自由的人都可以去指挥一个奴隶，

随之，营地与城镇的特权使他们面色潮红，

周游世界，四处征战，各国莫敢不从；

主子们与下人们都赢得了卑鄙无耻的灵魂，

罗马将这个世界扣上枷锁，却发现自己也为锁链所困。

巴洛对杰斐逊的革命严加斥责，是因为后者做得不够彻底。另一方面，杰斐逊在联邦政府的对手发现，他那卓有远见的统治方式似乎把那时的世界视作一片太平盛世，然而，当时拿破仑与英国都对这个国家的生存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杰斐逊的敌人看来，杰斐逊所期望能够达成的伟大的政策只不过是欺骗与圈套罢了。在1801年，约翰·昆西·亚当斯由于他的父亲在近期的一次大选中被击败而耿耿于怀，于是翻译了尤维纳利斯的第十三首讽刺诗，并发给了费城的《文学周刊》(Port Folio)杂志，这是由他的朋友约瑟夫·丹尼(Joseph Dennie)所编的一本新杂志。尤维纳利斯所描述的这个时代绝不是黄金时代：

这些都是我们现代的恐怖，

它们将以往所有罪孽的黑暗都已洗除，

铁器时代早已不再复返，

而与之毗邻的四个时代却一个比一个更加黑暗；

与所有旧时代相比较，最黑暗的乃是第九个时代，

铁器时代即黄金时代，

自然甚至不曾赋予它名字，

也不曾用一块金属来诉说它的耻辱。

如果美德真的曾经存在过，那也是在农神[10]被迫离开自己的宝座之前很久远的事了：

他把皇冠往旁边一抛，

然后自豪地拿起农家的镰刀，

艾达峰[11]的洞穴仍然令朱庇特[12]主神魂牵梦绕，

圣洁的朱诺[13]对他的偷情却毫不知晓。

……

阴郁的普路托[14]没有统治这片黑暗的领土

也没有夺走西西里人的女仆，

地狱不再有轮式的刑车，不再有坚硬的岩石，不再有愤怒，

没有一只秃鹫的爪上沾着幽灵般的血污。

这类新古典主义典范存在的意义远远不只局限于讽刺作品与颂文。美国诗人们还尝试了田园诗、戏仿史诗以及美国人独创的、以“崛起的荣耀”这一类主题而闻名的诗歌。在这些诗中，诗人们以不同的视角来全面地审视这个新生的国家，预言美国蒸蒸日上的荣耀必定会出现。最后，诗人们还尝试了史诗，人们把它当作是荣誉，并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史诗的话，一个民族就不能宣称自己是文明国度中的一员。如果想要在美国诗歌中寻找新古典主义的痕迹，那么最好是回溯一下乔尔·巴洛的文学生涯。他的史诗《哥伦比亚德》正像在它的前言中提到的那样，既要向美国的民众“反复灌输对于理性自由的热爱”，同时也要赋予这个新兴的国家所缺乏的诗性尊严。

巴洛于1754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一个乡村里。他曾在耶鲁大学就读，向约瑟夫·巴克敏斯特[15]和蒂莫西·德怀特[16]这样的前辈学习诗歌。受他们的影响，巴洛对规范的修辞学情有独钟，同时也对英语古典诗人产生了深深的敬仰之情，即使是他在成年后经历过了种种政治与宗教大变革后，这种情感也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英国奥古斯丁时代的崇拜确确实实是在紧随独立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广泛流行开来的。这场战争本身，正如一个学者所说的，“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倒不如称它为一场内战”。安妮女王与前两任乔治国王所统治的英格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希望可以效仿的模式。这个理想化的英格兰正如蒲柏在他的《温莎公爵—森林》(“Windsor-Forest”)中所描绘的那样。这首诗是巴洛的最爱，而且被认为是他所有诗歌创作的模板，包括他早期在独立战争期间写于耶鲁大学毕业典礼的诗《和平的前景》(“The Prospect of Peace”， 1778)，一直到恢宏有力、在充斥着焦虑的十年中所完成的《哥伦比亚德》。在那十年中，托马斯·杰斐逊仍然希望说服整个世界，让人们相信自由贸易与政治自由是对人类幸福的最稳固的保障。蒲柏本人也曾经在《温莎公爵—森林》的结尾暗示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当时这样的观点似乎立即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迫切要求从大西洋彼岸得到回应的动力。

那个时代即将到来，那时会是像海或是风一样自由

无边无际的泰晤士河将会为全人类奔流，

其中，与每一个汹涌的浪头齐头并进的，是所有的国家，

大海只好把它所分隔开的地域又连为一家；

地球远处的尽头就有我们的荣耀，

新世界业已起航，将那旧世界寻找。

……

啊，扩展你的疆域吧，美好的和平!从此岸到彼岸，

直到征服的野心消失殆尽，直到奴隶制度不再复返。

蒲柏对正义与自由贸易的天堂的憧憬使得巴洛欢快的毕业典礼诗更富有生气。在诗中，他预言(其乐观性大于准确性)与英国的战争很快就会走到尽头，并且希望和平即将到来并在美国安家落户。在美国，“和平随处撒下祝愿，平静的年份装点着快乐地带/让祝福永恒”。在这个预言之后，巴洛还提到，这一系列的美好事物都将会来到这个有着启蒙运动和社会公正的人间天堂。奴隶们将会重获自由，海上尽是从事商业的舰队，女性诗人们将会站出来高唱《沙弗的甜蜜》(“Sapphic sweetness”)，气象学家会去探索雨云之间的奥秘，封建剥削将会被废除(“贪婪的地主不可以压榨邻里的穷人”)，形而上学家们将会“与爱德华兹[17]一同升到那光亮的云彩上去”。

随后，巴洛声明放弃了被耶鲁大学前校长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推为典范和正统的基督教，并且开始憎恨耶鲁大学，因为它拒绝授予他大学导师的职位，而巴洛觉得这是自己理应得到的。巴洛牢牢抓住他在《和平的前景》中所表达过对幸福的看法。他成年以后的那段时光几乎都花在了说服别人来实现这一目标上面。在独立战争期间，他在军队里作为一名牧师服役(“在星期四的傍晚，我开始张开我的嘴巴，它肯定不是最小的，而且我用它制造噪音，这样军队就知道我确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了”，他在他的第一篇布道中如是说)。在此期间，他抽时间着手创作他的第一部史诗《哥伦布之视野》[18](The Vision of Columbus， 1787)。诗中，在一位天使(经过美国人加工和确认后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19]中的亚当)的引导下，哥伦布看到了未来，看到了通过国际贸易往来人类所达成的逐步统一：

看见了，穿过整个历史进程，那同样激进的蓝图，

它勾画出了人们的相互援助，

从友人们到部落，又从部落上升到王国，

他们的力量、兴趣和激情被一股脑儿地混在一起，牢不可破。

海军的将领们，从事国际买卖的商人们，将会用维系人类大家庭的那友谊之链将“每个最遥远的国度”连接起来，“直到各个部落、国家和帝国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同一个广泛的利益支配着人类”。

“利益”这词在我们看来隐隐透出不祥之兆。然而，在18世纪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学派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下，巴洛将“利益”一词视为人类个体的需求及欲望，这一观念与使人们与孤单和充满敌意的社会力量分庭抗礼。正是我们的利益使得这个社会的存在变得可能。没有利益，我们就会像一群孤独的野兽一样漫游并迷失在荒野之中。在另一首写于1781年的毕业典礼诗中，巴洛描绘了自己期望着那个太平盛世快些到来。理性将会代替战争，理智将会取代匹夫之勇，“共同的利益产生了相互的友谊”。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完美结合将是永恒和平的唯一稳固保障，因为它的获得不需要改变人性。

国际商业的巨大魅力使巴洛沉醉不已。基督教启示录的信徒们总是乐于把各个国家的集会想象成一次硕果累累的大丰收。而巴洛则把千禧年[20]看做是一千艘商船“向俄罗斯的森林深处进发”的出航，并且所有国家的船队都加入了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旅程当中：“从北方立即召集起海军的中队/形形色色的长条旗牵引着所有的国家前行/在不同的海岸上树起了难以计数的桅杆/将他们和平的帆升至蓝天”。越来越多的船只加入进来，它们列队前行，“直到远方只留下一个又一个模糊的影子/像云一般的缓缓前行/为暗淡的天堂加上些许点缀，为泛白的海洋留下数片阴影”。

《哥伦布之视野》一书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这个世界或许会得到完全的、自然的救赎。这促使巴洛在他的最后一部诗集中添加了很多的注脚。首先，他引用了理查德·普里斯[21]的论断(引自《对美国革命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22])，即人类是在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改良的及令人愉悦的事物”将会“在所有事物终结之前”发生。巴洛同意这种说法：“作者一直都抱有这样的想法，即这样的和平及幸福早在《圣经》中有所预示，并被命名为千禧时代，因此不必将这看成是什么奇迹，而应该冷静理智地面对它。”针对这个时代的状况，他列出了三个前提：世界必须有大量的人口；不同的国家应该彼此相互了解；他们的“想象中的需求”必须高涨以激起对商业的热情。传统的道德学家们都认为，“想象中的需求”乃是社会所有腐败的源头，但是，对于巴洛来说，它是世界大同所不可或缺的使者。那些只有为了需求而产生的贸易往来，像是玉米、皮革、木材等买卖是挣不到大钱的，因而不可能振兴商业。真正的商业好处多多，它使得“港口开放，船队在微光中翩翩起舞”。只有“想象中的需求”才可能使得商人不惜冒生命的危险来从事奢侈品的买卖。蒲柏认为贝琳达[23]的梳妆台即巴洛新宗教的祭台便属于这类奢侈品，并对它……作出了以下的描述：

打开这个小首饰盒，里面光彩夺目，乃是印度的宝石，

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气息都来自于那个小盒子。

龟壳和象牙被组合到了一起，

做成了梳子，有的带斑，有的白皙。

《秀发劫》[24](The Rape of the Lock)第一篇

在1788年，巴洛终于得到了一次机会，可以将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理论以商业的形式演绎出来。那年他是在俄亥俄州的一家公司工作，作为公司的代表被派到法国向一群即将离开的移民兜售该公司的股份。后来公司破产了，那些股票也随之变成了废纸。在这场诈骗中，巴洛显然是清白的，所以他继续留在法国，并且和招待他的法国人都相处得很好，之后又被卷入了几桩更有趣的事情之中。那时他的妻子鲁丝还留在美国，1789年7月20日，巴洛提笔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洋溢着他的自豪和兴奋：“如今你所看到的所有的铅字都是真实的，不管它们多么可怕，多么高贵，多么值得铭记，影响如何深远，都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我亲眼目睹了两次为自由而战的革命的全过程，这对我来讲是种莫大的满足。”

巴洛坚信自己处于历史变革长河中的浪头，也认为这场革命即将席卷这个文明世界。这样的信念贯穿于他移居英格兰后于1790年至1792年期间所著的作品之中。其中的第一部作品是《对特权阶级的命令的建议》(“Advice to the Privileged Orders”)(1792)，该作品是对伯克的《对法国革命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回应。巴洛的很多英国朋友也写过类似的作品，都旨在争辩，然而却很快地被太平盛世的快乐所淹没了。巴洛对“特权阶级的命令”发出了警告，告诫它应当优雅地向“共和原则”投降。巴洛把“共和原则”定义为“自然赋予社会组织的最简单的东西”。他详细地描述了在罗马帝国覆灭以后的欧洲史，并确定了三种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精神，即等级观念、骑士精神与商业贸易。它们都有可能被厚颜无耻的政府所利用而成为压迫人民的手段。沙文主义[25]在充斥着等级观念与骑士精神的时代是有自己的市场的。但是，商业贸易在本质上来讲就是反沙文主义的。在商业贸易行为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所仇视的外国人实际上和我们是很相像的，而且意识到我们也需要他们的存在和繁荣，正如他们也需要我们一样。商业贸易的精神不可能中止战争，却可以证明战争实际上是无益的。没有哪两个国家天生就是对头，它们之间相互的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各自的政府为了统治者的私利永久性地加到彼此身上的”无耻的欺骗。

英国的读者们也看过《对特权阶级的命令的建议》。在1792年，巴洛曾经得到过一次向革命同志提建议的机会。法国议会在1791年草草地制定了宪法，后来决定对其作一些修订。巴洛向议会的代表宣读了《致法兰西全国代表大会的信》(“Letter to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France”)，指出了原宪法框架的一些缺陷，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每个人都注意到，巴洛的建议实际上是旨在将法国的议会向美国式的制度推进，因为他倡导废除君主制和国家教会。他在其作品集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则更加明显。《对特权阶级的命令的建议》带有好战、傲慢与讽刺的味道。相对来讲，《致法兰西全国代表大会的信》则显得和缓一些。巴洛突然意识到法国革命已经把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变成了现存的最古老的共和国。以此为典范，其他共和国或许也会受其激励而变革它们的宪法和法律。(法国的大会代表们似乎没有采纳巴洛的任何建议。尽管如此，他们对他的公开演讲还是感到很高兴，并因此授予了他法国荣誉市民的称号。)

这种难得的追求平衡的心态，这种希冀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保持中立的情感贯穿在巴洛写于1793年的著名作品《急火布丁》(Hasty-Pudding)中，这是一部世人公认的杰作。巴洛决定在新并入的萨亚地区竞选法国议员，随后在尚贝里[26]的一个小饭店里品尝到了一盘玉米糊，他觉得这和他年轻时在康涅狄格州吃的“急火布丁”是一样的。关于这首诗的传统记载通常会略去它的政治背景不谈，始于“法国人的旗帜在他们的头顶上飘舞/忍受国王的死亡和这个世界的自由”，到它对英国人狂想症的轻蔑(其中一个注脚提醒我们，“当写这首诗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国王正在发表宣言，目的就是阻止美国的那套规矩在他的国家里大行其道”)，一直到它最后对富有而主张平等的“美国佬”的赞美，他们的“丰盛的大餐，/简单的布置，平实的打扮，/众多的后人聚集在甲板上，/仆人与贵族齐声欢呼”。但是，与这首诗的重要主题相比，以上这些都不过是附带的点缀罢了。它歌颂了一个令人欣喜的商业世界，它是建立在新世界的原材料(这里主要是指印度玉米)和旧世界精心打造的诗体比喻的完整系统之上的。因此，巴洛恳请女神缪斯来协助他追溯玉米餐的起源：

首先请帮助我，带着虔诚的辛劳，去追溯

穿越时间残骸的你的后裔及你的民族；

宣告在往昔的日子里你那可爱的妻，

(早于伟大的哥伦布寻觅到你祖国的岸堤)

将你交给了这世界；她杰作的名气，

确是流传于世，但它的名字却无人知晓。

如果说欧洲是诗歌的发源地的话，那么美国当算是发明玉米餐的先驱了；巴洛起先选择了与转喻完美结合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后来则将农民的朴实与宫廷的奢华结合起来。这种模仿是如此的逼真，所以诗中写得最好的一处就像是从德莱顿所译的《农事诗集》(Georgics)中直接截取出来的一样：

放慢春天的脚步，它被冰冷的雨水所遏制，

而太阳事先就盘踞了巨蟹座的位子；

但是当它用最愤怒的火焰将大地点燃，

汁液涌出，根茎蔓窜；

宛如科林斯式[27]的模型圆柱，

叶柄向上鼓起，叶片展露；

灌木丛生的枝叶布满山间，

它们的臂膀紧合，吻遍群山。

在当时，许多英国诗人在革命情操与爱国主义之间难以抉择，备受折磨，而巴洛作为一名美国人，可以轻松地置身事外。在他看来，数个世纪的压迫定会导致野蛮主义，法国的恐怖事件只不过是这一真理的表现罢了。而法国对自身革命的背叛则是另外一回事，巴洛曾在写于1802年的几封信中十分沮丧地提过这一点。他提到有一位波兰女士曾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去参加波兰议会成立周年的庆典，但他认为波兰议会早就不复存在了。而且，他还说：“我猜想，下一次的文德米艾尔[28]，我们应当被召集起来去庆祝法兰西共和国的周年庆典，尽管这个共和国从未存在过。”有一次他在一袋玉米面里找到了一只老鼠，他声称他想要让他的厨师把剩下的玉米面都留下来，这样就可以为他做“一碗玉米粥，正如这个伟大的国家的那些野蛮、自负的纨绔子弟所称呼的那样，而这些人对急火布丁的做法与共和制度都是一无所知”。后来，他又因为人们对拿破仑的生日兴师动众而颇有微词，“从日出开始，铃声与礼炮声就响个不停，震耳欲聋；到处都播放着大弥撒曲[29]与感恩赞美诗；消耗的火药去征服半个欧洲都用不了；这即将征服法国人民!”拿破仑权力的上升最终逼迫巴洛离开欧洲并产生了重返美国的想法。那时，与1793年相比，他对世界革命的乐观程度或许已经大大地减弱了，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这个唯一还在坚持清白原则的国家更为热爱了。他带回来了各种各样的机械配件、农业用具、充满生机的植物种子，还有伟大的史诗的成稿，他希望可以通过史诗促使美国加入文明国度的行列。

霍雷肖·格里诺[30]有一荒诞的雕像作品：半裸体的华盛顿如菲迪亚斯[31]所雕刻的宙斯一般端坐着，它曾受到人们的嘲讽，而《哥伦比亚德》这部作品则受到比这更多的奚落。毫无疑问，对于巴洛的诗的批评确是事出有因。他关于历史的篇章长篇累牍，读起来十分沉闷，用词生硬，使用的奇喻矫揉造作。然而，让人敬畏的弗朗西斯·杰弗里在阅读巴洛于1809年发表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的诗作之后，还真把这首诗的词句当回事，他可是最后几个能认真对待这首诗本身的批评家之一了。他对这首诗的评价褒贬参半。杰弗里先是嘲笑巴洛就是个美国的中产阶级，但却总摆出一副贵族的架势。同时，他也指出，在诗的亲缘关系上，巴洛和伊拉斯马斯·达尔文[32]更近一些，而不是和荷马(甚至都不是蒲柏的荷马)更近。但是，他也认为巴洛作为一个“哲学诗人”是值得赞扬的，他甚至说巴洛是继密尔顿之后的最出色的哲学诗人。

对于那些沉浸在《哥伦比亚德》第九卷的读者来说，他们会理解杰弗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巴洛先是讲述了创世纪的故事，从大自然混沌的“黑色的胸膛”的世界中挣扎出来，一直到了一个遥远的不可想象的时刻——大自然中最终进化的生物，即人类，用智慧统治着这个世界，而且“世界洋溢着幸福与和平”。贯穿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漫长的令人痛苦的自然史(“数以百万代的生物受尽苦累，最终死去/珊瑚被覆盖，海水变咸”)，以及人类历史的一座座废墟上更加饱受煎熬的、痛苦扭曲的人之灵魂。巴洛曾翻译过他的朋友沃尔尼的作品《废墟、对于帝国革命的沉思录》(Les Ruines， ouméditation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s empires)，从中他忧伤地综览了人类的荣耀和蠢行的诸多细节。他怀疑，究竟有多少个帝国可以使这个“世界蒸蒸日上/成为太阳的伴侣，像天空那样永恒”，它们最终只不过像巴比伦[33]和尼尼微[34]一样消亡而已。但是巴洛也赞同沃尔尼的观点，即人类的历史不论如何大体上都是在进步的；并且，一旦这个世界摆脱了这对自欺欺人的孪生兄弟——君主制和神职者的谋略之后，是可以成为一个和平、幸福的大同世界的。从这个最高境界来看，这个“睿智且显赫的”男人(巴洛恶作剧般的如此称呼密尔顿，表达了对他的蔑视)回顾往事时，会因自己在错误与悲悯中迷茫地漫步而大吃一惊。《哥伦比亚德》是在一场欢愉的典礼中结束的，其间各国的代表都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各国宗教与政治的霸权符号。

所有具有毁灭性的事物都处于这个脚凳下方，

神父的面具与国王的权杖

都在尘土中被践踏；因为在这里，最终

所有的欺骗、愚蠢及错误和它们的象征物都会被摒弃一空。

在这儿的每一个外交使节都会疲倦地放手

放开的是来自本国的古老的神偶；

有的人把东方神像[35]掷到了一大堆杂物之中，

有的人放下了新月形物[36]，有的人则丢下十字架，鼾声隆隆。

巴洛对这一段场景的描写特别精心，并且为它特地附上了插图，随诗一同印刷出版。毫无疑问，在这个他本想要歌颂的国家里，这首诗给他招惹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他的老朋友诺亚·韦伯斯特认为巴洛堕落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令他十分生气，因而拒绝评论这首诗；当时主要的出版社都斥责巴洛是个异教徒。后来，布洛瓦的主教，同时也是巴洛在法国的革命时期交下的一个朋友，公开发表了一封信，对这首诗进行了赞扬但同时也声明了对巴洛侮辱基督教信仰的抗议。对此，巴洛给予了非常温和的回复，他说他只是在践行清教徒推翻偶像的这一传统，清教徒就总是喜欢贬低有着象征意义的事物。

当巴洛从他长期推崇的国际商业领域中隐退以后，麦迪逊(Madison)总统于1811年在他华盛顿的住所聘请他为法国的外交公使。在此之前，法国就一直在截留美国与英国来往的贸易商船，并时常在法国的港口扰乱美国人的生意。美国的前一任外交公使一直都在抱怨，可是无济于事。为了避免与法国的战争，麦迪逊决定最后再尝试一下谈判，而巴洛一直以卓越的外交技能来对付变幻无常的独裁者而闻名(他曾经有一次成功地从能言善辩的阿尔及利亚总督那里赎回了一群美国海军俘虏)，所以说派他去接近那个他私下里蔑视的皇帝是个非常理智的选择。

巴洛于1811年9月抵达法国，但是那时拿破仑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入侵俄罗斯的事宜，对与美国谈判这件事毫无兴趣。一年过去了，正当事态丝毫没有进展的时候，身在莫斯科的拿破仑捎信给巴洛，声称愿意和他在威尔纳(Wilna)的东城进行最后一次会晤。于是，巴洛于1812年10月25日偕同他的侄子共同奔赴威尔纳，并于11月18日到达，发现城中到处都是生病与受伤的士兵，并且听说拿破仑已经被迫撤出莫斯科了。他们希望他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撤退到威尔纳，但是，12月4日传来快报，说拿破仑已经在别列津纳战役中被击败，已全线撤回巴黎。巴洛和他的侄子只好坐车掉头向西走，其间穿越了波兰，目睹了尸横遍野的惨景，人和马的尸体冻得硬梆梆的，连嗜好腐食的禽类也啄不动。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华沙，但是，当他们继续向西南行进的时候，巴洛在一次伤寒中感染了肺炎，后来于圣诞前夜死在了波兰的札尔诺维茨村，并被埋葬在那里。

在他去世之前，他写下了最后一首诗，即《给俄国的乌鸦的建议》(“Advice to a Raven in Russia”)，痛苦中夹杂着粗暴。该诗故作友好地向啄食僵硬尸体的可怜的大乌鸦提出了建议：“黑色的傻瓜，冬天在这儿待着干吗？”巴洛问道。去南方吧，去南方吧；在那里你们不会因为缺少猎物而发愁。拿破仑的大屠杀遍布全世界。法国的军队“用每一个国家的淤血来玷污清风/伊比利亚人，路希安人，不列颠人都被打散/但是在更加广阔，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仍有着他们的同裔”。他运用一些令人不安的优美诗行描述了垂死的士兵们是如何变为倒下的冰雕的。拿破仑的士兵“无掩蔽之所，被严寒冻得像大理石一般的硬/当他们不再呼吸的时候，又像是变成了水晶”。接下来，他用那些可怕的细节来向大乌鸦们解释为什么在波兰的尸体是如此糟糕的晚餐：

……当他们躺着的时候，从他们深陷的眼窝里，

绝挖不出一只眼睛，尽管你们喙尖爪利。

那冻僵的眼珠，丝毫未碎，

它藐视你的利爪，面对着风暴，英勇无畏。

它就在那儿直勾勾地瞪着上帝，似乎想要知晓

在地狱里，多少人已被邪恶之手所笼罩。

在最痛苦的一次自嘲中，巴洛把拿破仑与他的皇家食腐动物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完美的利益共生关系，他把这种关系视为维护长期国际和平的基础。“看看你贡献了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啊!/(互相之间交朋友最稳妥的方式)/当他的队伍被大面积屠杀的时候，你们的种族都被喂饱了/你把他的营地洗劫一空，又摘下了他的脑袋。”只有当“人类重新找回他们的灵魂”，把帝王从他满是鲜血的宝座上赶下去的时候，大乌鸦与屠夫之间的合伙关系才能终结，这个“衰竭的世界”才能够带着尊严与和平再次冉冉升起。

在美国，谐趣的传统一向是和严肃的讽刺诗并存的，而且与后者相比更受欢迎一些。

约翰·特朗布尔[37]的讽刺诗《麦克芬格尔》(“M'Fingal”)(1775)在美国19世纪的前50年是最流行的，并且在英国得以再版。谐趣诗通常都是与时事问题相联系，这一事实可以部分解释它为什么在最初有着那么大的吸引力。而且，谐趣诗的意象经常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它带着愤慨所抨击的对象已消逝好久过后也是如此。革命党的暴徒将芬格全身都涂满柏油和羽毛，倒霉的托利党人守卫着他。突然，他胡须上的焦油凝结成柱并脱落了下来，在落日的余辉下闪闪发亮，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美，使得他看起来“像是在冬日的天空下被雾凇包裹着的树/又像是拉普兰德[38]偶像的冰雕”。菲茨-格林·哈勒克曾为一位年迈的纽约雇佣文人写过一篇颂词，其中对这位老人的形象描写特别传神，他正像是诗人自己，

成熟得像夏日收割后的谷束

又如秋天的落叶一般萎缩干枯——

迫近，起航，发出信号。

已逝去的人在那里静静停靠，

《刑事法官》，(“The Recorder”)

而更值得称道的一点则是谐趣诗韵律的流畅性。如果我们将爱默生的四音步诗的刻板与特朗布尔或是布拉肯里奇[39]的闲谈般的轻松对比一下就能够看到，忽略格言诗的戒律后，所换得的是相当程度上的优雅。谐趣诗在其他方面也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将旧世界的文化与新世界不够完美的艺术相比通常使人感到很压抑。但是谐趣诗就可以将这种文化上的不和谐作为诗的主题。罗伯特·彭斯[40]会如何评论在西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边境上的宅地呢？拜伦[41]会对华尔街有何看法呢？某份州报上曾刊登了几篇已经被人遗忘的关于政治争论的诗，各个诗节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忧郁与自信在20世纪以前的美国诗歌中已是难寻踪迹了。

来看看休·亨利·布拉肯里奇的诗吧，他曾经给杰斐逊寄过自己的作品，是比较刻板地模仿维吉尔的“第四田园诗”来写的。布拉肯里奇出生在苏格兰，在他5岁时随父母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边疆地区。18世纪90年代末期与19世纪初期，他时常与一个叫做大卫·布鲁斯的移民交换诗作，最初是相互恭维，后来(由于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就变成互相谩骂了。他们相互交流的信件起初是在报纸上发表，后来两人则把各自的诗作分别整理后出版成书。他们都对苏格兰表达了浓郁的思乡之情，而且都认为他们所处的这片新土地是一块黑暗阴郁、严酷无情的蛮夷之地。在这些诗中，边疆是事物消逝之处，而非开创之地。起先，布拉肯里奇声称将布鲁斯视为阿伦·拉姆齐[42](他最喜欢的诗人)的转世之人。但是后来，诚实迫使他对这一溢美之词加以限制：

但是啊!你的歌声绝不让人战栗颤抖

你的笛声也不够温柔：

你的嗓音如钟声一般，振聋发聩，

其中的意思我们却无法领会。

每样事物在这西方世界的边疆都会变得衰弱。就连在苏格兰较长的夏日余晖也因纬度关系在宾夕法尼亚州变得短暂。难怪诗人无法创作。

在这西边还能期待看到什么更好的东西，

黑夜已褪下背心，步步迫近，

阴沉着它那灰白的脸，回去休息罢，

那长长的白昼，

至少也要减出去几个小时，

不再停留在泰河[43]上。

布鲁斯对此表示完全赞同。谁能在如此悲惨的景色下写诗呢？在这地方尽是牧羊人、羊群和“荒芜的山坡”，除了那“高大的树”，根本就没有赏心悦目的东西。难怪诗人宁可选择沉默。

黎明时既没有云雀的歌唱，

灌木丛中也听不到歌鸫啼啭，

万籁俱寂，除了一条溪流沙沙作响

在叶丛中——

传出了乐声，将他的歌声推向寂凉

她衰弱，她悲痛。

布拉肯里奇所著的最佳的苏格兰诗作都是和这种默想的静谧相关的。题为《致苏格兰的爱尔兰人》(“To the Scots Irishman”)的诗作首先是发表在匹兹堡的一份报纸上。布拉肯里奇和布鲁斯这两个移民在杰斐逊当选之前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公开敌对，而他们之前的互相恭维早已成了对骂。但当杰斐逊的当选大局已定，布拉肯里奇的心情变得好很多，于是在他的另一首有趣的自传体诗《道德罗》(“Dogrel”)中对他的对手进行了一番不带恶意的调侃。这首诗由四音步双行体写成，记录了这位年轻的移民在新大陆遭受过的三次重大失望。第一次是他试图去抚弄一只黑色动物光滑的皮毛——白色的斑纹从它的脊背上延伸下来——却被它突然袭击，这使得他惊怵不已。第二次是由于他找不到任何拉丁文教材所描绘的神话人物而感到失落。最后一次的忧伤是源自他与一个曾经友人的争吵，这使他觉得自己童年时的不幸在成年后又重演了。他误以为布鲁斯是只友好的动物，于是伸手去抚摸它，却遭到了“恶臭的排泄物”以及聚会上人们的污言秽语。这首诗的自然主义风格及文雅的幽默使人耳目一新，特别是诗中对男孩见到新景色时好奇心的描述，以及他到处都寻觅不到教科书中所描绘的神和仙女时那种可以理解的困惑。他最后下结论说，之所以找不到宾夕法尼亚州森林女神[44]，一定和人们近乎疯狂地在西部边疆定居有关。

很快，从此以后，我便开始了拉丁语的学习，

读这一本书，我开始了解其中所谈及的

书中所说的在灌木丛中疾飞的东西，

树神，树精，缪斯

在山丘顶上像槲鸫一般啼咏，

在林荫下，在山洞中。

我想，必须把这些邪恶之物根除掉，

于是将树木连根拔起，并高声尖叫。

将这些东西吓得六神无主，

将它们从我们的牧场和田地赶出。

现在谁看到了，或已经捉住，

一个荒野地里的神或是仙姑，

他是栖止在树上，或是在溪水中跋涉行进？

布拉肯里奇对自己周围的景观感到十分失望。除他之外，那些生在美洲而且从未离开过的诗人们也表达过类似的情绪。在美国诗歌史上，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出悲叹，认为在一块毫无诗性的土地上创作诗歌是不可能的。而新古典主义早就针对这种缺失感提出了反面的辩护，认为通过制订一个普遍的描述规律就可以保证把地区性作家从孤立中解放出来。像是罗马人、伊萨卡人、锡拉库扎人在美国荒野中不合适宜地搞种植业一样，文学新古典主义的规约将未开化的现在与文明的过去放在一个宏大的对话体系之中。但是新古典主义最后仍然恋恋不舍地离去了，于是苏格兰诗歌在美国的发展前景变得很有限，也就是在周年庆典那样的场合能有一点用武之地，如居住在匹兹堡的苏格兰后裔举办的“圣安德鲁周年庆”[45]的活动。这场集会促使布拉肯里奇写下自己的第一首苏格兰诗歌。然而，如果说布拉肯里奇的苏格兰诗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终点，那么它们就是对充满期望与困惑的移民经历的一种风趣而温和的再现。

那位百折不挠的作家菲利普·弗瑞诺(1752—1832)在1815年时仍是精力充沛，并发表了另一部诗集。当时与英国的战争促使大量的爱国主义诗歌应运而生。当然了，其中包括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的《麦金利要塞保卫战》(“The Defense of Fort McHenry”)。弗瑞诺曾目睹英国海军向康涅狄格沿海城镇发动的一次失败的攻击，由此得以看到敌人在战争中所体现出的缺乏机智与强壮有力和英国本土诗歌如出一辙。“斯托宁顿之战”正如诗歌向我们暗示的一样，记载了三艘全副武装的英国战船企图夺取斯托宁顿镇[46]，结果遭到了城中民兵和“只有两支枪的一小股势力”的抵抗事件。每节诗都是以小城强硬而坚决的名字结尾，弗瑞诺一方面对英国枪炮所攻击的小得可怜的目标而感到好笑——

带着炸弹和子弹的投弹战士，

瞬间炸倒了一个农夫的的破屋子，

一间牛棚也悲惨地被劈撕

它远在斯托宁顿一英里外。

另一方面也因“两门美国大炮”给传说中不可战胜的英国海军以重击而高兴。每艘船都轮流冲上前去在要塞处开火，但是后来却不得不“一瘸一拐地，满身是孔地”并且“悲惨绝望地”偷偷溜走。这首诗以一段奚落言词结尾，美国人对此十分满意。

但是，有些人断言，基于一些确凿的事实，

(除了被毁坏的财物及伤员之外)

国王花了一万英镑

只为了突袭斯托宁顿镇。

人们很少知道有总统创作过诗篇，而约翰·昆西·亚当斯就写过让自己深感骄傲的原创诗歌。他死后出版的诗集(1848)中有两首诗很快就获得了人们的惊喜与追捧。《致萨莉》(“To Sally”)引用了贺拉斯[47]颂歌的著名开场白作为它的引语——“正直与清白的人/不需要摩尔人的长予与弓箭”。亚当斯的诗是一种狂热的自由模仿。而要弄明白亚当斯通过模仿来嘲讽什么，就得参看年幼的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在中学时对同一首颂歌的译文。下面是它的前两节：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里，没有诡诈，

可以保持单纯，远离犯罪与激情罪恶的话，

那么他不需要摩尔人的技能，

也不需要这弓，这箭，还有这浸毒的飞镖。

他是否顶着狂风的炎热，

穿过利比亚沙洲，一片人迹鲜至的沙漠，

探索粗犷冷酷的高加索，

还是，在海德斯泊金色的海岸上踏过。

亚当斯的《致萨莉》在开头显得极为幼稚。“正直的人排好队伍/一颗纯洁清白的肝脏”，由于它那宏大的抑扬格和蹩脚的押韵“肝脏”，使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模仿贺拉斯的乡村赞美诗作家。但伴随着诗一步步发展，我们才意识到，《致萨莉》正像是刘易斯·卡罗尔[48]对艾萨克·瓦茨[49]的滑稽的模仿一样，模仿得越是糟糕越好。亚当斯是一个拉丁语造词的爱好者；与巴洛一样，他也决心把新世界的地名写进他的诗歌里。

虽然他深深地犁过崎岖之地

披星戴月，

迎着西蒙风[50]的肆虐横扫，

或是面对冰山，处于极地之穴。

在纵深而阴湿的沼泽泥潭，

他绝不会驻足不前；

他登上布兰卡山[51]之巅，

抑或是婆婆卡塔卑特尔山[52]。

当亚当斯吹嘘被他一巴掌就吓跑的那条恶狼比跌落的那条大蟒蛇更为穷凶极恶时，数十年来的诗歌倒置终于否极泰来了。

《人的需求》(“The Wants of Man”)是一首由25个诗节所组成的诗歌，它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幽默。这首诗的每一节都写在一张单独的纸上(故事就是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以满足几位年轻女士想要他的手稿的要求。这首诗也同样以一段引语开篇，这次是引自戈德史密斯[53]：“人在尘世总想把什么都拥有/并且越久越好。”但是亚当斯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句子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它对我来讲并不是全然如此”，他说，并进一步解释了他是如何的“欲壑难填”：

每日的面包，是我首先所挂牵，

油画与美酒紧随其后；

大自然将它所有的疆域展现

在我用餐时，它在我面前铺开画轴。

这些“需求”在诗节中膨胀，于是他文思泉涌，笔随心动。那么亚当斯适度的需求是什么呢？晚宴、珠宝、精致的服装、名画、一个贞洁的妻子、堪称典范的孩子、忠诚的朋友、重要的事业、恒久的健康、公认的天赋、来自于祖国的感激，还有永远的名望：

我想要听到最诚实的颂扬

紧随在我的身后，

要在未来的日子里被回想

是善良人们的朋友；

多年以后，当他们起身，

雀跃，欢呼

在唱诗声中冉冉上升，

是他们对我的名字的祈福。

亚当斯描述他自身欲望的这种能力改变了从前的以模仿为主的修辞典范，而且这似乎是专门为解释爱默生“每个人早上醒来都有像吃蛋糕一样吃掉整个太阳系的胃口”这句话而设计的。这位自满的、“人的需求”的叙述者在英美喜剧中唱了主角：一个理智的人，一个讲道理的人，他的沉着绝不会因他自身的傲慢或他周围环境的疯狂而有所变化。

另一种智慧——城市浪荡子的无礼傲慢与犬儒主义——出现在两个年轻的纽约人的诗里，他们是在亚当斯之后的十年内出生的。约瑟夫·罗德曼·德雷克生于纽约市；他的朋友菲茨-格林·哈勒克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从康涅狄格州来到了纽约。他们两个都乍意识到在这个复杂的城市里谋生的必要性，并试图将它与诗的激情结合起来。他们的“严肃”诗作成了司各特、穆尔、坎贝尔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与叙事诗的样板。

但是，在德雷克从苏格兰寄回家给哈勒克的一封信中，里面有一些谐趣诗就显得轻快一些了。它们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显示了一种文学模仿的才能，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与布拉肯里奇的苏格兰诗歌形成了如此整齐有序的对照。

正像每个阅读苏格兰诗歌的美国读者一样，德雷克对苏格兰的印象是带有浪漫色彩的。但现实中的苏格兰似乎与想象中的相距甚远。在他的记忆里，彭斯的诗作片断中混杂着一些苏格兰英语，这被他所用，去辱骂那些发育不良的树、“灰暗而又污浊的气候”还有糟糕的溪流。

寻觅溪流，你只能找到一个泥水坑，小得可怜

甚至漂不起一只缓慢行进的渔船；

一只跛足的动物仍可能在附近蹒跚

越过这干涸无用的废物；

几块峭壁上滑落的岩片令它冒泡连连，

一条河流，出现在那处。

德雷克回到纽约后，在1819年一个周日早晨，他和哈勒克决定给《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主编威廉·科尔曼寄一些有关时事的谐趣诗作。他们根据戈德史密斯的喜剧中的一个人物将他们的写作合作关系称为“克洛克和科”。很令他们欣喜的是，科尔曼发表了这些诗作，并且克洛克诗歌很快就风靡了整个纽约。(哈勒克给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妹妹玛莉娅寄去了几本印刷品，并提醒她：“诗作大多数的题材都是纯地方性的，对你来说自然会显得难以捉摸，但这儿的每个人都能理解得很好。”)

德雷克写诗的速度总是很快，最先发表的22首“克洛克”诗歌中有15首就是他独自完成的。但由于多数作品的题材地方性太强，所以也只能激发起一些有关历史方面的兴趣罢了：在一个坦慕尼会所的宴会上，尊贵的客人杰克逊将军向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克林顿州长敬酒，使所有人大吃一惊；还有一段滑稽的描写，纽约的那个外科主任医生试图在他的年度报告中给“民兵”和“格洛格酒[54]”这样的词下定义；当德雷克作品涉及文学或艺术题材时，他的才智仍有同样的锋芒。詹姆斯·柯克·波尔丁[55](1779—1860)曾经在他的爱国主义叙事诗中——《边远地区的人》(The Backwoodsman，1818)——使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

我曾在肥沃而快乐的菜园里看见

一棵高贵的卷心菜的丰腴日渐明显

不像树上生机勃勃的树叶，

它偏执的菜叶从不在夏日的微风中摇曳。

波尔丁的卷心菜是德雷克最爱嘲弄的一个对象；他还喜欢拿流行诗《桶》(“The Bucket”，现在一般称《旧橡木桶》)的作者塞缪尔·伍德华斯[56]开玩笑。德雷克在一首诗中嘲弄了这两位诗人，并把这诗赠给了约翰·敏舒尔(John Minshull)，一位当时正在英格兰旅游的、没什么名气的蹩脚诗人。

噢!西方的流浪诗人，自大不列颠匆匆回来，

我们的竖琴萎靡在琴架上，坚韧的琴弦寂静无声；

我们中什么样的诗人配坐在，

那把椅子上，那美好的垫子都因为你而变得神圣，

飘逸的云朵在我们山顶上徒劳地徘徊，

我们的河流悲伤地流淌，我们的丛林也被夺走了；

他们迷失了，永久地迷失了，他们的诗人，他们的挚爱!

我们只剩下伍德华斯和波尔丁了。

《致约翰·敏舒尔先生》(“To John Minshull， Esp.”)

一首原题为《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诗表现了另一种幽默，而这标题正是德雷克所厌恶的约翰·特朗布尔的著名画作的题目，科尔曼觉得这首诗有报复倾向而拒绝出版它，但另一个与他竞争的编辑很快就以《国家油画》为题发表了这首诗。诗中德雷克攻击了特朗布尔的意识形态以及他的行为，因为他试图把所有美国《独立宣言》署名人的脑袋都画在他为国会圆顶大厦所创作的一幅画当中。不论它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好处，这同样的东西用在艺术中就是灾难。而且特朗布尔明显是让房中所有就座的人物都一般高矮(以及他描绘人物面部表情技术的拙劣)，让署名者们看上去像一排煮过的豌豆。“每个脑袋上的头发是多么光溜啊!/每张不朽的脸庞是多么木讷啊!”

空洞无物也是德雷克和哈勒克合写的一首诗的主题。这首诗便是《西米恩·德威特颂》(“Ode to Simeon DeWitt， Esq.， Surveyor—General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它挖苦德威特给纽约州西部的新乡镇取了像“罗马”和“伊莎卡岛”[57]这样的浮夸的经典名字。

受过施洗礼的西方的教父!

你创造奇迹的力量

已经把诗人们与保佑旧欧洲的领袖精英

从他们永恒的休眠中唤醒

正是他们保佑着古欧洲的快乐时光。

你给予那些伟人，虽然他们业已被埋入墓陵

一个公民的证明，

异族的观念已清扫一空，

每一个古镇上的孩童，

都应当效仿他们流芳千古的祖宗，

在科学中，智慧中，或战争中。

“克洛克”(“Croaker”)诗作家原创系列中的最后一首诗发表于1819年7月17日。德雷克次年死于结核病，他的朋友在《约瑟夫·罗德曼·德雷克之死》(“Verses on the Death of Joseph Rodman Drake”)中纪念他道：“草根土覆盖在你的身上，/与我共度生命中好时光的朋友!/没有人了解你，但却热爱你，/没有人给你冠名，但却都赞颂你。”此后这些年来哈勒克不断地创作克洛克式的诗歌，他后来把这些诗都收集到了一起并加上了注解，起名叫《克洛克诗歌》(“The Croakers”)，并准备在1859年由纽约的布拉德福俱乐部出版发行。很多补充的《克洛克诗歌》都是为庆祝特别的大事而写的。在当时，全国人都喜欢滔滔不绝地自夸，哈勒克在这些诗中对这种低级趣味给予了讽刺。1812年，在新派克剧院的落成庆典上(旧剧院毁于一场大火)，哈勒克献上了一次颂扬性的演说，使庆典趋于完美，“胜利心灵的现代模式/还有在政治中和艺术中的权力及荣誉”。纽约州的外科主任米特彻尔医生在对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做演讲时问，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民族是“睿智、博学和快乐的”？亚当斯先生在他的7月第四次做演讲的时候问道，谁已经“说服这个世界，我们有这样的人，/首先舞剑，然后挥凿，最后动笔”？事实上，正如德威特·克林顿州长(1769—1828)在他1825年2月于纽约州议会开幕式上那篇冗长演说中指出的一样，对我们社会状况的祈福怎么奇思异想都不为过。

看上去，这似乎是普遍认可的一个真理，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发展稳定而又繁荣：

在这绝佳的环境里，

商业交易进行着，建筑物拔地而起，人头攒动；

每个人都无所畏惧，相互倚傍

在他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58]下方。

(哲人的梦幻)，

一切都如基督教徒的安息日般寂然，

从奥尔良到芬迪湾，

从比尔谢巴到丹。

《克林顿州长的演说》(“Governor Clinton's Speech”)

对华尔街财富得与失的近距离观察，使我们发现了在这一片繁荣景象下的几处阴影。在这篇州长演说的五年多以前，即1819年12月，哈勒克的《芬妮》(Fanny)发表了。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作追溯了一个纽约商人和他雄心勃勃的女儿起初发迹后来却陡然没落的故事。他们从昏暗的查沙姆街一直奋斗到一座金碧辉煌百老汇大厦之中，最后却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的美梦破碎，家财散尽，重债压身。如其他的“克洛克”诗一样，《芬妮》是匿名发表的；同样，像这些诗一样，它很快成为“全纽约”(le tout New York)的点名需求的读物。事实上，它的名声很快传至奥尔巴尼[59]。在那儿，在他住的那所旅店里，哈勒克很高兴碰巧听到刘易斯[60]长官向他的同伴们大声朗读这首诗。当一个认识哈勒克的参议员有一次说他怀疑哈勒克就是《芬妮》和“克洛克”诗歌的作者时，哈勒克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是个闻名遐迩的人物了。

《芬妮》在当时看上去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需归功于哈勒克的发现。他在拜伦的《培柏》(Beppo)中找到一段诗节，并认为可以把它用在一首关于纽约金融世界和随之而来的财富的诗篇里。拜伦的坦率、傲慢和偶尔流露出来的温柔给哈勒克提供了一系列的、多样的启迪，并以此来表现美国资本主义商业的复杂性与其悲剧性的曲折变化。在故事的开头，我们女主人公的父亲，一个鳏夫，是查沙姆街上一家普通的干货店的老板，通过娴熟地经营他们的“微薄利润”，他终于能够搬到珍珠大街[61]并在哈那弗广场[62]发展他的生意了。他已经体会到了金钱具有改变事物的力量，过去人们称他为一个“迟钝的，/善良的，诚实的人”，——一个“长着卷心菜脑袋的人”，而在他搬到城镇住宅区之后，同样是这些人则认为他“很有头脑，/天资聪颖，明白事理，像数不清的色彩/在孔雀的羽衣上”。同一时刻，年轻的芬妮仅仅是个“空想者”，坐在她“孤独平庸的炉边”，听着远处时尚的宴会中传来的音乐声，梦想着有一天她父亲的财富能使她成为舞会花魁。叙述者告诉我们，生命中如此快乐的时刻，“像狂风一般闯入脑中/它来自远处的音乐”，而且，“它们的力量/虽短暂，却无限”。从那时起芬妮的生活就被财富之梦改变了。然而，与那群政治阴谋家相比起来，她的理想并不算得上疯狂。那些人希望可以乘坐“宴会上巨大的气球”，一直升到首府奥尔巴尼的财富与权力的宝座上去。而芬妮的老爸确实有钱，可以“装满半个火车皮的闪闪发亮的时尚用品”。他也时常光顾纽约的夜间宴会，“他们踏上布鲁塞尔地毯上时都很快乐/他们吃牡蛎时还要显出自己很有见识”。

过了几年，芬妮的父亲成了一家银行和六家保险公司的主管，一个股票交易所里的“行星般的明星”，他与股东们维持着股票交易的兄弟关系，“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发挥他的才智/去欺骗他的邻居——当然是合法的”。他“被一群小行星包围着”，他们不仅沾他的光也借他的钱，这些他都不介意，只要他们不断向他阿谀奉承。唉!他不满足于现有的荣光，结果被“宝石的野心”所蛊惑。她佩戴着坦慕尼协会的徽章，到他的梦境中去拜访他：“她的额被鹿尾毛花冠盖住，/她胸前戴着水龟样的胸针。”尽管他缺乏正规教育(他从未接受过“哥伦比亚大学所传授的深奥的知识”)，芬妮的父亲的确开始认为“自然/至少将他造就成一位市议员”——甚至有可能是州议员。他学会了坦慕尼会堂[63]所有的把戏(“何时鼓掌，何时投票”)，并被邀请到霍波肯[64]去参加他们非常著名的海龟汤晚宴。第二天一早，他俨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他在百老汇大街预定了一套住宅，买了马和车，在他的房中安排了“好多仆人，和一切/‘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所必需的东西”。

芬妮此时已成为一个时尚美人，她渴求“在仙境里去统治仙女王后”——这里的仙境指百老汇或商业区。而且在那一刻，她期望：

她的愿望之星，她梦想的天国，

她请了好多的教师

穷尽财力，并学到多多

那千种不知名的优雅的礼数

这些能使女人显得出身高贵而富庶。

她学了声乐、舞蹈还有外语(每门课都是一周两次并持续两个月)；她对最新的小说和克洛克诗“当他们在新潮中”(“When they were in fashion”)都扫了那么几眼；她参加了当时很受欢迎的科学讲座，在讲座上，这个“彩虹团体”中的来自纽约的女佣和女保姆学习像“水力学、流体静力学和气体力学”一类的词汇，并弄清了“为什么青蛙为了吸气先要吐气；/还有如何把塔潘海[65]点燃”。如果说她美丽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点厚颜无耻的样子”，如果说她先前的举止很纯真，而学习后则使自身的行为变得注重起来，那只是因为她想要“被所有她遇见的人尊重”——在这样一个城市里——花花公子和美女一样的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来到晚会上向美人们大献殷勤，却“带着得体的姿态闲逛，但同时被每双美丽的眼睛所关注”。

芬妮漫不经心地拒绝了来自“中等阶级男人”的求婚。她的父亲现在不是“大富豪”了吗？他与那些“血统纯正的——这片土地上的权贵们”(那就是说，他们的财富比他自己还要多一些)交往。他成为一个艺术赞助人和慈善家。他“慷慨地在他的丝质帆布上花钱/像威尔士王子一般铺张挥霍”。她几乎无法相信这个事实，那天他向她坦白他已开始为自己的偿付能力担忧。她吃惊地问道：“一个人怎么会走上毁灭的道路/当所有银行家都是他的密友？”如果他所有的债权人都变得缠扰不休，她告诉他，他要做的就是“开一个‘派对’”——来吓吓他们。

就这样，芬妮从查塔姆街就开始梦想的“午夜狂欢”终于变成了现实。地毯被卷起，艺术家被招来在地板上画花朵。当时“最黑的骗子”被“放在上宾的位置上，仿佛提摩斯[66]高高在上”。请来的都是社会上层人物——美女、纨绔子弟、军官，每个人都“从头/至脚都透着高贵”。

当千盏鲸油的灯明照

像一片阳光倾泻下来——而飘逸的发丝，

当那些脑袋摇摆时，显得十分狂躁，

配上那些美丽的，最新的巴黎服饰

在房中像神一样漫步，

它，就如我被告知的那样，非常地酷。

在那一刻，金钱看上去似乎已经制造了这样一种幻觉，即只要依靠金钱本身就可以取得纯粹的成功。然而，就在那时，一盏巨大的枝形吊灯落在了地上，伴随着可怕的爆裂声，客人与乐师们惊恐地四处逃散。第二天一早，又只剩下了芬妮和她的父亲。

绝望地散播着肆意的怨语

与清晨一同到来，还有和它一道的坏天气；

风向是东北偏东，天下着雨，

下了一整天，与之伴随的是，

一个记忆，它终生紧随我们，萦绕不去，

就像是大法官法庭上的制服，或是像一个妻子。

当一个公证员带着票据到来，说芬妮的父亲已经停止付款了，更大的“崩溃”发生了——他们财富的毁灭。关于这事，整个镇子谈论了两天，到第三天就忘了。至于芬妮，有人说最近看见她在大街上强忍住泪水，穿着一件廉价的披肩。他们在百老汇的豪宅现在“对外出租”，而芬妮和她的父亲被驱逐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方，和那些虽然贫穷却很傲气的人住在一起。至于这位父亲，最近有人看见他沿着百老汇大街流浪，带着一颗“枯萎的心灵的痛苦/以‘恶鬼’这个古怪的名字来命名”。他想起了曾经臣服于他的那些权贵——“巴拿马和贝里萨留斯，/庞培，伯尔上校，还有盖厄斯·马略”。他很悲伤，于是给了一个卖艺的一个先令，透过他的望远镜来看看木星，一霎那间他幻想自己听到了来自宇宙的乐声。但那乐声原来只是附近一支乐队在演奏《美国佬傻瓜》(“Yankee Doodle”)[67]这首曲子。芬妮的父亲创作出了他自己的悲伤的民谣，讲述出世间倏逝的希望与快乐，伴着他的歌谣，这首诗结束了。

仅仅给出《芬妮》的情节，而不提及使它一度出名的那些令人振奋的题外话——关于美国文化、政治和权利要求的题外话——那就是对它的不公正。《芬妮》是一首谐趣诗，它的题外话主要在于《克洛克诗歌》的无忧无虑的精神而不是在于诗歌结尾的悲痛。多数的这种题外话都是有些不敬的，比如说哈勒克在某些诗节里将古人描述为“无知者至上”，并解释了为什么不再需要阅读这些诗节了。

他们的不幸就在于出生太早，

早了几个世纪，也降临在错误之地，

他们对汽船或是气球都毫不知晓

也没有看过三轮脚踏车或是季刊评论；

也没穿过百尔的黑色绸缎裤子，

也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年鉴，更没听过克林顿的演讲辞。

这里有许多离题的东西，需要尽可能多的注脚来使它易懂一些。蒲柏就在《愚人记》(Dunciad)中开玩笑地说“伟大的西伯[68]没头脑，厚颜无耻的兄弟们”或“用镰刀猛砍本特利[69]”。那值得吗？哈勒克生平诗作最后一次出版时，他为《克洛克诗歌》、《芬妮》以及《刑事法官》(“The Recorders”)(他所作的政治诗中最长最好的一首)准备了注解。他从《愚人记》中摘录了对“刑事法官”的嘲弄性引语——“再让他在赛特尔的诗中多活一天!”——并由我们来决定把他放在哪个受关注的诗人流派里面，他是与蒲柏近呢，还是与艾尔卡纳·赛特尔近呢？

就如事态发展的那样，“托马斯·凯斯特利”，即《刑事法官》中的那个城市诗人，他将他的请愿书呈给里查德·里克(后来的刑事法官，再后来是纽约市市长)，确实有着一股子美国式的艾尔卡纳·赛特尔的劲：那一批在美国蹲大牢的诗人大概有37个左右，关押在纽约市的14个牢房里，他是其中之一。凯斯特利想成为整个城市的桂冠诗人，并且，很自然的，他想要投靠“有毛病的”里克，从他那儿找份活干干，因为里克是个王子，养了很多的政客。“我们给签了合同的人付工钱/我们最后珍贵的六便士作为税款，/像在希拉日一般自由/罗马在它扈从的斧下流血。”当凯斯特利感到他在树皮上的绘画愈来愈接近了那伟大的“不竭不眠的大海”时，他承认他越来越乐意用不朽的声望来换得哈勒克曾在《克洛克诗歌》中定义为可以让人马上得到满足的“昭著的臭名”：“挽歌在勇士的坟茔上空响起，/在世界对他的英勇致敬之前，/但臭名昭著的羽衣的羽毛，/是在阳光下拔除的，只要我们活着，它们也存在。”因此，凯斯特利对自己的恳求做一结语，以表达他以声誉换取当前荣耀的愿望。

我不为我的后裔写诗，

虽然对我的子嗣可能是乐事，

即那诗词颂扬所散发出的芬芳，

当我，作为他们的祖先已撒手人寰，

债务也已经归还，

一个诗人曾经偿还过的唯一的债账。

[1]该书出版于1807年，书中包含数以百计的英雄双韵体，并塑造了大量的英雄人物形象。——译注

[2]Washington Allston(1779—1843)，美国画家、诗人，主要作品有《季节的空气精灵》(1813)等，被誉为“美国的提香”。——译注

[28]该书出版于1854年，讲的是从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69周年这一天，梭罗离开喧嚣的城市，搬进了离波士顿不远的瓦尔登湖湖畔的一片森林中，在这个森林中将近10年间他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梭罗在书中以其个人的独立精神，对自由的追寻和对现代工业文明与商业社会的批判，开始了身体力行地亲近自然、探索自然、使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独特生活。——译注

[4]双行体，又称英雄双行体(Heroic Couplet)，每节两行，使用抑扬格五言步，押韵形式“aa”。——译注

[30]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译注

[6]Cincinnatus(公元前519—前430？)，古罗马著名政治人物。当罗马城受困时曾临危受命为军队的统帅，大败敌军后本可登王位。他却将权印交回，解甲归田去了。因此被广泛称颂为古罗马道德的典范。——译注

[32]Astraea，希腊神话中正义女神，为宙斯与巨人泰坦族的女神特米斯所生。她携带一个用来分辨世界善恶的天秤，被派到人间帮助人类扬善惩恶。——译注

[8]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位总统，美国独立革命运动的一位积极领导者和组织者，著名的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译注

[34]Pollio(公元前65—公元4)，诗人、历史学家，曾在公元前40年任罗马的执政官，也是维吉尔的好朋友。——译注

[10]Saturn，罗马神话中的农神，他由于阉了自己的父亲、吃了自己的后代而被朱比特废黜，最后在意大利被天门神杰纳斯(Janus)所收留。为了弥补过去的罪恶，农神住在卡匹托尔山(Capitoline Hill，罗马城建于其上的七山丘之一)上，着手于驯服野蛮的本地人。他制定了一项道德规范，教拉丁人从事农业。由于罗马大地无须驯服就能提供丰富的物产，从此春光永在，天下太平，人们无须辛劳，身体健康。意大利人迷恋这一太平盛世，称之为“黄金时代”。——译注

[36]Ida，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岛(Crete)中部一山峰，海拔8058英尺。它是该岛的最高点，在古代它与人们对宙斯的崇拜密切相联。——译注

[12]Jove，罗马主神，即Supiter，对应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掌管天界，公牛和鹰是他的标志。——译注

[38]Juno，罗马主神朱庇特的配偶，奥林巴斯山的女主神，是女性、婚姻和母性之神，集美貌、温柔、慈爱于一身，为人类掌管婚姻中的忠贞。——译注

[14]Pluto，罗马神话中的冥王，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哈帝斯(Hades)。——译注

[40]Joseph Buckminster：波士顿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一神教派(Unitarian)的传教士，是早期将德国的《圣经》高等文艺批评引入美国的先驱之一。——译注

[16]Timothy Dwight：耶鲁大学第8任校长，被誉为耶鲁历史上最威严、影响最大的校长。他既是知名教师、牧师，又是北部联邦同盟盟员的“教皇”。其孙与其同姓同名，耶鲁大学第12任校长。——译注

[42]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著名的清教牧师、哲学家、传教士、宗教复兴主义者和神学家，美洲殖民地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物。他的思想代表了美国清教主义传统中理想主义的一面。——译注

[18]该作品本质上是一首诗体的赞美歌，长达9卷。——译注

[44]该诗写于1667年，长约一万行，分12卷，故事取自《旧约》。夏娃和亚当因受撒旦引诱，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违背了上帝旨令，被逐出乐园。撒旦原是大天使，但他骄矜自满，纠合一部分天使，和上帝作战于是被打到地狱里遭受苦难。他这时已无力反攻天堂，才想出间接报复的办法，企图毁灭上帝创造的人类。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类不幸的根源。他认为人类由于理性不强，意志薄弱，经不起外界的影响和引诱，因而感情冲动，走错道路，丧失了乐园。夏娃的堕落是由于盲目求知，妄想成神。亚当的堕落是由于溺爱妻子，感情用事。撒旦的堕落是由于野心勃勃，骄傲自满。诗人通过他们的遭遇，暗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由于道德堕落、骄奢淫逸而惨遭失败。——译注

[20]millennium，《启示录》(Revelation)第20章提到的神圣的一千年即千禧之年，在此期间耶稣及其信徒统治着世界。这里指幻想中的太平盛世、黄金时代。——译注

[46]Richard Price Hei(1723—1791)，英国道德哲学家、政治经济理论家，著有《对美国革命的观察》等。——译注

[22]此处原文有误，应为“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译注

[48]Blinda：《秀发劫》(The Rape of the Lock)一诗中的女主角。——译注

[24]蒲柏的滑稽英雄体诗剧，用传统史诗的体裁描写微不足道的一撮头发的故事，描述夸张，叙述口吻口语化。——译注

[50]chauvinism，原指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如今的含义也囊括其他领域，主要指盲目热爱自己所处的团体，并经常对其他团体怀有恶意与仇恨。——译注

[26]Chambéry，法国东南部城市，萨亚地区的首府。——译注

[52]Corinthian，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是希腊古典建筑的第三个系统，公元前5世纪由建筑师卡利漫裘斯(Callimachus)发明于科林斯(Corinth)，此亦为其名称之由来。其毛莨叶层叠交错环绕，并以卷须花蕾夹杂其间，看起来像是一个花枝招展的筐篮被置于圆柱顶端。其优点是，在华丽美观之余还可置于建筑物的任何部位，柱头图案呈环绕状，因而适应各种观赏角度，从而在日后的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备受欢迎，成为三大柱式之一。——译注

[28]Vendemiaire，法国共和历法中的一月份。——译注

[54]high mass：一种庄严肃穆的、高贵优雅的、带有伴乐的弥撒曲。——译注

[30]Horatio Greenough(1805—1852)，美国著名新古典主义雕刻家，早期功能主义建筑代表，于1833至1841年间塑造华盛顿大理石巨雕，将他表现为菲迪亚斯·宙斯，上半身赤裸，穿着垂过膝盖的托加袍，横握着一把剑坐在一张罗马椅子上。——译注

[56]Phidias(公元前480—前430)，希腊雕刻家。欧洲古典雕刻艺术的代表。他曾为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制作过高达20米的黄金象牙宙斯神像，可惜早已被毁，只能在罗马时代的钱币上窥见其艺术风貌。此外，藏于雅典的大理石仿制品《雅典娜》是他的代表作。——译注

[32]Erasmus Darwin(1731—1802)，英国医学家、诗人、发明家。在多门自然科学领域中都有贡献，并且在诗作中融入了自然界的事物以及早期的演化思想。——译注

[58]Babylon，古巴比伦王国的首都，作为首都大约建于公元前1750年，在它被亚述人毁灭后(公元前689年)，它又被尼布甲尼撒二世重建于王室显赫之时，巴比伦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所在地。——译注

[34]Nineveh，亚述帝国的一座古城，该城在公元前612年被巴比伦尼亚及其盟国占领并毁坏。——译注

[60]pagod， 18世纪用来指东方神像的术语。——译注

[36]新月，伊斯兰教的象征。——译注

[62]John Trumbull(1756—1843)，美国著名诗人，也是一位描绘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业绩的著名油画家。在他的画上充满着豪迈的英雄气概与美国历史人物的伟大精神，主要作品有《沃伦将军在邦克山战役之死》和《独立宣言》。——译注

[38]Lapland，包括了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的科拉半岛在北极圈内的地区。占芬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译注

[64]Hugh Hchry Brackenridge(1748—1816)，著名美国作家、法理学家、法官，匹兹堡大学的创始人。——译注

[40]Robert Burns，苏格兰杰出诗人，主要用苏格兰方言进行诗歌创作，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复活并丰富了苏格兰民歌；他的诗歌富有音乐性，可以歌唱。彭斯生于苏格兰民族面临被异族征服的时代，因此，他的诗歌充满了激进的民主、自由的思想。——译注

[66]George Gorden Byron(1788—1828)，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译注

[42]Allan Ramsay(1713—1784)，苏格兰洛可可时代画家，出生于爱丁堡，曾在伦敦学艺，后赴罗马学习，1739年定居伦敦后，他创作的肖像画使英国闻名世界。——译注

[68]泰河，位于英国苏格兰中部。——译注

[44]dryads，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仙女，她们昼眠夜出，吹奏牧笛而活跃在森林之中。——译注

[70]圣安德鲁是苏格兰的守护神。在苏格兰，每年的11月30日是圣安德鲁日。这是一个庆祝苏格兰文化、美食和凯利舞的节日。——译注

[46]Stonington：美国康涅狄格州东南部城镇，濒临长岛湾。——译注

[72]Horace(公元前65—前18)，罗马杰出诗人、文艺批评家，后为奥古斯都的宫廷诗人，提出罗马帝国的文艺法则，代表作《诗艺》。——译注

[48]Lewis Carroll(1832—1898)，数学家，长期在牛津大学任基督堂学院数学讲师。兴趣广泛，对小说、诗歌、逻辑都颇有造诣，还是一位优秀的儿童作家。著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译注

[74]Isaac Watts(1674—1748)，英国诗人，圣歌作家，被历代教会推崇为“圣诗之父”。——译注

[50]Simoon，沙漠地区的干热风。——译注

[76]Blanca， Cordillera：南美洲安第斯山西脉的东段，在秘鲁中西部，延伸180公里，顶部长年积雪。——译注

[52]Popocatapetl，墨西哥的一座火山，位于墨西哥城东南，该名由阿兹特克语的papocani(冒烟)与tepetle(山)两词组成，意即“冒烟的山”。——译注

[78]Olive Goldsmith(1730—1774)，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戏剧家，尤其以写喜剧作品见长。——译注

[54]用朗姆酒或威士忌酒稀释而成。——译注

[80]James Kirke Paulding(1778—1860)，美国作家、政治家，美国海军部长。——译注

[56]Samuel Woodworth(1784—1842)，美国诗人、剧作家和编辑，代表作《旧橡木桶》(1818)流传至今。——译注

[82]伊莎卡岛，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海中群岛之一，为希腊神话中Vlyssts的故乡。——译注

[58]该词条源自弥迦书的第四章。原句是“We beat our swords into plowshares and everyone dnells satlly under their own vine&FigTree”。——译注

[84]Albany，是纽约州首府。位于该州东部，哈德逊河西岸，南距纽约225公里。——译注

[60]Lewis Morris(1726—1798)，纽约州的大法官，新泽西州州长，纽约州莫利桑尼亚庄园的主人。——译注

[86]Pearl Street，街名，位于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地区的商业区。——译注

[62]Hanover Square，美国19世纪早期的时尚居住区。——译注

[88]Tammany Hall，坦慕尼是美国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坦慕尼会堂为该协会总部所在地。——译注

[64]Hoboken，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一城市，位于哈德逊河畔且与曼哈顿对望。现在是铁路中枢和繁忙海港，19世纪中期前是纽约人的度假胜地和娱乐中心。——译注

[90]Tappan Sea，哈德逊河的广阔延伸部，在美国纽约州的东南部。——译注

[66]Timotheus(大约公元前446—前357)，古希腊音乐家与诗人。——译注

[92]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流行的一首民间歌曲。——译注

[68]Colley Cibber(1671—1757)，英国桂冠诗人，著名演员、剧作家。他的剧本《爱情的最后一著；或时髦的傻瓜》(1696)一般认为是第一部感伤戏剧，这种形式的戏剧曾流行于英国剧院近一个世纪。——译注

[94]Bentley Richard(1662—1742)，英国牧师和古典学者，以其《致约翰·穆勒书》和《图斯库路姆论辩集》著称。——译注

2 早期的叙事诗和抒情诗

虽然谐趣诗又开始大范围地登载在报纸上，虽然新古典主义诗在典礼这种场合下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像是大学学位授予典礼、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集会上等)。但是，在19世纪前期，多数严肃的美国诗人主要从事叙事诗、抒情诗与祈祷诗的写作：他们中有的在文体方面效仿赫伯特[1]的“神殿”的宗教赞美诗和忏悔诗以及多恩[2]的神学十四行诗；有的模仿格雷[3]的挽歌四行体诗；有的则偏爱以考珀[4]的笔法写成的赞美诗；有的则钟情于与《静夜思》(Night Thoughts)及《丁登寺》(Tintern Abbey)颇为相像的无韵诗沉思录。美国广袤的领土面积以及不发达的交通系统意味着诗人通常会独立写作，相互之间很少有往来，而且主要是受他们的家庭、学校或者乡镇图书馆所能够提供的书的影响。大学文学社团经常会订阅那些重要的季刊，虽然好多年轻作家都如饥似渴地去阅读刊登在上面的有关诗集的评论，但是想要亲自读到那些诗集则绝非易事。一个费城的书商可以发行盗版的华兹华斯诗集，但是除非是偶然碰见，否则一个马萨诸塞州的诗人又怎么会知道它的存在？一个波士顿的年轻大臣可能读了一本雪莱的诗集，并且在他编辑的《路易斯维尔》[5]杂志上对其做过评论，但南北卡罗莱纳州和佐治亚洲的人也不会因此就知道这本作品。美国的文化生活是纷杂的、随意的，碰运气与偶然性的成分很大，但是也因此让人兴奋，而这种情绪是英国或者欧洲城市居民或许永远都体会不到的。偶然遇到的一本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赠书或是借书给别人也是一种特别尊重他人的表现。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第一次中西部地区巡讲途中，他在一艘密西西比的汽船上遇见了一位叫艾米莉·默文·特鲁里(Emily Mervine Drury)的聪颖少妇，他回家后立即寄给她一本《福者之歌》(Bhagavadgita)；1871年当他在加利福尼亚州遇见约翰·缪尔时，他送了他一本撒布森·里德(Sampson Reed)的《思想的成长》(The Growth of the Mind)。

因为这些原因，那些出生前后相差一年而且居住相隔不到50英里的美国诗人往往表现得好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学时代一样。因此，如果想要对任何一个在19世纪早期写作的诗人有所了解，对他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一些诗以外的准则上。接下来，是关于生于18世纪后期而在19世纪早期开始写作的诗人的概况：最初始于新英格兰的北部与西部地区，后来转移到北部的主要港口——波士顿和纽约，它们(像爱丁堡和伦敦一样)吸引来了众多的雄心勃勃的诗歌实验者们。

新英格兰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由于仍然毗邻野生森林并且鲜有人定居，产生了许多明显地继承了清教主义遗风的诗人。莫那·鲍德曼(Manoah Bodman， 1765—1850)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叫桑德兰的小村，年轻时就搬到了威廉姆斯堡，那是位于康涅狄格河向西7英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非常荒凉和偏僻，只有沼泽地里的一条羊肠小道把它和另一个小村落连接起来。与很多早期共和国的诗人一样，鲍德曼原本是一个律师，但他发表的四次演说均与法律毫不相干。相反，它们反映出一种强烈的灵性，这似乎是康涅狄格河特别赋予他的。四次演说中最长的一篇，是那个长达300页的《关于死亡的演讲，脱离灵魂状态的幸福，抑或天国的快乐》(Orationon Death， andthe Happiness of the Separate State， or the Pleasures of Paradise， 1817)，是一本包含部分诗作的散文专著，这些作品都来源于鲍德曼自1789年以来所体验到的特殊的、来自于神的启示。鲍德曼已经“皈依”了，也就是说，他感到自己的罪过已经被宽恕，并且将会获得永生的保证。他相信，如果来生的各种幸福对人们真实可见，那么人们就有可能更加真诚地渴求灵魂的救赎。传教士们相信地狱之火会惩罚有罪之人，因此喋喋不休地要人们去想象地狱的痛苦，而鲍德曼则鼓励他的读者们把自己放在天使的位置上去享受天堂的极度快乐：

醒来，坐起，掸去你的畏缩，

在更美妙的思维中描绘，

勇敢的六翼天使在每一刻听到了什么

在那天国庄严的山巍。

他飞越无际的大海，在高处翱翔直翀，

然后带着极大的幸福飞离；

在幸福的所有迷宫中

在数不尽的日子的洪流里。

鲍德曼提醒他的读者们：

上帝这个造物主，似乎是在这个物产丰富的世界里自得其乐……让我们在这里稍稍停留，安静地站着，并且仔细瞧瞧由他的智慧中所溢出的丰饶，这只是他广袤无垠的领土上的一小块弹丸之地而已。就是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然后我就可以想象上面的那些世界，也就是所有被我们叫做行星或恒星的星球，它们一定与地球同样丰饶与多样。

那些宗教作家们把天堂想象成是一个枯燥乏味、事事千篇一律的地方，那里有一排排天使没完没了地唱着同样的赞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既然神在地球上表现出了对差异性的喜爱之情，那么在天堂自然也有同样的品味。鲍德曼赞同这种观点，并在他的演讲稿内加入了他最好的诗，这首诗看起来是把乔治·赫伯特的复杂深奥的风格与克里斯托弗·斯马特的梦幻甜美的风格融为一体了。

这里万物是多么的丰富，

分布在各个地方，

让我们又爱又憎恶，

对上帝既服从又信仰。

他的赞美辞响彻云天，

穿越每一块地洲，

恒久不变，

直至时间的尽头。

那巨大的怪兽，栖息在海洋

那牡蛎和鳗鲡，

那狮子和羔羊，

每个的本性都已感知，

应该去广阔之地

寻找食物，

依赖于上帝，

有莫大的好处。

这些闪闪的碎块泥土，

有的黄、有的红，有的金灿灿，

大步行进，在它们光明的路途，

白昼在黑夜中舒展，

如此明亮地闪耀着，

它们自得其乐，

带着光泽，

离开了自己的室舍。

萤火虫，像炽天使[6]一样，在自我愉悦和自我照明。它用光亮驱散夜晚，就像上帝向生灵广布仁慈。

另一个颇为虔诚的新英格兰诗人卡洛斯·威尔科克斯(Carlos Wilcox，1794—1827)也对仁慈这一主题情有独钟。虽然威尔科克斯第一首发表的诗仅仅比鲍德曼的《关于死亡的演讲》晚5年，但他们近30年的年龄差距似乎将我们直接从17世纪带进了感性年代[7]。威尔科克斯于1794年生于汉普郡的纽波特。他的父亲是一个富庶的农民，18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他携全家迁至西佛蒙特州的奥维尔，一个靠近尚普兰湖[8]南端的地方。威尔科克斯9岁时，一次重伤使他无法再从事农耕活动并且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由于他小时候就对书很感兴趣，他的父母决定把他送去学校接受教育。1809年，当他15岁的时候，他进了佛蒙特州的密道布锐大学(Middlebury College)。该大学的一个历史学家指出，虽然这所大学并没有和宗教有正式的联系，但它早期的校长们及大多数的教员都是公理会的牧师，并且它早些年的毕业生中有百分之四十都进了牧师这个行业。

威尔科克斯进密道布锐大学后并没有想过要进入教堂工作。他那时已经开始了诗歌写作并且如饥似渴地追求他的古典文艺研究。就如他后来所回忆的，“我对庞大的人类知识宝库十分渴求，世俗的名誉与金钱使我焦虑，心变得炽热”。在他大一的时候，校园内兴起了一次宗教复兴运动，而他并没有参与。虽然有时也担心自己灵魂的救赎，他还是决定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转变自己的信仰——尽管他也担忧这样的迟疑可能会激怒上帝。因此，他决定回奥维尔的家中待几个星期，而这需要校方领导的批准。当他去请假时，那位教授问了他好多的问题来查究他的思想状况，而威尔科克斯的回答并不让他十分满意。结果，他告诉威尔科克斯，他可以获准得到两周回家的假期，但条件是他必须要宣布“已经下定决心走这条罪孽之路，并且最终一定会走向灭亡”。威尔科克斯很吃惊，这时候突然有两首《圣经》中的诗跳到了他的脑海中，于是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把它们找了出来：《申命记》(“Deuteronomy”)32：35(“对我来说，复仇与补偿：他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偷偷溜走；因为灾难一定会降临，注定要来的那些事情加快了脚步”)和《箴言篇》(“Proverbs”)1：25(“因为我已经呼喊了，而你拒绝了；我已经伸出了我的手，却没有人理会”)。

在那一刻他急切地渴求灵魂的救赎，他竭尽全力去压制自己的叛逆之心，结果却是徒劳。最终他彻底地向他的救世主投降了，坦白他的无助，并且恳求保护。他去小教堂祈祷，并且第一次发现在那一刻自己有着“一颗祈祷的心，我的精神负担消失了”。怀着满腔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他写道：“现在对于我而言，如果说生活中有任何幸福，那就是生活在上帝的身边。”他向自己的父母宣布，他希望从事牧师这一行业。1813年从密道布锐大学毕业后，他和他在乔治亚的叔叔一起度过一段时光(这段经历使得他近距离地目睹到了奴隶制度)。此后，在1814年，他回到马萨诸塞州，开始在安道华神学院从事神学研究。

安道华神学院[9]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捍卫新英格兰的正统信仰，使之不受神学自由主义影响。神学自由主义(在它的创建者眼中)曾彻彻底底地腐化过哈佛大学。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威尔科克斯反复地遭受病痛的侵袭，也经历过几次巨大的消沉。他手头的那一点点钱远远不够用来偿还他欠密道布锐大学的学费；他还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做牧师，有“一种深深的无法描述的悲惨”和“沮丧的感觉”。他写道：“我的大脑如放松的弦，松弛到直至几乎失去回弹的能力；任何一点小小的劳动，都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任务一样艰难，任何一点小小的障碍，都像一座山那样难于逾越。”威廉·考珀是他在诗作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榜样，于是以考珀为榜样，威尔科克斯借助长时间的漫步和对大自然的近距离研究来寻求慰藉，并将他所看到的事物详尽描述，填满了一本札记簿。一本1828年版的讲述他生平的《传记》(AMemoir)是这样评论这本札记的：

它里面都是关于大量的不同事物的描绘，描写的是如此地细致和生动，使得读者阅读后情不自尽地心悦诚服。他观看大自然，用眼睛去观察她的多姿，用心灵去感受她的力量。他把在这个宝库中遇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储存了起来，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写诗的作家，这些东西很可能会对他有用。

1817年是他在安杜佛的最后一年，在那之前他已经雄心勃勃地开始着手一首无韵体诗的创作，即《仁慈时代》(The Age of Benevolence)，该诗的第一章是于1822年在纽黑文出版，而第二、三、四章的部分仅在他死后出版的《遗稿》(Remains)(1828)中出现过。

《仁慈时代》是一部有关神正论[10]的著作。主要论点是从《失乐园》第三卷和第七卷中提取的。毫无疑问，密道布锐大学和安杜佛学院的加尔文派教授们对他们的这个学生都很满意，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正统信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时还对波士顿自由主义宗教有所洞见。(“噢，友谊是多么虚伪啊，它联合起了/在这毁灭性的工作中的传道士和听众们/在互相诌媚!”)然而威尔科克斯诗中的上帝并不像密尔顿的上帝那般愤怒地复仇。他的上帝在创造万物与欢乐中得到快乐并且把这作为他的荣光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他所有创造物的幸福证明了他的仁慈，这一点甚至在微观世界中都能看见：

看它有可能在哪儿，这睁开的虔诚的眼

凝视着那充溢的仁慈，

它经常满溢，如甘露一般

落进大海，落在贫瘠的岩石和沙地上；

落在荒野里有益心智的果子上，

年年都在生长，不结果的终会消亡——

无数的活跃原子，

在每一块草皮、树叶和空气的气息中，

裸眼观这世界，觉得它实在太小，

但还不是那么小，还能感到它们特别地美好。

基督教对于灵魂救赎的计划仅仅是对上帝仁慈的最高表述，而诗的结尾所提到的“仁慈的大胜利”才是那个计划的目的与目标。

爱是永恒的思想之源泉，

它的成就都源于爱的精心制作。

爱使得上帝在创世纪之前便与人立约，

爱让契约在约定的一刻实现。

这个支撑着宇宙和掌控着它的历史进程的上帝体贴地考虑着他创造的万物的康乐：“他的手，把海洋握在他掌心，/掌控着天气，包围着我的生活，/守卫着穷苦之人，使得他们能够轻松地从死亡的爆炸中逃脱。”

《仁慈时代》的卷一、卷二都用了很长的篇幅，试图在自然景观的特征中找寻上帝仁慈的证据。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从中节选了部分片断，以《新英格兰的春天》(“Spring in New England”)、《一个夏季的午夜》(“A Summer Noon”)等为题写了几首诗，选录在《美国诗人及诗歌》里(The Poets and Poetry of America)并发表。这使威尔科克斯看起来俨然是个美国的汤姆森。威尔科克斯喜欢描述当地的气候和动物群，这些描写显得他的家乡既美丽又与众不同。

他描绘新英格兰春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来，在一周之内阳光就洒满光秃秃的树林，很快阳光又被生长伸展出来的叶子遮住，树林里又变得阴暗起来：

在第一个黎明，

整片的林地看起来就像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它洒满阳光，

阳光从没有遮蔽的顶空倾泻下来，落在下面黄叶上，

和着强烈的反射，直到最后，暗下来了，

因它长成了的叶，荫蔽着所有的

果园的花蕾，仅仅花了短短的一周。

每天都有新来的鸟儿们：“寂寞的鹬”在阴霾的天空中飞翔，“看不清楚，却能听到微弱的，颤抖的音调，/徘徊或是嬉戏在聆听者的头顶”，夜晚的鹰，飞上日落的天空，一支白色的羽毛忽然从黑色的翅膀中显露出来，夜鹰的叫声萦绕不断，“她的名字是她唯一的歌”。在夏季，寂静笼罩着大地：成熟的秸杆挑着沉甸甸的谷穗，“像橡树那样一动不动”，空中满是柔软的飘絮，缓缓地落下。对忧郁的人们来说，九月同样很迷人，是“慢慢逝去的一年中柔和的黄昏”。他乘着小船，顺流而下，“树的黄、红、紫”反射光将他与船团团围住。周围的树林寂静无声，除了“松鼠丢下坚果壳的声音/从某棵高高的山毛榉上穿过层层的叶子快速坠落”。

但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倘若“又崇高又持久/但缺乏信仰的把控”，就会导致懒散、恣意挥霍甚至得疑心病。1824年，威尔科克斯向耶鲁大学优等生荣誉会[11]朗读了《品位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aste”)，用这首诗来告诫人们以上的道理，该诗由207个斯宾塞体的诗节组成。“信仰的虔诚”将自然之美理解为上帝之爱的表现，而“情趣的虔诚”却主要在壮丽的景观中找寻乐趣，“那里能看见辉煌杰出的力量”：

在天堂清澈的蓝色与大地映衬的绿色，

在高山之巅和缭绕它们的云朵，

在无垠的大海，高悬的星辰，和夜晚面色苍白的女王，

在黎明和傍晚的所有的音调与色泽。

真正热爱上帝的人一定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变感受仁慈为施行善举。在引人入胜的诗行中，威尔科克斯叙述了他的一个梦境，梦里，他发现自己降落在一个神圣的王国的海岸上，和一大群灵魂在一起，那是一群已获救赎的灵魂，他们在找寻那些帮助过他们找到天堂之路的朋友们。他孤零零的，谁也不认识，而这种孤单的本身就是一种严厉的责罚：“就好像我被带去天堂定居/良心上觉得可能自己干过地狱中的各种坏事儿”。他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仍然活着并且能有机会转变，不由松了一口气。他发誓会为友情的快乐而活着，并且鼓励耶鲁大学的年轻人们也这样做：“做点什么——马上就做——使出全力：/如果休息时间过长，天使的翅膀也会低垂，/而上帝自己要是怠惰，人们也不会给他祈福。”

整个19世纪20年代早期，威尔科克斯都居无定所。他在康涅狄格州与不同的朋友一起居住。只要他的健康允许，他不是写诗，就是去不同的教堂祈祷，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永久的住所。终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的北部教堂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于1824年起开始在那儿担任牧师的工作。他的布道准备细致、意味深长并饱含情感。然而他虚弱的身体无法胜任这个工作，因而在1826年春，他被迫辞职，去休养、旅行，想通过这样的方法使自己的健康有所起色，这也确实起了一定的效果。于是他又在1826年秋天接受了一份来自康涅狄格州丹伯里市的一个教堂的工作，可惜好景不长：次年春天，他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1827年5月29日，威尔科克斯撒手人寰。

《仁慈时代》在他去世之时仍未完成，但卷三的某些片断，关于“我们的世界对仁慈的需要”的那部分，是刊登在他的《遗稿》中的。虽然威尔科克斯喜欢颂扬忏悔的快乐，他也谈及了各式各样的酷刑和罪孽来吓唬那些顽固的家伙。而当他谈到美国奴隶制问题时，他的诗作中才会充斥着真正意义上的愤怒。有些家伙大肆宣扬这个国家对所有人都是民主的和平等的，他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就火冒三丈，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每出生或死亡的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奴隶”。这种愤怒是与悲哀夹杂在一起的。因为威尔科克斯深信他所生活的这个年代应该是一个仁慈的时代，而那些倒行逆施的、针对奴隶的残酷做法将美国从“幸福之地”拉回到野蛮状态。每次当聒噪的爱国主义者们聚在一起庆祝国庆日，他们的祝酒词通常都是用来讥讽那些奴隶们的敌人，而那些人往往坐在一旁，沉默不语。事实上，他们“想要反驳却不敢说出来”。毕竟，与每天忍受鞭打与非人折磨而不得有任何怨言的奴隶们相比，那些向乔治国王[12]造反的殖民地居民[13]吃的那些苦头又算得了什么呢？奴隶用自己的劳动挣得的每一个便士都要“交税”；如果他们胆敢举手反对压迫他们的人，那么等待他们的惩罚便是死亡。普遍的反对意见都认为奴隶们是不可能被“安全地”解放的，对此，威尔科克斯给予激烈的回击：

做这件事理所应当；可能的话，确保安全，

即使有危险，也一定要去做。

我们的名声会受损，如果我们遇到困难便退缩不前，

我们攫取了他们秋天的收获

这样的人多么地自私

难道我们不应该对他们重获自由的那天充满期待吗？

奴隶的解放终将使沾满血污的肮脏的“哥伦比亚大地”成为上苍的真正女儿，而整个民族都将享受“自由、平等、共同的笑容，正如我们都能享受空气”。会有谁真的希望推延这种幸福，或是希望它迟些到来呢？“望着这样美好的一个前景，任何人/只要他心中还有雄雄大火后仅存的一颗火星儿，/谁不感到内心有喜悦在燃烧呢？”

康涅狄格州的诗人和他们的邻居——马萨诸塞州的诗人拥有一样的激情，但他们的风格和写诗的目的却更多样化。约翰·布莱纳德(John Brainard，1796—1828)出生于新伦敦，那儿是泰晤士河的入海口。作为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法官的儿子，布莱纳德于1815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他获准进入了律师界并搬去了米德尔顿市，期望在那儿开一家律师事务所。然而，由于大学期间整日的空想与懒散，他在律师业务方面表现平平。就如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日后所指出的：“他总是很欢迎他的朋友们，除了他们作为诉讼委托人来找他的时候。”1822年他放弃了事务所迁至哈特福德，当上了《康涅狄格之镜》(Connecticut Mirror)的编辑，并在上面发表了许多他自己的诗作。他把这些诗作中的一部分整理到一本集子里并于1825年出版。在序言中，他别出心裁地向读者坦白，说此次出版诗集不是应朋友之求而是出于自己的虚荣心和获取利益的期望。这本书很受公众的认可，而他也备受鼓舞，决定开始再写一部更长的作品。但在1827年，他身上开始出现感染结核病的症状。于是他辞去了编辑一职并返回新伦敦，次年病逝于那里。

布莱纳德之所以能够吸引与他同一时代人的主要原因——除了他抒情诗的优美和几首军事诗歌偶尔显露出来的宏大气魄之外——在于他坚持在诗文中使用本土的背景和传统。就如惠蒂尔指出的，布莱纳德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他应该描述粗糙的橡树和灰暗的铁杉的时候他不会提及棕榈树和落羽柏。与别的地方的华丽的林兰花和橙色的凉亭相比，他更喜欢新英格兰大地上那些最卑微的花朵”。惠蒂尔在这儿暗指布莱纳德最优秀的诗作，即《诗节》(“Stanzas”)，以“凋零的叶子铺盖住了林中的小路”开头的那首。诗中，诗人神采奕奕，虽然知道严冬即将来临，但也压制住想要逃走的诱惑。他不是别无选择才爱新英格兰的气候的，他爱它，恰恰是因为它的严寒，其他人可能会去寻找温暖的南部气候及其特有的花朵与花蕾，布莱纳德却无法想象去喜爱这样的风景：

林中的树没有剥落秃顶，

冰下的溪水都在奔流，

没有一座山顶有雨凇的零星，

向白雪低下它高贵的头。

对每年冬天与他分别、前去南方的朋友，布莱纳德祝他们一路平安：

去那儿，和所有的鸟儿一起，——去寻踏

一个更加愉悦的气候，伴着更加轻快的飞翔，

和太阳一同，亲吻傍晚的脸颊，

剩我独自一人与黑夜同行。

康涅狄格州的诗人中最快乐的一位当数詹姆斯·希尔浩斯(1789—1841)。他生于纽黑文，他的父亲是美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上尉，后来又做过美国参议员，州立学校基金会委员以及耶鲁大学的司库(在他的管理下，所有的财务收入都十分可观)。1808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詹姆斯·希尔浩斯在波士顿又住了两三年才返回了纽黑文。他在纽约市还经过商，不过时间不长，他后来娶了一个纽约富商的女儿，之后便退出了商界。婚后的第二年他就返回了纽黑文。在那里，他过着一种悠闲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这在美国诗人中可是很少见的。除了在纽约市过冬之外，一年中其他时间就在他在纽黑文的房产——海伍德那儿度过。

1836年，他在布鲁克林吕克昂学府做了一次演讲，题为《论文学与共和国政府的关系》(“On the Relations of Literature to a Republican Government”)像探讨这个话题的多数演说者一样，希尔浩斯哀叹美国缺少在文化上的成就。

在这个强大的帝国中，图书馆在哪儿呢……一个卑微的德国官吏都会因自己祖国的名字而自豪？——哪个州的历史档案馆里记载着我们的历史呢？——我们的天文台在哪儿？——我们的研究员基金在哪儿？——探索与发现所需的款项又在哪儿？作为一个民族，对于那些高等教育机构，我们又给予了多少全国性的关怀或是恩惠？

他认为有必要在美国开一门文化休闲课，专给那些父辈已经发家致富的人们上课。这样的一门课能够使贵族阶级在没有那些“无法容忍的依附物”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文化职能。创造一个国家当前缺少的文化是赋予那些富家子弟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觉得自己无用，因为与拥有财富相比，这个社会更看重的是积聚财富。(奥登提到过一种在20世纪盛行的价值标准。在《万能的美元》(“The Almighty Dollar”)一文中，他争辩说，“一个美国人所看重的……不是说看你挣了多少钱，而是通过挣钱所表现出来的男人气概；一旦他做到了，挣钱的目的达到了，钱的使命也结束了，就可以把它扔掉了。虽然在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富人丢掉过这么大的一笔财产。”)

在行近生命尽头之时，希尔浩斯写了一首关于海伍德的欢快的诗歌。诗中，他提议将庄园更名为“酋长之林”来纪念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因自身的睿智和强健的印第安人似的体魄而被昵称为“酋长”。但庄园最终并没有像希尔浩斯所提议的那样更名。1838年该诗作发表，当时正值纽黑文市成立两百年庆典，希尔浩斯提议以纽黑文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其最壮观的自然景观(东岩和西岩)更名。他建议根据佩科特族酋长的姓将东岩命名为瑟撒克斯[14]，而西岩命名其为“弑君者”，因为传说这块岩石底部的一个洞穴曾保护过弑君法官(威廉·戈夫[15]和爱德华·惠利[16])，他们两个是在王朝复辟后从英国逃亡到美国的。城市位于这两个勇气的象征物的包围之中。当太阳掠过它们的时候，这两个象征物的样子会发生变化。

看!守护巨人之塔怎样

随着时间改变它的模样!——

那儿，阴暗处和光亮下的瑟撒克斯，

随着正午而炽热，随着雪片而白皙，

变暗，在破晓，在傍晚的红霞中

或是在环绕他头顶的滚滚蒸汽中

矗立在那儿，非常壮观，

这出自上帝的双手，优雅而和善!

在柔美的西边，当白昼渐渐退撤，

弑君者，他的对手，变得显赫，

他高贵的轮廓，出现在天空之巅

吸引住无数的目光流连，

瞧着游荡在那儿的，黄昏的群马，

雪花从它们红润的鼻孔内掉下。

与希尔浩斯的春风得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耶鲁大学同期毕业生詹姆斯·盖茨·珀西瓦尔(James Gates Percival， 1795—1856)，他这一生都饱受痛苦。他于1795年生于康涅狄格州的柏林市，起初他决定追随他父亲从事医药方面的职业。181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又于1815年在那里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是他在这个职业的实习经历却很少。孩提时一次严重的伤寒发烧使他的喉部神经受损，所以他只能以很低的嗓音说话。由于极度的害羞和病态的敏感，他数次企图自杀。但是他在纽黑文的一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诗作备受人们喜爱，于是他在1821年自费出版了一本小诗集，而这本小诗集再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后来，他于1822年又接连出版了三卷诗集。

作为诗人，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可这似乎使他更消沉了。正如詹姆斯·奥德堂科(James Onderdonk)在他的《美国诗史》(History of American Verse， 1901)中提到的，珀西瓦尔“决心去写作，但当人们阅读并爱上他的诗作的时候，他又发誓说他将不再写了”。3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隐士，靠各种各样的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来养活自己。19世纪20年代末至19世纪30年代初，他开始研究外国语言和文学，将外国诗歌译成英文，并试着用外国诗歌的韵律，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来创作自己的诗歌。他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一日之梦及其他的诗》(The Dream of a Day and Other Poems，1843)中就收集了他尝试外国诗韵与诗节形式的成果，所有这些诗作都已经摆脱了他早期作品中无穷无尽的连成串的无韵体诗。

现在看起来，珀西瓦尔的早期诗作在他的同辈人中引起的轰动实际上很令人费解。那些诗作大多是华兹华斯、雪莱或拜伦作品的模仿。他那无休止的无韵体诗避开了每行一句的诗体，非要把读者弄得眼花缭乱。然而正是那种醉酒般的感觉，对于刚刚脱离了抑扬格五音步闭合双行体的一代人来说，却是另有一番颓废的魅力。珀西瓦尔最好的诗作都是纯描写性的，像《山间清晨》(“Morning among the Hills”)或者《致塞内卡湖》(“To Seneca Lake”)，或是一块海下暗礁的奇特可爱的肖像画《珊瑚丛》(“The Coral Grove”)：

那有一片珊瑚林，藏在浪底，

紫色的胭脂鱼和金鲫鱼在那儿缓缓地游弋，

那儿有海花展开湛蓝的叶子，

从不会被掉落的露珠而打湿，

在美丽阳光下，明亮而变化多姿，

它长在碧绿明净的深海里。

在那儿，伴随着轻轻而流畅的一动，

扇形的珊瑚掠过清澈深沉的大海，

这些黄的猩红的海洋林丛，

就像高处草地上的玉米一样弯下腰来。

他最钟爱的景致糅合了复杂的大气效果——太阳从雾霭笼罩的海上升起，在那一霎那形成了一条金子般的河流，同时也驱散了雾气，湖水映着阳光：

多么美妙啊，去观赏日落，

你金的镜子铺展开了，

然后看见雾霭上覆盖着一层蔚蓝，

在远处的山边上漂浮着。

《致塞内卡湖》

珀西瓦尔坚持认为诗具有韵律与格律之外的东西，那是“一种神秘的感受，/用一条锁链，将人与他周围的世界，结合在一起/织出花朵”(《诗的流行》[“Prevalence of Poetry”])。因此，他的作品为那些期望从英国浪漫主义或是欧陆浪漫主义的沉闷的说教诗歌中解脱出来的诗人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居住在波士顿和纽约这两个北部主要港口城市的诗人们更容易接近出版商、各种期刊以及大量的读者；这两个城市还提供了在小城市或是乡村无法获得的提高知识水平与文化修养的机会。于是诗人们纷纷迁至波士顿地区或是纽约市，以摆脱狭隘的农村生活并寻找地方性城市所不能给予他们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友情。通常情况下，他们一旦到了这两个城市，很快就会得到肯定。(布莱恩特曾在一份纽约极有影响力的报纸做编辑长达50年，他第一个提议在市区内建一座大型中央公园。他积极地参与游行活动，并成功地说服纽约州立法机构拨出一块土地用于建设该项目。)

华盛顿·奥尔斯顿(Washington Allston， 1779—1843)是一个画家和艺术理论家，同时他也写诗。作为一个诗人，他最好的诗作往往都与有着复杂的视觉艺术表现的作品有关。他生于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显赫的种植园家庭，并在北方接受了教育：首先是在罗得岛州的纽波特市，在那儿他结交了威廉·埃勒利·钱宁[17]等其他朋友，此后又去哈佛大学学习。他很早就开始学习素描与绘画：他喜欢画阴郁的风景，其中还有众多的歹徒，他也喜欢读描写哥特式的浪漫与超自然能力的传说。对于诗歌，他很欣赏汤姆森[18]的《季节》(Seasons)(他后来画出了诗中的两个人物，即戴蒙和穆西多拉)。他也很钦佩查尔斯·丘吉尔[19]，一个18世纪的英国讽刺作家，认为他具有男子气概的粗犷；而罗伯特·骚塞[20]的史诗《弧形的琼》(Joanof Arc)更对他想要成为一个历史画家的雄心壮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说历史绘画是最高雅的文艺作品样式，但是它同时也是最不赚钱的。在美国，没有这类作品立足的市场：在美国唯一有望以绘画谋生的画家只有像约翰·科普利或是吉尔伯特·斯图尔特这样的肖像画画家，如果奥尔斯顿想要学习历史画或者为他的油画找到赞助人，他将不得不离开家乡。因此他于1801年坐船前往伦敦(他变卖了卡罗莱纳州的祖传家产才筹够了这次远行的费用)，在那儿他申请进入英国皇家学院学习并立即被录取了。三年来他在导师本杰明·韦斯特[21](Benjamin West)的指导下学习绘画。本杰明也是一名移居国外的美国人。他给予了奥尔斯顿充分的鼓励，于是后来奥尔斯顿在一首题为《致我最敬爱的朋友，英国皇家学院院长》(“To My Venerable Friend， the President of the Royal Academy”)的十四行诗中表达了对他的感激之情。(韦斯特的画像也是奥尔斯顿最好的肖像画之一，那是一幅题为《充沛的精力》(“Vigorous Powers”)的习作。这幅画给予了这位老年人以年轻的活力。)

1803年奥尔斯顿和一位朋友一同离开伦敦，途经低地国家[22]，最终到了巴黎。在巴黎，他们发现卢浮宫和卢森堡美术馆最近展出了拿破仑所有的战利品中的艺术品。他很欣赏伟大的威尼斯色彩画家提香[23]和丁托列托[24]的作品。于是他立志学习他们着色和上光的诀窍。1804年，他离开巴黎奔赴罗马，在那儿他继续他对提香的研究，并对拉斐尔的平实以及米开朗基罗非凡的描绘技艺表现出了深深的崇敬。当在罗马居住时他也和一些文学人士结下了长久的友谊，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欧文和柯勒律治这两个朋友，他们两个是在1805年的最后一天才从马耳他来到罗马的。

柯勒律治时年33岁，到罗马的时候他正值人生最低谷，远离他的妻子，健康状况很差，并且吸食鸦片成瘾，他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在惹恼了他在马耳他的最后一位捐助人后，他就离开了。奥尔斯顿此时则恰好相反，26岁的他，慷慨大方且才华横溢，看起来他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但事实上，他与柯勒律治在气质上甚至比日后所显露出来的更为相近。奥尔斯顿做事情总是磨磨蹭蹭而因此遭了不少罪，而且这种拖沓最终导致了他一件最大的憾事：花了他20年时间来绘制的油画《伯沙撒[25]的盛宴》(“Belshazzar's Feast”)至他临死之前仍未完成。但对柯勒律治来说，1806年则遇到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奥尔斯顿活脱脱就是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翻版，而且同时也是一个可以代替华兹华斯的朋友。

奥尔斯顿喜欢探讨艺术理论——就如柯勒律治所说，他显然是“一个天才”。但他主要的兴趣在绘画而不在诗歌上，柯勒律治可以扮演一个智力捐助者的角色而丝毫没有“可恶的、痛苦的‘留一手’的想法和来自内心的退怯”。但是，以前当华兹华斯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作成一首新诗的时候，他承认自己有以上的感觉。1806年冬季和初春时，这两个人一起在城中四处闲逛：一次他们结伴去罗马，在那儿旅行了三周。1805年奥勒斯顿曾画过一幅自画像，画中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一袭黑衣，以一种令人困惑却又略带挑战性的目光直视看画的人。他现在又开始画一幅柯勒律治的肖像，它的布景、色调和表情上都与他的自画像十分相似，以至于现代研究奥尔斯顿的人们认为这两幅肖像可以被看做是“姊妹篇，是对他们建立不久但却已经很亲密的私人关系的一种纪念”。这层关系因柯勒律治1806年5月突然离开罗马而中断(柯勒律治的肖像也没有完成)。但是他们的友谊已经在两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奥尔斯顿后来宣称他“在知性这个方面”，柯勒律治对他的帮助比任何一个人都多，这是他在逝世后出版的《艺术的讲演》(“Discourses on Art”)中所吐露的事实。而对柯勒律治来说，他告诉奥尔斯顿：“所有人中我爱你仅次于华兹华斯：如果我没有认识过他，我最爱的将是你。”

1808年奥尔斯顿返回欧洲，和他已订婚八年并且一直耐心等候他的未婚妻安·钱宁(Ann Channing)结婚，同时他也把有关湖畔诗人的消息带回到对18世纪依旧恋恋不舍的波士顿。而在那时，像司各特、彭斯、穆尔等浪漫主义诗人早已红遍全美了。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则是例外。诗作的晦涩、朦胧、超自然，或是其他的(根据新古典主义标准)反复出现的过分伤感与无病呻吟，使他们备受评论家的嘲讽。而奥尔斯顿与当时波士顿的那些有头有脸的文人关系都十分密切，在他的引见下，华兹华斯及柯勒律治比其他的浪漫主义诗人更早几年进入了波士顿的文学圈。

1813年他再次离开波士顿前往英格兰。在离开之前，他一直忙于一本诗集的编撰工作。他这次回家还是很开心的，但由于在美国找不到他想画的那种画的买主(当地肖像画作家的收入只能维持个人勉强过活)，他又和安一起回到了伦敦，《季节的空气精灵》(The Sylphs of the Seasons)于1813年首次出版(同年，它的美国版本也随之发行了)。这首诗的标题含义隽永，作为一首叙事诗，它是以梦的视角来进行叙述的。他的散文故事《忧郁症患者》(“The Hypochondriack”)也稍带了一些自嘲的语气，诗人自嘲自己要比“金钱的奴隶”还要懒惰。“金钱的奴隶”十分庸俗，只关心他的劳动能换来多少钱。诗人坚信一个人只要“胸怀世界”就可以不需要任何外界的慰藉，不久他就进入了梦乡。

突然，场景转到了一个梦幻般的平原，平原上有石洞、城堡、大门、眩目的灯，还有人说话的声音。他被领到了他在将来某个时刻将要继承的王座上，然后有人把“四位仙境的姑娘”引见给他。她们四个都在争着讨他的欢心，而他则聆听着她们每个人的话，回想她们曾给他带来过怎样的快乐。每个季节所展现出来的赏心悦目的幻景争芳斗艳。因此夏天没有把她怠惰愉快的天赋作为赢得他欢心的筹码，而是用她“亲和的影响力/使身体变得慵懒/使头脑充满活力”。但冬季既拥有可怕的刺骨的寒风，能够把海洋的浪冻得“像收割工人弯折的稻束/挺立在冰冷的死亡中”，同时它也具备午后美丽的阳光，将冰雪包裹的枝干变成一道五颜六色的彩虹。她断言，只有她能够赐予那种来自于“灵魂的创造力”的“更高贵的力量”。春、夏、秋这几个季节通过各种感官的知觉最终被大脑所感知，因而都可以宣称自己是“仙境神奇力量”的一部分。但是在黑夜的寂静和白雪的空寂之中，冬季将一年中已经过去的那段时光中的所有意象都召集起来，并教导诗人用“罕见的组合方法”处理它们，用创造力造出的浑然天成的新世界来填补这浩大的空旷。诗人被迫在四个给了他这么多财富的仙女中作出选择，他举棋不定，无助地开始祈求，最终一阵疼痛将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并把他从梦中拉回到现实：“这是什么时候了!阳光如洪水般地倾泻下来/太强烈了，刺得我的眼睛发痛，/我从光华的梦境中摔落/在疼痛中苏醒过来。”

《季节的空气精灵》与约瑟夫·罗德曼·德雷克后来的作品《负罪仙女》(“The Culprit Fay”)一样，是如此的纯真以至于它现在看起来就给人一种单薄且透明的感觉。这两首诗都曾经因对理想王国所展开的想象而备受推崇，认为那里面住满了想象的生灵。《负罪仙女》在整个19世纪不断地再版，一般都带有小插图，因此很多的年轻读者也把它当做礼品书。它们所使用的十分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常常是来自《仲夏夜之梦》[AMidsummer Night's Dream]和《暴风雪》[The Tempest]或是来自《仙境女神》[“The Faerie Queene”])使这些诗作都充斥着丰富的想象力。由此，人们惊喜地意识到这个国家已经对多样性有了足够的宽容，能够接受一种仅以消遣为目的的语言了。的确，正如华兹华斯提到的，人们被赋予幻想，只是去“加速或剥夺我们的本性中稍纵即逝的那一部分”，但是他又急忙补充道，幻想“虽然本身是活跃的，但是也会遵守自己的规矩，而且在她的精神里有一种创造性的本领”。除此之外，幻想的创造性的本领能够反映自我的欲望，而想象力则是做不到的。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关于幻想的诗歌也会被爱默生称为奇想。

作为一个画家和视觉艺术理论家，奥尔斯顿对虚构的现实与感观的现实之间的联系痴迷一生。19世纪30年代，他写了五篇《关于艺术的讲座》(“Lectures on Art”)，在其中他接纳了柯勒律治坚持采用如“形式”和“布局”这样熟悉的话题的建议。他以纯粹的理想主义为视角，细致说明了审美观念在通篇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通过描述人的目光在一幅有着错综复杂布局的巨画上的穿梭过程，奥尔斯顿对艺术家在形式上的选择与观赏者的审美体验之间的交点作出了推测。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论家一直在猜测绘画的透视效果的奥秘，为何二维的素描能显示出三维的真实感。奥尔斯顿想要弄清楚画家是如何成功地表现出这些与画像并不相和谐的概念的。他以这些思索为主题，写了一系列优秀的十四行诗，收录在《季节的空气精灵》中。

这一系列诗以一首题为《论迈克尔·安格鲁的最终审判中的一群堕落的人，于西斯廷教堂》(“On a Falling Group in the Last Judgment of Michael Angelo， in the Capella Sistina”)的十四行诗开头。令奥尔斯顿感兴趣的是艺术家创造的坠落方式中显示出的、令观赏者惊恐的“空间无尽”的观念，正像是艺术家的“巨手”，(这里他取代了神，并表现了神的愤怒)，丢下“人的躯体，带着他们凡人的重量/沉入骇人的空间”，“像他们无尽头的命运一般”，做自由下落。事实上我们在西斯廷教堂墙上看到的是一组形象在瞬间的定格，但是观看者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想象出短暂的一系列的画面，定格画面之前与之后的景象都包含在其间。“他们现在似乎已经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随着岁月的流走”。这种下落看起来似乎是永无止尽的，将我们脑中填满了诅咒所带来的永久的痛苦与恐惧，这比任何对地狱折磨的描写都更深刻。

《亚伯拉罕营帐前的三个天使，拉斐尔于罗马教廷》(“On the Group of Three Angels before the Tent of Abraham， by Raffaelle， in the Vatican”)探索了另一种神秘。如果说米开朗基罗提出让一系列的感觉向无限的空间扩展，那么拉斐尔则创造了一种无限，注重自身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是与神的三位一体一样神秘的样式：

噢，现在我似乎体会到另一感觉，

来自天堂，我的灵魂已经了解：

我感到那让人愉悦的，已经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的

优雅，和谐，自由和热烈。

你们这天上的诸神，体现了生命的

那微妙的神秘；那言词给予了

它自己以决心：精华结合了

不息的动作，达成了统一。

像生于温柔的旋风中的树叶，

我的眼，受制于这美妙的魔力，

转着圈，从一方看到另一方，

却似乎仍未意识到这运动的力量；

在不尽的变化中，从一处线条跃到另一处

浏览了无数的图形，却似乎只凝视着一处。

在《关于艺术的讲座》中，奥尔斯顿认为优雅是我们艺术统一性的经历，他将其得体性描述成了一种由重复所引发的狂喜。站在一幅巨画前面，“不需要肌肉的运动，也几乎没有动作的意识，静静地体验它所有和谐的变化”。我们终于回到了我们意象之旅的起点。“那时——‘仿佛感觉到我们都没有眼睛’——那种魔力整个都灌注到我们身上，在一种摄魂的狂喜之中证明了它的真理”。奥尔斯顿的目光“像一片树叶”一样总是围绕在拉斐尔画的线条周围“不停地运动”。而这“不停地运动”乍一听好像是但丁《地狱篇》(Inferno)中第五诗章讲述的被罚入地狱的轮回，或是米开朗基罗注定的罪人的不断坠落。但是拉斐尔设计的和谐统一性征服了奥尔斯顿的灵魂，使其陷入了一种狂喜。他想起了《天堂篇》(Paradiso)的结尾，在结尾但丁的欲望与理智因爱合为一体，撼动了太阳和其他星辰。“我感到那让人愉悦的，已经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的，优雅，和谐，无限和热切。”

对于奥尔斯顿接下来所考虑的三个艺术家，他们的经历对观者来说就显得不那么震撼了。然而他们每个人都各自针对绘画的本质而提出了悖论。《派勒格里诺·蒂巴尔迪观赏埃俄罗斯之画，于波伦亚学院》(“On Seeing the Picture of Aeolus by Pellegrino Tibaldi， in the Institute at Bologna”)称颂蒂巴尔迪为受米开朗基罗影响的真正继承人。

它是你的，诠释自然的神秘的叶子，

抓住与看不见的风之间的奇异的交谈，

看见它的灵魂，在物化的躯壳中，

在微风与旋风中，在飓风与暴风雨中，

看哪!顺从你的旨意，

高涨的愤怒改变了他们船尾的方向，无情的上帝。

更奇特的是这两首前后相继的十四行诗。《关于伦布兰特[26]：由他的画作雅各[27]之梦所引发的》“On Rembrandt：Occasioned by his Picture of Jacob's Dream”)与伊尔特·德·格尔德(Aert de Gelder)的画作密切相关，目前认为他是伦布兰特一个学生。1811年该画作为彼得·弗朗西斯·布尔茹瓦先生巨大收藏的代表作被赠予伦敦达尔维什画廊。很快，它就成了整个画廊中最受欢迎的画作之一。奥尔斯顿后来(1817年)绘制了他自己的《雅各之梦》(“Jacob's Dream”)。但是他的油画高度紧凑，画上天使的唱诗班整齐地退后，飞升到他所说的“无边无际的空间”中去，这与德·格尔德画作的简单与朦胧在各个方面都大相径庭。一幅阴暗的油画展现了雅各正在安睡，而两个天使(一个在云端，一个正在下落)被耀眼的光环所笼罩。它构图非常简洁，并且很轻松地就将人间与天国结合到了一起。这使得奥尔斯顿回忆起了这个想法产生的年代，“当一切都超越了狭窄的思维的控制/似乎充盈着天国的旨意”，还有那些研究宇宙奥秘的伟大的科学家们仍然“带着崇敬聆听丑陋怪孩[28]的传说”。至此，奥尔斯顿的十四行诗是一种耳熟能详的浪漫主义对脱离感受力之前的岁月的哀悼。而接下来的部分则令人十分惊讶。

即使这样，你是所有奇异事物中最奇特的!

即使我向你梦幻的景象如此欢呼；

那，就如一个愚人天马行空的演讲，

没有勾勒出地球上一件事物的肖像。

没有什么重要的思想可用理性来衡量，

然而在他们偶尔可见的阴影中却绽放，

来自其他世界的思想与事件，

使灵魂变得饱满，让理智一声不响。

德·格尔德画作色调的单一，作品明与暗的僵硬对比，与奥尔斯顿所崇尚的并在自己画作中加以模仿的意大利大师的明快色彩和光亮着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对德·格尔德画作最初的反感，一方面很明显地表现在他那丑恶的比喻(说那画作就像一个傻瓜的的演说词)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坚持认为德·格尔德的画作不能够表现出意象和思想。但事实上，德·格尔德拒绝意象的这一做法能够使他“暗示出”普通的画家所无法表现的东西——“来自其他世界的思想与言语”。就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愚人一样，德·格尔德通过无条理性实现了超越，用惊讶这一手段击败了别人对他的批判。

感受过情感激荡的《雅各之梦》十四行诗过后，让我们转向另一首十四行诗《关于卢森堡美术馆》(“On the Luxembourg Gallery”)，体会一下其中的深情的智慧，应该算是一种放松吧。在这首诗中，奥尔斯顿道出了鲁本斯画家之间所能给予的最高赞扬。这首十四行诗与前一首一样，都涉及判断与赞赏之间的冲突，但是这并不是卓越与理性的冲突，而是粗俗与暗自赞赏之间的矛盾。诗的前八行中，这种冲突表现在鲁本斯与观赏者之间的某个事件，鲁本斯“诱人的魅力”控制了“挣扎的凝视者”无力的意愿，直至他的理智被击溃。诗的后六行很大胆地将鲁本斯的画作比做暴风雨中的海洋，每一个汹涌澎湃的浪头越过高大的岩石，轰隆巨响，陆地似乎顷刻间就要被这洪流所淹没，但在最后一刻落潮将巨浪拉回了大海。

你无法无天的风格，从怯懦的体制中挣脱，

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般翻腾，气势磅礴，

跃过边缘理性高耸的岩石

几近停止

然而，在汹涌奔腾，冲破界线之前

体验到衰退的落潮，这废物般的水被迫从岸边撤退。

大量的事实证明本杰明·韦斯特帮助比自己年少的艺术家而丝毫不带嫉妒之心，并且他对艺术的爱就源于艺术本身，他为这一系列的十四行诗画上了句号。

奥尔斯顿在1814年绘制的那幅著名的柯勒律治肖像现在悬挂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它不仅代表了对他们友谊的一种赞颂，也是对奥尔斯顿这一段的生活的一个小结，在这期间，他的诗歌、绘画和理论齐头并进，互为灵感，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奥尔斯顿的事业很快就被悲剧击垮了。1815年，他的妻子突然过世。他悲痛得几乎发疯。他被“恐惧的想法”折磨着，并感到“恶魔般的诅咒”强行闯进他的头脑。柯勒律治从前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因而能够在奥尔斯顿最受折磨的时候安慰他，并试图说服他，让他相信，只要意念不允许恶魔作怪，这些仅仅出现在头脑中的邪恶的想法就不会构成罪恶。

但奥尔斯顿的消沉仍挥之不去，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九月一个暗淡的夜晚，那时他一个人走在伦敦的大街上，“大雾环绕着街灯，以至于每一个看起来都像一包巨大的棉花；空气令人很不舒服，我的灵魂甚至比外界的景色还要阴郁，我的心灵和我的头脑都沉甸甸的”。他最怕的是“自我的永久监禁”的骇人景象。他感到“如果能离开这个地牢，哪怕迎接他的是寒冷的、阴湿的肮脏的空气，那也将会是一种解脱”。突然连串的想法以诗句的形式闯入他的脑海，就好像“有个精灵真实地对我的灵魂耳语过”一般。

这些妙手偶得的诗句后来就成了奥尔斯顿的诗歌《救赎》(“The Atonement”)。诗中他宣称他已经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信奉者，相信耶稣的救赎力量，并且他在英国教堂接受了基督教的坚信礼[29]来表明这一信仰。《救赎》一诗中几处有明显的省略，其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隐私。(这首诗在奥尔斯顿在世时并没有发表。它和《季节的空气精灵》之后的诗歌一起发表在1850年出版的他的一部作品集中。)该诗反映了奥尔斯顿对曾经折磨他的恐怖思想的深深畏惧。如果那个被奥尔斯顿称做“永远清醒的我”的自我除了在“引领意志的思想”外，于别处并不存在；如果这些思想(包括一些亵渎神灵的想法)是永恒的，自我又如何能从它们中解脱出来？“在坟墓的边上，邪恶的想法可能会重现，并把他们自身拴在“自我与自我形成的有生命的链条上，/它捆绑了灵魂”。奥尔斯顿害怕他已丢掉的思想会苏醒，就像《失乐园》中的撒旦一样。(“但如果我能够忏悔并能得到宽恕/凭着我先前优雅的姿态：多久/将唤醒崇高的思想，多久会收回/虚构的归顺的誓言。”)撒旦拒绝考虑任何形式的悔悟，但在《救赎》中奥尔斯顿将这种强制性的趋势转向了救世主雄辩的必要性。他恳求耶稣介入，不要再去强行给头脑戴上枷锁。他承认他无法彻底地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如何能去除人类的罪孽。“然而谁使得我去怀疑一个我所需要的真理呢？”传统基督教信仰所给予奥尔斯顿的平静曾一度将他从悲伤与负罪感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病愈后的第一幅重要画作——《把圣保罗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天使》(“The Angel Liberating St.Paul from Prison”)——可以被解读为他个人的象征，同时也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

虽然他仍继续作画并在英格兰成功地举办了画展，在那儿也引起了重要资助人的兴趣，并且传闻说他很有可能会成为英国皇家学院院长本杰明·韦斯特的接班人，但是他仍然决定回到美国。他的朋友告诫他，这个决定将意味着他以后不可能再以历史与宗教为主题作画了。尽管如此，他依旧于1818年启航回到了波士顿，随身只带着一幅他已开始绘制的巨幅油画卷。《伯沙撒的盛宴》对任何持有挑剔的审美标准的画家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危险的主题，它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倾向，也能看出拖沓的习惯。这个故事被人广泛地引用，艾米莉·狄金森后来就讲述过这个故事：

伯沙撒有一封信——

他只有这么一封信——

和伯沙撒通信的人

下了结论

在那不朽的手抄本中

我们所有人的良知

无须戴眼镜，就可以

在《启示录》的墙上阅读——

但是，奥尔斯顿于1820年9月向他的少数朋友为这副巨画(16英尺×20英尺)揭幕的时候，这幅画已接近完工了。吉尔伯特·斯图亚特(Gilbert Stuart)——一个肖像画家对这幅画的透视法作了一些批评，奥尔斯顿也同意他的观点，觉得这个错误是需要修正的。

接下来发生的是美国文化史上最奇特和最悲哀的传说，奥尔斯顿几乎是马上就着手开始对“伯沙撒”进行修改。他入神地工作几个月，拒绝任何其他的工作，他甚至接受了一笔高达1万美元的捐赠。这笔捐赠由在波士顿富有的艺术爱好者筹集，以便他在创作这幅伟大作品时得以从债务和经济忧虑中解脱出来。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幅巨画被卷起，放在他的工作室里几年未动。即使是他的第二次婚姻过后(他的第二任妻子玛撒，诗人理查德·戴纳的妹妹)，为了一个条件更好的画室，他搬迁到剑桥港，仍然不能忍受别人提及这幅画。每当有人拜访他的画室的时候，他总是把这幅画蒙起来。他的一个传记作家写道，“他不停地吸烟，变得焦虑，担惊受怕，怕他的杰作的水准与他的鼎鼎大名不相称”，然而他又不能放弃它。他最后于1843年去世，在去世之前还在这幅画上工作了近7个小时。

在他的葬礼过后，他的几个朋友和亲人一起进了他的工作室。在那里，《伯沙撒的盛宴》仍立在幕布之后，他们感觉就好像是要揭开一本神圣的预言书上的封印一般。小理查德·亨利·戴纳[30]后来回忆说他几乎很难让自己去扭动工作室门上的钥匙。“我的心头有一种敬畏，就好像我将进入一个既神圣又神秘的地方。”他们已经努力准备好看到最糟糕的结果，但他们仍然为自己的所见而震惊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巨大的油画，——但看不清楚，尘土和粉笔所画的记号和线条使整个画面非常地模糊。人们的目光在巨画上扫视，寻找那些重要人物。先知丹尼尔笔直地站着。王后也在那儿。但是，丹尼尔目光锁住的地方本应该是国王所在的位置，现在却是一件寿衣，一件着了浓彩的外衣，损伤了整幅画的美感。”他们静静地伫立了一会儿，后来年长的戴纳说：“这是他的寿衣。”奥尔斯顿的遗嘱执行人后来雇了一位修补匠，把那层遮住了国王的厚厚的颜料去除了。因此现在挂在底特律美术博物馆的这幅画就没有1843年呈现在戴纳面前的那件巨大的黑色寿衣了。虽然画作的主要人物并不齐全，但至少还能辨认出来。但这幅画还经受了一系列没完没了的修改和透视角度与比例的变换，这似乎也证实了戴纳的观点，工作室已变成一个奥尔斯顿忍受折磨的地方。“他在这儿所忍受的极端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表述!”

奥尔斯顿的《关于艺术的讲座》带有一种美丽的宁静。他曾经向他的一小部分朋友大声朗读过它，但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这一害怕失败的想法使他更加痛苦。他所期望取得的成就可以从他为“高贵的托斯卡纳人”所写的优美诗句中体现出来。他在罗马时曾带着极度的崇敬研究过他们的作品。米开朗基罗对“人类所不见、地球所未知的形式”的描绘，使奥尔斯顿成了一个真正的预言家——不仅他自己是预言家，而且也激发了其他人的想象力：“所以，通过伊丽莎的信仰，希伯来的年轻人/看那薄薄的淡蓝空气中长出了燃烧的凯旋车。”

理查德·亨利·戴纳[31](1787—1879)是奥尔斯顿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妹夫。他作诗的天分与奥尔斯顿相差甚远，但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对研究英国浪漫主义传统在到达美洲以后是如何变化的显得更有帮助。戴纳经常以一种怪诞而又发人深省的方式去曲解他所读到的作品。戴纳生于剑桥[32]，在他年幼时搬去了罗得岛州纽波特市并一直在那儿居住直至他进入哈佛大学。1807年离开大学后，他又花了两年学习拉丁文和文学，然后搬至巴尔的摩，并在R.G.哈珀将军的办公室学习法律。此后他回到剑桥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甚至成了州议会成员。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他的事务所和政治生涯，潜心于文学创作。他开始为新创刊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写文章(在文章里他提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将会比约翰逊和蒲柏更受青睐，这样的观点很让读者震惊)，同时他也为新英格兰和纽约的许多期刊写作诗歌。

1821年，虽然《北美评论》的主编职位空缺，但他却未得到这个职位，失望和气愤之余，戴纳创办了他那短命的期刊——《闲人》(The Idle Man)。1827年，他所写的诗歌被收集并发表在一本名为《海盗和其他的诗》(The Buccaneer and Other Poems)的书中；随后，1833年，他的新书《诗歌与散文创作》(Poems and Prose Writings)又被出版，其中包括了他的一些新诗以及他用来填补期刊空白所写的一些短篇故事和散文。他最长的诗名为《海盗》(The Buccaneer)，这是一首血腥和浪漫并存的诗，曾一度极受推崇，—位英国评论家称其为“美国诗歌中最强有力和最具原创性的作品”。但现在看来，它却是一种怪异的混合：三分之一的柯勒律治(《古舟子咏》[The Rime and the Ancient Mariner])，三分之一的克拉布(《彼得·格赖姆斯的传说》“The tale of Peter Grimes”)和三分之一的拜伦(《海盗船》The Corsair)。诗的主人公是一个海盗，却有着一个极不相称的华兹华斯式的名字——马休·李，他在大西洋的两岸烧杀掠夺，直到一匹精神之马(李从其船上赶入海中的一匹西班牙战马的鬼魂)将他带入永恒的痛苦折磨之中。诗中有一些难忘的意象，大部分出现在描绘大海的章节中。诗中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滑稽情节：例如李突然决定从海盗转行为商人，很明显，在他的眼中，这两种职业不存在太大差别。但是总体上这个有关屠杀及蓄意强暴的传奇主要致力于展现新英格兰[33]想象中黑暗的一面，那种隐性的暴力倾向和深深的负罪感使戴纳觉得诚惶诚恐。

幸运的是，在多数诗歌里，戴纳的情绪都比较稳定，这深受华兹华斯的影响。他通常引用两三段华兹华斯的名言警句来装点自己的诗歌和文章。我们可以从戴纳的诗句中看到华兹华斯无韵诗的影子。戴纳的《家庭生活》(“Domestic Life”)中有几页就是以华兹华斯所描述的童年生活为基础进行创作的。在那篇文章中，有一处戴纳引用了华兹华斯那句“幼年时天堂在我们的周围”来提醒读者：儿童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体验时间的。

我们这些饱足无忧、思想麻木的人早已忘了，当孩子们躺在那儿看起来慵懒沉闷的时候，他们却在感受着一切，他们张开身体，陶醉于在我们看来再平凡不过的阳光和空气中，他们的耳朵注意着每一种声音，他们困倦的眼睛捕捉到每一个浮光掠影；对于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值得他们学习，而这周围的世界就是他们最好的学校。

纯粹的快乐在戴纳的诗中很少见。他不断地回忆起《丁登寺》(“Tintern Abbey”)和《不朽颂》(Immortality Ode)是为了证实他的所失，而不是为了证明华兹华斯曾经告诉过我们的——“丰富的赔偿”。在一首题为《家的变化》(“The Changes of Home”)的长诗中，他描述了一次旅行，而所游历的山谷正是他的出生之地。但他发现那儿所剩下的只是人的堕落和自然的美，而自然美与“呆滞的、静止的思想荒漠”之间形成的对比则让他痛苦不已。只有当他记起年轻时的快乐时光，那些全神贯注于爱情的日子，那些“奇怪而令人愉悦的争吵”和那些“使思想变的活跃的美丽的梦幻”时，这首诗才使人们觉得不那么伤感。但爱会有所失，失则导致疯狂。戴纳的妻子鲁思于1822年逝世，他就像奥尔斯顿在失去第一个妻子安时一样悲痛。后来他的儿子认为自己读过的任何“未及疯狂的哀痛”都无法与其相比。在《家的变化》中，这种痛苦表现在两个人物身上：青年时代失去至爱的诗人，他伤痛之极(“令人麻木的伤痛和恐惧充满了我的胸腔：/黑暗的死亡，淡淡的悲伤，模糊的恐怖)；一个疯女人，强忍着爱人葬身海底的悲痛游荡于山野之中：“那是一种更深刻、更具毁灭性的悲伤，/让你感到春天的花朵中竟然隐匿着死亡——/花朵在太阳下亭亭玉立，却被一片奇怪的黑暗围绕着。”和这种“恐怖的生之毁灭”相比，死亡竟然变成一种怜悯。静静的山谷变成了一座坟墓，而回忆也淡化为告别之语：“我曾走过这些旧时熟知的地方，/而现在它们却像墓穴般萦绕着我。”一位老人邀请他再次搬到这个山谷居住，但诗人回绝了他的邀请，决定再一次离开山谷去海边，诗歌到这里结束。

在另一首题为《灵魂之思》(“Thoughts on the Soul”)的诗中，戴纳更加沉溺于奥尔斯顿的《补偿》(“The Atonement”)。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认为，有些思想具有一种洞悉宇宙的力量，对此，他们大为赞赏。但从戴纳的言语来看，他认为思想就像斯维登堡[34]所定义的天堂或地狱中的某个精灵，不断生产出它所感知的现实。这种生产能力是灵魂天生所固有的，它不能回忆，“它必须创造”。如果灵魂开心，整个世界会像湖水一样折射出快乐；如果不开心，灵魂就会发现它被自己创造的地狱包围：“一切皆如此，/恰如你害怕自我，恰如一个人害怕永恒。”一些人认为死可以终结这种过程，他们认为死可以收回灵魂来慰藉人的整体(Whole)，戴纳对此嗤之以鼻。死只会使那些被普通生活隐藏的热情更加平庸化：“让占据你的欲望绽放生命，/像一场猛烈的森林之火熊熊燃烧。/而后，就像一片火海，喘息、咆哮、毁灭，更加卷起他波浪最深层的力量，而后闪烁。更加被一场狂暴的灾难包围，好似它自身的不幸。”从这种内心地狱解脱的唯一办法是耶稣的拯救力：“谦卑地来吧，他会帮助你。”戴纳与奥尔斯顿曾经一样迫切地需要救赎者，这种需要引导他得出一样的结论。英格兰公理会中的一场争议曾经把唯一神教徒从三位一体教徒中分离出来，在这场争议中，戴纳坚决支持三位一体教派。最终，他加入了圣公会。

然而，戴纳抨击超验主义，但他没意识到自己与超验主义者有很多相同之处。《灵魂之思》主张对基督的虔诚顺从，但其结尾却异乎寻常，戴纳开始深思如果能和上帝一样永恒，能让自己的思想成为永恒，那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近乎亵渎的思想中：“我，就像上帝一样，将会永远存在。”他以一段对人类的呼吁结束了诗篇，其狂喜程度不亚于爱默生《论自然》(Nature， 1836)中关于奥菲斯神话[35]的结尾：

伟大造物承继光明，

破土而出抚育生灵，

圣山之上，玉座辉煌，

遥远星辰，闪耀光芒，

俯视!圣山之下亦显晶莹。

《灵魂之思》试图表现顺从，结束于对力量的馋涎；始于恐惧，却以赞美人类的崇高结束。

异性爱情的圆满结局是美国诗歌中罕见的主题，而只有当戴纳处理这类主题时，他的风格才称得上近乎雄辩。他的妻子在他们结婚9年后就去世了，之后戴纳一直单身，直至92岁去世。在《家的变化》一诗中，他对爱情的回忆成为他仅存的幸福时刻，正如他曾经断言的那样，只有那些处在真爱中的人才真正活着：“当一种内在的、温柔的感觉/笼罩着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从中感受到/无以言表的愉悦思想并向世俗世界抛下神圣的光明之际，/我们才能体会到生命的真谛。”即使《夫妻之墓》(“The Husband and Wife's Grave”)之类充满感伤的诗也颂扬着感情的和睦，因为他将坟墓的寂静比做婚床上欢愉的宁静，“你曾经在那里快乐地安睡/无声却意味深长，当心灵/与心灵对话时，你神秘的身体/与心跳的节拍相和，每一次敏感的心跳/都温柔地触动着爱的音符。”戴纳想象着天堂里的这对夫妇融入到彼此之中(像密尔顿的天使那样)，享受着“一切感觉和弥漫的思想，/以及感觉和思想的交融”。如此强烈地感受生命，“就像两个人拥有同样的意识，/看似两分，却合二为一”。对于戴纳来说，这是一个谜，他从思索及期望这个谜的过程中汲取欢乐。“这就是爱，这就是生命!”——这种信念使他不同寻常地延续了一种文学传统，其中最令人兴奋的交流发生在我与自我之间。

如果说奥尔斯顿通过研究欧洲艺术品为想象中的情欲找到了一条通道，那么来自波士顿地区的另外一名诗人——玛丽亚·高恩·布鲁克斯(Maria Gowen Brooks， 1794—1845)则在两个不太可能的地方找到了情欲的快感——一个是古巴的咖啡种植园，另一个是达特茅斯学院[36]图书馆。布鲁克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麦德福德，其父是当地一位富有的铁匠。她父亲的朋友中有位哈佛的教授，他鼓励布鲁克斯要热爱学习。布鲁克斯9岁时已能背诵出密尔顿的《科马斯》(Comus)和爱迪生(Addison)的《加图》(Cato)中的篇章。1809年，她父亲生意失败，死于破产，这位乡村少女的快乐生活突然结束了。她年仅14岁就有了婚约，对方是她已故姐姐的丈夫——一位年龄几乎是他三倍的波士顿商人。他供她读书，布鲁克斯不到16岁时就和他结了婚。她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至于她对自己这段早年的婚姻有何看法，可以从她的长篇叙事诗《犹菲勒》(Zophil)的注脚中猜测一二。在注脚中，她提及斯巴达人禁止妇女20岁前结婚，并且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政策他们才有了“民族的力量与美的形体”。)生意上的亏损不仅促使她的丈夫返回缅因州的波特兰，也使他们不曾幸福的婚姻变得更加惨淡。她被迫与波士顿地区的文化生活隔离开来，而且又不得不与她那随着财产的减少而脾气变得更坏的丈夫待在一起，于是她便通过作诗来缓解孤独、表达愤懑。19岁时，她写出了第一部诗体浪漫传奇，这是一部包含七个诗章的诗歌，但它从未被发表也并未流传下来。1820年，当布鲁克斯26岁时，她收集了自己的部分诗作，辑成一部诗集：《一位艺术爱好者所作的〈朱迪思〉、〈以斯帖〉及其他》(Judith， Esther， and Other Poems， by a Lover of the Arts)。从布鲁克斯的成熟诗作可以看出，她对《圣经》中的女性人物很感兴趣，而无论是刚毅勇敢还是温柔顺从，她们都可以将男性制服。据《圣经》记载，朱迪思[37]在帐中砍下了喝醉的荷罗孚尼的头颅，布鲁克斯对这个场景进行了描述，字里行间流露着喜悦之情：

鲜血奔流时她迎面一击，

面容抽搐后他身体分离，

擦拭过后玉臂上热血全无，

稍作停歇她带走高贵头颅。

……

朱迪思的声音划破夜空：

“降落吧，哦看啊，快来赞美这伟大的神圣!

有她相助，哭泣的朱迪亚必会马到成功!

升起啊!升起!敌人面前你百战百胜!”

布鲁克斯的丈夫于1823年去世，她从缅因州的放逐生活中解脱出来，舅舅邀请她去古巴的咖啡园一起生活。在她为19世纪40年代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爱的门》(Idomen)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布鲁克斯回忆到，这突来的转变就像“一个陌生人，刚从北方的冰天雪地来到古巴海岸附近的广场，即使他缺乏感性，也会为这里的温暖和芬芳而沉醉”。与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在佛罗里达时一样，布鲁克斯突然发觉她置身于乐园之中，尽管新英格兰人认为这一乐园早已随着亚当被放逐而消失了。在那个咖啡种植园里一个爬满葡萄藤的避暑别墅里，她完成了《犹菲勒》的第一章。《犹菲勒》是一部模仿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的《克哈马的诅咒》(Curse of Kehama)或者《破坏者萨拉巴》(Thalaba the Destroyer)风格的长篇神话史诗，它于1825年在波士顿出版发行。时隔不久，富有的舅舅过世，布鲁克斯继承了田产。而后她回到了美国，住在儿子读书的达特茅斯附近。她充分运用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来获取古代世界历史与宗教研究的知识。如果说古巴唤醒了她的激情，那么达特茅斯则鼓励她大胆地进行思考。她在这里完成了对《犹菲勒》一诗的注释，注释中尽显其渊博的知识。这些注脚涉及宗教卖淫和异端学说等主题，它们无声地昭示着布鲁克斯对于思想自由的向往，而在当时的妇女中，这种想法并不多见。同在她之后出现的一位更加知名的诗人一样，布鲁克斯经常一袭白衣，不过她在金色的头发上插了一朵鲜花，这使她的衣着更显风采。1831年，她游历了伦敦和湖区并遇到了罗伯特·骚塞，骚塞很欣赏她并帮她出版了完整的六章版《犹菲勒》。

《犹菲勒》，或《七人之妻》(The Bride of Seven)的情节来自于伪托比书[38]。故事中一个名为阿斯蒙蒂斯的魔鬼仰慕女主人公，他出于嫉妒，在女子新婚之夜害死了她的丈夫，为此，这个女子一共失去了七个丈夫。后来一位年轻人听从天使长拉斐尔的建议，在新婚房中焚烧一条鱼的心和肝，从而将这个魔鬼驱逐，而拯救了这名女子。在一段叙事诗中，阿斯蒙蒂斯成了布鲁克斯的犹菲勒(这个名字源于密尔顿诗中一名堕落的天使)。这篇巴洛克风格的长诗结构复杂，布鲁克斯对一系列的事情作出了评论，从战场强暴到这个普通天使的做事动机。(她对天使说：“在反抗的漩涡中，他和其他天使一样加入了光荣的行列。”)

这首诗给人带来的震撼部分地源自她对情欲坦白而直接的描写。骚塞曾提醒作者，诗中的某些地方需要“冷静”处理，而凯瑟琳·鲍尔斯[39]小姐在收到骚塞寄来的一份抄本之后，问道：“如果你已经实施了这个冷冻的过程，天啊，那么之前它是在多少度的高温之下？”《犹菲勒》也因对重述了《失乐园》的异端故事而让人震惊不已。虽然《犹菲勒》并未涉及亚当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但它与密尔顿的那部史诗很类似，只不过它呈现了一个夏娃和恶魔的故事而已。布鲁克斯在她的乞灵[40]中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挑战倾向：“精灵，盘旋于幼发拉底河之上/当人类第一位美丽的母亲/在第一束光下睁开她温和的双眼时，/第一次在清澈的涟漪中看见自己美丽的脸庞时……”在《失乐园》第四卷中，密尔顿笔下的夏娃在池塘里“不真实的天空”中看到了自己的脸庞，而布鲁克斯则在“清澈的涟漪”中看到了自己的脸庞；而且，当布鲁克斯对人类起源娓娓道来时，她并没有提到亚当和上帝。她与密尔顿的争辩贯穿于诗的始终，在诗的开篇，犹菲勒从“悲切之歌”唱到了“壮志之曲”，夏娃是作为人类野心的受害者而列于那些天使之后的：“灼灼火焰穿过了她的血脉，/这美丽的人类之祖第一次呼吸到你的气息。”这种判断非常的密尔顿化。但布鲁克斯继续把夏娃塑造成所有踌躇满志的艺术家和发明家的祖先。密尔顿将夏娃比做潘多拉，而布鲁克斯认为夏娃和普罗米修斯更相似，因为没有她，“火焰不会升起，歌声不会延续；/美玉，矿石、呼吸的大理石，/还有铅笔的颜色都会沉睡”。

布鲁克斯的创造力永远是惊人的，她的叙事诗生动活泼，每个诗章后的注释都展现了她令人惊叹的学识。有时她会辛辣—些，她用柏拉图《斐德罗篇》(Phaedrus)中的阿里斯托芬神话解释婚姻中的不幸，她惊人地预测并暗示了梅尔维尔(Melville)《欢乐宴会之后》(“After the Pleasure Party”)的问世；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布鲁克斯是满心欢娱而富有好奇心的。她的感观描写细致入微，她的注脚内容翔实丰富，整首诗透着诗人的自信。在第五章，她用一小节描述了那些被带到米利塔神庙[41]参加宗教卖淫的年轻叙利亚妇女的各种情感。有一个注脚，并没有用恐惧的口吻贬低这种做法，只是平静地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关于希罗多德[42]的信息，并且“完整而幽默地叙述”了一个和《安忒诺尔的海上之旅》(“Les Voyages d'Antenor”)[43]同样的主题。

这种学术性的注脚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布鲁克斯时代，它已经实现了在表达颠覆意图时的细微差别。在18世纪，一些德国学者在给《圣经》做注时注意到，犹太人的叙事作品和宗教仪式与周围民族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的本意可能在于解释《圣经》中不明确的地方，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减弱了对《圣经》经文独特性的正统信仰，将神圣的经文降级为(其中有一个学者观察到)东方文学的范本。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去探索这种新的混合文类(带有学术性注脚的东方诗歌)。骚塞于1801年创作了史诗《破坏者萨拉巴》(Thalaba the Destroyer)，其中，故事本身充满了神话般的想象，而其令人怀疑的注脚却揭穿了这种想象。这些注脚颠覆了文本，却取悦了读者。读者被视为一个思想进步者，他发现所有原始民族的那些迷信刺激着想象力但却与理性相悖。像《破坏者萨拉巴》一样，加了注脚的东方故事(《犹菲勒》属于这种文类)意在创造刺激效果和满足感。布鲁克斯作品中的注脚发挥的作用远胜于骚塞作品中的注脚。她经常运用注脚展示古巴与古代近东的相似之处，或者通过比较西班牙文化和野蛮的新英格兰习俗来突显西班牙文化的高雅。她提到，《圣经》中的名字用英语说起来非常难听，然而用希伯来语和西班牙语说起来却很悦耳。(她的朋友们记得她总是用标准的西班牙语发“古巴”这个词。)

《应一位女士之邀描述她的感情》(“Composed at the Request of a Lady，and Descriptive of Her Feelings”)是布鲁克斯最好的抒情诗之一，它带有一个不祥的副标题《她回北方后不久就去世了》(“She Returned to the North，and Died Soon After”)。这首诗歌讲述的是一位北方女士看到“故乡的雪”时表现出的忧伤。在她古巴的种植园里，处处赏心悦目，缕缕清风满载着香气和乐曲。岛上的女人眼睛黑亮，鲜红的石榴花在她“乌黑发亮的头发”上燃烧；夜晚，牧骡人回家途中哼着“轻快的塞吉迪亚舞曲”，重复着情人的名字。一丛柑橘树上挂满了开花的葡萄藤，听起来像所罗门之歌中的花园。

柑橘树开花结果，

石榴树叶茂枝舒，

那挂满凉亭上头的一朵一朵，

恰似布满泰雅族织布机上的流苏。

布鲁克斯笔下的种植园是美丽的，然而，它也有令人生畏的一面。当时盛行于古巴的热带病夺走了她一个儿子和一个继子的性命。而后在1845年，她自己也死于这种疾病。在她逝世时，她在美国文学史上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约翰·昆西·亚当斯很喜欢她的诗歌，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在他的《美国女诗人》(Female Poets of America， 1856)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评论她的诗歌。在这本书中，鲁弗斯评论道：“很多女作家都通过作品阐释和证明了女性的才智和地位，但很少有人能出玛丽亚·德尔·奥西坦德(布鲁克斯的笔名，据说是骚塞所赐)之右。”

那些出生于纽约或被纽约所吸引的诗人们远不像同时期的新英格兰诗人那样抑郁。布鲁克斯是个外来客，她热衷于声色描写，而纽约诗人则对叙事作品和乐曲更感兴趣。约瑟夫·罗德曼·德雷克所作的诗《布朗克斯》(Bronx)中提及的河流可能是指任何一条浪漫的河流(尽管现代读者很难用“浪漫的”这个词来形容“布朗克斯”，那时这里仍然是一片田园景象)，即使在德雷克的长篇幻想诗歌《负罪仙女》的开头，他也几乎没有描写河流流淌的场景(西点附近的哈德逊河)，而只用了一些句子来命名附近的一座山：“月亮照着一位老人，/使他浓密的胸毛变得发软。”德雷克从苏格兰寄给哈勒克一封喜剧般的诗体信，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德雷克态度认真时，他能够将事物描绘得极其逼真。但通常来说，他的严肃诗歌不过是行文流畅，而不具纪念价值。

哈勒克最好的描述性诗歌通常混有讽刺或者滑稽的元素，而如何处理这种混合手法决定了诗歌是深奥微妙的还是令人恼怒的。埃德加·爱伦·坡总是追求美学感受的纯净，讨厌这些含有混合风格的诗歌。在一篇发表在1836年《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上的关于哈勒克诗歌的评论中，坡认为任何将“低俗的荒诞剧与完美”相联系的尝试都会产生一种“不协调”和“亵渎”的效果。但在一首题为《安尼克城堡》(“Alnwick Castle”)的诗中，不协调和亵渎却是诗的主题。哈勒克写这首诗之前拜访过珀西家族的老宅子，希望看到他想象中的城堡。他一见到城堡就感觉到，这正是他要找的地方：

它与小山相依，

目睹着英格兰的郁郁葱葱，

它与小河相栖，

耳闻着淙淙流水的来去匆匆，

依然是这样的安静甜美，

依然是夜色下的青山绿水，

一千年前的夏日里，

山间的微风泛起，

勇敢的豪特斯英姿迷人，

新娘凯瑟琳小鸟依人。

令他懊恼的是，不久他便发现，一些原来的英格兰贵族家庭摇身一变成了商人或者债务人：

斯坦福大人挖煤采盐，

诺福克公爵卖酒赚钱，

道格拉斯贩红鲱鱼；

贵族的称号和文化之地，

宫殿和公园还有封侯之地，

在罗斯恰尔德和巴林手中，

消失得没有剩余。

安尼克城堡完全变样，只有一个曲意逢迎的仆人在那里，为了“16便士的银币”鞠躬迎客。

哈勒克在两首以美国为主题的冥想诗中运用了同样的混杂性语调。一首是《红衫》(“Red Jacket”)，这首诗的创作灵感源于一幅现代油画。另一首为《康涅狄格》(“Connecticut”)，他至死也未能完成这部作品。在这些诗歌中，严肃与讽刺的交织使文本达到令人惊奇的复杂。红衫是塔斯卡洛拉族一位有名的酋长，是画家本杰明·韦尔笔下的一位被浪漫化了的主题人物。在韦尔肖像画展览会开幕之际，哈勒克对美国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了一番评述，他认为美国作家和艺术家有一种创作倾向，那就是，将印第安人刻画成极其高贵的野蛮人：“与地球上最初的国王一样高，一样魁梧，一样强壮。”白人们希望祖先们都具有“英雄气概”，所以便对红衫的形象进行了艺术处理，哈勒克可以想到真正的红衫对这种处理持有怎样的态度。实际上，红衫是一位勇于进取的勇士，他极度憎恨“传教士和凉水”，因为正是这些白人盗取了他们的土地。

在《康涅狄格》中，哈勒克对本州记载的传奇和历史也采取了一种类似的历史怀疑主义态度。诗的开始部分热烈地歌颂了康涅狄格光荣的历史及其远近闻名的倔强居民。在康涅狄格这片土地上，“没有人下跪，除非他们向天祈祷，即便是祈祷，他们也只以自己的方式下跪”。然而，当哈勒克将注意力转向新英格兰最有名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诗歌的语调有所变化。起初，他认为科顿·马瑟[44]是那种纯真而浪漫的寓言作家，“他把林中的梦编织成离奇的散文，而我们的祖先成了他的主人公”。但马瑟所作的《基督在北美的辉煌》(Magnalia)中记载了一系列残暴的历史片段，这似乎是在为清教徒赢得一个“屠夫”的名声：

加利利[45]的希律王[46]屠婴无数，

惨绝人寰，令世人羞愧不尽，

天空下受害者血流如注，

罄竹难书，拉马斯难抑呻吟。

如果那些清教徒——那些信念的忠实拥护者，那些个人自由主义的残暴的捍卫者——如马瑟所说的任意屠杀印第安人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向他们表示敬意呢？但如果他们是残酷的屠夫，为什么他们建立起来的城邦看似那么满含欢乐又富有正义呢？在这一点上这首诗便一分为二，哈勒克尝试(很奇怪地)贬低马瑟关于征服的记载，认为它是“一场雨水和冰雹肆虐的与生俱来的梦”，就像密尔顿关于离婚的小册子上的坏脾气和但丁的肆意发泄一样。通过否定所描述的历史事件的现实性来总结历史阅读是一种极端的策略，但哈勒克采纳了这种策略，因为他促使我们原谅这些朝圣者：“忘记了他们故事中的残忍和错误，/忘记了他们故事中的叙述者，或者相信/他的故事不过是吟游诗人的民歌。”康涅狄格的美丽给人一种愉悦之感：“这不是潭蓓谷[47]或者阿卡狄亚[48]的春天，/也不是中国山谷的夏天。”但是，这里的严寒酷暑带来了健康，并且“在秋日里，/地球上没有比这更清爽宜人的气候了”。

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 1795—1878)和菲茨-格林·哈勒克一样，都是从新英格兰来到纽约并在那里长期从事写作。在纽约，他远近闻名；到去世之时，他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文学人物之一。当查尔斯·狄更斯于1842年访问纽约时，他向布莱恩特发送请柬约他共进早餐：“我家里有一本经常翻看的书，已经磨损到后面的封页只能看清一个镀金的字母‘B’和隐约能辨认出的字母‘y’了。我发自内心地欣赏它优美的内容。”许多年之后，当布莱恩特从韦拉克鲁斯[49]旅行至墨西哥城时(冒着那时乘坐公共马车会被土匪打劫的危险)，他出席了一次由高层政府官员、最高法院法官和文人参加的招待会，并在会上受到嘉奖。总统胡阿雷斯(Benito Juárez)于第二天接见了他，并派军队护送他们一行人返回韦拉克鲁斯。布莱恩特终生热爱西班牙文学并一直致力于西班牙文学作品的翻译。《塞万提斯》(“Cervantes”)是他平生的最后一首诗，该诗是为纪念塞万提斯诞辰日所作的。除了《伊利亚特》(Iliad)(1870)和《奥德赛》(Odyssey)(1871)以外，他还译过普罗旺斯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诗歌。他是个精力充沛的漫步者，也是位频频冒险的旅行家。1845年，他乘坐一艘由印第安人掌舵的桦树皮小船沿河流行驶数里至苏圣玛丽[50]。1853年，他骑着骆驼从开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出发，经过20天的跋涉到达耶路撒冷。

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西部一个叫卡明顿的小村庄，这个村子座落于威斯特菲尔德河沿岸(该河是康涅狄格河的一条支流)。他的母亲教他读《圣经》，让他背诵瓦茨的圣歌和那些写给小孩的道德诗。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会拉小提琴，而且很崇拜亚历山大·蒲柏，布莱恩特的父亲有时会以比较特别的方式将一些城市化的元素带到他的乡村之家里。他用借来的钱做了一笔失败的投资，结果不得不为了躲债和免受牢狱之苦而离开家乡。他在一艘从纽约开往莫桑比克的船上做医生，希望赚够钱还债。结果这艘船被法国人截获，布莱恩特医生被困在毛里求斯岛达一年之久，其间他在岛上的医院工作。一年后他回到了家，仍然身无分文，但是却学会了说法语。在他岳父的好心帮助下他终于有了偿付的能力(那些钱他最终又还给了他岳父)，这时他被选为汉普县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议会的代表。他去波士顿的旅行使他能够收集到大批好书，他的儿子们便在冬日的夜晚里围坐在火炉旁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在波士顿，布莱恩特医生成了一个唯一神教徒。在家时，他按时去当地的公理会教堂参加礼拜活动，但是当公理会成员起立唱赞美诗时，他依然坐着。

布莱恩特医生本人是一位苛刻的批评家，他批评任何自己认为浅薄拙劣或夸大其词的作品，但他仍然鼓励儿子要从小便开始写诗。卡伦写了一首244行的讽刺诗来攻击托马斯·杰斐逊于1807年颁布的《禁止贸易法案》[51](该法在新英格兰极受憎恨，因为新英格兰的经济严重依赖外贸)，布莱恩特医生对该诗赞赏至极，将其传给他州议会的朋友们欣赏，并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对其进行修改。1808年2月，该诗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共12页。事实证明，《禁止贸易令》(The Embargo)非常流行，以致第二年它得以扩版并再次发行。这次的扩版包括了这位14岁作家所写的其他诗歌和译作，其中一首诗的题目是《西班牙革命》(“The Spanish Revolution”)，它赞扬了西班牙人民对约瑟夫·波拿巴的反抗。

1809年末，布莱恩特被家人从卡明顿送至马萨诸塞州北部布鲁克菲尔德，跟随他的舅舅——托马斯·斯内尔牧师学习拉丁语，准备上大学。在乡村学校待了多年后，布莱恩特对拉丁语十分痴迷并有很大进步。斯内尔牧师觉得他很聪明，便督促他在语法练习之外阅读贺拉斯和维吉尔的作品。第二个暑假，他回到了家乡卡明顿，并到农场里做了一段短期工。随后，布莱恩特去普兰菲尔德追随另一位老师——牧师摩西·希勒克学习希腊语，这位老师每周收1美元的学费，但提供给学生牛奶和面包，并教他们学习希腊语和数学。在这种严格的教导下，布莱恩特表现十分出色。因此，到了1810年秋季，老师们认为他已经有资格进入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镇的威廉姆斯学院攻读二年级课程。

然而，事实证明，他的老师对他所进行的辅导比后来他在学院受到的教育还好，而且学费也低得多。布莱恩特在这所学院待得时间很短，他和那个时期大多数美国大学生一样，在无聊的课堂背诵之余，便参加学生文学社团(语言爱好者协会和工艺爱好者协会)的活动，以此来寻求慰藉，同时也为一些集体活动作诗。他翻译过一首阿那克里翁所作的颂和《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合唱诗，写过一首滑稽诗，嘲讽泥泞的威廉姆斯镇和它凌乱的学院，他将它们描绘成哥特式的恐怖地窖：

那是阴森恐怖的大厅，

脸色苍白的学生沮丧爬行，

好似在古怪的墓地中哀惋，

又像在肮脏的牢房里狰狞，

那里尘土遍布、蛛网横行，

那里潮湿阴暗、肮脏凄惨。

《古里尔姆城邦描述》(Descriptio Gulielmpolis)

他请求父亲同意自己退出威廉姆斯学院并回家准备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1811年，他用了一个夏天学习数学，并用他父亲制药剂的设备做化学实验。他钻研林奈[52]植物学，阅读诗歌。当他父亲向他坦言已经无法挣到足够的钱供他读耶鲁大学时，这短暂的快乐时光结束了。16岁时，布莱恩特的正式教育结束了，他离开卡明顿到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塞缪尔·豪的公司学习法律。几年之后，他转到布利基沃特继续深造，这时的他当起了别人的助手，他的老板既是一名出色的律师又是一位国会议员——威廉·贝利斯。威廉·贝利斯在国会开会期间把自己的事务交给布莱恩特打理。威廉意识到布莱恩特的诗才雄心，但警告他说：“诗歌是一种商品，但我知道这种商品不适合美国市场，它不能帮助人获得财富亦或一官半职。”

布莱恩特知道贝利斯给他的警告是正确的：在美国，诗人很可能在卑贱中饿死；但是，他的诗才雄心并未减弱。后来他记得，当他只有八九岁时，他就在祷告时希望“自己有诗人的天赋并能写出流传千古的诗句”。孩提时代，他就模仿自己喜爱的文学巨匠进行写作：密尔顿、瓦茨、蒲柏，具有感受性的英国诗人。之后，他译过贺拉斯、维吉尔、西蒙尼德斯、阿那克里翁和索福克勒斯等为美国人所认可的大师的诗作。在他做律师学徒期间，他的诗歌开始反映出《抒情民谣》(Lyrical Ballads)对他的影响。(他的第一位法律老师塞缪尔·豪有一天发现他在看那本书，便告诉他不要再浪费时间。)华兹华斯的无韵诗对布莱恩特的诗歌创作有较大影响，我们不难从他作于1813年的一些无题诗中看出这一点。那首四十九行的诗歌片断开头很突然，犹如一种声音让过路人停下并传送以下的警示：

——然而几天之后

在它全天的行程中，

那无所不见的太阳将再也看不到你，

你的身影也将不会出现在寒冷的大地上，

人们看着你那苍白的躯体潸然泪下，

你的面庞再也不会浮现在海洋的怀抱里。

大地养育了你，你回归她的怀抱中，

失去了人类的足迹，脱离了你的个体存在，

你将与自然永恒地联系在一起，

你变成了静止的岩石的兄弟，

抑或是被鲁莽少年踩踏过的僵硬泥土，

橡树的根四散开来，将你的模子穿刺。

四年之后，布莱恩特移居到马萨诸塞州的格利巴陵顿开始独立从事律师行业，他的父亲在他的一堆作品中发现了这些片断，并将它们和一些别的诗歌一起送至波士顿，他的一些熟人正在那里筹办一本新期刊——《北美评论》。

爱德华·T.钱宁是期刊的编辑之一，他对着理查德·亨利·戴纳大声朗诵布莱恩特的诗歌，戴纳认为这是个骗局，他觉得这些是当代英国诗歌，只是人们将其误认为美国本土的作品罢了。正如他对钱宁说的那样：“这不可能是出自大西洋这边的作品。”

我们不难猜出为什么戴纳会对这些诗歌的出处产生怀疑。美国的无韵诗很少表现出这样的自信。而且美国关于死亡的诗歌(当其没有打算用末日审判的幻景制造恐慌时)通常是虔诚而充满慰藉的。在布莱恩特的诗歌中没有提及任何有关来世的生活。至于人类那不朽的灵魂，布莱恩特也从未提及。诗人没有为我们承诺不朽的精神，反而让我们从自己的坟墓中体味美感、寻得安慰：

群峰

石峰棱角分明，日久天长，

山谷忧愁寂聊，延于丛林，

森林庄严神圣，

河流雄伟壮丽，

小溪哀哀泣泣；

浇绿了芳草地，

洗刷了大洋古迹

冲淡了感伤污渍；

造美丽坟墓，

呈天然装饰。

由于这首诗没有题目，所以当《北美评论》的编辑们把这首诗和布莱恩特的其他诗作及译诗于1817年9月同期发表时，他们将其称为《死亡随想》(“Thanatopsis”)。布莱恩特或许不会同意，因为他的诗作题目都很简单。但是这首诗一发表就蜚声四起，因而布莱恩特索性就保留了这个题目，并将其收录在1821年再版的《诗歌》(Poems)里。在《行人止步》(siste viator)中，他用十六行半的篇幅记录了自己对于死亡的深入思考，这种思考传递了大自然的心声；在结尾处，他提出了“人总有一死”的想法，并劝诫我们要从容地面对死亡，而不应该有所恐惧。但是他还是没有对死后的生活作任何描述，这一省略招来了一位评论家的贬斥。这位评论家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例教条，“最终将导致无神论和灭绝论”。

布莱恩特在一个小山村长大，儿时的历练使他能够在磕磕绊绊的纽约新闻界精神矍铄地度过晚年(当他80高龄时，他仍然坚持每天步行3英里来到《晚间邮报》(Evening Post)的大厦，走楼梯爬上10楼的办公室，他忽略了电梯的存在)。他中途辍学，期望离开穷乡僻壤去沿海闯荡一番，然而，父亲的穷困使他未能得偿所愿，并且被迫选择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职业。正如他于1817年、1818年发表在《北美评论》上的两首诗所说的那样，他始终喜爱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地貌景色。《黄色紫罗兰》(“The Yellow Violet”)赞扬的是一朵坚强的小花，它在雪堤旁自由开花，多姿多彩，并“照亮了四月的森林”。

黄褐田野重披绿装，

我爱稀世旷野奇葩，

美丽小花溢满芬芳，

清新空气笑迎吾花。

《黄色紫罗兰》充满了亲切和稚气，而布莱恩特最著名的诗歌《致水鸟》(“To a Waterfowl”)则包含了消沉的情愫——恐惧、焦虑和失落。在一幅图画里，水鸟映衬在傍晚的天空下，这使布莱恩特回想起了鸟儿的脆弱，也同时想到了大自然所赋予它的求生本能。

日色已晚光芒尽，

露珠滴处觅归途，

眼望红霞知远近，

冲入云天品孤独，

猎者寻踪徒劳事，

身形模糊飞不停，

漫天绯红映双翅，

黑幕来临汝远行。

布莱恩特鼓励鸟儿展翅高飞，在天空里，这远道而来的鸟儿便不会感到孤单而会觉得快乐：“很快，你就会找到温暖的家安然休息了，/在你的同伴中高呼吧；/芦苇正在翩翩起舞，/很快你就会在那儿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了。”他羡慕水鸟，他也察觉到，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水鸟在辽阔的天空中孤独地飞行，有了这种力量，鸟儿“虽在独行，却从未迷失方向”。看着鸟儿的身影消失于天际，诗人欣喜地感到自己和鸟儿有一种默契，受同一种力量指引，而且这种力量在默默地守护着他：

你穿越天际飞个不停，

他跨越时空为你导航，

我漫漫求索孤独前行，

他默默指引助我飞扬。

布莱恩特在《致水鸟》诸诗节中采用的写作形式并非他的首创，这一形式最早出现在骚塞所作的名为《希望》(“Hope”)的诗中，但是他却用得恰到好处。他将abba与abab的押韵形式相结合，产生了稍稍有些不规则的效应，这恰能反映该诗的特点——焦虑和确信并存。甚至韵律本身也是这样，从三音步到五音步，接着再回到三音步，反映出了从焦虑到确信的变化过程。

布莱恩特将律师事务所建在了巴灵顿，该城位于休萨托尼克河畔，靠近马萨诸塞州的西部边界，格林河流入该河。1819年，布莱恩特在这里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中使用的音步与他作于同年的一篇散文里使用的音步是一样的，这篇散文是《论在抑扬格诗中使用三音节韵脚》(“On the Use of Trisyllabic Feet in Iambic Verse”)。他讲道，抑扬音步通过偶尔的抑扬格变化能够产生一种强烈的节奏变换。司各特认为，如果这种节奏被用在像《末代行吟诗人之歌》(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这样的叙述诗中是最完美的。在布莱恩特的《格林河》(“Green River”)中，这种节奏变换的作用是最明显的，它突显了诗歌希望表现的生机与活力。

噢，看这盛开的繁花和满园的春色，

鸟儿和蜜蜂也愉悦地歌唱着欢乐；

夏日的花朵是最美丽的，

夏日的空气是最清新的；

金秋时节最温馨，

绚丽阳光流若金。

布莱恩特的律师事务所经营不景气，使得他像一个“斗争之子”一样又开始“用粗野的笔墨潦草地书写奇异的单词”。他回到了“既孤独又可爱”的家乡河畔，在这里，他能找到内心所企望的平静。

他在《北美评论》上发表的诗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因此，他于1821年应邀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并宣读他在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协会里所作的诗歌。同时，他运用斯宾塞诗体写完了人类历史简介《时代》(“The Ages”)，并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于1821年将其在一本名为《诗歌》(“Poems”)的小册子中首次发表。这位朋友是布莱恩特新近结识的，他在《北美评论》工作。在这本只有44页的书里，除了《时代》、《致水鸟》、《黄色紫罗兰》、《格林河》和《死亡随想》之外，还有他年轻时的作品《西蒙尼特斯篇章之翻译》(“Translation of a Fragment of Simonides”)、《歌》(“Song”)和《森林入口的题词》(“Inscription for the Entrance to a Wood”)。所有这些都提醒着我们，尽管这个世界在沦陷，但

……这些树荫，

依然是欢乐的温床，

绿叶如垫，树枝摇曳，

鸟儿愉悦，婉转鸣叫，

轻灵舞姿尽显曼妙。

……

树荫中昆虫成群，

它们展开双翅，伴热浪起舞，

它们欢呼雀跃，与绿树齐呼，

它们在微风中翩翩起舞，

日光透过云端向这里张望，

对着这优美的景致道一声祝福。

“俯卧着的、笨拙的老树干”铺成的堤道给我们一种宁静之感而不是腐朽之态，小溪则“傍着岩石，满带欢笑，为他的生命欢呼”。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轻柔地踩在河水中，而不至于惊吓了来此喝水的鹪鹩，布莱恩特承诺给我们一个奖赏：

微风吹荡溪水，

向你轻轻走来

似恋人般不忍让你离去，

却又给你拥抱期盼下次的相聚。

1821年，布莱恩特的《诗歌》问世，该诗集虽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首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是他连发表的成本都没收回来。布莱恩特整天忙于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曾一度停笔两年。接下来，波士顿一家期刊——《美国文学学报》(“United States Literary Gazette”)的编辑为他提供了200美元的年薪让他每月为该报写100行诗。作为一个辛勤奔波的律师每年的收入也不过500美元，这丰厚的薪酬对他的写作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尽管他这时写的诗没多少是知名的。《夏之风》(“Summer Wind”)描述的是被热浪冲击的乡村景象，其中不乏生动的细节描写，比如对新英格兰丛林上空美丽白云的描写。

刺眼强光照耀在远处的山顶上，

茂密森林静静地生长着，

就好像它们喜爱炙热的酷暑、眩目的阳光。

天堂里不动的柱子扎根在这山顶上，

而柱顶则直冲云霄闪耀其中，

它用反射的光焰将空气点燃。

布莱恩特写过几首有关印第安题材的诗歌，《印第安人在祖先们的坟前》(“An Indian at the Burying-Place of His Fathers”)便是其中一首。在这首诗里，作者挑战了白人后代对美国历史的看法——在他们眼里，历史就是进步的神话，累累硕果和肥沃的平原取代了阴暗的森林和荒芜的沼泽。这首诗是以一个印第安人的口吻来写的，叙事者热爱他的祖先。白人们喜欢吹嘘大自然是如何如何屈服于人类意愿的，而印第安人在这征服的背后看到的却是生态灾难的逼近。在树木被砍倒、土地被开垦以前，森林中流淌着无数的小溪。但是现在：

悦耳声音聆听不见，

日下泉水保持沉默，

烤焦堤岸衰败已现，

干枯小河缓缓流过。

印第安人警告白人征服者们，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方式方法，否则白人对土著部落的所谓胜利也许会得不偿失。“我们向新的领地开拓，/或许它已是变黑的沙漠。”

因为与《美国文学学报》有约在身，所以，布莱恩特在几乎准备放弃写作的一段时间里仍在写作(正如他告诉戴纳的那样)。他开始考虑离开本行去寻找其他的更加适合自己兴趣和天分的生活。当然他并没有想到仅仅靠写诗就能够养家糊口。但是他的朋友们却鼓励他在纽约文学界、新闻界谋生，当个新期刊的编辑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25年，他搬到纽约后便雄心勃勃地与朋友创办了一本新期刊——《纽约周刊及雅典娜神庙杂志》(New York Review and Athenaeum Magazine)。杂志的“评论”部分主要是对新近书籍加以介绍，并同时登载一些诗歌、故事、书信和笔记。给布莱恩特写自传的作者注意到，布莱恩特专门对一部再版不久的法国作品写了一篇超过8500字的评论文章，该作品作于16世纪，内容是有关行吟诗人的。(布莱恩特将其引用的所有诗歌都给出了译文。)《纽约周刊及雅典娜神庙杂志》仅仅出了8期就倒闭了；因此，布莱恩特不得不拿出律师事务许可证在纽约重操旧业。接着，在1826年7月，纽约《晚间邮报》的编辑威廉姆·科勒曼被甩出了自己的轻便马车，并严重受伤。布莱恩特作为临时的编辑来到了该报。在1829年威廉姆·科勒曼去世后，布莱恩特出任该报的编辑，并一直工作到1878年离世之日。

除了每天为报纸写评论性文章以外，他还从事诗歌写作和翻译工作。但是在1829年以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新闻评论之中。他于1831年发行了首个个人诗集。以后发行的诗集里收录的通常是他的名诗加上些许新诗，亦或是对其早期名诗的翻译。《大草原》(“The Prairies”)是布莱恩特创作的名诗之一，它记录了布莱恩特在1832年第一次去伊利诺伊(Illinois)时的印象，那时他的哥哥已经搬走了。在那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令东部各州游客们常常感到不安的“可怕的孤独”，“无边无际的荒原”(正如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那宽广、翠绿、一望无垠的平原在地平线上四面伸展开来。开头的几行记录了布莱恩特置身奇异地貌中的欢喜，也记录了他描述这些地貌时的困惑。

这是沙漠里的花园，

这是待开垦的田园，

它们一望无际，它们无比美丽，

英国人没有给出这片土地的名字。

初见草原，怦然心动；

放眼四望，豁然开朗。

它们延向远方，微微起伏，

似海洋中最轻柔的波涛，

静止了，所有翻腾的波浪被锁定了，

永远地静止了。静止了吗？

不，它们又都获释了，

白云扫过了它们的阴影，

地面上，草原翻腾起伏，涌入我的双眼。

这奇异的地貌实属上天所赐，而稀少的人烟使这广阔的伊甸园在天空的映衬下更显珍贵、可爱：

这美景着实惹人喜爱，

连广阔的天空也驻足观看，

与弯向东方的群山比较，

这拱顶更近，蓝色愈柔。

奥登[53]观察到了美国诗人与欧洲诗人的不同，因为美国诗人能够很轻松地联想到无人区的景象。或许《大草原》或布莱恩特所作的十四行诗《致科勒，去欧洲的画家》(“To Cole， the Painter， Departing for Europe”)(1830)给了他灵感，使他联想到此事。托马斯·科勒是一名诗人，也是一位山水画家，他打算上欧洲学习欧洲的艺术。布莱恩特赞同此举，但是提醒他即使身临欧洲最美的景色里，也要在脑海里存有“自己国度的鲜活画面”。

孤湖旁，稀疏草原上，野牛在漫游；

乱石边，夏日花簇里，溪水在漂流；

天空上，沙漠之鹰尽情遨游，

春去秋来，茂盛树林和绚丽花朵尽展风流。

欧洲同样也有森林和山脉，但是从它的低洼峡谷到空气稀薄的阿尔卑斯山麓，“人类的足迹”随处可见。美国艺术家有特别的天赋，他们不需要探询人类的足迹便能知道大地的模样，布莱恩特提醒科勒要对“早些时候提到的，更野性的画面”铭记在心。

布莱恩特成了一个很有公众影响的文学巨匠，在向国人介绍欧洲文学和拉美文学的同时，他也使得美国文学中的荒原意象为世人所熟知。他对同代人所做的贡献源自他在半个世纪里对新闻事业的不懈追求——为自由贸易忙于活动，为工人阶级的权利辛勤奔波，对奴隶制的扩张强烈反对，并为黑奴的解放和黑奴选举权的获得殚精竭虑。当然，作为一名诗人及翻译家，他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同时，他的社会地位也显著提高。尽管他的晚期作品并不很有想象力，但在一些早期诗歌中，他发现了“田间的小草，在我们的脚下萌生春意”，那些“耀眼的根茎，长出维持我们生命的小麦与谷物”(《但丁》“Dante”)，这使得他同史前的那些掀起农业革命的天才一样重要。

从一开始，美国南方诗歌就是以高度重视旋律为标志的。如果说北方的诗人是在模仿汤姆森或华兹华斯的话，南方诗人则是在模仿拜伦或者托马斯·穆尔，他们最好的作品便是歌曲。理查德·亨利·王尔德(Richard Henry Walde 1789—1847)是一位诗人兼翻译家，《俘虏的哀伤》(“The Lament of the Captive”)是他最著名的抒情诗，该诗被几个著名的作曲家谱成了乐曲。王尔德出生在爱尔兰，于1796年随家人迁往美国的巴尔的摩，随后迁到佐治亚州的奥古斯特。他的父亲于1802年早逝，这意味着他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接受正规教育，他不得不靠在几家商店打工来养活全家。一家商店的店主有一书架法律方面的书籍，书架放在一些棉花、丝帛、香烟、雪茄以及火药等日用商品旁边。那时，王尔德每晚阅读5小时的法学书籍；后来，他又与一位有名的律师一起读书，并最终与其成为合伙人。19岁的时候，王尔德通过了一个为期三天的佐治亚州律师从业考试。到1811年，他已经成为佐治亚中级法院的大律师并且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本州的大法官。随后他被选入美国国会五个任期(1815—1817， 1827—1835)，并与后来的律师伙伴约瑟夫·M.怀特合伙在佛罗里达开了一个甘蔗园。

王尔德身高超过6英尺，路人对他的印象是“性情温和，言语谦恭，和蔼可亲，处事满盈，机智敏捷，演讲给人雄辩之感，动作予人深刻印象”。在1813年或1814年，他开始创作一部“史诗”的几个部分，并以此来为在佛罗里达与西米诺尔人[54]交战的哥哥解闷。在第四部分，基于加尔基拉梭·德·拉·维加[55]的《佛罗里达的历史》(Historia de la Florida)的一个片断，一个不知姓名的印第安人回忆到：贪婪的白人向印第安人发起攻击，在战斗中只有一个白人没有被杀：“在众多犯错的人们中间，他是唯一正确的。/我们喜爱他的坚决，/不论活在何时，他都是友善的。”印第安人试图去安慰他，但是他却始终不能得到慰藉。他坐望大海，大海把他与祖国分割开来，他敏锐地感到虽然自己与花簇、树叶以及海岸的脚印可以有短暂的接触，但他与大自然所赐的怜悯是无缘的：

我的生命像夏日的玫瑰，

在清晨里，向着天空尽情绽放，

又在夜幕降临前，凋零如灰，

纷撒一地，静静等待着死亡；

在那简陋的玫瑰花床上，

夜间柔和的露珠在流淌，

似乎她都为这样的陨落哭泣，

但却没人为我的不幸而叹气。

尽管王尔德从未发表过《俘虏的哀伤》，但是他将其摘抄版交给了朋友们，这首诗很快便被发表，时间大约是在1815年或1816年。在此之后，王尔德饱受非议之苦。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奥凯利的爱尔兰诗人将王尔德有关“特拉帕的沙滩”的诗句改成了“莱因奇的沙滩”并宣称是他自己在“克莱尔县美丽的莱因奇沙滩上写下该诗的”。一家纽约周刊——《天主教记录和日记》(The Catholic Register and Diary)自豪地宣称它要把“备受尊敬的佐治亚抄袭者的桂冠摘下来”，把这一桂冠赠给奥凯利。王尔德默默地承受着这样的责难，但却毫不留情地回应了来自另外一头的责难。1834年的一天，英国驻萨瓦纳的领事亚历山大·巴克利在家招待了一些美国朋友。席间，有关王尔德抄袭的话题开始了，巴克利的一位牧师朋友觉得有一些古希腊诗歌跟王尔德的诗歌很相像。那天晚些时候，巴克利将王尔德的诗歌粗略地翻译成希腊的散文体，并在一页纸上重新安排了一下结构使之看起来像诗。他设计了一个希腊语“原稿”，交给了天真的牧师，接着牧师就自信地宣称《俘虏的哀伤》确实是从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56]的诗作翻译而来的。牧师甚至还直接将巴克利的摘抄稿寄给了佐治亚大学的校长，而这位校长认为这诗是“纯正的和古老的”。王尔德觉得有必要公开否认这些指责了，接着他在纽约给巴克利写了一封非常善意的信解释了这其中所发生的一切，并要求如果真的是巴克利作了该诗就请他承认自己是该诗的作者。巴克利欣然接受，而且表示出惊讶，因为他的“粗糙翻译”的散文居然被误认为是诗歌。他意识到了“不严谨发表文章”的不当，并为这种开玩笑的方式而后悔。1835年，《纽约镜像》(NewYork Mirror)上同时发表了这两封信。

在国会任职的最后一届里，王尔德开始厌倦政治生活。他决定到国外旅游，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他基本上都待在佛罗伦萨。在移居意大利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已经对传奇文学相当感兴趣。就像华盛顿·阿尔斯顿[57]在15世纪的绘画者身上找到了灵感一样，王尔德在葡萄牙、西班牙还有意大利的诗歌里找到了他想转加到自己诗歌里面的力量和甜美，并在16世纪英国诗人的身上发现了同样的特质。他翻译喀摩恩斯(Camons)的十四行诗《他们赞扬天鹅，尽管整个一生都没有说出声》(“They say the swan， though mute his whole life long”)，并在1821年12月以“萨里”的笔名在《奥古斯提尔时志》(Augusta Chronicle)上将其发表。萨里和喀摩恩斯是同一时代的人，但是王尔德选择的笔名很可能表明了一种更深的涵义。(后来，在他的长篇叙事诗《赫斯皮瑞》(Hesperia)里，他抱怨道，英国文学史中出现过萨里这样灿若星辰的诗人，而在美国文学史中就不曾有过。)

在佛罗伦萨期间，王尔德潜心钻研意大利文学。在此期间，他仅仅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是对陀奎托·塔索[58]监禁生活的学术性研究(《有关陀奎托·塔索的爱情，疯狂和监禁的猜想及研究》[Conjectures and Researches Concerning the Love， Madness， and Imprisonment of Torquato Tasso]二卷本，纽约，1842)。他设想完成一部名为《意大利抒情诗人》(The Italian Lyric Poets)的巨作，在其中包含一些简短的传记介绍和大量的意大利抒情诗译文。尽管他没有完成此项工程，但是存留下来的手稿足以证明王尔德有潜力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他翻译的有关彼特拉克以及塔索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棒的作品。很明显，他被意大利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力量和激情深深吸引，而他所选译的诗歌正反映了他对意大利文化的热情。在他的诗歌里，但丁可以邀请卡维尔坎特(Cavalcanti)航行到另一个令人陶醉的岛屿，塔索可以贬损瓜拉尼人[59]，卜伽丘可以哀悼彼特拉克的死，或者是写一首十四行诗让但丁读出自己的墓志铭。诗人被这种文化交融深深地吸引着，而他的同辈们在千里海岸线上挣扎着。王尔德的确与许多有名的美国诗人有过交往，比如爱德华·埃弗里特、霍雷肖·格里诺、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但是他们都是在意大利相遇的，或者说是在那儿建立起友谊的。

1841年，王尔德回到奥古斯特，他发现自己的庄园每况愈下，而他在那里以律师为业谋生的机会又比较小。一位新奥尔良的朋友鼓励他说没准儿在路易斯安纳的机会会更好一些。于是，他于1843年迁至新奥尔良，路费都是靠卖了22个奴隶筹得的。在那里，他又当起了律师并在当地小有名气，同时帮助图勒大学建起了法学院。但是，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他的财产逐渐减少。剩下的几个奴隶白天尽力为他挣钱，晚上却只能睡在事务所的地板上。1847年，王尔德死于黄热病，这种病在蚊虫繁多的新奥尔良非常普遍。他最后留下了一首长诗的手稿——《赫斯皮瑞》。该诗包括4节，每一节分别描述了北美大陆的一大部分(他的儿子编辑了此诗并于1867年出版)。其中，至少有一段能反映出布莱恩特对他的影响。

我穿越了大草原的寂寥之地，

那里沃野千里，那里无边无垠；

我躺在阳光下呼吸新鲜空气，

这里微风轻拂，这里绿草如茵；

清风掠过草甸玩耍嬉戏，

到处波涛起伏，到处生机不尽。

而远方孤零零的小屋和小树，

好似行于海上的孤舟，找寻着归路。

放逐主题在一位南方诗人的作品中也较为突出，他就是萨缪尔·亨利·狄金森(Samuel Henry Dickson， 1798—1872)。萨缪尔是一位为美国医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内科医生。他生于加州南部的查尔斯顿，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他帮助建立了南部加州医学院，并于1824—1858年执教于此，后来他又到费城的杰弗逊医学院任教。他的34首诗歌收录在1844年自费出版的诗集里边。1845年，他最招人喜爱的诗——《写在北方的歌》(“Song-Written at the North”)在威廉姆·吉尔摩·西姆斯的选集——《查尔斯顿诗选》(The Charleston Book， 1845)里出版。

我为塞布瑞斯和派因的土地慨叹，

那里，茉莉花盛开，耐寒植物烂漫；

那里，橡树上的苔藓低低下垂

哦，这宽广的土地恰与我相随。

……

在那里，回声整天地震漾，

学舌的鸟儿不住地歌唱，

夜晚这里静穆安宁，

扬鞭放牧者吟唱独行。

像布莱恩特一样，狄金森也使用三音节的韵脚，平衡抑扬格的节奏。在一首名为《茉莉花吹到何方》(“Where the Jessamine Blows”)的诗作中，狄金森在每行里都用了很多的重读单音节词，诸如：“moss droops low”和“green oak tree”。和王尔德的《我的生命像夏日的玫瑰》(“My Life is Like a Summer Rose”)一样，狄金森的诗歌也被谱成了知名的歌曲。

威廉姆·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 1806—1870)是狄金森在查尔斯顿时的同事，他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小说家和编辑，他热衷于繁荣南方文学。在他的《查尔斯顿的杂记》(Charleston Miscellany)里，西姆斯发表了丹尼尔·K.惠特克(Daniel K.Whittaker)的一篇散文《南方文学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a Southern Literature”)。文章写道，“南方就像北方一样，属于整个国家，国家的天才和学者们应该像太阳当空一样去放射光芒，并照亮广阔祖国的每一个部分。”他的有些诗歌赞扬人们所熟悉的自然美，像在《可爱的斯旺尼洛》(“lively Swanannoa”)里面，作者像一个学生一样在宁静的山间小路上跳跃。而另外一些诗歌则称赞南方的气候，他认为那里的气候能与意大利或者法兰西南部相媲美：“我们蓝蓝的天空/轻柔地向下俯视着。”这里的优美和闲适使这里的居民相信，“我们拥有自己的伊甸园”。当然，我们记得，伊甸园是高高地悬挂在黑暗的地域之上的，它有着像魔鬼一样的地貌风景，酷似密尔顿在《失乐园》中所描述的伊甸园：

这是个充满死亡的世界，

上帝诅咒起，万物邪恶生，

生命有时尽，死亡无绝期，

自然附兽体，万恶不停息……

卡罗莱纳式的伊甸园也有着类似的地域风貌，西姆斯欢喜地在《沼泽边缘》(“The Edge of the Swamp”)里描述了一番。在这个衰败的地区，没有鸟声，水草的滋长也会使接近他们的“毫不留心的双手”沾上有毒的露珠。

破败的树木像重犯的魂魄，

恶臭的灌木使四周氛围倒错，

浓重的黑影化做一团流过，

它们看似云彩，又似魔鬼。

在沼泽的边缘令人生厌的鳄鱼出现了，

它半身倦伏在苔草丛中，

在它栖身的绿色淤泥旁安睡，

一只鹤挺起嶙峋的身躯，

尖叫着飞走了。

也许是被游人的出现吓呆了，鳄鱼“慢慢地挪动着身子，向绿油油的沼泽爬去”。它把脑袋浮于水面上，甚至连头都不抬，当它突然下沉时，停在它眉头的蝴蝶(就像密尔顿笔下的水手停泊在海中怪兽身边一样)纷纷惊起，明亮的翅膀沾上了泥水。游人们明智地决定选一个更美的地方露宿。

在通常情况下，传统的英式美国诗体被南方黑人所采用，他们希望借助歌曲来赢得自由。乔治·摩西·霍顿(George Moses Horton， 1797？—1883？)出生于卡罗莱纳北部一座名为威廉姆霍顿的烟草农庄，他生下来就是一个奴隶。在很小的时候，他便能阅读和写作。星期天，他便自学一本破旧的拼写书籍，在灯芯草蜡烛下学到深夜。1814年，农场主威廉姆霍顿离世，他把乔治转给了自己的儿子使唤。于是，乔治·摩西·霍顿每天要步行很远到北卡罗莱纳教会山校区去卖水果，那里的学生们很快就发觉了他的才能，并请他做演讲。霍顿很快就发现，向同学们出售情书收入颇丰，因为同学们都想把情书送到自己心爱的人手中去，于是他便以每封情书25美分的价格向外出售。他也开始接受教育，学生们给他书，校长对他也很关注。小说家卡罗琳·李·亨茨[60](一位教授的妻子)教他诗体论而且转录他的诗歌。为了赚更多的钱以赎回自己的自由(尽管主人很不情愿)，他的朋友于1829年以《自由的希望》(The Hope of Liberty)为书名帮他印刷了一本小册子。《奴隶的抱怨》(“The Slave's Complaint”)听起来有点像王尔德的抒情诗，或者是从塔索那里翻译出来的诗，但是诗中传递出来的像“粗糙的潮水”一样的不幸是真实的，而且真实的奴役经历远远超过一本构思精美的小说里的描述。在《论听闻一先生想买得诗人的自由之打算》(“On Hearing the Intention of a Gentleman to Purchase the Poet's Freedom”)里，霍顿讲到：当他得知自己有可能重获自由时，自己重获了早期诗歌创作时的快乐。他对摆脱奴役产生了绝望，因此他像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一样保持沉默，然而既然他的自由临近了，那么他的歌声也重生了。在圣歌I37《在巴比伦河河畔》(“By the River of Babylon”)里，以色列人将他们的竖琴系在了杨树上，并不唱巴比伦主人们命令自己去唱的歌。霍顿尽情地歌唱着自由，而这从杨树上摘下来的竖琴，奏出了更美的音符：

竖琴已挂在柳树上，

轻抚此琴自由歌唱，

恐惧乌云随风而去，

音乐诉我谢天情绪。

虽然北卡罗莱纳的州长都曾出面要买下诗人的自由，但是霍顿的主人仍然不愿意放走他。而后来政治环境的变化则将奴隶的解放推得更迟。在《自由的希望》出版后不久，纳特·特纳[61]所领导的奴隶暴乱就爆发了。这场发生于1831年的暴乱引发了一系列压迫奴隶的法案的出台和实施。此时，即使奴隶解放是合法的，那么它也不再受欢迎了。霍顿在大学里又工作了30年，但85直到联邦军队于1865年占领罗利市时他才获得了人身自由。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联军上尉帮助这位新获自由的诗人出版了一本新诗集，题名为《赤裸天才》(Naked Genius)。其中的一些诗取自霍顿发表于1845年一本书，但多数诗歌仍为新作，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乔治·摩西·霍顿，我自己》(“George Moses Horton， Myself”)。他表达了对残酷奴隶制度的愤慨，因为正是这种制度使他没有机会获取他梦寐以求的古代智慧：

我幼时所有的天资，

如鸟儿在我心中翩然起舞；

但我却无法让她尽显身姿，

只好让她承受离别之苦。

[1]George Herbert(1593—1633)，英国玄学派诗人，牧师。著有诗集《寺庙》和散文集《寺庙的牧师》等宗教作品。——译注

[96]John Donne(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poets)的代表及奠基人，死后第一部诗集出版，长期受人争议，直到20世纪才被公认为大师。作品包括爱情诗、讽刺诗、格言诗、宗教诗以及布道文等。——译注

[3]Thomas Gray(1716—1771)，英国18世纪著名诗人，浪漫主义的先驱作家，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译注

[98]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著名诗人、圣歌作者。——译注

[5]Louisville，美国肯塔基州北部一城市名，此处为一杂志名称。——译注

[100]Seraph：基督教九级天使中的最高位天使。——译注

[7]感性年代，又常常被称做约翰逊时代，主要指从18世纪中叶到1798年之间的文学创作时期。——译注

[102]Lake Champlain，北美洲淡水湖。美国第六大淡水湖，位于美国纽约州、佛蒙特州和加拿大魁北克省之间。——译注

[9]Andover，这里所指的是菲利普斯·安道华神学院(Phillips Andover Academy)，在马萨诸塞州东北劳伦斯以南的一个城镇上。——译注

[104]theodicy，这个词来源于两个希腊词：“神”(theo)和正义(dibe)，它的意思是：面临着恶的存在，而显示出上帝的正义。奥古斯丁关于恶的起源和性质是最早的神正论，莱布尼茨用以解决恶的存在与上帝的全能全善的矛盾理论亦被称为神正论。——译注

[11]Phi Beta Kappa，是三个希腊字母ρ，β，γ的音读，优等生荣誉会是美国的一个荣誉团体的名称。该团体的格言是“哲学是人生的导引”，凡在大学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将被选入该团体做成员。它是美国第一个兄弟会兼荣誉团体，于1776年成立。美国的许多开国元老也都是其中的会员。随着时代的变迁，优等生荣誉会褪去了兄弟会的外衣，除了开始接受女性会员，也转变成富有学术、思想性质的荣誉团体。——译注

[106]这里的乔治国王实指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 1865—1936)。——译注

[13]这里主要指反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人民。——译注

[108]Sassacus(1560—1637)，英文译为fierce，为历史上有名的佩科特人酋长。——译注

[15]William Goffe(1605？—1679？)，英国内战期间军队领袖，弑君者之一，处死了英格兰查尔斯国王一世。——译注

[110]Edward Whalley(约1607—1675)，同威廉·戈夫一样，他也是英国内战期间军队领袖与弑君者之一。——译注

[17]William Ellery Channing(1680—1748)， 19世纪上半叶著名唯一神教派的传教者。——译注

[112]James Thomson(1700—1748)，英国著名感伤主义诗人，代表作自然诗《四季》(1730)。——译注

[19]Charles Churchill(1731—1764)，英国讽刺诗人，著名的诗作有《鬼魂》和《饥荒的预言》等。——译注

[114]Robert Southey(1774—1843)，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桂冠诗人，湖畔诗人之一。——译注

[21]Benjamin West(1738—1820)，美国新古典主义历史画和肖像画家，美国绘画的奠基人之一。——译注

[116]Low Countries，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译注

[23]Tiziano Vecelli(1478—1576)，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伟大画家，“现代油画之父”，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威尼斯市民阶层的生活理想和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译注

[118]Tintoretto(1518—1594)， 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丁托列托曾在提香画室学画，深受提香影响。代表作有《圣马可解救奴隶的奇迹》、《圣母参拜神庙》、《基督受刑》、《最后晚餐》等。——译注

[25]Belshazzar，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之子，巴比伦的最后一位国王。——译注

[120]Rembrandt(1606—1669)，欧洲17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译注

[27]Jacob，希伯人来人族长，以撒之子，亚伯拉罕之孙，以色列人传统上以他为祖先，其事迹记载于《创世纪》。——译注

[122]changeling，民间故事中被仙女偷换后留下的婴孩。——译注

[29]Conformation，在某些基督教会中，是一种增强受洗礼者信心的宗教仪式。——译注

[124]Richard Henry Dana， Jr.(1815—1882)，美国作家、律师，著有《航海两年》。——译注

[31]Richard Henry Dana， Sr.(1707—1879)，美国诗人、编辑、批评家，《北美评论》(1815)的创办人之一。——译注

[126]美国城市，哈佛大学所在地。——译注

[33]美国城市，哈佛大学所在地。——译注

[128]Swedenborg(1688—1772)，原名斯维堡，瑞典科学家、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将《圣经》解释为上帝直接的圣言。他死后不久，其忠实信徒创立斯维登堡学会，致力于研究他的思想。这些学会形成新耶路撒冷教会(亦称新教会)的核心，亦称斯维登堡派。——译注

[35]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希腊传说。在古希腊有一个叫奥菲斯的人，他最爱的妻子离他而去了，他非常伤心，于是就把他的伤心编在音乐里到处弹给别人听。上帝为他的真情所动容，决定再给他妻子一次生存的机会。可上帝的条件是奥菲斯的妻子没出地狱前他不可以回头看，但奥菲斯违背了诺言，他妻子无法超生。奥菲斯后悔莫及，从此他便在天上播撒着悲伤的音乐来纪念最爱。——译注

[130]该学院成立于1769年，它是美国第9所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也是闻名遐迩的常青藤学院之一，座落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小镇。——译注

[37]《圣经旧约》中的女英雄，她杀死了侵略军的将领荷罗孚尼，拯救了全族的人民。——译注

[132]罗马教廷认定的一本旧约圣书。——译注

[39]Catherine Bowles(1786—1854)，骚塞的第二任妻子。——译注

[134]乞灵的行动或事例，尤指祈求一种更高的力量给予帮助。——译注

[41]朝圣丰饶和生育女神米利塔(Mylitta)的神庙。——译注

[136]Herodetus(公元前484—前425)，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著有《历史》等。——译注

[43]E.-F.兰蒂儿(Lantier)的译著，该书是根据在赫尔库拉涅乌姆(Herculanum)发现的希腊文手抄本翻译的。——译注

[138]Cotton Mather(1663—1728)，新英格兰清教徒、神学家，他创办了耶鲁大学，并努力推广疫苗接种以预防天花。同时，他还是一位作家，著有《为善散文集》等书。——译注

[45]Galilee，属以色列北方的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环境优美。在旧约时代，加利利不算一处重要的地方，但到了新约时代，则是犹太人的一处主要聚居之地。——译注

[140]Herod，公元前40年至公元4年统治加利利和犹太的君主，他曾想杀害幼年耶稣。——译注

[47]Tempe，古希腊提萨里(Thessaly)的溪谷。——译注

[142]Arcadia，古希腊的一个区域，位于伯罗奔尼撒，其居民与其他著名文明世界相对隔绝，以过着简朴和田园式的生活著称。——译注

[49]Vara Cruz，位于墨西哥东南沿海坎佩切湾的西南岸的城市，它濒临墨西哥湾的西南侧，是墨西哥东岸的最大港口，素有墨西哥的东方门户之美称。——译注

[144]Sault Ste.Marie，加拿大安大略省中部圣玛丽河北岸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的苏圣玛丽隔岸相望，有铁路桥梁相连。两城是北美洲苏必利尔湖同休伦湖之间的双联市，共扼水陆交通要冲。——译注

[51]Embargo Act，由美国国会于1807年12月22日通过的旨在反击英、法限制的法案，英国限制中立船只，而法国拿破仑政府则采取了限制性的大陆政策。——译注

[146]Linnean(1707—1778)，瑞典生物学家，生物分类法的创立者。——译注

[53]W.H.Auden(1907—1973)，英国杰出的诗人和评论家，1946年加入美籍。英美诗坛曾有“20年代是艾略特时代，30年代是奥顿时代”之说。——译注

[148]Seminoles，由各个早期的克里克部落组成的北美印第安人，从18到19世纪迁入佛罗里达州北部，后来也居住在埃弗格莱兹地区，现在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和佛罗里达州南部。——译注

[55]Garcilasso de la Vega(1539—1617)，秘鲁历史学家，出身名门，他的著作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是人们对于解读古代秘鲁文明的重要文献资料。——译注

[150]Alcaeus(公元前620？—前570？)，累斯博斯岛米利蒂尼城的贵族，希腊抒情诗人，主要作品有《饮酒歌》等。——译注

[57]Washington Allston(1779—1843)，美国著名画家、诗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主要作品有《荷密雅和海伦娜》(Hermia and Helena)等。——译注

[152]Torquato Tasso(1544—1595)，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晚期的代表，其代表作有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等。——译注

[59]Guarini，南美巴拉圭的主要居民。原称“卡里约人”或“卡里霍人”，17世纪通用现名。——译注

[154]Caroline Lee Hentz(1800—1856)，美国作家、小说家，她反对废奴运动并以驳斥《汤姆叔叔的小屋》闻名。——译注

[61]Nat Turner(1800—1831)，美国黑人起义领袖，其领导的起义导致了55名白人的死亡，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黑奴起义之一。——译注

3 超验主义

生于19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美国诗人与前代诗人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不能单单依靠写诗来维持生计；同时，这些诗人在某些方面又与前代诗人有些不同，几十年前诗中所传递出的地区性落后特征日渐消散，发表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作日益显示出华兹华斯、丁尼生、汤姆森、考珀及彭斯等人对美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人不仅借鉴在世英国诗人的创作风格，也在竭力追寻17世纪英国诗人的创作踪迹。17世纪的英国诗人富有活力并给人轻灵之感，这些风格在后代诗人的作品中日渐消逝。美国诗人在一个拜金之风盛行、正直和真理不在的社会中深感无所适从，他们将17世纪诗人看做是文风的典范和学品的楷模。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将爱默生于1837年在哈佛对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发表的演说称为“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在演讲中，爱默生也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有所评价：“公众和个人的贪婪使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变得压抑而混浊。学者附庸风雅、倦怠懒散、乐于顺从。我们已经看到了悲剧性的结局：国民追求低级趣味，日渐自我吞噬。”(正如美国人从卡莱尔的书中了解到的那样，当时的英国社会也好不到哪儿去。)新英格兰的青年作家们转向17世纪的英国文学寻求灵感之源。爱默生最推崇的作家是赫伯特、密尔顿和培根。但是令他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又给玛格里特·富勒[1]介绍了一批其他的17世纪作家：查普曼、约翰·福特、博蒙特、弗莱彻、托马斯·布朗爵士。富勒独自翻译了乔治·赫伯特的兄长切尔伯里公爵赫伯特的拉丁诗，并想象了一段他们两者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他们探讨积极入世和沉思自省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各自优长。梭罗在大学毕业后花了三年时间潜心研究已经编排完成的英国诗史。他的笔记本里记满了摘自本·琼森(Ben Jonson)和托马斯·卡鲁(Thomas Carew)所写的假面剧中的语句。他后来将这些语句用在了《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A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1849)和《瓦尔登湖》(Walden)(1854)中。琼斯·威利[2]的神秘十四行诗令人想起沃恩(Vaughan)的《燧石中擦出的火花》(Silex Scintillans)和多恩(Donne)的《神圣十四行诗》(“Holy Sonnets”)。

这种有极强宗教性质的冥想诗充满了对自然之美的赞赏。在冥想诗盛行的时代里，乌托邦式幻想盛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烈。作家们开始用本来通常用于对付世传仇敌的恶意批评来互相讽刺。这种行为从关于吞并德克萨斯的辩论开始，于墨西哥战争[3]期间加剧，并随着1850年《追捕逃亡奴隶法》[4](“Fugitive Slave Law”)的通过而发展成公开的仇恨。在北方的诗作中我们能看到手拿带血鞭子的种植园主；在南方的诗作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伪君子：他们一面感伤于奴隶制的罪恶，一面让衣衫褴褛的工人们忍饥挨饿。诗人应该参加这场战争吗？或者是否会像爱默生警告的那样，诗歌将被拖进一个充满“牧师的空话/和政客的狂言”的角斗场进而走向毁灭呢？诗歌关注的是内在的和美好的事物，可能会让人觉得它与充满仇恨和暴力的政治格格不入；而另一方面，报纸上的一些诗句却反映了政治圈内的明争暗斗和人与人之间的恶意相向，这种描述似乎使诗歌卷入了它所不悦的对“丑恶”的描述之中。在较为宽松的时代里，德雷克和哈勒克可以在幽默和严肃的主题之间自由转换。但时至19世纪中叶，诗人无论决定写何种诗都会感到懊恼。通俗讽刺家和政治作家都明白他们的诗本来就是短暂的，与朗费罗坦言曾希望建立的有着高高护墙的诗歌之塔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严肃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好像只能为读者提供可鄙的逃避之乐。幸运的是，该世纪中叶进行创作的诗人并非全为顾虑所困；他们也创作出了或欢快平和或悲伤痛苦的诗歌。但是这阶段的诗歌都经常带有一丝连作者本人也无法解释的伤感。

这个世纪是在希望中而非在怀疑和绝望中开始的。11岁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写了一首四音部双行体的赞美诗，他在诗中既赞美了上帝也愉悦地赞美了灵魂中心性：

哦，我的灵魂四处张望，

多少事物因你来到世上，

为了你谷物布满沃野，

为了你收成装满粮仓，

……

溪流传唱着上帝的功绩，

哦，我也要赞美这伟大神力。

在这之后，爱默生便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诗人。他在哈佛四年级时参加了一个命题为《印度迷信》(“Indian Superstition”)的作诗比赛。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哥特式东方主义的代表。诗中有丑得可怕的崇拜物，有克利须那神庙[5](有个游客说，庙中的秃鹫“惊人的温顺”)和殉夫自焚。而且这次写作(除了为他赢得10美元外)使他能读到泰格姆斯一世男爵的《威廉·琼斯爵士的一生》(Life of Sir William Jones)和罗伯特.骚塞的《克哈马的诅咒》(The Curse of Kehama)。骚塞的史诗中提到了这样一名男子，他品德高尚，却背负着“水永远不流向他，火也永远不烧向他”的诅咒。这首史诗深深地打动了爱默生，以至于他在《经验》(“Experience”)中把那个命运多舛的印度人称为“我们中的一员”。骚塞内容丰富的注脚中长篇引用了《薄迦梵经》[6](Bhagavadgita)中的内容，而从这些引用中爱默生也发现了通向西方二元神学的另一途径。另一个吸引他的印度学说是他在日记中所提到的，关于“眼睛着迷”的说法。他用这个词来解释他为什么对马丁·盖伊那般着迷。马丁是他的同龄人；爱默生上三年级时，马丁是哈佛的新生。在一个标题为《奉献》(“Dedication”)的手稿中(诗前的维吉尔风格的引言比诗本身更能表达他的渴望)，他回想起：在与这个年轻人“冷漠的目光”对视时，他感到“毛发悚然”。他用炽烈的语言表达了这种特殊的感觉：

你的感觉不言自明。

你的回视令我不安，

我只能将我的默默热情，

奉献给勃勃燃烧的祭坛。

《日记》(Journals)， 1821年11月19日

其实，他从来没有鼓起勇气和马丁多说几句话。他们在校园中的相遇变成了精心设计的偶遇和匆忙的临阵脱逃。17岁的爱默生发现他的着迷来自想象也同样来自欲望。他有一篇满是勾画的文章，但在应该写朋友名字的地方他却空着。在文章中他承认：

在见到我的朋友(　　)之前我希望他和我见过的任何人都不同。他应该心绪凝重，充满诗意，既珍视友谊又善于沉思。当我见到那苍白但富含表情的脸庞和大大的眼睛时，我立即就将他视为我想象中的那个人。

他不久后将发现自己有“对某些特别类型的人有种偏爱，也许像詹姆斯国王那样的溺爱”。詹姆斯的一系列对男性的迷恋已经给“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带来了痛苦”。这种赋予新朋友一种想象中的完美仍然是爱默生日后社会交往的重要特征。

在1882年爱默生死后，他的一位叫做塞缪尔·格雷·沃德(Samuel Gray Ward)的挚友向詹姆士·艾略特·卡伯特(James Elliot Cabot)解释道，虽然他和爱默生一直联系紧密，但他更愿与爱默生保持一定距离：“他能将我抱离地面并吸吮着我的魂灵，以至于如果和他待久了我便会丧失自我……你知道他总是以友谊的激情将其年轻朋友的潜能理想化。”

离开哈佛后的日子里，爱默生变成了一个“无望的校长”，他在一个他不感兴趣也一无所知的岗位上饱受折磨。疾病困扰着他，贫困及其带来的窘迫使他觉得出头之日更是遥遥无期。最后，他开始在哈佛新建的神学院学习，但由于眼病，他不得不中断了学业。他的姑妈玛丽·穆迪·爱默生竭力安慰他说失明可能使他成为另一个密尔顿。结业后，他获得了布道的资格，但不幸的是，他又得了髋关节炎，也有了肺病的症状。他的一个叔叔很同情他，出钱让他去南方旅行。他先去了查尔斯顿，然后到了圣·奥古斯丁。然而在他写的无韵诗中，这次旅行更像是一次远征而非病人的疗养。

在十五个冬日里，

背向北方诸星和闪闪大熊，

我游弋于深海之中，

大熊小熊迅速移向极地，

冷峻的双眸被天际诸星所吸引，

伴随着星移星转它们转向海洋。

《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

在“满是橘树和香橼凉亭”的城市里，甚至“粗鲁的大海”都是友好的，向着“满是贝壳的海滩上泼洒着温暖的大浪”。但是尽管他很感激那里有着疗养作用的温润的气候，但是他还想回新英格兰去接受那个只要他健康允许即可上任的教会职务。他回来后，首先去了他家祖居过的康科德村。他在那里度过了那个夏天的大部分周末；在星期天，他到各个西马萨诸塞小镇布道。他为庆祝自己归来而写的无韵诗里体现了他的成熟，也暗含着他的失落。“我又一次惊惧地看到，/熟悉的旧物在萦绕”，他惊讶于小时候仰慕的康科德河还保持着原样，“看，在这里，他没什么改变；/他只是用多余的波涛/冲破了堤岸，淹没了山谷”。静谧的康科德河(后来爱默生更喜欢用印第安语Musketaquid来称呼它)竟能冲破堤岸，淹没周围的山谷，拥有巨大的力量。然而不变的风景和周边的岩石、花朵、田野以及挂在头顶的树枝却仅仅在提醒他：人难免一死。

他们像父亲，对我了如指掌，

他们像先辈，对我关怀备至；

时光如水，忘不了，少年时的深情厚谊，

岁月如梭，只盼望，离世后化尘土共飞扬。

此诗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爱默生对这个他迟早要回来安居的村庄的依恋，也揭示了他对华兹华斯更加地着迷，而在此之前他并不是华兹华斯的崇拜者。他在大学时曾写道：“我最近渴望大骂华兹华斯诗歌的风格，他是写蚂蚁的诗人，他的灵感已经是衰弱的灯光。”和拜伦不同，华兹华斯“仅用表现上的忠实”就将忠实与自然混淆。甚至有些诗句开始萦绕着爱默生，到了1824年，他在日记本中已经记满了几页华兹华斯的诗句，这些是从一个刚刚在波士顿出版的四卷本《华兹华斯诗作》(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1824)中摘抄下来的。此时，他似乎主要为华兹华斯精神上的升华所吸引，为其永生的颂词所吸引：《留在紫杉树座上的诗》(“Lines：Left upon a Seat in a Yew—Tree”)、《戴恩》(“Dion”)以及《莱尔斯通的白色雌鹿》(The White Doe of Rylestone)。爱默生阅读了柯勒律治所作的《朋友》(The Friend)，该书是出版于1831年的詹姆斯·玛什版本，它引用了华兹华斯并未出版的一些关于自己生活的诗作，这些为爱默生展示了华兹华斯的另一面。华兹华斯能将日常生活变成自己思想的能力和他顽强地拒绝追随他人风格的理念赢得了爱默生直言不讳的赞美。在滑冰的场景中(不久后在《序曲》[Prelude]第一部中出版)，他写道：“真正描写一件事物需要多少的自主自立啊，比如华兹华斯滑冰时的画面，他向后倾斜而又中间急停，这些事实如此简单，但常人却不会将其分离为思想。”

1827年，爱默生应一位哈佛朋友之邀到新罕布什尔的康科德布道，那年的圣诞节他见到了这位朋友的漂亮继女爱伦·塔克。他当时只是教士的候选人，在新英格兰到处布道，从而积累讲道的经验。他的健康不容乐观，然而他在显赫的波士顿第二教堂里仍频繁布道，其前途可谓一片大好。1828年他和爱伦订婚，次年3月他被任命为第二教堂的初级牧师，7月升为牧师并获得很可观的1200美元年薪的待遇，1829年9月他和爱伦结婚。当他把订婚的消息告诉兄弟威廉时，他写道他“现在既有安全感又有幸福感”。的确，在很长时期内这对夫妻非常幸福。但是在结婚之前爱伦便得了结核病，在几次发作后，她的健康每况愈下。1831年2月8日，爱伦死于波士顿的家中，那时她年仅19岁，他27岁。尽管爱伦“与他在精神上同在”的承诺让他经受住了第一周的悲痛，但是他仍然越来越感到失落。他打起精神写给爱伦的诗都减弱成了可怕的痛苦的呼号。

他用阅读新的书籍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在爱默生的一生中，每逢苦难，他便去书中寻找慰藉，这便不难解释为什么每经磨难之后爱默生的知识便会得到大幅扩充。他开始阅读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的《历史哲学》(Cours d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这部书同情地对印度哲学和宗教表示赞同，这使得爱默生对印度哲学和宗教有了比他匆忙研究“印度迷信”(“Indian Superstition”)时更好的了解。他对唯一神教派[7]和基督教的不满也一直在增长。基督教错就错在它在天堂、《圣经》和耶稣所创的奇迹中到处寻找上帝却不到灵魂中去寻找。更优越的宗教应该是建立在普遍性和直觉必然性的基础上，正如《薄迦梵经》)中的一篇文章所说：“灵魂是自己的见证人，自己的避难所，不要触犯你那有意识的灵魂，它是人类内心至高无上的见证人!”还有：“哦，那通向真理的朋友!那至高无上的精神，你相信他和你自己是一体的。他永久藏于你的体内，是一个全知的检察官审查着你的美德和邪恶。”

1831年7月，他在日记里写了一首不同寻常的诗，该诗用以庆祝自己新的信仰。该诗名为《诺提索顿》(Gnotbi Seauton)，它是爱默生对自己(也是对读者)的劝诫，他劝诫人们发现自己心中的“被遮盖和被笼罩的上帝的样子”。

如果你能理解那些简单真理中的丰富要旨，

如果你敢将我的词语与你年轻的思绪相比，

那么请将如下事实铭记心底，

上帝与你同在，

……

你是法则，

直到从你的内心深处有所回应之时，

福音中没有任何关于和平和希望的启示。

在这种容光的普照下，整个世界都显得非凡而神圣：世间只有上帝，

在我目光所及之处，

万物皆随其引领，

灯光只是他身影。

次年，他辞去了在第二教堂的职务。在国外旅居的一年里，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回来之后，他当上了学堂讲师，这是一个受成人教育运动的推动而新兴起来的职业。尽管他仍然作为一个“牧师代理人”在唯一神教的讲坛上布道，但是他越来越把自己看做是乡间学堂或市政讲堂中参与世俗集会的一员，他是世界的探索者。这种新的自由让他兴奋不已；然而，他同时意识到，应该多多感谢成长过程中受到的训练。在一篇名为《优雅》(“Grace”)的短诗中，他对节制的力量表示赞赏。当时，他在布道中经常谈及一种不好的世风，那就是，节制的美德为世人所弃。在形式和音调上，这首诗能让人想到乔治·赫伯特的诗，而赫伯特正是爱默生最推崇的17世纪诗人。

庇护我的主啊!我对您是多么亏欠，

多亏您为我搭建了如此多的护墙：

典范、规则、敬畏，机会的缓慢出现，

这些备受嘲笑的“奴隶”就是我的护墙。

我不敢用目光来测量，

波涛呼啸的海面；

我已深陷罪恶的深潭，

全身而退难上加难。

1834年，爱默生移居康科德，他很快就学会了赞美那里的乡村美景。《紫杜鹃》(“The Rhodora”，张爱玲译)描写的是诗人在潮湿的角落里突然见到的一朵杜鹃花。在这角落里，紫色的花瓣，落入池中，使黑色的潭水富有艳丽之美。如果杜鹃花被问到为何在无人的角落里浪费美丽，诗人告诉杜鹃花应该这样回答：“美丽本身就是它存在的原因。”康科德的冬天有一种含蓄之美，这种美是不逊于春天池塘中的外露之美的。在《暴风雪》(“The Snow Storm”)中，诗人赞美了新英格兰暴风雪的艺术性，这暴风雪用“密集的雪片”“为花园末端的农舍戴上了面纱”，然后，将它的绝对权威强加给村庄里的人们：

行客、雪橇不现农场，

邮差、朋友不来拜访，

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畅谈，

分享着被风暴隔开的私密世界。

第二天早上，当室友们醒来时，他们发现外面的景色都改变了：

快来欣赏北风这石匠般的手艺，

他是个狂暴的石匠，

……

在他的采石场里，砖瓦取之不尽，

每处向风的木桩、树和门都变成了白色的堡垒，

他还给这些堡垒添上了向外凸出的房顶。

暴风雪似乎在玩耍，它给鸡笼和狗窝挂上了大理石般纯净的花环，它把荆棘变成天鹅的模样，它将村中的小路填满，然后神秘地消失，只留下

惊愕的“艺术”，

只能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缓慢模仿，

用一个时代来复制狂风一晚的杰作，

这是雪的游戏之作，这是风的随性雕刻。

1835年，爱默生向莉迪亚·杰克逊(Lydian Jackson)求婚。爱默生曾在莉迪亚的家乡普利茅斯做过讲座，讲座期间二人相识。当时，莉迪亚并不愿意离开他的家庭和朋友，但爱默生在他们订婚后不久给莉迪亚写了一封信，信中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康科德的依恋：“亲爱的朋友，清晨的阳光美丽而温暖，我想我很难离开康科德，我必须说服你，让你爱上它。”他还说：

我天生就是个诗人，虽然属于低层次的诗人，但毫无疑问，我是一个诗人。这是我的本质也是我的职业。我的诗歌确实很粗糙而且我的大部分散文也同样如此，但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和一个热爱灵魂及物质中和谐部分的人，尤其作为热爱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的人，我还是一个诗人。和许多朋友相比，日落、森林、暴雪、河景对我来说更有意义，而且通常情况下，它们与书籍便构成了我一天的生活。所以，不论我到哪里，我都小心翼翼地保持我学习和散步的习惯。虽然这对很多人来说很可笑，但对于我而言，这是保持心声的一种方式。

爱默生在康科德的郊区买了一所房子。1835年9月12日，他应当地居民之邀出席该镇二百周年纪念日并在庆典上致辞。爱默生为此精心准备了一篇长篇演说辞——《历史的演说》(“Historical Discourse”)，在演说辞中他将该镇的起源一直追溯到1775年4月19日的康科德战役。一些曾经亲历那场战役的老兵也到场倾听了爱默生的演说，这篇演说辞中饱含着一种感谢——感谢那些为了争取人们现在所享有的自由而曾经努力拼搏的人们。但是老兵们的日益衰老也在提醒人们：这革命的一代将很快成为过去。1837年7月4日落成的战役纪念碑正是为了将这段记忆保存得更久些而建的。爱默生答应为纪念碑落成仪式写一首赞美诗，尽管他不能亲耳听见人们将它唱出来。《康科德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赞美诗(“Hymn Sung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cord Monument”)(现在被称做《康科德颂》“Concord Hymn”)里包含了他所写过的最著名的段落：

河上那座简陋的木桥旁，

旗帜随着四月春风飞扬；

农夫们在这里换上戎装，

他们的枪声让世界惊狂。

只知道这首诗第一节的人可能会惊讶于后面的段落，因为这些段落给人一种宁静之感，它们不是强调人们的反抗，而是强调时间的胜利：

敌人早已在幽寂中安睡，

胜利者也在幽寂中沉埋；

湮灭的时光里桥已倾颓，

随深暗的河水归向大海。

战役纪念碑使人永久地记住了那段历史；但在那些无法抗拒的破坏性力量(如洪水)面前，它也显得无能为力。爱默生最后向唯一能超越时间与变化的力量祈祷，结束了这首赞美诗：

灵啊，你赐给他们勇敢，

为后代的自由慷慨赴死，

别让碑石在岁月里凋残：

它属于他们，也属于你。

1836—1850年之间，爱默生主要从事公开演讲和论文集的创作，这使他非常出名。几乎每个冬天他都开设系列讲座讲授一门新课程，然后他把讲课的部分内容收集到出版的书籍里。在这些年里，他出版的主要书籍和演说包括《论自然》(Nature)(1836)、《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1837)、《神学院致辞》(“Divinity School Address”)(1838)、《随笔集》(Essays)(1841)、《随笔集：第二辑》(Essays：Second Series)(1844)、《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解放》(“Emancipation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1844)以及《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1850)。他教授“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836—1837)、“人类文化”(“Human Culture”)(1837—1838)、“人类生活”(“Human Life”)(1838—1839)、“当今时代”(“The Present Age”)(1839—1840)、“时代”(“The Times”)(1841—1842)、“新英格兰”(“New England”)(1843—1844)、“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1845—1846)以及“19世纪的思想及行为”(“Mind and Mann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48—1849)。

在这些繁忙的日子里，他并没有间断诗歌创作。在1846年的圣诞节期间，他的诗集《诗歌》(Poems)在波士顿出版；不久，该书又在伦敦问世。此书包括了57首原创诗歌和两首翻译哈菲兹(Hafiz)的诗。哈菲兹是14世纪的波斯诗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德文，共两册)是爱默生于1846年春天在伊丽莎白·皮博迪的书店里发现的。《诗歌》以那首因难于理解而出名的《斯芬克司》[8](“The Sphinx”)开始，以《康科德颂》结束。似乎爱默生早就决定了要先选拔出他潜在的读者。读者们只有证实了自己能耐得住难诗的考验之后，爱默生才能让他们读到熟悉的诗篇作为奖赏。

在整卷诗集中，爱默生试着使用不同的格律和形式。这些诗包括他作于19世纪30年代早期至1846年夏天的诗。许多押韵短篇情诗是他写给第一位妻子爱伦的。在《你的眼眸仍在我面前闪烁》(“Thine Eyes Still Shined”)中，那个情人发现到处都能发现他爱人的影踪，在小山坡的薄雾和露水里，在一抹一闪而过的鲜明色彩中，比如“红雀展开它深色的翅膀，/露出它两肋的火红”。《护身符》(“The Amulet”)中的情人开始时玩笑般地希望得到爱人的信物，那也许能让他跟上爱人变化莫测的情绪。在最后一段里，我们领悟到，这个情人的要求并不能完全实现：

唉!不论契约还是誓言，

都不能证明拥有；

我想从最后的表白中知道，

爱情是否会天长地久。

在一首题为《房子》(“The House”)的诗中，爱默生预见了艾米莉·狄金森所写的那种关于诗歌的诗。《房子》把缪斯女神[9]描写成一位建筑师，她在各大洲寻找经久不变的材料来建造永恒不变的建筑：

她慢慢地精挑细选，

那些可以做椽的材料，

不死的松树或不腐的香柏，

都是她的真正需要。

……

她仔细地搜寻着矿井和矿脉，

开采每一块岩石，

筛选出精固材料，

确保每座大厦都坚若磐石。

1846年卷的其他诗歌都是无韵诗或五音步双行诗。爱默生将他的早期作品《紫杜鹃》(“The Rhodora”)和《暴风雪》也收入其中，并且对其进行了几次新的有趣的试验。《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爱默生最喜欢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之一)中的说话者满心抱怨，他认为单个事物中的自然价值掩盖了单调的同一性。但他用辨证的方法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认识：“知道一个要素，探究另一个，/而在第二个之中又会出现第一个”。在《枯萎》(“Blight”)中，爱默生提到，一些年轻的学者们给他们拔掉的植物取拉丁名字，但他们却从没发现这些植物与人类的密切关系；然而，一些慷慨大气并寻求科学统一性的老科学家却正在被这样一群自信的青年学者所取代，爱默生对此表示痛惜。当我们对自然充满敌意的时候，大自然也对我们充满敌意：“而且高傲地以眼还眼”。

所以对于我们患病的眼睛来说，

矮木看起来有病，夏天看起来很短，

云彩遮住了太阳，太阳晒不到稻草，

所有的生物都不再渴望茁壮成长。

《枯萎》问世之后，爱默生又写了《草甸河》(“Musketaquid”)，该诗的基调与前者相左。在这首诗中，爱默生亲昵地赞扬了流速极慢的康科德河，还歌颂了他在河畔所度过的悠闲自在的生活。

因为我满足于这些贫瘠的土地，

低洼而开阔的草甸，细小而缓慢的河流，

我在他人看不上的地方建一所房子，

树林之神便更加地眷顾我，

准我留守这片自由的土地。

月亮和行星投射出柔和的光辉，他孤独思考时的背影与这冷峻的光辉相映成趣。他体味着新英格兰的春寒料峭：

在雨中，在洗刷一切的雨中，

春天光临了山谷，冲破了云彩，

而我则呼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

他从自己的花园中学到的点滴小事也能给他带来快乐，因为“梨或梅子在一棵树上感情日增”，如同“蜜蜂们在一个大果园中共鸣”一样开心。对于他而言，最好的感觉在于他发现“淳朴的自然给了”他“真正的自由”。

《哈马特拉亚》(Hamatreya)中有爱默生写的“毗湿奴往世书”[10](Vishnu Purana)里毗湿奴与马特拉亚的对话，其中毗湿奴在反复咏唱大地战胜贪婪而愚蠢的王子们的那段唱词。在爱默生的这个版本里，王子们已经成了康科德的农夫——“迈诺特、李、威拉德、霍斯默、梅里亚姆、弗林特”——他们的名字都是单音节词或在第一个音节重读的词，当这些词嵌在抑扬格的句子里就像有许多犁铧一样。而让他们引以为豪的作物也有同样铿锵有力的名字：“干草、玉米、根、大麻、亚麻、苹果、羊毛以及树木。”当这些朴实的撒克逊农民们反复歌唱着那些自己拥有的东西所带来的快乐时，他们都饱含热情：

“西风在我的树林里听起来多么甜蜜!

影子在我的山上多么优雅地盘绕!

我猜想那纯净的水和旗子，

如同我的狗一样了解我；我们惺惺相惜；

而且，我肯定，我的行动带有泥土的味道。”

同时，女神也在冥冥中咏唱，等待着农夫们的聆听。但是，这些自鸣得意的农夫们却听不进女神所唱的《大地之歌》(“Earth-Song”)：

在花朵里，大地笑看这些自吹自擂的孩子，

大地很骄傲，它的骄傲并非因他们而起；

他们驾车和犁地，但他们不能使自己的脚

远离坟墓。

大地之歌以短行诗写成，听起来像咒语或有魔力的句子：

我的和你的，

我的不是你的。

大地永存，

星光依旧，

照向古老的大海。

大地依旧，但农民、律师和继承人都消失了，“像洪水的泡沫一样”从大地上被彻底地冲走了。在《大地之歌》的末尾，爱默生加上了自己的四行诗。语调既不像自由叙事诗那样的怜悯式嘲讽，也不像《大地之歌》那样的怪诞可怖：

我听到大地之歌时，

我不再勇敢；

我的贪欲冷却了

它在冰冷的棺材里一冻不缓。

爱默生很少承认自己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在《论自立》(“Self-Reliance”)中写道：“如果我是魔鬼的孩子，那我就从魔鬼那里获取源头活水。”在这里，传统的语言是准确的。与通常的欲望不同，对土地的渴求不会随岁月的推移而减退——确实，过去传统的贪念只会增长对土地的渴求。《哈马特拉亚》使我们想起，最大胆的房地产买主也会发现最后他将埋于自己的土地之下，而一个陌生人正在他的躯干之上犁出一道道新的垄沟。

《大地之歌》里不规则的诗句使它与另一组重要的诗歌联系起来：《斯芬克司》(“The Sphinx”)、《巴克斯[11]》(“Bacchus”)、《萨迪》(“Saadi”)、《墨林》(“Merlin”)诗二首以及《献给W.H.钱宁的颂歌》(“Ode：Inscribed to W.H.Channing”)。这些诗节包括不同长度的诗行(四音步、三音步、二音步甚至一音步)。虽然有时诗行没有开头，因此成为扬抑格，但通常都是抑扬格。在一个诗段中采用的韵可能在下一段不再使用，可这些诗是押韵的。爱默生用这种诗歌形式书写重要的诗歌，阐述政治和神学的观点，这表明：与中规中矩的诗歌以及自由体诗相比，爱默生更青睐这种形式的诗歌，因为它更加灵活多样，更加富有表现力。

虽然爱默生在《诗集》的开篇诗《斯芬克司》中向勇敢的读者们提出谜语来挑战，但《斯芬克司》仍然是这些诗中最规则的一首。该诗共有十七个诗节，每个诗节有八行。其中的十四个诗节是用二音步抑扬—抑抑格写成的，其余的三节和一个四行的完结部都是三音步。

不断烦扰人们的恶魔，

是衷情最好。

龙穴的豁口，

也被祝福的光辉照耀；

自然的遗忘也不能让人恍惚，

灵魂力求完美，

眼睛徒劳追逐。

正如前面几个诗节告诉我们的那样，斯芬克司的谜语很明显地把自然的、普遍的快乐排除在外。但是，在上面这一节诗中，诗人明确地回答了斯芬克司，真正困扰人类的是我们“衷情最好”。对完美的渴望会使人类永不满足：“我有一个高尚而自由的爱人吗？/我希望他爱我，/但我更期盼他高尚至极。”但是，这同样意味着生活中不停交替出现的快乐与悲伤也是爱情计划的一部分：“永不停息的交替，/一时跟随，一时远离；/痛苦之下是快乐，/快乐之下是痛苦。”但是尽管我们不高兴，我们还是相信爱是宇宙变化的中心，发出它“强烈的脉动，/直到白日的尽头”。斯芬克司对这种轻蔑的回答不以为然，这很出乎人们的意料：她非但没有纵身跳下悬崖(俄狄浦斯解开了斯芬克司的谜语后，她跳崖而死)，反而突然变化出上千种美丽的模样：

斯芬克司不再蹲伏于石上，

而是快乐地站了起来；

她融进紫霞里飞翔，

她融进银月里变白；

她摇身一跃变成黄色火焰；

又化做红色与花朵同绽放；

她流进了翻着泡沫的波浪；

她站在莫那那克的山顶上。

斯芬克司最后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信息：“谁能解读我所说的任何一个意思，/谁就是我的主人。”

爱默生许多诗作都以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命名，如《巴克斯》、《萨迪》、《墨林》，这些人都关注诗歌的创作。《巴克斯》就把创作诗歌与神的醉酒联系在一起。

给我葡萄酒，但不是葡萄的腹中

生长出的那种饮料，

也不是源于藤蔓，深深的根延伸无穷，

从安第斯山向下直达好望角，

保存了大地的全部味道。

……

那酒就像

地平线上

日光的瀑布，

或是像不绝的海流奔涌在大西洋，

朝着呼唤它们的南方归宿。

受到这样的启发，诗人追溯古文化留给自己的灰烬和残酒，并用它们取代真实的事物而成为意象。该诗最后以向神祈祷结束，在祈祷中，他企求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一种新气象：

斟出你神奇的葡萄酒，巴克斯!

找回失去的我，失去的旧日!

……

为古旧的画布重新上色，

将磨蚀的印版重新雕刻，

用钢笔在蓝色的书板上

描绘我昔日的传奇，

追溯人类的第一日，

刻画那跳舞的神祗和不朽的英雄。

普勒阿得斯七姐妹是希腊神话中巨人阿特拉斯和海洋女神普勒俄涅所生的7个女儿。他们变成了星座，其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星星：梅罗珀(Merope)。她因为爱上一个凡人而感到羞愧，所以便将自己的光辉隐藏起来。丢失普勒阿得斯的神话很吸引爱默生；对于他来说，这象征了智慧的丧失。“每一位诗人都在小山上数普勒阿得斯星座的星星，并为缺失了一颗而感到难过。啊，这不就是记忆和想象的衰退以及思维的退化嘛!”

有获得已经丧失的灵感的方法吗？在1846年4月，爱默生买了约瑟夫·冯·海默(Joseph von Hammer)翻译的两卷本德文版《哈菲兹诗集》(Der Diwan von Mohammed Schemsed—din Hafis)(1812—1813)，诗集的作者是波斯诗人哈菲兹。不久，他就对这位14世纪的神秘诗人着了迷，并开始把这部德文译作翻译成英文。最后，他写成了一部250页的书，包括他翻译的哈菲兹的诗以及他在海默的《波斯史诗》(Geschichte der schnen Redekünste Persiens， 1818)中看到的其他诗人的诗，其中的两篇译作收入了他发表于1847年的《诗歌》(Poems)里。正如《巴克斯》的作者一样，爱默生译诗里的哈菲兹也同样是一个追求灵感和梦想的人：

管家，拿红葡萄酒，

用一时的伟大来添满我们；

给我倒酒，

我的灵魂里缺少勇气和精神。

……

快些，用你的方式，

我打开了运气与生活之门。

给我左罗斯特的火焰，

我要将他在灰尘里寻找的火焰拥有：

……

把它给我，用它的力量，

我就可以像詹姆斯奇德一样看破红尘。

《来自波斯的哈菲兹》(“From the Persian of Hafiz”)

詹姆斯奇德是传说中的波斯国王。他有一个魔杯，这个杯子的底部能反射出整个世界。在爱默生的译诗里，这位国王变成了诗人(就像他在《诗歌与想象》[“Poetry and Imagination”]一文中提到的那样)，他们“把世界变成了玻璃，让我们看到事物正确的序列和进程”。另一位波斯诗人塞阿迪也得到了爱默生的赞誉，因为“带者悲伤眼神的托钵僧……不停地唱着哀歌将要死去”，他给了塞阿迪一杯苦艾酒，但塞阿迪拒绝了他，表示更希望得到快乐中的智慧：“在他的心中，阳光变了，/它照亮了每个透明的文字”。(《萨迪》)

爱默生关于墨林[12](亚瑟王宫廷里法术强大的巫师)的两首诗在基调上比他的波斯诗更忧郁一些。这两首诗表达了他肯定个性而不是消磨个性的态度。在《墨林》的第一首诗中，巫师想用韵律给人带来命运的打击，这样的话，这首诗便应该“用冰冻的洪水的喘息和呻吟”来奏鸣，应该和“战争中的大炮声”一起回荡。哈菲兹在关于神秘之酒的诗稿中并未使用严格的韵律，爱默生也不在所有的诗歌里都使用韵律：

“进来，进来，”天使说，

“进入最上面的门里，

不要数下面的层级，

沿着那奇异的楼梯，

一级级走向极乐的天地。”

在这些诗中，即使有超乎想象的自由，爱默生笔下的神游诗人也没有完全放弃格律和韵律；但是，他十分希望看到别人用自由体进行创作，因为当惠特曼1855年出版《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之时，爱默生给予了热情的回应。韵诗对于爱默生来说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因为(正如《墨林》中的第二首诗解释的那样)：“自然崇尚平衡，/它成对地创造万物。”宇宙本身是对称的：“像鹰的双翼那样完美成对，/万物的韵在于平衡搭配。”甚至奈米西斯[13]就是韵律与对称之神：她给犯错误的人以惩罚，这惩罚“让音符尽善尽美，/让歌曲浑然天成”。

《乌列》(“Uriel”)虽然在它介绍性的四行诗之后，使用的是规则的四音步双行体，但在总体风格上还是与其他神话诗相似。乌列是密尔顿笔下撒旦所见的站在太阳下的大天使。他在爱默生诗中变成了一个因讲出自己的想法而犯错的天使。当天上的“年轻的诸神”正在讨论“形式的法则，格律的标准，/天体，本质，太阳的光芒，/哪些是实体，哪些是幻象”时，乌列插入自己的观点：

自然界根本没有线，

个体和宇宙都是圆，

所有光线的旅行都徒劳，

恶会赐福，冰会燃烧。

善中有恶，恶中有善(爱默生的论文《补偿》[“Compensation”]中体现的观点)打破了传统模式所推崇的永恒的惩罚与永恒的奖赏。

对于天堂的居民们来说，

莽撞的话语将带来灾祸，

命运天平的横梁突然折断，

善与恶的界限突然洞穿。

“严厉的老战神”(“stern old wargods”)纷纷摇头而周围的一切全都向着混乱的深渊沉沦。乌列是这场灾难的煽动者，但他自己却被难以控制的混乱所吞没：

乌列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他的美瞬间像枯叶般凋零；

他曾是天界的神，尊荣非凡，

此刻却退到云后掩盖羞惭。

现在，乌列说明真相时“尖利而且充满蔑视的声音”通过自然界的瞬息万变传递给我们：“从太阳的轨道里，/从化学反应的结果里，”“尖利的充满蔑视”的声音，不论怎样隐藏和矫饰，仍旧有使云朵羞愧、使老战神们在宝座上不寒而栗的威力。《神学院致辞》发表后引起了公众论战，很多评论家认为《乌列》恰是爱默生对这场论战的回应，它在其中既表达了轻蔑之情也传递了落寞之意。和乌列一样，爱默生从未放弃过，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后，他不再单纯，其实正是这种单纯让他毫无顾忌地说出他的想法。

正如题目所示，《献给W.H.钱宁的颂歌》使人们回想起英国17、18世纪的品达尔体颂歌[14]以及它迅速变化的基调和氛围。这首颂歌指向一个具体事件，即墨西哥战争的开端。爱默生(和这首诗所歌颂的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大臣一样)认为这场战争是奴隶主的侵略战争。“看那些有名的州，舞刀弄枪，侵扰着墨西哥!”但爱默生并不赞同W.H.钱宁以及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15]们所主张的自由州应和蓄奴州脱离的观点。这与他对联邦的依恋无关；相反，它来自于一种令人怀疑的信念(虽然北方联盟与奴隶制毫无瓜葛)：“波士顿湾和邦克山，仍旧会一如既往；事情总是迂回前进。”

这是奴隶的生活，

忙于织网磨玉米；

东西往马鞍里摞，

人们往马背上骑。

聪明的人不愿插手这些事情，他们会把这些问题留给“至上之神”去解决，就像《墨林》(二)中的奈米西斯。

男对女，偶数对奇数，

至上之神将权利摆布，

万物之主控制人口增减，

他让强大种族

消灭弱小种族，

他让白色人种

消灭黑色人种，

他知道怎样从狮子那里拿到蜂蜜，

他能在强盗和土耳其人的树上嫁接最嫩的树枝。

这些诗行是为种族灭绝赔罪，还是为异族通婚辩护？1846年，爱默生日益渴求的是高贵的上帝能以某种方式从历史的躯壳中炼出蜜来，但是他确信这一过程将比钱宁那样的和平主义者们想象和希望得更加残忍。

其他写于1846年卷中的大部分诗歌是散乱的四音步双行体。对于这种形式，爱默生写得并不十分流畅。但即使这样，爱默生有时也表现出了他的雄辩。在《访问》(“Visit”)一诗中，不耐烦的主人希望赶走一位来客，诗的最后两行以一个令人难忘的对句结束：“如果是爱让他留得太久，/恨便急于将他赶走。”《问题》(“The Problem”)一诗是关于信仰的，这种信仰激发广大的基督教教会回忆起爱默生所敬仰的17世纪的大师：密尔顿、琼森、马维尔，其中几行如下：

多才的手弄圆了圣彼得堂的圆顶

弄穹了罗马各教堂的弧棱，

显出来一种阴沉沉的虔诚气息，

他没有办法摆脱上帝；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造得这样好，

那灵醒石头变得如此美妙。

(张爱玲译)

1846年卷的倒数第二首诗是《哀歌》(“Threnody”)，这是爱默生为死于1842年的年幼长子所作的挽歌。这首诗把不同长度的诗行和四音步双行体长句结合在一起。各诗行长度参差不齐以表达悲伤情绪：

啊，乐园的小孩，

你使你父亲的家成为可亲的，

在你深沉的眼睛里

人们看到幸福的未来——

我太灰心了

(张爱玲译)

另一方面，那颗“深沉的心”却以无情的四音步双行体谴责爱默生的悲痛：那颗心提醒他：“我教导你的心/难于用仪式、圣经和语言表达。”他现在是用“悲伤的亵渎”来偿还这个小拯救者的债务吗？造物主的世界总昙花一现的。

他的天堂不是用坚石与金子造成，

僵硬而寒冷；

而是柔软的芦苇的窠巢，

草花，与芳香的杂草；

或是像旅途中几乎被风吹跑的帐篷，

或是像风暴上面弯弯的一条虹；

(张爱玲译)

匆忙的上帝把世界的种子播撒下来，使之生长在由人类生命与爱构成的“荒芜的体系”之中。“房子和住户转入地下，/在上帝中消失，在神性中再现。”

爱默生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继续写作和发表诗歌，虽然他直到1867年才推出另一本诗歌全集《五月节及其他》(May—Day and Other Pieces)。随着1844年《随笔：第二集》(Essays：Second Series)的发表，他开始为单篇随笔撰写诗体警句。他为1847年重印的1841年版的《随笔》和1860年的《生活的准则》(The Conduct of Life)中的随笔写了警句。他的警句带有一种他所尊崇的哈菲兹波斯诗的格言般的紧凑。这些附加在随笔中的警句使爱默生同时扮演两种角色：预言者和解说者。他将13段这样的警句加进《五月节及其他》(1867)中。为《补偿》(Compensation)(《随笔：第一集》[Essays：First Series])所写的第一组警句让我们想起自然事务也要像人类一样服从于烦扰人类的经济规律。

山高耸，海深悬

把颤抖的平衡保周全。

随着月亮和潮汐的变化

穷人与富人的仇恨在迸发。

第二组警句以人的主体为对象，对之轻声鼓励，提醒他财富和成功会粘住进取心，就像藤蔓会缠住榆树一样：“人是榆树，财富是藤蔓；/那枝蔓把你牢固地绕盘。”然而财富并不能为一个人或政府买来幸福，正如《政治》(“Politics”)一文的警句所警告的那样：“恐惧、狡诈和贪婪/不能建立一个政府。”

华盛顿的政客们为了贪占土地而导致了墨西哥战争，他们并没有注意爱默生的警告，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就争论是否应在从墨西哥瓜分的领土上禁止奴隶制。建议从别国掠夺土地然后再传播奴隶制的做法似乎把美国政治带入一个新的低谷。在写了一个对句(这个对句后来成为他诗集中一首新诗稿的一部分)——“正如鸟儿向着劲风梳理自己/我向着时代的暴风雨梳理自己”之后，爱默生紧接着在随笔中用了一个从句，仿佛他的厌恶极大，来不及用韵律的灵感表达。他写道：“我将要在我最后的一次心跳中找到一丝愉悦，以使我摆脱卑贱的政治。”他所作的这首诗最后以《终点》(“Terminus”)为题发表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867年1月那一期，随后又收入《五月节及其他》。《终点》的手稿夹在送给出版商的1846至1850年诗歌的草稿之间，《终点》的前几行紧接在诗歌《巴克斯》(“Bacchus”，发表于1846年)唯一的手稿之后。换句话说，爱默生这首关于老年的著名诗歌可能在他年仅43岁时就开始构思了。《巴克斯》提倡通过狂喜获得创新；在《终点》中，爱默生从另一个神那里收到了一项命令：

该是老去的时候了，

该是收帆的时候了，

神划出了界限，

设定了陆地。

他在命运的巡视中来到我身边，

说：“到此为止!”

此刻，诗人一定在节俭地使用衰退中的生命力。他首先愤怒地责备他的祖先，他们留给他“一种逐渐消褪的才智作为遗产，/反复无常的热浪和无力的控制”，因此使他既不能适应诗歌创作也不能适合从事政治：“在缪斯中，独你又聋又哑，/在斗士中，独你又呆又傻。”

随着那些为公众利益而抗争的天生斗士们在邪恶面前低头，爱默生作为旁观者的困惑感与日俱增。1852年夏，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则关于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警句，这个本是他眼中英雄的人物，如今成了《追捕逃亡奴隶法》的热心支持者：“为什么韦伯斯特刚勇的天赋已消失？/他把它们写在自然最庄严的眉毛上出售。”为韦伯斯特辩护的波士顿人受到相似的嘲笑。在一份19世纪50年代诗稿的残篇中，爱默生对这座生养他的城市如此说道：

啊，波士顿城，听我的斥责，

啊，虔诚的唯一神论者。

但我更怕的是，你的敬人糟粕；

……

你的缺点是太过礼貌，

你的祸根，是高尚情操。

他先是写上然后又删去了温思罗普(Winthrop)和埃弗里特(Everett)的名字，作为这种过多礼貌会导致向邪恶力量妥协的例子。当内战爆发时，他甚至拒绝他早期在《美国奴隶制》(“American Slavery”， 1855)一文中提出的主张，即通过购买所有奴隶而和平地结束奴隶制。1863年1月1日《解放奴隶宣言》发布当天，他在波士顿音乐厅(the Music Hall)中宣读了《波士顿圣歌》(“Boston Hymn”)中一节很有名的诗，在诗中他敦促同城市民“向主人偿付赎金/并把袋子装满”。但奴隶主并不是应该得到补偿的人：“谁是主人？奴隶是主人，/永远都是。偿付他吧。”

爱默生的第二部诗集《五月节及其他》，发表于1867年。题头诗是因村庄庆祝五月节而引起，在这个节日里“姑娘们剥着芳香的柳树皮”，小伙子们欢快的喊叫声回荡在空气中。但“五月节”很快有了变化，因为大地回暖对冰冻的新英格兰产生了奇迹，产生了洪水。爱默生对这种温暖的热情讴歌听来颇似苏非派(Sufi)[16]赞美诗：

地球恢复了那火一样热情的力量，

丰富的形体，绚丽的红光，

欢乐到处落进玫瑰色的波浪中

主啊，在您的爱心中流动。

《阿的龙戴克斯》(The Adirondacks)是《五月节及其他》之后的一首无韵体叙事诗，完全是又一首重要诗歌，它也是颂扬自然的创新之力。1858年8月，十位学者(包括爱默生)随向导按周详的计划到阿的龙戴克斯度假。所有的重活都由向导们来做：划船、搭帐篷、煮饭、在学者们轮番打枪或采集自然标本时给以指导。因为有一种孩子嬉耍表演的感觉，所有的度假者都感到十分快活：“我们像是黄道带的居民，/呼吸着阿尔卑斯山的气息，/如此轻盈，如此高昂，来来往往充满诗情画意。”人们享受着远离文明困扰的快意，可当他们从外部世界获悉大西洋海底电缆已铺抵北美海岸时，他们“得意地大声欢呼”庆祝这个好消息。他们为何如此高兴？是因为“长久以来得不到控制的”闪电现在已经服务于人的目的了吗？是因为“被操纵的舌头拼写着人类的讯息/瞬间穿过汹涌的大洋洋底”吗？有可能。或者就像爱默生在《斯芬克司》中暗示的那样，是自然本身，游客们可怕的拦路者，乐于展示她的神秘？当他们离开荒野时，

……自然，无声而不可思议，

她无尽的宁静容许

几乎用一个偷偷的微笑激励她的儿子，

宛如猜斯芬克司的一个谜语。

《五月节及其他》中“自然与生命”(“Nature and Life”)题下有一首感人至深的送别诗，由爱默生英俊聪颖的弟弟爱德华(Edward)所作，后者29岁即离世。《最后的别离》(“The Last Farewell”)写于(如批注所示)本诗作者“1832年驶离波士顿港，前往波多黎各岛”之时。表面上看，他是寻求更温暖的气候以期恢复健康，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再也不会回来了：

再会，你那高高的塔尖

你们曾向神圣之光呼喊!

再会，温馨的火焰

你们曾打破夜的幽暗!

那些塔尖消失得太快，

我们太早就离开了海湾，

被海洋摇荡得太快，

太早地远离了家园。

远离，远离。

在这首诗之后，爱默生写了一首诗，意图纪念“弟弟那颗短暂而耀眼的星”!在《纪念E.B.E.》(“In Memoriam， E.B.E.”)中，爱默生以悼念康科德战场开始——尽管不是为了那些“愤怒的农民”，他们“穿着邋遢的套裙，队形散乱”来抵抗入侵英军。现在，他的注意力被那“坚硬的基石”所吸引，敌军阵亡者那“无依无靠的坟墓”以它来标示。对这块无人问津的墓地的同情使他想到在遥远的波多黎各的弟弟的坟墓。然而照在康科德纪念碑上的阳光守卫着英军的死者，那“自然的无尽的微笑”陪伴在爱德华长眠的地方。

造物主从何处又怎样找到

自由的灵魂，这又有何重要？

正如你的记忆保存完好

在橘林，在长满棕榈树的小道，

这些可爱的堤岸，这里橡枝粗大

树根在古代英雄的血液中深扎。

对于美国文学传统的发展，爱默生的诗歌只是构成了一部分贡献，尽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爱默生从1836年开始为波士顿版卡莱尔(Carlyle)的《旧衣新裁》(SatorResartus)(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出版)撰写前言，他以出版商、编辑、翻译、文学主持人和慷慨的赞助人等多重身份开始了第二次生涯。他致力于使卡莱尔的作品在美国授权出版，这使他接触到出版业的方方面面——商签合同，促销订阅，文本编辑，与售纸商和装订商议价，与印刷商打交道，校阅，为远地书商供货，累积账户，与银行家谈判，因为卡莱尔的版税要由美元兑换为英镑才能从美国寄到英国。

爱默生自封为卡莱尔在美国的不领报酬的文学代理商，由此他找到了一个既有时间去做又能显示才干的新职业。1832年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职位后，他集学术会堂讲演人、唯一神教代理传教士、作家和康科德住户于一身，过着令人惬意的乡村生活。(与所有新近结婚的人一样，他于1836年被选为村里的养猪监控官，负责对饲养劫掠来的生猪的主人处以罚金。)但是似乎有必要为别人做一些更艰巨的工作。在《论美国学者》中，他讲道：“行动对学者而言是次要的，但却是基本的。没有它，他还不能算做人……思想的开端，通过它实现从无意识到意识的过渡，就是行动。”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末，与接受义务相比，爱默生则更快地摆脱义务。1838年春，他结束了与东莱克星顿圣会的关系，此前他一直支持这里的讲坛；同年夏季，他在哈佛神学院向毕业生发表了恶名昭著的讲演，这个讲演使他与哈佛大学断绝了30年的关系。

爱默生1836年为卡莱尔所做的编辑工作几乎是属于偶然情况，但却开始了他生命中的新阶段。这段时间他作为非官方的中心人物，为一个新的作家集会服务，这些作家向他寻求鼓励、建议，希望他帮助联系出版商——有时是为了谋职或赚钱。从一封1842年由纽约写给玛格里特·富勒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角色对他是多么重要。繁忙纽约人的景象更确定了他关于诗人重要的信仰：“华尔街的气氛、挤在百老汇大街上的男男女女的表情、不断翻报纸的沙沙声使我感到的不是他们阶级的价值，而是我自己的阶级的价值——那少数缪斯崇拜者的最高需求——狂野而神圣——作为对这个瞬息即逝的物质世界的反击。”在《论自立》(“Self—Reliance”)中，他自豪地说道：“有这样一类人，我与他们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为了他们，需要时坐牢我也在所不惜。”尽力帮助其他作家并没有使他坐牢，但却使他付出了时间、金钱和同情心。

这些导师般的亲近关系中的第一例最为奇特。1837年，作家、教育家、奥尔科特(Alcott)和爱默生共同的朋友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听说一个叫琼斯·威利(Jones Very， 1813—1880)的年轻人在萨勒姆学会(the Salem Lyceum)发表演说。威利，萨勒姆当地人，183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当时在那里学习神学并做希腊语家教。《为何不能再有一部史诗》(“Why There Cannot Be Another Epic Poem”)令皮博迪钦羡不已，她向爱默生建议应该让康科德学会(the Concord Lyceum)也聆听该演说。爱默生转告皮博迪说，他已正式通知康科德学会的负责人邀请威利演讲，并且该负责人已“允诺尽其最大职责”促成此事。4月4日威利在康科德演讲后，爱默生夫妇邀请他在家中共进晚餐。看起来爱默生对这位优秀的年轻人印象很深。他在1839年4月19日的日记中提到威利这样一个年轻人让他开始“对共和国感到了希望”。然而，9月就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爱默生把这个消息马上转告玛格里特·富勒：“你听说了可怜的威利，那个剑桥助教的不幸了吗？他在查尔斯顿精神病院(Charlestown Asylum)，病情不容乐观。”

尽管爱默生并不知情，威利还是经历了长期的精神斗争。1836年，他经历了一次信仰转变，一次使他感觉到上帝的存在与怜悯的心灵转变。由于他坚信只有个人的意志才能使他与上帝分离，威利开始消除他自己的意志，使自己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到1838年秋，威利感到他的个人意志已经被根除，他“与基督的认同”最终完成。9月18日，他贸然走进了神学院教授小亨利·韦尔(Henry Ware， Jr.)的书房。韦尔当时正与一群学生谈话。一个学生后来回忆，威利突然闯入，提出要对《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即耶稣对门徒预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进行“精神”诠释。第二天，威利告诉他的学生“逃进深山，因为所有的一切即将到达末日”。哈佛大学校长乔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获悉此事后，很快解除了威利的职务并且让威利的哥哥把他从学校接回在萨勒姆的家。

威利想在康科德停留并与爱默生交谈。他的访问被阻止了，但允许送给爱默生一份随笔手稿及一封信宣告令人高兴的消息：“丰收的时节已经到来，硕果正在地球的广阔平原上收获。这里，即使在这里，上帝的意志也像在天上一样行使。我的朋友，我告诉你这些我所确知的事情。”威利曾是爱默生在《论自然》(Nature， 1836)的千年预言的热心读者，他在这本书上划了粗重的下划线，我们藉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爱默生发表《神学院致辞》(1838年7月15日)力主学生抛弃传统“使人直接认识神性”时，威利也曾到场。事实上，威利突然闯进小亨利·韦尔的书房对《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进行即兴解释时，韦尔正致力于完成一篇重要的布道(《神性的品格》“The Personality of the Deity”)以回应爱默生的演说。

爱默生的演说被许多人看做是亵渎神明的；现在人们开始认为它也要为威利的精神错乱负责任。威利到达萨勒姆后的行为方式也于事无补。他拜访了伊丽莎白·皮博迪，他把手放在她的头上，严肃地告诉她他“用圣灵与火”为她洗礼。他要来《圣经》并宣称：“我第二次降临。”她吓坏了，但尽量保持镇静直到他安静地离开。当晚他又返回，给了她“一张巨大的对开纸，上面有四首双栏十四行诗——他说这是圣灵促使他写成的，他把这些当作圣灵的言语留给我来读”。

被威利以这种方式接受洗礼的萨勒姆的牧师们感到忍无可忍；他们坚持要把他送到麦克利恩精神病院(McLean Asylum)。在那里平静地度过一个月后，他被放了出来。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任何信仰，但医生断定他对自己和别人不构成任何威胁。一周后，他来到康科德对爱默生夫妇进行五天的访问。为什么爱默生夫妇愿意招待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客人呢？爱默生曾与短期的精神失常者打过交道。十年前，他的弟弟爱德华曾经受一段严重的精神错乱并不得不用皮带绑上，送到威利刚出来的那家精神病院。(尽管爱德华最终恢复了神智，却没有恢复健康：他于1834年死于肺结核。)

威利想要什么？正如爱默生后来所回忆的：“看起来他期望我完全承认他的使命并参与同一种使命。”尽管他敬重威利的绝对自信，却未能给予这种承认。他发现自己对这位客人吐露了真情，就像对为数不多的其他人一样。

我告诉J.L.(琼斯·威利)我从没有遭受痛苦，我很少关注自己密友的安全和生活，因此很难令他们满意：我清楚如果我的妻子、孩子、母亲从我的生命中被夺走，我将依然以一种从所有事情中获得的同样的粗鄙的欣赏能力保持自我之完整。我不会过于悲伤，尽管我爱他们。

由于对那些诽谤他的《神学院致辞》的牧师们依然耿耿于怀，爱默生获悉威利在康科德的教师集会上与主持牧师对质后很是高兴，并“让他惊叹于爱，这种爱迫使他坐在椅子上谈论他一无所知的事情”。威利走后，爱默生致信伊丽莎白·皮博迪：

我希望整个世界都像他一样疯狂。我可以说他以某种思想和言辞的暴力使自己蒙羞；但这是很肤浅的；他非常清醒，我想，一旦他的思想从当前的兴奋回到更自然的状态，所有的人就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这可以证明他的特性是坚定不移的，他所表达的真理与启示则永远不会改变，如果你以完全的真诚和他交往。

威利并不满足于爱默生的认可；他想要的是完全的赞同。他以一种令人陶醉的真诚告诉爱默生夫妇他曾一度恨他们，那是他的“恨日”，他能够辨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缺点。然而，他让爱默生感到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威利认为洗净面部是一项荣誉，“因为它是圣灵的殿堂”。访问结束后，爱默生送他一程来到剑桥，在这里他希望恢复在哈佛的职位。哈佛当局拒绝恢复他的旧职，威利便回到萨勒姆，在家中过起了隐居生活。他继续写十四行诗，一些诗作发表于萨勒姆的《观察家》(Observer)上。他把一些极好的诗寄给爱默生。

爱默生为这些上乘的诗作所吸引，力劝他继续写作并考虑发表他的作品集。“我喜欢这些诗，”他在回信中写道，“并把它们读给真正能鉴赏的人听。”而威利极力要求爱默生无条件地拥抱圣灵：“你必须抛弃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如同你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赤裸(即无意愿)……你甚至不应当企望你当前的所在，而是沉浸在绝对赤裸的快乐中。”六个月后，他寄给爱默生一个包裹，含有他所作的所有诗歌和随笔，并让爱默生决定哪些可以发表。在1839年7月9日的一封信中，爱默生告知玛格里特·富勒：“我正在编辑威利的一小本书：诗歌及3篇随笔。我从200首诗中选出了66首颇具诗才的作品。”1839年9月《琼斯·威利的随笔和诗歌集》(Essays and Poems by Jones Very)由查尔斯·C.利特尔(Charles C.Little)和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在波士顿出版发行。尽管这本书没太引起公众的注意，却得到了一些诗人的青睐，如资历较深的理查德·亨利·戴纳(Richard Henry Dana)，如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玛格里特·富勒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他注意到威利这本书中的诗歌成就超过已在美国发表的其他诗歌)。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在他很有影响的文选《美国诗人与诗歌》(Poets and Poetry of America， 1842)再版时收录了他的11首诗，并附有由爱默生提供了大部分资料的作者小传。(该小传提到了他的“宗教热情”，但未提及他在麦克利恩精神病院住院一事。)

不难看出，威利的十四行诗为何得到了其他诗人的赞扬。即使是一位年轻人，威利也能以戈德史密斯(Goldsmith)、汤姆森(Thomson)、柯林斯(Collins)或彭斯(Burns)的诗风写作，其流畅与灵活在美国诗歌中别具一格。他大多数的早期诗作以五音步双韵体、无韵体各种不同形式的诗节写成。然而1837年，他开始在十四行诗的写作方面加以实验——写出了如《美苦草》(“The Sabbatia”，模仿爱默生的《紫杜鹃》[“The Rhodora”]所写)或《耧斗菜》(“The Columbine”)那样的关于树木与鲜花的快乐诗作。在这些诗中，诗人渴望凝视花朵，直到他在花朵旁带着友好的情谊生根：

我们的生命应该通过这陡峭的石山，

这生命中有夏天的日子和夏天的欢乐，

在顺从的青草中摇曳着我们的蜜冠，

在其中蜜蜂把他所用时间的一半藏着；

在这里我们将张开干渴的毛孔吮吸雨露，

带着露珠转向冉冉升起的太阳，

当一片火红穿过它的西去之路，

让我们看他的球体，看他的路通过天堂。

1838年9月，他开始感到宗教信仰带来的快乐在心中汹涌澎湃，所作的十四行诗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有些诗作描述了他经历精神再生时的感受，狂喜似乎与恐怖混合在一起：

这是新生活——思想的运行并不是

以缓慢不定的脚步走过我的心灵，

在拥挤匆忙中快速向前，它们迫使

大门开向毫无景致的风中；

那没有来，除了当自豪的桂冠

被放在灰尘中，虚饰每个凡人的眉毛，

在人类的远见逐渐消失之前，天与地之间

模糊了——它们之间的障碍现在开始消退掉——

每一种思想牢牢挤满，强烈要求表达出心声，

风暴掀起的波浪飞快冲到岸边

从大海中传来它们的呼喊声声，

穿过洞穴遍布的岩石，它们的隆隆声咆哮回返，

我，上帝的孩子，借基督获得自由，

从死亡的沉睡开始，直到永久。

《新生》(“The New Birth”)

随着诗中的叙述者从怀疑转变为确信，天与地在他的视野中似乎也融为一体。然而他的思想变成了言语，这言语就像波浪拍打着海岸——直到说话人从再生之前的生中之死中，也从这首十四行诗本身中戛然醒来为止。现在他所见的周围的世界已完全理想化了。

圣父啊!赞美您的名，我真正活在您的身边，

每一个动作中，我都更加富足，

当我所有能给予的只是匆匆看一眼，

如果我只是看到，那是一个王国的财富。

《在上帝中我们生活、运动、拥有自我》

(“In him we live，&move，&have our being”)

他的目光被一个具有反映能力的世界所折回：“我经过的花儿用眼睛看着我/鸟儿用耳朵聆听我精神的声音。”他现在与自然世界有了一种互惠互爱的新关系。

当我从旁走过，汩汩的小溪欢呼跳跃，

因为我的脚步找到了拍子，应和着它的呼唤；

当它们所爱的朋友来到附近，鸟儿们就会察觉，

因为不论大小，它们都对我熟谙；

花儿，长在可爱的山坡，113

期待我的到来，春天一来它们就花开繁盛；

许多树丛对我的漫游也很了解，

甚至是天上的云彩和无言的群星。

因为他，与他的造物主一起正确前进，

会是它们的主，正如亚当在此之前，

他的耳朵会带着新的喜悦听到每一个声音，

每一个物体穿着它当时穿的衣衫；

而他，当他在灵魂中站得笔直，

从他天父的口中听到，一切都很合适。

《自然》(“Nature”)

甚至他在萨勒姆那孤独的房间也因上帝之爱而熠熠生辉，因为他的为数不多的物品显出了密尔顿助人天使的特征。

我坐在房中，愉快地看到

颇具爱心的你与我同在这里，

我也从未被你抛弃掉，

但你独自一直与我保持亲密；

与你同在时，我看到炉火烧得更有亮度，

似乎是送给我的更良善的仆从；

我用更快乐的心阅读你的圣书，

因你是我观察一切的眼睛；

这古老的椅子，这桌子、手表还有门

都在这里等待，准备为我奉献；

我也不能再向你要一个仆人，

把我的巨大财产达到极点，

因为你自己，以及所有的天父的爱，

不管我朝向何方，都永远与我同在。

《存在》(“The Presence”)

把这种狂喜的潮水带给他的同胞分享是威利预言的使命：

圣父啊!我等你的教诲——太阳是站在

天与地融合的那条线下方，

倾听的仆人在等您的安排

把欣喜铺在它寂静的路上；

时间的钟舌等候着约定的时刻，

直到它庄严的警告落入我们的耳朵里；

浓重的乌云阻滞着急雨的倾泻，

然后每个雨滴按你的命令飞速而至；

鸟儿栖息于柔顺的枝干，

歌声如潮，胸脯却不鼓起；

我的灵魂现在也等着你的出现，

在活跃的生活中高声赞美你，

用神性的声音斥责人类太长的睡眠，

围绕着未说出口的话与爱，他们保持着守夜的习惯。

《圣子》(“The Son”)

然而世界拒绝倾听他的预言。哈佛开除了他，萨勒姆的牧师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甚至在爱默生的家里，他看到的也只是亲切和耐心，而不是令人愉快的接待。在一首名为《早班执勤[17]》(“The Morning Watch”)的十四行诗中，威利把那些不愿倾听他宣传的人比做新英格兰村庄中懒倦的村民，不能够也不愿意承认日光已照进他们的窗子。

快到早班执勤的时间了，昏黄的灯被点亮，

但是几乎看不出沉睡的大街有多黑暗；

寂静的市场没有生命的回响；

邻居亲友之间彼此也不问安；

这是死亡的沉睡；更深沉的睡眠，

比人类垂下眼睑之前更为深沉；

在他们这阴郁之地，上空没有星光耀眼；

没有忠诚的守夜人宣告清晨的来临；

然而他们依然沉睡，尽管初生的黎明

已穿过他们的窗子，倾泻警醒的光线；

或在他们慵懒的恍惚中转过头，说——

“还有许多时间把黑夜填满；”

他们还是不起来；而新郎来了

直到他来到，白昼光亮的大门永远为他们关着!

基督寓言中的新郎在午夜到来；威利的新英格兰新郎在黎明到来，渴望在拯救的大门永远关闭之前唤醒懒惰者。《早班执勤》提供的仍是拯救的可能性。然而在其他的诗中，不悔改者看起来则受到谴责，不可救药，像一片终归荒芜的树丛：“干枯光秃的树木，没有秋风将它们展开”：

没有树液流过他们哗啦啦作响的树干，

当新生的树叶与花朵鲜艳夺目；

现存的上帝便不再了解他们的心愿，

他把春季给了充满期望的年度。

《死者》(“The Dead”)

除非听众能像威利那样经历重生，否则为大众预言就毫无意义。如果不像威利那样极端地忘我，没有人能够领悟他学说的真谛：“我不能告诉你我为何而活，”他在一首题为《神圣中的神圣》(“The Holy of Holies”)的诗中如是说：

去，清洗你的灵魂，抹去秘密的罪愆，

脱下你的鞋，因为这是神圣的场所；

你会看到王国，若你来到里面，

在它神圣的领地内，你也会有所收获。

任何从心灵的圣殿中驱逐出虚假的偶像的人，上帝都给他父爱。

醒来，你已占据这神圣的地方太久长，

用你的心把偶像高高提升，

把每一个魔鬼驱赶出我纯洁的圣堂，

然后，我的灵魂将靠近你的心灵；

你将是我的太阳，而我是你的上帝，

以你主人行走的方式，引导你。

《神圣中的神圣》(“The Holy of Holies”)

上帝的声音也出现在《诺言》(“The Promise”)，(“我变成摇撼此地的疾风/这里坐着那些曾用火舌说话的人”)和《创造》(“The Creation”)中。

我设想古时候，黑暗笼罩四方，

在一片汪洋之上，你

立刻轻轻宣称，圣子欢欣坚强，

来驱走夜的神秘。

这种在黑暗和原罪的世界中与上帝亲近的保证，激发威利写出了或许是最奇怪也最优美的诗《乐园》(“The Garden”)。

我看到我们最早的祖先居住的地点；

然而在我看来，它没有任何变化之态，

因为每当我置身于这里的田地和林中，我便有此感，

仿佛我没有罪过，也不认为奇怪；

每一种景象，我似乎只能看到一部分，

每一个声音，我能从中听到音乐，

每一种感觉，永远可以找到新的欢欣，

例如只有心灵的视野所知的；

每一幕都表现出某种常富变化的新欢喜，

都为我准备天父的爱；

我的永远的新职业就是把这儿整理，

在荣耀的整体中与上帝分享；

不再迷失，即使没有火焰之门，

不再因罪孽的污点而用死亡来还债。

诗人在白日梦中像亚当那样走进了乐园。密尔顿在《失乐园》中展示的尚未堕落的亚当和夏娃的“甜蜜的劳动”是威利“永远的新工作”，正如这首十四行诗所谓的孤独的快乐一样，本诗回顾了亚当在早晨对夏娃高歌一曲，歌唱这个世界单凭注视就足以使人愉悦不已：

醒来，清晨的光辉，新鲜的大地，

叫醒我们，我们失去了黎明，来标示在春天

如何照管我们的植物，风如何吹过柑橘林，

什么使没药滴下树脂，什么使芦苇充满香气，

自然怎样为她涂上颜色，蜜蜂怎样

坐在花儿上，吸取蜜露。

威利十四行诗中的其他细节较少带有密尔顿的风格。在《失乐园》中，亚当需要与人分享快乐是他必要的第一次人性考验。他反问上帝：“在孤独中/有何快乐，孰能独享/抑或共享，何得满足？”在威利的十四行诗中，上帝之爱是一个由神爱与世人感激形成的回路，一份不寻求友谊与交际的孤独。那么，如果威利的乐园也“不带有变化的外观”，为何它的大门被描绘为“火焰翻飞”？在《失乐园》的最后，亚当和夏娃回头看伊甸园的东边“朝那片火焰挥手，大门/拥挤着可怕的面孔和着火的手臂”。但是，大门变得火焰翻滚并非太初伊始，而是他们犯罪的结果。如果威利情不自禁把伊甸园门外的世界想象成充满罪孽与死亡，那么即使一首十四行诗想要赞美尚未堕落的快乐，也暗示着伊甸园的变化已经不可逆转。

1838年至1840年期间，威利急迫地对任何想成为他听众的人演说：比如对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成员演说，他有时参加俱乐部的聚会；对卓越的唯一神教牧师威廉·埃勒利·钱宁演说；对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演说；对利迪安·爱默生(Lidian Emerson)演说，她比爱默生更同情威利服从上帝意志的学说。然而这些睿智人士中没有一个愿随他进入天国。他现在意识到，他们礼貌的拒绝是他在世上不得不承受的苦恼。

我无法讲述我感到的忧伤，

借着夜的黑暗，借着监舍的阴郁模糊；

死亡不能表现任何风光，

在世上活生生的坟墓中，精神承受着痛苦。

《他熟知忧伤》(“He Was Acquainted With Grief”)

现在使他聊以自慰的是上帝所做的永恒安息的许诺，上帝创造了他自己不需要的安息日[18]，这是创世纪一周中最后的仁慈姿态。

你无须休息，那些光亮的天体属于你，

它们以沉静的方式，转个不停；

我确切地讲述你永恒的统治；

用你赋予我的那神圣的声音，

你一开始创造的最早的树叶，

采集绿色，改变秋的色调；

对于你，世上的漫长岁月只是短暂的一瞬，

正如春天会恢复新鲜的色彩；

你无须人类短暂的生命岁月，

除非他从他们的一切中收集智慧；

在你的恐惧中，他失去了所有其他的恐惧，

在你的感召中，他不再留心所有其他的感召；

然后，他会是你的孩子，牢记你的关爱，

在你辉煌的自我中，分享永恒的安息日。

《劳动与休息》(“Labor and Rest”)

1840年春季某一时间，威利持续近两年的宗教喜悦逐渐消退。圣灵不再向他直接讲话，尽管他有时仍试图采用它的权威语气。他停止了写诗。重新动笔后，他的诗作(一如他的早期诗歌)优美但不具想象力。他写了关于自然的诗歌，如《普利茅斯的野玫瑰》(“The Wild Rose of Plymouth”)和《野漆树》(“The Woodwax”)；关于政治的十四行诗，愤怒抨击奴隶制及奴隶制的政治危害；圣歌；虔诚的冥思；挽歌；应景诗(“occasional verses”)等。他对上帝的信仰依然坚定不移；他甚至成了当地唯一神教教堂的代理传教士。但他没有再试图作为上帝话语的直接信使来演说。

爱默生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关怀对象并为之编辑作品。1837年他遇到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16)，一个新近从哈佛学院毕业的康科德居民，此刻正在通过教书和在他父亲的铅笔厂里打工谋生。梭罗日记(这份日记最后发展为近200万字)的第一条记录了很可能是爱默生问过的一个问题：“‘你现在在干什么？’他问道。‘你记日记吗？’——于是我今天记了第一次日记。”1838年初，爱默生提到与梭罗的一次散步。他们的友谊在整个春季继续发展。爱默生从哲学或普遍意义上书写自然；梭罗向爱默生介绍康科德当地森林之美。“今天下午与H.(亨利)D.(大卫)在一片很浓密的树林里。梭罗让我看一丛野月桂，这是我在康科德第一次见到，松树、铁杉、橡树的枝干，几乎像打火镰一样闪烁着激动的目光。”1841年爱默生邀请梭罗搬出自己的家，住进他家。在这里梭罗可以做园丁和干杂活，还可以获得一分宁静以有时间写作。他在爱默生家一直住到1843年4月，然后他离开去斯特登岛[19](Staten Island)给爱默生的侄子做家教。

在这几年中，梭罗在日记中加入了一些诗的草稿和散文段落，如《沮丧》(“Despondency”)或《勇敢》(Bravery)等：“无处可为沮丧辩解。始终把握生活——正确地活着，即是一种神性的满足”；“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站在斗争的前列；有勇士的地方就有最激烈的战斗——有光荣的岗位——”爱默生通常从日记中摘取段落移入演说稿或散文稿中，使得日记本身不尽完整。梭罗则不然，他把整页的日记抄写进新的文章中。他经常精选早期的日记攫取精华、抛弃原作。即便如此，这一时期遗留的材料足以表现出这位年轻作者给人的印象。像密尔顿一样，梭罗雄心勃勃，在二十几岁时他就已经开始担心不能写出具有永恒价值的诗作。1840年的日记中记录了梭罗的《倏忽而逝的时间，青年的狡猾窃贼》(“How soon hath Time， the subtle thief of youth”)：

二十二年已经飞逝——

它们吝啬的时间已丢掉，

人的这些财产臂膀已长起，

但男子气概的舌头不能需要。

在这无限的外部财富间

我依然感到内心的贫瘠；

鸟儿已高唱它们的夏天，

而我的春天仍未开始。

自然中的一切都不受阻滞，即便最小的鸟儿都本能地知道如何歌唱和创造。那么为什么独有诗人匮乏艺术、不善表达呢？

麻雀在大清早歌唱

毫不延迟筑巢建房间；

万物都准备好听她把歌儿唱响，

现在到了完美的一天。

我是否要等秋风

被迫寻求更温和的光线，

不遗留空巢，

没有树木回应我的曲调。

自我谴责只是梭罗早期日记的一种基调，并非是主导性的。“一丝快乐充溢我们，犹如阳光拂过大地。”他写道。他又补充说，“社会是芬芳馥郁的。”他把阿那克里翁[20](Anacreon)的三首诗译为无韵诗，即《春颂》(“To Spring”)、《爱颂》(“To Love”)和令人愉快的《蝉颂》(“Ode to the Cicada”)：“我们认为你很快乐，蝉，/因你高居树端，/吮吸甘露/像高高在上的君王你放声吟唱。”缪斯女神喜爱蝉，日神(Phoebus)还亲自为它高歌一曲：“岁月不会摧毁你，/灵巧的你，土里生，爱歌唱，/不受冷酷之苦；你几乎就像众神”(该诗后来收入《马萨诸塞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他在每个季节都找到了快乐的理由。2月里康科德河水解冻，河面上升，住在岸边洞中的麝鼠被迫迁出，梭罗注意到“从草地上吹来的风满载着浓浓的麝香气息，芬芳的幽香向我们宣讲尚未开发的荒野”。他把这一经历写成一首诗(后来收入《马萨诸塞自然史》)：

河水上涨，越来越高，

像某种温柔的势力，渐渐

弥散过驯服的城镇；每一株丛生草

很快变成了一座小岛，

某座友好的阿勒山[21]上，在这里

疲倦的河鼠在休息。

洪水把康科德变成了一幅壮美的山水画：

我们的村庄呈现出乡村的威尼斯景观，

远处的沼泽是它那宽广的海滩，

那边枫林之中的小峡谷平静清幽，

远比那不勒斯湾更加美不胜收，

在我邻居的玉米地之中，

我看见了金色的号角吹动。

像美一样，爱在梭罗所见的景色中似乎也无处不在：“爱是所有自然颂诗的主题——鸟儿的鸣啭是一曲颂歌——一曲婚礼颂歌。草地上，花儿在举行婚礼，用珍珠和钻石装饰着树篱。”他试写了一些关于新英格兰的阿那克里翁风格的诗，写烟、写霾、写雾。清晨急速上升的炊烟成了“翅膀轻展的烟啊，伊卡洛斯[22]之鸟，/向上升腾，你的翅膀就要消融掉，/悄然无声的云雀，黎明的信使啊”[23]。夏日的阴霾是“拍击着地面的大气之浪/空中的河口，光的海峡/气流的碎浪，热力的波涛/内陆之海的夏日细水花”[24]。即使聚集在河底的忧郁的雾霭和沼泽也被赞美为一个“变化多端的上帝”带着敬意宣称：“你是天空中清风吹拂的草地。”

如果说领悟带来了一种喜悦，记忆则增强了领悟的快乐。在1840年日记中他开始写作一首无标题的无韵诗(《在这单调乏味的生活循环中》[“Within the circuit of this plodding life”])，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日晷》和《马萨诸塞自然史》上。梭罗在该诗中解释了感悟到的景物之美如何能通过不同季节的回忆加以强化。

在冬天到来的时候，

霜浓之夜，我高栖在小楼上，

愉快的月亮寂静的光辉中，

每一根树枝，阑干，突出的水管上，

冰枪越来越长，

映出日出的光箭；

当时我记起去夏流火的正午，

一线日光无人注意，悄悄地斜穿过

高地上长着约翰草的牧场。

(张爱玲译)

冰冻的小溪使他想到它欢快流淌时的潺潺声。深埋在“皑皑白雪下的”苍茫大地令他想到新犁的垄沟如何在春天的阳光下熠熠闪光，田鸫如何在农夫身后啄着泥土。于是，“通过上帝廉价的经济，重新丰富起来”，梭罗找到了力量继续冬天的任务。

他也以不同的语气写了一些自然诗，充满滑稽和轻松的幽默。在日记中他描绘了“一条小溪被正午的太阳从霜冻的镣铐中解放出来——而冰柱正在苹果树上融化，到处充满生机，币鸟飞来飞去”。紧接着是二十节二音步的诗行——第一部分写早春，第二部分写在此之前的冬季。梭罗在日记中评述道：“简洁即是丰富。”这些诗行使人想到，他已经学会感受到他周围一切的勃勃生机。

现在冰消雪融

在这温暖的日光里

草原在流动

小河奔流不息。

……

苹果冻消

乌鸦啼叫

松鼠啃咬

僵硬的水果。

我循着老鼠的脚步

来到它们栖身之处

在这里，它们正将苹果核

吃饱满满一肚

……

雪花飘落

水獭爬过

鹧鸪高歌

在远处的树林

游客带着梦想

树上的冰闪着光

蓝色的鹣鸟尖声叫嚷

用愤怒的语气

……

斧声回响清脆

猎犬连声狂吠

叮当之声荡回

是寒冷的声誉

猎人的号声

唤醒黎明

田野上的孤零

吓坏了猎物。

空气的叮当声里

回声被荡起

带到兔子窝里

带着可怕的嘈杂

她嗅着空气

远远地进食

又回到原地

她开始的地方。

在另外一首作于1842年秋的抒情短诗《鲑鱼溪》(“Salmon Brook”)中，梭罗谈到了他渴望回到(哪怕是在记忆中)新罕布什尔的两处溪水旁，它们的名字跨越语言障碍，韵律十分和谐。

鲑鱼溪泊，

潘尼楚克，

记忆中你甜甜的溪水流淌，

何时我会再次看着

或是再将钩索

投进你的波浪？

梭罗在1839年与弟弟约翰到怀特山区(the White Mountains)游览了这些小溪，并花两周时间泛舟和徒步旅行。这次旅行后来记在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A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 1849)中。但是约翰于1842年1月英年早逝，梭罗头脑中甜甜的河水并非由于路途遥远无法接近。

正是梭罗对诗歌的认真程度使得无论是约翰的早逝还是随之而来的重病都不能阻止他在1841年开始的一项计划：写一部计划已久的英国诗歌史。他于1841年11月从爱默生家搬出，与一位老朋友一起住进离哈佛图书馆更近的剑桥。在他看来撒克逊诗歌(the Saxon poetry)“比任何能称做英语的写作都更具哲学倾向”，于是他从撒克逊诗歌开始，一直钻研到17世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诗集：韵文传奇(metrical romances)、民谣(ballads)、乔叟(Chaucer)、高尔(Gower)、邓巴(Dunbar)、加文·道格拉斯(Gavin Douglas)、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利德盖特(Lydgate)、丹尼尔(Daniel)、悉尼(Sidney)、斯宾塞(Spenser)、罗利(Raleigh)、马洛(Marlowe)、皮尔(Peele)、莎士比亚(Shakespeare)、琼森(Jonson)、赫伯特(Herbert)、马韦尔(Marvell)、卡鲁(Carew)、夸尔斯(Quarles)、多恩(Donne)及洛夫莱斯(Lovelace)等。他并不很在意平衡或比例；他写高尔与写乔叟笔墨相差无几，写夸尔斯比写赫伯特和多恩着墨更多。他所感兴趣的是强烈的诗歌效能——描述力、公正或者只是令人信服的常识——使得诗人与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被消除的时刻。“听到古老的苏格兰诗人道格拉斯描写的日落——就如我见过一样——从那些令人厌烦的陈旧的苏格兰语书页中我得到了补偿。没有什么能像发现古老和当代之间一些自然的和谐能使古老恢复和具有人性，并令人愉悦。”故而夸尔斯以其诗歌之“强烈自然之感”吸引着他：“他所用的词语都取自他真实的生活，并非为了艺术目的而空话连篇。它们有着生命的气息……聆听和品味他所发出的每一个音是一种愉快。其诗力之坚实应永远受到尊重。”

他对单个诗人的评断常常很尖刻，但他对英国诗歌总体上的评价可能令人吃惊。读赫伯特使他意识到：“在我们的英国语言中，我们很少发现有表达对上帝之爱的言语。对上帝之爱，普遍之爱的情感极为缺乏。赫伯特几乎是唯一的例外。”梭罗一直没有完成他对英国诗歌的研究，尽管有个别密尔顿和卡鲁所作的17世纪的假面剧片段进入了《瓦尔登湖》(Walden， 1854)。集中研究英国诗歌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促进了对想象活动总体上的思考，尤其是对自己创作的思考。从整个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人们可以描画出一种模式：梭罗对一个英国诗人的评论主要是一些箴言，或是关于诗或想象的，或是关于原创诗歌或描述性散文的段落的。例如，在1842年的一篇日记中，梭罗相当详尽地谈到了14世纪的诗人约翰·高尔(John Gower)：

高尔像一个具有常识的人用自己卓越才华写作，他采用平和的而非高雅的方式创作叙事诗……他叙述的事物有时乔叟也歌颂过。他以对原作公正的理解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有时在他的手中以直接和中肯——或者我应该说率直的平易，使故事更加完美。

在讨论高尔之后紧接着是一段关于诗人立场的论述：“诗人是与宇宙中心法则有亲缘关系的思想平和的参与者——他的行为模式中没有激动——他泰然自若，仿佛静止在宇宙的中轴上。”对乔叟的诗《女修道院长的故事》(Prioress's Tale)和《修女的故事》(Nun's Priest's Tale)的讨论直接进入了《在这单调乏味的生活循环中》这首诗。第二天梭罗写到一些关于在冬季阅读自然史的快乐的句子，这些句子很快成了《马萨诸塞自然史》的开头。阅读英国诗歌激励了他，他振作精神进行新的创作。

此外，16、17世纪的诗人——以他们的幽默、喜用悖论和对人类情欲的复杂处理——使梭罗找到了一种比他的前辈诗人所能提供的更加适合他性情的内心生活表达方式。在一首以《同情》(“Sympathy”)为题的早期诗歌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悲哀，即彼此含蓄阻碍了与一个“文雅的孩子，/他的容貌皆由美德之模塑成”的更融洽的相处：

每一次，当我们走近对方，

苛刻的尊重将我们阻止在更远处，

于是我们似乎无法来到彼此身旁，

比初见时更加生疏。

现在这个孩子离开了，梭罗只能悲叹他错过了机会，宛如他是田园挽歌的歌者。

快点庆祝我的悲剧；

用适宜的旋律回荡在你的山林和田地；

在这种情况下，悲哀要比其他场合的

所有快乐，对我更值得珍惜。

尽管他渴望爱，并且在日记中不断地提到爱，梭罗内心的匮乏有时很强烈。他在1841年写道：“我为朋友能做的最多的仅仅是成为他的朋友。我没有财富赠与他——如果他知道我因爱他而幸福——他将不再需要其他的回报。”他感到困窘、隔膜：“我的灵魂和身体像笨拙的连体婴儿，彼此[25]磕磕绊绊、互相干扰、摇摇欲坠。”他沮丧地写道。《我是一个徒劳挣扎的包裹》(“I ama parcel of vain strivings tied”)这首诗最初发表于1841年7月的《日晷》，后来刊印于《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的“星期五”这一章，他把自己比做一束用稻草捆在一起的小花和香草：

我是一个徒劳挣扎的包裹

一次偶然，我被包在了一起

左摇右晃，它们的纽带

无力而又宽松，

在我看来，

是为了更狂野的天气。

一束无根的紫罗兰，

酢浆草混杂其中，

用一缕稻草包绕

一旦它们的嫩枝被盘卷，

规则就被定好

我则被它固定，不动。

……

在这里，我曾短暂开花无人见，

我将汁液向上吮吸，

虽然土地中没有根脉，

只为保持我绿色的枝干，

但是却站在

一个空空的杯子里。

这里，17世纪诗节形式的复杂性以机智调节哀婉，说话者的不统一造成了自我贬抑这种情势。但是《我是一个徒劳挣扎的包裹》的无助并不是梭罗唯一的性爱取向。1841年10月发表于《日晷》上的一首诗把高贵的男子气概的友谊想象得如此带有敌意以至于达到了致命的边缘——仿佛一个帐篷要盖住的不是阿基里斯(Achilles)和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而是阿基里斯和阿伽门农(Agamemnon)。[26]从莎士比亚的一段铭文展开——“诸位罗马人，朋友们，同志们”——梭罗讲出了这番为了理想爱情的奇怪祷文：

让这纯洁的恨依然支撑

我们的爱，我们也许是

彼此的良知，

并且大体上从此

拥有我们的怜惜。

我们对待彼此就如对神，

在美德和真理中，

我们所有的忠贞，

给予对方，怀疑留给

下面的神。

他把这首诗发表于《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星期三”章，在这里他重复了关于友谊的长篇讨论——这份颂词既是送给死去的弟弟约翰，他曾是他1839年河上旅行的同伴；又是送给爱默生，他曾敦促他写一篇关于这次旅行的记述。“在我们与世人的交往中有情感的交流，例如没有神的启示教会我们期待，它超越我们尘世的生活、为我们预期天国，”梭罗写道，“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爱就是焦炭和灰烬。”但是他也警告说：“如果我看朋友的美德比别人看得更清楚的话，他的缺点也因此而更明显，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权利来恨我们的朋友。”如果真正的朋友是“肉相连、骨相牵”，那么我们之间的任何争论将是“致命的、持久的”。朋友“注定不愿像仇敌一样互相辩解和探讨(问题)……其自身有解释的必要性，——什么解释能够弥补它呢”？

19世纪50年代初，梭罗一度与爱默生疏远，他在日记中推测他们之间的联系现在成了痛苦之源：“我与他之间的那种世人所称的友谊已经持续了14年，对他的爱使我的想象力得到了满足；然而我们之间的恨却比爱更强烈。为什么我们被如此不尽人意地联系在一起？”在一系列痛苦的日记诗中，他既写了一种“乐意消灭”对方的恨，又写了违背他意志的重复出现的爱。爱默生与梭罗为平息他们之间的不快而进行的会面在梭罗看来就像北方与南方之间在立法问题上所表现的无尽的冲突一样：

爱的船上，政府的船上

每一个都用恨来压舱。

我们拥有的每一届国会，

都意味着联盟之愿未遂。

《日记》(Journal， September 1852)

他们之间的不和尽管结束了他们早年亲密无间的友谊，并没有使他们永远断绝联系。19世纪50年代中期，爱默生的日记中又包含了他们一起散步的叙述：

昨天与亨利去索密尔溪(Sawmill Brook)。他在寻找黄色紫罗兰(短柔毛)和睡菜，他进入水中，然后找到了。(他)已在外查看五天了。已经找到了他的花，他从前胸口袋里拿出日记读所有应该在5月20日这一天开花的植物的名字，对此他像一个银行家记录票据何时到期一样记载着。

又一次与亨利散步，并找到了芳香一枝黄花[27]，叶片上有着透明的尖端；找到了两株带有鹿蹄草香味的远志[28]……但是我为森林的美景陶醉了，想到尼罗(Nero)[29]宣扬林中散步应是一种享受。这是躲避年老的秘密之一。

爱默生还有另一位老朋友，是一位诗人，他同时也是梭罗密友。爱默生与他一起舒心、愉快地散步。威廉·埃勒利·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 1818—1901)，生于富有的商人之家，是一位著名的唯一神教牧师的侄子。他写的诗在爱默生看来表现了“超乎寻常的诗歌气质和思想感情的乐观美妙”。钱宁的一位朋友沃德(Ward)曾给爱默生看过钱宁的诗。对于尚未谋面的钱宁，爱默生写道：

在美国我还没有见过具有如此内省力的诗作。我当然珍视完美的诗作，你的诗不是完美的。最好的诗歌能使人的视觉、听觉、心灵和思想得到美的享受。然而我如此珍视这种诗歌的激情，每当这种激情出现，我可以轻易原谅诗中的破格和疏忽，尽管没有这些问题诗会变得更平庸起来。

爱默生给1840年10月那期的《日晷》写了一篇评论“新诗”的文章，当期的《日晷》编入了12首钱宁的诗。他曾劝说钱宁让他改正诗的标点、调整诗的韵律以使之顺畅、删去错误的语法使用等，但他发现诗人很固执，并不听劝。他大为恼火(正如他告诉一位朋友)，钱宁似乎认为他的“错误的语法和胡言乱语”都“借助于他忠实的灵感而神圣化。诗的灵感是用来美化苍蝇和蜘蛛并使之不朽的吗？”但是在《日晷》上他为钱宁诗句上的失误辩解却冒犯了不止一位读者：“作家并不怕写得不完美；他的心中有太多的伟大意义来代替琐屑之事，并且要孤傲地为他的同等地位的公民写作。”

1843年，当钱宁(在爱默生的协助与塞缪尔·沃德的资助下)出版了一小卷《诗集》(Poems)时，一位与波士顿和康科德均无关联的批评家详细研究了这本书，他把爱默生对钱宁诗歌的吹捧看做文学民族主义对批评判断力的不利影响。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1843年8月这一期的《格雷厄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上以《我们的业余诗人》(“Our Amateur Poets”)这个轻蔑的标题评论了钱宁的《诗集》。他试图表明钱宁的诗歌极其糟糕——语法不通、韵律不合、夸夸其谈、意义空洞。他特别蔑视钱宁写不出一行能划分音步的诗。

绝对的放任[30]，——迷人的随便的衣着[31]——节奏的全然松散是C先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当然也是他的最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例如，第3页中的一行诗，听他来读或划分音步抑或听任何人读或划分音步，都是一桩乐事：

Masculine， almost though softly carv'd in grace，

在这里，“masculine”要读成扬抑格，而“almost”要读成抑扬格……再如第18页中的这一行：

I leave thee， the maid spoke to the true youth，

在这里，两个“the”都需要重读以保持抑扬格的诗律……又如第32页的这一行：

The serene azure the keen stars are now

还有本页中另一行：

Sometime of sorrow， joy to thy Future.

但是钱宁的蹩脚的韵律只是他的问题中的一部分。他空幻的多愁善感并不难理解，而坡禁不住用嘲讽的离题之语贬低它们。当钱宁看到睡着的女主人而反问自己：“啊!若你夜夜得安眠/凭那少女的贞节/难道不会令你舒闲？”坡回答道：“是的，我们认为基本上会的。”当钱宁宣称“与其失去平衡/不如被彻底遗忘”，坡表示同意：“举例来说，与其在弹塔顶上失去自身平衡，不如被彻底遗忘。”

爱默生对劣质诗歌的赞扬在坡看来是他经常为之哀叹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一个惊人的实例：过分赞扬美国作家，只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如此片面只能导致美国的文学处于持续的平庸状态。为不能遵循语法和韵律规则的诗人开脱就是承认美国诗人写不出更好的诗歌。文学民族主义导致文学无能。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在纵览70年来为建立美国文学传统而产生的思想贫乏之作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为了体面而认为绝对有必要建立我们自己文学的那种情绪一直在伤害着我们已有的文学。”

爱默生没有因坡的批评而气馁，他继续努力帮助钱宁。1843年他成为《日晷》的编辑后，发表了一大批钱宁的诗歌——如此多的诗歌，以至于钱宁在《日晷》上发表了比其他任何投稿者都要多的作品。当钱宁的第二辑《诗集》(Poems， 1847)付梓时，爱默生将一本新书样本寄给朗费罗(Longfellow)，暗示他如果在《波士顿信使报》(Boston Courier)写一些友好的话将对这本书的发行有很大帮助。朗费罗礼貌地谢绝了(他的要求)：“我并非对许多美好的东西视而不见，但这并不影响我如此乐于感受的发自内心的赞美。”

爱默生在钱宁身上看到了什么呢？他曾坦言诗歌中有一些魔咒一般的诗行，而他特别容易对其中的“魔力”动感情。钱宁有一种才能，能够写出吸引他的诗行。“用匆匆日光的织机/我织出了天空的寿衣”；“失明大地的沉默伙伴/白昼的回想，时间的敌人”；“我在这巨大的生命之河中漂流”；“如果我的轻舟沉没，那是去另一处海洋”。他的随笔中夹杂着钱宁的诗句，甚至用轻舟沉没这一行作为他的随笔《论蒙田》(“Montaigne”， 1850)的结尾句。

孤立的诗行几乎不足以建立钱宁作为严肃诗人的声望，即使在极富雅量的爱默生看来，1843年版《诗集》遭到坡的尖锐嘲讽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钱宁很少固守任何定式或完善任何计划。在随后的岁月里，他认真雕琢着自己的诗艺，学习写作音步规范的诗行，并寻找新的主题和形式以更加适合他的诗才，以此超越在第一部不成功的诗集中那些仿雪莱式的抒情诗。他接下来的三本诗集包括了更好的诗歌，其中最好的是描述新英格兰的风景和居民的诗。这些用五音步写成的低调的叙事诗，无论是押韵的还是不押韵的，都反映了钱宁对新英格兰乡村的热爱。在此他曾每天与梭罗或爱默生结伴散步。这些诗也反映了他英明果敢地从周围生活中寻求想象素材的能力。

《诗集：第二辑》(Poems：Second Series， 1847)中的一首诗《教堂司事[32]的故事》(“The Sexton's Story”)是关于一名兼做教堂司事的樵夫的故事，他既打棺材又挖墓穴。一个寒冷的冬日下午，他满怀欣喜地出发去送一口刚做好的棺材。对于那些丧失亲人的痛苦，他既非冷淡无情也非视而不见，而是由于长期接触使他对死亡熟视无睹。“教堂司事忘记了什么是死亡，/他经营着坟墓，就像人们经营着农庄。”当他准备越过一条狭窄而又深深的小溪时，田里的光辉使他扭头去看落日：

走近桥时，他转过头，因为

这样的红光徘徊在雪上，地上，

如此灼热，就像夏天的火，他的心

跳动着迎接那一天最后的金色光辉

他把棺材送到那个悲伤的家庭。在归途中，空中忽然布满了雪花编成的花环，回荡着寒风吹过树林的哗啦声：

从围绕着草地的平静的小山里，

教堂司事听到了悲哀的音乐声，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当一群

受惊的鸟儿振翅飞过空中，

从飞快振动的翅膀中投下光线。

雪封住了路，盖住了路标。但是教堂司事告诫自己，他已经忍耐过更糟的情况。他坚毅地面对风雪，在胸前拍打双臂温暖自己。他试图在一片模糊的白色中找到那座小桥。突然，他的脚在雪中踩到什么光滑的东西滑到了。那正是小溪像玻璃一样的冰面。还没等站稳，他就滑进小溪并沉入水中。他惊骇至极、大呼救命。附近一户农家听到喊声，在风雪中跑来将他救上岸。第二天，受到惩戒的教堂司事回到他走过的原路，发现“刺骨的严寒”只是在奔流的小溪上形成了一个冰拱而已，他前一天正是从这个冰拱上走过的。

1847年诗集的另外两首诗描述了钱宁自己见到的新英格兰风景。《孤独之路》(“The Lonely Road”)以经过一座废弃的家宅起笔——一棵果树从地窖裂口处长出来，一个古老的苹果园围绕着一座小花园：

一堵摇摇欲坠的小墙，围成一个方形，

这里上等的果树展示着花园的自豪，

现在又被漆树染红，那红红的球果

取代了人工种植的颜色。

此地极为荒凉，甚至是在离开很久以后，这些场景还留在诗人的脑海中，尽管他的悲哀来自于一种生活方式的放弃而不是一种悲剧。想到这里充满活力的过去，诗人在想象中建起一座房子，里面住满了人。想象有孩子们在嬉戏。然后他意识到“我们称为生活的那种东西停留在”幻想的交织中。他离开前默默祷告，这个“阴暗静寂的地方”只有“立誓冥思的人，/依然是我们自己，过去的创造者”才会来到这里。

《瓦褚塞特山》(“Wachusett”)是1847年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这首诗用并不严格的五音步双行体写成，韵脚有时需要新英格兰式的发音。例如，当“before”与“Noah”押韵时或“adorn”与“Lawn”押韵时。瓦褚塞特山并不高；现代地图册中估计它不过两千英尺高。(钱宁说瓦褚塞特山“不像萨勒姆海滩一样平坦，/而一个身体虚弱的人能够登攀”。)如果说它缺少怀特山脉(White Hills)的庄严或者凯兹吉尔斯(Catskills)的激流和银色的小溪，它却提供了点缀着惬意的小村庄的人居风景。正如梭罗攀登同一座山时所注意到的：“在每一侧，都可以看到连绵起伏的城镇，就像梯田一样，直到在地平线上消失。”钱宁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他眼中的每个村庄至少有三个尖塔：“浸礼会教堂、卫理公会教堂、东正教堂”，有时也有一座唯一神教的教堂尖顶。村民们如此关心的不同教义对钱宁而言则意义不大。在每一种教义中他看到了同样的真理，但是这景色依然令他赏心悦目：

但是我深爱将它们俯视一通，

在像耶路撒冷那样的多石风景中。

漆成白色的村庄微光闪耀，

房子光亮，就像纸制的城堡，

山谷中每一阵风吹来，

或许可以使它们像飘雪一样散开。

这虽是乡村风景却几乎不具田园风光，因为美国人(Yankees)在每一条河流中看到的仅仅是活力之源：

穿过小小河谷的小河流，

成了镰刀和斧子，把所有的工厂赶走，

池塘被毁灭，甚至微不足道的小溪

也变成了水门，在河湾高高涨起。

这勤劳的景象反映了当地居民的性情，在那神秘的被称为“竞争”的斗争中，在武士战争的现代替代物中，他们每天都要对照吝啬的自然与邻居的睿智检验自己的智慧。年轻的钱宁很快便对贪欲之神[33]的奴隶们大加嘲弄，但是现在他在对乡村生活的尖刻评价中看到了更可敬的一面：“有手艺的人，得到人们的尊敬，/笨手拙脚的人，美德也消失无影/由于他真实的水平。”这严格的清算账目，依然使得繁忙的乡村以及它的家畜展览会和图书室成为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甜甜的面包、浓浓的牛奶，还有压在饭桌上的大苹果。”当霜冻使橡树叶的颜色“像红酒，/红色在温暖的马德拉[34]的生产线上熟透”，当一缕残阳照在湖面，湖面“像萨拉丁[35]明亮的刀刃”闪闪发光，在夏日的印第安空气中，风景本身也不想再富丽堂皇。这就是寒冷、阴沉、荒凉的新英格兰，还是温暖的非洲海岸？在落日的余晖中很难辨明：“这是远处的丹吉尔[36]，是模糊高大的擎天神[37]；/还是毛利塔尼亚[38]以及她的黑貂皮，/富含金泥的河流、大象和国王。”

1849年的《樵夫及其他》(The Woodman and Other Poems)诗集中有一首题为《落日湖》(“The Sunset Lakes”)的短小、有趣的诗。这首诗描述了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钱宁穿过美丽的原野看到的新奇景色。他每走一段就能遇到一个新的湖泊。他感谢自然创造了“三个湖，三次令我赏心悦目/漫不经心的眼睛慢慢地寻找愉悦”。

当我在柔顺的苔藓上沉思，

白昼里闪过的最后一道荣光落下，

以意想不到的灿烂，穿过幽暗，

斜洒过寂静、孤独的群山，

直到在这火焰中，此地也像社会一样。

钱宁自己孤独的一生是一部错过机遇和玩忽职责的悲哀的编年史，但是他坚持在自然中找到提供给每一个人的“新鲜、丰富、永葆生机的恩惠”的证据。在《离家不远》(“Near Home”， 1858)中，他力劝读者每天黎明前出门去欣赏世界的诞生。那么他们会在各方面找到乐趣，就如他们观看清晨的薄雾从草场上退去，聆听潜水鸟的叫声，或斜倚小舟观看水中昆虫“自得其乐，用它们微暗的躯体/在水塘上连续地编织圆圈”。其中最好的是前一个夏天寻找新英格兰特别美味的水果——蓝莓，生于高地的蓝莓丛是每次搜寻的目的：

这里是西方人塑造的花园，

难得的隐秘之处，白桦和蕨类的庙宇，

浅绿色漆树的保护区，藤蔓浓密，

古老的石墙摇摇欲坠。

超验主义文艺圈的其他诗人也在《日晷》上发表作品。卡罗琳·斯特吉斯([Caroline Sturgis]，即后来的威廉·塔潘夫人[Mrs.William Tappan，1819—1888])，一位富有的波士顿商人之女，于1836年由玛格里特·富勒(Margaret Fuller)介绍给爱默生。斯特吉斯的狂热、明显的藐视常规以及她那黑色而娇美的面容吸引着爱默生，他开始与之书信来往，以至于后来深化为真正的友谊。与所有的超验主义者一样，在一个沉迷于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时代里，她主张诗歌与艺术的重要性。在一首题为《英雄》(The Hero)的诗中，她指出文化对人类的尊严与对改革者的工作一样是绝对必要的：“不奋力解除奴隶的桎梏，/不思考让劳动者休息；/除非华美在平原遍布/自由人依然不幸流离。”她的姐姐埃伦·斯特吉斯·胡珀(Ellen Sturgis Hooper，1815—1848)为《日晷》写了11首诗，其中3首后来被爱默生收入他的《诗坛》(Parnassus， 1874)。胡珀的《致R.W.E》(“To R..W.E.”[39])一诗显示了在爱默生的熟人中常见的矛盾情绪，她经常为他的崇高而激励，然而却为他的超然态度所困惑。诗歌赞扬爱默生对朋友而言既是一座想象力的山峰又是遮蔽他们的天空：“你是深邃而晶莹剔透的冬日晴空。/这里寂静无声，闪耀着一颗颗耀眼的星。”但是，第三节诗却暗示爱默生专注于精神世界的宁静是缺乏激情的表现：

也许是巴克斯在你出生时，忘记了

从紫色的葡萄里挤出那一滴

那是他给人类的礼物，于是你的血

经常缺少额外滋养的热力。

埃伦·胡珀对爱默生的不耐烦只是她对一个以美德为名义满足于驱走人类本能的社会进行控诉的一部分。她写道：“一种决意不对任何人犯错的罪过/也比这内心中沉寂的冷漠要好。”没有恶意的罪过要比没有人性的美德好；上帝“建造了冷峻的新英格兰的土地，/它的清冷的河水和它的清冷的灵魂”，也创造了“热带的气候和年轻的心脏”。如果诗人未能教会自己的灵魂忍耐，那么她宁愿被抛弃也不做法利赛人[40]：“让我深受罪孽，这样或许我不被铸为石头。”

克里斯托弗·皮尔斯·克兰奇(Christopher Pearse Cranch， 1813—1892)，开始是一位唯一神教牧师，但是后来他离开了神坛成为一名风景画家。如果他对爱默生怀有任何矛盾情绪，他把这种情绪限制在他在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帮助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编辑《西部信使》(The Western Messenger)时所画的系列钢笔漫画上。爱默生并不是克兰奇钢笔画的唯一目标；埃勒利·钱宁、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和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等每人都被画了一幅漫画。但是他充满深情地探究、充分地阐释着爱默生的作品。单是这些漫画由《论自然》所启发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爱默生是一块和谐的南瓜地中的一棵粗壮的树干；是大腿上的一个巨大的眼球；是温和的阳光下正在长大的一个大甜瓜；是一位平静的哲学家，在圣灵涌入前观察着各种各样的歹徒、监狱和精神病院正迅速消失。回到波士顿之后，克兰奇参加了超验主义俱乐部的一些聚会，并寄了一些诗歌给《日晷》。《和谐》(“Correspondences”)于1841年1月在《日晷》上发表，该诗阐释了超验主义思想的中心原则：和谐的学说。正如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所言：“每一自然事实都是某一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中每一现象都对应着某种心境。”克兰奇的《和谐》用六音步长短格的无韵诗扩展了这一思想。其相互交替的阳韵和阴韵词尾，使人想到了双行体挽歌：“自然中之万物对于能读懂它们的人都是美丽的化身；/一切存于尘世，皆为不可言说之目的。”原罪降临尘世之前，一切“就如一种常见语言中的字母和单词一样持久”。现在只有天使才能清楚地读懂上帝的语言。人类痛苦地试图到处辨别一个字母，却意识不到我们依然拥有的一种未曾留意的智慧形式——我们无意中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修辞格，它们自身带有的线索表明它们具有现实的象征性：“神秘的光泽静静地落在我们身上，尽管大部分已被遗忘，/通过我们最普通的言语，照亮了我们思想的道路。”

就这样闪亮的河水流动，给沙漠以欢乐，

伟大的生命之泉向干旱敞开了自我。

就这样上帝的话语在浓缩，像雨像露珠，

就这样暖风仿佛轻轻吹向上帝的灵，

青草和鲜花是新生的征兆。

从各种和谐中得出的结论来看，克兰奇的诗在神学上要比爱默生的《论自然》更为正统。对于爱默生的俄耳普斯[41]诗人(Orphic poet)，和谐标志着我们已背弃自己的神性，离开我们周围的广阔的自然外壳。对克兰奇而言，和谐是来自造物主的信息，其意义的碎片“在亚当单纯地生活在伊甸园中时”曾是透明的。只有在修辞格中，我们才感受到我们居住的象征世界中的多重意义。

啊，你真理的精神；重访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用光的字母阅读天国的语言，

它们写在全地，写在全天——

这样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再次认识我们的造物主，

在所有的事物中，看到心灵的各种类型。

像布莱克(Blake)的《四佐亚》(The Four Zoas)一样，《和谐》以快乐的语调结尾，想象获得救赎的人类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但是克兰奇也经受过反复出现的沮丧，这使得即便在朋友中间，他也沉默寡言。在一首题为《沟通》(“Enosis”)的诗中，“Enosis”是“Communion”即“沟通”一词的希腊语用法，他描绘了阻止甚至是最亲近的人走到一起的障碍。

思想比语言更深沉，

感情比所有的思想更深邃；

灵魂永远无法教授灵魂，

它们要自学自为。

我们是蒙着面纱的精灵；

人们永远看不清彼此；

我们所有的深入的交流，都不能

除去那层模糊的遮蔽。

心与心永不能会合；

意与意永无法相知；

我们是寺庙建成了

就无人搭理的柱子。

不完整的四音步，扬抑格的节奏，又加上了克兰奇最后的否定姿态：人与人永远无法彼此看清，心与心永远不能相互会合。我们自吹自擂的个性是提早崩溃的产物。分裂的自我还有重新愈合的希望吗？唯有爱能融化“四处分散的思想之星”。

只有我们的灵魂得到满足，

在诞生它们的泉源旁，

由灵感引路，

它们在尘世永不会消亡，

我们喜欢分散的雨滴，

不断增大，直到它们相遇又跑开，

它们将再次合并到一起，

溶解，流成一脉。

玛格里特·富勒1840—1842年任《日晷》编辑，即使在1844年爱默生停办该杂志之前，她就已经开始脱离超验主义文艺圈和超验主义的文学形式。1843年5月，她获得机会离开新英格兰。一位朋友资助她游览大湖区，这次旅行使她经过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穿过芝加哥来到伊利诺伊大草原，一直到西部的密尔沃基(Milwaukee)，回来后，她写了一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不是传统的游记，由旅途中所写的笔记和信件推断，这是一系列的观察资料。《1843年湖区之夏》(Summer on the Lakes in 1843)综合了游记、小品文和诗歌手稿。伊利诺伊的洛克河(Rock River)河湾有一处美丽的庄园，那里成群的鸽子每天下午掠过草坪，这美景使富勒写出了如下颂词：

美景宜人，令人愉悦而神圣；

小河弯弯，装点着和谐的美丽，

壮丽的灌木丛，下面小径草色青青，

清晰孤独的小树，每一棵都长在合适的位置，

那些树丛常有鹿儿嬉戏；

惊得成群的鸟儿飞过草地。

7月4日，仍然在洛克河上，她作了一首诗《在称为鹰巢的高地上》(“On the height called the Eagle's Nest”)，作为我们熟悉的《加尼米德[42]致它的鹰》(“Ganymede to his Eagle”)的题词。她在信中表明她从加尼米德身上看到了自己，她渴望鹰飞来将他再一次带到主神的宫殿。加尼米德回忆在青年时代他就向自然询问自己的出身。山脉和天空都对他不予理睬，但是他在风暴中发现了自己身份的线索：

但是，从那微风中的紫罗兰，

有时传来一个答案，回答我的希冀，

我的天性似乎在分享那些出生的闪电，

它们讲述着它火一样骨架的奥秘，

恨与爱的飞快信使，

那武装朱庇特之手的霹雳，

有时击中神圣的塔尖，有时把神圣的树林震击。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它们回答我，而后仍置我于更加孤独之中。

在诗的最后，加尼米德仍然拿着杯子等待着，杯中的泉水要给天上的诗人喝。他祈祷着能在夜幕降临之前被允许带着“纯净的圣水”走向天国。

当富勒与她的同伴们从乡间回到芝加哥时，她获悉华盛顿·奥尔斯顿(Washington Allston)已经过世。四年半以前第一次与他会面时，富勒就为他“天才的微笑”和他谈论艺术的风采所倾倒，迸发成“一系列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她为《日晷》的第一期写了《1839年夏奥尔斯顿先生画展印象录》(A Record of Impressions Produced by the Exhibition of Mr.Allston's Pictures in the Summer of 1839)。她自己最好的十四行诗《弗拉克斯曼》(“Flaxman”)，是写给以经典的浅浮雕和版画而闻名的浪漫主义雕塑家和画家弗拉克斯曼的。这首诗就是模仿奥尔斯顿写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鲁宾斯(Rubens)的读画诗(ekphrastic sonnets)而作的。在芝加哥的那天傍晚，日落“平静壮观，超过西部所见的一切”。看来这是听到“美国提坦”[43](Titian)(人们如是称呼奥尔斯顿)已经离开尘世的适合背景。尽管奥尔斯顿信奉的三位一体基督教使他对超验主义的背叛思想充满恐惧，但许多超验主义者对他一生忠于艺术、对他由于未完成的杰作《伯沙撒的盛宴》所经受的痛苦所打动。富勒祈祷奥尔斯顿的灵魂如今在一个地方，那里“爱会使他摆脱恐惧的控制”。

在西部旅行所经历的自由与兴奋之后，富勒回到新英格兰，感到一种沮丧。尽管爱默生鼓励她写《湖区之夏》(Summer on the Lakes)，并帮她找了一位出版商，她对他还是有些不高兴，厌倦了爱默生把她指定为女先知或缪斯的角色，对新英格兰的文化局限也很恼火。她1844年的日记包括她所写的最后的诗歌，也包括了那年夏天她访问康科德时的叙述。在那里，爱默生给她读了他所作的一篇新随笔《论生活》(Life)，后来作为《经验》(“Experience”)[《随笔，第二辑》，(Essays：Second Series)]出版。她写道：“他给我读了他关于生活的随笔，极为美妙、丰满、令人钦佩。但是啊，是那样冷漠。只有宇宙中的真理，没有爱，没有多样的现实。”然后她突然住嘴。“然而因为他向我指明一切存在的意义，我便为他伤心是多么的愚蠢。”在两天后写给爱默生本人的一封信中，她简要地解释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你是才智，我是生活。”她想要一个比康科德更大、更多样化的世界，想要比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的来信更充满激情的关怀。《叉铃[44]》(“Sistrum”)一诗写的是纪念女神伊希斯[45](Isis)的仪式上所用的类似拨浪鼓的乐器。在这首诗中，她宣称需要达到内心和谐而不牺牲支撑她的精力：“我刚出生时生命的流淌/我不会厌弃你的力量/直到在你声音的变化中/和声的三个音部清晰可听。”六年后，已是短暂而辉煌的罗马革命中一位老兵的她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她从一艘在直布罗陀港被隔离的船上给她的朋友马库斯·斯普林(Marcus Spring)写了一封信。她已与丈夫和孩子在佛罗伦萨登上了伊丽莎白号双桅船，但是他们计划的美国旅程因天花爆发而受阻，伊丽莎白号的船长死于此病。她描述了船长的海上葬礼的凄美——海上的船只旗幡招展，赫尔克里士[46](Hercules)的船尾柱包裹在玫瑰色的水汽中。但是一种不祥之兆使她又写道：“是啊，是很美，但是我们为这世界的诗篇付出了多么珍贵的代价啊!”

[1]Margaret Fuller(1810—1850)，美国女散文家，曾与爱默生共事于《日晷》(The Dial)杂志，她对女性问题非常关注，著有《19世纪的妇女》(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译注

[2]Jones Very(1813—1880)，美国著名预言家、诗人，他对钱宁等影响很大，其代表作有《花园》(The Garden)等。——译注

[158]1845年7月，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正式宣布把德克萨斯并入美国的版图。当年11月，波尔克以墨西哥应归还美国300万美元债务为要挟，要求墨西哥承认以格兰德河为两国边界，美国以1500万—4000万美元“购买”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地区，遭到墨西哥政府断然拒绝。1846年5月13日，美国政府向墨西哥宣战，美墨战争正式爆发了。1847年9月15日，美军完全控制了墨西哥城。1848年2月2日，美墨双方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美国攫取了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合计约230万平方公里。这就是今天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大部，以及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的一部分。美国仅仅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作为“补偿”。通过美墨战争，美国一跃成为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而且从此成为美洲的主宰。就连亲自参与了战争的美国名将格兰特也不得不承认：“这场战争乃是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所进行的最不正义的战争之一。”——译注

[4]美国国会于1850年通过的旨在促使对逃逸黑奴进行遣返的法律。——译注

[160]印度教的神庙，是为尊敬的守护神毗湿奴而建。——译注

[6]印度古代宗教和文学名著，也是古代印度经典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最精彩的哲理插话和印度教最负盛名的经典。《薄迦梵经》全意为《神之歌》，堪称古印度的《神曲》。——译注

[162]唯一神教派或称一位论派、独神主义等，是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圣的基督教派别。此派别强调上帝只有一位，并不如传统基督教相信上帝由三个位格。16—17世纪，有组织的一神论派运动出现于匈牙利和波兰﹐之后传到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译注

[8]希腊神话中有翼的狮身女怪，传说她常叫过路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译注

[164]天神宙斯的9个女儿，这9个女神在希腊神话中被称为缪斯女神，每人分管从绘画到音乐等诸多艺术中的一种，这些女神最能激发艺术家创作灵感。——译注

[10]印度古代著作，是毗湿奴教派的主要经典。全书是梵文的诗体作品，中间夹杂片断散文，内容包括宇宙起源、帝王世系直至对未来的预言。——译注

[166]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译注

[12]亚瑟王传说中亚瑟王的顾问，是一个魔术师和预言家。——译注

[168]Nemesis，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译注

[14]“the English Pindaric odes”，公元前5世纪希腊职业竖琴师品达尔所写的或按照他的风格写出的仪理歌。品达使用了斯特西科罗斯(Stesichorus，公元前7和前6世纪)的三部结构，这三部分相当于合唱队的动作，他们先在舞台的一侧，然后又走到舞台的另一侧，最后站在舞台中央吟咏结句。——译注

[170]因其首领威廉·加里森而得名，他们反对参加政治斗争，认为这意味着丧失原则；他们反对按美国宪法选举总统，认为宪法是一个亲奴隶制的文件；他们有些人甚至号召各自由州脱离这个维护奴隶制(或“拐骗人口制”)的联邦；他们对一些大的教会组织拒绝接受激进的废奴主义主张十分不满，攻击这些组织是“贼窟”，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译注

[16]指伊斯兰教泛神论神秘主义者。——译注

[172]航海用语，指水手早晨4时至8时的执勤。——译注

[18]大多数基督教徒把一周的第一天——星期日作为休息和拜神的日子即安息日。——译注

[174]位于纽约长岛以东。——译注

[20]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抒情诗人。——译注

[176]Ararat，位于土耳其东部，一译“亚拉腊”，据基督教《圣经》载，大洪水后诺亚方舟即停于此。——译注

[22]Icarian，希腊神话中建筑家和雕刻家代达罗斯的儿子，他乘着他父亲做的人工翅膀逃离克里特时，由于离太阳太近以致粘翅膀用的蜡融化了，而掉进了爱琴海。——译注

[178]此处为徐迟译文。

[24]此处为黄杲炘译文。

[180]原文为oneanother，英文中无此词，根据上下文，应是“彼此”即one another之意。——译注

[26]这三个人物均出自希腊神话。阿基里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是珀琉斯和西蒂斯之子，杀害赫克托耳的人。普特洛克勒斯：希腊一勇士，阿基里斯的仆从和朋友，在特洛伊战争中被赫克托耳杀死。阿伽门农：迈锡尼的国王，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联军统帅，阿特柔斯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伊莱克特拉以及依菲琴尼亚的父亲。他刚从特洛伊返回就被其妻克吕泰尼丝特拉杀害。——译注

[182]芳香一枝黄花(Solidago Odora)：花名。——译注

[28]远志(polygalas)：花名。——译注

[184]Nero(37—68)，古罗马暴君。——译注

[30]“放任”是坡引用的钱宁诗中的一个词“abandon”。——译注

[186]“随便的衣着”也是坡引用的钱宁诗中的一个词“négligé”。——译注

[32]教堂司事担任管理教堂、敲钟、挖掘墓地等工作。——译注

[188]Mammon，新约圣经中将财富、贪欲和世俗追求人格化的一个凶神。——译注

[34]Madeira，大西洋的群岛名，该地产烈性的甜葡萄酒。——译注

[190]Saladin，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1187年占领耶路撒冷，抗击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189—1192)保卫此城。——译注

[36]摩洛哥北部港市。——译注

[192]即阿特拉斯神，被宙斯降罪来用双肩支撑苍天的一个擎天神。——译注

[38]Mauritania，北非古国。——译注

[194]R.W.E是爱默生名字的英文首字母。——译注

[40]古代犹太法利赛教派的教徒，该派标榜墨守传统礼仪，《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译注

[196]俄耳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善弹竖琴，传说他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译注

[42]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化为鹰将美少年加尼米德带去为众神司酒。——译注

[198]提坦是希腊神话中一个巨人家族的一位成员，这个家族是乌拉诺斯和盖亚的子女，他们试图统治天国，但被宙斯家族推翻并取代。——译注

[44]叉铃是古埃及打击乐器，由金属棒附在金属框上组成。——译注

[200]伊希斯是古代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译注

[46]赫尔克里士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力大无比的英雄，因完成赫拉要求的12项任务而获得永生。——译注

4 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

当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2)在1826年发表第一首诗的时候，卡洛斯·威尔科克斯(Carlos Wilcox)和约翰·布莱纳德(John Brainard)还依然健在，当他1892年发表最后一首诗时，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还在上中学，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才7岁。19世纪的美国没有其他任何一位诗人横跨如此的时间段或者以如此多样化的方式写作。惠蒂尔是一位新英格兰风景和传统知识的热爱者；一位政治活动家，他的诗歌要唤醒人们的良知；一位非凡的讽刺家；一位贵格会[1]教徒(Quaker)，其诗篇谈及忍耐与忠诚。作为一名地方和全国废奴团体中的积极一员，他30多年来致力于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这一时代的事件为他的诗歌提供了很多主题——有时是关于奴隶主的残暴，更多的则是关于当他和朋友试图举行公共集会讨论奴隶制的时候，北方商人和反对废奴的暴民用臭鸡蛋、棍棒、轻型投掷物等袭击他们的经历。他可以饶有兴趣地写到臭鸡蛋，但对于1835年在波士顿凡纽尔会堂(Faneuil Hall)举行的支持奴隶制的会议，他并未持此种口吻，这次会议对公民自由形成了威胁，在那里(用惠蒂尔的话说)“提出了一项要求，要禁止自由言论，以防危及商业社会的基础”，也没有以这种口吻写1836年爱德华·埃弗里特总督(Governor Edward Everett)就职演说所带来的威胁，这份演说强调公民不要谈论奴隶制。这份演说促使惠蒂尔在《哈沃黑尔报》(Haverhill Gazette)上向埃弗里特提出了一个愤怒的问题：“这是一个共和党的地方官向自由的公众提出的建议吗？”或者如他在《时代的诗篇》(“Stanzas for the Times”， 1835)中所言，难道美国农民必须“要弄清楚，除了耕田，/何时何式何所能言？”

惠蒂尔的童年在一个新英格兰的农场上度过，这使他能够从自然中获得愉悦，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校长借给他一卷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诗集，使他陶醉在诗歌之中。他所受的正式教育只是在当地的哈沃黑尔学院(Haverhill Academy)就读的两个学期，但是由于他后来在新英格兰不同城市的报社工作，使他得以大量阅读和写作诗歌。在哈特福德(Hartford)编辑《新英格兰每周评论》(New England Weekly Review)时，他结识了莉迪亚·西戈尼(Lydia Sigourney)，从此不断写信给她，甚至是在不利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辞去编辑一职回到故乡之后。他承认“事实是，我热爱诗歌，这种爱就像任何一位更具才智的缪斯神庙崇拜者一样热诚、强烈、真挚”。他满怀赞许地引用了哈勒克(Halleck)的诗句，反对身后的声誉。

人们用唇和笔告诉世界

在这世上我生存又告别，

这会对我有任何用处吗？

不——如果一支花环放在我的额头，

它正在生长——让我现在就将它拥有

在我活着的时候戴上它。

《恶名》(“Notoriety”)

到1832年，惠蒂尔已经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两百多首诗，这些诗主要受拜伦、司各特、彭斯、理查德·亨利·戴纳(Richard Henry Dana)、费利西娅·赫门兹(Felicia Hemans)和西戈尼个人的影响。如果我们从他在1831年写的一封信来判断，他生活的这个早期阶段还几乎不能被看做是一个废奴主义者。这封信是关于发生在哈特福德的一件事：

星期五夜里我们这里有一场可怕的骚乱。大约11点钟，一伙黑人到我们的街道上游行，他们打倒了所能见到的每一个白人。八个或十个人受了伤——其中两人恐怕很难痊愈。我恨这些黑人，我想我赞成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的提议，即毫不客气地射杀他们。

在每年的贵格会集会上对奴隶制的讨论帮助他改变了自己的信仰，阅读本杰明·伦迪(Benjamin Lundy)的多期废奴主义报纸《全体解放之精神》(The 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对他也很有助益。伦迪的门徒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说服他积极投入到废奴运动中。加里森是最早注意到惠蒂尔才干的人之一；1826年，他在自己的报纸《纽伯里波特自由报》(Newburyport Free Press)上刊载了惠蒂尔的17首诗。到1833年，加里森已迁到波士顿，创办了《解放者》(Liberator)，在其中宣扬奴隶直接解放的思想。听到惠蒂尔辞去哈特福德编辑职位且无所适从的消息后，加里森给他写了一封信呼吁他加入新的运动：“惠蒂尔，加入吧!——你的才干、热情、影响——都是我们所需要的!”(1833年3月22日)到1833年5月，惠蒂尔已经写出一本反对奴隶制的小册子《论正义和权宜》(Justice and Expediency)，并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美国废奴协会(the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的成立大会。在费城，他与加里森和塞缪尔·梅(Samuel May)一起帮助起草了协会的原则宣言。在此后的一些年中，他在纽约和费城帮助编辑废奴主义报纸(在费城，他的报社被一群反对废奴主义的暴民所焚毁，他们决心要毁掉报社所在的办公大楼)。当长期的不佳健康状况迫使他最终辞去编辑工作回到马萨诸塞后，他继续给意气相投的期刊写反对奴隶制的诗歌和文章。在一首庆祝世界废奴大会在伦敦召开的诗中，他赞美现代媒体的能力，它能成千上万地增加它的预言：“它的巫师离开媒体将要急行/从它那钢铁的翅膀飞个不停。”

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认为惠蒂尔作为废奴辩论家的生涯使他摆脱了早期诗作的那种索然无味的传播方式。撰写社论和在公开信中攻讦对手使他学会了严密论证；辩论的意图使他的诗歌简洁而又尖刻。用诗歌推进奴隶解放事业也应被认可为一种斗争方式。可以看出惠蒂尔不仅仅读过《曼弗雷德》(Manfred)或《恰尔德·哈罗德》(Childe Harold)，而且读过更多拜伦的诗。惠蒂尔最好的废奴诗是欢快的，如《人们的猎人》(“The Hunters of Men”)，用疾驰的抑抑扬格写猎狐。(他在1834年写了这首诗来嘲讽殖民社会对奴隶解放的反对，除非把解放了的奴隶运到非洲；这首诗特别符合1850年后可怕的新形势，这一年国会通过了《追捕逃亡奴隶法》，使得抓捕奴隶成为联邦政府的职责，即使是在自由的各州。)

你听过我们打猎吗？越过大山高耸，走过峡谷幽深，

穿过藤蔓树丛和那茂密的森林，——我们去猎人？

在我们的土地上打猎的主人已经离开，

猎狐者追踪着号角的节拍。

……

在这“勇敢的土地和自由的家园”，

啊，我们打猎的场面盛大而壮观。

从佐治亚到缅因，牧师、勇士和政治精英，

都跨上马鞍，握起缰绳；

极其愉快地猎捕黑人，他的罪责

是卷曲的头发和皮肤的颜色!

第二年，惠蒂尔引用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的《麦金利要塞保卫战》(“Defense of Fort McHenry”)，并赋予它新的讽刺。当时基(时任华盛顿特区检察官)起诉了一位名叫鲁宾·克兰德尔(Reuben Crandall)的贵格会医生，因为他把一本惠蒂尔的《论正义与权宜》借给了一位朋友。克兰德尔最终被无罪释放，但是由于审判前在监狱度过了8个月使他患肺结核而死。惠蒂尔后来把克兰德尔看做是一个经受了“因为说出了我单纯的话语，/而过于热爱自由”的人。

激起惠蒂尔强烈蔑视的是北方人有时表现出的伪善和软弱，他们本应该捍卫自由，但是相反，他们却试图废止自由言论。1837年，马萨诸塞州的公理会[2]牧师们由于对反对奴隶制的辩论引发的日益激烈的争论和对格里姆克姐妹(Grimkésisters)最近的废奴演讲十分反感，在布鲁克菲尔德集会并发表了一封牧师函，规劝牧师们要避免谈及“令人费解的和煽动性的话题”并警告女性不要在公共场合演说。惠蒂尔在《牧师函》(“The Pastoral Letter”)中嘲讽他们不仅软弱而且患有历史健忘症：

于是，这就是一切——束缚思想的牧师权力

所能达到的最大极限!

普通信徒思考时，妇女们讲道时，

一场言语的战争，一封“牧师函”

现在，羞耻加于你身，教区的主教先生!

难道你们的前辈也是如此，

他们用刑架、用烈火、用绳索密封

他们对罪人的仁慈？

格里姆克姐妹应该像米里亚姆(Miriam)和德伯拉(Deborah)那样被拥戴为女先知而不应被胆怯得不敢听(更不用说谈论)真理的牧师们用嘘声赶回起居室。惠蒂尔在一首充满激情的诗歌结尾处对这些卑劣的牧师说：

你是什么？竟与上帝斗争，

反对他拯救的方舟载渡；

他为到处祷告的低语所感动，

要给一个垂死的国家祝福。

除了残株和干草，还有什么

要消亡？正如亚麻

要在他降临的辉煌之前

和他荣耀之路上的一切障碍一起枯萎

幸运的是，新英格兰的美德并不在于她的牧师的颤抖而在于普通公民的勇气。1842年波士顿拘捕了一个名叫乔治·拉蒂默(George Latimer)的逃亡奴隶，这激起了弗吉尼亚州的愤怒而要求把他归还给原来的主人。自由同志会(the Friends of Liberty)在整个马萨诸塞集会试图阻止此事。惠蒂尔为其中一次集会写了《马萨诸塞致弗吉尼亚》(“Massachusetts to Virginia”)一诗，在这首诗中，北方的这个州[3]提醒她的南方姐妹[4]，她们过去曾共同革命，但是现在绝不屈服于她的胁迫。

汹涌的海浪拍打着圣乔治海岸的礁石；

冰冷的拉布拉多海滨白雾阴湿；

尽管风暴、海浪还有模糊的雾气，但我们内心勇敢

它操纵着马波海德[5]的小渔舟，安海角[6]的海船。

北方冰冷的阳光闪耀在它们冰冷的形体上，

阴沉地向它们变形的曲线俯下身，或用风暴与它们争强；

它们像自由的风在前面驱赶，像汹涌的海浪游历，

它们讥笑奴隶主对它们家乡的威胁，这里坚如磐石。

在这些以及类似的诗歌中，惠蒂尔把对废奴事业的奉献和对故乡的热爱结合在一起。但写那么多的讽刺诗有时令他很疲倦，正如他在《全景》(“Panarama”， 1856)这首长篇政治诗的结尾处所承认的那样：

啊，我离开歌中那生机勃勃的绿荫小路，

选择了公众主题并非是个错误，

温和甜美的话语把尖刻的指责

与恶意的讥笑，削弱并使之生色。

对我更珍贵的是某曲歌来表现个人美德，

某个北方家乡的朴实的牧歌，

某个她内地山谷的夏日田园诗，

或者，她冬日的炉边故事，可怕而神秘，

故事中有去无回的航行鬼魂嬉戏

迷失的轻舟离开时从船首到船舵都挂附

爱的祈祷，像维吉尔梦见的榆树。

甚至在繁忙的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他也找时间写一些这样的诗歌。一首关于一个17世纪的印第安婚礼的叙事诗，名为《潘纳库克的婚礼》(“the Bridal of Pennacook”， 1844—1845)以当代新英格兰人穿过一个依然带有美丽的印第安名字的景色宜人之地观光为故事框架，惠蒂尔熟练地把令人生畏的多音节词放进无韵诗的诗行中，就像华兹华斯处理Loughrigg， Skiddaw和Glaramara[7]等词那样：

……我们走过了

蜿蜒的派米格瓦塞特，这里倒悬着

山毛榉的树影，使下面的岩石变白，

或懒洋洋地滑过它的间隙，

从波浪般的黑麦田反射出

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水面。我们看到月亮

从乌姆巴高格东边的松林升起，

像一团巨大的印第安营火；它午夜的光束

像一座银桥跨越

乌恩卡努努克瀑布旁的马里马克。

婚礼叙事本身使他得以描绘新英格兰那所有的令人惊惧的冬季美景。当韦塔木(Weetamoo)——潘纳库克的巴沙巴(Bashaba)之女嫁给萨乌古斯的温妮珀凯特(Winnepurkit of Saugus)时，她发现一处无比荒凉的风景：

冷杉刺向，荒凉破败的景致，

毛糙了阴冷的地平线北部边缘

陡峭多穴的山坡，这里黑色的山毛榉短枝

和迎风的岩脊上那灰色的碎片

刺破了薄薄的冰霜，或直直竖起

在这里冰冷的天边下沉到雪地

向东的寒冷，宽广的沼泽伸展开，

冰冷的小溪横穿过阴暗沉郁的沼地，

没有一丛树木，这是月亮吸引的大海

一天中海水汩汩流过两次；

随着被压制的咆哮传来，远处变得暗淡，

波浪忧郁地拍打在低低的海岸。

雪、冰和冷杉；沼泽、泥浆和潮水——惠蒂尔的心思本能地转向这些诗歌题材。在1840年的一首诗《流放者》(“The Exiles”)中，他赞扬了威廉·梅西(William Macy)——第一批楠塔基特岛(Nantucket[8])的白人殖民者之一，不仅是因为激发起他保护一个流浪的贵格会教徒不受马萨诸塞清教徒迫害的道义勇气，而且因为他选择了一个避难之岛，那里“自由就像微风拂过/她灌木不生的沙山，/自由就像波浪拍打/她逆来顺受的海岸”。在《塞缪尔·斯沃尔的预言》(“The Prophecy of Samuel Sewall”， 1859)中，显然，他愉快地审视着一个世纪之前迎接斯沃尔法官(Justice Sewall)的海岸。

长长的普拉姆岛低垂，覆盖矮树青青

就像一头搁浅的鲸，就像一块石头

抛过时声音轻轻。

在内地，目力所及的景象中，

群山就像一张拉满的弓。

惠蒂尔在描绘方面的天赋在《大雪封门》(“SnowBound”)一诗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这首诗发表于内战结束后的一年。它生动地描写了一个19世纪20年代的一个新英格兰农家因为暴风雪而被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令他惊讶的是，这首诗使惠蒂尔突然出名(在最初的几个月中就卖出了两万册)。他以美国诗人难以媲美的流畅，用四音步双行体描述了即将到来的暴风雪：

十二月那个短暂的一天，太阳

阴郁地爬上灰色的山岗，

到中午变成朦胧的圆圈，

放出比残月更悲凉的光线。

它不祥的预示默不做声，

慢慢走过乌云密布的天空。

在屋里，男孩们和他们的父亲生起一大堆火等待狂怒的暴风雪结束，这堆火使得“古老的、装饰粗陋的房间/突然像玫瑰花般鲜艳”。暴风雪过后，他们向外望去，夜色中充满了“可见的寒冷”：

圆圆的月亮把光线洒满

在东边的树林上；伫立的群山

在银色的潮水中更显美观，

风吹起的雪掠过，透着刺骨严寒，

一片惨白，除了在某个清晰的山涧

投下阴影，或把暗绿的铁杉

变成一片无法穿透的漆黑。

不管景象多么可怕，家人和朋友聚集在“大烟囱口”周围，既不怕黑夜也不怕炉边风的咆哮。他们重复着古老的家庭故事，做游戏，背诵废奴诗歌，或者听在家里搭伙的村里年轻的校长讲滑稽的希腊和罗马传说。但是《时代与变化》(“Time and Change”)表达了暴风雪中无法表达的意境，正如惠蒂尔悲哀地承认，家庭的圈子随着死亡、流放和年老而分散。1866年的巡回校长们必须循着“战争的血腥踪迹”外出漫游。对于内战的这个简短的暗示(诗中唯一的一处)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惠蒂尔谈论了国家需要能够“以相同的方式提高黑人与白人的文化水平”的教师。正如他在《群山间》(Among the Hills， 1869)的序言中所言，甚至是在他童年时代的新英格兰，也有许多家庭没有他自己的家庭那样幸运，许多长满杂草的、邋遢的家宅中满是“尖声喊叫、牢骚满腹的妇女和脾气暴躁、愁眉不展的男人”。害怕末日审判却对慈善的声音听而不闻，这些不幸的人永远看不到神的爱在他们周围无所不在：五月的鲜花在他们脚下，麻雀的歌声，新英格兰每年的“圣典的神秘”闪耀着金色的和深红色的光彩。为了唤醒他的同胞，为了“使眼睛看到使心灵感受到/他们力所能及的美丽与欢乐”，必须行使诗歌的职责，它的教化的使命：“在变化中找到它新近的满足，/通过更广阔的文化，更优雅的方式，通过爱/像橡树生长一样缓慢，将勇气提升”。支撑了惠蒂尔经历废奴运动和内战的信念给了他信心，使他相信他个人的重建工作也能够成功。在1865年的一首诗(《湖滨之墓》“The Grave by the Lake”)中，他声称真正的信念将不会怀疑，拯救可以延伸到埋葬在湖滨印第安荒冢中的人们那里：

爱河在永恒地流淌，

不是伴着恨的回头浪；

束缚住灵魂的每一根锁链，

在祷告的低语中化为碎片；

而那些忏悔的愿望，

在每个火焰之门开放。

像惠蒂尔那样对想象力的教化力量所具有的坚定信仰，从一开始就支撑着美国诗歌。它激励了乔尔·巴洛(Joel Barlow)对理智最终必胜的信仰，琼斯·威利对十四行诗可以促成信仰转变的信赖，以及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对个人思想中包含所有的神性的矢志不渝的信念。但是想象力中的信念也激励了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幽默，菲茨-格林·哈勒克(FitzGreene Halleck)的文雅，玛丽亚·高恩·布鲁克斯(Maria Gowen Brooks)的无畏，华盛顿·奥尔斯顿(Washington Allston)对鲁宾斯(Rubens)和拉斐尔(Raphael)的崇敬及亨利·梭罗对虽小却优美的风景表现出的亲切。其他的美国诗人也正在以新的不寻常的方式综合着这些品质。

[1]基督教教派，反对暴力，宗教仪式简单且无神职人员。——译注

[2]Congregational Church，基督教宗派之一，在教会组织体制上主张各个堂会独立，会众实行自治。——译注

[204]指马萨诸塞。——译注

[4]指弗吉尼亚。——译注

[206]Marblehead，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一小镇，位于波士顿东北部。建立于17世纪，是划船游乐中心和度假胜地。——译注

[6]Cape Ann，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一个半岛，伸入格洛斯特东北的大西洋中。——译注

[208]这三个词都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生活过的湖区的地名。——译注

[8]美国马萨诸塞东南一岛屿，位于科德角以南。从科德角被大西洋的臂弯楠塔基特湾分开，该岛于1659年开始有人居住，该岛从1660年至1692年属于纽约的一部分，当时它被割让给马萨诸塞。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都是一个捕鲸业中心，现今是受人欢迎的游览胜地。——译注

诗歌与公共话语，1820—1910

希拉·沃罗斯基（Shira Wolosky）

序言：修辞的主张

修辞是一门提出主张的艺术。因此，人们经常怀疑它仅仅是策略性或偏见性的，如果不是歪曲性的。但也可以认为，修辞不是仅仅提出某个特别的主张，而是广泛建构以语言为媒介并通过语言来表达的经历。于是，研究修辞就是研究一种文化的基本模式，因为文化要通过各种话语来寻求和显明。在此意义上，修辞提供了一个文学与其他各种形式的话语——而不仅仅是公共话语——之间交汇的场所。一种文化的修辞模式渗透进文学描写之中，而文学通过这些修辞源头获取素材，但是以更自觉、自省和直接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19世纪美国诗歌的研究证实了文学作品与其他修辞模式之间的相互借鉴。在19世纪，诗歌在界定美国及其文化取向的持久争论中起了积极而鲜明的作用，出现了各种新的观念，例如：诗歌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美学王国的观念，由一个或多或少要通过形式分析的独特范畴来处理的形式客体所构成的观念，作为元历史的超验诗作来理解的观念，以及配置一种独特的“纯”诗歌语言的观念等。这些观念似乎在19世纪末才刚刚出现，而这个特殊的形成过程适应了社会、历史甚至美学发展趋势。在19世纪的美国发展进程中，人们并没有把诗歌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王国，倒把它看成是表达了美国文化内部的焦虑和隐约的威胁。而诗歌直接参与并处理了这个新生国家面临的急迫问题。

本书的第二部分，“诗歌与公共话语”，把诗歌作为一个独特的形式领域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美国19世纪文化修辞的表现、集中、反思和掌握。一个作家的文学活力，不用说其天才，经常需要他/她掌握文化环境中广泛可用的修辞结构。诗的再现力可能以既强化又批判的方式，不仅反映出总的修辞结构，也赋予修辞结构一种强化的确定性和自我意识。本章研究的一个观点是诗歌通过与围绕其周围的修辞的转换，不仅获得了历史的基础而且也获得了美学意义上的完美和顿悟。这并不是要瓦解或否认所有的美学差异。掌握诗艺的较多与较少之间存在着差别，其自身的阐释是通过考察相互之间的位置并为互相阅读提供必要的基质。这也不是把文学作品简化为对社会经验的历史的或观念的再生产。而是说文学产生于并参照于一系列广泛的历史和文化经验，它要通过包括修辞学在内的其他因素的调整。社会上一般的价值观、看法、趣味及文化取向通过修辞学的比喻来表达，它们进而在诗歌中重现，以声音、意象、背景、自我再现和称谓来具体标示诗歌结构。与之相对，诗的再现突出和加强了一种文化修辞结构的地位。因此，修辞语境绝非否定诗歌文本的特定文学性质，而是阐释和证实了诗歌的文化地位和美学力量。

当然，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认为最杰出的诗歌应该参与美国的公共和文化生活。而他作为一个最伟大的榜样，只是从根本上推动了19世纪诗歌事业。同时，就如担心美国的希望会破灭一样，对美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艺术地位的忧虑是反复困扰这一时期许多作家的问题。在这种压力之下，诗人们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然而这些反应一成不变地将诗歌问题看成是政治、社会、宗教、道德及美学问题。诗歌应该积极地参与国家生活，这种观念极大地形成了诗人对自身的看法，形成了他/她在社会中的角色。

在本章研究中，修辞提供了一个文学与各种不同的公共话语相互交叉的场所。我已经集中探讨了一套跨文学与文化历史效力的修辞论题。在每一种情况下，通过诗歌与它所处社会领域共有的修辞模式，美国来着手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一个论题研究朴实的修辞，因为这适合于19世纪的美国女诗人。这是一个大部分19世纪历史和文学研究所假定的事实，即妇女的生活被以某种方式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这些方式几乎延伸到她们的社会角色和个人身份的每一个方面。因此，人们看来是严格地区分了公共与个人之间所产生的差别，通过许多控制政治、社会和个人的行为规范而将这些差别加以实施——正如在整个这一时期急速发展的行为指南文学所明确表达的一样，这种文学教导女性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世界中要遵守适合的礼节，而在这个世界里，这些礼节则变得越来越模糊。

然而随着这些范畴应用到女性(和男性)经验，女性所写的诗打破了公共与个人之间的区分并使之复杂化。大量女性所写的诗歌涉及公共事务。诚然，随着这些范畴应用到男性和女性两个方面，何为公共何为个人的观念也由于女诗人的著作而受到挑战。在这一点上，诗歌反映了一种历史模棱。此前，人们公认女性生活模式是个人的，而它使这种观念复杂化。从历史角度看，妇女实际上广泛参与了超越其家庭空间的活动和事件。它们从总体上将女性活动领域的延伸概念化，而非对之提出挑战。然而，尽管有些工作是女性在家庭之外所做的，看起来却更像是在家庭之内所做——照料病人、老人、穷人、移民、孩子——其他活动则不然。这些包括在废奴、印第安人权利、城市规划、卫生和妇女选举权等方面直接的政治活动。的确，在整个世纪，大多数社会服务工作(如我们所称的那样)都是由女性所履行的。把这称为“个人的”，而将“公共的”这个词作为男性活动的专门用语——他们唯我独尊地从事经济事务，尽管这发生在家庭之外，最终却服务于个人利益和个人经济目的——是用已经固定的方式来使用“公共的”和“个人的”这两个词。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女性进行某些活动和社区服务时，这些活动和服务归为个人的。只是因为男性从事和控制经济生产，这些才成为公共的。

这些公共事务在女性诗作中有所反映。除了许多关注社会的诗歌，包括照顾儿童(其本身可以看做是社会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大量诗歌明确关注公共事务和政见论争。作为女性表达具有中心文化意义的问题与事件的一个重要途径，诗歌可以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角色。这种女性诗歌至多是一种修辞反映，记录和组织其外在的语言和修辞模式。这些修辞经常表现为不同性别的声音，它们饶有兴趣地彼此反对，作为每一种文化价值观在日益异化和混乱中表现出的形式。这些诗歌的题材经常是体现女性能动性的：奴隶制、贫穷、卖淫等。她们更广泛地参与美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例如，在这个世纪中，与个人利害关系相比，经济利益似乎日益挑战和限制对早期共和政体的承诺和团体价值。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有着双重标准的紧迫感——其自身是性别意识中反复出现的形象，而且是作为美国的性别分化社会和对立冲突的价值观的一个显著表现。

这种诗歌不仅作为女性生活的再现很有价值，而且也提出了十分值得考虑的美学问题。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女性诗歌并不亚于不断发行的二流男诗人所写的诗歌——这些诗歌被编入文选、重印、选入文学史。而诗歌经常不提供自省的语言和自觉的形式(也如大多数男性诗歌不提供这些一样)，它所能努力做到的是再现、揭示和运用其周围文化的修辞，使这些修辞显现、自觉。这些诗歌与其说属于不朽的艺术，不如说属于文学史。但这就是说，——正如二流男诗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她们既在语言又在历史中展现了她们的社会地位，语言和历史形成了她们所处时期的美学和文化经验。

妇女诗歌并非是独特地参与了这种更广阔的文化话语。宗教修辞代表了诗歌与公共表达相交汇的另一个领域。在这里，宗教话语不仅表达神学而且也表达政治和地域、性别和种族利益。在诗歌中，就如同在演说、布道、小说和报纸中一样，19世纪美国自我定义的努力通过宗教主张及与之对立的主张而形成。作为美国民族特性的根本典籍，《圣经》提供了表达和争论美国责任的许多不同方面所需的语言。这里突出的特征是《圣经》以其特别的方式，而且是以一系列的宗教传统与理解，成为共享的修辞基础，即便是激烈对立的利益集团。在一系列广泛的争论中，每一种争论都坚持自己的见解，而在共同的宗教修辞中反对其他见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以《圣经》和宗教为判断标准的相互对峙使得争论更加强烈。然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宗教修辞允许不同观点甚至激烈的争执在共享的文化遗产所衍生出的共同语言中彼此对峙。宗教语言同样深入于这一时期的诗歌，将之变为主张与反主张的领域，在这里词与词相冲突，然而也有所有人都懂的共同的用法：保守与自由、宗教与世俗、北方与南方、白人与黑人。在很大程度上，宗教的动力在美国公开话语和反独裁的个人主义传统中取得地位，使宗教成为保持各种自由经验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诗歌的表达模式，宗教语言得以表达不同的意义：在奴隶的圣歌中，在女性的诗歌中，甚至在如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作品中，作为一种拒绝完全主张绝对确定性的模式。

一种共同语中这样的意义多样性在整个世纪的男性诗人所写的诗歌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诗歌在许多方面恰恰集中于这一问题，即美国诗歌语言可能是什么样的，它能做出何种主张，一方面，是针对基本上共用同种语言的英国，另一方面，是在一个显然是关注实用而非美学作品的社会中。在这里，不但局部冲突而且文化差别也随着美国自身特性问题的悬而未决被强有力地表达出来。北部和南部的情形皆是如此。这些地区的诗歌提供的几乎是挥之不去的分裂国家的形象，正如每一方都继承了一种当时以矛盾的方式坚持的革命话语。但是无论是在内战之前还是之后，在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诗中，美国诗歌语言的问题体现在令人焦虑的论争中，这种论争反对随着日益尖锐的矛盾而出现的物质—商业化倾向。特别是坡创立了一种针对美国状况(总体上的真实)的否定诗学，这是一种表现正面的美国希望的极端诗学。到世纪末，随着对美国价值的界定，狂热追求物质繁荣所产生的令人焦虑的怀疑和移位感成为以哈佛特别是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为中心的新美学的基础，这种新美学决心在公共空间中捍卫诗歌的地位。诗行重新拟定为针对能动世界的界限，这样，诗歌开始被定义为自我封闭的美学对象，在世纪末出现的形式主义美学中找到其根源。

战后社会出现了新的认同感以及保证、表达、塑造这种认同感的新诗学。与小说一样，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地方诗歌和种族诗歌，这些诗歌以同样的方式反映并试图明确表达地理分布和联邦定义之间的关系转换。与性别认同一起，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新的战后地理、种族、民族和宗教的多元状态。女性写作实际上不是基本上处于美国文学边缘的一种单独的亚类，而是美国诗歌事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尽管不同性别引起了特有的文本问题与表达方式。在这诗中争论的既有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框架的新观念，又有其中个人地位的新观念。然而，这种诗歌不是强调把群体认同作为决定因素(群体认同通过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多元性衡量)，它使人想到在许多群体中多重参与的可能性，并带有相当高程度的唯意志论和渗透性。在这个意义上，认同本身即成为多重的。自我代表了不同群体之间可以以不同方式协商的场所。在诗歌中，结构的中心意义在于几种不同身份的表现，作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声音在原文中出现。在与方言、地域、性别、种族和社会阶级等所有的重要因素相互联系与碰撞中，自我的差异感出现并展开。文本本身成了一个多元场所，多元论成为一种协商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群体之间，而且存在于个人参加一个更大的复杂政治组织时其自身不同的要素、特性和信奉之间。

沃尔特·惠特曼和艾米莉·狄金森是从19世纪文化和修辞韵律学中涌现出来的两个主要人物：而在许多方面他们看起来截然相反。这两个人看起来是，在一些方面也的确是，最具公共性和最具个人性的诗人。就惠特曼而论，我质疑那种强调对自我之罪恶的解读方式，相反，我把惠特曼的自我性置于他自己一丝不苟进行探索的政治个人主义的视野中。在这个模式中，个人作为一个铸造场所存在；的确，惠特曼作为一个美国诗人的伟大之处相当重要地是他对个人无尽的希望、创造力、无穷的潜力和对追求幸福的强烈热爱。惠特曼呼吁每位读者认识到并实现自己的这些财富——在他的方案中，这将是号召每位读者自己都成为一位诗人。然而惠特曼这样做时，并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具有绝对个性的唯我论的、自我引导的典范。相反，他坚持认为，在一个前进中的政治和社会认识中，个人的自我认识不可避免地与地位感有关并以此为基础。没有每个人的贡献，没有每个人积极地努力和参与创建这样的个人潜能得以实现的政体，美国的试验将会失败。诗人和读者都作为一个潜在公民的身份为国家服务，然而在这种服务自身所真正规定的领导角色中，是诗人将其他公民召集到这项权利和责任中。

这一想象中的个人共同体的希望对惠特曼而言是美国的象征和美国的前途。如果美国对他来说是一首最伟大的诗，这是因为它代表了创造性的个人潜能，这种潜能在每一层次的经验中得以表现，然而它的多样性贯穿在一个共同风险之中。惠特曼将这些多层次的意义铭刻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为多样性的个人和公共体验提供了极为复杂的形式。然而，惠特曼对于美国实现自身希望的明显失败而深感不安。他的诗歌产生于并反映了对于美国不同组成力量的分裂所带来的深深的疑虑和惊恐：最具爆炸性的是在内战中，在与美国对自由之承诺相矛盾的奴隶制度中，但是随后是在战争的后果中，美国的希望有退回狭隘、单调、受限的物质繁荣和排外的自私自利中的危险。

艾米莉·狄金森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表现了惠特曼的对立面。这并不意味着她只关注个人世界。相反，狄金森为惠特曼对美国实现希望的焦虑和怀疑发出了有力的回音。她的作品像惠特曼的一样，回顾了不同层次的美国经验，包括性别、宗教、历史和经济秩序等。狄金森独特的诗学提出和挑战了这些领域中每种不同的主张。在她细致的研究下，这些不同领域和谐而又相互支撑的文化设想如果没被推翻，则至少被削弱。她的诗文成为一个体验秩序之间互相对抗、经常是互相冲突的场所，这些秩序证明是矛盾的而非相互肯定的。这一对抗是按照她的个人身份描述的，其身份也同样互相抵触或颠覆。她作为女人、作为诗人、在宗教传统中和作为美国人的角色在其作品中都得以表现，然而是以打开它们之间的裂缝并将之戏剧化的方式表现的。特别是她作为女人的身份使她很难参与美国文化。她作品的隐秘性——一生大部分时间隐居并默默无闻地写作，作品在有生之年未得发表——是对她所生活的社会中女性的所能选择与期待的批判性反映。这里，其他女诗人的作品成为理解艾米莉·狄金森高超艺术的重要背景，不仅是像一直强调的那样，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之内，而且在批评女性自主自立的神话方面的独特声音中，也越来越与美国自身的身份相称——这就是狄金森的作品同时运用和颠覆的身份模式。在狄金森的诗中，由于受男性和女性的自我中心模式的影响，质朴的文化标准得以热切和强烈地表达。其结果是对许多基本美国设想的批评，接受了一套极其华丽的语言，它的多重意义和内涵与复杂激烈的感情力量相冲突。

在本章研究中，诗歌保持着自己的身份，通过它自身的结构特点、自身的语言运用、自省的动力来阐释。然而，我把这些文学形式看做是它们通过交叉的修辞来指示、塑造、表现重要的文化关系，而诗歌要提出、运用、批评、转换这些修辞。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和一门学科因此参与了也反映了通过修辞塑造的历史以及在历史中塑造的修辞。在19世纪浩瀚的诗作之中，我对诗歌情有独钟，因其表现出并反映出对多方面问题的文化规约与文化关怀，如性别结构问题、宗教使命感与民族认同感间的互通关系、种族性与地区性冲突与归属性问题之争以及针对民族传统的所有权所提出的要求等。本人的研究主题将根据19世纪诗歌自身所独有的地位，通过其特有的自我反思的模式，来调查并言说它对美国生活的塑造与形成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1 谦逊的诉求

写作规范

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Anne Bradstreet)[1]以一纸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的声明开创了美国诗歌的历史。在为其著作写的《序言》中，她承认，作为一位女诗人，她可能被那些热衷于“鄙视……女性智慧”的读者“所厌恶”。但她继续写到，与男性如“闪光的金子”般的作品相比，她的作品永远只是“未经锤炼的矿石”。她的全部追求只是适合她身份的荣誉，在厨房中做出最美味的珍馐佳肴：“请给予我百里香或欧芹，我不企及桂冠。”

持着这种温和的态度，她不仅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她自己的诗歌创作生涯，同时她的诗风也为下一个世纪的女作家们垂立典范。在其经典之作《诗辩》(apologia)(为了保护诗歌或为诗歌的存在找出正当的理由而进行的辩解)中，布拉德斯特里特谦逊地否定了自己的能力。但她这样做，恰恰维护了自己在那些不给予她发言权的人面前反驳的权利。通过安慰读者，她明示不会逾越自己该在的位置，她使自己至少能够在这些强加在她身上的严厉指责的约束之内行使她的权力。

那时，谦逊被当做是束缚、制约与界限的象征。但它又代表了这种界限的不稳定性，随着“女性写作风格”的羽翼渐丰，它可能被修改，甚至会被逾越。基于这种双重意义，谦逊成为女性作品中最主要的传统主题和态度。(男性也有相对的文学创作的传统主题，尤其是在布道中所讲的宗教上的谦恭。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在这些文学创作在传统主题的使用上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总体上讲，男性的谦恭是神学意义上的。男性只愿意在上帝或在教会等级制中代表上帝的人面前屈尊；而对女性而言，谦逊早已经高度社会化，也更具有代表性了。社会引导女性在其他人如男性面前降低自己的身份。)19世纪的女性诗歌作品几乎一直被忽略在美国文学史之外。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即使在最近的讨论中，大多数情况下它只会引起人们的惋惜之情，因为它为美国文学增加了一批以塑造缺乏雄心、惧怕荣誉以及软弱的形象为特点的感伤诗歌。而谦逊则几乎完全被当做女性顺从的标志。但谦逊的文学创作的传统主题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消极的姿态。它还反映了女性自身的努力。女性作家想要代表女性讲述她们的经历并以此为诫。她们要找到一种与女性身份相一致的文学表现形式，甚至要清清楚楚地表达她们特殊的价值观与责任感。在19世纪女性文化的背景下，谦逊没有被单纯地视为消极的自我抹杀，或它的对立面，即彻底的坚持自我。我们可以认为它代表了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的一种辨证的调和，这种调和使前面两种极端都得到了重新定义。既不进行纯粹的自我否定，又不无限度地坚持自我，对于当时这些女性而言，这便是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最理想的状态。在各种形式的掩护下，谦逊标志着她们寻找自我的努力。此时，各种反对力量正在威胁着要粉碎她们作为女人甚至作为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从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的殖民地诗歌到玛丽安娜·穆尔[2]和伊丽莎白·毕晓普[3]这样的20世纪诗人，在美国女性作家的身上清晰可见鲜明的“谦逊”色彩。在19世纪，谦逊构筑了女性诗歌作品的基本框架，大众诗歌、精英作品、成名作品和不太知名的作品都受到了“谦逊”这一主题的影响。在这些作品中，“谦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莉迪亚·西戈尼与艾米莉·狄金森看待“谦逊”的角度就大相径庭。尽管有着这些不同，“谦逊”为研究19世纪女性作家所创造的异彩纷呈的诗歌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它也是联系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文化模式的一条纽带。

“谦逊”，很显然，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态度，或许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从传统意义上定义了女性的本质。科顿·马瑟[4]在他的《天堂女儿们的饰物》(Ornaments for the Daughters of Zion)一书中把“谦逊”说成是理想中女性每天所穿戴的“虔诚的丝绸，圣洁的绸缎和谦虚的紫袍”上不可或缺的装饰物。一本早期的劝导类图书这样写到，谦逊“是一种非常概括、综合的品质。它延伸到女性生活的所有方面：言谈，书籍，绘画，态度，举止，发音”。事实上，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出版的无数礼仪规范图书中，谦逊的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仅与女性性别有关的范围。一本劝导书中有这样的话：“谦逊存在于女性所有的经历当中。”它“规定了一条完美的规则，指导你在活动或对话中如何表现：每个动作、手势和仪态都要奉行谦逊的准则”。作为“一位女性最不可缺少的特点”，谦逊被视为“这一性别最本质、最自然的品质”。它的含义是“应该对自己的形象、言谈和所有的行为保持一种是否谦逊的怀疑”。

可以说，谦逊明显地标志着“分裂的两性世界”与“真正的女性圈子”的复杂结构。它们在很多方面塑造了19世纪美国的性别角色和两性关系。在这种结构内，女性和男性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一方负责私人和家庭生活，另一方主宰公共、政治和经济领域。这种差别已约定俗成。加强了这种社会生活中两性分裂的是法律和政治对女性的限制。法律不允许(已婚的)女性继承或实际上拥有财产，即使是她们个人的或家庭的财产也不例外。同时不允许她们拥有银行账户，不允许她们签署支票(因此女性社团的资助者一定是单身女性或寡妇；)不允许她们在政府工作或参与投票。法律以外的社会规范进一步强化了法律对妇女的约束。例如，当时的社会规范认为，妇女在公共场合与社会地位混杂(“不加选择的”)的人谈话甚至在无人监护或着装不适宜的情况下出现在公共场合都是很不得体的。这些社会规范造成的限制或许比法律的限制更具有威力，因为这些规范不仅被强加在她们身上，并且已被她们所接受了。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对女性谦逊举止、地位和可能的一些要求变成了对她们的束缚和驾驭。

“谦逊”是通往女性自我世界的障碍，但它同时也是一条通道。在谦逊毫无疑问地把女性变为家庭生活的囚徒(又称“守护者”[guardians])的同时，它还作为连接女性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媒介桥梁。谦逊的限制性特点并没有阻止它成为一种把女性带出个人家庭生活的圈子进而引导她们进入更广阔的公众空间以及出版业的手段。至少对于女性作家来说是这样的。因此，“谦逊”作为一种文学传统主题，与它的社会功能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关系。事实上，在社会和文学的交往中，它不仅仅表现了一种自我抹杀的态度，也表现了一种可以用来增大或加强自我表达的自我呈现与自我代表的态度。这些在文学艺术家的笔下得以呈现。

此时，“谦逊”已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和社会封闭的形式。它同时也为女性大胆尝试走入世界的行为确定了限度。分割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个人生活与公众生活的边界不像女性世界所确立的思想观念那样绝对和固定。19世纪，行为的规范并不能让人们十分信服，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并时常变化不定。礼仪手册的大量涌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人们需要这么多的指导，就是因为他们不确定什么样的行为是人们所期待的或可以被接受的。19世纪的美国正处在一段非常时期。这段时期充满了非凡的动力，几乎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能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巨变，包括人口和经济的飞速增长，以及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变革。城市化、工业化与民主化都或多或少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与理财方式，家庭生活、社会的阶层分化、城市与政治发展各方面的行为规范与组织形式。向城市的迁徙取代了熟悉、亲切的乡村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人口流动的灵活，以及对城市空间的创造与消耗。在众多的陌生人周围生活，需要新的行为规范，以便建立或避免社交关系。在商业界和家庭生活中，人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想法(与欲望)以社会地位为交往关系的媒介。传统意义上，绅士是由世袭的头衔与称号形成的阶层。在工业化的美国，绅士的称号成为了中产阶级的远大抱负。由于新的社会情况和社会角色使上流社会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并且人们有想要控制这种行为方式的欲望。因此为适合上流社会的行为下定义和进行规范就成了当务之急。与此同时，通讯、交通、材料生产与印刷业各方面的新技术为传播带有这种定义和规范提供了便捷，进而来指导文学。

大批量生产的礼仪规范用书涌现出来服务于这种全新的对尊重的需求。绅士和淑女、教育家、编辑和记者，这些人都乐此不疲地告之中产阶级年轻女性，在什么时间、由谁陪伴、穿什么样的服装、用什么样的声调和嗓音谈论什么话题对于她们向所谓的世界展示她们自己来说是合适的。正如多次再版的《少女的新年礼物》(Lady's New Year's Gift)一书中所阐述的，冒险走出“你的屋子进入世界”是：

“危险的”一步：你的冒险行为并不能确保你的安全，除非你加以十二分的谨慎。你必须找到你的监护人，他们不在的时候不能惹麻烦。你的敌人是外面的世界，如果别人发现你在外面挣扎谋生，你无疑会被征服。因此你的行为应倾向于内敛……这个时代奢华成风的特点使得小心谨慎变得更加必要……谨慎的言行最易得到美德的青睐。除了作为自我宣传，这则忠告还展现了谦逊的双重特性。谦逊不仅告诫女性警惕“外部”不为她们所了解的世界，劝告她们要审慎、保守、“谨言慎行”，它还在社会规范所允许的前提下，为女性概括了应对外部世界危险的对策。这种微妙的平衡在众多的实用礼仪指导书中一再出现。对素雅简朴的服装的严格要求(萨拉·J.黑尔[5]写到“绝不能炫耀”)，与“大众的衣着”保持一致以达到“不显眼”的目的，以及对在公众场合大声谈话或嬉笑的警告(伊莱扎·韦尔·法勒[ELiza Ware Farrar]在她的一本畅销书《年轻女性的朋友》(Young Lady's Friend)中写到“一位少女在公众集会时绝不能使自己显得光彩夺目”。)这些都隐藏着当时女性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新环境和新机会。女性过去一直被限制在家庭的范围内，现在，虽然她们的活动依旧被特意划分出的半公共地区、被众多维护公共秩序的条例严格地限制和监视着，但她们至少有了城市街道这一新的活动场所。虽然明文规定女性不许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独自“闯入”街道，尽管还要受到诸多限制，但她们至少得到了一个特定的活动空间。对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尤其是这样。她们的活动还为国内经济做出了贡献，比如上街购物。一种新型的都市化产物——百货商场，又使纽约市中心产生了“淑女一条街”，在那里，女性甚至被允许独自漫步。因此，伊莱扎·法勒下面的话表达了双重含义：“时刻记住商场是公共场所，你经常要与陌生人对话，因此，在你的言行中要保持一定的谨慎……交易的时候要尽量保持安静、礼貌。同时不要显得傲慢或过于亲切。”

在公共场合这样高雅的行为，主要是为了使中产阶级女性从她们的工人阶级姐妹当中脱颖而出，当然，妓女阶层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行为的规范一直十分严格。但正如托克维尔[6]的评论，相对于欧洲的中产阶级妇女，美国的中产阶级妇女仍旧享有更大的活动自由(大家只需回想一下声名狼藉客死意大利的戴西·密勒[Daisy Miller]就一目了然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虽然没有得到那些“极端的”女权政治活动者所预想并为之奋斗的权力，中产阶级的社会角色仍旧加强了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增加了女性的活动及其影响力。抑制女性表达和促进女性表达作为谦逊的二重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映了分裂的世界结构本身内在的分歧与不稳定。在女性的世界，女性的活动受到了思想意识和现实生活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同时也促进了冲破这些限制的活动的发展。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特定的独立的女性世界的发展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19世纪的女性分享各自的经历，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高度互助的友谊。在19世纪早期的家庭中，妇女们结成了新型的友谊，同时也得到了新的认可和力量。女性合理掌控的家庭生活，给了她们至少部分享有权威的领域。由于受到家庭规模这样的因素的限制，在家庭结构内，女性总体上更为有力的控制就更显而易见了，这一现象被称做“家庭女性主义”。在这种意义上，家庭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阻力，同时也变成了社会变革发生的场所。相似的，19世纪家庭对女性的束缚构筑了女性在书信与日记中发展出来的友谊。与此同时，这也成为女性文学实践的素材之一。

不仅如此，家庭范围内活动的增强自相矛盾地成为了女性参加家庭以外活动的基础。即两性世界的分离加强了性别意识和对女性追求的限制，同时它作为女性追求公众事业的基础，也对这个严格的性别界限产生了反作用。可以说，由于19世纪的女性广泛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家庭生活具有了公众性的一面。这些活动包括传教活动、救济贫民、护理、教育、戒酒、更加激进的还有废奴运动和为妇女争取权利的法律改革。这些妇女组织标志着妇女们进入了表面上排斥她们的公共生活领域。除了设立一些包括筹集资金、发放工资、组织公司和利益分配的复杂的商业机构，妇女“志愿者”还直接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如游说、请愿、为竞选筹集资金等。

这些政治经济活动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女性社会角色的合理延伸，而没有受到限制。虽然妇女能够进入以家庭生活为基础的社会领域，但她们并没有从家庭生活中完全解放出来。人们普遍认为她们所从事的社会与政治活动是以公众与个人的全部(性别)差异为基础的，并非对这一差异进行抨击。女性新的探索与权利仍旧是妻子和母亲这些传统形象的延伸，并非将它们取而代之。妇女在新的经济角色中所取得的成就、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以及与各种改革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活动的增加，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以家庭价值观为基础而产生的。女性接受教育的合理理由是为了使她们能够教育孩子和更好地陪伴丈夫。社会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穷人、移民群体以及以家庭农场为生的人的物质生活和道德标准。或许除了以上这些，就是针对男性易被酗酒、嫖娼和赌博等腐化所进行的社会活动。当时社会谴责酒吧，不仅仅因为它是进行不法活动的场所，更因为它是一个男人逃避家庭责任的避难所。

女性可以为了保卫家庭免受邪恶的污染而参加这些社会活动，即使这样做把她们带出了家庭的小天地。而且，妇女的社会活动保持着与循循善诱、自我牺牲、道德高尚这些女性形象的一致性。比较不受欢迎的较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目标，如获得选举权，对当时分裂的世界的威胁要更大，因为它含蓄地将女性定义为个体，而非家庭中的一员。与这些目标相比，前面提到的改革活动表现出本质上的保守因素。与针对男性的禁酒运动相比，即使是通常以奴隶制度对家庭的破坏为合理名义的废奴运动，其受欢迎程度也大大不如前者。

尽管女性在教育和经济方面获得的权利以及社会改革仅仅是家庭生活的一种延伸，但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即使开创改革的人也预料不到。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凯瑟琳·比彻[7]对于女性教育、健康、服饰和家庭经济这些性别问题的贡献，植根于她把家庭当做一个远离市场的私人价值观领域这一观点。尽管比彻的工作和著作始终遵循家庭身份是女性特殊身份这一观念，最终它们还是超越并冲破了这个观念。通过加强女性的身份认同感，坚持女性对教育和报酬的需求和权利，并确立女性对于过去不曾涉足的家庭内部问题的权威，比彻最终还是对限制女性自主权的家庭观念提出了质疑。她的父亲莱曼·比彻[8]在对她的书进行指导性地批评时说，她的公共主张只有以“女性的纤弱为代价才能实现，而这正是最大的代价”。因此，尽管被现代女权主义者抨击为保守，比彻的主张还是可以被视为妇女权利发展的另一个阶段。

类似地，萨拉·J.黑尔——不囿于传统的儿歌《玛丽有一只小羊羔》的作者，在全国各地取得成功的杂志《歌妮女士之书》(Godey's Lady's Book)的编辑——对于女性可以涉足的领域基本上持保守态度，这一点成为她受欢迎的部分原因。但保守的价值观却成为她支持女性接受教育、拥有财产权、发展高超的体育竞技能力和道德威慑力的言论的立足点。因此，她的《给女儿的忠告》(Advice to a Daughter)一文敦促少女们要“谦逊地接受礼节范围内的他人的关注”。但忠告她们不可不适宜地过度表现自己，也不能对异性“巧妙地献媚”。她大胆地支持给予妇女继续拥有在结婚时“所拥有的财产包括不动产和个人财产”权利的新财产法。在她1862年出版的劝导类图书当中，她谴责了“早熟的女性主义”对妇女进行“健康、纯洁的体育活动”的不正当限制。并且，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她们的“家庭科学”(这是黑尔为了提高家务活动的重要性而精心设计的一个术语)，女性应当得到一份帮助她们实现雄心壮志的教育计划：“难道现在不该开始为女性提供教育以使她们更加适应自己的工作吗？女性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些是与社会的幸福息息相关的。难道合众国的女儿们不愿获得比普通学校的基础教育更多的知识吗？医学在属于男性的同时也同样毋庸质疑地属于女性。”

最终，黑尔的观点更加赞成女性对社会的间接影响，而反对直接影响，尽管她自己(和比彻一样)都投身于对妇女进行劝导的事业。这样，她只给予了妇女对“家庭、孩子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力”——一个谦逊的角色，这个角色在“涉及自己最少的时候最伟大；这种力量在使(男性)发自内心改变自己意愿的时候最强大”。

在社会中，对于这种间接的影响和女性世界总体上的矛盾最终起到了多大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一直存在着争议。增加间接的影响，而不是直接的经济、就业和政治方面的机会使女性丧失了更多的权力。煽动性地将女性的实际力量限制为道德上的、内在的、个人的呼吁，而非一致地、公开地、有组织地向社会施加压力，这样只会增加所需解决的问题和分歧。在文学这一具体领域，相似地，对于个人内心的表现也仅仅是对过去人们真正思想意识的一种情感上的替代。但女性的谦逊广泛地被认为起到了一种为新的力量辩解的作用。结合了权力意识的增长和局限，谦逊的要求更多地保护了女性的身份认同感与自治权，而非破坏它们。从历史的角度，它们在重新定义个人与公共生活空间及其角色的持续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种重新定义在出版业尤为引人注目。作为一种在大众面前展示的方式，出版显而易见地与谦逊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一位与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同时代的新教徒在批判自己的姐妹著书立说时写到：“你那违背习俗的出书行为必将使你遗臭万年。”布拉德斯特里特自己坚持说她的诗歌的出版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并且她事先对此事全然不知。这样的说法(即使是真实的)是相当符合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的标准的。推脱责任以及通过笔名或匿名隐藏作者的真实身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出版的敏感。被指责为不适当的出版物的危险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人们认为出版自己的作品是一种不谦逊的表现。一本诗集的《前言》这样解释到，“如果不是谦逊禁止她这样做”，年轻的女作家们会为作品署名的。《一篇为女性辩护的论文》(An Essay in Defence of the Female Sex， 1696)的女作家指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将自己的姓名公之于众……我们性别的名誉如此不堪一击……使得我在把我的姓名展现在这片毒气之中时，必须谨慎地选择安全的方式。”这种对于公开出版的警告实际上演变成更加普遍的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理查德·阿莱斯特里(Richard Allestree)以“关于谦逊”这一章节开始了或许是17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行为指导书籍——《女性的声音》(The Ladies Calling)。在其间，他对女孩子“过于外向、谈吐过于自信”提出了警告。同样，理查德·布莱斯怀特在他的《英国淑女》(The English Gentlewoman)中总结到：“女性的‘谦逊的性格’促使她们在公共生活中细致观察而非高谈阔论。”

这里的谦逊已经接近了压抑表达的边缘，这是女性作家们从定义上反对的一种极端。有趣的是，她们不仅仅避开了谦逊的限制，还利用了它们，把它们融合进复杂的文学人物角色、主题和新尝试当中。比如莉迪亚·西戈尼，和许多女性小说家、劝导类图书的女作家一样，是以匿名的方式开始出版她的作品的。但隐藏作者的身份，经常引起“探索”的风波，使女作家的名誉和利益受到损失。对于西戈尼来说，她有一个明显是精心策划好的计划。“我希望，”她郑重其是地写到，“能够避免有损声誉。”但她解释到，“这样做，有些我不得不讨好的人就会不同意”，比如急于利用她名字的市场价值的出版商。凭着这个借口，她成功地在匿名的基础上达到宣传自己的目的。在她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她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开发了她姓名的商业价值。朱莉娅·沃德·豪[9]也同样精心策划了她名字的公开。她在关于近期出版的一卷诗集给纽约的一位朋友写信时说：“现在，作者的身份当然要保密，但你最好尽可能地公开谈论它，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这本书在纽约的销售。”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最近的讨论所关注的谦逊的态度是伪善，还是一种新教教徒“真正内心”的、对立于仅仅“表面上的”态度。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学当中，谦逊是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的展现就是它的存在和标志。也就是说，在一种社会和文学的准则体系中，谦逊是一种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表现和展示的模式。这样一来，与这种传统的一致性以及对这种传统的控制和违背相比，内心和外表上的区别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如果缄默被用来表达无视与安静的状态，那么谦逊也并不是缄默自身在起作用。谦逊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并不能简化地缩略为女性的自我抹杀、服从或软弱无能。对于忠贞也是如此。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如果忠贞是与“没有激情”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谦逊则截然相反，一直被作为一种性爱模式，其中部分的掩饰表明了部分地对性爱影响的展现。类似的，作为一种文学演进，谦逊的传统主题不能简化为女性的无形和顺从。它也是一种提出主张的途径：对公共生活中的机会这样分配，使得处于特定文化氛围内的女性也能够得到一些机会。随着谦逊在“被分裂的世界”中广泛地成为一种要求，它的结构也具有了多样性：它是一种强加于女性的思想，但又是一种女性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它是一种压抑和限制因素，但又是女性价值、活动和身份得以展示的舞台。谦逊保持着这些双重属性，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中，这些双重属性使女性作家得以把复杂的女性人物、写作风格、各种意象和写作技巧综合在一起。

文学中谦逊的自我展示实际上重新定义了公众生活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边界。它划分出了一个特别的舞台，在那里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有了交叉，让步造就了坚持，放弃是拥有的开始。谦逊已经成为一种复杂的修辞模式。无论鸿篇巨制或短小精悍的文本，都受到了谦逊的影响。类似的，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仅是强加给女性的，同时也是被女性所采纳的：一种是滔滔不绝变为缄默无言的自我坚持的要求；一种为了写作而对谴责写作的篡改；一种坚定的暴露自己的秘密的号召。最终，它成为一种真正影响到妇女自我身份认同感的价值观。它把妇女的精力从单纯的自我关注与自我断言引向了公共的责任，即实际上的公共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迪生和斯蒂尔把谦逊定义为“使人更加关注公共事业而非他们的个人利益的美德”。

这样，谦逊既是一种需要跨越的障碍，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途径；是女性表达自我的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媒介。但它并不完全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策略。作为19世纪女性自我定义的一部分，谦逊的表达真正确立了女性的价值。尽管女性的价值经常遭到社会上广泛的批评，但它却是一种从历史角度构建女性身份的真实声音。在女性特别是女性作家的身份认同中，存在着完全相对地顺从他人与坚持自我。谦逊提供了调和这两个极端的途径，批判性地重新给它们下定义。虽然谦逊体现了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力，它同时也是女性发展和表达自己复杂声音的一种模式。

莉迪亚·西戈尼的女性世界

莉迪亚·西戈尼的传记读起来好像是19世纪流行的女性小说中的情节。她于1791年出生在康涅狄格州诺里奇的一个贫民家庭。富有的拉斯罗普夫人雇佣她的父亲做花匠和杂务工，因此注意到了莉迪亚。这位贵族夫人资助莉迪亚接受教育，出版她的第一部书，莉迪亚在哈特福德女子学校执教，最终嫁入哈特福德一个商人家庭成为中产阶级。但这最后的胜利，损害了过去的那些成功。她的这位新婚丈夫不希望她在出版物上炫耀他的姓氏。莉迪亚写到婚姻时，她是这样说的：“还有你，我的竖琴!难道我真的要和你告别了吗？”但丈夫生意上的失败帮助了她。和许多19世纪的女作家一样，文学创作的动力来自于财务上的需要。当她丈夫的生意日益颓废时，西戈尼开始通过她的作品补贴家用：开始时是匿名出版，不久她的出版物有了更大的商业价值(除了她自己的书极为畅销外，各大杂志还纷纷以重金邀请她撰写特写，最后，她还出售她名字的使用权，同意萨拉·J.黑尔在《歌妮女士之书》中使用她的名字。这一商业安排直到一次争吵之后才结束。)她的工作给她的婚姻生活带来的紧张和压力在她成为寡妇之后最终得到了解决。在她长期而愉悦的寡居生活期间，她过去的学生始终在她身边关心她，尊称她为“哈特福德悦耳的歌声”，一直到1865年西戈尼去世。

尽管西戈尼在世时，她的作品非常出名，但随着她的与世长辞，她的作品也悄然退出了美国文学舞台。即使是最近的一些讨论，也只是把她从完全丧失威望的状态中挖掘出来，并给予她一个“情绪化，令人倒胃口的作家”的委婉称谓——“毫无价值，陈词滥调”——她的诗中弥漫着她近乎恋尸狂般的对死人的喜爱。但另一些人已经开始积极地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西戈尼。他们并不在意西戈尼在她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有多大的影响，而是把她当做一位构筑了一种公共世界观念并积极地进行评论的历史学家来认识她。事实上，和朗费罗一样，西戈尼成功地成为了一位诗集畅销的诗人，尽管这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矛盾修饰法(Oxymoron)[10]。我们最好把她放在与她类似的畅销小说女作家当中。这些女作家也被贬低为情绪化——即霍桑所说的一帮胡乱涂鸦的乌合之众。和她们一样，西戈尼能够清楚地表达中产阶级读者的价值观，并反映当时的社会准则和社会形象。与小说相比，尽管诗歌相对来说缺少明显的语境，但西戈尼的哀悼诗和关于死亡场面的描写，以及她的家庭性、描绘性、社会性和说教性的诗歌，都时常成为当时女性文化错综复杂的代表。对于当时的文化，研究19世纪女性的历史学家正在逐步地进行挖掘与揭示。即使作为文学艺术，她的诗歌所展现的层面也要比人们预料得要多。西戈尼的诗既不是羽毛丰满的女性主义作品，也不是精心设计的流传千古的讽刺。但在她的作品中，总有表面以外更深层、更丰富的含义。这些深层含义揭示了当时社会和性别结构，并且蕴含着对它们的批判性思考。

首先，西戈尼的诗歌具有丰富的有关家庭生活的比喻和女性化的形象。她的《致华盛顿的母亲》(“The Mother of Washington”)的颂词把自然描绘成一位家庭主妇，“展开她那春天的薄纱”，而另一方面，善良的母亲们开始在她们的孩子身上“种下美好的种子”。众天神不再像古希腊神话中描写的那样无视人间疾苦地统治着万物，相反地，天国变成了天上的大家庭，在那里花草围绕着星星翩翩起舞，“就像孩子们围绕在火炉边”。(《星星》[“The Stars”])星星们凝视着高山，仿佛“是婴儿带着羞怯而纯真的表情在凝视”。(《阿莱干尼的日落》[“Sunset on the Alleghany”])死亡在家庭题材的诗中也有体现，笼罩着婴儿“无瑕的前额”，捆绑着“窗帘似的眼睑”上“丝绸般的睫毛”。(《一个婴儿的死亡》[“Death of an Infant”])《孤独的教堂》[“The Lonely Church”]上“尖尖的塔楼指引着人的心灵应去的方向”，它可以作为孤独的伫立在教堂院子里“充满哀思的母亲”的呼应形象。正如在另外一首诗中，教堂被比做具有母性的“神圣思想的守护者”。《冬天》(“Winter”)仿佛一位家庭主妇，在“炉火边与人进行着温馨快乐，令人难忘的心与心的交流”，以这种方式度过那“漫漫长夜”。

埃德加·爱伦·坡凭借这些形象指责西戈尼“是作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位女作家来写诗的”，而且“对于家庭的关注显得重复没有新意”(尽管她可能是受到爱伦·坡自己最喜爱的主题，即死去的女人的启发)。尽管如此，西戈尼也有像《致一片破碎的亚麻布》(“To a Shred of Linen”)这样的诗歌，它们不仅以充满了智慧与自觉艺术性的目光对家庭生活进行了思考，同时也把主题扩大到从多重视角表现出来的有关历史与社会的思考：

……这有一堆凌乱的碎片，

是没人要的亚麻布——一种可耻的侮辱

对于所有勤劳的家庭主妇。我却很高兴，

那些受过古典礼节熏陶的、热爱整洁的少女，

她们精通厨艺与刺绣，

她们圣洁的对家庭的照料无微不至，

没有这样的人到这儿监视你。

那喜欢透过眼睛观察的人无疑会说，

“这是从读书中得来的”：——或者衣冠楚楚的情人，

手捧着芳香四溢的百合花，如果他冒险

审视你瘦弱的外表，那么他会说，

“这是从写诗中得来的”。

这首诗将西戈尼自己来之不易且并不稳定的文学前途置于反对传统女性角色的位置上。反对传统女性的角色，一方面表现为不赞同她的“受过古典礼节熏陶的”形象，另一方面表现为她使“衣冠楚楚的情人”自愿地“手捧着百合花”拜倒在可以使他从家务中解脱的女人的石榴裙下。亚麻布的碎片在全诗中一直作为西戈尼对于她现在的地位和她雄心勃勃的目标的历史性思考的中介，其中包括亚麻布自身的历史。它成为女性化的麻布，支持着生儿育女和对病人的护理。最终，它又被“造纸厂”重新加工，成为记载“智慧与真理”的“洁净纸张”。亚麻布已经成为女性诗歌的物质基础与主题。

事实上，亚麻布被比喻为“论述的思路”，象征着西戈尼自己的诗歌创作活动。它标志着即将到来的一场女性角色的革命，尽管它也意味着还要不断受到限制。结果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嘲讽。正如西戈尼的传记作者描述的那样，这首诗远非对于西戈尼“光辉灿烂的世界里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忙着从事家庭活动”的琐碎描写，它是作者精心设计用来反映自身地位，进而反映更广泛的女性主题的。这样看来，尽管这首诗是以幽默的模式呈现的，它从根本上讲是模糊的。这首诗既讽刺了那些要把女性诗人限制在卑微的家务劳动中的人，同时也嘲笑了她自己要超越家庭生活的雄心壮志。通过这些嘲讽，这首诗表现出了默许与批判、蔑视与顺从的情感，同时也表现出了女性诗人拥有的更多的机会和遇到的局限。这些双重冲击最终被作者统一到诗歌结尾的谦逊的态度中。在结尾，作者希望那些亚麻布会在比她自己“更优秀的诗人”手中得到比“你的诞生还要好的结局”。

《致一片破碎的亚麻布》在表现作者自我认识程度方面是一首非同寻常的诗。它代表了西戈尼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作为一名女作家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这首诗所记录的矛盾的感情在她的作品中有广泛的体现。西戈尼的作品总体上反映了深深地植根于“分裂的世界”文化当中的自相矛盾的方面。考虑到女性世界的规范，西戈尼实际上是很保守的。她在当时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她的诗歌与散文的流行，部分原因归结为它们扮演了家庭生活指南的作用。并且西戈尼从根本上接受了与女性世界的要求相一致的传统女性角色和职业。但她主张相对于另一部分人，即男性的世界，或“外部世界”，女性的工作要受到尊敬与重视。而且，她所关心的范围超越了家庭的院墙，进入了公共领域，包括社会福利、道德与社会改革以及政治问题，她尤其关心印第安土著人的命运问题。但这些冒险的尝试，对于西戈尼和那个阶段的所有女性来说，仍旧被限制在通过家庭生活建立起来的性别角色之内。因此，西戈尼的诗在女性世界的意识限定的边界之内引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边界之内的世界里，更多的人赞成女性走出家庭的个人空间进入公共领域这一观点，及其价值体系和身份认同。但人们并没有直接对女性相对于男性、家庭相对于公共场合的分裂这一根本的观念提出挑战。

西戈尼的家庭生活情景总体上来说是用来暗指它以外的世界的。例如，有一些诗直接反映或描绘了19世纪美国经济形式的变化。在一些抒情诗(《母亲》[“The Mother”]，《水手》[“The Sea—Boy”]，《孝顺的要求》[“Filial Claims”])中，母亲由于为离开她们的儿子焦虑痛苦而变得憔悴不堪。这些诗反映了新的经济形式使得年纪尚小的儿子不得不背井离乡到西部或城市或海上去谋生，在家乡他们已经无法生存下去。在诗歌中被高度珍视的家庭对社会的灵活性来说是一个反面形象。社会灵活性消极的一面是，由于城市和工业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压力使人们普遍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西戈尼风格化的家庭情景经常含沙射影地批判外部世界的市场经济，并指出这种邪恶势力侵犯到家庭圣地的危险。由“新英格兰的祖先们”建立起来的价值观正在受到威胁，“如果过分利欲熏心，那么财富只会招致傲慢的奢华”。国民的价值观念，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都同样地处在危险之中，就像《死在林中》(“Death among the Trees”)是人们渴望“肮脏的收获”的结果。这种市场经济价值的腐化甚至威胁了虔诚的母亲，她只有在照顾她那《生病的孩子》(“The Sick Child”)的时候才意识到“时尚的享受”、“艳丽的烛台”和无聊的舞会中“醉人琴声”的危险。

尽管如此，西戈尼对市场的批判并不激进。她的批判把家庭作为竞争日益激烈的工业社会的避难所，但并没有用明显的经济或政治术语与她想要避开的这种价值进行直接的争辩。就像在《小屋一景》(“A Cottage Scene”)中，西戈尼笔下的家庭成了“远离与无情的世界进行的令人身心疲惫的交易”的避难所。在这一点上，西戈尼和当时基本的社会改革思潮保持一致：变化确实会到来，但不是通过政治手段，而是通过人内心道德情操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来自家庭和妻子、母亲的指导。西戈尼的诗是歌颂女性友好社会的。当时出现了很多以时事和公众热点问题为主题的诗歌，但西戈尼对它们的处理一直坚定地保持着非政治性。在她那个时代，她那个阶层有些妇女参加了志愿者团体并承担了很多不同的社会工作，西戈尼的事实性诗歌使她们对公众热点问题和公共事业产生了兴趣，甚至她会介入其中。但这些诗都只是通过向外扩张家庭的界限，而非越过家庭的边界直接进入外部世界。

因此，如果西戈尼写到国家的西进运动[11]，或者奴隶制及其带来的国内冲突，她都是从家庭内部寻找这些活动的合理性的。像《西行者》(“The Western Emigrant”)和《移民者之死》(“Death of the Emigrant”)，这些诗都是通过偏僻的家庭中发生的对话、疾病与死亡来展现新一代移民背井离乡所遇到的挑战的。西戈尼作为一个联邦主义者，把国家比喻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家庭》(“Thriving Family”)，她反对党派的冲突，因为“分裂这样一个和睦的家庭将会是可耻的”。《致第一艘奴隶船》(“To the First Slave Ship”)把奴隶们所遭受的痛苦拟人化地写成“没有孩子的母亲的痛加重了孤儿的痛苦”。战争和男性对战争的痴迷被她谴责为反家庭。《志愿者》(“The Volunteer”)妙趣横生地把战场描绘成一个男性的世界，在那里粗暴的同伴“一起享受这样的乐趣”，如“战鼓的激励人心，军队行进的壮观，与身穿制服的荣耀”。但男性对于这些荣誉的追求与沉溺使他们的家人倍受饥饿与痛苦的折磨。

像许多19世纪的女性一样，西戈尼有关仁爱的诗歌是多角度的。她写关于禁酒运动的诗，如关于只喝一次酒也算喝得太多的《只有这一次》(“Only This Once”)和《盲人的申诉》(“Appeal of the Blind”)诗集中的诗。她概括性地赞扬“仁慈”是最好的投资，它可以“给饥饿的人食物，给囚犯自由，给黑暗的心灵光明，给迷失的灵魂天堂”。西戈尼一直特别关注印第安土著居民，她为他们写作短文和诗歌，同时创作了史诗《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12]和各种短小的抒情诗。她为了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土地所做的义愤填膺的游说工作最终没有成功。虽然西戈尼的诗并不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但她把诗歌作为一种表达类似的社会与政治立场的手段，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人们对于女性和诗歌的地位与意义有了美学价值以外的不同认识。她关心印第安人这一点进一步阐明了对于西戈尼来说，个人的领域已经延伸到了公众领域之中。《萨斯奎哈纳与拉卡瓦纳之汇》(“Meeting of the Susquehanna with the Lackawanna”)这首诗从政治和家庭两方面解读了美国的自然风光，对两条河的描写代表了白人和印第安人在婚礼的“誓言”和“圣歌”中和睦相处的愿望。在《马曾的葬礼》(“Funeral of Mazeen”)这首诗中，印第安人流露出对白人的基督教观念的背叛，挑起了政治文化与人内心神圣世界的战争。《印第安女孩的葬礼》(“Indian Girl's Burial”)表现了母亲对女儿的哀悼，在母亲眼里，女儿是印第安的荣耀，却被白人熟视无睹。

西戈尼的亲社会诗歌一直保持着女性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时常是不稳定的。西戈尼在一本劝导图书里写道：“女性的力量，不在于反抗，而在于顺从。”(《新婚礼物》[TheWedding Gift])这说明她基本上接受女性对社会的支配和影响只是间接的这一学说。她所鼓励妇女参与的唯一政治角色就是为孩子提供教育以便于孩子们可以学会更好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女性的这一角色也已经逐渐被社会所认可。散布在西戈尼诗歌中的各种家庭物品通常用来代表母亲们这一家庭教师的角色。每件物品都有它的教育意义，通常是关于物质追求的虚幻(即使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也只是有诱惑力)。《家里的古董钟》(“The Ancient Family Clock”)，《破碎的花瓶》(“The Broken Vase”)，《忠诚的狗》(“The Faithful Dog”)都具有教育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诗道出了《母亲的忠告》(“Mother's Counsels”)，它们是关于宏扬虔诚、谦虚和奉献主题的母亲的《圣书》(“Book Divine”)。

虽然她的诗歌代表的是心灵内部的空间与状态，但西戈尼给了他们新的评价，甚至把它们定义为人类文化中更真实的承诺。西戈尼在她的《给少女的信》(Letters to Young Ladies)中写到：“有人指责我们‘每天只做无关紧要的琐碎事务’。我们的事业确实比较琐碎。对于致力于高尚的科学研究的男人们来说，家务活是显得有些琐碎。但正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支撑着人类社会。”在承认女性每天活动的琐碎性质的同时，西戈尼明确地指出它们是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并嘲讽了男性们所处的“高尚”领域并非比女性的琐碎事务更有价值。她把整个国家视为一个家庭、把每个历史事件都置于家庭的情景之下的视角，一方面表现了她对政治退避三舍，另一方面它建立了一种将政治与国家大事女性化的家庭领域。这一领域真正意义上为女性确定了活动范围。这种家庭的视角在西戈尼的《密执安加入联邦》(“On the Admission of Michigan into the Union”)这首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回来吧，小妹妹，你是那么健康，那么美丽，

来分享我们父亲最舒适的客厅。

你已经在保姆那儿待得太久了，

那里河流湍急，北风呼啸。

回来吧，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大家庭，真的。

这二十五个姐妹都欢迎你。

坐在高高的沙发上的那些女士，

是我们这个家庭最可敬的淑女。

她们是你的十三个大姐姐，不要轻视她们，

在你出生之前，她们已是受人尊敬的姑娘。

她们知道很多意味深长的故事，

来吧，亲爱的小妹妹，向她们行个礼，让她们高兴。

这首诗把加入联邦这一政治事件用礼仪手册中的词语进行了详细的重新阐释。密执安被比做一个“小妹妹”，离开了她的“保姆”进入了“我们父亲最舒适的客厅”，她还带来了自然之美与城市风光作为丰厚的嫁妆。虽然她一直嫉妒她们作为国家最初的建立者的身份和地位，但有人嘱咐她，要尊敬“我们这个家庭最可敬的淑女，你的十三个大姐姐”。把美国之父转化为“年长并自豪的”姑娘这一现象表现了女性组织希望将男性组织女性化的倾向。例如，建立乔治·华盛顿联合会的女性化对应物——玛莎·华盛顿联合会。与其说这首妙趣横生的诗辅助了女性，倒不如说它颠覆甚至取代了当时的社会规范。在这首诗中，诗人将国家大事尽可能地用女性的形象和关系重现出来，这样家庭生活成为了政治活动的舞台，而非避免政治活动的避风港。

西戈尼最模式化的女性形象和最缺乏审美价值的诗歌是她的吊唁诗，即有关死亡的诗歌。马克·吐温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中曾经通过埃米琳这个写讣告诗的淑女诗人的形象嘲讽了这一类诗歌。这位淑女诗人因为殡仪员来得早而匆匆死去。对于我们来说，西戈尼认为天国避难所是人类最终的归宿，这和她描绘的温柔、伤感的死亡场面一样不引人注目。但由于社会状况的总体上的改变，特别是19世纪女性文化方面的具体改变，死亡成为了由这些改变引起的焦虑和责任的复杂比喻。首先，哀悼诗表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婴儿夭折的现象(由于夭折，西戈尼自己也失去了3个孩子)和女性作为哺育者的角色。哺育婴儿的过程总体上还是在家里完成的，当时的医院还没有提供这项服务。随着后代数目的减少和女性更多地扮演了之前被认为应由父亲扮演的教育者的角色，人们将更多的感情和关注给予了孩子。这些诗歌的影响进一步反映了总体上更加紧张的家庭生活。这些诗歌在女性作家和她们的读者之中的流行，验证了描绘女性经历已经广泛地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动向。

死亡的场景还被作为焦虑、价值观与观念的比喻。这种比喻已超出了她们所直接描绘的事件本身。和西戈尼诗歌中总体的女性形象一样，吊唁诗唤醒了那个时期隐居在女性世界中的女性。对于当时社会生活中性别差异的极端程度，历史学家间还存在着争议。但在很大程度上，女性每天的生活中接触的主要还是其他女性：母亲、女儿、姐妹、朋友，这些人在家中共同生活，在女子学院、女性宗教团体与女性改革组织中共同活动。西戈尼的哀悼诗从各种有威胁性的角度唤醒了这个亲密的女性世界。在这种威胁中，死亡通过其他形式的分离、伤害和冲突的意象表现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戈尼诗中的哀悼者和被哀悼者的形象都是女性。(除了无须区分性别的婴儿)诗歌中死去的女儿、姐妹、同窗好友和母亲是除了死去的婴儿之外在西戈尼的诗中出现最多的形象。就像女性在写书信时一样，在这些诗中，西戈尼用最夸张的词语描绘了女性之间亲密的关系：《死去的最爱》(“The Lost Darling”)(“她是我的偶像”)；《献给死者的玫瑰》(“Rose to the Dead”)(“那永不消失的爱的最后象征”)；《新娘》(“The Bride”)(“即使是游手好闲的人都能体会到女人爱的强烈与美好”)；《丧钟》(“The Knell”)是献给一个有着“碧蓝的眼睛……雪白的小手……和红宝石般双唇”的女性化了的“宠儿”的。诗人渴望她，没有她“我就变得支离破碎”。西戈尼的纪念性的诗歌大多是关于公众哀悼与纪念仪式的。从比喻意义上讲，这些诗通常只悼念这些事物：不仅仅是失去的亲人朋友，还有失去的部分自我、失去的机会与失去的内心冲突。作为家庭结构主体的女性化结构遭到侵犯并使家庭破裂，备受重视的女性理想化家庭形象内部产生的冲突和所有关于这个世纪社会状况与女性地位变化的矛盾的记录是这些诗歌的中心议题。

西戈尼的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相同的意象和比喻既用来指死亡，又用来指婚姻，这样读者经常很难分辨诗歌到底是为纪念哪一项活动而作的。《致缺席的女儿》(“To an Absent Daughter”)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唱着歌的鸟儿你在哪里？

你是最明亮，最可爱的一只？

在旁的树丛中，

其他的鸟儿都为你欢呼。

你那啁啾

让每一个听到它的人都感到甜美。

但你是最甜美的，

对于读得懂你的心的人。

小羊羔，你在哪里休息？

是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地方吗？

装饰着你必经之路的花儿，

还没来得及修剪，便已枯萎。

你徜徉过的小溪，

即使没有你，也在不停地哼唱。

你的家人还爱你吗？

你的母亲会怀疑你吗？

寻找救世主的羊群，

向他的神圣的羊拦走去，

寻找那沉重的岩石，

那里流淌着我们的平静。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爱都会回来。

那牧羊人的声音，

会始终指引着你。

在这里，我们几乎不可能确定这个女儿离开家要去的“另外的巢穴”是指死后的阴间还是她自己的新家；在诗的结尾处，母亲委托女儿去“寻找”的“救世主的羊群”暗示着来世的救赎还是今生的指引。无论哪一种情况，死亡和婚姻都互为比喻，至少在母亲的角度是这样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家庭都被笼罩在“若有所失”的阴影下，那些“没修剪的”花都已经枯萎，小溪象征着女儿的离去。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文本持续的模糊使婚姻与死亡这对奇特的相互暗示更具戏剧性，同时也显示出作者运用的相当多的文学技巧。

这种婚姻与死亡互为意象的处理在其他诗歌中也有体现，甚至有时它们之间的模糊已经被清除。比如，《献给新娘的被遗忘的鲜花》(“Forgotten Flowers to a Bride”)是与婚礼有关，而并不是丧礼上的鲜花。但死亡的象征仍然主宰着全诗。被比拟成为一位妇人的鲜花，代表了失去亲人的母亲在经受一段漫长恐怖的旅行后终于来到了女儿的新家。母亲“祝福的一吻”象征了他们在那里死去。《新娘》(“The Bride”)这首诗更加极端。它开头是一句冷酷无情的“我来了，可她却离开了”，接下来是一串现在已被遗弃的熟悉的随身物品。尽管诗歌描绘的并不是死亡的场景，而是婚姻的圣殿，但它的意象与庆典无关，而是与死亡有关。新娘被她的丈夫带走，“那个陌生人”让她“忘了其他的一切”。她“母亲的双唇呈现出毫无血色的苍白”，并最终把新娘交给了“死亡之神”。

死亡在西戈尼的诗中被作为女性在婚姻之外冒险的比喻。《没有去学校的妹妹之死》(“On the Death of a Sister while Absent at School”)这首诗描绘的悲痛不仅仅来自于妹妹的死，还来自于她离开家到学校去。遥远的学校里“陌生人的枕头”表明了离家求学与传统的对家庭生活的忠诚的敌对状态，最终给那些敢于离开家庭去培养自己的女性投下了矛盾的阴影。尽管西戈尼十分热衷于女性教育——她是当时著名的哈特福德女子学院的一名尽职尽责的教师——但她的诗歌却记录了女性对于这种新机会与新的自我定义的焦虑。《纪念一位少女》(“To the Memory of a Young Lady”)这首诗表达对一位具有“崇高而活跃的”天赋、智慧与知识的“光彩照人的美丽”少女的纪念。尽管她“对女性无声职责尊敬地敬礼”缓和了人们对她“高超的天赋”的“恐惧”，人们对于这个女孩的死似乎还是充满着复杂的感情。类似地，《少女的学校》(“School of Young Ladies”)这首诗中也充满着复杂的感情。它以对如鲜花绽放般走向成功的女孩的赞美开篇，最后却承认“知识是一片神圣的沼泽”。这首诗告诫女性，和所有世俗的事物一样，知识也是一个“气泡”，最终会随着生活中“不断的苦难，无情的遭遇和背叛的巨蟒冷酷无情的呻吟”而破灭。有一些墨守成规的女性担心过于相信受教育的机会可能会影响到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和女性的观念。因此，诗歌这样总结到，“女性深刻，持久的爱”和“坚定不移的信仰”最终只给予上帝。

《悲痛的女儿》(“The Mourning Daughter”)这首诗有些不同，很明显，诗中被哀悼的人是父亲——尽管母亲的早逝为全诗设置了舞台。但这首诗的重点是悲痛的女儿所处的位置与困境，而非她对父亲的哀思。一方面，她(又一次)身处遥远的学校，“在远方……为得到知识的果实而刻苦读书”。因此当她回到父亲病床前时，已经“太晚了”。她父亲的死同时威胁到了她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实现与孝顺父母的冲突进一步加深了。

哀悼者那死一般平静的面部表情，

对于那不法的的窃窃私语的谣言，

是一个难猜的谜。

他们大胆地注视着她那没有泪痕的双颊，并且低语道，

“他的葬礼办得这么草率，这太奇怪了。”

噢，总是被误解的女人!纯净的珍珠

在你心里秘密的井中埋藏得太深了，

那些不耐烦的不肯停歇的手，

无法找到它们。在这少女谦逊的胸膛，

痛苦与寂寞深深地埋藏，

尽管那苍白的双唇没有吐露出喧闹的叹息，

也没有普通的悲伤。

女儿的沉默寡言在这里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使她被误解为对他父亲的死漠不关心。这是一个注定的败局：西戈尼在这里把谦逊解释为力量，但这种力量并没有实现它的女性社会功能。最终，女儿沦为“窃窃私语的谣言”的牺牲品，由于她内心的悲痛被一群毫无同情心的“好奇的村民”和“冷酷世俗的人”所误解，她几乎成了社会的弃儿。

女性充满压迫与斗争的经历最终成为西戈尼最主要的文学主题。这个主题主要是以隐私的方式表现的。隐私以简朴、谦卑与克制的不同方式一次又一次地作为女性本质的代表，在西戈尼的诗中出现。为了与当时盛行的社会思潮——谦逊保持一致，西戈尼诗中的女性形象以谦逊、彬彬有礼和沉静著称。她们是“卑微世界里的神圣劳动者”，以“谦逊”、“平和的心态”，带着“朴实，愉悦”的心情工作着，并用“朴实的心灵为他人疗伤”。她们永远是无私的，“为别人着想”就是她们的“快乐”。但正如《悲痛的女儿》，谦逊在西戈尼的作品中具有复杂的内涵。正如诗中所描写的那位女儿“死一般平静地”伫立着，像一座“大理石雕像”。沉默寡言在诗中显示着女性的力量与自我克制，而远非表达一种模式化的感伤。也就是说，她既完成了同时又抗拒了社会对她的期望。但为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因为她“那少女谦逊的胸膛”没有向外界表露它的“痛苦与孤独”，她“那苍白的双唇没有吐露出喧闹的叹息，也没有普通的悲痛”，她才被误解、被怀疑。

这种对于谦逊的规范的矛盾思考最终成为西戈尼自身和作家职业生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西戈尼的丈夫曾抱怨在西戈尼出版她的作品时，她已经抛开了“原本应永远遮蔽女性的谦逊的披风”。她作为一个作家的成功最终依赖于她维持谦逊的期待并与之斗争的能力。只有作为一个谦逊的女人，他的出版商才会接受她。正如萨拉·J.黑尔(Sarah J.Hale)所说的：“诗歌的道路，正如生活中的其他任一条道路，对于女性的脚步，都布满了限制。就像造物主一样，她不能陶醉在丰富的幻想、意象与思想之中，也不能自己随心所欲地选择主题。”当然，在这条道路上，批评家有权利提拔或埋没一个作家。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十分谨慎，并不给他的《美国女诗人》选编集中的女作家下断言，只是在前言中警告人们不要因男性真正的“头脑上的优势”而误解女性“对感情的自然渴望”。虽然西戈尼的这篇《论道德》(“Moral Pieces”)只是“短小的教育性文章，并没有体现出她的最高成就”，他还是赞扬了西戈尼这一“谦逊的标题”。西戈尼在很多方面同意这条有局限性的评价。在她的诗作中，她不止一次地承认她的地位“在整个人类范围内是无足轻重的”，“用我们充满谬误的双唇随便地谈论高尚的事物几乎是违法的”。并且她敦促我们只用“谦逊的沉默”来寻求神的庇佑。她在《一生的信》中为她的诗作了辩解：“我的诗的文学意义可能十分渺小，(但)它的道德和宗教基调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这种和解恰恰证明了西戈尼对她可以利用的机会作出了自觉的评价，这种评价接近于批判的讽刺。西戈尼写到：“如果在巴那塞斯山[13]设有厨房，我的缪斯一定会做好一个女人要做的一切工作，做一个系着围裙的作家。”把缪斯的形象重塑为要做许多家务的家庭主妇，西戈尼以这种带有一丝复仇心理的方式让人们知道了她所处的地位。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女性的私人领域成为公众的话题和艺术表现的对象。这并不是自相矛盾，而是坚持自我。谦逊的态度扮演了与世隔绝的女性世界和女性作家的新机遇之间的中介。有些价值观念西戈尼似乎很支持，但她也静静地批判它们，暗示着女性的价值结构是与蒸蒸日上的美国渴望权利与竞争的社会思潮背道而驰的。有时，西戈尼对于天国的虔诚的姿态也是与她的痛苦相伴的。她几乎要提出对于艾米莉·狄金森来说只是一种神圣的拮据的问题：“但我希望我没有看见那扭曲她身体的剧痛，也没有看见她那如魔鬼缠身般苍白的双唇。”(《死去的最爱》)在一篇关于“诗歌”的诗中，她几乎指出世俗的艺术是不亚于来世生命的“神圣的事物”。

一系列言论，即使没有更加直接，却是更加肯定地把男人贬低为傲慢的，而把女人提升为谦逊的。即使“温室中的名花”会对小小的“野花”不屑一顾，神圣的公正最终会“注意到那些虽然地位低微但却不卑不亢的人”。当西戈尼写到“人寻求别人的尊敬。他要求那些为他服务的人惧怕他。他那傲慢的精神热衷于看到别人低眉顺眼，卑躬屈膝”时，这里的“人”是带有性别趋向的，而非泛指的人类。

正如她纪念的《少女》(“Young Lady”)，西戈尼一直保持着她那“甜美的礼貌，锤炼着她的天赋”，漠视那些“惧怕她的才华横溢”的人。正如那位少女，她掌握着自己“稀薄的智慧之光”。这些都没有使她成为现代社会的批评家，或一位野心勃勃的女权主义者，或像狄金森那样的讽刺家。西戈尼的诗歌反映了她那个时代的女性社会化过程中的矛盾。虽然她的诗并没有起到转化这些矛盾的作用，但她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女性审美与讽刺的要素却可能再次出现在其他女性诗人的作品中。在像艾米莉·狄金森这样更加大胆、激进的作家笔下，西戈尼谦逊的讽刺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关于公共与个人的再思考

19世纪女性诗歌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虽然城市的中产阶级女性被公然地束缚在个人的世界当中，但那个时代的女性诗歌已经涉及妇女们正跃跃欲试的公共世界。很多女性的诗歌延续着合适的女性题材。女诗人通常不得不对她们自己和其他人保证她们的文学创作真实地反映了她们的家庭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她们的作品仍旧把孤立的个人生活作为结构框架。这在很多方面与前文提到的“间接的影响”很类似，社会把女性个体孤立起来，这样她们的影响只能是个人的努力，而达不到通过政治组织形成的集体活动的效果。女性诗人的形象保持着谦逊和缄默，这反映了女性话语权与其实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保障，同时也反映了女性在寻找自己声音的时候遇到的根深蒂固的阻碍。

但女性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在其身份与拥有的机会方面表现出了动态的变化。家庭的背景不仅仅是女性在公众面前表现她们个人生活的一个自相矛盾的例证，诗人笔下谦逊的人物所表现的也不仅仅是各种各样的软弱无能。相反地，个人与谦逊被作为女性与飞速变化的历史环境进行磨合的复杂多变的比喻。事实上，这个世纪中，不论从社会还是审美的角度来看，公共世界与个人世界的平衡都是不稳定的。诗歌面向公众这一事实使得女性间关于个人生活的诗歌有了公众性的一面。不管女性诗歌的背景多么私人化，女性诗人都是在一个公众范围内讲述她的经历与现状，与那些阅读女性杂志、年鉴汇编与家庭诗歌的读者分享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女性诗歌的出版本身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女性作家面向女性读者的同时，她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专业角色，同时也开拓了一片与她们的读者共有的文化领地。

在女性诗歌中，个人问题与公众事件的界限是可以相互转换、相互渗透的。女性紧密的社会关系与她们家庭中的角色为女性诗歌拓展到更大的主题提供了途径。家庭内部和外部社会是相互反映的。通过谦逊态度的掩护，有关家庭内部的主题和情节使用了公众的语言。并且，公众关注的主题也在女性诗歌中有直接的表现。在这方面，有一点很引人注目，那就是，为数不多的在文学界享有持久盛誉的女诗人(除了情况复杂的艾米莉·狄金森之外)都是通过对公众事务的描述取得成功的。朱莉娅·沃德·豪的情况是这样，她的《激情的花朵》(Passion of Flowers)并没有博得她所预期的人们的关注，却是她的《合众国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使她成为无人不晓的诗人。艾玛·拉扎罗斯(Emma Lazarus)[14]的情况也是这样，她因爱默生没有把她的诗收录在他的诗歌选集《诗坛》(Parnassus)当中而十分痛苦，但她的《新巨像》(“New Colossus”)却为她在美国诗坛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19世纪的女性诗歌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相联系的程度十分惊人。回顾19世纪的女性诗歌，我们得到的结论不仅对当时女性被封闭在自己个人世界的程度提出了质疑，同时也对当时整体的公众和个人世界的形势提出了挑战。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女性诗歌并不支持公众世界与个人世界的分裂这一理论，尽管这个理论不仅主宰着对当时女性文学的研究，同时也主宰着19世纪女性历史与政治方面的理论化研究。这一观点并没有质疑19世纪女性的文化和政治活动被禁止在个人世界这一历史事实。实际上，在19世纪之前情况便是如此。公众世界与个人世界的分裂与差异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政治与社会历史。而且，19世纪的女性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种分裂与差异，并在这种约束下思考与描述自己的状况。但当时的诗歌表现出了公共/个人分裂状况的不稳定性，这种状况亟待修改与重组。分裂世界的边界在这些诗中十分不确定。诗歌对与公共世界对立的个人世界的范围提出了质疑。同时这些诗也提议重新分配男性与女性角色，公共世界与个人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权益以及公民权。事实上，上述的每一种思想所影响到的活动区域都是在两个世界的交叉处，同时未必表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立关系。女性诗歌并不是一篇实现公众/个人分裂与差异的纲领性文件，而是对两性之间的差异提出质疑。

最近的讨论重新回顾并审视了感伤小说的问题——事实上，感伤小说大部分是女性作品——对这类小说是否是单纯从个人世界的角度对家庭生活和感情世界进行描写提出了质疑。得出的结论是这类小说已被女性作家作为批评美国社会并试图改变它的一种意识上的积极的表现模式。这些对于小说的争论与19世纪女性诗歌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歌中表现出的伤感并不是简单的从公众世界退回个人情感的领域。相反地，感伤主义试图涉及公众问题，这一主题一直是她们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尽管女性诗歌被限制在家庭背景与个人情感体验之中，但仍然会经常涉及一些具有公众性的话题：呼吁改革，提倡教育，为盲人﹑聋哑人﹑孤儿﹑穷人和奴隶争取权益等。这些诗的写作目的是公众性的，但诗歌是通过打动每位读者、激起他们个人内心的同情与怜悯的方法实现其目的的。

不论感伤主义作为一种策略最终是否成功，不论以情动人的方法在思想方面是否十分有效，有一点十分清楚，即感伤诗歌不仅仅局限在个人世界。在分裂世界的意识形态范围内进行的活动总体上具有矛盾性这一特点，它们支持并延伸某些性别角色，伤感诗歌也不例外。以个人世界为基础的努力在发挥功效时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其中包括它排斥集体行动的性质，有利于个人道德醒悟的政治运动和女性道德改革运动的模式。但这正说明以家庭或情感为基础的写作模式缺少的是力量，而不是大众的关注。当时的诗歌不仅毋庸质疑地具有公众性，它还恰恰反映了某种大众的参与同这种诗歌所具有的力量本身之间的分裂。我们应该重新定位公众世界与个人世界。女性诗歌定义并构想了新的“公众世界”本身，这种重新定义与过去的那种以当时与日俱增的经济发展为定位标准的定义截然不同。女性的作品，包括诗歌，坚定不移地批判了当时被简化为经济关系、经济目标与经济价值的生活观念。女性诗歌想说明的问题是基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经济投机实际上是一种个人追求的形式，正与“私人企业”这一术语相一致。相反的，女性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活动，都涉及公众以及更广泛的群体的利益，应该说这种活动是公众性的。在这种意义上，是女性在从事公众事业，并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她们的关注并没有忽视公众的利益，而是缺少政治与经济力量。

在几乎所有的女性诗歌中，谦逊的传统主题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但即使是在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它的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是进步和退步的问题。谦逊不是一种静止的思维方式。它丰富的表现形式超越了压抑女性的固定模式与社会压力，也超越了女性和诗人这两个角色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冲突。大多数女性诗歌保持着传统的女性特征。在作家们处理诗歌与其传统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协调一致的问题时，独立的新观点也随其发展，并在主题和结构的重要问题上与传统形式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谦逊的角色并没有表现出绝望无助的沉默，而是在传统女性特征经历变化时起到了协调作用。谦逊作为一种掩饰的形式表现出服从于社会对女性的限制这一过于真实的特点，但同时具有谦逊品格的人物角色也表达了女性化的评判性观点。通过这种方式，女性能够进行自我表达。自我表现形式的变换经历表现出那个时期所展示出的自我身份认同体系的改变。她标志着女性在生活、艺术和社会中不断对自身的认识、评价、再定义和整合的尝试。作为女性自我表现的必要元素，谦逊这一术语显示出复杂﹑动态的特征。

朱莉娅·沃德·豪(1819—1910)就是典型的例子。豪的第一卷诗集《激情的花朵》(1854)，实际上读起来像是一部冗长的、极其痛苦的以谦逊为主题的诗集。无论特定的主题是什么，她的诗集中充满了为自己辩护的诗歌。从开篇的“祝词”开始，豪在其他女性诗人面前仅仅把自己称为“未受教育的朝圣者”，她的话向人们保证，“她从不觊觎男性获得的荣誉”：

还是坐在卑微的火炉边吧

那里可以隐藏她们所有的秘密。

不要敲那穹隆形的大门

渴望那大厅中的倾诉。

这种绝望无助的语气(尽管“穹隆形的”这个形容词带有“性别差异”)一直延续在豪对“主人”(有人认为指的是艾米莉·狄金森)的乞求中。在一首诗中，豪这样写到，没有什么“恩赐”比“你用赞成的手轻抚我的头”和你对我的评价“谦逊但很壮丽……‘你做得很好’”更加重要的了。在另一首诗中，豪对自己“迷途的诗行”感到十分悲痛，并总结到她对她的主人最好的礼赞(“我对你如此感激”)是她诗歌创作的巅峰。她所写的诗，“没有一个字是我的创作”，而是“窃窃私语并点头赞成她”的主人给她带来了灵感。当豪继续着表现真实的“缓慢而艰难的演讲时”，他像一位“皇家的贵客”来到她的身边：

那时想起你，无论何时你来到我身边

告别过去伟大的壮举和高尚的艰辛，开始休息

我的思想是柔弱的，与你的思想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但这破旧的楼房可以给你提供最好的。

这些诗中表现出的卑躬屈膝的态度足以使人窒息。这种态度与男性的谦卑有着明显的差异。男性有时也表现出谦卑并否定自己的价值，尤其是在宗教的约束下。但他们主要只是在上帝面前这样做。对女性而言谦逊是一种社会规范(尽管宗教观念无疑加强了这种规范)。男性只在上帝面前卑躬屈膝，而并不在其他男性(或女性)面前表示谦卑。女性则要在男性面前卑躬屈膝。在豪的作品中，如果一首诗歌是写给男性读者的，那么她自我降低身份的现象便会变本加厉，以求与权利在两性间明显的分配不均保持一致。“歌德的格莱辛”(Gretchen)[15]十分清楚“你高高在上的”但对他保证，要把她“懂得感激的心”给他。在给她兄弟的信中，豪把自己比做“一个乞丐”，“在他那高耸的楼房中的一个卑微的房客”。但在另一些诗中，权利的分配发生了颠倒。《望海窗》(“The Seaward Window”)为我们展现了一轮女性化的明月，证明了“女性的太阳同样也能光芒四射”，并且回忆了女性之间的友谊，其中“两个灵魂相遇/并立下诚挚的誓言要重视对方”。《磨坊边的小溪》(“The MillStream”)通过女性化的河流对磨坊主阻碍她的企图所表现出的愤怒表明女性对男性权威的公然的厌恶：“把磨坊主的面粉/扔到他的脸上。”在《女算命师》(“Sibyl”)﹑《诗歌的快乐》(“The Joy of Poesy”)和《诗节》(“Stanzas”)这几首诗中，豪即使在心中挣扎是否应该坦承自己对诗歌的贡献时，依旧对诗歌的积极力量表现出敬意。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女算命师“的头脑中充满了书本”时，她的“心是善良恳切的”。在关于男性缪斯“主人”的诗歌中，女算命师有着一种高于诗人的驾驭诗歌的能力。作为“女性神灵”，女算命师同诗人分享着这种力量，这样，尽管“人类是从自然中产生的”，但她是由“神圣的女算命师创造的”。

在豪的《后期抒情诗》(Later Lyrics， 1866)中，她在总体上讨论并发展了早期的对于女性诗歌的重新认识。在《激情的花朵》中，大部分的诗歌背景设置在了诗人的卧室，用日记和通信的方式记录了诗人内心的思想。但这一类的背景使诗人豪陷入困境。她发现以一种放弃者的身份为她自己辩解不是一件好办的事情。但在外界她还没有找到支持她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她自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激情的花朵》的背景首先设置在意大利。在她婚姻的最初几年里，豪躲避自己的丈夫，把大一点的孩子留在波士顿，只身去了意大利。在异国的环境中，她开始思索美国的公共问题，特别是因奴隶制而即将发生的战争。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最灵敏的信号应该是这首题为《歉意》(Apology)的诗。在这首诗中，她为自己贸然地发表不谦逊的诗作而道歉。对于“一个成长在谦逊的环境中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她为自己辩护，她找不到“经过训练的头脑”来帮助她。她对不公平的愤怒和因“我的国家和我的种族”而感到的痛苦使她放弃了“谦逊的微笑”。

豪在她的《后期抒情诗》中继续否定谦卑，她的诗表现出一种要冲破封闭的闺房、闯入广阔的世界的真诚的努力。事实上，有一章名为《浪漫抒情诗》(“A Lyrical Romance”)，使谦卑更靠近羞辱的含义。(在《等待》[“Waiting”]中，诗人合上“谦逊的手”，像一个喷泉，等待着在她的上帝“到来时”，就“喷薄而出”。)但和这首诗写在一起的是《战争的诗歌》(“Poems of the War”)——包括《战役赞美诗》(“Battle—Hymn”)——和《街道抒情诗》(“Lyrics of the Street”)。最后，尽管这些诗是以女性形式的措词写成的，但它们展示了城市世界不稳定的一面，在那里，陌生人见到彼此，很快又迷失在人群中(《在角落里》[“At a Corner”])。一位老人拜访他“在牢房里痛苦地服刑的儿子”。仁慈的淑女走出房间，进入城市“令人迷惑的小巷”，那是一个充满诅咒和怒骂的世界，她真实地描绘了酗酒和虐待儿童的现象。这种描绘超越了仁爱形象的固定模式。在她的诗中充满了悲剧，它们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描写真正的悲剧。

豪并没有否认谦逊在女性身份认证中的核心作用。但谦逊正在经历着重新定义。在《后期抒情诗》中，即使豪在劝说大家要谦逊，她也没有再为自己的断言辩护。谦逊和女性纯粹的服从是截然不同的。谦逊同时也表现出女性要协调自我实现的形式与作为一个(19世纪)女人的自我感觉之间的关系而付出的各种复杂的努力，包括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这种要创造出一个新生的和谐自我的努力在艺术中有所暗示。像豪这样的诗人并没有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辩护，而更重视平衡她各种不同的能力。在这方面，《拜访C.H.》(“A Visit to C.H.”)是一首很有趣的诗。这首诗以女性世界为背景，穿越了阶级和民族的界限。在诗中，诗人拜访一个“姐妹”，她坐在“单薄的破地毯上”，“穿着白棉布的衣服，头发凌乱地卷曲着”。但这次拜访并不是一种仁慈的同情，它本身就是缪斯：这位缪斯的力量正来源于女性的生活。这首诗几乎成为了女性诗歌主题的集大成者——她们的诗歌是在“洗衣盆前胡思乱想”或面对死去的孩子悲痛万分、“放下针线，拿起笔”时创作的。这些诗歌对女性的生活和她们对他人的奉献十分敬重。但这并不是自我抹杀的诗歌。相反，豪为了“认识(她的)亲戚”，去找她的“作为诗人的姐妹”。

朱莉娅·沃德·豪的诗歌事业标志着中世纪女性和女性诗歌的转变。作为著名的纽约银行家的继承人，她在纽约市一所环境优越的住宅里享受了一个独立、优雅、充满文化气息的童年。她受益于女性通过私人家教和女子精英学校得到的新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她个人也亲身经历了女性财产权的问题。她在1843年嫁给了塞缪尔·(Chev)[16]格里德利·豪，而给予已婚女性独立继承权的《纽约法案》(New York Bill)直到1848年才正式颁布。这使她失去了控制她在曼哈顿北部的大量地产的权利。他的丈夫把这些财产当作毫无价值的房地产变卖了。直到1875年成为寡妇，她才重新夺回了她已经丧失殆尽的财产，还有她自己写作和做讲座的自由——在这些年充满激情又激烈的婚姻中，他的丈夫坚决反对她参加这些活动。塞缪尔·豪是一个魅力超凡但又十分专制的男人，他投身于多种改革运动和极端的政治运动(他领导一个为盲人服务的组织，并支持约翰·布朗[17]的极端的废奴主义)，但当他遇到女权问题和自己家里的问题时，便变得相当保守。正如朱莉娅所说的：“即使她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订了婚，并且十分爱她，他还是会在她开始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时就抛弃她。”谈及她自己的写作、出版、做讲座以及最终的布道写作(她在唯一神教派中很活跃)，她这样说：“在我们22年的婚姻生活中，我的丈夫从来没有赞同过我所重视的任何一项工作。”她的一些早期诗歌运用了婚姻和死亡的类比，这样具体而又带有个人感受的类比贯穿着那个年代的女性诗歌：“在我被推倒在新婚的床上时/我的希望便死了。”在她1844年作的一首诗中，她把婚姻叫做“最黑暗的时刻”。在1846年的另一首诗中，她这样写到：“婚姻，就像死亡一样，是我们欠自然的债。”起初她还因女权运动的政治色彩而犹豫是否参加这项活动，在1868年参加了她的第一次争取选举权的集会后(《我与你们同在》[“I am with you!”])，她成为了一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接着，她还担任了新英格兰支部的主席。但在她的讲座中，她始终坚持“女性是社会道德的自然守护人”，恰如《母亲的职责》(“Duty of Women”)中所传达的要继续建立在女性作为“人类的母亲，无助婴儿的守护者，最早的老师，最热心的监护人，以及家庭的管理者”的一系列角色上。

像豪的传记中记载的一样，她的诗歌反映了对于女性传统角色的反叛和维护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对于那个世纪的女性诗歌十分关键。在某种程度上，这关系到个人的成就。以名誉、抱负、机会与渴望为主题的诗歌大量涌现。这些诗的含义经常十分模糊，它们仍然是以双视角的谦逊主题为结构基础的。爱丽丝·凯里(Alice Cary， 1820—1870)在《名誉》(“Fame”)中指责那种“靠把别人踩下去”的沽名钓誉的人，还有那些即使“不能提升自己，也要把别人拉下来的人”。诗歌结尾时呼吁人们“让天才醒过来/然后坚定地扬帆远航”。艾达·艾萨克斯·门肯(Adah Isaacs Menken， 1839？—1868)[19]的《渴望》(“Aspiration”)谴责了“不虔诚的灵魂”拥有的“过高的希望”，但最终因为认识到天上的星星是“它们就是自己永恒的倒影”。在亨丽埃塔·考狄莉亚·雷(Henrietta Cordelia Ray， 1850？—1916)的诗《抱负》(“Ambition”)中，把抱负谴责为“不安和失败”，但却承认它的诱惑：“美丽的，幻想的和甜蜜的。”类似地，艾达·艾萨克斯·门肯的诗《渴望》否定了“内心冲突的不和谐让我们产生了离开的请求”这一说法，并谴责这一请求会在“随之而来的悲哀中”被击碎。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的《机会》(“Opportunity”)是关于对这种机会必将无法实现的认识。这种机会就像“金色的大门”突然在岩石中打开，但女性还没来得及走进去它就又关上了。她的《皇后的回忆录》(“Memoir of a Queen”)缔造了一个女性权力大于男性政权“虚假的权力”的神话。但女皇的名字一直是未知的，也没有任何关于她神圣伟大的统治的“文字或石刻”的记载。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在她的诗《机会》(“Opportunity”)中似乎在向那些有能力掌握它的人、那些“渴望机会并会为之努力和等待的人”保证，机会一定会到来。但在诗歌《追忆》(“Retrospection”)中，诗人阐明通往“抱负”的是“一条崎岖的责任之路”。《生命之屋》(“The House of Life”)一诗中的“女主人”指出通往幸福的大道上充满了责任、艰辛、痛苦和信心。艾玛·拉扎罗斯的诗《成功》(“Success”)的原型是“勇敢、伟大、成功的人”。当时这些女性作家内在的矛盾心理是对当时的女性文化规范的一种回应。这种矛盾心理在《无名诗集》(“No Name Series”)中表现得十分典型。《无名诗集》是匿名出版的一部女性作品集。(它的编辑海伦·亨特·杰克逊曾再三向艾米莉·狄金森索要捐款，但都没有成功。)

但这些对于抱负的矛盾的思考也不仅仅是对个人情感的关心。她们关心的是在美国价值观下形成的社会体系和这种社会体系在美国政府机构中的实现情况。一方面，谦逊限制了女性的渴望和抱负，另一方面，它给予女性一种批判途径，这种批判不仅仅针对社会对女性的限制。谦逊不仅是一种消极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一种引导女性发现并反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趋势的积极因素。女性对于附加在她们世界的限制的抗议，并不表明她们认可抱负很快在男性世界或者说整个“世界”之中变成至高无上的定义人的标准这一价值观。相反，她们把世界描绘成人与人之间肆无忌惮的相互竞争。同时，她们也感受到了美国社会中腐败、剥削与贫穷的与日俱增。

美国社会的现状已经远远背离了当初建国时的承诺。保守的和激进的女性作家都就这一点对美国社会进行批判，这样政治上处于两个极端的两派女性终于有了共同的话题。比如，豪在作品中抨击中产阶级女性终日做无意义的拜访、追求时尚并大开派对的生活方式。她认为轻浮和虚荣是限制女性活动的两大错误的价值观。但这种想法是基于过去女性自我牺牲的理想母亲形象的。同时，要用一种更全面的眼光把女性看做有个性的个体。在这样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里，她拒绝把自己贬低为一件商品。因此，在一首诗中，豪嘲笑舞厅里的妖艳的女郎有一张“大理石般的面孔”，同时要求她穿上“忏悔的服装”以表现出“令人满意的谦逊”(《对比》[“Contrasts”])。豪有一首诗被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编入他的《美国女诗人》一书。在这首诗中，她痛斥那些作为“美丽的雕像”的女性，“缺乏理智/埋葬在你那苍白无语的美丽之中”。格里斯沃尔德选编的另一首诗《女人》(“Woman”)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女人的概述。在这首诗中，豪使她自己摆脱了“纯洁的女祭司，/谦逊﹑安静的精灵”这一形象(在这首诗的结尾，她把这种形象叫做“小孩子的梦境”，并承认自己不是这样的女人)。但豪提供的代替形象一直是模糊的，被笼罩在女性固定的期待的阴影之下。这说明豪对自己到底激进到什么程度还不确定。这种困惑在《茶会》(“The Tea—Party”)这首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首诗谴责了那些只会一起参加派对、传播谣言的女性：“我一直在生活中为自己奋力争取比你们更广阔的空间。”但这首诗也表现出自己同更激进的“新兴的女性标准”的差距。作者在诗中发出警告：“保持一定的限度，——不要妄想主宰世界。”

对于建立女性的积极的政治组织，弗朗西斯·哈珀(Frances Harper1825—1911)[20]在她的作品中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但哈珀还是经常通过对私人和家庭进行感性化的描写来表达自己对公众事务的关心。出生在巴尔的摩一个自由黑人家庭，哈珀享受了不同寻常的教育机会。她3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她与一位为自由黑人提供教育的舅舅住在一起，在他那里接受教育。19世纪40年代，她已经开始了诗歌和文学创作。马里兰州的一个自由黑人被绑架并被当做奴隶出售的事件促使她参加了地下交通网(Underground Railroad)[21]政治。1854年，她出版了第一卷诗集《杂诗集》(Poems on Miscellaneous Subjects)。这卷诗集共有20种版本，在接下来的20年中共售出5万册。弗朗西斯·哈珀毕生致力于解放奴隶和为女性权利而奋斗的事业中，除了新婚期间(1860—1864)，她一直积极地在南北两地讲学。在丈夫去世后，她又回到了讲坛上。在1871年又出版了新的诗集《诗歌》(Poems)，1872年，她出版了《阿拉巴马州的殉道者及其他诗歌》(The Martyrs of Alabama and Other Poems)，和一首题为《摩西：尼罗河的故事》(Moses：A Story of the Nile)的叙事长诗。

整体上看，哈珀描绘了美国公共生活阴暗的一面。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他的演讲中提出的质疑：“对于奴隶七月四日意味着什么？”哈珀的诗表现出了庆祝国庆只是美国白人的事，对于奴隶来说只不过是花言巧语的欺骗。哈珀引用了代表美国自我形象的标语，让人们看到这一形象在真实的历史中是背离其初衷的。奴隶制使美国的自由成为一个矛盾——一个“骄傲的国家的耻辱”——“星条旗带着嘲讽”飘荡在逃亡的黑人母亲的头顶。(《伊莱扎·哈里斯》[“Eliza Harris”])。在《自由劳动力》(“Free Labor”)这首诗中，哈珀揭露出自由劳动力仅仅是在美国各行各业做工的奴隶的一个倒影：“艰辛的奴隶不许流下痛苦无助的眼泪”；“不许向上帝哭诉”，“不许流下泪与血的痕迹”。美国人对“伊甸园”和“天国”的期待窒息在“奴隶制灼热的岩浆”之中(《诗行》[Lines])，“用铰链束缚贫穷虚弱的奴隶”并“追捕他们”的特权使这个期待化为泡影。(《统治的结束》[“The Dismissal of Tyng”])。哈珀使用了美国传教士的语言——“上帝说，为我建造一个国家”——但接下来诗人又展示了美国社会现状对于这一神谕的背叛：“人们争权夺利，国家变得强大但自负/这些罪恶与谬误诅咒着这片土地”(《那时和现在》[Then and Now])。从她口中说出的“把我埋葬在一片自由的土壤中”是对以“自由之国”自居的美国的极大讽刺。她愿死后被埋葬在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片卑微的土地上：“把我的灵魂安置在任何一座卑微的坟墓中，但……不要把我埋葬在存在奴隶制的土地上。”

弗朗西斯·哈珀的作品对社会现状以及形成这种现状的基础——等级差异——发起了挑战。正如感伤作品的惯常表现手法——实际上，在废奴运动中也用到了这一手法——哈珀的作品也是通过奴隶制对家庭整体性的损害这一角度入手表现奴隶制的恐怖性质的。因此，她的很多诗歌是以“家庭”为背景的，通过对个人情感以及家庭关系的破裂表达主题。在奴隶被拍卖、鞭打、囚禁以及被逼出逃这些场景中都贯穿着奴隶对于自己所爱的人的扭曲情感。在《奴隶拍卖》(“The Slave Auction”)这首诗中，年轻的女孩对于自己“悲惨的命运毫无反抗能力”，而“母亲们站在一边泪流成河/看着最亲爱的孩子被拍卖”。在诗歌版《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伊莱扎·哈里斯》一诗中，哈珀把逃跑的伊莱扎·哈里斯描述为这样一个坚定的母亲：“一位母亲——她的孩子是奴隶——她要给孩子自由，如果做不到，就带他走进坟墓!”《奴隶母亲》(“The Slave Mother”)以一声“尖叫”和“令人心碎的痛苦”开篇，“她的儿子正紧紧靠在她身边”。

但哈珀表现奴隶家庭的感情这一写法实际上是一篇激进的政治宣言。作为一个可被买卖的奴隶从本质上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低到只能受制于整体的经济形势。哈珀坚持描述奴隶的个人地位、感情和对家庭的奉献已经否定了奴隶只是经济财产这一观念，并维护了奴隶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人的权力。也就是说，把黑人的居住地描写为家庭，一个私人的家庭领地，这本身就是一场宣扬奴隶制在极力否定黑人人权的政治运动。当哈珀义无反顾地写到：“她是一个母亲，由于恐惧而面色苍白”，实际上，她是在给予奴隶母亲家庭和个人的地位。这已经成为了一项政治宣言，揭露了把黑人贬低为财产是一种扭曲人性的做法：“他并不属于她，尽管她生了他/因为他是妈妈的痛。”

哈珀把反对奴隶制与颂扬家庭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对性道德的维护相结合，这些策略总体上改变了工人和作家，包括哈里特·比彻·斯托本人。上流社会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以及反对奴隶制的男性诗人如朗费罗、惠蒂尔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这些诗人都创作伤感的改革诗。玛丽亚·怀特·洛厄尔(詹姆斯·拉塞尔的妻子)曾写过关于《奴隶母亲》的诗，朱莉娅·沃德·豪的作品包括一些以家庭为背景的反对奴隶制的诗，如《问题》(“The Question”)和《奴隶刘易斯之死》(“The Death of Slave Lewis”)。这些诗同哈珀的诗在修辞上存在的相同点使人们对哈珀提出了质疑。有人指责哈珀调整自己的写作风格以适应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上流社会规范，适应她们对内在美德、正确的思想、感觉和感情、言谈的优雅和自我约束的保守的坚持。虽然哈珀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规范的尊重，但她的作品也表现出潜在的复杂性，以及其作品与社会的重要联系。比如，她的诗中包括许多对于当代女性诗歌的变异作出重大贡献的诗歌。尽管她信仰基督，但她对美国基督教的态度与她对美国自由神话的批判立场是如出一辙的。美国没有能够按照他原定的基督教价值观发展这一事实为她的很多诗歌奠定了基调。《阿拉巴马的殉道者》讲述了一个黑人男孩因拒绝在教堂前跳舞而被处以私刑的故事。《统治的结束》讽刺了一个把《圣经》送往“异教国家”的美国传教士却没能完成自己对基督的承诺。《对我国女同胞的呼吁》(“An Appeal to My Country Women”)一诗指出美国女性更关心异国的“眼中充满悲伤的亚美尼亚人”和“被流放的俄国人”，而对自己国家的奴隶制不闻不问，更不用说有实际行动了。仅仅以“高雅的仪态”表现出“叹息”、“哀悼”、“怜悯”和“悲痛”是不够的，这样做可能会遭到“上帝的惩罚”。

哈珀的作品反映了改革运动成为女性介入更广阔的社会问题的跳板，同时它也把女性限制在描绘上流社会的情感和道义上的劝说这个范围内。但这个两难的局面不仅仅只包含了更多的关于写作策略的问题或不能以充分的激进主义反对社会规范的现实。它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远远超越女性问题的分歧。对于分裂的世界的接受不仅包括接受分配给女性的家庭功能，同时也意味着对于这种分裂道德观本身的接受。女性作品展现的是分裂世界的界限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上给美国带来的后果。分裂加剧了道德在公共领域中的丧失，不仅在个人举止方面，还有对于病人、贫穷者、移民和少数民族的责任方面。如果女性被当做道德的一部分，那么女性对于社会的责任就不只是个人的，而是带有社会性的。事实上，把道德关怀划入个人范畴本身存在问题。这样做会对公共生活有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女性的世界是道德的，那么男性的世界呢？

即使像海伦·菲斯克·亨特·杰克逊(Helen Fiske Hunt Jackson，1830—1885)这样保守的女性也曾间接地提出过上述问题。尽管她支持19世纪80年代印第安人争取权利的活动，但她一生始终与女性选举运动划清界线。她与艾米莉·狄金森同年出生在阿姆赫斯特(Amherst)，但杰克逊直到1865年才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带着两个孩子的她不得不开始考虑维持生计的手段，同时她心理上受到的创伤也需要用事业来弥合(在她第二次婚姻之前，她提出条件要求丈夫保证不干涉她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这个条件显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夫妻不和)。她写的短文、故事和小说十分著名，1870年，她又出版了《诗集》(Verses)。《十四行诗与抒情诗》(Sonnets and Lyrics， 1886)和《诗歌》(Poems， 1891)都是在她逝世后出版的。

海伦·亨特·杰克逊的诗歌包括对自然﹑四季和来世的信仰的惯常沉思。但这些沉思经常带有性别意识，并且表现出分裂的世界。杰克逊把女性作为她的主题，直接或间接地反对男性的视角和男性指称世界。在《饥荒之时》(“In Time of Famine”)这首诗中，她为一位被指责为“没有爱心的女人”辩护，向人们坚定地表示，相反地，她拥有神秘的力量和内在的正直。这首诗微妙地反驳了传统的女性形象，把坚毅塑造为女性英勇的美德。这种反驳在《女性的战斗》(“A Woman's Battle”)这首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并对女性注定的命运提出了公开的挑战，毫不含糊地将性别这一主题放在了中心位置。叙述者清楚地知道“你将获胜/我知道你叫嚣的声音比我大”。但她不会把她的伤口或痛苦表现给她的“亲爱的敌人”看。承认失败的同时，她表现出对敌人的不屑：

命运主宰着我们。——我只属于漫漫长夜，

你却拥有灿烂的海洋和阳光；

但你不要以为我会这样死去，

我会和你一起扬帆远航!

两性之间的敌对一直在加深，直到男性和女性似乎生活在两个分裂的世界，讲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在《两种真理》(“Two Truths”)一诗中，男性“我永远不想伤害你”的保证得到了女性“忘记我自私的眼泪”这样的回应。但

在她的内心深处，

总是有这样一个念头在怒吼，

“当爱达到了极点，

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爱人。”

正如其他女性诗歌通常展现的，这里，诗被隐藏的或被压抑了的女性观点和声音成为了诗歌的主题。但性别并不是唯一的话题。它是与战争价值的影像以及权力的争夺联系在一起的。《一片玫瑰花瓣》(“A Rose Leaf”)谴责了一个随心所欲死王后的国王。但《王子之死》(“The Prince is Dead”)这首诗的矛盾并不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而是宫殿与茅屋之间的，实际上，是公共与私人之间的。

王宫里的一扇门紧锁着。

国王和王后身着黑色的丧服。

哭泣着的仆人整天侍侯在他们身边

但王后的心总是缺点什么

国王的眼睛溢满了泪水，就是不能流出来……

廷臣对全国宣布王子去世了，

他只能默默地忍受悲痛。

茅草屋有一扇门，但铁链已经不再结实，

今天风把它吹开了；

两个人坐在屋子里沉默不语；

他们乞求了几片黑布。

他们十分努力地工作，尽管他们的眼睛湿润了

流下不应流的泪水；

他们不敢看放摇篮的地方……

他们觉得自己被变成了石头，

他们希望邻居们此刻不要来打扰。

王子去世了。

在这首诗中，夭折的婴孩这一典型的主题经历了转化和考验。哀悼把两个家庭联系起来，但社会秩序又将他们分开。这首诗戏剧化地表现了一个家庭的痛苦被另一个家庭的痛苦所缩小甚至掩盖。诗人通过确立他们的平等的尊严和重要性来抗议这种抹杀。通过把个人和社会联系起来，这首诗将个人的悲痛转化为检验社会分层的背景。皇家的孩子去世全国都要哀悼，而穷人家的孩子去世就只是自己家的事。家庭与公共世界的整个边界都改变了。在某种程度上，《王子之死》讨论了家庭诗歌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社会秩序渗透到家庭领域；对家庭的关心也延伸到社会领域。

《王子之死》在美国社会中几乎已经失去了实用的价值。但杰克逊的《唯利是图者》(“The Money—Seeker”)给予人们的启发更接近家庭生活：

他在这光辉灿烂的世界拥有什么？

为了获得利润，他付出了无法计算的代价，

他体会到了无法计算的羞辱，

他不知在何处涂炭了无数生灵。

这首诗的主题是金钱以及它是怎样统治美国社会的。这一主题在女性诗人中广泛流传。在爱丽丝·凯里的诗《致富》(“Growing Rich”)中，男性世界的繁荣被女性与家庭持续不断的联系所损害。她们走后家里依然一贫如洗——“兄弟菲尔”仍然在煤窑中工作，莫利的手“在工厂被截肢”。美国的经济扩张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些诗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爱丽丝·凯里(《西部乡村》[“The West Country”])，弗朗西斯·哈珀(《向东走》[“Going East”])，莉迪亚·西戈尼(《西行者》[“The Western Emigrant”])这些诗人都写过西进运动中开发边疆的女性艰难的生活。有关城市的诗歌描写了“《无家可归的人》(“The Homeless”)”(爱丽丝·凯里)“独自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飘荡，或跟随着一位“《慷慨的拜访者》(“Charitable Visitor”)”(朱莉娅·沃德·豪)的脚步，离开“城市的宫殿”进入“一条使人迷惑的小巷，到处是扬起的烟灰和灰尘”，这里充斥着被毒打的儿童、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以及饥饿愤怒的妻子。在哈珀的《狂欢》(“The Revel”)中，死者的灵魂在“明亮的灯光”旁现身，愉快的舞会上的“葡萄酒”和“美味佳肴”展示着物质的富足。

分裂的世界这一形象——不止男性和女性的分裂，还有富翁与贫民之间的分裂，使这些范畴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在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1850—1919)的作品中再次出现。威尔科克斯在19世纪末创作的作品直接表现出对女性主义范例的更改。威尔科克斯因写了一首直接表现女性激情的诗而遭诽谤。她主张对于性的大胆表现在当时既受到了赞誉，又遭到了抨击，尽管她的诗有时还不够大胆。威尔科克斯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所农场中，她进入公共学校学习，接着进入了威斯康星州立大学。15岁时她便开始出版诗歌。在被一个出版商以内容淫秽的理由拒绝后的两年中(或者正是被人拒绝这个原因)，她的《激情诗集》(Poems of Passion， 1883)售出了6万册。接着她继续出版诗歌，一生共出版46部书。她于1884年结婚，一些现代读者似乎无法接受她世俗式的婚姻，也不能理解她“一直坚持的自我克制与自我奉献的理想”。但这个世俗与改变着的规范的混合体正是她的主题。威尔科克斯在许多方面是一位新时代的女性，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她仍保持着守旧的态度。仅仅关注使她名声扫地的描写性爱的诗歌会使我们不能清晰地把握她的诗(包括一些描写性爱的诗歌)中蕴涵着的对社会文化的思考。她出版的第一部书《水滴》(Drops of Water， 1872)是赞颂禁酒运动的。后来的诗卷特别是《进步诗集》(“Poems of Progress”)从多个角度描绘了妇女们分裂的生活以及男性对这种生活的言论。在《假日》(“A Holiday”)这首诗中妻子和丈夫的对话，妻子催促丈夫加入家庭假日的活动(“我想花匠应该到场/在他的崇拜者中间走过”)，她希望丈夫能陪自己用丈夫“辛苦工作”赚来的钱购买圣诞礼物。丈夫这样回答她：

这不可能!你们女人不知道

在外边干一番事业是多么不容易……

我当然很爱你，也爱孩子们：

亲爱的，理智些，我是为了你

才这样辛苦地工作赚钱。

好好地管理家务；享受节日吧。

这仍旧是一首描写分裂的世界的诗。但这首诗中的女性世界少了一些限制，而多了一些攻击性。威尔科克斯这样写是为了批判男性的世界。在她的讽刺诗《共和国赞歌》(“Hymn of the Republic”)中，她写到：“我看见那些赚钱的人在路上无声无息地经过……我很吃惊，很好奇，他们贪婪﹑冷酷﹑愚钝的耳朵到底能听见什么。”威尔科克斯的作品轻微地倾向于道德教育，尽管责任和工作过去所具有的美德在新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有了不同的意义，但她的想法仍是很大胆的见解。在《上帝，再说一次》(“Lord， Speak Again”)这首诗中，她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时犯下了一些根本性的错误。根据作者改编的创世纪，上帝特别任命“女性”来代表他“无论何时都要向前进……像我希望的样子改造世界”。但世界出了一些“差错”，“世界是为了女性而开始运转的”，但现在女性为了达到“它们神圣的目的”必须改变自己的角色。

很特别的是，这“神圣的目的”并没有抛弃女性作为道德守护神的观点。即使说威尔科克斯想要对女性的角色发起挑战，对于用她不健全的女性价值观来代替男性价值观，她还是充满疑虑的。在《代价》(“The Cost”)这首诗中，一个女人反叛了分裂的世界，成功地进入了男性的世界：

她不再哭泣。新的抱负在她胸中激荡

她要走出自己的世界，到陌生广漠的地区去……

她一直坚持着，进入更广阔的世界，

直到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开满了声誉的玫瑰花……

在那胜利的时刻，她神采飞扬，

她是可以与男性智慧相媲美的竞争者。

但接下来，这首诗的发展出乎意料。它并没有欢喜地赞美这种改变，而是突然反对这种改变所要付出的“代价”：

但是，哎，这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她的心中已没有爱的力量——

爱的引人注目的力量。

这里出现经济术语并不很偶然。女性得到的是用她所付出的代价换来的，她必须服从金钱的衡量。

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的诗与当时的社会评论背道而驰，但却没有超出女性的界限。她的作品开始表现与日俱增的复杂的欲望和选择。这些欲望和选择是不能轻易妥协的，并暗示着远远超出女性问题的总体的社会秩序被精确地定义了。在很多诗中，身份认证的冲突集中在作品选取的意象本身，其中女性诗人和女性艺术家的职业威胁着女性的身份认证，反之亦然。在《个性》(“Individuality”)这首诗中，叙述者一方面宣称她对她的“国王，我的主人”的爱“胜过对我钟爱的艺术的爱”。但她又补充到：“当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完完全全臣服于你的时候？我觉得十分兴奋。”有一件事是不变的：“我艺术的杰出的精髓……是你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它只属于我自己。”在《公寓中的音乐》(“Music in the Flat”)这首诗中，她的家庭状况使她不能继续她的音乐事业。但在《负担》(“Burdened”)这首诗中，最悲惨的命运就是“你被负担重压以至于不能/坐下来满足地享受平凡的/幸福的母亲和无私奉献的妻子的乐趣”。根据她的记载，接下来，威尔科克斯开始反对女性对于听见“别人大声在公共场合提起自己名字”的“热望”。在《一个雕塑家》(“A Sculptor”)一诗中，被塑造的雕塑品正是艺术家本身。但这首诗古怪地把这种自我创造引向女性自身“自私”、“易怒”、“虚荣”的毁灭。这位“满腔抱负的雕塑家”创造了她自己，但她并没有超越传统女性达到的艺术境界。

在某种程度上，威尔科克斯作品所表现的日益紧迫﹑明显的冲突感贯穿19世纪的女性诗歌，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就诗歌来说，将不同的角色统一起来的困难可以部分解释那些不太知名的女诗人的诗歌中存在的缺陷，同时它也变成了为女性定义的自我叙述者寻找自己的声音的障碍。但很多有趣的作品把这一问题变为清晰的主题。女性诗人似乎有意识地、热切地对为女性发言并作为女性发言，表现女性的生活﹑经历而不仅仅是女性的价值观。海伦·亨特·杰克逊关于女性的诗歌经常表现女性作为发言者的感觉和从遗忘中挖掘她们自己和其他女性的声音。她们坚持发挥女性诗歌的力量去记录那些被抹杀的历史，做那些没有发言机会的女性的代言人，海伦·亨特·杰克逊认为自己的“语言会成为一把双刃剑”(《饥荒之时》)。她讨论的当然是个人的经历，但这些个人经历却被赋予英雄般传奇色彩，例如她的一首关于一个女人“被冻僵了”的诗歌。这首诗超越了对一个沉默无语、与世隔绝、被他周围的(男)人视若无物的女人的生活和死亡的简单描写，在诗的结尾处，诗人骄傲地宣称只有她的诗歌“我，第一个爱她，最后一个爱她，始终爱她”才可以成为这个女人生命的记录。这样，个人的故事被载入了史册。像《皇后的回忆录》这样的诗歌是明显地与公共的记录有关：皇后的被抑制和她地位的恢复。诗人在“诗行中”补充上了被历史遗忘的无名皇后。

在威尔科克斯的作品中，对于女性历史和声音的挖掘转变为对于性的自我表达的质问。《被禁止的言论》(“Forbidden Speech”)一诗，用语言表达了这种质问：“你禁止我说出的激情/不会因压抑而沉没。”不仅仅是描写情欲的作品处于危机之中。她的诗《老虎》(“The Tiger”)是一篇成熟复杂的文字，描写了老虎用被唤醒的激情攻击猎人的故事，充满了隐含意义：

在沉静的森林中，

躺着一只熟睡的老虎，直到有一天

一位勇敢的青年来到了它的身边。

“这巨兽睡得好安静，”他说，

“我想要把它弄醒!”……

瞧!老虎醒了，它转过身来……

他曾经尝过人类的肉，啊!

这是鲁莽的人们给自己闯的祸，

被吵醒的老虎不会再次沉睡。

尽管这首诗经常被认为带有女性的性爱倾向，但相反地，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女性的愤怒情绪。这样，它更多地表达了女性的愤怒，而不是性欲。或者给这首诗加上特定的性别倾向，使老虎和猎人成为男性的代表，这样它便表现了男性无意识地施加给世界的强烈的性欲，这种欲望足以毁灭世界。诗人在认识到内心世界力量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要有一种适当的道德约束制约这种力量。

威尔科克斯作品中有关性的描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为女性的自我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威尔科克斯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处理有关性的描写在19世纪女性诗歌中是循环出现的。对于这种描写角度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它针对个人感情，而是因为它针对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事实上，性的问题在19世纪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关注并没有带来一种新的自由，而是对她们的背叛，社会指责她们通过卖淫等方式破坏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整个19世纪，女性的性欲被认为是一个所谓的“个人的”道德世界和“公共的”经济体系的交叉点。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当时的双重标准上。正如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表明的那样，这种双重标准深深植根于长期的把女性的贞洁作为父亲或丈夫的财产的法律和经济的历史。这场反对束缚女性﹑放纵男性这一双重标准的战役在19世纪30年代以纯净社会(Social Purity)运动和后来的道德改革(Moral Reform)运动的形式展开。这些运动把矛头直指因城市化﹑移民和工业化而愈演愈烈的卖淫嫖娼现象。这样，道德改革运动保持着一种浓厚的保守倾向，尽力用法律规范性道德，同时继续坚持分裂的世界的观念。他们把女性定义为道德的守护者，并且认为女性介入公共事务是为了保护家庭圣洁的合理行为。这种对于传统性别差异的维护削弱了这些运动的最终效果；这些运动在法律层面上也没有取得成功。

但在19世纪的女性活动中，保守的因素始终与激进的因素相联系。对于道德改革的热情在19世纪女性的政治崛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作为一种女性参与公众讨论和立法活动的途径。这种热情演变成女性争取就业权利的基础。争取到了就业权，生活痛苦﹑窘迫的女性就不会被迫去做妓女。从法律上讲，道德改革运动计划激进的隐含意义表现在它坚持不仅是妓女就连妓女的监护人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道德改革运动提出的问题不仅包括性的双重标准，而且还包括更广泛的社会权利分配上的性别歧视。此次运动开始探索并最终指出性的规范不止关系到个人的道德水平，而且还关系到女性总体上的社会经济地位。它提出了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问题，并指出这一现象违背了美国人自己的愿望，并且违背了过去社会中的公共责任感和集体利益。

在诗歌方面，许多关于性的双重标准的诗歌探讨了这种形象背后隐藏的经济因素。这些诗歌反对堕落的女人和引诱她们的风流倜傥的男人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反对独立者和依赖者之间的不平等，贫穷者与富裕者之间的不平等。这些诗将引诱﹑背叛和堕落以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女性的名义为评判性的攻击社会上的不公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舞台。朱莉娅·沃德·豪的《灵魂捕手》(“The Soul—Hunter”)描绘了一个在夜晚出没的可憎的猎手，他专门给“纯洁”的少女设置“魔鬼的诱饵”。在豪的《舞会大厅之外》(“Outside the Party”)中，一个女孩在聚会大厅外面徘徊，她向里面看

那面明亮的玻璃窗轻轻地向我敞开，

在窗子里我看到了那令人痴迷的面孔：

优雅的绅士在里面，身着光辉灿烂的盛装

那位绅士正在和“漂亮的女士”翩翩起舞，而她怀里抱着“他的孩子，被他抛弃在舞会大厅之外”。爱丽丝·凯里把这种诗歌主题限制在她偏爱的歌特式民谣传统之中。她的《魔鬼女人》(“Spectre Women”)穿着葬礼的服装不停地在墓地里徘徊，哀悼引诱她的人，同时“她多情地弯下身子，但丝毫不带有母亲的骄傲/俯看她胸中抱着的小东西，她的头发掩饰不了这小东西的存在”。弗朗西斯·哈珀的《对比》把命运已无可就药的“被破坏﹑毁灭了的”女孩：

他们嘲笑她所犯的罪过，

对于她的堕落横加指责，

并不伸出怜悯的手

帮她打破仇恨的束缚

与“玷污了/她曾经完美无瑕的名誉”的男人进行对比，但现在

他穿着长靴，心中充满骄傲

穿过财富与时尚的大厅

将一位美丽可爱的少女

领入婚礼的圣殿。

在她的诗《双重标准》(“A Double Standard”)中，哈珀把这种罪恶和引诱与女性最终堕落为妓女的结果联系起来。这首诗用第一人称写成，目的是博得中产阶级女性读者更广泛的同情。它由一系列责难的问题构成，直接针对作者要声讨的对象。那堕落的女孩，没有看到“他热烈的吻之下/隐藏着毒蛇般的诡计”，这时她尖锐地问：

当我从被引诱的人变为引诱别人的人

当我的心冷了，你们能责怪我吗

当他参加别人的聚会、与别人亲热时

我却被冷冷地拒之门外？

这些关于引诱的诗歌大部分属于传统的伤感的戏剧性的女性作品，但通过这种写法，女性作家把伤感本身的要素清楚地表现出来。正如大多数的感伤作品，这些诗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表现城市﹑社会和政治问题。但这并不否定她们对于社会秩序的表现，尤其是一个日益缺乏道德和集体责任感的社会，一个不仅把女性甚至把所有美国人都贬低为被社会利用﹑被社会冷落的对象的社会。这些诗中描绘的社会生活似乎与日俱增地与美国梦的原则相背离。这种背离绝不仅仅是女性所需要关注的对象。在另一些的作品中，如《瓦尔登湖》(Walden)和《亨利·亚当斯的教导》(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中，它仍然是中心议题。但在女性诗歌中，这一主题带有明显的性别色彩。分裂的世界为美国文化总体上提供了空间框架。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双重标准不仅仅表现在性别歧视方面，还表现在经济政治生活从道德和公共责任中分离出来这一方面。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在她公开的思想诗中直接地提出了这些问题。现在她最出名的作品是《黄色的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这个故事揭露了家庭对女性的限制其实是一种近似疯狂的形式。吉尔曼在她自己的那个时代，最出名的作品是她的小册子《女人与经济》(Women and Economics)。在这部作品中，她描绘了两性角色和经济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社会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她争辩说现在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经济利益是建立在自己的吸引力上的”。这使“公开的恶性市场”只是和婚姻相对来说有一定区别。婚姻“使妻子和丈夫永远享有共同的经济地位，被法律承认，被宗教认可并尊崇，婚礼的殿堂铺满鲜花，飘满熏香，充满了积淀已久的感情”。女性在经济上对于男性的依赖在“性经济的花朵——从事肉体交易”这一现象达到了顶峰。《女人与经济》这本书以《序言》(“Proem”)开篇，她改写了创世纪和堕落的故事。和吉尔曼写的其他诗歌一样(收集在《在我们的世界中》[InThis Our World， 1893])，这首诗复述并攻击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吉尔曼的作品将男性和女性在性别、心理和社会方面所受到的束缚都表现了出来。《序言》指出人堕落的原因是经济剥削和性别区分，这使所有“盲人、跛脚的人都误入歧途”。

吉尔曼最主要的诗歌技巧是对于声音和修辞的控制。她用特别的方式表达了社会的主流声音，以此表现并削弱了主流声音的位置。另一方面，她表达了被压抑的沉默的女性声音。她用公众诗歌的形式记录了女性的生活，并记录了女性自己将统治﹑束缚她们的观点内化的程度。《难于言说的事》(“Unmentionable”)这首诗模仿这个主题，但并没有提到妓女，只是记录了对于这一现实的回避：

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说，

或回避事实；

以免那些读到此诗的人

偏着脸争论得面红耳赤。

这件事在我们眼中十分平常

就像灰尘或青草一样；

那些穿着裙子轻轻走过的淑女

十分痛恨这件事。

在吉尔曼的诗《家：六节诗》(“Homes：A Sestina”)中，她充分使用了修辞，将分裂的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用《家》这首诗表现了她们对于自己所得到的待遇自鸣得意。家对女性说：

难道我们不是女性完美的世界吗，

这是自然的指示，是上帝的命令，

在家之外，她不能有合适的欲望

除了家里，别的地方不需要她的服务？

与此同时，男性在生活中没有别的需要

除了走出家门在外面的世界工作，

同其他男性痛苦地竞争？

女性不为其他男性服务，也不为他的上帝服务，

只要把家人照顾好？

通过它们自己的修辞手法，世界在社会和个人两方面被分裂开。他们对彼此来说是一种削减和背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社会中，为他人奉献的人和自私地为自己生存的人，这两种人交叉存在——一个充满性别差异但也受经济因素影响的框架。吉尔曼的解决方法是从经济和社会入手。像《不区分性别》(“Unsexed”)和《女性》(“Females”)这样的诗坚持只有完全参与经济生活才能改革和改变男性和女性。但她的目的只停留在社会参与这个层面，并不是个人的唯利是图。她的诗《民族主义》(“Nationalism”)保证在一个典型的杰斐逊式的共和国中尽量减少个人参与经济。美国需要的是：

……我们所有的公民，

要求我们共同劳动创造出产品……

我们的自由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国家保证这一点；作为报答

我们为国家服务，也就是为我们自己服务。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坚决反对女性的家庭角色，这使她在生活中遭受了精神崩溃，并把它记录在《黄色的墙纸》中。经过了多年的犹豫(在她的日记中，她问到：“噢上帝我希望/使我的生活保持最高最好的状态!……这样我还能做别人的妻子吗？”)，她确实结婚了，但结果只是使自己崩溃。她为自己的性别角色“歇斯底里症(hysteria)”找到了良药，即离家出走与丈夫离婚。她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女权事业，她再婚的条件是她不用做家务、不用生养，并保留出游﹑讲学和写作的自由。在她前夫与她的好朋友结婚后，她还决定要把孩子的监护权给了前夫，这件事在她有生之年招致了诽谤与诋毁。在某种意义上，吉尔曼只是将19世纪其他女性中明显存在的家庭责任和职业责任之间的冲突激烈化了。人们一定会注意到著名女性诗人的婚姻和文学创作之间的矛盾关系：菲比·凯里(Phoebe Cary)﹑艾米莉·狄金森﹑露西·拉卡姆(Lucy Larcom)﹑里斯特·瑞兹(Lizette Reeze)﹑路易丝·伊莫金·吉尼(Louise Imogen Guiney)和艾玛·拉扎罗斯都没有结婚。那些结了婚的女诗人大多数不是寡居，就是不顾丈夫的反对继续写作。无论如何，在19世纪的背景下，颇有争议的人物，比如在《身为女人》(“Of Woman Born”)中描绘的阿德里安娜·瑞奇，就不符合以上的情况。瑞奇代表着在作为一种反自我形象的“不自由的女性，即殉教者”和“个性化的自由的”女性之间的“女性自我分裂的形象”。但19世纪女性的自我意识并不是简单地拒绝服务社会的殉教者，也不是单纯的提升个人自由。就像当时的女性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所反映的一样，19世纪女性最根本的身份意识包含着和家庭和社会的联系。即使在威尔科克斯的一首反对扮演“男性的仆人的”优雅的“淑女”形象的诗《女人》(“Woman”)中，也有这样的诗句——“充满了杰出的力量，坚强，美丽和坚忍，/能够完成唇舌和笔的最高尚的使命。”——这就是“母亲，妻子，和姐妹的定义”。这句诗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女人”的形象。当时的女性不止想要保持这种对于社会和家庭的责任，而且还想要为女性的这种责任辩护。事实上，这是她们批评一个日益商业化、道德逐渐成为空话的社会的一种方式。她们坚持的为他人负责这一价值观起到了反对孤立的个体之间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不可调协的的竞争的作用。这一价值观同时也将她们传统的自我定义转化为对于发展中的美国工业、城市和政治文化的一种攻击。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她的《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用一部分专门阐述“应综合地理解谦逊的含义，它并不单纯指女性忠贞的美德”，她这样写的目的是反驳那些劝导类图书关于举止方面的规定。这里，沃斯通克拉夫特首先将谦逊与忠贞区别开；然后又将谦逊与卑微(“一种自我贬低”)区分开；最后将其与害羞、胆怯、天真与无知区分开。相反地，谦逊对于玛丽来说代表着“谨慎的理智”，有能力构想“一个伟大的计划，并尝试性地坚持这个计划。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概括地说：“谦逊是一种带领女性建构关于自己的公正的观点，同时远离虚荣和成见的朴素的性格。它是让女性对自己的尊严产生一种崇高的认识。”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这里试图把谦逊从一种限制女性的象征转变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自我定义，这种转变既反对无限制的自我夸大，也反对无限制的自我贬低。关于谦逊的争论，焦点不再停留在它是否是一种特别的﹑具有限制性的女性美德，而发展为它是否是一种与政治历史上称之为公民美德息息相关的普遍的道德标准。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女性所参加的社会活动、改革运动、慈善活动和其他服务社会的活动不仅仅表现了女性的角色从个人的、家庭的世界延伸到公众的世界。相反的，女性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可以被看做是公共的、实际上是公众性质的工作。这些活动表现了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意识形态相关的无私的公众美德这一传统。我们可以说，是19世纪的女性继承了这一传统，而男性在这个世纪逐渐开始追求经济利益，我们可以称这种追求为个人的追求。但女性对于公民美德的继承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在与日俱增地投身于经济利益和个人物质追求的同时贬低了社会和公共美德的价值。

艾玛·拉扎罗斯的创作在很多方面描绘并概述了女性文学所表现的个人与公众之间的复杂的而且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她早期的作品表现出她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所特有的谦逊。在像《回声》(“Echoes”)这样的诗中，她承认作为一位诗人，她“是晚辈并且是女性……用女性的面纱遮住了自己”。但即使是在同一首诗中，放弃者的形象向坚持者转变。她不能克制“男性的现代的激情的力量”，并退回到封闭如“海底的洞穴”的家庭背景之中。但她的诗提供给我们的“回声”表现出一种对于“孤独的歌唱”的热爱。这一点表明她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她所用的修辞要比“配备了精锐武器的勇士……战争的危险，伤痛和胜利”更加丰富。

拉扎罗斯的这种把限制作为力量、将谦虚作为一种坚持的意识对于拉扎罗丝的自由女神像十四行诗《新巨像》十分关键，这首诗在很多方面代表着19世纪女性形象的概括，并作为谦逊主题最伟大的象征和革新。这首十四行诗的开篇前八行以女性化的美国的形象批判了欧洲不谦逊的自负。自由女神像矗立着

一尊雄伟坚毅的自由女神，

虽然不像希腊巨大的铜像，

以压倒一切的形体雄视四方，

却别具一格，将屹立浪涌霞飞的海岸。

而是像这样

她的名字是流亡之母，她的火炬，

是牢笼之光。灯塔般的巨臂，

燃烧着世界的希望，柔和的目光，

号令两大都市港口的空中桥梁。

(傅正明译)

这个女人的力量建立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具有性别差异的矛盾修饰法上，“一尊雄伟坚毅的自由女神”，她的火焰却被禁锢，她的命令只能通过“柔和的目光”来传达。与欧洲傲慢的“名声”相反，她“静穆的双唇”、“呼喊着”，在坚持自己声音的同时，她只能默念着。这种形象既表明她的存在，同时又表明她的奉献。

她所得到的名字是“流亡者的母亲”，以普渡众生的姿态，从美国家庭的角度“欢迎全世界的人”。这首十四行诗著名的结尾——“那疲倦的，贫困的，渴望自由空气的人们……把那些无家可归，经受暴风骤雨的人们送到我这儿来”——典型地反映了这个世纪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情况。美国作为一位热情的女主人的形象不仅代表着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强有力的角色，同时也代199表着由公共的公民价值观定义的国家生活景象

[1](1617—1672)，美国诗人，是美国殖民时期第一位用英语创作的女诗人。——译注

[2]Marianne Moore(1887—1972)，美国诗人，其描述性作品，发表于《诗歌》(1921年)、《诗歌全集》(1967年)和其他一些集子中，以机智、讽刺和不因袭格律为特点。——译注

[212]ELiza bath Bishop(1911—1979)，美国诗人，以其大量的、描述性的著作闻名，如《加油站》(1965年)。——译注

[4]科顿·马瑟与其父英克里斯·马瑟对马萨诸塞殖民地在神学和政治上产生极大的影响。——译注

[214]Sarah J.Hale(1788—1879)，美国作家，《弋迪妇女杂志》的主编(1837—1877)，该杂志在当时是美国最流行的妇女杂志。她自己的作品包括诗《玛丽有一只小羊羔》(1830)。——译注

[6]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译注

[216]Catherine Beecher(1800—1878)，美国哲学工作者，研究哲学及道德哲学。——译注

[8]Lyman Beecher(1775—1863)，美国牧师，热情的传道士、不激进的加尔文派神学家和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的四个子女，凯瑟琳·埃丝特·比彻(1800—1878)，她倡导了向妇女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爱德华·比彻(1803—1895)，牧师和教育家，以其废奴主义观点和著作而闻名；亨利·沃德·比彻(1813—1887)，牧师和报刊编辑，以其废奴主义演讲而著名。哈里特·比彻·斯托是莱曼的另一个孩子。——译注

[218]Julia Ward Howe(1819—1910)，美国作家和女权主义者，积极参与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她著有《共和国战斗颂》(1862年出版)，并曾担任《妇女杂志》的编辑(1870—1890)。——译注

[10]一种把互相矛盾或不调和的词合在一起的修辞手法，如“震耳欲聋的沉默”和“悲伤的乐观”。——译注

[220]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美国西进运动是美国国内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拓殖运动，是美国人对西部的开发过程，也是美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美利坚民族大融合的过程。这场西进运动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译注

[12]波瓦坦人部落的公主，她与詹姆斯敦的英国殖民者交好，而且据说曾搭救过约翰·史密斯上尉，使其未被她的族人处死。——译注

[222]Parnassus，希腊中部一座海拔约2458米(8060英尺)的山，位于科林斯海湾的北边。古时候是阿波罗、狄俄尼索斯和缪斯的圣地。——译注

[14]Emma Lazarus(1849—1887)，她的诗歌《新巨像》被镌刻在矗立于纽约湾北部的自由女神像基座上。——译注

[224]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爱上了格莱辛并诱与之通奸，有孕。——译注

[16]“Chev”是朱莉娅·沃德·豪对其丈夫塞缪尔·豪的特别称呼。——译注

[226]John Brown(1800—1859)，美国废奴主义者。1859年他与21名跟随者在哈珀斯渡口占领了美国军火库，是美国人民群众用武器斗争消灭奴隶制的一次英勇尝试。他的集团失败后，布朗在审判后被判处绞刑，因此他作为废奴运动中的烈士而赢得同情。——译注

[18]Florence Nlightingale(1820—1910)，护士职业创始人、英国护理学先驱和现代护理奠基人。——译注

[228]Adah Isaacs Menken(1839？—1868)，美国演员、画家、诗人。——译注

[20]Frances Harper(1825—1911)，美国诗人。——译注

[230]Underground Railroad， 19世纪由废奴主义者建立的帮助黑奴逃往加拿大和自由州的秘密网络。——译注

2 借助《圣经》

奴隶歌曲和黑人象征学[1]

尽管在奴隶的历史中，奴隶歌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美国内战在很多方面标志着奴隶歌曲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国内的分裂可以作为阐释这种歌曲的强大的背景，特别在歌曲的语言和意象方面。奴隶歌曲的音乐总体上首先得到了大众的关注与欣赏。但这些歌曲的歌词记录的文化力量对于影响黑人文学传统的发展和它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歌曲无疑是在新教的美国被奴役的非洲人的创作，但它们却呈现出多重的交叉互动的复杂的作用：非洲的审美观和美国白人的审美观以及基督教的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宗教的和世俗的功能和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神学的和社会/政治的责任之间的相互作用。

《圣经》对于阐释这些相互作用和相互竞争的元素，包括奴隶歌曲本身和它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两个相关的但又截然不同的问题出现了：奴隶歌曲对于《圣经》的处理和奴隶歌曲演唱者对于《圣经》的接触。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奴隶歌曲对于《圣经》引用的处理使在美国文化背景下阐释《圣经》所带有的强大的政治含义戏剧化了。这种阐释包含着对美国人身份的探索，而这些探索又使美国人的身份复杂化了。

关于奴隶歌曲的历史和建构还存在许多问题：它们的发展，它们的作者，以及确定歌词的文本和它们所带有的宗教和政治的含义。对于奴隶歌曲的文本分析由于它们的产生、流传和抄写而变得复杂。现在可以得到的版本通常是经过了坚苦卓绝的搜集和对于不同形式歌词的整理工作。在19世纪70年代，由菲斯克黑人歌手组合(the Fiske Jubilee Singers)[2]承担了音乐编排和演出的重要工作。经过研究20世纪早期的前奴隶的口头历史，最终得出了奴隶歌曲的版本。历史学家生动地指出了要挖掘早期奴隶歌曲会遇到的困难，那就是缺乏书面记录。奴隶歌曲的集体创作和即兴创作性质使任何对于它的记录都只是暂时的。而且，奴隶歌曲总体上反映了美国黑人文化调和冲突的性质。用威廉·杜波伊斯(W.E.B.Du.Bois)的话来说，就是奴隶歌曲在非洲文化、美国黑人文化和美国本土文化中都汲取了发展的养料。因为他们使非洲祖先的信仰和实践发展为与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有着密切关系的新的信仰和实践，最近的讨论愈加强调美国黑人文化的混合性。这两种文化愈加相互渗透，这就要求阐释其中一种文化，也要在两种文化共同的背景下进行。在这种意义上，宗教融合主义不仅仅充斥在灵歌的创作和记录之中，同时也表现了跨文化的接触。对于歌词和音乐的阐释都需要对于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文化体系和它们的相互调和的认识，它们之间并不是强加于彼此或一种文化作为另一种文化的范例的关系。

在灵歌的音乐方面，人们对于宗教融合主义早就有了认识。这些歌曲的交换轮唱结构和即兴创作，这些显著的特点与西部非洲而不是西欧的音乐和表演风格相似。但说到歌词，前面所提到的特点主要被认为是派生的、偶然的和无条理的。歌词文本总体上被认为是次重要的——正如一位评论员的评价：“歌词是口述的，它们节奏和声音上的作用要远远超出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合唱队的轮唱被认为“缺乏逻辑连贯性……就像缝制起来的各色布片，有一种剪切粘贴的性质”，“在一节的各行之间，在一节与副歌之间，在不同的节之间”几乎没有“思想的连贯性”。这种明显的不连贯性最终延伸到灵歌的主要主题，即《圣经》。正如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最先注意到的，灵歌不仅在对《圣经》的援引方面是有选择性的——还表现出对于《旧约》的人物和《启示录》有所侧重，“中间没有耶稣的叙述”；同时他们用歌词来表现“犹太人的历史和传记中记述的大量的令人费解的混乱”，其中，“过去大多数的重大事件，一直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都被他们本能地归结到摩西的领导”。因此这些歌曲被形容为“不顾《圣经》历史年代，甚至不顾整体《圣经》故事的准确性的”援引，“把《新约》和《旧约》的故事混为一谈”。谈到这个问题时，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是这样说的：“这种援引是对于大多数来源于《圣经》的文本材料的误解和误读。”

灵歌对于《圣经》的使用反映了在美国传统背景下给《圣经》做注解的传统。这在当时给所谓的美国黑人象征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指引。《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对于主旨的整合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在这首歌详尽的细节中，引人注意、令人费解的是它在组织《圣经》文本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复杂性和对《圣经》的掌握程度。第一次是以《逃入北方的黑人之歌》(“The Song of the Contraband[3]”)这个名字出版，这首歌表现黑奴逃到北方军队的门罗要塞(Fort Monroe)的过程，这是奴隶歌曲第一次拥有广泛的美国听众。这首歌的歌词全文被印在1861年12月出版的《美国反对奴隶制标准》(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一书中。歌词以详尽的细节再现了《圣经》中的故事，大大超出了概括性地表现古希伯来奴隶的困境与现在的黑人奴隶的相同点的作用。歌词中《出埃及记》(“The Exodus”)的故事大部分是想象的，特别强调了上帝对于埃及人复仇的开始和刚刚解放的奴隶取得了埃及人的财富：

上帝这样对摩西说，(解放我的人民)

如果你不从，我会赐死你的第一个孩子(解放我的人民)

他们不应再忍受劳苦的束缚(解放我的人民)

让他们带着埃及的战利品走出埃及。(解放我的人民)

这些诗行看起来有直接的历史参考，特别是在内战本身的希望和目的这方面。但这首歌继续着讲到了将来，既是历史性的，又是预言性的，是一首具有指导意义的黑人歌曲，其中含有神意的干涉、基督教的救赎和最终对于胜利的判决。这样，它把摩西穿越红海(并适时地溺死了“埃及法老和他的主人”)改为在野外休息，然后继续前进，跨越了《旧约》所记载的历史，穿过约旦河，来到了约书亚[4]的耶利哥[5]城墙前。歌词最终提到了《新约》中基督拯救人类的景象，在象征世界末日的《启示录》(Apocalypse)中达到高潮：

你不会在荒野中迷路(解放我的人民)

在你的胸前有一秉燃烧着的蜡烛(解放我的人民)

约旦河会成为一道墙(解放我的人民)

而耶利哥的城墙会倒塌(解放我的人民)

你的敌人不能站到你的面前(解放我的人民)

你会拥有迦南[6]富饶的土地(解放我的人民)

现在那儿正是丰收的季节(解放我的人民)

当约书亚带领着他神圣的主人(解放我的人民)

哦，让我们逃离所有的束缚(解放我的人民)

让我们在上帝那里得到解放(解放我的人民)

我们不需要总是哭泣和哀悼(解放我的人民)

也不需要总带着这些奴隶的脚镣，绝望无助(解放我的人民)

这个世界是悲痛的荒原(解放我的人民)

哦，让我们到迦南去(解放我的人民)

那里会有多么美丽的早晨!(解放我的人民)

当时间打破永远。(解放我的人民)

这首歌的歌词详尽地表现了从《圣经》所记述的时代的历史到现在的现实再到充满希望的未来的景象。综观全文，直接的引用持续到具体的奴隶制的现状，以及现代奴隶的心理经历。因此，《圣经》中的荒原成为了一种历史的、精神的舞台，通过神圣的“黑夜之火”的指引，成为“在你胸前的一只点燃的蜡烛”；在这个世界的“悲伤的荒原中”，这只蜡烛成了永恒的现实经历。同样，将奴隶从奴隶制中拯救出来也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历史的、精神的、有寓言性的，只能在遥远的将来的一个早晨实现，“当时间打破永远”。

这种对于历史复杂谨慎的安排可以追溯到在美国文化中强有力的对于《圣经》的类型学阐释传统。但奴隶歌手接触这种传统的机会和他们接触《圣经》本身的机会都向我们提出了历史方面的问题。奴隶们对于基督教总体的感受和他们对《圣经》文本的接触机会都充满了复杂性。由于白人种植园主不肯承认他们的奴隶也有灵魂，对奴隶传播基督教这一事业充满了复杂性。惧怕奴隶一接受洗礼就会要求法律上的解放，奴隶主们匆忙地通过立法明确地否定奴隶转变信仰需要先得到解放，但反对奴隶表达自己的宗教主张却一直延续下来，奴隶主怀疑宗教活动会减少他们使用奴隶的权利。奴隶制本身的最根本的状况，包括对奴隶的性侵犯和奴隶市场对奴隶的买卖对家庭生活的破坏，明显地与基督教的最根本的原则背道而驰。奴隶主总体上对于宗教的冷淡，奴隶们在大种植园上分散居住的状况和南方牧师的缺少，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阻碍了基督教的传播，这在总体上与南方的奴隶政策有关。尽管传教的努力受到阻挠，美国基督教自身被白人和黑人的相互作用所影响，黑人宗教的历史也记录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教堂。这些宗教活动小到“矮树丛集会”或避免被主人发现的秘密的树荫处祈祷，大到全黑人教堂、在白人领导和监督下的教堂以及黑人和白人都能去的混合式教堂的建立。在这些过程中，非洲的和欧洲的宗教形式相互交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彼此。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了南方基督教特有的混合文化。但从奴隶制局限了黑人基督教的发展这个方面来讲，主宰和限制的政治氛围仍然存在。这既导致了对于黑人宗教崇拜的控制和限制，同时白人形成了所谓的“白人神学”的观念，试图把白人的统治强加在黑人的生活当中。

文化水平这一问题使黑人接受《圣经》的困难程度增大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讲述了颂经班的领导人“野蛮地冲进我们的主日学校”并且“禁止我们再到这儿集会，如果我们违背他的命令，他就会用鞭子把我们的后背打出血”。(因为“如果奴隶们学会了阅读，他们就会学会其他的一些东西，一些更糟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奇闻轶事。这个故事表明了奴隶主们阻止黑人学习阅读与写作的尝试，进而阻止黑人对他们的奴役进行反抗。另一方面，一套综合性的反对黑人接受教育的法律体系在南方出台了。从1654年和1723年的禁止黑人集会的法令，到1740年的奴隶法案禁止教授奴隶阅读，到1800年南卡罗莱纳州法律禁止黑人从日落到日出的任何“以进行教育或宗教祷告为目的”的集会。一条北卡罗莱纳州的法律声称：“教授或企图教授奴隶读书或写作是违法的……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在奴隶的心中激起不满，并产生起义或叛乱。”如果任何奴隶被发现写字，他就要承担如“切下右手食指”的惩罚。

这些禁令有一些读写能力之外的内涵，它被发展为针对非洲人的象征性和政治上的限制，实际上是对他们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的限制。这些抑制黑人接受教育的措施的有效程度还有待于调查。虽然确切的数字还很难确定，但很大部分奴隶的证词不仅描绘了学习字母的困难，同时也有排除万难学会书写的成功。威廉·杜波伊斯用了百分之五这个数字，估计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黑人有读写能力。无论法律的限制有多么残忍，它并没有一律实施；面对着危险和困难，学习所取得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

所有这些说明证实求知的欲望是在宗教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对于知识的追求，和某种程度上对这种追求的反对，都是《圣经》的主要内容。奴隶主试图修改《圣经》，强调那些约翰·布拉森盖姆(John Blassingame)所谓的奴隶至福(the Slave Beatitudes)：“那些耐心的、忠诚的、愉快的、服从的、努力工作的，最重要的是顺从的奴隶，才能得到祝福。”霍华德·瑟曼(Howard Thurman)描述了他曾经做过奴隶的祖母对于精选的保罗版《圣经》的憎恶，这版《圣经》中充斥着这样的文字：“让所有的人都遵守同样的规定”；“仆人应满怀恐惧地服从于他的主人”；或“仆人要遵循主人吩咐的一切”。另一些奴隶的证词也提出了相似的典型的布道文章：“仆人要服从主人。”为了反对白人控制《圣经》的企图，黑人自己把学习阅读当做一种宗教使命。那些成功地学会阅读的人通常享有领袖地位，把《圣经》中的信息传递给黑人教徒，起到了传教士的核心作用。

文化水平低下的问题通过其他一些方式得到规避。文化水平低下成为转化奴隶的一大障碍，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福音传道会的早期传教过程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这一教派采取的问答式的学经方式依赖于书面经文，这使它很难接近文化水平低下的群体。因为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7]的发展，浸信会教徒(Baptist)[8]和卫斯理公会宗信徒(Methodist)[9]通过“帐篷集会”使黑人参与宗教活动成为可能，进而使美国基督教在不同种族的相互接触中发展了新的形式。福音派新教会的传教也从指导的形式转变为转化的形式；从问答教学法转化为上演罪恶与救赎的戏剧；从严格的等级制度转化为民主式的布道；所有这些都是针对奴隶的，同时也欢迎他们来参加。为了抵抗与日俱增的对于黑人获得知识的反对，一种新的口头传教的方式——“不用文字的宗教”——被采纳了，主要依赖于简化了的问答，对问题及答案的重复以及对于灵歌有着重要影响的颂经。

赞美诗最终为大多数黑人和《圣经》遗产之间架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尽管布道保持着最为重要的地位。这种奴隶歌曲与赞美诗的联系绝不是过去的不真实的关于灵歌仅仅是白人福音歌的衍生物这一断言的佐证。在这两个民族相互影响的宗教信仰复兴背景下，白人和黑人祈祷的形式总体上影响着对方。特别是以歌曲作为媒介，白人把他们的忏悔的方式教给黑人，同时黑人的宗教歌曲使祈祷对于白人来说更富有感情，更即兴化。赞美诗几乎立刻经历了这样的调和似的转化。正如托马斯·希金森所指出的，刚刚解放的奴隶只是犹豫地唱着“他们的赞美诗集中或长或短的韵律诗，总是放弃他们自己的更能激起兴奋的‘圣歌’”。

赞美诗这一联系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模仿或衍生的问题，而在于材料的来源和文化的交流。赞美诗为奴隶提供了接触基督教结构特别是经文阐释方法的机会，除此之外，奴隶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这些赞美诗填补了由于文字记录的缺乏而造成的空白，为追踪黑人诗歌的发展和进化提供了帮助。更重要的是，赞美诗在奴隶社区和《圣经》中阐释过的复杂社会结构之间建立了桥梁，奴隶们以此为契机建构了他们自己的基督教历史和身份。

传教记录不断显示，对于一个不能阅读却极具歌唱天赋的民族来说，赞美诗是最早并且最有效的一种传教方式。查尔斯·C.琼斯(Charles C.Jones)在其《美国黑人的宗教教育》(The Religious Instruction of the Negroes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指出读出或朗读赞美诗的重要性，它可以让无法接触到书面文字的宗教信徒参与到教会中来。在教会活动中，牧师逐句领唱，参加集会的人逐句跟唱。在早期长老会(Presbyterian)[10]向弗吉尼亚黑奴传教过程中，塞缪尔·戴维斯牧师(The Reverend Samuel Davies)曾写到：“书记虽然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但对于奴隶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赞美诗和圣歌更容易被接受的了，因为它们满足了奴隶对赞美诗的独特的欣赏口味。”在把基督教文化传播给非裔美国人的过程中，赞美诗起到了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文本都重要的作用。记录进一步显示，在所有赞美诗集中，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的《赞美诗和灵歌》(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是流传范围最广的一部。例如，戴维斯牧师就明确地要求过给奴隶提供更多的《圣经》和瓦茨的赞美诗；查尔斯·考库克·琼斯(Charles Colcock Jones)作为对奴隶进行传教的领军人物，推荐了瓦茨的第一、二部问答集[11]，“因为奴隶们尤其喜欢音乐，所以瓦茨会提供大量适合他们的圣歌和赞美诗”。保罗·彼得罗维奇·斯维尼(Paul Petrovich Svinin)在1811年的旅行日志中提到《圣经》如何以(瓦茨)的“大卫仿歌”(Watts's Psalms of David Imitated)的形式得以传播。牧师在宗教集会上逐行朗读这首赞美诗，这样原本不识字的会众就可以跟着歌唱了。其他有关奴隶的记载中也描述了在内战前的教会礼拜中，集会者“极度热情地演唱圣歌……这其中大部分都是艾萨克·瓦茨的作品”。作为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相互渗透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瓦茨的作品对于这两个民族的广泛影响跨越了整个大觉醒时代。

瓦茨圣歌的盛行具有特殊的意义。瓦茨把奴隶歌谣和传统的新英格兰诗歌联系在一起，并且比较了两者的不同点。瓦茨使传统的新英格兰诗歌在当代得到了发展，使它不仅仅局限于过去的清教徒时代。正是在瓦茨圣歌的基础之上，艾米莉·狄金森根据自己丰富的灵感和即兴发挥的能力，创造了她诗歌中的韵律、比喻、意象以及诗行。在新英格兰的教堂里，瓦茨的圣歌被作为宗教仪式中最重要的歌曲时代传唱。最后，瓦茨为研究《圣经》向奴隶的普及历史以及奴隶在他们的圣歌中对《圣经》的再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瓦茨的圣歌与卫斯理公会圣诗集不同，后者倾向于戏剧化地表现对自我拯救的内心呼唤，而前者则主要集中在《圣经》史上。瓦茨在提供了大量的赞美诗译文的同时，还提供了许多以《圣经》为基础的赞美诗。更重要的是，他明显遵循了解释学的形式，有时，他把这种形式解释为是一种象征学，它在美国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因此可以说是清教文化中特别有力的一种文化样式。类型学不仅仅是一种对《圣经》文本的解释方法，它还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历史全景，其中富含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寓意。作为一种对《圣经》历史的解读，它是在《圣经》起到了确立美国人身份这一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解读开始于北美的清教徒时代。新英格兰的祖先们进入美洲荒野的使命被称为《出埃及记》。他们把自己比做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神圣的选民，在温思罗普/摩西(Winthrop/Moses)的带领下穿越大西洋/红海，逃避英格兰君主法老式的奴役，来到美洲这个新世界寻找新的耶路撒冷。这种类比并不是一种笼统的对应或概括性的比喻，而是一种严格的对于《圣经》的象征学解释。这种象征学解释尤为系统地被清教徒团体所采纳。在这种对从天主教延传下来的预示和实现的结构严密的注释中，《旧约》中的事件像真实事件一样具有历史性；同时在《新约》中作为事件的预示找到了其真正的意义。尤其是为耶稣的一生——他的热情、逝世和复活提供了一种模式，要是缺少了它，《旧约》中的事件就隐晦模糊了。只有依赖《新约》的揭示，《旧约》的事件才以其完整的意义呈现出来。

在弥漫清教气氛的美国，这种古老的对《圣经》的注释方式经历了更进一步独特的发展。在整个早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中，这种模式不仅被用来详尽地阐述《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同时还被用来解释每个基督徒的内心世界，因为基督徒的内心世界(在比喻的层面上)与耶稣的牺牲与复活相一致。而且这种阐释(在神秘解释层面上)还适用于解释世界末日，在那时，整个世界在天启(apocalypse)[12]中被毁灭和重建。也就是说中世纪的传统是把《圣经》模式的力量内化和升华，使其远离历史事件而转向信徒的内心的精神生活或他们希望死后升入天堂的愿望。新教的清教徒们在处理这样一个象征学时，重新引入了一个激进的历史因素。不仅仅个人的内心生活，而且一个团体的社会生活，都根据《旧约》和《新约》的模式来解读。不仅仅是永恒，就连具有历史意义的当下，也是通过一种预示性的模式进行解读的。这种模式就是上帝通过《圣经》向人类传达的天意。这就是清教徒在山上建立他们的城市所依赖的想象中的基石。这就等于把一种文本翻译和精神自省的模式转换成一种完全的历史和政治的视角，并且伴随着对使命、权利和合法性的要求。

象征学作为清教徒来到美国的基本使命和思想，后来引发了美国的一个基本矛盾。随着美国领土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每一个初来乍到的组织或群体都声称自己拥有对《圣经》注释的绝对权威。清教中的象征形象为所有可能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提供了模范。《出埃及记》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旋律，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甚至主张把红海分开的图像刻在官方印章上。每个族群都声称自己是上帝神授的选民。一方面，对《出埃及记》的接纳标志着不同族群都被这一作为美国文化核心的神话所同化。另一方面，它起到了背道而驰的分化作用，因为每个组织都声称比其他的组织更有权力对《圣经》的基本结构和叙述重点作出自己的解释。也就是说，为了争取它们在这个初具雏形的美国的特殊地位，各个族群纷纷强调自己对于《圣经》的解释权。因此，对于《圣经》的阐释和对于其教义的应用成为一种具有文化色彩的政治活动，并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反响和结果。

这种情况为《圣经》成为美国各个族群所共有的话题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时也可能造成了很多分歧和冲突。这种潜在的对于《圣经》阐释的分歧和冲突在内战前的一段时期表现得十分集中，几乎令人感到吃惊。因为在这段时期，不同的意识形态团体相互竞争，几乎达到了分裂对立的程度。对《圣经》经文的不同解读使不同的教派相互对立。北方与南方的对立，不仅表现在教会内部，同时还表现在世俗事务上。最终，冲突达到顶点，在教会中产生了教派的分裂，这就预示着更大的民族危机。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因《圣经》引起的冲突中，许多黑人反对白人。冲突中主要表现在黑人对于白人所确立的对于《圣经》的阐释表示反对，尤其是在关于圣歌的出现这个问题上。圣歌本身就是反对白人在《圣经》阐释这方面的权威地位的有力工具，同时，这种反抗还带有政治经济的色彩。奴隶们也加入到争取《圣经》解释权的战斗中，并承担了获取黑人接受、选择和再现《圣经》的资料的任务。因此，圣歌既代表了美国文化中的差异性，又展示了其持续性；对《圣经》的解读是美国人确认其政治方面的身份的一个主要的原动力。

对于美国黑人群体来说，瓦茨的赞美诗集在他们进入美国人身份确定这一特殊模式的过程中起到了历史性的联结作用。同时，象征学阐明了圣歌本身的文本结构和附加在它们身上的特定历史观。瓦茨的《圣歌和赞美诗》提供了从上帝创造天地到世界末日、从亚当到耶稣这些《圣经》中的英雄的相似性比较。在《圣经》中经常发生的是在一个单独的文本中引用了许多历史上的典故。但是，这并不是由于混乱所致。相反，它把这些不同时刻的密切的融合投射在一个神似的、永恒的模式中。瓦茨把耶稣作为救世主(Redeemer)和摩西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原型人物，和第一个亚当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神父和亚伦联系起来；作为牺牲者和逾越节用来祭神的羊羔联系起来。巴别塔(Babel)[13]、埃及和巴比伦具有一定的联系；诺亚洪水和世界末日相类似；而旧约的法令则是福音书的前身。《圣歌和赞美诗》甚至提供了注脚解释，比如说，摩西的法令和亚伦神父的训教必须被放弃，因为“约书亚……领导你们的部落去休息”，这样“约书亚如同耶稣一样象征着救世主”，或者明确地表明了《旧约》人物就是“耶稣之子的影子”。在圣歌中，瓦茨直接使用了“象征”、“影子”之类的术语。耶稣以“真正的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所有的象征都退避之舍，就像“在黎明之前/放飞影子和星星”。在瓦茨赞美诗选集的第七首诗中，《圣经·旧约》中的“象征和人物”是观察耶稣作为“复活节的牺牲品”的“一扇窗”，透过它可以看到耶稣“复活的牺牲”，僧侣似的“羊羔和鸽子”，“替罪羊”，每一个“类型都被理解”。自始至终，《新约》的事件都被看做是已经揭示了。事实上，它们是被认为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进程之中。很多人物的特点被附加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物与历史的联系与对照十分紧密，这样，整体上体现了神的目的与意志。

联想到作者瓦茨，圣歌中的大量的人物都不再是随便的堆积，而成为了一个黑人《圣经》/历史观的表述。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圣歌从开头部分就一直不断地介绍一系列相联系的人物。这些联系可能或多或少地有些复杂。但是，即使是明显的偶然的典故，比如说许多关于约旦河的祷文，仍然是深深地根植于一个更为广泛的理解和概念范畴之中的。透过这些联系，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广大、更复杂的观念。在《我们攀登雅各的梯子，十字架的战士》(“We am clim'in Jacob's Ladder， Soldiers of de Cross”)中，十字架和梯子的意象彼此影射。但是，这样的形象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外延。在《看上帝流血的羔羊》(“To See God's Bleeding Lam”)中，人们看到耶稣的羔羊由天使陪伴着走下雅各的梯子，因此导致了一场灾难，“生灵涂炭，血肉模糊”。在这里，新旧约被添加了内容，与世界末日的幻想交织在一起，最终回归到当下的灵魂存在的问题上来：“那么提高你的嗓音/你听到的就只有圣歌。”

尽管在不同的版本中存在着对诗句翻译不完整这一制约因素，但是还有很多圣歌共同表现了一个非常系统、复杂的象征结构。比如说，《老法老没有迷失方向》(“Didn't Old Pharaoh Get Los't”)这首诗直接地把以撒、婴孩期的摩西、约瑟和塞缪尔(Samuel)[14]并置一起：

以撒是燔祭，被缚于圣坛，

摩西是弃婴，被法老的女儿发现，

约瑟被虚伪的兄长所卖，

上帝抬升了他们，

并告知了汉娜的孩子，伊莱的房屋如何坍塌。

当然，《旧约》中的每个人物都是耶稣的一种类型，每一个都再现了耶稣甘愿受苦的激情和他光荣的赎罪。但是，这些对比的表述并不仅仅通过它们之间笼统的相关性，还在于这一系列的角色最后形成了那个耶稣的原型。以撒唤起了牺牲。摩西既代表着神权，又代表着皇权，就像约瑟夫一样。尽管在这里，这两个人都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不是襁褓中的婴儿，就是被别人贩卖的奴隶——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被奇迹般地拯救了，这就突出了耶稣式救赎的重要性。汉纳之子塞缪尔援引了一个神谕，接着，这曲歌便向着更完整的方向发展。通过添加的韵文，这首歌集中在摩西与法老的冲突，并且包括了又一个非常具体的“隐匿的神赐之物”，使《圣经》中的面包成为耶稣身体的化身。正如诗的题目和诗中反复出现的许诺：“法老和他的部下/在红海中迷失。”

法老的战败作为中心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在《圣经》记载的所有历史中，希伯来人被奴役和最终获得解放的故事与读者产生了最强烈的共鸣。但是，这个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联系在美国黑人对待共享符号以及建构自己与历史的关系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细节上的差异。最明显的差异是对于这个引人注目的事实，类型的作用和角色被彻底颠倒了。这首先是受历史的发展的推动。非洲黑人是独特的，因为他们来到美国并非是出于自愿，而且也并没有被给予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并获得自由的机会。去往美国的旅途充满了被奴役的屈辱。清教的传统声称美国是一个希望之土，这种传统南方和北方都接受(尽管接受的程度有所差异)。在圣歌中，南方不是新以色列，而是埃及。美国是一个法老们的国度。一个明显的、系统的类型和角色的重新安排出现了，这就形成了奴隶所要求的对喜爱的人物和事件的选择和处理。比如说，丹尼尔(Daniel)[15]与其他的人物和事件一道出现：

难道上帝不是释放了丹尼尔，

为什么不是别人，

他把丹尼尔从狮穴中释放，

把约拿书从鲸腹中救出，

把希伯来人从火炉中释放，

为什么偏偏不是别人。

从狮穴的逃脱戏剧化地表现了上帝的选民们所感到的绝望和面临的困难。这正如约拿书从鲸鱼那里死里逃生，又如希伯来人的孩子从愤怒之火熊熊燃烧的火炉——地狱中逃脱出来，不是以相反的形象从埃及逃脱出来。这种受困和释放之间强烈的对比，表达出奴隶们被拯救的希望虽然渺小，但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希望。并且，丹尼尔、约拿书和希伯来人的后裔所代表的正是反抗白人新教主人的奴隶，他们是上帝的先知者和特选者，而那些主人现在正被贬为狮子、鲸和火炉；他们白人不是上帝的选民，而是凶猛的魔鬼。

圣歌还成功地把《圣经》历史的教训延伸至圣歌创作的时代。圣歌既然可以感染丹尼尔、约拿书和希伯来人，为什么不能够感染黑人奴隶们呢？歌曲本身就体现了这种历史的现时性：

年轻的大卫[16]弹着竖琴，哈啦鲁鲁

年轻的大卫还是个牧童，

他杀死了歌莉亚，高兴地欢呼，哈啦鲁鲁

约书亚是嫩的儿子，他在工作完成之前

从来不会休息，哈啦鲁鲁。

角色的颠倒又一次使歌唱者大卫来代表黑人，而歌莉亚这个充满邪恶力量的巨人，则代表美国白人。于是这种黑人圣歌立刻就既具有了历史性，又具有了预言性，既是个人的，又是共有的。不仅是大卫自己，甚至是整个以色列，都由于他的王权的关系，就这样被上帝拯救了。不仅仅是约书亚，而且整个敌邦，都被预言的力量被打倒了，即使他们有坚固的城墙也无济于事。

根据一些非裔美国神学家的看法，这种差异性造成了“一些术语的意义的逆转”，甚至造就了另一个基督教。这样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由于涉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非裔美国群体对于《圣经》的接受和理解确实与白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并且，象征学又进一步为许多的圣歌反抗性特征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关于圣歌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是现世的还是来世的，是政治的还是神学的，是非洲人的还是美国人的，这些争论都可以在类型学上重新框定。圣歌在神圣领域和世俗领域之间，在世俗的体验和神的存在之间，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验之间起到了强大的联系作用。非洲宗教的敏感性与这种联系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些也是类型学的特征，可以在类型的相关性中找到合适的形式。尘世成为了在圣歌中和在早期的清教事件中展示神的关注和存在的舞台。即使在最平凡的环境中也有神的无形的手，比如铁轨上奔驰着神的火车。圣歌独具特色地将终极的关怀贯穿在当下的时刻，正如象征学一样，试图拉近二者的距离。意义从现世穿越到神圣的领域。这不仅仅反映在单个的圣歌文本之中，更体现在生活中的劳动歌曲向教堂中的祈祷歌曲的顺利转换中——收集歌曲的人能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两种歌曲之间的区别，而歌唱者自己却感受不到。

但是，把日常活动和永恒的现实通过《圣经》的模式相联系起来并不仅仅是深化了日常生存的精神性。建立这种从现世到来世的联系同样也是一个政治行为，为当下的事务争取神的批准和支持。因此，《圣经》诉诸过去，将现在合法化，并使未来充满希望。这是所有清教徒为之奋斗的事业。在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中，奴隶反抗的实例就戏剧化地反映了这一点。白人害怕《圣经》传播到黑人之中，这种担心被诸如1739年的史唐诺起义(Stono Rebellion)、1800年的加布里埃尔起义(Gabriel's Rebellion)、登马克·维西领导的暴动和特纳等起义所验证。在上面的每个事例中，黑人领导者都声称自己是再现了《圣经》中的典故和人物，例如起义领导者加布里埃尔宣称，他的人民就像是以色列人民，有了他们，“五个人可以打败一百人”。特纳把自己看做是摩西、撒迦利亚(Zachariah)[17]和约书亚，并宣称：“等着看上帝到来的那一天吧。”正是在黑人叛乱后不久，反文化法(anti-literacy law)被重新起草，内容更加严格苛刻。

在有关《圣经》阐释学的著作中，《圣经》中隐含的关于政治结构的内容体现得很隐晦，而奴隶起义运动的斗争纲领则强调了这种政治结构。黑人群体的特定政治环境使黑人对于《圣经》的象征学解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关系的处理，以及圣歌歌手在集体生活中典范的作用。圣歌的演唱者和听众按照上述方式理解《圣经》，这种理解与其他族群对于《圣经》的解释是对立的。而且，区别之大使得每个对《圣经》作出解释的群体都对它所宣扬的预言的历史保持相对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作出不同的解释代表着一种权力。例如，奴隶群体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与17世纪的清教徒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反映在各个族群所建构的《圣经》的基本象征学结构上。清教徒，至少在新英格兰，很早就把自己确立为统治群体。在经济上、宗教上，确立定居这个定义的正是清教徒，其他的群体都要与其保持一致。在象征学的修辞中，尽管耶利米(Jeremiad)的警告预示了神的惩罚，在现在的境况和未来的实现还隐约存在着持续感。预言的承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在现在的神意中已被明显地感知到了。

但是，奴隶群体不能对其经济、宗教甚至个人境况方面进行政治上的控制。这种处境的差异明显地变换了象征学所调和的两极的平衡。比起中世纪天主教的强调内心和来世的传统，清教使得象征学更加具有世俗性和历史性。清教徒对他们自己历史的确切事件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现时代的写实层面。这种向历史的转向，拓展了基督徒的生活模式，使之从内在的精神经验转向了外在的社会/历史经验。个人和社群都需要遵从耶稣的指示。内心领域和精神上的终极体验被严格地与外在的历史和政治这两个领域区分开来——奥古斯丁(Augustine)[18]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和《人类之城》(“City of Man”)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区分——而对于清教徒来说，这两个领域被合并起来。对神的计划的遵从现在明显地体现在清教殖民地的历史和政治中。这种向历史的转向并没有消除神秘的因素。而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把两者融合了。清教徒的政治可以说已经完好地实现了《圣经》中的模式，因为在这种政治中，上帝的旨意已经趋向了最后的实现。在山上的清教之城(The Puritan City on the Hill)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而且是上帝意旨的最终实现，是历史的终点。

黑人的象征学主张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向历史转向，历史在其中代表着一种更加独立的经历。首先，这种主张强调历史事件的字面意义，这种强调通常建立在圣歌中的当下与《圣经》历史的一种十分直接的“确认”、“对照”、“对应”或“字面翻译”上的。(尽管，这种联系通常被看做是建立在明显的经验对比上而不是对于《圣经》的解释上。)过去离人们更近了，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解释的典范，同时也是当下的人们活生生的经历。奴隶制既是一个意象，又是一个现实。

接下来，就是象征学中现在与过去的坍塌。同时，一个明显的鸿沟隐约出现在了当前的条件和《圣经》中许诺的赎罪之梦的构建之间。区分并不是表现在白人与“新以色列人”身份的认同和黑人与“旧以色列人”身份的认同上。新以色列人和旧以色列人在类型学的概念中是互为表里的。不同点在于在调和双方的过程中作用力的强度。过去是更加直接的现在，但过去与这种调和的形式会引起一些麻烦。近期的历史呼吁一种尚未明显的救赎的模式，同时又对其发起挑战。但在这层意思上说，不同的象征层面是中断的。近期的奴隶制体现了一种悲剧力量，反抗未来的对于信仰的穿透。但是，它的许诺还没有实现，现在还没有被明显的融进救赎的模式中。也就是说，这种将来可能实现的许诺在现在的境况中实际上并不明显，而且远离现实，甚至与现实矛盾。尽管这种矛盾指的是神的计划，这计划现在还让人感觉遥远而悲伤，但正是这种矛盾使历史的真实情况与现状统一起来。历史是根据将来的实现状况来解读的，但是，尽管相信将来的胜利结局，历史仍然保持着它当下的可怕的状况。出现的不是一个持续的借着过去从现在走到未来的世界，而是以过去的名义对将来的一个剧烈的、最终天启的影响，它塑造了同时也消灭了现在。

这种历史的断裂常出现在这样的圣歌中，如《神今日依旧》(“He's Jus' De Same Today”)：

当摩西和他的战士们，从埃及的土地上逃离，

后有追兵，前有大海，

神掀起海水，像一堵墙，为他们开路，

摩西时代的神今日依旧。

当虔诚的丹尼尔，不肯向人弯下腰，

他就被神的敌人困在狮子的巢穴，

神封住了狮子的下巴，我们诵读他的猎物，

丹尼尔时代的神今日依旧。

摩西和丹尼尔所遭受到的巨大的困境最终以神奇的解放而告终，他们推翻了与其对立的当权者。因此，每个《圣经》的事件都与其他的事件相联系，揭示了一个起作用的永恒的模式，穿越了所有的时间，当然也包括“今天”。但是，这个今天到底指的是何时？唉，它指的并不是创造圣歌的地点和时间，圣歌是在敌人与海洋之间被创造出来的。确实，尽管今天重现了过去的痛苦，但是，它还没有参与未来的救赎。在圣歌《谁是我主的见证者》(“Who'll Be a Witness for My Lord”)中，引用了一系列的《圣经》见证者，从麦赛尔到参孙再到丹尼尔，每个都作为今天人类灵魂的典范和意象。但是他们所见证的解放在现在的历史中还是没有被揭示出来。这种圣歌，一方面，把解救的许诺作为真实的典范带到了现在，但是，另一方面，赎罪离持续着的真正的奴役还很遥远，这种奴役还没有结束。

这里所实践的象征学接近天启。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圣歌介绍了审判、号角、沉星和耶稣为世界献身的情景。这个模式从丹尼尔和约拿书推广到耶稣基督，如在《难道上帝不是释放了丹尼尔》(“Didn't my Lord Deliver Daniel”)的结尾处一样。他出现时像“月亮落入紫色的水流，太阳收起了它的光辉，群星隐匿不见”，历史忍受着它最后的剧痛。《我的主，多好的早晨》(“My Lord What a Mornin”)这首诗赞美了那样一个黎明，“当群星落下……/当你听到鼓声……/来唤醒地下的国度”。《哦，石头，不要砸在我身上》(“O Rocks Don't Fall On Me”)，描绘了石落山塌，像“耶利哥的墙”那样，只砸在有罪的人身上，“当鼓声响起时/灵魂将飞升”。在这样的圣歌中，主要力量集中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描绘上，现在的奴隶制度则被省略了。但是，奴隶制在所有的人类历史中都无疑是会给奴隶带来痛苦的。尽管当下的历史被断言为一种控制中心的模式，但它并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被人们忽略了。因此，奴隶的政治环境催生了一种诠释模式。政治立场的脆弱性使得《圣经》的过去不再是一套典范，而更像一个悬而未决的危机和戏剧。尽管历史被诠释成一个包含的模式，但是它仍然在它所有的痛苦的断断续续的过程中被再次确认。奴隶制和赎罪互相分离的同时也彼此趋向，不要求现在就实现救赎，而要求未来把现在消除。这个张力增加了在圣歌文本中引用的平行事件的联系。它要求对《圣经》进行更激进的解释，伴随着明显的张力和跳跃，这就暗示着不仅要求特选的赎罪，而且还暗示了相反的断定，尤其针对他们在《圣经》历史方面的劲敌——蓄奴者。

最终正是这个政治语境中，使得奴隶适应于象征学传统，这需要对于一部动态的、集体创作的作品在其意义和非连贯性方面作出强烈的转变。在这里，可以看到圣歌的另一个引人关注的特征。圣歌经常被称做是编码的信息，在这其中，宗教意象清晰地呈现为特定的具体的典故。这种双重的意义可以从最早的文字记录中得到证实，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的那样，“北方就是我们的迦南”。类似的，希金森曾写到一个黑人战士的解释：“他们认为上帝要说的是美国人。”对编码的信息的需要反过来被奴隶主的解码所满足。正如一个曾经是奴隶的人解释说：当他们歌唱着“骑在耶稣的身上，没人敢阻碍你”的时候，他们被警告马上住口，不然就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没人敢阻碍”。

但是，所有的象征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代码。每个解释的层面都指向本身之外的另一物，在它们之间以相互联系的方式保持着平衡。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整个象征学所关注的就是调和当下的历史和包含并指导这种历史的模式之间的关系。在它的多元的结构中，象征学被用于确定这样一些事物之间的联系：世俗的事业和神圣的观点，公共的命运和个人的拯救，历史和永恒，现在和穿越过去和将来的永恒的计划。在圣歌中，象征学继续它的使命，它的编码仍然是互相指涉的。最终，这些编码既不具有纯粹政治上或现世的意义，也不是对于彼岸世界单纯的期待。相反，多重的意义贯穿其中，成为象征学诠释的对象。

但是，黑人的象征学中的相互作用的确是很有特色的，并且在迎来之后的黑人文学实践的途径上仍是这样独特。如果说传统的象征学回避历史，指向永恒的模式，那么，美裔非洲人的象征学既坚持又挑战当下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不仅仅是作用为一个能指，被融入永恒计划的所指之中。在黑人象征学中，所指和能指的关系被动摇了。这样，历史中具有张力的文字力量与最终胜利的遥远的距离也被极端明显化了。这种动摇不仅作用于圣歌的象征型结构中，也作用于它与其他《圣经》的解读的复杂的关系中。奴隶歌曲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其周围的文化中试图提取《圣经》的一个版本，以此来对抗被白人主子所鼓吹的版本。和其他的美裔非洲文学实践一样，它们在他们自己的群体中以特定转换方式，既增加了又取代了周边文化的因素。

黑人象征学的独特的特征最终导致了《圣经》作为美国的一个潜在的权威和权力的中心，被不同的群体竞相索求。圣歌代表着奴隶群体和他们的主人之间关于哪一种对于《圣经》的解释可以作为范例的争执，主张顺从和主张解放是争执中对立的两方面。应该给予《圣经》哪一种神学解释——是一种纯粹内在的和彼世的解释，还是一种宣扬从过去到将来并以当下的历史为参照的救赎的解释。最终，哪个群体可以向往神的奖赏，哪个群体会受到永世的惩罚。

因此，象征学的出现不仅是作为一套固定的实践，而且是作为一个具有原动力的、互相作用的多元的政治文本模式。作为美国历史意识和文学实践的基本形式，象征学反映了正在经历迅速转型的美国社会的变动的状况。象征学不是一个清晰或统一的预言式的固定参照，而是以一个高度融合的方式、在不同的相互反射并互相竞争的群体中来回作用，因为每个群体都在《圣经》的魔镜之前寻找自己的影像，以此来将选择的未来投射在过去的意象和文本之中。

女性的《圣经》

1895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出版了《女性圣经》(The Woman's Bible)一书，旨在反驳《圣经》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中无数次提到的女性从属地位的观点。即使对于进步的全美妇女投票权协会来说，斯坦顿的《女性圣经》也太过极端并被拒绝接受。但它仍被广泛阅读，因其已成为一个世纪里宗教、学术、政治领域里关于《圣经》之争的巅峰之作。《圣经》的这些争论触及到19世纪美国众多群体，并且绝不仅仅限于女性问题。但斯坦顿作为权威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圣经》，阐释了政治、法律和社会权利对19世纪的女性作家特别是女性诗人的具体的影响。在19世纪美国女性诗歌中，《圣经》修订已明显成为文学支流。即使没有像斯坦顿表达的政治纲领那样(她写道：一场发生在各个现存机构的彻底革命已不可避免)，很多女性诗人也敏锐地意识到《圣经》界定规范、道德和社会结构的能力。她们对《圣经》文本的探索也反映出她们对自己在社会中身份和地位的理解。

女性诗人对《圣经》阐释研究表明她们已广泛参与到宗教、社会和政治领域。她们或虔诚，或怀疑，或保守，或激进，或各种情绪交织一起。她们对宗教的虔诚程度以及她们与世俗或宗教机构的关系都是因人而异的。这些不同的立场通过多种多样的文学手法表现出来。即使某个特定的女性观点仍然不很明显，经常引用的故事和人物也可以从不同侧重点入手重新解读。标准权威的文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女性主义视角加以解读。同时，那些被忽视的或被抵制的文本重新获得重视，尤其是那些在官方的宗教文化中曾一度被忽略了的女性文本。(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曾抱怨道：“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任何布道指出女性有底波拉[19]英雄主义美德并且是值得模仿的。”)这种对被忽略文本的重视本身暗示了同给予其他作品的关注所不同的价值。当伴随女性视角出现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因此，女性主义的意图在政治上是女权主义的，在宗教观上是自由的。或者她们仍然保持保守与虔诚，或时隐时现地体现女权主义观点，或许她们要表明自己反对和蔑视保守体制这一立场。

自女性进入《圣经》阐释领域之始就已经带有女权主义色彩。这即与19世纪美国的宗教权威有关又与她们的政治角色有关。这种带有政治性的《圣经》阐释蕴含在女性文学的手法之中并延伸至任何一种对于具体内容的解读。在一系列复杂的判定和行动之中，对于具体文本的阐释仅仅是一个因素而已。阐释本身是按计划进行的。首先要决定应选择哪些文本来进行阐释，哪些人物、事件、意象要重点阐释。其次，这种选择暗示了优先选择哪些人物作为行为模范、哪些文本作为争论的范本以及例证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些选好的文本已经使特定的价值和行为获得了典型的特权。再者，这种选择又来源于对《圣经》所教导的基本理解——对《圣经》中心思想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是通过对她们有力的篇章加以引用展示的。

广义而言，围绕奴隶制和女性权利问题，就《圣经》的中心思想和基本教义出现了相对立的两种理解。一方面，女性从属地位说的解读者把《圣经》看成一本有着等级权威的书，从文本延伸至教会，强调耐心地接受上帝在一个固定的秩序中授予人的地位。这种解读方式主张上帝的神圣权利通过教会机构统治全世界，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社会中的权威。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男人统治女人，主人统治奴隶。与此相对的是被称做自由阐释的观点，它把《圣经》的中心教义定义为自由、解放、个人意志原则，每个神圣的心灵都是由上帝平等创造的。

最终，与广义解读原则密不可分的问题是谁有阐释《圣经》的权利。女性从属原则或自由阐释原则涉及的不仅是《圣经》思想问题还有权利阐释问题。如果《圣经》宣称两性平等，那么经传本身就赋予女性阐释的权利，而不仅仅是被社会承认的男性——白人牧师(他们把斯坦顿的《女性圣经》诋毁为女人和恶魔的作品)。因此，《圣经》的阐释问题从对其内容的解释到以下一系列问题：哪些《圣经》文本需要强调，哪些人物应该被确定为典型的范例，应采取哪种阐释标准，谁有阐释权。

女性《圣经》阐释始于众多种解读的广阔图景中，这些解读在美国有很多不同来源。其中赞同与排斥交织于《圣经》文本之中。从一开始，美国的宗教史就削弱了已建立起的任何一种单一的统治性宗教权威。任何教会欲在排挤其他教会的同时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的失败，美国的新教对把内心的声音和意识作为宗教经历的最终基础的强调，领土扩张的相对无政府时期大多数教会严格等级制度的缺乏，在开放的宗教背景中，各教派间的竞争，政府约束力的丧失，这一切促进了美国宗教经验的增多和宗教权威的多元化发展。这一趋势又被《圣经》的新教传统所强化：强调《圣经》文本与个人的结合，贬低高教会派中盛行的教义问答和服从牧师的原则。高等批评又进一步区分了《圣经》文本和《圣经》解读方法。它的历史主义批评家并不认为《圣经》是非历史的解释，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众多的作者或群体所书写、记录和编纂的一系列文件。

《圣经》传播的多样化背景确保了19世纪美国女性包括女性诗人参与到《圣经》的阐释活动中来。她们的诗歌进一步强调了《圣经》阐释中的特点，即不同观点的融合。一方面，多样性和女性阐释对宗教权威排他性的传统解读方式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她们继续把《圣经》作为权威的参考文献。斯坦顿本人也体现了这两方面的融合。斯坦顿谴责《圣经》教堂话语传统地位中的政治性和压迫性。她的作品就是揭露这一现象。她宣称：“自女性解放运动之始，《圣经·新旧约全书》中就把女性定义在‘神所设定的范围之内’。”同时，斯坦顿并不认为《圣经》无足轻重。她的理想就是从女性角度重新解读《圣经》，并用它解答女性权利问题，承认《圣经》的持久性。正如她自己所说，“既然《圣经》每年数以万计的出版，销量遍布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所有讲英语国家的人们都将它奉为上帝之言，那么所有小觑它的影响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但是，这些充满矛盾的因素本身也强调了《圣经》为美国社会中充满竞争的各个派别提供一个共同话语。无论目的多么不同，意见多么相异，女性诗歌的阐释都强调一个共同的《圣经》话语作为个人身份和美国文化群体基础。它展示了《圣经》的阐释方式既强调了传统又为不同意见和抗议之声提供了竞技之所。在这种意义上，即使是激烈的争执也是在这种共同平台上进行的。因此，《圣经》满足的是双方的利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激进的，保守的还是革命的，都是基于《圣经》这一共同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对立的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然而它们又继续参与到一个融合的美国群体之中。

莉迪亚·西戈尼(1791—1865)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保守对待《圣经》的例子。西戈尼的虔诚、符合预期的女性角色使她以这种方式迅速流行起来，也正因为她的作品感情脆弱而在今天被人遗忘。不过，她通过女性的声音介绍了一种女性的观点。在诗歌《方舟和鸽子》(The Ark and Dove)中，她提供了一个女性家庭教育的典型场景：一位母亲被她的女儿(称之为“我的小女孩”)要求讲述一个睡前故事。起初，诗中的性别化是微妙的。方舟显示为一个田园诗般的西戈尼式的住所。其中丈夫和妻子、孩子以及所有的动物夫妇“在他们寂静的船中安心居住”。这首诗没有着重描写诺亚，而是转向了系所有人的命运于一身的“温顺的鸽子”。这只鸽子不仅温和，而且极具冒险精神和胆量，它独自出发(在这个译本中的鸽子与《圣经》中的不同，它逃出了方舟)，“用她单薄的羽翼，独自面对洪水的荒凉，英勇的冒险，与此同时她的伴侣却遥遥在后，带着悲伤的呻吟惊讶地看着她消失”。

正如故事中的女儿所说，西戈尼确实使诺亚和洪水出现在《方舟和鸽子》的故事中。鸽子不是唯一的主人公。这首诗把讲述故事本身也插进《圣经》故事之中，母亲以此启发女儿遵循一条具有神圣智慧的女性路线。于是，她提供了一种女孩自己未来生活的模式，当她“像探险的鸽子一样”将要“敢于挑战这个世界的惊涛骇浪”的时候，母亲自己就是个领路人。事实上，母亲就成了这首诗的隐含的中心人物。如果诺亚仍然保持着“正直的人”的角色，他在《旧约》版本中收留了“那只流浪的鸽子”，那么这首诗的相应的结论，符合目前的重点，即是诺亚的相反的象征，母亲自身的形象并不逊色于诺亚。这首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母亲可以知道多久

祈祷从心灵深处从紧闭的唇

升起，轻柔地与恐怖的传说所传达的教训交织在一起，

无声的希冀，当怯懦的灵魂

在孩童的粉红襁褓中焕然一新，

将会恐惧世界的巨浪，

就像徘徊的鸽子，找不到窝，

一只善良的，慈悲的，挽救之手

将会引导你走进平静的诺亚舟。

诗中，耶稣是最后的救世主。但是，作为一个怜悯温顺的向导，他更以一种母性的身份而不是男性的身份出现。母亲或诗人正代表了他/她的形象。

在西戈尼的文本中，女子的天性被描述为“羞怯的”，就如同鸽子自身是温顺的一样。但是，尽管这一点几乎是诗人支配诗歌的前提，也成为挑战和探索的基础，至少在保护共同的方舟和书写上是这样的。尽管诗人描写母亲对于女儿“沉默”的愿望，但是她自己的双唇也不是紧闭的。尽管是描写家庭生活，主张女性温顺，西戈尼作为诗人也不是沉默的。虽然她思想保守，虔诚于宗教传统和女性领域，西戈尼仍按照她自己的想法理解《圣经》，为女性的经历和救赎力量讲话。

因此，尽管一些文本倾向于传统的基督信仰和社会价值，但新的女性解读者通过自己的声音并从自身的经历讲述，还是有很多进步意义的。一些文本通常代表了不同利益之间多变的结合，这些结合受到来自不同倾向甚至不相协调的方式的控制。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力量交点在某种程度上使朱莉娅·沃德·豪(Julia Ward Howe)的《合众国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成为一部重要的美国作品。其富有远见的言辞使《圣经》的影响力发展成为美国政治、历史的中心，实际上，这些确实经常处于相互对立中。豪在处理《圣经》模式中显示出了技巧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她的诗可以看成是象征学的绝技。《合众国战歌》一诗基于《圣经》之《启示录》的第14、19、20节的诗句，而这些又反过来写成了《但以理书》(Daniel)、《约珥书》(Joel)、《以赛亚书》(Isaiah)和《以西结书》(Ezekiel)[20]。然后使《圣经》的四个层面融合为一体，随着历史展开，从《旧约》到《新约》，成为当代的事件，处于美国启示录的最终的预言结构中。这样的荣誉在现在、过去乃至时间终结都能看到。这个结局既是种判断也作为历史的结论出现。那愤怒的收获(《约珥书》3章1节/《启示录》14章19节)作为第二次到来的光亮(《启示录》19章15节)被揭示出来，它发生在充满“营火”的战争时代，是内战营房中的“露珠和湿气”。

正如所有注释的《圣经》一样，无论是在角色的分配还是在它的工作原则上，这里的解释都不是中立的。作为白人和北方唯一神教教徒，朱莉娅·沃德·豪按照她所忠贞的信仰来散布启示的力量。

我已在一排排磨光的利剑里读到一篇炽热的福音书；

“因为你在对付轻侮我的人，所以我要为你祝福；

让人间的英雄用他的脚跟踩死毒蛇，

因为上帝近在前。”

(林本椿　译)

《战歌》集中体现了反映暗示世界末日到来的话语的若干典型特征。即时、特定的事件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戏剧”，在这出“戏”中，“至恶”与“至善”作对。当时间永远地停留在来世的实现的那一刻，一切都面临着“终结”，即最终的判决和历史的终结。所以，在此，历史之枪的“磨光的利剑”书写了一篇“炽热的福音书”，这个“福音书”讲述的是主人公(象征北方)不仅在这一刻而且是永远地战胜了蛇(象征南方)。上帝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大步向前迈进。

《战歌》当中没有什么明显的性别标志。巾帼英雄似乎在提醒我们，据说将罪恶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性也会拯救这个世界。被称为耶稣出生地的“百合之美”或许也暗示一些女性特征。其他关于战争的诗篇确实说明朱莉娅·沃德·豪比她在这首诗里更加直接关注性别。《我们的命令》(Our Orders)号召妇女们远离制作丝绸服装，而去制作丝绸旗帜和“家常衣物”(用它们包裹尸体，用做孤儿的衣服)。这样也将战争从军事目的转移到了社会服务上来了，同时艺术本身就被“征召”进来致力于号召勇气。这首诗的标题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双关语。妇女们响应拯救的命令而不是参军的命令，以此暗示了女性对世界秩序的重组更新的愿望。

但是，尽管《战歌》中缺乏具体的性别倾向，这首诗还是极大地强调了叙说者的地位。该诗不仅仅局限于按照当代文学所采用的暗示世界末日可能到来的叙事模式展开叙事，而是聚焦于对《圣经》的阐释——即亲眼所见的预见性行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我已经看见了”、“我能用我灰暗闪烁的灯读出他正义的判决”、“我读了一篇炽热的福音书，它写在磨光的利剑上”，豪强调了她自己具有预见性的能力。在多种事件的高潮部分，当上帝“筛选出某些人”进行审判，她向自己呼喊道：“让我的灵魂快快响应他吧!”诗歌最后宣告作者不仅看到了神灵的力量，而且被赋予了看透世界纷纭事件以及揭示这些事件本质永恒的含义的力量。尽管作者没有直接提及她的性别，却坚信自己具有审视受当时政治势力影响的历史的能力。

豪阐释《圣经》的权威性，如同她诗歌里蕴含的暗示世界末日出现的预见力一样，悄然引起轩然大波。它将美国文化动力的横断一面引入了文本，揭示了动力之间既彼此合作又潜在冲突的关系。一方面，《战歌》抒发的爱国情怀是传统的，甚至是保守的。这种爱国热情是通过他们坚信美国是上帝意志和上帝关怀的终极阶段抒发的。《战歌》坚定地捍卫着美国政治/宗教话语。其暗示世界末日到来的语言总体上体现了美国内战话语特征——不仅体现在布道文和报纸里，还体现在大量的爱国诗文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豪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与其说她似乎是被一种更高的权力所征服，不如说是被那个时期具有统治地位的话语所征服。

然而，《战歌》这首诗是以在美国同样很传统的解放主义意识形态的名义揭示有关宗教和爱国主题的。甚至保守的思想从本质上也是在自由的美国政治个人主义的框架内辩护的。这首诗体现的正是这种独特的美国形式，其信奉的教义为以自由真理为中心的美国全民宗教的另一种版本罢了：

在百合的至美里基督在大海出生，

心中怀着荣耀改变了你和我：

他死去以使人类神圣，让我们去死以使人类自由，

上帝正在前进。[21]

耶稣身上所体现的所有的个人灵魂神圣归一性在这里被宣布为真正的美国信念。这首诗是以个人道德良心的声音叙说的并且催促每一个灵魂都迅速给出回答。但是这样反过来又暗示了每个人都有对发生在他(她)自己身上的事件和他(她)本人所持的价值观评定的权力。这种暗示体现在语言中，出于团体氛围、集体价值和超越个人拯救之外的社会救赎。最后，本诗的叙说者是一个女人，她承担起美国预言家的角色：这种角色既置身于美国自由精神之内又置身于美国自由精神之外(这种美国自由精神不包括女性，然而同时还致力于解决女性仍然正式被排除在外但事实上仍旧在其中生活、工作、从事服务的公共领域)。

隶属于美国共同《圣经》话语圈的关于《圣经》阐释的诸多话语百家争鸣，在此框架内的《圣经》阐释学能走多远？这个问题由美国内战推向了高潮。从女性诗歌历史的视角来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该诗对公共领域积极明显的关注，而不是仅仅在《圣经》阐释方面。通过只是阐释《圣经》，该诗就已经揭示了阻碍女性参与公共和政治活动的诸多因素。这种在公共和政治领域内阐释《圣经》的话语权已经被偏激的和保守的女性所认可。在《1837年美国妇女反奴隶条约》(1837 AntiSlavery Convention of American Women)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协议明确地把《圣经》阐释和女性从政联系起来：“被曲解的《圣经》为广大妇女们制定了桎梏般的社会习俗，妇女们却在这种习俗中一直随遇而安。现在是妇女们在伟大的造物主给她们分配的更为广阔的空间里施展自我的时候了。”甚至一贯保守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22]主席弗朗西斯·韦拉(Frances Willard)在《布道坛上的妇女》(Woman in the Pulpit)中也号召“女性评论员们作出对《圣经》的女性阐释”。

《圣经》的政治影响力，诸多诗人从激进、保守和宗教视角对其作出的不同定位，以及其使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用途，成为弗朗西斯·爱伦·哈珀(Frances Watkins Harper， 1825—1911)的作品中的重头戏。哈珀的作品强烈地反映了宗教虔诚所具有的潜在的激进化倾向。哈珀很可能是本世纪最偏激的女性诗人。她是自由黑人的女儿，在位于巴尔的摩的舅舅的学校接受教育，长大后成了一名废除奴隶制和捍卫女权的活动家。她的诗处于这些运动的语境当中。她的诗中反映的关于奴隶制和选举权的争论经常是在《圣经》的范围内援引《圣经》的故事展开的。而争论的正反方都把《圣经》的文本作为辩驳对方的武器。

引发争议的是《圣经》阐释以及它所起的具体作用，尽管这种差别或许让各路阐释者很少意识到。另一方面，传统的利益群体把《圣经》作为他们自己霸权的基础。《圣经》校准版文本被保守者们不仅拿来宣称为他们的权力是神授的证据，而且还攻击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并且谴责他们反叛人类和上帝。再者，正如莉迪亚·查尔德(Lydia Child)所说：“基督教福音派是女性问题最早的煽动者”，尽管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对他们的女性改革者失去支配力的基督教会的意愿。因此，奴隶制废除者和选举派人士援引《圣经》校准版中的相关文字与保守权力派抗争。例如，安吉丽娜·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e)在其《呼吁美国南部基督教妇女》(Appeal to the Christian Women of the South)中号召南方妇女“阅读《圣经》”与当权派抗争推翻奴隶制，“它(《圣经》)含有耶稣的话……你们自己来断定下吧他是否赞同这样一种压迫和犯罪体制”。她的妹妹莎拉·格里姆克(Sarah Grimke)进一步将《圣经》原理引申到了女性权力。在她的《关于两性平等和妇女权益的书信》(Letters on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Woman)一文中，她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我将只根据《圣经》中所设定的女性活动范围行事。”这样就等于她对她所谓的“对《圣经》的曲解”发起了挑战(“对《圣经》的曲解”在那之前就被用来替违背《圣经》精神的腐朽机制辩护)。相反，她认为《圣经》作为向世人传达“拯救”讯息的文本，她对《圣经》的诠释是一种自由主义阐释。因而，她谴责“人们被灌输由男性制定的反基督教传统教义而非上帝口谕的‘律令’：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他们均为有道德的可以为自己负责的生物，不管什么事只要男人做的是对的女人做了也是对的”。

哈珀参与了白人妇女组织，因此也参与了这些讨论。但是，她在怀有一颗高度的基督虔诚之心的同时参与政治，以及她与黑人妇女组织关系密切，使其与黑人基督群体话语圈发生联系，尤其是与黑人女性传教士和活动家发生了联系。福音基督教中的民主化、大众化、宣扬平等的思想在女性参与者之中播下了始料未及的种子。这些女性参与者发现她们被上帝召唤——正如她们自己所强烈声明的那样，她们由衷地极不情愿地被上帝召唤——去为那些还没有皈依基督教的人布道。贾瑞纳·李(Jarena Lee)、兹尔法·艾劳(Zilpha Elaw)和朱丽亚·福特(Julia Foote)等人的自传叙述展示了有趣而不稳定的特征，这些特征以让人回想起莉迪亚·西戈尼的作品：尽管作者们声称在上帝的权威面前自己感到由衷的卑微，但她们还是觉得不得不逾越世俗的成规。她们的这种激进表现是极不情愿的，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强加上去的。她们不得不与一个蔑视她们的更高的律令作艰苦抗争，以维护她们作为女性的角色地位。但是，她们还是自觉地反思性别和种族平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反映在上帝召唤她们的意志中，也体现在以自由主义观来解读宗教原则和《圣经》文本的作品中。这些自传作者隐晦的激进主义思想到了玛丽亚·斯图尔特(Maria Stewart)那里就明显地被政治化和斗争化了。玛丽亚·斯图尔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不论黑人白人)面对公众站在一群男女混杂的听众面前讲话的女性。斯图尔特可能与弗朗西斯·爱伦·哈珀的政治意识最接近。如同哈珀一样，她的激进政治思想完全建立在她宗教使命的觉悟之上，而对于这种宗教使命，宗教自身就是作为一场几乎是革命式的政治活动的中心和必要基础。

哈珀的作品直接地把《圣经》阐释看成权力的工具。她明确地把这一点作为《奴隶制的圣经辩护》(Bible Defense of Slavery)的论题。白人教会的官方发言人“用带有讽刺的赞扬……侮辱着上帝威严的宝座”。

传教者，他的光辉应该是

老幼的向导，

带他们到奴隶制的祭坛，

做真理的祭品。

为了人类犯下的滔天大错，

索多的恐惧的呐喊，

生命之词已经打开，

对你的上帝诉说不实之词。

对基督教有限度的颠覆和改动本身就是一种背叛，它们体现了一种索多式的怯懦。基督真理成了服务于奴隶利益的谎言，直到在诗的末尾才揭示真相——白人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异教徒”。

哈珀代表了虔诚和激进的合一。她不赞成高等批评的方法，因为高等批评给文本的权威性和无误性带来了挑战，使《圣经》产生了新的解读，《圣经》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在这点上，她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观点不同。斯坦顿认为《圣经》文本“在起源上完全是为人着想的，《圣经》的产生是由于历史学家对统治有一种天生的热爱而产生的”。对斯坦顿而言，“上帝之言”(她经常引用这样的话)和人们对它的解释是人类历史和人类努力的结果。因此，《圣经》的经文必须得从某个特定的阐释《圣经》的群体的利益角度进行评论。鉴于有些《圣经》读者(包括女性在内)不经批判地接受《圣经》当中每个字，从而忽视了各章节中那些最具争议的特征，斯坦顿对这种“顶礼膜拜”的行为显然不赞同。同时，她还谴责了剥夺“妇女们参与教会和国家事务”的权利的“使徒权威”。这样，斯坦顿毫不犹豫地致力于自由化《圣经》阐释的运动中，这些运动在19世纪期间就一直得以发展，削弱了任何一家关于《圣经》阐释的垄断性言论。斯坦顿在写作其著作《女性圣经》过程中求助于《圣经》评论家，并从一系列解经传统中参考了《米德拉什》(Midrashic)[23]和其他方面的书籍，她指出她写作此书的目的是“阅读(《圣经》)就应该跟我们读其他所有的书一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这样的言论，她声称自己更加忠诚于神的真理。修正委员会(The Revising Committee)在否定人们是得到上帝的灵感才拥有这些颠覆性的观点时，表现出对上帝伟大精神的崇拜比其对教堂的崇拜来更胜一筹”。

哈珀阐释《圣经》的指导原则和斯坦顿的不谋而合，都主张人人平等。“伟大的理想的第一次尝试……手握着陆地、海洋和星球……各居其位，诸星合力歌唱。”但是，哈珀的出发点和斯坦顿的不同。在她看来，正如她在《杂诗集》的后记中写的，“上帝之言”是“独特超群的，它的结构精妙，让人接受起来十分愉快，富含连孩童都能理解的真理”。即使诋毁《圣经》而维护奴隶制也不会威胁到它作为上帝真理的地位。它在诗中仍然是“对上帝说谎”的“生命之词”。她的责任就是“揭示”上帝的真理，反击对《圣经》不怀好意的滥用。

哈珀的作品与精神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她的诗《释放》(Deliverance)中，她实际上书写的是一首她自己的赞美诗。在诗中，她不仅引用《出埃及记》的故事，还娴熟使用复杂的象征学结构，将她的故事和她们国家的人民联系起来。这首诗时间跨度大，从逾越节的献祭作为为在《新约》中身为羔羊的耶稣献祭的一种象征，到给未来的儿童讲述为“未出生”的年月而准备的晚宴，然后跳至未来的某一时期，回望过去，给读者们一幅如此的意象：担心世界末日可能到来的同时，期待着悬置在过去的救赎和仍需等待的未来的实现之中的犹太五十年节的到来。

在《奴隶制的圣经辩护》和《释放》这些诗中，哈珀认为种族身份问题重于性别问题。而在她的其他篇目中，二者各有侧重。她对象征学技巧的掌握在她一部长篇叙事诗《摩西：尼罗河的故事》(Moses：A Story of the Nile)中充分表现出来。这首诗是基于《出埃及记》故事创作出来的。如同她的更为有名的小说《伊奥拉·乐里》(Iola Leroy)一样，这是一部讲述出埃及的故事：最初，摩西向埃及人奔去，后来却选择加入了他的奴隶同胞的行列。诗人描述了摩西在南部的奴隶茅屋收割庄稼的情景。在本诗的象征学结构中，摩西把自己的牺牲比做亚伯拉罕、以撒和基督的牺牲，把自己的长子身份看做与雅各布和约瑟等同。

他是从他母亲那里得知这个《圣经》传说的。这首诗从不同角度，运用奇妙的想象力，把焦点从男主角转移到了法老的女儿身上(法老的女儿讲述了一个发现希伯来婴儿能使自己再次做母亲的故事)，又转移到了摩西的母亲身上。摩西这个人物事实上是通过这两位女性的视角反映的，正是对她们俩摩西讲述了他的决定和意图。诗人也给玛丽安——摩西的姐姐赋予了崇高的地位，通过红海时，是她唱起了胜利之歌。

哈珀对《圣经》的阐释明显坚持了对《圣经》传达出的讯息的自由主义解读。在《摩西》中，她利用西奈半岛的神启宣扬了“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即上帝的统一性”，因为它“把我们和我们的同胞团结在和平与自由中……而不是契约、鞭子和镣铐”。哈珀激进的平等主义观念使她把《圣经》中的典型人物——尤其是传统上被忽视或驱逐了的负面人物——包括在她的作品中，并设法救赎她们。《摩西》这首诗的主要人物是法老的女儿和尤弛维特(Yocheved)。哈珀的《献辞诗》(Dedication Poem)着重刻画了与萨拉作斗争的海格尔[24](Hagar)这个人物，通过海格尔形象，诗人展示了上帝拯救苦难者的神威。是海格尔——亚伯拉罕的被剥夺继承权的妾——成为“心情沉重、悲痛欲绝”的怜爱孩子的母亲的化身。为了受上帝关照的海格尔，荒漠中涌出喷泉。海格尔就是见证“在我们的路途中源源不断的清流”的预言家。

在此，哈珀并不质疑《圣经》的权威性。恰恰相反，她赞同此说。然而，通过展现她自己理解的《圣经》故事系列，她投身于大量的《圣经》阐释活动中，她的这种行为折射出她对《圣经》权威性的挑战。她的作品展示了一种矛盾情绪，这种矛盾情绪植根于19世纪美国女性展现自我这一运动的全发展过程当中。一方面，她仍然传统地认为《圣经》的地位是神圣的，在某些有关基督教和女性活动权限的观点上甚至也显得很温和。比如，在她的《后记》当中，她再次声明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统一、崇高而纯洁的体系”，这种信仰“赋予女性脆弱、狭隘的心灵以高尚而神圣的力量”。尽管如此，在她所致力的黑人和女性权利的事业上，她却强调反传统，这暗示着潜在的破坏性。

这些各不相同相互抵触的观点汇集到梵诗提(Vashti)这个人物身上，继而产生了特别的反响。于是，不仅是哈珀，就连19世纪许多女性诗人，都竞相探讨这个人物。梵诗提是亚哈随鲁德(Ahasveros)的第一个王后，她的被废，为以斯帖(Esther)按上帝的指派成为亚哈随鲁德的第二位王后铺平了道路。在传统的解读中，梵诗提被描绘成一个介于妓女和巫婆之间的人物。在《以斯帖卷》(Scroll of Esther)中，梵诗提拒绝按照国王的命令在一个醉酒晚会上揭去面纱(有的评论中写的是“脱光衣服”)。这引发了一场对叛逆妻子的批判，指责她们威胁到了王国的基本秩序。这个故事非常吸引人。梵诗提不仅成了广为人知的人物，而且在19世纪的女性话语中成了英雄人物。斯坦顿在众多的人物中唯独对她作出了褒奖(同时得到赞赏的还有玛丽安、底波拉和哈尔达，与她们形成对照的是萨拉、瑞贝卡和瑞秋)，她说：“哈尔达和梵诗提为她们的时代和那一代人增添了荣耀，前者靠的是学识，后者凭借的是反叛精神。”与露辛达·钱德勒(Lucinda Chandler)一样，安娜·霍华德·肖(Ana Howard Shaw)也在一篇题名为《上帝的女人》(God's Women)的文章中对梵诗提给予了类似的赞美。对她来说，梵诗提代表了“人类发展中的这样一个时刻，即女性开始强调自我，并且开始反抗和挣脱肉欲与专制的羁绊”。梵诗提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她的反叛是在谦逊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许多方面，谦逊是家庭崇拜和女性定义的核心。梵诗提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气质，拥有特定的女性美德。另一方面，她又具有反抗精神，从而使这些女性美德成为独立和自治的基础。

哈珀的诗歌《梵诗提》强调了追求女性身份的过程中潜在的激进或者矛盾的倾向。在国王命令她揭下面纱、露出她动人的面庞以供同他共宴的贵族(并且喝醉了的)男子观看时，梵诗提骄傲地回答道：

我会把王冠从头上取下，

扔在脚下践踏，

但与如此粗鲁的眼神交汇，

我的眼睛感到畏缩难堪

通过一组集中表现颠覆和揭露的形象系统，梵诗提把她头上的皇冠踩在脚下，在诗中，这皇冠代表了她作为王后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梵诗提拒绝露出自己的面容，从而使得谦逊成为一种遵从自我意志的象征。梵诗提以“回避的目光”与粗鲁、可能淫荡的男性的“注视”进行“对峙”。公然对抗会给她带来“羞辱”，但她却让国王暴露了他自己的可耻行为。这首诗同时也强调了梵诗提的反抗给男性权威带来的威胁和女性恐惧。

那些女人，在我们的统治下难于控制

她们将学我们的名讳

从她对我们所做的

给我们带来了烈火般燃烧的耻辱

在这个文本中“名字”的意象被精心编排。最初的时候，梵诗提力图避免让自己的名字受到玷污。到了最后，她放弃了“她的高位，为自己赢得了作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作为一个王后的独立的社会地位”。这样，她为自己创造了“没有污点的名声”，肯定了自己女性的纯洁和独立。在这里，“自我的名望”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隐喻。

谦逊既意味着顺从，又意味着独断。类似的矛盾及其转化，在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对梵诗提的艺术处理上再次体现出来。她文中的王后在典型的性别意象中也是“纯洁、忠诚和美丽的”。但是爱情使她“勇敢地挑战或拒绝男性施加给她的屈辱”。她在强调已婚女性和独立女性的地位时说“我是他的王后，来自王室血统”，正是梵诗提宣告了什么是适当的皇家准则。在一个名为《以斯帖》的十四行诗的姊妹篇里，海伦·亨特·杰克逊对自我从主动性方面进行了定义，以此来反抗社会结构安排给女性的义务。在这首诗中，作者对梵诗提这个传统上被看做有缺陷的人物大加赞赏，而给予以斯帖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以批判：

善于思考的心灵啊，慢慢深沉徘徊的心灵啊，

最终发现对复仇的犹豫是缘于你，

你把你的种族看得那么重，把自己看得那么轻飘，

除了真理的所在，请你不要留恋其他的地方。

在这个自由主义批判中，以斯帖被对于自己所属的“种族”的责任所束缚，并且以牺牲自我发展(即“真理”)为代价像传统女性那样过多地自我否定。正如斯坦顿所写的那样，“我们的格言是自我发展高于自我牺牲。”然而，即使是斯坦顿在把梵诗提塑造成反叛象征的同时，却把梵诗提对大臣的回答设想成为：“去禀报国王我不会去的，我的谦逊和尊严禁止我去。”谦逊和叛逆、限制和反抗，始终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关系。

然而，关于“梵诗提的反抗”，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在她的作品《以斯帖卷》(Scroll of Esther)中，作了更进一步的处理。这是一部明显的女性主义作品。威尔科克斯笔下的梵诗提不仅仅“拒绝揭下面纱”，并且“拒绝保持缄默”。从而揭露了女性的谦虚，以及她们的经济、社会和性别地位：

我只是一个舞娘，

在皇宫跳舞卖笑的舞娘，

我将会揭掉面纱，张嘴说话，

听我说，先生们，我的主人和国王，

让你们的王子和宫殿也听着，

这一次，所有人都听得到梵诗提感到多么屈辱。

梵诗提诗中提到的“屈辱”指的是她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成为国王的妾室与财产。她把这一点以谦逊之名义提出以获得公众的关注。这种行为实际上和法庭前的公共演讲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然后在父权性别秩序之外她继续宣称她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评价，也就是给自己命名。

我曾是公主，曾是王后，

但我应该拥有更好的名字，

放在那里的王冠使我被称做王后，

站在这里的是女人，妻子是她唯一的名字，

不是皇后，也不是妻子，仅仅是个女人，

啊，是一个强壮到可以

为自己报仇的女人

诗中再一次提出的有关命名的意象。梵诗提对王后和妻子头衔的拒绝态度，而对女人这种称呼的接受态度，表明了梵诗提对其自我定位与自我力量的看法。

梵诗提是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人物。因为她在女性的定义上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观点。然而她仅仅是《圣经》诸多历经改变的人物中的一个。根据诸多作者不同而又复杂的意图，这些人物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女性特征。玛丽亚·高恩·布鲁克斯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她的长篇叙事诗《犹菲勒》，这首长诗是对托比特之书的改写。这首诗与原著联系很少，取而代之的是诗歌介绍了作者自己编写的人物与事件。从多角度综合来看，这首长诗是性爱幻想诗歌。在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1948年出版的《美国女诗人》(Female Poets of America)对这首长诗给予格外关注。《美国女诗人》这部作品总的来说是一本保守的选集，其中包括大量的诗歌种类：描述型、纪念型、民谣型、家庭题材型、追悼题材型、审美型；但是几乎没有诗歌是关于《圣经》题材的。但是布鲁克斯曾经出版了一部更早的作品《〈朱迪思〉，〈以斯帖〉及其他》(Judith， Estherand Other Poems， 1820)，这部作品完全在《圣经》中取材。在这部作品中，朱迪思和以斯帖这两个人物的描述基本上以传统描写为主。然而如果谦逊这种美德是人物决定性的特征，那么谦逊也成为一种英雄力量和勇气。所以，尽管以斯帖温柔、温和、顺从，当故事被重述，以斯帖仍然是故事的中心人物。布鲁克斯透过以斯帖的恐惧和矛盾，影射了一种女性的英雄主义，截留了女性人物的低等地位。布鲁克斯表现出了一种女性英雄主义，并且探究出了一种内在的女性角色。同时她也提供了一种女性化的批评方法。这种批评方法评价了梵诗提受到的对待的方式。她尽管美丽动人，但是却因为一次小小的抵抗玷污了名誉。布鲁克斯笔下的朱迪思也带有相似的特征，被其描述为骄傲的顺从，但是同时她也是狡猾大胆的。她依靠情色的力量，这种力量后来成为多种群体的领导力量。就像朱迪思所说的：“哭泣的朱迪思：他用力拥你入怀，出现了，出现了，你的敌人。”

布鲁克斯把传统女主人公的传统美德赋予不同的视角。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更喜欢塑造不合乎传统的女主人公，目的是用坚定自信的叛逆的品质来代替传统女性美德。举个例子，她写过一首叫做《大利拉》(Delilah)的诗歌。这首诗歌描写的女人甚至连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都觉得是罪无可恕的女性。这首诗反复变换叙述者，给了参孙说话的机会来讲述故事。然而，这一点只贬低了大利拉这个人物，仅仅作为一个在文化上塑造的人物，缺乏人物自我的声音及看法。(这里大利拉是“懒惰的”，是参孙欲望的象征。)这一点可能没有得到大利拉的观点，但是它确实至少揭露了这个事实。

这里，一个反传统的女主人公成为反传统题材的人物。在其他的例子当中，传统的女主人公用反传统的方法被重新定义。像玛丽亚·布鲁克斯一样，艾达·艾萨克斯·门肯(Adah Isaacs Menken)改写了《朱迪思》(Judith)，但是她清晰彻底地重新定义了英雄主义。因为门肯的多次情事和婚姻(她声称自己结过6次婚)，擅自更改自己的宗教信仰(可能于1839年生于新奥尔良州，父母都是自由黑人。她嫁给亚历山大·艾萨克斯·门肯之后，皈依了犹太教，并声称自己的祖先是犹太人)，在欧洲和美国拥有多处住宅以及她从事引人关注的演员职业，所以在她的时代她是个臭名昭著的女人。当人们读过她写的《朱迪思》这首诗，看起来奇怪的是这首诗是如何把一个大胆狡猾的女人描写成贞洁和谦逊的象征，而不是诱惑和骄傲的象征。门肯笔下的朱迪思是无法无天的战士、善辩的预言家，在灵魂与肉体上都具有侵略性。她在表现情节上是精益求精的，甚至不惜把素材剪得支离破碎。她没有把朱迪思描写成为一个魅力十足、热情四射且受人尊敬的赫诺芬尼(Holofernes)，就是那位在尼布甲尼撒二世[25]战争时期包围博舒拉(Bethulia)的将军，在诗歌中朱迪思仅仅参与了预言。作者的诗风深受惠特曼的影响，是19世纪少数女诗人当中打破传统诗歌格律与形式的女诗人之一。朱迪思的语言是松散而又富有节奏感的灵歌。她呼唤着战神作她的指引，要求拥有神示之“口中剑”。她的主题实际是言语与武器的强大的“神力的降临”(引起雷鸣的力量，使坟墓中的尸体讲话的力量)!诗歌的最后一部分赞扬了朱迪思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命名：“我就是朱迪思……啊!别忘记我就是朱迪思!”

朱迪思的杀戮欲望是有些可怕的。赫诺芬尼的谋杀行为是一种肉欲的疯狂。然而这些看起来又故意与门肯所反对的女性象征相反：“我不是等着亲吻你外衣褶边的从良妓女。”从这首诗歌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作家更喜欢重述《旧约》，而不是《新约》。屈服被愤怒所代替。朱迪思也成了一个充满欲望的女人，而不是忧伤的女人。这首诗的中心意象是声音本身：死去的赫诺菲尼“长大嘴巴，似乎想说什么”，但是朱迪思向活着的与死去的人们呼唤，“每个人的声音都应被释放出来”。在门肯的《朱迪思》中，战争和预言最终都成为诗的力量与人物身份的表达方式。

自我表达、自我命名与身份确定的中心位置表现在《圣经》材料中女性人物的解读上。这种解读暗示了自我表达、自我命名、身份确定与女性在大众中的角色和有关的政治定义的关系。的确，女性诗歌对《圣经》的解读大体上对于如下内容提出疑问：女性的生活是被界定为私人的还是公众的。这种界定，在19世纪持续不断的讨论中已经被世纪女性诗歌复杂化了，而且这种情况不是仅仅在《圣经》重述或者祈祷文重述中才有。在大多数的女性诗歌当中，无论是公众还是个人，争夺话语权的欲望以及为争取这种权利进行的斗争仍然很激烈。《圣经》人物立刻起到仲裁的作用。然而，《圣经》的典故和修辞本身具有大众的特点，具有公共参照和公共权威的效力。从艾玛·拉扎罗斯公开自觉地担任公众预言者开始，直到内心诗人艾米莉·狄金森，都对《圣经》持有自相矛盾的态度，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女性《圣经》诗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观点。这些诗歌常常自相矛盾，既包含传统又向传统挑战。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大体上是美国《圣经》政治言语的特点：保守内容与自由因素相互交错在一起。激进的观点在传统的《圣经》领域内展开，而保守的观点在美国多样性和个人主义主张中产生。但是对于女性来讲，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参与到《圣经》话语和美国政体中去。不管她们的意图是什么，通过各种争论获得的女性话语权和社会地位建构了女性对《圣经》的解读：从莉迪亚·西戈尼犹豫言与不言，到朱莉娅·沃德·豪高唱的《战歌》；从朱迪思慷慨激昂为自我命名，到艾玛公开辩论以及到艾米莉·狄金森低调反抗。在美国相对透明的国家体制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的，人们进行自我定位的时候，《圣经》都是必备的参考。女诗人参与《圣经》解读不仅仅是去探究她们个人的或者宗教的身份，而且探究她们在美国政治群体中所处的位置。诗歌中，女性话语权危机重重，由此成为女性诗歌中的主题，这一点也反过来影响美国女性在美国政治中的权限问题。

《战事集》中分裂的修辞

梅尔维尔的诗集《战事集》(Battle-Pieces)是一部很难理解的作品，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事实上，要理解这部诗集，比欣赏这部诗集还要难。梅尔维尔是迫于无奈才转向诗歌创作的。梅尔维尔以惊人的速度在19世纪50年代这十年中写出了十部小说。在这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梅尔维尔试图找到一种既能符合自己的个性又能愉悦读者的写作方式，但十年的努力并没有给他带来成功。尽管梅尔维尔最开始创作的南海探险系列故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之后的《皮埃尔》(Pierre)和《骗子》(The Confidence Man)却逐渐滑向失败的深渊，根本没有销路。眼看自己靠创作养家糊口的希望最终落空，梅尔维尔别无选择，只得争取了一份纽约海港海关检查员(no.75)的工作，并且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梅尔维尔还自嘲似地声称，他的诗歌“因适应不受读者欢迎的状态而闻名于世”。从《战事集》(1866)到《克拉莱尔》(Clarel， 1876)，还有《约翰·马尔》(John Marr， 1888)和《替摩里昂》(Timoleon， 1891)，梅尔维尔的诗歌作品从来没有像他的小说那样得到读者的重新发现和认可。

然而，梅尔维尔的《战事集》如此难以理解，并不是因为读者的鉴赏能力不够，而是梅尔维尔在创作这部诗集的时候想达到的特殊的目的使读者难以理解这部诗集。梅尔维尔想要达到这种特殊的目的，也是当时的环境使然。梅尔维尔在创作这部诗集的时候，希望在这部诗集中探讨一个大家都关注的话题。这部诗集的诞生，伴随着大量的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诗歌和其他文体的南北战争文学作品的出现。在报纸文章、布道和演讲中，南北战争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梅尔维尔诗集的销路惨不忍睹。在其他有关南北战争的诗集数以千计地被读者选购时，梅尔维尔的诗集却只卖出不到500本。不过，这种商业失败本身就足以说明梅尔维尔诗集的分量。梅尔维尔的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们抵制读者的阐释。和当时的流行文化相比，梅尔维尔的诗歌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本身，而是呈现出作者对于历史的解读。在梅尔维尔的诗歌中，阐释是最重要的。人们对阐释有着一种迫切的渴望，甚至希望可以超越阐释的极限，超越阐释无穷无尽的陷阱。

长久以来，人们一致认为梅尔维尔的诗集《战事集》的素材来源于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已经整理出版的一本叫做《反叛的记录》(Rebellion Record)的报纸文章汇编。这本汇编给梅尔维尔提供了素材，包括时间、地点、参战军队和对战双方在战场上采取的行动。梅尔维尔就是根据这些素材创作了他的诗集。事实上，梅尔维尔坚持小心翼翼地将每首诗中所提到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标注出来，包括标注在标题或副标题中。但是，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梅尔维尔创作这本诗集的目的仅仅是用诗歌的形式为读者总结式地展现南北战争这一段历史。而且，梅尔维尔选用诗歌这种形式并没有达到叙述历史这一目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像埃德蒙·威尔森(Edmund Wilson)[26]一样把《战事集》这部诗集当做“一部由以为焦虑的、没有直接参加战争的中年作家每日靠阅读公告牌上的战事信息而创作的一部爱国主义战争编年史”的话，我们就等于把这部诗集贬低为“最空洞无物的诗集”。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借助“主题”来理解这本诗集，狭义地把这本诗集当做梅尔维尔哲学观、道德观和政治观的反映，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当然，这本诗集中的诗歌确实反映了上述的一些问题。具体地说，例如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冲突、法律与帝国之间的冲突、法律与邪恶的循环、政治理想主义与道德实在论以及形而上学的实在论之间的冲突，以及在人们要在一个没有定数的世界中采取行动的悲哀等。但是，如果把梅尔维尔这部诗集系统化为梅尔维尔对于奴隶制和联邦制、民主和美国的前途这些政治问题的宣言(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无疑贬低了修辞在这部诗集中的作用。与其说《战事集》这本诗集记录了历史或政治，还不如这本诗集记录了修辞。梅尔维尔对于根本恶的怀疑，以及他对于奴隶制、联邦制和民主的态度，这些都通过一种塑造了美国人的自我观念的语言表现了出来。并且美国人继续使用着这种语言来表现、寻找并完善他们的身份。梅尔维尔在《战事集》中所描述的美国南北战争成为美国人运用修辞确立身份过程中的语言模式的一场大迸发。一方面，这场迸发体现了修辞对于一个国家塑造并确立自己的身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涉及历史任务的时候，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这场迸发追溯了国家修辞不但没有使联邦统一在一种历史阐释之下，而是分裂了这个国家、使同胞们互相残杀这一过程。

《战事集》这本诗集必须在上述修辞的完善这个层面来进行阅读。这本诗集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双关语，暗示了破碎与分裂。这本诗集的最核心的内容是通过展现战争过程和战争语言来说明语言的能力足以确定阐释范式。至于战争语言的材料，梅尔维尔是从《反叛的记录》这本书中找到的。《反叛的记录》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不同于单独阅读任何一种报纸上的报道的阅读体验。《反叛的记录》这本书所做的就是把南北双方的这种报纸、杂志上关于战争的报道，并置在这一本书里。这本汇编参考的杂志和报纸包括：《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波士顿抄本》(Boston Transcript)，《费城询问者报》(Philadelphia Enquirer)，《里士满询问者报》(The Richmond Enquirer)，《查尔斯顿邮报》(Charleston Courier)，《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和《路易斯威尔民主报》(Louisville Democrat)。这只是其中的一些。这些报纸上的报道常常大相径庭。甚至连最基本的信息，例如对于战场的描述，都是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出发，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本汇编还包括政治演讲和布道。亚伯拉罕·林肯和杰弗逊·戴维斯[27]两个人的演讲都出现在这本汇编中，他们演讲的主题又都是鼓舞自己的军队和人民坚守阵地，只是两位演说家代表了对战的双方。宗教人士也随着战争的开始而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通常在同一个教堂，对立的牧师们会进行内容截然相反的布道，鼓舞我方，诋毁敌方。并且，这本汇编的每一卷都是以诗歌汇编结尾的。诗歌汇编包括大量的关于当下热门话题的诗歌。并且兼顾南北两方，选取南方和北方那些饱含爱国主义感情、感人至深的诗歌。可以说诗歌汇编这一部分是战争颂歌的一个大荟萃。战争颂歌这一十分流行的诗歌形式和梅尔维尔自己的诗歌创作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

我们要讨论的不仅仅是梅尔维尔的诗集《战事集》的历史材料来源于新闻报道这一问题，同时还要讨论当时的修辞和阐释范式对于经验的塑造和推动作用。梅尔维尔的长诗《多纳尔森(1862年2月)》(“Donelson【February1862】”)就直接将这一修辞问题戏剧化。这首诗模仿了前线报道的形式。诗的每个小节都采取公告牌的组织形式，如“重要信息”、“前线最新信息”、“深度分析”。报纸上头条新闻的标题形式也被借用过来，如“舰队辉煌的胜利”和“敌军全军覆没”。这种报纸报道的形式本身就表现了诗歌的战争主题，甚至比诗歌题目中提到的战争更具表现力。正如诗中暗示的，“(我们的报道员编辑了一篇战地通讯/用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的材料)”。这首诗的开篇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焦虑的人群”拥挤在“公告牌”旁边。作者在这里并不是单单想为读者提供一幅历史画面，而是想借这幅历史画面表现的历史事件来为这首诗提供一种有意义的诗学上的和政治上的解读。这一目的最终反映在历史材料本身。

《多纳尔森(1862年2月)》的特别之处在于这首诗将报纸的材料赋予明显的诗歌形式。对于历史的叙述和阐释的问题几乎存在于这部诗集的所有诗歌当中。梅尔维尔对事前预测和事后回顾这张网尤其感兴趣。在这张网中，虽然可以事前预测，但后果却是不可知的，预测被之后发生的事实所推翻，因此，事件的含义被利益完全相悖的对战两方所曲解。有一组诗歌描述了年轻的战士昂首阔步走向注定悲惨的未来。这组诗歌包括《走进弗吉尼亚》(The Marchinto Virginia)、《虚张声势的炮弹》(Ball's Bluff)、《学生之死》(On the Slain Collegians)，除了《学生上校》(The College Colonel)之外，其他诗歌里面的主人公都一去不返，战死沙场。因此，除了《学生上校》这首诗外，其他诗歌都运用这些士兵从来不曾分享的视角进行叙述。时间反讽的标志在《战事集》中反复出现，比如梅尔维尔在诗歌中巧妙地加入了如“厄运”、“凶兆”、“预言”、“命令”这些词汇，但在梅尔维尔的诗歌中，这些词汇蕴含的预测能力总是被削弱。《走进弗吉尼亚》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强大的、残忍的修辞上的削弱：

如果所有的许可与禁止，

都显得是为了正义与全局利益，

何时才能迎来欢笑与信任？

青春必须奉献它那无知的冲动——……

国家的勇士与爱国主义者们：

困惑的热情和无谓的欢乐

没有减少——

对成熟和权力的渴望，

和对命运的准备。

谁在此处预料未来之事？

什么样的心会轻视前兆

无视智者们的警告，

谴责惊奇的提前结束？……

在酒神的狂欢中，他们向命运的终点前行，

他们没有付出过重大的牺牲；

他们只有期望

对未知且神秘的战斗作出揣测。

这首诗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事件怎么样才能“显得”它们是为了“正义与全局利益”。接着，这首诗带领读者进入一个规约性词汇的迷宫：“命运”，“预言”，“前兆”，“警告”，“提前结束”，“期待”，“揣测”。在每个例子当中，无论是规约性的词语，还是描述性的词语，梅尔维尔都巧妙地排列他那些与命运有关的词语，从而揭示并证明这些与命运有关的词语的不确定性，最终击垮任何使它们显得正确的断言。“提前结束”将被“谴责”，“期待”面对的是“未知且神秘的战斗”，“国家的勇士与爱国主义者们”热衷于声称他们的行为是“对命运的准备”。但他们的宣言却运用了自相矛盾、自我否定以及扭曲的句法，比如“困惑的热情和无谓的欢乐/没有减少——”。事实上，虚无是诗集《战事集》中反复出现的意象，虚无体现在像杰克逊、莱昂、沼泽天使和那些昂首阔步走进弗吉尼亚的人物身上。《信仰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Convictions)一诗的结尾强调了那种《传道书》(Ecclesiastes)中所表现出的特别的虚无感：“智慧和预言都是徒劳。”

《走进弗吉尼亚：马纳萨斯城首次战役结束(1861年7月)》(“The March into Virginia：Ending the First Manassas【July， 1861】”)这首诗中的“谁在此处预料未来之事？”这句诗记录了北方军队对弗吉尼亚的初次侵略。这次侵略在南方人看来，是“敌人邪恶的铁蹄对神圣的弗吉尼亚土地的践踏……”而对于北方军队来说，进攻弗吉尼亚首次提高了北方军民的“信心，这次进攻与其说是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一次野餐”。军人们、政客们还有他们的家眷，一边在弗吉尼亚欣赏风景，一边享受着胜利。但好景不长，在激烈的交火之后，南方反败为胜，北方军队丢盔卸甲逃回了华盛顿(就像梅尔维尔在这首诗的最后提到的，在布尔朗打响的“第二次马纳萨斯城战役”中，战局将会逆转)。梅尔维尔诗歌中的混乱和历史中战局的混乱遥相呼应。在《战事集》中，梅尔维尔反复描述带有不确定性、混乱、逆转或事故的战争。这类诗歌包括《在炮塔中》(In the Turret)、《一神教关于监察员的战争的看法》(A Utilitarian View of the Monitor's Fight)、《希洛》(Shiloh)、《石头河战役》(Battle of Stone River)、《雪松溪的雪利敦》(Sheridan at Cedar Creek)，还有《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在《石墙杰克逊》一诗中，将军被自己军队的子弹误伤而死。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南北战争的战局一直很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不仅仅体现在战争结果方面，还体现在作战双方的战士和将军缺乏控制和计划。无论是士兵还是将军，都没能预见战争的发展，没能对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有效地把握。梅尔维尔的诗歌正是要纪念这段战争初期混乱的历史。在这本书的最后，梅尔维尔用短小精湛的诗句纪念这场战争。同时，这些诗句的语言强化了战争的任意性。撤退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胜利，而胜利却意味着失败，因为人们只向那些“战争中选择撤退而失去生命的战士”(《保卫家乡》【On the Home Guard】)致敬。《碑文》(Inscription)一诗为那些参战者在“他们战败之处”竖立纪念碑。而《北方的坚忍》(The Fortitude of the North)一诗描述的正是“撤退”的状态。

梅尔维尔所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历史的进程，而是如何阐释这些历史进程，解读出它们隐藏的含义。对于梅尔维尔来说，阐释的中心参照物就是《圣经》。当然，这并不是说《圣经》是梅尔维尔阐释历史的唯一参照，它甚至不是梅尔维尔阐释失败的唯一参照。梅尔维尔常常先为读者介绍一系列充满希望的模式，随后便证明这些充满希望的模式其实是假的。这些充满希望的模式包括文学的(尤其是密尔顿式的)、宗教的和政治历史的典故和类比。对于昂首阔步走进弗吉尼亚的侵略者来说，一种被误导了的“酒神的狂喜”这样的感情可以和他们对于自己的“重大的牺牲”的无知同时出现。但是，《圣经》(误读)阐释历史的时候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不被质疑的地位。梅尔维尔成长在加尔文东正教的荷兰归正会氛围中，梅尔维尔很可能因此在看待美国文化的时候将《圣经》作为阐释的关键。从幼年起，《圣经》便对梅尔维尔起到了一种影响，就像一张有力的网一样，使他坚信《圣经》中的预言。《圣经》预言的阐释机制调和了梅尔维尔以及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经验。梅尔维尔十分清楚美国任务的模式，清教经过“出埃及记”式的迁徙进入美国这片乐土，经过千禧年的大觉醒运动和改革，美国人普遍认为19世纪的扩张是命运的安排。南北战争中的历史事件继承了美国历史象征的全部传统。因此，美国人认为南北战争不仅仅具有人类的和现世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宇宙的、上帝特选的和神圣的意义。南北战争中的战事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同时，这些战事也被看做是神的安排的一部分，这些战事是上帝的旨意的实现，因此，阐释文本的力量变成了确定历史的力量。这种阐释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从文本扩展到真实的经验，最终变成了无处不在、令人瞩目的国家修辞。

但是对梅尔维尔而言，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背景以及战争本身强调的是这种解释计划的分裂性力量，而不是它的凝聚性力量。矛盾地使用《圣经》预言，这种做法本身成了梅尔维尔诗歌的一个主题。因为这些矛盾的用法不仅互相消解对方，而且最终消解了《圣经》预言普遍的合法性。《预言》(The Portent， 1859)作为这部作品集的开篇之作，对读者发出了一个不祥的警告，暗示读者这部作品集潜在的消解作用：

从柱子垂下，

缓缓摆动(就像法律一样)，

绿叶上贫瘠的阴影，

仙纳度!

伤口就在王冠之上

(哦，约翰·布朗)，

被刺的伤口再难愈合。

藏在帽子里的

是无人可以体会的痛苦；

未来用面纱遮住了自己的面孔，

仙纳度!

但是瀑布般的胡须显露在外

(可笑的约翰·布朗)，

就像战争的流星一般。

就像在诗集《战事集》中一样，在这首诗里，《圣经》的影响虽然是含沙射影式的，但却十分具有穿透力。梅尔维尔将基督教象征学的核心概念，即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重要的时刻放置在这首诗中。所有神圣的历史都是围绕着这一刻开始展开的。这首诗描述了约翰·布朗(John Brown)从遇刺、被折磨到被处以绞刑的过程。这样的描述将其塑造成了典型的耶稣基督式的人物。尽管约翰·布朗这个人物十分重要，但是作者对于这种意义的描述却十分不确定。尽管约翰·布朗领导叛乱受到了(旧)法律的惩罚，但是他是否能算得上一个寻求救赎的殉道徒，是否标志了一种爱的(新)秩序的开始，却是不确定的。“绿叶上贫瘠的阴影”这样的诗句虽然会让读者想起《圣经》第23首赞美诗中绿色的草原和阴暗的死亡之谷，但它与赞美诗中所描述的对信仰充满信心的世界截然相反。南北战争的最后几场战役中的一场就是在仙纳度山谷打响的。这场战役十分惨烈，仙纳度山谷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山谷到海洋之间的部分都被一片火海所吞噬。就在这时，读者可以隐约看到布朗的脸隐藏在刽子手的帽子旁，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这位殉道士牺牲的伟大意义却像一个令人惧怕的谜团一样难以琢磨。读者还可以隐约看到，布朗的胡须像流星一样划过长空，这个奇特的现象预示着仙纳度山谷被毁这一事件具有宇宙意义，但所“展示出来”的只是一个蒙着面纱的未来。

这首诗具有象征学意义，但同时又具有反预言性。即使这首诗创造了总揽全局的设计，但它同时也是以语言不可能性的名义来实现的。《战事集》中所有的诗歌都是如此。梅尔维尔仔细地给诗歌中描述的历史事件标注上确定的时间，这一做法巧妙地将诗歌的创作日期与它在战后的出版日期相对呈现在读者面前。诗人是从一个过来人的视角来描述战争，因此有了一种前瞻性。尽管爱默生用一种完全属于当时的修辞夸张的语气声称，布朗使绞刑架如十字架一般神圣，但是，梅尔维尔很清楚，布朗的死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救赎。对于梅尔维尔来说，他的这种预言带来的不是调和，而是分裂。梅尔维尔关心的问题不是某个特定的预言，而是语言预知未来的能力已经被消解。梅尔维尔的诗歌与通常意义上的象征学阐释是相反的。在梅尔维尔的诗歌中，历史并没有按照预言来发展，而是预言在残酷的历史中被消解。从预言及其实现的角度来说，预言总是不能实现，未来总是极具讽刺意味。

《圣经》范式贯穿着整首诗歌，这种范式超越了所有特定的指涉，是通过事件似有形又无形、通过语言坚持本身的语言诉求愿望的、强有力的方式实现的。这本诗集中的其他诗歌也具有上述特点。当战争通过《圣经》中的象征再现的时候，这些战争所带来的历史性的灾难并没有减轻。《密西西比河之战》(The Battle for the Mississippi， 1862)被写成是“驻扎在灰色的密夺(Midgol)[28]的以色列人”，见证了“法老军队”淹死在尼罗河里。但实际上，这次密西西比河之战中，双方军队都在一场大火中燃为灰烬。《荒原之军》(The Armies of the Wilderness， 1863—1864)这首诗运用的《圣经》象征发生在“很久很久之前”。荒原的意象取自《圣经》中的巴兰和“烟气如柱”的西乃荒原。其中巴兰指的是“该隐之城”。但是，南北战争中发生在荒原的真实的战役却十分惨烈。不仅战争的时间长久，战争过程十分痛苦，而且最终也没有哪一方取得了确定性的胜利。真实历史中的荒野就位于拉皮丹河南部，是弗吉尼亚州斯波茨尔瓦尼亚郡的一大片森林。《葛底斯堡之战》(Gettysburg， 1863)是一首具有多重意义的诗歌。这首诗是为了纪念一年前南北双方在葛底斯堡的第一次交战，并且提到了林肯总统亲自题名的“英雄纪念碑”。这次胜利使联邦部队的死伤人数达到了2.3万人，超过部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南方军队的死伤和失踪的总人数达到了2.8万人，占李将军部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可惜的是，北方的将领们总不能抓住机会乘胜追击，一举歼灭李将军的残部，赢得最后的胜利。因此，这场战争又持续了两年之久。梅尔维尔运用一些经常出现在他诗歌中的意象，如剧烈的风暴和咆哮的大海用来表现这些历史的转折点。在梅尔维尔的诗歌中，大海作为荒漠的对照，否定所有神圣的使命。那像海洋一样汹涌的部队似“三片巨浪在闪耀前进，奔腾起伏/它们相互撞击，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海浪与风暴预示着这场战争不可能轻易地以一方胜利而告终。战争的场面变成了

一场

九月的狂风刮过沙滩，

狂风过后，方舟只剩残骸，

那些被冲入水中的不知名的船员脸色苍白——

人，手臂，坐骑。傍晚的夕阳

消失在每一张毫无生气的脸上。

梅尔维尔援引《圣经》中的意象，把北方军民比做“我们神圣事业的方舟”，而把南方比做非利士人的主神——半人半鱼的大衮。虽然在《圣经》中，这条大衮注定要败给方舟，但“方舟只剩残骸”这一意象意味着方舟也受到了致命性的破坏，破坏的程度并未因援引《圣经》中的意象而减轻。

这里起作用的是一个多象征层次的初级结构，这一结构它通过其他历史事件、通过最终指涉末世论将《旧约》、《新约》和南北战争联系起来。但是这些层次交叉起作用，它们赋予上述的类比一种宏大的结构，虽然这些不真实的类比之间相互抵触，却因历史是最不真实的类比而成为《战事集》的典型特征。梅尔维尔对战争的描述为读者揭示了一个陷入僵局的历史。梅尔维尔不断地将这陷入僵局的历史与预言范式作比较，不断地摧毁预言范式。而且象征学意味着历史的短暂循环。象征学在所有意义上讲都是循环的。象征学充其量只是带有瑕疵的理性思辨，它唯一能做的莫过于根据结果作出预设。但是，这种根据结果而作的预设也是历史的困境与解读的困境。历史时间既不是径直向前的，也不是螺旋式上升式的。因此，现在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先前历史事件的重复和发展，也不能证明历史发展方向和历史模式的正确性。就拿美国来说，美国这几百年以来，无论从世俗意义还是宗教意义上来说，确实在发展。美国人们相信自己是神的选民，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他们也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实现了千禧年的承诺。但这些变化却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为来实现的。因此，这些军事行为变成了一种自我否定的比喻。

这种自我否定的比喻是梅尔维尔诗歌的显著特征。《战事集》是语言自我否定的实践。这本诗集虽然没有为梅尔维尔赢得众多的读者，但是却证明了他的诗歌天赋。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晚期的散文体作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不断地控制着语言的揭示能力。在《战事集》这本诗集中，梅尔维尔运用了塞缪尔·贝克特的这一语言特征，并且运用一种自我消解的语言。这种自我消解的语言表现为不连贯的词汇、不连贯的韵律和复杂的句法。同时，这种自我消解的语言主要运用同义反复、否定和矛盾修辞法这几种重要的修辞方法。梅尔维尔把用典、明喻和暗喻以及其他任何提升修辞效果的类比修辞手段转化成了“绝境的修辞”。他固执地运用几乎不可能押韵的希伯来语和印第安语如希洛(shiloh)和仙纳度(shenandoah)，以及不押韵的姓氏如麦克兰(McClellan)和莱昂(Lyon)，作为关键的韵脚和重叠句。这种做法强化了历史事件无法与工整的诗歌结构相调和这一事实。几乎在任何一个层面上，类比的和谐统一感都是具有迷惑性的，象征学中的时间类比是最不可靠的。这样，《田纳西石河之战》(Battle of Stone River， Tennessee，1863)一诗将南北战争和英国著名的约克派与兰卡斯特派之间的玫瑰战争作了一下比较。作战的双方都以基督的名义带着“神圣的狂热”“慷慨激昂”地作战。双方都收到“刺绣十字架”的保护。但是在这里，“刀剑交锋玷污了神圣的十字架”。《冷漠与热情》(Apathy and Enthusiasm)将美国内战与密尔顿的“天堂之战”(密尔顿结合《圣经》对英国内战进行了评价)进行比较(在北方经常有这样的比较)，天堂之战降临到了美国土地。“米迦勒”[29]与大恶魔的对峙正发生在1860—1861年的冬天，正好以基督教日历中的四旬斋[30]和复活节[31]为标志。但是这更加强烈地“预示”着战争的失败。“莱昂”是一个预言式的人物，他“手持利剑”，将狮心王查理的十字军精神与末世论精神集于一身。最后，诗人用夸张的手法写到，“登上以色列/那里的先知和军队/向勇敢的莱昂致敬”。《荒原之军》一诗只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时间是否已倒流？”

林肯的形象跌入了作为命运逆转的垮掉了的类比这种可怕的循环里。梅尔维尔把自己献给林肯的这首诗命名为《殉道者》(The Martyr)，并且加了这样一个副标题：“暗示了1865年4月15日这天人民的激情”，另外，这首诗在第一行就回忆说，林肯在“耶稣受难日”这天被刺杀，是一种幸运的巧合。这首诗表现了林肯因遇刺而被神化的这一基督教主题，这一主题在当时很多诗歌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在朱莉娅·沃德·豪的诗《回报》(Requittal)里，林肯是一个“死在举起的皮带之下/救了我们上千人的性命……/善良的耶稣，让鞭子抽打在/你神圣的殉难者的躯体上”。但是梅尔维尔的诗歌明显地表达了否定的意味。尽管林肯本身代表“宽容者”的形象，但是他拯救美国人民的理想并没有通过他的殉道得以实现。而且，林肯遇刺的“背后”，不只是一个杀手，而是很多“杀手”。退一步讲，这个杀人群体毁灭的是林肯许诺的用“温和平静”取代“强硬手段”的可能性。因此，正是那些充满激情哀悼林肯的人否定了林肯以基督救赎的方式拯救历史的愿望。

梅尔维尔那同时援引与缩回的修辞的复杂性在《信念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Convictions)这首诗中表现得最为集中。这首诗可以说是整个诗集的一个代表，诗中一一列出了针对这首诗所讲述的事件的各种不相融合的观点。如果读者试图从诗歌中寻找出一个尽管互相对立但却相对稳定的观点，进而将诗歌理解为一个连贯的辩论，这样的尝试将会是徒劳的。诗中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主张使读者难以从中分出对立的派别。同样，读者也难以确定梅尔维尔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把这首诗看做是各种修辞手法的集合对理解这首诗的内容更有帮助，因为这首诗正表现了描写一场战争的方式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于描写这场战事的诗歌的期待的。

在星光照耀的高地

号角奏响了漫长的回忆；

嘲笑扰乱了深深的峡谷，

天堂中不祥的沉默无处不在。

哦，希望，回来吧，回来吧

面对人类后来的堕落。

这些事使梦想家胆怯；

撒旦已近老年却强壮而矍铄，

自律的船长，技艺日趋老练，

拉斐尔，依旧是一个热心者；

受挫的目标，在那里基督式的殉道者脸色苍白，

金钱的奴隶们，他们会满足吗？

星光照耀的高地和深深的峡谷这样的场景使这首诗同时具有宇宙意义和末世论的意义，使这首诗既属于当下又属于历史。总的来说，在象征学中，每一个修辞的运用都呈现出多重历史真实性：“号角”让读者马上想到《圣经》和基督教的末世论，同样也会使人们想起当下的战争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但是援引这样包罗万象的模式却因其难以实现、滥用、自相矛盾和缩回而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梦想家”在现实面前确实会“胆怯”，不仅仅是那些将要与撒旦和拉斐尔战斗的人们。每一个词汇在这里几乎都像一个陶瓷盒子一样吞噬了自身。“天堂”不仅仅给人一种“不祥的沉默”，和“受挫的目标”一样，它们都含有矛盾修辞的意味。有一个地方让人很困惑，那就是梅尔维尔并不相信《以西结书》(Ezekiel)预言性的呼唤：“回来吧，回来吧。”(《以西结书》：33章11节)梅尔维尔把《圣经》中最强有力呼吁精神世界和历史的恢复的布道当做是简单的重复和诅咒，反复重申“人类后来的堕落”这一历史的倒退。号角唤起的“回忆”仅仅把历史当做一个“铁圈”——“铁质的穹顶”，正如梅尔维尔之后在诗中说的那样，这个铁质的穹顶作为美国国会大厦的象征，消解了美国特有的政治救赎的诺言。这种象征化的意象暗示着美国并不是基督精神的实践者。从象征学上来讲，美国并不是基督救赎的见证。恰恰相反，在美国，“基督式的殉道者”在“金钱的奴隶们”面前“脸色苍白”。

《信念的冲突》一诗所质疑的不仅是在预言模式中的角色分配的问题。诗中分裂的修辞暗示了预言模式本身的分裂。诗的最后一小节为美国命运作出了两种论断或阐释——一种肯定的与一种否定的，即“是”与“否”。而上帝的折中之道在两者之间起到综合作用。但是在梅尔维尔的诗歌中，这两种阐释都是通过语言片段在读者脑海中留下的回响来表现的，并没有通过任何系统的视角来表现。在本诗中，对美国按照上帝意旨创造历史的援引与其说解释了历史不如说是否定了历史。——“恐怖的真实与死亡突袭/它们和信念相比都很虚无”这些诗句只表达了同义反复这一循环注定毁灭的命运——“可怜的过去/未来的奴隶，/穿过痛苦与罪恶……年复一年都将如此/正如过去年复一年都是如此一样”。在这里，预言模式被消解为矛盾修辞。符号就像“在云间佩戴上一柄利剑”，仅仅透露了“隐藏的事件”。“强劲的风”仅仅“原地打转”。在这里的确很难厘清作者积极前进的声音和悲观后退的声音。读者至多可以捕捉到作者痛苦的断言和否认。对过去的援引并不是对未来的憧憬，只是重复了不确定性：“对古老过去/隐约的怀疑/被排除了。”

这样，一个神圣的美国意象仅仅凸显了诗歌的混乱。没有任何声音可以彻底地逃离这种混乱。梅尔维尔根本无法通过否定来逃离这种象征结构。在《战事集》这本诗集激发的一系列问题中，尤其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梅尔维尔所运用的分裂的修辞中哪些代表了他自己的声音。梅尔维尔使用的象征学中的晦涩难懂的反修辞反映了战争时期的话语，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战争时期的话语的影响。有时，笼罩在他周围的战争时期的话语以一种陈词滥调的形式直接进入到他的作品之中。纵观整本诗集，这些陈词滥调的话语是效果最不明显的一种修辞。通常那些把战争贬低为美国使命的“末日之战”[32]的诗歌，又夸夸其谈地宣称战争是“寻求真理的神圣事业”(如在《学生之死》一诗中)和“为人民的权利而打响的神圣之战”(如在《荒原之军》一诗中)。这样，“美国的信仰就不会消失”，“上帝就会实现命定的结局”(如在《李将军在国会大厦》【Lee at the Capitol】一诗中)。《颂歌》(A Canticle)尤其让人困惑。这首诗开篇是一个隐喻的夸张，把雄伟的景观放置在历史“衰落”的场景中。“池塘巨人”被比做恶魔的化身，在它的衬托之下，战争被美化了。从而诗歌把美国自信的预言中最为夸张的语言注入到了诗句当中：

一代又一代人

从无止的时间之河中走来，

在他们的来来回回之中

他们组建了一个稳定的国家；

人性逐渐发展

达到圆满。

您，万主之主，

使注定的结局圆满；

通过奇迹，

您找到了一条光荣的道路——

您找到了一条光荣的道路；

拯救我们吧，万军之耶和华，

人类的主人。

这首战争圣歌是否表达了梅尔维尔的个人情感呢？梅尔维尔使用的语言让人难以理解，他使用的每一个词汇都担负着过重的意义而几乎崩溃。梅尔维尔使用这样的语言，希望用19世纪流行的诗歌形式来装扮自己的诗歌，使自己的诗歌显得透明并接近时代的主旋律，希望这样他的诗歌可以有好一点的销路。在这里将几首诗歌作一下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在《反叛的记录》的第三卷中与《莱昂》和《虚张声势的炮弹》有关，还有一首伊丽莎白·奥克丝·史密斯(Elizbeth Oakes Smith)的《我们国家的圣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上帝保佑我们的国家/……她像个新娘一般站在那里，/被上帝万能的手臂高举着/你多么美啊，哦，我们的土地”。《反叛的记录》第二卷中有《自由圣歌》(A Psalm of Freedom)这样一首诗：“今天是我们国家的审判日/这一天让她的星星落下/死去的人听到自由号角的召唤/从坟墓中醒来”。另外还包括伍德博雷·费纳尔牧师(Rev.Woodbury Fernall)的一首诗歌——《战歌》(Battle Hymn)：

当以色列的敌人，众多的主人

经过了数年的战争

您有力的臂膀值得他们吹嘘

南方邦联的狂欢有自己的法则……

您的狂欢是战争，万能的主

技能与智慧都属于您

点燃神圣之词的火焰

将从我们的战线上闪现

《反叛的记录》第四卷里有《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成员帕克·本杰明(Park Benjamin)的一首《感恩颂歌》(A Thanksgiving Hymn)，他曾经写过一篇批评《玛迪》(Mardi)的文章。他文章中写到：“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弥漫着油灯的烟味”：

哦，战神!你的手

托起我们的军队

来保护我们的领土和权利

引导我们打赢战争……

请接受挑战，并让您的仁慈王冠

您的眼神中的神圣之光

您声振四海的威望

为我们赢得胜利与权利。

但是，认为梅尔维尔在《颂歌》里表现自己的观点是莽撞的。这首诗完整的副标题明确地提出了它的修辞框架，诗的副标题是这样的，“在那战争结束举国欢腾的时刻”，也就是说，梅尔维尔在诗歌中表达的是他人的热情，而不是自己的情感。而且，梅尔维尔也意识到热情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被分裂了的。例如，在《反叛的记录》第二卷中，有一首J.A.瓦格纳所写的《南方战歌》(Southern War Song)，这首诗是这样的：

起来啊!起来啊!冒着雨，带着力量

这片乐土之子

腰佩宝剑；神圣之战

神圣的时刻，已经到来……

但是对抗强者的战争

还有待发号，

当主管对错的判官

端坐于天堂

大卫的上帝仍然用意志

引领参战的人

巨人还要去制裁

未忏悔的罪恶。

和《战事集》中的其他诗歌一样，作者在《颂歌》中倾注的精力并不是放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上，而是放在那些展示观点的修辞手段上。这些声音都不是梅尔维尔的。因此，当梅尔维尔在《多纳尔森》这首诗中用斜体写着“我们的军队在那一天撤退……驱使他们的力量是神赐的”。这样的诗句必须放在整首诗的公告牌、报纸头条和战事报道的创作形式中去理解。诗中的《圣经》典故仅表现为一种主张，与诗中所包含的许多事件有关。诗人在诗的结尾处使用了一个十分特别的“死亡名单”的意象：战死沙场的战士们的名单像“河流一样流淌到苍白的床单上”。诗歌最后诉诸“时间”，时间使“失败和胜利都成为过眼烟云”。在这首诗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在诗与诗的对比之中也有体现。《战事集》并不仅限于表达北方的观点，南方的观点也以非常类似的修辞方式充分地表达出来。《密西西比之战》一诗声称“上帝出现在适当的事件中……上帝是战斗着的人”。但《清醒中的愤怒》(The Frenzy in the Wake)一诗却描述了雪曼(Sherman)[33]于1865年2月穿越卡罗莱纳州前行这件事。这首诗明显是从南方视角来写的。当“时间”终于报复了“每一份悲伤”的时候，人们便像“以色列看到西西拉脸色憔悴、面有血迹时”那样快乐。紧接着这首诗的下一首诗是《里士满的沦陷》(“The Fall of Richmond”)。“北方城市于1865年4月”得到了这个“消息”。而后，北方城市钟声响亮，炮声齐鸣，庆贺着里士满的失败。这失败就像巴比伦城的陷落和撒旦的战败一样。描述南北双方的诗中，相一致的不仅仅是措辞，而且还有对彼此的仇恨。在表明南方立场的诗歌中，诅咒“北方人的嘴脸”是“令人仇恨的旗帜”，把北方人叫做“非洲人——小鬼”；而体现北方立场的诗歌坚信南方是未开化的“荒野”，因此用“地狱”来称呼南方。诗歌的结尾这样写到：——“但是上帝在天堂，保佑着城镇/有武力作保障的权力就是法律——/人们赞颂上帝。”这样的结尾表明的不是信仰，而是冲突。

《战事集》中分裂的修辞与梅尔维尔放弃小说创作转入诗歌创作之前的最后几部散文作品十分相似，尤其是小说《骗子》。梅尔维尔早期创作的小说如《泰比》(Typee)、《奥穆》(Omoo)和《白外套》(White-Jacket)中，已经流露出了分裂的修辞风格。这种风格反映了当时的美国政治。《雷德伯恩》(Redburn)附有一本红色的、并没有起到指南作用的指南手册；《玛迪》是梅尔维尔的第一次败笔，这部作品中包含了多种对话，这些对话表现了当时的风土人情和各种政治观点。《皮埃尔》这部作品依靠离散的情节，以天堂范式作为参照物对人世进行了戏仿。所有这些作品都提出了关于修辞的承诺这一问题。分裂的修辞最终无法履行诺言，为一个完整的事件提供连贯的框架。《骗子》写于《战事集》之前，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十分零散。每一个情节和每一个人物，都是一种连续的掩饰，都表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不连贯的语言风格。在梅尔维尔的诗歌中发展了这种分裂。在《战事集》出版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梅尔维尔创作了长诗《克拉莱尔》。在这部作品中，他赋予每一个人物不同的视角。然而，在《战事集》中，单个的、不协调的修辞片段无法被单个的人物甚至一系列的人物所控制。诗里面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在抒情诗中，梅尔维尔甚至不是诗中主要的叙述者。相反，他扮演的是一个发言人的角色，这样的安排，突出了战争中各方不同的观点。

在《战事集》这部诗集中，梅尔维尔在诗歌前面写了一篇“前言”，在诗歌后面又加上了一个“补充散文”部分。他希望用这种方式使自己的诗集得到“仁慈的、救赎般的重建”，这种重建需要的仅仅是“常识和基督的仁慈”。尽管这种政治立场暴露出缺点，即潜在地减轻了奴隶制的罪与罚，但对于梅尔维尔来说表现了一种积极的态度。然而，《战事集》没有像他本人和他之后的读者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由连贯、统一的声音“组成的一个多元和丰富的整体”。因此，梅尔维尔建议读者读这本诗集时“不要太介意”书中的“连贯性问题，就像不自觉的沉思时人的情绪一样——在不同的时刻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样，就像作者所说的，《战事集》这本诗集是用戏剧化的“诗歌形式记录了南北战争中人们的激情和人们对战争的各种称号”。它记录的是“双方恶意的诋毁最终燃起了战争之火，导致血流成河”的过程。也就是说，上述这些诗歌表明了修辞不但没能通过共同的话语把整个民族融合起来，恰恰相反，分裂的修辞加速了国家的分裂。这是修辞的失败。

然而，这并不是说梅尔维尔否定了美国和美国的未来。他所质疑和警示的是关于美国命运的修辞已经逐渐变得不容异己、过于极端、过于绝对了，建立在《圣经》预言和末世论之上的修辞模式尤其危险。无论从梅尔维尔的诗集还是美国国家本身的角度来讲，用《圣经》中的修辞来解释美国命运这一做法已经遭到了自身的挑战。这种现象体现在梅尔维尔诗歌中所描述的相互矛盾的主张之中。梅尔维尔的诗集探讨了美国的修辞方式，当然也包括象征学修辞，是如何已经偏离正轨，指出只能通过修辞公共话语的术语进行严格地修正才能得到矫正。在当时的诗歌领域中，梅尔维尔的作品卓尔不群，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避开了有关阐释的争论，而每一场争论都断言接近最终真理和视角，都指向更根本的、与象征的语言本身有关的怀疑主义。他用预言的局限性来解释分裂视角的做法，使他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显得非同寻常。梅尔维尔没有用他所理解的《圣经》、末世论和历史的模式来反对其他人的观点，而是表达了寻求预言模式的种种危险。他的立场是自我审视和自我限制的，他反对绝对和总括的视角，主张一种积极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对所有的主张都加以限制，包容所有的话语，为它们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而不是激烈对抗的战场。

[1]指美国黑人歌曲，或与《圣经》有关的歌曲——圣歌(spirituals)反映《圣经》中的象征意义。——译注

[232]19世纪美国黑人歌手组合，得名于歌手所在的菲斯克大学和《旧约全书》中的“大赦年”(Jubilee)。——译注

[3]Contraband，美国内战时期逃入北军战线内的黑人。——译注

[234]Joshua，《圣经·旧约》中希伯来人的领袖，继摩西作为以色列的领袖。——译注

[5]Jericho，巴勒斯坦古城，临近死海西北海岸。是扼守约旦河下游河谷的要塞，据《圣经·旧约》所述，它被约书亚征服并毁灭。——译注

[236]Canaan，由巴勒斯坦或其位于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部分组成的一个古代地区。按《旧约全书》，这里被认为属于“应许之地”、“乐土”、“希望之乡”。——译注

[7]在18世纪开始时，商业的发展和日益增加的财富，导致物质主义的诞生，同时，自然神论与唯理主义在英国扼杀了宗教生活，也使美洲的教会沉睡。就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教会开始了复兴运动，带给教会新生。这股清新空气来自欧洲的“敬虔运动”和“清教徒主义”，这个运动在英国叫做“福音复兴”或“循道复兴”，在北美殖民地叫做“大觉醒运动”。——译注

[238]基督教新教一派的教徒，主张成年后方可洗礼，受洗者应全身浸入水中。使用改革的祈祷传统，崇尚个人自由、政教分离和自愿洗礼、理智信仰。——译注

[9]基督教新教路德教会的成员，此教会建立在英格兰的约翰和查尔斯·卫斯理在18世纪初期提出的原则之上，以积极关心社会福利和公众道德为特点。——译注

[240]由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和特定地区的长老代表组成的评议会。——译注

[11]教义问答手册(catechism)，以问答形式简要说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的书。——译注

[242]一种作者不详的、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左右的犹太教或基督教启示文学作品，包含预言或象征景象，尤指世界末日迫近和正义者救世的内容。——译注

[13]在《旧约全书》中希纳的一个城市(现在被认为是巴比伦)，当建筑者们不能理解彼此之间的语言时，通天塔建筑被迫中断了。——译注

[244]公元前11世纪希伯来的法官和先知，立索尔为王。——译注

[15]在《圣经·旧约》中，丹尼尔是公元前6世纪时的希伯来先知。——译注

[246]David，犹太和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据《旧约》记载，他杀死了腓力斯巨人歌莉亚，并且接替索尔任国王，他是许多赞美诗的据说的作者。——译注

[17]施洗者约翰之父。——译注

[248]Augustine(354—430)，早期基督教教父及哲学家，曾任希波勒吉斯地区(现阿尔及利亚)主教(396—430)，著有自传体作品《忏悔录》(397)。——译注

[19]《圣经·士师记》中的希伯来女先知。——译注

[250]以上四书均源自《旧约》中《先知书》部分。——译注

[21]译文引自刘海平、王守仁主编《新编美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第2卷，第494页。

[252]19世纪美国改革年代及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年代的产物。它继承前一个年代禁酒浪潮，将禁酒再一次推向高潮，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禁酒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WCTU对美国及其美国妇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促进《禁酒法》通过，加强了妇女之间的团结；提高了妇女的能力和地位；形成了早期女权思想。——译注

[23]《米德拉什》或《米德拉西》是犹太教对律法和伦理进行通俗阐述的经籍。《米德拉什》是希伯来文的音译，意思是解释、阐释，即《圣经注释》。雏形在公元2世纪时已出现，全部在公元6—10世纪成书。犹太拉比们通过《米德拉什》将不同的观念引入犹太教，声称乃揭示早已存在经卷内的观念。——译注

[254]《圣经·创世纪》中萨拉的侍女，后来成为亚伯拉罕的第二任妻子，与其生有一子，名为以塞玛利——阿拉伯人的先祖。——译注

[25]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dchadnezzar II约公元前630—前561)，是位于巴比伦的伽勒底帝国最伟大的君主，他曾征服了犹大国和耶路撒冷，并在他的首都巴比伦建成著名的空中花园。——译注

[256]美国作家，文论家。——译注

[27]Jefferson Davis(1808—1889)，美国政治家，美国内战期间担任美国南部邦联总统(1861—1865)。——译注

[258]埃及东部边境的一个城堡，《圣经》中的《出埃及记》、《民数记》、《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都提及这个地方。历史上，以色列人曾在此击败过埃及法老军队。——译注

[29]Michael，《圣经》中的天使长。——译注

[260]Lent，也叫大斋节，基督教节日，基督徒禁食，并为复活节的忏悔作准备。——译注

[31]Easter，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刑死后复活的节日。——译注

[262]原文为Armageddon，直译为“哈米吉多顿”，《圣经》的《启示录》中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最后一战的地方。——译注

[33]William Tecumseh Sherman，美国内战时期北方军队将军。——译注

3 诗歌语言

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论(死亡)语言

在许多方面，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的文学生涯充满了矛盾。这给现在的读者留下了一个历史上的不解之谜。他的作品既被精英文化所肯定，又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他一度名声大噪，现在却无人问津；他时而热情似火，时而又踌躇满志。普通读者大都认为朗费罗是一个思想单纯、乐观豁达、容易满足的诗人。但上述事实与这一看法大相径庭。朗费罗一生追求的目标是将美国文化的多个方面融合在一起。这个目标是从论证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美国文化开始的。他一腔热情，投身到促进美国民族文学的创建这一事业中，致力于建立和开拓美国的诗歌语言。像惠特曼和爱默生以及许多其他的文学界和社会上的知名人物一样，朗费罗感到一场建立美国民族文学的革命正在召唤着自己，于是他便投入到民族文学的创作中。这种文学承认美国这个国家独特的经验并代表美国人民。在他的毕业演讲《我国本土的作家》(Our Native Writers， 1825)中，他呼吁那些“和我们一样在宗教自由的氛围中成长的美国公民”拿起笔来共同创作能够表达“我们民族特点”的诗歌。为新生的美国和它的人民代言是朗费罗毕生的愿望，他的作品基本上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1855年，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与惠特曼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同时出版。《海华沙之歌》在前四周卖出1万册，在之后的6个月内售出3万册。而相比之下，惠特曼的《草叶集》第一版本销路甚是不佳，最后惠特曼只好将没有卖出去的书留做礼物送给别人。但是朗费罗的诗歌根本的基调是伤感的。如果说朗费罗成功地表达了美国作为新兴国家这一身份，那么同时他也展示了这个国家的忧虑以及这个国家为了发展需要所付出的代价。他要创作一种能够代表美国的诗歌，这一愿望表明了新兴的美国与当地土著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不管怎么说，美国还是需要这样一种诗歌来确立自己的身份的。但这种诗歌对于美国后来的文化的影响很模棱两可，而且，这种诗歌在一个正在崛起的美国的经济文化中的地位也并不清晰。

在努力建构美国的民族文学的过程中，朗费罗面临着一些语言谱系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民族文学该用哪种语言来创作。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1]曾经说过，确定一种美式英语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韦伯斯特强调“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团结一个民族的纽带”，因此他编著了一本有关美式英语词汇的用法和拼写的字典。这本字典的出版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后果。在1783年，他的《蓝皮拼字书》(Blue-Backed Speller)出售了100万本之多。这本书是美国确立国家身份的一种武器：作者愿意“为爱国主义事业尽微薄之力”，以求“促进美利坚合众国的繁荣富强”。韦伯斯特在《简明美语词典》(Compendious American Dictionary)中说，他“试图消除人们对外国权威的推崇，因为这种对外国权威的推崇迷惑了美国人的头脑，使我们被局限在幻觉中”。但恰恰是这种想法，更证明了当时在美国人头脑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崇洋媚外的思潮。实际上，韦伯斯特的字典和当时的英式英语词典差别并不大。甚至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美语至多是一种方言的变体。美语不可能彻底地创新，因为它已经继承了英式英语的传统。在韦伯斯特的《论英语》(Dissertations on the English Language)一书中，韦伯斯特试图否认美语对英语的依赖性，而韦伯斯特否认美语对英语的依赖性的论证，恰恰又暗示着美语确实依赖于英语：“伟大的大英帝国，虽然我们是你的后代，我们说着你的言语，但是它将不再是我们遵循的语言标准，因为英国作家的品味已经腐败变质，它的语言也将寿终正寝。”

朗费罗在处理这一复杂的语言谱系困境时，表现出非凡的语言天赋，并不亚于一个语言学家。朗费罗于1807年生于缅因州波特兰城，他并没像父亲和祖父那样就读于哈佛大学，而是(与霍桑一起)就读于刚刚成立的波登学院(Bowdoin College)[2]。在朗费罗19岁的时候，他赢得了波登学院当代语言专家的职位，但他不得不去欧洲学习一些现代语言。于是从1826年到1829年，朗费罗在欧洲学习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在随后的从1835年到1836年的欧洲之行中，他又学习了荷兰语、丹麦语、冰岛语、瑞士语和一些芬兰语。1835年，朗费罗终于接到了哈佛大学的邀请，接替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成为现代语言和文学的教授。在哈佛大学的19年中，他教授罗曼语[3]，并撰写学术论文和教科书。他所撰写的教科书为美国语言学的研究与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撰写学术论文和教科书，朗费罗还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即使在1854年从哈佛大学退休后，他还一直坚持从事翻译工作。

与朗费罗通晓多种语言的天赋相比，美国英语对他来说显得资源不足。在首次回到缅因的布鲁斯维克(Brunswick)时，朗费罗向他的朋友抱怨说：“在世界的这个部分，人们只说英语，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人想要否定人们说英语的特权。”因此，在他看来，在建立美国文化的进程中，人们的任务不仅是要把过去植根于欧洲的多种文化融合到美国文化当中。同时，还要把美国当今的文化元素也一并包容进来。植根于欧洲的多种文化不仅仅局限于英国人的文化，而且还包括自从18世纪以来的那些重要的非英语国家的文化，包括西班牙文化、法国的新教文化，还有德国文化。韦伯斯特把英式英语的学习与“外国古代语言的学习”划归在一类，并指责它们“阻碍了自己民族语言的进步”。但是，朗费罗却致力于把一个旧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改造成为新世界的语言和文化，甚至在许多情况下翻译成新世界的语言和文化。

即使对于一些和朗费罗同时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改造都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亨利·詹姆斯说朗费罗的做法是一种“庞大的、低调的、容易的办法”，通过这种解决办法，“朗费罗的美国意识……实际上变成了欧洲传统的继承与延续，与欧洲传统完全保持和谐一致”。坡甚至发起了一场“针对朗费罗的战争”，他特意半带责怪地批评朗费罗的做法属于剽窃行为。但朗费罗文学作品中传承欧洲传统文化的部分在当时还是提高了他的声望，尽管这一点在之后成了朗费罗作品中的瑕疵。同时，朗费罗的作品也使他的学生和读者们领略了欧洲文化。对于朗费罗来说，欧洲文化是新生的美国形成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基础。朗费罗选择了诗歌形式来表现这种文化的传承关系。他通过在韵律、诗节和其他形式方面的试验，展示了其熟练的艺术技巧。因此，他的读者会感到，朗费罗的诗歌满足了他们的期待，开阔了读者的视野，让读者受益匪浅。

与英国的和欧洲的文学前辈有所不同，朗费罗的作品所追寻的是一种妥协路线。这种妥协标志着新生的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二个语言谱系方面的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恰恰相反，但是同样是具有挑战性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才能使美国作家的作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朗费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要求作家在创作时要使用美国本土的素材。他在《我国本土的作家》这篇演讲中解释到，这些素材包括自然风光、行为习惯和风俗、值得描写的景色和气候等。美国的作家必须尽量使“每一个景点神圣化，使每一个地点经典化”，这样，“每一块岩石都将成为记录典故的编年史，印第安预言家的坟墓将会像古代帝王的坟墓一样神圣”。但是这个断言本身包含了对其自身的颠覆。因为事实上，美国并没有什么蕴含深刻历史意义的风景。而在英国，即使是一个小山丘，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在这山丘之上，每一块石头都蕴含着一个历史事件。英国的历史是一个集体记忆，但是，同样讲着英语的美国人却不能分享这份集体记忆。朗费罗对于“印第安先知的坟墓”的重视或许会为美国弥补历史的缺乏。但是，这段历史并不属于朗费罗和他的美国同胞。这样的一种美国历史只能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来获得，这种巧取豪夺实际上是一种偷窃行为。

朗费罗备受争议的语言谱系问题解决方案包括两个层面，即语言层面和历史层面。这二者在《海华沙之歌》中得到了融合。和《草叶集》一样，《海华沙之歌》也是一种语言的试验。朗费罗的草稿笔记收集的不是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和寓言，而是印第安语种的词汇和印第安人的名字，朗费罗收集的这些材料主要源于斯库科拉夫特(Schoolcraft)[4]和坦纳(Tanner)[5]对印第安部落的研究。这些名字比起神话传说和神话人物，更能为朗费罗提供诗歌创作的素材。朗费罗的诗在很多层面上探索了美国语言和想象力的发展潜力，以及运用民族词汇创作民族史诗的可能性。当然，对他来说，奥杰布瓦语[6]不是母语。甚至在他写作的时候，这种语言和使用这种语言的印第安土著居民正遭受着美国政府的攻击。朗费罗的诗歌创作，正是依赖于斯库科拉夫特对于印第安人的人类学研究。当年斯库科拉夫特在苏必利尔湖担任一名政府官员并参与了这项人类学研究。这项研究是由国家组织的，并被作为驱逐印第安人计划的一部分。朗费罗把印第安词语翻译成英语的行为并不是对印第安语的保护。恰恰相反，这一行为标志着印第安语将被美语所替代，进而灭绝。而将自芬兰语的四音步诗歌翻译成英语，就更谈不上保护了。客观地讲，朗费罗的诗歌为保留印第安语中的术语和地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他的诗歌并没有把它们当做活的文化来对待，而是把它们当做一种已死的语言来对待。

《海华沙之歌》这首诗无论在写法上还是在情节上，都体现了一种已死的语言的特点。其中核心诗章《图画记事》(Picture-Writing)，把海华沙为人民写作的天赋描述成他作为文化英雄事业的高潮和最后的行动。这首诗的剩余部分描述进入垂死状态的印第安社会的逐步衰败和瓦解，直到白人殖民者到来，印第安社会彻底崩溃。也就是说，在这里，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消亡的过去，而不是为了保留过去或将过去带入未来。因此，它不是用来连接过去与未来，而是过去的一个墓志铭。它所记录的也不是印第安文化的持续性，而是这种文化消失的过程：

在那些日子里，海华沙曾这样讲：

“瞧!昔日的事物都在凋残，消亡!

无论是往古的伟大传统，

……

历代的伟人死后便被人遗忘，

贤者的遗言睿智无量，

听众的耳朵已不遗余响，

没有给后代留下榜样。

因此，那尚未诞生的后代，

只有置身在一片黑暗茫茫。

度过往后无声无息的时光!

“在我们祖先的墓碑上，

没有涂上任何的记号和图像；

我们不知道坟墓里躺的是何许人，

……

于是，大家伙儿都在

那还没有给遗忘的墓碑上，

分别画上祖先的图腾

……

每一个图形都是倒置，

表示它的主人已经去世，

表示那拥有这个符号的首领，

已经躺在地下，化作灰尘。

(王科一　译)

之所以写《图画记事》这一章，是因为“昔日的事物都在凋残，消亡”。这一章并没有否定这种消亡，而是强调了这种消亡。绘画在坟墓上的符号是对已化为“灰尘”的亡者的纪念。说坟墓“还没有给遗忘”，预示的也不是人们对它的记忆，而是遗忘本身。甚至，这首诗在讲述“那尚未诞生的后代”让人们遗忘了，“只有置身在一片黑暗茫茫。/度过往后无声无息的时光”。

《海华沙之歌》仅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这首诗说明，对于朗费罗来说，语言并不是可以使美国复兴的强有力的武器，也不是艺术的基础，因为语言已经死亡了。朗费罗所关注的并不是印第安人实际生活中的困境(尽管他在哈佛老校区遇到过一个印第安人)。他在乎的只是用印第安的语言和传说来为新生的美国塑造一种独特的美国文化。在他另一部同样很受欢迎的作品《新港的犹太墓地》(The Jewish Cemetery at Newport， 1858)中，朗费罗用图画的形式赋予了希伯来文化同样的作用。一方面，这首诗赞颂了美国，因为它是遭受迫害的人民的避难所，是各族人民温暖的家园。另一方面，朗费罗所赞颂的地方是墓地。他所纪念的人是长眠在地下的犹太人，而不是接受了美国文化的犹太人。

这些希伯来人的坟墓，看上去是那么的奇特!

就在这美丽港城的街道边上，

就在那永不停息的海浪边上，

在这喧嚣与骚动旁安息……

在那厚实的帐篷下面，

隐藏的是神秘的死亡之旅。

在这几行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港口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国移民，也可以看到港口的繁华与喧嚣。这种喧嚣反衬了希伯来人和希伯来文化的没落。《出埃及记》的故事在现实中失去了救赎的意义，演变成了希伯来的灭亡。是的，这些“名字怪异”的人们来到美国是为了逃避欧洲“无情的，盲目的迫害”，但是，当他们到达这次旅途的终点时，他们面对的却只是其他人的彻底遗忘。这首诗的结尾宣告了这样一个结局：

啊!那些曾经的过往一去不返!

呻吟的土地在艰辛与痛苦中挣扎

养活了它的子民，但已无力再恢复，

那已死的国家往日的繁荣。

艾玛·拉扎罗斯反对这样的结尾。因此，她在19世纪的后期以一种全新的美国犹太人视角来重新创作这首诗。但是朗费罗所关注的不是犹太人，而是印第安人。对于美国来说，犹太文化只是一个被他们遗忘了的过去。这是一种对美国文化内部的关键元素的奇特的重组。这种重组对于一个国家诞生初期的诗人来说尤为奇特。正如在《海华沙之歌》中所说的那样，正是语言本身提供了文化消亡的重要意象：

此刻，没有任何沉默可以打断圣歌，

没有牧师用先知那庄严的语言

去诵读古老的对话……

就这样，永远带着逆反的表情，

他们解读着世界神秘的篇章，

就像一部希伯来语书，

倒过来拼读，

直到生命演变成一个死亡的传奇。

诗中所记载的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和用这种语言创作的作品的消失。希伯来人的语言本身成为一个被颠倒的意象，没有了时间性。这种意象指向过去，把历史解读成一个关于死亡的传说，而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发展的过程。

这样的诗歌体现出一种文化威胁感和文化丧失感。但是，朗费罗最终所关心的是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在这些诗中，朗费罗将诗歌的语言说成是承载过去的文化的唯一一种载体。但是这就使得诗歌本身变成了一种死亡语言，就像一片毫无生机的墓地。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比喻。这一点在《挽歌》(“Elegiac Verse”)系列组诗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诗代表了朗费罗所有的诗歌创作：

希伯来人的语言中没有现在时，这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因为当我们用语言交流一件事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过去。

希伯来语在这里成为一种颠倒了的挽歌式语言，它代表了诗歌语言对自身的消解。

朗费罗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 studii)是他在教学和写作过程中作出的一个特殊贡献。这种研究使欧洲语言的潜力能够在美国得到开发。朗费罗本人连续34天每天翻译一章但丁的《神曲》，这体现了他的翻译才能。在他的诗歌中，翻译成为一个和诗歌紧密联系的形象。并且，翻译对文化生产和传播也发起了同样的挑战。

那古老的橡树!茂盛的树叶沙沙作响

用人类不理解的语言低语，

那声音就像浪花拍打着布满鹅卵石的海滩，

抑或像人群中的嘈杂；

这是神赐予你们的神秘礼物，

你们用不同的语言相互交流；

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无人能教授的语言，

是一个消失了的民族的语言，就像一朵云彩，消失在长空。

很久很久以前，在你的荫庇之下，

亚伯拉罕在傍晚时分坐在那里

坐在马末利平原的橡树之下，

是那不知名的印第安信徒，艾略特，

他用一种被人遗忘了的语言书写他的《圣经》，

只有你能拯救这语言。

在《艾略特的橡树》(Eliot's Oak)这首十四行诗中，朗费罗又一次从翻译的角度提出了印第安语的问题。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翻译的印第安语《圣经》实际上是第一本在北美洲出版的《圣经》，出版于1663年。它比1782年出版的美语版的《圣经》早了一个世纪左右(韦伯斯特希望用纯粹的美式英语版本替换这版钦定本《圣经》)。但是，在这里，艾略特的《圣经》成为翻译失败的典型。这首十四行诗中的每一行都充斥着语言的意象，但是每一行又都体现了语言的不足之处。尽管树叶“沙沙作响”，但是其声音是“人类不理解的语言”。橡树的语言是“神秘的礼物”，可以用不同的方言说话。但是它所说的语言是“一种无人能教授的语言”。至于艾略特的翻译，尽管艾略特很尽职尽责，但是最终读者还是不能顺利理解这个译本。因此，他的译本成了一个“失踪的民族”的标志，一座“已经死亡，并被人遗忘的语言”的纪念碑。

这首诗以“神秘的语言礼物”这一意象，似乎自信地诉求巨大的诗歌力量，一种能够阐释不同的世界、能够向自然讲述与为自然讲述的力量。实际上，朗费罗在这方面与爱默生颇为相似。《海华沙之歌》展现的自然是充满了象征，里面的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人物都具有象征意义。海华沙自己也被塑造为一个善于幻想的诗人。这首《收获季节里的月亮》(The Harvest Moon)十分全面地体现了朗费罗与爱默生相似的创作观：

所有的事物都是象征：

都是自然外部的表现，

就像花、水果与落叶一样。

但是，即使是在这里，代表诗歌的意象最终也是空洞的：

鸟儿的歌声让我们离夏天更近，

只有空巢留了下来，

还有麦田的安静。

只有在收割完毕，诗人才会有创作的灵感。而且这种灵感没有唤起活跃的鸣鸟，只是让人想到被舍弃的空巢。读到这里，读者脑海中出现的全是被否定的、空虚的、废弃的意象。

最后，朗费罗对现实和诗歌的想象力丧失了信心。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怀疑自己的才能。虽然他的确在十四行诗《在人生之旅的终点》(Mezzo Cammin)中回顾了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主要讲的是他的挫败感和失落感。他觉得自己那痛苦的过去就像“从高处奔腾而下的死亡瀑布”。实际上，真正限制诗歌、限制朗费罗诗歌创作的是美国自身。因为美国的价值观和目标给诗人留下的创作空间太狭小了。在他的《为诗辩护》(Defense of Poetry， 1832)一文中，朗费罗呼唤一种民族艺术；一种可以把美国的历史和思想融入美国人的“行动之中”的艺术；一种能够表达并且帮助美国建构历史、政治和自然观的艺术。但是，他知道，他毕竟逃不出现实中的美国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最重要的任务是“繁荣”、“经济的发展”、“利益”和“收获与追求”，总而言之，是以“实用性，脆弱的实用性，荒芜的、强健的、活力四射的实用性”为核心的。朗费罗对此反驳道，诗歌也具有实用性，它并不是“无用的”，它并不妨碍“我们履行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责任”。可是，这样为诗歌辩护，似乎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反而证明了诗歌是多么需要这种辩护。

桑塔亚纳(Santayana)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朗费罗的影响，他反对文雅的诗歌，认为文雅的诗歌像“进入暮年的祖母”，是“一种没有意志力的智慧”和一种“反抗男权的女性”，与美国的“进取事业”格格不入。但是，朗费罗在桑塔亚纳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美国的高雅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区别。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听从父亲劝告的诗人，他的父亲曾经告诫他说：“文学生涯对于一个能养活自己的人来说是件快乐的事……但是，这个国家没有富裕到把财富分给文人。”朗费罗最终没有去做一名律师，是因为他机缘巧合地承担了一个学术要职。因此，最终他也能够在经济上独立。因为他十分机智地把书分为精装本和平装本，这样就使它们在上层、中层和下层的读者中都能同样地畅销(当然，这也得益于朗费罗娶了一位有钱的妻子)。但是，他那些畅销诗歌只是反映了诗歌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地位，而并没能将诗歌从这一边缘地位拯救回来。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3年所说的：“在满足生活的最基本要求后，我们应该考虑给生活润色。”

例如朗费罗的《孩子们的时辰》(The Children's Hour)这首诗，很有效地起到在“白昼与黑夜之间”安插了“一次工间休息”这样的作用。又如《夜》(Night)这首诗歌中所说的，诗歌“更好的生活”仅仅在夜晚开始。

……白昼的幽灵消失了

纠缠着亮光的人和物的鬼魂，

人群，喧闹，追求和逃逸，

那无利可图的灿烂展览，

那牵动心灵的悸动，

全都消失了。

(杨德豫　译)

《畜栏里的飞马》(Pegasus in Pound)是艾米莉·狄金森很欣赏的一首诗，它叙述了“诗人带翅的骏马”如何“无法承担日常的劳动”，因此被囚禁在畜栏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以此为主题的诗，朗费罗写了一首又一首，并借此提出了诗歌在美国文化界中的边缘地位这一问题。但代表诗歌的总是这样一些意象：错位，黑暗，黑夜，睡眠和死亡。就像在《候鸟》(Birds of Passage)这首诗中，“诗人的歌曲”在白天无处寻觅，只能在“夜空淡淡微光里”，在远离世俗世界的时刻才能为人感知。只有在《白昼已告终》(The Day is Done)后人们才能阅读诗歌。在《宵禁令》(Curfew)的约束之下，在一天即将结束之时，“书读完了”，“歌声也归于寂静……一切都笼罩在睡意和遗忘之中”。对于朗费罗来说，诗歌和死亡日益成为他关注的主题，而且，似乎二者是彼此呼应的意象。

这就是诗歌在美国所遭遇的困境的写照：

噢，那已逝的诗人，虽然你还活着

在你的诗句中永生，尽管已失去生命

噢，那活着的诗人，你已经死去

虽然你还活着，但没有人记得你，

告诉我你是否，在最黑暗的逆境里，

痛苦的眼泪带着血色

从你头上的荆棘王冠迅速滑落

你的使命已完，你却不快乐？

是的，因为歌唱的天赋和能力，

具有神圣的美妙，

它可以宽慰委屈和痛苦，

不在喧街闹市的嘈杂中

不在人流的吵闹和喝彩中，

胜利和失败，深藏在我们的心中。

(杨德豫　译)

《诗人》(The Poets)这首诗歌是以语句交错排列法来开头的。它将当时的美国诗人与过去的永恒诗句的传统联系起来，但平衡却被打破了，诗歌无法脱离读者群、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所以，美国诗人，尽管是活着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经死去了。尽管诗的后六行中出现了表达肯定含义的“是的”，但是它表明的仅仅是错位和否定。它把诗歌和以喧闹嘈杂的街市为特色的美国割裂开来。诗歌“使命”的“完成”只有建立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那就是消除“使命”这个具有美国特色的词汇中所包含的政治派别的寓意，退回到内心的想象当中，诗歌最后一句的“胜利和失败”几乎难以说清。

朗费罗的诗歌致力于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建设作出贡献。在这项事业中，朗费罗功不可没。但是，他对诗歌的重要性和诗歌的生存问题怀有深深的顾虑。在美国的文化遗产当中，诗歌到底占多大分量，朗费罗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他的一些上乘之作中体现出诗歌是一种超越一切的艺术。它使其他艺术形式“黯然失色”。和诗歌相比，“我们清洗掉……那些生活中平淡乏味的书”(《夜》)，就像强大的“奥马赫之主”(《致流云》【To the Driving Cloud】)的“脚印”被抹去(一个典型韵脚双关语)，或者像“沙上行人的脚迹”被“细浪又软又白的手儿抹去”(《潮水升，潮水落》【The Tide Rises， the Tide Falls】)一样。在附加在朗费罗最后几首之歌之后的这首《片段》(Fragments)中，朗费罗对自己所有的诗歌作品作了这样一个总结。

被遗忘的思想写出来的被遗忘的记录

疲惫劳苦的白日，

深思敏感的黑夜，

未来，现在，过去，

我所记得的，感觉到的，以及最终期望的一切

万般欢乐，惆怅，经过时

不过在这扇玻璃窗上寻到一个蒙尘的意象

(杨德豫　译)

因为诗歌的王国与日常的生活脱节，因此，对自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诗歌最后仅仅成了在自己建构的那片易碎的“玻璃”上一个“蒙尘的意象”。

正像许多19世纪中期的伟大作家所坚持的那样，美国文化在其最初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了在不同领域发展的可能性。朗费罗把美国文化局限在日常活动中，从而阻碍了美国文化在其他领域发展的可能性。而相对日常生活，诗歌显得越来越不真实。尽管他的诗歌是为了创建美国文学，但在这些诗歌中，朗费罗也流露出自己对于能否创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有所怀疑。在《人生颂》(The Psalm of Life)这首他创作初期最受欢迎的诗作中，他这样情绪激昂地感慨道：“人生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梦。”这似乎首先是用来说服诗人自己，而且并不仅仅与诗歌创作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这首具有挽歌情调的作品所哀悼的正是诗歌本身。在美国民族文学即将诞生之时，朗费罗哀悼文学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中毫无容身之地。

埃德加·爱伦·坡：反复，女性与符号

一直以来有这样一种说法，坡的大多数评论文章都是针对朗费罗的，源于其对后者的厌恶，这是以讹传讹。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厌恶”有着复杂的原因。它间接反映了朗费罗代表的北方与坡代表的南方的冲突，富有与贫穷的对立，社会地位优越与被边缘化、放逐的反差。同时，它也有效地反映了南北战争前美国人生活的巨大差距。坡总是被贴上用美语写作的法国作家的标签。经过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大量翻译，马拉美(Mallarme)与瓦莱里(Valery)对其的经典化，坡已然被认为是更多地融入法国而非美国的诗学传统中。然而被忽略的事实却是，早在这朵恶之花被世人公认为是推动美国现代主义的动力之前，它就已然在美国本土生根发芽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首次评价坡，称他的创作中存在“一种新的地方色彩”，“第一次伟大的尝试，拨开乌云，显露出一个地域重新被唤醒的非凡”。确实，坡所描绘的一个“反世界”(counter world)，类似于“反语言”(counter language)，深层次地揭示了一个被极力掩饰的社会历史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讽刺的意味是多重的。长久以来，美国的文学创作都没有自己的原创性，总是追随着其他民族的脚步。因而，与朗费罗一样，在许多方面，坡都努力开创着美国文学自己的传统。这个有关原创性的问题，不仅仅显示在他对抄袭的极度仇恨(众所周知的是他对朗费罗的攻击)，而且也贯穿了他的整个诗学思想。更甚的是，他与同伴们一起走到了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一面是想象中的诗性美国，一面是展开在眼前的现实美国——一个商业的、工业的与物质的美国。倘若实施一个巨大的浪漫主义工程，通过想象来重塑经历，把现实意义与诗学意义融合在一起，那么，坡的诗歌无疑是一把尺子，标志这项工程发生在美国的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坡是一个刚愎自用的浪漫主义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诗歌仍然进一步展现了美学与形而上学的联系。这种联系对浪漫主义来说非常基本与重要，并且，它在后者内部也不是一成不变、稳若泰山的，而是充满了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因素。这种联系不仅仅是在抽象意义上的，还通过美国宗教文化的特殊传统表现出来。因而，坡的创作不仅仅展现了美国浪漫主义的视野，也展现了美国的宗教视角。而浪漫主义与宗教向来是相互模仿、相互影响，如同镜子两面的影像。在坡的笔下，美国本土的脉搏得到一种奇异的、常常是报复性的展示。结果就是这样一种诗歌：它具有反抗性、否定性；在诗学理论中体现出来，也具体贯穿在创作实践之中；刻意制造藐视、批判、距离与重复，同时也做到了对美国生活奇特的表现。

重复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坡的传记。这本传记回顾了坡悲剧性的生涯，像是梅尔维尔的反传奇(anti-romance)《皮埃尔》(Pierre)的主人公一样。在他两岁的时候，坡就被均为演员的父母所抛弃(坡的父亲其实来自一个没落的但是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庭)。父亲遗弃了他，母亲死于肺结核。接下来，坡被弗朗西斯·爱伦(Frances Allen)和她对此持保留态度的丈夫约翰(John)所接收，但是，并没有在法律意义上被领养。因此，坡的生活最开始充斥着出租房、频繁的搬家、酒精以及贫穷。而随之与爱伦一家的生活则布满了关于野心以及背叛的复杂沮丧的荆棘。约翰·爱伦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拥有奴隶，最初的数年历经起伏，终于在1825年通过继承一位叔父的遗产而最终积累起家资(其中还包括拥有的奴隶以及种植园)。坡在爱伦家是以一个绅士的标准被养大的，养育方式既开明也危险。他分别在英国与里士满(Richmond)接受教育。1826年，17岁的坡进入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与此同时，他开始酗酒、赌博、欠下债务，也因此与养父的矛盾不断升级。终于，在1827年，两人大吵一场。之后，坡选择了退学从军。又通过一番活动，于1829年离开军职，进入西点军校成了教官。1829年，弗朗西斯·爱伦离世，约翰于1830年再婚，1833年也辞世。坡没有获得继承权，身无分文。但同时这种境况(尤其是在1831年遭受军事法庭审判以及最终被西点开除后)，也使坡从美国式的成功中产阶级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其得以从事自从早慧以来就真切呼唤他的、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在接下的无数日子里，坡总是如梅尔维尔一样无望地挣扎在用艺术养活自己的境况里。他不停地在南北方城市里为杂志贡献着契约似的劳作，带着作家的梦想，却以失望告终，不得不恼人地沦为二流编辑。如他在1845年《乌鸦》的序言里提到诗歌创作时说：“不可控制的力量时时刻刻都在阻止我进行严肃的创作尝试，而如果情况容许的话，我是非常乐于写作的。”1836年，坡与时年13岁的表妹弗吉尼亚(Virginia)结为连理。后者历经5年肺结核的反复折磨于1824年辞世，年仅24岁。随之而来的是坡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然却没有一桩是圆满的。终于，1849年的一个选举日，人们在巴尔的摩(Baltimore)瑞恩区(Ryan)的第四投票站街头发现坡。他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身上还穿着别人的衣服。4天后，坡卒于酒精中毒。26年后，他的墓前竖起了一块墓碑，虽然在场的美国文人中仅有沃尔特·惠特曼。但墓碑上镌刻的却是马拉美那著名的献给坡的诗篇。

在他身后，坡那冥顽不化的文学经理人兼第一任传记作者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对他道德败坏的指控以及伪造的信件，使得诗人一度被抹上了灰暗的色彩。这险些造成了美国身份和期许颠倒错位的寓言。正是这种错位以及放逐定义了坡的诗歌，以及他的诗歌理论。坡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诗歌形式有高度自觉的19世纪诗人，这个名单上还有狄金森、惠特曼、朗费罗，每个人都各有特色。然而，坡却是他们中的第一个。坡把诗歌的形式放在了首要位置，这在他的法国继任者们看来，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早在《创作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中，坡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其字里行间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诗歌创作自身具有一套固有的哲理体系，而不是处处出新。华兹华斯也早在其“宁静的回眸”中暗示了这个观点，但是坡走得更远。他认为诗歌中的这个哲理首先是自我关照的，也就是说创作实质上仅仅关乎诗歌本身。在《诗歌原理》(Poetic Principle)中，坡批驳了他所谓的“说教诗”，论到：“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诗歌本身更为高贵、值得尊敬的附加物。只有而且仅仅只有诗歌本身，而不是别的附加物，才是最高雅与高贵的。并且应该为作诗而作诗。”

这里所说的“说教”不仅仅限于“真理”或“道德伦理”。这种误解尤其存在于波士顿圈子里，通过朗费罗的追随者的创作实践体现出来。它深深地激怒了坡。实际上，坡所指的“说教”是所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诗歌身外的意义指向。艾略特、奥尔德斯·赫胥黎(Aldus Huxley)曾经戏谑评价说，法国人之所以为坡痴狂，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英语。虽是玩笑话，细想却也有一定道理。英语读者们在读坡的诗歌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力不从心，找不到诗歌的意义所指。其实这就是坡众多技术上的成就中的一种，即有意通过语言结构来淡化、否定诗歌的外延意义。这种看似保留意义实则否定意义的创作在《尤娜路姆》(Ulalume)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几近炫耀。这其中，对地理风景的描写几乎成了词语风景。

阴沉沉的天空一片蒙蒙灰色，

所有的树叶都已经焦枯凋零——

所有的树叶都已经萎蔫凋零：

这是在夜晚，在凄凉的十月

在我最无法追忆的那个年轮：

黑黝黝的奥博湖泊阴冷萧瑟，

雾蒙蒙的韦尔森林肃杀凄清——

这是在奥博阴湿的山顶湖侧，

在食尸鬼常出没的韦尔森林。

(曹明伦　译)

早期的批评家认为此处的名字纯粹是无理取闹。然而，当后来把它与文学艺术等联系起来时，人们发掘出了不一样的信息，即：诗中的奥博(Auber)可能是一位法国作曲家丹尼尔·奥博(Daniel Auber)，抑或在英国有一条叫奥博的河；而诗中的韦尔(Weir)也可能指罗伯特·韦尔(Robert Weir)[7]画着薄雾笼罩的风景；而在下一节中的雅勒克山谷(mount yaanek)则指代南极洲的一座活火山瑞布斯(mt.rebus)。与雅勒克相比，瑞布斯显然不能和泰坦尼克(titanic)、沃坎尼克[8]押韵，像奥博(auber)与奥克托博(October)[9]一样。因而在诗中被替换成了雅勒克(yaanek)。确实，音决定着选词。这些名字也不是无理取闹。即使中断意义，它们也不可否认地与意义联系在一起，在无为与意义生成之间迂回盘旋。它们并不是想要完全抹杀意义，而只是要推翻外延意义与诗歌的联系。这种推翻构成了坡诗学的基础，后者关注于美在具体现实的体现以及二者的联系。

然而，败阵的意义只是坡的诗学否定众多技巧之一。他否定的还有空间。《梦境》(“Dream-land”)是无影于空间，无影于时间。《海中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Sea”)再现了一个反世界，“和我们这里的形成巨大反差”。在这个世界里罗列了无数否定的祷文：“没有任何光辉”，“没有碎浪微澜”，“没有膨胀显示”，“没有起伏暗示”。《梦境》中有“幽暗的山谷……我们辨不清它的形状”。《不安的山谷》(“The Valley of Unrest”)则是“无人居住”，整首诗充满了“不”、“不安”、“不平静”、“骚动不安”；除此之外，还有贝克特(beckett)所谓的“缺乏状态”，例如，“不安的”缺乏安静，“凝滞的”缺乏动态，“无名荒冢”缺乏归属。这种“缺乏状态”常见于坡的诗作中。《梦境》之中也充斥着“无底谷”、“无拘的洪流”、“不安的渴望着的大海”，以及“无尽扩散着的湖泊”。在《致乐园中的一位》(“To One in Paradise”)里，诗人的灵魂在徘徊，“无言，静止，恓惶”。这些对界限、动态的否定，在多种回潮以及对立的协助下，使得沉默成了借喻的中心，从而这些否定演变成了对语言的否定。在《十四行诗——致沉寂》(Sonnet—Silence)中仅仅是着重点出了坡诗歌中这种持续不断的牵引力，而最明显的则是以下的例子。从《艾尔·阿拉夫》(Al Aaraaf)中“惊醒的耳朵里沉默的声响”到《不安的山谷》里“一个幽静的山谷”，从周围《亡魂》(Spirits of the Dead)里“寂静的”“孤独”到《伊斯拉斐尔》(Israfel)那完全定义了的让其他星星失语的诗性力量，这些都是否定的表现。

在影响力上来看，最有力的否定是关于时间的。从坡非常年轻的时候开始，他就长于对失去、怀旧和悔恨的表达。他在1827年的诗集《帖木儿以及其他》中的第一首诗就已经道出《最快乐的日子，最快乐的时刻》(“The Happiest Day， the Happiest Hour”)已经怎样的“悄然漂走”；“我年轻时代的幻象”是怎样的啊，但是现在，“啊，它们早已经离我而去”。而对这种固有的怀旧最有力的表现是在数次重复的“永不复焉”之中，形成了叠歌。坡在《创作哲学》中许多激进的声明，其中之一就是承认自己在《乌鸦》(The Raven)中多次使用“永不复焉”的原因是：他喜欢字母O和R的发音。[10]确实，坡非常喜欢音韵。但我们要注意，虽然坡说自己用“永不复焉”做成叠歌仅仅是源于对音的喜爱，但是，这个词语本身蕴含了“永远不再”的意思，也是否定的，而且这两个词语也多次出现在其他诗作中。例如：《诗节》(Stanzas， 1827)，《亡魂》(1827)，《丽诺尔》(Lenore， 1831/1843)，《致乐园中的一位》(1835， 3次)，《十四行诗——致沉寂》(1840)，《十四行诗——致赞特》(Sonnet—to Zante，1845， 5次)。在《乌鸦》中，“永不复焉”充分行使了它的使命：不仅从时间上而且从语言上完成了否定。如《创作哲学》里所说的：这种叠歌使用不光是产生的“愉悦性仅仅来自人们对其同音同律和重复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叠句声音之单调”在坡制造的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意义。他写道：“换句话说，我决定通过叠句寓意之变化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效果，而叠句本身却基本上保持不变。”这种变换使得词语在不同语境下有迥然的意义，让我们看到前者如何依赖后者。这样的叠歌使用可能会暗示语言的完整性，发挥每个词语的潜能。但是，从“永不复焉”的不同意义上来看，它实际上导致了意义的坍塌。它周游于每个诗节之中，却从没有停泊，获得一个稳定的意义。同时，它意义的多样性也使人们无法确切地说出它的涵义，似乎每种意义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此这般，这个短语没有了完整，只有虚无。表面上看，好像它有许多寓意，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所有可能的寓意都被抹杀。用坡的作品常常招致的评头论足的理论用语来讲，就是：它成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没有固定的意义，一直在漂流，从未靠岸，最终导致了毁灭。这是由于在《乌鸦》里，“永不复焉”回答了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问题，关于时光——过去、现在、将来，以及所有的希望和期许。它被冰封在无止境的黑暗里，让人摸不到头脑，直到最后，才获得解放。“而我的灵魂，会从那团在地板上漂浮的阴暗/中解脱么——永不复焉!”

凸显在《乌鸦》中“永不复焉”这种叠歌的使用问题，在许多方面确实是坡美学思想的基石。叠歌，意在重复；而重复，与抄袭有着微妙的联系。这也解释了坡对抄袭问题的沉迷。这种沉迷使他的评论文章中一直贯穿有关抄袭的主题。而所谓的“与朗费罗之战”洋洋洒洒超过60页，其中充满了指控、辩驳以及自我指控(1845)。在坡临终前未完成的匿名文章《被评论的评论家》中，对自我的指控登峰造极，达到了怪异的程度。这实际上饱含了无尽的焦虑：坡对自己原创性的关注，他在美国文学中的位置，以及到底有没有可能开创美国文学的新传统(更不消说关于版权的永无止境的法律纠纷了)。而朗费罗的出现只是为这些矛盾冲突提供了一个碰撞的十字路口。冲突之一就是文学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复杂关联问题。坡一直在抱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说悄悄话”，以至于“朗费罗先生的影响被严重地夸大，而作为没有财富与地位做垫脚石的普通个体却不被重视……朗费罗教授只不过是模仿者中的大巨人”。同时，坡也洞察到模仿与原创之间的抽象联系。坡在《旁注》(Marginalia)中仍然将话题引向朗费罗，他进行了一系列微妙复杂的区分：“模仿者并不一定就没有原创性。朗费罗先生就无疑是美国最富有开拓精神的模仿者，有着原创性，或者是说有丰富的想象力……所有伟大的诗人都曾经是罪行深重的模仿者，反之却未必，不是所有伟大的模仿者都是诗人。”

艺术创作中反复手法的运用是坡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坡极端坚决地反对所有模仿的艺术和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这种看法。在为数众多的段落和诗篇里，坡坚持认为艺术并不是精确地再现或是重复。这种思想最初出现在坡于1842年写过的一篇评论朗费罗的文章里，后经修改被收入《诗歌原理》中。坡写到：

而正如让百合花倒映在碧湖中，或让阿玛瑞丽丝的眼睛闪耀在明镜里一样，用语言或文字再现这些形状、声音、色彩、气味和情趣，也是愉悦的一个源泉。但这种纯粹的再现还不是诗。如果一个人仅仅是用诗来再现他和世人一样感知到的那些景象、声音、气味、色彩和情趣，不管他的感情有多炽热，不管他的描写有多生动，我都得说他还不能证明他配得上诗人这个神圣的称号。远方还有一处他尚未触及的东西。我们还有一种尚未解除的焦渴，而他却没能为我们指出解渴的那泓清泉。这种焦渴属于人类的不朽。……它是飞蛾对星星的向往。它不仅是我们对人间之美的一种感悟，而且是对天国之美的一种疯狂追求。它是即将到来的美好的前兆。它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无法从尘世的风景、声音或情感中得到满足。于是我们只有将其在创作中释放，但往往是无效的。[11]对天国壮美之预见令我们心醉神迷，正是在这种预见的启迪下，我们才通过时间所包容的万事万物和想象之中的种种结合，竭力要去获得一份那种壮美，尽管那种美的每一个元素也许都仅仅属于来世。

(曹明伦　译)

倘若说奥斯卡·王尔德的论调——艺术模仿自然是需要艺术和自然两者的话，那么在坡这里，他就要辩驳了，认为一个就已经足够。艺术里也许会存在重复，但这种重复却不是“真实的模仿”(或者如他在《诗歌原理》中改写成的“描写的生动”)。相反，美学上的重复会抽离于自然状况之外，展现出自然的无能为力。岂止自然，艺术自身也是无能为力的。它无力于表现“尚未解除的焦渴”与那种遥不可及但是无法遏制的“对天国之美的一种疯狂追求”。真实的影像无法触及，艺术无法将它挽留，自然无法将它捉摸。它站在了二者的对立面上，甚至可以摧毁二者，还有艺术家本人。如坡所述：“它是飞蛾对星星的向往。”它的源泉也不是完全存在于此世，也没有为我们提供“那泓清泉”。“它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无法从尘世的风景、声音或情感中得到满足。于是我们只有将其在创作中释放，但往往是无效的。”

上述语段中开始部分的湖泊意象在坡的诗作中常常处于中心地位，作为坡美学观念的反思或迁移的一种表现。最早有《晚星》(Evening Star)、《亡魂》、《致河水》(To the River)以及《献给湖水的诗》，接下来有编入选集的《睡美人》(The Sleeper)、《罗曼司》(Romance)、《亡者之城》(The City of the Dead”)、《致海伦》(“To Helen”)、《安娜贝尔·李》(Annabel Lee)。这其中湖泊或海洋的意象是意识的反映，仿佛是诗人心灵的一面镜子。尤其是《致河水》一诗直截了当地建立了一个三角反映关系，这三角分别是：河流，望着“深深倒映着倩影”的河水的爱人，以及由于同样在水波中映出身影而与前两者产生关联的诗人。坡在这首诗中表现了令人惊异的重现与原版之间的连续性，抑或可以说是消解融合了二者的身份，模糊了它们的界线。但情况也并不总是这样。更多的时候，在坡的诗歌中，意象和原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肯定如实的反映，而是否定性的，或是变形了的，造成湖中或脑海中出现的意象和力图表现的世界之间对立的局面。例如，在《睡美人》中，清醒的世界里并没有锻造出诗性的幻象，而沉睡的世界也没有改造或是拯救了现实世界。诗人站在“忘川一般”的湖泊边上，(像上面坡的散文文字描写的一样，)“百合花慵懒地倚波靠水”。“那湖就像是忘川，/仿佛沉浸在清醒的安眠，/怎么看也不肯睁开睡眼。”吟诗者、睡美人与湖泊的意象就统一在了一起，统统成为冰封的意识，了无声息、宛若长眠，“在那墓门有回声的坟茔，/她再不会牵强地解释那回声”。

诗里湖中的百合形象重复出现在了《梦境》中，并且周围的自然环境也是分毫不差：“湖水漫无边际地扩张/那爱的水域孤独而沉寂/那凝滞的湖水沉寂而冰冷/带着缀雪的百合”。而在《献给湖水的诗》中，这种对幻象里的湖水或意识的否定性表述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青春岁月里，我注定了

常去这广阔世界的一角，

对那儿的爱我没法少些——

一个荒凉的湖那种孤寂

如此可爱：有黑岩石围绕，

四周的大松树耸得天高。

可是每当夜色的盖幕布

罩上那地方，像罩上万物；

每当神秘的风一边吹过

一边咕咕哝哝地哼着歌；

那时呀，那时我就会体验

那孤寂的湖带来的震颤。

但这震颤并不出于惊恐，

却是因快乐引起的抖动——

即便是宝窟金矿也难以

教我、引我说明白这感觉——

就连你的爱也无能为力。

那有害的湖水意味死亡；

如有人为其寂寞的想象

能从幽暗的湖找来安慰——

其孤独的灵魂凭那湖水

能化出一座伊甸园的人——

那湖里有同他相配的坟。

(黄杲炘　译)

坡在这种表述中到底在否定着什么？这里面充斥的都是内心的情愫，还有诗性的幻象力量，却不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摹，甚至一丝改造性的描述也不存在，哪怕是与外在世界之间存在一点点的对应或是说明也没有。此诗就处在了裂痕处，一边是内部状态与心灵，一边是外部状态与世界，而且二者的意象没有任何的交集。仿佛坡陷入了浪漫主义的否定瞬间：想象天马行空，妄想借己之力改造世界，可是一旦真正实行起来，却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妥协。这种否定静默的伫立，没有回头的路。诗人与世隔绝，影子倒映在“有黑岩石围绕”的湖中，“耸得天高”的大松树将湖围绕。当“夜色”用“盖幕布罩上那地方”，它便阻隔了现实。而在1849年《旁注》中，正是这种阻隔，阻隔了自然，阻隔了现实，才使得真正的想象得以驰骋。坡写到：“艺术”不是“仅仅模仿自然中的事物，不管它模仿得多么精确”，而应该是“将感官透过灵魂的面纱而在自然中洞察的一切进行再创造”。这里的面纱旨意不在于展现，而是阻隔；不在揭示，而是介入。如此一来，只有“我们在注视着同时却半眯着眼睛”，“实际风景的真正美”才会加倍凸显。因为“无遮蔽的感官不是看得太少，就是看得太多”。(1845)

在此诗中，想象的瞬间仍然在结构上和效果上呈现否定性特征。因为它提供的经历体验不是引人向上的“歌”而是震颤。这种震颤本身却是积极的，“并不出于惊恐，/却是因快乐引起的抖动——”坡在这里走出了一大步，趋于颠覆翻转习以为常的价值尺度以及评价标准。震颤是快乐的，正是由于它与世界对立，与实际经验对立。“即便是宝窟金矿也难以/教我、引我说明白这感觉——”这“宝窟金矿”是生活里的物质供应，常常出现在艾米莉·狄金森的诗作中，作为双关语，暗示个体被所拥有的财产所建构。而在坡这里，为了表现在语言中或接下来的“爱”里存在的某些事物，甚至是不存在的事物，“宝窟金矿”被消解掉了。而在诗歌结尾怪异的倒装，“那有害的湖水意味死亡”[12]，提供了恐怖同时也是肯定的意象。进入“幽暗的湖”里“同他相配的坟”，在坡看来，就是正确的归宿，终于赶上了“孤独的灵魂”“寂寞的想象”的脚步。确实，这湖水能够“化出一座伊甸园”。

坡给象征主义诗歌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开辟内省主题，将其纳入诗学的领域。他的诗歌有浓厚的自我反思氛围，其中外部世界作为心灵内部的意象而存在。这种作为诗学处理的内省深深触动了瓦莱里，后者着重关注诗人的心灵，因为它活跃在诗歌创作和自身的建构中。然而，相较于坡，瓦莱里更为纯粹，他声称诗歌就应该关乎本身，别无其他。坡所追求的内部处理过程代表了诗歌创作过程本身，如同一面空空如也的镜子反照了另一面空镜子。坡的诗作《闹鬼的宫殿》与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交相辉映，具有高度的象征性。这首诗不仅是故事主人公的内省，也是叙述者、主人公孪生妹妹和坡作为诗人的内省。字里行间，诗作把人建构成一座宫殿：理性——“思想的主宰”居住其中；屋顶“黄色的旗帜，燃着荣耀的金黄”，有如毛发般；“两扇窗，晶莹明亮”，好似眼睛；牙齿“如珍珠和宝石般闪耀”；而嘴部就是这所“华贵的宫殿大门”。这种外化的内在性，这种对心灵的建构，被戏剧性地翻转。读者在阅读时也会一步一步地跟随着进入这座宫殿。随着摒弃理性，分裂自身(这里仍然用到了有关水的意象——“恰似一湍激流”)，眼睛则变成了“燃红的窗子”。而在作为“苍白的门”的嘴发出了“骇人的一串”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叫喊时，语言本身也同时坍塌。

坡的这份留给象征主义的主要遗产——以自省方式呈现的心灵诗歌，一开始并没有像后来的那样强调艺术的自治与独立于审美体验。在这个意义上说，坡并不具有真正法国性。因为在他的诗作中，艺术仍然保持极度的不完整性，不仅指向自身，更是超越自身，指向它永远无法捕捉的国度。如他在《诗歌原理》中写道：“远方还有一处他尚未触及的东西”，“我们哭泣”，并非“由于过度喜悦，而是由于一种必然发生且难以忍受的悲哀，因为尚在这世间的我们此刻还无力完全而永久地把握住那些神圣的极乐狂喜，我们只能通过诗或音乐，隐隐约约地对它们瞥上一眼”。后来的象征主义或许已然把艺术作为形而上学体验的替代品，从根本上把诗歌当做是封闭而完整的物品。坡却并非如此。他的诗作里流露出与旧式形而上学体系的难以弥合的烦乱关系，这种联系不停地在笼罩在诗歌周围，虽然没有留下痕迹，但是却让人浮想联翩。如艾米莉·狄金森，坡透过现实世界的边沿翘首张望，望向那个他已经不再坚定信仰着的来世。如下坡的这些故事发生的领地就是隶属于来世生活的，亦可以说是毁灭后的生活：《催眠启示录》(Mesmeric Revelation)，《莫诺斯与尤纳的对话》(The Colloquy of Monos and Una)，《埃洛斯与沙弥翁的对话》(The Conversation of Eiros and Charmion)，《言语的力量》(The Power of Words)。这些故事都发生在身后，并且后三个还是在世界末日之后。它们试图想象并且描绘出生死线另一边的图景。

上述的故事以及坡的诗歌，都呈现了现世与来世的躁动不安的联系，也彰显了坡的独特美国特征或模式。他于1812年接受洗礼，1825年正式皈依南方主教派教会(Southern Episcopal Church)。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新教中加尔文教派以及其衍生流派，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复兴派，坡都没有加入(纵然他的一生见证了在大规模复兴主义推动下的加尔文派第二次大觉醒)。然而，坡的养父约翰·爱伦从小就在苏格兰加尔文教派的氛围下成长，并且一生中所处的氛围也大部分属于加尔文教。坡在英格兰上的学校要求学生早晚都要参与礼拜，大量阅读经文。这所学校所在的地区并不都笃信国教，其中就有一个著名的非国教学院，以培养出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艾萨克·瓦茨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而闻名。在1836年评论弗朗西斯·霍克斯(Frances Hawks)的《美国基督教会史全编——弗吉尼亚篇》(Contributions to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irginia)时，坡支持了霍克斯对南方主教派教会的辩护。“不要让极易激发的政治偏见，含沙射影，左右我们所珍惜的宗教信仰。”坡对《圣经》的引用非常广泛并且显示了对它的深刻理解，这里面包括《旁注》里对希伯来语语法的评价，以及在评论约翰·L.斯蒂芬斯(John L. Stephens)的文章中出现的一系列希伯来词语。爱伦·泰特(Allen Tate)指出：“尽管早期接受传统教育，在基督教的浸染中成长，但在坡的写作中，这些经历、这些传统已仿佛丧失”；然而只能说，披上伪装的外衣，坡在表面上信仰，实际上正是将矛头直指这种丧失。泰特进一步评价说：“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其基督教信仰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短路烧毁。”

提到宗教，坡实质上是与两种美国特有的宗教想象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乌托邦式的上帝之城以及唯信仰论(antinomianism)[13]。或许在无意间，坡已然展示了这两种模式是如何相互关联与交叉的。他的作品中情景化地再现了一个绝对理想王国，它最终被现实世界否定。达到这样的绝对理想，几乎摈弃了所有现世的规范与约束。这是一个悖论，这个绝对理想王国期待被认同，在找寻与现实世界的关联，然而具有讽刺性的，这种关联却是：要达到绝对理想，就必须摒弃现实。它的这种摒弃规约与唯信仰论的实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坡打开的也正是一种对末世的否定暗示。对于他来说，末世的意义分崩离析，它代表着毁灭而没有重生，至多是一种周而复始的重复。这种毁灭论的倾向，在坡关于宇宙的幻想作品《我发现了》(Eureka)的开篇非常明显。坡重现了一个无休止的反复：“在最开始的事物原始统一状态中包含了万事万物的继发性原因，存在着它们不可避免要走向毁灭的萌芽。”

纵观宗教想象的历史，我们发现有许多探讨此世与彼世可能关系的问题。其间虽然有重叠之处，但大体上还是泾渭分明，分为以下五种。第一种可以被形容是苦行禁欲式的，即若想升入天国就必须完全放弃尘世。第二种是圣典式的，即要从尘世获得升入天国的途径。第三种是祭奠式的，即认为尘世因为来自天国光辉的照耀而熠熠生辉。第四种则为尘世至上式的，认为眼前的世界只为自身存在，与所谓的天国并无瓜葛。最后一种却认为终极现实与眼前世界如此老死不相往来，以至于若想升入天国，就必须把现世的一切都牺牲甚至毁灭。这样一来，二者的联系处于完全否定的状态，所有现世的规约都被悬置否定，这也就是美国传统意义所谓的唯信仰论。

在上述模式中，坡的想象属于最后一种。他的诗作里描绘的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战争，二者之间如此剑拔弩张，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从此世通往彼世的康庄大道。这即为坡反艺术模仿理论的威力。模仿背叛了他所谓的从早期理论作品《致B先生的信》(Letter to B)到后期的《旁注》中一直坚持的“一种不确定而非确定的愉悦”。坡认为，真正的艺术具有“不确定性特质”，而任何“确定性的”细化只能是“剥夺了艺术灵性的、理想主义的、内在性的本质特征”，将其降格为“有形的，可以轻易解读的概念；一种尘世之物，世俗”。尘世之物不能重现终极王国，而坡恰恰深深渴望着后者。在他眼中，这个终极王国是如此绝对真实，任何尘世的繁杂都不可能反映或是指向它。它必须为反世俗的经验所塑造，不是从世俗中来，而是公然蔑视世俗。它是一个“罗曼司”，与现实对立，而不是补充、提升或是美化现实。这就如他在《罗曼司》(1831)的诗中所写：

罗曼司总爱收拢了翅膀

磕着睡意朦胧的头歌唱，

还远在某个幽暗的湖底，

在颤动着的碧绿繁叶里；

对我而言，它曾经是一只

绚丽鹦鹉(对这鸟我很熟)，

它教我念出字母一连串，

把我最早的话牙牙说出——

那时我躺在莽莽荒林中，

是长着机灵眼睛的儿童。

近来，永远是秃鹰的岁月，

飞过时发出的轰响骚乱

把高高的天庭猛烈震撼，

我没时间操心一些闲事——

不能光凝视不安宁的天。

片刻间倘轻柔些的翅膀

把其绒羽拂在我心灵上，

要我犯禁地用诗琴和韵

把那么一点时间消磨光，

我的心会感到犯了罪行，

除非它同琴弦一起震荡!

(黄杲炘　译)

诗歌表面上看是以布莱克式的人化自然模式开篇，看起来这种修辞颇为有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碧绿繁叶”实际上并不存在于自然中，而是在自省的心灵里，“还远在某个幽暗的湖底”。它在富有创造力的表现下，被联想成假鸟，而非自然中的鸟儿。诗人居然是通过一只“绚丽鹦鹉”来学会了一连串“字母”。这里面的“儿童”也不是纯真的大自然的孩子，而是一个有通灵能力、出生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形象。他那“机灵眼睛”已对另一个世界和异度空间了然。而诗中把现实世界本身以及时间比做一只别样的鸟儿，一只活生生的秃鹰，它威胁着，“把高高的天庭猛烈震撼”，猎物就是诗人自己。在这样的威胁下，诗人无法逃离持胜利姿态的时间的躁动不安的控制，因为它正在袭击诗人所说的“禁”，以及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诗琴和韵”；但同时，“诗琴和韵”也在反过来对抗着这个世界。

坡的诗歌并不是救赎的艺术，它更像是反抗以及否定的。在《伊斯拉斐尔》里，真正的诗歌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王国，“充满了我们崇拜的星星/所具有的一切美丽”。它与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的遥远、如此的颠倒，我们的“阳光”是它世界里的“影子”。这样，它洞穿并且迷惑着我们人类的诗歌。

是啊，天堂属于你；

但这世界有甜酸苦辣；

我们的花只不过是花，

你极乐志欢的影子

便置我们于你的阳光下。

要是我有能力

同伊斯拉斐尔

把住的地方对调，

那末，难免沉寂的旋律

他未必能唱得那么妙，

而从我竖琴涌进天堂的

许是比这大胆的曲调。

(黄杲炘　译)

只有脱离了这个世界，诗歌才可以得到提升，圆满地完成它的使命。

这种风格浸染中的诗歌中最严酷的一首就是安插在《丽姬娅》中的《征服者——蠕虫》(The Conqueror—Worm)。它发生在尘世的生命在舞台上演出之时，台下的观众都是天使——“一群天使”在观看拓本的拓本。诗中的戏剧性在下面的诗行中达到高潮：

但是，看，就在那群小丑之中

闯进了一个蠕动的怪物!

……

它扭动——扭动!真是可怕，

小丑都变成了它的美餐，

天使们呜咽，见爬虫毒牙

正把淋淋人血浸染。

(曹明伦　译)

肉身的腐烂成为人身的核心事实。肉身在传统的二元论阐述里最终都归于腐朽。“这是一幕叫《人》的悲剧/而主角是那征服者蠕虫”。在这里，坡直面一种折磨，“《人》的悲剧”在困扰着他，但是他却无法找到一条传统的解决途径。

对于坡来说，在复制“我们的”世界的同时并没有真正找到通往天朝王国的入口。他所表现的，是一场两个世界的战争，同时把二者的现实成分榨干。仿佛是他对形而上的现实的摒弃也破坏了对眼前世界的信仰。大体上讲，现实与虚幻、虚构与事实的界线在坡这里变得模糊，而且在他戏谑剧(Hoxes)和科幻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诗中也不逊色。这种模糊体现在梦的意象中，一切就宛如他所作的梦的诗一样是《梦中之梦》(A Dream within a Dream，各种版本总计6种)。同时，诗人所居住的世界仿佛也被丢失的那个绝对王国所影响，也染上了错位的特质。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被剥夺了的绝对世界，像我们的现世：这个国度不是想象中的对现世的救赎，而也是沦陷在死亡的永恒控制中。这就是一个非现实领域，一个《梦境》里冰封的、否定的现实，它“国王……禁止/掀起流苏的遮盖”，这个遮盖即是棺木的眼睛。而诗中所述的是这样一个地域：

深不见底的山谷，一望无际的洪水，

断层、洞穴、巨大的森林，

各种无人知晓的形状……

山峦永远地倾覆

在没有岸的海水；

奔腾，到燃烧的苍穹；

湖水漫无边际地扩张，

那爱的水域孤独而沉寂。

这就是《海中的城市》里那个崩溃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看哪!死神为自己建了一座宫殿”。那些神社与宫殿“和我们这里的形成巨大反差”，最终，它坍塌了：

可是看哪!一阵骚动起于空中!

那波浪在海上生了一丝涌动!

仿佛那些塔楼在微微下坠

已经在推开死寂的潮水——

仿佛那些尖顶已经无力地放弃

它们在朦胧天空的位置。

海水此刻放出更深的红光——

时间的呼吸只有低弱的声响——

于是此城在此地下沉，下沉，

周遭是一片异于尘世的悲鸣，

地域，从一千个宝座上升，

向着这沉沦的城市致敬。

(黄杲炘　译)

最后的意象仿佛在指涉《以赛亚书》第14章第9节：“地域为你煽动起死者；它让所有国度的国王都肃然起敬。”诗中的那些塔楼指涉巴别塔，而深思的大海则对应坡深爱的名字——冥海。然而在诗中并没有末日审判，也没有所多玛与蛾摩拉罪恶之城的邪恶，有的只是自我毁灭的时间与空间的现实。

这种用永恒意象投射出来的现世的幻象使得现世仿佛地狱，无论这现世被描绘成远为遥不可及的还是近为住在内心的(传统上永恒意象经常分为这两种)。海中的城市倒映在“忧郁悲怆的海水”中，而在《梦境》中，

湖水漫无边际地扩张，

那爱的水域孤独而沉寂

那里住着食尸鬼，——

每一处都是邪恶——

每一个角落都是抑郁——

那里，旅人遇见，恐怖，

裹尸单里的往昔记忆——……

许久不见的朋友套着白袍的躯体，

痛苦在折磨，到尘世——抑或天庭。

下沉也好，上升也罢，当内部凝固的时间——“往昔记忆”幻化成意象的时候，这个终极王国即是“痛苦”死亡。

D.H劳伦斯(D.H Lawrence)在其驳斥坡的文评里指出，坡“决心反对一切自然规则”。确实如此，如爱伦·泰特所说，坡摒弃了“屈服于人类规范的条框”，有着“天使般的想象”，力图寻找“不经阻隔的实质”。在其作品中表现出的也是这种对规范的反叛，反映出坡站在唯信仰论与乌托邦思想的交叉点上，而他对终极王国的极度渴望演变成了对现世的鄙薄。这样的思想尤其在探讨宇宙体系的科幻小说《我发现了》之中表现明显。在其中，坡运用了乌托邦审美的整体论原则，把宇宙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艺术品，被“上帝的规划”统辖，每个微粒都是整体的组成部分。但在《我发现了》的开篇声称的“原初的统一”也包含了“无法避免的毁灭”。亦即，正是由于对整体统一的追求才导致了最终的虚无：“在融入统一之中时，物质就会转空，陷入虚无。一切有限的认知都会认为统一等于虚无。这虚无是物质上的消解。于是我们只能想象成宇宙是‘上帝意志’的显现和创造。”如此超越有限的视角将所有现实化做梦境，抑或是说模糊了二者的疆界。因此《我发现了》开篇即申明，谨以此文“献给梦者以及那些信仰梦是唯一真实的人们”。文章的最终目的是对神性的追求。被模糊的现实与梦境的终极疆界实际上介于个体存在与神性的宇宙本身之间。因而《我发现了》以这样的幻象结篇：一切“挣扎着奔向原初的统一……没有一个灵魂比其他的卑微；也没有什么是或能够比任何一个灵魂高贵。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每一个灵魂都是自己的上帝，自己的创世主”，都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说的神圣之物是统一的，与上帝是统一的”。

这种统一即虚无的认知很好地满足了坡的强烈追求。对阶级差异的藐视，对灵魂有高低贵贱一说的反驳，无疑深深根植在坡与卑微的社会地位以及南方绅士文化所作的斗争之中。他的作品中存在一种强有力的驱动力，针对解决恶的问题，或如他自己所说“理解天理不公的隐秘”。“只有在这样的视角下，恶的存在清晰可见，但也变得更加明显，更持久。”或许上文提到的这种认知首先满足了坡对爱的诉求。然而，他在作品里有意无意地表现出这样的统一怎样有害于人类境况以及现世生活。如劳伦斯所说，“人类的麻烦就在于……总是追求完整与统一，这样就意味着他要陷入梦幻的迷狂，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合在整个宇宙之中”。这种冲动，劳伦斯接下来说，是致命的，它首要指向女性，以爱的名义追求统一，这也是危险的：“(他们)过分追求……会招致某种形式的死亡。”

也有人怪诞评论说坡作品里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在向“理想”致敬，至少在诗歌中是如此(小说里的女性人物不是被骇人地谋杀，就是被啃食或是活埋，或是断肢，因而，说她们是为“理想”致敬，实在是勉为其难)。然而，要注意的是，坡诗歌中故去的女性们实际上是否定性的，只有从诗人的理想在于否定和颠覆人类经验这个意义上说，她们的形象才是理想化的。如在《创作哲学》里，坡声称“美女之死无疑是天下最富诗意的主题”。这结论与文中探讨的整体审美紧密相关。首先，文本里所有点必须指向一个唯一的意图，由结局决定；第二，必须有一个“统一印象”；第三，这个“印象”或是“效果”应该以“美”为目标，“最强烈、最高尚同时又最纯洁的快乐存在于对美的凝神观照之中”。所有这些在逝去的女子身上得到了统一。

关于死亡女性的美学在《诗歌原理》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应该说坡并不是第一个把死亡女性作为诗歌中心的诗人。这种传统要上溯到古代的游吟诗人(Troubadors)——坡叫他们“老巴兹(old Bards)”和“米尔歌者(Minnesingers)”[14]。那个时候，女性作为高贵的意象，不是因为死亡、因为婚姻以及社会地位而变得遥不可及。意大利的游吟诗人继任者们则进一步把女性形象置于天堂之中，借死亡将她们理想化。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肉体诱惑，而且直陈了升入天堂获得神性的愿望。女性被刻画成更高的现实，对她的爱恋即为对神明之物的爱恋。可是在坡的作品中，女性虽然身已死，但却不是通往终极王国的可靠的中间人。反而她的永生性只是被具体化了的、无尽的死亡状态，并且处于一个非超验的世界，只是永远僵硬地停滞在现实世界。

坡与传统的不同还可以从如下的对比中看出。西方传统上将爱看做是上升的天梯，如柏拉图的《会饮篇》里，记录了苏格拉底借用狄奥提玛(Diotima)的话解释美与爱的最高境界：

这就是参悟爱情道理的正确道路，自己走也好，由向导引着走也好。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逐步上进……一直到……彻悟美的本体。……请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有运气看到那美本身，那如其本然，精纯不杂的美，不是凡人皮肉色泽之类凡俗的美，而是那神圣的纯然一体的美，你想这样一个人的心情会像什么样呢？朝这境界看，以适当的方法凝视它，和它契合无间，浑然一体，你想，这对于一个凡人是一种可怜的生活么？

(朱光潜　译)

《诗歌原理》即为坡的《会饮篇》。在其中，他也提到了“美感”是“一种永存于人类心灵深处的天性”。

它不仅是我们对人间之美的一种感悟，而且是对天国之美的一种疯狂追求。对天国壮美之预见令我们心醉神迷，正是在这种预见的启迪下，我们才通过时间所包容的万事万物和想象之中的种种结合，竭力要去获得一份那种壮美，尽管那种美的每一个元素也许都仅仅属于来世……于是我们哭泣——但并非……由于过度喜悦，而是由于一种必然发生且难以忍受的悲哀，因为尚在这世间的我们此刻还无力完全而永久地把握住那些神圣的极乐狂喜，我们只能通过诗……隐隐约约地对它们瞥上一眼……我的目的是要说明，诗的本源就是人类对超凡之美的渴望。

(曹明伦　译)

如他在较早评论朗费罗的草稿中写到：诗歌的“首要元素就是对超凡美的渴求。这种美滋润心灵，依靠的不是现存的俗世之物的结合，更何况任何俗世之物的结合都制造不出这样的美”。

在此，坡描述了对超凡美的渴望，而且认为超凡美是超越于物质现实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仅仅是欣赏跟前肉眼所见的美”，而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是“精纯不杂的美，不是凡人皮肉色泽之类凡俗的美”。在上述两点上，坡与柏拉图是一致的。然而，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别。至少我们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可以见得现世之物与高层幻象之间的连续性“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逐步上进……一直到……彻悟美的本体”，而在坡这里，却并非如此。“时间所包容的万事万物”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美的感受，而是“一种必然发生且难以忍受的悲哀，因为尚在这世间的我们此刻还无力完全而永久地把握住那些神圣的极乐狂喜，我们只能通过诗……隐隐约约地对它们瞥上一眼”。在这里，诗歌提供的也仍然是仓皇的几瞥，并不能囊括全部，记录着诗人们展现不出“此时此刻此地”这一终极境界的尴尬。

在这样的诗学框架下，死亡的女性形象自然而然地代表了超凡美，但这种超凡美同时也被现世经历所阻隔，以普世的方式无法触摸到，也与尘世错位。这种错位的结果就是坡那著名的恋尸狂场景：诗人并没有随着他的女主人公一同升入更高的境界，而是与她一同进入了死亡。因此，文本中的“睡美人”并不是沉浸在梦中的女人，而是一具尸体，“那封闭而镶边的穹顶”既是眼睛，又指棺木。女人的头发在死后仍然在生长着(“尤其惊异于你那长长的发丝”)，而她已经降格为一具肉身，无法抵御腐烂的进攻，因为“虫豸……爬过她身边”。这些两个世界、生与死令人心悸的交叉，成了坡诗歌的特色。在《致乐园中的一位》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称这是坡最出色的诗歌)，欲望表现为占有全部的渴望(“所有的花都为我吐艳”)，然而却注定因为女人的故去而无法实现(“无常——无常——无常——”)。当然了，那首著名的《乌鸦》也是关于失去的、死亡了的丽诺尔，她可能在“遥远的仙境”，然而她的阴影却时时刻刻笼罩在诗人的四周。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见，坡的理念已经远离了苏格拉底所谓的上升的幻象，同样的远离也出现在坡最著名的爱情诗《致海伦》(To Helen)和《安娜贝尔·李》中。前者中，海伦引发的灵感之旅无关乎爱人，也无关乎历史上的希腊或罗马，而关乎诗人的内在领地——经过“飘香的海上”的水路之旅回到的“故乡”。希尔达·杜利特尔曾经重写了这首诗，对比之下，更可见坡在最后一个诗节中表现的崇拜的昂贵代价：

看哪!壁龛似的明亮的窗户里，

我看见你站着，多像尊雕像，

一盏玛瑙的灯你拿在手上!

赛姬女神哪，神圣的土地

才是你家乡!

(黄杲炘　译)

在这里，海伦首先是被物化成艺术作品：一座凝固的雕像，虽然优美，2但74已然死去。其次是关于坡自己的内心空间：灯代表诗人自身的内省意识——他的心灵，他的灵魂。

简而言之，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女性形象；更不用说一个独立的存在个体(至多用身体部位指代海伦：她的鬈发，她典雅的脸庞)。反之，这里面有自我指涉。女人的形象坍塌幻化成诗人自己，诗人根据自己的形象制造并拥有了她。二者都超越于尘世生命，位于坡那错位的《仙境》，一个僵化的王国。这种具体化在《安娜贝尔·李》中也得到了更显著的体现。这首广为流传的歌谣是坡的诗歌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他所追求的终极王国，曾经是明镜般的湖水代表的终极内省，在本诗中则是“在海边的一个王国里”。他向往的爱之统一在诗中也演变成绝对占有：“这女孩生前没有别的愿望，/爱我，被我爱是她唯一的心事。”诗中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通灵的孩子，是异类，而非纯真。诗中我们也发现人类世界与天朝世界的悲惨对立，因为“我们那样相爱，连天上的六翼天使/对她和我也感到妒忌”。

天使们一点也不比我们快乐，

对她和我一直心存妒意，

不错!这正是人所共知的原因，

在这海边的王国里，

一阵寒风起自天际，在黑夜，

冻死了我的安娜贝尔·李。

可我俩的爱远胜于人们的爱，

无论是与我们的长辈相比，

还是与那些更聪明的人相比——

不管是飞翔在天空的天使，

还是游荡在海底的鬼蜮，

都永远不能把我俩的灵魂分开，

我和我美丽的安娜贝尔·李。

(刘象愚　译)

孩童的离经叛道的爱情遭到了人类社会的冲撞，就像是天堂与尘世冲撞、彼世与此世冲撞。这种爱被具体幻化了，就像这样一个异度世界：具体、僵硬、凝固，无止境地拥抱生死，并且是生中有死、死中有生。灵魂之间的统一被这样一个充满肢体暴力的词语——割裂所意象化。最后一个诗节宣告了爱床即为地窖，结合的爱演变成了恋尸似的占有。而所有这些都存在于水面一般的自省状态里：

于是，整个夜晚，我都躺在她的身边，

在我的爱——爱，我的生命，我的新娘身边，

在海边她的石窟里，

在呼啸的海边的坟墓里。

(刘象愚　译)

世界成了坟墓。来世变为永恒的死亡。爱不是通往天朝王国或是救赎的阶梯，而只是尘世可怕的具象化的途径。

坡诗中“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演变成死亡的雕像可能会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坡来说，他运用极端传统的理想化女性形象是一种意图策略，意在消解暴露而不是接受僵化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也就是说，坡也许正在鞭笞笔伐而远非制定与接纳传统的对待女性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爱伦·泰特看来存在于南方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坡的处理是“提升了对女性的理想化程度……把女性塑造得比过去南方所推崇的纯洁女性更加严肃认真一些”。但是如果认为坡在向传统挑战的话，我们在其文章的陈述——“理想的天赋”即为“美，崇高以及神秘”之中又找不到嘲讽的迹象。不管他有何意图，是在拥抱还是在鞭笞理想化的美，他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仍然具有传统理想的印记，而诗人对其所作的艺术处理也仍然让我们捉摸不透。她们不仅仅是任性固执的小魔鬼形象(坡诗中的死亡女性形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他实际生活里那些死于肺结核经年累月折磨的女人们：他的母亲、继母以及妻子)。坡身上体现的仍然是传统本身：理想中的女性应该处的位置以及想象之中她们应该具有的美德。他对女性的兴趣不在于肉体或是自然的存在，与此相反，他通过对女性极端的精神化处理来鞭挞关注女性肉体即存在的现象。如他在晚期的情书《致安妮》中坚持的：“何等的荣幸才会使我退缩，无法用世俗不洁的爱，来辱没你那圣洁的天性。”然而，结果却是不可避免的具象化，降格回归到肉体，而且这对纯洁的追求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不管是欣然接受还是怒而鞭笞，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把坡领向了死胡同：无法提供给他切实可行的升天的阶梯或者是想象中的救赎渴望。

对女性形象的关怀对坡的美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当其化为一种语言理论。坡的女性实质上以言语的形式存在，尤其是以海伦为代表。坡通常喜欢含有字母l、n以及大量元音的名字：尤拉丽(Eulalie)、丽诺尔(Lenore)、尤娜路姆(Ulalume)、安妮(Annie)、安娜贝尔·李(Annabel Lee)以及海伦(Helen)。实际上，诗人写了两首叫《致海伦》的诗，献给两个不同的女子，然而严格来说，二人都不叫海伦。第一首《致海伦》是献给简·斯坦纳德(Jane Stanard)的。她是坡儿时玩伴的母亲，于28岁死于疯癫。坡在随诗歌附写的信中将其奇怪地称为“海伦·斯坦纳德”，而信件是给另一个海伦的，原名为萨拉·海伦·惠特曼(Sara Helen Whitman)。《致安妮》是献给南希·里士满夫人(Mrs.Nancy Richmond)的。在其中，坡把死亡想象成是从“‘生’的热病”中获得拯救的手段(在令人难过的自杀未遂之后)。甚至连题为《丽姬娅》(Ligeia)的小说中，坡的丽姬娅的名字最开始作为无特殊含义的词语出现在《艾尔·阿拉夫》之中。

而安娜贝尔·李这个名字的由来则尤其复杂。坡钟爱电文密码。在为《亚历山大周报》(Alexander's Weekly Messenger)工作时，他就高调宣战，声称没有自己破译不了的密码。他给几个最后的真爱写过密码诗：《一个谜语》(An Enigma)和《一个情人节》(A Valentine)。每首中都拼出了不同爱人的名字。如他在笔记中解释的：“第一个字母藏于第一行，第二个字母在第二行，依此类推。”接下来就是安娜贝尔·李了。她是有颠倒字母顺序构成的名字还是电文密码？坡最喜爱的一个词语是“解析”(analytically)。在《旁注》(1846)中的一首诗中，坡评价“安娜斯塔西斯”(anastasis)时说它是肉体复活论。而在别的某处，他又称赞“阿那克里翁”诗体(anacreontic)。在《旁注》(1849年，与《安娜贝尔·李》同年)里的另一首诗中，坡声称“阿那克里翁”诗体的诗歌模式，作为“古歌的精髓”，“严格紧密地与音乐结合在一起”。或许安娜贝尔·李这个名字是由字母颠倒形成的，其中有意为向上、向后或穿越的“ana”这个前缀，有“belle”这个在法语中意为“美人”的双关，还有后缀“ly”呈现一种呼喊的状态。“Ana—belle—ly”类似于“anabeautily”，意为“上升——穿越——美”。这使人自然地联想到早期的《艾尔·阿拉夫》的开篇：“啊!尘世中没有什么可以挽留美的目光，除了那阳光(它自花朵之上反射回来)。”它指向远方，上升着，射出这个世界，去往另一个国度。如坡在文评里所述，“每一次瞥见绽放的美，我们长远而肆意地展望，捕捉到遥远缥缈的幽暗幻象”。然而在诗中，这样的行为被阻碍住了，升华自身转而成为具体的生中之死。

在这类文字游戏里，写于同年的《钟声》也在美上做了双关。如坡在赞扬“阿那克里翁”诗体的音乐性时流露暗示说，美丽动人的正是纯粹的声音，就像如下的诗行里展示的坡式诗歌语言：

他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他们既不是人类也不是野兽，

他们是幽灵——

正是他们的君王把丧钟奏鸣——

他奏鸣，奏鸣，奏鸣，奏鸣，

从钟里奏出一曲赞歌!

……

钟声悠悠荡荡，荡荡悠悠——

丧钟，丧钟——

(黄杲炘　译)

注意力被放在了词语本身。坡看重词语的声音、韵律、节奏、反复以及叠歌。这些也是坡《诗歌原理》以及其他许多文评中的主要议题。坡的这种把语言减至没有意义的声音层面的做法，招致后来对其的戏仿(尤以赫胥黎闻名)。当然这也是其与众不同的文体风格的标志，暗示了他的诗歌理论。因为这种做法向注重“能指”靠近，而“能指”在当代理论中何等重要无须赘言。但同时坡的这种靠近也存在局限性。他诗中的“能指”并不真正具有独立性，没有从“所指”中解放出来从而建立起与其他“能指”的联系。即使无法获得意义，它仍然要靠“所指”来表现自身价值。因而，坡的“能指”是被阻碍的“能指”，不是自由独立的“能指”。他的言语倾向于否定一系列外指意义，关于时间、空间和形而上学等。它们可能会努力向外或是向上挣脱，但最后还是迂回着返回自身。这些“能指”不是作为生成意义的过程，而是过程的缺失和缺陷。它们是失败的而不是自由的“能指”。

这也是表明坡夹杂在两个世界之间并且对二者都予以否定的另一个证据。坡生活的世界既不存在通往终极现实的蜕变，也不存在与俗世的协商。而从语言理论的角度来讲，他使用的既不是成功的“能指”也不是有效的“所指”，他的词语最终停留在二者之间模糊的地带。正如世俗的现实与形而上的现实之间存在关系范围，“能指”与“所指”之间也存在此类关系范围：从相互控制到互为否定。而坡不明朗的关于语言的理论一直在中间徘徊。有时，他倾向于纯粹的“所指”，这个“所指”远胜于甚至是消解了“能指”。在后期的情诗《致——》就是这样的例子：

不久以前，本诗作者

醉痴骄傲于智能

坚持“言语的力量”——否认

脑海中闪现的思想

不能用言语表全：

而今，似是对这吹嘘的讽刺，

两个词——两个陌生柔软的双音节词——……

从他内心深处涌起

不像思想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思想……

那可爱的名字叫文本，虽听命于你，

我却不会写，不会说，不会想。

诗中的女性又一次以名字和词语的形式出现：“两个陌生柔软的双音节词——”(“——”指的是玛丽亚·路易斯·舒【Maria Louise Shew】)，并且她走向了语言的末日，“我却不会写，不会说，不会想”。这里，“言语的力量”好像与语言不可分离，就像“所指”与“能指”不可分离一样，但是在爱的实践中又含混不清，无法表述。这首诗似乎像是1846年《旁注》中一篇散文的诗化注释。在那篇散文中，坡一方面探讨了如下的问题：

每当我对头脑中的构想感到不满时，都会诉诸笔端，试图通过它的帮助，获得必要的形式、结果和精确性。多少次，我们会听到这样的感叹：如此这般的思想怎么样都不能够用言语表述出来呀!我认为任何一种思想，倘若可以称之为思想，是没有不能用语言表述出来的……就我来讲，我还没有一种用言语表述不出的思想呢。只要我头脑里构想了它，就可以表述出来，而且要比头脑里构想的更清晰。

然而：

存在一种幻想，细腻精致，它不能称做思想，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用语言来表述它是绝对不可能的……幻影的幻影不断地在灵魂中浮现……在这样的时刻，清醒的世界与梦幻的世界混淆在了一起。

语言学所讲的“能指”对于“所指”来讲是必然的和固有的。而在这里，这种推断却显得躲躲闪闪、力不从心，遁入了睡与醒之间、现实与梦境之间的模糊地带，因为“所指”逃避了“能指”。坡的“幻想”是“幻影的幻影”，游走在意识和恍惚之间，游离于时间之外，不可延续。坡继而承认“尽管幻想模糊不清，用语言表述很难，但是没有完全对这种表述心灰意冷”。这也许就是坡的创作方案：一种“能指”与“所指”的拉锯战——绝对的“所指”看来似乎在逃离“能指”，而后者还在锲而不舍地企图重获前者。

这种模糊的语言过程造就了谜一般的《十四行诗——致沉寂》：

有些品质——一些混杂

它们双重生命里生发

一类统一体，起源

于物质与光，化为固体与阴暗。

双重沉寂——海水与海岸

肉体与灵魂，一个定居在荒凉之地，

近来杂草丛生；些许庄严的雅致，

些许人们记忆与悲伤的歌，

令他不再恐惧：他的名字叫“不再”。

他就是混杂的沉寂：别怕!

可是假若命运急迫(无常早至)

笼罩你于他的阴影(无名精灵，

徘徊在荒凉孤寂领地，了无人烟之际，)

那就把自己交付给上帝。

这首诗包含了坚定的二元论，虽然具体是哪二元我们不得而知。坡超越了以往的肉体对灵魂、物质对精神这样的二元对立，转而指向无形王国的内部的二元对立。“物质与光”、“固体与阴影”、“海水与海岸”的二元论首先就代表了传统语言学中声音与沉默、词与意的对立。坡继而洞察了精神王国，发现了两种沉寂。第一种与肉体世界相关联“混杂的沉寂”，它是坡具有代表性的怀旧回忆中、那种“永不复焉”里逝去的事件所投射出的阴影；第二种则像是与精神世界打了个平手，是精神的灵魂，它完全脱离于具体条款的束缚。但是，这种终极体验是恐怖而具有毁灭性的。在这样一个人类和诗性都无法企及的国度里，“了无人烟”，语言变得“无名”。这孤寂的地域将灵魂笼罩在恐惧与颤抖之中。直到最后一行，模模糊糊的可以看做是向神性的积极回归：“那就把自己交付给上帝。”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涉及了同一事物的内部断裂或是迁移，显示出“所指”坍塌瓦解成“能指”。一方面，坡努力使“能指”独立于“所指”，使前者不承载意义。另一方面，他也在尝试把“所指”融入“能指”，使二者相融。然而任何一种方式造成的诗学结果都是使语言凝固在自身的形式之中。也就是说，语言既不通过语境关系获得意义，也不遵从传统结构，经由“能指”走向“所指”，它本身更不具有完整的意义。语言本应该是意义的安身立命之地，但是却变得意义全无，沦为喧嚣的沉寂。

用纯语言表述纯语言的构想使得坡好似远离实际生活，这在诗歌中比在非诗中表现得更甚。然而，坡的这种颠覆恰恰是很实际地指向了其产生的美国特殊语境，他的否定也是很实际地指向这个世界本身。这个世界有其具体的特质，而否定模式也是产生、植根与确立在其特定文化氛围中。即使是坚持称坡是美国诗人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也至少是部分地从反面谈起说：“假若坡生活在满是爱的世界，他的诗歌或许会有所不同。但是他在这样的世界里活着，被非现实这个无形的居住者包围着，他游荡着，苟活着，被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之下。”威廉斯坚持认为坡是美国诗人，这与波德莱尔坚持认为坡为非美国诗人如出一辙。坡在评述格里斯沃尔德的文章里为美国人辩护，反驳认为美国人“不是诗意的民族”的论断，并且引用了美国建国以来一些著名的论点。威廉斯引述道：

不论我们拥有何种实践天赋，决定了最初行为的都是我们民族特有的一种政治立场。即使是建国初期，我们就显示出某种实用主义的特点，连拥有纯熟艺术的祖先们都为之羞愧……我们的需求被误解为癖好。早已习惯了被迫修建铁路，而被认为不可能会写诗。

在这里，坡即使是意在为美国辩护，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重视物质与技术的险恶国度。这对波德莱尔眼中坡的英雄性来说至关重要：“贪婪的世界，饥渴地追求物质，坡就从这里呼啸而飞，直冲入梦。”作为佐证，波德莱尔引述坡的《五十个问题》(Fifty Questions，其间坡自己用到了“美人们”belles这个词语)：

如许多人猜想的那样，我们美人们中间流行的……可怕的狭长钱包，并非来源于巴黎，严格来说，是我们这里土生土长的……(在巴黎)女人们的钱包里只装钱。然而，美国的女士们的钱包则必须足够大，以装得下钱与主人的灵魂。

在别处，坡也有让人不悦的笔触。他在1849年《旁注》里写道：“罗马人崇拜他们的规范；他们的规范恰巧就像一个金币。而我们的规范只是金币的十分之一——1美元——但我们却对之报以十倍的热情。”或者，如他在《致——》中写道：“我醒着叹气，/睡着做梦，直到天明/金子永远买不到真理——/蠢物倒可能。”

坡所否定的一个世界就是当代的美国。它的工业、商业正蓬勃发展，物欲横流，但却把写作以及作家抛弃在外。坡并不是像波德莱尔想象的那样对美国的辉煌无动于衷，甚至固执地抵抗。如格里斯沃尔德在其具有报复性与毁灭性的传记里写道：“你不能提到财富，但是他苍白的脸颊闪烁着嫉妒的啃噬。”人们总在争论探讨坡自身极度不确定的社会地位，以及他对南方绅士文化里摒弃和接踵而来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也在其敏感好斗的杂志上的战斗檄文中表现出来(他的反对剽窃的战斗常常被探讨“绅士”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话题所打断)。坡在这里也许存在反民主的倾向，和同样令他着迷的对大众的不信任。当然，新近的研究已经表明，坡在拥有奴隶的家庭里长大——爱伦家里有三个奴隶，据说其中一个或几个是属于雇佣的；一个还可能当过埃德加的保姆；另一个可能是肤色黝黑/白皙的淑女。他生活在一个蓄奴社会，其中绅士与淑女的概念建立在阶级观念上，自由的实质也是建立在屈服的基础上。长久以来，人们都在探讨《厄舍古屋的倒塌》中的启示意义，它在坡的作品中可能会是南方隐隐的宿命坚定地献身于蓄奴文化之中。而北方却不吝怒火与批判的眼光。在对朗费罗持续进行的愤怒的文化批判过程中，坡把北方的物欲主义与南方的进行类比：在评价朗费罗的《论奴隶制的诗》(Poems on Slavery)时写道：

毫无疑问的，这是在教授群体中一件值得赞扬、本身也非常舒服的事情，即舒服地坐在图书室的椅子里，写着如何让南方人优雅地放弃所有的文字，如果南方人不肯，则要诟病他们了；可是我们只想知道，假若情况有变，要求他们也要放弃，那他们究竟愿意放弃多少。

坡背向物质世界，但有没有能力去拥抱一个形而上的世界；他怀疑而且遗弃了南方文化遗产，而对于进入北方社会又存在枷锁与不屑。这种两极化的思想使坡夹在其中，无路可退。他的艺术无疑就是这种尴尬境地的体现。他所秉持的是未经改造的二元论，但是其中二者都不稳定、相互否定。早在《十四行诗——致科学》(1829)中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科学啊!你这时光老人忠诚的女儿!

你用凝视的目光改变一切人事。

可你为何要这般折磨诗人的心儿，

兀鹰啊，难道你的翅膀是阴暗的现实？

他怎能爱你，又怎能把你当做智慧的代表？

你总不肯让他在高天自在翱翔，

也不肯让他在钻石的星空探奇寻宝，

纵然他奋力拍击无畏的翅膀。

难道你没有把月神狄安娜拖下马车？

把山里女神哈玛德娅赶出家园，

让她去一颗幸运的星球躲避灾厄？

难道你没有把水泽仙子拽出山泉，

把小精灵逐出绿色的草场，不曾

从罗望子树下驱散我夏日的梦？

(刘象愚　译)

这里的科学不是指代抽象的理论，坡把它看做是诗歌的形式。他评价格里斯沃尔德时否认了“精于算计的感观并不是与理想化处于对立状态”，而是“想象智能的最高级组织形式总明显是数理的与逻辑的”。这里的科学引发的是俗世生活的“阴暗的现实”，是“时光老人”本身，他们都处于一个追求实用性的世界，把目标降格为方式。这些“凝视的目光”被心计所扭曲，就是为了利益或是实用。如《罗曼司》里所写，现实就像是追寻猎物的鸟，把诗人吞噬，而相反，诗人却一直在“钻石的星空”里寻找“奇宝”。尽管这样，这个诗歌的异国仍然是不真实的。它是逃遁的神话，是异域风情的、逝去的“罗望子树下……夏日的梦”。如他在《梦》(“Dreams”)中所写，这“绝望忧伤的长长的梦”与“醒着的生命里冷酷的现实”对峙着。

坡的梦的意象也必然的与逐渐上升的美国的物质梦之间存在张力，就像他的王国骇人地反映了美国式乌托邦的幻想一样，在其中，启示的实现转化成对世俗的否定。处于中心地位而且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坡的想象只看到王国之间的断续性以及断裂性：俗世与理想世界的断裂，肉体与精神的断裂，以及“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在这之中，一个不是另一个的意象、基础或者渠道。这里没有妥协，只有相互排挤。这里的艺术也不具有救赎性。它没有为现实提供意义，或者帮助设计替代形而上的世界结构，或者找寻逝去的世界。如马拉美在其《埃德加·坡之墓》(“Tomb for Edgar Poe”)中说，坡的永恒由死亡的意象锻造。这样说也不是为时过早：

正是那命运改变了诗人，

他挑起事端，举着赤裸的剑

他的时代被恐怖追杀，没有谁

了解异声的死神正胜得得意!

对不死的仰慕也是对无尽的死亡的仰慕；但是这种永恒呈现为独特的“他的时代”的死亡面具。我们从坡身上瞥见的是毁灭一个特定社会的内驱力。这样的社会包括一个自我拆台的南方，固执地保留毁灭性的“理想”；一个灵魂被金钱量化的北方。因此，坡的错位存在于南方和北方中，此世与彼世中，历史真实与想象虚构中，以及言语与沉寂中。他所使用的不是自主的再现现实的语言，而是标志其逃离于现实的语言。

修辞意义的北方和南方

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15]试图建立一种美式英语，他的想法基于一种认识：认为北美“居住着上千万人，他们都说同一种语言”，而且期盼着“有一天，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可以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孩子们那样相互联系、交谈”。欧洲或许就是一个多种语言混杂的通天塔，一个“许多国家聚居的大陆，他们的认识和交往由于语言的差异受到阻碍”。相比之下，我们绝不能“把自己看成是某个州的居民，而应该看成是美国人……建立一个发音优美的统一标准”。

鉴于新大陆发现之初就已经存在多种语言的状况——宾州讲德语，纽约讲荷兰语，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州讲法语，南部和西部讲西班牙语，还有非洲各种不同部落的语言以及美洲土著语等——令人诧异的是，这样的状况并没有导致地区意义上的语言混合或者方言土语。正如杜撰了“美国主义”一词的普林斯顿校长约翰·威瑟斯布恩(John Witherspoon)欣喜地发现：“由于频繁地迁移住地，(美国人)无论在口音或措辞方面并不那么容易受地方特点的影响。在英国，地区和地区之间的方言差别之大甚至超过美国州与州的语言差别。”诺亚·韦伯斯特把这些语言学范畴的问题政治化了——“一种统一的语言关系到我们的政治和谐”——同样也关乎社会和谐：“令人担忧的是，言语的差别会导致上流阶层和普通阶层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他的《蓝皮拼字书》(Speller)、《读者》(Reader)和《简明美语词典》(Dictionary)成为19世纪广为流行的标准格式的范本，有了这些标准和大量的语法也就有了正确的言语。另外，由韦伯斯特发起的小学生拼字比赛已成为公共教育的一种惯例，这使过去一直为贵族和精英群体所使用而学校和书本教育却不予提供的标准言语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普遍用语。

然而，在这种美式英语得到基本统一的语境下，19世纪的诗歌作品中仍然存在着语言的多样性，包括一定程度的语言地区性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某些具体地域和社会环境的地方特色和风俗，同时也影响到美国传统的一般词汇，这些词汇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框架里有着不同的地区性含义，尤其是在南北战争前后的诗歌里。我们发现不同地域对美国英语都有自己的理解，并由此生成在用法、强调和意图上的多种不同形式。

人们吃惊地发现：一种语言同时在南北方使用，但由于地域不同，所以含义大相径庭。南北方作家均奉行文雅的传统，但后者却是如此地压抑美国的维多利亚诗歌，而经济、知识、政治等因素又要求有完整统一的诗歌语言。北方注意到政治因素限制了他们与南方的贸易，例如：一家费城报纸因害怕失去南方市场而拒绝印发朗费罗反对奴隶制的诗歌。另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方作家反过来又不得不依靠北方的出版商、读者、市场和同行。南方的情况是：在占人口多数的白人中文盲率较高、可支配收入较少，加上还有相当多的黑奴，所以南方不具备文学创作和消费的条件。难怪亨利·蒂姆洛德(Henry Timrod)在抱怨该状况导致南方文学也像其他产品一样需要依赖北方时说道：“我们靠北方的黄油增加脂肪，用北方制造的工具从事每天的工作，用北方佬的教科书按照他们的原则来教育孩子，业余以看北方杂志为消遣。与此同时，对我们自己的作家却充耳不闻，一味痴迷于北方佬的诗歌和爱情故事。”据此，蒂姆洛德反倒欢迎“这种可以完全切断来自北方供给和英语书籍的封锁”，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自给，而且不再靠外来模式而自己学会评论”。蒂姆洛德和他的诗人好友保罗·汉密尔顿·海恩斯(Paul Hamilton Hayne)及威廉姆·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也曾试图创建一份名为《拉塞尔杂志》(Russell's Magazine)的南方刊物，希望它可以和诸如《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6]一类的北方杂志相媲美，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同样化为泡影的是他对南方文学所寄予的希望。南方还在继续着它对本地作家的那种“不屑一顾的冷漠”的态度，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即天才——至少是文学天才——一定是外来的，不会在南方的土壤里开花”。随着不同修辞领域的发展，不同地区所共用的诗歌语言习惯在应用上已显落后，甚至于普通的词语在不同语境里会有截然相反的含义，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为：南北方均继承了关于美国人命运和身份的神话，但同时又都宣称自己的版本最具重要性和权威性。普通词语的各种用法也是五花八门，各不相让。反过来说，即便是互不相容的主张却奇怪地被发现都使用了相近似的表达方式，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南北方共有一种文化传统，即将修辞与诗歌联系在一起，并且把诗歌仪式化，使之适应各种重大场合。

这种仪式化和适应各种重大场合的诗歌，在亨利·蒂姆洛德和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作品里都显而易见，例如：鲍斯爵士(Sir Both)曾写诗纪念华盛顿诞辰。对华盛顿的热忱为美国提供了现成的偶像崇拜、英雄主义味道和历史的整体感，这一点在每个诗人的创作中都可见一斑，他们都喜欢塑造英雄诞生的场景和神圣母亲的形象：

谁会想到，当可怜的婴儿啼哭

在母亲的膝上，

一个国家从百年的沧桑中走来

像他那样的虚弱无力？　　(蒂姆洛德)

看这个民族赐予我们的英雄

他熟睡在母亲的怀抱里；

他伸出臂膀拯救我们

愿永远赐福给它黎明　　(霍尔姆斯)

如此相同的描绘——通过宗教绘画和熟悉的场景表达对国父的热爱——是每个诗人用于表达各自不同感受和意图的共同结构。实际上，前辈们遗留给这个国家的传统是支离破碎的，革命给予美国的只是建国的一些仪式，如7月4日的庆祝和演说以及华盛顿诞辰纪念。然而，南方认为革命是对“自由”的认可，意味着民族自决、反抗集权和暴政，而且这一观点目前已取得美国联邦政府的认同；革命还意味着对奴隶制的合法保护；意味着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等级社会结构。北方则认为革命是把“自由”作为个人的权利而加以保障；是合法保护联邦；是反对专制制度，这一点也得到南方的认同。无论对哪一方而言，自由、革命和美国这些概念都呈现出不同的反响、指涉，甚至是不同的简单意义。

这两种存在分歧的修辞贯穿于内战时期的诗歌，就如同是修辞塑造了战争。像《战斗呼吁自由》(“Battle Cry of Freedom”)一类的流行歌曲，虽然联邦和邦联双方都唱，但目的不同、显示的内容也不同：“一个人虽然穷，但他不是奴隶”(北方)；“他们的座右铭是抵抗暴君，我们不会投降”(南方)。诗人们的态度也不例外，无论他是精英还是普通人。

亨利·蒂姆洛德几乎就是南方话语的官方发言人。他于1828年出生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并非显贵的家庭，所受的教育包括典型南方式的非正规学校教育和在佐治亚大学为期一年的学习。此后，他还在各个不同的种植园做过家庭教师，内战期间他由于肺病的原因而没能成为一名士兵或是记者。在1859年发表了他第一本名为《诗集》(Poems)的书后(通过波士顿的出版商——蒂克纳和菲尔兹)，蒂姆洛德以写战争诗得以成为“南方的桂冠诗人”(The Laureate of the South)，其中包括一首名为《卡罗莱纳》(“Carolina”)的诗，该诗于1911年被用做南卡罗莱纳州的州歌(“这首歌应该大声唱而且只能站着唱”)。该诗展示了经过南方修辞处理过的美语用词，类似诗歌还有：他于1861年为第一次邦联大会创作了《民族起源》(“Ethnogenesis”)；《棉桃》(“The Cotton Boll”)是一首赞美棉花的颂歌，诗中描绘了纽约城被毁的幻象；《凯旋的卡门》(“Carmen Triumphale”)是为庆祝南方胜利而创作的；《颂歌》(“Ode”)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纪念1866年位于查尔斯顿的为邦联死难者修建的木兰花公墓的落成。

《民族起源》融会了美国意义的政治使命和宗教意义的象征性语言。蒂姆洛德宣称新诞生的南方是“上帝旨意下的”“国中之国”：

对结果的怀疑即是对上帝的怀疑

如果上帝已命令

我们必须渡过红海

比米利安为之而欢欣的红海还要红，

那么的确需要

一位手持神棒的摩西。

这熟悉的对“主”的召唤是针对北方的，因为北方“建立起他邪恶的统治，与上帝为敌”，散布反对奴隶制的“教义而且竟敢传授/这是耶稣和保罗都禁止的”。相反，南方则是一派太平盛世，在这里“我们会为遥远国度的人们祈福/为沉寂下来的不幸世界低吟祈福”。

蒂姆洛德于1867年故去，虽然他在死后名望并未有所提高，但不能把他完全看成是有党派偏见的诗人。他的语言技巧在很大程度上与南方身份紧密相关。他在《献词》(“Dedication”)里呼唤道：“美丽的撒克逊，以我爱人的信条/我的爱与你的草地相比是那么渺小。”他采取了中世纪话语的想象形式，体现代表高贵的南方骑士精神——马克·吐温称之为南方的(沃尔特)司各特主义(他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一书中坦言道：“要是没有司各特我们本该没有战争的，当然这样说一个故去的人似乎有点不恭。”)。虽然蒂姆洛德想努力改变地域语修辞，但结果往往是非但不成反倒使之更加巩固。《圣诞》(“Christmas”)一诗就好像是一种反向祈祷

和平降临拥挤的城市，

和平降临麦浪滚滚的无际田野，

和平降临大路和开满鲜花的小巷，

和平降临在席卷而下的风中。

和平降临在无际的海面

和平降临我们的避风港和宽阔的河流，

和平无处不在闪烁着耀眼的胜利之光，

和平降临每一缕清风。

在诗中，美国的“麦浪滚滚的无际田野”和“大路”被说成是“我们的”只有南方才有的“避风港”。不过他还是不免感到

在敌人面前的耻辱，因为他们

用邪恶的鼓声淹没了我们朝拜的圣歌。

一首作为《里士满的新剧院》(“New Theater at Richmond”)献词的诗也同样试图为艺术开辟一块新天地，不受政治干扰。——“一个仙女舞蹈的圆圈……圈中所有的不快/痛苦的景象和声音/都不复存在。”不过，诗的结尾还是呼唤“自由”和回忆——“每一个人/都拥有宝贵的我们为之战斗和祈祷的权利”，“自由”意味着捍卫对奴隶和种植园的拥有权，而“权利”则代表南方各州拥有脱离联邦的权利。

在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爵士(1809—1894)的战争诗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达。霍尔姆斯也许该算做是一位绝顶的应景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位坚定的反加尔文主义和教义主义分子，在东正教与唯一神教教派之间两败俱伤的争斗中被革去剑桥第一教堂牧师的职务。但即便是霍尔姆斯也无法抵制自己国家对语言表达的需求，所以，他采用蒂姆洛德的《民族起源》的写作风格创作了《致迦南：清教徒战歌》(To Canaan：APuritan War-Song)，诗句如下：

我们向南前进到迦南去

为我主而战!……

以色列的神，

他的名字叫耶和华!

到迦南去，到迦南去

主带领着我们前行，

在异教徒的堡垒前吹响

北方的号角。

诗歌在不断地描绘先辈、自由和旗帜一类的主题，并在它们之间建立系统的联系。霍尔姆斯的诗歌是新英格兰的旗帜，“同样的旗帜，由我们的祖先扛起，由我们的父辈继承”。如同蒂姆洛德一样，他也呼唤一种“父辈们使之成为自由并得到捍卫的”“丰富完美的传统”，用词虽然相同，但他所说的父辈和自由以及传统却是完全不同于前者的，对霍尔姆斯而言，“专制集团”是企图“撕下自由旗帜”的南方。总之，同样的象征，同样的用词，却代表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美国。

霍尔姆斯的战争诗沿用了他一贯的应景体。尽管他身兼医生和诗人两种角色，但最主要的职业应该是为哈佛大学撰稿。他撰稿的对象主要是：哈佛的毕业典礼、同学聚会；某些个人、文人的生日及国庆日；俱乐部、大使馆及其他官方宴会；还有周年庆典、美国国庆等。他的听众都是宴会上的宾客或俱乐部成员。《关在房间里的鹦鹉螺》(“Chambered Nautilus”)虽然最不能代表他的诗歌特点，却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诗。《星期六俱乐部》(“At the Saturday Club”)非常具有霍尔姆斯诗歌的特点，用一张私人宴会的宾客名单把文学史一一道来：朗费罗是清澈晶莹的“诗人，桂冠诗人”；霍桑“躲在面纱后/如同他笔下那个阴暗故事里的刻板教长”；爱默生则是“康科德[17]的特尔斐(Delphi)[18]……预言家、诗人、神秘主义者、圣贤或者先知”。在霍尔姆斯看来，革命本身就像是家务事，事件是通过著名的波士顿人物——托马斯·梅尔维尔(Major Thomas Melville)少校被描述出来的。他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叔叔并参与了1774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Party)[19]，他是事件中最后一位“印第安人”；或者，革命还按照霍尔姆斯祖母的叙述而被描述成从钟楼上看到的“班克山战役”(Bunker-Hill Battle)[20]。

事件在霍尔姆斯看来不仅是对个人和历史的推断，而且成就了诗歌。诗歌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作为社会属性的语言意义。如果说他的诗句涉及的主要是宴会和其他显贵们的聚会——那么，食物就是他诗歌的一个最具活力的转义，“用赞美做馅，用机智做涂抹的黄油”，然后“端上桌”并且需要用“一条面包和一个快乐小糖果来换取”；诗句的结构和隐含的主题是霍尔姆斯称为“婆罗门(Brahmin)[21]”的波士顿精英社会所使用的语言。霍尔姆斯的系列诗《早餐桌上的独裁者》(“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 Table”)登载于《大西洋月刊》，它们准确地遵循了各种语言习惯，既有那些大量阅读拉丁文以至于“所讲英文有一半是拉丁文”的家庭教师的语言习惯，也有“词汇的含义已融解为几个意思的文雅傻瓜们的”语言习惯。诗歌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代表，表示性质、特征的形容词被“政治、宗教、社会、家庭等关系”所限定。一首名为《押韵的一课》(“A Rhymed Lesson”)的诗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语言的，该部分把等级差别描绘成语言差别，这种差别即便是教育也不能消除：“词语导致情况；一个更为精确的尺度，/粗俗的言语，拙劣的语法，咒骂，酗酒，堕落……一句老话会证明这一格言的千真万确——/曾经的乡下人不可能说出观点一词来。”《社交聚会之歌(被一个戒酒主义者稍作改动)》(“Ode for a Social Meeting【With Slight Alterations by a Teetotaler】”)一诗讥笑戒酒一类的活动，把它们说成是语言审查：“一个微笑/皱眉，一杯酒/狂笑，一个祝酒/嘲笑和一个喝彩/冷笑，/这里所有美酒啊我们都畅饮/不管是士的宁还是威士忌，剧毒还是啤酒。”一首在宴会上献给海斯校长的诗是关于个人对头衔和地位的思考，所描绘的背景是美国对英国社会语言特征的反抗：

如何称呼他？很难，真的：

叫他是“伟大的父亲”，像印第安人那样？

或借个称呼？这不是一个

把人命名为殿下或大人的国度；

我们曾一度尝试用这些头衔，你知道吗，

结果却是将它们遗留在了一百年前。

陛下？我们已经受够了：

而且，这个称呼需要的是一顶皇冠；而他却戴着一顶帽子。

霍尔姆斯始终如一地坚持反映地域、阶级和时代的语言观。他的文雅语接近地方习语，而且渐变为自己发明的方言。他的宴会妙语与通篇的方言常常只有一步之遥，如以批判加尔文教而著称的诗《执事的杰作，或漂亮马车》(“Deacon's Masterpiece， or the Wonderful One-Hoss Shay”)，其中加尔文教被喻为出了故障的两轮马车。这首诗再现了新英格兰宗教传统的同时也再现了那里的习语，从“婆罗门”(文人雅士)的日常语言到十足的方言土语：

现在我来告诉你，造两轮马车时，

总有个什么地方最差劲，——

轮毂，车胎，弹簧或者车辕，

操纵台，横杆，地板，或者底梁……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

马车没用旧就坏掉了。

但执事发了誓(通常执事们都会这么做)，

他说“我的确想”或是“我告诉你说”

他会造一辆马车跑遍小镇

跑遍乡村跑遍所有地方

这样造出的车才不会坏。

霍尔姆斯在剑桥的谈话表明，文雅语言将成为某个特定区域的自然话语形式。用他在《低头饮茶》(“Over the Teacups”)中的话说，在这样的地区“某些主题被一致同意从富裕阶级的交谈和严肃的文学里删除”。的确，文雅语言要想不显得愚蠢，那就只有作为一种地方语或近乎方言被加以使用，而不是被树立为诗歌语言的标准和主宰。他对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的溢美之词也同样适用于自己，他说洛厄尔是“新英格兰自己养育的学者”，“(他)彻彻底底地了解/她的土壤，她的语言，她的人民”。

在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自己的作品中，霍尔姆斯那种将文雅语地方化的戏剧式方法荡然无存，或者说是精神分裂般地瓦解了。洛厄尔之所以被收录进文学史，主要是因为他是最早书写历史的学者之一。哈佛是他出生、成长和长眠之地，综合起来讲，他曾是非常著名的《大西洋月刊》(1857—1861)和《北美评论》[22](1880—1885)的编辑；做过哈佛大学现代语言学教授(接替朗费罗的职位)；后来还曾担任驻西班牙(1877—1880)和英格兰(1880—1885)大使。他的诗作分为文雅诗，如《朗菲尔爵士的幻想》(“The Vision of Sir Launfal”)和《批评家的寓言》(“A Fable for Critics”)，以及方言诗如《比格罗外传》(Biglow Papers)中的诗。每一类诗都运用了独特的语言，互不交叉。关于《朗菲尔爵士的幻想》还是少说为好，因为在不连贯的结构和突兀的道德说教的反衬下诗歌极度夸张的韵律显得黯然失色。《批评家的寓言》模仿的是蒲柏，押韵的双行体和充满讽刺的妙语让人联想到霍尔姆斯的《星期六俱乐部》，它们将文学史变为社会生活的记录，可以说这是继《朗菲尔爵士的幻想》矫揉造作的诗风之后朝讽刺体的一个可喜转变。不过，他的全部诗歌皆保持一个特点，即对于私人的社交圈或文学圈来说它们内含笑料。所以，所有人都会耐心等待，等待他实现其作品中的许诺。洛厄尔很早就熟悉爱默生，那时爱默生对于康科德来说还像一个乡下人，他破坏了哈佛毕业生的规矩(星期天不穿黑色外套，而穿褐色的)，对他的描述也并不诙谐

一副美国肩膀上长着一颗希腊脑袋，脑袋的

一端是奥林匹斯山，与另一端掉了个……

那里边所有的创造都受到应有的尊重

因为它们也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虽然说略微有点前凸。

外行们完全可以表达自己的排斥和不满，而且常常表现得针锋相对。坡因批评朗费罗抄袭(“五分之三的天才，五分之二的胡说八道”)而受到警告。玛格里特·富勒(Margaret Fuller)[23]也胆敢贬低洛厄尔，说他“是绝对地缺乏真正的诗情和诗风……后人们也不会记住他”，富勒因此而被嘲讽为《米兰达》(“Miranda”)，

她的全部存在就是一个大写的我：

她会使用一个古老的概念，并把它变为己有，

通过用她女巫的音调不断重复……

她完全可以藐视任何看穿这种把戏的凡夫俗子，

当她把没有限定语的小写的我融入其中。

《寓言》(“Fable”)一诗中包含了一些饶有兴趣的见解，如：对反对英国文学的美国人的质疑：“尽管你吹嘘自己的新大陆，但却一点都不相信它；/它几乎就是用旧大陆编织而成的。”但像霍尔姆斯的作品一样，《寓言》至多也只能算做一种社会诗，霍尔姆斯称赞这首诗是“你的作品中最富机智的”，也是洛厄尔自己渴望创作的那种严肃诗歌的典范。

洛厄尔还有第二个声音，不过它并不来自于文学职业，而源于政治信仰。在《比格罗外传》里，他放弃了高雅的诗歌外套转而用方言直接写作，只有方言才能代表新英格兰的社会—政治状况。洛厄尔与玛丽亚·怀特(Maria White)的婚姻将他带入激进的加里森废奴主义者[24]的行列，并帮助他获得了一种充满政治激情的诗歌语言。怀特自己也是诗人，在目睹了四个孩子中三个夭折后自己也死于肺病，死时年纪尚轻。在《批评家的寓言》里，洛厄尔批评自己试图“通过把一整捆的主义和节奏绑在一起”来努力翻越帕那萨斯山(Parnassus)[25]。可是由于诗歌创作被政治化，他不得不在语言使用上创新。《比格罗外传》的第一系列抨击墨西哥战争是奴隶制的延伸；第二系列描写的是美国内战。通过荷西·比格罗(Hosea Biglow)和伯德弗莱登·索文(Birdofredum Sawin)两个人物之口，洛厄尔用道地的方言表达和控制自己周围风暴般的政治语言。荷西·比格罗把军队招募官说成是“吹笛人”(“猜你会一直吹笛子直到疲惫/在你得到我之前”)。他把民族主义的召唤说成是基督徒的责任，从而表达他的抵触态度：

你不得不攀上天空

如果你想挽着上帝……

可这是基督徒的职责

会让普通人丧命

在《比格罗外传V》(Biglow Paper V)的第一系列中，诗人为南方自称真正拥有革命和《圣经》而作了辩护(“我们站在宪法一边，真的!”)，同时借H.比格罗(H.Biglow)之口对《参议院的辩论》(“Debate in the Sennit”)作了这样的描述：

自由的基石是奴隶制，

这一点毋庸质疑，

它就是那个——

你所称做的名字——神圣。

第二系列的第三部分假借已定居南方的伯德弗莱登·索文的一封信，对其中的南方观点进行了持续的讽刺。他关于奴隶制问题的南方观点是这样的：“一切事物对人来说，都是为了使用、服务和快乐；/难道说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里的人指的不是白人吗？”第五部分则是对政治语言技巧的戏仿(《位居神秘决策委员会并受保护的尊贵雌鹿之演讲》“Speech of Honorable Preserved Doe in Secret Caucus”)：“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警惕，/如果他必须有信仰，那么不要过于相信这些信仰。”同时，该部分还再现了对于美国革命历史自相矛盾的说法和修辞。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可能出于善意说“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

而后来却证明是梨树上的病枝。

它花了足足八十年有余的时间——难道你没看到吗？——

才从民众的信仰中肃清成见。

洛厄尔在《比格罗外传》组诗的一个注解——“选择北方佬的方言”里写到：

我做事是三思而后行。长期以来，我似乎看到美国文字和口语的大敌是刻意回避简朴的风格，以至于我们正面临着母语即将死亡的危险，因为它总是存在于字典和语法书而不是我们的内心。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回到它充满活力的源泉中去，只有这样才会找到它。

洛厄尔只有在他的方言诗里才能够找到出路，走进鲜活的语言。就他的诗人角色而言，他至多不过是使话语富于节奏而已，他在哈佛创作的《纪念颂歌》(Commemoration Ode)就是一个例子。关于这首诗，人们可以说，也正如他在关于国会辩论的《比格罗外传》中所说的那样，他使用的英语是“再没有比这更迂腐更陌生的了，它最终会变成一种像僧侣们所使用的拉丁语那样的东西，它不再是表达鲜活思想的工具了”。他在致诗人灵感的《跋》(“L'Envoi”)中写道：“我抓住了除你自己以外的任何你的东西……你是如此的柔软善变，永远难以捕捉。”

虽然霍尔姆斯和洛厄尔表达的观点分别代表各自的地区，不过他们都认为新英格兰是美国这个民族的具体体现和定义。这种特殊地位的获得源于他们在诗歌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同时也和其他地区诗人的艰苦工作紧密相关。西部诗人或多或少地承认自己那处于边缘的、略带怪异的乡土风格，但他们也提出了全新意义的美国诗歌。西部的社会状况，也像后来同样具有乡土风格的新英格兰一样，受到美国内战影响并形成战后的独特局面。南方诗人则发觉自己处于一种特别的妥协境地，一方面接受北方的文雅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标准，另一方面又认为北方会威胁南方本土文化而与之形成尖锐的对立。为了维护遭到美国其他地区一致反对的蓄奴制度，南方形成自己的修辞风格。它的“独特风俗”不仅造就了以奴隶为主的劳动力机制和以种植园为主的土地所有模式，而且还成就了自己独立的传统、价值观和风尚。南北战争前的文化以奴隶制为主导，这一背景使整个国家不仅出现了地域上的差别而且形成了南方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受其影响，南方诗歌在遭到奴隶制被废除的文化浩劫之后仍然继续努力试图重获新生。

由于洛厄尔的《朗菲尔爵士》所演绎的亚瑟王传奇并不成功，于是他转而描写以新英格兰人为原型的北方农民形象，而且非常成功。关于亚瑟王的故事是南方骑士文化意象的核心，骑士通过自己的风度、荣誉和对下层奴隶实行的贵族统治来维护社会秩序。也正因为这一传统，蒂姆洛德和西德尼·兰尼尔(Sidney Lanier)的作品中使用的尽是古老的语言，不过在兰尼尔作品中，古老的语言是和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其他诗歌元素紧密联系的。首先，音乐是他的特殊才能之一；其次，社交更能反映出地区的热点问题和普遍关注的焦点。

西德尼·兰尼尔(1842—1881)虽然出生于佐治亚州的麦肯，但其祖先则在伊丽莎白女王、查里一世和查里二世时期做过宫廷乐师。他自己也是一位音乐天才，他不仅以演奏笛子为生，而且还用其延长了自己饱受病痛威胁的生命，内战期间他在监狱患上了肺结核。无论如何，兰尼尔一直期盼着一种文学和学术生涯，在1857年至1860年间，他在佐治亚州的奥格尔索普大学学习德国浪漫主义。然而内战打断了他作为助教的学校生涯，战争给他带来的是健康恶化，生计不保。他努力用音乐、撰稿和教书赚来的钱进行诗歌创作，最终，他成为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的首席笛子吹奏家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师。在《英诗的知识》(The Science of English Verses)一书中，兰尼尔对诗歌技巧问题作了批评，他试图将英语的韵律和音乐符号连接在一起，这也一直是他在诗歌创作中所追求的目标。39岁那年，他终于完成了目标，但不幸的是，此后不久他便死于肺结核病。

兰尼尔在创作佳境时写出的语言既庄严高贵又富于音乐性，而在创作低谷时他会混淆语言和音乐、古风和庄重，他还会把自己反对贸易和工商业的那份执著与现实相混淆。他那首满怀抱负的《交响曲》(“The Symphony”)的开头也许正反映了他诗歌创作的低潮：“‘啊贸易!啊贸易!但愿你死掉!/时代需要的是心灵——’它已厌倦了头脑：/‘我们一切为了爱，’小提琴说。”兰尼尔的调子颇具古风，而且如歌一般优美，这与他所致力达到的社会—经济评论的目的不相协调。况且，力求诗歌达到这样的目的最终只能让诗人感到负担，而不能解决问题。另一个极端是，他用佐治亚居民的语言写了一首方言诗，该诗也只是发出了表达他执著追求的微弱声音而已：即通过用玉米取代棉花的方式来拯救南方经济，进行土地改革使南方从正在威胁美国精神的有害的商业化中解放出来。

除了方言诗，兰尼尔的作品大多采用中世纪的宫廷形式，沿袭了南方的文雅浪漫传奇。他早期创作的诗《比武》(“The Tournament”)是关于“心灵”与“头脑”、“爱”与“恨”之间相互激烈对抗、较量的一个寓言。另一首早期作品《农民起义》(“The Jacquerie”)，以无韵体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中世纪农民暴动的故事，诗的结构和题材都来自于骑士文学。他之后创作的诗在意象、文体和韵律方面都显现出骑士文学的特点，诗风虽美，却难以持续。在兰尼尔篇幅较长且雄心勃勃的颂体诗中情况尤为如此：《沼泽颂歌》(“Hymns of the Marshes”)，《格林沼泽》(“The Marshes of Glynn”)，《玉米》(“Corn”)，以及有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介入、为在费城举行的百年庆典而创作的《大合唱》(“Cantata”)。这些长诗中最为成功、长盛不衰的可能当数《汉密斯克的复仇》(The Revenge of Hamisch)，诗中所采用的民谣形式和古旧语言似乎表现出极端的自我批评和揭露。故事中那个疯掉的仆人将可怕的惩罚转向自己的主人，这个故事不可避免地将南方的封建特性也转向了其自身。

兰尼尔的短诗以其诗行间的连贯和意义的集中表达达到了预期的美感，如《缺席》(“In Absence”)中的结尾部分：“交叉飞过，相互翅膀的振颤/加速了彼此的飞行。”这种语言虽然和日常用语相去甚远，但与兰尼尔所倾心建构的世界却十分匹配。同样，那些以描写景物、鲜花和南方自然风光为主的诗歌也因为具体、实在而获得成功，这种诗歌语言风格也得以确立，以《来自沙洲》(“From the Flats”)为例，其中兰尼尔把佛罗里达(他希望在那里治疗肺结核)和佐治亚进行了比较，他抱怨道：

倔强，乏味，呆滞而冷漠

阴郁的沙层让我的精神渐渐耗尽。

沙层淡而无味地向我诉说他们知道的一切；

他们那愚蠢的舌头，为了嘲笑我的痛苦，

一次一次地拖着长腔唱着。

他们用让我难以名状的悲痛伤我的心：

永远不变，永远不变。

兰尼尔读大学时曾在笔记本里列出今后可能从事的职业，他问自己：“音乐在世界经济里的地位是什么？”无论在技巧方面还是理论方面，兰尼尔都试图建构一个统一体系以便对经验的各个方面进行整合和联系，如音乐、诗歌、社会等。然而，他的艺术却使这项计划成为不可能，因为他的南方偏见闯入了他的诗歌语言系统并且与之无法协调。他认为诗歌词汇的内在关系等同于音乐中音符的关系，这一理论不仅在其研究著作《英诗的知识》中得到概括，而且诗人也曾说要在实践中让诗歌更具强制的音律。他确已得到的语言之美在想象之外的世界里找到了语境，尽管在想象世界中艺术与生活互为实现和完善，《西部赞歌》(“Psalm of the West”)和《百年大合唱》(“Centennial Cantata”)的结尾部分就是很好的例子：

啊音乐，我的话从时间的高峰展开：

在你巨大的信号里所有人的心，人的心注视着：

中天友好地展开翼弦犹如旗帜漫卷，

舞动着欢迎这个世界的热爱者来到这里。

然而，在兰尼尔那些较为朴实而不富想象的诗歌里，他也的确创造出了音乐性的语言，虽然本质上依然脱不了文雅，不过已经和真实世界十分接近了。《模仿鸟》(“The Mocking Bird”)所采用的商赖体(sonnet)[26]显示了甚至是嘲弄了兰尼尔对诗歌的要求的控制与超然，这个要求即诗歌应植根于现实：

壮美而唯一，在一个打扮华丽的树枝上

在茂密的树叶上勇敢地生活着，

他用歌声使森林繁茂；或者吸引

饥饿的鹰的注意，倦怠的鸽子寂寞神伤

因为爱侣的走失，

所有鸟儿的热情——抚弄着小路旁矮树丛中淅淅沥沥的朝露。

无论鸟儿们做什么或梦到什么，这只鸟总会道出。

忽而他直冲而下，轻盈地

在草地上跳来跳去，啄食蚱蜢，高唱着飞起，

停落在树梢，梳妆打扮，然后再重复他的技艺。

真是甜美的技巧，我终于了解了其中的奥秘：

愚笨小虫之死是怎样成就了那边树上漂亮的莎士比亚的？

像蒂姆洛德一样，兰尼尔的创作也是在南方令人绝望的混战状况下进行的，因而他在诗歌中表达了努力求生存的主题，尽管多以异想天开的逆反方式表现。但是，这首十四行诗中揭示的问题，即诗歌的鸟儿们如何靠蚱蜢维持生存的问题，却是一个超出了南方以及紧迫的民生问题的命题。像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无名作家一样，兰尼尔也总是陷于社会、政治和文化修辞的纷扰之中，这些话语混杂在他的诗歌语言里。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或许是最后一个例子，同朗费罗一样他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喝彩、崇拜和喜爱。惠蒂尔出生并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北部，偶尔进城接受新闻界的采访，作为自己反奴隶制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直接描述新英格兰地区的风土人情，再现他们的宗教、经济和语言文化。而且，作品的思想角度总是取决于他独特的贵格会(Quaker)[27]灵光(Inner Light)[28]。换言之，他在神学/政治/社会方面的责任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诗歌的创作。直到奴隶解放的时候，他的诗主要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宣传废奴思想。战后，惠蒂尔转向写地方性、描写性的短篇作品，还有歌谣和赞歌。在这两个阶段，他的诗歌由于在言语形式上因袭了政治或社会的时尚而失去了威力。不过，在相当一部分诗歌里他成功地顶住了压力，取得了一种既宁静庄重又自然有力的语言风格。

惠蒂尔的政治诗向人们展示了北方修辞对诸如自由、公正、美国等词的理解。《北方女孩》(“The Yankee Girl”)在被一个庄园主追求并且后者许诺不让她每天工作——“你是如此可爱和珍贵的一块宝石/不应该被繁重的工作所累和玷污”——的时候，女孩用自己的独立宣言回答道：“但(人们)知道这个北方女孩很快就会被带上(奴隶的)枷锁而不是和你一起共享自由。”在一首反映兰尼尔的《汉密斯克的复仇》的诗中，惠蒂尔公开奚落南方作家对中世纪口头传说的情有独钟，并将其作为一种尖刻的手段来揭露。(《人们的猎人》【“The Hunters of Men”】)他一再地求助于先辈们的革命传统——“这就是我们父辈热爱的土地，和他们辛苦赢得的自由吗”——尤其求助于《圣经》里关于男人女人的神圣意象的寓言，可是当“上帝自己的形象被买卖/美国人被驱赶到市场，像牲畜般用于交换金子的时候”，土地和自由也被出卖了。美国的政治/宗教使命正面临着遭到背叛的危险，面临同样危险的还有美国追随神圣精神的可能性，这个神圣精神“出现在/我们父辈的面前当他们走在漫漫征途上……(它是)黑夜里的篝火，白昼里的浮云”。

虽然这首诗可能因其目的性和过分华丽的辞藻而显得不自然，但它凸显了身陷尴尬境地的美国身份认同，美国的身份认同是自由和奴隶制的混合体。在惠蒂尔看来，这意味着北方人和南方人一样都必须“知道他的自由建立于/奴隶制的黑色基础之上”。构成这个国家的基本词汇是相互矛盾的意义的折中。如那首《黑人船夫之歌》(“Song of the Negro Boatman”)所说，

啊，赞美和感谢!主来了

来解放人民；

弥撒把它看成是死亡的日子，

我们却认为这是欢庆的时刻。

然而，惠蒂尔的作品最终还是坚持恢复原有的单一、道德的语言定位。在纪念解放的《劳斯·迪欧》(“Laus Deo”)中，自由和罪恶的真实含义是确定无疑的：“解放者呼出万物宇宙/与此同时它也降灾难于死去的人和埋葬的罪恶。”

惠蒂尔的晚期作品主要以歌谣、类型诗、图画诗和赞歌为主，它们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社会和宗教的而不是诗歌的。虽然他的语言呈现出散文或歌唱的属性，不过他还是能够一下子就陷入一种道地、具体、无须形象化的方言或习语里。在《群山间》(“Among the Hills”)的《序幕》(“The Prelude”)里，新英格兰的农家不是作为一种静态的道德化身，而是道德冲突的真实发生地：

哀怨的女人和乖戾不悦的男人，

邋遢，麻木，未老先衰，

以少有的兴趣维持着他们自己

单调乏味的可怜生计……

像精明的经济家一样支出尽可能少的

盐和神圣

以维持他们的心灵还有过冬的猪肉。

同样以这种粗犷朴素的语言，惠蒂尔写了那首反启示录的《亚伯拉罕·达文波特》(“Abraham Davenport”)，亚伯拉罕·达文波特反对民众的呼声，民众们说到“这是主的伟大日子”，“他以平稳的声音慢慢打破(沉寂)……让上帝去做他的事，让我们照管自己的事”。《告诉蜜蜂》(“Telling the Bees”)则通过对当地悼念习俗的记录，用其所有的严肃风格来处理个人的悲剧。在以乔纳森·爱德华兹为主角的《牧师》(“The Preacher”)中他对新英格兰过去的精神暴行作了清醒的总结，过去那一地区认为“人一无是处因为上帝即是一切”，因而人无法对抗尘世的错误。《大雪封门》是惠蒂尔最具生命力的作品，它通常被认为是作者对往昔乡村生活的一种怀旧，不过这种国内的追捧反而让这首诗为诗歌表现力立了法。如爱默生的《暴风雪》一诗，诗从暴风雪中得出了格言，诗中炉火的意象代表诗歌意识，通过诗人的想象炉火辛勤工作来对抗和辩驳毫无理性的自然，就像惠蒂尔将生火的“艺术”与“愚笨的发出尖叫的风”对立起来一样。

南北方的绅士作家们在美国语言的发展及其可能性上提供了一系列答案。在这方面，他们延续了世纪中期几位伟大诗人的事业，如狄金森和惠特曼。但是，对于诗歌听众、诗歌功能以及诗歌与周边文化和话语关系的担忧仍然存在。世纪中期的文雅诗歌远不认为诗具有神圣高贵的地位，这一时期的诗歌仍然不能确定自己在美国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在弗·欧·马修森(F.O.Matthiessen)[29]看来，19世纪诗歌的失败关键在于它们不能区分诗歌与修辞这两种艺术的本质，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两者的杂糅而在于不能很好地掌握如何去结合他们。诗歌并非如形式主义美学所要求的那样是纯粹、自我封闭的语言，诗歌的语言必定来自于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里使用的话语。当马克·吐温倒霉地出现在《大西洋月刊》为惠蒂尔举办的晚宴上时，他批评的正是(诗人们)缺乏鲜活的方言习语(他评论道：“有趣的表达转成为一种肃杀和萧条”)。在谈话中他是这样描绘爱默生、朗费罗和霍尔姆斯的，说他们在矿工的小屋里朗诵着与矿工语言截然相反的诗歌：“对不起，朗费罗先生，如果能劳您驾暂停您的蠢话五分钟让我先把饭准备好，那样我就太荣幸了。”洛厄尔是把方言引入诗歌的先驱之一，但是大体上说，他也无法将方言贯彻到严肃的诗歌创作中去。他的诗歌创作受到语言规定的束缚，同样这些规定也阻碍了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刊登梅尔维尔、梭罗和惠特曼的作品。

诗歌的挑战不仅仅是抵制或脱离其周边的话语，而是居高临下地控制它们而不被控制。然而，19世纪中期的作家们不仅没有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塑造语言，反而不是被自己运用的修辞所掌握就是与鲜活的日常习语相脱离。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努力反映了对一种可行的美国式语言的探寻，即便不能完全或经常地运用于诗歌中。

斯蒂芬·克莱恩：美国的经济

自1895年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诗歌问世以来，这些诗就一直令人困扰甚至反感。一方面，其含义隐晦的文字显示出真正、持久的感染力，而另一方面，人们很难详细说清这种感染力在如此极简的抽象艺术里蕴藏在哪里以及是如何产生的。或许是诗歌而不是小说给予了H.G.威尔斯足够的理由，让他在1900年的时候把克莱恩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的工作描述成“某种来势汹汹的否定的艺术”。这些不仅超出了对神明的亵渎，也超出了诗歌本身所采用的大写字母和无标题的新颖简约模式。从纯形式角度看，克莱恩的文本惊人地打破了传统并发明一种新的方言以应对美国的特殊情境和要求。克莱恩在写小说和新闻报道之余从事诗歌写作，显然，在听到威廉·迪安·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朗读一版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后，克莱恩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的诗句，于是他拿着手稿出现在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家里，并如其所描述，他向后者保证：“我连续地写出了四五行。”但写出的“诗行”，用他的话说，却无论是在韵律、音步还是诗节的定义和措辞方面，几乎完全忽略了当时的诗歌标准。像许多美国诗人一样，克莱恩十分关注美国的语言艺术能否不同于它的英国祖先，而他超越了多数诗人获得了这方面的成功。他的诗歌依赖于简洁浓缩的意象、引人注目的观点、习语的直白表达、简化的用词以及有力而朴素的比喻。像后来的诗人那样，克莱恩合理运用主要的形式技巧、分行排列等，以便表达强调、悬念和严格的并置。

克莱恩的诗歌，与散文写作相比显得相形见绌，与他的传记写作相比显得复杂难懂。虚构作品在两个方向上妨碍了对诗歌的认识。一方面，小说的特点是讨论主题和哲学问题，而诗歌往往被看成是简化了的类似版本。由此，诗常常变成了关于存在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小片段，讲的是孤独淡泊的人怎样面对冷漠异化的世界。而另一方面，和虚构文本的比较进一步加深了诗歌本身疏离超然的印象，使诗歌似乎充满玄学、抽象的想象，这些想象完全来自于克莱恩小说中的场景和情节下发生的历史事件。在上述的两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文化表征的诗歌比喻效果是失败的，因为它仍然紧紧地依赖于克莱恩小说和新闻写作的冲动。克莱恩的诗所要表达和再现的是其身边的美国文化的具体构成。他的诗歌植根于文化，以完全美国式价值观的名义写自于一段历史；当克莱恩放肆地认为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背叛的时候，这种价值观正好得以体现，他之所以敢于有如此大胆的想法是因为在美国存在一种已经深入人心的传统——持异议。

克莱恩的个人经历与其简洁而强烈的艺术风格极其相似。很多的境遇已模糊不清了，但谣言就像在克莱恩活着时那样还在继续混淆事实。克莱恩生于1871年，是家里的第14个孩子(是存活下来的第9个)，父亲生长于一个古老而显赫的革命家庭，曾做过卫斯理公会的长老、教师、作家和牧师；母亲也有着来自卫理教派教长的高贵血统。由于与妻子家之间的教派争论，他的父亲被从长老降为巡回传教士，在克莱恩9岁时去世。而母亲则为了支撑家庭围绕卫斯理公会和妇女的改革事业，尤其是节制问题，进行写作和演讲，与此同时，他的家在新泽西的一些地方搬来搬去。在克莱恩20岁时母亲也去世了。

克莱恩之后的生活越加艰难。他在学校的几年似乎主要花在了抽烟和打棒球上；先是克拉夫洛克大学(Claverock College)，这是一所卫斯理公会的预备学校，那里要求学生每天研究《圣经》；然后是拉法耶特大学(Lafayette)，在那里他的所有科目都不及格；最后是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通过家里的卫斯理公会亲属他得以录取，但这一次他又没能完成学业。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为报纸撰稿，包括在其兄长工作的阿斯伯里·帕克通讯社(Asbury Park)承担一份定额工作。在那里，他因报道美国机械公司的低级职员游行而不慎得罪了劳资双方。他把工人描绘成“沉闷地走在街上，好像什么也不懂，呆头呆脑，一副不相干的样子……步伐和样子恰恰代表了他们的生活”；而雇主则是“当一块钱被放在眼前时，他只考虑自己的拥有权而不顾别人的权利”。结果是他不仅成功地让自己被解雇，而且还连累哥哥也遭解雇。

离开学校后的克莱恩住在纽约，没有固定住所也没有固定收入，除了给报纸写些稿件外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玛吉》(Maggie)——他的处女作，描写了一个纽约贫民窟的女孩被引诱、奸污直至堕落成为街头妓女。当时为了出版这部小说克莱恩不得不自己掏腰包，可后来他却因另一部小说《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而一夜成名。这部小说的问世得益于哈姆林·加兰尤其是威廉·迪安·豪厄尔斯的资助。然而，与他们的提携形成反差的是警方以及种种流言蜚语，有传言说他生活放荡，酗酒、吸毒、与妓女有染。据说，克莱恩曾以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精神极力保护一个被拘捕的“歌剧合唱队的女演员”多拉·克拉克(Dora Clark)，他的行为导致纽约警察局发难，不允许他继续居住在纽约市。后来的几年里，他因为《红色英勇勋章》的名气得以成为几家不同报纸的记者：部分是西部以外的，但也有各地的，只要那里有战争。1896年，他试图到古巴报道西班牙—美国之间的战争而未果(他乘坐的船只沉没，在海上漂了三天，此番经历成为短篇小说《敞蓬船》【“The Open Boat”】和诗《在细桅杆上漂流的人》【“A man adrifting on a slim spar”】这两部作品的素材)。此后他去希腊采访那里的战争，打算之后再返回古巴。他的晚年时光是在英格兰的一所乡村庄园里度过的，与科拉·豪沃斯·莫菲·斯图亚特(Cora Howarth Murphy Stewatt)一起花掉他的收入，科拉曾是他在佛罗里达认识的一家妓院的老板。1900年，克莱恩死于肺结核，当时他还不到29岁。

正是这种生活塑造了克莱恩的诗歌，体现出他与现实社会结构的格格不入，或者说是他对社会结构的坚决谴责。这种影响是通过形式和修辞手段在很多不同层次上实现的，这些主要的修辞手段使他的各种文本成为有机体，包括宗教、爱情、战争、艺术还有金钱和卖淫。克莱恩的批评在人们可能称其为他的荒原意象中找到了自己的雏形。这类诗通常描绘景物——荒野、高地、公路、海洋等。它们的结构典型体现了自我封闭的主体的对立，每个主体性都有自己错误的视角：

我看到一个人在追赶地平线。

而地平线则一圈一圈快速飞转。

见此情景我停下来；

开口招呼他。

“这是徒劳，”我说道，

“你永远不会——”

“你说谎——”他喊道，

然后继续跑。

这首诗，初看上去似乎是两个势不两立的观点之间的对抗。而且，它通向的选择也是同样的势不两立。一种解读是，追赶者似乎是被自己的幻觉欺骗了，但他还是拒绝来自于一个不关利害的讲话者兼叙述人的启蒙，后者的状况显然好像较为优越。然而，情况或许刚好相反。也许追赶地平线的人正是因为有了对某个理想的求索才显得高贵，没有了追求他的生活只是一场空虚，这是一种讲话者兼叙述人无法理解的虔诚。

克莱恩的许多文本都显现出具体化了的认识论或存在主义谜团。比如，这里讨论的两个主体性或者观点就具有典型性，二者相互施加压力，又没有结果。结果的缺乏构成了克莱恩的主要写作承诺之一，而且有意要将其扩大到读者。如克莱恩在一封信里所说：“如果存在任何的寓意或道理……我也不想指出来。我让读者自己去发现。”克莱恩的读者几乎总是被放在一种困难、妥协的位置。作为附加的主体性，读者被要求做出决断，而这一决断在文本看来是不可能的。不过对任何一个单一主体性的惩罚是克莱恩写作目的的核心，它会强迫读者直接体验一种自我批判，这是克莱恩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他没有把人刻画成为陷入圈套的自我；相反，他将自我描绘为潜在的陷阱。上演孤独自我的戏剧在克莱恩看来并不能最终展现存在主义的状况，其重要性在于道德、社会尤其是历史层面。

诗中描述的困境不仅仅是抽象的、认识论的或者普遍意义上的玄学的。追赶地平线的形象不仅展示了一种观点，更显现了主体性本身，使人联想到类似的意识环。封闭的圆圈以及这个爱默生式的自力更生的人让人不禁联想到爱默生的圆圈。不过这个自我证明是孤立的，呈自我禁锢式的圆形，而不是不发展的。唯我论的出现不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作为问题本身出现的。所以，克莱恩的诗不是认可或表明孤立的自我，相反是要表现其局限。

爱默生式的意识被置于合适的美国场景中。沙漠远不只是空洞、抽象或存在主义的空间，它有了确切的文化历史定位。克莱恩的荒野既有《圣经》意义又有民族意义——从美国传统的想象意义上说，这真的是两者的交叉。《圣经》意义的影响似乎可以具有启示；美国式的启示，召唤。但独特的是，在克莱恩看来启示是混乱的。诗中所描绘的那个人的追求无论是高尚也好愚蠢也罢，都好像是一种妄想。至于说到召唤，克莱恩的世界里追求本身有着具体的内涵。它暗指世纪末美国的一种痴迷：驱使自我取得成功。这一动力作为独立的价值，在特有的一些象征里得以表现：

一个人看到天上的金球；

他向上爬想够到它，

并且终于如愿以偿——

可它成了黏土做的。

奇怪的是：

当这人返回地上

再看时，

看呐，又是个金球。

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它是金子做的。

当然，它是一个金球。

多种主体性在此通过人物自己的想象被和谐地统一起来，人物的想象在追逐地平线之前、之中、之后是各不相同的，同时要求读者目击每一个变化。诗中蕴涵着若干的可能性：追求金球只是幻想吗，或者因为只是幻想所以不够高尚吗？金球的形象也许代表想象。这一形象的否定只会是世界空虚：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后来谈到的否定性，“太阳，那个勇敢的人，不过是你所说的，走自己的路，世界是丑陋的而人是悲哀的。”然而诗所描述的追求似乎是无效的，什么都没被转变，成功是自我否定而不是想象中的富有。圆圈没有尽头，且自我封闭，追求的目的可能就是被称做镀金时代(Gilded Age)最诱人的东西，金钱。金钱不仅不代表想象的可能性，还可能使其错位和遭到背叛。

自我及其代表物——金钱是两个重要的美国制度，斯蒂芬·克莱恩在其作品中对此表示出怀疑。而另一个惯例就是宗教，它对于教长的儿子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克莱恩早期作品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攻击上帝，因为上帝似乎只会惩罚和嘲弄众生。其实克莱恩的兴趣并不在于神学，他主要关心的不是上帝的本质究竟是狂暴的还是仁慈的、是属于旧约还是属于新约、是他母亲的还是父亲的、是残忍的还是怜悯的。不像艾米莉·狄金森的作品，克莱恩的作品里没有持久不变的玄学分析。他关心的是上帝的形象如何引导人的行为或者是人的行为如何利用上帝的形象。他的诗歌主要表现各种各样的宗教主张，它们建立于不同的力量结构却反过来支持后者。他坚决反对的结构之一就是：关于上帝惩罚的结构，这个结构由所有那些自称知道上帝并支持他的人所持有。克莱恩在《上帝拜访人》(“A god came to a man”)一诗中巧言善辩，他在与上帝的辩论中占了上风。出版商曾要求他把这首诗从最初的《黑色骑士》(“Black Riders”)克普兰戴伊版(Copeland and Day editon)中删掉，以备死后发表。诗中讲到，上帝创造了苹果，创造了人企图得到它的欲望，同时他又禁止人的欲望，上帝把自己置于自我取消的境地：“这有多么愚蠢？/注意，您塑造了我们的欲望/就在您创造苹果的时候……我是比上帝更伟大的上帝。”克莱恩斥责上帝，说他“把父辈的罪恶……强加在孩子头上”，“好吧，那么，我恨您，邪恶的景象”。克莱恩鄙视发怒的、“打人的”上帝，矛头直指“所有那些跑来”赞美他是“杰出上帝”的人们。

这些具有攻击性的例证并不表示信仰危机，在例证中克莱恩以马戏团的意象来表达其对神学的漠视：“我哥哥威尔告诉我不要相信地狱，因为在这之前我叔叔不停地用关于火湖和其他杂耍的故事来烦我。”克莱恩密切关注的是“上帝”一词在这些例子中的含义；在那些自称认识上帝的人的眼中世界的影像似乎是含蓄的，尤其表现为一种惩戒的方式，即“严厉的神灵”判定人要用哭泣的少女做礼拜。诗中上帝的形象有时为了揭示自己，也和天使、精灵、天国之声以及如鹊或驴等动物形象一道，作为一种超出自我封闭式想象的声音或者观点而存在。或者，上帝可能被描述为一个声音“在心里低语”，一个主宰“内心想法的上帝”。但是，这样的宗教最初在克莱恩这里却是一种遭到贬损的社会话语，一件由“陌生小贩们”出售的便宜货，每个小贩

拿着小货样，说道：

“这是我的上帝的式样。

这就是我喜欢的上帝。”

克莱恩比上帝更重视罪恶，但在他看来罪恶永远都不是形而上就确定的。他的诗句坚持表现形而上世界的坍塌。

我伫立在高处，

看到脚下众多的魔鬼

跑着，跳着，

痛饮着罪恶之酒。

其中一个抬头，狞笑，

说道：“同志!兄弟!”

上上下下的都来到同一个程度，它的衡量标准不是玄学的而是道德的。而道德的罪恶恰恰是支撑自我放纵的傲慢态度的上层建筑，这也影响到了读者。当克莱恩最初的那些出版商要求他删掉亵渎的内容时，他抗议说这样会“删减掉书中所有的道德意义，也许是所有的无政府思想。我尤其要坚持的正是这种无政府思想”。无政府主义反对的是等级制度；对于克莱恩，反等级制度是一种道德立场，一个社会的而不是玄学的立场。他要维护的是责任和敏感，然而他发现几乎在所有地方这两者都遭到了背叛：

用眼神和手势

你说你神圣。

我说你撒谎；

因为我真的看到你

把外衣

从罪恶身上拿掉并放在

小孩的手上。

谎言家。

克莱恩在此表明了立场，他反对那些道貌岸然、披着神圣外衣的人，站在大多数受惩罚者一边，这里，诗人用“小孩”来代表后者，这一形象既具有基督教意义同时也具现实意义。克莱恩的小说《玛吉》反映了这种联系，玛吉已经堕落，可她“听说过上帝的恩典”，当她在街头游荡并与一位戴着丝帽、穿着体面的黑色大衣的胖绅士搭讪时，后者却“身子一缩，向旁边跨了一步以保护自己的体面”。

男人们除了金钱之外还求什么？女人。这正是不同寻常的地方。从他塑造的强壮男性形象来看，他可能比任何19世纪作家都习惯于写具有深刻性别印记的诗歌；换言之，他的诗歌认识到女人(男人)的社会经验是由性别分工决定的。克莱恩的爱情诗经常而且愧悔地被从他其他作品中区分出来。不过，从任何方面讲他的诗都是真正的厄洛斯[30](Eros)诗歌。徘徊、寻觅、追求的意象也表现对遥远至爱的爱情渴望。在克莱恩的生活中，他的爱情是失败的，可分为以下类型。首先，他年轻时爱过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女人，而且没有得到回报，这段经历体现在他的一首诗里，“黑色的恐怖，无尽的夜晚”反衬出“你和你白色的手臂/沉入遥远的末日”。他后来的感情表现为对堕落女人的侠义之心和保护意识，先前的性经历使她们不可能完全地、绝对地属于某个人——如他对科拉(Cora)的描写，爱“总是处在另一个情人的阴影下”，在“其他男人的爱情灰烬中显现”，因此，爱是一座庙宇，克莱恩的自我和心灵在那里的祭坛上献祭。

克莱恩作品中厄洛斯的形象具体化为贫穷、受辱的妇女，其中大多是妓女，这样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他的核心文化信仰和批评。对妇女的剥削是克莱恩小说的关键，它暗含着作家对于自我在周围世界里占有何等位置的全面考察，这种剥削往往通过性变得更加复杂。一个标志就是双重标准：

Ⅰ.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都有罪。

男人将惩罚罗列

在女人的头上之后，

快乐地离开了。

Ⅱ.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都有罪。

男人和女人站在一起。

在她的头上，也同样在他的头上，

降下一次次的打击，

所有人都叫嚷：“傻瓜!”

Ⅲ.他有着勇敢的心。

你会和他说话吗，朋友？

哦，他死了，

你的机会来了。

让它成为你的悲痛吧

他死了

你的机会没有了；

因为你是个懦夫。

在另一首诗里，一个情人没有赢得爱人的芳心就因为“男人之见，盘根错节，我的交织于其中的存在，我的生命”。他被称为“冷酷的胆小鬼”，可见这里探讨的是胆怯的社会背景。诗中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暗示。第一个人喜欢完美的双重标准，尽管接下来一行“都有罪”既指女人也指他；第二个人则完全相反，他同女人站在一起共同承受来自社会的打击；然而，在第三节里，对于牺牲的满足感和评价社会的安全感遭到了颠覆，与此同时读者的特权也遭到破坏。参与这些打击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正在叫嚷的人。在性别等级制度下，罪恶由性罪恶转移到女人的背叛上，作为读者自己值得质疑的特权这种制度接下来遭到攻击。“机会”一词，如诗中讲到的追求，“我看到一个人在追赶地平线”，不由得让人想到美国的价值观，但是，这个价值观是强行将其经济雄心壮志的含义转为道德义务。

克莱恩之所以致力于揭露社会对女性的损害，第一可能与其母亲曾从事妇女改革事业和禁酒运动有关，第二是他想复兴文学传统、对卖淫和贫民窟生活作道德反省。尤其是他死后出版的一些诗歌主要表现女性如何受剥削、欺凌以及女性所拥有的仁慈。

瓶子，瓶子，还是瓶子

在一个快乐窝里

女人们惨淡的微笑

虚假的放纵，虚假的快乐。

无数盏灯

折射出多个倾斜混乱的影像

在镜子里

灯光又返回来照着她们的脸庞。

一个地窖，还有死人般苍白的孩子。

一个女人

做着家事，那么平常，那么粗俗，

毫无风度。

一阵低语一阵沉默

或是一阵沉默一阵低语

然后是最后的沉默。

月光几乎洒满廉价的床铺。

一个小时，充满无数快乐和痛苦，

可对于地窖或快乐窝都无足轻重

因为一切皆死。

妓院一般的“快乐窝”虽表面奕奕生辉，却是地窖里死亡的对应面。反之，从社交“礼仪”角度看，平常而堕落的地窖也只是提供爱心服务的场所。如其他同时期女性作品那样，当克莱恩的艺术成为放大镜并将这种消费他人就是快乐的文化加以放大后，他重新找到并暴露了失语女性的微弱声音或者说是沉寂。不过，作品中所描述的牺牲却没有得到救赎。月亮所代表的现实继续统治世界，其中的上层和下层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框架，而这个基本框架不再要求形而上学。

卖淫之于克莱恩就像奴隶制之于惠特曼：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削弱的最极端例证；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一意孤行；以金钱作为表现的自私自利。不过，卖淫只是一个连续体中的一个点而已，后来的一系列文本把作为社会弊端的物质利益问题提了出来。“老女人发出呐喊/在受到卑鄙商人的蹂躏后”，这毕竟只是“金钱影响心灵”的一个例子。“以活力着色的肉体”亦不过是“成功的人……对于弱者的小小胜利/一个在金钱岸边心存感激的人”买来的“小蝴蝶结”。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十字架”是“用英镑、美元或法郎制造的”。友谊、天堂、战争以及咒骂都成了“叫卖他们商品”的方法。甚至童年也变成了竞争的舞台，“弱者”会被那些有能力调度机会和技能的人统治。地主与土匪对立，贫穷与富有隔着“商业的深渊”互相对立。“满载食物的马车”是对那些穷人的嘲弄。

战争题材一直萦绕着斯蒂芬·克莱恩的作品，不过就处理方法而言依然采用的是性别角度，从修辞意义讲战争反映了复杂、矛盾的价值观。克莱恩否定的不单是美国对个人自由和自我发现的许诺。在有些作品中他赞扬人自身的勇气，宁做“一个讨人厌的人”也不去“人云亦云”；宁寻“新路”也不愿“随波逐流”，即便是在“可怕的荆棘丛”里陷入绝境；宁可特立独行也不同流合污。克莱恩是十足的美国派，他不赞同屈从于社会群体或者完全与之一致。但他同时也看到，如果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不被加以限制使之担负责任的话，它将具有破坏性，无法包容侵犯和野心。构成自我基本框架的冲动，如宗教和爱情，也被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贪婪所淹没，其结果就是战争。克莱恩第二部诗集里的标题诗《善意的战争》(“War is Kind”)(他还指人类的战争吗？)是写给少女、孤儿和母亲的，要求他们不要哭泣，即便这首诗会让他们不可避免地流泪：

别哭，年轻的女孩，因为战争是善意的……

沙哑的、隆隆的鼓声从军队里传出。

小小的心灵渴望着战斗，

这些人生来就是要操练和战死的。

难以言表的光荣飘荡在他们头上，

伟大啊战神，伟大啊，他的国家——

一块尸横遍野的土地。

克莱恩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战争表现为妇女、家庭和社区的极端贫困，这是“战神”给予的惩罚，他的威力在死人身上得以体现，克莱恩版本的《共和国的战歌》(“Battle-Hymn of the Republic”)对此作了更为清晰的描述。战争的纯粹目的被暴露出来，相对目的而言战争只是手段。所暴露的并不是英雄主义的一意孤行，而是遭到摧毁的生命，是“爱子心切的母亲的眼泪/即便当邪恶的战斗疯狂进行”，是令“妇女哭泣”、“孩子逃走，四处流浪”的“血腥冲突”。如他在《共和国的战歌》中写到的，“吟颂瓦解了还有那两面派的鹰(two-faced eagle)”。价值观发生了分裂，以至于英雄主义摧毁了那个它自称要拯救的世界。

但无论如何，克莱恩都是有着他创作的渊源的。对于每次揭露，他都作出回应。只要凝视不是出于占有欲，“她的可爱”会代替“雪、冰以及滚烫的沙”。像“对光荣的坚定信念和苦苦追求”这样的“英勇行为”会让位于他人的许诺，即“更加英勇的行为”。克莱恩想象出一个沙漠里的生命，并以此表达他对一意孤行式的自私自利的批判：

沙漠中

我看见一个生命，赤裸着，那么残忍，

他，蹲在地上

手里捧着自己的心，

啃噬着。

我说道：好吃吗，朋友？

“很苦——很苦，”他答道；

“可我喜欢

就因为它苦，

因为它是我的心。”

这段文本展现出一个复杂而富争论的结构，其中所描述的基督教意义的人的堕落形象既是被召唤的又是被质疑的；而同时内在皈依的“心”(耶利米，保罗)既是一种召回又是一种重塑。从一个意义上说，克莱恩是在恢复过去基督教对人自负的怀疑以及对谦卑的欣赏。然而，克莱恩并非基督徒式的谦卑，他反对基督教在风俗和形而上学两方面存在的等级观念，而且最主要的是反对它所提倡的绝对服从权威。但是，竭力做到自我节制的思想在文本中还是可以看到的：准备迎接的苦难。

自我节制的主题通过克莱恩诗歌的形式结构得以体现。他的诗在修辞和意象上都会使人联想到传统的《圣经》寓言。但这不意味着作品要含有明确的寓意、指定的玄学结构或者安全的秘密含义。这只是用来嘲弄的一种形式，正如一首诗所宣称的：“解开我的谜语……因为它是一个谎言，所以使用奚落才会批判得有力。”这样的诗句将读者带入迷惑和难以决断之中，摧毁了他或她解读的确定性。但对于艺术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艺术想象的问题——想象的目的、限制以及艺术家的自我约束——都在一些文本中被提到，所有文本都采用了自嘲作为形式。一首诗写道，“并排站着三只小鸟”，它们你推我、我推你，嘲笑一个正在经过的人，因为他“自认为会唱歌”。另一首诗则宣称诗人拥有“一千个舌头”，但其中“有九十九个说谎”，只剩一个“会听从我的意愿不唱高调，/可是它已在我的嘴里死了”。鸟儿们那美妙的歌声飞走了；而寄托了所有愿望的人的歌声却听来不过是“木头夹子的两片舌板”所发出的响声。在这些诗句中，互为抵消的观点确定了艺术家对诗歌目的的主张，惩戒自我是功过观点的主要特点，也是克莱恩对基督教的重要修正及其在社会道德方面所做的努力。

克莱恩在限制形象力的同时并不是要对其加以否定。但是，他要对想象的范围和文化定位加以考察。在一部戏仿朗费罗的作品中，他提醒人们生活不会因为“涉猎诗歌”而变得“崇高”，但他还是希望美国重视想象的艺术，它在这里正受到被排斥的威胁。克莱恩艺术的阴暗面通过作品中的比喻暴露出来，如他的心脏像“鲜红的粪土”；“粗劣的蘑菇/从血污中长出”，他把血污当做墨水来蘸。不过，这种阴暗面仍然是认识偏激的戏剧艺术所要重点表现的，自我，也包括读者的，会遭到攻击并且不得不面对多种解读以及那些艰难的、自我矛盾的判断。克莱恩的文本既展现了又实现了禁锢个人意识的危险，同时也断言了超越这种危险、找到其他观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由此看来，克莱恩的观点具有异乎寻常的社会内涵：所谓的社会内涵是指自我约束以便给他人以空间，为他人奉献。

各色修辞聚集在克莱恩笔下的一个文本中，而文本在他简洁的艺术风格内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广度：

上帝躺在天堂里死了；

天使们唱着送终的圣歌；

紫色的风发出呻吟，

天使们的翅膀滴着一滴滴

血

掉落在地上。

它，发出呻吟的它，

变成黑色变成浅浅的。

从遥远的洞穴

充满死亡罪恶的洞穴里

怪兽走了出来，欲望的折磨让它们变成了青灰色。

它们打斗着，

为这个世界而争吵着，

一件乐事。

但这是所有悲哀中的悲哀，——

一个女人的手臂试图挡在

一个熟睡男人的头上

保护他不被最后那只怪兽吞噬。

这首诗显然使人联想到纽约的景象：一个年轻的街头妓女在努力保护为她拉皮条的人不被殴打；克莱恩叫来警察，逮捕了这个女人。这里的女人形象把宗教启示和战争置于一种弊病的集合体中。欲望(“欲望的折磨让它们变成了青灰色”)、暴力(“它们打斗着”)和相互争斗(“为这个世界而争吵着”)，所有这些都交叉、集中于这个堕落的、救赎的但也是可怜和脆弱的女人身上。这里揭示出的死亡正是被欲壑难平和暴力泛滥所毁坏的世界的最后下场。这些罪恶针对社会，而社会已被贪婪的自私所吞没，因此不再是被放逐了爱的受伤和绝望的形象。

克莱恩简化了的场景和方言习语因而具有一种典型的美国风格。它们在开阔的沙漠和孤寂的景象里召唤一种美国的社会结构，在此结构下，作为一个重要准则，个人隐私在经济和道德生活中都被授予特权。然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尤其在克莱恩的城市里，美国人的眼光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和坚信唯我论。克莱恩提出和限定的主体性在他所创造的形式结构下，坚持存在于其他观点之中或者与之对抗，最终这种主观性意味着对个性的批判，因为在他那个时期个性似乎完全变成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自私自利。即便如此，克莱恩的道德苛刻仍然是美国式的，他以一种既充满比喻又是历史叙述的语言来呼唤美国重拾自己尚未完成的希冀。

乔治·桑塔亚纳和哈佛形式主义

整个19世纪涌现出许多哈佛才子，朗费罗、洛厄尔以及霍尔姆斯都曾在那里有过稳固的工作，塔克曼(Tuckerman)与哈佛的关系不那么紧密，爱默生则一直与哈佛保持着不同寻常的联系。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哈佛主办了特别集中的诗会活动，尽管诗歌创作的成绩有些令人失望。总体上说，诗歌真正的起步发生于哈佛以外的惠特曼和狄金森，以及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和斯蒂芬·克莱恩等人身上。不过，19世纪90年代证明了哈佛是一个发祥地，从这里涌现出许多20世纪互为相反和在很多方面互为矛盾的现代主义流派。——奇怪但不罕见的是，在这些“特殊学生”即那些没有得到学位的非正式学生中，有爱·阿·罗宾森(E.A.Robinson，1891—1893)、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1897—1900)和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97—1899)。T.S.艾略特在1906年至1914年间作为正式学生在哈佛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他曾谢绝从伦敦返回为自己已经完成的博士论文作答辩，因而放弃了博士学位)，他以自己的方式反映和修改了哈佛世纪末的审美标准。

19世纪的哈佛诗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致力于传统的形式诗学，这种诗学到19世纪末时已强化并达到严格契合的程度。形式主义在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的作品中有最充分的表现，他对90年代的哈佛诗歌来说至关重要，他的影响在后来兴起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中都有体现。也许桑塔亚纳最著名的是他作为思想史研究专家的身份，然而他的博学大大抑制了作为诗人的才能。只要纵观西方文明的悠久传统，人们会发现他在诗歌方面的失败与传统有着特殊的共鸣。可问题是桑塔亚纳不仅是个糟糕的诗人，而且他的错误很容易列出一长串：行文呆板，韵脚可预测，句法牵强附会，顺序混淆，措辞做作且缺少音乐性，还有许多派生的意象和情绪。最突出的毛病当数他一方面竭力代表文雅传统，而另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蔑视它。在很多方面，他那些敏锐的评语都最先适用于他自己。但无论如何，他在诗歌方面的失败表达了他的美学关怀，为后来的诗歌准备了条件。

当人们谈到桑塔亚纳时通常会说：他喜欢憎恶。他憎恶土著人和外来移民，憎恶大众和精英，也憎恶犹太人、妇女，以及虔诚的教徒和世俗的人。正如范·维克斯·布鲁克斯(Van Wycks Brooks)[31]所总结的，桑塔亚纳憎恶美国。“他厌恶美国生活的一切特质……他的微笑是对人们试图改善世界的徒劳所表示的轻蔑，这种蔑视以及仁慈折射在许多的哈佛精神里，这些精神正在使伟大的新英格兰时代的创作倾向发生逆转。”桑塔亚纳的蔑视态度无疑源自他可怕的童年经历，儿时的他遭到遗弃并被逐出家门，成年后的无家可归和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使儿时的这段经历更加深刻。当母亲返回美国去抚养她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子女时，桑塔亚纳被留下与西班牙父亲一起生活，母亲的前夫是新英格兰的一位杰出人物，直到他8岁时才又与母亲团聚(有3年时间他一直照管家务，所以他后来在《人们与地方》[Persons and Places]里是这样描述家的，“拥挤，紧张，凌乱还有悲伤”)，桑塔亚纳生长于财富、社会地位和宗教派别的边缘。1912年母亲去世后，他满怀感激地辞去了哈佛的教授职位，返回欧洲，最后死于罗马的一个女修道院。

桑塔亚纳在1911年于伯克利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文雅传统”(genteel tradition)的概念，这也可以被看成是他对美国的挥手告别。其实，桑塔亚纳无论在美国或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特别严格定义这一概念，而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笼统的名称用来表示对有些美国文化特质的不满。但通过这一概念，他确实使关系到美国诗人乃至美国的中心问题变得引人注目：换言之，就是美国文化的割裂问题，如他在《美国诗歌的文雅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 in American Poetry”)中所述，在这种状况下，

美国人头脑中有一半没被实用所占据，用我的话说就是这一半仍然保持着些许平静状态，不能用搁浅来形容；它缓缓地漂在回流里，而与此同时，另一半装满发明、工业和社会机构的大脑则顺着某种如同尼亚加拉瀑布般的东西正在飞流直下……美国的意志体现于摩天大厦；而美国的智慧则显示于殖民风格的宅邸。一半头脑是美国男性的；而另一半，至少是这一半中的主要部分是属于女性的。一半是挑战、进取，另一半是文雅。

桑塔亚纳的性别化语言既非偶然也非无关紧要。这种语言风格再次出现，当桑塔亚纳在后来一篇有关《美国诗歌的文雅传统》的文章中写到：文雅传统是一种“诚恳和文雅的浪漫主义，它把文雅传统和福音派以及默德·穆勒们(Maud Mullers)[32]联系在一起……一种简单、美妙、人性化的新教文学，这类文学就像一个带着老花镜仔细端详的老奶奶，她凝视着糟糕的世界还说它是那么的美和有趣”。这里，桑塔亚纳的矛头直指代表文雅传统的朗费罗，不过桑塔亚纳自己也陷入了朗费罗先前定位的烦恼(朗费罗几乎没能逃脱父亲为他设计的律师职业)：诗歌在美国没有市场，没有价值。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桑塔亚纳的概念冲动围绕着它转动：美国情感分化变异为现实生活，而没有成为显然与其毫不相干的高尚文化。和朗费罗一样，他把这种割裂当成是一种定数接受下来，尽管这么做的时候的确带有某种报复心理。桑塔亚纳把文雅诗歌描绘成“老奶奶式”的、“美国女性”范畴的，他的描述既生动有力又充满讽刺。总之，美国诗歌对于桑塔亚纳来说是一个割裂的球体。

但是，最终令他不安的并非是这种分裂。他确实没有号召重新将美国商业和美国艺术连接起来，就像惠特曼那样，他着实为后者感到悲痛。他没有遗憾美国生活分化为商业、实用和大众文化而不是成为一种精英文化，相反他为精英文化缺少活力而感到懊恼。在桑塔亚纳看来，诗歌的女性化并非由于诗歌本身的分裂，而是因为诗歌的软弱无力。他不会在意诗歌的分裂和男性化，如他在哈佛成立了专门的“冷淡者俱乐部”(Laodicean Club)，这个俱乐部也折射出其他一些专门的男性俱乐部(他们的期刊《哈佛月刊》【Harvard Monthly】，谢绝出版特殊学生爱·阿·罗宾森的作品)，并与之形成竞争。不过，桑塔亚纳会用诗歌代替代表声誉的金钱。他承认精英文化，也但愿它会在诸多方面发挥其没有发挥的作用。他的解决方法或者说倡议是要强化诗歌使其成为精英文化的、分裂的领域，他也会越来越努力达到这个目标。

桑塔亚纳于1894年推出了诗集《十四行诗及其他》(Sonnets and Other Verses)，其中收录了前几十年里所创作的诗歌。十四行诗的第二轮创作发生于1895年，次年发表，一起发表的还有美学论文《美感》(The Sense of Beauty)。继1900年他的《解读诗歌与宗教》(Interpretations of Poetry and Religion)问世后，在新世纪里他又发表了许多散文作品，但没有诗歌。这些90年代的作品具有整体性，无论在诗歌还是美学著作中形式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游离于其他的特权，人们也许会这样说。在第一首十四行诗里，形式本身就是普通的“快乐花园”，他对它的追求和渴望就如同追求一个与世隔绝的“祭坛岛”，那里充满了仪式性、毫无用处的祈祷。

我在世间寻觅幸福花园

或祭坛岛一直找到大海和天空，

那里的轻柔音乐被看成是祈祷，

理性蒙着面纱，做着欢乐的仪式。

我暗淡的青春年华向着慈悲的高处膜拜

在那里上帝赐死亡与人们分享；

上帝之爱减轻了死的悲哀使其可以忍受，

但他深深的伤口却为惭愧的飞逝增添了欢乐。

虽然他在树上张开的手臂，

那么美丽，期待着我的拥抱，

我的罪恶在他的脸上显得那么可恶。

于是我从殉难处来到你这里，

永恒之母亲；让太阳和大海

医治我，让我留在你的庇护所。

桑塔亚纳的十四行诗倾向于重复。他喜欢保留一定的玄学空间，这一特点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也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诗人可以继续逗留的空荡的场景而已。这首诗之所以有趣就在于它展示了诗人的反基督教精神，而这种精神通常被与传统世界合并在一起，这个世界的主要作用对于诗人来说主要还是反映他的怀旧。“我但愿我出生在自然之日。”他在十四行诗第四首中这样抱怨道。他在第十六首十四行诗中祈求同时又否认那个既不切实际又充满诱惑的奥林匹亚圣殿：

万千秀美不曾

令我魂牵梦绕心存奢望，也未曾诱我紧随不舍；

我思忖，诸神就隐于蓝色天幕后；

森林众神也因我闯入飞离了翠绿的草丛。

与桑塔亚纳典型的作品一样，《十四行诗I》(“Sonnet I”)中基督受难与救赎分离开来，但基督教中“罪”的观念还保留着。以他的批判眼光看来，上帝之爱既不能使他超越这个充满瑕疵的世界，同时又否定任何的世俗快乐，而罪的观念也妨碍他通过上帝的怜悯来获得救赎。传统基督教理论中的这些观念之间矛盾重重。对自我和世界都走向堕落的认识妨碍桑塔亚纳对所提及的自然主义的认同，这也成为他后期散文作品的中心议题。正像他在《十四行诗XXV》中写的那样，“来到人世”对他而言是一个“大灾难”。在1887年致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也谈到：“世上万物生长所经历的痛苦而漫长、恼人而残酷的过程仅仅是为了一刻的完美，你认为这值得吗？”尽管桑塔亚纳努力摆出某种姿态，但他玄思的高度和深度还是不够的，正如《十四行诗I》结尾处，为“大地母亲”祈福的场景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文学典故而已。

不过，文学典故在很多方面界定了桑塔亚纳的诗歌创作领域。他的第一组十四行诗中已经悄然出现了第二组十四行诗中更加连贯的被命名为“改变”(metanoia)或“心境变化”(change of heart)的特征，即他的十四行诗受意大利文艺复兴传统的影响，这些传统包括伪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和吟游(pseudo-Neoplatonist-troubadour-Renaissance)，他在所著的《解读诗歌与宗教》(Interpretations of Poetry and Religion)一书中题为《一些意大利诗人的柏拉图式爱情》(“Platonic Love in Some Italian Poets”)一章中也是这样阐释的。但因为桑塔亚纳缺少任何催人上进的新柏拉图式或热情式的挚爱，同时他还拒绝柏拉图关于上升之阶的思想，所谓的意大利传统只是桑氏诗作的点缀而已，上述提法的严肃性是要大打折扣的。在《十四行诗IX》中写道：

诸神金光四射的府邸之上，

天空中硝烟腾升

那里，如星云，压抑激情，

万物之真炼就诸神的双眸就是这样。

诸神和他们之间战争的非真实性恰与他们“压抑激情”相对应。桑塔亚纳的诗歌是描写爱神(Eros)却无爱情(Eros)的作品。正如他在《十四行诗XXXIX》中所问的那样，人们可能真的会问：“多么恐怖的女子？”正如桑氏本人所述，他是

毫不在意外面不断变换的天空，

那里如今，一些新生的爱神可能正在试飞，

或者年老的克诺纳斯被赶下台，

我无须谨小慎微……

《十四行诗ⅩⅣ》

几首十四行诗暗示桑塔亚纳未公开的同性恋倾向也许可以用来解释爱情夭折的原因(如《十四行诗XXXVI》和《十四行诗XXXVII》)。这在《合唱》(“Chorus”)一诗中得到极为清晰的表达。《合唱》是《杂诗集》(“Various Poems”)中的一首，这部诗集并非十四行诗体，但在语言上显示出更多的灵活性。在这里，他致力于“不朽的爱恋”，并把一系列他几乎没有切身体会过的经历放到作品中：一只“羚羊”，一只“有角的公牛……正向牛群吼叫”，并以一个很美的意象结束这首诗：

画卷上的鸟儿

因你有乐音，为你而歌唱，

渐逝音符中短暂的悲伤

因你的缺席还有你的苦痛。

这一刻是富有启发性的。“画卷上的鸟儿”作为审美对象，是爱情死亡和缺失爱情而痛苦的意象与产物。桑塔亚纳把自己的“改变”描绘成一种“导致对外部事务漠然处之”的巨变，一种弃绝模式，从而“整个世界都悄然属于我而我却完全抛弃了它，并与其中的任何特定事务都毫无瓜葛”。在很多方面，他持禁欲主义二元论观点，但由于缺乏任何形而上的基础，所以虽然做了很多牺牲却没有什么回报(见《十四行诗VI》——“爱的方式异于为肉身所累的人们”，或者《十四行诗VII》——“我情愿忘记我是谁/脱离肉体坟墓的沉重铁链”)。对于“改变”而言，它所带来的与其说是克制不如说是压抑。而形式本身则成为“改变”的最终表现形式。艺术是

一面墙，一面连接蔚蓝天际的墙，

使我远离忧郁的群山!……

没有亵渎神明的贪婪凡人能走近

没有激情这可怕的传染源

《十四行诗XV》

桑塔亚纳的形式主义，通过对禁欲主义逃避性的书写，如墙一样矗立来抵御激情、疾患和死亡的困扰，并逐渐变成一种有意识的美学形式。

早在桑塔亚纳之前，哈佛大学就已经拥有了一批如果观点称不上美学理论但至少也是具有形式主义倾向的诗人：不仅包括“火炉派”诗人(Firesiders)，还有需要特别提及的弗雷德里克·戈达德·塔克曼(Frederick Goddard Tuckerman， 1821—1873)。他的十四行诗几乎可以视为预示着19世纪90年代哈佛新一代诗人们的到来。塔克曼曾经在佛蒙特州(Vermont)柏林顿市(Burlington)的圣公会霍普金主教学校(Episcopalian Bishop Hopkin's School)学习过，然后进入哈佛大学(那里琼斯·威利[Jones Very]曾短暂地做过他的指导教师)，从那里毕业时已经是一名律师。不过，一笔丰厚的遗产使他没有像桑塔亚纳那样对美国思想中迥然相分的两元进行选择的困境。于是他以业余植物学家、天文学家和诗人的身份自由沉浸在文化长河中。为了这些追求，他如隐士一般生活在马萨诸塞州的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在此期间，他还和丁尼生、爱默生、霍桑、朗费罗和拜伦等人有文学上的交往，并把他在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几组十四行诗作为礼物寄给他们(爱默生在其1880年出版的集子《诗坛》【parnassus】中收录了几首)。塔克曼的妻子在他们结婚十年后即1857年去世，这使塔克曼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并难以自拔，他在生活上更远离社会，在艺术上更加特立独行。

塔克曼最好的作品是被艾弗·温特(Ivor Winter)称为“本世纪英语诗歌杰作”的《蟋蟀》(“The Cricket”)。塔克曼的十四行诗语言结构复杂多变，充满博物学家日记式的细节描写，也许这种结构成功之处在于其回文式的手法(double-sonnet)，“星星一样的花朵，花朵一样渐渐黯淡的星星”。可以看出微小的花儿在天体中也找到了其对应物。但塔克曼的世界和桑塔亚纳的一样，已经使形而上的内容轰然坍塌。虽然他的作品中经常运用霍普金斯式的语言来为世界的组成部分命名，但把一切整合起来的超验逻各斯却没有容身之所。只有十四行诗这种形式本身能够试图达到这样的效果。

沼泽中黑黑的雪松，铁杉灰色的树枝

树木还有覆有青苔的小路，湿漉漉的，

枯叶卧在黑色油松的床第

斑驳的红色变成斑驳的白色

雨水的印痕和腐蚀的落叶，

你为何如此打动我的心，却不让

昨日的光线，夕阳渐渐黯淡的微光，

从你厚厚的叶中滤过？

是在你远离纷扰的黑暗中，

眼泪的面包变为生命的面包？

远离白昼的喧嚣，你的枝丫下

新的感伤平静地跳动，爱情和誓言

于你灰色的阴影中活力四射，远胜

所有可爱的灯光和玫瑰？

塔克曼通过音律和格律把一些不易觉察的实验手法带入形式严谨的十四行诗中，但并非意味着他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正如这里所示，他的诗歌多数都指向孤独的自我：他们是关于孤独的诗歌，以自我封闭为其诗歌形式。这里自然的作用只是作为“远离纷扰”的内在精神的意象和反衬，正如弥漫的清新之气，过于甜腻则趋于衰竭。这里有神圣语言的回声，虽然被以问题待之，但最终拒绝了它所带来的变化：“眼泪的面包变为生命的面包？”诗歌要谈及的核心是内省式的悲伤，“远胜/所有可爱的灯光与玫瑰”，自然、灯光与玫瑰是外部世界的表征；在“远离白昼的喧嚣”的内在空间里，悲伤如十四行诗本身的格律一样“跳动”，这也构成了十四行诗自身的一个意象。

最被看好的哈佛大学形式主义诗人是特兰布尔·斯蒂克尼(Trumbull Stickney， 1874—1904)。在19世纪90年代他和桑塔亚纳的“冷淡者俱乐部”过从密切，这段时期在其诗人生涯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直至1904年脑瘤夺去了他的生命为止。斯蒂克尼的诗风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和桑塔亚纳一样，斯蒂克尼身上既有欧洲传统，也有美国传统。他的父亲是一位古典文学教授，在不同城市的大学授课。不断搬迁之余，他的父亲亲自教授他知识。他们曾生活过的城市包括他的出生地日内瓦以及佛罗伦萨、伦敦、尼斯、巴黎和纽约。斯蒂克尼于1891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开始为《哈佛月刊》撰稿并兼任编辑工作，而围绕这一杂志形成的诗人圈也成为他的社交圈：桑塔亚纳，罗伯特·莫斯·洛维特(Robert Moss Lovett)，威廉·沃恩·穆迪(William Vaughn Moody)，还有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等。从古典文学系毕业后，他又去了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深造，成为首位在此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人。他把在鲁卡市(Lu Cca)的一个图书馆里偶然发现的一位15世纪威尼斯驻罗马大使的信件用拉丁文编辑整理出来，以此作为他的一篇小论文。他的长篇论文《希腊诗歌句法研究》(“Les Sentences dans la poésie grecque”)以希腊诗歌中的格言和警句作为研究对象。1903年他返回哈佛大学教授希腊文，次年卒于那里，时年30岁。

斯蒂克尼的诗集包括《戏剧诗集》(Dramatic Verses)(这个集子出版于1902年，是他生前唯一出版的诗集)和1905年去世后出版的《诗集》(Poems)，此外，还有一些颂歌和其他零散作品。他的哈佛形式主义思想也许在十四行诗中表现最为明显，如他的《来自希腊的十四行诗》(Sonnets From Greece)，这是他由欧洲返美前在希腊停留三个月的收获。古典主义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其倾向性上，都弥漫于斯蒂克尼的作品。戏剧诗是由“卢克莱修”[33]讲述；由“卡吕普索”向奥德修斯讲述。《释梦者》(“Oneiropolos”)是印第安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他对这两种文化都深有研究。《在过去》(“In the Past”)仿佛没有具体指明斯提克斯河[34]，但却引发人们对一种内在停滞状态的思考。

一潭慵懒的湖水横卧

寂寥无声的天幕下，

那里清晨从未来临

夜晚也不曾隐退……

时光在空气中凝固

即将到来的永恒感

深踞孤独舟子的心灵：

那个舟子就是我。

而《记忆女神》(“Mnemosyne”)这首为19世纪读者特别关注的作品，却以记忆中“阳光普照的温暖夏日”来对抗当下秋日中“寒冷”、“空虚”、“孤独”、“黑暗”的“现世”。但这并非个人的怀旧情结，而是一种编年史式的工作。古代社会于斯蒂克尼而言是一种文化视野，而他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却好像已经失掉了这种视野。

像《歌曲》(“Song”)这样的诗歌，个中也有保留，“一只杜鹃在我的脑中唱道：‘还没有’”，这表明斯蒂克尼对抒情音乐和结构的重视。这首诗马上成为一个既注重形式又富于变化的文本。但一种茫然的感觉却从来不曾离他而去。他的诗作《希腊花园》(“An Athenian Garden”)几乎可以代表他所有的作品：

被烧毁的满是灰尘的花园说道：

我的叶子是回声，而你的大地

则充斥着逝者的足迹。

但当他写到希腊具体的地方时，怀旧之情就和当时具体的事情结合在一起，使他的希腊十四行诗有一个清晰的落脚点。他的关于“埃琉西斯”[35]的十四行诗，重访了这个“有千年历史进程/环抱埃琉西斯湾”的地方，使我们得以见识希腊历史进程中自然界的活力与神圣：

那时，应答轮唱的连祈文

模糊地穿过厅堂飘散开去，

天已破晓，白日突然来临

得墨忒耳微笑着把面包赐予众生。

人们如波浪涌出朝日的海洋，

世代恭顺的他们，献上

众神欣享的神圣谷物。

自然界的厅堂本身就是向应答轮唱仪式开放的。过去的仪式丰富了当下的经历。神秘主义色彩穿越了世俗的界限，并最终以“神圣谷物”的形式出现。由于对未来世界有这种直接的传统认识，所以斯蒂克尼反对被他斥为条顿式的“乡巴佬作风”，即“形而上的抽象化，使世界充满奇怪的价值观，并试图解释各种不智的假想”(在一篇1895年2月为《哈佛月刊》而撰写的关于赫拉克里特的文章中)。

回顾斯蒂克尼的作品，会发现他和桑塔亚纳相似，早期作品中也暗含着日后成为艾略特、庞德和休姆之间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之争的内容。斯蒂克尼认为自己的诗是“自我约束的复苏”，是有具体限定的诗歌，与华兹华斯的诗歌恰好相对立，并把华兹华斯的诗歌世界描述为一个模糊力场。这种限定性最终被认定为审美形式本身。斯蒂克尼关于“埃琉西斯”的十四行诗中使用的“应答连祈文”意象则有自我指涉性。十四行诗《苏尼昂》(“Sunium”)把整个山与云的场景都转化为艺术对象，像竖琴演奏那样：

这些就是爱琴海竖琴的琴弦

横跨天空与海洋，光芒耀目

白色茫茫间狂风掷出

白云与星辰，引来雨露与火焰。

他们的琴声为配合音律的变幻

变得勉强和含混，但新生的音乐中

他们成熟自信的回答远播

大海岛屿上群山消失的地方。

他们多么勇敢，从石场的暗处

雪中的蓝天升起，欣赏和忍受

苏尼昂的优美旋律与孤独!

他们不应再退回到大地。

以金手指弹弄他们的太阳

同样也以金手指将之慢慢消耗。

这里所表现的是正在逐步走近艺术殿堂的希腊世界，但这种转换不过是失落的过去的一个余象而已。世俗竖琴的“琴声”在“当下”与使“成熟自信的回答远播的”“新生的音乐”相比，只能以“勉强和含混”的面目出现。这里，竖琴和音乐的意象使诗歌本身成为自己的意象，而诗的组成部分也独立于时间的运动之外，而非囿于其中。它自身的壮美也在其自我申明的时刻消解了。

形式化始于斯蒂克尼，意即一个封闭的世界，并依照古典主义原则来约束自身的构成。而桑塔亚纳则把这些动机作为其要表述的美学思想。桑塔亚纳的论文《美感》(The Sense of Beauty)针对艺术“对象”越发图式化、空间化、整体化及趋于静止的特征，使用很大篇幅来讨论“形式”，并最终把其界定为对称与统一。美是“积极、复杂、客观化的价值”，而形式则是“多维的统一”。通过对称，“各相关部分合力形成统一而又简单的个体”。在他的理论著作《解读诗歌与宗教》(Interpretations of Poetry and Religion)中，他反复重申道：“人的理性与想象力需要达到某种统一性。”而诗歌是一种手段，那里：

手段是到达完美的条件，因为完美要求秩序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仅要求整体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形状，而且各部分也要有对应的形状，各部分彼此合作，正如整体也要和更广阔宇宙中的其他部分协作一样。

与新世纪现代主义高潮时期一样，桑塔亚纳对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强调也对浪漫主义提出了挑战。对桑塔亚纳而言，美主要表现为形式，“只有当我们引入形式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美”。只有“幻象，一种适合浪漫主义者情怀的东西，才能赋予万物以神秘主义的魅力”。从这种并非令人满意且有浪漫主义之嫌的观点看来，希腊式的完美给人一种过度的感觉，但任何艺术品“如果还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它就是一个败笔……没有表现出来的情感不会使任何事物具有美感”。浪漫主义不过是一种“松弛而略显无助的精神状态”、“审美无能的例证”而已。

桑塔亚纳所言完美形态统一体从根本上来说具有非历史性(ahistorical)和非时间性(atemporal)的意蕴，这又一次预示着现代主义的到来。桑塔亚纳在其作品《美感》中谈道，对称必须通过“瞬间”的专注促使“我们取得认识上的统一”。历史本身无非是“不确定材料”的集合体而已，并且只有“像诗歌一样”，强调“美、权利和形式的自足性，使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在其中得以表述时”才真正具有价值。与反浪漫主义者一样，他也沉浸于“关注那些不变的而非不可恢复的事物”。这种形式上的非历史主义也见于他对惠特曼的抨击。诚然，桑塔亚纳认为惠特曼是一个背离美国优雅传统的诗人，但这种背叛对于桑氏而言更是一种逃避，标志其美学思想的失败。依桑氏观点，惠特曼代表着一种“分裂的态度”，他的想象力也仅是一种“被动地接受各种感观刺激的感觉中枢而已”，其中，“不包含任何具有建设性的因素”，只是留给人们一个“慵懒、散漫的认知而已”，“一切”于惠特曼“都是一个流动但无结构规范的整体的一时悸动罢了”。桑氏在惠特曼身上只能看到“情感……缺乏内在结构”，这和惠特曼缺乏把时间顺序引入整体的兴趣有直接关系。如桑氏抱怨的那样，惠特曼没有提供“整体的视野，缺乏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把握”，而桑氏却倾向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即“不会轻易区分进程中行为的前后阶段；不会简单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认识过程的相关因素，而是把他们并列在一起组成一个永远真实的客体”。

桑塔亚纳文章中出现的结构，与其诗作一样，也把形式与历史和时空对立起来，并且与自然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特而有选择性的世界。在一首名为《艺术的力量》(“The Power of Art”)的十四行诗中，他把“依赖于变化而存在”的自然美与艺术作品相对比。自然美景“在发生时即被颠覆/命定时刻毫无暂缓可寻”。尽管我们也许不会引入“我们的作品……生活中变化的光芒”，

愿我们的双手使时光不朽

那时生活甜美，从无尽沉寂中挽救

那不应消逝的神圣过去。

桑氏的《美感》解释道，十四行诗这种形式通过格律与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达到和谐，虽实际上尚有较大差距，但已成为与古典文学统一性最相似的现代文学形式。这种统一性是“艺术的力量”要探讨的问题。桑氏并不认为艺术是自然暂时性的持久附庸，为此他责备莎士比亚没有表现出“经验的碎片，却使其形成一个完美的画卷，宇宙在其中也成为一个整体”。这里艺术与自然不断变化的美景是对立的。艺术不朽的“时间性”把“生活变化的微光”转化为失落的“神圣过去”的组合体，而自然也被他置于一个献给“永恒整体”的宏大艺术中。

在某种程度上，桑氏的美学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其对艺术追求的宏伟心愿。作为材料的统一体，它独立于时间之外，代表了一种整合的文化，与后辈艾略特一样，桑氏也把这种文化标为传统。这种传统形成了一个非时间的语境，个体艺术家在其中一定要“规诫”自己，而惠特曼却是个例外。桑氏声称艺术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自控而又绝对，最终构建出一个明显的意象来对抗桑塔亚纳认为是商业化的、粗鄙而又节节胜利的世界——一个赋予艺术和他很小空间的世界。在此过程中，艺术来源于并反映现实世界。桑氏思想中包含的超然性、封闭性和自足性在效果上却恰恰再现了他所要反对的这种高雅的不相关性。如他以形式虚构的方式纳入诗歌领域的宗教一样，诗歌的文化地位比假日“休闲”要高一点，而艺术家们则依次如“厨师、理发师和花匠”一样行使自己的节日功能。他最为得意的文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Materialismand Idealism”)中，他再一次使用对他很重要的性别化的语言讲述道：“文明是什么？如陶瓷浴缸一样？文明人意味着有城市背景，受过良好训练，忠于精心建立起来的机制……(但)美国学者害羞如女子；他们以水彩来描绘自然；而敏锐的男性眼睛把世界看成一幅移动的图画——快速、剧烈而粗俗。”

桑塔亚纳美学观点本身就是美国思想分裂的产物和反映，而这种分裂又为他所诟病。虽然戴着美学自足的面具，他对艺术的认知还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渴望“如希腊城邦或英国上层社会那样……完美的人类制度”，桑氏实际要面对的却是“一种新型的美国人……未经训练、爱出风头的世界孤儿”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焦虑”，“犹太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并非来此建立一个神圣同盟，却只是为了能够在这片土地上不受限制地发达起来”。不仅惠特曼的写作，他所言及的民主，也是“一组没有结构的意象”，使“一切天才或美德所具有的非凡特性”堕化为“物质发展”，并且极端厌恶“所有人之间事实上的平等”。这样一来传统就被降格到附庸风雅、女性化的边缘地位，只是“学术上的奢侈品，适于取悦女性”，既缺少权威性又没有气势。

桑塔亚纳的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形式主义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正是金钱。越是严格要求诗歌形式的自构性、自治性和绝对性，相反地，就越发表明诗歌在反映一种商业文化，一种不予文化优先权的文化形式。桑氏最好的作品来源于这种文化冲突表面化带来的冲击。其作品中，最具可读性的是那些结构不如十四行诗紧凑的颂歌，公开反对“这个忙碌的国度”，敌视“内在欢乐……在某个波斯/玫瑰园中”的行径(《颂歌I》)。《颂歌II》中写道：

我的心灵反抗我的时代，

奢谈自由却是财富的奴隶，

并且，每日在卑贱的重负下辛劳，

还夸耀明日的辉煌。

没有中午休息或午夜守望的空间，

无法享受天空下呼吸的纯净快乐!

可怜的他们，收获很多的财产，

以使自己快乐。

《颂歌III》干脆把哥伦布说成流氓：

他给了这个世界另一个世界，破坏

被带给那些无瑕，热爱河流的国家，

用黄灿灿的金子诅咒西班牙，使安第斯山脉

成为圣彼得的封邑。

在荒凉的北部，节俭的萨克逊

种植了玉米，并躬身

与上帝结约，坚守德行

使自己的财富倍增。

你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冒险经历，妄为的哥伦布？

为你的兄弟留下了什么荣誉，勇敢的麦哲伦？

每日里，富人的子弟们为了消遣

而盘踞在这个星球上。

特兰布尔·斯蒂克尼也写过一首反对哥伦布的十四行诗，说他“粗鲁而贪婪地驶向喧嚣的海洋/在飓风来临前直航/入追逐物质的夕阳”。斯蒂克尼倾向于认为这种背叛文化、追求金钱利益会导致一种天启式(apocalyptic)的毁灭，这个世界将会“如沙尘一样在我们面前消逝”。桑塔亚纳也以天启式的沙尘意象和对旧世界几近灵知式的否定结束了他的《新世界颂》(“Ode to the New World”)，充满了对某个遥远的、无人的、沉静自如世界的渴望：

直到宽容的地球，被榨干变得荒芜

才在最后的冬季毁掉所有的牧场

众神也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某个遥远

而明亮的星空。

在桑塔亚纳前后，一群现代主义作家在哈佛大学出现，他们都不得不面对桑氏作品反映出的形式与文化问题。爱德华·阿林顿·罗宾森(Edward Arlington Robinson)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虽未引起太多关注，但却给形式主义注入了一些自然语言和一种戏剧化元素，也就是说要使时间性和历史性更具焦点地位。罗伯特·弗罗斯特早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就对桑氏颇为不屑，并终生如此——“桑塔亚纳，”他说道，“是我精神的敌人”——(他)发现了自然语言本身的形式力量和复杂的表达方式。华莱士·史蒂文斯和艾略特都反对桑塔亚纳把艺术和宗教合而为一的做法：史蒂文斯最终放弃形而上的玄思空间，而艾略特最终却转而拥抱它。当时，艾略特特意发展了一套美学观点，其中的独立、秩序和统一等思想在很多方面和桑塔亚纳的观点很类似，甚至他还为形式化的诗歌语言和自然的诗歌语言找到了新的契合点。对桑氏而言，通过反对其所属的文化世界来维护诗歌艺术的做法却带给形式致命的伤害，在设法挽救他的美学思想的时候，桑塔亚纳在把它具体化时也最终埋葬了它。

[1]美国辞典编纂者，拼写改革倡导者，政论家和编辑。——译注

[2]是一所本科性质的文理学院，位于缅因州的布鲁斯维克市，于1794年成立。——译注

[266]Romance languages，罗曼语族，亦称罗马语族和拉丁语族，属于印欧语系，是从意大利语族衍生出来的现代语族，主要包括从拉丁语演化而来的现代诸语言。——译注

[4]Henry Rowe Schoolcraft(1793—1864)，美国地理学家，民族学家。——译注

[268]John Tanner(1780—1847)，幼年时被印第安人绑架，成年后出书记述自己在印第安部落的生活经历。——译注

[6]Ojibwa，美国印第安土著人的语言。——译注

[270]Robert Walter Weir(1803—1889)，美国画家，以历史画作见长。——译注

[8]原文volcanic，意为火山的，此处为比较韵律之方便，采用音译。——译注

[272]将October音译，也为了比较押韵的方便。——译注

[10]“永不复焉”，原诗所用的词是nevermore。——译注

[274]本段采用曹明伦的译本，但由于坡的《诗歌原理》有不同的版本，本书中选用的与曹译本选用的版本有出入，从“它是即将到来的美好的……”到“往往是无效的”在曹译本中没有体现，为译者翻译。——译注

[12]原文“Death was in that poisonous wave”。——译注

[276]宗教上的唯信仰论，指相信只要全心全意信仰上帝，就能得到恩典，而不必恪守律法。此处以及下文的唯信仰论为在此基础上的衍生，指摒除规约。——译注

[14]Old Bards与Minnesingers以及上述中Troubadors均有游吟诗人的意思，为区别起见，译者将后两个按照音译。——译注

[278]Neah Webster(1758—1843)，美国辞典编纂者，课本编写作者，拼写改革倡导者，政论家和编辑，被誉为“美国学术和教育之父”。他的《蓝皮拼字书》教会了五代美国儿童怎样拼写，在美国，他的名字等同于“字典”，尤其是首版于1828年的现代《韦氏词典》。——译注

[16]1857年11月创刊。今天的《大西洋月刊》已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发行量达47万份，每期约有读者120万人。——译注

[280]爱默生的出生地，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译注

[18]古希腊城市，因有阿波罗神庙而著名，它在古代被视为是已知世界的中心，是天堂与大地相接的地方。——译注

[282]又称波士顿茶党事件。1773年发生的北美殖民地波士顿人民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的事件。——译注

[20]发生在1775年6月17日，波士顿遭到围困之际。——译注

[284]文化和社会名流成员，尤指由旧时新英格兰家族后裔组成的社团。——译注

[22]North American Review， 1815年创刊于波士顿，被认为是19—20世纪最优秀的文学杂志之一，它最被作为反映本地区居民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情趣的地区性杂志。——译注

[286]Margaret Fuller(1810—1850)，记者、评论家及女权活动家，她的《十九世纪女性》一书被认为是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品。——译注

[24]19世纪上半期，美国废奴主义者加里森创建了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并领导成立了全国性废奴主义组织——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到40年代，废奴团体已达2000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译注

[288]位于希腊南部，古时作为太阳神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译注

[26]一种由十四行组成的诗歌形式，通常有一种传统的押韵形式。——译注

[290]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译注

[28]在贵格教派的教义中，被认为是人类灵魂的启蒙和引导力量的神的显示。——译注

[292]F.O.Matthiessen(1902—1950)，是美国学界具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译注

[30]希腊神话中的爱神。eros也指性爱、性欲。——译注

[294]Van Wycks Brooks(1886—1963)是美国的文学评论家，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译注

[32]惠蒂尔于1856年创作的名为《默德·穆勒》——诗中的美丽少女。——译注

[296]Lucretius(公元前99—前55)，古罗马杰出的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物性论》是其唯一流传下来的著作。——译注

[34]River Styx，古代希腊神话中的冥河。死者的灵魂由此被载往冥府。——译注

[298]Eleusis，雅典附近的一个小城，古希腊的农业庆典起源于此，后传入雅典，以酒神狄俄尼索斯为主要崇拜对象。——译注

4 多重身份

地方色彩诗歌

美国内战后的诗歌作品是否也和散文作品一样出现了地方特色呢？其实，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很少表达与地方色彩关系密切的现实主义内容。散文作品中有具体详尽的叙述与心理描写，在诗歌中则表现为人物和场景的程式化和对叙事的民谣化处理——对话、代表性的言论和方言等形式则可有可无。这种文类上的区分使动机与事件明晰化，而这在小说特征及对其的讨论中却可能被隐藏起来。如果我们通过诗歌表现内容来思考，就会发现美国内战后文化中的“地方色彩”概念及其内涵呈现出独特的意蕴。

“地域主义”(Regionalism)概念对于19世纪末期呈现多元化趋势的文学而言显得越发不合时宜。但对这种文学多样化的界定与对美国从整体进行界定一样具有挑战性。“地域”(region)这个词本身在美国内战后也经历了意义上的不断改变，而这是建立在对新近获得的民族身份的认识基础上。但地理因素只是美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刚刚凸现或显示出新特征的诸多方面之一。这些不仅包含对不同区域的新感知，也包含对语言尤其是涉及宗教、种族和民族的方言的关注——这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和黑人自由地位的获得息息相关——同时也包含一种涉及性别内容的对自我的新认识。

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主要着眼于差异性，但同时服务于由内战带来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这可以看成是一些相互关联的社会运动的错综复合体：人口上，由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政治上，由地方到重组后集权化的联邦政府的改革；经济上，由农业到工业的转型；相伴而来的工业革命，使新的通信工具和交通设施到达边远地区成为可能；美国内战本身也使各个群体进入既相互交流又充满矛盾冲突的状态。总的格局可以被解读成一个使美国生活越发一体化的努力，但同时也导致早期社区形式的分化与解体。这样，“地域”文学就与美国这个在内战后走向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矛盾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集权化特征在冲击旧的社区观念的同时却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加强人民团结的新的替代物。地域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就如一种新鲜而短命的自由权利，用以挖掘细微而又不相干的差别，而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对整个国家也构不成任何威胁。它似乎也和正在消失的美国原生态世界所导致的失落感紧密相关。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地域写作的突出特征表现为怀旧情绪，或为一种回顾式的忏悔，或对它所记录的社会形态的批评。

但地方色彩的诗歌有更加宽广的语境。它既没有在多元化进程中找寻它的文化构成的有机因子，而恰恰相反，它剔出了已经大获全胜的联邦文化；也没有对已经被社会碎片化取而代之的融洽团结充满怀旧式的向往。实际上，战后文学表明对围绕美国身份及其内部构件方面从全新的认知和概念上进行了探索。几乎自其肇始，美国身份的界定就极具争议性。它是单向的还是多元的？两种选择殖民时代就业已存在。19世纪为这些有争议的界定提供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竞争舞台。内战后地方色彩文学相异于19世纪大部分时期，它以新的方式和新的所指，代表了一种多元身份倾向。这可以被视为预示着或者显示出多年后20世纪才出现的多元主义这种新的认知方式。

在地方主义作品表现内容中，多元主义并非简单地标示着多元社会各单元的相互关系，而是被置于个人经历和自我建构的框架内。地方文学的多元性特征暗示着一种多元结构，不仅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个人思想的深处。身份渐渐开始包含几种不同关系的多重交互。文学文本不仅包含地理，也是民族、种族、宗教、社会经济和性别等诸多身份特征相互交叉、竞争、冲突与合作的力场。各种身份特征没有一种必须要先于他者，也没有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和排他性。与使用一个核心概念对自我进行本质性界定的做法相反，这些文本——通常以一种暂时的、非直接的和不完整的形式出现——探究并坚持一系列独特的自我界定模式，并把身份作为多重属性(multiple affiliations)相互交流的表述。多重性和冲突性不仅存在于社会群体内部和社会群体之间，也在个人身上得到关注与申张。这种情况不仅是，或者恰恰是，相对于中心而处于边缘地位作家的新的表述形式，而且也是对中心与边缘观念的一种挑战。多元主义本身超越了内战前对地区的关注，使个人身份成为多元背景下多样性、矛盾性和协商性的交流平台。

地方文学已经被践行者们视为文学多元性的表现形式。但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具体的平衡关系和方向问题还是不确定的。威廉·迪安·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在其论文《美国文学中心》(“American Literary Centers”)中，称赞在“去中心的文学语境下”更加“关注我们去中心化的生活方式”的多个文学中心并存的现象。但豪厄尔斯是真的赞同文学多样性，还是对单一民族意识的一种更为充分的表达，就不得而知了。他也曾写道：“一旦这个国家随着和平的到来开始感受到各有机部分的活力，那么它也会开始用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说话。”

类似的不确定性观点也反映在爱德华·埃格尔斯顿(Edward Eggleston)1892出版的《胡西尔校长》(The Hoosier Schoolmaster)的“前言”中：“从地域角度描绘生活的方式是使我们的文学民族化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在这些讨论中，多样化主要还是从地理上即地域化的角度为大家所理解接受。但问题仍然存在：地域性是构建民族意识的途径吗？还是它也有自己的要求，并重新界定了这种民族意识？这个问题也被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提出，但没有给出答案。在《艺术中的地方色彩》(“Local Color in Art”)(一篇在1893年芝加哥万国博览会首次宣读的论文)中，他注意到“相似性不能取悦也不能永远激励和满足读者，而差异性却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但他为差异性的辩护仍然服务于他的美国文学观，即“必须是民族性的，(虽然)要成为民族性的必须要处理那些与我们的土地和气候相关的特有情况”。这些早期强调多样性的讨论远未揭示这个概念所正在经历的转变。

诗人当中，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James Whitcomb Riley， 1849—1916)是较好地把饱含地方色彩的地域诗歌所反映出的对失落过去的怀念进行具体化的一位。赖利是诗歌领域里与托马斯·纳尔逊·佩奇(Thomas Nelson Page)和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等南方散文作家相互呼应的人物，他们都以方言形式来描绘幸福的奴隶在幸福的种植园生活劳作的情形，而种植园最终却被不可理喻的内战无情地打破了。赖利的诗歌已经被收录成11卷本，或多或少有些偏于公式化流俗，但所有的作品在他活着时都很流行。1849生于印第安纳州格林威治村的赖利，做过诸如标牌喷漆工、房屋油工、《圣经》销售员、旅行药品商人、律师等职业，但最终选择了诗歌创作。1875年，他成为自己家乡报纸的编辑，开始了记者生涯，其间诗歌被证明是他取得财富和声誉的最佳途径。

赖利的作品面向普通人，对此他曾说过：“阐释普通人的生活是我的责任。”这样一来，他的诗歌，如果不是非个性化(impersonal)，那么就是特别注重非个人化(unindividuated)。他是社区的代言人，同时也是社区普普通通的一分子。如哈里特·门罗(Harriet Monroe)在《诗歌》(Poetry)杂志发表的悼念性文章中所言：“他讲述了一个部族的故事。”这表现在他把流行于民间的具有想象特质的民谣元素和迷信成分融入他的诗歌，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他的名诗《小孤儿安妮》(“Little Orphant Annie”)，其中有“妖怪会来抓你/如果你不小心”的诗行。这首诗声言一种对社会习俗的认同与服从：服从宗教信仰(如果小男孩忘记祈祷，“妖怪会来抓”他)，服从家庭权威(小女孩由于模仿取笑“老人”而被妖怪抓走)。

作为怀旧诗歌的一种表征，儿童的意象贯穿赖利的诗歌作品。他作品的很大部分被归为儿童文学，其余则是成年人对儿童时期的记忆——“伤逝我已去的青年时代，”如马克·吐温所言，“我的文字无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但儿童形象也可以被视为正在告别逝去时代的美国的一个抽象概括。赖利经常光顾的场景并非是孤独的、华兹华斯式的通过个人记忆重新建构的场所。相反，他们是拥挤的社会聚集场所。在赖利最喜爱的《旧游泳池》(“The Old Swimmin'-Hole”)一诗中，“我们赤脚的足印”叠合在一起，而诗人则以一个集体的“我们”的声音来讲话。游泳池如一面镜子，不是为了个人的意识而是为了复合的身份——整个社会的集体反思与悔伤。

“逝去的快乐已经成为过去”，赖利还在怀念什么呢？首先，新技术、新的交通和通讯设施给乡村生活带来了威胁。在《旧游泳池》一诗中，“铁路桥现在穿越了那个地方/旧跳台在那里沉没，被遗忘”。赖利所做的主要是在新的国家框架内回应一种对地域的新感知。建国之初，这个国家的地域区分就存在威胁国家统一的因素。每一部分甚至继承了殖民时代独立的司法系统。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中说过，新结成的联盟要面对的最大危险，在于“地域上的分歧：北方与南方之间；大西洋沿岸和西部地区之间；图谋不轨的人也许会设法使人们相信真的存在不同地区自己的利益和观念”。各个地方如分立的国家一样被谈及：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其《自传》(Autobiography)中称费城为他的“新国家”，而霍桑在一个世纪后也谈到：“我们有如此多的国土以致我们根本没有国家可言……所有的一切都会淡漠，唯有每个人出生成长的各州例外。”

但是，如果说地域分野强调美国构成的地方特征，那么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民族视野，即各个组成部分都声称自己代表了整个国家。每个地区都认为自己是可以表征美国这个整体的。伴随美国内战，这种国家各地区所具有的泛指性和优先性的观念随之削弱了。赖利的诗歌《古老的印第安纳州》(“Old Indiany”)以讽刺的笔触回顾了以往各地区对优先性的要求：

古老的印第安纳州，我们当然知道

是最早的，最好的，也是人口最众的。

全部四十四个州中：——

她事事领先，那是确定的!

任何方面都是最佳，正如

广为人知的那样；你可以打赌

她是人口最多的，因为她不会承认

她曾有过或者以后会人口减少!

部分对整体诉求的失败导致各个地域仅仅作为部分而存在，赖利的方言创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的《比格罗外传》(Biglow Papers)把北方方言作为争取自由的美国革命话语的表征。赖利的方言，相反，给人的感觉却是古怪不同。但它也和高雅作品关系紧密。赖利，如洛厄尔一样，把他的作品分成方言作品和标准高雅英语作品两类，并如他反复重申的那样，以新英格兰诗人尤其是朗费罗为榜样。对于这位“品性高洁的人物”，赖利在他几首致朗费罗的诗歌中的一首写道：“世界在倾听，因其魅力而获得安静与抚慰/这魅力也笼罩并吸引着我们。”赖利在放弃了早期表现精英文化的企图后，他的方言创作在很多方面也探索了当时一些较为高雅的问题，如诗歌的地位等。对赖利而言，无论是用方言创作还是以高雅英语创作，诗歌都能够起到给读者带来平静与抚慰的效果。如其在劝导一个青年诗人时说的：“让他们充满阳光、甜美并洁净无瑕；或者即使是婉转动人的悲剧故事，最终也要给读者留下希望的空间。”赖利用方言写就的诗篇略多于以滑稽方式书写的高雅诗篇。它从未真正确立起明确的身份特征，也未试图创造一种能够在国内引起共鸣的诗歌语言。

由妇女创作的地方色彩作品标示着一个比赖利面对的还要复杂的身份难题。近来的讨论已经涉及地域写作和妇女写作之间的联系，并强调很多地方色彩作品实际上是由妇女创作的。但把地方色彩界定为妇女写作传统的企图，在众多由男性作家创作的题材广泛的地方色彩作品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如果不仅仅是乡村背景，城市背景也可以作为这种文学形式的广泛场景被接受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后期诗作强烈地表现了这种城市地方主义。爱德华·阿林顿·罗宾森的作品也满足女性地方传统的很多标准，因为这种传统和社会边缘化群体的视角关系密切。罗宾森的蒂尔伯里镇，举止怪异的居民突然间豁然开朗，同样也强调了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错置感。罗宾森和其他的地方色彩作家(无论男女)一样，沿着赖利未能前行的方向，探索把地方化的地点和人物作为复杂的事物对待。

女性地方色彩写作的真正功绩在于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个人身份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身份渐渐地不再被认为是单一的和表现性的，而是包含或者协调多种因素。这种观点并非要使地域因素附属于性别因素，而是要发现两者之间协调的程度如何。地域成为界定由于性别意识而更加复杂的自我概念的众多因素中的一员，这种情况和身份因素中和社会—经济地位一起愈发引人瞩目。实际上，经济地位问题在几个方面左右着地方色彩文学的发展。它所描绘的主体经常处于弱势经济地位——无论生活在乡村、村镇还是城市。同时，这种体裁的读者、市场，经常包括那些想要享用正在消失的地方特色的上层社会成员、城镇居民和其他有闲阶层。对于所处的经济语境，地方特色倾向于美国传统文化内部的物质欲望批判，而非充盈自我意识的阶级结构批评。

地方色彩作为地域、性别和经济身份间复杂的结合体，在女诗人露西·拉卡姆(Lucy Larcom)、爱丽丝·凯里(Alice Cary)和菲比·凯里，或者罗斯·特里·库克(Rose Terry Cooke)(她更因小说而著名)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痕迹。这也可以扩展到艾玛·拉扎罗斯(Emma Lazarus)，因为她把身份问题推向宗教—民族视野，还可以扩展到弗朗西斯·爱伦·哈珀(Frances Harper)，因为她把种族问题也加入到考虑的范畴。在露西·拉卡姆(1824—1893)的作品中，她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海洋、陆地、城镇景象以女性意象的形式得到表达。诗歌《灯塔》(“The Light-Houses”)把灯塔描写为“两个苍白的姐妹，茕茕孑立”。她们“绵长而无助的光线”预示着“尚不自知的寡妇们”哀悼逝去的水手的场面。她们也表达出坚定的、对家庭幸福的希望，使“男人们的炉边快乐”更加鲜活。拉卡姆最著名的诗《缝鞋的汉娜》(“Hannah Binding Shoes”)重述了一个忠诚的新英格兰妇女20年等待丈夫从海上归来的故事。

在拉卡姆的一些文本中，地域处于中心位置；在另外一些文本中则是性别位于中心。拉卡姆在诗歌《他们说》(“They Said”)和《阿贝拉女士》(“Lady Arbella”)中再次涉及清教徒抵达美洲大陆时的场景。但她的侧重点在于抵达美国，因为它挑战了清教徒的妇女观念并使她们在沉默与忍耐中获得英雄式的地位。在《比佛利的黑尔小姐》(“Mistress Hale of Beverly”)中，她从黑尔夫人的视角，重述了“逐巫案”[1]期间一个战胜巫术指控的故事。《复折的屋顶》(“A Gambrel Roof”)使新英格兰建筑风格中(复折)这个特征成为妻子用以反对(和对付)上校丈夫要求其停止举办舞会的场所。《好人格兰塞尔的房子》(“Goody Grunsell's House”)把房子和新英格兰背景“置于一个海岬的陡坡/面向灰色的海洋”，以此为意象来烘托一位历经挫折的妇女，她在愁苦地勉强度日时，一点点地“烧掉她头顶的房子”。

她的很多作品指涉历史变化，这是由拉卡姆的个人经历决定的。父亲去世后，她变成了一个“洛厄尔女孩”，11岁至21岁间在洛厄尔·米尔斯实验工厂工作，这家工厂使女孩们有机会离开家去工作，同时它还保有家庭框架的特征。拉卡姆在由米尔斯支持的《洛厄尔通讯》(Lowell Offering)上发表她的诗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即使争取去西部在伊利诺伊州谋求教职努力失败其间也如此。她返回东部后，在惠顿女子学院(Wheaton Female Seminary)做了9年教师。最终她在波士顿成为一名编辑和作家，这使她能够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脱出来。她还和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一起编撰了多部文学选集，这是一种在文学多样化时期日益流行的文学形式。

拉卡姆的生活游离于东部和西部对美国的认知之间，也得益于妇女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新的机遇。她终身未嫁，曾写过这样的诗作，如《未婚》(“Unwedded”)、《学校女教师》(“The School-Mistress”)和《一个忠诚女人的拒绝》(“A Loyal Woman'No”)等。这些诗歌在典型的北方语境下(忠诚的女人拒绝可怜她的南方男人)，反映出单身女人的自我界定及地位问题。《学校女教师》结尾宣称她很“高兴能自食其力”。其他的诗歌作品认识到婚姻地位和婚姻本身在经济方面对家庭可能起到的作用。《相处》(“Getting Along”)一诗中男人为钱而结婚，夫妻双方相处得甚是尴尬，都有严重的异化经历。《她的选择》(“Her Choice”)一诗中，女人选择了来自同一阶层的一个农夫，而不是嫁给“城里长大的卷毛，鄙视田间劳作的人”，对她而言，那是一个自我毁灭式的幻想。

和拉卡姆相似，爱丽丝·凯里(1820—1871)和菲比·凯里(1824—1871)也都游弋于地理、性别和经济观念之间。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凯里姐妹1850年搬到纽约市一起生活，她们共同写诗和散文，并主持每周一次的文学沙龙。两姐妹都写了一些回忆她们西部家乡的作品，常常包含民谣成分，以不动声色的笔触揭露了边境妇女经历的坚难。在爱丽丝·凯里的《西部乡村》(“The Western Country”)中，小木屋“如鸟巢般散落于/广袤草原的绿草间”，但“手指粗糙纤细”的劳动妇女“疲倦的双手”这一意象则有损对自由的向往。《致富》一诗中，男人和女人过着分居的日子，男人在农庄劳动积聚财富，女人则想念被迫分离的家人们，他们正在煤坑和磨房艰苦工作。《洗衣女工》(“The Washerwoman”)描绘了贫穷村庄里一个穷困妇女劳累的一生。

爱丽丝·凯里的作品暗示着女性诗歌写作传统在地方色彩方面的延伸，而菲比·凯里则经常进入一个更加尖锐、讽刺的领域。她的作品通过反讽的手法使地方色彩和高雅写作之间达到几近相互代替相互转换的程度。坡、华兹华斯、戈德史密斯(《当美丽的女子们》【“When Lovely Women”】)都成为她讽刺的对象，对朗费罗尤甚。菲比·凯里的戏仿作品带有鲜明的性别转换内容。《安娜贝尔·李》变成了《塞缪尔·布朗》，而坡笔下美丽的死亡少女意象成为阶级之间斗争的表征：

当时我是一个孩子，他也是一个孩子，

生活在城北的某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很久以前……

一个女孩从马车中走出来，

向我的帅哥塞缪尔·布朗求婚；

并把他关在一所宅子里，

就在城南的一条街道上。

华兹华斯的《露西》变成了《雅各布》：

一块鹅卵石，伴着大石头

在泥浆中若隐若现，

和人一样美丽只有当它

栖居在同类的身旁。

至于朗费罗，他的关于诗歌的忧郁诗作被彻底地带回到现实中来。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各种食物代替了诗歌成为人们获得舒适和抚慰的方式。《生命礼赞》(“The Psalm of Life”)变成对妻子的粗声粗气的颂歌：《年轻女子内心对老处女的话》：

不要用闲适的语言告诉我

婚姻只是一场虚幻的梦

因为单身的女子已经死去

事情和表面看起来不一样……

享乐与悲伤不是

我们注定的结局与方式

但行动起来，使每个明天

都更加接近婚礼的佳期。

这些女诗人的作品中，地域既非要代表美国传统的整体或核心，也非要决定个人的身份。即使新英格兰地区，如豪厄尔斯所述，也已不再是“由自身构成的一个国家”，而是成了异于过去身份的一个地区。如果高雅诗歌极具概括性，并以自己为美国整体代言自居(这也是当时狭义的界定方式)，那么地方色彩作品从各种因素的混合体的特定视角进行言说。地域身份，与刚刚获得关注的性别身份一起，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但两者都带有深层的社会与经济内涵。

地方色彩作品出现在美国文化、民族和社会构成日益复杂的时期。世纪末期，民族来源成为美国社会多样化的关键意象。美国身份是单一还是多元的问题在民族性或者民族血统方面经常被提及。这对于19世纪末期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民族多样化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是美国人口构成的重要特征。早期定居者不仅包括英格兰人，还有苏格兰人、苏格兰—爱尔兰人、德国人、荷兰人和瑞典人，此外，还有通过暴力引入的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同时，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也因边境的不断变化而入籍。这种人口多元结构的形成和复杂的地域变化同时发生并关系复杂紧密。移民抵达后首先聚居在大的地理范围内(英国人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地区；荷兰人和瑞典人在哈德逊与特拉华河谷地区；德国人在宾夕法尼亚地区；挪威人在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地区；非洲人在南部等)。然而早期确立并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模式是英国式的：表现在语言、法律、宗教、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这些继续统治着(虽然不是没有冲突)所有其他族群和后来者。约翰·杰伊(John Jay)在《联邦党报2》(Federalist 2)中把美国人表述为“一个联合的民族，来源于共同的祖先，讲共同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服从政府同样的规章制度，举止和习惯方面都极其类似……”以此来为居于主导地位的英国标准与规范辩护。

这些美国身份单一论的提法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都很盛行。它们也由于历史发展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尤其是贯穿世纪始终的移民浪潮。单一论的第一种形式，或者说模式，可以称之为吸纳式单一论(inclusive singularity)。这种模式在各民族认同居于主导地位的英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予以接受。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其1818年致一位德国男爵的信中暗示了这种想法，声称欢迎移民们“调整自我以适应这个国家的特点、道德观念、政治思想和地貌特征”，这也意味着“脱去欧洲的皮肤，并永远弃之不用”。华盛顿主张“我们的公民越是相似……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可能就越大”，杰斐逊也称赞“完全同质的举止、德行和习惯”，他们都在为这种吸纳模式助阵。

身份单一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排他性单一论(exclusive singularity)，认为美国在文化上是英国式的，但不再假定各个族群能够或者应该被吸纳入这一文化模式之中。作为对到达美国的移民类型的改变(天主教，非北欧)和新的经济状况的回应，排他性单一论在19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本土主义运动中得到了表达。由于土地不再如以前一样容易获得，新移民聚集在城市中，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但也带来了异国的习俗、新的社会结构和对资源的竞争。排他性单一论最终导致20世纪20年代出台的限制性移民法规。

单一性思想的第三种形式暗含于混合性或大熔炉概念中。这里，美国人口的多元性被予以承认，不再提倡认同英国标准，而是希望如克雷夫科尔(Crevecoeur)在其《信件》(Letters)中所言，“所有民族的人们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即“这个美国新人”。爱默生在1845年批评美国本土党人的日记中，也作了相似的预测：“这个大陆作为所有民族的避难所，所有欧洲民族，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能量，将会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多元和单一的界限，在复合单一论的框架下，仍然只是个逻辑而非历史的选择。美国新人更倾向于模仿独特的、原初的英国传统。

最后，存在着多重身份的可能性，而这种多元性被认为是美国性格的核心部分。这种观点下的美国饱含包容性和差异性，促进了个人自由与表述，而这反过来又被认定为美国最起码的向往对象，是美国政体的根脉。这种多重身份的观念自美国政治传统之初就以积极的方式时隐时现，即使对美国持单一论或者一元论观念的人也认为，即使他们反对，多元力量自美洲历险初期就一直存在。这样，麦迪逊(Madison)在《联邦党报10》中(Federalist10)使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制衡成为美国共和体制下民主的基础。本杰明·富兰克林也为党派利益辩解，称其为民主政府的必要成分：“哪里有自由，哪里就存在这样的意愿；也许他们能够帮助维持它。通过不同情感的相互碰撞，真理的火花就产生了，从而获得了政治光明。”这种视角下的美国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复杂的多元体，由不同人口、利益集团和地域构成，都由于新移民的到来发生变化。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 Jackson Turner)世纪末的史学思想因其美国边境理论而著名，但边境本身只是特纳更高层面的美国多样化思想在地域表现的一部分而已，作为“有效增进发展与原创性的多样性而存在”。

19世纪期间，多元主义作为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的思想出现于哈佛大学的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哲学思想中。他们的学生贺拉斯·凯伦(Horace Kallen)创造了“文化多元主义”来表示“统一体中的多样性，人类所能达到的和谐状态”。凯伦的观点还有些模糊，很多场合采用了遗传模式，使族群概念成为身份的基础，这样美国就被想象为一个“各民族的民主体制”。但这低估了美国语境下各少数族裔主动寻求同化的努力(除了显见的种族颜色区分)，也低估了可渗透的民族界限之间的沟通与互动。确实，议会本身也通过否决1818年爱尔兰人提出在西部获得一块土地的要求，否定了地域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对位的倾向。

地方色彩文学和其他一些美国人认为，用以界定自我和社会地位的要素一样，多元文化是民族属性的依归。与地域一样，19世纪地方色彩文学中的民族身份不是排他性或决定性的，并且在这些族群身份之间没有什么特定的联系。相反，地方色彩暗示一种多元个人主义理念，这和20世纪末期美国对民族性问题的讨论有些类似。很多变量对身份问题都有自己的贡献，从而使多元主义的概念远离族群定义，而倾向于个人自身内部所经历的多样性，使其能够在多重身份之间相互协调。宗教、民族来源和地理、种族、性别身份等都提供了个人可以参与其中的关系条件，即使在他们已融入美国模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自发参与多重属性的行为本身可以被认为是美国文化特有的样式，正如最近的“多元个人主义”概念所提示的那样。威廉·詹姆斯的“多元主义是独立忠诚的相交点”的论断暗示了19世纪多元身份概念的一种格局。

19世纪地方色彩诗人中没有任何一位取得马克·吐温的视野和地位，其小说，由于在地域、方言和种族之间相互交叉，和地域文学保留了紧密的联系。但多重身份的复杂交合也出现在诗人弗朗西斯·爱伦·哈珀(Frances Harper)的作品中，其中民族与种族、性别、经济以及地域等的自我界定同时出现。他们的交汇经常引发争议，带来痛苦，如她曾指责美国，认为其习俗和态度可能导致这些身份相互冲突甚至彼此排斥。哈珀的《克洛伊姨妈》(Aunt Chloe)系列组诗，从一个获得解放的黑人妇女的声音和视角，表现了这样的汇合与对抗。植根于美国南部，追寻内战前到重建时期的历史进程，系列组诗适应但同时也颠覆了怀旧的战后种植园文学。

组诗中的第一首，《克洛伊姨妈》记录了奴隶们在白人奴隶主卖掉他们的子女、拆散他们的家庭、背叛他们又滥施暴力的情况下，孤立无援、苦闷，而又万分愤慨的状态。诗歌以接近方言的习语形式，通过限制性视角和平实的语言，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释放》是对战争和解放的长篇叙述，通过奴隶和奴隶主对北方军队向南方挺进所持的相反观点而演绎出来。位于诗歌中心的是黑人和白人对解放的反应导致的冲突：

当年迈的女主人听到这个消息，

她呻吟着几乎说不出话来；

当她不能再拥有她的仆人们，

她的心几乎碎了。

壮观的一幕，我们的人民纷纷

走出去，去迎接胜利的大军……

多年的痛苦与分离后，

我们终于挣脱了身上的枷锁。

《克洛伊姨妈的政治》(“Aunt Chloe's Politics”)和《学会读书》(“Learning to Read”)被置于战后场景。前一首诗是对买选票这种政治腐败行为的批评，由一位意识到自己被排除在这种特权之外的妇女讲述。后一首诗反思读书识字对于黑人奴隶及被解放的男人/女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意义。“北方佬们”(Rebs)，和他们之前的奴隶主一样，设法阻止黑人“学习”获得知识。但尽管有他们的阻挠和人们对黑人老太太试图学习的嘲笑，克洛伊姨妈还是克服障碍学会了读书：

(人们)说努力没有用处

噢!克洛伊，一切都为时过晚；

已近六十岁的我，

没有时间用于等待。

所以我买了一副眼镜，

并马上投入学习中，

从未停止直到我能够阅读

那些赞歌与圣书。

这首诗是一种奴隶声言书，在黑人宗教和突破阻碍的语境下，表现黑人们努力在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眼中的美国扫盲文化运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克洛伊姨妈》系列的最后一首诗《团聚》(“The Reunion”)中，克洛伊最终和组诗第一首诗中被卖掉的儿子们团聚(白人女主人的儿子则在内战中被杀掉了)。

在这些文本中，克洛伊姨妈的声音折射出美国英语正在向黑人方言迈进。但方言在这里不是和赖利的作品那样，被奇异地表现出来，也没有被赋予普世性或代表性的地位。相反，和其他语言一样，它是作为值得关注的多样化表达方式中的一种而存在。哈珀的作品对吸纳多样声音的美国话语很有吸引力。哈珀语言的复杂性，她处于对立社区之间的位置所带来的张力，对于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而言，构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核心成分。

地方色彩无疑对于多元美国身份的文学表述是不充分的，因其不仅包含地区特征，还包含民族性、性别和对美国生活中经济地位的新感知。地方色彩诗歌在表达方面，经常是部分的、迟疑的和有限的。然而，19世纪晚期的地方色彩诗歌可以被看做是为美国身份内部概念的多样性提供了表达方式，这些概念存在于每个个体内部并彼此竞争。

跨语言创作的保罗·劳伦斯·邓巴

自19世纪90年代出版作品以来，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的诗歌就被认为由两个独立的部分构成：方言诗歌和与之相对的标准英语诗歌。他最初的几部诗集，《橡树与常青藤》(Oakand Ivy， 1893)、《主与次》(Majors and Minors， 1895)、《平凡生活抒情集》(Lyrics of Lowly Life， 1896)在不同篇章中表现出两种语言类型中特定的一种。这种区分持续影响邓巴在美国诗人中的地位。每种语言都提出了邓巴作品中诗人声音的可靠性问题，甚至提出他是否真的具有一个诗人的声音的问题。但这从文化诗学角度再现了一个困境：非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s)的双重身份，如威廉·杜波伊斯所述，“是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努力，两种处于战争状态的理想……”这给非裔的身份带来了挑战。杜波伊斯所说的“双重意识”在邓巴的作品中以特定语言的形式出现。邓巴的作品中，他身份的不同层面并没有简单地彼此竞争。相反，邓巴的诗歌探讨了他们的相互关系，最终导致一种诗歌表达的复杂形式。

邓巴标准英语诗歌的价值一直为人们所低估。以传统诗歌形式写就，正值现代主义革新开始遗弃这些传统的时候，邓巴的这些诗歌被斥为文学的派生物，“优雅、一点点修饰……充斥常规定式并模仿他人”。但关于其文学价值的怀疑，和他作为黑人诗人代言黑人社区的可靠性这一问题紧密相联。他的方言诗歌从开始就使标准英语作品黯然失色。这些作品看起来提供了一个更可靠的黑人声音。然而，方言作品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系列问题，涉及美学控制和身份表述，并且很难把他们置于盎格鲁—美国文学经典的范畴内。邓巴的两种语言取得了相反的效果。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轻易归入现存文学种类中，因其缺乏一个统领式的核心和统一性，它们的双重在场已经威胁要打破邓巴作为诗人的声音，而不是成为容纳丰富跨文化内容的载体。

邓巴的两种语言模式从某种程度而言是不连贯的，这也证实邓巴在美国艺术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地位不连贯这一痛苦事实——这种不连贯性和邓巴对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自我定位紧密相关。但是，虽然邓巴的语言变化多端，他们并不构成简单对立。相反，他们标示了两者都最终找到属于自己位置的跨文化语境。邓巴的诗学不仅在标准英语诗歌和方言诗歌之间，而且在诗歌本身内部，也都存在着两种声音，每种声音都是他复杂非裔美国人身份的表达。每种都涉及并包含他者的成分。并且，正是跨越差别每种都将另一种映衬出来。认为两者处于完全对立状态的想法最终会损害对任何一种诗歌的诠释，也对把邓巴的诗歌看成一个整体不利。

对邓巴的作品从两种语言完全分裂角度进行阐释的模式始于威廉·迪安·豪厄尔斯，所造成的后果对邓巴而言是复杂而间接的。豪厄尔斯突破当时对黑人年轻作家的阻力把邓巴介绍到文学圈。邓巴1872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德顿市，其父母都是肯德基州的奴隶——虽然他的父亲已经通过地下交通网逃到了加拿大，后来在内战期间服役于第55马萨诸塞团。他由他的母亲(母亲自学)教会读书并从母亲那里获得方言和标准英语的双重传统。作为高中时班里唯一的黑人，邓巴是一名优秀学生。然而，毕业后他能找到的工作只能是做电梯服务生。他设法出版了早期的几本诗集，并获得足够支持，从而使他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谋得一个职位。经过多年的追求，他终于在1898年娶了作家爱丽丝·穆尔(Alice Moore)为妻，不过她的家庭不认同这门婚姻，因为邓巴“黝黑的皮肤和涉及黑人剧团演出和音乐喜剧的职业”。这门婚姻，随着他的健康一起恶化，最终于1902年以分居告终。邓巴1906年死于肺结核，时年33岁。

威廉·迪安·豪厄尔斯在《哈伯斯周刊》(Harper's Weekly)上对《主与次》的评论，及随后为《平凡生活抒情集》所作的导言，对邓巴赢得全国性的读者群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豪厄尔斯也建立了从文体差异角度阐释邓巴作品的范例，强调邓巴的标准英语诗歌和方言作品之间的区别，在标准英语作品中他没有看到多少价值，而他对方言作品的界定也是很狭窄的。豪厄尔斯在他的标准英文诗歌中，“除了作者作为黑奴的脸孔以外”，没有找到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是方言作品通过展示“两个种族之间的性情差异”才“使他与众不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黑人的性情被进一步限定为：“食欲与情感，偶有超越其上的提升，这就是这个种族的范围。他在作品中表现出对黑人身上存在的缺陷的精巧讽刺……邓巴先生为我们的文学注入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幽默气质。”根据豪厄尔斯的观点，邓巴，通过方言创作，在为他的人民代言。但这限定他只能谈“食欲与情感”。他“讽刺精巧”，但他所讽刺的合适对象却是“黑人身上存在的缺陷”。最后，邓巴最重要的贡献是“幽默”，很好的写作技巧，但不是一个很高的文学评价，这一评价也彻底忽略了邓巴作品的严肃性与深度。

豪厄尔斯没有直接指出的是邓巴是否真的拥有一种语言的困境，与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不为人们“看到”的情况类似，他的无声境况也要等到以后才显现出来。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可以在《比格罗外传》(Biglow Papers)中使用方言作为另一种可选的诗歌语言，而不是和他的哈佛英语进行竞争。方言和标准英语都持续表达出一种植根于新英格兰剑桥村的扬基身份，并最终声言其作为美国身份的普遍性和合理性。对邓巴而言，方言被认为是用来表达一种种族身份，与已确立的文学语言处于对立状态。这种方言在美国文化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从属地位，并且不能代表整个美国身份。一方面，豪厄尔斯否认了邓巴美国标准英语诗人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也否认了方言可以在任何普遍性或严肃性层面代表美国文化的地位。

邓巴在稍后短暂的一生中感受到了豪厄尔斯评论的严重后果。尤其是他在认为自己被锁定为一个方言诗人之后。他对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说过：“我最初并不是一个方言诗人。我只是觉得即使不比其他熟悉的人写得更好，我也能写出不错的方言诗歌；这样做，我还可以获得人们的认可。这种认可我已经得到，但是现在他们只想让我用方言进行创作。”他在方言创作方面得到的认可使他的标准英语作品被静音。如果他用标准英语创作，他会被指责放弃自己建立在黑人历史和文化基础上的创作源泉，而沦为一个同化论者或者逃避主义者。但黑人方言被降格为有限的文学工具。而方言，也由于其顺应白人的期望和定型化偏见，本身又是历史附属和压迫的产物，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方言起源于黑人被运往美国和遭受奴役过程中其非洲部族语言被压迫和遭到遗忘的状态下。到达美国之后，各黑人部族只能使用处于主导地位的英语进行交流，而对这种语言他们也没有太多运用的权利。禁止黑人识字的法令和受奴役的境况本身，使习得标准英文成为不可能之事。方言，从这个角度而言，标志着一种文化剥夺。

从文学的角度看，方言在很多方面被滥用了。19世纪末期，它已经被诸如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等地方主义者滥用，他们从对逝去的种植园生活向往角度，来表现黑人方言和口头传说，因而进一步加强了定型化偏见。黑人体裁这样被并入一个美化白人南方文化的价值结构。种植园文学的各种定型化偏见，通过黑人剧团的演出[2]，被广泛地传播与修正。这样，邓巴在求助黑人文化遗产的同时，不得不和早已异化于黑人视角并被滥用的各种版本进行斗争。这种调和的立场导致以后的非裔美国作家，如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和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ing)等，对邓巴的方言诗歌持批判态度。约翰逊认为邓巴“以传统的方言形式进行写作”，这样就“为他的(白人)读者所操控……只表述黑人生活中为他的读者乐于接受的方面”。

邓巴最好的作品并没有设法超越这种语言的困境，而是使其成为他诗作的讨论内容，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邓巴针对他的不同读者群进行创作以加强他们之间的相互认可。他通过调整视角和把话语变为自我意识的表述等手法，重新启用了一些定型化意象。他采用从黑人到白人和从白人到黑人的模式，从两个方向采用和变换文类形式。他使用了大量非洲文化和非裔美国文化共通的表现手法，如面具、黑人宗教模式、黑人圣歌、传教和歌曲等。这些跨文化交流既发生在他的方言诗歌中，也发生在标准英语诗歌中，而两种诗歌形式分野本身也由对立和对照走向相互指涉、相互转换。值得关注的是，从母亲那里学会方言自己却从未在南方生活过的邓巴，致力于把方言作为表达自我意识的文学技巧。他处理方言的方式与手工艺人相似，他把德语作为外语进行写作练习以提高他的写作技巧，同样，也使用爱尔兰方言，以及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的胡西尔(Hoosier)方言等。这样，批评他的作品没有精确表达口语方言就没有谈到点子上。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从破坏性的滥用中解救方言，以此来恢复珍贵又夹杂着痛苦的非裔美国人历史。正如他写给诗人爱丽丝·穆尔的求爱信中所言：

我想知道是否你相信有必要来挽救由我们非裔美国人先辈创造的，却给乔尔·钱德勒·哈里斯、托马斯·纳尔逊·佩奇(Thomas Nelson Page)、鲁斯·麦克恩雷·斯图尔特(Ruth McEnery Stuart)及其他人带来声名的奇异的老故事和歌曲；或者你是否和别人一样，认为我们应忽视过去和所有与它相关的重要文学资源。

邓巴在此认识到奴隶经历已经被白人怀旧情绪和种族主义所贬斥和操控，使用它有其危险性。但是，他和杜波伊斯一样，把这种经历看做非裔美国历史意识的核心部分，是文化表达和救赎的丰富而必要的媒质。他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动摇定型化偏见并试图运用他的遗产为他的身份建构及创作服务。

《我们戴着面具》(“We Wear the Mask”)直接表述出邓巴面临的复杂而尴尬的境地，没有涉及诗歌语言方面困扰他的问题：

我们戴着写满欢笑与谎言的面具，

隐藏起我们的面颊与双眸——

这是我们为人类罪愆付出的代价；

破碎心灵在滴血，我们却微笑依旧

嘴角万千嫣然浮现

为何世人都自恃聪明，

细数我们全部泪水和叹息？

不，让他们只能看到我们

戴着面具的模样。

我们虽然微笑，可是，伟大的主啊，

受难心灵深处却正对您呼号不息。

我们歌唱，但脚下的泥土

卑鄙恶毒，绵延数里；

让世人继续做黄粱美梦吧，

我们戴着面具。

这里，面具是一个复杂而又带有反省性质的事物。它的首要功能是隐藏，通过采用那些由白人社会期待并投射出的特征达到这一点，因而它表现出一定的同谋关系。但这种表达行为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谈及面具本身已经是暴露出其隐藏性，并把这种共谋关系昭告天下。和杜波伊斯使用面纱意象一样，认可文化身份的表达方式是解放它的第一步。并且面具本身具有很深的文化蕴涵，因其是非洲宗教和审美的特定客体。它在这里的出现不仅标示着服从白人社会的种种定型化偏见，而且也是对非裔美国人独特文化表达方式的阐释。这样，面具意象马上具有既含蓄又揭示的特征。它阻止外来者看进来，但对里面的人则暗示着一个秘密的世界，并对其神秘性既指出又加以掩饰。这种既排除又吸纳的复杂对立性恰恰通过这首诗所使用的语言而被激活。它很高雅的标准英语(及其微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最终的面具：既隐藏又表露邓巴的非裔美国人身份。这首诗运用的语言处于观看的世界和带着面具的世界的交汇点上，马上掩饰但又表明“正在滴血的破碎心灵”、“眼泪与叹息”。

这里的标准英语并非仅仅服从或者强调根据白人社会标准牺牲身份这一事实。实际上，邓巴把它作为强有力的标准化工具来探析既顺从又反抗的样态。面具这种意象，同时也作为语言的意象，证实了非洲文化形式在一个压制他们的社会环境下持续存在的状态，为他们的文化表达既提供了意象又提供了工具。于是，这首诗达到了启动双重文化相互协商的效果：非裔美国人身份从属于并且作为美国身份而存在。

但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他用方言创作的诗歌。邓巴的种植园诗歌尤其令读者困惑，他们担心这些诗歌背叛了邓巴致力于非裔美国人自我表述的决心，而与白人眼中的非裔文化表达构成一种同谋关系。但是邓巴在这些诗歌中根据自己的诗歌和文化动机来恢复黑人历史。这些诗歌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们的形式构成：他们几乎全部以戏剧独白的形式写就。邓巴对这种形式精致而纯熟的处理手法预示了现代主义者如庞德和艾略特的到来，他们对其进行了发展。通过使用戏剧独白这种表达形式，并使人物置身于确定的历史时空之中，邓巴能够控制和重构那些已经对黑人定型了的偏见。

在有限的几篇诗作中，如《废弃的种植园》(“The Deserted Plantation”)和《种植园的圣诞节》(“Chrismus on the Plantation”)，邓巴直接投射了一个忠诚的奴隶形象，他对主人和种植园忠心耿耿。即使在这类作品中，邓巴也不是在表现而是再现诸多黑人意象：其一是奴隶展现给主人的面具，还有植根于黑人历史和经验内的奴隶形象。邓巴这里使他的黑人代言人以白人认为他们应该采取方式行动，是对一种意象的模仿，是他对黑人们自己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再现。并且他的种植园诗歌关注黑人而不是白人的南部经历，如果不是对白人权威的霸权性提出质疑，则可以视为质疑内战前南方白人文化。邓巴完全没有逃避奴隶制这一事实。他对种植园描述必须置于一个困难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怎样才能与奴隶制和解，在世纪末南方重建失败的语境下，越发变成一个紧迫的问题。正在加剧的种族主义、政治排斥、经济上的新奴役正在使黑人解放带来的希望和承诺落空。一种要把奴隶历史置之脑后的渴望与不得不面对和理解它对非裔美国人社区生活影响的必要性结合起来。邓巴，又一次和杜波伊斯一样，没有在奴隶制的毁灭性力量面前退缩。同时，他也强调黑人博爱、坚忍、精神财富在奴隶制摧残人性的反常状态下的重要作用。诗歌《黑皮肤小孩》(“Little Brown Baby”)就在对自己没有任何权利的痛苦认知和人性之爱的伟大力量之间找到了精确的平衡点：

目光炯炯的黑皮肤小孩，

到你爸爸身边坐在他腿上。

你在做什么，先生——是糕点吗？

看那个还在——你和我一样脏……

现在回到你的枕边——休息一下吧；

希望你永远拥有安适与明朗的天空；

希望你一直是我怀抱里的婴孩——

目光炯炯的黑皮肤小孩。

这首诗没有提供任何高雅的情怀，但却在人性尊严和社会无力感的悲剧冲突中显示出力量和张力，正如一个奴隶父亲无论多么渴望，也永远不能对他的奴隶孩子保证有“安适与明朗的天空”。

方言诗歌以适合特定个人言语行为的戏剧独白形式允许邓巴去深入探究怀旧情结而不是去重述它。一些诗歌，如《老屋》(“The Old Cabin”)，明确研究记忆如何传递同时又扭曲过去。大多数方言诗歌的结构都极为复杂，其中的言语行为采用否定或奴态意象来达到充满辩争、颠覆性、争议性的效果，使这种话语外的(白人)旁观者处于不利的位置。以《时光标记》(“Signs of the Times”)为例，它并没有把感恩节大餐表现为奴隶满足食欲这种定型化偏见，而是描绘成一种庆祝仪式；这首诗还有更深一步的反讽层面，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询问7月4日的意义一样，邓巴也对感恩节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些美国节日对奴隶意味着什么？同时，这里也隐含复仇的预言：

火鸡火鸡，四处欢啼，

闲散舒适地栖居，

继续你的歌咏吟唱吧，火鸡先生，

因为大限已经指日可待。

火鸡对感恩节的茫然不知成为整个南方社会制度的一种表征。主人，火鸡的拥有者，却被置于火鸡的位置：不能把握时代脉搏和他即将来临的末日。

在对奴隶历史进行再演绎和再开发的另一尝试中，诗歌《责任》(“Accountability”)使用了种植园文学(plantationliterature)中偷鸡的奴隶这一定型化意象，但它被嵌入一个精巧的命题中，使所有的行为都具有了相对性：

人们生而有异，

没有两人完全相同；

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好恶，

如果我们很坏，不要责怪我们；

如果我们很好，也无须炫耀；

因为你会说那不是我们的本色，

我们选择特定的方式

那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这种话语介于引用和对一个境况的反讽式运用之间，目的是来推翻它自己的预设前提。这里奴隶已经掌握了复杂的道德命题，并把他自己的行为置于自己所处的状况来进行言说，这也正是邓巴的戏剧独白形式要努力取得的效果。

方言诗歌深入研究了非裔美国人身份问题。但标准英语诗歌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邓巴的作品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两种诗歌之间意旨的持续性。邓巴所做的是把明显相互矛盾的双重身份转换成一种跨越话语界限的模式。方言诗歌中占主导地位的黑人身份问题也是标准英语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如果非裔美国人身份是双重的，那么标准英语和方言一样也是邓巴的遗产，也是其文化身份的一个载体。邓巴企图开创性地确立盎格鲁—美国传统与非洲—美国传统之间的联系，并使他们能够富有成果地进行互动，无论是批评式的还是赞同式的，而不是仅仅把两者对立起来或使之毫不相干。他取得这样的成果不是通过抑此扬彼，不是通过民族同化或者极端分离主义，也不是企图把他们归入到一个话语之中。相反，他所做的是跨越这两种语言，并使两者成为其既富有争议又相互补充的文本的组成部分。

很多邓巴最为人所知的诗歌，如《我们戴着面具》，实际上是由标准英语写成，并以对非裔美国经历的强烈表现为特征。以黑人为主体的标准英语作品也是邓巴公众诗歌(public verses)如《埃塞俄比亚颂》(“Ode to Ethiopia”)、《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acher Stowe”)等的重要表现特色。但这些作品往往在诗歌媒质的个性化和可控性方面不是很成功。当它们被认定为是对白人种族主义概念做出的有争议回答时，它们的结构就更加复杂了。但这些诗作也经常采用近于高雅的19世纪修辞手法。不过，邓巴在其他的例子中成功地再造了欧洲—美国这一模式。他在使用文艺复兴范例上尤其如此，通过方言或者非裔美国人材料再次演绎他们传统的盎格鲁—欧洲的普遍文学形式。

文艺复兴抒情诗实际上为邓巴的盎格鲁—美国诗学思想提供了更好的表达方式，远远胜于一直为人们所强调的浪漫主义传统。在他早期的诗歌实验中，有情歌小曲这样精巧的抒情样式。尤其引人关注的是，邓巴以非洲材料，对在形式上明显有些简单的歌曲进行了超越。他的《致弹竖琴的女士》(“To a Lady Playing the Harp”)称颂了一个“眼神忧郁的黑肤女巫师/黑色长发柔顺飘逸”。这种非裔美国人材料的插入经常挑战白人传统所认定的等级制度。《我的格兰德古堡女士》(“My Lady of Castle Grand”)中，贵妇“手儿白皙细腻”，而身体和心灵却是冷酷的，与充满爱心的洗碟女仆形成鲜明对比。《冬日》(“A Winter's Day”)使白雪成为一个“冰冷的大幕，深具欺骗性”，并试图窒息肥沃大地上的“执拗的黑色”。在《歌曲》(“Song”)中，原型化的恋爱抒情诗——“我心我自知/我手执子手”歌咏的对象是“我的非洲少女”。正是从这个文本中邓巴为他的首部诗集取了名字——《橡树与常青藤》，以一个相互交织的意象延伸到这首诗歌本身存在的传统：“不要把橡树和常青藤分隔开来，/也不要把黝黑的少女与他的情郎分离。”

这种穿越黑人素材而回溯到盎格鲁—美国材料的过程也可以被颠覆。奴隶歌曲《分离》(“Parted”)把被卖给“河下游”带来的痛苦以方言形式对“我的女主人”倾诉：

微风拂过海湾

我的主母，我的主母；

这船将把我带往远方，

我的主母，我的主母；

老主人已将我卖给下游的人；

他们告诉我没有看起来那样糟，

我的主母，我的主母。

这里彬彬有礼的申诉所表征的等级制度既被颠覆也被转化为一种萦回有力的吟唱，使人倍感亲切。

跨话语的复杂性为其他诗歌提供了一个有高度自我意识技巧的结构。《玉米之歌》(“A Corn Song”)将主人的语言和视角与奴隶的工作歌曲对置，并在两者之间游移。主人认为玉米之歌证实了他的优越地位，好像歌唱是为了取悦于他，但歌曲的叠句却从悲伤和坚忍中积聚力量，这和主人的理解恰好相反：

从田园归来的人们吟唱的玉米之歌

轻慢地飘过天际

他梦一般的思绪沉浸在歌的旋律里

我们种植玉米

清晨就要动身；

现在日已偏西

一天宣告结束。

杰出诗作《拼字比赛》(“The Spellin'Bee”)使诗歌写作的方言和蜜蜂之间的嬉戏成为进入标准英语的序幕，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把这确立为美国文化吸收仪式的中心环节(韦伯斯特的《蓝皮拼字书》成为邓巴的“拼字比赛”的奖励)。

更为重要的是，双声(bivocalism)一直是邓巴诗歌创作中自我指涉性诗歌谈论的主题。这些作品由方言和标准英语两者构成，并且两种语言都相互指涉。这些诗歌主要被阐述为发出邓巴对方言所持的矛盾心理和他被限定用方言创作与为方言所限的失望情绪，所以失望的声音在其中多有所流露。但语言那时是邓巴不得不面对的社会与政治阻碍的比喻，而不是原因，尤其是在世纪末获得自由的黑人能够找到他们在文化中的应许之地的希望落空后的语境下。《诗人》(“The Poet”)最常为人们引述以表达邓巴对限制他的方言的矛盾心理，却能够引导我们看到他的黑人声音的更深厚的根基：

他歌咏生命，平静而甜美，

间或奏起深邃的音符。

某个咫尺天涯的最高处，

他发出吸引世人的韵律。

他歌唱爱情，大地也为之年轻，

而爱情本身也是他的专长。

但哀哉，这个世界，转而称赞

语言破碎者的呓语。

常被引用的“语言破碎者的呓语”诗句被置于这个文本之中，来戏剧化方言被一个持贬斥态度的读者群体接受和赞誉的方式，而非邓巴本身对其的态度。为了反抗这样的贬斥，诗人强调他对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自我定义：他的甜美歌曲“发出了令世界瞩目的节拍”。

歌曲成为邓巴与他多重传统关系的核心转喻，对他的整个艺术生涯也是如此。歌曲意象不仅标示他精巧的韵律结构，也是黑人经历中音乐为其文化表征的充分回响。邓巴的抒情诗总是很接近歌曲，无论是民谣、小夜曲、催眠曲、儿歌、挽歌、赞歌还是爱情歌曲，都具有邓巴独有的文艺复兴式特色。这种音乐成分对于邓巴使用圣歌传统而言，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意义。圣歌对邓巴而言是变幻而又多层面的意象。他们使其对宗教持有复杂甚至有时是怀疑的立场，而当时强烈信仰的表达对于同时代的黑人更常见，因而也更需要加以批判。《种植园的旋律》(“A Plantation Melody”)和《一首圣歌》(“A Spiritual”)用方言的形式写就，接近于对圣歌的再创造，这和用标准英语写成的各种各样的赞美是一样的。其他一些渴望“回家”的方言叠句再次重申了圣歌传统的另一个层面，即作为对存在奴役的世界的控诉。但在《哲学》(“Philosophy”)中，说话者已经“思考传教士问题”并批评他清净无为的建议。在《红海》(“Mare Rubrum”)中，圣歌被帕特里克十四行诗的精巧结构改造一新：

满怀信念，我驻足生命的红海里，

等待亘古不变的真言响起

多年前以色列人曾有幸聆听……

为何眼前的汹汹海水还是波澜不惊？——

摇摆的信念由于希望的推延而崩溃？

难道上帝没有安坐在往日的宝座上？

摩西分开红海海水的核心场景在圣歌中被再次谈及。和圣歌一样，历史中的救赎和神圣的文字不断出现。但这里，历史纷乱对这种文字的连续性的打破与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因而诗人踯躅于怀疑和挣扎的信仰之间。由于处于神圣历史的虚空中，所以神圣历史也未能给最近的当下带来救赎。

在邓巴运用圣歌的过程中，标准英语和方言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邓巴因圣歌本身的调和性，所以在那些审视美国文化种族双重性的诗歌中，在两种语言中都使用了圣歌材料。邓巴对美国黑人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敏锐的历史感，突出依照白人标准发展起来并转而反对之的黑人宗教形式。他反复利用黑人奴隶教义和白人对它的阐释之间的差异。他表现非裔美国人宗教生活内部的张力，因其回应并且反对白人的宗教价值观念。这样一来这些诗歌便再造了圣歌的异质来源，不仅包含基督教也包含非洲因素，如梦的意象暗示了非洲传统中的灵魂游荡说。一些诗歌讨论舞蹈和音乐方面的命题，其中建立在非洲信仰基础上的韵律崇拜被看成与教堂的礼仪相悖。《迪肯·琼斯的苦闷》(“Deacon Jones'Grievance”)中的教堂领导人(无论何种肤色)对教堂音乐和舞蹈表达了不满：“为什么，它玷污了圣者的名字/以此无耻的世俗行为。”《安吉丽娜》(“Angelina”)警告要远离胡闹：“如果你认为你得到宗教并想保持它，/你最好接受暗示并彻底消失。”这样的张力最终通过韵律崇拜得以解决，黑人和一些白人宗教群体采用了这种影响强烈并对两种语言都有效的方式。

《内战前的布道》(“An Ante-Bellum Sermon”)是表现邓巴历史感的一个好例子，通过令人惊异的言语行为达到这种效果。这首诗回忆并重新加工奴隶圣歌和黑人布道传统。以方言写成，它在相互对话的对立话语内部对《圣经》进行了精细的注释，直接对奴隶信教者和他们的白人主人讲话，而白人们则设法控制黑人对《圣经》内容的信仰和理解。诗的布道形式进一步引发了美国黑人宗教历史内部涉及布道士的复杂问题，而它的诗歌形式则肯定了它与圣歌的联系。和很多圣歌一样，《内战前的布道》也把摩西和《出埃及记》置入自己的文本里：

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的题目

我们会逐一解说；

“上帝呼叫说：‘摩西!摩西!’”

那人说道：“我在这里。”

布道士将“解释”他所讲述的主题，即进行评注。他提供的解读从《圣经》历史中的《出埃及记》(“Exodus”)到《加百列最后的号角》(“Gabriel's Last Trumpet”)，与圣歌相似，通过救赎这一信息，把相似的事件联合起来。上帝无尽的拯救力量被认为闪耀于每个历史过程中，当然包括当下的奴隶历史。但布道士必须既要说出同时又要掩藏这种指涉，并使他的话语适合复杂的听众类型。他必须要在把他的信息传递给奴隶信徒的同时，还要防范出席布道的白人监察人，他们在场是为了保证没有这样的拯救思想的布道内容被宣讲出来。

结果就导致意义的多样性，并且每层意思都针对《内战前的布道》的不同听众群体。对于奴隶听众，通过强调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续性及对比，带有明显的召唤自由的意味：“上帝会帮助他的孩子们/你们总是可以信赖他。”对于另外的(白人)听众(传统上讲，黑人教堂集会通常被监控以防止颠覆性信息的传播)，布道士则很快否认他刚刚声言的内容：

但是听我说，基督徒兄弟们，

事情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

现在，上帝为以色列做了这些，

他的方式也从没有改变过，

他对以色列的热爱，

不仅给予了这个民族；

现在不要跑去告诉主人们

我在传授不满的讯息……

所以你能看出上帝的意旨，

自从世界诞生之日起，

他所赋予的无上自由

应当属天下所有人，

但我觉得有必要，

停下再次重申，

我谈论的我们的自由

是《圣经》讲述的内容。

《内战前的布道》中的布道士意象也引发了邓巴对自身处境的矛盾思考，使他在短暂一生临近生命终点时道出：“我是一个黑皮肤的白人。”邓巴的事业深为需要赞助人支持所困扰，同时，疾病、婚姻破裂和寻找诗歌以外的表达方式如歌剧剧本、歌曲、小品文等的挫败也给他很大的压力。历史地讲，邓巴在世纪末被困于过去的奴隶制传统和对未来平等融入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向往之间，而这种向往却越来越为《吉姆·克劳法令》(Jim Crow restrictions)所出卖。和他所刻画的布道士一样，邓巴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挑战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一个对黑人持敌对和敌视态度的权利结构。但在另一方面，邓巴也暴露并挑战了要求如此调整的权利结构，并在其权利等级内坚持着自己的思想表达。

邓巴的诗歌立足于这个由不同观众和语言意义构成的复杂统一体内。《内战前的布道》通过方言这种工具表现了这些复杂、多样并相互渗透的话语结构。以标准英语写成的诗歌，如《同情》(“Sympathy”)，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这是邓巴使用黑人意象和黑人歌曲传统诗韵中的一首，它获得19世纪美国诗歌很少能达到的抒情美和韵律美。在诗中，伸张与归附、服从常规和创造性的运用语言等对立的力量相互交织，并常有阵痛相随：

我知道笼中的鸟儿为什么拍打翅膀

直到无情的鸟笼已是点点腥红；

因为他必须飞回他的家

那样他可以欣然地在枝间摇摆；

累累伤痕处，疼痛阵阵袭来

猛烈的刺痛使他们再次悸动——

我知道他为什么拍打他的翅膀!

我知道笼中的鸟儿为什么歌唱，噢，

因为他翅膀淤青，胸膛亦疼痛难耐，——

因为他打破鸟笼就可以重获自由；

那不是欢快或欣喜的颂歌，

而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祈祷，

是他投向天际的声声控诉——

我知道笼中的鸟儿为什么歌唱!

邓巴以笼中鸟和拍击歌声双重意象为非裔美国人的经历代言。鸟笼指代美国本身，因其阻止并限制黑人公民，同时也指称标准英语，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诗人的表述。但他在这里使标准英语成为自己文学表达的工具，战胜了那些意欲否定他作为黑人和美国人的声音的人。面对约束与背叛，回想没有愈合却又开裂的历史伤口，他以非裔美国人蔑视和祈祷的传统演奏他的歌曲。以这种方式他既反抗(对黑人)静音，又坚持他的经历是美国身份和文化的组成部分。

邓巴在面对死亡时写就的《偿还》(“Compensation”)中，他的背叛感、困难感和责任感同时展现：

因为我爱得如此深

因为我爱得如此久，

上帝以他无尽的怜悯

赠与我歌唱的天赋。

因为我爱得如此徒劳，

歌声竟也呜咽刺耳，

主啊，出于仁慈之心

赐予我死亡的福泽。

个人的背叛在这里也是文化困境的一种表征。这首诗在抒情诗的简约中加入了冲突，但也在邓巴的两种身份之间加入了紧密的联系。宗教祈祷中的歌曲意象，悄悄地把这首诗置于非裔美国人经历的传统中。它的标准英语则痛苦地表达出邓巴对自己文化生活的失败感，但几乎是与它自身相对，也传送并动人地表现出他论战的一生。邓巴在这方面的局限感变成了他的诗歌艺术的组成部分。他根据自己的想法为自己谋求一种美国语言，但其他人否认他的这种要求。这样一来，他的语言就代表了他所具有的文化力量，不过，这是通过检验而不是仅仅再现文化身份之间的冲突来实现的。它们变成了揭发和控诉的平台，反抗同时也协调邓巴的双重美国经历。他最成功的诗篇在承诺与背叛、排斥与转变之间获得了精巧而又痛苦的平衡，其中两种语言相互交织：敌对并相互指涉，相互对抗，互为构成因子。

艾玛·拉扎罗斯：美国—犹太人的典型

艾玛·拉扎罗斯(Emma Lazarus， 1849—1887)是最早在美国提倡民族声音尤其是作为美国人的民族声音的诗人之一。为了这一目的，她使用极具象征性的语言。自清教徒登上新大陆时起，这种言语便被公认为是确定美国民族身份的基石。然而，在使用这样的语言时，拉扎罗斯必须完全重建其基础词汇及其用法，同样惊人的是，她也重建了那种独特的犹太人信念。于是，清教徒的预像论(Puritan Biblical typology)表现在她的美国身份和犹太身份的相互转化上，这两种身份相互交融使得转化成为可能，而它们又彼此相悖，使得转化成为必然。这种相互转化最终集中表现为奇特的、富于变幻的基督意象，这成为她诗歌创造的中心。

《新巨像》(“The New Colossus”)的创作是为自由女神像基座的修建募集资金，这首诗仍然被认为是诗人最具影响力、最成功的诗作。诗中，拉扎罗斯运用了一系列的语言技巧来展示错综复杂的多重身份，这些技巧后来持续出现在她的作品中。诗中的女性主体(female gendering)可以追溯到诗人早期的创作中，以《回声》为代表，诗人向世人宣告她的声音是女性的声音，不得不接受禁锢，不可创作史诗或谈论某些大众话题，如“世间最强大的斗士和……危险、受伤以及斗争的胜利”。相反，作为“刚刚诞生的、拥有女性灵魂的”诗人，她仅能充当本性属于隐秘空间几乎是家庭空间的回声。这类似于爱默生的想象诗学，却无法否认诗中的语言充满辩护性，也无法掩饰美国女性诗人被限制在好像仅属于她们的私人领域这一事实：“请不要轻视这些回声，它们属于/拥有寂寞和歌声的恋爱中的人。”

《新巨像》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成为民族身份的有力象征。拉扎罗斯重新启用了她早期诗作中所摒弃的话语形式，在创作这首诗时她坚定地立足于此。利用矛盾修饰法，她强化了一种独特的女性力量：

不像那无耻的古希腊的青铜巨人，

叉腿横跨征服的陆地；在这海水

冲洗的日落重门，将矗立起一位

手持火炬的伟大女性，火焰是被

囚禁着的闪电，流放者们的母亲

就是她的姓名。手中欢迎全世界

光临的灯塔闪亮着，她温情俯瞰

以天为桥的港口与环绕它的双城；

“旧世界，给你传说中的虚荣!”她抿嘴

呼喊。“送给我，你受穷受累的人们，

你那拥挤着渴望呼吸自由的大众，

所有遗弃在你海滩上的悲惨众生，

给我，这些风浪中颠簸的无家之人，

我在黄金时代的门口高举我的明灯!”

(沅湘译)

伟大的/女性、囚禁的/闪电、母亲/流放者们、温和的眼神/俯瞰、呼喊/抿嘴：每一对矛盾都展现了女性谦恭中蕴含的无限力量，和女神像一样，充当了一座桥梁，将异邦变成本土，将被驱逐的人变成不可或缺的社会成分，将弱者变为强者。诗人也被投射为热情好客的女主人和来自异乡的避难者。

这种被女性化了的归化美国人意象，进一步展现了拉扎罗斯对犹太人身份所特有的信念。不可思议的是，女神像的各种表象都与《圣经》中底波拉[3](一位颇受许多19世纪女作家喜爱的人物)相像。底波拉不是流亡者之母，而是以色列之母，以其预言能力辅助巴拉克[4]大军，巴拉克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闪电；她也被命名为拉比多之妻，意即：火把的女人(《士师记》第四章)。这部《圣经》次经是由另一批犹太人整理的，使用的是希伯来语，而拉扎罗斯在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学习这种语言。结尾处的“明灯”形象再一次重申了犹太意识，一如拉扎罗斯的其他诗作，如《选择》(“The Choice”)、《礼物》(“Gifts”)、《光的盛宴》(“The Feast of Lights”)以及《流放中》(“In Exile”)。

诗中开篇处的青铜巨人的形象更具有启示性。拉扎罗斯蓄意使得她的“新巨像”与古时的异教中太阳神像即罗德岛巨像[5]相峙而立；与女神像的宏大谦恭截然不同，那是个男性气概十足、充满征服欲而且豪华壮丽的神像，它属于希腊。拉扎罗斯自童年时期开始便不断翻译海涅的作品，并支持海涅的看法，即与希腊文化相对立的是希伯来文化。于是，诗中的希腊巨像代表了欧洲，不言自明地，与之相对的美国则应该属于希伯来。美国如同避难所一般收容了犹太人(以及众多其他民族)，并为他们做了很多，而在欧洲，这样“悲惨的人”遭遇到的是遗弃；拉扎罗斯自别人的话中引用了“悲惨的人”以示其非个人的看法。与希腊—欧洲相对立，美国本身便是具有希伯来特征的地方，其历史与希伯来模式很是接近。

因此，拉扎罗斯的美国背景与她的犹太背景就结合起来。而这却不是来自异族的强行施加。清教徒们自身所作所为与此相比丝毫不逊。作为犹太人，拉扎罗斯为自己找到了独特的门径并融入清教徒的言语中，按照《圣经》的预像论，将美国视为上帝应清教徒们的渴求和呼唤所赐予他们的以色列，一个“应许之地”。事实上，在这种复杂的言语传统中，拉扎罗斯采用的手法很清新独特，并非一成不变。正如预像论中描绘的上帝的选民横渡海洋来到天国一样，清教徒的历险旅程目的也是为了追求信仰自由，将乐土迦南视为痛苦众生的庇护所，用《诗篇》(The Psalmist)(9：9)的原文则是“受压迫人们的避难所”。可见，这种言语既适用于避难所，也适用于上帝的选民，特殊神宠论(particularist)和宇宙神论(universalist)的观点在此交融。如果清教徒是上帝特别选定的，其他民族也应当如此，而美国则是每一个将它视为避难所的人们的“应许之地”。

从这些意义出发，美国人是希伯来人的现代版。拉扎罗斯认为投身于美国也就等同于为最强大的犹太祖先做贡献，后来“文化多元性”的首创者贺拉斯·凯伦也认同这一观点。诗人无可抗拒地将自己和族人看成《出埃及记》中以色列的清教徒，同样她也坚信上帝对避难所做出的应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拉扎罗斯采用各种手法成功地强化了犹太传统和美国传统，并将其协调一致；而至于二者之间复杂而很不确定的关系，我们则可以通过构成预像论的核心基督的形象来体会，这也是本诗竭力刻画的形象。

1908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在他的剧作《大熔炉》(The Melting Pot)中提到他从女神像的“送给我你那些疲惫的、贫穷的人们”中听到了《福音书》的内容(《马太福音》II：28)；他写道：“当我注视自由女神像时，我仿佛听到了美国的呐喊声：‘到我这里来吧，你们这些劳苦的负担沉重的人们，我会让你们好好休憩。’”这种回声和其他有关《圣经》的观点一起在拉扎罗斯的十四行诗《1492年》(“1492”)中得到重申，这首诗几乎与《新巨像》同时诞生。诗中，“1492年”拥有“两张面孔”，这一年中，西班牙的犹太人遭到驱逐，而美洲，再次被女性化地称为“处女地”和神秘的未来避难所，也是在这一年被发现的。将两者联系起来就会有效地说明发现美洲是犹太的历史事件。而在这里，避难所的那扇“迎着夕阳的大门”敞开怀抱说：“嗨，所有疲惫的人们，进到这里来吧。”在她38岁那年辞世前不久，拉扎罗斯创作了散文诗《出埃及记(1492年8月3日)》(“The Exodus[August 3， 1492]”)，明确地表明她将犹太人移民至美国视为“出埃及记”，诗中也明确了在别处出现的基督的形象。诗歌开篇是“西班牙的中午”，假想西班牙驱逐了被当时所有国度拒绝的“风尘仆仆的朝圣者们”；这也如预言般“向那些绝望的流放者低语”，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一群“揭开世界面纱的热那亚人”驾船“开启了迎着夕阳的金色大门并为后人留下了自由的土地”。在这群流放者之中有位同样经受痛苦的年轻人，他有着“基督一般的面容”，“用言语宽慰着父亲、兄弟、少女、妻子”，而在他的胸膛里却是“一颗破碎的心”。

显然，拉扎罗斯再次借用了预像论，正是这种做法使得很多民族团体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对于他们来说，美国的声音与基督的声音融合在一起。要想成功地将预像论用于她的独特的信念、传统和需求，拉扎罗斯不得不努力修正、反复审视甚至是驳斥清教徒传统中的基本信条。通过象征，她找到了内在的犹太人身份，并以此成就了她的美国人身份。但是犹太人在《圣经》中的经历若被用于充当预像论的基石的话，那么它必定将被归结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对于在美国的清教徒来说，情况尤其如此：预像论证实了《圣经》历史是美国的建国模式。但要维护这一模式则必须成为依附于此的历史。于是，历史变成了符号，预言了基督教的变革，而后者的发生又使得预言成真。

就此而言，实现便意味着破除。古老的希伯来人绝不允许任何有违自身模式的历史进程的出现。这种意旨从《旧约》传到《新约》，从希伯来文字转化成基督徒的信念。这种变迁本身就是救赎过程的范式。事实上，认为犹太历史具有任何其他意义而非这种符号似的、象征的变革，都是一种罪过。对于犹太人来说，要确保这种模式具有可信性就必须抛却遥远的过去。在其后的历史过程中，他们被认为是反抗者、真正的叛徒。犹太教拒绝成为符号，也拒绝放弃自身历史事实而转变成基督教的预言，同时它也拒绝被纳入神圣的救赎式天启模式。总之，作为基督教的基础，犹太教参与了这一神圣的历史；但是因为拒绝被基督教改变，它被认为是提供反证的、变节的、有罪的。

断言犹太人有着持久的、确定的、自主的历史生活，则会从根本上动摇基督教的神圣历史。诸多历史提法相互矛盾，争执不休；而这些说法反过来涉及的是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真正的救赎的可能性。这种矛盾在拉扎罗斯后期的所有作品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像《1492年》里描述的对历史的发掘那样，这一年也是拉扎罗斯对自身进行反思的关键时期，标志着她由受奴役、受禁锢的传统诗歌创作者转变为拥有极大感染力的辩手。1849年出生于曼哈顿一个富足显赫的家庭，兼有葡萄牙和德裔犹太血统，拉扎罗斯从儿时起便精通多种语言，擅长写作。18岁时她的第一部包含诗歌和翻译作品的著作便已出版。这部由她的父亲付资印刷的诗集，一方面限定了拉扎罗斯的女子风范，使得她终身无法公开宣读自己的作品(均由其他人代劳)，而在另一方面则激发了她对文学的狂热。在她的社交文学圈子中有多位精英人物，包括人类学家、编辑埃德蒙·C.斯特德曼(Edmund C.Stedmen)，《世纪杂志》的编辑理查德·吉尔德(Richard Gilder)，这个杂志刊登了她的多部散文作品，纳撒尼尔·霍桑的女儿罗斯·霍桑(Rose Hawthorne)，狄金森的代理人温特沃斯·希金森，占据最核心位置的则是爱默生，他们于1864年在朱莉娅·沃德·豪的兄弟塞缪尔举办的宴会上结识后，她送来了诗歌和作品集，而他则主动提出担任“你的教授，你被要求出席一学期所有的课程”。爱默生在编辑《酒神》时将拉扎罗斯的诗歌排除在外，这成为她早期文学生涯中最悲痛的事。在信中，拉扎罗斯直接指责他：“您对我的赞扬已经受到了多位英美最杰出的批评家们的肯定，让我感觉自己在一番努力后已经赢得作为美国诗人而被所有诗集收录的资格；但是我发现给我最多鼓励来实现美丽梦想的人也给了我绝对的蔑视。”

随后，拉扎罗斯的经历出乎人们的意料，并为她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转变后的她成了历史主义者。19世纪80年代初期俄国犹太人为逃避屠杀而大批涌入美国的事件加速了拉扎罗斯的转变；拉扎罗斯已经意识到了她的犹太身份，而这发生在这些屠杀之前。《在新港的犹太教堂里》(“In the Jewish Synagogue at Newport”)是拉扎罗斯的早期作品之一，是对朗费罗的《新港的犹太墓地》(“Jewish Cemetery at Newport”)的回应，后者声称犹太民族是“已逝的民族再也无法崛起”，拉扎罗斯试图反驳并指出，即使无法完全复兴，犹太民族至少依然在上帝的庇佑下存在：“神圣的圣地依然庄严，但是……在燃烧的灌木旁必须要脱下鞋子。”纵观19世纪70年代，她的拉比(rabbi)[6]加斯塔弗·格赛尔(Gustav Gottheil)极力鼓励她为新版的祈祷书创作(虽然不情愿，她还是将几部德文版本的中世纪犹太诗篇翻译成英文)。更为关键的是，在他的带领下，拉扎罗斯接触到了新兴的德国和德国犹太编年史，即新的《犹太知识》(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最终，他陪同这位优雅高贵的年轻女士来到沃德岛，亲眼目睹刚刚涌入的大批移民。

拉扎罗斯在新兴的历史研究中发现了武器，用于对抗她在第一批战斗檄文中描述过的“谋杀、强暴、纵火，(使)数十万个家庭因此而被迫流浪乞生”的破坏力量。当时，拉扎罗斯的对手是M.拉戈金(Mme.Ragozin)：他是普特南多卷本《国家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Nations)的合著者，东方协会成员，巴黎民族协会成员，伦敦维多利亚学院成员。他曾在题为《俄国犹太人和异教徒》(“Russian Jews and Gentiles”)的文章中为大屠杀辩护，认为那是俄国社会对待外来的、不安分的、异教犹太人的恰当方式。对此，拉扎罗斯撰写了《俄国基督教对抗现代犹太教》(“Russian Christianity v.s.Modern Judaism”)，这个题目本身就批驳了拉戈金将所有犹太人定格为“那些追随耶稣却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划分标准。她断言犹太人的历史依然存在，事实上是“所有文明民族中最悠久的”。这样以历史学家的态度来看待犹太历史本身就是“知识”运动的创举，年青的海涅是这项运动的最初倡导者之一。在《世上的正义》(“The World's Justice”)和《礼物》(“The Gifts”)等诗作中，拉扎罗斯以这次运动为中心，将以色列与消逝已久的国家如埃及、亚述、希腊和罗马对立起来。同时，在散文诗中，她也开始回顾在《犹太问题》(“The Jewish Problem”)里写到的“自《圣经》出现后，普通读者都认为已经终结的”犹太历史。她向异教徒也向犹太人宣传自己的历史民族观；在《希伯来书》(“Epistle to the Hebrews”)中，她写道：“要相信对犹太历史的研究是聪慧的犹太人热爱本民族的必要且唯一的途径。”

无论是德国还是犹太新编年史都成为拉扎罗斯重写预像论的重要依据。她的任务不仅要在历史中也要在美国为犹太人找到立足之地。然而她所坚持的犹太历史挑战了美国预像论构建中为希伯来设定的位置，因此她所致力研究的编年史既使她得以融入美国社会，也将她标志为与众不同，她需要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来表达这两种内在的驱动力，必须做到既要掌控预像论言语模式，同时还抵制其对历史的抹煞；必须把犹太人置于兼有远古与现代、既是符号又是历史、既是定型同时又反对这种定型的语域中。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诗人采用的策略是实现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对比，如在《新巨像》中她刻画了“无耻的古希腊青铜巨人”。希腊/希伯来模式出现在她诸多诗作中，前者被展现为古老的、已逝的文化，与生机勃勃的希伯来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诗作总会着力描绘马加比家族(Maccabees)，他们领导了公元前2世纪的犹太人反抗希腊帝国统治的斗争。对于以《旧约》为基础却为后来居上的《新约》所废除的预像论，拉扎罗斯用全新的模式来替换；她将《旧约》中的言语用于《新约》，并将两者分别替换为希腊和希伯来，由此，她更改了界定犹太地位的各种势力构成，将失去生命力的文字变成充满生机的文化。

拉扎罗斯在诠释预像论时最惊人、最具有创新意味的尝试体现在对基督形象的刻画上。在她后期的所有诗作中，基督都被塑造成犹太历史中的核心人物，为此她不惜引借刚刚盛行却颇具争议的对犹太历史文本中耶稣的研究为自己的依据。起初，莱辛(Lessing)在1778年出版了赫尔曼·赖马卢斯(Herman Reimarus)创作的《耶稣和他的圣徒们的使命》(The Aims of Jesus and his Disciples)，这本书对耶稣生平做出历史性重建；这一话题吸引了大批德国和德国—犹太历史学家，诸多犹太学者都参与研究，包括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和亚伯拉罕·盖格(Abraham Geiger)，以及基督教学者大卫·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和撰写《耶稣传》(Life of Jesus， 1863)的欧内斯特·勒南(Earnest Renan)。拉扎罗斯为《美国犹太人》(The American Hebrew)写过一篇题为《M.勒南和犹太人》(“M.Renan and the Jews”)的文章，称赞勒南的犹太主义观点是先知的信念，“在历史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未来也会如此”。这种信念宣告基督教是犹太教为了适应印度—欧洲情况转变而来的产物。她还在《希伯来书》中特别提到当代著名艺术家马克·安托可斯基(Mark Antokolsky)在《瞧，这个人!》(Ecce Homo)中为基督塑造的形象：身着古代犹太服装，拥有诸多犹太民族的体貌特征，旁分卷发，戴着居家帽。

拉扎罗斯可能不是第一个，但她肯定属于第一批用历史术语在文学作品中重新描绘耶稣的人。20世纪犹太文学中耶稣的形象尤为重要。拉扎罗斯不仅宣称耶稣是犹太人，是犹太历史中的角色，她还借助基督来确立犹太民族的地位；犹太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自身便是基督的族群。因此，在《红色公鸡的啼鸣》(“The Crowing of the Red Cock”)中，她问道：

哪里是希伯来的祖籍？

基督的族人正饱尝苦涩；

人类的儿子得到的是伤害和禁忌，

找不到可以安息之所。

酒杯里盛满苦汁，肉体上泪痕点点，

他的激情延续了一千年。

耶稣的犹太身份使得犹太人成为“基督的族人”，在被称做是延续“激情”的历史中，扮演了“人类的儿子”这一角色来代表他们。《流泪谷》(“The Valley of Baca”)描述了一位头顶“荆棘王冠”的“青年”，同样展示的是犹太民族在历史中的功绩。在《最高牺牲》(“The Supreme Sacrifice”)中，以色列承受了“人类的责难”长达2000年之久。“温顺地低垂着头”并且承认“他们即将灭亡”。《布拉格的拉希》(“Raschi in Prague”)被“塑造成基督的形象”，在《拉希之死》(“The Death of Raschi”)中，这位伟大的拉比在被基督教徒杀害后的“第三天”从坟墓中复活，“恢复了生命”，人们相信这意味着“通晓上帝为每个时代的/雅各布的后人布下的每个奇迹”。

此时，拉扎罗斯所做的是重新分配预像论构成中的各种势力成分，她诠释预像论的角度与众不同，扭转了其原有的方向、信念甚至是赎罪的历史过程和模式。犹太人与基督被结合起来目的是摆脱众人心目中既定的角色，并将其置于理想的中枢地位，凭借这一地位来启示世人。他们并非启示的媒介，而是主体。那崇高而神圣的一刻在他们持续的民族性中被保留下来，而没有被抹煞。在《世上的正义》中，拉扎罗斯将基督称为“受难的残存者”、“迷失的残存者”，是先知人物的延续，确立了而不是动摇了犹太人的先知地位和神佑的历史。

与此同时，基督教的种种言论遭遇到严厉的质疑。基督教徒们并非基督的子民，相反纵观历史他们是基督的子民的迫害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变成了刽子手，而那些长期以来被指控为刽子手的人变成了受害者，背叛基督的不是别人，正是基督徒。当翻译一部描绘在黑死病肆虐时期基督教徒们大肆摧残德国犹太人的戏剧时，拉扎罗斯在其结尾处让犹太殉道者向“残忍的基督”呼救，痛斥基督徒为“谋杀儿童的人”。无独有偶，她在《红色公鸡的啼鸣》结尾处问道：“当基督徒犯下的忤逆先人和亲族/的滔天罪行被公布于世时……违背了基督教的律法和神爱世人的教诲/这个污点需要多少海水才能洗刷掉？”

显然，拉扎罗斯对预像论的重写是一种申辩，这也成为她后来创作的主要模式。申辩被广泛应用在编年史类的论证中，强调耶稣与犹太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这不同于保林(Pauline)的神学观点，后者极力否认这一点。拉扎罗斯十分清楚尽管她竭力希望能够得到主流文化的接受与认可，但她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主流文化，无法与之兼容。我们可以在她的非闪族语作品中看到这一点，包括《红盘的守护者》(“The Guardian of the Red Disk”)，两首为完成海涅发起的研究而作的有关迫害犹太人的歌谣，位于榜首的应属《书信》(“Epistle”)，在注释中她曾有所解释，她重新写信给保罗斯(Paulus)，这位犹太信徒后来转变成天主教徒，在神坛中担任要职，并积极支持天主教对塞维利亚(Seville)[7]犹太人的迫害。这个故事是她在格雷茨编辑的多卷本《犹太史》(History of the Jews)(1853—1875)中偶然看到的。诗人系统地回顾了基督教宣扬的基督的使命，并将其与犹太历史视角下对这一使命的解读相对照。她借用格雷茨的话：“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的启示，背离了自己，并在某种意义上完成并提升了犹太教，在其中(在基督教历史中)哪里还能找得到真理与确定性？”

拉扎罗斯申辩的目的是维护历史中犹太人的地位，然而她的处境十分复杂。她所推崇的基督形象可以为她作为犹太人在美国文化中争得一席之地，但若她重写预像论，那么她自身也会被重写。基督是历史的核心，是万像的最终，与基督教不无二致，却被附以犹太身份，难免有些怪异。就这一点而言，拉扎罗斯的改写是立不住脚的。在其他许多方面，她的作品体现了却并没有解决多重身份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拉扎罗斯建造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预像论。与受难的牺牲者形象并立的是截然相反的坚毅、觉醒的英雄的犹太形象。根据乔治·艾略特所述，巴勒斯坦建国，犹太文明复苏，使得拉扎罗斯的观点终于实现统一。刚刚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成为她创作的风格。在《犹太问题》中，她宣称“除此之外所有的解决犹太问题的意见都不过是暂时的推诿”，在《希伯来书》中，她又多次呼唤“重要时刻”的早日到来，强调“先知预告”了“复兴主义的重现”。

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也被记载在她的诗作中，如《犹太的旗帜》(“The Banner of the Jew”)、《光的盛宴》(“The Feast of Lights”)等。后者称马加比的反抗唤起了以色列的“觉醒”并“在今天回顾/辉煌的马加比的愤怒”，“凯歌唱到心中升起火焰，/马加比的精神催动新生”。

最具有感召力的当是《新以西结》(“The New Ezekiel”[8])，将两千年沉眠于坟墓的历史美誉为民族再生的预征：

是的，先知，上帝曾说。再度

告诉风，到这里来，重新呼吸，

即使他们会历经荼毒

白骨一片，血肉不见，

但是灵魂不会死去，这个词宣告

哪里有白骨，哪里就立有武士!

我打开你的坟墓，我的子民，上帝说，

我将保证你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这几乎就是希伯来的诗歌，在其中历史和《圣经》文本都成为民族的声音，借用先知的“话”，统一了而非分离了“肉体”与“灵魂”、历史与模式。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在她脑海中的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是美国？还是巴勒斯坦？因为拉扎罗斯并没有放弃美国是上帝应许之地的说法。事实上，在《书信》中，她十分谨慎地申明，犹太复国主义进程并没有包括美国犹太人，她向读者保证：“一个美国犹太人，共和旗帜下的自由公民，没有丝毫必要将自己的梦想依托于其他什么国度的建立。”犹太复国主义要解决的只不过是东欧犹太人的问题，因为“整体而言他们的殖民化在美国没有可能”。她希求创建一个自由的犹太国家，但那绝对不包括美国犹太人，因为“哪里让我们拥有自由，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对于拉扎罗斯来说，这两个上帝应允之地互为补充，而非对峙。但是，与此有关的诸多言论使得她在作品中用词左右矛盾，甚至引人困惑。《流亡中》(“In Exile”)庆祝俄国难民们逃亡旅程的是德克萨斯，而非巴勒斯坦。在那里，他们享受到了“自由拥戴摩西所带来的律法”，并“在普遍适宜的空气中畅饮”。但是使难民“通过德克萨斯与埃及联系起来”，拉扎罗斯没有明确说明这是一次流放，还是“再出埃及”。《新年》(“The New Year”)告诉我们：

随着水流一分为二，流亡者也分散开去，

一股流向家的方向，寻求远古的根基，

一股奔向太阳，带着新的想往，新的希望，

每条路都可以传播真理，宣扬律法。

两条水流，两个归宿，但是无论怎样，诗中描述的旅程是“先知预言”的实现。从俄国的“大平原”来到美国的“山脊”(地理上有点混乱)。诗中的语言是摩西向法老祈求时的语言，将美国作为避难所，而代表形象便是“新巨像”：

你从广袤的大草原来到白雪覆顶的山岭，

历经千辛万苦，不畏狂风暴雨中的汹涌巨浪

为的是自由地宣扬主、崇拜主，

无比强大，可惩罚可拯救。

拉扎罗斯本人和她所处的美国都是她言语矛盾的根源。她很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理想是参与美国社会文化同时保留鲜明的民族身份。在《书信》中，她写道：“保留自身的个性的同时能够恰当地尊重其他人的权利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前提，但是为此而要否决所有的个性特征，便愚蠢地扭曲了这一真理。”在作品中，她曾提出美国文化各种力量应在什么程度上吸纳、容忍甚至鼓励民族特性的问题。在这个国家里，民族性必然意味着既不同又相同，同一而又分离。即使《新巨像》也含有申辩的意味，断言并确认了美国欢迎那些历经苦难的人们。但是，在创作的同时，东欧的移民群体却在美国遭遇到严酷的本土主义排斥——这个问题拉扎罗斯在《书信》中坦言承认了。而且，只有在1924年的限制移民法案结束了大规模移民的趋势后，在面临新一轮由希特勒驱动的迫害时，这首诗才于1945年被镌刻在自由女神像的入口处。两种传统文化精致地交织在这首诗中，融合了避难所与上帝的选择、宇宙神教和民族主义，却在移民的政治历史中依然矛盾。

拉扎罗斯本人不是移民，而是通过使用本民族语言来表达犹太民族观点的美国人。在她的创作生涯中，既有犹太读者，也有美国读者；她坚决反对那篇有关勒南的散文中写到的“整体腐朽的仪式，盛宴与斋戒、牺牲、供奉和空洞的祷告”，要建立一个理性的有历史意义的民族身份，按照先知的指示保持并创建“统一的信仰”。结果就导致一个美国文化和犹太文化既相互交融又相互排斥的话语场。在采用不同言语方式进行书写时，拉扎罗斯承受了重大的压力。一方面，她将美国赞美为“可以消融所有民族和信仰的差异，共同崇拜更高尚的世界主义精神的地方”；而另一方面，在《书信》中，她呼吁解决“犹太问题”，实现民族振兴，此时她迫不及待地补充说明：“这里指的并非美国犹太人，他们没有肤色和个性的区别，既非犹太人，也非异教徒。”显然，拉扎罗斯已经转变成一位宇宙神论者，她使用的是保罗的语言，却具有高度的象征意味，将所有的形象都归一成基督。她曾写道：“但是现在所有这些都要抛弃……新人诞生了……那既非希腊人，也非犹太人，既非犹太的，也无所谓非犹太的。但是基督替代了一切，无处不在。”(《哥罗西书》3：8—11)预像论的逻辑性使得拉扎罗斯在这个时刻消弭犹太人和希腊人之间的界限，并将其合而为一。但是，本质上这种做法属于基督教，因而不能突出她独特地兼有美国和希伯来双重身份这一事实。在这里需要澄清一点，迄今仍未有人将艾玛·拉扎罗斯的作品收集汇总。当1887年她因癌症过世时，她的妹妹安妮·拉扎罗斯获得了她所有作品的版权。1926年，伯纳德·里查兹(Bernard Richards)曾提出要为拉扎罗斯编辑一部合集时遭到拒绝。安妮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在写给里查兹的信中，她述说了自己的感觉：

就技巧而言，艾玛的政治—宗教诗作和她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样出色，但是那些不过是情感激荡之际的一时之作，其主题的正确性在今天看来难免让人质疑……而且，我认为以她的名望，现今的趋势过分强调了她创作中的希伯来成分，致使这些作品成了宗派宣传的手段。对此我极力反对，因为我认为这不过是姐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幸的是，因为她的逝去，却注定被误解为她的最终想法。

总体而言，拉扎罗斯试图用预像论来支持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于《圣经》历史的解读，两者的根基虽然相同却彼此不相容。这样，她的诗学思想看起来半似疑虑，半似预言；在一首诗《致卡门·西尔瓦》(“To Carmen Sylva”)中，拉扎罗斯将自己置身于先知的灵魂中，揭示了她创作的目的既是“为了诗人大卫”，也是“为了被牺牲掉的——他的兄弟基督”。

[1]witchcraft accusation，发生于17世纪的新英格兰地区，传言有人在运用巫术，对于虔诚的清教徒而言这是不可忍受的，所以他们开始审判这些“所谓”的巫师，有多人被判刑或被处死。——译注

[300]Minstrel shows， 19世纪起源于美国，常由白人扮演黑人演唱黑人歌曲。——译注

[3]Deborah，《圣经》里的女先知，曾帮助以色列人战败迦南王的大将西西拉。——译注

[302]Barak，古以色列将军，在女先知底波拉的帮助下打败了西西拉所率的迦南人军队，见《圣经》第四章《士师记》。——译注

[5]Colossus of Rhodes，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上，是世界七大奇观中最为神秘的一个。——译注

[304]希伯来语，犹太教师或牧师。——译注

[7]西班牙一城市。——译注

[306]Ezekiel，以西结，公元前6世纪的以色列先知，作《旧约》中的《以西结书》。——译注

5 沃尔特·惠特曼：诗人的职责

诗人总统

沃尔特·惠特曼汪洋恣肆，磅礴大气，解读他的作品似乎注定是断片式的。惠特曼的作品若即若离，捉摸不定，逾越常规且又恰当中肯地反映美国文化，诗人的作品就这样不断陷入互为矛盾的境地。诗人既是孤寂的歌手，又是政治记者；既是自我王国的独裁者，又是民主诗人；身为裹伤者，却不乏浪漫的自我；不但是激进的同性恋者，同时又是美国传统的捍卫者。这些特点都耳熟能详，不胜枚举。

这些相互对立的性格特点从根本上分割了他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活动。事实上，所有这些都载入了他的作品，他相当重要的任务就是协调与转化这些纷繁复杂的责任。这一转化的任务不仅在惠特曼的诗学中占中心地位，也是诗人美国观念的中心。他义无返顾地在诗篇中创造具有民主个性的语言，为无限美好的美国社会开辟道路。在此意义上，他的诗歌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尤其致力于共和传统。在这种价值取向上，自由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独立自主及自我抉择，同时也包括公民美德：为了共同的利益，与其他公民一道致力于政治独立。惠特曼试图拓展他的政治思想，进而通过接受和转换表现在诗歌声音中的政治模式而特别加以建构。通过这种声音，他同每一位普通读者交流，努力希望去唤醒每个人在美国政体与未来中的位置和责任。这种声音进而在更广阔的形象多样性中占据了自己的位置，成为惠特曼主要的诗歌技巧。惠特曼把比喻、意象、描写、叙述等有机地结合在诗中，构成多层次的意义与经验，精巧绝伦，前呼后应，竟使美国也成为一首伟大的诗篇。

然而必须指出，惠特曼绝没有宣称已经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诗人对于自己及现存社会的态度是极具批判性的。他所赞扬的远非于此，诗人思索着自己面对的美国，雄浑磅礴的诗行总透露出深刻的批评与怀疑之情。这种怀疑并非表面上偶尔表现出的反常或情绪低落，而是弥漫于惠特曼诗作始终。它促使惠特曼形成自我形象及美国形象，并推动两者交汇融合。惠特曼的“自我”代表的不是沾沾自喜般的自鸣得意，而是一种自我承诺的希望，并力求通过诗歌实现这一承诺。既如此，惠特曼诗歌中的美国不是业已实现的现实，而只是一个美国的希望，一个没有实现的美国，他的诗歌试图避免绝望。因此，诗歌在赞扬自我的同时，也是在赞扬一个尚未实现的国家。但已经开始或者说迎接一种尚未实现的自我与社会的行为方式。惠特曼所赞扬的正是这种吸引力与可能性，而非既有的现实。

构成美国希望的关键形象体现在惠特曼的“自我”(Myself)中。自我首先出现在惠特曼式的多重形象比喻中，其功能与意义纷繁芜杂，难于解读。惠特曼强调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我命名，使自我具有丰富的形象。(“自我”可表示“我自己”，或“真正的我”，或“现实的我”或“灵魂”等)，诗人不断做着解释。但是其多重性都暗含于惠特曼所宣称的权威角色中。的确，寻求“自我”的权威性或其典型性及代表性的基础对于惠特曼来说也马上成了问题，他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惠特曼全部事业的重中之重在于，权威性并不来源于自传，(并且许多读者已经深有感触，即便惠特曼的名字出现在《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的第498行，也很难从中了解诗人本人。)它也并非来源于野心勃勃的最高自我，抑或是具有创造性的诗人或独裁者，更非是美国的宣传员。“自我”是一种代表，一种榜样，一种类型，一种典型，从诗中走出，并且深入到美国历史、政治哲学和文化中。

也许自我的第一个最直接的代表性角色就是意指自我解读和品味诗歌。自我并非在任何单独意义上指惠特曼本人，其一开始就具有多重指涉意义，代表我们每个人，包括作为诗人的惠特曼及读者。诗歌激起读者参与欲望，并强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惠特曼反复强调，这首诗歌是一次旅程，是诗人开始并进行的一种转变经历(但从未结束)，这样就引起甚至激起“我自己”去行使他/她自己的权利。

对于我们来说，最伟大的诗人能以作品激发读者凭借想象力及自省力去创作诗歌。最伟大的诗人……诗作寓意深远；一切意义并非浅显易懂，而是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值得读者推敲把玩，回味无穷。

诗歌作为自我建构的“过程”贯穿惠特曼的批评始终。但自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和更复杂的层面上都具有代表性——惠特曼用独特的美国方式抒写独特的美国自己。不言而喻，诗歌的旅程在许多层面上反映美国，并且通过游览美国而代表美国，记载美国的多样性。力求为美国解说的意识具体化为拟人修辞，贯穿全诗，一气呵成，且又并非一成不变，固守陈规。这点在《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中的标题“我听见美国在歌唱”(“I Hear America Singing”)上显而易见，但同时也暗示出卓越的修辞技巧，例如目录法[1]。在这些方面，惠特曼的“我”不仅代表作为个人甚或诗人的惠特曼自己，而且也代表拟人化的美国。“我”可以说包括着多种多样的美国体验，至少在一个修辞层面上，“我”就是美国(而不仅仅是惠特曼)在说话。诗人自己没有狂妄自大地吞没他的世界，而是仿佛通过选择，用自我代表美国。

这种赋予美国人格化的冲动开始于1855年的序言中，此时目录法成为美国拟人化修辞技巧，扩展到地理、社会、历史以及政治布局之中。

作为它们的一个诗人要同这整个民族相称才行……他体现它的地理和自然生活以及湖泊与河流……他也从东到西跨越于它们之间，并且反映着它们之间的一切……进入它体内的由娴熟的东西以及过去和今天的事件的本质——有气候和农矿产品的巨大多样性——土著的红种部落——进入新的港湾或在岩石海滨靠岸的久历风雨的船只——北部或南部的第一批殖民地……1776年的傲慢的反抗，战争，和平以及宪法的制订……不断地孕育着的新州——每年12月召开的国会，准时从各个区域和最远的地方前来报到的议员。[2]

这里惠特曼不仅代表美国，而且用组织完美的拟人方法代表美国自己的地理、革命时期及当前的历史，还有各种居民和事业。

惠特曼这样运用拟人修辞并非仅仅是他的杜撰或强加。诗人更致力于特殊的文化氛围和政治环境中。即像在这首目录诗中“准时从各个区域和最远的地方前来报到的”国会议员一样，惠特曼希望在他的文本里以及代言人身上体现出美国悠久深远的历史全貌。惠特曼诗中的代言人，便是政治代表的化身。因此，代言人来自于早期作为政治新闻工作者的诗人自己以及他的特殊党派联盟或计划，但又远远超越于此，并且在诗歌中反映和重塑广泛的政治代表结构，正如在内战后期演化的那样。惠特曼的诗人，(或称其代言人，或自我)已经激发并转换成杰克逊时代美国社会(Jacksonian America)中的代表与人民之间独特的关系和角色，而这一点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任总统时期就已成为重点。

惠特曼的政治生涯在他的自传里可圈可点，因为这对于他涉足诗界至关重要。诗人1819年生于纽约长岛，做过学徒，陆续做过排字工人、乡村教师、建筑工人、小商人。在进入诗界之前惠特曼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在民主政治刊物上，曾先后担任过编辑、评论家、作家。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中心逐渐走向边缘，最终与民主党决裂，离开政界，开始诗歌生涯。诗人于1844年担任《布鲁克林每日鹰报》(Brooklyn Daily Eagle)编辑，结果于1848年被免职，显然是由于他对于在西南部和西部新增领土扩展奴隶制所进行的论战。《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的所有者凡·安登(Van Anden)对保守的民主党派的南方利益实行妥协政策，而惠特曼却反对这种“守旧者”的保守主义，同情巴恩波宁(Barnburning)反对奴隶制度的扩张的运动，与自由土地党(Free-Soil)一同支持《韦慕特但书》(the Wilmot Proviso)[3]，坚持新领土奴隶自由。这些更加激进的政治主张促使惠特曼试图在1848年创立一份自由土地党的报纸——布鲁克林《自由民》(Freeman)，(由于布鲁克林大火烧毁办公楼以及自由土地党的解体无果而终)，但它已经超越出版报纸的局限而走向党派间政治竞争。1841年7月，诗人在纽约市公园发表政治演说；1846年诗人积极活动帮助巴恩波宁人塞拉斯·赖特(Silas Wright)竞选纽约行政长官候选人；1848年诗人作为代表前往布法罗(Buffalo)参加新成立的自由土地党大会，这标志着惠特曼与民主党的彻底决裂。

在某种程度上，奴隶制是制约惠特曼并且完全制约美国政治道路的关键所在。但在奴隶制问题上，惠特曼在何时又激进到何种程度呢？另一方面，战后惠特曼从未冒险尝试过更激进的废奴主义运动。(一篇《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的社论指责道：“废奴主义者的邪恶罪行干扰了南方各州的奴隶制度。”)像林肯一样，惠特曼无法干预南方已经建立的奴隶制体制，因为他受制于宪法的承诺，包括对于保证各州权利的条款。惠特曼支持领土扩张，在奴隶制扩张问题上保持他的政治立场，肯定奴隶制是内战前领土扩张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有别于爱默生，因为后者曾经写到“墨西哥会毒害我们”。南北双方都把命运紧紧系在最近获得的领土的状况上，双方达成协议(无论是否正确)，如果领土不能扩张，南方独有的体制就不能保持下去。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生死较量从未停止过。在立法史上，对蓄奴制限制可追溯到《西北地域法令》(The Northweast Ordinance)、《密苏里妥协案》(the Missouri Compromise)、《韦慕特但书》、《1850年妥协方案》(the Compromise of 1850)、《堪萨斯—内布达斯加法案》(the Kansas-Nebraska Bill)等。国家不断扩张以形成并控制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性格，由此而带来的压力使每一条法案在局部利益之间都有它的立法策略。惠特曼对共和主义本质的认识促使他形成对奴隶制问题的发展态度。换言之，他认为奴隶制暗示美国政治性格的关键性质。他首先提出奴隶制约束白人劳工和自由劳力。正如南方，北方也有广泛的激进态度和利益，而惠特曼在这点上与他们不谋而合。他反对奴隶劳动，认为这是对盎格鲁—美国白人劳动机会的一种威胁。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遵从美国共和主义，反对南方非共和的贵族体系。诗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领土身份的斗争是在“白人劳工的伟大身躯”抗拒“几千富有贵族的利益”以及“南方贵族奴隶主”之间进行的。惠特曼并没有在他的任何期刊文章、手稿尤其没有在诗歌中表达过他的自由劳动思想，一个经过高度赞美的词汇，种族——正如大卫·威尔莫特(David Wilmot)所提出的一样。在蓄奴制扩张问题上，《韦慕特但书》激起为期十年之久的立法骚乱。但是威尔莫特号召：“我要为自由的白人劳工保全一片干净的国土……在那里可以让与我同一种族和肤色的勤劳子孙生活下去，不至于蒙受自由的劳工因与黑人奴隶制相混合而受到的那种耻辱。”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威尔莫特的激进思想，而惠特曼没有这样做。如果说惠特曼的文章更加同情劳工而非奴隶，但他仍视蓄奴制为极大罪恶，是非美国式的，并与他心中的美国背道而驰。

因此，在《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的一篇社论《美国工人与奴隶制度》(American Workingman vs.Slavery)中，他似乎对奴隶困境关心甚少，而认为奴隶制是对“可敬可爱的劳动工人”的一种攻击，是一种对“所有劳动者和自由劳动本身的尊严与独立的破坏力量”。在另一篇文章中，惠特曼的确宣称，对于黑人，“在非洲与在美国命运相差无几”。但在此处他又补充道：“美国不养奴隶，美国历史在正义、法律、道德方面拒绝奴隶存在。”在一篇名为《奴隶贩子与奴隶贸易》(“Slavers and the Slave Trade”)的文章中，他称奴隶贸易为“一种最卑劣无耻的赚钱方式”，“对人性的极大侮辱”，如果宪法限制对现存的管理(南方)各州的蓄奴法律进行干涉，那么就要坚决反对奴隶制扩张到新领土上。因为“奴隶制与土地其他体制不符”。1856年，惠特曼出版小册子《第十八任总统!》(“The 18th Presidency!”)，诗人此时满腔愤慨地说在奴隶制扩张政策问题上，“总统的宝座意味污秽和鲜血，国会大道上充满血腥”。这都是“反对自由人民、支持奴隶主的表现”。诚然，惠特曼没有特意为受压迫的奴隶伸张正义的意图，不过是认为奴隶制本身是“我们时代最卑劣的暴行”，与“政府的所有主要意图”背道而驰。对奴隶制悄然退让就等于令人惊骇地承认“奴隶制与自由等同”。

因此，惠特曼对奴隶制度的反对，超越了对奴隶体制的论争，并不仅仅基于狭义的白人劳工利益，更是基于他最深刻、最本质、最不朽的政治主张：奴隶制度是非美国的，反共和体制的。他对奴隶制的谴责，是基于对美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而这种理解反过来塑造了他的政治历史并最终影响他的诗歌生涯。惠特曼在早期手稿中曾写过：“美国共和体制为了什么？”文章中使用的社会契约式的语言表明诗人对卢梭(Rousseau)思想的深刻研究：

你了解，世界也非常了解，南部联邦及政府的买卖是为了什么，它们的确切意义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终极契约的意义以及直接目的。当消除各州至高无上的特权后，(并且总会蔑视他们的条款和精神)奴隶就会脱开脚镣；无论他们的胸脯是黑是白，都不会再因戴着尖铁项圈而血迹斑斑；每个人皆可自由地生活，免受溃疡的折磨；每一个自豪的富于同情心的灵魂都会见证他的同伴在暴行中感到惭愧羞辱。

尽管很不幸的是美国宪法保护各州的主权，惠特曼认为奴隶制“侮辱美国法律的条款和精神”。民主敏感性要求每一个“充满同情心的灵魂”感受到他与黑人奴隶的相似与情谊。诗人接着说，奴隶制度，“是非民主的极端，是非美国精神的罪魁”，它创立一个“由非奴隶主构成的可憎的劣等阶级”。

对于惠特曼来说，奴隶体制与美国基本原则完全不符。在革命的热潮中，在杰斐逊统治的共和主义时代(Jeffersonian republicanism)，这一原则得到重新肯定，并在杰克逊时代得到维护和发展。这一原则即是：权力不能通过等级、独裁以及稳固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被少数社会精英阶级占为己有，去统治下等阶级的人。惠特曼在1856年《真正的美国性格》(“the True American Character”)注释中，比较了“对工人宽容友好的”雇主和“奴隶的严酷主人”以及“可耻的差别”并评论说：

我觉得所有现存的引进的封建礼仪：例如不分场合脱帽随处可见，大批随行人员陪同先生阁下比比皆是，所有这些以及其类似原则与美国格格不入，并与王室贵族所言所行如出一辙。

对于惠特曼来说，奴隶制度是陈旧的欧洲封建秩序存在于新世界的最后的丑陋遗迹。

与报纸的文章相比，惠特曼的诗歌写于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技巧，但表达并阐明了诗人早期的新闻意图。《草叶集》展示了栩栩如生的奴隶形象，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人类的平等与自由：在《自我之歌》中逃跑的奴隶，“我给他一间由我的住屋进去的屋子”，并且“我让他在桌旁紧靠我坐着”进餐(第10段)，或是诗人自己作为被追捕的奴隶形象，“猛狗的咬，使我退缩，死亡与绝望抓住了我”(第33段)。在《我歌唱带电的肉体》(“I Sing the Body Electric”)中，诗人具有极大的颠覆性和革命性，他把拍卖的情景化为对自己的批评：“我帮助了拍卖者，这龌龊的家伙半点也不懂得做他的买卖”。在这里，诗人展示的是黑人的激进人格，在自我的纯洁之中，存在着全人类身上所拥有的一切意志、身体和感觉。

在道德层面上，奴隶制不仅是旧有封建压迫制度的可怕残余，而且特别在美国也正充当着政治体制。为了反对这种旧世界的压迫，惠特曼义无反顾地指责他反复强调的(从《联邦党报》到林肯等许多人也这样强调)“美国政府是民治、民用、民享的‘试验’”。在人民主权产生时，惠特曼的写作一度弥漫着强烈的兴奋气息。美国独立革命将统治者的权力设想为不是继承统治阶级的高贵地位或贵族头衔，而是行使人民大众自我管理权力，将权力赋予从属于公众权威的官员。它在社会含义上是反对等级制的，设立了代表制的政府。就像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叙述不赞同联邦杰出人物统治论一样，惠特曼的诗歌如同对革命夺权奇迹的宣言：权力不集中在君主那里，继而君主对普通人的权利做出让步，而是在人民自己手中，政府只是执行权力的代表。

从政治出身、教育背景以及党政结盟方面看，惠特曼首先是一名杰克逊民主党人士(Jacksonian Democrat)，因为这一传统履行杰斐逊的共和主义主张及承诺。这种共和制美国政治理论和实践成为重新明确声明公众力量、一度促使其走向制度化的基础。(随着奴隶制愈演愈烈，确实没有考虑妇女的政治权利)，这条共和主义美国政治路线以杰斐逊1800年打败联邦党为标志，在安德鲁·杰克逊任总统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代表结构问题上，杰克逊一直反对约翰·昆西·亚当斯。尽管杰克逊赢得公众选举后没有通过选举团，于1824年败给亚当斯，但他却强烈反对亚当斯一直坚持的少数政治精英领导论。(在1825年亚当斯向国会的首次致辞中劝诫议员“不要被我们的选民意志所麻痹”。)1828年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在第一年度国情咨文(1829年12月8日)中，他以美国政府体系“试验”为名义号召公民直接选举总统以及副总统：“人民有权选举他们的首席行政官……经验证明，执行人民意愿的官员越多，那么人民的意愿就越容易落空。”杰克逊继而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加强大众主权原则，增强代表对选民的依靠：限制总统和广义上公职的任期：换届选举；直接竞选参议院；法官竞选制；撤销对于担任公职和(白人男性)选举权的财产要求；新的选举提名法；新的地区选举程序；通过教育支持选民权利，指导议员代表。

杰克逊的政治主张主要以重组政党结构、攻击中央银行而著称。并且杰克逊广泛使用惠特曼的政论文章。但这些主张通过清晰的图景使得议员政府结构初露端倪，确定更广泛全民选举并使选出的官员代表选民利益。杰克逊把总统职权建立于代表美国全体人民利益之上，并以此为唯一之职责。的确，正是杰克逊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的直接代表”。

无论是惠特曼的政治生涯还是艺术成就，都深深打下了政治代表的自由共和主义烙印。这不仅影响到他对美国的看法，也影响到他的诗学，尤其是他作为诗人的这一角色。惠特曼在1847年4月20日民主党的《布鲁克林每日鹰报》中曾问道：

当本应是属于上帝派到地球上的具有灵魂和理性思维的每一个人的政治权利掌控在大大小小的暴徒手中时，多少岁月已匆匆流过……在我们中，身体的全部表面上，政治扩展到太阳上，空气中，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权利深有感触，身体力行，这是何等的畅快淋漓？

当惠特曼转向诗歌，诗人提供了“自我”这样一个政治形象。政治报人向诗人角色的转变恰恰使代表结构理想化。也即是，惠特曼通过《草叶集》，尤其是《自我之歌》表达了他接受政治领导权转变的立场。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自我之歌》开篇三句写道：

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

(楚图南　译)

“赞美”暗示一个假日，尤其是公共的或国家的纪念日，并且惠特曼开篇语“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并非强人所难，而是愿意承担，或愿意接纳；这并不偶然，“承担”就是在人民掌握政权后顺理成章的所作所为。这如同表明诗人在报人生涯中书写领袖一样。

诗人在诗中响亮地引用政治术语。其中显而易见的词是“自由”，诗人直抒胸臆地表达共和主义言论以及局部利益冲突。惠特曼把它(也)作为一个诗歌术语，在《美国初级读本》(The American Primer)中，惠特曼把“真正的语法”定义为“执行法律精神的所有人的自由”。并号召美国作家“在词语使用上大胆自由”。在1855年《序言》中，“诗人是自由的呼声和讲解人。他们是若干时代以来最能与这个伟大概念相称的人。伟大诗人们所采取的态度是鼓舞奴隶们，恐吓专制君主”。惠特曼在《自我之歌》第24段中自称：“一个宇宙……粗暴，肥壮，多欲……任何人贬损别人也就是贬损我。”诗人使用革命般的共和主义团结人民，反对奴隶制与暴政。在《第十八任总统》中，诗人指出：“35万奴隶主镇压美国举行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是徒劳的，因为自由已经在美国国土上生根发芽。”在惠特曼写给爱默生的信中，他号召“美国诗人和文学家正从旧传统中自由地走出来，就像我们的政治已经走出来一样”。[4]

惠特曼关键性的转变发生在1848年。诗人以国王郡(Kings County)代表身份参加在布法罗(Buffalo)举行的轰轰烈烈的自由土地党大会(FreeSoil Convention)并做精彩发言，这在当时起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乔舒亚·莱维特(Joshua Leavitt)宣称“自由党没有消亡，而是转型了”。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惠特曼称《草叶集》为“语言试验”，这为美国平民政府改变了一个重要词汇：从一直使用该词指称政府中的试验，尤其是“一个拓展的共和国试验”的《联邦党报》(Federalist Papers)，到杰斐逊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鼓励“真正的爱国者”不要抛弃政府已证明的“成功试验”，再到林肯于1838年在斯普林菲尔德讲堂(the Lyceum at Springfield)演讲中的回忆：“起初共和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试验，事实证明它非常成功……在令人羡慕的世界面前进行，证明这一提议的真实性，迄今为止它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管理自己的能力。”

惠特曼使用这一术语正是出于此政治内涵。在评论中，诗人号召全国“要努力争取实现广大自由”，“把大门敞开，把民主自由试验推向顶峰”：并补充说“把自由推广到社会容许的最大范围内”。在《民主展望》(Democratic Vistas)中，诗人把美国描述成“一个不断尝试新试验”的国家，特别是“选举新代表”如“普通人……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每一个普通人都是主人，都是指挥者，他们善于挖掘个人身上的优点加以利用”。

惠特曼的诗歌无不弥漫着这些政治主张。在《过去历程的回顾》(“A Backward Glance”)中，诗人写道：“不管怎么说，我把《草叶集》和它的理论看做试验性的——就如同在最深的意义上我对我们美利坚共和政体本身及其理论的看法一样。”[5]在1876年《序言》结论中诗人明了清晰地阐释了它从政治领域到诗歌生涯的转变，这是从美国革命事业的“新试验”转到“我的诗歌试验”。

惠特曼对美国试验的敏感基于他对民主表象从政治到诗学的双重结构认识上：议员既高于他所代表的阶层，但同时又受制于这一阶层；他既属于政府，又受政府管理；既高于人民，又属于人民；既是独立的行动者，又是代理人；既是君主，又是臣民；既是委任统治者，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6])的话说又是托管人。不再是国民，而是公民，所以人民才是最高权力的所在，而非专制君主。并且议员必须既反映人民意愿，又领导人民。

惠特曼对政治理论研究的严肃性与深刻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的散文中。例如在评论《新光与旧光》(“New Light and Old”)中：“除了他们自己，人民要由抽象权力统治，这是不容置疑的信念，在今天，在美国这个国家仍然有效……人类必须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向总统和立法机构寻求帮助。”在一篇题名为《民族(及未定)》[7]的文章中，惠特曼解释到：“共和主义理论并非意味着政府是生命之源，力量之本，真正的源头在人民那里，而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只不过是人民意愿代表。”在1855年《序言》中，惠特曼写道：“别的国家通过他们的代表来显示自己……但是合众国的天才表现得最好最突出的不在行政和立法方面，也不在大使或作家，高等学校或教堂、客厅，乃至它的报纸或发明家……而是常常最突出地表现在普通人民中间。”[8]在惠特曼看来共和制是建立于分权的政治机构。它能有效深入人民当中，并非游离人民之外，或者毋宁说，它既在人民之中又在人民之外。议员在这里代表着普通人，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代表，而且因为他们也属于人民。

T.S.艾略特(T.S.Eliot[9])在《沃尔特·惠特曼评论》中写到，“丁尼生(Tennyson[10])拥护王室，而惠特曼支持总统。”但惠特曼式的总统与其说是英国的君主不如说是共和国的代表，而惠特曼的诗人所特别理想化的也正是总统的职责，就如同诗人自己所扮演的政治角色。面对菲尔莫尔(Fillmore[11])、皮尔斯(Pierce[12])，布坎南(Buchanan[13])的连连失败，惠特曼迫切感到需要履行自己作为诗人的职责。他以自由民主代表的双重结构为名义，愤怒地将“完全来自于人民的统治者”与“现任的政府官员”进行对比，(惠特曼在1855年《序言》中写道：“那种是总统对他们而不是他们对总统表示的尊敬。”)他在《未完成的笔记》(“Notes Left Over”)中写道：“我们选总统、国会议员，不是希望他们为我们当家作主，而是为了在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问题和措施上他们能真切表达大多数人的意愿。”

惠特曼把共和主义领导结构当作他的诗歌结构，这样的结构是人民的公仆而非君主，从人民中来，为人民服务，表达人民意愿。他的评论文章散播各处，从政治尤其是总统的职责方面表达他不断发展的理想抱负。他思索着说：“我有时脑海中不禁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国家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而我深思熟虑期待能为他们提供总统、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的候选人名单。”在他的报文中，他写道：“有一种奇特的同情心……产生于报纸编辑的脑海中，他爱人民，并愿意为人民服务……也许没有一个官员能像他这样集杰出品质于一身。”在《英雄总统》(“Hero Presidents”)中，诗人评论到：“他仅是可怜的立法者……已经忘记人类被赋予想象的权力”，并提醒到：在过去“比起领导人与立法者，诗人、牧师和士兵对人类思维更有影响力”。这些诗歌形象最终在《草叶集》第一版《序言》中一吐为快：“在世界各国中，其血管充满着新的素质的合众国最需要诗人……他们的总统还不如他们的诗人那样能成为共同的公断人。”①

与惠特曼交往最为亲密的总统便是林肯。但这种关系是复杂的，不仅在于惠特曼精确预言林肯会当选，不仅在于林肯实际上(最终)向惠特曼让步。在《第十八任总统》中惠特曼召唤“救世主总统”，他“能充分实现每个人的权力，人人都包括在内，没有谁会被排除在外”。在许多特定方面，惠特曼与林肯的政治主张一致，尤其是在反对奴隶制扩展到新领土这一方面，当时宪法以国家名义禁止干涉南方已建立的奴隶制体制。但两人更加吻合的政治主张是基于彼此深信不疑的美国共和主义政府试验。惠特曼的政治信仰是从杰克逊过渡到林肯(跨越党派联系)并赞同林肯的自治共和主义传统和体制。(与林肯一样，)惠特曼认为“联邦”经常妨碍“解放”，而两种立场都衍生于对自治原则的忠诚，它赋予人民参加与代表的平等权力，其矛头直指惠特曼口诛笔伐的社会等级制度。对于惠特曼，就如对于林肯，《独立宣言》保证并实现了这种参与的平等权利。

这两位作家在语言修辞实践方面皆有所长。惠特曼赞扬林肯语言委婉，是在巧妙地表白真情，使人想到惠特曼自己的修辞风格。林肯的散文如同惠特曼的散文一样洪亮有力、气势磅礴，而这一点部分在于共和传统的修辞再现。如同惠特曼的《第十八任总统》，林肯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严厉斥责奴隶制扩张，“胆大妄为，公开宣传奴隶制强于自由”，然而，“我们的政府职能是保护自由……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国家里，奴隶制绝对是黑人的罪恶，同时也是白人的罪恶”。在奥尔顿(Alton②)林肯与道格拉斯(Douglas③)的辩论中，他把反对奴隶制者与奴隶主的冲突称为：

永远的斗争……从抗争开始……一边是人类共有的权利，一边是国王的神授权利……无论它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是国王想欺压臣民，窃取劳动人民果实，抑或一个民族为奴役另一个民族而辩解，它同样是残暴的原则。

在面对英国对战争结果的争议时，林肯坚决地说：“内战在本质上是人民的战争……是为了保护政府的形式与内容，以便提高人类生存条件……是要解除人类枷锁，提供生存的机会。”林肯在1861年7月4日对国会发表特别演说中提醒道：“我们的公众政府经常被称做一个试验”，“一个民享、民治的政府”。但是南方诸州脱离联邦所引发的危机使这一试验结果渺茫。就如同“政府过于强大就必然无法给予人民自由，过于弱小而又自身难保”。

惠特曼在《第十八任总统》这本小册子中就这些问题论述了他的政治理论，开头几句如下：

美国独立前，国家的等级体制如下，第一等级是国王，第二等级是贵族与绅士，第三等级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这些州的政府理论不承认第一、第二等级，而事实上，在旧体制中被列为第三等级的在美国意味着实际上也就是广大人民。

但是这种共和制体系为“恭顺的”公众所背叛，并允许自己在“多数情况下，处于国王与世袭贵族的管理之下”。

多数情况下，总统腐败堕落，以统治利益为名，压迫人民为实。因此“人民的委托人就是叛徒”。为了反对这一倒退的贵族权力，惠特曼指出“合格的技工和年轻人”的“纯洁的优越性”，他们才是真正的人选。在这点上，诗人在《第十八任总统》中呼唤“救世主总统”，名为林肯提名，实为自己提名。他在结语中号召的“复制并传播我的声音”，将这本小册子发展成为战斗文学。激烈的长篇演说不可能隐藏惠特曼的自我描述。“只要是精明能干的，具有英雄气概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拥有强健体魄的中年铁匠或船夫都可走向总统之位，他会身着整洁的工作服，身上、胸前、袖口皆是棕黄色。”那并不是字面上的总统，而是诗人总统，也就是惠特曼自己。他总结说：“我要为自己提名，我深信这是人民急不可待、呼之欲出的真实理想。”

惠特曼在手稿中对爱默生颇具“绅士风度”感到不满，认为他逃避“美国的巨大动荡以及美国的众声喧哗、现实的商业与政治和热情洋溢的群众”，并批评追随他的人“凡事只要对他们不利，就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在《未完成的笔记》中，诗人形容爱默生为“精选的，特级的，(与其余的人区别)旧世界土地和文学的规划”，然而对我们“却不是真正的规划，而是规划的死亡”。在美国，“独特而优秀的平民居住在我们的广阔国土上……这是一个伟大的、团结的、真正的民族(PEOPLE)……由每一个英勇的个人组成”。但惠特曼自己的诗歌主张无不反映并渗透着爱默生的思想。提及“诗人忠于职守”，爱默生在《论诗人》(“The Poet”)中说：“诗人要成为代理人，它站在凡人中，却代表完人，他告知我们的并非是自己的财富，而是公共财富。”完人与凡人的区别不在于天性，而在于认识，更重要的是参与公共财富。在后来的《代表人物》中，爱默生宣称“伟人”(Great men)并非一种“社会等级”，而是“美德承诺”——这种“承诺”号召所有人，但注定是“领导者”响应。爱默生浩繁的双关语把“我们也包括在内”。爱默生继续写道：“至于我们所称呼的大众及普通人是不存在的，没有普通人，只有坚信人人皆有天赋，才会有真正的艺术。”与惠特曼一样，爱默生使用共和主义民主语言，“而且选民决定代表的投票，因此代表不仅仅是代表，也是参与者。英雄识英雄。他了解选民，才会属于选民。”

如同惠特曼，爱默生所倡导的代表最终转化为普通人，而他们再去把其他人转化。在这一点上，惠特曼并非直接宣扬集体声音的公众舆论，而是提供了代表公众的、转变为个人化的声音。惠特曼既不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是加诸自身的权威人士，相反，他既存在于普通人之中，又高于普通人，他是一个“粗人”(the roughs)与领导人两者兼而有之、合二为一的完美结合。正是这种双重性，这种既在人民之间又高于人民的特殊位置，使他转化为自由共和主义代表典范。在引导每个人在逐渐形成的政治中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他既代表人民，又领导人民；既为人民表达意愿，又号召人民为自己宣言。在1855年《序言》中，惠特曼写道：“一道目光接一道目光，一种听觉接一种听觉，一个声音接一个声音，永远对人类与事务之间的协调惊诧不已。与这些相适应的不仅有那些假定能代表其余的人的委员们，而且同样有那些其余的人本身中的至善至美。”[14]惠特曼用《圣经》般优美的语言向他所代表的人民昭示：诗人呼吁“另一道目光”、“另一种声音”来声言尚未实现的“完美”。这种立场意味着，从这个世界上将会产生出一个更好的世界。但诗人从未否定过这个现存的世界，虽然他含蓄地批评这个世界需要改造。但这个世界也没有超越一般状态；这个世界的代表仍然在“其余的人”当中，在这个普通世界的普通人当中。在社会所必须面对又需转化的体系之中，代表是普通人民的声音，也是“另一种声音”。

形象的力量

惠特曼的自我代表美国政治传统的转型。尽管政治关怀贯穿《草叶集》思想始终，但也仅仅构成其中一个层次的重要涵义。惠特曼的艺术中心就在于他诗歌作品的多维度、多层次解读。早期有评论说惠特曼诗作如同“废纸篓”，好像所有闯进脑中、进入视线的事物都可成为诗歌素材。然而看似不加选择的盲目诗风其实有着精雕细琢的结构底蕴。(诗人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足以证明这一点。)惠特曼的诗学根基在于，他能够使相互联系的形象相映成趣、美轮美奂、气势磅礴、相得益彰。他的诗歌可从任意角度品读欣赏，但切记过犹不及，否则就会陷入他在《美国俚语》(“Slang in America”)中所称的“枯燥的字面主义”(bald literalism)中。针对这种字面主义，惠特曼反对“间接”，因为能力“无限表达自身，在最高阶层产生诗人和诗歌”。作为诗人的代表，惠特曼教给读者领略这种无限表达的魅力。作为对他/她承诺的代表，诗人并非是普通人。他把自己置于美国人民之中，美国人民面前，为人民服务，并集天赋于一身，多角度、多侧面地诠释世界。他把每一种角度都运用到这种形象的力量中，是实现诗歌意识与民主参与的终极象征。

《自我之歌》第6段中，草不仅代表《草叶集》题目，而且代表着惠特曼诗歌的形式和方法。

一个孩子说：草是什么呢？他两手满满地摘了一把送给我；

我如何回答这个孩子呢，我知道的并不比他多。

我猜想它必是我的意象的旗帜，由代表希望的碧绿色的物质所织成。

或者我猜想它是神的手巾，

一种故意抛下的芳香的赠礼和纪念品，

在某一角落上或者还记着所有者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并且认识，并说是谁的呢？……

或者我猜想它是一种统一的象形文字，

它的意思乃是，在宽广的地方和狭窄的地方都一样发芽，

在黑人或白人中一样地生长，

开纳克人，塔卡河人，[15]国会议员，贫苦人民，我给予他们的完全一样，我完全一样地对待他们。

现在，它对于我，好像是坟墓的未曾修剪的美丽的头发。[16]

对于惠特曼来说，要确切说出“草”为何物是不可能的。根据诗人的诗歌承诺，“草”并非具有唯一永恒的意义。诗人提供了一系列形象，这些形象很可能是无限的，这些形象进一步不断引申出一系列新的形象。“草”不是惠特曼浪漫“意象”的“旗帜”，或“上帝的手帕”般变化的清教思想标志，其自身形象通过一件引起人性欲的“芳香的礼物和纪念品”表达出来，或一种民主主义的“统一的象形文字……在黑人或白人中间一样生长”，或“坟墓上没有修剪过的美丽的头发”。“草”是这些形象中的每一个，而每一个形象又代表另一个，并非统一结构，而是复数概念。其中心便是产生这些以及其他无限形象的源源不断的能量。这里的形式是未完待续的清单——一组形象转化——标志着诗人诗作的中心技巧：一个形象抛砖引玉般引出另一个形象，连绵不断，络绎不绝。

“坟墓上没有修剪过的美丽的头发”，这是惠特曼致力塑造精雕细琢的形象，诗人是以特别的方式继续塑造的：

卷曲的草哟!我愿意待你以柔情，

你或者是从青年人的胸脯上生长出来的，

假使我知道他们，我会很爱他们，

或者你是从老年人、从很快就离开了母亲怀抱的婴儿身上生长出来的，

而在这方面你便是母亲的怀抱。

这片草叶颜色暗黑，不会是从年老的母亲的白头上长出来的……

比老年人的无色的胡子还要暗黑。

啊，我终于看出这么多说着话的舌头了，

我看出他们所以是出于口腔不是没有原因的。

(楚图南　译)

一方面，惠特曼继续描写的是坟上的草，但是当诗人提到“卷曲的草”时，他意指他会以一种复杂的比喻方式这样去做。草叶自然地从“青年人胸脯上生长出来”，或者“从老年人，从很快就离开了母亲怀抱的婴儿身上生长出来的”。在这意义上，坟墓自然成了“母亲的怀抱”，草从这里生长出来。这种母亲般神话似的微妙之处暗示在卷曲的头发中，有一种混乱的几乎是怪诞的生理现实。如果“草”在惠特曼诗歌中被描述成“这么多说话的舌头”，因此是自己诗中之叶的形象，它非但没有失去草叶基本的形象涵义，又同时具有生理上的特点，所埋葬的腐烂的“嘴唇”上“淡红色的上腭”。

在这首诗里，惠特曼使身体、生理意义上的生与死、繁殖与腐烂等成为诗歌涵义的基础。这是纵贯他全部诗歌的另外一个层次的形象，与其说是自然或最初涵义的“字面”意义，不如说是多层诗意中的一层，在此身体成为诗歌的场所和形象。

惠特曼的诗歌从一开始对性爱的处理就成为争论的焦点。内战爆发后，诗人前往华盛顿地区，在陆军军需官办公室兼职，并志愿作为裹伤者为伤员送去关爱。但因《草叶集》1855年版、1856年版和1860年版中出现的“猥亵言辞”，诗人于1865年被内政部革职。(诗人第一次中风偏瘫后被司法部长办公室雇佣直到1873—1874年离开华盛顿前往卡姆登[17]。)对诗人这种吹毛求疵的进攻于1882年再度出现，当时《草叶集》(当时是1881年的第七版)被预防罪恶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Vice)起诉在波士顿遭禁。1882年，爱默生与惠特曼在波士顿共同散步时，爱默生向他提出了谨慎意见，要他删去遭到反对的内容，而惠特曼的反应却是置之不理。事实上诗人早在1856年《致爱默生》(“Letter to Emerson”)中就表达过“性爱的神圣”，他宣称：

对于美国诗人来说，如果要提出问题的话，那就是他们会不会在诗中歌颂自然即万物之母的爱欲的永恒的正当性，或者他们会不会继续胡说性爱生来就是淫猥的，并且充当一个懦弱而抱怨的自甘贬损的时髦诗人。这个问题在诗歌中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其余的表现只不过是它的伟大诗篇的边饰而已。[18]

拒绝“性爱生来就是淫猥的错觉”，惠特曼主张，性爱是美国文学的丰富源泉，存在于“一个国家所有其余的伟大诗篇中”。

这种身体及性爱生活在第5段的出色想象中具有决定性意义，极富于挑战性：

我相信你，我的灵魂，但我绝不使别人向你屈尊，

你也不应该对别人自低身份。

和我在草上优游吧，松开你的嗓子，

我不需要言语、或者歌唱、或者音乐，不要那些俗套或一番演说，即使是最好的我也不需要

我只喜欢安静，喜欢你的有调节的声音的低吟。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如何躺在明澈的夏天的清晨，

你如何将你的头，压住我的大腿，柔和地在我身上转动，

并撕开我胸前的汗衣，将你的舌头伸进我裸露着的心，

直到你触动了我的胡子，直到你握住了我的双足。

立刻一种无以伦比的安宁与知识，迅速地在我的周围兴起和展开，

因此我知道上帝的手便是我自己的诺言，

上帝的精神便是我自己的弟兄，

而一切出生的人也都是我的弟兄，一切女人都是我的姊妹和我所爱的人，

而造化的骨架便是爱，

无穷无尽的是僵枯地飘落在田地里的树叶子。

(楚图南　译)

《自我之歌》第6段表现了惠特曼连续形象外延的基本技巧，即在一个链条上一个形象引申出另一个形象。而第5段是其诗歌又一基本表现技巧，即梦境。在这里，多种形象并非接连出现，而是互相叠置，具有高度集中性，克服形象发散性。这些梦境远非描写性的目录，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模式。《自我之歌》就是往返于这两种方法之间。例如在第2段28个入浴者的梦境与第8段的目录技巧相对比，同时又兼有两种形象的结合倾向。后期的挽歌《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Out of the Cradle”)或《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When Lilacs Last in the Dooryard Bloom'd”)中互相叠置的三合一意象倾向于目录技巧，而在《回答者之歌》(“Song of the Answerer”)或《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By Blue Ontario's Shore”)的高歌吟诵则倾向于梦境技巧。

在第5段中，惠特曼展示了神秘的、建立在古代传统背景下的性经历。上帝之爱的意象体现在性爱之中，这与神秘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幽远。《雅歌》(“Song of Songs”)[19](当然是回应《自我之歌》的标题)是反映爱情、性欲和精神、人性和神性的丰富源泉。通过中世纪早期的预言家如克莱尔沃克斯的圣·伯纳德(St.Bernard of Clairvaux)得以传承，到中世纪后期由阿维拉的圣·特里萨(St.Teresa of Avila)等人发展到巅峰。身体成为通往精神王国之桥，性爱成为灵魂的愉快历险。但是惠特曼并非遵从这一传统，而且重铸了这一传统。他并不是简单地超越肉体的性爱，将之融入神秘主义传统抹杀自我、与神一体的意象中，这种传统把性爱上升为精神领域从而否定其肉体体验。但他也没有把这一传统转换为字面意义上的同性恋，从而使精神仅仅成为肉体的意象。性欲与欣喜若狂的宗教经验互相映衬、彼此反射，为自我与世界开启交流之门。

事实上，惠特曼利用性爱形象的力量代表各种各样惊险的经历，如性爱的、宗教的、唯美的及社会的，因此，揭示这首诗的意义几乎需要描绘出惠特曼每一个比喻领域中的每一个主题。

我相信你，我的灵魂，但我绝不使别人向你屈尊，

你也不应该对别人自低身份。

勿庸置疑，灵魂使人想起肉体，肉体在等级上屈从于灵魂，然而，这绝对是说不通的。在惠特曼看来，肉体与灵魂皆无优先权，两者既不互补，亦不能抵消。然而这种(对立的)形而上学的阅读并不能穷尽这首诗的意义。其语言意蕴丰富、极富开放性。灵魂以及肉体可以作为自我的不同方面或领域，因为它们进而成为性爱实际上也是广泛的社会活动的基础和形象。或以社会角度分析，灵魂的其他部分可以是多方面的：究竟惠特曼用灵魂的“另一方面”言指何事，意指何人，仍是耐人寻味的难解之谜。

在第5段结束时，惠特曼写到了社会幻想，“一切出生的人也都是我的弟兄，一切女人都是我的姊妹和我所爱的人”。但社会不会放弃宗教，每一个皆为另一个的意象和扩展。诗人在魔咒般的最后一段，将宗教经历重置在一个情深意重的社会感情中，也即是宗教感情中。“上帝的精神便是我自己的弟兄。”“手”及“上帝的精神”浓缩成“我自己”的形象，超越了或者毋宁说穿越了惠特曼的独特人格，一直到达他所代表的一切，并将它们融入他所想象的经验中，以此(重要的是通过这首诗)最终实现“一切出生的人也都是我的弟兄”。

自我始终与集体、宗教和政治息息相关。并且这也不否定直接的和个人的自我。个人传记构成意义的另一层面，诗中另一个进行着的事件也即另一个持久的、难以忘怀的、非排除在外的形象层面。第5段中的性爱描写回到神秘传统，但也直接指向惠特曼，以一种不可抗拒的自传动力所驱使，但这种动力从未满足过。惠特曼生前，人们对《草叶集》的争论只是集中在其异性恋的意象上。但诗中同性恋倾向从那时起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诗人小心谨慎、尽量公平，但与女性形象相比，诗人更加关注对男性进行详细描述。在内战期间，诗人作为裹伤者，他的《菖蒲诗》(Calamus poems)中写道：“今天决定不再歌唱，要唱只唱对男人的依恋。”通过各种传记的暗示与联系(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末与彼得·多伊尔在一起时)反映出他同性恋的事实。第5段中形象的铜版画似乎尤其需要自传性参考，一些极为重要的性爱描写也许在最初就表现了惠特曼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尽管诗人的同性恋事实昭然若揭，但无确凿史料。诗人拒绝称其作品有同性恋倾向。然而他对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莫名其妙宣称自己已然是6个孩子的父亲(诗人如同父母般呵护的孩子是他亲生的吗？)并非仅仅是忸怩的回答。性爱无可厚非是中心话题，并且无疑暗示第5段“将你的头，压住我的大腿”(“Head athwart my hips”)但这并非是诗歌全部意义，也并非是个人式的或传记式的。

这首诗事实上既是自传式的，又非自传式的。或者可以说，在形象方面是自传式的。在《草叶集》中，各种形象是自传式的，它们巧妙交织，功能各异。诗人在开篇诗中写道：“可连我自己也常常觉得我很少或并不了解我真正的生活，/我只想从这里找出能为我自己所用的一些些暗示，一些零散而模糊的，可供追踪的谋略和线索。”(《当我阅读那本书》，“When I Read the Book”)[20]诗歌把自传充分转换为典范的传记。在《过去历程的回顾》(“A Backward Glance O'er Travel'd Roads”)中，惠特曼回忆说，《草叶集》“自始至终是一种尝试，想把一个人，一个个人，(19世纪下半叶在美国的我自己)，坦白地、完满地、真实地记录下来”。[21]诚然，诗人自己“个性”是这个关键问题的最佳答案：“我怎样才能最好地表现我自己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呢？”爱默生在《论诗人》(“The Poet”)中评论到：他的诗歌是“巨大密码中的自传”。在《民主展望》中，惠特曼称之为“个人化”(personalism)，完全融入到政治机构中。在1855年《序言》中诗人写道：“就像它与下面那片浩渺的海水相吻合那样，它也与那上下一片相吻合。”[22]

第5段“而造化的骨架便是爱”，诸多感情，溢于言表。伊洛斯[23]是自我、诗歌和社会中的连结—扩展的能量，“骨架”(kelson)是与支撑船的龙骨的木材相重叠的主要意象。惠特曼之爱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既是宗教的，又是性爱的。“骨架”的意象还包括另外一个维度、另外一个形象层次连续而显要地贯穿诗的始终。这首诗清晰明了，不断思索诗歌标准、行为和过程。诗既是艺术的，又是政治、精神或性爱的表达。互相重叠、环环相扣的“骨架”不言而喻反映出诗人精湛的形象外延和重叠技巧以及互相交织、错落有致的多重意义。这种诗歌的自我表现还出现在第5段中“僵枯飘落的树叶子”。这些无疑是自然及高度性爱化的自体性行为(autoerotic)和生殖器崇拜(phallic)的反映。同时惠特曼自己诗化的叶子不断展开，化为性爱的创造力。身体和诗歌互相塑造，正如在1855年《序言》中惠特曼承诺：“那时你的身体本身就会成为一首伟大的诗，不仅在它的言语上，而且在它的嘴上和脸上的无声线条中，在你的眼睫毛之间和你身体的每个动作和关节之中，都有了最丰富的流畅。”[24]相应地，在第24段中，“自然之爱”承载着广袤的宇宙，诗歌的及性欲的力量，诗歌的创造力如性高潮般喷涌而溢，“我不能看见的某种东西高举起它的色具，一片汪洋的透明液汁喷泼遍天上。”(男性)性欲代表惠特曼的诗歌本身。(阳性能容纳女性多少是个问题)。或正如诗人所写《转动着的大地之歌》(“A Song of the Rolling Earth”)，“人类的肉体便是语言，这便是千言万语，(在最美的诗歌中快乐肉体再现)”。诗人、个人、社会及自然代表“冲动，冲动，冲动，永远是世界的生殖的冲动”。在第5段中，“草”、“嗓子”、“声音”及“舌头”、“叶子”等形象皆同样指涉诗歌的视角及创造力。也如第6段结尾部分“一切都向前和向外发展”。这是诗歌发展的真实写照。第5段揭示出美妙的幻觉，不仅是性欲、社会及宗教表现，也可以看做诗人整个诗歌事业的源头形象，其他诗歌可为证明。这是想象经验的首创，以多重意象捕捉现实，并回应层层意义。

诗歌综合了多种经历，也包括诗歌本身，每一种经历都反映某一特别领域，同时也指向(而非取消)其他的多重意义及形象。这是完美的惠特曼式的意象。正是他的伟大诗学和美国信念才会产生无穷无尽、交映生辉的形象联系并得以持续发展。(尽管不言而喻，诗人的多疑与异议使这种联系有时无法维持，而是被引入歧途。)

在这方面，惠特曼是要实现爱默生对诗歌的定义“制造韵律的论证”(meter-making argument)。惠特曼在《民主展望》中称其为“制造意象的功能”或“制造意象的工作”。正如惠特曼所领会的，爱默生指出诗歌由形象而非韵律构成，“它们的类比、玄妙、精巧的移动，间接……这是制造意象的功能，是处理材料的创造和竞争，几乎是杰出的成就”。在1855年《序言》中诗人写道：“诗的特性并不在于韵脚或形式的均匀或对事务的抽象的表白。”韵律学是体现诗歌精神的另一形象，是“看不见的土地”。两位诗人皆认为诗是想象创作中的形象语言而非预先规定的刻板形式。惠特曼在诗歌试验中极其激进地践行了这一主张，抛弃格律以及押韵。尽管惠特曼考虑到词与词之间的复杂关系，但绝对与传统诗歌形式背道而驰。诗人激进的诗歌试验——他不断宣称诗是“语言试验”——促使读者意识到诗歌的原始魅力：通过联想及想象，重现形象、衍生意义。基于此诗人构建了美轮美奂的诗歌王国——首首诗歌洋洋洒洒，源源不绝，寓意深远，蔚为大观。

但是这种语言试验从未与惠特曼所见的美国政治及社会试验脱节。作为自我表达形式，诗歌充分描述了它所涉及的世界、社会及政治。在1855年《序言》中惠特曼把传统诗歌比喻成“盛装打扮的审视，我们骨子里却讨厌它，我们也不欢迎它”。在《新诗》(“New Poetry”)注释中诗人写道：“押韵及抑扬格规则”只是不断重复“海外封建主义及阶级观念的礼节”。这一诗歌革命与技术、科学、工业、通讯等其他革命息息相关。“草原缪斯”必须“要使自己理解整个民族的规模……理解现代、繁忙的19世纪(如同伟大庄严的诗歌，仅仅不同于)蒸汽船、铁路、工厂、电报、滚筒印刷机……理解实干工人的尊严及英雄主义”。诗歌也成为英雄般的劳动工人，就像电报或报纸一样，是带电的(一个惠特曼式的强有力的词来表达这种精力的汇聚)。在诗歌的方法、主题、变动不居的韵律、节奏和比喻中，所有因素彼此关联并相互转换(尽管分歧必然存在)。

在形象技巧层面上，惠特曼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诗歌术语。关键词为“转化”(transfigured)、“半透明”(translucent)、“透明”(transparent)、“生长”(transpired)及诗人最具表现力的表达方式“转化”。“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我使快乐在我身上生根并使之增大，我把痛苦译成一种新的语言。”(第21段)各类表示“转换”(trans)的词标志惠特曼在不同层次的形象转换方面的关键之举—一种比喻转换成另一种。他写道：“通过我而发出的被禁止的呼声；性的和肉欲的呼声，原来隐在幕后现被我所揭露的呼声，被我明朗化的纯洁化了的淫亵的呼声……我自己的横陈的身体，或它的任何一部分，你是我的半透明的模型。”(第24段)。在第5段中，他说他自己的和其他的社区是透明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如何躺在明澈的夏天的清晨。”在第6段中，青草“是从青年人胸脯上生长出来的”并且诗人希望“翻译关于死去青年男女的暗示”。

爱默生在《代表人物》中写道：“每个物质有其神圣的一面，通过人类翻译到精神及其他必要的领域。”这里“翻译”的传统宗教涵义为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直接传递。惠特曼延续了这一涵义并将其横向扩展、纵向延伸，使得物质/精神进一步转化，多重意象交织成惠特曼编织的共鸣之网。在《民主展望》中，他说诗人的“力量(艺术家的感觉中最可宝贵的)要自己处理”。因此，出生在“摇篮里”的孩童——诗人是“用心地窥想，凝视，猜想它们的心意”。肉体与灵魂，快乐与痛苦，天堂与地狱，惠特曼将“转化成一种新的语言”(第21段)。《回答者之歌》几乎提供了一种术语，它称诗人为“把每种语言都翻译为自己的，然后赐给人们，并且每个人都在翻译他人，每个人也在翻译自己”。

与“翻译”、“透明”、“生长”、“处理”(transaction)紧密相连的便是“合拍”(tally)。这在悼念林肯总统的挽歌《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别处作为一个关键术语，作为想象的相关性将诗歌活动理论化。诗人在第25段中写道：“我的知识是我的身体活着的部分，它和万物的意义符合一致。”在《新诗》注解中诗人写道：“优秀的诗歌(即深邃的诗以区别肤浅的诗)是与诗人自己完全合拍的。”在《民主展望》中写道：“现在的文学，需要与自然合拍并表现自然。”在这里：

自然，从总体上考虑，与审美、情感及宗教问题息息相关……全世界，其地质史，宇宙……自然的良知、事物的感觉、肉体的健康——很清楚，这些必须要积累、融合，人类如果彻底理解了这些，就会拥有道德及精神上的良知……书面语及口语力量……正符合生命及性格，比暗示和迫使更能表达它。

合拍是通过形象的延伸来调整和放大经验的每个领域，是暗示而非穷尽。

如同“翻译”和“合拍”，还有其他术语如“照应”(echoes)、“暗示”(hints)、“提示”(clues)、“间接”(indirections)、“暗喻”(indications)、“引线”(threads)、“漂流”(drift)、“清单”(list)等。在《宇宙》(Kosmos)中，惠特曼把这一切融入诗人形象中

它在考虑了身体之后发现那所有的器官和部分都是好的，

它，根据地球以及他或她的身体的原理，通过精细的类推而了解所有别的原理，

一个城市，一首诗以及这些州的重大政治活动的原理。

(楚图南　译)

这精雕细琢的形象或许有助于理解惠特曼的文本修订方案。诗人晚年重新安排、编辑、修订《草叶集》反映了诗人的创作意图，他希望诗歌形象更加丰富凝练，喻意更为深远厚重。这次修正非但没有削弱诗歌表现力，而且更好地平衡了诗歌在更大的复杂性中所承载的各种力量。

尽管《草叶集》形象众多，却并非均衡分配。诗篇韵律婉转回旋，形象复杂多变，寓意深远凝练。《自我之歌》第2段汇聚众多形象。

我自己呼出的气息，

回声，水声，切切细语，爱根草，合欢树，枝杈和藤蔓，

我的呼气和吸气，我的心的跳动，血液和空气在我的肺里的流动……

我吐出来散步在旋风里的文字的声音，

几次轻吻，几次拥抱，手臂的接触……

健康之感，正午时候心情的激动，由床上起来为迎接太阳而发出的我的歌声。

(楚图南　译)

这些诗行同时代表或表达着许多互不相同但彼此交织的层面：性(例如“轻吻”、“拥抱”、“手臂的接触”)，成为宇宙性的甚至神话般的事件。(例如“由床上起来为迎接太阳而发出的我的歌声”。)诗歌自我表达力强，把身体形象描写成“我自己呼出的气息”。惠特曼同时描写了他的身体与诗歌的要素及功能：它的语言穿过空气的生命散播于大地，它的呼吸来到世界并通过诗歌的呼吸和灵感返回诗人身体中。这种呼吸般呼出吸回互相对应的诗句在《自我之歌》中反复出现，既构成一种意象，又兼有运动倾向：“这一切都向内注入我心，我则向外吸取这一切”(第15段)；“邪恶推动我，改邪归正推动我”(第22段)；“是向心和离心的人群中的一分子”(第43段)。这些意象总是同时既在描述诗歌又在描述诗人自己。在第2段，他诗歌的语言听起来就像“回声”通过身体/诗歌大量喷出的词语，“拍打着”身体/诗歌的节奏，然后形象地载入预言的“风”中。

第1段诗歌直陈形象的力量，更具传记色彩。第1段从许多方面来看是一首生日之歌，标示着惠特曼的家系及诗人神秘地弃政从诗的时刻：

我的舌，我的血液中的每个原子，都是由这泥土这空气构成，我在这里生长，我的父母在这里生长，他们的父母也同样在这里生长，

我现在是三十七岁了，身体完全健康，

希望继续不停地唱下去直到死亡……

(楚图南　译)

惠特曼诗歌的“舌”，仿佛直接产生于美国的大地和空气，身体及诗(身体如诗)皆是国家，家庭史也反映公众生活。的确，惠特曼的家庭是对美国革命传统的继承。(惠特曼的兄弟一个名为托马斯·杰斐逊，一个名为乔治·华盛顿，一个名为安德鲁·杰克逊。)他的父亲是劳工党成员，认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25])以及埃利亚斯·希克斯(Elias Hicks[26])，并且崇尚弗朗西斯·赖特(Frances Wright[27])。埃利亚斯·希克斯参加过激进的政治及宗教运动，惠特曼听过他的演讲。作为一个贵格派教徒，(惠特曼家庭有贵格派祖先血统)他坚信天下生灵皆为平等，人人都可通过从心中直接感受“上帝之光”而接近上帝。因此，这是一个激进的基督教团体，它肯定个人价值，鼓励人人参与政治。

个人传记、宗教传统和国家形象相互交织，从而使人回想起清教徒传记。《自我之歌》重铸美国精神的自我反省传统，按照清教规范的要求，在第5段转向经验转换。这些传记与国家历史、《圣经》叙述相交融，形成国家传记。(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典范期待着代表，正如科顿·马瑟)代表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28])作为美国的尼赫迈亚(Nehemiah[29])，而并非为他们自己。个人典范的产生并非仅仅是个人品行的见证，而且是国家命运的保证。在这方面，它们的意义展现在公共层面上，他们的个人史以上帝之名代表公众生活。古代以色列提供了经典之例：个人领导与人格性的国家相互交织，国家历史以传记体出现，从出生到少年到成熟，并且不断投射成初生、女儿、妻子及上帝任性的情人。这种以传记形式描写想象集体的技巧在《圣经》中已初露端倪，直接用于描写美国建国的叙述中，然后又出现在惠特曼诗歌中。在第1段及整部《草叶集》中，个人叙述代表着公众和国家的叙述。这种《圣经》典范的观念(The notion of Biblical type，惠特曼具有说服力的一种术语，运用印刷、比喻以及《圣经》渊源)把《新约》与《旧约》的形象与个人形象紧密联系起来，构成诗人代表性技巧的另一层面。

惠特曼在1857年6月笔记中称《草叶集》的使命是“构建新的《圣经》”。他也意指在个人历程中体现集体生活的代表性自我类型。但如果说《圣经》是惠特曼创作的原型，诗人却决不以此为原版。在诗人笔下，《圣经》模式几乎经历了彻底转型。

我曾经听过谈话者的谈话，谈到了终与始，

但是我并不谈论终与始。

从前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多的起始，

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青春和年岁，

将来也不会有像现在这样多的完美，

也不会比现在更多的地狱或天堂。

冲动，冲动，冲动，

永远是世界的生殖的冲动!

相反而相等的东西从朦胧中产生出来，永远是物质，永远在增加，永远是性的活动，

永远是一致的结合，永远有区分，永远是生命的滋生。

这用不着详为解释，博学的人和愚昧的人都感觉到确是如此……

我的灵魂是明澈而香甜的，非我灵魂的一切也是明澈而香甜的。

一者缺则二者俱缺，不可见的东西由可见的东西证明

等到它变为不可见的东西的时候，那就轮到它又被别的东西所证明……

我的每一种感官和属性都是可爱的，任何热情而洁净的人的感官和属性也是可爱的，

没有一寸，没有一寸中的任何一分是坏的，也没有任何一部分比其余的对我较为陌生。

我已很满足，——我看，我跳舞，我欢笑，我歌唱；

紧抱着我那和我相爱的同寝者，通夜睡在我的身边。

(楚图南　译)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圣经》始终是惠特曼诗歌试验的主要源泉，它的押韵、排比、重复成为惠特曼基本的诗歌结构单位。在这里惠特曼可能在考虑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转换的目的。约翰或许谈论“终与始”，但保罗在《罗马书》(Romans I)中谈论的是“明智与愚蠢、天堂与无神论的对抗”，“看不见的事物通过创造出的事物清晰可见……”“情欲的不洁”，“诽谤他们的肉体”，因此而“卑劣”；接着极力谴责同性恋行为。这与《自我之歌》第3段不谋而合，但第3段并未谈论“终与始”也没有“天堂与地狱”，而是宣布“每一种感官”都“热情而洁净”，否认“一丝一点的卑劣”。惠特曼特别赞美“世界的生殖的冲动”，“永远的性的活动”，尤其是“紧抱着我那和我相爱的同寝者”。然而惠特曼也提及“不可见的东西”由“可见的东西证明”和“博学的人与愚昧的人”。惠特曼也用《圣经》的韵律来谈及这些。这并非是割裂而是一种转化。以新的形式大胆阐释古老的教义，这标志着惠特曼从世俗宗教观转而拥抱作为精神经验的世界。

惠特曼并没有在《自我之歌》或《草叶集》通篇使用形象转化和回声技巧(resonance)。有时诗句倒向单一的表现层面，没有通过多重形象更充分地发挥。目录技巧徘徊在扁平的历史或描述名册与抒情转换之间，尽管明显的叙述诗行能够成为诗化的自我描述。很明显不是每个目录都服从于统一的形象转化。然而甚至在第33段中，诗人“闲游时所猜想的”，穿过他所书写的许许多多的美国土地、民族、政治(“穿过办公室和公共会堂”)。本段表现出《圣经》神话色彩(“步行在古代犹太的小山上，美丽而温和的上帝在我的身旁”)和历史动力。这里诗人是“被追赶着的奴隶，猛狗的咬，使我退缩”。但与此同时诗人“来到了战场，参加”战争，并投射为一名英勇的领袖，这也是诗人的自画像。这段同时也包括诗人对诗歌创作技巧的思考，即使描述性的语言也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我飞着一种流动的吞没一切的灵魂的飞翔，我任意拿取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

在第8段中，诗中早期的目录激发读者去阐释其中素材的转换，诗歌的教育功能在为自治政府塑造全体公民方面发挥了革命性作用。

幼小者睡在他的摇篮里，

我掀起帐纱看了好一会，并轻轻地用我的手挥开了苍蝇。

儿童和红面颊的女孩走向路旁，爬上林木丛生的小山，

我从山顶上窥望他们。

自杀者的肢体躺卧在寝室里血污的地上，

我亲见那披着湿发的死尸，我看到手枪掉在什么地方。

马路上的坎坷、车辆的轮胎、鞋底上的淤泥、闲游者的谈话、

沉重的马车、马车夫和他表示疑问的大拇指、马蹄走在花岗岩

上得得的声响，

雪车叮当的铃声、大声的说笑、雪球的投击，

大众表示欢迎的呼喊、被激怒的暴徒的愤怒，

蒙着帘幕的担架的颠动，里面是被送往医院的一个病人，

仇人的相遇、突然的咒骂、打击和跌倒，

激动的群众、带着星章飞快地跑到群众中心去的警察，

无知的顽石接受和送出的无数的回声。

中暑或癫痫患者因为过饱或在半饥饿时发出的可怕的呻吟，

忽然感到阵痛赶忙回家去生孩子的妇人的可怕的叫喊，

始终在这里颤动着生存着或已被埋葬了的人的言辞、被礼节遏止住的号泣，

罪犯的逮捕、玩忽、淫邪的勾引、接受、噘着嘴唇的拒绝，

我注意到这一切，或是这一切的反映于回声

——我来到了我又离去了。

(楚图南　译)

在读者眼前，记者式的报道转换成惠特曼诗歌的元素。出生、性、死亡；社会中的各色人等及其杂乱无章，还有社会的约束及其秩序。美国生活成为各种声音的绚丽展示，并带有语言及诗歌暗示。

“闲游者的谈话”，“疑问的大拇指”、“叮当声”、“大声的说笑”、“欢呼声”、“呻吟声”、“惊呼声”、“讨价还价声”、“赞同声”、“噘着嘴唇拒绝声”——世界翻版为诗的声音。惠特曼的诗本身就是“闲游者的谈话”，就像“无动于衷的顽石接受和送出的无数的回声”。诗人自己也是“生存或被埋没的言词……始终在这里颤动着”的工具。而他自己的诗歌就像民主社会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平衡“被礼节遏止住的号泣”，并且规定“他们的外表和回声”。

诗歌的自我描述因此与个人、性爱、宗教、国家以及政治秩序结合在一起。使全诗意象丰满而又协调平衡。此外，诗人在第15段中呈现出从妓女到总统一系列民主的美国市民形象。同时(也)[30]反映出诗人个人史的特色——热爱歌剧、做过木匠、喜欢游荡、疯子般的兄弟，印刷工人的职业、新奥尔良(New Orleans)奴隶市场里的所见所闻、他的记者生涯。“神枪手站好姿势，拿起枪来瞄准”也是诗人自我形象，就如同“印刷工人”(印刷贯穿惠特曼诗歌的始终)和“指挥家”，他“为乐队打拍子，全体演奏者都听从他的指挥”。个人的经历与社会形象交相呼应，形成诗歌形象本身。

惠特曼在诗中对暴力描写毫不避讳。如第8段中描写了群众暴力、犯罪、通奸。惠特曼既坚信又忧虑，不和谐的因素可以“被礼节遏制住”，可以列入他的思考范围。各种不同层面上的经验可以互相补充、反射、延伸，在诗歌和社会中流动。在《自我之歌》结尾处，这种假定的协调达到顶峰，聚集了惠特曼各种极端的形象模式，直接反映出诗人后期娴熟的“挽歌”技巧。

我也一点没有被驯服，我也是不可解说的，

我在世界的屋脊上发出我的粗野的呼声。

白天的最后的步履为我停留，

它把我的形象投掷在其他一切形象的后面，如同它们一样的确实，把我丢在黑影里的野地上，

它诱劝我走近雾霭和黑暗。

我如空气一样地离去了，我对着将逝的太阳摇晃着我的白发，

我把我的血肉大量抛进涡流之中，包在像花边一样的破布中漂流着。

(楚图南　译)

在最后的第52段(像《圣经》的篇章，一年中每周都读一段)诗人将宇宙描述为云朵—蒸气和/或彗星(“我如空气一样地离去了，我对着将逝的太阳摇晃着我的白发，我把我的血肉大量抛进涡流之中，包在像花边一样的破布中漂流着”)，或带着一种性高潮般的暗示(例如在第24段中，“你是我丰富的血液!你那乳色的流质，是我生命的白色的液浆”)。

并且它投射出诗人意图“在世界的屋脊上发出我的粗野的呼声”。“漂流”也是惠特曼早期使用的一个精巧形象，而诗人的核心术语“翻译”，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庞。“我也一点没有被驯服，我也是不可解说的。”然而置于一部宏大的乐曲之中，每个因素也都是特别的、难以翻译的、不能简化的。结尾几行重申了惠特曼诗歌力量来自于常见的草，然而他把草这个意象用得更加前卫并催人奋进，以草的形象点明要旨：“在一处错过了，还可以到别处去寻觅。”

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首次强烈表达出对美国的看法。诗歌展现出各种各样同时并存的生活经历，创造了层出不穷的联想形象。诗歌以一个热切经历的形象过程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诗歌总体上接纳了读者，并寻求将读者转化。但惠特曼也意识到这伟大诗篇所面临的艰难险阻。有时各种经验彼此矛盾、混淆不清或是互相取代。这不仅是由于语言及其排列不当的问题，这是美国的问题。在诗人看来，美国的每个方面都要互相映衬，彼此交错：呈现出版图扩展、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文化道德创新的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但诗人表示他深知在1855年这不易实现：第一，美国自身就是矛盾统一体，因为她还保留奴隶制；第二，他越来越感到，不同领域难以保持协调平衡。正如《草叶集》在追求过程中所面临的破坏力，因为这些威胁诗人的形象模式无法实现。

《草叶集》目录技巧在集中和发散方面步履维艰。但这不仅是形式问题，同样是在美国不平衡的竟争因素、方向和责任环境下的社会政治问题。《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在直面违反美国中心政治主张的奴隶制时唱出英勇无畏的战斗之歌。根据惠特曼在1848年为新奥尔良的《新月报》(Crescent)工作三个月的经历(诗人唯一去的南部腹地)，根据他这三个月紧缩开支、节俭度日的情况，诗中“肉体”必然是政治性的，使诗人“坚定诚实”。“电”是惠特曼极其复杂的相互联系中的一个对立面，它立刻使读者联想到性爱诱惑、精神外延、形象关联、科学能量。在第6段他心醉神迷地宣称“一切都是一个行列，宇宙便是用整齐完美的步伐前进的一个行列”。但是我们接着在第7段读到：

一个男人的肉体在拍卖，

(因为在战前我常到奴隶市场去看这样的买卖，)

我帮助了拍卖者，这龌龊的家伙半点也不懂得做他的买卖。

绅士们看着这个奇迹，

无论投标者所出的价钱是多少，对于它总是不够高……

在这头上，是能够战胜一切的脑子，

在它里面和下面是英雄的本质……

这不仅仅是一个男子，这是孩子们的父亲，而这些孩子们将来

自己又要做父亲，

靠着他，人口众多的国家和富庶的共和国可以发轫，

靠着他，不可计算的不朽的生命，有着不可计算的形体和快乐。

(楚图南　译)

通过使用拍卖这样的语言，惠特曼将人转变为物质的、经济的商品，使语言成为具有无限价值的宣言。他把这一成就建立在创造“奇迹”的个人宗教传统与道德尊严上，并意识到每一个政府的公民都会为“人口众多的国家和富庶的共和国”而努力奋斗。这里“富庶”是个微妙的词。诗人并非意指，而且激烈反对的是将经济尺度作为体现美国价值的唯一标准，而不仅仅是在奴隶制方面。自我的转变，“合拍”这个关键词或是对“无数”的清点，标志着他个人对共和国生活的极力维护。对于这样计算出的价值，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和个人财产的减少，而是对奴隶的人格否定视而不见。诗人先前在诗中提出：“男人或女人的肉体的美是难以形容的，肉体本身是难以形容的。”第7段精妙的修辞倒置中，诗人成功地把肮脏卑鄙的奴隶拍卖场面用于揭示个人、每一个具有“英雄本质”的人无法计算的价值。

《海流集》(“Sea-Drift”)在社会政治寓意上虽不及《我歌唱带电的肉体》明显，但同样直面毁灭性的黑暗力量。在《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惠特曼以梦境的方式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形象叠置，但以一种紧张的反作用力(counter-pull)来对抗威胁分散和拆解这种形象图式的爆发力。诗歌本身精妙绝伦、形象多样、层出不穷。第6段中运用了广泛的形象序列，而第5段的形象序列较为集中，正如《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一样。

从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

从反舌鸟的歌喉——如簧的音乐中，

从清秋九月的夜半，

在荒漠的沙洲和远处的田野上，那里有一个孩子从床上爬起来，光头赤脚，孤独地漫游着，

下自遍澈地面的清光，

上自动摇着如同活人一样的神秘的暗影，

从长满了荆棘和乌莓的土地上，

从曾对我唱过歌的一只小鸟的记忆中，

从我对你的记忆，你，我的悲哀的弟兄哟!从我所听到的一阵阵抑扬的歌声中，

从迟迟升起好像饱和着眼泪的黄色的半轮明月里，

从浓雾中那刚开始的表示企慕和热爱的歌声中，

从我心中不断发生的千万种的反应里，

从这引起来的无数的言语中，

从比什么都更强烈更精美的言词中，

从现在他们唤起的这再现的景象中，

如同一群鸟，呢喃着，向上升起，或是从头上飞过，

在一切匆匆的避开我之前，

一个成人，但从这些眼泪看，也是一个孩子，诞生了，

我把自己投在沙滩上，面对着海浪，

我，这悲哀和欢乐的歌手，现在和未来的接合者，

领会到一切的暗示并对它们加以利用，同时又疾速地超越了它们，我

唱着一支回忆的歌。

(楚图南　译)

本诗开篇诗人一气呵成，主语谓语在最后“我唱着一支回忆的歌”了然点明。语法上的暗示是这个“我”将是这“悲哀和欢乐的歌手，现在和未来的接合者”，然而此时接合并非封闭，而是通过“领会到一切的暗示并对它们加以利用，同时疾速超越它们”而加以建构。作为惠特曼形象术语的“暗示”将同时被“利用”和“超越”。经历紧密联接，无穷无尽；形象多喻，形散神聚，其功能与形象集中，异曲同工。意象彼此交错，内容多层指涉，语法有机联接，经历互相反衬。

正如惠特曼的挽歌一样，这首诗集中反映诗人的典型意象：大海、鸟儿、诗人、孩子以及成人。第一个长句实现了一系列在语法上摇摆不定的意象之间的联系或割裂，几乎每一个短语都对应许多不同的主语。介词的应用实现了句法的神奇效果。从“摇荡的摇篮里”(大海里)走出来的是孩子，在出生后苏醒的那一刻，但同时是诗人的记忆，也就是这首诗中的歌；并且鸟儿“如簧的音乐”及吟唱，既是诗人歌声的形象，也是孩子苏醒的形象。是孩子、鸟儿、歌声(鸟儿的及诗人的)以及记忆或走在“荒漠的沙洲”或走在“远处的田野上”或走在“神秘的暗影里”(暗影是众多意象中非常典型的一种)。巧妙运用“上升及下落”描述诗歌、大海、记忆、鸟儿及婉转歌喉，都“呢喃着，向上升起，或是从头上飞过”。都“唤起在这再现的景象中”。一切“匆匆的避开我”，柔弱而又迅速的形象之链紧张而又流畅，节奏明快，意味深远。

这些纷繁复杂、彼此交错的形象在诗中构成互为矛盾对立的框架，呈现出生殖与不育、开始与结束、出生与死亡。此诗1859年最初题名为《海之词》(“The Word out of the Sea”)，就隐喻出“此词更加强烈，更有喻意”。那个词便是篇尾的死亡。即便现在诗歌中也呈现出死亡的画面，“从亚拉巴马来的两只小鸟”幸福欢快地到来却换来诀别的痛苦深渊。它们所来之处明确地增添了本诗国家分裂的政治喻意。

形影成双，

和风吹向北方，和风吹向南方，

白昼来了，黑夜来了……

后来突然之间，

她大概是被杀害了，她的伴侣也不知道，

有一天上午，雌鸟不复在巢中孵卵，

下午也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

以后也再没看见她的形影。

(楚图南　译)

南方或北方，白昼或黑夜，很难在美国里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但是政治分裂在诗中产生。雄鸟存活下来成为“孤独的歌唱者”，孩子看到这种分离和无可挽回的损失，现在成为诗人。

是呀，我的兄弟哟，我知道你，

别人也许不懂得，但我却珍视你所唱的每一个音调，

因为我曾不只一次，在朦胧的黑夜中溜到海滩上，

屏息着，避着月光，将我自己隐蔽在阴影里，

现在回想起那模糊的景象、那回声，还有各种各类的声音和情景，

巨浪的白色手臂永不疲倦地挥动着，

我，一个赤脚的孩子，海风吹拂着我的头发，

听了很久很久。

我听是为了记忆，为了唱歌，我现在谱出这歌声，

按照你的辞意，我的兄弟呦。

(楚图南　译)

“我的兄弟”将孩子与鸟儿、诗人与孩子、诗人与读者联系在一起。这一段凝练集中地反映出惠特曼诗学词语“形状”、“回声”、“声音”，由于孩子现在是诗人，“谱出这歌声”，(既是音乐的又是诗歌的)——诗歌力求达到的形象转化在此刻得以实现。

然而这追忆的时刻建立于分离之中。诗歌、记忆及传记的形象并非产生于成熟与完成，而是缺场和失去。“巨浪的白色手臂永不疲倦地挥动着”是溺水的写照(回忆“沉睡者”)，诗人所谱出的歌声成为一种否定。

我再也不逃避了，这余音的震荡，

这失恋的哀歌和呼声，将不会从我心中消逝，

我也不再能够仍是那天晚上以前的心神宁静的孩子了，

那晚上在黄昏的月光照着的海上，

那使者在我心中激动起灵火和心中的甜蜜的狂热，

一种不可知的欲望，我的命运。

(楚图南　译)

如同李尔的(及坡的手法)叠句“再也不”形成紧张气氛。作为诗歌的歌唱者，诗人所吟唱的是否定的。“这失恋的哀歌和呼声”，将“不会从我心中消逝”。歌声产生于“一种不可知的欲望”，产生于缺少，产生于失去。结尾形成咏叹调，表现海之外的词“那个强烈而美妙的字”，“低声说出这美妙的字，死/还是死，死，死，死”。

在《民主展望》中，惠特曼曾预言“美国未来会诞生许多诗人。他们会创作出有关死亡的不朽诗篇”。在惠特曼形象转换的宏伟想象中，死亡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美国需要，世界也需要这样伟大诗人的诞生。他们把人类理性的肉体时空联系和符合在一起。而自然与人若即若离，时而包围，时而逗弄，时而融在其中，时而疏远在外，最终宇宙与人类和谐共处，平静而又安详……诚然这种普遍的倦怠无聊、怯懦畏缩、恐惧死亡的心态，这些卑鄙可耻的看法，不会永远笼罩着未来社会……会有伟大的文人横空出世，尤其是诗人来为死亡谱写篇章。

死亡参与进惠特曼式的合拍中，然而，它具有许多艺术效果。正如《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中运用“甜蜜的地狱”、“不可知的欲望”这样的矛盾修辞法，死亡是永恒欲望中浪漫主义想象的源泉。这是自然缺憾的原因，也是对其做出的回答，甚至通过对自然丰富的否定使想象为自身及其产物留有余地。在这点上，死亡与否定是“自然”的“巨大多重投射”中形象换位与多喻性的标志。诗歌创造性要求接受移位、改变、差异、缺失，并且一种形象既由他者产生，又可代替他者。正如爱默生“圆周结构”(circles)，惠特曼的形象是通过“移位”在“舍弃”中前进的，它们“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

1860年出版的《海流集》常被解读为继1855年版《草叶集》达到高峰与自信后的跌落，全诗弥漫着怀疑与消沉的情绪。但死亡从一开始就是惠特曼的中心形象。在《自我之歌》中，诗人将死亡置于典型形象的中心位置，使之成为诗歌中无尽解读经验的关键之处，并且得到不断的重新解读。在《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中，死亡不是诗歌灵魂中衰败与失去的异己标志，而是最初就铭刻在惠特曼诗歌宏伟蓝图中，并成为其铭文。

这并非意旨死亡仅仅融入到完整与统一重构之中。惠特曼的“死亡”没有固定的范围，没有合理的结构，没有超验的空间。凭借感觉能够判断分离与否定的伟大力量。然而分离与否定衍生于形象转化中，立刻成为废止与生产的链条：生产与废止密不可分。在惠特曼看来，形象力量的代价在于放弃永恒，拥抱差异。就像时间自身的生产性(在《自我之歌》第23段惠特曼宣布“我绝对接受时间”)是繁殖的形象一样，其他方面者则不予考虑。这是理解诗人诗歌观点的关键，也是理解他的历史观的关键。这紧密联系着诗人的民主观念，他感到美国是一个在多元世界中由多重参与者彼此不同的无尽个性组成的空间。美国事业与政体中的形象的多意性对于惠特曼不断宣扬的“美国是最伟大的诗篇”至关重要。美国，正如同一首诗，而且的确就是一首诗，一定能够由它的多元化形象解读。惠特曼的诗歌致力于将美国人植入这种形象力量的遗产之中。

然而也存在较为隐晦的一面。惠特曼并非试图在诗歌中否认分离与混乱，也并非试图把它们重新融入到单一的整体中。但是即便在他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其过程也依赖移位(displacements)作为其部分的生成力量。分离的移位不会生成内部对应的形象链，而是试图推翻它们。一种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感觉油然而生，各层次的经验非但没有彼此呼应与暗示，反而彼此颠覆。个体处在分立的地位上，却未能结合在一起。

过去和现在凋萎了——我曾经充满了它们，又倾空了它们，

现在又要去装满将来的最近一层……

我自相矛盾吗？

很好，我就是自相矛盾吧，

(我辽阔广大，我包罗万象。)

(楚图南　译)

惠特曼诗歌充满了过去和现在，同时又倾空了它们。这也许是为了装满将来的最近一层的一种必要准备——也许只是一张白纸的意象。但这依然是惠特曼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美国的问题，是否诗人所极力宣称代表美国的“自相矛盾”的确成为他诗学反映和感受的大众生活基础呢？是否美国之歌能够海纳百川般“包容”它的多义性及互为矛盾的能量，抑或是被它们推翻呢？

词汇自由共和国中的怀疑与异议？

惠特曼是孤独的民主歌手和诗人，这广为人知。但惠特曼同时也是怀疑论者，这一点恐怕并非人所共知。然而怀疑论始终困扰着诗人，这种感觉并非偶然而是深深地弥漫在他整个的美国诗歌中。如诗作《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As I Ebb'd with the Ocean of Life”)，海边碎片并非记载着暂时的消沉，而是诗人不断书写的与世界分离的威胁。这种分离力量的压力最终没有融入自我之中，或者吸收与吞并这个世界。惠特曼的诗歌几乎提供了技术认识怀疑论(technical epistemological skepticism)。例如，在他的自传诗《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There Was a Child Went Forth”)中，诗人写道：

那些白天黑夜的怀疑，那些奇怪的猜测和设想，

猜测那现象是否属实，或者全是些斑点和闪光，

那些大街上熙熙攘攘的男女，它们不是些闪光和斑点又是什么？

(楚图南　译)

这种怀疑的分离时刻与诗歌整体功能的宣言形影不离、紧密相联，诗篇开门见山点出：“有一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他只要观看某一个东西，他就变成了那个东西。”在此后诗篇中，诗人把永远失去与分离难聚视为创作的源泉，正如在《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鸟儿在虚空与死亡的巨大挑战面前痛失所爱。《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结尾句“低声说出这美妙的‘死’字，说了又说，死，死，死，死，”正是诗人蔑视自己建构的死亡形象、追求卓越与整体的见证。《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明显是一个分离的文本，其中心意旨显然是以个人及社会历史的角度面对死亡、失败、瓦解。的确，《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强调指出惠特曼对于世界分离的疑虑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幻想，也不能仅仅融入整体的自我之中。随着19世纪50年代美国共有的国家生活遭到破坏，它们不再与他的文化相关。

惠特曼似乎将分离力量抛之脑后，而热情洋溢地谱写了如《自我之歌》这样的非凡颂歌。这首诗歌雄浑响亮，充满豪情。正如哈洛德·布鲁姆(Harold Bloom[31])所感叹的一样，惠特曼为一切唱出了赞歌，我们耳朵都听出了茧子。然而无论是诗歌形式结构还是修辞框架，无时无刻不充满乐观喜悦之情。目录法在肯定的同时也反映出惠特曼对于整体想象的局限。多数读者认为惠特曼用目录法来统一他的各种各样不同材料，即使不是如此，也是要把美国的不同因素统一起来。而诗人如同诗歌和国家的公分母，他试图将多样性融入他的文本中。他似乎是坚信，(即使不能完全实现)诗歌想象具有统筹能力，进而也表明美国的民主事业接受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

但是一种游离在想象力与诗歌统筹力之间的辐射力量伴随着目录产生了。它们没有自行其是，而是努力引出多样性——这种努力也显示出张力。事实上它们(和总体上惠特曼的诗学)挑战和质疑诸多不同材料之间相互联系的可能性与联系模式。这些确实成为评价惠特曼各项事业的关键因素。在1855年到1860年之间，惠特曼诗歌生涯如日中天(除了在1858年在报社工作写诗数量减少和《海流集》引起疑虑外)，内战期间，诗人在华盛顿及附近忙于政府工作，并成为士兵的裹伤者。最后诗人在新泽西的卡姆登(Camden，New Jersey)辞职并生活在那里，在1873年遭受中风后于1892年去世。1866年，道格拉斯·奥康纳(Douglas O'Connor)在书中称惠特曼为“伟大的灰色诗人”(The Good Gray Poet)，目的是为惠特曼被指控淫猥而被华盛顿印第安人事务局(Washington Indian Bureau)解职一事平反。这一称呼却成为惠特曼背叛自己的诗歌首创精神及桀骜不逊性格的标志，因为从内战时期出版的《桴鼓集》(Drum Taps)开始直到去世为止，诗人始终与出版社、社会以及政治体制妥协退让。

惠特曼积极修改诗作成为争论的焦点，然而，背叛与衰败更加坚定诗人不断修订的决心，他重新来到印刷机前不停地修改。《草叶集》历经1855年版、1856年版、1860年版、1867年版、1871年版、1876年版、1882年版以及1891年—1892年临终版，每一版本都被解读为惠特曼的诗歌、性以及思想纯洁性的不断腐化过程。这些修订往往被视为诗人抛弃早期的激进主义、削弱诗歌表现力的标志。更有甚者认为诗人在不断试图隐藏其同性恋倾向，并且诗人通过对性爱重新审视来模糊或删减有关明显章节。然而如若诗人果真有此意图，很明显这绝非明智之举，笨拙之极而留下等量齐观的内容，并且拒绝做出任何妥协与让步来防止因被指控猥亵而于1882年遭到的诉讼。也有观点认为诗人重新审视性爱最终是为了激烈反对美国主导文化，是诗人对美国社会规则时而遵从时而背弃的若即若离关系的真实写照。因此对惠特曼研究的争论又浮出水面。修订历史成为自我诗人与民主诗人相抗衡的形象。这个社会或公众人物被认为隐没了真实的、自省的、独立的自我，而纯粹的诗歌成为预言和雄辩的献祭品。

对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活动，惠特曼既抗拒又接受，并且力图把反常之事及不同之物融入诗歌统一体中。诗歌统一性形成诗人血气方刚的自我，但同时又荒谬地丧失差别，最终吞噬了世界，形成帝国主义自我。个人及公共两败俱伤，妄自尊大的自我衍变成妄自尊大的民族主义，试图从这种共谋中拯救和捍卫惠特曼，使他置身于美国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或外部，来反对美国的意识形态。

但事实上，惠特曼既处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之中，又对它进行批判。诗人围绕美国价值体系进行批评，并非是排斥拒绝，而是批评美国自我矛盾之处。惠特曼性格中的激进与协同相抵触，并非确定他对美国持有异议。个体既非简单地反抗社会制度，亦非由其吞噬，作为其集体的机械代言人。相反，惠特曼希望在由独特的个人组成的政体之内建构完全独特的个人。建立起独特个人之间既互相尊重又团结一致的关系是惠特曼的热切期望，也是最大忧虑，这以不同方式分别代表诗人的诗歌创作和美国社会。

就惠特曼的诗歌事业而言，他对美国的信念体现在形象联系上，然而诗人通过与这些形象有关的诘问、语气及怀疑主义表达对美国的异议。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有转化为形象吗？诗人的见解与其他人达成一致了吗？甚或其本身系统而严密吗？惠特曼不厌其烦地宣称美国是一首诗：“这些州就是最宏伟的诗”(《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美利坚合众国本身就是最伟大的诗篇”(1855版《序言》)。诗人的诗歌颂美国的多样性：正如惠特曼的诗，美国是一个不断衍生出形象的文本，从“深厚的底蕴【到】[32]崇高的思想”。诗人写道：“美国的今天是一种带有适合于人类灵魂的伟大性和无限性的宇宙与动力特征的诗，在过去是从来不可能的。”(《过去历程的回顾》)在丰富的合拍过程中，诗人意识到“根据合拍原则，政治……宗教形式、社会学、文学、教师、学校、服饰等等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诗人追问道：“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保持不变、分离、自相矛盾呢？”尽管惠特曼急切渴望找出答案，但这远非仅仅用优美的修辞便可回答的。答案与惠特曼诗学的、哲学的及政治的立场息息相关。

在这一层面上，惠特曼试将纷繁众多的材料归纳为一个问题所体现出的极端主义精神却暗示了浪漫的主观主义精神。诗人早年在《长岛民主报》(Long Island Democrat)做编辑时所写的《落日》(“Sun-Down”)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即人人带着形状不同的“眼镜”凝视一座庙宇。在他的哲学笔记中，诗人沉思着：“透过镜中之脸可察看人间百态，看到自然的物体、过程、状态，并通过反射、鉴别、发展、验证可察看人类精神……人类之魂居于中心，而整个宇宙围绕于它，满足其所需，并为之服务。”惠特曼完全认识到浪漫主义者的发现，因此脑海中完全反映并呈现出自然的轮廓。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中，诗人称这是一种康德式的发现(a Kantian discovery)，“人类的感情、道德和美学在本性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们作为过去的写照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愿意最大限度地承认这些看法，充分明白它们从形式到思想的伟大壮丽之处。”

浪漫主义通过发现意识的创造力而建构自己的世界，然而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即它揭示出这样一个观点：世界若失去了创造力，将会土崩瓦解、坍塌消逝。意识的力量也界定了它的局限。浪漫主义的自信本身更是一种威胁。惠特曼用洪亮的声音呐喊，这不仅反映出巨大的能量，也反映出焦虑，以及略带绝望的诗歌《一只默默坚韧的蜘蛛》(“Noiseless Spider”)。在那里他的灵魂

周围为无限的空间的海洋所隔绝，

你不断地在冥想、冒险、探索，寻觅地区以便将这些海洋连接起来，

直到你放出的游丝挂住了什么地方。

(楚图南　译)

《一只默默坚韧的蜘蛛》暗示出灵魂的寻觅是一种徒劳；地区不会把海洋连接起来，脆弱的游丝哪里也不会挂上。没有灵魂的交流，世界本身将会一片虚空，迅速瓦解。

《自我之歌》是建立在浪漫主义自我反省之上的“宇宙间的一切永远从四面八方向我汇集”。(第20段)其公然前提在于“一个世界，而且对我来说是最广大的一个世界，是可知的，那世界便是我自己”。惠特曼深知这一点，因为诗人就是折射镜，无论它遇到什么，都是自我的写照。(“在一切人身上我看出了我自己。”)他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描述，而是力求通过自我之眼进行图像转换。诗人的任务就是积极地阐释，这首先表现为他自己的阐释能力：“一切都为我书写下了，我必须理解其中的意义。”(第20段)诗人不仅在颇富生气的修辞上而且在自我表达方式上都消除了不同材料间的张力。

《海流集》中《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体现了浪漫主义事业中的颠覆因素——对自我及其修辞也许不足以将世界统一的疑虑。这些疑虑并非是一种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反常，而是持续的冲突：

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

当我行走在熟悉的海岸上，

当我漫步于细浪不停地拍击你巴门诺克的地方，

那嘶哑的咝咝叫的水波刷刷涌来的地方，

那暴躁的老母亲不停地为她的遇难者哭泣的地方，

我在秋日的傍晚沉思着，向南凝望，

被这个我引以自豪和为之吟咏的带电的自我所吸住，

被那些在脚底的电线中流动的精灵所俘虏……

那谷壳、稻秆、碎木片、野草，以及大海吃剩的东西……

就在那里，那时候，巴门诺克，当我想起往昔关于相似之物的思想，

你这鱼形的岛啊，你把这些呈献在我眼前，

当我走向我所熟悉的海岸，

当我漫步着，让那带电的自我搜寻表现的字眼。

(楚图南　译)

该诗重现了惠特曼许多幻想转化的关键术语，暴露了主观主义幻想的薄弱基础，使得其对世界的憧憬遭到质疑。当诗人“沉思着”散步时，“往昔关于相似之物的思想”失去了踪影，“带电的自我搜寻表现的字眼”，找不到解读世界的迹象，却看到解读的失败。这种分裂感体现在海滩碎片式的形象中，这是一种否定式的照应，然而这一照应使思索之环更加紧密地围绕于自身，反映零散的记忆碎片。“字眼”及“带电的”本身就体现反转化，正如同惠特曼海水自身的比喻一样。惠特曼的诗风难以捉摸，但尤其突出重复使用响音词积聚丰富的内涵。词汇纵横交错，在形象的运用中创造深度及回响。“带电的自我”唤起《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意义的密集交错，激发读者的联想。“字眼”形象则吸收古代清教主义源泉，惠特曼以多种方式使之为我所用。并且诗人最初就赋予其诗歌事业以宗教内涵，作为代表世界及历史神圣意义与目的的标志。诚然对于曾作为印刷工人的惠特曼，“字眼”再现的恰恰是他出版的标志。在《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这些标志成为“脚底电线中流动的精灵”，一个诗歌常用的双关语，揭示而且反映出诗人想象世界国中的深不可测、动荡不定的矛盾。诗人自省的诗学意象体现在“水波”、海声以及嘶哑的咝咝声等诗歌形象上。

海水本身不断成为诗人形象转化的手段，更不必说强烈的性欲。在《从被抑制的疼痛的河流》(“From Pint-up Aching Rivers”)诗篇中，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洪亮的声音歌唱阳物”。这首诗还包括惠特曼的一个关于“清单”(list)的双关语。诗句“为我自己，或者为你或任何人，展开一张神圣的清单”，引出诗人诗歌中一系列互为不同却彼此呼应的各个层面。《本能的我》(“Spontaneous Me”)含有海员的意义，“清单”在这里蕴涵着横木和水淋淋的落锤：“那些美丽的湿淋淋的碎片，一件又一件被忽略的事物，当我偶尔把它们唤起或想起它们的时候。”在《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清单”化为诗歌般的呼唤，“听，数着”。

在《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相互关联的“图表”从倾听着的、灭绝的世界中分开，诗歌力量揭开面纱，成为缺场的魔咒，声音不在，形象不在：

当我走向我不熟悉的岸边，

当我谛听着哀歌，那些遇难的男人和女人的声音，

当我吸入那迎面扑来的摸不着的微风，

当那如此神秘的海洋向我滚来，渐渐迫近，

我也至多只意味着一点点漂来的东西，

一小撮可以收集的沙子和败叶残梗，

收集着，将我自己与沙子和漂流物合在一起，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啊!失败，受挫，几乎屈身到地，

我对自己感到压抑，悔不该大胆出声，

如今才明白，在那些招致报应的胡说八道中，

我从来丝毫没想到自己的身份，

只想到在我所有那些傲慢的诗歌前，真正的我仍站在那里没有

触及，没有说明，根本没有接近，

他退得远远的，以赞讽参半的手势和鞠躬把我嘲弄，

对我所写的每个字都报以一阵阵哄笑和冷冷的讽刺，

默默地指着这些歌，然后又指指下面的沙子。

我发觉我没有真正懂得什么，连一样东西也不懂，而且谁也不能，

在这里，当着大海的面，大自然趁机突袭我，刺我，

只因我曾大胆地开口歌吟。

(楚图南　译)

本诗公开承认，它不是反映一致，而是否定。这些现在是“我不熟悉的”海岸，萦绕着“遇难”男女的声音。自我与世界并非前后一致，彼此也无法接近。在别处意味着形象的“回声”——在《自我之歌》第18段表达了“嘹亮的回声”和“暗示”——在这里仅仅是一种声音的反复回荡，它表达自己而并非这个世界。然而若这个世界不存在，自己又将消失，“未曾触及”，由大海唤起的惠特曼式的性爱将濒临失败，遭到“刺痛”而非以“多情的海潮向我冲击”(第22段)，亦非28个青年人在海边洗澡时飞沫拍击的性爱场景(第11段)。诗句“真正的我……未被触及，无言以告”与其说是个人的超自然形象，不如说是个人与诗歌的一致的可能性丧失了。(“无言以告”对应话语的崩溃。)作为诗歌形象的个人或其他联系，现在是“退得远远的，以赞讽参半的手势和鞠躬把我嘲弄”。

本诗丰润的结构似乎是以一种消除疑虑的方式，唤起一系列惠特曼式的形象：“讽刺”或“赞讽参半的手势”使人联想起《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反舌鸟的歌喉。“胡说八道”消解了《自我之歌》中“闲游者的谈话”(第8段)。“压抑”(oppress'd)暗示出惠特曼压印(impression，第13段)或是印刷体“挤压”(press，第33段)之类词汇的整个链条。不断重现的“漂流”意象证明诗人善于在诗歌形象中运用响音词。例如诗人在《不要向我关门》(“Shut Not Your Doors”)中写到“书中的文字不算什么，它的倾向才是一切”；在《各行各业的歌》(“A Song of Occupations”)中写到“苹果形的地球和上面的我们，它们的趋向确实有不平凡之处”；在《自我之歌》的迅猛收笔处，诗人预言般离去，就如彗星在“镶有花边的布片”上“漂流”(第52段)；在《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初稿开篇中诗人积极地暗示：“伟大的海流啊，你与海浪一起影响着我，我多么希望像你们那样去影响他人啊!”但这只会在诗歌结尾暗示一种恢复。在那里“超越几许思绪的片断彼此矛盾”似乎表明诗人与社会重获联系。“无论你是谁，我们在你脚边的漂流物中躺着”几乎表明诗人与世界成为彼此的信徒，而漂流成为诗化的轮廓，并且反映出崩溃与迷惘。

在诗歌的主要进程中，“自我压抑”的感觉似乎超越了“影响他人”之力。“我也至多只移位这一点点漂来的东西”，揭露出浪漫主义诗歌幻想的脆弱性，如大海般漂流不定、随波逐流。它以自身为中心，而自身在转变的时刻十分脆弱。惠特曼所写既是诗歌幻想的作用，又是其局限性。他“眼光从南天落回地面”，置诗歌于全部视野之内。但如同任何浪漫主义视野转换的本质一样，视点可能转移，正如在这里以前的形象逐渐融入到孤立与唯我主义中。“我发觉我没有真正懂得什么，连一样东西也不懂，而且谁也不能。”诗中“融合”并非指世界像主人般吞没了诗人，而是诗人融入“沙子和漂流物”中。

惠特曼的《海流集》可与爱默生的晚期散文《经验》(“Experience”)相媲美，文中想象的转化之力被简化为“玻璃监狱”(prison of glass)。然而这种简化已经暗含在《论自然》的“透明的眼球”中了(惠特曼在1851年的演讲中曾引用过)，爱默生以此暗示想象的不确定性。“每一小时，每一次改变，都对应和证明一种心境。”然而在某种意义上，眼睛所见只是事物的映像，“如同自然般美丽”。怀疑主义者的主观性萦绕于浪漫主义诗歌想象中。

这种怀疑主义在1860年所写的一首诗《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爆发出来，(并且惠特曼的眼光“从南天”落回地上)。诗人所关切的知识上的审美与认识论问题也同样具有社会、文化及政治指涉。存在于自我与世界、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怀疑分歧；存在于自我指涉的主观性之间的张力；在多样性中建立共同体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对的分裂力量，使内战爆发具有一种政治必然性。但惠特曼的危机感远远超越联邦面临分裂的紧迫性。他的诗作常常被理解为一面镜子，反映联邦制与各州权力之间的紧张状态，惠特曼的联邦主义试图通过诗歌的吸收力量得以实现。这种分裂的危机显然使美国的离心力量骤然膨胀，但美国的文化分裂远远超出当时特殊的联邦政治，并在内战后联邦重建时也长期持续。林肯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时谈到“脱离联邦的本质即是无政府主义”。然而，惠特曼逐渐感到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力量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分化公民的潜在危害，总是呈现在美国多元化的伟大事业和复杂的自由传统基础之上。

据说惠特曼《民主展望》(1871)的开篇与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33])的散文《论自由》(“On Liberty”)有关。诗人写到米尔认为一个“真正的伟大民族”“首先要具有多样化性格，其次要能以无穷无尽甚至相互矛盾的方针政策表现和扩展人性”。诗人赞美这些“多样性及自由性”原则是“新世界政治和进步的伟大教训”。这些原则证实诗人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洞察力来源于革命及宪法的有关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多元利益是自由共和主义的关键，同时也需要协调和指导。《联邦党报》(Federalist)第10章提出新政府应该“吸收更广大的多样化的党派以及利益团体”，以便使“更多党派提供更大的安全性，防止任何党派因数量上占优势而压迫其他党派”。这种相互竞争的个人和党派利益所形成的制衡力量，将在公共机构中通过多元化声音及共同参与形成积极的优势。麦迪逊(Madison[34])在《联邦党报》第51章中写到：“以野心来抵消野心，个人利益必须与地区的宪法权利相联系。”

根据杰斐逊传统，防止个体及利益公开竞争而使社会分裂的因素，要参与到公共生活中，这样可以界定和捍卫自治。杰斐逊的民主构想是在公众参与中实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共存，在其中个人努力通过服务于政治团体而得以实现。同时，个人自由的最佳保证就是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正如19世纪40年代托克维尔写到：“政治自由是……容易失去的，稍纵即逝。”如果“个人主义”威胁“削弱公共生活效力”，美国人“已经通过自由的机构与造成人们分裂的平等倾向做斗争”。无论地方性或是全国性选举及立法程序会为“集体中所有成员提供一致行动的机会，并且使他们不断感受到彼此的独立性”。这些机会“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紧密连接”，使政治自由弥补由个人主义民主所滋生的“孤立”与“自私”。“当集体成员被迫参与政治事情后，他们必将跳出自我利益的狭隘圈子。”

在大众生活中，人们会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种公民或共和制的美德可以追溯到清教徒及美国《圣经》传统。约翰·温思罗普在《阿拉贝拉》(Arabella)上发表的《论基督的博爱》(“Christian Charity”)中号召当时和将来的人们：

人人都需要他人，因此人人皆有可能如兄弟般紧密团结：人人皆生而平等，人人无高低贵贱之分，无财富多寡之别，人人皆应为造物主增光添彩，为人类谋福造益。

行政权威所强加的集体标准可能对清教徒生活中的个人自主权产生深远影响。清教主义进一步提供舞台以平衡公私利益。个人的精神性是清教主义的最终义务，然而其在集体生活中也贡献于公共利益——而这种公利与私利相互确认在惠特曼《自我之歌》中得以重写。

强调个人自主权的政治及《圣经》传统不断影响到自我管理的集体生活，进而进入经济个人主义传统，并从清教事业的一开始就体现在合资公司中。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是其重要标志。从19世纪开始，多样化的、不受约束的通过自我努力创造财富的模式得到人们的认可。此外，公共参与的政治传统也预示着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35])所谓消极的自由为基础的政府权威，而这种消极自由却得到诗人的鼎力支持。惠特曼在有关报章中对于消极自由进行了明确表达，即“政府的至高权力归根结底实质”是“人人的权利不受任何侵犯……这一规则，只要合理解释和应用，足以形成政府必要的出发点；不需制定更多的法律以防止个人或团体侵犯别人的权利”(1847年7月26日)。民主政府的任务就是保护个人不受干涉，进而使国家为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打开方便之门：“在每一个现代国家，总会有这样一个阶级渴望自由地对待人性，给予它信心，并通过其本性和冲动的适当自由，为其提供发展的机会”(1846年3月21日)。惠特曼在《布鲁克林每日鹰报》中以杰斐逊的流行观点来总结他对个人权利及自由的认识：“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但正如惠特曼所担心的一样，一个人人都谨慎小心、彼此防范的国家怎样建立起共同利益呢？这一点并不完全明朗。根据美国观念，尤其根据惠特曼对美国观念的理解，个人主义正是在这种多样性背景中产生，但是它们多种多样的冲动经常呈现不确定的关系。在整个19世纪，价值观的冲突加剧。随着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甚或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奋斗的公共和社会框架在政治和宗教传统中面临与日俱增的压力。

存在于个人的自由独立和社会公共生活之间的潜在分裂，在惠特曼形象转换中喷涌而出。在这一事业中，诗人尝试着将各种不同的美国经验联系在一起。个人及社会、经济及文化、诗歌及科学等各种领域彼此统一、互为补充。但当惠特曼阐述这些彼此相关的形象时，分裂便产生了。在许多方面，诗人美国诗学不是表达自己对美国的满足，而恰恰是对它的异议。事实上，诗人所构想及呼唤的美国是一种批评而非对于现行状态的肯定。而这也未能导致它抛弃美国的承诺或是他的自由共和主义立场。现时的政治及总统在许多方面未能充分履行职责，这促使他成为诗人，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转而进行诗歌创作对他而言是一种社会—政治承诺。他在一封信中写到，他选择“离开政治……出于自我信仰、大众、真正代表新世界的原则”。这并非是抛弃公共责任，而是一种领导者的形象。它将使惠特曼献身于“这些州的预言文学”的创作中，并且文学“将成为……美国民主最可信、最有价值的支持及表达”。然而惠特曼的诗歌记录了这项事业的艰难。美国民主急需支持。诗人致力于美国形象转换的紧迫感是对美国当前政治局势感到沮丧的一种表达。

惠特曼早期诗作《图画》(“Pictures”)在这点上具有启发性。本质上说是一个目录(但很清楚刻画的内容如同在一个房子里，这是诗人内心的真实写照)，其修辞由暗示彼此之间各种特征一致的名单组成。这一形象从个人的家族史到惠特曼宣称的“历史碎片”(a historic piece)：

还有历史碎片——你看，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

坐在那里读卢梭，读瑞士，

并且起草《独立宣言》，编纂美国法律；

还有新英格兰又高又瘦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在讲坛上做讲演，

还有我的国会正在国会大厦开会——

两个议院同时出席。

美国政治传统植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由杰斐逊翻译到美国创建时期的自由文献中，并由爱默生这样的自立的理论家所继承，在美国政府的国会中得以成功实现。但此前及此后段落缺乏自信：

还有，在一群人中，一个反叛的奴隶，蜷缩在那里，

你看，手铐，脚镣，血迹斑斑的牛皮鞭

……

还有，看那两艘战船在互相致敬——……

还有，在那弗吉尼亚詹姆斯河平坦的河岸上坐落着农场主的庄园：

还有一个老黑人，双目失明，帽上挂个告示牌，

哼鸣着小曲，卑微地坐在街角里乞讨……

这首诗歌并置的几个因素是否彼此一致尚存疑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目录的修辞并未给予解决。卢梭—杰斐逊式的社会契约、平等、自治传统，如何与“农场主的庄园”上一边是与被捕奴隶有关的“手铐，脚镣，血迹斑斑的牛皮鞭”、一边是双目失明沿街乞讨的黑人形象相契合？至少可以说，将这样一些形象混合进一首诗中，是很难令读者完全明晰的。在诗歌中，同性恋倾向及自我形象刻画紧随其后，但这种出其不意的插入未能充分做出解释：“还有曼那哈塔[36]的年轻人，这值得赞美的粗犷豪放(我深爱的人——让其他人歌唱他们的至爱——我要为我所深爱的他唱上一千年!)”这“曼那哈塔”的“值得赞美的粗犷豪放”，也不可避免地唤起惠特曼自身，正如这诗行暗示着同性恋的表白。对于惠特曼，“爱情”一如既往表现的是社会情欲而非个人情愫。但无论是社会或个人，爱情能实现其粘附功能吗？它能把伤口及分歧接合得天衣无缝吗？这一问题在诗歌结尾处令人不安地重现出来：

但在这里(你好好看看)，看看这里美国的生殖选择，一个标准尺寸的男人或女人——一个自然淳朴，训练有素的男人或女人。

(美国生殖选择留下了城市的精密技巧，商业和农业的回报，版图的扩张，文学及艺术的成就，所有外部成功的壮观。享受着孕育标准尺寸的人，或是一个个标准尺寸的男人或女人，不可征服，简单淳朴；)

——这些皆是悬挂在我圆形房里的图片，——像这样的图片，我还有很多——它们只是很小。

惠特曼括号内冗长的评论包含一系列互有分歧的典型经验领域，暗示出一些形象(及国家)的相关性。但它们真正彼此相关吗？“地理的版图”(惠特曼支持帝国主义扩张政策[37])能确认“城市的精密技巧”吗？惠特曼的同性恋自白在激烈反对这种行为的社会中能占有一席之地吗？这种诗人致力于抛开一切的情欲幻象真正能包含所有争议分歧吗？尤其是当“选择”及美国之歌如此强调“生殖器崇拜”(phallic)时，男性形象能够代替、代表、转化为女性形象吗？“商业的回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及艺术成就相一致吗？并且诗人脑海中房里“图片”的幻象地位能超越他的主观性吗？

惠特曼诗中这些彼此相悖的形象恰恰反映出美国社会结构中的裂缝。惠特曼深知这一点，而《民主展望》就是要将之揭露。金钱尤其拒绝惠特曼殚精竭虑所渴望的转化。一方面，惠特曼根据自我设想表明美国必然走向繁荣。诗人坚持说：“毫无疑问，(美国)势必会走向物质繁荣，会超越所有先例，成为世界强国。”但是美国的承诺必须超越物质的发展与获取来实现，甚至超越自由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构成和支撑经济占有和首创精神。《民主展望》的写作基于这一动机：“警告与告诫政治及商业读者……反对建立自由政治体制的流行错觉……具有普遍的好秩序、丰富的物质、工业等(这些皆为理想的，弥足珍贵的优势，)决定并且服务于我们民主实验的丰硕成果。”

惠特曼本质上拥护振奋人心的对个人独立和无尽机遇的自由承诺。在其中，“政治及其他一切政府秘而不宣的目标……不仅仅是统治及镇压暴动等，而且是发展、培育、鼓励所有仁慈和勇敢出现的可能性，以及对隐藏在所有性格中的独立、骄傲和自尊的渴望。”但是诗人看到自由政府及经济最终将通过“真正伟大的宗教、道德、文学及美学结果”表现出来，“并走向史无前例的帝国”。所有“世界现实的辉煌”都将通过“心志成就永恒的帝国大厦”。仅在那时“他们才达到实利主义的巅峰，已知的及未知的预言”。

然而，这种形象转化并非显而易见。相反，自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展现在惠特曼面前的景象是美国生活的“空虚”(hollowness)，淹没在商业的“腐化”之中，而商业“忙乱的光芒”会“吞没一切”。“理性、科学、肉体、收入、农场、商品等人声鼎沸，成就非凡。”美国“硕大无比，越发完备的身躯已经丧失了灵魂”。尽管“各州物质进步空前绝后，但社会却变得萎靡腐烂、粗糙不堪、笃信迷信、腐败堕落”。“财富像统一浇铸的模具，到处腐蚀一代代人”，“并且彻头彻尾控制美国生活”。不但没有产生救赎般的转化，我们正面临着可怕的倒转：“我们的现代文明进步，也成为一种徒劳。传说已成为现实，我们正走在通往毁灭的穷途末路上。”

物质经济及生活其他方面的削弱是抵制惠特曼伟大事业的关键环节。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基本建构中存在一种分裂的危险。在个人自我保护空间里——惠特曼在《民主展望》中所定义的“独立”是“除个人自由外不受所有法律和义务限制的自由”——因此在“我们身上滋生”出“潜在骄傲、竞争、种族隔离、固执、放任”。这种分裂威胁从政治、社会、经济领域扩展到惠特曼的想象事业中。诗人致力于挖掘个人创造力，通过诗歌证明、激发、唤醒他们，这很可能使每个他/她在独立的世界里产生唯我论思想。如果每个个体以想象的消极自由来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世界，什么能作为彼此参与和集体利益的保障呢？然而惠特曼不遗余力地抗拒等级制度和独裁权力所强加的秩序及一致。他的民主承诺禁止任何“不惜一切代价获取权威和……凝聚力”的行径，因为这些是以“秩序、安全、等级”为基础一直贯穿于“政治史”的。

惠特曼的伟大诗歌不断回应这些进退两难的窘境。有时诗歌对这些彼此矛盾、互不和谐的因素闭口不谈，而是力求以和谐的方式整合它们。甚至有时分歧清晰可辨。有时惠特曼极富悲切惨怛之情，像预言者耶利米[38]一样，呼唤国家回到以前的状态，以理所当然的美国名义来指责美国现状。很少有悬而未决的时刻，至多是模棱两可的转化或决断。最后，分歧被找到并表达出来，在尊崇中没有逃避，甚至充满希望。《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及《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就是这样两首诗。

《横渡布鲁克林渡口》(“Crossing Brooklyn Ferry”)是惠特曼整合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这里，惠特曼以诗歌方式致力于物质和技术转化的思想得以强烈表达。他坚持表示河流代表工商业：“从此岸到彼岸，数不清的过渡的人群呀……把你们的火苗高高燃起吧，铸造厂的烟囱!入夜时把黑影抛下!”然而这里显示出惠特曼式的浪漫主义幻想。

在我下面的浪潮哟，我面对面地看着你呀!

西边的云——那里已经升起了半小时的太阳——我也面对面地看着你呀。

……

在每天所有时间里，从万物中得来我的无形的粮食，

单纯的、紧凑的、完美地结合起来的组织，我自己分崩离析了，

每个人都分崩离析了，但仍为组织的一部分，

过去的相似处和未来的相似处，

光荣，如同念珠一样贯穿在我的最微小的视听上，在大街上的

散步，在河上的过渡，

河流是这么湍急，和我一起向远方游去，

那跟随着我而来的别人，我与他们之间的联系，

别人的真实，别人的生命、爱情、视觉和听闻。

(楚图南　译)

本诗以非凡有力、精神焕发的自我形象打开全篇。诗人乘船，极目远眺，看见“在我下面的浪潮哟……我面对面地看着你呀”。这种开篇的反思形象，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将周围世界中的一情一景都融入作者视野范围中，以此为中心，周围世界的力量与景象都汇集在一起。“光荣，如同念珠一样贯穿在我的最微小的视听上”，是城市的灯火与河流相映成趣时诗人想象中出现的绝妙形象。然而诗人既不愿将这一想象过程孤立起来，又不愿将之占有。诗人并非冷眼旁观，而是融入其中，“我自己分崩离析了”并且“每个人都分崩离析了，但仍为组织的一部分”。连贯的诗行，嵌入“湍急的河流”，把自己与他人、过去与将来融入惠特曼赞美的“爱情”中。

精神焕发的自我作为每个人的经验的焦点，在下一诗节中神明化，“看着美丽的离心光带在阳光照耀的水上环绕着我的头”。光环环绕着一个发光的形体，这是在开篇的“面对面”中所隐含的一个宗教化的形体。惠特曼的诗歌从头至尾反映美国宗教传统的多样转化。诗人不断使用宗教术语为自己的诗歌事业服务，对美国承诺有更深刻认识，其中包括宗教方面，而这一方面交替被称为道德、精神、预言及灵魂。诗人在《民主展望》中写到：“民主的核心是宗教因素。”最高的“从过去中崛起的特别突出的阶段”是“高贵纯洁，令人肃然起敬的宗教民主”。但惠特曼的宗教观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从巴曼诺克开始》(“Starting from Paumanok”)宣称：“我也……开始创立了一种宗教……我说整个地球，所有天上的星星，都是为着信仰的缘故。”后面继续写到：

我说，任何人都还完全不够虔诚，

任何人都还敬慕或崇拜得不够，

人还没有开始想到他自己是如何神圣，未来是如何的确定。

(楚图南　译)

惠特曼的宗教观具有他所崇拜的伊莱亚斯·希克斯(Elias Hicks)所具有的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受他自己的贵格派背景影响，他称之为神秘的、激进的“灵光”。基于此，人人皆有神性。惠特曼也意识到激进的个人主义宗教极不稳定：思想狭隘、反对律法、过于世俗。当实施“真正的贵格派”的“内在情感灵魂的神圣法则严格地，也许是强制地实施”时，结果可能是“不合礼仪、逾越常规的疯狂行为”。

《横渡布鲁克林渡口》体现了惠特曼为遏制这些不合人意的方向所做的最富预言性的努力。这首诗严厉反对先验，预想这个世界的满足与完美并不在于另外一个世界，而是在于尘世生活的理想化、神圣化：“繁荣，城市……扩展，也许最为神圣。”确是如此，不是聚焦于当时社会中的任何状态，而是将自身投射到渡轮要穿越的未来中，其本身成为惠特曼本人的诗学声音。“美国，”他在《民主展望》开头写道，“认为她的辩护和成功(为谁，至今，敢于宣称成功？)的价值几乎都在未来。”关于未来可能失败的任何焦虑只表现在《横渡布鲁克林渡口》第6段中，这里“落下黑暗的阴影”。

黑暗的阴影不单是落到你的身上，

黑暗也将它的阴影投落在我的身上，

我曾经做过的最好的事看来还是空虚和可疑的，

我曾经以为这些是我的伟大的理想，实际上它们不是贫乏得很么？

知道什么是恶的人也不单单是你，

我也是深知什么是恶的人，

我也曾接过古老的矛盾之结，

我曾经饶舌、觍颜、怨恨、说谎、偷盗、嫉妒

我曾有过奸诈、愤怒、色欲、不敢告人的色情渴望。

(楚图南　译)

变化的幻象可以归纳为“空白”，它总是潜在的，隐藏在黑暗中。正如在《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中，惠特曼用一种威胁社会诗学整合的性爱罪孽和个人自白来说明，他对诗歌事业的信心已经瓦解。这里的“矛盾之结”就硬性地阻碍了诗歌前面一部分所借喻的“结”(ties)。

但第6段在整首诗中相当的自我封闭。《横渡布鲁克林渡口》中最重要的还是惠特曼的双重承诺——既专心致力于被奉为神圣的个别“自我”，又献身于一种爱的社会。惠特曼把时间与比喻结构结合，实现了“过去的比喻和将来的比喻”的先期承诺，穿过渡口“恰如”别人不断地通过没有终端的未来一样：

恰如你们眺望到这河流和天空时所感觉到的

我也曾如此感觉过。

恰如你们之中任何人都是活着的人群中的一个，

我也曾是人群中的一个……

恰如你们此时凭栏站立，而又在随着急流匆匆

前进，我也曾站立过匆匆前进。

(楚图南　译)

惠特曼精心地建立了一个“你”的形象来配合自我的形象，用一种致词式称呼的修辞来扮演那种从自我到他人、从现在到未来的过渡。这种“你”的安置方法在惠特曼的论述和有关惠特曼的论述中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惠特曼是不是一个强硬的修辞家，用比喻和类比千篇一律地将自我强加于别人之上呢？或者惠特曼构建了一个语言的空间，在这其中尽管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也会提供一种别人同样坚持自己意见的模式，而语言成为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自我表现和交流的舞台？在《横渡布鲁克林渡口》中，惠特曼的幻想是民主大众之间都可以建立自由的私人关系。以其当前的平衡作为描绘惠特曼自身诗学立场和方法的形象。

想想吧，你们读者们，我也许在冥冥中正在注视着你呢!

河流上的栏杆哟，坚强地支持着那些懒散地凭倚着你而又随着匆匆的流水匆匆前进的人吧；

向前飞呀，海鸟哟：从侧面飞，或者在高空中绕着大圈儿回旋……

灿烂的光带哟，在阳光照耀的水中，从我的头上

或任何人的头上散开吧!

快来吧，从下面港口驶来的船舶哟!向上或

向下驶去吧，白帆的双桅船、划子、驳船哟!

飘扬吧，各国的国旗呀!在日落时也要及时地降落呀!

铸造厂的烟囱哟，将你的火烧得更高吧!在日暮时投出黑影吧!把红光和黄光投在屋顶上吧!

你现在或从今以后的外貌表现了你是什么，

你这不可缺少的皮囊哟，继续包封着灵魂吧，

为我，在我的身体的周围。为你，在你身体的周围，带着我们最神圣的芳馨。

繁荣吧，城市——带着你们的货物，带着你们的产品，广大而富裕的河流，

扩张吧，你们也许是比一切更为崇高的存在，

保持你的地位吧.你是比一切更为持久的物体。

最后我们怀着自由的感觉接受你们，并且今后将没有餍足……

我们不测度你们，——我们爱你们——在你们身上也有着完美，

你们为着永恒贡献出你们的部分。

伟大的或渺小的，为着灵魂贡献出了你们的部分。

(楚图南　译)

广泛的列举和集中的修辞组成了一首绵延不绝的乐曲。然而，铸造厂浓烟滚滚的烟囱所唤起的巨大物质财富潜在的腐蚀性却成为一个万花筒。“城市”和河流上的“货物”要扩展为“精神”的外延。政治的旗帜在光环的意象重现中伴随着理想化的个体迎风飘扬，“灿烂的光带”这时直接扩展到“任何人头上”，与爱默生的海鸟的“回旋”的意象形成了共鸣。性爱，从惠特曼诗歌里一直传达的性爱维度来看，在身体的“最神圣的芳馨”中作为社会交流和诗学活力的双重意象表达出来。(“最后我们怀着自由的感觉接受你……并且没有餍足”，比较诗中前一部分惠特曼所写到的联系，“它们使我现在与你融合在一起，并将我的意思倾注给你”。)确实，整个这段(也)作为惠特曼诗歌事业的自我描述，因为那个“我”和“你”在文本交换中互相面对与表达(“将你读作我”)；最重要的是，河流的意象，同时变得紧迫并懒散、有序并舒适、忙碌并安闲，通过“匆匆的流水”连接水域和陆地。

在《横渡布鲁克林渡口》中，商业、精神性、性爱和政治得到了多角度的相互展示，以时间本身的包罗万象作为写作的媒介，表现为“匆匆的流水”。惠特曼进一步证实了对时间过程的信奉，甚至是对死亡的信奉，好像它本身是一系列形象的移位，“永恒的转变和前进哟”，正如他在《自我之歌》第49段或《民主展望》中的“贯穿时间的无休止的演替”。逝去的时光中经验的区别和人们之间的不同得以承认，但这些经验之间和人们之间，通过那个有力的称呼“你”，在“爱”进一步投射的未来中，将所有“为着永恒贡献出的部分”联系起来。

然而，对渡口的赞美并没有最终地或者完全地解决那些通过华丽的文辞而巧妙处理的分歧。在如《睡眠的人们》(“The Sleepers”)这样一首诗中，这些分歧一样重现。这些诗文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开篇。这“幻象”中的“我”无法渗入自己的主观世界，而且“我神志迷惑，忘记了自己，错乱，矛盾，/屏息，凝视，俯身和停息”。诗歌在它的“目录”里包括了不协调的、疏离的成分：尸体、醉鬼、手淫者、“受伤裂开”的身体、疯子、罪犯、杀人犯、被杀者、唯利是图者等。在这些迥异的人物趋向互相调和的同时，这首诗也残存着深深的犹豫和自我怀疑。这些幻觉的意象更多地被“比做”，只在夜晚和睡眠的“昏暗的光线里”。在这里，这些不同点与其说是得到处理不如说是被抹杀。这里诗人抚慰的手并没有触到，也没有停留在那些时睡时醒的人身上。“美丽的沉没了的游泳家”，这仿佛是在暗示如果不是对基督的牺牲，就是一种补偿，但至多是一种含糊不清的补偿。这个游泳家可以视为美国自身的一个伟大的、神话般的人物，但他的努力“受到挫折，遭到撞击，他受伤了”，而且最终也在冒险活动中被击败在“激荡着的漩涡”中。在这里惠特曼不断借助爱默生的扩展环形结构(the circles of Emersonian expansion)，(正如在《横渡布鲁克林渡口》中海鸥“悠缓迂回的飞行，然后渐渐地侧着身子向南方飞去”)来代表最后的伤口“在回转着的漩涡中”。这首诗并没有从这种死亡中恢复。充其量只是提供了诗歌反复出现的梦境：“啊，爱和盛夏哟，你们在梦中，且在我们心里……风和雨在黑夜中融合，船舶在梦中前进。”这里的“融合”，正如在《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中一样，是指失去意义，而不是获得意义。而且调和的明显不过是梦境，一个诗歌中的幻象。

在某种意义上，诗歌中的幻象总体上处于不一致的状况。和19世纪其他诗人一样，惠特曼的任务不仅包括找到一种诗歌语言与模式，以此匹配新兴美国的国家特性，而且要为诗歌在蒸蒸日上的美国文化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也曾经是像朗费罗这样的诗人面临的挑战。朗费罗的诗反映了诗歌要在美国获得真正地位的焦虑与渴望。沃尔特·惠特曼敢于付出更多的努力。他宣称诗歌是美国文化的一个完整部分，对诗歌面临被移位的威胁做出反应——其实是宣称诗歌是那一事业的终极表达和结果。惠特曼提出了一个美国的诗歌诠释，而且还是一个诗歌的杰作。当他称美国是一首伟大的诗时，此二者都是他的意图。

惠特曼的诗歌成就最终集中到组织一整套诗歌语言的意图上。惠特曼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时不时地着手处理着美国文化语言的问题，从他未出版的《语句漫游》(Rambles with Words)的笔记，到《美国初级读本》，或者关于“美国俚语”问题的《十一月的树枝》(November Boughs)。惠特曼拒绝了“沙龙里的礼仪”，在那里“侍者们安静、顺从地站在椅子后面，弯着总得弯着的腰”，惠特曼在《美国初级读本》中代表了“美国人民的胃口，在通俗的言语和写作中，那些不加修饰的自由、粗糙、直接、生动的绰号、感叹、咒骂、轻蔑之词、反抗……我喜欢灵活的、持久的、尖锐的词句。我喜欢把他们用在自己的作品中，我喜欢在报纸上、法庭上、辩论中、国会上看到或听到这样的话”。作为一个诗人，惠特曼代表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正在蔓延扩张的、民主的语言，他致力于构建这样一种语言，并通过这种语言向人们宣讲。但这也意味着要在一种自由中解决分歧，甚至是潜在的暴力，这种自由使每个人都摆脱束缚，并使人们互相对抗。承认了美国精神中的“自愿的标准和自助”，在“利己主义或大众金钱及物质目标”之外，惠特曼提倡诗歌的嬗变应“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精神上的、情感的力量之中”。

惠特曼希望构建的诗歌语言又必须要承认冲突和分歧，甚至是诗歌本身的移位，潜在于美国自由个体的发展之中。然而，对此惠特曼一直深信不疑。他做了也许最为感人的承诺，一方面在《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中，另一方面在他的一组菖蒲诗中：那些从最公开到最隐私的表达。语言在两者中，不是处于华而不实的、混合的修辞中，而是处于分离和遗失中。这些诗没有恢复这种遗失使之充满。相反，它们秉持了历史和自身无法复原的东西。

《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是写给林肯的挽歌，(“啊，在西天的陨落的强大的星星哟!”)引进了一种视觉形象的相互作用——星星、小鸟、丁香枝、诗人，总统。它们一直没有转变为一个单独的意象。它们彼此悲伤地相对。而且，在《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是死亡推动了这首歌：

在大泽中僻静的深处，

一只隐藏着的羞怯的小鸟唱着一支歌。

这只孤独的鸫鸟，

它像隐士般藏起来，避开人的住处，

独自唱着一支歌。

唱着咽喉啼血的歌

唱着免除死亡的生命之歌，(因为，亲爱的兄弟，我很知道，

假使你不能歌唱，你一定就会死亡。)

……

(并不是献给你，仅仅献给你一个人，

我将花枝献给一切的棺木，

因为你，如同晨光一样的清新，啊，你神志清明而神圣的死哟!我要为你唱一首赞歌……)

(楚图南　译)

像歌曲一样充溢的丰富的自我(“瓦尔特，你藏在心头的东西不少，那么为什么你不把它拿出来呢？”《自我之歌》第25段)，现在已经空了，不可思议地反映在诗中：“假使你不能歌唱，你一定就会死亡。”这个歌者是孤独的、与世隔绝的。他的歌与世隔绝。但是，正如在《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一样，死亡作为永远的断层也呈现在时间和历史之中。这首诗，没有否认死亡，而是致力于此：“啊，你神志清明而神圣的死哟!”总统的死亡既无法弥补，又不合情理。但诗歌的声音，准确地说是在分离的隔绝中、在灾难中冒险前进，来表达公众的悲伤。在珍视缺失中，诗人衡量了缺失的范围；他发现在历史进程和公共话语中，分离本身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

《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以更多的复杂性和共鸣重写了惠特曼最重要的诗学术语。在第8段里，诗人称呼那陨落的星星，回忆他如何

当我沉默地在薄明的黑夜之中走过……

当夜深了，我看见在西方天边远处，你是如何地充满了悲哀，

当我在高地上，站在薄明的凉夜的微风之中，

当我看着你渐渐逝去，并消失在夜的黑暗之中的时候，

我的灵魂也在苦痛消失中向下沉没了，跟你悲伤的星星一样完结，

在黑夜中陨落，并永远消失了。

(楚图南　译)

这里的“薄明的凉夜”并没有坚持战胜黑暗进入光明，而是几乎有着矛盾修辞法的力量。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抵制转化的意象，暗示了修辞与修辞之间无法从一个水平转化到另一个水平的不连贯性。矛盾修辞法的模式继续着。诗人看到的是悲伤的充实感。在高地上，他自己的灵魂“在苦痛失意中向下沉没了”。而且他称呼不在那里的东西：星星“消失了”。不像《睡眠的人们》，任何统一消除差异的问题都搁置了下来。星星“消失在夜的黑暗之中”。这种缺失是无法缓和的、是终极的。

但是缺失的时间最终也是前进历史中的一个瞬间。画眉鸟也许在孤独地歌唱，但挽歌也是公众的仪式——这里，事实上体现在抬着林肯棺木穿越国家到春田[39]的坟墓去的悼念的行列里。诗人的声音伴随着“棺木经过(美国的)大街小巷”，在“长长的蜿蜒的队列”中也表达了作者的声音(第6段)。虽然是歌唱个人的情感，这个声音中加入了

整夜唱着挽歌，无数的人发出雄壮而庄严的声音，

所有的挽歌的悲悼声都倾泻到棺木的周围。

(楚图南　译)

几乎在自己文学生涯的比喻中，面对着总统的逝世，诗人接受了作为代表的角色，如果首先代表的是死亡本身。

这首诗在剩下的章节里，在歌手的孤独和内战时期美国幻想的历史之间继续行进。第二部分穿过了“图画”——回忆了惠特曼以前的心灵诗歌——但在这里是关于美国的土地、生活和工作的作品。第15段重游了战场。连接幻想的和历史的、个别的诗人和“无数人的声音”，是一种“节拍”的活动。“我的心的声音应和着这只小鸟的歌声”；这场战役打开了“心灵的节拍”。

经过了这些景象，经过了黑夜，

经过握过又松开了我手的同伴的手，

也经过了隐藏着的小鸟的歌声，那和我的灵魂合拍的歌声，

胜利的歌声，死之消逝的歌声，永远变化而多样的歌声……

我要停止我对你的歌唱了……

我要把这一切都保留下，不让它随着黑夜消逝

这歌声，这灰褐色的小鸟的神奇的歌声，

这合拍的歌声，我的心的深处的回应，

还有这满怀着悲愁的，发光的，沉落的星星，

听见小鸟的召唤而紧跟着我手的我的同伴，

是的，我的同伴，我夹在他们中间，我要永留着

对他们的记忆，为了我敬爱的死者，

为了那个在我的一生中和我的国土中的最美好、最智慧的灵魂，

正是为了他的缘故。

(楚图南　译)

诗人走在哀悼者们前面和中间，代表着他们，把他们的声音通过他的记录传达出来。这首歌是大众的，而大众本身也是通过这首歌形成的。这并不是把缺失完全转化为获得，互相隔绝转化为同道中人，差异转化为统一。惠特曼的转化，像林肯一样，在很多方面是在“小心的指挥下”(《这就是那个人的遗骸》【“This Dust was Once the Man”】)。“面容”还是“满怀着悲愁的”。但是惠特曼致力于时间的推移，那个“永远变化而多样的歌声”，与其缺失是分不开的：让这首歌和美国也成为“死之消逝的歌声”。被缺失聚集在一起，诗人把这个国家看做“抓住我手的人们”，在“回忆”的最后祭典中(也许是回忆林肯自己的就职演说中所指出的“神秘的记忆纽带”)。最后的音符是爱的音符：不是作为所有物，而是对于代表国家的“我敬爱的死者”的依恋；对于还在活着的人，每一个都是单独的又都联系在一起，处于缺失之中却又通过这个代表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

这首诗，像许多关于内战和惠特曼在战时作为裹伤者的诗一样，是犹豫的和不平静的。惠特曼的意象作为欢腾的好战者和苦难的辩护者，我认为是没有理由的，虽然在他的作品里的确有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在他对“钱店”和“无尽的利益”吞没了美国人追求幸福的每一个意义感到愤怒。在他看来需要最激进的动乱，“吞没着那个全体”(《黎明时的旗帜之歌》【“Song of the Banner at Daybreak”】)。他的战争图景最常出现一种破碎的、不连贯的特质，好像看见了《野营地忽明忽暗的火焰》【By the bivouac's Fitful Flame】。就在不久之后鼓声变得“空洞而粗嗄”(《已经完成任务的精灵》【“Spirit Whose Work is Done”】)而且敲鼓者变成了“裹伤者”：“我曾经被唤醒和激怒了，想敲起警报，号召无情的战争，/但随即我的手指不听使唤，我的脑袋低垂。”(《裹伤者》[“Wound-Dresser”])虽然他曾经“怂恿你和我一起前进”，他承认这样做“一点也不知道何处是目的地”。(《伙伴哟，当我的头躺在你膝上的时候》【“As I Lay with My Head”】)惠特曼在《民主展望》中，将自己的和美国的个人完整性的自由幻想概述为公共义务的基础：

我认为政府的责任，从今以后，在开化的国度不只是压制，也不只是强权，不是优越的人、天生的英雄和种族领袖的统治……比最高独裁的统治还要高，为的是训练各个等级的人们，在个人身上开始并在个人身上结束，来统治他们自己……关于绝对精神，它是每个个别人都有的所有物，是超验的东西……那个，在那种程度上，把所有的生物放在一个共同的层面上，完全不顾文化水平、道德、地位或任何高高低低的标准——都像习惯一样的合拍，在这个另外的方面，通过民主的制度，人们、国家，作为一个鲜活身份共同的统一体，提供各自分开的和完整意义上的自由。

在他的一生中，从内战前到内战后的时期，惠特曼看到了“绝对精神”和实现“鲜活身份共同的统一体”之间的平衡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力量的不断威胁。他在他的诗歌事业中提出的或是尝试的，是要“训练人们”，像他在这里说的一样，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充分了解，甚至要保持对每个人作为“单独的和完整的自由对象”的尊重。他的诗既是这个训练的一个意象，也是一个练习，尽量使独立的自我与社会事业“像习惯一样的合拍”。

在他的诗《一个预言家的声音在尸体上空升起》(“Over the Carnage Rose Prophetic a Voice”)中，惠特曼号召他的读者、他的国家：“友爱终将解决自由的问题。”但是，像美国本身一样，惠特曼既没有最终实现这个极具风险的任务，也没有最终解决社会潜在的矛盾。它使个体总是成为社会失败的潜在因素，即使它也形成了社会基础。自由之子已经宣称：“自卫、自爱的原则，将最大程度上地使整体和每个个体都获益。”惠特曼想要用公共利益平衡美国的自我赞美，也许不可避免地要承受自由主义本身的双重信奉所带来的压力。

再没有比1860年的菖蒲诗更能表现这种压力的了。这组诗也许最能促使人们提出惠特曼作为一个诗人所使用的同性恋题材问题。在这些诗里他暗示他会“去诉说我白天黑夜的秘密”，

那个我为之发言的人的灵魂，在伙伴们中间作乐，

在这里我独行踽踽，远离世界的喧腾，

在这里迎合着，听着芳香的言语。

《在人迹罕至的小径间》(“In Path Untrodden”)

(楚图南　译)

采取他的画眉在《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退回到孤独中的态度，惠特曼在他的菖蒲诗中好像是在避开了哀悼林肯的公众声音。他“远离世界的喧腾”，在社会边缘上(“在水池边缘的草木里面”)，这意味着性爱方面(“下决心什么也不唱，只唱男人们彼此依恋的歌”)。贯穿了《草叶集》的性爱是一个多重的形象：自传体的、诗学的和社会的。然而惠特曼的性爱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殖崇拜的。在他的散文写作中，惠特曼不断地主张两性平等，正如他在1855年的《序言》中写到的“女性与男性间完美的平等”。但在他的诗里，女性的形象被表现得模糊而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女人的想象范围好像还是很有限的，基本上停留在母性的基础上，像《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的“一个女人的肉体在拍卖”，(“她是要产生母亲的母亲”)。女人在他的作品中总是没有男人那么色情，女人在某种程度上被看做工具，例如在那首令人惊奇的诗歌《一个女人等着我》(“A Woman Waits for Me”)中，“我倾出原料来生产适合美国的儿女……我不敢退却，直到我将体内积累了那么久的东西好好储存。”[40]无论他的思想意识如何，使用什么修辞种类，惠特曼的创造性范例本质上是情欲亢进的，“被幽闭的自我的河流”的爆炸性的爆发。人们争论的与其说是惠特曼本人具有同性恋倾向，不如说他是以此代表超越自身的经验，代表超越性别界限的别人。

所以惠特曼的菖蒲诗几乎好像是从更大的形象方案中退却了。它们好像都处于身体内部，一个私人的空间，使惠特曼远离公众的关注，而且尤其易受个人主义威胁和主观自我封闭的伤害。像《关于对外表的极端怀疑》(“Of the Terrible Doubt of Appearance”)这样的诗，使个人主义和怀疑论成为它清晰的标题：

关于对外表的极端怀疑，

关于那毕竟可疑的事，即我们大概受骗了，

大概信赖与希望毕竟只是推测，

大概坟墓那边的实际仅仅是个美丽的传说，

大概我所感知的东西，动物、植物、人、山岳，波光粼粼的江河。

白天黑夜的天空，色彩、密度、形态。这些大概

仅仅是(它们无疑就是)幻象，而真实的东西还有待认识，

(它们往往从自身中跳出，好像要迷惑我，嘲弄我似的!

我时常觉得我一点也不认识、任何别人也不认识它们，)

大概从我今天的观点看到它们的是它们形似的表象

(无疑它们的确只是形似)，从而彻底改变了的

观点看来又可能证明(当然它们会)一点也不

是、或者无论如何不是如它们所表现的那样；

对于这些以及类似的问题，我的相爱者和亲爱

的朋友们巧妙地回答了，

当我所爱的他与我一起旅行或者握着我的手坐了好一会的时候，

当那微妙的捉摸不着的空气，非言词与理智所能抓得住的感觉，

包围着我们、渗透着我们的时候，

那时我就充满了从未说过也难以言喻的智慧，

我沉默，我别无所求，

我不能回答关于外表的问题，也不能回答关于

坟墓那边的本体的问题，

但是我漠不关心地行止起坐，我感到满足，

他握着我的手时便完全满足了我。

(楚图南　译)

这首诗在表现认识论的怀疑上几乎是技术性的。我们看到的都溶解在“色彩、密度、形态”中，只有“外表”、“幻象”。这个世界正好像是在瓦解，“非言词与理智所能抓得住的感觉，包围着我们、渗透着我们”，而在表象之外，什么是真正的“真实”，这“还有待认识”。这个认识论的怀疑在既揭露又限制我们经验的浪漫主义主观性上是其审美的必然结果：一切似乎是“我今天的观点……可能证明(当然它们会)一点也不是、或者无论如何本是如它们所表现的那样”。“不是”这个词的重复，接着上一行的“零”，表现了惠特曼是怎样地考虑到危险的存在：满怀疑虑地将世界的虚无简化为“只有幻象”。诗人的怀疑也没有仅仅集中于看起来是超越确定知识的问题。惠特曼承认在“坟墓那边的本体”的问题和抓住日常感觉的不确定性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类似，好像这两者都同样是信念的问题。

但是这首诗并没有试图解决或消除哲学意义上对表象的极端怀疑。相反，它转向了“相爱者”和“亲爱的朋友”来“巧妙地回答”它怀疑论的疑虑。惠特曼在他的怀疑论中，最终诉诸的不是抽象的认识论，而是社会团体。当“非言词与理智所能抓得住的感觉，包围着我们、渗透着我们的时候”，惠特曼通过与他分享这个世界和语言的人们来回应：他的爱人和朋友们，他的社团和他的读者。他对失望的回应，可以说就是约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等于承认局限性。从其他意义上说也需要这样。怀疑主义的危机也是孤立的危机，其补救办法，或许其任务就是重获一种社会意义。然而，这也不是用认识论的确定性回答怀疑主义的问题。惠特曼在诗的结尾还坚持：“我不能回答关于外表的问题，也不能回答关于坟墓那边的本体的问题。”而且，他也没有回答。“那时我就充满了从未说过也难以言喻的智慧，我沉默，我别无所求。”

这行回应了惠特曼明显的多重身份，与他那些合拍(tallying)、计算(counting)、说明(accounting)的中心比喻紧密联系。这些是他修辞的多重形象方案中的核心意象。然而在某些神化的瞬间，它们也成为无法衡量的意象：就像在《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从奴隶到圣人的转化“难以形容”，或是在《自我之歌》的结尾赞美独特的自我“不可解说”。在这里，“难以言喻”标志着一个特殊的转变——转变为独特的自我，但却只在与同伴的关系中定义自我。在《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中，诗人从“紧握着我手的我的同伴”，转向“我的同伴，我夹在他们中间”。所以这里也转向了“当我所爱的他……握着我的手”。同性恋在这里成为犯罪、顽抗的形象，但也是承诺，最终成为社会的转变。同性恋由此产生了一致和抵抗的问题，由此惠特曼投入社会世界，并且促使其转变。也许他并没有将个人的性取向作为所有人的范例，而是宣称自我意识不能完全转变，这种意识穿越差异和距离指涉其他意识，但却进入了相互承诺的社会话语中。

《自我之歌》第5段提出了“造化的骨架便是爱”作为基本的意象。在这里，而且在惠特曼的作品中，爱，作为团体的象征——不是作为整体，而是作为自主的个人之间的承诺。“那不只是那一半的隔绝的个人主义”，他在《民主展望》中写道，而是“另一半，爱的黏着性，它融入、捆绑、聚集”。惠特曼式的爱成为了一种民众美德的形式，在一本革命性的小册子里被形容成是“这个令人钟爱的、慈善的感情(来源自)[41]形成社会联系的每个施舍”。在1855年的《序言》里，惠特曼进行了“自我否认”，通过限制自己，把每个个人交托给别人。这种怀疑主义的危机，正如孤立的危机，导致对主观性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但承认自我处在一个普通的世界里。美国的事业，就像是诗人所经历的一样，不只是个人的事业，而且也是社会的事业。怎样在不同的个人中创造一种共同利益，这是惠特曼也是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将激进的、神圣的个人献给任何集体或者外部权威意味着背叛了它本来的宗旨。但是只建立起自我，合并一切或者排除一切，起码能做到这点。

这也适用于惠特曼本人。《草叶集》归根到底是惠特曼的自我表现。在其中，惠特曼并没有为每个人说话，而是假设每个人都像他那样说话，别人的话被他的声音吞没了。文本本身也不仅仅是一个不同声音在此相遇的中立空间。惠特曼不是普通人，而是普通人的代表，是转化了的普通人。这首诗是一个人的范例，他本人，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为自己说话，这招致——实际上是鼓动——每个人同样接受任务：也就是说，对于其他自我而言，每个人都为了自我、作为自我。

这首诗的语言在这一事业中有着很多方面的特权。形象的多重与移位过程，没有瓦解到任何单一的、强加的意义或言语，而是强调和表达了多重的个人化意义。每一个意义都有其自己的要求和主张，但同时也向其他的意义让步或是向其他意义转化。这就涉及到差异和联系、主张和限制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表达了个人主张、主观性和生产性，并将之与其他的生产性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这首诗不但作为个人实现的意象，惠特曼在此承诺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舞台。正如惠特曼自己所说，这首诗代表他自己参加的政体、他所做的贡献，就像要求所有人为了实现自由民主的特有前提一样。因为语言，自从希腊民主的古老模式伊始，就是公众参与的舞台。惠特曼眼中的美国就是要扩大这种参与的可能性，在这里理想化的每个人都被号召献身于共同的政体，以确切地保护和表达他的自主权和完整性。因此，在语言的空间中，诗歌既表现为意象又表现为参与，是一个栩栩如生的集会或者论坛，它恰恰成为公民参与共同事业的共和国基础。同时诗人可能会作为一个代表，站在其他人的前方，他这样做是为了引导他们向前进入到那种话语之中，为由独特个体组成的共同体建立、提供一个舞台。这个计划并没有指向这个世界之外，或者是超越时间以达到某种统一。而是在几代人之内，不超出时间的移位，向前指向远方，从开始的自我到没有尽头的终点，但总是无法实现，又总是充满魅力、极其诱人。惠特曼据此确定，普通的和历史的世界“在你的靴底下”，无法批判或超越，在这里《自我之歌》中的代表性的“我”总是停下来“等着你”。

当惠特曼表达了个人的差异并没有淹没在分立的自我形成的联盟中，而是存在于每个自我的召唤中时，他获得了最可信的、最有力的声音。惠特曼的诗着力于树立一个“我”代表和指引“你”，在演说诗中，尽可能采用拟人的呼格，只向别人表达自己，最终呼吁每个人同负责任、共尽义务。他扮演了一个诗学上的杰斐逊式的人物，号召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直面美国创建民主政体的失败。《草叶集》没有建立起自我的无限意义，却唤醒了每个自我在与其他个人的公共关系中的意义。这代表着每一个人和整个的社会共同体进一步转化的可能。

[1]Catalogue：惠特曼著名的“编目式”的写作方法(catalogue device)，将一连串的事物一一加以列举。——译注

[308]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077—1078页。

[3]是一个由众议院一再拥护而在参议院遭到阻挡的例子。韦慕特但书试图在经由美墨战争所获得的领土上禁止奴隶制度。——译注

[310]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108页。

[5]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154页。

[312]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译注

[7]原文为Nationality(And Yet)。——译注

[314]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076页。

[9]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英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其作品在20世纪乃至今日的文学史上影响极为深远。1948年，60岁的艾略特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316]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在世时就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深受维多利亚女王的赏识，于1850年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译注

[11]Millard Fillmore(1800—1874)， 1850年至1853年任美国总统。——译注

[318]Franklin Pierce(1804—1869)， 1853年至1857年任美国总统。——译注

[13]James Buchanan(1791—1868)， 1857年至1861年任美国总统。——译注①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079页。②美国伊利诺斯州西南部一城市，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以北密西西比河的陡岸上。——译注③Stephen Arnold Douglas(1813—1861)，民主党人，林肯的竞选对手。——译注

[320]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083页。

[15]开纳克人(Kanuok)，加拿大人之别称；塔卡河人(Tuckahoe)，弗吉尼亚人之别称。——译注

[322]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6—67页。

[17]Camden，美国阿肯色州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小石城西南偏南。是一个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中心。——译注

[324]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110页。

[19]《雅歌》是《旧约全书》中的一章，又称Song of Solomon。——译注

[326]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21]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170页。

[328]同上，第1077页。

[23]Eros，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佛洛狄忒之子。——译注

[330]同①，第1082页。

[25]Thomas Paine(1737—1809)， 18世纪美国革命期间的一位革命家和思想宣传家。作品有《常识》、《美国危机》等。——译注

[332]Elias Hicks(1748—1830)，美国早期废奴主义者，基督教贵格会(Quaker)开明派教士。——译注

[27]Frances Wright(1795—1852)，著名女权主义活动家。——译注

[334]John Winthrop(1587—1649)， 17世纪初登陆新大陆的清教徒领袖。——译注

[29]Nehemiah，公元前5世纪犹太领导人和朱迪亚地区的统治者。——译注

[336]括号为原文所加。——译注

[31]Harold Bloom(1930—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批评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代表作还有《误读之图》、《西方正典》、《解构与批评》等。——译注

[338]方括号为原文所加。——译注

[33]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心理学家，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代表人物，经济学的古典学派的最后代表人物，也是心理化学理论的创始人，是被公认有史以来智商最高者之一。——译注

[340]James Madison(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译注

[35]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译注

[342]土著美国人对Manhattan(曼哈顿)的称呼。——译注

[37]Manifest Destiny，一种以宣扬扩张必要或仁爱友好为幌子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译注

[344]此处原文为“in the mode of prophetic Jeremiad…”，“jeremiad”意为“悲惨的故事”且一般不大写，估计此处为“Jeremiah”(《圣经》中的预言者耶利米)之误印。——译注

[39]原文Springfield，又译斯普林菲尔德，美国马萨诸塞州主要城市之一。——译注

[346]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73页。

[41]此处原文为“[originating]”，方括号为原文所加。——译注

6 艾米莉·狄金森：想象的威力

女性人物：在美国的个性批评中

艾米莉·狄金森好像在许多方面都与沃尔特·惠特曼迥然不同。惠特曼交际广泛，性格豪爽，这与狄金森的封闭、内敛和自我克制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不过，狄金森的作品与惠特曼的作品一样，都连续遭遇文化力量与挑战，虽然从根本上她与惠特曼在文化立场上是有区别的。

从更宽泛的文化角度看，由于其隐私似乎无法触及，狄金森的定位变得复杂起来。作为一个女人，也是一个诗人，狄金森似乎是一个孤立难解的人物。传记描述她与世隔绝，这阻断了她与周围世界的直接交往。她的作品像是用一种瞬间而且明显矛盾的表达方式在原地画了一个圈。甚至连词句都是断片式的，被特殊意义的破折号隔离开，破折号成了取代停顿标点的综合媒介。所有这些都几乎激发了狄金森的一种隐秘的和自主的意象，如果还有一个暂时的、碎片式的世界。

但是狄金森的作品仍然反映和展现了文化的力量和文化挑战。她的作品极为隐晦，并且她一直拒绝在公众场合现身以及不允许出版她的作品，的确暗示她对历史的反抗。不过，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狄金森的作品也展现了文化转折时期的景象，处于发生在她身边的许多深刻转型的历史舞台之中，并担当了舞台中的角色。这种明显的私人和公共问题的矛盾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的矛盾。狄金森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还有转变——一种发展的19世纪的女性写作，在其中这种私人和公共的张力隐约放大。随后，19世纪美国女性的这种变动不居的、动态的状况在其他戏剧性的和动态的变化中取得了自己的位置。这些变化包括宗教传统和世俗化力量之间的对立、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转变，以及通过复杂的知识、社会和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对自我所下的各种定义。根据美国的历史记录，狄金森可以说是反映了身份危机的戏剧性，其中不同文化渊源和文化意念如果不是公开冲突，就是处在起伏多变的关系中。在这种背景下，狄金森的诗可被视做一个碰撞与冲突的动力和约束的战场。形象与形象之间碰撞，自我与自我之间碰撞，权利与权利之间碰撞。这些冲突不仅仅是富有个性的别具风格。它们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分歧，其组成部分经常处于剧烈冲突之中。

在狄金森的作品中，这些文化转变和张力直接使身份问题具体化，她对此甚为关注。这样的问题是多重的。包括她作为女性的身份；作为诗人的身份；她的宗教身份，广义上被定义为包括玄学的疑虑和关注。与许多20世纪的阐释相反，这些疑虑和关注仍然是一种她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的潜在力量。最后还有在变化着的自我定义中她作为美国人的身份，因为这些已经特定地在发展中的美国逐渐形成。

在狄金森的诗歌中，这些身份中的每一个都形成了复杂的而且经常是相互冲突的关系，无论是在单个文本中还是在不同的诗歌之间。性别和艺术的结构处于玄学和社会/历史关注的关系和张力之中。并不是所有狄金森的诗都把这些结构汇集在一起，或者以同种方式加以处理。有时性别是主要的结构，有时是艺术，有时是玄学。历史几乎总是以附带的方式加以运用，而且经常是通过惊人的无处不在的简洁意象。不过，最有力的诗歌因接触与碰撞而形成的狄金森式的多种身份方式交织在一起。

结果就产生了结构极为紧凑的文本。一首诗或者一组诗会提出很多不同层次的形象体系。这些引起或者保证了不同形象层次复杂而精心的安排。文本似乎是建立起了一些精巧的隐喻性的类比，使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玄学派诗歌的纵横交错的形象层次。不同层次的经验好像是彼此的比喻或者意象，在一个组织结构中互相代表。但是，对狄金森语言的细致研究常常可以看出，各个形象层次之间并不完全相关。一个可以称为形象滑移(figural slippage)或者错误搭配(mismatch)的过程，反而出现了。另一方面，狄金森的诗好像是要建立一种能使多重层次的形象彼此相关的结构。她把不同的形象收集在她的文本里，好像是在保证各种形象能够互相关联。但相反，这些形象通过矛盾的或对立的表现彼此碰撞，在一些方面恰恰质疑了或者破坏了它们完整的相关性。这种系统的、紧凑的甚至非常华丽的对应承诺被阻碍了。事实上我们体验到的只是一种防止如此组合的阻力。形象的联系成了形象的滑移。

狄金森为抵制或战胜她同时也在提议的类比形象的文本策略找到了很多表达法。有不和谐的意象系统；倾斜的句式和整齐匀称的关系；个别词的多重意义和用法，每种意义和用法都作为几种可能意义之间的冲突点；一系列不和谐的陈述或修辞方式，包括孩子的(男孩的或女孩的)、妻子的、情人的、小人物的(微不足道的人物的)、狂喜的、怀疑论者的、殉教者的和死者的。所以读她的作品就变成一种严峻的文本挑战。确实，研究一首诗歌的时间越长，诗歌就变得越难懂、越晦涩。无论是个别的文本或者是文本之间的关系都不能归纳为一个单一的立场或解释。就像很多读者所注意到的一样，狄金森的作品里好像有一种双重的特性或者目的相反的活动，狄金森似乎是要说出又好像要收回；要主张又要放弃；要渴望又要谢绝；要提供又要收回；要宣称又要否认；要防御又要攻击；要得到又要失去；要定义又要避开定义。无论诗歌要采取何种立场，最终还是要揭示：为什么狄金森的诗经常需要回读。抑或是鲁莽对抗的相对力量或责任，好像是要求独特的选择和牺牲，经常是痛苦的，而且几乎总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然而，这种文本的多样性和矛盾性，并不是像有时人们所声称的那样，具有超然的不确定性或者是广泛的歧义性。这导致了对她得失攸关的个人力量与文化力量的相互对峙。也不是像有人所主张的那样，即狄金森在一种顺从或救赎的诗歌中，最大限度地综合了她对立的身份，自身在其中通常是作为分解和释放场所的艺术对象。狄金森的诗不是转化和变形，无论是通过艺术、超验、浪漫情节还是开放的和不确定的可能性。更准确的说，狄金森的诗是引起争论的。尽管一些文本确实提供了狂喜满足的时刻，这些诗歌保持着与很多其他诗歌对立的张力。她那些最伟大的诗作常常把势不两立的立场对立在一起，不是稳定地从一极转到另一极。狄金森作品里这些对立的立场绝不仅仅是她变化的情绪或态度的断片，而是狄金森一直没有完成的批评的环节。对于文化主张的怀疑，对文化矛盾的敏感，狄金森的作品充满了探索与揭露、挑战与论争。对立的可能性以或大或小的暴力方式相互斗争，每一个想象出的解释最终都不能得到满意的评价。

文化角色和文化定义间的剧烈冲突在几个领域发生了。这些领域中最重要的就是性别。狄金森的作品到处体现了性别结构，她在一个互相冲突的主张、角色和预想的舞台上揭示了这一结构。在狄金森的作品中，性别结构最终不仅暗示出了女性自我的定义，而且暗示出美国整体上的定义，这既体现在作品隐藏的性别中，也体现在作品的基本价值里。诗歌提出了一系列广泛的直接或间接性别化或女性化的比喻。这其中有：女性的叙说者、演员或者人物；性别的遭遇或意象；家庭的意象；女性化的文类联想，例如素描簿、相册、纪念品、信件；比例和大小的处理，尤其是她所使用的一些意指小的和微型的词；女性身体或服装的意象；对文学和宗教传统的女性角度；还有修辞手法，这些手法在她的处理下呈现出性别的特征，例如称呼的方式，同样重要的还有自我呈现的方式。这最后一方面深深根植于自我掩盖和自我隐藏，唤起了19世纪女性写作的那种谦卑。在狄金森的作品中，谦卑扩展到表里不一的、诱陷的和具有威胁性的全面修辞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谦卑成为狄金森主要的比喻。隐藏和被隐藏是她生活和作品的中心。但是谦卑同时也是狄金森极其复杂的一个比喻。这既承认也挑战了女性的自我定义。在她的作品里，不同的主张与放弃成为狄金森面对、挪用并挑战她周围文化范例的模式。

狄金森隐藏的自我表现不可避免地开始于她的传记。艾米莉·狄金森1830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镇(Amherst)的一个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很显赫的律师和公务员家庭。她的祖父曾建立了阿默斯特学会(Amherst Academy)和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1]，它们一直都是该市的主要文化机构。然而，他在破产后失去了他的家庭和作为财务主管的职位。她的父亲为了挽回损失努力奋斗，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和大学的财务主管，并重新拥有了自己的家园。他的女儿即出生于此，后来隐居于此。他在很多社会事务中都很活跃，致力于使阿默斯特融入处于转变之中的美国不断扩展的交流和贸易网络中。19世纪50年代，他活跃于政治领域中，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后来又成为美国国会众议员。狄金森本人也是在阿默斯特学会和玛丽·莱昂(Mary Lyon)[2]新创办的曼荷莲学会(Mount Holyoke Academy)接受教育的——她是个热心的福音派信徒，也是美国女性教育的一个最有力的改革者之一，这种教育对于变化着的女性角色和身份有许多牵连而引发论争。狄金森一年后不知何种原因被召回家里。最终，她开始表现出奇怪的举止。起初，她不出父亲的领地，后来甚至连家门都不出了。她开始在另外一个房间或者隔着一个屏风与来客交谈；在大量的通信中拒绝在信封上写地址；只穿白色的衣服；把她写的数以千计的诗歌藏在楼上梳妆台的抽屉里而拒绝发表。

把狄金森隐居生活的原因说成是恋爱失败已被证实是没有道理的。狄金森同样未婚居家的妹妹拉维尼亚(Lavinia)，还有她的嫂子苏珊·吉尔伯特·狄金森(Susan Gilbert Dickinson)都否认了这样的解释。一颗破碎的心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狄金森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诗人。她终身未婚的事实不能被看做是古怪的个性。结婚生子确实被看做是19世纪女性“真正的女性风尚”的理想范例。然而，统计学家指出，单身女性的比例在19世纪处于上升趋势。到1830年为止，仅在马萨诸塞州就有13％的女性没有结婚；到187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未婚在美国女作家中是尤为普遍的，那些女作家大部分，尽管不是绝对，是在婚前或婚后开始写作的——常常是在没有经济上的困难(或者说是在有财力保障)的时候。

就狄金森自己而言，经济上的需要不足为患。她拒绝结婚显然主要是因为她隐居的背景，因为这种未婚隐居生活不仅保护了她的身份而且使她的身份复杂化了。有人认为狄金森的隐居生活是一种反对结婚生子的性别角色，使自己获得自主的写诗自由的“策略”，这是夸大了狄金森坚强的一面。有人把她的隐居生活描述成与生俱来的对于挫折、焦虑和疯狂的逃避，把她仅仅看成一个受害者，这又夸大了她柔弱的一面。狄金森的自我封闭的确使她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支配了自己的世界。但也正是她的极端退隐使她感觉到那些无法控制的力量对她有多大的威胁。在她的文本和生活中，内在的暴力，用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话说，反映出了外在的暴力。

狄金森与性别角色的关系是值得怀疑的和矛盾的。然而她在隐居生活中抵制一些性别上的标准，例如婚姻和母性；履行了其他的标准，例如忠诚的女儿、局限于家庭空间和避免公开场合露面等。她的行为构成了标准化的女性典范的统一体。但是，从展示一致性的程度上讲，狄金森极力沿袭传统，以便以一种挑剔的甚至可怕的方式使传统的标准显著起来。狄金森是极为谦卑的。当然她谦卑的外表并没有履行维护(预期上的或实际上的)丈夫荣誉的规定功能。她的隐居生活是一种带有爆发性依从的极其矛盾的行为：在极力迎合众所期待的文化规范的幌子下进行着反抗。它敏锐记录了社会规范在她身上所留下的深深印迹和对社会规范同样强烈的反抗。狄金森遭到了她所处的文化氛围的限制。她的隐退并没有超脱文化的限制，反倒显现了文化烙印。然而在显现的过程中，在以戏剧性夸大(和症候式)风尚中，她所处的社会文化需要她遵循惯例，但是，她也在反抗这些规范，这是一种通过写作而发挥创造性的反抗。

向艺术语言的层面上的继续前进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它把语言本身的角色暴露于她所致力的正在形成的文化结构中。而且它研究了19世纪文化规范下的艺术主张。但是，狄金森的艺术并没有对她所经历过的性别冲突提供一种解脱、超越或解决方法。相反，她的诗歌成为了解剖、展示、上演和揭露这些冲突的场景。而且，她对性别冲突的处理暗示了比狭义的性别角色更多的东西。性别在狄金森的诗歌里是一个关键的视角，但不仅仅是关于女性的传统。男性行为传统和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在这些诗歌中被同样的揭示出来。

谦卑在狄金森的作品中成为一个竞争的场面，在性别角色或者可能性之间竞争，在它们间的相互关系或矛盾中竞争，在更广阔的层级和文化范式的范围内竞争。在谦卑的外表下，她仔细分析了不同的性别角色，而狄金森展现的这些角色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相互认可，而是最终扩展到超出了狭义的社会范例，来暗指了广义的宗教、经济和文化秩序：

我原以为只有最俭朴的需求——

比如说，只要满足，和天堂——

不超过收入，和能力相等——

生活和我，可以保持平衡——

既然那后一项包括前一项

我的祈祷只规定成这样

也就足够，我只求一项——

神的恩惠就会给我一双—

于是，我就这样，祈祷——

伟大的神啊，请你给我

一个天堂，不必有你的那样大，

只要大到，能够容我——

(江枫　译)

在这里谦卑成了挑战。这首诗非但不遵守女性赋闲的社会角色，还使女性角色本身成了一个越界的基地。它采用宗教角色来揭示对社会角色的安排。她所称的那个最小限度地“最俭朴的需求”马上成为一种任何令人满意的“满足”，然后进入“天堂”。经济上的意象“收入”可以将她的“需求”定位为世俗的或超俗的，因为经济上的修辞本身，特别是在美国传统中，也是一个神学上的应用。这是狄金森诗中反复使用的修辞歧义手法。在这首诗里，这个手法从神的欲望转而指向了人的欲望。确实，尽管通过狄金森特有的句式上的含混，诗中的“祈祷”与其说是遵循传统的祈愿形式，不如说是一种与传统的竞争。原来诗人不是在请求一份未来世界的谦卑，而是要在这个未来世界上过一种独立的“生活”。这个世界像她设想的那样，会包括“生活和我”，包括天堂上有的东西，却选用世俗的话来说。所以这个谦卑的要求便成了一个断然的要求，要求个人的独立和与天堂的满足相抗衡并能取代它的尘世的满足：“伟大的神啊，请你给我/一个天堂，不必有你的那样大，/只要大到，能够容我。”

但不幸的是，含混是两者都玩的游戏：

耶和华的脸上漾起微笑——

小天使们，向一旁避过——

严肃的圣徒偷偷溜出来看我——

也露出了嬉笑的酒窝——

我拼出全力，离开那里——

我把祈祷，抛在一边——

火气全消的年岁把它捡起——

至高的裁判也挤了挤眼——

头脑简单以致如此——

这样的故事，它信以为实——

“无论你祈求什么——

全都可以给你”——

但是我，已变得机灵——

以怀疑的眼色打量天庭——

像孩子，被骗过一次——

就推论，全都是骗子——

(江枫　译)

这首诗里的人物呈现了很多不同的定义。她是一个在男性权威下谦卑的女人；孩子一样的向上帝祈求，所以对像父母般的圣父孝顺有加；而且经济上脆弱，被拥有财政大权的他操纵。狄金森的文本具有这样层次多样性的特点。一方面，这反映了社会内部关系的权威结构，包括家庭的、宗教的和经济秩序的结构。另一方面，她拒绝顺从这些结构，或者至少是揭露和抗议它们，抗议那些拥护这些结构的根本主张。那个男性化的、富有的上帝并没有慈悲地保护、赐予、救赎这个祈求的人。非但没有履行诺言，上帝嘲弄地将它作为虚假的诺言。这是一种抑制的力量，而不是给与；或者，通过抑制，他建立起了他的权威。

狄金森的回应是失去天真而进入一种成人的状态。她不再相信他人，也不再天真幼稚，现在她至少可以认识到欺骗是什么了。这种认知或者怀疑扩展到诗歌建立起的各个层面：男性的、神的和经济的。它适合去质疑每一个仁慈呵护像孩子一样天真的女性的主张，这些女性虽然付出了依赖的代价，但也至少得到了保护和衣食无忧作为回报。而这首诗却坚持否定这种认知。这绝不是需要和解的体系，而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结构，它最终植根于否定作为支配手段的欲望。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可以返回这个骗局。就像她在另一首诗里说的那样：“害羞的天堂，你小小的情人/也躲着你。”而且她也可以否认：那神圣的、男性的、经济的善行只是一个“传说”(Tale)，这个传说在她自己诗歌的“诚实的”虚构里，可以揭露和攻击——只要是在她自己的“最俭朴的需求”的面具下。

《我原以为只有最俭朴的需求》(“I Meant to Have But Modest Need”)提供几种性别排列，通过男性特征把家庭、宗教和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权威，与女性不仅孩子气也让人冲动的谦卑相比较。因此它暗示了性别排列，远远不只代表固定的等级和一贯的结构，相反，它们是由不协调的、常常相互冲突的主张或立场组成。狄金森的诗让这样的等级制度变得显著。不过还有，狄金森质疑了等级制度服务于它所声称的功能这一假设：保护和充分服务于在社会存在的链条上的每一个参与者。等级制度作为一个分配利益和好处的慈悲秩序被否定了。远远不是把它当作为每一个成员提供的辩解，只要在不同的角色和程度上，狄金森把这当作一个竞争和支配的场所。而且在这个社会链条里暗含的也是经济和神学的等级制度，每个秩序都对应一个固定的权威分配。狄金森的诗中反复谈到这个稳定状态：经济的对家族的、家族的对神圣的、男性的对女性的，而且尤其是在这些结构中竞争的性别地位，这些结构主张公正地或慈悲地对待这种稳定状态。

这种即使在认可性别角色时也在反抗的谦卑，使狄金森不仅确定了关于上帝和/或父亲也确定了关于丈夫/情人的形象。正如她在自己的诗里所写，在一组《妻子》诗中她写道：

这世界对于我来说更加庄重——

自从我嫁给他——

一种适合灵魂的谦卑——

又产生了另一个名字——

狄金森的爱和婚姻的形象是她作品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从她的“老师/主人”(Master)信件开始——这是三封写给一个不知名的人的充满激情的情书——让批评家们忙着研究很多年。但狄金森爱的意象是最难解释的。对于我来说，把狄金森的诗作为一段浪漫主义故事或者是所谓的感伤宗教抑或是爱情类型学，在其中她失去了自我或是从属于代替上帝或者父亲的情人，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尽管狄金森的作品中确有浪漫元素或者结构，却是极其凌乱和复杂的。狄金森也许可以归为感伤传统，但感伤传统却不包括她。对于文本更为确切的是探讨狄金森的一种矛盾情绪，她同时既在追求又在避开一个形象，她渴望这种形象的力量，同时又害怕它会将自己吞没。例如，在第493首诗中，狄金森接受的、拒绝的、得到的和放弃的(又为什么放弃)在诗歌的进行中变得越来越复杂：

怀疑，如果是公平的，确实——

戴上那完美的珠宝，

男人对女人的约束——

抓住她的灵魂，尽管——

一个更完美的人证明的是——

在里面是一个更加圣洁的礼物——

对于宽宏大量，那个选定——

如此朴实的一个女王——

感谢的心情，如此真实——

把梦看作太过美丽，为了证明的形体——

或者摆出姿势，为了补偿——

“怀疑，如果是公平的”：狄金森在这里用了一个美丽和正义问题的双关语。带着“那完美的珠宝”可以代表一种不公平的征服，一种在产生了“另一个名字”时抹杀她自己的名字的“谦卑”。(“珠宝”有性纯洁的暗示，而“产生”则暗示了负担和生育。)随着诗歌的继续，她到底是不是戴着“更加圣洁的礼物”已经很难确定了。因为，这是“在里面”，一个内心的“朴实”的“宽宏大量”，而不是一个事实的、外在的情境。是不是狄金森谈到的内心里的婚姻可能比现实和物质世界中的婚姻更加真实？或者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婚姻的比喻，是对那个“太过美丽，为了证明的形体”的抗拒？这些在狄金森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她好像带走一个又使另一个出现。

在这首诗中，正如在狄金森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样，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交叉在一个狭窄的罗盘上，但她的作品里把这些交叉点表现得互相暗含。这里，具体形象、肉欲存在(“形体”、“姿势”)的问题与同样起作用的内心状态相对立，因为他们依次构成了性别、宗教、所有权还有艺术的问题。珠宝、抓住、礼物、朴实、宽宏大量等词创造一个词汇支架，暗示珠宝既被授予新娘，也使她被征服而从属于她的新郎。或者整个婚姻的比喻可以指向宗教、精神而非物质和社会；或者是美学的比喻，但绝没有被诗歌的矛盾情绪所破坏。

在每个领域里，出现的都是一个欲望和防卫、追逐和逃跑、祈祷和辟邪的多重结构，这一结构特点通过许多主题表现出来。这个矛盾的结构也可以应用于狄金森与男性作家建立的文学传统之间的整个关系，这些作家提出了作者身份和表现的含糊模式，包括对女性的表现。在她的性别差异中，狄金森不能只简单地盗用或者认同文学传统，她仍然希望有自己的主张，转向诗学资源。她的文学愿望再次展现了关于美学自治和他治在社会、经济和神学层面上的分布，这些层面狄金森必须同样既要解决又要缓解。

狄金森的作品对抗了男性权威，但并不一定是在希望提出自己主张的意义上。仿佛是她的性别阻止她得到一个渴望的男性位置，低估了她的作品如此质疑权力结构的程度。抱怨女性的排外性暗示男性模式的包含性会成为解决方法。然而，狄金森的作品指向了在19世纪文化中男性所呈现的独立、自主和个人权力的观念问题。从性别角度出发对狄金森和男性人物关系的解读无论如何都会由于执意的、经常是令人心力交瘁的性别滑移而显得错综复杂。在许多诗中，女性的形象体系——不论是说话者、意象、品质、立场还是行为者——都与男性的形象体系相交叉。比如，在另一首《妻子》诗中，“妻子”和“女人”被比做“沙皇”[3]。

我是“妻子”，我已经完成了——

另一种状态——

我是沙皇，现在我是女人——

这样更安稳——

狄金森在这里暗示了一整套的引用理论。她诗中的词句同时成为她的但又不是她的。她调用了一种社会语言而不是全用她自己的，把可接受的用法和意义引进她的文本里，在这些文本里她可以使其更复杂。这里她故意混淆了位置和对权力的要求。这里是一个女性身份的矛盾体，既获得一个完整的作为“妻子”的状态，又在从属于丈夫时失去这种状态。这是成为沙皇又不做沙皇，在这里男性头衔同时坚持卓越又对她否定这种卓越。对女性来说，自主的渴望深受性别联系的烦扰。狄金森的诗提出了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男性形象如何完全代表女性以及女性角色如何实现的问题。

诗中出现的性别滑移使得女性与男性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这是由于人们不清楚狄金森最著名的爱情诗是否是写给男人的。这公然出现在一首诗的两个版本里：“去找他吧，/快乐的信”或者“去找她吧，/快乐的信”。狄金森对性的兴趣似乎有些不成熟。在情感的强烈程度上，没有什么能和她写给后来成为她嫂子的挚友苏珊·吉尔伯特·狄金森的那些热烈的信件和诗相比。也许萦绕于狄金森诗中的性爱鬼魂既是女人也是男人。但这并不是说比起严格的阿默斯特式的独身生活，狄金森会选择一种“波士顿”式的女同性恋婚姻。狄金森的双性恋诗歌和结构上更明显的异性恋诗歌一样弥漫着放弃和反抗。虽然可以察觉到她对“主人”和“姐妹”想象的差异，但在这两种情况下狄金森都酷爱逃避。在《盛夏的某一天》(“There Came a Day at Summer's Full”)里没有明显的性别取向，当“个人对个人就是封锁的教堂”时；但无论每个人是什么性别，诗里描绘了他们对结合的逃避。在《他们把我们拆散得很远》(“They put Us far apart”)和《我不能和你一起活着》(“I cannot live with you”)中，无论对于哪个性别，爱都是一种分离的状态。在狄金森的性观念中，无论性观念是如何构造的还是用什么样的意识构造的，性的结合是一个要丢弃的强烈渴望。像狄金森著名的《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中反向修辞一样，狄金森的诗中总是分不清死神是求爱，还是求爱是死神。即使她“可以使他满足”，他邀请她“完整”意味着她以失去独立身份为代价的结合，所以“我的音节造反了”。正如很多读者注意到的，性爱和死亡，结合和消抹，都通过狄金森的感受密切联系在一起。

好像留下了一个反叛的自我，孤立、封闭、自立。狄金森的作品，在反抗的自我中，不仅具体提到了爱默生的作品，而且还提到了对美国文化至关重要的自主和个人主义的整体关系。但是狄金森的诗歌提出了一个极其有疑问的自我。狄金森的放弃诗学仍旧延伸到了对统一和自立的处理上。几乎任何一个文本都声称自我的力量、完整性和充分性，同时也质疑、揭露和颠覆了这些主张。从封闭到无限、从放弃到实现或超越的转换，都是非常难以预料的、折衷的也经常是受阻的。这方面狄金森提供了一个爱默生也曾表达过的对美国自我观念的批评，这种批评实际上也广泛存在于她的文化中。她进一步把这种批评建立在美国自我思想意识没有承认而只是假定的性别观念基础上。

了解到狄金森回归自我是掌握权力，通过限制达到扩张，通过外敛达到内心驰骋，通过紧缩生活圈达到内心领地的无限延展，这是十分诱人的。在很多诗里，狄金森确实是这样做的。这个牺牲/转化的模式是她自己以必要的方式想要实现的。但是出现的最多的经常是失败，或者至少是对任何这种转化的严格限制。当：

灵魂选择了她自己的社会

然后——关上门

(而且她也用双关语和选举政治做到了这点：她的是一个“来自一个充足国度”的“多数派”)这种行动可以宣告她的独立。但是狄金森也发现她自己是一个监狱，像“她注意力的阀门”，死一般的关闭，“像石头”。如果“监狱成为朋友”，这样做不是通过扩展的变形，而更是因为它的“狭窄的轮回”交换了“希望——用一些更被动的东西”。在这首诗中的“自由”远非实现，而是“像梦一样远离了”。如果“通向自己的灵魂/是一个皇室的朋友”，它也是“最苦恼的间谍/一个敌人可能派出来的”。自我的“空间”是“鬼神出没的”，令人恐惧的自我封闭，在多重的自我分裂中，而不是统一中，隐藏着“我们自己背后的自己”。“意识，察觉到/邻居和太阳”是灵魂的捕捉，“宣判——一只猎犬加入进来/它自己的身份”。

狄金森在这样的文本里调用了一种变化的力量，然而，这个力量失败了。但我们掉进了她的陷阱。我们把“放弃”看成“美德”而不是“歹毒刻薄”，忽视了句法上的含混，那些含混让我们无法权衡在这首诗里得到了什么，放弃了什么。正是我们坚持的爱默生式的/美国式的范例诱使我们把那个独立自主的自我，看做是理想的和可达到的，即使以很高的代价，使我们无视狄金森诗中所提出的烦扰的分裂。狄金森自主的隔绝也不是由于性别的限制。她的性别可以允许一个自我意识形态批判的位置，使其与社会的、文化的或者宗教的责任分离：这些责任在其他的方面由身份组成，这个身份一方面限制，另一方面又将自我扩展出自身的界限。自我满足的负担，像狄金森展示的那样，可能是决定性的。

狄金森在1850年读了爱默生的《随笔：第二集》(Essays：Second Series， 1844)，爱默生在他的自立意象中使用了具体的性别语言。在《论自立》中他敦促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属于其他时间或地点，而是在事物的中心”。“每个真正的男人都是一项事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需要无限的空间、数量和时间来完全实现他的设计。”在狄金森进而采用的圆圈意象中，爱默生主张：

人的生命是一个自己展开的圆圈，从一个极小的圆环，在各方面冲出崭新的更大的圆圈，而且没有尽头……这个圆心拒绝受禁锢；在它最初和最狭隘的脉动中，圆心已经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向外趋近，而且达到一个广大的无限数目的广阔空间……人的本能向非个人的和无限制的东西强加上去。

然后他又说道：“唯一的罪恶就是限制。”

爱默生自立的性别趋向不是偶然的。正如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4]评论的那样，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个人是男性：

很明显自由的英雄是男性。自由主义依靠性别差异来保存它理想类型的纯净就不那么明显。依赖，缺少志向，依恋地点或人物——这些品质从不可剥夺的男性载体上剥落下来，赋予了女性……这允许了那些不动感情的、自我完善的、野心勃勃的、自由独立的男人成为普遍认同的英雄。

在爱默生的作品里，“真正的男人”才是事物的核心；“人的生命”是“在各方面冲出”。如果“唯一的罪恶就是限制”，这就尤其是女性的罪恶：社会风俗、宗教责难和法律规则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爱默生可以想象他的“真正的男人”是“在事物的中心”，不受所有社会、历史和个人关系的限制，在19世纪没有一个“真正的”女人可以这样。狄金森也不例外。不像呼吁“避开父亲和母亲”的爱默生的自立，狄金森尽管孤单，也一直深深地融入到家庭生4活39和个人的友谊网络之中，也融入到烹饪、烘焙、缝补等家务之中。在一封经常被引用的信中，她可以祈求“上帝让我远离那些家务吧”，但结果，上帝当然没有这样做。然而狄金森的作品也有助于恢复爱默生自我观念中的暗示，后来美国自我模式的发展使这种暗示变得模糊不明。爱默生仍旧将“原来的自我”定义为以“普遍的依靠”为基础，而且如果他力劝我们“带着事业待在家里”，他这样做是通过把“自我存在”称为“至高的事业”。爱默生的自我圆圈毕竟有超出自身的超验所指，有着各种不同的暗示和比喻。它可以为自己要求一种超验的身份，这对狄金森来说一直都非常复杂，或者说狄金森的作品使这种复杂更加明显。爱默生式的自主自我的自由观念，不仅仅与女性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角色形成对比，这种观念可能与世界的基本条件和社会的基本需要背道而驰。

狄金森的自我诗歌，尤其是她对爱默生式的圆圈意象的使用，对自我的性别产生了奇特的作用。在自我退却和自我诠释的诗中常常出现明确的女性性别，例如：

我感觉我精神分裂了——

好像我的大脑已经裂开了——

我想要一个裂缝一个裂缝的把它缝合——

但是总不能完全对上。

自我的圆圈裂开，变成了一个无法缝合的零碎意象。在“失去全部，阻止了我/失去次要的东西”中，家务“工作”的意象被置于接近灾难的上下文中：

如果没有什么比得上世界

从一个链环上脱落——

或是太阳从凝望中永远消逝——

也就不再有什么能使我——

好奇地将前额

从工作中仰起。

(张芸　译)

退回到封闭的世界会封闭这样的“更大的”裂隙，就像“世界/从链环上脱落，/或是太阳消逝”，但这也同样记录了放弃更广阔世界的代价，它的破坏性可能就从这种退回而来。狄金森把诗缝合成小册子本身即把她的家政与诗学艺术联系起来。确实，破折号同时调解又分裂她句式的流畅，暗示了她正在把她的话缝合起来，然而这样做也使这些言语破裂的持续威胁戏剧化了。

狄金森的“圆周”意象记录了在无限扩展的明显普遍性掩盖下不可思议的性别取向。在一首《病危时是一缕头发》(“Crisis is a Hair”)的诗中，圆周是诗人以女性化的姿态为死者或活人“整理头发”时的一种恐慌的意象：

立即让一个推力，

或者原子作用力

或者一个循环的犹豫，

在圆周里

它，可以摇晃那只手，

那手正在整理头发，

那保护永远的手，

从这里呈现——

圆周标志着俗世的自我和臆想的无限之间的界限，担当着他们之间不确定也不稳定的联系。定义这个自我，它与一个既充满诱惑又极富威胁的(男性)“永远”一起，位于悬而未决的冲突之中。

时间感觉起来如此宽裕，如果它不是

为了一个来世——

我害怕这个圆周

把我的有限吸引到——

他的排除中。

时间世界之内的依恋威胁着对扮演男性角色的永恒忠贞，尽管那种依恋是圆周，那种恐惧更强烈——失去时间或永恒——在诗歌有意的含糊表达中仍然是一个问题。性别取向的问题重现出来。“圆周”在另一首诗里是“你这个敬畏的新娘”，在诗中“每一个神圣的骑士都拥有，/这些骑士敢于觊觎你”。扩张的冒险活动与男性的探险和征服联合，使狄金森本人的所有值得怀疑。

我看不见路，天空被缝合了——

我感到了那些柱子封闭了——

地球保留了她的半球

我触到了宇宙——

它滑回去，而且我孤单一人——

是球体上的一个斑点——

出去站在圆周上——

超过钟声的斜面边缘——

爱默生在他关于“圆周结构”(“Circles”)的随笔中，也谈及“使我们注意到这个(作为同心圆的自然的)表面的混乱不是固定的，而是滑动的”。他也令人困惑地提到“突然从中心冲到边缘”。相反地，狄金森勇于历险，就像在她的诗《在圆周外围》(“Out upon Circumference”)，或者她在其他相似的诗中写的，她会“超出推算，/关于嫉妒，或者关于男人——”出去到“圆周之中”。但是这两个诗人似乎是处于一种反比例之中：在爱默生的理论中怀疑主义是零星的，在狄金森的诗中，是断断续续的信心。《我看不见路》(“I Saw No Way”)把圆周的历险与狄金森更具灾变的意象联系起来。爱默生的圆圈成为严格的半球，在这里天空在女性化的缝合开口的意象中被“缝合”。地球的半球翻转过来，宇宙滑动了。这个自我“单独”只不过是“球体上的一个斑点”，它孤独的自我定义形成甚至表现它对于自己不能包容的浩瀚宇宙的反抗。

其他爱默生的自立意象在狄金森这里经历了相似的扰动。“那只眼睛”是爱默生的“第一个圆圈”(《圆周结构》)，通过它“普遍存在的涌流在循环”(《论自然》)，在狄金森的诗中成为了令人不安的自我反映。诗歌《像看向垃圾的眼睛》(“Like Eyes that Looked Wastes”)已经被诠释成姊妹篇的文本，在其中狄金森注视着另一个女人的眼睛。但是这也暗示着某个人窥视着自己可怕的镜像，而且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孤独的和唯我论的荒原：“空白的——和不变的荒野——夜晚使它多样化。”爱默生的“自然世界……作为一个同心圆的系统”来自于“灵魂永恒的产生”(《圆周结构》)，在狄金森这里转化成轮子的另外一侧：

我的更严格的服务

我赶紧索求

填满这可怕的真空

你的生活遗留下来的——

我担心自然带着我的车轮

当她的停止运转——

当她已经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我的工作刚刚开始。

我奋力厌烦大脑和骨头——

去烦恼去厌倦

勇敢的闪光的随从——

阻碍的生命力

对于得到的一些无趣的安慰

那些放弃头脑的人

他们认识这缕头发——

而且忘记了黎明的颜色——

痛苦不会减缓——

黑暗牢固地支持，

当我以前所有计策

要确认午夜——

没有理智的药物可以——

代替死亡

自然是不是唯一的药剂

治愈人类的疾病——

有意思的是狄金森用了一个术语——“服务”——这经常用来指示(女性化的)忘我的奉献，这里用来指自我奉献。她的当务之急就是回应反对“可怕的真空”，将其比喻成死亡带来的损失(或将损失比喻成死亡)。爱默生式的自然圆圈已经停止运转，她自己的“轮子”与其说是环绕自然界的“轮子”不如说是时断时续的和对立的。在她自己的“圆圈”里，她找到的不是无限，而是特别的狄金森式的时间中断，这种中断指示的不是永恒，而是断片的、疏离的分裂。

在这首诗中，退回到自我是对超出自我控制世界的一个痛苦的响应。这正如狄金森的放弃经常得到的评价一样，是一种“策略”。但这策略并不成功。“痛苦不会减缓”。这个策略与其说是驱散黑暗不如说是确认黑暗。至于“意识”，它没有提出超出世俗环境的自由、独立或者自我定义。狄金森的自我没有超出个人的局限和忧患而进入爱默生的普遍存在。相反，她却质疑了这种可能性。

狄金森的自我诗歌有时候传达一种机智的自我权力和自治意识，只借助于自身，而没有任何需要或依靠。但是这些诗也表现出了这种美国的、浪漫主义的或是自由的自我定义与通过自我之外的关系和责任所定义、所制约的自我之间的冲突：正如在这里戏剧化为女性对死者的照料。这种有条件的自我的意义毫无疑问部分地反映了狄金森作为女性的孤傲，从自我满足的自由范例，连同追求这种范例的自由。这些并没有扩展她作为一个19世纪的女人的自由。但她也质疑了这种范例。她意识到它潜在的唯我论观点，并且怀疑其能力，将其称为“存在的疾病”——那种疾病如此严重以至于死亡已经成了它唯一的出路，也是对死亡唯一的悖论性的蔑视。狄金森的诗挑战了美国的自立模式，它不仅是男性的，而且还是不完整、不真实的经验，而且易受哲学的攻击。她的自我诗歌的力量并不在于实现美国式的自我梦想的程度，而在于对这种模式的挑战，她揭示了这种模式的裂隙。

历史的标记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是一部宗教想象的诗歌。这并不是宣称狄金森是一个正统的宗教诗人。相反，她的作品提出了对传统玄学新颖而有力的批评，其批评方式使人想起与她时代很近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5]。然而，仿佛她已经轻松习惯于一种后基督教的启蒙思想，在神圣的秩序和意义中，用艺术和她自己思想的力量来替代信念。因此，解读狄金森的诗歌既是历史上的年代错误，也是不真实的。历史学家强调历史机构、阐释学和感受力如何继续构成19世纪的生活，尤其是女性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规范也许不断减少，但也绝不是完全消失。至于宣称狄金森脱离基督教传统，其许多最为本质的结构调换为美学经验与活动，她的作品恰恰探讨了这些调换是多么成问题的。她质疑了艺术实际上以何种程度作为形象为信念服务，而且相反地，揭示出了宗教设想如何坚持甚至超越具体教条，连续对社会和美学理念施加压力。

狄金森在宗教立场上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无信仰者。她不算虔诚，但她也不算世俗。她攻击宗教主张，而这些主张一直控制她，她从未完全摆脱。狄金森既反对又需要宗教信念。大多数有狄金森式宗教需要的作家通过一些转化结构回归了信仰，比如T.S.艾略特就是如此。大多数有狄金森式宗教怀疑的作家都放弃了他们的宗教信念，或者通过可替换的方式或秩序加以转换，无论多么具有私人性、临时性或唯美性。狄金森以一种堪比神秘宗教热情的力量，非同寻常地保持着一种不变的宗教危机状态。在一种持续的反张力中，她宣称要否认一种神圣秩序的原因，反复在她的诗歌中复述。从这个意义上说，狄金森的作品没有具体表现为探索之作，而是参与了无尽的争论，这个争论永远没有结论。不同立场互相挑战、长期冲突，而各方最终都发现不够标准。在这场争论中，宗教问题直面宗教答案，然而并没有充分解决这些问题。结果是一个没有上帝仍会感到不满而有她的父辈们作为上帝也同样感到不满的世界。

狄金森反对上帝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性别建构的。她对于上帝的立场可能从未和爱默生的立场完全一致，只是因为性别差异。爱默生的自我不是像一开始可能出现的那样仅仅是自我封闭和自我依靠的。当爱默生欢呼自我的无限性时，不管怎样解释，他是含蓄地把它与上帝联系起来。爱默生的自我延伸到本身之外，成为上帝的形象。“灵魂和圣灵的关系如此纯洁以至于寻求帮助是亵渎的”，他在《论自立》里这样写到。爱默生“安坐家中”因为那个“至高的缘由”与他同坐，他的自我存在也是“归因于”神圣。爱默生圆圈的“中心”还是上帝，不被任何“圆周”束缚，而且它的“海浪……流向”他。这个神圣的中心不仅定义了自我，它还把自我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建立为“永恒圆周世代”，这个世代的“中心生活包括了所有的圆圈”。重要的是，自我和神性作为相互的反映，使自我能够把周围世界阐释成自我的反映。正如爱默生用使徒保罗的话(Pauline language)所陈述的：“我们知道上帝是，在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庇护下。”

在狄金森如爱默生宣称的那样主张自我无限性的诗歌中，她倾向于像爱默生一样把自己放在与某种神圣准则的关系之中。于是她的自我封闭并不是限制性的而是包罗万象的。“灵魂的优越的瞬间”伴随着“不朽的/巨大物质的……永恒的显露”出现。但是狄金森用神性定义自己的身份还是很困难的。即使这首关于“优越的瞬间”的明显狂喜的诗也承认：“这个死亡的废除是罕见的。”她也不能用爱默生的方式直接宣称代表上帝。由于性别的原因，她对于上帝的看法最终还是很古怪的。有几首有趣的、让人安心的诗宣称如何“灵魂有客/很少出门”，尤其是“当人中之王/正来拜访”。但是灵魂和君主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同一。更确切地说，这是女主人与来客的关系——或者说，是“主人”与“他自己”而不是被拜访的“她自己”的关系。这个出乎意料的性别转换使女诗人用她或他主导的力量直接接近或确认身份的主张复杂化了。相似的复杂化混入了“灵魂应该永远是微微开启的/如果天堂询问的话”。不仅是这个有条件的“如果”，还是在性别上和涵义上对“主人”和“客人”出乎意料的分布，以及一个迂回的句式，使读者很难确认这次拜访是否发生过。

一首讨论很多的诗，“一个圆柱形的自我/怎样去充分依赖”，同样在句式含混中结束，包括语法中的数、先行词、序列，这样就使原来好像是神圣自我身份的强大宣言极其复杂化了：

满足我们——因为一群人

我们自己——和正直——

而且那个聚会——并不遥远

距离最远的灵魂——上帝——

这个单数的自我指的是复数的人，但人群中包括谁又不包括谁仍然是个难以捉摸的问题。这是以“并不遥远的”上帝为基础的内心的“正直”，还是宣称上帝作为“最远的灵魂”并不包括在内？简洁优雅的意象，把自我转化成石柱，让人想起狄金森的自立诗歌常常涉及诱骗、太平间的窒息和拥挤的孤独，这让人想起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6]对封闭的自我极度痛苦的剖析。

狄金森的《妻子》诗常常重新设定相似的问题，关于一个女人可以以何种程度将自己和上帝视为一体，或者通过何种关系。“我的——凭借白色竞选的权利!”诗人心醉神迷地宣称。但即使在这里，她自己的也是“猩红色监狱里的标志”，以沉痛的代价换来与众不同的自我。白色的灵性通过将身体的痛苦意象暗示为监狱，来抵抗猩红色的受难。这个“标记”，在任何情况下，标志着那个妻子与她象征的力量分离。这个“标记”的困扰，在其本身和肉体上都是很重要的。就像狄金森在其他地方写的一样，她也许“被赋予了称号”，但只是把她从力量的根源和场所移除，结果使她自己落入附庸的地位：

神圣的称号，是我的!

妻子，没有印记!

重要的身份，授予我——

卡瓦利皇后!

皇室的，只是没有皇冠!

订了婚，却没有喜悦

这是上帝对妇女的馈赠——[7]

当你，拥有，从深红色到深红色——

从金黄色，到金黄色——

出生、嫁人、死去——

在一天——

三重胜利，

“我的丈夫”，女人说——

敲击着旋律——

“这”就是道路吗？

如果爱默生是这首诗的作者，他可能会写：“神圣的称号，是我的!”然后就停在那里。但狄金森不能直接宣称这个神圣的称号。她只能把她自己定位为：“妻子，没有印记!”这里的标记是性爱的、肉体的标记：没有标记就是性接触的“订了婚，却没有喜悦”。这个神圣的头衔要求(或者允许)超越现世条件：今世的死亡就是来世的诞生——“死亡”的时候就“出生”了。这个交换的双重结合能力包含在“嫁人”的双关中，正如订婚了却也被支配了。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女人只是某种作为“丈夫”的神圣意象而不是神圣权力本身的妻子。她的称号是次要的。

在狄金森宣称的称号中——诗学的、宗教的领域，和/或在狄金森的诗文结构中起到了惊人作用的经济意义的领域——极其重要的是可能在一个标记系统及其阐释一致性的承诺中完全阐释她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抵制阐释，建立起来的规范在事实上也许不能证明是可靠的或正确的，这些确实出现在艾米莉·狄金森身上。但是对于狄金森来说，不像后来的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人们经常把他比做狄金森)，这种前景是恐怖的，最终也是无法接受的。就像早期的狄金森评论家所认识到的，她坚持在一个继承下来的形象表现系统中创作。其久远的美国清教徒时期的起源——主张对终极事物在自然、历史和作为标记和典范的自我中进行形象编码——特别能够在内战前阿默斯特的正统生活习惯中感受得到。但是形象结构在更加自由的波士顿同样保留下来了。形象或类型学的推动在19世纪没有简单地消亡。更准确的说，它经历的转变不仅用类比的魔鬼标志美国浪漫主义，还有详尽的历史文化。美国的大事件继续被理解为一个普世性救赎剧里的若干瞬间，即使这种救赎越来越被认定为具有历史性而非永恒。狄金森的诗反复在这种符号系统及其形象结构和超验所指中运行。用她的话说，时间应该代表永恒；甚至世俗的经验，或者毋宁说是涉及损失和死亡的时候，应该在超验的结构中找到理想化的意义。在某种情绪下，她的诗只是宣称了这种理想化；使她的诗成为一个“复合的幻象……那提供的确定的/还有那不确定的……倒退的时间/还有向前，朝向上帝”。

然而，狄金森继承形象系统的困难，总体上阻止了她享有这一系统的承诺。这不仅进入她的宗教期待，也进入了她的审美期待。读狄金森的诗歌时将其看做是从有限到无限、从痛苦到欢乐、从受难到救赎还有从死亡到诗中的不朽，从根本上讲是把宗教的结构复制和转化到了艺术的范围。但是这些转换的基础结构，不论在宗教上还是在艺术上，在她看来都存在误区。她的诗歌反复而又痛苦地证明了她的疑虑，这种疑虑阻碍她把她的世界看做具有任何救赎意义的标记。一连串转义后会产生某种救赎的涵义，她因而拒绝这时分门别类，它对此进行了追踪。然而，这并没有使形象体系变得可有可无。在一个个文本里，她又一次回到了形象的前提和承诺中；又一次发现它们是欠缺的；又一次发现它们是必要的。

狄金森关于超验的转换结构的顾虑是反复出现、连贯一致的。她的作品事实上提供了一种持续的、有力的批评，不仅是宗教方面，而且也是基督教结构移位到世俗的、审美的模式上——然而这里，由于失去了宗教基础，又一次回到了她批评过的宗教或玄学前提。关于玄学的形式，她最初的反对是认识论上的。对于来世，没有确定的证据：

“天堂”对我来说，有不同的标记——

有时，我认为中午

只是那个地方的象征——

然后黎明时，又一次，

一个有力的表情环绕世界周围，

而且迁到山里——

如果应该像那样就有一种敬畏之情

在悄悄接近了无知——……

我们想，它自己更漂亮——

但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

崇拜一个更高层次的恩典——

我们的眼睛还看不到的恩典——

像在另外一首诗中一样——“这些是自然的小旅店的招牌”——狄金森秘密地打开了相似的文本。但她以犹豫告终了。“‘天堂’对我来说有不同的标记”，暗示到达超验天国的多重道路，但最终无法看见：“我们的眼睛还看不到。”如果往回读，甚至在过度自信的诗歌开头，怀疑便开始出现。“中午/只是一个象征”，也许已经将其描述为她创造的而不是感受到的标志。那个“有力的表情”也许毕竟仅仅是她自己的。那种神圣的符号语言的“敬畏”悄悄接近，或是被从“无知”里偷走。至于她自己最终的“更高层次的恩典”，从未直接证实过。它们也使“标志”可能打开的景象变得模糊。如果它们的力量超出自身，而它们自身又保持着是唯一经过直接证实的证据，他们更多的含义则远非直接的或者确定的。

但认识论上的怀疑本身并不真正足以令狄金森不安。在此之外，而且更加紧迫的，是玄学的和价值论的问题。作为救赎的来世，就像尼采后来宣称的一样，只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对立意象。它由这个世界的否定方面构成。天堂建构的与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发现的痛苦和危险相反。关于这点狄金森可能有点轻率和滑稽，正如在她的天堂意象中“天空中美丽的教室”，在这里总是“星期天”，没有“例外”。“伊甸园”是一个有“新鞋子”的地方。“天堂是一个地方，一片天空，还是一棵树？”她以简化的方式提问。但是她极其严肃地批评将来世作为现世的否定这一主张，她对此持续不变的玄学批评堪与尼采相比。每一种超验的价值建构都反对而且否定现世的条件。“死神要买的东西/是空间”，也就是无限，而不是我们实际上有限的生命；“从境况中逃离”，也就是否定意外、偶然性和现世存在的限制条件；“而且一个名字”，也就是不朽的身份。

这个玄学天堂和物质世界之间的对立，使天堂不仅成为尘世的对立面也成为它的对手。尘世和天堂、现世和来世、时间和永恒，意图形成一种彼此互补而且实际上相互救赎的关系。但是这种玄学结构从另一种意义来讲使它们处于矛盾中。那种冲突的痛苦渗透到了这个世界的每个部分里，直到宗教好像不是通过一个天堂的承诺完结世间的生活，而是更想要为了终极的东西放弃现有的东西。从狄金森在1850年冬天所写的很有启发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对当时风行阿莫斯特的宗教热情和宗教觉醒压力的反应。她对变迁的反抗表现在这种独特的选择上。“义务的道路，”她写道(她列举的义务是特别具有女性色彩的：“温顺，加耐心，加服从”)，“看起来确实非常丑，而且我想去的地方更加亲切。”“基督正把大家叫到这里，我所有的同伴都已经响应……只有我站在这里反抗。”然而，她的反抗充满了冲突，也有对自己的反抗：“我也是那些迟疑的坏人之一，而且我也潜逃了，停顿又思虑，思虑又停顿，做着工作，却不知为何而做——当然不是为了这个短暂的世界，更加确定也不是为了天堂。”这个短暂世界与天堂对垒：这种对立诱使狄金森试图找到某一条从此到彼的道路(也正是在这封信里，她把自己说成是《圣经》约伯记[8]中的撒旦[9]，“来回”在这个世界上漂泊，但这是一个艺术的意象，把她自己的作品说成是现世的东西。)还有更早时候，有一封写自曼荷莲(Mount Holyoke)的信，尽管她抵制玛丽·莱昂所强烈呼吁的变迁，她仍在信中写道：“我并不快乐，而且我后悔上学期，有一个极好的机会，我没有奉献自己而成为一名基督徒。但是现在太晚了，我朋友这样告诉我，我受到伤害的理智对我这样耳语，但我很难放弃这个世界。”得到天堂就是要放弃现世，这是狄金森作品里一贯坚持的放弃的修辞。在更早写给阿拜亚·鲁特(Abiah Root)的信中，她写道：“我觉得我还没有跟上帝言归于好……我对上帝和他的承诺完全有信心，而且虽然我不知何故，我觉得在我的情感生活中现世占有最主要的位置。我确实觉得我可以为基督放弃一切，即使要我去死。”天堂要求放弃尘世。正如尼采所言，重视一个世界，就是贬低另一个世界。为了得到来世狄金森必须“放弃”这个世界。宗教并没有补偿经验，但却需要经验的擦抹。

这种在狄金森的宗教经验中固有的不连贯，使她和宗教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放弃颠覆了道德、世俗经验与类比所依赖的不朽之间的基础和可能性。因为它切断了经验和救赎之间的联系，或者是埋下了矛盾的互相反对的祸根。在这点上没有比死亡更明显、更急迫的了。死亡是狄金森无止境地探究的黑洞，这个主题，她已经至少在三首诗里运用，“即使一个预兆的推力也不能，/在上面留下凹痕。”死亡表达狄金森两种极端的、严峻的、矛盾的可能性：自我的完全消解，或者在不朽的自我身份中最终赦免。狄金森绝望的——即带着期盼的绝望——渴望后者对我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在自己的传统宗教冥想的变奏中，她毫无畏惧地直面死亡：通过成百上千的诗和无数的通常是写给只是从报纸上讣告中了解到的送葬者的吊唁信。诠释死亡描绘出了她的很多诗学成就。

她在昨夜死去

那是一个普通的夜晚

除了弥留的她，这使我们

对于世界的感受变得不同。

我们注意到琐碎的细节——

那些以前被忽视的事物

在我们思想的辉煌灵光下

凸现，露出本来面目。

死亡是狄金森的特殊文本，通过它自然“凸现”。这个文本意象通过狄金森多次试图对死亡进行解码而持续：“读(它的)句子”，那里“没有征兆”，然而却即将来临。狄金森的道德诠释的仪式同时是基督教的、女性的、诗学的。她接受了照料将死者的角色，在她的时代那还是居家女性的任务，生命垂危的人还很少住进医院。在诗歌创作中，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渴望和恐惧、谦恭与反叛性的退却，她也创作了自己。

其他人可以存在

而她必须结束

她令人嫉妒

如此几乎是不朽的——

这里不朽的既不是狄金森禁不住徘徊在其边界的来世，也不是她的信念；而是一个来世的有竞争力的“嫉妒”，它如此贪婪而无情地将其主张强加于她自己的现世主张。尘世和天堂并不是互补的，而是互相抵触的。然而狄金森在她的反叛中一直与自己处于冲突之中。她通过关于死亡的文本继续等待着，正如她接着写的，等待着死亡的“通知”：

我们等待而她死去——

时间短促——

我们的灵魂紧贴在一起，交谈

那个通知最终还是来了。

她提起，又忘记——

像一根柔弱的芦苇

伸向水中，几乎没有挣扎——

满足地，死了。

消极地记录下来的是语言本身的擦抹(“她提起，又忘记——”)，和生命“芦苇”的断裂——也许是写作手法上的一个双关语。最后留给她的是那些对现在失去了灵魂的尸体进行终极的、女性的照料，她自己的精神注视着无尽的困惑：

我们，我们整理她的头发——

扶正她的头——

然后，人们感到莫大的轻松

信念恢复常态。

狄金森的艺术是传统的，同时又是分裂的。死亡一直是一个她无法转化的既绝对确定又绝对不确定的问题。正如她在另一首诗里写的那样，寻求尘世的擦除和“重生”之间某种“双重的”或者“平行的”“意义”，她渴望了解“丰满的圆周”。在这种努力下，信念并没有被放弃，也没有被接受。正如在《她在昨夜死去》(“The Last Night that She Lived”)中，所有留下的是“信念”不能“恢复常态”的“莫大的轻松”，然而又必须恢复常态。

狄金森的诗独具特色，它们围绕这样的阐释活动而构思。正如在这里，她的中心经常是试图阐释，以及阐释的脆弱性。但是死亡，尽管在个人的末世论意义上有些急迫，在更广泛的阐释结构中占据了位置，涉及公共的、宗教的和历史的涵义。这些源于《圣经》，《圣经》的注释形成了进一步形象阐释的基础。狄金森关于《圣经》的诗是她最为一贯的文本。这些诗在她不断发动的攻讦与恳求、挑战与渴望的斗争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些斗争在形式上彼此往往可以互换，然而在她对宗教传统和权威的处理中，性别提供了一个中心的和爆炸性的，而且是一个微妙和复杂的因素。狄金森把《圣经》看作“衰退的男人写的过时书籍”的观点，不可避免地是由她是一个女人的事实构成的。

然而，狄金森并没有将《圣经》里的女性人物特别加以戏剧化，而是在阐释结构和宗教对抗中给自己配上了女性的声音。她，像诗歌《约旦略偏东》(“A Little East of Jordan”)中的雅各[10]，与《圣经》宗旨明显对抗，而且事实上是在反对上帝本人。有时她表示要把伊甸园或者乐园重新定义为一个人类经验的场所。当然她拒绝把地狱诅咒和惩罚当作是复仇和非正义。就是这个意义上的非正义、这种意义上的上帝对人类的不公平，特别唤醒了她。摩西[11]作为一个特别的悲哀人物出现：

我总觉得哪里错了

摩西做的事——

让他看见迦南——

却进不去——

在许多文本中，狄金森反复把上帝作为一个男性形象：父亲或者丈夫，在家里作为权威发号施令，同时掌握着经济命脉。在这特别的《圣经》重读过程中，性别问题也走了进来：上帝似乎把“一种逗弄的游戏，就像一个男孩对付比他弱的男孩，以证明他的能力一样”强加于摩西。但最终的声明被概括为：“奈布山[12]上的老人!尽管这么迟，我的正义为你流血。”狄金森以普遍意义上和道德上的权威说出了她的指责。然而，她可能是从一个女性的批判角度上说的，但她作为一个女人声称自己具有这种判断的力量，本身又与在她经验范围内形成的宗教的特定假设和等级秩序发生了冲突。

狄金森的《圣经》诗歌，无论怎样挑战上流社会的虔诚，也一直与宗教文本保持对话性。她没有放弃《圣经》，但是却对抗性地使用它，或者说，对抗其特有的用法。正如其他的女作家，诗歌成为一种诠释《圣经》的形式，在其中抗议的同时也表明了依恋。对于《圣经》的引用提供了挑战的机会。她引用，然后质疑，《新约》为呵护爱提供保证，就像在《我原以为只有最俭朴的需求》这首诗里一样，她拒绝接受《马太福音》第7章第7、8节的承诺：“无论你祈求什么——全都可以给你。”她通过为《旧约》里的人物辩护来反对上帝的力量。但在这方面，她和《旧约》里那些人物一样，首先把争辩和指责作为与上帝交流的方式。狄金森不断阐释《圣经》里与她自己最迫切需要相关的人物：包括她对完全揭示承诺的失望。

在狄金森的作品中，赞美诗要比《圣经》的影响更为深入，尤其是艾萨克·瓦茨所写的广为流传、极富影响的《圣歌、赞美诗和灵歌》(Psalms，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瓦茨的赞美诗为狄金森的诗歌形式提供了基础。她的诗律，除了少数的例外，都是建立在赞美诗般的普通、短小和长韵律基础之上。但狄金森不仅仅是适应了来自赞美诗的韵律学。她不断地改写赞美诗的语言——意象、修辞手法和从瓦茨那里学来的比喻。事实上，她把特定的赞美诗重新写进了自己的作品里。狄金森对赞美诗的利用超出了戏仿和反讽的水平。正如在她的其他敏感性的宗教领域里一样，戏仿和真实表现为互为前提、相互覆盖。狄金森对赞美诗的颠覆也正是在宣称与它们的联系，把它们推到另一个宗教冲突的舞台上，而且最终提出了关于权力及语言和修辞主张的普遍问题。

狄金森的赞美诗改写作品包括“慢点，我的灵魂，去喂养自己/用他稀有的途径”，这是改写瓦茨的“站起来，我的灵魂，摆脱掉恐惧，/戴上你福音的盔甲”。“天堂离心灵那么遥远”呼应了瓦茨的“在心灵隐秘的寂静里，/我找到了我的天堂和我的上帝”。“到天堂的路是平坦的。/而且还是稀有的一条”，来自瓦茨的“通向死亡的道路是宽广的”，奥斯汀·狄金森称之为“朴素的印刷中足够让人沮丧的”而且唱起来“骇人听闻”。很典型，狄金森扭曲和复杂化了瓦茨的意图，但同时在这种框架中继续运作，常常颠覆她自己所颠覆的东西，证明自己的连续的主张。瓦茨的

信念是最明显的证据

关于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冲破肉体和感觉的云层，

停留于天堂之光中。

在狄金森的诗里变得模棱两可：

信念是没有桥墩的桥

支撑我们看到的东西

直到我们看不到的景象——

对眼睛来说太微弱了……

它加入了，在面纱下面

对于什么，我们可以假定

那座桥梁不再是

对于我们遥远的、犹豫不决的脚

一个首要的必需品。

在狄金森的文本(像瓦茨的文本一样以希伯来书第二章为基础)中，那个引导从有形到无形的“没有桥墩的桥”也许就是没有桥墩的，但也许是没有合适的支撑。瓦茨的“冲破肉体和感觉的云层”的来世，对狄金森来说是“我们看不到的景象”，“对眼睛来说太微弱了”。但是，这种狄金森式的“反赞美诗”，最终折回自己犹豫不决的脚。如果信念没有洞穿那个肉体和感觉的“面纱”，这毕竟区分了信念与知识。相信就是不知道；这就是因为人不知道的事才会被号召相信。而狄金森恰恰响应了这种号召。信念的“桥梁”，在这里远远不是被简单地拆除，而是作为一个“必需品”加以利用。但是什么是必需的？“面纱”的意象是关键性的。狄金森最深层的阐释动力驱使她进行形象解读，在这些解读中经历的事件会产生进一步的重要性，作为某种深层意义的标记。因为在赞美诗里，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作为桥梁而接近超出肉体和感觉的东西。这个“面纱”在狄金森的诗里反复出现，一个肉体的、身体的意象，立刻成为障碍和一个超出它的精神世界的标记。这个“面纱”，也就是作为形象表达本身的一个狄金森式的形象：标记是如何在尘世中指向自身之外的，或者没有做到。

狄金森对赞美诗的处理只是她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一个例子，在转型中主张被接受为对真理的表达之前，只是被看成是一种修辞形象。语言不是指向外在的精神范畴，而是指向自身。在对瓦茨的韵律和形象结构的应用中，狄金森探索和揭示了赞美诗的修辞本身如何构造它们仅仅要表达的神圣经历。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语言结构本身，作为塑造经验和经验阐释，而不是指称宗教上的真理。但对狄金森来说，这个认知是令人惊恐的。她对形象转换的失败十分矛盾，这使意义又重新回到语言结构中。危险的是世界的连贯性，其阐释传统上依赖表示自身之外的世俗和语言经验的力量。她的诗在两个可能性之间痛苦而危险地保持着平衡：仍然在形象转换的结构中发挥作用，但同时也对它们提出质疑：

我想，活着就是天赐的福——

对于敢于尝试的人——

超出我认为

我的嘴可以证实的范畴——

我想我以前破碎的心

可以放宽，直到对我来说

其他人，像一小段海岸

出现在海面上——……

没有麻木的警报，以免造成差异——

花朵上没有小妖精——

没有忧惧的耳朵的惊跳，

没有破产，没有厄运——

但是太阳的确定性——

心里的仲夏——

坚定的南方，在灵魂上——

她的极地时间，错后了——

狄金森在这里呼应了瓦茨的赞美诗“有一个纯洁快乐的地方”，她从别处引用了(“我们能不能只爬上摩西站过的地方”就是从那里引用的)。这首赞美诗同样提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无尽的白昼排斥了夜晚”，而且那里

永远是春天，

和永不枯萎的花：

死亡，像一个很窄的海，分开

这个天堂般的国度和我们的国度。

在狄金森的诗里，海不是用来穿越的，但是“其他的”海岸“很小”。然而，它也代表了她对无限白昼的渴望(“太阳的确定性”)，永远的春天和永不枯萎的花朵(“花朵上没有小妖精”)，还有一个没有“极地时间”的“差异”、改变和损失的统一体。对“幻象”的呼声事实上很难否认：

那个幻象，徘徊了很久——

所以变得似乎可能

我把虚构看做是真的——

那真实的却好像是虚构的——

梦境是多么慷慨——

它可以变得多么丰富——

如果我的生命只是一个错误，

就在你那里改正吧

这里，狄金森使赞美诗的韵律和意象与她自己句法混淆的反风格(counter-style)相交叉。她使“虚构”与“真实”很难辨别。这时，即使费力弄懂了语法和先行词，“丰富的”“其他的”世界也是作为梦境出现的，这是带着巨大痛苦和不断期望的退让。这首诗是一篇近乎揭露玄学“错误”的祈祷文，同时呼唤她刚刚否认的信念。这些问题形式化、教条。狄金森的“虚构”观念暗含在她自己的作品中、作品建构的修辞力量中，而不是要表达她既揭露又主张的一种真正“丰富”的“梦境”。“虚构”在这里是一种痛苦的让步，而不是华而不实的自由，也不是代替超越了这个“小妖精”、“厄运”、“破产”的现实世界的世界。狄金森无论怎样在修辞方面下功夫，她还是有疑虑的，这点她在诗歌开头就说出来了。“生活”在“极大的幸福”(bliss)中，将会是生活在“超出我想象的范围”，“我的嘴要去证实”中。不是在她的诗学形象范围之内，而是通过并且超过它们，进入那个“其他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仅仅是预示。

狄金森在这里唤起的形象信念是文化的和集体性的，正如《圣经》和赞美诗一样。狄金森从范例的范围内谈起，虽然经历了挑战和转变，仍然在她周围很有说服力。这个集体性和历史性的框架也许在看起来最不可能的地方却是最具洞察力的：即在狄金森的受难诗(poems of suffering)里。怎样阅读事件的标志以便把它们解释成救赎的形象恰恰是基督教自然神学(Christian theodicy)的事业，它的核心象征就是十字架上的基督。正如托马斯·坎佩斯(ThomasàKempis)在《效法基督》(On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一本狄金森拥有并仔细阅读的神秘书籍——中坚持的，只有通过基督的受难，我们才能在荣耀中与他一起复活。

对狄金森来说，最急迫的但也最顽强的形象转化就是连接受难与救赎，并把前者转化到后者。她的诗着魔似的衡量得与失，但常常——尽管经常以模糊的方式——甚至算不出个结果。她一次次地尝试，重新展现一种从受难到生命意义的艰苦跨越，又一次次地失败。有时她的转变确实成功了，揭示出了她创作依循的范例。例如，“欢乐有益于痛苦，/有益于释放”，极大地概括和实现了使痛苦成为拯救基础的基本自然神学模式。“痛苦的神圣，”她写道，“像天堂的神圣/要付出肉体的代价才能得到”。她在一首只有两行的诗里总结道：“最好的收获，一定要经过损失的考验，/才能成其为收获。”

但在许多情况下，天平会失去应有的平衡。得到和失去之间的关系细察起来越来越复杂。即使“相反的事物诱使”，这并不是准许“丑陋的人们”“考虑”的恩典。“命定的”人也许“尊敬日出，/带着不同的欣喜”，但是这并没有减缓命运的来临。诗人可能因为鸟儿的失踪而更“了解”“空荡巢穴的高度”，但是这个“对比的证明”没有留住那只鸟儿。有时，得到，而不是挽回损失，只是加强了损失：好像看见“太阳”只是制造了一个“更新的荒野”，或者被“拒绝喝水”使“水……更急迫”但什么也没做——或者可以说是恶化了——“该死的嘴唇”。这样的文本展开了作为拒绝或是放弃方式的狄金森式的迂回手法，揭示出浪漫主义式的敬畏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形而上学[13]传统之间的连续性。可能是“我们相对的看见”，用我们有的东西来衡量我们没有的东西。但这并没有保证我们看到的是更真实的。相反它可能被扭曲了。“也许它对我们很和善/苦恼和损失”，她接着在诗中询问道。但最终这个对比是否在认识论上或是基督教救世神学上起了作用还很不明显：受难和损失是否会成为救赎的基础——或者确实就是拯救。

这些关于受难和释罪的基督教自然神学问题不只是狄金森个人的问题。它们属于她更广阔的社会。奇怪的是诗中关于狄金森痛苦的最私人的地方也正是涉及文化最多的。因为受难的问题在基督教的体制里本质上是历史的问题。试图对最使人畏惧的、暴力的历史事件找到救赎的反应，在狄金森的文本里已是通行的做法。狄金森不只是因为巧合的好奇心而开始集中写作，她一半以上的诗歌都是在美国内战期间写成的。内战在未被人知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大屠杀的程度，新技术和全面战争的新战略为此提供了可能，同时从意识形态上看对美国民族主张和自我身份认同构成重大威胁。内战使狄金森更加需要自己对变迁进行阐释，确切来说以便把一个因地区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而支离破碎的美国重新组合到一起。狄金森作为与世隔绝的、幽闭在房间里的意象，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意象本身也被性别化了。她父亲当过阿默斯特学院的财务管理人和阿默斯特市民领袖。1838年他被选为马萨诸塞州常设法院(the General Court)的成员(在那里他认识了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岳父、法官莱缪尔·肖，狄金森在与上帝的争吵中也对他念念不忘：“朱庇特主神，选择你的辩护律师，/我聘用肖。”)1842—1843年间他作为辉格党的代表两次被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1852年被选进国会。许多狄金森的朋友都是有影响力的和政治上活跃的记者和编辑。

她的书信中多次提到战争，诗中也有为数众多的战争意象。并不是所有这些都直接谈到历史事件。政治和宗教环境下的战争意象之间有一种连贯性，使它们在她的写作中无法完全分开。她的历史世界也是如此。在北方普遍看来，战争是实行启示录式的惩罚和报应，据此国家的奴隶制罪恶得以审判和清洗。战争见证了难以置信的有组织的大规模传教活动。这是遍及全国的热衷于在教堂中的结果。正如狄金森写给那时正在南方做第一个黑人团团长的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的信中写的一样，“我相信你会超越战争的限制，尽管不能为我们的军队祈祷——教堂里才提供祈祷的服务，我祈祷的时候带上你的份。”斗争的语言风格本身和圣战及宗教戏剧的语言形成共鸣。狄金森的父亲将它放在了1855年出版的请愿书中：“在全能的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迄今献给自由的每一寸土地，今后都不该被奴隶制推进的步伐所污染。”甚至极力克制的林肯，也在战争期间斋戒日和感恩节举行公众宗教仪式的某一天将联邦的胜利说成“给至高上帝的高雅礼物，上帝因我们的罪恶在愤怒中惩罚我们时，仍对我们产生怜悯”。

狄金森在一封信中把她自己对战争的贡献说成不是女性对士兵的物质支持，而是在艺术方面：“想到那些士兵，我今年不该过冬天，因为我不会织毯子，不会做靴子。我想最好略过这个季节，应该向上帝递交一个‘请愿书’，当枫叶变色的时候。”但她的“请愿书”是非常模棱两可的。战争对她来说好像既是巨大的苦恼，又是爱。“让我们更好地爱，孩子们，这是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她写给诺克罗斯(Norcross)[14]的外甥们的信以告知阿默斯特的弗雷泽·斯特恩斯(Frazer Stearns)的死亡结尾。在她给诺克罗斯外甥们的下一封信里她评论道：“我希望更清楚，世界上的苦痛。我希望人们能确信苦痛有可爱的一面。”1864年她又给那些外甥写信：“悲伤比以前更加随处可见，不是少数几个人的财产，因为战争开始了；而且如果别人的苦痛对自己有帮助，现在可能是许多的药物。”这些关系在狄金森的一首写弗雷泽·斯特恩斯的战争挽歌里聚合在一起：“活着觉得可耻，/当如此勇敢的男人死去了。”

代价高昂，付得庄严——

我们是否配有这样一种——

必须堆积生命像堆积货币——

才可能换取的东西？

我们是否值得享有这种珍宝——

我们曾经等待，当生命

正为了我们，在战争

恐怖的酒杯中，消融？

我想，那死去的人——

活着，也许会享盛名——

那些无名的保卫者

却体现着神圣——

(江枫　译)

公共事务与狄金森的最私人的关切交叉着。作为一个边缘女性，她对战争的参与是远离前线的(虽然两者在“战争恐怖的酒杯”这个意象上——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以家庭生活的方式想象战壕)，她的地位本身不会导致与意识形态的距离，正如无数其他的女性热心者所表明的那样。但对狄金森来说，作为战争牺牲假定的受益者，整个事业遭受了这种交换带来的总体怀疑。她暗示“我们曾经等待”不能“值得享有”，因为生命“珍宝”的损毁。至于死者自己，他们是光荣的，但就他们自己的权利而言，几乎与历史要求他们的牺牲相反。

也许最显著也最出人意料的特点就是狄金森使用经济的意象来衡量牺牲及其报偿：“价格”、“付讫”、“钱……积累”、“值得”。这个经济的意象首先证明了狄金森对于她周围的美国商业文化惊人的镇静；其次证明了她意识到这种文化与其他奠基性的美国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她对得与失的全面衡量含蓄而又明显地采用经济学用语：“财富”可以教育“贫穷”；“补助金”定义了“限额”；而“财产”使“贫穷”成为可能。这个私人的和审美的衡量也是历史的和神学的。在另一首战争挽歌里，当胜利失去价值的时候，狄金森看到了“迟来的胜利”，她问道：

是上帝过分吝啬？……[15]

上帝恪守他对麻雀的训示——

谁缺乏爱，就会饿死——

狄金森通过牺牲和怜悯的话语所表达的救赎历史，给出了上帝的经济学一个标准的神学理念，它很吝啬，是经济学上一种成问题的曲意表达方式。

对玄学价值观而言，经济作为意象使用是一种回溯到狄金森所熟知的美国清教祖先的修辞。在一组诗中，她追求她称之为“美好的契约方式”的东西，以法律事务的话语承认以神/人关系为基础的清教观念，而且充满了报偿的商业标记。因此狄金森适时地把上帝表现成一个拒绝满足她需求的“强有力的商人”；作为“死亡的拍卖商”，他“第一次，第二次，成交![16]/甚至在十字架上都在喊着”。上帝是一个“夜贼!银行家!圣父!”；一个骗子；一个“财政部”。“‘有钱人’买”进“天堂”，“乐园”是一个人可以“在伊甸园里拥有的”“选择”。他的经济力量也暗指了上帝是一个男性形象。这样的诗常常包含着性别转换，在这种转换中女性被降低到仅有商业价值的地步。但这无论如何不能排除——相反，它强调了——这种修辞的宗教历史。在狄金森的语境和表达中，权威的问题是一个相互包含的形而上的和社会的秩序。她的“讨价还价”和“在报春花银行的‘股份’”是付给了神圣的还是人类的“君主”，都无从而知。当她把“我自己给他/然后带走他自己，作为薪水”，这个交换，不管是社会的还是宗教的，都是被高度性别化的和很令人疑问的。

但这正是狄金森想要的。上帝的经济学修辞也许总是不稳定的。没有让物质的东西从属于神圣的东西，而是冒险将它们颠覆。毕竟类比的语言也许不会向任何一边转化。这就是狄金森无情利用的风险。代表精神财富的经济形象在19世纪感伤的宗教中达到了最终的崩溃，在这种宗教里，身后世界几乎被表现成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国内奢华生活的缩影。但潜伏在美国宗教修辞悠久传统中的具体化威胁，本身与美国繁荣昌盛的物质幻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狄金森独特的诗歌世界包含着这些不同神学、历史和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形象——她称之为“我们的奇想”，意图达到审美的和妄想的感觉——为了协调世俗的和天堂的交换。狄金森的困难在于她坚持在这些已有的文化类比中创作，然而她感受到它们的矛盾、裂痕和失败带来的折磨。她的困难是，她根据可以使用的符码不断解读自己的世界，而且她的努力却总是失败。

因此，她的诗总是成为承诺与废除相互冲突的舞台，穿越了文化投资的整个联合体：在救赎历史、物质财富和个人满足中：

成功的滋味最甜——

从未成功者认为。

有急切的渴求，

才能品出蜜的甘美。

今日执拿大旗的

衮衮诸公队列里

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真切

道出胜利的真谛——

他，战败，垂死——

失聪的耳边突然响起

遥远的凯歌旋律

极端痛苦而清晰。

(江枫　译)

这首诗没有将消极的经历转化为积极的经历，尽管如此一来产生了这样的结构。也许有急切的渴求才能品出蜜的甘美，但这并不是宣称这种渴求被提出或缓解了。报偿仍然和花费分离；满足并没有回答渴求它的缺乏。

这个失败的平衡是在诗中以普通的话语形成的。但是狄金森选择军事意象去详细描述它是很引人注目的。虽然这首诗追溯到了内战爆发前的1859年，挑衅的和攻击的语言在战争前的几年里越来越强烈了。而胜利和失败的意象绝不会排除军事战争。相反地，这首诗唤起了个人的和精神的经验，同样还有历史的经验，努力将受难解释成延伸到所有这些有意义、有根据的结构层面。诗中一个更深层次的美国意识潜伏在开篇词“成功”里。这个至高的美国价值观，也许是所有其他价值观的主要尺度，被赋予了类似于清教徒祖先的特权，用他们尘世事业的观念作为精神选择的标记，处于19世纪进化的企业家承诺的修辞之中。在自我和成功的权衡中，狄金森可能想要使用一个战争的场景和男性的性别(“他”)，某种特定为男性的东西，在这里是“认为”。这首诗后面的那首诗以“野心”开头。但无论如何，这里没有成功去弥补失败；只有毫无意义的垂死，得到的绝对失败被“认为”是成功。这种救赎的失败，在狄金森的作品中，正如在这首诗中一样，“极端痛苦”，一种对立主张之间的痛苦争论。事件的阻力——个人的、历史的、精神上的——在一个赋予它们意义的连贯结构之中加以阐释，是一种她既不能否认又不能接受的情境。

语言与身体

狄金森的诗歌大约有三分之一涉及或者专注于诗歌本身。她的诗是一种高度自觉与自省的艺术，有浪漫主义和崇高的神学含义，有诗歌和语言的地位问题，还有作为意义结构的符号系统。然而她的作品挑战了很多20世纪文学理论的假设，这些理论认为诗歌语言本质上是自我指称和自我封闭的，使艺术作品成为其自身的首要主题。而她的作品却表现了诗学在语言上的反映、更广泛的玄学结构与历史理解之间的本质联系。在狄金森的作品里，审美的自我反映注入了神学的和历史的领域。语言、玄学和历史的交叉划定了狄金森的诗学领域。她的作品使所谓的语言玄学清晰可见，并对其进行自省式的检视。这种语言玄学即是当语言结构深深嵌入西方文化规范与文化环境的历史中所表现出的玄学含义。还有她作为诗人的身份，与其他的自我定义观念一样不稳定，充满冲突与矛盾。这些冲突与矛盾，以其特有的语言含义，通过具体形象，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强有力的结合。

身体，更确切的说是具体形象(embodiment)的问题，处于狄金森诗歌的中心或交叉点上。在具体形象中，身份问题不断在多个层面建构她的作品，使其集中于所有的多重矛盾之中。首先，她作为女性的身份十分矛盾，既有存在于一个女性身体上的意义，又有女性气质作为一种身体形象的意义。对于物质的和世俗的具体形象，她宗教身份的广泛玄学背景进一步使她处于传统的漫长矛盾历史中。她在美国身份条件之内的具体形象将她的所有物、财产和所有权的自我——与它们同她性别地位的复杂关系联系在一起。最后，就一个文本和语言的具体形象的可能性或渴望而言，她的诗人身份是高度矛盾的。

这些不同又交叉的身份，在它们竞争与碰撞的相互关系中，压缩到身体的紧张关系中：

我害怕拥有一个身体，

我害怕拥有一个灵魂，

深刻的、不稳定的财产，

拥有，但是不能选择。

双重财产，随便传承

给一个没有疑心的继承人

在不灭瞬间的公爵

上帝，为一个边境。

艾米莉·狄金森几乎不承认读过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只是勉强承认别人告诉她“他名声不好”。但是这首诗好像是回应惠特曼的诗：“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我使快乐在我身上生根并使之增大，我把痛苦译成一种新的语言。”(《自我之歌》第21段)[17]惠特曼在这里宣称，也许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他的意图是把连续的诗学转化包含到经验的每个方面——肉体和灵魂，物质和文化，自我和世界。相反，狄金森更强调冲突与分裂。在痛苦的矛盾意识和它们之间的剧烈冲突之中，她呼唤经验的多样性。

在这首诗中，正如在狄金森的诗中常常出现的一样，形象的关系是多重的，而且当它们证明在相互关系中不稳定的时候，也是越发不能重合的。在狄金森的结构中最有特点的形象滑移过程中，最初看起来是结构上的对应却变得不搭配。拥有肉体和/或者肉体(的恐惧)——重要的是这里灵魂并没有特权，狄金森并不是更喜欢没有肉体的灵魂——最初是玄学或宗教的主题。但是经济上的语言有了发展：财产、所有物、地产。同时，经济的结构变得越来越性别化。限制继承(entailment)是一种明确的男性继承形式；“继承人”和“公爵”都是明确的男性继承人。不过，“继承”当然也是一个哲学术语，从诗人的玄学开端延伸开来，在对上帝的最终指称中清楚地重新开始。

这首诗因此引入了三个层面：玄学的层面、经济的层面和性别的层面。而且，在隐喻的转换或者类比的常见结构中，我们期望这三个层面能够被引入一种互相表现的关系中。但是这种相互关联或传递并没有出现。比如说，这首诗的结尾是特别的。它奇特地冲出被定义为无限的上帝的空间意象，事实上，被说成是脱离或超越了肉体。空间的定义，表面上是试图定位上帝或定位与上帝相关的说话者，至少是以隐喻的形式，实际上只不过是错位，或归于混乱。因此，正如狄金森经常所为，结尾指出了至少两个矛盾的方向。上帝作为一个边界在一种意义上预示着安慰，生活形成于或参照于边界或界限的原则。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边界作为上帝或者上帝作为边界，可能成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束缚——无法逃避、受到限制、遭受禁锢。一种美国式的用法进入了这里。在美国语境中，边界只获得了无限的意义和扩展的可能性；在欧洲，它已经意味着一个确定不变的界限。这首诗展现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二，限制的可能性打消了诗歌开头处对拥有身体和灵魂的恐惧，这是一种只与监禁或者定义这些问题相连的恐惧。

于是，词语之间的犹豫，以“不稳定的”财产的意思在整个文本中延续，强加(“不能选择”)给一个毫无准备的人(“没有疑心的”)。然而，这种犹豫的语言也伴随着出现，本身可能是由丰富的表达组成的。财产也是“深刻的”。在这个意义上，它的脆弱(正如“不稳定的”)可能是珍贵的。“没有疑心”也许暗示了一些不劳而获的东西，因此在谦卑中更感恩赐，或者出乎意料。这个双重的可能性特别集中到这行诗：“在不灭瞬间的公爵”。这个“公爵”的头衔可能是狄金森自己名字的一个文字游戏，一个她自己高贵的标志。“不灭”恰恰暗示了那个作为珍贵遗产的财富可以赋予的不朽、超验或者高尚。但是，这个“不灭”只持续了一瞬间，而“公爵”的头衔也超出了狄金森的性别，且与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继承法背道而驰。确实，她唤起的整个财富结构在两方面都没有应用到自身：作为女人和作为美国人。

这首诗事实上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术语，这些术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财产”是一个哲学和物质的双关语；但诗中暗示的财富结构超越了自我的所有权，这是尤其在美国强调它们之间固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双关语。值得注意的是，有几首诗明显地围绕经济意象展开。一方面，狄金森通过世界上的“信件”呈现了股票市场的“进进退退”。另一方面，通过“钱”、一个“伯爵的身份”和“收入”，她又一次将她的自己“所有物”等同为“我”带着“我可以拥有的财产”。这首诗使人们想到这样的问题，即一个自我在多大程度上能在上帝之下真正拥有自我；一个女人在与男人的关系中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拥有她自己；以及美国身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所有权、所有物和继承而建立起来。

狄金森，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通过使意象之间彼此的不一致来表现她的意象。经济的、宗教的和性别的术语都互相矛盾。这首诗几乎压缩了狄金森总体上的宗教继承立场，包括身体和灵魂的等级，或者灵魂与身体的对抗。也就是说，关于她自己对这个传统的继承她备受折磨。性别当然在这里扮演了角色。她害怕和渴望继承的身体和灵魂是一个不能继承公爵头衔的女人的身体和灵魂。生就一个女人的身体是要被排除到社会权力资源之外的。它也是被不稳定地置于玄学传统中；如果没有被排除，那么在精神权力的等级之内，在与代表男性的精神和理性相对的，将女性长期与身体和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之下，女性也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但是讨论她具体化的财产通常要受到死亡倾向的影响，这是狄金森永远面对的边界，或是由上帝界定，或是由虚无限定。与更普通的用法相反，这里的“财产”不是不朽的而是必定会消亡的。但是占有必定消亡的财产也是一种诞生。“双重的财产”实际上只是名词“财产”和“所有物”唤起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严格意义上的自我，人的自我占有，一个作为人自己的自我。但是这个作为身体和灵魂的双重财产确实在狄金森的自我中是不稳定的。恐惧，或者矛盾心理，在拥有带有灵魂的身体中，和几个世纪的玄学等级或怀疑形成共鸣，据此体现在物质和世俗的世界中，以某种方式威胁，如果不是背叛，定义为可理解的或精神的或永恒的本质。

采用这首诗的比喻，狄金森的地位大体上可以称为“双重的财产”，双重的也确实是矛盾的。它同时宣称了她在她继承的传统中的占有和剥夺。这首诗表达狄金森论争的声音，被困在矛盾的幻象中，每一个都是极具批判性的，既不能解决它们的矛盾也不能安于任何一个相互斗争的主张。而且，作为狄金森作品的特色，各个层次不重合，以起到相反的作用。作为公爵继承就不是作为女人继承。上帝被欢迎，但也被作为边界避开。宣告崇高或者宗教的不朽，但不一定是作为彼此一致的形象，只是一瞬间的逃避；似乎由语言的建构所产生，仿佛“不灭”通过词汇的抽象组合而形成。

在这首诗中，在性别、宗教、历史还有艺术的层面，狄金森聚合同时也分裂她的多重身份。因为《我害怕拥有一个身体》(“I am afraid to own a Body”)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审美层面的形象结构。狄金森在这里一方面躲避但另一方面又渴望的身体和灵魂也可以表明她的文学继承性，这体现在她的语言中。她希望继承一种珍贵的(男性的)遗产；她害怕继承一笔珍贵的财产。上帝是一个曾经开启可能性或者渴望的庄严的边界，上帝是一个压抑的界限。正是如此，语言是积极的表现；而且语言是背叛、障碍和限制。

这种体现她自己写作的意象在很多诗中间接或直接地表现出来。它与性别和基督教形而上的二元论有一种特殊的联系，这些进而又与她的诗歌理念、她的诗学和她含蓄的语言理论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具体化的形象，标志她的语言理论深深植根于她关注的其他主要领域：性别、玄学和历史。这些特定的语言学特征阐明并且澄清了性别、玄学和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区别。而且它点明了在一个自己既不喜欢又无法抵挡的历史转折期狄金森在文化界的准确定位。

从某种角度讲，语言具像化(embodiment)与狄金森的浪漫主义诗学尤其是与崇高有很深的联系。贯通于狄金森艺术的一支强劲脉流便是一条狄氏独有的未能企及而且无法企及的暗河。形于外的远不及形所未显的，可见的远少于未见的，有限的远低于无尽的。这种等级结构，在许多方面仍然依归传统，从语言和意义角度来看，则是必然的结果。它独享沉默，钟情沉默，然而却狐疑语言的具像化——通过语言的具像化，语言本身就成了一种居于中心地位的、人们传统上使用的表意符号。相比之下，沉默则是与具像化相对的一种形式：用传统的话来讲，它便是蕴涵的生命，用浪漫主义的话来说，它便是崇高的想象。

这种独用沉默与浪漫主义的崇高相吻合。狄金森在文字表达上和个人经历上都拒绝被人完全参透，这可能表明她恪守称之为“俭朴的盛宴”、“寒酸的奢侈”的信条。根据浪漫主义想象的原则要求，崇高的无限性超越并拒斥有限的具像化。诗是不可穷尽的，它经常被延宕，是可以不断开掘“可能意义”的居所。浪漫主义想象这一体系崇尚意义无涯，想象是无尽无穷的，意义是永远不可企及的，与常理或阅历相左便成了诗歌创造性的根基。它是狄金森作品中一股强劲的力量。在她的作品中，企及到了客体就等于浪漫的终结，浪漫主义作品通常如此。不过，狄金森的诗则进一步彰显了浪漫主义想象与更为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浪漫主义想象继续独享未能践行的崇高，它超越意义实现的具体化或具像化，这包括语言上的具像化，在方法上与终极所指为超验的、非现世的、永恒的王国，强调灵魂超越肉体的西方形而上学等级论与二元论是相通的。不过，浪漫主义的特权并非指其神圣的或信条似的无穷无尽性，而是指其在想象上所具有的持续动力和潜力。于是，艺术作品便成为一种肯定自己具有持续产出能力的符号，它承诺永远不能被完全填满，而是一直保持开放状态，仍然可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空间。

狄金森的诗歌也使人想起而且也佐证了浪漫主义所具有的崇高，例如，在方式上她的诗使人想起惠特曼的诗。不过，她的情况是，含有各种可能性的艺术想象与自我的各个方面一样，由于性别和形而上的顾虑而受到抑制。她在浪漫主义文学的独特地位有助于表明继续支持浪漫主义标准是正确的，也有助于揭示它们内部固有的矛盾。

她的作品揭示出崇高的各种不同呈现形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狄金森非常清楚，浪漫主义在语言表达上主张有宗教的印迹，也清楚它在使问题复杂化方面所起的效果。而且她意识到在提出此主张时妇女面临的窘境，意识到在艺术、性别和经济方面对自我进行界定时的局促紧张。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将这些问题进行了特殊组织安排，推动着它们的矛盾朝着公开化方向发展。反过来，她的文化处境和它的各种矛盾渗入到她的语言观念中：

用灵魂去拥有艺术

去娱悦人的灵魂

沉默做伙伴

喜庆不断

没有装修的场地

对一个人

占有它便是永久的地产

或是永不衰减的矿藏

这首诗与《我害怕拥有一个身体》在语言背景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样用简练的语言将自我的种种问题与物主身份联系在一起，并且将它们与艺术进一步的关系清楚地表达出来。在“占用”中发话人要“拥有”的“财产”被明确地划定为是内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划定它与一个将自我界定为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内在性的“整体”的关联性——传统上，统一性和内在性是形而上学等级内部两个更细化的术语。于是，这种二元性的等级结构使真正的艺术，实际上就是真理本身，和沉默耦合成的内涵符号与语言躯壳进行对抗。真正拥有的艺术就是“沉默”，是在“灵魂”中的沉默，而且是没有躯壳的。它这“没有装修的场地”是一种不着饰物的手法，或者说是语言除赘术(disembodiment)。于是，这首诗便在价值不菲的意义领地上将自我与物主身份联系在一起，而且将真正的艺术与未言之语联系起来，这与将语言作为躯壳大肆鼓噪恰好相反。

于是，语言除赘术有了多种价值：艺术终极，精神自我，永久财产，沉默。所有这些全部囊括在结尾的意象——一个复杂的双关语“永不衰减的矿藏”中了。这个双关语在拥有之物与珍贵之物间划上了等号，与自我本身划上了等号，不过它是以内在的形式实现的；内敛进入它自身，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在语言上都不向外传达。“mine”这个词上的双关将这首诗置于一大堆相互有关联的文本中，每个这样的文本都要透过“mine”这个意象来操纵喻指关系。《是小小的我》就是拿掉“pearls”和“brooches”也无妨，因为她(他？)没有必要用它们来表示“prince of mines”。在“一些作品为了不朽——/更重要的部分要，因为时间——”中，不朽被视为“声誉”“花不尽的……钱币”。这首诗的结尾是：一个人的——钱币，一个人的——矿藏。在这些诗中，追求物质占有和响应宗教召唤似乎决定了诗歌的修辞选择。不过，每首这样的诗也有含混之处：在性别上(如果《是小小的我》一诗中的“这些矿藏”是一位男性“王子”的话，它们又怎么可以牵强附会弄到狄金森身上呢？)或者在句法上(在《一些作品》(“One”)一诗中“One”究竟表示的是哪个？)

追根溯源，这些含混出自意象系统本身。狄金森很有特点，在使用具体意象表示大量的抽象事物时，明显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做法虽然很传统，但总暗伏危险，具体意象的光环会遮蔽它要代表的抽象事物。纵观狄金森作品，超越时间的永恒是一个厚重的形而上学体系，但它并不可靠。她怀疑它的真理性，对它的价值也拿不准。而且，对于这位诗人来说，将沉默置于语言之上这种等级性选择实乃妥协之举：

揭示美会使美衰减

声明魅力就使魅力受损

一个音节——水更少的海洋

它是这样的符号——

我愿苦寻这种词

失败了，但愉悦

一种得到遗产的狂喜

高兴觅到内省的富矿——

这首诗巧妙地阐明了崇高的浪漫性：企盼的目的失败了——抑或失败就是目的呢？企及就意味着背离。不过，在此处这首诗特意从语言学角度阐明了这种浪漫主义文学的模式。无法企及就是超越语言，用语言无法表述、表达、讲述和声明，在此只能“自惭形秽”、“相形见绌”。那么，这种与它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盟友相一致的不可表述性，就被视为内在的、无实体的自我：内省的富矿。从占有和继承角度看，和其他的诗一样，所表达的被视为“遗产”。很清楚，在此有价值的内部术语已经语言学化了，成了语言的符号，也成了诗歌的符号，而这便是这首诗显而易见的主题。而此处的失败则是成功之举，似有悖常理，但只是词的失败，诗歌沉默不语而已。终极意义只能被内敛的语言挤压成(未)被称为靠着它自己也否定的语言意象的东西——用“音节——水更少的海洋”来表达。这真是一则悖论。语言所能做的就是充当这样的一种“符号”，它连接其言语与必然而且有必要超越言语的“狂喜”。

狄金森在此遵循着历史悠久的等级分类体系，它们继续起作用并奠定了狄金森的语言理论。在她所住的新英格兰地区，对语言环境的讨论传布很广，如霍勒斯·布施奈尔(Horace Bushnell)的《论语言性质与思维和灵魂的关系》(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s Related to Thought and Spirit)就回顾了自乔纳森·爱德华兹以来对语言的神学关注，狄金森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途径了解到它们的。从当代——而且包括古代的符号学理论来看，发出声音的词是代表它们之前和之上所指意义的能指。这种在能指和所指间进行的区分重申了存在着一个构成完整的形而上学等级秩序，它反过来暗示语言具有特定的形而上学：

外在的——源自内在的

衍生它的幅度——

它是公爵，还是小矮人，

要由位于中心的情况来定——

精美——永不改变的轴

为车轮定方向

尽管辐条——转动——更是明显

而且扬起尘土——此时……

内在的——画出外在的——

没有把的画笔——

它的画出炉了——精当神奇

犹如心灵的烙印——

在精美的——大画布上——

一副面颊——或许一架眉梁——

这颗星的全部秘密——在湖里——

是不想让眼睛知道的。

在这首诗里，正如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原则那样，内在的决定外在的，而外在的服务于并回指内在的。用符号学理论来讲，作为能指的外在之物使内在之物成为所指，而所指决定了能指的“幅度”和意义，决定它是公爵还是小矮人。在这首诗中狄金森遵循了整个传统的分配体系。所指的意义是“内在的”、“中心的”、“永不变的轴”——内隐、不变、独特；而所指是“外在的”，是一个在“尘土”中转动的“轮子”。将尘土与肉体联想在一起，这在狄金森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在本诗最后一个诗节则体现在“脸颊”作为绘出“心灵的烙印”的“画布”这个意象上。综观这种喻指系统，这一能指的理想作用不仅要居其次，而且最终要消隐。理想的能指在它指向所指即能指的真正功能在通过自我消抹来传达意义时，应该变得明晰起来。不过，这些术语早已由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全面阐发出来，在他提出的纯然、永恒而且统一的精神层面上他将所指等同于圣父了。反过来，所指是语言化身，具有世俗性、多重性和物质性。当神谕化为肉身，在语言中清晰地表现为化身并且具体化的肉体意象就在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教义中鲜明起来并且成为其中心，于是它通过堕入语言躯壳的方式将世俗生活与超验的真理联系在一起了。

然而，在狄金森的这首诗中，内在之物与外在之物孰高孰低还没有完全绝对建立起来。毕竟洞悉“心灵的烙印”的唯一办法要通过画出的“画”，在本诗中是靠着等同于它的那种内在的、无形的(“没有把”)源头的东西来取得的：精当无比——/犹如心灵的烙印。该诗的结尾处同样含混不明。在“湖”中映出的是——“这颗星的全部秘密”——这座“湖”是现今世界对柏拉图古远的超自然世界的复制版。这一结尾滑向了超自然的启示式和洞察式甚至是僭越性的神秘语言。眼睛获得了超越它们“不想知道”的知识。在这首诗的意象结构中，语言和世界中映出的“内在之物”和“星星”差不多出卖了超验的秘密，露出了物质性的意义、语言和时间。不过，也就是在这里，知识、认识和诗都达到了目的。狄金森对语言和意义这一意象的神学意蕴把握在许多诗中都有证可循，就像关于它她用词含混不明一样有据可考。她始终将内在之物与外在之物对立起来，就像将灵魂与肉体、沉默与语言对立起来一样。“言语是情感的一个记号/而沉默是一个——”这首诗将一个的下文转到“在里面”上：最完美的交流/是杳无声息。在这里狄金森引用了《彼得前书》[18](ⅠPeter1：8)第一章第八节作为她的权威证据，很令人信服：“瞧，使徒说道，/可是却看不到。”在第976首诗中，“灵魂和尘土”有一则关于死亡的“对话”，在此诗中尘土分解了，而灵魂只是脱下了它的“肉体的外衣”。第664首诗中的“这个肉体短暂的一幕——被移向”和“原子”从“肉体的名单”中放出来是在重述它，探索的是“灵魂意识”的分解。“形体”也分解了。最为有名的是，狄金森在诗中将“圣谕”变成“肉体”时直接用语言来展示道成肉身了。

不过，如果狄金森在诗中重建了一种语言的形而上学结构，她同时也将它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她对她应该效忠什么并未拿准。她的诗也具有对自己赋予语言何种功能含混不清的特点。用符号学理论的话来讲，就是她搞不清该看重的是所指意义，还是体现它的能指，而且也搞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变成肉体的圣谕很少”，可能引发人们将超验的圣谕当作“变为肉体栖居我们中间”这样的所指，但它的结尾却含有对她自己“挚爱的哲理”动情的赞颂。当狄金森告诫诗人要“讲出所有真理但讲得要委婉”时，不仅从它的抽象角度讲让真理带上了她的晦涩不清，就连用来表达它的比喻也晦涩不清了：“成功在于迂回。”

从它的基本构架上看，艾米莉·狄金森的符号理论是很传统的。不过，它是陷于危机中的一种传统。狄金森在语言结构和意蕴上不能抛弃她的形而上学传统。不过，对她来说，它不再起多大作用。在某些诗中，她希望负载超验意义，语言就可以作为它的符号成功地传达意义。这样一来，死亡就不会像它经常表现得那样成为令人恐惧的与现世割离。借助于“基本的符号”，“没有新的地方”和“永恒之处”就会清楚明白了。

然而，更常出现的情况是，她那让语言表示它本身以外的东西这样的愿望让种种疑惑与矛盾给束缚住了。如果语言是一个代表“音节——水更少的海洋”这样的“符号”，它仍然与这个超验沉默相去甚远，而且对它造成危害：“揭示美会使美衰减。”她同样写到：“如果我说我多么高兴/我不应该如此高兴。”不过，不能“创造这种力量/也不能将它变成圣言”也就成了“新的困境”的“一个标记”。

在狄金森的作品中，使语言表达变为从属于内在的、居于首位的所指意义的外在的、居于次位的行为这一传统结构遇到了许多问题。它陷在了对超验实在的疑惑中；陷在了对她那由时间和语言构成的又互相对立的直观世界如何效忠上；也陷在了怀疑语言的传统主张自相矛盾、存在着问题这种态度上。对于这种困境的一种反应就是试图重新定义符号系统以便在意义和表达、所指和能指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这就要在天和地、形而上的超验和世俗的经验、灵魂和肉体间重构关系。相应地，她在某些诗中试图坚持认为具像化是积极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认为“肉体”是永远矗立的“庙宇”。

半开着——放心的——诱人的——

它从不出卖

严肃诚实

请求栖身之所保密的灵魂

她可能试图将具像化的说法颠覆过来，把地位关系去掉并且将价值互相联系起来：

我听到，好像我没有耳朵

直到一个至上的词

鲜活地一路朝我走来

我便知道我听见了……

我想，好像我自己走出来

离开我的肉体但还在里面

直到万能的主发现了我

把我的灵魂归位。

于是精神变成尘土

“老朋友，你知道我，”

时间走出来告诉了这条消息

还遇见了永生。

内在的变成了外在的，自我变成了灵魂，精神和尘土成为彼此相互转化的意象，而且时间和永生似乎一直进行着交流。在此，能指似乎在其所指上完全达到了目的，没有因为它而牺牲什么。

不过，即使在本文中，狄金森和以往一样醉心于通过协调而成为一体的地方，连贯性有被替代的危险。“肉体”仅仅在未被转化的情况下同时又从居于外的适当位置进行有悖于常理的返回时才存于“里面”。在恢复到原有状态时，肉体又“走出来”，外显出来，被置于外面。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某种真实的、脱离了肉体的“我自己”重新获得了“灵魂”的地位。灵魂没有接纳尘土，相反，却抛弃了它。

这首诗在语言上清楚地表明了它在结构上的形而上学，“至上的词”推断为“我自己”、“内心”、“灵魂”和“永生”。“肉体”仍然“在外面”，和“尘土”与“时间”为伴，与表现“没有耳朵”的未被唤醒的尘世听觉密切相连。这是“至上的词”为了达到诗歌的效果而使用一个宗教象征还是为了达到宗教的目标而使用诗歌象征的一个例子。(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首诗都和《约翰福音》①的道相符：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I：I-4]。)也就是，即使这是一首关于诗歌的诗，它对于语言的观念和美的信奉——至少关于崇高而言——仍然是承继更早的等级秩序，遵循更老的标准的。但是这一传统反对将超验价值重新安置成语言秩序。浪漫主义的崇高可能丢弃，但它也擅用形而上学体系。一方面，它的意义建构，它的目标指向任何能指之外；另一方面，它们也打破了所指的稳定性。不过，这是要确保所指对于能指、灵魂对于肉体、永生对于时间的优越性和先在性，与此同时，是在试图将物质性、尘世性和语言性的经验建成为义域。

在某种方式上狄金森抵制着完全浪漫式的美学，而在另外的方式上则将它展露出来。浪漫主义想象式的崇高将它自己创造的无穷能力提升到极致，甚至不惜采取替换手段，让辞格相续衍生。但狄金森绝不能完全接受尘世化、替换式的过程，以及它因损失和消亡而付出的代价。她绝不会像惠特曼那样说：“噢：明智而神圣的死亡。”这也适用于想象力的各种生成情况，在它们的替换顺序上是适用的。正如在“没有耳朵”这个意象中那样，她认识到想象的过程就是要靠否定。“至上的词”可能将尘世的“耳朵”变形，不过仅仅是将它变为虚无而已。

论及她的诗学，狄金森处在变幻不定的风口浪尖上。她拒绝给予诗歌独立美学这样的地位，如果这样做她可以舒舒服服地在上面一躺，用语言秩序代替终极秩序就行了。然而，她也拒绝将具有优势地位的永恒和超验的区域当作意义的所在。狄金森陷在了所指与能指之间，陷在了它们的形而上学史和形而上学主张之间的不一致上：

精神绵延——但以什么形式——

下面，肉体开了口，

可当精神装备好——

却独在一旁，它绝不谈——

小提琴拉的音乐

不是自己飘出来的

不过是左手和右手扶在琴上，然而

扶动本身——不成曲子——

精神隐于肉体中

像潮汐孕于大海

它使水动起来，分开

各自一个会是什么样子？

那个知道吗——现在——或者说停下了吗——

这个是在为那个而做

在双方商定的日子又开始

拥有每一个未来？

本能驱使征服难啃的骨头

坚决要求这样的回答——

它可能是大祸

还是洪福

传闻这扇大门关得很严

在我的大脑未被播种之前

甚至预示性的东西助力强推

也不能在此有一丝作用——

这首诗试图小心谨慎地从语言角度并借助语言重新思考精神与肉体间的关系。一方面，它接受了精神高于肉体，所指高于能指。另一方面，它发现这一区分和判定是无法想象的。当精神进行“装备”时，依赖于它又从属于它的肉体开了口。但反过来也是对的。“精神绵延——但以什么形式？”没有某种形式，没有某种具像化，精神本身就无以栖泊。

于是，这首诗通过一系列的象征继续着，每一个象征试图保证精神——所指高于肉体——能指，但每一个象征都使这一过程变得复杂起来。精神对于肉体而言犹如意义之于语言；如音乐之于小提琴这种乐器；如潮汐之于大海。但说前面的术语先于后面的，也独立于它们之外，这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离开了水，潮汐会怎么样呢？没有实现的方式，没有某种乐器对它加以表达，音乐会是什么样子？能指被认为是应该起决定作用的，正是我们的这些经验说明了所指依赖于能指。从经验上讲，能指是先于它们所要表达的意义的。在这首诗中这些代词把这种无法廓清的关系凸显出来：“that”，“this”，“which”，“it”是难以归类的，这使得这些被认定为具有等级差异的术语在句法上无法加以甄别。什么时候是“现在”，在“现在”这个词中“那个”确实“知道”了——或者停下了？虽然狄金森尽全力猎取知识，但知识仍然是“难啃的骨头”：狄金森总是解决不了这个基本的问题：死亡时脱离了肉体是“大祸”还是“洪福”？在父亲过世后，狄金森在一封信中道：没有了一丝肉体，我一直思考着。那会是什么样子？本诗中的词组“大脑被播种”引自《保罗福音》：“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的。”(《哥林多前书》[19][I Corinthians]15：42—44；参较“种的是必朽坏的”。)不过，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这个引用《圣经》的典故什么作用也没有。狄金森将本文悬在了无法知晓的选项中间，正是它们的措辞使问题一直悬而不决，没办法弄清楚。

这种无法解决的情况有其浪漫色彩。“对实质甜美的怀疑——/那是知道——不知道”具有它那“香香的剧痛——带着恐惧的兴奋而狂喜”。但是对狄金森来说，怀疑便意味着争论，她不可能超然物外。它使语言理论和诗歌表达复杂起来，在一首又一首诗中凸显出来。“结束，在它开始前”，展现了语言和它的干扰之间的生死争斗。世间生存用带有“标题”、“序言”和“故事”的诗篇表现出来。但是它既不能出版，也不能读，因为它是神圣的，反对用词来表达，这是“上帝的禁令”。另一首诗的开篇是：

一根单独的肉体螺钉

就能固住灵魂

对于我，那代表神圣

在我的身边是面纱

“一根单独的肉体螺钉”“就能固住灵魂”，在此，灵魂“代表”能指，“神圣”则作为所指。不过，自我——“我的身边”——与作为“面纱”的肉体是一致的，而且随后当本诗继续下去时，与字母也是一致的：“温柔的——庄严的字母表。”在这里，诗人通过展现与千万百计要从她那里将“肉体”夺走的诸神相对抗而护住它从而把这种心情传达了出来。

在这样的一些诗中，肉体对抗着灵魂，时间对抗永生，地对抗着天，能指对抗着认为超验它们的所指。在肉体和灵魂之间没有连续性，甚至也没有连贯性，在表达工具和它们被赋予的意义之间也是这样。取而代之的便是它们之间的争斗。可是这些诗没有提出任何的调停措施；就是这样的冲突太折磨人了，那是一种肉体被固住的心情。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这种格斗尤为痛苦。它使诗歌语言本身面临矛盾的“选择——与它自己对抗”而成了祭品，同时又使它必不可少，而且这会令人进入理解误区。对于一位女诗人而言，这种困境显得更为强烈。在“一根单独的肉体螺钉”中，狄金森将“面纱”与肉体联系在一起，在别的地方“面纱”与女性肉体有着特别的联系。“像面纱一样的限制/就戴在这位女士的脸上”，不仅遮住了她的身体，而且也遮住了对于狄金森来说无法了解的充满谜团的整个世界。在另一首诗中，浪漫式的神秘靠着它的不可参透性建立了起来，同时也面临着危险：“这位女士不敢撩起她的面纱。”在狄金森的作品中语言不仅是肉体的象征，而且也是带有性别的肉体象征。既要表达又要沉默，既要展露又要隐匿，她的这些自相矛盾的主张在由来已久的形而上学等级论中找到渊源，而且源自视男性超越女性这种精神超越肉体的性别观中，肉体与女性成了互为推定的关系。如果狄金森不会“是诗人”——她的犹豫不决全都极不谐调地贯穿在她创作的始终：

我也不是诗人——

那样更好——有这样的耳朵

心驰神往——不能自已——心满意足

有了可以表示崇敬的特许证

多么了不得的特权

如果悦耳的轰鸣

令我发聋振聩

那将是什么样的嫁妆!

在这首具有多重含义、晦暗不明的诗中，不做诗人的理由指向了四面八方。乍一看，叙述人似乎宣布不再当诗人，而是要做另一部作品的看客或读者。不过，随后发现，该诗表示的是，她拒绝当诗人就是要拒绝用语言来实现具像化。正如在浪漫主义体系中那样，将客体具体化就是出卖了客体。真正“有了这样的耳朵”说等于不再拥有它，没有了肉体就是对肉体的否定(如在《我听见》一诗中的“没有耳朵”)。“心驰神往”就是“不能自已”，就是没有道成肉身和欲望。于是，最后的，也是修辞性问题或断言将成就与失败、诗歌与悬疑在意象上同时表现为性别上的与非性别上的这些矛盾性方面展现了出来。诗人是处在宙斯或塞默勒[20]的情况下吗？她的情况是闪电“轰鸣”还是布在哗哗作响？她的“嫁妆”是买的还是“别人送的”？

狄金森对当时诗歌语言的肯定与否认表明她在身份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冲突。我们知道，惠特曼和爱默生追求的自我观念与狄金森的有所不同，而且没有狄金森的宽，原因就在于她的性别。在19世纪的文化氛围中，对于一位想建立自我个性的女士来说，也就意味着将它居其次，而首先则应该是做女儿和妻子(尽管在我看来为人之母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对于有所作为，人们怀着一种矛盾心理，这就是当时总的情况，诗歌创作则有所不同，对于19世纪的女性，诗歌可以发挥性别的作用，不过这些作用很有限。这种性别地位并不明确，但它已从社会领域进入了宗教领域。对于惠特曼或爱默生而言那些可能与神等同的身份对于狄金森而言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不同的性别关系，而且这一切意味着承认权威与从属，自我实现和自我否定共存，她的自我就不可能和他们的那样成为上帝的形象。

说肉体应该是这些相互关系和碰撞冲突的特殊交汇点，这与狄金森所处的文化传统中它的不明地位相一致。这不仅深刻表现了狄金森的创作艺术，而且还表明了她的传记特点。她的退隐行为——自己隐于自己的房里，隐于她的一身白衣中，隐于她的诗里，并且拒绝将它们发表出来，然而却把它们写出来并且收集在她的诗歌小分册中——可以看做是对既拥有肉体又拥有灵魂、既在时间和文本的世界里同时自己又将它们隐匿的一种强烈的、摇摆不定的(女性)行为，这些问题和意象在《出版》这首聚焦于肉体的诗中重构同时又分解，不过，这却使写作与出版的问题成了它的主要话题：

发表，是拍卖

人的心灵

贫困，批准

这种腐败行径

也许，只有我们，宁愿

从我们阁楼的斗室

一身洁白，去见洁白的上帝——

也不用我们的“白雪”投资——

思想，属于

给予思想的人——

就向他，体现思想的灵魂——

出售高贵的歌声——

经营，应该做——

神圣美德的商贾——

切不可使人的精神

蒙受价格的羞辱——

(江枫　译)

这首诗有一个特殊的性别问题。一方面，狄金森用“人的心灵”概括了她的声明，同时也通过使用退隐在“我们的阁楼”和着“一身洁白”，使人想起她爱穿白色服装的习惯，这样的意象将具有女性特点和传记特点的内容纳入其中。这首诗中卖淫这个意象暗示着性别问题，不过，这个意象并不仅限于表示出卖色相。它成了含有经济学语言的第二层比喻的一部分，在这个层面上出卖就是丢弃纯洁、丢弃忠贞，或者丢弃承诺。这是以形而上学象征物这样的意象表示出来的，美德与“价格”的羞辱形成对照。狄金森使人再一次想起了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达神圣事物这样的美国式修辞方法，在她的作品中这是一贯的作法，这对于颠覆策略构成了威胁：不是使物质性的东西从属于神圣之物，而是冒险反其道而行之。在这里，不是将这个世界作为另一个世界的象征，也不是将物质上的成功作为精神美德的象征，经济收入成了一种出卖精神的行为。出卖“高贵的歌声”就是对它的亵渎。经济的、性别的和形而上的意象通过这首诗的肉体意象形成了关系张力，也通过本诗出版这一中心主题而得以深化。这首诗主要含混不明之处就是它自己的生产问题，或者至少是与某种私人场所不同的公共场所上的地位问题。在本诗的经济意象中，将她的作品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就等于进行一场可耻的拍卖；从性别意象上看，这等于卖淫，一种对一身圣洁的(性)出卖。正如狄金森所言：“与其将我的诗公之于众，不如先让我当众脱光衣服。”这与将出版等同于为了此岸世界而出卖彼岸世界(洁白的上帝)的宗教意象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集结在肉体这个荷载沉重、冲突激烈的意象之下。出版成了具像化的比喻：它是与精神和神性等同的“思想”的“灵魂体现”。因此，这样的对等形式将拍卖、性行为和尘世欲求与可耻的出卖这一行为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它也和这首诗本身的存在相一致，至少当我们读的这首诗进行具像化的时候是这样的。

在这首诗中，狄金森让通过出版实现的具像化和创作后但未公之于众的文本之间存在某种中间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她这样做是在思考这些张力问题。她未出版的诗辑成小分册，此种编排形式可能就表明了这样的妥协行为，或者表明了她曾经做过这样的思索。尽管有妥协，或者确切地说，为了达到它那饶有兴味的特点，这首诗在它的召唤之间小心谨慎地保持着平衡。狄金森仍然是被分得七零八落的，而且她对于自己的每一种选择都不满意。正如在《我是无名小卒!你是谁？》(I'm Nobody!Who are you？)这首著名的诗中那样，她必须在否认肉体和用来比喻抛头露面、出版发行的承认肉体之间找到一条妥协之路。这好像是狄金森既想为她的诗歌找到语言这样的肉体之身，但又对它加以限制而无法如愿；就如她一袭白衣，却既想存于肉体之中又想无骨无肉；既想性别分明却又想无性别之分；既想存于尘世又想存于灵魂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者在此仍然彼此对立。

在《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一书中，尼采写道：“关于生命，西方各个时代的圣人都做出了类似的断言：它绝没有什么好的方面可言。”艾米莉·狄金森的想象是与她的世界相冲突的一种想象。她的作品题材广泛，描绘出对现实世界的强烈不满，而且也描绘了她对于能得到的将世界说成为充满意义、是真实存在的有序世界这些说法所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但是，她的疑惑并非为她所独有。她在类比上出现小差误，在比喻上出现不匹配，并不表明对语言失去操控，也不仅仅是因为出现了难以预料的文字游戏。更确切地说，是它们在文本上表现了女性身份使一位美国人或一位浪漫主义者自我认证变得复杂起来或者说是使它充满矛盾这样的一种文化误区。尘世上的物质成就不是实现精神诉求，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或者说是与之相左。自我实现与自我否定在较力；肉体与精神仍然紧张对峙，包括诗歌具像化与纯艺术的艺术本质间也存在着对立。

在19世纪的美国，这些冲突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此时的美国各种文化学说都在喷薄而出，彼此间冲突日甚。美国独立战争本身就代表文化紧张对峙爆发冲突这一瞬息万变的历史时刻。狄金森没有解决它们。在狄金森的作品中有缓和的时刻：献身于宗教，浪漫多情，与自然和谐共处，在审美上实现自我满足。不过，这些时刻并不长久。她的诗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尽管她在探索，但她并没有通过诗歌也没有在诗歌中提出解决办法。相反，在很多方面程度不一地将暴力的景象展示了出来：

我的生命伫立——一杆实弹枪——

在墙角里——直到有一天——

主人经过——认了出来——

把我扛上肩——

现在我们在皇林漫游——

现在我们在捕猎雌鹿——

每当我代他发号施令——

群山便立即回声响应——

我粲然一笑，热烈的光辉

顿时照得幽谷灿烂——

就像维苏威[21]的面孔

让它的欢乐涌现——

一到夜晚——我们美好的一天结束——

我守护着我主人的头——

这胜过深深下陷的

鸭绒枕头所得到的享受——

对于他的敌人——我就是死敌——

谁也休想再动一下——

如果人的一只黄眼把他盯上——

或者一根有力的拇指杵一下他——

虽然我比他——也许活得久

他一定比我——寿命更长——

因为我只有杀伤的本领，

却没有——去死的力量——

(蒲隆　译)

“一杆实弹枪”可能是狄金森写得最好的诗，诗最后反映的不仅是她自己的“生命”，而且还有她的文化之命，在此艺术中的文化代表有猛烈迸发暴力的危险。正如在狄金森最为精心和过于精心制作的作品中那样，复杂的意象结构从来没有最终形成彼此相通的统一体。这首诗将一个永远无法完全破解的谜团展示出来：当一位女叙述人变成一把像阴茎一样的枪，不怎么开火的枪就成了冷面杀手，有了它就必须失去原有的身份，“热烈的”愿望变得可怕，(宗教上的)虔诚(本诗也有圣诗般的韵致)堕成致命的操控，美妙的亲近让它(性关系)保持距离(叙述人婉言拒绝共用“深深下陷的鸭绒枕头”)。

这种高超的滑移使这首诗马上差不多充满了无穷的暗示，并且坚拒将其限定下来。这首诗展示了枪代替了拥有血肉之躯的人和武器，和其他诗一样，这似乎也使人觉得肉体和灵魂就老话题进行对话。不过，在这个比喻中它揭示的却是反抗使局面混乱不堪的危险。它是在内战期间写成的，这暗示着历史上出现的暴力是它创作的背景之一。它那极为含糊的结尾似乎既害怕力量，又同样程度地希望有力量，因为责任和克制在男主人和枪之间颠倒位置，而本诗似乎最后重视的是它所蔑视的死亡这一归宿。

或许尤为重要的是，当它们“发号施令”时，这杆“实弹枪”就是狄金森诗歌的背景本身。这杆枪当然也是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代表具像化表达的力量、危险性和脆弱性。作为负载众多的诗篇，狄金森的自我建构与她的文化建构出现了激烈的碰撞：男性的与女性的，形而上的与语言的，肉体的与精神的，历史的与修辞的。

狄金森冲突性语言不仅向外指向她自己的文化，而且向前指向了我们的文化，而且总的来说，诗歌语言的意蕴一点也没有少。在狄金森的作品中，历史、形而上学和美学这三股力量纠缠在一起，因为当具有悠久传统的用于解释世界基本框架的各种假说面临挑战、几近朽裂之时，这些力量就面临着极为强大的压力。在狄金森的作品中，历史和范式、形而上学和世界是分开的。这一点从她在句法和结构、诗行和意象上的断裂就能感受得到，这些就是后来被证实的预感。狄金森的作品是其中最早直接记录下对这种诠释性结构崩解的诗歌语言产生影响的创作之一。她的诗歌夸大了语言的任务，也夸大了它的承载，提出了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所要依循的秩序规则。因此，她的作品和尼采及许多后来的20世纪作家和理论家的作品一样，清楚地摆明了语言是怎样推定的，甚至摆明了根据我们的经验当它产生某些连续性和连贯性的情况下语言是怎样推定的，也摆明了当所有这些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压力的情况下在语言上出现的后果。

狄金森的作品仍然是百家争鸣的园地。它将围绕着她的最为紧迫的未能解决的文化力量纳入进来，由此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对于狄金森的诗歌有许多切入点：心理传记、浪漫主义美学、文献学、文学理论、历史学、宗教、性别等研究方法。她的作品确实囊括了这些方法的每一种。不过，这些被囊括进去的方法同时也表明了这些各不相同领域间复杂的而且时常非常紧张的关系。在她的诗歌中，她的几种不同的身份彼此之间仍然有冲突，而且与她的文化世界也有冲突：即性别的世界，宗教的世界，物质世界，美学世界。其结果是，既有形式上的争议，又有文化上的依归：那不是超然物外的诗，而是充满冲突的诗。

[1]阿默斯特学院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市的一所私立大学，建于1821年，最初专招男生，自1975年以来男女兼招，它是该州第三个最古老的学院。——译注

[2]Mary Lyon(1797—1849)，美国女教育家，19世纪美国妇女教育运动的先锋。她创建了曼荷莲学会，其前身是曼荷莲女子学院。——译注

[350]Czar，俄语是царь，是俄罗斯皇帝1546年到1917年的称呼。第一位沙皇是伊凡四世。1721年彼得大帝改名皇帝。但直到1917年为止，俄国的统治者一直都称为沙皇。——译注

[4]Joyce Appleby(1929—　)，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著有《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译注

[352]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论断基督教强调的来世说使它的信徒们不能很好地处理现世的生活。他坚持认为理想化的人类、超人哲学能够创造性地引导情感而不被它们所压制。——译注

[6]Samuel Beckett(1906—1989)，英国戏剧家、小说家、诗人，荒诞派戏剧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等待戈多》是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之作。——译注

[354]前七行为刘守兰译文。——译注

[8]一般认为，“约伯记”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但成书的准确时间不详。——译注

[356]基督教的地狱之王名撒旦(Satan)，又称“魔鬼”(devil)。撒旦不是一个具体人名，而泛指鬼王，或专与上帝为敌者。撒旦作为地狱之王，并不是正义的化身，而是邪恶和受惩罚的代表。——译注

[10]Jacob，《圣经·创世纪》中以撒之子，以色列人的祖先，又名以色列。——译注

[358]Moses，以色列人的伟大先知和法律制定者。他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译注

[12]Nebo，摩西升天之地。——译注

[360]原文metaphysics，可以指形而上学，玄学，纯粹哲学，宇宙哲学。——译注

[14]美国乔治亚州一城市。——译注

[362]江枫译。——译注

[16]原文是Going， going， gone，是拍卖成交时的吆喝，语终而木槌敲下，买家可以以最后的成交价格买走拍卖品。——译注

[364]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89页。——译注

[18]《圣经·新约》中的第21章。——译注①《圣经·新约》中的第4章。——译注

[366]《圣经·新约》中第7章。——译注

[20]Semele，希腊神话中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之女，与宙斯生了酒神狄俄尼索斯。在目睹宙斯施放雷电时被闪电击中而化为灰烬。——译注

[21]位于意大利的一座著名的火山。——译注

大事年表1800—1910年

参考书目

本参考书目选取自本卷两位主要作者提供的书目，它代表了作者认为特别有影响或者有意义的著作。本参考书目不包括个人作者的文集、论文或者作者个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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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Peter，ed. Puritan Poets and Poetics：Seventeenth-Century American Poetr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5.

Wilson，Garff B. Three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Drama and Theatre：From Ye Bare and Ye Cubb to Chorus Line. 2d ed. Englewood Cliffs，N. J.：PrenticeHall，1982.

Woloch，Isser.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Tradition and Progress，1715-1789.New York：Norton，1982.

Wood，Gordon S.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

Wright，Louis B.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1607-1730.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0.

Youngs，J. William T. God's Messengers：Religious Leadership in Colonial New England，1700-1750.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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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in the New Nation：Prose，Print，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United State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Zuckerman，Michael. Peaceable Kingdoms：New England Tow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 ry. New York：Knopf，1970.

索引

A

Adams，Henry亨利·亚当斯，194，317

Adams，John Quincy (US President)约翰·昆西·亚当斯(美国总统)，36，68，332；喜剧诗，32—33，(《致萨莉》)，32，(《人的需求》)32—33；向国会的首次致辞(1825)，369；公众事业，12—13，369；译作，12—13，19—20

Addison，Joseph约瑟夫·爱迪生，164，《加图》，65

advice books劝告图书；西戈尼《新婚礼物》，169；亦见，礼节和劝导书籍

aesthetics美学，147，151；亦见，艾米莉·狄金森（论艺术与美学）

Africa非洲，200，283，332，347；美国黑人文化融合，201，216，346；亦见奴隶制度

agriculture农业，324

Alexander’s Weekly Messenger《亚历山大周报》，277

Allan，John and Frances约翰·爱伦和弗朗西斯·爱伦，258—259，266，281

Allestree，Richard理查德·阿莱斯特里：《女性的声音》，162

Allston，Ann(nee Channing)安·奥尔斯顿（旧姓钱宁），54，58—59

Allston，Martha( nee Dana)玛撒·奥尔斯顿（旧姓戴纳），60

Allston，Washington华盛顿·奥尔斯顿，52—61；奥尔斯顿和柯勒律治，12，53—54，58，59；奥尔斯顿在欧洲，53—54；奥尔斯顿和幻想诗歌54—55；死去的富勒，135—136；叙事诗歌，54—55；绘画，52—53，54，58，59—61，(《伯沙撒的盛宴》)53，60—61，136，（《雅各之梦》），57；宗教诗歌，59；超验主义者们赞美，135—136；论视觉艺术，14，52，55—58，135；作品：《救赎》，59；《艺术的讲演》，54；《忧郁症患者》，17，54；《关于艺术的讲座》，55—57，61；《绘画十四行诗》，55—58；《四季精灵》，54—55；《季节的空气精灵》，54—55，56—58；《致我最敬爱的朋友，英国皇家学院院长》，53；《关于卢森堡美术馆》，58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美国废奴协会，138

American culture美国文化，148；英国文化，29332—29333；狄金森和过渡时期，427—428，429—430；经济个人主义，407—408；朗费罗论与诗性想象的对立，254—257； mercantile重商精神，14，151；多元主义325—326，334，352；坡的批判与表达258，280—282；宗教要旨，444，领土扩张，189，218；亦见美国身份；美国文学；帝国主义；唯物主义；美国民族的承诺；妇女(美国生活批评），另见，斯蒂芬·克莱恩；乔治·桑塔亚纳；沃尔特·惠特曼

American English美式英语：亦见，英语

The American Hebrew《美国犹太人》，356

American identiy美国身份，154；作为基础的英国文化，332—333；狄金森和；153，428；种族划分和332—333；拉扎罗斯，351，358；朗费罗，248；南部和北部，285—286；多元主义，325—326，332—334，358；诗歌语言，151；类型学，207—208；妇女批评，153

American literature美国文学的创立，15—16；克莱恩和美国文学，299；爱默生和美国文学，11，12，248；洛厄尔论美国文学，291；坡和美国文学，258，262；惠特曼和美国文学，　　248，416—417；亦见，威廉·卡伦·布莱恩特；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

Amherst Academy阿默斯特学会，430

Amherst College阿默斯特学院，430

Anacreon阿那克里翁，13，72，73，119，120

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安杜佛神学院，44—45

anonymity匿名：哈勒克匿名作品，36；匿名女性诗歌集，162—163，164，183

antinomianism唯信仰论：坡和唯信仰论，267—268，271—272，282—283；惠特曼和唯信仰论，362

Anti-Slavery Convention of American Women1837年美国妇女反奴隶制大会，223

Antokolsky，Mark马克·安托可斯基；《瞧！这个人》（绘画），356

apocalyptic and eschatology启示录和末世论：和内战，221—222，458；哈珀《释放》，226，335；坡和启示录与末世论，266，267；在灵歌中，202—213；亦见千禧年主义

art见美学；绘画

Art Deco装饰派艺术，299

Arthurian lore亚瑟王的传说293

Astraea阿斯特来亚(罗马女神)18，19

asylum，rhetoric of避难所的语言，352，353

Atlantic Monthly《大西洋月刊》，105，289，290，298

Auden，W.H.W.H.奥登，15，50，79

Augustan poetry奥古斯都诗歌，13，18，20—21

Augstine of Hippo，St.圣·奥古斯丁，469

Awakening觉醒，见大觉醒

B

Bacon，Sir Francis弗朗西斯·培根，87

Baptist church浸礼会教堂，205

Barclay，Alexander(British consul to Savannah)亚历山大·巴克利（英国驻萨瓦纳领事），81—82

Barlow，Joel乔尔·巴洛，20—28；在欧洲，12，23—25，27—28；信件，23，25；与蒲柏，12，20—21；宗教观点，21—23，26—27；论贸易和世界的统一，21—23；翻译沃尔尼的《虚墟》，26；与耶鲁大学，20，21，22；作品：《给俄国的乌鸦的命令的建议》，27—28；《对特权阶级的命令的建议》，23，24；《哥伦比亚德》，17，19，20，25—27；《急火布丁》，24—25；《致法兰西全国代表大会的信》，23—24；《和平的前景》，20，21；《哥伦布之视野》，21，22—23

Barnburning巴恩波宁，365，366

Battle Hymns战歌：《战斗呼吁自由》，286，克莱恩《战歌》，308；另见朱莉娅·沃德·豪

Baudelaire，Charles Pierre查尔斯·皮埃尔·波德莱尔257，280，281

Baylies，William威廉·贝利斯，73

Beaumont，Francis弗朗西斯·博蒙特，87

Beecher，Catherine凯瑟琳·比彻，161

Beecher，Lyman莱曼·比彻，161

Berlin，Isaiah以赛亚·伯林，407

Bernard of Clairvaux克莱尔沃的伯纳德，380

Bible《圣经》：美国语言译本，254；作为普通话语和权威，150，208，219，227—228，232，233；高等考证和《圣经》，219，225；圣歌作为接触《圣经》的方式，205—207；约翰·艾略特印制的印第安语《圣经》，254；多种解释，218—219，224；用于注释的《圣经》选本，217—218；与奴隶的读写能力，204—205；论奴隶制，204—205，218，224；书籍：丹尼尔，210—211，214，221；以斯帖，228，230；《以西结书》，221；《以赛亚书》，221；乔尔，221；约翰，472；士师，351；马修，352；使徒书：保罗，360—361，389，474；第一使徒彼得，470；诗篇，85，352；启示录，221，389；《雅歌》，380；另见：基督；出埃及记故事；摩西；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艾米莉·狄金森；弗朗西斯·爱伦·哈珀；埃德加·爱伦·坡；灵歌；沃尔特·惠特曼；女性

biography，American tradition of美国传记传统，387—388

Bishop，Elizabeth伊丽莎白·毕晓普，156

black Americans美国黑人：非洲部落语言，283；内战士兵，337；作为文学形式的方言，336，338，339（另见保罗·劳伦斯·邓巴；弗朗西斯·爱伦·哈珀；乔治·摩西）；与白人文化的交流，339；移民，332；诗人，85—86（另见保罗·劳伦斯·邓巴；弗朗西斯·爱伦·哈珀）；内战后状况，324，342，348；宗教习俗，339，346—347，（布道），224，225，347；陈规，339，341；妇女组织，传教士和激进主义分子，224，225（另见弗朗西斯·爱伦·哈珀）；另见奴隶制；象征学，与教育

Blassingame，John约翰·布拉森盖姆，204

Boccaccio，Giovanni乔万尼·卜伽丘，82

Bodman，Manoah莫那·鲍德曼；《关于死亡的演讲》，42—43

Body身体，见艾米莉·狄金森；沃尔特·惠特曼

books，availability of可获取的书籍，41，71；另见图书馆；出版

Boston波士顿：19世纪早期的诗歌，52—58；在波士顿著名的英国诗歌，54，91；自由主义，45；报纸，128，138；在波士顿蓄奴制争议，137，140；茶会，288—289；蒂克纳和菲尔兹出版商，286；超验主义俱乐部，133；惠特曼在波士顿遭到禁止，379

Boston courier《波士顿信使报》，128

Bowdoin College波登学院，249

Bowles，Catherine凯瑟琳·鲍尔斯，66

Brackenridge，Hugh Henry休·亨利·布拉肯里奇，29—31，《圣安德鲁的周年纪念》，31；《致杰斐逊，对维吉尔的波利奥的模仿》，18；《致苏格兰的爱尔兰人》，30

Bradstreet，Anne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155，156，162

Brianard，John约翰·布莱纳德48—49；《诗节》，14，49

Brathwaite，Richard理查德·布莱斯怀特；《英国淑女》，162

Britain英国：与美国文化，29，332—333；美国诗人对英国的态度，12，29；奥古斯都诗歌，13，18，20—21（另见亚历山大·浦柏）；巴洛在英国，12，23；英国语言，15，249，250；诗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13，25；17世纪的写作，87—88，104，123；译自古典语言的作品，17—18；对英战争（见美国革命）；另见个体诗人和出版；浪漫主义

broadside ballad船舷上的民谣；弗瑞诺的《斯托宁顿之役》，31

Brooklyn Daily Eagle《布鲁克林每日鹰报》，365，366，367，370，371—372，408

Brookly Freeman布鲁克林《自由人》，365—366

Brooklyn Lyceum布鲁克林讲堂，49—50

Brooks，Maria Gowen玛丽亚·高恩·布鲁克斯，64—68，230—231；《应一位女士之邀描述她的感情》，68；早期失传的罗曼司，65；《一位艺术爱好者所作的〈朱迪思〉、〈以斯帖〉及其他》，65；《以斯帖》，230—231；《朱迪思》，65，230—231；《犹菲勒》，65，66—68，230

Brooks，Van Wyck范·维克斯·布鲁克斯，311

Brown，James詹姆士·布朗，112

Brown，Sterling斯特林·布朗，339

Browne，Sir Thomas托马斯·布朗爵士，87

Bruce，David戴维·布鲁斯，29—31

Bryant，William Cullen威廉·卡伦·布莱恩特：11，71—80；与美国文学，11；论彭斯，12；谐趣诗歌，72；与狄更斯，71；编辑《晚间邮报》，52，74，78，80；与英国浪漫主义，14，73；家庭与教育，71—73；形式，75—76；自然诗歌，14，78—80；政治运动，52，80；出版，73—74，76—78；与宗教，73—74；讽刺，72；翻译作品，71，73，（古典文学）13，32，71，72，73，76，（欧洲文学）71，78；旅行，71；与塔克曼，316；与威利，112；与R.H.王尔德，83；作品：《时代》，76；《塞万提斯》，71；《致科勒，去欧洲的画家》，79；《但丁》，80；《古里尔姆城邦描述》，72；《禁止贸易令》72；《格林河》，76；《印第安人在祖先们的坟前》，77—78；《森林入口的题词》，76—77；《论在抑扬格诗中使用三音节韵脚》，论文，76；《诗歌》（1821），76—77；《大草原》，78—79；《歌》，76；《西班牙革命》，72；《夏之风》，77；《死亡随想》，73—74，76；《致水鸟》，75—76；《黄色紫罗兰》，75，76

Buckminster，Joseph（老）约瑟夫·巴克敏斯特，20

Burke，Edmund埃德蒙·伯克，23，372

Bulington，Vermont佛蒙特州的柏林顿市；圣公会霍普金主教学校，316

Burns，Robbert罗伯特·彭斯：谐趣诗人论彭斯，29，33；影响，12，54，87，112，137，138

Bushnell，Horace霍勒斯·布施奈尔；《论语言性质与思维和灵魂的关系》，468—469

Byron，George Gordon乔治·戈登·拜伦，男爵：谐趣诗人论拜伦，29；哈勒克诗节的用法，37；影响，12，16，62，80，138，139

C

Camons，Luis de路易斯·喀摩恩斯，82

Campbell，Thomas托马斯·坎贝尔，12，16，33，54

Canada，French speakers in在加拿大讲法语者，283

Capitol国会大厦，18，35

Carew，Thomas托马斯·卡鲁，87—88，123

Carlyle，Thomas托马斯·卡莱尔，87，108，109

Cary，Alice爱丽丝·凯里，189，196，3129，330—331；《名誉》，182；《致富》，189，331；《无家可归的人》，189；《魔鬼女人》，193—194；《洗衣女工》，331；《西部乡村》，189，331

Cary，Phoebe菲比·凯里，196，329，330—331

center and margins关于中心与边缘的观念，326

ceremonial verse，neoclassical新古典主义的典礼诗歌，41

Chandler，Lucinda露辛达·钱德勒，228

Channing，Ann安（后称奥尔斯顿）·钱宁54，58—59

Channing，Edward T.爱德华·T.钱宁，73—74

Channing，William Ellery威廉·埃勒利·钱宁，126—132；与奥尔斯顿，52；克兰奇的讽刺漫画，133；与爱默生，126，127，128；格律，127；自然诗歌，128—129，131—132；与梭罗，128；与威利，117；作品：《大地精神》，128；《孤独之路》，129—130；《离家不远》，131—132；《诗集》（1843），127，128；《诗集：第二辑》，（1847），128，129—131；《一个诗人的希望》，128；《教堂司事的故事》，129；《星星》，128；《死水》，128；《落日湖》，131；《瓦褚塞特山》，130—131；《樵夫及其他》，131

Chapel Hill希尔教堂；北卡罗莱纳大学，85，86

Chapman，George乔治·查普曼，87

Charleston来自查尔斯顿的诗人，83—85，286

chastity贞洁，163，192

Chaucer，Geoffrey杰弗里·乔叟，123

Chicago Exposition芝加哥博览会（1893），326

Child，Lydia莉迪亚·查尔德，224

Children儿童：赖利诗歌中的人物，327；教育儿童的女性，149，160，169，171

Christ基督：历史研究，356；拉扎罗斯与基督人物，350，352—354，356—358，361；圣歌中的基督，202，210，214；象征学，207，208—209，210，350，352—354，356—358；在瓦茨的赞美诗中，208—209

Christianity基督教，见基督；宗教

Church of England英国国教；福音传播社团，205

Churchill，Charles查尔斯·丘吉尔，52

Cincinnatus，presidents compared with历任总统与辛辛纳图斯的比较，18

Civil War内战：美国黑人士兵，337；奴隶解放，21，85—86，106—107，342，（战后状况），324，342，348；社会影响，325；内战中的圣歌，200；另见北方与南方，启示录的；艾米莉·狄金森；朱丽娅·沃德·豪；沃尔特·惠特曼

Clark，Dora多拉·克拉克，300

Clarke，James Freeman詹姆士·弗里曼·克拉克，133

class，social社会阶级，159，188，272，281，284

classic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古典语言和文学，16，18：古典语言文学教育，17，61，72；与城镇与建筑物的命名，18，31，35；颂歌，18—19；讽刺，12—13，19—20（另见，约翰·昆西·亚当斯；威廉·卡伦·布莱恩特；亨利·大卫·梭罗）；另见阿那克里翁；荷马；贺拉斯；尤维那利斯；维吉尔

classicism古典主义：哈佛形式主义者和古典主义，318—319；斯蒂克尼，317，318—319

Claverock College克拉夫洛克大学，300

Clinton，DeWitt德威特·克林顿（纽约州长），34，36

Cole，Thomas托马斯·科勒，79

Coleman，William威廉·科尔曼，34，35，78

Coleridge，Samuel Taylor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与奥尔斯顿，12，53—54，58，59；美国版《朋友》，91；其影响，12，54，61，62，73；论思维对宇宙的影响，63；与华兹华斯，53，54

Collins，William威廉·柯林斯，12，112

Colonization Society殖民化社会，139

Columbus，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哥伦布，322—323

comic verse谐趣诗，15，28—40，41；亚当斯，32—33；布莱恩特，72；德雷克和哈勒克，33—40，69，88；苏格兰诗歌，29—31，33—34，69

commerce商业，151，国际贸易，21—23，80；兰尼尔对其的困惑，293，294；妇女们的参与，160

common man平民：赖利和平民，327；惠特曼和平民，372，377，424—425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通讯技术，158，324—325，327

community社区，325；另见沃尔特·惠特曼与《1850年妥协方案》，366

conduct-books劝导书籍，见礼节和劝导书

Congregational Church公理会，63—64，139—140；另见唯一神教派

Congress国会，334，365；另见立法

Connecticut，poems from康涅狄格诗歌，48—52

Conservatism保守主义，193，224；宗教诗歌与保守主义，219—221，222，232；女性诗人的保守主义，189，219—221，222

conversion narratives皈依叙事，387

Cooke，Rose Terry罗斯·特里·库克，329

Copeland and Day克普兰戴伊（出版商），303

copia修辞，33

copyright system版权制度，11，262

Cousin，Victor维克多·库辛；《历史哲学》，92

Cowper，William威廉·考珀，12，41，45，87

Crabbe，George乔治·克拉布；《彼得·格赖姆斯的传说》，62

Cranch，Christopher Pearse克利斯托弗·皮尔斯·克兰奇，132—134；讽刺漫画，132—133；《和谐》，133—134；《沟通》，134

Crandall，Reuben鲁宾·克兰德尔，139

Crane，Stephen斯蒂芬·克莱恩，299—310；和美国文化，299—300，302，310；诗歌的装饰印刷式样，299；荒原幻象，301—303，308，309，310；与狄金森，299；与爱默生圈子，302；小说，299，300，301，304—305；形式，299；与性别，305，307—308；与谦卑，308；论想象，309；与个人主义，307，310；语言，299；生活，300—301，305；地方色彩诗歌，328—329；爱情诗歌，305；论物质主义，151，302—303，307；论道德，304—305，310；多重主体，301—303，310；戏仿朗费罗，309；与嫖妓，300，301，305，306，307，309—310；与宗教，300，303—304，309—310；与自我，301—303，310；论罪恶，304—305；与战争，307—308，309—310；论妇女，305—307；作品：《黑色骑士》，303；《诗集》：CP2309；CP3 308；CP4 309；CP5 307；CP9 304；CP10 305；CP12 303；CP14 308；CP15 308；CP17 307；CP19 303；CP21 308；CP24 301—302；CP25 303；CP34 304；CP35 302—303；CP39 304；CP40 306；CP46 309；CP47 307；CP51 304；CP55 304；CP57 304；CP61 305—306；CP65 309；CP67 309—310；CP72 303—304；CP76 307—308；CP79 309；CP91 309；CP92 307；CP96 307；CP102 307；CP103 305；CP107 305；CP113 301；CP117 309；CP120 303；CP122 307；CP124 308；CP128 307；CP129 308；CP130 307；CP131 306—307；CP133 307；CP134 309；CP135 307；《玛吉》，300，304—305；《敞蓬船》，301；《红色英勇勋章》，300

“Croaker & Co”德雷克与哈勒克的文学合作“克洛克”，33，34—36，40

“cultural pluralism”文化多元论，352

culture文化，见美国文化；女性文化

D

Dana，Martha玛撒·戴纳（后称奥尔斯顿），60

Dana，Richard Henry，Sr.（老）理查德·亨利·戴纳，61—64；论奥尔斯顿的《伯沙撒的盛宴》，61；与布莱恩特的《死亡随想曲》，73—74；与威利，112；与惠蒂尔，138；作品：《海盗》，62；《家的变化》，62—63，64；《家庭生活》，62；《夫妻之墓》，64；《灵魂之思》，63—64

Dana，Richard Henry，Jr（小）理查德·亨利·戴纳，60—61

dance in black worship在黑人崇拜中的舞蹈，347

Dante Alighieri阿里盖里·但丁，13，57，82，253

Dartmouth College达特茅斯学院，65，66

dashes，Dickinson’s use of狄金森对……的使用，427，440—441

Davies，Rev.Samuel塞缪尔·戴维斯牧师，206

death死亡：与婚姻的类比，171—173，182；布莱恩特《死亡随想曲》，73—74，76；另见艾米莉·狄金森；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埃德加·爱伦·坡；莉迪亚·西戈尼

Deborah底波拉，217，351

Defoe，Daniel丹尼尔·笛福，266

democracy民主，157—158，369；杰克逊式民主，365，368，369—370；杰斐逊式民主，368，369，371，406—407；林肯论民主，374；另见沃尔特·惠特曼

Dennie，Joseph约瑟夫·丹尼，19

department stores百货商店，159

Dial《日晷》（杂志）；死亡，134；爱默生和《日晷》，127，128，134；富勒和《日晷》，134，135；发表于《日晷》的诗歌（钱宁），127，128，（克兰奇）133，（梭罗），120—121，124，125

dialect poetry方言诗歌，298，336；黑人方言，336，338，339（另见保罗·劳伦斯·邓巴；弗朗西斯·爱伦·哈珀）；兰尼尔，294；洛厄尔，290，291—293，298，328，338，赖利，328，339—340

Dickens，Charles查尔斯·狄更斯，71

Dickinson，Emily艾米莉·狄金森153，427—480；与美国身份与承诺，153，427—443，462；论艺术与美学，427，432，436—437，444，447—448，465—466；与《圣经》，232，451—453，470；身体，见下面的具体化；与圆周意象，438，439，440，441—442；与内战，457—459，479；与克兰奇，299；与文化转型，427—428，429—430；——，427，440—441；论死亡，437—438，450—451，464—465，471；诗歌的厚重，428—429；与家庭生活，153，440—441，450；衣着，476，477—478；经济意象，428，459—460，463—465，467—468，477，（与宗教、性别），433，434—435，463，464—465，477；具体化，436，461—480；（与性别），462，475—479；与爱默生，96，438，439，440，442—443；缝合的小册子，440—441，477；父亲的事业，430，457，458；比喻，428—429，434，447，451—453，463，479；形式，259，453；性别，427，430，434—435，436—437，466，（与上帝/父亲式人物），432—435，444—447，460，（与丈夫/情人式人物），435—437，446—447，（滑动和位移）436—437，445，（在爱情诗中，不确定）437（另见家庭生活；经济意象；具体化和宗教；自我）；与历史，153，427，428，444—456，457—459，461，465—466；与赞美诗，206，453—456；身份，见自我；反讽，176；语言与语言理论，462，465—466，468—474，475；生活，430—432（见隐遁）；爱情诗，437，438；与婚姻，431，435—437；谦逊，153，156，430，431—437；论诗之诗，87，461—462；隐私，152，153，427；财产意象，462，464，465，467—468；与公共和文化生活，153，427；出版，153，183，427，476；隐遁，427，431—432，476，477；宗教和玄学，153，233，266，428，436，444—446，（与艺术意象）466，（经济和性别术语），428，433，434—435，459—460，463，464—465，477，（天堂与人间的间断）448—450，（与具体化）462，（救赎的失败），266，460—461，（性别问题）432—435，444—447，452，（与历史）462，465—466，（与语言）462，465—466，471，（拒绝但是需要）444，449—450，（与上帝/父亲的关系）432—435，444—447，460，（宗教的与世俗的紧张关系），427；修辞立场的范围，429；与浪漫主义，461—462，466—467，472—473；自我，（变化的定义）428，（美国的批评）153，427—443，462，（与具体化）462，（与爱默生）438，439，440，442—443，（与性别）430，431—438，439—441，462，465—466，467，475—476，（多层面）153，428，434，480，（与权力）438—439，（与宗教）428，444—447；与感伤主义，435；与符号系统，446—448，462，469—472，473—475；与沉默，466，468，470；社会关注，428，434；受难诗歌，456—457；与苏珊·吉尔伯特·狄金森，437；文本的多样性和矛盾，427，428—430；面纱意象，454，474，475；与战争，459，461；与惠特曼比较，427，462—463，466，476；“妻子”诗歌，435—436，437，446—447；信件，449—450，458；L13，449—450；L23，449；L35，449；L36，449；L235，458；L225，458；L261，462；L263，458；L280，458；L298，458；L471，474；《主人》，435；诗歌：P49，460；P59，452；P67，460—461；P68，461；P112，455；P116，457；P193，448—449；P199，437；P215，449；P223，460；P247，460；P263，474，475；P228，477；P294，456—457；P299，459；P303，438；P306，445；P322，437；P355，456；P370，453；P378，441—442；P382，449；P398，475；P406，467—468；P412，450；P413，448—449；P421，475；P444，458—459；P451，469—470；P458，442；P466，467；P474，437；P476，452，460；P476，432—435；P489，449；P490，457；P493，435—436；P494，437；P505，475；P515，451；P519，450；P528，446；P534，457；P544，475；P575，448；P578，471；P580，460；P588，460；P597，452；P621，460；P640，437；P643，438；P646，454—456；P652，438；P657，466；P664，470；P670，438；P674，445；P683，438；P684，456；P690，459；P703，434；P709，476—478；P712，437—438；P745，438—439，475；P754，479；P771，459；P772，456；P786，442—443；P788，456；P789，445—446；P798，442；P802，441；P882，438；P885，467；P889，441；P906，447；P915，453—454；P937，440；P944，459—460；P976，470；P985，440—441；P1039，471—472，475；P1055，445；P1069，460；P1072，446—447；P1088，474；P1089，464；P1090，462—465；P1093，464；P1100，450—451；P1129，470；P1123，457；P1270，460；P1279，457；P1295，471；P1382，466；P1413，474；P1430，466；P1459，60；P1491，453；P1545，452；P1576，450，473—474；P1584，450；P1612，460；P1620，441；P1615，470；P1666，457；P1668，471；P1681，470；P1700，468，471；P2197，453

Dickinson，Lavinia拉维尼亚·狄金森，431

Dickinson，Susan Gilbert苏珊·吉尔伯特·狄金森，431，437

Dickson，Samuel Henry萨缪尔·亨利·狄金森，83—84；《写在北方的歌》，83—84

didacticism坡论说教，259—260

dilettantism浅薄涉猎文艺，14

divorce离婚，196

domestic sphere家庭领域：《家庭科学》，161；女性身份与家庭，159，167，176，181，182，196—197，440；另见艾米莉·狄金森

Donne，John约翰·多恩，41，88

Douglas，Gavin加文·道格拉斯，123

Douglas，Stephen Arnold斯蒂芬·阿诺德·道格拉斯，374

Douglass，Frederick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204，215；《对于奴隶七月四日意味着什么？》，184

Doyle，Peter彼得·多伊尔，382

Drake，Joseph Rodman约瑟夫·罗德曼·德雷克，33—35，88；与美国文学传统，15—16；哈勒克文学合作，12，33，35（德雷克和克洛克文学合作）；论风景，14—15；抒情诗，55，68—69；作品：《布朗克斯》，68—69；《负罪仙女》，55，68；《知更鸟》，15—16；《国家油画》（原名《独立宣言》），35；《西米恩·德威特颂》（与哈勒克），35；《致约翰·敏舒尔先生》，34—35；致来自苏格兰的哈勒克诗体书信，33—34，69；另见德雷克和克洛克文学合作

dream-visions梦中幻象，14，380，393

Drury，Emily Mervine艾米莉·默文·特鲁里，41

Dryden，John约翰·德莱顿，12，17—18，25

Du Bois，W.E.B.威廉·杜波伊斯，201，204，336，340，341

Dunbar，Paul Laurence保罗·劳伦斯·邓巴，336—350；与爱丽丝·穆尔，337—338，340；与黑人的宗教模式，339，347；作为“黑色的白人”，348；方言诗歌，336—337，341—343，346，347—348，（豪厄尔斯否认情势的严峻）338，（自我意识技巧）339—340，345—346；戏剧独白，341，342—343；哈珀的影响，336；豪厄尔斯和邓巴，337，338；赞美诗，346；内在文化话语，336，337，339，343—346，350；生活，337—338；与面具，339，340—342；种植园诗歌，341—343，344；论诗之诗，345—346；文艺复兴模式，344，346；与歌曲，339，346—347，349，350；与圣歌传统，339，346—347；标准英语诗歌，336—337，341，343—344，346，（低估）336—337，338，352；作品：《责任》，343；《内战前的布道》，347—348；《安吉丽娜》，347；《种植园的圣诞节》，341—342；《偿还》，349—350；《玉米之歌》，344—345；《迪肯·琼斯的苦闷》，347；《废弃的种植园》，341—342；《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343—344；《哈里特·比彻·斯托》，343—344；《黑皮肤小孩》，342；《平凡生活抒情集》，336，338；《主与次》，336，338；《红海》，346；《我的格兰德古堡女士》，344；《橡树与常青藤》，336，344；《埃塞俄比亚颂》，343—344；《老屋》，342；《分离》，344；《哲学》，346；《种植园的旋律》，346；《诗人》，345—346；《时光标记》，342—343；《歌曲》，344；《拼字比赛》，345；《一首圣歌》，346；《同情》，348—349；《致弹竖琴的女士》，344；《我们戴着面具》，340—341，343—344；《冬日》，344

Dutch immigarations荷兰移民，283，332

Dwight，Timothy蒂莫西·德怀特，20

E

economics经济学：美国黑人的新奴役，342；联合，324；经济个人主义，407—408；吉尔曼论经济，195；哈珀和经济学，334；经济和地方色彩诗歌，329，334；以经济学术语表达的宗教和形而上学，433，477；按照经济学定义的自我，428；分离的区域和经济学，190，195—196，197—198；与性道德，192—195；奴隶身份降低为财产，185；女性批评，178，188—189，197；另见艾米莉·狄金森

education教育：美国黑人，（自由的），184（另见奴隶制）；在古典语言中，17，61，72；大学学位授予典礼，41；大学文学社团，41，72；接触图书馆，41，65，66，122；在医疗中的教育，83；对教育感伤的呼吁，178；在南方，284，286；拼字比赛会，284，345；另见个人机构、奴隶制；女性

Edwards，Jonathan乔纳森·爱德华兹（耶鲁大学校长），21，298，468—469

Eggleston，Edward爱德华·埃格尔斯顿；《胡西尔校长》，326

Elaw，Zilpha兹尔法·艾劳，225

Eliot，George乔治·艾略特，358

Eliot，John约翰·艾略特；《印第安语圣经》，254

Eliot，T.S.T.S.艾略特；在哈佛，311；论坡，260；宗教皈依，444；与桑塔亚纳的遗产，318—319，323；论惠特曼，372—373

Ellison，Ralph拉尔夫·埃利森，338

Emerson，Edward爱德华·爱默生，107—108，111；《最后的别离》，107—108；R.W.爱默生的诗歌，《纪念E.B.E.》，108

Emerson，Lidian利迪安·爱默生，117

Emerson，Mary Moody玛丽·穆迪·爱默生，90

Emerson，Ralph Waldo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88—109；超然态度，132，136；与美国文学，11，12，248；论美国的承诺和背叛，194；论美国社会，87；与卡莱尔，108，109；与钱宁，126，127，128；“圆周结构”，397，415，416，439，440，442，445；牧师生涯，90，91—92，93，108—109；来自康科德的灵感，90—91，93—95，97，109；克莱恩和爱默生，302；诗歌的定义，383—384；和《日晷》，127，128，134；狄金森和爱默生，96，438，439，440，442，443；形式，28—29，90—91，96，97，99，102，104；友谊，41，89—90，132；与富勒，109，110，112，132，135，136；在哈佛，87，90，310（另见作品，哈佛演讲）；健康，90，93；霍尔姆斯论爱默生，87，288；赞美诗，88，95，96，106—107；想象的诗学，350；论重叠诗歌，128；与印度哲学，89，92，97—99；论景色，93—94；与拉扎罗斯，177，350，354；讲座，95—96，93，94，109；洛厄尔论爱默生，291；婚姻，91—294，96；作为导师108—109（另见上面的钱宁、富勒和拉扎罗斯，下面的梭罗和威利）；千禧年主义，110；格言，105；与自然，93—94，118，126；与波斯诗歌，13，96，101，105；关于诗歌的诗，96，100；论诗人的职业，94；与政治，88，105，106—107；作为出版商、编辑和文学的赞助人，108—109，112，379；与宗教，92，444—445，446，476；代表性，375—376；作为校长，90；与自我，439—440，476，（狄金森和爱默生）438，439，440，442，443，（与上帝的关系）444—445，446，476；与17世纪的英国诗歌，87，93，104；论奴隶制，106，366；在南方，90；诗歌的刻板，28—29；与梭罗，118，125，126；论翻译，385；通过德语译本翻译的波斯诗歌，13，96，101；与塔克曼，316；与威利，110，111—112，115；论奇想，55；与惠特曼，379，382，405，409，415，416；与华兹华斯，13，14，91；信件：致钱宁，126；致玛格里特·富勒，109，110，112；致伊丽莎白·霍尔，127；致伊丽莎白·皮博迪，111；致约翰·斯特林，128；致塞缪尔·沃德，126；作品，95—96；《阿的龙戴克斯》，107；《论美国学者》，11，95，109；《美国奴隶制》，106；《护身符》，96；《我又一次惊惧地看到》，90—91；《巴克斯》，99，100—101；《枯萎》，97；《波士顿圣歌》，106—107；《圆周结构》，397，439，442，445；《补偿》，105；《康科德颂》，95，96；《生活的准则》，105；《奉献》，89；《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解放》，95；《随笔集》，95，105；《经验》，89，136，405；《从波斯的哈菲兹》，101；《诺提索顿》，92—93；《优雅》，93；《哈马特拉亚》，97—99；《哈佛致辞》，（神学院，1838），95，103，109，110，111，（联谊会，1837），87；《历史的演说》，94—95；《房子》，96；“人类文化”，95；“人类生活”，95；《纪念E.B.E.》，108；《印度迷信》，89，92；《日记》，12，89—90，91，111—112，118，126，333，366；《五月节及其他》，105，107—108；《墨林》，99，100，101—102；《19世纪的思想及行为》，96；《论蒙田》，33，128；《早班执勤》，115；《草甸河》，97；《我的灵魂环顾四周》，88；《论自然》，64，95，110，133，405，442；《新英格兰》，95；《新诗歌》，127；《献给W.H.钱宁的颂歌》，99，103—104；《诗坛》，132，177，316，354；“历史哲学”，95；《诗集》11，96—105；《论诗人》，382，383—384；《诗歌和英国诗歌》，11；《诗歌和想象》，101；“当今时代”，95；《问题》，104；“代表人物”，95，96，376，385；《紫杜鹃》，93，97，112；《萨迪》，99，100，101；《圣·奥古斯丁》，90；《论自立》，98，109，439—440，445；《暴风雪》，93—94，97，298；《斯芬克司》，96，99—100；《终点》，105—106；《你的眼眸仍在我面前闪烁》，96；《悲悼》，104—105；“时代”，95；《乌列》，102—103；《拜访》，104；《瓦尔登湖》，194；《克赛诺芬尼》，97

English immigrations英国移民，332

English language英语：美国英语，15，248—249，254，283—284，（诗歌用途），15，147，151，（宗教），284，（南部古语），293，294；英国的，15，249，250，284

epic史诗：新古典主义史诗，20，（戏仿史诗），20（另见乔尔·巴洛，《哥伦比亚德》）；另见玛丽亚·高恩·布鲁克斯；莉迪亚·西戈尼

eschatology末世论，见启示录和末世论

An Essay in Defence of the Female Sex《一篇为女性辩护的论文》(1696)，162

ethnicity and race种族和民族，151，154；与身份，151，324，325—326，332—333，334，360—361；拉扎罗斯对其看法，360—361；在地方色彩的诗歌中，325—326，334；惠特曼和种族，366—367；另见美国黑人；移民；美国土著居民

etiquette and conduct-books for women女性礼节和行为书，148—149，156，157—159，162；另见劝导书

European culture欧洲文化：奥尔斯顿和欧洲文化，53—54；朗费罗和欧洲文化，249—250，253；坡和欧洲文化，257，258，260，265—266；桑塔亚纳和欧洲文化，311—312；斯蒂克尼和欧洲文化，317；王尔德和欧洲文化，82；女性地位，159

evangelical movement福音教运动，205，224—225

Everett，Edward爱德华，82，106，137

Exodus story出埃及记：哈珀的使用，226，227；拉扎罗斯和出埃及记，353；朗费罗和出埃及记，252；在圣歌中，202—203，210，347；另见象征学

expansion，American美国扩张，189，218

“experiment”试验，369，371—372，374，384

F

fairies，poems on关于仙女的诗，14

Family家庭：道德改革和家庭，193；作为动摇家庭的奴隶制，185—186，203

Fancy，poems of the幻想的诗歌，13—14，54—55，68

Farrar，Eliza Ware伊莱扎·韦尔·法勒；《年轻女性的朋友》，158，159

Fathers，New England新英格兰的祖先们，207

federalism联邦制，324，369，406

Federalist Papers《联邦党报》，19—20，369，371，406；No.2，332；No.10，333

finance财务：写作的动机，11—12，164，187，300；诗人的报酬，73，77，78，87，255，259；另见女性

Fiske Jubilee Singers菲斯克黑人歌手组合，200

Fletcher，John约翰·弗莱彻，87

Folklore民间传说，327，340

Foote，Julia朱丽亚·福特，225

Footnotes脚注：布鲁克斯的脚注，65，67—68；骚塞的脚注，67—68，89；致瓦茨的赞美诗集，209

Ford，John约翰·福特，87

form，poetic诗歌的形式，见诗节形式和个体作家

formal analysis形式分析，147

formalism形式主义，151；哈佛，310—323（另见乔治·桑塔亚纳；特兰布尔·斯蒂克尼；弗雷德里克·戈达德·塔克曼）

Fort Monroe门罗要塞，202

France法国：巴洛和法国，23—24，25，27—28；坡在法国风靡，257，260，265—266；革命，13，23—24，25

Franklin，Benjamin本杰明·富兰克林，208，255，327，333

freedom of speech演讲自由，139—140

Freeman《自由人》，（布鲁克林报纸），365—366

Free-soil Party自由土地党，365—366，371

French speakers in America在美国讲法语的人，283，332

Freneau，Philip菲利普·弗瑞诺，18—19；《斯托宁顿之战》，31

Friends of Liberty自由同志会，140

frontier，Cary sisters on life on凯里姐妹论边疆生活，330—331

Frost，Robert罗伯特·弗罗斯特，311，323

Fuller，Margaret玛格里特·富勒，134—136；论奥尔斯顿，135，136；和《日晷》，134，135；与爱默生，132，136，（通信），109，110，112，135，136；日记，136；来自直布罗陀的信件，136；洛厄尔论富勒，291；与17世纪英国文学，87；翻译埃克曼的《歌德谈话录》，13；与威利，112；作品：《弗拉克斯曼》，135；《加尼米德致它的鹰》，135；赫伯特的想象对话，87；《1839年夏奥尔斯顿先生画展印象录》，135；《叉铃》，136；《1843年湖区之夏》，134—135，136

G

Gabriel’s Rebellion加布里埃尔起义，212

Garcilasso de la Vega加尔基拉梭·德·拉·维加的《佛罗里达的历史》，80

Garland，Hamlin哈姆林·加兰：与克莱恩，299，300；《艺术中的地方色彩》，326

Garrison，William Lloyd威廉·劳埃德·加里森，138

Gay，Martin马丁·盖伊，89

Geiger，Abraham亚伯拉罕·盖格，356

Gelder格尔德；《雅各之梦》（绘画），57—58

gender性别，153—154；与身份，151，197，324，329；在地方色彩的诗歌中，325—326，329，334；与宗教，432—435，444—447，452，476；桑塔亚纳认同文化的分裂，312—313，321，322—323；社会的力量，192—193；另见公共区域和私人区域；女性；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朱莉娅·沃德·豪；海伦·菲斯克·亨特·杰克逊；艾玛·拉扎罗斯；莉迪亚·西戈尼

genealogy，Longfellow and朗费罗和家谱，248—250

The 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全体解放之精神》（报纸），138

genteel tradition文雅传统，283—298；邓巴和绅士传统，343—344；霍尔姆斯和，290；文雅传统中的朗费罗，255，312；菲比·凯里的戏仿，331；赖利和绅士传统，328；桑塔亚纳和绅士传统，255，311，312，313，321

geographical separation of American poets美国诗人的地理划分，82

georgics田园诗歌，20

German immigrants德国移民，283，332，339—340

German poetry，translations of，德语诗歌的翻译，71，另见亨利希·海涅

Gilder，Richard理查德·吉尔德，354

Gilman，Charlotte Perkins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194—196；《女性》，196；《家：六节诗》，195—196；《在我们的世界中》，195；《民族主义》，196；《难于言说的事》，195；《不区分性别》，196；《女人与经济》，195；《黄色的墙纸》，195，196

Godey’s Lady’s book《歌妮女士之书》，（杂志），161，164

Goffe，William威廉·戈夫(弑君法官)，50

Golden Age myth镀金时代神话，18，19—20

Goldsmith，Oliver奥立弗·戈德史密斯，32—33，112，331

Gottheil，Gustav加斯塔弗·格赛尔，355

Gower，John约翰·高尔，123

Graetz，Heinrich海因里希·格雷茨，356，358

Graham’s Magazine《格雷厄姆杂志》，127—128

Gray，Thomas托马斯·格雷，12，41

Great Awakening大觉醒，205，206；第二次，266

Greek culture，ancient古希腊文化：拉扎罗斯和古希腊文化，351—352，356；另见阿那克里翁；古典语言；荷马

Greenough，Horatio霍雷肖·格里诺，82

Grimke，Angelina安吉丽娜·格里姆克，139—140，224；《呼吁美国南部基督教妇女》，224

Grimke，Sarah莎拉·格莱姆克，139—140，224；《关于两性平等和妇女权益的书信》，224

Griswold，Rufus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美国女诗人》，68，174—175，184，230；与坡，259，280，281，282；《美国诗人和诗歌》，11—12，46，112

Guiney，Louise Imogen路易斯·伊莫金·吉尼，197

H

H.D.(Hilda Doolitle)希尔达·杜利特尔，274

Hafiz，Emerson and爱默生和哈菲兹，13，96，101，105

Hagar海格尔，227

Hale，Sarah J.萨拉·黑尔，161，164，174；《给女儿的忠告》，158，161

Halleck，Fitz-Greene菲茨-格林·哈勒克，35—40，69—70，88；英国的影响，12，37；描述性诗歌，14，69—70；与德雷克的合作，12，33，35；诗歌的注释，40；戏仿民族主义者的修辞，36；作品：《安尼克城堡》，69；《康涅狄格》，69，70；《芬妮》，36—40；《恶名》，40，138；《西米恩·德威特颂》（和德雷克），35；《刑事法官》，28，40；《红衫》，69—70；另见德雷克与哈勒克文学合作

Hillock，Rev.Moses摩西·希勒克，72

Hammer，Josph von约瑟夫·冯·海默，101

Harper，Frances Ellen Watkins弗朗西斯·爱伦·沃特金斯·哈珀，184—186，334—336；与《圣经》，225，226，227—228；与黑人基督话语，224；方言，336；邓巴受其影响，336；教育，184；与性别问题，186，194，226，227，329；自由主义，227—228；本地色彩诗歌，334—336；婚姻，184；多重身份，226，329；叙事诗，184，227；与民族主义，184—185；公众演讲，184；激进主义，184—186，223—224，227；宗教诗，186，224，225，226—229，233；感伤主义，185—186；论奴隶制，184—186；与精神传统，226；象征学，226；论女性慈善协会，186；作品：《对我国女同胞的呼吁》，186；《克洛伊姨妈》诗集，335—336；《克洛伊姨妈》，335；《克洛伊姨妈的政治》，335；《奴隶制的圣经辩护》，225，226；《将我葬于自由的土地》，185；《对比》，194；《献辞诗》，227；《释放》，226，335；《统治的结束》，184—185，186；《双重标准》，194；《伊莱扎·哈里斯》，184，185；《自由劳动力》，184；《向东走》，189；《伊奥拉·乐里》，227；《学会读书》，335—336；《诗行》，184；《阿拉巴马的殉道者》，186；《阿拉巴马的殉道者及其他诗歌》，184；《摩西：尼罗河的故事》，184，227；《诗歌》（1871），184；《杂诗集》，184，226；《团聚》，336；《狂欢》，189；《奴隶拍卖》，185；《奴隶母亲》，185；《那时和现在》，185；《梵诗提》，228—229

Harper，General R.G.吉诺偌·R.G.哈珀，61

Harris，Joel Chandler乔尔·钱德勒·哈里斯，326，339

Hartford Female Seminary哈特福德女子学校，164，173

Harvard College哈佛大学：奥尔斯顿在哈佛，52；布莱恩特《年代》，76；戴纳在哈佛，61；霍尔姆斯在哈佛，288，310；冷淡者俱乐部，313，317；朗费罗在哈佛，249，290，310；洛厄尔和哈佛，290，293，310；哲学家和多元论，334；后桑塔亚纳一代，311，320，323；神学自由主义，44；梭罗在哈佛，117，122；另见，哈佛形式主义者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琼斯·威利

Harvard formalists哈佛形式主义者，151，310—323；与浪漫主义，318—319，320；另见乔治·桑塔亚纳；特兰布尔·斯蒂克尼；弗雷德里克·戈达德·塔克曼

Harvard Monthly《哈佛月刊》，313，317，318

Haverhill Academy哈沃黑尔学院，137

Haverhill Gazatte《哈沃黑尔报》，137

Hawks，Francis弗朗西斯·霍克斯，266—267

Hawthorne，Nathaniel纳撒尼尔·霍桑，165，249，288，316，327—328

Hawthorne，Rose罗斯·霍桑，354

Hayes，Rutherford Birchard卢瑟夫·博查德·海斯（美国总统），289

Hayne，Paul Hamilton保罗·汉密尔顿·海恩斯，285

Hebrew language希伯来语言，252—253，267

Heine，Heinrich亨利希·海涅，352，355，358

Hellenism希腊主义，见希腊文化

Hemans，Felicia费利西娅·赫门兹，138

Hentz，Caroline Lee卡罗琳·李·亨茨，85

Herbert，George乔治·赫伯特，41，43，87，93，123

Hicks，Elias埃利亚斯·希克斯，387，413

Higginson，Thomas Wentworth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201，205，215，354，458

Hillhouse，James詹姆斯·希尔浩斯，49—50；风景诗歌，14，50；《论文学与共和国政府的关系》，49—50

history历史：《共和国战歌》和历史，221—222；犹太历史语境中的耶稣，356；朗费罗和历史，250—257；基于历史的诗歌，148；桑塔亚纳论形式统一的非历史性，320—321；西戈尼反映同时代，165；特纳的编史工作，334；另见艾米莉·狄金森；艾玛·拉扎罗斯；圣歌；象征学

Hilter，Adolf阿道夫·希特勒，360

Hoar，Elizabeth伊丽莎白·霍尔，127

Holmes，Oliver Wendell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288—290；论爱默生，87，288；在哈佛，288，310；与作为社会身份的语言，289—290；与蒂姆洛德比较，285—286；作品：《星期六俱乐部》，288，290—291；《早餐桌上的独裁者》，289；《班克山战役》，289；《关在房间里的鹦鹉螺》，288；《执事的杰作，或漂亮马车》，289—290；《社交聚会之歌》，289；献给海斯总统的诗，289；《押韵的一课》，289；《致迦南：清教徒战歌》，288

Homer荷马，13，16，17—18，71

Hooper，Ellen Sturgis埃伦·斯特吉斯·胡珀，132；《致R.W.E》，132

Hoosier dialect印第安纳方言，326，339—340

Horace贺拉斯，32，73

Horton，George Moses乔治·摩西·霍顿，85—86；《乔治·摩西·霍顿，我自己》，86；《自由的希望》，85；《赤裸天才》，86；《论听闻一先生想买得诗人的自由之打算》，85；《奴隶的抱怨》，85

Howe，Julia Ward朱莉娅·沃德·豪，179—182；论背叛诺言的美国，183—184；匿名策略，163；对男性态度，179—180，181，193；与内战，180，181，221—223；保守主义，183—184；教育，181；编选在格里斯沃尔德《美国女诗人》中，184；生活和事业，180，181—182；与婚姻，180，181—182；与谦逊，179—181，183—184；论诗歌的力量，180；诗歌的私人背景，180；与财产权利，181—182；论奴隶制，186；代祷主义，182；一神论，182，221；与妇女文化，181，182，189；作品：《歉意》，180；《在角落里》，181；《合众国战歌》，177，181，221—223，233；《慷慨的拜访者》，189；《对比》，183；《最黑暗的时刻》，182；《奴隶刘易斯之死》，186；《格雷琴致歌德》，180；《诗歌的快乐》，180；《后期抒情诗》，180—181；《街道抒情诗》，181；《磨坊边的小溪》，180；《舞会大厅之外》，193；《激情的花朵》，177，179—180；《问题》，186；《致意》，179；《望海窗》，180；《女算命师》，180；《灵魂捕手》，193；《诗节》，180；《茶会》，184；《拜访C.H.》，181；《等待》，181；《女人》，183—184

Howe，Samuel塞缪尔·豪，73，181—182

Howells，William Dean威廉·迪安·豪厄尔斯：《美国文学中心》，326；与克莱恩，299，300；与邓巴，337，338

Hulme，T.E.T.E.休姆，318—319

Humility谦卑：黑人女性牧师，225；克莱恩和谦卑，308；男性，在上帝面前，155，179—180

Huxley，Aldous奥尔德斯·赫胥黎，260，277—278

hymns赞美诗：考珀的影响，41；狄更斯和赞美诗，453—456；邓巴的赞美诗，346；爱默生的赞美诗，88，95，96；“读出或朗读”，206；奴隶和赞美诗，205—207；融合，205；威利的，118；卫斯理兄弟的赞美诗，206；另见战争赞美诗；艾萨克·瓦茨

I

identity，sense of身份意识，151—152；另见美国身份；地区主义和地区身份；自我；个体作家和种族性；性别；宗教；社会现实；妇女

The Idle Man《闲人》，62

imagination想像，254—257，309，350

immigration移民，160，283，324，332，333；爱尔兰和苏格兰—爱尔兰的移民，332，334；犹太移民，354—355，360；立法限制，333，360；与卖淫，192—193

imperialism，American美国帝国主义，362，400—401

Indians印第安人，见美国本土著人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克莱恩论个人主义，307，310；多元主义者，325—326，334；政治个人主义，惠特曼和个人主义，152

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157—158，192—193，324

“interests”利润，21—22

Irish and Scottish-Irish Immigrants爱尔兰和苏格兰—爱尔兰的移民，332，334，339—340

irony反讽：狄金森，176；哈勒克，69—70；西戈尼的批评，175—176

Irving，Washington华盛顿·欧文，53

Italian poetry意大利诗歌，82；另见但丁

J

Jackson，Andrew安德鲁·杰克逊（美国总统），与民主，365，368，369—370；第一年度国情咨文，369；珀西瓦尔论杰克逊，13；《抗议书》，370

Jackson，Helen Fiske Hunt海伦·菲斯克·亨特·杰克逊，186—189，191，369—370；《以斯帖》，229；《被发现冻僵》，191；《饥荒之时》，187，191；《皇后的回忆录》，183，191；《唯利是图者》，188—189；《无名集》，183；《机会》，182—183；《诗集》，187；《王子之死》，188；《一片玫瑰花瓣》，187—188；《十四行诗与抒情诗》，187；《两种真理》，187；《梵诗提》，229；《诗歌》，187；《女性的战斗》，187

Jackson，Lydia莉迪亚·杰克逊（爱默生），94

Jackson，Thomas Jonathan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34

James，Henry亨利·詹姆斯：《戴西·密勒》，159；论朗费罗，250

James，William威廉·詹姆斯，334

Jay，John约翰·杰伊；《联邦党报2》，332

Jefferson，Thomas托马斯·杰斐逊（美国总统）；布拉肯里奇和弗瑞诺的赞扬，18—19；批评的经典模式，19—20，72；民主和共和制，368，369，371，406—407；与联邦主义者，369；论文化的同质性，333；在惠特曼的《图画》里提及，409

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杰斐逊医学院，费城 83

Jeffrey，Francis弗朗西斯·杰弗里，25—26

Jews犹太人：编史，355；新移民，354—355，360；“新巨像”和身份的象征学，351—352；犹太复国主义，358—359；另见艾玛·拉扎罗斯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94

Johnson，James Weldon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201，338，339

Jones，Charles Colcock查尔斯·琼斯，206

Jonson，Ben本·琼生，87—88，104，123

Juvenal尤维纳利斯，12—13，19—20

K

Kallen，Horace贺拉斯·凯伦，334，352

Kansas-Nebraska Bill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366

Keats，John约翰·济慈，12

Kempis，Thomas à 托马斯·坎佩斯，456

Key，Francis Scott弗朗西斯·斯科特·基，139；《麦金利要塞保卫战》，31，139

L

Lady’s New Year’s Gift《少女的新年礼物》（礼仪书），158

Lafayette College拉法耶特大学，300

landscape poetry风景诗歌，14；布拉肯里奇和布鲁斯，29—31；布莱恩特，78—80；爱默生，93—94；希尔浩斯，14，50；惠蒂尔，137

language，poetic诗歌语言，147，151，248—323；作为诗歌语言的美国英语，15，147，151；古语，293，294；不同于鲜活的日常习语，298；朗费罗和诗歌语言，248—250，251—253；北部和南部的共性与区别，284—285，286；与社会身份，289—290；另见个体诗人，特别是斯蒂芬·克莱恩；艾米莉·狄金森；西德尼·兰尼尔；埃德加·爱伦·坡

languages语言：朗费罗和语言，248—250，251—253；美国的多样性，283；另见古典语言；英语；诗歌语言；翻译；与土著美国人

Lanier，Sidney西德尼·兰尼尔，293—296；古语，293，294；论商业，贸易和工业，293，294；方言诗歌，294；生活，293—294；中世纪的形式，294；与音乐，293—294，295—296；作品：《百年大合唱》，294，295；《玉米》，294；《来自沙洲》，295；《沼泽颂歌》，294；《缺席》，294—295；《农民起义》，294；《格林沼泽》，294；《模仿鸟》，295—296；《西部赞歌》，295；《汉密斯克的复仇》，294；《英诗的知识》，294，295；《交响曲》，294；《比武》，294

Larcom，Lucy露西·拉卡姆，196，329—330；《复折的屋顶》，330；《相处》，330；《好人格兰塞尔的房子》，330；《缝鞋的汉娜》，329；《她的选择》，330；《阿贝拉女士》，329；《灯塔》，329；《一个忠诚女人的拒绝》，330；《比佛利的黑尔小姐》，329—330；《学校女教师》，330；《他们说》，329；《未婚》，330

Lathrop family of Norwich，Connecticut康涅狄格州的诺利奇家庭，164

Latimer，George乔治·拉蒂默（逃跑的奴隶），140

Lawrence，D.H.D.H.劳伦斯，271，272

Lazarus，Annie安妮·拉扎罗斯，361

Lazarus，Emma艾玛·拉扎罗斯，198—199，232，350—361；与避难，352，353；圈子，354；与爱默生，177，350，354；声音的性别，233，350—351；希伯来研究，351；与海涅，352，358；与希腊主义，351—352，356；与历史，354—356，358；身份，329，351，358，360—361；生活，197，354—355，361；谦逊，198—199，350—351，354；辩论，357—358，360；作为公众诗人，232；出版，354，361；翻译德语作品，352，355，357；与象征学，350，352—354，355—358，361；犹太复国主义，358—359；作品：《犹太的旗帜》，358；《选择》，351；《红色公鸡的啼鸣》，356—357；《拉希之死》，357；《回声》，198，350—351；《书信》，358；《希伯来书》，355，356，358，359，360；《出埃及记》（1492，8.3），353；《光的盛宴》，351，359；《1492》，352—353，354；《礼物》，351，355；《红盘的守护者》，358；《流放中》，351，359；《新港的犹太墓地》，252，355；《犹太问题》，355，358，360；《M.勒南和犹太人》，356，360；《新巨像》，177，198—199，350，351—352，356，360；《新以西结》，359；《新年》，359；《布拉格的拉希》，357；《俄国基督教对抗现代犹太教》，355；《成功》，183；《最高牺牲》，357；《致卡门·西尔瓦》，361；《流泪谷》，357；《世上的正义》，355，357

Leavitt，Joshua乔舒亚·莱维特，371

Lee，Jarena贾瑞纳·李，225

Legislation立法，见移民；卖淫；奴隶制

liberalism，theological神学自由主义，44，45，218，222—223，227—228，232

Liberator《解放者》(Boston newspaper)138

Liberty自由：巴洛的《哥伦布传》和自由，20；与奴隶无关，184，185；北方和南方的解释，286，287—288，296—297；自由女神雕像，见艾玛·拉扎罗斯《新巨像》；惠特曼和自由，362，371，407—408

libraries图书馆，41，65，66，122

Lincoln，Abraham亚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在斯普林菲尔德讲堂演讲，371；与道格拉斯的辩论，374；论民主，374；“试验”，369，371，374；第一次就职演说，420；葬礼行列，419；修辞，374—375，458；论脱离联邦和无政府主义，406；与奴隶制，366，373—374；七月四日对国会特别演说，1861，374；另见，沃尔特·惠特曼

literacy读写能力：奴隶，205，212，339；南方白人，284

Little，Charles C.查尔斯·C.利特尔，112

local-color poetry地方色彩诗歌，324—326；经济因素，329，334；民间传说因素，327；性别，325—326，329，334；怀旧之情，325，326—328；与多元论，325—326，332—334；地域自定义，324，327—328，334；赖利，326—328；城市背景，328—329；另见方言诗歌和女性

Lodge，Henry Cabot亨利·卡伯特·洛奇，317

Long Island Democrat《长岛民主党》，401

Longfellow，Henry Wadsworth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248—257；美国文学，11，248，254—257，417；与钱宁，128；克兰奇的戏仿，309；论死亡，255，256；教育和学术事业，249，255，310；与欧洲文化，249—250，253；形式，250，259；谱系学问题，248—250；在上流社会传统中，255，312；与历史，250—257；论想象，254—257；霍尔姆斯论朗费罗，288；与语言，248—250，251—253（见“翻译”）；论物质主义，151，255；与美国本土文化，250—252；与自然，254；菲比·凯里的戏仿，331；坡论朗费罗，250，257，258，260，262，273，281—282，291；出版和销售，255；酬劳，255；赖利赞美，328；桑塔亚纳论朗费罗，255，312；与奴隶制，185，284；翻译，13，249，250，253，254；与塔克曼，316；与王尔德，82；华兹华斯的影响，14；作品：《候鸟》，256；《孩子们的时辰》，255；《宵禁令》，256；《白昼已告终》，256；《为诗辩护》，255；《挽歌》，论希伯来语言，253；《艾略特的橡树》，253—254；《片段》，257；《新港的犹太墓地》，252—253，355；《在人生之旅的终点》，254—255；《夜》，255，256—257；《我国本土的作家》，248，250；《畜栏里的飞马》，256；《评奴隶制的诗》，281—282；《诗人》，256；《欧洲诗人和诗歌》，13；《人生颂》，257；《海华沙之歌》，248，250—252；《潮水升，潮水落》，257；《致流云》，257

Louisiana路易斯安那，283

Lovett，Robert Moss罗伯特·莫斯·洛维特，317

Lowell，James Russell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290—293，298；学术和公共事业，290；论美国文学，128，291；方言诗歌，290，291—293，298，328，338；编辑杂志，290，298；与哈佛大学，290，293，310；多愁善感，185；与奴隶制，185，291；与威利，112；作品：《比格罗外传》，290，291—293，328，338《纪念颂歌》，293；《批评家的寓言》，290—291；《使节》，293；《文学中的国籍》，128《朗菲尔爵士的幻想》，290，293

Lowell，Maria White玛丽亚·怀特·洛厄尔，291；《奴隶母亲》，185—186

Lowell Mills experimental factory system洛厄尔·米尔斯实验工厂系统，330

Lundy，Benjamin本杰明·伦迪，138

lyceums讲堂：演讲，93，（爱默生），93，94，109，（威利），109，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讲堂演讲，371

Lyon，Mary玛丽·莱昂，430—431，449

M

Madison，James詹姆士·麦迪逊（美国总统），27；《联邦党报10》，333

magazines杂志，见期刊

Mallarme，Stephane斯蒂芬妮·马拉美，257，259，265，283

marriage，women poets and女性诗人和婚姻，196—197；死亡的类比，171—173，182；布鲁克斯，65，67；狄金森，431，435—437；吉尔曼，195，196；哈珀，184；豪，180，181—182；杰克逊，187；权利的限制，157，181—182；西戈尼，164—165，171—173，174；未婚，431；威尔科克斯，189

Marsh，James詹姆斯·玛什，91

Marvell，Andrew安德鲁·马维尔，104

masks面具，339，340—342

materialism物质主义，151；女性诗人批评，178，188—190；另见，斯蒂芬·克莱恩；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埃德加·爱伦·坡；乔治·桑塔亚纳；沃尔特·惠特曼

Mather，Cotton科顿·马瑟，70，387—388；《天堂女儿们的饰物》，156

Matthiessen，F.O.弗·欧·马修森，298

May，Samuel塞缪尔·梅，138

meditations冥想，41，118

melting pot，America as ethnic，美国的种族大熔炉，333

Meville，Herman赫尔曼·梅尔维尔，151，233—247，298；《欢乐宴会之后》，67；《战事集》，233—247；《皮埃尔》，258

Melville，Major Thomas托马斯·梅尔维尔上校，288—289

Mendelssohn，Moses摩西·门德尔松，356

Menken，Adah Isaacs艾达·艾萨克斯·门肯，231—232；《渴望》，182；《朱迪思》，231—232

metaphysics形尔上学：经济意象，477；哈佛形式主义者和玄学，313，316；坡和玄学，258，266—272，283；另见宗教

Methodist church卫斯理公会，205，206，300

Mexican War墨西哥战争，88，105，292，366

Middlebury College，Vermont密道布锐大学，佛蒙特州，43—44，45

Mill，John Stuart约翰·斯图亚特·米尔；《论自由》，406

millennialism千禧年主义，或太平盛世，21—23，110；另见启示录和末世论

Milton，John约翰·密尔顿，12，13，16，26，73，84；布鲁克斯和密尔顿，65，66—67；爱默生和密尔顿，87，104；威利和密尔顿，116—117

Minshull，John约翰·敏舒尔，34—35

minstrel shows黑人剧团演出，337，339

Missouri Compromise《密苏里妥协案》，366

Mitchill，Dr.Samuel塞缪尔·米特彻博士，36

Modernism，Santayana’s foreshadowing of桑塔亚纳预示现代主义，320

modesty谦逊，148—150，155—199；与女性作家匿名，162—163；作为表现的阻碍和通道，155—164，176—177，178—179，182—183，229；主教和谦逊，156；布拉德斯特里特和谦逊，155，156；布鲁克斯论谦逊，230—231；与阶层，159；与女性崇拜，156—157；狄金森和谦逊，153，156，430，431—437；礼节书论谦逊，156，157—159；豪和谦逊，179—181，183—184；杰克逊和谦逊，229；拉扎罗斯和谦逊，198—199，350—351，354；限制和机会，155—164，229；对比男性谦卑，155，179—180；穆尔和谦逊，156；与公众人物，177；反映不确定性，176；与个别的区域，156—157；与性，163；西戈尼和谦逊，156，174—176，220—221；与女性的沉默，162；斯坦顿和谦逊，229；梵诗提故事和谦逊，228，229—230；威尔科克斯和谦逊，229—230；沃斯通克拉夫特论谦逊，197

Monroe，Harriet哈里特·门罗，327

Moody，William Vaughn威廉·沃恩·穆迪，317

Moore，Alice爱丽丝·穆尔（邓巴），337—338，340

Moore，Marianne玛丽安娜·穆尔，156

Moore，Thomas托马斯·穆尔，16，33，54，80

Moral Reform movements道德改革运动，192—193

morality道德：克莱恩论道德，304—305，310；性爱的双重标准，192—195；在女性领域，186，194

Moses摩西：狄金森论摩西，452；哈珀的《摩西：尼罗河的故事》，184，227；纳特·特纳和摩西，212；在圣歌中，201，209，214，347；瓦茨将摩西与基督联系，208—209；温思罗普的象征学，207

mottoes，Emerson’s verse爱默生的诗歌，105

Mount Holyoke Academy霍利奥克山学会，430—431，449

Muir，John约翰·缪尔，41

music音乐：在黑人崇拜中，347；兰尼尔和音乐，293—294，295—296；圣歌，201

N

naming命名：古典的影响，城镇和建筑，18，31，35；女性诗人的形象，229，230，232

Napoleon I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皇帝）25，27—28

narrative and lyric poetry19世纪早期的叙事诗和抒情诗，41—86；波士顿，52—68；新英格兰，东部和西部，80—86；另见华盛顿·奥尔斯顿；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弗朗西斯·爱伦·哈珀；詹姆士·柯克·波尔丁；理查德·亨利·王尔德

National-American Woman’s Suffrage Association美国国家妇女选举委员会，216—217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美国反奴隶制标准》，202

nationalism民族主义，36，128，184—185

Native Americans美国土著人332；布莱纳德和传统，49；布莱恩特论美国土著人，77—78；哈勒克《红杉》，69—70；语言，250—252，253—254，283；朗费罗和文化，250—252；权力争取活动者，149，167，169，187；斯蒂克尼和文化，317

naturalism自然主义，314

nature自然：钱宁和自然，128—129，131—132；爱默生和自然，93—94，118，126；朗费罗和自然，254；浪漫派诗歌和自然，14—15；桑塔亚纳论自然，321；梭罗和自然，118，119—122，126；塔克曼和自然，316—317；惠蒂尔和自然，137，141—143

neoclasscism新古典主义，17—40；礼仪诗，41；与古典教育，17；反对方言，18，31；史诗，20（戏仿史诗）；田园诗，（另见乔尔·巴洛《哥伦比亚德》）；颂词，18—19；五音步双行体，18；崛起的荣耀诗歌，20；另见，乔尔·巴洛；谐趣诗

New England Weekly Review《新英格兰每周评论》，137—138

New Haven，Connecticut纽黑文市，康涅狄格州，14，50

New York纽约：（1848），女性的财产权法案，181；布拉德福俱乐部，36；中央公园，52；“淑女一条街”，159；讲荷兰语的人，283；《晚间邮报》，74，78；希尔浩斯与纽约的联系，49；豪在纽约被抚养，181；叙事和抒情诗歌，52，68—80；惠蒂尔在纽约，138

New-York Mirror《纽约镜像》，81—82

New York Post《纽约邮报》，34

New York Review and Athenaeum Magazine《纽约周报及雅典娜神庙杂志》，78

Newburyport Free Press《纽伯里波特自由报》，138

Newspapers，poetry published in发表在报纸上的诗歌，29，30，41，48，51，61—62；朗费罗关于奴隶制的诗歌被拒稿，284；惠蒂尔，137—138；另见德雷克与哈勒克文学合作

Nietzshe尼采，444，448

No Name Series《无名诗集》，183

North American Review《北美评论》，61—62，73—74，76，290

North and South in Civil War Period内战时期的南方和北方，283—298；语言的异同，284—286，287—288；方言诗歌，298；北方话语，151，（霍尔姆斯）288—290，（洛厄尔），290—293，（惠蒂尔）143，296—298；应景诗，285—286，288—290；坡和朗费罗的冲突，257；南方话语，（兰尼尔）293—296，（蒂姆洛德）286—288；南部文学依赖北方，284—285，286

Northwest Ordinance西北地域法令，366

Norwegian immigrants挪威移民，332

nostalgia in local-color poetry地方色彩诗歌中的怀旧情绪，325，326—328

O

Observer，Salem萨勒姆《观察家》，112

Occupations，poets’II诗人的职业II，61，87

O’Connor，Douglas道格拉斯·奥康纳，399—400

O’Kelly，Patrick帕特里克·奥凯利81

Onderdonk，James詹姆斯·奥德堂科；《美国诗史》，51

P

Pace of American speech美语口语的节奏，15

Page，Thomas Nelson托马斯·纳尔逊·佩奇，326

Paine，Tom托马斯·潘恩，387

painting绘画：克兰奇，132；肖像画，52—54，58；特朗布尔的《独立宣言》，35；韦尔的《红衫》，70；另见华盛顿·奥尔斯顿

panegyric，neoclassical新古典主义的颂文，18—19

Parker，Theodore西奥多·帕克，133

parody戏仿：亚当斯的戏仿，32；凯里，331；德雷克的戏仿，33—34；哈勒克的戏仿，36；朗费罗，克莱恩戏仿朗费罗，309；对坡的戏仿，277—278

Paulding，James Kirke詹姆斯·柯克·波尔丁；《边远地区的人》，34—35

Peabody，Elizabeth伊丽莎白·皮博迪，96，109，110—111

pen-names笔名：布鲁克斯，68；王尔德（萨里），82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讲德语的人，283；宾夕法尼亚大学，83

Percival，James Gates詹姆斯·盖茨·珀西瓦尔，13，14，50—52；《珊瑚丛》，51；《一日之梦及其他的诗》，51；《山间清晨》，51；《诗的流行》，52；《致塞内卡湖》，51，52；译作，51

periodical期刊：布莱恩特履约写稿，77—78；另见个人题名和报纸

Persian poetry波斯诗歌，见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Personalism，Whitman on惠特曼论个人化，382

Phi Beta Kappa Societies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36，41，哈佛，76，87；耶鲁，46—47

Philadelphia费城：百年庆典，294；杰弗逊医学院，83；报纸和期刊，19，138，284

Phillips，Wendell温德尔·菲利普斯，117

Pilgrims朝圣者70

Pittsburgh Inhabitants of Scottish Descent苏格兰后裔的匹兹堡居民，31

Plagiarism，accusations of被控剽窃，81—82；见埃德加·爱伦·坡

Plato柏拉图，《会饮篇》，273—274

Pluralism，American cultural美国文化的多元主义，325—326，352；多元的个人主义，334

Poe，Edgar Allan埃德加·爱伦·坡，257—283；与美国语境，151，257—258，280—282，283；与美国文学，11，128，258，262；反艺术模仿论，262—265，268；唯信仰论，267—268，271—272，282—283；论美，273—274；与《圣经》，267，270；论钱宁的诗歌，127—128；反世界和反语言，258，260—261；与死亡，272—277，283；论说教，259—260；移位，283；梦的意象，270，282；与末世论，266，267；与欧洲文化，257，258，260，265—266；论罪恶，272；形式，259—260；法国对坡的推崇，257，260，265—266；性别态度，276；格里斯沃尔德和坡，259，280，281，282；论哈勒克，69；论模仿，262—265，268；艺术的不完整，266；内省作为诗歌的内容，265—266；湖泊意象，263—265，271；语言和语言理论，151，258，260，276—280；学习，267；生活，258—259，266—267，277；与朗费罗，250，257，258，260，262，273，281—282，291；洛厄尔论坡，291；与物质主义，151，258，280—281，283；形尔上学，258，266—272，283；否定，151，258，260—262，263—265，267，272，280—282，283；戏仿，277—248，331；与地点，257—258，283；剽窃困扰，258，262，281，291；与宗教，258，266—272，283；重复，261—263；与浪漫主义，258，264—265；论西戈尼，165—166；与奴隶制，281—282；与社会阶层，262，272，281；声音，277—278；与象征主义，265—266；美学的统一性，272；与乌托邦主义，267，271—272，282—283；论女性，272—277；词汇游戏和密码，276—277；作品：《艾尔·阿拉夫》，261，276，277；《安娜贝尔·李》，263；《钟声》，277；《海中的城市》，260—261，270，271；《亡者之城》，263；《莫诺斯与尤纳的对话》，266；《征服者——蠕虫》，269；《埃洛斯与沙弥翁的对话》，266；《梦境》，260，261，264，270，271；《梦》，282；《一个谜语》，277；《我发现了》，267，271—272；《晚星》，263；《厄舍古屋的倒塌》，265—266，281；《五十个问题》，281；《致安妮》，276；《最快乐的日子，最快乐的时刻》，261；《闹鬼的宫殿》，265—266；《伊斯拉斐尔》，261，269；《献给湖水的诗》，263，264—265；《雷诺》，261；《致安妮》，276；《致B先生的信》，268；《旁注》，265，267，268，277，278—279，281；《往昔的记忆》，271；《催眠启示录》，266；《我们的业余诗人》，127—128；《创作哲学》，259，261，272；《诗歌原理》，259—260，262—263，266，272—274；《言语的力量》，266；《诗的原则》，277；《乌鸦》，261—262，274；《乌鸦和其他诗歌选集》，序言，259；评论集（论霍克斯）266—267，（论朗费罗）262，273，281—282，（论斯蒂芬斯）267；《被评论的评论家》，262；《罗曼司》，263，268—269，282；《睡美人》，263，264，274；《十四行诗——静》，261，279—280；《十四行诗——致沉寂》，261；《十四行诗——致科学》，282；《亡魂》，261，263；《诗节》，261；《帖木儿以及其他》，261；《致——》，278，281；《致海伦》，263，274—275，276；《致乐园中的一位》，261，274；《致河水》，263—264；《尤娜路姆》，260；《一个情人节》，277；《不安的山谷》，261

Poland波兰，27—28

politics政治：黑人象征学和政治，212—216；爱默生和象征学，88，105，106—107；印第安人权利行动，149，167，169，187；军事意象，458；常用词的地区性解释，284；超验主义者的政治，88；威利和政治，118；韦伯斯特论语言和政治，284；另见奴隶制；投票；和圣歌；沃尔特·惠特曼；约翰·惠蒂尔；女性

Pope，Alexander亚历山大·蒲柏，12，16；巴洛的仰慕，12，20—21；布莱恩特的模仿，73；戴纳论蒲柏，61；哈勒克和蒲柏，40；洛厄尔和蒲柏，290；《秀发劫》，22—23；翻译荷马，17—18；《温莎公爵—森林》，20—21

Port Folio，Philadelphia费城《文学周刊》，19

Portuguese poetry葡萄牙诗歌，71，82

Pound，Ezra埃兹拉·庞德，318—319

poverty贫困，149，160，178，284

power权力：狄金森论自我和权力，438—439；哈珀论《圣经》为权力的工具，225；豪论诗的权力，180；门肯的《朱迪思》和权力，232；奴隶缺少权力，212；女性缺少权力，176，178

preaching美国黑人的祈祷，347；女性的祈祷，224—225

Presbyterian church长老会，206

Presidency总统任期；与古罗马平行，18—19

Price，Richard理查德·普里斯；《对美国革命的观察》，22

Princeton，Poets educated at在普林斯顿接受教育的诗人，18

privacy隐居，见公共和私人区域

promise，American national美国民族的承诺，194；克莱恩论美国民族的承诺，300，310；狄金森的忧虑，153；哈珀论美国民族的承诺，184—185，186；豪论美国民族的承诺，183—184；道德改革运动质疑，193；惠特曼论美国民族的承诺，152—153，362—363，367—368，383；女性诗人论美国民族的承诺，183，194，197

property财产：狄金森的意象，462，464，465，467—468；女性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157，161，181—182，192

prostitution卖淫，149，159，192；狄金森的意象，477；吉尔曼论卖淫，195；哈珀论卖淫，194；立法，193；道德改革运动和卖淫，192—193；女性反对卖淫，160；另见斯蒂芬·克莱恩

Provencal poetry布莱恩特翻译的普罗旺斯语诗歌，71，78

provincialism地方性，18，31，87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公众和私人空间，163；性别和经济的定义，148—149，157，159，176—177，190，195—196，197—198；区分的不稳定性，176—177；道德改革运动的重复主张，193；在私人/女性空间的道德和社会关注，186，193，194，197—198；感伤主义和，177—178；女性和公众与私人空间，148—149，156—157，167，176—199，232，427；另见公众生活（女性的介入）

public life公众生活：古典教育，17；参与公众生产以平衡私人和公众利益的，406—407；诗歌和公众生活，147—154，177，178，232；女性的介入，149—150，159—160，167，169，176，178，198—199，217—218，223，232，（间接影响）161—162，168，169，176，（不赞成公众生活的演讲），139—140，157

publishing出版：匿名出版，36，162—163，164，171；英国诗人，11，91；19世纪早期诗集，29，48，51，62，76—77，78；版权制度，11，262；克莱恩被出版商审查，303；狄金森对出版作品的反感，153，183，427，476；女性出版作品的历史意义，176；朗费罗销售，255；西戈尼丈夫反对出版，164—165，174；南方诗人在北方出版其作品，286；技术，158；另见诗歌在报纸上的发表其作品，期刊

Puritanism清教主义：传记，387；对形而上学价值观的经济意象，459—460；形象系统，447；清教主义中的个人和社区，407；作为价值的成功，461；另见象征学

Q

Quakerism贵格派：克兰德尔，139；灵修神学，296，387，413；惠特曼家庭与贵格派的联系，387；惠蒂尔，137，138，296

Quarles，Francis弗朗西斯·夸尔斯，123

Quincy，Josiah乔赛亚·昆西（哈佛大学校长），110

R

race人种，见种族划分与人种

radicalism激进主义，193，232；黑人女性的激进主义，184—186，223—224，225，227

Ray，Henrietta Cordelia亨丽埃塔·考狄莉亚·雷，182；《抱负》，182

Razogin，Mme ZenaideM.拉戈金；《俄国犹太人和异教徒》，355

Reeze，Lizette里斯特·瑞兹，196

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identity地区主义和地区身份，41—42，151，154，296；语言学的地区主义和地区身份，284；地方色彩诗歌中的地区主义和地区身份，324，327—328，334

Reimarus，Herman赫尔曼·赖马卢斯；《耶稣和他的圣徒们的使命》，356

religion宗教，150—151，154；在美国文化中，165，444；权威，217—218，227—228，232；经济术语，433，477；性别问题，432—435，444—447，452，476；谦卑，155，179—180；宗教和身份，324，325—326，428，444—447；军事意象，458；传教士工作，160，203，205，206，458；音乐，347；多元主义，218—219；19世纪早期的诗歌，41，42—48，59，63—64，（梅尔维尔），151，233—247（另见圣歌；琼斯·威利；和女性）；信仰复兴精神，205，266；奴隶和宗教，203，205；另见浸礼会；《圣经》；基督；公理会教会；福音运动；大觉醒；犹太教；形而上学；卫斯理公会；清教主义；贵格派；南部主教派教会；象征学；一神论；与个体诗人，美国黑人；女性

Renan，Ernest欧内斯特·勒南，356

Representation表现：爱默生和，375—376；另见沃尔特·惠特曼

Revolution，American美国革命：对奥古斯丁诗歌的仰慕，13，20；巴洛在革命时期的诗歌创作，20，21；弗瑞诺的《斯托宁顿之战》，31；其他诗歌，13

Rhetoric修辞，147—154；《圣经》作为修辞的基础，150；哈勒克对民族主义修辞的戏仿，36；谦逊的修辞，148—150，153；内战中的北方和南方，283—298，（区别），285—286，296—297，298；宗教的修辞，150—151；奴隶和美国国庆庆祝，184—185

rhythm of American speech美国口语的节奏，15

Rich，Adrienn阿德里安娜·瑞奇；《身为女人》，197

Richards，Bernard伯纳德·里查兹，361

Richmond，Mrs Nancy南希·里士满夫人，276

Riley，James Whitcomb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326—328；方言诗歌，328，339—340；《小孤儿安妮》，327；《古老的印第安纳州》，328；《旧游泳池》，327

Ripley，George乔治·里普利，133

“rising glory”poetry“堀起的荣耀”诗歌，20

Robinson，Edward Arlington爱德华·阿林顿·罗宾森，311，313，323，329

romances罗曼司，14；布鲁克斯的罗曼斯，65，（《犹菲勒》）65，66—68，230；戴纳的《海盗》，62

Romanticism浪漫主义，15；类比，447；英国的浪漫主义，13，14，16，54，61，62，73（见个体诗人）；戴纳和浪漫主义，61，62；狄金森和浪漫主义，461—462，466—467，472—473；与法国革命，13；哈佛形式主义者和浪漫主义，318—319，320；自然诗，14—15；坡和浪漫主义，258，264—265；惠特曼和浪漫主义，362，396，401—405，412—413，423

Rome，ancient古罗马，18—20；另见古典语言；贺拉斯；尤维纳利斯；维吉尔

Rousseau卢梭，367—368，409

Royce，Josiah乔赛亚·罗伊斯，334

Russell’s Magazine《拉塞尔杂志》，285

Russia，Jewish immigrants from俄国，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354—355

S

Salem萨勒姆；萨勒姆讲堂；109；《观察家》，112

Santayana，George乔治·桑塔亚纳，311—315，319—323；典故，314；论美国文化，151，311，312—313，321—323；与古典/浪漫的对立，318—319；厌恶，311；与爱神，314—315；与欧洲文化，311—312；形式主义，311，313，315，320—321，323；性别语言，312—313，321，322—323；后辈，311，320，323；文雅传统，255，311，312—313，321；在《哈佛月刊》，317；同性恋，311，315；生活，311—312；论朗费罗，255，312；论物质主义，151，312—313，321—323；“改变”，314，315；形而上学，313，316；与自然正义，314；论自然，321；与新柏拉图主义，314；出版，313；与宗教，313—314；与文艺复兴传统，314；与浪漫主义，320；与抒情诗传统，314；论艺术的统一性和整体性，319—321；论惠特曼，312，320，321，322；作品：《合唱》，315；《美国诗歌的文雅传统》，312；《解读诗歌与宗教》，313，314，319—320；《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321；《颂歌I、II、III》，322—323；《人们与地方》，311；《艺术的力量》，321；《美感》，313，319，320，321；《十四行诗及其他》，313，314；第二个十四行诗系列，313，314；十四行诗I，313—314；十四行诗IV，313；十四行诗VI，315；十四行诗VII，315；十四行诗IX，314；十四行诗XIV，315；十四行诗XVI，313—314；十四行诗XXV，314；十四行诗XXXIX，314—315；十四行诗XXXVI，315；十四行诗XXXVII，315

Satire讽刺：巴洛，27—28；布莱恩特，72；凯里，331；古典模式，12—13，19—20；洛厄尔，290，291—293；惠蒂尔，137；威尔科克斯，190；另见德雷克和克洛克文学合作

Schoolcraft，Henry Rowe亨利·罗·斯库科拉夫特，250—251

Scots Poetry苏格兰诗歌，26—31，33—34，69

Scott，Sir Walter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2，16，54，76，138，287

Scottish and Scottish-Irish immigrations苏格兰和苏格兰—爱尔兰移民，332

Seal，Official官印，208

selfhood自我：新兴的美国人意识，428，430；女性的自我定义，232—233，329；另见身份和斯蒂芬·克莱恩；艾米莉·狄金森；拉尔夫·沃多尔·爱默生；沃尔特·惠特曼

self-reliance自立，153；爱默生论自立，98，109，439—440，445

sensibility，English poets of具有感受性英国诗人，73

sentimentalism感伤主义：狄金森和感伤主义，435；在公共领域，177—178；奴隶制，178，185—186；女性作家的感伤主义，155—156，165，177—178，185—186，194

separate spheres分开的区域，见公众与私人领域

sermons布道文，见祈祷

Settle，Elkanah艾尔卡纳·赛特尔，40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poetry17世纪英国诗歌，87—88，104，123；另见个体诗人

sexuality性：与死亡，437—438；双重标准，192—195；经济方面，192—195；和谦逊，163；另见沃尔特·惠特曼；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女性

Shakespeare，William威廉·莎士比亚，12，16，55，321

Shaw，Anna Howard安娜·霍华德·肖；《上帝的女人》，228

Shaw，Lemuel莱缪尔·肖，457

Shelley，Percy Bysshe珀西·比西·雪莱，12，13

Shew，Maria Louise玛丽亚·路易斯·舒，278

Shopping购物，159

sign-systems符号系统，见艾米莉·狄金森

Sigourney，Lydia莉迪亚·西戈尼，164—176，219—221；劝导书籍，《新婚礼物》，169；匿名策略，163，164；“仁慈社会诗歌”，168—169；慰藉诗，170—174；论死亡，165，170—174；家庭诗歌，165—168；论教育，171，173；与《歌妮女士之书》，164；历史的价值，165；与印第安人的权利，167，169；讽刺，175—176；生活，164—165，173，174；与婚姻，164—165，171—173，174；谦逊，156，174—176，220—221；论公众生活，167，169；宣传，164；宗教诗歌，219—221，233；论战争，168；与惠蒂尔，137—138；与女性文化，169—174；作品：《家里的古董钟》，169；《盲人的申诉》，168；《方舟和鸽子》，220—221；《仁慈》，168—169；《新娘》，171，172—173；《破碎的花瓶》，169；《小屋一景》，168；《死在林中》，167—168；《一个婴儿的死亡》，165；《移民者之死》，168；《忠诚的狗》，169；《新英格兰的祖先们》，167—168；《孝顺的要求》，167；《献给新娘的被遗忘的鲜花》，172；《马曾的葬礼》，169；《印第安女孩的葬礼》，169；《丧钟》，171；《一生的信》，175；《给少女的信》，169；《孤独的教堂》，165；《死去的最爱》，171，175；《萨斯奎哈纳与拉卡瓦纳之汇》，169；《母亲》，167；《致华盛顿的母亲》，165；《母亲的忠告》，169；《悲痛的女儿》，173—174；《密执安加入联邦》，170；《没有去学校的妹妹之死》，173；《只有这一次》，168；《波卡洪塔斯》，169；《诗歌》，175；《献给死者的玫瑰》，171；《少女的学校》，173；《水手》，167；《生病的孩子》，168；《星星》，165；《阿莱干尼的日落》，165；《繁荣昌盛的大家庭》，168；《致一片破碎的亚麻布》，166—167；《致缺席的女儿》，171—172；《致第一艘奴隶船》，168；《纪念一位少女》，173；《志愿者》，168；《新婚礼物》，169；《西行者》，168，189；《冬天》，165

Simms，William Gilmore威廉姆·吉尔摩·西姆斯，84—85；与《拉塞尔杂志》，285；《家的改变》，84；《查尔斯顿诗选》（文集），83—84；《查尔斯顿的杂记》，84；《沼泽边缘》，84—85；《可爱的斯旺尼洛》，84

slavery奴隶制：废奴主义，80，182，185—186，291，（美国废奴协会）138，（感伤主义作品）178，185—186，（惠蒂尔）137，138—141，185，296，（女性为废奴奋斗），160；《圣经》，204—205，218，224；经济的观点，185；教育，85，86，204—205，212，339；解放，21，85—86，106—107，342，（废奴之后），324，342，348；爱默生论废奴，106，366；向奴隶制延伸到新扩张的领土，89—90，365，366；与家庭生活，185—186，203；与赞美诗，205—207；杰斐逊对自己奴隶的保护，18；立法，366，（反对教授奴隶读写），204，212，339，（追捕逃亡奴隶法）（1850），88，106，139，（论奴隶解放）203；林肯论奴隶制，366，373—374；读写，205，212，339；朗费罗论奴隶制，185，284；传说，340；洛厄尔论奴隶制，185，291；奴隶制和民族主义的修辞，184，185；南北方就奴隶制互相攻击，88；坡和奴隶制，281—282；奴隶写的诗歌，13，（乔治·摩西·霍顿）85—86（见圣歌）；奴隶的政治地位，212—216；反抗，85，212；与宗教，203，204—205，207（见圣歌）；反对奴隶制的感伤写作，178，185—186；南方捍卫奴隶制，88，293；象征学和奴隶制，210—211；地下交通网，184，337；威利论奴隶制，118；卡洛斯·威尔科克斯论奴隶制，44，47—48；王尔德和奴隶制，82，83；关于奴隶制的女性诗歌，149，168，186，224（另见弗朗西斯·爱伦·哈珀）；见圣歌和教育（美国黑人）；沃尔特·惠特曼

Smart，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斯马特，43

Smith，Adam亚当·斯密；《国富论》，407

Snell，Rev.Thomas托马斯·斯内尔牧师，72

social factors社会因素：狄金森和社会因素，428，434；分裂，159，187—189，272，281，284；吉尔曼的参与，196；与身份，325—326，329，428；不确定或和礼节书籍，157—158；对财富的感伤呼吁，178；圣歌和社会因素，200；惠特曼论社会因素，384，406—412；女性对社会因素的关心，160，189—191，197—198，217；另见贫困；卖淫；禁酒

Social Purity movements纯净社会运动，192

Societies协会：大学文学协会，41，72；女性慈爱协会，157，160，168—169，170，186，189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福音传道会，205

Song歌曲：邓巴和歌曲，339，346—347，349，350；南部诗人的配乐诗，80，83—84

Sons of Liberty自由之子，421

South南方：诗歌中的古语，293，294；黑人诗人，85—86；内战时期的话语，286—288，293—296；女性贞节崇拜，276；19世纪早期的诗歌，80—86；教育和读写能力，284，286；文学市场，284；内战后诗人问题，293；革命性的话语，151；维护奴隶制的修辞，88，293；讲西班牙语的人，283；另见北方和南方

Southern Episcopal Church南方主教派教会，266，267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南方文学信使》，69

Southey，Robert罗伯特·骚塞：奥尔斯顿对骚塞的仰慕，52；与布鲁克斯，66，68；爱默生和骚塞，89；诗歌脚注，67—68，89；《克哈马的诅咒》，89；《希望》，75—76

Spanish literature西班牙文学，71，82

Spanish-speaking Americans说西班牙语的美国人，283，332

speech patterns，English and American 15英、美言语模式，15

spelling-bees拼字比赛，284，345

Spenser，Edmund埃德蒙·斯宾塞，55；诗节的形式，46—47，76

Spirituals圣歌，151，200—206；非洲审美形式，200；圣歌中的启示录和末世录，202—203，209，214—215；与《圣经》的传统，13，200，201—206，209，210—211，347；编码，215—216；邓巴和圣歌，339，346—347；哈珀和圣歌，226；历史内容，202，206—207；音乐，201；表演，201；与政治，200，212—215，216；与救赎，202—203，213，214；神圣的和世俗的内容，200，211—212；文本，200—201；象征学，201，208，209—216；与瓦茨的赞美诗，208—209；题目：《难道上帝不是释放了丹尼尔！》210—211，214；《老法老没有迷失方向》，209—210；《去吧，摩西》，（《逃入北方的黑人之歌》）201—202，203；《神今日依旧》，214；《年轻的大卫弹着竖琴》，211；《我的主，多好的早晨》，214—215；《哦，石头，不要砸在我身上》，215；《骑在耶稣的身上》，215；《看上帝流血的羔羊》，209；《我们攀登雅各的梯子，十字架的战士》，209；《谁是我主的见证者》，214

spirit-wandering精神漫游，347

sports，women and妇女和运动，161

Spring，Marcus马库斯·斯普林，136

Standard，Jane简·斯坦纳德，276

Stanton，Elizabeth Cady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女性圣经》，216—217，218，219，225—226；称赞被忽略的《圣经》中的女性，217，228，229，231

stanza forms诗节形式：布莱恩特运用骚塞的诗节形式，75—76；克莱恩反传统的诗节，299；哈勒克拜伦式的诗节，37；朗费罗的诗节，250；珀西瓦尔的诗节，51；斯宾塞诗节，46—47，76

Stearns，Frazer弗雷泽·斯特恩斯，458—459

Stedman，Edmund C.埃德蒙·C.斯特德曼，354

Steele，Richard理查德·斯蒂尔，164

Stephens，John约翰·斯蒂芬斯，267

Sterling，John约翰·斯特林，128

Stevens，Wallace华莱士·史蒂文斯，66，303，311，323，431，447

Stewart，Cora Howarth Murphy科拉·豪沃斯·莫菲·斯图亚特，301

Stewart，Maria玛丽亚·斯图尔特，225

Stickney，Trumbull特兰布尔·斯蒂克尼，317—319，323；古典主义，317，318—319；与欧洲文化，317；形式主义，318—319；与印第安文化，317；生活，317；论华兹华斯，319；作品：《希腊花园》，318；《戏剧诗集》，317；《埃琉西斯》，318，319；《赫拉克立特》，318；《在过去》，317—318；卡吕普索，317；卢克莱修，317；《记忆女神》，318；奥德修斯，317；《诗集》，317；《歌曲》，318；《来自希腊的十四行诗》，317，318；《苏尼昂》，319；《你说，哥伦布和他的船队》，323

Stonington，British attack on斯托宁顿，英国曾进攻过此地，31

Stono Rebellion史唐诺起义，212

Stowe，Harriet Beecher哈里特·比彻·斯托，185

Strauss，David大卫·斯特劳斯，356

Stuart，Gilbert吉尔伯特·斯图亚特，60

Sturgis，Caroline卡罗琳·斯特吉斯（威廉·塔潘夫人），132；《英雄》，132

Sublime，romantic浪漫的崇高，461—462，466—467，472—473

suffrage选举权，370；奴隶无选举权，80；女性无选举权，157，160，370，（政治活动）149，160，182，186—187，216—217，224

Sunday Schools,slave主日学校，奴隶在这里学习文化知识，204

Superstitions，popular流行的迷信327

Surrey，Henry Howard，Earl of萨里，亨利·霍华德，萨里伯爵，82

Svinin，Paul Petrovich保罗·彼得罗维奇·斯维尼，206

Swedish immigrants瑞典移民332

Symbolism，Poe坡和象征主义，265—266

Symonds，John Addington约翰·阿丁顿·西蒙兹，382

Syncretism宗教汇合主义：赞美诗，205；圣歌，201，216，346

Syracuse University锡拉丘兹大学，300

T

Tasso，Torquato陀奎托·塔索，82

Tate，Allen爱伦·泰特，267，271，276

Taylor，Bayard贝亚德·泰勒，294

technology，new新技术，158，324—325，327，384

Teignmouth，Ist Baron泰格姆斯一世男爵约翰·肖；《威廉·琼斯爵士的一生》，89

temperance movement禁酒运动，160，168，189

Tennyson，Alfred，Ist Baron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一世男爵，87，316

Teresa of Avila，St.阿维拉的圣·特里萨，380

Texas，annexation of吞并德克萨斯，88

Thomson，James詹姆斯·汤姆森，12，52，80，87，112

Thoreau，Henry David亨利·大卫·梭罗，118—116；与阿那克里翁，119，120；与钱宁，128；《日晷》发表诗歌，120—121，124，125；与爱默生，118，125，126；雇佣，118；在哈佛，118，122；《英国诗歌史》项目，87—88，122—124；论内心生活，友谊和爱情，124—126；日记，118—122，123，124，126；与自然，118，119—122，126；《大西洋月刊》拒稿，298；与17世纪文学，87—88，123；译作和古典语言的学习，13，17，119；作品：《我是一个徒劳挣扎的包裹》，124—125；《马萨诸塞自然史》，119，120—121，123；《蝉颂》，119；《鲑鱼溪》，122；《同情》，124；《瓦尔登湖》，17，88，123；《瓦褚塞特山》，130；《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87—88，124，125；《在这单调乏味的生活循环中》，123

Thoreau，John约翰·梭罗，122，125

Thurman，Howard霍华德·瑟曼，204—205

Ticknor，George乔治·蒂克纳，249

Ticknor and Fields蒂克纳和菲尔兹（波士顿出版商），286

Timrod，Henry亨利·蒂姆洛德，284—288，293；《卡罗莱纳》，286；《圣诞》，287；《棉桃》，286；《献词》，287；《里士满的新剧院》，287—288；《颂歌》，286；《诗集》，286

Tocqueville，Alexis de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18，159，369，407

Towns，naming of市镇的命名，31，35

trade贸易，见商业

transcendence of poetry，meta-historical诗歌的元历史性超越，147

Transcendentalists超验主义者，64，87—136；推崇奥尔斯顿，135—136；政治背景，88；与17世纪英诗写作，87—88；超验主义俱乐部，117，133；另见威廉·埃勒利·钱宁；克里斯托弗·皮尔斯·克兰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玛格里特·富勒；埃伦·斯特吉斯·胡珀；卡罗琳·斯特吉斯；亨利·大卫·梭罗；琼斯·威利

translation from foreign languages外语翻译，12—13，17—18；另见，威廉·卡伦·布莱恩特；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艾玛·拉扎罗斯；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詹姆斯·盖茨·珀西瓦尔；亨利·大卫·梭罗；沃尔特·惠特曼；理查德·亨利·王尔德

transport revolution运输革命，158，324—325，327

Trinitarianism三位一体主义，63—64

troubadour tradition抒情诗传统，314，344

Trumbull，John约翰·特朗布尔，28—29；《麦克芬格尔》，28；绘画，《独立宣言》，35

Tucker，Ellen艾伦·塔克（爱默生），91—92

Tuckerman，Frederick Goddard弗雷德里克·戈达德·塔克曼，310，315—317；《蟋蟀》，316；《沼泽中黑黑的雪松》，316—317；《星状花朵》，316

Tulane University，Louisiana图勒大学，路易斯安那州，83

Turner，Frederick Jackson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334

Turner，Nat纳特·特纳，85，212

Tuthill，Louisa Caroline卡洛琳·路易莎·塔特希尔，138

Twain，Mark马克·吐温(塞缪尔·克莱门斯的笔名)，287，298，327，334；《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70；《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287

typology象征学，206—216；与美国身份，207—208；与启示录和末世录，207，212—213；黑人的象征学，201，206—216，（象征学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213—214，（政治实质），212—216，（与白人解释），208，210—211；象征学中的基督，207，208—209，210，350，352—354，356—358；作为编码，215—216；矛盾的要求，208；邓巴和象征学，347；出埃及记故事，207，208，210—211，352，353；哈珀和象征学，226；与历史，207，212—213，216，355—358；拉扎罗斯和象征学，350，352—354，355—358，361；多层意思，215—216；清教徒，207—208，210，211，212—213，403，（拉扎罗斯和象征学）350，352—354；圣歌和象征学，201，208，209—216；蒂姆洛德的千禧年，287；瓦茨的赞美诗集，206—207，208—209；惠特曼和象征学，387—388，403

U

Underground Railroad地下交通网，184，337

Unitarianism唯一神教派，71，92，118；与三位一体教派的冲突，63—64，288；豪，182，221

United States Literary Gazette《美国文学学报》，77—78

urbanization都市化，149，157—158，192—193，324；关于都市化的诗歌，181，189，328—329

utopianism乌托邦主义，267，271—272，282—283

V

Valery，Paul保罗·瓦莱里，257，265

Van Anden凡·安登（《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的所有者），365

Vashti梵诗提（《圣经》中的人物），228—230，231，233

Vaughan，Henry亨利·沃恩，88

Very，Jones琼斯·威利，109—118；挽歌，118；与爱默生，110，111—112，115；在哈佛，109，110，112，115，316；赞美诗，118；讲堂演讲者，109；与17世纪英国文学，88；十四行诗，88，112—118；唯一神教牧师，118；作品：《耧斗菜》，112—113；《创造》，116；《死者》，115；《琼斯·威利的随笔和诗歌集》，112；《乐园》，116—117；《他熟知忧伤》，117；《神圣中的神圣》，115—116；《在上帝中我们生活、运动、拥有自我》，113；《劳动与休息》，117—118；《自然》，113—114；《新生》，113；《存在》，114；《诺言》，116；《美苦草》，112；《圣子》，114，117；《普利茅斯的野玫瑰》，118；《野漆树》，118

Vesey，Denmark登马克·维西，212

Virgil维吉尔，16；布拉肯里奇模仿维吉尔，18；爱默生给《奉献》的题词，89；译作，13，17—18，25，73

Virginia，University of弗吉尼亚大学 258—259

Volney，Constantin Francois Chasseboeuf，Comte de康斯坦丁·沃尔尼，弗朗哥·弗朗索瓦伯爵26

W

War战争：克莱恩和战争，307—308，309—310；狄金森和战争，459，461；战争的意象，458，461；西戈尼论战争，168；另见内战；墨西哥战争；美国革命

Ward，Samuel Gray塞缪尔·格雷·沃德，90，126，127，354

Ware，Henry Jr.（小）亨利·韦尔110

Warren，Robert Penn罗伯特·佩恩·沃伦，139

Washingtion，George乔治·华盛顿（美国总统），332—333；生日，285—286；《告别演说》，327

Watts，Isaac艾萨克·瓦茨；《圣歌、赞美诗和灵歌》，71，73，206—207，266；狄金森和瓦茨，206，453—456；与象征学，206—207，208—209

Webster，Danie丹尼尔·韦伯斯特106

Webster，Noah诺亚·韦伯斯特：与美国语言，248—249，254，283，284；与巴洛的《哥伦比亚德》，26；与《圣经》，254；论英诗，249，250，284；与拼字比赛，345；作品：《蓝皮拼字书》，249，284，345；《简明美语词典》，249，284；论英语（论文），249，284；论做美国人，249，250，283

Weir，Benjamin本杰明·韦尔，70

Wells，H.G.威尔斯，299

Wesley，John and Charles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206

West，Benjamin本杰明·韦斯特(英国皇家学会主席)，53，58，60

western frontier西部边疆，168，189，293

Western Messenger《西部信使》，133

Whalley，Edward爱德华·惠利（轼君法官），50

Wheaton Female Seminary惠顿女子学院，330

whim，Emerson on奇想，爱默生论奇想，55

White，Joseph M.约瑟夫·M.怀特，80

White，Maria玛丽亚·怀特（洛厄尔），291

Whiteman，Sarah Helen萨拉·海伦·惠特曼，276

Whitman，Walt沃尔特·惠特曼，152—153，362—426；与美国，362—363，364—365，384，397，400—401，407—408，424，（与文学创作）248，416—417，（论断裂），312，392，397—398，399，406，408—412，417，（论诺言与背叛）152—153，362—363，367—368，383（见下面的物质主义）；诗集中的自传，363，381—382，387，391，398，407；背叛最初的诺言，399—400；与《圣经》，387—383，389；与传记传统，387—388；与身体，378—381，382—383，386—387，392—393；在卡姆登，379，411—412；（编目技巧），364—365，378，380，389—391，392，393，399，409，415，416；与圆周结构，397，415，416；与内战，152，406，419—420，（作为伤口包扎员），362，379，382，399，420；阶级态度，366；与普通人，372，377，424—425；与社区，417（另见民主，个人和社区）；论死亡，395，396—397，398—399，418；与民主，362，368，369—370，372，377，400（见下面的参与和代表）；对比狄金森，427，462—463，466，476；论分裂与瓦解，391，392，393，395—396，397—399，412，417，（在《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399，412，417—420（另见上面的“死亡”）；梦境技巧，380，393；与爱默生，379，382，405，409，415，416；方法论困惑，422—423；论平等，368—369；家庭，387，391；形象，363—364，377—398，401，（与身体）378—381，（多层意义），362—363，377，383，384，386，393，425，（变化的强度）386，389（另见编目技巧和梦境技巧）；形式，15，231，259，384，394；受雇于政府，379，399；与和谐，391；健康和退休，379，399；同性主义，见下面的性；与个人和社区，152，362，408，414—415，420—421，424—426；强度，17；新闻工作，362，365—366，370—371，391，399，402（另见作品，《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社论）；《草叶集》，（出版）379，（接受），248，379（另见个体诗和序言）；论自由，362，371，407—408；与林肯，373—375（另见作品：《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与物质主义，151，153，410—411，415，420；被控淫秽，379，381—382，399，400；奥康纳的《伟大的灰色诗人》，399—400；难以归类，362；与参与，148，362，364，377，425，426；哲学笔记，402；与坡，259；与政治，152，371—372，377，384，395—396，406—412，（背景）365—366，（新闻工作）362，365—366，370—371，（理论）372，375（另见民主和参与，代表和奴隶制）；总统的角色，362—377；诗人眼中的惠特曼，372—373，375，408；激进的态度，366—367；被《大西洋月刊》拒稿，298；宗教，362，380—381，387，413，415；代表，370，372，375—377，（民主的双重结构）372，373，374，（自我和惠特曼）363—365，370，377；离职去卡姆登，379，411—412；文本的修订，377，386，400；与浪漫主义，362，396，401—405，412—413，423；桑塔亚纳对惠特曼的攻击，312，320，321，322；自我，362—364，413，（与民主），362，400，（作为代表）363—365，370，（自述）382—383，384，389；性爱，379，382—383，386，415，421—422，（同性恋倾向）362，382，400，409—410，421—422，424，（神秘、形尔上学的方面）380—381，（宗教幻景）380—381，（社会幻景）381，422，424；怀疑主义，363，398—399，401，405—406，422—423；和奴隶制，152，365，366—369，373—374，391，392—393，（奴隶市场的经历）391，392—393；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参照，380，406—412；唯我论，411—412，422；诗学术语，（“漂移”）386，391，405，（回声）386，395—396，404，（带电的）384，392，403，（“试验”）369，371—372，374，384，（暗示）386，394，404，（指示）386，（间接）374，377，386，（清单）386，403—404，（压制和压印）405，（“合拍物”）385—386，393，401，404，419—420，421，423—424，（引线）386，（翻译文字）384—385，418—419，（“翻译”）371，384—385，391—392，395—396；与时间，397，416；与象征学，387—388，403；诗歌中的女性，422；华兹华斯的影响，14；与劳工，366—367；“你”的形象，414—416，425；作品：《美国初级读本》，371，417；《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398，402—406，414，416；《伙伴哟，当我的头躺在你膝上的时候》，420；《野营地忽明忽暗的火焰》，420；《过去历程的回顾》，372，382，401，403；《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社论，365，366，367，370，371—372，408；《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401；《菖蒲诗》，382，417，421—424（另见个体诗人）；《横渡布鲁克林渡口》，412—416；《民主展望》，372，382，383—384，385—386，396，401，406，409，410—411，413，414，416，417，420—421；《桴鼓集》，400，420（见个体诗）；《第十八任总统》，373，374，375；《第十八任总统》（小册子），367，371，375；《从被抑制的疼痛的河流》，403；《英雄总统》，373；《我听见美国在歌唱》，364；《我歌唱带电的肉体》，368，392—393，403，422，424；《在人迹罕至的小径间》，421；《宇宙》，386；《致爱默生》，371，379；《民族（及未定）》，372；《一只默默坚韧的蜘蛛》，403；《未完成的笔记》，373，375；《新诗》注释，384，385，《真正的美国性格》注释（1856），368；《十一月的树枝》，《美国俚语》，377，417；《关于对外表的极端怀疑》，422—424；《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380；《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380，385，393，396，397，398—399，404—405，412，418；《一个预言家的声音在尸体上空升起》，421；《图画》，409—410，419；《序言》，（《草叶集》，1855），364，371，372，373，376—377，382，383，384，401，422，424，（1876）372；《语句漫游》，417；《海流集》，397，399，402—406（另见个体诗人）；《不要向我关门》，405；《美国俚语》，377，417；《奴隶贩子与奴隶贸易》，367；《睡眠的人们》，396，416，419；《回答者之歌》，380，385；《黎明时的旗帜之歌》，420；《自我之歌》，363，370，380，399，402，（第1段），387，（第2段），387，（第3段），388—389，（第5段），379，385，387，393，（第6段），377—379，380，383，385，393，397，（第8段）380，390—391，405，（第10段），368，（第11段）380，404，（第13段）405，（第15段）387，391，（第20段）402，（第21段）385，462—463，（第22段）387，404，（第23段）397，（第24段）371，383，385，391，（第25段），385，418，（第33段）368，389—390，405，（第43段）387，（第49段）416，（第51段）398，（第52段）391—392，405，424；《各行各业的歌》，405；《转动着的大地之歌》，383；1841年7月演讲，366；《已经完成任务的精灵》，420；《本能的我》，403；《从巴曼诺克开始》，413；《落日》，402；《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398；《这就是那个人的遗骸》，420；《当我阅读那本书》，382；《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380，385，399，412，417—420，421，424；《一个女人等着我》，422；《海之词》，见《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395；《裹伤者》，420

Whittaker，Daniel K.丹尼尔·K.惠特克；《南方文学的必要性》，84

Whittier，John Greenleaf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137—143，296—298；与美国文学，11；论布莱纳德，48，49；与形式，296；与言论自由，139—140；拉卡姆文选，330；信件，137—138；生活，137—139，296；与自然，137，141—143；政治的激进运动，137（见废奴运动）；普及，296；贵格派，137，138，296；地区主义，296；讽刺，137，141；感伤诗歌，185；废奴主义，137，138—141，185，296；风格的多样，137；作品：《亚伯拉罕·达文波特》，297；《群山间》，143，297；《潘纳库克的婚礼》，141—142；《流放者》，142；《湖滨之墓》，143；《人们的猎人》，139；《论正义与权宜》，138，139；《劳斯·迪欧》，297；《马萨诸塞致弗吉尼亚》，140；《全景》，141；《牧师函》，139—140；《牧师》，298；《塞缪尔·斯沃尔的预言》，142；《大雪封门》，142，298；《黑人船夫之歌》，297；《时代的诗篇》，137；《告诉蜜蜂》，297—298；《世界的传统》，139；《北方女孩》，296—297

widowhood守寡，164—165，181—182，184，197

Wilcox，Carlos卡洛斯·威尔科克斯，43—48；《仁慈时代》，47—48；《品位的宗教》，46—47；《遗稿》，45，47—48

Wilcox，Ella Wheeler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189—192；论渴望和个人成就，183；生活，189；与分开的区域，189—190，197；性的自我表达，189，191—192；作品：《负担》，191；《代价》，190；《达利拉》，231；《水滴》，189；《被禁止的言论》，191—192；《假日》，189—190；《生命之屋》，183；《共和国赞歌》，190；《个性》，191；《上帝，再说一次》，190；《公寓中的音乐》，191；《机会》，183；《激情诗集》，189；《进步诗集》，189；《追忆》，183；《梵诗提叛乱》，229—230；《一个雕塑家》，191；《老虎》，192；《女人》，197

Wilde，Richard Henry理查德·亨利·王尔德，80—83；布莱恩特和王尔德，83；与欧洲诗歌，82；笔名，萨里，82；作品：《有关陀奎托·塔索的爱情，疯狂及监禁的猜想和研究》，82；《赫斯皮瑞》，82，83；《意大利抒情诗人》项目，82；《俘虏的哀伤》，80—82；《我的生命像夏日的玫瑰》，83—84；《他们赞扬天鹅，尽管整个一生都没有说出声》，82

Wilderness，Errand into the荒野使命，207

Willard，Frances弗朗西斯·韦拉；《布道坛上的妇女》，223

Williams，William Carlos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5；论坡，258，274，280

Williams College威廉姆斯学院，72

Wilmot，David and Wilmot Proviso大卫·威尔莫特与《韦慕特但书》，365，366，367

Winters，Ivor艾弗·温特，316

Winthrop，John约翰·温思罗普，106，207，387—388；《论基督的博爱》，407

Wissenshaft des Judentums movement《犹太知识》，355

Witherspoon，John约翰·威瑟斯布恩（普林斯顿校长），283—284

Wollstonecraft，Mary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97，266

women女性，148—150，153—154，155—190；匿名，162—163，164，183；《圣经》的指涉和解释，217—218，219，223，224，227，228—232，233；巴洛论诗人，21；黑人组织，牧师，和激进分子，224，225（另见弗朗西斯·爱伦·哈珀）；监护人，157，158—159；贞洁，163，192；与公民美德，186，197—199；监禁，153，159，196（见艾米莉·狄金森的隐居）；克莱恩论女性，305—307；批评美国生活，153，178，182—183，188—189，194，197，461；真正女性崇拜，156—157，276，431；文化，159，165，169—174，176，181，182，189；与家庭领域，159，167，176，181，182，196—197，440；与经济价值，161，178，181，188—189，197，教育，65，66，160，181，189，430—431，（黑尔和女性），161，（作为供养者）149，160，169，171，（西戈尼论女性），171，173，（女性协会），160；就业，193，330；礼节和劝导书籍，148—149，157—159；欧洲的女性，159；堕落和赤贫的，149，305—307；财务，（限制参与）157，160，（写作的动机），12，164，187，300；格里斯沃尔德的文集：《美国女诗人》，174—175；身份，151，190—191，197，229，329；间接影响，161—162，168，169，176；地方色彩诗歌，328—332，334—336（见爱丽丝·凯里；菲比·凯里；弗朗西斯·爱伦·哈珀；露西·拉卡姆）；与道德权利运动，193；名字意象，229，230，232；坡论女性，272—277；与政治，149，160，176，178，（女性诗人论女性），182，183—184，217—218，223；财产，157，161，181—182，192；改革运动，186，193；与宗教，151，186（见玛丽亚·高恩·布鲁克斯；弗朗西斯·爱伦·哈珀；朱莉娅·沃德·豪；海伦·菲斯克·亨特·杰克逊；艾玛·拉扎罗斯；艾达·艾萨克斯·门肯；莉迪亚·西戈尼；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权力，（政治活动），160，184，（《圣经》教诲和女性），218，219，223，224—225（另见财产）；自我定义，229，232—233，329；与性爱，185，（双重标准），192—195，（自我表达）189，191—195；购物，159；社会经济地位，217，329，330；在南方，276；体育运动，161；声音，191—192，195，233，（宗教诗人的女性）220—221，223，232—233，350—351；惠特曼的表述，422；另见个体诗人；性别；婚姻；谦逊；卖淫；协会（女性的慈爱）；与保守主义；公众和私人空间；公众生活；感伤主义；奴隶制（废奴主义，女性诗歌）；社会因素；选举权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妇女基督徒禁酒协会，223

Woodworth，Samuel塞缪尔·伍德华斯；《旧橡木桶》，34—35

Wordsworth，William威廉·华兹华斯，12，14，41，54，80，87，91；布莱恩特和华兹华斯，14，73—74；与柯勒律治，53，54；戴纳和华兹华斯，61，62；爱默生和华兹华斯，13，14，91；论幻想，55；朗费罗和华兹华斯，14；论大脑控制宇宙的力量，63；论写作哲学，259；菲比·凯里的戏仿，331；斯蒂克尼论华兹华斯，319；惠特曼和华兹华斯，14

Workingman’s Party劳工党，387

Wright，Francis弗朗西斯·赖特387

Wright，Silas塞拉斯·赖特，366

Y

Yale College耶鲁大学，48，49，51，83；巴洛和耶鲁，20，21，22；大学优等生荣誉会，46—47

Z

Zangwill，Israel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大熔炉》，352

Zionism犹太复国主义，358—359

译后记

作为一名从事英美文学教学的教师和英美文学的爱好者，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能够翻译一部英美文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当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把《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的翻译任务交给我时，我感到荣幸万分，因为这正是我职业生涯中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工作，其光荣在于这部学术鸿篇巨制中的一卷在我和我的同事努力下得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其艰巨在于该书内容的庞杂和语言的艰深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历时三年多的翻译过程中，我充分体验到了翻译的艰辛与乐趣，愿望实现之后的心理慰籍。

本卷为《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副标题为“19世纪诗歌1800—1910”，出版于2004年。该卷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美国诗歌传统(1800—1855)；诗歌与公共话语(1820—1910)。第一部分主要叙述了这段历史时期美国诗歌如何从模仿和继承英国诗歌走向独立和创新的过程，撰文者芭芭拉·派克探讨了早期联邦主义诗人采用的新古典主义和讽刺诗歌的形式，以及像朗费罗、惠蒂尔这样过去名噪一时但现在依然有着影响的诗人的创作历程，尤其是他们的创新之处，同时重点关注了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所建立的具有鲜明风格的抒情诗形式。第二部分叙述了这段时期美国诗人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女性诗人、非裔美国诗人、坡、梅尔维尔、惠特曼和狄金森的成就。对非裔美国诗歌(圣歌)的探讨和对上述著名诗人(如梅尔维尔)原不太为人所知的诗歌创作的挖掘成为这部分叙述的突出特点之一。还应该值得一提的是，此部分的撰写者希拉·沃罗斯基将诗人及其创作置放到当时广阔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中考察，深刻地、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诗歌创作与变换着的时代的关系，从而让读者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认识到这些诗歌的历史、社会、思想和文化价值，进而领略它们的审美价值。

在本卷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深深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陆建德教授，正是他的积极引荐使我获得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苗永姝女士，是她的信任与耐心使得我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

对于和我一起参加本卷翻译和校对工作的人员，刘国清、金万锋、陈彦旭、霍盛亚、刘英杰、宋世彤、仇云龙、候丹、裴云、白帆和梁庆峰，我也表示深切的谢意。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和热情参与，本卷是难以与广大读者见面的。

常常听到有人说“翻译是一门令人遗憾的艺术”，其遗憾之处在于译文永远无法十全十美地表达原文所表征的世界。因此，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心中难免感到惴惴不安。我只能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时间的关系，由于水平的局限，原书语言艰深、内容广博，翻译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疏漏和错误之处不可避免，还希望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多多包涵。

李增

2009年12月于长春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5卷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5卷

诗歌与批评

1900—1950

《剑桥美国文学史》探讨了美国文学作品中各种新的和既有的方向，其涉及所有流派和分支，是那些已经并继续缔造着这个重要文学研究领域的所有学者和批评家数十年工作的结晶。这些作者跨越了美国文学评论中成就辉煌的30年，体现了从事这一研究的几代人之间的延续和断裂。博大恢弘的叙述使美国文学史拥有了从未有过的高屋建瓴的全新视角，这些叙述以传统评论的声音作为背景，同时加入了许多体现当代文学研究特色的多元兴趣。

这部美国文学史进行了涉猎广泛的跨学科综述。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多样性与日俱增，美国文学研究的素材也大大增加了，这要部分归功于那些以往不受重视的文本被重新发掘出来。《剑桥美国文学史》所体现的多层面的学术和评论工作体现了这些多样性——包括社会、文化、思想和美学等方面的多样性——并就文学研究的权威性问题提出了比以往任何叙述都更为丰富的概念。

本卷关于现代美国诗歌和文学批评的论述是迄今最为全面的。它从三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展开这段文学史，这些视角又通过诗歌和文学批评的一个共同的核心悖论彼此相连。现代作家一直在想方设法地逃避历史——即使在他们充满激情地参与历史时也是如此——他们支持无拘无束的创造天赋，但同时又坚信，最强有力的艺术必将对其产生于兹的文化作出艰难回应。安德鲁·杜波伊斯和弗兰克·兰特里夏在罗伯特·弗罗斯特、T. 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以及沃莱斯·史蒂文斯的作品中找到了这条发展的主线。他们论述了在一个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创造文学作品的现实使得最大胆的现代主义者也不得不向商业报酬的需要妥协，因为他们知道献身于高雅艺术也许永远得不到回报。爱莲娜·拉马洛·桑托斯通过对各种作者的关注拓宽了诗歌的领域——特别将关注焦点集中于格特鲁德·斯泰因、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哈特·克莱恩、H. D.、玛丽安娜·穆尔以及兰斯顿·休斯，所有这些人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现代作家必须要“创新”的任务有其自己的理解。他们不仅要对西方文明的精华进行创新，也需要对迄今尚未得到充分表现的当代社会笔耕不辍。威廉·凯恩列述了文学评论界所做出的相应成就。通过将社会和思想史与文学传记相结合，他追溯了一个国际主义学术美学的兴起，以及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学演变成为一项系统学术研究的过程。从早期的进步主义到后来主要的美国研究再到新批评，他的论述记录了使文学评论在美国的特殊作用得以形成的冲突力量。综合看来，这三方面的叙述揭示了现代主义诗歌的惊人成就，将其文化、体制和审美方面的复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19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20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30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30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和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15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五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谢

总编的话

感谢哈佛大学继续支持这一项目，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雷·瑞安的鼓励和在编辑方面给予的协助。特别感谢彼得·布提吉格，他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助理；还要感谢乔纳森·福蒂斯丘，他编写了年表，并帮助编撰了参考书目。乔纳森还是序言第二部分的主要作者，概述了本卷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他是新一代美国研究学者的代表。我们希望这卷《剑桥美国文学史》能够给这些学者带来灵感，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

萨克文·伯科维奇

资本文化中的现代主义抒情诗

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因为他所树立的学者和评论家的典范，更因为他始终如一的支持、耐性和善意。这部分内容的一个较早版本曾以《现代主义四重奏》为题出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

弗兰克·兰特里夏

为本书所做的某些工作是为了在安娜·亨奇曼和丽贝卡·肖夫组织的关于“失败”的哈佛人文学科中心研究生会议上接受检验；我衷心地感谢他们那次的帮助。如果没有艾米·鲍威尔的耐心和执著，我在本项目中的工作将无限期地延迟。萨克文·伯科维奇在专业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们的私人交往也非常友善，感谢他的慷慨大度和他在编辑方面的精湛技巧。至于弗兰克·兰特里夏，我从他的作品、教学、讲话和生平中学到了很多，他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感谢他肯与一个他很清楚是思想毒瘤的人交往和联系。

安德鲁·杜波伊斯

机器时代的诗歌

我想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让我接受这一项目的挑战，并且始终如一地给予我支持。他善意的鼓励和专业指导对于我所有阶段的工作都至关重要。我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借用了许多学者的成果，他们都是值得我感谢的人，比如大西洋两岸的同事和研究生就曾进行了许多激励人心的讨论。应该特别感谢伊莎贝尔·卡尔德拉、多丽丝·弗里登森和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仔细阅读手稿的各章节。在我为本项目撰稿的过程中，科英布拉大学在两个秋季学期给我放了长假。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系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查阅纪念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感谢玛丽·莱扬、简·泰勒斯以及在我就本项目进行研究期间担任比较文学系主任的吉斯·科恩；还要特别感谢普罗斯佩罗·萨伊斯，他坦率地跟我谈了他对抒情时代的精辟见解。葡美发展基金会和科英布拉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也都是于本项目的最终完成必不可少的。

爱莲娜·拉马洛·桑托斯

文学评论

感谢我的妻子芭芭拉·利厄·哈尔曼和我的两个女儿朱丽娅和伊莎贝尔，感谢她们的爱和支持。我还想感谢我在卫斯理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感谢他们关于这里所介绍材料的早期版本所进行的有益评论。同样要感谢来自雷·瑞安和萨克文·伯科维奇的鼓励和指导。

许多年前，我遇到来卫斯理学院访问的欧文·豪和艾尔弗雷德·卡津，与他们共度了一段时光。后来我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一遍又一遍地重读他们充满激情、令人兴奋的作品，从中受到启迪。我把本卷中我撰写的章节献给他们。

威廉·E.凯恩

大事年表

感谢爱莲娜·桑托斯和拉菲亚·扎法对大事年表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更正。还要感谢哈佛大学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他们使关于文学和历史的教授、学习和写作成为一件乐事，尤其是蒂姆·麦卡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克文·伯科维奇作为一位学者在帮助我取得进展方面功不可没。他在学术方面的高标准和为人的耐心始终鼓舞着我。最重要的是，感谢我的妻子伊丽莎白，感谢她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

乔纳森·福蒂斯丘

序言

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引入了英语创作的一个新分支。30年后在罗伯特·E.斯皮勒主持下编纂的《美国文学史》建立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体现了一代美国文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他们重新划分了这个领域的界线。这些学者和评论家们主要受训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代表了美国文学创作所有分支的新趋势和既定方向，他们影响了而且将继续影响业已成为现代文学知识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文史学家的文学批评从一个边缘地域拓展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一领域的活力反映在国内及全世界对美国文学与日俱增的兴趣、学术活动的范围和辩论纷争的强度上。重要的是，美国文本开始成为提供学科间和跨学科调查研究的主要重心。性别研究、民族研究、通俗文学研究等诸如此类已经渗透到了这个专业领域的各个角落，但是它们唯一的、最广泛的基础就是美国文学。对于多元文化和原则标准形成所产生的争议也同样如此：争论的焦点是跨历史、跨文化的，但是争论本身则以美国著作为主要议题。

在这些争辩中无论我们如何定位自己，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它们引发的活动提供了知识复兴和新研究的一个源泉，一部分以前被忽略、被贬低的作品被大规模地重新发掘出来。我们比以往更明白一些人称之为美国文学(复数)的东西，这一用语植根于美国不同传统、不同类型美学流派，甚至是对文学持有不同观念的持续性上。

这些发展扩展了美国文学的含义和素材。对于这一代评论家和学者来说，美国文学史不再是某些被公认为美国文学极品作品的历史，也不再以美国文学创作中某些公认的历史角度为基础。对确定性和一致性的寻求依然持续，一如它们的职责，但是现在这些寻求是在一种批评性的气氛中进行，其中包括公开辩论、宗派主义以及充其量为不同阐释流派间的对话。

这种冲突情景标志着学术权威在结构上发生了转变。迄今为止所有文学历史惯例，从18世纪的源头开始，依赖于对主体的本质或实质有一个既定的一致意见。今天提及意见一致听起来更像是寻求妥协或恋旧怀古。现在美国文学历史研究以多元的方式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多种声音、多层面的学术、批评和教学事业。这种环境下的权威起到把大量知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作用。我们可以称它为变化的权威。它一部分归属于不同种类事物所带来的活力：相互争锋的追随者、大量的素材、成套的权威著作。它还部分存在于评论家进行联系的能力：把他或她的研究方法中的个性转换成挑战和交锋，由此通过与那些有时互补、有时相互冲突的阐释模式之间的联系而获取内容及深度。

新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在争论性和协作性上都具有权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得它代表了它所描述的文化。我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从根本上来说是多元化的——美国文学的联盟史——但这种多元化是一个本身进行自我划分的多元性，是对这个专业和社会内正在进行的对文化价值、信仰和思维模式的争论的形象表达。这些描述当中有一些可以被称为褒扬性的，因为其揭示了社会成就和美学成就之间、技术创新和文体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他的则是明显对立的，有时到了把文学分析变成对多元主义本身的评论(甚至是攻击)的地步。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立的观点在此标志了《剑桥美国文学史》最为传统的一面。它采取的高尚道德的姿态——文学分析作为抵制和不同见解的场合——植根于对艺术的浪漫崇敬和对高雅文学的文雅态度。那种态度坚持认为，伟大的书籍里体现的理想具有普遍性。因此，它含蓄地并常常通过对社会准则和惯例，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准则和惯例的直接指摘针砭孕育了一种广泛的民族—美学反律法主义。结果是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身的世界、一个较高级法则的领域来颂扬，这些法则因而提供了(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对生活的一种持久的批评。到了20世纪中叶，那种方法一方面导致了新批评派对工业社会的攻击，一方面导致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艺术的乌托邦理论。新对抗主义，包括反文化批评派的新对抗主义，不可避免地和这些遗产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所形成的主张与评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直接涉及了民族性问题。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界定性问题，对澄清早期历史学家来说显而易见而未加提及的一点可能是最好的：在这些卷宗中，美国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分的地域。虽然几位作者采用了一种跨大西洋或泛美比较主义框架，虽然他们中几位讨论了用其他语言写就的作品，虽然还有人依然赞成一种后国家角度(甚至是后美国角度)，但是通常他们的焦点都集中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创作上——“美国文学”，一如人们在其语言和民族含义中所理解(而且仍然)的那样。

这种限制是我们有意选择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毫无疑问地反映了时间、空间、专业训练和现有资料方面的局限性；但是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的撰稿者充分利用了他们自身的局限。他们利用时间、空间、所受训练和新近获取的材料把民族性本身变成了一个文学史问题。恰恰因为他们聚焦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文学，美国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既不是一个叙述的已知条件——一个假设的前提、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或自然前提——也不是一个客观背景(这个国家的历史)。截然相反：它是很多类型文学历史探究争鸣的场所。把自己呈现为中立、对所有被公认派系都热忱欢迎的地域，最终被证明是而且总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争斗区。

在这部文学史里，美国是一个历史实体——美利坚合众国。它也是一个社会宣言，一个由口头法令建立并维持的民族，一套普遍原则，一个社会凝聚力的策略，一个社会抗议的召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个美学理想，一个对现代(进步、机遇、新事物)的比喻，一个包容的符号(熔炉、百衲被、多国之国)，一个排斥的符号，不仅把旧世界而且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其他国家和美国内部的大群体都拒之门外。一个如此构想的国家是一个修辞意义上的战场。这部多卷本文学史里的美国是探究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一个不断转换的多层面的焦点。

并非巧合的是，这些是现在文学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两个问题。文学研究中对历史的理论化从未如此剧烈和无处不在。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把这个领域里所有的特殊兴趣、我们当前存有“意见分歧”的所有派别联结起来的说法并不为过：作为观念、暗喻和神话的基础和结构；作为我们所阅读的文本的内容和我们对它们进行阐释的精神。即使我们承认伟大的书籍——一些达到不同寻常强度的语言分布——业已超越了它们的时间和地点(即使我们认为它们的不朽力量是对立观念源源不断、周而复始产生的一个源泉)，但是经过思考我们发现，很明显美学超越这些观点本身也是受时间限制的。对高雅艺术的美学断言和其他从信仰的诠释学到科学客观性的断言一样，受到历史的影响。我们通过一种确定的历史意识把握它们特定的超越性形式(神启灵感的美学；具有模糊性、颠覆性、不确定性的美学)。

对偶发事件的认可同样延展到历史的书写中。有些历史作品比其他更真实；一些历史作品一度被赋予“确定性”和“综合性”的宏伟壮丽；但是所有历史作品都是由它们的历史时刻所决定的故事。本书中的历史作品也是如此。在此我们的意图是让局限性成为开放性和无穷尽性的源泉。以前的美国文学史不是进行总体化的叙述就是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它们所提供的或是带有权威性的单一见解或是众多似乎只不过在进行全盘概括的简明综述，似乎是因为专家式综述的简明风格阻止了作者个体的声音。对比之下，此部美国文学史通过大规模多音调叙述的舒展开来。由于撰稿者的数目有限，他们每一位都有详尽阐释各自观点和见解(包括前提、论证和分析)的范围；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叙述通过实例而不是断言具有说服性；每一位撰稿者都通过这一代美国文史学家所共有的主题、焦虑和理想等相互联系(尽管有差异)。

我们挑选这些作者，首先因为他们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同时也考虑到评论界对其作品的高度评价。他们一起展示了过去30年美国文学评论的成就。他们的撰稿显示了几代人之间的关联和差别。他们表现了现在归入美国文学标题下不同寻常范围的素材。他们表现出了使得这个领域有了引人注目的拓展特殊的兴奋和尽心尽力。最后，他们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学研究兴趣的多样性和民族志研究的丰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自二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成为我们国家大学里师生的特征。

同样的特点也体现在这部文学史的编纂原则中。其灵活的结构框架意在包容美国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些主要作家出现在多卷里，因为他们归属于多个时代。一些文本在同一卷里在几个叙述里被讨论，是因为它们对于不同范畴的文化体验都是重要的。有时某一历史事件被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因为这一事件有多元视角：例如，它既与主流社会有关，也与边缘社会有关，或者是一个时期的巅峰同时又是另外一个的时期开端。如此的重叠性不是计划而来的，但从写作伊始就是受到鼓励的，其结果就是观点的多样性符合了文学资料和历史资料的绝对丰富性。这也使得对个别特殊的作家、文本和运动的描述比以往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都更为丰富和精细。

(Sacvan Bercovitch)萨克文·伯科维奇

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的每一卷都以其自己的方式显示了这些长处。本卷力图在关于现代美国诗人和评论家的研究项目的核心寻找到一个共同的悖论：他们决心逃避历史，即使在他们充满激情地参与历史时也是如此。换言之，这些男女诗人和评论家认为人类应该无拘无束地释放天赋的艺术潜能，但他们也相信，最强有力的艺术必将对该艺术产生于此的文化作出艰难回应。这一悖论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安德鲁·杜波伊斯和弗兰克·兰特里夏从失去资助者的个别作家的困境中看到了这一悖论。对于这类作家而言，在一个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里，文学创作的现实条件迫使这个时代最大胆的诗人也不得不设法向自己对一种有报酬的职业的需要妥协，因为他们知道献身于高雅艺术可能永远得不到回报。爱莲娜·拉马洛·桑托斯(Irene Ramalbo Santos)则发现，某些类型的主题和素材对于工业化世界的诗歌来说已经过时，或者须通过新的方式加以利用，她从这一视角解释了上述悖论。她描述了在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机械再生产时代，诗人要保留一种真实可信的抒情声音所面临的黯淡前景。威廉·E.凯恩(William E.Cain)抒写了美国学者和评论家为开创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所做的努力，尽管许多文学术语和品味都是他们从英国前辈们那里借鉴来的。

总的来说，本卷中的叙述构建了一个隐含的文学系谱。其通过四个主要人物的生平呈现出来，即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T. S.艾略特(T.S.Eliot)、沃莱斯·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诗人的角色与评论家的角色还难分难解。这些“哲学家—诗人”在建立其系谱方面是有选择性的，也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乐于回望古希腊的美学典范，也同样喜欢否定自己的上一辈，即上流社会的炉边诗人，拒绝像他们那样远离现代生活的喧嚣污秽。随着本卷叙述的开展，该系谱的社会和文化视野也逐渐扩大。桑托斯的核心人物——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H. D.、玛丽安娜·穆尔(Marianne Moore)和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aghes)——是作为一种文学传统的支持者出现的，他们对于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大众的声音表现得更为坦然。他们理解现代主义面临“创新”的迫切任务，不仅要对西方文明遗留下来的精华进行创新，还要对以前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的当今社会的某些方面——例如地方方言和最新素材——进行创新。

迪布瓦和兰特里夏援引埃兹拉·庞德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生平来体现相反的文化力量，正是这样的力量催生了美国现代诗歌。庞德代表侨居海外的反叛者，一只自我放逐的牛虻，在美国的主流文化中看不到前方的道路。因为对发表在《女士居家通讯》(Ladies Home Journal)和《斯克里布纳》(Scribner's)之类通俗出版物上被称为诗刊的单调乏味的东西感到厌恶，庞德孜孜不倦地工作，为的是推动《诗刊》(Poetry)和《小评论》(Little Review)的事业，即使不是为广大读者，也为像他本人这样的前卫诗人找到一条出路。弗罗斯特是高傲的野心家的代表，他没有抛弃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创作的商业系统，而是以接管这一系统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回避以《诗章》为典型的支离破碎的诗歌形式和明显的政治内容，而倾向于创作一种故意显得很朴素且在民主方面很开明的诗歌，这样的诗歌既可以作为消遣去读，也可以探究其微妙的(常常较为隐秘的)主题。迪布瓦和兰特里夏在这对诗人身上看到了使得当时所有重要的诗歌得以创作和得到承认的典型条件，包括当时各种保守但流行的诗歌选集。因此，对消费文化的反作用是现代文学想象形成的基础。但迪布瓦和兰特里夏决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按照性情和风格对弗罗斯特、艾略特、史蒂文斯和庞德进行了细心的分类。例如，他们在艾略特对古代文学叙述和法国象征主义的高雅兴趣以及他在思想上脱离群众的背景下讨论《普鲁弗洛克》(“Prufrock”)和《荒原》(The Waste Land)。他们根据史蒂文斯享乐主义的放纵和他对一个已成过往的美国的痛苦追忆来理解《风琴》(Harmonium)中对性别角色和诗歌形式的清醒处理。在整个叙述中，诗人们私人通信中的关键信函被用作散文形式的“诗艺”，从而进一步澄清了诗人的生活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

桑托斯研究的是一个更富于变化的诗人圈子。在某些细节处，她的分析暗中触及迪布瓦和兰特里夏所列述的反抗性。她注意到《荒原》对威廉姆斯和克莱恩产生的深刻但不无消极的影响；像弗罗斯特一样，他们也认为《荒原》是柔弱无力的。她所描述的穆尔对商业广告的着迷让人们不禁想起庞德的例子，H. D.的古典主义也是一样。但桑托斯明确地将焦点置于文学形式的危机上。她通过诗人们为现代即机械时代重新发明诗歌所做的努力，将自己所论述的六位诗人联合在一起。斯泰因尝试复杂的重复，以使读者对其认为自己熟知的语言感到陌生。威廉姆斯在他的高雅艺术中引入简单的实物以及以前不受重视的美国方言。H. D.重写希腊神话，寻找类似于她作为男人世界中一个有自制力的女人和情人的经历。穆尔在她的艺术中强调科学的严谨，没完没了地研究和修订(有一次，她把一首著名的共有三十行的诗歌压缩成三行和一个脚注)。克莱恩把史诗形式推至极致，努力捕捉现代生活的片段。而休斯则把蓝调音乐的形式创新和结构带入了诗歌的主流。总的说来，桑托斯展现了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体和金钱的循环如何使这六位诗人的作品——乃至于那个时期的所有诗作(因为她的分析范围包括整个诗歌创作领域)——都显露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民族对于具体的、日常的和传统的东西的坚定信仰受到了世界性的质疑和挑战。

凯恩讲述了故事的另一半。他在叙述中追溯了一个将负责把现代主义文学价值观传递给后代的职业是如何兴起的。他的方式是将社会和思想史与文学传记相结合，如此也就揭示了本土的和外来的、高级趣味的和反动保守的许多影响，这些影响确定了文学评论在美国日益专业化的角色。凯恩在叙述之初重建了独特的美国文学这一概念，这是与美国诗歌革命同步的学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两种事业同向并行又反讽相悖的例子不胜枚举。被庞德视为挑战且妨碍了高雅艺术之未来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进步却鼓舞着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等人在这个国家的过去中发现与其新兴世界强国地位相称的文化遗产。凯恩从这一洞见出发，拓展性地论述了简·亚当斯(Jane Adams)和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的进步政治读物以及阿兰·洛克(Alain Locke)的文化美学读物。他还把V. L.帕林顿(V. L.Parrington)、F. O.马西森(F. O. Matthiessen)、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W. E. B.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等人纳入一个范围更大的建制背景下：事实上使得一个致力于美国文学研究的学者领域得到了巩固。在这里，凯恩独自踏上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发现之旅。他指出，文学评论事业自觉的民族主义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批评家中的许多人受益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作品。最后，凯恩转向新批评的兴起，又一次发现了英国先辈们的影子，并对新批评在大学环境下的成功做了清醒的解释。这一教学法的胜利标志着上流社会传统在美国的消退，可以被看做是始于庞德的《我的祖国》的美学运动的颠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胜利也标志着现代主义成就的局限性。因为将诗歌从其环境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有可能使诗歌同时脱离未来的读者，且随着新一代评论家的出现，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的种种思潮开始攻击新批评狭隘的审美倾向：即认为抒情诗优于史诗，诗歌优于散文，白人男子优于任何其他人。现代诗人本身也面临同样的风险。庞德和艾略特为自己的诗歌晦涩难懂而无比骄傲。他们本想启发读者去重新发现人类生存的致密感——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损害了这种致密感——但另一方面，此二人的排他性也减损了其作品的生命力。结果，我们拥有了这样一份令人困惑的文学遗产。本卷中的三部分叙述均对其内涵进行了丰富的综述。它们捕捉现代文学事业的历史弧线，从其大胆地背离上流社会的传统，一直到20世纪中期在大学课堂上被尊为典范；质询并重新评价其成败得失(反映出诗人和评论家们在这方面的自我意识)，并勾绘出其在思想和想象方面的永恒成就。综合看来，本卷中的叙述传达了我们所继承的“现代主义”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复杂性。

萨克文·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h)

乔纳森·福蒂斯丘(Jonathan Fortescue)

资本文化中的现代主义抒情诗

前言

作为有伟大文学抱负的年轻人，弗罗斯特、史蒂文斯、艾略特和庞德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了解并轻视的美国文学作品充斥着被怀有敌意的评论家形容为“高雅”的价值观。高雅文学的权威人物如今大都被遗忘了：R.H.斯托达德(R.H.Stoddard)、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G.H.博克(G.H.Boker)、托马斯·贝利·奥尔德里奇(Thomas Bailey Aldrich)、E.C.斯特德曼(E.C.Stedman)、理查德·沃森·吉尔德(Richard Watson Gilder)(波士顿、费城，但主要是纽约)以及哥伦比亚、哈佛和普林斯顿的学人代表G.E.伍德伯里(G.E.Woodberry)、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和亨利·范·戴克(Henry Van Dyke)。这些人构建并支配着新兴的美国现代学界文化。他们在自己的全盛时期代表着诗歌理念和真正的文学价值。威拉德·索普(Willard Thorp)在40多年前对他们的评论仍然切中这一文学政纲问题的核心：“随着岁月的流逝，群体与杂志和出版社建立的联系越来越多，直至他们的名字随处可见可闻，致使他们组成了一种文学联合董事会。”换言之，他们通过捕捉和控制文学出版流行浪潮来统治诗坛。他们不仅“代表”了诗歌的理念(“代表”一词语气太弱，且他们更喜欢说自己坚持了诗歌的理想)：他们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头10年光景一直在强化自己的代表性；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杂志——小众杂志——出现之前，这些人一直是通过编辑《斯克里布纳》(Scribner's)、《大西洋月刊》(Atlantic)和《世纪》(Century)来坚持和强化自己的代表性的。

美国即将出现的雅派诗人董事会掀起了浸透整个文化的文学和批评浪潮：鉴赏、回忆、英国和美国诗歌史、收集其自己诗歌的多卷本诗集、一些小说、一部重要的翻译作品(泰勒翻译的歌德作品)、广受欢迎的游记、社会思考和批评、关键性的引领风潮的美国文学选集、摄影画册、插图以及关于“本土的”美国大作家的杂文，其中有一册书特别描写了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就是E.C.斯特德曼。关于斯特德曼的那册书使得他的相貌和名字很快便家喻户晓。并且当他的诗歌就像他的“炉边”前辈们的诗歌一样，最终被收入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的“家庭”版时，斯特德曼的文化权力得到了最大强化。

“家庭版”：这是一个关键词，一个文化标记，是现代主义作家们不屑一顾的。“炉边”诗人、“教室”诗人(布莱恩特[Bryant]、惠蒂尔[Whittier]、朗费罗[Longfellow]、霍尔姆斯[Holmes]、洛威尔[Lowell])：全家人的诗人，全家人围绕火炉读他们的诗，有时大声朗诵，孩子和老人听得津津有味。炉边诗人的继承者“雅派”诗人：他们同样不损害家庭价值观，但围着火炉念其诗作的情景大概不多。出于蹩脚的理由，他们的诗很难理解。

这些雅派诗人和评论家构成了我们19世纪90年代的诗坛，跟英国唯美主义的佩特的90年代不是一回事。我们的美学家们把纯洁看得高于一切，从诗歌中严格剔除感官和感觉以及任何表现社会的倾向。我们的美学家们都是与世隔绝的禁欲主义者。他们远离资本正在缔造的世界(不过现代主义者们也将这样做)，远离他们中的一人所说的“散文作品的现代工业”(这个隐喻几乎揭示了一切)，这是对(当时)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的前卫表现以及这一新的写作手法所提及的所有令人厌恶的社会现象的蔑称：处于不稳定关系和变动中的中下层阶级、美国的新移民(和黑人移民)、商业、金钱、权力、性、离婚以及对放下贵族架子后的文学界来说显然并非理想的其他关注点。新小说带来了社会巨变的消息，《大西洋月刊》的编辑、诗人和小说家托马斯·贝利·奥尔德里奇注意到：

强大的左拉主义运动如今

攫住了我们——一股从贫民窟吹来的

有毒空气。我们忠实刻画生活，

生活的丑恶面，连同仔细描绘的痛苦，

津津乐道于无聊的琐事。

当然，他们因脱离现实而受到攻击：无望地怀旧、过分规矩、阴柔、衰弱的抒情内向性。他们肯定感觉到自己会受到攻击。奥尔德里奇不动声色地从防御性的宾语“我们”转到正在刻画“丑恶面”的主语“我们”，这是在语法上暗示雅派诗人们认为现实主义运动是多么不可动摇，如果这是在不经意间作出的预言，那么这预言可谓机敏。这里我们看到一位后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的进步，他竟主动向社会和美学倒退——从诗歌灵感的清风倒退至贫民区的汗臭——让步。讲述现实主义吞没雅派诗人的动词也表明了雅派诗人对粗俗艺术的反应——他们被“攫住”了，这令他们感到厌恶。

因此他们拒绝吞下这不洁的食物。也许——用桑塔亚纳关于爱默生的不公正的话说——他们消化着空虚。(伟大的抒情诗人沃莱斯·史蒂文斯能够把这样一个举动变成他的作品，即一部内省的抒情歌剧，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实质。)事实上，很难说雅派诗人们消化的是什么。他们至少会承认自己是脱离现实的：他们想要脱离现实，脱离现实是诗歌的本质和功能。因此：“语言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是通俗和陈述性的，它为了广泛使用和交流而长了双腿。只有当它插上翅膀时，才会变成诗歌。”带有史文朋所说的“节奏、和声和协音三位一体”的语言设法“升向上空”，摆脱世故粗俗的表达，漂浮在隐约可见的田园：

迎接日落的树林

西风呼呼吹，

归牛哞哞叫，

夜幕降临松树林，黑暗阴森，——

迎接日落的树林。

无垠的大海上夕阳西下，

远远的余辉闪耀，

远远的，美妙绝伦，充满畏惧——

迎接日落的松树林。

这房子朝向东，朝向西，

这房子，亲爱的人儿，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港湾；

那边，暴风雨中的海洋，这里

迎接落日的树林。

理查德·沃森·吉尔德

雅派诗人们甚至丧失了其炉边诗人前辈们有限的优点，将诗歌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姿态。朗费罗的形式力量在吉尔德手中变成了形式的乏味，从多个方面决定着内容——牛群“哞哞叫”无疑是以上一句中的西风“呼呼吹”作为引子(这种可预测的抒情“效果”简直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布莱恩特的美国田园诗中描写的特殊地貌如今成了普通的景观；惠蒂尔明确的废奴主义立场成了“余辉”一般软弱的文化政策，充斥着怀旧的比喻(夕阳)。在富有特色的结尾中，吉尔德把自己和一个“亲爱的人儿”隔离在一个宁静家园的高墙之中：“我们的家”，远离“那边”暴风雨中的海洋，“远远的。美妙绝伦，充满畏惧”。的确，如果对“美妙绝伦”的讽刺是故意的，那么将这句话作为自我评价不但准确而且(勉强)值得钦佩。

雅派诗歌是一种有意分裂感觉力的诗歌，其显然弥漫着积满灰尘的发霉旧书的气息。图书馆需要适当的通风，但这些诗人不知道这一点，并且永远也不会知道。本卷这一部分的第一章考察了在世纪之交发生争夺文化中心之战的两个重要战场，两个文化生产地——文选和杂志——通过实物形式为雅派权威与处于萌芽状态的先锋派之间的审美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提供了有力证据。通过庞德和弗罗斯特的例子，第一章大致介绍了一个关键的开端时刻：在新兴的大众文化背景下所谓“小众杂志”的创立。正是这些小众杂志为将来被称为现代主义诗歌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空间，而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杂志拒绝提供这样的空间，比如路易斯·安特迈耶(Louis Untermeyer)开创性的文选就向弗朗西斯·帕尔格雷夫和杰西·贝尔·里滕豪斯出版的非常受欢迎的雅派文选所占据的文化优势提出了挑战。第一章在最后研究了是怎样的商业压力和个人责任感推动了这些重要文选中所明确宣扬的引领风尚的论点之形成，讲述了安特迈耶的成功编辑对文学史所产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章——关于弗罗斯特、史蒂文斯、艾略特和庞德的一章——意在从四个角度介绍现代主义的尝试；把弗罗斯特纳入现代主义运动似乎很奇怪，不过别忘了现代主义文学本来就不是同质的：易卜生(Ibsen)、斯特林堡(Strindberg)、契柯夫(Chekhov)、哈代(Hardy)、肖伯纳(Shaw)、《都柏林人》中的乔伊斯和弗罗斯特，以及懂得如何为图书馆通风的普通(而又光荣)可疑人物。在四个“现代人”的生平背景下，这些章节展现了这四个人的工作，他们努力根据一种有限标准创作新的诗歌，即由诗歌界制定的鼓励一个像理查德·沃森·吉尔德那样的作家进行实践的标准。关于这些诗人的章节尽管初衷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展现崇尚高雅的环境，将其作为现代主义反应的文化根源，一个重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历史实验地。

1 诗集与读者，从高雅到现代

执意背井离乡的罗伯特·弗罗斯特从英格兰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的一个他称为“桶孔”(The Bung-Hole)的农舍给一个以前的学生写信，透露他计划重返美国，作为他巧妙追逐名望的第一步。这样的名望最终将成为他维持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手段。当时他在文学上还默默无闻——尽管不像前20年他在美国时那样不名一文。1913年11月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第一本书已经问世并受到包括埃兹拉·庞德在内的有识之士的好评，他的第二本书甚或第三本书也呼之欲出。另外，他追求名望，因为名望将使他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可以实现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公开宣布的一个愿望，对于这个愿望，左翼评论家们本应表示赞同——但是没有(弗罗斯特一路走来颇感哀伤)。这个愿望立即被引入弗罗斯特的美国文化中并在那里基本上遭到禁止，叶芝(Yeats)称其为“存在的统一”。其他重量级的现代主义者会引用其他同样是浪漫主义的语句来提出一种需要，不仅表示对另一种因完整而更美好的生活的渴望，也表达了对其所处的社会背景的批评。带着精心雕琢的美国式的朴素，弗罗斯特说他“生活中的目标”就是融合“我的业余爱好与我的职业/因为在我的眼里它们并无区别”：娱乐、玩耍、做你想做的任何事——1913年，39岁的弗罗斯特在职业方面做得很少——与工作相结合，如果你是像弗罗斯特那样的人，就不得不这样做。弗罗斯特的目标和20世纪许多其他作家一样，就是坚持投身于艺术，同时他们沮丧地认识到，持续不断的经济需求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压力，而他们的艺术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因此，受经济环境所迫的现代美国诗歌的定义正是：那些无力从事没有报酬的写作职业的人所从事的没有报酬的写作职业。20世纪的美国文学梦就是在那个著名的对立之外协调美学追求与经济需求。自18世纪以来，这种对立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折磨着作家们，多少是个噩梦，其程度取决于一位作家可以轻易得到的遗产或资助的多寡。但一位美国作家到哪里去寻找资助人呢？在20世纪，又有多少美国作家天生就拥有有闲阶级的地位呢？

细想他的第一本书——《少年的意志》(ABoy's Will)——刚刚为他赢得的好评，弗罗斯特在1913年11月给他以前的学生约翰·巴特利特(John Bartlett)写信道：

如果我现在吹嘘一下我作为诗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你千万不要太当真。有一个事实始终要铭记：有一种成功叫作“尊重”，但这没有什么用。这种成功是在应该了解你的少数关键人物那里取得的成功。但要真正实现我单以一位诗人的身份便能够自立的目标，我就必须跳出这个圈子，走向成千上万买书读书的普通读者。我也许做不到这一点。我相信应该这么做——这一点你不用怀疑。我想让形形色色的人视我为诗人。我决不能像庞德那样以脱离群众为傲，尽管他几乎可以算是我的朋友。我想拓展自己的事业，如果仔细斟酌便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会的。

弗罗斯特希望“单以一位诗人的身份便能够”自立的这一雄心壮志——之前他作为教师和不情不愿的农场主几乎不能自立——实在非同寻常，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新的文学和社会理想正在形成，这些都将在20世纪50年代被冠以“现代主义”的理想，而在弗罗斯特写这封信的那一年，埃兹拉·庞德正在为将这些理想引入生活中而奔走工作。

1913年，庞德正在努力实现他的目标，那就是走一条与他那个时代的诗歌中所体现的文学价值观相违背的职业发展道路，那是许多(像庞德一样)后来成为重要的现代诗人的美国年轻作家在该其风华正茂的20世纪前20年里阅读和鄙视的诗歌。在如此违背既有的文学文化的同时，庞德有了另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与他的文学愿望密不可分，那就是进行社会变革：改革经济结构本身，(庞德深信)这种经济结构产生了他想要取而代之的文学——在他看来，这样的文学完全就是他所处社会的极权主义方向在文化领域的症状表现。1913年，庞德的激进倾向公然表现在他将要撰写的最具决定性的一篇社会和文学评论作品中。这是一篇具有专论长度的杂文，其意大利语标题是“Patria Mia”(《我的祖国》)，既反映了他对美国的忠诚和热望，又因为他拒绝用英语表述，反映出他与美国的距离和疏远。

庞德在《我的祖国》中表达了这种分裂的情感，一方面他希望发起自己所谓的“American risorgimento”(美国复兴运动)，另一方面他痛斥我们首要的文学病——“可怕的真菌”——即出版和发行杂志的商业系统，“dry rot，magazitis”(枯死的杂志)。但庞德对美国的批评并不主要体现在文学方面，对特立独行的艺术冲动的抑制在他看来是美国社会更为普遍地抹杀人类“个性”(也许在庞德看来这是“自由”最主要的同义词)的一切可能性的表现。庞德认为，他分明能够在大量发行的杂志所展示的东西上看到政治奴隶制的倾向，这些杂志标志着文化分工和诗歌作为商品在美学方面业已实现的尽善尽美：“正如工厂主希望一个人做螺丝钉，另一个人做轮子，并希望他所雇用的每个人都能几乎不用思考就可以做某件机械的事情，杂志出版商希望一个人提供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一种故事)，另一个人撰写关于意大利城市的文章，总的说来毫无个性。”

庞德所做的引申对比强调了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的对等性，他的目的不是提出某种关于美国文化与其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尽管他实际上的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而是谴责把文化人变成没头脑的、忘我的生产者的经济条件，这些生产者生产诗歌、文章和故事就像工厂的工人生产螺丝钉和轮子一样，几乎不假思索，肯定毫无个性，全都是服务于杂志工厂的产成品。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背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退步的标记，在这样的条件下——这里我们再次听出庞德贯穿始终的理想主义音符——也是我们作为人的能力大大退化的标记。他所说的“人”绝不是什么经济动物。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是代表其他某种社会背景发出的怀旧之声，那种社会背景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尽头，人在其中大概更容易做人(“个体”)而不是机器中的某个齿轮。庞德的批评是针对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他的国家破坏自由，尤其是破坏作家的自由。

在庞德看来，艺术的商品形式是文学本质的灭亡，真正的文学的本质就是无本质，其本身是一种历史偶然性，始终令人惊讶和不可预测，是“某种活的东西，某种能够不断变化和再生的东西”。艺术的商品形式有可能首先从历史舞台剔除的——这一想法是庞德作品中坚持批判性的根源所在——是前卫作家本身，前卫作家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永远存在的可能性。庞德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在自己的杂文和《诗章》(The Cantos)里记录和保存了他们的创作轨迹。前卫作家是典型的“个人”：不是上天赐予社会的礼物，而是各种极权的社会环境所激发的循环往复的历史现象，其最荒谬的例子也许就是庞德本人。庞德的敏感性产生于特殊的历史复杂性，从《我的祖国》中可见一斑，是新出现的对商品社会和文化的驳斥。庞德一直孜孜不倦地批判这种社会和文化。

在庞德的前卫文学创作和表现的背景下，弗罗斯特对于萝卜涂黄油式诗歌的渴望无疑只能被理解为可鄙的社会同谋。由于故意对结构和叙述标新立异，标榜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日常生活怀有敌意，新兴的高雅现代文学正是在其无经济生存能力中、在其与大众诗歌的传统拉开的距离中得到了颂扬。弗罗斯特在效仿朗费罗给自己的第一本书命名时，头脑中想着的就是那一传统。弗罗斯特希望争取该传统的主流读者——“成千上万买书读书的普通读者”，甚至诗集的读者；那些读者不是弗罗斯特在对名望的渴求中虚构出来的，而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朗费罗和其他炉边诗人以及许多女性诗人的书成了美国19世纪的畅销书。

在庞德的前卫背景下，弗罗斯特想要作为美国诗人在经济上打翻身仗的愿望把他排除在了现代主义诗人圈子之外，只是我们的文学记忆让我们想起，弗罗斯特是那些通常拿来同他进行对比的美国诗人中最老的，这一对比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诋毁他在那些发明并支撑着所谓现代主义这一权威现象的大学学者中的名声。弗罗斯特接受教育是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在当时的美国，根本不存在主流之外的诗人圈子。他写给巴特利特的信并非首次透露他与未来所谓现代主义的文学现象针锋相对的雄心壮志，或者说到底，主要是表达了他与庞德之间重要而难处的关系中天然的敌意。面对文学出版的新机遇——最近推出的小众杂志——这封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受大量发行的杂志(比如《大西洋月刊》、《哈泼》[Harper's]和《世纪》)完全控制的诗歌舞台在他心中激发了怎样的雄心壮志，那些杂志如今支撑着在弗罗斯特和庞德年轻时闻名遐迩的几位雅派诗人的生活，尽管这些人现在已经从权威记忆中消失了，他们仍是继布赖恩特、朗费罗和惠蒂尔之后诗人成功的榜样。对于年轻的罗伯特·弗罗斯特来说，炉边诗人模式的大获成功代表的不是“主流”的文学生活(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与之对立的前卫派边缘)，而是唯一的“流派”。

但弗罗斯特想在两方面都获得成功(“我想让形形色色的人视我为诗人”)。他的文学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新兴的先锋派批判观点的影响。他想让那些喜欢读《大西洋月刊》的人认识他，但他也希望庞德本人了解他，他苦苦寻求庞德的承认。庞德对弗罗斯特的前两卷诗集进行了评论并表示了审慎的赞赏，他把弗罗斯特推荐给芝加哥《诗刊》的编辑哈里特·门罗和伦敦新浪潮文学杂志的编辑们，有一次他故意把《女士居家通讯》说成了《女士居家通便》(Ladies Home Urinal)。

弗罗斯特在1915年初回到美国，原因之一是他认为自己能够打入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创作商业系统。然而，要获得弗罗斯特所希望的成功需要的不只是思索和诗歌创作，除了思索，他还需要为自己做更多的事。他将不得不变得现实，而早在浪漫主义文学典范反对资本主义之时就已经对此全盘禁止了。他需要成为他自己最好的公关顾问、诗歌界第一个广为人知的媒体明星、普通人眼中的现代主义者。甚至于，如果他事实上真的能够被形形色色的人视为诗人的话，那么，他将不仅能够成功地使商业系统为他本人的经济利益服务，也将以他自己创作文学的方式进入商业系统。庞德看待这一点的方式不同：他不知如何在其中生活并闯出一条路，不知如何巧妙地颠覆文学出版系统，更不知如何支配这一系统，于是他迁居到国外的一个地方，从那里不断控诉他的祖国对人类的背叛，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最终作为法西斯主义最耀眼的现代派明星不情不愿地回来了。

在美国现代主义兴起并走向辉煌的舞台上，“弗罗斯特”和“庞德”与其说是在基本问题上争执不休的两个作家的名字，不如说是互相冲突的两种文化力量的标志。1913年弗罗斯特在大量发行的杂志和前卫小众杂志之间作出选择时，就看到了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差别，其间持续存在的差别构成后来所谓现代主义文学现象的舞台。“弗罗斯特”对立于“庞德”是美国的创新方式对立于欧洲先锋派，那些美学盛宴的制造者对美国大众来说在文化上高不可攀，而“弗罗斯特”则是民主辩手，他怀疑来自大西洋对岸的一切，包括美学先锋派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或许尤以后者为甚。弗罗斯特1913年写给约翰·巴特利特的信预示着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美学和社会论点，这一论点将决定从1912年《诗刊》创刊到1930年文学创新和政治批判最多产时期结束的新诗歌运动。截止1930年，现代美国诗歌的主要作品——《波士顿以北》(North of Boston)、《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休·塞尔温·莫伯利》(Hugh Selwyn Mauberley)、《春天以及一切》(Spring and All)、《荒原》、《风琴》、《三十首诗章草稿》(ADraft of XXX Cantos)以及《桥》(The Bridge)——不仅全都发表了，而且以不可预知的速度成为表明我们诗歌良心的文本，以及社会想象重构之富有争议的、存在内部冲突的核心，而该社会想象重构的最根本问题乃是一种被称为“美国”的政治尝试，以及该尝试是不折不扣的成功还是貌似成功，或者根本就是失败。现代主义内部的美学争论同时也是关于美国社会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争论。

在从英格兰写信给巴特利特谈及他要作一名畅销书作家的野心之后不到一个月，弗罗斯特对自己完成这一心愿的能力表示了怀疑，他还怀疑诗歌是否适合这一任务。在给另一位美国老友的信中，他写道：“诗歌最多能为散文铺平道路，散文也许赚钱也许不赚钱。”他承认对靠写作挣钱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并且他也不是那么想写散文。他告诉欧内斯特·西尔佛(Ernest Silver)，过去在美国最糟糕的日子里，他曾有那么几天想过试着写几天散文：“终于明白那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应该做的事。但就在我有希望创作一部小说的时候，就在写到第三章或第四章的时候，我忽然想插进去一首无关紧要的诗……我究竟能否靠写作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再看吧。”

弗罗斯特的小说才能事实上产生了一些结果，因为这些才能转而被用在诗歌的叙述、对话和独白中，被用在那些不同于他的抒情方式的较长诗篇中，这类诗歌在他的第二卷诗集——《波士顿以北》——中颇占优势。《波士顿以北》发表于1914年，即他向巴特利特和西尔佛吐露自己内心关于经济—诗歌方面的需求之后的第二年。1915年，弗罗斯特回到祖国，发现他出名了，但仍然囊中羞涩，他在那年4月写的一封信中说，他很想知道，如果是在他作为诗人声名鹊起的时候完成了长诗《波士顿以北》并寄给那些以前一味拒绝他的杂志社，那他会赚多少钱：“我所想的是，”他写道，“以杂志社所出的价格，如果现在热爱我的人当时就眷顾我的话，去年冬天《波士顿以北》中的诗大约可以让我赚1000美元。你要相信我给过他们机会来爱我。”就在几天后的另一封信里，他以更加怨愤的口吻写道：“这些曾是我敌人的编辑部的人，如今千方百计想做我慷慨大度的朋友。其中一些人可谓绞尽脑汁，不辞劳苦……早在20年前我就给过其中某些人机会。我希望我有足够的钱可以独立，可以跟他们说见鬼去吧。”

不过，既然他已经回国并且正“在一个三年前我一个[朋友]都没有的国家”受到大肆吹捧，他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在靠写作赚钱方面胃口大一点：“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你会看到，如果假装对此不感兴趣，那我就太虚伪了。这对于我未来的诗歌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随后又谈到一个事后的推想，预言了趣味高雅的现代主义者对他的不屑一顾，同时表明，作为一个面向普通人的现代诗人，他如何恰到好处地吸收了庞德关于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和真正的美学价值观之间的必要对抗的前卫观点，现代人恐怕根本无法超脱于这一商业与美学的对立之外。弗罗斯特本人决不会忘记他的头两卷诗集是由伦敦一个小出版商出版的。美国人对他在英语方面获得的成功新近表现出来的激动燃起了他对出名的兴趣，事实上追逐名誉很快将成为他的职业。

到了1915年6月，一切都不同了。他在另一封信中说自己“越来越受欢迎”，说《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埃勒里·塞奇威克(Ellery Sedgwick)“刚刚给我写了一封充满溢美之辞的信，并且给我寄来了颇具美感的55美元作为诗歌稿费”。1915年8月，弗罗斯特的作品首次出现在《大西洋月刊》上，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那次发表的是一组短诗，其中包括《未选之路》(“The Road not Taken”)，这可能是美国现代大诗人的诗歌中被编入选集最多的一首。《未选之路》不久便成为他在美国出版的第一卷诗集《山洼》(Mountain Interval，1916年)的开篇之作，并最终成为各色书籍和文章的标题，包括弗罗斯特的一部传记，一篇关于美国种族关系的论文，至少一部女性主义学术著作，一篇关于美国社会状况的论文，一篇批判美国文学理论家们不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道路的檄文，一项为非暴力重罪犯提出入狱替代办法的提案，一部某18世纪耶酥会会员的传记，被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名单长达七年之久的一篇关于自助的书籍，以及一篇关于康涅狄格州高速公路维修和保养危机的分析文章。这首诗还是高中美国文学教师必讲的一课，在表达粗犷而朴实的美国情感的贺卡上被频繁引用。总之，那是一句真正的美国格言，是从爱默生到约翰·韦恩(John Wayne)我们最引以为豪的自立智慧的精练表达：是最能表现美国式愿望的成语。埃勒里·塞奇威克在把弗罗斯特的诗收入《大西洋月刊》时显然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弗罗斯特眼看就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卖书给“成千上万”的人，“单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实现自立。但是，他显然没有被“形形色色的人”视为诗人。

弗罗斯特曾经谈起他作为一个寻求对大众文化产生影响的诗人的基本策略，那就是他“希望在这一游戏中做到十分精湛，使其在不经意的人看来一目了然”。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大众文化愿望与现代主义文化愿望之间的分歧，其恰恰标志着弗罗斯特(以及罗宾逊[Robinson]、林赛[Lindsay]、马斯特斯[Masters]和桑德伯格[Sandburg])与趣味高雅的现代主义者史蒂文斯、庞德以及艾略特之间的差别。谁能想象对史蒂文斯、庞德和艾略特这样的诗人，一个“不经意的”读者便能够对《诗章》、《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Notes toward a Supreme Fiction)和《荒原》作出回应，就好像它们“一目了然”？弗罗斯特希望通过在类似《大西洋月刊》那样大量发行的杂志上发表作品而被广大读者所认识，这一愿望决定了他与想象中的普通读者在修辞意义上的文学关系。他能成为形形色色的人眼中的诗人，但只是通过迎合普通读者，通过塑造一种容易理解、又有魅力的文学外壳，吸引不经意的诗歌读者(而不是思维发达的现代主义学者)，同时将自己可能取悦于习惯了庞德的审美盛宴的人的精湛诗艺深深埋藏起来。从高雅的现代主义阵营对他的反应来看，弗罗斯特把他的精湛诗艺隐藏得无影无踪。因为他选择塑造一个清澈透明而不是令人生畏的外壳，他成功地向那些趣味高雅的评论家们表明，他的作品不需要用什么发人深省的实质内容予以充实。如果说在关于现代主义的权威叙述中，一般认为高雅的现代主义作品表面的晦涩难懂标志着社会分析的复杂性，那么“易于理解的”弗罗斯特看上去不像是现代主义诗人的事实就意味着，在现代主义的背景下，他不苛求人们太过投入地阅读。

弗罗斯特与庞德的风格差异在某方面也许是二人气质的差异(文如其人)，但也是历史的差异，是受《大西洋月刊》与《小评论》之间的差异制约和驱动的差异，此外它也是各种差异的起源，它本身制约和驱动了人们接受文学的替代方式——造就了一个大众的同时也造就了精英的学术经典——因此也制约和驱动了现代美国诗歌史的多种记述方式。1920年，美国现代主义内部的争论十分激烈且尚未有定论，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站在庞德、艾略特和前卫派一边，路易斯·安特迈耶(Louis Untermeyer)站在弗罗斯特和本国传统以及源于惠特曼(Whitman)的通俗现代主义者一边。弗罗斯特一方失利了。最近主要的关于现代主义诗歌史的叙述认为他的地位模棱两可：他是一个20世纪的诗人，但并不是真正的“现代”诗人。然而，如果源于庞德的现代主义意味着对官方的雅派诗歌文化的攻击，那么不怀好意地将美与金钱而不是诗歌联系起来(他的信中就提到“颇具美感的55美元”)的诗人也许不仅是在发表一条没有哪个现代美国(男性)诗人会不赞成的意见，因为没有哪个现代美国(男性)诗人能免于为养家糊口操心；他也许还是在暗中攻击对诗歌(所有的诗歌)的传统记述中所阐述的不切实际的理想，攻击他本人从上一代雅派诗人那里继承来的“美感”。

实际上《未选之路》也许是所有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的美国诗歌中最好的例子，是对主要的美国神话——关于独立自主的神话——以及恒久不变的炉边诗歌形式的不易察觉的颠覆。在这首诗中，弗罗斯特选择在这样的诗歌形式中体现他对最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的艺术处理和他对此问题的思考。

黄树林中遇岔道，

无奈只能走一条

孤身一人立良久

极目远眺一条道

拐进灌木无尽头；

回头再瞅另一条，

或许更比那条好

绿草葱葱势不衰，

尽管这些路边草

行人同样没少踩。

那日两道一个样，

落叶未见人踩脏。

彼道留待改日走!

明知道路相连长，

只怕此去难回头。

若干年后某一天，

回首往事叹此言：

当年林中遇岔路，

挑了足迹少的选

结果如此悬而殊。

在《未选之路》中，诗人用诱人的手法将“自立”表现为一个故事的结果，这个故事大概能算是所有关于自我的故事的典型，其核心情节是在转折点作出决定的时刻，是自我跃然而出的危机时刻：对弗罗斯特的美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幸好这个决定基于理性的行为，在这个时候，自我因而也是这个自我的整整一生都出于自由选择，不可逆转地被选定了。弗罗斯特在表现这一自我神话时使用的特殊的炉边诗歌结构类似于山水诗，这类诗歌中最著名的或许是威廉·卡伦·布莱恩特的《致水鸟》，马修·阿诺德称赞这首诗是19世纪最优美的抒情诗，由于母亲的喜爱，弗罗斯特在孩提时就对这首诗烂熟于心。

类似的山水诗从在文化上古老而深入人心的自然观中吸取力量，就像一本寓言书一样，在其美国诗歌背景下，从这样一本书中可以汲取明白的处世之道(“自然”就像一个关于自助的文本)。在其古典的炉边诗歌表达方式中，为了进行道义总结，对风景和所有自然事件的细节作了巧妙的安排，一步步走向诗歌的结论，就像意象的小羊羔慢慢走向屠夫，为的是在最后得出令人振奋的寓意。弗罗斯特笔下的黄树林和两条道路，以及他将诗歌描述的事件过程引向一个预示性的冒号(“若干年后某一天，回首往事叹此言”)，似乎是对传统的重现，冒号后面则是我们草草记下并接受的智慧：

当年林中遇岔路，

挑了足迹少的选

结果如此悬而殊。

如果我们将这一受传统束缚的主题结构与弗罗斯特处理音部、诗节形式和韵律的较为常规的方式相结合，就足以了解为什么埃勒里·塞奇威克的《大西洋月刊》接受了这首诗：这里没有“给大众的饕餮盛宴”。

可是，弗罗斯特玩了一个高明的手法，努力做到左右逢源。为了使《大西洋月刊》及其读者感到满意，他一丝不苟地遵守通俗作品的写作及其诗歌创作模式的要求，遵守大批量发行杂志的要求。但与此同时，他大肆破坏该模式在美国诗歌和政治理想方面所宣扬的东西。一定有两条路，当然，如果以选择其中一条而放弃另一条作为合理的区分(“结果如此悬而殊”)，这两条路一定是不同的。但关键的事实，也就是在作出这个选择的那个特殊的早上，这两条路“一个样”，就很难理解这一选择如何能够理性地基于可感知的、客观的“悬而殊”(本诗的关键词)。有寓意的“路”选定了，“自我”就此形成，但不是因为“阅读”了某一文本并勇敢地、艰难地选择了不墨守成规的道路。事实是，没有文本可读，因为阅读需要区分标记，在那天早上，清楚的、有意义的区别被湮没了。弗罗斯特诗中这一令人不快的讯息长久以来一直难以引起他的读者的注意，因为他巧妙地使用了偏离主题的从句。此外，这一令人不快的讯息难以引起注意是因为炉边诗歌形式要求如此，该诗歌形式继而导致了对自然之书中容易察觉的文本差异的预期。弗罗斯特大量使用传统结构，这事实上确保炉边文学形式压倒并掩盖了这首诗中颇带点恶作剧的手法。

一个自我要自信、果断、不墨守成规，就必须已经存在一个自主的自我来促使决定的作出。但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早晨受到驱使作出的选择是什么呢？弗罗斯特的叙述者不是借助某种理性能力作出选择。事实上，他宁愿干脆不做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承认没有一个自尊自立的自我会承认的事实：他感到“无奈”，他“只能走一条/孤身一人”。在典型的美国式结尾，即最后三行诗中，前面两行写的是讲故事的自我意识，在这两句诗中，叙述者在当前对听众(读者)讲话，他刚刚跟听众倾诉了他的“往事”，即最后一节诗之前所描述的一切，而现在，他其实是告诉他的听众，在某个不确定的将来，他将以不同的方式讲述这件事，讲给某些易上当的听众听，用他们想要的方式，把它说成是一个自主意愿的故事。

最后一节诗有很强的说教意味，但同时也颇具讽刺色彩，其实预言了快乐的美国式建构——《未选之路》历来被认为是赞同这一建构的——换言之，预言了这首诗将被煽情地描写成什么样子，只不过其出发点是《大西洋月刊》的读者们永远不会触及的地方。最后一节诗在炉边诗歌中类似风景的目的论背景下积聚的力量确保弗罗斯特大受读者欢迎，同时对于那些明白他的把戏的人——例如，另一类读者中的某位成员，他熟悉前卫派小众杂志，熟悉对反讽的背弃以及个体天才试图——正如庞德极力主张的——违背美国的文学和社会传统发起“创新”的冲动。对于那样一位读者来说，这首诗讲述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决定我们一生的选择是非理性的，我们基本上无法对其予以控制。这是传说中的弗罗斯特的“智慧”，他把这一智慧隐藏在说教中，其所维护的恰是弗罗斯特心中所知所想的反面，因为那听来更令人欣慰。但也许(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解读其最为微妙的诗行)弗罗斯特实在太过精明世故，他自己都不能忍受。他想象自己在将来能够忘记这残酷的知性而完全陷入感伤，告诉自己很久以前，他曾经作出过一个影响一生的理性的选择。

在1915年《未选之路》发表之时的美国诗歌形势下，弗罗斯特的诗歌是一种批判性的表达(在少数读者看来，这种表达方式左右逢源)，其源头(大量发行的杂志)正是庞德予以谴责的，他也正是在这样的谴责中推出了现代诗歌。这首诗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它表明大众文化传媒对美国诗人的要求，同时也表明，像庞德一样，弗罗斯特针对这一潮流想说的话是对我们传统的文学和政治观点的一次小小的野蛮打击。因此《未选之路》吸收了诗歌出品方式——大众杂志还是小众杂志？——内部的对立，在1915年，小众杂志正在成为现代的标志。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未选之路》向传统力量证明了它足以抵挡那些想从内部颠覆它的人的攻击。它依然是一首名诗，是“最受美国人民喜爱的诗歌”之一，不是因为它的讽刺意味，而是因为使其讽刺意味难以被察觉的情感。弗罗斯特想成为一个受各种人喜欢的诗人，但他大体上失败了。他是最不受现代人尊重的人。庞德只想要少数合适的读者，他拥有了他们。迄今为止，在美国文化中，文学出版非此即彼的方式从两方面都禁止交叉的诗歌创作事业，因为它们分别产生两个不同的且相互敌视的读者群。

到1919年，路易斯·安特迈耶——这位紧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最勤于耕耘的文学侦探——在他即将产生深远影响的诗歌选集——《美国现代诗歌》(Modern American Poetry)——第一版的开首语中宣布，“美国诗歌的复兴”不只是先进的文学文化的一种自我陶醉：“这是事实。”在这一事实或者愿望(具体是什么倒没关系)的基础上，安特迈耶和哈考特·布雷斯(Harcourt Brace)通过七版诗歌选集在诗歌市场上豪赌了一把，最后一版诗歌选集进入了大学课程，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50年代，一直在那里向不止一代教员和大学生传递着现代主义诗歌的消息，同时确定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的必读清单，一直沿用至60年代：首先是弗罗斯特，连同对庞德、艾略特、史蒂文斯、威廉姆斯、克莱恩的着力描绘，之后又简略介绍了一长串诗人，其多半如今都已经被人们忘却了。安特迈耶在他后来的版本中成功呈现的是美国现代诗歌的一种风格脉络，其中的纹理如此丰富多彩，足以抵御经典创作方针的力量。如果说现代主义诗歌能够包括弗罗斯特、史蒂文斯、庞德、玛丽安娜·穆尔和兰斯顿·休斯，那么或许现代主义现象也能够包容各种意图，这些意图彼此截然不同，无法整齐划一地对其予以界定。

但1919年安特迈耶诗选的第一版所展现的并不是这样拼贴画一般的美国现代诗歌的新场景，这里没有艾略特、史蒂文斯或威廉姆斯，对庞德和先锋派诗人更是惜墨如金。1919年安特迈耶的诗歌选集事实上充斥着几年前出现在《现代诗歌小集》(Little Book of Modern Verse，1912年)中的名字，那是他的主要雅派竞争者杰西·贝尔·里滕豪斯(Jessie Belle Rittenhouse)出版的诗歌选集。安特迈耶及其出版商的经济利益使得他宣布新人出场时并非一次标新立异的决裂行为，而是在试图调和，试图掩饰他对流行趣味的背离，那正是里滕豪斯当时在她的第二版诗歌选集中充分展现的流行趣味。后者的第一版诗歌选集卖出了10万多册，这一事实显然不会不引起安特迈耶的注意，他通过各个版本的诗选收入的诗歌不仅是里滕豪斯会欣赏的，想必也会包括在任何人对现代主义的定义中。

里滕豪斯是美国20世纪前20年风行一时的文学记者，她在1904年出版了一本在当时看来一定是第一本试图描述美国现代诗歌的书(《美国青年诗人》[The Younger American Poets])，不过她所论述的作者没有一个被收入近年的美国文学史中(连一句话也没有)。她把结识当时纽约和波士顿的文学大家当做自己的职责，因此成为《纽约时报》的主要诗歌评论员，并在1910年成为美国诗歌学会的一位创始人。在她的各种作品和诗歌选集中，她有权利对作家和诗人进行取舍(她对自己不看重的作家一般都是略过不提)，尽管如今的文学史家不认可她的任何选择，也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曾经凭借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品味形成了一股势力，她代表着新兴的现代主义男性诗人正在努力摒弃的气质，即艾略特所说的“文学中的女人味”原则，他在自己的《唯我主义者》(Egoist)中连一点空间都不想慷慨予之，庞德更是指控这种气质将(严肃认真的人眼中)的诗歌变成了“梦呓——业余文学爱好者和女人的花拳绣腿”。

1929年，庞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讲述的一个故事开始表明他对雅派诗歌选集的敌意，故事中文学革命获得了胜利，现代主义完全站稳了脚跟。这将成为他文学生涯中的代表性事件，成为他更长篇幅故事的主旨，他的诗歌以及文学评论和社会评论将不断讲述和复述其所揭示的真义：他开始认识到美学创作和经济生产有着潜在的联系。在美国和英国，文学表达是对所有个体身份(政治身份和文学身份)具有致命影响的某种经济原因的结果，这样一种原因所产生的美学结果在性质上与我们通常了解的商品并无区别。庞德与资本文化最终相遇了，并形成了一种伤痕累累的浪漫主义——他认识到，诗歌是市场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对市场的批评，那是自康德以来的唯心主义者们的一厢情愿——伤痕累累，但却是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为了社会的变革，其意志得到重新磨练。

在他看来，如果说“伦敦最好的绘画史是国家美术馆”，那么最好的诗歌史“将是一套12卷的诗歌选集，其中的每一首诗歌之所以被选入，不只是因为它是一首优美的诗或者某某阿姨喜欢的一首诗，而是因为它含有一种创造，是对口头表达艺术的决定性贡献”。抱着这一想法，他去找一位有名望的代理人，后者对庞德的诗选计划印象深刻，但显然他太懒了，没有把庞德的“介绍信改编成正规的商业形式”。那位代理人联系了“一家历史悠久的出版社”；两天后，他约见庞德，为的是想问问庞德是否知道自己说过什么关于帕尔格雷夫的话，那可是最著名的英语诗歌选集的编辑，这让庞德大为震惊。庞德：“现在是我们取代那个什么帕尔格雷夫的时候了。”代理人：“但你不知道吗？某出版公司的所有财富可都来自帕尔格雷夫的《英诗金库》啊!”从那一天起，庞德写道，他的书在英国再也得不到任何出版许可，“直到艾略特对我的诗歌进行删改后拿去出版。我认识到投入电镀板的资金高达几千英镑，公众的品位稍有改变都会使那些电镀板贬值，更不要说突然大变了……面对如此巨大的既得利益，力量对比太过悬殊了”。

庞德的遭遇凸显了文学生产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他本人职业生涯的大部分经历以及现代主义的经历(二者难分彼此)。如果一本诗歌选集应该发挥国家美术馆那样的作用——作为一个展示的场地——那么用谁或者拿什么来作为维持这样一个场地的经济后盾呢？有谁或者有什么可以充当艺术资助者的角色呢？为什么资助者，不论是国家机构还是私人代理，就应该同意为一种创作的文化(“突然大变”)买单呢？何况这种创造性文化与倾注于美学重复和不变的经济系统格格不入，而正是这一系统支撑着想要成为资助者的人。庞德了解到，一部诗歌选集，如弗朗西斯·帕尔格雷夫(Francis Palgrave)的《英诗金库》(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事实上所起的作用不是展示原创的文学才能及其创作作品的场地，而是一件需要对电铸板进行大量投资的商品，其唯一的目的是帮助那些控制其生产手段的人——麦克米兰公司——大发横财，只有通过垄断市场，从而避免以投入高昂的资金生产新的电铸板，这些人才能够最完满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帕尔格雷夫原本希望他的诗选、希望其中的诗歌本身能够帮助受资本奴役的人在精神层面上得到解放，使之不再沉沦于赚钱和花钱的日常生活。然而事与愿违，他的诗选在文化层面为强化资本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它首先使品味标准化(这是一首诗)，然后使品味的欲望标准化(我想看到更多这样的诗)，最后使品味的评价目的标准化(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从物质经济中诞生——成批生产的产品及其发行系统——的帕尔格雷夫广为流传的文本(仅在19世纪60年代就在美国售出了30万册)承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教化”)工作。《英诗金库》所开创和维持的品味容不得竞争版本，更容不得诗歌形式和功能的其他构想。因此，帕尔格雷夫诗选的主要经济敌人(无论是小到不值一提还是大到令其紧张的敌人)说到底就是变革，不是经济变革，而文化类的变革，是现代主义评论词汇中那些标志性词语所表明、所渴望的那种审美变革，这些词语就是“原创性”和“创造力”，庞德称之为“发明”，而艾略特则简单生动地概括为“个人才能”。

像帕尔格雷夫的《英诗金库》及其美学仿品如E.C.斯特德曼(E.C.Stedman)的《美国诗选，1787—1900年》(An American Anthology，1787-1900)一样，杰西·贝尔·里滕豪斯的《现代诗歌小集》也保持着单纯的甜美理想，是一种纯净的歌声。她的诗歌选集中并无与帕尔格雷夫和斯特德曼在各自的序言中所宣称的文学原则发生抵触的东西，二人均通过排异来描述抒情诗的特征：抒情诗不允许叙事，没有说教，没有个人的、偶然的或宗教的素材，没有幽默感，没有叙事声音，没有戏剧结构，没有现实主义小说的细枝末节。艾略特会说一首真正的诗歌可以把他坠入爱河的体验与阅读斯宾诺莎的体验融合在一起，因为真正的诗人的感受力是不可分裂的，真正的诗人绝不回避审美经验的混杂。帕尔格雷夫、斯特德曼和里滕豪斯提倡排异性的分裂抒情诗，提倡没有杂质的情感，他们的书赞成这一抒情理想并企图通过将要成为现代主义者的年轻人使之得以延续，而这些年轻人在学习如何写“现代”诗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环节就是与这些重要的潮流引领者对着干，用手中的笔反对刊登雅派抒情诗的畅销杂志所推崇的“诗歌”。

在一篇主观武断的小文中，斯特德曼对雅派美国诗歌的理想做了总结。他指出，美国内战并没有激发出“纯粹歌曲的短小经典之作”。民主文化当然不应该崇拜英雄主义理想及其“宏大的史诗文学手段”：我们只有短小的或抒情的经典；但即使这也受到社会环境力量的威胁，刚刚成为历史的内战直接渗透到抒情诗内部。根据斯特德曼的悲叹所暗含的逻辑，其糟糕结果是诞生了不纯净的或者说“不完全”的歌曲，这样的歌曲没有完全清除掉尘世的利益和压力——是与世俗有着太多纠葛的抒情诗。

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认为，里滕豪斯“把诗选的编纂升华为一门杰出的艺术”。弗罗斯特可不这么认为。他在一封信里说里滕豪斯的诗选标题是“愚蠢的”。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说，但想必是指她没有权利使用“现代”一词；并且，当然，根据雅派诗歌选集编纂的指导性美学格言，她没有这样的权利。在帕尔格雷夫、斯特德曼和里滕豪斯的世界里，“现代抒情诗”是一个妥协中的矛盾体，更不必说它本身就玷污了抒情诗这一类别。在庞德和弗罗斯特看来，不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他们的抒情诗实践都充满阴柔之气。杰西·贝尔作为女人所树立的文化权威一定使得这一看法更加显得可信。

除了需要赚大钱，安特迈耶还需要证明一两个观点。在他看来，所谓“现代”特指美国，其先驱是惠特曼和迪金森诗中透露的温厚的美国文化特质，其愿景充满希望和民主，其形式始终服从于人文内容：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的艺术。史蒂文斯的颓废、庞德殷勤的国际主义、艾略特纤细琐碎的精神性，所有这些在安特迈耶看来都代表着一种不健康的外国倾向，一种颇具精英意识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技巧卖弄，其所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读者圈子：事实上，他认为这样的诗歌根本就是不民主的，因为只有在文化上处于优越地位的人才能弄明白这一艺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安特迈耶的《美国现代诗歌》以广大读者为目标，但其民主观点也要求有广大的读者群，并且作为一个完美结合了资本主义/民粹主义的文化事业，这本书与纽约先锋派、与庞德和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不久前才出版的面向封闭的读者群的诗选(《其他》[Others]、《天主教徒文选》[The Catholic Anthology]、《冲击波》[Blast])针锋相对。因此，随着《美国现代诗歌》大举畅销的是安特迈耶对新诗歌的未来的看法：他希望诗歌能够根植于多样化的美国文化，希望诗歌创作、阅读和传播都能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进行。随着安特迈耶诗选的畅销，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等本土知识分子奠定了自己的文化权威，“美国时代的到来”这一文化策略逐渐形成，《美国现代诗歌》就是这一策略在诗选中的代表。

在作为该诗选的姊妹篇的评论卷《美国诗歌的新时代》(The New Era in American Poetry，同样出版于1919年)中，安特迈耶的论调更为激进。他在该书中称庞德、史蒂文斯的作品及其发表在沃尔特·阿伦斯伯格(Walter Arensberg)的《其他》中的美学文集“不过是口头的戏法”，娇滴滴、病殃殃的。与艾略特长期通信的大学同窗康拉德·艾肯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一篇书评中进行了反击，指责安特迈耶所颂扬的美国诗歌中“坚毅的男子气概”(他将其粉饰为“美国方式”和“朝气蓬勃”)无意中成为对最为保守的诗歌和政治价值观的赞美。不管怎样，传达正确信息的诗歌——受到严密监控的理想状态的诗歌，适合用来教育士兵——受到了柏拉图的欢迎，那可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敌视诗歌的人。艾肯认为，安特迈耶嫁接在惠特曼的幸福版之上的温和的社会主义政见蒙蔽了他的双眼，使他看不到真正的革命者的力量，这些革命者正“把他们的炸弹扔进美学战场”：不是弗罗斯特、桑德伯格、马斯特斯、罗宾逊和林赛(这些在《美国现代诗歌》第一版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保守的现代主义者)，而是真正的创新者，是代表“绝对诗歌”的激进的现代主义者，而对这些人，安特迈耶如此漠不关心。

安特迈耶从来没有设法也从未能够说明为什么刚强有力的姿态或者社会民主政治需要用诗歌来表现，或者通过美学而不是某种其他手段想象的男子气概或民主有何不同。艾肯声称自己具有作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代言人所持的文学实验立场，但他也从来没有设法或者说能够说明文学与社会实验之间究竟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或者他把文学先锋派描述为扔炸弹的激进分子究竟有何道理。发生在现代主义内部的这种早期争论所隐含的是文学理论最古老的主题之一，即艺术与公共福利之间的关系，这里，在艾肯与安特迈耶之间的冲突中，考虑到现代批判文学的界定性构建，美学和政治学通常为论战言辞所迫而不得不相互对立，即使同样的现代主义论战言辞也会促使二者可疑地(因为存在太多抗辩主张)向对方倾斜，仿佛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之外的诗歌革命和社会变革根本无法想象。

不过，如果说在艾肯看来，安特迈耶为《美国现代诗歌》所写的序言在其直接论战背景下似乎过于沙文主义地珍视美国所特有的诗歌复兴的可能性，过于急切地企图跟欧洲传统一刀两断；如果说安特迈耶似乎是在重复爱默生在《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中呼吁的美国文学应尽早摆脱对英国美学规则的屈从，美国文学应源起于美国的普通生活，因而能够反映美国社会实验；那么我们不该忘记，就安特迈耶而言，他所继承的文化遗产不是源于爱默生式的新英格兰，而是源于德裔犹太移民，而他对爱默生关于文学表达与其文化根源之间关系的观点的修订也是在移民潮达到高峰时进行的。安特迈耶需要在新诗歌中看到的是一种审美层面上的快速反应，而其听到的是人们在雅派的美国世界大同主义精修学校中从未听到过，乃至在华兹华斯以前的诗歌传统中从未有过的表达声音，因为它们不值得被传统的文学创作者载入记忆，这些创作者的典型表现对象是像他们自己一样拥有学习文化特权的人。除雅派诗人外，安特迈耶在诗集中收入了一个黑人诗人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几个犹太人、来自费城的爱尔兰裔美国记者T.A.戴利(T.A.Daly)(其特点是意大利—美国方言)以及许多来自美国东北角之外的诗人的作品。在其评论作品中，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那位欣赏惠特曼的意大利移民社会主义者阿图洛·乔万尼提(Artur Giovannitti)。

美国正在发生改变，作为非传统的文学声音，安特迈耶这位主张进行修正的文学史家和选集编者在传播他自己关于美国的愿景之时所处的政治地位也非常敏感，而在他的设想中，诗歌不是产生自一两个文化精英集中的地方而是来源于各地；这样一种诗歌摒弃了传奇的、传统的和经典的来源，正在变成一种革命的文学，与从前的文学截然对立。从传统的角度看，新诗歌是一种反诗歌的诗歌，正如安特迈耶所说，就连“保守的《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新诗歌在这个国家颠覆了诗歌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持表现平凡的日常生活的作品，后者不仅仅是诗歌表现的对象，也是其表达手段：这样一种诗歌将宣布雅派美学理想的幻灭，同时标志着一种更大范围的消亡，即雅派美国文化和政治权威的消亡。

尽管路易斯·安特迈耶作为文学场景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大概早就注意到了美国文化和社会领域的诸多变化，但通过与他最喜欢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通信，他的感觉越来越灵敏。1915年从英格兰回国时，弗罗斯特就已经站在有自我意识的前卫诗人的对立面，完全投入了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不同的、美国式的现代诗人的事业中。反映在安特迈耶的诗歌选集以及1919年的评论卷中的弗罗斯特式方针，在艾肯看来一定很像华兹华斯当年给再版《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所写的序言，是试图结束已经被丁尼生式的唯美主义和19世纪90年代的各种情绪引入旁门左道的诗歌革命。安特迈耶认为他在美国新诗歌中看到的是对一种“做作的”(意指不常用的、浮夸的、书面的)词汇的摒弃，转而采用一种他所谓的直率的、朴实的“日常词汇”(日常情景中使用的口头语言)：这是措辞方面激进的现实主义，似乎超越了印刷这一媒介本身，因此我们事实上能够透过书页听到说话的声音；整体风格发生了改变，其最强烈的效果在于它产生了一种假象，让人们觉得这并非什么高雅文化——这是因为它拒绝从官方的诗歌史、从得到弗朗西斯·帕尔格雷夫认可的大写的“诗歌”中借鉴表达方式和技艺。安特迈耶认为，直接来自生活本身的非书面语(白话)是美国现代诗歌的特征：像弗罗斯特和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他所说的“生活”是指历来不被诗歌所赞美的那些人的生活。那里有“美国现代诗歌”最为根本的、“现代的”和“美国的”特征。

2 罗伯特·弗罗斯特

在与世纪之初风行的雅派诗歌的关系中，路易斯·安特迈耶对美国现代诗歌的重新构思不仅仅是试图在略微不同的基础上获得像帕尔格雷夫和里滕豪斯的诗歌选集那样的盛名(尽管盛名无疑是一种嘉奖)。事实上，促使安特迈耶在编辑和评论方面作出努力的是一种激进的美国民粹主义，其欢迎一切来者，但最欢迎的是那些迄今被排除在著书立说者阶层之外的人。安特迈耶坚持认为，一首真正的美国现代诗歌应该接近日常生活，以平易近人的态度，怀着隐蔽的政治意图，接纳白话、非文学的以及(根据雅派诗歌的标准)反诗歌的东西。

在对新诗歌的这一叙述中遗漏了一点，即基本上只有那些对英国诗歌史有敏锐认识的人才会察觉到这样的激进性，因为只有那些读者(而不是安特迈耶的惠特曼式理想所赞颂的目不识丁的人)才能够领会文学史的转变，领会到这样的转变不是从“文学”到“生活”的改变，而是从既定的文学类型和支持这类作品的社会基础到新的文学类型的改变，那可以假设为对新的社会结构的基本表述：文学的改变，明确地说，作为社会变化的标志，隐约反映并努力跟随美国社会可能的前进方向——人类史上闻所未闻的文化上的多样性民主。从历史角度有一点让人颇感吃惊，即社会变革可以反映在抒情诗歌以及散文体小说不入流的布尔乔亚形式中并受其引导，在这样的诗歌和小说中想必会有对社会冲突的描写——反映在小说化的诗歌中。这样的诗歌(用安特迈耶的话说)“探索诗歌和散文之间模糊的界限”，从而在那一大致的交叉点探索根本的社会差异。对诗歌的这一激进构想也许正是悄然横亘于安特迈耶和艾肯之间的最隐秘的问题，即美学与政治之间有何关系的问题。

在与传统的诗歌措词风格进行的斗争中，弗罗斯特认为他在《波士顿以北》中取得了文学史上的决定性胜利，因为在那首诗中，他“将诗歌的措辞降低到日常生活的水平，就连华兹华斯也未能低至这一水平”。他“用一种绝对非文学的语言”进行创作，从自己的作品中剔除了一切“他只看见过”(在书本里)却从未“在日常讲话中听到过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正如他在自己最为前卫的时刻所宣称的：“其他诗人想象出来的词汇不能拿来贩售……以这种方式使用诗歌措辞就大错特错了。”他解释说，这是他与“陈词滥调进行的战争”的实质，他后来将其描述为向所有既定的和正在建立的制度开战。但他不想被误解，他觉得庞德误解了他，把他看做是“一个天真自然的、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小孩子”，因为他并非“全无城府”。弗罗斯特的城府可以说是一种反律法主义的意图，即将一切设计(一切意图、一切结构)消除在其系统化的典型和束缚中。“我觉得我们所憎恨的，”他在1937年写道，“是准则，这些准则并不比我所坚持的指导原则强，也不比你的强。”准则是站在稳定性和传统一边的，它规定僵死的东西优于鲜活的东西，而且一成不变。而在弗罗斯特看来，文学所体现的正是不服从的精神，因而是用言语表达的反准则的精神。如果说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没有什么是“决定性的”，那么，他的结论是，文学准则以及制定并支持这些准则的评论方面的整体原则，正是教授们铸造的文学压制的手段。因此，弗罗斯特始终把大学和学院作为压制文学的机构予以抨击。

史蒂文斯将弗罗斯特的诗论逻辑、将文学的不服从等同于文学本身，将文学等同于现代文学。他不是把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初发展演变的某种特定的历史风格，而是将其作为很符合文学精神的东西，在指出真正的(因为是民主的)政治方向的美国场景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所有的文学是完全个性化的表达。他为白话辩解，认为白话是用于吟诵的、不妥协的地域性的表现，可以传达一种充满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声音，“以某种方式纠缠在句法、习语和句子含义之中”。在这样的辩解中，弗罗斯特指出了文学不服从性的多个敌人——也就是文学本身的敌人，即教授们所说的句子，学校里教授的符合语法规则的死板的句子；古典传统的诗人们受到教授们的大肆吹捧，他们把这些诗人的作品奉为文学典范，但是在鲜活的语言中其诗句却离我们那般遥远；最后还有不断被人提起的英语传统中古老陈腐的作诗法，这样的作诗法受到斯特德曼和里滕豪斯等当代诗歌选集编者的维护和支持。所有这些都是生机勃勃的、真正“现代”的文学的敌人，它们均来自腐蚀男子气概的女性化地窖——书本。

弗罗斯特有一次说了这么一句惊人的格言：“词语存在于口腔而不是书本中。”嘴是词语的阳性根源，而书本使词语变得娇弱无力。在一封提及自己的性别—诗人身份的令人诧异的信中，他对儿子卡罗尔说，后者写的诗“不像我从诗歌男孩那里读到的那般充满女人气……”“诗歌男孩”，这是弗罗斯特、庞德和其他男性现代作家使用的一个不无挑衅的性别化词汇，用于讽刺他们在男性和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的一种文学风格，一种文化上的女性化。卡罗尔似乎设法“夯紧了”他“充满各种事物”的作品。他寄给父亲的诗“是用一个男人的腕力写成的，记下了一个男人的深度”。弗罗斯特自己的“勇猛”反映在(他在信中常常吹嘘这一点)他成功地突破了雅派抒情诗的束缚，就像冲过了一条文化贞操带，成功地将来自口腔的白话腔调“写入书本”，那是迄今在诗歌书籍中还未曾听到过的腔调。

弗罗斯特与维护准则的力量进行的斗争是代表抒情诗的一种新的措词风格，因而也代表抒情诗的新的(和通俗的)社会素材(甚至比华兹华斯还要粗俗)进行的斗争，目的是重新打造充满“阳刚之气”的抒情诗。在弗罗斯特和其他现代派诗人的词典中，“阳刚之气”并不是指抒情诗为真实的男性声音和主题打开了一扇文学之门，而是表明象征性地摆脱抒情规范，在弗罗斯特所生活的美国，那种规范使诗歌不幸成为无所事事的女人们在文化上无病呻吟的领地。弗罗斯特对儿子的男子气概的赞扬和他想彻底摆脱诗歌措词风格束缚的愿望是相关联的，都是一个在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美国大学辍学生的反抗和不满行为。他不享有自己所赞赏的英国大诗人们的社会特权，其阶级构成甚至剥夺了他用理想化的方式表现家中女人生活的闲情逸致。事实上，弗罗斯特的试验往往着重于刻画经济上处于困境的女人，他最熟悉的女人只熟悉最为艰苦的岁月。严格来说，弗罗斯特的母亲和妻子都不是工人阶级，但她们都不得不辛苦劳作，毫无快乐可言，没有可能放下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喘息片刻。她们终生被家庭义务束缚，没有机会享受高雅的文化生活，不可能从事有闲阶级的文化传播工作，即通过宗教、诗歌和家务方面的价值观使受物质驱动的男人的精神得到升华；换言之，她们不可能从事美国多愁善感的19世纪女性传统所推崇的文化工作。

对弗罗斯特来说，创造一种新的抒情方式是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从而获得他的社会身份所不允许的一切。与旧的抒情诗不同，现代抒情诗(像现代美国本身一样)将是(也应该是)不讲修养、完全开放的(“充满各种事物”)。弗罗斯特谈起旧的抒情诗来就好像它们与诗歌本身和诗歌的过去一样久远似的，说它们“局限于自己的旨趣”，从自己温情脉脉的世界中“剔除一切，只剩下爱情和月光”。弗罗斯特与传统抒情诗的斗争同时也是与社会和文学排斥的斗争。新的抒情诗将是“现代的”，因为它们无意中将成为对传统文学的一种政治指责：它们是革命的，因为它们在形式、风格、措辞、主题、社会根源及社会关系方面并非整齐划一。在安特迈耶和弗罗斯特的梦想中，新抒情诗将是一种表达手段，反映美国正在迅速变成文化大杂烩的事实，反映文学对文化熔炉的抵制，反映一种真正的美国创作。

弗罗斯特通过书信而不是杂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又出现在安特迈耶的评论性散文中，用于揭示其诗选中暗藏的倾向。安特迈耶是弗罗斯特批判思想的传导管。就在弗罗斯特作出重新思考和重新创作抒情诗的社会拓展努力之时，庞德和艾略特也在另一条道上继续努力使抒情诗接纳各种事物，不过他们是以更为公开的方式在有直接评论性影响的文章中进行这一努力，这些文章最后形成了编辑成典的诗歌理论，是在评论层面上对现代主义的思考，即后来所说的新批评。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在《纯粹与非纯粹的诗》(“Pure and Impure Poetry”，1943年)这一新批评最精彩的表述中，不但重点论述了1912年前后出现的新抒情诗的问题，而且把焦点对准了20世纪40年代末新抒情诗获得制度上的声誉所付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代价，当时沃伦、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约翰·克劳·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和艾伦·泰特(Allen Tate)都确保了T.S.艾略特在诗歌和评论领域一统天下的地位。

像弗罗斯特一样，沃伦所采取的是19世纪初占据了一席之地的诗歌类型因为思想极为狭隘而拥有的典型姿态。他同意爱伦·坡宣称的长诗是寻求妥协的矛盾体的说法，认为诗歌就应该有短小的抒情诗那样异常强烈的色彩，应该坚持排除一切，只留下根植于自我关注的情感。在与他想要修订的美学理想相结合的一个关键的寓言性时刻，沃伦指出：“诗歌作为一个总称应该是纯粹的，但单个的诗歌不是。”抒情诗想要排斥而沃伦想要放回到诗歌中的不纯粹也一样存在于久远的“散文和不完美”的世界里，沃伦用这个短语指代现实主义小说中再现的庸常的世界——“不美丽、不惬意或无色彩的素材”，“境遇、叙述”，“逼真的细节、准确的描述、整体的现实主义”。拿弗罗斯特为例，他的诗中甚至出现了“一个法裔加拿大伐木者的斧柄”这样的句子。

在沃伦为应排斥在外的不纯粹之物开列的清单中，其美学保守主义倾向颇值得注意。如果说存在固有的不美丽或不惬意的素材之类的东西，那么一定有(爱伦·坡就是这样认为的)固有的美丽的东西，即“诗歌”或许应该是非常向往的东西。他的清单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也很有意思，那就是对领域的混淆，清单中有一些元素涉及现实主义文学表现手段。沃伦努力使爱伦·坡摆脱约束性的“诗歌”规范，这一努力的古怪之处在于，它必须承认雅派美学家们的观点——即存在一个美的领域，那是作为总称的“诗歌”所固有的对象——这正是为了识别单个“诗歌”，而单个诗歌恰是在避开总称的“诗歌”的过程中获得其独特个性的。主题、措辞和引喻的高度混合是意志坚强的现代主义诗歌的标志。沃伦和其他新批评派的评论家欣赏艾略特的这一点，在文章中将其提到理论高度，作为最高文学价值的标志。但新诗学的这些标志常常带有一种摆脱不掉的特征，它总是不自在地意识到(讽刺地、怀旧地，有时二者兼而有之)事物过去的存在方式，意识到有些东西不能再被写入诗中，但现代主义的告别姿态又屡屡让人想起它们。

沃伦对传统抒情诗的叙述似乎是把抒情本质等同于没有着落的爱的情感，一种主观性，而被爱的人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爱伦·坡笔下死去的美貌女子就像是这一美学和情感旅程的逻辑对象和实现，是抒情诗的理想主义的本质，而不是对它的背离。弗罗斯特认为传统的抒情对象是“爱情和月光”；沃伦讨论抒情诗的例子几乎全都来自爱情文学。因此弗罗斯特和沃伦在19世纪末的激辩背景下探讨了——因为他们理解——抒情诗的纯粹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当代雅派抒情诗正被拥护现实主义的辩手们兴高采烈地推进坟墓。他们暗中把诗歌的现代主义时刻解释为对抒情诗施加现实主义压力的时刻。两个人都严厉批评19世纪末那种毫无历史特征的抒情冲动，因为他们极为敏感地意识到一种作品(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了普遍优势，这种作品之所以能够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占据核心地位，正是凭借着其经验和历史的致密性。在美国现代诗歌的早期，为文学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把矛头指向了雅派的理想主义及其维多利亚时代和浪漫主义时代的起源，但该理想主义在现代主义文学文化萌芽时期的吸引力要比现代主义论战和宣言中所显现出来的吸引力更为强大、更加隐蔽，也更富侵害性。

弗罗斯特为摧毁爱伦·坡、丁尼生和史文朋等人通过大肆改变传统抒情诗的韵律和先兆特征、使之适应尘世环境中声音的不和谐讲说节奏而精心创作出来的(并且被帕尔格雷夫、斯特德曼和里滕豪斯建立为一套理论体系)的作品而作出的努力，是企图与小说达成妥协，这一点倒符合他关于一切“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越富有戏剧性越好——就连最不装腔作势的抒情诗也一样”(这种抒情诗听起来一定像“由一个在某一有角色、有背景的舞台场景中的人诉说的”)的理论。他希望自己被看做是一个“集结”(而不是创作)日常语言中的声调和节奏的诗人。这一愿望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到20世纪初，传统“诗歌”概念的声誉在文学类型的等级中已经降到了多么低的程度。如果说在中产阶级社会里小说已经取代了传统文化的叙事诗，如果说戏剧的经典形式日益被更为流行和廉价的戏剧形式所“取代”(庞德酸涩的思考)，那么人们还可能为抒情诗想象出什么有意义的角色呢？

在早期摒弃从英国继承来的权威诗歌措辞风格，努力开启自己的抒情诗实践时，弗罗斯特事实上预言了自己未来的文学历程。这将是一段忠实于本土主义价值观的历程。他指出，任何美国年轻诗人要想脱颖而出，就必须同无视美国社会万象的文化卫道士作斗争，这些卫道士教导年轻人用一种陈腐的特殊语言进行创作，这种语言不是来源于“口腔”，而是“所有人高呼‘啊，诗歌!’”的语言。美国活的语言中的声音和节奏将成为弗罗斯特新发现的处女地，一片从未被准则束缚的领地，他可以躲在里面享受审美的自由，在这里他拒绝盲目模仿济慈充满渴望的、罗曼蒂克的用词风格，在济慈之后“没有哪个愚蠢的美国诗人”敢于拒绝这样做。弗罗斯特提到《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里的一个引起无限共鸣的词“异邦”，那足以证明美国自我异化的讽刺性，诗人们使美国的东西改变了本性，他们不得不着力模仿济慈，不断展示对英国美学规则的盲目服从。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爱默生和其他许多人对此发出悲叹，呼吁文学解放。

弗罗斯特的第一卷诗《少年的意志》(1913)反映出诗人基本保守的抒情诗实践，之后，在他的第二卷诗《波士顿以北》(1914)中，弗罗斯特在戏剧和叙事两方面进行了尝试，把对话、讲故事和比华兹华斯还“通俗”的口语混合在一起。在《波士顿以北》之后，弗罗斯特最终发生根本转变，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好用格言警语的诗人。在出版了他的第三卷诗《山洼》(1916年)之后，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这种风格。对弗罗斯特的文学生涯明确划分的这些阶段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有才华的年轻人在美国现代社会通常的经历。他们大胆打破常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但这样的划分并不全对，因为它把从很早就融合在一起的东西分割开了：抒情、叙事、戏剧和说教，各种语气融合在单一的文学冲动中，这是弗罗斯特最新颖独到的地方。他作为新派诗人最激进的时刻是可以确定的，不是在《波士顿以北》成功的戏剧和叙事方面(《补墙》[“Mending Wall”]、《雇工之死》[“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仆人们的仆人》[“A Servant to Servants”])，而是在《少年的意志》中那些容易令人误解的诗歌中。这本诗集的创作背景是顺服的抒情诗实践，在诗歌历史上也有其清晰可辨的划分，它们为弗罗斯特赢得了(在他旅居英国之前)大量发行的杂志的一定认可，其中我们发现了《割草》(“Mowing”)一诗，诗中，他认为自己几乎做到了写下他想写的一切，他相信自己再也超越不了这一努力：

静悄悄的树林边只有一种声音，

那是我的长柄镰在对大地低吟。

它在说些什么？我也不甚知晓；

也许在述说烈日当空酷热难耐，

也许在述说这周围过于安静——

这也是它低声悄语说话的缘由。

它不梦想得到不劳而获的礼物，

也不稀罕仙女精灵施舍的黄金；

因凡事超过真实便显得不正常，

就连割倒垄垄干草的诚挚的爱

也并非没有割掉些娇嫩的花穗，

并非没有惊动一条绿莹莹的蛇。

真实乃劳动所知晓的最甜蜜的梦。

我的镰刀低吟，留下堆垛的干草。

弗罗斯特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从劳动中努力获得文学满足感的诗歌，劳动既是文学时刻的对立面，也是引动满足感的触发器。劳动是那些没有传统的经济和文化支持手段可支持其进行抒情诗创作的人不得已的诗歌基础。这些人，比如弗罗斯特，他们的抒情性必须得到日常工作中实际任务的支持，因为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文学支持系统。这些人必须既是诗人又是劳动者。弗罗斯特偏好以现在分词为特点的标题，所以传记作者们便杜撰说他是一边实际做着诗中所描述的工作一边进行创作的(《割草》、《取水》[“Going for Water”]、《补墙》、《摘罢苹果》[“After Apple Picking”]、《播种》[“Putting in the Seed”])。这些诗暗示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因为环境所迫，从儿时起弗罗斯特就不得不出去工作：从8岁到18岁，他做过报童、侍者、磨房看门人、农场工人，还不只一次做过装配线工人——第一次是12岁的时候在一个鞋厂，第二次是17岁的时候在一个毛纺厂，在那里他每周工作63个小时。

华兹华斯常常一边在湖区悠闲地漫步一边构思诗歌作品，史蒂文斯也差不多，不过他是有目的的漫步，是在穿过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街区去他在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弗罗斯特那些最令人感兴趣的诗歌让人联想到他是在工作过程中创作这些诗歌的，是对一种行为的免费录制，那种行为是写作的前奏，而诗歌的书面形式是多余的。对于一个也许从不实际从事写作的劳动者来说，这是在劳动过程中体验美的行为。他不实际从事写作，也许是因为没有时间，也许是因为没有技巧。弗罗斯特描写工作的抒情诗所采用的创作手法间接地显示，这样一种作品对于其被写作或作品本身的价值没有特殊的要求：对于那些也许从未听说过作诗法也没有读过一首诗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反诗歌创作手法，然而创作出的却是一种很有文化的诗歌，需要多少带点隐秘的内疚感偷偷抹杀自己的文学性——仿佛诗歌是一种过分的但出于某种原因却非常必要的嗜好——在这样的抹杀中我们被带入了现时现地的生活中；换言之，被带入了“现代性”。

与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由于不满，弗罗斯特在《割草》中对其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不同，弗罗斯特的诗歌没有割裂诗意的声音和劳动的声音。华兹华斯，一个第三人称的旁观者，冷静地记录下“远远的”一边收割麦子一边歌唱的高原姑娘的声音。他的诗歌中关键的修辞指向(“看她……站住或者悄悄走过!”)告诉我们：他与收割者之间的实际距离有助于拉开进行想象思考所需要的距离。距离，不论是实际距离还是沉思的距离，都象征着阶级等级和特权，这样的等级和特权界定了华兹华斯与他在诗歌题目中提到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距离，才有可能写出这首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她唱什么，谁能告诉我？”弗罗斯特作为第一人称参与者，回答了华兹华斯提出的幼稚的问题，他用一种滑稽模仿暗指这个问题，表达了一个劳动者对养尊处优的旁观者的嘲笑，后者的提问只是田园诗的惯例，而不是想知道关于劳动的知识：“它在述说什么？我也不甚知晓。”对华兹华斯来说，收割者让他张开了想象的翅膀；可以说，华兹华斯是在回忆他作为一名文字旅行者的经历，他不说话，但这无关紧要。事实上他置身事外的视角(在语言、经济和教育方面)是有好处的：他不必交流，只需探索自己的内在。因此，在仿佛赞颂割麦女那充满魔力、令人难以抗拒的歌声的时候，华兹华斯在诗歌的第二节从割麦女工作的地点迅速转到了浪漫的远方：“阿拉伯沙漠”、“遥远的赫布利底群岛”。通过弗罗斯特的视角来看，华兹华斯的诗歌与他本人的截然不同：“梦想得到不劳而获的礼物。”在这一文学史上的对话中，弗罗斯特的诗歌告诉我们，写作这首诗的人正在工作，他就是那寂寞的收割者。

华兹华斯的格律和复杂韵式自始至终展现得完美无缺，与弗罗斯特同样复杂的十四行诗相比就像是在独白。弗罗斯特诗歌的前两行显示出抒情诗的优美自如(抑抑扬格、扬抑格和抑扬格流畅结合)，在第三行中突然插入粗鲁的谈话(不是唱歌)的声音(“它在说些什么？”)。接下来是开玩笑似的，罗罗嗦嗦的猜测(也许，也许)，然后是直截了当的陈述性的警句，倒数第二句诗后来成为名句：“真实乃劳动所知晓的最甜蜜的梦。”与现代主义大杂烩同义的不连续和支离破碎因庞德和艾略特而著名，弗罗斯特绝不是这样的诗人，不过，在其最精妙的语言表达实验中，弗罗斯特仍然创作了一种安静的语言大杂烩。在他的所有策略中，这是他作为作家劳动者的最醒目标志，也是他与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传统诗人的最明显区别。

弗罗斯特所做的，是华兹华斯永远不必做的(从事低级劳动)，也是以华兹华斯笔下的割麦女为代表的一类人不可能做的(创作文学造诣高深的诗歌)。通过使用极其平易的措辞，弗罗斯特的艺术语言发生了改变，显示出他与华兹华斯之间的区别，后者非戏剧性的、悦耳的歌声是高雅文学的象征，突出了展开想象翅膀的诗人与令他浮想连翩的创作对象之间巨大的社会差异。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优越的男性诗人根据自己对一名劳动妇女的回忆平静地构思梦幻诗篇，她变成了一位特殊的现代缪斯，这位具有社会同情心的英国抒情诗人在其著名的论战性“序言”中正式地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见解，表示其意图是歌颂普通人的声音，但他自己不是普通人。《孤独的割麦女》无意中泄露了诗人在与给予其灵感的农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中所具有的优越性。

孤独的割麦女作为一个贫穷的妇人根本不可能有闲暇从事写作，更不可能梦想着有一天像华兹华斯一样走上文学之路。弗罗斯特笔下的男性割草工尽管从事着与孤独的割麦女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的工作——这里存在着超越性别的阶级联系——但他却能做割麦女所不能做的事(这是弗罗斯特与华兹华斯的契约)：故意影射文学传统。在这种情况下，这可以说是一首关于工作的莎士比亚式的歌(“也许在述说烈日当空、酷热难耐”)，从而用普通劳动者自己的声音揭示他所学到的咬文嚼字的方式。正在割草的劳动者是一个美国人，他享受到了对大众教育作出的民主承诺所带来的好处。他低吟的长柄镰述说的不只是莎士比亚，更比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向前迈进了一步。弗罗斯特想到的是安德鲁·马维尔的《割草人达蒙》(“Damon the Mower”)，目的是通过批判性地暗指“仙女精灵”，仿讽一种明显的文学说法，一种与普通农活无关的虚构(“不死的仙女们把我带走/带着她们跳美妙的舞蹈”)。没有什么仙女能够把弗罗斯特笔下的诗人劳动者带到什么地方去。

弗罗斯特笔下低吟的长柄镰更接近于文学家园，它通过对20世纪头10年英国在世的最重要的诗人W.B.叶芝的批判，暗示了弗罗斯特的自我批判：通过拒绝“梦”和“仙女精灵”的馈赠，弗罗斯特用直截了当的白话对《少年的意志》中自己早期创作的一些朦胧的抒情诗所使用的19世纪90年代式的诗歌语言进行了反省，同时预言了《波士顿以北》中丰富朴实的口头语言。弗罗斯特公开显示了他的不同，不仅与华兹华斯的精英立场不同，而且与叶芝不同，后者在自己的早期诗歌和戏剧中公开赞美梦想。弗罗斯特熟悉这些诗歌和戏剧，1910年在平克顿学院任教时，他创作过表现内心欲望的戏剧。弗罗斯特与叶芝的不同就在于，叶芝曾说过，在逃离现实世界时，唯有诗人的“梦”一定是愉快的，这成了他的名言。因此，在弗罗斯特的诗歌中，“梦”变成了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贬义词，既指向英国诗歌教室中的悠闲自在、无所事事，也指向一种当代的审美时尚，一种逃离尘世的想象，借助庞德的编辑，叶芝想把这一想象的词汇从自己的作品中清除出去，但庞德本人在把这类措辞清除出自己的系统方面会感到有困难，直到有一天弗罗斯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过，在世纪之初，当弗罗斯特还是新罕布什尔德里农场的一个无名之辈时，他没有合适的评论手段来宣布自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创新。

从华兹华斯的田园和叶芝想象出来的梦境中突围的弗罗斯特把幻梦还原为景象(如同真实看见的视觉景象)，把想象还原为纯粹的感知行为(如同成像一样)，这一行为产生了一种对于事实的宝贵认识，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转瞬即逝，之所以转瞬即逝是因为劳动不允许悠闲地沉浸于由与劳动任务毫无关系的自然细节引起的审美愉悦。弗罗斯特不是作为独立的代言人——劳动中的代言人无自由可言——而是作为劳动行为的代言人获得了这样的知识。是劳动而不是弗罗斯特，在弗罗斯特将文学彻彻底底地等同于工作中，“了解”“真实”，这一真实同时也是想象的终极梦幻；也许弗罗斯特所知道的仅仅是他在劳动。劳动的行为作为一种想象的行为，把梦(对叶芝来说，梦是诗歌的同义词)从华兹华斯和叶芝那里解放了出来。在这一背景下，华兹华斯和叶芝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者”，这里所说的梦想者绝对是一个贬义词。

在全神贯注地工作时揭示了偶然的真实，弗罗斯特在这样的真实中梦想：对短暂展露的真实本身的一瞥，用一个句法上的从属关系一笔带过，就仿佛让那些花朵(仅在括号中提到了花名)和“绿莹莹的蛇”的形象占据舞台的中心，让劳动者从现实任务中分心，是对工作的亵渎。在《割草》中，这一句法上的从属关系是一种在文化上被置于从属地位的美学的表现方式，是美国人对诗歌怀有的一种内疚感：这一形象无利可图，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偷看到的，而工作为劳动者提供了暂时放下手里的活儿享受审美体验的可能性。工作，一种生硬的、直奔结果的活动，并非与一种本身有价值的活动相对立——正如19世纪的理想主义美学中所表现的。事实上，工作是一个既具有限制性又具有创造性的背景，对于那些不同于华兹华斯和叶芝的人，即除工作外别无它法的人来说，工作是美学必要的经济基础。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其他人的劳动，是他们特殊的现代灵感来源。

然而，这种出于对工作的反田园诗特点深怀同情而写诗的努力中渗透出来的是一种社会安排，类似于弗罗斯特对华兹华斯的批判所指。社会距离及随之而引发的态度——那是传统的田园诗所必须的态度——感伤地看待普通的乡间劳动，在《割草》中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其目的之一是表明弗罗斯特的意图，揭示他即将形成的现实主义反诗学的双重性。这个有文化的农夫更是一个文化人而非农夫，但做一个有文化的农夫并不容易。这是带负疚感的田园诗，不是在享受有闲阶级的特权时写成的，而是一个希望自己的工作是写作的人在美国的社会局限中写成的。他希望自己的工作是写作而不是那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可被正式定义为“工作”，而他自己却并不满意的其他工作。这个农夫对“割倒禾草”的“长柄镰”的“诚挚的爱”(不是任何草地而是一块低洼潮湿的草地)，显示出的强大男性生殖力的爱情，使得审美幻想这一内心悲悯的时刻更处于次要地位，这是没有劳动动作的一刻(在阳光照耀下翻晒干草)——生产性的、手淫的、沉迷的女性化时刻。在《割草》中，诗人用文字插入的方式来表达抒情印象。

在从亚里士多德到华兹华斯的传统诗歌理论对诗歌功能提出极高的文化要求的背景下，弗罗斯特诗歌中令人费解的倒数第二行的说教意义变得清晰和尖锐。对一个不得不从事劳动的诗人来说，诗歌的作用也许不像早期声称的那样了不起。但也许在这种现代工作环境中，诗歌的功能终究还是再次得到了加强。现在，诗歌对个人来说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是借以混入一个对弗罗斯特(在这方面他是现代美国作家的代表)来说不容易混入的社会圈子的手段。《割草》中隐含的比较级和明确的最高级浓缩了文学和社会史的复杂故事：甜美的和更甜美的梦，马维尔、华兹华斯和叶芝的梦——悠闲中信手写下诗歌精品的梦——比不上最甜美的梦。最甜美的梦——所有美梦中最美的——是一种劳动意识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奇怪地等同于“真实”本身就能说明情况的真实大概就客观地摆在那里，未被加工过。但普通意义上的“真实”被这位诗人变得不同寻常：这个受到束缚的劳动者碰巧(这是美国式的巧合)十分了解普通英语词汇的拉丁词源。：一种行为或事实，被劳动意识所揭示或为劳动意识而被揭示的事物，目的就是其本身行为的瞬间更新。：功绩、业绩、本领、技巧、工作诗意的展示，但也是(对一个务实的美国男子来说，怎么能用其他词汇来形容美学思索呢？)一种罪恶，如同事后帮凶的罪恶一样。

诗人十几岁时做工，长大后耕田教书，1912年9月举家迁往英格兰的时候事实上不名一文，但年近40的他愿意用自己微薄的财产做最后一博，以图实现文学上的突破——这样他就可以不再耕田和教书了。他迅速登上了伦敦的文学舞台，在那里出版了他最早的两本书，颇受好评，给包括威廉·巴特勒·叶芝在内的许多作家留下了印象，还引起了埃兹拉·庞德的注意。作为坚持不懈且极其有效的现代派诗歌倡导者，庞德给予了弗罗斯特高度评价，也许其中最有帮助的莫过于发表在《诗刊》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少年的意志》的评论文章。《诗刊》是哈里叶特·门罗(Harriet Monroe)新创办的小众杂志，这本杂志很快就产生了影响。两年后，即1915年2月，罗伯特·弗罗斯特重归故里，发现自己在美国声名鹊起已经指日可待了。

无论庞德的评论给予了弗罗斯特怎样的快乐感受，都远远不及其所引起的政治焦虑。庞德说弗罗斯特被“伟大的美国编辑们”忽视了，他们还忽视了许多新浪潮诗人(如埃兹拉·庞德)，这并非偶然。最好是像弗罗斯特那样寻找英国出版商，因为后者的敏感性还没有受到传统品味和畅销欲望新近产生的共生现象的决定性影响，并找到了某种方式来平衡经济需要和对优秀文学的热爱。弗罗斯特写信给他的朋友约翰·巴特利特说，他尤其反对“[庞德所说的]什么伟大的美国编辑之类的话，不是因为我对他所影射的其中两三个人还有什么好感，而是最好别理他们——不管怎样最好别得罪他们。或许什么时候我们还用得着他们”。

即将在美国赢得声誉的时候，弗罗斯特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尽管他的作品根本不符合盛行的雅派诗歌标准，但他认为(后来证明他是对的)，他不需要借助小众杂志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因为他的风格并非极其新颖——这样的风格从不公开要求什么经过特殊训练的读者组成的封闭的小圈子。他能轻易创造出既微妙又不确定的最强烈效果，但诗歌的言语表面是可以理解，甚至容易理解的。也许他能够从内部颠覆那种文学传统，同时又能完成无数前卫作家无法做到的任务：靠写作谋生。不过要等到那些亲英的美国编辑们了解到他在英国获得的成功，他们才会认可他，他才能靠写作为生。

是什么让伟大的美国编辑们改变了主意？弗罗斯特在另一封信中向巴特利特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坦言他不知道答案，尽管他有所怀疑：

无疑你有一天在《[波士顿]先驱报》上看到了我的照片。接下来就是《抄本》。《芝加哥邮报》的文学编辑写信告诉我一两天后我可以在《芝加哥邮报》上得到两个慈爱专栏。这并非毫无意义——可以畅所欲言。我最喜欢的是写诗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我赢得声誉以前也是如此。不过我不能声称自己不喜欢在竞争中获胜。我忍不住有点想得第一了……我需要钱，我猜你也一样。

从英国返美后，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弗罗斯特不得不一心一意追逐成功。除了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20世纪可能没有哪个重要的美国作家比他更加成功地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在弗罗斯特回来后没有几个星期，亨利·霍尔特(Henry Holt)就在美国出版了他最早的两卷诗，弗罗斯特的事业从此便蒸蒸日上。从1916年一直到1963年他去世，几乎没有哪一年他不被授予什么殊荣。在美国内外，他获得的荣誉学位超过了40个；他四次获得普利策奖，一次获得博林根奖；学院、大学和民间组织授予他的文学成就金奖不计其数；他被聘为威名赫赫的哈佛大学诺顿诗歌教授；暮年时，像他所仰慕的、拥有令人艳羡文学力量的19世纪美国文学巨头们一样，他作为文学大使获得了政治上的承认和职位，一开始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之后是约翰·F.肯尼迪(有一次他被拍到正在读一本弗罗斯特写的诗)。给他带来至高荣誉的那个场景任何人看过后都不会忘怀，那一次他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的绝佳表现配得上这一荣誉。一月的寒风吹过这位美国诗人粗密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白发，刺眼的阳光令他无法朗读自己为肯尼迪的就职仪式写的发言稿。不过，像一位出色的演员一样，他处变不惊，不慌不忙地背诵了一首《全心的奉献》(“The Gift Outright”)。

到了晚年，弗罗斯特诗集的销售数量甚至超过了他那些有影响的现代派同伴加在一起的数量。乔伊斯、庞德、艾略特和史蒂文斯同样被人称道，但仅仅是在由其他作家、评论家以及有时并非心甘情愿的大学生组成的小圈子里。在第一本书出版仅几个月后，弗罗斯特从英国写信给巴特利特说，他决不会满足于先锋派名声带来的虚荣，不会满足于“在一小撮应该是行家的评论家那里获得成功”，因为“要真正实现我单以一位诗人的身份便能够自立的目标，我就必须跳出这个圈子，走向成千上万买书读书的普通读者”。令出版商及继承人高兴的是，弗罗斯特和其他著名的现代派诗人的书如今被“成千上万”的读者购买，不过弗罗斯特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在他和其他人的书成为英美文学课程固定不变的必读书目之前很久，就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功。

在写给巴特利特的那封信中，弗罗斯特说他想“拓展自己的事业，如果通过思考便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会的”。1913年的弗罗斯特显然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想赢得广大读者，但必须按照自己的条件：通过思考，通过写诗，通过被人欣赏，他的直觉是民主的；他相信公众能够“了解”而那“一小撮应该是行家的评论家”很可能不会了解。回到美国后，他肯定最终认识到，在这一文化中，在这个时代，想单以诗人的身份自立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希望。想要赢得成千上万买书的读者，他就必须做更多的事，而不只是在书房里辛辛苦苦地爬格子。1915年，他即将在美国出人头地。在他的晚年更是几乎得到了一个严肃诗人能够期望得到的最高荣誉，在其间漫长的岁月——这里我们必须弃用被动语态，因为那会掩盖事实——他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变成了最精明的经纪人，为自己追名逐利。

如果一个人需要钱，那么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波士顿和芝加哥有影响力的日报上可不是无所谓的事。对于新闻界的力量弗罗斯特决非不清楚，只是在他揣着两本成名作回到美国之前，他没有办法抓住广告的引擎。但在这之后他的确抓住了广告的引擎：在从事诗歌创作这一职业的同时，他还有一个副业，就是追逐名声。提高声誉的一个办法是接受采访，他接受了大约100次采访，包括有一次作客五六十年代的周日热门电视节目《与新闻界面对面》(“Meet the Press”)；另一个办法是经常参加作家会议并为会议做工作——真的工作，包括在佛蒙特的布雷德洛夫举行的权威会议。弗罗斯特年复一年地担任该会议的“驻地天才”；最重要的是要精通诗歌生意，在巡回朗诵中，他不知疲倦的表演(这个词很贴切)出色极了。在喷气式飞机出现之前，他平均每年要花费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在路上奔波，乘火车跑遍全国，到处朗诵他的诗作。换言之，他很快就明白，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不能只以诗人的身份自立，但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推销自己和自己的诗歌，就像推销一件完整的商品，他可以做到这点。他明白，他推销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工作做得越好，他的诗歌就卖得越好。弗罗斯特，美国著名诗人，决不藐视普通人(这一点不像庞德和他的那些先锋派朋友们)。事实上他对他们述说心声，至少他非常喜欢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1921年，声明远扬的弗罗斯特当上了大学的驻校作家，他可是第二个在美国获得这一职位的人：这在密歇根大学开创了一个行业，是他留给无力只靠写作为生的美国严肃作家们的一份财产。他在密歇根担任的职位，以及后来他断断续续地在阿默斯特和达特茅斯担任的职位，大大增加了他靠出售诗集和巡回朗诵获得的收入。在一个没有赞助人的国家里，这就是美国方式：“我从来不必为给我钱的人写一句感谢的话，”他对《巴黎评论》(Paris Review)吹嘘道，“中间有学院呢。”

按照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们自18世纪末以来不懈构想和散布的关于艺术真实性的荒诞说法，真正的作家应该是疏远人群的，不论是为人还是写作风格都让人难以亲近，人们指望作家成为对自己文化进行毁灭性批判的评论家。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是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们带着不同的价值观向我们走来(向我们讲述)。不过弗罗斯特却始终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诗人，与作家的所有前卫理想格格不入。在为他赢得了第一个普利策奖的《新罕布什尔》(New Himpshire)出版之际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Book Review)上的一篇采访报道中，弗罗斯特说灵感“就在普通人纯洁健康的生活中”。“人们告诉我——也许他们是对的——我不能持观望态度……意思是说我不能远远地躺在污泥里，在树梢上创作。我不能。也许是因为我太普通了。”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说“诗人不应在自己的作品中包含任何普通读者不容易理解的东西”。这里令人吃惊的词是“容易”。无疑这就是弗罗斯特选择这个词的原因，这是他的民主本土主义的信号，标志着像他这样的诗人不仅不按先锋派的标准创作(因此充满对中产阶级的蔑视)，而且还这样定义自己，并且骄傲地向那些有可能买书的成千上万的人宣称自己是普通人，为的是让他们相信那些书是为他们而写的，是他们中的自己人写的。如果我们试着想象一下，弗罗斯特所说的关于做一个健康的普通人的话一字不差地从庞德或乔伊斯的嘴里说出来，哪怕不像弗罗斯特说得那样张扬，我们就会明白弗罗斯特与高雅的现代主义作家群体之间有何区别了。

弗罗斯特在推销自己最伟大的诗歌方面，在把自己塑造成“普通先生”——和蔼、明智、易懂——方面做得如此成功，以致在他死后，当劳伦斯·汤普森(Lawrence Thompson)的三卷无所不谈的传记问世，并以有些不友善的方式揭示弗罗斯特是怎样一位“普通先生”时，其所引发的过激反应因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令人颇感震惊。(弗罗斯特是一个“怪物”，一位评论家指出；“再没有比他更可憎的人了”，另一位评论家说。)但弗罗斯特自我创造和推销的高超技巧在于他能够娴熟地充当高谈阔论的罗布(“罗伯特”的昵称)，同时扮演(用伦德尔·嘉雷尔[Randall Jarrell]的话说)“被缚的唯一天才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角色。弗罗斯特用不计其数的方式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普通人，没什么可怕的。他还用不计其数的方式——例如作为名人公开站在我们面前——隐秘地暗示我们，他与我们不同，我们应该因为他的与众不同而热爱他、崇拜他，并对他怀着一丝敬畏和嫉妒，因为他拥有普通人所没有的东西：超凡的魅力。

如果说在最早创作的一些诗歌中，弗罗斯特的风格之清新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抒情风格，那是一个参与普通劳动的普通人的口头语言所固有的并贴近那种语言的抒情风格(弗罗斯特式的戏剧也是如此)，而这位普通人对文学史非同寻常的玩笑态度淹没在而不是活跃在诗性的自我意识中；如果说《割草》的作诗法因此而保证了一个只是碰巧成为一名诗人的美国民主主义者(大学辍学生)的“潇洒”，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种作诗法在《少年的意志》中不大明显。弗罗斯特的第一本书明显带着世纪末的语调——无端的悲伤气氛，已过壮年的遗憾(尽管诗人当时还很年轻)，到处都呈现出抒情诗歌的自然朴实；更加明显的是，这样一种风格的用词和句法让我们想到的作家并非从谦逊真诚中汲取力量，而是太喜欢那些发出高尚而古老的声音的书籍；他从这些书本中撷取的词句不是来自鲜活的语言，而是来自死气沉沉的咬文嚼字的雄辩：“o'er”、“e'er”、“wend”、“vainly”、“tremulous”、“zephyr”、“whither”、“thine”、“thou”、“misty fen”以及(丁尼生式的剽窃)“in airy dalliance”。《等待：暮色中的一块土地》(“Waiting：A field at Dusk”)是《少年的意志》中很典型的一首诗，其矛盾之处在于写这首诗的人表现出一副要与他那个时代的审美决裂的样子(他的愿望是要一扫帕尔格雷夫的《英诗金库》的腐朽气息，他称之为“古老金曲的陈腐之作”)，但他自己的声音仍然印证着他对早期诗人的记忆；他居然愿意在诗歌的开篇借用《仲夏夜之梦》中的句子(“有些什么会入梦……”)，而在诗歌的结尾，他又模仿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但我最可能梦见一个不在场的人，写作这些诗行就是为了要呈现在她眼前。”

从弗罗斯特早期实践的主要倾向和世纪初平庸的抒情诗标准的背景来看，《波士顿以北》是激进的。除了两三首佳作外(《摘罢苹果》便是其一)，弗罗斯特第二本书中的大多数诗歌都是中篇的叙事诗，主要是对话，这些对话仿佛是不假思索(这是这些诗歌最精妙的技艺)地从农村穷苦大众的生活中直接收集来的。这些诗唯一的精神影响发生在突兀的抒情时刻，它们打断了抑郁的农村生活的叙述流，这也许是它们的终极意义：仿佛弗罗斯特突然从叙事和对话转入抒情是一些人生活中的文学迹象，这些人的生活不能支撑和维持其抒情想象，因此一旦抒情想象的时刻来临，就不得不随便找个借口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地抓住它们。

弗罗斯特在新英格兰农村贫民中看到的是他在《割草》中首度塑造的诗人劳动者形象：他自己的形象。《波士顿以北》用一系列短片戏剧和故事具象化地体现了弗罗斯特早期生活和诗歌创造中的核心(经济美学)问题。在《雇工之死》、《山》(“The Mountain”)、《黑色小屋》(“The Black Cottage”)、《仆人们的仆人》以及《持家者》(“The Housekeeper”)中，少见的但安排巧妙的抒情段落常常打断家务劳动的时间，令人一时间忽然想起孤独单调、令人厌烦的深感沉闷的生活；其实不甚相干的人间关系；关于冷漠的心、令人麻木的墨守成规、性背叛以及疯狂的故事。《波士顿以北》决不是把抒情冲动置于边缘，而是将其置于心理中心的位置，在那里抒情冲动起着放飞自由的作用，不论那自由多么受限、多么短暂。

推动《波士顿以北》得以创作的彻底的现实主义审美观在《仆人们的仆人》(一首独白式诗歌)和《持家者》(基本上是一首独白式诗歌)中显露无遗。我们没有办法概括这两首没有情节的叙事诗，从中得不到什么对事物真义的顿悟，也得不到智慧的启迪。这些诗歌展现的是声音本身——被禁闭的太久的声音。弗罗斯特的技巧鼓励我们在这些诗歌开始之前去想象生活，把生活想象成一段长久静默的时间。而在这些诗歌一开始，寂静突然被打破了，在滔滔不绝的率直谈话中，声音的力量被释放出来，这话语是思考，是叙事，是抒情，是无情的自我描绘，是讲给一个碰巧闯入两个封闭在家里的家庭妇女的生活中的陌生人听的，这个陌生人倾听着这两个讲话的作者的声音，即诗歌中简直足不出户的持家者的声音，其中一首诗就叫《持家者》。她告诉我们她太胖了，以致别人没有办法把她弄出家门：“我就定在这里，好像教堂里的大风琴。”这些妇女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似乎讲话的唯一要旨就是讲更多的话。她们所知道(尽管并不十分清楚)的只是，叙述的条理性和结束，以及完美连接在一起的开始、中间和结尾都只会加速谈话的死亡，加速那个苦苦坚持的精灵的死亡；一千零一夜，那是新英格兰乡村的谈话方式。

如果弗罗斯特有一个要旨，那就是：看哪，还有这样的人，他们在受苦，对此你我无能为力。这就是《波士顿以北》的方式。他说之所以起这个标题是受到了房地产的地区划分的启发。就其最强烈的影响而言，《波士顿以北》中激进的现实主义的成功取决于我们把整卷诗集听成是一种指责。这是一本有批判议程的书，这本书狡猾地钻入文学史中，巧妙地被抛给世故的城市读者，成为对关于田园生活通常单纯美好的看法的一种尖锐讽刺。

从《少年的意志》到《波士顿以北》，只有变化本身让人想到作者正在寻找他真正的素材和创作手段(弗罗斯特的艺术使人很难对二者进行区分)。如今他正满怀自信地实践着自己的技巧，不再回头看前人。事实上，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在《波士顿以北》中萌生出来，这种意识诞生于诗人在文学界默默无闻和在经济上穷困潦倒中，对名声并因此可能为他赢得的文化权威充满想象。我们以声音的形式感受到这种自我意识：这一次是一个老于世故的诗人的声音，他很高兴自己以作者的身份存在，他再一次回头看，这次是为了在写作时愉快地观察自己的写作行为。在这样自我观察的时刻，他创造了他想要成为的作者形象以及他的作品的主要主题和风格。在《波士顿以北》之后，这就是他的主题和风格。著名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形象正是著名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中极好和极糟的源泉和真正的主旨。弗罗斯特在美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早期的但严格说来是后现代的阶段，他之前的惠特曼和马克·吐温曾在形象转述中作过类似的努力。

我们甚至在《波士顿以北》中都能够听到这个想象自己开始成名的诗人的声音，仿佛它一直潜藏在弗罗斯特的心中，潜藏在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诗歌——《补墙》中；弗罗斯特把这首诗歌作为《波士顿以北》的开篇之作，误导性地用它来确定全书的基调。在这里，对交谈疗法的渴望成为另一个诗歌主题。幽默的叙述者非常冷静和沉着，他的听众关注的是他的声音的快乐旅程，而不是他的戏剧化处境；是作为诗人的叙述者，而不是作为一个面对大难题的剧中人物的叙述者，这位诗人对我们讲述的一个主题就是交谈，他多么希望他那个呆头呆脑的邻居不要把令交谈嘎然而止的格言引入讨论，他希望这样的讨论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补墙》从头到尾充满了各种玩笑话和双关语，诗人将所有这些与我们共享，牺牲的只是那个对弗罗斯特的妙语连珠充耳不闻的不善歌唱的人。这首诗歌的秘密主题是作者想要与听众建立的联系。作者—叙述者真正的需要是在文学上成功地诱惑他的潜在听众。他向我们暗示我们不是傻瓜，我们荣幸地得到了他的信任，他如此宽宏大量地假定我们了解他的把戏。这种狡猾的修辞语调——《补墙》自始至终的主要基调——是弗罗斯特后来文学生涯的基调之一，在《未选之路》中就有所预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把这首诗作为第三卷诗集《山洼》中的第一首诗)，诸君想必还记得，《未选之路》最深刻的主题是叙述者想象自己在未来某个时候对着一群轻信的听众吹嘘(就是这个词)充满感伤的美国式个人奋斗的故事。这些轻信的听众需要听这样的故事，也需要与那些了解诗中暗含的令人气馁的意义的人区分开来，后者乃是有幸被弗罗斯特称作是被选定的读者之人。但事实上听众之间的这种区分只能由被选定的人进行——这就是弗罗斯特讲话的高明之处，因为只有在进行区分的过程中他们才能证明自己是被选定的人。那些将自己界定为被选定之人的人，在弗罗斯特的巧妙激励下，将自己与美国大众区别开来，而后者一定会误解他，一定会带着感伤情绪去读他的诗，也一定会使他名声大躁。

在坚持不懈、求新求异的自我创造中(其力量将创造未来)，这位现代主义作家对照市场广阔的文学表达方式的标准，特别将自己定义为激进创新的代表和一种文学文本的作者，这种文本构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换言之，只此一家)。这种现代主义美学的严格理念要求不断尝试创作出推陈出新的作品(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这样，仿佛膨胀着极端个人主义)，决不重复。弗罗斯特和T.S.艾略特都是现代主义者，他们半推半就地把自己变成了奢侈的商品。他们是诗人，但除非我们能够把握其真正的主题，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诗歌，其真正主题是：诗人正以诗人的身份对那些被假定为不友好的听众讲话。《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除非我们把它看做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文人的沉思。他在诗中回顾了自己迄今为止所走过的旅程，并在个人的精神历险中继续前进。由于艾略特的努力，到《四个四重奏》的时候这一历险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文本。在弗罗斯特和艾略特身上，现代主义的愿望——在市场的胁迫下保持独立的自我，通过创造一种独特的风格得以实现和保持的自我——被市场的逻辑颠覆了，不是因为他们按照通用规则写作，而是因为在他们的诗歌中我们感受到窥淫癖的美妙体验，拥有了直接进入著名作家的生活和思想的幻觉，诗歌中的诗人就像是动物园里的一只稀有动物。这是弗罗斯特和艾略特能够创造的唯一商品：作为产品的现代主义现象，大众文化对那些藐视它的人进行了最后的报复。

不过尽管弗罗斯特轻视太过自我的先锋派并且愿意把自己变成商品，但自《山洼》之后，他所创作的诗歌在基调和风格方面比典型的现代主义者们创作的任何诗歌都更加富于变化(人们原本觉得他不像这些现代主义者)，或许只有埃兹拉·庞德除外。在弗罗斯特后期创作的诗歌中，随处可见从高谈阔论的罗布嘴里说出来的幽默诙谐的格言。在我们看来，这些格言是从美国佬的心底说出来的关于世界杂乱无章的武断意见，是对乡村问题的准确反映。诗歌常常以格言式的措辞、警句、吟游诗人的真知灼见(“相信我的直觉吧——我是一名吟游诗人”)结束——所有这些隐约闪现着乐观主义精神光辉的诗句，我们都应该铭刻在心，记在纸上，在遭遇逆境时反复吟诵。这种令公众精神振奋的诗歌把弗罗斯特与那些炉边诗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炉边诗人们对19世纪的美国起到了文化牧师的作用，而弗罗斯特和艾略特以不同的方式继承并扮演了他们的演说角色：在《山洼》之后，这种风格在弗罗斯特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类作品令他的大名如雷贯耳，让他受到无比的热爱，也最让高雅的现代派大师们看不起。这位新诞生的炉边诗人毫不犹豫地使用已经被废弃的隐喻，不是为了赋予其新的生命，而是为了将其推至前台：“那是每逢我厌倦了操心世事，而人生太像一片没有小径的森林。”这句诗出自《白桦树》(“Birches”)这首收录在《山洼》中的诗歌写的是一种名为“诗歌”的只有一人参与的游戏，诗中对在乡下长大的诗人健康自立的背景不吝赞美，他在儿时因离城太远没有办法学打棒球，而真正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很早就学会了并在后来爱上了这项团体运动，后来还接受《运动画刊》(Sports Illustrated)的邀请为1956年的全明星赛写评论。但在诗歌中，打棒球被荡白桦树取代，这是诗人自己发明的、一个人玩的游戏(就像写诗一样)。

《白桦树》中那个虚构的从不玩棒球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对我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常常被人引用：“你要爱，就扔不开尘世。”这是一句无可辩驳的说教，接下来的一句是对这句诗的回答，但不常被引用：“我想不出还有哪儿是更好的去处。”(这句让人觉得好笑的话语模仿的是吟游诗人的口吻，不过仔细想想，我们就能感受到弗罗斯特的幽默中有一种贯彻始终的、讨人喜欢的恶作剧。)《雨蛙溪》(“Hyla Brook”)中那个虚构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诗歌的最后(你必须记住这一句)用优雅的白话向我们揭示了合乎道德的崇高的爱：“我们爱所爱之事物的本来面目。”但《雨蛙溪》是《山洼》中一首更不易察觉的关于诗歌的诗歌，诗中可以单独抽取出来的最后一句(什么“事物”？)似乎是故意要让那些希望从炉边诗歌中得到慰籍的读者高兴。诗歌的结尾通常是弗罗斯特的作品揭示精髓的说教时刻，也是弗罗斯特赢得传统读者的时刻，也令那些希望他们的现代作家晦涩难懂而反说教的读者沮丧不已。不过，在上下文中，“我们爱所爱之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一句诗事实上毫无意义，因为它所指的对象是一条小溪，它只以一系列快速变幻的形象存在，是一条干涸的没有溪流的小溪，只流淌在想象变形中，打着诗意的“事物”的幌子，其中包括一个最不本土的诗意的“事物”：“就像朦胧雪地里隐约的雪橇铃声。”就这样，弗罗斯特在《雨蛙溪》的开头描绘的传统形象(“到六月我们的小溪就不再奔腾喧哗”)变成了一种很难看见的虚幻“事物”，除非我们能够在书面语和白话的交替中，通过各种象征性记忆的风格与弗罗斯特共舞。《雨蛙溪》中可以单独抽取出来的最后一句名言不是诗人信手掂来，也并非真的可以从上下文中剥离。这是一个文学玩笑，是对丁尼生的影射。但罗伯特·弗罗斯特，著名的美国诗人，总是鼓励我们认为他的诗通俗易懂，他还要靠着这样一个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如此看待他的读者群谋生呢。

除了《山洼》中这种自觉的文学表现，《波士顿以北》中的直白方式还存留于《一个老人的冬夜》(“An Old Man's Winter Night”)中。这是一幅身心日益衰老的老人的画像，弗罗斯特用无情刻画细节的无韵体诗行揭露了晚年的空虚：

透过凝在空屋窗格上的薄霜，

透过一片片几乎呈星形的凝霜，

屋外的一切都阴险地朝他窥视。

阻止他的目光朝外回看的

是他手中那盏倾照着他双眼的灯。

他记不得是什么把他引进那空房间，

而阻止他记忆的是他的年龄。

他站在一些木桶间——茫然困惑。

“空屋窗格”这一双关语本身就直白得令人难过，诗歌的最后几行也是如此，其中一个简单动词的可怕重复抹去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火炉里的木柴挪动了一下位置，/惊得他也动了一下。”这首诗描写的无可救药的沮丧情绪，无疑是对弗罗斯特那些更著名的励志诗歌的嘲讽。

在更不加掩饰的《熄灭吧，熄灭》(“Out，Out”)(标题引自麦克白绝望的终场独白)中，莎士比亚被拉下英雄主义的神坛，走进令人难以忍受的农村及其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场景。弗罗斯特讲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小男孩听到有人叫他去吃饭，他一分心，电锯就把他的手锯掉了。在小男孩的手被锯掉的可怕时刻，弗罗斯特使用了惯常使用的不温不火的古怪手法，表现出令人厌恶的幽默。锯子“突然跳向孩子的手……”仿佛是为了证明“它懂得什么是晚餐”。诗歌结尾描写了孩子意外的但并不令人太悲痛的死亡，这时弗罗斯特突然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谈论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品，谈论如何结束强烈依存于地方性事件的诗歌，仿佛是为了思考自己的艺术，他的艺术就像锯子一样，赖以生存的是毫无预示的灾祸(对于诗歌来说这可能是任何事件)。这出自于那个以热情和“古谚”闻名的诗人。像男孩的那些各自继续忙活的亲人们一样，他也必须继续前行，寻找新的诗歌素材，“不再有指望了”。

随着弗罗斯特走上一段长长的辉煌人生之路，他的叙述性写作风格差不多逐渐消失了，只有少数诗歌例外(《科阿斯的女巫》[“The Witch of Coos”]、《被骚扰的花》[“The Subverted Flower”])。曾经努力追求并最终得到了文化中心地位的诗人越来越频繁地跳出来，自己开口讲话。他的文化权威成为他讲话的基本前提，成为我们要听他讲话的原因。这是他后期创作生涯中的主要基调之一，这样的调子首先出现在他的第四卷诗(《新罕布什尔》，1923)中，代表作是《火与冰》(“Fire and Ice”)，后来的诗卷——《春潭》(“Spring Pools”)、《曾临太平洋》(“Once By the Pacific”)和《沙丘》(“Sand Dunes”)——延续了这样的调子。这是吟游诗人的调子：是预言翻天覆地变化的先知的声音，告诉我们可怕的变革即将到来。不过仔细想想，这个声音本身不是吟游诗人的声音，因为它不能准确说明巨变的原因。在这些诗歌中浮动着莫名的恐惧，因为不知道到底在恐惧什么，所以更让人感到害怕，当我们想到发出这种恐惧的声音的正是那个对自己应该很有把握的诗人时，我们就更加觉得可怕了。在我们感到危机的时候，他能给我们什么别的安慰呢？除了吟游诗人、名人、权威、出类拔萃者，我们对他还能有什么别的认识呢？有什么别的原因让我们费心听他讲话呢？还有什么比一个不可靠的吟游诗人更令人感到不安呢？我们又记起那最后一首未说明原因的诗歌，《役马》(“The Draft Horse”)——弗罗斯特在这首诗中效仿卡夫卡——出现在弗罗斯特的最后一卷诗集《在林间空地》(Inthe Clearing，1962)中，不过那也全然无济于事。

后来的弗罗斯特常常是一个仿佛在创作中已经筋疲力尽的诗人，他回顾早期的作品，审慎地发掘那些发出过存在主义光芒(是否真的经历过并不重要)的素材。《割草》中那首含义如此丰富的劳动之歌在《泥泞时节的两个流浪工》(“Two Tramps in Mud-Time”)中变成了一种为提出乌托邦似的观点进行的实践，即工作和玩耍要是合二为一就更好了(当你成为名作家时，工作和玩耍的确可以合二为一)。有时名作家弗罗斯特似乎需要与艾略特进行对比方能衡量自己的才气，比如在令人生畏的《指令》(“Directive”)(《绒毛绣线菊》[Steeple Bush，1947])中，那首诗概括了自《少年的意志》以来他一直在表现的诗歌要素，仿佛要以横扫一切的胜利姿态重写《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似乎是在说他能比艾略特做得更好——更经济、更易懂——并且以艾略特所不了解的轻松笔触。“喝吧，你会超度混乱，重获新生”，吟游诗人在诗歌的结尾发出了这样的指令，在这之前他告诉我们他藏起来的高脚杯是破的(高脚杯像圣杯一样藏在一个已经消失的美国小镇中一个破败的农场上的一间朴素的小屋里)。弗罗斯特用这一姿态对他通过格言警句做出的神话预测开了一个玩笑，愚弄了那些不习惯仔细地、慢慢地和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的人，在那些读者的印象中，弗罗斯特是一个吟游诗人，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一下子就理解了弗罗斯特，仿佛弗罗斯特是一个传媒俊杰，在讲台上对他们讲话。

正是这类被动地倾听著名作家弗罗斯特讲话的人，这类弗罗斯特在报纸上和讲台上赢得的读者，他们将无法理解《见证树》(AWitness Tree，1942)中的八、九首诗，这些诗堪称美国诗歌中最持久、最富于变幻的精湛技巧的表现。这几首诗歌各具特色，没有什么共同点，因为它们探究了现代主义者一向关注的主要主题：由一个单一的、生成性构思维系的情诗在语言上的自足(《丝织帐篷》[“The Silken Tent”])；对被压抑的性的恶毒叙述(《被骚扰的花》)；关于政治、宗教和美学起源的神话(《全心的奉献》、《鸟的歌声绝不该一成不变》[“Never Again would Birds'song Be the Same”])；主观意识在认识论上的优先性以及对这一沉重话题的戏弄(《所有的发现》[“All Revelation”]、《请进》[“Come in”])；现代诗人与文学史之间的焦虑关系(《及时行乐》[“Carpe Diem”])，诗人用轻松的笔调描写了这种关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焦虑。

1913年《少年的意志》、1914年《波士顿以北》、1916年《山洼》——最后这一部是他在美国出的第一卷诗集——给人以一种创作复兴的假象。事实上，头两卷诗集中的所有诗歌以及第三卷诗集中的许多诗歌都是在他去英格兰之前的20年在默默无闻中创作出来的。一旦重归故里，诗人便日益为声名所累，不堪重负。这时他其实能够在他所希望的任何地方发表任何作品，但他没有什么东西可发表：从1917年一直到1920年，他只在期刊上发表了四首诗；他的第四卷诗《新罕布什尔》与《山洼》相隔了七年。在与诗集同名的这卷诗的开篇之作中，那个始终忙于巡回朗诵的人把他追逐名声的努力变成了诗歌的本质，他塑造并努力经营自己的形象，甚至到了发狂的程度。著名的诗人盛装出场了。

《新罕布什尔》中抓人眼球的是那个叙述者，他说自己是作家，向我们展示他在反复思考“重要主题”时的想法和方式，他讲话的地方是英格兰的农村，他相信这个地方会给他一个独特的视角。弗罗斯特在诗歌中与读者签订的有约束力的修辞合同将确保叙述者是特殊的，因为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是一个来自于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地方的真实的声音。这一不同赋予了那个声音判断的权威性，因为不同本身便是优越的价值观之一。我们倾听，因为我们不属于弗罗斯特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希望过上塑造了他和他那个地方的价值观所塑造的生活。该合同假定有一个局内人和一个地位低下的局外人。如果我们仔细听，就会听出弗罗斯特承诺提高我们的地位。具有地方色彩的审美同时也是一种伦理，在《新罕布什尔》这首诗中，罗伯特·弗罗斯特——文学舞台上一股新的重要力量——把自己作为其代表和化身展现出来。读他的诗就是与他共享(就像共享圣餐)，共享他所代表的一切。

这首诗本身表现出受到巧妙约束的散漫，满篇都是大话，令人感到愉快、有趣和亲切，其语言通俗(是典型的弗罗斯特的语言)，节奏轻快，爱谈奇闻轶事的风格让人想到雪莱的《奥西曼提斯》(“Ozymandias”)：“我遇见一位从南方来的女士，她说……”“我遇见一位来自阿肯色州的旅游者，他夸耀说……”：

我遇见过一位加利福尼亚人，

他老谈加利福尼亚——说那个州

的天气是如何得天独厚，以致

死者均非自然死亡，于是不得不

成立些治安维持会为墓地备货，

同时也证明该州人性没有扭曲。

这些奇闻轶事主要是想说任何人，除了生活在新罕布什尔的人，都在市场上做买卖，市场无处不在——当然新罕布什尔除外。诗人们出售思想；加利福尼亚人出售他们的气候。如果现代主义诗人们想通过市场证明自己，那么没有多少东西可出售的新罕布什尔是一个令他们惊喜的地方，而不是伦敦或巴黎(注意了，你们这些高雅的现代主义者)。从《割草》到《泥泞时节的两个流浪工》(及其后的诗歌)，弗罗斯特始终摆脱不了对有时让人产生负罪感的审美愉悦——为愉悦而愉悦——的追求，这样的追求在《新罕布什尔》中是一个主题，一个制高点，一个评判席位，使散漫的声音变得条理分明。

在开篇中用天才的戏剧场面引诱我们上钩后，诗人很快便展开了他对美国的审美批判，既没有放过新罕布什尔，也没有放过他自己。他向我们讲述缔造新罕布什尔的白人的虚构历史，那是最早的帝国主义的故事。一位不知名的改革者想要革新世界以使之适宜艺术家(听上去似乎就是弗罗斯特自己)居住，他从庞德的文本中选取一页，同时思考自己最近在文学和经济上的大丰收，在他的天才风格里揉入了丝丝苦涩。在我最需要关注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们需要对这个世界进行变革，以使艺术家们能够接受，“他们作为艺术家打下的底稿，/在他们自己被接受之前……”

体现良好趣味的诗人感到自己被牺牲了。新罕布什尔出产的东西无论是质还是量都不会让生产者为过剩问题担忧——作品除外。诗人表示自己是一个不得已的商人，他更加孜孜不倦地忙于事务而不是真正的商品：

你可知道，

由于考虑到市场，那儿出产

的诗比其他体裁的作品都多？

怪不得有些时候诗人都不得不

显得比生意人还更像生意人。

他们的产品也更加难以处理。

最后，在宣称自己是——并且表现为——“文学”而不是其他任何领域的“奴隶”之后，弗罗斯特用自嘲结束了这首诗，这些自嘲的诗句几乎废除了他与我们订立的合同条款：

我选择当个平凡的新罕布什尔农民，

有点现金收入，比方说一千美元

(比方说钱来自纽约的一个出版商)……

此时此刻我正住在佛蒙特州。

在《新罕布什尔》中，弗罗斯特与读者玩的游戏令人不安，但却是无害的(或多或少：也许是少而不多；这很难讲)。后来的诗歌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例如，在《望不远也看不深》(“Neither Out Far Nor In Deep”)中，弗罗斯特设想的理想读者是什么人？肯定不是诗歌的前两个字点出的以及第三节四行诗中再次点出的“人们”。不是“沙滩边上，整天注视着海洋”的那些人。在这个再明白不过的寓言(这里没有一个字是“人们”不能“轻易”把握的)中，诗人对这些人“注视”的行为，以及这些人理解任何事物(包括其自身)的能力，都在诗的标题和最后一段四行诗中进行了冷静的评价：

他们没法望得很远。

他们没法看得很深。

但何曾有什么障碍

遮挡过他们的眼睛？

记住这几句诗吧，它们是关于“人们”的至理名言。(但它又是对谁说的？)还有谁曾用更为冷漠的轻蔑口吻说过“他们”？“我们”是其暗中指代的对象，“我们”真正理解他的诗歌，“我们”不是“他们”。但一直受到这个有幸成为诗人的普通美国人的奉承并使他扬名立万的不正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被认为有鉴赏力的少数评论家”)吗？

《望不远也看不深》被收录在《山外有山》(A further Range)中。这本诗集里还收录了《早防，早防》(“Provide，Provide”)一诗(以及其他佳作)，与《望不远也看不深》仅相隔几页，看来似乎是在对“人们”说话，其实是对名声的基础及可能的历程进行了条分缕析：

那个形容枯槁的丑老太婆，

那提着桶来擦楼梯的嬷嬷，

就是当年的美女阿比莎格，

就是曾走红好莱坞的影星。

有多少巨星名流背时倒运，

叫你没法不怀疑气数会尽。

早辞人世可逃脱晚年悲境，

但若是命中注定寿终正寝，

就得想办法死得不失身份。

设法垄断所有的股票交易!

如果必要也不妨组阁登基，

这样就没人叫你丑老婆子。

有些人凭其学识维持尊严，

有些人仅凭诚实保持体面，

他人之法亦可为你的手段。

沉湎于对昔日辉煌的回忆

既防不了晚年被漠然视之

也防不了临终时独卧枕席。

最好买些友谊守候在身旁，

这样便可以死得体面风光，

有总比没好。早防，早防!

全诗的整体基调和风格是一个对自己的民主文化讲话的大众诗人的基调和风格。诗歌的措词恰当地取自易于理解的中等水平的用词，只有“买”(“Boughten”)字除外。这个字带有真实生活的地方色彩的痕迹，意指“店里买的”，而不是“自家做的”：如果是指冰激凌或面包倒没什么，但“买些友谊”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丑陋的世界。吟游诗人的声音在诉说，但现在是在胡乱指示(“早辞人世可逃脱晚年悲境，”“设法垄断所有的股票交易!”)，劝告人们看重金钱和权力；金钱和权力如何令人敬畏；敬畏则至少需要假装正派(总好过真实的刻薄)。真知灼见？真诚？在好莱坞的日常生活中才有的手段。试试这些手段吧，也许它们“亦可为你的手段”。

但事实上弗罗斯特是在对谁讲话呢？这个“你”是谁呢？他似乎是在对他一直(到现在已经20年了)通过媒体和讲坛接近的读者和听众讲话：“叫你没法不怀疑气数会尽”是吟游诗人对大众的提醒。“他人之法亦可为你的手段”是给大众的建议，既玩世不恭又傲慢无礼。倒数第二节诗的三句诗韵律使整首诗显得紧凑，不过这节诗在这一修辞结构中却毫无意义。

沉湎于对昔日辉煌的回忆

既防不了晚年被漠然视之

也防不了临终时独卧枕席。

平凡普通、默默无闻的人，有谁会曾经走红但后来一无所有，以至于不得不想办法摆脱受人冷落的命运呢？从修辞的角度看，这首诗在这里变得语无伦次了，但这样的语无伦次很有意思，并且，我认为是故意的，这是一种表达符号。我们知道谁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好莱坞的诗人，他蔑视自己，影射自己，展望人生之路，看到了自己可能遭遇的结局，如果这就是他最终的命运，他不能说这不是他的选择——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向严肃作家们(这些人出产的作品非常难以处理)提供的一系列令人痛苦的选择中，他做出了全力追逐名声的决定。美国的严肃作家就像是《圣经》中的阿比莎格。阿比莎格虽然年轻美貌，但却不能令大卫王热血沸腾：她无法唤起他的热情，她所做的努力只会降低自己的身份。

3 沃莱斯·史蒂文斯

在哈佛大学读书时(1897—1900年)，沃莱斯·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频频在大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1916年移居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之后，他的名字开始定期出现在新问世、尚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前卫作品杂志上；在此之间，沃莱斯·史蒂文斯在纽约过着一种双重生活，白天的时间主要花在试图(但未能)挣得高薪从而让他重新过上舒适的中上等阶层生活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里丁市他成长的地方，在剑桥他在父亲的鼎立资助下读书的地方，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优裕的生活。在纽约度过的岁月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在读书，偶尔写写诗歌。周末，他成了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s)提倡的“奋发向上的生活”理想的榜样，有时在乡村一走就是二三十英里。

当沃莱斯·史蒂文斯还在哈佛读书时，他的父亲，加勒特·史蒂文斯——一个成功的律师、小商人，他本人也是诗人——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让年轻的史蒂文斯终生难忘：

我们的年轻人当然更愿意像英国贵族那样，一出生就有遗产可以继承，有收入保障，在选择职业时只需考虑：“怎么样能让自己开心呢？”但年轻的美国人明白，自己面对的问题是：“白手起家的我将如何谋生，或许还要娶妻生子，并且把我的儿子们送进大学，然后安享晚年。”年轻人都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因为，除非继承遗产，跟有钱人结婚，发现财宝，盗窃金钱，或者有人送钱给他们，他们必须赚取金钱，并且把赚来的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如何能尽力挣到足够的钱!努力学习什么才能将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获取报酬。这就是全部的问题!要了解你自己!

接到这封信后过了几年，当史蒂文斯在充满竞争的纽约新闻界苦苦拼搏时，他事实上请求过父亲给他一笔稳定的收入，以便他可以从事另一种职业——写作，那个不能让他维持生计，更让他无法娶妻生子、养家糊口、让儿子们接受大学教育、让自己安享晚年的职业。父亲拒绝了。加勒特·史蒂文斯的儿子已经开始明白，但似乎还没有学会接受他有义务接受的美国历史上的第一课，因为这是大多数美国年轻男子的义务。父亲向他传授的是穷小子理查德和赫罗西·阿尔杰的至理名言，那就是生为一个美国人，就是生下来没有赖以为生的家底的人：白手起家，即使你的父亲(比如加勒特·史蒂文斯)能够自食其力，娶妻生子并且把儿子们(还不包括女儿们)送进大学，因为这样一位父亲在做出这番成就时有可能已经把自己所挣来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他可能留下的微薄的遗产根本不足以让儿子维持自己的生活、供养妻子，等等。生为一个美国人就是出生在这样一种境遇中：文学资助根本不存在，你的父亲不可能是你的资助人。加勒特·史蒂文斯告诉儿子：我做到了，现在就照着我的样子去做，证明你已经成年。

1900年搬到纽约后，史蒂文斯无奈地看到自己的中产阶级绝缘层越来越薄。到纽约后不久，他在自己工作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一个哈佛毕业生的思考文章，他从未见过这个人，但常常听人说起他，他的名字叫菲利普·亨利·萨维奇(Phillip Henry Savage)。报上的这篇文章符合了当年他上哈佛时父亲写给他的那封提到穷小子理查德的信，触及了一个新的主题。这个自称绝对独立的新出道的美国人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会在他已经开始将其看做自己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经济支柱的东西上加入一些他的美感，那是他少年时和在哈佛读书时就已经培养起来的强烈美感：

萨维奇像任何其他体格健全的人一样——他希望独立。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自力更生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事，而萨维奇知道这一点。然而，我不能谈论这一主题，因为关于这一点我了解得太少了。但首先，萨维奇做起了鞋的生意，同时还能够留意日落和红翼山鸟——可谓至善。

很快史蒂文斯会对这一主题有更多了解。他在纽约的岁月(1900—1916年)很快就变成了在必需和愉悦、工作和艺术之间找到萨维奇式的平衡的努力，因为那种矛盾的平衡(“至善”)正是他作为加勒特·史蒂文斯的儿子所受的教育使得他向望的东西。但史蒂文斯在纽约的经历记述着他企图达到至善的努力的失败，或者也可以说是成功，如果周末的美感就足以让他收获这一切的话。星期一到星期五努力赚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星期六和星期日寻找和品味事物的本身：“在被关了一周后走入森林，世上还有比这更令人渴望的赏心乐事吗？……每一个身体细胞都焕发出新的活力，每一根神经似乎都在畅饮令人神清气爽的甘泉。”

要缓解这种对“周末”解决方案——这是一种治疗方法，也是中产阶级生活中的一个暂时性构想——的依赖并将职业与业余爱好相结合，一个办法就是从事新闻工作，这是他最初的选择，他一到纽约就试图进入这一领域。他的选择背后的指导原则似乎是：笔耕不辍，有时是因为你想写，有时是为了谋生你不得不写，但不管怎样，写是最重要的。然而，他很快就认识到，记者的收入并不稳定，写作任务大都是苦差事，作为一名记者，他对前途太没有把握了。在一位记者同事的葬礼上，令人压抑的场景让他敏锐地看清楚了这一切，那位同事也写小说，那种史蒂文斯很看重的小说。史蒂文斯认为葬礼很“悲惨”；几乎没有人去教堂。在场的人显然都处于社会底层。少数几个搞文学的人露了露面，但在外表上很难将其与不搞文学的人和穷人区分开来。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葬礼让他隐约看到了一个作家可能的未来。他随后进了法学院。

三年后，1904年8月，在他被纽约律师协会接纳后大约一个月，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对曾经熟悉的纸醉金迷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思考。西奥多·德莱塞也不会有如此鞭辟入里的思考。这是沉思冥想的一刻，标志着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经济人沃莱斯·史蒂文斯的诞生，对他来说美国梦不再抽象；沃莱斯·史蒂文斯——美国现代小说中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兄弟：《嘉丽妹妹》(Sister Carrie)中的嘉丽·米伯和G.W.赫斯渥、《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中的托马斯·萨德本、杰伊·盖茨比。令史蒂文斯与众不同，也许更加典型的——无论德莱塞还是福克纳还是菲茨杰拉德都不会讲述他的故事——是他感觉自己曾被驱逐出伊甸园，他的美国梦的具体内容就是恢复他不曾赢得但却享受过然后又失去了的社会经济地位，重新过上一种唤起他的欲望并让他品尝到美好生活的日子。突然间，他感到自己成了穷人中的一员，这令人不无震惊：迄今为止，因为肮脏和贫困，穷人只令他反感。(有一次，因为看到意大利移民，他面对一份开了一半壳的蛤肉再也无法下咽。)他逐渐认识到一种接近于穷人的新方式，在这之前，在市郊火车上，当这些人坐在他身边时，他总难免有一点厌恶的感觉。

25岁的史蒂文斯凭着经验对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经济差异和特殊优势有了认识。他在格林威治村看到的意大利移民，就像他穿越城市时在荷兰移民种植场注意到的游民一样，可能在梦想着往上爬，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已经落入谷底了。当时那些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堪称传奇——卡内基家族、梅隆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被费茨杰拉德统称作“阔佬”的那个阶层——高兴的话可以一掷千金(并且他们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们的子女，无论禀赋如何，都可以看不起穷人，因为他们决不会成为穷人中的一员。但史蒂文斯以及和他一样的那些人，就不仅仅只是做做往上爬的美梦了。进入洛克菲勒那样的富豪圈子并不现实；达到父亲那样的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更大，这显然优于中产阶级特权的另一个可能性：继承遗产的可能性。美国中产阶级的美国梦是向下坠落的噩梦。因为被这样的噩梦纠缠，史蒂文斯竭力挣扎，因而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几乎从未表达出来的冲动，是对无阶级的乌托邦社会的强烈渴望：“曾经有一段时间，当我在清晨走过市区时，我几乎不注意与我擦肩而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如今，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把他们看做是我将要投入的那场战斗的战友。”

这个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从父亲那里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有一部分与他对文学的向往格格不入。对他来说，自己的家庭以及后来在纽约的经历迫使他思考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我如何能将自己的一部分(我的“才能”)变成人们需要并“因此支付报酬”的商品呢？专业选择不必让人感到有趣，不必让人感到愉快，但(正如父亲说的)必须有钱可赚。在加勒特·史蒂文斯看来，了解你自己，就是了解作为商人的你，为喧嚣动荡的市场做好准备，与强敌一决雌雄。对加勒特·史蒂文斯的儿子来说，了解自己就意味着，一旦获得了创造财富的能力，他就能证明自己是一个男子汉，尤其是与父亲不相上下。但了解自己还意味着知道自己能够从诗歌创作才能中获得愉悦，并且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有可能颠覆一个年轻的美国男子应该充当的冠冕堂皇的角色。只有有闲阶层的男女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美国的现代派诗人们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对俗世中的大难题：义务与快乐之间的对立。美国的现代派诗人们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性和经济方面的双重限定(褒贬含义兼有)。

从大多数标准来看，加勒特·史蒂文斯是一个不成功的诗人。最后，他在生意上的失败是灾难性的——他破产了，他的儿子除了自立别无选择。因此，他的儿子作为诗人和优秀律师的生活和事业既是对父亲的仿效，又是对父亲的极大超越。在两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他后来担任一家大保险公司的副总裁)的史蒂文斯既是诗人又是商人，是他所属的社会阶层相互矛盾的价值观的完美体现。

从他在哈佛求学直到后来出现在小众杂志上的那一段时间里，史蒂文斯一直在追求一个名叫埃尔西·莫尔的女孩。这段恋情持续了大约五年，而史蒂文斯不打算结婚，除非他感到自己在经济上已经有了保障，类似于父亲为他阐释的经济保障。他之所以向埃尔西·莫尔求爱，其中一个原因是与她分享他对诗歌的热爱。在《星期天的早晨》(“Sunday Morning”，他早期的著名诗歌)问世前大约一年半左右写给莫尔的一封信中，史蒂文斯用一种装出来的轻松口吻谈到了对于美国现代主义进程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晚上，我坐在家里。但我没怎么读书，事实上，我又在试图编撰一本小小的诗集。诗歌虽然读起来简单，但写起来却是一件苦差事(对我来说是这样)。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写诗是一件荒谬的事；可是，说真的，写诗令我高兴，让我感到满足。这是一种多方面的活动，远胜于普通阅读。因此，你看，我的习惯实在有点像贵妇人。

史蒂文斯说写诗“实在有点像贵妇人”，点明了有闲阶层的女性化，并且，正如他写给埃尔西的许多信一样，虽然他努力用轻浮的语气避开性别、职业和金钱等问题，史蒂文斯仍不由自主地记录并揭示着自己所体验到的无可奈何的处境，他宁愿用“语言的快乐”来掩盖这一处境，那快乐被认为是对他在社会上遭遇不幸的补偿，但却是不可能的。他写诗的“荒谬”习惯体现了他的文化所特有的这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当写诗给人以愉悦之感的时候(“写诗令我高兴，让我感到满足”)，虽然他在从事一种等同于“工作”的活动(“苦差事”)，但就在感到愉悦的同时，写诗却引发了他对于自己的那个超我的负面评价，因为这种差事不能带来经济支持，不能获得“工作”的特性——因此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工作。写诗的“荒谬”习惯让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与他的男子气概不符的感觉——他感受到自己体内存在的戴着诗歌文化面具的另一性别：贵妇诗人。因此如果我们要问，因写诗而快乐的这个“我”到底是谁，他写给埃尔西的信中内含的文化逻辑提供了答案。史蒂文斯所说的“我”从某种根本意义上说是一个像贵妇人一样、不事生产的“她”。

对于这个形象，史蒂文斯将与之展开不平静的对话，直至他文学生涯的结束，这个形象很早就出现在最初为他带来成功的主要诗歌作品中：

怡然于披着晨衣，洒满阳光的椅子上

迟迟未动的咖啡和蜜橘，

地毯上

一只自在的绿鹦鹉……

《星期天的早晨》起首的几行中出现的“她”被表现为一个轻松自在的上流社会女子，史蒂文斯着力刻画她雍容华贵和悠闲自得的女性特点：通过晨衣就可以了解她们。从营造的氛围和表达的思想来看，《星期天的早晨》似乎是一首传统诗歌，非常符合其在思想史上所处的时期：是19世纪末的一首具有众所周知的固定形式或风格的、代表艺术宗教的文学作品，1914写于纽约市，一年后发表在哈里特·门罗的《诗歌》杂志上。

“整个纽约，正如我所看到的，都待价而沽——我认为我所看到的部分是使纽约之所以为纽约的部分。”离开剑桥后不久，史蒂文斯情绪消沉地写道。他觉得在纽约的日常生活是消费者财力的展示，是令人沮丧的景象，是光怪陆离的和自我陶醉的，“每个人都把所有他人看做是走在镜子上的一群傻瓜”。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有商品都有望制造浪漫情调，暗藏着完全超出商品明确用途的价值：借以想象一种生活状态(我们自己就是其中的主人公)，这种生活肯定比我们自己的生活更愉快，并且支付一定的价钱就可以获得。纽约世界，一个“永无休止地追逐利益的战场”，是最大的市场：史蒂文斯形容它“迷人但极不真实”——他的意思是“不幸地非常真实”，因为它具有致命的诱惑。有时大自然超然于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但只是因为(他讥讽地指出)清风白云不是“在约克镇生产的”，也不是“在哈林制造的”。

《星期天的早晨》是在基本上可称之为不幸的纽约生活的大约第14个年头快要结束时写下的。我们不能确定《星期天的早晨》中雅致的室内布景和贵妇人就在纽约，但我们可以确定史蒂文斯在纽约，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虽然破旧但很雅致。史蒂文斯寓所的室内装饰展现出一幅幅他认为“最为真实”并且(在城市中心)难以企及的画面：

我房间里的地毯是灰色的，衬托着粉红色的玫瑰。浴室里有一块垫子，上面织着孔雀图案——蓝色、鲜红色、黑色、绿色和金色，五彩斑斓。墙纸上的图案是鸢尾花和勿忘我。地毯和墙纸上满是鲜花和小鸟——但并不繁杂。在这个伊甸园里，我抽着烟斗，满屋烟雾缭绕，芳香四溢，在这个人间天堂，透过薄薄的墙可以听到有轨电车的铃声和寄宿生们的喧嚣声，这是个极乐世界，现在我得躺下来了。

史蒂文斯在这篇关于自己的小小寓所的日记中所传达的满足感和控制感掩饰了他内心的感受，那就是他根本无能为力，只能每天在纽约街头遭遇那个自己并无归属感的世界。给人以审美享受的世界常常出现在他描述自己对艺术展品和大自然的感受的日记中，那不是真空中的大自然，而是对纽约有动机的否定，是他在周末逃离纽约去寻找的大自然。这个周末的审美世界本身不足以减轻他在工作日中感到的不满。他极其渴望富有美感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上在自己位于城市中心的寓所的私人空间里，他得到了这样的美感，在这里，装饰和家具似乎摆脱了“永无休止地追逐利益的战场”。他如此珍爱的地毯和墙纸之类的商品完全是天堂——史蒂文斯所说的伊甸园——的形象，并且由于墙壁很薄，挡不住城市的喧嚣，这种欣喜的感觉更加强烈。

史蒂文斯早期的书信和日记将我们带进了他的诗歌创作的社会厨房，在这里埃兹拉·庞德的现代主义口号“创新”变成了“隐居”：审美是从纽约街道的真实空间转移到他的房间的私人空间，再转移到意识的精神空间(如今这个空间非常危险地对外界封闭了)的一个向内在转移的抒情过程；抒情审美，即感官印象的形成，是对纽约更破旧的那一面的压制——这个过程首先把华盛顿广场上的游民们转化为“雨天里的乌鸦”，最后一跃进入主观自由的境界——那是印象派绘画作品的氛围，色彩使所有物品变得抽象：

另一个早晨，回家的时候，我走到华盛顿广场，去看一眼树……我惊讶地发现许多人正在草地和长椅上睡觉。其中有一两个人竖起领子，揣着双手在含有硫磺臭味的空气中慢慢远去，仿佛雨天的乌鸦。其他人横七竖八地躺着。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腰酸背痛。淡淡的晨熙中飘着浅蓝色的薄雾；等我回到房间时，光线已经变得强烈了，像一层淡金色的面纱。

鉴于史蒂文斯在纽约体验到的是职业生涯的焦虑，把描写织有孔雀图案的地毯的那段日记和《星期天的早晨》的起首几行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发现一个对于美国现代诗歌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场景：作者想象自己是既性感又经济的易装癖者。他感到一种解放自己的冲动(正如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的，“想入非非”的冲动)，但他作为男子的义务告诉他不能这样。《星期天的早晨》中启示性的第七节把我们带回到如今重新崇拜男性生殖器的世界：

狂热的人群将在一个夏日之晨

在祭奠酒神的仪式上围成一圈

热烈而虔诚地把太阳颂赞，

不把它当做神，只当做“若神”，

裸露于他们之间，如原始生命之源

人群高唱颂歌，宛如天堂圣乐，

发自肺腑，又复归云端；

此起彼伏的歌声，颂扬着

为他们的主人喜爱的风中湖泊，

还有天使般迷人的树林

以及歌声回荡的深谷山峦。

作为对未来的想象，这一段很荒谬，但史蒂文斯的荒谬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样的荒谬符合传统的美国文学所幻想的男性乌托邦，即一个美妙的、没有责任和义务的地方：《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木筏漂流，《白鲸记》中的“握手”一章，瑞普·凡·温克尔在卡茨基尔做的有关男人游戏的白日梦，惠特曼作品中的许多事物，以及年代较近的诺曼·梅勒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Why Are We in Vietnam？)结尾的布鲁克斯山。史蒂文斯幻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男人们工作，但男人们的工作不能与同性恋乐趣区分开来；男人们赤身裸体地工作——他们赤裸的身体不带任何社会差异的标记(而穿晨衣的女子带着这样的标记)。他们一丝不挂，围成一圈，象征着不分阶级的博爱(普天之下同为兄弟，但没有姐妹)和平等。他们歌唱：他们共同创作一首重要的诗——献给“主人般的”大自然的赞歌，合唱天使们带着感伤情绪唱出这首歌，这是从传统基督教中搬来的隐喻，诗人经过大胆的考虑在异端的自然主义的音乐中对其作了重新评价。史蒂文斯早期生活与诗歌的矛盾消融在一种男性力量的形象中：“自然之父。”

在哈佛写下的日记中，史蒂文斯作出了这样尖刻的评论，其矛头所向似乎是当时很受欢迎的女诗人，比如弗朗西丝·奥斯古德(Frances Osgood)和莉迪亚·西戈尼(Lydia Sigourney)，但其真正的对象是美国的雅派文化：“诗歌与男子气概：那些说诗歌如今已成了女人的天下的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诗歌是女人气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济慈、勃朗宁、丁尼生——他们都是男诗人。无聊的诗篇总是无聊的男人的作品。”然而这正好也可以比照那些无聊的男人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意识产生的影响，因为史蒂文斯一再说他自己更为清醒，然而惟其清醒，他才没有将自己的青春全部奉献给文学，似乎是在担心自己很可能被列入诗歌中缺乏男子气概的无聊男人中的一员。

在哈佛求学时，史蒂文斯(在越来越浓厚的世纪末氛围中)开始蔑视唯美主义理论——“为美而美”——他认为这一理论“糟糕透顶，因为它是不可饶恕的废话”。“艺术，”他争辩道，“必须与其他事物完美匹配，必须是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艺术在那个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那么它同样可以找到作为其附属的手段和关系。”史蒂文斯还学会了公开怀疑道德说教的艺术。他远离布赖恩特和炉边诗人群体，因为，正如他所说：“新英格兰诗派是过于苛刻的思想者。对他们来说，除非到达道德的高度或用它来增加叙述的吸引力，否则玫瑰根本无感伤可言。我却相反，喜欢将我的哲学隐含在美感中。”然而隐含在美感中的哲学仍是哲学，这是史蒂文斯以及当时凤毛麟角的几位现代作家(如今他们可都已经闻名遐迩了)一贯谨守的戒律。

1889年，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在哈佛哲学系获得博士头衔，一年后留在那里任教，成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的年轻同事。接下来的20年，三个人一起，在相互支持、竞争和批评的关系中，共同确定了后来所谓美国现代主义的形式和局限：其欲望和价值观，其在文学、社会以及哲学方面的起源和基础，以及其文化和社会评论有时尖锐对立的力量。史蒂文斯、弗罗斯特和E.A.罗宾逊在这一时期都是哈佛的“选科生”(非攻读学位的学生)：罗宾逊在哈佛的年代是1891年到1893年，弗罗斯特是1897年到1899年，史蒂文斯是1897到1900年。从1906年到1914年，艾略特是真正的哈佛学子，1910年获学士学位，1911年获硕士学位，1914年定居伦敦前为获得语言和哲学博士学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完成了博士论文，但却选择放弃了博士学位。因此，我们所说的美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探索与美国现代主义哲学的突破在时间上正好重合。并且现代主义诗歌风格形成的地点，也是权威的哲学演讲的地点，即20世纪初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不论是以个人方式，还是以规定的学术方式，罗宾逊、弗罗斯特、史蒂文斯、艾略特以及拉德克利夫的现代主义者格特鲁德·斯泰因都与哈佛哲学家们相遇过。这些人都是传统和纯粹意义上的“影响”和“源泉”。

史蒂文斯本人认识桑塔亚纳，读过他的《诗歌与宗教的诠释》(Interpretations of Poetry and Religion)并终身受益。在晚年所写的动人诗歌《致罗马一位老哲学家》(“To an Lod Philosopher in Rome”)中提到桑塔亚纳时，史蒂文斯赞扬后者一贯的优雅讽刺，这种优雅的讽刺揭示出现实与我们的需要不符，但仍一贯而必要地修正和打击我们的梦想。然而在哈佛的哲学家中，对史蒂文斯的诗歌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尽管有时是因为与之对立而受到影响)，而不是桑塔亚纳。相对于詹姆斯来说，桑塔亚纳是垂死的拉丁人，烂到底了，由于他无法再相信现实有一个永恒的形态，干脆就虚构永恒的形态——史蒂文斯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坚持这一立场，通过《阿达吉亚》(“Adagia”)诗中的箴言，也通过临终时皈依天主教这一看似虚伪的行动来赞同这一立场。在詹姆斯看来，关于结构的形而上的争论在唯理论和实体论层面上都是空洞的，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将这些结构看做是政治手段和力量：“你与之打交道的单位越大，所看到的生活就越虚伪、越粗暴、越虚假。因此，我反对一切此类大型组织，首先是国家组织……系统也是一样，一旦掌控我们就立即实施暴力。”

在詹姆斯看来，美国的现代主义是作为反帝国主义的事业诞生的。实实在在地说，他的实用主义观是不纯的、存在争议的——对于批评、自省和自我修正来说这是一种强大的观点，这种观点从不声称了解单一人的叙述，因为它不相信这样的叙述，也就反对由于相信它们而导致的往往是压制性的政治行为。詹姆斯1906年底和1907年初在波士顿和纽约所做的讲演不久后即被集结成书，书名就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该书带着美国历史上一个决定性时刻的烙印：我们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首次在古巴和菲律宾全面发起的帝国主义行动。

吐温和豪威尔斯是两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直接跟此二者对比而言，詹姆斯就成了因某种奇怪关系而抗拒帝国主义这一隐秘历史中的第一人。第二个是沃莱斯·史蒂文斯，表现在他1919年的《坛子逸事》(“Anecdote of the Jar”)中，第三个则是读过这部作品的麦克尔·赫尔(Michael Herr)，在他1970年的一本题为《派遣》(Dispatches)的关于越南的书中，他引用史蒂文斯的诗歌来表现聚集在金沙要塞的美国战斗力量的全部焦点所在。赫尔让史蒂文斯直接开口讲话，对在越南借助一种“脱叶策略”强制推行和强行消灭意识形态的做法表示反对。该策略在文中的表述就是重新划定一个国家的疆界。赫尔对符号与所指物之间有时致命的关系进行了反讽的思考：“为了军事方面的考虑而在越南更真实、更古老的存在之上强加一整套新的参照符号，这种强加的行为首先是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然后继续往下分……把南越进一步分成四个界限分明的战区。”赫尔在结尾通过在《坛子逸事》中有生动描写并巧妙评价的虚构的帝国主义对金沙做了注解：“一旦被牢牢困住，金沙就变得像沃莱斯·史蒂文斯诗歌中被安置于小山顶的坛子一样，君临四界。”

詹姆斯在《实用主义》的第一篇讲稿中写下了他自己的坛子逸事：

你在街上看到的世界是你个人拥有具体亲身体验的世界，这个世界之丰富超乎想象，它是纷乱的、泥泞的、痛苦的、复杂的。哲学教授向你介绍的世界则是单纯、洁净而高尚的。这样的世界里不存在现实生活的矛盾，它就像一个建筑的典范，用理性的原则架构轮廓，用逻辑的必然粘合各个组成部分。纯洁和高贵是其表达的中心内容。它就像小山丘上的一座华丽的大理石神殿。

詹姆斯说，这样构想的哲学不是“对这个真实世界的说明”，尽管它声称自己是。它是“建在这个真实世界之上的额外之物”：一个“避难所”、“藏身处”、“替代品”，一种“逃避方式”，一个“人造纪念性建筑物”——全都具有否定性质，当然啦，并且没有一点害处，直到我们加上另外一个给所有其他特性都带来威胁的特性——詹姆斯所说的华丽的大理石哲学神殿，像史蒂文斯想象的坛子一样，像金沙一样，也是一种“补救”。

在如此拆除理性的经典建筑的过程中，詹姆斯想表明的是，理性主义方法所得到的不是冷静的、带有沉思的描绘——构筑在战斗之上的“理论”：它是动态的纯粹。华丽的大理石神殿“构筑在地基上”，不孳生“鸟雀或树丛”。像史蒂文斯笔下田纳西那只令树叶脱落的坛子一样，传统的理性(对理论的欲望)在詹姆斯恶意讽刺的审视下变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渴望”，对“纯净物品”的需求。作为理论欲望，即对提纯的欲望，理性被表述为提纯的意愿：放在詹姆斯写作的政治背景下考虑，就是一种激冷工艺。在史蒂文斯的诗歌和赫尔描述为“被安置的坛子”的金沙的神秘预示中，詹姆斯认为美国人出兵菲律宾是企图“安置我们的秩序”，让他感觉十分古怪。史蒂文斯反对常常表达出来的欲望，知道这类出兵是对现实和自我的威胁，他早在写《坛子逸事》时就知道了，后来在写《笔记》(Notes)时也一样，在谈到“最伟大的小说”时，他停下来警告自己不要“强加于人”，而要去“发现”。他说(他希望，他极力主张)这一定是可能的。

1941年，史蒂文斯在普林斯顿做了一次讲演，题为《高贵的骑手与话音》(“The Noble Rider and the Sound of Words”)，当他远离他最早的评论者所认为的——诗人并非毫不赞同——他早期自觉的和全不经心的审美实验时，他令人惊讶地突然谈到他使用的一个关键词的含义，详细说明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基础，他的前卫意识不可能产生于这一基础，还详细说明了社会变化——令上流社会文化如此受创的变化——他的第一本书《风琴》(1923)的风格就是对这一改变做出的刻薄的、喜剧式、挽歌式而又言辞丰富的反应。这个关键词就是“现实”。现实使他的随笔、书信和诗歌变得尖刻，使之变得像某种最终的本体论的灾难预言，且这个词还不断与其他两个重要的不断出现的词汇进行协调，其中一个是“想象”，这是史蒂文斯继承下来的词，表示极其浪漫的渴望，另一个是“透明”，从中可以看到他笔下美国曾经的思想和社会状况。

爱默生的《自然》(“Nature”，1836)一文即使在当时也远近闻名，其中有一个令人注目的章节写到透明的眼球，说纯净而直视的眼睛本身成了一个媒介。在透明的时刻，爱默生说，“站在空地上”，他的头“沐浴着清爽的空气，上升到无限的空间”，他变成了“上帝的一部分”。史蒂文斯的措辞是反超验主义的，是自然主义的、无神论的、唯美的；但关于爱默生，他趋向于认为这样生机勃勃的时刻不会出现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当这样的时刻真的出现时，我们基本的社会关系，甚至那些显然取决于权力的关系都会变得毫无意义。爱默生又说：“那时最亲近的朋友的名字听来也觉得无关而次要：那时，不管是兄弟还是熟人、主人还是仆人，都微不足道，而变成一种妨碍。”这样“真实”的时刻是紧迫的、决定性的，因为历史的各种社会重力形式大概无法捕捉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是最真的自我，享受绝妙的独处，摆脱传统与团体。

然而，史蒂文斯在普林斯顿的讲演中，关于“真实”的最令人吃惊的部分提到的不是自然，而是历史和社会，此二者是一对重力，是最难以抵挡的决定力量，但不是诗人的想象所偏爱的。社会的真实很少作为中心出现在史蒂文斯的作品中，在普林斯顿的讲演中，社会的真实被展现为受到压抑的怪物，无法拒绝的存在条件——这种“真实”，史蒂文斯最困惑的词，在讲演中被赋予了最明确的历史界限。他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是存在的，它是“隐匿的，基本上被忽视的”。这种现实是“80年代、90年代以及本世纪头10年舒适的美国生活状态”，他生命中的头30年恰好处于这一时期，其间——尽管他在自己的随笔中并没有这么说——他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父母为他创造的舒适条件中，他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生活理当如此，直到有一天他离开哈佛，去纽约独自谋生，从此不再依靠父亲的经济支持(但并非毫不遗憾)。这时，对他本人来说，“现实”(令人痛苦地)改变了，并且个人的变化触发了新的社会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已经被解决掉了，”他说，“思想界和社会的少数派开始取代他们，把我们的生活状况转变为某种不确定的状态。”

在史蒂文斯为生活所迫开始认识到这一社会改变时——在他撰写普林斯顿讲演稿之前大约35年——他看到自己突然被扔进了纽约的穷人堆中，没有了舒适的生活，不得不为生计发愁(不知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即使他具有训练有素的感受力，爱好读书、写作以及他担心可能是他的新写照的工人阶级决不可能感兴趣或擅长的东西(高雅的绘画作品、美食、东方地毯，等等)。这时，他知道托父亲的福他所拥有的生活状况和单纯并不是最终的，在“舒适的美国生活状态”外，成百上千万人正过着与“我们的生活状态”无缘的一种生活——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他知道他可能不得不变成他们中的一员，在这个产生阶级意识的时刻，他的种族意识突然被唤醒了，唤醒这种意识的，是在步行穿过格林威治村和下东区时的所见所闻，是人口构成的巨大变化(其影响将给美国带来物质烦恼)，是如洪水般涌来的移民。

这一新现实不管在经济还是种族方面都令人不安，在普林斯顿讲演时，史蒂文斯称之为“紧张的”，并把它描述为“充斥着致命的或可能致命的一切”。在这一新现实中，一名“可能的诗人”必须放下自己充满同情心的浪漫想象，代之以能够“抗拒或逃避”但不带幻想的想象，因为对于像他一样生活受到这些初来乍到的美国人威胁的人来说，明天的现实可能更加严酷。他所说的“可能的诗人”指的是像他一样的诗人，在只有金发碧眼的人们去普林斯顿或哈佛读书的时代，他们可能就读过这些学校：事实上，20世纪早期的工人阶级和移民诗人满怀同情地描写新到美国的人；逃避他们不是这些诗人的审美过程或社会议程的一部分。史蒂文斯的普林斯顿听众不可能质疑过“我们的生活状态”这一暗含偏见的、排他的表达方式；他的普林斯顿听众不会认为他的表达方式有仇外的意思：“少数民族开始让我们相信，”他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什么也没留下。”史蒂文斯所说的“可能的诗人”一定听到了这一无用的训谕：如果你能的话，可以抵制这个可憎的新世界，但你多半不能；设法记住你所热爱的那个被取代的世界，透过你怀旧的目光，那个世界变得“像一册阿克曼的彩色插图或托弗(Topher)的一本瑞士素描书”——对于那些已经失去它、觉得它如此舒适并且一向认为这它理所当然的人来说，那个世界是多么遥远，又是如此地无可挽回。

史蒂文斯在他职业生涯的晚期在普林斯顿做讲演时所哀叹的社会和文化变化，他很早的时候就哀叹过，当时他还是哈佛的一个花花公子，在《哈佛呼声》(Advocate)上发表了一首诗歌，题为《粉色阳伞联韵曲》(“Ballad of the Pink Parasol”)，该诗反映了效仿维庸(Villon)的审美风潮(罗塞蒂的译文“去年的雪去了哪里？”)，很多赶时髦的诗歌于是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和明显轻浮的口吻悲叹非自然社会时间而不是自然时间的流逝：“老式的假发去了哪里？”“高耸的帽子去了哪里？”“奔驰的古旧篷车和颠簸的轻盈小轿去了哪里？”“黄色和棕色的皮袄去了哪里”？

……这些小玩物都已远去，

在宫宇和殿堂的废墟中，

被往日的阴影遮蔽成黑暗——

但那把粉色的阳伞去了哪里？

这种悲叹的语调基本上是轻松的，在修辞上带有一点史蒂文斯早期特有的华而不实、半讥讽的语调(半讥讽是他的主要基调，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不过——这同样是其早期风格的一个特点——这是真正的悲叹，只在那最没有把握的叠句“那把粉色的阳伞去了哪里？”中才听得出半讥讽的令人惊讶的尖锐。阳伞：恰能代表已成过往的贵族阶层的典型象征物，它遮蔽阳光，保护白人贵妇们的肌肤不变黑，肌肤的颜色常常是阶层差异的代表。

在普林斯顿的讲演中，问题不在于贵族统治的消亡——史蒂文斯跟其他美国作家一样，还不可能了解这一点——而在于20世纪中产阶级的“扩张”，大众教育使他们获得了一点点学识，“开明的思想家们”让他们有了一些“想法”，他们“带着现实主义的满意感”——这是指中产阶级批量生产的生活方式。中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满足感不仅表现为其对现实主义小说和艺术的爱好，而且还表现为他们的大公寓房子情结及其食物类型(无疑来自A&P食品商场，史蒂文斯指出)。“我们不再生活在家里，而是生活在各种住房计划中……我们与邻人老死不相往来，并且不幸的是，我们从未与邻人住的如此之近。”换言之，史蒂文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满足感”指的是“商品文化”之类的东西。他爱好美食，寻找美食是他常常离开哈特福德前往纽约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在书信中常常谈到的一个话题；他从法国搜寻前卫的绘画作品，在世界各地寻找珍贵的手工艺品；他渴望本身值得珍惜的独特物品。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种反感中产阶级的意识，他反感中产阶级的满足感以及迎合这种满足感的资本主义大众文化。

史蒂文斯的前卫意识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少数民族如洪水般涌入美国造成了人口结构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因为大众文化在物质层面对日常生活的支配力量达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以至于对像史蒂文斯那样的人来说，想避免其对情感的影响十分困难。与众不同、独一无二，除了该放进博物馆的老式的假发和粉色的阳伞，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生活在一个千篇一律的世界里(不管是在杂物店、通俗小说还是公寓里：“对公寓的厌烦”，他在《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中如此总结到)，其影响是使史蒂文斯的审美敏感性衰退，使他倾向于总是希望得到他的商品文化故意不生产的稀罕物。在晚期的一首隐喻诗中，史蒂文斯写道，隐喻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由语言形象引入意识的变化的欣喜：语言的惊喜是基于经验的惊喜。这也是金钱的动机。史蒂文斯的最高幻想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的乌托邦，是一个室内装饰家的梦想：有了这么多的钱，他就能在每个秋天把他的家重新装饰一新。对于有这样的幻想的人来说，金钱财富，如同语言财富一样，还产生经验的变化，给人全新的感受，让人兴奋不已，这样的欣喜使消极无聊的生活焕发出活力。

因此，在诗歌风格和生活方式中求新求异就是寻求标新立异的快乐，寻找这种快乐是为了抵制令人麻木的千篇一律的文化。商品文化中的日常生活所表现的完全是现象学上的警察国家，他的抒情诗，他的爱丽儿将把他从中拯救出来，或者他希望如此。他会去看水彩画展览，看“依然古老的水波和月光和树木和阳光等等”。他会在晚饭后走到第六大道去看商店橱窗，看“女帽、明信片、鞋子，等等”。以前在纽约度过的较为贫寒的日子里，他喝“劣质茶”(史蒂文斯对茶有了解)，吃盐腌牛肉，啃饼干，削菠萝。由于这些，由于“等等”这座牢狱——“等等”是他的书信中常出现的语言痉挛，表达了他对认知麻木和情感麻木的感受，日常生活的无聊威胁着他的敏感性并使之转向唯美主义方向——这种社会噩梦迫使他不得不逃到大自然中去，到自然中漫步。但一旦走进大自然，由于敏感性已经被周而复始的生活弄得麻木，从田园风光中已经找不到情感上的快乐。除了把大自然看做是受社会经验影响的另一个令人厌烦的“等等”的场所，哪里还有大自然：“事实上……我喜欢的是花开带给人的惊喜”，并不是指花本身。“我看花看了一个星期后(真是大丑闻)，准备接下来看叶子”，并不是指叶子本身，而指从花到叶子的变化。他为自己不寻常的观察感到有些沾沾自喜，但并未试图掩盖另一个事实：他去乡下就是为了寻找他通常所预期的东西，即场景的变化。这是他一直渴望寻找的东西。

在大自然里散步，就像在第六大道上散步一样，令人生厌，因为在树林里散步和在第六大道上散步有着惊人的相似——并且在传统文学中漫步也不会令人感到宽慰。他希望的是“迅速”而“不负责任的”，真正逃避一切监控方式(经济的、文学的和自然的)及其所复制的牢笼。他希望的是彻底背离经验，只有最坚定的前卫形式的文学才能使这样的背离成为可能：彻底的背离必须在“文学”中实现，因为凭借着史蒂文斯本人的社会经验，他不能想象(也不希望)这样的背离能够是“社会的”或“自然的”。

史蒂文斯对各式监控的反抗在《风琴》中表现的形式是《雪人》(“The Snow Man”)，用动人而朴素的语言表达出对一种不可能存在的朴素景象的寻求：对无杂质的视野的渴望，第一次观看，用的是恰当的不定式的形式(“to regard”，“to behold”)，这是渴望事物本身的语言形式；也可以采用《十点钟的觉醒》(“Disillusionment of Ten O'Clock”)中对中产阶级生活带有同情的嘲讽的形式，这样的生活了无生趣、令人悲哀(真是这样)，没有发挥独特的服饰方面的想象力去加以装点。因此(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逻辑)完全没有快乐；或者可以采取《冰激凌皇帝》(“The Emperor of Ice Cream”)中关于葬礼的训诫的形式，那训诫是对生活的肯定。《冰激凌皇帝》这首诗彻底暴露了史蒂文斯在美学上狂热追求感官体验和语言及服饰华丽的原因，那就是恐惧，对死亡本身的恐惧；或者可以采用幽默的分析性元诗歌(metapoem)的形式，比如《权贵的隐喻》(“Metaphors of a Magnifico”)，该诗暗示了意象在认识论和伦理方面的必要性(二者密不可分)，暗示了对摆脱了一切惯常思维甚至理性本身的意象来说，感性的清晰和独特性是非常必要的。他在《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中写道，“在那非理性的时刻，我们从所见之物那里捕捉其非理性”；或者可以采用对中产阶级的基督教虔敬行为的大胆批评的形式，比如《高调门的基督徒老女人》(“A High-Toned Old Christian Woman”)、《针对巨人的密谋》(“The Plot Against the Giant”)以及关于圣厄休拉和处女们的诗——所有这些诗都露骨地将基督教情欲化了。

《风琴》中抗辩的形式和风格尽管并非真正难以计数，却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作者有无限的创新能力，愿意尝试一切，只为避免他的文化所强加的令人迟钝的千篇一律。如果这一努力采用的形式过于严肃，太过浮夸，那么他会检讨自己：“嗨!创作者也是瞎子。”但所有这些招数最后都摆脱不了一种东西，就像桑塔亚纳对爱默生的评论，爱默生虽然不能承继上流社会的传统，但事实上没有拿出什么可以替代的东西，说到底是一位被内化的作者，在做内心游戏，试图消化空缺。史蒂文斯明白只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徜徉的个人主义愉悦感受，但他也知道，一个现代诗人，一个执着地追求前卫的异化所带来的不现实的文学满足感的“怀疑现实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也许是“骷髅的生活”，他在后期创作的诗歌《在你离开房间时》(“As You Leave the Room”，1954)中担心的或许就是这个。

在《噢，佛罗里达，性的温床》(“O Florida，Venereal Soil”)这篇史蒂文斯发出甚为直接呼声的抒情诗中，他为我们记录了他对于爱默生在自己的日记中所说的“黑色的眼睛和黑色的坠落物”的反应。(在这里“坠落物”是园艺方面的，指的是“坠落的果实”；“黑色的坠落物”则是指“坠落的腐烂果实”。)作为一个渴望摆脱自己抒情诗中的社会羁绊的不信“现实”的诗人，史蒂文斯毫不遮掩地告诉我们，驱使他选择这样一条内向的抒情方向的，恰是“这个世界可怕的混杂，”是他在大约20年后在普林斯顿做讲演时影射的社会上的少数民族：

古巴人、来自波罗多斯基的人们，

墨西哥妇女，

在死尸之间消磨时光

的黑人殡仪员

混水摸鱼

诗人因反感非英美人而对佛罗里达(他冬季休假的地方)使用的呼语可谓极为粗鲁，这是史蒂文斯文学态度的典型反应，正如他在早期或晚期所写的一切一样，华丽的辞藻和激发美感的氛围清楚地表明这是他早期创作的一首诗歌，并且其睿智的、元诗歌的特性向我们指出了史蒂文斯以后作为一个作家将走向何处。对他来说，抒情诗基本上是成问题的，更多的是苦恼的思考和探索的对象而不是一种诗歌形式：他的抒情诗是一种渴望，渴望没有也不会被社会环境触及的纯粹的感觉，对这样一位作家来说，他的位置就在实现不可实现之目标的痛苦的边缘。

以维纳斯为标记的佛罗里达是“性的温床”，到处是抒情的主题和灵感。佛罗里达——诗人与景观之间潜在的情欲关系之地——是现代美学的灵感来源：以情人的心情感受“事物本身”所带来的感官体验，没有隐蔽的动机，并且通过T.E.休谟(T.E.Hulme)和埃兹拉·庞德争辩的“意象”使这种感觉清新地保留下来。但佛罗里达在社会方面的“黑色的坠落物”闯入诗歌，仿佛从天外飞来，产生了反面影响，就像是某种敌对力量，比如性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混杂”，史蒂文斯没有给这些“可怕的混杂”提供适当的语法环境，以此制造了闯入的效果。“可怕的混杂”是一个句子片段、一句旁白，是他不得不做的补充说明，使诗歌流畅的抒情轨迹发生转变，使得他无法处于一种能够关注事物本身的意识之中：就好像抒情审美，斯蒂文斯钟爱的主题，在佛罗里达的少数民族中遭遇到了其终极对手，破坏了他度假的心情，仿佛少数民族只要存在，抒情(精神的假日)就不可能，仿佛他们，这些性病的传播者，预告了诗歌的死亡。

少数民族将成为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的来源，在普林斯顿演讲时，史蒂文斯带着强烈的优越感暗示了这一点(“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满足感’”)。他们将为现实主义者提供方言的新主题；他们将为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带来各种奇异的新文化。简言之，少数民族将为史蒂文斯的前卫想象提供动机，因为有现实需要的他们将推动一个现实主义市场的不断扩大。在史蒂文斯的年轻时代，抒情诗是同时受到珍视和威胁(因为受到威胁所以被珍视)的美国上流社会文学体裁，后来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压力下，成为本国语的体裁。在史蒂文斯的作品和上流社会的传统(他是这一传统不情愿的终极继承人)中，抒情——这种在历史方面无拘无束、在社会方面不受污染的写作方式——对少数民族以及扎根于其文化中的方言展开了一场肉搏。带着情欲的焦渴，史蒂文斯写道：

夜色中

基韦斯特的门廊里，

九重葛后面，

在吉他沉睡后，

你快步走来，

像撩动情欲的风，

令人痛苦，不知餍足……

掩盖在重新受到社会场景压迫的浪漫主义惯例下的是诗人的表白，驱使他的则是一种渴望，那是他那对社会极其麻木的抒情灵感所不能满足的渴望(“你也许退隐在，/愚昧的学者，/茫茫大海上”)。史蒂文斯这位痛苦的抒情诗人，竟大肆使用没有哪个雅派诗人能够容忍的色情语言，他无法隐藏自己不快乐的原因。他期望的不是完整的美感就是彻底驱逐他的抒情灵感(“潜伏或暴露/对情人来说无非如此”)，但他两者都未做到，正是在《风琴》的这种张力状态下，一种现代抒情诗从雅派诗歌的危机中诞生了，这是一种透着烦恼的色情抒情方式，这种方式无法成功地隐瞒其业已失去的社会基础，也无法压抑其对美国社会关系的绝望。

说起历来为唯美主义者所青睐的主题，大概没有什么比得上死亡了，因为死亡是跟对愉悦的各种美学追求唱反调。在《风琴》中，史蒂文斯在即兴诗《十三种看乌鸦的方式》(“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bird”)中用令人眼花缭乱的高超技巧利用了这一传统。在这首诗中，诗人通过乌鸦勾画并以令人惊骇的方式组织了各种景象和试验的风格，这些乌鸦初看是一种纯粹的文学道具，但到了诗歌的结尾就成了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无所不在的事实。在普林斯顿的讲演中提到的社会死亡(新的社会现实“生来就有着致命的弱点”)和乌鸦一诗中描写的存在主义的死亡在佛罗里达一诗中融合为一种单一的双关意象：“在死尸之间消磨时光的黑人殡仪员。”

在写给那些向他请教他那晦涩难懂的作诗法的评论家们的书信中，史蒂文斯宣称自己随着年纪的增长实际上成熟起来了，成熟的证据就在他后来创作的长诗中，他终于形成了极其严肃的重要人物的必要语调(虔诚的语调)。这一有关个人成长的说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明显地反映在经典现代派自省诗歌更为广泛的文化层面，反映在现代主义者因担心自己脱离社会而感到的极度恐慌中。从唯美主义原则开始，现代主义者们思索的问题是——通过一种背离世界转向内心感觉和印象的艺术，正如佩特(Pater)所提倡的艺术——如何能让艺术回归世界，让艺术与世界发生联系，在世界上发挥力量，或者，用史蒂文斯的话说，“为世界服务”？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对高雅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观性和无情节性特点的严厉指责在历史上很有名，这一指责就其程度而言是恰如其分的，但没有考虑到高雅现代主义者的一个极其有趣的情况：他们怀疑使自己变得浅薄琐碎的无历史主义，这让他们感到不自在。

对史蒂文斯的第一卷诗指手画脚的评论家们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一位矫揉造作的唯美主义者——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更糟糕的是，从原则上说他的诗歌没有立场、没有头脑：也许像宝石一样瑰丽，但没有要旨。这些负面评价令史蒂文斯感到烦恼，但原因并非我们通常所想的那样。事实上他以前就听到过这样的评价。这些评论者们只是公开说出了他在决定《风琴》内容的那几个月里写信对朋友们说的话。在那些自省的日子里，他说自己的诗歌是“可怕的茧，从里面爬出发育不全的昆虫”，这些诗是“干枯的”、“衰弱的”，说得好听些是“基础的细节”，说得不好听是挑不出“鲜嫩生菜”的“一堆垃圾”。44岁的史蒂文斯不是那种靠重读自己的旧作汲取营养的作家。他是患有严重的独创强迫症的现代派作家之一，其病根既有文学方面的也有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对于文学先锋派和资本主义的金钱利刃这两方面的决定性体验注定了这是一种顽疾。

作为一种主要的价值观，独创性使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美学和经济学的传统对立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具有独创性的人不但因不同、稀有和怪异而珍视新的事物，而且能够并且的确在新颖的诗歌和异国水果中找到同样引起愉悦情感的东西。史蒂文斯是那种认为旧东西就是旧东西而没必要再惦记的作家。鉴于从在哈佛上学时一直到生命终结时他所想象的和对诗歌设想的重要社会角色，他对自己从将近30岁到40岁出头这段时间实际上设法创作的东西的评价一定令人难以理解。但即使是在他谴责自己的时候，他也允许自己对于有机的成长过程进行充满希望的虚构。他或许考虑到了流产的情况，但他能够想象并相信有可能足月生产，有可能获得目的论方面的完善，不但对他自己而且对他的诗歌创作计划来说都是如此——随着他与埃尔西·莫尔的婚姻破裂，此二者之间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

史蒂文斯是作为唯美主义者开始创作的，尽管只是沉浸在纯粹感知和语言骚动的欢乐之中，但却无疑是一个适当的开始。唯美主义是从社会混乱中抽身出来、永远免于说教和政治转喻的一种孤立思潮。随着自己年岁渐长，史蒂文斯对于自己所部分认可的现代主义运动也更加持批评的态度，他开始认为，如果独立的审美要想变得紧要而有说服力——他本人一直以来都觉得独立的审美依其天性本当如此——那么它就必须以某种方式使自己的纯净超越自身，返回社会混沌之中，并回到他的修辞目标：那些在文化和经济上得天独厚的读者们。这些读者正如史蒂文斯自己，需要改变其生存的根本性无趣状态。“它必须提供快乐”，这句引文是《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最后一节的标题。它必须提供快乐，因为很少有其他的东西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史蒂文斯职业生涯的晚年所创作的许多杂文中有一个很具史蒂文斯特色的地方：他宣布诗歌有助于我们生活，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我们从其他地方所获得的帮助太少了。他曾经告诉他的妻子，朝九晚五日日工作的沃莱斯什么也不是——他的真实自我的源泉是在家里，在家里才如鱼得水：这是他婚姻生活的场所和(这位审美王国的居民)的诗歌活动的场所。可是当爱情和婚姻发生分离，他的创作就成为自我的最后源泉了：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的诗歌事业的命运最终还是无法与快乐的宿命相互分离。

在《风琴》出版前的一段时期，创作长诗的念头开始变得对史蒂文斯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为史蒂文斯就文学地位和婚姻这两个痛苦难解的问题暗示了解决的希望，而这两个难题都无法与他作为男性的经济角色、与男人要在经济上顶天立地这种社会病加以分离。一首长诗能够同时标明他的男子气概和文化威力，而那些琐细的乐事——史蒂文斯曾经一度夸赞托马斯·坎皮恩(Thomas Campion)和魏尔伦(Verlaine)的那些琐细小事——则做不到这一点。用“萎靡者”这个词形容他的早期诗歌可谓恰如其分。史蒂文斯曾经写道，真正的汉子就像庚斯勃罗(Gainsborough)那样会去描绘山川人物，而不事扇面雕琢；真正的汉子如果去写诗歌，不会去写布尔乔亚趣味的小巧抒情诗，而应致力于具有大众(史诗)意义的长诗。史蒂文斯此时年届三十，觉得自己被社会环境边缘化了，好像一位只在工余从事诗歌创作、带有淑女风范的业余人士；至少(或者不如说是最多？)在自己充满想象的生活中，他要成为一位拉丁爱好者，要向史诗缪斯展开追求，而这个女人不仅曾经为一批特别的人，比如荷马、维吉尔、但丁和弥尔顿等汉子提供了灵感并且也曾被他们所附身，而她对于男性现代主义者来说却犹如禁果。缺乏男子气概的史蒂文斯能否成为被他一度称为“你们这些男子汉诗人”的大家中的一员呢？他并没有把握，他将自己的疑惑带着幽默表达出来，这种幽默总是标志出(如果我们肯相信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它的猜测的话)实际上无法忍受和无法分担的内在严肃性：“我发现对于单一主题的这种长期的专注所造成的结果，根据有关权威意见，与对于一位女士的长期关注完全相同。各种关爱由此萌发。不过，它却要求一种能够将小夜曲加以变换的技巧，有时你特别想要取得意大利风格的感觉，却偏偏听起来好像来自危地马拉。”

在《风琴》(1923)出版之后，他的第二部作品《秩序的理念》(Ideas of Order，1935)出版之前的这段时间，即在1923年至1930年前后，史蒂文斯几乎什么也没有写。他那些年在文学上的颗粒无收倒不是因为《风琴》遭遇了冷淡和敌意。恶评并没有使他沉默，因为他自己事实上就是这些恶评的作者。《名叫字母C的喜剧演员》(“The Comedian as the Letter C”)是史蒂文斯第一次尝试写作长诗，他在这部作品里对于《风琴》问世后的反应所做的预审，要比他的任何一位真正的评论者严厉得多。“喜剧演员”是对于某位和他自己一样的诗人所作的粗暴而轻松的反思，在史蒂文斯看来，将“跳蚤琵琶演奏家”和“蜗牛苏格拉底”这样的绰号拿来对这类诗人进行贬低的嘲弄，实在很恰当，此外他还要在性方面加上些尖刻的讽喻手法：一位瘦骨嶙峋的水手试图用一根可怜的拿不出手的小棍来指挥海上风暴那恢弘壮阔、惊心动魄的音乐，似乎诗歌和性方面的能力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为标志。

史蒂文斯的文学沉寂可以解释为他对自己的失望和需要自我反省，但这仍然不够：如果他在实验某些新的长诗形式或有新的抱负，那也只是在大脑中，或者在草稿上进行着这些实验，没有人会有所见证。他肯定不曾打算要将新的自我在小众杂志上进行实验，尽管那些编辑们不断向他约稿，而且大有可能出版他提交的任何东西。截止到1923年，史蒂文斯依然是一位受到尊敬的前卫作家，由于保持着退隐和神秘，他的吸引力反而颇有增加。他拒绝了很多诗歌的约稿，他没有什么可提交出版的。而正当他沉浸在想象之中，对于自己诗歌的阳刚之气却行之甚少的时候，他却做了很多事情来挣得男子汉地位，那是他的中产阶级超我一直在教他渴求并在愧疚中为此付出代价的男子汉地位。

在《风琴》出版后的这段时间里，史蒂文斯似乎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也获得了成功——并升为他商业圈子里的公司领导，而这是一个有家庭责任的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史蒂文斯需要一个自己的家，而且还颇爱好东方地毯。诗歌是超越于境遇之上的力量和自由——史蒂文斯像18世纪末期以来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有必要相信这一点。不过现代作家们在财务上越是不稳定，就越倾向于尊奉美学理想主义的命题，并期待即使在资本主义的肮脏牢狱里也会存在有避难所。史蒂文斯却毫无抗拒地认识、承认甚至欢迎另外一个更加受到普遍认同的命题：金钱同样意味着力量和自由。文化资本或来自智力的金钱是好东西，即使它会像鸦片一样麻痹知识分子：它同样是一种金钱。但无论金钱本身是什么，它肯定不是一种金钱。史蒂文斯从来没有抗拒这一逻辑，他还将其作为一条格言写在《阿达吉亚》中：“金钱是一种诗歌。”

在1935年大萧条期间，史蒂文斯年收入达到2.5万美元(按今天的标准折算，大约相当于年薪20万美金)，换句话说，他已经获得了财务上的成功——在1935年之后，他的诗歌创作也才思泉涌。他在写给一位商业伙伴的信中说：

我们的房子令我们十分欣喜，但里面依然非常不完美……把它弄成现在这样花了很多钱。尽管买下所有这些东西很令人高兴，而且没有谁比我更喜欢做这件事，但如果能感到自己不是环境的产物，而(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环境的主人，那也同样让人高兴。而只有让储蓄银行堆满你的钱，叫保险公司的总裁停车邀请您赏光到他办公室去晤谈，才能实现做主人的愿望。对我来说，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一堆来自巴黎或伦敦的成包的书，生活才算真正开始。

史蒂文斯与大多数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中的作家不同，他知道那种在想象世界里充满力量和自由的感觉，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背景在那些憎恨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身上所造成的一种结果；他似乎知道美学的纯粹在经济上是封闭的；充满想象力的确是好事，但经济力量则是一种更加基本的善，因为它为史蒂文斯必须的美学上的善(来自巴黎或伦敦的书)提供了可能。且不论诗歌的力量是如何获得，也不究其来源，它又是否能掉转枪头瞄准其经济基础，凭其自身成为一种解放性的和建设性的力量呢？史蒂文斯不断咀嚼这一理念，尽管他拒绝接受文学力量也是政治力量的观念——他在书信和杂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艺术家毫无社会作用——他晚期事业的深度统一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在30年代所遭逢的激进思想的影响。经过这一际遇，史蒂文斯开始认为斯坦利·伯恩肖(Stanley Burnshaw)对他的作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是在进行一种探索。他开始相信自己的诗歌有其社会责任，尽管他的一切言论与此想法恰恰相反。一方面要进行史蒂文斯那种阒无烟火的抒情诗创作，另一方面又声称诗人有助于人们生活。相比之下，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更加有责任心(和带有负罪感)呢？

伯恩肖对于《秩序的理念》所做的批评为史蒂文斯厘清了他自己的阶级位置，并同时澄清了后者理想的以及在他看来不可避免的拥护者。史蒂文斯觉得伯恩肖的评论“极其有趣”，因为这一评论将他“置于”一个“新的背景”之中，即中产阶级的“中间立场”，这是那些同时可能是阶级斗争的潜在盟友和敌人的人所处的社会经济空间。史蒂文斯在读到伯恩肖在《新大众》(The New Masses)上发表的文字后，很快便写了一封信，其议论不但恰与伯恩肖关于中产阶级矛盾的宣言相呼应，而且略胜一筹：“我希望我是偏左，但是左派之后还有左派，形形色色，当然我不会走向《大众》杂志那种可怕的左派。有钱人和搞创作的过舒服日子的人绝没有那种左派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有钱和舒服。而且，进一步说，他的那些穷人也绝对没有那么穷。”史蒂文斯提出，在美国中间地带要比伯恩肖所认为的更广大，而更高和更低的地带则相对更狭窄，而且它们之间也不像共产党用摩尼教式的暗喻所刻画的那样，存在着情节剧式的尖锐对立。作为中间地带的诗人，作为没有受到革命渴望支配的诗人，史蒂文斯的基本生活或多或少有所保障(这“或多或少”也同时保障了一种保守的焦虑的存在，一种只想非常轻柔地摇晃船儿的愿望)，他“帮助人们的角色”——这种“人们”便是在美国话语里很容易泛指一切人的中产阶级——便是“去帮助人们生活。〔诗人〕有无穷的事情要做，从而赋予生活它所含有的一切滋味”。所谓赋予滋味就是提供审美，而非生物学的必需品：也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称为“新的需求”(或感到缺乏)的那些东西：在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得到满足之后，在男男女女们开始不仅生产食物而且生产那些维持食物再生产的手段之后，他们所需求的东西。在闲暇成为现实的那一刻，“我们”——那些真正有闲暇的人——需要一位文质彬彬的诗人。

在1938年以前，史蒂文斯就已经创作了《秩序的理念》、《带蓝色吉他的汉子》(The Man with the Blue Guitar)，且经历了《风琴》出版之后的困难时期(1923年至1930年)，那时他看起来似乎已经完蛋了；而1938年的史蒂文斯则正开始经历一场个人的文艺复兴，同时他的个人财富也正在激增，并且在大萧条的集体灾难反衬下显得令人格外瞩目。沃莱斯·史蒂文斯时年已是59岁高龄，然而就在这一年，他在发表言论时依然带着矛盾，依然带着那种影响了他早年自我意识的自我贬抑的羞赧，终其一生他一直如此。作为已婚的中产阶级男性公民，作为他父亲的儿子，作为作家，史蒂文斯必须对这些角色承担责任：

我已经做的那一点事情仅仅是一个预备——我无法相信自己已经做出了任何重要的成绩。事实是，也必然是，我也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太多的事情占据了我的时间，而对这些事情我又必须全力以赴、尽我所能。对诗歌进行思考，对于我来说是一项周末或节假日的事务，一件只能在来去办公室的路上做的事情。这样就使得它很难取得快速而确定的进步。此外，我也非常喜欢前面有东西可以追寻的想法；我不怕需要竭尽所能，以便达到目标看个究竟。这就好比有一段漫长时日，而我正打算要到某个自己未能生活在其中的地方去度过这段时日。

这条新的笔记重演了史蒂文斯很久以来决定性的矛盾，它在末了冒出来，并提出了令人不安的解决方法。史蒂文斯所感到的渴望没有特别的对象，没有外在的目标，是一种将渴望作为快乐来源的纯粹感觉。这样说还不够贴切：他需要将一个希望的目标放置在渴求不到的地方，以便结束这种渴求，而他又不怕“竭尽所能，以便达到目标”，因为他其实对于“看个究竟”并不特别在意。他所不会为之全力以赴的这个目标，显然正是他可能会创作的那种诗歌，而这种诗歌不会是预备性的，不会是布尔乔亚在周末、节假日和上下班途中处理的事务。对史蒂文斯晚年生活和诗歌的奇怪主题可以这样表述：这是他沉溺其中的一个必要的游戏，可以说它由两重渴望所构成，既想要写出真正有意义的诗歌，同时又不想创作这些诗歌。

这一整段文字摘自史蒂文斯在1938年所写的一封书信，段落的最后一句话为整个段落的语气定下了调子：“这就好比有一段漫长时日，而我正打算要到某个自己未能生活在其中的地方去度过这段时日。”这段话隐含的痛苦应该被称为结构性的，因为句首的“这”就像“生活在别处”，意指如果他有足够的生存条件和时间将会从事的那种创作，将要与为“其”提供可能性和滋养基础的社会环境融为一体。注意“将要”这个词，整个段落都暗含着一种虚拟语气，这段话本身就是它所试图刻画的那种创作的实例——一种相对其所设想的实现而言具有预备性却并不欲实现的写作：预备性是史蒂文斯希望超越的情况，而如果要对希望的实现加以延宕(那是不是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其实颇成问题)，又有必要让这种预备性持续存在。

那么，关于一种能够带来最终成就感的想象中的创作而言，其想象中的社会背景具体而言又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地方(“自己未能生活在其中”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不会像目前这样因为某种要求而必须任由其剥夺他的时间，强迫他为别人尽其所能(使他感到“必须”)。但如果这个想象中的环境是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地方，它也是并最有可能是一段时间本身，因为那是一个很惬意的过程，他可以在其中过着某一种生活，从而使希望的实现过程变得“漫长”。不是欲望一旦得以满足那种暂时性的狂喜——达到高潮，然后便发生谁也不会希望发生的反高潮——而是继续保持迷狂状态。这段文字所传达的惆怅产生于史蒂文斯的矛盾，一方面不愿意放弃，一方面又暗中承认他必须放弃，必须在安静的绝望中向生活低头，因为他的生活和写作受到了压抑和支配。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Farrell)的一部小说的标题(来自A.E.豪斯曼[A.E.Housman])用在这里可谓十分贴切：《我从未造就的世界》(AWorld I Never Made)。

不是说史蒂文斯不想将他的世界打碎重造，而是没有人会把他当做一位革命性的作家加以批评——甚至将沃莱斯·史蒂文斯和革命这两个字眼一口气说出来都显得滑稽，极其滑稽，可是对于在上面那个关键句(“这就好比有一段漫长时日，而我正打算要到某个自己未能生活在其中的地方去度过这段时日。”)中所表达的那种强烈愿望，我们又如何定义呢？特别是在那个类比中，作者用那么多的词语来说明：按照你真正希望的那样去写作就像按照你真正希望的那样去生活，而你所正在做的，以上二者皆不是，且只要你日常生活的流转总是保持不变，你也将永远不能做到。在这一类比之下的命题就是，写作是具有个人和社会两重物质基础的表达。该段落中所表达的特殊的矛盾感情，即渴望与宿命感相互交织，有可能制造出某种主观的政治炸弹，但它却又从未爆发过。史蒂文斯从未能够形成一种认识，认为他的生活和写作的社会基础本身不够稳定，而被它所控制和压抑的个体(如史蒂文斯本人)可能会因为不满而拒不接受对于造成不幸的社会结构起到固定作用的那个事物，从而造成这一社会基础的不稳定，炸毁其结构：这是将社会结构当做不可更改的天然事实加以接受，因此就要拒绝服从结构。

史蒂文斯的创作倾向在批评和乌托邦的两极之间徘徊。如果说他的渴望没有明确的乌托邦目标的话，他的不满也同样缺乏经过尖锐审视的批评对象。对于不幸的顺从是在史蒂文斯身上从青年时代直到老年的一个沉重的个性压迫：史蒂文斯的选择肯定了自己对于造成他不幸的体制的忠诚服从。在文学界，压迫是一个被轻易使用的字眼，而压迫则往往通过为其所操控的对象提供一套话语，使他们在想要表达不幸的时候用这套话语说出来的却是“幸福”，在这样曲折的修辞面前，压迫这个字不足以表达其真实。

如果贝多芬能够在回首自己的成就时说，与他所希望完成的业绩相比这只是一堆碎屑，我从哪里才能够找到一种说法将我所已经完成的这一丁点儿东西与我曾经希望做到的做一个比较？当然，我度过了幸福安适的生活。但我甚至未能开始摸到门边，更莫谈登堂入奥，要是我没有将主要时间花在谋生上，而是将其献给了思考和诗歌的话，也许倒有此可能。一个人理当用全部的时间来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此话无疑十分正确，然而对于我却并非如此。但另一方面，如果我更加坚决地遵行此言，也许现在回首时就不会是带着悔恨之情，而是面对一片实实在在的荒凉残破了。我现在能够欣慰地说，如果我拥有更多时间，我不知道究竟会有怎样的结果，并对此抱有愉快的心情。这要比拥有足够的时间却发现自己能力不够好得太多了。

如果说“压迫”而不是“顺从”能够更好地描绘这封写于1950年的信件的心理品质，那么“压迫的花言巧语”要比二者都更胜一筹，因为“花言巧语”意味着史蒂文斯陷入了一个困境，在这个困境里，他既是目标也是代言人，这位自挖墙角的发言人使用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官话，言辞之中对于自己最想做而没能做的事情表示遗憾——那些实际上“纯粹只是遗憾”的东西。那种故意的肤浅(选择不去深入，达到“登堂入奥”)在某种意义上竟累加成为一种“幸福安适的生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压迫的花言巧语”也无法对下面这个不断刺痛自己的明晰的想法进行恰当的描述，对这个不开心的人说着“安适”和“对此抱着愉快的心情”这样的话，同时又明知这人并不快乐，而且十分清楚其生活的代价，还能设法承受这些代价，因为他相信(“当然”)这是他的自主选择。也许这就是史蒂文斯虚构的美国故事之中的最高虚构吧：持续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经常受苦的那种生活是自己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他所必需的实际上却是自由。

当史蒂文斯在1938年的信中写道他想要做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时，他不但暗示自己对于《风琴》(一本主要关于小事的书)的负面感受，同时也指向他在准备将《风琴》付梓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创作长诗的渴望。这一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于自己早期著作的评估而推动的。史蒂文斯作为诗人的志向可以在两封相隔42年的书信中找到轨迹；他从一个自谦自抑的抒情诗人，从创作轻率雕饰的诗歌，转向了对于时代的哲学思考，并创作了一种关于必要知识的诗歌。我们可以用一个单词的重复出现来说明这一变化。考虑一下下面这段摘自1911年写给埃尔西的信中的文字：“我发誓……能够这样富有诗意太令人高兴了——可是接着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思想被情感所取代，根本就无法进行思考。——无论如何，我的轻巧俳谐的作诗法就像扇面上微不足道的图案一样。”将这一段话和他写给雷纳托·泼吉奥利(Renato Poggioli)的回信加以比较。当时泼吉奥利正在将《带蓝色吉他的汉子》翻译为意大利文，需要作者对这首诗的某些诗节做些说明。回信写道：“我希望我的诗歌就像弥撒书一样意味深长。当我写作这些显得微不足道的东西时，我希望它们会像一本关于沉思与洞见的弥撒书：带来关于世界的一种理解。”这一评论原是写给泼吉奥利作为对《蓝色吉他》第24诗节的解释的，原诗如下：

一首诗，就像泥泞中出现的

一本弥撒书，专门写给那个青年的弥撒书，

那位学者，他对那本书极端饥渴，

就是那本书，或，少点，只要一页

或，至少一个词组，那个词组，

生活的鹰派，那个拉丁化的词组：

去了解；一种沉思着的景象的弥撒书。

去与那鹰的眼睛对视并畏缩

并非畏惧鹰眼而是畏惧它的喜悦。

我演奏着。却又这样地想着。

在“轻巧俳谐”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看来非常彻底：从女性化的“轻巧俳谐的作诗法”变成了弥撒书，从优裕贵妇手中微不足道之物变成了狂热青年手中众里挑一的要紧书，从雕饰的胡言乱语变成了洞透世情的知识——原来的琐屑之物不知怎地就成了神圣文本。

难道史蒂文斯能够对自己关于诗歌功能的观念作出比这还要显著的提升吗？且请注意他其实坚持了琐屑事物的重要性(“我意在让这些琐屑事物”、这些诗歌、《蓝色吉他》里的这些诙谐诗节“成为弥撒书”)，似乎通过将这些小产的虫子重新植入一个更长的思考形式所具有的滋养更丰富的环境之中，以便它们的潜能最终能够显现，也许依然能够挽回他的那些“可怕的茧”(比喻他的那些早期诗作)里那些意图的流产。从《蓝色吉他》中摘录的这段文字体现了史蒂文斯的晚期风格，即它所要求的不是感悟美好的直接性，或情欲在语言上的丰富性，而是一种对欲望和思考不加分辨的直接性：快乐现在被重新构想为某种接近终极的事物，接近极端的善；完满的果实尚未享用，而欲望则半明半暗，其诱人目标则恰恰触手可及而又永不可得。晚期的史蒂文斯，特别是在长诗里，给人的印象总在谈论某种极端的紧迫性，谈论某个最紧要、最急需的东西——诗学、诗作、最高虚构——甚至根本未能说清楚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尽管他在逼近，尽管近得触手可及，却未能体验这种东西可能带来的完满。如果诗歌就是史蒂文斯欲望的对象，那么按照我们在《风琴》里所发现的关于诗歌的含蓄定义，晚年风格的史蒂文斯的核心实况就是他不是在创作“诗歌”。在《蓝色吉他》这本书里，史蒂文斯传达了诗歌的有效载荷而不仅仅是提出了有关的希望。他所创作的是一种前诗歌，一种对于诗歌的尝试性取径，一种欲望的设置，不是作为思想状态并带有“思想状态”这个词组所具有的所有那些惰性含义，而是作为运动，也不是作为似乎已经看到了行程的终点的直线运动，而是作为曲折的运动：这是一种作为即兴行动的欲望，一种具有行动感的诗歌，总在出发、停顿、改变方向、修改词汇、锻炼语言、起草诗稿并将起草所有这一切的过程当做最终的事情来做，因为无法获得最终的圆满(“就是那本书，或，少点，只要一页/或，至少一个词组，那个词组……那个拉丁化的词组”)。

史蒂文斯迷人的晚期作品将他的读者带入欲望的即兴乐章中，创作“自身”处于渴望之中，而语言则苦苦支撑自己，每一个词组都成为一场不知去向的盲目冒险，成为一次无限而完美的前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关于创作自身的创作。那么在前戏之前又有些什么呢？史蒂文斯版的布尔乔亚日发疟，“秩序和规律的印记，在轨道里运行的印记……沿着轨道匆匆到办公室然后匆匆赶回。”首先是警察，他们“像树木一样密布，也一样通情达理。而你则必须服从。——现在，爱丽儿，将我从警察和所有这些类似的东西中拯救出来吧”，似乎警察不仅仅是警察，同时也成了某种东西，暗喻着社会世界，对于这一社会世界来说，只有“书籍可以弥补。它们打碎了轨道”，但只是在书本中。那么前戏之后究竟又有些什么呢？必然是欲望的结束，是警察和所有类似的东西：通情达理、轨道、没有游戏。

在《蓝色吉他》第24篇中，史蒂文斯塑造了一个双重形象。在基础部分，是一个处于渴望的极度痛苦中的青年形象——这种迷醉的需要只有令人迷狂的书才能满足。这个青年是一位学者形象，他不是在创作这部书，而是发现这本书像碎石一样被丢弃在泥泞里，而这一形象又在各个方面都被一个在作品中描绘年轻学者的诗人形象所复写。诗人一直带着不断增长的期待去寻找，不是要通过布局或打算落实某个预设的结构来进行诗歌创作(“去死吧，所有的十四行诗”)，而是让诗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落到他的身上——那是一场惊喜，就像史蒂文斯希望从窗口飞进来的那种诗。这第二个形象，是史蒂文斯自己在对于这位学者的沉思着的景象进行沉思的形象，它用一段不仅是临时创作而且是反复即兴、有点语无伦次的措辞(那本书、就是那本书、一个词组、那个词组、那个拉丁化的词组”)、一段接近于口吃的风格——一种会消灭所有语言的兴奋之情——有节奏地重演着这位学者的极度饥渴(他想要了解的渴望)，然后毫无警示地使其变调为一个关于生活的鹰派的比喻——将即兴化入大三和弦之中。

在这部作品中，文学现代主义最大的陈词滥调——诗歌是宗教的替代品——被公开承认，随后又被急剧消减，几乎删减到它体无完肤(从一部书到一个页码、到一个词组)：用于对草丛里的田鼠进行沉思的弥撒书。恰在这一经过极简处理的惆怅时刻，出现了一个突然的转移，转向最大化的壮大宏伟(有谁能预测到逃离重复性这位文学警察的行动呢？)这个转移体现在动词的不定式上，而动词不定式对于史蒂文斯则常常是欲望自身的语言外壳，一种卓越的样式，没有尽头的渴望的神圣文本：没有了解对象的了解，没有求知目的的认知，纯粹去了解，没有共轭性，也不在时间范畴之内。

离开意识的这种纯粹“喜悦”，离开对我们的生活细节进行沉思的鹰一般的眼睛，您并不因为是眼睛这一感官，而是对感官的欣喜产生“畏惧”。拥有喜悦不同于拥有期盼的喜悦。“我演奏着，却又这样地想着。”最后一句里的宣言平铺直叙，并由于沉重的诗句停顿将其分割而显得更加平白，带着分段的哈欠，讲到作者从喜悦和关于喜悦的想象之中抽身退出，他知道喜悦会变得无味，因为一切喜悦最终都会如此。

这种关于渴望诗歌的诗歌究竟最后去向何方呢？它哪儿也没去，因为它也不可能去。从这样的意图出发来写一首没有情节、没有历史主题或哲学体系的长诗，就是在写一部关于布尔乔亚内心的史诗。当精神生活受制于对于新事物无穷的需要，而这些新事物自身便能使我们从郁闷的轨道上摆脱出来，这种内心的精神生活便很难与第一世界消费资本的时空所激发的这种特别欲望加以区别。我们所渴望的是在刺激中发抖：“在音乐、绘画和诗歌中，在生活和信仰中，我所需要的超越其他一切的东西便是那种刺激。这种刺激我曾经在一切事物中经验过，而所有这些事物现在都不再令我感到刺激了。我就像一个人在一家杂货店里，对于葡萄干和牡蛎饼干又恶心又讨厌，却同时被吃的欲望所压倒。”史蒂文斯带着伊壁鸠鲁式的快乐当起了美食家——他频繁地光顾美食杂货铺，寻找最精致、最奇异、最奢侈的东西，见之，买之，吃之。他的晚期诗歌是一种美食主义的受虐形式，故意将满足心理勾引出来并尽其所欲，制造持续不断、无法抗拒的胃口。如果不是在经济的生存层面上，那么就是在诗歌中，史蒂文斯发现了一种通过拒绝消费来提供精神食量的方法：那就是一种纵欲的生活，一种禁欲主义遭到诱惑的诗学。

杂货铺里的史蒂文斯是一位在表达欲望的老年史蒂文斯形象——一个依然有欲望的老人的感觉就是如此。这种他经常光顾的杂货铺不是什么永恒的经验对象：“要想享受生活的精华，你得去第78大街东街4387号，在后面要上两层，不是三层，并每磅花上6美元换来威尼斯巧克力。这里办事处的一个人不久前的某一天曾经和我谈到茶。我问他喝什么茶。他说，哦，A&P百货有什么就喝什么。”史蒂文斯对于超市的感受，也正是他对于百货商店、工会、社会阶层、公寓楼乃至一切形式的生活和文学的表达，是所有这些与一般规律性的最细微末节之处皆有瓜葛的东西的想法。一般的形式、写作和音乐的流派(“根本没有音乐，因为唯一被容忍的音乐便是现代音乐。根本没有绘画，因为唯一被允许的绘画便是从毕加索或马蒂斯传下来的绘画”)、仿拟、文学模式、一切形式的标准化和学科化创作——一言以蔽之，日常生活的概括和文学生活的概括，对于史蒂文斯来说都累加为一件事：对于一个人自己的原创性生活和原创性文学的潜在毁灭。他在写下自己对于老年和欲望的思考之前很久，就已经在一封信里宣布过这一双重目标。让史蒂文斯来想象自己在一家只有葡萄干和牡蛎饼干的杂货店满足于葡萄干和牡蛎饼干，就是叫他设想自己被老年的倦怠所困，毫无新鲜刺激——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缺乏刺激的老年生活，是一位美食家消费者的地狱：这话不是针对随便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就针对这里，就针对现在，针对一位觉得在布鲁克兄弟店买套睡衣便是在分享“生活的滋润”、“好过任何蛋白牛奶酥”的人。史蒂文斯晚期关于延宕欲望的诗歌不是对于美食主义的逃避，而恰恰是令其完满的充实。

那么，创作长诗就是将一系列诗意的瞬间串联起来，创作一本关于美好时刻的书，使它渴望不断穿越美好时刻并由此产生力量达到紧凑统一。而这样一首长诗，如此号称的一首长诗，与他的早期作品相比，在诗域上只有虚幻的区别。史蒂文斯在诗域、抱负和高度严肃性方面并没有进步。当然，就像那些从他身上获得提示的批评家们一样，他喜欢认为自己有进步。史蒂文斯一度开玩笑地称《风琴》为“宏伟的诗章：预备性的细节”，又想要将自己的诗集称为“风琴全集”，而这将是一部对他的作家生活进行巧妙解析并带着目的性来构建的作品。在晚年他甚至考虑，他的那种诗学可以理论化，成为学习对象，他和朋友谈到是否可能在普林斯顿获赠一方关于诗学的教席。可是史蒂文斯也知道，对于从窗外飞来的一场惊喜是无法进行理论化的。他知道将即兴创作进行公式化定将失其所在，变成他物。

史蒂文斯在早期和晚期所追寻的，都是一种意识的模式，他(跟随爱默生)在《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1942)的序言诗中提到了“鲜亮的透明”(富有双关意味地坚持带着对于拉丁文衍生词“鲜亮【vivid】”的音调共鸣)——这是洗净一切既存言语后所见之景，一种挣脱一切历史的过程：

从概念的透镜中看去，太阳是多么洁净，

它在天堂最遥远的洁净中被清洗一新

我们曾从那里被驱逐，连同我们的形象一起……

这种由于不经中介所达到的极度意识将带来与事物的原始联系，面对面的抽离所89有传统的联系。鲜亮的透明将为史蒂文斯(带着一种造成紧迫感的冗余)所谓的“鲜活的变化性”打开通道，这种变化性是一个途径，以便逃脱花岗岩般的单调性，逃脱在文化上被迫对于所有既存思想和言语所进行的重复。所达到的快乐将会是“安宁之境”，而这一境界则有待于“对鲜活气息的结晶处理”：它鲜亮，带着美学上捕获来的鲜活的变化性，就像在一枚水晶里，在其独特性之内并因其独特性而为人所知，随即被言语形式所固定，并迅速消失在其新鲜气息之中。鲜亮的透明是真正文学性的媒介和实质：真正的文学性是感知的先锋性和新事物的永恒领地，并永远遭到文化习惯形式的威胁，是一种对于不断重新想象的诏令和呼唤。

在1938年的好几首诗——其中以《新近解放的人》(“The Latest Freed Man”)最为显著——中，史蒂文斯完全进入了他的创作后期。这位曾在《风琴》中进行过元诗学反思的审美家，在这些诗中，在即将逃离所有造成生活死寂的感知结构之时，坚持不懈地保持着元审美家的微妙平衡。这诸多感知结构的语言所试图传达的，不是感官意象自身而是其心理前提。黎明到来，当这位“新近解放的人”(对于这个词组的讽刺不无恶意)“在床边，在起来的一刻”，试图“做一个没有教条的汉子”——试图“不带关于生存的定义去生活”——变得动人地语无伦次，他那兴奋的麻木状态标志着他刚刚打开一扇通往没有教条、超越言语的场所的大门。

这位新近解放的人希望不带过去，直接投入生活，他希望不经传统中介，渴求与事物建立原始联系，这些希望都是爱默生在1836年那篇题为《自然》的杂文的开篇所宣称的，对于美国原创性的革命性渴望：希望不仅在政治领域也从文化上摆脱欧洲。革命性的希望成为立身世界的一种方式，通向——或许从本质上本来就已经包括了——革命性的鲜活感知。感知的鲜活是发生在政治决裂之后的现象学决裂，它是革命性日常生活的介质。爱默生关于透明眼球的段落正是史蒂文斯关于鲜亮的透明的论述的父辈原型。在爱默生和史蒂文斯之间，不是父父子子的斗争，而是一场对于日常生活的彻底的共同修正。在爱默生身上，对于美国的崭新性的渴望是超验的、无历史的、面向自然的——就如窗外的玫瑰，爱默生极力敦促说，它们完全是它们自己，它们同过去或未来的玫瑰没有关系，它们超越了时间。这种对于自然邂逅的鲜活性的渴望在爱默生身上不断受到社会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极力敦促的原因)的推动，它在晚期的史蒂文斯那里，则被变换成另一种对于鲜活性的希望，一种和日用品发生原始联系的鲜活性。在史蒂文斯那里，消费，不论是文学的消费还是美食的消费，总是贴以美食的标签来理解：他对于水果的食饕餮理念与他的文学先锋趣味的美食学相对应，他喜欢为我们制造奇异的文学食粮，从而便会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帮助。在史蒂文斯身上，资本主义和先锋派诗学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互补，一同构成了完整生活的基础，作为一种统一的敏感性，它完全不同于乌托邦想象所梦见的任何事物。

史蒂文斯在给朋友亨利·丘奇(Henry Church)的信中写道，“当我早上6点钟起床(此时你先是合上小说，然后拉灭床头灯)，这事”——关于最高虚构的想法——“立刻布满了我全身；我刮胡子的时候它在我的胡须里，我洗澡的时候在浴缸里也想的是它。然后我跑到办公室来，就必须把它放在一边，除非偶尔要写一封这样的信。说到底，我对于莱茵白葡萄酒、水晶葡萄、上好的芝士、荷兰莴苣沙拉和大堆书籍等等这一切的爱好并不亚于最高虚构。”凌晨，最高虚构出现在脑海的时间，也正是亨利·丘奇通宵读小说之后——他真的极有钱，买起东西来随心所欲，如果他想要通宵读书的话，读起书来也是随心所欲——去睡觉的时间。亨利·丘奇不需要去办公室报到。他根本就不工作，他根本没有到“某个自己未能生活在其中的地方”去生活的想法。而凌晨，对于史蒂文斯来说，则是一个分裂的时刻：一苏醒便面临最高虚构的渴望，面临一个最高虚构刚一飘入思绪便受到延宕的转换过程，不是为了将其忘却，而是为了贮存其代表物，金钱所能购买的最高虚构的代替品，即上好的芝士、水晶葡萄、大堆的书籍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也许尤其要提到这个“等等”，它是金钱所能购买的无穷的代替品，是那个与充满想象的事物一样为他所爱好的最高虚构的专门市场，在那里，这些充满想象的事物被莱茵白葡萄酒这样的商品代替了。

说到底，工作是史蒂文斯写信给丘奇的场所，它不仅使他能够获得替代性的满足感，而且使他可以反思真实与替代性的最高虚构二者之间的区别、他为何要关注这一区别、他为何必须工作，以及作为沃莱斯·史蒂文斯和作为亨利·丘奇实际上包含了怎样的区别。对于他与亨利·丘奇(一位贵族移民)之间的区别，工作作为一种阶级区别提供了某种有关阶级意识的启示——工作也许就是某种原始的阶级意识的场所——我却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说明史蒂文斯曾经得出这样的认识。尽管向亨利·丘奇作出在他关灯睡觉的时候其他人(比如史蒂文斯)正在开灯这样的提示，也许可以算是一种比较温柔的——其中的敌意要么完全缺失，要么就已为礼貌所克制——阶级意识。《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题献给丘奇可谓十分适当，也许换一个时空，他很可能会成为沃莱斯·史蒂文斯的资助人。而在此时此地——这首诗出版于1942年——给丘奇的献辞有双重作用。首先，它指向一个每天如史蒂文斯所梦想的那样生活着的人，体现了美学的完整性；其次，它象征着欧洲的有闲贵族(诗歌题献的传统受赠人)与一位美国人(非传统的诗歌作者)之间的9区1别，后者的经济地位和文学志向造就了丘奇根本无法体会的困境。将《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题献给丘奇是一种理想化的做法，带着一点自我嘲讽，还有(怎么可能一点没有呢？)那么点敌意。

在史蒂文斯年纪相当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题为《沉思的世界》(“The World as Meditation”)的诗，他所塑造的诗人形象从充满阳刚之气的青年(这是他一直为自己的男性气质焦虑的化身形象)变成了一位妇人。他将自己写成荷马笔下的珀涅罗珀(Penelope)，早期专写琐屑事物的诗人的那种羞涩姿态和淑女风范的痕迹荡然无存。作为英雄壮举场地的世界属于尤利西斯(Ulysses)，而沉思的世界则是珀涅罗珀的创造。珀涅罗珀的诗歌是她的一种特殊的写作，体现了她积极的消极性。她是史蒂文斯对于欲望的最终体现，不是作为对于欲求对象的激动寻觅，而是作为接受能力，作为传统女性形象。史蒂文斯没有保持珀涅罗珀这一角色在“沉思的世界”中的那种安全距离，而是与这一形象完全融为一体。这就是他作为作家和艺术品收藏家所一直渴望的东西，他所一路追求的诗歌和性别的位置，他拒绝自己被强迫的生活的方式。

如果尤利西斯是作为动作史诗题材所表现出来的男子汉原则，那么珀涅罗珀就是作为抒情的沉思风格所表现出来的女性原则。尤利西斯很快就被减缩为一位“无限的冒险家”：一个带喜剧色彩的绰号，而在思忆之中，在史诗风格的上下文中，却又具有一种非常不同的弱化效果。这个形象不是荷马所创造的擅长以一切方式竞争的汉子，这位尤利西斯接近于遭到家人珠尔·贝利纠缠的比尔·贝利。珠尔以一种家庭式的低调音乐风格哀求贝利：“你回不回家嘛!？……”珀涅罗珀被拉到诗歌的意识中心：史蒂文斯的《奥德赛》不是著名冒险系列中的某些作品，而完全是一场冒险的开始，从珀涅罗珀的视角看去，她想到天涯海角、空虚寂寥和难测的归程——这是对于《奥德赛》的大幅缩减，将其变为家庭轶事(他会回家吗？)。尤利西斯是一个外部角色，“外部”这个词十分贴切，他离家在外，尤利西斯和使他严重迷惑的太阳一样离家在外，而室内则是珀涅罗珀等待的世界。性别(和风格)的差异被显著地投射在体现男性活力与女性封闭、公共与私密领域、“火”与“印花棉布”的对立形象之中：

有人在移动

在地平线上，并从地平线上将自己高高举起。

一团火焰靠近了珀涅罗珀的印花布，

那纯粹蛮野的存在惊醒了她厮守的世界。

在史蒂文斯最后一年写作的这首诗里，“蛮野的存在”通过自我引述找回了自我意识的原始瞬间，带着来自“星期日早晨”菲勒斯崇拜的强迫性音乐。这一“蛮野的存在”不带焦虑地暗中承认了史蒂文斯作为诗人和经济参与者的身份，而这正是他在青年时代非常焦虑渴望地得到的：男子汉原则的自主被塑造为一个系统的活力，被塑造成太阳本身(以哥白尼学说之前的恰当视野)，就像一个自足的英雄从地平线上“将自己高高举起”。(史蒂文斯的父亲也许会喜欢这个短语，因为它非常类似于他的那些老话，譬如抓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举起来。)史蒂文斯赋予尤利西斯男人们一般引以自居、而他自己现在不想拥有的那些东西；同时他又赋予经典的荷马一种娴熟的史诗权威，而通过自嘲的性别扮演和甘居少数派。这种史诗权威也同样令他不再渴望。

是太阳(或者想到了尤利西斯)惊醒了睡眠中的珀涅罗珀，令她睁开眼睛有了意识；她依赖它(他)，它(他)激发了她的沉思。太阳将自己从地平线上举起，尤利西斯走上前来(也许)，而珀涅罗珀则既厮守其中，也创造了厮守之处。她的力量的确是存在于家居厮守的范围之内，那是一种抒情思考的力量，其真正的家庭场所是她所创造的一个场所和居处的形象，男性无法进入：并不需要真正的尤利西斯来填补她的欲望，因为在她所造就的家中，她就是自我的构建者，是她所创造的世界的唯一发明者，而现代主义作家如此崇敬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想象力原则便在这时(不同于在早期的经典《在基韦斯特海便想到秩序》[“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中对它所作的召唤)毫不含糊地接受并转换成为一个女性的原则，一位激进创新的自主女神，对她来说创新的作用远远不限于形式。她将——他的和她的——自我妥善安置，将它们放置在不受侵害的地方。她创造了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她组建了它们。她安慰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她也安抚了它们——在面对尚未平复的悲痛时使它们镇定。她提供了根深蒂固的安稳——不是“庇护所”而是“庇护着”；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永远不停的思想的过程，其安全不容侵犯。它是抒情内化的完善，是珀涅罗珀的诗歌：

她已经安握着，如此长久，一个用来迎接他的自我，

替她作为他的自我的伴侣，她就这样地设想着，

俩人在根深蒂固的恒久庇护之下……

珀涅罗珀的沉思过程“如此长久”是因为其对象的缺失——尽管最终在荷马的故事里尤利西斯回了家，在史蒂文斯的版本里，他却被放逐远方。在史蒂文斯的故事里，没有情节，没有触摸的顶点，情欲的满足是被想象出来的(“他的手臂环着她如同项链/和她的腰带”)，并被想象为他可能会带回来的世俗战利品的替代物，而她则并不需要(“她不需要拿来的东西”因为“他的手臂”将会是“他们欲望的最终财富”)。注意：不是“她的欲望”——尽管这看起来符合逻辑——而是“他们的欲望”，这是对的，因为沉思的世界完全是她的：尤利西斯在其中并无话语权；在那里，她是所有欲望的独裁者，她所欲求便是他所欲求。在史蒂文斯对于荷马叙事诗的抒情化过程中，在他对于情节和时间的抽离过程中，珀涅罗珀被悬置在一个永无尽头的想象过程之中，因为她无法获得关于尽头的知识：没有叙事高潮，也没有性高潮。

史蒂文斯将长诗的轨道和爱情的轨迹加以比拟：这种长期的对于单一主题的专注与对于一位难以接近的女士的长期关注完全相同，而以长诗的形式获得成功与爱情的成功很相似——就像意大利人那样去写作和恋爱。这两条轨迹对于史蒂文斯都不通，于是他也同样使珀涅罗珀得不到这二者。作为一种选择，抒情的渴望和情欲的渴望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历史注定的强加物，所以史蒂文斯将二者强加在了珀涅罗珀身上。珀涅罗珀“适应”了她的环境，她没有选择的是用一种坚韧和力量去回应尤利西斯的蛮野的存在和她自身“决不会失败”的“蛮力”的缺席。史蒂文斯笔下的珀涅罗珀是对于惠特曼极度痛苦的偷窥者的一个修订本(《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她想成为男人的渴望在她扮演经典男性姿态的狂想之中被痛苦地描绘了出来，更加强调了她真正的性别：一位实至名归而且实至名归地遭到压抑的淑女。史蒂文斯的珀涅罗珀拒绝所有的男性姿态，但她却又不是“淑媛”——她的性别和诗学身份都“在她自己之内”，它不是被男性的超我强加而来的，它是原始的。珀涅罗珀的沉思延续了她的生命，而史蒂文斯则决没有想要像他一度称呼自己早期的作品那样称之为“轻巧俳谐的作诗法”。

但珀涅罗珀尽管是诗歌的冥想中心，却不是这首诗的叙述声音。史蒂文斯将这个角色留给了自己，作为一种框架性思考者和可能的故事讲述者，退而思考《奥德赛》中的一个时间片段。现在坦率地说，由于他不能采用任何叙述动作，这首他在30、40年代反复尝试的长诗创作，超越了他作为诗人的一切可能性。史蒂文斯在这首诗里写下了对于荷马文本的诀别，他决无可能以史诗精神来重写，却能够以他的抒情样式加以妥善处理，将作为动作场地的尤利西斯的世界转换成作为内在反思时刻的珀涅罗珀的世界：不是将世界当做沉思的对象，而是将世界当做沉思本身——这是对经典的史诗原则的胜利，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理想化。内在的诗歌，内在的情侣，全都被框架性思考者纳入宏大而非人的自然环境之中(“一个非人的沉思，大过她自身”)。按照史蒂文斯所坚持的看法，其本身就是一个沉思的创造性过程，这一形象的塑造又驯服了非人的自然，那是珀涅罗珀的一段思考过程：宏大的自然轮回重复着对于修修补补、洗洗涮涮之类的家务活的思考(“林子被重新修补起来/冬天在冲刷里离去”)，似乎珀涅罗珀自己已经具有了她从未有过的身份，成为了一位尽职尽责的布尔乔亚妻子。于是，在将珀涅罗珀的暗喻纳为己有之后，史蒂文斯将他笔下的情人们[1]缩略成为问候卡片式的感伤：“朋友，亲爱的朋友。”终于，我们看到了一位书写琐屑小事的荷马，写的都是些史蒂文斯生活于其中并十分了解的家庭式的欢乐和小事情。史蒂文斯对于自己与“你们这些男子汉诗人”比肩的能力一直都不自信，而在这里，在这首写于1952年的诗里，他却将经典诗人的经典之笔改造成了他本人作为作家的自我形象：框架性思考者变成了珀涅罗珀。

要说珀涅罗珀的孤独是可怕的，那是因为她理想化的抒情未能完满地补偿她被排斥在自己丈夫的世界之外的命运。她的诗歌是咒语般的，依赖于作为焦点的缺席的男性对象：“她会在梳头的时候略微说些自言自语的话/重复他的名字，那些坚忍的音节。”(尤利西斯，尤利西斯)尤利西斯在希腊世界里最终回到家中，被阿科罗斯(Acolus)这一干人所照拂，经过许多年之后，连他的狗都能够将他辨认出来。而珀涅罗珀却不属于那个世界：“没有什么带信的晚风会像忠实的狗一样在夜间将她照拂。”她所拥有的，最终只是史蒂文斯年轻时候在纽约所拥有的那座屋子；在一切“诱人的舶来品”(fetchings)都无法得到之后，珀涅罗珀所拥有的只是残余：即被提纯的抒情渴望，对她的屋子、对她的内心世界进行的痛苦完善。这些“诱人的舶来品”即使对于这位将其作为第二天性来加以展现的诗人来说，又是何等样的奇迹和创造呢。舶来品的动词词根“舶来”(fetch)：意思是经过航行，特别是逆风破浪地航行而最终到达；或来或去地追逐某物，并将其携去或取来。而派生出的动名词“舶来”(fetching)是指吸引人的、悦目喜人的。由此产生了名词“舶来品”(fetchings)：吸引人、悦目喜人的事物。正如一个舶来的商品会在其价格中有所“勾取”那样，它也附带着一个代价。这种商品是根据将其勾带回乡这一行为进行定义的，它还被当做勾取财货的行为人在其家乡的诱人货物而受到珍视：而这正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词源学。珀涅罗珀则根本不想要这些。

诗人的暗恋已经持续了很久，他已经想不起来自己未曾恋爱的时光了。现在结局将近，而只有他的心上人会开口说话，因为在整场情事中，也只有这位心上人一人在说话。在这最后的时刻，所要说的话只能是所有能说的话了。换言之，我们处于史蒂文斯的末期意境之中，即收录在诗集《岩石》(The Rock)里并以《内心情人的最后独白》(“Final Soliloquy of the Interior Paramour”)作为主打诗的诗歌，《内心情人的最后独白》从逻辑上(尽管不是从时间顺序上)是珀涅罗珀最后的话语，体现了史蒂文斯展开想象的能力，仿佛珀涅罗珀是一个与作者自己有着不同寻常却又十分神秘的亲密关系的人，她回顾、总结，但主要是(以强烈而动人的简练语词)赞颂着那些基本价值，那些坚持到最后并且即使到最后依然可谓足矣的东西。

《内心情人的最后独白》(1950)证实了一场情事所具有的滋养的价值。那是一场发生在思想疆域中的情事，在冥想方面达到了完美顶点却根本缺乏存在的基础。而在高潮之后维系下来的还是爱情的自我展露，即实际的创作，尽管没有什么特别展露方式可以确保它的未来，除非这场情事能够挑起——当然，对史蒂文斯来说，它总会如此——对于未来完满的渴求。一场约会引发下一场约会，因为前一场约会颇能令人满意，能够激发欲望的下一段旅程。这首诗的语气是急迫的——如此之多的东西(按诗中所言)都必须要说，至少(按诗中所言)，如此众多的全都必须为读者认知。

很快，紧迫感就微妙地嬗变为绝望。最终的失落将不得不面对，这一天也确乎不太远了，毕竟史蒂文斯已届古稀之年。但大善却依然触手可及。这种爱情的热度不会降低，只会因死亡而寂灭。而尽管大善十分简陋、有些勉强——就像在贫困和寒冷中，一方“单薄的披肩/紧紧地包裹着我们”——但通过这种爱情、这种善，史蒂文斯感到自己完整了，他从那些碎片中“搜集”出一个完整的自我，其唯一的存在模式便是一个作家的巅峰状态。这种大善如此之有益，竟使得诗人对其说了又说，大大超出了自己的话语权力。史蒂文斯会提到“知识”，会提到“奇迹般的影响”，会提到“想象的世界是终极的善”，还会说“上帝和想象力合二为一”。是需要而不是理性在推动着这些片语只言的不断累加，从贫穷的根基出发，从仅供御寒的单薄披肩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丰裕：“一种温暖/一道光亮，一种能量，那奇迹般的影响。”

然而诗人却又从未如此清醒过。他知道自身的贫困将无从逃脱，但他也知道，如果没有奇迹，有约会就已经够好。所以他一无所恃就展开了想象，不是去想象某个东西，而是将想象当成了一个不及物动词(to imagine)，当做了一个运动过程。这一过程本身没有对象，那已足够。这是一种最宏大的自恋，这是一种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从诗人身上剥夺的幸福。

4 T.S.艾略特

T.S.艾略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蒙受上天恩赐和身负使命的人。他的传记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说：“艾略特夫妇是19世纪美国贵族(其家族座右铭是：不要说，只要做)，某些贵族后来成为新兴的商人阶级，为那些后来者提供了道德典范；他们为自我规定的使命就是管理和教育。”通过领导和管理进行教育，主要是教育。1834年，诗人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William Greenleaf Eliot)为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一个边缘小镇宣传一神教信仰，离开哈佛神学院，在那里创办了一所教堂和(如阿克罗伊德所说)“三所学校、一所大学、一个扶贫基金会和一个卫生委员会”。父亲亨利·韦尔·艾略特(Henry Ware Eliot)由于继承了液压砖瓦公司而成为有钱人，是该公司的总裁。母亲夏洛蒂·斯特恩斯·艾略特(Charlotte Stearns Eliot)是(有人会说她“当然”是)位诗人，她的一些诗歌曾在报纸上发表，其中大部分被剪下来贴在她的剪贴本中。

在美国，社会责任感与文化责任感、非凡的商业能力与审美情感是历史上对立的领域，但却成为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对诗歌品味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诗人所留下的遗产。托马斯·斯特恩斯深受父母影响，成为一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劳埃德银行(Lloyds)和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的忠实支持者、诺贝尔奖获得者，并在事业鼎盛时期写下了一篇备受关注的散文(在文化上相当于祖父的卫生委员会的地位)。

这位未来诗人很早就开始崭露头角，当时他11岁，还是个儿童诗人，便已在圣路易斯市的史密斯学院为一个周刊杂志《炉边》(The Fireside)十四个栏目写诗和插图，包括“小说、杂谈、戏剧、笑话，所有栏目都非常吸引人”。1906年，他进入哈佛大学，第二年开始在《哈佛呼声》上发表诗歌，此后定期在上面发表诗歌。1909年，艾略特参加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委员会，并在自己的栏目增加了书评。换句话说，大学生活让他开始步入文学生涯。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1908年)，艾略特经历了一次文学变革，大大改变了他早期的诗歌风格。他阅读了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的《文学的象征主义运动》(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一书，眼前突然展现出一片新世界。受到兰波(Rimbaud)、魏尔伦、科比埃尔(Corbiere)，尤其是朱尔·拉弗格(Jules Laforgue)等诗人的影响，他在文学界找到一条非传统的路子。拉弗格的章节中的句子和短评后来作为《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前奏曲引起读者(甚至是那些只是碰巧熟悉艾略特早期诗歌的人)的注意，这是他1908年所写的一首英国诗，人们无法想象诗中描绘的是美国风景。下面是西蒙斯关于拉弗格的评论：

“摒弃一切诗歌的旧韵律、修辞和刻板”

“苍白的现代人，从他的衣着，他的神经可以看出”

“运用蔑视、冷漠(有些不自如)”

“在现代生活的不平静中无所不在”

“讽刺和同情，甚或信念，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他的一种方式”

“他谦恭地创作爱情诗”

“这一伪装下隐藏着多少苦难和绝望，以及无可奈何的屈从啊”

看过西蒙斯的书后几个月，艾略特阅读了拉弗格的全部诗歌，自己也成为了拉弗格。正如他在几年后所说，拉弗格做到了没有“一位在世的英国或美国诗人，哪怕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诗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为一名意识到自己渴望追求新艺术风格的年轻诗人指明道路。”

艾略特在大学四年级期间(1910年)完成了《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一部分，第二年在欧洲完成了整首诗。1910年到1911年间，在美国他只有在大发行量杂志上才能发表新诗(《哈佛呼声》除外)。艾略特知道1911年《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还不能出版。他把诗歌收入笔记本，似乎就此放弃了努力。1914年秋，他在伦敦遇见了庞德，后者已看过《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到那时原稿完成已有三年了)。庞德马上把诗发给哈里特·门罗，她最近所创办的《诗刊》大概应算是专门发表《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这类诗歌的刊物。但是门罗把诗稿搁置了下来，在庞德的一再督促下，直到1915年6月才把这首诗刊登出来(她原希望结局能再乐观向上一些)。

在转变为拉弗格式风格之前，艾略特一直在写一些或许可以发表在理查德·沃森·吉尔德的《世纪》杂志上的诗。《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让他突然进入了先锋派的前景，并成为该场景中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这首诗会很快成为庞德的《休·塞尔温·莫伯利》和史蒂文斯的《名叫字母C的喜剧演员》之类才华横溢和重要作品的灵感来源。最后，《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将被选入高中课本，成为20世纪文艺呼声最高的作品，成为现代主义隐含的定义，成为诗歌自觉风格的体现，以至于与艾略特同时代的诗人(哈特·克莱恩、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以及后世诗人如果想走出自己的路子，就必须先学会如何摒弃这一自觉风格。

西蒙斯关于拉弗格的章节中描述了“普鲁弗洛克”的外壳，他的手势和姿态，并解释了所有艾略特选择不保留的模仿拉弗格的地方，以及他选择保留并收入他第一卷的诗《风雅的谈话》(“Conversation Galante”)中的一处模仿。甚至艾略特第一部诗集的标题《普鲁弗洛克及其他所见》(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1917)也是拉弗格式的对传统抒情式虔诚的贬低：这一标题的含义是说，冷静、客观以及分析的精准，而不是通俗诗歌矫情的无病呻吟，将成为新诗歌的标志，那是休谟和庞德将在伦敦(艾略特1915年移居此地)推出的新式诗歌，这种诗歌的语调和结构都将暗自以对其将取而代之的抒情诗进行批判为己任。“现代”诗将是记录下来的所见所闻，而不是情感的抒发。

《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诗开篇的比喻就明确宣布对艾略特的读者可能非常了解的诗歌进行变革，如今这种手法已非常著名，也已为人们所熟悉，但在1915年在人们看来尚且新鲜而陌生。在这首诗的头几行，诗人彻底颠覆了俗套的抒情诗主人公，而将诗人的兴趣转移到医院的手术室，古老、诗意般的傍晚以其温柔的主观语调通向古怪的主观地带(“像一个被麻醉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谁会以这种方式来看傍晚？这是谁的病中情歌？在《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艾略特利用精心的巧智和人工修饰，以及拉弗格反浪漫主义的冲击，以期再次进入抒情诗的世界，但却是在反传统诗的全新(在历史背景下)层面上进入这个世界。主人翁讽刺、冷漠、疲惫的各类不同姿态、对英雄气概的(自我)模仿、神经衰弱症病人突出的面孔——这一切拉弗格式的风格主义并不是目的，而是巧妙感化内心世界的策略，这是伴随着相对较新的麻醉学的抒情诗体。

因此，《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一首关于情感的诗，这种情感被伪装成一种观察，以一个没有听众的戏剧独白表达出来，其韵律预示着一种寻求和渴望的呼声，在诗人的整个文学生涯中人们一直企图了解这种呼声到底是什么，而到了《四个四重奏》发表之时，它成了一种被审视的公开文本：在咒语的韵律中寻求和渴望，等待宽恕，但往往(尤其是在早期，但后期也一样)陷入尴尬(不，他既不是施洗者圣约翰，也不是哈姆雷特王子)、无力和灾难(“我老了……我老了……”)，以及犹豫，在面临行动的时候总是犹豫不决，不付诸行动(“我敢吗……？”)。英国文学经典中有什么诗歌能通过反反复复地提出问题来如此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诗歌说出了先知的渴望，但是这些恐怖诗句的语调、声音和感觉，在过去的记忆面前使自己显得更加渺小的伟大典故，断断续续的自我意识(尤其是当有女人在场时)，这一切无疑来自一个绝望诗人的内心。《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艾略特诗中人物的第一个突出形象，既心存希望，同时又在逃避，向往新生活(“那么就让咱们去吧”)，但却正在醒来——因为麻醉作用正在逐渐消失——走向意识的死亡(“人的声音把我们唤醒，我们便溺水而亡”)；希望获得权利，但相信它的虚无(缺少“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的魄力”)。

但是，《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首先是关于文学苦闷的诗剧，是一部作家的戏剧，通过剧中人物(如诗人本人)的伪装表现出来，此人物出身好，服装讲究整洁，甚至过分文雅，他自言自语，告诉自己沿着荒凉之地行走正是他为真正做到像自己一样不再理会所知道的一切所必需的，从而(像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后来小说中的主人翁一样)将自己放逐到一种冲动和本能的生活中(“那我就会成为一对蟹螯”)，性和暴力表现为另一种意识领域，在某种程度上，那几乎是非人类的领域，隐蔽但依稀是刺激的、挑逗的。这些被表达的姿势、方式和欲望，即诗歌本身——这或许是艾略特诗歌最强烈和最有特色的效果——全都一带而过，仿佛是来自诗歌和语言另一面的射点，来自将自身看做并定义为一个受到语言压抑、威胁和伤害的主体性，一个仍然不会通过语言来看待这个世界的自我：如在“街连着街，好像一场讨厌的争议/带着阴险的意图”中，如在“双手完成劳作与度过时日/举起问题又丢进你盘里”中，如在流逝的“时间”本身允许“几百次的想象和修正”，以及被修正后的“决定”(这是一个致命的韵脚)[2]。选择这个自我这一中心行为是改写的文学行为。眼睛“在一个公式化的短语中将你固定”，这个短语将他钉在了墙上。传统的文本(总是隐约出现)迫近，并插入话音中，抓住了它的节奏，将其变成另一个人的作品，逐渐减少并戳穿了其小小的冲动。《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这首诗最著名的异化就是基于一个年轻人对于阳痿、性和文学(对他来说，这几者之间实在也没什么区别了)的恐惧。艾略特的诗从一开始就能嗅出衰退和死亡的味道。《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他第一部年轻的老人艺术家肖像系列作品。

《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名声大噪令人们相对忽略了艾略特第一部诗集中精湛的变化技巧。《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一部关于情感本身磨灭消亡的作品，但是在《贵妇画像》(“Portrait of a Lady”)和《哭泣的姑娘》(“La Figlia Che Piange”)中，剧作者进入自己的戏中。这两部是关于一个作家喜欢从戏剧的角度看自己，从而更沉溺和陶醉于自己的权力操纵，并在自己的戏剧化感受力中寻求愉悦感的作品。作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安排者、制作者、导演，是自己想象世界的主宰，他不会是对自己的创作无动于衷的局外人，而是其中的一个具有特权的人物——那里只有他，T.S.艾略特一个人，自由地呆在这个文学空间里，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在哪里都找不到这种自由。

《贵妇画像》部分是叙事，部分是人物素描，其特点是一个个片段的反思式对话。这首诗(如其标题所暗示，受到了亨利·詹姆斯的启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与现实生活有着吸血鬼般关系的作家的自画像(这里是后期詹姆斯式的主题)，他需要把这种关系转换为创作素材(只有写作能够让他安静下来)：一个了解但无法改变自己的吸血鬼，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吸血)写作的吸血鬼。他对自己说：“你让景致自动展开——恰似其本来面目——”；“哦!如果她在某个下午死去该怎么办……死去，离开这个握笔坐在桌前的我……”这个吸血鬼作家有着提炼喜剧性语言的技巧：“我们已经听过从最新款波兰钢琴上弹奏的前奏曲，音乐穿过他的发丝和指尖流淌。”他对报纸上用各种数据并排罗列来宣扬的民主采取讥讽的态度；他注意到1910年前后波士顿的新种族的详细情况：

一位进入文艺圈的英国女伯爵。

一个希腊人在参加波兰舞会时被杀。

另一名银行违法人员已认罪。

通过命令式虚拟时态以及传递着向往和空虚感的相关语气，(《哭泣的姑娘》中的)导演在策略性的人称混淆中成为自己的演员(“我”变成了“他”，“他”和“你”变成了“我们”)，剧作者以抒情的方式说话，因而否定了那些选择戏剧模式的作家镇定自若的假象。这位观察者因为受到理智的冷静控制而在何种程度上置身事外？或者理智能否压抑他放纵自我(如果幸运，能够迷失自我)这一欲望？艾略特第一部书中所表现的精湛技巧标志着他出色的文字驾驭力，但也说明他还是一个没有找到主调的作者，充满不确定性和矛盾，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谁。

另外，《普鲁弗洛克及其他所见》中的讽刺性表演只不过再次印证了这个问题：《波士顿晚报》(The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海伦姑妈》(“Aunt Helen”)和《南希表妹》(“Cousin Nancy”)都是一些尝试，经过深思熟虑但单调平直，作者尝试着那种并不令人吃惊的、形式化的反讽式对比。诗中的声音听起来泰然自若，但也一直没有遭遇到什么挑战。艾略特对素材的处理堪称驾轻就熟。只有在这一组讽刺诗的最后一首——《阿波利纳克斯先生》(“Mr.Apollinax”)中，他才让我们进入他想象中的过程，而通常这类诗歌(时事讽刺诗)是不大可能向我们揭示诗人的想象过程的。

在《阿波利纳克斯先生》一诗中，诗人将神秘的性能量与颓废的当代社会素材相比较(“灌木丛中的普里阿普斯[3]”与“茶杯”之间的对比)。这一反讽式对比构成了诗歌的框架而不是内容。几年后，艾略特将开始阅读《尤利西斯》的手稿，并会如他所想，找到如何在一个很难真诚地获得框架的世界里有意义地写作的“方法”。《阿波利纳克斯先生》是他沿着这个方向第一次(可能是独立的)尝试，是从一个自古以来根深蒂固、至今可能仍然有着生命力的角度，对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进行的喜剧性评估。艾略特这位讽刺诗人在自己的神话记忆中找到了个人紧迫感，而他自己对这种紧迫感似乎尚不是很清楚：神话中不可思议的联系、性力量、当代的空虚感、讽刺性判断——的确，这些都是《荒原》中诗歌内容异质性的体现——此时的处理尚显稚嫩。这首诗的核心是一种扩充后的构思，很难将其构建为诗中的讽刺，却很容易构建为下文将会出现的内容。珊瑚岛和因溺水而导致焦躁不安的死亡，一种可能并不是结局的死亡，一个复杂的画面的构成元素——随着画面的展开，其诱惑力也逐渐显露，或许画面能够展开就是因为它的诱惑力，诗人追逐着这一切，因为他别无选择：

他的笑是海底生物，深不可测

就像大海的老人

藏在珊瑚岛下

在那里溺水人焦躁的身体漂向绿色的寂静

从浪尖滴下。

艾略特第一部诗集的标题挪用了左拉的自然主义修辞法和19世纪后期实证主义科学的影响力，以便更有力地发动一场文化战争：杀死和埋葬抒情诗中那种虚弱无力的精神。那是年轻的艾略特在英国和美国所看到的主要文学景象。在艾略特的青年时代，在包括《前奏曲》(“Preludes”)、《多风之夜狂想曲》(“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这两首诗都是在写《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同一时期创作的)和《窗前的早晨》(“Morning at the Window”，诗人搬到伦敦后不久创作的)的那一组诗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其意象排列的小说特点，是一种现实主义结构的诗歌——这是受到了波德莱尔(Boudelaire)的启发——想象自己出生于社会的下层，置身于肮脏的城市中，邋遢又讨人嫌。在那个时代，也正是这种诗歌(类似于《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但属于另一种情况)高声宣布自己作为一类诗歌与传统诗歌相抗衡。断掉的卷帘、吹洒在街道的报纸、有点变味的啤酒、幽暗的树阴、带家具的房间、黄色脚底、污黑的双手、空地、撕破和沾上污迹的衣服、一个断掉和生锈的弹簧、一只正在舔食腐臭黄油的猫、人体的部位(但很少是整个人体)——这些都是一个场景的决定性意象，一种意识在漫步中经过这一场景并对其进行思考，而这种意识同样可能被它所接受的东西排斥和催眠，这种意识愿意接纳一切被当代的标准抒情诗歌排除在诗歌之外的东西。然而尽管如此，这种意识本身对于转化和超越的抒情需要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浪漫(艾略特的诗中往往隐现着一个抒情的自我)。向拉弗格风格和左拉风格的转变非常有用，它们为诗歌领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文学变化。但是，最终我们将看到另一种转变同样必要，那是一种抒情诗写作可以向往但本身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转变。

在1922年《荒原》出版期间，有三件事决定了艾略特的日常生活。1915年，他决定移居伦敦；同年，他与薇薇安·海伍德(Vivienne HaighWood)相识并迅速结婚；就在他们结婚的那个月，《诗刊》发表了《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艾略特本人的名气因《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发表迅速高涨，成为一名先锋诗人，单凭这一首诗便成为新的领军诗人。但是《荒原》让艾略特走出充满诱惑力的前卫文学界——当时庞德仍是那一领域作家之最，因此这对艾略特来说是有益的——使他在整个文学界名声大震。《荒原》使艾略特在登上现代主义顶峰的同时成为一位公众人物，成为关心和不关心现代主义的人都知道的人物，成为一个杰出的形象，有人视之为偶像，也有人对其厌恶之至。很快，《荒原》不再是一首用来阅读的诗，而成为被吟咏的警句、一种观点和态度的精髓、一个失落时代的标志，换言之，成为一个文化事件。这既超出了艾略特的本意，也绝非他所能控制。这首诗颇受争议的成功，它所招致的大量评论，它传授现代主义文学的中性立场，这一切都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让艾略特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也堙没了关于艾略特本人生活和诗歌的具体叙事。

与薇薇安·海伍德的结合结束了他极端苦闷的单身生活，但婚姻又使两人都陷入混乱。他们遭遇到没完没了的精神和身体困扰，精神困扰又加重了身体上的困扰，但他们慷慨无私地相互扶持。在薇薇安困难的时候，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后者又是艾略特文学作品无比忠诚的支持者(和热心读者)，对他的才气充满信心，尽可能地为他赢得一些闲暇时间，使他不必每时每刻笔耕不辍。

他们的精神崩溃了，很可能再也没有什么改变能挽回他们的关系了。不过他们的情况是破坏性的。艾略特的家很有钱，但不赞成他选择的事业。父母本希望他结束英国的研究生学业后带着哲学博士论文归来，准备在一所著名的美国大学任职。但是他想从事写作而不是教书，而且和弗罗斯特一样，他知道伦敦是英语文学世界之都，是自己应该去的地方。艾略特在伦敦初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向他住在圣路易斯市的家人请求理解和资助。艾略特、薇薇安、庞德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都写过这类信件。以薇薇安(艾略特的家人对她并不满意)为例：她告诉诗人的母亲，她一直在为丈夫织补内衣。艾略特的父亲和哥哥经常会寄回一些礼物，虽然每次的数量有限。艾略特自己非常勤奋。他晚上教书(从事经常需要长时间往返两地之间的工作)；他定期为哲学和文学期刊有偿写评论；他成为《唯我主义者》(Egoist)的助理编辑(除了一般枯燥的杂事以外，如果手里的稿子不够，他还要匿名写稿，几乎涉及所有主题)；他写了大量论文，其中大多数尚未收集；他在劳埃德银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份工作使他能把所有晚上的时间都用来编辑稿子、写论文、评论和个人信件)——无时不刻地在想象着自己是一个初露头角有着大好前途的诗人，处处在寻找时间做自己该做和需要做的事情。那段时间，艾略特书信的主要内容也是这样：工作太多，时间太少，钱太少，太紧张，太累了，没法写诗——按薇薇安的话：“繁重的工作让他透不过气来。”他“已经枯竭了”(他的话)；他“崩溃了”(他的话)；她崩溃了。

艾略特关于“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应该如何发挥其作用等问题的观点，大部分是受到他所看的书的影响，他在自己整个文学生涯的无数次著名场合都以批判文章的形式表达了这些观点。但是在伦敦的拮据生活(他觉得这种生活是被迫的)也是让他产生这些观点的动力——“被迫”一词半对半错。“对”是因为很难想象任何一个具有预知能力的人会选择过他那样的苦难生活；“错”则是因为艾略特相信我们所得到的——他所得到的——生活是一种欲望，而不是选择：“人人都会得到自己所想要的生活，”他在1916年对哥哥如是说。

通过各种来源，艾略特知道了诗歌与其他所有写作完全不同这一浪漫主义宣言：诗歌大概是反功利主义手法的，是独立的，是一种只为其本身服务的写作。尽管艾略特曾在各种不同场合宣称自己是反浪漫主义的，但是他倾向于接受此类浪漫主义方式的文学理论主张，特别是在他文学生涯的早期阶段。然而经验告诉他一个真理，真正的诗歌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没有什么用处。写诗不能成为他和薇薇安谋生的手段或为他们支付房租，这一点不如当编辑，或给流行刊物写文章，或晚间去给工人上课，这些工人让他了解到，他们一样对文学经验毫不关心，他们重视的也是文学本身，这让他很高兴。艺术的自主性，尤其是他的艺术，在生活(他的生活)中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其他类型的写作或许能让他们交房租——弗罗斯特和庞德都曾试过写小说，因为小说可能会带来好运——但是在现代主义如日中天时期的诗歌，艾略特的诗歌则一定不会有经济上的好处，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因此，他不得不为生计花费的时间越多，写诗的时间就越少，这种时间就显得更加特别，因为它们为他开启了另一个意识空间、另一个生活维度。由于在银行工作薪水可能会多一些，艾略特说(当时他还在晚间从事教书的工作)：“从我目前薪水增长的情况来看，过不多久我应该就可以不需要它们[教书]了。我应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所有的业余时间。只要我可以只用做一件事就挣到我所需要的钱，并能利用剩余的时间读书和写作，而不必去考虑报酬问题，我就会满足了。”他对诗歌的构思(“我自己的正业”、我的“独立写作”)实质上是他为了维持自己和薇薇安的生计而从事的文学工作强加给他的。在这种个人背景下，诗人在《传统与个人天赋》(“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一文中那句有关自我牺牲的名言——“于是他就得不断放弃当前的自己，去依附更有价值的东西。”——正是在说艾略特自己为了争取不再苦苦挣扎于“当前的自己”、过上一种新生活而需要进入诗歌创作的过程；诗人正设法成功地超越，以得到某种——那究竟是什么呢？——“更有价值的东西”。

在劳埃德银行找到工作以后，曾有一段时间(一段很短暂的时间)，照薇薇安所说：“因为艾略特知道经济能够得到保证(虽然非常微薄)，并且定期有钱入账，诗写得更好了，感觉更好了，也更快乐了，身体也好了——虽然他一天只有几个小时可以写作，而不是整天都可以——一切都没有安定下来，什么都没有保障。”这些都得到了他自己的证实。几个星期以后，薇薇安在给婆婆的信中写道：“自从汤姆进入那家银行工作以后，所有的朋友都看到并说到了他在健康、面貌、精神和文学创作上的巨大变化。”艾略特的父亲自然也证实了这一点：儿子最终找到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并把自己的“业余时间”——这是儿子的原话——全部用来从事毫无用处的写作。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者说是他认为自己要得到的生活，二者实难分清。

与史蒂文斯、庞德和弗罗斯特一样，艾略特也是一个现代美国人，因而也有着这个世界加诸于一个选择成为诗人的人身上的所有问题。艾略特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产阶级公民，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不同于叶芝的现代作家。叶芝曾不断抨击诗歌的同类社会宿敌，但他是基于一个美国现代主义者无法采取的立场，带着一个热情好客的贵族化(盎格鲁—爱尔兰)过去的记忆，成为记忆中的库尔庄园的一个真正的库尔庄园(Coole Park)，一段苦涩但是美好的乡愁，那乡愁是诗歌不间断的灵感来源，是一段美国人无法分享的记忆。

现代美国诗人(史蒂文斯是一个例外：他永远不会以自己的文字帮助别人)都患有文学精神分裂症：他们把诗歌当做一种另类文化来追求，但却拼命想将他们的诗歌和他们自身塑造成为诗人笔下的人物，拥有重要性、影响力以及——艾略特大概从不会回避这个词——权力。在创作的过程中，一首诗就是要把一种生存层面叠加在另一个生存层面之上，使之超越在资本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理性。不过一旦进入公开场合，艾略特就会尽可能地使他的作品被人们当做那种文化中的一个“事件”(“事件”是他自己的话)。艾略特的诗(他自己30岁刚出头就知道这一点)是、也将一直是非同寻常的。很早他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多产的诗人。因而他给人一种神秘感：孤立、超然、高深莫测。同时，他会在文坛培养自己的社会关系，至于写诗，他的诗总是真正卓尔不群的，堪称一个意外事件，总是备受争议，却从不会被忽略。

早在1922年(即《荒原》发表的那一年)以前，甚至是在1920年(他的第一部评论文集《圣林》[The Sacred Wood]发表的那一年)以前，艾略特——这位因一首诗和少量论文而名声大作的诗人——就已经决定要成为英文作家的主力军。他相信自己马上就要成为文坛名人，这是任何一个在英国的美国人都未曾做到的，要说有例外可能就只有亨利·詹姆斯。因此，他的第一部评论文集就需要“重磅出击”，以使他的评论能够和他的诗一样，成为在英语世界的文学之都挥洒“影响力”和“权力”(他的原话)的工具。

《圣林》中收集的论文表达出一种统一而极其自信的声音；有时候，正如艾略特后来回想时所感受到的，那是一种渐渐转变为庄严和自负的声音，一种正好与普鲁弗洛克相反的格调和人物性格——他将自己的那一面掩藏了起来。这种声音暗示，这位诗人以一个资深文人的细腻和悠闲了解荷马时代以来所有的文学史。(事实上，《圣林》中的论文都是他在28岁到32岁这几年间写的，他根本没有接受过良好系统的文学史教育，这方面的知识都是临时掌握的。)他始终保持着这种冷静。在艾略特最得意的时期，他的诗句充满了启迪性的洞见和智慧，似乎注定成为模仿的对象，因为它们体现了一种文学智慧——往往不止于文学——这种声音暗示，那智慧将会压倒一切。

这些论文表达出同一种声音，但不是这位系统的思想家知识性的统一：要寻找和发现《圣林》中的矛盾体很容易，但没有什么意义(有人就曾这么做过)。艾略特关于F.H.布拉德雷(F.H.Bradley)的博士论文的目的之一，似乎就是要颠覆哲学的经典之作。他告诉同班同学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说，为了置身常识的殿堂，就需要避免对任何理论下结论——这样一种行为常常会违背我们的经验——并且要避免始终如一。这些论文中主题性的重复似乎是来自于一种对细节的归纳式处理，这从来都不是强加的，也许这正是为什么艾略特的主题和想法总会如此吸引人的原因。他给人的印象(这或许是他最精明的修辞效果)是，他所有的想法都是自然流露，这些想法之所以流露出来，是因为它们必须流露，而不是因为他想流露。在他从事文学评论的过程中，他本人是一个坚持个案处理的实用主义者，竭力避免“愚蠢的始终如一”。

然而艾略特从来都不喜欢爱默生；在哈佛的哲学家中，他支持约西亚·罗伊斯，反对威廉·詹姆斯，支持社会理论家，反对自由个人主义的爱默生拥戴者。罗伊斯的后期作品通过非常令人信服的论证建立了一种讨论社会问题的语境，使他这位最著名的学生作为诗人、剧作家、批评家和社会理论家得以在这种语境下将其自身的倾向(姑且称之为独裁主义倾向)和他的哲学导师的思想(姑且称之为民主主义思想)带入文学现代主义的核心地带。几乎在罗伊斯的《基督教的问题》(The Problem of Christianity)出版的同时，艾略特参加了这位导师组织的关于比较方法的研究生研讨会(就在他发表《传统与个人天赋》一文仅仅五年之前)。在这部书的后半部分，罗伊斯比后来的艾略特更广泛地探究了那个难以理解的命题：我们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我们中间的专业作家)都需要(按艾略特的话)“放弃”自我，依附于“更有价值的东西”，而矛盾的是，这种放弃不会导致奴隶般的顺从和完全失去自我，而将使我们发现一个“活生生的整体”中更加充实、更为满足的自我。1919年，艾略特在《唯我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传统与个人天赋》时，“活生生的整体”原是指荷马时代以来的西方文学传统。而经过1927年的转变以后，他会将文学上的“活生生的整体”嵌入一种基督教社会的理念中。爱默生曾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与宇宙建立一种本源的关系？”罗伊斯和艾略特回答说，爱默生没有权利说“我们”，因为“我们”的基础是历史和社会，或者恰是爱默生笔下孤立的空想家希望在寻找“本源”的过程中企图与之绝缘的东西。

艾略特具有公共意识和文学批判实用主义的复杂精神与前人的世界主义特征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为之所驱动，他们包括拉弗格和法国象征主义、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里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保尔·克洛代尔(Paul Claudel)、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剧作家、但丁、多恩和玄学派诗人、T.E.休谟、庞德、亨利·詹姆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以及后来当他觉得没有必要再拿起反浪漫主义的武器时(Coleridge)对想象的定义(“对立或不和谐性质的平衡与调和”)的柯勒律治，所有这些都是艾略特的同道之人。但是，艾略特在大学期间所遇到的另一个哈佛人使他改变态度，转向反浪漫主义，并鼓励他去了解法国思想家，那远在他遇到休谟和庞德以前，这二人虽鼓励他，却并没有对他的思想起到决定性作用。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文学与美国的学院》(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1908)如今读来更像是T.S.艾略特思想的入门书。

20世纪20年代末期，艾略特总是写他的疏远感，认为白璧德关于克制本能冲动的“内在制约”这一新人文主义主张的基础只不过是个人自己的内心世界。虽然如此，自始自终艾略特的很多社会和文学评论都采用了白璧德的经典价值观及其对培根和卢梭的基本态度，以及那些现代文化之神所代表的一切事物。与白璧德一样，他反对对人人都施予同情和仁慈的人文主义和热情，反对通过科学干预进入人类王国的信仰(关于“进步”的宗教)，反对冲动定律(“春天树林里的一阵悸动”)，反对“个人无节制的得意洋洋”、民主精神、“个人主义的卖弄学识”和“个人才能的自由发挥”。他赞同修养、节制和社会理想，强调客观冷静和全民生活(这是相对于艾略特从但丁和布拉德雷那里学来的黑色比喻——自我的牢狱——来说的)的传统和古典文学价值，赞同赋予人们关于灵感和天赋之记忆的沉思。并且，艾略特一向相信文学经验的社会中心性，用白璧德的话说：“那条杰作的金链将更为永恒的种族经验连接为一脉相承的传统。”杰作的金链(后来这给《传统与个人天赋》一文的作者带来了灵感)并没有引起“奴性”，而是“创造性模仿”，是“传统力量和创意”的“平衡”。最后，用白璧德的话说，我们看到了诗人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的回归：即关注“共和国未来公民的心智和性格”的社会义务。现在和莫拉斯的独裁主义掺杂在一起，并且在白璧德本人的一再主张下，艾略特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在1927年“公开”做出那个经常被人引用的宣言，说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虔信英国国教”。

《荒原》的主要思想是艾略特事业生涯中常常反复的主要思想(它们为后来的新批判奠定了基础)：包括(1)诗歌的完整性(“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有其自己的生命”，注意这里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限定条件通常被他的形式主义后人所忽略)；(2)培养文学传统意识的必要性，这种传统意识不是一种专制、粗鲁的父亲形象，而是具有灵感和历史社会“生命力”的“大师们”的智库(艾略特经常抨击僵死的、权威的标准的专制)；(3)一以贯之的感性价值及其恢复这种感性的必要性，这是他在但丁和莎士比亚那里而不是在马辛格(Massinger)和弥尔顿那里发现的感性，后者打破了这种价值，他们的理性并未“步感性的后尘即刻到来”；(4)对戏剧形式表达社会多样性的称颂；以及(5)因从喜剧角度看待自己而获得愉悦的戏剧人物(这是现代戏剧中所缺乏的)；(6)作为现代文学形式之灵感来源的音乐厅艺术家，这样一个人物有可能重新体现表演艺术家与演员观众相融合的有机理想；(7)建立一种框架——稳定的反应习惯——的必要性，这是一种显然已经全面“做好准备”的“文化”，是听众的接受能力，是一种“情绪”，作家不是创造而是运用这种“情绪”，作为他与读者签订的修辞契约的基础；(8)传承一种文学形式的价值(“没有人能发明一种形式，创造让人们欣赏它的品味，并继而改善这种形式”：与华兹华斯和庞德不同，艾略特是一个不快乐、不情愿的实验派；(9)非个性化理念(“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持续不断地自我牺牲，持续不断地泯灭个性”)。

但是在他所崇拜的古典文学中，作为诗人的艾略特更倾向于布莱克，而不是他所喜爱的但丁：“他毫无掩饰”，他在谈到布莱克时这样说道，会受到“一个毫不掩饰的人容易受到的伤害”——特别是“无形”的伤害。套用艾略特那句颇有才气的话，布莱克创作了一个摆满了“精制家具”的《荒原》，更富于浪漫主义和美国气质——尽管那或许并非他的初衷，他也不大愿意承认这一点——渴望“一种既定的传统理念的框架”，却未能(像但丁那样)自信拥有这种框架。在他关于布莱克的论文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小老头》(“Gerontion”)和《荒原》的雏形。和罗伊斯与桑塔亚纳一样，艾略特也对铺天盖地的现代主义浪潮(观视理论、享乐主义、意象派、片断诗歌、“静物和舞台道具之类的琐事”)持批判态度。他与这种浪潮抗争，但还是无能为力。他不愿意站在但丁和布莱克之间，而事实的确如此，他的戏剧也是如此。

艾略特较为短小的第二部诗集中的大多数诗歌都是在1917年(《普鲁弗洛克及其他所见》出版的那一年)到1920年间写成的，这期间他还出版了很多引发争议的论文，包括《传统与个人天赋》、《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Hamlet and His Problems”)以及一篇关于亨利·詹姆斯的文章：这三篇论文让我们零星地了解到诗人为什么在诗歌方面如此困扰，这种困扰迫使他——特别是在《小老头》中——进入到一种反对评论式注解的文学领域，后者本质上是一种与思想的概括能力背道而驰的诗歌。

在詹姆斯的小说中，艾略特看到了他在但丁、莎士比亚、多恩和某些詹姆斯一世时期剧作家身上发现并钦慕的那种感性的表达；他认为那是一种在弥尔顿的时期被中断的传统，弥尔顿既代表了一种分歧，他本人又成为整个18和19世纪期间的一种主要的(破坏性)影响力，一种由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詹姆斯和艾略特自己(他希望是这样)又重新恢复的传统。弥尔顿时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问题的性质主要是文学的还是社会的？文学衰竭是社会衰竭所致？艾略特喜欢含蓄地表达这些理论(尤其是后者，因为他认为在一种病态社会背景下不可能写出健康的文学)，但是他从来没有明晰透彻地极力宣传甚或主张某种解释。他会暗暗取笑那些关于堕落的理论，却从未在他的作品中提到过失落的社会伊甸园。在1920年前后，艾略特拼贴出(整理出)一种一以贯之的感性(最吸引他的那些作家们)的传统(就像巧手精制的家具)。同时，他感觉到自己强烈渴望成为该传统的一员，渴望加入那种自己所喜爱的文学界。

作为这一传统在现代的代表，詹姆斯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不会受到什么理念的干扰”，以至于“对超级智者的最后考验”成为“令人莫名奇妙的逃离理念”。最重要的是设法避免理性思维(似乎这些想法都是自然流露)，因为思想被抽离于健全的人格，就会变成理念，并且“像脱缰的野马一般驰骋在情感之上”。詹姆斯的作品不是等量的“想法”和“感觉”的融合，而是作为一种衍生品，体现了从非理性的个性矩阵中产生想法的能力。然而，一旦从整体中(在这一整体中思想和情感是不可分的)抽离出来，这些想法(“理念”)本身就会拥有不健康的生命：它们将以暴力的方式再次进入个性中，那是一种掠夺——或者用艾略特塑造的另一个形象来说——是吸食情感的猛兽，是扑在个性咽喉处的吸血鬼。

《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及其主要人物)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情感分离的问题。该剧所表现的是另一种违背个性的案例，莎士比亚陷入失衡，无法控制他的情感，损害了他创造理性作品、构想和发展“客观对应物”即“一套对象、一种形势、一连串事件”的能力，一旦赋予这种能力以文学的形式，就会引发情感，使之足以表现那些对象、形势和事件；这种情绪及其对应物最好是相互依赖的，这是所期望的整体性的另一种形像，而《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大概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未能产生一种客观对应性，使得整个作品表达了一种超乎一切的情绪。《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的特点是一种“清楚明白的语气”(像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种特别的文学风格？)，具有挑逗性(堪称“文学中的‘蒙娜丽莎’”)，但不可能在全剧中任何引文、或套引文或任何情节中明确找到这种特点。艾略特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之作，不过他在自己论文的结尾指出，这里看似莎士比亚戏剧力量的短暂丧失或许隐含着更多意味：这是任何一个感性的人都曾经有过并(通常)被压抑的经历。这是一种对于“过度”的恐惧，因为发现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去体验那种在世间找不到任何对应物的情绪而带来的震惊。艾略特或许更愿意像亨利·詹姆斯，而不是写《哈姆雷特》的莎士比亚，但是他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他最终成了一种飘忽不定的“清楚明白的语气”，一种风格，一种文学存在，就像蒙娜丽莎，一旦你遭遇了他，就再也无法从意识中将其摆脱。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传统与个人天赋》表达了一种关于文学史性质的看法，不如说它以文学史的语言和分析，表达了对历史社会的罗伊斯式欲望：“放弃”的欲望，放弃“当前的自己，去依附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持续不断地泯灭个性”的过程。这里的“个性”一词是指我们在孤立个性的过程中痛苦地拥有的某种东西；那些有个性的人了解希望逃避意味着什么。而“泯灭”则是指来表示这种东西的死亡；“更有价值的东西”不是指无我，而是一种历史社会中的自我。1917年，艾略特所说的“社会”是指自荷马时代之后并源自荷马史诗的文学传统。在下面一段著名的段落中，只须将“秩序”换成“社区”，将“新鲜事物”换成“自我”，我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到艾略特对于有机相关的看法，也就是他的社会饥渴：

他必须服从，必须连贯，这并不是单方面的。当一个新的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它所遭逢的一切际遇会同时降临于它之前的所有艺术作品……在新的作品诞生之前，现存的秩序本是完整的；为了在添加了这一新鲜事物之后继续存在，整个现存秩序就必须被改变，哪怕是再小、再不易察觉的改变……

和他的第一部诗集一样，艾略特的第二部诗集的特点是相当宽广的声调梯度，虽然这种梯度再次被一首开篇诗(《小老头》)堙没了，这首开篇诗熟悉的声音标志着它既与《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有关，又是《荒原》中那个画外音的预言，艾略特本来要把《小老头》作为《荒原》的序言部分，只是后来庞德说服他不要这么做。《小老头》表达的是强烈得几近残酷的情感；而诗集中的其他诗歌则要么是讥讽玩笑的幽默，要么讥讽而并非玩笑或善意的；还有一些诗歌是用法语写成的(有玩笑的也有其他的：这帮助他度过了一段无诗可写的日子)。

《带着旅游指南的伯班克：叼着雪茄的布莱斯坦》(“Burbank with a Baedeker：Bleistein with a Cigar”)是艾略特努力获得模仿英雄诗(mockheroic)效果的一首讽刺诗，它将美国犹太人定义为当代文化退步的典型，是威尼斯的入侵者。诗中对高雅文化引经据典之语境的揭露和抨击，摘自莎士比亚《奥赛罗》的段落，以及在诗歌结尾提到的拜伦的威尼斯，都不能掩盖诗歌中间部分充分表达的厌恶感，艾略特在这部分使用了极其尖刻、近乎恶毒的言辞，其不可能有任何客观对应物，充斥着反犹太主义的过度情绪。

在《直立的斯威尼》(“Sweeney Erect”)中，艾略特听到了传统的迫切呼唤，那是他无法回应的呼唤(“为我画一幅深邃的荒凉海岸/抛入动荡的基克拉迪群岛”)；他体验到荷马时代过去的记忆涌入他的意识，几乎完全控制了他的意识：“清晨打破了所有的宁静/(瑙西卡阿和波吕斐摩斯)。”在《斯威尼在夜莺群里》(“Sweeney Among the Nightingales”)中，他将自己善用典故的手法转化为一种诠释性原则，一种不仅评价现在也将现在理解为对过去的表达的方式，由于这种苍白地延续着的十足的现实主义结构有神话叙事作为其基础，其表达效果并没有怎么减弱。典故是现在对于过去的一种承认；典故泣诉着那些因备受牵萦而不得安生的文化。

《小老头》是艾略特第二部诗集中最具力量和魅力的一首诗，它将《普鲁弗洛克》、《荒原》、《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和《四个四重奏》连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艾略特事业和人生故事的主要诗歌情节。在方法和语气上(而不是素材范围上)，《小老头》本来能够理所当然地成为《荒原》的前奏曲。在这首诗中，艾略特提出了《传统与个人天赋》一文的中心命题：他“了解欧洲的心灵——他自己国家的心灵——他最终了解到那比他自己的心灵重要得多——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心灵，且这种变化是一种发展，决不会在路上抛弃任何东西……现在与过去之间的不同就在于，意识的当下(the conscious present)是对过去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的方法和程度都是过去对其本身的认识所根本无法达到的”。

艾略特在《小老头》和《荒原》中放弃自己而依附的正是这种欧洲的心灵，在放弃的过程中，他进入了一个有着长期历史延续的文学界，相当于“意识的当下”。这种意识在其诗歌中附上了引言(不一定是用英语：毕竟是欧洲的心灵)，并且倾向于以联想式跳跃(以拼贴式断断续续的形式)来表现——不符合逻辑和时间顺序的跳跃，因为“意识的当下”是一下子认识了过去，此时其认识的过去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连串事件的线性系列。为这种意识而使用的典故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手法，不是一个远离过去的作者在现在的冷眼旁观中运用过去的学问，而是一种本身就带有历史性的意识模式。要掌握《小老头》中如丝网般复杂缠绕的典故，以及这种意识在诗中为何会如此跳动，实属不易，但无论这有多难，在这首诗和《荒原》中，艾略特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所有典故和联想式跳跃都是不可避免的。

叙述者是谁？他(“当然”有人想说；这是艾略特的世界)老了，因而装腔作势地说：“我来了，一个干旱季节里的老人”；他对一个充满英雄行为的世界感到陌生；他再次以非人性的修辞让人联想到犹太人；借由布莱克，他渴盼着“老虎耶稣”能够磨灭自己，把自己带入一种新生活；他渴望基督圣餐，却借由亨利·亚当斯——另一个被梅森-狄克逊线(MasonDixon line)[4]以南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陶醉的罪恶、自封而冷漠的人，不禁让人联想到基督教以前异教徒的美味圣餐(“在堕落的五月，有山茱萸和栗树，有盛开的犹大花”)。而对住在肥沃的南方的亚当斯的记忆(不知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奇怪地导致我们立刻对剧中人物产生了国际主义联想，加入某些充满暧昧性欲暗讽的黑弥撒，而艾略特所运用的动词在这里则正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希尔维洛先生/有着一双爱抚的手……提坦巨人中拉弓的哈卡戈瓦[Hakagawa]……库尔普小姐/转身进入大厅，一手扶在门上”)。然后是关于历史的主要段落，历史就仿佛一个令人无法抵档的女人，令人迷惑，这些段落大量使用生硬嘲讽的倒装句(“不自然的恶习/是我们的英雄主义滋生的”)，在这首诗中，不可能把历史的大潮流与个人的灾难和不愉快的性结合所产生的屈辱区分开来：拙劣的自我撕裂(“我丧失了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我如何利用它们来与你密切地接触？”)，以及轻浮的言行(“蜘蛛将做什么，/来中止它的行动……”)。艾略特关于“放弃”和“欧洲的心灵”的名句没有公正评判他与那个更大实体的互动的致密特性，也没有公正评价那种并没有压制他的个性的放弃，以及他通过自己的勇气所做的思考，《小老头》中一直存在的巧妙典故表明，他的心灵从未受到理念的干扰。

劳埃德银行的工作让艾略特有了一些安全感，但是这段宁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家里的气氛很快又急转直下；婚姻成为一种灾难。由于每天的工作生活需要承担过高的税——他几乎只要醒着都在工作——艾略特根本就无法过多地接触到其诗人身份最自我、最深邃的核心。在医生建议他休息三个月、摆脱家庭、摆脱所有工作以后，他请了假，最终决定去一家瑞士疗养院。他得到了休息，得到了假期。他离开家、离开伦敦之后，显然也一直没有把写诗看做是医生禁止他做的“工作”，他发现自己几乎已酝酿出《荒原》。这段休假正是他所需要的。我说“几乎酝酿出”是因为他还需要庞德的帮助。根据《荒原》之前和之后所写的诗歌来看，如果艾略特没有关注庞德的反应，如果庞德并不愿意(但庞德就是庞德)就这首诗挥洒他那种永不止歇的编辑和修改才能，《荒原》不可能拥有其现代主义拼贴形式，玩味那种尖锐而华丽的不连续。简而言之，那就是这首诗歌背后的个人叙事，也很可能就是因此，艾略特才能够在很久以后将其描述为一种“个人对生活毫无意义的抱怨……一种有节奏的牢骚”。

文学叙述更让人熟悉，也更曲折。《荒原》正是冲动的完全体现，是促使艾略特创作出早期作品的那些冲动的声音，是一部需要在《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小老头》之后创作的诗歌。其形式和精神灵感很复杂，也很难分辨，但他们尽管只是粗线条地存在，却仍非常清楚地存在着。艾略特在他诗歌的注释中提到的灵感来源有詹姆斯·G.弗雷泽(James G.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和杰西·L.维斯顿(Jessie Weston)的《从仪式到传奇》(FromRitual to Romance)，他从这两本书中撷取了关于异教徒仪式的故事——他用这些来暗示文学形式以及一种可能的救赎式叙事(个人和集体救赎，弗雷泽、维斯顿和艾略特都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弗雷泽和维斯特是《荒原》的深层次的结构基础，由于艾略特本人和许多解释艾略特诗歌的人的说明，这一点已经被人们过分夸大了(无论是作为灵感来源还是作为深层结构基础)。不管那些注解的其他作用如何，它们不是一位私下抱怨者的产物，而是一个在社会方面反应迅速的阐释者希望人们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作品。

对《尤利西斯》的阅读构成了艾略特《荒原》的另一大灵感来源，且最终在他的论文《尤利西斯：秩序与神话》(“‘Ulysses，’Order and Myth”，1923)中达到高潮，这篇论文是关于《荒原》最重要的早期(如果是间接的)批判性反思。文中他认为，乔伊斯的这本书表达出一种对“方法”的需要，他认为这种需要对《尤利西斯》(以及他自己的诗歌)的影响要比后者的成功所造成的影响更大。该论文只字未提《尤利西斯》和《荒原》那种特征性的独创性和惊喜，以及出人意料的跳跃和变化。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连续运用与之并行的另一部作品，这和艾略特对维斯顿的人类学叙述或几处经典文学文本的利用在多个方面都有着相似性，包括情节部署的策略，结构存在之精巧，以及其结构部署的柔性(它们都未能制约两位作者的想象力)，或者无法为结构所控制的、预料之外和无法预料的生动细节，甚或其他预读和构思方法。艾略特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现在是一种不透明的碎片，除非将其置入一种能够恢复意义背景的古典文学叙事框架(即恢复碎片的整体)中。若非透过文学的透镜就不会有理解，王尔德也会赞同这种说法。这篇关于乔伊斯的论文，连同对《荒原》这首诗的注解一起，对风行的现代主义实验进行了严肃的传统尝试，而这种尝试往往是对现代主义实验有害的。

最后，《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1921)这篇论文极好地概括了当时艾略特在这方面评论的先见之明，是对他将在次年发表的划时代诗歌的浩瀚文学历史追求的间接预期。根据这篇论文的论证，艾略特认为，英国诗歌历史作为正统诗歌的主流曾在弥尔顿时期一度中断，而这一中断的诗歌历史将在《荒原》中复苏，因为它的创作者，作为但丁、莎士比亚和多恩的继承人，拥有那种一以贯之的感性。当然，艾略特从来没有公开宣称过这一点，也许也从来没有私下里说过，哪怕是对自己说。但是从他到1922年之前的评论和诗歌写作的转变看来，那正是他所想要的，私下的抱怨或非私下的抱怨。

在对《荒原》的注解之前有一段引言，其开头写道：“这首长诗不仅标题，甚至其构思和大量随时出现的象征手法，也都受到杰西·L.维斯顿小姐那本关于圣杯传说的著作的启发。”他又补充道，“我确实从中获益甚深。维斯顿小姐的书要比我的注释更加完满地解答了这首诗中的难点……”任何一个熟悉弗雷泽和维斯顿的人，艾略特在这段引言的最后说，“都会立即辨认出诗中某些地方提到的祈丰仪式。”这段陈述提出的要求并不奇怪。它说，如果你想理解这首诗，需要先看些其他书。而在他1929年发表的关于但丁的论文中，艾略特又说：“真正的诗歌在被理解之前就能够传达其意义。”这就暗示着“理解”可能并不是我们从“真正的诗歌”中得到愉悦甚至意义的首要方式。实际上，艾略特的审美观似乎一向不是那么倾向于理解，而更倾向于通过诗歌(写诗或读诗)进入另一种更为宝贵的经验层次，一种完全脱离于理性的情感基础。在艾略特的诗中，浪漫主义总是若隐若现。

关于难懂，只须引用一个明显的例子，弥尔顿的读者们(青年时期的艾略特非常不喜欢这种比较)长期以来就一直知道这个问题。弥尔顿的诗大量取材于《圣经》和其他广为人知的西方典故，这一事实的确重要，但并没有令他独树一帜。(乔伊斯喜欢取材于荷马史诗，但《尤利西斯》则坚持了它自身的古怪之处。)弥尔顿和艾略特不仅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其他文本，那些文本通常被吸收(或者可以说是那些文本“侵入”了它们的作品)，成为作品中复杂编排的一部分；在《荒原》中，诗人几乎无处不引经据典、拼贴模仿。艾略特的诗与庞德和弥尔顿的诗一样，是一种学识渊博的诗(对作者和读者都是这样)，并且——同样与庞德的诗一样，但不同于弥尔顿的诗——这样学识渊博的诗不会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合适的读者群，无论多小的读者群。在发表的时候，艾略特的读者中有谁能理解那些莎士比亚、维吉尔和维斯顿的典故？尤其是其所引用的重要作者的典故不一定出现在其文本的重要时刻或章节。也许没有一个这样的读者，甚至庞德或乔伊斯也不一定能做到。注释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因为印刷人员为了填满诗歌的书版折标，要求增加页数。但是这些注释对所有读者也都很有帮助；它们成为艾略特的一种默认，他可能需要在他的文化素养课程中向读者介绍并对他们进行培训，从而让他们能够掌握他对文化病的诊断。

由于某种原因，艾略特会提到传统并一次性教会读者，虽然“传统”并不正确，这是由于因为他的引用和典故范围如此之广，从维吉尔到魏尔伦，从佛陀到布拉德雷，从韦伯斯特到维斯顿，我们很难了解这种传统可能包括些什么，乃至于艾略特的巧妙手法：一件巧手精制的家具，那完全是布莱克式的手法。他的传统是(不管他所接受的教育如何)一个充满热情、自学成才的人特有的想象力，与庞德一样，试图将自己的财富赋予那些摸不着头脑且大体上并不在意的读者(不是读者群)。(自学成才也许是美国人的另一个代名词。)《荒原》代表着一个非正统作家的奇怪情形，他非常依赖于其个人作为读者的漫长思想历程(让他的教育见鬼去吧)而试图做到不可能的事——去创造正统。那正是艾略特几年后在《奇异神明的追求》(After Strange Gods)一书中所批判的文学形势，该书是在他转变后写成的，当时他已不再是一个自由思想不可知论者，已经可以去追随那些著名的现代作家，并提出没有一个系统连贯的社会(即没有真正的社会)能够接受他们，或就此而言，没有哪个社会能够接受太多的“自由思想犹太人”。

在《金枝》和《从仪式到传奇》中，艾略特读到了一些祈丰仪式，这是在全世界很多地区都相当盛行的祈丰仪式(一个“普遍的”故事的诱惑)，时间要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其中一些做法和符号至今仍保留在塔罗牌中，在很多中世纪探险传奇故事中都有记载，基督教本身也有提到(在《荒原》中，基督教的出现始终是与异教徒神话相连的)。这是大自然出生、结果、衰退和死亡的基本叙事——未知的季节自动循环与人类繁殖的并行和共生叙事，土地与生殖器官的荒废和再生，后一个过程由一个统治者作为代表，那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国王，他本身就是生命本能的代表，经历了逐渐衰退的性能力的变迁兴衰、死亡和重生；生命本能定期遭遇危险；国王、社会和自然的命运难解难分；国王和土地的命运却掌握在弗雷泽和维斯特所描述的仪式之中：那是一个有能力自救的社会。

艾略特说，基本叙事、其仪式和符号，为他的诗歌提供了“计划”，即“计划”的情节、创意、设计和伴生的价值。如果我们要掌握艾略特的历史意识——其利用当代人物、形势和对话(该计划的生活剧场)反对人类学计划——了解该计划非常有用。艾略特将被削减和截取(有时候是喜剧的)的当代类似作品与他的诗进行对位并将前者建构为后者的背景，这构成了这首诗的“神话方法”。艾略特认为，其他作家也可以从乔伊斯那里学到这种方法，并需要遵循这种方法，就好像《尤利西斯》是一个科学模型，如果他们要以一种适合于现代世界的形式写作，如果他们想要控制——要为他在关于乔伊斯的论文中所谓的“当代历史这种庸碌无为、无政府的宏观景象”制定秩序，赋予其“一种形态和意义”——的话。他的意思是从“该计划”所提供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估当代历史——至少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弥尔顿取材于《圣经》，并且依赖所有读过《圣经》或者是不必读《圣经》就能吸收里面的神话的人，不必读是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圣经》的文化中——这些读者包括弥尔顿的潜在读者群，他们让弥尔顿有机会获得文化上的核心和不朽地位。而艾略特则取材于更加晦涩难懂的人类学文本，这使得《荒原》似乎根本不可能被现代主义的小圈子外的任何人读懂。尽管如此，《荒原》还是获得了某种大大缩小了的核心地位，因为它拥有一个由圈内人士构成的读者群，包括某些诗人，其文学事业的形成部分决定于对这首诗或者他们认为这首诗所代表的东西的负面反应：包括如哈特·克莱恩、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包括20世纪50和60年代的一场反形式主义诗人运动；最重要的是，大学生读者、学术文学批评家以及他们所教授的学生，几代学生在学校里学到了为了让自己获得成为圈内人的乐趣而需要知道的东西。他们不仅学习弗雷泽和维斯顿，也学习西方文学传统的经典文本，大学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系统而严谨地阅读这些作品的地方了。作为保存所谓经典文献的地方，大学已经成为艾略特根据自己对于健康社会的理念而坚决不会赞成的东西：文学文化的封锁式保存者，不可避免地将其保存的东西置于边际的机构；文学系，换而言之，就成为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聚集的地方，西方主要文学的最后一批严肃读者所在地。现在就能理解什么是“另类读者”了。

对于所有这些具有特殊解码能力的人来说，这首以其标题开头(现在看起来很明显了)的诗，成为有机碎片、残存物和线索组成的闪光的系列，哼唱着古老的仪式和深远而悠长的神话的小调。在第一部分，“死者葬礼”(仿效英国国教的葬礼)中出现了来自沙漠的意象，出现了狄更斯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作品中的黄雾、砾石垃圾、枯死的树和没有流水声音的焦石等。这部分提到了塔罗牌，尤其提到了“那个被绞死的人”，他是一个已经死亡的神、一个可以像基督那样获得重生的神(但是算命的人并没有发现这一点)的形象，以及被种植后开始发芽的尸体这一令人恶心的主题性幽默。出现在第二部分“对弈”中的是与婚姻、性无能和堕胎相对的场景；“火诫”是关于没有结果的爱情的主题变奏，并再次提到棕黄色的大地、河水“流出”石油和焦油(标志着大自然、人类等等堕落的令人惊异的形象)。在第四部分，暧昧的“水里的死亡”——标题本身就暗指一个祭祀大自然的重生仪式，以及最后一部分“雷霆的话”，提到喀西马尼园、穿过沙漠的旅程、到达危险小礼拜堂(Chapel Perilous)的通路和对复苏生命的雨水的期盼。借助弗雷泽和维斯顿，《荒原》读起来就像一个讽刺性的探险传奇，作者用一种现代主义拼贴式审美将其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效果是否定叙事推进和变化，并且主张做一个在时间上同时发生的噩梦。

了解该计划的乐趣，理解故事结构和真正的故事——不为人知的寓言、解码、猜谜、解密——所带来的愉悦，永远不是文章文理结构带来的乐趣，不是审美遭遇的感官享受，不是表面的乐趣。随着时间的流逝，阅读《荒原》的价值奇怪地逐渐减少了，人们对此诗的了解却并没有增加。随着时间的流逝增加的是了解该计划的乐趣，即结构的首要原则。不经历学术思考，几乎就不可能再读懂这首诗：包括对人类学资料来源的解释，文学资料来源、回响、典故的确定，以及巧妙注释的搭配使用。所有大学读者都不得不这么做，或者没有人想到不这么做，或者也许根本就应该这么做。照迷惘的一代的悲观说法，《荒原》在文化上的核心地位，是批评家和学者们在艾略特的推动下形成的核心地位。然而虽然这首诗以该计划为基础，该计划本人却非常不清楚和晦涩难懂(作者是有意这样做的)，尽管作者用尽各种学术方法使它“显而易见”，结构不可避免的存在始终控制着表面的细节。经过解释的文学典故和引用也变得“显而易见”了，就好像艾略特是手拿笔记本，站在书架前写下了这首诗，文句信手拈来，引言俯拾皆是。

学者们对《荒原》进行肆意的冷嘲热讽——这正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后来其热度似乎逐渐消褪了)诗歌和批评领域里的反艾略特运动乐于抓住的艾略特的形象，力图创作和提倡一种新的反形式主义诗歌(仿佛觉得艾略特的作品在形式上还不够古怪)，并试图提高哈特·克莱恩、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沃莱斯·史蒂文斯的地位并回溯至斯宾塞宽泛定义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那正是年轻的艾略特以及他的新批评派继承者们视为垃圾的东西。对于艾略特和新批评派的这记回马枪有助于让文学史的视野重新对焦，使被艾略特和他的新批评派继承者们按其关于真正的文学传统的观念所必然排除在外的文学运动和人物得以复位。这种回马枪式的不屑态度，对于艾略特来说虽然很是活该，却又十分有用。

对于任何希望以更加直接的具体形式来领会《荒原》的人来说，艾略特在《圣林》中谈到本·约翰逊(Ben Johnson)时所说的话或许会有所帮助。“尽管他沉浸在文学之中，他却从未牺牲戏剧性——最佳意义上的戏剧性——去创作文学或研究人物。他的作品是一场巨大的演出。”《荒原》作为现代主义实验的精华，作为一首充满学识和“文学”的诗，却从未被供奉给“文学”。

艾略特所谓的“戏剧”和“戏剧性的”有诸多含义。首先，指他所认为的那些经历了诸多世代传承下来并与作者所在时代的生活相遇、与之啮合、将其捕捉记录下来的最合适的文学形式；其次，指作者的文学自我意识，即在写作时的即时表演感，从戏剧的角度看待自身，将自己创作为戏剧中的一个人物；再次，指一场音乐厅演出，一组娱乐节目，或者音乐厅表演者本人。而对于艾略特来说，这种表演者的最佳代表就是玛丽·劳埃德(Marie Lloyd)，这位演员的辞世促使艾略特在《荒原》发表的同一年写了一篇短短的论说文，对之进行文化上的哀悼。文中艾略特对她的天才歌喉大加赞叹，她能够在自己和观众之间激情互动，引导观众去发现和认识到其自身便是(在好几个意义上)为她的现场艺术提供支持的互动现场艺术家。

《荒原》的戏剧性已通过艾略特本人的数次演出以及它被当做大学校园朗诵者的戏剧文本的频率之高所证实——这颇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首诗的戏剧特征和可能性，它的五个部分分别像五个独立的表演场次，充斥着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物，“高雅”和“粗俗”的语言、笑话、对话、短剧、流言、性、流行的和歌剧风格的歌曲(所有口味都照顾到了)——“且一切都那么有趣”。《荒原》是一出巨型的多姿多彩的演出(一首杂烩诗，一个混合体)，它提供了戏剧式的愉悦，这些愉悦独立于深层结构和神话、分析性思想或文学知识，那是不需要成为内行就能够关注到“计划”和“神秘的方法”也无法激发的愉悦。

然而艾略特的一条注释却偏偏抛出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使人无法体验这种花样繁复的愉悦感。这条注释是关于提瑞西阿斯的，它声称在“火诫”那部分首次(公开)露面的提瑞西阿斯(“我，提瑞西阿斯，尽管失明，却在两种生活之间不停律动”)是“诗中最重要的人物，将其他所有人联系在一起”。艾略特说，各种人物全都彼此“融化”；“所有的女人都是一个女人，而两种性别在提瑞西阿斯身上交汇在一起。提瑞西阿斯所看见的实际上是这首诗歌的主旨。”这条注释所做的这种去除(融化)文本肌理的做法其实在艾略特对于维斯顿、弗雷泽和“计划”的评论中早有先例。我们又一次受到鼓励投入到五光十色的表面以下，去发现一个深层的结构原则，按其定义来说，这一原则是同质的、提炼式的、抽象的。无论是通过维斯顿，还是据称是全诗主导意识的提瑞西阿斯那一统天下的话语，我们都能够殊途同归，最终所有的戏剧和戏剧性、所有古怪特征全都不翼而飞。没有哪个基于这种原则演出的音乐厅会持续一个晚上以上。当所有的女人成为一个女人，而所有男人变成一个男人，我们感觉不到任何愉悦，而只会感到厌倦。

如果提出来暗示一个不那么抽象的阅读原则的话，这条关于提瑞西阿斯的误导性(而且它本身就是被误导的，如果艾略特这样认为的话)注释倒不无价值。作者已在提示和帮助读者领悟他的诗歌在一大堆只有在深层结构的层面上才似乎显示出其有可能统一的碎片(这是只能用头脑思考的统一性，看不见，听不着)面前体现出来的美学(感官、声音)粘合力。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则这条关于提瑞西阿斯的注释就成为揭示《荒原》中始终存在的声音的工具，那声音主宰一切却并不吞噬一切，这首诗的开篇诗句便以这种声音作为基调，它是一种权威的、预言式的、挽歌体的、突出精神的声音，且通过《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小老头》，始终在咏叹灵魂的厌倦：“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一声音被如此有力地“书写”，却很快消失在参加“死者的葬礼”的那些人物中，包括失眠的玛丽、算命师、索梭斯特里斯太太和发狂似地戏弄斯特森、戏说他开花的尸体的那位无名调侃者，等等。消失了，也就是进入了“言语”即当代人物的传统节奏之中，接着它进入了正规的对话，这种对话好像双折画，构成了“对弈”的绝大部分内容，接着又进入了“火诫”中出现的那种猥亵和庄严气氛交杂的音乐，然后经过变形，在“水里的死亡”那部分化作用规整的抒情诗吟唱的歌声，在“雷霆的话”中化作驱使神明显灵的声音。

这种持续存在的声音，这种自称自诩的话外音，将会高高在上、置身事外，提供一个道德视角，并发表严厉而隐秘的评判，而结果却陷落其中，其本身常常变成被废弃的主体。例如，当“对弈”第一段对话的导言段落将近结尾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它正处在它所描述的压抑的内心世界之中，从简单过去时那种安全的枝头坠落，掉进现在分词的陷阱和枯燥空间里：“凝视的人像/探出身来，斜倚着，使紧闭的房间一片静寂。”或者，在另外一个生动的例子中，当我们发现话外音的节奏被复制为风信子花园里的一位衰残的无名男子的节奏的时候；再或者，当这一持续不断的声音被当成一个角色，有人物与之对话，面对实际上是尤金尼迪先生发出的性方面的提议的时候；又或者，当话外音——在本诗的另一处相当生动的片断里——变成了另一位都市行尸，被下泰晤士街的劳工酒馆的曼陀铃演奏声的所吸引，而这座酒馆临近华丽的殉道者马格纳斯教堂，这两所去处又都是此人所无法参与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曼陀铃与费迪南德所听到的阿里尔的音乐发出前后呼应的声响，后两者是莎士比亚关于改变和救赎的晚期剧作《暴风雨》(The Tempest)中的人物。这话外音，这位当代的费迪南德(在一首关于无数失败的情事的诗歌里寻找自己的米兰达)，这颗充满了关于重生的回声和记忆的脑袋——他本身不会有重生的机会——却并没有走进他想要进入的酒馆。那里，或者说在他的想象中，那里的生活不是活在头脑中的生活：酒馆和教堂并排而立，这是艾略特所渴望的统一的活泼健康的社会图景。“火诫”里的这个抒情片断(257—265行)或许是这首诗中最生动的片断，因为它用风格简单的措辞勾画出了《荒原》里起着驱动作用的渴望：逃脱这片荒原。如此精心设计的渴望——这个段落位于整首诗的正中央——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渴望。问题倒并不在于是否能够与现代大都会达成妥协，大都会的场景为这首诗歌提供了背景细节，为一位在金融区散步的都市人提供了令人虚弱的环境，他在其中不断变形，试图忘却得与失，这是一种主导荒原的意识，它在道德上十分明晰，却又不时发现自己失去了自主力量，而成为了荒原之上的居民。艾略特没有找到他的“米兰达”，没有找到他可以为之牺牲“自我”的“某种更有价值的东西”。

但这一画外音的直接性却不是与思想分离之后的声音本身的直接性。它是一种完全感性的直接性，它将伦敦的场景一下子都当做了感官素材(其中大多数是令人厌恶的细节)和知识的对象。这是一个只观察世界却并不进行思考的意识，伦敦“就像”但丁的《地狱篇》(The Inferno)；这是一个眼睛注视着伦敦却看见了但丁的地狱的意识；它想象出了性别无关紧要的打字员，却并不对其加以思考，“在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那里可能会有所不同”(艾略特指望读者能够看出这种区别)，但更重要的是它除了在文学冥思之外无法体验真实；作为一种文学风格，它不断向其他文学风格退让；这种意识眼睛注视着“生活”，却看见了行动中的“文学”。这首诗中对声音的体验非常具体，就像一位戏迷通过演员的声音进入一种支配一切的头脑的体验，其作用便是作为“意识的当下”，“这种认识的方法和程度都是过去对其本身的认识所根本无法达到的”，这个头脑不带有知觉，而是作为一种知觉，它“不仅关涉过去的历史性，也关乎其当前性”。但这种异质的、不纯的主导意识，这所谓的“意识的当下”，这充满了关于文学和古代仪式的记忆的头脑，同时也是一种意识的过去，其方式和程度也是过去本身作为过去永远无法意识到的——也就是说，这是从过去的视角对于当下的认识。

《荒原》说到底是一首传统的诗歌，不是因为它看起来与在它之前创作的任何作品相似(它们并不相似)，而是因为它在形式方面的实验、他对于完全脱离主观稳定性的诗歌意识的碎片拼接式的处理，只有在它们关于传统作家并以那些作家根本无法想象或向往的方式重新赋予其生命时，方能产生意义。《荒原》不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是文学史本身进行艰难转变的意象，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天赋》一文中所说，在此过程中它“决不会在路抛弃任何东西”。

我们可以将《荒原》设想为其本身的人类学基础，一种现在已经不那么晦涩的“计划”；或者将其当做一种声音的感性体现和叙述，它不断通过令人惊异的语气、角色，通过将自己托生于其他作者来打碎自我的坚实统一；或者还有一种更佳的角度，将其当做某种只有通过文本肌理的细节才能触及的深层设计。而作为另外一个版本，这一视角是(年轻人艾略特)从新兴的电影艺术和新近发生巨大变革的绘画艺术的术语那里得到了提示：“蒙太奇”和“拼贴”最近已经被评论家当做其特征来描述这首诗的表面(即美学)影响。

艾略特作为身处其美学时代之中的人，在《荒原》中创造了一副包括五个板块的画作，而这些板块作为空间形式，又必须在精神的视野里被一下子全部抓住并加以领会，好像整首诗是一个复杂的形象，不是一部必须自始至终加以历时阅读的作品，而需要一瞥“毕现”。只有老道的读者才能触摸到这首诗的这一版本，他们对于诗中的那些典故了如指掌，并在沮丧和欢欣的情绪中对这首诗进行了反复阅读，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根本不需要任何文本，因为他们已经使自己成为了观者。《荒原》经过这样的体悟，便化为分析性立体主义作品的文学对等物，成为一系列彼此透明的分层“位面”，其整体效果就是在使传统文学的时间(1922年)和地点(伦敦)的统一性发生分裂的同时，继续执着于对于人物的刻画(其中许多人物外表肮脏，神经衰弱)。

艾略特的实验并不欢迎关于何时、何地和何人的问题，但又总是越过真实和表现之间的分界线。于是，当代的伦敦(《荒原》这首诗的“真实”和这首诗的“当下”)、波德莱尔的巴黎以及《地狱篇》的场景同时呈现在“死者的葬礼”之中；于是，来自《埃涅伊德》(The Aeneid)和《哈姆雷特》的情人们一同出现，仿佛与专写情人的“对弈”一部分中的当代情侣存在于同一空间之中；于是，《暴风雨》、斯宾塞和马维尔与“火诫”里的各色当代肉体表演比肩出现，纷纷展示其爱的姿态，佛陀和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在其中同时发言。旧的统一性被新的代替，积极的读者一定会在调和性的一瞥中将这一切统一起来：最终不是过去和当下被讽刺性地并置在一起(尽管这样的并置散布于诗中的许多局部肌理)，而是将过去和当下、将“文学的”和“真实的”直接呈现在一个绘画式存在中，成为一方画满的墙壁，成为意识所遭遇的一场同时性恐怖。所谓恐怖，是指它所了解的东西太多，对它来说新鲜体验已经不可能。《四个四重奏》中第一部的诗句里这样写道：

如果一切时间都成为永恒的当下

一切时间便都无可挽回……

但空间形式的暗喻并不是始终都起作用。在第五和最后一部分，时间从空间之中不祥地溜走，画家的画板变成叙述，而被固定的和重复的东西似乎都开始经历变化。一个关键的莎士比亚式片断(“那是珍珠那是他的眼”)一再被提起，它有意识地出现在诗歌的话外音中，由诗中人物说出则是无意识的，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莎士比亚(他们不知道)并喜欢显示自己的文学修养，而是因为这句话必须要说，因为这种对于变形的渴望必须要让读者感受到。接着，第五部分是在幻梦般的修辞笼罩下展现的：喀西马尼，去往艾茅斯的路，发生爆炸的欧洲城市的旋风式巡礼，走近危险礼拜堂，在那里寻找圣杯的人也许会问出恰当的问题，以便救赎土地和无能的国王，使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忘记“得与失”(这是艾略特唯一坚持不变的政治姿态，他对于资本世界的强烈厌恶)。诗中使用了灾变预言式的语气：某种启示，那期待已久的变化即将到来，但地平线外隐隐若现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艾略特以欲望(不无恐惧)的模式结束了全诗，而就在《荒原》问世的前一年，叶芝在《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中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欲望，而弗罗斯特几年之后再度重温这一欲望，在《曾临太平洋》中尤为突出。弗罗斯特在诗中写道，“有人最好准备好迎接怒火”，叶芝大概不会对此持有异议。艾略特则已经准备好迎接怒火，也企盼着救赎。就像叶芝和弗罗斯特一样，他将《荒原》里自己的现代性定义为身处巨变边缘的直觉——整个时代的断裂、粉碎和沉沦：这不是新世界，而是吉凶莫辨的新世界来临的前夜。这些作家不无担心，那多半是一个凶险的世界。

埃兹拉·庞德眼中的《尤利西斯》全然不同。他认为这是一本“可能像《特里斯坦·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一样无法重复的书，我是说你无法复制它，无法将其当做范例”。庞德的尤利西斯是一种解放力量，一种创造精神和后继作家想象力的激励，使之能够探察到创造力的源泉：创造你自己的世界，创造自己。所以在庞德那里，乔伊斯是现代主义艺术家自我的化身，将自己化身在优异卓越的风格当中，它不断在《尤利西斯》里浮现，几乎是一章连一章地冒出来。于是，艺术家乔伊斯作为激进的个人的典范，甚至对自己也不作重复，更不用说其他人的艺术形式，这是身处充满各种(艺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专制的世界里的一个自由化身，一位现代主义成熟时期的发明家，作为政治英雄，他的座右铭是也必须是“拒绝服务”(non serviam)；这是乔伊斯的形象：一个不相信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的自我。

但年轻的艾略特恰恰是将乔伊斯的书当做了“范例”。他认为对于叙述方法的展示具有“科学发现”的力量，认为这是一种值得赞同的形式和创作范例。年轻的艾略特，这位不情不愿的实验主义者和闷闷不乐的个人主义者，认为他已经在《尤利西斯》里发现了足够的理由可以放弃他在形式上的冒险。因为如果乔伊斯是一种新文学传统的奠基人，那么艾略特就会成为新的莎士比亚，对于交给他的形式进行无限的打磨加工，使已经存在的东西达到顶点，那些东西在乔伊斯那里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尤利西斯》的后继作家们应当成为《尤利西斯》的文学社会的成员，在乔伊斯范式下发现各自的文学个性特点，这种形式为各种各样具有原创性的自我提供了可能。这是同一个标准之内的变异，不会对共同的变异基础带来损害。

这样的推论将会得到艾略特的老师约西亚·罗伊斯的赏识，它也成为了艾略特从早期、中期直到晚期的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基础。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天赋》中使用了“传统”、“现存秩序”和“继发创造性”这些词。关键是要为“某种更有价值的东西”“牺牲”自己，失去一种孤立的、与世隔绝的“自我”，以便找到另一个与整体有机关联的自我，对于这样一个整体作家，不再需要承担创造神和唯一的维系者之类的移交责任。

这些词早先都是文学词汇，可是回头看来，它们所提示的东西揶揄地远远超出了由“从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构成的宏大的社会之内的文学自我。乔伊斯为当下的文学复兴了荷马。艾略特早期的文学论文就像他后来的许多主要散文篇什一样，都在表达他渴望在一个思想上有凝聚力的文化之内建立联系。同时，包括《圣灰星期三》和《四个四重奏》在内的诗歌也都成了当前现实的表达，成了艾略特在一片不连贯的、绝对世俗的文化中生活的心声。从这个角度看来，《荒原》不是对于价值匮乏的哀悼，而是展示了一枚被文学和宗教构成形式和价值的碎片所压倒的心灵，被文化多样性所淆乱的世界造成了它的沮丧，但同时也使它痴迷其中，它试图在一瞥之中将这种多样性统一起来，这里一切都在上演，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生下根来，这是除了艾略特所鄙视的一对中心焦点——利益得失和随随便便的性行为——之外没有什么能够驾驭的世界。而这正是我们的命运，一如提瑞西阿斯早已预见的那样。

尽管在《荒原》诞生之前，艾略特对于文学形式和他称之为“框架”的包容性社会形式的关注已经十分显著，框架是作家和其他流浪的朝圣者们所运用的诸种形式之形式，而艾略特继续坚持探索“框架”的方向却是在《荒原》这部作品发表之后，当时批评家们正忙着争论它的情绪、意义和颇有问题的统一性。艾略特在文学论文里继续谈及一套“教条和伦理保持连贯一致的传统体系”以及对于“某些外部事物”的“忠实”对于作家的好处，以及对于乏味的“内心声音”和自由观点的氛围加以变换的必要性。但这些论文(例如《评论的作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1923]、《但丁》[“Dante”，1929]以及《宗教和文学》[“Religion and Literature”，1935年])在争论作家与某些外部事物的极深关联时大胆地冲出了唯美主义的竞技场，作家与那个东西的联系是“无意识的”或者(用一个非常吊诡的短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形式”和“框架”能够获取非常具体的内容：传统、宗教、家庭、教区、社会。而那些聚合性的词汇，基督教社会和基督教文化，则成为了晚期艾略特关于价值的关键词，作为一个学说背景的符号，它们使《四个四重奏》里十分明显的斗争明晰起来，但却从不试图解决问题，也决不会带来宗派式的褊狭。

推动艾略特的晚期文学生涯——在1927年加入英国国教之后他所做的一切——的初衷具有服务公众、社会参与的性质，在思想上则保持着激进色彩。作为编辑和知识分子，艾略特在1922年创立了《标准》杂志(Criterion)，并在此后的17年里努力培养一种在大多数情况下有着清醒意识的都市文化，它根植于多样的民族土壤，却达到了超越疆界的统一。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艾略特转向戏剧，因为他希望“在社会中担纲扮演像音乐厅喜剧演员那样有意义的角色”，因为尽管他没有明白地讲出来，他渴望成为如日中天的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玛丽·劳埃德。他的剧场生涯成了一场自说自话的诀别，以告别来自风行的现代主义同仁圈内的社会鄙视。《鸡尾酒会》(The Cocktail Party)在百老汇的小小成功使他十分激动，令他这样激动的原因不仅仅是经济收益(当然经济收益也是不可忽视的)；他大概也曾很喜欢《猫》(Cats)；他用一篇关于批评的演讲使得明尼苏达大学的篮球馆爆满。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外部信号，表明艾略特有心加入并维系“某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并在一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层面上生活。

艾略特后期的主要社会批评——《奇异神明的追求》(1934)、《基督教社会的理念》(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1939)和《文化定义笔记》(Notes Toward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1948)——引起了颇多争议，争议的原因既在于他对于核心的现代假设和信仰(自由主义、世俗化、民主，艾略特认为后者纯粹是遮掩金融寡头统治的花言巧语)的苛责，也是由于他为基督教宗教框架结构所作的抗辩声明，以及《奇异神明的追求》里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反犹言论。艾略特认为，在当今的话语中，“多元文化”如果要作为任何特定真实文化的描述，那么它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而要想用它来描述人类世界，则又显得陈腐。在《奇异神明的追求》中，艾略特争论说，除非是在偏僻的小地方，不受现代化的冲击，贴近土地，而且——在美国尤其如此——还要没有外国种族流入，必须远离纽约市(这样说吧，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特维尔之内或周边)，不然文化是既不会存在也不会持续下去。而在《基督教社会的理念》和《文化定义笔记》中，艾略特放下了对于农耕生活的怀旧，也没有再充满敌意地提到犹太人。

艾略特在《奇异神明的追求》中表现的反犹态度确实存在，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如果将它放置在以色列人的社会实验以及他们在北爱尔兰纷争不断的社会背景之中，却有更多的意味。“反天主教”、“反伊斯兰”和“反闪米特”在上述背景中缺失了一个关键的要点。试图建立和维系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和文化(“有凝聚力”这个词在艾略特的分析中是一个赘词，是“真实”的同义词)的努力，从某个层面上说来必然是排外的，它会在族裔、宗教或同时在族裔和宗教两个方面欲求其“纯洁”，并对于自异其类的因素怀有敌意(“主流”在文化的领域是“真实”的又一同义词)。这种努力未必要采取暴力和仇外的形式，尽管以色列人和爱尔兰人在20世纪与其他民族共处时也曾经十分温和，然而作为例子它却在提醒我们，建设有凝聚力的文化事业常常会涉及暴力和不包容。艾略特在《标准》上传播一种大都会效益，因为他相信民族文化需要不断从外部进行灌输融汇以便保持活力。他认为多元的世界和各种彼此相异却根深蒂固的文化是最为宝贵的，但他害怕自由主义和世俗化的思维模式，以及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会将这种多元性加以磨灭，使得世界的文化构成变得同质化，他也对通过有意无意的随波逐流可能变成多元文化的社会抱以鄙视态度。艾略特显然无法欣赏美国五光十色的多元文化，按他所理解的这个词的任何一种意义，这种五光十色都不成其为“文化”。站在艾略特的立场上说，瞄准《奇异神明的追求》对他进行反犹指控，在他关于“文化”定义的传统分析语境中是站不住脚的，而美国在多元化方面的实验则依然是一桩论而未决的悬案。在艾略特的这些诗歌里有几处，而在他出版的书信里有多处，确实有“反闪米特”的表述——然而要继续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事业的话，我们同样需要承认，作家并不一定要成为守礼奉节、行为得体的模范。

艾略特十分渴求那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联系，联系的对象是被当做“习惯性行为、风俗和惯例”的文化，“从最有意义的宗教仪式到与陌生人打招呼的传统方式”。文化作为“‘生活在同一地点的同一人群’的‘血缘关系’”，是一种颇有表现力的整体性，一种“世世代代赋予一个群体以特色的感觉和行动方式”。换句话说，文化必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在文化内部，行为构成了信仰，而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未经选择的。彻底陷入和依赖群体及其传统的“个人”被解放出来，获得了“个性”，“个人”通过“传统”而获准存在。鉴于这样一种看法——这也的确是一种看法(令人回想起艾略特早期关于文学整体性和传统的看法)——保守、稳定、抗拒变化就成了必要的价值观，需要这个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在基督教文化中是基督教精英团体，据称他们会调和积存于天国的模式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来进行管理和培育的价值观。艾略特很希望文化对于个性崇拜毫无作用，希望它不会鼓励艺术家滋生孤僻、越轨和标新立异，不允许自身成为支撑先锋思想和作品的基础，不企望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当做社会变迁、更不用说革命的代言人。艾略特根本未曾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之中生活，对他来说，这样的文化环境只存在于他的散文理想憧憬之中。他很怀疑真实世界能否发生如此转变，但他仍觉得为一个如此转变的世界而憧憬、辩解并(在他的散文生涯中)努力是十分必要的。

在《荒原》之后，艾略特职业生涯的主要诗歌篇章包括：《空心人》(“The Hollow Men”，1925)，它实际上是《荒原》的尾声；《圣灰星期三》(1930年，其部分内容已在此前的三年里发表)，这是他表达自己对于基督教的虔信的首个但却是最主要的作品；作为他诗剧家生涯开篇作品的《大教堂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创作并发表于1935年)，以及他皈依基督教后的巅峰作品，也是他在《荒原》之后诗歌的颠峰作品，1943年以《四个四重奏》为题集中发表的四首冥想诗：《燃毁的诺顿》(“Burnt Norton”，1935年)、1935年；《东库克》(“East Coker”，1940)、《干燥的赛尔维吉斯》(“The Dry Salvages”，1941)以及《小吉丁》(“Little Gidding”，1942)。《四个四重奏》中的场景作为冥想的冒险，作为其限制性的文化基础，恰恰是艾略特在其散文中批判的文化环境，是他身临其境的现实文化(“绝非优雅的处所”)，而不是他在《基督教社会的理念》中所梦想的那种文化。《四个四重奏》的主题和基调在《圣灰星期三》中已经出现：这是面对悄然侵入的时代背景的一种放弃和恐惧；它削弱了自我对话和恳求，削弱了祈祷忍耐、谦卑和解脱的声音，带着炽烈欲火的奢华记忆以及对于禁欲生活的向往——一切的一切，总是以一种朝圣者的语气恳求改变，等待恩典。

《燃毁的诺顿》是礼物，是来自文学众神的恩典，它是从写作《大教堂谋杀案》时所丢弃的一些片断发展出来的，是一个意外收获。只是到创作《东库克》的时候，艾略特才开始想要创作一个包括四首诗的组曲，而《燃毁的诺顿》成为提供结构的模本。它分成五节，或者按艾略特音乐暗喻的需要，应该说它分为五个乐章，各个诗节在后续诗歌中被重复和变化，以便达到一种效果，使空间形式周期性地被一种暂时性效果打断。在艾略特的音乐形式的主题表达中：令人压抑闷气的秩序和封闭圈子由于恩典突如其来的注入而突然打开，恢复正常；在变幻的世界里，一个又一个注定毁灭的事物毫无意义地流动，一个突然出现的标点符号打断了这一流动，进入一个固定的存在的视角、一个中心，使得那永无止尽的流动变成了优雅的几何图形。在艾略特使用的最主要暗喻的语言中，意识企图处在“转变中的世界那个安静的点”上，这是一种人类(最多)只有在罕见的醉人药剂作用之下才能够承受的现实。这种现实就是造成肉身式的赋形转化，既非肉体，也不是没有肉体；这一固定的存在、这一永恒的在场者便是基督，可以去寻找他，偶尔还能够触及他，他永远存在，大多数时候却又并不在场。

由于《四个四重奏》出现在《荒原》之后，尽管前一篇诗歌也展现了各种卓越的文学才华，这篇诗作却似乎注定更富有文学性。如果想要在贴切的语境中把握《四个四重奏》在艾略特的内心旅程中的位置，就必须要对前一首诗歌有所了解。此外，由于它公开提到其作者本人是一个旅途中的文人，又恰因为当此人写作和出版这首诗时的身份是他那个时代的顶尖文人，在诗中大量提到《荒原》(每篇的第三乐章——只有一个例外——都是对于《荒原》中场景的挽救和修正，而没有触及理论难题)，于是读者被假定当然认识他，知道T.S.艾略特是何许人也——不仅知道他的大名，而且早已感受到他在文学史上谋求高位的雄心壮志，了解1927年他皈依英国国教的事情。尽管理解这首诗相对比较容易，《四个四重奏》仍然是一首写给文学内行们看的诗，且这些内行都不是(这是最重要的限定因素)什么本能的世俗论者。

《四个四重奏》的结构包括一个初始段落，其展现了一种包容诸多事物的广阔视野，姑且可被称为“哲学思考”。在每个诗篇里，问题都是时间本身，在《燃毁的诺顿》中这个问题被抽象地唤起；而在其他各篇里则是具体地按照抒情冥想和圣经预言式的风格，使用了世代相传、自然伟力和春天在冬季里的奇迹般喷发(宅邸的起落荣枯，密西西比河的棕色大神，“这是春天/却不符合时间的约定”)等意象。接着，第一段被额外的空格打断，标记着向一段视觉记忆跳跃，而记忆的对象是个人化的。第二段是以一段涉及宇宙观的抒情开始的，后面又接有反思和种种个人化的细节，这次是一系列考验，诗人对自己的一切成就发生了严重质疑。第三部分(《小吉丁》除外)是对于荒原场景的重访；第四部分都是沉重的说教，这是一些基督教的讽喻性抒情诗歌，带着痛苦的(从未满足的)语气。而结尾段落则涉及诗歌本身的问题——涉及它的语言和价值的性质。整个《四个四重奏》展现了抒情声音和散漫话语之间的风格变换，表达了一个作家必须不断追问自己作品的价值及其适当性。在一切的下面，持久的风格实体还是沉思冥想，所用的语气仍经过细细掂量，保持禁欲主义的平静，这是一个既想关心又不想去关心、始终希望自己古井无波的诗人的声音。

《四个四重奏》中无法解决的紧张在于艾略特这位不情不愿的实验主义者想去(却没有去)继承可以成活的传统形式，想去(却没有去)埋葬那个社会中(“某种更有价值的东西”)的孤僻的自我；他最终无法将自己的生活全部躲进耶稣基督之中，尽管如此，他却在这首诗中投身于最强硬的先锋美学的寓意。他告诉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将作假的模式强加到现在，说作假是因为：“这种模式在一切时刻都是全新的/使得一切时刻都成为对于过去的我们/的一种全新而令人震惊的评价。”同样，对一个人的才华的了解也加强了这种作假的模式。文学形式和语言的胜利在于它对于新鲜和令人震惊的东西所作的极端模仿。这是对文学史的胜利，是对已被接受的模式之虚假的胜利，是对传统的胜利。我们业已观察到的东西，在昨日的诗歌中捕捉到的昨日的感知，是昨日的胜利——它只对昨天有益，而我们昨天又是谁呢。今天的我们是麻木的，每一次朝向写作和新生的努力必然是一次“对于不可言说的进攻/所带的装备十分简陋而且会一直趋向恶化”。

昨天的装备的确简陋，而昨天的自我也是如此。虽然简陋却很舒适，虽然舒适却是一个谎言。老人或上年纪的人本该如此(《四个四重奏》是艾略特在47岁到54岁之间创作的)，他们情愿不作探险者。他们情愿一再重复作为作家的自己和作为自我的自己。他们情愿重复而不是创造，宁可不去冒险占有，因为他们不愿意负载任何真实，或被真实所负载。作为作家去“创新”的勇气不是一个暗喻：它是艾略特通往重生的道路。

从另外一面来看艾略特，他绝对不是先锋派，而恰恰是先锋精神的对立面。这两面总是不大调和地却又通过必要性共存于艾略特的作品中，如果换一种角度来想象的话，生活就是被截成一段一段的滑稽模仿。当然，我是指他对于传统、文学史和过去的执着。就此而言，最迫切的表达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他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与逝者同在。不是文本中那些僵死的文字，而是那些不断出没在文本中的令人感到熟悉的、混杂的幽灵们。在这一点上，终于(作为对庞德的《回归》[“The Return”]的呼应)，艾略特触及了乔伊斯伟大的正统主题。以下是艾略特在《小吉丁》里所说：

我们和垂死者一起死：

看吧，他们离去了，而我们随他们而去。

我们生来便和死者同在：

看吧，他们回来了，并将我们随身携带。

这就是艾略特关于共产社会远景的最宏大表述，而在现代的世俗和自由状态下，这样的声音大概最难入耳。

《荒原》将始终是英语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独特的美学事件，而它的姿态——无论我们如何进行构建——似乎我们尚能承受，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构建它，它似乎都是一首适合我们对于自身的感觉的作品。但《荒原》之后的艾略特始终是另一个问题：一个无法被理解的事件，因为在不断前进的西方价值观背景下，它是不可能被理解的。

5 埃兹拉·庞德

在英语世界的现代主义者当中，就连乔伊斯也未能达到埃兹拉·庞德的昭彰恶名和权威地位。早在1908年，庞德便以放弃国籍这一行动标志了自己文学事业的开端，在这之前的当年早些时候，他被印第安纳州克劳福德维尔的瓦巴斯学院(Wabash College)解雇。在一个苦寒的冬夜(庞德在描述中如是说)，庞德将自己的床让给一位无家可归的男艺人，以便后者能够“给她冰冷的身体带来温暖”，而他自己则睡在地板上，身着全套衣衫，还裹着大衣。可惜这话没能骗过瓦巴斯学院的校长和庞德的房东太太。

大约两年后，即1910年的夏天，庞德因未能成功获得另一份教职而回到家乡，这次是到他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那一年冬天，他在纽约市呆了挺长一段时间，思考文学界的现状，同时为他的唯一最重要的文学和社会评论文章《我的祖国》(“Patria Mia”)搜集感悟并随手记些笔记。这篇文章后来于1913年发表在《新时代》(New Age)上，那一年庞德28岁。1911年初，庞德永远离开了美国，回到伦敦居住，在那里呆到1920年。在此期间，他作为弗罗斯特、艾略特、乔伊斯、H.D.、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等人的非正式代理人和宣传家，以及当时两份可谓最重要的小众杂志《诗刊》(芝加哥)和《小评论》的驻外编辑和记者，已经成为一种新派诗歌和诗学的推动者和国际领袖。

1920年末，庞德离开伦敦前往巴黎。作为这次离别的标记，他发表了一部他称为《休·塞尔温·莫伯利》的讽刺自传和文化反思作品。在巴黎期间，庞德担任《荒原》的主编，我们应该将这首诗歌赫赫有名的现代主义形式归功于庞德优秀且毫不留情的建议。庞德于1924年离开巴黎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一直住到1945年，是年他被逮捕并押回美国，因其战争期间在“罗马之声”(Rome Radio)中为法西斯所作的广播宣传而遭到叛国罪的指控。多亏被鉴定为神经错乱，庞德得以躲过处决，在其后的13年里，他一直被监禁在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里。在此期间，他于1948年发表了《比萨诗章》(Pisan Cantos)并被授予第一届博林根诗歌奖。这部作品是他被转到比萨临时军事监狱羁押期间在很恶劣的条件下创作的，它的获奖备受争议，触发了本世纪最激烈的文化大风暴之一，类似的争论只是最近才被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触犯众怒的《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重演了一番。由于宗教背景不同，后者在争论言辞的激烈程度和现实后果上超越了前者。一个叛国者和公开的反犹太作者在其表达背叛和反犹太情绪时会写出什么有价值的诗歌？或者，正如最高阿亚图拉[5]可能会说的(他当然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一个叛徒和公开的反穆斯林者绝无可能……等等。1958年，由于无数作家的努力，庞德得以从圣伊丽莎白医院获释，他随即回到意大利，基本上在悄无声息的状态中度过了余生。1972年11月1日，庞德，这位最长寿的极端现代主义者在威尼斯逝世。

姑且不论“罗马之声”广播有何其他性质，它确然是一种批评行为——庞德在1908年正式投入文学生涯时宣布放弃国籍的惊人之举(却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也同样是一种批评行为，这一声明具有主导意义，且对庞德的整个文学生涯有着决定性作用。1910年末到1911年的那个冬天，他在家乡创作的论说文《我的祖国》则是庞德不懈坚持针砭美国文化的控诉作品的一个原形。而对于庞德而言，批评行为和教学行为并无分别。《如何阅读》(Howto Read)、《经济学入门》(ABC of Economics)、《杰斐逊和/或墨索里尼》(Jefferson and/or Mussolini)以及《美国、罗斯福与当前战争的原因》(America，Roosevelt and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War)都是带有某些范例性质的文化干预，其标题向我们表明了庞德的志向是多么根本(和多么宏大)。《意象主义者》(Des Imagistes，1914)、《天主教文集》(the Catholic Anthology，1915)——这本书是艾略特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视野中——书名已说明一切的《活跃集》(the Active Anthology，1933)以及《从孔夫子到卡明斯》(Confucius to Cummings，1964)。庞德为编纂这些文集所做的努力堪比一位不受羁绊的教育家，对他而言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教职从来就不是什么障碍。他务求使某类合适作者的作品得以发表、获得恰当的评论和报酬；务求以适时的方式，将合适的文集作为适当文学方式的代表得以出版；巧妙地为各类杂志工作——务求使这些杂志的编辑按照他的而不是他们的意愿出版作品；他自己也发表评论作品，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在短短一年内就超过300篇)——所有这一切都有一条沉默的注解，那就是他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批评行为，就是选择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境外却并不(正如他在《我的祖国》中写到的)脱离其美国人身份，不过即便可能脱离美国身份，大概庞德也不会想要获得这样一种圆满。

尽管一切表象都指向相反的结论，我们却不得不说，庞德自一开始就是一位美国作家。他的精神动力是批判性的，完全致力于一场“美国的复兴”(这是他喜欢的一个短语)目标的实现。他最终总结道，如果没有基础性的经济变革，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作为《诗章》的作者(这部作品占据了庞德1920年以后的所有时间，其篇幅相当于《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两倍)，庞德为自己的批评精神采取了诗歌的形式，其目的是要挽救和复兴现代世界所失去的一切，而他的诗学的目标则是通过发展出一套基本路线来激发文学和社会变革。

庞德以其诊断专家式的辛辣概括才能，针对自己作为青年人所观察到的当前的文学文化，点出了一些颇能说明问题的名字，其中最精到的例子莫过于“丁尼生”。丁尼生的诗句口吻是维多利亚时期风行的删节和排外倾向的一个佐证。庞德不无恶意地预言道，正是因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删节干净的丁尼生’版本”，竟使得丁尼生成为删节欲望这种严重分裂和执拗情感的化身。问题倒不在丁尼生本人，他的实际生活表明存在着具有更加尖刻意味的多种可能性，问题是文化上的，是“对于印刷页面的那种小淑女式的态度……那种竟使得丁尼生本人无法进入其作品的讳莫如深的东西”。在这里，庞德不是要将他所认为的文学文化的糟糕状态和女人归为一物，仿佛丁尼生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感染了女性心理。庞德的自由意志论其实十分激进：“我们的假定，”——这里是指美国式的假定——“是不分年龄、性别或条件，只要能够对个体作家的个性发展给予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机会，那些东西就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他始终不渝地支持H.D.、玛丽安娜·穆尔和其他一些女作家。对于那种不分男女贻害文学的文雅态度，萨福(Sappho)的抒情诗是他一贯追捧的矫正范式。

庞德对于美国文学最无情的批评留给了“某位[男性]作诗者”，在他看来，在一个无比重视冒险精神的社会里，此人尤其毫无价值，尽管庞德发表过无数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言论，这种冒险精神创造事物的能力以及真正“创新”的能力仍令庞德极为钦佩。庞德认为，这一创业精神构成了美国最有趣的文化力量，因为这个国家19世纪的资本英雄令它“每十年一变”。这些资本革新家们嘲笑一切停滞，正是他们而不是那些美国诗人，才是美国先锋情感的典范，才是那些在语言上标新立异、那些相信“好诗决不是以20年前的老办法写就”的(像庞德的)人们追求诗歌个性的表率。在一个以丁尼生(文雅版的济慈)作为模范、作为诗者频频出现在商业杂志上的国度里，资本家们向庞德展示了各种力量，其在美国所造成的显而易见的社会变化使得正企图从资本支配的世界逃遁的雅派诗歌显得确乎有些与世隔膜。

企业家确保了这个国家在连续的20年里不会保持原样，而真正的诗人根本也不会以20年前的方式写作。根据庞德的逻辑，成功的企业家与真正的诗人构成了创造力的孪生形象，即各自作为社会和文学变化的创造者，证明文化与权力有可能会是和谐共存的，甚至可能相互转化。此外，庞德对于雅派文化的批评所针对的现象并非局限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他的批评所针对的是他认为一直存在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化。一边是雕饰的躺椅，另一边则是引用先哲——爱默生和爱迪夫人(Mrs.Eddy)——隽语的能力，庞德认为美国人不能将这两者分辨开来。

在《我的祖国》中所讲述的一则轶事里，庞德明确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表明了他对于一个统一的社会和文学实践的希望。1910年末到1911年的那个冬天，庞德身处纽约市，花费了太多时间与“某位作诗者”交游，他厌倦地想到，他可以帮这位先生做点好事，带此人去见见他所谓的——形成毁灭性的对照——两个“完整的人”，他们曾经“上过战场，曾在海上乘风破浪，从每周只靠2.5美元维生的朝不保夕的日子到年薪7500美元的种种活法全都体验过”——并且他们掌握了从拉伯雷(Rabelais)到莎士比亚的所有文学，同时熟练运用着“一套荤辣、多彩的言辞，毫不逊色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作者”。在当晚会面期间，这位作诗者感到自己面对的是“可憎的商业主义的代表”(庞德用刻薄的措辞记下了雅派对于资本主义的下意识的反应)，突然变得(庞德蓄意采用了这一不贴切的明喻)“勇敢得像一头狮子”，并决定诵诗一首，为主人的坚毅精神增光添彩——“一首……来自某流行杂志的——其他人作的恶诗。”

庞德和他的朋友们兴味全无，不声不响地坐着听完了朗诵。庞德将自己就这一轶事所做的有关思考一口气概括为如下结论：“那就是‘美国的艺术’，那也就是为什么无法期待‘美国人’对艺术严肃起来，为什么只剩下淑女们的社交圈子和‘时事’俱乐部在关注艺术，而其‘文化影响’十分有限。”如果那也算美国的文学和文化，这位刚刚从欧洲回国的25岁美国人写道，那么美国的文学和文化就大为不妙了。创新的文学会将诗歌从琐碎的当代性(作为“时事”的文学)和新成立的美国诗歌协会那里夺走，在这些地方诗歌已经在杰西·贝尔·里滕豪斯的指导下被妥善收藏，并陷入文化阳痿。新文学应该是属于类似庞德的两位商人朋友那样“完整的人”，他们是那种在社会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诗人，像尤利西斯那样擅长以各种方式竞争的人。他终其职业生涯对“修辞和花边纸装饰”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攻击；他力图使诗歌接近“此在事物”的渴望(似乎诗歌已经远远飘离到抽象的同温层之中，脱离客观现实，或按新锐批评家约翰·克劳·兰塞姆多年后与之回应的提法称之为“物性”〔Dinglichkeit〕)；鉴于抒情诗已因自身文化女性化而越发琐碎，他作为男性抒情诗人身处这一领域感到了一份格格不入的尴尬：以上都是一些反抗姿态，在美国现代主义阶段早期，它们逐渐成为标准作派，并将埃兹拉·庞德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与其说是一种代表新的诗学的美学团结，倒不如说是文化上的否定。庞德的成就中较广为宣传的一项——先是靠他自己，在很久以后则是靠学术性的庞德研究——即他想重构抒情诗的努力一开始看起来特别类似罗伯特·弗罗斯特所为。庞德还给自己设立了一项逃跑任务，逃脱官方文艺文化加在他头上、责令他须从弗朗西斯·帕尔格雷夫所收集的抒情诗大师们那里捡拾辞语的要求。但尽管庞德和弗罗斯特有着共同的文化批评的目标，他与弗罗斯特的不同之处乃在于，弗罗斯特是沿着带有乡土色彩的美国现实主义传统向小说化的角色抒情诗有所开拓，而相对于弗罗斯特民主的、带有本土风格的反传统诗体，庞德则是在朝传统文艺文化大雅正声的方向开掘前进——他将这种风格称为“古罗马教廷”风格，并说在詹姆斯·惠特孔·莱里(James Whitcomb Riley)可能已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的时代，这一风格不会给美国人留下遗憾。

于是在他的批评事业中，他让自己成为对立面，反对源于华兹华斯的方言诗歌(“那么专注于平常和普通的词汇，以至于他从未想过要寻找恰当的词汇”)，反对诗句缥缈绮幻的唯美主义诗学及其古语和倒装癖，庞德对早期叶芝曾有类似批评，但他自己却又很难避免这样的毛病。他还反对源自惠特曼的男子汉传统，反对像理查德·哈维(Richard Hovey)、布利斯·卡门(Bliss Carman)那一派自觉其刚勇血性的诗人，该诗派建立在“拥有阴茎能够将人类与低等动物区别开来这一洞见”的基础上——不过庞德自己自其早期以来却似乎颇喜欢频繁地将这一高见挥来挥去。最后，庞德还反对“标准化生产诗派”(这一词汇同他对于资本化的抒情诗市场的分析构成了很好的共鸣)，该诗派用“不冒犯人的词句将精致的家庭情感写成的诗歌”填满商业杂志的页面。庞德主张诗歌至少应当写得像福楼拜(Flaubert)的散文一样好，这一判辞在上述语境中便成了一檄针对庞德所了解的当代诗歌的批驳书。它并不力劝诗歌中一定要有叙事，而是转向简洁、准确和刚硬的优美理想——转向福楼拜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将他们作为抒情诗的文体模范，并对整个当代诗坛一概加以否决。因为庞德确信，在当代诗坛这样的创作模范是根本不存在的。

伴随着要将罗马天主教廷、福楼拜和各位欧洲大师奉为诗歌中的黄钟大吕和典范的呼唤，庞德在其文字生涯的早期就投入了向诗界前沿进发的征程，这一运动的核心营养将并非来自与(美国)某些据称是革命性的当代重大时刻结盟，而是自古代汲取。带着一位先锋人士寻求关注的讽刺才华，庞德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好诗决不是以20年前的老办法写就的。”但这位先锋人士却又跑去一家从事比较文学和哲学研究的研究生院：“然而一个感受到生活与其艺术割裂的人，”他换口气说道，“如果他在一种已经被人遗忘的模式中发现了一些酵母，或者他认为在其中看到了一些当代艺术所缺乏的元素，就会自然而然地试图复兴那种模式……”庞德美学因其国际化、沉迷古董的倾向而招致很多争议，他在美学偏向上的政策显然有些独裁专断，尽管在这里，即在庞德文学生涯刚刚开头，他的这些政策就自乱阵脚地被自己对于亨利·詹姆斯小说的钦佩搅混了汤，并由此引发了庞德最令人好奇的自我矛盾。

作为“一本又一本反对压迫、反对现代生活中一切卑鄙肮脏和摧毁个性的压迫的作品的作者”，在庞德看来，詹姆斯代表着对于一切可能可想的专制的最大仇恨。而且詹姆斯在历史上创造的奇迹主要在于以下事实，即他选择了诸多文学样式之中的现代样式小说，并将他的批评意图蕴藏其中，“而不用希腊悲剧的框框，不带着‘叙事诗’或‘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标记”。正如他对于“古罗马教廷”风格的文学偏好完全不合美国传统，庞德对于詹姆斯小说所蕴含的政治的解释反而完全是美国式的。这是庞德诸多“很美国”的瞬间当中最能表现他美国人气质的时刻之一，这位来自遍布农村小镇的爱达荷州、只继承了微薄的文化遗产的作者，带着平民化的轻松的同志之情，为詹姆斯这位拥有无穷文化优势的高雅美国人发出了响亮的赞同声：“他与之抗争的是‘影响力’，是家庭压力的碰撞，人与人个性的碰撞，所有这些极度操蛋、讨厌和令人恶心的东西。”庞德以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学暗喻哀叹这个时代已经丧失了对于“个人的周边世界”的尊重，其实此时他对自己的文学生涯也有这样的担忧。庞德在自己的写作中反对美国商业杂志所要求的样式，而他创作的经济背景则对此企图颇为不利，对这一不利经济背景的分析在一部诗歌作品中达到其顶点，其批判性之强烈除《诗章》外可谓首屈一指。这部被他命名为《休·塞尔温·莫伯利》的作品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微型文学史和社会批评。这篇诗作融合了他的复杂冲动：既是一部为激进个体所有并为其服务的政纲，又向小说领域福楼拜式的现实主义创作实验致敬；在对与时代不合拍的古老诗歌样式表示尊崇的同时，又对于庞德青年时代的有案可稽的先锋诗作——19世纪90年代的唯美主义——展开批评。庞德认为，这一时期的诗歌转向内心世界，使得莱昂内尔·约翰逊(Lionel Johnson)和厄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这类作家在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社会罪恶面前丧失了艺术能力。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中描写了社会安排的无形冲击对个体带来的暗中摧残，它反映在政治领域便是庞德和同辈的美国现代主义者们所共有的反帝思想。庞德这一代人都是在美国入侵古巴和菲律宾的阴影下长大的。他们在世纪初所遭遇的反帝运动是造成许多现代美国作家受到政治启蒙及产生执着政治情怀的导火线，也是他们反对对于个人领域的侵犯的主要抗议形式，还是他们为彼此离散的各种文化的正义性和完整性进行抗争的主要形式。这些文化现在又重新遭到了美国权力和资本的扩张主义欲望的威胁而陷入危境。这一反帝思想按照威廉·詹姆斯的激进的作家行动主义，在世纪之交就其道德的、认识论的和政治的主题，向日益崭露头角的现代主义者们进行了雄辩动人的演示。

庞德对于抽象化这一政治上的可怕行为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在这一点上他和威廉·詹姆斯完全相同。威廉谴责“抽象化”这个词语是价值观的专制强迫，是远离海岸基地对健康有机的文化系统发起入侵的暴行。和詹姆斯一样，庞德认为，我们所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以众多四散分布的海岸形式存在着的”，它汇集了由一堆在价值意义上彼此不相关联的立场所表达出来的不同言说，而无法被统一起来形成单一表述。而且，同詹姆斯一样，庞德认为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需要珍惜，因为它远非一个关于人类存在的不可约减和不受影响的事实，而是容易受到抽象主义书写和思考模式的支配；这种模式是一种犯罪行为形式。威廉·詹姆斯控诉西奥多·罗斯福的政党，认为被他们当做国际政策放纵的正是这种犯罪行为，庞德则谴责当代流行诗人，并认为被他们当做文化策略放纵的也是同一犯罪行为，其人文代价同样令人无法接受。实际上，詹姆斯和庞德都使用了“犯罪”一词来描述“抽象化”的后果。

如果说是詹姆斯兄弟一起哺育了美国现代主义对于遭到围困的个人和多元文化的远见，那么是庞德在他早期的文学论说中将这一远见集中于陷入危境的文学个体——一批潜在作家的身上。这些作家企图保护自己创作的文学个性，以免遭到美国文化强加在写作之上的抽象化这一专制过程的危害，并从试图消灭这一自我保护企图的经济袭击中幸存了下来。庞德在1910年写道：“我奋斗的目的，是根本不曾存在过这类印刷作品的发行机制——这些更有可能是赝品。”在他的散文体社会批评中，在《休·塞尔温·莫伯利》中，在《诗章》的许多篇目里，他追寻那种机制本身，即文化生产的物质条件；他思及所有坚持下来并从中获利的人，而且尤其令他痛心的是，想到抽象化对于语言效果无异于死亡射线，而语言恰是一个健康(即个性化的)文化的基本网络和支撑。庞德对纠正的可能性进行了探索：拒绝“尼克松先生”统治的文学文化，此人是他在《休·塞尔温·莫伯利》里创造的资本文化的讽刺性代表，他在诗中告诫年轻作家对于评论家要阿谀奉承，千万别朝着鞭子尥蹶子。

1913年3月，庞德在哈里特·门罗的《诗刊》上所发表的作品很快便成为新(“意象主义”)诗学的经典宣言。他在其中所宣布的关于意象的理论(“在瞬间呈现某种智性和情感的综合体”)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还是很新鲜的说法，因为它要求抒情诗歌必须有一种综合体——一种融合了传统意象(感觉对象)、智性和情感的异质的文本构成——一种不同于传统式的单一结构抒情的抒情诗结构，这正是帕尔格雷夫含蓄地要求和提倡的。在众多的选集编纂者当中，庞德与帕尔格雷夫的观点特别相左。帕尔格雷夫的抒情诗所展示的内容和相关的批评意见将从抒情诗模式中驱逐抽象感情之外的一切，而庞德的“意象”作为“综合体”却从实质上保留了完整的抒情性，甚至使之具有了视觉功能：“正是这种综合体的瞬间呈现带来了突然解放的感觉，那种从时间和空间限制之下获得自由的感觉。”这种强调诗人心理同化的新的抒情诗将会成为一种全然相连的情感语言索引，一位让人想起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理想的诗人，他能将人的整个个性(“人的全部灵魂”)纳入一个语言表达行为并使所有才能完全协调起来，造就有些类似于庞德的企业家朋友(一个“完整的人”)或与西吉斯蒙多·马拉特斯塔(Sigismondo Malatesta)(一个“完全的人”)相仿的诗人(西吉斯蒙多·马拉特斯塔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军人和艺术庇护人，也是早期《诗章》里的主导人物)；或者类似伯特朗·德·菩恩(Bertran de Born)那样挑动战争的游吟诗人，他也出现在庞德早期的诗歌里。接受新的意象的抒情诗将使读者从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他感觉进入了一种“突然成长”的体验。庞德早在几年以前的作品《浪漫精神》(The Spirit of Romance)中已将其称为“快乐的心理体验”，这是指一种与古代神话所述内容相近的体验：“彻底”进入“鬼扯之境”的那种感觉。和意象一样，神话也能够激发那种感觉，也可以创造从常识中解脱的主观的瞬间。这种“意象”是抒情性的，并没有任何叙事。它完全存在于永恒的当下(这一“瞬间”)，不附带任何过去或未来的累赘。

关于意象的宣言对于1913年的庞德来说并不新鲜，他早已在考虑一个相似的观念(他当时称之为“鲜明的细节”)，此后他又继续将自己关于意象的想法加以推进，中间曾将中国表意文字作为其修订后的化身形式(这要归功于厄内斯特·菲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经过了漩涡理论，最终在《诗章》许多篇目的创作中得到贯彻实践。新意象的异质性暗示了一种抒情诗创作实践，其重新构想的氛围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小说和T.E.休谟招惹争议的理论化，后者代表其所谓“经典”诗学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新诗歌的特征描述，二人颇能回应庞德对于新意象的技术方针：通过只有经过“可怕的挣扎”才会出现的“干硬”、“精准确定的描述”来扭转语言的一般特点，造就其独特的感知可能性(定义了人与人之间区别的根本个性)，更好地产生一种“生动具体的视觉语言”，从而防止读者“一路滑”到“抽象化过程”里面去。这是一种意象的语言，其意象“不单单是装饰性的，而恰恰是一种直觉性语言的基本要素”。

但是，尽管庞德像小说家一样坚持“精确处理”这一事实有其革命特征——所谓“精确处理”是指抒情诗的世俗性，创作一种能够将历史包括在内的诗的早期冲动——实际上，他的意象理论回应了佩特的19世纪90年代。意象是为了释放，为了一种背离俗世的内向化，为了以最初的、厌世的叶芝的方式进行梦想(“唯有梦幻可谓真”，这是庞德的第一本诗集《灯火阑珊》[ALume Spento]中对于叶芝最主要的响应)，也为了与视觉上的辉煌壮丽建立短暂但富有生命力的联系。在《灯火阑珊》(1908年)开场诗的那篇元诗学原则宣言里，庞德(从高处)祈祷他的诗歌会被赐予力量，并以神圣之火点亮“灰色的人们”的生活：

就像明亮的白色滴落在铅海上

请将我的歌赐予这些灰色的人们：

就像水滴梦幻般闪亮，在坠落中抓住阳光，

这些吉光片羽闪烁着渐隐渐藏

太阳的辉煌连同水珠们的罗盘全是这样

……

按照尾随爱伦·坡的后象征主义样式，庞德将抒情诗当做标准的文学形式提出来，将其当做所有文学样式的主观核心。他写道：“即便《神曲》也不应当被看做是史诗……它是……主观的但丁创作的巨型抒情诗……”

即使如此，早在他文学生涯之初，那时候他刚刚20岁出头，庞德就已经将他的明显不羁的抒情意向与社会义务结合起来，与那些他称之为“灰色的人们”的假定福利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直到他生命结束之时)，庞德遵照一个假想，即诗人所要贡献的东西如此特别，以致社会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无法健康运行，以此来寻求抒情的“紧迫性”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诗章》第117篇的抒情片段中，他写道：“为了蓝色的闪光和这些瞬间/祷告。”在同一诗篇片段中，他又以最纯粹的诗句写到自己的渴望：“听到蝴蝶在喘息/朝两界间的桥梁行去。”在编辑成册并付梓印刷的《埃兹拉·庞德诗章》(Cantos of Ezra Pound)第117篇，也是诗章的最后一篇里，这个处于超验时刻的蝴蝶意象被一个片语很恰当地刻画了出来。庞德这位硕果仅存的传奇现代主义诗人在这个意象中实践了一种浪漫态度，那是他和他的朋友T.E.休谟曾经代表意象主义的实践者，极其努力地试图去拆穿、去打破的一种态度。正如休谟所说：“全部的浪漫主义态度似乎就是要在诗歌中锁定飘倏圆润的暗喻。”雅派敌方诗人之一E.C.斯特德曼(E.C.Stedman)曾在描述济慈时，以精致的雅派意象表现诗人与资本世界的(无)关联，将济慈比作“华丽的蓝色蛾子”。庞德因对浪漫主义的批评而出名，但他不仅从未曾逃脱这一文学文化，反而是这一文化构成了他的诗学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雪莱(Shelley)曾经将诗人称为未被承认的宇宙立法者，庞德则想使诗人得到承认，不是为了诗歌可能蕴含的那些法则，而是为了从强加的法则中获得自由，摆脱由于个人的疆域不被尊重而受到的可憎压迫，重获自由。

庞德1913年的宣言反要比它对于意象的定义连贯一致得多，那些否定的指示很有力量，对于如何看待庞德通过意象所要表达的东西和新的创作将要取代的传统抒情诗实践都很有启发。庞德的一些指示(正如休谟的一样)最终化为一种警告，反对一切非意象的东西——为“抽象化”服务的“装饰性”话语。庞德在此之前就已经推论过，意象就像“鲜明的细节”，就像表意符号及其身后的漩涡，是集中性和完整性的范例样式。在被“抽象化”所统治的一片苍白暗弱的背景下，新诗歌必然会晦涩难懂，而集中性和完整性则是构成新诗歌文本肌理的基本要素。庞德所说的“抽象化”不仅指过度的概括，也指将一个元素从完整统一的综合体中拆离。庞德要求的是一个集中的综合体——正如弗罗斯特所说的一个附带“各种事物”的“通体捶实”的诗意整体，或者就如一只“碎布袋子”，这是庞德在他的《诗章》第一篇的压缩版里对《诗章》的形式进行描述时提到的——尽管这一处方只是在庞德和艾略特的短篇抒情诗创作实践中被忠实地贯彻了下来，尽管它看起来只是针对诗歌类别的现代样式即发人深思的短篇诗章的一剂处方，它也是在《休·塞尔温·莫伯利》、《诗章》、《荒原》、《桥》和《帕特森》(Paterson)等现代主义长诗创作背后起到推动作用的结构性观念——对臃肿的《荒原》手稿版所作的根本性编辑压缩比任何其他例子更能够说明这一点，艾略特是接受庞德的敦促才进行了这一改写，从而将《荒原》变成一部经典现代主义拼贴作品，具有我们所知的明显的非连续性。

庞德的“意象”作为诗人尚未分裂的自我的语言对等物——作为一种观察同时也作为一种新的视野——是与“抽象化”方法对立的感知具体性的可贵体现，是与“修辞”对立的充满真相的话语的体现，是与情绪化把握相对立的思考的体现，是与美学的“装饰性”和社会无用性相对立的美学必要性和社会实用性的体现。“装饰性”、“情绪”、“抽象化”和“修辞”这些各种各样的术语在庞德那里都等同于、也迟早会被他用来描述令他深感悲哀的那种文学创作活动：美国诗歌可憎的传统文本，自90年代以来在英国流行的疲软的后象征主义创作实践，以及他认为那些文本为其读者斡旋的极度不道德的关系。庞德对于那些文学文本的批评同时是美学的、认识论的和政治的。他声称意象和表意文字具有鲜明的细节，具有自然的适当性——关于庞德在《诗章》第45篇用“反自然”[6]一词所指的内容，“装饰性”和“抽象话语”是对其最早的概括。旋涡的“放射性”，这是关于意象的一个动态概念，意象不是一个静态的综合体，而是一个“节点，概念穿过它并在它内部不停地奔驰”。以上这些都是新诗歌所紧迫需要的理论，这种新诗歌的面貌不会雷同于庞德在他1913年的宣言里通过巧妙陈列过去展现出来的那种抽象诗歌——“安宁和平的昏暗之地”——这个短语包含了它所指涉的主题的抽象化，而抽象化的主要结果就是用形容词加强这种视觉的暗淡不明(昏暗)，从而使抽象(“安宁和平”)的混沌加倍晦涩。

庞德在对个别和一般的恰当关系进行注解时，经常提到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正如他在《诗章》第74篇所描述的，“一般性”必须是“产生于足够密集的个别事物之中”。)但他与休谟的联系一定令他想到了他按其个人特点会更加确信的看法：根本没有什么个别和一般的适当关系，个别不是一般的认知基础，而是所渴望的知识的总体，其他一切全都是危险的幻想。对于庞德来说，问题从来不是怎样去裁判现实主义者(如亚里士多德)和唯名论者(像休谟)之间的争论，好像这关乎他在哲学学科中的什么要紧权益似的。问题是实用性的，即他的各种需求在实际的历史形势下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和休谟都只是当下的文化战争中被用来当做武器的名字而已，庞德的参战与二者各自主张的认识论状况并无关联。意象、漩涡以及表意文字只是个别性在诗歌这种介质上的三个名字而已，其将确保一种针对抽象创作的美学革新，这是对于同样一种空疏的认识论的革新；而且——在革新后的读者与世界(那是个别性充分密集的创作方式倡导的世界)的关系里——也是一种政治变革，是对于作为独特个体的人的周边世界的重新尊重。对于庞德来说，充满个性的个人好像方位性的亚原子式根基，是他所有意义的意义之所在。(“人类是个体的集合，而不是一个分成碎片或单元的整体。”)

诗歌作为意象，或表意文字，或漩涡，其功用将如同一种“充满灵感的数学”——是主观情感生活的特殊符号，是超越已经形成的语言的现存类别去创造“新的词汇”。庞德将马拉美(Mallarmé)的象征主义警句与科学的精确理想混合起来，遭到了象征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的一贯讽刺，庞德自己对这些人倒有些许钦佩。庞德呼唤诗歌语言要变得像数学公式一样精确。他的批评思想将诗人在文化上业已琐屑化的迫切欲望与一种从社会角度来看非常光荣的活动(科学的语言)结合起来，预示了这一思想富有成果的矛盾性。在另外一个修辞抢救任务中，庞德将为业已在资本主义文化中被女性化的抒情冲动添加富有阳刚之气的社会介入维度，他的目的是要让它变得“更硬”，给它带来“震撼和重击”。“诗人是半人半马”；庞德的企业家朋友们同时掌握着莎士比亚和资本。诗人具有了双重性别。

庞德关于意象的理论很快就在他自己面前显出其不足之处了。意象是静态的，在强调要符合他关于诗人作为极其忙碌和世俗的人这一理想时，它太抒情、太松散、太内向。由此生发了他在关于表意文字和漩涡的理论中对于意象的重新审视。意符是一种不分名词和动词的意象，漩涡则是作为整个诗歌来构想的意象。漩涡诗由并置的不同侧面构成，采用分析立体主义的样式，是一种要素彼此叠加的空间构成，不是对个别特性的呈现，而是个别特性的密集——这个词的军事性词源十分重要：它是文化武器，有点像一批密排的步兵，它是一个行动的概念，在社会的竞技场中发挥作用。它远远不是淑女们或疏离尘世的唯美主义的装饰品，这样的诗将会有利于完善和恰当地表达庞德的诗人概念——庞德的文化促使他将诗歌想成是“男性的”——这证明诗歌和权力不是他所生长其中的文化里被称为男人和女人的人类两大群体的对立属性。

但是，只要“文学创作实践”是在隐秘的家庭空间内进行，“就像针织或钩织等活动那样”，诗歌功能的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因为这样的实践不可能“超越我们在《人权宣言》(Droits de I'Homme)中所宣称的定义”，即“可以做任何不伤害他人事情的权力。所有这些，”庞德总结道，“都是相当消极和令人不满的。”如果美学的或任何其他的实践活动都如此私密地持续下去，对其他人既无损害也没有好处，因为它会变得琐屑无益。可是公开从事的文学创作活动则会对其他人的自由直接产生影响，它将构成对其他人的自由的侵犯，而在庞德的世界，这是最坏的一种犯罪。诗人像腐败的医生一样炮制虚假的报告，必将“造成未来的压迫”。因此，庞德在他关于意象的规定中坚持澄清——“精确地处理事物”——因为任何“事物”(“无论主观或者客观”)都可以被伪造，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经典的诗学理想——教人育人、令人感动、使人快乐——都走向了它们的邪恶反面：我们“制造蒙昧”并进而“造成误导”，我们“误导”的目的则又是“蒙骗”。这样的修辞犯罪在根子上与其说是人的犯罪行为，还不如说是文学媒介及支持它的体制的犯罪行为。这是一种使话语变得“空疏粘乎和不准确”并脱离“各种事物”的罪行，在这项罪行中，“词语在事物上的应用”已经出现“腐烂”。庞德的理想诗人的社会参与度将在于他保持这一媒介纯净、准确和精确的能力，因为“如果没有语词，个人将无法思考和交流，州长和立法者无法有效行动或制定法规。而那些语词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则掌握在那帮遭天谴、招人嫌的文人们手中”。

庞德的意象的政治意义很接近他所钦佩的亨利·詹姆斯的政治学，但有以下不同：庞德的意象主义者(他的漩涡艺术家，他的意符专家)将不会承担起针对一般社会影响力对于个人周边世界的渗透而创作诗歌的任务。在诗人孜孜致力于个性化的清晰和准确的表达过程中，他通过消除语言的侵入力量确保语言的健康——凭借这种力量和通过一种由于混淆视听而显得阴险狡猾的抽象，一个个体可以在语言的掩护下巧妙地穿越到另外一个个体那里并进而控制他。不论诗歌的还是普通的语言，对于庞德来说首先都是交流交际的媒介，而这就是语言成为他一直以来的目标和被他执着不放的原因。一旦让语言走向抽象——这个具有全部特征的危险的斡旋者，这个影响、操纵、蒙骗和掌控的中介——将会为一种顺理成章的妄想狂设定前提条件。庞德相信作家有能力保持语言的健康，并由此确保个人的文化安全，这种信仰表明了庞德很高的社会期待。在他的地狱诗章(14—16)中，他向我们详细展示了究竟他的希望必须针对什么来起作用，而语言的背叛者又究竟是怎样的强大。

于是，庞德关于诗人的各种方程式——奥德修斯、马拉特斯塔、德·菩恩、彼此联系的敏锐感悟力、文艺复兴完人的美国资本家化身、他前前后后对于诗歌功能的描绘(鲜明性、明晰性以及辐射)、他对于美学的装饰性的攻击、他坚持对于“此在事物”要准确表现(他发现在他的时代装饰诗毫无价值，因为它是一种空洞无物的语言)——所有丛集在他的诗学里的这些主题，如果将其置于庞德的社会意图笼罩下，置于他的思想产生的直接文学背景，就颇有其意义。庞德日益强调意象是作为一种不可约减的美学单细胞存在的。他越来越多地将意象当做诗歌本身而不是诗歌的部分，诗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功能从柯勒律治和雪莱到庞德，被一脉相承地定义为一次独一无二的揭示，一个光辉的瞬间，在这一瞬间，周边世界那为我熟知的一切就像轻烟一样被驱散。关于美学自主性和“诗歌本身”价值的这些传统的浪漫主义理论滋养了现代主义先锋派们，但庞德的主张却将其区别开来并在政治上转向，他主张我们不要将“诗歌本身”看做纯粹的思索和想象的媒介，远远逃离那个叶芝一直轻蔑地称之为记者和货币兑换商的世界，而正是要将诗歌当做参与这个世界的方式。庞德对于装饰美学的攻击所代表的不是孤立的美学自主性，而是美学在人类经济领域内的必须性：是一种混合了带有修辞色彩的、维多利亚式的和炉边诗人的良知的先锋主义。

作为反对在资本主义背景下使文学琐屑化的一种修辞讨论，庞德的反装饰主义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是一个关于某种天生必要的语言的神秘理论，而是一套经过编码的对实用文学作品的诉求。正如他的理想诗人拒绝作为沉思的隐逸人物呆在家庭空间里与世疏离，在表意文字和漩涡主义阶段，庞德所思考的鲜明的意象也是一个认识行动的形态：它不再是按照《灯火阑珊》的样式将读者们推进主观王国，从而在资本的灰色世界发现其自身自由的瞬间，而是一种业已提升了的新意识的瞬间，通过这一瞬间，尘世间人的“各种事物”展现出其具体侧面。庞德似乎认为，抽象化作为一种由抽象创作激发的意识形式，一旦被革新，就会发出结束资本主义这一抽象政治的魔咒；似乎适当地集中个别特性进行一种创作，以表现对于实际社会联系中的人的不同之处的尊重，这种尊重就会成为其表现的必然结果。庞德的独特推理协调一致，反映了一种在不利的环境下谋求重建诗歌的旧式光荣角色或诗人充当文化良医的想法，因为他所在的环境贬低了其作用，他必须为一种古典辩护的前提展开新一轮的论证：“在公历1913年要人重写西德尼爵士的《诗辩》(Defense of Poesie)实在有点古怪。”庞德的文学生涯向我们表明了这种努力究竟如何古怪、如何必要且注定要失败。

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学批评家，庞德好像一位司仪神父，推崇一股极其特别的、明显是原始和自主的力量，他相信这股力量存在于一切被表达的事物之下，并推动着一切：将荷马和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他的主要例证——拯救出来，使他们不致成为美学和政治上令人讨厌的模仿者，他人思想的马屁精。庞德用“优异”(virtu)一词来描述这一核心本质。按他的民粹主义美国逻辑，由个性而产生刚贞勇毅的美德(virtue)，并进而(他的政治学的美学转向)生发对优秀艺术的鉴赏力(virtuosity)，而作为它们核心的阳刚之气已经遭到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以商品为基础的经济的威胁了。刚勇优异的艺术家是庞德一贯坚持的自由个人，体现了他所描述的宽宏的文化理想的象征——他(自信)将亲眼见证这种理想被转化到普遍的社会领域中。庞德写道：“艺术家发现了自己的刚贞勇毅之后，将会更加倾向于分辨和包容其他人身上的特别的优异之处。”这些，庞德的这一群“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杰出的文学才俊们，便是他关于任一特定时刻实际社会道德准则的标准和他进行政治批评的基础，而政治批评是庞德针对他所认为的美国资本主义对美国基本政治理想的影响作出的。

庞德将“优异”这一概念执着反复地讲来讲去，无非是在讨论天才的无历史记载的心理活动；而他所讨论的现代美国艺术家的困境却是另一个不同的故事了：天才对于社会压力的脆弱性、原始的和自主的东西无法保持其原始性和自主性这一令人感到奇怪的无奈。这后一个故事正是贯穿庞德自己文学生涯的情况——换句话说，也是贯穿极端现代主义运动的大体状况。对社会领域进行重新构想的必要性起初是一种文学必要性，是为了确保艺术家的生活，所以要追求社会变革。后来，它变得更加宏大，经过20世纪30年代庞德的理论化，变成了关于马克思作品著名段落奇特的乌托邦式回应：为了要确保每个人能够早上捕鱼满足物质需求、下午从事批评和诗歌创作而必须追求社会变革。作为代表我们所有艺术家的社会变革，完全是从美学角度重新想象出来的。

但如果说，在互相联系的文学和政治优异的宣传中庞德恰如一位文坛祭师，实现了他自己作为批评家的优异之处——成为极端现代主义之招人是非的发动机——那么作为诗人的庞德则有一个怪僻，即他终其文学生涯也未能摆脱一个怀疑，他怀疑自己没有原创性，怀疑自己是个根本没有什么优异之处的诗人。然而，庞德还是摆脱了文学史上贞勇有力的阳刚精神的追逼，进行了一系列的创作实践。从《灯火阑珊》一路到《诗章》，这些作品十分连贯，反倒远远超出了他平日关于诗歌演变(包括他自己的)的观点通常所能容许的范围。

如果没有优异之处，就没有自我，如果没有自我，就无可表达。尽管未加明说，作为诗人的庞德就像史蒂文斯，一直以来，他都在进行着对话，与美国人在新土地上寻求根本性创新的典型革命欲望(“新土地、新人、新思想”)对话。在爱默生看来，这种自我创造的欲望只有当美国人能够忘却历史、使自己脱离来自故土故人的陈旧思想的时候，才能够实现。为了作为一种历史表现消灭自我，同时使自己作为亚当一样完全生活在当下的人重新诞生，一个人必须“进入孤独”，不仅脱离社交，而且脱离他自己的“房间”——“我进行阅读和写作”的地方，尽管没有任何人的肉体存在，“我”却“不是孤独的”，因为还有那些布满书本的自我象征不请自来地陪伴着“我”。因此这个“我”必须清空一切，包括它的文学伴侣。爱默生认为，美国的原始丛林构成了必要的苦行行为的发生背景，在这里“我”可以逃避所有的沉思，并“直面”大自然——在这里，“我”终于可以说“我什么也不是”。大概如此这般地否定了带有历史层次的自我之后，这个“我”——这个急迫而几乎是被动的空虚，它并不完全虚无——成为一只等待纳受的容器(“一枚透明的眼球”)，一方掏空后急待填补的空间：一种以最纯粹形式存在的欲望——在爱默生那里，通过超验自我的流入，一个业已满足、被填满的反自我，就这样在最后一刻被从虚无中拯救了出来。

庞德对于抒情诗创作的反思成就，离不开爱默生关于美国欲望的动力学，而这一欲望又作为一种典型表达，传递着永不间断地跨越真实或跨越隐喻的“大西洋”的移民想象力。移民会把“我”丢在真实或隐喻的欧洲(比如，中西部的某个小镇)令人窒息的贫民区里，即为了现在还不是、但马上就会魔法般实现的自我，他们会把它丢弃在“我”的后面——维托·安多里尼(Vito Andolini)变成维托·科雷奥内(Vito Corleone)，詹姆斯·盖茨(James Gatz)变成了杰·盖茨比(Jay Gatsby)。在庞德身上，穿越大西洋的移民过程是反向的，(在他的传记轨迹里)从爱达荷到费城到意大利，整个是一条回头路。一个移居海外的美国人，他离开自己的祖国，是因为他认为这里的文化和经济制度剥夺了他的文学自我。庞德抓住自己的美国式渴望并加以革新，将“我之所是”的“虚无”带回欧洲的土地。在他最早的诗集中，他将自己一丝不苟地塑造成明确空虚的文学渴望，试图通过重新与国际文学传统接轨寻求作者个性，并通过对爱默生的超验自我进行迷人的替换，达到了这一效果。庞德很早就了解到爱默生式自我的诺言不可能实现，爱默生的美国丛林毕竟只是自然的，那里没有文学，没有黑森林，没有叶芝的那些神秘传说。恰恰因其孤独和纯净，我们所谓的原始森林对于庞德却是一场恶梦。

于是作为一个逆向移民，庞德逃离了名为“自然直观性”的文学死亡，逃离美国，尽管那里有典型移民来美国所一心寻求的、也是庞德自己很喜爱的自由和舒适。在他的23岁生日还差几个月的时候，庞德前往意大利去寻找文化生活；而与此同时，数百万的意大利人正从南方离乡背井(他们一贯如此)前往美国，希望改善自己的经济基础。庞德的家庭早已经过上安稳日子，而且他还(由于父亲的慷慨理解)能够——也的确——在流亡期间从家庭获得少许帮助。实际上，庞德重复了亨利·詹姆斯对于美国的批评，詹姆斯批判美国这个地方由于其文化的崭新性而使得某些文学类别无法出现。詹姆斯认为美国社会“被剥光了”——他对于美国社会的这一核心判断恰意味着对他和庞德来说新世界所丧失的东西是什么。詹姆斯的解决方案就是将天真单纯的美国人投入欧洲经验的环境中。詹姆斯写道：“我们可以一条条历数其他国家存在而为美国生活所缺失的高度文明，最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竟剩不下什么了。”他猜测道，缺失英国或法国的思想智慧的后果“很可能是十分骇人的”。在詹姆斯和庞德身上，这种缺失的后果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能量，在很多时候还提供了构思。

在《灯火阑珊》的一首短诗里，庞德描绘了他那个空虚的美国人“我”在凝视欲望之镜时的困境。他看见“我”被刻画成一系列不相容的意象。这个真实的被剥光了的“我”来到镜前，站在大概是作为表现基础在镜中映现的东西“面前”。但这个“我”是作为其他人、作为自我的多重性、作为庞德常采用的不断变形的意识来加以表现的：“哦，镜中陌生的脸!/哦下流的哥们，哦圣洁的主人!”《关于镜中他自己的脸》(“On His Own Face in a Glass”)一诗将自我意识的瞬间当做有些震惊和焦虑的刹那加以演示(一连三个“我？我？我？”)，在这个自我意识的瞬间，他开始明了在表现之前不存在可以被意识到的自我，所有一切的自我(复数的“自我们”)都存在于神奇的表现媒介中，存在于文学中，而文学就像最早的清教徒朝圣者和其他的移民所设想的美国那样，目前已经被看做是转换渴望的镜子了。庞德对于这类知识的基本诗歌语调大体上是自信的，甚至是充满感激的，似乎一下子，庞德在整个文学生涯中所采取的形态都将重重地落在这一基点上——他已经发现了一个可以扮演的角色，它可以协调所有他作为诗人、文学史家、批评家、选集编纂者和翻译家的冲动，依靠这最后一个活动所提供的凝聚力，将这个角色统一起来，让它具有个性，从而使庞德得以化为一个五光十色的自我。

在《灯火阑珊》的结尾诗里，庞德把他的灵魂表现为“一个充满神的孔洞”，经过这只孔洞，“不朽的歌吹散……好像风儿穿过带有结疤的木板”。在他的第一本英语诗集《圣诞季节十五首》(AQuinzaine for This Yule，1908)中，他将“我”表现为一个“空旷的空间”。

仿佛在我们正中有发光的晕轮

半透明，像融化的金子，那就是“我”

一些形式将自己投入其中：

救世主，或者约翰，或者加上佛罗伦萨人；

若在这空旷的空间加一个形式，

它便消失。

于是我们就会停止为此刻存在，

而在那里，灵魂的主人将继续生活。

这些早期的关于诗歌的诗歌——如此虚饰，在措辞上如此不现代——通过将自我对于灵感和诗的个性的追求进行极端刻画，从而摆脱了一般俗套。正如庞德所描绘的，他的“前诗歌自我”(prepoetic self)远不及拥有幸运的浪漫形象的另一个自我，后者熟悉尘世，无忧无愁而有所倚待，好像风神的竖琴在候望阵阵天风吹来，拨动一曲天籁。庞德的前诗歌自我不占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资源。很难说它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自我：“于是我一会儿是但丁，又是/一位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 Villon)[7]。”那么当它既不是但丁又不是维庸时，又是什么呢？当这些刚贞勇毅的大师或他的灵魂充满了自我的孔洞的时候，究竟谁是这个消失的“我”呢？这个作为转换者的我，这个没有刚贞美德的自我，成为其他人之优异的媒介。在庞德自己的诗歌《诗章》里，这一点尤其突出，它变成了国际画廊，变成了他所缺乏的那种原创性的展厅，要不是由于他英雄般的挽救，那种原创性很可能已经被远远锁在了文化的坟场，只有考古价值了。庞德著名的先锋主义指示“创新”实际上是指“使已经陈旧的东西变为现代”。往昔的大师们可以在某个中心“继续生活”，庞德却是一个没有中心的人。庞德的诗歌就是他们持久稳固的历史实在性的生命线和灵媒。庞德诗歌的“现代性”在于它创造了依然有实用价值的文学和政治的古代，依然在起作用，具有典范性：一种可以赖以生存的模式和一个可以生存于其中的文化共同体。

如果说在寻找自己的原创性自我的过程中，缺乏优异之处根本不是什么需要克服的条件，而是庞德作为诗人所做一切的恒久基础——个性身份的缺乏则被庞德作为自己的特色安然接受，从早期直到后来一直作为他诗歌创作的触发器——那么在某个重要的意义上，庞德从未真正作为诗人发生“进化”。从《灯火阑珊》到《诗章》，我们会注意到，有无数戏剧性的风格变化，不只是从一本诗集到另一本，而经常是在某一本特定的作品当中——这些并非证明这位不满足的、自我批评的青年作家在向着他唯一真正的风格进行着摸索，而恰恰就是他的风格和他所达到的所有成熟状态的标志。庞德频繁地使用一个词来描述他的诗歌创作不断持续地发生变化这一特色，那就是来自“变形的传统”这一短语中的“变形”一词。他在1918年解释道，这一传统“教会我们事情并不总是保持原样。它们会通过快速的不可分析的过程变成其他事物”。庞德关于神话的理论就建立在企图对某一瞬间加以解释的基础之上，这一瞬间是指当某人在“彻底”进入“鬼扯之境”之后试图向另一个“称他为骗子”的人讲述自身经历的时候。此人被迫制造一个神话，一个“根据他自己的情感编造出来的公正或可观的故事，作为他所能付诸于语词表达的最贴近的对等物”。

一直与庞德纠缠不清的多变精神有着种种表现，不仅包括一个关于文学的先锋性概念即文学作为“活着的事物，能够不断变形和重生的事物”；还包括他关于意象的学说，后者断言在真正的艺术品面前，我们经历“突然解放的感觉，从时空限制中获得自由的感觉，突然成长的感觉”；还有他在《浪漫精神》中的宣言，即神话产生于一个主观的瞬间，在这一瞬间我们感受了“愉悦的心理体验”。从庞德早期的诗歌到他最早的《诗章》，在跨越这许多文体变化的期间，对于朝向(他自己)这样的作家进行变形转化的意义，庞德的看法始终没有丝毫改变。这类作家在自己最初的诗歌里面对自己而写作，并将这一过程解释为一种完全进入鬼扯之境的经验——成为救世主、维庸或但丁，成为神或者一棵树——这类作家将其自身审美经验的心理意义作为阅读他的诗歌的的真正意义加以传达。庞德的读者将会从此刻的自我获得自由，并获得某种陌生而令人欢心鼓舞的身份，加入身处神奇经验之中的作者，从而与庞德一起，就像庞德一样，获得他所不具有的东西。

庞德诗学所未明说的假定就是他的典型读者不是一切人，而是一个和他一样也需要他所需要的东西的美国人，换句话说，那是不仅没有自己的优异之处，而且还不愿意固定为一个“自我”的读者。对于这个读者来说，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无穷自我发展的国度，先锋主义(尽管未必被真正理解为先锋)就是日常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哲学。伴随诗人由于解放而欢欣鼓舞的心理体验和他的美国读者的相应体验而来的是这样一种投射：通过将文学大胆地反定义为没有历史上先在和持久个性特征的写作，没有先在“自我”可以依赖的写作，一种有着最纯粹的可能性的不同一性，一种本质的缺席——“不断转变”，不断重生为全新的美国人和现代文学自我(这些都是等价物)，在他自身(和美国)的意象中对文学史进行革新。不用担心“不断转变”一词也同样描述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先锋队的消费资本主义的梦想。

变形在庞德的文学理论中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体范畴。尽管它明确指向奥维德(Ovid)，该理论本身却不是奥维德式的。而且庞德也并未对变形的生物学概念加以吸收：作为新自我的幸存形态(由此而有庞德发出震惊疑问“我？”)，来到镜子“前面”的人不可追溯，哪怕只想求得一个模糊的踪迹也无法做到。但只要变形这个词在任何可辨认的意义上存在，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先在的东西来经历这个转变。如果这个现在的“某物”恰因其不定形的状态而宝贵(“金贵”)，就像它在庞德的身上那样，是一个确定的虚无、一个需要填补和不断填充的孔洞，那么庞德已经将“变形”这个词用到了其意义界限的边缘。它是经典的美国梦，能够产生于虚无的自我创生。就像爱默生曾经做过的那样，庞德将“变形”这一自我呈现的过程加以理论化，使之仅仅作为自我潜力的一个条件，而不是从一个自我转变为另一个自我；作为一个没有记忆的条件(原本可能会有一个自我从记忆中生发为记忆而非其他)，也因而——这正是庞德整个文学生涯的悖论和反讽之处——根本就不存在自我。

在1965年发表他的一些早期的诗歌时，庞德只是把它们当做“一堆不新鲜的奶油松饼”来打发，这样的看法模糊了他的真正目标，即通过提供诸多身份的假面让他获得动力的世纪末文学界现状，对于这一目标庞德总是有一种既觉得已经多余又感到尚未解决的矛盾心理。到1908年庞德离开美国前往威尼斯时，这些假面已经在通过其对世界的拒绝标志着一个经过巩固的先锋派的存在，年轻作家们发现，这种拒绝早已存在于19世纪最后10年的英国和美国。没有任何文学运动比极端现代主义更加不尊重其所处的社会形势，这也许正是后者的特点所在。

文学拒绝者的代表——史文朋、罗塞蒂(Rossetti)和前拉斐尔派(the preRaphaelites)、19世纪90年代的颓废派，还有庞德奔赴威尼斯时最有名气的英语诗人W.B.叶芝——这些都是美学的孤立主义者，他们希望创造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不是为了歌颂美学自主性的奇迹，而是为了从一个他们所厌恶并担心自己无法逃避的世界中赢得自由。由此便产生了对于天启和灾变的渴望[8]，希望作为全部宇宙和尘世构成的总体已届秋季，那些为迷雾和阴影所包裹的诗意的风景，那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旧，那些对于词语色彩魔力的出色追求，对于将世界呈现为神仙出没的魔法之境的神异想象力重新发生的兴趣，以及最突出的，那一统天下笼罩一切的悲痛调子。休谟检视了这一情境，并指出除非一首诗歌“就某事物发出呻吟或哀鸣”，诗歌将不成其为诗歌。受史文朋影响的人(庞德也是这批年轻人之一)不可能从资本及其代理人——那些货币兑换商、记者和文学现实主义者们创造的不那么迷人的世界里成功逃脱。叶芝把上面这些人当做无情的代表，并在《交叉路》(Crossways，1889)的开场诗里，以一种颇为生动的唯美主义者的绝望姿态称之为“灰色的真相”，这个词是一个代码，象征着所有反对审美的力量，特别是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这些力量的对立面则是“梦幻”(“梦幻，梦幻，因为这也是温柔的真”)，这是年轻庞德的文学语境里又一个关键的词和代码，它将诗歌当做沉思、影像和空想的形式，所有这一切又全都从属于内向化的厌世情绪和所务求的主观性(“且决不崇拜含混的行动”)并为其服务，且将诗歌当做词汇优于行动的证言，当做远离那个历史势将经过的轨道的一座脆弱的避难所。

且不提庞德在对自己早期作品进行回顾时所感到的尴尬，这些诗歌本身作为整体也为《诗章》的那种标志性美学实验和多元精神提供了可观的证据。甚至《灯火阑珊》(1908)本身也是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语诗歌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汇聚而成的一个意象。庞德通过希腊、奥维德和叶芝的凯尔特黄昏所重新发现的神话想象力赋予了他一种性质，一种并不原始也并非天然，然而却能激发美感的性质，它经过学究式的沉思，是现代化的、怀疑论的俗世所完全无法辨识的那种文化：“在马尔南奥塔的寂静池边/我找到了自己的新娘/她曾是一株山茱萸”；“我是一棵在林中静立的树/关于达佛涅和月桂弓的事迹/我知道那些前所未见的实情。”在这些恍如隔世的学究式的抒情诗旁边，还安贴地藏匿着另一种风格：勃朗宁(Browning)的那种健康朴实，这是早期的庞德身上相当显著的另一特征：“呸，我在三个城市里歌唱女人/但还是一样”；“是呀，你是一个那样的人!你这老催眠师。”诗中还表达了颓废者的哀叹和对于他被作为牺牲品和他的迟到的非常清晰的意识：“打碎我们的毅力，是啊我们就像苇杆一样倒下/可是艺术，艺术则继续前进。”这样的声调和表达风格是戴着伯特朗·德·菩恩时尚的游吟诗人的面具发出来的：“尽管你的确非常希望我病倒/奥蒂娅，奥蒂娅”；诗人并不直接将本土的措辞混入文雅的词汇使之具有生气，而是通过将另一个诗人(维庸)作为面具戴在头上，因为庞德认为后者发现了一种“毫无雕饰”的语言风格。而维庸之所以得以与庞德有缘，既是由于他的个性形象也应归于他的创作，并多亏了19世纪晚期的流行风气——庞德认为，通过罗塞蒂的翻译，维庸这位“没有幻想”的诗人将会“在维多利亚中期的枯槁状态之中复兴我们的诗歌”。

《圣诞季节维庸诗》(“A Villonaud for This Yule”)这篇作品带着诗人庞德的典型习惯：用模仿和翻译创造诗意的话语。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就是将抒情诗的冲动根植到历史中去，作为在其他创作之上所进行的创作，从许多层的传统中加以提取(“重写本”是庞德《诗章》的关键词之一)。于是创作抒情诗就好像在以一种学究式的方法书写抒情诗的历史，同时还锦上添花地附带着一种诗人特有的脚注——典故——并由此将所抒发的情感埋藏到一个漫长的传统之中，使得抒情诗变成一个情感和思想上的“综合体”，带着相互锁定的自发性和反思性。于是创作抒情诗就变成打造一个灵感和借鉴的合成物，其效果就是提出，诗人的初衷就是要单枪匹马从他所焊接拼凑起来的碎片中创作出一种传统文化，并将其带入他的时代。

德·菩恩的“借来的淑女”，或者按照意大利人翻译的说法，“一位完美的贤媛”(una donna ideale)也正是适用于庞德的抒情诗创作和他鼓动文化复兴(特别是为美国)之愿望的形象。“一位完美的贤媛”是传统的意象——这是庞德真正的比阿特丽斯(Beatrice)——这一意象的发明是庞德(特别是在《诗章》里)通过拼接成一种全新创作而实现的，该创作的特征是大量使用典故、引用、翻译、改编、混成甚至其他语言的原创写作。庞德竟将编年史这样的粗糙散文也塞入他优雅私密的抒情诗的空间中，使得这种新的诗歌通过纳入成山的文献而实现了包蕴历史的开放性。而这正是在庞德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抒情品位的商业强制性所拒绝接受、而如今却被迫与之共处的，即话语的异质性，它有时候并不只是缺乏抒情诗的韵味因而“不抒情”，而是会在有些情况下，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呈现为“反抒情”。

在《人物》(Personae)和《狂喜》(Exultations)(均创作于1909年)中，庞德给他的大合唱加了一个声部，将慵懒被动的唯美主义者的面具投进了突然的赋闲状态。《人物》及其回应叶芝的铭文(“制造强有力的古老梦幻，莫让我们的这个世界丢掉了它的心灵”)包含了庞德对德·奥比涅(D Aubigne)所作的改编。这是一副反唯美主义的面具，它强调创作《自马鞍上》(“From the Saddle”)的诗人自然要使用肌肉和武功，其诗句也必然带着积极生活的紧张和压力。《自马鞍上》也许是庞德第一次化身戴上完全统一的感悟的面具，这是一种通过战场喊杀声加以呈现的抒情表达。尽管如此，《自马鞍上》继续了世纪末颇为盛行的抒情方式(“总是有陷阱在近旁”、“曾在语词上”、“它与我的诗句相会”)。《六行诗：阿尔塔福特》(“Sestina：Altaforte”)则更加直接——“都见鬼去吧!我们这整个南方都散发出一片令人恶心的安详/你这下贱的走狗，帕皮奥斯尔斯，来吧!我们来合奏吧!”——尽管这是一种极其文学化的直白，还带着少许莎士比亚式英雄的有力声音——戈迪埃-布尔泽斯卡(Gaudier-Brzeska)对这首诗的创造性的误听(诗中反复出现的“安详”[peace]一词都被他听成了“撒尿”[piss])反而很忠实于庞德的阳刚精神，并且竟导致戈迪埃-布尔泽斯卡创造出一个庞德的菲利斯头像(Phallic bust)[9]，他还讽刺地警告说，可能不太像庞德；这尊菲利斯头像正是后来庞德所批评的惠特曼继承者们作品中的那些有血性的诗人形象。不过庞德也许没有注意到这一形象也同样存在于自己身上，因为当庞德向自己的诗歌这面镜子里张望时，他并没有认出他自己的自我的形象，毕竟这些雄壮阳刚的面具也只是面具而已。

但它们却是一些关键时刻的面具，是中古精神令人神往的画像。庞德与大众文化——与他的时代所流行的浪漫小说——的不同寻常的联系(因为这联系一度十分积极)就在这里，而庞德对于自己的颓废风格和某种高雅文化的批判也在这里。这种高雅文化所具有的神经衰弱症已经生成了相关的病情报告，被登在当日的杂志上，并将在《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得到最终的剖析。在他的《关于好伙计的歌谣》(“Ballad of the Goodly Fere”)中，庞德从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那里吸收了一种方言风格，试图给充满牧人情思的那种老式的、轻声细语的救世主基督添加上与之相反的蛮野特征，“他乃是男人中的男人”，像航海家和尤利西斯那样的男人(“他的眼睛好像灰色的大海”)——一个行动家(“我想人们将不能从书本中找到他……好伙计决不是卷轴里的书虫儿/而是热爱开阔海洋的人”)。庞德的活力论者基督不仅是对于激怒他的那些实际上对基督缺乏实质的主流描绘的批判，而且是对于在当代诗歌中他随处所见的迂腐逃避行为的抨击(就像弗罗斯特所作的一样)——不仅由于其雄壮阳刚，而且因为在他的话语声中听不到有任何复杂世故的厌倦调子，这使得庞德的基督成为一个关键意象。

《弗朗西丝卡》(“Francesca”)是被庞德收录在《狂喜》末尾的一篇作品，其题目和基调态度预示了一种模式，庞德在一本后来成为其文学生涯转折点的作品《坎佐尼诗集》(Canzoni，1911)中对这种模式倾注了大量精力。《坎佐尼诗集》使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一边说教一边乐得满地打滚——这样一种反应对庞德的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至少庞德自己是这么说的。《坎佐尼诗集》浸透了从但丁到卡瓦尔坎蒂(Cavalcanti)的中古色彩，而且一首接一首尽是对于一个佳人中的佳人(donna non vidi mat[10])半遮半掩的爱慕之情。庞德版的比阿特丽斯是在与太阳无干的光影中出现的：“灿烂的花晕环绕着她熠熠生辉/使她所乘的太阳光束黯然失色。”显然福特认为庞德已经以一种同样“与太阳无干的”诗意的方式，将他的新柏拉图主义视界把握得太好了。而庞德则将这一点铭记在心，并会在另一个在文学史上同样影响深远的行动中将其传递给叶芝。

从《反唇相讥》(Ripostes，1912)开始，继而在《洁身礼》(Lustra，1916)里，庞德设法将自己的措辞模式变得更加散文化(但却很雅致)，同时又放弃了传统的礼节。他开始创作一种能够达到他和休谟所先后打造的理论原则的诗。想要创作类似“为君流日烁金之迹所酹”之类诗句的企图或“加上佛罗伦萨人”之类的措辞都将被清除。但在《弗朗西丝卡》里，庞德已经在打破这个习惯，并试图创造出一种既简单(以受过良好教育者的对话的标准)、正规又高明——即庞德在无数缀满抒情诗节的《诗章》里将会依赖的那种“古罗马教廷”风格，这种风格与他那颇多夸饰的阳刚之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弗朗西丝卡》中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你曾从夜色中来

将鲜花捧在手心，

现在你将从淆杂的人丛中来

从关于你的纷乱传言中来。

而《坎佐尼诗集》本身则还出现了其他风格，其中包括一种讽刺的基调，而这将会大量出现在《洁身礼》及以后的作品中：

哦，悲哀啊，悲哀，

人们生而又死，

而我们的亡故也将不远

那么就让我们像已亡故的人

那样行事。

如果说《坎佐尼诗集》中的诗歌要比创作《坎佐尼诗集》的诗人(和福特)所容许的更加多彩多姿，那么也可以说这个诗集的主导情调是靠庞德塑造的比阿特丽斯一样的理想女子形象来维持的，这一形象是自发独创性的范式，这种独创性在那些庞德最崇拜的男性诗人们身上令他十分赞赏，却也是庞德本人对镜一瞥便知道自己无法达到的。庞德的爱慕语气不是针对某些摆在台座之上的想象中的无用天使，因为(根据古代幻想)她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安稳，而是针对一种女性形象的塑造，即对能够确保他的基本政治(反帝思想、个人主义)和诗歌(自主的天才、积极的灵魂)价值的镇静和独立力量塑造为女性。这个理想女子将在《诗章》的无数篇目里作为来自古代神话中的女神而反复出现，在庞德的沉思中起死回生，就像一位突然来到现代意大利的陌生访客，如同众位天神突然降临：

与他们坐落山中的城市，

与仙髌的女神

一同搬去那里，身后是橡树丛林，

绿色的山坡，还有白色猎犬绕她欢腾……

一个毫无理由得到神佑并受赐之后极端惊喜的人的这种敬畏口气(《诗章》第17篇)是庞德与《坎佐尼诗集》和《诗章》中的理想女子之间关系的标志。不过这位女子先后出现的不同之处却十分重要。在《诗章》中出现时，她并不是孤身一人，不像在《坎佐尼诗集》中那样作为一个纯粹的存在者而不免遭到福特的讽刺——福特是庞德的茂丘西奥(Merutio)[11]——而是作为统一的综合体中的一个元素，作为一个抒情赞歌环节，被放置在充满许多事物——其中大多数还不太有诗意——的诗歌文本当中。她是一个复杂创作中的元素，由于她的意外出场和迅速消失而免于遭到质疑。在《反唇相讥》(1912年)中，她作为但丁的变形形式短暂出场(“Apparuit”)，从平平常常(“你这微末之物”)变得光辉灿烂(“我看见/你……便点亮了你的凸肚窗和那被眩暗的光/它在你身边一片黯然”)。在这个诗集中最迷人的作品《一位妻子的画像》(“Portrait D'Une Femme”)中，诗人对这位缺席的女子进行了有力的表现。这首诗描画了一个文化上享有特权却干瘪枯槁的女人，她毫无权力，只得可怜地依附他人，她收藏各种能带给她审美愉悦却完全不合理的物件(“偶像、龙涎香和珍惜的镶嵌工艺”)，她不是能够眩暗日光的独立光源，而是一片迷暗象征的马尾藻海。这首诗的开场白和令人反感的第一句(“你的思想和你都是我们的马尾藻海”)至少令一位著名的美国雅派编辑感到震惊。“我给他们寄了一首真正的诗，一首现代诗，里面用了‘惧内’这个词，而他们回信说我在第一行里将字母‘r’用了三次，非常难以发音，还说我可能忘了丁尼生曾经批评过在某个有不同音步的诗句里使用四个‘s's’是不对的。”

在《一位妻子的画像》里，庞德通过蓄意的反抒情主义来表达讲故事的叙述意图，通过阻滞浮动的敏感性无用垃圾、一个没有中心的自我等细节加以暗示，这不是一个作为他那许多充满阳刚之气的航海家的对立面被归为无用垃圾的女性，而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的形象，庞德将在他诀别伦敦的诗作《休·塞尔温·莫伯利》中对在这个唯美主义者的男性化身进行祛魅。同时，尤其要紧的是《一位妻子的画像》从形式和主题上都是一个反讥，即是一个集中的叙述，通过这种辛辣的对话驱除了糟糕的抒情诗及其所有的感伤癖：

你一直都是低人一等。惨不？

不惨，你宁可这样也不愿成为司空见惯的：

那种惧内、愚钝的无聊男人……

庞德从《灯火阑珊》到《洁身礼》所穿越的距离，可以通过比较两部诗集的标题加以部分的衡量。前作是一派自哀自怜的世纪末情调(“用被罨熄的细烛”)，后者则呈现出他日益不情愿从其诗歌事业分离的那种社会批评的世俗和干涉模式(“洁身礼：由监察官在他们五年任期届满的时候举行，为全体人民禳罪的祭祀”)。《洁身礼》中大致包含两种诗歌：一种采取了散漫淳朴的反抒情风格，句法上直白，用意上则爱挖苦讽刺，目的是积累对于庞德所谓“严肃的艺术家”无用的布尔乔亚秩序的敌对批判。这种风格风趣，却经常因为坚持不休而令人厌倦，《洁身礼》中的诗歌一首接一首都摆出(即使在当时也显得)老式的波希米亚姿态，从阁楼上嘲弄不已：“人们会接受它们吗？/[即这些诗]……他们处女般的愚钝不会有任何诱惑……”或看这句：“来吧，让我们来同情那些/比我们境况好多了的人……”第二类诗，带着《坎佐尼诗集》的那种古香古色(尽管句法上简单一些)刻画珍爱的“优异”美人倩影(“她行过在心中不留一丝颤抖”)，现在这优异以“美学研究”所提出的更加朴实的诗学为基础，它是庞德在西尔米欧内颇多轶闻的反思结果。庞德选择意大利语“Sirmione”，而不用他在《坎佐尼诗集》里偏爱的拉丁语“Sirmio”，本身就表明他的传统文学之迷梦正感受着来自当代生活的地心引力。

早在庞德还在一首接一首地创作小诗以及惊人页数的散文作品的时候——也许最早还是在1904年，他还在汉密尔顿学院做学生的时候——(按庞德的话说)“在人类已经很久不再受命尝试任何长度的诗歌之后”，他却一直在逐步着手创作一篇史诗规模的长诗。显然他对于这首诗的热忱工作开始于1915年的某个时候，并在1917年的《诗刊》上发表了前三篇他称为“诗章”的作品，但随后很快就将它们加以压缩并重头来过。随着1925年第一部《十六诗章草稿》(ADraft of XVI Cantos)的问世，诗章的结集出版开始变得有规律，直到庞德逝世为止。这些作品中包括他在1948年创作的恶名昭著的《比萨诗章》和1955年、1959年创作于精神病院的两部诗集。而最少被教授的那本著名的现代主义文本《埃兹拉·庞德诗章》(The Cantos of Ezra Pound)——包括117首诗章——则于1970年问世，至今已再版了13次。这后一事实强烈表明，我们对于包括这本书在内的极端现代主义有着持久不衰的兴趣。这本书的主要作品一般都被认为过于艰涩，很多时候纯粹是诘聱咕叽，莫明其妙，而在它偶尔清晰明了的地方，却又冒犯了大多数标准和规矩。

庞德自己也很难判断他在创作怎样的文学作品。他对那些创作史诗的前辈们有着十分清醒的意识，并经常将他们的意旨加以增益发明收为己出：将个人的敏感和悟性化为工具，替“普通的情感”表达心曲，为“一个民族的话语”进行创作。但尽管他怀抱古典情怀，也明明白白表明了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蔑视，一种与之相反的美学却构成了庞德的特色，他写道：“一个试图解释他的时代而不是表达自我的作者是注定要毁灭的。”在庞德身上，《奥德赛》(The Odyssey)与《神曲》(The Divine Comedy)的诗学与《序曲》(The Prelude)和《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的诗学夹杂在一起，并被他用华兹华斯、惠特曼和爱伦·坡的镜片重新调焦，《神曲》变成了但丁的“巨型抒情诗”。

古典的雄心和浪漫主义的冲动在《诗章》的漫长出版进程中不断浮现。庞德在1935年写道，一部“史诗就是一首包含历史的诗”，他写下这句话时正值一个十年的中间，在这个十年里庞德一直在以令人眩晕的精确性创作着“包含”历史和大堆历史记载的诗章：在《诗章》第52至61篇重新编写中国历史，利用的是出现在《诗章》第62至71篇的约翰·亚当斯著述中的一段又一段摘录。1937年在《文化指南》里，庞德宣布(也同时向吉卜林[Kipling]表示首肯)他的长诗将讲述“部落传说”，但在同一本书里，他也将《诗章》与巴托克的《第五四重奏》(“Fifth Quartet”)加以类比，称之为“个人挣扎的记录”。然后在1939年的一次旅行途中，他又为《诗章》下了一个新的注脚，这一次既非史诗又不浪漫：“对于《诗章》的形式，我所能说或祈祷的只是等它现身罢了。我是说等到自己将它们写下来，而如若它不自己现身，我就会开始作注。我没有阿奎那(Aquinas)地图，阿奎那现在也没有用了。”伴随着对他所钟爱的但丁的文化背景的怀旧一瞥，庞德渐渐接近了他1962年在自己的《巴黎评论》上与唐纳德·豪尔(Donald Hall)对话时所达到的那种清晰风格。

在写完一百首诗章之后，他给了豪尔一个关于诗歌形式的定义——实际上是一个反定义——并以最严格的语句使之具有“现代主义”特征。在庞德寻找一种“不会因为什么东西不合适而将其排除在外”的形式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的不是荷马，也不是但丁，而是乔伊斯和艾略特。以这一姿态，庞德宣布古典美学关注所要求的风格对主题材料的礼让关系对于现代主义可谓言之未中。他告诉大家现代创作的真正标志是文学形式能够包容不合适的东西，这标志着当代的文学已经对它的文化爆炸有了充分的估量。

庞德像华兹华斯一样觉得自己在社会中像一个局外人，作为一个文学激进派，他知道自己的诗歌很不被主流文化所承认。结果，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用华兹华斯的话说)：“创造一种口味使自己可以被人欣赏。”他的方案是给文化提供一种史诗性的资料，而这个文化则从基础上缺少任何一种曾经滋养过史诗作家的有特色的前提条件，它不再能够在读者和作者之间产生有效的修辞约定。处在一个无法读懂他的文化里，激发《诗章》和多数极端现代主义之矛盾的问题就是这一点——庞德将会创作一种他的文化需要去阅读、从而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文化的诗歌。“现代的思想里包含着不规则的要素。过去的时代获得了成功，因为所有或大多数的答案都是假定好的，至少在作者和观众之间是这样。因此在一个实验的时代作这样的尝试”——庞德在这里既指社会的，也指美学上的实验——“十分鲁莽”。

不论鲁莽与否，庞德坚持史诗的目标始终没有动摇。因为，正如他对豪尔所说：“我们拥有史诗的题材。从雅典的陪审团审判，到安塞姆(Anselm)对威廉姆·鲁弗斯(William Rufus)的案子，到贝克特(Becket)被谋杀，经过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直到寇克(Coke)，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就是一个史诗题材。”所以，庞德在1962年前主要创作的诗歌并不像经典史诗那样适合某个特别的西方文化和地点，而是作为为追求人权而斗争的尚未获胜的宏大故事，在作为整体的西方文化和地域中如鱼得水，而且它还在一个实验的时代里，顺应时代的呼唤发现了自己的奇特模式。他所发明的形式既表现了那种他认为已成碎片的文化，又对一种根植于对共同血统和命运之叙事的全然不同的文化提出了希望。

庞德知道要想讲述关于一个部落的故事，必须有一个部落作为讲述的对象，而他却没有这样一个部落。在《诗章》里——这是一首没有统一的史诗英雄或稳定的文化界现状的诗——庞德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几乎不大可能的实录，它记载了一个诗人试图通过非古典的途径为写作创造新的经典环境的努力。他最终成就了一部诗，这部作品所拥有的实验性质完全压倒了一切文化和社会目标(当然，与作家的福利有关的目标除外)。《诗章》将为现代作家复兴文学的共同体，使他们能够融入一个传统，其中包括诸多激进实验者和他们那些高尚的庇护人，所有那些为争夺个人(大部分是美学上的)权力而不惜与人扞格的人们；复兴这一传统是为了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因为它已经割断了滋养和庇护，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沉思生活——也仅仅是我们的沉思生活的——家园。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庞德的《诗章》这一书名显然有些奇怪。这是一个无题之题，作者显然从未觉得有必要作出决定——这位作者如果能够永生的话，也许竟不会给自己的实验赋予一个确定的题目(像《荒原》或《桥》那样)。将一首诗叫做《诗章》(对于《诗章》我们究竟应该用单数“is”呢，还是用复数“are”？——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很多讨论)。就像将一部创作中的小说称为“创作中的作品”，然后用这样一个题目来出版，或者就像称小说为“章节”，就像文艺复兴时代的十四行诗作者决定将自己的组歌称为“十四行诗”。在标题里带着“草”字来发表这首不断推进的诗的篇目，只能是在强调作者的实验性意图。《诗章》与我们熟悉的所有的史诗都不同，它将美学形式本身当做它的本质来命名，不像华兹华斯和惠特曼，此二位在其浪漫作品中根本不曾为盲目的主观性主张任何实质的连贯性。

不是说这部诗作中没有弥漫着一种可辨认的主观性：它的确存在，但它并不凝结为“自我”，并将其自主的存在投射在关于诗人心灵的自传式叙述中。在大多数时候，“埃兹拉·庞德”以一种欲望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一片宽容的纳受空间，一种事实上透明的主观性，一个便利的媒介手段，一个文学的制造者(要从这个词汇的戏剧性意义上来理解，将其作为各种文学势力的收集者)，一个按其自己所述没有“优异”之处的人，一方自我的空缺，一只孔洞或一面照见他人的镜子。这样一连串的面具，这样一个不停地进行学究式的人——引用翻译者、引喻者、模仿者传统的特色口技表演者——作为诗集编撰者、模范诗人、庇护人、风格、男主角以及在被称为《诗章》的文学画廊和课程里颇占篇幅的文化背景的展示者，他们的诗是一个被其死气沉沉的文化现状所困的积极的移情记忆，将一条漫长的生命线投入过去(作为传统的专属保镖)，以便通过传承传统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拯救，并在此传递过程中将自己的文化唤醒。

《诗章》迎面而来，好像是被一个没有自我的诗人创作出来的，成为一个庞大的各种话语组成的结构(文本，肌理，相互交织缠绕)，即抒情的、讽刺的、叙事的、戏剧的以及非文学的(历史的、抒情的、技术的)。庞德关于异质的意象非常有影响力的观点(一个“在瞬间呈现某种智性和情感的综合体”)被抒写得相当宏大，这是一个巨型漩涡，或者按照来自被抛弃的第一篇诗章(1912年成稿)中那个完美比喻，是一只“破布袋”。对于一个不想仅仅因为某个事物不适合就将其排除在外的诗人来说，这是最好的形式——一个依靠文化上的无家可归而存在并为之而存在的文学形式。

由此又产生了《诗章》中那些从视觉和空间艺术中汲取的著名现代主义比喻的向心性：蒙太奇就是一例。蒙太奇是一种硬性的并置，通过读者的积极读解过程，对一些间接的、无可名状的事物进行解析(想象、创造)而产生出意义。读者自己的想象活动将促使庞德的文化希望得以实现，而读者也将承担责任，将诗歌原本无声无色的视野表达出来，进行诊断，并将庞德所开的药剂发放出去。此读者能够正确理解庞德、并由此通过将自己从资本文化中消极的消费者变为足智多谋、自力更生的自由人，取得进入文学共同体的门票。庞德的批评者成了作为现代主义者的读者，成为《诗章》的共同作者和文化创造事业中的合作者。当然，作为拼贴的比喻，超现实主义版本的碎布袋，这个从各种媒介拿来乱糟糟放在一起的五花八门的碎片的合成物，要求我们(正如蒙太奇所要求的，但这次是在整个作品的范围)将其当做整体，不是当做一种陈述，而是作为空间里悬置的形式，以便将其作为整体来进行“观察”。在这些暗喻的压力下，《诗章》变成了各种碎片组成的艰涩结构，这些碎片不仅意味着通过分裂来模仿分裂，而且指向一些业已失去的整体景观(或与其有关的渴求)，这种整体景观在任一特定的诗章中的存在都需要由一位专注的读者来提供。这样来进行阅读，《诗章》就会显现为在历史不断演进的威胁中零星显露的健康的社会和文化景观，显现为自由个人在由于不健全的经济而变得黑暗的历史面前努力保持自我的景象，显现为那些必须在日益严重并几乎已届漆黑的当代文化黑暗中阅读庞德作品的人所思索和散布的景观。关于庞德文学梦想的双重性格，《诗章》或许算是最清晰的例证。庞德的梦想就是通过追求美学革新以达到鼓动社会变革的目的，创造一种诗歌，以其无比正式的豪华壮丽吹响文学文本的丰饶之角，召唤那些沉思的人们加入庞德的毕生实验，实现其文化希望，造就一个可能的读者的世界。

“接着便下到船上/将船底放到浪花上，在神圣的大海上向前……”《诗章》由庞德从《奥德赛》第11卷降入冥界翻译而来，它就是以这样的句子开篇，打开了一个由神明来修饰的奇异世界。戴着一位已经写到的史诗英雄的面具，庞德“沉重地哭泣着”(腔调是哀歌式的，主题则指向文化损失)，渡海来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在火炬昏暗的烛照下，与死者，特别是先知提瑞西阿斯进行对话。为了在一首关于阅读的诗歌中将古代作家的鬼魂招来，埃兹拉·庞德作为奥德赛式的诗人，降临西方文学的冥界。荷马用祭祀仪式的鲜血为英雄的亡灵招魂，庞德则用学者式的诗歌劳动的血汗，通过安德里亚斯·迪瓦斯(Andreas Divas)在文艺复兴这一重现经典时期所作的拉丁译文，为荷马招魂。他将他的拉丁荷马压缩在盎格鲁—撒克逊头韵诗的有力节奏之中，然后将其纳入现代英语，由此产生了方便现代英文读者阅读的三重翻译效果，呈现出一个同时存在于措辞和专有名词的混杂文化痕迹之中的三种文学传统的幻像，一个重写本，为一个时代——庞德自己的时代——在其他创作之上进行的创作，庞德希望这个时代也将是一个文化被重新发现的时代。

在《诗章》的第一篇开始了一场新的risorgimento[12]，仿佛这一事业早已在进行中：第一篇诗章的第一个字就是“and”[13]。由一个诗歌庇护人将英雄壮举作为文体展览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一文体展览将近结束的时候，展览者打破奥德修斯的面具走上前来。从声调措辞的英雄体突然喜剧性地一降，埃兹拉·庞德说道：“安眠吧迪瓦斯”，并在这时将自己揭示为一个经常游逛图书馆和旧书店的人。在《诗章》第一篇的戏剧性虚构故事中，一个人凝视着一部珍藏本图书，寻找可用传统的痕迹，并在迪瓦斯的翻译文本中找到了它。

在荷马史诗的第11卷中，奥德修斯的青年伴侣艾彭诺尔(Elpenor)要求奥德修斯为他举行正规的葬仪，害怕他会死不安生，永远在大地上飘零，他还要求为他举办纪念仪式，以便他可以在自己的文化的集体记忆中享受其死后的生活。庞德就是这样应允迪瓦斯这又一位不快乐的幽灵的，答应他相似的(尽管是想象的)要求，以便迪瓦斯能够“安眠”。庞德对于荷马史诗中艾彭诺尔墓志的自传式大胆翻译(“一个没有财富但将有大名的人”)不仅将他自己和艾彭诺尔、迪瓦斯二人联系起来，而且用拱形诗行、创造传统的三连韵与一种融合了古代、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文化的文学史联系起来。自我传承成了文学史的要旨，作者的不朽须依赖于其他拥有悠长记忆的作家。

庞德这位书籍爱好者和文化谱系学家引用了以下文字作为墓志：“我是说，那就是安德里亚斯·迪瓦斯/In officina Wecheli[14]，1538年，出自荷马。”迪瓦斯和维切利(那位印书商)，这两位都是《诗章》所纪念的世界里的英雄，这两个名号与奥德赛一样意义重大。在下面的一行半诗句里，庞德又转回他自己的声音——还原的魔咒已经打破——回到了荷马的叙述，然后(好比)将书页快翻到维切利制作的封底，这一次是引用了塞浦路斯的乔治厄斯·达尔托纳(Georgius Dartona)的拉丁文，他翻译的荷马赞歌被包裹在迪瓦斯的作品中：一些对于克里特岛(Crete)的庇护神阿芙罗狄蒂(Aphrodite)[15]一往情深的词句(“深色眼帘的你”)，这些词汇的拉丁文样式对于现代读者定是十分陌生，然而与其所包含的思想相比则又小巫见大巫了。那些关于艺术在尘世里积极行动、美能够保卫城池的思想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谓十分荒谬(庞德很清楚这一点)。在《诗章》第一篇的结尾，庞德作为古书中的一个发言者挺身而出，试图将激情之火吹入这些不同的诗体之中，他担心这些诗风歌调已经被他的文化变得喑哑。在这一行动之中，他创造了一种自己的声音。

两只耗子和一枚蛾子作我的向导——

听到蝴蝶在喘息

朝两界间的桥梁行去。

国王们在他们的岛屿上相会，

从枝头飞走后那里不留食物。

靠乳草过活

最终进入秘境。

都成为人而非毁灭者。

《诗章》就这样结束了，带着庞德写下的抒情诗注解：关于他所困惑的形式(“我爱，我爱/我爱的是什么而/你又在何处？”)；关于他的遗憾(“让诸神原谅我/所做的/让那些我爱者尝试着原谅/我已做的”)；关于他难以割舍的经济美学(“巴黎，弗朗斯瓦·贝尔诺阿德的破产”——贝尔诺阿德未曾被歌唱过，在诗中前所未闻，直到其出现于《诗章》的此句，他是一位当代版的维切利，一位出现在为文艺复兴展开的文化斗争中的英雄，一位因出版经典著作而破产的法国书商，他在这里按照庞德的风格以历史真相的化身出现：真相是光荣被可耻的经济制度所毁灭，后者不会容忍对于美和美的庇护人的珍重)。还有一些注解是关于他对于战争的人性代价和通过战场来谋利(“让年轻人为老人牺牲/这真是悲剧”)的冷血算计的不熄仇恨；有的注解是关于他对于意象持久不衰的信心，相信作为解放力量，作为个人救赎的根基的意象，在更大的宏愿失败之后的残年里，庞德年轻时候的这件唯美主义救生衣依然派得上用场(“为蓝色的闪光和那些瞬间/感谢所赐”)；有的注解是关于他的凌云壮志(“我一直在努力描绘天堂”)，他的安定人心的谦逊，他对于雄心壮志的否定(“不要动/让风说/那就是天堂”)；有的注解是关于对他的文化剥夺，关于不得不蛮干，因为他不像但丁，他没有维吉尔(Virgil)这样的先生作为向导(“两只耗子和一枚蛾子作我的向导”)。庞德所有的注解都是欲望渴求的语言浓缩，而欲求在《诗章》里是一种收拢一切的氛围，越来越明显，成为他最后的诗集《草稿和零片》(Drafts and Fragments，1969)真正的主题。

在最后一部诗章(第117篇)的这最后的片段里，事实上出现了对于庞德在整个《诗章》中所思考的全部事物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拼贴。发出这样惹人注目的声调，不是要对诗人或读者做些最后的揭示，而是要奏响组成诗人风格的驳杂声调——庞德的诗对于大范围的不同风格倾向进行压缩，具有音调的灵活性：这位急切的老人在暗中痛苦地诉说着，有时是以混合着祈求者和命令者的奇怪声调，有时是温和的自我指示，有时出现惊喜的片段(“在与世界的战斗中/我失去了我的中心”；“国王们在他们的岛屿上相会/从枝头飞走后那里不留食物”)，有时是以渴望没有时间限定的不定式形式(“听到蝴蝶在喘息/朝两界间的桥梁行去”)。碎片紧接着碎片，这首诗歌充满大量(很大程度上是)从正确英文句法的理性栖息地解放出来的、清晰刻画的感觉和情感。这是一首理性破灭的诗歌，它在对于理性的拆解中，将一个试图剥夺自己曾经执掌的话语权威力量(同时还有点想失败，但依然渴望权力)的头脑的各种成分展示出来，向往与无需食物的王蝶一起进入不可言说之境——那些国王是进入最后秘境的灵魂的化身。最后一句(按照庞德的情人奥尔加·拉吉[Olga Rudge]的说法)是庞德本希望用来结束《诗章》的诗句，这句诗在语调和形式上达到了几乎不可能达到的平衡，悬停在渴求和自信的祈使语气之间：“都成为人而非毁灭者。”

在第一篇和最后一篇《诗章》之间，关于中国和美国历史的《诗章》(第52—71篇)事实上是出现在整个作品中部的一组诗——大约两边各有50篇——这一段落大约有整个诗章的四分之一长，而且是《埃兹拉·庞德诗章》中仅有的一段连续作品，其以时间顺序重述了大约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到公元18世纪，在转述美国之前(在开始翻译中文文本时)，插入了一段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那是欧洲人思考的时代，其最终形成为约翰·亚当斯和开国元勋们的社会理论。

庞德的历史有一个要点，不过这个要点并不容易掌握，因为他的历史是用不带解释或叙述关联的人名、日期、引文和事件而匆匆讲述的。其结果就是一段无比晦涩的历史，也许这正是庞德的意图，即将美国人的鼻子牵到这一事实面前：我们已经与庞德所设想的社会活力的资源发生了断裂；我们已经没有传统；我们需要再次踏上奥德赛之旅，回到另一个文化的地下世界，一个异于西方的冥界；我们可以做到，但需要学者式的努力。这些工作本身将可能是有益的，标志着我们正在恢复正常，也在重新发现。因为在做庞德所要求的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开始了自我疗救的过程。只要在我们这些从事重新发现工作的人中有足够的人哪怕只是散布了其发现，我们作为积极的读者就会进入文化而不仅是个人的痊愈过程，庞德需要这些积极的读者一同努力，在孤立的现代世界和文化史的大陆之间架设津梁。其回报将是复兴的经济，伴随着一切正义以及经过革新的语言，其中的词汇也将得到正名。词汇如同信用良好的货币(在庞德那里这意味着意象主义者的经济学)，将不会走上抽象化的道路，因为它将与现存的真财实货绑扎到一起。一种宏慈宽厚的极权主义(孔夫子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是更加完美的极权主义者，墨索里尼则是充满希望的现代范例)将同时为经济学和诗学签下保单。它将保护金钱和文字，将其妥善地绑扎起来，使其不受高利贷者、军火厂商、绝妙的国际犹太阴谋和其他不论金融或美学上、真实或假想中的腐败者的操纵。

关于中国和亚当斯的《诗章》就是这样展开其理论的，在创作实践上，根据庞德的美学标准，它们则是一大灾难。诗章的美学及作品主体坚持在文本构成、风格和形式上的异质性，而中国和亚当斯诗章则呈现出一片带有诲育意图的同质的格调。诗章的美学和作品主体坚持用碎片与召唤创造性阅读的令人惊喜的蒙太奇并置，而中国和亚当斯诗章则按照绝对平稳连贯的原则前进，使得读者进入一种类似于学生的消极角色，让他们去聆听一位毫无表演才能的演讲者在那里呓语。《诗章》的文学宏愿是现代主义的，但《诗章》第52—71篇则不符合任何人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期待，也许甚至都不能称之为有趣的作品。

中国/亚当斯诗章的失败是因为它们缺乏推动庞德拯救事业的那种文化贫困的生动存在。它们给读者提供的诗人形象自视怡然，其话语不带源自任何地方的强迫性。但《诗章》在其最吸引人的时候，作为其真正富有表现力的主题(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所唤起的是一位作者的在场——诗章在“涉及”任何事物的同时首先“涉及”一位作者——一位在记忆缪斯所赐的灵感之下不惜逆流而上、忙于挣扎奋斗的作家形象，这些缪斯是他在一个没有记忆的文化里唯一的希望。举例来说，正如在《诗章》第一篇的最后部分，读者看见庞德手里放着一本书，在一个古代英雄主义和美的理想并不受到尊崇的地方对这些理想进行沉思。再如，在《诗章》第二篇里，庞德将自己虚构为惠特曼式的海边冥想者，所有关于大海的神奇故事一时纷至沓来，从荷马到奥维德到毕加索，却没有属于他自己的神话让他觉得自在其中。“and”(于是)——作为庞德意识的语言学标记，渴望将其收拢到一起——此刻在《诗章》第二篇中变成了一种思想的标志，它说“于是”是因为它无法说“因为”——因为它无法寻觅一条合理的通道可以使它跳跃到奥维德的《变形记》之中，而《变形记》则是《诗章》第二篇出场的文化展览的主导内容。

“接着在塞厄斯岛附近”，在水手们绑架年轻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16]并(由于不知道他是谁)打算将他卖为奴隶的故事中，庞德变成了第一人称的参与者。这个从奥维德转述过来的段子，它的主要人物以各种变换的形式，主导着《诗章》这部关于对金钱的贪欲和神秘力量的诗歌。诗歌转而反对并征服了贪婪(一般在《诗章》中故事总是以悲剧收场，但在这一处却没有)；狄俄尼索斯被释放了，守在一旁的庞德对此十分敬畏，并将结局重述给尘世列强们听(“划桨人身上的鱼鳞”，“武器蜕化为鱼鳍”)：“而你彭修斯也一样听到了……或者你的运气要离开你了。”《诗章》第二篇以回到在海岸上原地沉思的诗人作结。随着他的幻想在现实的荒凉之中消逝，奥维德式的回忆迅速褪色，现在只留下一个残留图景在思索他的海上经历，庞德将荷马对于酒浆般昏暗大海的表述通过奥维德的巴克斯之口道出(“浪花，葡萄浆液的颜色”)；作家庞德关于文学传统细腻生春的记忆使他终身在自己的世界中无法安宁。

这些或任何庞德的文学展示能否让我们枯槁的文化骨架重新起舞？他的古代文化样本能否有所作为？庞德那些从古代和文艺复兴时代而来的英雄人物(领袖[Il Duce]的所有先驱们)能否转化为我们的英雄，或者是不是最好让他们呆在原来的地方，仍旧作为他想象生活的范例，作为他拼命为穿越文化黑暗而不断挣扎的灯塔呢？在他的最后一篇诗章里，庞德说道：“我一直在努力描绘天堂。”这句诗的力量不在于一瞥之中的幻景，甚至也不在于那一瞥即逝的幻影，而在于努力描绘一座只能在创作行为之中才能被体验到的天堂，这个天堂也只有在写作之中和通过写作才能够维持，而即使写作也不能将其维持很久。庞德的天堂之精髓现实就在于，它无法于《诗章》之外进行文化上的传播。《诗章》中最感人(尽管可能很含蓄)的意象就是一位作者在拼命地工作，企图挽回西方的伟大文化高峰，他相信只要他能足够雄辩，能坚持不懈地谈论他所喜爱的事物，他所爱之物必将在他面前活泼泼地跳将出来，经过劝说，回到人间——只要他没有灰心丧气(他的确经常这样)，丧失语调中的激情与强烈(这也是该意象的一部分)——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提醒他自己和我们，我们究竟身在何处。

《诗章》中一个强烈、哀婉还带点喜剧的时刻出现在比萨组诗中，此时的庞德承认失败，并在同一瞬间试图用失败带来的微薄礼物造出一座新的天堂。如果说领袖是英雄主义传统累积的产物，那么庞德能用“本和克拉拉在米兰/戴着脚镣在米兰”这样的诗句来拯救什么呢？他在《诗章》第74篇里做了如下的回答：

天堂并非假造

但显然已经破碎

它只存在于碎片中，意外优质的香肠里，

例如薄荷的气味，

和贼偷夜猫

在庞德历史性的复兴壮举之中，他对于卓越艺术的鉴赏力的突然介入，他那独特的常常灵光闪现的优雅，到处散布而又数量众多，而关于破碎天堂的意外优质的文学香肠作为读者的对等物的出现便是其中之一。正如在《诗章》第13篇中，他用满篇说教的对话表现了孔夫子的伦理和社会理想——这是一篇意在就个人和公共秩序立论的诗章，庞德又继续写道：

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内在的秩序

他就不能在身边散布秩序；

而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内在

他的家庭便无法按恰当的秩序行事；

而如果王公自己没有内在秩序

他便不能在自己的领地里推行秩序。

庞德将这些诗句专用于表现孔子本人，此人的权威源于不容质疑的智慧，这是一种染过西方圣经先知主义色彩的东方声调：不断出现的庞德的招牌连词(“and”)在此处则标志着不可动摇的确定性(“而如果一个人”，“而如果王公”，而读者您则最好还是相信)。而每当庞德种下了他的学说的豆种，我们就会再次听到这种极度冷静的声音。但在这篇关于正确的政治权威和独裁力量的起源和散布的诗章的中间，我们还看到诗人在追求其他的事物，就像一条侦探犬被不断展开和自我愉悦的自我幻想的运动所引诱，跑到一条离开自己学说的漫长道路上跟踪一个无关的细节。令人感到熟悉的庞德的招牌连词现在则标记着抒情气韵：

而曾点(Tian)[17]将手放在琴弦上，说道

低柔的琴声在继续

在他的手离开琴弦后，

琴声像烟一样在树叶下升起，

他循声望去……

在《诗章》第13篇的说教段落里，这些诗句带着一种优雅，超越了说教的范围，它们是一些轻柔如歌的神来之笔，不可预料也无法预料，在歌唱之外别无任何目的。

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马拉特斯塔组诗(《诗章》第8—11篇)中特别显著——庞德作品那种次要的美却吸引着最大的关注，不是作为孤立的美学放纵的养料，而是作为历史作品的媒介。《诗章》第8至11篇写的是一位生平模糊的15世纪意大利职业军事冒险家西吉斯蒙多·马拉特斯塔(Sigismondo Malatesta)的壮举。这人是个彻底的政治犬儒，却对艺术和艺术家有着非凡的激情——那正是庞德为之能够宽恕一切的那种激情(而马拉特斯塔则显然有很多需要宽恕之处)。他是一个庞德式的英雄，在不屈不挠地投身里米尼的马拉泰斯提亚诺庙(Tempio Malatestiano)的建设中，“不畏权势逆流而上”，完成了自己所能成之功，并作为杰出的庇护人实现了自我的真正表达：换句话说，正如诗人庞德的形象会出现在《诗章》里，马拉特斯塔的形象在神庙里所建造的，正如庞德也会建造的，是一个半异教徒半基督徒的“小小的文明”。

在马拉特斯塔组诗中，庞德所用的方法是小心翼翼的纪录体：他从编年史、书信、法律文件、教皇责诰中大量引用，插入自己的重述，有些是在场叙述者，以此来重造没有文献记载的场面。这些诗章采取了人声鼎沸的多人对话，一些声音是友好的，大部分则对西吉斯蒙多其人其志并不友好；这些人营造出一种浓厚的背叛的氛围，充满着无不可为的人(其中也包括西吉斯蒙多)——他是为了对艺术的爱，那些人则出于对权力的贪恋。对于文献的安排是戏剧性的：庞德的目的是为这位生平模糊的英雄招魂(《诗章》第8篇以魔咒般的修辞开场)，展现他挺身脱离腐败的行为，而他的声音则解放了自己，高高翱翔，不知何故一尘未染。这声音优雅、尊贵、仁慈、抒情并预示着暴力，这人充满激情，这种激情甚至将他从自己亲手制造的罪孽中拯救出来。庞德展现的力量不在关于西吉斯蒙多的叙述中——叙述混乱甚至压倒了庞德自己的声音——而在于他为庆祝这位英雄所造成的修辞效果之中。庞德喜爱这个人，他的喜爱造成了一种语言居所，将他与他所在环境里的垃圾隔离开来。我们不了解马拉特斯塔，但知道庞德“描绘马拉特斯塔”——不是“关于”或“涉及”马拉特斯塔，而是“描绘马拉特斯塔”，就如同在“写作诗歌”或“描绘天堂”或在翻译下面这封马拉特斯塔关于他将为皮耶罗·黛拉·弗朗西斯科做些什么的信时那样：

这样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了，

或者随心所欲地浪费自己的时间

(affatigandose per suo piacere o no

non gli manchera la provixione mai)[18]

从不缺乏供养。

庞德英文的散文体在意义上抓住了马拉特斯塔的意大利语散文原意，但通过将其安排为并列的诗歌体，好像两行诗句突然在各自的句末有一个句点停顿，这样的翻译所增加的修辞效果大大超出了原来散文体所能及。庞德的翻译成了一种文体指针，标记着一种语言调度的灵活性：仅仅通过措辞就能够将读者引向马拉特斯塔的宽宏心灵。而这一三明治式的意大利语创新，又证明了庞德对于翻译的忠实，证明了他进行直播式传输的能力：

教会反对他，

美第奇银行则只为自己，

肉疣斯芙查也反对他

斯芙查·弗朗西斯科，肉疣鼻子，

将他的(弗朗西斯科的)女儿嫁给了他的(西吉斯蒙多的)

女儿，那是在九月，

他在十月偷占了佩扎罗(正如布罗格里奥所说

“野兽般地”)，

他在十一月和威尼斯人站在一起，

十二月又换了米兰人，

十一月卖了米兰，十二月偷占米兰

或大致如此，

春天控制了米兰人，

仲夏换成威尼斯人，

秋天又是米兰人，

十月份又成了那不勒斯的盟友……

从这个混乱的政治泥潭里，从这篇由连年累月的拜占庭式背叛所组成的喜剧连祷文里——毫无疑问是在烟雾缭绕的密室里念出来的——冒出来一句诗，这是从另一个层次来的声音，在句法和语调上很严肃，句末还带着一个拉丁短语(好像权威最终定案)，告诉我们马拉特斯塔做了些什么事——拉丁文对于庞德(作为英文以外的其他语言经常会起这样的作用)仿佛是某种符咒，促进了从政治到艺术层面的神奇跳跃：“他，西吉斯蒙多，建造神殿。”“他，西吉斯蒙多”——这个短语在马拉特斯塔组诗里不断重复——不仅澄清了在这些身份模糊的政治演员中庞德所谈的究竟是谁，而且增加了一种敬畏感，就像一种铭刻，记录下传记作者的震惊：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西吉斯蒙多，竟做了他所做的这些，好比“在这片昏暗中，金子将光线搜集起来与之对抗”。

在他为《活跃集》所作的导言中，庞德说，实验“所瞄准的创作必须与当代发生联系，就像古代名著与其时代所发生的关系一样”。他坚持认为，“没有不断的实验，文学转眼就是昨日黄花。”他的意思是文学实验是一种对于社会变革所带来挑战的回应，是作者与新世界达成的约定。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文学史是一部实验的不连续的非历史，各个时代一连串突出的现代主义革命(庞德的“名著”一词指的就是这些革命)，它们的彼此联系不在于内容、形式或价值意义，而在于激进的原创性之不相容这一事实——激进是从“根子”上，原创则是从其“源头”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植根于源头的文学，这一源头现在成了作者突出的历史情境。现代主义美学的严格戒律将“文学”或“文艺”如此黜置，使其变为空洞的观念，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在任何时代(而不是作为某个其他时代的代言者)都很现代(原创)的作家是有所倚恃的。原创性的创作(其要诀是它没有任何要诀)总是在暗中前进，一些难题是它的动力，而它们的答案则是任何人事先都不知道的：在当前活着究竟是怎样一个情状？人类在此处、在这个地方已经采用了怎样奇怪的新的形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否要做一些社会实验？新世界的创作实践——“美国”文学的事业——是为现代主义文学建立的典范。

庞德认为艾略特被实验主义精神打动得不够。关于艾略特的现代主义基准之作《传统与个人天赋》，庞德写道：“这类论文假定存在一个文化，而它实际上已经不再持续，而且在为一个必须或应该出现的更好的文化做准备工作方面毫无行动。”正如庞德对唐纳德·豪尔所说，如果西方文化是以雅典的陪审团审判为开端的为个人权力所做的斗争，那么自从18世纪晚期，我们就已经生活在一个人权革命的时代了，而艾略特所谓文学传统的“现存的纪念碑”对其则根本没有任何有机意义。庞德认为“现存的纪念碑”是一个矛盾，认为我们需要“一些活着的东西”，而且也已经从爱默生(他大有可能会为这一提议而惊厥)关于西方历程的政治读物那里求得支持。按照庞德的说法，这是尊重个人的“周边世界”所必须的。

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写道，时代的征兆就是“个人被赋予新的重要性。一切倾向于使个人孤立的事物——用简单自然的尊重作为障碍将其包围，以便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世界属于自己，人和人彼此相处就好像主权国家在与另一个主权国家打交道——都是倾向于真正的统一”。他指的是倾向于公正的社会。爱默生认为他正在亲历的民主变革的革命蕴藏着关于文化自由以及个体和国家在思想和想象力方面的权利。“我们寄人篱下的日子，美国对于其他土地上的知识漫长的学徒生涯将近结束……对于欧洲尊严有礼的缪斯们的我们已经聆听了太久。”或者引用《自然》开篇所发出的同样感人的演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一种生于洞见而不是来自传统的诗歌和哲学……”

爱默生以一种祈愿的心情为他希望将很快到来的美国的文化成就说话。这种希望用庞德的话说，便是一种美学的诞生，它将会与其现实发生正如往昔艺术与其时代所发生的那种联系。庞德对于艾略特的批评听起来倒疑似一个本土主义者针对一位流亡者所作的批判，这位流亡者离开了祖国，也同时回避了爱默生对于美国作家的挑战(不论在美国还是海外)，即抵挡旧世界的文化诱惑，完成越过大西洋到达美国的文化之旅。回家，不是为了拥抱美国的精神，而是为了创造美国的想象力。

但庞德自己也像艾略特一样，是一个逆向的美国移民，似乎难以成为爱默生的盟友。爱默生似乎一直想要获得这些尊贵有礼的缪斯，而她们不会为任何个人激发革命。爱默生写下下列文字的时候，很可能脑子里想到的是朗费罗，但其隐含的责难看起来则更适合庞德：“我不要求伟大、辽远、浪漫；在意大利或阿拉伯发生的事情、希腊艺术或普罗旺斯的游吟技艺；我信奉的是平庸，我在熟悉和低贱之物的脚下探寻就坐。”庞德关于实验的理论是和美国传统一脉相承的，但他在《诗章》里的创作实践，他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那些小册子，他在二战中所做的“罗马之声”广播，难道不是背叛吗？难道庞德没有在可耻的名为《杰斐逊和/或墨索里尼》的书中写下这样的句子：“杰斐逊的遗产——在这里，就在眼下的意大利半岛，在法西斯主义的第二个10年，而不是在马萨诸塞或是特拉华”？

不过，也许这种失败更多要归于爱默生而不是庞德，爱默生在19世纪30、40年代写下了那些关于美国未来作家的充满憧憬的论文，相信这些作家将会在一种原创的文化的滋养下获得实验的自由，却远远未能理解将带来现代作家危机的那些因素。这些现代作家处在一种革命时代的经典形势之中，他们感到自己不可挽回地成了局外人，与自己的文化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关系之中。1910年在作出放弃国籍决定的前夜，庞德在纽约为他的第一篇也是最持久的关于美国文化的思考(《我的祖国》)搜集材料。他对于民主文化中的生活进行了反思，并得出结论，认为现状(实质上)与19世纪30年代爱默生曾经观察到的文化缺位状况相比较，并没有什么进步可言。庞德离开了美国，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即美国人民现在一心都扑在实际生活的迫切性与金钱的关系之上，他同时感到与欧洲古老文化割裂给新世界带来的代价，这种损失在他从文学市场的喉舌中所读到的对英文诗歌的枯燥模仿里已经得到验证。他还相信市场是通往过去的巨大障碍和健忘症的媒介，它似乎替那些没有像庞德一样抉择流亡海外的人确保了美国创作将长期处于琐屑无谓的状态。对于那些像庞德一样的人，那些不会也不能为市场需要进行创作的人——对于所有那些只有微薄的中产条件(或更少)的作家——美国的后贵族文化只能让他们常年对生计存亡焦灼不安，选择文学的职业就是选择了贫困和对于主流社会的轻蔑。

爱默生曾经预言的令人兴奋的新文化最终成为大众文化，成为一种由文化工业将其产品提供给平民的工程，而不像爱默生所希冀的那样，是一个与普通人生活有着健康关联的文化。庞德认为美国的普通人对文学毫无兴趣，除非是想将文学作为凝视对象加以嘲弄讽刺，他这样的想法在现代美国作家中并非绝无仅有。

《诗章》远不是一个已经放弃其文化的美国人在表情言志，而是一部出自站在文化爆炸原点的美国实验者的作品。这位实验者正像亨利·詹姆斯那类典型美国人，通过疯狂努力以达到文化标准——作为没有文化遗产的卓越的自学成才者的典范现代人，他通过纯粹的学习努力获取了一切应了解的知识；他在欧洲文化遗产面前典型的话语姿态就是目瞪口呆的敬畏，他会向荷马、奥维德和但丁致敬，以崇拜式的称呼与之对话，提到他们姓名的时候总是那种只有充满崇拜之情的美国人才会摆出来的口吻，仿佛这些名讳是来自众神；这位美国人会发现这些作家的一些妙处如此优异，于是在《诗章》里不断加以重复，似乎正在一本汇集了我所读过的伟大作家最重要的引文的笔记本里记录他们。尽管《诗章》拥有所有那些复杂之处，它却常常让人觉得像是一位早熟的美国学生创作的一部惊世之作。

如果以其凌云壮志、以其创造推动了这些诗歌写作的文化的雄心来衡量，《诗章》失败了。它们没能创造(或恢复)统一的精神图景或叙述，未能建立在稳定的观念基础之上，没有提供任何奥德赛式的角色，而对于这些失败，也许我们却应该十分感激。《诗章》是复数“are”不是单数“is”。诗章讲述、引用、翻译、编剧、歌唱并慷慨陈词——作为文学的蒙太奇和拼贴，它邀请读者来提供缺失的统一性，从而使得所有这些细节具有意义。不过所缺失的或仅仅是微妙地存在的东西，不是什么能够将所有这些碎片合成和谐整体的深层叙述，而是作者试图理解其环境的行动。用沃莱斯·史蒂文斯的话说：“心灵的诗歌始终在寻找/餍心之物。”很可能，要说每个时代都是实验的时代的确有其道理，大概所有的创作都是在暗中摸索，想努力找到能与世事协调的形式，但现代主义者相信(在这一信仰之中包含着行动)他显然是在完全彻底的漆黑中前进。但丁和弥尔顿有基督教的基因作为文化赐赠，乔伊斯、艾略特、史蒂文斯和庞德则认为他们的文化乏善可呈，他们生活在一个一切舞台布景(这又是史蒂文斯的比喻)都正在遭到破坏(正在遭到破坏：他们亲自见证了许多东西的瓦解)的时代。他们发现在革命时代里生存的特权超越了现代主义的文化负担，是后者所无法比拟的。他们发现什么都不能想当然，一切都需要进行重新构想。

《诗章》的世界接近于晚年叶芝的世界，叶芝将巨大的乡村住宅的摧毁看做是现代主义发轫的象征：是政治和社会特权阶级及其所确保和支持的(在一切意义上)一切艺术生活(在一切意义上)的终结，是作者安适状态的结束，也是对被社会骤变抹去的作者精神图景的签名认同。叶芝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飘零，留下的只有记忆，而庞德作为一位对古典著作充满激情的美国读者，则留下了在新的——世俗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对于记忆的渴望。而这不仅对过去毫无用处，对其艺术家们也不能提供结构支持，而且它压根也不相信这些艺术家能够保卫它的那些城市。庞德的遭遇可能更加残酷，因为他不像叶芝，未曾见有高雅的美国古代庄园，或可称之为文化子宫——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美国经验。在美国文化的血液和谱系中根本没有可以在令人珍视的回忆中作为现代损失之量尺的库尔庄园[19]，没有像库尔庄园那样的典范以供记忆珍藏。庞德与叶芝不同，在他身上并不滋生既甜蜜又苦涩的怀旧情绪(没有回眸之痛)，除非我们硬要(正如我所做的)将他的渴望当做一种矛盾的怀旧情绪——新世界想要回到它所从未拥有过的文化故乡的渴望。

在恶名昭著的《比萨诗章》(第74—84篇)里，庞德作为现代主义诗人挺身而出，一无所藏。这些诗是战争末期在比萨的军事拘留营里创作的，不仅获得了1949年第一届博林根诗歌奖，还震惊和激怒了至少半个英语文学界。这些诗作和任何其他现代主义传统的诗歌一样，将现代主义诗歌的作者塑造为典型的局外人。现在庞德啷铛入狱了，这其实恰恰是这位现代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所在的境地；也真的老了，这其实又是现代主义诗人们甚至在年轻的时候就常常会有的感觉(好像他们从未经历过对于生活的冲霄豪情：从一开始就经历了文化的枯槁，所有这些普鲁弗洛克们——这是艾略特所创造的一个在校大学生形象)。作为一个没有祖国的老人，庞德现在不用再隐瞒自己的主题，那就是他自己，不断地同自己对话，在哀歌中回忆古代、文艺复兴和当代的作家们、所有的朋友(文学上的朋友们现在也都已辞世：福特、乔伊斯、叶芝“已经去世”)，并讨论他所偏爱的看法(如何仅仅通过分配和金融制度的改革确保经济的公正；如何给“操蛋的银行”戴上嚼子；“伊第们”(yidds)[20]在世界剥削中的角色；“异教徒”的牛马身份；墨索里尼的死和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建设理想城市的渴望)。已经是老头的庞德引用他喜欢的诗句或政治片语，然后反复地再加引用，回忆他的早期诗章，暗示其中的英雄人物，引用自己的诗行，特别是第一篇诗章里关于失去所有伴侣的那一句。都是这样的话，好像(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话)“这些话就是一切”——说来也的确如此。

《比萨诗章》是孤独监禁时的狱中谈话(庞德在比萨又能和谁谈话呢？)，涉及面极广，在这位现代主义者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可谓无远弗届。在关于他记忆的话语中，在它们用语言挽救和保存文化的过去(特别是那些由作家们回忆其所写、有时还有所做的事情所造成的诸多文化)的过程中，庞德传递了一个现代主义作家的形象，它从传统的碎片和受挫的政治执着出发，却没有将它们打造成一种新的文化——而是将其一一并排放置起来，以清点所有的损失。现代主义者庞德是一个走极端的作家，因为极端是他的标准——作为一个没有传奇可讲的人(与荷马不同)，这位诗人在自己的实验中创造了对其匮乏的文化环境而言堪谓足矣的诗。

在庞德如此将自我全部展现在世人面前之后，没有人会将他当做英雄或者伦理导师。对于那个尊崇英雄并相信墨索里尼将确保经济正义和个人独立的庞德，《比萨诗章》里的庞德是一个最好的答案。《诗章》是一部充满近乎混乱的异质性的诗歌，是一团不可描述的混合物，其中关于反犹太和法西斯的成分并非是关键，因为在这部实验作品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关键之物。《诗章》最典型之处就是那些违背典型性期待之处。就像其中一处，当我们听到一个黑人冒出来说话(黑人在《诗章》里一般都被赋予“黑鬼”、“黑家伙”、“黑小子”等表示轻蔑的称呼)，我们便知道庞德反常地(在这个黑人身上)冒险发了一回慈悲，不但对他说话，更有甚之，这个黑人还为他造了一只盒子来放置庞德的打字机：“别告诉别的人/我给你造了那张桌子。”这些语词同那些文学巨人的词句一样，在整个《比萨诗章》里被反复重复，直到这位造盒子的爱德华兹先生(Mr.Edwards)攀上造神庙的西吉斯蒙多的地位。爱德华兹先生与马拉特斯塔占据了同样具有纪念意义的位置，因为正像马拉特斯塔一样，他“逆权势之流而上”，完成了自己所能成之功。(爱德华兹先生所谓的“桌子”，庞德称之为“盒子”，爱德华兹先生是另一类充满想象力的作家。)他，爱德华兹先生，建造盒子。那么这一庇护艺术的行为和对于整个《诗章》的仁慈的意义何在？只有一部从自己的文化得不到任何鼓励的创作，一部不可能取得文化的核心性的诗歌，才会一路获得艺术庇护人的点滴帮助，这位庇护人无法阅读这部诗，也可能根本没有想要——一定也未曾有想过要——帮助这部特别的诗歌来到尘世并付诸梨枣。

后记

G.H.博克尔(G.E.Boker)、托马斯·贝利·奥尔德里奇(Thomas Bailey Aldrich)、贝阿德·泰勒(Bayard Taylor)、E.C.斯特德曼、R.H.斯托达德(R.H.Stoddard)、理查德·沃森·吉尔德——这些名字如今哪怕是对于最勤勉的诗歌读者来说也毫无名气可言，但对于19世纪末的许多颇为欣赏他们的美国读者来说，这些大名却可以与诗歌二字划上等号。而另一批读者——艾略特、弗罗斯特，特别是这些人当中的庞德——看法则颇有不同。在现代主义者们看来，这些不合时宜的晚期维多利亚派组成了一个雅派小集团，他们像一群肥肥的老母鸡，把自己梳理打扮得好像饱学明哲的老猫头鹰，钻到帕拉格雷夫和里滕豪斯成功得令人无法置信的诗集里。正是从这里，从受过教育的美国心灵的深处，现代主义者们认为这些作家正蹲在那里，孵出一大堆对当日文学十分营养不良的鸡蛋——他们那些令人讨厌的诗歌。

现代主义者们针对这一无法容忍的形势发起了自己的进攻。等到尘埃落定，硝烟散尽，一小拨流亡分子及分散的本土主义者和家乡派已经证明，至少对于诗歌来说，刚刚到来的新世纪将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当然，这场新的运动在范围上是国际化的，对它的贡献来自身处不同国度的艺术家们。但是又有谁在这次文学大爆炸之前几年曾经敏锐地感觉到或者大胆地预测到美国文学会有如此丰美的收获，会诞生艾略特、史蒂文斯、庞德、弗罗斯特、穆尔、克莱恩和休斯以及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于是在这一历史性的运动中，现代主义诗歌获得了这场决战的胜利。那么，它在美学上所获得的独特成就、它持续的艺术目标、它的主要诗作具体又是怎样的呢？R.P.布莱克默(R.P.Blackmur)50年前曾经不无偏颇地对此进行了衡量和评估，他的意见至今仍然能够在广大评论界得到不少赞同：“在布局构造、独立的客观存在性和语言的易懂性方面，我们这个时代抱负最远大的三部诗作也都在同样的地方落下败笔，这着实令人震惊和泄气。《荒原》、《诗章》和《桥》都未能在结构上避免松散，达到《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诗跋》(“Envoi”)和《瓮颂》(“Praise for an Urn”)这些作品的紧密程度——尽管从所有其他方面来看，后面这三部诗作的地位不及前者。由此可见，语言的易懂性、独立的客观存在和布局构造这些因素造成了“结构上的紧密性”或连贯一致；那些次要的作品是“构造紧密”的作品，而里程碑式的重要杰作在所有其他方面都要比这些次要作品伟大，却唯独不及它们结构紧密：这些更伟大的作品不能夸口其语言易懂(否则就会有更多的人们能够看懂它们)，它们在布局构造上也失败了(那些构成创作目标的不同元素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不平衡性)。此外，这些诗作也未能成为独立的客观存在。这最后一个标准或许正是新批评的暗语，它被一些总结性口号，诸如“诠释的邪说”和“作为人工制品的诗歌”，推向突出的位置，这些口号有助于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新批评既是一种批评理论又是一种阐释方法和文学趣味的确定者。

在新批评统治多年之后，来自欧洲大陆的新的结构主义在美国风靡一时，许多新思想，譬如原型主义者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观点，对于文学连贯性的新的和不断扩张的版本作出了大胆断言。接着便到了1966年，风头很健的哲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人文科学论述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Structure，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这篇常被人们和他本人一起提及的文章(批评和诗歌一样，也有为这一领域所珍视的突破性叙述)。德里达在文中对于一个正在萌芽的批评界给出了尖锐的警告：“矛盾中的连贯性表达了渴求的力量。”一般认为，德里达明智的后结构主义标准是指对于连贯性的渴求——尽管各种矛盾常使得连贯性不可能达到——不仅是现实的塑造者，同时也作为批评法构成了对现实的误解。同时，这一渴求可能不是为了在无法辨认或受到压制的矛盾中径自实现连贯性，而是为了在已经被确认的矛盾之中实现连贯性——是作为批评自觉性之全体的“矛盾中的连贯性”。

对于诗歌现代主义的学术喉舌，对于新批评来说，回顾往昔，它很难找到一个比“矛盾中的连贯性”更好的口号了，这一口号实际上强调了内在张力、含混及其有机统一的解决方案。它在当时或许看起来有些“令人泄气”(套用布莱克默尔的话)，或许根据某些方法论的律令显得颇具讽刺意味，但评论意见最终对这些现代主义作品展开了最甜美的笑脸，认为这些作品中的连贯性和矛盾性造就了一种辩证的创造性。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辩证法，其对立两极可以在不减少彼此冲突的活力的前提下彼此替换，而这种活力正是现代主义真经正典的精华：信仰与怀疑论、渴求与自我否定、成功和失败、传统和原创、雄心壮志和底气不足。在雅派诗人们不温不火的搔耙刻画之后，现代主义思潮将布莱克式的活力带回到文学的写字台上。而这一满怀壮志的自相矛盾竟将失败的幽灵也一同带了回来，这也是一件必然和颇令人兴奋的事。天堂和地狱、先锋艺术家和资本文化的联姻结果对二者都将是祸福难料。同样，结果是好是歹也远比从前难以分辨，尽管以庞德为例，他直到《诗章》第116篇仍然在试图对二者加以分辨：“但美丽不是疯狂/尽管我的四周布满过失差错和劫灰残骸。”在文化及(不可避免的)个人灾劫与艺术的碰撞之中，究竟应当期盼什么样的结果？事到如今，美好的事物与新旧错误之间的恰当关系又该是怎样一番情形？

早在1917年，T.S.艾略特就为文学设想了一个准宗教的“理想秩序”。通过回忆宗教信徒渴望的结构，通过重新忆起矛盾中的连贯性，使其从教会移用到诗歌，进而在帮助下来到课堂，艾略特逐渐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退行范畴。现代主义思潮中缺失的术语——艾略特一直独自坚持着这一点——乃是“共同体”：一种大于孤立的自我，比孤立的自我更有价值的东西，它能够包容原创性的自我，滋养和维持着它们，同时还滋养和维持着一个联系的网络、一个整体(大于自我相加之和)。共同体思想家认为，这一整体将使得健康的自我成为可能。从青年艾略特所在的文化爆炸原点出发，用文学术语表述这一“整体”便是传统。传统依靠其全新的、积极的回忆而幸存，并因此幸存而容光焕发。正如他后来在《四个四重奏》中颇为实用主义地写道：

这就是记忆的用场：

为了解放——不是爱的更少，而是爱的膨胀

这爱超越欲望，并由此

从过去和未来得到解放。

当然，对于虚构的连贯性的记忆根本未能推动大多数现代主义者去超越欲望——庞德没有，弗罗斯特或史蒂文斯也没有，艾略特当然也没有。实际上，驱使人们使用记忆的正是欲望，是艾略特提议通过使用记忆能够使我们超越的欲望，其结果是赋予一种传统以自相矛盾的特权，使之能够通过抹杀自我而达到完美。经典现代主义作家的核心矛盾在于，他们所采取的典型的对抗姿态，他们所进行的那类典型的实验写作——就此他们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则成就了他们在此一世界的原创性和盛名——并将在他们所理想的那个变革之后的世界变得毫无必要甚至不可想象。如果艾略特真的能够一生都在他后期散文里所刻画的那种理想的“共同体“中生活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写下《荒原》。他根本不可能写这部作品，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碎片倚恃着他的废墟，连废墟本身也不可能存在。

且不论欲望有无，倚恃着这些废墟而存在的，极有可能是庞德以其直率的明晰性频繁提到的现代主义词典中关键的价值术语：原创性、创造性、独特个性、自由。庞德的激进观点是：这些词汇是同义词，它们共同构成了真正自我的指标，艺术家既是这一自我的积极捍卫者，又是其卓越代表，而艺术家所处的文化则积极而卓有成就地否定、排斥和(庞德担心)摧残这一自我。现代主义者的主要政治假设是：如果发达西方社会里的人们对于自身的环境足够警醒，他们就渴求(或将会渴求)真正自我的原创性和自由；人们应该会想要这些现代主义者们所想要的东西；而严肃的艺术家则是，或者应该是作为典范的个人。因为希望这样一个世界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具有可能——他们又为什么不这样企望呢？——现代主义作家认为，如果能够成为艺术家，人人都将更快乐，世界也因此而更加美好。

当然，他们也明白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几乎没有人想要他们想要的东西。事实上，按事物的既定流程而言，他们所设想的那种(非商业性的)艺术和自由的可能性将会直接从人类的各种可能性中被抹杀得干干净净。那是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就这样，灾变启示出现了，现代主义者愿意成为灾变预言家。于是叶芝在《第二次降临》中写道：血色染昏的潮水松开了缰绳，这是怎样一头恶兽，懒洋洋等待降生？于是艾略特也在《荒原》的最后一节写道：引起爆炸幻像的欧洲资本和带着眼罩的阴沉涌动的牧群。于是弗罗斯特在《曾临太平洋》中写道：“有人最好准备好迎接怒火。”艺术家在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命运如何？在一个由经济学和商品风潮所塑造的世界里，艺术将扮演何种角色？带着对于这些熟悉的问题的焦虑，现代主义作家和评论家达成了著名的共识：那是一个遭到疏离并始终处于危机中的角色，而等待艺术家的命运则是可怕的灾难。

[1]珀涅罗珀在神话中因丈夫远去并拥有财产而被众多的情人所追逐。——译者注

[2]这里的英文decision和revision押韵。——译者注

[3]普里阿普斯(Priapus)，古希腊神话中的男性生殖力之神以及肉欲和淫乐之神。——译者注

[4]MasoDixon line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分界线，也是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南北区域分界线，还是美国历史上文化和经济的分界线。——译者注

[5]高级男性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权威，此处借指拉什迪案。——译者注

[6]contra naturam：此处为拉丁文。——译者注

[7]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 Villon)，法国中世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译者注

[8]启示/灾变，此处指源自《圣经》的末世情结。——译者注

[9]“Phallic bust”，一种现代雕塑作品风格，将人的头像塑造为生殖器的形状。——译者注

[10]意大利语，意为“前所未有的佳人”。——译者注

[11]Merutio，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人物，罗密欧的好友，生性乐观，即使死神临近也拒绝悲哀。——译者注

[12]risorgimento，此处为意大利文，意为文艺复兴。——译者注

[13]此处“and”为等立连词，表顺承、因果、并列、转折、对比等关系。此处应译为“而”。——译者注

[14]In officina Wecheli为拉丁文，意为“在维切利的作坊”(At the workshop of Wecheli)。Wecheli为Andreas Divas译本的出版者。1538年为出版年代。——译者注

[15]阿芙罗狄蒂(Aphrodite)：美与爱之神。——译者注

[16]狄俄尼索斯(Dionysus)：古希腊酒神。——译者注

[17]曾点，字皙，本自《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译者注

[18]此处为意大利原文。——译者注

[19]库尔庄园(Coole Park)，叶芝曾寄居的古代庄园。——译者注

[20]yidds，是对犹太人的一种蔑称。——译者注

机器时代的诗歌

前言

文学史即使在不可避免地压制某种声音时，也会为它代言，给予它表达的机会。无论是代言还是压制，都是由文学史本身的进程决定的。或者说，文学史中的代言和压制是由编史工作本身决定的。正如任何其他科学质询一样——考古学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文学史的撰写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其意欲“客观”呈现的对象。就其本质来说，文学史就是要制造经典。因此，文学史的撰写就必然意味着排斥某些作品，即使其本意是包容而非排斥。简单回顾一下过去一百年间编纂的各种文学史和诗集，我们会无比惊异地看到，它们总是在这一时期诗歌与诗学的相关性与其文化方面的杰出性之间相互摆动：哪些诗人被包括在内，他们各有多少诗歌被引用或讨论；哪些诗歌从未被收入任何诗集，却继续被人们从那一时期发行的各种小型杂志中挖掘出来；当从未发表的材料突然问世，一个新诗人重新为人们发现，整个文学界如何为之震撼和改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或许还需考虑哪些诗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校的课堂中被教授和讨论得最多，哪些诗人频繁出现在抒情诗的理论探讨中，哪些诗人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正如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经声言的，或许只有“强大”的诗人才名垂青史，而经典的形成应主要归功于诗人本身。然而我们仍需质询一番，哪些诗人迄今仍然在被持有不同学术信仰的年轻诗人不断进行着强有力的“改写”。

各种通常以诗人为依据进行组织编纂的诗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了解了这些。例如，让我们饶有兴味地管窥一下最近的、多半也是最具包容性的20世纪美国诗集——“美国文库”系列中的《美国诗歌：20世纪》(American Poetry：The Twentieth Century，2000)，看看哪些诗人未被收录及其原因。考虑到其顾问委员会中有好几位杰出诗人，这一两卷本的诗集声称，其宗旨是绘出美国20世纪的诗歌版图，从亨利·亚当斯到梅·史文森(May Swenson)(因为该诗集未考虑1913年[史文森出生于这一年]之后出生的诗人，人们猜想该文学史的第三卷现在正在编纂中)。弗罗斯特、斯泰因、史蒂文斯、威廉姆斯、庞德、H.D.、穆尔和艾略特等人在第一卷都有大量篇幅的讨论，还包括《小红歌本》(Little Red Song Book)的作者乔·希尔(Joe Hill，1879—1915)的《传教士与奴隶》(“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等你死后你就会在天上得到馅饼”[1])，“妈”·雷尼(Ma Rainey)的《南方布鲁斯》(“southern blues”，1886—1939)，以及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的三首抒情诗。贝丝·史密斯(Bessie Smith，1894—1937)和盲歌手莱蒙·杰斐逊(Blind Lemon Jefferson，1897—1927)各有一首诗在第二卷中讨论，后者中选取的克莱恩和休斯的诗歌当然要多得多。包容性似乎成为该诗集固有的标准，但其给予每一位诗人的篇幅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省略，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的省略，也同样暴露出该诗集未曾言明却无法避免的以时间为局限、又充斥着各种价值观的判断。

“机器时代的诗歌”并不声言自己是具有包容性的。格特鲁德·斯泰因、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H.D.、玛丽安娜·穆尔、哈特·克莱恩和兰斯顿·休斯构成了我们所见所知的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这一现象的六个视角。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他们是与那种处于变化中的文化动态场景相关性最大的六位诗人；他们和罗伯特·弗罗斯特、沃莱斯·史蒂文斯、埃兹拉·庞德和T.S.艾略特一起，成为我们所谓的现代主义诗歌的最鲜明标志。当然，诗歌成就本身也要广泛得多。即使我们只谈及19世纪出生的诗人(将1902年出生的休斯作为唯一的例外)，仍有许多其他诗人跃入我们的脑海，其中有些是普利策奖得主，还有几个不止一次获此殊荣。下文我们将以时间为顺序，对那些“其他诗人”进行一个简单的概述，他们分别以其不同的、通常是相当杰出的方式构建了美国20世纪诗歌这一色彩斑斓的图画。

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1868—1950)在他的《斯蓬河诗集》(Spoon River Anthology)中，以自由体诗歌描绘了两百多幅小城镇的人物肖像，这一异彩纷呈的小人物画廊为马斯特斯赢得了声誉，这部诗集在当时的普通读者中和评论界都大获成功。马斯特斯深深扎根于美国中西部社会，他既颂扬它，也批判它。《斯蓬河诗集》中的诗歌都以希腊诗集为摹本，许多都选自斯蓬河镇墓地的墓志铭。已经死去的人物对于他们自身和他人生活的看法往往充满了奇异的嘲讽，以至于马斯特斯所提供的这一幅人间喜剧的画面最终成了对美国中部小城镇非人化关系的无情揭露。(“千万不要歌颂我，说什么自我牺牲，”一位养育了她的两个无父无母的侄女的女人这样说道；“不要责难他们的鄙视”，她接着说，并最终得出结论：“我对她们的寄人篱下唠叨个不停/以此荼毒了我自己的善行。”)马斯特斯的作品因其真实和坦率而备受称赞，但尽管他的作品影响较大，它们似乎与丑闻的关系要比与诗歌更为亲密；不过他的作品拉开了后来所谓芝加哥文艺复兴的序幕，该运动涉及不少作家，也包括卡尔·桑德博格(Carl Sandburg)、韦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和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Edwin Arlington Robinson，1869—1935)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第一位重要的美国诗人，自然也是最多产的一位，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诗歌创作。这位新英格兰诗人出生于缅因州的加德纳(即他的诗作中的“蒂尔伯雷镇”)，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纽约，也因对小镇人物的令人难忘的刻画而扬名文坛。他的前两部诗集《急流与昨夜》(The Torrent and the Night Before，1896)和《孩子们的夜晚》(The Children of the Night，1897)都是他自费出版的，罗宾逊在文坛上真正的突破还是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因为喜欢他的诗而说服兰登书屋重新出版他的《孩子们的夜晚》并为其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之后。作为回报，罗宾逊在1910年将《河上的城镇》题献给了总统先生。罗宾逊的长篇巨制《诗歌全集》(Collected Poems，1921)让他赢得了第一个普利策奖，而他一生中共三次获得该奖项。(罗宾逊一生创作的诗歌将近1500页，在1930年收入诗集，后来在他死后的1937年又再次集结成册。)另外两次普利策奖分别是因为《死过两次的人》(The Man Who Died Twice，1924)和《特里斯坦》(Tristram，1927)这两部大获好评的长篇抒情诗而获得。《特里斯坦》这部从亚瑟王的传说中获得灵感的诗歌甚至在普通读者中也大受追捧。《死过两次的人》这部长篇叙事诗讲的是一个音乐家在一夜的纵情声色后丢失了自己的杰作的故事，代表了罗宾逊诗歌的许多特点。他的诗歌主要表现了生命的虚无、痛苦、失败和幻灭，但也会喜剧化地表现普通人应对这一切负面情绪的能力。尽管罗宾逊非常擅长于诸如《艾萨克与阿奇博尔德》(“Isaac and Archibald”)(收录在《格莱戈船长》[Captain Graig，1902]中)这样的长篇无韵体叙事诗，各类文集却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往往更频繁地把他的短篇诗歌列入经典，如《米尼弗·奇维》(“Miniver Cheevy”，1910)。在他为罗宾逊的最后一部诗集《贾斯珀国王》(King Jasper，1935)撰写的前言中，罗伯特·弗罗斯特对于罗宾逊在现代美国诗歌中的地位进行了最好的总结：“(在)这个……我们的时代……狂热地追求以新的形式表现新事物……罗宾逊却始终安于以古老的形式来表现新的事物。”

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将她的首部诗集定名为《五彩玻璃屋顶》(ADome of Many-Coloured Glass)，这个短语取自雪莱为济慈所做的挽歌《阿多尼》(Adonais)。洛威尔的诗歌深受济慈的影响(她后来还撰写了济慈的传记[John Keats，1925])，因而《五彩玻璃屋顶》中多是传统的主题和形式。洛威尔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家族是参与创建新英格兰的最早那批移民之一)，自小便拥有了金钱和地位所能给她的一切：高尚的社会地位、良好的教育以及周游四海的机会。这些和她本人的外表(她没有美貌，是一个大块头、盛气凌人的女人)常常让她的读者望而却步。据说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曾说(说这话的时候他无疑头脑中想着那位女诗人的样子)：“如果一个人很富裕，身上盖着利息高达4％的高额借据织成的毯子，一出生，摇篮里就塞满了高利润的公司普通股，此人便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随着她的第二本诗集《剑刃与罂粟籽》(Sword Blades and Poppy Seed，1914)的出版，洛威尔首次了获得公众的认可。在那前后，她从哈里特·门罗的《诗刊》上读到了H.D.的意象派诗歌，于是确定自己自始至终一直是一个意象派诗人(这么说也不是全无道理)。后来，她称自己的三部《一些意象派诗人》(Some Imagist Poets，1915、1916、1917)诗集在巩固庞德所“发明”的意象派诗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自然引起了后者愤怒的嘲讽。洛威尔的最后一部诗集《几点钟》(What's O'Clock，1925)在她去世后的1926年获得了普利策奖。洛威尔的诗歌十分不稳定。她最成功的诗篇中，有些是写给她长达十多年的伴侣、女演员阿达·杜威尔·罗素的：“告诉我，/维纳斯是否拥有/你的美貌……波提且利的眼前/难道还会有比这更美的风致……？”(《维纳斯转世》[“Venus Transiens”，1919])她在《姐妹》(“The Sisters”，1925)中关于诗歌、社会性别和创造力的冥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把我们都攥在手心，我们是奇怪的一群/我们这些写诗的女人……”

卡尔·桑德博格(1878—1967)这位中西部诗人因为政治上的动机而撰写的城市主题，也在读者和评论界引起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反应。有些评论家谈到他的作品中诗歌的“幻象”，称其更多地依赖于诗行的安排而不是诗行本身。但是桑德博格的崇拜者们并不同意这一点。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说：“在所有美国诗人中，[桑德博格]是我的诗人。”艾米·洛威尔称桑德博格的第一部诗集《芝加哥诗抄》(Chicago Poems，1916)是“这个时代最新颖独到的诗集之一”。他的其他主要诗集还有《碾米机》(Cornhuskers，1918)、《烟与钢》(Smokeand Steel，1920)和《人民，是的》(The People，Yes，1936)。他在文学方面兴趣广泛，除了诗歌之外，还有历史、传记、小说和音乐。桑德博格里程碑式的两卷本著作《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于1954年问世，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桑德博格是一个令人佩服的读者和他自己诗歌的表演者，他喜欢在自己的吉他伴奏下背诵自己的诗歌(他跟安德烈斯·塞戈维亚[Andrés Segovia]学过一阵子吉他)。他的许多诗歌都以工业化、现代化的现代美国为主题。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首诗是《芝加哥》(“Chicago”，1916)，这首诗用一连串意味深长的男性绰号来指称这个现代城市：“这个世界上杀猪的/制造工具的，堆垛小麦的，/铁路游戏者和这个国家的船运商；/暴怒着、嘶哑着、喧闹着，/这个大块头的城市。”

韦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1879—1913)是一位诗人、表演者/读者和诗歌普及者，他因为《威斯·布斯将军进天堂》(General William Booth Enters into Heaven，1913)而获得了广泛认可。如今，林赛还以这一部和另外三部诗集而留名诗坛：《刚果及其他诗歌》(The Congo and Other Poems，1914)、《中国夜莺及其他诗歌》(The Chinese Nightingale and Other Poems，1917)以及《加利福尼亚的金鲸及其他美语韵律诗》(The Golden Whales of California and Other Rhymes in the American Language，1920)。林赛以他自己的方式成了一名著名的吟游诗人，他在公共朗读会上的戏剧化表演有助于中西部美国人将诗歌作为一门鲜活的说唱艺术来予以鉴赏。《威斯·布斯将军进天堂》的同名诗歌是一篇献给主张宗教复兴的救世军战士和创始人(威廉·布斯，1829—1912)的高昂挽歌，诗中对朗诵的音乐伴奏做出了指导性说明：“吟唱时应配合着指定乐器演奏的《羊羔的血》的曲调”，指定乐器包括低音鼓、班卓琴、长笛以及为气势宏大的终曲伴奏用的“前台的小手鼓”。《刚果及其他诗歌》一诗也附有关于如何朗读和戏剧化表演该诗的说明性文字。和桑德博格一样，林赛惠特曼式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诗歌灵感对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英国出生的米娜·罗伊(Mina Loy，1882—1966)的诗歌成就主要包括1982年出版的《最后的月之旅行指南》(The Last Lunar Baedeker，1923)——其时作者已经去世16年之久了——当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美国诗人和评论家的大加赞赏，包括庞德、艾略特和伊沃·温特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为《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撰写的关于《最后的月之旅行指南》的评论中，休·肯纳称他非常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位诗人未被列入美国文学经典。作为格特鲁德·斯泰因和马赛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好朋友，罗伊在20年代一直居住在巴黎，积极参与了前卫的诗歌实验。她对艺术创作的本质很感兴趣，这主要反映在她的诗歌形式的超现实性方面。以下是罗伊的《致琼娜斯之歌》(1917)的第四支歌：“当我们/抬起眼睑仰望爱神/看到的是一个多彩的声音构成的宇宙/那里充满大笑的甜蜜/精子/在虚无的中心/在月光铺撒的银河系。”罗伊还撰写了许多关于其他诗人的鉴赏诗。在下文介绍斯泰因时，我将引用一首罗伊写的关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诗歌。她写的《坡》一诗颇为神秘怪诞：“死神用抒情诗做成的不老金丹//涂敷在/你爱情的沙漏中精神的纺锤上/涂敷在月光之梭制成的夜晚//为诗作的棺木搭一座垂满冰柱的天幕/玫瑰色的北极光柔和地闪着//在钻头的通道上，冻僵的夜莺//吟唱着埋葬的礼歌。”

和罗伊不同，萨拉·提丝戴尔(Sara Teasdale，1884—1933)在她有生之年出版了好几部诗集，且因为对传统形式和浪漫主义诗歌主题的娴熟掌握而受到高度赞扬。《给杜斯的十四行诗及其他诗歌》(Sonnets to Duse and Other Poems，1907)是她的第一部诗集，是她父母出资出版的，随后还出版了两本诗集《特洛伊的海伦及其他诗》(Helen of Troy and Other Poems，1911)和《江河归大海》(Rivers to the Sea，1915)。她的下一本书《情歌》(Love Songs)是一本构思精巧的关于爱情、渴望与痛苦之情的抒情诗集，提丝戴尔凭借这本书获得了第一届哥伦比亚诗歌奖(后来还获得了普利策奖)。《火焰与阴影》(Flame and Shadow，1920)和《月黑时分》(Dark of the Moon，1926)两部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在结构和情感上遵循了相同的模式，只是诗歌的笔调愈加清醒冷漠。在她1933年自杀之后，她后期的诗歌被收入《奇异的胜利》(Strange Victory，1933)中发表。这篇多少带些凶兆的《诗行》(“Lines”)就是从这部诗集中摘录出来的：“这是最后的高地，/像层层叠加的琴弦/蜿蜒上行，直至一切静止/在最蓝的最高顶/明亮的天穹如此宏大/浩瀚的西海如此深沉。”

爱莲娜·葳莉(Elinor Wylie，1885—1928)在诗坛上的成名之路与提丝戴尔相似。葳莉在有生之年得到了如潮的赞誉，而她死后却很快沦为文坛中的无名之辈，直到女性主义评论兴起时才有了一点恢复名誉的迹象。今天，和那一时期的好几位其他女诗人(也包括提丝戴尔)一样，关于葳莉诗歌的评论几乎只会出现在专门探讨20世纪女作家的著述中。除诗歌外，葳莉还写过几部小说，她的第一部诗集《杂项数字》(Incidental Numbers，1912)是以私人名义自费出版的。《捕风的网》(Nets to Catch the Wind，1921)是葳莉的第一部以盈利目的出版的诗集。其他主要的诗集包括1923年出版的《黑色盔甲》(Black Armour)、1928年出版的《琐碎的呼吸》(Trivial Breath)以及1928年(在她去世后印刷)出版的《天使与人：十四行诗系列》(Angels and Earthly Creatures：ASequence of Sonnets)。葳莉漂亮得体的诗歌形式与她反传统的生活轨迹(三次婚姻，其中一次是在戏剧化的私奔之后)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不过，她构思精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就一个女人在一个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社会中深受挫败的生活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自画像”，诗中的“女人”在出场时有着像火石一般强大的“思想”，此刻腾出空来“小憩”片刻：“不是石头”，这篇诗歌在结尾这样说道，“不是雕刻装饰的力量，/这个虚无的灵魂随风飘荡/被细微的呼吸，吹得它横越陆地江洋。”

远在环境研究和生态批评成为时尚之前，罗宾逊·杰弗斯(1887—1962)就开始撰写环境诗了。从他的第一部(自费出版的)诗集《大肚酒壶与苹果》(Flagons and Apples，1912))之后，杰弗斯就一直以一个怀旧的歌者出现在世人面前，讴歌自然的生态平衡，批判人类对这种平衡的破坏。卢克莱修、叔本华、尼采、韦科和施彭格勒是杰弗斯关于“非人化”(如他自己所说)思想的来源，他用各种形式来表达这一思想，对自然的宁静无比忠诚，与自然对立的则是人类的徒劳无功。“万物有着怎样的耐心啊!”诗人在《卡梅尔角》(“Carmel Point”，1954)中惊叹道：“人只是大海中的一个浪潮/涨潮，又随着时间退潮，而他们/所有的劳作也全都随着烟消云散。”更早些时候，在《信条》(“Credo”，1927)中，诗人就已经写下了令人难忘的诗句：“万物之美自生自在；那令人心碎的美/即使不再有人为之而心碎，也依然永在。”杰弗斯出版了许多诗集，包括《加利福尼亚人》(Californians，1916)、《他玛及其他诗歌》(Tamar and Other Poems，1924)(第二年被扩充后更名为《杂色牡马》[Roan Stallion]。《他玛及其他诗歌》这部诗集以短小的抒情诗为主，间接穿插着长篇叙事诗，在评论界和普通读者中均备受好评)、《苏尔角的女人》(The Women at Point Sur，1927)、《考德》(Cawdor，1928)、《亲爱的犹大》(Dear Judas，1929)、《降临到亡灵中》(Descent to the Dead，1931)、《瑟索的贮木场》(Thurso's Landing，1932)、《把你的心献给鹰吧》(Give Your Heart to the Hawks，1933)、《至点》(Solstice，1935)、《你给我的如许忠告》(SuchCounsels You Gave Me，1937)、《对太阳发怒》(Be Angry at the Sun，1941)、《汉格菲尔德及其他诗》(Hungerfield and Other Poems，1954)。《始末》(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中收录了杰弗斯的最后几首诗，于他去世后的1963年出版问世。三卷本的《罗宾逊·杰弗斯诗歌全集》(Collected Poetry of Robinson Jeffers)于1988—1991年出版。杰弗斯于1910年左右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后来到西海岸的南加州大学继续自己的研究生学业，其后便一直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卡梅尔和他在那里亲手为妻子乌娜盖的房子“石居”，一直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持久的意象。

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Vincent Millay，1892—1950)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音乐会钢琴家，但是她的钢琴老师说服她放弃了这个理想，因为她的手太小了。这位禀赋天分的年轻女性便从此开始写诗。在巴纳德学院和瓦萨大学完成学业之后，米莱成了一名学养兼备的作家。除抒情诗外，米莱还因自己的好几部戏剧作品得名，包括一部歌剧剧本。她还和乔治·狄龙(George Dillon)一起翻译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法文名“Fleurs du Mal”，英文名“Flowers of Evil”，1936)。米莱真正开始自己诗歌事业的标志是《再生》(“Renascence”)这首诗，她于1912年将这首诗送交那一年的“抒情诗年”诗歌比赛，虽然只获得了第四名，但《再生》一诗还是得到了当时颇有影响的评论家的赞誉，并使米莱一举成名。《再生及其他诗歌》(Renascence，andOther Poems)于1917年出版。之后她又出版了好几部其他诗集，包括《荆棘丛中的几枚无花果：诗歌和四首十四行诗》(A Few Figs from Thistles：Poems and Four Sonnets，1920)、《第二年四月》(Second April，1921)、获得普利策奖的《竖琴织工歌谣》(The Ballad of the Harp Weaver，1922)、《雪中牡鹿及其他诗歌》(The Buck in the Snow，andOther Poems，1928)、《致命的会晤》(Fatal Interview，1931)、《这些葡萄酿出的酒》(Wine from These Grapes，1934)、《午夜对谈》(Conversation at Midnight，1937)、《猎人，所猎为何？》(Huntsman，What Quarry？1939)、《擦亮你的箭：1940年笔记》(Make Bright the Arrows：1940 Notebook，1940)、《十四行诗集》(1941)以及《利第斯谋杀案》(The Murder of Lidice，1942)。米莱的《诗歌全集》(Collected Poems)在她去世后的1956年出版问世。她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参加了格林威治村的省城艺人表演社团(Provincetown Players)，这促成了她后来的左翼倾向。不过关于米莱敢于打破陈规的做派，最好的体现还是在她的诗歌中对爱情和男女关系的阐述和处理中。她的某些诗歌，如《第二枚无花果》(“Second Fig”，1922)，强烈抨击了传统的女性就应该安居在家庭的羽翼下的说法：“丑陋的房屋安然屹立在坚硬的岩石上：/来看看我这建造在沙滩上的闪亮宫殿吧!”在其他诗歌中，诗人用对爱情的渴望所带来的强烈痛感剥去了人们对爱情理想主义的幻想。《第一枚无花果》(“First Fig”，1922)(“我的蜡烛两头都在燃烧；/今夜它定会熄灭；/可是，啊，我的仇人，哦，我的友人——/它却给了我爱的亮光”)如果和那首以“爱不是全部；它既不可口也不润喉”开头的十四行诗(1931)放在一起读，我们会更多地了解诗人在这方面的观点和态度。后一首诗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本可以放弃你的爱以获取平静，/或者出卖今晚的记忆来谋求生存。/这些本可能会发生。但我认为我不会。”作为一个以浪漫主义笔调精巧构思的抒情诗人，米莱在十四行诗的写作上所获得的成就在她的时代鲜有人能与之匹敌。

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1893—1967)，一个以乖张的幽默打破传统的诗人，对自己的诗歌倒不是很关注(甚至还不如对米莱的诗歌关注得多)。她在晚年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谈论自己的“诗文”：

我不能说它们是诗歌……我和那时的每个人一样，用自己拙劣的球鞋，模仿米莱小姐的婀娜步态。我的诗文写得一点儿也不好。我们还是面对事实吧，亲爱的，我的诗文大大过时了——所有曾经风靡一时的东西现在看来都很糟糕。我放弃了(她最后一篇发表的诗歌创作于1944年)，因为我知道自己根本写不好，但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一伟大的举动。

帕克对她自己作为自由写手、短篇小说作者和杂志编辑、评论家以及劣制专栏作家(《时尚》、《名利场》特别是《纽约客》都是当时聘请帕克写专栏的杂志)的工作也鲜有好感。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她一度为好莱坞写剧本，但这段经历也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快乐的回忆。作为一个致力于各种社会活动的女人(她是萨科和万兹提的支持者、反法西斯难民联合委员会成员、反战抗议者、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支持者)，帕克在1951年还被迫回答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质询。她的诗作不多，且她自己说起来充满嘲讽，但仍然非常出色。她的诗集包括《为所欲为》(EnoughRope，1926)、《日落之枪》(SunsetGun，1928)、《死亡与得克萨斯》(Deathand Texas，1931)以及《没有一口井那么深》(Not So Deep as a Well，1936)。帕克充满幽默和嘲讽的诙谐笔调(通常被认为不是很“女性化”)在读者中广为流传。她自己曾有一次抱怨说：“真是遭透了，我还没开口呢，他们就开始笑了。”帕克的诗作最善于嘲讽而不动声色的启迪。《文学乱谈》(“A Pig's Eye View of Literature”，1928)对十几个19世纪作家进行了诙谐的漫画素描。这里引用的是“D.G.罗塞蒂”：“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埋葬了他所有的歌剧，/思想了一番，——然后/去把它们再次掘起。”

诗人、画家、小说家和剧作家E.E.卡明斯(E. E. Cummings，1894—1962)最初凭借《大房间》(The Enormous Room，1922)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这部作品对他在大战期间因间谍罪被关押在法国的经历进行了小说化的叙述。这部作品在当时颇受好评，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同类作品中最引人入胜的典范之一。在诗歌方面，卡明斯可以说是20世纪美国在诗歌技巧上最富创新的诗人。他的好几部诗集都对语法、排印、拼写、造词以及社会评论等方面进行了激进而丰富的实验。他的诗歌主题也涉猎广泛，从激情诗到对不公正、重商主义、文化大生产以及服从集体意识等社会现象的抨击，不一而足。在卡明斯奇怪的诗形跃然纸上，带着它们的陌生化效果风靡一时之后，人们再也不能够以传统的眼光来阅读美国诗歌了。他所使用的诗行外形上的中断可以说开创了文学界最近所谓的“分离诗歌”的先河。他在第一部诗集《郁金香与烟囱》(Tulips and Chimneys，1923)之后紧接着又出版了第二部《它。&》(1925)，后者收录了一些被出版商从《郁金香和烟囱》中删节的诗作。(卡明斯本想把它们结集出版，定名为《郁金香它。&烟囱》。)同年，《XLI诗》问世。1926年，《是5》出版，在该诗集的前言中，卡明斯解释了他自己关于诗歌的构想，其非常符合现代主义诗歌潮流，认为诗歌是“过程”而非“作品”。这些诗卷奠定了卡明斯作为前卫诗人的声名。(1925年，卡明斯获得了备受垂涎的日晷奖；1958年，他又获得了博林根奖。)后来的诗集包括《不，谢谢》(No Thanks，1935)、《诗歌全集》(Collected Poems，1938)、《诗五十首》(50 Poems，1940)、《1 X 1》(1945)《XAIPE》(1950)以及《诗九十五首》(95 Poems，1958)。《我喜欢我的身体和你在一起》(“I Like my Body When It is with You”，1925)和《我高兴地大唱奥拉夫》(“I Sing of Olaf Glad and Big”，1931)体现了卡明斯诗歌中的两个主要趋势：激情抒情诗和政治抗议诗。外界对卡明斯的诗歌总是褒贬参半，他所得到的评论也很极端，有的说他是一个有着“无可比拟的天赋”的“大胆创新的诗人”，也有的说他“发育不全”，虽机智诙谐，却只能玩味几个技巧革新，其诗歌并没有什么长久的价值。

路易斯·博根(Louise Bogan，1897—1970)是她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美国女性知识分子之一，身兼诗人、评论家、编辑、翻译家(尤其是她翻译过歌德的作品)等多重身份。博根向许多家杂志投寄诗稿和评论文稿，包括《新共和》、《国家》、《诗刊：韵文评论》(Poetry：AReview of Verse)、《音步：一本诗歌刊物》(Measure：A Journal of Poetry)、《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整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纽约客》的诗歌编辑。她的诗歌充满了各种概念性的意象，它们在思想和情感之间矛盾挣扎着，因而被赞誉为不乏玄学特质，许多人将博根与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约翰·多恩(John Donne)和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相提并论。她的首部诗集《这被死亡控制的身体》(Body of this Death)于1932年问世。这部诗集巧妙地综合了传统技巧和当代语言，作者对前者有着娴熟的把握，对后者有着精美的构思，两者合为一体，诉说着一个女性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文化中的种种经历。在20世纪的美国，一个女人如何在她的职业知识分子身份与她的欲望之间进行调和？“我燃烧了自己的一生”，她在《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中写道，“却发现/那全然是思想中的激情，/那是远离眼睛和骨骼的思想，/狂欢如呼出的空气，化作虚妄。”这首诗的第二节表明，炼金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一旦将生命放入实验的火热坩埚，诗人便只剩下“没有任何神秘感可言的肉体”和压倒一切的激情的力量。偶尔，博根的诗作会闪出一些玛丽安娜·穆尔的影子。《蜻蜓》(“Dragonfly”，1937)是一首精确的动物诗，解释了人类境遇的深刻真理：“你空空的皮囊什么也没有/不过够了/拥有锋利的大眼/和透明的双翼；/便足以不停歇地运动，/无休止地饥渴/不放手地热恋。”博根的其他诗集包括《黑暗的夏日》(Dark Summer，1929)、《沉睡的愤怒》(The Sleeping Fury，1937)以及《诗与新诗》(Poems and New Poems，1941)、《诗歌全集，1923—1925》(Collected Poems，1923—1925，1954)和《蓝色的港湾：诗篇，1923—1968》(The Blue Estuaries：Poems，1923—1968，1968)。

以上各段旨在表明，在我们这本文学史中，本还有许多其他故事可以讲述挖掘。还有一些诗人没有在上文中提到，但在我们讲述的这段以变化为基调的时期，他们同样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在下文中，我们将简要介绍牙买加出生的哈莱姆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1890—1948)，他创作的莎士比亚式十四行诗用诗歌形式谴责了种族暴力，例如收录在《哈莱姆的影子》(Harlem Shadow，1922)中的《如果我们必须死去》一诗即是如此。(“如果我们必须死去，让我们不要像猪那样死去……哦，请让我们有尊严地死去。”)同麦凯一起进行简要介绍的诗人还有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和康蒂·卡伦(Countee Cullen)。其他值得一提的诗人还包括查尔斯·雷兹尼科夫(Charles Reznikoff，1894—1976)，他创作了几首短小精湛、精巧严谨的自由体抒情诗，主题涉及日常生活的经历，由他本人自费印制，收录在《诗集》(Poems，1920)等诗集中；吉纳维芙·泰格德(Genevieve Taggard，1894—1948)在她诗歌生涯中的最初主要创作是关于爱与求爱的诗歌《献给急切的爱人们》(For Eager Lovers)，1922)，但不久就开始旗帜鲜明地控诉社会不公；在简·图默(Jean Toomer，1894—1967)的杰作《甘蔗》中，关于美国南方的叙述穿插着强有力的抒情诗，诉说着非裔美国人生活中的美与暴力，巧妙地综合了诗歌、散文诗、小说和戏剧对话等多种形式；梅尔文·托尔森(Melvin Tolson，1898—1966)是一位传统欧洲形式的黑人鉴赏家，他的首部诗集《美国之约》(Rendez-vous with America)直到1944年才问世；詹妮特·刘易斯(Janet Lewis，1899—1998)的首部诗集《森林里的印第安人》(The Indians in the Woods，1922)，将作者对美洲印第安人生活的迷恋转译为明晰直率的意象派诗歌；艾伦·泰特(Allen Tate，1899—1979)是当时的“流亡诗人”之一，他在1928年出版了首部诗集《蒲柏先生》(Mr.Pope)，但如今比起他驾轻就熟的诗歌创作，他为更多人所知的身份是所谓的南方平均地权论者、《我的立场》(I'll Take My Stand)一书的作者之一，以及知识界新批评品味的创建者(关于泰特和其他南方人——例如应该算作他们中间最有成就的诗人的罗伯特·佩恩·沃伦——的介绍，见第四卷)；伊沃·温特斯(Yvor Winters，1900—1968)堪称文学界的道学家，他于1921年出版了首部诗集《静止的风》(The Immobile Wind)。和泰特一样，温特斯也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但他更常为人所知的，则是他对其他作者有失偏颇甚至往往是毁灭性的批评。在“机器时代的诗歌”这段文学史的时代背景中，温特斯和泰特因为与哈特·克莱恩的文学交往而显得尤其重要。

不过，在这部分内容中被给予更多篇幅的诗人，则可以说最恰当地涵括了20世纪美国诗歌丰富的多样性，特别是他们一起构成了文学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本身所代表的那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而织入那个网络的，恰是彼此间往往相互矛盾的诗歌和文化特征。大多数现代美国诗人都以其各自的方式对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巨大变化做出了反应。其中有些则全身心地参与了那些变化——的确，他们本身确是促成那些变化的致动因素。正如庞德所说，他们是常看常新的新闻，至今仍然如此。那也就是为什么现代主义诗人这一称谓最能够确切地概括他们的身份。之所以说他们是现代主义的，不是因为他们在某一个特定时期显得现代，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与其所在的当下有着举足轻重的联系(当然，事实也的确如此)，而是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过提出和倡导关于“现在”(或者为了解“现在”，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质疑。

因此，我们将斯泰因、威廉姆斯、H.D.、穆尔、克莱恩和休斯归类到了一起，与他们同道的还有弗罗斯特、史蒂文斯、庞德和艾略特，因为他们作为现代主义诗人的成就使他们具有代表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代表当时的文化，成为当时文化的象征，也是因为他们的新颖独到使得代表性这一概念本身变得问题重重。援引斯泰因的著名说法，我们或许可以说，尽管在今天这些诗人已经成为无可辩驳的经典，但时至今日，他们的反传统依然令整个文学界惊诧乃至震惊，他们见证了各路诗人、诠释者、理论家和文化评论者们在不同的场合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援引和求助于他们的种种做法。然而尽管其各自的方式不同，但斯泰因、弗罗斯特、史蒂文斯、威廉姆斯、庞德、H.D.、穆尔、艾略特、克莱恩和休斯却从来不允许我们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本身即是导致20世纪早期社会和文化发生剧变的知识、情感和道德观念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各自的创作中对此给予了意味深长的表述。他们作为抒情诗人的身份即是可疑的问题之一。诗歌现代主义宣告了西方世界的抒情诗本身的危机，这一危机与后达尔文、后尼采、后弗洛伊德、后马克思的时代精神同期发生，也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一个直接后果。现代主义诗人们在人格解体的概念中重建了破碎的抒情诗主体，与之并行的，恰是首先由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揭露并曝之于天下的自我和社会分裂的碎片。

现代主义诗人们因而被等同于由艺术和道德观、经济和政治以及最重要的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转变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现代主义诗人们在一个机器时代创作诗歌，他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四海为家，以天下为己任，对于我们今天称其为“国际化”的早期进程给予了很大关注。他们的诗歌对现代性危机提出了质询并引发了更深一步的质询。在现代主义诗人们看来，现代性危机主要是语言的危机。他们的诗歌采用了摄人心魄的语言，对于事物和词语之间深不可测的鸿沟给予了最贴切的表达。在他们的诗作中，语言表面上的透明性不足为信，而与事物类似的词语那种令人抓狂的晦涩和暧昧昭然纸上。考虑到这些诗人在创新方面的成就，罗伊·哈维·皮尔斯(Roy Harvey Pearce)的《美国诗歌的继续》(The Continuity of American Poetry)一书更恰当的题目倒应该是《美国诗歌的中断》(The Discontinuity of American Poetry)。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革命、艺术前卫派、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非洲大陆上新兴国家的逐渐崛起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美利坚合众国不再是喻义上的人类最后的希望和一个需要对付的新兴帝国力量，而凭借其本身的实力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并开始与欧洲旧大陆平起平坐。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成为一个不断流入各个族裔移民的国家，它迅速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和工业，在科学技术方面难以置信地高速发展，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日益加重，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和种族问题(尽他们的声音在主流文化的大潮中被淹没了)，所有这一切很快将美国这个国家变成了现代世界中社会、科学和文化乃至艺术剧变的典范。摆在美国现代主义诗人面前的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文化中，语言的含糊和不确定性为其使用和创作带来了无限可能性。技术、大规模通讯、大生产、广告、重商主义和高效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令诗人们感到炫目。面对现代化的高速度、人口、物体和货币的快速流动，他们在狂喜的同时也感受到其所带来的威胁。他们为时间、地点和生活显而易见的瞬息万变而迷惑不已，为社会中男人和女人的角色转变和相对地位而惊喜诧异，为其突然发现可以重复使用无新意的语言来创造新意而激动万分。同时，他们的诗歌也似乎被搬上了一个特殊的舞台，在其上展示着所有这些仿佛令时空中断的巨大变革。“舞台的布景已经搭好/剧目却已重新选过。”史蒂文斯在1940年的诗作《论现代诗歌》中发出了这样的咏叹。

这就是那个人们开始将“现代”与“美国”等同起来的时代，正如惠特曼曾经预言而哈特·克莱恩在20世纪20年代所意识到的那样。诗人们有必要，如克莱恩所说，“适应机器”。冠以“现代”名头的美国诗人别无选择，不得不“在机器时代”进行创作。甚或如威廉姆斯所声言的那样，美国诗歌也须以“用词语制造的机器”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差别变得模糊，但却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美丽的和“不美的”(H.D.语)被重新定义，诗歌体裁乃至于出现在纸上的诗歌形式本身也是一样。文字表达的事物和视觉感受的事物有何关联？散文和抒情诗有什么关系？抒情诗人和大众有什么相干？现代诗歌是抒情诗还是史诗？抒情诗当采用何种现代曲调？抒情诗能否在机器时代真正吟唱出诗人的内心所想？传统的东西不得不面对重建的挑战。如果说，如斯泰因在谈到毕加索时所说的那样，画面希望“离开画框”，那么抒情诗就必须完全融入现代文化的物质性中，既成为这个国家的见证，又须为更为广阔的世界代言。在美国，将这个任务完成的最为出色的，往往是那些选择居住在这个国家以外的诗人：斯泰因、庞德、H.D.和艾略特。就仿佛新世界决定打回老家，将旧世界改造一新。但是旅居海外的作家们对于故土的感知也并不弱于弗罗斯特、史蒂文斯、威廉姆斯、穆尔、克莱恩和休斯等人。在大西洋两岸，现代与传统在美国诗歌这块阵地上最终直面彼此，相互交融。

美国现代主义诗人为自己确定了重新界定机器时代的传统的使命。抒情诗扬言要打断史诗，因此克莱恩的“现代意识的史诗”才以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应运而生——在这种现代主义长诗中，“我”道出了一种超越国家的文化的集体气质：《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美国人的形成》(The Making of Americans)、《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帕特森》(Paterson)、《诗章》、《海伦在埃及》(Helen in Egypt)、《婚姻》(Marriage)、《荒原》、《桥》、《延迟的梦想蒙太奇》(Montage of a Dream Deferred)。这些诗人，最主要的是斯泰因，往往让英语听来像由物体对象构成的“外国”语言。偶尔，他们会像H.D.那样回到“希腊人”及其原生态的神话中，只是为了(如斯泰因迫切渴望的)“彻底地表现”“完全真实的现在”。其他诗人到方言文化中去寻找灵感，无论是像威廉姆斯所选择的，去聆听“西部方言”中口语化的音律和节奏，还是像休斯那样，将被忽视的非裔美国布鲁斯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搬上舞台的中心，又或许像穆尔那样，在诗歌中重新表现一个为短促飞逝的广告标语而着迷的文化中可能存在的真实性和永恒性。所有这些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H.D.语)，而独以休斯所体味到的困境最为深切入骨。

在一个鼓吹资本和市场劳动生产率的时代，美国现代主义诗人也称得上是一个生产者，又是这种生产文化的公开抗议者。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在钢筋水泥铺就的日常生活中对这个国家的神话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无论那是故土的丰饶，是物质的多样，是产品的创造，是词汇的声音，还是人的性别或种族——又无论那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创造的奇迹，是20世纪先行的号角，亦或是这一切的象征——布鲁克林桥。

1 格特鲁德·斯泰因：采用重复技巧的诗歌大师

纽约的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Harcourt，Brace and Co.)1933年出版了《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Toklas)一书，格特鲁德·斯泰因随之一举成名。当时她巴黎的家里堆满了她创作的一些最新颖大胆却没有出版商愿意问津的手稿。但是，斯泰因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三个女人的一生》(又译《三面夏娃》)(Three Lives，1909)总体上得到了好评，尽管读者人数有限。《三个女人的一生》别具一格的文字驾驭手段、叙述形式、人物素描及其令人迷惑的重复技巧，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作品的第一批批评论家称赞《三个女人的一生》是“充满了非凡活力”和“紧迫的生活感”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据斯泰因自己说，这部书的写作受到了福楼拜的作品《三故事》(Trois contes)的影响，她当时正在翻译这部作品，她的客厅里挂的塞尚(Cézanne)创作的塞尚夫人肖像也为她提供了创作灵感。《三个女人的一生》由三个很长的故事组合而成，重点讲述了三个工人阶级妇女即“善良的安娜”(“The Good Anna”)、“梅兰卡莎”(“Melanctha”)和“温柔的琳娜”(“The Gentle Lena”)的故事。斯泰因观察人物和捕捉劳动人民语言的能力受到了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高度赞扬，他后来详细叙述了自己第一次读到黑人妇女梅兰卡莎的故事时的兴奋心情。“一位左翼文学评论家”斥责斯泰因是“颓废”作家，赖特因此感到苦恼，他说自己甚至曾经为“一群识字不多的堆料场工人”朗读了梅兰卡莎的故事，“每个字他们都懂”。“他们被迷住了，”赖特说，“他们使劲拍大腿，喊叫，大笑，跺脚，[他]对人物的评述一再被打断。”

但是，斯泰因那些更抽象的、注重语言的、不太容易读懂的作品当时几乎都没能付梓印刷。即使有作品被出版，也是斯泰因自己出资，由一些非商业性的或私营(诗人)出版社出版，读者很少，而且对她的作品充满了不屑和困惑，除了一些斯泰因的崇拜者，读者的反应几乎如出一辙。阿尔弗雷德·斯泰利茨(Alfred Stieglitz)在1912年8月的《摄影作品》(Camera Work)上刊登的斯泰因写的两部“人物肖像”——《毕加索》(“Picasso”)和《马蒂斯》(“Matisse”)，遭到了艺术界和知识界的嘲笑和讽刺。克莱尔-玛丽(Claire-Marie)出版社出版《柔软的钮扣》(Tender Buttons，1914)时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克莱尔-玛丽是诗人唐纳德·埃文斯(Donald Evans)为出版自己的作品而成立的出版社。实际上，20世纪20和30年代早期出版的斯泰因的几乎所有作品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包括前卫的波士顿四海出版社(Four Sea Press of Boston)出版的《地理与戏剧》(Geography and Plays，1922)，海明威推荐、罗伯特·麦卡尔蒙(Robert McAlmon)交流版刊登的《美国人的形成》(1925)，由里奥纳多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伦敦的豪格斯(Hogarth)出版社出版的《作为诠释的写作》(Composition as Explanation，1926)，以及纽约培森—克拉克(Pason&Clarke)出版社出版的《有用的知识》(Useful Knowledge，1928)。

由于得到了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的商业出版许可，到1933年《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出版时，斯泰因的另外五部作品的巴黎简朴版已经出版，包括《露西教堂真可爱》(Lucy Church Amiably，1930)、《友谊在友谊之花凋落之前凋落》(Before the Flowers of Friendship Faded Friendship Faded，1931)、《歌剧与戏剧》(Operas and Plays，1932)、《马蒂斯、毕加索和格特鲁德·斯泰因及两个短篇》(Matisse Picasso and Gertrude Stein with Two Shorter Stories，1933)。为了给出版其他作品筹集资金，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在最初决定卖掉毕加索的一幅题为《拿扇子的女人》(Femmeàl'éventail，1905)的画时选取了“简朴版”这一名称，目的是去实现以往没有哪一个出版商敢于尝试的事：使斯泰因作为独树一帜的现代作家声名远播，为其别具一格、艰涩难懂的作品创造一批读者。但是，尽管“简朴版”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却获得了很大成功。《三个女人的一生》、《柔软的钮扣》、《美国人的形成》、《地理与戏剧》的作者一瞬间成了举足轻重的严肃“作者”，人们再也无法对她的作品置之不理了。按照斯泰因自己在《作为诠释的写作》(1926)中的定义，《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使离经叛道的格特鲁德·斯泰因成了一个“大家”。20世纪初的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美国知识分子，包括范·威克·布鲁克斯、哈罗德·斯特恩斯、伦道夫·伯恩、H.L.门肯和刘易斯·芒福德评论说，对于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化，斯泰因旅居海外创造的作品从整体上就这种关注提出了睿智新颖的阐释，而评论家需要50多年的时间才能开始读懂这种阐释。斯泰因从未在《七艺》(The Seven Arts，1916—1917)杂志上发表过自己的作品，这本小型杂志就是由上述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创立的，斯泰因的哥哥里奥也属于这些人的圈子。里奥·斯泰因(Leo Stein)本人认为妹妹的作品“很糟糕”。

《大西洋月刊》杂志早已刊登过《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的选段，激起了广大读者对耸人听闻的巴黎波希米亚式生活的极大兴趣。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在美国很快成为畅销书。不久，在巴黎定居的斯泰因最终同意重返美国开展一些关于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讲座(1935年结集出版，题为《美国讲座》[Lectures in America])。迄今为止，《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仍然是一部很有吸引力的作品，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作品中道听途说的内容(尽管文中提及一些艺术家的愤怒反应的确增加了这部作品的吸引力)(《抗议斯泰因》[“Testimony against Gertrude Stein”]，《转折》[Transition]，1935年2月)，而是因为《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是一部妙趣横生、充满智慧、令人愉悦的叙事作品，故事情节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在形式和语言结构上尽管和传统的文学、语法都很接近，但是，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让我们得以窥见人所共知的斯泰因作为一个现代主义文字艺术家的古怪癖好。这些线索的最奥妙之处或许就在于第一版封面上的这一句斯泰因被引用得最为频繁的、迂回的、同义重复的题词：“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托克拉斯”在《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中解释说，这一“技巧”是她自己以前从斯泰因的一份手稿《神圣的艾米莉》[“Sacred Emily”，1913]中摘抄的，打算印在斯泰因的纸质和亚麻信笺上。)这句话在《地理与戏剧》(1922)中已经出现过。此外，尽管从表面上看，《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是对一个著名时代的丰富记录，但是，本书在创作手法上坚决摒弃直白透明的描写，即使这种手法会破坏主角的身份，这种表演口技般的写作会使人对作品洞察事物的说服力和作者本身产生疑惑也在所不惜。《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的几乎每个段落都可以作为例证，但是最后两段更具有象征意义。在第一段中，斯泰因以其典型的并列结构和重复手法，向一位妻子般的、成就其写作《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的女士轻描淡写地表达了自己的敬意。(这段没有交代斯泰因与托克拉斯关系的深浅，也没有说明她与托克拉斯是否是情人关系。)在第二段中，托克拉斯尊奉斯泰因为“将自己小说化”成“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很好的作者人选。纵观全文，托克拉斯一直称呼斯泰因为“格特鲁德·斯泰因”；作品结尾的表述进一步模糊了“自传”与“叙事小说”之间的区别，强化了主流文化中的性别定型观念(“托克拉斯料理家务与斯泰因从事写作之间的对照，斯泰因作为创造者与托克拉斯作为被创造者或灵感源泉之间的对照”)，同时，托克拉斯说“格特鲁德·斯泰因”是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她就是她笔下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以下是“托克拉斯”对“格特鲁德·斯泰因”建议为前者写自传的说辞：

我是个很不错的女管家很不错的园丁很不错的女裁缝很不错的秘书很不错的编辑很不错的狗医生而且这些事我得同时一起干所以我发现实在很难再当上很不错的作家了。

大约六周前格特鲁德·斯泰因说，我看你不打算写那部自传了。你知道我打算干什么。我打算替你写。我打算像丹尼尔·笛福写鲁宾逊·克鲁索的传记那样为你写一部明白易懂的自传。她写了，这就是她写的。

斯泰因在《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中阐明了自己其他更注重语言的作品中没有明确说明的东西，即文学就是其自身的文学构建，“格特鲁德·斯泰因”也是文学本身的名称(而不仅仅是文学的一个局部代表)。我们发现，同样的概念以不同的方式也在其他所有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身上发挥了作用，如威廉姆斯、穆尔和庞德，但是没有哪一位诗人能够像斯泰因那样用一种满不在乎而又十分机灵的方式炫耀和自诩自己为“天才”：“可以说我一生只有三次见过天才”，“爱丽斯·托克拉斯”在“自己”的《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开头说道，“每次都在心中激起了反响，因而我不会看错，而且可以说，每次我的发现都是在他们身上的天才品味没有得到公认之前。我想说的这三位天才就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巴勃罗·毕加索和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天才”在《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中以“托克拉斯”带有讽刺的口吻半调侃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是，《美国讲座》(1935)的表达则是不卑不亢而又无可辩驳的威仪堂堂的斯泰因自己的话语。斯泰因在《什么是英语文学》(“What Is English Literature”)中反复说道，“你必须明白我的意思”，或者“哦，是的，你的确读明白了我的意思”，或者“你彻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或更有趣的“你的确明白了我说的话”。至于自己，她则非常傲慢地声称：“我非常彻底地明白我自己的意思。”

《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为斯泰因赢得了大众的称赞，使她声名鹊起，又收入颇丰，她为此感到高兴。但是，令她失望的是，她心目中的自己与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反差太大，她认为自己是那个一手重建了作为创作的英语文学的美国先锋派诗人(如她在《什么是英语文学》中所述)，而公众却把她看做是一个创作畅销作品的文人，是一个善于自我宣传的、受人欢迎的多事时代的记录者。“身份”这个概念从她20世纪初开始创作《待被证明的》(Quod Erat Demonstrandum)(1950年首次出版时名为《原本如此》)和《美国人的形成》时起就一直困扰着斯泰因，现在又再次受到了质疑。因而不足为奇的是，尽管斯泰因仍然继续创作挑战一切传统方式和风格的作品，她也开始撰写更多的公开自述作品，以满足不断扩大的文学市场需求。在撰写《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的同时，斯泰因还创作了《沉思诗行》(Stanzas in Meditation)和《四人在美国》(Four in America，1937)，前者是关于她私生活的隐晦自传，只有部分内容在她生前得以出版；后者是她关于个性与创造力的睿智思考。对自我身份的感知以及外界环境如何对一个人的身份产生影响是《每个人的自传》(Everybody's Autobiography，1937)的核心思想，这部作品是《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的一部适度的续篇，生动地记述了斯泰因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生活。但是，注意一下标题的矛盾性就能立刻看出，这部自传不可能选取适当的视角。斯泰因的最后一部自传体作品《我所看到的战争》(Wars I have Seen，1945)的标题将视角从自我描述转向了对事物的观察，但其效果与以往的作品并无二致。

一个诗人的身份会受到各种他者的挑战，这种身份，不论如何朦胧间接，必将成为此诗人重要的诗歌主题。在《三个女人的一生》和《美国人的形成》中，无论是在描写她自己的家族飘洋过海移民美国，之后数代人在美国获得成功的传奇故事，还是在讲述三位工人阶级女性漫无目的的生活——其中两位女子刚刚从自己的祖国德国来到美国；另一位是非裔美国人，因自身的精神与文化分裂而死亡——时，斯泰因都旨在表现美国特征已经错位，她须重新确立身份。两部作品，特别是在《梅兰卡莎》的故事说明，由于错综复杂性不可避免，身份脆弱得不堪一击。斯泰因在其早期的小说《待被证明的》(1903)中已经探索过这一问题，不过那部小说重点关注的是爱情、性和女同性恋问题。在《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受到读者的追捧之后，作为一个漂泊在外的美国人，斯泰因最终以美国的方式获得了商业成功并继续挖掘这一成功优势，与此同时，她的目光重新转向一开始她就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她的演讲以及早期发表的《如何写作》(How To Write，1931)都可以用来诠释她毕生的创作生涯，在那些演讲中，她对“身份”与“实体”做出了重要区分。

《什么是杰作以及杰作为什么这么少》(“What Are Master-Pieces and Why Are There So Few of Them”，1940)一文中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身份”与“人的本性”相关，它是社会和你自己对你的反观，是他人看待和理解你的方式，也是你自己看待和理解他人如何理解你的方式。身份是一个关系概念，蕴含着记忆与认可。“实体”则与“人的思想”相关，是你作为创造性的存在的所言所行，而不是指你在你自己和他人的记忆与认可中是何种样子。因此，“身份”是必然的一部分(即斯泰因不断声称的“所必须”的一部分)，是你处在周遭的世界和社会的各种事件压力之下的样子(史蒂文斯称之为“现实的压力”)。而“实体”则接近于“天分”，正是自由使你有能力主宰事情的发生，也即创造。只有当“身份”暂且抽身或被清除，“实体”可以自由行动时，才会出现或“发生”创造。济慈的“消极能力”(又译“反观能力”)与这一理论相近。奥登后来反复说，“发生”这个词是用来表述诗人创造行为的一个不错的方式。事实上，如果现在可以将斯泰因、史蒂文斯和奥登的思想合并到一起，我们或许可以说唯有“实体”才能使人类的思想行为发生。斯泰因在《什么是杰作》一文中认为：“人们会逐渐发现，在行事的行为过程中，自己没有身份。身份就是认可，你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你和别人记得关于你的一切事情，但实质上，你在行事时并不是你所知道和别人所认可的自己。”接下来，她对《地理与戏剧》(1922)和《寻找诗歌的特征》(“Identify A Poem”，1935)中被频繁引用的一个短语进行了详细阐释：“我是我，因为我的小狗认识我，但是想当然地说小狗认识你而且你确定它认识你，创造力就会因此而遭到破坏。”这个逻辑性结论似乎是，斯泰因心目中的诗人为了创造新词必须与世隔离，不受妨碍，就像粗犷的美国人开拓新世界一样。

我们可以说，斯泰因心目中的诗人仍然在和崇高竞争，但现在这种崇高是现代的(美国的)崇高，即新兴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影报纸传记自传”，斯泰因在《什么是杰作》一文中如此具体地列举。大众传播、大量生产、速度、人口的快速流动、物体、消费至上的思想以及金钱，瞬间变化的时间、地点和生活，这一切构成了现代必需品对于诗人想象力(即“实体”)的侵蚀。现代身份应该如何抽身，使实体能与美国式的崇高相契合？答案就在1926年斯泰因在牛津和剑桥发表的《作为诠释的写作》的演讲中。以自己为例，斯泰因用“时态”的角度对现代诗歌(她称之为“写作”)进行了阐述。她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概念：真实性与同时性。斯泰因说：“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时间”，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她/他所处其中的时间”(斯泰因采用的阳性代词“他”指的是《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中所说的“天才”)。斯泰因的时间概念与现代物理学的最新发展非常吻合，她的时间包括空间在内(斯泰因用“地理”这个词来指代爱因斯坦所说的空间)。真实的创作就是要在现在，从现在出发并为现在进行创作。还有什么比美国文化更加现代？

“正如我在《作为诠释的写作》中所尽力阐释的，艺术之事，”斯泰因在关于“戏剧”的演讲中写道，“就是生活在绝对现实的现在，就是去淋漓尽致地表现这种绝对现实的现在。”《三个女人的一生》，特别是其中的《梅兰卡荷》(写于1905年)，在《作为阐释的写作》一文中被描述成“延长现在时”；《美国人的形成》(完成于1911年)则被描述为“持续现在时”。《美国人的形成》长达近1000页，仅就这本书的长度而言，它已经为斯泰因抒写美国意识的史诗增加了一点惠特曼式的色彩。从《〈美国人的形成〉的逐渐成形》(“The Gradual Making of The Making of Americans”)(《美国讲座》)的演讲中，我们进一步领略到这种“纯粹的美国事物”(而且，“事物”一词的使用打断了饶舌的重复，斯泰因借这个词来消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鸿沟)，“这部本质上属于美国的书”使人类历史成为一个“整体现在时”。斯泰因说自己在写作《美国人的形成》的过程中很难将人类用词汇表达出来，在讲述这种艰难时，她借用了爱伦·坡关于蝴蝶的比喻，《美国人的形成》的开头部分讲述过这个比喻。对斯泰因和爱伦·坡来讲，蝴蝶象征着写作。但是，爱伦·坡的人造蝴蝶精美逼真，栩栩如生，似乎随时可能复活而颠覆艺术，而斯泰因的是一只死蝴蝶，被钉在了墙上，为一个收藏家所有，却颇为悖论地象征着活生生的艺术。两个故事都代表了艺术与生活之间存在的鸿沟，艺术家和诗人从创作之时起，就一直在想方设法缩短这个距离。斯泰因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持续地重复使用持续现在时，从而“使花了很长时间发现的东西成为整体现在时”。斯泰因心目中的诗人绝对堪称史蒂文斯所谓的“重复大师”。

格特鲁德·斯泰因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巴黎，以作为诗人的身份也即她在美国所造就的实体出现。斯泰因避免患上现代主义者“玷污焦虑症”的途径就是大胆地在其创作中将美国描述成一种现代的大众文化。当然，她从来都不是也绝不会成为一个大众文化作家。但是，斯泰因简朴的措辞、令人抓狂的重复技巧以及自我打断的风格都与现代大众生活如此地遥相呼应，但却与大规模时代的标新立异相互矛盾，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次援引史蒂文斯的话，我们可以说，斯泰因以漂泊在外的美籍犹太人这一双重外部身份进行写作，但她代表的仍然是植根于美国土壤的智慧。她的艺术就是创造同时性，浪漫而未被干扰的景致为瞬间感受所取代。然而尽管工业、资本和技术的确给人造成了瞬间的感受错觉(火车、飞机、汽车、报纸、电话、电报、广播、电影、电视)，但是诗歌，就像小男孩的死蝴蝶一样，或许以其一如既往的浪漫，预言了这种瞬间感受的不可能性。

斯泰因的创作试图抓住这种被感知的瞬时性，她命之曰“现在存在”。我们能够想到的其他现代派瞬间捕捉的时间意象包括：艾略特的“同存结构”[2]和“转动不息的世界的一个静止点”，庞德的“漩涡”，史蒂文斯的“小时”，威廉姆斯的“实质”，以及克莱恩的“日子”。斯泰因的宏篇大作《美国人的形成》是一部关于美利坚民族身份与差异的作品，是一个囊括了一切的“持续现在时”，开篇同样“令人不悦、令人恼怒、令人感到刺激”，可以说，就像美利坚这个民族一样，斯泰因的这部作品“无法解读”。许多阅读能力合格的读者都证明了这一点(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就连格特鲁德·斯泰因自己在《作为诠释的写作》中都说：“我……读这部作品时也会感到一丝困惑。我当时似乎变成了正在读这部作品的其他读者……再次迷失在了这部作品中。”《美国人的形成》着意刻画了美国时代的同时性，这种同时性发生在一个个长篇累牍、令人不堪忍受的段落中，到处充斥着重复的句子，仿佛只是由于相互磕绊，这些句子在自己重复，又在不断地打断自己。斯泰因的这种自我打断式的重复所产生的一个效果是导致语言的彻底陌生化，就仿佛这些跌跌撞撞的重复本身就可以清除掉所有的异国语言，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全然陌生的、最终可以被读懂的语言。以下是斯泰因关于在美国“现在存在”文化适应的描述：

当然某些人确信任何一个理解自身现在存在意义的人都会喜欢现在存在这种东西。某些人确信而且后来确信这并不是每个理解自己作为人的现在存在意义的人所感觉到的。某些人确信任何一个理解自身存在的人都会喜欢他作为人的现在存在。这些人中的某些人在学习成为继续现在存在着的人，某些人可能会理解这些人作为人的现在存在，而后这些人就变得不喜欢那种不喜欢他作为人的现在存在的东西了。

《美国人的形成》是对“每个人现在是谁，过去是谁，将来是谁”的描述，除此以外，它还是一个关于移民到美国的斯泰因家族崛起的故事，包括斯泰因自己成长为一名作家的故事，这部作品是从逆向移民这一有利视角进行创作的。斯泰因生于一个美籍犹太人家庭，家境富裕，她在家中排行老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旅居海外。在她出生那年，斯泰因举家迁往奥地利，她在那里学习英语的同时还学习了德语。1878年，母亲带着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来到了巴黎，斯泰因在巴黎还学习了法语。19世纪80和90年代，斯泰因居住在美国，受到了英语的熏陶。但是，她在美国首先听到的是她的移民家庭所讲的英语，往往语法不正确。她与各种不同语言的这种早期接触，再加上对如何“正确”使用这些语言的认识，都毫无疑问地影响了斯泰因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的成长。后来，令她十分懊恼的是，出版商经常对这位旅居法国的美国作家的英语“错误”品头论足，甚至自告奋勇地要帮她修改句法和语法错误。斯泰因关于“语言”和“文化”的概念与她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密切相关，她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的公民。因此，像威廉姆斯一样，斯泰因不是在探寻本土的语言和文化概念，而是在创造这种概念。

斯泰因曾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中学，尽管没有获得该校的毕业文凭，但是她在1898年获得了拉德克利夫学院颁发的文学士学位。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师从一些对美国现代主义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的知识分子：乔治·桑塔亚纳、约西亚·罗伊斯、威廉·詹姆斯和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心理学)、威廉·沃恩·穆迪(William Vaughn Moody，文学创作)。斯泰因多次提及威廉·詹姆斯对她的“巨大影响”。(詹姆斯的弟弟亨利·詹姆斯是《四人在美国》中一个“人物画像”的主角，他后期作品中冗长繁复的句子深为斯泰因所钦佩。)1897年夏天，斯泰因和他的哥哥里奥一同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Woods Hole)海洋生物实验室学习。斯泰因与里奥的关系一直很亲近，在她的母亲和父亲分别于1888年和1891年去世以后，她对里奥的依赖就更大了。1897年秋天，为了更深入地学习心理学，斯泰因采纳了威廉·詹姆斯的建议，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接受医学教育，里奥·斯泰因早已在这里攻读生物学。在此期间，斯泰因与莱昂·所罗门(Leon Solomons)合写的两篇文章在《心理学批评》(Psychological Review)上发表了(《正常的原动无意识行为》[“Normal Motor Automatism”，1896]；《培植的原动无意识行为》，[“Cultivated Motor Automatism”，1898])，这两篇文章是他们在哈佛心理学实验室开展的关于无意识写作的研究结果，试验是在芒斯特伯格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在《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中看到的这种“培植的原动无意识行为”“读起来趣味盎然，因为这种后来发展成为《三个女人的一生》和《美国人的形成》的写作方法在此已经初露端倪”。“这种写作方法”是“一种倾向性鲜明的重复”，所罗门在对斯泰就实验论题而写的文章中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这个实验的结果就是“正常的原动无意识行为”。在霍普金斯就读期间，斯泰因尽管可以从在巴尔的摩的黑人社区(在这里，她第一次动了想写梅兰卡莎的故事的念头)进行医疗实践中获得乐趣，但是她在课堂上的表现并不是很成功。她和哥哥都未能从约翰·霍普金斯获得学位。

与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和玛丽安娜·穆尔一样，斯泰因在科学方面的素养以及她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关注在她的作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之初，正如斯泰因撰写的一篇关于毕加索的散文(《毕加索》，1938年以法文首次出版)中所言，那些突然间意识到“20世纪的现实已不再是19世纪的现实”的科学家、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们对于她都是很重要的人物。《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中指出的三大“天才”是“格特鲁德·斯泰因”、“毕加索”以及“阿尔弗雷德·怀特海”，这三个人代表了斯泰因学术和其他相关方面的主要兴趣：即诗歌、绘画和科学。但是，如果说“毕加索”和“格特鲁德·斯泰因”显然是代表绘画和诗歌领域的现代革命的精英，“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则似乎不太合适。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是斯泰因的朋友，他是一位重要的英国数学家，因早期与伯特兰·罗素合写了《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1910)而闻名。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在普及现代科学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1925)的一些章节讲述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在使现代物理学概念对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艺术和文学话语产生影响方面，《科学与现代世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埃德蒙·威尔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1931)中多次提到了《科学与现代世界》。《阿克瑟尔的城堡》是埃德蒙·威尔逊对自象征主义时期以来当代创作倾向的研究，其中专辟出一章对格特鲁德·斯泰因进行了深刻的评价(其他章节分别对叶芝、瓦列里、艾略特、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进行了评价)。

现代科学“天才”的一位更佳候选人当推爱因斯坦。本世纪开始的数十年中，爱因斯坦的名字常常被不甚严谨地用来暗指现代物理学及其对经典物理学的颠覆，囊括了量子理论、相对论、测不准原理乃至互补性，而很少关注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爱因斯坦、海森堡(Heisenberg)和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等人在理论方面的差异。在题为《作为行动领域的诗歌》(“The Poem as a Field of Action”，1948)的散文中，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援引了威尔逊的一篇关于普鲁斯特的散文和现代物理学)阐述了这位现代美国诗人对于“新韵律”的探索(他自己倡导的“变步诗”[variable foot]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实验)，并借此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尺度的相对性”进行了或许是最为明确的区分。和威廉姆斯一样，穆尔倾向于将科学领域的最新发展与美利坚这个在工业、技术和实验方面最杰出的民族以及这些发展对美国现代诗歌实践产生的影响联系起来。穆尔的一首题为《学生》(“The Student”，1932)的诗表现了美国式的理想与体制，并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科学和实验永无止境，就好像科学、诗歌以及美利坚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正在形成。这让我们再次想起斯泰因著名的标题：《美国人的形成》。实际上，在《每个人的自传》中，斯泰因毫不谦逊地将自己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爱因斯坦是本世纪标新立异的哲学家，我是本世纪标新立异的文学家。”

就像其他许多诗人和艺术家一样，斯泰因也肯定认为她从现代科学中获得了力量而不是灵感。如果说现代科学对科学自身的现实提出了质疑，现代艺术则对如何明确区分艺术与非艺术提出了质疑。后象征主义作家在时间、空间和视角方面的实验，原始主义、立体主义以及杜尚的现成品艺术所体现的艺术与消费的混杂，所有这一切，都一劳永逸地使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精英创作与中产阶级消费、免费艺术与广告宣传之间的区分变成了一种社会习俗。换句话说，图画“开始想要离开画框了”(斯泰因，《毕加索》)。当科学家正在探寻观察的主体与被观察的客体之间新的繁杂关系时，用斯泰因的话说，毕加索正在想方设法去表现的“不是他所能看到的事物，而是不去表现他没有看到的事物，也就是人人都确信自己看到了但并没有真正看到的东西”。斯泰因声称自己是唯一一位理解立体主义时期的毕加索的人，“因为(她)在文学中也在表现同样的东西”。对于她与毕加索的这种意气相通，似乎在抹杀关于现代性的又一个重要差别——现代科技进步与前现代时期缺乏科技进步之间的差别。斯泰因从各自的国籍角度对二人之间的这种意趣相投进行了阐释。“西班牙由于缺乏组织性，”斯泰因解释说，“而美国由于组织过于充裕，这两个国家都自然而然地成了20世纪的缔造者。”斯泰因和托克拉斯于1912年和1915年访问了西班牙，1915年在此停留的时间更长，西班牙的各类场所、色彩和节奏确实都为斯泰因提供了灵感，同时也可能因为斯泰因和托克拉斯之间的爱情不断加深。《地理与戏剧》(1922)中的许多篇幅都是在西班牙完成的。但是，斯泰因甚为赞赏毕加索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一生对绘画的兴趣和对这方面的研究，同时还因为她发现绘画不一定必须去表现什么(或者“看起来像什么”，她在《绘画》[“Pictures”]中说)，塞尚的绘画证实了她的这个观点。

对旅游的强烈兴趣，对提高自我的渴望，以及对法国广阔大气的胸襟及其在世纪之交狂热躁动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氛围的向往，将里奥·斯泰因和格特鲁德·斯泰因诱惑到了巴黎。1903年，他们在巴黎花园街27号定居了下来。这一切都仰仗于宽裕的收入。之后的那些年里，他们频繁出入于各种艺术画廊，欣赏并购买了塞尚、高更(Gauguin)、雷诺阿(Renoir)、德拉克罗瓦(Delacroix)、勃纳尔(Bonnard)、马奈(Manet)、图卢兹·劳特雷克(Toulouse-Lautrec)、德加(Degas)、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Bracque)、皮卡比亚(Picabia)、胡安·格里斯(Juan Gris)、杜尚、玛丽·洛朗桑(Marie Laurencin)的绘画，周六晚上举办现代和先锋派画家与诗人的沙龙(诗人中包括毕加索的朋友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和纪尧姆·阿波里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决定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品位。在此过程中，斯泰因和里奥得到了他们的大哥迈克尔和他妻子萨拉的帮助，迈克尔和萨拉几乎与他们同时来到巴黎。斯泰因兄妹收藏的画品成为著名的1913年纽约军械库展览的组成部分——这次展览给史蒂文斯和其他美国诗人与艺术家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尽管斯泰因家族的人都对毕加索怀有钦佩之情，但是只有格特鲁德个人与毕加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学术上的联系持续了一生。他们之间关于艺术和文学的对话成了各自艺术作品的主题：在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和立体主义出现之前不久，毕加索创作了著名的斯泰因肖像，斯泰因用语言写作的《人物肖像画》(“Portraits”，包括毕加索的肖像)、《戏剧》(“Plays”)和《柔软的钮扣》都是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相呼应的立体主义作品。

斯泰因提及毕加索的一幅很有争议的绘画时说，这是“一个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作品，这个作品的每个角落都和其他角落一样重要，事实上这是一个立体主义作品”，这一评论也用于她自己令人费解而且同样颇具争议的作品。她写的人物肖像散文《毕加索》就是一种诗歌创作的典型代表，这种诗歌创作使作者有权直截了当地声明，你的确理解了我所说的东西。《毕加索》一文由12个长短不一的段落组成，每一段中相同的词，往往是一个动名词紧接另一个动名词，相同的短语和相同的句子在不停地重复，令人愤怒地循环出现。这篇文章用强烈的视觉和感觉冲击力，描写了一个卓尔不群的主体自甘沦落为其自己创作的一个复杂的、无以循逃的客体的故事。斯泰因笔下的毕加索以“此人”的身份出现，“此人”要么一直在工作，要么就是从来没有完全工作，“此人”肯定有些人追随，“此人”在靠他自己创造意义(“生孩子”的喻义明确)。尽管这幅“肖像”无头无尾，但是第九段是对全文所有内容的总结：

此人始终是一个一向靠他自己创造某物的人。此人正在工作。此人始终一向在工作。此人始终是靠他自己创造某物的人，一种实在之物，可爱之物，美好之物，使人困惑之物，使人为难之物，简单之物，清晰之物，复杂之物，引人兴趣之物，扰乱人心之物，令人反感之物，非常优美之物。此人肯定是一个有些人追随的人。此人是一个正在工作的人。

按照斯泰因自己的说法，法国文学从来没有像法国绘画那样令她关注。尽管在《三个女人的一生》中，她引用了朱尔·拉弗格(Jules Laforgue)的话作为书前引语(“我之不幸并非我之过亦非命之舛”)，但是她声称，只有用英语语言创作的文学才对她很重要，而且的确，她的作品更多的是被英语文学(她的意思也包括美国文学)圈的读者广泛深入地阅读。但是，在20世纪之初的20年中，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里奈尔和马克斯·雅各布在很大程度上是她在巴黎舞台上的两个角色。斯泰因1913年创作了阿波里奈尔的“人物肖像”，包括在《十人肖像》(Dix portraits)中出版(英法双语，1930)，她在文中暗示说她不能对他的作品彻底不感兴趣，因而也不能对法国诗歌的进步彻底不感兴趣，也就是从兰波、魏尔伦和波德莱尔(他将爱伦·坡的“诗歌是语言的音乐”的概念引介到了法国)到马拉美(他也举办过诗歌沙龙)以及后来的诗人的进步。尽管立体主义是画家的发明，但是马拉美在强调脱离了所指意义、内涵意义、联想意义和感情色彩的词汇的立体和声音价值时，已经预见到了诗歌的立体主义。就在后印象派诗人坚持主张词汇的“诗歌价值”应该“脱离词汇的字面意义”(保罗·勒韦迪[Paul Reverdy])时，他们或许比马拉美更直接地受到立体主义者的影响，但是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骰子一掷》(Un Coup de dès，1897)。《纪尧姆·阿波里奈尔》(“Gruillaume Apollinaire”)被许多人认为是斯泰因最令人困惑和晦涩难懂的作品的最佳代表，这首五行诗(须将题目计算在内)使人根本无法进行诠释和翻译，因为诗中包括的大胆文字游戏涉及多种语言：

纪尧姆·阿波里奈尔

给已知或别针器皿。

漂亮牙齿，气体除去。

肘选择，在坚定的毛孔之上，毛孔暴君，为了状态在。

离开眼睛教训我。离开我。教训。离开我教训，我。

这首诗的最后一行以同音字“eye”(眼睛)/“I”(我)开头，这或许是最不令人吃惊的一行了。诗中一直不忘阿波里奈尔的视觉图形诗，按照立体主义的循环手法，既无开头亦无结尾，吸引了人的眼球(eye)：我，纪尧姆·阿波里奈尔给了眼睛(我)一个教训。接下来，在这首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为一个用法语写作的诗人描绘的画像中，“lessons”和“leave”两个词的并列让人想到了同音的两个法语词“le ons”和“laissons”(we leave/let's leave，我们离开/让我们离开吧)，从而在同为旅居巴黎的异国人的画像作者和她所描绘的对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同伴关系。纪尧姆·阿波里奈尔(1880—1918)不是法国人，他是波兰人(原名古列尔莫·阿尔贝托·弗拉迪米尔罗·阿波里奈尔·德·科斯特洛维茨基，Guglielmo Alberto Wladimiro Apollinare de Kostrowitzky)，他的母语为意大利语，母亲总叫他威廉(Wilhelm)，和德国皇帝的名字一样。人们听到不懂的语言往往会很笨拙地反复地说，或者往往用音译的方法来书写听起来陌生的外国名字，考虑到这一点，不是法语名字“纪尧姆·阿波里奈尔”，而是兼有拉丁语、德语和斯拉夫语的名字“Guglielmo Alberto Wladimiro Apollinare de Kostrowitzky”，或许可以成为欣赏斯泰因诗歌技巧的关键，不仅是《人物画像》中这首最具争议的诗中采用的技巧(“Guillaume Apollinaire”及其所有可能的音节，无论是本族语还是外语音节，都被她很怪诞地翻译为“give known or pin ware”)，也包括她所有作品中所采用的技巧。斯泰因认为，惟有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异国人这一点，我们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本族人。她的诗歌实践正是对这一见解的最好例证。

斯泰因兄妹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里奥决定要做一个画家(他从未成功)，而斯泰因则全身心投入到了写作当中。兄妹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导致两人于1913年分开，当时，爱丽斯·B.托克拉斯已经居住在花园街27号，她是斯泰因的终生伴侣、情人、料理家务的人、秘书兼打字员，有时也是唯一崇拜斯泰因的听众。这两个女人二战期间有一段时间在乡下避难，也曾到伦敦去短期旅行，1934—1935年间，斯泰因赴美国发表演讲，除此以外，巴黎长期以来一直是她们居留的地方。在此期间，那些胸怀大志的年轻美国作家为了寻找鼓励和知识的启迪或纯粹出于好奇，蜂拥而至，参加到斯泰因举办的沙龙中，包括评论家和标新立异的作家卡尔·范·维克腾(Carl Van Vechten)，他安排在1914年出版了《柔软的钮扣》，还与斯泰因一道编辑了第一部颇具影响力的《斯泰因作品选集》(Selected Writings of Gertrude Stein，1946)。斯泰因创作了数量惊人的手稿，除一小部分外，大多由爱丽斯不辞辛苦地打出来，大量手稿在斯泰因有生之年都没有出版。但是，她在诗歌方面的天赋却得到了同时代作家的赞赏，诸如舍伍德·安德森和索尔顿·怀尔特(Thornton Wilder)(两人均为斯泰因的作品写过充满钦佩之情的序言)、E.E.卡明斯、让·古克多(Jean Cocteau)、米娜·罗伊、厄内斯特·海明威(后来怨恨斯泰因对他的影响)、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及理查德·莱特。威廉姆·卡洛斯·威廉姆斯1930年为第一期《帕加尼》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斯泰因作品的综述，见解敏锐，他在《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中详细叙述了自己与斯泰因在花园街27号第一次不甚顺利的会面的情形2。06这篇综述的题目是《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作品》(“The Work of Gertrude Stein”)，可能是在十分崇拜斯泰因同时又是威廉姆斯的好朋友的路易斯·祖可夫斯基的推动下撰写的，是威廉姆斯对于美国学者对斯泰因的作品保持沉默的一个回应。按照他自己的现代主义理念和理解，威廉姆斯将斯泰因独具一格的审美试验与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abastian Bach)的试验相提并论，他用赞赏的语气说，她的“主题”是“创作”，并赞赏斯泰因将词语重新确立为文本的完整客体的做法；他强调，斯泰因有能力“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创作”科学与哲学之外的“事情”。在后来的一篇关于斯泰因和庞德作品的革命性的散文中，威廉姆斯表扬了斯泰因，因为“为了使词语回归洁净，她打破了词语曾经拥有的所有内涵意义”(《A1庞德·斯泰因》[“A 1 Pound Stein”]；《帕加尼》，1934年；《散文选》，1954年)。

对于斯泰因令人愤怒而又费解的作品鼎力赞美的人或许当属玛丽安娜·穆尔了。穆尔是又一位“高傲的现代主义者”，在她身上，威廉姆斯也发现了斯泰因(这两位女诗人都和威廉姆斯本人一样接受过科学方面的教育)的气质，因此对她予以高度赞扬。1936年，穆尔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地质志》(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America)的评论，题为《明白晓畅的晦涩》(“Prespicuous Opacity”)。斯泰因的创作确实是一种创作，它的特点是重复和自我打断，令许多读者觉得既反感又着迷。斯泰因的作品通过连续不断、变化多端地重复一些简单词汇架构而成，这种清澈明晰、明白晓畅的重复以一种模糊或晦涩的方式唯一表明的，就是那些明确的实实在在的词语本身具有可以看得见的声音，词语的重复所代表的就是这种声音。斯泰因明确解释说，她希望读者用这样的方法来读她的作品：“我发现，如果你戴着眼镜读一本书的时候，有人在为你理发，所以你就无法戴眼镜，就拿着眼镜当放大镜来用，逐字去读。因此，一个一个字地阅读就会使原先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变成了不起的作品。”(《美国地质志》，1936年)理解了这一点以后，许多热衷于解读斯泰因作品的读者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与亚哈(Ahab)[3]相同的处境，极其荒谬地期望能透过一个难以穿透的认识论面具来挑战知识。正如斯泰因在《什么是英语文学》中所言：“知识就是一个人所知道的东西。”

斯泰因去世以后，20世纪50年代耶鲁大学出版了多部斯泰因的作品，之后又出版了一些选集和读本。(如帕特里夏·梅耶威茨[Patricia Meyerwitz]在1967年为彼得·欧文出版社(Peter Owen)编辑的读本，乌拉·E·迪多[Ulla E.Dydo]1993年为西北大学出版社编辑的读本，以及1998年由凯瑟琳·R.斯丁普森[Catherine R.Stimpson]和哈里特·切斯曼[Harriet Chessman]为美国图书馆编辑的读本[两卷本]。)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读者已经可以读到斯泰因的主要作品了。大量的批评、解读和评论(用多种语言写成)牢牢地确定了斯泰因在现代文学经典中的地位。女性主义特别是女同性恋批评开辟了斯泰因作品批评的新视角。但是，与和斯泰因同时代的、当时就赢得了比斯泰因更多的公众认可的女作家相比，斯泰因的成就可能就不能算是硕果累累了。她的作品缺乏那种女性的情感——公开蔑视而又脆弱、强烈而又容易幻灭的情感——人们往往很容易将这种情感与萨拉·提丝戴尔(1884—1933)、爱莲娜·葳莉(1885—1928)、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1892—1950)、多萝西·帕克(1893—1967)、吉纳维芙·泰格德(1894—1948)和路易斯·博根(1897—1970)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这些诗人中许多人的诗歌都明确表现了男女权利不平等对妇女的身份、感情和性造成的影响。博根在《这被死亡控制的身体》(Body of this Death，1932)中对“女性”采用了否定描写法，实际上读起来似乎是从反面描绘了一位如斯泰因一般强健的女性的肖像(“女人没有困惑……她们不看……她们不听……”)。泰格德的《每日魔法》(“Everyday Alchemy”)(《来自热切的情人》[From Eager Lovers，1922])打破了女性作为男性寻求慰籍的来源这一传统形象(“宁静……由可怜的女人倾泻而出/从她们那贫瘠的心中”)。米莱在《第二枚无花果》(《荆棘丛中的几枚无花果》[1922])中用嘲笑的口吻否定了家庭安全和体面(“坚硬的岩石上，丑陋的房屋安然屹立：/过来看吧，沙滩上，我那金光闪闪的宫殿已经建立!”)。提丝戴尔的《爱过之后》(“After Love”)(《江河归大海》[Rivers to the Sea，1915])或者怀利的《忠诚的忏悔》(“Confession of Faith”)(《琐碎的呼吸》[Trivial Breath，1928])在基调、形式和风格上与斯泰因在前一年的1914年出版的《柔软的钮扣》中的爱情诗都大相径庭。但是，帕克的《一朵完美的玫瑰》(“One Perfect Rose”)(《为所欲为》[Enough Roupe，1926])，从进一步转喻法的角度读起来像是对斯泰因著名的四朵玫瑰的一种嘲讽。“他送给我一朵花”，帕克在诗的开头写道，而最后一节戏谑地挫败了开头这句的气势，“为何从来没有人送给我/一辆豪华的小轿车，你觉得呢？/噢，不，命中注定我就应该/收到一支完美的玫瑰花。”

人们总是很难将斯泰因的作品归类，只要随意浏览一下现代美国文学史就能看到：将斯泰因的作品按照哪个类型进行讨论更好，叙事小说、抒情诗、戏剧或许是理论随笔？何人能够把斯泰因的作品按照体裁类型严格区分开来？《美国地质志》是散文还是诗歌作品？(用“文字”和“文艺”更合适一些。)在讨论斯泰因的作品时，性别、阶级和种族、传记和自传这些分类又有多少用处？美国图书馆最近收录的两卷本的《美国诗歌：20世纪》(2000)中，斯泰因被归入正统的现代诗人之列，但是，节选自《柔软的钮扣》和《挺起肚子》(“Lifting Belly”)中的内容竟然占到了40页，至少有一位评论家为这样大的篇幅感到震惊。

总的来说，学生和读者不仅将仍然很难为斯泰因的作品归类，而且也很难将她算在文学家之列。与许多现代主义诗人一样——但斯泰因的方式要激进得多——她不仅对文学传统中的常规分类发出了挑战，而且颠覆了英语语法，并对文化和社会道德观提出了质疑。尽管她常常为自己的作品冠以这些约定俗成的分类如“小说”、“戏剧”、“诗歌”、“诗”、“故事”、“演讲”或者甚至是较罕见的“人物肖像”，但实际情况是，冠以这些名称的斯泰因作品如果与学校里通常教授的文学传统的类别或次类别之间存在任何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实应当被认为纯属偶然。例如，“戏剧”这个概念也出现在了《发生了什么，一部五幕剧》(What Happened，A Five Act Play)(创作于1913年，最早被收入在《地理与其他戏剧》[Geography and Other Plays，1922]中出版)中。即使作品文本恰如其分地分成了五幕，而且被称作“戏剧”，这部作品薄薄的四页纸上没有任何戏剧性情节，与已知的任何舞台剧本都没有相似之处：没有人物，没有舞台指导说明，没有对话，没有情节。但是，这部戏剧确是在上演，或者更准确地说，创作即是在上演。除了满篇的文字游戏以外，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部作品中显然没有既定的或者可以识别的叙事者，页面的左首提供了斜体数字指示，似乎是要表明或确定话语的组成部分：“(一。)”、“(五。)”、“(二。)”、“(二。)”、“(三。)”(第一幕)；“(三。)”、“(同样的三。)”、“(同样的三。)”(第二幕)；“(二。)”、“(四。)”、“(一。)”(第三幕)；“(四和另外四个。)”(第四幕)；“(二。)”(第五幕)。但是，这些符号，这些舞台上的非指令符号，代表着什么呢？是代表下面的段落数吗？只需数数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幕中的段落，这种假设就可以成立。因此，词汇、语言和话语似乎都被装扮成了剧中的人物，段落也被赋予了人的角色。(在《如何写作》[1931]中，斯泰因“发现了一个在[她]看来是根本性的问题”，正如她在关于“戏剧”的演讲中所说，“句子是没有感情的，而段落有感情”。)但是，在第四幕中，在读者开始想象斯泰因关于文学类型的独树一帜的概念会是什么样子以后，他们设法构建起来的这种自我安慰的规则随即坍塌了。“(四和另外四个。)”的确包括了四个段落，四个段落之后紧接的不是更多段落，而是由一个长句子构成的一个单一的长段落。斯泰因想展现的是，文学规则和传统的文学命名只是呆板的“文学规则”而已，她的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放肆。既然词语的声音和我们为该声音所赋予的意义之间缺乏恰当的对应关系，那么纯粹为了诗歌创作的愉悦，就必须对声音和意义进行彻底改造。面对一部“既无开头又无结尾”的作品，读者若想探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必然会落入斯泰因设下的怪诞无稽的游戏陷阱之中，就像在观看一幅立体主义画作一样，禁不住诱惑，想去“重新构建”这个“戏剧”。

在一篇题为《戏剧》(1923)的短篇作品中(这部作品后来收录在《人物肖像与祈祷》[Portraits and Prayers，1934])，格特鲁德·斯泰因把玩了“戏”一词的几乎所有意思和含义(包括“play”这个英文单词的法文对应词pièce)，从而表明生活无非就是不断的重复，是支离破碎的，是在演戏。这篇作品的开头三个句子写道：“演戏，每天都演戏，演戏再演戏，用演戏来打发时光，然后上演你今天演过的戏、你每天演的戏，演吧，演吧。演吧，别忘了它，而且要请求上演它。演吧，演吧，演戏来打发时光。”然后，作品为这种重复的祈使语气提供了各种理由：“当然人人都愿意让你来演”，“就应该那样表演”，“就应该这样表演”，“人人都乐意让他们表演”。接下来的就是表演行为，用现在分词连接在一起(斯泰因以使用现代分词而闻名)，因为这一切确实正在发生：

人人都确信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演戏，正在演戏，正在演戏，每天、一整天和今天都在演戏。人人都确信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演戏，而且正在记忆，正在一遍又一遍地上演他们曾经上演过的戏。他们中的一些人当然正在演戏，正在演戏，正在演戏。人人都想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演戏，正在演戏，正在演戏，今天正在演戏，整天在演戏，每天在演戏，正在用演戏来打发时光。

因此，斯泰因的《发生了什么，一部五幕剧》是一部静态的纸上戏剧，它对于戏剧演出既是挑战，又具有吸引力：演出必须使剧本表演的不是曾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剧本希望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发现，《发生了什么，一部五幕剧》被认为是戏剧，仅仅是因为斯泰因这样说。(“我认为而且一直认为，”斯泰因在关于《戏剧》的演讲中写道，“如果创作了一部戏剧，你就应该宣布它是一部戏剧。这就是我所做的。所发生的。一部戏剧。”)斯泰因对人物和故事或情节极其轻视，但是强调她所谓的“地理”或“景色”(史蒂文斯称之为“气候”)或者其他人所说的“抒情”。她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类型，《发生了什么》堪称是这种创新的典型代表。下面这段出自第二幕，采用了押头韵的修辞手法，随处可见关于旅行和关联的暗喻：“一种连接，一个粘湿的杯子的连接，一次调查，一张车票和一次返程去短暂居留。”(“Aconnection，a clam cup connection，a survey，a ticket and a return to laying over.”)文本的诗意和游戏性质脱离了词语的直接意义，这才是最重要的，且吸引着对它有着矛盾情感的人们去演出这部戏剧。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被搬上舞台的斯泰因戏剧凤毛麟角。尽管有些明显具有曲折情节的戏剧被成功地搬上了舞台，例如《我们大家的母亲》(The Mother of Us All)(关于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的故事)或者《四个圣人三幕戏》(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但是斯泰因的静态戏剧也吸引了一些标新立异的导演，他们对一些实际上属于抒情类的剧本所具有的戏剧潜力产生了兴趣，这些导演包括作曲家维吉尔·汤普森(Virgil Thompson)、生活剧场的朱利安·贝克(Julian Beck)以及奥比奖(Obie)获得者劳伦斯·康菲尔德(Lawrence Kornfeld)。《发生了什么》曾被改编为“舞蹈戏剧”，1963年在纽约贾德森纪念教堂(Judson Memorial Church)由贾德森诗人剧团(Judson Poet's Theatre)演出。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演出，导演是劳伦斯·康菲尔德，作曲是阿尔·卡米恩(Al Carmines)，舞台设计是拉利·西格尔(Larry Siegel)。苏珊·桑格塔(Susan Sontag)在《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一书中形容这次演出是“最接近”美国“残酷戏剧”的“东西”。

斯泰因的作品(或“戏剧”)中，最明确地表达“现在存在”的直观性和真实性的作品当属她的爱情诗。她在题为《诗歌与语法》(“Poetry and Grammar”)的演讲中，称自己很难将散文与诗歌区分开来，这一点与现代主义的纷乱困惑相吻合。她认为，散文是语句和段落的和谐布局，段落主要由动词、冠词和代词组成，而不是由名词或副词组成。而诗歌恰好与之相反。她说，诗人总是“为名词而痴迷”。这个理念十分传统(“想想荷马，想想乔叟，想想《圣经》”)。诗歌就是命名：首当其冲的是词。对斯泰因而言，诗歌也不是很固定的一种形式，而是通过为爱情命名(如《柔软的纽扣》)来发现爱情，这种发现令人惊叹。在撰写《美国人的形成》并对人的生命与人的世代传承进行比较时，“某件事发生了”，她说。她在《诗歌与语法》中的措辞使我们推断：她已经发现了身在恋爱中的美妙。她发现，事物最终都赏心悦目地呈现在她面前，都可以看得见，突然间她的写作失去了平衡，剩下的唯有激情，对命名的充满诗意的激情，不是为存在已久的名称重新确立新名称(那是俚语)的激情，而是为重新赋予事物一个新名称的激情。像克拉底鲁(Cratylus)[4]一样，她一瞬间魔法般地想出的不是关于思考(如《如何写作》中的思考一般)的词汇，而是事物化的摹写(thinging)词汇，是《柔软的纽扣》中对“物体”、“食物”和“房间”等赏心悦目的事物化摹写：

我开始发现事物的名称，不是发现了名称而是发现了事物，看见的事物和去看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需要为它们命名，不是给它们另起新名字，而是去看看我如何通过它们的名字或通过替换它们的名字知道它们还存在，以及我如何来这样做。它们有自己的名字，我自然会用它们已有的名字来称呼它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已经在开始端详它们，我怀着激情用它们的名字称呼它们，我并不是有意要去写诗，但却写成了诗，写成了《柔软的纽扣》，而且《柔软的纽扣》是很好的诗……

俚语是为了更新事物原来的名称而寻找新的名称，而诗歌是为了给事物和名称都赋予新意而为事物进行命名。曾有学生向斯泰因提出了关于她那著名的玫瑰的重复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斯泰因对于现代诗歌的落后及其彻底改造的可能性问题做出了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为了用“已经陈腐的文学词汇”重新营造“纯粹存在的激情”，斯泰因追随帕特，认为“为了重新赋予名词以活力”，诗人必须“在句子结构中加入某些新奇的东西，某些出人意料的东西”。“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这是一首怪异诗中怪异的一句，在这一句中，斯泰因大获全胜地实现了完美：“英语诗歌中的玫瑰一百年来第一次红了。”同样，《柔软的纽扣》(“软纽扣”的字面意思就代表着激情，因为纽扣就像女性的乳头一样代表了激情的释放与褪去)中的每个首段落诗都是在命名，很难与赏心悦目的事物化摹写以及宁静的家庭生活区分开来，与斯泰因的《人物肖像画》中的一幅有几分相似：

一件内衣。

一种轻盈的白色，一点不光彩，一块墨渍，一种玫瑰色的魅力。(“物体”)

土豆。

在准备奶酪中间，在准备饼干中间，在准备黄油中间，在它中间。(“食物”)

糖任何糖，愤怒愤怒满腔，情郎说教情郎，中央不是四方，一切规章都量过短长。(“房间”)

上述三个段落分别摘选自《柔软的纽扣》中的三个部分，每一段都带着梦幻般的气息，意义的丝缕连缀在一起，织出了一幅家庭生活的画面，三个部分的标题(“物体”、“食物”、“房间”)已经表明了这种家庭气氛：女性的内衣与纵情床笫之欢，烹饪与厨房，激情与情感。最后一部分很容易从比喻意义上与前两部分联系起来。例如将甜蜜和痛苦的爱情与测量匙相提并论暗示了性欲渴望摆脱规则的制约。很容易找出其他含有类似暗指的诗句：衣服与缝纫、吃与喝、轻吻与爱抚。《柔软的纽扣》将英语抒情诗带入了一种宁静琐碎但又充满欢乐、嬉戏、愉悦和关爱的女性日常生活的氛围中。《柔软的纽扣》充满诗意的结尾结束了田园式的情调，为的是在那个女人的客厅中营造出一种新的、陌生的情调：

与这挂念相伴的雨是错误的，绿色是错误的，白色是错误的，与这挂念相伴的有椅子和大量的呼吸。与这挂念相伴的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正义与相似，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造就一棵茁壮的芦笋，和一柱壮观的喷泉。

斯泰因不仅像女人一样而且是作为女人在创作，她就这样重新确立了激情诗。用一种比《柔软的纽扣》远为富有激情、远为清晰的方式，斯泰因有生之年未能出版的《挺起肚子》(1915—1917)以一种从未耳闻的全新语言描述了性爱与床笫之欢：“我曾说过什么来着，我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如同那个英国人一样，只不过我更甜蜜。”她所说的“更甜蜜”是指比“甜蜜的威尔”还要甜蜜，“甜蜜的威尔”的十四行诗在性欲和暴食之间谐以双关，这种方法和斯泰因在其情爱诗歌中的做法同出一辙：“这样挺起肚子。/如此甜蜜。/对我。/说任何东西一个布丁由暴君组成。/龙虾。宝贝如此美好要去宝贝”(《男权诗歌》(“Patriarchal Poetry”)开头长达几页的一整段读起来似乎是在拙劣滑稽地模仿一周的菜单)。可以肯定的是，“挺起肚子”本身是一种可以解读的语言，是两个同居一处亲密共处的女人之间的对话，对话晦涩难懂，省略了很多词汇，意思隐秘而又模棱两可，但这种对话透着愉悦的气息。这是一种充满味道、声音、气味和女人家居生活节奏但又不忘闻听窗外之事(包括那伟大的战争)的语言。斯泰因这里的语言交织着许多令人费解的所指，如“母牛”(“cow”)和“两个暴君”(“two caesars”)。尽管如此，反复阅读这些自我打断的相互参照的重复词汇就会发现这种语言不仅可以解读，而且很迷人。“母牛”指女人的性器官(与法语中相应的脏词双关)，“暴君”指女人的乳房以及两个乳房所能产生的效果：性高潮(“由于妻子有母牛，所以是一个爱情故事”[“as a wife has a cow，a love story”]，出自《一本以“正如一个于妻子有一头牛：一个爱情故事”结尾的书》[“A Book Concluding with As a Wife Has a Cow，A Love Story”，1926])。

如果从自传的角度(有些人称斯泰因为“凯撒”，原因是她外表酷似一个罗马皇帝)来理解这首诗可能会很有吸引力，会发现一个“肥硕”的斯泰因、一个“纤瘦”的爱丽斯以及她们的“福特”(即“宝琳姨”)，或者斯泰因作为丈夫、爱丽斯作为妻子、“犹太夫人”(“我那可爱的犹太人”是斯泰因为爱丽斯起的一个充满柔情的爱称)的婚姻家庭生活。但是，传记一如既往，并没有为这首诗增加多少情爱色彩，只是嫉妒、兴奋地窥视到了两个著名的同性恋女人在一起的愉悦惬意的生活。“挺起肚子”是这首诗的主要角色和唯一情节：“挺起肚子就是指我”，“挺起肚子是……唯一的景致”。两个情人在做爱和享受相互达到高潮的快感时，“挺起肚子”所指的就是这两个情人中的任何一人：“挺起肚子是如此美妙。”——非常传统(想想《歌曲之歌》[“The Song of Songs”]或者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对于斯泰因而言，性和做爱同样能够很好地暗指奇妙复杂的人生，以及对“现在存在”的狂热。

斯泰因的一些男性同行对她作为一个女作家所产生的影响力心怀愤恨。据说，T.S.艾略特曾经说斯泰因的作品。

没有进步，没有吸引力，没有趣味，对人的思想没有好处。但是它的节奏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催眠力量。它有点像萨克斯管。如果这就是未来，那么未来就很可能成为缺乏文化修养的人的未来。但这是我们不应该欢迎的未来。

这里有一个多少带着点霸权文化的“我们”，言外之意还有一个明确按照种族或许还拐弯抹角地按照性别区分出来的“别人”(“萨克斯管”和“缺乏文化修养的人”)。对于艾略特、庞德、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等人而言，20世纪初的诗歌专业化就是要反对流行派女诗人的“绣花诗”和新出现的颇具威胁性的其他传统，呼吁(白人)男性天才全力以赴，且完全以他们为主，甚至“男性天才”这个词听起来都有点多余。

斯泰因1909年前后就以赞赏的态度阅读了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的《性与性格》(Sex and Character)，她本人必须超越自己作为女性以及作为犹太人的身份，才能成为一个天才和真正的文学专业人士。她不是曾经对威廉姆斯医生说过写作实际上不是他的专长这样的话吗？毕竟，斯泰因的收入使她能够像男性(而不是作为男性)那样进行创作，从而使她摆脱了成为消费文化中维布伦式(Veblenian)[5]中产阶级太太的命运。但是，尽管她的作品指责主流文化，并对文学传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但是斯泰因首先想争取的是在他们这些“天才”中占有一席之地。喧闹而又令人费解的《男权诗歌》(写于1927年，但在斯泰因生前未能出版)可以被理解为作者在戏谑地剖析文学传统的文学构建，目的是为了在其中争得一席之位。斯泰因的确获得了成功，年轻诗人对她的作品的崇拜即证明了她所取得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所谓的L=A=N=G=U=A=G=E(语言)派诗人，他们在语言和文学上的尝试是对斯泰因的忠实赞美(参见第八卷)。

考虑到斯泰因的文学创新和打破传统的做派，我们可以最好地理解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独具一格的作品，例如他的诗歌、学术散文以及他的理论思考。伯恩斯坦遣词造句的方法与斯泰因所提倡的“像读者一样被动地理解”方式相似。“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喜欢汤。我自己也这样感觉/有时，用的方式非常/像插头”，他的《建筑中的克莱尔》(“ClaireintheBuilding”，1993)开头这样写道。像艺术一样，语言不是去讲述事物，而是去创造具有意义的事物。伯恩斯坦模仿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戏谑地为其散文集冠名为《我的路——演讲与诗歌》(My Way-Speeches and Poems，1999)，在这部散文集序言的开头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与斯泰因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的困惑颇为一致：“诗歌与散文有什么不同？韵文与随笔有何差别？诗歌可以掺杂随笔的论点吗？或者散文可以加入诗歌的韵律吗？何者为重？您能说得清楚吗？”《我的路》与之前题为《诗学》(A Poetics，1992)的文集一样，囊括了诗歌和散文、理论和评论，以至于传统的文学区分完全失去了意义。分标题《演讲与诗歌》名副其实地将诗歌传统搁浅，唯有诗人的独特匠心才有权力为其正名(“我的路”)。散文《斯泰因的身份》(“Stein's Identity”，1996)一文用斯泰因的手法，确立了伯恩斯坦对斯泰因的认识：她是一个傲慢的叛逆大师。

布鲁斯·安德鲁斯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他是《L=A=N=G=U=A=G=E书》(The L=A=N=G=U=A=G=EBook，1984)的作者之一(与伯恩斯坦合写)。安德鲁斯和伯恩斯坦两位诗人构想出斯泰因式的没有具体所指的“游戏”般的诗歌(或艺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质疑语言的“正确性”，或者如何使用语言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斯泰因对语言的事物化摹写激励着这些诗人去尝试语言的不可能性、诗性的变形和转形。安德鲁斯的《摇晃》(Wobbling，1981)中收入的作品就是诗人大胆探索“语言极限”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是一首冠名诗，诗中一系列的词汇都摆脱了句法和语义的窠臼，自相矛盾地联系在一起，也会让人想起斯泰因的趣谈：读者把眼镜当做放大镜拿在手中，一个一个字地去阅读作品。“逐字阅读，”斯泰因说，“使原先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变成了不起的作品。”安德鲁斯显然也赞成这样的观点。但是，继斯泰因之后，不论作者是否认为自己是L=A=N=G=U=A=G=E派诗人，美国最有趣的语言试验出现在生于德国的罗斯玛丽·沃尔德鲁普(Rosemarie Waldrop)的《美洲语言入门》(A Key into the Language of America，1994)一书中，这本书是在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1643年写的同名作品的基础上创作的，是对美利坚民族语言的一次眩目耀眼的创新。L=A=N=G=U=A=G=E派诗人们自己坚持要使语言物化并坚持进行严格的试验。因此，他们无疑会在现代派诗人米娜·罗伊的《格特鲁德·斯泰因》中热情洋溢地赞扬斯泰因的天才：

词汇

实验室里的

居里

她打破了

凝集在短语中的

万钧观念

去提炼

词汇的射线

斯泰因经常一本正经地以“天才”自居。她写作《人人的自传》(1937)时，认为自己作为20世纪最初10年“真正的”艺术家的自信正与日俱增，“缓慢地，用一种不会令人惊讶的但是缓慢的方式，”她写道，“我知道自己是个天才，这件事情正在发生。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我几乎已经准备好开始说点什么了。”她能够在瞬间实现将生命、艺术、时间和思想作为一个普遍整体清楚明确地表现出来(诺瓦利斯[Novalis])，从这种浪漫的意义上来讲，她的确堪称天才。因此，天才被认为是“昂扬的心绪中的理性”(华兹华斯)，是想象力的最佳天赋，是最彻底、最具有创造性的用独一无二的方式捕捉、质疑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天才会为科学带来崭新的发现，会为艺术创造出独具匠心的作品。斯泰因用来表示“天才”的另一个词是“实体”。如斯泰因在《什么是杰作以及杰作为什么这么少》一文中所解释的，“实体”就是直接听取他人所言的能力，而不是间接听取道听途说之言的能力。

循规蹈矩、约定俗成地使用语言几乎成了自然而然且看来不可回避的趋势，斯泰因的作品却始终不断地对这种语言用法予以抨击。斯泰因在《作为诠释的写作》中指责道：“人人都知道，就因为人人都在说。”但是“不知道”可能也同样“麻烦”。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斯泰因就在用“同时代性”、从“同时代性”出发而且在为“同时代性”而写作，然而“天才”的“非凡性”与“真实性”恰恰在于天才没有“同时代人”。她说过的一句话令人难忘：“新艺术作品的创造者在成为经典之前都曾是离经叛道者。”斯泰因接着说，“对于每个人而言，如果都能有同道者，如果所有同道者又都有自己的同道者，”这对每个人将“更加激动人心和令人欣慰”。但是，创作天才的本质就是要切中要害，阻断时代，使时代为之震惊，这样才能使所有时代的读者真正理解她之所言。我们在《什么是杰作以及杰作为什么这么少》中读到：“我曾经说过，一种事物在被说过之后就走向消亡，这种情形为我所最不能忍受。”斯泰因的所有作品都在不断地验证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诗，这首诗为被视为生命的创作的开端赋予了口头和书面的词汇(“词被说过之后/就已经消亡/有人说。/我说它恰恰刚/在那天/开始存在”)。斯泰(因为摆脱语言约定俗成的意义所进行的最大胆的实践可能当属《仍然盘子》“Yet Dish”)(创作于1913年，作者生前未能发表)一诗。这首诗共49行，由英语、“美语”和意第绪语写成的碎片组成，双关语遍布全诗。其中第一部分如下：

放一个日头在周日，周日。

十一请十环。环。

表亲粗野在粗野在肥皂。

表亲一道在肥皂缝合。肥皂。

表亲粗野在缝合肥皂。

这是远在“解构”一词诞生之前的解构？抑或是一种被确认为已经落伍的理论(且就理论而言，直白地说，L=A=N=G=U=A=G=E派诗歌)？

2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找寻西部方言的人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1951)第25章开篇对20世纪最初20年的评价可谓语出惊人：

这是我们文学界灾难降临之前的20年。这个灾难就是T.S.艾略特《荒原》的问世。我们曾经热情满怀，曾经有一种核心和动力，使我们向着发掘本土状态下的根本动力和一切艺术基本原理的主题前进。在艾略特天才的冲击之下，我们的工作步履蹒跚，一时陷入停滞。他的天才使诗歌重归学院派风尚。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回应他。

威廉姆斯之后在《自传》中更加详细地讨论了这个话题。在他看来，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年轻的美国诗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当属他自己，正在为彻底改造美国艺术和诗歌而狂喜与激动，艾略特《荒原》(1922)的出版在某种程度可以作为这一改造过程的终结。显然，有人追随艾略特的古典、博学和普世的姿态而聚集到了他的麾下，而另一些年轻的美国诗人认为，美国的诗歌与理解美国这个新兴国度根本的本土特色息息相关，却不知道该如何去看待一种“新秩序”的开始。即使是玛丽安娜·穆尔，威廉姆斯认为是她在朝着正确的方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本土主义”或“本国”方向)前进的一位诗人，也不比其他人“幸运”多少。

不论威廉姆斯想表达得多么诙谐，他对《荒原》问世的失望和不满，的确向我们表明了他对美国诗歌处在文学史上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应该如何发展的观点，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赋予自己的重要角色；同时还说明，如果不是艾略特横空出世，成为成功的受人赞扬的诗人，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威廉姆斯的失望和不满还告诉我们：诗歌与诗歌创作、出版与读者也是一个力量与影响的问题：诗人的力量和影响足以塑造本土和全球社会的想象力，使他们对个体和集体身份达成共识。在《自传》的第30章，威廉姆斯又重新回到艾略特中断了一项美国诗歌工程的问题上来，他明确地认为，这项工程必须在美国的具体现实中被恰当地本土化，必须被置于美国具体的现实中。相关段落如下：

接着，《日晷》(The Dial)出人意料地出版了《荒原》，我们所有的快乐都结束了。它像一颗原子弹落下来，摧毁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向未知领域的所有冲锋化为灰烬。

对于我，它尤其像迎面射来的一颗嘲笑的子弹。我立刻感觉到它使我倒退了20年，我深信的确如此。就在我们感觉到正逃向并且接近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实质(它植根于让它结果的本土性之中)之时，艾略特在这关键时刻让我们退回到了教室。我即刻明白，在某些方面我败得很惨。

对于我的世界是否有可能振兴，艾略特置之不理。他是一个成就斐然的大师，在某些方面比我想象的更加技艺精湛，我只能看着他这个愚蠢的家伙将我的世界夺走，拱手送给敌人。

如果他和他的技艺能够留在我们这一边，在缓慢地形成新的艺术形式的进程中为我们所用，我们将会取得多大的成就啊!我正在初步构想的计划需要他。我需要他：他或许会成为我们的谋士，甚至是我们的英雄。由于他的离开，我们前进的脚步一时受到阻挠，那是一个十分糟糕的时刻。直到现在，正如我所预言，我们才开始重新拾起我们的事业，将路线重新开始改变过来。这并不是说艾略特没有为诗歌发展迈出新的步伐做出间接贡献，但是假如他没有对这里直接发起的向西部方言的冲锋置之不理，我们可能会前进得更快。

这是很公平的，我不得不承认这点。但是就这样让一个人出局令我发狂。我永远都不能为之感到释然，不能够从这件事留下的阴影中走出，尽管庞德在摇旗呐喊。《批评标准》(The Criterion)中没有我的位置，也没有我代表的任何东西的位置。没有《批评标准》，我也一样必须继续前行。

这些段落中的一些概念和观点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首先，威廉姆斯挑衅地认为，《荒原》的出版为美国人的想象世界带来了“灾难”；其次，他相信，这样一个“灾难”与艾略特已经抛弃“美国”的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三，威廉姆斯所强调的“本土性”和“西部方言”，也就是美国的寻常风景和美式英语口语，是艾略特在创作《荒原》时所抛弃的东西；第四，威廉姆斯发自内心地钦佩天才诗人艾略特，慨然称赞艾略特是一个一流的而且确实是一个卓越的大师，正因如此，艾略特(在威廉姆斯看来)对美国诗歌的放弃更加令人难以接受。毕竟，诗歌的发展非常需要艾略特在韵律架构方面的艺术，方有助于实现威廉姆斯所说的美国路线。艾略特的“背叛”显然在于，他失去了与美国的工业技术成就的“接触”，威廉姆斯在自己小型杂志《接触》(The Contact)的第三期(1921年春季刊)中列举了这些成就：“美国的铅锤检测、美国的鞋、美国的桥梁、检索系统、机车、出版社、城市建筑、农业工具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毫无疑问，《荒原》的一举成名也激怒了威廉姆斯。不到一年后，威廉姆斯写了一篇致艾略特的关于玛丽安娜·穆尔的文章投稿至《批评标准》，艾略特从未表示过他是否读到过这篇文章。此外，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撰写《自传》的时候，威廉姆斯自己已经得到公正的认可，获得了各种奖项和荣誉学位，成为大学的正式讲师，还是国会图书馆的研究员，而艾略特作为一名美国诗人，在欧洲和美国的地位均无人可比。这一点在《我想写诗》(IWanted to Write a Poem)一书中得到了最为真实的体现，这是一本访谈录，1958年公诸于世。威廉姆斯在书中坦陈，当《普鲁弗洛克》1915年出现在哈里特·门罗的《诗歌》上时，他感到自己所信仰的一切东西都被艾略特“背叛”了：

他在向后看，我是在向前看。他是对传统循规蹈矩的人，有着满腹智慧和学问，而我没有……我感到他已经抛弃了美国，但我拒绝被抛弃，所以我反应强烈。我意识到了自己必须承担的重担，知道他将对其后的所有美国诗人产生影响，使这些人从我的世界里出走。我正在为未来构想一种新的诗歌创作形式。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我的同伴们纷纷聚集到他的麾下，远离了我的理想。这一切迫使我必须成功。

但是，威廉姆斯的《自传》中半嘲讽似的指责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他关于振兴美国艺术和诗歌的设想，艾略特原本应该助一臂之力，却没有参与其中，只是选择了离开美国远赴他乡。当然，艾略特甘愿将自己放逐到伦敦并不是问题所在，尽管这一举动(至少)也具有象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威廉姆斯对《荒原》的评价，他认为这是一首优秀的、诗艺卓绝的美国诗歌，但是未能在根本原则和本土条件方面对美国方言和美国经验的呼唤做出回应。

人们不禁回想起在《诗刊》开创之初，庞德向哈里特·门罗提出的那个著名的问题：

你是要支持美国诗歌还是诗歌？后者更为重要，但重要的是，美国应该推动美国诗歌的发展，前提是美国诗歌并非对艺术视而不见。任何一个民族的荣耀都在于要创造可以向外输出但不能有辱其祖宗荣耀的艺术。

此后不久，威廉姆斯自己也向门罗提出了挑战，后者拒绝录用一些诗稿，又在擅自修改后发表了另一些诗稿，擅自修改诗稿于门罗而言已经习以为常。威廉姆斯质疑门罗的小型杂志在催生美国诗歌“革命”的过程中是否起到了恰当的作用。当时的这些以及类似争论的焦点显然是关于诗歌的两种不同的构想问题，这两种构想互为对立，但并非不可调和。威廉姆斯在《美国性格》(In the American Grain，1925)中关于坡的一篇文章中非常恰当地表现了这两种构想：一方面，“Poetry”(诗歌)中的首字母为大写的“P”时，诗歌是一个亘古永恒的、普遍的乃至超验的概念；另一方面，首字母为小写的“p”时，诗歌是一个随机的、受经验制约的、植根于历史的概念，因此这个概念虽然表面看来自相矛盾，却设想诗歌能够具备真正的独创性和普遍性。在一篇题为《逆境而上：对艺术家的研究》(“Against the Weather：A Study of the Artist”，1939)的重要文章中(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在《散文选集》[Selected Essays，1954]中)，威廉姆斯主张，“本土的普遍性”就是“艺术家的世界”要去设法实现的“官能性”。庞德、艾略特和威廉姆斯以传统的方式对埃德加·爱伦·坡诗歌的评价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此三人在理念上有所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目标。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威廉姆斯和艾略特都在强调坡作为诗人的重要性和影响，其方式迥然不同。庞德似乎并不十分青睐坡，用他在1914年写的《复兴》(“The Renaissance”)一文中的话说，“对坡的崇拜”是“经由马拉美和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引介的舶来品”。而对艾略特而言，坡是他最钦佩和喜爱的诗歌传统的根源所在。用艾略特本人的话说，坡的诗是“诗歌艺术”之“萌芽”，“代表了任何地方(这里加了强调)的诗歌意识之最有趣的发展”，他最为艾略特赞赏的成就出现在保尔·瓦列里(Paul Valéry)的作品中，在《从坡到瓦列里》(From Poe to Valéry，1948)一书中，艾略特对坡的去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相反，对于威廉姆斯而言，坡是“由他所生长的土地和所处的时代造就的一个天才”，是准确代表了威廉姆斯所深刻体会到的“新的本土性”和“适地的天才”(威廉姆斯在这里使用了强调)的美国诗人的典范。威廉姆斯的《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一文就像是在大西洋的彼岸对马拉美关于这个美国人的《埃德加·坡之墓》(“Le tombeau d'Edgar Poe”)的翻版。在威廉姆斯看来，坡也是一位卓尔不群的诗人，其在文学方面的别具一格直接体现在他是一个开始的诗人，因为他像马拉美笔下从星星上降落人间的“天使”一般，“重新回归大地”，用他“奇特的声音”代言了“部族”的纯洁，使真理植根于“土壤”——用威廉姆斯的自己话说，根植于“时代”和“本土性”——之上。“本土性”(这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词，结尾的《致天堂里的人》[“To One in the Paradise”]总结坡在诗歌方面的卓越成就的部分除外)或“本土的”在威廉姆斯这篇短短的散文中一共反复出现了至少15次，这还不包括所使用的与此相关的一些短语，如“地方”、“土地”、“本族的精神”、“时代”、“开始”、“重新开始”，等等。威廉姆斯认为，坡的诗歌理论和实践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美国诗歌的新颖和独到之处必须源自于美国的本土性。从根本上说，这就意味着，要以一种“根本的”方式运用公认的旧的语言去表达出新的“灵魂”。不足为奇，威廉姆斯在这里将坡的诗歌节奏与像图形一般的词汇与格特鲁德·斯泰因对语言游戏般的探索进行了对比(1930年，威廉姆斯写了《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作品》一文，见解深刻，发表在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主办的小型杂志《帕加尼》的第一期上)。同样不足为奇，威廉姆斯像坡本人一样，非常谨慎地将“本土性”与“文学的民族性”区别开来。这让我们再次想起庞德1912年写给门罗的信(可以向外输出但不能有辱其祖宗荣耀的艺术)。威廉姆斯在《春天及一切》(1923)中想表达的是，坡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准确地说，甚至是一个不可避免地扎根于其所处时代的美国人”。

另一方面，《荒原》是一首气韵坚定、学识渊博、格律讲究而且别具一格的诗歌，但在威廉姆斯的心目中，就新颖角度而言，这显然是一首没有出处(placeless)的诗歌，它是学术界和学生的食粮，而不是推动“美国”诗歌振兴的“根本动力”。换言之，在威廉姆斯看来，《荒原》明显脱离了美国的本土风格，即“西部方言”，却“遵从着课堂英语的精华”(威廉姆斯后来在谈话中如是说)，因此，它并没有朝着“一种新的(美国)艺术形式的实质”迈出坚定的步伐。如果威廉姆斯选择援引爱默生的观点，他可能会说《荒原》里充满了匠气，只不过是在向欧洲诗人献媚。或者，如果他想换一种方式重述惠特曼的话，他可能会说，《荒原》尽管气势磅礴，却只能说明艾略特没有听见美国在歌唱。

1922年，当《荒原》首次出现在《日晷》上的时候，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已经出版了三卷薄薄的诗集——当然是自费(1909年出版的《诗选》，但后来被威廉姆斯弃之一隅；1913年出版的《性情》[The Tempers]；以及1917年出版的《致需要者》[Al Que Quiere!])。同时，他的许多诗歌都为一些有影响的先锋派杂志所接受，如《唯我主义者》、《诗刊》、《诗歌评论》(Poetry Review)、《小评论》以及《其他》。为了解在威廉姆斯看来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和《荒原》究竟中断甚至威胁到了什么东西(不论威廉姆斯的想法有多么偏激)，我们可能需要看看他早期写的一首诗，按照威廉姆斯自己的观点，这首诗在他成长为诗人的过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流浪者：一种罗可可式的研究》(The Wanderer：ARococo Study)首次于1914年在《唯我主义者》上发表，其后略经修改，收录在《致需要者》(1917)中。威廉姆斯在《自传》中称，这首诗可能为他后来很重要的一项诗歌成就激发了灵感，奠定了其模式和基调——那就是五卷本的《帕特森》(Paterson，1946，1948，1949，1951，1958)。

《流浪者》是威廉姆斯成长为诗人的一首诗，他在诗中找到了或者毋宁说是“创造”了自己的位置。作为开笔之作，这首诗扮演了多重身份，包括诗人、诗、诗歌(总称)、诗兴以及期待着《帕特森》的整个民族——说起来，《帕特森》可算是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诗。自然环境、城市、社会矛盾、人、现代生活的喜与悲，为了一种因其最大程度上体现和着眼于本土性和地方性而被赋予普遍性的新型诗歌的诞生，诗人必须抓住和重新塑造这一切事物。尽管有着些许变化，这首诗的诗兴即灵感还是源自传统的缪斯，“她”是诗中女性化的“诗心”，还未出现就已经为人所期待，“她”也是诗人“清澈”的诗心，如威廉姆斯在同一时期的一首诗中所说，是“我们当中的女人/促使我去创作”(《转折》[“Transitional”，1914])。诗中的女人即是流浪者，她被塑造成一个非凡的人，人们惊喜地发现她是红颜永驻的情人和母亲，是叛逆者和教导者，是领路人和先知，是给予激励和慰藉的人，也是“妓女”和“有权的人”。与(威廉姆斯所解读的)艾略特的诗歌相反，威廉姆斯的诗歌旨在“观照”“现代”。

因此，早在1914年，《流浪者》已经为威廉姆斯未来的诗歌建立起了坐标：诗歌的女性原则，既是处女又是妓女的女人；惠特曼式的对美国现实和神话的捕捉，如威廉姆斯仪式化地浸入其中的“污秽”的巴赛克河，正是这条河赋予了威廉姆斯对身份的认知(“因而我懂得了一切——它变成了我”)；诗人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敏锐的、几近“冷峻”的认识，以及对资本剥削带来的人性丧失和劳动者的挣扎的黯然承认(排队领救济品的队伍中罢工者奇形怪状的“松弛下垂的乳房和突起的肚子”)，受个人意愿和政治推动的诗歌创作。《流浪者》出版前一年，即1913年，作为新泽西州卢瑟福特(Rutherford)的产科、儿科和全科医生的威廉姆斯医生，毫无疑问，在实践中也已经认识到了帕特森附近丝绸工人罢工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这只是10年来震惊美国的许多工人罢工中的一次(“因为有医师徽章，”威廉斯在《自传》中坦承，“使我得以追随这些穷苦的、被抛弃的尸体进入到(自己和人民的口头语言的)漩涡和洞穴之中”)。此外，诗中的女人也是威廉姆斯的祖母——艾米莉·狄金森·威尔考姆(Emily Dickinson Wellcome)，她至少两次出现在《帕特森》中。对于她在这个条件艰苦但又充满前途的国家里令人钦佩的自我行事风格，威廉姆斯在其他作品中也进行了描写(《致一小块土地》[Dedication for a Plot of Ground，1917]；《我的英国祖母的最后之言》[The Last Words of My English Grandmother]，1924，1939)，作为威廉斯诗人职业的一种吉兆，她响亮的名字一定大大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

《流浪者》就此成为威廉姆斯诗歌创作思想的一个典范，那就是他认为自己必须从诗歌工程的角度，以自己原生态的双耳去倾听美国的现代生活。这一切都发生在《普鲁弗洛克》和《荒原》干扰和打断威廉姆斯之前，发生在艾略特的一举成名粉碎了威廉姆斯领军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期望之前。而威廉姆斯的挚友埃兹拉·庞德的鼎力相助更促成了艾略特的成功。威廉姆斯其实不必忧虑。一方面，从诗歌的形式和技艺甚或题材而言，艾略特和威廉姆斯(或庞德)并没有在打算或者事实上设法成就截然不同的事业。他们都有意为现代社会和机器时代彻底改造诗歌，即使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明白，(就像哈特·克莱恩所说的)第一步应该做的是“使机器适应新的环境”，或者甚至就像威廉姆斯一样，把诗歌看做是“由词语构成的机器”。另一方面，即使艾略特在当时和随后的几十年中确实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尽管早在1932年威廉姆斯就在写给凯·博伊尔[Kay Boyle]的信中满怀希望地宣布：“艾略特终于且确已死去——连同他麾下的追随者。”)60年代及其之后，威廉姆斯终于获得了充分的认可，他被认为是最新颖独特、作品丰富和多才多艺的现代主义诗人，轻而易举地成了一大批著名诗人的灵感或各自“圈子”的源泉，这些诗人包括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路易斯·祖科夫斯基(Louis Zukofsky)、罗伯特·克里莱(Robert Creeley)、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丹尼斯·莱弗托夫(Denise Levertov)、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乔治·奥本(George Oppen)、迈克尔·帕默尔(Michael Palmer)以及离我们更近的L=A=N=G=U=A=G=E(语言)派诗人。但是，很久以前，后来使《流浪者》成形的开头的意象塑造在哈特·克莱恩的《桥》当中也可以听到：将妇女变成古老的诗歌原则的黎明中的妇女，归入这种原则的飞鸟，象征着想象力的交叉、衔接和投入的鸟的飞翔。后来，克莱恩1932年的投海自杀(威廉姆斯认为，这是诗人对自己创造力感到绝望而选择的自我毁灭行为)可能也会在威廉姆斯创作《帕特森》第一卷时萦绕在他的脑际。山姆·派屈(Sam Patch)纵身跳入深渊仿佛是为了响应瀑布奔腾咆哮的呼唤，也是向蒂姆·克莱恩(Tim Crane)建造的横跨峡谷之上的单薄简陋的大桥的挑战，莎拉·卡明斯(Sarah Cummings)夫人令人毛骨悚然地跳下，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戏剧化地体现了威廉姆斯对诗歌的看法——诗歌应该适当地听取本土的语言。

克莱恩和威廉姆斯从未真正聚首交换关于诗歌和诗学的见解，克莱恩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威廉姆斯从未动过这样做的念头。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期受到高度赞扬的年轻诗人，克莱恩显然对威廉姆斯构成了威胁。十分奇怪(或重要)的是，威廉姆斯后来坦陈他记不清楚自己曾经遇到过克莱恩，尽管他们之间有过“大约一年左右活跃的通信往来”。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克莱恩的诗歌和技艺所带来的一些创造性的收获令威廉姆斯感到不安。他辨别不清克莱恩的诗歌是否把握住了“西部方言”的活力和明晰性(“如果[克莱恩]所写的东西关乎设计或思想、或感情——或除了虚情假意和多愁善感之外的任何事物——那么我就被打败了，没有人会比我更乐意于承认这一点。”威廉姆斯在1928年写给庞德的信中说)。但是，克莱恩非常欣赏威廉姆斯的作品。有时候他会抱怨这位前辈诗人“不断的试验”显然只是为了试验而试验。但是，他发现威廉姆斯关于美国文化和艺术的理解，特别是《美国性格》(1925)中阐述的理解，与他自己意气相通——正如克莱恩在1926年11月21日写给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的信中明确所言——或许对于克莱恩自己在《桥》中关于“美国”的想象的完整性而言，两人未免太意气相通了：

威廉姆斯的《美国性格》是令我引以为荣的一项成就。它是一部极其重要和真诚的著作。我对它满怀兴趣——你知道，对于这样一部与我的主题相近的作品，我一直拖到感觉自己的前路已经畅顺无阻、不可能在阅读时产生困惑的时候，才开始品读这部作品。我饶有兴味地发现，正如我在《隧道》一节中对他的象征化，威廉姆斯将坡和他的“性格”摆在了相同的位置。(文中强调为克莱恩所加)

的确，两位诗人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也就是说，对于艾略特有关美国文化的观点以及他在美国诗歌发展中所扮演的富有争议的角色，威廉姆斯和克莱恩都有所保留。

威廉姆斯一心要做一个与艾略特不一样的美国诗人，他20年代的作品展现了这种痛苦的执拗，这一时期的一些散文诗尤为清晰地表现了这种痛苦。准确地说，《地狱中的科拉：即兴而作》(Kora in Hell：Improvisations，1920)本身是一次即兴“创新”的实践，威廉姆斯在《序言》中如是说。(他在《序言》中还用挑衅的口吻提到了庞德和艾略特，说他们俩“对其大师的内涵都感到很满意”。)因此，即兴创新是一种模式，旨在与确立经年的欧洲传统和规范决裂，而不是坚持艾略特的“精致的”“翻新”和“重复”，从而为一种真正的美国形式和措辞方式开辟一片理想的天地。当然，《地狱中的科拉》中也体现出一种新意：威廉姆斯大胆地处理了到当时为止诗歌中通常不选用的题材(惠特曼除外)。

此外，《地狱中的科拉》的真正新意并不全在于威廉姆斯采用了通俗题材并使用了口语甚至俗语和有趣的影射(“当恶婆婆们挖蛤蜊的肥硕的大腿时……”)而是因为文中奇特的诗歌之美和散文般的韵律，特别是这种即兴创作的虚构作品本身成为文本的架构。这部书刚刚出版之时，玛丽安娜·穆尔在《接触》(1921)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威廉姆斯在“浓缩度、色度、速度、准确度”方面的技艺和他“天生的匠心”解释了他为何具有“从不同的事物中发现其共同之处的能力”。威廉姆斯的一些作品用极其诗意的并且往往几近超现实主义的方式记录了想象力与思想之间无拘无束的关联，另一些冗长的、常常是东拉西扯却令人深思的、旨在“解释”前者的作品显然可以与前者相媲美。但是，威廉姆斯在《序言》中所指的“解释”“或多或少是一种模糊的评注”。就其说教性而言，这种“解释”同样接近于超现实主义，无非就是为零碎的、任意的以及不得要领的诗歌试验平添了一份惊奇而已。这样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即兴诗”(抒情诗？)和“评论”(批评散文？)之间有何区别？这个问题直接指向《春天及一切》(1923)中所采用的更加明显的技巧。20年代主要在小杂志上发表的其他一些作品——其中最有趣的一部当属1928年发表于庞德主办的《流放》(The Exile)杂志上的《冬天的临近》(The Descent of Winter)——特别是《帕特森》中更加复杂、更为多样化的姿态也已经出现在《地狱中的科拉》中。事实上，《地狱中的科拉》中的评论可以很容易被修改并与不同的即兴诗配对，而不会改变作品的诗歌效果。下面是一首即兴诗：

这样一个年老的罪人懂得边缘被照亮的云朵。春天的日子都不同于十月的日子。斯特林伯格有着白天鹅般的眼睛!那么就把我的床铺和你的一同整理，明天？……明天……医院。

以下是一段评论，完全可以看成是“属于”上面引用的即兴诗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不属于，因为这段评论并非与上面的即兴诗连在一起，且因为这段评论也不能算“属于”与它相连的部分：

贪婪的人，习惯性地将他们的不信任投向肉，他们长着和老鹰一般强大的人的眼睛。

《地狱中的科拉》中有一些讽刺，就连具有良好幽默感的威廉姆斯自己也定会为之发笑。正如庞德(“美国诗歌前所未有的最佳敌人”)所暗示的，这个标题本身就让威廉姆斯为世人所认可，使威廉姆斯和他的两位更加博学的同行一样，成为既适合于学术界也适合于教室里的讨论主题。此外，作品中引用了科瑞(珀尔塞福涅)被强奸的神话：她被哈德斯(Hades)诱拐走，被她极为伤心的母亲、丰收女神得墨忒尔(Demeter)拯救出了一半，但一年中仍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被迫生活在冥界。这个传说使威廉姆斯这个自命为完全美国式的诗人能够成为俄耳甫斯式(Orpheus)的人物，纵身跃入无底无形的美国诗歌现实之中，到头来所看到的只有纯正美国诗歌的失落。而且，最后一点，正如《序言》中再现的庞德在一封愉快的信中提醒他的，与庞德和艾略特不同，这位自命为完全美国式的诗人，其实只是第二代美国人，生于新泽西州的卢瑟福特，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裔波多黎各人。威廉姆斯的“即兴诗”最初在玛格丽特·安德森的《小评论》上发表时，庞德读过其中一些，他认为，如果称这些即兴诗是关于美国的诗，威廉姆斯最好就他自己在设法表现什么“给出一些提示”。在庞德看来，威廉姆斯的问题在于他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还说美国？”庞德嚷叫着，“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外国人对这个国家能了解个鬼？你爸也只是跨过了国界，而你连上达比(Upper Darby)以西或者芒昌克(Maunchunk)的之字形坡路都没有去过。”但是我们仍可以说，从早期的作品，特别是《美国性格》，到《帕特森》，威廉姆斯的作品所持的文化立场恰恰逐渐对“完全美国式”这个一元化的概念提出了大胆的质疑。

在威廉姆斯接下来的一部作品即《酸葡萄》(Sour Grapes，1921)中，诗人在自觉探寻美国抒情诗方面的进步十分显著，这个时期已经不再是威廉姆斯的“济慈时期”了。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在从父亲那里看到了帕尔格雷夫出版的《英诗金库》，发现了英语浪漫主义诗歌以后，他所写的不过是些“糟糕的济慈式作品”而已，而现在诗集中弥漫着一种忧郁的气息，再称之为“济慈式”也未尝不可。时间、时间不可抗拒的流逝、对早期和开端的怀旧之情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题：季节、年月、昼夜、自然与地理、花草与树木，甚至本质上最为浪漫的夜莺(最终发现这夜莺原来是诗人的鞋子，这一点颇具喜剧效果)都被召唤到一起，将诗人塑造成“已故的歌唱家”。在《酸葡萄》中，诗人间接地塑造了自我形象，其隐晦的构思正是诗性自我与崇高的浪漫对立。但尽管诗歌的语境显然不同于医生日常行医中亲身接触(往往还是要亲身接触：“警官夫人/圆润完美的大腿/依然完美，尽管已生过许多孩子”)的语境，两者的模式和冒险性、声音和节奏都无疑是现代主义的，在下面这首雪莱式的《一月》(“January”)中也同样折射出这一点：

再一次我回复三重唱的风

它正在我的窗外

发出嘲弄的半音阶五重唱：

歌唱得更响亮些吧。

你不会得逞的。你越是

猛击我，让我跟随你，

我越是执著于

自己的诗句。

而风，如同以往，

完美地拨弄出它

嘲弄的乐声。

这本诗集接近中间部分出现了一篇长达一页半的散文，题为《美食》(“The Delicacies”)，突兀地打断了按抒情诗安排的序列。威廉姆斯在《我想写诗》中对《酸葡萄》进行了评价，他说：“出于某种原因，我在诗集中加入了一篇题为《美食》的短文，这是对一次晚会上精美食品的印象。食品的意象一个个堆积在脑海中，形成了一种韵律散文的印象。”紧接着诗人对插入《美食》的困惑之后，对于四首有关花的诗，他明白晓畅地指出“理智”不是很好的解读方法，“直接观察”才是。正如威廉姆斯所言，《美食》以韵律散文的形式，将晚会上琳琅满目的食品的意象一个个堆积起来，成功地形成了一种印象。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示了中产阶级会客厅社交生活的滑稽和奢侈(“制作成花形的冰激凌和家用品：因为我不抽烟而为我准备的烟斗，为你准备的娃娃”)，而关于外面世界里社会需求的暗示又不动声色而巧妙地使诗中所表现的这一切相形见绌(“……是正在跳舞的市长夫人给她讲了东卢瑟福特的日间托儿所，跨过铁轨就是东卢瑟福特，一条铁路把我们和它分开了……”)。但是，尽管“韵律散文”在结构上回归《地狱中的科拉》，但是它的插入却预示着威廉姆斯这一时期更大试验的到来：《春天及一切》(1923)。这部作品据称是“点缀着‘令人困扰的’散文的诗歌”，如同《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1923)一样，显然是着意让人困扰。《伟大的美国小说》是对人们谈论已久的传统创作理念的模仿式嘲讽(用威廉姆斯自己的话说是“滑稽的模仿”)，非常聪明地以美国现代技术为背景。在《自传》中，威廉姆斯将《伟大的美国小说》描写成“对一种小说形式的讽刺，按照这种小说形式，一辆小型(女式)福特卡车几乎会爱上一辆马克大卡车”。《春天及一切》和《伟大的美国小说》同年在巴黎出版，版面昂贵，印数有限，但是两部作品的销量都不多，也没有立即产生多大的影响。

《春天及一切》是威廉姆斯模仿式嘲讽风格的最佳代表作，其表现形式(威廉姆斯的一些最为明白易懂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诗作在结构上都断断续续地点缀着半深思、半批评式的充满激情的散文)给人留下的感觉是诗人满桌零落的笔记和散页诗歌被突如其来的一阵穿堂风吹落在地的情形，房间里的另一个人，可能是个不识字的女清洁工，动手把这些纸又放回到了桌上，但是恰巧落入垃圾桶的纸页就这样被丢弃了。无从知道遗失了多少诗歌，但显然许多散文段落都缺失了。最终的成果只是一堆散乱的诗歌，尽管从一到二十七进行了精心编号，还有一系列大段的散文，其中一些散文标有章节数目，但是一会儿用的罗马数字，一会儿又是阿拉伯数字，全都七颠八倒，有一章的标题竟然很滑稽地被上下颠倒了。这一切都说明毁灭是创造的源泉，表明威廉姆斯对欧洲先锋派艺术最近在美国遭受争议的格外关注。威廉姆斯也在《接触》上发表了有关这些先锋派艺术的文章，其包括1913年的军械库展览(纽约新艺术国际画廊展)，展览期间和1915年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造访纽约；马赛尔·杜尚和他的《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ase)之丑闻以及现成艺术品，达达主义的影响；试验派刊物《291号》(1915—1916)的出现，这本刊物是受到纪尧姆·阿波里奈尔《巴黎的夜晚》(Les soirées de Paris，1912—1914)的启发而创办的(《291号》第一期载有阿波里奈尔的表意文字作品《航行》[“Voyage”])。

《春天及一切》的创作采用了反传统的散文形式，文中意义不甚连贯，有时还会无所顾忌地出现暴力内容，这可能是威廉姆斯对他在《加卡塔瓜》(“Jacataqua”)(收录在《美国性格》中)中所述的“美国人所热衷”的暴力的模仿式嘲讽，但是《春天及一切》在生活和文学、主要是威廉姆斯一生所珍爱的文学方面产生了意义：对坚持唤回艾略特鬼魂的习俗与文学传统时而认真的关切(《开端》[“The Beginning”]对《剽窃的传统派》[“The Traditionalist of Plagiarism”]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想象力是最具有摧毁力的事物，史蒂文斯也曾用一种近乎嘲讽的口吻如是说；为彻底地摒弃(过去)和新世界成为洁净的源泉而感到狂喜，春天正是对这一点最好的隐喻；对当代知识界问题和矛盾的朦胧暗指(如《唯我主义者》上刊登的《朵拉·马斯登的哲学代数》[“Dora Marsden's philosophical algebra”])，对20世纪初(诗人)一味追求印刷版面样式的戏谑(近年来新出现的广告艺术为这种样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确界限甚至诗歌与非诗歌之间或者抒情诗与评论之间的区分提出了质疑，对理性十足、精心构思、颇具说服力的关于生活和诗歌的文章进行了模仿式讽刺，揭开了当代文学批评即“拐弯抹角的莎士比亚评论”的神秘面纱。诗中偶尔会出现一句尖刻的格言，如下面这句有关诗歌形式完整性的话：“散文与某种情感事实有关，而诗歌则是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这种情感动态化”。诗中还会出现诗人自己关于诗歌概念和诗歌价值的相当郑重的声明：“我贬低价值的意义在于：逃离粗制滥造的象征主义，彻底消除牵强附会的联想、繁复的流于形式的用来区分‘现实’与作品的形式(如节奏)，韵律只是韵律而不是作品的实质或其中某个词语，等等。”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春天及一切》中最有意义的部分由一系列令人惊喜和耳目一新的抒情诗组成，它们完全源自于诗人对创作的本质的思考，其中最常被选编入各种诗集的(但并不一定是最有成就的)当属《春天及一切》(“在通往传染病医院的路边……”)和《红色手推车》(如此依赖……)。《春天及一切》是题献给威廉姆斯的朋友、画家查尔斯·德穆思(Charles Demuth)的。威廉姆斯在与庞德和H.D.(希尔达·杜利特尔)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时结识了德穆思，在很大程度上，德穆思是将美国人引入欧洲20世纪早期的先锋派艺术的功臣。《春天及一切》突出了威廉姆斯一生与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之间的相互影响。许多画家都找到了将画入文的办法，包括马森·哈特利(Marsden Hartley)，这位美国画家对“普通事物”目光敏锐，是威廉姆斯的又一位朋友。《春天及一切》将散文与诗歌并存于其中，如果要强调其某个特点的话，毫无疑问，应该是绘画特征、色彩以及事物的鲜明轮廓(用布莱克反对乔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的话说就是“正确且明确的轮廓”)。偶尔，一些诗歌是以医院日常工作的污秽不堪为背景，表达了对这种工作的体恤与同情，这时事物的视觉形象强烈，令人毛骨悚然，如在第九首诗中，约翰·马林(John Marin)扮演雷诺兹，与威廉姆斯扮演的布莱克相对。诗的开头写道：“约翰·马林：摩天大楼般的汤——”，接下来是“床，床，床/电梯/水果/床头柜/要诊断的乳房，白的青的——/要握在手里，去喷挤//这不是洋葱汤……”如果说这些抒情诗中的大多数似乎都接近于述画诗(ekphrasis)，而且可以被当做描述绘画的作品来解读，那么有些诗则甚至追求绘画本身的条件，之后被冠以绘画作品的题目：《花瓶》(“The Potof Flower”，Ⅱ)或《构成》(“Composition”，Ⅻ)。《构成》描写了一个“红色的纸盒”，一会儿是针线盒，一会儿是装满零碎东西的工具箱。这首诗很可能会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它是《春天及一切》这个整体创作的完美代表——一个可以携带、可以使用的整体，除了构成它的那些有趣的小玩意儿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像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玛丽安娜·穆尔的作品一样，威廉姆斯对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爱因斯坦的新物理学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他对先锋派艺术的关注。(威廉姆斯1955年写给约翰·C.瑟沃尔[John C.Thirlwall]的信中说：“似乎可以推定：在诗歌创作中，像移位这样一项看来微不足道的活动就可以说明爱因斯坦所发现的我们对物理物质测量的相对性、这种说法很极端，但这是事实。”)威廉姆斯的作品同样如此。他的诗歌中关于形式和主题的试验也与早期的科学训练和不断的科学实践相关，他自己的诗歌从美国物质世界的矛盾肌理和快速节奏中汲取营养，这也给了他不少愉悦。《春天及一切》中的一些诗歌本身即是艺术、技术乃至金融与理想化的自然与神话的快速流动的组合。例如，第八首诗将“阳光”、“歌曲”和“光亮的地板”与“50镑的压力”、“六月的龙头”、“珀尔塞福涅的奶牛牧场”结合在一起，这样做的原因显然无非是在为了让人想起约翰·皮尔蓬·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这位美国金融家是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的最佳代表，是公司式美国的奠基人之一，是汽车工业的支持者，是委罗内塞(Veronese)或鲁本斯等老一辈大师作品的收藏者。(这首诗似乎在暗示，对于年轻的美国艺术家来说，他可能比不上文学、艺术的赞助者米西纳斯。)小约翰·皮尔蓬·摩根，约翰·皮尔蓬·摩根的“儿子”(“儿子”一词的英文“son”与“阳光”巧妙双关)，继承了父亲在市场投资方面的工作，这一现实显然令威廉姆斯感到不安，但是他又无法不去考虑这一点(“不可能/去说，不可能/去低估——”)。以下就是威廉姆斯这首充满活力的诗的中心一节：

约翰·皮尔蓬·摩根

从钢铁岩石中

跃出

在开创者中

他享有

非凡的特权

解决了

回旋滑轮的核心问题

用一幅委罗内斯

或许是鲁本斯的画

斩断了

戈尔迪之结

他的小汽车可能

是今天市场上

最好的——

到20世纪20年代末，威廉姆斯很显然已经在重新考虑他各类文体杂陈所产生的效果了，而且倾向于将诗歌与散文区分开来。例如，《春天及一切》在威廉姆斯有生之年没有按照原来的形式进行重印，尽管这些当时已经加了题目的抒情诗均被收录在威廉姆斯后来所有的诗歌选集之中。1970年，开拓出版社(Frontier Press)重印了《春天及一切》。同年，《春天及一切》被韦伯斯特·司各特(Webster Schott)编辑的《散文》(Pros)收录在其题为《想象》(Imagination，1970)的卷目之中，后来在1986年，作为一本视诗歌概念本身为核心问题的诗集，它又被适得其所地收录在了沃尔顿·里兹(Walton Litz)和克里斯托夫·麦克格万(Christopher MacGowan)编辑的《诗选》(The Collected Poems)的第一卷中。《诗选，1921—1931》(Colleted Poems，1921—1931)由路易斯·科夫斯基1934年在客观主义者出版社(Objectivist Press)出版，沃莱斯·史蒂文斯为其写了序言，这是继1921年《酸葡萄》问世以后令人盼望已久的第一本威廉姆斯的诗集。一些未被收录的散文(威廉姆斯曾经说，这些散文堪称“韵律学”实验室)以及从《冬天的临近》(The Desent of Winter)中摘出的《日记形式的笔记》(“Notes in Diary Form”)则被选入威廉姆斯的《散文选集》(Selected Essays，1954)之中。威廉姆斯最后在散文和夹杂抒情诗的即兴创作方面的尝试是《楔子》(The Wedge)。但是，在路易斯·科夫斯基的专业帮助下，《楔子》出版(1944年，很漂亮的卡明顿出版社版本)时只剩下了抒情诗，所有散文都被缩减得只剩下“作者简介”。威廉姆斯为《楔子》写的序言改编自他1943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高峰时期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发表的一篇讲话，这是一篇散文，与史蒂文斯《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1942年，同样由卡明顿出版社出版)的尾声相呼应：诗歌不是战争中的消遣。两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诗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诗歌是另一种战争，是一场不会结束的战争。

《楔子》的创作开始于30年代晚期，与威廉姆斯对《帕特森》的构思发生在同一时期，《楔子》中所包括的诗歌和40年代早期发表的许多短篇抒情诗一道，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威廉姆斯的“帕特森计划”的一部分。威廉姆斯自始至终都在出版小说、短篇小说、戏剧和评论散文。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为了在美国本土捕捉他周围的整个世界。但他很快意识到，只有拥有了诗歌(用他的话说是“诗”)在深刻性方面的点滴进步，他才能实现这个伟大目标。题为《致诗歌帕特森》(“For the Poem Paterson”)的组曲收录在《破碎的跨度》(The Broken Span，1941)中，很明显是《帕特森》的渊源。(开篇便是那句著名的格言：“男人就像一座城市，而女人就像一朵花——他们在相恋。两个女人。三个女人。无数的女人，每个女人都像一朵花。但只有一个男人——像一座城市。”)仔细浏览这些组曲，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帕特森计划最初是一项关于抒情诗及其试验的计划，不仅是威廉姆斯孜孜不倦地“改变阵线”的尝试，更主要的是为了在20世纪的美国听到原生态抒情的呐喊以及他对“陈腐形式”的“挖掘”“到底”(“挖掘”、“陈腐形式”和“到底”都是威廉姆斯自己在《与天气抗争》[“Against the Weather”]中所用的词)。帕特森这座城市起初只是男诗人的一个面具，他的第一个化身就是在威廉姆斯的第一卷《帕特森》诗(1927年发表在《日晷》上，并且同年荣获日晷奖)中受到轻微嘲讽的“伟大的哲学家”。

但是，即使在那时，也不容易区分清楚男人和城市：在后来成为《帕特森》第一卷之组成部分的一段中，城市是帕特森先生“坐着和站着的思想”。《致诗歌帕特森》中的15首组曲更是明确地写道，城市就是这个男诗人；女人，如《流浪者》中的女人，一个代表了许多女人的女人，都像花一样，所有这些女人构成了这个异性恋男诗人天才的诗歌；接下来的15首抒情诗似乎企图要发出最早的、最根本的诗歌的呐喊。下面是《2.枯叶中的麻雀》(2.Sparrows among Dry Leaves)的第一个也是比较轻松活泼的版本(第二个版本出现在后来的《楔子》中，诗歌形式要严格得多)：

很难看到

铁栅栏边的

麻雀

因为枯叶

几乎

挡住了它们——

嬉戏

与啁啾

搅动了枯叶

叽叽喳喳地

寻找

和

为了消化

啄着尖尖的

砾石

而爱是

朦胧和贪得无厌的

胃口

但是，在威廉姆斯的计划中，帕特森——作为城市、男人和诗歌——很快变成了一个主题和形式的混合复杂体，这种形式构成了诗人想要倾听和代言的“新的本土性”(《战斗》[“The Fight”]是威廉姆斯1941年写给贺拉斯·格里高利(Horace Gregory)的三首诗中的一首，这首诗结尾时用了“被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偷听到了”这样一句短语)。同时，这种“新的本土性”也在吸收令威廉姆斯医生——在政治上一直很敏感，且具有左倾倾向——忧虑和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大萧条、斯科茨伯勒审判(Scottsboro Trial)、西班牙内战、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对像新泽西州帕特森这样的木材小镇的影响，以及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关于唯美主义/国际主义和介入艺术(art engagé)/民族主义之间明显冲突的旷日持久的辩论。威廉姆斯无法容忍作为宣传手段的艺术，但他一直认为艺术作品应该忠实于“哺育”艺术的“地方”(正如他在1938年发表于《新共和》上的关于莫瑞尔·鲁凯赛[Muriel Rukeyser]的诗歌和渥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的照片的评论中所言)。威廉姆斯后来一直在创作当代美国诗歌中最有韵味和最辉煌的抒情诗，直到1963年去世。他的最后一部诗集《来自布鲁盖尔的画面及其他诗歌》(Pictures from Brueghel and Other Poems，1962)广受赞誉，是他创作的巅峰，这部诗集在他1963年去世后几个月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这部诗集中有一组轻快的诗以戏谑的口吻暗示了威廉姆斯一生在韵律学和诗文休止方面的试验，这组诗的题目是《美国成语和可变音步的一些简单韵律》(“Some Simple Measures in the American Idiom and the Variable Foot”)。第四首诗《蓝色的松鸦》(“The Blue Jay”)中的第四行和第五行之间的跨行轻松活泼，是对玛丽安娜·穆尔大胆的诗歌杂技的嘲讽，诗文如下：

它蜷伏着

不久它的起飞

就被

电影摄影机

般的

思想的翅膀的动作捕捉

思想的翅膀刚要展开一种

闪耀一种

蓝色的诅咒

一种对你的记忆

我的朋友冲我尖叫

——为艺术服务

一如既往

同时，一切令人激动和别具一格的形式、风格、文体甚至主题的混杂，用庞德在《诗章》中的方法在《帕特森》中保留了下来。但是，《帕特森》比《诗章》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能让读者感觉到，这是继克莱恩的《桥》之后(威廉姆斯毫无疑问会对这种相提并论强烈不满)，描写现代(或美国)意识的最新史诗。另一方面，像《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一样，《帕特森》也将成为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威廉姆斯原本打算写一本四卷本的诗集，实际上他在从1946年到1951年的五年间写完了这四本诗，每一本的题目都不相同(《对巨人的描写》[The Delineaments of the Giants]、《公园的星期天》[Sunday in the Park]、《图书馆》[The Library]和《奔向大海》[The Run to the Sea])。后来，威廉姆斯决定再写一本，即第五本诗，由于这个决定，他用了七年的时间才最终对自己的努力感到满意，他有一次因为不满意而抛弃了自己写的一首关于冷战时期的很优秀的诗，这是一首关于爱(性爱和无私之爱)、历史、时代和原子弹的长诗，本打算以《水仙花，那淡绿的花》(“Asphodel，That Greeny Flower”)为题出版(《爱的旅途》[Journey to Love，1955])。这第五本诗(没有自己单独的标题)是否适合作为《帕特森》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仍然是一个需要严格讨论的问题(《帕特森》本身是否是一个有机整体，则又是一个问题)。威廉姆斯在晚年开始着手写第六本诗。1963年，五卷本《帕特森》连同第六本的片断首次结集出版，在由克里斯托夫·麦克格万精心修订的1992年的版本中仍然可以看到这六卷本诗集。但是，《帕特森(五)》和我们所有的《帕特森(六)》薄薄的四页纸就完全能够说明，帕特森计划只是为了进一步补足《来自布鲁盖尔的画面及其他诗歌》(1962)中所收录的50年代的伟大抒情诗，使之在诗歌方面功德圆满。

自《沙漠音乐》(The Desert Music，1954)和《爱的旅途》(1955)之后，在保留“本土性”的同时，威廉姆斯成功地用地道的美国语言表现主体客观性的重要音乐中更加纯净的乐曲，一百多年前尼采就曾在《悲剧的诞生》中声称抒情性应该具有客观性。1951年，威廉姆斯在写给路易斯·马尔茨(Louis Martz)的信中谈到，他正在寻求一种“新的韵律”，还谈到只倾听当代美国的口语诗歌如何误导了他。当代散文体《伊里亚特》译本，再加上“《新墨西哥季刊》(The New Mexico Quarterly)以及其他地方的文章”，帮助他“更为准确地为新的(韵律)在旧有的传统坐标中‘找到了应有的位置’。”在三年后为《散文选集》撰写的《前言》中，威廉姆斯表达得更加精确。他谈到自己“已经发现了某些规则”即“古老的规则，这些规则都是意味深长的真理，只是因为时间久远，几乎都快被忘记了”。“新的韵律”是时间起源处的一种语言，是一种所有诗歌都渴望成为的起源之谜。在这样构思而成的诗歌中，按照爱默生的说法，我们所认知的语言就是“化石”。威廉姆斯的可变音步和三行一组的诗歌形式，据他自己说，是在创作《帕特森(二)》时发现的，也就是说，后来成为《沙漠音乐》的一首诗(这首诗后来重印，题为《斜坡》[“The Descent”])在诗形和节奏上三步一停顿的诗行正是威廉姆斯最终倾听美国的歌唱的方式。一种原始的节拍和速度依靠“新的本土性”用“西部方言”去表达，尽管离开了这种新的本土性，这种节拍和速度就不可能被完全理解，但它们并不完全依赖于这种本土性。我们可以听到这种节拍和速度在《水仙花，那淡绿的花》中优雅地吟起：

所有一切出现了

似乎被看到

从水中摇曳而出

我们开始清醒了，用一种带有意识的

呐喊

但很快轮廓

再次变得模糊。

如果我们想理解自己的时代，

就必须就找到一把时代的钥匙，

不是在18世纪

和19世纪

而是在更古老、更原始

也更黑暗的时代。

为《帕特森》撰写的最好的序言是威廉姆斯在《我想写诗》中关于《帕特森(一)》和《帕特森(二)》的评论，以及他的《自传》的第五十八章，诗人在这一章中还解释了他为何选择了帕特森而没有选择纽约的原因是，例如“为了找到一个大到足可以代表(他)周遭整个可知世界的意象”。他想过“巴赛克河沿岸的其他地方”，但是帕特森“最终胜出”。从威廉姆斯对帕特森如何最终胜出的较详细的解释我们知道，帕特森，这座代表地方性的城市及其“瀑布的、声音的和四季的喧闹”表现了殖民时期以来的美利坚民族，反过来，它又被诗歌《帕特森》所表现，这座代表地方性的城市已经与诗人颇具地方性的文笔下的城市无法区分开来。“我参与了形成这座城市的一些事件”，诗人说道：

我听说过比利·桑岱(Billy Sunday)，也与约翰·里德(John Reed)有过交谈。在医院工作的经历中认识了许多女人。在青年时代登上过格丽特(Garret)山，在帕特森的泳池里游过泳，上过这里的法庭，看过这里被烧焦的废墟、被洪水淹没的街道，读过纳尔逊(Nelson)撰写的帕特森历史，读过在这里定居的荷兰人的故事。

在帕特森的繁忙的喧嚣中，在积淀了岁月和充满了意义的意象中，以及在巴赛克瀑布回荡的咆哮声中，诗人最终听到了使美国诗歌、他自己所讲的新语言以及美国历史上意义丰富的西部方言中的多种语域成为可能的声音和节奏。自从《普鲁弗洛克》和《荒原》在20年前(他认为)分散他的精力以来，他一直在找寻这些语域。《帕特森：瀑布》(“Paterson：The Falls”)是收录在《楔子》中的另一首诗，明确提到了后来的《帕特森》的构思和结构，诗的开头是一个后来在《帕特森(一)》中重复过的关于语言的问题，这个问题通过诗歌创作本身毫不犹豫地得到了答复(“用什么样的普通语言去阐明？/被梳理成笔直的线条的瀑布/从那个乘筏人到一块岩石的边缘。击打它!某个激烈的短语的/中间，某个/整齐排列的从句……”)，然后围绕着自然景观、名胜和声音以及古迹、景点和构成现代美国的性格构建起了一个主题，并最终得出结论：诗歌广阔的耳朵会慷慨开启，去聆听这个国家存在的“咆哮”(让人禁不住想起狄金森的“就用一只耳朵”去聆听天堂里巨大的“钟”声[“我感到自己的脑海里有一个葬礼”])。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在阅读《帕特森》的同时阅读《美国性格》中的历史兼诗歌类散文有利于理解前者了。

在《帕特森》中，独具一格的抒情诗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构成了威廉姆斯这位现代诗人所写史诗的意识，但这些抒情诗却不断被散文片断打断，这些片断有的是诗人自己写的，但更多的是他对一些带有现实新闻或个人观点和感受的文件进行的改写，不论是其他诗人和朋友写给他的信件(约翰·瑟沃尔、爱德华·达赫伯格[Edward Dahlberg]、埃兹拉·庞德、玛西娅·纳尔迪【Marcia Nardi】、艾伦·金斯伯格)，还是报纸上的新闻或文章小段、摘自史册的片断(包括一篇来自哥伦布日记的文章)、金融广告、病例、普查数据、统计数字，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体现了这座城市/这个民族的现实环境、可以触摸到的存在和可以感受到的现实。地理、历史、宗教、政治、经济、资本主义的崛起、共产主义的挑战、社会骚动、当地的逸闻趣事、印第安人的智慧和美洲土著人的困境、妇女问题、各种形式的公共活动和家庭生活的形象、社会的共同观点和个人的见解或感情以及威廉姆斯医生/帕特森的和诗人的生命轨迹，所有这一切加起来突出了诗歌，同时，像《春天及一切》一样，使诗歌与非诗歌、现实与想象、生活与艺术、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区分成了问题。就像巴赛克河流过帕特森这座城市一样，威廉姆斯诗学的这个方面也像这条河一样贯穿了《帕特森》诗集，并且在第五卷中得到了着重强调。第五卷第二部分结尾处插入了诗人及其采访者之间关于什么是诗歌或不是诗歌的趣味横生的对话。抒情诗本身尽管使这部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却往往与文献来源密切相关，尽管并不总是或不一定是诗中那些印在离它们最近处的文献，这一事实进一步加深了威廉姆斯对整部作品的诗歌创作进程的疑问。第一卷卷末的注释来自约翰·爱丁森·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希腊诗人研究》(Studies of the Greek Poets)，说明了古人对寻求“韵律”和“普通口语”之间平衡的孜孜追求，这个注释是对威廉姆斯构思《帕特森》的一个评注。另外一个远为微妙的评注就是句号，就像后来罗伯特·邓肯(在《弯弓》[Bending the Bow，1968]的《前言》中从理论上说明了句号是对“沉默”的“强调”)的作品中一样，句号是贯穿整部诗的停顿符号。克里斯托夫·麦克格万告诉我们，这些“句号”表示对威廉姆斯早期草稿内容的省略，但是，诗歌作为艺术，从形式的重要性而言，这些句号更重要的是起到了一种表示强调的停顿标点的作用，体现了庞德式的凝练诗意。威廉姆斯在《帕特森》中所采用的强有力的诗歌创作方法，不论我们是否喜欢(约翰·瑟沃尔和爱德华·达赫伯格显然决不会喜欢)，终结了令所有诗人望而却步的词语与事物之间的鸿沟。威廉姆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曾写道：“我一直在积极地工作……亲自工作，观察词语和动作如何匹配，特别是它们如何联系在一起。”

正如人们所料，作为20世纪上半叶处在这样一个年龄段、阶级和家庭背景的异性恋男诗人，威廉姆斯的“新的”本土性诗歌的构思清晰地表现出陈规定型的社会性别观念，其笔下的形象、暗喻和语言也是如此。威廉姆斯的“普遍性”和艾略特或庞德的一样(至于是否与同时代的现代女诗人截然不同，将在下文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包容性的男性原则的特殊方面之上。因此，在《帕特森》一开头，城市或文化就是男人帕特森，而山峦或自然就是女人。但是，男人或文化包括了女人或自然，就像我们在《对巨人的描写》中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巨人是城市—男人—诗人，而另一个则是山峦—女人—缪斯(或者美国的土壤，就像克莱恩的波卡洪塔斯一样)。在第二卷(《公园的星期天》)开头，我们读到：

那景色就是

岩石上的公园

城市的女性

——帕特森在她的身体上传授他的思想

(具体地)

男性意味着体力、行动、知识的力量和勇气；女性则意味着身体上的被动和脆弱、需要男性的保护、知识上的启迪，可以为男性的思想提供灵感。在《帕特森》第一至四卷中，特别是第五卷和后来写的诗歌《来自布鲁盖尔的画面》(在构思和主题上与《帕特森》第五卷非常接近)中，我们发现男人的想象力产生的是具有攻击性的大胆的创造性、发明和活力常新的发现；而女人的想象力最多也就只能产生坚韧不拔和谅解。这并不是说这种整齐划一的想象力和意识结构没有中断，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是威廉姆斯在诗中使用了玛西娅·纳尔迪写给他的信。此外，如果帕特森/威廉姆斯是在漂泊流浪过程中不断地重新塑造自己的奥德赛式的诗人，若想勾画出他的女人——珀涅罗珀，诗人需要不断地重新塑造自己对她的想象——不仅仅是一个忠贞地期待丈夫归来的妻子，而且是一个像男人一样使用权力的女人，因而即使在给予他灵感和激情的同时也会挑战他(“居里：女性(不重要的)天才：镭/实质”——《帕特森(四)》)：是美丽的尤物、欲望(等同于诗人的创造冲动)的情欲对象；是玛丽·居里，这位将沥青铀矿变成发光的镭的女科学家，就像诗人将帕特森这个城市变为《帕特森》这部诗一样(“放射光芒的实质/抵御着最终的结晶”)；是萨福，这位女诗人自己的一生和作品抹杀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传统区分；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在自己的“写作”中跳跃着“词汇”的舞蹈；是艾米莉·狄金森·威尔考姆——威廉姆斯的祖母，她勇敢的一生和大胆的语言使威廉姆斯的想象力准确地把握住了诗歌的源泉，即“诗人世界”“赏心悦目的感受”。

随着《帕特森》接近尾声，诗人帕特森已经“变老”，各种形式的艺术似乎遍布这部诗歌之中——布鲁盖尔的“真正”绘画，乔叟作品的优雅质地，修道院艺术博物馆的古代挂毯上的织绣，为威廉姆斯的生命和诗歌提供了根本的主题，被处女伪装的纯真所骗的独角诗人最终成了一名舞者，那韵律概括了威廉姆斯为诗歌下的定义，并且最终发现《帕特森》从整体上看是一部独具匠心的舞蹈作品：

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什么也不会知道

除了

跳舞，和着一种韵律

复调式地，

萨梯一般，悲剧式的音步。

尽管威廉姆斯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思想只存在于事物之中”，但是，《帕特森》的结尾用娴熟的声音拼贴而不是形象组合所表达的却是：“诗歌只存在于语言的节奏中。”

3 H.D.：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诗人

休·肯纳(Hugh Kenner)曾说，要想认识作为意象派诗人的H.D.(希尔达·杜利特尔【1886—1961])就如同从《风琴》(1923)中选出几个短篇故事来代表沃莱斯·史蒂文斯一生的作品一样。然而，由于人们不愿意轻率地拒绝考虑《雪人》(“The Snowman”)、《弗罗里达的故事诗》(“Fabliau of Florida”)或《坛子逸事》，他们也同样不愿意轻视H.D.的出现对于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史的重要性——她以“H.D.，意象派”的身份出现在哈里特·门罗1913年1月的《诗刊：韵文评论》上。尽管在很年轻的时候，希尔达·杜利特尔就用她姓名的首字母缩写词H.D.作为签名(签署了早期写给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但是，(根据H.D.自己在《痛苦的终结》[Endto Torment，1979，创作于1958年]中所说)是庞德的特权使H.D.成名：他将杜利特尔写的三首诗署名为H.D.，利用自己能与国外通信的便利，于1912年10月将其寄给了芝加哥的一家小杂志。

这种图形化表示法使希尔达·杜利特尔得以重新登记，因而被重新命名为H.D.，它可以被看做是使“非个人的”、“客观的”现代主义诗学更加生动形象的动作，庞德和艾略特很快就使这种诗学被概念化和理论化。庞德、H.D.和艾略特当时都旅居伦敦——这里的小杂志多如牛毛，人人都在阅读和探讨诗歌，这里的茶点小面包店和哈罗德·门罗(《诗歌批评》)的“诗歌书店”常常举行关于诗歌的聚会。庞德一直以来都是伦敦诗歌圈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决定通过使他的朋友和自己的先锋派作品能够在祖国的诗歌杂志上发表的方式来影响美国的诗歌发展道路。H.D.当时刚刚结识了年轻诗人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并且很快与之结婚。H.D.和奥尔丁顿也为世纪之交古典研究的复兴所震撼，又都对古希腊有着浓厚的兴趣，两人一直在忙着交换诗歌，比较希腊诗歌的翻译作品。

这位新兴的美国诗人创作的一些诗歌发表在了第二期《诗刊》上，分别是《道路神赫耳墨斯》(“Hermes of the Ways”)、《普里阿波斯：果园的守护神》(“Priapus，Keeper-of-Orchards”)(后来改名为《果园》[“Orchard”])以及《仿希腊式格言》(“Epigram：After the Greek”)。这些诗通常被称为“韵文、译文和对[希腊]神话的一些思考”，可以被为对庞德随后发展的意象派诗歌的概念的完善——意象派诗歌为“一个意象”所操纵，这个意象代表了“瞬间发生的一种智力和情感的情结”(《意象派诗人的几项不可为》[“A Few Dont's By an Imagist”]，刊登在1913年3月的《诗刊》上)。在其他地方，庞德进一步将“一个意象”定义为一个有着“绚丽细节的”“光芒四射的节点或簇群”。如果不考虑这次“运动”中其他诗人笔下不很显著的意象派诗歌轨迹(理查德·奥尔丁顿、F.S.弗林特[F.S.Flint]、约翰·古尔德·弗莱彻(John Gould Fletcher)、艾米·洛威尔)，“意象”对于庞德一直都非常“关键”，对H.D.也是如此。尽管多年来H.D.对于自己总是被冠以“意象派”标签颇感生气，但是在后来的生活中，她或许会承认早期的这一概念对于她作为诗人身份的形成和发展是多么重要。H.D.一生在她的诗歌和自我透视的(而不仅仅是自我放纵的)自传式散文中，一直在奋力召唤能够使她的抒情诗“呼吸”(我们可以模仿艾米莉·狄金森这样说)的能量、简洁与质朴的清晰，即“漩涡”。就像庞德的作品一样，H.D.的抒情诗也须被重塑成一种包涵了个体感情、个人奉献、历史深度和神秘积淀的全新综合体。

庞德与H.D.之间除了1906年前后在宾夕法尼亚的少时婚约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默契。对于他们而言，诗歌创作是一项严肃的职业，两人都是严肃的艺术家，彼此爱慕和敬重对方，都认为诗歌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途径。庞德是一个孜孜不倦的知识分子活动家和文化教育家；从更个性和更根本的角度而言，H.D.则是一个细致而不安分的质疑者，她质疑文化和传统以及为这些文化和传统提供支撑的(男性)霸权、理性、想象力和情感。在将史诗的视角纳入到抒情诗模式方面，庞德和H.D.两人都获得了成功，庞德是在《诗章》中，而H.D.则是在《海伦在埃及》(Helen in Egypt，1960)中纳入了史诗的视角。H.D.模仿诺尔曼·霍尔姆斯·皮尔森(Norman Holmes Pearson)称《海伦在埃及》是自己的《诗章》。但是，在20世纪初那样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这两位用英文写作、旅居欧洲、天资聪颖的美国诗人之间也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父权制传统下的等级秩序长期以来认为天经地义的男性和女性的个体与集体身份的臆断正遭受着科学技术、频繁往来的商业以及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旅游和交流所带来的挑战。一场大战突然间推翻了关于什么是个人或公共职责、什么是家庭或政治使命的概念，它要用一种野蛮的方式去彰显所有这一切的变革。

庞德与H.D.之间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区别要算是社会性别的不同。H.D.在与庞德保持着爱情和诗歌方面的交往时，又与弗朗西斯·约瑟芬·格雷戈(Frances Josepha Gregg)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和情欲之爱，而格雷戈和庞德之间的浪漫交往又“背叛”了H.D.，这些可能对女诗人理解作为诗人的自己而不仅仅是一个创作诗歌的缪斯起到了一定作用。从理论上讲，庞德和H.D.都会认为，性别差异与诗歌艺术并不相干。毫无疑问，他们认可尼采关于抒情诗人是“客观的”这一观点，也都会以阿基洛古再加上萨福为例来说明何为“诗歌客观性”(“直接处理‘事物’，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事物”，F.S.弗林特在1913年3月的《诗刊》上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是，作为身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诗人和知识分子，H.D.和庞德两人都必须应对一个事实：在整个文化领域，“作为一个男人”或“作为一个女人”的观念正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我们可以从H.D.写的关于她与庞德之间关系的回忆录即《痛苦的终结》(Endto Torment)写于1958年，当时庞德仍然在圣伊丽莎白医院住院)中看到她本人所观察到的庞德与她自己的异同之处。“(庞德)想让她们成名[成为女艺术家]，他不想打断她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把自己与她们以及她们的艺术等同了起来。”H.D.的措辞中暗示男性和女性是两个世界，两性世界的交叉对于女性是危险，对于男性则是回报。艺术超越了这两个世界，但是艺术并非没有社会性别，更遑论没有性。她在晚年创作的《冬日恋情》(“Winter Love”，1972年出版，创作于1959年)这首优美的诗娓娓动人地承认了这一点。抒情诗讲述了诗人的孤独，因此最终这位女诗人只能感到她“被彻底地抛弃了”。但是，她知道只需要爱就可以“点燃火焰”。H.D.决心要做一个被主流文化认可的自成一家的女性诗人，关于这个决心，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纪录就是她自己写的关于她30年代中期在维也纳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进行心理分析期间的记录，这份记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于伦敦，题目是《向弗洛伊德致礼》(Tribute to Freud，1956)，原来的题目是《墙上的创作》(“Writing on the Wall”)和《降临》(“Advent”)(后者是由她最初的笔记拼凑起来的，这些笔记写于1933年3月她第一次请弗洛伊德进行心理分析时的最初几周；《降临》直到1974年《向弗洛伊德致礼》第二版出版时才得以问世)。

H.D.曾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与弗洛伊德谋面(1933年春天和1934年深秋)，两次都是以接受分析者与学习心理分析的弟子的身份与后者会面的。她一生中还看过其他几位心理分析师(哈夫洛克·蔼理士[Havelock Ellis]、玛丽·查德韦克[Mary Chadwick]、汉斯·萨克[Hanns Sachs]、沃尔特·施米德伯格[Walter Schmideberg]、埃里奇·海德特[Erich Heydt])，但是真正重要的还是与弗洛伊德的相识，她是通过汉斯·萨克的引荐结识了弗洛伊德(萨克是历史小说家布莱赫的心理医生，后者乃H.D.的朋友和终身支持者)。她在这一时期写给一些朋友的信也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表明她与弗洛伊德的交往对于帮助她重新定位和确定自己作为一个女诗人的身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她与这位气度不凡的知名教授的交流，特别是他们之间有关H.D.的梦境、感受以及幻想的探讨，为H.D.澄清了自己对霸权文化及其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的理解，尽管在这位著名的男性科学家和这位才华横溢又很富有的女学生兼病人的学术关系中也同样存在着甚为微妙的性别歧视。以往已经存在过这样的关系模式：庞德是诗人兼老师，希尔达是森林女神，即林妖(庞德这样称呼她)，而她突然间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诗歌了。

在向弗洛伊德学习的时候，H.D.认为成为一个女诗人将最终意味着她与母亲的和解。她的母亲是摩拉维亚人，名叫海伦·沃尔·杜利特尔(Helen Wolle Doolittle)，是一位音乐家和艺术家，为丈夫和孩子牺牲了自己的才华，H.D.可不愿意以她母亲的这种自我牺牲为榜样。但是，不论她的科学家父亲为她树立了多么合适的榜样(她的父亲名叫查尔斯·利恩德·杜利特尔[Charles Leander Doolittle]，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1895年担任花朵天文台【Flower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台长)，H.D.在她一生和整个诗歌创作生涯中都在找寻一个女性榜样，即缪斯，以期为她自己以及她作为诗人献身创作提供辩护。在《墙上的创作》(1945—1946)——后来出版时改名为《向弗洛伊德致礼》(1956)——中，她写道：“母亲是缪斯，是造物主。”这时她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多么令父亲失望，因为她没有成为父亲心目中的“居里夫人”。尽管她发现，在杜利特尔家里，她是父亲宠爱的孩子(母亲宠爱的是H.D.的哥哥吉尔伯特)，但是她所向往的是作艺术家的母亲而不是作科学家的父亲。而且，在她诗歌的自我创造——用她自己的话说即“传说”——中，父亲和母亲被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在与《墙上的创作》同年完成的《向天使致礼》(Tribute to the Angels，1945)中，诗歌中的人物通过点金术被变成了一个诗人，她在点金术进行的过程中问道：“这个母亲—父亲/撕裂了我们内心中的什么？//这种令你无法感到满意的/两难又究竟是什么？”

根据她对弗洛伊德为她进行精神分析的记录，H.D.坚持认为“这位教授未必总是正确的”，这一立场清晰地表明了她对弗洛伊德“男性至上、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理论的摒弃。《向弗洛伊德致礼》讲述了H.D.将自己的母亲重树为缪斯和带来光明的女人的过程。H.D.明白，以《蒲草箱中的摩西》(Moses in the Bulrushes)(来自带有法国插画家多雷[Doré]插画的《圣经》)为背景，她的“公主之梦”最终意味着：作为做梦的人，她自己本身囊括了其他一切人物和迹象——把孩子抱过来使其获救的米丽亚姆；发现、保护和像亲生母亲一样庇护孩子的公主；小摩西自己——一种新宗教的创始者；以及做梦人、语言或诗歌的载体，即协调和表达了所有这些意义的人。《大师》(“The Master”)这首诗大约写于1935年，H.D.有生之年未能出版。她在诗中做出妥协，一方面承认了自己对弗洛伊德的聪明、博学和智慧的钦佩，另一方面也为这位教授未能摒弃和指责当时科学和文化领域存在的性别偏见而感到失望。矛盾的是(或考虑到文化中意识形态方面的陈规定型观念，这也有其道理)，正是从这位年长的“英俊”男性圣人受挫的“智慧”中，这位女性得以重新发现自己是一位肩负使命的诗人(“他……给了我去预言的自由”)。正是通过他的智慧，且通过置他的智慧于不顾，她认识到“女人是完美的”，而且不缺少任何东西(大约同时创作的儿童故事《刺猬》[The Hedgehog，1936]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同样的“讯息”)。教授令人欢欣鼓舞的雄辩权威(在《向弗洛伊德致礼》中，她戏谑地将Sigmund等同于Sieg Mund[含“胜利”之意]；将Freud等同于Freude[含“幸福”之意])为H.D.揭示了其作为一个女诗人同时也作为两个不同世界与词汇调和者的个人事业生涯，并且为她这样的生涯进行了辩护。尽管H.D.一生走在个人和历史的轨迹上曾多次步履蹒跚，甚至曾由于作者心理阻滞而丧失了勇气，但这种诗歌理念却是一开始就存在且从未被放弃过的。

庞德1912年10月从伦敦寄给《诗刊》的三首H.D.的诗歌中，只有一首即《格言》(“Epigram”)没有收录在她的第一本诗集《海上花园》(Sea Garden，1916)中，可能是因为这首短篇抒情诗的“意象”的缺失或被抽象，从而微妙地地导致了美感与音乐的死亡。《道路神赫耳墨斯》(据推测，这首诗寄出以前庞德可能做过删减)巧妙地把玩了反映宽广丰富的自然之路的意象：一方面是海、风和沙、溪流、树木和果实，再加上神奇的“海草”和“岸上的草”；另一方面是流浪者—信使、“这三重小路上的他”、三重伟大的赫耳墨斯(Hermes Trismegistus)和亡灵的引导者。但是《果园》是H.D.为普里阿波斯写的赞歌，是到目前为止三首诗歌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首，同时尽管还处在萌芽阶段，这首诗最好地体现了H.D.整个诗歌实践中的现代主义理论。诗中的“意象”就是男性阴茎之神自己，在诗歌质朴简练的措辞和古典的韵律中，这个意象表现了由生与死、爱与暴力、愉悦与痛苦、济慈式的丰富与迫近的毁灭所构成的那个古老而又复杂的有机整体：“这是某种美国的玩意儿，”(庞德在写给门罗的附信中说)“我可以在这里和巴黎展示这种东西而不会受到嘲笑。客观而不失稳重，直接但又没有使用大量的形容词，各种隐喻都经得起推敲，是肺腑之言，如希腊人一般坦率!”

H.D.在1913年1月的《诗刊》上发表这些诗歌的同时，弗朗西斯·皮卡比亚于当月来到了纽约，此时正值军械库展览开幕前不久，这两个事件堪称美国诗歌史上的一个有趣的巧合。正当美国诗人远赴重洋，到欧洲找寻最古老传统的最新型表现的时候，欧洲的先锋派艺术家来到了美国，决心在美国糅合了原始主义和技术的机器和大众文化的混合体中为他们逃离传统寻求辩护，并确定艺术创新和重新将艺术概念化的必要性。马塞尔·杜尚和他的“丑陋的”现成品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美国的景致，而这正是艾略特、庞德和H.D.显然希望逃离的。而且，H.D.选择“粗鲁”、“不漂亮”的普里阿波斯就很奇怪，更奇怪的是，诗人还不断地要求这个性欲过剩的神对她的“供奉祭品”做出回报：“别让我们看到这片美景吧”，“别让我们看到/果树的美丽吧”，“别让我们看到这片美景吧”。尽管语域完全不同，但H.D.对“美景”和“美丽”的排斥与皮卡比亚对“新艺术”的批判式鼓吹具有同样的动机，具有与新艺术期望在视觉艺术中所取得的相同效果，他们同样希望摒弃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诗人多愁善感、词藻华丽、浮华绚丽的诗风。但是，在“反艺术派艺术家”从现代日常事物的强烈的进攻性中寻找灵感的同时，H.D.却在构建她自己对“古希腊人”的特殊视角，这些通常都由H.D.从希腊神话故事中翻译而来，她从中为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寻找新的综合性意义。在后来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首诗(《1943年5月》)中，仅30年前已经目睹过大战灾难的H.D.将诗人即她自己看做是“修正时代裂缝的人”。点缀于她诗中的、用连字符连接的描述性短语有力地表明了这种缝合时代、空间以及社会道德裂隙的强烈愿望。

《果园》将“粗粗—削成的”、“不漂亮”的“希腊人”和重新构想的失乐园结合在一起，重新创作了有关生命的起源及其第一个诅咒，以及与这个诅咒相连的死亡的故事。“落下的/第一个梨”与从伊甸园的幸福中坠落的一对相呼应，这首诗是在向神(狄俄尼索斯)的儿子祷告，因为狄俄尼索斯的儿子一定会让人想起上帝、基督和救世主的基督徒儿子。秋天收获时刻的繁荣意象从字面上也是表示坠落的意象，这个意象藐视救赎(“落下的榛子，/后来被剥掉了绿色的外壳”，“滴答者酒酿的浆果/早已破裂的石榴”，“已经萎缩的无花果”)。别让我们看到“这片美景吧”，诗人动情地请求着，而且还讨价还价，要把这个“坠落的”果实作为“祭品”献上。古代与现代之间、希腊与犹太—基督教传统之间的差异(异教徒的生活与神圣的超越)全都通过对一个粗鲁的、“粗粗—削成的”(用连字符连接的)性之神的顶礼膜拜而被抹杀了，拯救之谜在性之神这里结束了。但是，由于诗歌结尾处，性之神还没有机会回答就被贡献祭品这一行动所打断，希望(或意义)还没有被彻底泯灭。毕竟，“榅梨”带来时“未曾被动过”，似乎这些祭品本身就是对伊甸园中咬下第一口果实的行为的重复，或许更预示着新的成果。性与爱终究能够协调吗？史蒂文斯在《星期日的早晨》(1915)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给出了一个坦率而更加世俗的答案：“我们的热血会衰弱吗？或者它会变成/天堂之血吗？地球会似乎成为/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天堂吗？”

H.D.的第一本诗集《海上花园》的书名采用了矛盾修饰法(即把互相矛盾或不调和的词合在一起)，这本诗集中的一些诗歌题目也同样重复了这个手法(《海上玫瑰》【“Sea Rose”】、《海上百合》【“Sea Lily”】、《海上罂粟》【“Sea Poppies”】、《海上紫罗兰》【“Sea Violet”】、《海上鸢尾花》【“Sea Iris”】)，使读者对词的矛盾所产生的别具一格的创造性有了心理准备，而词与词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诗歌的特点。《海上玫瑰》是这本诗集的开篇之作，展现了一个与传统联想意义相反的玫瑰的意象。玫瑰在传统上是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花朵，H.D.笔下的玫瑰没有雍容之美，也缺乏诱惑、芳香与丰盈的花瓣和叶子，她的“海上玫瑰”“粗糙”并且“气味刺鼻”、“干枯”而又“矮小”。而且，诗中坚持认为这朵“被玷污了的”、不漂亮的玫瑰比其他所有玫瑰更加“珍贵”和赏心悦目。这里对性的影射很明显。玫瑰作为爱、性和女性身体的传统象征，却“被扔在沙滩上”，又“被从松脆的沙子中/拔起”。似乎布莱克笔下浪漫的玫瑰在遭到虫咬“生病”之后倒更令人陶醉和富有价值(布莱克的玫瑰将经常出现在H.D.后来的诗歌中)。与整个文化领域的情况一样，诗歌中的性身份和特征也处于一种起伏多变的状态。

玫瑰，粗糙的玫瑰，

已经被玷污，只有有限的几朵花瓣，

干枯的花朵，纤细、

稀少的叶子，

比水灵的玫瑰

更加珍贵

一根茎上只有你一朵花

你在漂泊中被羁绊。

气味刺鼻，叶子瘦小，

你被扔在沙滩上，

被从随风飘移的

松脆的沙子中

拔起。

香料玫瑰能够

散发出叶子中早已根深蒂固的

这样刺鼻的芬芳吗？

《海上花园》中的另一首诗《被庇护的花园》(“Sheltered Garden”)愤怒的语气可能就是这粗糙的海上玫瑰的心声——这朵玫瑰堕入了一种错误的美丽，为一种“令生活窒息的”“缺乏力量的美丽”所俘获。“我已经受够了。/我喘着气呼吸着”，诗的开头表现了想摆脱这种不耐烦(“我已经受够了”)的急切，第三节中再次重复了这种急切。诗中一方面描述了一个令人憎恶的“散发着芳香的粉色”的“(好)地方”，另一方面，还形象地表现出这种语气中目空一切的完美幻想，认为“在某个恐怖的/饱受风的折磨的地方存在着/新的美丽”。这两方面的描写都为上述愤怒的陈述提供了理由。理想与值得向往的东西再次被倒置。被庇护的天堂的花园遭到了坚决摈弃，这个花园中生命的意象在其被压抑的成熟中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地完美(“梨被布包裹起来，/保护它们不受霜冻的侵袭，/瓜，几乎就要成熟，/被稻草捂了起来……”)。《被庇护的花园》的语气排斥完美和圆满的生活，即史蒂文斯在《夏天的信用》(“Credences of Summer”，1942)中所谓的“丰饶却不能收获更多事物的/贫瘠”，相反却向往随着被注入生机的历程所具有的一切力量而来的暴力与毁灭。风是诗中最主要的意象，但并不是大自然与诗人自身想象力之间相得益彰的浪漫温柔的“作为信使的微风”。相反，《被庇护的花园》将风描写成诗人自己的想象力，它为了重新理解自己的作用而“勇敢地”与大自然进行着斗争：

我想要风吹破，

击碎这些粉色的茎杆，

一下子劈断它们粉香的头，

在它们四周撒上枯死的叶子——

在小径上撒满桠枝，

和被打断的大树枝，

拖曳着从远处的某个森林里

扔出的大松枝

跨过那片瓜地，

把梨和榲桲击碎——

留下半树被撕破、被扭曲的果实

但要表明斗争曾经很英勇。

这首诗的意象隐讳地叙述了社会性别差异以及超越这种二元观念的愿望。诗中明确排斥散发着芳香的粉色的“女性”之美，以及陈规定型观念所预期的、社会所承认的端庄的女性之美。诗人在《果园》中向普里阿波斯的祷告同样也是旨在让诗人远离这种“可爱”的令人窒息的情感。这首诗所向往的美是“阳刚美”，不动声色地散发着树脂香味，充满着粗犷的力气、机警勇敢和力量的美。但是，尽管诗在结尾处盼望着“抹去”和“忘记”这座花园，但是诗人还是不得不继续想象和描写这座花园，仍然继续使用“花园”、“美丽”、“芳香”之类的概念。此外，就像克莱恩曾提醒我们的，努力忘却是因为有太多的记忆，抹去并不等同于彻底擦除，况且H.D.对剪贴簿和将原有文字擦去后重新书写的纸稿非常了解(她自己创作的分为三个层次的小说《重写纸》[Palimpsest]于1926年出版)。这首诗最终想要的是赋予美丽以动态的力量，是一座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花园，也是一个漂亮的、经历着人生的不幸所带来的美妙的地方。但是，作为修补裂缝者，诗人在诗歌中往往能够实现的可能很难在一个女人的社会和个人生活中实现——更不用说协调这二者，即女人与诗人之间关系的种种难处了。因此，H.D.有时候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就不足为奇了。

20世纪之初，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做女人前所未有地困难，准确地说是因为所有这三者，即女人、男人与世界，都在从许多微妙而复杂的角度被改造着。H.D.与奥尔丁顿于1913年结婚，仅仅几年之后，这段烦恼的“自由”婚姻即以不幸告终(尽管他们实际上直到1938年才离婚)。1915年，H.D.小产，除了失去孩子的不幸之外，又为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带来了更深的影响；1914年之后，H.D.与D.H.劳伦斯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精神关系，这种关系为她带来了极度喜悦，1918年则以极度的失望与挫败而结束；她做母亲的经历以及她与女儿珀蒂塔的关系从未能轻易融为她内心意识的一部分，珀蒂塔是她与音乐学家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所生，格雷从未为这位母亲或这个女儿承担过任何责任；H.D.对自己在身体和精神上的性别错乱也从未感到坦然。布莱赫这时在她的生活中出现确实是一件幸事。H.D.的哥哥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月身亡，她的父亲可能由于惊吓的原因不久也撒手人寰。当H.D.在身体和精神上最需要慰籍的时候，布莱赫让她重新拥有了爱、钦佩以及伴侣(性与爱)所给予的安慰，并且为她带来了心灵上的宁静，以及慷慨关爱和大笔钱财所能给予的宽裕与舒适。1919年与布莱赫在西西里岛的康复旅行中，H.D.体验了她的“海蜇”或“玻璃罩”的经历，这是一种基于艺术意识的视觉体验，她后来与弗洛伊德讨论过这种意识。她当时所写的关于这种意识的笔记本身就像“闪烁的光”，读起来像在散文诗创作过程中诞生的一首沉思的散文诗(《关于思想和幻觉的笔记》[“Notes on Thought and Vision”，1982年出版；写于1919年])。H.D.在对生活与诗歌、身体与心灵、男性和女性、创造性与性欲进行了一番深思之后，表达了自己历经磨难之后的感悟，认识到大喜与大悲都是灵感的源泉，她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一直指向这点：“如果你不会被美丽诱惑，你就无法领略丑陋的智慧。”早在《海上花园》结尾处的《城市》(“Cities”)一诗中，诗人就已经抓住了这种“智慧”。在这首诗中，美丽与丑恶、幼虫“甜蜜”与“生机勃勃的生活”构成了无可逃避的生存现实。

H.D.在《牧歌》(“Madrigal”)中讲述了她在战争年代的痛苦经历，这是一部关于那个时代的自传式的历史记录，读起来像根据真人真事写的故事。《牧歌》的创作与修改历经多年，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直到1960年才在《叫我活着》(Bid Me To Live)中出版。这部作品回顾了H.D.与奥尔丁顿以及与其有染的女人、劳伦斯、庞德、约翰·库诺斯(John Cournos)和塞西尔·格雷之间在情感和性、诗歌和学术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奥尔丁顿1916年参军，造成H.D.这个时期生活理念改变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许就是战争对她丈夫产生的影响。尽管她的像小说一样的回忆录主要记述了个人经历，但是在《叫我活着》中，像弗吉尼亚·伍尔芙一样，H.D.敏锐地认识到了历史特别是战争的作用：它在赋予人们生活意义的同时也摧毁了人们的生活。(“你可以这么说，过去已经被轰炸成地狱；早在1917年，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已经被摧残和毁灭，旧秩序已经死亡，正在垂死挣扎，正在被炸成碎片，如此而已。”)

《叫我活着》所讲述的时期与H.D.在1916—1921年期间的诗歌创作正好吻合。她这些年的诗歌创作很好地证明了个人经历对她作为诗人的发展产生的影响。1913年在门罗的《诗刊》上以“意象派”的形象出现以及1916年发表《海上花园》以后，她的第二卷诗集《海门》(Hymen，1921)形成了一种更有力的叙述和神话创作风格，乃至此后创作的诗集《赫里奥多拉》(Heliodora，1924)和《送给青铜的红玫瑰》(Red Roses for Bronze，1931)也具有同样的风格。尽管H.D.在一次写给约翰·库诺斯的信中所说的话适用于她整个诗歌创作生涯，且令她的读者犹豫(“我不会将自我纳入到我的诗歌当中”)，但是在《海上花园》之后的创作中，她的诗歌开始逐渐讲述一个作为女诗人的女性人物的故事，在社会动荡和个人生活处于混乱之际，她一直都在寻找一种可靠的声音。她的战争三部曲于20世纪40年代分别出版(《不倒墙》[The Walls Do Not Fall]，1944年；《向天使致礼》[Tribute to the Angels]，1945年；《开花的杖》[The Flowering of the Rod]，1946年)。《海伦在埃及》(1960)、《冬日恋情》(写于1959年)以及《炼金术的定义》(Hermetic Definition，1972)恰是这种神秘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叙述的诗性过程的顶峰。从影响力方面而言，无论是考虑到传统所认可的诗歌概念还是她所钦佩和热爱的男性诗人(庞德为《冬日恋情》提供了灵感，就像圣约翰·佩斯[Saint-John Perse]为《炼金术的定义》提供了灵感一样)，后期的所有这些诗歌都以H.D.构建一个不得不与强大的男性想象力相抗衡的女性自我为基础。这些诗歌也反映出H.D.对魔法和炼金术传统的兴趣与日俱增，她在寻找纯粹美学意义之外的玄奥和绝对的意义。

H.D.将《海门》题献给了布莱赫和珀蒂塔，献辞将爱与冷酷相对立，颂扬了善良与同情，因为它们可以弥合战争与死亡所带来的残酷和冷漠的创伤。紧接着献辞之后，是用作书名的诗歌(title poem))——诗歌与散文的一种现代主义混合体——H.D.后来在《艾文河畔》(By Avon River，1949)和《海伦在埃及》(1960)中也使用过。在这首假面舞剧般的新婚喜歌中，曲调优美的抒情诗与叙述性舞台指导说明交替出现，在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婚礼仪式上，乐曲、舞蹈和优美的歌曲延长了对这首献辞的庆祝(“有象征意义的”一词在这段散文中不止一次重复出现)。所有人物都是女性，火焰般的“高个子青年”和最后出现的他的“(唱歌的)男孩乐队”除外。开场由身材高挑、高贵如女王一般的女傧相唱起了致意的颂歌，许诺呈上一件“除海门的呼喊”之外的礼物；年幼的处女和“有点男孩气的”小女孩赞扬着新娘的美貌，唱起了婚礼送别之歌，庆祝仪式的美丽冲淡了失去带来的忧伤。花朵的意象微妙而不是大张旗鼓地象征着男性生殖器(唐菖蒲、风信子、仙客来)。火红的“高个子青年”象征着爱神，歌唱着带有寓意的、仪式化的完婚之歌(“蜜蜂用他寻找花蜜的嘴唇/紧紧地贴着，热烈地吮吸着/摇摆着甜蜜的大腿寻觅着/不停地吮吸着那朵花”)。爱神精灵般的“男孩乐队”吟诵了收场诗，向爱神表达了敬意，并且用“象征性的动作”清扫了舞台。结尾的颂歌赞美了不可抗拒的爱的力量：“爱所到之处/我们的四肢麻木/……/面对他火热的嘴唇/我们的嘴唇发呆麻木。”但是，这首诗位于诗集开头的位置，再加上为布莱赫和珀蒂塔写的致辞，以及这首诗本身生动的叙述结构、小说化的手法与微妙男女同台的氛围，促成了一种反婚姻女神的阐释——爱远远“超越了”婚姻女神海门。“啊!爱的确已经来临!”是颂歌的最后一句。灯光灭了，乐曲结束了。最后剩下的一个意象是“紫色的幕帘”，这种幕帘只出现在小说中，用来遮挡闺房。不是海门，即传统的异性之爱，而是爱神，超越了这首诗及其象征意义。

用这种方式解读起来，《海门》听起来像一首颇具匠心的爱之歌，歌颂了失去的爱和重新找回的爱，或作为生命之一部分的死亡。《海门》和《赫里奥多拉》中的许多首诗都描述了这些内容，都以希腊和希腊诸岛屿为背景，1920年布莱赫在希腊的岛屿上接受了H.D.，也是在这里，H.D.产生了奇妙而令人生畏的“幻觉”，即她所谓的“墙上的创作”。有一天在考夫(Corfu)岛，H.D.看到墙上映出光芒摇曳的图像：一个士兵的头，一个大酒杯，一架特尔斐三脚架，成群的黑色动物(看起来令人生畏)，一架光芒之梯，长着翅膀的胜利女神耐基(H.D.把她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正在自由飞翔，正在被太阳召唤着飞向一个光环。先是在布莱赫，后来在弗洛伊德的帮助下，可能还受到她对电影兴趣的驱使，在“读着”摇曳的光芒时，H.D.开始认识到，她自己创造力的奥秘与力量也同样深深地植根于她个人生活的悲欢经历以及希腊神话(海拉斯)的辉煌。她将海拉斯与诗歌太阳神赫利俄斯、她母亲的名字海伦以及她的诗歌，特别是晚期诗歌中的一个人物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诗人的灵感就这样源自于她“墙上的创作”中的“光点”。“墙上的创作”重合在一起象征着凡间女人、希腊神话以及预言的力量。H.D.立足所处的现代世界来审视古代世界和重新诠释古老的神话，她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重新塑造了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生活的快乐与痛苦。《海门》中有一首诗叫做《得墨忒尔》(“Demeter”)以得墨忒尔的口吻讲述了这位伟大的女神自己的女儿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被冥神哈德斯(Hades)掳走的故事，同时还讲述了狄奥尼修斯(Dionysus)的母亲塞墨勒(Semele)的命运——她被宙斯为了自己荣誉的完美而烧成了灰烬。H.D.在与男性传统诗人斗争的过程中必须避免这种悲剧命运的发生。当“得墨忒尔”讲到了母亲——与死神斗争创造了生命的人——她的“纤弱的手指”变成了铁去拯救身在冥界的珀耳塞福涅时，这位母亲女神的形象就开始像一位女诗人，在彻底改写那些古老的歌谣，她的手指也“由铁铸成/奋力挖掘大地的/秘密”。

《海门》和《赫里奥多拉》中的其他诗歌都是生动的独白或人物形象描写，赋予了希腊神话中的女性一种新的生命。就像在《得墨忒尔》中一样，当诗中的语言表明，神的形象出现在H.D.的头脑中或就站在她面前并为她提供了所需要的表达自己情感的“意象”时，她用现代主义手法改写古代神话的力量就变得更加强大：“啊，他们使我的肢体/沉重有力——”得墨忒尔“宽大的脚站在一块充满力量的基石上”说道。但是，这首诗最终象征的是人类的爱、关怀和性激情的脆弱，就像H.D.自己的生活经历一样。H.D.最有趣的一个改写是1923年首次出版的《卡桑德拉》(“Cassandra”)。这首诗是对海门——爱与婚姻女神——的急迫呼唤，从结构上看，由一系列急切的设问句组成，诗句充满尖刻的讽刺，因为卡桑德拉，这位永远没有人相信的先知和预言家，在极度绝望中渴望着听到海门安慰的言语来抚平自己饱受折磨的心。海门是两种对立东西的调和者，而不是先知和预言家。能够预知所有人命运的卡桑德拉是否真正知道她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打断，而且已经支离破碎了呢？她是否确实会拒绝婚姻的结合呢？(爱神会直到/他的火热将我燃烧为灰烬时/才会躺在我的身边？/他所有的火热已经被耗费/到时候可能不会给我安慰？……)

结合H.D.的整个感情和情欲经历过程来读这首诗会更加令人感兴趣。不论在何时，就像卡桑德拉一样，在意象的瞬间她从卡桑德拉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整个命运：早期与庞德和格雷戈的情感纠葛、与奥尔丁顿失败的婚姻、与劳伦斯在诗歌与心智方面的热烈关系、怀孕期间所患的严重疾病以及历经磨难幸存下来的母女、奥尔丁顿对她的抛弃与敌视、格雷的冷漠与袖手旁观、布莱赫雪中送炭般的关爱以及她一生多次的浪漫和激情邂逅。但用这样的方法解读H.D.，视角未免太狭窄。她的诗歌中丰富的互文性或“积淀”需要另外的方式来解读。因此，更有效的方法是观察H.D.如何将人类情感和关系、社会、经济甚至制约诗歌创作的艺术传统的复杂性投射在自己的诗歌中，无论是《特洛伊之后》(“After Troy”)(在《赫里奥多拉》中，这首诗就出现在《卡桑德拉》之前)还是大战以后的诗歌。爱情、激情、婚姻建立在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以及生活的许多其他远为平庸乏味的细节)的基础之上。特洛伊战争的失败，卡桑德拉被外来征服者掳去，再加上她自己“歌唱的痛苦力量”，使得被囚禁的卡桑德拉失去了爱、激情与婚姻。家境富裕的布莱赫受社会性别的驱使，为了自由而走入了一桩贪图财利的婚姻(1912年嫁给了罗伯特·麦克奥尔蒙)。“爱神”或“海门之王”只是一个虚幻的东西而已，对于H.D.这位女诗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尽管爱情令她心碎，她也只能去理解爱情：“要歌颂爱情/爱情首先必须摧毁我们。”(《拾遗四十首》[“Fragment Forty”])。

H.D.更早期的一首诗已经有力地触及了这个主题。这首诗没有被收录到《海门》和《赫里奥多拉》中，而是包括在了H.D.尚显稚嫩的《诗集》(Collected Poems，1925)中，题为《欧里迪丝》(“Eurydice”)，是H.D.对奥菲斯(Orpheus)这位原形(男性)诗人的控诉，女人是他的缪斯，他从女人身上获取灵感。《欧里迪丝》发表在1917年5月的《唯我主义者》杂志上。全诗采用了欧里迪丝的口吻，且全盘颠覆了这个神话。现在欧里迪丝是歌唱者，奥菲斯是被歌唱的对象。欧里迪丝愤怒地呼唤着诗人，谴责奥菲斯以自我为中心的鲁莽，描绘了一个被痛苦改造成的妄自尊大的女性缪斯的自画像。这首诗以一种推理的方式开头，口吻带有些不恭，似乎在暗示：奥菲斯无法克制自己：“要是你能将我吹回大地……因为你的傲慢/我终将被毁灭。”诗中第二节，欧里迪丝向奥菲斯提出了一系列表面看来很痛苦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只是为了表达欧里迪丝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而采用的修辞手法。她看着自己的脸控诉说，奥菲斯只是想得到承认：

你为什么要转身

(……)

你为什么要回眸？

(……)

是什么东西带着你脸上

和眼里的光扫过我的脸？

你从我的脸上看到的是什么？

是火光中映出的你自己？

接下来的几节将欧里迪丝的被弃与茫然的痛苦经历描写成她失去了大地上的光芒与鲜花。欧里迪丝的这种痛苦经历实际上是(女)诗人的彻底胜利；奥菲斯似乎已经被彻底重塑为欧里迪丝，她(欧里迪丝)现在自己有力量冲破地域的黑暗来拯救诗歌。许多年后，另一位名叫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女诗人在创作《我梦见我是奥菲斯的亡灵》(“I Dream I'm the Death of Orpheus”，1968)一诗时，头脑中多半会想起H.D.的《欧里迪丝》。在她的梦中，女诗人变成了将奥菲斯驱逐到冥界的亡灵。这位原型诗人在冥界学会了如何从镜子错误的一边走回去。H.D.早期的诗作略为含糊一些，因为最后一个诗章轻蔑的措辞传达出的只有深抵肺腑的遗憾(“至少”)：

至少，我拥有自己的花朵，

和我的思想，没有神祗

可以将其夺走；

我热切地盼望自己

和自己的灵魂能见到光明；

而且，我茫然的灵魂

懂得这点；

尽管在黑暗面前自己太弱小，

在无形的岩石面前自己太弱小，

但是地狱必须在我迷失之前开裂；

在我迷失之前，

地狱必须像一朵红红的玫瑰一样打开，

放死者通行。

《欧里迪丝》和《卡桑德拉》一样，是对H.D.早期诗歌生涯经历的写照：她为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诗人而挣扎，其间，她曾经历过所爱的男性诗人(庞德、奥尔丁顿、劳伦斯)对自己的支持、鼓励、关注或背叛，也曾全然不顾这一切而独自奋斗。但是H.D.非常清楚地知道，诗歌在生活中微不足道。甚至就她的自传体小说和自我反思式散文(有些至今尚未出版)的细节而言，她的感觉更敏锐。她充分(且警觉地)意识到读者所持的克莱恩所谓的“传记视角”。她知道，《不凋花》(“Amaranth”)、《厄洛斯》(“Eros”)和《嫉妒》(“Envy”)都会被读者认为她是在讲故事，在讲她自己的故事：一个女人被她丈夫因另一个女人而抛弃。因此，她没有出版这些作品。H.D.将这三首诗连在一起写在了一份录音稿中，扉页上留有她的亲笔题字：“1917年夏天——多塞特——科夫堡——选自《岛屿》(The Islands)系列诗歌——”。《岛屿》尽管也可以说是“讲故事”(“如果失去了你/对我而言，岛屿又有什么可以留恋”)，只是更为隐晦，但与其他三首不同的是，《岛屿》于1920年发表在了《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后收录在《海门》中。玛丽安娜·穆尔1923年在《布洛姆》(Broom)上发表了对这部诗集的评论，她对朋友H.D.的“故事”了如指掌，但她在评论中竭力反对传记视角。相反，她专门挑出这首诗来强调H.D.作品现代主义的“客观性”(根据弗林特的观点，客观性就是“直接探讨‘事物’，不论客观还是主观”)。穆尔赞扬H.D.“措辞刚劲、观察准确、色彩感均匀”，而且“忠于事实”。但是，对于H.D.以“女性”形象挣扎在一个男性世界里，并且作为一个女诗人的自我意识逐渐演变所产生的社会性别意义，穆尔也知道她自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

谈兵戈剑戟，论及一个人的智力情感和狂热本性相应的脾气秉性，再给类似H.D.的这种作品中注入好斗的、明显阳刚的语调，越是这样做，越是使人认为，女性肯定就属于两个类型——要么是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要么就是永远的睡美人，雷打不动的家务操持者，做起家务来毫不费力但却很有效率。

为了收录在《赫里奥多拉》中出版，《不凋花》、《厄洛斯》和《嫉妒》(现在在路易斯·马尔茨编辑的《1912—1944年诗选》[Collected Poems，1912—1944，1982]中可以读到这三首诗)都模仿萨福以拾遗形式进行了重新编排(《拾遗四十首》、《拾遗四十一首》[“Fragment Forty-one”]和《拾遗六十八首》[“Fragment Sixty-eight”])。两个版本的不同并不在于《岛屿》系列中的诗歌比拾遗形式的诗歌更加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而在于拾遗形式的诗歌通过萨福式的手法要显得经过了更多精雕细琢。史蒂文斯曾经说，尽管诗歌可能浑然天成，但其也可能使刻意为之。可能H.D.希望《不凋花》、《厄洛斯》和《嫉妒》读起来像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非造作之词，特别是对于那些知道“故事”内容的读者而言。实际上，每首诗的两个版本就“内容”而言差别很小。所有这些诗都在探讨爱，无论是异性还是女性间的同性之爱，也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之爱。而且令人绝望的是，所有这些诗歌都表明，激情与长久、情欲与无私的爱之间不可能调和。不凋花是传说中一种永不凋谢的紫色花朵，的确只是传说而已。《拾遗四十一首》结尾处，诗人因不堪忍受神话无法成为现实，向萨福的阿芙洛狄忒女神发出了抒情式的呐喊：

我向你奉上的不只是

在你脚下歌唱的情人，

还有他对自己的赞美，

他的明镜他的朋友的脸，

我向你奉上这些，

比任何女子奉献得都多：

(假定我只是收回了力量

而不是我给你的礼物，)

我向你奉上我的赞美和这些：

我的情人对

他的情人的爱。

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整个30年代，H.D.尝试了各种不同文体的创作。《希波吕托斯在周旋》(Hippolytus Temporizes)出版于1927年，是一部三幕诗剧。1928年出版了小说《赫迪拉斯》(Hedylus)。这两部作品几乎都没有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当时她还创作了许多小说散文，大多数作品署的都是笔名，生前未能发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传性的作品，再加上她使用了男性和女性笔名，进一步突出了H.D.作为现代主义诗人、作为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诗人永远都在重新确立自身诗人形象的立场。《刺猬》(The Hedgehog，1936)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表面上是为儿童创作的，但显然要成人去领悟。在遭到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拒绝后，这部小说出版在布莱赫的第戎(Dijon)系列刊物上，并请乔治·普兰克(George Plank)为其绘制了漂亮的插图。同时，H.D.也参与到电影行业，她认为电影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主义艺术，也为《特写》(Close Up)杂志撰写影评。《特写》是一本先锋派电影杂志，由布莱赫创建，肯尼斯·麦克弗森(Kenneth Macpherson)(他当时是H.D.的情人、布莱赫的第二任丈夫：又一次贪图便宜的婚姻，这次是因为外表)任编辑，格特鲁德·斯泰因也向这本杂志投稿。麦克弗森也是电影《骇杀边缘》(Borderline)的导演，该电影拍摄于1930年，讲述了不同种族之间的性与暴力问题，由保罗和艾斯兰达·罗宾逊(Eslanda Robeson)、H.D.和布莱赫主演。H.D.匿名出版的散文《边境线》是一本宣传这部电影的小册子，主要揭示了H.D.的见解：她从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有利角度出发，对于现代主义对两个不同世界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同时，H.D.也在继续进行诗歌创作，但是她的另一本诗集《送给青铜的红玫瑰》(1931)中所包括的诗歌所展示的审美张力逊色于以往的诗歌作品。这本诗集仍然以希腊为背景，有些诗翻译自合唱词(《酒神的女祭司》[Bacchae]、《墨菲斯》[Morpheus]、《赫克犹巴》[Hecuba])，诗歌风格是对爱的描写，或者是像以往一样“模仿希腊人”创作自画像。诗歌的效果，就像在用作书名的诗歌中一样，往往依赖于对希腊艺术的视觉展现(或者甚至是“创造”)(“如果我能获得青铜的一份重量/能够使我可怜的手指/在疯狂的工作中/得到充分满足/如果我能创造/眼睛和嘴和脸颊，/如果我能用黑色的青铜/在你的下唇/钉入诗行”)。但是，一些尖利刺耳的重复手法也悄然出现在爱情诗中，以表明诗人无法获得艺术或爱情中“平和”的“魔力”，即完美(“如果我能放松自己的手指和大脑/通过敲击/敲击，/敲击，/敲击，/敲击某种【石质、大理石质、坚决、稳定而且物质化的】东西/平和，/甚至还有充满魔力的睡眠/或许会再次降临”)。诗歌结尾处执意坚持要“嫉妒”，而且使用了条件句式(“我愿意”)，从而将爱情贬斥为皮格马力翁[6]式的“创造”爱人的力量。这本诗集中收录了一段简短有力的“格言”，表明了诗人对自己当时诗歌创作的不安和不满。不久后，她便就此在维也纳向弗洛伊德请教。但是，这本诗集收录了H.D.短诗系列中最优秀的一首《让宙斯纪录》(“Let Zeus Record”)。这首诗描述了与上帝或天意或宗教(宙斯)的权威相对立的“爱神的权威”。诗中采用了呼语，整篇诗中语气中带有嘲讽，流露出一种十分烦躁和平淡乏味的情绪(诗的第一行写道：“我说，我筋疲力尽了”)。诗中隐含了关于爱情的对话，屈尊俯就的语气表明了对回应的期盼。这首诗包括七段优美匀称、精致悦耳、形式各异的抒情诗，有的小节是措辞紧凑并且一行有两个或三个扬音组成的四行诗，有的是以传统的五音步诗行为主的恢宏大气的段落，响亮地表达了爱情以及爱情诗的权威。诗中不断暗示：爱情在艰难的时代很不容易，它无法永远保持在美丽与欲望的高度，有时甚至只有依靠爱情的缺失才能激发出爱情。但是，这首诗以一种不带伤感的自信和轻蔑肯定地说：“让宙斯纪录下这些/向死神挑衅，让他去毁灭。”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H.D.和布莱赫正在伦敦。自从1922年以来，她们一直穿梭于她们在伦敦和瑞士的住所之间。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她们一直呆在伦敦，亲眼目睹和经历了伦敦遭到连续不断的空袭和轰炸破坏的噩梦。在此期间，H.D.对通神论、神秘、玄奥的传统以及用唯灵论阐释现实越来越感兴趣，她似乎是在寻求一个可以站得住脚的、囊括一切的中心。她还与诺尔曼·霍尔姆斯·皮尔森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友谊，皮尔森鼓励她继续进行诗歌创作，他在耶鲁贝尼克图书馆整理H.D.作品的过程中，以及后来在编辑和为其中一些作品的出版提供支持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令人痛苦的战争中，一段时间以来几乎没有创作过一首诗歌的H.D.，在令人瞩目的长篇现代主义系列诗歌中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诗歌声音。《三部曲》(Trilogy)完全可以与克莱恩的《桥》(1930)、庞德的《诗章》(1925—1948)、史蒂文斯的《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1942)、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1944)以及威廉姆斯的《帕特森》(1946—1959)相媲美。

《三部曲》由皮尔森于1973年出版，收录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单独出版的三部长篇系列诗，不过H.D.后来逐渐认识到这三部诗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不倒墙》(1944)、《向天使致礼》(1945)和《开花的杖》(The Flowering of the Rod，1946)。从整体而言，《三部曲》是一位女诗人在纳粹与战争即将使西方文化彻底沦为一片废墟之际，对西方文化的重新纪录。《不倒墙》再次题献给布莱赫。H.D.与布莱赫于1923年一起游历了埃及，当时正值图坦卡蒙考古挖掘时期，她们参观了卡纳克的庙宇废墟。与比“希腊”还要古老的文化和艺术的亲近，以及这些文化和艺术“所积淀的”永恒，都给H.D.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致布莱赫/为1923年卡纳克之行而作/1942年于伦敦”与总括另外两部诗作的格言地位相当。总括另外两部诗作的格言均来自于其前一部作品(《向天使致礼》中的格言来自《不倒墙》，而《开花的杖》中的格言来自《向天使致礼》)，似乎在说明，这三部系列诗之间在意义上紧密相连，第三部诗是整部作品的高潮。但是，献给布莱赫的题词为整部系列诗中H.D.对朋友的终生感激奠定了基础，同时直接指向了整个系列诗所构建的那个中心——一个超越了战争废墟的神圣的女性“意象”。(《不倒墙》第34节中称“爱神，造物主”为女神；系列诗集的最后一个意象是《开花的杖》中的一个受到麦琪的尊敬、无子女的非凡处女。)

《不倒墙》写于1933年的大轰炸时期，纳粹1933年焚书的记忆犹在(H.D.也是在那一年开始请弗洛伊德为她进行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书籍也遭到焚烧)，诗中指出重新创造的方法即在于重新书写文化本身。仿佛是为了证实“永恒”确实能够经受得起战争的断壁残垣而“长存”，诗人被要求不要逃避，更不要抹去痛苦和悲伤的文化(或“涂掉”“过去的不幸”)，而是应该在“旧羊皮纸上”重新进行创作。第九节将文化作为重新创作(或诗歌和艺术)汇总到了一起，包括埃及、希腊和当代欧洲文化，强调了艺术和诗歌中所存在的构建与破坏的力量：

透特、赫尔墨斯、铁笔、

调色板、钢笔、羽毛笔持久永恒，

尽管我们的书籍成了

我们脚下一地正在燃烧的灰烬；

尽管焚烧书籍是

最丧心病狂的举动

是人性最卑劣的本性中

最卑劣的行径，

但是，他们仍然在呐喊，给我们

给我们书籍，

对折纸、手稿、旧羊皮纸

很适合装入弹药筒；

讽刺是痛苦的真理

包裹在一个小小的玩笑之中，

而哈特谢普苏特的名字仍然被圈了起来

用他们所谓的花饰牌匾。

H.D.在《不倒墙》和整个《三部曲》系列中的韵律反映了她的诗歌背后隐含的积淀概念：她认为诗歌有很多层次，是多层次的语言分解与重新组合积淀的结果。诗人通过展示如何从断壁残垣中创造出意义来消除断壁残垣。“我知道，我感觉到/隐藏在词语背后的意义”，她在第39节中呐喊道。她在接下来的小节中举例说明：“Osiris(死神)等于O(噢)—Sir(先生)—is(是)或O(噢)—sire(塞壬)—is(是)。”在接下来的诗行中，她继续写道：“噢，塞壬，这是路吗？/……/噢，塞壬，这是废墟吗？/……/噢，塞壬，这是最终的联盟吗？”

诗中一直没有回答这个关于道路的神秘灵异的问题。《不倒墙》记录了战争年代语言对意义和理解的抗拒(“墙仍然没有倒塌”/……/有嗞-嘶嘶的声音，/在未知的地方有闪电)。诗歌以纯粹狄金森式的“可能性”结尾，结尾的一句后来成了《向天使致礼》中的格言：“我们可能会到达安息之所，/天堂”(在这里，H.D.的脑海中是否想到了史蒂文斯《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III，i]中“天堂——安息之所”的“荒谬时刻”？)炼金术和秘术是H.D.这个阶段诗歌创作的重要策略。为了指明“道路”，《向天使致礼》以呼唤“炼金术士的守护神”——三重伟大的赫耳墨斯开头。炼金术不经过融合就能够熔化，因而转化了而不是真正熔化了物质、元素和语言本身的力量，这在第八节中得到了展现：

现在擦亮坩埚

在碗中蒸馏

一个很苦的词，玛拉(marah)，

一个更苦的词，毁坏，

海水、压碎机、引诱者，

赋予生命者、流泪者；

现在擦亮坩埚

调整好下面的

火苗，直到玛拉—毁坏

被熔化，融合、加入

改变和更改，

大海、池塘、母亲、妈妈、迈亚、玛丽，

大海之星，

母亲。

H.D.的炼金术诗歌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以下几个部分的演变：不同的传统和膜拜对象以及不同的艺术形式都被放入诗歌的坩埚中进行了蒸馏。坩埚所产生出的“母亲”的女性形象含义丰富，但是这个含义却神秘莫测。炼金过程必须永远持续下去。塑造了女人的那些具体意象表明：珠宝、星星、贝壳或那些为她确立了适当地位的超自然的实体——女神、天使、上帝之母——必须反过来在炼金碗里经过蒸馏，似乎整个文化和传统世界就是一个坩埚，是水银，是赫尔墨斯光滑的金属，是对神秘莫测的意义的最好隐喻。

《开花的杖》对作为母亲的女人复活的神秘故事进行了改写。玛丽——上帝之母而不是圣子基督之母，蕴含了生死之意。但是，只是在诗人从各种传统中将女人的意象提炼出来，重新塑造了这个女人，赋予她生命，并且把她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而且囊括一切、象征着新的开端与结尾的意象之时，这个意象才包含了生与死的意义：

但她在说，所以他看着她，

她羞赧纯朴而且年轻；

她说，先生，这是最美的一种香味，

似乎将所有开花的东西都聚集到了一起；

但卡斯帕知道罐上的封条仍然没有打开。

他不知道她是否知道

香味来自她手中拿着的

一束没药。

这种男性和女性原则之间最终坚定而富有创造力的相对交流很久以来一直存在于H.D.的想象之中。像叶芝的《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1924)一样，首次于1919年出版的H.D.《丽达》(“Leda”)，重新创作了关于起源的故事(即我们在《海伦在埃及》中所读到的“‘一切时间’、‘一切历史’的最初原因”)；但是，这首诗为这个女人的神秘故事蒙上了一层更厚重的阴影，叶芝在他的诗的结尾也提到了那个神秘故事(“她可曾就神力汲神的智慧，乘那冷漠之喙尚未将她放下？”)。H.D.的诗里已经没有了丽达，有的只是百合、芦苇和水，还有优雅地浮在水面的红天鹅，“没有懊悔”，也没有“记忆”。历史现在发生在丽达的身上，超越了“他的”智慧和神力。海伦即将诞生和生长在一个新世界的美丽与恐怖之中。《海伦在埃及》(1960)是H.D.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美丽、受人爱戴同时也遭人痛恨的希腊人海伦被改造成诗歌最充分的象征(“她本身就是创作”)和最完美的女诗人形象(“她将瞬间与无穷紧密相连”)。整部诗集中，无论是在散文体的序言还是抒情诗本身部分，往往很难将海伦和诗歌的世界与编织神话的诗人H.D.的世界区分开来。海伦是神话，H.D.是编织神话的诗人，她们两者被绑缚在一起，共同“重新构建这个神话”。她们就是象形文字，她们就是只有她们自己才懂得的“不可破译的文字”。

希腊与特洛伊、特洛伊战争以及人与神之间的激烈冲突与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社会与政治、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的情形以及H.D.当时的个人际遇相呼应。H.D.复杂的人生经历和人际关系在诗歌中找到了表现的途径(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同时也是诗歌的)；这些经历和关系使诗中体现出诗人心灵上的蚀骨之痛，叶芝令人动容地称之为“气味难闻的心灵破烂摊”，但是这些经历和关系并不是诗，而且也不应该影响诗的解读。《海伦在埃及》堪称美国的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史诗”，特洛伊的海伦是诗歌的主角和核心。这首诗在参照和突破了各种记录在册的故事——荷马、斯泰西科拉斯、欧里庇德斯以及与H.D.自己所处时代接近的人的作品——的基础上，重述了海伦的故事以及她的绝色美貌所带来的创造性/毁灭性影响。在以往的一些作品中，海伦遭到了诋毁，由于她充满诱惑而且不可靠的美艳，她被认为是引起战争和造成悲剧的祸水；有些作品则宣称海伦没有过错，她只是戏剧作品中的一个很无辜的人物而已。《海伦在埃及》并没有对各种传统作品中各种侧面的海伦予以否定。因此，《海伦在埃及》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诠释文化中男女关系的新的可能性，成了被改写为“千瓣百合”的“文字”。从对“海伦”的认识论角度的探索出发，这首诗囊括了关于海伦的神话中所有复杂问题，目的是为了使海伦成为“海拉斯”，也就是H.D.借以暗指起源、文化、艺术和诗歌的象征。像克莱恩的《致浮士德与海伦的婚姻》(“For the Marriage of Faustus and Helen”，1923、1924)一样，H.D.的《海伦在埃及》在用诗歌的语言建构所有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记住、忘却乃至重新创造了神话这个概念。

《海伦在埃及》是一部经过精心构思和创作而成的作品，分为三部分：《帕林诺迪》(“Pallinode”)(〈Y〉原文如此〈/Y〉)、《路克》(“Leuké”)(白色的岛屿)以及《爱多伦》(“Eidolon”)。每个部分都由若干部“书”组成，前两个部分由七部书组成，第三部分由六部书组成。每部书由长短不等的八首抒情诗组成，每节三行，不押韵，每个诗行通常不超过两到三个扬音。像H.D.以往的作品一样，抒情诗的音韵主要依赖于半谐音和节奏，偶尔一些地方会押韵。每一首抒情诗的前面都有一篇散文体的简短序言，详细讲述故事内容，并对故事进行了思考，从而使每一首抒情诗都能够这样得到阅读和品味。例如，来看一下下面引用的这首选自《路克》结尾部分的抒情诗，它在“海伦”身上总结了H.D.的诗歌理念，即诗歌是对两个对立面的一种调和，尽管调和过程本身也离不开纷争与暴力，“海伦”这个人物就像是一个被重新塑造的意象中“光芒四射的节点或簇群”或“闪亮的细节”一样。这首诗节奏快，诗行短，通过意义和声音将一些并列的概念连接在一起，强调了集中在“海伦”这个意象上一瞬间闪烁而过的意义。关于海伦的两个截然相反的神话故事在布莱克“生病的”但最终回归永恒与美丽的玫瑰中得到了精湛的改写。H.D.的海伦是“道路”相交汇的地方，而且现在拥有了永久美丽的(诗歌的)权力：

这样，这样，这样，

就像白天，黑夜，

就像正确，错误，

就像黑暗，光明，

就像水，火，

就像大地，天空

就像狂暴，平静

就像水果，花朵

就像生，死，

就像死，生；

被摘去了花朵的玫瑰，

重生的玫瑰；

海伦在埃及，

海伦在故国，

海伦就是永远的海拉斯。

H.D.常常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1960年获得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诗歌优秀奖(Award of Merit Medal for Poetry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她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到1961年去世之时，H.D.并不是一个拥有大量读者群且广受称赞的诗人。但是，年轻一代的诗人开始对她的诗歌做出反应，他们对H.D.充满了钦佩，有一种发现的惊喜，与当年H.D.创作生涯开始之初她的现代主义同行对她的感觉一样。1925年，正在为自己的《诗集》争取出版(可夫斯基1934年才使这部作品得以出版)而奔忙的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为H.D.的《诗集》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投到了《纽约晚间邮报文学评论》(New York Evening Post Literary Review)。就在1972年去世以前，埃兹拉·庞德在写给詹姆斯·劳夫林(James Laughlin)的一封信中重新强调了他对这个不只是“卓雅”的人的钦佩，而且坚信H.D.是“美国自从艾米莉·狄金森以来最优秀的女诗人”。但是在庞德公开自己的评论之前，年轻一代的诗人们，如丹尼斯·莱弗托夫和罗伯特·邓肯已经为H.D.的诗歌与诗学而着迷。“(H.D.)指明了一条穿越神秘的道路，”莱弗托夫于1962年这样写道，并解释说，“这条路意味着不是在黑暗中充满光明从而破坏黑暗，而是进入黑暗，进入神秘，从而去亲身体验黑暗与神秘。”但是，迄今为止H.D.的诗歌所得到的最伟大的礼赞来自罗伯特·邓肯。《H.D.之簿》(The H.D.Book)是邓肯所谓的他关于诗歌和诗学、生命与生存的思考系列，读起来像是现代诗歌的“文学自传”，邓肯从60年代起到80年代一直在进行这个系列的写作。H.D.作为一位杰出的现代主义英语诗人，如果她的诗歌为邓肯在《H.D.之簿》中的思想提供了基础，那么她的诗歌同样有力地激励了邓肯的诗歌创作。《根与枝》(Roots and Branches，1964)中包括了《为H.D.1959年9月10日生日而作的组诗》(“A Sequence of Poems for H.D.'s Birthday，September 10，1959”)，诗的结尾以“一种神圣的人性光辉”形象呼唤了智慧的女性原则，即“索菲亚”[7]。

4 玛丽安娜·穆尔——贪婪的沉思

在有生之年在美国获得公众认可的主要美国现代主义诗人中，玛丽安娜·穆尔(1887—1972)或许要算是得到认可最多的一位。即使考虑到艾略特在国际上被奉为当时最一流的(英国—)美国文学家，或者庞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臭名远扬的叛国案，作为一个获奖的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特别是《拉·封丹寓言》[Fables of La Foutain，1954]的译者)，穆尔在50、60年代美国文学界和整个社会可谓声名显赫。还在布林莫尔(Bryn Mawr，1905—1909)就读时，穆尔就已经开始在学生刊物上发表诗作了。1915年以及紧随其后的几年中，穆尔的一些诗作已经被当时一些最有趣的先锋派小杂志所接受，如《唯我主义者》、《其他》、《布鲁诺周刊》(Bruno's Weekly)、《客迈拉》(Chimaera)、《接触》等。从1921年她的第一部诗集在英格兰出版到1967年《诗歌全集》(The Complete Poems)出版，穆尔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和翻译，已经超过30部。到那时候为止，穆尔已经获得过美国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包括伦德尔·嘉雷尔所说的“三项桂冠”：博林根奖(Bollingen Prize)、国家图书奖(the National Book Award)和普利策奖，这三项奖都是在1952年获得的。但是，对她作为一个语言大师在公众心目中占有很高威望的真正证明，是1955年她收到的来自福特汽车公司的邀请函，请她为一个全新系列的小汽车想一个漂亮而有联想意义的名字。穆尔一生痴迷于广告，因而立刻接受了这个邀请。

这件事情产生了多方面的意义。穆尔的85载人生见证了20世纪以来美国文化所经历的剧变。她目睹了美国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美国消费文化的兴起，见证了美国社会各个部门公司理财和专业管理人士的出现，于是会对几十年来美国商业和广告业的非凡成就表示惊叹。穆尔博览群书，也是一个细致入微的信息收集者(“没有了报纸我就会感到茫然无措”)、一个自封的“观察家”，她充分意识到19世纪工业和市场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工业和市场革命导致了20世纪信息技术、企业以及工厂产品的企业广告的诞生。19世纪中叶，人们开始了关于广告究竟是向大众进行客观宣传的专门技术知识还是推动消费和刺激商业的诱导艺术的争论，这种争论逃不出一个将自己的诗歌创作称之为“创作练习”的诗人的眼睛。在穆尔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现代主义如何与现代化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尽管穆尔最欣赏的作家都是“经典作家”(“忽视独创性就等于自杀”)，但是她却深深地浸润于自己所处时代的美国文化中，而纽约则是这种文化无可辩驳的中心。“我1887年生于密苏里”(她在1951年投给《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New York Herald Tribute Book Review]的《1951年为自己辩护的一些作者》[“Some Authors of1951 Speaking for Themselves”，10月7日]一文中这样写道)，“1909年毕业于布林莫尔，居住在布鲁克林位于希尔的一幢六层黄色砖与石灰石材质的公寓里。”至于“娱乐”，她暗示自己兴趣广泛，是一个折中主义者。套用当时的广告词语，我们可以说她的爱好赋予了她科学的思维和不乏浪漫本色的现代主义的专业能力。她说，她喜欢“戏剧、网球、帆船航行运动、读书和电影包括动物纪录片、游记，有时还有法国影片以及新闻记录片”。她还喜欢“乡村集市、过山车、旋转木马、狗狗秀、博物馆、林荫大道、老榆树、车辆、时间试验……[以及]动物”。原在(physis)与技艺(techne)、自然(nature)与技巧(artifice)在穆尔的诗歌中都得到了娴熟的表现。她认为自己的诗歌既是机械物体同时又是自然有机体。反过来，在她的诗歌中自然有机体往往又被创作成为精细的机械装置。例如，从《跳鼠》(“The Jerboa”，1932)介绍知识和讲故事的口吻可以看出，这只“小沙漠鼠”与开头的松果泉似乎同样经过“精心设计”(“尾巴像个受速度左右，/直直地摇摆着的/重物”；“柱子般的身体直立/在一只三角的平稳前进的奇彭代尔式优雅的/爪子上”)。这里的匠心，即技艺，也是非洲人的那种让“狒狒登在长颈鹿的脖子上摘/水果”的灵巧别致。穆尔的作品显然促成了人们重新评价由科学、技术以及实用理念主导下的文化中的诗歌，同时也就这种重新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福特公司的邀请令玛丽安娜·穆尔无比欣喜。这一举措本身表明了公司为了获得最佳效果，对于改进宣传方法和目标的关注，即如何用最佳办法在有效吸引消费者的同时又“诚实”地(或“真实地”)向公众提供信息，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刺激和从商业角度利用好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阐释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功能性平衡，如何在广告中获得能够协调个人需求与资本和公众利益的专业管理技术与创造性和艺术“魔力”的最佳结合。1955年向穆尔发出的邀请函说明，福特汽车公司承认诗歌在当代美国文化中能够发挥作用(自本世纪开始之初，现代主义诗人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在赞美了诗歌词汇所产生的力量的同时，还起到了说服公众和动员消费者的作用。穆尔欣然应允。这里简单列举一些她提出的充满想象力的建议，如福特银剑、回弹子弹头、灵慧鲸鱼、文雅之獴、天上人间、粉笔画、梦幻龟壳等。福特汽车公司的管理专家觉得这些响亮的名字个个引人入胜，这一事实证明，在美国广告史上的这段小插曲中，“客观”、“诚实”、“真实”的“通俗语言”胜过“想象”与“激情”，尽管未能彻底超越“情感”和“新颖”。新车最后被命名为“埃德塞尔”(Eolsel)，这个不甚普通的词是福特的长子的名字。福特公司的真实可靠性因此得到了捍卫：它源于一个诚实的、重视真诚价值观念的美国家庭。

但是这段插曲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主义诗歌史也具有一定意义。三年后，《纽约客》上公开了福特汽车公司与穆尔之间的通信，这个举动使一位普通的女性文人变成了名人。更有趣的是，穆尔把这些来往信件收录在了《玛丽安娜·穆尔的一个读者》(A Marianne Moore Reader，1961)中。因此，穆尔提出的这些用来描绘汽车的极尽溢美与把玩文字之能事的名词，不论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由她杜撰的，也被用来描绘“美国诗人”“玛丽安娜·穆尔”。在当时的大多数诗人看来，穆尔一直在对“诗歌”进行不断修正，她自己为《玛丽安娜·穆尔的一个读者》撰写的《前言》对此深信不疑。尽管《前言》常常因作者的卑恭和谦让而受到赞誉，但是诗歌狂放不羁的理念却当仁不让。在《玛丽安娜·穆尔的一个读者》中，包括概述部分，穆尔大胆地将自己重塑为“玛丽安娜·穆尔”，为了让读者将她当做现代美国诗人来解读，她确定了自己的诗歌术语集合，同时也为如何解读一般的诗歌提供了思路。诗歌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对诗歌进行解读。现代美国诗歌是现代美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对现代美国诗歌进行解读。她在《前言》中提及她自己的《婚姻》(“Marriage”)这首诗：“这个东西(我几乎不愿称之为诗)既缺乏哲学的积淀，又未通过洋洋得意或构设圈套的方式或者危险的对话形式揭示任何个人隐私。它只是一本小册子，装载了对我喜欢的一些精美词句的说明。”同样在《序言》中，穆尔坚持认为，自己的“韵文”一直都是“观察所得的经验”，而自己的“散文”“将一直都是随笔”。那么，《玛丽安娜·穆尔的一个读者》中收录的福特汽车公司的信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为了展示诗人对史蒂文斯所谓的“语言的愉悦”的喜爱，并展示她在语言创新方面的娴熟技艺(和弗罗斯特一样，穆尔也赞美“娴熟技艺”这种素质，特别是“动物”和“运动员”，尤其需要具备这种素质)；同时也可能是为了对现代美国诗歌的“诗学”定义提出质疑并且重新确立她自己的术语集合，不是要反对，而是要将物质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成就也一同考虑进来。其他所有现代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同样在做这件事。例如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在《春天及一切》(1923)中就已经对继续将诗歌与非诗歌区分开来的概念提出了挑战，认为这种区分对诗歌与非诗歌两者都有害无益。因此，他援引“玛丽安娜·穆尔”是最优秀的“美国”诗人这一事实，反对传统意义上对诗歌与散文的区分。威廉姆斯对穆尔、特别是对她在“诗歌的宗旨”方面的感知力十分赞赏，她避免采用传统的韵文形式(意象、音步、节奏)，赋予了每个词语本应具有的朦胧与凝练的力量。威廉姆斯说：“玛丽安娜的词语都是分离的，每个词都不愿意与其他词为伍，除非是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威廉姆斯脑海里或许还记着穆尔更早时期在诗歌革新方面进行的更多技术性尝试。她在自己的随笔《重读音节》(“The Accented Syllable”)(《唯我主义者》，1916)中第一次提到的“重读音节”的概念是一个关于诗行的新的诗学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与威廉姆斯的“可变音步”异曲同工。

如果美国的诗歌现代主义特别是某个时期所谓的“高雅现代主义”可以被称为一张以知识、想象力乃至私人关系编织的精致网络，那么玛丽安娜·穆尔即使不是其最有力的支柱，也称得上是这个网络的一个核心。她或早或晚会写出对艾略特、庞德、史蒂文斯、H.D.、威廉姆斯、卡明斯、斯泰因的评论，而且往往不止一次，所有这些诗人最终也会写出对她的评论。在穆尔创作生涯之初，对她的作品最重要的两次评论性鉴赏是艾略特投递到《日晷》(1923)的对《诗集》(Poems，1921)和《婚姻》(1923)发表的评论。威廉姆斯关于这两部作品的随笔两年后也发表在了《日晷》上。考虑到纽约市的文学和艺术活动所带来的知识氛围和活跃的社会生活，这些又都是这个城市的一员，即使本人不在纽约(如那些漂泊在伦敦的作家：庞德、艾略特、H.D.)，他们之间的关系立刻就成为一种友好的私人关系，而不仅仅是专业上的联系。尽管他们多年来彼此之间的信函往来也表明了这些关系，但是关于这些关系稳步发展的最佳信息来源则是穆尔的母亲玛丽·克雷格·穆尔(Mary Craig Moore)写给儿子约翰·华纳·穆尔(John Warner Moore)(一位长老会牧师)的信，以及穆尔本人写给其兄长的信。玛丽·穆尔在女儿出生以前一直与其精神上反复无常的丈夫分居。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对知识和道德的强烈好奇、对书籍的热爱、对动物的兴趣，以及穆尔的诗歌，母亲、儿子和女儿被维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关系十分密切的家庭，即使是在华纳1918年结婚以后仍然如此。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温馨与亲密可以从他们称呼彼此的绰号中得到最好的体现——他们用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杨柳风》(Wind in the Willows)中的小动物名字来称呼彼此：老鼠(穆尔)、鼹鼠(玛丽)、獾(华纳)。“亲爱的獾”，穆尔1923年在给兄长的信中写道，她在这封信中向兄长讲述了她与(或关于)门罗·韦勒(Monroe Wheeler)、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戈海姆·芒森(Gorham Munson)、埃兹拉·庞德、大卫·罗森(David Lawson)以及劳拉·瑞吉(Lola Ridge)等人颇为鼓舞人心的关系和经历，信的结尾写道：“爱你的，老鼠”，而且还不忘转达鼹鼠的关照。家人深厚的长老派背景以及对伦理道德的深切关注都在穆尔的诗歌中得到了体现。穆尔在早期回答庞德对她的影响力的质疑时(1919年1月9日)坦承，她不懂希腊语，也没有读过法国象征派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她认为提及“戈登·克雷格、亨利·詹姆斯、小预言家布莱克和哈代也很重要，还提到了她自己“纯正的凯尔特血统”(爱尔兰和苏格兰)以及长老派教育背景的重要意义。以一种算不得穆尔诗歌特征的自传体模式，她的“纯正的凯尔特血统”成了《斯宾塞的爱尔兰》(“Spenser's Ireland”，1941)的明确主题。

穆尔对现代主义诗歌和诗学第一次有意义的重要参与是她写的一篇关于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及其他》的简短评论，1918年发表在哈里特·门罗主编的《诗刊》上。这篇评论的引人注意之处并不在于其内容(尽管文章使读者受到鼓舞，很钦佩穆尔的坚定观点，但穆尔对诗作本身并没有施以太多笔墨)，也不在于其认真关注与幽默的旁敲侧击并重的娴熟(当她力主应该为“温柔的读者”出版一个艾略特第一部作品的“无毒牙版本”时，很难分辨清楚她究竟是在责备作者还是在取笑他的读者)，而是因为它开创了一个广泛的批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一直是美国诗歌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尺。三年后，穆尔在《大篷车》(The Caravan)上发表了一篇对威廉姆斯《地狱中的科拉》(1920)的评论，这篇文章内容翔实，颇有见地(“敏锐的才气需要严谨、瞬息的满足感和对真理的支持，稍纵即逝；但是威廉斯的作品中却不乏这种才气所带来的温婉与活力，从表面上看起来清新利落，这是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她对史蒂文斯1924年发表在《日晷》上的《风琴》(1923)进行了详细、认真、引经据典的解读，她的评论同样充满深刻、敏锐和有力的见解，对史蒂文斯的“恣情华丽”表示欣赏，同时也注意到了他偶尔的“辛辣尖刻和无缘无故的傲慢”。10年后，穆尔在为《批评标准》撰写的关于庞德的《三十诗章草稿》(1932)的评论中，广泛、敏锐地引用了作者以及被评论作品中的话，而且为了强调所评论诗歌的诗性手法，巧妙地将其与其他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联系在了一起，这篇评论证明了穆尔的学识、明察秋毫的敏锐与阅读技巧。(“人们会说，由俚语、外文和数词构成的句式中运用了许多令人赞叹的隐藏手段，即韵律技巧——这的确是一种借助于‘搅乳桶、织布机、纺车、船桨’而来的能力”，如描写褐色小马的礼物的这句：‘Malatesta de Malatestis ad Magnificum Dominicum Patremque suum，etc.’。我们从这些音韵效果中感受到了一种智慧，一种与自巴赫以来的一切艺术同样卓越的智慧。”)难怪穆尔会成为她同时代以及下一代诗人最钦佩、最敬重和最喜爱的美国现代主义诗人之一。

伊丽莎白·毕索普的《爱的耕耘：玛丽安娜·穆尔》(“Efforts of Affection：A Memoir of Marrianne Moore”)大致写于1969年前后，是一位诗人为另一位诗人所描绘的最细致敏感、最意蕴丰盈的个人肖像。毕索普曾经称玛丽安娜·穆尔是“在世的、世上最伟大的观察家”。毫无疑问，毕索普还记得《纸船艄》(“The Paper Nautilus”，1940)这首诗，这是她送给穆尔一个船艄壳的礼物后，穆尔回赠给她的一首诗。诗中，诗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精美的船艄壳中所蕴含的抚育的力量，同时也看到了年长和年轻的诗人之间相互支持而又宽松自由的关系。毕索普1948年为《文学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Literature)的玛丽安娜·穆尔专辑撰写了《我们喜欢这样》(“As We Like It”)一文，她在文中对穆尔的称呼的确是对穆尔的恭维。毕索普曾经打算以“观察评论”作为她的第一部著作《诗集》(1921)的标题，这部作品在她的朋友H.D.和布莱赫(温妮弗雷德·埃勒曼[Winifred Ellerman])的大力协助下，由唯我主义者出版社(Egoist Press)出版，据称并没有通知穆尔。但是，穆尔的第二本诗集恰恰以《观察评论》命名，由日晷出版社(The Dial Press)于1924年出版，声称是“重印本”，是伦敦版本的“增补本”。这本诗集为穆尔赢得了1924年度著名的日晷奖(Dial Prize)。第二年，日晷出版社出版了新版《观察评论》，只增加了一首诗(即当年在《日晷》上首次出版的《猴子的难题》[“The Monkey Puzzler”])。

与《普鲁弗洛克及其他》(1917)相比，《观察评论》中的每一首诗都更加有力，无论从“观察”这个词的哪一个意义上说，都堪称真正的“观察评论”。密切关注、洞察、科学地研究某种现象、评论、尊重、思考——所有这些动词表明了穆尔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证明了穆尔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的实际表现。艾略特曾经对穆尔说，作为一个诗人，“观察评论”这个词更适合于她而不是艾略特自己。穆尔对所关注事物，如物体、概念、情感、词汇、声音、形象或形式的精确把握，从她一开始创作便是她的诗歌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与她早期在生物学方面的训练有关，也与她执著于科学的严谨密不可分。1920年前后，看到当时的诗歌中出现的明目张胆的科学常识性错误，穆尔深感不安，于是产生了给哈里特·门罗的《诗刊》写封信的念头，建议编写一本《诗人的科学手册》(Poet's Handbook of Science)。她亲自修改了《四块石英晶体钟表》(“Four Quartz Crystal Clocks”，1940)一诗，这首诗赞美了技术的精确性。穆尔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保存在纽约贝尔电话实验室的钟表在温度方面出现技术误差。她的这个特点很快得到了读者的认可，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她那个时代知识界的某些特征。其他诗人、敬佩穆尔者、批评者以及评论者一直都很关注她的作品中的精确性特征，有人认为她“准确”(艾略特)或“严谨”(罗伯特·洛威尔)，有人强调她“在思想方面吹毛求疵”(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用词过于讲究”(沃莱斯·史蒂文斯)、“描写准确”(伊丽莎白·毕索普)、“一丝不苟”(唐纳德·霍尔)、“客观”(肯尼斯·伯克)或者形式上“严谨”(休·肯纳)。

读者绝不会把穆尔的这种严谨理解为枯燥的唯科学主义，从洛威尔认为她“严谨”与“丰富”并重就可说明这一点。玛丽安娜·穆尔曾经表达过她“嫉妒”丽莉安·海尔曼(Lilian Hellman)戏剧中“方言的准确性”，她在评论中多次将诗人比作科学家，因为二者都“必须努力做到精确”。但是，她最喜欢用来表示欣赏的一个词却是“兴致”(gusto)(她在1949年创作的散文《谦逊、专注和兴致》中阐释了如何“提高兴致”)。当她感觉到哥哥在饶有兴味地阅读她的诗歌时，她总是十分兴奋。穆尔对史蒂文斯发表在《批评标准》(1936)上的《秩序的理念》一文所作的评价乃是对诗歌的定义最好的总结：“诗歌……是一种贪婪的沉思。”

《致蒸汽压路机》(“To a Steam Roller”)较早而且很好地体现了穆尔撰写“观察评论”的手法，该诗于1915年首次发表在《唯我主义者》上。穆尔在这首诗中所采用的手法在其后一生都在使用，但表达的是不同的效果。她用这种手法挑选出一个对象，在这首诗中，这个对象是城市现代化的一种工具(“一台蒸汽压路机”)，而且通过献诗歌给这个对象(“致蒸汽压路机”)以及将这个对象包括在诗歌之中(“你”)，使对象变成为主体。随后她继续从自己所选取的对象中抽象出一个主题(“一致”或者“和谐互补”)。抽象出的主题与说教式的沉思和讽喻式的叙述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蒸汽压路机的实际作用(将‘所有沙粒压下/使其紧密一致“或将”闪闪发光的片片岩石(压碎)/直到与母板相平”)暗指一本正经、偏执武断的见解。最后一节中翩然飞舞的柔弱的“蝴蝶”形象与蒸汽压路机将“沙粒”碾碎，以求与平坦的权威(“母板”)相“一致”的无情形成了生动的对照，使诗歌又回到了第一节。在这一节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象的沉重恰使“愚钝”成了回顾过去时令人满意的品质。这首诗的结尾部分从两方面加深和延长了这种讽刺，因为正是由于“缺乏”“愚钝”，使蒸汽压路机失去了“质疑”这种纯属子虚乌有的“和谐”所需的自我思考能力。蒸汽压路机在诗中的这个部分已经成为一种讽喻，是对于缺乏想象力和不愿批评的思维方式的讽刺。

如果不加以应用，这个说明对你则

毫无意义可言。

你缺乏愚钝。你将所有沙粒压下

使其紧密一致，然后你就在它们上面走来走去。

闪闪发光的片片岩石

都被压碎，直到与母板相平。

若不是因为“审美方面的客观评判，即形而上的不可能性”，你

可能会获得很大成功。

对于蝴蝶而言，我很难看出

有人听从你的指挥，只会看到有人在质疑

和谐互补的徒劳无功，如果这种和谐互补存在的话。

对于一个徜徉在越来越视觉化的文化中的诗人而言，她的观察评论的力量就在于使她自己的诗歌也反过来成为读者观察评论的对象。读者必然会注意到《章鱼》(“An Octopus”)和《鱼》(“The Fish”)在形状方面的鲜明对照。观察涉及形式、节奏以及声音。穆尔诗歌中的形状(或许应该称之为“机械原理”)很少会出错。正如她自己所言，穆尔对“机械事物非常感兴趣”。她乐于与福特汽车公司合作为该公司的汽车选取动听的名字，其中一个原因正在于此。但是，她也声称，她的诗歌在创作方面没有任何机械的东西。相反，她的创作过程与有机体的浪漫意境相关。“我从来不会去‘安排’某个诗节”，她在1963年的一次访谈中对唐纳德·霍尔说。她的脑海里始终记着自己的辅修专业——生物学以及做实验所带来的乐趣，她继续说道：“词聚类就如同染色体一样，决定了过程。”不过她又承认，很难重新创作出像染色体般的第一节一样的后续诗节。穆尔诗歌的音节节律诗行确实使人感觉到对象是经过精雕细刻而成，似乎由一个技巧娴熟的工厂工人制作而成，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拒绝被商品化。《致蒸汽压路机》由三段结构相似的诗节组成，每节有四行，每一行的音节数相等或不等，有的押韵，有的不押韵。每一节的前两行押韵，但是音节的数量差异很大(第一行5个音节，第二行12个音节)。第二和第三行音节数量相同但是不押韵，第四也即最后一行自成一体，音节数量庞大(15个)，而且不押韵。穆尔对英语单音节词和拉丁语多音节词(让人想到了史蒂文斯的“想象的拉丁语”[“imaginations Latin”]和“普通语言与口语”[lingua franca et jacundissima])的把握很娴熟，使人想起了她对自己在后来的一首诗《盔甲在破坏谦恭》(“Armor's Undermining Modesty”，1950年首次发表于《国家》上)中所提出问题的巧妙回答。诗中的问题和回答——“什么比精确更加精确？/幻想”——说明了穆尔一生意欲调和科学的精确与诗歌的想象之间关系的夙愿。穆尔很奇特地将与《盔甲在破坏谦恭》同期的一首诗歌命名为《贪婪与真理有时在相互作用》(“Voracities and Verities Sometimes Are Interacting”，1947)，通过这种命名，穆尔又回忆起了她为诗歌所下的定义：她在1936年撰写的关于史蒂文斯《秩序的理念》的评论文章中将诗歌定义为一种贪婪的沉思；通过这样的命名，她将具体名称的力量与诗歌结尾暗含的抽象的流畅(人可以得到原谅，是的，我知道/人可以得到原谅，因为爱会永存)结合在了一起。诗中充满了具体的名称，如“钻石”、“绿宝石”、“大象”和“虎书”(tigerbook)等。

《致蒸汽压路机》同时还表现了穆尔保持一生的一个习惯：她在自己的诗歌中常常引用别人、通常是散文作者的言辞，以此来打断自己的诗歌话语。与艾略特或庞德引用他人的言辞是为了呼唤传统的目的不同，穆尔采用这种手法产生了三方面的效果。首先，这种明确标注出来的引用文字唤起人们注意诗歌的语言特征，突出表现了诗歌作为一种交叉文学构建的明显特征：这个构建是一个由已被创造好的对象所构成的对象(“若不是因为‘审美方面的客观评判，/即形而上的不可能性’，你”)。其次，它以一种荒诞的方式揭开了诗歌独创性概念的神秘面纱。在《致蒸汽压路机》出版仅四年后，艾略特就在《传统与个人天赋》(“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1919)一文中对诗歌独创性这个话题进行了系统探讨。最后，它使人注意到了穆尔诗歌中的某种宣传成分，这种成分实际上往往源自促销材料或者杂志上的广告文章(她最喜欢的一本杂志是《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粗略浏览一下穆尔的《诗歌全集》，专注于那些点缀一首首抒情诗中的单引号时，也会想到穆尔是消费文化中的一名收藏家，她在阅读日记中收藏了许多引言，同时也在收藏实物，例如她的壁炉台上那些抢眼的著名大象。她的引言来源广泛，从杂志、文学作品和课本或者批评、学术以及传记散文到广告、旅游宣传册、政府宣传册、商业文件，从重要的公共演讲到不经意间听到的讲话或者对话(往往是与她母亲的对话)的只言片语，应有尽有。穆尔在《观察评论》(1924)中开始使用注释对引言进行标注，但并非对所有引言都进行了标注。穆尔声称她与英格兰出版的《诗集》(1921)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认同她的这一说法，《观察评论》则是她的第一部作品集。例如，《致蒸汽压路机》中的引言来自劳伦斯·吉尔曼(Lawrance Gilman)的《音乐中的戏剧》(“Drama in Music”)(《美国新评论》[The New American Review]，1915年4月)，她在读书笔记中摘抄了这一引言，但并没有在“注释”中承认这一点。另一方面，她并没有一直用引号来表明自己在借用别人的话语。尽管穆尔曾经解释过这一习惯，说她的本意是“表示尊敬而不是要剽窃东西”，从而避免成为“剽窃者”，但是，仔细观察她使用引用技巧的方法，除了有关引言的准确性和对引言的标注以外，还会发现更多有关她的诗歌真理的概念(她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是“真相”)。最终(至少自从《什么是年份》【What Are Years，1941】一书之后)，穆尔为自己点缀着引言的诗歌所作的“注释”之前还加了一篇《注释的注释》(“A Note on the Notes”)。这篇注释读起来像一篇异乎寻常的广告，通过宣传被宣传产品内在的美好特性，说明这个产品本身毫无用处：

想要摆平他人对自己写作风格的各种相互矛盾的批评或许意味着将自己的作品变成了驴子，最终会发现自己是在被主人牵着走，因为一些读者认为，引号会破坏阅读进程的愉悦感；另一些则认为，对原本已经完整的东西加注是一种迂腐和卖弄，或者说明创作还不够充分。但是由于我所有的作品中都存在一些诗句，其重要的旨趣均系引用而来，而且我还不能抛弃这种混合创作手法，所以答谢似乎仅仅是显得诚实而已。那些厌倦附文、保留、附言的人可能会被说服，会毫不怀疑地选择诚实，从而忽视了注释。

“注释”似乎顷刻间变得既重要又可以被忽略。真正重要和独特的是“这种混合创作手法”，穆尔自己改造语言的方式是互文性，单是这种手法就可以帮助诗人赋予已经使用过的、失去生机的词语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惊人活力。对当时广告技巧的认真思考本身也是对诗歌独创性的一种进一步的间接评论。穆尔用娴熟的手法对当时的广告技巧提出了质疑，但是像西方传统中的其他许多著名诗人一样，仍然对其十分渴望。继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及其对影响的焦虑进行的思考以后，人们可能会怀疑穆尔没有加引号或注释而且往往很“乏味”的引言可能“原本”并不“属于”其他诗人。伊丽莎白·毕索普曾经对穆尔在学术上的诚实予以高度赞扬，但在《爱的耕耘》中坦承，她对穆尔作品中没有标明出处的引言怀有“些微的遗憾”，当时，毕索普期望能够“收回”这些属于自己的话语。《四块石英晶体钟表》中第五节的“手拿浮球的旅馆行李搬运工”一句，穆尔在其“注释”部分并没有提到。在科德角的时候，当毕索普看着旅馆的行李搬运工扛着她的行李，带着她为朋友带回家的浮球沿着走廊行走时，这个短语第一次出现了在她的脑海中。毕索普特别喜欢这个短语的声音，出于“虚荣”，后来她向穆尔重复了这个短语。“[穆尔]这样做真是大大出人意料，”毕索普说，“我一直不理解这种做法。有时候想到我可能在不经意间从她那里窃取了很多，这种想法令我不寒而栗。或许我们都是爱收集零碎东西的人。”

穆尔是否忘记了拿着浮球的旅馆行李搬运工的出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都是爱收集零碎东西的人(如果这正好碰巧也是你爱用的比喻)，而且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诗人总是按照传统，在诗歌内部、从前辈诗人的诗歌中，从而也是在语言和文化中创作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是“爱收集零碎东西的人”。至于穆尔，有趣的地方在于，她的“注释”以及《注释的注释》标明了她采用的引言主要来自于非诗歌的内容，因而使诗人的这种寄生思想遭到了质疑。而且，穆尔本人很清楚，诗人往往容易“忘记”对其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关诗歌的东西，难怪她也经常“忘记”为她的引文加注出处。关于刻意遗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穆尔的《花岗岩与钢铁》(“Granite and Steel”)，尽管哈特·克莱恩会说还记得不少引言的出处。《花岗岩与钢铁》1966年首次在《纽约客》上发表：

赋予解放的绳索，在海面的映衬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

交织一处的线缆，在弥漫的雾中显现出苍白，

自由女神统治着海湾——

她的一只脚上戴着被砸碎的镣铐，

整条锁链曾经由暴君铸造。

被囚于笼中的钢铁与石头制成的喀耳刻，

她父母德国式的灵巧。

“哦，悬链线”，从高塔到码头，

思想的畸形产生的无法消除的敌对，

所产生的人类毫不愧疚的贪婪

人类对绝对优先的绝对热爱

恰恰在最近

挡住去路的温顺的脚

想要在夜幕无缘无故降落之时

踏上岸边，

似乎诚实还没有加入我们在海中的

城市

“哦，海鸥的翅膀掠过的

众星之中的路!”

“哦，光芒确实继承了我!”

——确定了相互作用的和谐!

未曾尝试的权宜之计，未曾尝试；然后进行尝试；

出去的路；进来的路；浪漫的通道

首先被思想的眼睛所看到，

然后被眼睛看到。哦，钢铁!哦，石头!

高潮式的装饰，双层的彩虹，

仿佛被法国人的睿智，

约翰·罗伯林的碑，

还有德国人的坚强所颠倒；

混合的横跨——一种现实。

根据“注释”的说明，这首诗的“出处”是艾伦·特拉登堡(Alan Trachtenberg)的《布鲁克林大桥：事实与象征》(Brooklyn Bridge：Fact and Symbol，1965)。诗中标出的一句引文(“哦，悬链线”)据称直接来自特拉登堡的书(第69页)，另一个没有标注的意象“被囚于笼中的喀耳刻”也来自他的书(没有给出具体页码)。其他带有引号的引文没有进行说明或答谢(“哦，海鸥的翅膀掠过的/众星之中的路”；“哦，光芒确实继承了我!”)，尽管这两句直接引自哈特·克莱恩《桥》中收录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但穆尔的诗里始终没有提过克莱恩的名字或克莱恩的诗。而且，穆尔非常清楚的一点是，特拉登堡在写作时，脑海中一直都萦绕着克莱恩的诗，特拉登堡这本书的最后一整章都献给了美国的这位“邪恶”与“拯救”的伟大歌者。除此以外，穆尔诗歌的题目也从《亚特兰蒂斯》借用而来(“在夜的指引下，花岗岩和钢铁——/透明的网眼——闪闪发光的横梁没有一丝斑点——/女巫的声音在颤动，在摇曳流动/绳索仿佛是从某个神灵处放出……”)。在措词、音律以及面对罗伯林建筑的奇迹时发出的惊叹与敬畏都与克莱恩的作品，不仅是《亚特兰蒂斯》，而且还有《致布鲁克林桥》(“To Brooklyn Bridge”)相呼应。甚至连坡的《大海中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Sea”)经过特拉登堡对克莱恩《隧道》(“The Tunnel”)的过滤，也被穆尔融入了自己的诗中。《花岗岩与钢铁》可能是穆尔创作的最后一首重要诗歌。诗歌创作的背景还包括作为国家标志于1964年建立的布鲁克林大桥。穆尔是在78岁之时，也就是在自己的人生几近画上句号之时进行诗歌创作，显然她会比当年27岁的克莱恩更多地想到“美国式”“自由”的美好前景。1926年夏天，27岁的克莱恩正在松树岛上为创作《桥》的诗章而苦苦思索。克莱恩在当时写给沃尔多·弗兰克的信中(恰好信中某处提到，他希望将自己的一些“热带”诗歌出售给穆尔，投给《日晷》)，他经常会因为“整个主题和创作计划似乎变得越来越荒谬”而倍受折磨。没有迹象表明穆尔是否见过克莱恩的这些信件，它们于1952年被布洛姆·韦伯(Brom Weber)首次出版。但是如果穆尔的确看到过这些信件，她一定也记得克莱恩1930年7月13日在写给艾伦·泰特的信中为《桥》、为惠特曼(穆尔实际上十分厌恶惠特曼)乃至为整个民族所致的令人感动的歉意。有人认为，所有的诗歌、所有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由穆尔在《花岗岩与钢铁》中所采用的“混合技巧”悄然创作而成的，有关这一论断的争论是在为60年代的克莱恩“工程”进行辩白。对于美国而言，60年代当然是一个比大萧条的30年代更充满希望的时期：人们在信仰美国式“自由”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这个国家的现实。

1925年，玛丽安娜·穆尔成为《日晷》的代理编辑，第二年成为全职编辑，直到1929年这个刊物倒闭，穆尔一直担任此职。在担任《日晷》编辑期间，穆尔几乎没有出版过诗歌。但是，她在30年代中期出版了两本重要的著作：《诗选》(1935)和《穿山甲及其他诗》(The Pangolin and Other Verse，1936)。《诗选》由艾略特策划，他还主动提出，将他1923年为《诗集》和《婚姻》撰写的评论进行扩展和改写后作为《诗选》的序言。更准确地说，《诗选》收录的是穆尔以前的两部诗集中的诗歌：长诗《婚姻》(1923)由门罗·韦勒的玛尼肯出版社(Manikin Press)以小册子的形式单独出版，其他几首诗歌也同时出现在一些文集当中。艾略特将这部诗集称为《诗选》的策划是正确的，这个名字用意深远，具有宣传作用，会帮助穆尔巩固其作为著名诗人的声誉。同样还是艾略特，他建议《诗选》开头选择《观察评论》之后写的诗歌，第一首诗是《高空作业工人》(“The SteepleJack”)。这首诗后来成为穆尔其他所有诗集的开篇作品，包括《诗歌选集》(1951)、《诗歌全集》(1967)、《诗选》(1969)，以及1980年由克莱夫·德莱弗(Clive Driver)出版的更为完整的《诗歌全集》。克莱夫·德莱弗是玛丽安娜·穆尔的文学遗稿管理人。

《高空作业工人》首次与《英雄》(“The Hero”)和《学生》(“The Student”)一起出现在《诗集》(1932)中，收集在“小说的一部分，诗歌的一部分，戏剧的一部分”这个标题下。前两首诗被收录到《诗选》当中(同时取消了原先集子的标题)，而第三首诗则只是被收入到《什么是年份》(1941)中。但是，第一次将三首诗一起置于一个囊括一切的标题下出版，这明确说明了将诗歌与小说艺术相联系的自觉意识。穆尔诗歌中的学生、英雄以及高空作业工人都是诗人的代言人。《学生》没有被包括在《诗选》中，这首诗旨在表明，对于穆尔而言，诗歌既是学习、知识，又是专门的文学创作。她诗中的学生是爱默生的“学者”，我们可以从穆尔为“各路英雄”这个短语所加的注释以及第五节(“疏忽和指责之病人”和“他自己把握”)中紧接其后的引文中看出这点。以下是穆尔从爱默生的《美国学者》中引用的文字：“任何学者都不能没有英雄的头脑”；“让他自己把握”；“疏忽之病人，指责之病人。”

爱默生的“学者”已经在史蒂文斯的诗歌中出现过，至少是从《风琴》(1923)中收录的《我叔叔的单片眼镜》(“Le Monocle de Mon Oncle”)中的“愚钝的学者”开始就出现了。史蒂文斯的“学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史蒂文斯所有作品中诗人的代言人，“主角”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总是与“学者”一同出现(一同出现在《名叫字母C的喜剧演员》中。在评论1924年投给《日晷》的《风琴》时，穆尔饶有兴味地描写了《名叫字母C的喜剧演员》的活泼)。穆尔所处的时代越来越重视专业化，诗人也是一个从事语言艺术的严肃专业，往往要冒着被人认为是“书呆子、腐朽/和自大”的“危险”。无论别人多么滑稽地理解，这种“困扰”“研究”的“危险”将这首诗与《高空作业工人》中的高空作业工人所面临的身体上的危险联系在了一起。在《学生》一诗中，“语言”、“箴言”以及“感情”的联想意义很微妙地与诗歌写作本身联系在了一起；而在《高空作业工人》和《英雄》两首诗中，穆尔利用两位画家的名字来强调业绩的卓越，从而毫无疑问地表明，她在创作这些诗的时候没有忘记艺术和艺术家：这两位画家分别是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和埃尔·格列柯(El Greco)。正如我们在《高空作业工人》倒数第二节中所读到的：“英雄、学生/高空作业工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得其乐。”

“丢勒”是《高空作业工人》中的第一个词，因此也是吸引从头开始阅读穆尔《诗歌全集》的读者的想象力的第一个词。丢勒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穆尔的诗歌中(《光彩的幽灵》【“Apprarition of Splendor”，《国家》，1952年】；《然后，貂》【“Then the Ermine”，《诗集》，1952年】)。我们知道，穆尔为丢勒的画着迷，1911年夏天与母亲到欧洲的一次旅行中，穆尔在卢浮宫看到了丢勒的画。1928年她在《日晷》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呼吁本刊物的读者关注正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印刷室举办的丢勒及其同代画家的画展。在这篇文章中，穆尔还提到了早期在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关于丢勒的木板和雕刻工具的展览。很显然，穆尔为丢勒敏锐的观察能力所吸引，她也渴望能在自己的艺术中展示这样的观察力，同时，丢勒在其雕刻和油画中展现物质世界的细致与准确也吸引了穆尔。在发表在《日晷》上的这篇文章中，穆尔承认丢勒“精确的新颖”对自己产生了吸引力，同时对他倾注于艺术的努力和付出的辛劳表示无比的钦佩——无论是他前往“荷兰沿海观看搁浅的鲸鱼，等他到达时，鲸鱼已经被冲回海里”(这个情形为穆尔的诗歌提供了开场意象)的旅行，还是雕刻艺术本身极其细致的技艺(穆尔引用了圣·哲罗姆[St.Jerome]的话来强调自己的观点)。

穆尔的诗歌也是辛勤付出与精雕细琢的结果，体现出一个十分专注的专业人士的形象。为了能像一位专业工人一样构建自己的诗歌，穆尔似乎像科学家一样在进行科学研究。“如果撰写一篇长两页或两页半的评论时她都愿意付出这样的辛苦，”伊丽莎白·毕索普说，“你可以想象，在创作一首诗时，比如像《跳鼠》或《他消化了哈德伊翁》(“He Digesteth Harde Yron”)(关于鸵鸟)这样的诗，她付出了多少劳动来安排诗中复杂的韵律和计算音步的音节数目。”《高空作业工人》由十四个诗节组成，每节六行，音节数目对称，这些对称的诗行进一步让人想到，这首诗就像一个由零件构成的刚刚走下流水线的物体。韵律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诗形，每一节的第二和第五行诗韵律相同，特别是第四、第八和第十三节的第二和第五行尤其如此，这些行中的“the”都用来与“sea-”押韵、“that”与“hat”押韵、“a”与“way”押韵。我们从这里看到了穆尔关于“重读音节”的概念所起的作用。这首诗用一种做作的巧妙方式将穆尔心目中的许多不同形象、地点和景色结合在了一起(“很荣幸能看到/如此丰富的混合”)，从丢勒的蚀刻到海岸风景，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动植物的生长繁殖到都市“普通百姓”群体的日常生活，应有尽有，这首明显拼凑而成的诗堂而皇之地宣称自己和丢勒的作品一同属于现代艺术作品的地位。借助丢勒的艺术，穆尔对于地方和自然的感觉在《高空作业工人》中得到了很好的传达，同时，在诸如《英格兰》(“Enland”，1920)、《纽约》(“New York”，1921)、《人的周边环境》(“People's Surroundings”，1922)、《不列颠弗吉尼亚》(“Virginia Britannia”，1935)和《斯宾塞的爱尔兰》等诗歌中细致的地理和文化表达中，这种感觉也得到了体现。不过，与其他这些诗歌相比，《高空作业工人》在结尾前更会小心翼翼地流露出一种审慎“生活”与“希望”的说教式的口吻。随着时光的流逝，由于穆尔共和派保守思想的加深，她的诗歌中出现了一种更具干涉性的道德说教口吻。60年代，穆尔对越南战争表示支持(像她哥哥一样，穆尔毫不犹豫地将越南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并且对那些肯定“文明”的价值和主张循规蹈矩的人的观点表示赞同，反对激进的抗议者。

穆尔的激进主义思想的最深刻表现还是在她的诗歌里，穆尔的诗歌本身就是对现代文化的拷问。H.D.说《鱼》(于1918年首次发表在《唯我主义者》上)是理解现代创作的关键，它改变了在文化中审视现代诗歌文化的方式。《鱼》开创了一种手法，穆尔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在使用这一手法，尽管与她晚期创作的很容易就能产生一种令人惊异和变化莫测的诗歌效果的《魔术师的撤退》(“The Magicians Retreat”，1970)一诗相比，这种手法并非总是能够产生与之同样特殊的效果。这种手法就是，从写下标题那一刻起，诗的第一句就开始了，在第一行就着这句继续写下去。我们可能会期望这样会产生一种平滑流畅、和谐连贯而且宁静平和的效果。这正是我们在《魔术师的撤退》中所看到的效果：诗行、节奏和韵律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句法上的怪异。这首晚期创作的诗的最后四行写道：“后面一大簇黑色的/用玛格利特式的明确/几乎触及屋檐的玫瑰/十分谨慎。”玛格利特(Magritte)的典故使人禁不住想起著名的反视觉象征的标题：“这不是烟斗”，还可能对魔术师撤退之事的存在提出质疑。《鱼》的情况不完全如此。在《鱼》中，其本身的视觉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诗艺的矫揉造作，这首诗的诗形和诗艺本身都是精雕细刻而成的工艺品，是外形优雅的一个有机体系。《鱼》本身就是这首“诗”。最明显的例子来自倒数第二节，这一节很怪异地罗列了一个全然不连贯的东西：

事

故——缺乏

檐口，炸毁槽沟，点燃以及

短柄小斧砍下，这些东西伸出来

在它上面；深渊的边上是

这里出现的爆炸和暴力意象(“炸毁槽沟”，“短柄小斧砍下”，“深渊”)进一步彻底地破坏了穆尔诗歌的诗节形式。可以说整首诗歌也是如此。这首诗谨慎灵巧地使用了有时似乎映出了星空的大海的意象(第四节和第五节，大海——“黑色的玉”以及“绿松石般汪洋一片的尸体”——似乎已经与天空分不清彼此)，颇具匠心地想要给人留下一种一个有机体却能理解一切或者“反叛的宏伟景色”(类似的情形在《纸船艄》中出现过，这首诗中的每一种海洋生物在天空中都有其对应的星星)的印象。但是，《鱼》中迅速流动的语言，再加上其中的动名词和预示着分崩离析的意象，使人彻底无法判断这首诗(即使考虑到“死亡”的东西和老去的“大海”之间存在的矛盾也是如此)。因此，原本似乎希望产生连贯效果的手法实际上却最终导致了不连贯或使诗中断的结果。

鱼

涉过

黑色的玉。

乌鸦一般蓝黑的贻贝壳里，某个东西在不断

适应着灰烬；

让自己张开、合上，像

一把

受伤的扇子。

以海浪作为

硬壳的藤壶，不能躲避

进入那里的太阳的

光束

像玻璃纤维一样

分裂，像聚光灯般迅速移动着

照向裂缝——

里面和外面都被照亮

那些

绿松石汪洋一片的

尸体。海水在峭壁钢铁般的崖边

驱赶着一个铁

楔子；那上面，有星星

粉色

米粒，墨水—

溅污了海蜇，像绿百合一样的

螃蟹，和海水中的

毒蕈，从彼此身上滑过。

所有

外部的

泛滥的标志都出现在这种

反叛的宏伟景色中——

所有的事

故

的外部特征——缺乏

檐口，炸毁槽沟，点燃以及

短柄小斧砍下，这些东西伸出来

在它上面；深渊的边上是

死亡。

一再重复的

证据表明它能够依赖

无法使青春再现的东西

生存。大海在它那里老去。

《章鱼》(《日晷》，1924)中也收获了同样的中断效果，但是所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章鱼》的篇幅比《鱼》长，在诗形上很不相同。《章鱼》的诗节并不是经过穆尔精心安排的那种诗形。相反，它只是将短诗行随意地点缀在自由式长诗行中间。《章鱼》洋洋洒洒一共占用了《诗歌全集》的六页纸(全集中只有《婚姻》的长度超过了《章鱼》)。就音韵而言，这首诗依靠的是长短句有节奏的流动和经过精心计算的停顿、其内部的节奏、头韵以及半谐音。就像《鱼》一样，这首诗的题目出人意料地闯入了诗中，从而构成了诗的第一行【“章鱼/冰(章鱼)”】，仿佛表明，这个开头随后将一直畅通无阻地奔向一个安静的终点。但是，这个非常突兀的阶段使诗的第一句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完整句子，对读者也已经是一种警示，但是读者只会立刻被接下来的描写所诱惑：

章鱼

冰(章鱼)。表面上看起来沉默平坦，

在大片移动的雪丘下

它“威严地躺在大块雪的中间”；

玻璃做成的假脚上轮廓清晰的

仙客来似的红褐色小点

假脚会弯曲——这是一种很有必要的发明——

由二十八块五十到

五百英尺厚的砖头组成，

其精致无法想象。

全诗的描写似乎十分细腻，丰富的像罗列的清单，但用“描写”这个词可能不合适。尽管穆尔在自己的诗中表达了大量信息，但很难说她是一个擅长描写的诗人。像她的其他许多诗歌一样，《章鱼》依赖的是未知与猜测或猜测的欲望：“这是一种很有必要的发明”；“其精致无法想象”；“对熊、驼鹿、鹿、狼、山羊和鸭子而言/哪个地方还会与它一样重要？”；“我们拙劣地称之为快乐。”或者说，如果是描写，则像史蒂文斯一样，她的描写没有地点，因为最终诗歌本身成了唯一值得考虑的地方，一个如果说没有超越大自然，至少也像大自然一般充满生机的书写出来的地方，这个地方提升了语言的纯粹品味，像章鱼的爪子一样出人预料地伸出了它探索的诗行，如同葡萄树一样铺开，像亨利·詹姆斯的长句一般无止尽地延伸(詹姆斯出现在了诗的最后，美国人的“距离感”与“难以信赖的”、铁石心肠的希腊人形成了奇异的对照)。但是，尽管这样的地方被这些带有标记的引文打断，从而使这里像《鱼》一样，“反叛的宏伟景色”也拥有“事故的所有外部特征”；而且，尽管它在结尾的时候呼吁“洁净的结束”以及像章鱼一般“严格的准确性”，这首诗还是以令人困惑和含糊的句法以及苍白无力的明喻结尾。诗歌与“技艺”以彼此打断的方式形成的平衡：

“树”这个词是指“平躺在地上像葡萄藤一样”的

这些东西吗？

有些“弯曲成半圆形，枝叶倒像一侧

说明这是去尘刷，不是树；

有些从团结中找到了力量，形成了低矮的小树丛

它们变得平坦的枝叶像萎缩的毯子一般，想要逃离”

这座被“冰雪刨平”被“风擦亮”的坚硬的

山——

白色的火山没有迎风面；

闪电从它的底部掠过，

雨降落在山谷，雪飘落在山顶——

光滑如镜的章鱼对称地指向各处，

它的爪子由于雪崩而断裂

“在如同瀑布般的雪片形成的雪帘中

发出了步枪般的响声”。

并不能说这里的“章鱼”是指某个“真实的地方”。1922年穆尔与她哥哥华纳攀登了坐落在华盛顿州雷尼尔(Rainier)山国家公园的冰川，这次经历也是这首诗的一个背景。同以往的情况一样，穆尔在罗森巴赫档案馆的文件向我们提供了关于这首诗中引言的各种出处，比《诗歌全集》的注释中的内容要丰富得多。例如，注释并没有告诉我们穆尔所提到的《国家公园规则条例文件》的情况，包括一张空中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雷尼尔山看起来像一只章鱼；注释也没有说明实际上用来描写这座山的“冰章鱼”这个短语的来源。读者在阅读这首诗时，可能也会形成这样的印象：《章鱼》本身看起来就像是对一则“有用的”旅游广告进行的诙谐模仿，其中一些引言则起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宣传口号的作用(“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吹着刺骨的穿堂风的洞穴/使你怀疑自己为何要来”；“有着优雅线条的那些山证明是火山”；“发生灾难时/被通知人的姓名和地址”)。穆尔的诗歌，与她为《日晷》撰写的文章一样，常常以促销广告为戏弄对象：写作的乐趣由于广告所要传达的内容而得到了提升。在《章鱼》中，开头的章鱼这个意象代表着冰川，接下来，为了构建自己复杂而又具有深奥联想意义的语言艺术品，穆尔继续展示着她对一个和另一个(两者都属于八腕亚目动物)的“精确”知识。穆尔在诗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流连于其中的塔科马山(“塔科马山”是雷尼尔山的印第安名字)，其自然峻拔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冷漠”中臻于完美，其最佳的代言人乃要算是亨利·詹姆斯了(对于亨利·詹姆斯“美国特性”的钦佩之情，穆尔都记录在了她写的关于詹姆斯的随笔《亨利·詹姆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Henry James as a Characteristic American”]中，这篇随笔于1934年首次发表在《猎犬和号角》[Houndand Horn]上)。最终，注释而不是引文，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些引文使我们重新回到了诗歌创作的“非诗歌”阶段。它们就像是由词汇做成的“轮廓清晰的假足”，使世人能够像一头“很卖力的豪猪”一样编织诗歌，而且以努力的结果——一件“无用的”工艺品——为乐趣。穆尔在《独特个性与技艺》(“Idiosyncrasy and Technique”，1958)一文中说：“一个人写作是因为他心里燃烧着欲望，那是将与表达的快乐密不可分的东西具体化的欲望。”

严格来讲，尽管《章鱼》并不是穆尔“动物诗”中的一首，但就其题目而言，它无疑会让读者想起那些动物诗。《穿山甲》也是穆尔的一部诗集的名字(《穿山甲及其他诗》，1936)，是所有动物诗中最著名和最有成就的一首。“为何对动物和运动员格外感兴趣？”穆尔在《玛丽安娜·穆尔的一个读者》的前言中自问自答，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她的动物诗特别是“带甲类”动物(穿山甲、蜥蜴、豪猪、刺猬、蝾螈)诗的许多蕴含文化信息的线索。她看起来很聪明地回答了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它们都是艺术的主体和典范，不是吗？它们只关心自己的事。穿山甲、犀鸟、投掷手、接球手，它们不打探别人的私事，不会沦为别人的猎物，也不会延长对话……”在穆尔的想象中，将动物和运动员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似乎就是他们“关心”的“事”：动物奇妙完美而且目标准确的自然形态变化(变化)，运动员历经艰辛习得的熟练(灵巧)技能(技艺)。在某一时期，穆尔曾将运动员的动作比作美洲狮的动作。《棒球与写作》(“Baseball and Writing”)是受到“赛后广播的启发”而创作的一首诗，首次于1961年发表在《纽约客》上。在这首诗中，诗人声称比赛的激动人心和写作的激动人心感受是一样的。穆尔一生对运动精神很感兴趣，这一点是有据可查的。阿尔弗雷德·克雷伯格(Alfred Kreymborg)在他20年代的回忆录(《吟游诗人》[Troubadour，1925年])中记录了关于穆尔的一段幽默趣事。穆尔的阅读能力和广阔的知识面令其所有的朋友由衷钦佩，为了找出她在阅读能力方面的缺陷以及在知识方面的差距，克雷伯格曾经带穆尔去观看一场棒球比赛。就在比赛刚刚开始时，克理斯提·马修森刚刚击了一个好球，克雷伯格就问穆尔是否碰巧知道这位绅士是谁。她的回答令克雷伯格目瞪口呆，她说自己从未见过这位绅士，但是她猜想这一定是马修森先生，因为她曾经阅读过他写的一本指导“投球艺术的书”，她还说很高兴“看到他的动作如此百发百中地(支持)他的理论”。

穆尔对职业技能以及人类“灵活性”的完美技艺十分迷恋，能与这种迷恋相媲美的只有她对动物形态变化的迷恋。她对动物学、自然历史和科学的兴趣开始于她在布林莫尔上学的日子。她一生中对所有带插画的关于动物的书籍、文章和讲座都很感兴趣。她频繁参观动物园的习惯也尽人皆知。正如罗伯特·T.霍尔(Robert T.Hall)在一篇关于穿山甲的文中所解释的(穆尔也在其注释中引用了这篇文章)，这种来自亚洲和非洲森林的、以蚂蚁为生的野兽很难圈养，因此西方的动物园里几乎不可能有穿山甲。穆尔在《穿山甲》(1936)中写道：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和劳作者”。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希望自己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穿山甲这个“一丝不苟的四条腿模范”的精确科学的描写。穿山甲是一种奇特的、非攻击性的动物，全身布满鳞甲，有着长长的鼻吻和长长的像工具一般的尾巴，舌头很长而且具有粘性，遭遇危险时能将自己滚成一个球悄无声息地迅速逃走。它还会将善挖掘的利爪收起来用脚背着地来行走。穿山甲的鼻子、眼睛和耳朵在捕食蚂蚁时可以完全关闭，保护自己不受蚂蚁的攻击。它还可以不辞劳苦地单独长途跋涉。

但是，穆尔还希望自己关于穿山甲的诗歌不只被人认为仅仅技艺精湛而已。“又一种身披铠甲的动物”，诗的开头就已经指向了一个有所指代的世界，穆尔的这首诗以及其他全部诗歌就可能使那个世界充满意义。另一首有关动物即铠甲动物的诗，像其他许多动物一样，作者对其也很感兴趣，也阅读过或者描写过。例如，小蜥蜴就曾经出现在发表在《猎犬和号角》(1933)上的《铅锤小蜥蜴》(“The Plummet Basilisk”)中。另一方面，《穿山甲》开头的陈述(“又一种身披铠甲的动物”)坚持认为，这种铠甲动物完全不同于其他铠甲动物，而且或许正因为这样的不同，这种铠甲动物除自身以外还产生了其他意义。第一节中将穿山甲与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一幅微型画作复制品相类比，引出了大自然与模仿艺术(或更准确地说，在这里是技术)争相媲美这一主题，这也是史蒂文斯十分珍视的主题(穆尔用洋蓟来描写穿山甲身上的重叠鳞片，这个意象使人想起了史蒂文斯在《有人把凤梨放在了一起》[“Someone Puts a Pineapple Together”，1951】中代表了“十足的矫揉造作本性”的凤梨)。但是，列奥纳多本人就是“艺术工程师”这一事实也表明，穿山甲既用来指艺术家又指诗人自己。这样，又一种身披铠甲的动物就与诗人自己形成了对比，诗人是在用语言作为一种铠甲，躲在这个铠甲后面构筑着自己的真诚。

又一种身披铠甲的动物——铠甲

覆盖着铠甲，漂亮整齐的小圆锥，一直

形成了一道连续的中央

尾线!这种有头有脚的近似于洋蓟而且

勇气十足的小砂囊，

这个夜行的迷你艺术工程师是——

对，列奥纳多·达·芬奇作品的复制品——

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和劳作者，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他。

铠甲看起来很特别。但对他来说，

封闭的耳朵边——

或者说彻底没有耳朵，即使这个小的

突起和同样安全的

能够收缩的鼻子和无可穿透的

小眼睛，都不算特别；——一只真正的食蚁动物，

不是食蟑螂的动物，能够不辞辛苦

夜间独自穿越陌生的地段

天亮前返回；漫步在月光下，

特别是脚踩月光时，他的脚背可以承受身体的重量，将用来刨挖的肢爪

收起。(……)

通过使用表示人称的关系代词(“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他”)以及阳性人称代词(“但对他来说”)，穆尔使列奥纳多与穿山甲之间的对话声音得以开放。穿山甲看起来像由列奥纳多利用自己的工程和艺术技巧创造出来的一个物体。但是它自己根据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能力使它自己也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工程师。这首诗一直在描绘着自然与艺术、动物与人类、不可避免性与主观意图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利用尾巴的支撑可以像蛇一样弯曲倒挂在树上的穿山甲被比作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一棵用铁铸成的葡萄藤；滚成球的穿山甲被比作斗牛士帽子上的固定装饰；穿山甲的优雅姿态不断让人联想起修道院因动物装饰而拥有了优雅和美丽的尖顶；尽管人类最终被追溯成“哺乳动物”，但还是要庆幸他成为唯一一种“具有幽默感”(“幽默……挽留岁月”)的动物，这两点均因人类自身的矛盾或被推崇、或遭贬低。因此，穆尔的诗歌也像身披铠甲的穿山甲一样，将自己卷了起来，使生物学目的论的绝对准确性与技术的道德设计之间仍然保留着活跃的张力。尽管技术经过了人性化的思考，但仍然会犯错误(如果不是错误的民主社会工程的话)。穿山甲“一丝不苟的模范……是以后腿行走的跖行动物/姿态有几分像人类”。人类在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而辛苦劳作的同时，也“将一半值得拥有的花朵留在了身后”。穆尔本人也在展示自己良好的幽默感的同时，在诗歌的结尾提倡以人类身上而不仅仅是动物身上的高尚道德为审美标准。

要从“激进”的激进意义上讨论穆尔的激进思想，我们需要转而看看她在一些诗歌中表现出的社会性别意识，其中唯一具有潜在煽动性的一首当属《婚姻》(1923)了。之所以说它“激进”而且“具有煽动性”，是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强烈地质疑某种社会陈规存在的基础(或根基)，从而颠覆了这种社会陈规；换言之，《婚姻》一诗从诸多方面，包括现代文化当前对婚姻的重新评价，对婚姻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当穆尔告诉自己的哥哥，她希望这首诗会触犯众怒时，她当时头脑中所想的正是这点。一生没有结婚(从而避免了“循环往复的传统和招摇撞骗”)的穆尔，用一种不赞成的口吻提及了一个事实，即她周围的许多人都很轻浮地视婚姻为一种随便而且无法持久的状态。她头脑中肯定还想到了，婚姻只是一种为两个人提供便利的社会契约(如布莱赫与罗伯特·麦克奥尔蒙德的婚姻)。布莱赫与罗伯特·麦克奥尔蒙(Robert McAlmon)的婚姻不正是穆尔诗歌中所写的“相伴孤独”婚姻的一个完美例子吗？在写给布莱赫的一封信中，玛丽·穆尔解释说她女儿诗歌的后一部分是在讲述夫妻彼此之间不可分割的问题。她还解释说，诗最后引用的来自中央公园丹尼尔·韦伯斯特(Dainel Webster)雕像底座上的座右铭(“现在以及永远/都要拥有自由，团结起来”)是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婚姻的理想状态是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又赋予两个人自由，穆尔头脑中确实一直想着这个概念，但是这首诗本身却颠覆了这种理想的可能性。穆尔(作为一个活跃在争取选举权运动中的年轻妇女)从她周围人的婚姻中很容易发现：“一些人只享有权利/而另一些人只有‘义务’。”20世纪前几十年美国社会与文化所经历的价值、礼仪和传统方面的变化，并没有为这种理想提供基础，而是为两性关系以及家庭理念和理想增添了新的困难。亚当和夏娃并没有朝着和谐的新型男女关系方向迈进，相反，原先设定的何为男人、何为女人的观念(连同“毒蛇”一起)在他们头脑中依旧根深蒂固，使男性和女性可能扮演新的、可互换的角色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婚姻是穆尔所在的文学圈里讨论很激烈的一个话题，穆尔也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到这种讨论中去。《婚姻》出版的同一年，穆尔的朋友爱丽斯·格里高利(Alyse Gregory)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婚姻的困境》(“The Dilemma of Marriage”)的文章。格里高利(她的丈夫是英国小说家莱韦林·珀维斯[Llewelyn Powys]，以对待男女关系的自由态度而著称)试图谴责目前关于“婚姻”的理念，这些理念在肯定婚姻持久性与不可分割性的同时也对不忠和通奸行为表示了宽容，以便保持便利关系、经济上的稳定，当然还有社会形象，这些不忠和通奸行为都被掩饰了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格里高利在文章结尾说，“大多数一夫一妻式的婚姻都基于夫妻对于彼此的幻想，也都是依靠恐惧来维系的。”当时和现在一样，“家庭价值”也是一个可以应对一切的万金油。

婚姻是一项为了“实施”“私人义务”的“公共”“事业”，婚姻的困境，如穆尔在自己的诗歌中所阐释的一样，也奠定了《婚姻》这首诗的框架。但正如威廉姆斯对穆尔所有诗歌所作的评价一样，她的激进主义也属于诗歌激进主义，因此她能够成功地将诗歌与“主体”相分离。她从以下方面很有趣地解释了自己为这首诗所作的注释：“对于能引起我兴趣的陈述我会尽力合理安排。”由于这些陈述都是穆尔名声在外的引文，构成了她的诗歌的相当一部分，所以“合理”应该被理解为指代这首诗自身。在强调主体的同时，引文同时促成了诗歌行文的酣畅，一首数页纸的长诗以短句形式淋漓而泻，不断通过改变视角和状态结构来提醒自己在前进。就像穆尔特别喜欢电影中的新闻片和纪录片一样，《婚姻》包含了各种信息。这正是威廉姆斯最为赞赏的穆尔的诗歌(特别是《婚姻》)的一个特征。“像《婚姻》这样的诗，”威廉姆斯在他撰写的一篇关于穆尔的文章(1931)中写道，“是一本跃动着的诗集。它是一种愉悦，只有从一个事物迅速转向下一个事物，才能使这种愉悦得以稳固。”换言之，尽管这首诗认可和抨击了婚姻等社会构建而成的习俗，但它拒绝被语义化和政治化。诗一开始就以明显的公告式的口吻提出了婚姻这种社会习俗(“这种习俗”)，在第二行中随即打断自己，称婚姻为“事业”，这个概念与现代文化更加相符，而且更具动态，与稳定的“习俗”相比，这个概念对婚姻的指称更加充分。随着这首诗迅速跳跃着穿过了构建这一“习俗”的文化机制，时而沉思公共(或政治)与私人(或个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时而援引圣经“元叙述”(Urnarrative)中的第一对主角夫妇，甚至时而在怀疑这个习俗的社会义务，这个被打断的公告最终不了了之：

这种习俗，

可能人们会说是事业

出于对其的尊重

人们无需改变自己对

某个自己相信的东西的看法，

需要人们意图的

公共承诺

来实施私人义务：

我怀疑亚当和夏娃

到现在是否想过这点，

这块外表闪烁着火焰

充满着金色活力的钢铁；

它多么鲜明地表明——

“循环往复的传统和招摇撞骗，

收获了多少赃物，”

要想避开，需要人们一切不道德的伎俩!

全诗以笔调轻松欢快、顺着酣畅的诗句与迥然相异的意象和思想一泻而下，以美国之父丹尼尔·韦伯斯特正当的政治形象以及他写给美利坚民族的座右铭而结束：“现在以及永远/都要拥有自由，团结起来。”但也留下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往往具有讽刺意味的观点，对性别差异与性别身份、男人与女人、文化与自然、权势与依赖、知识与无知的关系——以及更重要的，社会、文化以及文学对所有这些概念的构建——提出了质疑。穆尔提到“亚哈随鲁的宴席”(“the Ahasuerus têteàtête banquet”)，读者肯定会想到《圣经》中有关瓦实提和以斯帖的故事，想到为人妻子时顺从或叛逆所产生的不同社会后果。如果丹尼尔·韦伯斯特与《圣经》对这首诗具有决定意义，事实则是，这首诗中的确包含文化叙述，这种叙述中也恰好存在叛逆，但这种叛逆或许只是为了“宣布亚当的清白”。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文化中，一方面是日益独立和事业有成的职业妇女，另一方面是前所未有地追求成功的男性，婚姻解放的可能性显然成了问题(21世纪仍将继续如此)。

穆尔以反反复复修订她的作品而出名，最著名的是对《诗歌》(1919年首次出版)的修订。这首诗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经过多年修订，早期的一个很长的版本最终被修改成穆尔为后来一个较短版本写的“注释”。穆尔一共出版了四个版本的《诗歌》：一个版本由五个诗节组成，每节六个长句，偶尔押韵；一个版本由十三行组成，为自由体，不分诗节；另一个版本包括三个诗节，每节五个长句，偶尔押运；最后一个版本包括三行，穆尔在一项脚注中为这个版本附上了五个诗节版本的修改稿。将一首由五个诗节组成、每节有六个长句的诗修改为一首只有三行的诗看起来使作品残缺不全，但是正如穆尔在一篇题为《主语、谓语、宾语》(“Subject，Predicate，Object”，1948)的散文中所阐释的，“目的是为了建筑，而不是摧毁。”穆尔在结构设计方面的游戏最明显地体现在她对选择以音节为格律的诗还是自由诗的摇摆不定上，以及她将五个诗节的版本用作三行诗版本注释这一事实。更有趣的是，在她为三行诗版本所加的五诗节版本的注释中，还包括原来为这首长诗加注的“注释”，从而成了注释中的注释。“我是在拿一首诗作冒险的大胆尝试，”穆尔在《主语、谓语、宾语》一文中解释说，“我从来没有认为任何人会把我自己想象成为一个诗人。就像我以前所说的[例如，关于《婚姻》一诗]，如果我所写的东西被称为诗歌，那是因为人们无法将其归入其他类别。”

从理论上说，穆尔通过这样把玩《诗歌》的几个版本最终是为了说明什么是或者什么不是(美国)诗歌这一问题。与这个问题一道，在整个美国文化(史蒂文斯称之为“现实的压力”)的压迫之下，所有美国现代主义诗人都在挣扎。“诗歌”的概念化以及诸多定义自身包含了对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巩固，从起初要求“机器时代”的诗歌要能够证明自己包括了“有用”且“重要的”“原材料”，到后来要求诗歌自身要像密码或者魔术一般能够自成一体。从1919年第一个版本的《诗歌》在《其他》上发表到1967年《诗歌全集》出版，穆尔也在积极阅读和评论美国其他所有的现代主义诗人，这些诗人用不同的方式关注着与穆尔所关注的相似的东西：艾略特、威廉姆斯、庞德、史蒂文斯、卡明斯、H.D.、斯泰因。在《国家》(1936)上发表的对《美国地质志》的评论中，穆尔为斯泰因的创作提出了一种定义，即“明白晓畅的晦涩”，这种定义同样也适用于穆尔自己的诗歌。现代主义者认为，诗歌不是至高无上的事物，它只是一种“充满了技艺”的创作，是词语的一种建构，每一首流传久远的诗歌在其成为诗的过程中都力图再现“构建”即形成这一概念。作为一种人工制品，一种被创造出来的物体，“一台由词语构成的机器”(威廉姆斯经常被引用的一个短语)，诗歌可能会被不断拆散，然后(通常由诗歌的读者来)被重新创造。穆尔通过扮演自己读者的角色，在她对《诗歌》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时想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概念。一旦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里面有着真正蟾蜍的虚构的花园”)，而后再被熟练地拆解、(就像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有效地重新组装，代表着“速度与成功”形象的诗歌或许真正能够成为“真诚者”或理想者的“一个去处”。

我也不喜欢它。

但是，带着十足的鄙视阅读它的时候，我发现

在它里面，

毕竟，有一个真诚者的去处。

5 哈特·克莱恩：拷问历史

如果有一个美国现代诗人可以被称之为被诅咒的诗人的话，那他一定是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哈罗德·哈特·克莱恩于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俄亥俄州格拉斯韦尔一个富有的地产和商业世家，却从来没有走上美国式的成长道路。他的母亲格雷斯·哈特敏感而且颇具艺术天分，但是她从未想过要努力工作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她历经挫折且情绪不稳定，渴望获得儿子的大量关注，特别是在1916年她的婚姻破裂之后。尽管作为儿子他是那样的爱她(他给自己改名为哈特·克莱恩以获得母亲的欢欣)，克莱恩还是在1928年狂暴地离开母亲，直到1932年他自杀之前，再也没有见过她或与她有任何联系。与此相反，克莱恩的父亲却是一个成功的极具进取心的商人。他极其希望儿子能够继承父业，最终接管位于俄亥俄克里夫兰的甜食工厂。但是克莱恩想成为一名诗人。在他的父母于1916年离婚之后，克莱恩来到了纽约，表面上是为了准备上大学，实际上是准备成为一名诗人。为了维持生计，克莱恩为小杂志和广告商充当文字编辑，甚至有时还为父亲干活。但是他的爱好、兴趣和对人生的定位从未符合资产阶级的规范，而他的需要，无论是经济上的、精神上的还是性方面的，永远都超出他的能力范围。由于他过量的酗酒和在港口码头等地随意的同性恋性行为，克莱恩经常被警察光顾。他甚至曾因为在一家法国餐厅酒后的口角中打倒一名宪兵而被法国警察巴黎总署(La Santé)监禁和暴打。然而，自始自终，他都在写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诗歌。出自克莱恩生活的“破碎的世界”及其诗篇中的令人眩目的华章曾经被罗伯特·洛威尔(1917—1954)敏感地发现，并插入他的作品中：“我的利润是一只破了洞的口袋。/是谁在找我，这个时代的雪莱，/必须把他的心摆放在我的床和甲板上。”

生于1899年的克莱恩，按照他自己喜欢的说法，是19世纪的一个脚趾。这个词语表达了一种横跨和过渡，而这正是克莱恩的诗及其诗歌理论的象征，也同样象征了他的作品一直以来为不同类型的读者所接受的方式。克莱恩的一些批评者曾经、有些至今仍然在批评他的分辨力不够强。他没能够将诗歌与生活、叙事与抒情、传统与现代、科学与神话、历史与虚构、理性与情感、国家与自我、自我与他人或者还有男性与女性清楚地区分开来。根据批评家伊沃·温特斯和艾伦·泰特等的说法，克莱恩的诗是失败的，因为诗人企图将美国国家甚至美洲纳入他诗歌的主题，这种惠特曼式的雄心只能导致情感上的愚钝和道德、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教学法上的错误。然而，克莱恩受人批评的一些混乱也很可能只存在于那些用“生物视角”(克莱恩语)阅读他的诗歌的批评者的头脑中。“我对所有这些关于睾丸和阴道的批评感到厌烦”，克莱恩曾经不耐烦地就温特斯对于“完整的[异性恋的]人”一厢情愿而充满理想化的道德看法予以这样的回复(1927年5月29日)。在早先写给戈海姆·芒森(Gorham Munson)的一封信中，克莱恩就表示过愤怒，因为对他的“文学之外的印象”已经影响到朋友们对于他的诗歌的欣赏了(1926年3月17日)。

直到1930年《桥》出版之前，温特斯和泰特对克莱恩的诗都持赞赏的态度。但是从那之后，克莱恩令人烦恼的、不合传统的生活方式成了人尽皆知的话题，这无疑影响了他的朋友和敌人去阅读他的作品。对克莱恩来说，一方面是对自己成为一名诗人的信念、在诗歌上的抱负和对于他人认可的强烈渴望，另一方面是家庭冲突带给他的压力，他在情感和性方面的需求，他嘈杂的爱情或友情的建立和破裂，他越来越令人厌恶和不可控制的酗酒闹事、同性恋行为、与水手之间的暴风雨似的一夜情并常常导致打架和遭到监禁，这两方面往往会发生强烈的冲突。批评家，特别是温特斯所表达的对克莱恩后期诗歌发展的厌恶，与他对克莱恩个人生活方式的厌恶和道德上的不赞成是分不开的。在《哈特·克莱恩〈桥〉的重要性，或我们如何评价X教授》(“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ridge by Hart Crane，or What are we to Think of Professor X”，1947)中，温特斯毫不迟疑地利用他认为自己知道的克莱恩的种种不合传统的、有争议的生活态度和偏好来说明克莱恩诗歌的缺陷。温特斯承认他所知道的不过是传闻，所以他对这些也不是十分肯定。但是，如果克莱恩的种种“缺点”(温特斯将他的同性恋行为、酗酒的习惯和惠特曼主义通通算在一起)能够被信以为真，就很能说明作为诗人的克莱恩在生活上是何等的“放荡形骸”。

如果要以克莱恩希望以及应当被阅读的方式来阅读克莱恩的作品，我们应该看看克莱恩对《在梅尔维尔墓前》(“At Melville's Tomb”，1926)的“解释”，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解释，他成功地说服了哈利特·门罗，不顾其“含糊”的态度而在《诗刊》上发表了这首诗。克莱恩为《白鲸》(MobyDick)作者所作的非同寻常的挽歌(不久之后被收入《白色的楼房》[White Buildings，1926])，高超地运用了头韵法、半谐音、内部押韵以及间或的尾韵法，这些不仅是作者的语言艺术，而且是他对于国家与诗歌、诗人与国民、叙事与抒情予以“综合”的典范。克莱恩后来将《桥》(1930)称为他对“美国的综合”。在这首分为八个部分、15篇的长诗中，从《致布鲁克林桥》中的献辞(“没有破碎的成语”)和他自己在《万福玛利亚》(“Ave Maria”)中为哥伦布写的新祷词(“我带来的词语”)，直到《亚特兰蒂斯》中的结束句(“多种多样的动词”，“华夏圣歌”，“一切的解答者”)，克莱恩将他的国家观和诗歌观相结合。克莱恩从《万福玛利亚》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向前跳跃至现代的曼哈顿及其港口之后，却又倒回去，通过在《波瓦坦的女儿》(“Powhatan's Daughter”)的五个分节(《海港的黎明》[“The Harbor Dawn”]，《凡·温克尔》[“Van Winkle”]，《河》[“The River”]，《舞蹈》[“The Dance”]和《印第安那》[“Indiana”])中“处理”其历史和发现其传说，重新踏上发现美国之旅。其余的章节和诗文通过利用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典故(《短胸衣》[“Cutty Sark”]中的流行音乐，《海特拉斯岬》[“Cape Hatteras”]中的惠特曼，《国家的冬季花园》[“National Winter Garden”]中的歌舞杂耍，《贵格山》[“Quaker Hill”]中的伊莎多拉·邓肯和艾米莉·迪金森，以及《隧道》[“The Tunnel”]中的埃德加·爱伦·坡)，连接起美国各个不同部分的印象，从而来完成诗人对诗歌和国家的双重观点。然而，《在梅尔维尔墓前》通过向美国航海和国家建设及其与其所奠基的美国文学的伟大遗产之间的脆弱性和矛盾性注入奔放的情感，预示了《桥》的出现。对于门罗关于他的诗歌的晦涩“推理”，或者说缺乏逻辑的保留意见，克莱恩的反应是提出了“隐喻逻辑”的概念。这一概念早在几年前(1923年7月4日)他写给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的信中就已经使用过了，而现在又与I.A.理查兹(I.A.Richards)的“假拟宣言”相联系。作为一名诗人，克莱恩在写给门罗的一封信中解释说，他(像布莱克，或者实际上像艾略特一样)对“所谓意识中的词语含义的不合逻辑的冲击(以及它们在此基础上在隐喻中的结合和相互作用)，要比对……保留其合逻辑的僵化的意义……感兴趣得多”。那封信和诗后来同时在《诗刊》第29期(1926年10月)发表。这让人联想起爱默生令人难忘的名言，即诗是韵律造就的说理，而不是说理造就的韵律。

下面就是这首诗，其标题《在梅尔维尔墓前》，表明了它在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国家背景：

通常，在海浪之下，远离这暗礁，

他看见溺死者骨头的骰子掷出了一座

亡灵使馆。他看到骰子上的数字

击打着灰蒙蒙的海岸。它们是模糊的。

没有钟声，沉船的残骸经过此地，

死亡的慷慨的花萼恢复了一个

绽放的章节，铅色的象形文字，

贝壳的回廊上那些带着异兆的伤。

这样，在一次盛大巡游的安静之中，

它的大数目有了魅力，敌意和解，

霜冻的眼睛在此耸起了祭坛：

那些沉默的回答在星空中爬行。

罗盘、四分仪和六分仪不再发明

更多的潮汐……在蔚蓝悬崖的高处

孤零零的哀歌将不会唤醒水手。

只有大海保留着它寓言般的阴影。

抒情的主题构成了他的观点，这正如他所歌唱和哀悼的诗人的抒情主题一样(从而变成了他所歌唱和哀悼的诗人[“离开这暗礁”])，这位诗人是一名海上航行者，是构成美利坚民族的“水手”，是构想新世界的勇敢航海家(有点像惠特曼在《哥伦布的祷词》[“The Prayer of Columbus”]中对哥伦布所作的描述)，是对这个蒸蒸日上的国家的经济现实作出贡献的颇具胆略的捕鲸者。想象力与商业这看似矛盾的二者在阿哈伯船长这个暗示的人物身上得以结合，通过对于现已全无用处的航行工具(“罗盘、四分仪和六分仪不再发明/更多的潮汐……”)的提喻法，颇为巧妙地从沉船的残骸中脱颖而出。而且，令人恐惧的海洋依然在释放着慷慨。对于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预言，要他们意识到作为国家的意义或作为“征兆”的海洋同时也是诗人的坟墓，而文学则是诗人的祭品。“铅色的象形文字”和“绽放的章节”留给后代的财富，正是诗人用诗歌奉出的献礼，也正因为这一牺牲，才成全了其在后世读者的描述中永远能够成为活着的象形文字。

令人惊异的是，哈特·克莱恩可能是美国现代诗人中最“浪漫”的一个，却在他的诗中对复杂而矛盾的20世纪美国文化在整体上进行了最为清晰地描绘。他的诗歌见证了这个新兴国家的日益巩固：它们重新审视了有关这个国家起源的神话和证明其合法性的巧辩并对此提出质疑，它们庆祝征服、扩张和帝国的权力，它们歌唱科学，技术和物质进步。但是，通过将诗歌脆弱的主题与国家的英雄主题重合，通过伸向“他者”，不管这动作多么笨拙，以及通过将诗歌、艺术和爱情(性爱)作为将个体和集体连成一体的新的信念，克莱恩的诗歌理念严重破坏了诗本身所宣扬的主张。克莱恩的诗歌强烈要求对美国的历史经历、其传统和过去的中断及其对现代性和未来所做的允诺予以修正。追随他的朋友和导师沃尔多·弗兰克的脚步，克莱恩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强迫他的读者在美洲大陆的背景下来思考美国这个国家。在克莱恩的诗中，崇尚自我奋斗和自我宣传的现代美国(悬浮的钢筋混凝土桥梁)同时也构成了它自身毁灭的杜撰话语(哥伦布“语”华夏[Cathay])，或许它还能够产生一种可能性，使我们在对自我和国家的乌邦托式重新发现的过程中拥有另一种美国(《亚特兰蒂斯》)。也许透过温特斯对其作品越来越多的批评的镜头，我们可以最真切地看出，克莱恩“对美国的综合”乃是对主流文化(即他也声称自己在歌唱的“美国神话”)的精妙质问。很明显，克莱恩展现在温特斯面前的“美国”形象是温特斯完全不能赞同的。

然而，伊沃·温特斯对布莱恩诗歌的严厉批评并不能够抹煞温特斯(不同于门罗)认为克莱恩尽管命运多舛但仍然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位天才诗人这一事实。克莱恩对温特斯的影响尽管不是十分明显，却也不应当被小视。它关系着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诗歌的文学构建、诗歌与国家及其价值体系的关系以及不同的批评家自封为这些问题的仲裁者。以温特斯作为批评家及道德规则制定者的眼光来看，克莱恩显然成了温特斯所认为的美国诗人不应当成为的范例。但是，另一方面，克莱恩充满诗意的冲动和对诗歌的单纯奉献，以及他对其他诗人的诗歌(包括温特斯的诗)慷慨的不带偏见的欣赏，却不能不让温特斯时时心系于斯。在克莱恩于1932年4月跳海自杀后不久，温特斯写了两首关于这位诗人的非常感人的诗：《周年，致阿喀琉斯的林地》(“Anniversary，To Achilles Holt”)和《俄耳甫斯，纪念哈特·克莱恩》(“Orpheus，In Memory of Hart Crane”)。温特斯原本十分冷静地确信，关于他所描述的克莱恩松懈的反理性主义，他有着坚定分明的理性和道德立场，而在这两首诗中，这种信念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被动摇了，而让他不再如此坚定的，恰是他很可能意识到，对生活，对诗歌，乃至对国家，他或许还可以用另一种颇具威胁性的视角来予以审视。那首与狄俄尼索斯有关的、将克莱恩比作俄耳甫斯的诗，巧妙地令人回想起克莱恩自己为梅尔维尔所作的挽歌，在那首诗中，在“血腥的梦境”中“辗转”的“空虚的躯体”“索然无味”，恰是“七弦琴”、“复仇的火焰”以及“不朽的语言”的强烈回响。《周年》一诗则以下面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诗句结尾：“克莱恩死于海中。华年/从此黯然，化为纯粹的恐惧。”

克莱恩关于诗歌和作诗法的观点零星散落在他所写的信特别是写给他的诗人朋友的信中。克莱恩所有关于诗歌的笔记，不管是关于他自己的诗还是关于其他诗人的诗，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喜欢自我反省的诗人，是一个非常自觉的艺术家，而且对当代美国文化十分关注。正如克莱恩在写给门罗的辨析分明的信中所坚持的，他作为一名语言艺术家，主要关注的是依据一个“预先确定的和客观化了的”程序来对诗歌进行严格的构建。克莱恩对于诗歌的形成或构建的关注丝毫不逊于玛丽安娜·穆尔，而他作诗的精雕细琢也决不亚于后者。作为一名艺术家，克莱恩乐意为了关注他的读者而润色他诗中的“脚手架上的木板”(致沃尔多·弗兰克，1923年2月7日)。然而，穆尔对于克莱恩诗歌的反应却一直举棋不定。克莱恩曾在一封写给夏洛蒂和理查德·罗塔瑞克(Richard Rychtarik)的信中抱怨说，作为《日晷》的代理编辑，穆尔虽同意在该刊物上发表《红酒动物园》(“The Wine Menagerie”，1926)，却将其“修改和剪辑得让你简直认不出来”。克莱恩精心写就的分三部分的《致浮士德与海伦的婚姻》遭到了拒绝(前两个部分曾分别于1923年和1924年在《布洛姆》上发表)。而且，通过创造一种“有特色”的声调以及“添加了技巧”的重音表现手法，克莱恩的诗无疑恰是穆尔所谓的“一连串有声的惊叹符”(《重音音节》，1916)。在《致浮士德与海伦的婚姻》一诗中，重音与音节的合成强调了过去时与现在时的融合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那正是克莱恩在这首诗中所要关注的主题。海伦作为永恒的美的象征以及诗人作为浮士德式的好高骛远者，创造的源泉及其毁灭的潜力都在现代美国城市的日常“交通”——其主干道、市内有轨电车、飞机和爵士乐的旋律——中得以重现，从而表达了那种敢于“超越”古代艺术家的创作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穆尔却只能将这首诗理解为对机器时代创造力的“重述”(克莱恩语)。但穆尔也有可能是为这位诗人的傲慢烦恼不已，他通过盗取时间(“时光之贼”)不仅让自己成为抒情诗歌的主题，也让自己成了当代美国社会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主题。以下是经过修改的克莱恩诗歌结尾处的狂想曲：

阿喀琉斯的肚脐从海上溢出，

伊拉斯谟斯浸入闪耀的潮水中的手臂，

聚集了肿胀的血液和葡萄树的力量；

向上搜寻新的，散乱的葡萄酒，

哦这让我们想起那位兄弟——时光之贼。

嘲笑他们人生苦修的贫乏

那敢于弃我们独享这时代气息的人们，

物质被打钻和耗损到再不能修复

为了那金色秀发的亮丽亦或朦胧。

难得的对时间的赞颂，其余光仍在

责备流血的手臂在高处伸出和挥动

想象力战胜了绝望，

超越了交易、词语和祈祷。

克莱恩不仅是一名精细严格的作家，还是一位专注的读者，经常会就形式与主题之前的正确平衡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例如他曾委婉地建议泰特花更多时间修改一下他的诗作(1923年2月12日)或让他的语言更为简练(在1927年1月27日的一封信中，克莱恩对泰特“晦涩不明的文字”滑稽地扮演了一回“哈里特[门罗]阿姨”)；又如他曾敏锐地提醒温特斯注意，不要让“道德热情”很轻易地阻碍读者对他诗文的审美感受(1927年2月26日)。《总的目的与原理》(“General Aims and Theories”，c.1925)是帮助我们了解克莱恩诗歌思想的另一重要文件，它显然是为帮助尤金·奥尼尔准备为克莱恩的第一部诗集《白色的楼房》(1926)撰写绪论而写就的一套笔记，后者虽答应过此事，但从未践诺。《总的目的与原理》对克莱恩关于诗歌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之一概念进行了理论化的阐述。克莱恩所谓的“现代”是指“美国”，正如另一篇相关的随笔《现代诗歌》(“Modern Poetry”，1930)中进一步强调的那样，克莱恩笔下的“美国”当然是指当代美国文化；同时也是圣蒂文·博卡维兹(Sacvan Bercovitch)所指的“美国”，即一个意识形态的共识，一种任何其他现代文化中都不存在的“合成的理想”。《现代诗歌》可以说就是“关于”《桥》的，是为诗人将时间与历史相结合的做法进行辩白。尽管《总的目的与原则》的目的是向奥尼尔解释《白色的楼房》，但它却更为直接地阐释了《致浮士德与海伦的婚姻》，克莱恩认为后一首诗是艾略特《荒原》(1922)的一种变体，并前瞻性地直指《桥》，其时克莱恩已经为《桥》的创作苦思冥想一段时间了。

在克莱恩看来，“现代”就是“美国人”的同义词，这样说不是因为别的，恰是因为美国诗人最应当能够“适应”机器。不是像达达主义或未来派那样无条件地接受机器，而是使其成为现代诗歌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又不忽视其破坏的潜力。“除非诗歌能吸收机器，也就是说，除非诗歌能够像它对待树木、牲畜、船舶、城堡以及人类关于过去所联想到的一切事物那样自然而随意地适应机器，否则诗便不能充分行使它在当代的任务。”(强调为克莱恩所加)适应机器就意味着承认不可避免的时间和历史进程，从而承认现代性所引发的巨大变化，这一切要求诗人作出新的反应。与新批评主义的原则一样(即使他的新批评主义的朋友并不总是愿意承认这一点)，克莱恩清楚地表明，诗歌是“一门建筑艺术”，现代诗人的“关注”应当与所有伟大诗人的关注相同：“通过自律，与经验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克莱恩暗示说，不断变化的恰是“经验”，因而它从不同的方面持续地向诗人发出挑战。例如，现代抒情诗人再也不能像但丁或弥尔顿忽视神学那样忽视科学和技术。相反，现代诗人必须向城市生活和机器时代的挑战“投降”，最起码是“暂时性的”，以便获得一种新的、与经验的完整结合。克莱恩所谓的“现代诗人”是指与现代化的节奏和“神经”以及科技型城市的“闪光点”相适应的美国诗人，或许他自己就是“机器时代来临前适逢其会的平达[8]”(致戈海姆·芒森，1923年3月2日)。他的榜样和灵感就是沃尔特·惠特曼，那位满怀希望地讴歌火车头、大西洋电缆和联合的美国诗人。

通过将惠特曼重新定位为在早期即对美国这个国家或现代性的极度复杂情况进行综合的伟人，克莱恩为自己对“现代诗歌”的简练思考得出了结论。尽管他承认新批评主义者的观点，同意惠特曼作为一名“技术人员”或许是有缺陷的，他表现出那种“不加选择的热情”也可能十分不妥，但克莱恩还是认为《草叶集》的作者为现代诗人树立了榜样，因为他(惠特曼)“比任何其他人更能够把美国国内那些看起来最难以驾驭的力量结合起来，将它们溶化成一个普遍的远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远景将愈显其重要性”。这样看来，克莱恩在自己“现代意识的史诗”《桥》的正中间部分包含了一篇《惠特曼颂》(“ode to Whitman”)(致奥托·卡恩，1927年9月12日)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克莱恩所急于强调的那样，作为少数几篇在收入《桥》之前未曾发表过的诗歌和最后完成的诗歌之一，《海特拉斯岬》“无论从实体意义还是从象征意义来看，都是该书的‘中心’”(致凯洛斯·科洛斯比，1929年12月26日)。克莱恩将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东部怀特兄弟曾于1903年进行飞行试验的海特拉斯岬作为象征美国的合适代表，是在现当代对神秘的东方或“无法估量的”起源的重新描绘。正如惠特曼自己在《不管现在紧握着我的手的你是谁》(“Whoever You Are Holding Me Now in Hand”)中所督促的那样，牵着惠特曼的手，但仍走着自己的“路”，克莱恩在这里向那个像哥伦布一样第一个把美国想象成为比“印度”(或华夏)更加辉煌国度的诗人献上了钟情的颂词。惠特曼的许多诗韵都回响在《海特拉斯岬》中，关于海的诗，关于道路的诗，关于存储器和唱片的诗，关于国家建设的诗，当然，还有所有关于爱情的诗，关于延伸和连结的诗(“录放机的时代因此[惠特曼语]……像最温柔的爱人将我的名字公布，将我的画像悬挂”)。但是，许多其他的诗人和诗歌，包括克莱恩早期的诗歌，也都参与促成了《海特拉斯岬》中惠特曼式的“意识的跨越”。

克莱恩颇为固执地企图重新恢复惠特曼那囊括时间和空间、历史和地理、地质和建筑、科学和神话以及事实和信念的美国歌颂。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很容易被攻击为“多愁善感”。然而，克莱恩并没有遗忘(在他看来，惠特曼也没有)，在惠特曼对于自己坚信美国将使世界大同的欢呼雀跃与这个国家粗鲁的物质实用主义、无情的工业化以及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之间，尚存在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在他的朋友艾伦·泰特毫无“赞美之意”的评论发表在《猎犬和号角》上之后，克莱恩在写给泰特的信中说：“的确，我在《桥》中(对惠特曼)的狂热的语言有些言过其实，不似对此人的准确评价。但是，你我对惠特曼做出反应的物质和事件的价值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分歧和成见，特别是你，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似乎从来没有读过他的《民主远景》(Democratic Vistas)以及他的其他一些严厉批评物质实用主义的著述等等，因而就说他应该对这种物质实用主义负责，是这种物质实用主义歇斯底里的代言人，云云。既然这样，我也就没有必要列举我钦佩他的合理而持续的理由，也没有必要讲述我何以对他几乎所有最好的作品中暗含的积极而普遍的倾向如此忠诚地信服。”(1930年7月13日)

因此，克莱恩与艾略特以及“荒原派”的争论不同于威廉姆斯同后者的争论。他的争论与美国威廉姆斯声称艾略特无法用心倾听的美国“方言”中的音调和格律没有多大关系，他所关注的是美国诗歌有权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威廉姆斯一样，克莱恩十分厌烦那些当代著名的美国诗人，他们不但对英语诗歌在美国继续其传统缺乏信念，而且不相信美国是现代诗歌的一个丰饶的素材和可信的土壤。这并不是说克莱恩没有经常被严重的怀疑所困扰；他当然也屡被困扰，创作《桥》的痛苦过程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证。我们甚至可以说，让他的新批评主义朋友们颇感困扰的、而且迄今仍在困扰他的部分读者关于他的诗歌的问题，正是他的诗歌须经受“历史的拷问”，他在《桥》中的《河》这一部分使用过这一短语(“河从其长长的河床中升起，//紧紧的守护其理想，一株芥菜在发光/要回答历史的拷问，其唯一的意志——奔流”)。克莱恩的每一首不朽的诗，从温特斯和泰特似乎非常钦佩的《白色的楼房》中优美的抒情诗到组成《桥》的全篇及其他的更为复杂的单个抒情诗，都是一种“抒情的呐喊”，通常是一首爱情诗，但同时也是一首关于“现代”诗歌因而“关于”美国国家历史定位的诗。尽管克莱恩出于对“美国”的信念，从来都不能容忍艾略特的文化悲观主义，但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不光彩之处却也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思想和想象。毫无疑问，这种影响在他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之后更为加强了。(“是华夏吗……？”他在《桥》中《亚特兰蒂斯》的结尾处颤抖地发问。)

仔细阅读克莱恩的文字，会一劳永逸地驱散关于他是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诗人这一看法。的确，克莱恩甚至连高中都没有读完，但是他非常的聪明和警觉，是一个兴趣广泛且从一而终的读者，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作品都能极端客观清醒的批评家。在即将完成初中阶段学习的时候，克莱恩已经是一个发表过作品的诗人了。《C33》(“C33”)，一首赞美和哀悼奥斯卡·王尔德的诗，发表在1916年的《布鲁诺周刊》(Bruns Weekly)上，当时诗人还不到17岁。在该诗那种世纪末的轻微颓废的声调中(“夜空下空虚的心”；“长满棘刺的树上瞬时温暖的地方”)，克莱恩对语言的奇妙运用、不断变化的节奏、习语和韵文的丰富变化当真是人们闻所未闻。像《十月—十一月》(“October-November”)(同年发表在《异教徒》[Pagan]上的一篇更像是意象派的习作)或其他少年克莱恩发表在小杂志上的诗歌一样，这首诗后来也很明智地未收入《白色的楼房》，现在则大部分都以“克莱恩已发表但未结集的诗”为标题收入了马克·西蒙(Marc Simon)主编的《诗歌全集》(Complete Poems，1986)中。正如克莱恩自己就他关于王尔德的感伤诗作所做的评论，这些诗都是诗人早期的实验，最好被当做“未成年的、破碎的气质”之歌予以品读。一个很明显的例外是在克莱恩生前从未发表的《断塔》(“The Broken Tower”)。该诗在克莱恩死后于1932年发表在《新共和》上。早期的一些诗歌带有象征主义的模式和意象，例如：《波西米亚的卡门》(“Carmen de Boheme”)(《布鲁诺的波西米亚》[Bruno's Bohemia，1918])，《致伯塔波维奇》(“To Portapovitch”)(《现代学校》[The Modern School，1919])，而且还有一种欢闹的、非克莱恩式的对E. E.卡明斯的诙谐敬意(《美国的冥王星迷》[“America's Plutonic Ecstasies”，S4N，1923]。最有趣的实验或许要算是《阿克伦城的蒲菲罗》(“Porphyro in Akron”)(《双面商人》[The Double Dealer，1921])，该诗似乎是尝试(但不是很成功)在寻求对美国这个国家、这片处于资本上升时期的国土进行适当合成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建构，从而将《桥》的几个部分合成在一起，也似乎是在预示这几个部分的出现：《橡胶工人》(“Rubber Workers”)、《俄亥俄的小山》(“Ohio hills”)、《希腊人》(“Greek”)、《瑞典人》(“Swede”)、《罗马尼亚人》(“Roumanian”)和《福特》(“Fords”)，同时也是对那些很容易辨认的诗歌传统的暗示(《马德琳的优美的乳房》[“Madeleine's fair breast”]和《你知道这个国家吗……？》[“Connais-tu le pays…？”])。《忘却》(《异教徒》，1918)以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显然将被后世不断引用的诗行结尾，令人回想起克莱恩对时间、历史和记忆的关注(“我能够记起许多的忘却”)。写于《白色的楼房》发表之后的《三月》(“March”)(《拉若斯：天外来客》[Larus：The Celestial visitor，1927])是一个例外。由于诗在开头处的古怪句法，精心构筑的音乐性以及令人惊奇的、阴郁的而非明亮的阴影的意象，《三月》读起来就像是对威廉姆斯的《三月》(《酸葡萄》，1921)和史蒂文斯的《这个三月的太阳》(“The Sun this March”)(《秩序的理念》，1936)的完美折衷。在这三首诗中，三月都是春天的月份，象征着对生命和想象力充满希望的复苏，象征着诗歌愉悦地中断了无情的岁月流逝。威廉姆斯那首更偏向于赞美的诗，通过将伟大的三月一语双关的指代历史、知性和想象，对自然和艺术二者进行了比较和对照。史蒂文斯的诗是诗人对其所认为的“阴暗的本性”与崇高之间的对立进行的一次小小试验，三月带来的朝阳“过分的光明”，不啻为一个威胁。克莱恩的诗在涉及诗歌的起源和发展时体现出更多的精妙构思和复杂处理。克莱恩的三月是“冬天里游荡的幽灵”，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在冬天的尾声以及冬天自己所知的尾声中，已经宣称了冬天的再次来临。诗似乎正是从对冬天尾声的认识或渴望中蹒跚而来的：

从枝叶的振颤中意识到

潮湿的风发出冷光。

墙是裸露的。

黎明已经来临——

当太阳照射到尖塔的时候

他们的光环向上

缩小……

三月

像拥有柔荑花絮的柳树下的老鼠

一样划过地面，

有一点饥饿。

是冬天里游荡的幽灵

使得烟囱依然

在忙碌吗？因为还有东西

在推动招牌和窗户：

但是这个蹒跚的幽灵——

这个冬日末期里拥有蓝灰色眼睛的圣洁的鬼魂，

开始动摇，

而且知道它将消亡。

克莱恩一生中只出版过两部诗集，一部是《白色的楼房》(1926)，是大部分先前已经发表的诗歌的合集，另一部是《桥》(1930)，也可以说是一部大部分先前已经发表的诗歌的合集，却立志超越而且也确实是超越了其任何组成部分。第三部诗集中的诗歌大部分都在1927年至1931年间发表在《转折》、《日晷》和《新共和》等小杂志上，由克莱恩在20年代末期在继续创作《桥》的同时将其编辑在一起。所有这些诗歌现在都以《西屿：一个束状岛屿》(“Key West：An Island Sheaf”)为标题收入了西蒙主编的《诗歌全集》。标题是克莱恩题写的布莱克式的格言(“布满星星的地面，/寺庙旁的海滨，/你可尽情享受到破晓”)，清楚地显示出诗人为他“热带回忆”注入连贯形式的愿望(致伊沃·温特斯，1927年6月18日)。从1926年5月到10月底，克莱恩一直呆在加勒比海，主要是松树岛上，他母亲的家族在那儿拥有一所房子和一些财产。早在1915年，克莱恩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与父母一起来过这个岛。尽管早年在这里逗留的时光因为父母之间紧张的婚姻关系而留下了让他痛苦的记忆，在1926年克莱恩还是相信在松树岛上的短期驻留能够补充他的想象力，并加快他进程缓慢的《桥》的创作。克莱恩志趣相投的朋友和导师沃尔多·弗兰克也加入了他的岛上生活，与他共同度过了很短一段时光。这一情况，以及克莱恩看起来在加勒比海期间享受了甜美性爱经历的事实，可能是他这一时期创造力明显增加的原因。不仅《桥》的创作进展顺利，而且一些有关新诗的想法和计划也开始出现在他的脑中。这些新计划包括他已经写了一段时间的《束状岛屿》组诗以及稍晚些时候创作成形的《阿兹特克神话的白体诗悲剧》(“Blank Verse Tragedy of Aztec Mythology”)。

并非所有编入《束状岛屿》(“Island Sheaf”)组诗的诗歌都是“热带诗篇”，其形式和主题都体现出明显的多样化。不过如果说“热带诗篇”可以被看做是想象力恢复的代表的话，那么就连那些与此不同的其他诗篇，例如克莱恩为他于1929年12月自杀的富人朋友和资助人哈里·科洛斯比(Harry Crosby)所作的挽歌(《致变戏法的云》[“To the Cloud Juggler”，1930])，以及赞美两位伟大诗人的十四行诗(《致艾米莉·迪金森》[《国家》，1927]和《致莎士比亚》[1926—1930])也都可以算是克莱恩《加勒比海组诗》(“Carib suit”)的一部分(致伊沃·温特斯，1927年7月18日)。除了有关迪金森的诗之外，所有这些诗歌都是在1926年10月中旬大飓风期间创作的，或至少是在这期间修改的。这场飓风席卷了整个小岛，差一点将克莱恩住的房子夷为平地。不论其主题为何，这些诗歌都涉及克莱恩对自己诗歌创作能力的不断再评估，他在两首十四行诗中对迪金森和莎士比亚怪异的解读和对抗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正如克莱恩给沃尔多·弗兰克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以“飓风”为标题的诗不仅希冀在作诗法上“把握飓风在地面的节奏”，而且要将整个组诗建立在创造力所带来的可怕的破坏性的基础之上。(正如克莱恩向伊沃·温特斯所解释的那样〔1927年8月3日〕，“即使是雷声也会被淹没的、可怕的、没有边际的一次大毁灭”)。圣经式的语调和精心雕琢的措辞——无论是过于简洁还是博学或过时——人工再造了那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进程，它激发了诗人的灵感，仿佛诗人是神的替身。(“看，上帝，你!/……/你到处凿砍的风//将肌肉从骨头上剔除/振动削薄的大刀——//……”)正如沃尔多·弗兰克早已经发现的，在创作他希望成为美国诗歌精髓的《桥》的过程中，克莱恩明显为“美国”一词的其他含义而饱受折磨。大量的发现，在早先征服土地、民族和文化之后随之而来的西方征服，帝国主义紧随着帝国主义，争夺权力的语言的混乱——所有这些观点无疑扩大了克莱恩《桥》中所体现的“美国”一词本身的概念，甚至为该诗创造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历史坐标和更加广阔的神话背景，不管其过程多么的拐弯抹角。克莱恩在写给苏珊·杰肯斯·布朗(Susan Jenkins Brown)的一封信(1926年3月22日)中，半开玩笑地评论了一下《束状岛屿》组诗中的一首题为《芒果树》(“The Mongo Tree”)(《转折》，1929年第18期)的诗，他不无坦率地说：“我将今天早晨我去《桥》的途中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包括了进来。我相信芒果树就是伊甸园里最初的苹果树，它是第一个在历史上被精确命名的水果。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阅读《亚特兰蒂斯在美国》，这是最近的一本关于该主题的书，充满了有趣的暗示。将其放回到4万到5万年前的历史中，我们便很容易相信，一个位于大西洋中心的大陆以及安的列斯群岛和西印度群岛都只是海平面上几个突起的山峰而已。”

克莱恩提到刘易斯·斯宾塞(Lewis Spence)的《亚特兰蒂斯在美国》(1925)表明，在写作他的“对美国的综合”的过程中，诗人贪心地寻求“合理性辩白”(他非常钦佩的惠特曼可能会这样说)，为美国、为现代(美国)诗歌以及为他自己作为一名美国诗人进行辩白。《西屿》中的一些诗涉及“新世界”这一原始性和激进起源的意象与后来的人类所进行的武力入侵、扩张和占有这二者之间的对抗，其中最有趣和最奔放的一首是《哦，加勒比岛!》(“O Carib Isle!”)(《转折》，1927年第1期)。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1927年3月19日)中，克莱恩解释说该诗写于“地狱般炎热的一天”，其“灵感来源于〈Y〉鳄鱼〈/Y〉”(强调为克莱恩所加)。克莱恩将他对1926年6月鳄鱼岛之旅的印象生动地记载在他写给沃尔多·弗兰克的一封信中(1926年6月19日)。旅行的意外的拖延和艰辛，一艘塞满了“喋喋不休、到处呕吐和放屁的黑人”的满是喧闹噪音和难闻气味的混乱的纵帆船，以及滋生着许多大型昆虫的岛上出奇的炎热，使克莱恩变得“摇摇晃晃”，“被太阳晒成了埃塞俄比亚人”。但是这一经历有可能激发了他对创世纪神话的想象，而且一定激发了他对其他诗人的真实抑或想象中的航海之旅的想象，这些都是人们笔下的探索之旅，也是他们在距离、在他者、在未知、在不可解释的景象之前的新奇感叹，例如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Ancient Mariner”)和梅尔维尔的《白鲸》(尽管在他的信中没有提到，但是克莱恩的脑海中肯定已经存在“魔岛”了)。在热带组诗《束状岛屿》中，克莱恩也在怀着敬畏与新奇之情抒写着自己困难重重的发现美国和美国诗歌之旅，在这一发现之旅的同时，他还试图为《桥》赋予连贯的形式。《哦，加勒比岛!》是克莱恩“对美国的综合”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在他写给伦敦《日历》(Calendar)的编辑安吉尔·里基伍德(Edgell Rickword)的一封信(1927年1月7日)中清楚地体现出来。由于他寄给里基伍德三首诗供其发表，诗人解释说《哦，加勒比岛!》和《桥》中的其他两首诗《短胸衣》和《海港的黎明》中都存在着“对航海的普遍强调”。《哦，加勒比岛!》的标题本身立即传达了一种敬畏的新奇感，而这种新奇感又被第一诗节模糊的句法强化了，仿佛所有观察到的事物都不同于它们的本来面目，且不允许有任何的遗憾：

狼蛛咔哒咔哒地趴在百合花的脚下

爬过死者的脚边，躺在靠近珊瑚海滩的

白色的沙堆上——没有蜿蜒曲折虚度时光

的螃蟹挡在路上(它们改变，扰乱，

迷惑你的名字)——没有，这儿什么也没有

颤动之下一株桉树在折皱的阴影中升起——

哀悼。

诗人在《哦，加勒比岛!》中所发现的不是一个质朴的、永恒的、静止的岛屿，而是一个已经被侵略、被占领的“都布隆之岛”，然而现在这片土地上再没有什么“首领”或“专员”，时间和历史已经无情地将整个岛屿推入了坟墓。仿佛人类在地球上的迁移只能够在地面上留下死一般的印记，这些印记不过是些顺序颠倒的字符，等待着迟来的诗人将其解密为另一种“奇怪的语言”。因为他敢于“否认”早先的语言，“旅行”的发现者—诗人发现他自己倒成了被野蛮的岛屿及其生物(舞蝎、螃蟹和龟鳖)的纯粹的自然法则所发现和嘲弄的对象。就像现代的以实玛利[9]，在创作《桥》的过程中，克莱恩也想要知道他的近作(他的打字员所说的“炭做的护身符”)还可能赋予美国什么意义。从一个21世纪读者的角度来看，克莱恩的加勒比岛，在其寻找远古的美国的过程中，是一个“没有旋转栅门的岛屿”，这不仅让人想起梅尔维尔的“蜿蜒的岛屿”(回想一下《魔岛》[“The Encantadas”，1856]第一篇初稿中的“贪婪的坟墓”)，而且也期待着加里·斯耐德(Gary Snyder)在《海龟岛》(Turtle Island，1974)中抒写的更加理想化的希望。

像大多数现代诗人一样，克莱恩早期的出名要归功于小杂志。他所有主要的诗歌在收入《白色的楼房》(1926)和《桥》(1930)之前都是在小杂志上发表的。在这两部诗集中，《白色的楼房》事实上汇集了许多独立的诗篇，这些诗的主题、形式、作诗法和修辞学的变化范围很广；而只有《桥》可以也必须被当做一首长诗来读。而且，在《白色的楼房》中收集的诸诗中，我们也可以轻易地读出那种“对航海的普遍强调”。1926年11月16日，当《桥》在他的想象中已经基本成型的时候，克莱恩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了他正在“从事的”六首诗的顺序。后来以《航行》为标题作为《白色的楼房》的结束篇的这六首诗，克莱恩向母亲解释道，既是“关于海洋的诗”也是“爱情诗”。克莱恩的海洋—航行—爱情诗也都是关于“美国”的诗，这一点丝毫不逊于《桥》，即使克莱恩的诗既加强也削弱了对传统的、人们共识的“美国”的“综合”。例如，在《道路》(“Passage”)中，诗歌主体在开头的诗节中“听到”的“海”的声音巧妙地为贯穿整首诗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认可的主题赋予了更为广阔的层面：

在雪松的树叶从天空中飘落的地方

我听到了大海。

在山岗上的蓝宝石竞技场

我获得了美好童年的承诺。

克莱恩的“美好童年”令人联想到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的《自传式文学》(“Autobiographia Literaria”)，后者是克莱恩诗歌的非常认真细致的读者。尽管奥哈拉单调的风格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用语，而克莱恩的诗篇则充满了艺术化的诗情画意，但两个诗人还是能够相互理解。像《道路》一样，《自传式文学》也是一首关于如何成为一名诗人的诗，表面上遵循了浪漫主义的传统，但同时又是一首反浪漫主义传统的特性的美国诗歌。《道路》的作者抛弃了华兹华欺式的回忆(“我的回忆被我留在了溪谷”)，而《自传式文学》的作者却又忆起了浪漫童年的神话力图忘记的东西：即诗歌的起源并不是对童年的回忆，而是记忆的中断甚至抹除。克莱恩在《道路》的结尾写道：“写入诗章的记忆被打断了。”而在奥哈拉的《自传式文学》中，诗人并不美好的美国式童年最终变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中心”。在奥哈拉后来的一首诗中，对文学传统的打断同时也是对父权社会中从未经受质疑的霸权价值的打断。奥哈拉在《玉米地》(“Cornkind”)中对于“哈特·克莱恩如何”会以对田园牧歌式的、异性恋者的幸福的拙劣模仿为创作背景表示不解。奥哈拉在《自传式文学》中对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修正与克莱恩《道路》中“众所周知的传记”相呼应，使得这两首诗不仅中断了诗歌的传统，也打破了社会道德的种种戒律。因此，《道路》可以被理解为《自传式文学》，事实上是同性恋自传式文学的一个早期版本，考虑到这首诗对于主角和反面主角的戏剧化构建，以及其中出现的“危险的”中断和“断裂的”“回忆”等意象，不能不让人对以“两厢情愿的”的异性恋为特征的文化之“常态”提出质疑。

但是，《道路》也模仿了惠特曼的大海漂流诗(在这里诗人听到了来自大海的语言)以及《印度之行》(“Passage to India”)，这是惠特曼出于异常强烈的盲目爱国主义而对“美国”和正在进行的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的颂歌的一首赞美诗。因此，《道路》通过诗人与“贼”的遭遇以及与“月桂树”的争论，不仅重新设定了诗歌的惯常道路，而且重新定义了发现之路和对新开始的期待。在《道路》中，诗人从大海上听到的一切成了完整与破裂的意象，此二者最终结合，使得时间和距离在“节奏不均匀的海滩”这一虚无的空间里融合。诗的最后一节以“他合上了书”开头，通过这样的诗节，使得诗歌的结尾突然打断了时间、深不可测的神秘空间，并结束了先前正在进行的倾听的动作，也或许预示了新的、没有记忆的声音：

他合上了书。从托勒密开始

时间就将我们推入了闪闪发光的无底洞。

一条大毒蛇划着漩涡游向太阳

——在永恒的海滩上斜躺着它的乐器和鼓。

我听到了什么源泉？什么冰冷的语言？

写入诗章的记忆被打断了。

因此，正如他在《总的目的和原理》中所说，诗人从大海上听到的不仅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新词”，而且是一个从未探索过的新世界，或许是被发现的华夏，或者是美国的亚特兰蒂斯。克莱恩关于大海的诗是他作为一名美国诗人的新的开始，恰恰是因为他将诗歌创作与古代的航海相联系(他在《致浮士德与海伦的婚姻》的结尾处，以“阿喀琉斯的肚脐从海上溢出”这样一个意象对此进行了漂亮的暗示)。克莱恩的航海总是到达让个人和集体收获体验与满足的新世界。尽管六节抒情诗《航行》的初稿在1922年就已经写好了，但克莱恩在他两年后第一次爱上丹麦水手埃米尔·奥佛(Emil Opffer)时，将其改写成了六首爱情诗。与奥佛的爱情是克莱恩最满意和最让他感到幸福的爱情经历。因此，航行就是心爱的人的真正的航行，以及克莱恩作为一个普通人和诗人从未有过的满足的爱情之旅。在他在世的时候，正如他喜欢说的，在布鲁克林桥的阴影中，他体验这段爱情的方式甚至超越了他接纳这个国家的这两个维度，在《航行》中是间接的暗示，而在《桥》中则有全面清楚的描述。爱情和诗歌的主体也变成了国家的主体。克莱恩一直在创作的《桥》也是一首关于“大海和爱情的诗”，我们在其中也的确可以找到由他和埃米尔·奥佛的美满爱情而激发的灵感。在其有关港口的场景中(《致布鲁克林桥》、《海港的黎明》和《亚特兰蒂斯》)中清晰地暗示了爱人的存在。在《海港的黎明》中，诗人催促他的爱人“安详地睡吧”，“直到太阳拨开我们的眼睛/你的冰凉的手臂轻声地吟唱我的抒情诗”，这一“轻声地吟唱”将来自“作为枕头的海湾”的轻柔湿润的声音带到了热恋场面中。更为重要的是，多年之后，奥佛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克莱恩喜欢对他说：“整个世界就是一座桥。”

克莱恩的诗作中“对航海的强调”将大海看做是一个矩阵，正是在这样6一个文化矩阵上，就像我们在惠特曼的诗中看到的那样，这个既充满希望又问题重重的美国得以被重新发现。《航海》系列抒情诗的第二首开头的“壮观的永恒之闪耀”预示了对时间和空间的全面征服，而《桥》的任务也正是要适当地赞美这一点。但是同样，在这里，航行行将结束时所允诺的“伊甸园”，除了是爱人的天堂之外，也穿过哥伦布第一次在所谓的新世界上见到的西印度“岛屿的柔板”，在“加勒比火焰号官方大帆船”上被找到了。因此，作为矩阵的大海使得克莱恩能够重新发现美国并使其问题重重，这不仅是因为诗中的同性恋性爱意义所指向的美国带来的“契约”不同于寻常国家所基于的契约，而且也因为在《白色的楼房》中的《在梅尔维尔墓前》里，出现在为梅尔维尔所写的优美“挽歌”中的那一伟大的美国沉船的残骸恰恰就出现在《航行》之前。克莱恩关于梅尔维尔的诗将这个国家的诗人置于大海和天空之间的广袤空间(“蔚蓝悬崖”和“大海保留”)，这样一来，克莱恩既赞美又延缓了诗歌和国家的“新词”。因此，当我们在《航行》组诗的结尾处来到《美女岛》(“Belle Isle”)的时候，“契约”已经不再是那片应许之地，而只是一个“想象的词汇”——或许可以说是被修辞学和意识形态所神化的“美国”这个词汇。在结束其《航海VI》和整篇组诗时，克莱恩将一首从未发表过的爱情诗《美女岛》(1923)加入最后一个诗节，却借此引发了一种非常明显的措辞变化。该诗的第一行原来是“后话才算数”，后来改为“想象的词汇，对，就是它才算数”。此外，《美女岛》，特别是其倒数第二节，呼应了关于应许之“地方”的“猜度”，它认为关于美国的神话也是一个大发现：

然而，比猜度更清晰的，——这个地方

水花飞起，聚合再离散，

总能够看到——晶莹的波浪倒退时

留下的优雅的小屋，美女岛。

从克莱恩1927年9月12日写给他的资助者银行家奥托·卡恩(Otto Kahn)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最清楚地了解《桥》的主题和结构理念，《桥》无疑是诗人最雄心勃勃、最复杂也最富有争议的作品。在这封信中，诗人解释了他“创作的一般方法”，主要目的是试图(这次他成功了)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完美代表因而也是现代化的真正先知——卡恩那里获得另一笔预付款。像庞德一样，克莱恩明白审美创作和经济生产在资本文化中并行不悖。克莱恩在信中声称，他要做的是“运用美国神话”“写一部现代意识的史诗”。因此，他仔细阐述了一些已经完成的诗，并大致勾描了一些尚未创作的诗。很明显，他是在试图为他的资助人读者而将作者的意图和诗的影响结合起来，不过说实话，说他是为自己这样一个正处在痛苦的创作过程中的诗人读者谋福利也未尝不可。正如克莱恩所说，写一部现代意识的史诗是一项“无可名状的复杂的”任务，只有描述古代意识的史诗《埃涅伊德》(The Aeneid)可与之相比。因为，在克莱恩卡看来，“现代”意识就是“美国”意识：霸权主义的美利坚意识，拥有克莱恩的年龄、性别、阶级、种族背景和教育经历的诗人，是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基本上准确地抓住这种意识的。

在这封写给奥托·卡恩的信中，克莱恩主要探讨了该诗的第二部分，《波瓦坦的女儿》，他显然是急于解释自己将“印第安人”作为美国土地的“第一个所有者”的缘由：“波瓦坦的女儿，即波卡洪塔丝(Pocahontas)[10]，是被选中代表这个大陆或土地的物理实体的神话式自然象征……第二部分的五个子部分主要讲述的都是作者在逐步探索这个“实体”的第一个拥有者为印第安人这样一个事实。”于是《桥》的作者将“印第安人”简化为土地—坡卡霍姆塔斯，继而又自己攫取了那块土地，从而替代了“印第安人”。在开篇的颂诗《致布鲁克林桥》和《万福玛利亚》中哥伦布对新世界的虔诚祷告之后，《波瓦坦的女儿》将现代美国人置于诗歌主角的位置，诗人哈特·克莱恩在这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也有缅怀之情，但主要是靠他的想象力在涵括、在饰演、在消遣、在记忆。《波瓦坦的女儿》包括五首结构紧凑、步调均衡和韵律优美的诗和一个注释。第一首诗是《海港的黎明》，一首以诗人所居住的现代纽约城的飞速发展、繁华喧嚣为背景的爱情诗。紧接着是《凡·温克尔》，主要是关于记忆和忘却，关于个人和集体对古代的记忆和当下的发明，关于文学记忆以及对历史的最早的记载。接下来是《河》——显然是指现实中和神话中的密西西比河。这首诗的标题本身就是对这个国家正在喧喧嚷嚷中快速前进的20世纪的一个比喻，河流、铁轨和电缆横跨乡村和城市，美国的工业地理正在经受着“历史的拷问”。但是，正如《河的休眠》(“Repose of Rivers”，1926)以及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许多其他诗人所表现的那样(我们马上会想起赫德林)，河也是对诗人意识的一个隐喻，在河水的流动中国家出现了(或者说集体的意义产生了)。再接下来是《舞蹈》，诗人将被侵占的印第安人创造为神话，印第安人的牺牲堪比最终消失在诗中的诗人的牺牲，诗人和印第安人共同谱就了这片土地上永恒的乐章(在克莱恩生前从未发表过的，大约写于同一时期[c.1926—1930]题为《悲哀的印第安人》[“The Sad Indian”]的惊人诗篇中，悲哀的印第安人就是悲哀的心[Hart][11]。这实际上印证了这里所暗示的印第安人和诗人的同一性，二者都为这首诗而牺牲了)。最后是《印第安纳》，这块土地本身，“这片大陆或土地的物质实体”本身，就是被抹除的印第安人的遗迹，而现在更被满怀希望、辛勤工作、四处流浪的普通人所蹂躏，这些人总是徒劳无功地开拓着一个又一个边疆。这里的主角出现了女子的声音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尽管在给奥托·卡恩写信的时候，克莱恩还在考虑使用一个男性印第安纳农民)。理由是作为女性的领地，美国人可能的家园，波卡洪塔丝自己仍然是克莱恩所能使用的最好的隐喻：女性的身体是传统的产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土壤，特别是对于异性恋男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言尤其如此，当然也不仅仅是异性恋如此。

克莱恩在写给卡洛斯·科洛斯比的一封信中(1929年8月8日)解释说，他的注释是受了柯勒律治在《古舟子咏》中的注释的启发，但其作用却完全不同。像真正的注释一样，它从《万福玛利亚》的开头开始，克莱恩显然很关注这第一首诗中的角色和观点能否为读者所轻易地掌握。在爱情诗《海港的黎明》的开头，它又以相同的历史脉络继续讲述(“400多年以前”)，然而没有几行便立即为猜测所打断：“……还是它来自那无声的睡眠之滨，而时间//则召唤起你对爱情的记忆……”就这样，历史被转化为时间、生活和爱情的悸动以及诗歌的节拍和韵律。“谁是黎明中与我们在一起的女人？”注释问道，答案是“时间的逃避者”。黎明中的女人是诗人的缪斯，一位历来就被认为是女性的神，即使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同性恋诗人来说也是如此，甚至该诗本身的灵感源泉也是克莱恩与一位男子的性爱。应该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缪斯仍然是波卡洪塔丝，这个国家的物质载体，在克莱恩的想象中，她是他所谓物质诗学的神秘起源留给他的遗产。克莱恩为了卡恩而在《舞蹈》的第二节写下“黎明中的昏暗，永恒的君主”这样的诗句，作为诗人想象中“印第安人”的残余，波卡洪塔丝或“灭绝了的”印第安人，是诗人的焦点和镜头——“天空中的‘眼睛’”。

克莱恩后来认识到，“印第安人”并没有真正的“灭绝”，那么，如果他能够根据这一新发现改写自己的诗歌的话，那么这些诗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国家和诗歌本体都需要重新创作。早在一年前，即克莱恩在古巴停留的多产时期，他曾十分热情地学习西班牙语。当然，这一次他的热情仍然是由对性爱的追求推动的，只是他在写给他这一时期的通信者沃尔多·弗兰克的信中就此提出了一个更加专业的理由。克莱恩当时认为，学习西班牙语是为他下一诗篇《阿兹特克神话的白体诗悲剧》所做的“必要准备”。在《桥》这部现代的《埃涅伊德》——这部现代意识的史诗，其游吟诗人在这首史诗中故意而痛苦地进出于社会性的意义创造的圈子——发表之后，诗人的下一个主要计划是什么呢？哪个宏大的、连贯的、涵括广博的惠特曼式诗歌规划能够值得诗人再次全身心地投入？阿兹特克[12]神话或许够资格成为他的下一个计划，但事实是，在克莱恩给沃尔多·弗兰克写信(1926年9月5日)数年之后，好像再也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一想法。到了这一年的12月，他还曾经向“萨利”阿姨(萨利·辛普森夫人，松树岛财产的管理人，她在《河》中也出现过)汇报过的对西班牙语的兴趣也依然没有任何进展，只不过是平添了些许浪漫而已(1926年12月5日)。

1930年，当大萧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意和日常生活(包括克拉伦斯·克莱恩的企业)的时候，诗人却因为那些他真正在乎的人(伊沃·温特斯和阿伦·泰特)对《桥》的令人失望的评论而心碎不已。尽管非常沮丧，克莱恩还是在想再来一次欧洲之旅能给他带来什么刺激。8月，他在申请古根海姆奖学金(该奖学金要求接受者在接受奖学金期间生活在国外)时非常模糊地提到对“赴欧洲学习的愿望”、“欧洲文化的特征”以及“法国的文学和哲学”是理解“与众不同的美国诗歌意识突然出现的特点”的一种途径(1930年8月29日)。在他1931年3月16日的应允信中，克莱恩还写道“四月中旬驶向法国”。诗人最后选择去墨西哥来度过他的古根海姆奖学金的1931学年，那是最后一刻做出、未经过充分考虑的决定。只是在他登上奥利斯巴号后写给凯洛斯·科洛斯比的信中，悲情的阿兹特克“对蒙特祖马[13]与科尔特斯[14]的戏剧诠释”的话题才又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1931年4月5日)。

到了墨西哥之后，克莱恩为他真诚地发现他对其一无所知的文化感到眩晕，但他仍满怀热情地猜测这将对他的诗以及他诗歌创作的方式产生适宜的和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清楚的原因，这一计划失败了。有人说是由于他过度的性生活和无可救药的酒精中毒，或者是由于他相信自己在感官上、身体上沉浸于日常的墨西哥文化就足以推动他，因而不必再学习西班牙语或学习“死去的国王的晦涩历法”(阿兹特克诗歌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的时候，他说他不得不这么做)。或许是因为“阿兹特克悲剧”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错误是因为仅凭“悲剧”本身并不足以说明该项目具有适合写成诗的可能性(克莱恩只能根据他1931年9月在龙舌兰酒宴会上的愉快经历猜测这种可能性)；错误是因为“悲剧”从来都不是对克莱恩最具吸引力的文体。由于泰特和温特斯颇为贬低地认为《桥》基本上是一首充满了恶俗的超验主义和惠特曼式的乐观主义的冗长、感伤、盲目赞美的、不符合任何流派的诗让克莱恩深受伤害，他认为他应当努力向“荒原派”靠拢，并在“精神上”和“现实中”都表现出悲观，因此他选择了西班牙征服者屠杀阿兹特克人的悲剧来作为他的下一个主题。正如他的朋友沃尔多·弗兰克曾经做过的那样，这正是克莱恩扩展他的“美国”概念的方式。但是克莱恩似乎不能够让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占有”和剥削“印第安人”，不论这种方式多么诙谐，我们从他的阿兹特克计划的疑似第一稿的诗行中即可以看出这一点。

《哈瓦那玫瑰》(“Havana Rose”，1931)是克莱恩在1931年4月乘坐奥利斯巴号前往墨西哥的途中被船上的一个插曲所刺激而作的散文诗，是诗人创作阿兹特克悲剧的第一个尝试。“科尔特斯”(这个名字以强调的斜体形式出现了两次，并与下面几行之后的“再一次，再一次”的重复相平行)在这里是暗喻一名不顾疫情扩散的风险，将患有伤寒病的小鼠走私到墨西哥以进行他的实验的著名科学家(哈佛大学著名的细菌学家汉斯·瑞斯勒【Hans Zissler】博士)。或者，如克莱恩在诗中所写的“来混淆—敲诈—扣除—治愈……”(“治愈”是除了上述的科尔特斯外，原诗稿中唯一一个以斜体强调的词汇)。诗中的超现实主义意象是克莱恩对不负责任的科学家以及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大肆质疑和谴责的将土著人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控诉。同一时期写于墨西哥的另外两首诗，收入马克·西蒙主编的《诗歌全集》的“未完成的”《炼狱》(“Purgatorio”，1931—1932)和《境况》(“The Circumstance”，1931—1932)，进一步表明克莱恩为他到达哈瓦那六年之前就轻浮地选定的主题深深困扰。《境况》这首诗的主人公显然是在向一位阿兹特克神祈祷，诗中所描述的太阳的“花神”(克莱恩肯定见过墨西哥国家博物馆里被鲜花包围的柔琪琵丽的雕像)，同时也是欢笑、酒宴和舞蹈之神，因此对诗歌来说是一个足够的象征。但是诗中的“你”显然是诗人自己。诗中所用的语言和比喻巧妙地唤起了人们对阿兹特克神话最突出的部分的想象——时间、自然、太阳、鲜血、骨头、死亡、礼仪、太阳之石以及庄严的牺牲之石，但是诗人自己却像个“外国小丑”似的始终置身于场景之外，被重复了三次的条件句“如果你能够”阻止了。显然，有了新的抱负的诗人，一个只要境况需要就会前去赴死的牺牲者，不能够给予阿兹特克“时间”以“永恒的答案”。《炼狱》则是克莱恩在墨西哥经历诗歌流放的写照，这里比但丁的炼狱还要可怕，因为这里没有通过清洗和净化而得以解脱的希望之路。诗人被限制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这里特有的声音淹没了他自己的歌声，使他自己和他的歌声都显得毫无意义(“这里教堂的钟声……顽固地敲响而不需要我的呼唤”)。至关重要的是，《断塔》(“The Broken Tower”，1932)作为克莱恩在墨西哥完成并寄出发表的唯一一首主要诗篇，也是英美现代主义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抒情诗之一，是克莱恩对墨西哥钟声的“呼唤”而不是“回答”。因为诗人说他能够听到他们说“我倾吐的词语”，但是诗人又不无焦虑，怕“词语”的有效性(“它是同源的吗”)与“阿兹特克悲剧”没有任何关系。它关注的是诗人对自己必死的悲剧中那种瞬时的悖论性胜利，诗人再一次被爱情“治愈”，这次是为一个女人(玛格利特·博特·考利[Peggy Baird Cowley])。该诗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刚刚被重新发现的哈特的“心的矩阵”。以下是诗的最后一节：

侵蚀着我血液的悬崖没有给我

任何的答案(如果这个匆忙提出的问题正确的话，

血液能够举起这样一座高耸的塔吗？)——还是她

用她的甜美的死亡搅动了潜在力量的神？——

通过她的脉搏我听到了，对钟声的计算

我的心绪恢复且增加，苏醒而确定

我的胸中升起了对战争的祈祷：

我原有的已被治愈了，新颖而纯净……

建成钟塔的不是石头

(没有任何石头可以装饰天堂)——而是

滑动的鹅卵石，寂静中清晰可见的翅膀

被浸润的时候，在碧蓝的漩涡中扩张

心的矩阵，垂下了眼睛

珍藏了安静的湖，凸显了高高的塔……

宽广的、高大的天空的礼仪

开启了她的土地，并播撒着无尽的爱。

克莱恩对阿兹特克神话的兴趣与他对一种他认为已经“灭绝了”的文化的真诚的兴趣没有多大的关系。相反，准确地说是建立在对被抹除的虚构之上，与之相关的是他试图重新发现诗歌本身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创造力。毕竟，《桥》不仅是一首关于美国的诗；它还是一首关于诗歌的诗，探讨了诗人创造绝美的形式的能力，就如同雪莱关于“帝国”的概念一样。布鲁克林桥——纽约以及这个国家的象征——首先是对想象力的暗喻：“一艘船，一个世界，一个女人，一把巨大的竖琴”——事实上，桥同时也指缪斯、诗人和诗歌。阿兹特克神话是克莱恩追求诗歌的可能力(“可能力”是史蒂文斯对迪金森在《纽黑文的一个平常之夜》[“An Ordinary Evening in New Haven”，1949]中的“可能性”一词的再造)的另一匹小马。《哈瓦那玫瑰》、《炼狱》及《境况》给了人们一个颇为模糊的提示，似乎让我们看到克莱恩是如何利用“征服”实现他自己的诗歌计划的。但是由于在克莱恩看来“印第安人”已经“灭绝了”，因而就连超越了“征服”蹂躏的他本人的现实“证据”，也再不能够将他带回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诗人的行列。

6 兰斯顿·休斯：现代主义的色彩

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的第一部诗集《忧伤曲》(The Weary Blues)出版于1926年，正值哈莱姆文艺复兴，即新黑人运动的鼎盛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10年是美国诗歌创作异常丰富多彩的10年。仅这一时期的创作就足以让人对“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这一概念通常带给人们的联想进行重新审视：美国和欧洲的诗人和艺术家们跨越大西洋此来彼往的国际性流动；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小杂志”；诗歌与生活以及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新颖有力的相互结合；传统与现代以及保守与变革或革命之间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对形式和概念的激进创新；对占主导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开挑战；这一时期大多数美国诗人四海一家的胸襟以及他们声音、意象和语言至上的诗歌文本的重要性；兴起于巴黎、伦敦、格林威治村和哈莱姆的新型美国思潮和形式的酝酿；以及出现在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吸收社会文化的最新发展元素、改变了诗歌和诗学的现行概念的百家迥异、各成一家的诗集著述。

简要地概述一下20世纪20年代的出版作品，似乎能让我们对那10年中美国诗歌意识的树立过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1920年，不久之后便成为休斯的赞助人、深受其爱戴的韦切尔·林赛出版了《先知爵士乐及其他诗歌》(The Daniel Jazz and Other Poems)；1921年，玛丽安娜·穆尔的第一卷作品《诗集》出版；1922年，T.S.艾略特的《荒原》问世；同年，出生于牙买加的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出版了《哈莱姆的影子》(Harlem Shadow)，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编辑出版了《美国黑人诗集》(The Book of American Negro Poetry)(其中收录了约翰逊关于《黑人的创造性天才》[“The Negro's Creative Genius”]的颇具影响力的散文)；1923年，沃莱斯·史蒂文斯的第一部作品《风琴》出版，同年出版的作品还包括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第四卷作品《新罕布什尔》、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创新之作《春天及一切》以及简·图默的《甘蔗》。《甘蔗》集诗歌与散文、抒情性与诗歌批评于一体，颇为引人注目。1924年，埃德加·李·马斯特斯的《新斯蓬河》(New Spoon River)和罗宾逊·杰弗斯的《他玛及其他诗歌》出版。1925年，H.D.的早期作品《诗选》问世，同年，阿兰·洛克(Alain Locke)出版了《四个黑人诗人》(Four Negro Poets)和《新黑人：一种阐释》(The New Negro：An Interpretation)。1926年还发表了哈特·克莱恩的《白色的楼房》、埃兹拉·庞德的短篇诗集《人物》，格特鲁德·斯泰因的玄学散文《作为诠释的写作》，以及如前所述，兰斯顿·休斯出版了《忧伤曲》。斯泰因的崇拜者、后来成为编辑的卡尔·范·维克腾为《忧伤曲》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导言。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到1930年，随着克莱恩的作品《桥》的问世而划上句号之前，《忧伤曲》历经四次重印。1930年，休斯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并非没有笑声》(Not Without Laughter)。其间，休斯的另一部诗集《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Fine Clothes to the Jew)于1927年出版。同年，艾米·洛威尔出版了《待售歌谣》(Ballads for Sale)；康蒂·卡伦编写的非裔美国诗人的里程碑式选集《欢歌的黄昏：黑人诗人诗歌选集》(Caroling Dusk：An Anthology of Verse by Negro Poets)也在这一年出版(他的《黑肤色的基督及其他诗歌》[The Black Christ and Other Poems]于1929年出版)。但是，在这部诗集的《前言》部分，库伦阐述了这样的种族隔离表述在审美方面的不恰当性。(“尽管他们的诗歌要依赖英语语言，但黑人诗人可以从英国和美国诗歌中汲取的养分仍然很可能要比其从对非洲传统的朦胧的返祖渴望中得到的养分更多：这里所选取的一些诗人最终定将被收录到任意一部美国诗选之中，其在这些诗集中的排位可能会不大相同，但没有理由在这类选集中不必要地单独列出一个“黑人诗歌”的标题。)艾略特编辑的庞德的《诗选》于1928年问世，在《导言》部分，艾略特将“现代诗体”尊为典范，产生了很大影响。艾略特在雄辩中从容否定了惠特曼传统，这与继承惠特曼诗风的诗人林赛和卡尔·桑德博格对于休斯以及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其他诗人的重要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0年代这10年，主流文化立志通过排斥手段将“鲜明的美国特色”确定为白人、新教徒和盎格鲁—撒克逊风格，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促成了1924年《民族起源法》(Nationa Origins Act)的通过；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却是，这10年又是“曼哈顿的黑人风尚”盛行的10年——这正是休斯在他的自传《大海》(The Big Sea，1940)中用到的一个短语。

兰斯顿·休斯可能是美国现代主义诗人中游历最广也最心怀天下的一位。在25岁出版第一卷诗集以前，休斯已经周游了半个地球，到访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非洲以及西欧的大部分地区(更不用说他在美国境内也常常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地不断迁徙了)。他还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大公夜总会(Le Grand Duc nightclub)做过洗碗工，当时很多文学界名流(包括罗伯特·麦卡蒙和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常到这个夜总会来听哈莱姆歌唱家弗罗伦斯·安波利(Florence Embry)演唱，休斯因此有机会见识和聆听许多美国音乐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表演或演说。此时休斯的一些作品早已出现在《危机》杂志上(这本月刊是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出版的，副标题为《深肤色种族的记录》)。阿兰·洛克曾经前往大公夜总会邀请休斯为《测绘图》(Survey Graphic)(后来成为《新黑人》的核心部分)的哈莱姆特刊撰稿。诚然，从“周游世界”这个词以往带给人们的富裕和精英的联想而言，休斯在20年代早期的游历或许不能轻易为他戴上这样的标签。但是，即使是作为船上的服务员登上商船旅行的时候，休斯都在急切地探索着世界和自我，而且一路都在进行诗歌创作。他的许多诗歌中都充满了“海洋”这个字眼(他在《大海》中写道：“文学就是‘大海’，里面游弋着各种各样的鱼。我就在这样的海上撒网，然后收网”)。后来，在他成为地位稳固的作家之后，休斯还到访过苏联、中国、日本，并再次造访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他在《徘徊与彷徨：自传之旅》[I wonder as I wander：An Autobiographical Journey，1956]中叙述了其中一些行程)。1937年，休斯在西班牙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角度为《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Baltimore Afro-American)撰写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报道。如果说翻译也能被称作“周游世界”的一种形式，休斯则更有资格被描述为“四海为家”。作为翻译家，他翻译了雅克·罗曼(Jacque Roumain)、尼古拉斯·纪廉(Nicholas Guillén)、莱昂·达马斯(Leon Damas)、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la Mistral)、让-约瑟夫·里比里维罗(Jean-Joseph Rebearivelo)和大卫·狄奥普(David Diop)的作品，而他本人也是在其有生之年作品被最翻译成最多种文字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但是，漫游世界的丰富经历似乎只是使休斯的诗歌想象力更坚定地扎根于美国，使他更加全心投身于一个被严重的种族偏见和冲突所分裂国家的文化之中。

兰斯顿·休斯是个混血儿，1902年出生在密苏里乔普林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非裔美国人家庭。正如他在《大海》(1940)中所述，浅棕色的肤色给他的生活带来的一个很大震撼是，非洲人几乎都不相信他是黑人。后来，尼古拉斯·纪廉和其他古巴朋友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但是，在美国，“黑人”就是他的全部身份。休斯的所有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短篇小说、散文、传记、青少年读本、戏剧、歌剧、音乐剧以及福音剧，都可以被解读为对于非裔美国人在本质上是美国人这一事实的称颂和批判。之所以是称颂，是因为休斯的作品坚持认为，这个国家需要认识到，在国家早期的建设中和今后继续保持活力的过程中，非裔美国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我的手下，金字塔耸然而起。/沃尔沃斯的大厦，我为其调过灰浆。”《忧伤曲》中的第一首诗这样吟道。而之所以是批判，是因为休斯的作品呼吁各个种族、各个信仰的美国人将美国视为一个充满痛苦而又活力四射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四分五裂、死气沉沉的实体：“我，也歌唱美利坚，”《忧伤曲》中的最后一首诗宣称道。(后来，《延迟的梦想蒙太奇》[1951]中的一首题为《英语B的主题》[“Theme for English B”]抒情诗质疑道，“有色”学生书写的诗章是否也会被“染色”。)休斯认为，W.E.B.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s，1903)中提出的“双重性”不仅仅是指黑人的种族意识，白人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了这种双重意识之中。从1916年到1920年，休斯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中央中学就读，当时设立了一个由贫困白人、移民和南部黑人儿童组成的学生团体；休斯发现，除了“黑鬼”这个词以外，还有许多其他“令人痛苦”的词也会带有侮辱性地指向美国人，如“西班牙佬”、“犹太佬”以及“东欧佬”。但是，非裔人遭受了形式最严重的歧视以及歧视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兰斯顿·休斯一生中，无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1921—1922年休斯在父亲的资助下在此就读一年)做学生期间，还是作为一个在纽约寻找工作的年轻人，或是只是作为一个每每意识到一些地方“只许白人出入”的人，常常会成为这类歧视的对象。

休斯从他自己的父亲身上看到，有关种族和阶级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无处不在，甚至也存在于本种族成员之间。由于在参加律师考试时遭到了一个全部由白人组成的考试委员会的拒绝，他绝望地感到自己无法在美国跨越肤色的界限，詹姆斯·纳撒尼尔·休斯(James Nathaniel Hughes)在兰斯顿·休斯孩提时便移民到墨西哥，在妻子卡莉尔·默瑟·兰斯顿·休斯(Carrie Mercer Langston Hughes)离开他与儿子一道重返美国之后，詹姆斯在墨西哥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詹姆斯·休斯对贫困劳动者特别是他自己种族的贫困劳动者充满鄙视，在诗人兰斯顿·休斯看来，这种鄙视一定是美国人双重意识的一个范例：一方面是对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美妙前景的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是因种族问题而产生的对实现这种前景的绝望。后来在1925年，在与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兄弟生活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期间，兰斯顿·休斯沮丧而无奈地又一次看到了父亲的态度，黑人贵族身上有着可悲的自命不凡，他们被严格地排斥于占统治地位的白人文化之外，但又为其祖先曾住在白人的种植园里而洋洋得意，同时又极度蔑视肤色较深的贫苦劳动者同胞。但是，当休斯自己在一家洗衣店打杂(这是仅有的几个招黑人的工作之一)挣12美元的周薪时，他与华盛顿的贫困黑人无产阶级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对他作为诗人的成长产生了更加久远的影响。

从第一部作品开始，“黑人”即成为休斯诗歌的一个形象，最恰当地表现了现代性与蒸蒸日上的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存在的最令人震惊的矛盾，而就潜藏于其背后的残忍现实而言，这个形象本身更加令人痛彻心扉。对于现代世界进而包括现代诗歌和文化(不仅仅指新黑人诗歌)的理解不能不考虑到一位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美国黑人的形象：这是一位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多产公民和艺术家，在一个倡导民主、进步和机会均等的伟大国度却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其艺术地位也得不到认可。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诗歌，特别是美国现代主义诗歌，最终不得不接纳欧洲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后果。“但是这个雕像能够在非洲耸立吗？”史蒂文斯在《猫头鹰的三叶草》(Owl's Clover，1936)中的一节《最绿的大陆》中发出了这样的质疑。正如他本人所说，史蒂文斯的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但诗歌结尾讲述了一个与诗人本人的政治故事所不同的政治故事。或许史蒂文斯最近看到过南希·丘纳德刚刚在1934年出版的《黑人》选集。丘纳德在《前言》部分对非洲的“帝国主义压迫者”进行了谴责，对非洲的艺术“天才”表示了赞赏。史蒂文斯的诗中并未暗示“雕像”——即艺术——是否能够最终战胜“飘摇的绿色”。“在寒冷中会想象到大理石”，诗人这样断言。但是，作者将白色“大理石”或“天使”所带来的审美氛围与黯淡的“充溢的红色”或“豹人”所产生的暴力性质进行对比，轻而易举地暴露了他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同时这首诗雄壮有力的意象也为更加复杂的解读留下了余地。这也带来了蔑视“预示命运的安纳克”的一刻，使“尚未被修剪的舌头”和“……塞满刺的喉咙”敢于为自己声张创作诗歌和艺术的权利。

兰斯顿·休斯的《忧伤曲》巧妙地表现了在1926年这样一个时期非裔美国人的自我认知。一首简单地取名为《诗》(“Poem”)的诗歌让我们直面那一时刻，看到了面对美国白人诗人(或艺术家)以施恩者自居之时，美国黑人诗人担当起回应的角色，他撇开了前者“同一个上帝”的带有偏见的标准，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丛林”诗歌。《诗》中声称这首诗本身就是“模仿高更的手法为一名非洲男孩作的画像”，它这样写道：

丛林中所有手鼓的咚咚声律动在我的血液里，

丛林中所有火热狂野的光腚照耀着我的灵魂

我对这种文明心怀恐惧——

如此生硬，

如此强大，

如此冷漠。

这首短短的《诗》中所包含的元素足以使其成为非裔美国诗人休斯创作于20世纪初的典型的、同时也是现代主义的诗歌。诗中第一人称的语气突出了挣扎在郁郁葱葱的“丛林”和险象丛生的“文明”之间的“黑人”形象。诗的结构强调了“丛林”与“文明”之间的强烈对比。《诗》共分六行，前两行较长，因而诗人在此流连于自己祖裔为非洲的身份，同时并没有忘记对黑人与白人的社会定型观念进行间接评论，重点突出了声音和节奏(“咚咚声”)以及生命和肉欲的强烈刺激(“火热狂野的光腚”)。后三行很短，呈阶梯式排列，每行只有两个词组成，而且这两个词都是重读词，简明扼要地表明了非裔美国诗人在第三行中所叙述的、夹在两个世界中间的危险处境。休斯的另一首诗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更为传统地表现了这一主题。《混血儿》(“Cross”)共分三节，每节为押韵的四行诗，以早期种植园里强迫不同种族的人之间发生性关系以及后来禁止种族间通婚所产生的后果为例，这首诗在那个混血儿身上勾勒出了非裔美国人所处的窘迫境地，他们被认为(或自己被迫认为)自己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非洲人(混血儿对自己“美国”身份的困惑问题频繁地出现在休斯的作品中)。与《混血儿》最后一节采用直白的设问句手法(“我的父亲死在漂亮的宅邸/我的母亲死在了窝棚里。/我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我不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相比，《诗》的表达手法要新颖得多：《诗》在诗人的非洲“血液”和“灵魂”的“律动”中如重锤落下一般强烈地收尾。对“如此生硬，/如此强大，/如此冷漠”这一双音节、双重读结构的重复坚定地谴责了“文明”对黑人的残酷歧视，同时也与神秘的非洲鼓有节奏的咚咚声遥相呼应。

就这样，这位现代主义非裔美国诗人通过选择自己特有的知识和审美模式，重新改造了美国的诗歌传统，从而确定了自己在这一传统中的地位。如果说有人是在从古希腊人身上或者法国南部行吟诗人的奥克语中找寻诗歌精髓的真谛和诗歌形式的话，兰斯顿·休斯则是在非裔美国人长期遭受痛苦的生活以及他们持久丰富的民间文化和他们的奋力抗争中找到了这种真谛和形式。如果说庞德以诗人伯特兰·德·波恩(Bertran de Born)和阿尔诺·丹尼尔(Arnault Daniel)为榜样，H.D.以诗人萨福和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为楷模，兰斯顿·休斯欣赏的则是盲人蓝调歌手莱蒙·杰斐逊(Lemon Jefferson)和“布鲁斯之父”威廉·克里斯托弗·汉迪(W.C.Handy)。

《忧伤曲》于1926年出版时，以其“不同凡响的魅力”给一位早期对这部作品发表看法的评论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者称其为一部“高超的独一无二的”作品。打动这位评论家(《克里夫兰先驱报》[Cleveland Herald]的奥蒙德·A.福特[Ormond A.Forte])的，是这部作品(“从纸制封面……到精美装订”)艺术品一般的审美品位，特别是其封面插画所流露出的那种力量和精神。(画面以明丽的红黄色为背景，大胆地勾画了一位弹奏钢琴的黑人布鲁斯音乐人，画作者是出生于墨西哥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漫画家米盖尔·寇瓦鲁毕亚斯[Miguel Covarrubias]。)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位年轻作家“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熟”以及他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大胆革新，这位评论家还饶有兴致地从范·维克腾撰写的《导言》中了解了这位新近诞生的作家的“流浪生活”。他专门挑出其中一些较短的诗，认为它们“更具吸引力”，原因在于这些短诗能够“奇妙迅速地激发人的兴趣”，他还全文引用了《平静的海》(“Sea Calm”)这首诗。埃兹拉·庞德在很长一段时间后称赞休斯的诗歌语气清新流畅，与梅尔文·托尔森(Melvin Tolson)渊博的诗歌试验截然不同。庞德无疑也从《平静的海》中的“水”这一意象中看到传达其意义的“明晰细节”：

多么平静，

多么奇怪的平静，

今天的海水。

对水而言

这样的平静

不是好事。

《克里夫兰先驱报》的这位评论家称与这首诗同名的另一首诗中的“加勒比落日”是在暗指“上帝正在大出血”，从而对诗人的“大胆和直言不讳”给予了进一步肯定，为休斯在《混血儿》中公然藐视禁忌讲述“被禁之事”时的不落俗套而感到狂喜。因为其漂亮的插图令人直接联想起诗歌与音乐之间的联系，因为其在语言和形式方面的尝试以及主题的不落俗套，因为其一些抒情诗行意象派的清澈透明和另一些抒情诗行史诗般的审美和政治宣言，因为其作者四海为家的胸怀以及他与历史和文化真谛的密切对话，《忧伤曲》在1926年出版的时候，看起来实在很像一件现代主义艺术品。从《忧伤曲》开始，与其他任何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相比，休斯在持续进行的彻底改造英语诗歌语言和节奏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而这一改造正是早期的意象派诗人们早已明确宣称并肩扛起的任务。但是，正是格特鲁德·斯泰因为意象派的这一改造开了先河，也是她在《梅兰卡莎》(1909)中对黑人土语进行的尝试令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和他的朋友们欣喜万分，此二者绝非仅是巧合而已。

休斯的诗歌灵感几乎全部来源于非裔美国人文化的声音、节奏和意义：宗教(尽管休斯并不信仰宗教，因为他从孩提时代起就从未见过基督，从而也未能皈依基督教)、民间传说、语言——以及囊括这所有一切的音乐。休斯的诗歌材料主要汲取自福音曲、圣歌、爵士乐和布鲁斯音乐。但是他却是在布鲁斯音乐中首先发现了“黑人的灵魂”。《忧伤曲》中收录了一首与诗集同名的诗歌，《大海》中有关于这首诗的故事的叙述。《忧伤曲》一诗是1923年冬休斯在听过哈莱姆的一位钢琴家演奏后创作的。“我常常会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对结尾部分做一些调整。我创作不出自己喜欢的结尾，尽管一直在不断地修改……”后来，在这首诗已经在《机遇》(Opportunity)上发表(1925)并得奖之后，仍旧为结尾担忧的休斯开始明白了这首诗对于他本人以及他作为诗人这一职业的意义。这首“他一直未能使其结尾恰到好处”的诗在最后一刻被寄去参加了比赛。“我想，”他解释道，“或许(结尾)原本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而后这首诗即获得了一等奖。从那时起，这首诗即成为休斯的“幸运诗”，而且名副其实，因为它巧妙地将美国的两种主要声音结合在了一起——即使诗人自己并未能始终完全意识到这一点——霸权文化的声音与被压迫文化的声音。休斯在《大海》中第二次讲述这首诗的故事时，这首诗已经不再是一首“关于他在哈莱姆听到的一个钢琴演奏者”的诗，而是一首“关于一个哼唱了一宿布鲁斯乐曲、然后上床睡得像个石头一样的劳动者”的诗。钢琴演奏者与劳动者的结合、艺术家与工人的结合进一步突出了两种声音趋于交融过程中的鲜明对照——艺术家/叙事者的声音与诗中穿插的原始的、充斥着陈词滥调的布鲁斯乐曲。艺术家/叙事者的声音孤高冷淡，却又敏锐默契，全然把握着西方抒情诗精妙的韵律和押头韵的语言特点；而布鲁斯乐曲却哼出了又弹又唱、悠然自得的劳动者/表演者忍耐与抵抗的人生经历：

哼着有切分音的令人困倦的曲调，

伴随着深沉感伤的乐声前倾后摇，

我听到一个黑人在演奏。

在雷诺克斯大街，有一个夜晚，

旧式的煤汽灯下，灯光苍白黯淡，

他懒洋洋地摇晃……

他懒洋洋地摇晃……

应和着那忧伤的布鲁斯蓝调。

他乌檀似的双手在象牙键上滑行，

让可怜的钢琴在乐曲旋律中呻吟。

哦，布鲁斯!

他前倾后摇坐上东倒西歪的凳子，

抑扬起伏弹奏忧伤曲调如醉如痴。

哦，布鲁斯!

曲调忧郁悲怆，歌喉浑厚深沉，

我听那黑人唱歌和破旧钢琴呻吟——

“这世上我没有亲人，

只有我孤独的一身。

我要抛弃我的忧愁，

要把烦恼摆脱干净。”

他一下下单脚在地上拍打着节拍，

奏过了几组和弦又接着唱了起来，

“我有了忧伤曲，

我并不感到满意。

有了忧伤曲，

并不感到满意——

我并不觉得高兴——

我想死去。”

他低声吟唱把歌声投向远方的夜空。

星星走了，月亮无影无踪。

歌手已停止演唱上床睡觉

忧伤曲犹在他脑海中回荡。

他已睡去，像石头，像死人一样。

《忧伤曲》整部诗集都处于这种张力之中(乌檀似的双手在象牙键上滑行)，不论是“黑人”栖居在河边这一代表西方传统中诗人想象力的最古老的一种隐喻(“我的灵魂像河流一样深沉”，他在《黑人谈河流》[“The Negro Speaks of River”]中吟唱道)，还是用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在抒情诗中尝试着采用方言的方式，在《母亲对儿子说》(“Mother to Son”)一诗中，让黑人母亲对儿子琐碎、零散、平实、易懂的告诫代替国家完成了其对美国黑人和白人所承担的诗歌、文化和社会工作(《诗》中有效地刻画了粗陋的“阶梯”这一意象，强烈地唤起了人们向上攀升的愿望，这个国家曾许诺所有人都有这样攀升的机会，但又有这么多人被剥夺了这种机会)：

听着，孩子，听我说：

生活对于我从不是水晶梯阶。

这里有曲折，有坎坷，

有掀翻的地板，

有不铺地毯，地面裸露的——

场所。

但是我永远

在攀爬，

不停地上升，

不停地拐弯，

有时在暗中摸索，

不见一星光亮。

哦，孩子，别向后转。

别因为遇到了难处

就在楼梯上停下脚步。

你还不能倒下——

因为我还在走，好孩子，

我还在攀爬，

生活对于我从不是水晶梯阶。

1926年，诗集《忧伤曲》的出版使兰斯顿·休斯在美国艺术和知识界的地位青云直上。首先，他的这种地位仅限于哈莱姆非裔美国人的知识界，休斯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是这个知识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于1921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而没有遵照父亲的愿望远赴国外接受教育，原因恰恰在于哈莱姆319日益激动人心的艺术发展景象。)但是，这本由开明的资深出版社——诺夫出版社出版的书预示着休斯的诗歌理论和实践事实上已经实现了“哈莱姆”与“格林威治村”的结合。截至到那时，主流的《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也已经发表了休斯的一些诗歌。霍华德·孟福德·琼斯(Howard Munford Jones)早期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撰写评论时说，创作《忧伤曲》的“诗人显然有话要说”，这并不是指“一个黑人诗人”有话要对“黑人群体”说，同时也让非黑人群体听到。尽管对这卷作品持有保留意见，但是在充分考虑到贯穿作品始终的生命和经历之后，孟福德·琼斯还是决定将《忧伤曲》当做一本诗集来看待。孟福德·琼斯的一个担忧是：这种“黑人艺术时尚”可能会“歪曲”“真正的”“价值观”。几个月后在为《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1927)撰写评论时，孟福德·琼斯的这种顾虑显然已经随着休斯第二部诗集的问世烟消云散了。

当然，价值观的真实性及其如何被歪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问题，无论从审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是，将诗歌与种族(或更进一步说，将诗歌与社会性别)联系在一起来解读某个特定的诗人，在当时，甚或即使在今天，也是实情，且困难重重。当时的休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在《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1927)历经恶评而终于为非裔美国评论家所接受之后。这毕竟是一个“白人趋之若鹜地赶往哈莱姆”观看黑人自娱自乐的时期。由于不满足于在没有黑人观看的情况下自娱自乐，在位于列诺克斯大街实行种族隔离的棉花俱乐部(Cotton Club)，白人“纷纷涌向卡巴莱酒馆和酒吧，原先只有有色人种在这种地方欢笑和歌唱，现在这些新到的白人坐在台边前排座位这样的最佳位置，像在动物园里逗引动物一样盯着黑人顾客”(这种场景，包括一个汤姆叔叔的“迪克西”[15](Dixie)和一个骇人听闻的因嫉妒而犯罪的黑人的故事，在1935年首度出版的《发生在哈莱姆的死亡》[“Death in Harlem”]中进行了生动的叙述，后来这些故事又收录到了《莎士比亚在哈莱姆》[Shakespeare in Harlem，1942]中)。休斯在《大海》中指出，正如萨瓦(Savoy)的林迪舞者已经开始表现的一样，危险在于黑人作家写作“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为了“取悦白人”(或者，休斯可能会补充说，为了满足黑人的期望值)。

美国和欧洲许多品味高雅严苛的观众对一些杰出的非裔美国艺术家，如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佛罗伦斯·米尔斯(Florence Mills)、贝丝·史密斯(Bessie Smith)、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 Armstrong)或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都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广泛赞誉，在一个《杰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16]和各种种族隔离猖獗肆虐、非裔美国人在南方遭受严刑惩罚的时代，这种赞誉也令人颇感不安。抛开表面现象来看，与整个国家一样，哈莱姆文艺复兴辉煌的表面之下充斥着各种矛盾、种族冲突以及触目惊心的歧视(之后几十年中发生的暴乱也不幸地揭示了这一点)。卡尔·范·维克腾的小说《黑鬼天堂》(Nigger Heaven，1926)颇具讽刺性的标题是指剧院票价最低的顶层楼座，当时只有非裔美国人才去光顾这样的地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深深植根于文化中的种族主义。休斯自己的作品《沃多夫·亚斯多利亚旅馆的广告》(“Advertisement for the Waldorf-Astoria”，1931)也对此进行了厉声指责。这首诗巧妙地将纽约最豪华旅馆的开业广告和纽约市贫困交加的愤怒“有色”“穷困潦倒者”的形象拼接在一起(这首诗在作者去世后被收录到《早安革命》[Good Morning Revolution，1973]中)。

在此期间(1926—1929)，休斯是林肯大学的一名学生，林肯大学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专为黑人学生开办的教育机构，这里只接收白人教师。但是，在这个由白人资助的爵士乐时代，休斯最痛苦的有关种族关系的个人经历或许要算是他从夏洛特·马森(Charlotte Mason)那里获得的赞助。夏洛特·马森是一位富有的白人赞助人，她希望非裔被赞助者对她感恩戴德，而且从属和依附于她。在《大海》中，这位没有名字的“圣母”马森成为美国白人的一个痛苦象征。白人希望黑人按照白人自己心目中的黑人的样子为人处世，黑人如若不遵从，白人即感到很生气。但是，黑人也很生气，也许会更生气，当他们的黑人同胞关于其社区的描述欺骗了他们，使他们徒劳地期望日益被霸权文化所接受时，他们就更加怒不可遏。

总体而言，非裔美国评论家对《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1927)一诗持否定态度，可能因为这首诗如实反映了黑人世界的状况，一位评论家指控“兰斯顿·休斯这个住在下水沟的人”创作了这种“白人出版商才会接受”的诗歌。另一位评论家的评论更加离谱，他明确声称休斯是当前“剥削黑人行为”的同谋。不足为奇，一些白人评论家提出了带有种族歧视性的解释，为这位黑人诗作中的“原始的自然性”进行了辩护，这越发像是在为非裔美国人的上述解读提供证明。不论评论家如何反对，休斯的诗歌深深地根植于自己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一个非裔美国人高度的自我意识经验中。他的散文《黑人艺术家与种族主义大山》(“The Negro Artist and the Racial Mountain”)1926年在《国家》上发表，这是一部个人、诗歌与政治的宣言，唯有惠特曼1855年撰写的《序言》堪与之相提并论。只有当语言、诗人以及诗歌这三者联合起来代表了一个群体的声音时，这三者方密不可分；只有当诗人是在面对一个群体发出声音时，他的话才是对所有人宣讲的。休斯在《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中发出的集体的、带有种族自信的黑人的声音(这种声音后来在《延迟的梦想蒙太奇》(1951)中被赋予了完整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第二部诗集成功的原因，它终将被公认为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项最杰出、最新颖的成就。

休斯认为《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这部诗集要优于《忧伤曲》，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第二部诗集中收录的诗歌生动地展现了饱受贫穷和蹂躏的黑人百折不挠的生存状态，更加深刻独到地挖掘了非裔美国人在文化如民歌、劳动号子、圣歌以及布鲁斯中的自我表现，因而不能用传统和约定俗成的标准来解读这些诗歌。除此之外，这些诗歌在形式、主题和语气方面自然朴实、独树一帜，因而从根本上对诸如“传统”和“成规”之类概念的权威性提出了挑战。诗集开篇第一首诗《布鲁斯札记》(“A Note on the Blues”)读来很像是在不动声色地对传统诗风发出挑战。休斯提醒读者这部诗集中的前八首和后九首诗都是模仿“黑人民歌，即布鲁斯的风格”创作而成的，尔后又接着解释了布鲁斯“严谨的诗歌形式”及其稍加变化的变体：“一行长句要进行重复，第三行与前两行要押韵；有时重复的第二行稍有变化，有时，但是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一行会被省略。”《布鲁斯札记》的结尾，诗人对诗境问题作了这样的简短评论：“布鲁斯的意境几乎总是沮丧的，但唱出来时，人们会发出笑声。”这种将沮丧与笑声并置的荒唐而令人心酸的对比映射出非裔美国人的悲剧，但是，这些经受了野蛮的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们，依然一直在承受着各种艰难困苦，一直在与这些痛苦进行着抗争，却无法不对主流文化心怀某种绝望的蔑视。贝丝·史密斯的一首饱含忧伤但又充满自豪与藐视的歌曲当时受到了白人观众的狂热追捧，这首歌与休斯的布鲁斯式诗歌形成了强有力的呼应。布鲁斯乐曲比圣歌更令人悲伤，休斯有一次解释说：“其原因在于，布鲁斯的悲伤并未被眼泪弱化，相反却被笑声强化了；这种笑声怪诞而刺耳，那种悲伤甚至都找不到神灵去哭诉。”休斯一生都在创作布鲁斯式诗歌，其中有些布鲁斯公然发出挑战，成就最大的可能当属他创作的最后一部诗篇《拜克拉什布鲁斯》(“The Backlash Blues”)。这首诗1967年首次在《危机》上发表，之后不久被收录到同年出版的《黑豹与鞭子》(The Panther and the Lash)中。

与休斯的其他诗集相比，《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的结构或许相当重要。这本现代主义的诗集是一件有着自身意义的艺术品。尽管像往常一样，诗集中的诗歌在结集出版之前已经在杂志上单首发表，但是，这位现代主义诗人对于一部诗集的创作仍然堪称创造性艺术中的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阿诺德·兰帕塞德(Arnold Rampersad)编撰的全集《诗歌全集》(The Collected Poems，1995)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忽略了休斯自己选集的形式，这样的阅读使读者无法按照休斯诗歌的本来面目去解读这些诗歌，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很细致地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和最后一部分的标题分别为《布鲁斯》以及《又是布鲁斯》，因此整卷诗集的结构经过了精心设计。这部诗集的题目引发了诸多争议，非裔美国读者比犹太读者更厌恶这个题目。这个题目选自诗集第一个“布鲁斯”部分的一首诗《艰难命运》(“Hard Luck”)，其对20世纪早期美国城市地区针对多个种族的种族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悲喜剧式的评论。休斯在《大海》中解释说，这首诗讲述了一个贫困无业黑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衣服送去典当的故事。由于开当铺的大多数都是犹太人，黑人需要典当东西时，往往就说他们将东西“拿给犹太人”。(收录在《莎士比亚在哈莱姆》(1942)中的《开当铺者的歌谣》[“Ballad of the Pawnbroker”]中，“列维先生”的当铺戏剧化地描述了这种场景。)《艰难命运》体现了休斯在导言部分所阐释的布鲁斯的形式和意境，其神来之笔在于使“you”(那个可怜的命运不济的黑人)一词与“jew”(犹太人)一词押韵，从而将犹太人和黑人都置于遭受种族和经济歧视与剥削的更广阔的背景之下(《延迟的梦想蒙太奇》中的一首题为《同样》(“Likewise”)的抒情诗进一步探讨了这个话题)。但是，唯一真正“低贱”的则是黑人，他所享有的权利还不及某些伺候人类的动物，他在最后一节戏谑朴实的讽刺中突出了自己所遭受的境遇。

当艰难命运突然降临到你的头上

你无计可施。

当艰难命运突然降临到你的头上

你无计可施。

收拾好你的漂亮衣服

把它们卖给犹太人。

犹太人收下了你的漂亮衣服，

付给你一个半美元。

犹太人收下了你的漂亮衣服，

付给你一个半美元。

到非法小酒馆，

沽杯苦酒给自己点欢颜。

如果我是一头驴子，我会

给自己找辆车来拉。

如果我是一头驴子，我会

给自己找辆车来拉。

我是如此下贱，

甚至都得不到一间圈舍。

休斯的布鲁斯歌曲往往听起来像是一种名为《友谊之歌》(“cantiga de amigo”)的民谣(这是中世纪时一位男诗人模仿女性的立场和语气创作的一种抒情曲)，是一位渴望爱又为爱而痛苦的妇女吟唱的歌曲。但是，不论这首情歌是关于背叛与抛弃，还是(不太常见的)关于欲望和肉欲之欢，诗歌语言所体现出来的十足的肉欲主义所指向的是一种人际关系赤裸的社会背景，这种社会背景使这首诗与典雅爱情的理想形象相去遥远。《仲冬布鲁斯》(“Midwinter Blues”)是一位被情人在“仲冬时节”又“没有煤的时候”抛弃的妇女吟唱的歌曲，这首歌淋漓尽致地说明，是社会将爱与柔情变成了为生存而残酷斗争的舞台。诗集中第一和最后一个布鲁斯部分的两首诗《自杀》(“Suicide”)和《我的情人》(“Ma Man”)展现了同一主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即可怜的黑人妇女所经历的爱情和肉欲之欢，身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猖獗的美国，与黑人男子相比，黑人妇女的生活具有更大的依赖性，遭到更多限制和压迫。在《自杀》这首诗中，被抛弃的女人已经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无论是在睡梦里的报复还是诗歌题目所宣称的自我伤害过程中，孤独和绝望只会带来暴力，但又实在别无选择。男人“收拾起自己的行囊”过好日子去了，女人现在孑然一身。那把有着“长长的”刀锋的刀曾经被丈夫用来伤害过她，现在这把刀只会再次“伤害”她，诗的韵脚巧妙地体现了这一点。最后一节中描述的那个遭到抛弃后漫无目的、凄惨伤心的女人读来似乎在暗指可怜的美国黑人：由于其原始天性不能为主流文化所包容，他们正处于即将被完全忽视的危险境地：

相信我会跳进那条河

那条八十九英尺深的河。

相信我会跳进那条河

那条八十九英尺的河。

因为那条河安静平和

那个可怜的、可怜的姑娘在河里能睡得祥和。

《我的情人》描写的是另外一番情景。诗中的女人在尽情地欢唱对情人的情爱，会弹奏班卓琴的情人带给她的炽烈的情欲魅力令她意乱情迷。弹奏班卓琴与做爱合二为一，女人发现情人既擅长弹琴也擅长做爱，而自己既痴迷于他弹奏的音乐又迷恋于与他做爱带来的性快感。诗中女人通过次数相同的重复与保持缄默的方式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我是说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地弹奏”)。但是，诗中在提及这位音乐家兼情人的醉酒习惯时带出了挖苦与不祥的口吻(“他清醒的时候弹奏得很好/醉酒的时候弹奏得更好，更好，更好”)。这首诗大肆渲染了黑人女性赞美性爱快感时的喜悦之情，同时也隐含了一种与这种喜悦背道而驰的危机，诗集中大多数其他诗歌也都满怀悲痛地描述了这种危机：

我的情人看着我

将我扳倒在地。

我的情人看着我

将我扳倒在地。

他有一双“令人触电”的眼睛

他令我“触电”的方式很甜蜜。

他会弹奏班卓琴。

老天，他会叮咚、叮咚、丁咚地弹奏。

他会弹奏班卓琴。

老天，他会叮咚、叮咚、丁咚地弹奏。

我是说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地弹奏。

他清醒时弹奏得很好

醉酒时弹奏得更好。

雄鹰般摇滚，

老大，和我一起雄鹰般摇滚。

雄鹰般摇滚，

来和我一起雄鹰般摇滚。

亲爱的

我可以像雄鹰般摇滚!

其余部分的题目诸如《铁路大道》(“Railroad Avenue”)、《荣耀经!哈利路亚!》(“Gloria!Hallelujah!”)、《比尔街的爱情》(“Beale Street Love”)以及《来自佐治亚路》(“From the Georgia Roads”)在极大地扩展了这卷诗集的内容的同时，又重点讲述了20世纪初遭受非人待遇的贫穷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境遇。休斯在一首诗中称呼为国家承担了所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黑人同胞为“大笑的人”，这首诗收录在《来自佐治亚路》当中，最初在1922年首次发表在《危机》杂志上的是的时候，题目为《我的人民》(“My People”)。《铁路大道》中的大部分诗，包括与诗集同名的诗，讲述了黑人为寻找工作和改善生活状况而向北部迁徙，却因种族歧视而只能从事最不体面、报酬最低的工作的情形。《黄铜痰盂》(“Brass Spittoons”)是这部诗集中休斯最喜爱的诗之一(他甚至曾经打算以这个题目作为整部诗集的标题)，这首诗的结构像一种戏剧式的独白，是在一个白人种族主义社会里黑人唯一可以展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种对话形式。这首诗以生硬、无可反驳的命令开头和收尾，这种简短的祈使性命令虽然出自白人之口，却可悲地被那个黑人在内心里看做是自我生存甚至自我拯救的唯一形式。“把痰盂刷了，小子，”诗的开头写道。诗的最后又写道：“上帝的圣坛上放着一只干净的痰盂。/一只刚刚擦洗得铮亮的痰盂，——/至少，我可以做到这点。/过来，小子!”《荣耀经!哈利路亚!》中收录的一首题目为《罪人》(“Sinner”)的有点像祈祷文式的诗描绘了黑人身处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面临种种困境的社会阴暗面，在这样的社会，他们无论是在现世还是来生，都无法拥有挽回名誉的荣耀：

发发慈悲吧，上帝!

一个可怜的黑肤色的

卑贱而且孤独的

罪人正在您的眼前。

发发慈悲吧，上帝!

《红丝袜》(“Red Silk Stockings”)(收录在《来自佐治亚路》中，后文将对此予以讨论)的辛辣讽刺总体而言没有得到读者的恰当理解，或许是这部诗集中包括的其他部分都不能像《比尔街的爱情》那样令非裔美国读者感到震惊。比尔街是孟菲斯黑人生活的中心，因布鲁斯和W.C.汉迪以及红灯区而远近闻名，这条街是美国的地理与精神饱受折磨的最佳象征。在《比尔街的爱情》中，与诗集同名的诗歌以“爱情”为核心意象，描绘了一个群体支离破碎、既不令人伤感也不令人眷恋的生活图景，这个群体被野蛮的社会权力关系剥夺了人性，更加野蛮的地方在于这个群体根本无法享有合理的社会权力。如果野蛮是一切人际关系可能导致的产物，这首诗厉声呼喊道，这位遭受虐待的女人无援无助，只能无奈地接受这样的现实。在诗的结尾处，女人以傲慢的语气道出了对自我的惩罚，与布鲁斯乐曲中怪异的笑声形成了一种讽刺性的呼应：

爱

是一个棕色皮肤男人的拳头

拳头的关节生硬

咬碎嘴唇，

蒙上双眼——

再打我一次，

克劳琳达说。

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20世纪初期新兴的非裔美国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评论家不愿接受休斯艺术手法的新颖感和现实性，以及他们为何会对休斯诗歌中所描述的美国黑人世界感到不安了。这些诗歌的语言和形式都毫无疑问地说明，问题的根源在于令人极度厌恶的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自从奴隶制以来就一直在美国社会肆虐猖獗。尽管如此，真正的原因却在于，这些诗歌中没有令人振奋的形象或意象，有的几乎都是悲惨和令人不悦的人物形象。男人都是无助的醉汉，因没有工作而以整天挑逗女人为乐，是殴打老婆也殴打情人的轻薄之徒；女人则是遭受双重压迫者，除了遭受种族压迫，还遭受自己的被压迫男人的压迫，要么沦为被侮辱和抛弃的卑贱受害者，要么就径直沦为妓女。《我的情人》一诗中那个淫荡女人真诚的欢愉意象同样也不能消除人们对整个社会中非裔黑人群体是否值得尊敬、是否体面的顾虑。更具冒犯性的是《红丝袜》，这首诗是集语言、意象和精炼意义于一体的一个诗歌奇迹，其对非裔美国读者的讽刺挖苦减少了，恰恰是因为它巧妙地引出了美国白人世界对黑人世界厚颜无耻的剥削所招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即黑人隐秘的、无可告人的、想成为白人的愿望(诗人在《黑人艺术家与种族主义大山》中直言不讳地对此进行了谴责)：

穿上你的丝袜，

黑姑娘。

出去让白人男孩子

看看你的腿。

在这个小镇上，不论如何，

都无法为你做些什么。

你太漂亮了。

穿上你的红丝袜，姑娘，

明天孩子们

就会高声喝彩。

出去让白人男孩子

看看你的腿。

兰斯顿·休斯接下来的一部名为《追梦人及其他诗歌》(The Dream Keeper and Other Poems)的诗集直到1932年才出版。同时，股票市场崩溃、大萧条时期的到来使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很艰难，而非裔美国人比别人更难找到工作，因此就像在《徘徊与彷徨》(1956)的开篇所言，休斯决定“要靠创作诗歌和小说来谋生”。1931年初休斯的小说《并非没有笑声》(1930)获得了汉蒙德文学金奖(Hammond Gold Award for Literature)，奖金为400美元。这个奖励无疑鼓舞了诗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几个月之后，诗人得到了罗森沃尔夫基金(Rosenwalf Fund)提供的1000美元的资助。不久以后，休斯即到南方巡游，举行了一系列诗歌朗读活动，以此来赚取他在“自传之旅”中所谓的“诗歌报酬”。(在一次巡回朗读旅途中，休斯到基尔比监狱探访了斯科茨伯勒男孩之后，写下了他的一首著名的愤怒诗篇，即《阿拉巴马的基督》[“Christ in Alabama”，1931]。很不幸，后来休斯拒绝承认自己是这首诗的作者，诗的开头写道：“基督是个黑鬼”。)

《追梦人》是一部受人之托完成的作品。应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儿童工作部主任埃菲·L.帕沃尔(Effie L.Power)的要求，休斯“专为青少年”而拼成了这部诗集，埃菲为这部作品撰写了《导言》。诺夫出版社出版了印制精美的版本，由海伦·塞威尔(Helen Sewell)为其配了可爱的插图。其中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诗都选自《忧伤曲》和《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这两部诗集。由于是精心挑选，又考虑到诗集的目的，这本诗集没有收录那些以较犀利和骇人听闻的笔锋讽刺和暗示种族隔离法律和直接经济压迫带给黑人的暴力和严酷生活的诗歌，收录在内的诗歌被帕沃尔在《导言》中巧妙地描述为“优美短小的抒情诗，诗节风格严肃；还有一些欢快喧闹的歌曲，以及几种典型的黑人布鲁斯音乐”。在休斯前两部诗集中未被《追梦人》收录的诗歌中，实际上有少数几首是为儿童创作的，1921年发表于《褐色杂志》(Brownie's Book)。休斯出版的作品中包括一些儿童和青少年作品(其中有些是与阿纳·邦当[Arna Bontemps]合作完成的)，另外他还创作了许多其他儿童诗，其中一些到他去世后才出版(《黑色痛苦》[Black Misery，1969]，由阿鲁尼为其配制插图；以及《酸甜动物集》[The Sweet and Sour Animal Book，1994]，哈莱姆艺术学校的学生为这部作品绘制了插图)。但是，不论就其本身还是就其被收录入《追梦人》而言，休斯的诗歌与布莱克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一样(两者有诸多默契之处)，并不仅仅为儿童创作的。例如，即使像《秋思》(“Autumn Thought”)这样一首细腻柔美的诗歌，诗中所描写的季节和颜色意象也只能令人联想起更广阔的生存背景，诗歌本身也只是这种背景的一部分：

夏天，花儿很快乐。

秋天，它们就会死去和凋落。

它们干枯萎缩的花瓣

就像小小的棕色蝴蝶

迎风飞舞。

一直到10年后，休斯的下一部诗集才问世。这10年来，他主要忙碌于创作小说、散文、回忆录和戏剧。《混血儿》(Mulatto)于1935年在纽约上演，在票房上获得了极大成功。休斯与持种族偏见的制作人马丁·琼斯(Martin Jones)之间的冲突为休斯的另一首被广泛引用的诗提供了灵感，即《让美利坚重新成为美利坚》(“Let America Be America Again”)，这首诗后来被收录到国际劳工协会出版的首批文学小册子中(《新歌》[ANew Song，1938])。无论《新歌》中收录的诗歌在政治上多么令人瞩目，毫无疑问兰斯顿·休斯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无产阶级诗人。(休斯在提及格温多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时说，诗人往往比政治家更善于表达真实的东西。)由于更加细腻的艺术手法以及更加精湛的语言和“意象”的运用，《莎士比亚在哈莱姆》(1942)中的诗歌更加淋漓尽致，甚至可以看做是“抗议书”，但是该诗集的被题献者“露易丝”(即露易丝·托马逊·帕特森[Louise Thompson Patterson])，即共产党领袖威廉·L.帕特森(William L.Patterson)的信仰社会主义的妻子，无疑会对此持不同意见。

如同前两部诗集一样，又是由于经过精心创作和设计，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加上标题的作用，《莎士比亚在哈莱姆》从总体上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富有想象力的艺术作品。这部作品的诗歌材料是做一名黑人——坦然地做一名黑人；标题将“莎士比亚”和“哈莱姆”联系在一起，向“传统”大胆地提出了质疑。休斯在《导言》部分多少有些漫不经心的语气是一种有意误导。“一部轻松的诗组成的作品，”休斯宣称，“非裔美国人心绪忧伤。这些诗歌在哈莱姆、比尔街、西达拉斯以及芝加哥南部的色彩中低吟浅唱，也因这些色彩而生动多样。”然后，他用一种明显欢快轻率的语调作了进一步具体说明，莎士比亚的鬼魂在那种“随你的便”的姿态中在隐约招手：“大声诵读、低声哼唱、大声喊出、背诵以及歌唱着布鲁斯、歌谣还有利尔舞(reels)。有人顺带有动作，有人没有——随你的便。谁的声音都传不出多远。”从这部诗集的开篇部分，即《爱的七个时刻，布鲁斯中的非十四行诗乐句》(“Seven Moments of Love，An Un-sonnet Sequence in Blues”)中隐隐可以感觉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诗句的影子；而诗集最后一部分《列诺克斯大街》(“Lenox Avenue”)中的“哈莱姆的莎士比亚”则几乎与执拗的黑人一样粗鲁，是对莎士比亚式诗歌的大胆挪用：

喂，别叹气!

哦，喂，别叹气!

我亲爱的妈妈去了哪里？

去了哪里？

喂，别叹气!

他们唱着歌，特-啦-啦!

他们说，你亲爱的妈妈

回家去找你爸爸。

《莎士比亚在哈莱姆》的八个组成部分(《爱的七个时刻》、《宣言》[“Declarations”]、《男人的布鲁斯》[“Blues for Men”]、《发生在哈莱姆的死亡》[“Death in Harlem”]、《黑人女佣之歌》[“Mammy Songs”]、《歌谣》[“Ballads”]、《女士的布鲁斯》[“Blues for Ladies”]以及《列诺克斯大街》)构思精巧，因此这并不是一部无足轻重的“轻松诗”集。说起来，这部诗集要比《忧伤曲》和《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更令人伤感，作品中没有自怜，悲剧与喜剧交集，但悲剧多于喜剧，表达了一种深刻而发人深省的悲伤与绝望。经历了多年的经济萧条和艰难时事，以及对种族歧视一次次的似乎毫无用处的政治谴责之后，这位“黑人桂冠诗人”(范·维克腾曾经这样称呼休斯)再次对自然、对他的同胞和他们的布鲁斯进行了反思，因此他笔下所描写的场景不可能很光明。尽管非裔美国士兵在战争中已经像英雄一样在战斗，(来自芝加哥的一名叫多利·米勒[Dorie Miller]的黑人在珍珠港战役中击落了四架敌机)，但是针对黑人的《杰姆·克劳法》在军队中猖狂依旧(尽管如此，休斯还是一厢情愿地写下了《吉姆·克劳最后的挣扎》[“Jim Crow's Last Stand”]。)喧闹拥挤的大都市里种族隔离、拒绝、贫穷、无家可归、病痛、死亡、无法实现的欲望和难以启齿的志向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即彻底的令人心碎的孤独，充斥着整部诗集。仅仅是从忧伤的布鲁斯曲中即足以感受到整部诗集的基调和模式。在1941年发表于《家谱》(Phylon)上的一篇短文《被称为布鲁斯的歌曲》(“Songs Called the Blues”)中，休斯解释说，与“圣歌”(集体吟唱)不同，“布鲁斯是一个人吟唱的歌”。“圣歌是逃离之歌，目光投向的是天堂、明天和上帝”，而“布鲁斯是今日之歌，是此时此地的歌，令人心碎和绝望，是内心烦恼无从排遣又无人关怀时唱的歌”。《穷困潦倒》(“Down and Out”)是《女士的布鲁斯》中的一首诗，休斯建议说这首诗应该被大声朗读，最好是由“妈”·雷尼用一种令人沮丧的语调朗读，这首诗堪称整部诗集意味深长的形式的最佳代表。

宝贝，如果你爱我

在我穷困潦倒的时候帮帮我。

如果你爱我，宝贝

在我穷困潦倒的时候帮帮我。

因为我是个可怜的女孩

没有人注意我。

债主已经把我的衣服脱走

租期已经逼近。

债主已经把我的衣服脱走

租期已经逼近。

我想买一把矫直的梳子，

我需要一毛钱买瓶啤酒。

哦，说说那些对你很好的

友好的朋友——

对，就说说那些对你很好的

友好的朋友——

只需让你自己变得穷困潦倒

然后看看他们会怎么做。

《神奇的原野》(Fields of Wonder，1947)是休斯的第四部重要的诗集，早期阅读过这部诗集的评论家认为它与诗人以往诗歌的主题、模式和形式都相去甚远。这部诗集的抒情笔调常常备受称道，其所收录的短小抒情诗也常常被人与意象派相联系，甚至与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进行比较，尽管如此，“内容”(意指非裔美国人在一个被种族主义和阶级冲突严重分裂的国家里所处的困境)的明显缺失还是令休斯作品的读者——包括黑人和白人——都深感不安。诗集的八个组成部分中，至少有一部分(《没有眼泪》[“Tearless”])，与在《流浪者》(“Vagabonds”)中一样，因其所产生的社会和种族方面的反响而常常被单独提起，这部分的标题借自诗歌《流浪者》(“我们是绝望的/无人关心的人，/是饥饿的人/无处/吃饭，/无处睡觉，/是没有眼泪的人/不能/哭泣”)。但是，从总体而言，这部诗集比以往的诗集更加亲和宜人，整部诗集中确实弥漫着一种深切的个人情怀和没有所指的忧郁，其中一些诗歌颇具田园气息，仿佛诗人对那个群体承担的一切都已经交给了诸如《自由之犁》(Freedom's Plow，1943)一类的公开政治诗篇或他的散文，特别是为《芝加哥捍卫者》(Chicago Defender)撰写的以“杰斯·B.辛普”即“头脑简单的朋友”为主要人物的专栏(1943年开设)。在《神奇的原野》中，抒情主题占优先地位，例如《负担》即是如此：“并不是疲倦/压弯了我的腰，/而是因为突然间走近了/无声的歌曲。”即使是《没有眼泪》中的另一首诗《命运》(“Luck”)，也萦绕着一种深深的自我放弃与孤独的感觉：

有时一片面包屑

从愉快的餐桌上落下来，

有时一块骨头

被扔了过来。

对某些人而言

爱是被人恩赐的东西。

而对另一些人而言

爱便是天堂。

《神奇的原野》中所收录的诗歌跨越了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到这本诗集出版之时这样漫长的时间段。《出口》(“Exits”)首次于1924年以《自杀之歌》(“Song for a Suicide”)为题发表在《危机》上。有些人认为这首诗为这个国家非裔美国人的未来描绘了一幅极其悲观的前景(“大海很深，/刀很锋利，/一种毒酸正在灼烧——/”，这首抒情短诗的开头写道)，休斯对此做出了愤怒的回应，坚称这是一首“个人”的诗，只是讲述了诗歌主体暂时的苦闷而已。另外，这部诗集还收录了一首题为《个人的》(“Personal”)的诗歌，这首诗也是之前于1935年就已经在《危机》发表，读来似乎是诗人个人傲视群雄，在呼唤诗学的正义：

在一个标着

个人的

信封里，上帝寄给我一封信。

在一个标着

个人的

信封里，我给出了回音。

这部诗集中的另一首抒情诗突出了休斯关于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认识，他认为，与把玩修辞艺术相比，诗歌与音乐的自由更为接近，这首诗即《歌曲》(“Songs”)，是一首“个人的”诗，某个评论家毫不犹豫地认为，对于有着休斯式的政治和社会资历的诗人而言，这首诗“怪诞而荒谬”。休斯从未加入共产党，但是尽管对斯大林攻击作家自由的情况日益忧虑，他还是很同情苏联。事实上，《歌曲》的结尾恰恰是对诗歌是宣传工具这一概念的挑战：

我坐在那里在黑暗里

唱着她的歌曲

她说，

我听不懂

那些歌词。

我说

根本没有

什么歌词。

总而言之，《神奇的原野》从整体上暗含了女性主义后来在60和70年代倡导的理念：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祖国》(“Motherland”)一诗(首次发表于题为《吉姆·克劳最后的挣扎》[1943]的小册子上)彻底抛弃了抒情主题，却不过是将他重新带回到“非洲”“蚀骨的痛苦”之中：

昨日的梦想

还有遥远的明天：

非洲被囚禁在了

她蚀骨的痛苦里。

兰斯顿·休斯的下一部诗集名为《单程票》(OneWay Ticket，1949)，这部诗集不会被误认为是任何其他诗人的作品，诗集简洁精致，共由10个部分组成，每部分的标题都来自其中的一首诗(《你的女士》[“Madam to You”]、《生活很美》[“Life is Fine”]、《黑眼镜》[“Dark Glasses”]、《剪影》[“Silhouettes”]、《单程票》[“One-Way Ticket”]、《开路》[“Making a Road”]、《太蓝》[“Too Blue”]、《午夜抽彩》[“Midnight Raffle”]、《盒子里的家》[“Home in a Box”]、《南部：芝加哥(蒙太奇)》[“South Side：Chicago(A Montage)”])。《单程票》这部诗集生动地再现了休斯的诗歌背景、形式、主题、人物和基调。极度贫困、卖淫、赌博、吸毒等残酷现实对于南方地区连续经历酷刑惩罚噩梦的黑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给休斯的诗歌蒙上了阴影。但是，这些诗的力量和影响仍然来自于其优美的抒情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比照，如《剪影》中所体现的那样：

温柔的南方女士，

不要昏倒。

他们只不过在月亮躲进阴影的时候

绞死了一个黑人。

他们只不过在路边一棵树上

在月亮躲进阴影的时候

绞死了一个黑人

他们要让这个世界看看

迪克西如何保护

它的白种女人。

温柔的南方女士，

好好保重!

好好保重!

《单程票》中的诗歌同样采用了悲喜剧相结合再加辛辣讽刺的手法，吟唱了美国城市贫苦黑人的生活、他们遭受的剥削、毁灭、经济和情感上的贫乏、他们在这种文化中的绝望与疏离——但也歌唱了他们为人的坚定与不屈不挠；有自杀的征兆，很滑稽，仅仅是征兆(《太蓝》)；也有绝不去死的坚定决心(《寄宿宿舍》[“Boarding House”]或《葬礼》[“Funeral”])。诗中没有伤感，也没有说教的痕迹，因为诗人不愿意按照一个陷入绝境的民族形象来描绘20世纪40年代的非裔美国人；而战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则使非裔美国人沦入更加悲惨的处境。诗集中收录的同名诗《单程票》远离了“迪克西”，走向远方，一直走向未来，走向没有空洞的许诺、而且还必定受到挑战的未来，即使是这个未来黯淡凄凉。诗的结尾写道：“我收拾起自己的生活，/将它带走/凭一张单程票——走到北，/走到西，/走!”这种迁徙和逐步前进的意识在《小公共汽车》(“Jitney”)的明快节拍和爵士乐般的节奏中得到了优美再现。这首诗诗形细长，犹如诗中所列举的、载着人们上班、载着快乐穿越喧嚣城市的公共汽车一般(“公园大道的/角落里：/咿咿咿噢噢噢噢噢噢!/公交车!/31路，/35路，/39路，/43路，/姑娘，你没听见吗？……”)。

与前几部诗集相比，《单程票》这部诗集有一个很有趣的特征：它读来更像是一部歌谣集，而不是布鲁斯诗歌集，其中一些诗听来像世界许多地方的民间爱情歌曲，如《寂寞的角落》(“Lonesome Corner”)或《昨天和今天》(“Yesterday and Today”)。实际上，为了将其收录到这本诗集，休斯对两首诗进行了重写，去掉了布鲁斯结构。《小小旧信》(“Little Old Letter”)首次发表于《旧阵线》(Old Line，1943)，原题为《小小旧信布鲁斯》；《小小绿树》(“Little Green Tree”)曾发表于《明天》(Tomorrow，1945)，原题为《小小绿树布鲁斯》，这两首诗都按照休斯在《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导言部分所阐述的布鲁斯的格式创作而成。《单程票》仍然保留了布鲁斯的基调，同样也保留了贫苦黑人语言的节奏和土语，但其叙述方式和四行诗节的形式必定是对中世纪歌谣和民歌的模仿，从而给予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和遭遇以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歌谣式的手法在《阿尔伯塔·K.约翰逊女士》(“Madam Alberta K.Johnson”)系列12首诗的开篇即得到了突出。“女士”是诗歌版的“辛普”，当然也是黑人，但是她的故事怪诞地展现了西部贫苦城市人民——不论黑人还是白人——所遭遇的残酷荒谬的经济和社会现实。

休斯还会再整理出两部诗集，即《诗选》(Selected Poems，1959)和《黑豹与鞭子》，后者于1967年出版，也就是休斯去世的那一年。从诗人的艺术作品角度而言，休斯的最后一部诗集没有带来鲜明的审美创新。这部诗集中收录的许多诗歌都来自于以往的诗集，包括《延迟的梦想蒙太奇》和《去问你妈》，以及各个时期创作和以前出版的、尚未收录进以往诗集中的诗，其中只有16首诗是第一次在这本诗集中出版。近期的大部分诗都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讲述了那个时期国内外存在的紧张局势、冲突与暴力对抗。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欧洲殖民地开始逐渐走向解放，尽管还存在问题(《卢蒙巴之墓》[“Lumumba's Grave”])；但是，有些国家(萨拉查统治下的非洲即如此)被迫卷入了更多暴力与征战之中，前景未卜(《安哥拉问号》[“Angola Question Mark”]，这首诗也是对反越战呼声的回应)。在美国，“延迟的梦想”导致了失望和近乎暴力的烦躁。许多诗歌，诸如《结霜》(“Fosting”)或《关于种族的甜言蜜语》(“Sweet Words on Race”)或《皇冠与花环》(“Crowns and Garlands”)记录了非裔美国人不再对那些为主流文化的残酷压迫文过饰非的空头花言巧语(如《黑豹》中所述，这是“最古老但又最真实的谎言”)抱有任何幻想：“自由/已经在别人的/蛋糕上/结霜。/因此在我们/学会/烤面包之前/情况都是如此。”(《结霜》)但是所有诗歌都表达了被压迫人民毫不动摇的希望与赢得真正自由和完整的公民地位的具有威胁性的决心。从休斯诗歌的抒情性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以暴制暴与忍耐的日子行将结束(《黑豹与鞭子》是一首献给罗莎·帕克斯的诗)的理念；这些诗歌讲述了民权运动及随后发生在南方的白人恐怖主义行动。(《伯明翰的星期天》[“Birmingham Sunday”]和《迪克西的爆炸》[“Bombings in Dixie”])，或者记录了发生在曼哈顿区中心的警察无端挑衅事件的野蛮(《发生在约克维尔的死亡》[“Death in Yorkville”]，回顾了年轻的詹姆斯·鲍威尔(James Powell)遇害的情形，他的遇害导致了1964年纽约暴乱的发生。)

继《忧伤曲》和《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对抒情诗方面进行了首次革命之后，休斯对美国现代主义诗学最具创造性的贡献在于，他创作了两首杰出的爵士乐诗歌：在《兰斯顿·休斯读者》(1958)上重印过的《延迟的梦想蒙太奇》(1951)和《去问你妈》(1961)。这两首诗理所当然地在诸如《桥》、《四个四重奏》、《帕特森》、《海伦在埃及》或《诗章》等美国现代主义长诗中占有一席之地。与《桥》一样，《延迟的梦想蒙太奇》由通常单独出版的短小抒情诗组成，但这些诗被纳入到整部诗卷的框架之后，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自身单独所代表的意义。与其他所谓的高度现代主义(休斯的作品实际上使“高度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显得荒谬滑稽)长诗一样，《延迟的梦想蒙太奇》和《去问你妈》也是关于(现代)美国意识的史诗。但是，与其他此类诗歌不同的是，《蒙太奇》和《去问你妈》展示了一种中心被消解的语气，一种复杂的、多重强调的非裔美国人的语气，从根本上既对诗人也对国家的主体提出了质疑；既不是抒情诗也不是史诗，确切地说，这个主体在非裔美国人爵士乐即兴表演中重新创立了主体性，建构了这个国家。两首诗中黑人土语与现代主义形式的大胆尝试并存，比其他任何一位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可能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作品除外)都要更加彻底地对所有经典美学准则提出了质疑。这两首诗为阿米利·巴拉卡(Amiri Baraka)的“爵士审美”奠定了基础，后者与20世纪60年代年轻一代的非裔美国人一道，再次到非裔美国音乐中去寻求灵感，借以巩固一种黑人美学。

休斯常常在爵士乐的伴奏下阅读自己的诗歌。但是，《延迟的梦想蒙太奇》和《去问你妈》远远不止于此，它们不仅仅需要爵士乐伴奏，它们自身即爵士乐的一部分。或者确切地说，它们本身就是爵士乐。休斯自己为读者提供了最佳向导。为了理解《延迟的梦想蒙太奇》，休斯在诗歌前言的注释中建议，首先要理解“爵士乐、雷格泰姆、摇摆乐、布鲁斯、布吉乐和比博普”。因为，像比博普一样，这首诗“以自相矛盾的变化、突兀的精致、刺耳无耻的感叹、断续的节奏，有时还有如同爵士乐即兴演奏会式的或流行歌曲式的段落为特征，以一个处于过渡阶段群体的音乐中的连复段、急奏句、即兴独奏华彩段以及唱片扭振为停顿”。套用休斯笔下的辛普在别处就比博普发表的看法，我们可以说《蒙太奇》是“疯狂的、狂野的、发狂的、发疯的，而且只有经历过黑暗的日子才可以理解的”。诗中的语言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变革(或缺少这样的变革)所带来的痛苦，非裔美国人比美国的其他任何一个族群遭受了更多这样的痛苦，例如：他们参加了(反对欧洲白人优越主义的)那场战争，或许正是幻想(或者说是延迟了的梦想)战争结束后对他们的歧视即可永远消失而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是这部诗集中一首抒情诗的题目：

这场战争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刻!

哦，老天，老天!

这场战争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刻!

哦，老天，老天!

战争时期，我们很快乐，

很遗憾，这场战争结束了，

老天，老天!

回音：

有人

已经

死了吗？

许多抒情诗侧重描写了经济的萧条，对于哈莱姆的非裔美国人而言，这种萧条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地主歌谣》(“Ballad for the Landlord”)叙述了一位赤贫的佃户遭受不择手段、剥削成性的地主摆布的情形，生动地表现了资本时代对穷人的残酷蹂躏(“警察!警察!”这首诗以地主的口吻结尾：“来抓住这个家伙!/他企图推翻政府/颠覆国家!”)但是，《延迟的梦想蒙太奇》的重要之处在于其自称要成为像比博普一样的反话语，比博普是20世纪40年代由哈莱姆音乐人(其中的杰出人物包括查理·帕克尔[Charlie Parker]、迪兹·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巴德·鲍威尔[Bud Powell]以及塞隆尼斯·孟克[Thelonius Monk])发展起来的一种革命性的、支离破碎的爵士乐形式，其政治目的是为了对“白人”篡夺黑人经济和商业权力的借口进行反驳。但是，贪得无厌的文化很难得到满足，市场很快吞噬了一切。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对比博普“空白处”的不正当补充往往成为警方加强对反种族和政治抗议活动进行镇压的众多借口之一。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去问你妈》又重新回归“传统的”布鲁斯模式。休斯在一篇文字、乐谱并存的导言中宣称，《犹豫布鲁斯》(“Hesitation Blues”)中的传统民歌旋律是《去问你妈》的主旋律，他还在这篇导言中进一步阐释了这首诗(这首诗被题献给“最伟大的吹牛家路易斯·阿姆斯壮”)的美学基础：“诗里诗外，以及再加上诗中可以分辨出的其他韵律，到处，特别是在声音停顿的诗行之间都留下了进行自发的爵士乐即兴表演的空间。每一句‘去问你妈’诗句背后所隐含的音乐角色的创作手法都吸收了古老的爵士乐即兴表演华彩段中粗犷的次旋律，‘刮胡子加剪发，十五美分。’”

《去问你妈》在结构的和谐方面比《蒙太奇》更令人瞩目。《蒙太奇》中的一些单首抒情短诗在原先的诗集中甚至是按照不同部分排列的，每个部分都有一个标题，这些诗歌使读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诗歌”约束；但是，《去问你妈》尽管也同样精心设计过结构，但是读者面对的是一件由书面话语转换到乐谱再转换到塑料制品的令人眩晕的艺术品。《去问你妈》柔和淡雅的纸张上，蓝黄色的印刷字，大写字母与注释中的小写字母在进行着对话。诗集另起一页为12个部分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撰写了导言，并配有立体主义风格的设计。这部作品本身即是一种音乐表演，我们很难将这种表演与所谓的语言内容区分开来。诗的开头节奏犹豫而重复，有力地再现了乐器爵士乐不容置疑的声音和节奏，共同演奏出了以往从未被歌颂过的美国历史：

在这个

在这个居住区里

在这个黑人的居住区里

同时，旁注中明确提到了著名黑人歌剧演唱家莱昂泰茵·普莱斯(Leontyne Price)演唱的德国艺术歌曲，指出了诠释这部作品的方向，即(用休斯自己的话说，“粗犷”的)音乐角度，目的在于破除所有的界限。《致诗歌方面的落伍者》(“For the Poetically Unhep”)卷尾增加的“下划线注释”强调，这部作品以傲慢的方式与不敬的姿态创作了现代主义诗歌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一首诗，从而废除了诗歌领域的种族隔离。除了对德国艺术歌曲进行的常规改良之外，诗歌方面的落伍者必须铭记的不仅包括美国黑人所遭受的痛苦、忍耐和反抗，还有所有伟大的非裔美国人(包括兰斯顿)创作的文艺作品。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了解《犹豫布鲁斯》(这种犹豫在这首诗中因遭受法国革命主义者“这里有希望，这里有希望”的威胁性口号而被颠覆)和辱骂游戏。对骂是非裔美国人所特有的一种相互侮辱的传统(通常是性侮辱)。作为一种成年礼仪，辱骂通常指的是在一群人面前进行口头侮辱的游戏，以开玩笑的形式形成某种对称关系，按照这种关系，两人或多人对对方、对方的祖宗及亲戚进行自由对骂。母亲虽然不是必不可少但却是最受欢迎的被攻击对象：“他们就在圣诞节那天问我/我的黑肤色是否，是否能擦去？/我说，去问你妈。”

休斯多才多艺的长诗直到最近才被认为是对美国诗歌现代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而开始得到广泛讨论，这是对休斯的延迟的梦想的最后注解，抑或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对休斯在《延迟的梦想蒙太奇》愤怒地提出的这个老问题所作的最后答复：“或者，会爆炸吗？”变字体强调的问题是《蒙太奇》中一首最优秀的抒情诗的结尾：

被延迟了的梦想会怎样？

会像太阳底下的葡萄干

一样干涸吗？

或是像溃破的脓疮——

像烂肉一样气味难闻？

还是像甜果酱上面

薄薄的一层皮和糖一样？

或许它只会像重担一般

垂下来。

或者，会爆炸吗？

“或者，会爆炸吗？”是结束句，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有关其意义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性争论，这种争论代表了休斯诗歌作品的高潮：一方面表现了非裔美国人意欲在美国文化中争得一席合理之地的愿望，因为他们也为这种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具体的贡献，但这种愿望既包含了希望也隐含着威胁；另一方面则表现了种族主义对主流文化的阻挠，使非裔美国人的个性未能获得全面承认，但这种个性正是主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非裔美国人个性的承认即意味着承认美国白人诗人与黑人诗人一样，也属于夹在两个世界中间的人。说到两个世界的压力，“白人”或“黑人”(不论这种分类是否仍然有效)问题，或者说男性与女性、通俗与高雅、政治与审美、新与旧、甚至“真实”与“虚幻”问题，其最终所指的乃是丰富多彩的经历足以使所有诗歌创作名副其实。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对自己诗歌中所表现的压力都心知肚明，作为经验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常常想逃离这种压力，但是他们的诗歌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史蒂文斯为何称《像黑鬼墓地里的装饰》[“Like Decorations in a Nigger Cemetery”，1935]中的一组诗歌为非裔美国人的“垃圾”？)兰斯顿·休斯利用这种压力，使之成为检验其诗歌成就的尺度。他的《去问你妈》这首囊括了多种文化、模式、体裁、语言以及音乐声调的长诗表现了“爵士乐的12种情绪”，构建成的不仅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最复杂和最有成就的作品，更是典型的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交响乐。因此诗人有理由得意洋洋。《去问你妈》中的人物自夸道：“我，这个曾经的无名之辈/成功了。是的，我成功了!”

在哈莱姆文艺复兴的背景下，应当以这一运动中的其他杰出诗人，特别是克劳德·麦凯(1890—1948)、斯特林·布朗(1901—1989)以及康蒂·卡伦(1903—1946)的成就来衡量兰斯顿·休斯的成就。麦凯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最能为主流文化所欣然接受的非裔美国诗人，毋庸置疑，这是因为他在表现标准的诗歌形式和关于黑人的主题方面有着高超的技艺。他在出生地牙买加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一位民间故事的采集者沃尔特·杰基尔(Walter Jekyll)鼓励他用牙买加方言创作，并帮助他于1912年出版了两部诗集，即《牙买加之歌》(Songs of Jamaica)与《康斯特布民谣》(Constab Ballads)。这两部作品使他获得了牙买加艺术科学院奖章，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在所获奖金的资助下，麦凯前往美国进行深造。在塔斯基吉学院和堪萨斯州立大学短暂停留之后，他接受自己内心的召唤来到了哈莱姆，决心继续作一名作家。在哈莱姆，麦凯成为许多著名白人作家的朋友，如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和沃尔多·弗兰克。1917年，弗兰克在颇具声望的秉持“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小杂志《七艺》上发表了麦凯的两首诗。1919年，马克斯·伊斯特曼在《解放者》上又发表了他的其他一些诗。《解放者》是20世纪早期遗留下来的一份美国文学刊物，麦凯后来也向这个刊物投稿，包括散文、评论以及诗歌。1919—1920年，麦凯来到英格兰，在此短暂停留，受到了英格兰诗人和评论家的欢迎，包括C.K.奥格登(C.K.Ogden)(他在《剑桥杂志》[Cabridge Magazine]上发表过一些诗作)和I.A.理查兹。理查兹为麦凯的第三卷诗集《新罕布什尔的春天及其他诗歌》(Spring in New Hampshire and Other Poems)(伦敦，1920)撰写了前言。1921年，麦凯的第四部诗集《哈莱姆阴影》(Harlem Shadows)在纽约出版，通常认为是这部诗集拉开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序幕。最能代表麦凯诗歌的力量的，是他创作的绝妙的莎士比亚式十四行诗，这些诗用一种应当被称为“优雅的暴力”的方式抨击了对非裔美国人的压迫。《美利坚》(“America”，1921)是这些诗中被收录次数最多的一首，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地展现了诗歌主体对美利坚合众国力量的表面屈从，以及他自身不容置疑的反抗力量(“她的朝气如潮水般涌入我的血液，/我鼓足勇气承受着她内心的愤恨”)。兰斯顿·休斯尽管在风格上与麦凯迥然相异，但他认为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以及充满坚定与自信的黑人作家，麦凯与惠特曼和桑德博格一道，对自己产生了重要影响。

斯特林·布朗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克劳德·麦凯。布朗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非裔美国人，40年来，他一直是霍华德大学一名成绩斐然的教授，出版作品颇丰。1945年，在瓦萨学院执教三个学期之后，他获得了在该学院终身任教的殊荣。但是，对霍华德大学黑人学生的挚爱使他拒绝了一所著名的白人机构颇显恭维的邀请。这一举动使他在学术界陷入了相对孤立的境地。他对非裔美国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些贡献却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为主流学者所忽视，直到他的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小说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American Fiction]和《黑人诗歌与戏剧》[Negro Poetry and Drama]，两部作品都出版于1937年；还包括他与阿瑟·P.戴维斯[Arthur P.Davis]以及尤里西斯·李[Ulysses Lee]编辑的颇具影响力的非裔美国人作品文集《黑人流浪者》[The Negro Caravan，1941])被重印之后，这些贡献才获得了认可。布朗对新黑人美学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坚持认为非裔美国人的民间故事是一种合理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自己的价值。在这方面，他与兰斯顿·休斯非常相似，尽管布朗的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比休斯要少，涉及范围也较窄。《南方之路》(Southern Road)是布朗的首部诗集，1932年问世。这部诗集的素材主要来源于诗人在前往南方的旅途中所收集的材料，因细腻地再现了非裔美国人的生活、俗语、感情和思维方式而备受称赞。尽管开头一帆风顺，但布朗却无法为自己的第二部诗集《无处可藏》(No Hiding Place)找到出版商。他的《诗歌全集》(Collected Poems)直到1980年方才出版，因为当时正值非裔美国人研究兴起之时，这种著作的出版不再是冒险之举，反而具有商业价值。布朗的诗歌因其对民间故事、主题和节奏的完美再现而受到了应得的赞誉。凭借劳动号子、民谣、布鲁斯和圣歌明白无误的声调，布朗的一些诗歌具有某种带有讽刺意义的历史特征，例如，在《“妈”·雷尼》(1932)中，他借用“妈”·雷尼这位“布鲁斯皇后”的演唱，用诗意的语言表现了非裔美国人所处的困境，从而赋予非裔美国人以力量(“哦，“妈”·雷尼，/唱起你的歌，/现在你已经回归/属于你的地方，/给我们指明道路，/赋予我们力量吧……”)。

康蒂·卡伦或许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最伟大的、在诗歌方面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作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做过诗人、记者、专栏作家、编辑、小说家、剧作家、儿童作家以及英语、法语和写作教师。他的主要诗作在1925年至1935年间出版，只有薄薄的四卷，收到的正面评价日渐减少。他曾经在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就读，这对于其他非裔美国人而言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他在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受到了白人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如欧文·白璧德等)。与克劳德·麦凯相比，卡伦更加忠实地发扬了欧洲诗歌的传统形式，歌颂了20世纪早期非裔美国人的生活。他是一位温文而雅的优秀黑人诗人。在他的第一卷诗集《肤色》(Color，1925)中，他对形式和传统规则的完美把握与种族主义的主题构成了鲜明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对比。《但我感到惊奇》(“Yet Do I Mavel”)是卡伦最为广泛引用的诗歌之一，这是一首精美的十四行诗，诗人对上帝神秘莫测的所作所为表示了疑惑，他这种令人生畏的质疑转化成了一种不动声色的暗喻，象征了诗人面对权力的不公与种族歧视的愤怒(“但我对这件怪事感到惊奇：/造出黑肤色的诗人，令他唱吟!”)。继《肤色》之后，卡伦又出版了《铜太阳》(Copper Sun，1927)、《黑肤色的基督及其他诗歌》(The Black Christ，and Other Poems，1929)以及《米蒂亚及一些诗歌》(Medea，and Some Poems，1935)。在这些诗集中，卡伦仍然一如既往、略显固执地采用了拿捏得恰如其分的欧式诗歌形式和拘谨传统的语言，期望以此来反衬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严酷的生活现状。卡伦的最后一部诗集收录了他翻译的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戏剧和《斯科茨伯勒也值得拥有自己的歌》(“Scottsboro，Too，Is Worth Its Song”)。在《斯科茨伯勒也值得拥有自己的歌》中，卡伦对那些迫不及待地拥护两位白人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万泽提)而对1931年在阿拉巴马州强奸两名白人少女的九位黑人青少年的尴尬处境却置之不理的美国诗人进行了抨击，这首诗节奏比较松散，有着较多切分音，却是很珍贵的押韵诗，尽管有某种新模式的倾向，却是卡伦作品的一个例外。西方传统形式运用精湛、传统话语把握娴熟，卡伦用这种方式表明，黑人诗人具备与白人诗人一样的才华。1926年《忧伤曲》出版，在为《机遇：黑人生活日志》(Opportunity：Journal of Negro Life)的“黑色之塔”(“Dark Tower”)专栏撰写的关于这部诗集的评论中，卡伦劝告休斯在诗歌创作中放弃使用爵士乐的节奏。在后来的专栏文章中，卡伦建议黑人作家(毫无疑问，他心中在想着休斯)避免谈及非裔美国人生活“所有黑人都知道，却无人为之自豪”的真相。排除误导之嫌，卡伦这样真诚地要求黑人隐退，目的是为了消除白人与黑人艺术之间的距离。他的理论和实践均指向了关于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学术分界问题，所有具有影响力的诗歌都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强烈质疑。兰斯顿·休斯的看法不同。在休斯的诗歌中，内容即是形式，反之亦然：“我知道我们很漂亮。也很丑陋。”这是休斯的一句名言，选自《黑人艺术家和种族主义大山》(1926)。反过来，休斯写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心里也在想着卡伦，这是一句诗，同时也是一项社会学宣言。

但是，至少卡伦有其独到之处。如前所述，卡伦在《欢歌的黄昏》的前言中认为，贯穿于自己诗集全文的种族隔离是一种审美不当。这部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并不否认库伦的这一观点。正如艾德里安娜·里奇所言，一些“事物”需要被“认识”，历史能够改变“事物”，也能够改变“认识”。20世纪上半叶，在资本文化和机器时代的背景下(且与之一起)开展了一场以资本文化和机器时代为对象的轰轰烈烈的试验。本书旨在追溯和探讨的是这场试验的特征，而不是某个诗人的具体特征。兰斯顿·休斯不仅仅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他还是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像本文学史中探讨过的其他诗人一样，休斯的诗歌是一种和谐的矛盾体，但其中的矛盾却始终存在。美国现代社会当时存在着本族人与外国人、农村与城市、男性与女性、通俗与高雅、旧与新、文明与野蛮、非犹太人与犹太人、甚至整体与部分的相互矛盾，休斯的犹豫布鲁斯式诗歌在再现所有这些冲突的同时，又为这种紧张局势增加了一种那个时代的特殊紧张关系，即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或许可以这样说，休斯的诗集《去问你妈》中收录的《黑人居住区》(“Quarter of the Negroes”)一诗打破了一切界限，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使所有一切紧张关系变得和谐。说到底，德国艺术歌曲和十二小节布鲁斯能够与绿色羽衣甘蓝叶在一口锅里温和地烹制，是不是应该归功于莱昂泰茵·普莱斯(Leontyne Price)[17]呢？

在这个黑人的居住区里

穿过门把手飘进来的艺术歌曲

远远超过了德国人曾拥有的数量

她昨天途经这里的祖父——

并非她自己本人

正在盛着绿色羽衣甘蓝的锅里

温和地炖着什么。

(……)

纸门后的锅里

正在烹制着什么？

莱昂泰茵，这是什么味道？

是艺术歌曲，那可爱的艺术歌曲，

还有一片绿色羽衣甘蓝叶子，

可爱的艺术歌曲，莱昂泰茵。

[1]源自美国流行作曲家、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组织者乔·希尔(Joe Hill)于1911年的作品的一首著名歌曲《传教士与奴隶》(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意在讽刺美国救世军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比喻“渺茫的希望”和“不屑保证实现的允诺”。——译者注

[22]又译“同时代的秩序”——译者注

[3]亚哈(Ahab)，《圣经》中的以色列第七任国王。——译者注

[24]克拉底鲁(Cratylus)，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学生。——译者注

[5]维布伦(Veblenian)，美国“制度学派”创始人，著有《有闲阶级论》，提出了有闲阶段的“摆阔性消费”理论。——译者注

[26]皮格马力翁(Pigmalionian)，希腊神话里的雕刻家，钟情于自己雕刻的女神。——译者注

[7]索菲亚(Sophia)，在希腊语中意为智慧。——译者注

[28]平达(Pindar)，古希腊抒情诗人。——译者注

[9]以实玛利(Ishmel)，《圣经》中亚伯拉罕和妻子的使女夏甲所生的儿子，后来母子俩被逐出家门。——译者注

[30]波卡洪塔丝(Pocahontas)，美洲印第安人公主，波瓦坦的女儿。——译者注

[11]“心”(heart)，在英文中与“哈特”(Hart)谐音，此处指哈特·克莱恩自己。——译者注

[32]阿兹特克(Aztec)，墨西哥印第安人。——译者注

[13]蒙特祖马(Montezuma)，墨西哥阿兹特克族皇帝。——译者注

[34]科尔特斯(Cortez，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了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殖民统治。——译者注

[15]迪克西(Dixie)，美国南部各州的别称。——译者注

[36]《杰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泛指美国南部各州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制定的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或种族歧视的法律。杰姆·克劳原是19世纪上半叶黑人歌舞剧中一首歌曲的名称，以后就成为对黑人的蔑称。——译者注

[17]莱昂泰茵·普莱斯(Leontyne Price)，美国黑人女高音歌唱家。——译者注

文学评论

前言

这部美国文学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文学评论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其研究范围的确立和不断拓展。这里着重讨论的大致是1900—1950年期间的美国文学评论，但事实上，不管是就研究主题还是就时间范围而言，都很难真正划清界限。在20世纪前50年的许多文学评论家看来，其所评论的已不仅仅是文学：文学评论只是他们作为文化解读者和品评者著书立说的一块阵地。他们在此探讨前一个世纪的作家和评论家们关注的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而这些问题显然没有到此终止，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仍不断有人深入探讨。因此，1900—1950年这一时间段只不过标志着一个复杂的讨论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这一关于美国文学评论所为何来、路又在何方的讨论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也没有随着这一时间段的结束而宣告终结。

界限的问题对于研究20世纪初期及其后一段时间的文学史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美国文学真正形成为一个主体和学术领域。在1900年以前，有逻辑、有条理的“美国文学”的概念几乎没有，那时也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著述论及美国文学的重要性、其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什么、继承了什么样的伟大传统，以及其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等问题。在1900—1950年这段时间，关于美国文学的辩论在学术圈内外沸沸扬扬地开展起来，成为现代主义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在第一章中，我将着重论述美国文学产生的过程，特别提到19世纪30、40和50年代爱默生、惠特曼和同时代人倡导美国文学独立的呼声，以及六七十年以后的进步时代范·威克·布鲁克斯、H.L.门肯和许多其他人对此呼声的附和。在这一章里，我还探讨了V.L.帕林顿、F.O.马西森、佩里·米勒和阿尔弗雷德·卡津等人的著作，他们的学术评论和造诣进一步巩固了这一领域，且创建了后人们谈及美国文学时不可不用的术语集合。

在其后的第二章中，我转而介绍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学者，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其关于美国文学的著述不过是借以批评整个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手段。布鲁克斯仍是核心人物，其他人有伦道夫·伯恩、简·亚当斯、埃玛·戈德曼、阿兰·洛克、卡尔·范·维克腾、W.E.B.杜波伊斯和埃德蒙·威尔逊。在第三章和最后一章中，我寻根溯源地探讨了“新批评”的兴起及其作为一门学派的形成过程，这一思潮定义了文学研究在文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新批评虽有着清晰透彻、精细准确的优点，却也不无局限性——它所提出的“文学评论所应完成的研究任务”的概念未免太过狭隘了。

界限的确定是很有用，但也可能导致我们的工作迷失方向乃至误入歧途。美国文学的构建的确妙不可言，但其形成为一个学术主体的过程并成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文学传统的成就，常常会引得许多评论家低估或忘却了一个事实，即这个国家在文学上的独立自主在很大程度上得自于其对英国和欧洲作家及其著作的一种有创造性的依附。我们对美国文学的研究越深入，就会越清楚地看到，只有将美国文学放在其他国家的文学之中——而不是剥离于其他文学——才能够洞悉这一文学之真谛。脱离了国际大环境的文学民族主义是不可取的。

我在第一章阐明了关于“美国”文学和文学史的这一事实，并在第二章进一步强调和拓展了这一概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学者都参与和影响了美国文学作品的产生过程，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树立威望，就是因为即使是在表现美国的主题、针砭美国的时弊时，他们也从来没有为狭隘的乡土意识所左右。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受到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或马修·阿诺德的启发，或(如范·威克·布鲁克斯那样)从这两个人那里得到灵感。卡莱尔和阿诺德向美国读者展示了文化评论的意义所在，阿诺德特别描述了文学在社会生活评论中所凸显的强大影响力。此二人的影响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美国的知识生活和美国文学本身一样，都与美国的国家疆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后者在界定这种知识生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其造成了扭曲。

新批评为文学评论和各大院校的英语系所建立的术语集合和研究疆域——主流的白人男作家经典、对文本的内在(本体)分析以及将文学作品与其历史和人物生活环境分割开来——在今天已经少有支持者了。新批评已沦为一种教学法实践，毕竟，新批评对于文本研究的关注程度成为该教学法经历了时间考验(且不容置疑)的特点，约翰·克劳·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其他人都为该教学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评论家以及男女同性恋论者们还是纷纷对新批评的逻辑一致性和切实可行性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

新批评主义者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显著的：他们清楚地阐明了文学评论家的工作范围及其范围之外的领域——强调文学评论不是道德说教、不是政治宏论、不是伦理纲常、不是宗教训诲，也不是讲史明志。但他们排除在外的东西太多，从根本上削弱了其所捍卫的文学事业。到20世纪60年代，新批评理论已相当疏浅稀薄，以之为基础的文学评论更是偏离了当时许多教授和学生们全然关注的文化问题，倒似乎成了当时社会现状的同谋，用一整套技巧和修辞来武装官宦幕僚和中产阶级企业主，为后者的剥削和战争罪行制造托词。这样看待新批评不免太过片面，但正是新批评主义者本身在宣扬自己的学术理论并开展某些学术实践的过程中，将其自身的弱点暴露无遗。

讽刺的是，给予新批评学派最猛烈攻击的，恰是接受这种理论成长起来的教师和评论家们。新批评学派的仇敌们抓住它的强有力的分析方法——时至今日，其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仍在文学评论界占有一席之地——来摧毁它的声望，反对派们对于文学语言的洞察见解事实上早已根植于新批评的论著之中。新批评所构建的学术疆界经不起仔细推敲，而后辈们正是手拿新批评学派制造的利器长驱直入，一举攻破了新批评学派的城池。

从这一综述中可以看出，我一方面试图为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评论勾勒出清晰明朗的主题，另一方面也试图为研究工作确定一个范围。还有很多深具影响力的人物，如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欧文·豪(Irving Howe)、诺思洛普·弗莱、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和阿尔伯特·默里(Albert Murray)，他们的重要作品虽备受推崇，却仍然很可惜地被划定在我所研究的1900—1950年这一时间范围之外。我在本研究论文中着重介绍了布鲁克斯、伯恩、亚当斯、洛克、J.桑德斯·雷丁(J.Saunders Redding)、R.P.布莱克默尔和其他少数几位评论家，被我漏掉的自然要多得多。对此我深感遗憾，假以篇幅，我会深入探讨A.O.洛夫乔伊(A.O.Lovejoy)、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再有机会，我还乐于谈谈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John Dewey)、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乔治·桑塔亚纳、查尔斯·毕尔德(Charles Beard)和雷恩霍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如果要对这一时期的学术史有一个丰满完整的论述，即应对所有这些人都给予缜密细致的关注。

对于历史论著之所要完成的任务，我本人所持的观点较为守旧，我的观点得自于人们为这一事业所确立的进步主义定义，对我来说，它们显然仍是有意义的。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认为，历史是“当前时代通过了解和认识其对从古到今的发展所获得的自觉意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卡尔·贝克(Carl Becker，1873—1945)指出：“历史的任务就是要唤起一种知性的不满”；而哲学家约翰·杜威(1859—1952)则提出：“对过去历史的理性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将今天引向某种未来的一种手段。”这些话虽没有指明史学研究的方法，却明确了史学研究的目标，正是为了达到目标，我们才发明和发现了各种方法。因此，我在本论文中探讨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各种运动和思潮，其所例证的种种历史现实，在我看来，应该得到更深入、更广泛的了解，更需要我们在未来引以为鉴。

1 缔造美国的文学

1941年，哈佛大学教授、学者兼评论家F.O.马西森的著作《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及其表现》(American Renaissance：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一书出版，这在美国文学评论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部承上启下的著作一方面总结并继续了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中的关于美国作家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为学者和教师们罗列了一系列语言、文学和文化主题，有待他们在其后若干年里去发挥和提炼。

从文学角度来看，马西森的著作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意义：它浓墨重彩地强调了19世纪30、40和50年代的美国作家与17世纪英国散文大师之间的血脉关系，启发性地阐释了《瓦尔登湖》、《草叶集》和《白鲸》中体系化的神话、符号和语言理论。这是一部启示性的文论著作，因为作者从最初下笔时便胸怀使命感；正如马西森(1902—1950)在序言中所解释的那样，他试图将“宣扬我们的民主的文学”“还之于民”，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有这样从未曾枯竭的灵感源泉，我们终将在文学界发出最强音”。在美国国内的爱国主义精神复兴的时代，马西森引领的美国文学研究成为这一时代精神在学术界的回响，他引导美国学者回归历史，再备受启迪、充满活力地回到当代，全身心地投入到重建现实、改革现状的运动中来。

《美国的文艺复兴》堪称一部建制性的著作，缺失了这部著作的美国文学/评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尽管今天看来，《美国的文艺复兴》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的学者们将自己的理论构筑于其所创建的术语之上，而后又对其进行批判和质疑——对于当时的第一批读者来说，它却无异于一部启示录，唤起了理性与精神的双重觉醒。虽说V.L.帕林顿(1871—1929)、范·威克·布鲁克斯(1886—1963)、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和纽敦·亚尔文(Newton Arvin，1900—1963)等人都做过不少努力，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美国文学并没有戴上如英国文学那样耀眼的光环，也没有英国文学那样突出的成就。这个时期的评论家们已经开始考察和重视爱默生和惠特曼的时代，但这两位和其他所谓“美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直到最近才算最终确立了自己在文学经典中的一席之地。当时的美国文学尚处于成形和自我表达的阶段。

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美国文学被特征性地看成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评论家和教师们关注美国作家时，总是会问这些作家对英国文化和文学作出了哪些贡献。至于独具特色的“美国”文学，一个与英国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的文学体系，还不是一个得到认可的学科范畴。新英格兰乡土主义和清教徒对道德说教的重视，再加上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语文学的偏爱，进一步巩固了英国文学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这个时期受到垂爱的美国作家，也多是那些在行文笔调上显得理想主义、在价值取向上充满道德正义感的文人笔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文学经典中，诗歌的地位要重于散文，且紧紧围绕那些新英格兰的知名文士如惠蒂尔、朗费罗和洛威尔(因其充满怀旧色彩的虚构场景和道德说教而备受推崇)，对于爱默生、梭罗和霍桑的作品则即使收录进去，也只是一笔带过。范·威克·布鲁克斯在《场景与人物》(Scenes and Portraits，1954)中回忆到，本世纪初他还在哈佛大学上学时，“被人引经据典的总是英国作家而不是美国作家”，而且“只不过提一下”这种习惯就有可能被看成是狭隘美国民族主义的标志。

美国评论家卡尔·范·杜伦(Carl Van Doren)在其1932年的著述中这样描述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文学经典：

学校里，教室的墙上挂着布莱恩特、朗费罗、惠蒂尔、霍尔姆斯等人的画像，偶尔会看到惠特曼(他在这些人当中多少显得有些落单)，大胡子与和蔼可亲的笑容恰是权威的象征，他们高高在上，俯视着芸芸众生。爱默生是美国的哲学家，欧文是美国的随笔作家，库珀是美国的传奇小说作家，霍桑是美国探察人类灵魂的作家，坡是美国一个不快乐的诗人(他的不快乐自然是源于自己的坏习惯)，梭罗是美国的隐士，马克·吐温是美国的幽默作家(这人只能勉强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亨利·詹姆斯是侨居国外的美国作家，豪威尔斯则是美国的学院派。这“十五使徒”被生硬地固定在显赫的位置上，其他一些不那么有名的人物则只能是在他们之外随意地提上几笔。

不过要说起来，就连“文学经典”一词的使用也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因为美国文学还根本达不到“经典”的高度。在20世纪初，美国文学是作为英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脚注存在的，在中学和各大高校院系尤其如此。范·威克·布鲁克斯在回忆1920年的文学界形势时说道，那时的美国文学“在学术界得不到任何重视，在当时的文学王国，萨克雷和丁尼生被尊为两大君王，至于所有的美国作家，都不过是穷苦的远方亲戚”。这一时期学校里使用的课本将美国文学节选为英国文学的一小段历史，就好像是在提醒所有的美国孩子，在课本中占主流的是英国文学，美国不过是个附庸国而已。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圈子的成员纷纷考虑是否应该退出现代语言协会，结成他们自己的组织，而直到30年代，在现代语言协会的历届年会上，美国文学史仍被置于“英语六”或“英语七”的标题之下予以讨论。正如一位学者在1935年所说，当时美国文学实在是“课程设置表中的一个孤儿”。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美国文学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举例来说，美国历史学家摩西·科伊特·泰勒(Moses Coit Tyler，1835—1900)就凭借他的两部浩浩巨制《美国文学史，1607—1765》(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607—1765，1878)和《美国革命文学史》(The Ltera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897)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他的信件和日记就是公开宣言，他热切地称自己是“一个将自己全身心奉献给社会的美国学者和作家”(《日记》，[Diary]1869)。泰勒曾经是一名授权牧师，并做过纽约州波基普西市公理教会的本堂牧师，后在密歇根大学教授修辞学和英国文学，再后来又到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历史。泰勒坚持认为，1765—1815年的美国文学表达了这一时期的革命政治思潮，表达了“美国希望完全脱离欧洲大陆的努力”。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应当收录诸多不同的作家和作品：“民谣和其他诗歌；檄文杂论；富兰克林博士的作品；伟大的政治作家、日记作家、信件作家以及历史学家；神学家和宗教人士；纯粹的学者。”

随着泰勒的巨著的出版，若干其他课本、文选和文学简史也纷纷问世，出版商们看到学校和大学院系中出现的趋势，认为这类作品可能热销。例如，诗人、随笔作家(同时身兼华尔街经纪人)E.C.斯特德曼(E.C.Stedman)的《美国文学文库》(10卷本，Libra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880—1890)和他收录了美国作家的诗歌作品的《1787—1900年美国诗选》(AnAmerican Anthology，1787—1900，1900)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版的。鞭辟入里的文学评论也有不少。哈佛大学学者和拉丁语言教授欧文·白璧德(1865—1933)以及编辑兼评论家保罗·埃尔默·莫尔(Paul Elmer More，1864—1937)也撰写了多篇文章，引发人们对美国文学的关注。白璧德主要探究了爱默生哲学中蕴涵的伦理观念，莫尔则以其更加敏锐和宽容的笔触，在他的《谢尔本随笔集》(Shelburne Essays，1904—1936)中探讨了霍桑、梭罗、坡、惠特曼和其他美国作家。评论家、倡导典雅文风的文体学家W.C.勃朗耐尔(W.C.Brownell，1851—1928)在他的《美国散文大家》(American Prose Masters，1909)中，就一系列19世纪美国作家进行了详细论述，被囊括其中的作家既有写传奇小说的库柏，也有侨居欧洲的美国人亨利·詹姆斯。

然而卫斯理教授凯瑟琳·李·贝茨(Katharine Lee Bates，1859—1929)和哈佛学者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1855—1921)等人所代表的正统文学史却由于种族主义偏见和狭隘的新英格兰乡土观念而受到局限。与温德尔同时代的一位学者认为，温德尔的《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ea，1900)简直应该定名为“哈佛大学文学史，暨美国二流作者一瞥”。小说家威廉·狄恩·豪威尔斯(1837—1920)则给它起了一个更贴切的书名，叫做“新英格兰文学创作兴衰史，暨美国文学概览”。

新英格兰文学学者和史学家们在论著中收录了欧文和库柏，却不认为坡、梅尔维尔或惠特曼也应该在这一文学经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他们低估了梭罗、爱默生和霍桑的作用，却给予惠蒂尔、洛威尔、朗费罗和霍尔姆斯过高的评价。这些新英格兰人所写的与其说是文学史，不如说是一种田园牧歌。温德尔就曾在1893年这样沉思道：“我们正日渐湮没在这片寂寥的远乡。美国已经变得令我们陌生和无法理解。未来更是没有人可以预测。”这些人所写的历史也正是在缅怀那个旧世界，一个温德尔担心他和他的乡人已经因为被城市化、工业化和移民潮所湮没而业已失去的宁静悠闲的田园世界。

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许多学者在谈到美国文学时都难掩失望的笔调，提请人们注意它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跟外国作家的作品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在《文学中的美国》(America in Literafure，1903)一书中，诗人、评论家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乔治·伍德贝利(George Woodberry，1855—1930)这样写道：“在【美国文学】作品中我们无一例外地总会有一种零碎感，似乎这个民族的文学力量和它在其他方面的蒸蒸日上是那样不成比例，文学还根本无法表达它的民族精神……从普遍意义上说，美国还没有自己的本土作家。”身为编辑和哈佛教授的布利斯·珀瑞(Bliss Perry，1860—1954)在《美国心灵》(The American Mind，1912)中强调，“最具特色的美国文学”不是“一个爱伦·坡或一个霍桑的自觉的文学表现”，而是“根本没有任何文体和风格意识”的“国民文学”(如《联邦党人文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的废奴主义社论、U.S.格兰特总统的《回忆录》【Memoirs】)。珀瑞还说，“而在美国，文学和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我们需要对本土资源物尽其用。”

许多鉴赏风格截然不同的评论家都对这一悲观评价持有认同感。在《我的祖国》(1913)一文中，埃兹拉·庞德预言“一场美国的文艺复兴”即将来到，但他接着又退一步说：“现今的美国人中，没有一个人的作品会引起任何一个严肃艺术家的哪怕一点点兴趣。”就连撰写美国文学史的保罗·埃尔默·莫尔也承认，他对这个国家的文学实在没有多少景仰。1900年，他撰文批评美国文学评论家和史学家缺乏自知之明，“试图引发人们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且极度夸大了它的重要性)，而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这个课题从很大程度上说实在没有什么伟大之处。八九个小有名气的作者根本无法构成一国的文学，况且又都不是什么一流作家”。

1903年，莫尔承认爱德华兹、爱默生、霍桑、爱伦·坡、惠特曼和帕克曼都是很重要的作家，但也的确算不上一流，如果再不承认这些人的重要地位，“美国文学就真正变成了一无是处的庸人的文学”。正是这种觉得真正的美国文学还没有开始的思想，使得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纷纷为如何缔造真正伟大的美国文学出谋划策，正如哈姆林·加兰在《中部边地之子》(ASon of the Middle Border，1917)中提出的忠告：“美国文学要想变得伟大，就必须是民族的，而本民族的文学必须就地取材，抒写我们自己特有的社会生活和情感。每一位纯粹的美国作家都应该描写他最熟悉的生活，那也应该是他最为关注和热爱的生活。”

此类关于美国文学的满腹牢骚和对其未来的忧心忡忡，究其根源，起码可以追溯到苏格兰评论家、《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编辑希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1818年发表的嘲讽式评价：“美国没有文学——我是说这里没有本土文学。一切都是进口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外国观察家们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相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作家们虽生在这块民主的土地上，其视野和能力却受到局限，又不得不面对着一群空有满腔热情的读者，这些人要么是毫无鉴别和欣赏能力，要么就是太过因循守旧，墨守陈规。举例来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曾于1787年6月18日在立宪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其实，不管这样的箴言被多少伟人重复引用，也不管有多少人对它笃信不疑，它都不符合事实。人民是骚动而多变的，他们很少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或决定。”在1814年4月15日写给约翰·泰勒的信中，约翰·史密斯对美国的未来大加嘲讽：“民主从来无法长存。它很快就会被浪费、被耗竭而自行消亡。历史上没有一个民主不是以自我毁灭告终的。”法国贵族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叙述了他1831年至1832年期间前往这个新建国家旅行的情况，在文中强调了民主以及大多数人的看法，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他实在怀疑美国的作家们能不能克服这种影响。他写道：“就我所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民众很少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也根本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托克维尔所看到的“困扰着思想自由的藩篱”对于原创作家来说实难跨越：“作家们只能在这些藩篱内随心所欲地写作，而跨越这些藩篱则可能引来祸患。”“如果说美国还没有出过伟大的作家的话，”他最后写道，“其原因就根植于这种现实中；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国度出不了文学天才，而美国根本没有思想自由。”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其政治短评《美国民主党员》(The American Democrat，1838)中这样断言道：“民主，在一切方面，都将最终走向平庸。”一位来自英国的名人——查尔斯·狄更斯在其1824年2月24日写给英国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的信中也持同样的观点：“我相信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人们对任何一个话题的看法都大相径庭，而在任何一个话题上，都毫无思想自由可言。”爱默生在《唯名论者与现实主义者》(“Nominalist and Realist”)(《随笔集》[Essays]第二集，1844)一文中，也不时会提出类似的评价：“民主实在众口难调，难免会走向无政府主义。”

然而，19世纪30、40年代期间，就在托克维尔和其他文人学者纷纷断言美国“没有文学”的时候，爱默生和霍桑则试图明确表述在这个国土上“自由”与“尊奉”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并试图将贵族托克维尔所预见的“危险”转化为美国文学的丰富素材。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文学所面对的威胁，乃是个人言论和良心所受到的压力，以及原创的、反传统的、打破陈规的个人及其观点所遭受的敌视。事实上，这正是美国作家们所取材的场景，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对这一现象加以抨击并力求超越其局限。正如托马斯·杰斐逊在1787年3月28日写给玛莎·杰斐逊(Martha Jefferson)的信中所指出的：“美国性格的一面就是坚信没有什么是超越不了的，我们可以凭借着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美国文学正是从这样受限的条件中发展起来的，托克维尔曾怀疑这样的局限将会严重阻碍其发展，而美国文学却显露出反其道而行之的技巧，20世纪的评论家和学者们牢牢掌握了这一技巧。

托克维尔还描述了另一个真正“美国的文学”所面临的威胁，即英国作家的作品在美国普遍盛行：“美国人不仅不断从英文文学宝库中汲取养料，而且任由英格兰文学在自己的土壤上开花结果，这样说决不是哗众取宠。在少数从事文学作品写作的美国人中仍有一大部分骨子里还是英国人，其作品的形式就更英国化了。”英国文学已经在北美大陆扎了根，开出的花朵更是遍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为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托克维尔指出，他第一次阅读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就是在一个美国小木屋里。

在托克维尔来访的那些年里，美国对于欧洲和英国“典雅的缪斯女神”的依赖也困扰着爱默生，他用自己手中的那支笔去温和地去恳求、去启发甚至强迫美国作家的诞生。在《美国学者》(1837)中，他呼吁读者创造性地阅读，以摆脱大师们的杰作造成的“过度影响”，而在《自立》(“SelfReliance”，1841)和《诗人》(“The Poet”，1844)中，他又呼吁作家们多创作原创作品，将美国素材安排在一个合适的艺术架构中。在《自立》一文中，他公然抨击模仿之风，呼吁作家们在本土寻找自己的灵感：“如果美国艺术家能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心怀希望和热爱，那么凭借这里土壤的丰饶、气候的滋润、日照的充足、民众的渴望和政体的健康，他一定能够建造一个房子，既能让这一切适得其所，又让所有的品位和情感得到满足。”

在《诗人》中，爱默生更加明确地谈到了“我们无可比拟的素材的重要价值”，并大胆断言，其广博多样是无与伦比的：

轰隆隆滚向生产线的木材，犀利的竞选者及其政见，海滨的渔场和水产公司，黑人和印第安原住民，乃至这里发生的抵赖(指联邦的某些州“抵赖”债务)，愤怒的流氓与怯懦的良民，北方的商业，南方的农业，西部的开发。从奥尔良到得克萨斯，这一切都等着我们去歌颂。在我们眼中，美国本身就是一首诗。她广袤的土地就足以令我们的想象驰骋遨游，颂扬她的诗章即将诞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默生是在暗示美国文学还根本不存在。建国历程尚短的美利坚合众国需要迎头赶上，创作可以与英国、法国和德国文学比肩的本国文学。尽管爱默生强调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首等待着被歌颂的诗篇，他的话外之音依然清晰：美国的文学还没有诞生。

与爱默生一样，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1810—1850)和梅尔维尔(1819—1891)也将美国文学(及其与英国文学的角逐)未来的希望与这片广袤的国土联系起来。福勒(1846)敦促美国作家“开发自己的才思，让它如美国的大河一般宽广博大、奔流不息，像美国的大草原一样五彩缤纷、长势繁茂、激情四溢，宛如清教徒祖先们登陆的山岩，深深地根植于这片土地”。梅尔维尔在《霍桑和他的青苔》(Hawthorne and His Mosses，1850)中断言道：“此时此刻，那些文学成就将不逊于莎士比亚的文人巨匠正诞生在俄亥俄河岸边。”梅尔维尔强调说，美国人应该让文学和日常生活一样，成为他们宣扬和实现理想的载体。那正是让美国人成其为“现代”的理想，也是使得它的作家有朝一日超越其英国先辈和同侪的理想。“总有一天你们会说，谁读过一本英国人写的现代文学？”

梭罗(Thoreau，1817—1862)和惠特曼也在探索同样的主题。“英国文学，”梭罗在1851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从中世纪的吟游诗人到湖畔派诗人，包括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在内，笔调全都不那么清新，或者从我们这个意义上说，缺乏野性。那基本上是一种被驯服、被教化的文学，多是借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光。”随着美国版图的大肆西扩，梭罗希望美国文学作品展现出与那大片的荒野相称的野性。惠特曼也在其1855年序言中强调美国的自然和国土的新鲜和“博大”，在那篇序言中，惠特曼为美国的文学潜力倍感自豪，并附和爱默生的预言，声称“合众国各州全都是伟大的诗篇”。他在《民主远景》(Democratic Vistas，1870)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这篇文章被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棕色年代》(The Brown Decades，1931)中称为“美国人所写的最为重要的文学和社会评论”。惠特曼还谈到有必要让“一群适合我们口味的、气度不凡的诗人、艺术家、教师成为这个国家的代言人，让他们理解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并为之文思泉涌，为之抒写既属于世界又适合本土的、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无论内地和沿海、北方和南方”。

弗朗西斯·帕克曼在《法国在新世界的拓荒者》(Pioneers of France in the New World，1865)的序言中也做出了类似的断言：

与旧世界不同，美国文明的源泉在人类历史的背景中清楚地凸现出来。表面看来它们的声音很微弱，而事实上，它有着那样丰富的素材和强大的力量。在生命源头，原本绵软无力的武器也会强大得足以颠覆世界，而在其他地方可能淹没在民众中的默默无闻的人，也会以上帝的名义挺身而出。

这类充满激情的文字不啻为创造性意志的宣言，正是这种意志和信念锻造了美国文艺复兴的艺术成就。19世纪的美国作家们一次又一次抒写着这个民族的开拓精神，抒写着这个国家的壮丽河山和新兴的商业力量，为的是寻找其足以与英国文学相抗衡的力量。而这样的语言并没有从此噤声，伦道夫·伯恩在1914年痛斥美国的“文化奴性”，呼唤人们对美国文学的特殊性怀有“创造性的自豪感”，而评论家斯图亚特·舍曼则在1924年建议，将英国文学从美国文学圣坛上驱逐下来，将其视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

站在对立面的英国文学最初还真是个不易甩掉的负担。正如爱默生在《英国人的性格》(English Traits，1856)中所指出的：“在美国人在朝着正确的思维和做法的道路上已然完成或业已开始的事业中，我们总会遭遇那种根深蒂固又具有压倒优势的文明……看看我们的图书馆中充斥的书籍吧。我们阅读的每一本书、每一篇传记、戏剧、传奇，无论形式如何，都在延续着英国的历史，包裹着英国的外壳。”身兼牧师、内战退伍军人和编辑于一身的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1823—1911)在《文学中的美国性》(“Americanism in Literature”，1871)一文中这样讲道：“迄今为止，大多数美国文学期刊仍视‘英国’为最高目标，当然也有一些偏离主流的实验主义者会说‘让我们来点德国的’或者‘让我们学习法国’。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一个少年在开始写作时总要模仿拜伦或丁尼生一样。可这必然指向一个结论，即在当今时代，美国的文学只能是二流文学。我们需要本国特色。”

然而，正是英国文学那无法低估的分量唤起了美国作家决心甩开这一沉重桎梏的信念。它在赋予他们力量的同时又让他们感到沮丧：他们一面从英国作家那里汲取养料，耳濡目染他们的文字，一面又开始了缔造美国文学的事业，要戏剧性地表现英国文学所缺少的现代性。美国人的确从英国(和欧洲)作家那里吸足了养分，无论他们如何抱怨、如何企图颠覆那些欧洲老师们的权威，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从爱默生的视角来看，这些大可视为创作的动力，视为赋予美国作家以力量的矛盾对立面：

美国人或多或少不过是把英国天才们的创作延续到新大陆中。(《英国人的性格》，[1856])总有一天，对美国的激情澎湃会帮助我们摆脱对欧洲的崇尚与热爱。(《处世之道》[The Conduct of Life，1860])

爱默生本人就接受了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不少思想，又从托马斯·卡莱尔那里汲取了灵感。起初的爱默生也差点儿被英国和欧洲的文学传统压得抬不起头，他曾在《处世之道》中的《论权力》一文中写道：“通往艺术之巅的唯一道路，就是脱下外衣、研磨笔耕，像铁道上的挖掘机一样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梭罗在17世纪物理学家/作家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的作品中发现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交流，成就了《瓦尔登湖》的独特结构。正因为有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作品中那些流亡者和叛逆者的咆哮，梅尔维尔笔下的阿哈伯船长(Ahab)才会吼出那样饱经沧桑又桀骜不训的演说。沦为奴隶的年轻美籍非裔作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8—1895)在阅读了《哥伦比亚大演讲家》(Columbian Orator)中收录的英国改革家们“伟大的演讲”之后，才学会了“自由的原则”。改革家温德尔·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1811—1884)在题为《失去的艺术》(“The Lost Arts”)的演说中所指出的，并不完全是消极现象，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他或许也为人们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整个虚构文学领域，我们都是全盘拿来主义者。无论是文学的创作、使用，亦或文学的美感与形式，我们信奉的都是拿来主义。”

英国文学向19世纪30、40和50年代的美国作家提供了创作的艺术素材，正是这些素材将赋予美国文学以自由之身，同时，正如爱默生所解释的那样，将最终暴露出英国文学自身行将枯竭的境遇。在《英国人的性格》中，爱默生说他现在开始怀疑是英国文学而不是美国文学缺乏足够的表现力。英国文学的确“睿智而丰富”，但“它太依靠老资本。它总是追溯往昔。这样的一种文学如何能够发现每天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新事物并为之欢呼，如何能够分辨出那些伟大的新思想并为之雀跃？而这些新思想又怎么可以为自己包上从古旧的衣橱里取出的外衣？”

至此，爱默生在《自然》(1836)中批判美国文学的“追溯往昔”的罪名，被他本人和其他文人学者认定为是英国文化和英国文学不容置疑的特征：是英国，而不是美国，由于背着历史的包袱，因而裹足不前；英国读者和评论家不能够理解大胆的原创文学形式。然而就在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所引用的“外衣”和“衣橱”的隐喻还是卡莱尔在《衣装哲学》(Sartor Resartus)中首次援引和讨论的，爱默生本人也促成了这本书与他自己的《论自然》同年出版。或许他也正是从他的朋友卡莱尔对英国文化成就所作的评判中获得了说这话的勇气，后者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843)一书中曾说：“总有人抱怨说【英国人中】没出一个艺术家。不错，我们是有一个莎士比亚，但人家有拉斐尔，我们只有雷诺兹，人家有莫扎特，我们只有一个可怜的毕索普先生：我们没有美术，也没有音乐。”

学者约翰·杰·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曾回忆说(1897)：“美国始终是爱默生心中所想”，而在爱默生为美国奔走的过程中，他始终在引用、吸收和转变英国文学传统的同时贬低英国文学的价值，呼吁本土文学的繁荣。爱默生知道，英国文学的存在并不能对美国文学的产生构成真正的威胁。最好的美国作家认识到，他们可以在借用英国文学的同时努力超越和替代它。他们纷纷借用英国作家们提供的资源，将其纳入美国本土的素材中去。

爱默生、惠特曼、道格拉斯和迪金森等美国作家创作的文学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被世人认可，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在那么久的时间里责备美国没有文学。1877年，诗人和随笔作家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1809—1894)断言，“在美学方面”，美国是个“犯人流放地”。在近40年之后的1915年，范·威克·布鲁克斯也遗憾地表示，“美国文学中始终缺少一种东西。”

有关美国文学缺乏传统、缺乏知性和坚定的意志品质乃至读者群麻木不仁等说法，也同样出现在亨利·亚当斯的《乔治·嘉伯·洛奇的一生》(The Life of George Cabot Lodge，1911)和乔治·桑塔亚纳的《最后的清教徒》(The Last Puritan，1936)中，这也让人想起了库珀和霍桑的抱怨，亨利·詹姆斯也在他写的霍桑传记(1879)中强调了这一点。亚当斯说：“社会似乎已不再真诚地相信自身或任何事物；它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赞扬也不能令它动容。”而在桑塔亚纳看来，“优雅斯文的美国诗歌是简单、甜美、悲悯的新教徒文学，就像一个与世隔绝很久的老妇人偶尔带上老花镜，看到这个糟糕的世界也惊讶不已，嘴里连连念叨这个多么漂亮，那个多么有趣。”亨利·亚当斯在他的信(1908年12月17日)中抱怨：“每个人都是那么体面、高尚、顺从、中庸、中产阶级、令人厌烦。除了太过沉闷，还真找不出什么可骂的”；“美国社会是一个肤浅的淡水池，无论你投入什么，它都会了无声息、麻木不仁地将其吞没。”(1911年9月20日)

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随着范·威克·布鲁克斯的《清教徒的酒》(The Wine of the Puritans)以及紧跟其后的约翰·梅西(John Macy)的《美国文学的精神》(The Spirit of American Literature)分别在1913年出版，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反向思潮。评论家和学人们开始攻击新英格兰文学经典(指责其依赖英国模式)，发起了重新全面评估美国文学价值的运动。专攻文化辩论和评论题材的布鲁克斯和采用一种更为人所熟悉的鉴赏性综述的梅西(1877—1932)就争辩说，评论家应该始终站在本土文学传统的最前方为其开辟道路。此外他们还强调说，评论家应该帮助美国作者和读者摆脱优雅传统和清教徒说教的桎梏，使之能够自由地抒写现代社会的题材。

此时的美国是一个巨大、复杂、多变的社会：它为什么不能够成为美国作家的一个宏大而令人心动的主题？到20世纪初期，已有超乎寻常的大量“美国”问题供美国作家研究探讨，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并启用了多种文学形式，包括散文、小说和自传等。

这一时期，大企业、垄断和托拉斯也相继兴起并迅速合并。到19世纪80年代，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的标准石油公司掌握了全美90％石油的控制权。第一家资产上10亿美元的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成立于1901年，建立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所建的钢铁王国的基础之上，雇用了17万工人，控制了全国钢铁交易的60％—70％，其年度总收益比美国财政部的年收入还要高。马克·吐温说：“【铁路巨头】杰·古尔德(Jay Gould)留给世人的训诫是，抓紧时间多干大事。其主旨则是‘挣钱。尽快挣钱。多挣钱。有能耐的人不择手段地挣大钱，没能耐的人老老实实地挣血汗钱’。”到1900年，1％的公司控制了全国制造业的三分之一。当时工人的平均收入是每年400—500美元，而温饱生活标准需要600美元。

1900年，美国产业工人总数为2000万；其中170万为儿童，是1870年这一数字的两倍。同样到1900年，每年有3.5万工人死于各种事故，工伤人数达到50万。评论家、改革家和进步记者在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告文学和分析作品中，将注意力转向了这些与美国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实：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财富与国民的对立》(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1894)

贾克伯·里斯(Jacob Riis)：《贫富两重天》(How the Other Half Lives，1890)

弗朗西丝·凯勒(Frances Kellor)：《失业：职业介绍所研究》(Outof Work：A Study of Employment Agencies，1904；1905年修订版)

约翰·穆迪(John Moody)：《关于托拉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Trusts，1904)

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城市之羞》(The Shame of the Cities，1904)

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论贫穷》(Poverty，1904)

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标准石油公司发家史》(History of Standard Oil Company，1904)

大卫·格莱汉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lips)：《背信弃义的参议院》(The Treason of the Senate，1906)

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沿着种族分界线走下去》(Following the Color Line，1908)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已处于领先地位，工业总产值比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还要高。19世纪中期，即爱默生和梭罗的时代，雇用500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寥寥无几，而到1900年，美国有1500家工厂雇用500名或更多工人，有些工厂的规模更大，包括地处马萨诸塞州林恩市(1.1万名工人)和纽约州斯克奈塔第市(1.5万名工人)的通用电气的两家工厂，以及位处宾夕法尼亚州约翰镇的堪布里亚钢铁厂，后者在1910年雇用工人人数即达到2万名。当此之时，美国已称为世界第一产业大国，这样一个既振奋人心又令人恐惧的现实无疑将成为美国作家关注的一个主题。

北美大陆的风景线此时也开始转移。1900年，即美国汽车俱乐部(Automobile Club of America)首次会议和汽车展(11月3—10日在纽约州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那一年，全国只有4000辆汽车登记在案，为其铺设的道路不过10英里左右。到1910年，全美每年出厂的汽车数量达到近20万辆。1913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组织了第一条汽车生产线，不久，每一个工作日即有1000辆T型汽车产出。在生产线投入运行之前，福特的工人们生产一辆汽车需要近13个小时，生产线的投入运行将一辆汽车的生产时间缩短到一个半小时。第二年，福特汽车公司全年共生产了25万辆汽车，到1915年，全国共有350万辆汽车，而到1923年，这一数字达到1500万。

亨利·福特付给工人每天5美元的高薪已经让许多企业主惊异不已，但他要实现的革命性目标是，要让他的工人得到的薪水足够买得起他们自己生产的汽车——而由于生产线系统的投入使用，T型车的价格由1909年的950美元暴跌到1924年的290美元。正如福特在解释不列颠百科全书(1926)中的一个词条时所说：“根据福特汽车公司的经验，批量生产是批量消费的前奏并使之成为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批量生产不仅带来了更好的用户体验，也使价格更易于接受。”(生产线和批量生产技术在汽车生产业的成功也引发农机、打字机、机床、缝纫机和其他用品的生产进行了同类的革命。)当然，很多美国人还是买不起或者不想拥有汽车；他们宁愿使用公共交通，于是从1915年起，又有了出租车(taxicab)(出租车司机在中西部被称为“cabbie”[1])而在东部被称为“hacker”或“hackie”[2])。但另一项革新——分期付款则使得付不起全款的人也买得起车了。

到1929年，汽车工业雇用工人的总数达到37.5万人，还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相关行业工作，例如生产汽车轮胎或建造高速公路等。汽车工业的中心底特律的人口从1900年的28.5万增加至1930年的150万。关于汽车所引发的浪漫与恐怖，最形象的描绘莫过于《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小说极力铺陈了盖茨比住宅前穿梭往来的香车美女，同时，汽车也成为这一时期许多文化批评的主题，如保罗·罗森菲尔德(Paul Rosenfeld)在《纽约港》(Port of New York，1924)一书中写到范·威克·布鲁克斯时，就描画了空气中飘散的不安定气氛：“这样，国家的年轻人满脑子想着的都是汽车化油器；整个民族的最远大的志向不过是能在周日下午开车外出旅行，用大张的嘴巴吞噬眼前的美景。(对于布鲁克斯来说)这样的现象实在无异于生活本身的堕落。”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达2.5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行人。然而汽车带给美国人的方便太多了，实在令他们无法割舍。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夫妇(Robert and Helen Lynd)在《中镇》(Middletown，1929)一书中断言：“如果说在本世纪初有点生意的人都开始为自己没有一部电话而深感汗颜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汽车已经被普通人认定为正常生活的必需品了。”到1930年，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即超过4500万美国人，开始欢度“汽车假期”，开车前往旅客宿营和寄宿小屋度假。正如林德所指出的，汽车已经实现了“休闲娱乐的革命化”。

汽车工业是美国社会生活场景发生转变的最有力证明，同时也强有力地证明了整个美国文化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既成为美国作家们创作的戏剧性素材，也令他们感到了威胁：和一本书比起来，汽车有着那么多让人振奋的实用性，更何况随着汽车的设计式样变得越来越时尚，汽车色彩搭配和车身曲线在审美方面也毫不逊色。就此而言，在商业的吸引力如此之大、整个社会都趋之若骛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否还需要作家？正如安德鲁·卡内基在《如何打造商业帝国》(The Empire of Business，1902)中所指出的，20世纪的美国要想在金钱方面获得成功，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沛精力的：

要是一个年轻人开始在一家金融公司处理资本业务，而这些资本的投资方式多达上百种——有的以债券方式投资修建铁路系统，有的将金钱借给商人，有的则投资给生产商让其为我们创造奇迹——那么他不久就会发现从商也能无比浪漫，也能够让想象力无边地驰骋。

而对于无法接触到资本的工人来说，世事就没有这么光鲜动人了。在

《我的产业哲学》(My Philosophy of Industry，1929)一书中，亨利·福特试图这样粉饰太平：

有人断言机器生产扼杀了手工业者的创造力，这样说不免有失公允。要使用机器，人必须成为它的主人；其要求掌握的技艺也远比传统生产方式多。在机器生产方式下，拥有技术的手工业者在从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已大大增加。他们获得的薪水更高，假期也更长，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假期的闲暇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然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却在《科学管理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1911)中不经意地泄漏了天机：越是注重机器和生产率的劳动，其所谓“科学性”就越使得劳动者境遇悲惨：

一个适合操作生铁为业的人，其第一要义就是必须愚蠢和迟钝到头脑无限接近于母牛才行……他必须愚蠢到对“百分比”一词毫无感觉，这样他就必须被一个比他聪明的人培训，愚蠢地相信只有按照此科学的规律工作，他才能获得成功。

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904)一书中准确地把握了美国工人的这一非人化境遇：“机器……强迫工人适应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让工作去适应工人。机器技术所依赖的是非个人的、物质的因果规律，而不是工人的灵巧、才智和个人力量。”创造性已无所适从：有谁还会当做家，又有谁还愿意读书？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The Jungle，1906)中的主人公杰吉斯看见了工人在生产线上如何杀死牛并将其切碎的：“他们都在工作中投入了近乎疯狂的气力，着实在奔跑——那节奏只有足球比赛能与之媲美。那可是非常专业化的劳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个人都投注全部意识于自己的任务。

在辛克莱的小说所描述的时期，位于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市的美国钢铁公司工厂实行的两班倒工作制令人筋疲力尽，白班时间为10个半小时，夜班时间为13个半小时。而一项研究显示的结果表明，在其中任何一个轮班中工作的钢铁工人，即使一年到头不停歇地工作，其所挣的薪水也不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

商业公司和垄断企业就意味着权力，意味着掌握了财富、资源、工人，并且他们最终还将掌握作家。正如金融家J.P.摩根所说：“我喜欢有一点点竞争的刺激，但我更喜欢兼并带来的快感。”到1910年，全美国40％的文员和工薪阶层生活在贫困中，这还没有把佃农、小佃农和其他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计算在内。

“贫富两级分化成为对政权的威胁，”工人运动领袖乔治·麦克内尔(George McNeill)在《工人运动：当代社会问题》(The Labor Movement：The Problem of Today，1887)一书中这样写道，“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宣称，当前的劳动薪金制度和政府的民主体制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法抑制的矛盾——收取薪金的劳工是在试图拯救政府，资产阶级是在无知地企图颠覆它。”社会改革家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在1886年竞选纽约市长时宣称：“所有靠劳动谋生的人，无论其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所得的报酬都远远低于其劳动创造的价值。没有一个地方的劳动者获得的报酬是充足而公平的。无论在哪儿，生活都过于艰辛，谋生也太过艰难。”平民党演说家玛丽·K.利斯(Mary K.Lease)19世纪90年代在堪萨斯的一次演说中宣称：“华尔街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全部。美国政府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有、民享的政府，而是华尔街治、华尔街有、华尔街享。”尤金·V.德布斯(Eugene V.Debs)则强调说：“我不是在为社会主义说话，而是在为人道主义说话。金钱的统治已经让这个国家受到太多的诅咒，金钱绝非文明的物质基础。”

工人们抵制新的工业化生存条件，并团结起来反对剥削者，尽管当时各个作家题材不一，风格迥异，却多在小说中提到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例如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在《安妮·吉尔本》(Annie Kilburn，1889)以及《新财富的危害》(A Hazard of New Fortunes，1890)中，约翰·海依(John Hay)在《养家糊口》(The Breadwinners，1884)中，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Mary Wilkins Freeman)在《劳工应得的那一部分》(The Portion of Labor，1901)中，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在《智慧果》(The Fruit of the Tree，1907)中。全国劳工联盟(1866—1872)和劳工骑士团(1878—1893)反对周薪制度，并分别组织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劳工运动。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在1886年成立时有15万名成员，到1897年成员人数已高达50万(占全国工会会员人数的60％)。

截至到1914年，由萨缪尔·甘普斯(Samuel Gompers)领导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人数达到200万。主要是有熟练技术的手工业者，非熟练工人和迁徙劳工所占比例不多。联合会致力于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工资。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欢迎所有工人参加，对妇女、迁徙劳工、少数民族甚至失业工人均不排斥。从1916年到1920年，每年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达到100万以上。仅1919年一年就有400万工人(相当于美国劳动力总量的20％)参加了罢工。而在1916—1918年两年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人数从200万增至270万。截止到1920年，该联合会成员人数达到330万。

20世纪第一个10年间，劳工运动非常普遍。例如在1919年初，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了西雅图的罢工，致使整个城市陷于瘫痪。同年，5万服装工人参加了纽约市的罢工；12万纺织工人在新泽西和新英格兰罢工；40万煤矿工人和35万钢铁工人的罢工致使10个州的钢铁工业完全停业，成为暴力抵抗的导火索，并遭到了公司和警察的残酷镇压。

女性工人的人数也在增加。到1900年，全美劳动力总量中有20％为女性，而在制鞋和制衣等工业中，女性人数高达40％—60％。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结束时，纽约市年轻女性移民中有60％为有酬劳动者。在服装工业中辛苦劳作的女性年龄在16—25岁之间，她们每周工作6天，大约55—60个小时，周薪仅6美元。1920年至1930年间，雇用女性人数从800万增加至1100万，此外到1915年，女性占全社会消费购买主体的80％。女性手中可支配收入的增多，使她们开始寻求新的妇女解放途径，离婚率的升高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从1880年的1/21升高到1915年至1916年的1/9。拿婚姻不幸的伊迪丝·沃顿来说，在本世纪初，一个女人离婚根本不可想象，而她在1913年离婚则不仅可能，而且无须在名誉上承担任何社会压力。

许多女性仍然留在家里，但由于食品加工和烹制工序的发展进步——例如预先包装好的面粉、罐头汤类和酱类食物等——她们的生活轻松了许多。那些生活在上层和中上层社会的女性，例如沃顿，还能够享受到室内自来水设施、中央暖气和电带来的无限方便。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这段时间，这些变化改变了更多女性及其家庭的生活，不仅燃油炉、电炉、真空吸尘器、洗衣机和烤箱的相继问世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而且收音机也进入了家庭，她们可以边干家务边听节目。

妇女最终还获得了选举权。选举权运动的领袖是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和安娜·霍华德·肖(Anna Howard Shaw)；参与人数则由19世纪90年代的1.3万人增加至20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的200万。国会在1920年6月通过了第十九条修正案，其在1920年8月得到了美国各州的批准，使得妇女能够在秋季开始的总统选举中行使投票选举权。正如卡特所指出的：

美国妇女花了52年时间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将“男性”一词从宪法中删去；经过56次州公民投票表决、480次立法表决才使州选举权修正案得以提交；经过47次州宪法表决、277次州党派大会表决、30次全国党派大会表决，才在政党纲领中加入了有关妇女选举权的政纲条款；在连续19次国会上进行了19次表决，才使得联邦修正案得以提交表决，最后，又进行了批准表决。

该运动对于文学的影响则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均有体现，例如，当时出现的反映选举运动的戏剧——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投票表决》(Vote For，1911)和艾米莉·萨根特·刘易斯(Emily Sargent Lewis)的《选举日：一部选举运动剧目》(Election Day：A Suffrage Play，1912)，以及吉尔曼的演讲、短篇小说、诗歌和文化批评中，都反映了选举运动的情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还有大批移民涌入美国，这些美国新移民所说的语言和他们所使用的成语也大大丰富了美国文学——尽管在当时，有些作家和评论家说新移民带来的不和谐“外来”语言将有损这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学，亨利·詹姆斯在《美国景象》(The American Scene，1907)一书中即对此表示忧虑。

在1865年至1915年间，2500万移民登陆美国，其中1900年至1910年10年间的移民人数就达到900万。当时有估测显示，纽约市人口的80％、芝加哥人口的近90％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到1905年，纽约市某些城区的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公顷1000人，比印度的孟买还要高。正如基督教社会学者约西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所说：“我们必须面对无法改变的历史进程。新的文明必然是城市文明；而20世纪的问题也将是城市问题”，在那里，大多数移民和工人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二十世纪的城市》[The Twentieth Century City，1898])。简·亚当斯在《年轻人的精神与城市的街道》(The Spirit of 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1909)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城市的脆弱与邪恶之处，而后致力于矫正和纯化它，使之不至于变得更加浮华，而不像如今，许多居住在城里的公寓房中又在城市工厂工作的年轻人每天都在经历着恶的诱惑和考验。”

亚当斯等人对城市中移民的生存环境以及工厂和车间中工人的恶劣劳动条件给予了批评和谴责，并寻求改善的方式。然而在这些改革主张的另一面，从整个社会背景来看，人们则普遍相信美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且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一种帝国主义力量，他们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福祉并引导他们走在这条路上。1898年12月5日，麦金利总统(President Mckinley)在向国会作第二次年度咨文时回顾了美国在当年4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段时间对西班牙作战的胜利，他宣讲道：“在回顾过去的这些重大事件时，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们，上帝是这样眷顾着这个国家，又是这样引导它走在无比正确的道路上，对于所有这些，这个国家都怀着崇敬的感恩之心，我们将虔诚地祈祷，愿上帝继续给我们指引。”

也是在1898年，参议员阿尔伯特·J.柏卫基(Albert J.Beverage)更加夸张地表达了这一主张，几乎回到了清教徒先祖们最初在美洲大陆登陆时所用的语言风格：

同胞们，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在这里，在邦克山和约克镇，上帝正在俯视着我们。在新奥尔良和那些血红色的海洋上，上帝的手扶持着我们。亚伯拉罕·林肯是他的使者，而他的居所，正是身穿蓝衣的年轻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奋力保卫的自由的圣坛。上帝的力量引导着在东边的欧洲指挥战役的杜威将军，正是上帝的庇佑，使我们得以在自由女神生日的当天，打败了西班牙舰队，正如两个世纪以前，神庇佑我们的英国祖先打败了古老的无敌舰队。

许多美国最重要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在演说和文章中对帝国主义扩张作出了猛烈的抨击，对在美西战争中及战后猛增的帝国主义势力予以谴责。批评家、学者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在1898年4月告诉他在哈佛的学生，他们不应为“这样一场邪恶、无谓而不公正的战争”作出牺牲。他后来写道，这场战争“让那些热爱祖国的人们陡然幻灭”，使“人类从通往文明的道路上倒退到野蛮侵略的道路上”。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1899年3月1日的《波士顿晚报》(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上发表题为《菲律宾混战》(“The Philippine Tangle”)的文章，他写道：“我们正在从根本上破坏这些不幸的人们所拥有的健康的国家生活。毫无疑问，我们的做法至少摧毁了一代人对于上帝和人类的信仰。我们对人家说：你们必须在无条件屈服于我们的意志之后才能生存，这是我们对你们的恩惠。”非裔美籍教育家凯利·米勒(Kelly Miller)在《帝国主义对黑人种族的影响》(“The Effect of Imperialism upon the Negro Race”，1900)一文中提出了更为广义的观点，将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全球的帝国主义侵略趋势所针对的正是那些更加弱势的种族。这是种族霸权的复兴……难道黑人会愚蠢到如此地步，参与到一场以其自身的耻辱作为终结的运动中吗？”

然而，所有这些道义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论争沸沸扬扬地开展起来的时候，正是美国工业迅猛发展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世界经济力量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也就被淹没其中了。纽约第一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高级执行官弗兰克·凡德利普(Frank Vanderlip)在《美国对欧洲的商业侵略》(“The American Commercial Invasion of Europe”，1902)一文中指出，美国正在占领“世界市场的最大份额”：“许多行业都在不断地以极快速度向国外输送商品，使得美国在外国的商业一直呈现不断膨胀的上升之势，以至于我们很难详细解释美国的商业扩张，一开口，就不由得会念出一份长长的贸易目录。”

就这样，美国一方面向国外扩充势力，另一方面吸引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国的工人及其家庭来到这里。说实话，许多移民来美国时，是打算短时间居留的。在某些年份，70％的移民是没有带家庭前来的男性。研究表明，在美国经济缓慢增长和长势下滑的时期，从美国迁出的移民人数要多于迁入人数。即使如此，在1890—1920年间，1800多万移民来到了美国，其中近400万来自意大利，360万来自奥匈帝国，300万来自俄国。他们中大多数居住在城市，这就使得城市在那些社会和文化场景观察家的眼中变成了矛盾更加凸显的恐怖与魔力混合体。1860年，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共有9个，到191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15个。

到上世纪初，美国的五个最大的城市——纽约、芝加哥、费城、圣路易斯和波士顿——所拥有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纽约市的人口从1880年的120万增加到1920年的560万。芝加哥则从1860年的10万增加到1910年的200万，继而增加到1920年的270万；此外，由于许多黑人离开了南部来到北方，芝加哥的美籍非裔人口从1910年的4.4万增加至1930年的23.4万。小说家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在其关于芝加哥的小说《深渊》(The Pit，1903)中这样写道：

在所有美国的城市中，这里悸动着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美国力量和美国精神；年轻而不成熟的气质锻造着傲视一切的活力与不加雕琢的天然；它是理性的、健康的、精力充沛的；它野心勃勃，因为刚发现自身的强大力量而不可一世，物质极大丰盛，欲望无限扩张。

许多作家、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改革家都为移民人数大增而深感不安。在《贫富两重天》中，贾克伯·里斯报导了纽约市下东区(Lower East Side)的生活：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在这里生活。取代他们的是各种不同元素组成的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关系就像将威士忌和啤酒倒入同一个酒杯里，混合的结果也差不多：最终融合使得整体色调的主体是威士忌的血红色。在城市中，正如里斯所说：“随处看看，就可以看到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非洲人、西班牙人、波希米亚人、俄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犹太人和中国人的聚居区……在这个美国最主要的城市中，你唯一找不到的就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社区。”对于约西亚·斯特朗来说，“城市既是当代文明的神经中枢，也是风暴中心……城市已经成为当代文明的严重威胁。”编辑和改革家亨利·乔治指出：“这种大都市生活并不是人的自然生活状态。人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必将在身体上退化、在精神上萎靡、在道德上堕落。”20世纪20年代，随着《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1921年，移民限制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禁止亚洲移民)和《民族起源法》的通过，移民增加的趋势开始大大减弱。

就在美国文学疆界形成和不断争论的过程中，在另一个层面上，“美国”本身的状态也在不断形成和变化，各种论辩之声不绝于耳。美国文学正在形成自己的经典，有些被收入其中，有些被排除在外。

美国几大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暗示着那里书籍、报纸和杂志市场的不断扩大。从这方面来看，美国作家的条件得到了改善，因为美国读者的数量和种类都增加了，他们不仅阅读英语读物，也阅读其他各种语言的读物。到1900年，非裔美籍人口的非文盲率达到50％，移民人口的这一数字为85％，而生在美国的白人人口非文盲率高达95％。到1930年，美国90％以上为非文盲人口。

受教育人口的比例增加与教育机会的增加是密不可分的，对于美国文学来说，这将带来更多的读者、课程、必修课和选修课课文。1860年，全美只有100所公立中学(Public high school)，到1914年，这一数字达到1.2万所。到1910年，在公立文法学校(public grammar school)和中学上学的学生数量是南北战争时期的3倍，总数近1800万。学生们每天在学校的时间更多了，资金也大大增加——尽管资金分布并不均匀(农村地区没有增加，美籍非裔子弟学校的资金没有白人学校增加的那么多)。1900年，一个孩子评均每年在学校中度过的时间为100天，比1880年的80天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1900年白人人口中15—25岁的青年入学率为50％，非白种人的该数字则降至30％。随后的几十年里，此类数字的增长还算令人振奋，但总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到1930年，60％的中学学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这同时意味着还有40％的孩子不能入学；大学入学率为1/7(从1900年的1/33迅速提高到这一水平)，却也表明有6/7的人不能进大学读书。1920年至1930年间，大学入学人数从60万猛增至110万，但尽管如此，美国的大学入学率也不过占总人口的5％

1893年，以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主席的10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Ten)成立，自此，教育家、学者和行政官员们开始着手改革大学的课程设置，不再强调传统语言的重要性，更多地关注科学和外语。1910年，在芝加哥大学注册入学的学生达到5000名，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大学。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和密执安州州立大学以及私立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每年的入学人数大约为4000人。然后所有这些学校又很快被加利福尼亚大学赶超，到1920年，该校的入学人数达到1.3万人。

对于读者而言，无论其有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当时市场上的报纸、刊物、杂志等都刊登有关各类主题的文章。除了备受推崇的老牌报刊《大西洋月刊》、《哈泼》、《斯克里布纳》以外，还有新的大众刊物《时尚麦考斯》(McCall's，1870)、《科技时代》(Popular Science，1872)、《妇女家庭良友》(Woman's Home Companion，1873)、《女士居家通讯》(1873，到1900年发行量达到100万)、《大都会》(Cosmopolitan，1886)、《柯里尔》(Collier's，1888)和《时尚》(Vogue，1892)。到20世纪20年代，包括《女士居家通讯》和《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在内的10份杂志的发行量达到2500万份以上。

作家、编辑和古典学者哈里·瑟斯顿·佩克(Harry Thurston Peck)在1895年2月创办了《书商》(The Bookman)杂志，该杂志的一个长期特别栏目，就是列出美国各大城市书店中“热销书”(“Books in Demand”)的书单，该栏目在1930年改为“最热六本畅销书”(“The Six Best Sellers”)，即如今的畅销书排行榜的起源。这类书单让读者消费群开始关注图书，使他们感到压力，必须阅读人人都在阅读的东西，才能够跟上时代。1926年创办的“每月好书俱乐部”(The Book of the Month Club)是另一种通过将图书列为畅销书来宣传和销售图书的手段。

许多畅销的美国书籍在文学上没有什么成就，但其所论及的话题和主题则是美国读者非常感兴趣的。以白手起家的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为主人公的系列图书的销量非常好，而工业家和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写的书如《财富的准则》(The Gospel of Wealth)也是如此。小说家艾米莉·波斯特(Emily Post)在其出版商的要求下写了《礼节》(Etiquette，1922)，一下子售出了50万册。俄亥俄州出生的赞恩·格雷(Zane Grey)在190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西部小说《边疆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Border)，接着又有不少其他著作问世，例如《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Riders of the Purple Sage，1912)、《荒野情天》(Wanderer of the Wasteland，1923)以及《佩科斯河以西》(West of the Pecos，1937)，到格雷1939年去世时，他撰写的图书销量达到1300万册。纽约牧师查尔斯·门罗·谢尔登(Charles Monroe Sheldon)的《追随他的脚步》(In His Steps)的主人公是一位像耶稣一样生活的人，1897年出版后的10年里，该书销量达到800万册。

耶稣也在当时各种书籍、文章和讲演中被募入挣钱经商的民众大军，浸信会布道士拉塞尔·H.康威尔(Russell H.Conwell)的演讲《钻石宝地》(“Acres of Diamonds”)就是如此，他一生总共以这一题目做了6000多次演讲。康威尔强调说：“你们应该富有，让自己富有是你们的天职……诚实地获得财富，就是传福音。”(1915年)这一时期在宗教文学方面最为成功的是广告总监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他在《无人知晓之人》(The Man Nobody Knows，1924)中将耶稣描写为第一个大商人；耶稣基督“从最底层的商人中选择了12个人，将他们打造成一个组织并最终统治了世界”。

适合美国各个宗教和种族人口阅读的期刊和书籍着实不少。到1900年，纽约市共有近60万犹太人，到1910年超过了100万，到1930年又翻了一番，达到200万。犹太作家、编辑和出版商创作了相当繁荣的意第绪语文学，每日付印后的读者数量成千上万。除了纽约市的意第绪语报纸外，芝加哥、克里夫兰和费城也有意第绪语报纸出版；这些报纸的内容多种多样，既有全国和当地新闻，也有解答各种生活问题的疑难信箱，既有连载小说(如波兰出生的意第绪语小说家谢洛姆·阿施【Sholem Asch】的小说)，也有象牙香皂和凡士林广告。(到1940年，纽约市已有近250份外语报纸、杂志和期刊。)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产生了玛丽·安婷(Mary Antin)的小说《福佑之地》(The Promised Land，1912)和马尔库斯·拉瓦奇(Marcus Ravage)的《一个成长中的美国人》(An American in the Making，1917)中所讲的关于种群同化的故事，也同样产生了亚伯拉罕·卡恩(Abraham Cahan)的《大卫·莱温斯基的崛起》(The Rise of David Levinsky，1917)以及安齐亚·叶捷斯卡(Anzia Yezierska)的《饥渴的心及其他》(Hungry Hearts and Other Stories，1920)和《施舍面包的人》(BreadGivers，1925)，这些作品用小说的形式探索了有没有必要同化和美国化及其代价的问题。“我身上穿的衣服和我吃的食物对于我自己的宗教习惯有着致命的影响，”卡汉小说中的主人公这样说道，“如果你试图让自己的宗教信仰屈服于周围环境中弥漫的精神，其必将土崩瓦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人所读所写，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都毕竟有限。许多人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很少有时间阅读、休闲和娱乐。19世纪90年代，一个普通的钢铁工人在每周六个工作日要工作66个小时，面包师65个小时。一位家庭主妇每天需要花费6小时以上的时间做清理房间和做饭等家务。

不过到了1920年，家庭主妇们在家务上花费的时间少了；对于外出工作的男人来说，每周的工作时间也减少到55个小时。星期六的工作不是被缩减为半天就是被彻底取消，这项改革首先是从事服装业的犹太工人们努力争取的，他们希望周六可以不上班而守安息日。1926年，亨利·福特在他的汽车工厂中首次启用了五日工作制。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商业举措：工人们需要闲暇时间来使用他们用他付的工资买来的汽车，这样他们就会想要再买更好的汽车来享受。

工作时间的减少远不仅仅意味着用于阅读的时间增加了，美国作家和评论家们一直在努力，希望对美国文化施以影响，让美国文学呈现出一派生动繁荣的景象，而一般民众休闲娱乐机会的增多则使这一努力变得复杂而不大容易实现了。美国人娱乐的方式数不胜数，更多的人成了彻底的有闲阶级。举例来说，当时蒙哥马利·华德(Montgomery Ward)和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的全国性邮购商城已经建立起来，使得全国各地的人可以购买到同样的商品。到1900年，这些公司中每一家出售的商品都在2万种以上，可谓琳琅满目。大型百货商场也平地而起，最突出的有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1875年在费城建成的全国第一家百货商场，以及斯特劳斯家族(the Strauses)在纽约开设的一家。美国人既可以足不出户地尽享购物之方便，也可以亲自光顾富丽堂皇的大百货商场挑选各种商品，西奥多·德莱塞在小说《嘉丽妹妹》(Sister Carrie，1900)中就记述了当时的这一社会现象。

而在城市中，人们的出行也方便快捷多了。马车逐渐被有轨电车取代，后者成为20世纪初大多数城市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此外有些大城市还建成了城市高架铁路线和地下铁路系统。1904年，乘坐纽约地铁即可以在地下环绕整个曼哈顿一圈，电的普及照亮了城市的夜空，电话则让人们做到了远程即时沟通。

留声机成为新的户内娱乐设施，1919年从生产线上下来的留声机数量达到200万，而到了1921年，唱片的销售量达到1亿张。许多美国人开始走出家门，前往音乐厅听古典音乐会。事实上，当时的音乐评论家、教师和艺术事业的赞助者们迫切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美国人听到欧洲音乐大师们的作品。纽约市的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1891)、波士顿的交响乐团音乐厅(Symphony Hall，1900)以及芝加哥的管弦乐团音乐厅(Orchestra Hall，1904)相继建成，听众可以在其中享受乐队表演的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其他音乐大师们作品。音乐家们开始接受各类学院和大学中的古典音乐教师职位，为年轻的美国作曲家们开设欧洲音乐传统的培训课程，音乐学院的教师——例如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New England Conservatory)的教师们——也纷纷接受同样的系统培训，且收获甚丰。1915年，美国总共只有17个交响乐队，而到了1939年，该数量增加到270个。20世纪前10年美国最大的音乐成就之一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马勒(Gustav Mahler)于1909年在纽约的大都市歌剧院演出了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und Isolde)。奥利夫·弗雷斯塔特(Olive Fremstad)出演伊索尔德一角(弗雷斯塔特后来成为痴迷瓦格纳的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小说《云雀之歌》【The Song of the Lark，1915】中的主人公、歌剧演员茜娅·克朗伯格【Thea Kronborg】的原型)，该剧的上演获得了轰动效果。据马勒本人说，他“看到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表演还没有能够超越这一次的”。

然而古典音乐毕竟是阳春白雪，相比之下，歌舞杂耍和说唱表演就更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19世纪80年代，剧院主和杂耍经理人B.F.凯斯(B.F.Keith)开始在他的剧院开设一次持续12个小时的“循环场”。在《杂耍盛风》(《国家杂志》【National Magazine】，1898年11月)一文中，凯斯这样说道：“大多数民众希望见到的娱乐方式应该主题轻松、内容浅薄，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而又载歌载舞、对白精彩、妙语连珠，这才是最具吸引力的。”到1915年，凯斯的公司控股的剧院达到1500家，争相预定演出场次的剧目达到2万幕。就其所吸引的观众数目而言，杂耍剧与其他娱乐形式的比例为10∶1。

适合观看的体育比赛越来越多(特别是拳击、棒球和大学生橄榄球)，各种巡回展演也日渐兴盛，其中最著名的，或许要算是《野牛比尔的疯狂西部》(Buffalo Bill Wild West)节目了，它是由人称“野牛比尔”的印第安拳击手和边境侦察员威廉·F.科迪(William F.Cody)创作并主演的，他捕猎野牛的英勇表演在19世纪60年代红极一时。1869年7月，他成为内德·邦特莱因(Ned Buntline)的一本通俗小说的主人公原型，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以他的冒险为题材的书多达1700本。不久后的1872年，科迪又成为百老汇的一部轰动戏剧(深为评论家们痛恨)的明星，而在参加了1875年—1876年的苏族印第安人战争(Sioux Wars)后，科迪成为更具传奇色彩的人物。1883年他利用自己的赫赫声名举办了“疯狂的西部”节目的首演，该节目展示了“小神枪手”安妮·奥克雷(Little Sure Shot Annie Oakley)的绝妙枪法，再现了驿站马车抢劫和快马邮递(Pony Express)的场景，并将历史事件如卡斯特(Custer)在小比格霍恩被由“坐牛”(“Sitting Bull”)和“疯马”领队的苏族和夏安族的印第安士兵杀死的“最后的战役”(“Last Stand”)搬上舞台3。70在1885年的舞台上，印第安首领和勇士“坐牛”吸引了许多观众前来观看。

从那时起一直到1916年，《野牛比尔的疯狂西部》每年都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科迪本人于1912年退出)；1893年，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总数达到600万。它在欧洲也颇受欢迎，并曾于1887年、1889年和1891年前往欧洲巡演。1913年，科迪创办了一家电影公司，打算制作电影，真实准确地再现自己一生的经历以及美国西部的历史。他总共制作了八部电影(这些电影的胶片如今大多已不存在)，其中一部是以1890年发生在南达科他州翁迪德尼的大屠杀为主题的，美军在那里屠杀了40万苏族印第安人。到19世纪90年代，印第安部落已经零散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保护区内，在这个越来越多的白人定居的国家，他们显然已沦为少数民族。1900年美国南达科他州人口为40万，而此外的苏族印第安人为2万；而到了1907年，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人口增至100万，而印第安人总数为7万。

20世纪的前20年，电影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第一部有情节的电影是《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1903)；第一部有声电影名为《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1927)；而第一部彩色电影则是《浮华世界》(Becky Sharp，1935)。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各地的电影院总数达到2万个，每周前往电影院观看电影的观众达到5000万人次。在纽约市，早在1910年就有30万人每天都去看电影，要知道当时整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48万，使得电影院的收入高达6.73亿美元。这一年，有5000万人至少观看过一部电影，而这些电影的名字也一夜间家喻户晓：《飘》(Gone with the Wind)、《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万世师表》(Goodbye，Mr.Chips)、《史密斯游美京》(Mr.Smith Goes to Washington)、《关山飞渡》(Stagecoach)、《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异国鸳鸯》(Ninotchka)、《新家法》(Rules of the Game)、《私枭血》(The Roaring Twenties)、《古庙战茄声》(Gunga Din)以及《帝国新兵》(Pincchio)。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每天前往电影院的观众达到9000万人次。

广播业也可谓兴旺发达。第一次专业广播节目是在1920年11月2日，匹兹堡的KDKA广播电台播出了19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第一次棒球世界巡回总决赛(World Series)于1922年10月从纽约的马球体育场向全城广播；首次政治会议广播则是1924年7月的民主党全国大会；第一次总统演说的广播为1924年12月柯立芝(Coolidge)总统所做的演说。1927年9月，5000万人收听了在杰克·登普西(Jack Dempsey)和吉内·滕尼(Gene Tunney)之间进行的重量级冠军拳击赛，比赛在芝加哥举行，现场观众人数达到10.4万。同一年，棒球世界巡回赛首次向全国广播，棒球大王贝贝·鲁思(Babe Ruth)率领的纽约扬基队连赢匹茲堡海盜队4场，获得冠军。

1930年至193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开始在每周日现场直播由著名意大利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挥的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奏。听众们还可以享受到爵士乐手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和班尼·固德曼(Benny Goodman)的爵士乐。到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共有500家广播电台，收音机总量达到600万。到1935年，美国70％的家庭拥有收音机；当时的调查显示，听广播成为最受民众欢迎的消遣方式，远远超过了其他消遣方式，例如“阅读”。到1940年，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台收音机。

电视节目的播出始于1939年4月，当时国家广播公司播放了罗斯福总统主持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开幕式。在电视上播出的第一个体育比赛也是1939年，当时全国的400台电视机被旋在一个频道，共同观看在上曼哈顿的贝克球场举行的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之间的一场棒球赛。1948年，拥有电视机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0.4％，到40年代末，这一比例也就上升了一到两个百分点。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数字猛升至近90％。到20世纪90年代，普通美国人一生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看电视。

随着20世纪的临近，许多作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评论家开始就美国发生的各种社会变化、科技进步和文化变革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变化在当时便令人目不暇接，而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各种变革的速度更是有增无减。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指出：“1900年的美国和40年前已是判若两国。我虽身在其中，却对一切都那么陌生。没有人了解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着什么。”小说家杰克·伦敦写道：“世界历史上还没有那个社会像如今的美国一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体系中发生着的飞速变化也带来了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迅速变革。一场看不见的、令人恐惧的根本性演变正在触及我们社会的最深处。人们虽不能明确地对其进行定义和阐述，但是它们却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英国观察家、《美利坚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1888)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于1905年在一篇杂文中写道：

如今最让来美国的游人瞠目结舌的就要算它巨大的物质发展了。如果说在三四十年前美国的工业增长称得上迅速的话，如今真可称得上飞速增长了……随着物质财富的惊人增加，今天的美国自然成为工商业即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一统天下的社会，其他所有的利益、所有的职业在它面前都暗然失色、相形见拙……工商业成为今日美国之王。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作为一个工业和商业的新兴力量而举世瞩目，其文学主张和文化实践的落后与过时更成为力主变革的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抨击的焦点。激进派新闻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在《大众》(The Masses，1912)杂志的创刊宣言中声称：“《大众》的主要目的是社会性的；它就是要坚持不懈地抨击旧制度、旧道德、旧偏见——要解去那些旧时代套在我们身上的过时思想的枷锁。”新闻记者和传记作家哈金斯·哈固特(Hutchins Hapgood)在1913年1月27日的纽约《环球》(Globe)杂志上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在我们的时代，似乎所有真正的工作者之间都存在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无论是文学、造型艺术还是工人运动……所有人的体内都有一种冲动，要冲破旧形式和旧传统，炸毁这块坚硬的焦土，让它能够长出新的花朵。”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放任与控制》(Drift and Mastery，1914)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如今的年轻人生长的世界，旧秩序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人们还没有打破习惯。”他这样表述自己的观点：“如今没有哪一种社会关系不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中经历变革，无论是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还是工人与雇主。没有先例给我们以指引，往昔的处世之道显然已不再适用于这个复杂的社会。”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真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经济学家、作家和《新共和》杂志撰稿人沃尔特·E.韦尔(Walter E.Weyl)在《新民主》(The New Democracy，1912)中这样写道：

每天都有各类新的工程在启动，这些工程旨在推进政治、工业和社会进步，而在这些现实的工程的背后，是更加宏大的走向未来的工程。改革零星地发生着，却以飞快的速度在行进。代表不同利益的人们向不同的方向推动着社会变革，却最终指向同一目的。所有这些，汇聚成一场全民性的新民主运动。

福音派牧师和教育家沃尔特·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则在《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1913)中将这样的社会使命提上日程：

我们的工作是改造一个过时的、邪恶的社会制度，摒弃从邪恶专制的旧制度那里继承来的法律、习惯、处事与为人之道，在社会集团与阶级之间建立公正博爱的关系，并据此奠定一个社会基础，使得现代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这样的方式又不会与人类的善良本质发生冲突。以往的基督教信仰是个人的宗教，而我们现在所肩负的，是改造社会的使命。

20世纪30年代中期，评论家和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站在他所处时代的高度上回顾了世纪初的文化变革，在专门写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的一卷著作中包括了一篇题为《魅惑之都》(“The Metropolitan Milieu”，1934)的文章，他在其中陈述了在本世纪初那个旧的艺术和文化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作家和艺术家们所面临的挑战：

90年代富有创造力的人，无论是像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这样的年轻作家还是像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这样热爱摄影的年轻人，都需要解决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在其所生活的纽约，人们对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头都同样充满热望，如何在那欲望横流中抓住一根稻草，让自己的事业站稳脚跟，既利用了这股力量，又不致随波逐流、迷失方向。而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要用同样坚定不移的精神去战胜所谓的优雅，那种温和的、过度精致的、学究式的、没有生气的和缺乏为信仰献身的激情，所有这些都带着冷静的理性面具，而这正是陈旧迂腐、逃避现实的布尔乔亚文化的特征。当时盛行的优雅的标准还不如没有标准：苍白的宗旨、呆板的技巧，连信仰和热爱也变得毫无激情。这一切为所有发挥创造力的事业蒙上了一层病态的阴影，思维本身变成了一副假面具，思维的活力与生气也因此而蒙羞。

在一篇发表在1913年3月的《艺术与装潢》(Arts and Decoration)杂志的访谈中，画家威廉·格拉肯斯(William Glackens)也重点谈到了束缚人心的社会习俗对于艺术作品的影响：“我们本国的艺术是沉闷苍白的，像一具没有血肉的躯壳。这表明我们害怕冲动，害怕摆脱束缚，还有最害怕的，那就是出丑。”

然而对于许多人，例如诗人E.A.罗宾逊(1869—1935)来说，一个强大的、工商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而文化发展明显不足的社会，对于艺术和文学的障碍和束缚恰好能够蓄积成为令人振奋的发展机遇：

我刚刚开始充分认识到美国就像一个漏斗，要把所有从这里漏过的人类文明全部碾碎——无论这是不是自觉行为。我本人也不算是个通俗意义上的美国人，但我很高兴从这里瞥见了西方世界的未来。

不断变化中的美国社会起初似乎成为文学和艺术的可怕障碍，而到了后来，它在有抱负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眼中，成了令人振奋的巨大素材，激发他们去掌握、描写、抒发、赞美、抨击并最终超越。

1881年出生在俄国的立体派画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是一例。1912年下半年，他在纽约生活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拥有比以往更大的创作自由。创造性思维发挥的空间更为广阔，而不受那种不够富有创意或根本没有创意的思想强加给我们，或在我们体内蓄积的习惯的束缚……活在这样的时代真是太好了!我们必须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努力，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充满了想要创作的渴望!多么热切的渴望!”也是在1912年，画家约翰·巴特勒·叶芝(John Butler Yeats)也宣称：“全美国的提琴都在调弦，要奏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马塞尔·杜桑(Marcel Duchamp)曾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上(1915年9月12日)撰文指出，美国人的问题不在别的，而恰在于他们太过迟钝，没有看到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而不再属于英国人和欧洲人：“我多么希望美国人能够认识到，欧洲的艺术时代已经结束——他们的艺术生命已经死亡——只有美国，才是未来的艺术的国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回忆到，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各类新机构开始在各地创建起来——杂志社、俱乐部、小剧场、各种艺术社团或主张自由性爱或单一税制的团体、实验学校、艺术画廊……到处洋溢着志同道合的气氛，变革之风盛行一时。”

1917年4月，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事件引发的民族主义风潮加速了美国的经济和工业进步，也点燃了人们对于复兴美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尽管美国参战的时间相对较短，到战争结束时的1918年11月，470多万男女被动员起来，200多万人越过大西洋来到法国战场。英国和欧洲文化的强大影响也增援着探索强大庄严的、追求现实的美国的“可利用的过去”的队伍，范·威克·布鲁克斯等许多作家、评论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坚定不移地加入了这一发现之旅。

在《美国现代诗歌的趋势》(Tendencies of Modern American Poetry，1917)中，诗人、评论家艾米·洛威尔(1874—1925)这样评论战争对于美国文学的影响，诗歌中新的“本土派”趋势表明：“战争使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将所有人动员起来，使他们拧成一股力量，朝着一个方向奋发努力。”但事实上，这一趋势或曰运动已经开始了。卡尔·桑德博格已经发表了《芝加哥诗抄》(Chicago Poems，1916)；韦切尔·林赛已经发表了《流浪汉的借口及其他诗篇》(The Tramp's Excuse and Other Poems，1909)、《用来换面包的韵律诗》(Rhymes to be Traded for Bread，1912)、《威廉·布斯将军进天堂及其他诗歌》(GeneralWilliam Booth Enters in Heaven and Other Poems，1913)和《刚果及其他诗篇》(1913)；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三部书《少年的意志》(1913)、《波士顿以北》(1914)和《山洼》(1916)也已经面世。美国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还是一个学术领域都随之成形，成为整个国家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涉及领域相当广泛，而这一切，恰是与美国作为一个工业化的、帝国主义的、技术革新的力量向外扩张——直至1917年成为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同步发生的。文学评论家和学者们经历了文化批评、文化探索乃至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的过程，而在20世纪的前20年，这一过程发生在整个创作性艺术的各个领域，也发生在作为其背景的整个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范·威克·布鲁克斯并没有改变其对于美国作家们的怀疑主义态度，我们可以从乔治·沃德贝利关于美国文学“缺乏完整和延续性”的判断，乃至后来布利斯·珀瑞对于其缺乏“艺术风格的自觉性”的评论中，看到布鲁克斯的观点的痕迹。布鲁克斯的父亲是一位股票经纪人，他生长在新泽西州的普莱菲尔德，上的是公立学校，随母亲和兄弟赴英国和欧洲周游一年，后来又在哈佛完成了本科教育，他为《哈佛呼声》校刊写诗，后又成为该校刊的编辑。在英格兰居住两年期间，他写了《清教徒的酒》，之所以移居英国，是因为他在美国找不到作家的工作。后来他回到纽约，靠为人写作挣了一些钱，又去了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1911年到1913年间，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文学和写作课程。

那以后不久，布鲁克斯携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英国和法国，在那里撰写并完成了三部著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再次回到美国时先后付诸出版，它们是英国学者、诗人和游记作家约翰·爱丁森·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1914)和作家、改革家H.G.韦尔斯(H.G.Wells)的传记(1915)以及《美国的成长》(American's ComingofAge，1915)。

在20世纪最初20年的驳论性著作和杂文中，以及在对马克·吐温(1920)和亨利·詹姆斯研究(1925)中，布鲁克斯显然没有表现出对于霍桑和梅尔维尔之类作家在文学上的复杂性有什么兴趣，他倾向于简单化的划界归类，例如在1921年，他就将爱默生命名为“乐观主义的化身”。然而作为一个富有激情的作家，他赋予美国知识分子一项使命，那就是“加速同胞的生活节奏，激发他们的生活热情”。他决心重新审视美国文学的过去，并通过这一历程，复兴当代美国文化，鼓舞人们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

布鲁克斯的工作有时不免有所偏离，听起来很有点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新国家主义”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新自由”的浮夸说辞。然而这一时期最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学的声音不仅是鼓吹进步的，更是不乏判断和批评的，因而它藐视和唾弃罗斯福鼓吹的强大的亲美国主义和威尔逊宣扬的要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美国势力的计划。布鲁克斯的《美国的成长》(1915)和H.L.门肯的精彩的杂文《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917)和《国书》(“The National Letters”，1920)，以及《美国的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1919)，都强有力地尝试着重新探索美国的过去。他们激发了整个国家关于美国文化的环境、文学遗产以及一种艺术需要蓄积多大的能量才能够从宗教和社会束缚中挣脱出来的论争。出生在新泽西州的小说家和评论家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1869—1967)在《我们的美国》(Our America，1919)中宣称：“我们出发去探索美国。我们在探索中创造自己的祖国。我们所追寻的那个国度，恰应是我们创造的那个真正的美国。”

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的前20年乃至以后，美国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都作出了超乎寻常的革命性贡献。在音乐领域有查尔斯·艾夫斯(Charles Ives)、阿隆·柯普兰(Aaron Copland)、罗杰·塞欣斯(Roger Sessions)、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杰罗姆·科恩(Jerome Kern)、柯尔·波特(Cole Porter)、路易斯·阿姆斯庄和艾灵顿公爵；在建筑领域有路易·沙利文(Louis Sullivan)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在摄影艺术领域有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多萝西·兰格(Dorothea Lange)、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和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而在绘画领域，则有约翰·马林(John Marin)、阿瑟·德夫(Arthur Dove)、马森·哈特利(Marsden Hartley)和乔治亚·奥基夫(Georgia O'Keeffe)。

这些艺术家写下的文字见证了他们在创作时胸怀的崇高理想和澎湃激情。“建筑真正的功能，”路易·沙利文(1856—1924)如是说，“就在于它能够构筑符合人们真实需要的楼宇……赋予建筑材料以蓬勃的生命力，用一种主观的意义和价值使建筑材料灵动起来，让没有生命的砖瓦石块也能成为社会大厦的一部分，向其中注入人民的真正生命力，让它们拥有人类最美好、最高尚的品质。”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9—1959)则解释说：“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一定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必须能够以独具一格的匠心在建筑作品中演绎时代奏出的音符。”

这些人中有不少都遇到了挫折，毕竟，他们的作品让民众吃惊，甚或感到惊吓和恐怖，然而此类挫折大多没有改变他们的初衷：正是这样的阻力证实了其作品的新颖独到、大胆革新和非凡创意。阿隆·柯普兰的钢琴协奏曲就是一例，1927年1月28日，该协奏曲在波士顿首演。柯普兰在该作品中进行的交响乐方面的探索以及他对蓝调音乐和爵士乐的发展在当时颇受诋毁。《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记者写道：

观众们完全忘记了音乐厅礼仪，乐队还在表演中，他们便用尖刻的言辞交换着意见，惴惴不安地嗤嗤笑着，观众席上一片哗然，有一度甚至盖过了乐队的演奏……乐曲临近结束时，场上嘘声四起，零星的掌声听着颇为刺耳，而更多的人则被这场奇怪的音乐会弄得不知所措，脸上一片茫然。

《波士顿邮报》(Boston Post)的评论员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在音乐世界的各个角落，还有比这更加糟糕的音乐吗？简直就是把毫无意义的难听的声音拼凑成扭曲的旋律，让波士顿人不幸听到了。”《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的评论员则认为：“在这部协奏曲中我们没有什么被吸引、被震撼的，却听到了太多让我们厌恶的东西。”这些评论的话语确实让柯普兰的协奏曲在相当长的时间得不到认可；它被埋没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46年莱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和纽约市立交响乐团再次将其搬上音乐厅，它才得以重见天日。但是这些评论却没有影响到柯普兰利用爵士乐的希望，在他的其他音乐例如《寂静的城市》(Quiet City)、《马术赛会》(Rodeo)以及《为伟大的城市而创作的音乐》(Mrusic for a Great City)等曲目中，都能够听到爵士乐元素；它们也没能浇灭他对于流行音乐的热情——黑人圣歌(Spiritual)、民歌和牛仔歌曲都让他兴趣盎然。

说起这种富有激情的美国式的创意，在许多当时的作家看来，最不得不说的，恐怕就要算是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1864—1946)的作品和他在纽约市的291艺廊(291 Gallery)举办的先锋艺术展了。1903年，斯蒂格里茨出版了第一期《相机作品》(Camera Work)刊物，在随后的大约15年间，这本杂志一直在刊登各种关于批评、艺术、文学以及摄影的文章。他还在全美和欧洲组织了各种摄影作品展，并于1905年11月在爱德华·史泰钦的帮助下在曼哈顿第五大道291号的顶楼开办了“摄影分离派小艺廊”(“Little Galleries of Photosecession”)，致力于摄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信念。在美国，斯蒂格里茨是首个开办马蒂斯(1908、1912)、塞尚(1911)、毕加索(1911)和布朗库西(Brancusi)(1914)等艺术大师的作品展的人。他支助了阿瑟·德夫、马森·哈特利、约翰·马林、乔治亚·奥基夫等许多生活在美国的艺术家。文学和文化评论家保罗·罗森菲尔德在《纽约港》(1924)中宣称：“如果说在美国，有哪一个社团曾经让这片自由的国度第一次直面生命的本来面目，让一个生活在中产阶级套路中的传统社会为丰富的表现力而眼前一亮的话，那就是小小的‘291’艺廊了。”

对于视觉艺术，乃至于对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弥漫着的艺术新风而言，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应该算是1913年2月17日在纽约市的莱辛顿街第69军械库和第26大道举办的国际现代艺术展，总共有1300副作品被编号展出，其欧洲展品可上溯至戈雅(Goya)、安格尔(Ingres)和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一直到塞尚、高更、梵高和马蒂斯等大师的作品，系统地再现了欧洲的艺术传统。几位较后期的欧洲艺术家——杜桑和布朗库西——受到了保守的评论家的嘲讽，但他们的作品却非常有力地为美国艺术家重新指明了方向，并让后者看到了后印象派和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品，让他们感受到严峻的挑战。正如舞台设计师李·西蒙森(Lee Simonson)在谈到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时所说：“在它之前，根本没有真正的现代派绘画作品。”军械库艺术展不仅展出了老一代已成名的美国画家如查尔德·哈撒(Childe Hassam)、J.奥登·威尔(J.Alden Weir)和阿尔伯特·平克汉姆·莱德(Albert Pinkham Ryder)的作品，也笼络了更为进步主义的年轻艺术家，其中有阿瑟·毕杰·查尔斯(Arthur B.Carles)、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哈特雷(Hartley)、马林(Marin)、摩根·罗素(Morgan Russell)和莱昂耐尔·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

在此之前，现代艺术对于美国艺术家和作家而言即使不算高不可攀，至少也是难以企及的，除非他们曾经到过巴黎，格特鲁德和莱奥·斯泰因就曾在巴黎举办过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的作品展。(哈特雷、德夫、查尔斯·德穆思[Charles Demuth]、阿尔弗雷德·莫勒[Alfred Maurer]、马克斯·韦伯等画家正是在斯泰因一家位于巴黎花街[Rue de Fleurus]7号的寓所中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艺术。)军械库艺术展在纽约之行之后又转到了芝加哥艺术学院(3月24日—4月16日)和波士顿的考泼里厅(Copley Hall)(4月28日—5月19日)。7万多人观看了纽约的展出，在芝加哥和波士顿，前来观看的人数更多。墨西哥艺术家和作家(斯蒂格里茨的合伙人)马里乌斯·德·萨亚斯(Marius de Zayas)这样描述军械库艺术展：“现代派画作和雕塑作品呈现出排山倒海之势。它是宏阔的、壮丽的、惊人的，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让纽约人看到了欧洲现代艺术的全貌，还将纽约这座城市印在了现代艺术家们的头脑之中。”画家盖伊·本·杜波伊斯(Guy Pene du Bois)说，这次艺术展“的历史意义不亚于美国在政治上宣布独立”；查尔斯·希勒(Charles Sheeler)在谈及艺术展中展出的马蒂斯的一副画作时指出：“我们从未想到一幅画可以是那样的——但它确实诞生了。像这样的作品证实了一个事实，即一副美术作品在创作道路上完全可以随着艺术家的主观意志而自由驰骋。”

美国文学作为一个严肃的、意义重大的学术领域，在其缔造所发生的时代，正是美国人自我批评并在所有艺术领域中力求革新的时代。文学学者们在审视这一领域时，最初描绘的是一种相当糟糕的状况：美国文学没有什么地位，也不大受到认可和推崇。然而这一状况丝毫没有挫败或束缚住他们：它使美国的学者、评论家和创造性作家拥有了一种使命感，他们有如此令人兴奋的工作要做，而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恰好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

在北卡罗来纳和衣阿华州的几所大学教过书的诺曼·福斯特(Norman Foerster，1887—1972)在其发表于1928年的两部著作《对美国文学的重新诠释》(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和《美国的文学评论》(American Criticism)中，为美国文学作了强有力的辩解。第一部书中收录了由著名评论家和史学家供稿的九篇论文以及大量的参考书目，在该书序言中，福斯特说：“尽管有那么几个值得骄傲的人物，美国在民族文学方面的学术和教育成果实在令人汗颜。”福斯特著作的供稿人将美国文学的讨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围。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弗雷德·刘易斯·帕蒂(Fred Lewis Pattee，1863—1950)(全美国的第一位美国文学教授)就在他的《呼唤文学史家》(“Call for a Literary Historian”)一文中提出，美国文学除了诗歌和严肃小说外，还应该包括流行小说和杂志。文学史家哈里·海顿·克拉克(Harry Hayden Clark)注意到前几十年文学评论界对于《白鲸》的忽视，并争论说，梅尔维尔的小说是“一部精神史诗，一部浓缩的、具有深刻含义的象征主义作品”。《对美国文学的重新诠释》在学者、评论家和教师们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这其中包括年轻的F.O.马西森。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这部书的书评，一开始就宣称“美国文学的历史必须重新撰写了，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呼唤”。

评论家和编辑斯图尔特·舍曼(Stuart Sherman，1881—1926)的工作或许并不成熟，但在20世纪前10年至20年代期间对于美国文学的论著也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经写过许多关于爱默生、霍桑、詹姆斯和马克·吐温的论文，也参与了多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17—1921)的编辑和撰稿工作。

《剑桥美国文学史》的问世标志着美国文学已成型为一个有组织的领域，其中的有些工作在今天看来仍颇有价值。(例如帕林顿关于“清教徒文学大师，1620—1720”的章节，以及保罗·埃尔默·莫尔写到爱德华兹和爱默生时抒发的不无瑕疵却颇富有煽动性的评论。)但是要说《剑桥美国文学史》最大的贡献，怕要算是它所列出的庞杂的参考书目了，这些成为后来更为犀利的评论著述的基础。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见地，而且——由于各卷中所体现的知识水平和才气参差不齐——其显然缺乏冷静客观的评论风格。

《美国文学的精神》(The Spirit of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的作者约翰·梅西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同时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的《美国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America)一书于1916年问世。这证实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激进主义对于美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同是社会主义者的布鲁克斯，以及后来的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1901—1982)、V.F.卡尔佛登(V.F.Calverton，1900—1940)和伯纳德·史密斯(Bernard Smith，1909—)，都在20世纪30年代写过马克思主义的美国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主张文学作品应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联。他们的论文和著作在当时(现在则完全不被提及了)被认为是对审美真理的歪曲，更像是阶级斗争的记录而不是文学史。但是这些评论家们在其著述中所表现出的紧迫性让美国文学的命运变得事关重大起来。即使他们的错误也引发了相当激烈的反应，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关于美国文学的真谛及其重要意义的论争。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艺术的思想确实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某些歪曲评价，但是加入共产党，乃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也的确给了许多作家(特别是美籍非裔作家)以灵感，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和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的早期作品便是佐证，兰斯顿·休斯作为诗人、散文家和作家的生涯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时期”之初，即马克思主义者、左派和激进派开始掀起一场反法西斯的公开运动时，就美国文学著书立说(或创作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一种高尚的劳动了。马尔科姆·考利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声言，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运动为作家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主题领域”，让他们拥有了一个豪情澎湃的读者群，并赋予他们全新的视角，将他们的作品和其他国度的作家的作品联系起来，共同反对旧世界的秩序，抵制法西斯势力的扩张。

激进的左翼运动刺激了一些新型创作性作品的形成，唤起作家、记者和评论家们去重新发现和重新描述美国文学的过去。卡尔佛登的《美国文学的解放》(The Liber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于1932年面世，不久，就有了希克斯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33；1935)和史密斯的《美国文学批评的影响力：美国文学思想史研究》(Forces of American Criticism：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1939)。在小说家和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约瑟夫·弗里曼(Joseph Freeman，1897—1965)看来，美国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最有前途的”发展，是“继承”了“进步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文化遗产”。希克斯和其他作家坚持认为，这笔遗产让美国文学蒙上了一层光辉，那是一个批评的、反抗的、抵制的文学传统，它追溯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成长，暴露了其对于民主和自由的践踏，美国文学沿着惠特曼等人的指引成长起来，后者在其1855年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初版序言中写道：“重新审视学校、教堂或书本教给你的训诫，大胆地抛弃所有有辱你自己灵魂的东西。”

美国文学逐渐开始站在下层的、没有人为其说话的、受苦的大众的立场上；正如惠特曼在《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中所说，他拥护“他们被别人践踏的权利”。美国文学作品可以启迪民众的心智并成为他们的灵感源泉，通过它，普通民众各阶层可以认清剥削他们的力量并对其加以抨击。

《大众》和《解放者》两本激进派杂志的编辑弗洛伊德·德尔(Floyd Dell，1887—1969)便是投身于这场运动的主要人物，并支持重新探索美国文学的评论传统。在《知识界的流浪生涯：向知识分子道歉》(Intellectual Vagabondage：An Apology for the Intelligentsia，1926)中，德尔尖锐地指出，在那些人们最常传颂的美国作家中，根本没有持不同意见的声音。

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学中，不乏自由论者的雄辩——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的演讲，惠蒂尔充满火一般热情的废奴诗，沃尔特·惠特曼歌颂自我的狂歌痛饮，爱默生热切建议民众不要妥协，梭罗对顺从社会习俗的奴性的怒骂——这些犀利的思想无异于一座真正的军械库，我们的热血青年可以在遇到任何形式的专制时，拿起这里的武器……但是当局并不想让我们拥有反抗社会专制的武器，中小学校里没有——起码文学课上没有教授任何此类战斗檄文。

在德尔看来，对于他自己在思维方面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英国社会主义者H.G.威尔斯和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他对这两位作家心存感激，因为他们作品中所表现的对顺从的批评和反抗精神恰是他自己在学校里学习的美国文学中从来没有过的。德尔开辟了一条新的路线，后来的卡尔佛登、希克斯和史密斯纷纷效仿；他们让美国作家的反抗声音和持不同观点的文本得以重生，让年轻人拥有了强有力的、在美国本土上锻造出来的武器，使其全副武装，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对古旧的社会习俗和传统的斗争中。

1933年，希克斯加入了一家约翰·李特俱乐部(John Reed Club)(该俱乐部最初于1929年11月在纽约成立，以激进派记者约翰·李特的名字命名，主要从事文学教育和煽动民众等活动)，1934年成为《新大众》的文学编辑，1935年加入共产党。他关于美国的“伟大传统”的长篇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乏误导的元素，曲解和低估了亨利·詹姆斯、薇拉·凯瑟和T.S.艾略特，但他将现代美国文学作品和19世纪的作家们联系起来，并强调美国文学有着自己的强大“传统”，读者们需要去了解这一传统。在希克斯的笔下，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都是离经叛道者，是他们为德莱塞、安德森、刘易斯和多斯·帕索斯铺平了道路，使这些后来者成为他们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事业的同志。

在希克斯和其他激进派20世纪30年代所作的研究中，美国文学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美国文学——正如希克斯所指出的——既是“批判的”，又是“充满希望的”。小说家哈姆林·加兰在《破碎的偶像》(Crumbling Idols，1894)中说道：“伟大的艺术家从来就不屈尊俯就。”激进派评论家们倾听的正是美国文学中这种爱默生式的坚决不从的音符，这使他们坚信，美国社会和文化秩序完全可以彻底颠覆重来。

另一方面，美国文学更加强大和合理了，并愈加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因为当代美国诗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主流美国文化进行了批判，让人们看到一种新的文化景观已指日可待。这一观点经常出现在H.L.门肯关于德莱塞和舍伍德·安德森的评论文字中，他在1921年解释说：“战争年代的全部历史所见证的，就是范戴克们(van Dykes)的衰落和卡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们、德莱塞们、马斯特斯们、安德森们乃至辛克莱·刘易斯们的崛起。简言之，这些人继续质疑着美国本土的文化，尽管许多人都在努力粉饰它，企图给它罩上一层完美的神秘光环。”

在门肯(1880―1956)看来，这些作家们的著作“真正是美国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证明——或许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第一道曙光”。门肯最喜欢的作家是多斯·帕索斯、奥尼尔、安德森、刘易斯、卡贝尔和德莱塞，用他的话说，所有这些都是“完全美国化”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对本土场景的直接近距离审视”。当然不是每一位评论家都同意这样一份名单，但门肯的声言打破了以往对美国文学长期不变的评价，使得对美国作家的态度成为衡量评论界与整个美国文化之间关系的晴雨表。

美国文学作品本身也是美国文学形成为一个课题、一个传统、一个正规的研究领域的重要促成因素。单以1925年一年为例，就有以下作品问世：

阿兰·洛克(编辑)：《新黑人》

西奥多·德莱塞：《美国悲剧》

艾伦·格拉斯哥：《不毛之地》(Barren Ground)

伊迪丝·沃顿：《母亲的补偿》(The Mother's Recompense)

艾伦·格拉斯哥：《黑色的笑声》(Dark Laughter)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了不起的盖茨比》

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

约翰·多斯·帕索斯：《曼哈顿变廷》(Manhattan Transfer)

辛克莱·刘易斯：《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美国性格》

T.S.艾略特：《1909—1925年诗集》(Poems，1909—1925)

罗宾逊·杰弗斯：《杂色牡马》(Roan Stallion)

H.D.(希尔达·杜利特尔)：《诗集》

康蒂·卡伦：《肤色》

E.A.罗宾逊：《怀疑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 in Doubt)

杜波斯·海华德(Dubose Heyward)：《乞丐》(Porgy)

薇拉·凯瑟：《教授之家》(The Professor's House)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

安·叶捷斯卡：《施舍面包的人》

格特鲁德·斯泰因：《美国人的形成》

范·威克·布鲁克斯：《亨利·詹姆斯的巡礼》(The Pilgrimage of Henry James)

《纽约客》(The New Yorker)开始出版

也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杂志《日晷》(1920—1929，旨在复兴19世纪的一本同名杂志)以及许多其他杂志和评论都预示和推进了一个美国文学和评论时代的到来。其中包括《诗刊》(创办于1912年)、《小评论》(1914—1929，1921年从纽约迁往巴黎)、《七艺》(1916—1917)、《其他》(1915年创办，1919年停刊，其初衷是要创办《诗刊》的“实验派”姊妹刊)以及《接触》(1920—1923)。“我们相信，许多人也这样相信，”《七艺》的创刊词中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复兴时代的开端……对于美国来说，这样一个时代就意味着成就伟大的民族自觉性的崛起。”

身处巴黎、罗马和伦敦的美国侨民还编辑或积极参与了其他出版物。生活在伦敦的艾略特在1922年成为《批评标准》杂志的创刊编辑，从那时起到1939年，他一直担任该职位。此外，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哈特·克莱恩、马尔科姆·考利、艾伦·泰特、海明威和斯泰因还共同创办了总部位于巴黎的《转折》杂志(1927—1938)。其他著名的、对美国读者和作家们影响较大的海外小型文学刊物有《布洛姆》(Broom，1921—1934)、《超脱》(Secession，1922—1924)，以及庞德借以发表自己观点的《流放》(The Exile)。此类刊物还有很多，其中有些也是宣扬激进或保守政治观点的，这些刊物通常是要么寿命很短，要么时办时停。

这些小型杂志和文学评论成为各类美国作家施展才华的窗口；其中一些发表包括美国作家在内的各国作家的作品——这表明，美国已经开始出现文学创作者，其在现当代值得关注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在更具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国度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日晷》除了发表托马斯·曼(Thomas Mann)、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和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等英国和欧洲大师的作品之外，也发表艾略特、舍伍德·安德森、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E.E.卡明斯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等美国作家的作品。

除此之外，这些刊物还刊出很多高质量的文学评论。《日晷》中不乏艾略特、庞德、考利、范·威克·布鲁克斯、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和保罗·罗森菲尔德等人著述的批评短文和作品评论。《日晷》对于文学评论判断与鉴别的理解力标准甚为关注，恰是这种关注使得一些很重要的美国文学评论和季刊在人们的期待中诞生，如《猎犬和号角》(1927—1934)、《论文集》(The Symposium，1930—33)、《南方评论》(The Southern Review，1935—1942；1965—　)和《肯尼恩评论》(The Kenyon Review，1939—　)。

另一个创刊于20年代的著名出版物是《美国旅队》(The American Caravan)，这是由罗森菲尔德、诗评家和文学史家阿尔弗雷德·克雷伯格(Alfred Kreymborg，1883—1966)和刘易斯·芒福德在1927年创办的一本“美国文学年鉴”，一直坚持到1936年停刊。该刊宗旨是为“成长中的美国文学”服务，要成为“一个能够包容对于日渐丰富的、表现美国生活的表达方式的媒介”。在那个时代，正如舍伍德·安德森在《讲故事人的故事》(A Story Teller's Story，1924)中所说，美国作家和艺术家们都在寻求“归属”于“一个活生生的美国，这个美国不再是受人鄙视的欧洲弃儿，必须时不时面对那些令人尴尬的关于出身门弟的问题”。“整个20年代的最强音，”芒福德在他的自传(1982)中也曾作出这样的结论，“是我们的民族特性和独特的艺术气质终于得到认可。”

在芒福德看来，正如他在《黄金年代》(The Golden Day，1926)中所指出的，爱默生、惠特曼、梅尔维尔和梭罗都是“看到了生活的本质，又追求本质的生活”的作家。芒福德出生在纽约州的弗拉兴，是一个德国新教徒女人和一位犹太商人的私生子，直到1942年，他才最终弄清楚自己的父亲是谁。少年时他的主要兴趣在科技，和他那一代生活在纽约市的许多年轻人一样，芒福德也把大量的时间泡在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他先后在城市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求学，但都没有学完整个课程，所以连学士学位也没有得到。

芒福德曾给报章杂志撰稿挣钱，到1919年，他成为《日晷》杂志的正式工作人员，第二年，他受苏格兰科学家和城市规划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之邀，成为《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杂志在伦敦的编辑。但芒福德又于不久后回到美国，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都从事写作，写作内容涉及美国社会的各类主题。

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红色时代”，他有时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小写“c”)，他却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评论家；他在文学上真正传承的是爱默生、约翰·杜威、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血脉，这一点他在《大棒与石头》(Sticks and Stones，1924)中谈到机械工作和手工艺的关系(“手工艺者才是真正拥有自己的工作的人，此二者的关系正如《圣经》里说的身体为一个亲近的灵魂所拥有一样”)时表现得最为真切。

像爱默生、路易·沙利文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一样，芒福德也频繁地使用“有机的”之类词汇和隐喻，来表示自己相信艺术与自然、乡村与城市、个人与社会群体或单位之间必须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芒福德在《大棒与石头》中强调，建筑师“不能从建筑物本身出发，而应从整个综合建筑群落考虑，建筑师、施工者和资助人都是从这样一个综合体中脱颖而出的，而最终的建筑作品，无论是一座小屋还是一座高楼大厦，也都需要落座于这样一个综合体中。一旦精彩建筑作品产生的条件具备，设计图自然会应运而生”。

在第一部著作《乌托邦的故事》(The Story of Utopias，1922)中，芒福德抨击了从柏拉图到现今所有作家的乌托邦设想，称其徒劳无益而又过分体制化。但从他后来的著作如《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和《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中则可以看出，芒福德并不反对中心规划和技术革新，这一点在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其他关于城市和地区规划的著作中也得到了证实。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价值观是和谐、平衡和开放性。他认识到新技术——例如建筑材料中的新技术——能够帮助人们表达和培养这些价值观。“最好的现代化工作，”他在《大棒与石头》中写道，“不仅仅注重机器，也关注使用机器的人。”

芒福德是一位重要的建筑学学者和评论家，这一点无论在他早期的著作《大棒与石头》和《棕色年代》(The Brown Decades，1931)，还是在其从1931年至1963年为《纽约客》杂志撰写的《天空轮廓线》专栏中都尽显无遗。芒福德用自己的工作证明了美国文化在艺术中的觉醒，也表现了19世纪的美国作家和艺术家——从爱默生和梭罗到艾金斯(Eakins)和莱德——的精神气质的回归。正如芒福德在《棕色年代》中所说：“每一代人都会反叛自己的父辈，最终和自己的祖父辈达到认同。”

在《黄金年代》中芒福德承认说：“我们再也无法回到美国的黄金年代，也不能对其一度自然而然的姿态想当然地全盘接受。这样做背离了爱默生或惠特曼的精神。”“但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作家们，”他继续说道，“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那个早期的、本质的美国之间的必要联系。”

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以最质朴的形态看到那些如今仍然游离于生活表面之下的本质特征。以他们为典范，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找到我们自身的本源，从而确定我们的航程应该从哪儿出发。在他们的想象中，一个新世界开始从涣散的混沌中逐渐清晰地剥离出来：财富与科学各就其位，人的更深层次的生命重新显露，不再为那些他自己构想发明或开始从事的手段所阻碍或挫败。我们与他们持同样的观点，因而既不可能在垂死中苏醒复活，也不可能再次为着实用的目的去姑息别人挫败我们年轻的生命，我们又开始重温梭罗做过的梦——到底要怎样才能过上一种纯粹的人的生活。

和马西森一样，芒福德使用的也是一种充满激情、过分高调的语言，后来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批评兴起时，也用这样的论调支持自己对美国文学的颂扬。就在马西森的《美国的文艺复兴》出版的前一年，新批评评论家艾伦·泰特(1899—1979)强调“文学就是对人类经验的完整认识”。泰特最为关注的是如何恢复“分崩离析的感知力”，以及在他看来只有亨利·詹姆斯和T.S.艾略特才拥有的臻于完美的思维。然而在从事美国研究的人看来，他的主张就意味着，要获得对美国经验的最为完整的认识，就必须去研究美国作家创作的文学。泰特等人赋予文本以极大的权威性，研究和表达文学意义的人也被赋予重要使命。对于新批评的一代，阅读和批评文学成为至关重要的事。

在美国文学的缔造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则是辛克莱·刘易斯在1930年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当瑞典学院将奖章和4万美元的奖金授予一个明尼苏达人的时候，”马尔科姆·考利在1937年回忆道，“它事实上意味着美国文学已经不再是英国文学中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分支，从此，人们必须认识到它自身的价值。”在获奖演说中，刘易斯赞扬了德莱塞、奥尼尔、凯瑟、门肯、安德森和海明威，并明确表示，他自己的作品必须被放在美国文学成就的这样一个更加宏阔的背景之中。在刘易斯获奖后的20年里，美国文学可谓蜚声国际，例如在法国，就深受萨特、纪德(Gide)和马尔罗(Malraux)等大牌人物的赏识。“对于法国的年轻人来说”，萨特在1945年对考利说，“福克纳就是上帝。”画家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在回忆10年前看到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éger)在一副壁画前工作时这样描述道：“我们的心中充满敬畏，然后突然，他用一把刷子蘸了些油彩——就像我们一样——他看似不经意地在画布上画了几笔——也像我们一样——突然，一直以来的神秘感消失了。我们当时想，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原来，美国艺术家也没有那么糟糕。”

庞德和艾略特，这两位现代主义的缔造者和新批评的源泉，都不觉得孤立的“美国”文学传统或刘易斯、德莱塞和凯瑟的现实主义文学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庞德对美国乡土观念甚是厌恶，宣称“鄙视‘外国探索’的‘美国文学’课程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就像‘美国化学’课程一样没有意义”。然而庞德和艾略特在其评论文章中对于“传统”的强调(例如对于亨利·詹姆斯的强调)又迫使评论家们去深入研究美国艺术和文化“传统”的特质。实验现代主义美国作家哈特·克莱恩(1899—1932)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1883—1963)等人的散文和诗歌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美国文学和文化觉醒的过程。克莱恩在《白色的楼房》中就显示出梅尔维尔和惠特曼的影响，他在《桥》中提到“神秘的美国综合体”，而威廉姆斯的《美国性格》(1925)中也有不少关于哥伦布、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乔治·华盛顿和坡的片段。

然而在这种以现代主义重写美国文学史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文本当属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D.H.劳伦斯(D.H.Lawrence)的《经典美国文学研究》(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1923)。劳伦斯(1885—1930)以其异乎寻常的雄辩强调了鼎盛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的“双重意义”、“象征符号”和“遁辞”，并坚持认为美国人必须重新描画他们以为自己早已烂熟于心的文学蓝图。劳伦斯作出了一个作家非同寻常的判断，称坡、梅尔维尔、霍桑、惠特曼等“老一代作家”不仅仅是美国文学的发起者，也是最富创新精神、最不安于现状的现代主义者：“法国现代主义或未来主义最狂怒的叫嚣也没有达到坡、梅尔维尔、霍桑和惠特曼所达到的极端自觉意识的高度。欧洲的现代主义者们永远都在追赶这一高度的路上行进。”

劳伦斯启用了一种充满黑色神秘的含蓄寓意和象征性威严的语词，而新批评又补之以严苛的分析方法。至少从部分程度上来说，美国文学是一个精彩的、规模宏大的现代主义事业，其构筑者则是大学内外的作家和评论家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尔科姆·考利站在后知后觉的时代高度上间接提到了这一发展进程，他指出：“或许过去30年间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创作性作品不是那个时代的任何小说或诗歌或戏剧，甚至不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Yoknapatawpha)传奇故事或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或哈克·克莱恩的《桥》；或许那还要属评论界重新发现和诠释了梅尔维尔的《白鲸》，乃至于这部小说最终一步步被赋予民族史诗的崇高地位。”

考利的看法为人们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史实，一个关于美国作家如何形成的史实。20世纪初出版的文学史要么根本不提，要么一笔带过梅尔维尔的那些长篇和短篇小说。乔治·沃德贝利在1910年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稿时得出的结论是：“梅尔维尔和他的后来者们发展了海洋冒险小说，但尽管这些故事备受冒险爱好者的高度赞扬，其地位还不及威廉·吉尔莫·希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的作品。”而后来人们在提到梅尔维尔时渐渐多了些赞许的调子，但通常也是用一种颇为困惑的基调，例如约翰·梅西影射《白鲸》是“一部非常生动感人的海洋冒险故事”。(关于梅尔维尔小说无法引发人们太大兴趣这一点，更久远的证据出现在D.H.劳伦斯在1916年2月的一封信中：“我在读《白鲸》。这是一部奇怪而有趣的小说：对我来说还算有趣，其他人则根本不能忍受。”)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雷蒙·费弗(Raymond Weaver)撰写了梅尔维尔的传记(1921)，英国出版了16卷的《赫尔曼·梅尔维尔作品集》(The Works of Herman Melville，1922—1924)，以及发表《比利·巴德》(Billy Budd)(人们在梅尔维尔家人物品中的一个罐头盒里发现了这部小说)，所有这些激发了人们对这位作家的兴趣，梅尔维尔的作品被重新发现并置于现代主义和文学象征主义的光耀中心。《白鲸》被重新定位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它成为对许多评论家和学者至关重要的一部作品。马西森的学生们宣称他以《白鲸》“抚育了他们”——而正是同一部小说，马西森本人曾不无悲哀地指出，1930年之前耶鲁大学的图书馆竟将其列在卡片目录的“鲸类学”部分。

对于梅尔维尔和《白鲸》的评价也让一些从另一个侧面渴望参与到美国文学的重塑过程中的文学史家感到甚为困惑。在《新美国文学》(The New American Literature，1930)中，弗雷德·刘易斯·帕蒂称“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例子”是“最为奇怪的价值观的逆转”，“令人惊异地从被人遗忘的角落横窜出来，霸占了文学上的领导地位”。说到《白鲸》，他对这部作品的评论既不无热情又备受困扰：“那整个是一部流水账式的毫无秩序的大杂烩，是迄今登上文学经典之尊的最混乱的一部作品。那是怎样的一本书啊!”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尽管帕蒂自己表示怀疑，他仍将《白鲸》誉为经典：其价值确实已被逆转。

《白鲸》也让门肯迷惑不解。他在1941年第一次阅读这部作品时，在日记中说作品的“糟糕程度”令他震惊：“我看它就是一部浮夸空洞的作品。”但是就在门肯对《白鲸》满腹牢骚的同一年，马西森在《美国的文艺复兴》中将该书确定为美国文学的杰作，表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悲剧，自私的意志所遭遇的灾难，一个因为完全自我封闭而根本没有可能得到拯救的灵魂的垂死挣扎”。在马西森看来，《白鲸》申诉了美国文化——美国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渴求与危机——在这一点上，没有一部书能够与之媲美。

美国文学事业也同样得益于“联邦作家规划”(The Federal Writers Proj ect)参与者们的辛勤工作，该规划为“新政”(New Deal)的诸项规划之一，开始于1935年7月，一直持续到1939年，雇用了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作家、记者、评论家以及民俗和访谈资料的收集者。这是一次庞大的文化史行动，对美国的社会习俗来了一次大盘点。通过其50卷的《美国指南》(American Guide)系列以及150卷的《美国生活》(Life in America)系列，该规划为美国描画了一副“细致入微的肖像”。这些卷宗内的材料有时就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的，但是大部分材料(例如被集结在1939年出版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These Are Our Lives)一书中的35卷南部《生活史》)进一步延伸了美国传统的意义。联邦作家规划向人们展示了许多普通人用来界定其生活的成语、意象、传说和神话。

在参与这一描述美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人中，有一位值得一提，她就是康斯坦丝·鲁尔克(Constance Rourke，1885—1941)。鲁尔克曾就读于瓦萨大学(Vassar College)，在那里，她从英文教授那里学到，对一篇文学作品的反应和评价是其能否“服务于社会”的风向标，鲁尔克后来撰写了六部非常有影响的民俗和通俗文化研究，于1927年至1941年间先后出版，她还写了许多评论和杂文(她的处女作是1919年发表在《新共和》上的一篇关于歌舞杂耍的文章)；第七部，《美国文化的根》(The Roots of American Culture)，则在她去世后的1942年付梓出版。整个20世纪30年代，鲁尔克作为一名管理者参与了“工作改进组织的艺术计划”(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s Art Project)，该计划调动了数百名艺术家来寻找和复制美国民间艺术。她最著名的一本书《美国人的幽默》(American Humor)的副标题便是“国民性格研究”，该书强调，尽管坡、惠特曼、吐温和亨利·詹姆斯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风格有着很大差异，但他们的作品却都有着相同的“民间”背景。

鲁尔克呼吁人们用一颗善于感受的心去认识美国传统，这使得作为评论家和学者的她在美国文学史上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许多艺术家可以在无人理解的情况下创作出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鲜有艺术家能够离开一个丰厚的传统积淀，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中汲取养分。发现和传播美国传统的丰富养料——其中许多还深埋在故纸堆里——这一重担很大一部分落在了评论界的肩上。美国艺术家将沐浴在众人为他点燃的火光中。最后，他会以本土资源作为激情出发的起点；他也许很少会下决心使用早期的养料，但他会发现自己和民族性格与民族感情的这许多支流竟血脉相连。这样一个作家——这样一部作品——将不再会显得鹤立鸡群或盛气凌人，而只是一种自然的承袭。

和给她以影响和鼓励的范·威克·布鲁克斯一样，鲁尔克也致力于为美国作家缔造一个“可利用的”过去。在鲁尔克看来，美国学者需要承担这样一个收集事实、判断、鉴定分析并为未来艺术做准备的重任，只有这样，才能够弥补所谓的高品位文化和低趣味文化之间的隔绝和分裂。

鲁尔克有着渊博的知识和超乎寻常的求知欲。她对美国黑人的宗教民歌、牛仔歌曲、吹牛大话、荒诞神话、实用工艺和边境幽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一点也不亚于她对梅尔维尔和詹姆斯的关注。她的《美国人的幽默》对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问题研究者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其对美国“传统”进行了定义，认为它是“多样的、敏锐的、强有力的，有时会略显欠缺但绝不低级趣味”，开明而宽厚地揭示了美国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具备的潜力。卢克广泛借鉴了18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德国哲学家和评论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现代人类学家露丝·潘乃德(Ruth Benedict)和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以及哲学家约翰·杜威等人的见解并对其进行消化和扬弃，她以其独到的眼光观察到美国大众表达之丰富多彩，并深入探讨了美国主要作家的作品中对于这些表达方式的运用。

一个多少有些相近的人物是美籍非裔小说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1891—1960)。佐拉1928年毕业于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不久便成为他的一名学生。在南方和加勒比海地区，她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工作，这成为她后来收集非裔美国人民俗的里程碑式著作《骡子人人》(Mules and Men，1935)的基础，该书后来又有了第二辑，《告诉我的马》(TellMy Horse，1938)。她的杂文《黑人情感表达的特点》(“Characteristics of Negro Expression”)发表在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编辑的《黑人：一部文集》(Negro：An Anthology，1934)上，讲述了美国黑人方言和民间表达的丰富资源，不仅涉及文字和形象，也包括手势以及各类音乐舞蹈形式等。

鲁尔克和布鲁克斯都不是学者，尽管鲁尔克曾于1910年至1915年在瓦萨大学教授过文学课程，但后来却退而潜心研究了。但是美国文学的兴起却已在学术圈内外同时发生，其脱颖而出似乎只是迟早的事。随着文学研究职业化的不断发展，文学研究的领域和专业也不断细分，对于教授美国学生的美国学者而言，美国文学是一个浅显的课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梅尔维尔和惠特曼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很少在文学课堂上被予以关注，英国文学在美国的威望由此可见一斑。毕竟，在历史系教员们的教学和研究中，美国史才是首要课题，“专业学者们最初的工作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美国历史研究上，因为这方面的原始资料较全，爱国主义动机也更强一些”。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英语系的教授们才终于开始学习历史系同事们的做法，而此时，历史教授们却越来越警觉地认识到其学科中出现了过于“美国”的倾向，转而探讨欧洲课题了。

美国文学越来越专业化。《新英格兰季刊》(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创刊于1928年，是一本专门探讨文学、历史和文化的学术刊物；创办于1929年的《美国文学史》则是该专业的主要学刊。各出版社也开始以全新的目光对美国文学予以关注，维京出版社(The Viking Press)就是一例，其于20世纪40年代发行了一系列霍桑、福克纳和海明威作品的“便携”版(这三位作家的作品均由马尔科姆·考利编辑)，最初是为士兵们设计的，方便他们在行军时放在军装口袋里。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民族主义及战争时期越发升级的狂热、文学批评的新思潮、现代美国作家层出不穷、学术上不断专业化，以及美国式的进取和探索精神，都为美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整个20世纪30年代，文学学者杰伊·B.哈贝尔(Jay B.Hubbell)和罗伯特·斯皮勒(Robert Spiller)等人都在构想并逐步开始着手进行一些基础的讨论，探讨如何编著一部新的、能够超越《剑桥美国文学史》的美国文学史。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一部浩浩《美国文学史》才最终于1948年问世，其收录作品之广、探讨细节之精，正如《序言》中所说，对“民主生活”原则的恪守，使之成为冷战期间促成整个美国统一共识的美国进步与力量的宣言的产物。然而这部浩浩巨著的撰写工作却经历了整个大萧条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样漫长的历史跨度，真正体现了其创作者们献身于美国文学及其研究事业的精神。他们始终希望给予美国作家以他们从来不曾得到的喝彩，让大学的学生们能够拥有一部纵观全局的文学史书，其不仅历数美国的文学成就，也以一定的篇幅概述这个国家在哲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

在1928年3月号的《美国水星》(American Mercury)上刊登了一篇关于美国文学教学的文章，大致归纳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马西森、斯皮勒及其美国主义同仁们眼中的文学界现状——这大致是范·威克·布鲁克斯首倡美国文学复兴与《美国文学史》出版这一时间跨度的中点。这位不知名的作者以“费纳·南(Ferner Nuhn)”为笔名，提出尽管美国文学博士论文以及该领域的专家数量均有所增加，美国的大专院校对“共和国的本土文化”的关注仍然大为欠缺。在费纳·南考察的院校中，几乎每一所都只开设一门美国文学简史的课程；其不是必修课，通常只持续半年时间，在某些院校(如普林斯顿)甚至是隔年开设。

在大学本科阶段，一般的英语系开设的11门课程中，只有一门是专注于美国文学的；而研究生阶段文学课程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只是13门课程中的一门。从大专院校所强调的教学重点来看，美国文学课程的重要性相当于：

斯堪的那维亚文学。391

意大利文学的一半。

西班牙文学的三分之一。

德国文学的三分之一。

法国文学的四分之一。

拉丁文学的五分之一。

希腊文学的五分之一。

英国文学的十分之一。

然而事实上与其说他是在指出一个错误的社会现象，毋宁说他是在针对已经得到改善的情况提出最后的抗议。正如评论家卡尔·范·杜伦(Carl Van Doren，1885—1950)在1932年所说，新的美国文学经典已经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形成。之前的美国文学大家已经渐渐失却了笼罩在头上的光环，杜伦说，新的名字正在取而代之：

爱默生、霍桑和梭罗的地位很快上升到了布莱恩特、朗费罗、惠蒂尔、霍尔姆斯和洛威尔之上，与他们齐名的是更为杰出的坡和惠特曼。欧文和豪威尔斯的声名渐渐淡去。库珀不过勉强支撑。马克·吐温似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更具有伟大的人格。不管亨利·詹姆斯最终属于哪国人，他都要算是一位有着辉煌成就的艺术家。赫尔曼·梅尔维尔靠着近乎原始的力量跻身文坛，而艾米莉·迪金森则凭借悄无声息的温柔入围经典。

在战争年代，仍不时有人发表言论，对美国文学的价值表示怀疑，捍卫英国文学的卓越地位。然而同一时期，出版了帕林顿的《美国思潮中的主流》(Main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1927—1930)、布鲁克斯关于“美国作家史”的《创作者与发现者》(Makers and Finders)系列(1936、1940)的第一部、哈佛学者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的《新英格兰思想：十七世纪》(The New England Mind：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39)、马西森的《美国的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1941)，以及阿尔弗雷德·卡津的《植根故土》(On Native Grounds，1942)。这些书的出版使得美国文学在学术圈的地位上升了，也开始在公众中备受欢迎。美国文学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精读和学术研究的对象。谁也不能够忽视或否认它的存在，谁也不能贸然评判它不如其他国家的文学。

帕林顿《美国思潮中的主流》的前两卷仍是一部生动的、杰斐逊式的简史，概述了美国文学自17世纪中叶兴起以来的发展历程，全书处处彰显着作者复杂而充满魅力的人格。毕竟，无论是教学还是写作，帕林顿的风格都与美国东海岸的教育和文化传统相去甚远。帕林顿1871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父亲是一位联盟军军官，指挥过一个美籍非裔军团作战。因为全家移居，帕林顿在堪萨斯州读了三年大学，但之后又转学哈佛就读英语系，师从巴雷特·温德尔和刘易斯·盖茨(Lewis Gates)。1893年毕业之后，帕林顿先后在堪萨斯州恩波利亚大学(College of Emporia)和俄克拉荷马大学英语系担任系主任，同时他还是这两所大学足球队的教练。

帕林顿早期的文学工作仍主要集中研究英国文学传统，即使他在政治上倾向于美国的改革事业和平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他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加入民主党并支持其领导人威廉姆·詹宁森·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主张。在1903年至1904年一次为时14周的英法之旅期间，帕林顿对拉斯金和莫里斯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因为激进的政治和宗教观点而和其他几位教员一起于1907年被所在大学解雇之后，帕林顿认为文学、文化和政治之间紧密相连的观点更加坚决了。这使得帕林顿开始重新研究整个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学，在他看来，它们本身就是一部改革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历史。

在华盛顿大学担任新教职之后，帕林顿开始为该校设计本科的美国文学课程和研究生阶段的美国研究课程。他还就著作项目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写作工作，后者经修订和扩充后，最终于20世纪20年代问世，即《美国思潮中的主流》系列。

听取范·威克·布鲁克斯的建议，帕林顿发表了这些著作，社会各界立即投以极为热心的关注。“1927年的美国读者是心潮澎湃的，”文学学者霍华德·芒福德·琼斯曾这样说道，“其程度丝毫不亚于1825年年轻的麦考莱(Macaulay)将自己关于弥尔顿的精彩论文投稿《爱丁堡评论》时编辑弗朗西斯·杰佛利(Francis Jeffrey)所感受到的那种震动。”这些心潮澎湃的读者就包括约翰·梅西，他在1931年发表的一本论文集中谈到，帕林顿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和教师”，他还“传道于民而没有久居象牙塔；他在美国生活的阳光雨露中得到滋养，用冒险精神探索美国思想的各种潮流，并用他自己的尺度重新描画了一副美国文化的蓝图”。之所以如此，恰是因为帕林顿作品涉猎广博、思想新颖独立，就仿佛作者本人与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早已融为一体。

当历史学家们在1950年接受调查，要求他们选出1920年至1935年出版的最优秀的“美国历史和传记”书籍的时候，帕林顿的《美国思潮中的主流》轻松夺魁。但是一群历史学家对其称赞有加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帕林顿的研究方法和写作角度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史。在文学评论家们看来，《美国思潮中的主流》与其说是文学史，不如说是一部经济和政治评论，他们的结论是，要成为真正的文学评论，美学批评是必不可缺的。帕林顿激发了30年代骚乱政治世界中那些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情绪，另一方面，他也让许多文学评论家和教师感到不快，这些人就是新兴的新批评学派美学理论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帕林顿本人从来没有声称他的著述是在进行文学分析，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种认为《美国思潮中的主流》缺乏文学批评建树的吹毛求疵是不公平的。早在1908年，他就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公职是英语文学教师，但事实上我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对那种深深毒害我们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的粗野而自私的物质至上主义宣战。”帕林顿始终恪守这一目标，他在第一卷的序言中指出：他将“走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宽广大道而不是狭隘的纯文学小路上；这一研究的主要分水岭是由那些先于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的力量决定的，它们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思想的整体，那正是文学的起源”。在第二卷中他又重申了这一目标：“我对美学评判并不是特别关心。我根本不打算评价谁的名声有多高，或者谁在文学上的建树有多大，我要做的，是去了解我们的先父之所想，了解他们写作的宗旨。”

然而这并不能够为帕林顿书中关于梅尔维尔、梭罗和其他作家的蹩脚章节开脱。在和他持同样观点的马西森等人看来，帕林顿评判文学作品的方法浅薄并误入歧途。提到《白鲸》和《瓦尔登湖》就不能不评判它们在美学上的价值，马西森这样争论道。一个评论家也不能仅仅因为其真诚地道出了“所思所想”就去赞扬一个拙劣的作者，而帕林顿在第三卷中恰是这样赞扬那些自然主义作家的：“他们的作品或许算不得精妙的艺术——评论家们总喜欢屡次重申这一点——但是这些作品是那迷惘而漂泊的一代人发自心底的真诚的声音。”帕林顿在对豪威尔斯的评论中也暴露了同样的问题：“【他】后来逐渐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却因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文学和美学倾向而止步不前。”

从美学角度出发，马西森也指出了范·威克·布鲁克斯《创作者与发现者》系列的首卷《新英格兰的兴旺》(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中的问题，他指出，布鲁克斯并没有仔细研究他所选择的作家们真正引人注意的那些观点，他也根本没有研读过文本本身。布鲁克斯似乎不仅对文学价值不敏感，也不能够对“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一周》(The Week)或《瓦尔登湖》作出分析”，他也缺乏专业上的严谨性。一言以蔽之，布鲁克斯是一个文学普及者和集大成者，却不是一个严肃的文学评论家或学者。

马西森并没有言过其辞，但《新英格兰的兴旺》却非常畅销——它前后印刷了不下40次，并为布鲁克斯赢得了普利策文学奖的荣誉。布鲁克斯印象派的文风常常将自己的评论与所选作者的引文交织在一起，不免显得矫揉造作而透着伤感情绪。然而他常常能够成功地唤起人们对杰斐逊和爱默生的文学遗产的回忆，在布鲁克斯看来，这两位正是凸显美国经验和美国传统之特点的写作者。

佩里·米勒(1905—1963)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他更喜欢的一个称呼是“文学史家”。米勒1935年出生于芝加哥，曾进入私立学校学习，1922年在芝加哥大学开始了本科学习。一年后他退了学，当上一名演员，后来又作过航海商人，前后到过墨西哥、欧洲和非洲。正是在非洲，米勒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皈依的突然转变，一个内心的声音告诉他说，他要做美国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那个声音赋予我一种难以推卸的使命感，即详细阐述在我看来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内在推动力的那种东西。”他回到芝加哥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并开始在评论家伯希·H.伯因顿(Percy H.Boynton)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生学习。他后来移居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去做博士论文研究，该论文后来成为他的第一部著作《马萨诸塞正教》(Orthodoxy in Massachusetts，1933)。

在《新英格兰思想》以及后来的著作和文章中，米勒对于文风的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意象、隐喻以及“平实的白话”，也特别关注了清教徒文学与英国人在美国定居的行为之间心里和情感上的前后呼应与共鸣。学者们就米勒的研究结果展开了激烈争论，认为他错在无视不同类型的存在，为了追求一种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清教徒“思维”而未对早期清教徒中存在的差异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他过于关注神学家、牧师和教育家，而忽略了民众中的大多数。米勒在资料来源的选择方面也受到攻击，有人认为这些资料的类型并没有米勒声称的那么广泛。而他的研究方法固然严谨，对于某些读者来说则不仅显得吹毛求疵，甚至有幽闭的倾向。

即使如此，《新英格兰思想》仍不啻为令人瞩目的成就，随后米勒又出版了其他卓越的书籍和文章，包括一部洞察敏锐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传记(1949)。米勒用自己的笔描绘了清教徒向广阔的荒野进发时所显示出的力量和严肃态度，以及他们与爱默生时代的联系，并有力地批驳了帕林顿在《殖民者的想法》(The Colonial Mind)中所提出的关于新英格兰精神性和新英格兰文化的主张。在他的学者生涯以及他在哈佛教书(1913年米勒开始在哈佛教授“历史和文学”课程)的过程中，米勒还对门肯等人对美国清教徒历史所作的简单化的武断讽刺提出了质疑。如此一来，美国清教徒主义才成为值得深入探讨和历史反思的一门学问。

与米勒的巨著一样，马西森的《美国的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也受到了评论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抨击，首先是因为它集中讨论了五位白人男作家而没有把玛格丽特·福勒、哈丽叶特·比彻·斯托、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其他内战前时期的女作家和美籍非裔作家包括在内。1849年，在一篇关于《美国学者》的讲演中，西奥克·帕克(Theodore Parker，1810—1860)断言道：“我们有一个系列的美国文学作品是只能由美国人在美国本土写就的，那就是关于逃亡奴隶的生活系列。”温德尔·菲利浦斯(1811—1884)在1853年总结“废奴运动的哲学”时争辩说，反对奴隶制的事业所造就的演讲和其他文学作品呼应了人们呼唤独特的美国民族文学的声音：“这一争论在真正的美国文学缔造过程中堪称最高尚的一笔。”两年后，在为废奴运动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8—1895)说，19世纪50年代可以“被后代们看做是废奴文学时代”。然而马西森几乎根本没有提到奴隶制和废奴运动，因而尽管他花了大量篇幅描述那个时代，却误读和曲解了那个时代，这一点令人不无困惑。

尽管如此，《美国的文艺复兴》仍不失为美国文学研究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书。它重新界定了美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术语集合，使得一个新的文学经典为世人所承认，并和米勒的作品一起最终促成了美国研究在美国本土和海外得以发扬光大。

马西森1902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那，其祖父是西部钟表公司的创始人，1918年去世时留下了1000万美元的遗产。马西森的父亲在商业方面则毫无建树，作为丈夫和父亲也同样失败。马西森和三个兄弟姐妹是跟着母亲在伊利诺伊州的拉萨尔长大的，他的祖父就出生在那座城市。从私立学校毕业之后，马西森考取了耶鲁大学，在那里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且因为聆听了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和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两位社会主义者的演讲而深受影响。他后来获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学习，随后又在哈佛念完了研究生课程，从那时起到他1950年自杀，马西森一直没有离开过哈佛。马西森有着非常复杂的人格——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一位深具洞察的评论家，一位启人心智的教师，一个基督教徒，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男同性恋者。(他持续20年的伴侣是画家罗素·切尼【Russell Cheney】，两人在1924年首次相遇，一直没有分开。)

《美国的文艺复兴》之所以具有如此卓绝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它以富有说服力的方式突出了爱默生、梭罗、霍桑、梅尔维尔和惠特曼，还将《自然》、《瓦尔登湖》、《红字》、《白鲸》和《草叶集》奉为——用布鲁克斯在其《场景与人物》一书中提到的词儿——“美国的文学权威”。马西森称自己著述《美国的文艺复兴》是一个道义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行为，他通过这部书向美国文学致敬。在马西森看来，文学能够重新燃起人们追求自由和平等理想的火把。

马西森进一步提高了帕林顿和布鲁克斯(以及他们两位之前的巴雷特·温德尔)关于“新英格兰文艺复兴”的调子。他将自己的书与T.S.艾略特回归16、17世纪英国文学的事实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这位诗人重铸了一种诗歌传统和对诗歌的独特理解，成为现代主义创新的最佳典范。然而马西森的作品在文学层面上也拥有相当的权威性，因为它回应了30年代在许多读者心中燃起并一直持续到40年代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渴望，这些变革能够以行动表达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们所呼唤的美国民主的未来前景。

马西森认为，自己的文学作品是20世纪30年代激进政治运动的产物，书名即呼应了1935年出现的“呼唤美国作家议会”之类的语汇，指出“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诞生了”，对于每一位作家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可以“歌颂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并倡导以革命的手段去赢得这样的生活方式”。然而《美国的文艺复兴》还启迪了不少在政治上不那么激进的教师和评论家，它是那样吸引着美国文学的读者，让更多的人皈依美国文学，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和主张如何。马西森让阅读和评述美国文学成为对每一位美国学者和学生都必不可少的、严格自律而又令人奋发的尝试。

除了《美国的文艺复兴》外，马西森还写过关于艾略特(1935)、詹姆斯(1944)和德莱塞(于马西森死后的1951年发表)的专著，并就自己战后在国外教书的痛苦经历撰写了一部回忆录——《来自欧洲腹地》(From the Heart of Europe，1948)。从这些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马西森一直试图战胜并以某种方式摆脱的矛盾，这多少令他感到痛苦而力不从心。他自称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却又对保守主义的艾略特充满崇敬之情，因而忽视并试图调和让艾略特的社会和政治思想蒙上阴影的那种不容忍。他一方面热情洋溢地回应惠特曼关于团结、自由和同志友谊的憧憬，另一方面却也真切地洞见到梅尔维尔为人类本身的局限性和劣根性所作出的悲剧结论。

马西森的武断片面令他自己也心力交瘁，他吸收了那些他所阅读、研究、教授和评述的美国作家的观点并将其融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他们既令他心潮澎湃，也让他备受创伤。在创作上多产的马西森英年早逝，48岁时死于自杀。正如与他同是美国主义的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所说：“他被自身的矛盾弄得筋疲力尽、无所适从。”

同样是一种紧迫感驱使阿尔弗雷德·卡津写下了《植根故土》，他称自己的这部书是一部“道德的历史，它要比文学史更为重要”。卡津(1915—1998)是犹太移民的后裔(父亲以粉刷房屋为职业，母亲是一位女装裁缝)，先后就学于城市学院(193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193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他一直梦想成为一名专职作家、评论家和随笔作家。从他30年代中期投稿在《新共和》杂志上最初的文字开始，卡津很快成为一名热情洋溢的写作者，“迷恋着美国”。他以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和刘易斯·芒福德为自己的榜样，卡津后来称芒福德是“美国的拉斯金，一位将所有的艺术珠连在一起的社会理想主义者”。

听取了评论家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尔·范·杜伦的建议，卡津开始启动一部关于现代美国文学的巨著。他在评论《美国的文艺复兴》时对马西森不无嘉许，称后者教会读者们懂得了美国这一“民主国度中的想象世界”，一如爱默生和惠特曼的笔下所展现的那个世界。这种对于自由和同志情谊的称颂，加之以浓墨重彩的、戏剧化的、有时甚至有些狂热的文风，也同样流动在卡津本人笔耕的字里行间。他明确表示自己的研究主题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但他更为深层的探索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灵魂与精神，并试图将其与一战前那些年的文化复兴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发现重新连系在一起。

在1965年写就的一篇文章中，卡津着重谈到了到20世纪30和40年代著述美国文学已经拥有了一种象征意义，他在文中回忆了自己当年写书的那个时代：

和许多20年代成年的作家一样，我也认为美国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继承《小城故事》(Winesburg Ohio)、《偏见》(Prejudices)以及《太阳照样升起》中的那种精神。我坚信，我们革命的30年代人将保留住20年代那些伟大著作中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东西，将其带入一个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更加博爱的社会中。我们会对海明威的虚无主义、门肯的冷漠无情和辛克莱·刘易斯的轻率浅薄加以修正。如同许多对美国文学日益感兴趣的文学激进主义一样，我觉得我可以透过20年代的荒原，看到1912年乌托邦和社会主义的波希米亚风格中闪现的真正的文学博爱情谊。我觉得自己和社会主义者范·威克·布鲁克斯、自由主义和革命绥靖主义者伦道夫·伯恩以及埃德蒙·威尔逊血脉相连，后者在《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中赞扬伟大的20世纪作家们推倒了阻碍现实世界前进的那堵高墙。

在卡津看来，吸收美国文学养分的“饥渴”感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努力，却又有望实现美国这块“应许之地”所赋予人们对机遇与成功的希冀。对于一个拥有美国梦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投身于美国文学工作更具魅力的呢？和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许多其他人(如理查德·赖特)一样，卡津通过自己研究的美国作家，寻找到并发出了自己个人的、职业的乃至政治的声音，这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的文学评论中、在《植根故土》中、在《美国行进：1830—1930——一个至关重要的世纪的主要美国作家》(1984)中，在一系列回忆录中，特别是《城市步行者》(AWalker in the Gity，1951)、《从三十年代出发》(1965)和《纽约犹太人》(1978)中，以及在他在美国国内外的教书生涯中，卡津启迪了许多人，使他们受到震动，从此将批评与教授文学中的美国民主传统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卡津、帕林顿、布鲁克斯、米勒和马西森等人虽然在行文方法和风格上迥然不同，其著作却都因为一种探索美国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激情而熠熠生辉。他们的著作或许有所疏漏或有所偏颇，又或者对于某些读者来说已经逐渐丧失了魅力，然而这些作品却已然成为美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著作中，每一部都系统连贯地表达和赞颂了美国的文学传统，使得阅读、教授和著述美国文学等活动集评判的严肃、力度和预言性为一体。

到了20世纪中叶，学者和评论家们已经缔造了美国文学的学科领域，重建了美国文学的传统——包括其最基本的作家、文本和文学关系。在这些文学关系中，最著名的或许要算是爱默生和惠特曼之间的关系了。在关于美国文学开端的大学课程或著述中，二人的关系不断被选定为重要起点或标志。他们的书信和交往，以及他们对朋友们提及的关于彼此的话(这些后来成为《草叶集》发表的基调)，构成了关于美国文学意义的有力对话，并频繁地被马西森和卡津等人引用，称其列出了那两位伟大作家以及后来的美国作家们所孜孜追求的鲜明的“美国”文学议程。

1855年，爱默生对惠特曼说，《草叶集》是一个“美妙的礼物”，是“迄今为止美国为世界所呈现的最敏锐的才思和最深邃的智慧的结晶”。第二年，爱默生还对卡莱尔这样说道，这部诗集“有着无以名状的怪兽般的可怕造型和野蛮力量，从这一点上说，它毫无争议是美国的”。“美国的”——这也正是惠特曼在吟诵自己的诗歌时不断提到的一个词。他承认各种英国式的背景构成了美国文学生长的沃土，然而在1856年版《草叶集》的附录中他又指出，所有那些全都是在为美国文学的最后诞生做准备：

美国天然地继承了一整套现成的英国文学，这笔英国语言遗产可谓华丽富有，包括各种文学传统，涵盖诗歌、历史、哲学、戏剧、古典作品、翻译等各个科别门类，因而显得磅礴宏阔、气宇轩昂。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在为另一种朴素而意味深长的文学进行气势宏大的准备——以后也将依然如是。那是我们自己的文学，是令人振奋、鲜活灵动、充满活力的文学，表达着这片国土上的男男女女们的真实情感，赋予所有事物以现代意味；它成长得茁壮健康、体态丰美，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相连；连带着所有对家园的顾念，对一同成长的男女青年的至诚理解，以及对一同老去的天下父母的无比眷恋。

要使美国文学在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具有本土化和现代化两个特点，美国本土作家需要索取，更需要超越英国的文化遗产。这项看起来伟大的任务却也不无残酷和极端：“著作权威、经典诗集、美文范本、音律文法、如雷贯耳的大师的名字，所有这一切当初舶来美国，而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其唯一的用处就是要我们去摧毁它们，要我们甩开一切传统的包袱，向着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时代迈进。”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惠特曼的豪言壮语又恰恰表明，美国的文学很难被真正界定为“美国本土”文学。于是到了后来，美国人自己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受到“摧毁”，正如他们当初对待相对立(亦或并行)的英国和欧洲文学传统一样。美国文学从来都不仅仅是“美国的”，无论美国作家怎样叫嚣地宣称他们丝毫不受外国影响，并尽其所能地创作出优秀作品，以求脱离外国文学传统，美国文学还是应该被当做一个复杂的多元文化体看待，而背离于其所追求的国家纯粹性，应该被看成是不断与其他文学(特别是但不仅限于英国文学)及其文学史融会贯通的。唯其如此，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美国文学及其文学史才能够成其为一个连贯统一的文化现象。

如此说来，美国文学的成长、兴起并(如学者和评论家所述的那样)在20世纪达到高潮的过程，恰是美国这个国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美国的文学和文化与世界各国的文学和文化不断碰撞、磨合和交汇的过程。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学无疑是伟大的本土文学，但同时也是国际文学。无论哪个嘲笑或置疑别国文学的美国作家，总有无数美国作家会在他们身上发现别国文学传统的影子，或揭示出他们其实是拒绝承认所有别国文学对于他们本人的影响和意义。

英国的大作家们让那个粗鲁地吵吵嚷嚷的美国人马克·吐温(1835—1910)颇感到不耐烦——这位作家自始至终用自己的声音奏响美国的音符。他在1885年写给豪威尔斯的信中说自己痛恨《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我讨厌这部小说中冗长乏味的感情和动机分析，讨厌作者频繁使用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单句诗文、哲言警句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然而有不少美国作家对乔治·艾略特崇拜有加，视她的小说为自己在文学上的给养。“我对《米德尔马契》的评价如何？”艾米莉·迪金森(1830—1886)如是说：“何不干脆问我对伟大的作品评价如何？”

而尽管声称自己如何痛恨乔治·艾略特，又如何讨厌简·奥斯汀，马克·吐温并非真如他自己所称是完全乡土化的；他喜欢本·琼森的戏剧，热爱勃朗宁的诗歌，并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与查尔斯·杜德雷·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合写)《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1873)中大量引用“各国语言的”文学。马克·吐温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充满了对英国文学的模仿取笑，却也不能说不是在向英国文学致敬——他在《哈克·费恩历险记》(Huckle berry Finn)中对哈姆雷特的独白所作的颇为亲切的滑稽模仿便是值得一提的例子——他知道那么多英国文学典故并在自己的作品中频繁地引用，这始终是他戏剧技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吐温笔下的上校商贩和哈克·费恩等人物的塑造也借鉴了狄更斯笔下的麦考伯【Mr.Macawber】和皮普【Pip】。)

在对马克·吐温最为崇拜的H.L.门肯看来，吐温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超越美国国界的丰富想象力恰是他最伟大的天赋。门肯虽批评吐温的作品有着“乡土的市侩气”，却又说在《哈克·费恩历险记》中，吐温超越了他自己一贯沉溺于其中的狭隘的乡土主义。门肯坚持认为(1917)，吐温以自己的天才“在丰沃的想象世界自由驰骋，他超然物外，游刃有余地醉心于用喜剧揭示人性的弱点并对其加以鞭辟入里的尖刻讽刺。所有这些，让人不免联想起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艺术家”。门肯认为，马克·吐温作为一个美国作家所创作的最优秀的作品，恰使他看起来与三个世纪前的欧洲文艺大师们最为相近。

不止迪金森，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沃顿也对乔治·艾略特评价很高，两人也都研读过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和福楼拜。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从艾迪生(Addison)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身上汲取养分，威廉·卡伦·布莱恩特从华兹华斯的诗行里萃取精华，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则多少可以看成是美国的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梅尔维尔在自己的书中引用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圣经》中的典故；凯瑟琳·玛丽亚·塞奇威克(Catharine Maria Sedgwick)和19世纪20、30、40年代的其他通俗小说女作家都是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的崇拜者；苏珊·沃纳(Susan Warner)潜心研究英国文学传统，甚至将自己比拟为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小说的主人公简·爱。

豪威尔斯对托尔斯泰，凯特·肖邦(Kate Chopin)对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弗兰克·诺里斯对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乃至德莱塞对哈代、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无不怀有尊崇仰仗之情；庞德对法国文学、古典文学和东方文学颇具造诣；T.S.艾略特深受法国意象派影响；在海明威的身上能够看到莫泊桑、屠格涅夫、吉卜林等许多欧洲作家的影子；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独钟情于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杰克·伦敦的书里常出现尼采和马克思的只言片语；艾伦·格拉斯哥则声称自己是在读了《战争与和平》之后，才开始逐渐了解自己的文学天分：“第一次阅读托尔斯泰时我所受到的震撼，就像是得到了来自天国的启示，又仿佛听到了末日审判的号角。”

格特鲁德·斯泰因在1905年至1906年间写《三个女人的一生》(Three Lives)的本意，是想翻译福楼拜的《三故事》(当时她坐在椅子上，仔细观看毕加索给她画的肖像)。舍伍德·安德森称他最崇拜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他在写作手法上模仿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旅行家乔治·博罗(George Borrow)，后来，他又开始模仿D.H.劳伦斯；刘易斯·芒福德提到，对他影响较深的作家有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肖伯纳、威尔斯和苏格兰科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非常专一地阅读萨克雷，称自己写《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目的便有些像《亨利·埃斯蒙德》(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而《夜色温柔》的主旨则像《名利场》(Vanity Fair)。诗人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在他经常阅读的书中写满了从莎士比亚、史文朋(Swinburne)、拜伦、萨克雷、司各特、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泰纳(Hippolyte Taine)、雪莱、弥尔顿、乔叟、斯宾塞、歌德、蒙田(Montaigne)、艾迪生、培根和麦考莱等人的作品中摘录的语句，以及他自己对这些作家的评论。康蒂·卡伦写诗时借鉴了英国浪漫主义诗风；H.D.多改编和借鉴希腊神话；非裔美籍诗人、小说家克劳德·麦凯非常热爱D.H.劳伦斯，他说“我喜欢劳伦斯的语言，对我来说，那是自莎士比亚以来最成熟、最能给人带来享受的文风”；虽说惠特曼、桑德博格和杜波伊斯都是兰斯顿·休斯喜欢的作家，但后者同时声称，他是因为读了莫泊桑的小说才“真正想成为一名作家，撰写黑人的故事的”。

哈特·克莱恩一直致力于撰写一部现代美国史诗，从而奉行惠特曼在自己的散文论著中提及的训谕。然而尽管克莱恩非常仔细地阅读惠特曼和梅尔维尔的作品，他同时也从布莱克、兰波、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乔伊斯的作品中获得灵感，后来又听从了T.S.艾略特对有远大抱负的诗人们的建议，开始阅读多恩、韦伯斯特和琼森。(艾略特这样论述自己的做法：“我觉得我从波德莱尔那里学到的东西最多，他为后人开启了诗歌创作众多的可能性——这一点在我们使用的英语世界中还没有哪一位诗人真正做到——他让我们看到，诗歌完全能够揭示现代都市中肮脏丑恶、光怪陆离的一面，能够将丑恶的现实和光怪的幻象融合在一起，能够并行地表现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在早期学习成为一个美国诗人的阶段，克莱恩和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作家一样大量阅读那些小众杂志和刊物，从中了解国外方兴未艾的现实主义文学实验。少年时代，克莱恩在家乡克里夫兰的一家书店里偶然看到了《小评论》杂志，正是从这本杂志中，他读到了庞德、温德姆·刘易斯、艾略特和叶芝的作品。诗人兼评论家伊沃·温特斯起先是克莱恩的导师，后来成为猛烈抨击他的评论家，他所走的也大致是这样一条文学道路：1916年，在他还是个16岁的少年时就开始订阅《诗刊》，并从阅读中看到了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和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交汇碰撞。正如美国小说家多斯·帕索斯(1896—1970)所断言：“一旦上了图书馆的书架，朱凡诺(Juvenal)和德莱塞同样重要。”

美国文学作为一个门类、学科、传统和社会资源，在始终不断冲撞的同时力图界定国家的界限；人们不断地对美国文学史进行深入的探索质询，所得出的关于其地位的结论也越来越复杂。不断有人提到或呼吁“美国”文学，这早已成了一个强大的声音并不乏实用性，20世纪的评论家和学者们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美国作家不是一直在指出自己艺术中的美国特性，疾呼其作品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国度被创作出来吗？这种为美国文学奔走呼号的长期斗争难道还不能证明美国文学鲜明的民族性？但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艾伦·坡在1845年谈到美国文学时指出的一个重要事实。他说，开创仅仅表现“美国主题”和风格的文学形式“与其说是一种文学主张，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需要”。

换句话解释这个观点：很少有美国作家的作品旗帜鲜明地坚持他们自己或支持他们的评论家们关于国家和民族特性的理论，每当有人呼吁民族性，总有人高声反对，或者认识到，任何真正民族性的美国文学都有必要研习和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资源。在美国文学发展并形成学科领域的整个过程中，美国作家们始终不断地重新界定和创作别国作家们所发明的艺术风格、写作手法和文学技巧。正因为他们的根基深深扎植于其他文学的土壤中，美国文学的发展才呈现为一种不断从其他文学中剥离的过程。

即使是那些坚持死心塌地地追求民族特性的美国作家，也同样没有脱离这种文学上的国际融合。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曾一度高声呼吁独一无二的美国特性，因而他的评论论文和创作作品可谓缔造美国文学的论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于美国文学评论的一点想法》(“A Point for American Criticism”，1929)一文中，他谈到“一旦美国将自己的文学力量聚集在一个模仿英国建立的模子中，美国文学就彻底毁了”；在几年后(1936)发表的一篇关于H.L.门肯的文章中，他又坚持大学里的语言文学系必须认识到“应该将美国的语言文学放在首位，英国和其他语言得往后排”。然而威廉姆斯在1928年写的一封信中对亨利·亚当斯大加赞美，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真知灼见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他是个很优秀的作家，这是他的祖国的骄傲，同时也让其他任何国家——让所有国家为之自豪，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说，任何一个优秀的、理性的作家都必须如此——必须具有国际性。”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y，1897—1962)也叫嚣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作家。他在一次《巴黎评论》的访谈(1956)中谈到他“偶尔读一读梅尔维尔”，除此之外，他只引用非美国作家的引语和著作，他最喜欢引用的作品和作家有：《圣经·旧约全书》、狄更斯、康拉德、塞万提斯、福楼拜、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以及17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诗人。身兼评论家和小说家于一身的罗伯特·佩恩·沃伦在追溯《国王的人马》(All the King's Men)一书的创作初衷时说，他是在读了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伊丽莎白时代悲剧作家的作品之后才获得了创作素材和灵感的。沃伦正是在读了这些文学之后才具备了创作一部美国小说的条件，他的作品依赖(和借鉴)许多其他文学传统和著作，因而《国王的人马》一书才能够超越“美国”文学的范畴，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确属于这一范畴，美国的学者、教师和评论家们自然非常自豪地将其归为这一范畴。

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在写给他人的信件中透露，他本人希望“能够改变美国国内的文学现状”(1913年8月)，他称自己的立场是“完全美国化的”(1916年7月)，并谈到他的诗歌语言与美国的国家特性之间的联系：“我坚信通俗的语言是每一首好诗的根本，正像我坚信民族性是一切思想和文化的根基。”(1918年1月)在一封写给哈姆林·加兰的一封信(1921年2月)中，他甚至自比20世纪的爱默生，号召美国的作家聚集“一点我们自己的文学资源，反对强加于我们的文学之上的外来影响，尤其应该反对我们中的某些一心想要让我们丧失民族特性的人”。

但是弗罗斯特的诗行也一样模仿英国的华兹华斯，在这一点上几乎和爱默生别无二致，他自己的诗作也同样有着显著的“外来影响”，例如收录在F.T.帕尔格雷夫的《英诗金库》(第一版，1861年)中的那些诗篇，就是弗罗斯特曾经援引、继而模仿、后来又尽量规避的创作影响。弗罗斯特在文学创作上除了借鉴美国作家之外，也吸收了不少英国和欧洲作家的给养，他自己深知这一点，因而在一封信(1915年7月)中玩笑而又明确地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应部分地归功于阅读了屠格涅夫的作品”，以及《瓦尔登湖》中的一些篇章。

正如门肯在1920年所说：“思想观点的冲突应该是国际性的。”“约翰·班扬和马克·吐温当然都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诗人兼评论家R.P.布莱克默却说，“但他们两人都无法彻头彻尾地摆脱希腊和希伯莱文学的传统……往昔的传统已经像《不成文法》一样根深蒂固地注入我们的血脉了，不是吗？”诗人兼评论家康拉德·艾肯则在1942年断言：“无论如何，美国文学从此都将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美国文学难以剥离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这一现状，在通俗文化中也有或多或少的体现。例如在1941年10月，经典喜剧系列(Classic Comics series)出版了首部经典文学著作的漫画册——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其他早期出版漫画册的著作有《劫后英雄传》(Ivanhoe)、《白鲸》、《一千零一夜》、《哈克·费恩历险记》和《格列佛游记》，每一本都被压缩成64页的漫画书。1947年，该系列被重新定名为“经典文学作品插图本”。整个20世纪40年代，第一套的28部经典文学作品共售出1亿册。梅尔维尔、马克·吐温等美国作家和大仲马、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和司各特等欧洲作家一样跻身于文学大家的行列。

对这一状况的最为精准的总结，或许要算是诺曼·福斯特在其192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对美国文学的重新诠释》的序言中所写到的话：“美国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比较文学研究，是对国际思想史及其文学表现方式的研究。”为将美国文学发展成为一门正统学科领域，没有谁比福斯特所做的工作更多，但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所赞誉的作家和作品全都是特别的综合体。美国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民族的骄傲。我们当然可以将其作为一门单独学科进行研究，但美国文学研究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脱离其他文学和学科研究。独立的美国文学研究确实存在，又显然不存在。

美国文学是一场真正的思辨、一次论争和一项艰苦的工作，它试图探索和界定一种我们感觉存在或者应该存在而事实上很有可能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学术圈里的福斯特，以及圈外的布鲁克斯、伯恩和门肯，无不是在引用阿诺德、卡莱尔、肖、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柏格森(H.Bergson)、威尔斯、弗洛伊德等英国和欧洲文学大家的话，来为美国文学的一席之地论争辩护。

T.S.艾略特曾经在就美国文学这一论题著述时，以他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一观点：

要论证美国文学史的正统地位——而不仅仅是推崇那些在英国文学史中拥有重要地位的美国人——就必须让人们明白，在每一位美国作家及其作品中，都能确凿无疑地看到美国——而不是英国——的特性。他身上也会有英国的影子，即使他的祖先不是英国人而是瑞典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要写出真正一流的美国文学史，一个美国人所需要了解的英国甚或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知识，要远远多于一个英国人撰写英国文学史或一个法国人撰写法国文学史所需要掌握的素材。(《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29年1月10日)

正是因为许多作家、学者和评论家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学，这一文学的正统地位一经确定，人们便能够敏锐地洞察到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的动态关系，开始意识到美国文学传统的复杂性以及美国作家的多文化和多民族组成，并领会到这一切的重要价值。美国文学越是被更多的人阅读和研究——它毕竟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态的研究主体——就越难以被看做是美国这个国家特有的文学，将其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划清界线。这样一个界定美国文学是什么、不是什么的复杂过程，使得美国文学的诠释变得复杂，也使之拥有了孤注一掷的力量之美、优雅之美和雄壮之美。

2 知识分子、文化评论家和文人学者

爱默生和惠特曼以及他们的同代人和现代时期初的后来者们呼吁广大美国作家高歌美国的民主原则，用他们手中的笔来表现这块大陆的恢宏气度和美国文学话语的充沛活力。但是美国文学的缔造者们以惊人的频率援引和指向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文学模式，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是苏格兰杂文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和英格兰诗人、杂文家马修·阿诺德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20世纪早期的几十年里，卡莱尔和阿诺德是美国知识分子的领袖，是文学评论界的向导。这样说并非漠视爱默生、惠特曼等美国文学领袖的影响，而是在确定外国的一两位用英语语言写作的中心人物，美国作家以他们为标准界定和衡量自身；另一方面，为使美国人能够自豪地宣称自己的文学已真正建立起来，美国作家也需要去和这样的大人物一决高下。

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神学的卡莱尔(1795—1881)后来成为一名教师，他精力充沛，又总是牢骚满腹，对爱默生及其同时代人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影响。他翻译选编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展现他华丽语言和非凡思想的《衣装哲学》(1833—1834)，他的史诗《法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2卷本，1837)，以及收录在《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Hero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1841)中富有煽动性的演讲，所有这些对于美国读者来说，似乎都是作者专为激发和引导远在美国的超验主义诗人和理想主义者们而写就的。爱默生在自己的散文和信件中对卡莱尔大加推崇，甚至在他们建立友谊初期的1834年建议卡莱尔移居美国，他对后者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学术环境，这是一座教堂、一个学校、一个诗人的圣坛，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之家”。爱默生将卡莱尔写给他的信件与朋友和超验主义同仁们分享，似乎那是什么神圣的经文，多少有点像《旧约全书》中保罗的使徒书。

除爱默生之外，其他美国作家也十分欢迎卡莱尔的书，并赞誉他的笔锋——梭罗在1847年的一篇散文中评论说，卡莱尔拥有“我们所知道的最为醇厚的散文文风”，并将其与弥尔顿和克伦威尔媲美；这些美国作家也一样热切希望卡莱尔移居美国。玛格丽特·福勒在1841年发表在《日晷》上的一篇文论中这样总结卡莱尔的影响：“我们到哪里去找第二位这样的伟人，他对当代普通心灵的震撼是如此强烈，个人魅力又是如此的斑斓多姿？”

40年后的1881年，惠特曼在卡莱尔去世时写的文章中，对后者给予了相同的评价，他赞誉卡莱尔有着先知一般的高瞻远瞩和斗士一样的激昂雄辩：

作为一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一个文学界的人物，没有谁能像卡莱尔一样，给后代以最意味深长的启示，让他们了解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里激烈的矛盾、喧嚣和分娩的苦痛挣扎。他所秉承的又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不是拉丁文化或希腊文化，而是彻头彻尾的日尔曼文化。他的风格粗犷雄壮，如火山一般暴烈，他写过许多关于法国革命的篇章，但它们都不如他本人更能够代表法国革命的精神。

卡莱尔是这样一位让人敬畏的英雄，惠特曼接着说道，以至于后代的美国读者们如不付出极大的努力，根本无法想象卡莱尔疾风骤雨般的风格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影响：

后代们仅凭他的著作以及他丝毫不带个人情感的风格，根本无法了解这位作者如何将这个时代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无法了解他如何妙笔生花，如何洞见深远。就连我自己，要想弄清楚所有这些对于我本人的影响也肯定要糊涂一阵子。不过在整个19世纪中后期，没有一种思想观点，或者哪怕只是一知半解，没有明显地带有托马斯·卡莱尔的影子。

卡莱尔在他后期的作品，特别是《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843)的某些章节中所走过的反民主道路，惠特曼和爱默生都没有遵循。爱默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第二次访问英格兰期间，注意到卡莱尔“言谈中透露着不快，他非常孤独，对周围的人事深感不满和压抑”。在《新编短文集》(LatterDay Pamphlets，1850)和《孤注一掷：之后呢？》(“Shooting Niagara：And After？”，1867)中，卡莱尔那种充满痛苦的易怒情绪更加明显，他尖刻地声讨民主改革“难以形容地”迷狂，并呼吁“一小撮贵族核心人物”起来建立秩序，为“高贵的事业”而战。卡莱尔还在《就黑人问题偶尔发表的几句评论》(Occasional Discourse on the Nigger Question，1853)中显示出对黑人极为无礼的羞辱态度，借此来反驳在全英格兰“流行一时的‘汤姆叔叔风潮’”，在他看来，这场反对黑奴的运动完全是由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的小说的出版引发的。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对南北双方都不无嘲讽。“看他们闹的，”卡莱尔说，“他们自相残杀的原因其实很可笑，只因为一方喜欢终身雇佣奴隶，而另一方喜欢按小时雇用。”这种嘲讽的语气大大激怒了《解放者》(1831—1865)的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致使后者从此后只要看到卡莱尔的肖像就不无仇恨，认为“那个自由公敌满脸的线条都是如此可恶”。

然而卡莱尔作品的这些特点并没有像人们先前预想的那样，令爱默生和惠特曼等人头痛不已。正如爱默生在1870年写给卡莱尔的一封信中所说，卡莱尔的美国读者们已经原谅了他在南北战争期间的“昭彰罪恶”。他们赞同卡莱尔对于道德和精神沦丧、物质主义和金钱交易的猛烈抨击。尽管他愤怒的文字指向的是英国，其似乎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趋势也不无相关，而这些正在威胁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卡莱尔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不妥协的正义感，他对于神圣“工作”的无私奉献(正是这一点让梭罗倾心不已，后者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工作、工作、再工作”)，使他的文化批评始终是爱默生及其同时代人创作的灵感源泉。他的嘻笑怒骂让人们的灵魂为之震颤，又启发了多少人的深思，看看《衣装哲学》中的这些文字吧：

不要再这样一团混乱了，建设一个有序的世界吧，哪怕像个世界的样子也好。创造!创造!虽然和上帝的作品相比，我们的创造微不足道得让人感到羞愧，那也要创造，以上帝的名义!那是人类身体内最最崇高的灵魂：那就把它的崇高展现出来吧。来吧，来吧!不管我们的双手能够做什么，让我们竭尽全力，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第二章，第9节)

卡莱尔最根本的力量——法国评论家伊波利特·泰纳曾在1863年说“【卡莱尔】的每一种思想对学界而言都不啻为一场地震”——所造成的影响持续了很久，远比他的那些让美国崇拜者们不能苟同的、关于奴隶制和民主的武断宣言更深入人心。

在1843年为《日晷》杂志撰写关于《过去与现在》的书评时，爱默生提出了一套让世人认识卡莱尔的术语。他反对卡莱尔在讲述危害英国社会的危机时的“那种失衡失态”，也颇不赞同后者文字中略显苍白的矫饰和不断出现的夸大其辞(即使这些频频使人备受吸引)。然而尽管如此，《过去与现在》仍不失为令爱默生深感触动的一部巨著(一部“抒写英国的苦难的《伊利亚特》”)，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在评论现实和政治问题时所应表现出来的“勇气”。卡莱尔不愧为一位“文艺大师”，有着“知识分子的尊严，他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从不偏离自己的事业；他继承了历代伟大学者的优良传统，用最崇高的诚信与荣誉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天职”。

爱默生在卡莱尔去世之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收录了1844年写的一封信和日记中的某些片段，他在那篇文章里再次提到卡莱尔的作品中随处体现出来的那种伟大的“写作者的态度”。爱默生复述了卡莱尔不惜亵渎的“自由思想”(青年们“赞颂共和制，而我独对俄国沙皇情有独钟”)，但他最终把这一切抛开，赞誉了卡莱尔的独立精神：“他是学者中的典型代表，从不向任何其他学者谄媚低头。”用爱默生的说法，卡莱尔能够洞穿事物的表面，直达问题的实质。

卡莱尔让爱默生和几乎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们感到着迷，只有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是个例外。在1843年8月发表的一篇关于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的论文中，坡提到卡莱尔是“一头驴”，其后又在1846年4月的旁注中对这一判断做了补充：“我对卡莱尔没有一点点崇拜之心。10年以后——也许不出5年，他在人们的记忆中也不过就是个喜欢满嘴唾沫星子讽刺他人的老头儿。”

几十年后，亨利·詹姆斯爵士(1811—1882)在1881年5月为《大西洋月刊》撰写文章时，对卡莱尔作出了更加准确、也更为敬重的评论。他称卡莱尔为天才，却也指出了其个人缺陷，在他看来，这不啻为卡莱尔社会评论的一处污点：

我一直觉得卡莱尔对于真和善的热爱更像是一个画家热爱手中的颜料，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有了这些，他就可以在创作过程中达到某种期望的效果。的确，对于每一个为真理和正义而疯狂的人，卡莱尔都不无鄙视(这都快成为他的招牌了，颇带有一点喜剧色彩)，这使他不信任任何希望作出某种现实改革的机构。他本人习惯于用高高在上的怀疑论调质疑现存的一切制度和教条，但他显然不过是为了某种文字上的哗众取宠，或者说是对自己的审美能力孤芳自赏。如果有谁误认为他是一个改革者，想要在俗世中替天行道，普渡众生，他自是勃然大怒。正因为如此，他恨美国人，称我们为平庸者聚集的国度——就是因为我们将他的话太当真，以为他真有心为天下人谋福利，欣赏他、推崇他、依赖他。他恨我们，因为一个隐秘的直觉告诉他，只要再观察得仔细一点，我们对他那种极度的信仰就会全然失去根基；他恨我们，因为谁也不喜欢有人将幼稚的看法强加在自己头上。

在詹姆斯看来，卡莱尔在自己的狂怒中找到了一种极大的、几乎荒诞得可笑的满足感。詹姆斯认为，这恰是我们手中的一把钥匙，可以用来直达一个无法认识和探知其真正动机的自我深处。詹姆斯深入考察了卡莱尔坚决以自我为话语中心的动机，这一点无论是爱默生、一神教派牧师和宗教改革者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1802—1880)、身兼编辑和杂文作家的奥里斯特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1803—1876)，还是其他研究卡莱尔的学者，大家都没有观察到。不过这一判断并没有颠覆卡莱尔在读者中所拥有的以及爱默生和许多同时代的其他人冠以他的崇高地位。

爱默生所写下的关于友人卡莱尔的充满激情的文字表明，后者最接近于他本人在1837年撰文召唤的“美国学者”精神的化身。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爱默生会几度三番地邀请卡莱尔来访美国，如果有可能，还希望他能长期居住在美国。卡莱尔似乎应该是属于美国的，因为他是坦白直率而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文学创作者的典型代表，而这恰是爱默生的国家所呼唤又尚未哺育而成的。

在惠特曼看来，卡莱尔不是什么至高无上的文人学者，但他关于民主之局限性的论述却具有普世的指导意义。首次读到《孤注一掷：之后呢？》一文时，惠特曼觉得整篇文章荒谬得可笑(“可笑而又可悲的胡说八道，猫一样尖刻的喧嚣吵嚷”)。然而他自己的《民主远景》虽说创作时部分初衷是为了回应卡莱尔的杂文，却也效仿了卡莱尔怒气冲天的预言，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与前者无甚差别，即使在他热情召唤美国人奋发图强、发挥这个国家的所有潜能时，也是如此。

“我不会粉饰美国的普选权制度所存在的骇人的危险，”惠特曼宣称，接着，他用卡莱尔一般的魄力痛斥了“商业”和“挣钱”所带来的价值和理想的沦丧：

用严苛的目光横扫过去，用道德的显微镜细细观察，我们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世界已经沦落成为一片萧索干涸的大沙漠，城市中充斥着卑下乏味的奇装异服、奇形怪状和稀奇古怪的东西，活像一桩桩无意义的荒诞小丑剧。我们不得不承认，周围的世界，无论是商店、大街、教堂、剧院、酒吧还是一本正经的官场，到处是庸俗浮夸之风，下三滥的精明算计和不忠不义——满世界的年轻人体格瘦弱、行事粗鲁、习气纨绔、发育不全——到处是放荡形骸、随处可见猥亵的造型，男人、女人、浓妆艳抹、体态臃肿、头发染得古里古怪、盘着发髻、脸色暗淡、不干不净，好女人的妇道正在丧失殆尽，代之以浅薄的审美观、矫揉造作、搔首弄姿，却又毫无做派，(联想到我们曾经拥有的优势，)这恐怕要算是世上最卑劣的一道风景了。

惠特曼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他坚信美国有能力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但他对世风日下不无担忧，由此而与从事社会批评的卡莱尔心有戚戚。惠特曼越是咀嚼卡莱尔的话，越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即使它们起源于(他在一个脚注中提到)“最最封建的价值观”。他从《民主远景》的初稿中删去了一个很明显的对卡莱尔的驳斥，在该书出版时，他还给卡莱尔邮寄了一本，随书献上他“最真诚的崇敬和热爱”。卡莱尔确实写过不少痛骂民主的文章，然而在惠特曼看来他仍不失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热诚而坚定的灵魂”，他值得美国的民主斗士们给予崇高的热爱和感激。

对于1883年至1886年来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的马修·阿诺德(1822—1888)，惠特曼可就没有这样的耐心对他始终如一地尊敬了。惠特曼一度将阿诺德评价为“世界上最他妈愚蠢的蠢蛋”，说他“对美国的国情完全狗屁不通”，称他为“文学界的纨绔子弟”。正如惠特曼在1888年对编辑、传记作家霍拉斯·特劳贝尔(Horace Traubel)所说，阿诺德不过是“画蛇添足”，他“带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我们本来已经消受不尽的：繁复、冗余、肮脏，弥漫着毫无意义的精美、雅致、讲究、柔美、批评和分析。所有这些本来就已经多得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了”。

不过惠特曼又说：“我们不能急于拒绝接受阿诺德。”惠特曼不反对阿诺德对于“文化”的定义，相反，他要做的是扩充这一概念。他要的是“一场先进而长期的文化运动，不是专为某一特殊阶级的，也不是只适宜于会客厅或大学教室里的，而是关注现实生活，关注西部、劳动者、农场、大刨和工程师的现状，关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各个阶层的女性的命运，要考虑彻底的女性平等，要倡导伟大而坚强的母性”。和卡莱尔一样，阿诺德也曾道出美国民主和文明的实情，让包括惠特曼在内的许多美国人感到不得不去响应，不得不作出改变和修正。阿诺德甚至比卡莱尔更进一步，他提出的思想试图界定在一个以物质为中心、崇尚技术、工业化和大肆消费的时代里批评的作用以及文学的重要意义所在。卡莱尔是预言家，阿诺德则是属于现代的。

阿诺德在他1883年的美国巡讲中作了三次讲演《数字；亦或多数派和少数残余力量》(“Numbers；or the Majority and the Remnant”)、《文学与科学》(“Literature and Science”)以及《爱默生》(“Emerson”)。要想评价爱默生在美国听众和读者，尤其是大学中受过教育的人和报刊杂志的编辑中有着多大的影响，这三次讲演不可不研读。不过其中《文学与科学》怕是最值得关注的，它延伸了阿诺德在《批评在当今时代的作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1864)、《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以及《诗学研究》(“The Study of Poetry”，1880)中提出的观点，因为它以让人记忆最为深刻的方式告诉美国，在一个工业化社会中文学研究所能够具有的崇高地位。

与《民主远景》中的惠特曼一样，阿诺德也说美国社会没有民主和传承，人们的修养太过欠缺，对机器和金钱盲目崇拜，不顾一切地追求商业利益，且太容易牺牲其共和理想，美国式的乐观主义动辄被当成不假思索的鲁莽行为的借口。阿诺德断言，文学可以抵制物质主义的势头，拓展和丰富文化的内涵。在阿诺德看来，教育不仅仅是科学知识，还应该教给学生对经典文学保持敏感和产生共鸣，如果能够正确理解，这些文学作品能够大大提升国人的素质，让他们的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

“科学研究的结果越是被人们坦然接受，”阿诺德表示，

诗歌和修辞的本质和内核才会真正被人们抓住、理解和研究，——它们是天才的人们对于生活本身的评判，这些人精力充沛、活力非凡，对无数生活细节保持着非同一般的敏感和关注；——文学作品和艺术的价值就更是如此了，这些正是他们对自身的精力和活力、敏感和关注的表达，被世世代代的人们感受和认知，这才使他们在教育中的地位得以巩固。

从19世纪中叶到90年代一直统领精英文化的那些德高望重的新英格兰知识分子们，像奥立弗·温德尔·霍姆尔斯、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和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对阿诺德的诗歌和散文都颇有研究，他们视他为友人和同侪，奉他为知识界的权威。有时他们也提出异议，认为阿诺德根本没有能够真正理解美国文明和它的语言现象。例如，洛威尔就在1883年的一封信中指出，阿诺德未能洞察爱默生语言的微妙之处，而在他的散文中过于频繁地“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评头论足”，对爱默生加以武断的评判。阿诺德对爱默生的评价也令其他美国人感到不悦，他曾强调说，尽管爱默生是“崇尚精神生活者之友并给他们以援助”，他却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哲学家”。(阿诺德在同一篇杂文中提到，卡莱尔虽比爱默生更富于表现力，他也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然而，尽管这些新英格兰知识分子们纷纷怀疑阿诺德到底有没有资格评论美国生活和美国文学，他们对于阿诺德的文化主张予以附和，对他致力于提高文学品位和鉴赏力的标准的努力也深表赞同。

新英格兰人提到阿诺德的文学评论时表示出特别的赞赏，而在霍尔姆斯看来，他的诗歌也颇可赏玩。诺顿甚至对于那篇关于爱默生的杂文也给予较高评价；在1884年的一封信中，他表示阿诺德激起了爱默生的“追随者”们“狭隘的忿怒”，但他最后作出结论说，那篇杂文是“一篇不小气、不拘泥、不做作的文学评论”。在其关于诗人兼编辑的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尔的著作(1893)中，詹姆斯·T.费尔茨(James T.Fileds)夫人指出，惠蒂尔认为阿诺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卓越的知识分子之一，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明断的评论家、一个勇敢而正直的人，所有说英语的人都应该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另一位重要人物，身兼诗人、评论家和编辑的艾·克·斯特德曼(1833—1908)在阿诺德去世时撰文，简单提了一下阿诺德对美国的评价的不足之处之后，称他为“品位和道德的布道者”，启发“年轻一代提高品位、丰富情感、深入思考”，“拓宽了英语文学评论的范畴”。

阿诺德生逢其时，又超凡入圣，兴之所至虽然是当代的社会问题和文学现象，所牵系的规范准则却超越了单一时代的社会冲突。年轻的亨利·詹姆斯(1843—1916)在1865年为《评论文章》的美国版撰写评论时，正是发现了阿诺德的这一品质并大加赞赏：

阿诺德先生所倡导的文学评论运动的伟大之处和美感就在于，整个运动的范畴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都可以延伸拓展下去。它既关注最为平实的论据，也涉及最为奇异的想象；但这些关注都只是为了探究其中的真理，而不是为了博取掌声，哗众取宠。其之所以高屋建瓴，就因为它建立在理论的根基之上，却不过多地沉溺于具体的结果，那些全由读者见仁见智去评说……它的任务是让真理易于理解和接受，而不是应用真理。要让真理普遍地易于理解和接受，你就不能够过多沉迷于细节。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它的任务之一是要尽一切可能提升理想的重要性。我们或许还应该说，它的任务是要提升知识，即理解事物本质之原则的重要性；它的任务就是要敦促人们起来主张，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应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412詹姆斯赞扬了阿诺德关注真理本身，凭一副文人的傲骨坚决不通过文学评论升官发财或谄媚逢迎的精神。这正是詹姆斯的理想，他希望美国读者也能有远大理想，以此来逆转“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和帝权的胜利”。这样一种理想境界于文学和文化的保护和流传尤为必要。詹姆斯坚持认为文学和文化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不应该用现实的眼光或对其实用性加以评判。詹姆斯对许多评论家都颇有研究，特别是19世纪法国评论史家查尔斯·奥古斯都·圣佩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在我看来，他有着真正独到的眼光、审慎的判断和高尚的品位”)，不过他评价阿诺德的词汇仍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这些揭示了他对文学艺术和生活本身的看法。

1884年，詹姆斯在一篇杂文中再次提到阿诺德——阿诺德旅美时，詹姆斯作为一个英国杂志的美国观察员撰文评论，这在侨居欧洲的詹姆斯看来不无讽刺——，称赞阿诺德为学界领袖。詹姆斯承认，看到阿诺德花那么多时间在各种争辩和运动上，他本人也深感失望，因为阿诺德本可以将他所有“充满热忱的时间”都用来“诠释文学作品”的。但他赞扬阿诺德毫无偏见，并强调：“因为他说过的某些话，所有的文学评论都变得更加从善、更加光明、更富同情、更为明达。”詹姆斯再次指出阿诺德——“一位真正卓越的知识分子”——已经并将继续让整个美国学到许多东西：

因此，当我们扳手数出谁是最洞察世事、最具真知灼见的人，谁对文学和生活最具鉴赏力时，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阿诺德先生。在美国他尤其有责任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教养的形象现身，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人将永远需要侧耳倾听他的谆谆教诲。

詹姆斯提及阿诺德时所用的语言——在他的《威廉·韦特摩尔·斯托里和他的朋友们》(William Wetmore Story and His Friends，1908)一书中，詹姆斯更是将阿诺德等同于他笔下年轻人的“偶像”——恰又是埃兹拉·庞德和T.S.艾略特后来用来形容詹姆斯本人的语言。20世纪前10年的詹姆斯之于读者，正像19世纪最后10年的阿诺德之于他那个时代的读者。在后代的读者看来，他本人的形象也正是阿诺德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教养的人”，将全身心都投入到文学生活中，用全部的激情去追求艺术的真谛。

在詹姆斯的小说和文学评论中，他向现代主义者们展示了应当如何充满热情地追求艺术形式，并揭示了写作技艺中所蕴含的道德意义。在与前面提到的第二篇关于阿诺德的文章同年问世的《小说的艺术》中，詹姆斯不仅说明了小说的本质，也定义了能够写出最好的小说的人的本质特征。这样的人应该能够“从表象猜得出隐情”，能够“追溯事物的内在含意”并“从典型情景判断出整体情况”，能够“完完整整地感受所有人的生活”，而不会对生活中的任何细节一无所知。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年轻的詹姆斯曾赞扬阿诺德追求真理，主张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易于理解和接受。这是詹姆斯表达的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正像他在提到作家特别是小说家应该拥有宏阔浩瀚的创作主题时所作的伟大宣言：“小说家的优势，他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奢侈，乃至令他辗转反侧的一个写小说的人的责任，恰是他可以在没有止境的舞台上尝试自己的设计——他可以进行各种实验、各种尝试，获得重大发现乃至巨大成功——所有这些都是没有止境的。”詹姆斯亲身体现了庞德所主张的终身献身艺术的理想：“任何一门艺术的掌握都是一辈子的工作。”

因此在理论上，詹姆斯拥护阿诺德毫无偏见的文学观，然而他本人的文学评论的局限性，或者也不妨将其视为它的价值所在，恰是它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有偏见的，且随着詹姆斯文学事业的进展，这种偏见越来越重。詹姆斯总是根据自己专注的思考来评判其他作家；他对于那些自己崇拜的作家(巴尔扎克、乔治·艾略特、福楼拜和屠格涅夫)总是出言谨慎、赞誉有加，但是一遇到和他自己的标准有所偏离的作家和作品，他就很难表现出大度的学者风范了。在早年的文学评论中，他对狄更斯(和惠特曼)颇有微辞，而在最后几年，他一直都在恨恨地谈论着康拉德和劳伦斯。他的文学评论中也有其他的盲点(如波德莱尔)，以及很大的屈尊俯就的成分，特别是对爱默生和霍桑。詹姆斯的文学评论大多成就辉煌，值得一读再读，但他对于个别作家应当做这做那的判断，却反映出詹姆斯一副唯我独尊的自负心态。

詹姆斯文学评论最辉煌的时刻，还要数他在一篇关于巴尔扎克信件的杂文(1877)中将巴尔扎克与狄更斯相提并论，对这两位作家的性格刻画：

此二位都是多生事端的人，都是积极入世的，性情可算精力过人，生活可谓风起云涌。两人都有着不可抗拒的性格和意志——即今人所称的“个性”；两人都自信超凡、妄自尊大；两人都债台高筑，因而下定决心拼命挣钱，挣很多钱。在超强的想象力、表现生动可见的事物和人物、具有近乎催眠的能力以及让人对于他们本人和他们的作品同样印象深刻等方面，两人势均力敌。在这方面我们实在无法在两人中间做出选择。历史上，除了他们彼此和莎翁以外，两人也堪称无人能敌。但是他们彼此最相像的地方却在于，他们将自己超乎凡人的想象力视为挣钱的生意，将其看做是一座金矿，毫无节制地过度开采，最终近乎残忍地劫掠一空。

对于新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家们来说，詹姆斯是一个敏感的、富有同情心的、心思敏锐的人，与欧洲的文化体系相得益彰。他是一个严肃的评论家，撰写过《法国诗人和小说家》(French Poets and Novelists，1878)、《霍桑》(Hawthorne，1879)、《不完全的画像》(Partial Portraits，1888)、《关于小说家的笔记》(Notes on Novelists，1914)并为他自己的小说和故事的纽约版(1907—1909)作序。詹姆斯本人就是现代主义者，作为一个充满激情的旅者和侨居国外的人，他无法在美国实践自己的写作技艺。庞德(1918)称詹姆斯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及用我们这门语言写作的最伟大的作家”；还认为，“詹姆斯有着最为敏锐的神经，这是高产作家最需具备的素质”。

艾略特(1918)称詹姆斯为“他那个时代最聪慧的人”，艾略特赋予詹姆斯的这一品质——“聪慧”——正是他本人后来发现(1921)的真正的评论家的“秘诀”：“除了非常聪慧之外，没有什么别的秘诀，敏捷的才思本身可以很快地进行分析，将感性的东西提升到原则和定义的高度。”奇怪的是，即使艾略特钦佩詹姆斯的聪慧，并将聪慧定义为卓越的评论家所须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他仍强调詹姆斯“不是一个成功的文学评论家”，并得出结论：“他对于文学作品和作家的评论太过软弱，没有力量。”这样一面赞扬、一面贬低詹姆斯，使艾略特自己在文化界的地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他将拥有詹姆斯曾经向往但不曾有机会拥有的地位。

在一个更加赞誉性的评价(1934)中，身兼诗人和评论家的R.P.布莱克默也持同样主张并动用了艾略特评论詹姆斯的的关键词：“应该突出的是他的聪慧——詹姆斯无疑是一个富有自由精神的小说家，对于情感和形式都有着开明自由的聪慧。”布莱克默谈到詹姆斯的序言时说：“文学评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志向远大，也从来没有如此有用过。”美籍非裔小说家理查德·赖特(1908—1960)研究了布莱克默编辑的詹姆斯的序言版之后，建议他的朋友、后来写出《隐形人》(Invisible Man，1952)的拉尔夫·埃利森(1914—1994)也深入研究一番，定能受益匪浅。

对于布莱克默、赖特和埃利森等许多人来说，詹姆斯是文学评论标准的制定者，是知识分子的典范。甚至马克思主义记者弗洛伊德·德尔(1887—1969)也为詹姆斯所吸引，认为詹姆斯繁复曲折的写作风格表明他拒绝与一个堕落文化的浮夸习惯相妥协：“尽管亨利·詹姆斯写的东西会让我们半天找不着头尾，我们仍然越来越崇尚和热爱他，就是因为那些句子带着人所共知的傲慢态度，那是詹姆斯公然蔑视平庸读者的要求，作家当然不能为他们描述和诠释平庸生活的意义。”现代主义者们为詹姆斯所赋予的角色，恰是詹姆斯曾说过阿诺德首先执行的也是艾略特——被艾伦·泰特在1925年称为“现今在世的最为聪慧的”艾略特——最终胜利完成的角色。

在现代主义者们，乃至他们的追随者和学生们看来，詹姆斯使得他们对于艺术、道德和本真的理想不再空洞无物，因此到了20世纪40年代，詹姆斯就被赋予了伟大的象征意义。在一篇发表于1945年的书评文章中，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1914—1972)称詹姆斯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经历与我们有着最直接的对话；或许其他人的经历离我们更近，但他们有没有詹姆斯的权威性，形象也没有他那么高大”。1948年，早先已经从现代世界角度重新研究了阿诺德(1939)的莱昂内尔·特里林称《卡莎玛丝玛公主》(The Princess Casamassima)“以无可比拟的笔触真实再现了我们的文明背后的精神世界”。似乎詹姆斯早就预见到，后来的人们需要那种“道德的现实主义”来调和30年代的政治极端主义，对抗斯大林主义的种种罪恶。也是在1948年，埃德蒙·威尔逊对时人对詹姆斯的“狂热”表示怀疑，但他也证实了詹姆斯作为小说家、评论家和知识分子的象征性地位：“詹姆斯如今一举成为19世纪美国小说家中独一无二的佼佼者，他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事业中，具有一流的写作和鉴赏能力。”

威廉·狄恩·豪威尔斯(1837—1920)却拒不接受人们给予詹姆斯的高度评价，尽管豪威尔斯本人也终其“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事业中”。在言辞激烈的评论家和编辑H.L.门肯看来，豪威尔斯盲目追捧已经太过时的阿诺德风格，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健康有力的风格或内容奉献给当代，作为一个作家，他实在是“无话可说”。(门肯也曾这样打击詹姆斯，说他“多少有点儿像个超级豪威尔斯，身后留下了一堆耗时费力写出来但基本上空洞无物的著作”。)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于大多数评论家和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正是豪威尔斯最醒目也最惹人厌烦的特征——他偏爱在“某种生活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物身上的那些19世纪的严峻品质——而几十年后，这些恰恰又成了特里林在一篇赞美豪威尔斯的文章(1951)中所用的词语。豪威尔斯的作家生涯始于一部林肯的竞选传记(1860)，但终其一生，他在人们眼中始终与20世纪早期的文化评论家和文学宣传者无关。

豪威尔斯本人曾经赞誉过卡莱尔，称后者是一个“让真理永远活在自己心中”的人，和詹姆斯一样，他也尊崇阿诺德，但在这位来自中西部的民主党人看来，阿诺德在自己的巡回演讲中抱怨美国没有“显赫的文化”，完全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致力于人人平等的力量所在。豪威尔斯也谈到过许多詹姆斯评论过的作家，但他对待他们的态度更加好奇(这也是阿诺德式的)，也更加支持，言语也显得宽容而有雅量。他比詹姆斯更加公正而无偏见，当然，语气中也少了那种屈尊俯就的傲慢。

和詹姆斯一样，豪威尔斯也写过许多关于屠格涅夫、左拉等欧洲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的评论文章，但他也撰文评论美籍非裔作家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 Chesnutt)、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和保罗·劳伦斯·邓巴以及犹太作家兼编辑亚伯拉罕·卡恩，他第一个高声宣称迪金森诗歌的伟大(1891)，他鼓励过和评论过的作家截然不同，有些甚至彼此敌对，如詹姆斯和马克·吐温。

虽不如詹姆斯那般鞭辟入里，豪威尔斯也同样不失为一个聪慧的评论家。而在现代主义者们看来，他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他在1886年建议作家们热忱地接受和赞颂“生活中明朗美好的一面”，宣扬“我们幸福生活的现状”。这就给豪威尔斯打下了这样一个印记，仿佛他在没心没肺、不辨是非地为美国民主辩护，尽管作为知识分子的豪威尔斯曾经公开谴责1887年对在芝加哥草集广场上集会抗议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市民谋杀”，并极力推崇诺里斯、加兰、克莱恩和德莱塞。这让人们以为豪威尔斯不愿意严肃地将文学看成是一种“生活批评”，用以检验各种流行一时的社会和文化假说。

豪威尔斯“的气质就像一个虔诚的老处女，其最大的乐趣就是去牧师的家里喝一杯下午茶”，辛克莱·刘易斯在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1930)中如是说。其他人也承认豪威尔斯是一个真诚的人，但猛烈抨击他的散文的韵律和结构。“豪威尔斯是一个真实反映社会风尚的小说家，”康拉德·艾肯作出了这样的结论(1924)，“写作风格却极为平庸。”艾伦·格拉斯哥则在她的自传《女人心》(The Woman Within，1954)中这样评论道：“对于整整一代人乃至更多人来说，美国所有让人认为不错的小说都染上了【豪威尔斯式】现实主义的乏味温吞之气，突然间充满了一串串的精雅辞令。”早在20世纪初，豪威尔斯就已知道自己的影响日渐衰落，他曾对亨利·詹姆斯说：“比起今天的新人们，我已经成了一个老朽的偶像，曾经宏伟的塑像一截一截矮下来，周围的野草在惨白的月光下疯长，无人问津。”

然而许多文学现代主义者不把豪威尔斯放在眼里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散文风格。他不仅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党派，后来，他还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他在政治上的倾向性成为他文学研究方法的主要构成因素。正如他本人在一篇关于阿诺德的文章中谈到的：“艺术必须是民主的，其次，我们应该在艺术中发出美国的声音。”从大多数现代主义所采用的视角来看，豪威尔斯降低了文学的标准，将平庸也纳入其中。但事实上，他是在建议作家和读者更广泛地理解美国的意义，理解文学的各种选题。他在驳斥阿诺德时提到的那些“显赫的”美国人有林肯、朗费罗、北军统帅及美国总统U.S.格兰特、爱默生，以及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斯托和霍桑——这个混淆各色人等的名单自然不能令阳春白雪的詹姆斯和艾略特满意。

豪威尔斯对于文学界人士的“生活批评”概念给予强烈回应，而当他在自己关于阿诺德的文章中回顾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社会时，却为那个社会政治上的腐化堕落、经济机会的普遍缺失、大兴土木破坏公共土地、商业巨头专制垄断以及剑拔弩张的劳资关系深感不安。“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豪威尔斯说，“要是你还有一点良心或人性，你就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安然地在这里生活。”阅读托尔斯泰使他了解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使命，那就是“让人们更加了解彼此。这样，所有的人都将更加谦卑，博爱将赋予人类力量”。

在豪威尔斯看来，小说家必须是所有人的“老师”，因此必须讨论确定“课堂”的疆界。他坚持主张，“蔑视老师的权威是贵族精神最后的庇护所”。豪威尔斯的观点是伦理的而不是政治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并没有经过完整的训练，无法了解发生在身边的社会危机，但他的献身精神却是真实的。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文学方面，他也绝不高高在上、孤芳自赏，这一点显然不同于他的天才朋友亨利·詹姆斯和后来的T.S.艾略特。

整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豪威尔斯、詹姆斯等作家都启用了阿诺德的词汇，特别是“生活批评”这一词汇，来宣扬知识分子和文人学者的作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阿诺德的生活和文化立场，他关于文学的判断也不能令所有人信服，但是他代表了一种高尚的理想和严格的鉴别能力，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一种许多作家都希望实现的责任感，无论这些作家的观点和意见如何不同。

阿诺德对艾略特有着深远的影响，艾略特虽不同意阿诺德的观点，却无法将其远远甩在身后。他对诗人兼评论家的艾伦·泰特也有一定的影响，后者称阿诺德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评论家，他善于评论各种思潮，也善于评论他所处时代的作家的生活和写作环境”。文学和伦理评论家W.C.勃朗耐尔和斯图尔特·舍曼将阿诺德看做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物，舍曼还于1907年至1924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开设了一门著名的关于“理想的文人”阿诺德的课程。小说家、弗洛伊德评论家和美国犹太人经历的记录者路德维格·路易生(Ludwig Lewisohn，1882—1955)眼中的阿诺德就更非同寻常了。他在自己的自传《逆流而上》(Upstream，1922)中这样描述自己阅读阿诺德的文字后的感受：“我一再地阅读所有阿诺德的作品”，并评论说(也是在1922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阿诺德，思考着阿诺德，鼓吹和宣传着阿诺德。”

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史学家C.L.R.詹姆斯(1901—1989)回顾说，他和特立尼达的朋友们完全是“按照马修·阿诺德的准则”生活的。他回忆到，那时他正试图像阿诺德那样，传播“甜美和轻快，以及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思想和言语”。更早一些，美籍非裔教师、牧师和传教士亚历山大·克兰梅尔(Alexander Crummel，1819—1898)就在《非洲和美洲》(Africa and America，1891)一书中赞扬“天才的作家”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在人们没有准备好接受人权之前，强权是必要的”，以此来为基督教在非洲指导和教化“异教部落”的行为进行辩护。

阿诺德还被威廉·莫顿·佩恩(William Morton Payne)视作权威，后者在文学评论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功绩，是他在19世纪90年代将所有关于“英语语言”在美国各大学院校中的情况的报告编纂成集。1904年，佩恩编辑了第一部美国文学评论集，用一句阿诺德的格言作为全书的引子，以应“摆脱该书的乡土气息”之需。在佩恩等人看来，阿诺德系统地建立了新的文学研究学科体系，鼓舞学者们从事文学研究，以此来抵制美国社会生活中一味追求金钱和商业利益的不良世风。

阿诺德本人对于科学研究方法深感不安，但他竟然在19世纪70年代考虑要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谋得教授一职，如此想来，不由得令人有点吃惊。人们会感到好奇，对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采取的研究生教育的德国模式以及该校的专业风气，阿诺德会作何反应。阿诺德本人虽然是文学研究体系的创立者之一，但却反对文学研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威廉·狄恩·豪威尔斯也在1882年受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教职，在众多的语言学家中，他和阿诺德两人无疑是一对奇特而不可思议的组合。

无论是对保守派、激进派还是两者之间的中间派别，阿诺德都是一个理想的评论家和知识分子。旅居海外的伊迪丝·沃顿(1862—1937)在罗列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诸项目标时，就曾借用阿诺德的理论，在一封信(1905年12月5日)中指出，对她来说只有作为“生活批评”的小说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在另一封信(1909年2月12日)中，她指责剧作家和评论家肖伯纳不具备阿诺德式的“统观全局”的能力；而在另外一封信(1912年10月)中，她敦促同为作家(也是她的情人)的莫顿·富尔敦(Morton Fullerton)恢复“阿诺德所谓的‘关注本我、关注内心的散文’”。在《一个概念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1924)中，路易·沙利文(1856—1924)以第三人称抒写自己的经历，忆起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看到有人在街头工作的开心情景：“他什么也没有漏过，仔细观察了每一个细小的动作。他稳稳地看到了全局。”

同样的语句不断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文章、著作和演讲中，尽管沃顿亦或沙利文与这些人的观点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也绝不与他们为伍。左翼的纽敦·亚尔文(1900—1963)批判霍桑短篇小说中扭曲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时，摆出的也是阿诺德式的做派，说霍桑没有看到“事物真正的内在本质”。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沃尔多·弗兰克(1889—1967)在1935年撰文给美国作家协会时则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论点，声言“美国的革命作家在履行自己为革命创作文化媒介的任务时，必须能够统观生活的全局”。马克思主义者格兰维尔·希克斯一直到1939年还撰文表示对阿诺德的赞誉：阿诺德说过“许多精明而又颇有价值的话”。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哈佛教授F.O.马西森(1902—1950)在1949年开设了一门名为“评论家的责任”的课程，将自己置身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学评论传统”中，并提到后者是他还在耶鲁读本科时“第一个热心阅读和崇拜的评论家”。

要了解激进派记者和改革论者，一个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应是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的《美国生活的前途》(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1909)，这本书中也多少体现出阿诺德的影响。克罗利(1869—1930)批评“平庸的公众”，尊崇“没有偏见的才智”，并呼吁读者承担起“现代美国生活批评的职责”。为了用自己的话语激发起评论家伦道夫·伯恩、记者和文化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法理学家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以及埃德蒙·威尔逊等人的热情，克罗利呼吁人们在“道德和思想上获得解放”，并劝告评论家和知识分子们承担起阿诺德智慧的评判工作，在这方面为他人作出榜样。

在克罗利的著作问世几年之后，美国文学评论界举足轻重的范·威克·布鲁克斯写了一部关于英国小说家兼社会理论家H.G.威尔斯的短篇研究(1915)。在书中，他重申了具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的重要性，并道出“威尔斯精神”对于一个美国社会的全新未来的意义所在。他指出了威尔斯和阿诺德的相似之处，强调“阿诺德社会批评的整个潮流都是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在这一点上应该是顺应社会主义的”。这一观点或者会让克罗利大吃一惊，也可能会让沃顿困惑不解，但它却表明，美国虽有许多人高举着阿诺德的旗帜，其所从事的事业可谓五花八门。

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49年所作的结论：

【阿诺德】为我们关于品位和判断等问题的争论提供了一整套基本词汇。他为两个国家的人们建立了文学评论这样一个学术科目，并为其定下了最好的基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说英语的人们讨论起在这个世界上行使着自己的任务的文学，讨论起与人类和各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学，都会提起马修·阿诺德的名字，人们不一定都会同意阿诺德的观点，但总会引用阿诺德的思想和格言。

阿诺德主张作为一种“生活批评”的文学，这使他成为后人的榜样和典范，沃顿、H.L.门肯、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等许多人都应用过这一词汇。然而这一主张却为各种截然不同的事业据以为理论基础。将文学和文学评论视为一种生活批评可能暗示着两种含义：一是游离于生活之外(与生活保持距离、与生活截然分开并超然于生活之外)，另一种则是融入生活之中——即直接充分地参与生活，这似乎要比阿诺德本人所设想或希望支持的任何事业都更为直接地贴近生活。

阿诺德为评论家们规定了批评文学、批评生活的任务，但是关于这些语词之间的关系却争议不断，参与争论的人有评论家、知识分子以及文人学者。有些人认为文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属性和审美规则，因此对生活的评论与文学截然不同。另一些人则认为文学本身即是生活的一种，它教给人们生活的道理，指引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詹姆斯和沃顿视阿诺德为重要人物，是因为他反对将文学和生活混为一谈，而文学激进主义者们也举起阿诺德的大旗，则是因为他提出文学和生活是彼此关联、互不可分的。

阿诺德为文学评论所下定义的积极和渐进标准，使他对于范·威克·布鲁克斯来说也格外重要。布鲁克斯严厉抨击所谓的优雅文风传统，抨击这一传统的鼻祖阿诺德。他曾经说过，对于优雅的教授和古典主义者们来说，阿诺德的价值观不过是他们自鸣得意的借口，即哈佛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以批判的语气谈到的“虚无中的一点点才气”。尽管布鲁克斯反对许多美国教授和文人推崇的那个阿诺德，但他也发现了另一个值得崇拜的阿诺德，他因此而为阿诺德挽回声名，称他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社会评论家。

在1917年撰写的文章《工业主义文化》(“The Culture of Industrialism”)中，布鲁克斯对自己的定位是他反对当时“风行一时”的“阿诺德关于‘了解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思想和言语’的信条”。他认为这样的态度导致了对传统的姑息以及对社会和政治责任的逃避。布鲁克斯声言道，美国的阿诺德追捧者们享受着“文明遗产”而丝毫没有责任感，不去审视其优雅而讲究的休闲生活之根基何在。

但是在接下来的那个月，在一篇题为《我们的评论家们》(“Our Critics”)的文章中，布鲁克斯又赞扬了为那些享受优雅文化的人所忽略的、阿诺德的另一个侧面：

在一篇著名的杂文中，马修·阿诺德说“评论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其看到了事物真正的内在本质”。如果我们的评论家中有任何一位能够恪守这一原则，如果他们能够抛开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敞开心扉去观察美国生活的事实，就算不去尝试美国社会生活真正需要的英雄主义行为，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年轻一代所面临的困境将比现在小得多。这是因为，正如阿诺德在同一篇文章的下文中所说，如果能够看到事物真正的内在本质，评论“就有希望创造出一种学术氛围，使得创作的力量有了充分发挥的平台”。

布鲁克斯引用阿诺德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即评论家应该“看到”美国的现实而不是——错打着阿诺德的大旗——逃离现实，躲在一个无法评论的古典主义的避风港中。在另一篇阿诺德笔记中，布鲁克斯还试图促成一种大环境，仔细考察那些能够培育创作性艺术的思想。对于布鲁克斯来说，阿诺德本人体现着现实与清晰的评判标准之间的动态关系；他启发人们相信，在美国生活中，我们完全可以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个极端中间寻找和保持一个中立立场，并建议创作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群体应该围绕在这个中立立场的周围。

在新世纪的最初10年乃至整个20世纪上半叶，布鲁克斯本人都在为美国文化服务(这一时期，正如门肯后来回顾的那样，“整个社会随遇而安和逆来顺受的风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美国的参战却中断了布鲁克斯的阿诺德式文化传播计划。1917年4月2日，伍德罗·威尔逊请求国会对德宣战，声称这一次出征将使得整个世界“为行民主政体而稳健安全”。投票表决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支持参战，因此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国会通过了《募兵法案》(Selective Service Act)，要求21岁至30岁的男性公民注册征兵——这一法案对于那些布鲁克斯希望唤醒并集结在自己的文化圈周围的年轻人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布鲁克斯的文论多发表在《七艺》杂志中，这是一份世界性的月刊，1916年创刊时，由詹姆斯·欧本奥姆(James Oppenheim)和沃尔多·弗兰克担任主编，不仅发表布鲁克斯的文学评论，也发表德莱塞、门肯、弗罗斯特、伯特兰·罗素和D.H.劳伦斯的散文和诗歌。正如弗兰克在他的《回忆录》(Memoirs)中所说，《七艺》的创刊宗旨是让“全世界艺术家们抒其情、表其意、显其能、展其才”。在该杂志创刊号中，两位主编宣称：“我们和许多同仁一样坚信，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生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这恰是这个民族走向强大的前奏。”然而，弗兰克又说，《七艺》也多少体现了“艺术向政治一方偏离的趋势，这是在一个社会受到来自其内外的威胁和压力时出现的很自然的现象”。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强制服从的压力粉碎了布鲁克斯关于独立思想和文化新生的梦想。它也迫使政府破坏《七艺》，因为它发表了不少伦道夫·伯恩才华横溢的反战檄文。于是就有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关于该杂志命运的一语双关，说它“因伯恩惹火上身而死”[3]。

伯恩(1886—1918)严厉抨击马修·阿诺德和他所代表的一切，却对阿诺德为何让美国读者那般痴迷表示理解。在《吾国文化的谦卑》(“Our Cultural Humility”)一文中，伯恩指出，阿诺德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文化理想——从而“驱散了”文化“曾经迷失于其中”的“迷雾”——另一方面，它也激起了“民意上的”共鸣：“只要考虑一下人类灵魂的本能倾向——更何况阿诺德还给它起了一个神奇的名字叫做‘文化’——每一个有精力、有毅力的人都会自然而然产生这种共鸣。”但伯恩反对的是人们理解阿诺德思想的方式，以及这些抽象的思想所引发的“判断上的云山雾罩”。

和布鲁克斯一样，伯恩也抨击美国的阿诺德追捧者们对其“顶礼膜拜”，抨击所谓学生必须怀着崇敬之心奉读经典而不得有任何争论或不满的观点。伯恩批评学术界对于文学经典的过度推崇，称其并不能满足美国读者的需要。他在一封信(1914年1月5日)中这样解释道：“爱默生、梭罗、惠特曼、威廉·詹姆斯、亨利·詹姆斯、罗伊斯、桑塔亚纳，这些美国作家给我的启迪远大于我在正式教育过程中读到的所有英语读物。我们为什么不能爱国一点，对我们自己的伟人们多一点认识？”

面部畸形、患有结核病且驼背的伯恩年轻时博览群书，1903年高中毕业时，他作为全校学术成就最高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做告别演说。他信奉爱默生的思想，热衷于“自发”而直接地表达个人判断，称这是“我们对于生活中鲜活而真诚的事物的自然反应”。他认为个人性情和个性要比某些书籍的经典地位更重要，更偏爱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中宣扬的精神，因其倡导思想开明而富创造性的阅读，而不喜欢阿诺德将经典奉为试金石，每个读者在其面前都得先低下头去。在一篇发表在《新共和》杂志第一期(1914年11月7日)的题为《在课堂上》(“In a Schoolroom”)的文章中，伯恩强调教师和学生应该注重培养“个人情感表达”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而应该反对多数课堂上一统天下、强加于学生的权威经典，对其非人性化提出了质疑。

伯恩的反战檄文之所以给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看到了战争的真实本质。他指出战争的现实应该为现代国家所控诉，他批评某些知识分子，称他们认为战争能够使他们根据自己的工具主义理论模式重新改造社会的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

1917年，《七艺》印制了六篇伯恩写的关于战争、国家和知识分子乃国内外恐怖现状的同谋者的杂文：《战争与知识分子》(“The War and the Intellectuals”)、《战役背后》(“Below the Battle”)、《美国战略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American Strategy”)、《同谋者》(“Conspirators”)、《战争日记》(“A War Diary”)和《偶像的微光》(“Twilight of Idols”)。(另一篇重要的杂文《国家》(“The State”)称战争“基本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该文章发表于1919年，此时伯恩已去世一年。)当时批评战争的也不止伯恩一人，例如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就在1917年4月4日的参议院演讲中争辩道，战争是为银行家和工厂主的利益服务的：“他们参战和备战的目的都是为了挣钱。人类的苦难和生命的牺牲当然是必要的，但华尔街考虑的只有钱。”不过伯恩是文人中为数极少的反对战争的人。门肯曾劝他保持沉默，在战争结束后再发表自己的不同政见；布鲁克斯则劝他集中精力搞他的文学，因为在美国全国上下群情激昂要为国而战的大潮中，批评战争无异于“抽刀断水”。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警告说：“一想到战争，民众的想象力便开始无限膨胀。”1917年的美国国内形势便证明了这一观点。詹姆斯本人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帝主义者，在世纪初曾高声批评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在新英格兰反帝联盟(New England AntiImperialist League)第五届年会(波士顿，1903年)上，詹姆斯就措辞严厉地总结道：

所有的反帝预言都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如期实现：岛屿惨遭毁坏，民族感情由友好变成敌对；军队从战争指挥部以下一片堕落涣散，酷刑被粉饰太平，屠杀被姑息纵容；我们在岛屿上制造了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有组织的抵抗【流氓和偷窃行为】仍旧猖獗，在军队哨所视线之外的国家，美国旅游者和同情者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故意在我们身上重燃起部落仇恨之火，将【居住在吕宋岛北部的】伊哥罗特(Igorrot)野蛮人和【同样居住在吕宋岛的】马卡贝贝(Macabebe)半野蛮人武装起来实在是太低级了，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民族意识，也就无法帮助我们捕获人口中最高层部分的人心；我们在马尼拉先发制人的宣传策略完全是满天漂浮的扬基垃圾；要我说，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东西，都是稍有一点理解能力的人早就清清楚楚地预言到的；而我们的公众却没有能力理解这些明摆着的事实，这似乎也从一开始就有了定论，结果被不幸言中。

著有《实用主义》(Pragmatism，1907)和《真理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ruth，1909)的詹姆斯无疑对伯恩是一个灵感来源，因为他能够坚决地高声反对不公正，尤其是当这种反对之声十分微弱、备受指责时，更加难能可贵。若干年后，伯恩也决心高声表达自己的观点——作为对两人的致意，《七艺》的主编们发表了他的作品——因为他看到，认为战争能够加速美国社会和政治发展、促进文化生活进步的观点正使他触目惊心。

知识分子，包括伯恩早年的导师、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1859—1952)在内，在他看来似乎都巴不得有一场战争，他们认为战争可以凝聚民族意识，为社会改革和重构等运动提供机遇。战争是一场梦魇，伯恩认为美国学术界的领袖们似乎没有真正理解这一事实。但是，难道他们看不到战争造成的破坏带来了多么恶劣的影响？打个比方，英国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开战(1916年7月1日)时，伤亡人数为6万；而到了11月中旬，英国军队向前开进了8英里，代价是伤亡总数达到40万。通过此类关于战争的分析并提请人们注意这些事实，伯恩还审视了现代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倾向及其对于一个实用的管理阶层的专业素质的依赖，这一阶层，在伯恩看来，已经彻底无视威廉·詹姆斯倡导的人本精神，且随时乐于使用强权控制来对付其下的臣民。

伯恩对杜威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必须说还是有些过分了，这些批评迄今仍然毁损和扭曲着杜威的名声，使人们过度关注这些负面批评，而忘却了这位哲学家和教育家在其多半事业生涯中所信奉的开明的民主价值观。早在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杜威还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时，他就告诉学生法国革命的关键词——自由、平等、博爱——中所表达的“民主理想”。在他关于教育理论的著述中(其多收录在研讨会论文集《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孩子与课程》【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以及在他为之而战的教学法改革中，杜威强力支持“合作”和“团体”等概念。他在1927年这样说道：“民主必须从基层着手，而民主的基层就是社区团体。”他还强调“经验”必须是思想的源泉(和检验标准)。

杜威致力于言论和质询自由，致力于个人权利，且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还致力于社会的民主重生。他呼吁经济“社会化”，该计划包括财富的重新分配、公共工程和住房的大规模规划以及基础工业和资源的国有化。这在杜威看来是一个有效的计划，可以将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成员团结在一个激进的第三党运动中。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仍旧著作不断，包括《哲学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1920)、《人性与行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1922)、《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1929)、《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1934)，并不遗余力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国共产党和斯大林主义。

然而杜威作为反斯大林主义者——他在1937年主持调查委员会，调查了莫斯科清洗审判期间对列奥·托尔斯泰的指控——以及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派(他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的工作却为未来铺设了道路。1917年美国参战时，杜威在伯恩眼中似乎是个自欺欺人的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代言人。伯恩提到杜威和其他主战派知识分子的语气让人觉得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中的叛徒。他本人不但推崇，也从杜威那里学到了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他强调哲学应从基层做起以及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也都是从杜威那里学来的。他赞赏杜威一直从事的教育改革，也在自己的两部著作《灰色学校》(The Gray Schools，1916)和《教育与生活》(Education and Living，1917)中论述了这些改革。他认为自己了解杜威思想的方向——它们与威廉·詹姆斯的思想不谋而合；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位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和开明知识分子表示欢迎战争(或者至少表面上看如此)并认定自己能够引导战争的时候，伯恩甚感震惊。伯恩最后总结道：“如果战争太强大，以至于你无法阻止它的发生，它又如何会弱小到让你这一介书生能够控制，并让它按照你的开明思想模式加以塑造？”

在伯恩看来，正如他在《战争与知识分子》中所指出，政府首脑、商人和知识分子已经组成联盟：

来自商业巨头阶层的鼓吹备战者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激发战争情绪，如今这种情绪已经逐一捕获了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已经将自己等同于美国生活中最不民主的力量……若干有头脑的人从来没有在国内被打着资本主义和平的恐怖行为所动，如今却被远在比利时发生的战争中的恐怖行为搅动得坐立不安。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制止国内的劳工斗争，支持受压迫的广大人民和被隔离的少数种族，如今却一腔热情、信誓旦旦地要去解救受压迫的国家和远在欧洲备受蹂躏的村落。这些丑恶地鄙视着国内民主斗争的心，如今却随着国外为自由而战的号角悸动不已。

伯恩的口气有时确有点像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这样定义自己，他的朋友们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当然知道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们在1917年11月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并于1918年3月与德国休战)；而且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他在好几个场合中都以赞誉(而天真)的口气提到列宁。(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在《解放者》杂志创刊号【1918年3月】的社论文章中写道：“创立一个伟大的崇尚自由的杂志真是前所未有的庄严时刻。俄国人民走在了我们前面，世界正在进入工业和真正的民主的实验阶段……美国向俄国伸出了双臂，她将顺着他们开拓的道路走下去。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洪流，当代社会变革的潜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然而作为一个评论家，伯恩所介绍的激进和进步思想则是因为阅读了亨利·乔治的作品，后者在《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1879)中呼吁社会良心和单一税制。在这本书以及《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1884)中，乔治用自己手中的笔鞭笞了“财富分配过程中反自然的不平等，其蕴藏着巨大的邪恶和危险”；他还嘲讽人们对于美国社会“进步”的普遍赞誉，指出事实上美利坚合众国“将人民分成两级，一边是巨富，另一边是赤贫”。在伯恩看来，这些话指出了美国社会对于本国国民的苦难无动于衷，对于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被愚弄的百姓根本毫无同情。

伯恩最关注的是工业化对人的可怕摧残——造成了人的思想和心灵畸形。在文学评论方面，他有着自己的立场和选择的道路——集个人和社会解放于一体——这是将多个英文散文大家不断融合的过程，其包括戈兹沃西·洛斯·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爱默生、惠特曼、尼采、杜威、威廉·詹姆斯、亨利·柏格森、约西亚·罗伊斯、托尔斯泰和哥伦比亚大学主张改革的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这里需要重复一下，詹姆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伯恩在一封信(1913年1月16日)中指出，詹姆斯的书充满了“最启人心智的现代社会人生和现实观”。詹姆斯力主开明地对待经验和实用主义的检验，以及对思想的深入探讨，且如伯恩所说，他处处反对干巴抽象的“知性主义”——在一封写给范·威克·布鲁克斯的信(1918年3月27日)中，伯恩将这种“知性主义”与詹姆斯所倡导的“实用主义生活的温暖领域”进行了鲜明对比。

詹姆斯和战前的杜威都让伯恩兴奋不已，两人让他兴奋的都是其本人摒弃的而不是赞同的观点。杜威在《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1910)一文中解释道：

知识分子的进步通常发生在其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完全摒弃与其采取的两种备选方案相结合之时——摒弃导致其本身活力下降，兴趣在短期内发生极大变化。我们不去解决问题：我们超越问题。旧的问题通常都是通过消失和蒸发来解决的，而新的问题恰与奋斗态度的改变相合，偏爱就在这时占了上风。

伯恩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又指控社会主义者们对战争的歇斯底里退让，称其为最为邪恶的罪犯。沃尔多·弗兰克在1919年评论说，战争让大多数知识分子“疯了”，却让伯恩“醒了”。几年后，艺术和音乐评论家保罗·罗森菲尔德(1890—1946)赞扬伯恩是“各种价值观一片溃散时的举旗人”。

伯恩是一个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和文人，他一直保持着文人“反讽”的做法，这个名词对他来说别有一层含义，那就是与大多数人有意见分歧、抵制轻信并努力避免思想的“过早结晶”。他的写作题材广泛，富有同情心，例如他同情女性主义运动，谴责“男性统治”及其对于社会制度的扭曲作用。他不断尖刻地抨击教育，特别是文科教学，并颇为老练地评估文人如门肯、人文主义学者保罗·埃尔默·莫尔、凯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德莱塞。(德莱塞认为伯恩对于他的小说的批评要比门肯写的关于他的作品的那些东西不知道好多少。)

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1916年以后的两篇文章《跨越国家的美国》(“TransNational America”)和《犹太人与跨越国家的美国》(“The Jew and TransNational America”)，因为它们彰显了伯恩的文化多元主义主张。这些杂文探讨了移民和美国民族特性。战争的爆发的确让这些问题变得更有争议了。

从1880年到1890年，来到美国的移民人数多达500万以上。1890年至1900年间这一数字降到400万以下，而后又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骤升至将近900万。20世纪早期来到美国的人中许多都是天主教徒，更多的则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到1910年，在芝加哥的200万人口中，36％是在国外出生的。纽约的这一数字是40％。那简直是一个城市的“魔鬼梦境”，麦克尔·戈尔德(Michael Gold)在《贫苦的犹太人》(Jews Without Money，1930)中写道：“在500万人口的城市中，各种种族和宗教的人们奇异地混居在一起。”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以及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数量巨大的移民让美国的政治首脑和学术领袖们颇感不安。1892年的民主党政纲中称：“我们全心全意地赞同一切合法努力，防止美国被用作欧洲罪犯和职业乞丐的倾倒场所。”同年，《大西洋月刊》发表了托马斯·贝利·奥尔德里奇(Thomas Bailey Aldrich)的诗歌《无人把守的国门》(“The Unguarded Gates”)：

我们的国门大开，无人把守，

各色人群从那里涌进，杂七杂八，乱作一团——

来自伏尔加河和鞑靼草原的男人一看而知，

恒河流域来的人就没那么好认，

马来人、塞西亚人、条顿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

他们飞离了旧世界的贫穷，再不会有人拿他们开涮；

无数人带来了无数不知名的祭典与诸神，

瞧，狮虎般的激情，在这里把利爪拉伸。

大街小巷，各种奇怪的语言呕哑啁哳，

空气中弥漫着恐吓的方言咒骂，

哈，那曾是通天塔熟知的言语吧!

哦，自由，圣洁的自由女神!是不是真的应该

留心一下我们无人把守的国门？

早在美国参战之前，政治家、教育家和记者们就曾高声呼吁要对国家忠贞不渝，并警告人们警惕那些名字前面都要加个“裔”字(如美籍意大利裔、美籍波兰裔)的外国新移民，称他们完全不可靠，随时有可能背叛美国。

这些移民让已经安定下来的东部社会及其优雅秩序倍感惶恐：他们的风俗习惯奇怪而陌生，嘴里说的也不是英语。1902年，伍德罗·威尔逊说：“近年来的新移民多是意大利南部的最下层民众以及匈牙利和波兰人中较低劣的群落，他们在社会中根本不入流，既没有技术也没有活力，既没有创意也没有敏捷的才思。”这一观点显然有悖于移民们自身心怀的希望和理想。正如《福佑之地》(1912)的作者、在1894年13岁时来到波士顿的波兰犹太人玛丽·安婷在《那些敲响我们大门的人》(“They Who Knock at Our Gates”)一文中所指出的：“自由的面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滋有味、令人垂涎，而施舍它的人却说，他们供应这些面包，原是因为觊觎前来接收面包的人手里拿着的镶金盘子……以父辈们的梦想为地基建筑的高贵房屋，到头来只会高价租赁给怀有同样梦想的人。”(1914年3月)而到了1918年，威尔逊决心要广大民众服从他的参战目标，话也就说的更加露骨了：“所有名字前面携带着一个‘裔’字的人都同时携带着一把匕首，他们随时会把这把匕首插向共和国的双肋。”

在亨利·詹姆斯看来，移民潮也同样令人忧心，他在《美国景象》(1907)中表达了看到出现在纽约的大批下层民众时的惶恐，并愤慨地表示这些人正在用自己“杂七杂八的方言”玷污着英语语言的纯洁。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那些编辑《新共和》杂志或与之相关的激进主义和进步主义者们。该杂志于1914年创刊，听取了《大西洋月刊》编辑埃勒里·塞奇威克的建议，伯恩也受邀成为《新共和》杂志的编辑人员，在其刚创刊的那几年为该杂志撰写了不少文章。但是伯恩太激进了，无法融入到克罗利、李普曼他们那个圈子里。他认为那些编辑们所偏爱的自由思想错误地强调了社会控制和效率，其所强调的“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削弱了移民群体能够为美国文化注入的活力。《新共和》杂志警告人们注意那些“无法同化的群体”对于美国社会的和谐所构成的威胁，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委员会来监督和教化“异族人”，对这样的提议，伯恩自然是要反对和驳斥的。

随着战争在欧洲的持续以及美国士兵的参战，关于整治移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政府普遍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在宣传上也做足了文章。例如，创建公共新闻委员会，由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担任领导，即政府在战争措施背后通过海报、宣传册、游行、在移民社区创建“忠心团”等方式争取民间支持，还让7.5万名“四分钟演讲者”到各地的学校和教堂做为时4分钟的支持参战的演说。随着美国的参战，威尔逊总统宣称：“为了这场战争，我们要锻造和训练的不是一个军队，而是一个国家。”克里尔的使命是制造整齐划一的民意。他说他信仰“言论和新闻自由”，但强调在战争期间，国家内部不能够有任何有害于统一的分裂和分歧：“这些情形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我们必须迫使民众相信，所有的事业都是国家的事业，每一项工作都是所有人向着唯一一个目标迈进的工作。”(《如何告诫我们的美国》[HowWe Advertised America，1920])

随着《间谍法》(Espionage Act，1917年6月)的公布，司法部长禁止邮递《大众》和《美国社会主义者》(American Socialist)两本激进杂志。其他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规定则出现在《破坏法》(Sabotage Act，1918年4月)、《反叛乱法》(Sedition Act，1918年5月)以及征兵登记卡案(Schenck v.United States)的审理中，该案中最高法院对一位邮寄支持民众抵制服兵役的小册子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审判并判他有罪。《华盛顿邮报》的一位编辑声言：“在何种行为隶属于侵犯自由的问题上应当吹毛求疵，不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德文书纷纷被从图书馆的书架上取下。在内布拉斯加州，“人们听到德文名字就皱眉头，德语成了课堂上忌讳的语言，被疑亲德的人受到严密监视，寻找其叛国的证据。有八位大学教授被指控‘对国家没有强烈的忠诚’。大学校董会举行了一个听证会，要求其中三人离职。”(公共事业振兴署《美国指南》)

各类海报宣称“德国间谍到处都是”，报纸也纷纷发布公告，敦促读者向司法部报告“散步悲观情绪、呼吁和平或贬低我们赢得战争胜利果实的人”。德国音乐、歌剧、文学和语言一下子都失了宠，连汉堡也被更名为“自由三明治”。这种攻击所有德国人和德国事物的做法甚至推动了长期以来的禁酒运动的最终成功。由国会于1917年12月通过、1919年获得批准、1920年1月16日开始生效的《第十八修正案》(Eighteenth Amendment)禁止“生产、运输和出售致醉酒精”，因为啤酒制造商(如布希和帕布斯特)和喝啤酒的传统让人联想起美国的德国敌人，支持该修正案的势头一时锐不可当。

由于1918年在俄亥俄州坎顿发表演讲而导致被捕并被判处10年监禁的社会主义领袖尤金·V.德布斯这样宣讲道：“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自由的共和国里，说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民主的，我们的人民是自由和自治的。就算是开玩笑，这样说也太言过其实了……上层阶级总是在宣战，被统治阶级去参加战斗。上层阶级得到了一切却什么也没有失去，而被统治阶级什么也没有得到却失去了一切——尤其是失去了生命。”威尔逊拒绝赦免德布斯，他说：“美国的年轻的花朵们为了捍卫人类文明的事业献出了他们的鲜血，德布斯却站在阵线的后面折剪、攻击和指责这些花朵。”而德布斯在被带往位于阿拉斯加的联邦监狱之前，在对法庭的陈词中重申了他的观点：

我反对这样的社会秩序，一个什么有用的事情也没有做过的人却能够得到数以亿计的财产，而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们日复一日地辛勤劳动，却只能勉强维持贫苦的生活。

许多评论家、记者和知识分子也都是好战分子和种族主义者。斯图尔特·舍曼就在《美国及其联盟的理想——写给那些对战争无动于衷的人》(“American and Allied Ideals——An Appeal to Those Who Are Neither Hot nor Cold”，1918)一文中指责移民群体没有吸纳“美国”方式，并谴责有些“外国人”亵渎国家的守护神。在战争结束几年以后(1923)，评论家厄内斯特·鲍伊德(Ernest Boyd)称舍曼的文学、文化和政治著述是典型的“三K党”猖獗行为，其“希望美国文学成为北欧纯种血统的、清教徒的、金发碧眼的”文学，其视美利坚合众国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殖民地，因外国人的流入而备受摧残”。这种“三K党评论”在战时非常普遍，且在战后继续高声叫嚣了一段时期。

在《跨越国家的美国》(“TransNational America”)一文中，伯恩回应了这种猖獗一时的反移民情绪。他批评美国自诩为“大熔炉”的思想，却强迫移民放弃本国文化而必须融入美国社会的主流中。伯恩称，这是极度反民主的，与美国致力于民治的建国理想严重不符。他坚持认为，移民们也应该“亲身参与”美国的缔造过程，而不应该被强迫服从有“英国血统”的、占领权势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愿。这些主流阶层和文化的成员不过是第一批移民而已，况且，伯恩接着说，他们自己可没有表现出什么“吸纳”印第安人“文化”的渴望，要说起来，在英国人来到这里之前，印第安人才是美洲的原住民。

伯恩还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煽动起人们的反移民情绪，导致了主张社会同化者和亲英态度的新一轮热潮。无数有关英国优越性的武断宣言出现在社会上，宣传什么“英国绅士架子、英国宗教、英国文学风格、英国文学尊贵的传统和经典文库、英国伦理、英国贵族，都是我们从母乳中汲取的文化食粮”。现在该停止捡拾阿诺德主义的牙惠了，伯恩最后说，应该开始发掘一个活力四射的美国自身的潜力了，而这活力和潜力恰蕴含在不同移民群体自身的文化传统中。

伯恩期待着“一种新的世界性理想”，一个“多种文化共存的联邦”：

美国有着独一无二的社会组织结构，它预言说，这样一个全新的人民联邦有着深不可测的潜能，想象力的缺乏是不能被原谅的。在这样一个新联邦中寻求乏味而过时的民族主义——好战、排他、近亲繁殖以及我们亲眼看到在欧洲蔓延的毒素——只能让爱国主义成为空洞的赝品，只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我们当初鼓吹了那么多，到头来美国不过是一个追随者，而不可能是世界其他国家的领袖。

虽说伯恩的目的是要斥责偏执的东部社会(伯恩认为那里到处弥漫着马修·阿诺德的精神)，他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却也在进行着一种阿诺德式的摒弃乡土主义的尝试。在《评论在当今时代的作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一文中，阿诺德提到应该把全欧洲建成“为学术和精神目的而组建的伟大联盟”。他也反对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认为应当尽量拓宽文化视野。伯恩不喜欢阿诺德的美国追随者们，但是他和阿诺德一样致力于基于经验的多种视角的灵活性和审美意识。一个拥有保留其各自文化的各国移民的美国将构筑起更加辉煌的全民文化。人们可以“呼吸更自由的空气”，逐渐拥有“国际头脑”和“全新的世界性视野”。他们将被赋予强大的力量，创造一种更加和谐的环境，伯恩沿用美国哲学家约西亚·罗伊斯的叫法，称其为“一个被神宠爱的社会”。

《跨越国家的美国》指出了文化多样性的种种裨益，在这一点上，它和姐妹篇《犹太人与跨越国家的美国》一样，后者指出了犹太人对美国的“双重效忠”，并指出“犹太民族”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国际性”。伯恩敦促美国突破偏见的桎梏，并列举了犹太评论家、法理学家、哲学家和记者——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沃尔特·李普曼、霍拉斯·卡伦(Horace Kallen)、默里斯·R.柯恩(Morris R.Cohen)——称他们是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领袖的典型。人们不免会好奇，假如伯恩的评论生涯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会往哪个方向上发展。他在1918年至1919年导致全球1000万人丧生、单美国就有50万人丧生的那次大流感中去世，年仅32岁。

伯恩有时以一种缺乏魅惑力的口气呼应和附和着前辈卡莱尔，这使他的著述在道路上不免有所偏差。因而他所强调的流动性和动态有时就变成了局限和桎梏，正如他警告世人，如果没有清楚的文化价值观和忠诚度，人们来到美国所追求的就会变成“放纵”而非“自由”：

他们变成了美国生活中流离失所的漂流一族，变成了我们文明大潮中的回头浪，眼睛逡巡着品位和精神视野的廉价和虚伪面，在我们邋遢的城镇中看不到头脑，看不到真诚的感情，文化界充斥着乏味的动画和通俗小说，城市的街道上，民众的脸孔空虚而茫然若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明遭受的洗劫，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其他种族一样从文明的边缘堕落。美国还没有强大的凝聚力量，这使得文化碎片有机可乘。在我们松散和自由的国家里，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民族目标，没有经久不息的民间传统和民风，人民便无法拧成一股力量。

对于某些主张文化多样性的人来说，伯恩的局限性还体现在他对通俗文化的大众娱乐的认识上。在一篇1915年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文章中，他抨击了“低俗的势利文化”：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它都和大学、百万富翁和博物馆所代表的另一种文化一样专制和傲慢。我不知道一个真正倡导民主的人应该更厌恶哪一种——是前一种，还是目前美国生活中这种缺乏任何活力或特色的廉价文化。我们似乎应该像抵制贵族的腐朽文化一样抵制民众的腐朽文化。后者很容易被姑息，很容易伪人性化，也很容易被称为民主。

然而伯恩的缺点却无法掩盖其最好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他提出质疑的反移民热潮的一个现象，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三K党势力重新抬头，其不仅残杀美籍非裔人口，也与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为敌，成员增加至300万，其中包括50万妇女。1925年8月8日，三K党在首都华盛顿集会，4000党员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在发表于1926年的一篇文章中，三K党大龙头(Imperial Wizard)海勒姆·伊文斯(Hiram Evans)宣称：

三K党人赞成在美国精神的界限内发扬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和个人主义。但我们同时认为，没有几个外国人能够理解那一精神，有心有意去理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必须抵制甚至不能容忍任何威胁到美国精神的人事，以及基于这种不理解而对基本的民族团结造成的危害。

其他人也表达过类似观点。耶鲁社会学家亨利·普安·费尔奇德(Henry Pratt Fairchild)在《大熔炉的错误》(The MeltingPot Mistake，1926)中将国家比作一棵树，提醒人们警惕“外国势力，拿树来说，我们应该警惕那些微小的、有害的微生物，它们径直伸向树的最深层组织，寄生于树的生命物质，而在国家中，就应该警惕那些作为移民收容进来的外国人，这是一种“从内向外钻孔”的过程，逐渐侵蚀着其宿主的生命力”。主张移民限制的自然主义者、律师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在《关上闸门》(“Closing the FloodGates”)(该文章收录在一部题为《我们中的外国人，或见利弃义》[The Alien in Our Midst or，Selling Our Birthright for a Mess of Pottage]的文集中)一文中说：“我们不再像1840年以前的美国那样，是一个有着单一种族、宗教、传统和理想的国家，如今我们在自己国家中插入了一个巨大的外国人群体，且这些人中多数居住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

这些反移民的思想及其论调虽遭到伯恩的反对，却获得了从民众一直到政府最高部门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杂文作家约翰·杰·查普曼在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传记中所写的文字也适用于伯恩，以及他的反战和多元主义檄文所引发的众怒：“当整个时代都为某一主题而疯狂时，关于该主题的清醒观点在那个时代看来就是疯狂。”

查普曼(1862—1933)本人似乎并不怎么认识伯恩、布鲁克斯以及其他文学和文化复兴运动或政治新生思想的支持者。(这里须把赫伯特·克罗利除外，后者对查普曼倍加推崇，在《美国生活的前途》【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一书中赞赏地引用过他的语言。)查普曼在美国主流文学史上并没有一席之地，这让埃德蒙·威尔逊等后来的崇拜者们大为困惑，后者在《三个思想家》(The Triple Thinkers，1938；1948年修订)中撰写了一段非常生动的欣赏查普曼的文字。他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应该更高才对，且应该将进步主义价值观更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然而才华横溢的查普曼在事业上却备受挫折，且他本人要为自己的声名惨淡负主要责任。

整个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查普曼撰写了不少政治和文学类主题的优秀著述。他写的加里森的传记以及关于爱默生的言辞中肯的文章，对19世纪的个人主义和改革进行了细致敏锐的审视。查普曼在两个政论小册子《因果》(Causes and Consequences，1989)和《有效的煽动》(Practical Agitation，1900)中详细阐述了加里森和爱默生的思想遗产与当代的相关性。他鞭辟入里地描述了商业和公司力量对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教育的腐蚀，并强调各地有必要采取独特的(通常是各自独立的)形式，在道德上抵制普遍的财富规则。查普曼写了许多关于宗教和伦理的著作和文章、喜剧和诗歌，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书信。

但是在儿子维克多1916年6月在凡尔登悲惨丧生之后(他是第一个战死的美国飞行员)，查普曼就成了流血牺牲和超级爱国主义的愤怒的代言人。他开始抨击天主教会的影响，恐惧新移民的到来，近乎病态地反对“群众”，发表狂热意见，称犹太人阴谋地控制了大企业，并欢迎三K党的“合理”计划。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查普曼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则非常孤立地专门讨论希腊喜剧和哲学、但丁和莎士比亚，而就20世纪以来的美国、英国和欧洲的诗歌、戏剧和文学评论并没有发表什么高明的见解。他也没有论述过吐温、豪威尔斯、詹姆斯、德莱塞、沃顿等人对于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虽然他认识这些人，也和他们通过不少信件。他对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作家、作品和潮流知之不多，也对论述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查普曼缺乏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他本人在情感方面的局限性。在他文学生涯的后半部分，他的批判性情变得坚硬冷酷，他本人则对其所处社会阶层以外的美国人生发出忧悒而徒然的愤懑之情。不过伯恩和布鲁克斯也有责任，他们对于自己以前的美国国内开明、自由和激进的声音知之甚少。

查普曼事业生涯中最了不起的时刻要算是1911年8月，他亲自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科斯蒂斯维里(Coatesville)，公开抗议当局凌迟处死一名黑人。他在那个充满火药味的城镇里租了一间房子，在那里举行祈祷会，并在会上宣读了《圣经》中的节选文字，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当查普曼高呼美国的无耻，将这个国家的“心”比作“罪犯的心——是一个冰冷而可怕的东西”时，在场的只有一个老年黑人妇女和镇子里派来的一名探子。查普曼之所以有那样英勇的言行，是因为他崇敬加里森、温德尔·菲利浦斯以及他主张废奴的祖先们(其中一名是他的祖母玛丽亚·韦斯顿·查普曼，此人当年积极参与了波士顿的反对奴隶制运动)。这些废奴主义者典范给了他力量，也给他树立了道德威信。

但是他们的教诲并没有引导查普曼对自由、宽容和民权给予全心关注。战争期间，他不同意自由言论的原则，急切地抨击天主教、移民和犹太人。查普曼的事业生涯和卡莱尔有些类似，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已受到排斥的查普曼还写了一篇关于卡莱尔的长篇论文(该论文从未发表)。其中他注意到卡莱尔的内心矛盾、挫折和骄傲，这位口才雄辩的“天才”与他所处的时代是如此错位和不合时宜。查普曼入木三分地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个严苛的怀疑论者卡莱尔形象，使得这篇论文多少有点像他对自己最终丧失民主主义信仰的忏悔。

另一个最终没有多少成就的是保罗·罗森菲尔德(1890—1946)的评论事业。罗森菲尔德出生在纽约市的一个生活小康、教养很好的家庭。但母亲去世时，他还只有8岁，父亲从那时开始颓废和抑郁，终于也在1908年去世。罗森菲尔德由外祖母养大，先是进入纽约州波基普西的一个军校学习，后来又在耶鲁和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继续深造。由于对艺术有特殊的兴趣，又继承了一大笔可观的遗产，罗森菲尔德在欧洲呆了一年，后又回到纽约市，加入了一个革新主义和进步主义艺术家和作家群体，其成员包括伯恩、布鲁克斯和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

20世纪前20年，罗森菲尔德写了几百篇关于音乐、艺术和文学的文章，发表在《新共和》、《七艺》、《名利场》、《国家》等主流刊物上，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在格拉莫西公园(Gramercy Park)的公寓成为文学和艺术阅读和演讲的沙龙。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最好的一本书，是《音乐肖像》(Musical Portraits，1920)，其后他又出了六部文集。《纽约港》(Port of New York，1924)尤其内容丰富、文笔连贯，主要(按顺序)收集了关于以下“14位现代美国人”的文论：亚伯特·P.莱德、范·威克·布鲁克斯、卡尔·桑德博格、马森·哈特利、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进步主义教育家玛格丽特·诺堡(Margaret Naumburg)、艺术家和教师肯尼斯·海耶斯·米勒(Kenneth Hayes Miller)、罗杰·塞欣斯、约翰·马林、阿瑟·G.德夫、舍伍德·安德森、乔治亚·奥基夫、伦道夫·伯恩(1918年，伯恩最后就是在罗森菲尔德的公寓里去世的)以及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罗森菲尔德在序言中解释说：

这些创作者独立思考和工作，他们虽通过不同的介质，采用不同的风格和方式，却无一例外地让我感动，就像一个人坐船旅行了很长时间，过了闸门，一脚踏上岸的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生平第一次，我在这些现代作家的文字中感受到身在美国是幸福的。

罗森菲尔德的散文有时能让人感觉到洞察深邃，又显得文笔过于华丽和卖弄，关于画家莱德的文章的开首段就是这样：

莱德们被悬挂在光线幽暗的博物馆的墙上，镀金的画框里镶嵌着冥雾中的池塘，冷光的图案色调如此低沉，起初肉眼根本觉不出什么风景，只有耐心地在画框前停留一会儿，才能逐渐由浅入深地感受到梦幻一般的魔力。坚硬的、釉质很厚的画面显出冷月寒霜中的夜色，仿佛用晦暗的金属线缝制的古色古香的挂毯，又像残秋中的枯叶、冬林里的烟蓝。深邃起伏的黑色颜料中，黯淡的银盘镶了一道金边，这些黑色颜料平稳而沉默地滑动，如黑夜里的溪流；画面中极细微地点缀着几处明亮，又因为周围都是香橼色或暗灰色，明亮的色调也低沉下来。夜晚的云边一样萧瑟的金色，竟与周围的深褐色以及压花革样的金棕色融为一体，显得难以捉摸、神秘莫测。眩目又有裂缝的矩形画框中，最能让人感觉到生命力的地方是西天挣扎不愿落去的玫瑰紫，微弱的光圈却和残阳周围的青绿一样暗淡。

但是在他同时代的读者看来，这些文字强烈有力，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艺术作品之启人深思，就是要得到这样激情洋溢而又深信不疑的回应。

罗森菲尔德的许多文句都非常准确生动。他在《看得到的人：论二十四位现代作家》(Men Seen：TwentyFour Modern Authors，1925)一书中谈到D.H.劳伦斯时说：“他举起一面镜子，照到了人类最隐秘的烦忧。”他也以同样煽动的笔触谈到沃莱斯·史蒂文斯情调嬉戏奇异的诗作《风琴》：“然而这种讲究挑剔的贵族性格中却有着一种直言坦率的力量，那种厚积薄发的狂热，几乎带上了些自然主义的调子……读者眼前即刻现出了堆积的软骨的意象，色调是讲究的不协调，却有尖刻的语言彼此磕碰，诗行一句叠着一句，不和谐的韵律声发出刺耳而令人难忘的撞击。”

埃德蒙·威尔逊曾回忆起自己20世纪前10年后期在法国阅读罗森菲尔德关于西贝柳斯、施特劳斯等作曲家的文章，以及后来回到纽约后读到更多罗森菲尔德的作品：“那些文章让我惊喜。它们笔调浓郁，词藻华丽，意象丰富，而他在使用这些时那种来自文化世界的举重若轻，显然不是美国典型的学院腔的文学评论可比。”正如评论家肯尼斯·伯克后来指出的，罗森菲尔德让读者“感受到扑鼻而来的艺术气息”，有一种不多见的引发“审美共鸣的力量”。

然而罗森菲尔德的评论事业到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摇摇欲坠了。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学时代——坚硬、狰狞、政治化——不再像一个年轻人初次遭遇现代主义艺术、文学和音乐时那样，一切都那么新奇有趣。罗森菲尔德的健康也每况愈下；1929年的股市崩盘让他所有的投资打了水漂，那些往日里欢迎他的刊物也对他不复宠爱。他曾试着写小说和自传，但是都失败了，好在40年代他发表在《肯尼恩评论》和各类文学季刊上的评论文章又让他的评论文章恢复了一些声名。

力主改革的移民事务工作者简·亚当斯不像罗森菲尔德是个文化评论家，她是一个社会评论家，是那个时代又一个如饥似渴地阅读卡莱尔的人。她曾宣称，她对于自己肩负的宗教和社会使命的理解“来源于《圣经》和自己对世事的观察，来源于书籍和身边的人，也来源于对卡莱尔的阅读，后者和前两者同等重要。”尤其是，她从卡莱尔那里学到了这样的道理，坚信道德理想应该转化成行动。“然而信仰，”卡莱尔在《衣装哲学》中如是说，“只有在其本身转化成行为之后才会如此美好，此前它根本毫无价值。”拉斯金、威廉·莫里斯、法国社会理论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托尔斯泰(亚当斯在1896年见过托尔斯泰本人，并将后者描述为“我见过的最温柔、最慈爱的人之一”)也对这位改革家的思想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比他们更为突出的，是威廉·詹姆斯和杜威在其著述中所阐述的实用主义和实验主义思想。

亚当斯在知识分子中的名望不仅仅因为赫尔福利会(HullHouse)(1889年她参与建立的贫民福利和教育中心)这一实实在在的成就，更因为她的书籍和文章中所体现的她本人的人格魅力，它们也证实了她确实将思想和经验“合而为一”。“她是一个栖居于现实中的人，”威廉·詹姆斯曾评论道，“她的所有言语一定是切实可信的”。1898年见到亚当斯后，英国改革家比阿特利丝·韦伯(Beatrice Webb)对她“妩媚的灰色双眸、温柔的声音和生动的表达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亚当斯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斯德维尔，家境富裕，孩子中她排行第八。她先在当地的公学里读书，后来又在1877年至1881年进入洛克福德女子学院(Rockford Female Seminary)(即后来的洛克福德学院【Rockford College】)学习。在那里，她成为一名出色的学生和学校运动领袖。完成了文学学士学位的学习之后，她开始在费城的妇女医科大学求学，但随后因健康状况而停学，持续了两年，没有再继续医学教育和培训。1883年8月，亚当斯前往欧洲，其后两年一直埋头于文学、历史、哲学、外语、艺术和建筑学。她于1885年回到美国，但因为仍然没有明确自己的生活道路，她又于1887年12月再次旅欧，这一次，她在英国亲眼见到了伦敦的社会服务组织汤因比会所(Toynbee Hall)，燃起了她对社会改革事业的浓厚兴趣。到1889年1月，她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改革事业，在芝加哥最贫困的社区建造一所福利机构。1889年11月，她和同伴爱伦·盖兹·史达(Ellen Gates Starr)一起租赁并搬进了位于南霍尔斯特德街的赫尔公馆，从此开始了她的赫尔福利会社会改良实验。

赫尔福利会的文化生活包括音乐和艺术工作室和一个图书装钉厂、一个戏剧公司。但亚当斯却远没有停止在诗歌阅读和为来访艺术家开办讲座。她还开办了一个日托的托儿所、一个女童工的寄宿社、一个男孩俱乐部和体育馆、一个妇女俱乐部、为准备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开办的识字班、一个社区厨房和一个劳工博物馆。亚当斯和她的同事们将工作范围拓展到整个社区，他们开始改革法院系统、卫生设施、操场和学校，乃至于药物和卖淫方面的法律。在她的改革派同事中，有一位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约翰·杜威，而她本人则是创办社会工作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杜威对于亚当斯思想的影响在《赫尔福利会二十年》(Twenty Years at HullHouse，1910)中即有明显的体现：“建立福利机构，令人担忧的就是有一天它会失去灵活性，不再具有迅速的适应能力，不再随时能够根据环境要求改变方法。”

亚当斯对于改革的兴趣和事业涉及教育、市政、移民、医疗、卖淫制度、工厂条件和工会、参政权和世界和平，她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民主与社会伦理》(Democracy and Social Ethics，1902)、《新式和平理想》(Newer Ideals of Peace，1906)、《青年精神与城市街道》(The Spirit of 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1909)、《现代良心、古老罪恶》(ANew Conscience and an Ancient Evil，1912)、《海牙法庭上的女人》(Women at the Hague，1915)和《战争期间的和平与面包》(Peace and Bread in Time of War，1922)。她还著有两卷自传：《赫尔福利会二十年》和《赫尔福利会又廿年》(The Second Twenty Years at HullHouse，1930)。这些书无一例外地表明了亚当斯的评论思想，这些思想因她的社会责任感和建立社会团体的努力而鲜活起来，尤其是那些由强壮、勇敢、独立的妇女们创建的团体。

和伯恩一样，亚当斯也下决心要找到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解决方案，解决美国各大城市的移民问题，并在教育、卫生和她自己信仰的文化领域推行了各项变革。在《赫尔福利会二十年》中，亚当斯启发许多妇女继续她们的事业，这本书发表后不久便成为社会改革、福利机构运动和工人阶级教育的必备手册。律师和工会改革者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19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她都生活在赫尔福利会)、内科医师和科学研究员爱丽斯·汉密尔顿(她在赫尔福利会生活了整整10年)、社会工作者和福利活动家尤莉娅·克利福德(1890年至1909年生活在赫尔福利会)以及社会改革者和工会活动家弗朗西丝·凯勒(也曾定期居住在赫尔福利会)等改革家的事业就是从效仿亚当斯的生活和作品开始的。

亚当斯认为“个人的慈善行为对于城市中没有遗产的大多数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知识分子享有的普遍知识，”她主张，“不应该因为某一个希望掌握它们的人没有经济地位而拒之于门外。”她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论述了这些主张，并在《好的东西定会久长》(The Excellence Becomes the Permanent，1932)的引言中总结了这些观点的要义：“要聚集起所有的道德力量，打破旧的社会桎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要通过人心的重生重建我们的社会关系；要修复一个被战争摧毁的物欲横流的世界；要在一个机械的成就随处可见的社会里，建立对民众的德治。”

另一个和伯恩类似的方面是，亚当斯也是为数不多的反对美国参加一战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中的一员。她写了一封信寄给伯恩，感谢他批评《新共和》杂志对于战争的姑息；而在战争结束后，她又在《和平与面包》一书中评述道，伯恩准确地辨别出杜威等自由主义者们“无稽地认为战争对社会有再生作用”，并揭露了那些支持战争的知识分子们“根本没有任何批判精神”。尽管在美国参战之前亚当斯是这个国家最为人热爱和崇拜的人之一，但战时的报刊杂志却不断出现攻击她的文字，美国革命妇女会(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olution)也将她除名。1918年3月发表在《洛杉矶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就在整个世界发起一场伟大的战争，人们膨胀的国际主义情感得以释放之时，这位良善的妇女却在做一件自不量力的事，因为自己过度的无知狂热和呆若木鸡的恐惧，在世界已然没有和平的时候主张和平，公开发表表达心迹的宣言，要说，对这样的心迹还是闭口不言为妙。”

然而亚当斯是非常固执的，她根本不是某些虚构专家们描画的那个温文尔雅、超凡脱俗的淑女(尽管有时候她会鼓励人们为她树立这样的形象)。正是因为亚当斯同时具有政治家的机敏、商人的精明、善于妥协和建立同盟的技巧，赫尔福利会才得以成功，也才使得她不同于以往那些教授行止风度的淑女模范。

亚当斯预见到，改革进程必将延展到特定的、某些个人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行使的道德行为领域之外。最初只是在芝加哥的一个贫困地区建立了一个孤立的小小福利机构的亚当斯，后来将它作为一个基地，开始了争取公正、宽容、平等、博爱和合作的斗争，这一运动逐渐扩散到整个城市、州和国家(到1900年，全国已经有100多所福利机构)，乃至整个世界。亚当斯认识到全世界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都会改变福利机构中最微不足道的日常事务。而她对事业的这一“国际化”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期更为明显；正如她在《赫尔福利会又廿年》中所说：“我们自己的经历越来越受到广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的经历的影响；现代世界正在形成一种近乎神秘的连贯性意识，人类应该意识到，我们是彼此依赖的。”这位在1895年想要获得学位、成为一名卫生巡官的女人，这位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确保垃圾分类收集的女人，这位1915年负责主持国际妇女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的女人，创立了妇女国际和平自由团(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并于193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一名社会评论家，亚当斯也同样拥有伯恩和布鲁克斯早期文论中洋溢着的那种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和他们一样，文学和哲学文本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工具，借以对自己的经验作出反应，武装自己的思想和类比逻辑，阐明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有时亚当斯本人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一倾向会显得有些古怪，例如她关于1894年普尔曼罢工事件(Pullman Strike)的文章的主要基调，竟是将金融家乔治·普尔曼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进行了比较。但是她将劳工运动定位于文学框架之内的做法却为其赋予思辨的力量，引发了激烈的驳斥。多位编辑撰文驳斥这篇文章，《大西洋月刊》的霍拉斯·斯加德尔(Horace Scudder)就斥责亚当斯那篇文章是在暗示“普尔曼犯了错误”——这篇文章一直到1912年才见诸报端。

在其许多著作和文章中，亚当斯都不惜笔墨地描述了穷人的生活，她很清楚，自己作为一个为穷人工作的人，与穷人们本身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正如她在《赫尔福利会二十年》中所反思的，她从未丧失过“那种痛苦的意识，始终明白我们自身和邻人们在经济条件上的巨大差异”。她还承认，她总是误解那些她想要帮助的人，并深入研究了这一矛盾，一方面，她的使命是将“文化”传播给穷人，而另一方面，这些人往往疲惫不堪、贫病交加、家累重重，根本无暇享受她带给他们的文化。亚当斯的工作基于一种“全人类团结”的概念而起步，但就在她全身心平扑向这个理想时，她却不断审视着自己的私利目的——社会工作令她自我感觉良好，她坦白道——给她带来了满足感。

亚当斯进而意识到种族隔离和偏见为美国黑人的生活带来的痛苦阴影，这是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没有看到的。她在《赫尔福利会又廿年》中称之为“美国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民族生活中大片区域都被敌对情绪所包围，这个国家必然丧失巨大的能量。”亚当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敌对情绪——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对于美籍非裔和其他移民的憎恨，并谴责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红色恐慌”(1919—1920年间联合镇压共产主义和激进分子)而大大加重的美国社会的压制和不宽容。

亚当斯仔细审视自己是否对于文学和哲学文本过于盲从，例如，她曾提到有一种诱惑是“用文学将思想蒙蔽起来，此时文学会成为一道屏障，让我们看不见眼前发生的真正鲜活的事件”。她还重新审视了自己对于卡莱尔的喜爱。在《赫尔福利会二十年》中，她提到了自己年轻时对于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Worship)是那般痴迷，但又说卡莱尔过度渲染的“英雄”概念最终被她替换成为像亚伯拉罕·林肯那样为普通人谋福利以及对于与众不同的美国“民主政府”的深厚感情。

亚当斯缺乏对阶级冲突和工业化的理解，这一点正是她的生活和作品的最大局限性。和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一样，她感觉到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歧，却无法洞察到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强烈的经济对立。她感觉到了工厂的工作条件会让人麻痹，却只能粗略地提一下这些如何能够从结构上加以改造。在她的第一部书《民主与社会伦理》中，她强调产业工人“应该意识到他个人与整个制度之间的关系”。亚当斯没有质疑这种制度的合理性，而是想当然地全盘接受。

“将一种他不知道的原材料填入机器”，亚当斯说道：

生产出和他自己的生活全无关系的产品，而根本不知道它有何用处，或者它与整个社会的维系何在，这一切，毫无疑问会让一个人的知识和道德生活如死寂一般失去活力。为了重建这种道德维系，有必要让他从社会角度意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所在，至少有一种参与意识，在产品的最终用途中感受到一种快乐；为了建立这种道德维系，就必须让他对工业发展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工作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有较为系统的理解。

和伯恩一样，亚当斯也陷入到关于工人们需要对他们和为他们自身作些什么的讨论中，仿佛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没有能力建立这种“维系”，而知识分子就能够凭借自己的智商为他们建立这种维系。亚当斯倾向于将穷苦的工人阶级的现状看做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只要他们能充分适应和融合这种制度，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个人最终也就能够拥有道德和知识力量，在其中感受到丰富充实的文化生活。

也有些时候，亚当斯竟能想象到工人们已经拥有的力量，甚至曾经强调，有可能从底层自下而上地开展社会变革。在《和平与面包》一书中，她批判了伍德罗·威尔逊在战争期间自诩为道德领袖。她坚持认为整个现代时期都在指出“一种观点的谬误，我们实在应该重新审视卡莱尔的论调，不能再想当然地盲从他，认为人民必须由伟人的经验、敏锐和人格引领到正确的道路上”。亚当斯对卡莱尔笔下的英雄和超人的魅力提出质疑，这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评论家中确属少有。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们大多都为卡莱尔社会预言中的这一形象所吸引，将其纳入到自己对于文学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定义中。记者沃尔特·李普曼为此赞颂亚当斯说：“她的同情中没有屈尊和傲慢。她没有让怜悯退化为平庸和粗俗。她对普通的人事有着无限同情，却从来没有忘记那些不普通的……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不仅善良，而且伟大。”

20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者们常常无法在行为上真正接受他们声称自己信仰和推崇的民主观念——这种矛盾在卡莱尔和阿诺德身上也有，或者他们正是从此二人那里继承了这一矛盾。范·威克·布鲁克斯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自称是个有限的社会主义者(简·亚当斯就不是)；他说自己支持“思想上的贵族主义，经济上的民主主义”。他的民主表现在他呼吁广泛改善美国文化状况，结束其物质中心主义、孤立和偏狭。在《清教徒的酒》(1908)一书中，他强调“机器”的邪恶性，提请人们注意相伴而生的精神“机械化”，谴责美国在文化上的贫乏，并严厉批评了那些丝毫不关心国家主流生活的的作家和教育家。布鲁克斯作品中的这些主题或许看起来是在呼吁开展重新缔造文化和社会意识的全民运动，而事实上在布鲁克斯看来，文化的复兴是天才，即卡莱尔笔下的英雄的事，与普通人无关。

卡莱尔是布鲁克斯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在后者的文章和著述中，随处可见卡莱尔的影响。在《清教徒的酒》的最后一页，布鲁克斯写道，美国需要“伟大的缔造者、伟大而积极的力量，需要有人来将彼此疏远的社会碎片凝结在一起”。他后期的著作《美国的成长》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呼唤“一个富有感染力的人格”和“强大的思想家”来启发美国的工人阶级，就像英国的阿诺德、莫里斯和威尔斯以及德国的海涅和尼采所从事的伟大事业。

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学者并不信任美国人民：他们怀疑“民众”没有能力在政治或文化领域作出明智选择。这样的观点不仅出现在詹姆斯和沃顿等文学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调中，也出现在许多反民主的民主党派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述里。他们谴责安于现状、物质中心主义、贫穷、堕落和剥削，力主社会改革、社会重构甚至革命，但他们害怕自己对其深表同情的人民，有时还嘲讽他们是无知的庸人。

这种观点的背后当然不无尼采的影子——正如尼采在《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中所说：“高级的人有必要向一般民众宣战”——卡莱尔的思想也要负同等重大的责任。卡莱尔1841年进行的激励后世的研究《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为美国所有的一流作家和思想家所拜读；到1928年，该书在美国已经出了25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书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对战争、宗教和政治领袖的高调论述，这些人笃信“真理”，以坚强的意志跨越了重大的艰难时刻，在此过程中赢得了民众的崇敬。但是对于那些拟议界定其自身在即将到来的动荡不安的现代时代发挥何种作用的知识分子来说，卡莱尔著作的影响还有另一个原因。卡莱尔不仅描绘了伟人们发号施令、运筹帷幄的力量，还建议“文人们”应该学习成为这样的人。

“文人英雄，”卡莱尔反思道，“必须被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重要的现代人。他可以也应该成为一切的灵魂，应当教给整个世界如何言行，如何前进……只要你有能力，现在就请你高声地对你的祖国发表演讲，从此成为一种力量，成为政府的一个机构，成为立法中不可剥夺的砝码，在一切有权威的行为中发挥作用吧。”在卡莱尔的笔下，文人们很快就会成为这个世界公认的立法者，他自己就树立了文人成就的典范。在《文学与领袖风采》(Letters and Leadership，1918)一书中，布鲁克斯领会到这一提示，宣称“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是社会道路的开创者；他们是一群拥有远见卓识的人，没有他们，民众就会消亡”；后来他又称卡莱尔多卷本的《腓特烈大帝兴衰史》(History of Frederick the Great)是“划时代的作品”，是他希望在自己的《创作者与发现者》系列中效仿的预言性巨著。

卡莱尔为“文学生活”赋予了意义，也预言了它的未来。这样一种生活自是积极而影响深远的：它将转化成为对无序的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右倾的庞德和艾略特都没有著述论及卡莱尔(尽管艾略特了解卡莱尔的作品，1916年以后，他还在索萨尔教授过有关卡莱尔的课程)，但卡莱尔对于诗人和文人的推崇无疑会得到他们的赞同。当庞德宣称“艺术家是人类的触角”时，卡莱尔的调子已隐约可辨，更何况后面还加了一条“愚钝的民众永远无法学会信任他们伟大的艺术家”。

很多文学和文化的舆论制造者都具有卡莱尔这种精英残余意识。诗人、评论家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乔治·沃德贝利(1855—1930)在《人与人类》(“Men and the Race”，1905)一文中声称，他坚信“文学是人类的器官，是个人进入人类的过程中所必经的教育机构”。在沃德贝利看来，维护文学的责任掌握在那些“知识分子阶层”和“文学共和国”的“群体”手中。在早期关于尼采的一部重要著作(1908)中，门肯也同意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判断，认为社会是由“大群迟钝的、宗教和道德上的奴隶阶级”以及位于其上层的“一小撮清醒的、打破偶像、不盲从道德说教的进步主义主人阶级”组成的。在另一篇关于尼采的研究论文(1912)中，保罗·埃尔默·莫尔得出这样的结论，称尼采“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少数人那样，看到了在任何教育和政府体系中阻碍真正的进步的危险所在，那就是以大多数平庸的人而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福利为其第一要义”。尼采的风行一时，使得已经在美国高等文化话语中有所表达和表现的卡莱尔思想主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卡莱尔的影响甚至在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性文人爱玛·戈德曼(1869—1940)的身上也有所体现。爱玛·戈德曼出生在立陶宛的一个小旅馆老板家庭，1885年跟姐姐一起移民到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她在血汗工厂里做过工，不久便擎起激进主义政治和争取妇女权利的大旗。她(离开丈夫)搬到纽约，加入了德国激进主义鼓动者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的无政府主义小圈子。不久她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无政府主义倡导者，正如编辑和作者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1886—1973)回顾的那样，戈德曼“被看成一个怪物，一个爱情自由和爆炸事件的代言人”。

1917年，戈德曼和她的无政府主义同行亚历山大·波克曼(Alexander Berkman)一起因反对征兵而被捕，被判处两年监禁，而后在1919年的红色恐慌中，她和波克曼又被驱逐到俄国。在那里，她开始摆脱对布尔什维克们的幻想，抨击他们背叛人民、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径。1921年12月，她和波克曼离开了苏维埃俄国，后来在生活和旅居欧洲和加拿大期间，她一直没有间断过反对布尔什维克阵营的辩论。

戈德曼写过许多煽动性很强的论文和书籍，包括《现代戏剧的社会意义》(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Modern Drama，1914)、《我对俄国的幻灭》(My Disillusionment with Russia，1925)以及她的自传《走自己的路》(Living My Life，1931)。她认为革命就意味着将人民从“权力、政府和国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她在写到俄国共产主义的胜利时，谴责俄国共产党对群众的镇压，以及其错误地坚持“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口号。但她对于广大民众的同情，以及她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民众有机群体的信仰，毕竟有其局限性，她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书《无政府主义及其他论文》(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第三版，1917)就是证明。

戈德曼的呼应也不断引用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文字，赞成他们的申诉乃是个人的首要权利。与短篇小说作家、散文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1860—1935)以及建筑师路易·沙利文等人一样，戈德曼也汲取了超验主义者们留下的精神食粮，借鉴他们的“有机”形式感来描述理想的社会生活。她呼吁所有人，尤其是妇女，都应当享有自由，将婚姻比作一种合法化卖淫。她也像同时代的伯恩、布鲁克斯和门肯等人那样强烈抨击“清教徒教义”对个人造成的破坏性压力，用激烈的言辞和论著谴责它是一种“毒性的萌芽”。与伯恩一样，她也反对威尔逊将美国卷入战争，以及后者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她在《走自己的路》中回顾道：“从来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像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成功地欺骗了美国人民，他言谈笔端处处提民主，自己的行为(无论于公于私)却极为专制，这样一个人，居然还能够高调保持他是人性和自由的拥护者这样虚伪的神话。”

不过另一方面，戈德曼总是强调她自称深切关注的广大民众是愚蠢的。她也能够像卡莱尔和尼采那样激情四溢地咆哮演说，宣称“在我看来，民众绝对不是什么创造历史的因素”，并叫嚣普通百姓都是“愚昧无知的”。戈德曼的论调是，如果政府不再将民众当成其本身利益的牺牲品，每个人都能够变得更好，但她又多次强调民众“在思想上好逸恶劳”，显然认为他们太过愚钝和驯顺，无法拯救自己。他们需要英雄——需要像她自己这样富有创造性、反传统、启发民众心智的思想家和“艺术天才”。

“民众在流血”，他们“被劫掠，被剥削”，戈德曼争辩道，“但民众本身应对这种可怕的事态负责。它依附于它的主人，热爱抽它的鞭子。每当有人高声抗议，攻击资本主义的权威或其他一切腐朽制度的神圣性的时候，也是这些愚昧的民众第一个高呼‘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作为一个群体的民众永远是个人自由精神、自由创意和自由意志的歼灭者”。卡莱尔曾经赞扬德国超人，认为民众应该受到训练；戈德曼说，他们受到的训练越多，就越喜欢受训。他们喜欢“永远”维持现状。

林肯·斯蒂芬斯(1866—1936)和戈德曼不同，他支持俄国革命，但他同样在作品中表达了对普通民众的持久的失望，并拥护卡莱尔笔下的超人的决定性作用，或者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人能够解决在多数人看来难以解决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斯蒂芬斯出生在三藩市，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又在德国和法国继续学业。毕业后他在纽约市当了一名新闻记者，主要撰写政治腐败和城市改革方面的文章。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从1901年到1906年在大发行量的杂志《麦克卢尔》担任总编辑时做了不少卓越的工作。斯蒂芬斯对于改革的缓慢和艰难进程深感失望，而他虽然希望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也被他们弄得不胜其烦。这一点始终是他包括《城市之羞》(The Shame of the Cities，1904)和许多文章在内的揭发性新闻报道的一个主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什么对苏维埃俄国的实验大加赞赏。

正如斯蒂芬斯在他的自传(1931)中所指出的：

苏维埃俄国是一个有着进化计划的革命政府。其计划并不是要采取直接措施抵制现存的邪恶，诸如贫富差距、赎职、特权、专制和战争等，而是要寻找和彻底根除这些邪恶的根源。他们并不是在实践我们和他们自己所鼓吹的东西，他们没有试图建立政治民主、法律自由和磋商和平——起码现在没有。他们目前只是在为这些好的东西打基础，建立起一个专制制度，获得一小撮受过训练的少数人的支持，为的是要为今后的几代人重新安排经济力量使之更加科学，并维持这一安排，其将首先带来经济民主，最后实现政治民主。

斯蒂芬斯不相信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会了解如何很好地运用民主，因此他提议建立一个精英领导群，由它来对生活条件作出规定，直到人民接受政治权利的时机成熟为止。斯蒂芬斯承认他的立场——乃至列宁所采取的选择少数人为多数人代行权利，而在事实上剥夺了多数人权利的立场——有其虚伪性，但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一立场。

政治哲学家和编辑赫伯特·克罗利也对专家和经理人有着很强的依赖。1914年至1930年担任《新共和》杂志的编辑期间，克罗利支持威尔逊的战争措施(尽管后来他和同事们因《凡尔赛条约》而和威尔逊绝交)，并主张中央政府的权力应该扩张。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克罗利的观点才变得有些沮丧和失望，这可以从他未出版的书稿《文明的裂缝》(The Breach in Civilization)以及他的自传书稿中看得出来，他将自己的自传描述为“关于一个人过去所有的观点和渴望的讣告”。但克罗利起码认为普通人可以学习民主参与，并能够达到比他们社会阶层更高的人的水平。正如他在《美国生活的前途》的结尾所说：“普通公民能够变成类似圣人或类似英雄的人，这不是靠他本身天生具有的英雄属性，而是靠对英雄和圣人真诚且热情洋溢的模仿，他一生能否开始这种模仿则取决于他杰出的国民前辈是否能够为他树立可取的英雄或圣人的典范。”

斯蒂芬斯的立场就没有那么宽厚仁慈了。他对强有力的领导人持乐观态度，因为他对人民是否能够自己成长和成熟十分悲观。在斯蒂芬斯看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凡尔赛条约》以及1929年的大崩盘、大萧条的开始，自由主义显然已经失败，小规模的改革不具备让社会重新恢复秩序所需要的力量。他尊重和赞成列宁拥有绝对权力(他对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也说过誉美之词)，因为这样能够使强有力的领导避开依赖于民选政权所具有的令人恼火的局限性。沃尔特·李普曼的著作《民意》(Public Opinion，1922)和《虚幻的公众》(Phantom Public，1925)则就同样的事例得出了更为强有力的结论，他认为国民是非理性的，公共区域根本四分五裂，无法在其中寻求领袖。

斯蒂芬斯的自传在20世纪30年代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这部书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开始皈依马克思主义，并为苏维埃俄国辩护。左翼编辑马克斯·伊斯特曼(1883—1969)称该书“几乎是一部革命的教科书”，纽敦·亚尔文和格兰维尔·希克斯也撰文赞扬这部书。其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乃是它呼吁那些有着卡莱尔式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学者们将其自身看做是为民众服务的人，却并不必让民众来统领国家。

这样说来，卡莱尔也和阿诺德一样，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发展的人物，他所造成的影响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扩散着、持续着。他本人丝毫算不上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正如惠特曼所说，他被看成是一个对民主主义人士讲真话的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民主主义的妇女：迪金森和路易萨·梅·阿尔考特(Louisa May Alcott，1832—1954)都专心攻读过卡莱尔的著作，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1849—1909)不仅崇拜他，而且将他作为自己一部短篇小说《卡莱尔在美国》(Carlyle in America)(在其生前没有发表)的主题。在一部发表于1915年的书中，《大西洋月刊》编辑和哈佛大学英语系教授布利斯·珀瑞(1860—1954)对卡莱尔的描述符合爱默生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对这位大人物的赞许。珀瑞说，卡莱尔是一个大师级的“文学艺术家”，一个“先知和预言家”，“以超乎凡人的方式洞察到个人的价值所在”。

W.C.勃朗耐尔和保罗·埃尔默·莫尔等保守主义者和新人文主义者们赞誉卡莱尔，而像文学史家约翰·梅西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也一样喜欢和推崇卡莱尔。马克·吐温称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是他最喜欢的书籍之一，他经常会拿出来重新拜读。亨利·詹姆斯常运用卡莱尔的典故并引用他的著作《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中的文字(私人印制，1907)，杰克·伦敦将《马丁·伊登》(Martin Eden，1909)中的主人公描写成“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卡莱尔式久经沙场的巨人”。

庞德在《浪漫精神》(1910)一书的序言中的文字让人不由得想起卡莱尔，他宣称“文学研究就是英雄崇拜”；门肯将卡莱尔(以及阿诺德)描写成为文学评论界的艺术家；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崇拜卡莱尔，宣称自己曾“逐字”拜读了卡莱尔的所有作品；薇拉·凯瑟(1873—1947)4研47读了卡莱尔，其于1891年发表在《内布拉斯加州邮报》(Nebraska State Journal)上的平生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卡莱尔的；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在卡莱尔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特殊的让人恢复元气的力量，因而声称阅读卡莱尔是“巨大的享受!”

年轻的约翰·克劳·兰塞姆(1888—1974)最早接触到的书籍是格罗特(Grote)的《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莎士比亚全集、爱默生的《随笔集》以及卡莱尔的文集；诗人玛丽安娜·穆尔(1887—1972)毕业于布林莫尔大学，1925年至1929年担任《日晷》杂志的编辑，她回顾说自己还是个少女时曾埋头苦读卡莱尔的作品。沃莱斯·史蒂文斯(1879—1955)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1900年6月参加斯蒂芬·克莱恩葬礼时的感受，他评价说葬礼仪式办得极其糟糕：“这个时代真的没有几个英雄崇拜者……因此，也真的没有几个英雄。”在史蒂文斯看来，卡莱尔关于英雄的文字可以讽刺地适用于克莱恩，后者一生“勇敢、有抱负而又勤奋努力”，到头来却在去世时得到了这样一个“平庸的、勉强过得去的、愚蠢的葬礼”。

出生在牙买加的诗人、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者克劳德·麦凯(1890—1948)以及美籍非裔知识分子W.E.B.杜波伊斯(1868—1963)也对卡莱尔赞誉有加。杜波伊斯尤其熟悉和了解卡莱尔的作品。早在1888年他为自己本科时期的大学学报《菲斯克先驱报》(Fisk Harold)撰写社论时，就提到了卡莱尔；在他为《危机》杂志撰写的最后一篇社论(1934年6月)中也引用了卡莱尔的《衣装哲学》的典故：“因而毫无疑问，在这个充满挫败和幻灭的时代，我们必须从否定改为肯定，必须从对一切说‘不’改为对一切说‘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莱尔的名声有所衰落，因为他的“英雄崇拜”和他对于普鲁士品质的宣扬使他在某些读者看来成为一名为德国做宣传的人。坚定的阿诺德崇拜者斯图尔特·舍曼就曾在1918年将卡莱尔比作德国皇帝，建议所有仍然希望找到“全力痛恨普鲁士主义的原因”的读者“联想到战争”，阅读一下“卡莱尔如何毫无廉耻地颂扬和美化那些被人顶礼膜拜的普鲁士主义先祖”。

不过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卡莱尔的名声似乎又零星地有所恢复。例如在1939年，美籍非裔编辑和文学史家J.桑德斯·雷丁就赞扬杜波伊斯的文字“将学者和教育家的学术力量与象征主义的螺栓交织在一起”，又说“这一点只有卡莱尔可与之媲美”。然而随着法西斯和纳粹的不断升级，卡莱尔更加不受推崇了。在1944年出版的《英雄崇拜的世纪》(ACentury of HeroWorship)中，编辑兼评论家埃里克·本特利(Eric Bentley)将卡莱尔看做是一个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恐惧的人物，他同情人民的悲惨遭遇，却可恶地预演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法西斯主义，这是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莱昂·都德(Leon Daudet)和劳伦斯·丹尼斯(Lawrence Dennis)以及希特勒德国的教授们的法西斯主义”。

尽管卡莱尔的名声不好，在许多人看来甚至声名狼藉(他是个狂热的闪米特分子)，美国的文化评论家们仍然深为他而痴迷。他赋予文人以一种英雄般的魅力，使之具备神一样塑造社会的能力，又用直接的笔触指出民主必将失败。他的作品的这些元素被作家们广泛接受，甚至那些尽管说出的话和卡莱尔很相似却声称与他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关系的作家们作品中，也会找得到卡莱尔的影子。

卡莱尔的重要性还在于，即使他谈论的是单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也强调知识分子和文人应该组成一个特定的团队或阶级。他在《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中主张，“在目前世界上现存的所有教士、贵族和各种统治阶级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的重要性可与作家这一职业相媲美”，他还说，英格兰“文人阶层”的“无组织性”恐怕是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反常现象”。

卡莱尔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这一观点，其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作家不断重复着这一观点的各种版本。美国知识分子、评论家和文人学者不断呼吁建立各种社团、学会和组织来扩大和延展他们自身的努力。这样的呼吁表明，美国人很害怕在一个在他们看来工商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文学这一职业的地位会变得岌岌可危。但这样的呼吁也是因为美国的民主社会和商业既是无序的，又过于专业化和理性化，这引起了知识分子的不满。美国民主似乎既不是有机的，又不是完整的。它显然不怎么赞同将知识和想象力统一起来，对其国内很重要的声音加以隔离，似乎是想先发制人，以组织这种声音所促成的文化和社会重组。

举例来说，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在一篇发表于1885年的长篇研究论文中写到爱默生时，赞扬康科德是一个“知识分子中心”，称其与他自己时代中这个四分五裂的美国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今天，”他说，“在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人类知识的分支中，每一种特殊的习得或技能都倾向于限制人们的思考和工作能力的范围。”联想起亨利·詹姆斯在发表于1879年的霍桑传记中观察到的美国景象，这里提到的思想分裂和知识分子中心的衰落就更让人信服了。詹姆斯无法知道霍尔姆斯在爱默生和梭罗的社区做些什么。正如詹姆斯所说，康科德或者对于改革者们来说不值一提，但对于小说家和文人们却恰恰相反。他承认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要比霍桑时代更能够接纳和容忍作家，但他指出，其改善幅度微乎其微，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就是，他本人在1876年决定定居英国，在那里撰写和出版关于霍桑的书。

19世纪30和40年代，以及之后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后的几十年，美国社会都如詹姆斯所诠释的那样，将人纳入到“商业”和“实用的”职业轨道中。美国声称自己重视文学，却没有提供文学创作所需要的经济基础。美国缺乏一个作家为履行自己的诺言所需要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和团队：

通常情况是，只有当天才成为一个团队的成员时，才能够有最好的作品出炉；只有当我们的同伴和我们在同一条战线时，工作才有可能更出色，才能诱导我们去建议、去比较、去模仿。伟大的事物当然是由孤独的工作者们完成的，但是如果他们在更加亲切和谐的环境中创作的话，或许会事半功倍。

这些话从詹姆斯这位专一而独立的文学巨匠嘴里说出来，不免让人感到奇怪；他熟识许多作家，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伟大而杰出的、孤独的人。然而到了事业的这一阶段，詹姆斯已经不再热衷于祈求在艺术上有超凡建树，而更倾向于描述有抱负的作家们渴望拥有的条件和团队。詹姆斯感觉到——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美国民主并没有一种文化基调来迫使国人恪守更加高尚的文化标准。詹姆斯评论道，人们要么在日益繁荣的城市里非常拥挤地住在一起，要么很分散地分布在全球各地；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一个持久的、富有吸引力的知识结点；没有一个文化中心赋予作家力量并检验作家们的作品和成就；也没有一个团队或阶级让作家拥有归属感，或者能够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文化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

詹姆斯所寻求的文化环境正是无数作家、评论家和知识分子们，包括像豪威尔斯和庞德这样思想和风格迥异的作家也声称自己渴望的——一个可以创立和维持标准、鼓励创新、稳固文学事业、集中各种力量以防分散导致失去分量的“文学中心”(豪威尔斯语)和“艺术之都”(庞德语)。“现代诗人的问题，”英国诗人兼评论家、后来加入美国籍的W.H.奥登(W.H.Auden)总结道，“正像当今时代的每一个普通人所遇到的问题一样，就是要去寻找和形成一个真正的团队。”

许多人对此表示过关注。例如，在一封1923年写给朋友沃尔多·弗兰克的信中，哈特·克莱恩写道：“我敢肯定，我们中的许多人最后都会有某种志同道合的团队。这不仅仅是一个小圈子的问题，而是有了这样一个集体，有些事就可以做得更好……这是一种未来的远景，不仅美国需要这种远景，整个世界都需要。”另一位迥然不同的人物，新人文主义评论家欧文·白璧德也在1929年提出过同样的观点，他说：“很可能即使在现在，也有少数敏锐的观察家们乐于团结在一起，来成功地抵制文学事业变成愚蠢的整齐划一。”这些人渴望将主要力量团结起来，这是一种挽救文学的残余力量，一个具有远见的小方阵，他们或许能够点燃大多数人无法窥见到的未来(克莱恩的预言)，或者能够恪守那些在过去已经发挥良好作用而为现代性所不容的传统原则(白璧德的观点)。

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1883—1963)就这一话题换了一种说法。在一封(1924年9月6日)写给肯尼斯·伯克的信中，他强调：“我们所有人必须比以往更加清醒，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埋头工作——不是为了舒服而是为了训练，将每个人手擎的蜡烛绑在一起，火光会更加明亮。团结起来，迎头前进。”威廉姆斯所说的并不是组成一个宗派或团体——按他的说法，这样做会抑制或压抑创造性；他主张，只有当做家们相互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团体共同前进时，他们才能够更好地磨练自己的技艺，成功地与读者进行对话。在一封(1936年12月23日)写给玛丽安娜·穆尔的信中，威廉姆斯再次对美国作家的分裂状态表示遗憾，称他们“散居”而无法“集结”在一起：“我年复一年地重申这一点：我多么希望‘我们’可以拥有一个空间、一个地方可以常常聚会，不管是单独聚会还是以其他什么形式，其他人也可以学我们的样子这么做，没有什么形式上的规定，但一定要保证这样做——在那里，我们的身份是诗人，我们的作品有人赏读，而我们自己也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作品，可以购买，可以拥有!”卡莱尔曾说过：“文人是一个永恒不朽的教职。”这样一个精良的文人阶层，为他们自身职业的高尚感和使命感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正是威廉姆斯和其他人共同祈愿的。

即使观点千差万别，这一渴望确实为许多文人所共有，包括门肯、南方平均地权主义者，以及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许多诗人和小说家。门肯曾在1920年写信给编辑和评论家路易斯·安特迈耶说：“我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希望创建一个高效的美国作家组织。我建议我们可以先吸收少数人，你、我、德莱塞、卡贝尔、赫格希默(Hergesheimer)、内森(George Jean Nathan)，再加上一两个其他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成一个可攻可守的联盟，之后再非常谨慎地吸收新成员。”在一封1929年在法国写给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长信中，艾伦·泰特讲道，他曾给罗伯特·佩恩·沃伦提出一个建议，他们三个意趣相投的人可以组成“一个社团，或者一个南方的积极的保守分子的学会”，他们可以通过这一团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捍卫“一种完整的社会、哲学、文学、经济和宗教体系”。1937年，克劳德·麦凯代表若干由“一个明确的思想”而统一到一起的美籍非裔人士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时机已经成熟，美国黑人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成为有着共同目标的同事”。他希望“通过知识分子之间的同事关系建立起一个积极分子的团体，能够在学术领域与无可比拟的‘尚伯格黑人图书全集’相提并论”。

事实证明，这些组织、联盟、团体和运动真正实现起来十分艰难，更遑论坚持下去，尽管其中有些确实在短期内很热闹了一阵，纷纷聚集在一群编辑和小众杂志的撰稿人周围。“为什么会这样？”威廉姆斯大惑不解。然而问题不仅在于这样的组织为什么迟迟组建不起来，更在于威廉姆斯等人为什么会如此热心于建立这样的组织。

这里又要谈起阿诺德的声音所造成的影响了。阿诺德在19世纪80年代访美时，最突出关注的就是美国没有一个知识分子阶层来引导美国文明进行更高雅、更“有意义”的活动和文化追求。在阿诺德看来，美国生活缺乏“个性”，因为与其强大的力量即平等相伴而生的，或许正是这种致命的弱点即单一性。在他的演讲“内容”中，阿诺德提到了柏拉图和《旧约·以赛亚书》，来论述自己呼吁一个独立的“残余力量”的观点，称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这样一股力量都能够识别出思想和言行中最超凡脱俗的东西，实践人类甜美而光明的品质。这些人将热爱良善和智慧，憎恨同一和标准，其在美国造成的影响将比在英国更大，因为在疆域辽阔的美国，其数目应该更多。

在《美国的文明》(“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888)中，阿诺德又重新谈到了这一主题，痛惜目前的“虚空”，“没有高尚、美丽和有意义的东西”。最糟糕的，阿诺德指出，就是美国拒绝充实其民众的灵魂：似乎整个国家的男女民众都联合在一起自欺欺人，非要说这个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人性”问题。美国没有一个真正的文化评论，阿诺德最后总结说，这个国家最好的作家们不仅是懦弱的，而且彼此老死不相往来，没有为一个评论和拯救文化的事业而融合在一起。“这里有许多有教养的、有判断力的、有才识的个人……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也是美国的骄傲；正是通过他们，才能够真正实现进步。他们清楚地知道那些吹牛的大话是如何的虚伪和空虚；但是他们就让这自我吹嘘的声音在那里咆哮着，自己却一言不发。”

阿诺德的判断有点像美国人自己在20世纪初前后几十年所作出的判断，而在他们阅读了卡莱尔之后，这种感觉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评论界论断的主要文本之一，就取自阿诺德随笔的题目，哈罗德·斯特恩斯【Harold Stearns】1922年编辑的文集《美国的文明》)。人们断言，美利坚合众国应该形成一个知识分子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强大的力量将能够为社会和文化的成452长提供指导。这一阶层的成员或许将能够得益于刚刚现代化的大学所提供的培训，但是他们并不是专业化的职业人员。

早在1862年，亨利·亚当斯就在写给他的哥哥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一封信中说，阿诺德需要“我们国家有一群像我们一样或比我们更好的年轻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学、法律和整个社会中施展影响，并将穿透整个国家的每一个微小的社会组织，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所全民学校”。亚当斯感到遗憾的是，美国并不愿意建立这样一所学校。(很奇怪，亚当斯居然会在南北战争时提出这样的观点。)结果，“一切都随随便便，各种作品彼此绝缘，为着各种特殊的、临时的或个人的目的，我们没有手段、没有力量也没有希望为任何不谋私利的目标团结行动”。

1903年，亚当斯对于“一种集中的影响力”的渴望得到了另一位在哈佛本科毕业后(也像亚当斯一样)前往柏林大学读研究生的W.E.B.杜波伊斯的附和。杜波伊斯在《天才的十分之一》(“The Talented Tenth”)一文中写道：“和所有的种族一样，黑人也将为其本种族中的卓越人士所救助。”这一种族的领袖们，其残余力量，将是它本身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评论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一个“天才和个性的贵族”。早在杜波伊斯之前，美籍非裔诗人、演说家和知识分子弗兰西斯·E.W.哈珀(Frances E.W.Harper，1825—1911)也断言，有必要让这个种族中天才的成员们起来“提升”普通民众；在她的小说《伊奥拉·勒罗伊》(Iola Leroy，1892)中，女主人公揭示自己对于黑白混血的雷帝默博士的万般尊敬和热爱时说：“我的体内一定是有……大量的英雄崇拜的血液。”她致力于和他一起为民众服务，以此来过上“高尚的英雄一般的”生活。

杜波伊斯的随笔发表4年以后，在一次在拉德克利夫(附属于哈佛大学的女子学院)所作的题为《学院出身人士的社会价值》(“The Social Value of the CollegeBred”)的演讲中，威廉·詹姆斯(也是杜波伊斯的老师之一)说，大学应该训练年轻人获得一种“人性的优越感”，其将调和物质中心主义的驱使力量，抑制二流的人和二流的物品不断产出。詹姆斯时常会采取类似于马修·阿诺德的论调，也有点像他写小说的兄弟在《美国场景》中的论调，他谴责“廉价、毫无价值、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劝告人们培养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追求理想的价值观的精神”。

与亚当斯和杜波伊斯一样，詹姆斯也呼吁“阶层意识”，呼吁建立一个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团体：

一小股力量，如果其一直坚持下去，将能够产生非凡的影响，其要比声势浩大但不齐心协力坚持到底的那些团体造成的影响大得多。只要不停息地在人们耳边灌输更为永久的理想，不断地宣传真理和正义，假以时日，定能让这个世界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偏转。

到詹姆斯发表演讲之时，许多职业，包括法律和医疗，都已经结成各种组织来提升自身利益，许多学术门类也纷纷效法。但是詹姆斯等人头脑中构想的远不是职业化，他们的提议往往是反对那些已经开始在学院、大学和其他机构中日益强大起来的新的专家、官僚、经理人和行政官员阶层的。詹姆斯主张一种真正开明的文化，可以借以减轻职业化程度，在整个社会和文化中造成影响。威廉姆斯、泰特和杜波伊斯所理解的文学、文化和政治是逆向而行的，但他们有一点彼此相同，也和詹姆斯相同的，那就是决心要反对某些在他们看来为学术职业化伦理所贬值的艺术创作和艺术价值观。

詹姆斯的演讲发表在1908年的《麦克卢尔》杂志上，说到这里，让我们回来重新讨论范·威克·布鲁克斯。后者同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发表了他的第一本书《清教徒的酒》，其所论述的正是美国无有建树的评论家、匮乏的知识分子团队、贫瘠的传统以及卡莱尔式英雄的缺席。布鲁克斯没有拜詹姆斯为师，后来他曾因自己没有和这样一位卓越的人物接触而责备自己是个“自以为是的傻小子”。但是和詹姆斯一样，布鲁克斯也强调活力、意志和永远向前的力量。他对一直以来风行美国的态度和理想，也是很大程度上通过卡莱尔和阿诺德的代言人加以定型的态度和理想，进行了詹姆斯式或曰爱默生式的调整。布鲁克斯拥有一种当机立断的评论语调，于是当仁不让地坐上了为20世纪前20年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作文化代言人的交椅。早期的布鲁克斯，用埃德蒙·威尔逊的话说，“是关于美国文化生活的各种思想的主要源泉。”

在其自传(1982)中，刘易斯·芒福德比威尔逊更加充分地描述了布鲁克斯在文化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

他一度成为当代美国文学中……无人堪比的中心人物。他本身所体现的这样一种承诺迄今为止还没有在任何一位现代作家的身上出现过，那是朗费罗在鲍登学院毕业典礼演说中所做的承诺，是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所做的承诺，是惠特曼在《草叶集》的序言中所做的承诺：是缔造一个真正的美国文学的承诺。

布鲁克斯所提出的文化复兴的主张，许多其他美国和英国评论家也都在他之前提到过，时间上也相差不远，但他所提出的主张更加有效，且他是在美国的文学、绘画、舞蹈和其他艺术形式都在经历着激动人心的实验和革新时提出的。在战前的那些年，作曲家查理·艾夫斯、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人都参与了各种主要形式的纯现代艺术作品的创作。正如芒福德所说：“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正处在朝着新世界转换的边缘，这是一个相当神奇的转换，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工业革命中所有最美好的希望全都能在这样一个转换中最终实现。”战争“破坏和粉碎了这些希望”，他又说，但是并没有完全毁灭它们，在布鲁克斯的引导下，整个20年代见证了创作作品的繁荣，以及与之相伴的对美国传统和历史的重新发现。

除布鲁克斯外的其他作家也呼吁美国在艺术领域的文艺复兴，并宣称他们打算控制美国习语。“大多数现有的诗句都是腐朽而不鲜活的，”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在一封1913年写给芝加哥诗人和编辑哈里特·门罗的信中说，“生活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并且始终在颠覆着此刻之前的生活——生活永远都是新的。”“诗歌应该是活的，”威廉姆斯如此将文学/文化和当代典型的意识形态话语联系起来，“必须在其中融入一些具有同样鲜活规则的东西，但同时还应加入一些打破陈规的着色剂，一些在性质上隶属于一种难以捉摸的革命的、作用于无形的逆反的东西。”

与布鲁克斯一样，威廉姆斯眼中的艺术的新意也是与美国民主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承认，民主是一种威胁：它最终会导致同一性和单一性，那正是阿诺德所不齿的，也是卡莱尔更加咆哮地谴责的东西。然而民主首先意味着自由，意味着有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美国虽没有滋养自己的艺术，也没有对艺术作出应有的响应，但它的建国神话和政治体系却具备开放自由的潜力，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不妨拿来一用。

布鲁克斯比任何人都更加激愤地呼吁艺术复兴，他和伯恩、门肯、芒福德和舍伍德·安德森一道并肩战斗，在各自所专长的领域中反对美国压抑性的社会风气，并因其大胆的文学和评论事业获得了认可。在《清教徒的酒》、《美国的成长》和他为《七艺》撰写的文章中，布鲁克斯在美国履行了阿诺德和卡莱尔在英国履行的职责。

布鲁克斯认为，或许评论家所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要如阿诺德所说，创造一个学术氛围，“使得创作的力量有充分发挥的平台”。其次，一个与此相关的挑战则是要“发现和发明一个可以拿来一用的传统”，就像“卡莱尔为英国缔结的”传统，那个能够明确地界定过去曾经阻碍过作家的“美国文明的趋势”需要重新纠正以使美国艺术和文学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断繁荣的传统。“卡莱尔对爱默生的巨大吸引力已为人所共知，其至今仍然适用于美国文化的精神，”布鲁克斯在1915年如是说，“为什么你不肯来帮助我们？我们是那样急切地需要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放下身架，来到我们中间。”

布鲁克斯定义了现代美国的知识分子们将献身于斯的使命，并将社会改造与文学及文化复兴的任务合而为一。正如他在后期的著作《评论素描》(Sketches in Criticism，1932)中所断言的，没有人“比艺术家和文人对社会更重要”。显示布鲁克斯成功的一个迹象，是舍伍德·安德森在一封信(1918年5月31日)中对他的赞颂：“您坚毅地尝试着将阻碍的巨石连根拔起，让根重新获得生长的力量，在这方面，您是我见过的第一人。”另一个证明，则是马尔科姆·考利将自己的《斯文优雅的传统过后》(After the Genteel Tradition，1937)题献给布鲁克斯，那是一部关于美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的评论文集。考利的文论作家们展示着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这正是布鲁克斯为其建立了一套新的术语集合的文学传统。

H.L.门肯也将自己看做是一个评论界的煽动者，一个美国文学和文化改革家。尽管今天的文学课堂上已经很少提到他了，各种文学评论文集中也极少会有他的名字，但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门肯的声音是非常强大的。1921年，埃德蒙·威尔逊称门肯为“现代美国的教化意识”；几年以后，沃尔特·李普曼又称他是“整整一代受教育的美国人里最强大的个人力量”。门肯主办的杂志《美国水星》是20世纪20年代文学和文化变革的一支力量，当时的学生们在校园里手拿这本杂志作为他们倾心于新思想的一个标志。那是一个——正如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中的主人公杰克·巴恩斯(Jack Barnes)不无愤怒地说到的——“那么多年轻人”从门肯那里汲取“他们的好恶”的年代。

门肯本人也深受其害，因此拒不对此表示出道歉态度。他的观点中带有各种种族和民族偏见的标签，他嘲讽民主是对暴民的突发其想所作的妥协。他痛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认为后者是一个堕落的、可耻的、以战争为交易的亲英派狂热分子；他还耻笑新政的反贫困计划和公共工程政策，认为这些是联邦官僚主义的疯狂扩张，无耻地抢劫了努力工作、白手起家的普通美国人的血汗所得。

门肯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极端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是清醒的少数人中的一员，一个托利党人，一个保守派。他呼吁建立一个“有教养的贵族阶层”，其将“具有稳固的社会地位，才思敏捷的好奇心使之灵动，怀疑一切不花力气的一般化结论，优越于普通民众的多愁善感，在思想的斗争中为其自身的胜利欢呼雀跃”。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中心价值观乃是自由(他声称自己“所有的学说体系”都是建立在这一价值观之上的)，他声明自己忠于绝对的言论“自由”，所有的人和党派，“从共产主义者到卫理公会派教徒”，都能够有机会发表和宣传自己的思想，无论这些思想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多么荒谬可笑、蛮横无理。

让门肯最不耐烦的是，评论他的人们说他只是冷嘲热讽、挑刺找茬，而没有正面提出任何备选道路的建议。他曾经情绪抑郁地指出：“事实是，如果评论一定要提供什么有建设性的备选道路的话，它很快就会丧失一切力量和作用了，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想象出任何可为人所理解的备选道路，而评论事业的整体目标正是要表明这一点。”“我本人不大相信人类进步说。”门肯在1927年如是说。他认为多数普通人根本不求变，只求安乐，他们惧怕自由，很容易纵容自己妒忌和仇视异己者。只要有人勇敢地提出合理的“备选道路”，他就会被轰下讲坛，受到恶意攻击，甚或啷铛入狱。“人类根本愚蠢得不可救药，”这是门肯的结论，“他们永远不可能快乐。”

门肯用尖刻讽刺的文笔掩盖了他自己的忠诚。然而他不喜欢改革方案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从自己坚定的布尔乔亚思想出发，谴责美国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出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门肯，在父亲去世后就退了学，在《巴尔的摩先驱早报》(Baltimore Morning Herald)担任记者工作，后来又在《巴尔的摩先驱晚报》(Baltimore Evening Herald)担任城市新闻编辑、戏剧评论员和执事主编。《先驱报》1906年停印后，门肯又来到《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这是他大部分事业生涯的主要基地。作为一个19世纪中叶移民美国的德国香烟制造商的儿子，门肯通过努力和自律一步步走向辉煌，而世人看到的，却只是他叫嚣吵闹的文笔风格。

门肯对于美国理想的忠心使他总是对受到迫害的少数派示以同情，他反对当局对于社会主义领袖尤金·V.德布斯的折磨和监禁，以及他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史考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辩护(聂尔宁在1915年因批评童工制度被校董开除)，都说明了这一点。门肯宣称，聂尔宁之所以遭到驱逐，是因为他接近真理的努力扰乱了富有的无知者的安宁和平衡，而学校恰恰又控制在这些人的手中，又因为这些富人在学校里布设的学术奴隶和仆从们被聂尔宁把学生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去而坐卧不安。在门肯看来，聂尔宁是一个独立的追求真理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门肯撰写过关于肖伯纳(1905)和弗里德里希·尼采(1908)的重要著作。在《时髦人士》(Smart Set)期刊上，门肯从1908年至1923年共发表了182篇文学和评论文章。他于1924年和乔治·简·内森一道在《美国水星》上发起了仔细观察和推介美国文学新星(并发表他们的作品)的工作，这一事业他一直没有间断。门肯不仅引起了世人对这些作家的关注，也从评论家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了评价，如德莱塞、薇拉·凯瑟、詹姆斯·布朗奇·卡贝尔、埃德加·李·马斯特斯、林·拉德纳(Ring Lardner)、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舍伍德·安德森等许多美国作家；另一方面，他也赞扬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一长串杰出的、几乎无可比拟的作品”)、詹姆斯·乔伊斯(门肯在1915年5月的那一期《时髦人士》上发表了《公寓》和《几朵云彩》，后者中有对《都柏林人》的评论)以及许多其他英国和欧洲作家。在《偏见，第一辑》(Prejudices，First Series，1919)中，门肯陈述了自己作为一名评论家的目标：“为了诠释他笔下的艺术家，甚至为了理解这位艺术家，评论家必须能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他必须感受和理解那种创作激情所面对的巨大压力。”

尽管门肯认为“思想斗争应该是世界性的”，但他承认自己有着“可怕的美国性”，对此他感到很无奈。门肯希望美国能够从国外学习和培养各种思想，从而提高美国作品的质量，为这个国家的作家们建立更高标准。在《国书》(“The National Letters”，1920)等名篇中，门肯抨击了“清教徒”、“教授”和“康斯托克们”(Comstocks)[4]强加于作家、评论家、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人士身上的压制性文化风气。(“清教徒主义：无法摆脱的恐惧，或许让某些地方的某些人感到快乐。”)在另一些文章中，他主要讨论了肖伯纳、尼采、H.G.威尔斯、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和弗洛伊德。20世纪20年代，他就南方生活和文学撰写了许多言辞犀利的讽刺文章，颇有影响。门肯的随笔——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波扎特的撒哈拉》(The Sahara of the Bozart)——以及作为一名记者和编辑的新闻尝试和咨询工作对于南方文学复兴的兴起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进步主义者们，包括杰拉德·W.约翰逊(Gerald W.Johnson)、霍华德·W.奥德姆(Howard W.Odum)和W.J.卡什(W.J.Cash)都聚集在门肯的周围；而纳什维尔的平均地权论者唐纳德·戴维森、约翰·克劳·兰塞姆以及艾伦·泰特则形成了一个区域性艺术圈子来反对门肯，捍卫他们自己的传统。

门肯的《偏见》和《序言集锦》(ABook of Prefaces，1917)最终成为另一位美国南方人的启示录，美籍非裔作家理查德·赖特1927年读到它们时，真是相见恨晚。他在自传中回忆道：“我当时被那干练的文风震惊得目瞪口呆，全书文句简洁清楚，气势宏阔。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他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头脑中出现的作者是一个愤怒的魔鬼，他用手中充满愤怒的笔撕碎一切、谴责一切美国的东西，赞扬一切欧洲的或德国的，嘲笑人类的弱点，嘲笑上帝和一切权威。这究竟是什么？我站起身来，试图去探究文字的意义背后所隐含的现实。是的，这个人在战斗，用他的文字战斗。他把文字当做武器，手拿一支文人的笔，他也能舞枪弄棒。”

门肯为美国评论所从事的，正是(他本人崇拜的)马修·阿诺德在《评论在当今时代的作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1864)中所明确的任务——判断和辨别，传播“智慧而鲜活的新思想”，培养一种“学术氛围，使创作的力量有充分发挥的平台”。正如门肯在1923年所说：“在真正有价值的创作艺术家能够独立发挥作用之前，必须为他们清理道路，最胜任这一任务的，当然是那些现实而不感伤的评论家。”德莱塞、刘易斯、范·威克·布鲁克斯、埃德蒙·威尔逊(后者正是读了门肯的《序言集锦》才坚定了要成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的决心)、托马斯·沃尔夫和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对门肯给予很高评价，因为他欢迎艺术创新，赞扬不同政见和解放思想的自省，反对作品审查制度，喜欢不同思想的碰撞，给那些企图解释美国的社会虚伪性和文化迟钝性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注入了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在他关于德莱塞的作品的书评和随笔中，门肯写作的腕力得到了最好的展示。从1911年的《珍妮·格巴特》(Jennie Gerhardt)开始，门肯几乎为德莱塞的所有作品撰写了评论，并从这些书评中汲取精华，收集成一系列长篇的详细综述——其中最好的要属《序言集锦》中关于德莱塞那一章——其中辩解说，作为艺术家的德莱塞有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宏阔壮丽。门肯还与德莱塞进行了大量的信件往来，读过后者很多手稿和校样的书稿，在《时髦人士》上发表他的作品，以此来抗议《天才》(The Genius)杂志的压制，鼓励其他作家起来为德莱塞说话。

门肯为德莱塞铺平了道路，并在作为小说家的德莱塞的成长过程中为他提供了帮助。这并不仅仅是他本人为德莱塞一个人所作的努力，他认为，所有的美国评论家们都应该为创作作家们做出这样的努力。在1914年11月写给《大西洋月刊》编辑埃勒里·塞奇威维克的一封信中，门肯指出：“德莱塞把《巨人》(The Titan)的所有短评都寄给我了，大概总共有100篇吧。其中没有一篇对他的创作思想作出一点系统的论述，也没有哪一篇提供了任何可以给他以帮助的评论。他读了那些之后，真是糊涂了。在我看来，一个这样诚实而有天赋的艺术家应该有权利从他的祖国得到更好的回报。”

门肯总是第一个直言自己的观点，并不等待任何其他人的附和。他在信件中陈述的，往往是德莱塞的书尚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的评价，每次那些书一旦出版问世，他立即发表自己的述评。门肯非常尊重德莱塞，看重他的艺术成就，并为此慷慨大度。但是他在自己的评论中也会不遗余力地提出反对意见，从不保留地宣称自己对于德莱塞的废话连篇和文风结构毫不严谨不以为然。然而即使在《天才》中，他也能够看到“德莱塞必须以自己的风格写作”，“他那丑陋的笨拙和粗犷恰是他令人惊喜的思想稳定性的一部分，他对巨大的文字工程驾轻就熟，对人物性格有着超凡的感受。”门肯还认识到，无论《美国悲剧》有多少缺陷和不足，“作为一部人类巨著”，它还是“充满了探索和庄重的尊严，有时甚至能够达到真正的悲剧的高度”。

门肯总是强调德莱塞的“英雄主义”，以此来呼应卡莱尔对于英雄文人的赞扬，这不仅表明这位小说家的与众不同，也表明门肯著述中一个更加普遍的主题，他关注和赞赏伟大的文学作品——怀疑者、探寻者和坚决反对“普遍的陈腐之词”的人的作品——所具有的摧毁当局神话的反动力量。门肯在1921年写道，艺术家“永远不会是他的时代的卫道士，他始终在反叛着自己所处的时代……他最好的作品永远是在他积极反叛周围的文化氛围之时创作的，并有意识地与那些安然享受这种文化的人势不两立”。门肯不能容忍正统思想，始终坚持要冲撞多数人的意见，他在《评论脚注》(“Footnote on Criticism”，1922)中断言，“只有在激烈斗争的氛围中”成长起来，“文学才能够繁荣”。

门肯和布鲁克斯都是阿兰·洛克(1885—1954)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人物。后者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领袖，他在为具有划世代意义的作品《新黑人》(1925)所作序言的最后，强调美籍非裔人现在终于能够“庆祝我们进入了一个重要而令人满足的新时代，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我们精神上的成年时代”。

洛克出生于费城，父母都是教师。从当地的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在那里念本科时，范·威克·布鲁克斯也在哈佛读书，按原先的安排，洛克将在1908年与布鲁克斯同期毕业。但是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只用了三年就完成了四年的课程，因此1907年就毕业了。

在哈佛读书时，洛克注册了一门由霍拉斯·卡伦(1882—1974)教授的课程，卡伦是一位支持或拥护犹太人复国运动的哲学家，导师是威廉·詹姆斯。据卡伦称，“文化多元主义”这一由卡伦本人提出、伦道夫·伯恩予以阐述的思想正是在他与学生和朋友洛克的谈话中总结出来的。两人后来在牛津继续了他们的友谊，卡伦在那里获得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而洛克得到的是罗德奖学金，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籍非裔人。正像他1915年和1916年在首都华盛顿教授的一门关于“种族接触和种族间关系”的课程(该课程是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简称NAACP】哈佛大学分会资助)提纲中所显示的，洛克决心要实现“异类元素的社会团结和多元发展”。“文化上的公民地位”在他看来，“并不仅仅是通过同化获得，而是各个种族对于一种共同的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

与卡伦和布鲁克斯一样，洛克也在最高学府接受教育，熟识当时显赫一时的评论家、哲学家、进步主义和多元主义论者，并与他们一起共事。然而白人作家们在审视美国社会时，却很少将美籍非裔人看做是文化评论必须关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事实上，卡伦说美籍非裔人为人们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他将其划分在他自己的文化计划之外，让他们在那里等待“个别分析”。尽管伯恩在信件中气愤地指责南方的种族隔离是“世界上最无理可辩的不合理现象”，但他也以类似的方式将他们排除在“跨越国家的美国”之外。伯恩对于美国对其非裔人口的虐待感到恐惧，他希望卸下这个精神包袱，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任务便英年早逝了。

洛克和他的哈佛同学杜波伊斯的著述被白人知识分子们广为阅读。但是这两个人毕竟是美国黑人中的例外：他们享受到的教育经历和接触到的大人物对绝大多数美籍非裔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在白人们看来，他们是那个种族的精英代表，例证了一个备受苦难的不幸群体中的成员所取得的令人艳羡的辉煌成就。美籍非裔人并不被认为是在美国文化“圈内”的，他们通常不被算在白人多数派的文化改革思想和理想中。随着时间的流逝，白人学者开始运用朴实的隐喻来说明美国应该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奋斗，但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把美籍非裔人看做是他们希望实现的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清教徒的酒》中，布鲁克斯在提到移民、帝国主义以及不加遏制的“金融繁荣”所引发的危险和堕落时，简单地提了一下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黑人问题”。但他在这本书中再没有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在《美国的成长》和他为《七艺》杂志撰写的随笔中也是一样。

在布鲁克斯鼓吹文化复兴的那几十年以及更早，在19世纪下半叶，许多作家都提出了社会改革建议，写下各种乌托邦的虚构故事，称美国能够通过技术精良和工业强大走入一个理想的未来。但是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几乎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提到“黑人”，爱德华·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畅销乌托邦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贝拉密指出他的乌托邦强调“种族团结和全人类博爱”，但他心目中所想的是哪个“种族”不言自明。

洛克致力于让更多的白人看到美籍非裔人的生活状态，他本人在许多方面为美籍非裔文化作出了贡献。1953年退休之前，他在哈佛大学教授了40年的哲学；他帮助过许多诗人、小说家、短篇小说作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他设立了“比较种族研究”这一学科领域，收集和赞颂非洲艺术，编纂了关于美籍非裔艺术、音乐和戏剧的宝贵文集，推进了非洲研究计划；他本人还是几代美籍非裔人的知识分子榜样和典范。洛克是一个国际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者，他主张在美国终结种族主义，在亚非各国结束殖民主义。他宣扬“相对论”和“互利互惠”，一方面赞扬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另一方面也重视该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互动。

洛克将他自己种族的未来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连系在一起(1925年)：“今天的黑人已经在不可避免地朝着他自己的目标前进。这些目标是什么？那就是他的物质生活富足并最终被明确列入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恰是美国制度和美国民主的理想。”但是他主张，现代生活需要我们有着广阔的胸怀放眼世界；正如他在发表于1942年的一篇随笔中所说：“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全人类对于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的普遍定义。”

在洛克看来，正如他在《新黑人》中提到的，哈莱姆是一个强有力的意象，因为它表明不同人种之间是有可能存在博爱的。洛克解释说，哈莱姆：

吸引着非洲人、西印度人和美国黑人，它将南方和北方的黑人聚集在一起；将城市、乡镇和村庄的人聚集在一起，将农民、学生、商人、专业人员、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冒险家和工人、牧师和罪犯、剥削者和社会流浪者聚集在了一起。

洛克强调了“美国黑人”和非洲文化与众不同的辉煌，它们与哈莱姆密集地交织在一起，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会从跨文化交流中获益。洛克很诚实，他承认自己所倡导的文化互动除了带来收益之外，也会带来一定的损失，对此他也很矛盾。这是他最后写的一篇文章——《融合的沉重代价》(“The High Price of Integration”，1952)中的要点。但是他最终的定论是肯定的：“黑人作家正在逐渐迈向一般作家的领域。同时，白人作家也在勇敢地、稳健地跨越黑人生活的分水岭。这两个趋势本身就是大势所趋，令人欣喜。”

洛克最大的贡献是他界定和推进了“新黑人”或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他最著名的诗歌、戏剧、短篇小说、随笔和音乐的全集《新黑人》也于1925年编辑出版。(杜波伊斯在1918年11月的《危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以《新黑人》为题的论文，首次启用了这一名称。)但是，洛克对美籍非裔艺术、文学和文化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范围。在一篇发表于1953年的随笔《从〈土生子〉到〈隐形人〉》(“From Native Son to Invisible Man”)中，他讨论了自己对于美籍非裔文学的三个主要阶段的参与。第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简·图默的《甘蔗》为代表；第二阶段发生于大萧条时期，那也是无产阶级小说和革命艺术繁荣的年代，最辉煌代表是理查德·赖特的短篇小说集《汤姆叔叔的孩子们》(Uncle Tom's Children，1938；1940)和他的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1940)；洛克写这篇文章时尚未结束的第三阶段，在二战以后开始发展，因为“文学成就的新高度”而引人瞩目，埃利森的《隐形人》便是一例。

洛克所确定的这几个阶段的分界日期可以向前推至1903年，其时杜波伊斯的重要作品《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出版，还可以向后推至1953年，其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第一部小说《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to the Mountain)问世。(洛克始终用心关注着有前途的天才作家，1949年他挑选出“美国新人詹姆斯·鲍德温的一部短篇小说”，并称他“一定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年轻黑人作家”。)美籍非裔作家在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创作是多产而成绩斐然的，包括杜波伊斯、赖特、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康蒂·卡伦、内勒·拉森(Nella Larsen)、杰西·福塞特(Jessie Fauset)、克劳德·麦凯、华莱士·瑟曼(Wallace Thurman)、鲁道夫·费希尔(Rudolph Fisher)、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佐拉·尼尔·赫斯顿、简·图默、阿纳·邦当、格温多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切斯特·海姆斯(Chester Himes)、埃利森、鲍德温和兰斯顿·休斯。

洛克仔细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一旦发现他们的作品中有不足或错误之处，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批评。他还密切注视着绘画、雕塑、音乐和戏剧的发展，并对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和文章予以同等关注。他在1929年至1942年为《机遇》杂志、1946年至1953年为《种族》(Phylon)杂志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黑人文学”的书评文章。这些文章成为当时美籍非裔作家和评论家们分析和争论的焦点。

洛克作为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完成了牛津的实习教师任务，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的事业，此时他的论调多少有点像布鲁克斯和伯恩，在当时的一篇文章(1914)中，他又批评美国过度强调商业和物质利益，“清教徒”思想占统治地位。与其他进步主义人士的论调一样，洛克也说美国不够重视“文化”，他甚至怀疑“美国舆论是否【能够】容忍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个休闲阶级专门致力于此，或者任何一个符合美国性情的休闲阶级消费这种沉思艺术，是否能够容忍那种死后方能发表作品的荣耀，亲近过去的文明，为后世留下足够的记录和光荣的传统。”在洛克看来，“新黑人”运动的胜利表明，美籍非裔作家们能够突破种族偏见，表明他们亲身参与了全国“反对清教徒主义的斗争”，这是一种为文学带来新的主题和形式的“品位革命”。

洛克总是强调“文化”，并时常引用阿诺德关于文化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思想和言语”之类的论述。不过洛克认为这一定义并不完整，因为它强调“文化的外在而不是内在因素”(1923年)。“相反”，他说，文化是“理解人类表达自己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形式的能力，如果其不是同样有创造性的，起码也是有鉴赏的响应性的，循序渐进地随着品位和兴趣而日臻完美”。洛克将文化和意识与美籍非裔作家对于自身种族身份的自豪表达联系起来。他说，阿诺德自己关于文化的见解没有能够为“新黑人”的艺术意识的产生建立一个术语集合。阿诺德的美国追随者们，他接着说，似乎从没有想过把美籍非裔作家创作的杰出作品纳入到其文化主流之中去。

尽管洛克反对阿诺德思想的这一方面，他却对阿诺德和卡莱尔提出的关于“残余力量”——一种保护和精炼文化的知识分子卫士——的概念表示赞许。洛克说，“文化必须培养一个精英群体，必须始终将自身建立在一种标准的基础之上，这种标准只能越来越高，不能越来越低。”正如他在1923年解释的那样：“从现有的以及未来的有文化的少数人来看，我们最终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通过艺术，为美国描绘出解放的前景。”

洛克强调精英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种族和民族特权从根本上来说是特殊的少数人的产物。”(1927年)但他也认为民间传统、民间传说和民间习俗具有重要地位，是美籍非裔作家和艺术家们创作的基本素材和美籍非裔知识分子必须了解和歌颂的东西。例如，在一篇关于诗人、《南方之路》(1932)的作者斯特林·布朗的论文(1934年)中，洛克就强调“民俗的古老而通俗的智慧”是“黑人诗人真正的宝藏”。他说文化需要“监护人”，但他们必须来自普通人。

更早些时候，同是在撰写关于美籍非裔诗人的文章时，洛克强调最好的创作作品应该拥有一种共同的“民间性情”和“种族经验”：

种族往往是比国家和民族更紧密的精神纽带，群体经验要比个人经验更为深厚：作为一个种族，我们有着长期的苦难所造就的美感，以及来自于大众的情感又建立在集体远见之上的真理。在这里，同属于每一位艺术家的精神探索和发现要比个人的探索和发现更为丰富；这是一种接近于史诗的丰厚雄浑，澎湃着一个民族通过艺术追求其群体性格的激情。

在洛克看来，美籍非裔文化使得这个种族得以展示出自己的辉煌成就，并以此进入——也是改道进入——以白种人为主的美国主流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不同于那些呼吁成立知识分子团体来主持文化方向的其他知识分子(例如保罗·埃尔默·莫尔和T.S.艾略特)。洛克关注的是平等和整体社会道德的提升，而不像卡莱尔和尼采那样，在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之间建立对立。

洛克在自己的文学和文化评论中坚持遵守严谨的标准，他反对将“宣传”等同于种族对于“优秀”艺术的兴趣。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推崇图默的书，认为它们是“独立而内敛的艺术作品”(1928)。这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他认为有些作品从历史角度值得推崇，而在艺术上却不无瑕疵。“最好的艺术，”洛克在1928年写道，“来源于自我表达，无论天真也罢，世故也罢，都应该是完整而独立的。我们在精神上成长成熟的过程中，天才和有天赋才气的人必须越来越多地选择承担起表达群体意识的角色，甚至有时承担起自由的个人主义表达的角色。一言以蔽之，他们必须选择艺术而放弃宣传。”

洛克的这一观点似乎与杜波伊斯有所分歧，后者在1920年在《危机》杂志上撰文预言“美国黑人文学的复兴”即将到来。杜波伊斯在《黑人艺术的标准》(“The Criteria of Negro Art”，1926)中争论说：“不管纯粹艺术论者如何哀号，所有的艺术都是宣传，且一直肩负着这一使命。”他非常怀疑那些主张抛弃种族斗争的艺术的论调。洛克虽像杜波伊斯一样致力于种族进步，但是他声称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疆域，作家，不管是美籍非裔作家还是白人作家，都必须接受和重新制定这些规律，别无选择。如果能够在文化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美国黑人就能够为其种族作出重要贡献，并以此来让美国白人更好地理解他们，这又能够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文化的形成。伟大的艺术无疑能够对于一个种族所做的有力宣传造成影响。“他们会看到我有多美/并为此感到羞愧——，”兰斯顿·休斯写道(1932)，因为“我，也是美国”。但是在洛克看来，严肃的艺术永远不可能作为宣传而产生。

洛克的文学和文化评论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他强调美国文化和美籍非裔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黑人艺术并没有其特殊轨迹，”他断言道，“而是与当代美国艺术和文学的审美和社会趋势大致相同，不过在强调的重点和行动的步伐方面稍有不同而已。”洛克相信，一旦美国白人看到了美国黑人所从事的文化工作，以及美国黑人与美国白人之间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他们就会给予“新黑人”以新的尊重。正如他在《新黑人》的序言中所写的：

事实当然不是只要有更多的人认识黑人，他们就会更喜欢黑人或者对黑人更好。但是相互理解是后续合作和相互适应的基础。朝着这一目标努力，至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修复目前美国的种族关系中最令人不满的特点，也就是两个种族群体在许多方面更为智慧、更具代表性的元素基本上彼此拒不沟通、毫无关系。

因此，到文学学者莫顿·多文·扎贝尔(Morton Dauwen Zabel)的重要文集《美国的文学观点》(Literary Opinion in America)在1937年问世时，洛克的论调已经提出20多年了。然而扎贝尔浩浩600多页的巨著仍然没有收录或提到一篇美国黑人的作品。他在长长的参考书目中也没有列出一本美国黑人作家写的书。此外，扎贝尔在“美国杂志上出版的评论文章”名册上列出了各类将文学、社会和文化评论综合在一起的书评和杂志报刊名称(例如：艾略特的《批评标准》)，其中也没有提到一本美国黑人刊物。这就是说，他省略了杜波伊斯的《危机》(创刊于1910年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期刊)、A.菲利普·伦道夫(A.Philip Randolph)和钱德勒·欧文(Chandler Owen)的《信使》(The Messenger，1917—1928)、全国城市联盟(Urban League)的《机遇》(1923—1949)以及马尔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的报纸《黑人世界》(1918—1933)。扎贝尔著作的修订版于1951年问世，长达900多页，和第一版一样，收录的作家和参考书目全都是清一色的白人。

洛克没有完成自身使命的另一个明显的迹象，体现在杰伊·哈贝尔的文学研究《谁是重要的美国作家？》(Who are the Major American Writers)一书中。哈贝尔的著作发表于1972年，其中对美国文学经典文库的演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特别强调现代时期刚开始的前50年(大致跨越了洛克的整个事业生涯)，经典文库在修订过程中的巨大发展。哈贝尔在全书中对美籍非裔作家也是只字未提。这与其说是哈贝尔本人的问题，毋宁说是无数白人评论家、文学史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和民意调查者的问题，因为他自己写书的基本素材，正是这些人的著述。他们没有一个人研究过美国黑人：就仿佛道格拉斯、杜波伊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所有作家以及理查德·赖特根本不曾存在过。

在洛克生活的时代，美国白人和黑人知识分子之间毫无联系这一规律也有例外。洛克和杜波伊斯本人与卡伦、威廉·詹姆斯和其他在哈佛读书的人的友谊就值得一提，其他实例则出现在各个左倾阶层和共产党的文化阵营中。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们聚集在短命的刊物《大众》(1911—1917)周围，他们对于美籍黑人的文化和政治状况深感兴趣；例如，在一篇写于1913年的文章中，该刊物的编辑马克斯·伊斯特曼甚至建议南方的美国黑人进行“军事反抗专制”的行动。亲布尔什维克的《解放者》杂志的编辑队伍中有出生于牙买加的诗人克劳德·麦凯，不过后来的1922年，他与同是编辑的麦克尔·戈尔德就杂志处理种族问题的方式发生争执，导致麦凯离开了该杂志。

创刊于1926年的《新大众》杂志也关注美国黑人的生活，并刊登过兰斯顿·休斯和理查德·赖特的作品。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美国黑人作家，休斯的诗歌不仅出现在激进刊物上，也出现在《时尚先生》(Esquire)、《斯克里布纳》、《纽约客》和《妇女家庭良友》等通俗刊物上；他还得到了来自各色白人男女的编辑支持和恩顾，其包括卡尔·范·维克腾、哈里特·门罗、路易斯·安特迈耶和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

许多白人剧作家、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尤金·奥尼尔、沃尔多·弗兰克、舍伍德·安德森、德莱塞、福克纳)都写过美国黑人的生活和文化，其作品中也都出现过美籍非裔人物；白人诗人(韦切尔·林赛、哈特·克莱恩、罗宾逊·杰弗斯)探讨过美国黑人的主题；白人活动家和资助人(例如约耳和阿瑟·斯平加恩【Joel and Arthur Spingarn】)支助过黑人作家和学者。阿尔弗雷德·克雷伯格在其全面“列举”1620年至1930年的“美国诗歌”的著作《歌唱的力量》(Singing Strength)中，专门有一章节写到美籍非裔作家，并主张文学史家不应“对美国黑人诗歌进行种族隔离”。

V.F.卡尔佛登在他主办的刊物《现代季刊》(The Modern Quarterly)中收录了一批美籍非裔作家，他还编辑了一部《美国黑人文集》(Anthology of American Negro Literature，1929)，该书指出“黑人对美国的贡献”——在文化、艺术和文学乃至精神世界、民俗、爵士乐——“要比白人对美国文化所作出的任何贡献都更加引人注目，在内容和结构上也更加独特”。“事实上，”卡尔佛登继续说，正是这些“让美国人有了资本，可以声言自己的文化史如何与众不同”。(卡尔佛登后来在1938年说：“在今天的美国做一名黑人就像是犯人呆在多了几个走廊和广场的监狱，偶尔可以见到阳光，可以在花丛和草地中散散步，只有这些，还算是有点人气的非监狱生活。”)1931年，在一部关于美国文学的论文集中，社会主义者约翰·梅西收录了一篇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1893—1955)写的题为《黑人文学》(“Negro Literature”)的文章，其中，怀特这位后来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秘书声言，美国黑人已经在一战后正式跨入了美国文学的行列，“【黑人】成为强有力的、不可忽视的人物”。

H.L.门肯也接触过美籍非裔作家，他鼓励他们，也评论他们的作品，在他编辑《美国水星》的那10年(1924—1933)，他共出版了由美国黑人撰写或者关于他们的45篇文章，包括杜波伊斯和社会学家E.弗兰克林·弗雷奇尔(E.Franklin Frazier)的文章和兰斯顿·休斯的短篇小说。“黑人之所以让白人觉得讨厌，原因之一，”门肯指出，“就是黑人遭受着不公正待遇。因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的谴责。”(《少数人种报告》[Minority Report，1956])。杜波伊斯和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等美籍非裔作家赞扬门肯对美国南方的辛辣讽刺，以及他对美国人的伪装和虚伪的抨击。杜波伊斯称他评价美国黑人的作品时有着“冷静而智慧的公正”，约翰逊说门肯无论评说美国黑人还是白人，从来“不怕揭穿真相”。

门肯劝说那些为《美国水星》投稿的美籍非裔作家奋起抗争，他甚至建议他们声言“黑肤色的优越性”，嘲笑白人的祖先。1927年，他撰文鼓励黑人记者乔治·S.舒勒(George S.Schuyler)写一篇“聪明黑人”眼中的“白人”的文章，门肯在文中指出：“我很高兴看到”这位白人“也吃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给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些药物，剂量也差不多。可见，他在外人的眼里一定可笑透顶”。门肯总是急于阅读和发表舒勒和其他人的作品，并提供帮助让这些作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他与许多美籍非裔作家保持经常性的通信联系，为他们著述立说、出谋划策。

许多白人作家、知识分子和艺术资助人都强调过美国黑人的文化天赋。艺术资助人和收藏家阿尔伯特·巴恩斯(Albert Barnes，1872—1951)在《图解概览》(Survey Graphic)杂志(1925年3月)上发表了《黑人艺术与美国》(“Negro Art and America”)一文，他指出：“【黑人】最突出的特性在于其惊人的情感天赋、丰饶而不羁的想象世界和着实强烈的个人表达力量……黑人天生是诗人……普通白人在精神天赋上无法与黑人相媲美。”这样的声言在他们看来明显是种族主义论调，赋予“黑人”以现代原始人的形象。但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巴恩斯和其他一些有过类似论调的人一样，他们开始严肃地认识到美籍黑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美国社会和文化所作的贡献。

或许最值得注意的黑人艺术的白人资助人和支持者要算是卡尔·范·维克腾(1880—1964)了。身材高大、发色金黄、牙齿参差不齐的范·维克腾从大学时代一直到生命结束，为美国黑人文化做了许多高效而有力的服务和宣传工作。他是一个奇特而又新奇的组合——是一个像沃尔特·彼得(Walter Peter)那样的唯美主义者，一个像奥斯卡·王尔德那样的花花公子(据说范·维克腾是第一个腕上戴着手表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人)，一个像他的朋友H.L.门肯那样孜孜不倦地推销和宣传文化艺术的人。

范·维克腾是一个独具慧眼的音乐、舞蹈和文学评论家，被他盛赞的天才人物形形色色，包括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俄国芭蕾舞蹈家安娜·巴甫洛娃(Anna Pavlova)和瓦萨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蓝调音乐歌手贝丝·史密斯(Bessie Smith)、沃莱斯·史蒂文斯和格特鲁德·斯泰因(斯泰因任命维克腾为自己的文学遗嘱执行人)。早在1921年，维克腾就在(12月31日的)《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上撰文称，梅尔维尔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人物”，并称《白鲸》(当时还是鲜为人知的一本书)是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其价值可“与史上最经典的那些伟大作品、希腊悲剧、《唐吉诃德》、但丁的《地狱篇》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

范·维克腾说服了他的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克诺夫(Alfred Knopf)，后者从《忧伤曲》(1926)开始，出版了许多兰斯顿·休斯的作品，除此外还有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内勒·拉森、康蒂·卡伦、鲁道夫·费希尔和佐拉·尼尔·赫斯顿等人的作品(赫斯顿后来表示愿意撰写范·维克腾的传记)。因为对爵士乐和蓝调音乐以及对斯特拉文斯基和拉赫曼尼洛夫(Rachmaninov)同样感兴趣，他资助和撰文评论了许多黑人艺术家、作家、娱乐人物和演员，包括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里士曼·巴特(Richmond Barthe)和埃特尔·沃特斯(Ethel Waters)。他鼓励休斯继续大胆地实验使用蓝调音乐形式，在诗歌中努力捕捉“蓝调精神”。范·维克腾在休斯的整个事业生涯中对其给予资助，代表后者与编辑和出版商们对话，甚至当休斯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他并不赞同的亲共产主义诗篇时，他也没有停止过对休斯的资助。范·维克腾还在耶鲁、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机构建立了异常丰富的信件、文件、书籍、手稿、乐谱和摄影藏品。

出生在衣阿华州塞达拉皮兹的范·维克腾自幼在父母的引导下开始接触文学、艺术和音乐。他热衷于读书(他的母亲创建了当地的公共图书馆)，父亲(一位银行家和保险经济人)则激起了儿子对于古典音乐和戏剧的兴趣。他的父亲在密西西比州与人合办了一所黑人学校，并循循教导儿子对黑人男女以礼相待。

范·维克腾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依旧保持着对古典音乐和艺术的兴趣，但他经常光顾拉格泰姆音乐酒吧和俱乐部，把黑人歌手和演艺人员伯特·威廉姆斯(Bert Williams)、凯丽塔·戴伊(Carita Day)带往他的学生联谊会中。1909年他移居纽约，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和评论人，在那里，他陪伴许多美籍非裔客人来到梅布尔·道奇(Mabel Dodge)的文学和文化沙龙。范·维克腾通过道奇遇到了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马森·哈特、约翰·里德和爱玛·戈德曼。1915年到1920年间，他发表了七本随笔集；其后的1922年到1930年，他又发表了七本小说。从那以后，他除了个人随笔和回忆录外就很少写其他东西了。这些著作的稿费收入颇丰，后来他又得到了来自兄弟的房地产托管费用100万美元，范·维克腾从此开始转向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感兴趣的摄影爱好，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他1964年去世，他总共拍摄了1.5万多张照片(其中许多是人物摄影)。

范·维克腾曾不无骄傲地说，每次他在哈莱姆的酒吧或卡巴莱酒馆夜饮的时候把他的银酒瓶落在那里，第二天一定会有人给他送回来。他回忆说，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对黑人的兴趣到了疯狂的地步”，并说，“我之所以说疯狂，是因为我几乎对他们上了瘾”。范·维克腾通过沃尔特·怀特和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认识了哈莱姆的许多人。“哈莱姆的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我都认识，”他说，“我认识的人有好几百个之多。”他总是关注着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最新发展。在(1924年11月15日)写给斯泰因的信中，范·维克腾指出：“纽约总有一些新鲜的东西，今年冬天这新鲜无疑来自黑人诗人和爵士乐钢琴家。”“你听说过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的《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吗？”他接着写道：“那是美国人演奏的最好听的音乐。”

范·维克腾是白人的导游，他带他们到哈莱姆的俱乐部和卡巴莱酒馆，带他们去看爵士乐演奏会和异性模仿舞会。有一次他带的客人是威廉·福克纳，后者喝醉了，在每一个俱乐部都闹着要听“圣路易斯蓝调”，弄得范·维克腾十分尴尬。老年维克腾曾说：“那几乎成了我的宿命，在至少10年的时间里，不停地带人去哈莱姆。”正如英国作家奥斯伯特·西特韦尔(Osbert Sitwell)所评述的，范·维克腾是“有色人种宴会上白肤色的主人”。扮演这样的角色让他快乐；他对斯泰因解释说(1926年3月4日)，通过他的努力，美籍非裔表演者们在整个纽约造成了巨大轰动：“这个种族正在日益受到欢迎。”

范·维克腾的公寓坐落在西五十五街，他在家中举办的晚餐会非常有名——可说是远近皆知，前来参加的客人有萨默赛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塔鲁拉·班克赫德(Tallulah Bankhead)、西奥多·德莱塞、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乔治·格什温弹钢琴，保罗·罗伯逊唱圣歌，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朗诵诗歌。白人和黑人客人济济一堂在当时可称得上骇人听闻，范·维克腾拒不提前通知白人客人他们将与黑人一起参加晚餐的行为也影响极坏。“我不过是邀请他们，”他说，“我可不为自己的朋友向他们道歉。”哈莱姆专栏作家们纷纷对维克腾的晚餐会详细报导，常有人殷勤地礼赞范·维克腾为荣誉黑人；有些甚至谣传说他其实是一个黑人，只不过后来慢慢变成了一个白人。沃尔特·怀特称范·维克腾的公寓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中城办事处”。

虽有家室，但范·维克腾(他自己更喜欢被叫做“卡罗”)是个同性恋者；他不断地与黑人年轻男子有染，并收藏他们的裸体照片。他是一个同性恋的事实也解释了杜波伊斯为什么对他不以为然，而其实，这一点很可能更加稳固了范·维克腾与许多美国黑人作家和艺术家的关系，而当时的主流文化并没有给予他们公正的待遇，或者将他们拒之门外。

范·维克腾事业生涯中最奇特的一个插曲，恐怕要算是1926年，他发表了有着毁谤性题目的小说《黑鬼天堂》(Nigger Heaven)。范·维克腾的本意是以这个题目来讽刺(正如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评论的)黑人在电影院和纽约市内所受到的被隔离的次级待遇，而哈莱姆恰如一个被隔离的阳台，垂吊在白人居住的闹市区之上，黑人在那里不受欢迎。他希望至少有部分读者能够同样感受到第二个词的含义，它隐喻着黑人们努力为自己创造的寻欢作乐、安慰灵魂的场所。

然而小说题目中的第一个词引起了巨大关注。就连当时重病不治的范·维克腾的父亲也试图说服儿子(1925年11月末)换一个题目：“我自己从来没有称黑人为‘黑鬼’。如果你听从我的教导，要帮助这个种族的话，我想你所写下的每一个词都应当对黑人示以尊重。”一周以后他又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你在这本书里不得不说什么，目前这个题目都不会被人理解，并且我觉得你必须换一个题目。”

范·维克腾固执己见，哈莱姆和其他地方的许多黑人为此而迁怒于他。兰斯顿·休斯虽然支持他的朋友，但他后来回忆说，美国黑人们“并不是读了【《黑鬼天堂》】之后才愤怒的。他们听到这个名字就怒不可遏。这样，许多人根本不会去读这本小说。或者即使读了，他们也用一张纸盖住那两个词，偷偷摸摸地读，就仿佛那是一本肮脏的书——他们不敢让朋友知道自己在读这样一本书”(《大海》【The Big Sea，1940】)。小说受到了公众的普遍谴责，在哈莱姆的某些他最喜欢光顾的夜间俱乐部，范·维克腾被明令禁止入内；杜波伊斯称这部书是“打在【黑人】脸上的一个耳光”，是“公然侮辱黑人的好客和白人的智慧”，并说这本书应该被销毁，渴望阅读丑闻的读者还不如去读《警务报》(Police Gazette)。“穷我之一生，都无法从这部书中看到真诚亦或艺术、深刻的思想或真实的勤勉。”杜波伊斯最后说，“在我看来，范·维克腾先生只不过是想标新立异，他显然是成功了。”

当时的范·维克腾得到了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的支持，后者对他的朋友说：“这本书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期待和希望。”休斯也为维克腾辩护，也有其他美国黑人作家不同意自己黑人同胞的保守主义文化品位。正如维克腾(1926年9月15日)对斯泰因提到的：“我所有的黑人朋友都喜欢这部书，

但是很自然，不是所有的黑人都喜欢。”

约翰逊对维克腾说：“有没有人用白纸黑字写下这一点：你是激励美国黑人艺术成就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他在一篇发表于《机遇》(1926年10月)的书评中赞扬这部小说：“我们应当关注的是这本书而不是这个题目……如果这部书本身是一个论题，那就是：黑人也是人，他们拥有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缺点、同样的理想，以及和其他民族同样的社会阶层的划分。”

范·维克腾的目的正是要制造轰动；他希望《黑鬼天堂》能激起读者的反感，让他们注意他本人，并更多地关注哈莱姆。小说的创作手法堪称笨拙，多少有点像是一部为挣稿费而粗制滥造的书，仿佛维克腾的品位由那些受过教育、有远大理想的中产阶级人物转向了描写那种老一套的黑人原始状态和下层生活的低级趣味。但是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其启用画家阿隆·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为其创作的两套插图作为广告(一套是为白人期刊创作的，另一套是为黑人期刊创作的)，很快出售了10万册，在四个月中重印了8次(第7次印刷收录了休斯专门为本书创作的蓝调音乐歌词)。放下它的缺陷不说，《黑鬼天堂》是第一部将美国黑人人物描写成受过良好教养的小说——他们能说两种语言，除了喜欢贝丝·史密斯外，也热衷于哥克顿、普鲁斯特、史蒂文斯、斯特拉文斯基和斯泰因——当然，它也述说了他们对于白人种族主义的痛苦思考。

因为在许多领域成就卓越，本人又受过高等教育，因而傲视同类的W.E.B.杜波伊斯(1868—1963)对于那些资助美国黑人的白人——包括他瞧不上眼的范·维克腾——十分恼火。杜波伊斯总是要求人们给予他最高的礼遇，并绝对严肃地对待他。他在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诗歌和小说、文学评论和文化理论、社会评论乃至政治新闻文风等诸多领域都作出过先驱性的、影响深远的工作。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造诣的学者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杜波伊斯卓越的一生持续了95个春秋，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任期和美国内战后的南部重建时期一直到约翰·F.肯尼迪任总统的冷战时期。在19世纪后半叶成长和受教育的杜波伊斯是一个浪漫主义空想家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他从中脱颖而出又融入血脉中的，是托马斯·卡莱尔和马修·阿诺德的传统。杜波伊斯成功地集此两者于一身，他具有着卡莱尔和阿诺德乃至拉斯金和米尔(Mill)的深度、影响以及社会和文化力量。但他同时也是一个20世纪的美籍非裔激进主义者、一个泛非领袖、一个革命者，其从19世纪汲取的知识来源同样包括卡尔·马克思。

杜波伊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大巴灵顿，镇上有5000多户居民，其中美籍黑人社区大概有50多个。杜波伊斯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父亲就抛弃了家庭，母亲和亲戚们把他养大。青年时代的杜波伊斯酷爱读书，他在晚年时骄傲地回忆说，他第一次掏钱购买的东西是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的五卷本《英国史》(1848—1861)，他在大巴灵顿的一个书店里看到了这套书，后来终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将其买下。从1883年至1885年，杜波伊斯分别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和纽约市为几家报纸担任记者工作。他于1885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当地的高中毕业，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关于波士顿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浦斯的演说。

正如他在自传中(于他去世后在1968年出版)所说，杜波伊斯后来“去了南方”，去了“那个奴隶制的、反抗的、黑人的南方”，在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呆了4年(1885—1888)。在菲斯克大学学习和暑假在农村学校做教师期间，他接触了很多美籍非裔家庭和社区，在他的自传中，他庆幸地提到自己在那里的发现：“我热情洋溢地跨入这个世界。一种新的忠诚和忠贞替代了我原来的亲美主义：从那以后，我成了一名黑人。”杜波伊斯拥有完整的知识血统和传统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他有时会有一些未免做作的理论和政治举动的标志，是他在菲斯克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时，选择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在德意志第一帝国【1871—1890】掌权的“铁血首相”)作为演说题目。他解释说，俾斯麦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把一群吵吵闹闹地普通民众锻造成为一个民族”。

杜波伊斯随后进入了哈佛大学，1890年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第二个文学士学位。这一次，他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说的主题是赞同奴隶制的美国参议员、美国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杜波伊斯指出，戴维斯代表的是显示出“坚毅的大丈夫气概和英雄主义人格，同时又显示出道德上的委顿和纯粹的冷酷”的“一种文明”。杜波伊斯在哈佛大学(189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89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和柏林大学(1892—1894)继续他的研究生学习，在柏林，他在周记中写道，自己的目标是“在科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从而让我的种族得到提升”。在欧洲期间，杜波伊斯回顾说：“我开始将美国的种族问题、非洲和亚洲许多民族的问题和欧洲的政治发展看成一个整体。”

19世纪90年代，很少有专业性的事业是对美籍非裔人开放的。杜波伊斯在位于俄亥俄州中部的(非洲裔卫理圣公会教堂管理的)威尔伯格斯大学(Wilberforce University)教授英语及古典语言和外语(1894—1896)，后来又在费城作为费城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助教”从事研究工作(1896—1897)。后又加入了亚特兰大大学的教职行列，该大学创建于1865年，旨在为黑人青年提供“开明的基督教教育”，他在那里教授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1897—1910，1933—1944)。他还组织了亚特兰大大学美籍非裔人问题年会，这些会议产生了16部由杜波伊斯和其他人撰写的重要的研究论文集(1897—1914)，论文主题涉及宗教、土地所有权、城市化、家庭和美籍非裔人生活的其他话题。

杜波伊斯的第一部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题目是《制止将非洲黑奴贩卖到美国的行动》(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96)，是哈佛历史学研究系列的第一卷。它的第二部书题为《费城黑人》(Philadelphia Negro，1899)，是一部关于在费城的美国黑人的研究，杜波伊斯为该书进行了近5000次采访，收集关于那里的黑人、其背景和生活环境的情况。

杜波伊斯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一位受到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专业人员，他曾在哈佛读书，与威廉·詹姆斯和历史学家艾尔伯特·布什内尔·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同学。他认为，一旦美国白人了解了美国的种族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他们就会摆脱成见，不再执迷于种族隔离的错误行为。他在德国的那些年更让他巩固了社会科学具有转化人的道德行为的力量这一理论，后来在亚特兰大大学作教师和研究员期间，他致力于种族关系的科学研究。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种族主义最为猖獗的时期，各种种族隔离法相继出台，反黑人的恐怖行为和私刑时有发生；从1885年到1910年，共有3500名黑人被处以死刑。杜波伊斯最终不得不直面现实，承认在他自己的学术理想与让黑人深受其害的固执的种族传说和成见之间，确实存在着惊人的矛盾和悬殊差别。

到1900年，杜波伊斯已经开始在美国的疆域之外实现他的种族关系设想。他在1900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泛非大会上担任秘书，后来，又在191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全球种族大会上担任领导职位，他还参与组织了1919年、1921年、1923年和1927年关于泛非主义的大会。在他的主要作品《黑人的灵魂》(1903)中，他不仅研究了美国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还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强调，“20世纪的问题是种族分界线的问题。”

《黑人的灵魂》收录了各类关于美籍非裔政治、历史、教育、音乐和文化的随笔、短文和短篇小说。杜波伊斯在其中提到了将黑人与白人分离的“帷幔”，还论述了他的同胞所具有的美国人和非洲人双重身份的“双重意识”。套用他曾在一篇题为《黑人的奋斗》(“Strivings of the Negro People”)(《大西洋月刊》1897年8月号)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的措辞，杜波伊斯指出，美国黑人是“美国的第七个儿子，他出生时就戴着一副黑色的面纱，被看成美国世界里的次等公民——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赋予他真正的自我意识，而只是让他通过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启示看到自己。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双重意识……他从来就能够感受到自身的两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维，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历程；两种相互矛盾的理想共存于一个黑色的身体和幽暗的灵魂中，他要依靠自身顽强的力量，才能使自我不被撕裂成两半”。

这一时期的杜波伊斯最广为人知的，要算是他与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 in Alabama)的创始人、全国美籍非裔人种的主要代言人布克·T.华盛顿的对立了。在1895年亚特兰大博览会(Atlanta Exposition)上的演讲中，华盛顿宣称：“我的种族中最智慧的人们应该了解，在社会平等问题上煽动闹事是极端愚蠢的行为。”为了换取有限的经济进步，他似乎乐意接受当局继续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继续剥夺黑人应有的权利，并在教育选择、获取资金和地位提升等方面继续对其加以限制。在《黑人的灵魂》和其他著述中，杜波伊斯争论说，美国白人选择了华盛顿作为这个国家的美籍非裔领袖，就是因为他宣扬的是白人们想要听到的绥靖妥协的说辞。杜波伊斯的声音远比他富有战斗性，他继承的是废奴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传统。他坚决主张社会和政治权利，为黑人争取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为美籍非裔精英知识分子和专业阶级(最有才华的10％)的发展高声呼吁。

杜波伊斯对布克·T.华盛顿的反对使他在1905年成为为美籍非裔人争取权利的尼亚加拉运动的中心人物；1906年8月15日在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城召开的的会议上，杜波伊斯宣布：“我们要求拥有一个生而自由的美国人所拥有的每一项权利，包括政治权、公民权和社会权利；在我们真正获得这些权利之前，我们决不会停止抗议，我们会让美国的耳根不得清净。”杜波伊斯成为《地平线：种族分界通讯》(Horizon：A Journal of the Color Line，1907—1910)杂志的编辑；1909年，他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担任了该协会出版和研究处主任的工作。他在国际泛非运动中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同时还是一个积极的社会评论家、理论家、创作作家和历史学家。他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包括《约翰·布朗》(John Brown，1909)，研究了这位因煽动弗吉尼亚州奴隶叛乱而于1895年被处死的白人废奴主义者；《寻找银羊毛》(The Quest of the Silver Fleece，1911)，一部描写美籍非裔妇女斗争、探索黑人政治激进主义对民众的吸引力的小说；以及《黑人》(The Negro，1915)和《黑水》(The Darkwater，1920)这两部内容丰富的关于国内外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文化评论和评述作品。

杜波伊斯从1910年开始担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月刊杂志《危机》的编辑，他在这一任上工作了24年，直到1934年因为政策分歧而辞去该职位；到1919年，《危机》的读者数量已经达到10万人。他的论调和观点尖锐而犀利，常常引发争议。举例来说，出生于牙买加的美国黑人民族主义代表、1914年创建全球黑人促进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的马尔库斯·加维(1887—1940)就被杜波伊斯视为仇敌。1926年，杜波伊斯第一次出访苏联；他在当年11月的《危机》杂志写道：“如果我在俄国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就是布尔什维主义，那么我本人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杜波伊斯是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和“新黑人”运动中对黑人和艺术家们极为重要的人物。在《危机》的书页中，他不断敦促读者看到“黑色的美”，这恰是诗人克劳德·麦凯、康蒂·卡伦和兰斯顿·休斯以及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简·图默、内勒·拉森、杰西·福塞特和佐拉·尼尔·赫斯顿所要完成的使命。表演艺术也一度走向繁荣，出现了艾灵顿公爵和路易斯·阿姆斯壮的作品，还涌现出蓝调歌手贝丝·史密斯和“妈”·雷尼以及歌手和表演艺术家佛罗伦斯·米尔斯(Florence Mills)和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

这些拥有不同天赋的美国黑人构成了当时的文化前沿，正如杜波伊斯所称，他们是“天才的十分之一”。但是由于他们着重强调文化而非政治，杜波伊斯对他们的评述褒贬参半。他只是部分同意阿兰·洛克的观点，后者在他的随笔《新黑人》中说，美国黑人应该“放弃受益人和受监护者的状态，转而承担起美国文明的共同创造和参与者的角色……其在文化领域所赢得的认可应该成为全社会采取新的方式对待黑人的关键，或与此同时，或紧随其后，相信种族关系一定会有进一步重大好转”。

和洛克一样，杜波伊斯也欢迎美籍非裔作家和艺术家们所创作的创新的艺术作品，也在《危机》上发表休斯和卡伦等人的作品。但美籍非裔作家们对于白人恩主和观众的依赖让他痛心，这些恩主包括范·维克腾、他的朋友们，以及他为之展现哈莱姆文化景观的那些白人。杜波伊斯提倡更加开放真诚地讨论性问题不假，但他敏锐地批评了某些美籍非裔作家(如麦凯)和演员，称他们加深了白人们对黑人的性行为已然根深蒂固的成见。

20世纪30年代的10年大萧条对美国黑人造成了沉重打击，也促使杜波伊斯呼吁“有意识的种族隔离”，他认为这可以为黑人带来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团结一致和自我发展。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指出的，他得出结论，美国根本没有努力实现种族融合的目标，因此这时的美国黑人应该在工商业和产业领域致力于制造一种“新型的、有准备、有目的的种族隔离，从而在经济上予以自卫”。在发表于1935年6月《当代史》(Current History)杂志上的《黑人国中国》(“The Negro Nation within the Nation”)一文中，杜波伊斯责成美国黑人“在其自己的圈子内【组成】一个合作的国家……这样独立的【例如在学校中的】黑人区的种族对抗会加深，但他们同时也会加强经济合作、组织自卫并建立起必要的自信”。

这种黑人国家主义论调着实让杜波伊斯的许多白人和黑人同盟倍感头痛。他声称自己依然致力于实现完全融合的目标，但是很少有人了解，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种族隔离，能够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杜波伊斯的独立主义观点导致了他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官员之间的关系紧张，1934年，他被迫离开了该组织。1944年他又回到了该组织，后来又在1948年80岁高龄时再次离开。

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杜波伊斯1963年去世，他一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著作包括：史诗性的历史研究《美国的黑人重构，1860—1880》(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1860—1880，1935)；《拂晓的微冥》(Duskof Dawn，1940)，他称该书“与其说是我本人的自传，毋宁说是种族概念的通史”；以及《有色人种与民主：殖民地与和平》(Color and Democracy：Colonies and Peace，1945)，这是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号召非洲独立的作品之一。杜波伊斯的反殖反帝思想起源于他的泛非主义工作，因为坚定不移的工作，他在国际上得到了极高的声誉。但是杜波伊斯对于共产主义日益浓厚的兴趣以及他对于苏联的友善反应使他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方兴未艾的美国民权运动中受到排挤。1951年，他受到指控，和其他四人一起，因在纽约和平新闻中心所从事的活动而以“未登记的国外间谍”(即同情苏联的人)的罪名受到审判，他于1951年11月被宣告无罪，但从1952年至1958年，他的护照被当局吊销。

因为受到美国白人的不公平待遇而愤怒和痛苦，杜波伊斯于1961年10月1日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解释自己的这一决定：“资本主义无法改变其自身……各尽所劳、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唯一出路。”他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公民权，转而申请了加纳国籍，在那里，他在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总理的支持下开始计划最后一部巨著——编写一部多卷本的非洲百科全书，旨在收集关于所有非洲人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非洲后裔的历史和生活的信息。他于1963年8月27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去世。

杜波伊斯的文学评论和理论混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严肃认真、文学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以及激进的政治论调。在或许可算是最著名的文章《黑人艺术的标准》(“Criteria of Negro Art”，1926)中，杜波伊斯说：“所有的艺术都是宣传，且一直肩负着这一使命。”即使在他呼吁人们注意市场条件和机构种族主义时，也不忘力劝美籍非裔作家和艺术家们为真和美而战，在他看来，上述问题限制了美国黑人的文学和文化成就。杜波伊斯认为，艺术必须承担起煽动、抗议和种族宣传的责任。

在他的文学和文化评论中，杜波伊斯力图在艺术所需要的自由度与美国黑人争取社会政治平等和进步的斗争这二者间进行调和。他重视文学在风格和内容上的创新，在他看来，这能够使作者摆脱种族偏见，洞穿被歪曲的事实。但是在他的随笔和书评文章中，他仍然常对一些文学和文化作品心存忧虑，在他看来，如果这样的自由度用得不智，将会对美国黑人的生活带来有害或贬抑的影响，并有可能进一步加深作为多数人种的白人对黑人的轻视。

杜波伊斯的立场瑕疵，恰在于他所提出的艺术必须被用作且只应被用作宣传的极端要求。他致力于社会公正和平等事业的努力驱使他采取了这一生硬刻板的立场：他认为，正是他的同胞们的需要赋予了他这一使命。然而与此同时，在《黑人艺术的标准》中，这一立场又与他早期所呼唤的科隆大教堂和米罗的维纳斯的雄浑之美相互冲突，当时的他是因为其本身的美感而赞颂它们的，而不是因为它们对首先发现乃至后来看到它们的任何人有什么宣传上的作用。杜波伊斯的理想始终是包容性的，对他来讲这也富有挑战性：它将大教堂和伟大的希腊雕塑与西非的一个村庄和一首黑人歌曲和圣歌联系在一起。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那样愤怒地嗤之以鼻起码让他丢掉了艺术的部分价值：“任何艺术如果无益于宣传，我连瞧都不会瞧它一眼。”

在20世纪的美国文人中，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是唯一能与杜波伊斯媲美的人，看来正如杜波伊斯所说，除了那些从未在威尔逊的著作、随笔、信件和日记索引中出现的人事之外，威尔逊的评说可算是包罗万象。

在知识上充满渴求而又作品甚丰的威尔逊为许多报刊杂志投过稿，他的读者群形形色色，包括作家、知识分子、学者和学术圈外的人，在所有读者看来，博学的威尔逊有着高尚的品位和明智的判断。正如阿尔弗雷德·卡津所说：“因为兴趣广泛、思想新奇、文笔率真，他似乎要比美国任何其他评论家都更像一个实验主义者，他的著述中融合了自己血脉中所继承的整个文学传统。”到20世纪中叶，威尔逊成为美国文化中最重要的评论家、文学报人和学者。他本人经历了文学现代主义运动，同时又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贤人(如卡莱尔或阿诺德)的广博兴趣和工作准则，将这些带入20世纪。

威尔逊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繁华和苦难。1895年，威尔逊出生在新泽西州的红堤市，他是一个富有家庭中的独子，父母却相处困难，感情疏远。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律师，曾担任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但是老埃德蒙不时复发严重的抑郁症和忧郁症，这让他痛苦不堪。威尔逊的父亲有着很高的行为准则和简洁直率的行文风格(这一点儿子曾骄傲地引以为榜样，也将其看做是为人正直的一个标志)，因而感到自己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镀金时代的放纵松散的职业行为、不加约束的个人主义和对财富的无止境追求格格不入。威尔逊的母亲却对物质生活有着无限欲望，因而对丈夫的人格弱点十分恼怒，也不赞成儿子对书斋的酷爱，对儿子的文学作品和远大抱负毫无兴趣。

威尔逊在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的希尔学校接受了古典教育，他后来回顾说，他正是在那里学到了在书面表达中要“简洁、有力、明快”的优点。他后来又进入普林斯顿读书(1912—1916)，在那儿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后者称威尔逊为“我的知识良心”)和诗人兼评论家约翰·皮尔·毕索普(John Peale Bishop)。

毕业以后，威尔逊在纽约《太阳晚报》(Evening Sun)做过短期的记者工作。与他晚年的朋友约翰·多斯·帕索斯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威尔逊也曾于一战期间在一个医疗队服过役，后来又被重新分配到情报团。战争结束后，威尔逊先是成为自由撰稿人，后来又加入了《名利场》杂志的编辑队伍，并成为该杂志的执事主编(1920—1921)。他后来又成为《新共和》杂志的副编辑(1926—1931)以及《纽约客》杂志的书评人(1941—1948)。

威尔逊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1930年间创作文学研究》(Axel's Castle：A Study in the Imaginative Literature of 1870—1930，1931)，其深入研究了与法国象征主义相关的现代主义的发展，专门辟出章节介绍了威廉·巴特勒·叶芝、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和保尔·瓦列里(Paul Valery)。这些作家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可供威尔逊借鉴，除普鲁斯特之外，其他所有作家仍然孜孜于文学创作，但威尔逊在评论方面所做的奠基性卓越工作是：这些作家们的作品复杂难懂，充满了古雅的典故，他对它们的创作源泉和主要主题进行了探索和论述。然而一方面，威尔逊明显地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他也在《阿克瑟尔的城堡》和许多信件中表达了自己的矛盾心情。他告诉他的编辑马克斯维尔·柏金斯(Maxwell Perkins)说：“我想任何显示出麻痹意志的趋势、阻碍文学进入行动领域的文学运动都有非常严重的缺陷，我想现在我们应该起来反对这种文学趋势了。”

威尔逊在30年代末撰写了《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1940)，这是一部关于社会主义起源的全面研究，研究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事业和主要思想，以及俄国革命的学术和历史背景。威尔逊在这部书中将政治上的乌托邦主义和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描写为“热衷于政治理想的诗人”；他们的“天才”，他说，“在于他们凭借自己超人的想象力和技巧发表书面作品和演说，从而鼓动他人以他们的方式来看待人类生活和历史”。

威尔逊敏锐地发现，人可以成为推动宏大历史变迁的力量，这使得他最好的作品读来十分享受；与写出《黑人的灵魂》和《黑人重构》的杜波伊斯一样，威尔逊的故事同样波澜起伏，引人入胜。这还让人们很难将他归类为一个评论家。威尔逊非常喜欢宏大的研究项目：他知道自己每次需要学到些什么。但他很少解释自己的做法，或费心说明一下自己的著述与其他评论家的作品有何不同。从广义上说，威尔逊研究文学和历史(以及二者的关系)的方法相当独特，但是和新批评不同，他并没有提出一个特别的方法，使大学课堂里的读者和学生能够据此对他们自己的研究加以调整。那并不是威尔逊本人或他的读者们的目的。他不是一个这样的文学评论家，他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只不过擅写的领域是文学评论罢了。

威尔逊在对文本的严谨分析方面不如杜波伊斯；他要做的是，“聚焦”(这是他最爱用的名词之一)在其所处时代的历史和文学背景下写作的某些作家。当约翰·克劳·兰塞姆、克林斯·布鲁克斯和其他新批评学者们呼吁创建一种“内在的”文学评论，将评论建立在对文本的字里行间进行详细评述的基础之上时，威尔逊却几乎在同时转向了传记写作、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在新批评学者们看来，随着课堂越来越多地成为参照点，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作品本身，文学评论的任务则是对文本中的反讽、含混、悖论和张力加以诠释。然而威尔逊却反对潜心于一个单一的领域或主题，反对(在他看来)单调乏味的逐行细读。他颂扬往昔的那些评论家，例如19世纪的法国作家查尔斯·奥古斯都·圣佩甫、厄内斯特·赫南(Ernest Renan)和伊波利特·泰纳，他们将评论用作“所有关于人类生活的主观目的和最终命运的各种思想的载体”。“我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他在1959年如是说，“我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写作者和新闻记者。”

威尔逊尝试过许多体裁，也就许多主题予以论述。他的作品包括：一本小说《我想起了黛西》(IThought of Daisy，1929；1967年修订)、文学论文集《三重思想家》(Triple Thinkers，1938，1948年修订)和《创口与弓》(The Wound and the Bow，1941)、短篇小说集《赫卡蒂县回忆录》(Memoirs of Hecate County，1946)、一部编纂的美国文学评论文集《最熟悉的陌生人》(The Shock of Recognition，1943)、收录在《导游书以外的欧洲》(Europe Without Baedeker，1947；1966年修订)中的游记、《死海古卷》(The Scrolls from the Dead Sea，1955；1969年修订)、《向易洛魁族人道歉》(Apologies to the Iroquois，1960)、长达800页的美国内战文学研究《爱国之血》(Patriotic Gore，1962)、辩论性小册子《冷战与所得税》(The Cold War and the Income Tax，1963)以及《现代语言协会的成果》(The Fruits of the MLA，1969)。他在其中批评了现代语言协会的学者们迂腐的编辑做法，批评他们没有将美国作家的作品广泛地收入编辑精良而又价格适中的版本中。威尔逊还将自己的随笔和书评分别录入许多文集中，其中最好的是《光明之岸：20和30年代文学编年史》(The Shores of Light：A Literary Chronicle of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1952)。另有几卷的书信和日记也于他去世后在1972年出版。

威尔逊是最后几位著述有如此丰富的评论作品的美国学者之一，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学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并主要以学院和大学为中心。但是威尔逊虽然涉猎广泛，却依然未能超出他本身的局限。例如在《爱国之血》中，他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惠特曼和梅尔维尔在内战期间所作的诗歌，部分原因是，在他的整个事业生涯中，威尔逊对诗歌的反应始终不及小说那样敏锐，另有部分原因则是威尔逊认为惠特曼和梅尔维尔已经被他以前的评论家们反复研究过了。这倒也不无道理，但其多少歪曲了威尔逊所写的这段时期的历史。

随着《阿克瑟尔的城堡》和《到芬兰车站》的问世，20世纪30年代成为威尔逊事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最好的随笔之一是收录在《三重思想家》原文(1938)中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该文表明，威尔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决心修改该思想中的错误观念。但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表明了他对于文学创作行为的关注，因为在他看来，艺术作品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不应以政治为依据加以批判。

文学和评论与政治变迁的关系是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评论家和知识分子们迫在眉睫的问题，杜波伊斯的著作和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威尔逊等人来说，马克思主义解释了当代社会现象：资本主义因为其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而分崩离析。作为洞察当代世界现象的一个来源，马克思主义从苏联实例中聚集了更多力量，因而在许多人看来苏联的建立证实了他们所信仰的革命性变革的正确性。

1930年以前的威尔逊一直是一位激进主义者。他在《美国恐慌：消沉的一年》(The American Jitters：AYear of the Slump，1932，1958年修订)这部他在大萧条的前几年寻访全美的社会报告文学集中解释说：“我现在感觉到，能够看到整个世界像现在的俄国一样得到公正合理的治理，而不是被一群代表贪婪的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利益的卑劣的政治家搞得一团糟，其所带给我本人的满足感已经能够补偿我在此过程中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了。”“就我所见，”他写道，“卡尔·马克思的预言正在实现。”

到《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年3月问世之时，威尔逊已经出版了大量后来收入《美国恐慌》中的社会和政治文章。也是在同年，威尔逊写下致进步主义者的“请愿书”，请其“让共产主义脱离共产主义者”，将其原则根植在真正的美国土壤上。晚年的威尔逊曾说，大萧条的那10年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悲苦的10年，而在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看来却为希望提供了萌芽的土壤：“看到那个愚蠢的诈骗巨人突然间出人意料地崩溃，我们禁不住欣喜若狂。”尽管威尔逊本人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支持其全国委员会的候选人参加1932年的总统选举。他在1935年前往苏联，并在《在两个民主国家旅行》(Travels in Two Democracies，1936)中记录了游苏见闻。

在威尔逊和许多其他社会观察家看来，资本主义面临危机，即将坍塌的迹象随处可见。从1930年到1933年，9000多家银行停业或破产，制造业规模减半，某些工业的情况更糟(例如钢铁工业只能发挥原来的十分之一产能)。从1930年到1933年，投资几乎停止，工程建设缩减了四分之三，制造业缩减到原来的一半。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1040亿美元降到1932年的764亿美元。家庭农业毛收入从1929年的120亿美元降到1932年的50亿美元，三分之一的美国农民丧失了土地。可怕的沙尘暴满天飞扬，“黑色暴风雪”摧毁了从达科他州到得克萨斯州大面积的农业和畜牧业用地，350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别处去寻找工作和生计。

找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从1929年至1932年，每周有10万人丢掉工作。1929年的失业人数为200万，到1932年，南部的美籍非裔人口有一半没有工作。而实际情况要比官方的统计数字更为糟糕。有工作的美国人中，全职工作的只占二分之一。例如，在纽约市有许多人在街头卖苹果，但因为人数太多，他们也被算作有工作的人。

对于美国的许多家庭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艰难无望的战斗。1932年的平均家庭收入为1350美元，大大低于1929年设立的2000美元的最低生活标准(不过即使在那时，也不过只有49％的美国家庭达到了这一最低标准)。对于人口中的某些人群来说，危机更为严重，美籍非裔棉农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200美元。2亿人无家可归，其中包括2500个家庭。生活成本下降了，但家庭收入的下降更为惊人。

威尔逊在美国看到的艰难世事让他不得不对苏联的制度产生好感。但是他依然是批判的和独立的，在这一点上，他远比杜波伊斯和其他许多人更为坚定。威尔逊怀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怀疑苏联日益膨胀的官僚主义，抨击共产党员只从狭隘的政治层面评价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做法，并谴责苏联在30年代中晚期进行的清洗，斯大林借此运动杀害和监禁了许多政敌和他认为对他不忠的人。威尔逊在1932年写道，参与总统大选的共产党候选人“总是在谈论要‘清算’这个，‘清算’那个。‘清算’的意思就是除掉。在俄国他们清算了富农【沙皇时期拥有土地的富裕农民】，清算了教堂，苏联迫害者们近来又要求清算——换言之，处死——叛变的工程师了”。

借用他形容小说家德莱塞的一个词，威尔逊是一个“无法俄国化的美国人”。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他是一个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xxism Literature”)一文中，威尔逊对评论家们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企图既同情又抵制。在《新大众》和其他激进杂志和刊物中，在描述工人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文学文集中，乃至在诸如格兰维尔·希克斯的《伟大的传统：对美国内战以来的美国文学的诠释》(The Great Tradi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Civil War，1933)之类的书中，人们都在竭力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扯在一起，

威尔逊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涉猎诸多领域，收集证据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观点得到了错误的诠释，将马恩的观点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和对比，谴责了斯大林独裁在国内进行的镇压，强调那些认为好的文学产生于刻板的意识形态公式的武断猜想是极端错误的。他还探索了政治革命时期文学和评论的前景，简要论述了美国和苏联两国社会文化条件的差异。整篇文章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是，威尔逊将马克思主义非政治化了——他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定义为“较为透彻地说明了艺术作品的起源和社会意义”，除此之外的另一个核心，就是威尔逊对于“文学欣赏”的极大重视。

威尔逊对文学、文化和政治有着如饥似渴的好奇，以至于要说到他对美籍非裔文学几乎无话可说，实在让人感到奇怪；他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整个漏掉了哈莱姆文艺复兴，他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著述也没有考虑到奴隶记事以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其他美籍非裔废奴主义者们的演讲和作品。如果人们真的根据他的“编年史”——《光明之岸》、《古典文学与商业广告》(Classics and Commercials，1950)和《牙慧》(The Bit Between My Teeth，1965)——来判断20世纪20到60年代的美国文学状况的话，那就根本感觉不到洛克、杜波伊斯或任何美籍非裔作家的存在。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威尔逊收集的关于文学和政治的信件以及他涉猎广泛的日记，如果不是因为对美籍非裔作家视而不见，这些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了。

正是因为埃德蒙·威尔逊是一位才华横溢、备受推崇而又成就卓著的评论家，他在文学评论中的省略和遗漏才如此显眼，这再次明确证实了阿兰·洛克的恐惧：美籍非裔和白人知识分子与文人学者之间缺乏“彼此间的真正交流”。但是尽管洛克在他自己的有生之年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他的观点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得到了证实，到20世纪80和90年代终于结出成果。“文化”起码还保留着部分光环，那毕竟是阿诺德曾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赋予它的，学术圈内外的知识分子们也听从了阿诺德和卡莱尔对他们的号召，对自己肩负着维持这一光环的使命倍感骄傲。但是，现在美国文学史“无法推卸”而“不可避免”(洛克语)地需要将美国黑人所作的贡献纳入其中，根据伦道夫·伯恩所表达的多元主义理想，这一文学史应该对美国各个种族和民族群体已经创造、继续发展和彼此融合的多种文化予以重视。

威尔逊将他的第一部书《阿克瑟尔的城堡》题献给他在普林斯顿的老师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他写道：“正是从您那里我知道了文学评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是人们在塑造其本身的生活环境中所产生的思想和想象世界的历史。”与本章论述过的其他男女文人学者一样，威尔逊也认为文学评论是一种文化评论形式，根据评论者本人的道德和政治关注所影响的其对历史的理解，来对各种作家、文本和思想进行研究和判断。正如威尔逊的崇拜者莱昂内尔·特里林于1939年在其阿诺德研究论文中所主张的，“文学本身是一种中介，它要依存于其他社会机构并对其予以补充。”在特里林和威尔逊看来，评论家的责任重大，因为其职责是多方面的，涉及的主题领域也很广泛。

威尔逊和特里林将评论家的角色描述得非常宽泛，有时，他们的建议在持怀疑态度的读者看来未免浅薄和不专业。但是他们的著述和作品涉及诸多领域，不仅这两人如此，布鲁克斯、伯恩、杜波伊斯和洛克都是如此，在我们研究学术圈中的评论史时，这一现象实在值得称颂。从这一点上来说，新批评学者们引导文学评论所走的道路修正了同时也缩小了评论家们的工作领域。

在阿诺德和卡莱尔乃至被他们唤醒的非学术圈内的知识分子们看来，文学具有其本身的审美价值，同时其重要性还在于其所引发的关于社会和文化的思考。“如果我们的文学评论，”范·威克·布鲁克斯说，“一直被逼迫着，迟早要成为社会评论，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的文学和艺术的未来不得不依赖于社会生活的整体重建，而这种社会生活似乎是将所有的元素集结起来，共同对抗精神生活的成长和自由。”新批评学者们通过阐述评论如何展示文本的内在作用和关系而让文学评论变得更加专业和自律。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先人一着地制止了布鲁克斯所看重的“社会”分析和评述，如此一来，就限制了文学研究可能在文化重建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3 南方人、平均地权论者和新批评现代评论机构

南方的新批评学者主要有约翰·克兰·兰塞姆、艾伦·泰特、罗伯特·佩恩·沃伦和克林斯·布鲁克斯，但是称这些人为“评论家”却对他们有失公正，缩小了他们作出成就的领域，这就像“新批评”一词只是这些作家们发动的一个文学运动的名称，而他们的实践却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正如沃伦在1957年的一次访谈中所说，新批评“这个词本无所指，或者有太多所指”。

其实，将沃伦(1905—1989)本人定义为一个文学评论家也有失偏颇，因为他在若干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他早期出版的作品包括一部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传记(1929)、一部诗集(1935)和一部小说《夜间骑士》(Night Rider，1939)。这些作品建立了一种沃伦始终遵循的模式，那就是有章法地涉猎各种文学体裁。沃伦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开始参与新批评之前，就已经参与了其他两个重要的南方文化和美国文学组织：他本人是以田纳西州纳什威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为基地的流亡诗人，并成为在争议性论文集《我的立场》(I'll Take My Stand)中公开反对工业制度的平均地权论者和辩论家。

沃伦在定义新批评方法并使之系统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他和布鲁克斯合写的影响广泛的课本《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1938)。但是沃伦的文学成就所涉及的领域范围——其包括《国王的人马》(1946)和其他10本小说、诗歌(共15卷)、短篇小说以及历史沉思录(《种族隔离：南方的内部矛盾》(Segregation：The Inner Conflict in the South，1956)、《内战遗留问题》(The Legacy of the Civil War，1961)和《谁替黑人说话？》(Who Speaks for the Negro？，1965)——表明，他为新批评所作的贡献并不是孤立而生，而是与当时社会对于历史、政治、地方主义、国家地位和种族关系等问题的态度共存，同时也是受到了所有这些的启发。

纵观沃伦的文学事业，我们无法武断地评判他不关心历史，或者对于文学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不加思虑，这些是人们攻击沃伦本人和其他新批评学者们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诉状。与兰塞姆和泰特，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布鲁克斯一样，沃伦的“新批评”也不过是他丰富的学术成就的一部分而已。

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沃伦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教师。他的诗行和小说中燃烧着激情的火焰，同样的特点也赋予他的文学评论以勃勃生机，他在论及康拉德和福克纳时尤其如此，只因他的想象世界始终与这两位作家保持着密切联系。然而他收录在《随笔选》(1958)和《新精选随笔》(New and Selected Essays，1989)中的文学评论却因为其他循循教诲的特质而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那就是宽容、慷慨、敏锐和聚焦重点的鉴别行为。

这种教师一般的关怀也弥漫于《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一书的字里行间，最初写这本书时，沃伦和朋友布鲁克斯的初衷原是为了给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学生们撰写油印的小册子。他们认为学生们缺乏细读的基本技巧，因而无法阅读经典文本，也不能够对现代文学作出敏锐反应。

沃伦对于自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的研究生教育甚感失望，他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该校入学。他后来在一封写给泰特的信(1927)中解释说，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英语系教师都“乏味透顶”，他们教授的“大概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了”。后来他又进入耶鲁大学，他在写给自己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朋友、同为流亡诗人的安德鲁·莱特尔(Andrew Lytle)的信(1928年2月12日)中指出，在耶鲁他发现整个研究生院的教育“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那就是只有那些想要学习学术方法的学生才应该坐在这里学习，其他所有学生都应该被强制灌输这一制度，或者将他们赶出去，还要在他们身上再踏上一脚”。

沃伦希望带给学生更多更好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关于霍桑、梅尔维尔、柯勒律治、德莱塞、海明威等人的评论文章可以被看做是“教学——甚至谈话的延伸”。他坚信好的文学教学是非常重要的，认为这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评论应该是准确而不学究的，沃伦如此提议道，应该将相互尊重的教师、学生和朋友聚集到一起。

沃伦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老师兰塞姆(1888—1974)的情形大致相似。兰塞姆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上本科时，才华横溢，成绩出众(他15岁入校，并成为班里第一个毕业的学生)；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古典学者和哲学著作阅读者；一个天才的诗人，写出了许多巧妙的讽刺诗；是流亡诗人的中心人物，也是1922年至1935年定期出版发行的流亡诗人杂志《流亡者》(The Fugitive)的主笔和撰稿人；他坦言反对科学和实证主义，在《没有威胁的上帝：为正统论进行的非正统辩护》(God Without Thunder：An Unorthodox Defense of Orthodoxy，1930)中捍卫宗教的正统地位；是平均地权论者的领袖，1939年成为《肯尼恩评论》的创刊编辑；著有两部影响深远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著作：《世界的躯体》(The World's Body，1938)和《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1941)；并以优雅的笔触撰写了许多文学主题的随笔。兰塞姆是一个枯燥而谦恭待人的教师和同事，先是在范德比尔特大学(1914—1937)教书，后来又转到俄亥俄州甘比尔的肯尼恩大学(1937—1958)。他的学生中有沃伦和泰特，以及诗人兼评论家罗伯特·洛威尔和伦德尔·嘉雷尔(Randall Jarrell)。

泰特(1899—1979)的作品涉及的范畴非常广泛，他在传记文学、小说和诗歌方面的成就和沃伦相似。他积极参与流亡诗歌和平均地权等事业，在激起学生们对于哈特·克莱恩和T.S.艾略特的兴趣方面，他比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所有同伴所做的工作都更多。他撰写了关于南部邦联将军斯通威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1928)和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929)的传记。他原本还计划写第三部关于罗伯特·E.李(Robert E.Lee)的传记，但因为转而对写小说感兴趣而放弃了，后来他写了小说《父亲》(The Fathers，1938)。

泰特不惜笔墨，为《我的立场》写了一篇非常有力的论文，并编辑了另一部关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著作《美国归谁所有？》(Who Owns America？，1936)，收录了兰塞姆、沃伦和布鲁克斯等人的文章。与兰塞姆和沃伦一样，泰特也是一位重要的诗人，在20年代和30年代写成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诗篇。1944年到1946年，他作为《塞沃尼评论》(Sewanee Review)的编辑，编辑了许多书，并发表了几百篇关于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的随笔和书评，其中最好的被收录在《四十年随笔》(Essays of Four Decades，1968)、《回忆录与观点，1926—1974》(Memoirs and Opinions，1926—1974，1975)以及《艾伦·泰特诗评，1924—1944》(The Poetry Reviews of Allen Tate，1924—1944，1983)中。

与其他三位相比，布鲁克斯(1906—1994)的影响可能稍小一些，但就他本身来说，他也做出了非凡的成就。他比兰塞姆、泰特或沃伦更加看重形式，在《精致的瓮》(The Well Wrought Urn，1949)和许多随笔文章中，他都详细论述和普及了为我们所熟悉的“细读”文本本身这一新批评方法。但他同样也是一位文学史家，其早期著作《现代诗歌与传统》(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1939)与英国评论家F.R.里维斯(F.R.Leavis)的《英诗之新平衡》(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1932)一样，沿着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1921)、《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1921)和《弥尔顿》(“Milton”，1936)等文章中提出的路线，巩固了英国和美国诗歌的传统，不过布鲁克斯本人后来对弥尔顿和浪漫主义诗歌更感兴趣，而渐渐疏远了艾略特或里维斯。

布鲁克斯还着手进行了一项老式的甚至有些(他自称)“文物研究性质”的学术工作，他的第一部著作《阿拉巴马—佐治亚州方言与英国乡土方言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the AlabamaGeorgia Dialect in the Provincial Dialects of Great Britain，1935)和他编辑的多卷本的18世纪诗人、翻译家和学者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作品集，都是如此。此外，布鲁克斯还与沃伦一起创办了《南方评论》，从1935年到1942年一直任该刊物的编辑。他在文学、历史和宗教三者的关系方面撰文颇广，编辑了重要的诗歌、小说和戏剧文集，还与威廉·K.韦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合写了《文学评论：简史》(Literary Criticism：A Short History，1957)一书。

在其所写的许多关于福克纳的书——《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郡》(William Faulkner：the Yoknapatawpha County，1963)、《威廉·福克纳：通向约克纳帕塔法及更远》(William Faulkner：Toward Yoknapatawpha and Beyond，1978)和《威廉·福克纳：最初几面》(William Faulkner：First Encounters，1983)中，布鲁克斯补充和拓展了马尔科姆·考利和沃伦所进行的福克纳研究。考利的主要贡献是他为1946年问世的维京版《袖珍本福克纳文集》(Portable Faulkner)作了序，沃伦于同年8月在《新共和》上为该文集撰写了书评。(沃伦的这篇书评文章后来经过修订，被收录入他的《随笔选》和《新精选随笔》两部书中。)布鲁克斯特别发展了沃伦对于福克纳小说中自然和阶级主题的关注。他的书巩固了福克纳在学术圈中的声望，使后者的那些复杂难懂的长短篇小说更易为学校的学生所理解和接受。

如此说来，兰塞姆、泰特、沃伦和布鲁克斯四人既是新批评学者，又远远超越了这一单一范畴，同时他们也超出了“南方”这一头衔的限定。四人都是在南方出生长大的，也都将精力花费在研究南方的土地、习俗和民风上。他们受的是南方宗教信仰的教育(兰塞姆和布鲁克斯都是教士的儿子)，也同样因为南方在内战中的失败和战后重建而染上了浓重的历史伤痕和悲剧色彩。但是这四位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南方评论家，他们根据一套复杂的文化和地域标准来定义自身。兰塞姆、沃伦和布鲁克斯都是牛津的罗德学者；这三位以及泰特，都精通古典文学和外语；四位执教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方的高校，兰塞姆在肯尼恩学院(1937—1958)，沃伦(1950—1973)和布鲁克斯(1946—1975)在耶鲁，泰特在明尼苏达大学(1951—1968)。

新批评对文字文化做出了独特响应，新的工作不但在纽约和芝加哥，同时也在伦敦、罗马和巴黎开展起来。泰特在一篇写于60年代末的关于福克纳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一点。泰特说，兰塞姆、福克纳、诗人和随笔作家约翰·皮尔·毕索普、流亡诗人唐纳德·戴维森和南方的“其他许多人都曾在欧洲呆过”，“他们了解那些伟大的欧洲作家：波德莱尔、兰波、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泰特在1929—1930年因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而旅居法国，并在那里进入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圈子，当然，回国后他写了许多长信，参与了南方人为捍卫《我的立场》中所提到的平均地权原则所开展的斗争。“每一个地方的艺术都源于本土素材和外来影响的奇妙统一，”泰特在《论诗歌的局限性》(On the Limits of Poetry，1948)中如是说，“没有哪个伟大的艺术或文学不带有此二者融合的印记。”

沃伦也是如此。他于20世纪30年代末居住在意大利，从那时起便开始撰写《国王的人马》。这部小说主要揭示了以蛊惑人心见长的南方人威利·史塔克政权的政治腐败。沃伦小说中史塔克的原型是人民党党员、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修义·龙(Huey Long)，小说的创作灵感则来源于伊丽莎白和雅各宾时期剧作家们所描写的悲剧人物。

但是这四位新批评主义者又都是从南方起步的，其评论事业从根本上讲也是从代表其所在地区的文化研究和主张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在泰特、沃伦以及最重要的兰塞姆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涉猎广泛的谈论平均地权的作品与他们在30年代末及其后作为新批评主义者所写的作品之间划一条分界线。

在其主张平均地权的工作中，兰塞姆和同事们力求找到一种完整的评论事业，其社会和文化评论的分量应该与文学评论的分量一样重(事实显然也是这样)。而到了新批评阶段，评论不再如以往那般包罗万象了。他们将评论的意义限制为文学评论，特别是在学院和大学里更是如此。在设计阅读文本的方法时，新批判主义者们给“英语”赋予了一种很强的目的性和自我界定的能力。但是他们牺牲了其他东西——那种他们在自己的平均地权主义书籍和文章中设想的广义的评论，那种包容性强而不是将自身局限在精读文本的狭小范围内的评论形式。

兰塞姆和与他合写《我的立场》的作者们将包容性的美国社会与文化评论与保守派的变革提议结合起来。(该书题目由兰塞姆和戴维森选定，效仿的是南部邦联战歌《露营之地》中的一句歌词。)他们对于战前时期南方农业现状的描述十分牵强，其所依据的南北地区对立以及理智与情感、工业化与农业、散文与诗歌之间的对立过于极端和象征化，其对于奴隶制和种族关系的态度也不符合历史现实。正如他们同时代的人们所指出的，平均地权论者们没有正确理解他们所布道的南方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这一事实：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观众已经皈依了工业主义和新南方的物质中心主义信条。

尽管有着上述种种缺点，《我的立场》中所表明的批评的概念仍然令人信服。放下其所作的规定不谈，至少其批评方法是对美国南方文学和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我的立场》的写作初衷是针对哥伦比亚学者、新闻记者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和H.L.门肯在1925年的斯科普斯审判案(Scopes trial)中对南方的攻击作出回应——在该审判案中，一位田纳西州的生物学教师因为在课堂上非法教授达尔文进化论而被判有罪——这本书成为一部具有很强煽动性的南方文化和经济评论。

早在19世纪末期，南方经济已经大大不同于平均地权的往昔。棉纺织生产(到1900年，已经有400多家纺织厂，雇用工人达到10万)，铁路扩张、烟草加工、钢铁工业(多由北方资本供资经营)已经成为南方的主要经济特征。从1870年到1910年，南方的工业生产和工人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趋势又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推行的诸项改革而进一步加速(例如国会在1933年特许建立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就能够为七个州的农村地区供应电力)。

《我的立场》没有能够完成它的使命，平均地权运动不可能抑制联邦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对人民提供支持的必要性。兰塞姆晚年在一篇为专门题献给泰特的《塞沃尼评论》特刊撰写的文章(1959)中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的宣战不战而败。从历史上来说，我们确实落后于时代了。”

对工业主义进行的平均地权主义批评在《我的立场》一书序言的最初几页就已经彰显出来，序言是兰塞姆写的，他抨击了“科学迷信”和劳动在现代的退化：

科学能够对劳动作出的贡献是通过工具或流程的帮助让劳动变得更简单，以及在劳动者从事劳动的时候给予其绝对的经济保障。这样，人们就能够以休闲和享受的心情劳动了。但是现代劳动者在工业制度下恰恰没有受到这一惠益，大劳动量、快节奏使雇用关系极不稳定。好的劳动的首要原则是高效，其次才是享受。劳动作为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项目之一，想在其中加入一点快乐的元素实在不是什么过高的要求。

兰塞姆争论道，劳动中糟糕的“快节奏”破坏了人们的思考和感受。工业主义迫使人要么被工作所奴役，要么消费他们根本不需要的商品；他们没有时间休闲和冥想，宗教和艺术必然沦为牺牲品。“情感”，兰塞姆最后说，“整个退化”下来，被“工业驱动力”耗损殆尽。

兰塞姆和他的随笔作家们从来没有触及过工业主义的底层支柱——阶级特权、劳动分工、工人不能支配其本人所生产的产品(也就无法从中获益)。但他们强有力地道出了文化必须具备经济基础的主张。兰塞姆指出，“这种生活方式的问题，”

在于其经济基础，我们无法自上而下地为其注入一种软材料来重建它。拿大学里的青年男女来说，如果他们已经接受了错误的生活方式，就无法有所作为，最多只能被动地接受被灌输的文艺，或者说对这些文艺的理解只能加重他们精神的匮乏……如果某一种品位标准的批判性只能够质疑当代艺术而不能够质疑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那么我们就无法通过建立这样一种标准来恢复那种古雅的人本主义。

然而，我们还可以将这些文字与兰塞姆在八年后为《世界的躯体》所写的序言进行一下比较：

这个世界的躯体和可靠实质究竟在哪里？那似乎已经沉淀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然而正是从那记忆深处，我们铸造了丰富诗行，那是这个丰富的世界的精神对应物。

真正的诗并没有多大兴趣改善这个世界，或让它变成理想的模样，这个世界已经够好了。它不过是要再现这个世界，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人变成了诗人，或者起码他们阅读诗人，为的是在坚硬的现实的人和坚硬的理论科学家之间寻找到通向和谐的平衡。

1938年的兰塞姆已经将注意力从1930年让他念念不忘的“经济基础”上移开了，转而关注诗歌。在他看来，诗歌可以提供调和人类行为的机会，能够恢复在每天的工作中不断被破坏的人对自然的记忆。

到《世界的躯体》出版之时，兰塞姆眼中的世界已经无法拯救了，至少从他早年认可的平均地权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社会已经堕落，但人们仍然必须学会在其中生存并适应其机械化的势头。此时的他认为，诗歌是人借以在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上生存的一个神圣策略。文人们肩负着使命，必须对诗歌作出敏锐的反应，并在学院和大学课堂上将这一策略教授给年轻的下一代。

正如《世界的躯体》的最后一篇文章《评论有限公司》(“Criticism，Inc.”)中所论证的，评论在当时的兰塞姆看来已经与一个学术科目相关，并等同于一个学术科目了。定位于学院和大学课堂上的评论应该研究诗歌在言辞上的简洁，而放弃掉什么“经济基础”——即使如平均地权论者们以往所意识到的那样，研究这一“基础”可能会为人们所写的诗歌答疑解惑，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一边阅读，一边掩卷沉思。

兰塞姆等人言辞犀利地争辩说要对文学作品给予仔细认真的关注，这无论在文学评论还是在教学法上都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巨大进步。但是他们提出这一观点是为了反对其他评论研究、作品和教学形式的。他们为文学评论注入了生气和活力，从而大大改善了文学评论，但同时也削弱了它的力量。兰塞姆坚持认为，学者们应该将文学评论“专业化”，应该保证他们的“产品”是对文本本身的“周密分析”：

对艺术技巧的研究当然属于评论范围。它们无法被归于别处，因为技巧并不特别从属于文艺作品中的任何文字素材或其他事物，而属于独特的艺术形式。一部卷帙浩繁的研究巨著正是要基于这一分类方法。拿我要谈的艺术形式——诗歌来说，在以下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是诗歌的技巧研究：其研究诗歌的韵律、词序倒置、语法不通、偏离了语言的文体规则、偏离了严密的问题逻辑；其修辞、其虚构、其捏造，正是通过这些，诗歌才能够很好地保持“审美距离”，将其本身与历史分离开来；还可以研究诗歌的其他技巧，只有一点认识是普遍的，那就是任何对于无法创作出好的散文语言的系统应用都可以看做是诗歌技巧。

兰塞姆在此列举的所有元素对于一首诗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为什么诗歌虚构一定要被看成是与历史“分离开来”的呢？

这个问题在30年代末的国际背景中提出，就有了更大的迫切性。当此之时，国内外遭遇严重的经济萧条、法西斯和纳粹威胁，人们恶言相向地展开激烈争论，到底是否应该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旅美人士以及其左翼和自由主义联盟所支持的人民阵线反法西斯党派提出的文化和政治路线。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呼唤的是一个能够将文学和文学研究置于历史背景之中的评论。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或许也正因为看到了这种危机，兰塞姆却放弃了历史思考，强调诗歌技巧的研究。

再看兰塞姆在《评论有限公司》一文中所主张的职业化培训及其商业心态，更让人印象深刻。读到这里，人们会回忆起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有力论述，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詹姆斯在谈到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一位同事提出的关于召开“艺术和科学大会”的提议时说，这样的建议在他看来是：

一种讴歌专业哲学商店的宗教仪式，商店里摆着哲学系、哲学部和哲学科，买卖双方礼尚往来，按时赴约，先来后到，巨大的加工厂里制造着哲学权威，也制造着遭到排挤和压制的思想，人们用真理之水培育出让所有人为之骄傲的伟大的光荣之士。在我看来，真理，如果世间有真理的话，恐怕是要将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才能够存在的。

再想一想美国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1919)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商业原则对大学的侵犯将会削弱和妨碍学生们追求知识，因此将最终破坏大学的创建宗旨。”

兰塞姆早期的观点与詹姆斯和凡勃伦的观点相似，似乎有希望发展成为整个社会文化评论的形式——一种权衡文学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后果的文学评论。然而在后来的兰塞姆看来，评论所要追求的目的应该绝对停留在“技巧”上，评论的意义仅限于文学评论。

阅读一下兰塞姆20世纪30年代末的信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论调根本站不住脚。他在那些信件中强调，他决定一心只扑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工作中。兰塞姆向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爱德温·米姆斯(Edwin Mims)报告(1937年6月8日)说，他已经向地方主义和平均地权主义“贡献了我的一切”，“最近我投入几乎全部精力研究纯文学……在我生命中的这一时期，我也应该对我的文学工作再多一些心无旁骛和一心一意了”。几个月后(1937年11月4日)，他在写给艾伦·泰特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心愿，他希望在肯尼恩学院开设一门新的“书评课”，这门课“自始至终只研究文学……没有哪一个撰写政治的团体是始终如一的……在严格的文学领域中，单单一个职业就足够我们工作一辈子：那就是评论、诗歌和小说”。

在写给艾伦·泰特的另一封信(1941年5月23日)中，兰塞姆声称他想要“抵制”他发表于1941年的著作《新批评》“背后的一切‘政治’战略思想”：“我希望书中没有任何政治。”(兰塞姆本人如此强调)联想到兰塞姆所作的重要的文学工作，以及他和同伴们刊发的若干期《肯尼恩评论》，我们很难过多地抱怨他呼吁纯粹文学研究究竟产生了哪些严重后果。但是新批评的确为其成就付出了代价：它得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却失去了更多。

比较一下：玛格丽特·安德森的杂志《小评论》1914年3月开始在芝加哥发刊，最初几期包括诗歌和小说、政论文、关于埃玛·戈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文章、文学和音乐评论、未来主义艺术家的宣言、对女性主义、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的探索，等等。人们或许会争辩说，一本文学刊物可以从其对多种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包容性中获益匪浅，但是就《肯尼恩评论》来说，兰塞姆只想将它限定在自己界定的“严格的文学领域”。

布鲁克斯和沃伦的《理解诗歌》一书(兰塞姆在1939年的《肯尼恩评论》中称该书为“评论时代”的里程碑)的1950年版“后记”就足以说明新批评所造成的影响。因为评论家坚持，“如果做的是真正的文学研究的话”，应该固守“诗歌本身”的原则，布鲁克斯和沃伦不得不直面自己提出的问题而止步不前：“诗歌的作用是什么？”他们谨遵兰塞姆在《世界的躯体》中所下的禁令，严守诗歌是脱离于历史的完整研究对象这一定义。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理论只允许他们以一种自我封闭的方式研究诗歌，仿佛我们需要知道和评论的东西全都写在诗行之间了。布鲁克斯和沃伦无法解决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一旦这样做，他们就必须走出那个自我封闭的诗歌，去研究历史、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了。

新批评学者们都是才思敏捷、博学多才的作家：他们真正了解的东西远远超出了其理论教条所允许的范围，在对于文学作品的实际诠释中，他们很好地运用了这一知识。然而这样做本身却又违反了其理论规定的条条道道。因此，新批评理论无意间限制了教师和学生的知识范畴，使得它本身希望代表文学研究的全部价值的努力付之一炬。

其实，恰是那个遭到平均地权论者质疑的工业秩序中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特性使得“诗歌的作用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迟早会被提出。新批评理论造就了训练有素的读者，而一旦需要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他们却全然不知所措。

不过我们不能否认新批评的成功。新批评重新缔造了文学研究，就在敌对派别的学者和评论家们或在学术上止步不前或只是昙花一现便被世人遗忘、湮没无闻之时，新批评确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过新批评是一个倡导全新评论和教学风格、战略的更广泛的运动，这四位重要的南方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兰塞姆、泰特、沃伦和布鲁克斯为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本人却从其他许多人的工作中积聚了力量。

20世纪初，英语研究领域尚包括对古典文本非常印象化的“鉴赏”。但其首先必须符合“考据”规律，文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沿用德国文学研究和实证主义学术方法所建立的经验和模式。学术圈内几乎没有“评论”。在研究生学习中，基于严苛的古典语言和中世纪语言训练而进行的以考据为核心的研究，被认为是文学专业的目标和年轻的学者/教师受训的基础。尽管这样的研究枯燥而繁重，很多人认为它也比评论杰出作家更有价值也更容易。其训练方式严格而精确，让英语研究颇具有科学研究的声望和一种建立在比较意义上的进步感。

也有一种“评论”确实存在，通常是对莎士比亚、浪漫主义诗人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贤人们的一种颂歌式的论述，但评论家却很少。当时的情况普遍如此，以至于泰特到20世纪40年代末还在《艾米莉小姐与编目学家》(“Miss Emily and the Bibliographer”)一文中说，如果一个年轻人“进了研究生院，那他出来的时候就根本没有能力进行评论了”：“他无法从文学作品本身的具体形式的角度研究文学对象；他所能做的，就是罗列历史，抒发感触。”

评论家匮乏的原因是，如果你要到一个有名望的院系谋求职位，评论并不符合该院系的学术资质要求。其匮乏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学生们可以自己阅读文学，只不过不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

20世纪的前30年，大多数学院和大学里根本没有开设美国文学、现代文学或文学评论课程。这听起来恐怕有些奇怪，但它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即文学阅读可以随时随地不受影响地发生，根本不需要将其搬到课堂上。在那些在世纪初从事英语研究的人看来，文学完全可以在英语系之外健康发展，这不是什么超乎想象的事。那时最好的院系也无非进行一些学术训练，在学者们看来，这种学术训练与人们在家里或图书馆进行的休闲阅读是有所不同的。

在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研究者们所关注的，是其作品所造成的伦理和社会影响，以及其对于本科生学习的价值大小。耶鲁学者阿尔伯特·库克(Albert Cook)于1897年在一篇随笔中提到，英语研究能够培养出更加智慧和仁爱的学生，可以为“国家——社会中的人及其彼此之间的合作”服务。由于文学研究能使国家保持健康，其应该重点关注那些体现“文明”精神的文本。“我们不需要教给学生玩世不恭或轻薄浮躁，不需要教给他们残忍兽行或悲观绝望，”库克强调说，“那些有可能侵蚀或分裂社会的作品应该被看做是对人类以及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人有害的东西。”

同年，库克在其担任现代语言协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高调赞颂了文学研究人员的工作：

一个理想的文学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古籍研究者、古文书学家、语法学家、辞书编纂学家、阐释意义的人、评论家、文学史家，以及最主要的，他首先应该是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他应该具备科学家的严谨、探险家对发现的渴望、从政者的明断、音乐家的敏感、鉴赏家的品位和诗人的灵魂。

正如库克后来在《英语高级研究》(The Higher Study of English，1906)中所写到的，据他所知，英语系同样负有令人起敬的使命：

在美国，每个人都听从召唤要做一个缔造者，缔造自己的未来、他的祖国的未来以及，从某种上说，这个世界的未来。如果他根本不知道事物的意义和价值，他将缔造出什么样的作品？在我们所有的教育中，如果文学不肩负起这一使命，又有谁能够教给人们这些意义和价值？

英语研究的两种思潮——学术研究和文学鉴赏——涌动在一本题为《周年文集》(Anniversary Papers)的著作的书页里，该书出版于1913年，是为了向在哈佛教书25周年的乔治·理曼·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1860—1941)致敬而命名和出版的。基特里奇著有许多关于乔叟、高文诗人、莎士比亚、英美巫术的书籍，他在哈佛教书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从1888年到1936年。本书中大多数题献给他的文章的学术气息都极其浓厚，我们从目录中节选一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棕枝主日先知该亚法(Caiaphas as a PalmSunday Prophet)

梅林与安波罗修(Merlin and Ambrosius)

爱尔兰凯尔特人中的人祭(Human Sacrifice Among the Irish Celts)

十二世纪的马上比武(The TwelfthCentury Tourney)

凯尔特饭锅与海地陆地(Notes on Celtic Cauldons of Plenty and the LandBeneaththeWaves)

中世纪的犹大叛徒(Medieval Lives of Judas Iscariot)

《贝奥伍夫》中的布里卡情节(The Breca Episode in Beowulf)

从《特洛伊罗斯》到《尤弗伊斯》(From Troilus to Euphues)

这些由英语系教工们撰写的随笔文章表明了当时的学术圈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中世纪文学研究中。对于基特里奇和他那一代人来说，文学研究就意味着一头钻进故纸堆里收集各种事实和证据。

该文集中收录的其他一些更具鉴赏性的文章对大作家的现代性稍有涉猎。这样的例子有《关于莎士比亚墓志铭的遐想》(“A Fantasy Concerning the Epitaph of Shakspere”)、《约翰逊和他的友谊》(“Johnson and His Friendships”)以及《但丁的现代性》(“The Modernness of Dante”)。乍一看去，这一工作似乎与一本倾向于收集史实的文集不大相称，但无论鉴赏性文章还是学术文章，都表明了人们对于往昔的怀旧情绪。这两种类型的文章也都间接地表达了精英机构中的研究学者和评论家们对于当前社会现状的拒斥，由大批移民和工业化带来的19世纪末的巨大发展，造就了在他们看来陌生而缺乏人情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英语研究领域的霸主是那些严谨而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待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倾向是非常现代的。但是他们的工作通常都是分层次地再现社会关系简单的、有机统一的前工业化时代，特别是中世纪。学术圈中的文学学者们总是在附和那些赫赫有名的文人的声音，如亨利·亚当斯和查尔斯·艾略特·诺顿所表现的那个和谐的英国和欧洲往昔的田园场景，又如托马斯·卡莱尔、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在英国更加激进的呼唤。在亚当斯和诺顿以及追随他们的学者们看来，对中世纪精神的迷恋是一种抗议方式，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秩序和他的英雄——那个没有文化和教养、眼睛只盯着“生意”(按照惠特曼的说法，这是一个“吞噬一切的现代词汇”)的资本家。

哥伦比亚教授乔尔·斯平加恩(Joel Spingarn，1875—1939)和H.L.门肯都对基特里奇等“教授”给予了抨击，并提议走学究派和印象主义以外的其他道路。在《新批评》(1911)和《美国的评论家》(“The American Critic”，1922)中，教授比较文学的斯平加恩用“表现主义”(源自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美学理论来替代“印象主义”；他建议应该用一种充满生机的“人文主义学术”来替代死气沉沉的文学研究。门肯也在探索如何彻底消灭学者派头的印象主义，代之以肖伯纳和弗里德里希·尼采所代表的严苛而充满活力的、怀疑论的学术风格。他在《评论脚注》(1922)一文中说“那些真正值得一读的评论家的动机”是“艺术家的动机”：“那不过是希望能够更加自由、更加优雅地发挥作用，给在我们头脑中闪现的各种魅力无穷的思想以开放客观的形式，旗帜鲜明地摒弃这些思想，向世界发出气势磅礴的宣言。”

斯平加恩和门肯都没有对学术圈内的文学评论造成太大影响。斯平加恩没有举出实例来支持自己的抽象论点，而门肯特立独行、言辞轻慢，根本无法成为文学系教师和学生们效仿的榜样。没有哪一位自尊的学者能够想象自己会写出类似于门肯在《论做一个美国人》(“On Being an American”，1922)中所写的语句：

我从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地方像我们这里一样，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卑劣腐败的蠢行——政府敲诈勒索、设套行骗，商家劫掠行凶，宗教插科打诨，艺术猥亵下流，法律欺骗奸淫，还有各种不入流的流氓、邪恶、弱智、怪诞和骄奢，应有尽有，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所有这一切被粉饰太平，叫嚣的分贝提高八度，还以超凡的胆识和创意不断填充新的内容，以至于连拥有最坚硬的横膈膜的人也会每天捧着肚子从早笑到晚，第二天早上还会以不屈不挠的热情和期待投入新的一天。那奇妙的景象完全是一个宗教学校的学监畅游巴黎的西洋景，当真是无比的新鲜有趣。

要刊登在报刊杂志上，这样的语言颇能吸引读者，但这显然不是教师使用的语言，也不是学术圈所能容忍的声音。

对《周年文集》提出最激烈抗议的，是伊利诺伊大学英语教授斯图尔特·舍曼。他在1913年为《国家》杂志撰文评论这部书。舍曼承认齐崔莒是一位勤奋的研究人员，是书斋和学者之友，但他指责这位“教授”不能够也不愿意为学生灌输“对文学的热爱”。舍曼声称，基特里奇一直以来代表了“一种权势”，是他们造成了“目前这种哲学与一般思想分离、导致人类精神贫瘠的局面”。“如果说他的学派迄今为止没有创作出太多重要著作的话，”舍曼接着说，“请记住他的这样一条格言：‘人人都能写书；难的是写论文。’这句话的话外音似乎是，相比于考据——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考据——来说，消化和领悟现实——无论多么举足轻重的现实——都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无关紧要。”

舍曼在这一批评中重申了他本人五年前在一篇题为《研究生院与文学》(“Graduate Schools and Literature”)的随笔中提出的观点。在那篇文章中，舍曼说：“最优秀的学生根本不会进研究生院学习；第二优秀的实验一年后退学；平庸的人读完两年；资质最驽钝的学生不但成绩优秀，还顺利成为哲学博士，他们继续呆在那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同类。”英语系的最高学者们把“具有真正的文学品位和能力的学生”打发走了，留下的资质平平，根本无法有所建树。

许多人都同意舍曼的判断，认为研究生教育确实有近乎犯罪的趋势——只关注中世纪文学，强烈地追求细节的欲望，过多地粗制滥造论文，教授们对于真正致力于文学的青年漠不关心，不闻不问。例如，也是在1913年，埃兹拉·庞德就撰文反对这种“【终将】造就平庸的体系，整个教育制度的建立压制了所有人的激情和个性”。庞德等人还抨击本科教育中的诸多做法，在他们看来，本科教育一样有种种缺陷，整个就是一个生硬考据和印象派评注的大杂烩。

许多证据表明，学生们也一样表示不满，他们到学校里来学习文学，到头来却满心的挫败和失望。伦道夫·伯恩的《一个文学愤青的一生》(“History of a Literary Radical”，1919)中主人公米罗(Miro)的命运，揭示了被“教授们”教育的学生所面临的悲惨现实。米罗在英语系上的第一堂课上，他得到了

一本厚重的文集，一本纯文学的简报式读物，从乔叟到阿瑟·西蒙斯应有尽有……伟大的作家们一个一个在他的头脑中闪过，那情形完全像在看拥挤的街景。没有时间喜欢谁。的确，教授们站在讲台上，勤勤恳恳地给予每一位作家以公正的评价。如果一个学生起初在他们之间疯狂地作出了选择，或者因为某一位作家在性情上与他本人更相近而试图对他有所偏爱，他如何能够鉴赏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风格？文学评论就是要弃绝主观，要做学者就不能任性。各种“读物”在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灵感像医师的处方一剂一剂地开出，这成为米罗所接受的教育的一个标志。

伯恩曾经指出，他曾经考虑过进英语系学习，但后来意识到没有什么“比大学里为文学而文学的英语学习更加死气沉沉了”。在《一个文学愤青的一生》中，他对学院派文学研究的态度和做法提出了抗议。在他看来，马修·阿诺德所设立的文学价值的检验标准遭到拙劣模仿，著名的文学作品到处被人断章取义，根本没有时间真正欣赏文学，更无法精雕细琢出自己的评论判断。

伯恩惋惜地指出，当前的教育制度无法锤炼出超群而敏锐的思想。他和19世纪30和40年代的爱默生一样，认为对“考据”的无止境追求使人们不愿意走出眼前堆积的资料，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如果把精力全部花费在这些“考据”上，一个人将永远无法培养出归纳概括和判断的能力。(亨利·亚当斯在他的自传中说，“我们的教育”，早在1918年就开始普及了，“却因为积聚了一大堆毫无生气的考据而变得蠢不可及，真是匪夷所思”。)真正的学者们无不对误人子弟的教育制度表示愤慨，正是他们虔诚的希望使得伯恩对文学研究的生硬程式提出了尖刻的批评。

其他人也发表过类似的议论。例如，戏剧评论家、编辑乔治·简·内森(1882—1958)1919年在他的著作《所有喜剧演员》(Comedians All)中，描述了典型的“大学教授”所制造的那种戏剧研究和评论；他说那是基于：

(1)完全不具备实际戏剧的知识，也不知道过去10年剧院里发生了什么；(2)固执地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标准，还把这当成是镇定和自尊；以及(3)把舞台和礼拜堂的讲道坛混为一谈。

正如激进派记者约翰·里德(1887—1920)在一篇批判《我们这个时代的愚蠢的教育》(“The Stupid Education of Our Time”)的文章中所说：“我们收进来的孩子们充满了驰骋的想象力，我们用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好奇心将这些想象力消耗殆尽，再塞给他们僵死的技巧。”

伯恩、内森和里德所写的愤怒和烦恼同样出现在路德维格·路易生的《逆流而上》(1922)中。路易生(1882—1955)是一位来自德国的犹太人移民，少年时代便爱上了英语文学。13岁时，他决心“不仅成为一名诗人，也成为一名学者和文人”，一名“英语文学教授”。但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觉得那里的气氛不够激人奋发：“我希望得到的是思想，诠释的、评判的、审美的、哲学的思想，我可以借以让我自己的知识有生机、有条理、有深度，从而促进和延展我的知识生命。而我的朋友们，那些教授，却总是合盘端出我并不想要的信息。”

路易生发现，英语系里的反犹太主义比学术圈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强烈。他写道，20世纪早期的英语教学仍然将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奉为文化权威，文学教授更是坚决维护自己“母语的捍卫者”的身份，以对抗他们眼中的路易生所代表的挑战：因此，他无论去哪个英语系申请工作都会遭到拒绝。

在伯恩等人看来，学术圈里堆砌“考据”之风很可能会使其在重要性上压倒最基本的文本。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之所以有此不满，是因为他们一直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总的来看，评论和学术会超越创作性的写作，随着各种期刊杂志和大学的规模及影响力越来越大，形势会越来越糟糕。

在《评论》(“Criticism”，1891)一文中，亨利·詹姆斯谴责了“当代新闻”对于文学评论的影响：“文学评论在新闻报章中大量涌现，就像河流冲破了堤坝，数量惊人。”詹姆斯因为看到“人们生发的议论”所占的比例比“被议论的对象”还要大得多而深感不安，也就是说，文学评论产量惊人，而高水平的“文学行为”凤毛麟角。评论家应该是“为艺术家提供帮助的人、一个举着火把的先驱者、诠释者、与艺术家志同道合的人”。但是现在，詹姆斯说，评论家们总是干预作家的劳动，分散他们的精力，使之无法集中在真正的文学上。

詹姆斯的意见表达了作家们长期以来的宿怨——创作性作家们似乎总是感到评论太多，且多有害无益。几个世纪以前，蒙田便发表议论说：“人们总是忙着诠释各种释意而不是诠释事物本身，市面上的著作多是关于书本而不是任何其他话题的著述；大家相互评论，毫无作为。”但是到了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的前几十年，詹姆斯的话得到了一代又一代诗人、小说家和知识分子的附和。他们认真审视了学术圈内评论的现状，发现其前所未有地令人堪忧。据说学术圈里那些应该为艺术家提供帮助的人们根本就是渎职，没有抓住机会完成赋予他们的重要使命。

从埃兹拉·庞德到伦德尔·嘉雷尔，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许多诗人兼评论家都在不断提出这一点，但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在《美国背景》(“The American Background”，1934)中可说是一语中的：

再看看那些官方的传道授业者们惊人的乏味和懒惰吧，其中的代表人物，恕我直言，当属美国大学以英语系为首的人文院系的头头脑脑们。他们任成千上万的机遇在眼皮底下流过而无动于衷。想想看，单是同一个屋檐下的物理系在过去几百年所发生的理论和实践革命就能够给他们以暗示，让他们明白必要的调查研究的基础性和迫切性，启迪他们思考并付诸行动了吧？没有。他们继续在老掉渣的记录里软磨硬泡，在前人开创的被反复踩踏过的道路上逛来逛去，将裨益与无能混为一谈。

当代学术圈，威廉姆斯说，是反对创新的，因而反对现代文学，但他们却是所有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的绝对权威。敢于冒险和探索新文学领地的作家们不得不与学术圈执拗坚持的迂腐传统奋力抗争。在其关于《国书》(1920)的系列随笔中，门肯也对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示哀叹，“学究们几乎垄断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所谓高级思考”，“在所有大学的院系中复制所谓正确的思想，他们说东人们不能说西，他们指南人们不能往北”。在《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一文中，文学评论家范·威克·布鲁克斯如此指责说：“人们之所以永远怀有理想，就因为它们不可能实现。”

正是因此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学者以及各类文科院系中所有的教师都枯竭颓废，不谙世事，根本不关心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呼声和激情。正如哈佛法学院教师小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在1913年对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所抱怨的，学术界里的人们“只过他们这一半生活”：他们“从斗争中撤退，以便言辞巧妙诙谐”，这里是个“修道院”。

当教授们遵循霍尔姆斯的提议去攻击舆论对他们的批评时，人们又谴责他们干预了根本与其无关的闲事。在小说《巴比特》(Babbitt，1922)中，辛克莱·刘易斯尖刻地对此表示愤怒，主人公乔治·巴比特在最高房地产理事会上提到“理想公民”时说：“说到这些满嘴胡扯、吹毛求疵、悲观颓废、愤世嫉俗的大学教师们，我跟你们说吧，在今天这样的黄金时代，我们的任务就是对他们展开谩骂攻击，拿出我们把一切说得天花乱坠、卖出所有的房地产、把所有人的财富聚集在自己名下那样的热情。”

有时学者们也会起来回答批评者们的诘问。基特里奇就曾在一个发表于1916年的小册子中试图阐明“学者和学究”的区别，《语言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logy)杂志的编辑爱德温·格林罗(Edwin Greelaw)在1931年问世的一本书中捍卫“文学史的疆域”，该书便以此命名。这些学者说他们遭到了辱骂和误解，他们根本不是无用信息的收集者或图谋私利的教授。他们声称自己所作的工作是为了这个社会在伦理、道德和艺术方面的提升，正如阿尔伯特·库克在世纪初所申明的那样。而事实上许多学者对于文学研究的现状并不满意。在学术界内部也涌现出一批改革者，他们的批评与庞德、伯恩、门肯、威廉姆斯和学术圈外的其他人一样尖锐。

早在1906年，G.R.卡彭特(G.R.Carpenter)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英语研究”调查中批判研究生培训过于重视“英语语言学和文学史以及与英语同源的其他语言的语言学和文学史细节研究”。在卡彭特看来，这样的培训方法导致“我们国家的大学教育由那些虽然博学但对英语文学既无甚兴趣又没有天赋的年轻人一手遮天”。

许多学者谴责专业文学研究的工作以及那里盛行的风气。斯平加恩(1922)断言：“学者们按部就班地进行所有规定动作——收集资料、组织研究、开办讲座、著书立说——但在这样的表象下面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实质内容。”富兰克林·D.斯耐德(Franklin B.Snyder)(1923)强调，当前的文学教学偏离了正题，因为它表现得“与人们在其中生活、爱慕、斗争和死亡的世界毫无关系”；E.E.史铎尔(E.E.Stoll)(1927)指出，语言学对于英语系具有毁灭性影响，在那里，出版大量的学术出版物成了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并讽刺专业会议上尽是“毫无建树的无聊讨论”；诺曼·福斯特(1929)发现，职业化和专业化正在驱使“文学学者”偏离主题，就像我们为一次旅行做过多的准备，负担过重，无法轻装上阵；约翰·李文思顿·罗兹(John Livingston Lowes)在现代语言协会主席就任演说(1933)中批评了当前学术文章“如潮涌现”，毫无意义地堆积事实，无休止地追求“关于”文学文本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文本本身的研究。

这些学者在本世纪的前几十年就已经看到，文学教育的宗旨似乎根本就是在阻止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文学。一位德高望重的意大利文学学者提出的申诉较为典型：他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研究生院学习，选修了两个学期的研究薄伽丘(Boccaccio)的课程，其中第一学期主要研究“来源”，第二学期主要研究“影响”，薄伽丘的书则根本没有讨论。

乔治·沃德贝利、J.M.曼利(J.M.Manly)、布利斯·珀瑞、欧文·白璧德以及无数的评论家、学者和文人都以他们自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证据不断重复着此类申诉。到南方的新批评学者们以及R.S.克莱恩(R.S.Crane)、莱昂内尔·特里林、R.P.布莱克默和伊沃·温特斯等人在30年代中末期提出他们本人对学究式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控诉时，这类有理有据的申诉状早已经深入人心了。

不过我们还可以再向前追溯，威廉·莫顿·佩恩在其出版于1885年的著作《美国大学的英语教学》(English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中，报告了若干高校教职人员所写的关于英语学科的现状。其中最贯穿始终的一点，是他们希望学生们可以像对待一门艺术一样关注文学，以及应该教授学生研究文本本身。

佩恩先是谈到：“不管此类科目【即历史、韵律学、语言学】如何有用，制作编年表、溯源文字宗谱或研究递减谓语的规律并无助于掌握文学的精神。”接下来，他和参与撰写该书的文论家们一起罗列了更好的、以文本为基础的其他研究方法。一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教职人员说，“我们的文学杰作”应该被当做“文学艺术作品”来研究，另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的教师反对过度强调作者生平、历史和评论意见以及“琐碎的细节”，建议应该让学生“直接面对作品本身”；还有一位来自密执安大学的教师列举了该校“让学生直接接触文学”的努力；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教授提出，他所在的英语系应该笃信学校的任务是教授学生“将文学真正当做文学来阅读”。

这些学者虽说不像H.L.门肯那样反叛传统，他们对于文本的强调却与后者在《清教徒主义是一种文学力量》(“Puritanism as a Literary Force”，1917)一文中所提出的主张一致，即评论家应该“还原著述文章和艺术作品的真实”。无论是否出于同样的原因，门肯和这些学者们一样希望将文本从繁冗的外在事物中解放出来，能够直接面对读者。

关于学术圈内部的批评和改革呼声还有最后一个例子，那就是阿尔伯特·费伊莱特(Albert Feuillerat)(1924)总结的英语研究所遭遇的问题：

文学作品不断被肢解，然后被放在显微镜的镜头上，进行统计、分类、索引、列表，画各种图表、曲线和三角(所有这些都是几何形状)，填充事实，再填充事实，权衡数据，收集大量的堆积如山的资料。人们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类似的体力劳动，以至于我们事实上已经忘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初衷是让包括评论家在内的所有阅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过程。事实上我们根本别再指望人们享受文学作品了，或者说，我们至少妨碍了人们的享受。

因为深埋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下面，“我们已经无法再对作品本身产生兴趣了”，费伊莱特最后说。对于许多改革者来说，“作品本身”这个词表达了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和目标，也表明了新批评所要满足的需求。

到20世纪20年代，许多人都已经看到了文学研究的缺陷，也知道如何一般性地表达自己的需要。新批评学者和老派学者的对立日益激化，新批评方法的倡导者们常常会受到斥责甚至辱骂。但是新批评取得了胜利，因为它们尽其所能，将许多学者所向往的东西变得和他们的日常工作一样重要(和现实)——最终将“作品本身”从故纸堆中解救出来。

新批评还有点像“经典名著”运动(“Great Books”Movement)以及编辑、随笔作家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1879—1951)为哥伦比亚学院通识荣誉课程(General Honors Program)设置的课程安排(并得到了后者的支持)。莱昂内尔·特里林20年代在哥伦比亚读书时，参加了这一关于“西方经典名著”的调查。关于这一经历，他在1971年草草写下的“自传笔记”中对其做了记录，表明了对厄斯金所推崇的经典文本的关注。

特里林解释说，当时他们对所有文本——无论是哲学和历史学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在其本身的意义上进行了审视：“除了名著本身的阅读外，我们没有其他作业，要求我们尽量关注文本本身而不去考虑任何辅助读物。”

然而厄斯金所偏爱的那一类阅读模糊了文本之间的界限，并没有突出文学文本的具体特性——而后者恰是新批评最为关注的。特里林和他的同班同学们要做的，是探求经典名著中所涉及的道德、伦理和政治问题，这与英语系内的改革派学者和评论家们所追求的纯文学的目标是截然相反的。但是正如这一时期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厄斯金和他的同事们希望直接研究文本，消除那些妨碍细读文本、分散注意力的“冥想”。他们进一步促进了新批评所倡导的评论方法的变革。

这样看来，新批评兴起的根源，乃在于学术圈内外要求终结传统学术方式和文学鉴赏的呼声。我们可以说，传统学术方式是保守的、离题的、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创作性写作和文化的需要。几乎所有此类呼声都要求对原始文本予以重视，并要求学术圈终结其象牙塔式的超然态度。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很少有人确切地了解关注文本本身能够带来何种实际效果，或者，具体说来，这种对文本本身的关注将如何赋予英语系以社会使命感。他们知道自己的需要，却不知道如何满足这种需要。

这恰是新批评兴起的大背景：他们成功地说服人们沿着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路线走下去，为“文本本身”这一词汇赋予实质，在行动上展示了文本研究所需要的诠释工具。

新批评提出细读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英国评论家I.A.理查兹(I.A.Richards)的著作《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5)和《实用文学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作为一名兴趣广泛的作家和教师——诗评家海伦·旺德勒(Helen Vendler)曾经称他是一位“世界跨文化知识的倡导者”——理查兹写过许多关于文学、语义学、哲学、古典文学、教育学和其他主题的书籍。他曾经在英国、美国和中国作过教师，发表过很多演说；他是大学文学研究发展的主要人物，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人物，并赋予文学研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性；他启迪并参与成就了威廉·燕卜荪(William Epson)(理查兹的学生)和F.R.里维斯等现代英国评论家以及许多美国新批评学者的工作，尽管新批评主义者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其所作的工作也不过是在沿用他所提出的术语和方法并对其进行改进。

学生时代的理查兹只修过很少的几门英国文学课，他原计划从医。但在1919年，理查兹成为剑桥大学的一名英语教师，在剑桥，这门课刚刚开始得到校方的批准。他利用自己关于英国文学的知识讲述批评理论和实践、当代小说、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其他文学课程。当时听课的学者M.C.布瑞布洛克(M.C.Bradbrook)认为，在这些课程的讲解中，理查兹引入了“一种新的阅读艺术”。这种阅读方式替代了通常的以作者生平和历史考据为主的哲学和历史思考(这些在英国比在美国更加普遍)。而理查兹集中探讨的是文学作品本身的各种特性。

整个20世纪20年代，T.S.艾略特在剑桥开设关于玄学派诗人的课程，而理查兹则开课宣讲艾略特的作品。在剑桥的学生看来，最核心的文学评论家是理查兹和艾略特，文学评论的基本参照点则是此二人的讲座、文章和著述。理查兹所描述的方法因而显得非常现代，敢于创新，且与艾略特关于诗歌和文学评论的大胆作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理查兹的第一部作品《美学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与C.K.奥格登【C.K.Ogden】和J.伍德【J.Wood】合写，1922)和《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与奥格登合写，1923)，从实证主义哲学中汲取灵感，提出了一些研究艺术和语言的方法。理查兹后来转而直接研究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以期为英语学科提供分析技巧和术语，并给予读者以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即如何阅读、理解和诠释现代文学，特别是艾略特的诗歌，以及艾略特从中汲取养料的17世纪玄学派诗歌和19世纪法国意象派诗歌。

从《文学评论原理》的第一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理查兹的初衷是将文学评论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基础上，他在该书中纵览了当时文学评论领域的现状：

几许猜想，几多劝戒，多少敏锐而不相干的评论，一些聪明的推断，许多演讲术和应用诗学，说不尽的混乱，无数教条，不少偏见、花言巧语、巧言辞令，充满了神秘主义，加上一点点真正有用的思考，各种不着边际的灵感，重要的暗示和随意的敏悟；所有这些，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当今文学评论的全部内容了。

在《文学评论原理》更是在《实用文学批评》中，理查兹阐明了一种新的文学分析理论和做法。在写《实用文学批评》时，他首先为学生们分发了一系列诗歌，并以他们的反应作为该书的资料来源。他发现，学生们对语调毫不敏感，无法洞见反讽，总的来说，就是把他们所学到的那些关于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听起来应该怎样的感伤主义的东西统统不加辨别地照搬过来。理查兹的目标就是要提出一种新方法，阻止那些扭曲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应的错误发生，这样的错误会导致无数的错误判断和错误评价。

理查兹的实验多少有些做作，他时不时会修改一下原诗，故意让其变得不易理解，他甚至连一点最基本的背景信息也不给读者——例如作者、诗歌名称、创作日期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故意提供线索，让学生做出错误诠释供他研究。尽管如此，《实用文学批评》提出“所有有价值的诗歌都鼓励读者细读”，因而仍然是一部深为当时的许多诗人、评论家和知识分子关注的著作，正如艾伦·泰特所说：“自1929年I.A.理查兹的《实用文学批评》问世以来，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阅读诗歌了。”

和他给予高度评价的浪漫主义诗人兼评论家柯勒律治和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一样，理查兹也是诗歌的坚定捍卫者，是一个致力于为纯文学辩护的人。正如他本人在《文学评论原理》中所解释的那样：

艺术是人类记录过往价值观的宝库。它们起源于超凡脱俗的人们生命中不朽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对经验的控制和把握是最好的，此时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不同的生存可能，能够最微妙地协调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活动，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平日里的兴趣狭窄和困惑惶恐消失了，代之以一种精密复杂的创作的冷静和克制。

诗歌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使我们生活得更好，更富有同情心、更加敏感。但是另一方面，诗歌又是与生活截然不同的，因为它是由一种全然不同的秩序和话语层次组成的，因而需要特殊的分析方法和工具。

理查兹在《科学与诗学》(Science and Poetry，1926)中总结道，诗歌提出的是伪命题，这些命题并不是指示性的，无法被证实，不是认知的，而是情感的。其激发我们的情感，包括那些相互矛盾的情感，而后又对其加以组织，使之达到协调。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1817)中将想象力描述为一种协调相互对立的矛盾的能力。在柯勒律治看来，这恰是诗人在其作品中进行的创造性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查兹并非将强调的重点由诗人转向文本，而是由诗人转向了读者；他更关注的是诗歌对于读者心理造成的影响。他在这一层面的理论工作遭到了新批评学者们的抵制，因为这种理论似乎有引发主观主义的危险。

理查兹在《文学评论原理》一书中说，一种话语方式“可以用来表达其所引发的相关含义，无论该含义正确与否。这是语言的科学用法。但是它也可以通过其所引发的含义来表达对于人类情感和态度的影响。这是语言的情感用法”。科学是具有参考作用的，它所提出的问题是：这个命题能否被证实？它是否与现实相符？而文学却是情感性的，其影响存在于读者心中，且与读者的态度、愿望和冲动有关，而诗歌的任务正是要使这些达到平衡。

在理查兹看来，是诗歌的平衡力量给了读者一种内心的平静。他附和马修·阿诺德的观点，认为诗歌是对彻底丧失了宗教信仰的人类的一种补偿，他和其他评论家、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现代时期的哲学家们都曾描述过这样一种信仰的丧失。正如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在《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1952)中所指出的：“人类之所以在20世纪不断地追求意义并最终彻底绝望，原因就在于他们在19世纪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诗人沃莱斯·史蒂文斯在《遗作》(Opus Posthumous，1957)中的《两三种想法》(“Two or Three Ideas”)一文中解释说：“在没有信仰的时代，或者换句话说，在一个基本上是人本主义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让人们拥有信仰的满足感的任务就落到了诗人的肩上，后者用韵律和风格来完成这一使命。”在《科学与诗学》中，理查兹也说诗歌“能够拯救我们，或者要是有人觉得‘拯救’这个词让他觉得屈辱，我们不妨说，它能够保全我们，使我们免于无尽的困惑与失落”。

诗歌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理查兹认为，就必须让读者理解其所提出的，不同于科学论文的命题——即伪命题。正像他在《科学与诗学》中所论证的，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伪命题脱离人们对可被证实的科学命题的信仰”。如果一个人坚持要考证式地读一首诗，并要求其中的命题必须绝对真实，诗歌对他实在是可有可无。他在《科学与诗学》中还指出：“一首诗说什么绝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首诗是什么。”因此，理查兹建议读者不要信仰诗歌。

在一种层面上说，理查兹是一个新批评主义者，约翰·克劳·兰塞姆在他的《新批评》(1941)一书中指出，理查兹可称得上是第一个新批评主义者。他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复杂而自成一体的文本本身，致力于将文学教学作为一种能够产生特殊效果的特殊形式的语言教学。理查兹着重强调内心的平衡、沉稳和平静，强调诗歌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并将“反讽”定义为“呈现相反的、互补的内心冲动”，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新批评的影响。理查兹教导教师和学生集中关注诗歌本身，而不要被作者生平、历史和其他非文学的背景信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1939—1963年他在哈佛教书时，在自己的课堂上传授了这些观点。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理查兹更像一个以读者为中心而非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评论家，他在《文学评论原理》一书中间接表达了这一点：

无论我们讨论音乐、诗歌、绘画、雕塑还是建筑，我们都不得不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谈论的是某一种物质实体——是琴弦的震动或气柱，是印在纸上或画布上的标记和色彩，是一块大理石或乱石的构造。然而我们作为评论家所发表的议论却并非论及这些实体，而主要是评论我们的思想状态和经验。

在一篇题为《词语的相互作用》(“The Interactions of Words”)的文章中，理查兹同样从文本的语言转而谈到读者的组织心理：

我们在阅读时，文字之间会产生大量的活动。跟上、探索、实现和成为那一活动本身，在我看来是读诗的第一要义。理解并不是读诗的准备工作，它就是诗歌本身。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冒险的、自由的创作过程，一种让新事物在头脑中形成的孕育过程。

读者的体验，而不是文本本身的意义，大概是理查兹的主要兴趣所在，这也同样是威廉·燕卜荪全力关注的东西，后者在《含混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和《田园诗的几种变化》(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中说明，莎士比亚、赫伯特和多恩的作品文本对于那些注意力集中、善于探索和提问的读者的意义与其对于普通读者的意义可以截然不同。燕卜荪汲取了理查兹的一些思想，他同时也得益于诗人兼评论家劳拉·莱丁(Laura Riding)和罗伯特·格瑞夫斯(Robert Graves)在其《现代诗歌简史》(Survey of Modernist Poetry，1927)中为说明E.E.卡明斯和莎士比亚的诗歌所进行的个案分析。燕卜荪对于文本的阅读总是那么富有见解，其影响也相当深远，但是有时在新批评学者们看来，如果说它们富有见解的话，也过于富有独创性，似乎那些不是关于作品本身的见解，倒像是关于燕卜逊本人令人眩目的复杂头脑的见解了。

理查兹提出的诗歌概念的更大的问题，也是燕卜逊理论产生的基础，是它倾向于忽视和排斥其原本要捍卫的东西。理查兹越是在《科学与诗学》和其他著作中试图定义诗论的特殊性质——称它是非指示性的、不可逐字理解的——读者就越是好奇，既然如此，诗人为什么还要写诗。诗歌究竟要让读者获得何种知识？有没有一首诗歌是与历史、与其写作年代完全无关，与读者阅读、理解和诠释诗歌的时代也毫不相干？

理查兹用明白、诙谐和准确的笔调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说明了读者应该如何对诗歌作出反应，以及为什么他们应该在生活中重视诗歌。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作的工作再次提出了他希望回答的问题：如果读者的理解本身就是诗歌，读者又为什么要重视诗歌？新批评学者们也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从来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T.S.艾略特(1888—1965)直接启发了新批评主义者的评论著述，在这一点上，他的作用和影响远比理查兹或燕卜逊等人大得多。艾略特很少细读作品，但他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强调理解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在他本人的诗歌中，他给予了这种文学语言以复杂的形式。E.E.卡明斯在1920年评论说，艾略特的语言有着一种惊人的“强度”：“词汇间音节的协调近乎刺耳，这成为他诗歌的个性所在。他对声音的形式有着极为紧凑的控制，他用口语节奏——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句中和句末使用半韵和全韵——精妙而小心地打破了以往诗歌的既定节律。”艾略特关于文学评论的功能以及文学史的性质的观点都非常重要，这不仅因为它们本身很有趣，也因为它们出自于一个作品如此富有力量和创意的诗人。他创作了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作《荒原》(1922)，并就这首诗撰写了许多最具权威性的文学随笔和评论。

艾略特与其他几位诗人兼评论家并列为在现代诗歌理论和评论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是塞缪尔·约翰逊、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马修·阿诺德——他们定义了那个时代的评论标准，重塑了文学传统，建立了文学分析和评价的一整套术语。艾略特在诗坛德高望重，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称他为“教皇”，评论家戴尔莫·舒瓦兹(Delmore Schwartz，1913—1966)则授予他“文坛独裁者”的封号。沃莱斯·史蒂文斯在1938年提到艾略特时说：“我不知道对艾略特我们(还)有什么可说。能得到如此巨大的声望，在常人是根本不可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65年1月7日)上刊登的艾略特的讣闻题为《一个伟人去了》(“A Great Man Gone”)；“对于许多诗人来说，”该讣闻的作者最后说，“艾略特先生的去世就像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也随之逝去。”

艾略特出生在密苏里的圣路易斯，是商人亨利·威尔·艾略特和业余诗人、志愿社会工作者夏洛蒂·斯特恩斯·艾略特的第七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艾略特先是进入私立学校读书，后于1906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09年获得学士学位，1910年至1911年在那里攻读硕士，而后又于一战爆发前夕完成了所有的博士课程，只是博士论文没有写完。在哈佛，他感兴趣的是哲学和比较文学，但丁的《神曲》成为他在那里的重大发现。在艾略特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对他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有美籍西班牙裔哲学家、诗人和人文主义者乔治·桑塔亚纳(1863—1952)——艾略特选修了他的一门现代哲学课程，以及文学学者欧文·白璧德(1865—1933)，艾略特跟他学习19世纪法国文学评论。其他艾略特与之有私交又研读过其著述的有美国哲学家约西亚·罗伊斯(1855—1916)和英国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以及后来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柏格森的动态通量和意识运动理论尤其对艾略特早期的诗歌具有重要影响。

然而就艾略特的诗歌和评论来看，他在哈佛那些年最主要的经历是他在1908年阅读了英国诗人兼评论家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1899)一书，该书向英国和美国读者介绍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当时的艾略特已经开始写诗了，并在《哈佛呼声》上发表过一些；1909年至1911年这段时期，他创作了两首他最著名的诗歌：《贵妇画像》和《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熟练地运用了反讽手法以及他从法国诗人——西蒙斯在他的著述中引用和评论的查尔斯·波德莱尔、阿瑟·兰波和朱尔·拉弗格——那里学来的象征主义。

“正是从波德莱尔身上，”艾略特后来回顾说，“我第一次知道可以用诗歌的方式来表现现代都市肮脏鄙陋的一面，可以将都市肮脏鄙陋的现实与变幻不定的魅力加以巧妙融合，将事实与幻想并列起来，所有这些都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波德莱尔在这方面开了先河。”他还阅读过莎士比亚和其他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的作品，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罗伯特·勃朗宁和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男爵的诗作，艾略特认为他们的诗歌完全不符合现代世界的现实，但是他借用和修正了他们所使用的措辞技巧(勃朗宁的戏剧对白、丁尼生的音律模式)，有时也对其进行滑稽模仿。

艾略特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正如他的朋友埃兹拉·庞德后来所说，艾略特“自学成才而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艾略特在其为庞德的《诗选》(1928)所写的序言中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点：“我在1908年和1909年间开始创作的诗歌形式直接来源于我对拉弗格以及后来的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的研究，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创作的。”

1910年10月到1911年9月，艾略特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后来他回到哈佛继续自己的研究生学业期间，在那里做了两年的助教。他的博士论文集中关注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表象与现实》(Appearance and Reality)一书的作者F.H.布拉德雷(1846—1924)的著述。因为研究工作的需要，他于1914年夏季来到德国的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但后来因为看到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他又转到了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

1914年9月，艾略特在伦敦遇到了庞德，后者很快成为他的导师、编辑和文稿代理。《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发表在1915年6月的《诗刊》上，其后的7月，艾略特与薇薇安(一作薇薇安娜)·海伍德结婚，很快双方的婚姻关系就维持不下去了。随着20和30年代薇薇安精神和身体状况的恶化，这次婚姻成为让双方心力交瘁的噩梦。这一不幸遭遇带给他的绝望，在他的大部分诗歌中都有反应，其或多或少地表现了他的烦恼、痛苦和孤独。他在评论文章中所强调的客观冷静、规范秩序和自我克制等主题也体现了这一点，似乎他作为一个诗歌的评论家和理论家所做的一切，正是要强调他在自己不幸的婚姻中所挣扎着保持的自我克制。

“如果艺术家要创作伟大的艺术，”艾略特声称，“他就绝不能够故意沉迷于表达个人情绪。他应该通过全力投入一项工作来间接地表现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工作与制造一个高效的发动机或转动水壶或桌子腿儿并没有什么不同。”(《随笔选》，1917—1932)

艾略特的作品本身正是客观而不带个人喜好的，特别是他的诗，充满了面具和伪装、角色模仿和多种声音。然而这些诗歌中处处渗透着个人的痛苦、遗憾、性欲以及情感和精神上的渴望。这是艾略特的诗歌和散文艺术中最强烈的矛盾，也是为什么这些作品能够萦绕在读者心头、令其为之着迷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1915年到1917年初，艾略特在语法学校教书，并在伦敦开办了关于伊丽莎白时期、维多利亚时期和现代英国、现代法国文学的讲座。他还写了十几篇晦涩难懂的哲学文章，据称，他写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父母高兴，他们反对他成为一名诗人的计划——他们也曾反对过他的婚姻——而希望他能专著于某一种学术事业。因为在战争期间无法到处走动，艾略特无法回到哈佛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因此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1917年3月，因为厌倦了到处临时代课，艾略特在劳埃德银行的殖民地与国外部谋得一职。他在其后的八年里一直担任这一职位，同时孜孜不倦地进行诗歌创作，他的第一部诗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于1917年问世。他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及其他主要期刊上发表了惹人注目的随笔和书评，后来他将若干篇这一时期的文章收录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评论和理论文集《圣林》中。

因为要照顾妻子，满足她的各种苛刻需求而精疲力竭，艾略特在1921年10月来到英格兰东南部的马尔盖特，在那里休养并因神经紊乱接受治疗。一个月后，他起身前往瑞士洛桑的一个疗养院，在那里做了六个星期的病人，开始创作几年前开篇的一首长诗。在返回伦敦途中在巴黎暂住期间，他将诗稿拿给埃兹拉·庞德看，后者对其进行了巧妙的编辑，用艾略特的话说，将其从“一堆杂乱无章、良莠不齐的片段变成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后来的《荒原》。

《荒原》是一部拼贴画式的诗作，引经据典、大胆实验、技巧新颖、语言独特、变幻不定，诗人炫耀着自己的博学和狡黠的诙谐，全诗充满警世的预言，俨然浩浩一部启示录，所有这些，使得《荒原》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首要文本，其重要意义只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可以比拟。该诗于1922年10月发表于艾略特担任编辑的新文学和文化季刊《批评标准》上，在11月的《日晷》上再次印发，后来又被收录在艾略特的《诗集，1900—1925》中。庞德宣称，《荒原》，最终证实了这场文学“运动”、自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实验是正确而富有成果的。

在许多作家、评论家、知识分子和一般读者看来，《荒原》再现了西方世界因为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于1918年11月结束)的蹂躏而呈现出一片荒芜贫瘠的景象。850多万士兵死于战争，平民死亡人数共计1300万。一战造成的大规模死亡远非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可比，《荒原》反应了战争造成的创伤：艾略特的诗歌中自始至终弥漫着他本人对于这一切的厌恶和恐惧。

艾略特是整个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一支文学和文化力量。1917年至1919年他担任《唯我主义者》杂志的助理编辑，其后，他在1922年成为《评论标准》季刊的编辑，一直持续到1939年该季刊最终停刊。在《评论标准》中，他发表了E.M.福斯特、弗吉尼亚·沃尔夫、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的作品。他还为一个主要发表让·科克托(Jean Cocteau)、保尔·瓦列里、马塞尔·普鲁斯特以及文学史家E.R.寇提斯(E.R.Curtius)等重要欧洲作家的作品的英语杂志担任了首位编辑。1925年，艾略特在费伯与格温亚出版公司(后来的费伯与费伯公司)谋得一职，随后的几年里他出版了庞德的《诗选》和《诗章》，以及玛丽安娜·穆尔、沃莱斯·史蒂文斯、W.H.奥登、泰德·休斯(Ted Hughes)和希薇亚·普拉丝(Sylvia Plath)的作品。

1932年到1933年，艾略特在哈佛大学担任查尔斯·埃略特·诺顿诗学教授之职，他在那里开设的讲座后来收录在《诗歌之价值与评论之裨益》(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1933)中。同一时期，艾略特在弗吉尼亚大学开办佩齐-巴布尔讲座(Page Barbour Lectures)，其内容后来发表在《拜异教神：现代异端邪说入门》(After Strange Gods：A Primer of Modern Heresy，1933)中，该书对现代文学的态度颇为苛刻，并因为反对犹太人而蒙污。《基督教社会的理念》(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1939)和《文化定义笔记》(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1948)提出了充满抑郁和愤恨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和理论，在其初次出版的时候便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一经成为文坛重要人物，艾略特便开始对贬低自己早期的著述乐此不疲，而新批评学者和其他人曾经那样热心地阅读和响应那些作品。在1956年的一次讲座中，艾略特说：

我最好的文学评论——几个在我看来臭名昭著但却让我很不好意思地闻名于世的词语除外——应该算是那些关于对我产生影响的诗人和诗剧作家的文章。那是我本人诗歌创作事业的一个副产品；或者说是在我创作自己的诗歌的过程中所思所想的延伸……我的评论在这一点上与埃兹拉·庞德一样，只有在将其与我自己的诗歌联系起来审视时，才能够充分欣赏和评价其价值和缺陷。

尽管艾略特关于自己的文学评论事业与诗歌创作的发展相互联系的观点颇值得赞同，他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所做的自我评价却不应单从字面来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表面上的谦虚是对那些本人不作实践却专对他人的文学艺术评头论足的专业评论家和学者的讽刺。庞德也发表过同样的观点，他在(1923年1月的)《评论标准》上撰文指出：“我认为评论不过是最初级的兴奋，是作者有时候首先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理清的问题的一个说法，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写作之前完成的事项；如果其成效在后来的创作作品种没有任何体现，评论根本是毫无价值的。”(这或许是因为读了亚里士多德的那句格言【《政治学》8.6】：“要当鉴赏家的人一定应该首先是表演者。”福楼拜也在【1856年10月】写给路易丝·克莱【Louise Colet】的信中说：“不具备艺术家资质的人做评论家，就像一个当不了士兵的人却可以成为告密者。”)

艾略特说过的话无法削弱他的评论作品在当时造成的震动和其后的深远影响。早在1929年，埃德蒙·威尔逊就称艾略特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艾略特的观点表面看来很镇定，甚至有些随意，但其用强烈的语气表达了甚为严肃的内容，并因他本人的博学而分量极重，其对于英国和美国战后一代人的思想所造成的震动之频度和深度，是任何其他评论家无法比拟的”。

在《传统与个人天赋》(1919)一文中，艾略特将“文学传统”列为学术圈中的诗人、评论家、知识分子和文学教师所应讨论的核心话题。盎格鲁血统的美国文学评论的两部经典文本，F.R.里维斯的《重新评价：英国诗歌的传统与发展》(Revaluation：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1936)和克林斯·布鲁克斯的《现代诗歌与传统》(1939)，均是艾略特关于传统的思想的延伸，还有许多其他新批评著述，以及年复一年无数大学文学课的课程提纲，也同样是以艾略特所创建的术语作为基础的。

在艾略特看来，每一首诗歌都是在其所产生并随后重新界定的传统的背景下存在的。人们会问：传统究竟是诗人习得而必须“忠实于斯”的，还是诗人积极创造的？艾略特的答案是两者均有。他认为诗人在先于他的时代产生并与他同时代共存的传统中进行创作活动，但诗人们本身也必须努力归结、吸收和应用传统的主要元素。独创性恰是深入了解传统的结果。

拉尔夫·埃里森在《影子与行动》(Shadowand Act，1967)中描述了自己对于艾略特的响应，他是在30年代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读大学二年级时首次读到艾略特的诗歌的：

《荒原》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它独特的力度对我造成了极大震动，而我却又不能充分理解，这让我兴奋不已。不知为什么，他的诗歌常常要比那些黑人诗人的诗歌更接近爵士乐的节奏，即使我当时根本理解不了，其典故的繁杂和多样只有路易斯·阿姆斯壮可比。还有它内容的断裂、节奏的多变和我根本无法辨识的隐性组织体系。我别无他法，只能从诗歌的脚注中寻找可供参考的东西，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了真正自觉的文学教育。

艾略特反对浪漫主义，特别反对雪莱和华兹华斯的诗歌艺术，他主张诗人的工作应该是客观而不带个人偏见的。这并不是说个人感情根本不应介入诗人在诗歌中抒发的情感，而是诗人应该避免在作品中表现他们的个人性情。

因为艾略特给予传统和客观性以很高的地位，后来的评论家们有时会认为他是一个“软弱的”诗人和评论家。但是艾略特的论点还有着另外一层意思。“一个新的艺术作品一旦诞生，”他强调说，“所有在它之前问世的艺术作品便都因为它的诞生而有所不同了。”诗人尊重传统，但最终也会对传统提出质疑并加以修正。正如艾略特在《评论的新领域》(“The Frontiers of Criticism”，1956)一文中所说：“一首诗一旦作成，世上就又发生了一件新事物，任何在其之前产生的事物都不能够用来完全充分地解释这一事物。”

《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1921)是对新批评学派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篇论文。该论文一经发表，艾略特在文中所描述的情形——约翰·多恩、安德鲁·马维尔和他们同时代的人“常被人提及而没几个人阅读，即使有人泛泛阅读，也没有几个人作出什么有成果的研究”——就立即得到了巨大逆转。难懂的玄学派诗人们成了优秀诗歌创作的榜样。

艾略特的文论论据精炼集中，启发性强，且极为自负豪迈。在其中，他抓住18世纪的塞缪尔·约翰逊用来反对玄学派诗人的评价语(“他们把彼此毫不相干的思想硬是用老虎钳子纽绑在一起”)，使用同样的词语将他德高望重的前辈攻击的诗人们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主张现代诗歌必须晦涩难懂。他用漫不经心的争论和断言论及“玄学派诗人”，并在此过程中解释他们缔造了多少“传统”，将多少传统强加进诗歌形式中，而这样的形式正是艾略特这样的后代作者们所需要的。艾略特喜欢制造麻烦，他总是居高临下地口出狂言，又常常不明确表示说这些话是否出于真心，他对弥尔顿的人品和诗品的严苛评判即是如此。他也常常挑战莎士比亚。在收录在《圣林》里的《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Hamlet and His Problems”)一文中，艾略特提出了他的“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理论：“以艺术的形式表达感情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以某一组事物、某一个情況、某一连串的事件为某一特定情感的公式。这样，必须终止于感官经验的外在事物一经出现，那种情感便立即被引发出来了。”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一理论，艾略特审读了《哈姆雷特》，将其归类为“艺术上的败笔”，恰是因为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所抒发的情感据称已“超出了”故事的事实，即戏剧行为。“这部剧远远不能称作是莎翁的杰作，”艾略特最后说，“它根本就是艺术上的败笔”——这大概是艾略特本人也不相信的荒谬判断，但他仍然如此肯定地说了出来，以至于至今人们仍然在不断引用和争论着这句话，就好像它已经被镌刻进最初的剧本中。

艾略特善于言简意赅地概括文学评论的性质和功能，新批评主义者兰塞姆和布鲁克斯就曾视他的评论手法为榜样。艾略特说评论是“客观的智力活动……对艺术作品加以阐述并纠正人们的品位……是对正确判断的普遍追求”。他主张评论家应该集中论述和分析特定的篇章和诗行，新批评主义者们所遵从的正是这一指令。

“比较和分析，”艾略特说，“是评论家的主要工具”；通过这些工具的使用，文学评论家能够收获其最最需要的技巧——“一种对事实的高度敏感”(《评论的作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1923年)，在这里，艾略特指的是一种对文学效果、关系和价值的准确洞察和判断。新批评主义者和其他人从艾略特那里获得灵感，以类似于他在《圣林》中赞扬亚里士多德的话来颂扬他：“在每一个他感兴趣的领域，【亚里士多德】都能够以全面而坚定的眼光看待对象；在那些短小而又不完整的短文中，他为我们作出了永恒的榜样——那些并不是关于法律的，甚至不是关于方法的，而是关于如何行事聪明的，因为除了行事聪明之外世上没有什么方法可言，如何能够灵活地对情感进行分析，将其提高到原则和定义的高度。”

到20世纪50年代，艾略特已经以痛心的口气写出许多对文本的细节分析，并称之为“挤柠檬。”(比较：爱默生在他的《日记》【1858】中说：“那些不能‘立’的人才会做‘破’的事。”)然而，艾略特在新批评运动中的领袖作用远非任何其他评论家可比。艾略特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讲座中说，评论家必须“坚守本分”，这就意味着评论家应该关注“诗人是否在正确的地方使用了正确的词语，其正确性不仅取决于诗人明确的意图，也取决于诗歌的音律和意义给予读者的并无明确界定的启迪”。“诚实的评论和敏锐的鉴赏都是直指诗人而不是诗歌的”，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天赋》的第二节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兰塞姆、泰特、沃伦和布鲁克斯通过在行动上对艾略特的语言作出响应，通过阅读艾略特以及理查兹和燕卜荪的作品，得出了细读的方法和意义。这并不仅仅是说新批评主义者们发明了细读技巧来阅读艾略特等现代诗人的作品。艾略特的诗行鼓励读者改变其对于文本的一般反应，需要新的阅读方法，这一点有他的评论为证。

(这里需要插一段话，提一下英国评论家F.R.里维斯，他的评论导向非常“英国化”，但他的文论有时会出现在由美国南方的新批评主义者们编辑的刊物上，他撰写的著作、论文和他自己的刊物《细读》【Scrutiny，1932—1953】，联系艾略特提出的关于文学传统的思想来看，里维斯所做的工作大大推动了细读方法的发展。)

现代诗歌和现代评论是彼此互补的，这一点可以从人们对艾略特的响应得到证明。泰特1956年在一部1900年至1950年现代诗歌简史中说：“英语诗歌和文学评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结合，了解诗歌的评论家或了解文学评论的诗人从来没有过如此敏锐的同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艾略特成为这两个领域的首席权威。沃伦说他在20年代初，自己16岁时第一次读到艾略特的东西，“那次‘发现’成为我整个文学事业的引导力量”：“他打破了我以往所知的传统世界，他呈现给人们的文学很像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波动起伏的世界。”艾略特在文坛上拥有绝对权威，以至于，据马尔科姆·考利称，诗人兼评论家约翰·皮尔·毕索普开始了意大利语的学习，“这样他就能够充分理解和体会”艾略特在《荒原》的注解中所标明的“《神曲》中的引语的全部魅力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如阿尔弗雷德·卡津所说，艾略特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他“继续控制着两代人的思想，甚至连他极为反动的社会宗教信条都没有人从根本上质疑过”。到了其后的几十年，人们才逐渐开始对艾略特很成问题的种族、伦理和阶级观念提出严苛的批评，他的影响力也就逐渐衰退了。

艾略特的诗歌和评论激发了现代主义者对语言进行直接地、不遗余力地改造。从英国诗人兼随笔作家T.E.休谟(在1917年的一次战斗中阵亡)所呼吁的“准确、精确、明确的描写”，到那些居住在伦敦和巴黎的美国侨民，现代主义大师们一次次地强调要严格精准地使用语言。这一切激励新批评主义者们将诗歌语言作为其保护对象，为其赋予特殊的意义。

艾略特宣称：“一个民族的诗歌从该民族的语言中获得生命，其后再为这一语言赋予新的生命；它指向意识的最高点，代表其最强大的力量和最精准的感受力。”格特鲁德·斯泰因、海明威和庞德也同样认为语言在社会和文化良性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庞德提议说，“随着语言逐渐成为欺诈勒索和背信弃义的最有利工具，”“被用于掩盖意义、模糊意义。”他接着说，只有通过对语言的正确运用，才能够克服对语言的错误运用；只有“热爱语言，我们才能够得益于语言的准确记录”。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在谈到斯泰因时说，她“为了恢复语言的纯净，摧毁了人们以往赋予词语的所有内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其后，这样的论述和劝谏常常出现在报章和舆论中，作家们从文学角度认为，一战对语言造成了扭曲和变形。亨利·詹姆斯在1915年提出了庞德和海明威后来不断强调的主张：“战争耗尽了我们的语言；它们被削弱，像汽车轮胎那样瘪下去……现在我们所有的词语遭到贬值，或者换句话说，面对失语我们越来越无力，真不知道未来的世界将充满怎样的行尸走肉。”1917年8月，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1970，后来创作了《曼哈顿变迁》和《美国三部曲》【U.S.A.Trilogy】)还在法国的一个战时医疗队服役时，就在一封信中宣称：“战争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这是一个大毒瘤，充满了谎言，自己无需参加战斗的人因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心狠手辣……在美国，人们关于战争的所说所述所想全是谎言——上帝!它们像毒瓦斯一样令人窒息。”戏剧作家和评论家肖伯纳(1922)也同意战争腐蚀语言的说法：“口里说着空洞的话语、脑子里充满愚蠢的谎言的人并不认为彼此是与自己一样的人，而将其看做是蟒蛇和魔鬼，因而彼此进行着残酷的杀戮游戏。”

艾略特和庞德都为詹姆斯写过赞赏的评语，其对于后者作品的评价对新批评运动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詹姆斯呼唤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即无论长短篇小说都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一论调不仅出现在他的许多论文和书评中，也出现在他1907年至1909年作品全集纽约版的序言中。詹姆斯在他的文学评论中审视了形式、风格和结构这些术语之间及其与其他术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新批评在其评价小说时所使用的专业词汇正是得自詹姆斯的赠予。

例如，在《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1884)中，詹姆斯称小说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和其他任何有机物一样，是一个延续的整体”。他在说明形式统一性时首次启用了“有机体”的隐喻，I.E.理查兹、克林斯·布鲁克斯等人后来在其对文学文本(包括诗歌和散文)的“有机”结构的分析中对这一说法加以了充实。詹姆斯的追随者和崇拜者、评论家珀西·卢伯克(Percy Lubbock，1879—1965)也主张应该对组成艺术“整体”的“各部分”之间逻辑有序的相互关系予以关注。卢伯克在《小说技巧》(The Craft of Fiction，1921)一书中指出：“小说完全可以不诉诸于任何该书之外的权威论点。”“在我们对于生活的虚构化描述中，”他接着说，“其本身就完全能够说明问题，根本无须援引任何外界的权威。”

这样一种对文本的理解方式和评论方法，在卢伯克看来，是唯一可信的方式：为了提出有建设性的关于作者的评论“意见”，我们必须“真正地、清楚地、准确地”看到和理解文本本身。这一提法先于泰特在其《还那西塞斯以原型》(“Narcissus as Narcissus”，1938)一文中所说的：“任何评论家可以引以为关注的唯一证据就是完整的诗歌本身。”也先于理查兹的在《一首诗如何知道它已完成？》(“How Does a Poem Know When It Is Finished？”，1963)中所说的话：“诗歌是有生命、有感觉、有知觉的自行存在的事物；有关诗歌是一个有机体的所谓隐喻并不是什么隐喻，而是陈述事实。一首诗是一种活动，其追求的目标是成为它自己。”

新批评学者们能够热烈地对詹姆斯的著述以及艾略特和他的现代主义同伴们新发明的意象、复杂隐喻、文字游戏和典故做出响应，然而这一能力尚有另一个来源。兰塞姆、布鲁克斯等南方人均接受过古典语言的教育，其中有些还受过语言学的训练，这种训练多少有些类似于其在周日布道会上所听到的对《圣经》的诠释，只不过是更加深入和专业。他们随时乐意以分析的眼光看待语言，因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教堂，这种活动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陌生。

布鲁克斯在一次对沃伦的访谈(1976)中说，他在“大学预科班所受的希腊和拉丁文字阅读训练”为他“涉足新的文学研究科目”作了准备。他和新批评主义者们从前人踏行过的道路上出发，但或许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有效地重新确定这一道路的方向，是因为古典文学研究和语言学教育已经为他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语言学本身有很多需要立即纠正的坏习惯：这足以帮助一个评论家去仔细研读文本本身。

这样看来，有着如此聪明头脑和坚定态度的新批评主义者们呼吁人们关注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这实在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新鲜理论了。他们只是以更加令人信服、更加严密准确的方式提出了这一理论。南方新批评主义者们的成就，是对文学评论和文学教育中业已存在的术语进行了肯定和确认，将现代主义诗人和学者的创新理论付诸实践，并强调“文本”是评论工作的中心词，具有决定一切的特点。通过高度强调文本和细化文本分析的各种方法，他们打败了以往那些以评论大师级作品为业的学者和鉴赏家。他们赞成伯恩、斯平加恩和舍曼等人提出的异议，对学生进行了“细读”和鉴别等评论技巧的及时训练。

新批评主义者们一方面反对老派的以事实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他们很清楚地申明自己的方法也是“科学的”——兰塞姆在他1938年发表的新批评“权力宪章”——《评论有限公司》一文中沿用了这一术语的积极影响。他们展示了文学与科学之间既爱又恨的关系，反对学者们从事的实证主义研究，同时保留了科学的光环，以此来维护文学评论的专业严谨性。科学给了文学评论以尊严和权威性，尽管文学评论本身抵制对科学方法、价值和思维习惯不加克制的专制用法。

对评论工具的准确性的关注使得新批评学者们开发出一套关键术语，用一种话语来描述诗歌语言的行为和结构。这些术语中有一些是新批评主义者从理查兹和燕卜逊的著述中继承并加以改编的。例如新批评主义者提到“含混”(ambiguity)一词时，借用了燕卜逊在讨论诗歌中所包含的复杂乃至相反的情感以及意象的含义和措辞时所使用的词汇。同样，当新批评主义者们集中讨论“语调”和“态度”时(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诗歌》中专门有一章讨论这两个问题)，他们也汲取了理查兹对这两个术语的细致分析和考察。

“诗歌的语调”，布鲁克斯和沃伦说，“体现了诗人对待他要讨论的主题和读者的态度。”诗歌“语调”的关键作用得自于“所有诗歌”“在根本上都是戏剧化的”这样一个事实。最优秀的诗歌通过叙述者的语调将“其主题”非常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体现出来，叙述者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于自己的主题和读者的态度和评判立场。

“叙述语调”也是曾任阿姆赫斯特学院教授、后任哈佛教授的鲁本·A.布洛尔(Reuben A.Brower，1908—1975)重点关注的问题。他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教师和评论家，他汲取了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声音、节奏和句式，并从弗罗斯特的散文和信件中汲取了“语调”和“诗句的声效”这样的词汇。弗罗斯特关于语调的描述让布洛尔觉得很受启发：“用心灵的耳朵倾听音符是一回事，用我们的嘴准确发出音符是另一回事；将音符暗含在诗句中，在整个诗章里对其进行结构的编排又是另外一回事。第二个需要演员的天赋，第三个则只有作家可以做到。”布洛尔的著作(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所涵盖的内容)包括：《光区：评论阅读实验》(The Fields of Light：An Experiment in Critical Reading，1951)、《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涵义的荟萃》(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Constellations of Intention，1963)以及他和理查德·波尔里埃尔(Richard Poirier)合作编辑的《为阅读辩护：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评论》(In Defense of Reading：AReader's Ap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1962)。

与兰塞姆、泰特等南方新批评学者相比，布洛尔和他的同事以及学生们的著述更直接地来源于弗罗斯特、燕卜逊和里维斯，以及布洛尔在阿姆赫斯特学院认识和共事过的那些写作教师们的讲义。但布洛尔一直给予文本分析以重要地位，他在这方面发展了一种方法，与新批评及其追随者们所做的工作极为相似。

在布鲁克斯和沃伦以及兰塞姆和泰特看来，评论家和读者最终应该有一种清晰连贯的语言来准确地描述诗歌，这一点至关重要。语言学家们已经就诗歌的来源和其所受到的影响有过足够的研究，印象派和鉴赏家们也证实了他们从一首令人振奋的诗歌中所感受到的情绪波动。但是这两类人都没有清楚地描述出文本的实际组织形式，以及读者产生的真正的文学反应性质。在新批评学者们看来，最成功的诗歌在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眼中应该是“有机”整体，每一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有关联，共同组成一个富有生机的结构，就像有生命的身体组织一样。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强调说：“有机形式是文学作品所固有的，就像从内部生长出来一样，一旦发展成熟，它会和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一样完美。”

柯勒律治的观点对于新批评学者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

1.诗歌的“形式”和“意义”是不可分割的。

2.诗歌的形式和意义彼此相连，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们无须将诗歌依附在某些外在特征上，无须认为诗歌一定与诗人的生活经历或者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3.也是由于形式和意义的同一性，对诗歌的分析不应等同于对其内容的散文式说明。在《精致的瓮》中，布鲁克斯抨击这一错误是“诠释的邪说”。

4.无论一首诗有多复杂，意义多么含混和不确定，其都是(也应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所有的元素都是和谐紧密地关联着的。

每一个新批评主义者都对诗歌的这一总体概念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尽管他们有时也有自己对于这一概念的不同诠释，提请人们注意文本的某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方面，提出诠释技巧的一个新元素，或者对另一位新批评主义者列举的评论过程的某一规则进行争论和质疑。新批评主义是一个许多人共同参与的事业，其宽度和广度足以吸收各种不同意见。

例如，布鲁克斯就常常就诗歌中的“反讽”发表意见，在他的论文《诗歌组织结构原则的反讽》(“Irony as a Principle of Structure”，1949)中，他指出如多恩和华兹华斯这样风格迥异的诗人使用的却是同一种“推进和反推进的模式”，巧妙熟练地转换节奏和语调，并不断平衡、调整和对比有着各种意象的诗行之间的隐含关系。“在两人的作品中，诗歌的每一部分之间的关系都是有机的，也就是说，每一部分都修饰了整体，同时也被整体所修饰。”

布鲁克斯此处的反讽所指，很像他在《精致的瓮》中对“悖论”(另一个新批评的关键词)的论述。其意味着诗歌能够对逆向和反向的事物进行巧妙的融合。在布鲁克斯看来，“诗歌的语言就是悖论的语言”，语言的这种双重性和其所达到的多义性正是文学与科学的区别，布鲁克斯以惊人的自信宣称，科学“要求一种净化了所有悖论痕迹的语言”，并将词语“冻结成严格的直接意义”。

布鲁克斯的“悖论语言”信条从他对多恩的《封圣》(“The Canonization”)一诗的最后一节的诠释中可见一斑。

人们将这样祈求我们：神圣的爱

使你们互为庇护的隐居地，

狂暴的爱，却赋予你们以安谧；

你们把世界的灵魂提炼出来

注入你们双眸的明晶，

(制成这样的镜子和望远镜，

把一切集中反映于你们之中，)

万国、城镇、宫廷：向天膜拜，

祈求你们典范的爱!

“在最后一节中”，布鲁克斯解释道，

全诗的主题被最后复杂化了。拒绝生命的一对情人事实上获得了最强烈的生命力。这种悖论已经在先前【第三节中】关于凤凰的隐喻中有所暗示。在这里，诗人将它强烈地戏剧化了。这对情人在成为隐士之后，发现自己并没有丧失整个世界，而是在彼此那里找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是更加富有激情、富有意义的世界。多恩并不满足于将这对情人的这一发现视为其被动接受的事实，而更愿意将其处理为他们积极行动的结果。他们就像圣人，上帝的运动员：

你们把世界的灵魂提炼出来

注入你们双眸的明晶……

这里的意象是一只有力的手在用力挤压。这对情人将什么“注入”彼此的眼睛呢？将“万国、城镇”和“宫廷”，这些恰是他们在第一节中谴责的世俗。就这样，这对超凡脱俗的情人最终却成为最“世俗”的人。

从以上分析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新批评的论敌们会说这种方法倾向于将诗歌简单化，或将其压缩为一个单一主题或元素的表达，他们还说，这样的分析方法会使所有的好诗都变成同一种东西，即一种反讽或悖论结构的范例。但是布鲁克斯和他的新批评同事们始终关注文本的做派无论在文学评论还是在教学法上都是一种进步——这种分析对于评论家和学生们尤其有用，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新批评主义者们将文学评论与书页中的每一个词联系起来，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中语言的连贯发展联系起来。他们让读者强有力地感觉到诗人所使用的战略和做法，这也是诗歌的读者必须能够识别的东西。新批评主义者们是在告诉我们何为细读，并向我们展示了几代人一直在召唤而为他们所拥有的、众望所归的东西。

兰塞姆和泰特大体上同意布鲁克斯对其理论的系统阐述，但是两人又表示，他们还是对自己创造的那一套术语更加偏爱。兰塞姆在《评论是一种纯粹的投机》(“Criticism as Pure Speculation”，1941)一文中将诗歌定义为“一种局部肌理(local texture)”，这里的“肌理”可以包容一切——意象、韵律、节奏、语言上的出其不意和创造发明——恰是这些将诗歌和散文区分开来。文学评论应该予以仔细研究的正是这种肌理；评论家不应该不重视文学作品的逻辑结构，兰塞姆说，但是“如果他对肌理无话可说，就表明他对这首诗之成为诗的东西无话可说了”。兰塞姆的词汇并不完全等同于布鲁克斯的，但兰塞姆也强调文本的整体协调性，以及其作为一个艺术作品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泰特在他的论文《诗的张力》(“Tension in Poetry”，1938)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在文中论道，好的诗歌的意义在于“它的‘张力’，即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的所有外延和内涵合理组成的整体”。泰特提出的这一术语是指，成功的诗歌可以将语言的整体与个别、抽象与具体、概念与意象、真实与象征以及外延和内涵等力量焊接在一起。在泰特等人看来，首要目标应该是学会如何将诗歌看成复杂而有机组织的结构，并提示有必要用一种现代的、专业的、“全新的”关注和敏感的研究对诗歌做出响应，提出质疑。

新批评的术语和信条已牢牢嵌入文学评论的分析中，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已经忘记了曾经还有其他不同的术语和方法。然而尽管如此，他们在学院和大学文学教学中都没有走得太远。学术圈中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一种不必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审视的方法，这使得评论家和学者们拒不接受这些其他提议。

1931年，下列几本书问世：马克斯·伊斯特曼的《文学思维：在科学时代寻找港湾》(The Literary Mind：Its Peace in an Age of Science)、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1930年间创作文学研究》和肯尼斯·伯克的《反论》(CounterStatement)。这些书一经问世，就有许多人为其撰写书评和进行辩论，但是没有一本能够对学术评论和文学研究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伊斯特曼敦促人们将文学评论看做一门人文学科，文学评论方法应该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中获得深度和精度。威尔逊强调说，在他看来文学评论是将作者和文本置于“塑造他们的各种条件背景中”进行研究。伯克则提出，应该将文学评论与修辞学、历史学和心理学联系起来，他甚至在书中指出如果正确理解的话，文学“形式”并非指文本的形式，而是“在读者头脑中创造一种强烈的愿望，并充分满足这一愿望”。

伊斯特曼、威尔逊和伯克并没有提出什么让学者们觉得英语学科迫切需要的东西。评论家和英语研究学者们承认他们从伊斯特曼、威尔逊和伯克等非学者的论著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却无法实施其中提出的战略和技巧。它们看来有趣而冒险，但远非正经的学术事业所应完成的具体任务。在学术圈看来，伊斯特曼、威尔逊和伯克的书中所展示的，是无法付诸实践的革新。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还有至少两种竞争评论权威的学派——新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都在学术圈外以及学术圈的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关注并激起了热烈的争论，新批评也针对他们的论点不断对自身进行着调节和定义。

新人文主义在20世纪初期开始凸显出来。从道德和哲学意义上来说它是严肃的，尽管其主要代表人物欧文·白璧德、保罗·埃尔默·莫尔(1864—1937)和诺曼·福斯特(1887—1972)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但却注定要失败。这一运动涉及一些在知名大学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人，白璧德在哈佛教书，莫尔在普林斯顿，福斯特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后来又调入衣阿华大学。新人文主义理论吸引了少数学生，并从那些不赞成艾略特、乔伊斯和海明威喜欢的实验风格和题材的学者中获得了一些支持，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圈子。但是它得到的支持既没有深入也没有延展，如今回过头看，新人文主义看似严肃，其实是用一种过时的语言说话的孤独的声音。他们推崇很狭隘的文学经典，反对现代主义，宣称他们讨厌几乎所有的当代文学。

在《专制之邪恶》(The Demon of the Absolute，1928)中，莫尔攻击辛克莱·刘易斯、舍伍德·安德森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不道德。他称《曼哈顿变迁》(Man hattan Transfer)是“污水池的迸裂”，敦促美国作家坚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律”。据H.L.门肯说(1920)，与白璧德一样，莫尔也认为现代文学“与我们距离太近，因而不美。在莫尔和白璧德看来，只有死亡可以为艺术家所犯下的错误赎罪”。

“标准”是新人文主义者的首要原则。在《文学与美国的学院》(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1908)中，白璧德指出文学的标准只有通过阅读大师的杰作才能够保持下去：

有些古代作家和现代少数几个最伟大的作家可以被看成是文学界的恒星。我们完全可以以他们为坐标来确定自己的方向，由他们指引着，确定哪些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哪些是人性的偶然。他们是一种具体的人类思想。在他们对生活的描述中有一些东西是确定的，它们脱离了一切狭隘的地方主义，值得被看成普遍和典型的东西。

在其论文《自然的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1915)中，莫尔指出当时的教育中存在让学生偏离他本人和白璧德所赞赏的这些主题的倾向：

目前的学术研究倾向于处理经济和政治学中急功近利的问题，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学生脱离过去的伟大遗产。频繁地拖着学生在社会学的贫民窟中行走的习惯不会让他感觉自己安然地呆在一个贵族社会中，而只会用软弱的人道主义让他思想堕落，狂热的博爱精神会让他变得歇斯底里。

白璧德后来指出(1918)，评论家的标准“必须依赖于其对于正常的、人性的东西的亲身观察”，“因此可以说，最好的评论家因为创造了标准而秉赋了创造性”。“整个现代实验文学，”他又说，“不仅在艺术和文学中，也在生活中，都因为没有创造新的标准而濒临崩溃。”

白璧德认为，美国的政治和教育与美国的文学和评论一样缺乏标准。《曼哈顿变迁》也同样让白璧德感到恼火，他称之为“文学的梦魇”，认为它是腐蚀现代美国社会的堕落艺术和道德败坏的典型。他还攻击德莱塞的《美国悲剧》是“真正让人痛苦的作品”，“人们苦于失去了生活的目的”。

1930年，随着《人文主义和美国》(Humanismand America)(一本收集了不同作家的论文的文集)一书的出版，极端保守的新人文主义达到高潮。但其后，随着同年出版的反对该学派的文集《人文主义批判》(Humanismin America)一书的发表，新人文主义便宣布寿终正寝。《人文主义批判》一书由C.哈特雷·格莱顿(C.Hartley Grattan)编辑，收录了泰特、肯尼斯·伯克、刘易斯·芒福德、R.P.布莱克默、伊沃·温特斯等人的论文。在《人文主义和美国》中，新人文主义者们对现代文学的鄙视使之无意间也将自己纳入被嘲弄的对象。在为该书撰写论文的戈海姆·B.芒森(Gorham B.Munson)看来，“现代”文学几乎囊括了一切：“客观地看，文学的衰落并不是从近一个半世纪或近六百年开始的，而是从它一脱离古典源泉和古国的石刻文字就开始了。”新人文主义方法将文学提升到极为阳春白雪的境地，以至于没有什么作品可以配得上文学二字了。

在大萧条年代，随着新人文主义的衰落，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马克思主义为伟大的现代主义文本中所宣扬的怀疑主义和绝望情绪提供了一个备选道路，其宣称文学和文学评论可以为革命事业服务。随着共产主义的名声日渐败坏，今天的人们怕是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何以有如此魅力，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在30年代的判断恰是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不证自明的论断。

在其1928年8月11日所作的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演说上，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宣称：

今天的美国比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救济院正在我们中间消失。我们还没有达到目标，但是只要我们沿着过去八年的政策走下去，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依靠上帝的帮助，看到贫困最终在这个国家彻底消失的那一天。

20年代，大部分美国人的生活确实比以往更好了。教育、饮食和人类寿命都有了很大改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39％；公司利润翻了一番；工人的净收入也增加了。1921年，失业率为12％，1923年降到了4％。从1922到1927年，经济每年增长7％，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经济增长的最大值。制造业产品、新的工程、工人劳动生产率——一切都在大幅度增长。

因为对这些事实和数字了如指掌，胡佛总统在1928年中便有了乐观的理由，他在1929年的就职演说中重申了自己的乐观宣言：“我们的国土资源丰富，它宏伟雄壮的美令人奋发向上。这里有几百万快乐的家庭，他们幸运地拥有舒适和机会。没有哪个国家的政体和制度取得过如此神速的进步，没有哪个国家取得的成就让人们如此安定祥和。”

然而这些令人振奋的数字下面，却隐藏着严重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标准被定在每年2000美元；而到了1929年，60％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产业工人的平均年薪为1300美元。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40％人口的平均家庭收入只有725美元；其中290美元用于吃，190美元用于住，110美元用于衣，也就是说，他们还剩下135美元来支付医疗保险和各种应急费用及其他费用。

劳动生产率在20年代增长了43％，但收入差距也急剧加大。到1929年，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占所有个人财富的30％—40％之多；200个全国最大的公司控制着全国所有公司财富的50％和公司利润的40％。

人口中最富有的5％掌握着所有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处于下层的穷人，特别是农民，则因为国内外的生产过剩和价格下降，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19年的16％降到了1929年的9％。10年间耕地的价值下降了近40％。除此之外，美国虽得益于工业和制造业的长足进步，但另一方面，因为工人的工作被机器替代，每年的失业人数达到几十万之多。

美国的繁荣是有限的，也是脆弱的。为了购买那些大家都想拥有的商品(汽车、收音机、冰箱、留声机、缝纫机、洗衣机)，消费者习惯了分期付款；到1929年，消费借贷成为全国第十大商业，美国消费者每年借款的数额达到70亿美元。(人们很难抵制这些产品的诱惑，商品广告随处可见，广告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之多。)

到1929年8月，因为股票购买速度达到疯狂的地步，首次公开上市的股票多达3亿多股。随着股价达到最高值并在随后的几周开始下跌，股票持有者们不仅输掉了投资所得，更有许多人丧失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和财产。

随着1929年10月股市的崩溃，公司和股票持有人遭受了巨大损失。例如，通用汽车的股票价格从1929年9月的212美元降到1932年的8美元；同一时期，整个股市的股票均价由452美元降到52美元。无数公司、农场和银行破产(大萧条的前三年破产数量达到5000家)——由于银行存款没有保险，银行的破产就意味着储户的积蓄也一去不返了。到1932年，小麦价格下降了50％，棉花价格下降66％。用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爵士年代的回响》(“Echoes of the Jazz Age”，1931)一文中的话来说：“历史上最奢侈的纵欲生活结束了……作为其主要支撑的绝对自信遇到了巨大打击，没过多久，在地球上就会多一个脆弱的国度。”

回顾1929年股市崩溃的影响和其所引发的巨大恐慌，身为评论家和记者的马尔科姆·考利在《流亡者的回归》(Exile's Return，1934)一书中写道：

【1930年】12月11日美利坚银行宣布破产时，《纽约时报》对这一消息的描述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家无法偿还费用的银行”，其开设有59家支行和40多万个储蓄所。人们开始害怕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将全面崩溃。

建设工程的数目减少了近80％，私人投资则减少了近90％。全国25％—50％的劳动力失业，失业人数从300万急剧升至1700万，个人收入降低了一半。《财富》杂志1932年9月刊报道说，在纽约，“整个城市的320万工作人口中，失业人数达到100万。据估计，去年4月有41万人面临极度贫困”。到1932年，美国经济的产能仅有1929年的一半。

教育也遭受重大打击。到1933年秋，成千上万的中小学校和大专学院关闭，20万教师失业，200多万学生无法入校上学。整个30年代，25万多颓废和堕落的青年男女离开家，在街上过起了流浪的生活。30年代，大约120万18—22岁的青年进入大学学习，还不到这个国家合格入学青年总数量的十分之一。

随着大萧条的恶化，出口和进口大幅度骤降，美国的金融机构和市场继而受到来自国外的打击，包括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也在1931年5月倒闭。胡佛总统企图解决危机的努力是徒劳的：经济危机是系统的，无法通过简单的改革和救济措施加以解决。在一篇1932年发表于《纽约晚报》上的文章中，评论家吉尔伯特·塞德斯(Gilbert Seldes)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萧条时期继续下去，文化会变成什么样子？”“难道说我们的世界再无美感可言，”他问道，“没有书也没有图画，没有任何形式的艺术，再也无法逃离单调乏味的现实生活，进入想象的国度，到达忘我的仙境了吗？”1933年至1944年间任劳工部长的弗朗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在《工作中的人们》(People at Work，1934)中说：“因为冰川的缓慢威胁，大萧条仍在继续。没有人能够想象它还将延续到何时，也没有人能够想出计划来阻止它的脚步。每个人都在努力避开它的影响。”

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在许多人眼里就成了对经济和文化危机的一个合理反应。在作家和评论家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解释了文学在一个失去秩序的社会中的功能：文学和文学评论能够让人们参与改造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帮助它实现革命性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也因为苏联的崛起而声名鹊起，对于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来说，苏联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他们本人对于革命变革的信心。当时看来，苏联显示了社会反抗和激进主义能够对抗巨大阻力并打开一条通向美丽新世界的道路。

激进派记者约翰·里德(1887—1920)在《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ck the World，1919)中定下了基调，书中写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场冒险，是迄今人类所从事的最非凡的事业之一。以劳苦大众为首的革命席卷历史，将一切构筑在他们宏大而朴实的愿望之上”。在编辑兼作家麦克尔·戈尔德(1893—1967)看来，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苏联是一个“和初恋一般新鲜、新奇和甜美的国家”。“我已经进入了未来，”在访问苏联之后，林肯·斯蒂芬斯在1931年宣布说，“一切正常运转着……俄国是一片充满自觉的、不受人指使的希望的国土。”

在美国，大萧条之前的那10年也曾有过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社会主义党候选人尤金·V.德布斯得到了普选投票的6％，并继续在演讲中敦促选民让“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到1912年，公共机构中已经有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包括近80位市长，维克多·贝尔格(Victor Berger)(威斯康星)和梅尔·伦敦(Meyer London)(纽约)还入选国会。主要的社会主义刊物《诉诸理智》(Appeal to Reason)总部设在堪萨斯州的吉拉德，发行量从1900年的3万份激增至1906年的30万份，到1912年至1913年，发行量达到76万份，某些期的发行量甚至超过400万。1919年，社会主义党党员人数约为11万，而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德布斯赢得了90多万张选票。

尽管许多美国激进主义者欢迎1917年俄国革命，威尔逊总统却极力攻击，最终派驻了一个1.5万人的部队，作为盟军的一部分，与列宁组织的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对抗。苏联和美国直到1933年才建立外交关系。

到1921年，由于德布斯入狱(1919—1921)，也由于左翼活动在战争期间受到压制，社会主义党党员人数降到了1.3万名；到1928年，还剩下不到8000人。成立于1919年夏的共产劳动党以及成立于1919年秋的美国共产党的人数加起来为7万。共产党员人数在20年代有所上升，1929年达到6500名，1932年达到2万名(总统候选人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Foster】在1932年大选中获得了10万张选票)；到30年代中期，共产党员大约有8万—10万人。

这些数字并非多得惊人，但共产党及其非党员支持者们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美国共产党组织了许多大型游行活动，如1930年3月6日的那一次，当天被宣布为“国际失业日”，5万人在波士顿，另有同样数量的人在芝加哥参加了抗议队伍。

美国共产党还将黑人小佃农组织起来，举行会议和游行，抗议饥饿、贫困和失业。其在全国黑人大会(National Negro Congress，成立于1936年2月，A.菲利普·伦道夫担任领袖)、美国作家大会和美国作家联盟等重要组织的成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30年代中期至末期，通过各反法西斯团体和组织的民主联盟(人民阵线)战略的实施(“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共产党也对文学、电影和戏剧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从政治上来说，显然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以及他实施新政各项政策的努力。到1934年，民主党人已将其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增加到319席，在参议院占69席。到1936年，民主党人得到了美国黑人选票数的90％，而到1940总统大选之时，该数字接近100％。在1936年的总统大选中，罗斯福获得了除缅因州和佛蒙特州外几乎所有的选票和63.5％的普选选票，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都占到绝对多数。

许多人仍然没有工作，但是政府创造了600万新的就业机会，与1932—1933年相比，工业生产和个人收入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1938年，有组织的劳工工会赢得了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法的通过，以及一项禁止跨州工业使用童工的法律。

随着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派别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从来未能在学院和大学中驻足，但它也通过人民阵线的讲坛及其政治立场和文化作品获得了某些院系和学生的支持。学校当局和政客们对马克思主义十分恼火，明确表示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在就业求职中遇到阻力。

学术圈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评论家，包括格兰维尔·希克斯、麦克尔·戈尔德和约瑟夫·弗里曼则在各种会议和大会及其著作和刊物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在评论界的地位。在他们看来，这一理论对冲突四起的30年代作出了解释；正如希克斯(1901—1982)在1969年回顾的，“对于我和我这样的人来说，在30年代初期教授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行动纲领，也是理解历史的关键。”

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政敌，但在那些反斯大林主义的人眼中却是英雄。在《文学与艺术》(Literature and Art，1925)中他这样表达那种让许多激进主义者觉得备受鼓舞的梦想：

在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彻底摆脱了令人感到痛苦而徒劳的对食物的焦虑，公有食堂会为所有人准备健康而好吃的食物，公有洗衣店会将所有人的优质亚麻洗的焕然一新，所有的孩子都因为有好的营养而健康快乐，他们会像吸收蛋白质和空气以及太阳光的温暖那样吸收基本的知识和艺术。在这样一个社会，电和广播将不再像今天这样依赖人工技艺，而只需按一下中央枢纽，便从电力强大的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滚滚而来。这个社会不存在什么“没用的人”，人类的自我被彻底解放出来——那是多么强大的力量!——直接通向了解、改造和改善宇宙之路——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将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语言之所以引人振奋，是因为它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人们所从事的英国和美国文化评论的强大传统紧密相连。例如，威廉·莫里斯就在《富豪阶级统治下的艺术》(“Art Under Plutocracy”，1883)中谈到“现有社会制度”的邪恶性以及其对于艺术和美感造成的不良后果：“所有的艺术，即使最阳春白雪的艺术，也受到广大人民的劳动条件的影响，任何想要让阳春白雪的艺术脱离这种一般劳动条件的伪装都是徒劳无功的；也就是说，任何自诩建立在某一有限阶层和阶级的特殊教育或修养基础之上的艺术必然是虚假和短命的。”

对于那些因为种族、民族或社会阶层而被边缘化的美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希望之所在，正如理查德·赖特在《美国的饥饿》(出版于1917年)中所解释的：

这里，起码在革命措辞的领域中，黑人可以找到自身经历的归属，一种对他而言有用的价值和角色。我从自己阅读的杂志中看到一种激情四溢的召唤扑面而来，那是一种对没有遗产可继承的穷人的召唤，其中并没有说教者口齿不清的含混其辞。它没有说：“像我们那样做，也许我们会成为一样的人。”而是说：“如果你拥有足够的勇气说出自己是谁，你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这样的措辞鼓励人们相信生活。

但是随着《国家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1933)、《瓦格纳劳工法》(Wagner Labor Bill，1935年通过，保证劳工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等立法的通过，罗斯福政府成功地使许多激进和左翼分子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也脱离了共产党，转而拥护他的新政。

罗斯福是为普通美国人服务的总统，后者也因而拥护他的领导。《纽约时报》的一位撰稿人在1933年5月指出，“总统的思想和普通民众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一致性”。“让我们尝试一些别的做法吧!”在当时成为几乎所有美国人的一致观点。制定新政救济计划的经济学家乔·马尔库斯(Joe Marcus)回忆说：“整个国家的气氛是令人鼓舞的。个人成为一个动态社会的组成531部分。人们亲身参与变革，既然法律可以更改，人民的生活条件也能够改善。”

在1937年1月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罗斯福说他知道几百万美国人正在遭受苦难：“我看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住不好，穿不好，吃不好。”但他紧接着又说：“我并不是在悲观绝望中向你们描绘这一图景的。我抱着希望描绘它——因为整个国家看到并认识到这一图景中所包含的不公正，打算把它抹去。”(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在3月而不是在1月就职，也是1933年2月通过的宪法第20修正案的结果。)文学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在总统就职的当天就在华盛顿，他后来在《从30年代出发》(1965)中回忆他驱车“驶出白宫大道”时为总统欢呼：“我曾像所有的朋友一样不信任罗斯福，认为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是一个职业魅惑大师……但是我现在几乎完全能够信任他了，我们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他，在他的指引下美国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南方经济——这是平均地权运动的关注焦点——也大大改善了。通过新政的各项计划，政府投资了几十亿在南方用于住房、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直接救济和工作救济计划。1933年，南方农场中只有十分之一可以用上电，而随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在1935年设立，这一数字剧增到十分之八，这就意味着农村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例如，人们可以用上热水器和冰箱了)。20世纪40年代，南方又在战时契约中得到了几十亿美元的拨款，其造船和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农业、采矿业以及煤炭和石油工业也有了长足进展。1941年到1945年，南方的工业产能增长了40％。南方城市无论大小还是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兰塞姆和平均地权主义者们的辩词如今听起来已经离题甚远了。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的文艺复兴》(1941)一书的作者F.O.马西森的例子就证明了罗斯福对于激进和左翼作家、评论家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马西森曾经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20世纪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件大事，并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932年大萧条最糟糕的时候，他加入了社会主义党，并笃信它完全能够保持尤金·V.德布斯竞选总统时期所享有的相当大的民众支持率。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党党员和20年代末和30年代该党领袖诺曼·托马斯的支持者，马西森实在不怎么喜欢1932年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但是他后来说：“在位的罗斯福和我起初预测的完全不同，他后来甚至开始实施我和托马斯两人支持的政策，打那以后我便热心地投他一票，尽管他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左派人士。”

罗斯福宣称：“我并不期望每次面临考验时都能够大获全胜。我只是在尽可能地追求最高的平均成功率……我们的国家需要——如果我对它的性情理解正确的话——这个国家要求我们采取大胆的、持续的实验做法。”新政实施的计划有联邦紧急救助、土木工程、公共工程、农场安全、农村电气化和全国青年计划，并通过了社会保障法(1935)，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个保险制度。

工程进度(后来改名为工程项目)管理署(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建立(1935)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负责从事许多建筑和改进工程。它的一个分支是联邦作家规划，在六年时间里共出版了1000多册出版物，包括心怀远大抱负的作家如约翰·契弗(John Cheever)、理查德·赖特和索尔·贝娄(Saul Bellow)。联邦作家规划的出版物包括：州、城市和地区道路指南，一套150卷的美国生活系列，民俗选编和针对2000多个摆脱了奴隶身份的人的访谈系列。

联邦工程项目管理署的其他重要举措包括许多艺术和音乐工程。艺术工程规划雇用了近6000名艺术家(其中包括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威廉·德·库宁)，其作品主要是为政府大楼绘制几百幅壁画。从1933年到1937年，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公共艺术”规划共产出1.5万多幅绘画、公共大楼中的壁画、印刷品和以前进中的美国为主题的水彩画。音乐工程规划雇用了1.8万名音乐家，资助了几千场免费音乐会。

在发表于《测绘图》杂志1934年6月号的《艺术已成为公共工程》(“the rewards to the artist in time of depression”)中，弗罗伦斯·里奥伯·凯洛格(Florence Leob Kellogg)这样描述“大萧条时期给予艺术家的补偿”：

管理处收到的信件再次证明，艺术家并不以挣得金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事业的价值。尽管艺术家生活的基本需要和其他人一样，他最想得到的却是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机会。信件中充满感激地提到工作的那几周时间所提供的实际救助(最典型的有：“我本人并没有参加物资供应所的工作，但我对它有着无比亲切的感情”)，但是所有人都得益于这一在全国范围内鼓励艺术创作的运动。他们谈到士气的恢复，谈到重新燃起的自信，谈到最终被作为社会家庭的重要一员，在经济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获得的认同感……“在我的艺术生涯中，”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像现在这样因为政府工作而获得的崇高感。从来没有哪一篇报章评论，无论其使用怎样赞美的措辞，没有哪一次作品展、哪一个奖金和或哪一个恩主像这一次工程这样让我激情澎湃。”

联邦戏剧工程也创作了大量作品，尽管它也争议四起，因为参与左翼活动及其与罗斯福政府的对立而受到国会的审查。该机构由瓦萨大学实验剧团的前团长哈利·弗拉那肯(Hallie Flanagan)直接领导，成员包括导演兼演员奥斯卡·威勒斯(Oscar Welles)、剧作家阿瑟·米勒和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联邦戏剧工程在全国各地演出了莎士比亚戏剧、辛克莱·刘易斯的《不可能在这里发生》(It Can't Happen Here)、T.S.艾略特的《大教堂凶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等许多作品。还成立了16个黑人戏剧股，其中的一个设在哈莱姆，上演了以海地为背景的美国黑人版《麦克白》。联邦戏剧工程只持续了四年，于1939年结束，但它总共为3000多万人演出了严肃戏剧、木偶剧、马戏和儿童戏剧。

农场安全管理局也对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将包括渥克·埃文斯、多萝西·兰格和阿瑟·罗思坦(Arthur Rothstein)在内的许多摄影师分派到各地去拍摄深受大萧条其害的美国工人和家庭的生活，他们共拍摄了25万张照片，其中许多作品的画面质量和内容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

不仅仅是这些新政计划及其在数百万人中所造成的影响，在美国共产党内部和周围所进行的派系争吵和无休止的无产阶级斗争也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国际形势的发展则进一步破坏了这一事业。在一篇撰写于1932年8月的备忘录中，俄国历史专家和美国国务院外事服务工作成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指出：“在俄国，每个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被一个中央政治权力控制着，这在现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中央政权目前并不是为这一代人的福利和快乐生活服务的。”

有人选择漠视或无视这一事实。的确，在当时看来，苏联的理想，在一条新型道路上建立一个国家的理想，为人们展示了更美好的未来。但是随着苏联1936—1938年的清洗审判真相曝光，以及斯大林在1939年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并加强了其与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联盟，有着清醒良知的人们就很难再和马克思主义或者苏联站在一边了。

“作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最糟糕的缺点之一，”埃德蒙·威尔逊在1937年说，“就是你必须为无数谎言辩护。”要想让马克思主义保持为一种令人振奋的思想，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摆脱苏联实例的污点及其与共产党的附属关系——这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中的话说：“与基督教的情形一样，社会主义的信徒们就是对其最糟糕的宣传。”“俄国革命为什么会进入目前这样的形势？”马尔科姆·考利在一封写于1940年2月的愤怒的信中提到埃德蒙·威尔逊时问道：“难道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在许多知识分子和评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相当准确的——随笔作家和幽默作家E.B.怀特(E.B.White，1899—1985)评论说：“利润制度的问题自始自终都在于大多数人是没有利润可赚的。”(《一个人的肉食》【One Man's Meat】，1942)但是很少有美国人会去考虑这种利润制度的实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对于美国作家，包括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和美国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跨越了封建社会，其制度允许人民白手起家，使得社会阶级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也是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精神和其人民的生活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政策反个人主义的僵化性和乌托邦变革的一整套术语从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

1917年，约翰·多斯·帕索斯说他自己“又红又激进又革命”，而到了20年代中期，他说，“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从俄国和其他地方引入再多的词汇、徽章、观点和旗帜了……为什么不发展我们自己的品牌呢？”10年以后，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更加强调了这一观点：“美国传统是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专政”和“武力”，它永远不可能替代美国人的“民主原则”。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尽管对苏联更加同情，也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未来表示怀疑。他在1936年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想在美国立足，就必须首先作出改变，适应美国本土的“革命传统——不过这样一来，它就会丧失它本身的特性”。

文化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在一封(1932年4月10日)写给范·威克·布鲁克斯的信中，他断言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满足美国“道德和精神重生”的要求，因为共产主义者深受“愚蠢的仇恨和唯物主义迷信”之害。芒福德在后来(1932年9月14日)写给布鲁克斯的一封信中称自己是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宣称“要是我认为自己的哲学不比马克思的更加充分和实用——在经济学领域也是一样——我将掘地三尺，把自己活埋”。

多斯·帕索斯、威廉姆斯、德莱塞和芒福德最后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多数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都太马克思主义，也太教条主义了。但是事实上始于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和诠释是极为松散的。正如文学史家雷纳·韦勒克(1903—1995)所断言的：“马克思主义通常并非指事实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教条，而只是泛泛的反对资本主义，同情工人阶级，推崇苏联革命。”

当马尔科姆·考利在(1931年10月20日)写给他的朋友肯尼斯·伯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忠于“马克思主义评论”时，他表示自己是将“艺术看成是与其社会背景有着有机联系，并在实际上对后者产生影响的”。这并不是什么颠覆性的理论。埃德蒙·威尔逊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37)一文中，同样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长处就在于它能够“非常清楚地阐释艺术作品的起源和社会意义”。

考利和威尔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激发文学评论家们去关注社会和历史对于文学的影响。这样的教条并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有的，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必奋起反对，即使在人们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之后，这一教条依然能够继续存在。

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不如说是因为对当时的美国社会不抱幻想，使得许多评论家和作家在30年代早期在思想上偏向了共产党。美国的政治家们看来是百无一用，其政策是死路一条。正如威尔逊在《呼唤改革论者》(“Appeal to Progressives”，1931)中所说：

签约的推销员靠出售别克和卡迪拉克、糟糕的杜松子酒和苏格兰威士忌、不断被广告打断的广播上的音乐会、郊区豪宅中的高尔夫球场和小桥流水来养家糊口，挣得的收入却很难让他维持常人觉得满意和骄傲的富足生活……事实上在今天的美国，有谁能够真正热爱这种无意义的生活？

威尔逊的过于怀疑论，无法被斯大林主义的教条禁锢思想，但是共产党政策的反资本主义论调使他在短时间内——也使考利等人在更长的时期——对其非常信服。

奇怪的是，尽管他们不会将马克思主义“粗俗地”用于分析文本，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评论家们，甚至某些共产党员，都强调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并强调作品本身审美特征的重要性。他们对南方新批评主义者们在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所关注的思潮给予了积极响应。

文学评论家和社会主义者纽敦·亚尔文在1932年签署了一份保证书，保证要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他说：“评论家的责任当然不是为在某一篇小说和一首诗产生之前为其签署号令；它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清楚地阐释小说和诗歌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在它们问世之时为它们的宣布到来作出合理的解释。”1935年在全国作家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格兰维尔·希克斯警告人们当前存在的形式主义危险(“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但他也谈到马克思主义评论所固有的“弱点”：“它过于频繁地忽视艺术家之区别于他人成为一个个人和一个艺术家的那些品质。”同年，编辑、评论家和摄影家、《敛财大亨》(The Robber Barons，1934)的作者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谴责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做派活像控方律师，并提醒他们，作为评论家，他们的职责是关注“风格”和“技巧”。实际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文学激进主义者们在进行政治评论和批评时，还是力求(并期望)审读“文本本身”的，只是事实上他们的做法不免会有所偏离。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希克斯(他在纳粹—苏联条约签订之前一直是一位共产党员)，就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们在竭力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文学作品的独立性的感受。希克斯在1933年宣称，他作为一名评论家的目标是要告诉人们文学与“社会的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但他又指出，“美学类别”不应该等同于“经济类别”。文学并没有消失在经济学中，而是因它独特的组织力量而得到重视，在希克斯看来，文学能够表现其所产生于斯的社会结构的真相。

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评论家们因为在危机时期撰写评论，对他们自身评论工作的力度和创新、广泛性和灵活性都笃信不疑。例如，希克斯在1936年为马西森的T.S.艾略特研究撰写书评时说，评论家应该审视文学“形式”，但不应仅仅考虑形式。希克斯争论说，这恰是马西森关于艾略特的书的缺点所在。他反驳说，艾略特的诗歌提出了关于政治和哲学的问题，而马西森的研究方法太过简单，让评论家“只讨论诗人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品质和其对于形式的得心应手，而忽视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希克斯强调说，评论家必须深入研究“内容和形式的融合”，在不放弃对文本属性的关注的前提下，他试图做出一些他认为马西森没有做出的成就。

其他人更加教条，尽管他们自身有着教条主义的缺点，仍然呼吁人们关注当时文学教育的真正缺陷。身为编辑和评论家的约瑟夫·弗里曼(1897—1965)在其自传《一个美国人的自白》(An American Testament，1938)中宣称：“共产党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学，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描述他的共产主义世界之旅时，弗里曼谈到了他1916年至19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本科时所接受的错误教育。那些年国内外激进派的起义和不同政见此起彼伏，战争在欧洲大陆上如火如荼，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苏联建国。然而弗里曼回忆说，无论是激进的政治家还是激进的艺术实验派都没有能够进入课堂。他和他的朋友们常常在午餐时间和课间热烈地讨论和争论弗罗斯特、埃德加·李·马斯特斯、艾米·洛威尔、庞德和艾略特的诗，也讨论发表在激进刊物《大众》上的左翼诗行；他们活跃地讨论着战争、社会主义以及伍德罗·威尔逊的提议和政策。但是在学术文学研究中，弗里曼说：“我们被局限在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中，论文题目仅限于卡斯蒂廖内的《科尔泰贾诺》(Il Cortigiano)、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十四行诗和人物的骑士特征。在20世纪的大学校园里，我们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

弗里曼谈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设置将文学置于“美学”的永恒范畴，对现代世界的危机和新的文学创作形式根本不予关注(甚至不甚了解)。但相比之下，他的下一个主张就很可疑了。前往苏联之后，他赞赏共产主义精神，并肯定地指出，那种精神以积极的方式将所有的生活变得井然有序：

这些工厂、田地、学校、剧院和俱乐部似乎不单单属于苏联工农阶级，而属于世界上所有为无阶级社会而努力奋斗的人。那种萦绕西方世界下层知识分子的孤立感，让工人的生活暗无天日的资产阶级剥削，对武装无产阶级和革命者的迫害，全都像一个可怕的怪物一样，消失在拂晓的地平线上。

许多人眼中的马克思主义，乃至有些人眼中的共产党，给了文学评论一种它从未有过的与生活贴近的感觉，将评论变为一种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活动。弗里曼和希克斯并不认为他们自己在为文学强加生硬的大帽子，他们认为自己已最终瞥见文学是如何与万事万物紧密相连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1926年被法西斯审判并关入监狱，他在《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中写道：“新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应该不再只是雄辩，那只是激情和情感的外在的、暂时的原动力，他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做一名构筑者、组织者、‘永久的说客’，而不仅仅是一名演说者。”)

马克思主义者、《党派评论》(The Partisan Review)杂志的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也认为，评论家不应“将书中的政治对等物与其整个上下文语境脱离开来，只是根据随手可能的战略来评价这些对等物，这样无异于扭曲了文学评论的功能”(1935)。1937年以后，这一信条更普遍地出现在他们的著述中，因为到那时，他们已经断定共产党正在毁灭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人文主义原则。在菲利普斯和拉夫看来，共产党的错误并不在于其信奉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它信奉斯大林主义——因此阻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原则，也阻碍了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创造出解放全人类的诗篇和小说。

从他们的言论、讲座和著述看来，许多左翼人士都真心信仰共产主义的未来。例如，评论家沃尔多·弗兰克在1935年在纽约举行的美国作家大会上发表题为《革命作家的价值》(“Values of the Revolutionary Writer”)的演说，他宣称：“我的预言和大多数聚集在这里的作家的预言一样，那就是共产主义已经到来，我们必须为之奋斗终生。”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新教徒神学家雷恩霍德·尼布尔——其作品对马西森等人产生了影响——在《基督教伦理学诠释》(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1935)中指出：“共产主义寡头政治集团的信仰与普通人的利益之间有着一种近乎神秘的同一性，它似乎能够在短时间内证明其本身的合理性，在此期间激进派领袖还继承着其英雄的革命传统。但是在过去确实有过寡头政治集团拥有同样英雄而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传统，只不过这一传统的力量很难持续到第二代领袖。”30年代末期在城市学院教书的阿尔弗雷德·卡津后来回顾说，“忠于”他的阶级的共产党“抵制一切形式的自由思想和文学创造性……共产主义导师们在此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的愚蠢真是前所未闻”。

正如画家李·克雷斯纳(Lee Krasner)在一次访谈(1967)中所说：

我在30年代末参与左翼运动的经历让我从此尽量远离他们，因为他们强调的是最平庸乏味、最偏执狭隘的艺术。他们对独立的实验派艺术不感兴趣，而更喜欢将其与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规划联系在一起……在我，以及与我同事的画家们看来，最重要的东西是法国绘画而不是他们所感兴趣的大萧条时期的社会现实主义及其绘画——即使那些事件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低下。绘画毕竟不能与插图混为一谈。

对南方的新批评主义者们来说，在其主张平均地权的时期，他们的著述在谈到资本主义及其对文学、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时，听来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辛辣和讥讽，他们发动的是一场反对主流工业主义秩序的社会和文化抗议。正如《我的立场》的序言中所坦陈的那样，平均地权主义者们“都倾向于支持一种美国南方的生活方式，以此来反对所谓的美国主流生活方式；他们都同意最能代表此两者之间区别的词就包含在这个短语中，那就是：与工业主义对立的平均地权主义”。

平均地权主义者们认为政治与艺术、文学与社会批评之间是有联系的。“如果一种品位标准的批判性足以质疑当代艺术，却不足以质疑作为其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该序言中说，“我们就不能通过采用这样的标准来恢复本土的人文主义。”“评论”诗人唐纳德·戴维森(1893—1968)在同一部书中写道：“阿诺德等人寄予如此厚望的评论，如果拒不涉及中心问题，即生活本身的再创造问题，就根本无力解决当前迫切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可抗拒地走向社会评论，别无选择。”

艾伦·泰特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也是同样的观点；一直到40年代，他还预言极权主义将在“今后几年”到达美国，并得出结论说：“在美国，思想自由的传统与德国一样早已死亡。”但是保守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反动的新批评主义者们自放弃了立场鲜明的平均地权阵地之后，就再也没有将文学评论与文化和政治评论有机融合在一起过。这样一项事业被搁置一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提出了一种改革英语研究的方法，并将其作为一种教学工具推而广之。

在学术圈以及多数作家和知识分子看来，这正是新批评的吸引力远远大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正因为此，大于平均地权主义——之处。人们批评马克思主义将文学变成“马克思主义人性”的一个目标，这是小说家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Farrell)在《文学评论笔记》(ANote on Literary Criticism，1936)中提出的观点。在法雷尔看来，评论“应该成为理解和评价文学作品的载体”，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应该只是以形式上的意识形态为根据，而必须与作品内事件的组织结构联系起来”。

著有《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Studs Lonigan trilogy)的法雷尔到20年代末期以前一直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同情共产党，为该党的《新大众》和《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等报刊投稿。然而在以上这段话中，他的言论听起来更像兰塞姆和泰特，像一个新批评主义者。

艾伦·泰特写于30年代的随笔文章指出了新批评文学研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所要走的方向。首先，泰特反对“历史的、以考据为基础的学术研究”：

在我们的时代，文学评论的历史研究方法，尽管其试图成为一种科学方法，却削弱了其所要研究的文本的重要性……一度是人类传统载体的历史学者如今所承载的不过是优雅的传统而已；判断的独立性、对才气的信仰、对于丰富人类传统的文学的信心已经消失殆尽。在优雅传统下，学者们显示出判断的畏首畏尾、对才气的不信任和对文学价值的怀疑。

这样的口气让我们想起了伦道夫·伯恩，也很像哈佛教授和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后者曾在1911年将美国哲学的优雅传统描述为贫乏的、抽象的、平庸的，又在1931年在对新人文主义的批判性著作《陷入绝境的文雅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 at Bay)中扩充和更新了这一观点。在泰特看来，学者们在挑战面前畏缩地退出，不敢作出独立的判断，实在显得怯懦，缺乏勇气。被误用和滥用的“科学方法”培养出人们不加判断的坏习惯，鼓励教师和学生沉迷于“研究”，借此逃脱在文学和评论工作中可能遭遇的危险。

泰特建议进行文学研究的人关注文本，将其看做是真正的文学研究“对象”。“最终的问题归结到一个，”他最后说：“作为文学评论家，我们要判断的是什么？……一首诗在形式上的诸多特性就是一个特定的文学评论判断所要关注的内容，因为它们带有一种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是从形式中提炼出来的干巴巴的主题内容所完全没有的。”文学评论要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就必须具有客观性，那是诠释性对话的中心和判断标准。泰特承认对文学进行考据式的学术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但也产生了大量无用的东西。它既没有紧紧围绕某一个特定的对象，也没有导向一个评论鉴别的实体；正如泰特在一篇关于艾米莉·迪金森的文章中所说，学术研究“不能够替代评论传统”。通过集中关注文本本身，进行形式分析，文学评论的客观化是有可能的，从而也就能够发展成为一门精深的学科。

泰特对“形式”的强调表明，它反对将评论与政治和道德说教混为一谈。泰特急于阻止政治宣传家们窃用文学文本作为其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武器。他希望捍卫现代主义，阻止制定标准的新人文主义者们用其教条主义的反应染指现代主义文学。因此，他强调诗歌“并不能够解释我们的经验。如果我们起初认为它应该“解释”人类困境，我们很快会看到它不能，因而应该认为，诗歌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随着新批评被系统化，逐渐丧失了第一代南方新批评主义者在其实践中所拥有的那种敏感性和柔韧性，泰特的论调自然也就没有造成什么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捍卫诗歌、称其无法“解释”日常经验的同时，泰特认可和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诗歌和其他形式的经验没有关系，对世俗的关注只会玷污和损伤文学评论。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评论界的争论中，泰特的观点却有着战术意义。泰特反对在学术圈一统天下的文学学者，他保护文学免受新人文主义和在其伦理论争中使用文学文本的道德说教者们的染指，反对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知识分子们将文学列入阶级斗争薄册。泰特珍惜文学经验的独特性，他的目标是让文学成为英语研究的中心。

新批评在教学法上的延伸，以及其所姑息的种种局限，从勒奥·施皮策(Leo Spitzer)的重要论文《思想史与诗歌阅读》(“History of Ideas versus Reading of Poetry”，1940)中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奥地利流亡者施皮策(1887—1960)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新批评主义者，但他的论文补充了泰特所提出的观点，显示了“细读”、“形式分析”和“文本本身”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最关键术语。布鲁克斯和沃伦接受施皮策的“思想史与诗歌阅读”在二人合编的刊物《南方评论》上发表，正是因为他们将其看做是代表一种新型评论事业的权威宣言。

与他以前的其他人一样，施皮策也对寻根溯源地搜寻作者生平和背景信息的评论方法颇为不满。他争论说，教师应该认识到学生们的需要，应该回到“特定的艺术作品”上来：

我们的大多数教科书都给学生灌输大量关于文学作品起源的知识，却不能够描述文学作品本身——仿佛是在暗示“教授”艺术作品本身是对读者个人反应的一种侵犯。于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借口，即关于一首诗的任何描述必然是情感的、个人的、主观的(这样的借口姑息和延长了逃避主义的态度)，他们没能训练学生通过学习形成和表达对于作品的客观观点，在其头脑中形成准确的内容，以及了解部分和全体之间的关系，了解一首诗的结构和形式方面的特性等方法(所有这些是可以清楚客观地进行的)来避免主观主义和感情主义。

施皮策强调他的方法和学者们想出的任何方法一样科学严谨，而根本没有屈从于印象主义。与新批评一样，他坚持严谨和客观性，因此不能说他的方法是对伟大作者的空洞欣赏。正如诗人兼评论家康拉德·艾肯(1889—1973)在1923年清楚地解释的那样，那种评论方式意味着一种“可悲的模糊性”，“完全没有体系或任何价值标准，其必然导致唯我论的结果”。

施皮策说，教师和评论家们必须集中关注作品的“形式”和他们所得出的观点的“准确内容”。和新人文主义者的论调相反，他认为学生应该停止使用道德或说教原则来评价文本。他认为，学生应该学习诠释他们所审视的特定作品，阐释其作为“艺术”的价值和地位。

这一对于文本的关注在施皮策看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将文学研究与政治学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意识形态来过滤文本的，而施皮策作为教师评论家分析的是他本人阅读的作品中具体“有什么”。这位教师评论家因为受过专门训练和自身经验而对作品进行“客观观察”，并拥有一种技巧，能够将其传授给学生。这种客观性就意味着区分好阅读和坏阅读(坏阅读即“主观阅读”)的规范和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如果人们将政治强加于艺术经验之上，评论家是可以真实衡量出来的。

“我们应该让学文学的学生形成这样一种印象，”施皮策争论说，“即艺术和外在经验，至少在艺术作品被研究的当时，应该是分开的……艺术不是生活，而是一种新的建筑，建筑材料是想象力和诗意的意志，是与生活截然分开并高于生活的。”

施皮策的话证实了其后将成为1940年文学研究纲领的论调，这一纲领界定了评论家和教师应该据为领地的研究对象。“艺术作品”必须和“生活”区分开来，并对其进行纯文学的审读。这是新批评的精华所在，其确定了新批评及其追随者们在他们的许多著作和论文中表达的议程。这些评论家们拥有兰塞姆所描述的“英语研究战略”。

“很糟糕，”兰塞姆于1938年在《世界的躯体》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个院系不得不放弃其本身令人尊敬的特性。英语系的天职就是要理解和交流文学，文学是一门艺术，而如今它却往往忘记了研究其作品本身的特殊组织和结构。英语也几乎要宣称自己可以不被看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学科了，而是历史系的一个分支，还有其他选择，比如有时也可以是伦理系的一个分支。

兰塞姆及其同事们修补了英语这门学科，并稳固了其研究疆界。文学研究是在学院和大学中的英语“系”内部进行的；文学分析即意味着关注“艺术对象”；评论家和教师的任务是深入研究文学评论工作中特定的“文学”术语如何戏剧化地表现该工作与大学其他院系中进行的工作之间的区别。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已成为英语研究的原则，就连攻击新批评的人也开始接受它们：他们关于新批评理论和方法是否合理的争论，也只能在新批评主义者们创建的文本本身的话语体系中进行。

新批评拥有一批技巧娴熟的理论家和善辩论者，他们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的独特性。威廉·K.韦姆萨特(1907—1975)争论说，“文字对象及其分析组成了文学评论的领域”，正如他和门罗·毕士利(Monroe Beardsley)在《意图误置》(“Intentional Fallacy”，1946)中所说，评论家必须力求“了解诗人的意图。如果诗人成功地实现了创作初衷，我们是能够从诗歌本身看出这一意图的”。雷纳·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1899—1986)也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艺术作品”，并在其手册式读物《文学理论》(1949)中强有力地表达了这一原则。

诚然，正如新批评主义者们所声明的，新批评并不反对历史，它事实上还认为各种辅助学科能够丰富文学研究。但是在其纲领性文件中，新批评主义者们集中关注文本本身的有限疆域，并力图让英语研究等同于对文本的分析和说明。评论家肯尼斯·伯克在1947年写道，新批评已经控制了整个文学评论专业，创立了一个“文本说明的活计”。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芝加哥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神话批评家们一直在挑战新批评的权威。芝加哥派的领袖是R.S.克莱恩(1886—1967)，神话批评派的代表则是诺思洛普·弗莱(1912—1991)对于威廉·布莱克的研究(1947)及其各类论文，以《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1957)为顶峰，以及理查德·蔡斯(1914—1963)的《探索神话》(Quest for Myth，1949)。但他们所质疑的只是诠释文学文本的方法，而不是“英语研究就是诠释文本”这一概念。

正如弗莱在《评论在当今时代的作用》(1954)中所述：“我们无法从神学、哲学、政治学、科学或这些学科的任意组合中获取现成的文学评论原则……如果文学评论真的存在，它应该是……从对文学领域的归纳性调查中得出一个概念框架，再在这一框架范围内进行的对于文学的审视。”当此之时，新批评关于文学和评论的概念已经深深扎根于整个文学评论的方法之中了。到20世纪50年代初，新批评已成为文学界的权威。

新批评从一开始就将他们倡导的“新式”文学评论与教学法的改革结合在一起——这使得他们的思想迅速推广开来。正如布鲁克斯在《理解诗歌》发表40年后的1976年所解释的，他对在自己上学的年代里看到当时流行的历史方法、作者生平研究和语文学方法而“惊骇不已”，毕竟这些“看来和诗歌的内在生命没有任何关系”，而他和沃伦等人已经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他们自己的学生设计了更好的文学评论方法。

新批评的方法的确具有可教授性，其要比迄今人们所发明的任何文学研究方法都易于教授。教师及其学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教育背景就可以在课堂里开始文学研究工作。从第一天开始，教师和学生就可以阅读诗歌、对诗歌作出响应，就诗歌的语调、悖论、含混和意象等问题交流看法，并就文本中思想和感情的复杂程度见仁见智。教师和学生为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聚集在一起，共同开始对研究对象进行详细而敏感的解读。

布鲁克斯决不是一个狭隘的技巧家。他在谈到自己30年代和沃伦一起进行文本研究工作时说：

教授人们阅读诗歌，通过拓展想象力来欣赏生活，培养人格和责任。这几项工作之间没有什么冲突和不符，所有这些都有着同一个出发点——也就是有时被称为技术细节的东西，如表达诗歌节奏的方式。最终，所有这一切都是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的。

新批评方法使学生感受到作为一个读者的成就感，至今依然如此。学生学到了如何定位文本中微妙的含义，以及如何感受一种新型的研究技巧带来的满足感。特别是在阅读那些炫耀晦涩难懂、吝于让新入门的读者了解其意义的现代主义作品时，这种满足感就尤能让他们感到快乐了。

“在我们的文明中，”艾略特如是说，“诗歌必然难懂。”有些现代诗歌变得非常晦涩，以至于诗人们自己最后不得不出来解释自己的作品，例如，哈特·克莱恩就亲自分析了自己的《在梅尔维尔墓前》，艾伦·泰特也解释了《南部邦联阵亡将士颂》(“Ode to the Confederate Dead”)一诗的组织结构。南方新批评主义者们——其中三位是诗人——尤其希望为学生诠释的是艾略特的诗歌，布鲁克斯指出他还希望为课堂外的“普通读者”诠释这些诗歌，在后者看来，现代诗歌真正是“毫无逻辑，让人一头雾水”。

布鲁克斯20世纪30年代在牛津作罗德学者时开始了撰写《现代诗歌与传统》的工作，他头脑中的读者不是那些全职从事文学研究的学生和朋友，而是在人类学、数学、法学和其他领域做研究的人。布鲁克斯在《诗歌所传达的是什么》(“What Does Poetry Communicate”，1947)一文中指出：“现代诗人，不论好坏，已经将责任的重担推给了读者。”不过他接着又说：“困难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他或者在这里应该引用沃莱斯·史蒂文斯的话：“诗歌十有八九都必须成功地考验读者的智慧。”十之八九，还好不是百分之百。

新批评成功地实现了其在教学法领域的目标，这一点就连布鲁克斯和沃伦也没能预见到，他们甚至知道了也不会高兴。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述：“现代文学很容易被变成一种学术科目，如果我们试图寻找文学的现代元素的话，这似乎可以算作一个。”其他人也不时会有特里林的这种矛盾情绪。例如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就在他的论文、信件和自传中以鄙视的语气谈到T.S.艾略特，因为在他看来，艾略特支持过新批评在诗歌和评论方面所作的工作。“艾略特将我们送回到教室里，”威廉姆斯这样谈论《荒原》，“其时我感到我们正要逃避现实，去研究更接近于新的艺术形式之本质的问题——而它们根植于其应该结出成果的地方。”(1951)威廉姆斯攻击艾略特的动机很复杂(嫉妒也是其一)，但他说艾略特的评论和诗歌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之间不无渊源，这一点无疑是无可非议的。

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相当数量的诗人和评论家(包括威廉姆斯)表达了其对于新批评的不满，攻击它的“排他性”。这是康拉德·艾肯在1940年攻击兰塞姆、泰特和布鲁克斯时所使用的词汇——“这些热心的诗歌理论家——这些批注者——这些人对风格的细微处吹毛求疵，像描红一样对作品进行花拳绣腿的分析。”在艾肯看来，诗歌“亟需被解放出来”，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浪漫主义复兴”，其将与狭隘的新批评一决雌雄，后者总是以其“中学教师般的视野”看待诗行，赋予诗歌以课堂学习的乏味沉闷的精确性。

新批评对于艾略特和叶芝、多恩和马维尔(Marvell)所给予的关注要比威廉姆斯和惠特曼多得多——无怪乎威廉姆斯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轻视。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批评不过是步艾略特的后尘，看到叶芝、艾略特本人以及W.H.奥登最好的诗篇全都是让时光倒流，回到玄学派诗人的时代，侧耳倾听玄学派诗行中的意象、才思、反讽和含混。

新批评主义者确有他们崇拜的经典诗人、剧作家、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作家，或者至少认真地对待这些大师，撰写过对其作品的分析著述。在《精致的瓮》中，布鲁克斯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论述多恩的《封圣》、《麦克白》，弥尔顿的《欢乐的人》(“L Allegro”)和《沉思的人》(“Il Penseroso”)，赫里克(Herrick)的《考里纳前去参加五朔节》(“Corinna's going AMaying”)，蒲柏(Pope)的《夺锁记》(The Rape of the Lock)，格雷的《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华兹华斯的《颂：不朽的通告》(“Ode：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济慈的《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丁尼生的《泪水，无端的泪水》(“Tears，Idle Tears”)和叶芝的《在学童们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沃伦的《随笔选》也有许多关于康拉德、福克纳、海明威、弗罗斯特、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托马斯·沃尔夫、梅尔维尔和柯勒律治等人的论述。但是新批评主义者们最赞同的作家当属玄学派诗人、现代主义大师和南方文学复兴的诗人和小说家，以及一些特例，如梅尔维尔。之所以会有这些特例，是因为他们可以被纳入17世纪诗歌和现代主义的诠释框架中。

新批评主义者们的兴趣和技巧使他们接近于抒情诗歌，也使新批评主义者们在小说方面更倾向于研究康拉德和福克纳的小说以及泰特和沃伦本人所写的小说。这类小说有着错综复杂的文字肌理——像一首抒情诗一样丰满而诱发人的无限联想——以及高度的象征主义。

另一方面，像惠特曼这样的诗人就有问题了——布鲁克斯在《现代诗与传统》中反对惠特曼“太频繁、模糊而空洞地泛泛谈论民主和进步”。新批评不仅贬低惠特曼，也贬低威廉姆斯以及那些步威廉姆斯和惠特曼后尘的诗人。新批评主义者们确实让现代诗歌及其先驱性作品变得易于理解和接受了，也很好地论述了一批小说家，但他们自己所定义的文学传统也将许多文学作品排除在外。

许多美籍非裔诗人、评论家和小说作家都像威廉姆斯一样，对艾略特和他的南方支持者——新批评主义者们采取极不赞成的态度。身兼诗人和小说家的阿纳·邦当(1902—1973)在写给他的朋友和同为诗人的兰斯顿·休斯的一封信(1949)中说：“T.S.艾略特那个小圈子里的所有人，包括埃兹拉·庞德和那些今年授予他大奖(博林根诗歌奖)的人，全都有病。”(一个1949年宣布的备受争议的决定是，亲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人的庞德也因为他的书《比萨诗章》成为第一个获得当年度国会图书馆博林根诗歌奖的诗人。正如邦当在后来写给休斯的一封信(1953年6月)中所解释的，新批评主义者们的宗谱要追溯至“纳什维尔的流亡者们，就是创作了非常反黑人的书《我的立场》的那个小圈子。他们并没有重建一切，而只是欣然反对了他们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他们不过是在反对人们就美国黑人无能这一断言提出的抗议”。

布鲁克斯和沃伦的《理解诗歌》全书中没有出现一个美籍非裔诗人，马西森的《牛津美国诗歌读本》(Oxford Book of American Verse)也是一样。马西森省略了保罗·劳伦斯·邓巴，后者是布利斯·卡门(Bliss Carman)收录在他自己1927年版牛津读本中的唯一一位美籍非裔诗人。

在新批评主义者们看来，美国黑人的作品，如果他们还认为那是作品的话，多是社会和政治檄文而不是文学作品。其文本不是自成体系的，不是言语图符。马西森本人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参与了许多激进的社会活动，包括(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参加了要求结束种族主义的战斗。但是一旦谈到文学研究，他便成了一个新批评主义者，即使他的初衷有时可能是要论述社会和民主等主题。根据马西森本人和新批评主义者的标准，自然有不少美国黑人的诗歌是有资格被收录在马西森的诗集中的。但他就是对它们视而不见。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大批美国黑人作家在小说、诗歌、戏剧和文学评论等领域作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工作，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刊物，专门发表他们的著述。发刊主编为W.E.B.杜波伊斯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月刊《危机》(1910—)，收录了许多诗歌、短篇小说、翻译作品和书评；切斯纳特、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康蒂·卡伦和简·图默都在该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休斯的第一首诗《黑人谈河流》就发表在1921年的《危机》杂志上。杂志的发行量时大时小，但到1918年达到10万份，这一数字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除此之外，还有全国城市联盟的《机遇：黑人生活日志》(Opportunity：Journal of Negro Life，1923—1949)，由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家查尔斯·S.约翰逊主编；麦凯、卡伦、休斯、赫斯顿、邦当、格温多琳·班尼特(Gwendolyn Bennett)和乔治亚·道格拉斯·约翰逊(Georgia Douglas Johnson)均在其上发表过作品，该刊物还赞助过不少文学比赛，并举办过颁奖晚宴。工会领袖A.菲利普·伦道夫和尚德勒·欧文主办的杂志《信使》(1917—1928)也很活跃，它发表了麦凯、休斯和卡伦等人的诗歌，还在20年代末发表了休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和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伊顿威尔诗集》(“Eatonville Anthology”)。社会活动家马尔库斯·加维主办的周报《黑人世界》(Negro World)不仅发表了赫斯顿、历史学家卡特·G.伍德森(Carter G.Woodson)、历史学家、图书馆长和目录学家亚瑟·A.尚博格(Arthur A.Schomburg)等人的著述，还发表过许多来自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中美州和南美洲的作家的作品。

除一两个特例外，新批评主义者们对大部分美国黑人作家视而不见。兰塞姆在《我的立场》中说，“老式的南方生活”是一个“温和的社会”，却也是一个“人们在其中安居乐业”的“现实社会”；“奴隶制在理论上如洪水猛兽，但事实上，它常常是一个颇为人道主义的制度。”这一声言可谓战前支持奴隶制思想的基本论调。在兰塞姆看来“颇为人道主义”的东西对于那些被奴役的美国黑人来说无疑是另一番滋味。他在《地方主义美学》(“The Esthetic of Regionalism”，1934)一文中指出：“黑人是使一个南方人和整个南方地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兰塞姆在这篇文章中为南方传统辩护，却没能考虑到“黑人们”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对于许多美国黑人来说不啻为一场恶梦。在审视兰塞姆、泰特等人所从事的平均地权主义事业，乃至其所建立起来、只收录白人文学经典的新批评文学评论阵地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19世纪90年代，许多美国黑人被免除了人头税、财产资格限制、识字能力测试和老祖父条款(这一条款剥夺了奴隶后代的选举权)。1890年，密西西比州新颁布的州宪法仍旧包括人头税和识字能力测试。结果，有资格的选民人数从1890年的25万人降到了1895年的7.7万人(许多穷苦的白人和黑人一样没有资格参加选举)。在路易斯安那州，注册黑人选民的人数由1896年的13万降到了1904年的1000人。19世纪90年代的私刑凌迟事件为几百起，而1900年至1910年，该数目超过了1000起。

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1896)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派意见称：“我们认为原告诉状的基本错误在于，其假设强制性的种族隔离给黑人打上了‘下等人’的烙印。如果是这样，那不是因为该法案【即路易斯安那州要求铁路设施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有什么错，而是因为黑人们自己要这样认为。”两年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新闻和信使报》(News and Courier)的一位社论记者声称：“如果铁路上有吉姆·克劳车厢，市内电车道上就应该有吉姆·克劳电车。所有的客船上也应该设吉姆·克劳舱……再者说，如果有所谓的吉姆·克劳车厢，所有的车站就应该设有吉姆·克劳候车厅以及吉姆·克劳饮食店……法院的陪审(团)席上也应该设吉姆·克劳席，每一个法院还应该设单独的吉姆·克劳被告席和证人席——还应该准备一部吉姆·克劳圣经，供黑人证人们宣誓时用。”

到19世纪90年代，90％的美国黑人居住在南方，构成整个美国南方人口的40％，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至1915年，还有五个南方州没有为黑人儿童建立一个公学制度。南方的生活条件导致82.5万美国黑人在20世纪20年代移居北方，这一数字相当于底特律黑人人口的三倍，克里夫兰、芝加哥和纽约黑人人口的两倍。

1932年，兰斯顿·休斯和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前往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时，艾伦·泰特拒绝接见这两位美国黑人作家。泰特强迫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英语系的年轻一些的同事们取消事先安排的、向休斯和约翰逊表示敬意的晚会，他说尽管这两位都是“有趣的”作家，但他们在南方是不能够获准与白人平等相处的。泰特在给社团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在一个晚会上会见两人，对他来说无异于在正式的社交场合接见他的黑人厨子。

泰特在为《我的立场》一书撰写的评论中描述了南方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白人种族似乎注定是要统治黑人的。我本人属于白人种族，因此我打算支持白人的制度。”三年后，在一封写给林肯·科尔斯坦(Lincoln Kirstein)的信中，泰特声言：“黑人种族是一个下等种族。”(也是1933年，在与反动的《美国评论》【American Review】编辑苏厄德·柯林斯【Seward Collins】会面之后，泰特说：“柯林斯对于犹太人的自由主义特性和《旧约全书》的观点和我们一样……【他】也发泄过许多对于犹太人的不满。我们还是别劝阻他吧。”)罗伯特·佩恩·沃伦要比他的朋友们稍微开明一些，他在自己的诗歌和散文中谈到美国黑人时使用的是粗制滥造的意象和装腔作势的态度，他的诗歌《池边林地》(“Pondy Woods”)(收录于《诗选，1923—1943》)描绘了“皮肤光滑黝黑的黑人”大吉姆·托德的形象，还写“一只瘦鸟”对大吉姆宣叫道：“黑鬼，你的祖上可不是形而上学的。”

新批评主义的许多里程碑式著作都问世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理解诗歌》(1938)、兰塞姆的《世界的躯体》(1938)和《新批评》(1941)、布鲁克斯的《现代诗歌与传统》(1939)、泰特的《关于诗歌和思想的反动文集》(Reactionary Essays on Poetry and Ideas，1936)和《疯狂中的理智：评论文集》(Reason in Madness：Critical Essays，1941)。同一时期有许多美籍非裔评论家、学者、编辑和知识分子撰写的关于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黑人文学的学术论文和评论著述相继问世，新批评主义者们在他们自己的著述中，乃至其学术圈中的追随者们，对这些黑人的著述和作品当然是视而不见的。

在这些关于美国黑人文学和评论的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有斯特林·布朗的《黑人诗歌和戏剧》(Negro Poetry and Drama)和《美国小说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American Fiction)(两部书均出版于1937年)，布朗、阿瑟·P.戴维斯(Arthur P.Davis)和尤里西斯·李的长达1000多页的“美国黑人著作”选集《黑人旅队》(The Negro Caravan，1941)以及理查德·赖特的《一千二百万个黑人的呼声：美国黑人的历史》(12 Million Black Voices：A Folk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1941)。这四部作品，再加上许多其他美国黑人撰写的论文和书评，扩充和发展了凯利·米勒、W.E.B.杜波伊斯、阿兰·洛克、本杰明·布罗雷(Benjamin Brawley)、威廉·斯坦利·布莱斯怀特(William Stanley Braithwaite)和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等人所创作的文学评论和学术方法。他们强化并将人们的注意力一定程度地固定在30年代美国黑人作家们创作的作品上，在那个时代，怀特、拉尔夫·埃利森、佐拉·尼尔·赫斯顿、梅尔文·托尔森(Melvin Tolson)、罗伯特·海顿(Robert Hayden)、兰斯顿·休斯、克劳德·麦凯、杰西·福塞特、沃莱士·瑟曼、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Frank Marshall Davis)、康蒂·卡伦、斯特林·布朗、威廉·艾特威(William Attaway)和阿纳·邦当创作了一大批值得关注的诗歌和散文。

然而这样的关注主要是在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和文化圈子里，而不是在白人文化圈中获得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美国黑人文学评论文本是J.桑德斯·雷丁的《创造一个黑人诗人》(To Make a Poet Black，1939)，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新批评最新评论理论和方法的白人学者和教师们却根本拒不认可这部书。和布朗和洛克一样，雷丁(1906—1988)也对美国黑人口语以及他的同胞所构思和创作的文学的民俗根基非常敏感，他在一个美国黑人以及美国和英国大背景中进行自己关于“美国黑人文学”史的分析。雷丁在分析中提到了霍桑、哈代、多恩、华兹华斯等白人美国和英国作家，然而他讨论的主要基调却是从18世纪的朱比特·哈蒙(Jupiter Hammon)和菲利斯·威特雷(Phillis Wheatley)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直至30年代中期的图默、休斯等人所一路承袭的“传统”，他还分析了这些美国黑人作品的文本的内在关系、结构和主题，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条件。

雷丁对新批评的著述一定非常熟悉。他在布朗大学上了本科(1928年获学士学位)和研究生(1932年获硕士学位)，从1932年到1934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从1934年到1936年他曾在南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英语系主任一职，该大学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位处同一城市，布鲁克斯和沃伦曾经在该校的英语系担任教职。

《创造一个黑人诗人》(题目得自于康蒂·卡伦的一首诗中的短语)是一篇强有力地反驳新批评的檄文，它特别关注文学和历史之间的联系，重视文学和艺术的民俗起源。雷丁在书中没有提到或引用兰塞姆、泰特、布鲁克斯、沃伦或任何与新兴的新批评运动有关的其他人：这些人对美国黑人文学保持沉默，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雷丁也拒绝援引他们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的这部著作在一个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对“文学”进行了定义，这一点新批评主义者非但不赞同，而且还常常加以反对。

“几乎从一开始，”雷丁争论说，“黑人文学就有其产生的目的或必要性，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既要求人们启用认知元素，也同样要求意动和情感元素。因此，对这些美国黑人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就成为一种现实的而不是纯粹冥想的活动。”在雷丁看来，“美国黑人文学”这种艺术形式让人们了解了一个种族的斗争。它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它需要被写作，以表达和实现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目的。这种文学是被这一特定种族的民风和传统、圣歌和民俗哺育而成的。因此，它来源于民众的希望和期待，起源于他们的物质基础。

对于那些他认为没有在其艺术中或者没有能够充分利用美国黑人生活给予他们的丰富资源的作家，雷丁作出了相当尖刻的评价。不过他常常会话锋一转，变得慷慨起来，这时的雷丁是在还往昔作家以声名，让现今的读者和作者们从他们的作品中获益。

19世纪中期的美国黑人作家们，雷丁说：

常常会牺牲思想和真理的美感(此乃艺术所应追求的目标)，来满足他们具有特殊目的的需要。但是他们仍然做了非常伟大和优秀的工作。他们在黑人中创建了一个种族骄傲的核心，没有它，任何伟大的成就都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们作为艺术家没有能够充满热爱和骄傲地看到和意识到其种族中天然而未经矫饰的圣歌、传说故事和劳动号子的美感，他们却已经认识到，艺术家完全可以抒写黑人的现实生活，抒写南方题材，抒写一个普通黑人谜一般难以琢磨的灵魂。

雷丁为艺术制定了很高的标准。同时他也强调，洞察艺术的民间和社会政治基础并对其予以重视是非常重要的。他总是想要殷切地说明，最好的文学作品来自于一个民族和种族充满活力的现实生活，他建议当代美国黑人作家充满自豪地收集美国黑人语言和音乐中的成语、意象和节奏，并以这些为基础进行文学创作。

在最后一章，雷丁赞扬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回归到这些东西”，并论述了约翰逊对于“我们欣见的、以斯特林·布朗为中心的诗人圈子和以佐拉·尼尔·赫斯顿为核心的散文圈子”的影响。《创造一个黑人诗人》的这一创作主题不仅为后来的美国黑人们指明了一条诗歌、小说和短篇小说创作的道路，雷丁也用自己的作品为后人们上了一堂文学评论理论和实践课。和新批评主义者布鲁克斯和沃伦一样，他在撰写文学评论时也——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心里想着学生们的问题”，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个性化的基调，他希望这种基调能够使他的学术成就“适合民间的口味……因为最终，如果文学要生存的话，其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必须是民间的”。

女性作家，特别是女性诗人，在新批评主义者的笔下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评价。T.S.艾略特在一封写于1917年10月31日的信中谈到《唯我主义者》的编辑工作时说：“我一直力图尽可能地让写作之笔握在男性手中，我可不相信女性会在文学上有什么作为。”在收录在《世界的躯体》中的一篇文章《女性诗人》(“The Poet as Woman”)中，兰塞姆指出：“适应力稍差一些的女性作为一个生物有机体生存起来更加安全，但她们为人处事的态度始终固执不变，对知性更是无动于衷。”敏感、柔软和爱，而不是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准确和力量，是一个“女人”的定义和局限，也正是这些，让一个女人笔下的诗行与约翰·多恩——这位“理智化的诗人”的诗歌，以及那些受训模仿多恩的男性诗人笔下的诗歌完全不同。马西森在为《美国文学史》(1948)撰写的关于现代诗歌的一章中谈到玛丽安娜·穆尔，他评论后者“是一位非常令人满意的女性，因为她根本不期望自己成为大诗人”。套用路易斯·博根30年代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的话：“我是一个女人，因而所谓的‘基本脑力劳动’、逻辑结构的组织、抽象、浓缩、比较、说理等等，在人们看来都与我无关。”

艾略特、庞德和新批评主义者们赞赏、但倾向于低估格特鲁德·斯泰因、H.D.和玛丽安娜·穆尔等现代主义作家的独创性；而对米莱、路易斯·博根、爱莲娜·葳莉和莎拉·提丝戴尔等人则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三言两语一带而过。如果说还有一位受到他们推崇的“现代”女性诗人的话，那就是艾米莉·迪金森。在新批评主义者们看来，她的伟大之处在于她和那些他们赞赏的17世纪和20世纪男性诗人和小说家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一篇发表于1928年的论文中，艾伦·泰特将迪金森与多恩联系起来，论述了她对于霍桑和亨利·詹姆斯所选择的“道德”主题的兴趣。她“知性的硬度”使她成为一位与众不同的诗人，在泰特看来，也让她没有选择一般女性沉溺于其中的文学行为。

在《现代诗歌与传统》中，布鲁克斯将笔墨重点用于论述叶芝、艾略特、兰塞姆、泰特、弗罗斯特、麦克利什(Macleish)和奥登等诗人。他认为他这样确定该书的题目，其本身就意味着他只述及某一类男性诗人的诗歌，而根本不对女性作家予以任何评价。(他同时排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创作“无产阶级”诗篇的左翼作家们。)1950年，布鲁克斯和沃伦对他们的经典教科书《理解诗歌》进行了修订和极大的扩充，新版本问世，其中谈到他们的“个人的品位有了一点点变化”，“丰富了视野，扩大了评论对象的范围”。但是就文本的选择而言，绝大多数仍然是男性白人作家的作品，也仍然强调诗歌和文学评论中的“感伤主义”和在其中“寻求训诫”是危险的，这一点继续赋予文学研究一种语言价值的定位，许多女性作家也因此而得不到好的声名。

新批评所推崇的形式奇怪的文学史和文学评论还有另一个表现，那就是他们要么将女性排除在重要的评论家之外，要么故意贬低她们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及其后，新批评主义者和那些关注他们的文学史家命名了一大批重要的评论家，有美国的艾略特、庞德、威尔逊、伯克、温特斯、兰塞姆、泰特、布鲁克斯、沃伦、特里林和布莱克默，以及英国的里维斯、理查德和燕卜荪(这里会再次提到艾略特和庞德)。玛丽安娜·穆尔(1887—1972)在现代主义的黄金时期撰写了几百篇关于现代诗歌的论文、书评和信件，却从未出现在重要而有影响的评论家的名单里。她的评论文章非常与众不同——锋芒毕露、文笔大胆、诙谐幽默，评论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倾向性，且大量引用各种文本。她亲历了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措辞集中准确，文笔充满生气而又发人深省。在这一点上，很少有同时代的人能够与之媲美。

在艾略特的《玛丽娜》(“Marina”)中，穆尔看到了“非常富有感染力的文学手法，无论其内在肌理还是与其他作品的联系都是如此。创作手法是它带给读者的主要享受：少量的绘图法，反复使用简洁紧凑的结构，用文字组合而不是标点符号来强调意义，将相反事物结合起来制造反讽效果，用语言来带动情感的收缩和舒张——让我们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感受，用截然不同但又彼此相近的音节来造成律动中的节奏感”(1931)。穆尔思路清晰，才思敏捷，充满活力和激情地表述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真知灼见。“斗争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最主要的力量来源，”她在述及后者的诗歌的一篇文章(1934)中谈到，“一个接着一个思想的萌芽让人应接不暇，这正是诗行中重叠组合的压力所造成的，也是他的诗歌的魅力所在。”

穆尔同时代的人对于她在自己的评论中为当代诗歌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也赞赏她从1925年到1929年为《日晷》所作的繁重的编辑工作。她写给这些人的许多信件，或者写给他人的关于他们的信件中都含有措辞精明而又优雅含蓄的评价，举例来说，她(在1943年1月7日)写给一位名叫约翰·普特南(John Putnam)的年轻作家的信中如此谈论她阅读沃莱斯·史蒂文斯的感受：“沃莱斯·史蒂文斯是一个哲学家，他非常专注于推理，以至于我这个诠释他的诗歌的人常常会过于把他的思想的某些方面放在心上。他总是在定义，——总是会这样说——我说的‘感情’是指这个那个的。我常常会觉得自己从他所暗指的一个意义中推论出相反的意义。因此假如你让我说，我会说，你觉得怎么‘高兴’就怎么读他的作品吧。”关于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穆尔(1943年7月20日)对她的朋友伊丽莎白·毕索普说：“在我看来那些四重奏是非常悲伤的，就仿佛一种不由自主的沉陷，让人怵然心惊。在创作手法上，我本人没有什么经验，不知道抒情诗之间的过渡也可以是这种散文式的；我一贯认为每一首诗的每一个字都应该像汉德尔的快板一样旋律优美——不过T.S.艾略特的这篇作品有着很强烈的真实感，果敢而有益于读者的阅读——这让我无法过多地耽于形式了。(我并不是在暗示他的其他作品不具备这种真实感。)只是我觉得这一次少一点自我意识也罢。”但是当男性诗人和评论家们论及文学评论现状时，或者列举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时，却根本不提穆尔的名字。

新批评主义者们知道但几乎只字不提女性诗人、评论家、编辑和那些积极参与现代主义运动的艺术和文学恩主们。这些女性中有很多过着非传统、或者毋宁说是反传统的生活——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她们视而不见：她们认为自己的双性恋或同性恋伴侣，以及此类的性实验生活，与她们所力求界定和探求的那种艺术特性不无关联，甚至对这种艺术特性的形成至关重要。

这些女性中有一些(例如艾米·洛威尔)倒也没有被彻底排除在外，偶尔被施以恩惠，冠以评论家之名；另一些人(最典型的是格特鲁德·斯泰因)被称作有天分而行为古怪的人；还有些人，例如H.D.，其文学创作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称许，但地位总是逊于相当的男性评论家；至于另外一些，例如1912—1936年担任《诗刊》编辑的哈里特·门罗、《小评论》(芝加哥、纽约、巴黎，1914—1929)的编辑玛格丽特·安德森以及在巴黎开了一家名为“莎士比亚书店”的书店和图书馆、出版了首版《尤利西斯》的著名出版商西维亚·贝琪(Sylvia Beach)，其地位则仅相当于前面这些人的丫鬟而已。

有些女性作家甚至逐渐开始接受她们自身价值被现代主义男性评论家们贬低的意识形态，也大肆宣传新批评主义者们鼓吹的艾略特、叶芝和庞德等人的作品，对女性诗人要么略过不提，要么只言片语带过。诗人、评论家、编辑和小说家巴贝特·多伊奇(Babette Deutsch，1895—1982)就是一例。她在纽约市长大，进入巴纳德学院读书，在那里，她师从进步主义史学家查尔斯·毕尔德，后来又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做托尔斯坦·凡勃伦的助手。她听取了伦道夫·伯恩呼吁年轻的美国人在文化上获得新生的号召，从中汲取灵感，对俄国革命给予了激进的响应。她本人在20和30年代最好的诗歌不乏思想，热烈奔放，对社会和政治都充满了激情；而在小说《脆弱的天堂》(A Brittle Heaven)中她表达了自己对于性别问题、性别成见、男尊女卑和女性社团等问题的敏感意识。

可是当多伊奇在撰写《我们时代的诗歌》(Poetry in Our Time，1952)的过程中对现代诗歌进行研究时，她所依据的却是新批评主义者们倡导的诠释方法和文学经典；对那些曾经是她的同伴、同事和知己的女性诗人仅给予了少量笔墨加以论述。艾略特和叶芝的确是伟大的作家，多伊奇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错。但是艾略特和叶芝，以及他们同时代的男性诗人们并不能构成那个时代伟大或重要作家的全部。这种故意略去不提的做法不仅对女性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们本人不甚公平，也对人们全面理解文学有害而无益。

后来的一篇报告揭示了新批评经典文库的局限性——尽管新批评在50和60年代进入大学，被系统化为主要的文学教学法——该报告的作者是女性主义评论家、现代语言协会前任主席弗罗伦斯·豪(Florence Howe)。在《男女同校神话》(Myths of Coeducation，1984)中，豪讲述了她60年代初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戈切尔学院(Goucher College)开始自己的教学生涯的故事，那时她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改革二年级主修课中的一门必修课程。她参与设置的课程专门关注男性作家，甚至其所选择的文本中都没有“一位值得崇敬的女性中心人物”。

豪自己所受的文学教育也充斥着各种标准概念，以新批评的方式诠释着男性作家创作的文本中“普遍的”伟大性；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教育中没有包括任何女性作家或女性人物的事实，她自己也在延续着同样狭隘的文学经典和文学教学法。1964年豪在密西西比州的自由学校(Freedom School)教书时，她参与设置的课程对文学经典进行了扩充，收录了兰斯顿·休斯、詹姆斯·鲍德温和理查德·赖特的作品，但仍然没有包括任何女性作家。她在该校所担负的特殊使命驱使她必须在课堂上述及美国黑人作家的作品，不过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很自然地”关注男性作家而对女性作家们视而不见。

不仅新批评的文学经典需要修正，以囊括如佐拉·尼尔·赫斯顿、内勒·拉森、玛格丽特·福勒、哈丽叶特·比彻·斯托、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凯特·肖邦和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等女性作家。豪解释说，诠释这些女作家作品的评论方法也有着明显不足。受到新批评分析方法训练的评论家和学生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是如何阐释文本的风格、结构和节奏，而不去仔细研究或探索作者本人的信仰，特别是当这些联系到女性的生活和经验时更是如此。在豪看来，这就好比她试图写一个关于斯维夫特的诗歌的长篇研究论文，深入研究了他的诗歌的韵律和用词的机智诙谐，却根本不考虑他所用的语言事实上说了女性什么，也不对此予以任何评价。

新批评的胜利，以及由新批评及其支持者们来抒写现代文学和评论史的事实，意味着学术圈内过去和现在的女性的声音(其人数当然不多)没有被当回事，或者根本无人倾听。

其中一位，举例来说，是从1887年到1928年一直在卫斯理学院教书的评论家、学者、编辑和杂文作家薇达·舒德(Vida Scudder，1861—1954)。舒德在印度出生，父亲是一位公理会牧师和传教士。1862年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搬回了父母亲家庭所在的波士顿。她在史密斯学院读完本科，又在牛津继续研究生学习，在那里她听了约翰·拉斯金的课，思想上逐渐倾向于基督教社会主义，使得她后来写了很多文学评论，同时成为一位福利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在卫斯理教书时，她帮助移民团体，对工会活动予以支持。1912年，她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的一个纺织厂罢工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当地报界要求卫斯理学院解除她的教职，遭到了院方的拒绝。舒德从未结过婚，她热爱女性，一直和她们生活在一起。

舒德撰写了许多著作，几乎每一部的主题都是自由、民主、社团、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她撰写和教授文学时，也特别愿意讨论作者及其文本对于人类进步和团结的促进作用。《英语文学的社会理想》(Social Ideals in English Letters，1898)一书的第一句话便宣称：“本书所探索的是英语文学的社会层面。”该研究论文，以及《现代英语诗人的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Spirit in the Modern English Poets，1895)和《社会主义与道德力量》(Socialism and Character，1912)强调了社会良心和责任，以及英语文学传统的强大的预言力量。

舒德注意到让卡莱尔、拉斯金、阿诺德和莫里斯代言她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不足之处，但她依然对这些维多利亚贤人予以颇高评价。从他们的著述及其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理想中，她形成了自己关于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激情澎湃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她看来，大学和社区之间、研究文学杰作的课堂和她觉得有责任了解并为之服务的工人和穷人的住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纽带。舒德所从事的是大无畏的工作，但就因为她是一个社会主义女性，在女子大学里教书和写作，同时代的男性知识分子和评论家们便对她视而不见。舒德关于教学、评论和学术工作之角色和使命的观点与平均地权主义者和新批评主义者乐于接受的观点自然也相去甚远。

另一位有趣的人物是格特鲁德·巴克(Gertrude Buck，1871—1922)，只不过她的成就没有舒德那么显赫，巴克从1907年一直到去世都在瓦萨大学教书。她唯一的著作也就是一个小册子那么薄薄一本，名为《文学的社会批评》(The Social Criticism of Literature，1916)。巴克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她希望阐述一种“社会评论理论”以及“作为其根本的文学概念”。她解释说，这是瓦萨大学英语系所有课业的基础所在(巴克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包括美国主义和民俗学者康斯坦丝·卢克)，此来源于约翰·杜威的“社会哲学”和进步主义思想。

巴克不赞成语文学者、唯美主义者、新人文主义者和印象派所持的静态立场。她继承杜威和威廉·詹姆斯的观点，认为“阅读”是“一种过程而非产品，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制成品”。她提出了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民主的”全新文学观和评论观。重要的不是什么经典文学文库，而是许多文本在读者一生中的各个阶段能够给他们带来怎样的个人转变，能够引发怎样的社会变革：

以社会标准来判断，好的文学是那些能够对任何个人或个人组成的群体有效行使文学功能的文学，也就是在社会中普遍利用各种思想天赋或个人经验的种种裨益……以这样的标准来判断文学的话，我们似乎不会有高高五英尺的整整一架永恒“文学经典”……从社会意义上说，某一个读者或某一个团体认为是“好的文学”的一本书，或许另一个读者和团体并不以为然。但是如果一本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的个人的发展，它对每一位读者和每一个团体来说都称得上是好的文学。

巴克过于强调文学的“真诚”。在她看来，这应该是所有对社会有益的文本的核心特性，但她并没有对这一特性加以论证或研究。不过她的著作强有力地论述了瓦萨大学英语系所付诸实施的文学评论和教学法的进步主义概念。如果学院和大学里的学生能够有机会仔细研读其所描绘的评论方法，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学课程设置的话，这种评论方法应该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加强。

瓦萨大学的女性教师们教学所遵循的路线是范·威克·布鲁克斯和伦道夫·伯恩——此二人也颇受詹姆斯和杜威的影响——所倡导的文学、评论和艺术的“再生”。巴克的书出版两年之后，布鲁克斯和伯恩为《诗刊》杂志合写了一篇文章，反对哈里特·门罗提出的关于文学评论之功能的狭隘意义：

说到评论，我们指的是一种更广范围内的讨论。你可以就诗论诗，或者以此方法论及某一种诗歌潮流——将它看做一种美的艺术，封闭地存在于其自己的世界中，有其本身所遵循的规律和价值；或者你也可以将诗歌与更广泛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一起研究，为其赋予时代所特有的知识和精神风貌。纯粹的就诗论诗必将导致空洞无聊的咬文嚼字。

巴克和她的同事们所实践的，正是布鲁克斯和伯恩倡导的“社会评论”。但文学评论的未来却握在那些坚持“就诗论诗”的人手中，新批评主义者所代表的评论方法占据了主流地位。布鲁克斯和伯恩所呼吁的，以及舒德和巴克以其不同的方式实践的评论工作，并没有得到学术圈的太多关注。

这一点的确不假，但是新批评主张教师和学生首先应该关注文学作品本身，力图理解和欣赏作品本身，这一点并没有错。在一篇评论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1946)的论文中，罗伯特·佩恩·沃伦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首要的一项考据应该是诗歌本身……所遵循的标准正是其内在的连贯性标准。如果说一首诗的各个元素能够综合起来走向一个最终的目标，我们就有资格根据那一目标来诠释诗歌。即使诗人本人起来反对我们，我们也能够反驳说，他所说的话要比他的行动更能说明问题。”克林斯·布鲁克斯在《评论与文学史》(“Criticism and Literary History”)(《塞沃尼评论》，总55期，1947年春季刊)一文中再次强调这一观点：“一定要有这样一种认识，即任何人都应该承认诗歌本身是有生命的，这种认识认为，诗歌本身能够为我们提供对其进行判断的唯一标准。”我们手头有文本进行研究，以文本为依据的阅读就应该成为严肃文学教学的核心。

不过，新批评文本阐释方法的发展也预示了其本身的弱点，致使它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在教学法中逐渐走向衰落。其所提出的细读方法没有明确的界限，太多的诠释遮天蔽日，“文本本身”再一次被埋没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了。

在新批评时代之前，许多人说文学迷失在堆积如山的学术考据中，亦或被毫无约束的印象主义、平淡无味的道德说教和唯利是图的政治叫嚣磨去了光泽。新批评提出了一种新式的科学严谨性，恢复了文本本身，教会人们如何研究形式风格和结构，并将“英语”学科奠立在这一研究活动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能够清楚地解释阅读的成果应该在何时终结，或者为什么要无休止、无止境地一直阅读下去。他们也没能说服越来越多的怀疑论者，为什么有些阅读能导致正确的诠释，有些阅读却是错误的——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学科，就必须对这一点予以系统全面而泾渭分明的解释。

新批评主义者刚刚把人们的视线重新引向文本，新批评革命刚刚取得胜利，责备抱怨之声就纷纷响起，说文学再一次被错待、被误读了，无休止的诠释和“评论”日益膨胀的地位使得文学变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听听R.P.布莱克默在《评论家的负担》(“A Burden for Critics”，1948)中是怎么说的：

在一个像我们这样多变的社会中，正是因为人们强加在艺术上的负担是如此陌生和繁重(其在强度上确实是最大的)，为了充分诠释艺术，评论也就被赋予了多重负担。我们在分析和阐述的同时还不得不进行各种比较和判断。我们不但必须像奥古斯丁和其他研究《圣经》的先祖那样论述人们阅读的是什么，还必须清楚地说明他们阅读后获得的知识和感想。

当时的人们抱怨说，评论家们并没有做出多大的成就，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分内之事，却变得过于重要，甚至比创作作品的作家还要备受关注。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在1961年的一次访谈中不经意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他们这一代人原本“期待着一种全新的创作作品”，却怀着这样的期待等来了布莱克默和泰特的新批评论文。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让纽约知识分子欧文·豪(1920—1993)深表痛惜和遗憾。他在50年代曾说过：“博学的年轻评论家们从来都不用费事翻翻屠格涅夫的作品，却能对肯尼斯·伯克的大量论文倒背如流。”

新批评主义者们鼓吹自己的方法具有科学学科的严谨而精确性，却不断有其他派别的评论家和学者表示反对，称新批评的分析方法根本就不严谨，而表现出对文学本身的一无所知，过多地强调评论工作和成果，不免招致印象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新批评的初衷是要终止人们就伟大的文学杰作发表一些有关个人感想的闲言碎语，但它似乎为每一个人赋予了一个敏锐读者的权威性，每一个人对文学作品的响应都变得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揭示文本的意义，或至少是文本的某一种意义。新批评最令人奇怪的一点是，它力图解决和答复人们对于文学评论的种种指责，却在这一过程中引发了新的申诉和责难。

到20世纪60年代，针对新批评的反对之声越来越响。法国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其他国外的理论家在美国赢得的支持日益增多，其主张在对文本进行评论时采纳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语言学和人类学模式。结构主义提出对组成文学作品的各种核心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和其他人文科学的前卫学科一样，它具备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持，这恰是日薄西山的新批评方法所缺乏的。

美国理论家E.D.赫施(E.D.Hirsch)在《阐释的效力》(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1967)中从另一个方向批判了新批评的评论方法，呼吁重建阐释的规则和连贯性。赫施对当时文学研究界盛行一时的相对主义深表沮丧，他指出，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最初所要表达的意义。这种用文字表达的意义是始终不变的——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或动摇——评论家、教师和学生完全能够识别和了解这种意义。赫施的结论是，只要他们拥有了判断各种阐释的合理原则，他们就能够对各种对文本的相反的读解加以区分和鉴别。

对新批评最为强烈的反对之声来自于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各种社会抗议运动。这一时期，许多评论家、教职员工和学生谴责学院和大学作为机构支持美国在越南发动的不公正的战争，成为日渐猖獗的种族主义的帮凶。他们宣称，关于美学价值的虔诚讨论和对于文本细读方法的推崇粉饰了非人道的体制现实，企图阻止学生参与学术圈外的斗争，阻止他们终结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种种邪恶。

文学激进主义者们宣称，新批评教导学生关注文本本身，这是在试图把学生强按在教室里，让他们接受现实。1972年，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理查德·欧曼(Richard Ohmann)提到新批评鼓励学生“逃离政治”；同年，H.布鲁斯·富兰克林(H.Bruce Franklin)称新批评是一种“拙劣而公然反动的形式主义”，又说这样一种评论方法的“本质”就是“鸵鸟将自己的头深埋在沙堆里，满怀崇敬地研究各种谷物之间的结构关系”。

从一种意义上说，新批评在60年代的激进派们看来与政治和社会无关，而从另一层面上来看，又并非全然无关，这让激进派们深感不安。因为它并不“反对现实”，路易斯·坎弗(Louis Kampf)和保罗·劳特(Paul Lauter)说，而是默许“统治阶级的文化”继续其剥削人民的罪行。在坎弗和劳特看来，新批评的文本分析不仅仅“让我们对文学的体验脱离现实而进入了一个虚幻世界，或者说进入了一个自成体系、不存偏见的审美王国”，它还向人们传授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技巧和态度，训练学生将来承担公司中层管理的职位，让他们适应——套用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爱伦·堪塔罗(Ellen Cantarow)的说法——“官僚的思维方式”。新批评方法，堪塔罗最后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的无聊乏味和思想的贫乏无趣”。

反过来看，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批评主义者们便在其平均地权主义的著述中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的无聊乏味和思想的贫乏无趣，其笔耕之勤、词锋之利远非6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们所能匹敌。然而6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反对的，也确实是兰塞姆和他的同事们在《我的立场》中倡导的平均地权纲领失败后日渐趋向的将文学评论与政治和历史截然分离的做法。作为一种巩固学院和大学中的文学研究的手段，新批评的诸多主张成功地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于“文本本身”，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期，这样的主张显然站不住脚，毕竟在那样一个时代，各种历史事件风起云涌，曾一度极为人道和合理的研究工作再也无法安然地在象牙塔里继续下去。

另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早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新批评主义者们就已经觉察到了自身的不足。在他们看来，问题并不在于文学评论没有述及政治和历史，而在于文学评论本身的空洞和墨守陈规。新批评主义者们倡导的是一种形式分析的严谨方法，其必须以广泛的阅读和博学加以支持；他们并没有想到——尽管他们自己的著述强化了这一点——公式化刻板的“细读”最终会在学术圈中盛行一时。

1949年，克林斯·布鲁克斯指出，“对文本的细读”应该同时“仔细关注语言”及其人文和象征意义；细读不应该只是“咬文嚼字，”也不应该机械地运用系统化的方法和程序。兰塞姆也在1952年表示，尽管新批评主义者们在文学评论方面做了许多可圈可点的工作，但他们却容忍自己倡导的方法变得日益“无聊”：“诗评家们如今多沉溺于他们自身对于诗歌不定型的体验，而不去发现或寻找能够将诗歌组织为一个整体的东西，也不关心读者能否形成某种值得注意的人文关注。”在三年后发表的《现代诗歌》一文中，泰特强调：“自理查兹先生在1924年以一部《文学批评的原则》调动起他们的工作以来，我们的评论家们就在日复一日地琢磨自己‘解释说明’诗歌的技艺(这倒是既轻省又讨好)，而对文学评论日益宏阔的宗旨和目标一无所知。”

许多评论家和教师认为，新批评已经变成了一种机械的理论和方法。兰塞姆希望建立一个“评论有限公司”，但是在6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们看来，他开创了一种冷漠而没有人情味的、程式化的文学评论事业，其许多非人性特点恰是他本人在主张平均地权的时代所谴责和反对的。激进主义者们对新批评的评判，实在只不过是比兰塞姆和泰特等人当年所发的议论更猛烈些罢了。“看起来，”兰塞姆在1952年说，“我们确实需要承认一些实际的热情和人情味了，我们需要承认自己必须通过强烈的精神聚焦才能够体验诗歌。”兰塞姆在学术圈内外的文学评论中都没有看到文学体验所应具有的这种人情味，而其所沿用的，正是他本人付出心血创立和推广的文学评论方法。

其他人也早在20世纪40和50年代就开始了对新批评的批判，他们往往使用讽刺和嘲弄的语言来攻击兰塞姆在20世纪30年代末所主张的文学研究的公司性质。阿尔弗雷德·卡津在《本土论》(1942)中抨击新批评主义者说：“这些评论家对于文学作品的形式有一种类似拜物教的热切关注，已经与形式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完全不相协调了。简单地说，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里，形式已经被感伤主义者奉为秩序的象征；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其他正统思想的时代，形式已经成为最后的正统思想。”菲利普·拉夫也在《艺术与历史想象》(“Art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1952)一文中反对新批评方法的狭隘性：“对于文本的忠诚是‘新批评主义者们’的吸引力所在；而他们不够吸引人的地方是其对于背景的忽略。”拉夫谴责新批评主义者“剥夺了人们批评的能力，文学艺术也随之丧失了活力”，其“狭隘的文本形式主义方法无法解释文学的发展和运动，将思想彻底排除在文学评论考虑的范围之外”。

在《诗歌与时代》(Poetry and the Age，1953)中，伦德尔·嘉雷尔(他曾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和肯尼恩学院和兰塞姆一起同学和共事)批评说：“大量的”当代文学评论都像是“一个百科全书联合财团写给IMB公司员工”的东西。在《民主远景》(1958)中，理查德·蔡斯痛切地指出：“许多文学教授都变得和公司职员、统计员和积极思想家没有什么分别了。”在蔡斯看来，现代文学评论那种四平八稳、畏首畏尾、墨守陈规的风格已经成为另一个标志，体现了整个文化界的平庸无奇、顺服标准和盲目从众。

还有一些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那些同情新批评的人。在《昔日的理性》(“The Sense of the Past”)(1942；1950年收录在《自由的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中重新出版)中，莱昂内尔·特里林指出，新批评已经离“历史方法”相去甚远，它忘记了“文学工作归根结底是一个历史事实”。1949年，在《评论家的责任》中，F.O.马西森采取了更加鲜明的立场，提出“文学评论已经背离了正常的轨道，文本分析本身变成了文学评论的目的”。他最后得出结论说，新批评已经变成“又一种经院哲学”，其刊物“有时已经和语文学刊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新批评最初打着反对语文学的旗帜，如今却受到抨击，说它和其力图取代的自我封闭的评论做法别无二致。看起来没有比这个更强有力的讽刺和批判了，但范·威克·布鲁克斯却在《美国的作家》(1953)中提出了更加严厉的谴责，他强调说“细读”的胜利标志着“阅读”的死亡：“事实上，新批评时代已经成为一般性阅读几乎彻底消失的时代。”特里林在1967年撰文指出，许多文学存在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给这些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无休止地对其进行各种诠释、说明和判断”。(《文学体验》【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区别对待几位杰出的新批评主义者的工作与广义的新批评运动。20世纪70和80年代尤其遭人毁谤的是克林斯·布鲁克斯，他的著述屡屡被引用，以说明美国新批评学派的种种缺陷。人们说布鲁克斯在一个封闭的文学王国里对文本进行精深透彻的分析，以此孤立了文学评论，忽略了历史，低估了读者的能力，对女性和少数种群作家的作品不予考虑，也从不试图将文学与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及论争联系起来。不过，尽管布鲁克斯的文学评论的确有种种缺点，他却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复杂的人物，远非大众人云亦云的评价所描述的那样古板单调。他对文学文本进行了敏锐而透彻的诠释，他还是一位技巧娴熟的理论家，与那些后来攻击他的理论家比起来，其论证手法的纷繁曲折可谓技高一筹。

布鲁克斯出生在肯塔基州的默里，兄弟姐妹共6人，父亲是一位卫理公会派牧师。他先在田纳西州的一个私立古典学院马克谛耶学校(McTyeire School)读书，后来进入范德比尔特大学(1924—1928)和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1929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习。他后来作为罗德学者在牛津大学的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学习，1932年回到美国，开始了在位于巴吞鲁日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书的生涯。

在牛津时，布鲁克斯与另一位同是范德比尔特毕业的罗德学者罗伯特·佩恩·沃伦结为好友，沃伦后来在1934年也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英语系教书，两人开始在文学评论和教学领域共事。当时学术圈内的文学研究迫切需要改革，因而布鲁克斯和沃伦共同撰写了有影响的畅销课本《研究文学》(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1936)、《理解诗歌》(1938)、《理解小说》(1943)、《现代修辞学》(Modern Rhetoric，1949)以及与罗伯特·海里曼(Robert Heilman)合著的《理解戏剧》(Understanding Drama，1945)。布鲁克斯在1979年回忆说：

我们最主要的动机并不是要在路易斯安那州二年级学生头脑中灌输什么新思想，作为教师，我们是那么喜欢和熟悉这些纯真的孩子。我们的动机是要解决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我们面对的许多孩子聪明伶俐、亲切友好、可爱迷人，可是他们却并不知道怎样阅读文学。

从1935年到1942年，布鲁克斯和沃伦合作编辑了《南方评论》，它很快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不仅发表了很多评论文章，还发表了尤多拉·韦尔蒂和凯瑟琳·安·波特等人的创作作品。单是发刊的第一年，出现在《南方评论》上的作者就有约翰·克劳·兰塞姆、艾伦·泰特、沃莱斯·史蒂文斯、肯尼斯·伯克、R.P.布莱克默、伦德尔·嘉雷尔、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伊沃·温特斯。1947年，布鲁克斯离开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前往耶鲁大学担任教授(沃伦后来也到了那里)，直到1975年退休，他一直在那里教书。他研究、撰写和出版了许多关于现代小说和文学评论的文章和书籍，也参与编辑了许多课本。

布鲁克斯最重要的两本评论著作《现代诗歌与传统》(1939)和《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The Well Wrought Urn：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1947)重点讨论的是诗歌，他后来又在其他论文、书评和演讲中拓展和加强了这两部著作中提出的论点。例如他和J.E.哈代一起编辑和撰写了关于《约翰·弥尔顿先生的诗歌》(Poems of Mr.John Milton)的详细评论，说明仔细研读弥尔顿的诗歌(T.S.艾略特批判说他的诗歌刻板而单调)就会发现，它们本身就是独特的微妙与复杂的统一体。

在一篇关于他的师长和朋友约翰·克劳·兰塞姆的随笔文章(《美国学者》1989年春季号)中，布鲁克斯提到，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读书时，曾“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南方平均地权主义的宣言《我的立场》：“我尽可能多地吸收了全书的所有哲学和政治立场。我从对那本书的精读中学到了很多。”但是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他从来没有像兰塞姆、沃伦和泰特那样具体和强烈地为南方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高声疾呼。在他看来，平均地权主义者们所教导的东西具有普遍性：“他们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个倒是没有几个人会反对，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毕竟完全不涉及平均地权思想中那些支持南方传统的保守信条。

布鲁克斯首先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在宣称和修正英裔美国人的新批评的诸项原则、表明其能够应用于各种文学作品方面，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多。他在校期间学习了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同时又受到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教师和朋友们，特别是那些“总是在谈论诗歌创作的”诗人们的影响，汲取了他们的文学研究和评论方法。在牛津，他阅读了I.A.理查兹的著作《文学批评原理》和《实用文学批评》；这些著作让他学到了许多术语，例如语调、反讽和态度等，这些后来被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大量沿用。

与30年代许多年轻的文学评论家一样，布鲁克斯也反对研究生文学学习过度强调“历史和作者生平”考据，反对当时的学术圈对“诗歌的内在生命”不予关注。布鲁克斯对理查兹作品中的东西并非全盘接受，他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心理学术语”和“自信的实证主义”；但他对《文学批评原理》(他在发现这本书的第一年就“大概读了十几遍”)和《实用文学批评》这两本书一读再读之后，进一步发展了理查兹研读诗歌本身的方针，提出了他自己的内在(或形式主义)文学评论的方法。

在布鲁克斯看来，文学评论就是要审读文本中的技术元素、文本模式和自相矛盾之处；他在《精致的瓮》一书的开头指出，评论家必须始自“最大限度的细致研究，看看诗之为诗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主张，真正的文学评论既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评论不应该是作品来源和影响以及背景信息之类的东西。文学评论也不是主观的，不是读者对作品的印象或者读后感之类的阅读笔记。

在《精致的瓮》中的《诠释的邪说》(“The Heresy of Paraphrase”)一文里，布鲁克斯强调诗歌的创作目的决不是提出一种陈述、命题或说教的经验教训。他解释说，一首诗不能等同于对诗歌内容的诠释，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内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诗歌的形式结构。诗人始终在运用反讽、悖论、含混和其他修辞及其独特的诗歌艺术创作手法，抵制一切将诗歌缩减为一种诠释得出的中心思想的做法，他/她更喜欢展示同一个主题中各个相互冲突的方面，展示各种共存于诗歌中的内在应力的作用方式。在布鲁克斯看来，所有的诗歌都会表现出“反讽”，即弥漫全诗的矛盾和不协调性。

布鲁克斯在《形式主义评论家》(“The Formalist Critics”，1951)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在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形式和内容是不能够彼此分割的。”布鲁克斯附和韦姆萨特和毕士利在“意图误置”和“感发误置”(“Affective Fallacy”)中提出的结论，主张文学评论不应当去研究作者的意图或读者对作品的反应亦或历史背景，而应当重点探讨手头的文本：“形式主义评论家最为关注的是作品本身。”

在整个事业生涯中，布鲁克斯始终认为，那些关于他故意避开作品背景研究的指控是不正确、不公正的。他声言自己并没有忽视作者生平或历史背景，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他最主要的任务是探讨作者在文本中通过语言所表达的对于历史的态度。雷纳·韦勒克在为新批评辩护时，讨论了布鲁克斯对于马维尔的《贺拉斯体颂》(“Horatian Ode”)的分析，他指出：“布鲁克斯在其诠释作品的过程中不断诉诸历史情景，只不过他非常小心地将诗歌的确切含义与人们推断的马维尔对于克伦威尔和查理一世的态度加以区分，这一点无可非议。”(《文学理论、评论与历史》，《塞沃尼评论》【1960】)。在布鲁克斯看来，文学作品具有有机统一性；一首由多恩或马维尔创作的诗歌之所以成为艺术杰作，决不是因为读者从外部为其强加了多少历史或作者生平知识，而是因为它将丰富的多重意义协调地结合为一体，就其本身特殊的美学意义来说，它是和谐、连贯而完整的。

布鲁克斯的细读方法固然能够启发读者深入理解作品，但这种细读方法的风险是，它很可能就每一篇文学作品得出或多或少相同的结论。他在研读每一首诗时，无论其是在哪一个时期创作的，都会对诗歌的意象、隐喻、语调等元素进行同样的考察和分析，然后根据诗人对反讽和悖论等手法的巧妙运用，对其控制诗歌中各种矛盾的能力作出褒贬不一的评价。学者、理论家R.S.克莱恩(1886—1967)在《克林斯·布鲁克斯的评论一元论》(“The Critical Monism of Cleanth Brooks”)(《现代语文学》[Modern Philology]，1948年5月号)一文中就这一点对布鲁克斯进行了批评，他评价说《精致的瓮》中论述的所有文本，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现代时期的文学作品，最后都和17世纪的抒情诗没有什么区别。克莱恩在《评论语言与诗歌结构》(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Poetry，1953)中指出：“在我们目前已经非常熟悉的这种文学评论方式中，文学评论家最常见的堕落或许可以称其为一种对悖论的顶礼膜拜。”

不过布鲁克斯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一点，正如他在《诠释的邪说》中所说，他是在自己的书中进行一种分析实验——“以读者所学会的阅读多恩和现代诗人的方式”来阅读18和19世纪的诗歌。布鲁克斯承认不同的诗歌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并进而向我们展示，不同诗歌在语言的运用和组织方面是有共同点的。

布鲁克斯的作品中一个引人注目又颇令人好奇的特点，是他在讨论诗歌的组织形式时将各种术语和重点不甚流畅地混杂在一起。他常常会提到意义的相互扭曲、抵制和冲突(例如，“任何好的诗歌都会抵制一切企图对其进行诠释的做法”)。而另一方面，布鲁克斯又从柯勒律治和I.A.理查兹等人的理论中受到启迪，也会谈到和谐、平衡、秩序、统一体等概念。或许这倒并不一定是矛盾的；一首诗中各种悖论的意义之间在保持其连贯性的同时，完全可以保持一种“张力”。但是布鲁克斯的理论立场在这里打开了一扇空门，后来的理论家们发现了这一机会并很好地加以利用：如果意义之间存在扭曲和抵制，这种扭曲和抵制的强度和深度如何？其究竟是构筑了文本的基本结构，还是会妨碍读者识别这种基本结构？反讽是有助于诗歌形成统一体，还是一种破坏和阻碍文本形成统一体的文学语言要素？按照后结构主义理论家雅克·德里达和保罗·德曼等人所得出的结论，恰是文本中词语之间的这种相互对抗、冲突甚至敌对的关系，妨碍了布鲁克斯所赞美的文本自成一体的和谐与平衡。但是更重要的不是他们对于布鲁克斯理论的修正，而是布鲁克斯强调分析性阅读的做法本身使得他们的修正工作成为可能。可以这样说，没有布鲁克斯，就没有德曼。

20世纪中期最杰出的美国文学评论家是R.P.布莱克默(1904—1965)，这位新批评主义者对于文本的研究比布鲁克斯更加深入透彻，他的评论工作也实现了新批评主义者们所宣扬的理想。布莱克默是一位非常敏锐的诗歌阅读者，但他作为细读者的卓绝之处在于，他在很好地行使了细读角色的同时超越了这一角色。他既是新批评领域的典范，又比其他新批评主义者走得更远。

约翰·克劳·兰塞姆1941年出版的《新批评》一书算是为整个新批评运动加盖了一个标签，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布莱克默是一位典型的“新批评评论家”。而布莱克默不同于新批评后来的追随者的是，他很少撰写长篇的阐释著述。他的评论分析只集中讨论文本的几个重点部分，他以此为据点运筹帷幄，逐步推进他关于诗人创作手法的总体论证。布莱克默的文学评论一般是为了解决更宏大的文学问题：哈代诗歌中的“权威”、艾略特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梅尔维尔的小说中艺术“意识”和戏剧“形式”的性质。布莱克默是在“阐释”(他自己的说法)而不是“解释”，目的既是为了发现文字的音效和感觉，也是为了探讨文字的意义。

布莱克默的背景和南方新批评主义者们有很大的不同。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学成才的。他父母亲的婚姻并不幸福，父亲做了很多工作都没有成功，整个家庭依靠其生活的剑桥的一所寄宿公寓的收入过活。布莱克默只上了两年高中就退学了，从十几岁一直到二十五六岁都在剑桥的几家书店里工作，其间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他遭遇的第一次好运是遇到了作家、哈佛毕业生林肯·科尔斯坦。(科尔斯坦后来与编舞家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一起创建了美国芭蕾学校，后来才有了纽约市立芭蕾舞团。)在科尔斯坦的帮助下，布莱克默参与了重要的文学刊物《猎犬和号角》的创刊和编辑工作。

整个30年代，布莱克默在一个又一个评论家和书评作者的职位上勉强过活，和妻子一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直到1949年，他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创作性艺术课程中谋得了一个职位。这个职位让他得到了比较稳定的收入，而后直到1948年他才得到副教授的职位，即使在那时，他的许多同事仍然认为，布莱克默所受的那些零头碎脑的教育实在让他和他们那个学术圈子格格不入。

作为一名评论家，布莱克默追求的是深度和难度，和那些所谓更像文学教授的细读者们的著述相比，他的论辩的晦涩和复杂程度足以令人望而生畏。(诗人兼评论家路易斯·博根是布莱克默的崇拜者，他也对“其文论之细腻婉转、复杂跌宕的语言”退避三舍，且这样的还不止博根一人。)布莱克默并不力图让自己的文学评论适合教学，尽管许多原创的新批评主义者都把课堂看做是其诠释文学作品的实验室，他自己的目标却让他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他曾经提到：“我自己的工作只要遭到抨击，那就一定是在抨击我是一个新批评评论家。通常人们想说我的好话时，他们总是说我已经背离新批评的轨道了。”

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最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布莱克默很不愿意被人称为某一运动的一个成员，也不愿被指认为“评论有限公司”企业的一名主管。在《狮子与蜂巢》(The Lion and the Honeycomb，1955)中收录的两篇论文中，布莱克默对于系统化的新批评方法表示怀疑，谴责其所确定的狭隘的文学经典，批评其过度依附于某些方法，而这些方法对乔叟、歌德、拉辛和但丁等伟大作家来说根本就是“无用的”，且对创作性作品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尽管布莱克默在阅读作品时恪守他熟稔的新批评的细读原则，他并不能算是新批评原则的代言人或捍卫者。

布莱克默的主要著作有《双重间谍：关于创作手法及其阐释的论文》(The Double Agent：Essays in Craft and Elucidation，1935)和《伟大的代价》(The Expenses of Greatness，1940)，它们可跻身于现代文学评论界最优秀的著述之列。这两部论文集收录了不少关于卡明斯、庞德、史蒂文斯、劳伦斯、克莱恩、穆尔、艾略特、哈代、迪金森和叶芝等人的高明精准的分析，布莱克默在其中巧妙得体地探讨了语词的合理组织。布莱克默以近乎虔诚的态度探究文学作品使用的词语，他喜欢揭示作家是如何将这些词语联系起来使用并使之相互推动而具有生命力的。正如他在《双重间谍》中所说，他的初衷是研究诗歌形式的结构和肌理：

当我们手中握着一部文学作品，又能在精神上与之建立一种延续的关系和持久的接触时，那种感觉很难得，一旦拥有，会令人倍感激动和振奋，这正是文学评论的美好目标：仿佛让我们能够直接掌握作品逐渐推进所依据的原则，又不会损伤或瓦解作品本身的完整性。

他在《启发性评论行为》(“The Enabling Act of Criticism”)(1941)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文学评论】首先是愿意最大程度地关注作品，关注那些词语和词语姿态的变化——这里是指一切文学技巧和手法——相互作用的文本。其次，评论应该服从——至少是临时性地服从——你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发现的语词的权威性。

布莱克默诠释文本的目的并不是要让自己和读者了解某一位作者的创作艺术得到强化的中心原则和模式。他首先希望做到的是给读者以必要的信息，让他们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向读者展示一组诗歌的内在动机是什么，让读者转变态度——作为读者，至少在阅读的当时，应该具备诗歌本身所诱导我们具备的态度。

例如在《双重间谍》中，布莱克默就对哈特·克莱恩的诗歌实践作出了负面的评价，他先是引用了《甘美的红酒》(“Lachrymae Christi”)中的几段——“让斯芬克司从成熟的果树上飞离/死亡的琉璃苣让我唇齿清新/一次再次……”——随后澄清了克莱恩语言的意义，并指出这样的语言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根本让读者云里雾里，无法理解：

朦胧晦涩的是他的文法而不是语法。我觉得“让”这个词在这里根本就是个简单粗糙的限定词，而克莱恩是在作出一个直接的陈述，这样看来，问题就成了如何在正确的上下文关系中去解释正确的词语的正确含义。这将成为一种非常好的注释练习，但也仅仅是练习而已。“让”这个词适当的意义可能是这些：被忽视的或不耐烦的，被允许的或被拒绝的，受雇而做的，或者还可能释放、流出的意思。斯芬克司是难以理解的、诡秘的，向过路的旅人提出难解的谜语，答不上来的人都要被它扼死。“琉璃苣”(Borage)则至少有三种含义：粗糙的东西(其音调听来就有些像拒绝或阻碍)，一种开着蓝色花朵、叶子表面有毛的植物，以及这种植物制成的兴奋性饮料。《简明牛津词典》在解释这个词时引用了胡克的这句顺口溜：“喝了琉璃苣，事事有勇气。”

布莱克默将字典作为自己的一个知识宝库和来源，这一点颇有点像威廉·燕卜逊在《含混的七种类型》中所用的技巧，不过布莱克默在归纳总结和判断评价时所显示的令人信服的能力却是那位和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书中所缺乏的：他对语言的考察更为克制，并指向更加宏阔的陈述和评价。在关于克莱恩的那篇分析文章中，布莱克默接着谈到，“克莱恩对于词语的核心含义及其相互冲突和共存的方式有着非常深邃的感知，但是在这里，这些东西超出了他的感知范围；语词本身的内在含义要比他对它们的使用更加精深复杂。语词间选择性相互影响和启发的作用不仅没有发挥出来，而且用在这里本身就是错误的。”

这种在分析过程中对于理性的克制和秩序的关注在布莱克默看来至关重要，其在《双重间谍》和《伟大的代价》中的绝大多数论文中都有所体现，特别体现在《卡明斯语言评注》(“Notes on E.E.Cummings Language”)，他对于诗人孤独的冥想的评论，以及他在《埃兹拉·庞德的面具》(“Masks of Ezra Pound”)中对庞德创作手法的缺陷的论述中。“我想要在艺术中传授的，”布莱克默在后来的一篇论文《评论家的负担》中指出，“是一种理性的意图、理性的命题以及理性的技巧；我希望通过对精确的判断、澄明的判断和启发性的判断来做到这一点，这些我统称为理性的判断。”

布莱克默认为，作家应该专心于词语的运用却不应全然屈从于词语。这就要求他能够欣赏词语(保持一定的镇静)，其不同于“屈从于”一词，后者意味着放弃原则、“陶醉其中”而丧失秩序。这一区分也间接地表达了布莱克默希望在文学和评论中保持超然客观的态度，尽管他也希望与文本之间保持一种“精神接触”。

这样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布莱克默关于克莱恩的评论即体现了这一点，在追求精确的过程中，不免显得有些吹毛求疵。布莱克默说“克莱恩对于词语的核心含义有着非常深邃的感知”的评价是正确的，那恰是为什么布莱克默对于这些词语的“理性”精读虽清楚明白却显得有些目光短浅。布莱克默所揭示的语词的含义对我们理解诗歌有所助益，但他没有足够的开明心态接受克莱恩这样的作家，他也不够敏锐和敏感，因而无法接受克莱恩诗歌的建构方式。

如果说持久的“精神接触”能够表明布莱克默作为一个评论家的作为的一个方面，那么“反讽”就暗示了另一个方面，其在他的评论词汇中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他在《创作的危险》(“The Dangers of Authorship”)中谈到，作家“独立而真实地描绘对他独具吸引力的生活过程；他通过表现和象征手法进行创作；而体现出变化，他唯一的武器就是思维的反讽，作家能够通过这一手法的使用来描述生活中卑鄙和愚蠢的东西，而其作品中暗含的另一种观点的另一种反讽，一般是和他的主题背道而驰的”。而在《评论家的工作》(“A Critic's Job of Work”)中，布莱克默指出，柏拉图和蒙田的作品之所以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恰是因为其“想象的怀疑主义和戏剧反讽”：“早年的柏拉图难道不是总是在变换重心的同时抓住各种相互冲突的思想，表现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演进，而只有在最后一次重心变换的过程中才会让某一种思想最后胜利吗？不正是这位蒙田，在文章中总是让一种思想让位于另一种思想，又总是蕴涵着第三种思想，以此来表现暂时的、裁夺性的反讽吗？”

布莱克默在撰写《评论家的工作》的过程中确定了自己的立场，他反对将艺术与政治并列的评论教条，认为这样做扭曲和损毁了艺术。但他所提倡的价值观却有其政治含义——或至少是政治上的可能性——因为它们能够武装人们对正统思想和被误用的语言进行深刻尖锐的批判。布莱克默关注词语的理性秩序，追求澄明的判断，注重思想的多重性，希望始终启发出第二种乃至第三种观点——这些是他从事文学评论的主要目标和兴趣所在，也使得他的文学评论具有异常突出的独特特点。

从一定意义上说，布莱克默被认定为新批评主义者却并非新批评主义者这一事实，多少会让人把他与伊沃·温特斯(1900—1968)和肯尼斯·伯克(1897—1993)联系起来。此两人都没有被归类为新批评主义者，但是他们又常常被人与新批评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反对学术研究，反对文学研究的现代改革。布莱克默曾写过关于温特斯和伯克的非常中肯的文章，从温特斯对20年代和30年代当代诗歌的评述中，他也学到了不少关于评论风格和文学价值的东西。

不过温特斯和伯克都不易评价，因为他们都是性格极端怪异的人。温特斯对诗人和创造时期的严苛评价可是出了名的，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惨遭他的挖苦嘲讽，英国和美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部分诗歌都难逃其咎，他认为这些诗歌全是屈服于联想论、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垃圾作品。伯克则相反，他涉及的领域要广泛得多，几乎对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异常开明。但结果是，许多读者认为伯克缺乏文学的鉴别力，因而不是一位好的文学评论家。

布莱克默在《评论家的工作》中说伯克的“评论方法可以同样富有成效地用来分析莎士比亚、戴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和玛丽·克蕾丽(Marie Corelli)”。这一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伯克的文学评论读来极富探索的激情，却难免有一种主观性和虚伪性。伯克的著述颇丰，最主要的有《对待历史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 History，1937)、《文学形式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1941)、《动机的语法》(AGrammar of Motives，1945)和《动机的修辞》(A Rhetoric of Motives，1950)。尽管伯克有几个追随者，也因其独创性和创造力以及他自己在写作方面的成就而得到了不少称许，他的工作却没有对文学评论产生深远的影响。不时有人想要重新开始对他的研究，这样的努力却从来没有什么过什么重大突破。

伯克的思想听起来总是非常引人关注，因为他描述的令人振奋的全新跨学科方向超出了新批评的狭隘范畴。在《文学形式的哲学》中，他以自己富有煽动性的散文提出了非常诱人的建议。他主张评论家在其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应该问那些“最主要的问题”，并以此来构筑其所探索的领域：“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是在选择自己的战场，在这一选择的过程中，问题本身就已经构成了答案的性质特点。”文学文本，伯克接着说，所揭示的作者的关注同样也是其他文本的“动机”所在：所有的文本都可以通过其“战略”以及关于读者的构思来加以研究。“对美学现象的分析可以加以扩展或进一步延伸为对整个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分析”，也正因为此，“艺术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伯克所偏爱的文学研究方法能够提出“关于文学作品的组织结构的明确判断”(这个目标和新批评主义者们的一样)，另一方面，又应该能够“打破因为认为文学是一种专门研究而设立的屏障”。他在《文学乃生活的素养》(“Literature as Equipment for Living”，1937)一文中解释说：“针对社会问题的评论，如果我们理解正确的话，倾向于把问题集结在一起并加以系统化……它可能偶尔会导致我们违反高尚的品位和趣味，例如有时我们会发现，先贤的训诫、伟大的悲剧或深奥的哲学作品中所使用的战略居然和一个黄色笑话中使用的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把先贤的训诫与黄色笑话相提并论，即‘相同情景归类’，并尽可能逐一列举。”

这样看来，伯克在理论上恢复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文学与社会之间以及文学评论与文化和政治之间这些被离开平均地权阵地的新批评主义者们决然割断的对立物之间的联系。但是除了几篇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之外，伯克实践的文学作品评论显得非常拙劣。他更加注重的总是他自己的修辞机制和修辞方法的组织，而不是文学文本的“内在组织”。他的评论著述原本有可能内容丰富、意味深长，而他所使用的诠释模式、修辞格、图表和图解却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一目标。

这样一个关于伯克的怀疑主义评价可能更适合温特斯，温特斯最后一部著作《形式的发现》(Forms of Discovery，1967)彻底为他思想的顽固刚愎所扭曲了，这一点大约没有人会否认，而其实他的早期作品《尚古主义与颓废派》(Primitivism and Decadence，1937)、《莫尔的诅咒》(Maule's Curse，1938)、《谬论剖析》(The Anatomy of Nonsense，1943)和《评论的作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1957)中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一点。温特斯摒弃了太多的文学——弥尔顿、华兹华斯、惠特曼、勃朗宁、艾略特和叶芝，而被他贬得不名一文的还远远不止这些，那些被现代评论家们奉为经典的大师大多遭到了他的否定。

温特斯工作孜孜不倦，但他这人性格阴郁古板，又总是有一种冷嘲热讽的无聊感，因而总是不断抨击和企图取代人们熟悉的文学经典，却推崇和提升查尔斯·丘吉尔(Charles Churchill)、弗里德里克·戈达尔·塔克曼(Frederick Godard Tuckerman)、T.斯特吉·慕尔(T.Sturge Moore)、阿德莱德·克雷普希(Adelaide Crapsey)和他自己的六七个学生的作品。不过他这样做只能激怒读者，让人们怀疑他的评论原则，且对他的不容忍达到了非理性的地步。

不过布莱克默倒是就此再次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见识，他在1940年在《伟大的代价》中指出，温特斯对于文学作品奇怪古板的评价并没有真正“触及他实际所做的工作”。温特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关于诗歌的定义：诗歌是对人类经验的理性叙述。在诗歌中，我们只能通过诗人表达和克制的情感的特质对这一经验加以判断。这一定义让他拥有了一种强有力(当然也过分挑剔)的手段来重写英国、美国乃至部分法国诗歌史；他在《莫尔的诅咒》中对这一手段进行了发展和补充，因而也找到了一种启迪性的视角来判断和评论美国小说和传奇文学。

温特斯提出了非常美妙的发现，特别是在对盖斯科恩(Gascoigne)、富尔克·格雷维尔(Fulke Greville)、琼森(Jonson)和那些16、17世纪抒情诗的“风格平实的”作家的分析中，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他关于清教徒主义、加尔文主义以及霍桑和梅尔维尔作品的寓言性的严谨探讨要领先于F.O.马西森和哈佛文学史家佩里·米勒所作的重大研究，尽管后两者的名声远比他更大。在他贯穿整个20、30年代的这一工作中，或许温特斯的风格中最令人惊异的特点，要算是他对各路作家的慷慨赞扬了——这不仅包括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包括史蒂文斯和克莱恩)，也包括迪金森、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沃顿、詹姆斯和其他被评论家们所忽略或者评论家们还远没有学会如何公正合理地予以评价的作家。与英国的F.R.里维斯一样，随着温特斯评论事业的不断推进(且随着他的性格越来越孤僻，对人越来越多地挖苦讽刺)，他的事业渐渐沦为一种自我讽刺漫画式的评论，想来不免令人惊心，但他始终都在努力阐明自己的评论方法，并一直不愿意采纳传统的评论观点。这样的坚持却又令人钦佩，因为那样的话，他很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名声。

伯克和温特斯固然重要，但此二位不能被归为南方新批评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们发起的新批评运动的主流。诚然，布莱克默也不能算。真正界定了新批评领域、成为新批评体系的典型范例、后来又在60年代成为激进派诽谤中伤的目标的，是布鲁克斯、泰特、沃伦和兰塞姆的新批评。不过60年代的激进派之所以能够看到新批评偏离正确方向的原因，恰是由于他们受到了新批评方法的训练，吸收了兰塞姆和他的朋友们所倡导并为之奋斗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和技巧方法。

理查德·欧曼关于新批评文化遗产的评价(1976)非常中肯，他说：“我们所学到的人文主义，最终完全能够反过来让其本身受制于它的道德和评论力量。”新批评不仅教会了几代学生细读文学作品，也教会他们细读新批评理论本身——还有，教会他们诠释那个新批评主义者及其后继者们已经全然弃之不理的世界。

几乎所有针对新批评的质疑——无论文学评论方面的还是理论上的——也都对其有所依赖，甚至可以说是有所依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1973)中指出：“让我们从此放弃将任何一首单个的诗歌‘理解’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做法吧，这种实验早就失败了。相反，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学会在阅读时将任何一首诗歌当做是诗人从一个诗人的角度对某一首前人的诗歌或所有诗歌的蓄意误释。”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超越诠释》(“Beyond Interpretation”)(《符号的追寻》【Pursuit of Signs】，1981)中作出了截然不同的提议，但他的定义也和布鲁姆一样，是和新批评相反的：“从事文学研究并不是要对《李尔王》作出另一种诠释，而是要增进人们对于一种体制的规则和运作方式即一种话语方式的理解。”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这些都是非常大胆的新观点，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不过是新批评的注脚，这种听来十分戏剧化的工作的努力方向，是超越新批评业已达到并让许多评论家、教师和学生奉为核心任务的诠释目标。

解构主义也是一样，尽管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人们看来，其理论大胆和前卫到了危险的地步，但解构主义者多次声称他们对于互文性和不确定性的强调使之全然不同于之前所有的评论方法，他们发现文本的意义事实上是令人惊叹的深不可测，而新批评却总是企图简化并探明意义。不过解构主义之所以让许多人转而信仰之，正是因为它是以新批评为出发点的。新批评主义者们倡导并实践了细读；解构主义者也是如此，只不过后者提出了许多相对次要的细节，新批评根本没有足够细致或深入地解读这些细节罢了。

解构主义者们继承了新批评对于文本本身的关注，并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对这一方法加以修正，尽管他们一直在叫嚣自己的评论方法前无古人。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史蒂文斯的岩石与治疗的批评二》(“Stevens Rock and Criticism as Cure，II”)(《乔治亚评论》【Georgia Review】，1976年夏)中断言：“解构，作为一种解读模式，通过小心谨慎地进入每一个文本的迷宫而发生作用……解构主义评论家就是要通过这一回溯的过程，寻找到人们研究的体系中非逻辑的要素，找到所研究文本中可以完全解开文本迷宫的那条线索，找到可以摧毁整个建构的那个松动的石头。”保罗·德曼在《符号学与修辞》(“Semiology and Rhetoric”，1979)中强调，解构主义使评论家看到，“修辞从根本上悬置了逻辑，并使文学得以任意偏离正常坐标，其可能性之多，令人眩晕。”雅克·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术》(“Plato's Pharmacy”)(《播撒》【Dissemination】，1981)一文中吹嘘他自己的阅读策略如何智慧和敏锐：“在同一个组织、同一个文本中，我们可以汲取其他分支的纤丝，将同样的一串串丝线再度拽出，并以此为依据，编织和拆解其他图样的织物。”解构主义之所以作为一种新的诠释形式而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它延伸了新批评的方法。它既不像支持者们宣扬的那样标新立异，也不像反对者们恐惧的那样悲观绝望。

解构主义者们集中关注文本意义的不稳定、不连贯之处，关注文本中相互冲突和矛盾的要素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似乎超越了新批评及其(通过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表达的)关于文本中相反的意义可以相互调和的观点。不过新批评主义者们敏锐地认识到——他们也常常会探索——文本中紧张地互补的、矛盾的或破坏其稳定性的特点。美国的新批评为解构主义塑造的这一条件可以从30年代末和40年代的许多南方新批评著述中窥见一斑。以下仅举几例：

无论评论家怎样表达，他的头脑中始终存在两套词汇，一套是他可以将整个研究对象强力压缩为一个“散文核心”，另一套是使研究对象保持诗性或完整性的“种差”、“残留”或“组织”。(约翰·克劳·兰塞姆：《评论有限公司》，1938)

诗品越纯粹越好，具体的诗歌则不然。至少对于大多数诗歌来说，至纯则无徒。诗歌希望让我们体味到纯粹的诗品。但一首诗，如果它是优秀的诗歌的话，其中的各个元素单独提出来很可能是与这一目标相互抵触的，或者并没有发挥任何促进作用来帮助诗歌达到这一目标。(罗伯特·佩恩·沃伦：《纯粹与非纯粹的诗》[“Pure and Impure Poetry”]，1942)

诗歌……相当于I.A.理查兹所提出的“合成诗歌”——也就是说，诗歌并没有略去和它的基调全然不同的东西，因为只有融合了不相关和不协调的东西，诗歌才能够自成一体并充满反讽而无懈可击。这样看来，从这一更深层的意义上讲，反讽不仅仅认可了某种语境所造成的种种压力。充满反讽而无懈可击恰是一种语境的稳定性，在这样的语境下，诗歌的内在压力保持平衡并彼此支撑。(克林斯·布鲁克斯：《作为诗歌组织结构原则的反讽》，1949)

柏拉图主义者……或许可以指责马维尔的《致羞怯的情人》(“To His Coy Mistress”)教给年轻人不道德的行为，他们企图以此名义来诋毁马维尔的诗。那当然可以算作是《致羞怯的情人》的一种“确然存在”的意义，不过诗歌的全部张力不允许我们独独沉湎于这一种意义。(艾伦·泰特：《诗的张力》，1938)

当兰塞姆提请人们注意诗人总是力求保持逻辑结构和诗歌肌理的完整性时，当沃伦集中关注文本的非纯粹性时，当布鲁克斯道出诗歌对其自身意义的抵制时，当泰特提及相反意义之间的张力时，他们是在推进自己的评论事业，却也先行提出了一整套术语——后来的评论家们在质疑他们时使用的术语。

如此看来，新批评为后来者发明了一整套文学评论方法和教学法，与此同时，后来的反对者们在占领新批评阵地时，手里拿的所有武器几乎都是新批评主义者们亲手传递给他们的。新批评引发了一场革命，又迎来了由其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所武装的第二场革命。

[1]cabbie，出租马车的车夫。——译者注

[2]hacker或hackie，出租汽车司机。——译者注

[40]英文的“伯恩”(Bourn)与“烧身”(burn)谐音，所以原文的“die‘aBouning’”是一语双关。——译者注

[4]康斯托克，有伤风化的文艺作品的强烈反对者，坚决主张取缔黄色文艺作品者。——译者注

大事年表（1910—1950）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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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注：作品按照作者姓名进行索引，个别诗歌在书中如有论述，可单独进行索引。为方便以字母排序起见，作品名中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均已省略。

A

Adams，Henry 亨利·亚当斯，357，372，453，500

Adams，John约翰·亚当斯，352

Adams，Jane简·亚当斯，364，437—442，与卡莱尔 441，442，赫尔福利会工程 438—441，作为一名社会评论家 440; 《民主与社会伦理》441，《和平与面包》441—442，《赫尔福利会二十年》440，441，578

AfricanAmerican writing and New Ciritics美籍非裔作品与新批评，547—552; 具体期刊杂志 547—548

AfricanAmericans美国黑人，461—478，548—549，又见哈莱姆文艺复兴；阿兰·洛克

Agrarians，平均地权主义者见南方平均地权主义者

Aiken，Conrad康拉德·艾肯，22，30—31，404，417，542，545，583

Alcott，Louisa May路易萨·梅·阿尔考特，447

Aldington，Richard理查德·奥尔丁顿，239，247，248

Aldrich，Thomas Bailey托马斯·贝利·奥尔德里奇，428

Alger，Horatio霍雷肖·阿尔杰，368

alliances of writers作家联盟，451—454

American Dream美国梦，60，62

American Poetry: 7he Twentieth Century 《美国诗歌：20世纪》181—182

“American Renaissance” period “美国的文艺复兴”时期，348—349，355

Anderson，Sherwood舍伍德·安德森，384，447

Andrews，Bruce布鲁斯·安德鲁斯，215；诗选 27，27—32，181—182

antiromanticism反浪漫主义，99

antiSemitism反犹太主义见伦道夫·伯恩，对其的论述；托马斯·卡莱尔，反犹太主义，艾略特，埃兹拉·庞德

Antin，Mary玛丽·安婷，368，428

Apolhnaire，Guiliaume纪尧姆·阿波里奈尔，20，205—206

architecture建筑，376，377

Arensberg，Walter沃尔特·阿伦斯伯格，30

Armory Show军械库艺术展，378—379

Arnold，Matthew马修·阿诺德，410—414; 关于他的角色和作用的争议 420—421，422，亨利·詹姆斯关于阿诺德的论述 412—414，其对于其他作家的作用 418—423，452，464;在美国的演讲 411; 《美国的文明》452

art，modern艺术，现代，203—204

Arvin，Newton纽敦·亚尔文，348，419，536

Auden，W. H.W. H. 奥登，450

automatic writing无意识写作 202

B

Babbitt，Irving欧文·白璧德，108，350，451，《文学与美国的学院》　525

Baker，Ray Stannard雷·斯坦纳德·贝克，359

Baldwin，James詹姆斯·鲍德温，463

Barnes，Albert阿尔伯特·巴恩斯，468

Barthes，Roland罗兰·巴特，559

Bartlett，John约翰·巴特利特，16，19，44—45，46

Bates，Katherine Lee凯瑟琳·李·贝茨，350

Beardsley，Monroe门罗·毕士利，543

Becker，Carl卡尔·贝克，347

Bellamy，Edward爱德华·贝拉密，461

Bentley，Eric埃里克·本特利，448

Berkman，Alexander亚历山大·波克曼，444

Bernstein，Charles查尔斯·伯恩斯坦，214—15

Berryman，John约翰·贝里曼，416

Beveridge，Senator Albert参议员阿尔伯特·柏卫基，364

Bishop，Elizabeth伊丽莎白·毕索普，267，272，276，602

Bishop，John Peale约翰·皮尔·毕索普，517

Blackmur，R. P. R. P. 布莱克默，174,404,415,558—559; 作为“新批评领域的典范”566—570; 《评论家的负担》569，《评论家的工作》 569—570; 《创作的危险》 569; 《双重间谍》 567—568，569，595; 《伟大的代价》567，569，572，598; 《狮子与蜂巢》567

Blake，William威廉·布莱克，109

Bloom，Harold哈罗德·布鲁姆，573

Bogan，Louise路易斯·博根，189—190，208，552，567，586，590

Bontemps，Arna，邦当，阿纳，546

books and periodicals，书籍和期刊，368—369

Borderline (film)《骇杀边缘》，254

Bourne，Randolph伦道夫·伯恩，355，422—427; 关于反犹太主义 432; 关于阿诺德 422—423，431; 关于杜威 424—425，关于评论的作用 431—432，499; 关于移民 429，432，433; 关于通俗文化 432—433; 关于俄国 426; 关于种族隔离 461; 关于战争 423—424，425—426; 《一个文学愤青的一生》 499—500

Boyd，Ernest厄内斯特·鲍伊德，431

Bradley，F. H. F. H.布拉德雷，107，511

Brooks，Cleanth克林斯·布鲁克斯，486，488—489，519，561，562—566; 关于福克纳的书籍 489; 与解构主义 574; 关于诗歌中的反讽和悖论 521—522; 《评论与文学史》558; 《形式主义评论家》565; 《诠释的邪说》566; 《现代诗歌与传统》488,514，545，549，552，563，597; 《理解诗歌》（与沃伦合著）494，544，547，549，553，《精致的瓮》488，522，546,563,564—565,604

Brooks，Van Wyck范·威克·布鲁克斯，348，349，357，375—376，595，598，600，602; 关于文化复兴 454—456; 卡莱尔的影响 442; 关于文学/社会评论 485; 关于马修·阿诺德 420—422; 《美国的成长》376，442，455，461，580; 《工业主义文化》 421; 《爱默生及其他》589; 《文学与领袖风采》 443，582; 《创作者与发现者》系列 392，394—395，443; 《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 584; 《我们的评论家们》421—422; 《亨利·詹姆斯的巡礼》587; 《评论素描》 456 592; 《清教徒的酒》357，376，442，454,455，461; 《美国的作家》562

Brower，Reuben A.鲁本·A.布洛尔，520—521

Brown，Sterling斯特林·布朗，190，339—340，549，596

Brownell，W. C.W. C. 勃朗耐尔，350，418，447

Brownson，Orestes奥里斯特斯·布朗森，409

Bryant，William Cullen威廉·卡伦·布莱恩特，23

Bryher (Winifred Ellerman) 布莱赫（温妮弗雷德·埃勒曼） ，241，247，248，249，254,255,284

Buck，Gertrude格特鲁德·巴克，556—557，581—582

Burke，Kenneth肯尼斯·伯克，436，523—524，543，570—571，591，601，604; 《文学乃生活的素养》 571; 《文学形式的哲学》 570—571，599

Burnshaw，Stanley斯坦利·伯恩肖，81

business success and poetry商业成功和诗歌，63，80—82

C

Cahan，Abrahan亚伯拉罕·卡恩，368—369

Calverton，V，F.V. F. 卡尔佛登，380，467，59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1921)，379—380，582

Cantarow，Ellen爱伦·堪塔罗，560

capitalism affecting literature，资本主义对文学的影响，65，80—81，150，199，262—263，358—363

Carlyle，Thomas托马斯·卡莱尔，357; 反犹太主义 449; 作为评论行为的典范 406—410，437，443; 失去宠爱 448—449; 对其他作家的影响 447—449; 《新编短文集》407; 《就黑人问题偶尔发表的几句评论》407; 《英雄和英雄崇拜》441，443，449; 《过去与现在》407，408; 《衣装哲学》 408，437

Carnegie，Andrew安德鲁·卡内基，360，368

Carpenter，G，R.G. R. 卡彭特，502

Cather，Willa薇拉·凯瑟，448

Channing，William Ellery威廉·埃勒里·钱宁，409

Chapman，John Jay约翰·杰·查普曼，357，433—435

Chase，Richard理查德·蔡斯，544，562，604

Chicago School，The芝加哥派，543—544

Church，Henry亨利·丘奇，91—92

Close Up (film)《特写》（电影杂志） ，254

Cody，William (“Buffalo Bill”)威廉·科迪（“野牛比尔”），370—371

Coleridge，Samuel Taylor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507，521

commodity form of art艺术的商品形式,16—17

Communist Party共产党,529—531，536—537; 又见马克思主义

Cook，Albert阿尔伯特·库克,496，502

Cooper，James Fenimore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352

Covarrubias，Migue米盖尔·寇瓦鲁毕亚斯,316

Cowley，Malcolm马尔科姆·考利,183—184，374，386，387，489，601; 关于马克思主义 535; 《斯文优雅的传统过后》 456，596; 《流放者还乡》527，594

Crane，Hart哈特·克莱恩，191，193，593; 20世纪的美国 291—294，300; 阿兹台克诗歌，307—309; 背景 288—289; 布莱克默对其诗的评论 568—569; 加勒比时期 298—301; 与艾略特 296; 需要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团体 450; 作为读者 294; 作为矩阵的大海303—304; 风格 296—298; 对于诗歌和诗学的看法 292—295; 对惠特曼的论述 295—296; 与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223—224; 《在梅尔维尔墓前》 289—290，290—291，304; 《桥》 224，275—276，289，290，296，298，304—307，308，591; 《诗歌全集》 298;《致浮士德与海伦的婚姻》 293，294; 《总的目的与原理》 294，303; 飓风 299; 《束状岛屿》 298—300; 《三月》297—298; 《哦，加勒比岛》 300—301; 《道路》 302—303; 《航行》 303—304; 《白色的楼房》289—290，298，301,588

Crane，R. S.R. S. 克莱恩，544，565

Creel，George乔治·克里尔，429

criticism，literary评论，文学，见文学评论

Croly，Herbert赫伯特·克罗利,420，446

Crummell，Alexander亚历山大·克兰梅尔,418

Cullen，Countee康蒂·卡伦,190，312，340—342，587，590

Culler，Jonathan乔纳森·卡勒,573

Cummings，E. E.E. E. 卡明斯,188—189，510，587

Cunard，Nancy南希·丘纳德,390

D

Davidson，Donald唐纳德·戴维森,539

Davis，Arthur P.阿瑟·P. 戴维斯，550

de Man，Paul保罗·德曼，566，573—574

Debs，Eugene V.尤金·V. 德布斯，362，430，457，529

deconstruction解构主义，573—574

defamiliarization陌生化，188—189

Dell，Floyd弗洛伊德·德尔，381,415,588

democracy and poetry民主与诗歌，29—30

Depression (Great)大萧条（时期），81，82，527—530

Derrida，Jacques雅克·德里达，175，566，574

Deutsch，Babette巴贝特·多伊奇，554—555

Dewey，John约翰·杜威,424—525，427，438，594

Dickens，Charles查尔斯·狄更斯,352—353

Dickinson，Emily艾米莉·迪金森,216，447，552

diction of poetry诗歌用词,34—35，135

Doolittle，Hilda希尔达·杜利特尔,见 H. D.

Dos Passos，John约翰·多斯·帕索斯,518，535

Douglass，Frederic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356

dream as term for poetry作为诗歌术语的梦想,42，43—44

Dreiser，Theodore西奥多·德莱塞,459—460，535

Du Bois，W. E. B.W. E. B. 杜波伊斯,448，453，463，465，471; 艺术是的宣传使命 478; 背景资料 473—474; 同情共产党 477; 文学评论 472—478; 种族隔离观点 476—477; 《美国的黑人重构》 477; 《有色人种与民主》 477; 《黑水》 475，584; 《拂晓的微冥》 477; 《约翰·布朗》 475; 《黑人》475，581; 《费城黑人》 474; 《寻找银羊毛》 475; 《黑人的灵魂》474—475; 《制止将非洲黑奴贩卖到美国的行动》474

Duchamp，Marcel马塞尔·杜桑,374

Dunbar，Paul Laurence保罗·劳伦斯·邓巴,547

Duncan，Robert罗伯特·邓肯,236，261

E

Eastman，Max马克斯·伊斯特曼,447，523—524，592

economics经济学,358—369; 简·亚当斯，441—442;资本主义陷入危机 482—483，消费资本主义 65，80—81，150，199，262—263，358—363; T. S. 艾略特，104—105; 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417—418; 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改善 526—527; 新政计划 388，532—534; 与诗歌的关系 15—16，17，71—72，74; 股市崩溃 527—528; 美国年轻人的问题 60—61，62—63

education教育,366—667

Einstein，Albert阿尔伯特·爱因斯坦,202—203

Eliot，George乔治·艾略特,400

Eliot，T. S. T. S. 艾略特,50—51，68，191，217，591，593; 暗示和引用 115—118; 关于美国文学的论述 405; 反犹太主义 112，113，126—127; 白璧德的影响 108; 背景资料 97，103—105，113—114，510—512; 与基督教的关系 107，118—1119，125; 社团和文学传统 111，112—113; 世界性的来源 108; 以及文化126—128; 形式和框架 125; 关于亨利·詹姆斯的论述 415; 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24; 拉弗格的影响 98，511; 后期生涯 126; 文学评论 513—518，545; 重要职业理念109; 新批评 386—387，509—518; 角色/面具 100; 被看作绘画的诗歌122—123; 社会评论 108，126; 文学的戏剧方面119—120; 诗歌中的话外音效果 120—122; 关于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217—219; 关于文学中的女性 552;《拜异教神》 116，126—127，513; 《圣灰星期三》　128，《带着旅游指南的伯班克：叼着雪茄的布莱斯坦》112; 《鸡尾酒会》 126; 《哭泣的姑娘》 100，101; 《四个四重奏》51—52，128，129—130，554; 《小老头》111—113; 《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 110—111，516; 《空心人》 128; 《基督教社会的理念》 126，513; 《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98—100，221，222，266; 《玄学派诗人》 115，515; 《窗前的早晨》102; 《阿波利纳克斯先生》 101—102; 《大教堂凶杀案》128; 《文化定义笔记》 126，513; 《贵妇画像》 100—101; 《前奏曲》 102; 《普鲁弗洛克及其他所见》99，101，109，512，582; 《多风之夜狂想曲》 102; 《圣林》 106—107，109,512; 《斯威尼》 诗歌 112; 《传统与个人天赋》107; 110，111，125，168，514; 《尤利西斯、秩序与神话》 114—115; 《荒原》 102，103，114—124，130，131，217—219，510,512,515,585

Eliot，Vivienne (née HaighWood，wife of T. S. )薇薇安·艾略特（娘家姓海伍德，T. S. 艾略特的妻子）,103—104，511—512

Ellerman，Winifred see Bryher温妮弗雷德·埃勒曼见布莱赫

Ellison，Ralph拉尔夫·埃里森,415，463; 《影子与行动》515

Emerson，Ralph Waldo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71，75，90，107，146，169; 与卡莱尔 406—407，408—409; 与文学评论 353—354，356—357; 与惠特曼 399; 《美国学者》 353，《处世之道》356;《英国人的性格》355，356; 《唯名论者与现实主义者》 353; 《诗人》 353,354; 《自立》353—354

Empson，William威廉·燕卜荪,509，569

English/European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writers英国/欧洲文学与美国作家,349—356,400—405

entertainment娱乐,369—370

environmental poetry环境诗,186—187

Erskine，John约翰·厄斯金,504，505

Espionage Act《间谍法》（1917）,429—430

F

Fairchild，Henry Pratt亨利·普安·费尔奇德,433

Farrell，James T.詹姆斯·T. 法雷尔,540

fascism法西斯主义,448

Faulkner，William威廉·福克纳,403

Federal Writers Project联邦作家规划，388—389

Feuillerat，Albert阿尔伯特·费伊莱特，504

Fields，Mrs James T.詹姆斯·T. 费尔茨夫人，412

film industry电影工业，371

Fireside poetic form炉边诗歌形式，23—24，52

Fitzgerald，F. Scott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527

Flint，F.S.F. S. 弗林特，241

Foerster，Norman诺曼·福斯特，379，404，503，590

Ford，Henry亨利·福特，360—361

form and meaning形式与意义521

Forte，Ormond A. 奥蒙德 A. 福特，316—317

Frank，Waldo沃尔多·弗兰克，292，376,419，422，427，538，583

Franklin，H. BruceH.布鲁斯·富兰克林，560

Frazer，James G.詹姆斯·弗雷泽，114,115

Freeman，Joseph约瑟夫·弗里曼，381，537—538

Freeman，Mary Wilkins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362

Freud，Sigmun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41—242

Frost，Robert罗伯特·弗罗斯特，11，15，16,18—20，33—59，191，375，590，591，595，597; 美国文学 403—404; 与华兹华斯比较 39—42; 措辞 34—35，48—50，52—53，58—59; 早年的雄心壮志 18—20，38; 声名与自我宣传 46—48; 最终在文学上的突破 44—46; 作为哈佛学生 68; 劳动为诗歌之基础39—40，41，42—44，49; 后来的职业生涯54—55; 抒情诗实践38—39; 赚钱 20—21; 与庞德 18—19; 散文写作 20; 与读者的关系 51; 风格 22，50—52; 《少年的意志》 16，38—39，42，48，579; 《山外有山》58; 《雨蛙溪》 53; 《在林间空地》 54; 《补墙》 50—51; 《山洼》 21，38，52，581; 《割草》39，43; 《望不远也看不深》58; 《新罕布什尔》47，54，55—57，586; 《波士顿以北》 34，38—39，42，49—51，580; 《一个老人的冬夜》 53; 《熄灭吧，熄灭》” 53—54; 《未选之路》 22—25; 《绒毛绣线菊》 55，602; 《见证树》 55，599

Frye，Northrop诺思洛普·弗莱，175，544，602

Fuller，Margaret玛格丽特·福勒，354，407

G

Garland，Hamlin哈姆林·加兰，352，382，403—404

Garrison，William Lloyd威廉·劳埃德·加里森，351，407，433

Garvey，Marcus马尔库斯·加维，476

geopolitics of the West西方地缘政治,192

George，Henry亨利·乔治,362，366，426

Gilder，Richard Watson理查德，沃森·吉尔德,98

Gilman，Charlotte Perkins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363,445，448

Glackens，William威廉·格拉肯斯，374

Glasgow，Ellen艾伦·格拉斯哥，417

Gold，Michael麦克尔·戈尔德，428，529

Goldman，Emma爱玛·戈德曼，444—445，580

grammar and poetry语法与诗歌，211

Gramsci，Antonio安东尼奥·葛兰西，538

Grant，Madison麦迪逊·格兰特，433

Grant，U. S. U. S. 格兰特，351

Graves，Robert罗伯特·格瑞夫斯，509

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81，82

Greenlaw，Edwin爱德温·格林罗，502

Gregg，Frances Josepha弗朗西斯·约瑟芬·格雷戈，241

Gregory，Alyse爱丽斯·格里高利，284

Grey，Zane赞恩·格雷，368

groups formed by writers作家组织的团体，451—452

H

H. D. (Hilda Doohttle)H. D. （希尔达·杜利特尔），191，193，598，背景资料 242; 与布莱赫的关系 见 布莱赫（温妮弗雷德·埃勒曼），与弗洛伊德 241—243，247; 希腊神话/场景 244—245，249—255，259; 意象派 239—240; 互文性 251; 作为女诗人的女性人物 248; 与庞德 239—241; 二战诗歌 255—258; 《叫我活着》 248; 《艾文河畔》 249，604; 《痛苦的终结》241; 《欧里迪丝》 251—252; 《开花的杖》248，256，258，602; 《刺猬》 243，254; 《赫迪拉斯》 254; 《海伦在埃及》 240，248，249，258—260; 《赫里奥多拉》 248，249—250，586; 《炼金术的定义》 248; 《希波吕托斯在周旋》 254; 《海门》 248，249—250，585; 《岛屿》 253; 《牧歌》，见《叫我活着》，《重写纸》 247; 《送给青铜的红玫瑰》 248，254—255　592; 《海上花园》 243，245—246，581; 《海上玫瑰》 245; 《被庇护的花园》 246; 《向天使致礼》 242，248，256，257—258，601; 《向弗洛伊德致礼》 241; 《不倒墙》 248，256—257，601; 《冬日恋情》 241

HaighWood，Vivienne海伍德，薇薇安，见薇薇安·艾略特

Hamilton，Alexander亚历山大·汉密尔顿，352

Hamilton，Alice爱丽斯·汉密尔顿，439

Hapgood，Hutchins哈金斯·哈固特，373

Harlem Renaissance哈莱姆文艺复兴，185，311，319—321，451，462—463; 又见W.E.B. 杜波伊斯;阿兰·洛克

Harper，E. W.E. W. 哈珀，453

Hawthorne，Nathaniel纳撒尼尔·霍桑，353

Hay，John约翰·海依，362

Hellman，Lillian丽莉安·海尔曼，268

Herr，Michael麦克尔·赫尔，69—70

Hicks，Granville格兰维尔·希克斯，380，381—382，419，483，593; 与马克思主义 530，536，537

Higginson，Thomas Wentworth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355

Hill，Joe乔·希尔，182

Hirsch，E. D.E. D. 赫施，559—560

Holmes，Oliver Wendell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357，412，449，502

Hoover，Herbert赫伯特·胡佛，526

Howe，Florence弗罗伦斯·豪，555

Howe，Irving欧文·豪，559

Howells，William Dean威廉·狄恩·豪威尔斯，351，362，416—418，419

Hubbell，Jay杰伊·哈贝尔，466

Hughes，Langston兰斯顿·休斯，191，193，467，469，471，592，597; 背景信息和周游 312—313，321; 儿童诗 327—328; 与其他诗人的比较 339—342; 设计和布局 336—337; 尝试 317; 爵士乐诗歌 335—338，《情歌》 323—326; “黑人”的意象 314—316; 美国黑人的生活图景 326—327，333，465; 种族与阶级偏见 314; 大海的影响 313; 作为翻译家 313; 《去问你妈》 334，336—337; 《比尔街的爱情》 326; 《大海》 312，317—318; 《黑色痛苦》 328; 《黄铜痰盂》 325—326; 《穷困潦倒》 330; 《追梦人》 327—328，593; 《神奇的原野》 330—331，603; 《抵押给犹太人的漂亮衣服》 312，320，321—323，328，589; 《早安革命》 321; 《艰难命运》 323; 《徘徊与彷徨》 327; 《命运》 331; 《我的情人》 324—325; 《仲冬布鲁斯》 324; 《延迟的梦想蒙太奇》 314，321，334; 《母亲对儿子说》 319; 《混血儿》 328; 《黑人艺术家与种族主义大山》 321; 《并非没有笑声》 312，327; 《单程票》 332—334，604; 《黑豹与鞭子》 322，334; 《个人的》 331; 《红丝袜》 327; 《莎士比亚在哈莱姆》 320，323，328—330，599; 《歌曲》 332; 《酸甜动物集》 328; 《忧伤曲》 311，312，315—320，328，588; 《第二次世界大战》” 335—336; 又见 哈莱姆文艺复兴

Hulme，T. E.T. E. 休谟，139,140—141,150,517

Hunter，Robert罗伯特·亨特，358

Hurston，Zora Neale佐拉·尼尔·赫斯顿，390，595，597

I

imagination and poetry想象与诗歌，42

imagism意象派，138—142，149，184，239—240，317

immigration移民,364—366，427—433，434

imperialism，American美国的帝国主义,69，365

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358—363

intertextuality in poetry诗歌中的互文性,251

J

Jacob，Max马克斯·雅各布,205

James，C. L. R.C. L. R. 詹姆斯, 418

James，Henry亨利·詹姆斯,101，110，136，137，146—147; 关于阿诺德的论述 412—414; 关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 414; 布莱克默关于亨利·詹姆斯的评述 415; 关于卡莱尔 409; 艾略特关于亨利·詹姆斯的评述 415; 文学评论 357，518—519; 关于战后语言 518; 与格特鲁德·斯泰因，201; 《美国景象》429，449—450; 《小说的艺术》413—414,518; 《评论》 501; 《关于小说家的笔记》 580

James，William威廉·詹姆斯,68—70，107，137，201，365; 关于美国的帝国主义 423—424; 伦道夫·伯恩关于威廉·詹姆斯的评述 426—427; 《学院出身人士的社会价值》 453—454

Jarrell，Randell伦德尔·嘉雷尔,562

Jeffers，Robinson罗宾逊·杰弗斯,186—187，586，589

Jefferson，Blind Lemon盲歌手莱蒙·杰斐逊，182

Jefferson，Thomas托马斯·杰斐逊，353

Jewett，Sarah Orne萨拉·奥恩·朱厄特，447

Johnson，James Weldon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471—472，551，585，595

Jones，Howard Mumford霍华德·孟福德·琼斯，320

Josephson，Matthew马修·约瑟夫森，536

Joyce，James詹姆斯·乔伊斯，102，114—115，124

K

Kampf，Louis路易斯·坎弗，560

Kazin，Alfred阿尔弗雷德·卡津，392—393，397—399，517，561，600，关于共产主义 539; 《从三十年代出发》532

Kellan，Horace霍拉斯·卡伦，460

Kelley，Floience弗洛伦斯·凯利，438

Kellogg，Florence Loeb弗罗伦斯·里奥伯·凯洛格，533

Kellor，Frances弗朗西丝·凯勒，358，439

Kenner，Hugh休·肯纳，239

Kilmer，Joyce乔伊斯·基尔默，29

Kirstein，Lincoln林肯·科尔斯坦，567

Kittredge，George Lyman乔治·理曼·基特里奇，496—497，502

Krasner，Lee李·克雷斯纳，539

Kreymbourg，Alfred阿尔弗雷德·克雷伯格，281，384，467

Ku Klux Klan三K党，433，434

L

L=A=N=G=U=A=G=E poets 语言派诗人，215，223

labor as basis for poetry劳动作为诗歌之基础，39—40，41，42—44

Laforgue，Jules朱尔·拉弗格，98，99

language语言，143，518，又见诗歌的措辞

Lathrop，Julia尤莉娅·拉斯罗普，439

Lauter，Paul保罗·劳特，560

Lawrence，D. H.D. H. 劳伦斯，247,387

Lease，Mary K.玛丽·K. 利斯，362

Leavis，F. R.F. R. 里维斯，514

Lee，Ulysses尤里西斯·李，550

LéviStrauss，Claude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559

Lewis，Emily Sargent艾米莉·萨根特·刘易斯，363

Lewis，Janet詹妮特·刘易斯，190

Lewis，Sinclair辛克莱·刘易斯，386，417，502

Lewisohn，Ludwig路德维格·路易生，418，500

Lindsay，Vachel韦切尔·林赛，184—185，375，580，582，584

Lippmann，Walter沃尔特·李普曼，373，447

literacy非文盲，366—367

literary criticism文学评论，345，346，402—403;美籍非裔 460—478，美国作家的作品 (1925) 382—383; 《剑桥美国文学史》 379—380; 美国文学经典 349—350，423，452; 本土作品 351; 责备与悲观 351—352，357，495—505; 对“民众”的不信任 442—443; 对主流文化的评论 382; 侨民编辑 383; 文学研究的日渐兴起 390—391; 评论史 181，347; 《美国文学史》 391; 马克思主义文学史 380; 新英格兰经典 351，358; 党派政治 380; 文学的职业化 390—391; 评论杂志 383—384; 革命运动 380—381; 与之匹敌的英国文学 349—356，400—402; 美国文学教学 391—392，423，498—4500; 戏剧研究与评论 500; 对真正的“美国”文学的威胁 353; 作家组成团体 451—454; 又见 单个作家；新批评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文学史》（1948），391

Lloyd，Henry Demarest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358

Locke，Alain阿兰·洛克，460—466; 与美籍非裔作家 461—466; 阿诺德的影响 464; 作为评论家 463—466，476; 与杜波伊斯 465;与美国文化和美国黑人文化的相互联系 465—467; 知识分子的作用 464; “从《土生子》到《隐形人》”463; 《融合的沉重代价》 462;《新黑人》 460，462，588; 又见 哈莱姆文艺复兴

London，Jack杰克·伦敦，447

Lowell，Amy艾米·洛威尔，183—184，375，582

Lowell，Robert罗伯特·洛威尔，288，412，559

Lowes，John Livingston约翰·李文思顿·罗兹，503

Loy，Mina米娜·罗伊，185，215

Lubbock，Percy珀西·卢伯克,518—519，585

Lukacs，Georg乔治·卢卡奇,78

Lynd，Robert and Helen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360

lyric mode抒情方式,29，33，35—38; 艾略特 99，102—103; 在机器时代192—193; 关于现代派诗人294—295; 庞德 135，138—140，146，151—152; 以及白话 48—50，77; 另见诗歌用词

M

MacGowan，Christopher克里斯托夫·麦克格万,236

machine age poets机器时代的诗人,182，191—193

McKay，Claude克劳德·麦凯,190，339，448，451—452，476; 《哈莱姆的阴影》585，《牙买加之歌》 579

McNeill，George乔治·麦克内尔,361—362

Macy，John约翰·梅西,357—358，380，447，581

Marcus，Joe乔·马尔库斯,531—532

market logic市场逻辑,52

Marvell，Andrew安德鲁·马维尔,41—42

Marx，Karl卡尔·马克思,82

Marxism马克思主义,524，528，530，534—538，540，又见 共产党

masculinity and poetic diction男子气概和诗歌用词,35，142，152，236—237

mask of character (poet's)（诗人）个性的掩饰,100，152—153

mass audience for poetry诗歌的广大读者,21—22

Masters，Edgar Lee埃德加·李·马斯特斯,182—183，581

Matthiessen，F. O.F. O. 马西森,348—349，388，392，394—395，396，590，595，601，603; 关于阿诺德的评述 419—420; 关于玛丽安娜·穆尔的评述 552; 与新政 53; 《美国的文艺复兴》 395—397，599; 《牛津美国诗歌读本》 547; 《评论家的责任》 562

Melville，Herman赫尔曼·梅尔维尔，354，356，388，469

Mencken，H. L.H. L. 门肯,376，382，401，404，447; 与美籍非裔作家 467—468; 背景资料 457; 关于德莱塞的评述 459—460; 与基特里奇 497—498; 作为文学评论家 456—460; 关于莫尔和白璧德的论述 524; 偏见 456—457; 作家应结合成一个群体 451; 《美国的语言》583; 《序言集锦》 458，459，582;《评论注脚》498; 《珍妮姑娘》 459; 《国书》 501—502; 《论做一个美国人》498; 《偏见》 458，583，585，587，589; 《清教徒主义是一种文学力量》504

middleclass expansion中产阶级扩张,73，76—77，82

Millay，Edna St. Vincent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187—188，208，582，585，586，590

Miller，J. HillisJ.希利斯·米勒,573

Miller，Kelly凯利·米勒,365

Miller，Perry佩里·米勒,392，395，594，597; 《新英格兰思想》 395

Milton，John约翰·弥尔顿,115—116

modernism现代主义,19—20，26—32; 美国黑人 见兰斯顿·休斯； 艺术 203—204; 对传统的冲击 174—177; 《矛盾中的连续性》 175—176; 哈特·克莱恩 294—295; 早期诗歌和哲学68; T. S. 艾略特 99，176，177，182;时间的意象200; 威廉·詹姆斯 69; 重要价值观176—177;机器时代的诗人182，191—193，223; 现代艺术 (1913) 378—379; 玛丽安娜·穆尔 264—267; 埃兹拉·庞德 140，176—177，182; 现代主义改造 222—223; 诗歌意识的树立 311—312;沃莱斯·史蒂文斯 79，182; 商标37，51—52;诗人关系网 265—266;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222—223; 又见具体 姓名

Moll，Elsie埃尔西·莫尔(沃莱斯·史蒂文斯的妻子),64

money金钱,见经济学与诗歌

Monroe，Harriet哈里特·门罗,19，98，138，219—220，221，290，557

Moody，John约翰·穆迪,358

Moore，Marianne玛丽安娜·穆尔,191，203，552，553—554，601; 广告一般的特质 270—271; 动物诗 281; 背景和家庭 262—263，266; 作为评论家 266—267，287，553—554; 来自丢勒的灵感 275—276; 《日晷》的编辑 274; 与亨利·福特公司 262，263—264，265，269; 关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评述 207; 关于H. D. 253; 与哈特·克莱恩 293; 观察的力量 267，269; 作品的精确性 268，269—270; 激进派 283—284; 修正 286—287; 对越南战争的支持 276; 关于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224—225; 《盔甲在破坏谦恭》 270; 《诗选》 274，585，《诗歌全集》 274，《鱼》 276—278; 《四块石英晶体钟表》 268，272; 《花岗岩与钢铁》 272—274; 《玛丽安娜·穆尔的一个读者》 264—265，281; 《婚姻》 274，284—286，586; 《观察评论》 267—268，271,587; 《章鱼》 278—280; 《穿山甲及其他诗》 274，274，281，282—283，595; 《诗选》 274，595; 《高空作业工人》 275—276; 《学生》 274—275; 《致蒸汽压路机》268—269，270; 《什么是年份》 271—272，599; 背景和家庭 262—263，266; 作为评论家 266—267，287，553—554;

More，Paul Elmer保罗·埃尔默·莫尔,350，351—352，380，447; 与新人文主义者 524—525; 《专制之邪恶》 524,590;《自然的贵族》 525

Morgan，John Pierpoint约翰·皮尔蓬特·摩根,229—230

Morris，William威廉·莫里斯531

Mumford，Lewis刘易斯·芒福德,348，355，373—374，384—386，590，601;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535; 关于范·威克·布鲁克斯的论述 454—455; 《棕色年代》 385，592; 《城市文化》385，597; 《黄金年代》 385—386，589; 《大棒与石头》 385，587; 《乌托邦的故事》 385，585; 《技术与文明》385，594

Munson，Graham B.戈海姆·B. 芒森,525

music音乐,370，376，377

N

Nathan，George Jean乔治·简·内森,457，500，583

Nearing，Scott史考特·聂尔宁,457

Negro poets黑人诗人,见兰斯顿·休斯

New Criticism新批评,486—577，美籍非裔作家 546—552; 对女性作家的态度 552—558; 遭遇越来越多的反对 559—562; 《我的立场》中的论文 486，488，489，490，491，547，548，564; 又见 具体姓名

New Deal programs新政计划,388，531—534

New England literary scholars and historians新英格兰文学学者与文学史家,351，412

New Humanism新人文主义,524—526，541

New Negro Movement新黑人运动,见哈莱姆文艺复兴；阿兰·洛克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报纸和杂志,367—368

Niebuhr，Reinhold雷恩霍德·尼布尔,538—539

Nietzsche，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尼采,443

Norris，Frank弗兰克·诺里斯,366

Norton，Charles Eliot查尔斯·艾略特·诺顿,365，412

Nuhn，Ferner费纳·南（此为一个不知名的作者的笔名） ,391—392

O

O'Hara，Flank弗兰克·奥哈拉,302

Ohmann，Richard理查德·欧曼,560，572—573

Originalitg, search for求新求异,74

Orwell，George乔治·奥威尔,534

P

painting绘画,见 视觉艺术

Palgrave，F. T.F.T.帕尔格雷夫, 27—29

Parker，Dorothy多萝西·帕克,188，208

Parkman，Francis弗朗西斯·帕克曼,355

Parrington，V. L.V. L. 帕林顿,348，380，392; 《康涅狄格风趣录》 589; 《美国思潮中的主流》392—394，589; 《辛克莱·刘易斯：我们自己的第欧根尼》589

Pattee，Fred Lewis弗雷德·刘易斯·帕蒂,379，388

Payne，William Morton威廉·莫顿·佩恩,418—419，503—504

Pearce，Roy Harvey罗伊·哈维·皮尔斯,192

Pearson，Norman Holmes诺尔曼·霍尔姆斯·皮尔森,255

Peck，Harry Thurston哈里·瑟斯顿·佩克,367

Perkins，Frances弗朗西斯·帕金斯,528

Perry，Bliss布利斯·珀瑞,351，375，447

Phillips，David Graham大卫·格莱汉姆·菲利普斯,359

Phillips，Wendell温德尔·菲利普斯,356

Phillips，William威廉·菲利普斯,538

philosophy，modernist现代主义哲学,69—70

photography摄影,376—378

Picabia，Francis弗朗西斯·皮卡比亚,243—244

Picasso，Pablo帕布罗·毕加索,203—205

Plank，George乔治·普兰克,254

Poe，Edgar Allan埃德加·艾伦·坡,36—37，220—221，409

poetry，economic definition of modem American诗歌，现代美国人的经济定义,15—16

Poetry Society of America美国诗歌协会,134

Poggioli，Renato雷纳托·泼吉奥利,85

Porter，Cole科尔·波特,182

Post，Emily艾米莉·波斯特,368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50

Pound，Ezra埃兹拉·庞德,131—132，191，447,594,598; 诗选 27—28，132，反装饰主义 139，144; 反犹太主义132; 先锋派136，美国文学批评 133—135; 早期雄心 16—18; 早期作品 150—151;庞德，艾兹拉{续}编辑《荒原》 131，140; 与艾略特 98，168，511;史诗意图 157—158; 与弗罗斯特 18—19,44; 他的法西斯主义131—132; 肖像138—143，149; 语言 143，518; 抒情方式135，138—140，146，151—152; 声明 (1913) 138—140; 以及大众文化 152—153; 变形理论 149—150; 神话想象 151，160—162，164; 新批评 386—387;纠缠不清的多变精神 148—149; 个性问题 145—148; 逆向移民 146—147; 风格的改变148; 社会批判 137—138，139，144—145; 当教师 132; 优异 144—146; 《灯火阑珊》 139，147，151; 《活跃集》 168; 《诗章》 139，140—141，154，156—168，170—173，267，588，596; 《坎佐尼诗集》153，154，578; 《狂喜》152，153; 《弗朗西丝卡》 153; 《休·塞尔温·莫伯利》 98，131，136，584; 《洁身礼》 153，154，155，581; 《我的祖国》 16—17，18，131，132，134，170，351，579; 《孔雀舞与分离》583; 《人物》 152; 《比萨诗章》 131—132，171—172，603; Quia Pauper Amavi 583; 《圣诞季节十五首》147; 《反唇相讥》153，579; 《浪漫精神》138，578; 《圣诞季节维庸诗》151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美国文学的职业化 ,390—391

publishing business出版业,367—369

R

racism种族主义,433，434，474，548—549，又见反犹太主义

radio broadcasting广播,371—372

Rahv，Philip菲利普·拉夫,538，561—562

Ransom，John Crowe约翰·克劳·兰塞姆,448，486，487—488，492—495; 与解构主义 574; 关于新批评的问题的论述 561; 关于文学中的女性的论述 552; 《评论是一种纯粹的投机》 523; 《地方主义美学》 548; 《没有威胁的上帝》487; 《我的立场》（与泰特合著） 490，491，591; 《新批评》 487，494，508，599; 《世界的躯体》 487，492—493，543，549，597

Rauschenbusch，Walter沃尔特·饶申布士,373

Ravage，Marcus马尔库斯·拉瓦奇,368

Redding，J. SaundersJ. 桑德斯·雷丁,448; 《创造一个黑人诗人》 550—552，598

Reed，John约翰·理德,372—373，500; 《震撼世界的十天》528—529

review magazines评论杂志,383—384

Reznikoff，Charles查尔斯·雷兹尼科夫,190

Rich，Adrienne艾德里安娜·里奇,252

Richards，I. A.I. A. 理查兹,505—509; 《美学的基础》（与奥格登和伍德合著）506;《一首诗如何知道它已完成？》 519; 《词语的相互作用》509；《意义的意义》（与奥格登合作）506; 《实用文学批评》505，506—507，564; 《文学批评原理》 505—509，564; 《科学与诗学》 507，508，509

Riding，Laura劳拉·莱丁,509

Riis，Jacob贾克伯·里斯,358，366

Riley，James Whitcomb詹姆斯·惠特孔·莱里,135

Ripley，George乔治·里普利,409

Rittenhouse，Jessie Belle杰西·贝尔·里滕豪斯,26—27，29，134

Robinson，Edwin Arlington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68，183，578，581，589

romanticism浪漫主义,104—105

Roosevelt，Franklin D.富兰克林·D. 罗斯福,530—533; 又见 新政计划

Rosenfeld，Paul保罗·罗森菲尔德,360，378，384，427，435—437; 《看得到的人：论二十四位现代作家》436，588; 《音乐肖像》584;《纽约港》587

Rourke，Constance康斯坦丝·鲁尔克,389—390，592，600

Royce，Josiah约西亚·罗伊斯,68，107

S

Sandburg，Carl卡尔·桑德博格,184，375，581，589，595

Santayana，George乔治·桑塔亚纳,68—69，357，540

Saussure，Ferdinand de费迪南·德·索绪尔,559

Savage，Philip Henry菲利普·亨利·萨维奇,61

science and poetry科学与诗歌,202—203，268，294—295

Scudder，Vida薇达·舒德,556，579

Sedgwick，Ellery埃勒里·塞奇威克,21，459

Sedition Act《反叛乱法》（1918）,429

segregation种族隔离,见种族主义

Seldes，Gilbert吉尔伯特·塞德斯,528

selfhood myth自我神话,23—25

Shakespeare，William威廉·莎士比亚,110—111

Sheldon，Charles Monroe查尔斯·门罗·谢尔登,368

Sherman，Stuart斯图尔特·舍曼,355，379，418，430，448，498—499，【编辑】 《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 379,582

Sinclair，Upton厄普顿·辛克莱,361

Smith，Bernard伯纳德·史密斯,380，598

Smith，Bessie贝丝·史密斯,182

Smith，Henry Nash亨利·纳什·史密斯,604

Smith，Sydney希德尼·史密斯,352

Snyder，Franklin B.富兰克林·B. 斯耐德,503

social factors and American literature社会因素与美国文学,358—359

Socialist Party社会主义党,529

Solomons，Leon莱昂·所罗门,202

Southern Agrarians南方平均地权主义者,451，486—495，539，572

spectator sports适合观看的体育比赛,370—371

speech and lyric mode演讲和抒情方式,37—38

Spence，Lewis刘易斯·斯宾塞,300

Spiller，Robert罗伯特·斯皮勒,603

Spingarn，Joel乔尔·斯平加恩,497—498，502—503

Spitzer，Leo勒奥·施皮策,541—542

spy scares间谍恐慌,429—430

Stearns，Harold哈罗德·斯特恩斯,452—453

Stedman，E. C.E. C. 斯特德曼,29，140，350，412

Steffens，Lincoln林肯·斯蒂芬斯,358，445—447，529

Stein，Gertrude格特鲁德·斯泰因,191，193，596; 与艺术 203—204; 关于无意识写作 202; 背景资料 201—202; 归类问题 208—209; 激情诗 212—214; 女性主义/女性同性恋评论 208; 法语作品 205—206，她的天才 215—216; 语言与诗歌布局 209—211，518; 情诗 211; 关于大众文化的论述 199; 关于毕加索 203—205; 诗人身份 200; 诗歌与语法 211; 科学训练 201—202; 风格 196，209—212; 时间感 199—200; 《爱丽斯·B. 托克拉斯自传》 194，195—197，202; 《友谊在友谊之花凋落之前凋落》 195; 《作为诠释的写作》 195，199，216; 《十人肖像》 205，591; 《每个人的自传》 197，203，215; 《地理与其他戏剧》 195，199，204，209; 《在美国的讲座》 197; 《露西教堂真可爱》 195; 《美国人的形成》 195，197，198，199—201，588; 《男权诗歌》 214; 《人物肖像与祈祷》 210; 《待被证明的》 198; 《斯泰因作品选集》 206; 《沉思诗行》 197; 《柔软的纽扣》 195，204，211—212，580; 《三个女人的一生》 194，198; 《有用的知识》 195; 《我所经历的战争》 197; 《什么是杰作》 198—199，216; 《发生了什么，一部五幕剧》 210—211

Stein，Leo (brother of Gertrude) 莱奥·斯泰因(格特鲁德的哥哥),201—202，204，206

Stein，Michael (brother of Gertrude) 迈克尔·斯泰因（格特鲁德的哥哥）,204

Stevens，Garrett 加勒特·史蒂文斯（沃莱斯的父亲) ,60—61，63

Stevens，Wallace沃莱斯·史蒂文斯,60—96，191，553—554，596，603，604;作为唯美主义者 78，79，90; 商业成功80—81，83，84—85; 亨利·丘奇 91—92; 矛盾和冲突 83—85;关于对诗歌的向往86—88; 早期生活和诗歌60—61，66—67; 父亲的影响 60—61，63; 哈佛时期 67—70; 后期诗歌 88—89，90—96; 法学院 62; 文学低产期 80;以及长诗 79—80，88—89，94; 个人成长的神话 78; 纽约新闻业 60—61; 关于诗歌的功能 85—87; 普林斯顿演讲 (1941) 70—73; 以及桑塔耶纳 68—69，寻求标新立异 74—75，78—79; 尤利西斯和珀涅罗珀见 《沉思的世界》; 《坛子逸事》 69—70; 《蓝色吉他》(24) 87;　 《名叫字母C的喜剧演员》 80，98—99; 《最后独白》95—96; 《最绿的大陆》315; 《风琴》 70，75，77，79—80，85，89，266，436，586，592; 秩序思想80，82，595; 《新近解放的人》 90; 《带蓝色吉他的汉子》 82，85—86，597; 《关于最高虚构的札记》91—92，600; 《噢，佛罗里达，性的温床》75—77;《岩石》 95—96; 《雪人》 75; 《星期天的早晨》 64—65，66—67; 《沉思的世界》 92—95

Stieglitz，Alfred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377—378

Stoll，E. F.E. F. 史铎尔,503

Strong，Josiah约西亚·斯特朗,364，366

Sullivan，Louis路易·沙利文,377，419，445

Symbolist Movement象征主义运动,98

Symonds，John Addington约翰·爱丁森·西蒙兹,376

Symons，Arthur阿瑟·西蒙斯,98，511

T

Taggard，Genevieve吉纳维芙·泰格德,190，208

Tarbell，Ida艾达·塔贝尔,359

Tate，Allen艾伦·泰特,190，386，418，451，486，488—489; 与解构主义 574; 关于I. A. 理查兹的论述 507; 关于诗歌与评论 517，540—541，561; 与种族隔离 549; 关于极权主义 539; 《四十年随笔》488; 《父亲》488; 《回忆录与观点》488; “艾米莉小姐与编目学家” 495; 《还那西塞斯以原型》 519; 《论诗歌的局限性》489，603; The 《艾伦·泰特诗评》488; 《关于诗歌和思想的反动文集》549，596; 《疯狂中的理智：评论文集》 549，599; 《诗的张力》 523

Taylor，Frederick Winslow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361

Teasdale，Sara萨拉·提丝戴尔,185—186

Tennyson，Alfred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33

Thompson，Lawrence劳伦斯·汤普森,48

Thoreau，H. D.H. D. 梭罗,354,356,406—407

Tillich，Paul保罗·蒂利希,508

time images时间的意象,199—200

Tocqueville，Alexis de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352，353

Toklas，Alice B.爱丽斯·B. 托克拉斯,206

Tolson，Melvin梅尔文·托尔森,190

Toomer，Jean简·图默,190,463，596

Trachtenberg，Alan艾伦·特拉登堡,273

transport交通,360—361，369

Trilling，Lionel莱昂内尔·特里林,416，420，484—485，504—505，545，605; 《昔日的理性》 562

Trotsky，Leon里昂·托洛茨基,530—531

Turner，Frederick Jackson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347

Twain，Mark马克·吐温,400—401，447

Tyler，Moses Coit摩西·考埃·泰勒,350

U

unemployment失业,482—483

Untermeyer，Louis路易斯·安特迈耶,22，26，29—32，33; 《美国现代诗歌》 26，584

Van Doren，Carl卡尔·范·杜伦,349，392，582，585

Van Vechten，Carl卡尔·范·维克腾,321; 与美国黑人的关系 468—472; 《黑鬼天堂》471—472

Vanderlip，Frank弗兰克·凡德利普,365

Veblen，Thorstein托尔斯坦·凡勃伦,361，493

Verhacular and lyric mode方言和抒情方式,48—50，52—53

Vietnam越南,69

visual arts视觉艺术,377，378—379，386

W

Waldrop，Rosemarie罗斯玛丽·沃尔德鲁普,215

Warren，Austin奥斯汀·沃伦,543，604

Warren，Robert Penn罗伯特·佩恩·沃伦,36—37，403，489—490; 评论著述 486—487，546，558; 与解构主义 574; 关于艾略特的论述 517; 种族主义 549; 《国王的人马》 486; 《内战遗留问题》486; 《夜间骑士》486; 《种族隔离：南方的内部矛盾》486; 《理解诗歌》（与克林斯·布鲁克斯合著）486，487，547，549，553; 《谁替黑人说话》486

Washington，Booker T.布克·T. 华盛顿,475

Weber，Max (painter)马克斯·韦伯（画家）,374

Webster，Daniel丹尼尔·韦伯斯特,286

Wellek，René 雷纳·韦勒克,535，543，565，604

Wells，H. G.H. G. 韦尔斯,376

Wendell，Barnett巴雷特·温德尔,350—351

Weston，Jessie L.杰西·维斯顿,114，115

Weyl，Walter E.沃尔特·E. 韦尔,373

Wharton，Edith伊迪丝·沃顿,362，363，419

White，E. B.E. B. 怀特,534

Whitehead，A. N.A. N. 怀特海,2,202

Whitman，Walt沃尔特·惠特曼,295—296，354—355，381; 关于阿诺德的论述 410—411; 关于卡莱尔的论述 407，409—410; 与爱默生 399—400; 与新批评主义者 546; 《民主远景》 410

Williams，Roger罗杰·威廉姆斯,215

Williams，William Carlos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191，203，451，599; 作为一个彻底的美国诗人 225—226，403; 与哈特·克莱恩 223—224; 关于文化复兴 455; 关于艾略特的论述 217—219，221，222—223，545; 文体杂陈实验 230; 关于H. D.的论述 260—261; 与其他艺术的互动 229; 关于玛丽安娜·穆尔的论述 265，285;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535; 与男性原则 236—237; “新的”本土性 234，236; 独具一格的抒情诗 235—236; 关于坡的论述 220—221; 关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论述 206—207; 《致需要者》 582; 《美国背景》 501; 自传217，218，234—235; 《诗选》 230，594; The 《冬天的临近》 225; 《沙漠音乐》 234; 《伟大的美国小说》 227; 《美国性格》 220，224，588; 《地狱中的科拉》224—225; 266，584; 《帕特森》 221，222，231，233—238，602，603，604; 《来自布鲁盖尔的画面及其他诗歌》 232—233，237; 《散文选集》 220，230，234; 《酸葡萄》 226—227，585，《枯叶中的麻雀》 231—232; 《春天及一切》 221，227—230，265; 《性情》279; 《流浪者》 221—223; 《锲子》 230—231，601

Wilson，Edmund埃德蒙·威尔逊,202，436，478—485，600; 背景信息 479; 作为评论家 480—485; 关于艾略特的评论 514; 体裁和主题 480—481; 与马克思主义 482—483，535—536; 论著中明显漏掉了许多美国作家 484; 政治转变 481—82; 善于讲故事的人 480; 《美国恐慌》481—482，593; 《阿克瑟尔的城堡》479，482，484，523—524，592; 《爱国之血》481; 《到芬兰车站》 479—480，599; 《在两种民主制度中云游》 482; 《三重思想家》481，597

Wilson，Woodrow伍德鲁·威尔逊,428—429

Wimsatt，William威廉·韦姆萨特,543

Winters，Yvor伊沃·温特斯,190，289，292，570，571—572，597，598，599，603; 《谬论剖析》571; 《形式的伟大发现》571; 《评论的作用》 571; 《莫尔的诅咒》571; 《尚古主义与颓废派》571

women in era of 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时代的女性,363

women writers and the New Critics女性作家与新批评主义者,552—558

Woodberry，George乔治·伍德贝利,351，387—388，444

Wordsworth，William 威廉·华兹华斯,39—42，135

Works Progress (later，Projects) Administration (WPA) 工作改进组织（后改为工程）,533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375，422，423，429,431，439; 对于语言的影响 518

Wright，Frank Lloyd弗兰克·劳埃德·赖特,377

Wright，Richard理查德·赖特,415，458，463; 《一千二百万个黑人的呼声》550; 《美国的饥饿》 531

Wylie，Elinor爱莲娜·葳莉,186，208

Y

Yeats，John Butler约翰·巴特勒·叶芝,374

Yeats，W. B.W. B. 叶芝,15，42，106，150

Yezierska，Anzia安齐亚·叶捷斯卡,368

Z

Zabel，Morton Dauwen莫顿·多文·扎贝尔,466

Zukovsky，Louis路易斯·祖可夫斯基,604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6卷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6卷

散文

1910—1950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涉及美国文学所有分支里新兴的和业已确立的种种趋势的广泛范围进行了探讨，并且涵盖了一些学者和批评家的论述。正是在这些学者及批评家的努力下，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文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者的作品集30年美国文学批评之大成，既代表了世代学术成就之间的分歧，也代表了学术成就之间的连续性。鸿篇巨制的叙述文字使本书与以前的版本所能做到的相比，其对美国文学史的探讨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磅礴的气势。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批评的声音虽然构成了这些叙述文字的背景，但这种声音也和当代文学研究的兴趣多样性特点并驾齐驱。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美国文学各个时期的不同流派进行了广泛地跨学科描述。美国文学资料得以拓展的部分原因是以往被忽略的文本最近被发掘出来，另一个原因是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方法的数量和种类的急剧增加。《剑桥美国文学史》里所体现的多层面学术研究和批评研究探索的就是这些多重性——社会、文化、理智和审美的多重性——并展示了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比先前的叙述更加丰富的权威观念。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19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20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30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30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和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15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五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谢

主编寄语

首先，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对这个项目一如既往的支持。同时，我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雷·赖安先生热心的帮助以及伊坦·伯科维奇和苏珊·米兹卢奇给予我的个人及学术上的支持。此外，我还要对美国文化研究新生代学者中杰出的一员乔纳森·福特斯丘表示感谢，他负责编写了大事年表和参考文献，并撰写了序言第二部分的大部分内容，概括总结了这卷各章节之间的联系。

萨克文·伯科维奇

美国现代小说文化史

我要感谢莱斯大学对我的研究所做的支持，否则这部分内容将无法成稿；我还要感谢埃默里大学的支持，否则我无法着手撰写此部分内容。

与我共同编写《美国哥伦比亚文学史》的几个学者中，我特别要感谢那些编写的内容涉及本书覆盖的文学时期的散文作品的作家，他们是：丹尼尔·亚伦、昆廷·安德生、詹姆斯·M.考克斯、唐纳德·M.卡蒂甘纳、唐纳·麦奎德、伊莱恩·肖沃尔特、温蒂·斯坦纳、罗伯特·斯戴普托、琳达·瓦格纳和麦克尔·伍德。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还要感谢编写《哈珀美国文学史》的同事，他们是罗伯特·阿特万、玛莎·班塔、查斯汀·卡普兰、唐纳·麦奎德、罗伯特·斯戴普托、西西莉亚·蒂琪和海伦·万德勒。很荣幸能与他们一起工作。

最初我把部分内容呈现给哈佛大学时，许多人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他们是丹尼尔·亚伦、弗兰克·兰特利奇、约翰·T.马修斯、维尔纳·索洛斯和罗伯特·斯戴普托。后来，查尔斯·奥提里和凯洛琳·波特读了部分手稿。我很感谢二人的帮助和鼓励。萨克文·伯科维奇从始至终给了我很多建议和鼓励，对此我感激不尽。

感谢莱斯大学的特丽·马尼斯特里在我完成本部分内容的最后阶段所给予我的专业性的帮助。

最后，我要对我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表示谢意。在我写这本书时，他们一直在我身边支持着我，包括那些现在已经过世的人。他们是：我的父母——肯尼斯·克鲁斯·明特(1889—1948)和弗朗斯·亨尼西·明特(1892—1948)；我的几个姐妹——玛丽·弗朗西丝·莱特(1917—1967)、伊丽莎白·明特·怀特(1919—1999)和安娜·明特·弗罗门(1922—1998)。而对妻子卡洛琳我更是感激不尽。她从始至终与我讨论我撰写的这部分内容。我们一起把它献给我们的孩子——克里斯托夫和弗朗西丝，以表达我们的祝福、感激和爱。

戴维·明特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

感谢我的母亲伊丽莎白·迈耶斯·扎法尔·黑文斯。她在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出生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并很快定居纽约。

在我着手写这部分内容、然后修改以及最终成稿期间，许多人帮助了我。首先，我要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他是良师益友，也是同事。他说服我承担撰写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这部分内容的艰巨任务；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多少达到了他的学术标准。另一位一直激励我的人是维尔纳·索洛斯，他通过自己的例证、建议和鼓励帮我解决了很多难题。如果没有苏珊·海斯·布塞帮助我研究，这部分内容将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成稿；马特·卡利门也在最后时刻倾力相助。阿黛尔·塔奇勒和雷伊·里金斯不断地安慰我。很多在华盛顿大学从事英文研究、非洲研究和美国黑人研究的教师一直包容着我这个有时心绪纷乱的同事。我的丈夫比尔·保罗和儿子内森给了我无尽的爱。如果不是你们所有人，我也许很早就放弃了。毋庸置疑，文中出现的错误肯定是我犯的。但我很高兴能与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分享此文的成功。

拉菲亚·扎法尔

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

我要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让我参与编写《剑桥美国文学史》，他非常有耐心，一直鼓励我，提出对我很有帮助的意见。本文最后阶段得到美国人文基金会一位高级研究员的帮助。我要感谢杰西·马茨，他读了几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曾在哈佛大学英语系的教工研讨会上用开始的几章做了讲座，受益匪浅。我还想感谢布雷达·奥基夫，杰西卡·胡克对我的研究所做的帮助，以及在最后阶段帮助我的埃里卡·米切尔斯泰因——他最后校对了整个手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马奎斯·雷德帮助我整理了大事记；弗朗塞斯卡·佩乔西尼帮我处理一些零星的事务并帮我复核了出处。十多年在哈佛大学教授“种族划分、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这门课程帮助我形成了在书中展开的论点，我要感谢教授这门课的研究生，也要感谢上这门课的本科生，他们写了很多优秀的论文。我还从别的课上学生们写的文章中得到帮助。此外，我要说明我最初对来自隔离营的日裔美国人的报纸的兴趣是被凯琳·关口同学1977年在哥伦比亚学院写的一篇学期论文《一个美国移民后裔身份的感知》所激发的。

我着重描写了对美国1910年至1950年的移民文学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些作品，而不是“全面覆盖”，否则对目前这部分内容来说是个非常庞杂的目标。文中虽然偶尔“概括”一下情节，但始终是以散文作品的代表性的单句或某些段落为重点的。本文从头至尾对视觉艺术上类似的发展做了分析，而反复关注的事物都为了举例说明以电车这类交通工具的发展和精心挑选的世俗化的范例为代表的现代性。

维尔纳·索洛斯

大事年表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他们使教授、学习和研究文学和历史成为乐趣，特别要感谢提姆·麦卡锡、尼尔·多兰和查尔斯·鲁贝托。我还要感谢亚当·魏斯曼，感谢他提出的睿智的、与别人相反的、真挚的建议。在我成为学者的道路上，萨克文·伯科维奇是最重要的人，他一直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在这里，我感谢在我编纂大事年表时他对我的帮助，尤其感谢他与我共同合著前言。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伊丽莎白，感谢她一直以来陪伴在我身边支持我。

乔纳森·福蒂斯丘

本卷《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戴维·明特所撰写的部分曾以《美国小说文化史，1890年—1940年：从亨利·詹姆斯到威廉·福克纳》为名出版。

序言

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引入了英语创作的一个新分支。30年后在罗伯特·E.斯皮勒主持下编纂的《美国文学史》建立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体现了一代美国文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他们重新划分了这个领域的界线。这些学者和评论家们主要受训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代表了美国文学创作所有分支的新趋势和既定方向，他们影响了而且将继续影响业已成为现代文学知识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文史学家的文学批评从一个边缘地域拓展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一领域的活力反映在国内及全世界对美国文学与日俱增的兴趣、学术活动的范围和辩论纷争的强度上。重要的是，美国文本开始成为提供学科间和跨学科调查研究的主要重心。性别研究、民族研究、通俗文学研究等诸如此类已经渗透到了这个专业领域的各个角落，但是它们唯一的、最广泛的基础就是美国文学。对于多元文化和原则标准形成所产生的争议也同样如此：争论的焦点是跨历史、跨文化的，但是争论本身则以美国著作为主要议题。

在这些争辩中无论我们如何定位自己，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它们引发的活动提供了知识复兴和新研究的一个源泉，一部分以前被忽略、被贬低的作品被大规模地重新发掘出来。我们比以往更明白一些人称之为美国文学(复数)的东西，这一用语植根于美国不同传统、不同类型美学流派，甚至是对文学持有不同观念的持续性上。

这些发展扩展了美国文学的含义和素材。对于这一代评论家和学者来说，美国文学史不再是某些被公认为美国文学极品作品的历史，也不再以美国文学创作中某些公认的历史角度为基础。对确定性和一致性的寻求依然持续，一如它们的职责，但是现在这些寻求是在一种批评性的气氛中进行，其中包括公开辩论、宗派主义以及充其量为不同阐释流派间的对话。

这种冲突情景标志着学术权威在结构上发生了转变。迄今为止所有文学历史惯例，从18世纪的源头开始，依赖于对主体的本质或实质有一个既定的一致意见。今天提及意见一致听起来更像是寻求妥协或恋旧怀古。现在美国文学历史研究以多元的方式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多种声音、多层面的学术、批评和教学事业。这种环境下的权威起到把大量知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作用。我们可以称它为变化的权威。它一部分归属于不同种类事物所带来的活力：相互争锋的追随者、大量的素材、成套的权威著作。它还部分存在于评论家进行联系的能力：把他或她的研究方法中的个性转换成挑战和交锋，由此通过与那些有时互补、有时相互冲突的阐释模式之间的联系而获取内容及深度。

新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在争论性和协作性上都具有权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得它代表了它所描述的文化。我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从根本上来说是多元化的——美国文学的联盟史——但这种多元化是一个本身进行自我划分的多元性，是对这个专业和社会内正在进行的对文化价值、信仰和思维模式的争论的形象表达。这些描述当中有一些可以被称为褒扬性的，因为其揭示了社会成就和美学成就之间、技术创新和文体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他的则是明显对立的，有时到了把文学分析变成对多元主义本身的评论(甚至是攻击)的地步。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立的观点在此标志了《剑桥美国文学史》最为传统的一面。它采取的高尚道德的姿态——文学分析作为抵制和不同见解的场合——植根于对艺术的浪漫崇敬和对高雅文学的文雅态度。那种态度坚持认为，伟大的书籍里体现的理想具有普遍性。因此，它含蓄地并常常通过对社会准则和惯例，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准则和惯例的直接指摘针砭孕育了一种广泛的民族—美学反律法主义。结果是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身的世界、一个较高级法则的领域来颂扬，这些法则因而提供了(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对生活的一种持久的批评。到了20世纪中叶，那种方法一方面导致了新批评派对工业社会的攻击，一方面导致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艺术的乌托邦理论。新对抗主义，包括反文化批评派的新对抗主义，不可避免地和这些遗产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所形成的主张与评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直接涉及了民族性问题。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界定性问题，对澄清早期历史学家来说显而易见而未加提及的一点可能是最好的：在这些卷宗中，美国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分的地域。虽然几位作者采用了一种跨大西洋或泛美比较主义框架，虽然他们中几位讨论了用其他语言写就的作品，虽然还有人依然赞成一种后国家角度(甚至是后美国角度)，但是通常他们的焦点都集中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创作上——“美国文学”，一如人们在其语言和民族含义中所理解(而且仍然)的那样。

这种限制是我们有意选择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毫无疑问地反映了时间、空间、专业训练和现有资料方面的局限性；但是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的撰稿者充分利用了他们自身的局限。他们利用时间、空间、所受训练和新近获取的材料把民族性本身变成了一个文学史问题。恰恰因为他们聚焦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文学，美国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既不是一个叙述的已知条件——一个假设的前提、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或自然前提——也不是一个客观背景(这个国家的历史)。截然相反：它是很多类型文学历史探究争鸣的场所。把自己呈现为中立、对所有被公认派系都热忱欢迎的地域，最终被证明是而且总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争斗区。

在这部文学史里，美国是一个历史实体——美利坚合众国。它也是一个社会宣言，一个由口头法令建立并维持的民族，一套普遍原则，一个社会凝聚力的策略，一个社会抗议的召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个美学理想，一个对现代(进步、机遇、新事物)的比喻，一个包容的符号(熔炉、百衲被、多国之国)，一个排斥的符号，不仅把旧世界而且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其他国家和美国内部的大群体都拒之门外。一个如此构想的国家是一个修辞意义上的战场。这部多卷本文学史里的美国是探究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一个不断转换的多层面的焦点。

并非巧合的是，这些是现在文学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两个问题。文学研究中对历史的理论化从未如此剧烈和无处不在。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把这个领域里所有的特殊兴趣、我们当前存有“意见分歧”的所有派别联结起来的说法并不为过：作为观念、暗喻和神话的基础和结构；作为我们所阅读的文本的内容和我们对它们进行阐释的精神。即使我们承认伟大的书籍——一些达到不同寻常强度的语言分布——业已超越了它们的时间和地点(即使我们认为它们的不朽力量是对立观念源源不断、周而复始产生的一个源泉)，但是经过思考我们发现，很明显美学超越这些观点本身也是受时间限制的。对高雅艺术的美学断言和其他从信仰的诠释学到科学客观性的断言一样，受到历史的影响。我们通过一种确定的历史意识把握它们特定的超越性形式(神启灵感的美学；具有模糊性、颠覆性、不确定性的美学)。

对偶发事件的认可同样延展到历史的书写中。有些历史作品比其他更真实；一些历史作品一度被赋予“确定性”和“综合性”的宏伟壮丽；但是所有历史作品都是由它们的历史时刻所决定的故事。本书中的历史作品也是如此。在此我们的意图是让局限性成为开放性和无穷尽性的源泉。以前的美国文学史不是进行总体化的叙述就是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它们所提供的或是带有权威性的单一见解或是众多似乎只不过在进行全盘概括的简明综述，似乎是因为专家式综述的简明风格阻止了作者个体的声音。对比之下，此部美国文学史通过大规模多音调叙述的舒展开来。由于撰稿者的数目有限，他们每一位都有详尽阐释各自观点和见解(包括前提、论证和分析)的范围；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叙述通过实例而不是断言具有说服性；每一位撰稿者都通过这一代美国文史学家所共有的主题、焦虑和理想等相互联系(尽管有差异)。

我们挑选这些作者，首先因为他们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同时也考虑到评论界对其作品的高度评价。他们一起展示了过去30年美国文学评论的成就。他们的撰稿显示了几代人之间的关联和差别。他们表现了现在归入美国文学标题下不同寻常范围的素材。他们表现出了使得这个领域有了引人注目的拓展特殊的兴奋和尽心尽力。最后，他们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学研究兴趣的多样性和民族志研究的丰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自二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成为我们国家大学里师生的特征。

同样的特点也体现在这部文学史的编纂原则中。其灵活的结构框架意在包容美国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些主要作家出现在多卷里，因为他们归属于多个时代。一些文本在同一卷里在几个叙述里被讨论，是因为它们对于不同范畴的文化体验都是重要的。有时某一历史事件被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因为这一事件有多元视角：例如，它既与主流社会有关，也与边缘社会有关，或者是一个时期的巅峰同时又是另外一个的时期开端。如此的重叠性不是计划而来的，但从写作伊始就是受到鼓励的，其结果就是观点的多样性符合了文学资料和历史资料的绝对丰富性。这也使得对个别特殊的作家、文本和运动的描述比以往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都更为丰富和精细。

(Sacvan Bercovitch)萨克文·伯科维奇

这部文学史的每一卷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上述优点。本卷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文本与环境背景之间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关系的集中关注。三位作者——戴维·明特(David Minter)、拉菲亚·扎法尔(Rafia Zafa)和维尔纳·索洛斯(Werner Sollors)——展示了社会变革、政治变革、经济变革和技术革新如何影响并体现了美国美学现代主义的发生和出现。同时他们证明了美学现代主义如何促进了现代美国的形成。宽泛地来看，他们的叙述展示了破碎和分离的体验对于这个时期的作家是何等至关重要。在所有情形中，记叙都以美国小城镇节奏缓慢、稳定、典型的始终如一的生活的解体为开端，进入到现代性带来的震惊中：数百万移民生机勃勃而又令人不安地汇入美国；美国内地自南方到北方、自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徙；一个充满兴奋和刺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汽车、飞机、收音机和电影院意味着在交流和表现形式的各个领域中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作者们把所有这些和文学发展联系起来。他们详尽地陈述了现代主义者的形式主义革新如何固存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反之则代表了两个方面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对于拥有自决权的个体的民族主义怀旧情绪，另一方面是对于约束个人力量的自然力量、社会因素和家庭史的广泛认可——这种认可部分地通过诸如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思想家的影响而体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把握住了为维护一个民主美学的政治诺言而作出的令人既充满希望又感到失望的努力。

第六卷文学史覆盖了20世纪前半叶散文写作的整个范畴。戴维·明特提供了从一战前抒情年代的繁盛光景到战后迷惘的一代的幻灭，直至经济陷入大萧条的泥潭而使左翼势力得以巩固的这一阶段的美国小说文化史。拉菲亚·扎法尔讲述的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故事。她描述出的这个时期令人诧异的创造力和活力不仅仅是美国文学现代主义的伟大胜利之一，而且是对那时国家发生的巨大转变来说或许是最易感知的借喻。维尔纳·索洛斯把他的叙述放置在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背景下，利用了知识界和艺术界与多数人相反的观点。他所讲述的是美国主流社会对现代主义既缓慢又勉强但最终欣然接受，以及伴随而来的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这个国家同化的故事。

戴维·明特对美国小说的谈论围绕着文化上的不协调进行。他讲述的历史是插曲式的，把文本和事件看做是处在冲突中的文化的相互表达来进行分析。无论他的主题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作品风格的讽刺形式、芝加哥被构建成美国有代表性的城市、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语言游戏、立足消费者的资本主义策略、爵士时代的享乐主义，还是从道义上为证明经济腐朽和崩溃作出的努力，他都展示了他所谈论的作家如何把握住了现代美国生活中的矛盾和紧张关系。他从文化上揭露的是一个不完善社会的网络，其统一和不断的更新有赖于(所拥有)不确定的通常是痛苦的记忆，以及内部相互冲突的价值。他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的描绘包括上流社会技法考究的小说、发生在穷街陋巷里的冷漠强硬小说、对正在消逝的农村生活带有朦胧恋旧情怀的讲述。他也对从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到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er)这些重要的小说家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明特的解释和理解把文本和语景融为一体，同时阐明了现代美国文学的成就和现代性在美国的动态与发展。

即使粗略扫视一眼大事年表，我们也能看出哈莱姆文艺复兴文学的核心地位。似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民的想象力随着非洲裔美国人口一起转移北上。拉菲亚·扎法尔叙述了这一运动如何从自觉的机智谋略、政治动机和社会运作机制中衍生出来，她的讲述使得这一形象更加丰满复杂。扎法尔追溯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源起到主要思想家和政治领导者的创作(如W.E.B.杜波伊斯[W.F.B.Du Bois]、马尔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和阿兰·洛克[Alain Locke])，然后描绘了这一运动的主要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此运动的旺盛创造力(其中有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flurston]、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和内勒·拉森[Nella Larsen])，道出了为了把艺术表现和社会赋权过程、民族赋权过程结合起来作出的不懈努力。她的故事引述了一战后发生的急剧的历史变化。当时一系列种族危机——黑人退伍士兵回到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国家索求他们的权利，受尽欺凌的佃农逃离歉收、败落的农业地区，南方日益加强种族隔离法律的实施——使黑人知识分子和黑人艺术家更加坚定地投身于政治活动中。扎法尔指出，与迷惘的一代的作家相反，这些非洲裔美国人北上构成了“新黑人”这样一种高傲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形象凭借着其所具有的几种姿态，对美国人的精神和想象力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公众对现代主义的接受是维尔纳·索洛斯叙述的一个主题。对他来说，早期公众主流对立体主义和爵士乐的诋毁，对乔伊斯(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的查禁，以及威廉·鲁道夫·赫斯特进行的反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现实主义”和“民主现代主义”之间日益激化的冲突的例证。事实上，索洛斯阐明了对操控什么可以称之为艺术与什么人可以称之为艺术的公众斗争之间的关系。而且他展示出这些关系的中心是亨利·詹姆斯所说的“种族问题”，因而他的分析围绕着这个时期的族裔作家进行。他们操着流利的“外语”，对国际思潮心安从容，从事着把美国重新想象成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的工作。他叙述的前半部分以普遍盛行的种族的不容异说为背景，把多种多样的文学—文化主题集中到了一起：例如，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的一生》(Three Lives)里族裔人物的泰然自若和进行的形式实验，玛丽·安婷(Mary Antin)的《福地》(The Promised Land)里移民声称具有真正美国人的身份，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里不饰雕琢的现代话语风格和让·图默(Jean Toomer)的《甘蔗》(Cane)里试图把非洲人的经历重新融入对“美国人”的定义中。索洛斯从亨利·罗斯(Henry Roth)的《称它为睡眠》(Call It Sleep)里找到了族裔现代主义里所有这些因素的一种融和，而后又转入彼得罗·迪多纳托(Piettro di Donata)、杰尔·曼琼(Jerre Mangione)和其他很多人作品里截然不同、争议纷呈的解决方案和抵制模式。

索洛斯的叙述遵从现代主义经历的四个阶段：从1910年到一战的世界性和实验性阶段；20世纪的自我和通俗阶段；尾随经济大萧条而至的现实主义和社会虔诚；而后是伴随二战和冷战所提出的作为反对极权的“民主艺术”的现代主义阶段(反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最后的这个阶段，索洛斯论证说，包含着一种对现代主义历史的大规模修订，这种修订否定或淡化了它的一些主要方面：它的边缘性，它的虚无主义倾向，它的反动因素和法西斯主义因素。它导致了关于美国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生活互相发展的故事的戏剧性结局，这种结局总以三种叙述形式重复出现。

乔纳森·福蒂斯丘(Jonathan Fortescue)

萨克文·伯科维奇

美国现代小说文化史

莱斯大学戴维·明特

导论

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在《反叛者》(The Rebel)的结尾首先提到了“美的程序”(procedures of beauty)。他把“美的程序”定义为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和尊严”的想象力的肯定。之后，他又提到了“反叛的程序”(procedures of rebellion)，把“反叛的程序”与各种抵抗非正义的形式结合起来，作为对抗“现实但同时赋予它统一性”的方式。加缪的一些术语，比如“美”和“反叛”，也许让人感到过于极端。但是他的话却把美学创作和政治抵抗都置于历史之中，并含蓄地将之解释为一种对抗固有关系的方式。此外，他系统的阐述让我们注意到我们展开的所有的抗争，其动机如果不是为了维持“统一”，就是为了重建。

美国在宣扬自己是一片自由之地的同时，反复表明要严厉对待那些触犯了成文以及不成文法规的人，就好像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美国希望以此来批准和限制抵抗，这使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社会在给予并保卫自由的同时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而杰克·伦敦(Jack London)、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等具有不同背景、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性格的作家们把他们各自的主人公，比如马丁·伊登(Martin Eden)、莉莉·巴特(Lily Bart)和乔·克里斯默斯(Joe Christmas)，加入了其受害者的名单。然而，虽然美国一直朝向完美秩序的梦想发展——就如它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所做的那样，包括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但是，它始终小心翼翼地努力实现个人自由与公民自由这两个相对的梦想，似乎是要提醒自己，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幸存，都不可能只抱有其中一个梦想而放弃另一个。为了避免文化枯竭，那些致力于建立社会秩序的各种文化发现有必要允许一定程度的变化；为了避免文化瓦解，那些渴求自由的文化发现有必要强加一些限制。此时，美国出现了文化彷徨，而其间文学的作用不断变化。这对于我们通过分析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小说来还原美国的历史至关重要，但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分析这些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小说与小说之间以及小说和文化事件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我们必须把小说作为文化事件来解读，并要注意：历史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影响着我们的创作和解读；我们还必须把文化事件作为不同程度而非不同种类的文本来解读。当我们用文字记载、报告或解释事件时，我们就将其变成了场景、背景或情节。不管这个过程是否像在艺术或者新闻和历史记载中那样经过精心策划，实际上都是对事实的歪曲，因为事件像行为一样，占据的只是时间，其本身并无意义。这些事件填满了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使我们被动地注意到其持续性，而事件过去之后就永远消失了。一旦我们作为讲故事的人记录下这些事件，我们就用一种特定的顺序来编排文字，从而让事件变了样。而且，虽然创作与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就像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中把“创造性的解读”与“创造性的创作”比作“劳动与发明”时所暗示的那样，创作与解读有一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即都是要使写在纸上的文字变成“带有各种典故的发人深省的”道理。一旦我们开始找寻小说与小说之间以及小说与文化事件之间的联系时，我们很可能会以为我们能够创造出符合传统、历史和理性的好文章，而结果却发现为了用不同的叙述方式来讨论文化事件或把这些叙述作为文化事件来讨论，且避免把事件具体化或理想化，我们必须放弃这种模式，而要沿着相互联系却又不具连贯性的线索进行叙述，有时需反复参考小说，而有时需反复参考文化事件。因此，从一方面来说，这种叙述产生的结果便是一段文化史。这段文化史基于对一系列事件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建立在对几本展现一段文化史的小说所进行的讨论之上。换言之，按照这种叙述模式，文化事件为解读小说提供了一个透镜，而小说也为解读文化事件提供了一个透镜。

1887年，马修·阿诺德不无惊叹地指出小说已经成为“最流行、最可能的”想象性文学形式。在1890至1940年间，小说越来越流行，也越来越具权威性。但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试图把小说升华成一种艺术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主宰小说的方式的改变。通过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社会学家的努力——除其他人以外，还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人们对历史如何渗透了人类生活产生了新的认识。甚至特勒尔奇(他最伟大的课题是研究基督教的社会教义)都发现了这种渗透要比超越更容易想象。随着心理学的兴起，人们4对文化如何影响意识和意识如何影响“经验”有了一定的认识——詹姆斯在《卡萨玛西玛公主》(The Princess Casamassima)的前言中把“经验”这个术语定义为“我们作为社会的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理解和衡量”，好像是要提醒我们，语言是我们理解和衡量经验的一种主要方式。心理学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从而改变了我们对周围社会景象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这种景象中人们的生活的认识。心理学还同语言学和人类学结合，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话语和风俗制度如何改变了所涉及的一切。城市的飞速发展引入了一种新的认识。正如瓦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所说：城市经验在形式上更像“放电影”而非“叙述”；更易变化，更“现代”，而非“一成不变”或“因袭传统”。

作为回应，小说家在小说技巧上展开了大胆的实验。他们冒着被禁止的危险，记录了更多不和谐的声音；他们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过去的事件——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和其中一些被固定在书本上的记载之间的矛盾；他们把小说引向形式上的自觉意识和没有固定结尾的即席创作，这些举措使小说不再拘泥于一种形式，在不同时期成为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特征。近代小说既包含过去又抗拒过去；既抗拒又包含藐视查禁的议论和抑制言论的查禁行为。在《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中，嘉莉·米伯(Carrie Meeber)被描绘成一个故意要忘掉过去的人。一旦她的父母、姐姐、德罗耶特(Drouet)或赫斯特伍德(Hurstwood)不在她跟前，她就很少思念他们。在《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杰伊·盖茨比(Jay Gatsby)把他对童年的记忆编织成了神话，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过去。而在《我的安东尼娅》(Myntonia)中，这两种形式兼而有之。这一切如何更深刻地反映出文化忘却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这些小说的一部分，比如为什么20年代更倾向于用编织神话来作为记忆的方式，而其中很大程度上进行了有选择的忘却，但在30年代却倾向于暗中把编织神话和有选择的忘却结合在一起来记忆和转述。

为了告诉我们语言和文化是如何工作的，小说把我们带到了上至富人的美丽画室、下至穷人的穷街陋巷。小说让我们感受到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地方的生活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何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鞭策我们记录道德和文化引起的共鸣——或者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引起的呼声。我们的反应折射出我们允许小说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但必须有一个限度。在我写这部分内容时，内心渐渐滋生出这样一种信念：尽管美国拥有标志着其文化的各种梦想和许多成功的经验，但其历史负重让我们认识到美国人不应该谈及那些成功的体验，除非他们准备像其受害者——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或者为此做出更惨重牺牲的人——那样来面对成功的代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小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有些非同寻常的逻辑，这也正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展现的。

当然，小说不仅仅是对历史文化进行简单的分析。比如，美国小说用各种方式认可应该或者不应该被尊崇为“美国性”的东西，为此需要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见，还需要呈现出彼此相关的观念、假设和信念。这种需要以及为支持这种需要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套用形式和象征符号源于两种观念：一方面，美国觉得自己落后于比它古老的文化——特别是欧洲，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但同时又有一种永远年轻的感觉；另一方面，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国家，意志坚定，在宗教、道德、地域、种族以及民族上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但同时又觉得美国既是一个国家也一个联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联合统一的渴望和通过保护甚至宣扬地方主义而抵制联合统一的渴望一直都很强烈。“分歧”在不断变化的一致意见中显现出来，就像对意识形态的抵抗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中显现出来一样。当时发生的事件和当时出版的小说都在支持它们批判的东西或批判它们维护的东西，这显然存在着矛盾。

为了理解文学和文学史在进行联合和抵抗的文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我首先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其著作《论革命》(On Revolution， 1963)中的一篇名为《革命传统及其失落的宝藏》(“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and Its Lost Treasure”)的文章开始。阿伦特认为，美国的革命传统已经消失了，因为美国没有“记住”这个传统，而美国之所以没有记住这个传统，是因为美国没有去谈论这个传统。她说，其中的一个迹象就是我们害怕别人的革命。如果“所有的思想都始于回忆，那么没有任何一种回忆能够永远靠得住，除非以语言的形式加以提炼升华”。我们所经历的事件之所以没有沦为无用功，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谈论这些事件，但是，除非……从中产生能够明确引导今后的回忆甚至纯粹作为今后的参照的指路标，否则仍旧没有意义”。阿伦特断言这个过程既是政治和文化过程，也是文学过程。她在脚注中补充说：“从威廉·福克纳的小说中最能看出这种今后的参照和回忆的指路标是如何从不断的谈论中产生的。福克纳建立在‘不断谈论’之上的‘文学创作程序’是‘非常政治化的’。”

在阿伦特看来，福克纳是为上述这些目的而使用“不断谈论”的“唯一作家”。我认为，作为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美国化且极具南部特征的作家，福克纳在使用“不断谈论”的技巧上可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但也有些极端。福克纳不需要突破自我，创造某种全新的“文学创作程序”。他只需保持矛盾的状态并卷入矛盾，而这对他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作家一样，他对事物的看法，甚至包括对文学力量的看法，总是自相矛盾的——既表示怀疑又坚定不移，既坚定不移又表示怀疑。除此之外，他和同时代的作家只能把他们内在的矛盾姑且放在一边，共同找回失去的主题和被遗忘的声音，同时还牢记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话：“要彼此交流”，要避免“绝对死亡(非生存)的状态，即一种不闻、不识、不记的状态”，“还要为别人、通过别人、为自己创造一种交流方式”。之后他接着提醒我们：“开放式的对话”最能勾勒出“真正的人类生活”。

由于我所提到和讨论的作家们认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受到同化以及毁灭和腐蚀的威胁，对他们来说，个人身心的净化接近创造力的核心。但是其中许多人，包括福克纳，都认为个人是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在《对历史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1937)中所说的“共同的我们”。对他们来说，孤立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在进行的对话之外，在这个对话中，各方的话语相互依存，同时具有了权力，或者更极端地讲，是因为相互依存而具有了权力。由此还产生了另一种认识：对那些一直没有出声的人们，历史仅仅是作为对他们有所影响的一系列作用力而存在着。我们一定要认识到20世纪初的小说在违背作者本来目的而将他们同化的过程中促成了他们的“社会化”。但是，我们还要认识到小说帮助读者投入文化的这一动态过程——或者巴赫金所说的“开放式的对话”。这种动态过程为那些我们也许称之为“反抗自身”的人们留出了空间。而对那些不发表意见的人来说，甚至那些尽力为他们表达看法的小说也无法与之交流，因为他们不去读这些小说。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在创作《让我们来赞颂名人吧》(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1914)时痛苦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小说没有为那些沉默者服务。既然解读文本和事件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是参与不断的谈论和开放式对话的一种方式，既然这些活动在帮助我们形成以及发现我们的恐惧和欲望中起着作用，那么如果改变我们所读的书籍并改变我们解读的方式，我们也同样可以改变我们所惧怕和渴求的东西以及惧怕和渴求的方式，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与最近文学评论的逻辑截然相反——这些评论通过公然或秘密地宣扬其勇于迫使艺术品回到权力关系的交叉点(也是其起点)，同时否定这些作品的“艺术”地位，并把它们作为展示现状的工具，从而公然或秘密地评价自身——的变化是过去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那些自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佼佼者的人们经常朝着与他们所拥护的目标截然相反的方向前进，就像那些认为自己是反叛者的人一样。20世纪初的美国小说史想要获得并传播的希望虽然有局限性，但意义重大。这种希望并不在于文学作品中简单描述两种力量孰善孰恶，或两种力量孰成孰败，而在于这些成功和失败可能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但也可能比人们预想得更甚。这恰恰是因为限定他们的反抗力量并不只是卷入了冲突，同时也体现了矛盾。在这一点上，阅读和写作在改变我们渴望的东西和我们渴望得到这些东西的方式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通过进入历史进程来实现这些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有节制地帮助改变这个世界。正如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在她的诗歌《在渔房》(“At the Fishhouses”)中所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知识就像我们的行为一样如此具有历史性，将永远“汲汲流淌”，而“转瞬便无迹可寻”。

最近，文学批评的发展使我们不再对作家和文本抱着一种敬畏的态度，这种敬畏的态度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同时，文学批评的发展还让我们意识到，作为作家和读者，我们可能被许多不利于我们的权益、从而不利于我们生活的旧习欺骗和利用，甚至被神话和意识形态——比如被种族、性别和等级上的观点所左右的神话和意识形态——欺骗和利用。这些文学批评在鼎盛时期还反复强调我们也许能够称之为——借用肯尼斯·伯克的另一个术语——美国现代小说的“精神动力”的东西，因为它们要同时创造在我们看来有缺陷的群体。这个群体与不完整的甚至是痛苦的记忆以及并非人人赞同和遵守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极具冲突的小说作用重大。亨利·詹姆斯的《贵妇人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最终只是中止了讨论而非得出结论，因为作者自己也不确定结论应该是什么，而书中的女主人公继续生活下去；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把嘉莉留在饭店房间的椅子上摇摆，她向外远望，看着那未到终点的世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最终安排卡洛威(Carraway)继续寻找被遗忘的文字，以此来解释他所记住的人物和场景的意义；威廉·福克纳的几部最好的小说，从《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到《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再到《下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都是以仍在继续的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即使这些小说描写的是过去的事情，也依旧充满着共时性；即使这些小说似乎仅仅是要关注人物，但仍旧是要再现它们一心要服务的假想中的社会。

在这部分中，我大量运用了新的“怀疑阐释学”中的几个发现。但是我尽可能以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为榜样，避开与这些发现相关的特殊术语。托多洛夫认为“一个人在写作时总是自言自语”，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的论述真的必须针对专业人士吗？”“只有物理学家能读懂物理学家的作品”，但是“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包括文学批评”，我们写的是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论述写的更有趣、更为人们所接受”，而避免使用“更适用于我们的同行而不适用于读者的术语”，我们写的东西会让其中一些人产生兴趣。托多洛夫这样说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社会正在进行的对话总是处于变化的过程中。为了使我的叙述更有助于那个对话，我听从了一个读者的建议，设计了“一种维多利亚式的目录”，希望以此帮助读者跟上我那非传统的跳跃以及循环的方式。

最后，让我就我的题目说几句话。在写这部分内容时，我一开始称其为“前途变幻莫测的继承者”。我使用“继承者”这一词是要涵盖我所讨论的小说家和人物以及他们的读者和我的读者，用“前途变幻莫测”是要涵盖美国难以控制的、不断变化的文化景象和小说。我逐渐认识到，我希望通过重新组织和排列所选择的小说和事件来界定谁是那些变化中的继承者和那些正在变化的前途是什么，甚至应该是什么。我调整了我的题目，因为我认为我需要更清晰地论述这部分内容。但我仍旧坚持我以前的理解，坚持我曾抱有的种种希望。

第一部分 梦之城、抒情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章 小说——讽刺的反思

如亨利·詹姆斯和西奥多·德莱塞那样迥异的小说家们在结束了由于信仰矛盾而被撕扯得支离破碎的19世纪的同时，揭开了20世纪的序幕。一方面，他们接受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奇特而不规律的生活节奏”，接受使小说继续发展的“不屈不挠的力量”，这使他们的作品往往偏重历史，偏重一个众人皆知的征服经历——征服大陆的过程，偏重一个新国家和新民族的形成，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的书名一样，如詹姆斯的《美国人》(The American， 1977)、威廉·狄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现代婚姻》(AModern Instance， 1882)、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啊，拓荒者!》(OPioneers!， 1913)、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美国人的形成》(The Making of Americans， 1925)、德莱塞的《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 1925)、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美国》(U.S.A.，1938)和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土生子》(Native Son， 1940)。另一方面，他们又偏重詹姆斯所说的“浪漫方式”以及“我们的思想和欲望的迂回委婉的遁词巧辩”——那些“我们永远无法直接领会的”东西。像福楼拜一样，詹姆斯也想整理松散而不严谨的小说传统。比福楼拜更甚的是，他把小说的不严谨与历史联系在了一起。詹姆斯认定人类的思想和欲望有其“美丽的”一面，并按照顺序用间接的方式(迂回和遁词)加以解释，再现了19世纪的抒情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自我检验成为自我超越的障碍，而对孤独的读者和孤独的诗人来说，通往内心的旅程成为时代之旅或超越时代之旅的秘密准备工作。对内心的探求提供了方式方法，但是，自我超越是抒情作品的目标。这些作品是要使孤独的自我所产生的想法和欲望与充满“伟大”诗歌和“高尚”思想的永恒的世界协调发展，或者更激烈一点说，是要与超越时代的音乐范畴协调发展。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在《文艺复兴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1873)中说，所有的艺术都在“不断追求音乐的状态”。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人性，太人性》(Human， All-Too-Human，1878)中探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时说：“思考者感到自己漂浮在地球之上，游荡在布满星辰的穹隆，心中充满着不朽的梦想。所有的星星似乎都为他而隐现，地球似乎越沉越远。”斯特凡·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在《诗歌的危机》(“Crisis in Poetry”， 1886—1895)中说到，与那些“乌合之众”不同，在诗人手中，语言“首先被转化为梦想和歌声”。

所有这些作家——佩特、尼采、马拉美——没有一位倡导精神性的传统形式。但是，并非愚蠢的错误使得“文化的拥护者”，包括那些经常蔑视小说的宗教领袖，更偏爱尤其以“风雅派”诗人和“炉边”诗人为代表的抒情诗歌，也不是由于19世纪对传统宗教信仰的攻击不断加强而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无论当时抒情作品如何世俗，甚至有时带有异教徒的思想，它仍旧是精神至上的。

相反，小说是最接近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即使它描述的是一个孤独的人独自冒险时的声音——比如哈克贝利·费恩的历险——它所刻画的人的思想和欲望中平凡甚至卑下的一面以及无情的社会现实这些不太高尚的主题都表明，小说是最接近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定位在上述这些主题以及詹姆斯所说的现实之上：真实的世界——口语化、本土化和地方化；爱情、工作和娱乐的日常节奏；每天挣钱、花钱的任务以及消磨时间的活动中滋生的欲望和激烈的竞争。詹姆斯说，这些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迟早会以某种方式了解，但却永远无法全面衡量。此外，如果这些通向污秽卑鄙的意识的第一个步骤使小说充满更为全面但不太美好的心理，第二个步骤则使小说承担了历史使命——而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也许会说那就是区别所在。

现代小说的内容也许可以像史诗般庞大，但却无意像史诗一样对过去予以置评。无论小说在对社会力量的评价中起了什么作用，它都不是“风雅派”意义上的抒情作品。许多牧师和教士赞扬抒情作品致力于精神性和超验性，他们提醒读者不要读小说，因为害怕小说一心要呈现给人们一个历史的、物质的世界，从而助长世俗追逐名利的心态。小说家也许会像詹姆斯那样哀悼镀金时代(Glided Age)精神生活的匮乏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他们当然是出于一种幻想破灭的态度而非赞扬的态度来进行创作。但是他们却更忠实于瓦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过去历程的回顾》(A Backward Glance oer Traveld Roads， 1888)中所说的当代现实和“普通生活”的苏醒和惠特曼所描述的“现代人想象力的真正用处”。惠特曼是一位勇于变革的诗人，他坚持认为诗歌和小说都是面向中产阶级的。小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到19世纪末，小说带来如此直接的挑战，以至于威廉·狄恩·豪威尔斯满腹疑惑，不知道抒情作品是否还能生存。小说愿意接受一个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并愿意与历史的力量斗争，这成为其坚实的基础，即使像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胜利的美国》(Triumphant America， 1886)中所说的那样，小说的这些使命意味着要面对暴动不安的商业文明，意味着“感情的爆发从而震撼历史”，甚至有卷入它所涉及的阶级和文化的历史进程和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危险，这依旧是其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种概念，历史既包含作为原始剩余力量的自然世界，也包含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组成的社会、文化的世界，其中包括人类在做这些事情时自身所做的改变。但是，它还包含艺术——即使我们指的艺术是亨利·詹姆斯所说的人类对生活场景和景象所做的“最大限度的讽刺的反思”。在世纪之交，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事件和发展使社会发生了改变：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新技术；移民潮；城市化；公司资本主义新的中央集权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劳动力的激增；政府机构的日渐庞大；各行业的兴起；对保健的热衷；对个人享乐的追求；通讯和运输的飞速发展；美国黑人通过斗争解除了奴役后生活发生的很大变化；“新女性”作为作家和主角的出现，被压抑的男性的不安和焦虑。但是，当作家面对国家不断变化的状况时，这些事件加深了他们的间离感和迷惑，从而小说也发生了变化。总体来说，艺术家，特别是小说家，在1890年到1940年更加具有自我意识，更加自我专注、自我指涉。这一方面是由于变化的节奏看来几乎失去控制，一方面是由于在安德烈·马尔罗(AndréMalraux)称为“绝对的黎明”期间，各种艺术——以及之后致力于艺术研究的学科——往往成为绝对自身的艺术。作家和艺术家开始认为他们的作品至少本身是具有目的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时代被武力而非被艺术所主宰。这一点毋庸置疑。

再次回顾1904年的美国时，亨利·詹姆斯25年来第一次发现1904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他以前注意到的事件要多——他在《美国景象》(TheAmerican Scene， 1907)中说，这比他“自己的天平可以称量出的事件”要多。詹姆斯所面对的问题——美国商业大规模发展，其规模之大非任何语言所能描述，而接踵而来的是：讽刺反思的极限是否能够对抗当时隐约出现的这种“‘商业’奇观的极限”——至少是小说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一直未解决的问题。如果尼采仍旧能与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道被当做主要的先驱，特别是文学艺术家的先驱，那是因为文学的问题仍旧一个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文化角色的问题，而且是关于艺术能否充分发挥它要承担的文化作用的问题。

一个问题与连贯性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连贯性的丢失有关，这成为詹姆斯作品中一项伟大的主题，也是格特鲁德·斯泰因、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薇拉·凯瑟、西奥多·德莱塞、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威廉·福克纳作品中的主题，因为顺序感的丧失直接威胁到叙述的效果。在传统的乡村文化中，埃兹拉·庞德发现人们具有一种缓慢的时间感，从而具有一种基于共同认识的顺序感。由于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邻居在“革命”期间和“革命”结束后做了什么，由于他们经常把这些与他们从故事中知道的事情联系起来，他们的生活便作为文化叙述中的一部分具有了历史意义，虽然也许只是口头的叙述而非书面的叙述。因此，他们觉得他们的生活是一种正式的小说叙述。相反，如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一样，城市却在颂扬崭新的、当前的因此而短暂的事物。城市用对于重叠的不断变化的物体和场景的感官印象来攻击意识；庞德说它们像是在“放电影”。结果，它们一起公然藐视叙述。但是，不只是叙述的可能性凶吉难卜，语言的充分性也成为问题。正如詹姆斯在《美国景象》中所说，生活的奇观似乎在“广袤的天际”悬浮，“奇异而荒诞，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本是局外人，但是他扮演了局内人的角色，深入了解了他在1872年至1912年称之为家园的地方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希望以此抵制他曾经所说的“知识分子与环境的隔离”。当然，有些很重要的东西，桑塔亚纳只是略微提及而已，包括经济繁荣在塑造这个国家现代化版本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以及美国在创造并命名自己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并把一系列反对分裂和工会联合的条款列入联邦组织和美国宪法之后，马上开始检验内战期间和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期间能否抵制试图分裂美国的离心力，同时又不屈服于试图将美国同化的向心力。他依旧把眼前的情况看得很清楚。他说，“从过去的经历中幸存”，向着未来前进，风雨无阻，美国将具有现代特点，将成为现代的典范，并成为世界的窗口。由于不满这种对外来事物的匆忙接受，桑塔亚纳返回了欧洲，那里的古老传统和制度延缓了时代前进的步伐。但是他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足以看到美国在欣然接受变化的同时留下了多么不可思议的标记，就好像是他第一次认识美国。

桑塔亚纳所反映和掌握的事实作为一种深刻的见解在道德上和美学上都具有特殊的力量。能够驾驭这种力量的足够精明或足够幸运的作家被赋予一种边缘性的感觉，特别是在一个变化过于频繁以致任何人都无法口述、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这些变化的国家。1903年，即詹姆斯最后一次去美国的前一年和桑塔亚纳离开美国前的9年，W.E.B.杜波伊斯(W.E.B.Du Bois)出版了《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 1903)，宣称一个处于困境的民族除了痛苦还拥有一种“顽强的力量”。这个民族被剥夺了“真正的自我意识”，只能“通过别人的双眼”在愤怒、怜悯、恐惧或嘲讽的藐视中反观自己，因而他们注定觉得自己有“两面性”。杜波伊斯因此加入到了桑塔亚纳的行列。他意识到，首先，美国将会对被它忽视和压迫的民众施加巨大的压力；其次，20世纪所显露出来的这些民众的声音威力将越来越大。这个国家的小说大部分重新描绘了像哈克贝利·费恩一样被剥削、背叛和打击的人们所处的困境和所经历的危险。通常这些人都还年轻。当再次界定现实和创造出一种能够在新时代彻底进行讽刺的反思语言这种双重任务成为生活的也是艺术的任务时，这些人被迫卷入了社会的骚动。把这些任务作为艺术的挑战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伟大成就；品尝这些任务的后果成为哈克贝利·费恩复杂的命运。当马克·吐温打算续写这篇杰作，看到已到中年的哈克贝利·费恩已经脱离了那片无穷无尽的疆土而徘徊在20世纪的边缘时，他认为此时的费恩已经精神崩溃、沉默寡言。

第二章 《贵妇人画像》体现出的信心和不确定性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经常描写那些“充满激情的朝圣者”。他们离家寻找“机遇的盛宴”，之后便成了“迷惘诧异、游手好闲、不知所措的”探索者。但他的小说也描写那些在经济竞争中对异性以及对个人权力充满渴望并为之所驱使的钻营谋划的人们。詹姆斯的作品融合了各种论述：假想的沉思，得与失，以及对异性的征服，这些论述互相渗透。在《金碗》(The Golden Bowl， 1904)中，亚当·沃弗(Adam Verver)“宏大的计划”具有“文明的所有约束力”，志在满足那些“充满渴望的群众”的需要，这些群众追寻文化就像人们过去追寻信仰一样得虔诚。他那“怪异的计划”包含两个信念：“他有权力”，因为“他有钱”；“得到其中一个”能够成为“得到另一个的圆满开端”。最终，我们既看到了他所获得的巨大财富，也看到了他所拟想出来的宏伟的艺术殿堂，这都是他的资本家的天赋的产物，即他能够“进行先验性的计算并想象出赌博的结果”，换句话说，他天生知道如何在恰当的时间“进入”和“走出”——简言之，他能够为了某种“利益”不惜牺牲其他利益。

为了把亚当·沃弗积累钱财和权力的天赋归于他以艺术的名义制定宏大的计划的天赋，反之，把他制定宏大的计划的天赋归于他贪得无厌的天赋，詹姆斯把色情、政治、经济和美学的各种欲望交织在了一起。书中神通广大的谋划者想要摆脱那些充满激情的朝圣者，就像那些充满激情的朝圣者想要摆脱神通广大的谋划者一样。而结果是，他们却发现彼此需要。如果说他描写的包括伊莎贝尔·阿切尔(Isabel Archer)在内的一些人物渴望摆脱历史，那么历史——如果我们把历史解释成被政治经济影响的人类经历——也想摆脱那些拥有个人意识、意见相左、实施抵抗的个人。在詹姆斯的小说中，历史对很多东西都无法容忍，尤其无法容忍人们对真正独立的渴望以及为此付诸的实践——这是詹姆斯作品中的一个伟大主题，至少是《金碗》和《贵妇人画像》的主题。此外，在詹姆斯的小说中，历史还极其反感那些它想控制的那些人的欲望，包括女人、下层社会的男人和属于不同种族并信仰不同宗教的少数民族的所有近期外来移民的欲望。

詹姆斯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完成《贵妇人画像》，在此期间，他努力把一个“苗条、聪明而傲慢的女孩儿”的故事转变为一个深刻的主题。为了做到这一点，詹姆斯采取的一个方式是将女主人公置身于一个有众多的人群和事件的社会背景中；另一个方式是使她继续迈着浪漫主义步伐，努力寻找浪漫主义一直想发现的一系列我们永远也无法直接了解的隐蔽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从而使她以有意识的、独立的人物形象出现。理论上，詹姆斯更尊崇第二种方式；但实践中他两者都运用了：他增加一些人物和事件来扩大伊莎贝尔·阿切尔的世界，并赋予她一种个人意识，使她拥有了个人命运感。

詹姆斯在写《贵妇人画像》时所运用的这两种使小题材变得深刻的策略——其一是通过将题材融入社会历史，其二是通过追寻能够衡量历史的个人意识的出现——实际上对詹姆斯自认为是一个艺术家和认为小说是文学形式这两种观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与《时刻戒备》(Watch and Ward)和《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一样，《贵妇人画像》反映出詹姆斯小时候读过的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对他产生的影响，特别是路易萨·梅·阿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和安·蒙丘尔·克瑞·西米尤勒(Anne Moncure Crane Seemuller)的作品，还反映出他的父亲对性、婚姻和女人那种迷茫的却表现得很明确的看法对詹姆斯产生的影响。但是《贵妇人画像》用两种相关的方式加强了詹姆斯充满矛盾的想象力所起的作用，从而使这两种策略更为明显。此外，这两种策略也影响到其他小说家，使他们不断努力来对付飞速扩张、不断变化的世界，因为詹姆斯在探索那些想要或需要感受自由的个人命运时找到了一种公正评判历史压迫感的方法，这种压迫感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力量。如果一种可能是惨败，那么另一种可能就是没有成功。他描写的大多数像伊莎贝尔·阿切尔一样的充满激情的朝圣者，起初都是无人资助的孩子，之后成了被孤立的异乡人，或者成了被排斥在陌生世界之外的观察者，这个世界他们几乎无法改变。

《贵妇人画像》一开始描述了一个想要将所有人都融入进来的复杂而可感知的社会环境：

在特定的环境中，人的一生没有什么比专用来喝下午茶的时光更令人愉悦的了。这样的场景，无论你是否喝茶——当然有些人是永远不喝的——本身就让人快活。在我要开始讲述这段简单的历史时，脑中所呈现的人物为这个单纯的消遣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场景。

詹姆斯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威严的社会秩序，即实现价值的有效手段。我们看到，这种社会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能够涵盖那些不愿意喝茶的人，体现在作者用了像“专门”、“让人快活”、“绝好”和“单纯”这样的字眼，还体现在叙述者自信的口吻中。正如《贵妇人画像》所展示的那样，这种社会秩序把这个世界甩在身后。首先我们看到了伊莎贝尔·阿切尔，一个来自美国新世界的有前途的孩子。她开放、真挚并渴望亲自体验生活。正因为如此，她非常适合作为警世故事里的模范主角。在这个故事中，女主角受尽磨难，她这样做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增长智慧，至少是为了弄清楚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在小说的开头，叙述者似乎确信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从社会中得到教训，不过这不无裨益——或多或少就像对简·奥斯汀(Jane Austen)笔下的爱玛·伍德豪斯(Emma Woodhouse)那样有益。但是我们很快发现，支持英国喝下午茶传统的社会萎靡不振。拉尔夫·托切特(Ralph Touchett)说：“我们所有人都出了些问题。”他提醒我们，虽然英国和欧洲的花园和画室需要有人捧场，有时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那已经不是人们共同价值观的源泉。只有托切特先生，这个垂死时代的垂死市民，表达了对信念、关联性和忠诚的认识。拉尔夫·托切特送给伊莎贝尔的礼物使他引起了别人的注意，而其他每一个人物似乎都明白了金钱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这些人物并不用牢记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的这个道理。伊莎贝尔获得了一大笔钱，成为这些人物生活的中心。仅仅通过接受这个庄严的过程，他们便默许了社会建之其上的经济规则，从而面临着用精神条件还是物质条件界定自由的问题，以及自由是从世俗纠纷和约束中解脱还是去占有金钱和权力的问题。

《贵妇人画像》中的默尔(Merle)夫人和吉尔伯特·奥斯蒙德(Gilbert Osmond)不同于其他人物，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为他们所知的事情所困扰，而是准备充分利用这件事情。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指出：“19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发明出发明方法”，他继续把发明家的崛起描述成跌入“理想的幻灭”或“至少是忧虑”的深渊。他曾经认为人类“比天使略低一级”，认为人类因为他们的发现成为“自然”的仆人。他还说这种转变实现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预言，削弱了“旧文明的基础”。默尔和奥斯蒙德社会化的程度几乎超越了自然人的程度，他们对自然几乎没有兴趣。他们的世界是社会的，他们的方式是至高无上的，而他们的目标是统治社会。简言之，他们对社会的态度反映出他们既要主宰社会又屈从于社会，如同怀特海所发现的现代科学对自然的态度一样。他们在这方面的欲望与现代科学的欲望相同。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他们是臣服于社会的现实主义者，以此显示出他们主宰着这个社会。

《贵妇人画像》第19章描写的是伊莎贝尔与默尔的对抗。作者着重描写伊莎贝尔的仪表——有派头的装饰、举止和口音，以及家具、茶具、睡衣和珠宝——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表现她独一无二的最基本的自我。而对默尔夫人的描写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一个与其表象不同、独立于主宰她们的社会传统之外的自我——她们已经放弃了部分控制或者完全超越这些传统的希望。虽然不知道这场争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却极具现代性。而默尔和伊莎贝尔在这一点上的争论是她们所争论的事情中最现代的：她们之间被动和主动的界限已经消失。作为主要的操纵者，她们表演并导演了一幕幕；作为仆人或者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J.Alfred Prufrock)所说的侍从廷臣，她们在一个并非她们创造的世界里不遗余力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怀特海总结说，“我们还需要继续观望才能知道同样的演员是否可以同时扮演”发明者和仆人的角色。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曾经把自己描述为他的作品超然的主人。他在《为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中写道：“我的读者难道不是我的创造者吗？”默尔和奥斯蒙德知道如何操纵金钱和地位，如何拥有话语权并掌控传统，如何控制文字、图画和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而这些不过是为了消遣。他们把每个人都当做就要结束的有目的的生存游戏中的抵押。激情和愉悦、快乐和好奇已被置之脑后。基于主宰意识的消遣是医治他们萎靡不振的唯一的止痛药。

詹姆斯把伊莎贝尔的世界变成了他们的世界，从而把一个有关年轻人愚蠢行为的警世故事变成了描绘人生不幸的故事。伊莎贝尔生来是一个有前途的孩子，她陷入了历史的洪流，却只发现自己“被陈旧的传统碾碎”。詹姆斯几乎把这个故事构建为美国和现代世界的版本。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的女主角”所经受的痛苦与她的愚蠢完全不相称，这主要是因为她在她愿意做的事情上——在运用自己的方式上——比在她想做的事情上——也就是说在澄清她的意愿上——更聪明。当然，伊莎贝尔遇到的问题源于几个原因：她的财产变成了一个无形的囚笼；由于她出生在旧时代的美国，她想当然地以为金钱带来责任，因为金钱似乎带来了权力。此外，她周围的人都擅长操控自己和他人。

但是，伊莎贝尔更深刻的问题却是由于她对自己的冲动也不确定。她对“意识形态终结的幻想”——就像拉尔夫·托切特梦到她飞向世界的上空一样——使她渴望讲述她是如何进入并控制这个世界的，但更激发出她想超越这个世界的牧歌式的欲望。甚至在她陷入历史的洪流之后，她依旧发现很难屈服于她那分离主义的、先验的欲望。而且，当她开始接受自己身陷其中而无法自拔这一事实时，她的自我意识开始变得陌生、不确定并且自相矛盾，直到她的意识与那模棱两可的世界及其相似。在一个科技时代，人们可以比以往更随心所欲，但却不能想他们所想。究其根本，伟大的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引用了中国哲人庄子的话：“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伊莎贝尔就是如此。失去天真不仅仅改变了她，还把她的故事变成了意识社会化的悲剧——这个过程似乎被强加给了詹姆斯的叙述者，就像被残酷地强加了给读者一样，从而使《贵妇人画像》成为一本新小说。

在伊莎贝尔认识到奥斯蒙德所宣称的爱情就是她渴求的爱情时，她吃惊不已。之后，詹姆斯改变了叙述口吻。他曾经信心十足，而现在却发现自己正在陷入陌生而危险的境地：

所发生的一切正是一个星期以来她想象中所希望发生的；但是当它到来时，她却停了下来——那崇高的原则出于某种原因不起作用了。这位年轻女士的情绪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而我只能把我所看到的告诉你，并不期望它能看起来自然一些。如我所说，她又开始想象。脑海中浮现出一段无法逾越的茫然的空间——昏暗而不确定的广阔的空间，就像冬日黄昏中的沼泽那么模糊，甚至有点儿危险。但是，她还是要穿过它。

当叙述者和读者开始时的自信突然间像花园里的下午茶一样成了过去的残骸时，留给伊莎贝尔、叙述者和读者的世界是典型的奥斯蒙德的“黑暗的房间”。在这个世界，被传统旧习碾碎的生活和艺术似乎快要消亡了。伊莎贝尔有限的胜利表现在：首先，她认识到她的世界中所有的人类价值观都受到了威胁；其次，她认识到在一系列意识冲突中，她的意识与她的世界十分类似。其实，正是这两层认识所带来的惊愕引发了“混沌”的瞬间，她意识到她必须放弃曾经的梦想。深夜，伊莎贝尔独自冥想(第42章)，她的内心体验成为社会景象的另一面。那个世界逐步走向空虚，因为它也不知道它想要得到什么。为了从那个世界中挽救自己，也为了挽救那个世界以及一切可以挽救的东西，她必须认识到：首先，她被卷入了那个世界，因而遇到重重阻碍；其次，利己主义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个人问题；第三，要成为一个负责的社会人，她必须全面了解有其自己历史的文字、风俗、传统、习惯和制度。同样，她还必须面对“苦涩的”事实，即她也被利用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她成为挂在墙上的工具，就像一块打造好的木头和铁一样毫无感觉，但用起来着实方便。”当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时，她认识到了这些，从而她不再抱有超验性欲望，转而渴望叙述这纷杂的世界。这不是“自我放弃”，而是深刻“意识到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她意识到罗马是“人们遭受痛苦的没落的世界”。这些相互关联的认识拥有游离在外的“客观的”且“非常现代的特点”，使伊莎贝尔能够在曙光中看到自己的挫败。首先，“一个毁掉她的幸福的没落的世界”成为“非自然力造成的灾难”；其次，“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岌岌可危但却依旧存在的”事物把她团团围住，使她“在忍受中”发现了一些“朋友”，增强了她自身的责任感，这表现在她竭尽所能挽救潘西(Pansy)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责任，最终她成了潘西心中人间的“守护天使”。

通过这些相互关联的发现和发展，我们注意到伊莎贝尔开始重新接受曾经被她否认的东西。这些曾经被否认的或者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仍旧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她自己所意识到的一部分，也是她转述的有关奥斯蒙德的世界的一部分。詹姆斯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包含大众对这个时代的沉思。这自然不是新的一课，但却是必要的一课，因为这样詹姆斯就可以使我们注意到：小说可以揭露一个时代被压抑的恐惧和希望，即使小说本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在面对自己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之后，伊莎贝尔才有可能向充满矛盾、被人利用的自我敞开心扉，才有希望找到对抗默尔的方法和摆脱奥斯蒙德的方法，从而使她不再抱着不现实的梦想，即“对多彩生活的无限向往”。如此一来，她的方式渐渐接近詹姆斯在《大师的教诲》(The Lesson of the Master)的前言中所说的“高尚而有益的民众对想象力的应用”。

詹姆斯开始关注他所发现的这些事物，因为他觉得这些发现很有必要。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所具有的那种对小说表现技巧的信心在对默尔和奥斯蒙德的绝妙的操纵中表现出来。他在道德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和疑惑在伊莎贝尔的困境中表现出来。当伊莎贝尔坐在炉火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时，她的问题呈现为认识能力的问题、觉悟能力的问题、甚至是语言的问题。但是，这也是伊莎贝尔是否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个体的问题。当伊莎贝尔所面临的危机引起我们对意识作用的方法和过程的注意，并重新把自我塑造为既不是连贯的统一体，又不是矛盾的多样体，而是各种可能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时，伊莎贝尔就成了现代主人公。我们对她的偏爱可以出于各种理由，但部分是因为她拒绝让失望，或者更激烈一点来说，让“毁灭”剥夺自己的意愿，也部分是因为她拒绝让越来越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说服她相信道德判断之下掩盖的是自身利益——被默尔和奥斯蒙德确定为现代世界的主要诱惑之一的自私而可耻的观点。

在《贵妇人画像》的世界里，伊莎贝尔对“多彩的生活无限向往”，而拉尔夫·托切特希望看到她在她的世界上空自由翱翔，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对超验性的欲望。但是伊莎贝尔有一种讲述这个纷杂世界的冲动，这与生活在充满阻碍的世界中的经历相符合，也与成为小说的女主角的过程相吻合。在这部小说中，美国的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现代世界的历史是科学、技术、哲学、政治、美学和文学的历史。就像现代科技一样，在动乱、剧变和改革的推动下，文学现代主义飞快发展，出现在俄国、中欧、西欧、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在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州、墨西哥州和阿根廷的一些小村庄，还出现在中国、朝鲜、日本等地。借用庞德的话说，在美国——“一个几近蛮荒的落后的国家”，一个由来自上百个地方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新时代进行讽刺的反思的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将主宰叙述的表达方式。一种是基于马克·吐温所发现的英语方言的活力，特别是他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探讨被奴役或获得自由意味着什么、身为白人和身为黑人意味着什么、身为女性或身为男性意味着什么、被惩罚或被解救意味着什么时所做的表述；另一种基于詹姆斯庄严肃穆的风格，这种风格源于伊莎贝尔午夜时的守夜。在这两种风格中，理论上的确定性与道德和精神上的迷茫、逃避和领悟混合在了一起——也可能是抵制或加深了这种迷茫、逃避和领悟。这些我们可以从薇拉·凯瑟笔下的吉姆·伯登(Jim Burden)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笔下的尼克·卡洛威(Nick Carraway)间接表达的忏悔中看到，可以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小说里那有自我意识的易变性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里那有自我意识的约束性中看到，可以从威廉·福克纳的小说里那大胆的言辞中看到。在福克纳的小说中，隐蔽与暴露相抗衡，迷惑与了然相抗衡，逃避与揭发相抗衡。这些以及其他体现风格的表现形式都存在认识论上的问题，并暗示出美几乎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他们对这种风格的技术力量比以往更有信心，但是对这种风格本身却并不确信。

这是詹姆斯在《贵妇人画像》中强加给我们的更冷漠的黑暗——在这种黑暗中，价值观逐渐消失，世界似乎加快了停止运转的脚步。詹姆斯把这个关于现代自我的故事置于厚重的社会背景之下，展现了如何重新恢复价值观和对抗精神空虚的问题，这既是社会的问题，也是小说的问题，同时也是人们自身的问题。如何使现实生活充满朝气成了伊莎贝尔的任务，也是詹姆斯和读者的任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伊莎贝尔是我们的榜样。在纽约的时候，在那个唯一一扇通往生活之路的大门也被锁住的房间里，她读完了几本小说，那些小说使她的脑海里充满了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那段经历没有为她在特定的世界中生存做好准备。因为当她独自坐在炉火边时，她就是在反复审视她的生活和她所经历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就像历史小说一样揭露了一些现实，但也误导了人们。从她午夜开始守夜到小说的最后一段，她能够自己调节自由和屈服之间的矛盾。她认为放弃她的丈夫、公然反抗她的丈夫是她的自由。然而，在行使了一次自由的权利之后，她把自由作为一种选择，在她记录的故事结尾，她以此为基础做出不抛弃她教女潘西的决定。潘西需要一个“守护天使”，除了伊莎贝尔，潘西找不到其他人来扮演这个角色。

第三章 扩张路线

为了掌握伊莎贝尔·阿切尔的故事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力，我们必须了解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在两条相对的扩张路线的相互作用下，可以感受到这种历史背景的力量。其中一条路线把人们从欧洲带到新世界和新世界的边疆；另一条路线把移民带往城市，农民和农场工人的子女从边疆重返城市，甚至跨过大西洋到了英国和欧洲。在1820年到1930年期间，6200多万人离开家园到“外国的”土地上定居，超过了条顿部族在罗马帝国过去几个世纪迁徙的人数。在这些人中，有4200万人定居在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主要边疆地区，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多样性的国家。而在桑塔亚纳看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安于现状的人的后代子孙的家园。与大迁徙相互影响的另一条路线是：在欧洲和美国，人们从乡下的土地和小路踏上城市的街道和马路。如果说像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娅》和O.E.罗尔瓦格(O.E.Rlvaag)的《地球上的巨人》(Giants in the Earth， 1924—1935年挪威文版出版，1927年英文版出版)描绘的是第一条扩张路线，那么西奥多·德莱塞的《嘉莉妹妹》描绘的就是通往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城市的第二条路线——詹姆斯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穿过大西洋沿着这条路线返回，包括伊莎贝尔·阿切尔。

这两条政治、经济也是文化上的扩张路线在生活中产生了许多故事，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艺术作品：威廉·狄恩·豪威尔斯、马克·吐温、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和伊迪丝·沃顿的作品；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以及杰伊·盖茨比和尼克·卡洛威的故事；西奥多·德莱塞以及嘉莉·米伯的故事；亨利·詹姆斯以及伊莎贝尔·阿切尔和亚当·沃弗的故事。而且，所有这些人的生活都以某种形式被占有欲的梦想驱使着——情欲上的、文化上的和经济上的占有欲。早期鼓动人们去“新世界”的人承诺那里是等着人们去占有的“未被开发的美丽天堂”。一种构想是，苏格兰裔爱尔兰人在新世界东海岸定居下来，之后跨过大陆，把安息日以及一切他们可以找到的东西保留下来。詹姆斯早期的一部带有国际主题的作品《热情的朝圣徒》(The Passionate Pilgrim， 1871)中的主人公说：“我拿走了旧世界的东西，我不停地汲取——我要把它占为己有。”

几乎从一开始，冒险和抢夺领地就密不可分，而这成为整个国家的传奇，两者都是为了生存，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对死亡的演绎。克里斯多夫·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确定世界不是圆形而是梨形，自己正位于世界最高点的附近之后开始了第三次航行。其间，他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报告说，《圣经》中描述的“人间天堂”就像一个梦一样在他的前方——让他去探险，让人们去占有。他写道：“阁下在这里还有另一个世界”，一个可以扩展他们的疆土、增加他们的财富的世界。后来，随着说英语的新教徒加入到了这个行动中来，虔诚、爱国主义、利益和财产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和他的追随者在上帝的指示下征服了北大西洋“浩瀚的海洋”，就是为了“拥有”这片“美好的土地”，并在那里建立一座“山顶之都”，作为引领世界的灯塔。后来，随着扩张文学变成定居文学，也变成了“美国的”文学以及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的文学，扩张的暗含之意增多。在16世纪末，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把扩张描述为“对弗吉尼亚的甜美的拥抱”，而另一个航海者把新世界描绘成“一个拥有处女贞节的国家”。收集探险家故事的了不起的理查德·哈克鲁特(Richard Hakluyt)极力劝告沃尔特爵士要再坚持“久一点”，这样他的“新娘很快就会繁衍出更多的子孙来”，含蓄地夸大了男人在探险中的作用而贬低了女人的作用。19世纪末，“新世界”这个豪气万丈的词以及随之产生的词——“荒野”、“花园”、“处女地”——依旧暗含着一种特别的认可。像“美国”和“美国味儿”这样的词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话又意味着什么呢？美国人肩负着双重使命——在新世界建立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重新创建文明，而且要成为文明的典范。如同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先在1846年后来又在1876年出版的《北美洲人的使命》(The Miss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People)中所解释的那样，那是美国人民注定要完成的伟大使命。

几代以来，美国的文学和政治篇章中仍有类似的呼声：比如瓦尔特·惠特曼(“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白神的旨意”)、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先知的誓言那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文明的人类面前展现的最昂贵的礼物”)。在美国卷入了内战、最终检验了这个国家的存亡之后，议会通过了《宅地法》(1862)，授予所有市民和那些有条件申请成为市民的人160英亩的土地，其条件是已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并耕种满5年。这样做一则是要反复强调国家一心要开垦和占有这片陆地，二则是要把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关于新世界土地所有制的想法与奴隶制度分开。内战结束后的几年，这两个目标似乎快要实现了。1860年到1890年，农场和牧场的数量从200万英亩增加到了573.7万英亩，另外还增加了4.309亿英亩的定居地，比1860年以前的几十年所获得的定居地总和还要多。

但事实上，移民的飞速增长在促进人们定居牧场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就是说，它为第二条发展路线，即从平原返回到芝加哥和东部城市的路线，提供了供给。1880年到1890年间，芝加哥的人口增长了3倍，纽约的人口从不到200万增加到350万。美国从一个最初以乡村和农场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城市为主的国家。1830年，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居住在约有8000多人的城市；到1900年，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到1910年，几乎有一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而到1920年已超过了一半。1860年有141个约有8000多人的城市；到了1910年有778个，通常位于旧的传教教堂的遗址、贸易营地、边疆要塞或印第安人的营地。城市人口的集中带来了另一种集中：到1910年，全国1％的贸易公司生产出了45％的产品。两种集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多样化。到1890年，在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给美国沿海带来了上百万的“陌生人”之后，宾夕法尼亚1/4的人口、波士顿和芝加哥1/3的人口都是在外国出生的，而每五个纽约人中有四人或者是在国外出生，或者其父母出生在国外。不久，第三次移民风潮从欧洲的南部和东部带来了上百万人，进一步扩大了这个比例——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的照片《统舱》(The Steerage， 1907)反映的就是这段历史。跟随着斯蒂格里茨的步伐，亨利·罗斯(Henry Roth)在《称它为睡眠》(Call It Sleep， 1934)的前言中把1907年描绘为“命中注定的一年”，这一年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的沿海地区。然而，虽然1909年到1914年每一年都给美国带来了100多万的移民人口，都可以与1906年和1907年相提并论，但实际上移民最高峰却是在1913年，当时有1285349人到达美国。

每一个宏伟壮丽的传奇——开发并定居西部、新的移民风潮和向城市移民的浪潮——一次又一次以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在罗尔瓦格的《地球上的巨人》中，我们跟随白瑞特(Beret)和珀·汉萨(Per Hansa)把行李收拾好，放在几只皮箱里，然后从挪威起程开始了漫长的航行，穿过似乎没有尽头的海洋，到达那片“上帝赐予的乐土”。在魁北克下船后，他们穿过底特律、密尔沃基(Milwaukee)、普雷里德欣(Prairie du Chien)(那以前是不是威斯康星州？)、兰辛(Lansing)、爱荷华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费尔默尔地区(Fillmore Country)，最后到达达科他准州(Dakota Territory)——“一片绵延美丽的土地”。那里离苏瀑布城(Sioux Falls)有52英里，而离他们出生的地方如此遥远，以致他们与出生地已失去了联系。1873年的6月6日，即在《宅地法》颁布11年后，他们立桩标明这块土地归他们所有，珀·汉萨把这个时刻记录了下来：

这片绵延美丽的土地将属于他了——对，是他的土地。即使一个死了的印第安人的灵魂也赶不走他!……他的内心由于狂喜而开始膨胀。一种他从未有过的情绪吞噬着他，使他昂首阔步……“感谢上帝!”他激动地说。“这将是属于我的王国!”

珀·汉萨不是一个野蛮人。罗尔瓦格在副标题中将珀·汉萨的故事称为“草原的传奇”，他还在题词中写道：“献给那些参与了伟大的拓荒定居的人们。”他的故事使人们想起美国最早期的历史。但是，在这个故事中，女人处于从属的地位，忍受着孤独，就像白瑞特那样；此外，在这个故事中，驱逐或杀害美国土著居民似乎是被批准的，如果不是上帝批准的，至少也是历史批准的。

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娅》(1918)创作的时间更早，但是几年后才定稿。这本书以两个相关的旅行为线索。吉姆·伯登是个孤儿。他从弗吉尼亚的一个老农场出发开始冒险旅行，穿过芝加哥，途中穿越了如此多的河流，以至于他“对这些河已经麻木了”。安东尼娅·希莫达(Antonia Shimerda)是第一个“走水路”穿过芝加哥到达内布拉斯加州黑鹰镇的波希米亚家族的一员。后来，伯登成了安东尼娅的故事的叙述者，他从曾一度被认为是新世界西部边缘的地方出发，穿过芝加哥，到达纽约。再后来，他回去看安东尼娅，准备讲述她的故事。哈姆林·加兰创作的故事——《中部边地之子》(A Son of the Middle Border， 1920)和《中部边地之女》(A Daughter of the Middle Border， 1921)——与伯登的和安东尼娅的故事相似，而他自身的经历和伯登相似。哈姆林·加兰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后来移居波士顿，在那里赢得了威廉·狄恩·豪威尔斯的友谊，之后在中部边地从事写作。西奥多·德莱塞的《嘉莉妹妹》(1900)讲述了另一个移民之女的故事。这个孩子把衣物放在了一个小皮箱和一个小背包里，在一个黄色的破破烂烂的皮手袋里装了4美元的积蓄，便从中西部的乡村动身前往芝加哥。“那是1889年8月的一天。她18岁，聪明而害羞，心中充满了幼稚而无知的幻想。”

像白瑞特和珀·汉萨一样，也像安东尼娅一样，嘉莉出发时也是装备匮乏，对她要见到的新世界也知之甚少，而且同样得边走边弄清楚她该去往何方。虽然她的心里充满着渴望，但她又如此茫然，因而几乎显得被动，像“一个在狂风暴雨中的流浪儿”。从哥伦比亚市到芝加哥再到纽约，她从一段冷漠的肉体关系转向另一段冷漠的肉体关系。甚至到她成了富有的演员之后，她依旧感到好奇而空虚。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是已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生活是就要发生的事。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看到她坐在一把摇椅上，不停地移动，但又原地不动。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夜晚，她住在她姐姐在范布伦大街的小公寓里。当时，她感到“厌倦那贫穷而匮乏的生活”。她将一把小摇椅移到了敞开的窗户边，坐在那里，“凝望着寂静中的黑夜和街道”。后来，我们看到舞台上的她凝视着那些正在凝视她的观众，或者她坐在别的摇椅上，观察着那些经过她窗前或者穿越她的想象的大千世界的奇观。在小说的最后一幕，我们看到她在“沃尔多夫酒店(Waldorf)租住的舒适的房间里”，物质生活殷实，拥有“衣服、马车、家具、银行账户”，但她依旧在等待“有人引导她走向辉煌的时刻，等待梦想成真的时刻”。在她表演时，她走入时间和历史，成为社交名媛，不断地赚钱。而在演出之后和每段表演之间，在珠宝和皮草大衣以及银行账户的保护下，她脱离了喧嚣，超越了世俗。这时，她可以蔑视周围人的生活，感到自己摆脱了社会和社会的需求。她依旧充满挥之不去的渴望，继续在原地移动，就如小说中最后几行所描述的：“坐在窗边的摇椅上梦想，你可以在那里独自渴望。坐在窗边的摇椅上，你可以梦想那终不可得的幸福。”

如同珀·汉萨的故事一样，安东尼娅的故事描写的也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群体中的某个家庭的故事。在这样的群体中，家庭仍旧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每个家庭互相分离，但又互相支持。1787年，9个农村家庭养活一个城镇或城市家庭。到了1940年，一个农村家庭可以养活8个城市家庭。1954年，海里蒂·阿诺(Harriette Arnow)在《做娃娃的人》(The Dollmaker)中描写了作为经济单位的农村家庭对妇女意味着什么：

这次不像以前那样，她干完了自己的活儿就回家，也许她干的比她该做的养家糊口的活儿要多。于是，她在这儿卖了头牛，在那儿卖了头猪，加上卖鸡蛋的钱和卖鸡的钱，她几乎把所有他们不能自给的食物买回了家。这里，所有的东西，连柴火都是她[丈夫]的。

安东尼娅要比嘉莉生活得艰苦。在故事的结尾，她似乎已筋疲力尽，甚至被时间击垮。但是，她在自己所处的有限的生活圈子中仍保持着中心地位。相反，嘉莉则是作为一个游离的自我，生活在一个几乎无限大的由表演者和观察者组成的城市里。珀·汉萨和安东尼娅虽然做了很多事情——结婚并维持婚姻，盖房子和谷仓，生养孩子，种地、收庄稼、储藏粮食，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可以称之为“事业”的东西。嘉莉住在租住的房间、公寓或酒店里，她的生活充满了与剧院、音乐厅和运动场相关的活动——还有没完没了的彩排。这些彩排只有作为为表演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才有意义，而这些表演虽然紧张而热烈，但却转瞬即逝，感觉既亲近又遥远，既个性化又程序化。她所拥有的只是她的事业、她的衣服和她的珠宝。

对比之下，他们存在着迥然的差别。珀·汉萨和安东尼娅生活在一个非人为制造的充满外力和变化的世界。就像詹姆斯·迪基(James Dickey)曾经对西奥多·瑞特克(Theodore Roethke)所做的评论那样，他们两个人都具有动物性，这使他们觉得自己几乎堕入不愿思考的本性中，但两个人又都具有足够的人性，因此为自己的动物性感到不舒服。他们的家是为保护他们人性的道德观所建立的避风港。他们长途跋涉，生活充实，但却走得不够远，活得不够长，因而没有碰到一个像嘉莉生活的城市那样的世界。那个世界的生活是人一手塑造的，反映了人的欲望。

在《地球上的巨人》、《我的安东尼娅》和《嘉莉妹妹》中，我们称之为——按照亨利·詹姆斯的思路——“真实”和“浪漫”的元素混合在了一起。也许更公正地说，《地球上的巨人》和《我的安东尼娅》中的“浪漫”元素要比《嘉莉妹妹》中更为明显。但是，在詹姆斯看来，这两个世界朝相反的方向分裂。安东尼娅和珀·汉萨之所以被各种力量所摆布，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做法不符合人类的欲望，而嘉莉住在一个反映了人类欲望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是人类一手塑造的，但是，只要她的世界是他者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他者的世界。如果她的世界有负于她——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反映了海森堡所说的“精神的冲动中”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嘉莉成功后成了一个很有手腕的女人，她的能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可以为所欲为，只是不知如何控制甚至理解她想要做的事情，在这方面她的能力有限。

在嘉莉的世界中，各种景象和声音是人们以意愿和欲望——也就是权力和渴望——的名义为操控周围环境而共同努力的产物。安东尼娅和珀·汉萨生活的土地拥有广阔的天空、无垠的平原、干燥的风和疯狂的暴风雪。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在他们头顶上升起，之后越变越大，然后“越走越远，在西边那空旷的天空中”落下。在太阳“消失”的那一刻，“浩瀚的平原似乎升起，让每个人触手可及”，使“寂静充满恐惧”，直到“夜的咒语”袭来，“笼罩着他们”，整个平原控制了那些将会占有它的人们。

和嘉莉一样，安东尼娅和珀·汉萨也憧憬着未来，内心充满希望和恐惧。但是，他们的世界中所有的奇观都属于自然。对他们来说，一项工作接着一项工作，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儿。他们过着艰苦而前途暗淡的生活。岁月在所有的东西上留下了痕迹，他们也不例外。离家结婚后，安东尼娅被抛弃，怀着孩子就被赶了回来。而嘉莉却与德罗耶特和赫斯特伍德接连保持着肉体关系，却显然不担心会怀孕，好像她可以单靠意志来控制她的身体。珀·汉萨在一场暴风雪中死亡，当时他去帮助一个生病的邻居，往家返时遇到了暴风雪。但是，安东尼娅和珀·汉萨都感觉自己是人生的主人。虽然他们脚步沉重，但是衡量他们两人步伐的标准与衡量嘉莉步伐的标准不同。珀·汉萨在露天牧场上死前的一刻，斜靠在干草堆上，“眼望西方”。此时，他并没有对未来充满模糊的憧憬，而是首先想到了妻子和家，好像他们“朝他走来，温暖而柔和”，他轻轻地笑了笑，对儿子寄予了希望。虽然安东尼娅的生活和珀·汉萨的生活一样暗淡，但是她也成为地球上的一个巨人。吉姆·伯登在小说临近结尾时写道，她的脑海中保持着越来越强的意象，因为她

拥有一种我们本能地认为普遍而真实的古老的人生态度。我没有错。她现在已不是一个可爱的少女，而是个憔悴的女人；但是她仍旧拥有能够引起人们遐想的东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多少能显示出平凡事物的意义，仍旧能够让人屏住呼吸。

然而，吉姆·伯登对安东尼娅的赞美间接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惶惑，并反射出他那缺乏温暖的婚姻和毫无生气的生活——这从他疯狂的旅行和他偶然讲述这个唯一对他有意义的故事中表现出来。他赞美安东尼娅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同时暴露出他的另一面——他的弱点。他看似对自然忠诚，实际上却是对过去的事物的一种感性而留恋的忠诚。他赞美安东尼娅时把她置于时代背景之外，这样就可以拥有她，就像小说的题目所暗示的那样。如此一来，他就歪曲了她所赢得的与循环的自然世界的关系，而他已经从这个世界中分离出来，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像他乘坐的火车一样直线式发展的世界中拥有她。他对安东尼娅的评判是按照良心的标准，但又不是安东尼娅自己的良心标准。这一事实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从未被完全跨越的差距。这些差距——包括行为与承诺之间、甚至行为与记忆之间、后继者与开荒定居者之间、资产阶级家庭和被雇佣的女孩儿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城市与土地之间，而最重要的是男性叙述者和女主角之间的差距——把《我的安东尼娅》中的许多东西分离开来。《我的安东尼娅》探索了所有这些差距，其中许多差距同时共存。甚至可以说，《我的安东尼娅》对每个差距进行的明确的探索都是对另一个差距含蓄的探索。但是，这本书的整体结构强调的是最后一个差距，从而控制着每一个差距。

人们后来发现，吉姆·伯登不是一个会抚养孩子的人，就像嘉莉不会生养孩子一样。但是，嘉莉没有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对过去的回忆，而是生活在表演中。与吉姆和安东尼娅一样，时间也在嘉莉的生命中流淌。但是，美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像嘉莉这样极少主动回忆过去的人物，这一点与安东妮亚不同。嘉莉很少提到她的家庭，从来不深切地思念我们称之为“家”的东西。一旦德罗耶特和赫斯特伍德从她的生活中退出，她就很少再想到他们。没有演出的时候，她不断演练，展望着未来；在演练的间隙，她坐在那里摇摆等待，她的生活充满了无形的渴望。

要了解嘉莉的性格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即生活变成了无尽的渴望，我们必须先要了解她所居住的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是一个反映了人的欲望的世界——追求享乐、舒适、消遣和权力。这些欲望杂乱无章、充满困惑，因此难以满足。我们还必须明白这个世界在发展的过程中自身已经具有了前瞻性宽泛的逻辑关系：

1889年，芝加哥拥有特殊的发展资格，甚至连年轻女子进行一次冒险的旅行都是说得过去的。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商业机会使它享有盛名，它成了一块巨大的磁铁，把那些满怀希望或倍感失望的人们——那些要来赚大钱的人或者那些穷得叮当响、事业一无所成的人——从各个角落吸引到了这里……但是商业人口并不如工业人口增长的速度快。工业的发展为其他产业的到来做了准备。新的建筑物一座接着一座平地而起，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锤子敲打的声音。大的产业迁移了进来。一些早已看中这里的发展前景的大铁路公司占据了大片土地用来搞运输。电车路线延伸到了空旷的乡村，期望着飞速的发展。在那些也许只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房子的地方也修葺了长长的街道并铺设了下水道。这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也是很先进的举措。有些地方空旷无人，风雨肆虐，但是一排排的煤气路灯整夜都在风中闪亮。食宿业也蔓延开来，在这儿建个房子，在那儿盖个商店，中间的间隔很大，最终延伸到了草原的尽头。

芝加哥是嘉莉到达的第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充分显示出它的发展蓝图。在它前进的步伐中——发展工业，为其他新产业的到来做准备；建造高楼，为建立更多的大厦做准备——我们最深刻地感受到了它的力量。它先发制人，因为它不满足，因为它还没走到尽头。电车和路灯延伸的路线就是它的扩张路线。它们深入到了空旷的平原和风雨飘摇的夜晚，“期望着飞速发展”。这让人们回忆起被德莱塞称为“美国现实主义之父”的亨利·福勒(Henry Fuller)所写的《悬崖住客》(The Cliff Dwellers， 1893)，因为他把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了一幢摩天大楼里；它们预示了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的照片《从喜来登酒店眺望》(From the Shelton Hotel， 1932)所表现的场景——城市轮廓线上最显著的东西就是伸向天空的一个施工中的建筑物上的脚手架。嘉莉生活在人力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被它自身聚集的力量所驱动，伸向高高在上的天空，然后又突然落回地面。人们匆匆忙忙地奔向它，是为了观察由人亲手打造的一个又一个作品，然后从中解读出人们生存的理由。但是，从嘉莉来看以及从以她命名的这本书来看，这些理由却不那么明确，因为人们对高尚道德的定义变得越来越混乱，这些道德越来越没有约束力，人们也越来越贪得无厌，从中我们看出这些理由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导美国的资本主义类似。深入旷野的路灯和伸向天空的脚手架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就是终极目标，而是因为它们依靠那些推动这个世界发展的庞大的发动机而生存，但同时又为这些机器提供原料。

嘉莉与她当前所处环境的关系密切，她实际上就是周围世界的产物，这使她成为美国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时刻就是：她坐在摇椅上，几乎孤苦伶仃，在那里幻想并渴望着，但却没有方向；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时刻是：她站在舞台上，演戏似乎成了她唯一要做的“恰当而自然的事情”。作为一个住在一切“都用丝绒覆盖的闪闪发光的世界”里的演员和名人，她发现了“博得掌声的意义”和被围观、引起骚动、“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那种喜悦”，直到她的脑子里“充满奇思妙想，已根本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

在詹姆斯的《贵妇人画像》中，伊莎贝尔·阿切尔在她丈夫那“黑暗的房子”里整晚坐在炉火边，她发现她自己、她丈夫、她的婚姻和她的世界全都是不确定的既定事实。此时，我们发现“静止的观察”所具有的力量以及缺陷。伊莎贝尔“只是静止地洞察一切”，这对改变她的世界很难起什么作用，也许不起任何作用，但却具有一种屈从的力量。我们从来不知道伊莎贝尔的守夜究竟能产生多么有效的行动。在詹姆斯的小说中，历史作为有限定作用的力量甚至对美国本土出生的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伊莎贝尔内心充实，过着一种不断变化却宿命的生活，与嘉莉富有、成功但却空虚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发现了自己与他人的关联。

相反，嘉莉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极度空虚的自我——或者，更彻底地说，是一个拥有无数目标的世界中的一个目标。她成为“嘉莉·马丹达”(Carrie Madenda)，一个名字在百老汇和第39大街熠熠放光的名人。她“似乎达到了生活的目标”，拥有了所有的东西(华丽的衣服、一辆马车、家具、银行户头、成功、掌声、名气)，但是，她“走得越远，这些基本的东西”就越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就如她悲哀地发现她的欲望不是症状也不是征兆。她既是以她命名的小说中重要的人物，也是更大的世界中的人物。她的内心错综复杂，这促使德莱塞创造出这本小说，因为她与别人的肉体关系、她自身的隐私和秘密只有通过戏剧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从而将之商业化，而由此显示出对此的蔑视。《嘉莉妹妹》出版后，道布尔戴和佩奇出版公司(Doubleday， Page&Company)试图限制销售量，这显然是因为嘉莉的“堕落”从来没有得到适当的惩罚。但是道布尔戴的担心是错误的。嘉莉是个危险人物，不是因为她本能地放纵肉欲。她没有放纵。她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她把这些本能如此完美地高尚化了。

嘉莉在还是一个年轻少女的时候就开始了她的旅行。她对男人并没有欲望，但却已经被男人对她的欲望掌控了。《嘉莉妹妹》中的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男人想象的投射。她们有时(比如赫斯特伍德的妻子)只是男人欲望的一部分，有时(比如嘉莉)是男人的全部欲望，仅此而已。嘉莉意识到那些欲望意味着什么，她假定这些欲望是最重要的，而这决定了她的人生。她并不是被自己的性欲所控制——这一点德莱塞似乎无法想象——而是被社会把她定义为一个美丽的女人所控制。她学会了把自己的性感作为资产，用它取悦那些带着欲望凝视她的男人。但是，要想掌控他们，她必须也要掌控她自己。当她到达纽约而赫斯特伍德的竞争力开始下降后，她开始掌握自己的生活，成了一个明星。她从自身复杂的性格中学到了从美学角度和经济学角度看待欲望。她发现在城市里，性、欲望、消遣和金钱是密不可分的。在工作、金钱和社会地位上，赫斯特伍德的衰败和她的崛起及成功并不表明这是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是说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崛起、成功的同时，另一个人就在衰败，两者是相互平衡的。另外，嘉莉的下层社会的身份使她对赫斯特伍德更具吸引力——她的身份不仅突出了她年轻的欲望，还突出了她的庸俗和顺从，简言之，就是她的“女人味”——而他的衰败则更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年龄上的差异，这削弱了他的“男人气”，不仅剥夺了他的吸引力，而且剥夺了他作为嘉莉性伴侣的身份。

嘉莉逐渐懂得在被凝视和被分析中所暗含的力量是不平衡的。之后，嘉莉还学会了如何独自居住来保护自己的私生活，因此免于被那些准备窥探她私生活的人骚扰。当她表演时，她观察并分析那些同时也在观察和分析她的人。在凝视着那些凝视着她的人的时候，她看到了什么呢？德莱塞无疑让我们想到的是：她是为观众而生的，就好像是在照镜子。因为嘉莉既是一个形象的塑造者，也是她自己一手塑造的形象。因此，她精明地利用了她自己和她所处的男权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她越是娴熟地满足社会需求和经济需求，她的私人自我(private self)就越倒退，直到最后成为她身体里一个被忽视、被剥削但依旧充满渴望的孩子。这个孩子叫嚷着：“看我，看我!”不仅仅是出于往日的自负感和想要引起别人注意的强烈欲望，还因为作为一个目前具有感知能力和欲望的孩子，她需要崇拜的目光和掌声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她似乎在说他们看到我了，而且爱我。他们将我的样子和我做的事情留在脑海里。他们会记住的，一旦他们记住了这些，那这些就都是真的了。

虽然我们觉得嘉莉性感迷人，但是她却不是一个充满性欲的人。在她身上三种不同的典型的美国式自我合而为一。她是一个“表演的”自我、一个“混合的”自我和一个“傲慢的”自我：她活着，是为了观众为她痴狂、为她鼓掌，是为了“完全不顾后果地亲自去”占有物质上的东西，还为了成名。但是，当她坐在摇椅上等待着下一场演出，四周摆满她得到的那些物质品时，她似乎感到困扰。就像托克维尔(Tocqueville)预言的那样，她好像有些害怕那些建立在金钱、财产、地位和权力上的幸福时光已经所剩无几。在不表演的时候，她的脸毫无表情，美得几乎空洞，因为她没有什么要表达的。而她的生活成了一成不变的等待。所有这一切——没有过去，一个男人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偶然发现自己是一个表演的自我，渴望成名并与这个城市和新世纪、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关系密切，独自一人时内心世界好奇而空虚——使她成为那个世界的代表人物。同时，就像这本书的题目所暗示的，她成为我们所有人的近邻。

第四章 四个同时代的人和西部开发的结束

拓荒运动向西部扩展，中西部以北和东部的城市重新开始了城市化运动，这些都是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同时也成为小说的内容。这两条相反的发展路线既是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发展路线，也是文化的发展路线。要想判定这两条路线的力量，我们要注意三个事实：首先，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 1838—1918)和亨利·詹姆斯(1843—1916)是比伟大的苏人[1]领袖“坐牛”(Sitting Bull， 1834—1890)和“野牛比尔”科迪(Buffalo Bill Cody，1846—1917)年轻的同代人，也是比伊莎贝尔·阿切尔、安东尼娅·希莫达、吉姆·伯登和嘉莉·米伯年长的同代人。第二，曾经为了保护南方黑人的权利而修改了“激进重建”的国会却颁布了极端镇压和隔离西部原住居民的政策，并为这个政策提供了资金，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西部，赶走原住居民。第三，支持东北部文化发展的东部产业和银行业利益集团成了这些政策和《宅地法》的主要受益者。《宅地法》阐释并实施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土地均分的梦想。

1865年4月9日棕榈节那天，罗伯特·E.李(Robert E.Lee)和尤里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在阿波马托克斯[2]签署了结束内战的协议。三年零几个月后，即1868年的夏天，联邦政府发动了一场反对美国土著居民的残酷运动，并任命解救南方黑人奴隶的威廉·谢尔曼(William T.Sherman)将军来领导这场运动。一些士兵，比如被印第安人称为“灰狐”的西点军校毕业的乔治·克鲁克(George Crook)将军一直对是否要灭绝美国土著居民感到矛盾。关于这场战争，他说：“是的，他们很难征服。但是最难的事情是去与那些你认为是站在正义方的人打仗。”但是，全面展开战争的政策还是占了上风。谢尔曼写道：“我将促使谢里丹(Sheridan)将军消灭和镇压”所有“有敌意的”印第安人，把他们赶出保留地。“我建议[谢里丹]带着对印第安人的憎恨和消灭他们的欲望来战斗”，直到“所有带有敌意的印第安人都被铲除或者乞求怜悯”才罢手。后来，谢里丹说：“唯一的好印第安人，乃是死印第安人。”——这句话后来成了一个警句。

很快，边疆就变成了瓦尔特·惠特曼在《卡斯特之死》(“A Death Sonnet For Custer”)中所说的“致命的地方”：这里体现了土地所有者和打着利益、前程和发展的旗号决心征服这片土地的人之间致命的冲突。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经过了两百多起战争和数不清的小规模战斗之后——在红河之战(the Red River War， 1869—1874)、小大角战役(the Battle of Little Big Horn)(1876年6月)和约瑟夫酋长的反抗运动(Chief Josephs Rebellion， 1877)之后——反抗实际上已经停止了。1865年，野牛的数量超过130万，而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庞大的野牛群几乎被彻底消灭了，使土著居民失去了为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的平原。军队下达了指示：“能消灭一只野牛就消灭一只。”“一只野牛死了，一个印第安人也就完蛋了。”实际上，斗争在19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结束了，但最后一次行动是在1890年。当时，“坐牛”刚在“立石”(Standing Rock)牺牲，200名达科他准州的男女老少最后一次跳他们的“鬼舞”(Ghost Dance)，之后在“伤膝之役”(the Battle of Wounded Knee)中被美国军队屠杀。而屠杀土著妇女和儿童的一个理由是：“有虱卵就会有虱子”，“没有了虱卵，就不会再有虱子了。”

甚至在西部还没有被征服前，在野牛群还没有被宰杀殆尽前，在原住居民还没有被屠杀或赶出保留地前，西部传奇已经融入了利益的因素。威廉·F.科迪(William F.Cody)(“野牛比尔”)在13岁的时候就是一个赛马高手。后来，在加入联盟军并得到国会荣誉勋章前，他先后做过野牛捕猎手、驿站马车司机和探矿者。1868到1872年，他是美国第五骑兵队侦察队长。1869年，也就是他参加打败夏延部落(cheyenne)[3]战斗的那一年，爱德华·泽恩·卡罗尔·贾德森(Edward Zane Carroll Judson)用笔名内德·邦特莱因(Ned Buntline)开始撰写20部廉价小说中的第一部，把科迪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邦特莱因诱使科迪在芝加哥的一部叫做《边境之王野牛比尔》(Buffalo Bill， King of Bordermen)的通俗剧中扮演角色。于是，科迪在驿站待了11年之后仿效邦特莱因，把按自己的经历改编的故事变成了迎合市场的作品。

科迪改编的第一个故事叫《蛮荒西部、洛基山和大草原的风情》(The Wild West， Rocky Mountain and Prairie Exposition)。演出中出现了牛仔、印第安人、马和野牛。1883年，演出在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奥马哈(Omaha)第一次上演，之后横跨美国到达了科尼岛，并在那里引起了轰动。一年后，经过配音的“野牛比尔蛮荒西部演出”迁移到了芝加哥之后抵达东部。演出有100多名印第安人、100多匹马，还增加了牛仔明星的阵容，包括巴克·泰勒(Buck Taylor)、“野马杰克”(Mustang Jack)、“乡村男孩”约翰尼·贝克(Johnny Baker)、“娘娘腔”约翰·贝尔森(John Belson)和安妮·奥克利(Annie Oakley)，场场座无虚席。1887年，他把他的故事带到了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讲故事的美国人最为成功的欧洲之旅。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大赦年，在伦敦的一次有名的演出中，他让比利时国王、丹麦国王和希腊国王坐上了“朽木车”(Deadwood Coach)，并让威尔士王子骑着马，拿着猎枪，使他们安全通过了“印第安人的袭击”。后来，为了能够抵挡住那些来势汹汹的竞争者，他又加入了其他边境上发生的事件，包括圣胡安山战役(the Battle of San Juan Hill)和波尔战争(Boer War)。但是，西部故事——公开的压迫和暗中的兼并——始终是他的故事的核心内容。到1917年他去世的时候，他在马戏团表演和电影中都留下了痕迹，他的名字已家喻户晓。

在野牛比尔的叙述中，曾经无人能够评价的西部扩张获得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永恒。科迪的故事虽然表面上是史实，但实际上记录了一些人类战胜历史的事情，由此提醒我们历史意义上的叙述，比如哲学、宗教和文学，可以为暗含的社会和政治目的服务，因为科迪的故事中既颂扬了人类歼灭美国土著居民的运动，又颂扬了拓荒者所克服的艰难险阻。当《没有钱的犹太人》(Jews Without Money， 1930)的作者、《新群众》(New Masses)的编辑迈克·高尔德(Mike Gold)回顾自己还被称作艾特希克·艾萨克·格兰尼克(Itshak Isaac Granich)的小男孩儿的时候——1912年的“帕尔默搜捕行动”(Palmer Raids)迫使他改了名字——不禁表示自己很“失望”，没能找到“像野牛比尔一样的救世主”。高尔德想要的，甚至可以说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把苦难和毁灭置于正义的旗号之下、能够“拯救”他的人民和“歼灭”他们的敌人的英雄。

第五章 芝加哥的“梦之城”

野牛比尔在第一次美国之旅后的十年和第一次欧洲之旅后的六年，把蛮荒西部的表演带到了芝加哥的哥伦布世界博览会。这次演出是他最后几次成功的演出之一。芝加哥曾经是密歇根湖畔的一个印第安人小村庄。它从一块贫瘠的土地发展成一个熙熙攘攘的贸易、商业、畜牧业和铁路交通的中心。通过努力宣传和推销，它坚称自己是美国未来的窗口，从而打败了东部那些想要主办哥伦布庆祝活动的老对手。一个市民说，芝加哥也许没有文化，但是只要它得到一点儿，就会“使之繁荣”。

美国国会最终被说服，授予芝加哥举办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官方庆典的独家权利。之后，国会通过了议案，批准芝加哥举办展现“艺术、工业、制造业以及农产品、海产品和矿产品”的哥伦布世界博览会。1890年春天，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总统签署了这个议案。这一年，全国工业品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产品产值。一年后，44个国家和26个殖民地及行省主办的各个项目共雇佣了6000个工人。芝加哥建筑师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指示说：“不做小的规划。”他负责协调各方，努力要把700英亩的杰克逊公园(Jackson Park)变成一个拥有散步场地、运河、浅水湖、大厦、露天广场、马路、林荫大道以及400多座建筑物的人间仙境。

为了协助规划芝加哥的“梦之城”，伯纳姆召集了一群顾问，包括公园建造者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画家凯尼恩·考克斯(Kenyon Cox)和雕塑家奥古斯塔斯·圣高登(Augustus Saint-Gaudens)。圣高登在一次规划会议上说：“你们意识到没有，这是自15世纪以来艺术家们最伟大的一次会议。”但是，博览会真正的任务是参与国内和国际文化政治竞争。伯纳姆所召集的设计者们确信，他们的博览会一定会超过费城在1876年举行的百年庆典。他们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1889年举办的盛大的巴黎博览会，而他们的目标是取得彻底的胜利。他们要举办一届规划得最好、运作得最好、最绚丽夺目的博览会。

伯纳姆和他的顾问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在干净而布满灯光的地面上平地而起了从世界各地复制的景象——巴黎的咖啡厅、波希米亚的玻璃厂、摩尔人的宫殿、开罗的街道以及日本的集市。威廉·狄恩·豪威尔斯报道说，交流电供电使“无数闪亮的灯泡”照亮了整个街道。这里还可以看到各地村庄的完整的微缩复制品，村里住着当地人，有德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和达荷美人(Dahomans)。地面上耸立着一个显然用来展示美国超凡技术的建筑物——布满灯饰的巨大转轮。它可以运载乘客升入高空，俯瞰这片平原上最新崛起的新大陆的城市。这个建筑物是由年轻的芝加哥平民工程师乔治·华盛顿·盖尔·费里斯(George Washington Gale Ferris)构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战艾菲尔铁塔。《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的作者欧文·威斯特(Owen Wister)在日记中写道：“我刚走了没有两分钟，就被四处灿烂辉煌的景象搞得一片茫然……直到头晕目眩，大脑一片空白。”

博览会的游客数量创造了历史新高。规划者们为博览会所付出的努力促使莱比锡[4]的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出版了第一本《贝德克尔美国旅行指南》[5]。为此他们深感骄傲。他们出于复杂的动机为博览会工作，认为这次博览会是美国计划统治和改变世界所迈出的又一步。虽然他们认为达荷美人残忍而野蛮，但是他们依旧欢迎达荷美人，因为他们想使达荷美人意识到一个有活力、有创造力、有纪律性的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奇迹把伯纳姆口中的一片“不毛之地”和一片“暗淡的前景”打造成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达荷美人将深受“文明的影响”并得到启发，他们将带着这种铭刻于心的新印象返回原始的家园。

伯纳姆和他的同事们自认为是马修·阿诺德的弟子。他们公开表示他们志在建立商业、政府和文化之间的新联盟。但是这样的联盟对在艺术上保持传统观念并具有后顾性而在政治、经济、技术上则着眼当前并具有前瞻性的人们将意味着什么呢？伯纳姆最终使芝加哥成为一个建筑中心。在规划的最初阶段，他支持他的朋友约翰·鲁特(John Root)提出的创新方案，即把建筑作为博览会最主要的文化焦点。但是两个人都想让全国参与规划；他们拜访了美国公认的建筑界泰斗理查德·亨特(Richard Hunt)、波士顿的皮伯第和斯特恩斯(Peabody and Stearns)建筑公司以及纽约的麦克金、米德和怀特(McKim， Mead， and White)建筑公司，却发现多数人不赞同他们的建筑规划。在第一次会议结束前，伯纳姆已经放弃了鲁特的设想。最终，麦克金把圣高登修建的20英尺高的戴安娜雕像从纽约麦迪逊广场的屋顶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移置到杰克森公园内他的新建筑的万神殿式圆形屋顶上，这标志着伯纳姆最终取得了胜利。

对伯纳姆和他的顾问来说，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博览会的建筑核心是白色城市(White City)，白色城市的中心是荣誉广场(Court of Honor)的反射池，周围环绕着许多“希腊”神庙。伯纳姆自豪地说：“这个博览会永远都是罗马人曾梦想创造出来的博览会。”而对广场上唯一一座非古典建筑交通大厦(Transportation Building)的建造者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来说，结果却是“巨大的灾难”和对“信仰的背叛”：“对历史文献巧妙的呈现和高明的剽窃”，充满“欺骗性”。

与沙利文受到的评论一样，亨利·亚当斯也把博览会的建筑描述成“骗人的东西”。这些建筑似乎在恶意欺骗“我们无知的当地人”。亚当斯走在广场时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创新的“发电机和……蒸汽机”。后来，他在《教育》中把这次博览会描述成比巴黎或南美洲的任何东西都要壮观的“舞台表演”，连尼亚加拉大瀑布和黄石国家公园的间歇喷泉都不如这次博览会壮观。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从“工业学校”学来的。人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蒸汽机或发电机是像太阳一样再自然不过的东西”。博览会的一些“未完全成形的想法和试探性的抗议”所产生的问题是：这些密歇根湖畔的新建筑“能否像家一样亲切”，而其建造者美国人能否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伯纳姆规划的博览会没有直接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沙利文和亚当斯所谴责的艺术与历史相分离——用沙利文的话来说是“损害”，用亚当斯的话来说是“破坏”——正是伯纳姆想要做到的。他说：“博览会的建筑风格所带来的影响将促使古代文明民族的完美理想在希望中而非在绝望中复苏。”哈姆林·加兰在伯纳姆的广场上做了一次名为《小说中的地方色彩》(“Local Color in Fiction”)的演讲。但是，对伯纳姆来说，除非建筑体现出古代文明民族永恒而超验的理想，否则就连这个最接近人们生活的艺术都是用来做装饰的。此外，如果这一方面是伯纳姆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也是芝加哥的问题，乃至整个国家的问题。庸俗的艺术形式服务于庸俗的目的。芝加哥的梦之城帮助传播一角小说[6]、霍拉提奥·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作品和野牛比尔的西部故事，这既有利于证明国家征服大陆是有理由的，又用来教育年轻人要有男子汉的雄心壮志。甚至梦之城也用它自己的方式认可了“艺术”也可以实现愚蠢的抱负。加利福尼亚赠送的一个奇怪的雕塑——完全用加利福尼亚的西梅制作的“马背上的骑士”——被称为是“对传统雕塑独一无二的颠覆”。雕塑中的骑士是美国平原上的骑士和古代有武士气概的骑士的后裔，它让人们回想起不久以前乃至很久以前的理想。但是，《博览会旅游指南》中明确指出，加利福尼亚的骑士属于未来。它标志着美国准备扩大国外市场。加利福尼亚的梅脯已经“挫败其他国家的产品，成功销往各地”。几年后，用豪威尔斯的话说，美国开始“用八英寸枪管的枪口来鼓吹高度联合的文明的好处”。他的话耐人寻味。

但是在芝加哥博览会上，真正的“艺术”还是属于荣誉广场。那里的几座“希腊”神庙说明了过去历代的变迁，而对博览会所体现的霸道的民族主义，对它断然把穷人排除在外的行为，以及对它极力控制美国土著居民、妇女和黑人，都没有提出异议。1893年发生了当时最严重的全国大萧条。大萧条所造成的恐慌导致10万受害者在芝加哥博览会门外流浪街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当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看到在博览会场外那些可怜的人时不禁感叹：“真乃奇观!在世界博览会穷奢极侈的华丽外衣下是一片多么衰败的景象啊!”同一年，似乎是对博览会盛大开幕的一种讽刺的庆祝，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出版了《街头女郎梅季》(Maggie：AGirl of the Streets)，展现了贫穷给人们带来的残酷的噩梦。如同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Martin Eden， 1909)——也有些类似凯特·萧邦(Kate Chopin)的《觉醒》(The Awakening， 1899)和伊迪丝·沃顿的《欢乐之家》(House of Mirth， 1905)——克莱恩的小说也以自杀结尾。但是与马丁·伊登跳海自杀、埃德娜·波特汀(Edna Pontellier)游出岸边很远自杀以及丽莉·巴特(Lily Bart)陷入无意识状态自杀相比，梅季一步步走进河里自杀的场面更让人心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的死揭示出：对一个生活在由剥削阶级统治的世界里的年轻女人来说，死亡是必然的结局。

为博览会修路的工人沃尔特·威科夫(Walter Wyckoff)写道，来自“十个少数民族及各个行业”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参与了这次博览会的建设。但是，博览会的《官方手册》却把荣誉留给了伯纳姆以及那些作为顾问和资助商的大银行家、律师和政客。在《图文并茂的娱乐场说明书》(Midway Types：A Book of Illustrated Lessons…，1894)中，美国土著居民被描绘成“众所周知的让山姆大叔觉得芒刺在背”的人。西蒙·波卡冈酋长(Chief Simon Pokagon)对梦之城一心想要宣扬的东西深感愤怒。他走上街头，分发名为《红种人的问候》(Red Mans Greeting)的小册子，提醒游客“芝加哥和举行这次博览会的土地”仍旧属于波塔瓦托米人(Potawatomis)，“因为从来没有人支付这块土地的费用”。但是，博览会“人种学部门”把波塔瓦托米人描绘成“原始”民族的代表，认为为了社会的进步，他们注定要灭绝。而它所公布的官方报道反复强调印第安人是最终要被消灭的讨厌的家伙。最先在北美定居的居民与其说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民族，不如说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他们最终完全成为他者。

在这次博览会的规划中，妇女对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已经不抱希望。于是她们满足于为妇女建立一座与儿童大厦(Childrens Building)相邻的独立的建筑物。这个建筑坐落于白色城市尊贵典雅的艺术殿堂和华丽的娱乐场上各种娱乐设施之间的交界处。虽然这座建筑指定由索菲亚·海登(Sophia Hayden)负责，但是大楼的设计却是由“女性制作人委员会”(Board of Lady Mangers)完成的。这个委员会由美国国会任命，而国会议员却对此愤懑不已。许多妇女，包括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和简·亚当斯(Jane Addams)[7]都在那里发表过演说，背景是两幅具有同等地位的巨大壁画：一幅是玛丽·费尔柴尔德·麦克蒙尼斯(Mary Fairchild MacMonnies)的《原始女人》(Primitive Women)，这幅画描绘了传统妇女操持家务和养育子女的场面；另一幅是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的《现代女人》(Modern Woman)，描绘的是年轻妇女在花园里享受自然和艺术的成果。艺术家康德希·惠勒(Candace Wheeler)认为壁画的整体效果体现了“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柔弱、高贵、纯洁、悦目”。这些词让人回想起伯纳姆对“文化”的看法。但是，妇女的这两种不同的形象——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和文化与修养的守护者——实际上体现了在整个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假定和倾向，因而男女都很“自然地”认同了这两种形象。1927年，作家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回忆她幼时的文化时谈到，那时人们认为妇女如此优雅，因而不会受世俗的野心或肉体的欲望所驱使。妇女生活的重心被定格为满足家庭的需要和拥有永恒不变的圣洁的思想。她们所接受的教育是要回避激发男人领导世界的竞争欲。

尽管美国黑人一再要求为黑人建立一座大厦，或设立一个部门，或举办一个展览，但是他们只得被迫满足于一个“节日”。1893年，德克萨斯州特克萨卡纳(Texarkana)的一个当地人斯考特·乔普林(Scott Joplin)从圣路易斯搬到了芝加哥，组织了他的第一个乐队，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后来，他成为“爵士乐之王”。在此一年前，住在芝加哥的南卡罗来纳人安娜·朱丽亚·库珀(Anna Julia Cooper)出版了一本名为《南部的声音》(AVoice from the South)的书，把一个黑人妇女的命运比喻成蒙起一只眼睛来生活。但是白色城市的缔造者们除了雇佣黑人男女修建广场和打扫卫生外，对他们没什么兴趣；授予黑人一个“节日”——美国黑人把这一天重新命名为“黑人节”(DarkiesDay)——对白色城市的缔造者们来说已经是一种让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注意到这次博览会以及它所颂扬的文明是用成千上万黑人男女的辛勤劳动换来的。于是，他把芝加哥的白色城市重新命名为“白色坟墓”。而实际上，这次博览会对待美国黑人的态度重申了“官方的”有关国家民族血统的阐释中所隐含的一个主题。莱曼·阿伯特(Lyman Abbott)在博览会的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演讲，把芝加哥称为“最具世界性的城市”，把美国人称为“地球上最具世界性的民族”。但是，外国人只是在梦之城之外的华丽的娱乐场占有一席之地，按顺序排列成一系列村落，其种族的排序非常明显：排在最前面的是条顿族和凯尔特族，然后是伊斯兰教徒、西亚人、东亚人、达荷美共和国的非洲人。而最先在这片大陆定居的美国土著人却排在了最后。芝加哥第一长老会的约翰·亨利·巴洛斯(John Henry Barrows)说：“任何人都不用担心基督教的光环会被其他信仰那微弱而瞬间的光芒所掩盖。”——这一点与博览会对“美国”文化的定义和附属于美国文明的其他文明的定义完全一致。

第六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梦之城

约翰·富林(John Flinn)在《哥伦布世界博览会官方指南》(Official Guide to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1893)中把梦之城称为“当代最伟大的举世无双的城市芝加哥”。身处梦之城中，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面对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siation)的成员，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特纳说这个国家最主要的特性——智力超群，有创造性；精神活跃，生气勃勃；永远精力充沛，并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是“开拓者的特性，也正是因为这些开拓者，别的地方也具有了这些特性”。因此，了解美国历史的“真正的着眼点”不是“大西洋海岸”，而是“伟大的西部”。他还说，自从哥伦布沿着那条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事件而现在开始显现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的航线航行以来，“美国已经成为机会的代名词，而美国人”实际上也由于周围的环境迫使他们“不断扩张而产生了这种情绪”。他预言：“美国人民生活中这种渴望扩张的特性”将需要“更广阔的领域以便进一步展现”。

特纳似乎不时流露出他期待着战争在1898年爆发。那时，在麦金利(McKinley)总统的“门户开放”政策引导下，美国开始寻求“更广阔的领域”。然而，当特纳凝视过去时，他总被一种毁灭感所笼罩：“免费的土地这样的礼物再也不会自己送上门来了。”尽管特纳的言语总是激情洋溢，但是他的口气却时常很哀婉。他的“论文”一半是发现，一半是创造，运用了之前一些作家的词语——从勘探者和早期的定居者，包括杰斐逊和杰克逊到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和威廉·吉尔平这些作家——也有选择地运用了一些史实。他的论文总是有些矛盾，部分是由于其强烈的偏见，部分是由于为了方便起见他省略了很多东西。他的美国故事以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和“皮袜子”(Leatherstocking)为榜样，围绕着白人男性探险者和定居者展开。比如，他曾经这样描述“荒野”征服了“一个殖民者”：“荒野”剥去了他“文明的外衣，给他穿上了狩猎穿的衣服和鹿皮靴”。女人、黑人和棕色人种对古代文明的大规模的破坏以及对土地及其资源的迅速掠夺，在他的故事中无足轻重。这不仅为芝加哥博览会的逻辑提供了方便，而且与之相符。另外，虽然特纳提及美国是一个“混合的民族”，但是他几乎完全忽略了新移民。他知道西部的经验教训是复杂的——恶劣的自然条件与人们的力量共存，权宜之计与独创性共存，艺术感受力的欠缺与“物质资源的攫取”共存。他偶尔担心拓荒者的狂热和掠夺可能激起暴力和贪欲。但是，他相信他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断言它需要倔强的拓荒者的力量去迎接新的挑战。说起过去，他实际上是在针对未来谈及现在。在这个特殊的意义上，他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同时还是一个道德家。他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他想为不确定的未来创造一段有用的历史。1914年，他还在重申他于1893年所宣布的观点：

美国的民主不是理论家空想出来的；它不在驶向弗吉尼亚的永恒的苏珊号上，也不在开往普利茅斯的五月花号上。它在美国的森林之中孕育成长、逐步强大、生机勃勃，每当它接触到一个新的拓荒者，就增添了一份新的力量。

特纳故事的魅力在于它是宣告从欧洲独立的另一个宣言，此外，还在于他的故事极力维护那独特的过去。不过，其魅力还在于他的故事具有“现代性”。亨利·亚当斯及时从芝加哥返回华盛顿，正好监督国会撤销了《白银法案》(the Silver Act)。亚当斯报告说，银行家和“外汇交易商”都支持单一的金本位制，而支持银本位制的人对此表示反对。“人们”两百年来一直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摇摆不定，备受折磨。这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基于创业家资本主义的分散形式之上的农业共和国，这样，芝加哥就是一个入口；而另一种是基于企业资本主义的集中形式之上的“拥有所有必要的机器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国家，这样，芝加哥就是一个窗口。但是，亚当斯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特纳也知道。他知道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展开了根据反托拉斯法令以解散托拉斯的改革，将来仍属于由企业资本主义的手段和目的主宰的世界，《宅地法》不可思议的结局已经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

内战之后，“为没有土地的人免费提供土地”的广告遍及世界。但是，没有土地的家庭大都承担不起长途跋涉的费用，能承担得起的家庭又没有为大平原的生态环境做好准备，而大片公有土地都位于大平原。1870年到1890年间登记在案的分得土地的人后来几乎有2/3都失去了农场。同时，分散的大片公有土地满足了另外一些人的利益。1860年到1890年间所建立的373.7万个农场和牧场中只有不到60万个(约占16％)是公有的转让土地，4.309亿英亩的土地中只有8000万英亩(少于19％)是新认领的土地。剩下的都被那些要扩展自己王国的牧场主或者那些出于同样目的的铁路公司所占有——这一结果正符合了反对杰斐逊《宅地法》的东部银行家和实业家们的愿望。

进入20世纪时，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乡村，许多农业社区以及南部大部分地区仍旧十分贫穷。但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孕育而生。这种融合工业和商业的富裕而世俗的城市生活首先在美国东部成为主流，之后覆盖了中西部以北的地区，然后进入了国家的中心区域，最后甚至成功入主南部。豪威尔斯写道，芝加哥，“或者毋宁说世界的梦幻城市，最终只是一个新的纽约，一个规划完成后的曼哈顿，一个实现了‘巨大、喧嚣、快节奏’的理想。纽约使美国人信服‘巨大、喧嚣、快节奏’就是大都市的特征”。

薇拉·凯瑟9岁时移居内布拉斯加州的边疆，其间经历了穿越芝加哥的漫长旅程。通过描写内布拉斯加边疆的故事，她开始了写作生涯。后来，她的小说——《迷失的淑媛》(ALost Lady， 1923)《教授之家》(The Professors House， 1925)和《大主教之死》(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 1927)——发生了变化，不仅描绘“边疆”的衰落，而且还描绘已经被芝加哥完全抛弃的城市化以前、工业化以前和现代化以前的世界。凯瑟的作品显露出她担心美国的早期阶段也许是最好的时期。她把她的小说呈现为考古的挖掘机，挖掘出了各种碎片、宗教仪式、社会习俗和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记忆。她的小说中，一些风俗习惯、举止、口音以及措辞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其他一些东西，包括与自然和谐共处和继承传统智慧的宗旨没有改变。她的小说通过对工匠和农民的刻画让我们了解了文化。这些工匠对自己的工具了如指掌，对自己的田地和牲畜了如指掌，但他们却不善表达。或者，文化通过古语中保留下来的典礼仪式传承下来。古老的语言现在仍是真实可靠的。因为这些语言传达了一种解释性的框架，一种构建现实的方式，从而使集体的存在和个人的存在都具有目的和意义。

对像亚当斯和凯瑟这样的人，“进步”似乎不过是变化的敬语。对特纳来说，芝加哥梦之城作为一种概念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特纳寻求的是一种新的阐述方式。他要用这种方式记录他认为这个国家过去有价值的经验教训，而他在达尔文的思想中找到了这种方式：

野牛踩踏出来的痕迹成为印第安人的小路，而这些小路又成为商人的“足迹”；小路加宽成为大路，大路又成了收费路，随后又变成了铁路……直到最终原始的羊肠小道被拓宽，交织成现代商业路线的迷宫；荒野渗入了越来越多文明的路线。这就像是最初简单而毫无生气的大陆稳步发展成为一个复杂而生气勃勃的体制。

特纳的小说一方面符合野牛比尔在蛮荒西部表演中讲述的故事，另一方面也符合伯纳姆和他的顾问们在梦之城中所讲述的故事。特纳知道发展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他知道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已经脱离其宗教和政治上的精神支柱。此外，他意识到了埃米尔·迪尔凯姆所注意到的事情：兴趣可以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但是兴趣“只能产生短暂的联系和昙花一现的联合”，而不能产生一种社群意识(sense of community)。特纳更大的目标是要保存这种以历史为依据并在文化习俗中显现出来的共同的责任感，这样人们就会拥有同样的想法，采取一致的行动，从而共同前进。他的论题主旨明确，阐述清晰。

但是，就像芝加哥的博览会和野牛比尔的表演一样，特纳的论题提醒我们，国家独立性的形成总是包括一个排斥、否定和镇压的过程，就如同要有一个包容和肯定的过程一样。在说到美国想要变成什么样以及想要塑造什么样的联邦时，特纳实际上呼吁的是美国想要控制什么、排斥什么或镇压什么。因此，当美国继续追寻充分的独立性时，他又进一步论述了自信与自我怀疑的问题，这一论述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仍旧有人附和。他在野牛比尔的演出语言和芝加哥的技术语言上又添加了自己的东西，部分是来自过去的言语和行为，部分来自达尔文学说和生物学，提出了边疆美德和以芝加哥为标志的新秩序。他的论述实际上表明他希冀着一条融合原始与文明、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分离主义与热心公益、脱离与联合的道路——这并没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结构，只是增强了自己国家的力量。当他回到久远的往昔，呼唤失落的世界、赞扬拓荒者的顽强和边疆的独立时，他为一个时代的消逝而哀悼，他呼唤共和初期的时代，语气感伤。但是，当他关注周围涌现的景象并开始谈及进步的时候，他又从国家早期的论述模式转变为赋予了科学含义的论述，特别是融入了达尔文学说和社会科学。这些论述包括他在历次美国历史协会发表的著名演讲。他的论述严谨，把他的国家仍旧塑造成新世界的形象。新世界的将来就像一个梦，新世界的人民将继续继承神的承诺。

因此，对特纳来说，亚当斯提出的问题——梦之城舞台式的展示能否在芝加哥营造家的氛围以及“美国人”是否能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答案是一目了然的。亚当斯的历史感使他对飞速的变化充满信心，但却对别的东西没有信心。特纳对此做出的解释，再加上他相信进步的基本原理——从简单到复杂，从边疆到社会，从蛮荒到文明，从“原始的羊肠小道”到“现代商业路线复杂的意象”——使他能够冷静而警觉地面对未来。因此，他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发表了第一篇演说是如此合适。芝加哥的梦之城帮助他开始了蔚为壮观的事业，不仅给他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用它所赞扬的东西强化了他的主题，用它所排斥的东西认同了他所遗漏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哥伦布世界博览会所体现的利益对他和他的论述不无裨益。

第七章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和进步的基本原理

亚当斯也许已经承认了特纳特殊的权威，因为他认为像特纳这样的人是与未来联系紧密的人。他甚至可能有些同情特纳的意图：在寻求某种“宗教上的希望”或“最终完美的承诺”的过程中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坚定不移。他自己对影响现代世界的强大力量也仍旧摇摆不定，对几个试图解释这些力量的理论心存怀疑。他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名称称呼这些理论——“常规”、“排列好的顺序”和“现成的虚构”。在《教育》(The Education)中有“科学的规范”一章(这是1899年卡尔·皮尔森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在这章中，他仿效皮尔森，把我们通过感官经验对科学进行验证后对世界的认识的准确性与我们对自身最深层次的需要和我们居住的世界之间的所有关系的了解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比较：

皮尔森把19世纪带来的一切东西都排斥在科学之外。他告诉学者必须要忍受宇宙的碎片，而且是非常小的碎片——一个无所谓顺序的由感官感知的圆环……“秩序和理性，美与善，都是我们只能在人类的思想中才能找到的特性和观念。”

亚当斯把“现代”思想——包括“美国人”的阐释——的起源定位在他所认为的自然和文化相分离的诱惑与威胁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成了被分析、被掌控和被剥削的对象，而文化成了人们在“只与人类思想有关的特性和观念”的指导下亲手创造出来的东西。实际上，与此同时，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运动正在美国兴起。这个运动是为哲学要继续满足人类最深层次的需要这一要求应运而生的，即使那意味着把认知的过程置于行为的过程之中，意味着要去寻求应付目前生活的有效方式而不是去寻求终点。在亚当斯看来，赖尔(Lyell)和达尔文在他们处理的问题上都更具前现代性而非现代性，因为与皮尔森不同，赖尔和达尔文把进化和有意义的选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与人类对于有意义的选择的概念相一致的选择——归因于自然，而不是把变化和偶然的原子排列归因于自然。他曾经把自己生动地描述为被迫“玩20世纪游戏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孩子”，其中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他把他出生并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世纪作为新世界和旧世界的过渡时期。旧世界的人们认为地球是被创造出来供他们居住的，而新世界的人们认识到秩序、理性、美、善——这些特性和观念只与他们自己的思想相关——注定要像他们一样消亡。

因此，“现代”运动——如果我们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艺术、文学和哲学的“现代主义”——不仅在欧洲的大城市兴起，而且在新世界荒芜的边缘也蠢蠢欲动。它的表现形式多样，包括在脑海里牢记传统价值观、风俗和形式的同时，在实践中又修正或抛弃它们。这些矛盾出现在伊迪丝·沃顿和杰克·伦敦的小说中，也出现在薇拉·凯瑟和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中，还贯穿在野牛比尔的故事中和詹姆斯的论文中。这些矛盾甚至是伯纳姆要把艺术同生活分开的原因。艺术与生活分离是为了双重目的：一是为了保护“利益”不会遭遇到詹姆斯所说的“反思的极限”，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艺术成为纯“利益”的一种精心伪装的甚至是邪恶的表现方式。此外，这些以及其他对“现代主义”的诠释之所以产生，既是因为人们精力充沛，也是因为利益相关。最终证明没有任何一种“现代的”解释能够满足当时各方面的需要。

尽管达尔文学说盛行，但要了解人类思想和人类文化的关系以及人类思想和人类自然起源的关系，进化论更深一层的含义要在数十年后才能展现出来。尽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量激起对文化的批评，但是要了解作为表达人类意愿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作为塑造人类意愿的历史和文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隐含意思只是初露端倪。最后，尽管弗洛伊德的思想越来越盛行，但弗洛伊德思想的隐含意义——人类达到其所想的能力和想其所想的能力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几乎没有被认识到。“现代”运动表达了这些固有的矛盾，包括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矛盾——自然是人类生命的发源地，而文化是人类心智创造出来的产品，从而只体现与心智有关的需要；文化作为人类需要的产品和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场景之间的矛盾，这种历史场景不同于人类渴望见到的任何事物。这些矛盾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诗歌和小说中文学和历史相分离，文学和自然相分离，甚至文学与个人愿望以及作者自身都相分离。至少从理论上说，“文学”通过宣扬自己是一种游离在外的、不受个人影响的、甚至是超验的论述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从历史、文化和自我中分离出来，也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虽然看起来有些怪异，但是它希望把自己称作人类精神上一切独特想法的独特王国。

亚当斯的想法有一种深切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构成了一个神秘的支架。而亚当斯的信念就在于此，即“科学的规范”通过把人类定义为生物人最终把人类与他们自身分隔开来。生物人最深层次的需要虽然在一段时间内通过人类的发明得以满足，但是这种需要最终会丧失。当人类突然成为与“秩序和理性、美和善”相关的所有准则的创造者时，人类也许把他们自己想象成一切神的崇高的缔造者和所有言语的创造者。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些人类准则未经神的认可、甚至未经自然的认可最终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话，那么这种崇高所付出的代价就沉重地打击了亚当斯。在海明威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1933)中，一个人物起身去关咖啡厅的灯时自语道：“我们的虚无缥缈就在虚无缥缈中，虚无缥缈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也叫虚无缥缈，你将是虚无缥缈中的虚无缥缈，因为虚无缥缈原本就在虚无缥缈中……为虚无缥缈的虚无缥缈欢呼，虚无缥缈与汝同在。”

与特纳一样，亚当斯的担忧也是“美国式的”担忧，但是这种担忧更具有彻底的“现代性”。这使他对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有了更全面且与众不同的理解。亚当斯与特纳一样目睹了这个国家从分散的、农耕为主的世界向一个集中的城市化、机械化的世界发展。他也意识到这个新世界将被“资本主义制度和其所必需的机器”所推动。但是，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一种新文化正在产生，人们越来越不相信目的性，而怀疑论渐有抢夺先机之势。

亚当斯隐约感觉到自然的感官世界和人类心智(广义地说，人们发明的、用来满足其需要的工具、器具和规则)之间的分离，他模糊地认识到了沃纳·海森堡后来所洞悉的一切。海森堡在描绘基本粒子存在的特性时说：“我们不会再忽视物理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得到了关于这些过程的信息”，因为“每个观察的过程”都会扰乱观察的领域。“所以，我们最后得知我们用量化的理论精确阐释的自然法则处理的不是粒子本身而是我们所掌握的这些粒子的知识。”总之，亚当斯认识到了海森堡所观察到的赖尔和达尔文的科学的大体含义。海森堡说：“在科学中，研究的对象不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类接触到的并质疑的自然，从这一点上来说，人类依旧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对自然的研究中，“一个人所看到的就是他所引起的”。但是，亚当斯明白，与满足哲学的需要相比，科学工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es)能更好地满足自然的需要。在与哲学问题相关的领域，他对部分成功或可行的解决办法，包括可能用实用主义解决的办法，几乎没有兴趣。

1917，亚当斯去世的前一年，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重申了他在1902年首次提出的现代怀疑论的含意：

扼要地说，更加无目的、更加无意义的是科学为我们的信仰所呈现的世界。今后我们的理想必须要在这样一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找到一个家园。人类是各种起因的产物，这些起因对他们正在走向末日毫无预见性；人类的出生、成长、希望和恐惧以及爱和信仰只是原子偶然排列组合的结果；热情、大无畏的精神和强烈的思想感情都无法使一个人永生；历代所有人的劳动、所有人的奉献、所有人的灵感以及所有人类思潮中最睿智的思想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毁灭中消亡；人类成就的殿堂将不可避免地埋葬在宇宙灭亡的残骸中——所有这一切虽尚存争议，但几乎注定会发生，因而反驳这些看法的哲学不可能希冀站得住脚。只有在这些真理的框架内，只有在绝望中永不放弃并以此为坚实的基础，才能稳固地建立灵魂的居所。

两年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写信给罗素说：他“深刻认识到主宰人类居住的世界的宿命”。后来海明威在《主祷文》(Lords Prayer)的修正版中表示同意这一看法。在《教育》的最后部分，特别是在“科学的规范”这一章，亚当斯对现代自我的描述比罗素的语气更加严肃，因为他看到了现代自我中存在的黑暗。与罗素一样，亚当斯认为生命“源于不可知且不可想象的虚无”，并注定要消失于这种虚无之中。但是，其他一些约束总是束缚着这个“疲惫的学者”，他总感觉被历史的力量和文化的作用(“外界的暗示”)所驱使，被自然的力量(“自然的强制”)所左右，以至于任何东西——他的艺术、他的哲学甚至他内心梦想的世界——都不能称之为他自己的东西。与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不同，亚当斯意识到生物学和文化或者自然和历史在塑造人类个人生活和决定人类整体命运时是相互作用的，而这一点人们刚刚开始了解。一想到后来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所说的“生物迫切性(biological urgency)、生物需求和生物因素的强硬而顽固的核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脱离了文化力量的诱惑、威胁和控制，亚当斯就感到一丝安慰。但是，自我作为平衡来自内外强制力的媒介对亚当斯来说似乎是勉强的慰藉。他坚持努力“为他的领域发明出一种自己的准则”，因为他认为这种努力具有深刻的人性。但是，他做这种努力时也非常清楚人类希望的外延已经永远改变了。

1868年，亚当斯到达纽约，参观“有如向平原进军的长长的商队一样的美国社会”。1904年他再一次到达纽约，发现它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巨大能量的都市世界：

权力似乎已经超越了它的束缚并维护了它的自由。汽缸已经爆炸，把大量石块和气体抛向空中。整个城市处在一种歇斯底里的氛围和运动中。市民们在愤怒和警觉中呼吁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控制新生的力量。从未想象过的繁荣，从未被人类控制过的权力，只有流星划过天际的速度可以比拟的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使世人变得浮躁不安、牢骚满腹、缺乏理性并充满恐惧感。整个纽约需要新人，并且所有凝缩在公司里的新生力量都需要新型人才。

如同芝加哥的梦之城，亚当斯的纽约是人类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亲手制造的产品。但是，由于纽约被超越束缚的力量和利益所驱使，它将把它的建造者变成符合其要求的服务者。1921年，埃兹拉·庞德把城市生活描绘成像“电影”一样。早在几年前，瓦切尔·林赛就曾预言城市生活将给予视觉传媒——形象、标记、象征符号以及绘画、卡通、插图和照片——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这些视觉传媒将创造出“象形文明”。几年前，城市经历了飞速的发展，这样的发展需要并导致了资金的集中，从而刺激了工业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发明。像芝加哥一样，纽约体现了人类想要主宰空间、想要控制自然力量的愿望。但是，控制与扩张同行。乡村俱乐部、经过规划绿化后的城市公园和游乐场以及更天然更辽阔的国家公园，使社会进一步扩展了对人类与自然联系的控制，扩展了人类对空闲时间的利用。由于现代城市的发展与人类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些城市在影响甚至制造人类欲望上也就更具威力，就像我们在亚当斯所描绘的纽约中所看到的一样——也像很多年前爱伦·坡(Allan Poe)出版的《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 1840)一样。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曾经特别提到，自然科学假定，人类既是生活舞台上的旁观者也是参与者。以爱伦·坡笔下毫无个性的伦敦为代表，这个城市在众多城市中明显占有先机，而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实际上已经没有区别。爱伦·坡通过放弃对自身内在事物的关注来观察“外部场景”。他描写的那些无名的主人公成为现代自我真空化和客体化的典范。他唯一了解的生活是这个城市的外部世界的街头生活。他研究了一群人后，开始仔细观察他们的穿着、步态、容貌和表情。虽然他发现了很多东西，但对他们仍知之甚少，其中一些甚至很难理解。最后，在研究了一群人之后，他把注意力放在了一个陌生人身上——一个面容憔悴、疲惫不堪的人。从这个描绘旁观者和参与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戏剧中，人们突然意识到这两个角色已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单一的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人物：“人群中的人。”

既是叙述者和观众也是参与者和演员的“人群中的人”是一个现代的城市英雄。他与别人的交往都是短暂的、不带个人感情的、肤浅而表面的；这种受利益的驱使才进行的交往总是外在的，转瞬即逝。虽然偶尔也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亲密的感情，但那是不可想象的。个人承诺以及因此产生的要求和期望已不存在。社会生活包括一系列互不相关但互相交替的场面。就像亚当斯笔下的纽约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笔下的巴黎一样，爱伦·坡描绘的伦敦不够真实却生气勃勃，不断变化却污秽不堪，喧嚷却孤独，病态却精力充沛。用亚当斯的话说，这是一个“朴实的生活痕迹已被清除的”场景。要谈论爱伦·坡的主人公，我们先要谈谈他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他一方面是作为旁观者的参与者，另一方面是作为参与者的旁观者。从某个意义上说，他的视角是自恋式的：他的视线之内全都是自我的空虚的形象。另一方面，他的视角是傲慢的：在内心一片空虚的困扰下，他融合了其他人物。因此，维切尔·林赛所说的“浩大的人群”满足了他的一切生存需求。在他身上，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孤独凄凉与虚张声势融合为一体。

特纳试图挽救西部拓荒故事。面对不断兴起的城市，人们需要更多的小说，那么人们也许会把这些故事用做小说素材。早些时候，野牛比尔已经开始为获得利益和教化世人讲述他那个版本的故事。在《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 1902)中，欧文·威斯特把一个社会化了的拓荒者表现为一个模范市民，这一点特纳和科迪一看便知。威斯特笔下另一个没有名字的主角既传统又现代——在个人准则上是传统的，在社会道德观念上是现代的。他英勇无畏地面对危险，不仅仅是因为他很勇敢，还因为他内心没有矛盾：即使在极大的压力下，他也依旧坚信他的准则是正确的。他重视自己的荣誉和自己名誉就如同重视个人财产制度一样，他认为这对维护社会秩序是非常必要的。在最初他面对切姆帕斯(Trampas)的一幕中，他准备杀死一个侮辱他的人。后来，他带领一群人吊死了一个叫斯蒂夫(Steve)的老朋友——一个偷牲口的牛仔，证明他愿意杀死别人来维护雇主的财产，或者更广义地说，维护财产制度。如果说他在个人准则中完全坚持传统的荣誉感，那么在他的社会道德中，他维护的是保罗·埃尔墨·莫尔(Paul Elmer More)所阐述的社会观念。保罗·埃尔墨·莫尔在欧文·威斯特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母校哈佛大学教书，威斯特特意把《弗吉尼亚人》献给了他。莫尔在《精英政治与正义》(Aristocracy and Justice， 1915)中断言：“可以说在社会更大的利益面前，金钱比人重要，而财产权比生存权重要，这确实可以理解。”以前，这种想法曾经被用来证明奴隶制的合理性。但是，一旦那个弗吉尼亚人致力于此并与美国革命英雄的后代、佛蒙特州人莫莉·伍德(Molly Wood)结婚后，他就准备好成为怀俄明州的领袖之一，成为精英中的一员。精英的任务，即弄清楚美国的命运，此任务直接出于共同的利益。

但是，实际上科迪、特纳和威斯特想要为这个世界挽救西部拓荒故事，而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财产和资本更为重要这一特定观念的假设和结果。它也是一个科学的规范和技术的逻辑所塑造的世界。正如海森堡所指出的，科学的规范和技术的逻辑通过“持续地、不可避免地掌握眼前世界科学的一面”而不断转变着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工程师成为芝加哥哥伦布博览会的英雄之一，因为他们在把一片“不毛之地”和一片“暗淡的景象”变成梦之城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个角度来说，技术可以被解释成人们把自己的欲望强加给自然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增强了人们控制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斯·韦伯曾经把物质财产说成是一个“铁笼”，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后来暗示说，拥有财产就可以拥有控制权。他写道：“征服者就是掠夺者。”但是，在世纪之交，除了像亚当斯一样反复无常、特立独行的人，技术发展的目标几乎是毫无异议的。

亚当斯明白，现代城市揭示了人类想要在这个世界留下印记的欲望。亚当斯把1904年的纽约描绘成“不同于人类以往所看到的任何东西——也不同于他所愿意看到的任何东西”，这证实了后来海森堡阐释的观点：此时，技术不再是“人类为推广物质力量而自觉努力的结果”；技术开始超越它的束缚并显示出它的自主性。海森堡指出，技术成为被自己的力量所驱使的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巨大的力量相互吸引，而人类在这方面的能力最为有限：即使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也不能完全控制他们想做的事情。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海森堡引用了中国哲人庄子的话：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亚当斯知道机器就扎根于此，而技术并非不确定的动力的唯一来源。但是他仍旧不相信特纳笔下19世纪横跨大陆的美国人可以控制现代世界所聚集的力量。

20世纪的作家——从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和杰克·伦敦到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肯·克西(Ken Kesey)——仍旧期望把国家早期的拓荒者视为典范。诺里斯认为拓荒者是“我们对事物的概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杰伊·盖茨比有一个装满书的图书馆，里面的书他从未读过。但是，盖茨比却读过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传》和一本叫做《霍帕朗·卡西迪》(Hopalong Cassidy)的书。克西在《飞越杜鹃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再现了作为英雄原型的樵夫、探路员和大篷车队的队长这些有关拓荒传说中的人物。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在生命和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主人公兰德尔·帕特里克·麦克墨菲(Randall Patrick McMurphy)模仿演员约翰·韦恩(John Wayne)所扮演的人物，用食指刮一下鼻子，然后把两个大拇指插进牛仔裤的兜里。亚当斯先后在芝加哥和纽约发现了一种“间断性”，即一个历史的裂隙。这个裂隙如此之深，因此这个世界需要一种“连接新旧两种力量的”新型人才。在《教育》的最后一章，他把这种新型人才描绘成“他感兴趣和同情的唯一对象”。但是他也把他们描绘成正在消失的人(“你凝望得越久，就越看不到他们”)，好像在解释为什么要想看到他们需要努力想象和观察的原因。

亚当斯为现代世界寻找新的主人公，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像盖茨比和麦克墨菲一样是在寻找新的行为准则。在《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中，杰克·巴恩斯(Jake Barnes)暗示现代准则必须凭经验而定。他说：“我不在乎这些准则是什么。我想知道的只是如何在这些准则中生活。也许当你知道如何在这些准则中生活时你就明白了这些准则到底是什么。”但是，亚当斯依旧信守传统哲学而非实用主义哲学。他知道坚持信奉传统哲学意味着试图找到真理本身存在的基础，即使这个基础不断变化。在那些具有创造意义的努力中展现人类的思想时，亚当斯预料20世纪文学分类的界限将模糊不清，结果果真如此。他的《教育》既是哲学，又是思想史和文化史，还是自传。这本书完全应用了小说的技巧。在写作过程中，这本书把发现某种源于自身的新型论述确定为20世纪文学艺术的任务。

第八章 杰克·伦敦的写作生涯和流行的话语

总的来看，杰克·伦敦的风格与詹姆斯的风格相比，更接近凯瑟和德莱塞的风格；与亚当斯的风格相比，更接近特纳的风格。但是，他把个人冒险转变成有利可图的艺术和有文化启示的叙述，这点又有些像野牛比尔。杰克·伦敦于1876年1月12日出生在旧金山，是威廉·亨利·切尼(William Henry Chancy)和弗洛拉·威尔曼(Flora Wellman)的私生子。切尼是一个巡游的星象学家，而威尔曼是一个唯灵论者。杰克·伦敦随了他继父约翰·伦敦的姓。1886年，他继父的农场歉收，于是一家人搬迁到一个体力劳动工人聚集的城市奥克兰(Oakland)。另一个奥克兰艺术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后来说起这个城市时说：“那里是一个空无一物的地方。”但是，斯泰因一家人在搬迁到奥克兰之前曾经在宾夕法尼亚州和欧洲住过，而她的这种特殊生活使她拥有不同的标准。对伦敦来说，奥克兰的空旷最接近家的感觉。14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公立学校，白天先后在一家洗衣店和罐头厂工作，晚上常去图书馆、酒馆或在旧金山海湾当捕牡蛎的海盗。后来，他长大了一些，也结实了一些，就签了合同在一艘前往西伯利亚海岸和日本的猎海豹的船苏菲·萨瑟兰(Sophie Sutherland)号上当了一名强壮的水手，从此开始了非凡的冒险。再后来，在1901年和1905年，他试图成为奥克兰第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市长。

1894年，即亚当斯前往芝加哥旅行之后的一年和斯泰因进入哈佛大学女子学院的第二年，伦敦加入了由一群失业工人组成的凯利产业军(Kelleys Industrial Army)。他们同科克西失业请愿军(Coxeys Army)一道进军华盛顿，希望能迫使政府帮助失业人员。返回奥克兰后，他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生在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学院分院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去克朗代克(Klondike)淘金。他再次回到奥克兰时仍旧身无分文。于是他尝试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写出来，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狼子》(The Son of the Wolf， 1900)使他一举成名。到16年后他去世时，伦敦共出版了43本著作，挣了几大笔钱，是当时最受欢迎、稿酬最高的作家。

伦敦之所以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作家英雄，一种解释是他像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一样能把亲身经历的冒险变成小说。他做过水手，做过捕牡蛎的海盗，还去过克郎代克淘金。他曾经因为在布法罗(Buffalo)和尼亚加拉瀑布地区流浪而被捕，在监狱里呆了30天。为了写《深渊里的人们》(The People of the Abyss， 1903)，他曾住在伦敦东区体验生活，当了几个月的流浪汉。在国家冒险主义和扩张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拓荒者作为写作素材，甚至巨大的成功也不能使他停止脚步。《荒野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 1903)和《海狼》(The Sea Wolf，1904)使他誉满全国，财源广进。之后，他前往日本和朝鲜为《赫斯特报》(Hearst)报道日俄战争。1914年墨西哥革命爆发时，他又前往韦拉克鲁斯(Veracruz)为《科利尔》(Colliers)杂志报道那里发生的战争。

伦敦刚开始写作时只是想描述他的冒险经历。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在披露一些事实，而他随意阅读的东西使他无法只进行单纯的描述。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阅读的作品所留下的痕迹，包括霍布斯、培根、洛克、康德、拉普拉斯(Laplace)、弗洛伊德、史文朋(Swinburne)、肖(Shaw)、康拉德、吉卜林(Kipling)的作品。另外，他还十分信赖像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这样的大众化作家。恩斯特·海克尔的《宇宙之谜》(The Riddle of the Universe)把进化论应用到了哲学和宗教上，而赫伯特·斯宾塞认为进化论的思想是了解可知的宇宙中所有变化的关键，包括道德规范和社会机构。但是，达尔文、马克思和尼采是伦敦心目中伟大的英雄。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作品，他对所经历的一切形成了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通常还原了这三个人的观点。因此，他的作品记录了三种冒险活动：通过描述他的经历来努力赚钱，试图从他的经历中找到意义，以及描述三个巨人在他阐释冒险经历时如何相互斗争。

对于达尔文、马克思和尼采的真正信徒来说，伦敦将他们的思想据为己有显然让人不满。他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和对社会弃儿的同情强化了马克思的影响。自然作为为生存而战斗的地方，以及人类作为被永远无法磨灭的原始力量所创造出来的动物，都深深吸引着他。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每一次尝试进入动物的意识状态时，他仍为人类在与原始力量斗争的瞬间渴望再度获得的那种原始与狂喜的意识形态而着迷。他相信这个瞬间属于那些真正勇敢的人中最出色的一群人。这些人愿意冒险尝试任何事情。于是，尽管这与他的政见相冲突，他依旧赞美这些瞬间。

在《荒野的呼唤》中，巴克(Buck)有一种对“血缘的渴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和达尔文的影子。巴克逐渐掌握了原始狗群的技能和特性之后成为狗群的领队狗，因为它是一个勇敢而机智的猎杀者，知道如何在“一个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来的逆境中成功”地生存下来。巴克生来是一只贵族狗，通过自己的优越性来控制它身边的一切。尼采的种族优越性的观点对伦敦也有着永恒的影响。伦敦写道：“我首先是一个白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女人总是像在特纳的作品中那样处于从属地位，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感受到他的第二个关键词(“男人”)和他的第一个关键词(“白人”)都具有狭隘、排外的意思。

因此，伦敦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有混合的甚至是矛盾的因素。在《深渊里的人们》中，现代城市的贫民窟成为荒凉的边缘地带，这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所宣扬的以金钱为基础、按阶级进行划分的社会的一种控诉。据他说，有50万甚至更多的人“在一个叫伦敦的社会深渊的最底层悲惨地死去”。而写到社会的受害者时，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英勇的超人。《荒野的呼唤》描绘的是一只被“文明化”的、因而失去了一些原始性的贵族狗巴克重新原始化的过程。巴克回应了荒野的呼唤并摆脱了文明的束缚，最终重新成为在“逆境中成功”生存的原始动物。而在《荒野的呼唤》的续篇《白牙》(White Fang， 1905)中，伦敦把这个过程颠倒了过来。巴克的旅程把它带往自然，而白牙的旅程把它带向文明。

梭罗(Thoreau)在《瓦尔登湖》(Walden)中说：“我对荒野的热爱并不少于我对文明的热爱。”T.K.惠普尔(T.K.Whipple)在《研究这片土地》(Study Out the Land)中问道，在“那些远离文明而走向荒野”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子孙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他接着说道：“整个美国都位于荒野的尽头，而我们的过去仍然活在我们心中，并未死亡。因此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的祖先心怀文明却生活在荒野中。我们生活在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中，但我们的内心仍存留着原始的野性。我们生活在他们梦想的文明中，而他们生活在我们梦想的荒野中。”伦敦相信野性仍旧存在于人们心中，就像在他自己心中一样。他认为这很典型，并不罕见，因为他像梭罗一样都把野蛮和文明看做是相互抗争的法则，而非固定的背景或者固定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在“善”的名义下被“社会化”改变的能力和通过保存一个人的“野蛮”本性而保持“自然”的能力都很重要。但是，比梭罗更甚的是，他认为荒野是真正未开59化的王国，那里“没有法律，只有棍棒和尖牙的法则”——这个说法几乎消除了自然和其武器(“尖牙”)与文明和其武器(“棍棒”)之间的差别。在小说和散文中，他用边疆话语把生活描述成本能与意志以及武器之间的斗争。在他的作品中，社会反映了自然，因为原始斗争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自然界中所能看到的相互矛盾的冲动与欲望造成了一片混乱，而伦敦掩饰了这种混乱，将其置于现代世界的社会之中。

伦敦的散文语言平实，情节引人入胜。此外，他还擅长叙述。但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这么受欢迎，还要归功于这些作品满足了当时人们对“艰苦生活”的一种狂热。这种狂热作为对“文雅”和“柔弱”的恐惧的对立物在世纪之交愈加强烈。简言之，虽然伦敦认为自己是个反叛者，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也确实是个反叛者，但是他还是以一种自己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形式为他所批判的文化服务——除了在《马丁·伊登》中他想象自己理解了这种形式，但这最终导致绝望。他通过编写小说来为这种文化服务。小说简单的内容中却暗含着他和他的社会都无法遏制的潜在的令人不安的结局。

亨利·詹姆斯后期的小说极具权威性，有时人们认为他浓缩了形式的功与过，甚至概括了先验艺术的功与过。而伦敦的作品则揭开了社会的伤疤，并加以渲染，人们经常认为他是受文化局限的艺术家的缩影。但是，这两位作家用不同的方式提醒我们，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甚至对艺术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詹姆斯的小说主要运用的是利益和投资以及权力、操纵和经济地位的语言，因此取决于具体的政治经济。这种政治经济似乎对影响理解模式的能力和表达习惯以及思维习惯不屑一顾；对习惯性的欲望、渴望和疑惑以及习惯性的勤奋不屑一顾；因此对社会的、道德的、审美的以及理性的反映不屑一顾。詹姆斯不断强调要自觉放弃对固定意思的理解，并不容置疑地相信绝对真理的可能性。对此当然有多个解释。其中一些从哲学角度出发，另外一些从美学角度出发。但是，詹姆斯坚持通过别人的想法来理解每个人的想法，甚至认为连假装清楚而直截了当地了解一个事物也是危险的举动，应该被禁止。这种习惯有其社会的、认识论的以及美学的根源。他避免原始的社会场景和经济场景，也避免与性有关的场景，不仅仅是出于保守或是由于他对此不熟悉，而是因为他认为语言和感受力取决于这些场景或已经在这些场景中暗示出来。那么，人们就不可能通过这些场景更好地理解文章所要传达的内容。从《贵妇人画像》开始，语言和感受力对他来说既必不可少又靠不住——语言是阐释和理解、错误和欺骗的关键因素。他的作品中交战和逃避共存，从而展现了一个作家的困境。这个作家认识到他最基本的工具具有潜在的欺骗性、毁灭性以及创造性。由于他把他的困境视为现代社会的困境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困境，他学会通过与他笔下的人物——比如伊莎贝尔·阿切尔——共同分担来正视这种困境。权力的语言和语言的权力在他的小说中融为一体。但是，他的小说所描绘的世界仍旧是一个有控制权力、无控制能力的世界，把巨大的成功和悲惨的失败结合得前所未有的紧密。

伦敦不理解他自己，也不理解他所处的困境，于是他走向自然，把自然作为冒险的场所，也作为避难的港湾。他认同自己的野性，把自己设想为他所描写的像狼一样的狗。他给他的密友写信时署名为“狼”，把自己的家命名为“狼窝”。相反，他对待各种思想就好像他对待社会那样：小心谨慎地对抗。但是，他的小说之所以这么受欢迎，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从未完全掌握的思想。甚至深深打动读者的“纯粹的”冒险类小说(《荒野的呼唤》、《海狼》、《白牙》)和短篇小说《生火》)也充满了无法解释的行为。在涉及思想的地方，从两方面来说伦敦都是个业余作家：不够专业，但对写作充满激情。但是，他比詹姆斯更容易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导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不那么受束缚，也不那么随大流。要想了解他为什么会成功以及促成他成功的文化背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事实。

《荒野的呼唤》一开始就迫使我们摆脱人类中心说。书中的第一句话是：“巴克不读报纸。”通过他的德国圣伯纳牧羊犬英雄巴克，伦敦再次把我们与自然界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来自自然也仍旧属于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伦敦的出发点是原始主义的：他想重新唤醒我们与无思维能力的自然之间的联系。“那里有一种标志着生命高潮的狂喜，生命无法超越它而生。这就是似是而非的生活方式。这种狂喜在一个人活得最好的时候到来，而它到来的时候却完全忘记这个人还活着。”在他的原始主义思想和生机论的背后是一种信念，即在他们试图征服自然的时候，现代工业、商业和中产阶级联合的社会制造出了人与自然之间错误的关系，因此制造出了人与社会之间错误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创造这种社会的潜在的动机是经济上的考虑，就像我们在《荒野的呼唤》中所看到的，巴克被盗卖、被囚禁，完全是人类出于利益的考虑。在《白牙》中，美男子史密斯是个“怪物”，是“软骨头、老掉眼泪的懦夫中最软弱的一个”。他看到狼一样的白牙是那么强壮、那么美丽，于是“想占有他”——就是为了以虐待他为乐，并利用他获利。“美男子史密斯很享受这个工作。他乐在其中，幸灾乐祸。”

伦敦试图使他的风格忠实于他心目中所有的英雄——达尔文、马克思和尼采，因为他觉得他和他的社会需要他们。因此，他的作品中有些涉及人们仰慕的偶像，比如西奥多·罗斯福、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和赫伯特·斯宾塞等。他执着地刻画能够使人们回想起拓荒神话的情节，希望能够促使道德和精神的复苏。在亲自冒险开发“处女”地时，他发现了以前的拓荒者曾经发现的东西：经济的潜力和勇气的潜力。在开始一项报酬丰厚的事业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种新的阐释：这一阐释融合了英雄式的自我戏剧化的表演、文化拓荒经历和拓荒神话的清晰再现、政治真正关心的问题和自学的(也许只领悟了一半)有关自然与社会的思想。

第九章 “抒情年代”的纯真与反叛：1900—1916年

伦敦在一个经济飞速复苏但发展不平衡的年代从事写作。1900年至1910年，国家人口从6700万猛增到9200万。其中增加的大部分是城市人口。城市人口的增长率是乡村人口增长率的3倍。人均财产和人均收入都有所增长，但同时，分配不均的现象也有所增加：在一个经济极度发展的年代，劳动人民的真正平均收入却下降了。工业的发展和相互联合提高了利润——特别是铁路业、钢铁业、制铜业、肉类加工业、谷类加工业、烟草业和石油业，因此赢家是投资商，甚至那些投资很少的人也是赢家。到1910年，掌管国家最大的商业公司的人拥有巨大的政治力量以及经济力量。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在1869年指出：“我们对被有钱的公司所控制的政府无言以对。”40年后，人们仍在寻找能够形容国家新政治经济的词。亨利·詹姆斯发现这种新政治经济被一种“新的无情的垄断企业”所控制。同时，穷人更加贫穷、更加绝望——如诗人瓦切尔·林赛所描述的，穷人“像牛一样，虚弱无力，眼神呆滞”。一些有技能的工人发了财，而另外一些工人却遭了罪，特别是来自亚洲和欧洲南部及东部的新移民。在北部和南部，美国黑人上低等学校，住房简陋，而且学校、教堂、工会、工作场所以及整个社会都在警惕地实施着种族隔离，美国黑人深受其害。

这样的反差很快产生了大量表示抗议的文学作品。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最初为儿童杂志撰写冒险故事，后来他开始写有关改革的小说。1916年出版的《屠场》(The Jungle)中，他把场景设置在芝加哥贫民区的酒吧、租住的房屋和屠宰加工厂。那里，死亡的气息就像“潜伏的毒药”飘浮在空中。杰克·伦敦曾断言《屠场》有可能“像《汤姆叔叔的小屋》帮助黑人奴隶那样为如今的白人奴隶做些事情”。一方面，辛克莱的这本小说与一些揭露社会事实的小说类似，比如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 1904)、约翰·斯巴哥(John Spargo)的《孩子们的哭泣》(The Bitter Cry of the Children， 1906)和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的《美孚石油公司史》(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1904)。另一方面，这本小说又类似于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贫困中的两个实验”——《街头女郎梅季》(1893)和《乔治的母亲》(Georges Mother， 1896)、亚伯拉罕·卡恩(Abraham Cahan)的《纽约贫民区的故事》(Yekl：ATale of the New York Ghetto， 1896)和《大卫·莱温斯基的崛起》(The Rise of David Levinsky， 1917)、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的《未被召唤的人》(The Uncalled， 1898)和《诸神的游戏》(The Sport of the Gods， 1902)、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的《一位前有色人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n Ex-Colored Man， 1912)和安齐亚·叶捷斯卡(Anzia Yezierska)的《施舍面包的人》(Bread Givers， 1925)。出于同样的动机，画家约翰·史龙(John Sloan)以及“垃圾箱画派”(Ash Can school)和“革命黑党”画派(Revolutionary Black Gang)的其他成员——艾维列·辛纳(Everett Shinn)、威廉·克劳肯斯(William Glockens)和乔治·卢克斯(George Luks)——也在试图使绘画作品“不知不觉地具有社会意识”。对故作斯文的批评家们来说，史龙这些人是“丑陋的社会现象的传道者”。但是，当他们在黑暗的街道、阴冷潮湿的公用大厅和纽约肮脏的租住房屋观察小偷、醉汉和妓女的时候，他们的主题是城市生活，而不是丑陋的社会现象，他们的目标是暴露真实的生活。

但是，实际上，即使他们研究的是城市中那残酷的世界，像辛克莱一样的作家和像史龙一样的画家都被变革的希望所鼓舞。到1912年，当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宣布他的“新自由”的时候，“新”又成了一个具有魔力的词。这个词在拓荒者开发“新世界”时就开始使用，几个世纪以来断断续续地出现。这个国家对不切实际的人的抨击表明它认为自己尚待发展；在20世纪前20年，这个国家一直保持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状态，并意识到自己在不断完善。随着“新诗”、“新戏剧”、“新艺术”和“新女性形象”的出现，文化背景被粉碎了。一方面，一些人忠诚地维护“风雅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这个词是乔治·桑塔亚纳在1911年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年轻的反叛者内心充满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穿着鲜艳的男人和“抽烟的女人”共同炫耀年青一代战胜了“被宗教束缚的身体”。“他们的头脑中有一把尖刀”，带着这种恨意，他们开始审视父母的偏见和禁令，决心抛弃一切对他们来说琐碎的、俗气的、懦弱的或者毫无刺激的东西。

《有影响力的人》(Movers and Shakers， 1936)的作者梅布尔·道吉·卢汉(Mabel Dodge Luhan)也是被记者兼小说家弗洛伊德·德尔(Floyd Dell)称为“叛逆的富豪”的领头人。他知道一些“风雅传统”的护卫者在某些问题上顽固不化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又优柔寡断。其中一些人加入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男女混合的大军；另一些人担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还是员工与雇主的关系”——会像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14年出版的《新共和》(New Republic)中写的一样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还有一些人甚至试图解决已确立的阶级的利益与“大量移民所带来的生活观念和价值标准”之间的冲突。路德维格·路易生(Ludwig Lewisohn)在《逆流而上》(Upstream， 1922)中把这种冲突称为无声的冲突。但是，卢汉和反叛者们不免认为这些风雅传统的护卫者十分懦弱。他们一心躲在客厅、私人俱乐部和乡下的庄园里来逃避新美国的力量和问题。这些人既苛刻又胆小。他们不敢接近穷人、工业劳动阶层、新移民和黑人，因为他们害怕这些人的骚动所带来的后果。他们关于“其他有色人种入侵”的言论暗含了两种相互联系的恐惧：一则害怕如果新来的“陌生人”被同化，那么他们的人种就不“纯”了；二则害怕如果“陌生人”不能被同化，那么这些陌生人将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取代他们本应具有特权的后代子孙的地位。因此，他们对H.L.门肯(H.L.Mencken)所说的有“异族气味”的所有人和所有的思想都显示出了恐惧，生怕别人夺走了他们这些国家财富的主要受益者的地位和权力。

在19世纪，风雅传统的护卫者的父母和祖父母们总把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置于国家官方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上。在大家几乎一致认为他们的优势具有合理性之后，他们就展示出擅长利用人际关系的本领：利用由血缘决定的家族关系和由婚姻、合伙契约或其他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决定的关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他们的财富，并确保他们的特权。在他们眼中，他们有权把他们获得的或正在获得的特权传给子孙。有人赞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笔下充满活力、志向远大的年轻主人公们对两厢情愿的关系的利用；也有人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力量大体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鼓舞那些前程远大的人采取行动。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是想使他们的社会及其政治经济远离稳定和特权。还有人乐于看到反叛者们的滑稽行为，甚至为他们提供财政上的支持。而这样一来，他们就是在仿效一个至少自伏尔泰和卢梭的全盛时期以来法国就熟知的策略：塔列朗(Talleyrand)描述说，这是上层阶级的策略，对批评表示高兴，确信能够通过掌声、金钱和亲吻来控制他们的文字和图画。杰克·伦敦认识到了这种策略的力量，从而构思出《马丁·伊登》(Martin Eden)；他写这本书时对这种策略的探索使他充满绝望。

风雅传统的护卫者认为他们的权利、特权和战利品受到了威胁。他们收买反叛者的能力和搅乱破坏分子的能力也危如累卵。他们坚持艺术要远离狭隘的亵渎：首先，美和真理以及传统是必须被尊重的；其次，人际关系必须取决于有节制的交往和“高雅的品位”；第三，如亨利·范·戴克(Henry Van Dyke)所说，必须保留“艺术的精神根源”。总之，如同伯纳姆和他的顾问们一样，他们想使抒情诗就像“风雅派”所描绘的那样成为所有艺术的规范——这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并保护了明确的利益关系，其程度可以通过反叛者的目标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弗洛伊德·德尔和吉纳维芙·塔加德(Genevieve Taggard)这样的反叛者在回顾过去时居然会把他们的全盛时期称为“抒情年代”，而对他们究竟取得了怎样的独立丝毫不觉得惊奇，这既具有讽刺意味又很能说明问题。因为事实证明“抒情年代”十分短暂——这一时期“新”这个词具有一种魔力，而整个文化似乎就要被重塑。

在一段时期内，这种攻击似乎成了正面的攻击。1911年，“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宣扬应该把效率“应用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管理我们的家，管理我们的农场，管理我们商人的大小业务，管理我们的教堂、慈善机构、大学和政府各部门”。25年后，约翰·多斯·帕索斯在《赚大钱》(The Big Money， 1936)中插入了泰勒的一幅画像。他把泰勒的计划称为“美国的计划”，最终以泰勒躺在那里“手里拿着手表而死”作为结束，似乎标志着崇尚效率的最终结局。但实际上，这些与泰勒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思想在泰勒把它们系统化之前就已经很普及了，正如对这些思想的批评在多斯·帕索斯对其进行讽刺之前，甚至在D.H.劳伦斯(D.H.Lawrence)在《经典美国文学研究》(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1923)中把这些思想归于美国第一个在俗清教徒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前就已经广为流传了。1917年，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在《清教徒对权力的追求》(“The Puritans Will to Power”)一文中谴责工业资本家继承了清教主义否定生命的思想和试图完全控制人们思想的梦想。其他的诊断专家认为压抑自我的思想主要是由清教徒传播的，而压抑自我是这个国家最薄弱的弊病。詹姆斯·G.亨内克(James G.Huneker)宣称：“按照清教主义思想，整个人不过是一块锁骨。”崇尚风度和效率的人们教会自己对本能的行为讳莫如深，在古板的礼节的约束下杜绝发生私人关系，特别是杜绝与异性发生关系；此外，要把所有的社会关系当做工具来利用。他们把人们逐渐成熟的过程变成了情感逐渐枯竭的过程，把自己变成了否定生命这一准则的牺牲品。他们是清教徒，而清教徒是渴望金钱、否定生命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忘记了如何笑、如何感受奇迹或如何相信快乐。E.E.卡明斯(E.E.Cummings)后来在《某人曾住在一个多美的小城》(“anyone lived in a prettyhow town”)中写道：“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忘却的东西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梅布尔·道吉·卢汉经常在他位于第五大道的一间大屋子里举办“晚会”。在那里，诸如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Edwin Arlington Robinson)、林肯·斯蒂芬斯、玛丽·奥斯汀和卡尔·范·维奇顿(Carl Van Vechten)等各类作家可以碰到像沃尔特·李普曼这样的记者，还能碰到像约翰·里德(John Reed)、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和比尔·海伍德(Bill Haywood)这样的政治激进派分子。卢汉的客人全都认为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确实是约瑟夫·弗里曼(Joseph Freeman)所说的“黑暗年代”，那个年代只有“尼采、惠特曼、达尔文和马克思这几颗耀眼的流星”转瞬划过；此外，他们还都认为在抒情年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正在消除，而人们开始用新的方式交流新思想。“消失了的村庄”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已经永远消失了。在那里，上帝的十戒以绝对的权威统治着那个世界，以致违反了戒律的反叛者们认为自身犯有罪孽。弗里曼说，现在你“得自己判断对错，自己决定一切”——特别是在性的问题上，以及在尊重父母、认可他们的权威的问题上。那种认为公司资本主义的制度绝对不可改变的观念也不存在了。

新艺术、性行为的新观念和新政治似乎在共同发展。据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说，在芝加哥，来自美国中西部简陋的农场、干涸的村庄和萧条的城镇的“无宗教信仰的”难民聚在一起，讨论“将来要盛行的艺术社会主义和更纯粹的情感力量”。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后来从巴黎报道说，“文学的崛起正冲击着”美国中西部地区。同时，在纽约，被卢汉喻为天才的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can)已经成为性解放革命的最高女性领袖。反叛者认为这场革命将席卷全国。邓肯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成功之后，她的崇拜者拟订了一个计划，让她在哈佛大学体育场或者在耶鲁大学体育场成群的孩子们面前跳舞，因为这些孩子年龄小，还没有被清教主义的禁欲思想腐蚀。邓肯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充满生命力的舞蹈家”，也不仅仅是冲破传统道德、“解放身体的象征”。她是一个“崇高的异教徒”，期待着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到了那个时代，生活“纯粹而自由”，人们相信“天性的美”。反叛者们说，一个人“要想幸福地死去”，必须要看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从中窥见未来。

当然，反叛者实际上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开放。混合了异教徒、唯美主义者和改革者的反叛者们——卢汉把他们描述成热切天真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人领袖、诗人、记者、编辑和演员——也不像他们的敌人那样团结。卢汉承认这让人迷惑不解；虽然反叛者“是一幅画上的所有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同时也是“东一块西一块的”。一个分歧就可以使认为政治比艺术更重要的人和认为艺术比政治更重要的人对立起来。而另一个分歧就可以使更关心正义的人敌视更关心个人自由的人。无政府主义和流浪生活都很盛行，而两者都“对所有的群居生活不加选择地表示蔑视”。那些能从表面上是孤儿、流浪汉甚至是社会弃儿的人当中认出诗人艺术家的作家支持那些选择孤独的生活方式并拒绝“同流合污”的人。有些人满足于弗里曼所说的双重生活，即一方面支持艺术，另一方面支持政治改革；另一些人，包括弗里曼和德尔，求助于《群众》(Masses)杂志，希望调和他们“敌对的自我”，并“把文学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其他一些杂志——包括1914年由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创办、沃尔特·李普曼编辑的《新共和》和1916年创办、由詹姆斯·奥本海姆(James Oppenheim)编辑的《七艺》(SevenArts)——也涌现出来，以宣传其他有关团结的观点。甚至以前创办的杂志——包括1914年以后由H.L.门肯和乔治·琼·内森(George Jean Nathan)编辑的《时尚伙伴》(Smart Set)和1913年到1917年由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编辑的《群众》——都力求把团结作为他们的事业。但实际上团结很难实现。

门肯很早就拥护德莱塞那“不加雕琢”的艺术。他写了一本关于尼采的书，引起了争论。书中，他对人们反抗“失去自然本性的文人雅士”的呼声表示支持。他认为这些“文人雅士”似乎对生活中以及艺术中任何“率直、有趣、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事物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他有限度地采用了像埃兹拉·庞德一样的“现代主义”作家的晦涩难懂的作品，而对被他称之为“节育者、神经过敏的社会主义者和害人虫”的改革者的作品采用得少之又少。詹姆斯·奥本海姆之所以创办《七艺》，部分原因是由于，在他看来，《新共和》在短短的两年间已经成为只关心“生活的价值观”的一边倒的杂志，而忽视了艺术对形式和手法的关注。德尔坚持认为，德莱塞的问题在于他通过用达尔文的话来展现生活从而给人们灌输了一种“消极的态度”。比起那些拒绝让艺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唯美主义者，路易斯·史密斯(Louis Smith)更喜欢被门肯称为“害人虫”的改革者。《犹太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Ghetto， 1902)的作者哈钦斯·海普顾德(Hutchins Hapgood)认为斯泰因和庞德以及那些后期印象派画家放弃了艺术应该体现“现实”世界的想法是不负责任的。

当团结无法实现时，人们开始休战，这多少有些崇高。虽然比起晦涩的诗歌来，门肯更喜欢自己写的平实易懂的文章，也偶尔出版庞德和乔伊斯的作品。而比起“文人雅士”来，他甚至更喜欢“害人虫”。史密斯和海普顾德仍旧对被他们称之为“唯美主义者”的人表示怀疑，对像马克斯·伊斯特曼这样的与实际紧密联系的激进分子进行批判。史密斯说伊斯特曼是个“愚蠢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但是与海普顾德一样，比起风雅传统的护卫者，他也更喜欢温和的、打破传统信仰的人，甚至喜欢享乐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任何骚动都是好事情。海普顾德写道：“不管其计划和想法是否永久有效”，骚动都会动摇一个社会的根基，引领人们走向新的生活。

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庞德所说的“美国的复兴运动”。庞德指的是几乎朝着反对“风雅派”这同一个方向发展的“整个一连串的解放运动”。几年来一直谣传反对权威的全副武装的起义就要爆发。这种谣传已经飘过了大西洋。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基本的美学价值观，还包括社会传统和道德传统。对特里斯坦·特扎拉(Tristan Tzara)和达达派来说，“艺术”的价值以及被W.B.叶芝(W.B.Yeats)称之为“人类才智永恒的丰碑”所传播的文化成就也受到了威胁。抒情年代的反叛者卷入了“整个一连串的解放运动”，他们集中针对他们所认定的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敌人——“失去自然本性的文人雅士”、“清教徒”、“风雅传统的护卫者”——而回避让他们产生分歧的问题。美国地方主义是他们所热衷的打击对象，特别是当地方主义以恶毒的形式对任何貌似来自外国的东西或带有异族气味的东西显示出恐惧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他们的服装和举止以及他们所宣传和阅读的书籍都体现出他们自觉地超越了民族偏见。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人们认可伦道夫·伯恩所说的“跨民族性”——“把所有不同样貌、不同肤色的人反复交融在一起。”

然而，实际上他们所有人又同时希望能够为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国”文化做出贡献。《七艺》的编辑、《美国的成年》(Americas Coming of Age， 1915)的作者范·威克·布鲁克斯认为，除非本土作家使他们的领袖“直接面对[他们]自己的经历”，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他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布鲁克斯对美国清教主义和文化物质主义的控诉大部分是受欧洲思想家的影响。但他仍旧确信“诗歌的世界”依旧“潜藏”在这个国家的过去，而诗歌仍有可能“有助于”重建人们的生活，“就如同生活的诗歌应该起到的作用一样”。抱着这种希望，他和他的朋友们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前人的作品或相互阅读彼此的作品：布鲁克斯读德尔的作品，德尔读布鲁克斯的作品，两个人都读伯恩的作品，而伯恩也阅读他们俩的作品。他们读诺里斯、辛克莱、伦敦和德莱塞的作品，也读凯瑟、沃顿和斯泰因的作品。按照弗里曼所列的单子，他们还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爱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瓦切尔·林赛、詹姆斯·奥本海姆、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和……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的”诗歌，也读“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歌。惠特曼的诗歌在美国文学新兴的自由中表达了革命的思想”。

反叛者们也不知能否复兴，于是他们绕过他们发现无法解决的问题，包括确立一个国家特有的文化和创造出一个跨国界的文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弗洛伊德·德尔所说，反叛者们认为通过“寻求生活和艺术的新价值观”而产生的外国的“新精神”由“逐渐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变化”，最终“一定会……指引人们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群众》杂志在一段时期内，特别是由马克斯·伊斯特曼编辑的1913年至1917年期间，引领着美国的激进主义，这是以前任何一本杂志甚至以后任何一本杂志都未出现过的绝无仅有的情况。但是《群众》回避了很多问题。它把政治与E.E.卡明斯最初的爱情诗歌紧密联系在一起。弗里曼如实地、不加批判地说指出，通过这本杂志，“由奥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弗里德里希·尼采、爱德华·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瓦尔特·惠特曼，还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刮起的变革的春风吹遍了美国……把我们从清教主义思想毁灭性的压抑中、从无法消除的罪恶感中解救出来”。甚至当它把重点明确转向政治时，这本融合了各种革命因素的杂志仍旧含有“耶稣同志”的福音。但是，通常它涉及的领域——阿特·扬(Art Young)不敬的卡通画、德尔打破传统的文章、工人运动的煽动者阿图洛·乔万尼提(Arturo Giovannitti)的宣言、玛丽·希顿·沃斯(Mary Heaton Vorse)揭发的事实和约翰·里德的旅行报告——仍具有广泛的文化性而非全都倾向于政治。

对在一战结束后的凄凉岁月里写作的德尔来说，1912年成了复兴马上就要到来的“抒情之年”。而对塔加德来说，当从1925年回顾以前的岁月时，最关键的日子是1906年3月，即由爱玛·戈德曼创办、编辑、出版的《大地》(Mother Earth)第一期问世的时候。但是，塔加德认为那个时代是一个“快乐的季节”，是一个“节日”，这一点与德尔产生了共鸣。“节日”期间，“在乐观的社会理论的支持下积极开展的社会工作”使充满希望的、情绪高涨的、年轻的改革者与看起来老弱疲惫的敌人展开了斗争。此外，她也认为当联邦政府等不及塔列朗的拉拢政策奏效而查禁了《群众》并结束了维持抒情年代的纯真时，那个时代就终止了。

第十章 1913年的军械库展览会和纯真的消逝

没有别的事件能够像1913年2月17日晚上在纽约举办的军械库展览会那样能够完整地记录下来抒情年代的反叛、分裂和逃避。这次军械库展览会后不久，792英尺高的伍尔沃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建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在自传四部曲《亲密的回忆》(Intimate Memoirs，1933—1937)的第三部分《有影响力的人》中，卢汉探讨了几起“艺术革命”，并再版了她自己的文章《散文中的沉思或后印象派》(“Speculations， or Post-Impressions in Prose”)。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有关军械库展览会的。在文章中，她断言“格特鲁德·斯泰因正在用文字做着毕加索用绘画做的事情”——“用语言归纳新的意识形态”。卢汉因此做出了更加直率的断言：鼓舞了这个时代的艺术家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军械库展览会的策划者。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格雷戈(Frederick James Gregg)和阿瑟·戴维斯(Arthur Davies)与斯泰因和毕加索共同谋划，要让“伟大、盲目而愚蠢的纽约民众”看看“真正的现代”艺术。他们在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带着一半恐惧、一半喜悦的矛盾心情”讨论他们的计划，认为他们的计划将“轰动美国”。“他们认为他们注定要为这个国家带来革命，人们看到他们像情绪高涨的打架的孩子一样笑得乱颤。”卢汉总结说，展览本身是“美国以往所发生过的”此类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就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未觉醒的意识”，使艺术家们能够把这种意识释放出来。

在某些方面，军械库展览会几乎达到了它的创造者所梦想达到的效果，包括它所引起的骚动。一些艺术评论家，包括为《国家》(Nation)杂志写文章的弗兰克·马瑟(Frank Mather)在内，一再向读者保证骚乱将逐渐消失而人们终会清醒，极力保持艺术的纯净与社会的安定。另一些艺术评论家支持诺曼·海普顾德(Norman Hapgood)在《全球》(Globe)杂志中所发表的观点。他认为新艺术对“完美形式”和“高尚主题”的恶意亵渎触犯了道德标准和美学标准，把杜尚(Duchamp)的《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描述为对人类身体的残忍的扭曲。凯尼恩·考克斯是建设芝加哥梦之城时伯纳姆的顾问。他认为塞尚(Cezanne)“毫无天分，完全背离传统”。但是，来自罗亚尔·科蒂索斯(Royal Cortissoz)的谴责最有影响力。他与世纪俱乐部(Century Club)、国家设计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美国罗马学院(American Academy in Rome)这些令人敬畏的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科蒂索斯曾经为奥古斯塔斯·圣高登(伯纳姆的另一个顾问)和约翰·拉法奇(John La Farge， 1911)写过传记。1913年，他对垃圾箱画派和“革命黑党”画派的成员进行了抨击，使他成为新“野蛮主义”最厉害的敌人。在观看了军械库展览后，他说塞尚是无知的，梵高是无能的，“西班牙人毕加索”是“奇人怪物展览”的创造者。他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西班牙人毕加索”、“愚蠢的法国人”高更(Gauguin)和“被痛苦折磨的”荷兰人梵高带来了危险。这体现出一种被压制的民族忧虑。在他提到“外国影响”就要威胁到“美国”社会以及“美国”艺术时，这种忧虑就浮现出来。科蒂索斯坚持认为，“后印象派”所攻击的就是把艺术的概念永远作为“一种永恒理想的表现形式”——在为这个观点辩护时，他把“英国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 Fry)先生”和约翰·S.萨金特(John S.Sargent)当做他的盟友。这进一步证明了艺术的最大公敌就是那些所谓的艺术家们，他们用“野蛮的”方式表现“肮脏的主题”，显示出技艺上的“无能但又充满自负”，其结果就是“晦涩难懂”。因此，这种艺术的公敌也就是“美国”的公敌。

军械库展览会声名远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参观者蜂拥而至。展览会在纽约闭幕后，大部分展品转移到了芝加哥，并在那里举办了展览会，与歌舞杂耍表演女演员莉莉·兰特里(Lillie Langtry)和歌舞剧《百老汇琼斯》(Broadway Jones)中的乔治·M.科汉(George M.Cohan)展开了势均力敌的竞争，结果遭到了法律与秩序联盟(Law and Order League)的攻击。再次回到纽约后，格雷戈、戴维斯和其他共同策划者为他们的胜利举办了一个庆祝活动。他们穿行于博览会开幕的各个大厅之间，鼓乐齐鸣，觥筹交错。约翰·奎因(John Quinn)不断重复菲利普船长和他的船员在圣地亚哥看到一艘出故障的西班牙轮船下沉时所说的话：“不要欢呼，孩子们，可怜的家伙快死了。”

军械库展览会的影响持续了很多年。印象派画家和后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早些时候曾经在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位于第五大道291号的画廊里展出过。马森·哈特利(Marsden Hartley)把这个画廊称为“世界上类似的画廊中最大的小房间”。虽然比尔·海伍德认为斯蒂格里茨心胸狭窄，但艺术家们认为他很开明：因为他没有为自己打算，他与老套的传统为敌，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把藐视传统的艺术家变成了朋友。在1908年、1910年、1911年和1912年，他展出了罗丹的素描、马蒂斯的裸体画、图卢兹-洛特雷克(Toulouse-Lautrec)的彩色石板画、塞尚的素描和毕加索的素描。但是，军械库展览会仍旧为野兽派、立体派、早期未来派的作品能够得见天日带来了转机。在博览会巡展期间卖出的几百幅作品中，塞尚的《山上破旧的房子》(The Poor House on the Hill)被大都会博物馆买走。这是美国政府机构所获得的第一幅塞尚的作品。

然而，另一系列反响来自不同层次的反叛者内部。对那些与布鲁克斯一样都支持本土传统的人来说，展览会以欧洲为重点令人有些不安。但是更深一层的问题却与艺术的目的有关。对卢汉来说，毕加索的画并不危险，就像斯泰因的散文并不危险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人在用文字做另一个人用绘画做的事情：都是用艺术“唤醒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但是，当卢汉继续解释其含义时——她发现对斯泰因来说，语言是“具有创造力的艺术而非反映历史的镜子”——连“新”这个具有魔力的词都无法使她避免冒犯那些坚持认为艺术有社会目的的社会主义者或把模仿作为艺术遗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作家。形式主义者似乎愿意看到像斯泰因一样的个别艺术家一心致力于重塑狂热的精英群体的感知力、感受力和思想。但是，对于希望把艺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青年理想主义者来说，艺术与社会和经济现实相分离从而与“人民”相分离意味着艺术的失败。《群众》未能面向大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言语风趣的人写道：

他们为《群众》画一些胖胖的女人

一些裸体的、胖墩墩的、难看的女人——

这如何帮助工人阶级呢？

但是人们仍旧坚持要实现团结。放弃这个理想不仅对《群众》的编辑们来说，而且对许多反叛者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无论反叛者自己的美学理念中所涉及的政治和他们的政治理念中所涉及的美学是多么不具批判性，他们仍一心要进行社会改革。

埃兹拉·庞德躲在英国乡下，没有参观军械库展览会，对像格雷戈和戴维斯这样的人所策划的骚动基本上也不感什么兴趣。而对门肯和李普曼这样的作家以及对路易斯·史密斯这样的革命者和哈钦斯·海普顾德这样的社会批评家来说，庞德具备所有唯美主义者的特征，包括他的服装、举止和作风。唯美主义者几乎不必关心物质文化，更别提政治现实和大众的困苦了。但是，庞德后来的写作生涯清楚地表明他所关心的事情比大多数人想得要多。

年轻时，庞德主要关心语言的可能性、语言的问题和语言的力量。他的几个朋友在一战中牺牲，其中包括雕塑家亨利·戈迪埃·勃尔泽斯卡(Henri Gaudier-Brzeska)，此后，他对政治和经济更加有兴趣。在《休·塞尔温·莫伯利》(Hugh Selwyn Mauberley)——他将其描述为一种正常的研究、一种浓缩詹姆斯小说的尝试——中，他的宏伟计划包含挽救文化以及语言的任务。他不仅要从政治家、银行家和好战分子手中，还要从颓废的唯美主义者手中和过于优雅的文人学者手中保全文化与语言。再后来，他在二战末期被囚禁在比萨时回顾了自己对抒情年代的阐释，也就是1913年至1916年他与W.B.叶芝住在苏塞克斯郡的石屋中的那几年。他认为那个年代是纯真年代，那时“世界还没有沦于战争”，生活似乎充满活力，而政治尚未诞生。

但是，庞德对文化政治的关注实际上要追溯到他先前对控制了西方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文学的商业杂志和出版社产生的失望情绪。庞德认为，艺术能否幸存事关重大，因为艺术的命运与所有独创性、自主性和个体性的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文化的连续性使他确信由商业文明(最高的效率、标准化的产品、可替换的角色和可替换的工人、重复的过程和系统化的管理)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对生活以及艺术都是有害的。他意识到在经济过程中，公司资本主义推动着“系统管理”，而“系统管理”巩固了公司资本主义。这个更明显的经济过程对个体性是一个威胁，同时对艺术的创造性也是一种威胁，于是他把抵抗这个经济过程作为生活的重心。政治和艺术如何才能不仅在形式上结合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而且在观念和目标上也结合在一起(这点还未实现)，这个问题庞德无法解决，但他断断续续地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公众心中是个唯美主义者，而他的作品显示出他并不完全是个唯美主义者。他的唯美形象征服了公众，因为对他来说这易于与别人交流，而对公众来说也易于理解。但是，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不是艺术应该与政治分离或美国应该回到过去。他在1913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我的祖国》(Patria Mia)中明确表明，美国应该在多元化经济把艺术前途以及政治前途毁掉之前掌握艺术和政治前途。

庞德最终失败了。与此类似，《群众》的编辑们选择从相反的方向达到同一个目的，但殊途同归，最后也失败了。庞德意志的不坚定预示着他的失败，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注定他必然失败。欧洲爆发的大规模的战争是几十年来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结果。工业的发展刺激了这场争夺战，而这场争夺战又刺激了工业的发展，最终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挫败感以及民族主义的胜利感，并使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美国境内，反战情绪在德裔美国人和爱尔兰裔美国人中最为强烈。站在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的协约国一方作战让他们很矛盾。沙皇帝国恶毒的反犹太主义政策使美国的犹太人不愿意做任何有助于俄国的事情。许多美国人，包括大多数抱有理想主义思想的年轻反叛者，带着难以置信的态度观望欧洲。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似乎是唯一明智的做法，以免“快乐的季节”变成傻瓜的天堂。但是，由于冲突和暴行一个接着一个，想要与欧洲疯狂的举动保持安全距离的希望破灭了。最后，大多数反叛者接受了亨利·詹姆斯在一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战争是“血腥而恐怖的深渊”，变化莫测的19世纪不是想创造一个拥有美好希望的抒情年代，而是一直在设法促成这场战争的爆发。

美国不情愿地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很晚才加入战争，而且直到战争结束也没弄清楚它参战的动机是什么。“必须为民主制造一个安全的世界环境”，威尔逊总统说。“我们在金钱的指挥下打算参战”，内布拉斯加州的议员乔治·诺里斯评论说。到国会投票表决时(参议院在1917年4月4日举行投票表决，众议院于两天后一个阴沉的耶稣受难日举行投票表决)，大多数人仍旧支持参战的决定：关于决定是否参加与德国的战争的投票结果为，参议院82票对6票，众议院373票对50票。约翰·里德在1917年的夏天说：“我当时投票支持伍德罗·威尔逊主要是因为华尔街当时反对他。但是现在华尔街支持他了。这是伍德罗·威尔逊和华尔街的战争。”但是，随着人们陆续参军加入威尔逊的“大圣战”，这种怀疑态度大都不存在了。

加入了这场被威尔逊称为“所有战争中最可怕、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各方面的代价慢慢显露出来。但是，威尔逊事先预料到的一个代价显现得最早。他似乎预见到政治迫害、间谍恐怖活动和袋鼠家庭[8]就要出现。1917年，他对一个心腹朋友说，这场战争将“颠覆这个我们熟知的世界”，它将把“反自由主义强加给美国”，给“国家生活的特有品质中”灌输一种“无情残忍的精神”。一年前，政府已经禁止《群众》杂志的邮件往来；一年后，政府先后在1918年的4月和10月对马克斯·伊斯特曼、弗洛伊德·德尔和阿特·扬提起公诉，控告他们“阴谋反对政府”，但公诉以失败告终。1916年，詹姆斯·奥本海姆创办《七艺》时仍对抒情年代充满信心：“美国失落的灵魂可以通过艺术而重生”，或者像范·威克·布鲁克斯所说的“一个真诚的、人道的、一致决定的、多少有些革命性的抗议”能够使这个国家“摆脱人们生活上的重压，即晦涩的年代、国家瘫痪、暴政、愚昧、懒惰以及重商主义思想带来的重压”。但是，这种纯真逐渐消失了。一年间，政府逼得《七艺》停止发行，主要是因为它反对战争，而抒情年代——也被称为“小规模文艺复兴”、“狂妄年代”和“快乐的季节”——已经消逝，使卢汉、奥本海姆、布鲁克斯、塔加德和德尔意图通过“逐渐的改变”带来“巨大变化”的共同希望破灭了。

第十一章 希望与绝望的交替

如同诗歌与艺术一样，抒情年代的小说中绝望与希望交替出现。杰克·伦敦早期写的一些信件描述了他为他的小说能够在东海岸的杂志上发表或被东海岸的出版商出版所做的日复一日的努力。如同庞德一样，他也抱怨邮资昂贵，稿件屡遭拒绝。后来，他开始大肆吹嘘、炫耀他取得的巨大成功，之后又带着越来越矛盾的心情分析他的成功，害怕他的成功是以向堕落妥协换来的。在《马丁·伊登》中，他正视令他笔下身为作家的主人公感到困惑不解的雄心壮志，并把这些雄心壮志和国家的雄心壮志联系起来。他谈起马丁·伊登时说：“他一想到这些雄心壮志，就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绝望感。他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处于‘死荫的幽谷’之中。身体里的一切生命都在消散、陨落、走向死亡。”

《马丁·伊登》是关于一个作家的故事，其一生与伦敦自己的一生极其相似。《马丁·伊登》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它一再暗示现代艺术经常以艺术家与主人公之间和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中心，尽管它坚持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冷淡这一信条。就像伦敦、格特鲁德·斯泰因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们各自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马丁·伊登认为任何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贫穷与富有、默默无闻与声名鹊起、冒险经历与无聊的生活、受到的伤害与获得的好运、健康与疾病——都与他有点格格不入，但又都是他自己的想法。因此他开始去关注、去占有、去创造。通过尼采式的抗争，他变成了有名有利的作家，迫使那个有强烈等级意识的物质主义社会承认他是上等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套用了霍雷肖·阿尔杰的情节：他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年轻人如何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从愤世嫉俗到家财万贯、从住在贫民区到住进豪华饭店套房的过程。但是，他把这个人们熟悉的情节变成对产生这一情节的社会的抗议，然后通过把他的主人公变成一个社会批评家和艺术家，使这一情节的创造者和他笔下的主人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马丁·伊登的社会给予他的荣誉和回报越多，他就越鄙视这个社会。

很显然，伦敦乐于把他的小说写得与自己的经历类似，也乐于摆出一个孤独的反叛者的姿态，揭露这个社会(既是他自己的社会也是马丁的社会)已经没有高尚的情操或正直感可丧失了。马丁·伊登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他成为一个作家，并爱上了一个叫露丝·莫尔斯(Ruth Morse)的少女。露丝·莫尔斯出身于中上层家庭，她的父母很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很在意女儿将来的终身伴侣。因为马丁·伊登没钱、没地位——就像露丝的父母给她灌输的，他甚至连“工作”都没有，更谈不上“地位”了——露丝拒绝了他。马丁很痛苦，但他相信“尼采是对的”，这个“世界是属于强者的”，强者如此高贵，因而“不能在生意和贸易的猪槽里打滚”。当成功向他走来，名利接踵而至，而他“像彗星一样闪现在文学世界的天空时”，他觉得十分好笑。与卢梭一样，他学会如何推销自己无礼的行为和愤怒的言论。但是，由于学会了太多推销自己的方式，他开始意识到他的成就的价值是出版他的书、购买他的书和称赞他的书的世界确立的。很快，他不再写作，而是开始出售那些已被他丢弃了的发黄了的手稿，他已不再相信这些作品有什么价值；银行里的存款越来越多，他也愈加蔑视那些出版他的作品的出版商和购买他的作品的读者。

露丝和她的家人对他的价值转变了看法，这加深了伊登的绝望感。莫尔斯一家第一次表示缓和关系的举动是莫尔斯夫人派莫尔斯先生邀请马丁共进晚餐。马丁拒绝了，于是他们又叫露丝去他的酒店房间说服他相信露丝对他的爱。马丁现在已经确信无疑：露丝和她的家人已丧失了价值观。他对露丝说：“这让我对神圣的爱情产生了疑问。爱情难道如此粗俗，只是建立在几本书的出版和公众的瞩目上吗？”最终，不仅莫尔斯一家的愚蠢触怒了他，影响人们的生活和价值观的社会力量——包括他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也触怒了他。他说露丝无需为她所做的事情“请求原谅”，因为她一直是按照社会对她的教育行事，而“不能要求一个人超出社会教给她的东西”。当他认识到他曾经爱的露丝是被他理想化了的露丝时，他失去了一切。露丝之所以美丽，部分是由于她的“地位”带给她魅力，部分是由于“他的爱情诗光洁而明亮的灵魂”把她塑造得美丽。他说：“太晚了。我是一个病人……我似乎丧失了所有的价值观。”

伊登无法找到重新解读生活的方法，于是更加绝望，最终，这种绝望将一切吞噬。他说：“我不再读哲学了。我不想再听到有关哲学的任何一个词。”他还认为艺术也是骗人的东西，它呈现给穷人的是虚假的希望，呈现给富人的是自鸣得意的安全感。最终，因为没有了信念，他对“一切都失去了欲望”，于是他漂流在海上，以实现死去的欲望：“身体里的一切生命都在消散、陨落、走向死亡。”本能的“求生意志”使他打消了第一次自杀的念头。但他最终克服了这种意志，第二次自杀成功。

《马丁·伊登》写于1908—1909年间。那段时间，伦敦驾着自制的斯纳克号帆船从加利福尼亚一路航行到南太平洋。在书中，他描写了两种不同文化概念的直接对抗。一种文化是建立在追逐利益的梦想上。这种对利益的追求强大到可以让人身不由己地做一些事情，可以吸收或同化小的异己因素。这是莫尔斯一家的梦想。另一种文化建立在价值观的梦想上。这种价值观纯洁而高尚，足以自己体现出来并迫使别人认可它。这是伊登最初的梦想。伦敦很显然把希望寄托在他的主人公身上，但是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他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他的经历使他既支持莫尔斯一家身体力行的同化策略，也同意将伊登吞噬的绝望策略。《马丁·伊登》是伦敦最重要的小说。7年后，1916年11月22日的早晨，40岁的伦敦给自己注射了过量的吗啡自杀身亡。从他第一本书问世到他去世这16年间，他共出版了43部著作，还留下了一堆手稿，编辑和出版商从中又捋出7本书。公正地说，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人，他怎么生活的就怎么写。而作为一个内心充满希望、脑子里有很多想法的人，他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他似乎和劳莱与哈代[9]①一道一遍遍不停地追问：“告诉我为什么我们无法成功？”甚至在他年纪轻轻时就已经像老年人那样狂躁易怒。到他去世时，曾经被他描述成“连魔鬼都为它感到自豪”的好身体已经千疮百孔。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时常腹泻，有严重的皮肤问题(可能是牛皮癣)，牙龈化脓性炎症迫使他拔光了牙齿。他还患有淋病、失眠(可能与他酗酒有关)、像梅毒似的疼痛以及慢性尿毒症。为了对付这些疾病，他经常服用砷(很显然是用来抑制肚子疼的)和吗啡。但是，他还是接着吃他爱吃的生鱼生肉，而且不顾医生反复警告，仍旧喝大量的酒——这与他在《约翰·巴利科恩》(John Barleycorn， 1913)中所说的“久病”的“白色逻辑”相吻合。伦敦的一生在马丁·伊登的故事中体现出来：充满痛苦，波荡起伏，行为无节制；一生都在拼命寻找一种成就感或满足感，而最重要的是经历了贫穷和富有，但贫穷产生希望，富有带来绝望。像所有好的故事(包括有关马丁名字由来的伊甸园的故事[10])一样，伊登的故事也是许多人的故事。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失去家园的人，很难说他曾经拥有过这个家，最终他发现他找不到一个他想拥有的家。

杰克·伦敦的世界与伊迪丝·沃顿的世界有很大的距离，马丁·伊登的故事和《欢乐之家》中的丽莉·巴特的故事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如同沃顿一样，伦敦也是在与形式斗争而非为形式斗争。似乎对他来说，形式与结构努力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因此，这场斗争比较艰难。艺术颂扬酒神狄俄尼索斯，但却信奉太阳神阿波罗；赞扬滔滔不绝的雄辩，但又希望终止辩论；假装要打破形式，但又努力制造形式。伦敦认为文学就是要压制社会各阶层和物质的现实，而这是他一心要表现的东西。这个想法使伦敦的艺术就像他的作家身份一样深受其扰。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他的认同危机仍未解决。也许有一点值得注意，如同《马丁·伊登》所暗示的，伦敦所取得的巨大的商业成功反映了国家的困惑，而国家的困惑又反映出他自己的困惑，其结果是加重了这一危机而非解决了这一危机。伦敦依旧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认为艺术和生命是属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的。但是，他无法找到一条不用背叛他的事业而做一个成功的艺术家的方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曾经受到排斥的经历使他渴望一种归属感，而他只有背叛他的事业才能获得这种归属感。

如果说从伦敦的生活和艺术中，我们看到一个出生在国家特权阶层之外的男人所面临的危险的话，那么从沃顿的生活和艺术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出生在特权阶层甚至最高特权阶层的女人所面临的危险。进一步说，如果伦敦代表了融入这个阶层意味着向权力妥协的男人的话，那么沃顿就代表了融入这个阶层必定意味着被其禁锢的女人。沃顿于1862年出生在纽约“400个最有地位的家庭”之一的上层社会家庭。这个数字是按照威廉·阿斯托(William Astor)夫人新建的大舞厅的面积算出来的。沃顿拥有一切地位和教育可以给予她的有利条件。但是，因为她一心想成为一个女作家，所以她自己为此付出的努力并不比伦敦少。不过她的自我奋斗是要摆脱文化束缚，而伦敦是试图得到认同。对伦敦来说，“家”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恰恰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体验过家的温暖，而沃顿最早的记忆就是家。沃顿令人尊重的家族是由一大堆叔叔、婶婶、舅舅、舅妈、堂兄、堂妹组成的，此外还有一大群友人。唯一笼罩在她身上的疑云就是后来没有被证实的传言，说她不是她的商人父亲的女儿，而是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她两个哥哥的家教)的女儿。沃顿执意把这个谣言看得很严重，这说明她需要用法律证明她所感受到的边缘性。

沃顿出身名门望族，受到良好的教育。她过着既有特权又受约束的生活，其中一些约束在她身上就变成了一种期待。沃顿的家人已经规划好她的人生，包括让她18岁进入社会，23岁嫁个合适的人家。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她在青少年时代就喜欢一个人呆着(实际上当时她在偷偷写书)，也没料到她日后成了作家，向世人展现了自己的能力、矛盾和志向。沃顿生活的世界是富人的世界，财富加强了这个世界的力量。社会各阶层都没有明确妇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合适，也没有哪个词像“有教养”和“淑女”这两个词这么有分量。对于那些能够接受并恰当扮演自己角色的人，沃顿的社会给予他们一些活动的空间，即使是对女人。但是，对那些意图抵制自己的角色的人来说，那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烦恼，特别是如果她们是女人的话。虽然沃顿很了解她的社会，但她从未轻松地面对她的社会，尤其在她决定不单要成为文化的消费者还要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之后。她的社会类似于赋予亨利·詹姆斯伟大的“国际”主题且允许他探索和利用这一主题的社会。它也愿意让沃顿按照詹姆斯的小说所描述的那样来生活。但是，一旦她决心当一个作家，她的世界带给她的就是以妇女为中心的主题，她试图描绘那些陷入已经确立的社会秩序和正在显现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妇女。一面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妇女的角色是女儿、妻子、母亲和读者，但是妇女却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响应社会的积极的意见。另一面是一个新的秩序，这个秩序还没完全定形，所以不能确定妇女的角色，但是人们能明显感觉出这个世界欢迎妇女的意见。

因此，沃顿为她的事业所付出的代价不仅在于写书的艰辛，更在于她冒险要塑造一个必然会与家庭和社会对立的自我。沃顿在30多岁时经常对自己感到一丝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对所继承的东西还残留着一点忠诚，而决心成为女作家的沃顿逐渐对自己的信念也产生了忠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后来，她决定移居国外，拉开她与纽约之间的距离，也拉开她与家庭之间的距离。这对她看清和揭露富人的虚伪是很有必要的，而后者更为关键。有时她也揭露这个优雅的社会的虚伪。在她看来这个社会是美国人正在为自己设计的牢狱。

在《欢乐之家》中我们看到，决定丽莉·巴特命运的那种“对财富的怨恨”与沃顿自身的处境很相似。因为丽莉·巴特所指的这种怨恨是对历史也是对家族的怨恨——一种体现为几种形式的怨恨，最具概括性是她的个人需求严重脱离社会的逻辑。她试图遵从母亲的教导在这个社会出人头地。像萧邦的《觉醒》(1894)中的埃德娜·波特汀、凯瑟的《云雀之歌》(Song of the Lark， 1915)中的施雅(Thea)、格拉斯哥(Glasgow)的《不毛之地》(Barren Ground， 1925)中的多琳达(Dorinda)和沃顿的《暗礁》(The Reef， 1912)中的安娜·利斯(Anna Leath)一样，丽莉也沿袭了霍桑(Hawthorne)笔下的海斯特(Hester)的命运。她也在萧邦所说的“与社会准则保持一致的外在生存”和“内心质疑”之间的紧张状态中不知所措。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做一个情人、妻子、新思想的宣扬者还是见证者，她发现自己无处可去，最终也像马丁·伊登一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一生充分显示出一个人要想成功反抗周围的社会环境是多么艰难。

毫无疑问，丽莉·巴特比马丁·伊登更招人喜欢。这部分是因为她对生活的要求更符合世俗的标准。她渴望真诚的亲密关系，但又看重自身的独立；想过充实的生活，但希望有一个两情相悦的情人或者性伴侣，而不是当一个座上宾或者一个满足的妻子。此外，由于她非常前卫，她还期待着冒险、刺激、慰藉和享乐。我们从中看到，她的梦想包括“一天的誓言”和“一种模糊不清的物质上的富足”。丽莉的世界赋予她一个女人在“欢乐之家”的传统角色，即找一个适合的人做一个有教养的妻子，从而为她提供她所寻求的誓言和慰藉。但是，这样一来，她所有的要求要不就是渴望被一个有一定权力的男人“得到”，要不就是渴望被一个有一定权力的女人“谈论”——这两种选择含蓄地说明丽莉坚持把自己看做是别人想要得到的对象，却不渴望得到别人。因此，她不可能与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也不可能独立。

上流社会阶层的利益控制着丽莉的世界，并一再显示出它的强迫力。为了聚集财产和财富，上流社会控制着婚姻。对待像劳伦斯·塞尔登(Lawrence Selden)和吉蒂·法瑞希(Gerty Farish)这样的不太强硬的反对者，这个社会还遵循一种宽容的边缘政策。一旦它确信罗斯代尔(Rosedale)的财富会继续增长时，那么即使他的犹太人身份也不能阻碍上流社会拉拢他的精明之策。但是，当丽莉坚持抵制强加于她的角色带给她的压力时，上流社会的人就私下里诽谤她、排斥她。劳伦斯·塞尔登有时似乎站在他所属的阶层的利益之上，但实际上他在抵制这个富有的世界和倡导崇高的“共和精神”时都有一丝胆怯，缺乏坚定的信念。“共和精神”的特征是要排除所有的压力和障碍：“不受生活中的金钱、贫穷、安逸与焦虑以及一切肉体关系”的牵绊。

丽莉毁掉了自己嫁个体面人家的机会，这实际上等于拒绝了进入“欢乐之家”的入场券。她对那个世界的拒绝主要是出于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那个世界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东西——特别是有魅力的女人——变成了商品。对于塞尔登更加虚无的“共和精神”，她也不置可否——我们可以推断，这一方面是因为“共和精神”没有提到妇女的优势和发展，因此无法使她理解自己，也无法使她坚信她是被理解的；一方面也是因为“共和精神”似乎太高雅、太崇高而无法满足她本能的需求。她被抛弃在另一个世界里孤军奋战。在这里，她最渴望的东西与她的父母和她的社会教给她的东西背道而驰——她的父亲完全放弃了她，她的母亲持之以恒地教育她。她内心十分矛盾，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但这并不是她的初衷。她找不到一种能够完全摆脱《欢乐之家》那金钱和地位至上的世界的语言来回顾和重塑她的人生。到后来，她开始受神经衰弱症的折磨(沃顿自己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也曾时而神经衰弱)。最后，她漫不经心地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计量足以致死。在她逐渐走向死亡时，“生理上有一种对沉睡的渴望”，这是“她唯一不变的感觉”。最终我们也不能确定她的行为是否和《觉醒》中的埃德娜·波特汀一样出于一种想要在社会控制的范围之外找到认同的自我冲动，甚至以死为代价，或者仅仅是想要逃离她无法接受的世界，不过两部小说都倾向于后者。

西奥多·德莱塞也有自己的不满，有些不满使他与伦敦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有些使他与沃顿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与他们一样，他也把小说作为对文化进行批判的一种形式。但是，他有一种沃顿和伦敦没有的能力：按照自己的主张接受他的社会的能力。因此，他很少花时间来改变这个社会，更不去拒绝这个社会。看到身边人们的疾苦，他也感到不舒服。但是，对他来说必然性似乎控制着人们的生活，而且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假装这种必然性不存在。亚当斯的文章说明他确信自然的力量(“自然的强制力”)和历史的力量(“外部暗示”)是人们在现实中要征服的东西，而德莱塞的作品反映出他坚信即使历史无法征服人类，自然也会征服人类。这样的想法使马丁·伊登陷入绝望。然而，德莱塞从自己的经历和大量阅读中却得出不同的教益，很少涉及道德方面。他说，在一个“一切都未被验证”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历史也罢，其他的东西也罢，都是没有准则的。如亚当斯所说，人们就像“受惊的小鸟”一样被抓住或者“被关进笼子”。德莱塞写道：“我们为我们的性格遭受很多痛苦，但我们的性格并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为我们的弱点和缺陷遭受很多痛苦，但弱点和缺陷并非是我们愿意具有的，也不是我们一手造成的。”

德莱塞出生在一个15口之家。父亲是德国人，刻板、教条，笃信罗马天主教；母亲善良、无能。他逐渐讨厌他的父亲，可怜他的母亲，心理上与父母都有一段距离。由于家境十分贫困，一家人在印第安纳州从一个小镇搬到另一个小镇。对布斯·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 1896—1946)来说，印第安纳乡村是“民主的山谷”。但就目前我们的判断，对德莱塞(1871—1945)和他的几个亲戚来说，印第安纳乡村是令人沮丧的泥沼。他的两个兄弟酗酒，两个姐妹很早就“堕落”，丧失了美德，陷入了丑闻——德莱塞把她们其中一个人的故事变成了嘉莉·米伯的故事，就像《嘉莉妹妹》的书名中“妹妹”所暗示的一样。

《嘉莉妹妹》(1900)以嘉莉少年时代的结束开篇，描写了嘉莉独自一人走在大路上的场景。在《美国悲剧》(1925)开头的几章，我们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德莱塞的童年和少年是多么悲苦。主人公克莱德·格里菲斯(Clyde Griffiths)的青少年时期过着贫穷的生活。他终其短暂的一生获取他向往的世界中那些成功人士的价值观。这意味着他逐渐对失败有一种恐惧心理，对成功有一种崇拜心理。但是，意志力在他的生活中起着非常小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感觉总是盘旋在意志力的上空。最后他一步步走向谋杀，就像丽莉·巴特一步步走向自杀一样。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丽莉和克莱德都做了一件他们从未做过的大事——前者欣然自杀，后者被判处死刑。也就是说，比起马丁·伊登的故事来，他们的故事更像杰克·伦敦的故事。

德莱塞在1899年的夏天开始尝试写《嘉莉妹妹》，当时他的朋友阿瑟·亨利(Arthur Henry)决定试着写一本小说，并让德莱塞陪他写。在此之前，德莱塞曾先后在芝加哥、圣路易斯、托莱多(Toledo)、匹兹堡和纽约做过报社记者。一方面，德莱塞遵循“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传统一直是同化和保存以家庭为中心、用道德来统治的社会的主要方式之一。亨利·亚当斯把这个社会与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德莱塞利用贯穿在新闻和小说中的“自然主义”传统来调整达尔文对于现代社会的贫穷和腐败所持的从自然出发的观点中和马克思对此所持的从历史出发的观点中所显示出来的决定论因素。虽然德莱塞把这些传统看做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基础，但是他把现实主义与一个分散的、企业家的农业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而把自然主义和一个新兴城市化的商业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痛苦的转变过程可以说是《欢乐之家》制定的一部分计划。“延续性的破坏”或“历史连续性的中止”(用亚当斯的话说)使丽莉·巴特无处可去。对正在衰微的上流社会来说，丽莉·巴特显得太“前卫”了——特别是她十分在意肉体上的慰藉和享乐，而对传统礼教满不在乎。但是，对她周围的人来说，她的道德感似乎与坦率的个性特别是与独立性有很大关联。如果说丽莉·巴特的需求和欲望反映出沃顿对她出生的这个世界的不满，那么她的命运可以说反映了沃顿对那个世界一点残存的忠诚。沃顿在这种矛盾中又写了另外两部小说——《乡土风俗》(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 1913)和《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

相反，德莱塞像他同时代的作家一样非常适应在历史变化的边缘兴起的美国。亚当斯在1893年指出了这种变化，而沃顿描述了这种变化。德莱塞笔下的美国是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工业和商业发达的美国。它的富有足以使那些陷于贫穷的人愈加痛苦。最重要的是，它具有城市化特征，而且很快向世俗化发展。1914年，李普曼在《新共和》中发表评论说：“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让我们安定下来的根。没有一种人际关系……不是在一种奇异的状态下来回改变的。”德莱塞笔下的美国使“个人发展”成为它的口号，使“自我实现”成为它的目标。它把巨大的负担特别强加在了年轻人身上。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即20世纪最初的20年时，约瑟夫·弗里曼明确说出了当时的困惑：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复杂。在消失了的村庄你知道你在哪儿。那里有上帝的十诫，你或者遵从或者违反；但至少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现在却没人晓得。你得自己判断对错，你得自己决定所有的事。

在弗里曼的消失了的村庄里，有组织的宗教在传播对现实的诠释、认可给生活带来意义的准则和规矩以及指导实践生活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规则赢得了神圣的权威，而且已被文化认可。但是，在弗里曼描绘的新世界中，个人可以随意构建自己的准则，选择自己的方式。他们既觉得被给予了权力，又觉得被加上了负担，既觉得被解放了，又觉得被剥夺了权利。如同伦敦和德莱塞的主人公一样，沃顿和斯泰因的主人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也同样面临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乡土风俗》中，沃顿的女主人翁昂汀·斯普拉格(Undine Spragg)与这个新世界和平共处。在性的观念上，她比丽莉·巴特更开放。她把这个商品化了的世界看得更清楚，这意味着她认为自己明显具有商业价值和“交易能力”。简而言之，她知道她的资本是什么，并学会利用她的资本。因此，在这一点上，她获得了成功，而丽莉却失败了。但是，在成功地利用了她的价值获得了金钱、地位和权力以后，她对某种“更加微妙的享乐”，甚至对“美”，仍充满渴望。

格特鲁德·斯泰因在《三个女人的一生》(Three Lives， 1909)中开始尝试调整散文的结构和格律来适应变幻莫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似乎所有的一切都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当时的散文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手法，而她优美流畅且富于变化的散文提供了一个反文本(countertext)。她广泛运用了分词和动名词。《三个女人的一生》着重描写两个贫穷的移民女佣和一个敏感的年轻黑人姑娘的个人意识。这本书宣告一个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中，边缘人的观点将越来越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自我实现的风险将随着社会对自我的逐步认可而减小。斯泰因一心要记录那些被压抑的、几乎不为人知的声音所发生的变化。同时，她也与现代生活电影式的特性，即开始、重复和结局相互作用的特性，保持一致，这种生活预示着20年代的几个发展。斯泰因很高兴找到一些新的方式传达现代世界出人意料、种类繁多的变化，但是，她的主人公在试图找到适应这种变化的生活方式时却遭受着痛苦。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相反，德莱塞在小说中强调：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男人和女人为了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城市化世俗世界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付出了坚定的努力。他的小说属于一个越来越开放、变化越来越大的国家，而非局限在几个人物或固定的地点上。他描写的男女对家庭生活几乎没什么兴趣。他们在四处弥漫的性欲或社会野心的驱使下来回变换住所、性伴侣、工作和居住的城市。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使他们着迷，同时他们还十分喜欢新奇的事物——浪漫的创意和变化，即使他们面临着被这种流动性和暂时性吞噬的威胁也依旧如此。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上下游走于社会的阶梯，被为了拆毁而建造的高楼大厦包围。他们住在寄宿公寓、租来的房子或酒店房间，却不住在家里；他们找情人，却不结婚；他们有工作、有地位，却在事业上没有追求；他们游戏人生，而不去塑造自己的身份。总而言之，他们在《马丁·伊登》、《欢乐之家》和《三个女人的一生》所展现的世界中如鱼得水。在这个世界里，“个性”一词正迅速取代“性格”一词，成为具有某种自我中心倾向的关键词。

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特别是《金融家》(The Financier， 1912)和《巨人》(The Titan， 1914)追溯了弗兰克·考伯伍德(Frank Cowperwood)获得金钱和权力的轨迹。在考伯伍德的故事中，德莱塞把霍雷肖·阿尔杰的情节最终变成对这个贪婪、富裕的社会的展现。25年前，在《回顾》(Looking Backward， 1888)中，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曾经把2000年的波士顿设想为这样一个社会：那时，人们一心要占有“他们曾帮助创造出来的世界里的好东西”。在考伯伍德眼中的费城和纽约的世俗世界中，对占有的渴望和占有后的喜悦已经不仅仅意味着飞速发展的物质主义，因为物质的积累，特别是金钱的积累——或者更抽象地说，“股票和债券”的积累——已经成为这个唯一重要的比赛的唯一的记分方法。这个比赛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后来所说的这个国家“现实的整体概念”的核心。

考伯伍德不断掠夺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冷酷无情、不知疲倦地穿梭于妻子、朋友和对手之间。但是，并非只有他一人体现了T.S.艾略特所说的“被贪婪的本性而非被有创造力的高尚本性所刺激的”美国。即使那些被考伯伍德掠夺、战胜或欺骗的人也出于最简单的理由羡慕他的残暴：因为这管用。他和他的对手目标一致，都想控制周围的世界，但他们甚至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树立的这个目标。他们居住在由许多被制造的东西拼成的城市。这里的生活完全被这些东西所主宰，因而占有欲排斥分享欲，而控制欲排斥保护欲。我们在诺里斯的《麦克提格》(McTeague， 1899)的开篇看到这样一幕：麦克提格在他的办公室里给崔娜(Trina)用了一氧化二氮之后望着崔娜无助地躺在拔牙用的椅子上时做出的反应。诺里斯写道：“突然”，麦克提格身体里“涌出了动物的本能”，那种想要完全占有她的欲望占据了他的内心。崔娜以及麦克提格的欲望总是会绕回到占有欲。在诺里斯和德莱塞的小说里，性和金钱统治着社会，而共同的统治使两者混淆在了一起。后来，在《麦克提格》中，我们看到崔娜陷入了与她自身混为一体的欲望中，疯狂地把金币压在身上。

当德莱塞努力把美国转变成他的小说时，他也努力提醒读者注意他和作者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考伯伍德的故事是以查尔斯·T.叶克斯(Charles T.Yerkes， 1837—1905)的辉煌事业为原型的。查尔斯·T.叶克斯是他那个时代最耀眼的金融资本家，掌握着芝加哥有轨电车系统的控制权。德莱塞仔细研究了切斯特·吉勒特(Chester Gillette)的案件，并以这起案件为基础写出了《美国悲剧》。一些不太有名的小说家也许会掩盖自己小说的历史出处，但是德莱塞却大方公开，这证明他在摸索写小说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受到理论上应该怎么写小说的阻碍。写小说对他来说游刃有余。他也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尼采、达尔文、弗洛伊德、斯宾塞以及狄更斯和左拉的书都读过。但是，他不像伦敦那样受那些作家的影响那么大，或许也不像沃顿、斯泰因、凯瑟或罗尔瓦格读得那样多。当然，他在这个去中心的世界(decentered world)中所做的妥协似乎要比伦敦他们少些。他认为美国发生的巨变不是一种“对金钱的怨恨”，而是一个事实。他从父母那里了解到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而他既反感失败的父亲的苛刻，也同样反感失败的母亲的软弱。他先后在芝加哥、圣路易斯、托莱多、匹兹堡以及纽约做记者的经历使他对国家的贫穷、腐败和靠不住的道德标准有了很多了解。但是，他所认识到的东西没有让他对那些他在孩童时代居住过的印第安纳州小镇有一丁点儿的怀念。对他来说，从小镇来到城市是对他的解救。城市里充斥的冷漠无情让他烦恼，但是城市里充斥的愚蠢却很少让他忧虑。他沉溺于城市带来的希望、活力和发展空间。他对美国的生活有很深的矛盾情绪，但他更乐于敞开心扉，去接纳这种生活，就像他笨拙的文笔所显示的那样。由于他努力想要了解的国家变得更加谨慎、更加缜密也更会保护自己，他的直言不讳似乎就愈加珍贵。

第十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写作的命运

伦道夫·伯恩在1913年写道：“在目前这个时代，一个人可以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这是这个时代的光荣。”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吞噬了美国，五年后，伯恩去世，年仅32岁。由于在他出生时接生出了问题，他的脸上留下了疤痕，面目变得丑陋。后来，他因得了脊柱结核病而瘫痪。脊柱结核病使他的背部畸形，阻碍了他的成长。所有这一切使伯恩很早就明白自己“受到太残酷的摧残”，因而无法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但是，他作为一个专职评论家专门写文章评论抒情年代主要关心的事情：青春、教育、政治、文学和艺术。他写了《青春与人生》(Youth and Life， 1913)和《教育与生存》(Education and Living， 1917)两本书，并为《新共和》、《群众》、《七艺》、和《日晷》(Dial)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没有在这个时代中幸存下来(他在1918年12月死于流感)。他的朋友们把他看做是最能体现这个时代那失落的希望的作家。在他死后，詹姆斯·奥本海姆和范·威克·布鲁克斯编辑了他的文集《不合时宜的文章》(Untimely Papers， 1919)和《一个文学激进分子的历史》(The History of a Literary Radical， 1920)，目的是为了把他确立为这个时代典型的文化批评家。

如果伯恩生前像他那个时代的几个批评家一样写写关于自己的文章，那么奥本海姆和布鲁克斯后来做的事也许看来就没那么不同寻常。然而实际上，伯恩虽然把瓦尔特·惠特曼作为他的宣传者之一，但是他避免把自己作为宣传的对象。相反，他更侧重那个时代的渴望和焦虑，好像希望能够替这个时代承受这些渴望和焦虑，把它的希望变成自己的希望，把它的绝望变成自己的绝望。对他来说，价值观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甚至他对真理的热爱也很显然是从历史角度出发的。因此，这种对真理的热爱就表现为他试图对一个特定历史民族谈及他的观点，同时也是从一个特定的历史民族的角度来表达他的观点。他不是以宣传者的身份和这个时代对话，而是以市民的身份跟市民对话。只是在1918年，当他的世界完全陷入“威尔逊先生的战争”，从而不可能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美学标准的时候，他才转而关注分离主义，而对他来说，分离主义是一种绝望的表现。他说：“生活的魅力、人类的教育以及用来在国家共同生活中实现理性和美的智慧由于与战争紧密相连而和美国的传统理想格格不入。”

当然，一战对像伯恩一样根本不能参加的人来说是一回事，而对于那些把它作为庄严的圣战或伟大冒险的人来说是另外一回事。一战对男人来说是一回事，对女人来说是另一回事；对白人来说是一回事，对黑人来说是另一回事；对志愿者来说是一回事，对被征召入伍的人来说是另一回事。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卷入了战争，也都被战争煽动起来，特别是爱思考的年轻人。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场战争成为毁灭人生或塑造人生的经历。1914年，豪威尔斯曾预言战争将意味着“所有艺术的死亡”。但是，美国人在美国正式参战以前就已经开始写关于战争的主题，直到今天依然在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场战争将为拥有美好希望的抒情年代敲响丧钟的想法已深入人心。

半个世纪以前，大批受过教育的男人加入内战，或成了军官，或只是平常士兵，而许多受过教育的女人也卷入了内战。在一战期间，大量受过教育的青年，甚至包括文学青年，或是反对战争，或是在战争地带或其附近地区服务。战争成为风雅传统的护卫者(Genteel Custodians)和“青年联盟”(League of Youth)之间的文化辩论中最重要的话题。这时，新的声音出现了——一些人像约翰·多斯·帕索斯(b.1896)一样站在青年联盟一边，而另一些人像理查德·诺顿(Richard Norton)一样站在传统一边。一战赋予有传统思想的孩子们另一种可以参照的传统，从而把他们团结起来，但是，一战却把反叛者分成了几派。《群众》和《七艺》被查禁，阻碍了人们发表不同的意见。几个反叛者——包括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和爱玛·戈德曼——被逮捕并依照间谍法案(Espionage Act， 1917年6月颁布)宣告有罪。其他人或被暗中威胁，或被后来称为“爱国者杀手”的公开私刑恐吓。1918年4月，密苏里州的一个叫罗伯特·普拉格(Robert Prager)的德国裔美国人因为身体上的原因未能加入海军。结果他被扒光衣服殴打并在500个“爱国者”的欢呼声中被处以私刑绞死。《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样的行为预示着“国家内部健康有益的觉醒”。这些话现在听来仍让人毛骨悚然。约翰·里德报道说：“在司法专制的政体下，丑恶的政府冷漠无情地默许了这种官僚主义镇压和工业高度发达下的野蛮行为。”

面对这种压力，反叛者们的分歧更大了。许多反叛者认为战争是“人类的灾难”，预示着民族主义的弊病并不只“局限于德国”。但是，在一个几乎人人——传统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都开始像弗里曼所说的“接受过训练的士兵”一样行事的世界里，这些观点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一些反叛者一直跟随威尔逊，从支持他的和平运动到支持他的圣战；另一些人提倡某种和解的形式；还有一些人，比如厄普顿·辛克莱，完全转变了思想，加入了“厌恶德国佬”的运动。弗里曼指出，曾经反对战争的同一批人开始“一个接着一个”支持战争。有时他们表现得如此激动，反而使“像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那样的反动分子显得冷静、有逻辑”。

反叛者乱成一团，这使风雅传统的护卫者欢欣鼓舞。他们马上重新声称他们一直占领的道德高地，严格来讲就是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为了唤起光荣的自我牺牲的老传统，他们甚至在美国加入战争之前就开始派志愿者前往法国。哈佛大学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的儿子理查德·诺顿在1914年建立的诺顿-哈耶斯救护服务中心(Norton-Harjes Ambulance Service)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从各个大学招募志愿者，甚至远到斯坦福大学。在二战中闻名的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James Harold Doolittle)当时离开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入了由美国私人基金会资助但由法国军官领导的空军部队拉斐特飞行小队(Lafayette Escadrille)。其他一些年轻的爱国者加入了英国或法国的作战部队。

与约翰·里德、沃尔特·李普曼和T.S.艾略特一样，阿伦·西格(Alan Seeger)1910年时也在哈佛大学读书。西格刚走出哈佛大学就前往格林威治村，身穿一件戏剧演出用的长长的黑色斗篷。用里德的话说，他成了一个“热切的和济慈、雪莱、史文朋(Keats-Shelley-Swinburne)那样的中世纪的西格”。后来，他从格林威治村搬到巴黎，想过一个诗人的生活。但是，1914年，他自愿加入法国外籍军团，两年后在一次行动中牺牲。那时，他已成为出于责任感加入一战的年轻人的代言人。他写道，“我是为了光荣而战”，这说出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声。这些年轻人参军打仗，认为自己知道荣誉和责任意味着什么，希望威尔逊的圣战能够使他们的国家免于走向毁灭。西格同情那些从来没有看到或了解到“我们所看到和了解到的”东西的“可怜的平民”，因为他们错过了“最难得的经历”。此外，他说他就是要寻找那种“作为命运之神的工具”的感觉。

西格和他的朋友大多都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小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等年长的政治家的“忘年交”。他们很早就出发到战场，因为他们坚信这是一场崇高的、伟大的战争。他们在专门的预备学校和庄严的大学里已经学习了荣誉法则。他们认为这个法则反映的是古代罗马和希腊的庄严与荣誉，它已经超越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作品中体现的精神和十字军东征的精神。伊迪丝·沃顿的《马恩河》(The Marne， 1918)中的一个人物特别提到了贺拉斯(Horace)的一句名言：“为国捐躯是幸福而光荣的事”(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好像是要提醒我们，传统是可以起作用的一种方式。小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发现内战对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不仅是一次苦难的经历，而且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因为那场战争使他们更早地认识到生活是“深奥的、充满激情的”。霍尔姆斯说：“在怀疑中，在信条的崩溃中，仍有一件事情我深信不疑”，那就是一个战士为了“神圣的事业”献出生命是一件最崇高、最美好的事情。他说西格想“去让心脏跳动得最强烈的地方”——那意味着直面战争甚至死亡。西格在他最有名的诗中写道：“我与死神有个约会。”他用传统的诗句表达出了传统的思想：

我与死神有个约会，

就在双方争夺的街垒。

当树影婆娑，大地春回，

空气中弥漫着苹果花香——

我与死神有个约会，

当春天带回明媚的蓝天。

在诗的结尾，西格写道：“我发誓要遵守诺言，绝不背弃与死神的约会。”

这种情绪使得许多美国人，无论男女，主要从这场战争所蕴涵的崇高性来看待它。即使这场战争没有使这个世界摆脱专制统治，也没有为政治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它仍旧可以振兴一种已经变得懦弱、混乱、矫揉造作、“毫无男子汉气概”的文化。H.W.伯因顿(H.W.Boynton)在《书商》(The Bookman， 1916年4月)杂志中写道，“献身于一项伟大的事业”有一种“净化作用”。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在《新共和》(1915年10月)发表的文章《一个反战主义者的思想转变》(“Recantation of a Pacifist”)中说，苦闷和痛苦将使“崇高的思想复活”。像《皮尔辛的十字军战士》(Pershings Crusaders)这样的电影和《战壕的荣誉》(The Glory of the Trenches， 1918)、《战地家园》(My Home in the Field of Honor， 1916)这样的小说都把战争描绘成由于充满爱国主义而使之崇高的伟大的冒险。这种情绪在文化中蔓延，好像历史已经为它铺好了路。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经指出：“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能满足一个民主民族的幻想。战争的伟大在于它能很快带来光辉的荣誉，这荣誉不是通过艰苦的劳动得来，而是要冒生命的危险。”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的短篇小说《逃兵》(The Deserter， 1916)利用类似的理由鼓励人们献身战争。玛丽·布莱希特·帕尔瓦(Mary Brecht Pulver)的《光荣之路》(The Path to Glory，刊登在1917年3月的《星期六晚邮报》上)也是如此，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个贫困的家庭由于在法国开救护车的儿子牺牲了而受到邻居的尊重。艾伦·格拉斯哥的《建造者》(The Builders， 1919)更倾向威尔逊的观点而非霍尔姆斯的观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战争。伊迪丝·沃顿在《欢乐之家》、《伊坦·弗罗姆》(Ethan Frome， 1911)和《乡土风俗》中已经显示出她的文学天赋，包括辛辣讽刺的才能。但是，当一战爆发时，沃顿把法国的事业当成是自己的事业。她组织救济活动，创作支持战争的小说。她的想法正是那个曾经压制她内心最深层次需求的阶级灌输给她的。她在《战斗中的法国》(Fighting France， 1917)中附和赫里克和霍尔姆斯：“好像这不平凡的经历使士兵们净化了灵魂，不再那么狭隘、卑鄙、轻浮，还消灭了他们的傲气，使他们只剩下性格中最基本的东西——灵魂中固有的本质。”

志愿加入野战卫生队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为国家流血》(Patriotic Gore， 1962)中回顾了内战，想在内战中找到他在一战中发现的第一手材料，即一个分裂的国家迅速转变为可以把“年轻人带向毁灭并克服一切障碍的一股强大的顺从力量”。一些反叛者一直抗议到最后，还有一些跟随迈克·高尔德到达墨西哥以逃避服兵役。但是随着爱国主义情绪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跑去当志愿者。“战争是什么样子？我们想去亲眼看一看”，另一个哈佛学子约翰·多斯·帕索斯说。“我们大批加入志愿服务军。我尊敬那些拒绝加入的谨慎的人，偶尔觉得自己也应该学一学他们。但是真见鬼，我想看这场演出。”很快，宣传活动把目标也对准了妇女。一幅海报上描绘了一群欧洲妇女正在乞求美国妇女把他们的丈夫和儿子送上战场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另一幅鼓励妇女到军需品工厂工作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有一幅是面向那些内心仍很年轻的妇女：整个海报只有一个性感、穿着暴露的年轻女人骑着一颗炮弹纵情欢乐地飞过天空。到1917年末，有1.75万士兵驻扎法国。六七个月后，1918年的夏天，每天大约有1万人登上军队运输车奔赴欧洲。到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有400万美国人服役，其中大部分都在法国，而有大约130万人受到炮火袭击。其他许多人是诺顿-哈耶斯救护服务中心或美国战地救护服务团(American Ambulance Field Service)的成员，他们在战区履行职责。所有这些人的加入使力量对比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加速了协约国的胜利。

像沃顿的《马恩河》这样的小说、《战壕的荣誉》这样的电影和西格创作的那类诗歌，以及其他一些畅销书，比如罗伯特·W.塞维斯(Robert W.Service)的《一个红十字会员的压韵诗》(Rhymes of a Red Cross Man，1916)和阿瑟·盖伊·艾姆毕(Arthur Guy Empey)的《超越顶峰》(Over the Top， 1917)，触怒了一些正在返乡的老兵，包括加入了志愿救援中心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但是，虽然一战结束后人们的理想开始破灭，有关爱国主义的作品继续涌现。在沃顿的《战地英雄》(Ason at the Front， 1923)中，一个儿子教育他的父亲要把战争看做是命运之神赋予他这代人的“珍贵的责任”。儿子说：“如果法国被消灭了，那么西方文明就随着它消亡了，接着他们所信仰的一切和指引他们的一切也就消亡了。”父亲接着说：“必须对抗德国的威胁，而命运决定应该由他们这一代来对抗德国的威胁。”后来，儿子的死促使父亲重生为一个艺术家。在薇拉·凯瑟的《我们中的一个》(One of Ours， 1922)中，一个成功的但未实现理想的西部之子克劳德·惠勒(Claude Wheeler)看着“骑在马背上的齐特·卡森(Kit Carson)手指西方的雕像”，悼念冒险生活一去不返，懊悔自己出生的太晚以致无法体验冒险生活。他觉得自己被遗留在一个衰微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已不存在以前那种意义上的西部”，为此他非常失望。他确信冒险根本不会发生在那些待在家里的人身上。因此，他前往法国的战壕，并在那里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当他“倒下”时，他仍坚持着那“美丽的信仰”。他母亲说：“对他来说，战争的呼唤是清晰的，这个事业是光荣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代价惨重。德国有180万人死亡，俄国有170万人死亡，法国有140万人死亡，奥匈帝国有120万人死亡，英国有94.7万人死亡，而美国有4.8万人在战争中牺牲，2900人失踪，5.6万人死于疾病。战争结束后并没出现像伍德罗·威尔逊和H.G.韦尔斯(H.G.Wells)在《将结束战争的战争》(TheWar That Will End War， 1914)中所预测的那种复兴场面，相反，只是勉强实现了和平。欧洲继续动荡不安，美国的孤立主义再次抬头。这些代价和后果越来越清晰，人们的幻想再一次破灭，特别是作家。欧洲遭到了大规模的毁坏，国库空虚、资源耗尽、外债累累、通货膨胀、政治动荡，人们搞不清楚做出的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胜利者们面对这些代价感到迷惑之际，又要开始面对他们曾打着“挽救”文明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被揭露的尴尬。下面是温斯顿·丘吉尔在1922年记录下来的一段话，当时他是英国的陆军大臣：

所有时代的所有荣誉都被聚集在了一起。不仅是军队，而是所有人都被强行推到这些荣誉中来……各个民族和统治者们对可以帮助他们赢得胜利的行为都没有任何限制。德国制造了天下大乱后处于极端的恐惧中；但是，被她袭击的绝望的城市最终迈着复仇的脚步紧紧跟随在她的身后……受伤的人在战壕中死去，死去的人在泥土中腐烂。商船、中立国的船只和医院的船只被击沉，所有留在船上的人都在等待着他们的命运，而游向岸边的人则被杀死。战争中的人们不择手段要使整个国家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陷入饥饿，以便让他们臣服。城市和纪念碑被大炮摧毁。空中飞来的炮弹一顿狂轰滥炸。各种毒气使士兵窒息而死或把他们烧焦。液体火焰喷向了他们……当硝烟散尽，互相折磨和互相残杀是文明、科学和信仰基督教的美国唯一能够拒绝的两种权宜之计：就算用这两种方式也未必管用。

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袖，经济不断发展，前景空前繁荣。这时，它决定背弃其他国家以保护它所拥有的东西。所以，它拒绝签订《凡尔赛和约》，也拒绝加入国际联盟。而国际联盟是维护世界新秩序的唯一希望。

此外，在美国，使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形成一致意见的“那股强大的顺从力量”实际上是以相当大的代价换来的，其间背叛了很多原则。德国裔美国人曾经是新移民中的上流社会人士，但是，用伯恩的话说，一战期间他们却成了“怒斥”的目标。泡菜和椒盐卷饼被宣布为“非美国”的东西，卷心菜沙拉被重新命名为“特权沙拉”，乐队不再演奏德国的乐曲，学校不再教德语和德国文学，大都会剧院也不再上演德国剧目。到战争结束时，几乎所有的移民团体都感受到了宣传和毁谤的影响力，目睹了间谍恐怖活动、政治迫害、袋鼠法庭甚至私刑。威尔逊总统轻率地把在海外出生的美国人说成是“容易激怒、不忠诚和无政府主义的人”，还说“必须把他们挤出美国”。原本是为了游说议会通过有关国家防御的条款而建立的国家安全联盟，在一战期间却猛烈中伤和指责“外来移民”和“入美国籍的人”，强烈要求“百分百的美国人”来保卫国家安全。同时加入国家安全联盟行列的还有美国保护联盟(the American Protection League)、美国防御协会(the American Defense Society)、美国间谍童子军(the Boy Spies of America)和治安委员会(the Sedition Slammers)。结果，20世纪初期，外国势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有时后果非常严重。

在战争期间做出贡献的妇女的数量创造了历史新高。妇女认为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战前有几位著名的女性领袖坚持她们的反战信念，其中简·亚当斯(Jane Addams)尤其引人注目。但是大多数人最终妥协，转而支持战争。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the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甚至在国家宣布参战之前就赞同威尔逊的倡议。参战以后，协会的会长嘉莉·切普曼·科特(Carrie Chapman Cott)宣布妇女“反对任何无法带来永久性和平、会使世界再次遭受痛苦的事情”。威尔逊及时告知国会，给予妇女选举权“对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一些妇女在外国的美国欧洲远征军(the 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当护士或电话接线员。几乎有100万妇女参与了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使得她们认为妇女有同等工作权利的时代和妇女解放的日子已经来到。包括沃顿在内的一些人曾经盲目地为沃顿所说的“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需求”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另一些人，包括凯瑟，开始创作关于战争的作品以保持与战争的联系。

妇女为战争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终于迎来了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这条经过妇女一个世纪的奋斗才通过的修正案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接下来，社会并不像赞同给予妇女选举权的人们所预测的那样开始重建，也不像敌人所预言的那样分崩离析。妇女拥有了选举权几乎没有对国家的政治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对经济的影响更小。1923年，爱丽丝·保罗(Alice Paul)领导的全国妇女党(the National Womens Party)提出了国家第一个平等权利系列修正案，这是妇女获得选举权后必然的一步。但是，提案不但没有成为一个大家志同道合的新运动，反而遭到了男人的攻击，并使妇女产生分歧。提案使上层社会妇女与工人阶级妇女产生了矛盾，也使激进派与温和派产生了分歧。激进派蔑视传统意义上妇女做的工作，而温和派首先要考虑的是提高现有工作的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最终证明有关性的新观点和有关技术的新观念好坏参半——前者提倡妇女在男人面前要更具身体上的吸引力，后者要求妇女采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管理家务，这样她们才能有更多的时间致力于慈善事业。

在一段时间内，妇女觉得“不再被关在笼子里和围栏里”。在战场上照顾受伤的战士这神圣的光环使她们获得了自尊，并对那些“卸下面具不那么拘束”的男人多了些了解。她们获得新工作，拿到了合理的工资。有一段时间，她们在工厂里一脚“踏进”男人的鞋里，甚至“穿他们的裤子”。但是，当战争结束时，曾经号召她们进工厂工作的爱国主义现在被用来号召她们回家，以便让老兵们有份工作。1920年妇女劳动力的比例小于1910年。当希望逐渐破灭的时候，在男人和妇女中都弥漫着一种怀疑的情绪。而在文学界，作家们越来越担心战后由性别产生的问题。

在战争初期，宣传者们声称，和平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的东西通过战争很快就能实现：战争不仅会提高妇女的权利，还会消除与“归化的美国人”之间的分歧。西奥多·罗斯福宣布：“军用帐篷将被排列在高度民主化的公立学校旁边，士兵们肩并肩地睡在帐篷里。”征兵和强制军事训练(据估计大约每五个应征入伍的人就有一个是在外国出生的)得到广泛的支持，因为这会把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转变成一个“新国家”。然而实际上，征召新移民严厉地考验了军官的公平性，而征召美国黑人是完全无公平可言的。尽管罗斯福描述了军用帐篷的场面以示民主化，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仍旧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原则。白人军官对黑人士兵的正规训练存在诸多问题，但没有人愿意处理这些问题。结果在得克萨斯的休斯顿以及其他地方出现了几个残忍的军事法庭，实施了残忍的刑罚。那些在训练中幸存下来的黑人士兵马上被指派做低贱的工作。W.E.B.杜波伊斯和其他一些领袖曾经希望战争可以首先在军事上然后在劳动市场上给黑人一个提高地位的机会。但是，旧模式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只不过变了个样子而已。在国外，黑人士兵受到其他美国士兵、协约国士兵以及敌人的歧视甚至虐待。当他们返回美国的时候却发现，真正的南部还是真正的南部，而工业发达的北部，那片新生的“希望的土地”，依旧被白人的恐惧感和黑人的挫败感所笼罩。

凡尔赛的和平会议失败，参议院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再加上战争中发生的大屠杀、暴行和背叛，这一切进一步使人们的梦想幻灭。在凯瑟的《我们中的一个》中，克劳德·惠勒直到死时仍旧相信这场战争是崇高的事业。但是，他的母亲不久就开始怀疑。她说：“他死时仍相信这个祖国比它实际的情况要好，法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好。”随后，她把她儿子的信仰说成是幻想，而把她的判断描述成幻想的破灭：“也许只停留在幻想中挺好。”多萝西·坎菲尔德·费希尔(Dorothy Canfield Fisher)像凯瑟一样也支持战争，但在她的小说《延伸的小河》(The Deepening Stream， 1930)中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美国妇女在奋力拯救她热爱的法国之后，却被迫流浪法国街头。她的脑海里一直回想着有关中止和平谈判的幕后交易的报告。她意识到在这个正在诞生的世界中，她将永远是个“流亡者”。

一战的幸存者越来越幻灭，于是他们开始求助伯恩这样的作家来指引他们找到方向。但是，他们也在一些意料之外的地方找到了精神支柱。艾伦·拉莫蒂(Ellen La Motte)于1873年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出生。1915年，在西格加入法国外籍军团之前不久，她到法国当法国军队的护士。一年后，她把自己写的新闻报道《战争的遗祸：一个美国护士亲眼目睹的战场上的人类残骸》(The Backwash of War：The Human Wreckage of the Battlefield as Witnessed by an American Hospital Nurse)寄给报社。这篇报道主要描写了她在战斗过后看到的痛苦和污秽的战地景象。她笔下的“英雄”是一些士兵——这些士兵开始沉痛地意识到自己只是献身“进步和文明”征程的“一堆出卖体力的人”中的一个无名小卒，这种意识使其中一些人藐视生命，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命，而使另一些人成了无助的受害者。比如，拉莫蒂讲述了一个年轻飞行员的故事。他摧毁了一个齐柏林飞艇，因而被颁发了勋章，但之后没过几天他就在酒醉飞行中自杀了。在《传令嘉奖》(A Citation)中，她详细描述了一个年轻士兵生命中最后几天的可怕经历。这个士兵一直坚持活着。他在等一个将军来为他的英勇事迹颁发奖章，但最终“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后，在那个将军带着奖章抵达前的20分钟”死去。她发现战争与它阐释的光荣的自我牺牲精神截然矛盾，它不是一个让“男人和国家得到净化的”过滤器。它意味着人们在世界的“遗祸”中孤独、毫无意义地死去。

20年代，针对战争的文学作品多是追随拉莫蒂的脚步，而不崇尚西格的观点，这些文学作品把战争惨重的代价和那些令人怀疑的收获做了对比，讲述了人们的幻灭以反驳战争的荣誉论。庞德在《休·塞尔温·莫伯利》(1920)中写道：“千千万万的人死在那里”，

他们的死，充其量是为了

那掉了牙的老母狗，

和东拼西凑的文明[11]，

浅笑的美唇、明亮的双眸

都埋入黄土，

只换来几尊破碎的雕像，

几本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书籍。

在这些文字的背后隐现着一种模糊的想法，即一战暴露出一个有关现代技术社会的秘密：社会依靠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既依靠为战争而做的准备工作以刺激发明和生产，又依靠战争的过程以刺激消耗，包括被称作“毁灭”的更高一级的消耗形式。一战不仅仅是没完没了的冲突中的又一段插曲，它还预示着各个国家早晚要用武器解决能够解决的一切。庞德知道“文明的”国家用“老人们的谎言”吸引着年轻的新兵。几年后，来自阿拉巴马州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威廉·马奇(William March)回应了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所说的爱国主义已经在战壕里死去的说法。马奇曾获得过优异服务十字勋章、海军十字勋章和英勇十字勋章。他把小说《战友老K》(Company K， 1933)的摘要寄给了报社，内容也是反对一战的，其中包括一封模仿一个指挥军官写给一位丧失了儿子的母亲的信，信的内容残忍，极具有讽刺意味：

亲爱的夫人：您的儿子弗朗西斯死在贝露森林了，但他的死根本不必要。您肯定有兴趣知道他死时的情景。他身上爬满了虫子，并被腹泻搞得虚弱不堪。他的双脚肿胀并且腐烂了，臭气熏天。他就像个受惊的动物，饥寒交迫。之后，在6月6日，一片榴霰弹弹片击中了他，他就在痛苦中慢慢地死去……在他死前整整三个小时里他不停地尖叫、不停地诅咒。您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以信赖的信念：他很早以前就已明白，您——深爱他的母亲——曾经教给他要信仰的东西，那些毫无意义的打着荣誉、勇气、爱国主义旗号的东西，都是谎言。

当然，彻底被这种沮丧情绪感染的美国人相对较少。大多数诺顿-哈耶斯救护服务中心和美国战地救护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和大多数战斗部队的战士坚定地相信促使他们去当志愿者的信念。其中有些人认为庞德、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的书不具代表性，因而不予理睬。但总体上，文化中弥漫着梦想破灭的迹象。一个迹象就是1920年参议院拒绝理睬欧洲，完全否定了国家参战时所宣称的目的，完全失去了美国在远见上而非在力量上占据世界领导地位的机会。另一个迹象就是美国很快弃绝了抒情年代的改革精神和进步信念。像H.L.门肯和乔治·琼·内森这些人不久就开始吹嘘他们只关注自己，没那么高尚的情操。内森写道：“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社会、政治、经济和神学上的问题——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只关心我自己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的利益。我才不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会不会在今天日落时分下地狱呢。”与此同时，公开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言论开始散播，而包容即使作为一个值得赞扬的思想也没有了市场。

凯瑟在1936年评论说：“这个世界在1922年或1922年前后分裂成两个部分。”她把划分的时间定为《我们中的一个》出版的那年。在《迷失的淑媛》(1923)中，她对已经失落的美国的热爱和对20年代美国的幻灭都通过艾维·彼德斯(Ivy Peters)这个人物表现出来。艾维·彼德斯是正在兴起的美国中一个完美的中产阶级地产开发商。追随“梦想家”和“冒险家”的脚步，彼德斯学会了如何“从印第安人手里几乎不花一分钱就得到极好的土地”，然后再进行开发来赚钱：

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任凭像艾维·彼德斯这样的人摆布。他们这些人从来不敢冒险。他们将压制不切实际的空想，驱散清晨新鲜的空气，根除正在孕育的伟大的自由精神……他们将摧毁拓荒者开辟出来的空间，然后把他们分割成一块块有利可图的地段，就像火柴厂把原始森林分割得支离破碎。从密苏里河到山区，这代经历过艰苦年代、学会算计的精明的年轻人将亦步亦趋地跟着艾维·彼德斯。

对凯瑟来说，她自己人生中那失去的世界以及她的国家所失去的世界一下子变得美好起来。但是，这不仅仅唤起了她的怀旧情绪。她使我们注意到那些非人力创造的地方所具有的力量，就像多斯·帕索斯使我们注意到那些人力创造的地方所具有的力量一样。斯泰因断定危机将于1914年爆发，当时她住在欧洲。而另外几个作家认为危机将于1919年爆发。多斯·帕索斯还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一九一九年》。但是，即使那些拒绝使用“荒原”这个让人感到凄凉的词的人也同意一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景象。凯瑟在《大主教之死》(1927)中这样描绘19世纪初期的西南部地区：这里，“死亡有一种庄严的社会意义”，不是某个人的“某个身体器官终止工作的时刻”，而是一个社会的生命“走向人生戏剧的高潮”。她接着说：“那些观察者总希望那奄奄一息的人或许会透露一些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到的东西。”对凯瑟以及其他许多作家来说，战争使受伤和死亡完全成为个人的事情，以至于没有任何一种阐述可以令人信服地把受伤和死亡与意图或顿悟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受伤和死亡就更加可怕。无数无名的士兵死在一战的战壕中。凯瑟描述的这种转变使他们的死亡即便不是20世纪生活的开篇性的一页，至少也成为20年代文学的完美开篇。

哈利·克罗斯比(Harry Crosby)的《战火家书》(War Letters， 1932)表现的更为直接。在这些信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位哈佛学子一步步的转变。克罗斯比是J.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 Morgan)的侄子，他当上了救护车司机。最初，他相信上帝为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纯净、更正义的地方而发动了这场战争”，因此他初期的报道充满高涨的情绪。但是渐渐地，他以一种反常的幸灾乐祸的笔调开始描写被战争蹂躏的土地、做梦时都害怕夜间突然遭到袭击的恐惧和那些死人或人死前恐怖的景象。克罗斯比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因他的英勇而被法国和美国授勋。他曾经把旧世界与圣马克学校(St.Marks)和哈佛大学联系在一起。然而，他的妻子克瑞丝(Caresse)说，在失去对旧世界的控制后，他“对反叛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1927年6月，他在巴黎举办的四门艺术舞会(Four Arts Ball)的一场热舞表演中，把10条活蛇放了出来，然后又返回观众席观看演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记得”，

为了争得和一个年轻女人跳舞的荣誉，两个完全赤裸的猛男在地上摔跤……我记得一个疯狂的学生用人的头盖骨大口喝着香槟，这个头盖骨是他从我的图书馆里偷来的，就像我一年前从地下坟墓里把它盗出来一样……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两个粗鲁的家伙在做爱……而在我旁边，一个丰满的女人坐在地上，露着乳房，沉浸在给蛇喂奶的快感中!

两年后，1929年10月10日，克罗斯比在纽约的一个酒店房间里开枪自杀。他在信中和日记中记录了一战如何使他丧失了信仰，如何使他只剩下对奇异的视觉刺激的渴望和在旁边观看的癖好。他以此来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些吸引它注意力的危险和死亡。除此之外，他没有留下进一步的解释。

20年代的故事其中一部分将在哈利·克罗斯比这些人的生死中上演。哈特·克莱恩成为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塞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也是。那10年的氛围孕育出一种冷嘲热讽、烦躁不安的基调和风格，人们似乎变成了偏执狂。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1929)中写道：“冬天刚一来，雨就下个不停，而霍乱随之而至。但是，霍乱得到了控制，最后，部队里只死了7000人。”任何事看来都不再神圣，更别提政府关于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永别了，武器》中的弗雷德里克·亨利(Frederic Henry)说：

那些神圣、光荣、牺牲之类的字眼儿和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话总让我感到尴尬。人们不断这么说……报纸上不断这么写，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神圣的东西，而所谓的光荣也根本不光荣，牺牲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把不要的肉埋掉。许多字眼儿你听得忍无可忍，最终只有那些地名获得了尊严。

当然，那些失去信仰的人还是占少数，甚至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也不多。不久，一种不同于抒情年代的生机勃勃的精神开始涌向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这样的老作家以及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这样的年轻作家。休斯这些人认为自己是幸存者、流亡者、逃难者以及天才，这种想法把他们联合在了一起，他们似乎是“更年轻的一代”。在一战中的短暂经历把他们远远带离了抒情年代，在抒情年代，世界似乎刚刚开始，而改变社会、重建美国的前景似乎就在眼前。这段经历教会他们思考并质疑那些空话，但也使他们更加相信文字的力量——这种信念是那些彻底幻灭的人永远无法了解的。如果语言拥有力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质疑——不仅是英雄主义的神话、老传统以及老风气，还包括历史的力量和小说的权威都可以被质疑。此外，战争还使他们有一种与欧洲旗鼓相当的感觉。欧洲被战争蹂躏，许多伟大的作家或者死去或者被战争击垮。美国一下子跻身于国际领先的行列，最终有可能摆脱它一直无法摆脱的殖民主义文化。作家们仍旧带着一种复杂的迷恋和失望的情绪尊重殖民主义文化。但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未来属于美国，他们也将通过美国发扬光大。伯恩说：“是要战争……还是要美国的前途!我们必须抉择……因为战争将会使美国的前途暗淡。”实际上，抒情年代的人们看到的美国前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破灭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确信能够改良他们的社会。但是，另一个任务，即为了创造文学的未来而与过去断绝关系，对他们来说似乎前景光明。他们准备带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个任务，并寻求快乐。

[1]苏人(Sioux)，美国南部的印第安人，即达科他人。——译注

[2]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县城。——译注

[3]夏延部落(Cheyenne)，一支美洲土著部落，在18世纪迁移到大平原地区之后成了捕猎水牛的游牧部落，在平原印第安人抵抗白人入侵的斗争中异常勇猛。——译注

[4]德国中南部城市。——译注

[5]《贝德克尔指南》是著名的国际旅行指南，最早由19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推出。——译注

[6]美国早年的一角小说是指大量滥造的廉价小说，其中有许多是关于西部印第安人的传说和拓荒者的故事。——译注

[7]三人都是美国早期女权主义者。——译注

[8]指私设的公堂或非正规的法庭，亦指不公正的法庭或全然不顾法制的法庭。——译注

[9]劳莱与哈代(Laurel and Hardy)，好莱坞第一对著名的电影喜剧演员。——译注

[10]伊登的英文Eden有伊甸园的意思。——译注

[11]与前一句都是指20世纪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译注

第二部分 富足年代的小说

第一章 战争结束：冷漠重现

亨利·亚当斯在1918年3月死于华盛顿，他死后不到八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两年前，他授权在他死后发行《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其中有100本已经在1907年经私人印刷出版。于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在1918年9月28日正式出版。而就在出版前一天，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纽约大都会剧院5000人面前做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演讲，公开发行第四次自由公债(the Fourth Liberty Loan)。威尔逊肯定地说：“每一次……我们都达到了我们想要达到的新觉悟。”这场战争必须要以“正义和公正的交易最终取得胜利”，而国际联盟必须被确立为“和平协议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天清晨，《纽约时报》激励人们“用金钱民主支持威尔逊和潘兴(Pershing)的权利与权力”。六个星期后，11月11日，停战协议在贡比涅森林(Compiegne Forest)里的一节火车车厢内签署。《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在1918年12月对《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的评论中称：“有一丝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最伟大的历史时刻，这本伟大的著作问世了。”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受到广泛的评论，成为一本畅销书。25年来，亚当斯一直给他的朋友写信，信中充满沮丧，预测美国将跟随欧洲的脚步走向灾难。1914年初，亨利·亚当斯把这些信描述为对“彻底的黑暗”的一种忧郁的倾诉。但是亚当斯仍坚持写信。他说，“当一个人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甚至灾难“也几乎变成了有意思的事”。他给约翰·海(John Hay)的一封信中写道，一场伟大的“颓废的马戏团表演”就要开始了。而他只想找个最好的座位来看这场演出，不管是在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还是在加尔各答。他说：“对我来说，这挺好笑的，因为我在10年前就预言了这一切，并且印刷成书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亚当斯在一战快结束时与世长辞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认为这场战争是这个世界最后的喘息，并认为“过去才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亚当斯“忧郁的倾诉”。最初，他曾希望帮助改造那个世界。他在25岁时写给他哥哥的一封信中说：“不仅是政治需要新的力量和新的视野，文学、法律、社会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社会有机体也同样需要。”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尤利塞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的当选总统，亚当斯的抱负无法实现。在他看来，格兰特使进化论变得很荒谬。他去世前不久评论说：“我们一直活到现在就是要看到共和政体走到尽头。”不过，他的观点居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当他为“过去的生活才是我们的生活”而悲痛时，他还不知道将来的世界会出现什么。T.S.艾略特在《雅典娜》(Atheneum)上的一篇对《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的评论中告诉读者：“许多事情都让亚当斯感兴趣，但他什么都不信。”

在亚当斯充满沮丧的倾诉中所体现出来的矛盾也决定了他努力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超然的观察者。《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教堂》(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 1904)带来了一种牧歌般的美的感受。亚当斯说，对于我们，“诗歌是历史，而现实是虚假的”。但是，他遁入过去也正好为他研究这个正在显现的世界隐秘地做了准备工作。在《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教堂》的姐妹篇《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他采用了另一种拉开距离的方法——用第三人称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以便使他的故事成为整个时代的故事。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他成了一个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的解说者——他是个戏迷，是个旅游者，甚至是个死后的观察者——详细描述他的生活和他的时代的景象。他把对社会自我的失败所做的阐释作为故事的中心，而把生存和他自己的反思摆在次要地位。

作为一个社会自我，亚当斯扮演着“现实主义者”的角色，一心分析社会并找到影响这个社会的新方式。他想当一个“政治家”而非一个“政客”——也就是说做一名讲道义的社会公仆，而非一个找机会剥削社会的人。但是，他还想当一个实务家，在这个角色中他扮演的是一个开明的实证主义者。他知道文化建立在世俗历史的基础之上，但他想用道德目的来灌注文化。然而，他的努力屡遭失败，一方面是因为他周围的人不再像他那样关心道德目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几乎不会使用强权话语。他主要是发挥想象力来利用语言的力量。作为一个直接塑造历史的社会人或实务家，他接连失败。只是作为写作风格中那游离的声音时，他才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一个自负的、极富想象力的语言大师。

在30年代，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和伯纳德·史密斯(Bernard Smith)编辑了一本回顾20年代的文集——《改变我们思维的书》(Books That Changed Our Minds)。文集中集合了作家作品的评论，比如乔治·毕尔德(George Beard)关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的评论；查尔斯·毕尔德(Charles Beard)关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美国历史上的边疆》(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的评论；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lain)关于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民俗》(Folkways)的评论；R.G.图格威尔(R.G.Tugwell)关于索斯汀·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企业》(Business Enterprise)的评论；C.F.艾瑞斯(C.F.Ayres)关于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逻辑理论的研究》(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的评论；保罗·雷丁(Paul Radin)关于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原始人的心理》(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的评论；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关于查尔斯·毕尔德的《美国宪法经济观》(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的评论；大卫·戴奇斯(David Daiches)关于I.A.理查兹(I.A.Richards)的《文学批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的评论；伯纳德·史密斯关于V.L.帕林顿(V.L.Parrington)的《美国思潮中的主流》(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的评论；马克斯·勒纳关于尼古拉·列宁(Nikolai Lenin)的《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the Revolution)的评论和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关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的评论。其中第一篇文章是苏尔(Soule)关于弗洛伊德的评论，第二篇文章就是路易斯·克罗南伯格(Louis Kronenberger)对《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的评论。

克罗南伯格认为，对“20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作家为揭露“现代世界的困境对遇到的挫败和偏离的目标所做的一种绝对有意识的研究”。亚当斯生来就具有一种力量，他放弃了“参与者的身份”，而选择“在场外观看”，这样，他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变成他所处时代的故事，或者变成这个时代所写的故事。《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详细讲述了“个人的弱点”以及“社会的混乱”。亚当斯使语言同时服务于多个目的的能力使《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脱颖而出。克罗南伯格肯定地说，“亚当斯生活得很低调，但却全力高调地展现他的生活。《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一场大规模的演出”，它是一本“美国经验的……教科书”。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抓住了两种紧张关系——人们作为一种社会的、讲究实际的、善于分析的、相互依赖的、寻求共识的生物和作为一种个人的、理想主义的、凭直觉的、自给自足的、善于创作神话的生物之间的紧张关系；语言作为参考的、启发性的、明确的、不相关联的、用来分析的工具和作为自我指认的、融合多种元素的、模糊的、有创造力的、不受约束的、综合的媒介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几种紧张关系在20年代间以及20年代以后一直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和深刻的文学意义。亚当斯把自己的两种阐释并列加以描述，承认传记(自传)、文化历史和小说与社会文献和个人叙述之间的区别，但同时又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断变化语言表达的风格。由此，亚当斯作为第一代现代主义者中的一员跻身于20年代的文化。《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教堂》其实是他仔细审视文化的一种方法——借用艾略特在《荒原》中的话说，他用这些碎片来撑起他的废墟。而借用庞德在《诗章》(The Cantos)的话说，《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教堂》是他创作“历史散文诗”的一种方法。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他把社会、家庭以及个人那幻灭的碎片拼凑在一起。在一个场景中，他把现在描述为历史塑造的产物；在另一个场景中，他又向我们展示我们如何重塑历史来适应现在的需要。他代表他自己和他的社会通过记录现在对历史的感知和这种感知的推动力而创造出一种现在感和产生这种现在感的可能性。同时，他又给艺术模仿社会的义务加上了心理学上和认识论上的使命。第一步，亚当斯使艺术的过程成为模仿外部世界的过程；第二步，他追溯意识的过程，因为这就是了解世界的过程。如此一来，他把充分理解世界的发展过程和充分理解他自己的意识过程合而为一。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问世之际正值自我对获得某种自由空间的尝试举步维艰之时。此时，自我想独立于达尔文所说的自然的决定因素之外，独立于弗洛伊德重新提出的家庭之外，独立于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之外。结果证明要想在美国找到这种自由空间尤其困难。在美国，人们相信单一、孤独的自我是自由的，这一点对大部分人来说无需争议，特别是对美国白人。复兴运动使现代人对自我塑造的能力充满信心；人们受到的教育使现代自我不会再效忠皇帝和国王，并坚信能够通过科学控制自然。在民主制度中，贵族之间的牢固关系已被打破。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说，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认为自己是独自为营”，

而且他们总是幻想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民主制度不仅使人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先，而且使子孙后代看不到真相，使同辈人彼此疏远；它使人们被迫独自为营，最终人们不得不把自己完全禁锢在内心的孤独中。

对托克维尔来说，孤立与自由密不可分。但是，亚当斯一直无法断定他那声名显赫的家庭究竟给他带来的正面影响多些还是负面影响多些。对他来说，孤独的形式不同，产生孤独的原因也不同，而有限的自由也是如此。因此，他开始寻求其他的可能性。

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亚当斯有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发现：首先，如同后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说：“一个时代的历史”是“其工具的历史”；第二，像教堂这样的机构，像“圣母”这样的圣像，甚至包括总统和第一夫人，都和发动机一样必须算在文化工具里；第三，我们的工具不仅赋予我们权力，而且还控制着我们的行动。他在《民主》(1880)中写道：

玛德琳(Madeleine)发现面前的两个人好像机器一般，也许是木头做的，或者是蜡做的。他们做什么事都那么机械。这两个人就是总统和他的妻子；他们僵硬、笨拙地站在门边，脸上一点儿智慧的样子也没有。他们的右手像玩具娃娃似的机械地伸向一排排来访者……他们自动地站在那里，代表着从他们身上飞速掠过的社会……

这是多么奇异而庄严的景象啊……她突然感到这一定是美国社会的尽头，也是美国梦的终结。她不禁在心里叹息。

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亚当斯认为自然、家庭和历史是塑造社会的力量，也是扭曲社会的力量，他还认为人们不再信仰宗教使这个社会丧失了道德和精神支柱。这些想法使亚当斯对他的社会处境的理解复杂化了。玛德琳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崇拜的东西。她还说：“没有哪儿比这儿更可怕的了，简直比‘地狱’还糟。”

到1918年，爱国主义的言论飞速转变为梦想破灭的言论，再加上广告业的飞速入侵，几乎每个陷入思考的美国人都更加警惕文化的操纵力量。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亚当斯一生的经历表明他一直努力想找到一点儿自由的空间，但对那种冒险行为越来越没有信心。最后，除了相信自然和文化的力量可以塑造个人和集体的存在之外，他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甚至他给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写“编者序”时那种戏谑的口吻和特意把“序言”的时间定在1907年2月16日他生日那天这种玩笑看起来都很做作。最后，他在1899年写给他哥哥布鲁克斯的信中说，“生活只是……一场表演”，一个人一直在那里做出反应，好像观看、谈论、表演和写作真的很重要似的。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亚当斯记录下来作为主角的演员和作为承袭了意识的观众成为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的那一时刻。他把那个活跃的“自我”置于故事的中心，作为大家都看得见的对象，而把那个沉思的“自我”放在场外作为观察者和报道者，然后把前者的生活通过后者的意识表现出来。后来，E.E.卡明斯的《巨大的房间》(The Enormous Room)、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中体现了亚当斯这种前瞻性的表现手法，把表演者和观众、演员和评论家、行为的施予者和行为的解说者并列在一起呈现出来。约翰·多斯·帕索斯在《美国》中把作者本身的角色和作者作为观众、制片人和导演的角色结合在了一起，而我们学会把这些角色和建筑师、工程师以及电影导演联系在一起。在为自己创造出这个多角度的目击者的角色之后，帕索斯在“摄影机眼”这段情节中平衡了一下这个角色，即在一个由他设计、构建、导演的场景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演员。与亚当斯一样，他也通过承认角色的互相转变和设法融入他自知无法逃避的文化来缓和观察者和旁观者之间的极度疏离。

第二章 “爵士乐时代”和“迷惘的一代”的复苏

在对20年代的文化的描述中，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爵士乐时代”强调入世，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迷惘的一代”强调出世，最终证明两者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但为此两者也都付出了代价：后人的效仿使其失去了自己的特点。那个时代的书信、日记、杂志以及出版的自传充满了奇闻轶事，比如玛格丽特·安德森的《我的三十年战争》(My Thirty YearsWar， 1930)、伊迪丝·沃顿的《回顾》(ABackward Glance， 1934)、约瑟夫·弗里曼的《美国的信念》(An American Testament， 1936)、梅布尔·道吉·卢汉的《有影响力的人》(1936)、罗伯特·麦克艾尔蒙(Robert McAlmon)的《同是天才》(Being Geniuses Together， 1938)、希尔维亚·毕奇(Sylvia Beach)的《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1959)、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AnAmerican in Paris， 1940)、哈罗德·洛布(Harold Loeb)的《这就是战争》(TheWay It Was， 1959)、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生活》(Life Among the Surrealists， 1962)、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流动的飨宴》(AMoveable Feast， 1964)以及马尔科姆·考利的《流亡者的回归》(Exiles Return， 1934)和《第二次繁荣》(ASecond Flowering，1973)。那些迷惘的“流亡者”都把巴黎当成是“一个流动的飨宴”：庞德试图创新；舍伍德·安德森为艺术拒绝经商；斯泰因、安德森和海明威努力使他们的风格趋于完美；海明威和斯泰因相互对峙、互相竞争；约翰·弗里曼、多斯·帕索斯和吉纳维芙·塔加德支持社会改革精神，把战后个别人的幻灭扩大成公众对商业资本主义文化的幻灭；在公寓、酒吧、夜总会和黑人居住区的卡巴莱酒馆[1]，音乐和文学辉煌一时；塞尔达·菲茨杰拉德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同时声名鹊起，但因赛尔达精神崩溃而导致两人的婚姻伤痕累累；多萝西娅·克伦威尔和格拉迪斯·克伦威尔(Dorothea and Gladys Cromwell)、哈利·克罗斯比、哈特·克莱恩等几个作家自杀；威廉·福克纳长期客居异乡，总有一种“在家”里“但同时又……不在家里”的感觉，于是他决定独自一人返回他出生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斯泰因所说的“迷惘的一代”和菲茨杰拉德所说的“爵士时代”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术语就有了新的意义。菲茨杰拉德说：“爵士时代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它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无节制的时代、一个讽刺的时代。”斯泰因对海明威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你们是迷惘的一代。”这特指在战争中幸存的年轻人。菲茨杰拉德把他的第四本书命名为《爵士时代的故事》(Tales of the Jazz Age， 1922)。于是，“爵士时代”这一称谓使放荡的聚会在这个时代繁荣起来。虽然菲茨杰拉德身在法国，没有看到过杀戮和死亡，但是对他来说，幻灭之后就是繁荣。在他的第一本书《天堂的这一边》(This Side of Paradise， 1920)中，他这样描述自己这代人：注定要不情愿地高喊过去的口号；注定要带着一种明显的紧张感害怕贫穷、崇尚成功，好像拥有金钱多少能够帮助他们逃避理想的破灭并保持一种美感。海明威把“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作为《太阳照样升起》(1926)的题词。对看到了一些杀戮和死亡场景的海明威来说，“迷惘的一代”这个称谓有一种特殊的权威，因为它传递了一种观念，说明一战在幸存的年轻人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迹。就像马尔科姆·考利后来评论的那样，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都认为“迷惘的一代”有一种“脱离了……地域或传统依附”的感觉。他们所上的大学、所前往的城市以及所依赖的一些出版社“像金融和舞台实践一样”割断了地域之间的联系，并“在1900年以后聚拢在一起”。作家们开始认为自己是美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第一代孤立无援的信徒。他们下决心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处境。他们既有一种固有的模式又充满了自由精神，既是孤立的自我又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一次大灾难的难民，但作为艺术家来说又前途无量。在描述他们的处境时，他们把极度的自怜与夸大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约翰·皮尔·毕肖普(John Peale Bishop)说：“霍桑(Hawthorne)把人类的灵魂戏剧化。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海明威写的却是人类灵魂的消失。”

他们自称是这个被诅咒的时代专有的护身符，并认为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先知。很显然，比起社会改革者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更喜欢先知这个角色。他们多愁善感、风趣、做事几乎不顾后果、骄傲、坚忍、目空一切。但是，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事情来的话，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民族习惯就没什么意义。他们写一些故事来控制他们的处境，自认为揭露了这个世纪隐藏的真相。他们出生于这个世纪，与这个世纪融为一体。格特鲁德·斯泰因说：“战争过后我们进入了20世纪。”她还暗示在20世纪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她(出生于1874年)就已经属于20世纪了。新世纪的生活许多地方都让他们感到愤怒，但有些地方又让他们着迷，比如其惊人的发展速度和技术的革新。他们做了一些自己曾经谴责的事情，甚至开始帮助宣传。但是，世界领导人，特别是美国的领导人，更善于滥用语言，却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对此他们非常失望；他们在分歧中、怀疑中和疏离中找到了依据，宣称自己是现代世界的先知、探索者和绘制蓝图的人。

他们心中都计划着给滥用得一塌糊涂的语言重新注入清新的气息。斯泰因成了舍伍德·安德森、欧内斯特·海明威、卡尔·范·维奇顿和理查德·赖特等不同作家的老师，就是因为她很明白更新语言的任务必将成为20世纪文学的根本主题。我们在《美国》中看到，多斯·帕索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运用了不同的策略——并列、拼贴、短文叠接和不同的叙述模式的叠接——想使文字像立体派艺术画一样展现不同的形状；在《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菲茨杰拉德用尼克·卡洛威的声音唤起了20世纪的主旋律和很久以前听到过的只言片语；在《喧哗与骚动》(1929)、《在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 1930)和《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并列、拼接甚至重叠了各种声音和各种文体。

E.E.卡明斯直接根据他在一战中的经历创作完成了《巨大的房间》(1922)。故事从他志愿到法国服役当救护车司机开始，高潮是他因书信内容有叛变之嫌而被非法监禁六个月。在卡明斯看来，官僚主义的偏执和无能导致并操纵了这段经历，预示着这个东拼西凑的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于是，他用写信和写书来回应这一切。但是，他的第一篇回应文章写在了他第一次被关起来的监狱的墙上，文中混合了嬉笑怒骂与绝望无助。在监狱时，昏暗中他发现满墙都是艺术家和作家留下的“图案、格言、图画”以及选自歌德(Goethe)的篇章：“一幅含有讽刺意味的风景画”；一幅“精致的肖像”；有一幅画描绘了一条“心爱的船”；还有一幅很奇怪的画，描绘了一个“身材像炸油圈饼的人”骑在一匹“同时朝四个方向奔跑的香肠形状的马上”，巧妙地表现了“粗糙”的技法。后来，他效仿约翰·班扬(John Bunyan)，把监狱的栅栏当做“自己的竖琴”。他马上决定“一有机会就要一支铅笔”，大胆尝试新的语言形式，这样他就可以把监狱里丧失自由的日子和暗地里违反监狱规定的这些举动变成艺术。

卡明斯尝试把强加于他身上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历。他运用几种语言的词和词组(“我的小房间[2]很凉爽，我很容易就睡着了”)；他用讽喻的方式来描述敌人和朋友(比如，他把监狱的看守简称为“监看”，把三个受思考之苦的男主角称为赏心悦目的高山)；他的叙述结构和方式很多都借用了班扬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的模式。此外，他越来越有信心，认为自己的文字能够使别人的经历成为他自己的经历，而他的经历可以使他借用的文字获得新生。

1921年11月11日，即休战协定的三周年纪念日，哈丁总统带领一群内阁成员、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国会议员和军事领导人前往阿灵顿公墓(Arlington Cemetery)把一个无名士兵埋葬在他的家乡。他们“用爱的花圈和国家级别的勋章覆盖他的墓地”。几个月后，《巨大的房间》出版了。几年前，亨利·詹姆斯把西奥多·罗斯福的爱国主义宣言称为“野蛮而残忍”的宣言。但是，哈丁装腔作势地表示他能够保证任何一个士兵“乃至成千上万的士兵都不会白白牺牲”，这对许多作家来说简直把文字滥用到了极点。此外，哈丁巧妙地采取了国家庆祝的形式，把国家作为一个能够感受到爱、足够强大因而能在战争中幸存并能精明地选择国家该授予勋章的人的这样一个实体。早些时候，多斯·帕索斯在他第一本反映一战的著作《一个人的开始：1917》(One Mans Initiation：1917， 1920)中公开谴责“谎言，谎言，谎言，让生命窒息的谎言”，他号召人民“站起来，告诉他们至少我们没有被欺骗”。后来，他在《美国》三部曲的第二部《一九一九年》(1932)的结尾回顾了哈丁埋葬那个不知名的士兵的场景。他采用了一种公然藐视的风格：

在弗吉尼亚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圆形纪念场中

在马恩河畔沙隆沃圣母院里用油纸包裹的陈尸房中

在石灰漂白粉和尸体的臭气中

他们从堆在那儿的一大堆盛着理查德·罗伊

和其他不知名的人的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松木箱中

选出了一个。只有

一个可以选。他们怎么选出约翰·多伊来的？

孩子们，要确保他不是个黑人，

确保他不是意大利血统也不是犹太佬，

当你拿到一个盛着骨头、印着尖叫的秃鹫的

铜扣和一对儿绑腿的黄麻袋

如何区分他是百分百的美国血统呢？

包括卡明斯和多斯·帕索斯在内的20年代的作家认为那些擅自代表了他们利益的政治领导人背叛了他们，还觉得与那些没有体验过他们的冒险经历、也没有遭受过他们的幻灭的老一辈作家格格不入。他们宣称自己是“迷惘的一代”，这个时代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开始了。T.S.艾略特的《荒原》在作家们确认它是唯一可以用来命名留给他们的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之后才得以出版。19世纪90年代和抒情年代实际上已经预见了许多被20年代的作家划归为专属于他们的事情，比如，20年代的作家认为所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有意义的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还认定他们的艺术是全新的艺术。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 1935)中轻描淡写地说：“一部新的经典著作与以前的经典著作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小约翰·赫尔德(John Held， Jr.)的漫画使菲茨杰拉德小说中不受传统约束的轻佻女郎(Flapper)和不用功读书、爱好玩乐的男大学生(College Joe)成为时代的标志。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画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尽管这些画一定程度上受到带插图的法国周刊《巴黎人的生活》(La Vie parisienne)中的细线图画的影响以及前哥伦布时期的雕塑和希腊瓶画的影响。但是，虽然“迷惘的一代”简化并忽略了一些东西，这代人还是觉得自己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同时又觉得被时代抛弃，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需要自己说服自己。

爵士乐是这个时代最有特色的艺术创作之一。它以一种有益的方式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矛盾。它的曲调吸收了过去的圣歌、进行曲和劳动号子等元素，而它各种各样的节奏和不断变化的鼓点则是根据实际场景即兴而作。它的目标是在听众和表演者之间产生一种自发的互动——或者更极端点说，表演者想成为听众而听众能够成为表演者——使听众和表演者同时主动回忆起某些东西，或同时刻意忘记某些东西。爵士乐感官性很强，婉转迂回；它是违禁的、自发的、不断变化的；它不做作、不拘束；它嘲笑虚伪的掩饰，支持抗议，颂扬变化。A.C.沃德(A.C.Ward)很反感爵士乐富含的性暗示，把它称为欧洲以及美国的“死亡舞蹈”。虽然爵士乐颂扬的是现场创作，但是它仿效并再现了几乎被其视为神圣的过去的歌词和节奏。这种双重性使爵士乐成为适合20年代的音乐。一方面，它反映了原创音乐的基本原则。如同美国和现代主义一样，它也有可能拥有崭新的开始。它把真正的艺术家定义为那些能够完全摆脱历史从而随性即席创作的人。因此，它把真正的艺术定义为传统元素似乎已荡然无存的作品。但是，如同其他形式的现代主义一样，它对经过透彻分析的现代艺术提出了质疑。在颂扬创造力的同时，它又承认自己的历史真实性，它发现自己处于矛盾之中：它宣称自己独立于过去，而现在是属于它自己的，但是如此一来，它就把自己的处境阐释为试图在一个古老的世界里创造一个全新开始的历史阶段。这个世界如此古老，因此能发生的已经都发生了。

人们在哪儿都能听到爵士乐：船上和大舞厅的管弦乐队以及夜总会、舞厅、高中体育馆的乐队都演奏爵士乐；收音机和家里上发条的留声机以及商店或工厂里的广播里也放着爵士乐。许多爵士乐音乐家心力交瘁、生活痛苦不堪。这使我们意识到，爵士乐的曲调产生于矛盾之中是一回事，而矛盾实际上一直存在是另一回事。与抒情年代的繁荣相比——那个年代，人们认为旧障碍正在消失，工人们正在稳步前进，而天才们随着现代舞创始人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不断涌现——爵士乐年代的繁荣好像是被逼出来的。从某些方面来说，爵士乐反映了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世界的悲哀；从另一些方面来说，它反映出人们很焦虑，拿不准以后会发生什么，因此他们害怕结束宴会。

一些老作家诙谐的声明中也显示出类似的紧张和矛盾情绪。比如H.L.门肯和他的弟子乔治·琼·内森都忍不住要表达他们的愤怒：门肯说，爱是“最低程度的厌恶”；“如果我还相信什么的话，那就是做好事太庸俗”；“应该允许无知的人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好为像他和他的朋友们这样有天分的人“持续提供奴隶”。门肯、内森和其他从抒情年代过来的作家依旧认为清教徒是替罪羊。德莱塞在出版《妇女画廊》(AGallery of Women， 1924)时宣称这本书将使“清教徒的鬼魂现身并在大街上胡言乱语”。但是，《妇女画廊》表现的是男性主宰女性性欲的观点，这远超乎德莱塞的预想，也更令人沮丧。与此类似，门肯和内森暗地里也对一些事物心存蔑视。他们试图等量齐观，但在一些重要原则上却从未达到不偏不倚。门肯最具野心的作品《美国的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 1919)对“英语的两个主流”中的第二个主流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绝妙而离奇的历史分析。这是对新时代的赞扬。然而门肯继续修改、扩充、改写《美国的语言》，加上了几册增补本。这说明他除了想颂扬新时代以外，还想控制这个时代。他初步假设他和他的朋友们过着有钱有势的快乐生活，这种假设经常使他听来像是只顾自己、消费者至上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广告商。而这种文化正是他所批判的。与菲茨杰拉德陷入黑暗的深渊相比——从有名有利到酗酒、消沉、对什么都无所谓；从《轻佻女郎和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 1920)到《爵士时代的故事》(1922)到《所有悲伤的年轻人》(Allthe Sad Young Men， 1926)再到《早晨的起床号》(Taps at Reveille， 1935)——门肯具有欺骗性的文章和他最欣赏的大多数讽刺小说，比如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的《朱根》(Jurgen， 1919)，现在看来都很肤浅。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是个业余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对记录现代美国生活的表面现象表现出无限的热情。他制作了很多目录和表格，收集了被门肯称之为“美国史料”的表现美国唯利是图、善于蛊惑、伪善以及粗俗的例子。这些使刘易斯赢得了门肯的赞扬。门肯称刘易斯是“愚民阶级”的“美国文化”的“真正的解剖家”。刘易斯的《大街》(Main Street)和《巴比特》(Babbitt)不像《朱根》那么精练深奥，但却成为马修·约瑟夫森在《美国艺术家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merican，1930)中所说的“抵抗社会环境”的更重要的范本。哈丁就代表了这种社会环境。在这两本书中，刘易斯带着文化的渴望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渴望融合了讽刺、模仿和漫画；他通过普通的事情展现他要表达的东西。这些普通的事情使小说有一种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和海伦·林德(Helen Lynd)夫妇在《美国的中产城镇》(Middletown， U.S.A.1929)中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的味道。虽然有些紧张状态刘易斯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结果证明也是非常有效果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制造出一种不得不在威尔逊高调的理想主义和哈丁所号召的自私和贪欲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悲哀氛围。哈丁在1920年说：“首先要使美国保持稳定，首先要使美国繁荣，首先要想到美国，首先要赞扬美国。”这一年也是他创造出“常态”这个词的那一年。当时，他突然开始炫耀自我放纵，扬言这“不是什么妙策，而是常态”，这很容易受到讽刺。

《大街》在1920年随着“常态”这个词的诞生出版了。这本书主要描述的是一个位于中西部名叫高夫草原(Gopher Prairie)的小镇。1922年，也就是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大多数人住在城市后的两年，《巴比特》出版了，背景就设置在中西部的一个人口在25万到30万之间的名叫泽尼斯(Zenith)的城市。这个城市是个“极有活力的城市，一个热诚、热心、热闹的城市。到1935年，泽尼斯已经有了100万人口”。《大街》中主要的冲突是主角卡罗尔·凯尼科特(Carol Kennicott)与高夫草原小镇上乏味、偏执的居民之间的矛盾。如同伊迪丝·沃顿所说，卡罗尔似乎下定决心要在一片富足的景象中揭露出国家生活的贫乏。但是，《巴比特》这本书的观点自相矛盾，就像书中的主角乔治·巴比特一样。小说本身的缺陷暗示出巴比特这个人的弱点。但是，最终这本书却利用了它的缺陷所具有的力量。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使它成名的讽刺，而是那种永远无法完全控制的紧张情绪。

刘易斯几乎对泽尼斯居民的所有举动都加以嘲笑：他们的俚语；他们对新事物的着迷——汽车、小玩意儿、衣服和家具；他们的俗气，比如泽尼斯“运动俱乐部”的特色是哥特式的门廊、罗马皇家式的洗手间、西班牙教堂式的休息室和摆放中国齐本达尔式家具[3]的阅览室；他们的“传奇英雄”——不是“骑士、漫游的诗人、牛仔、飞行员，也不是勇敢而年轻的地方律师，而是成天在铺着玻璃的桌子上分析销售问题的伟大的销售经理”；他们的教堂、私人俱乐部和市民组织机构；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即心灵的习惯。

这就是标准美国市民的样子!这就是新一代的美国人：头发齐胸、满眼堆笑、办公室里放着计算器的小伙子们。我们不是在自夸，但是我们喜欢自己，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小心着点——最好等龙卷风到这个城镇之前找个地方躲起来。

芝加哥市民曾承诺说只要他们得到一点文化就会使之繁荣，而泽尼斯的居民赋予了这个诺言新的含义；他们还重申了“梦之城”的偏见。他们声称泽尼斯比那些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城市有优势，其中一个优势就是它有“完美的市民”(巴比特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比捕鸟的猎犬还忙”)和“靠得位的人”(“他们为国家的繁荣而欢欣鼓舞”)，他们与长头发的、自称为“自由主义分子”、“极端分子”或“知识分子”的那类人以及“外国出生”的、带着“国外的想法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那类人形成了对比。在这种想法的鼓舞下，巴比特和他的那些“靠得住的人”盼望着一种最终摆脱这两类人的文明，使“靠得住的人”能够自由地生活在一个有闪光的小玩意儿和私人俱乐部的天堂里。这个天堂就像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后来在《美国再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America， 1929)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一样徒有其表。《美国再发现》是20年代几部重要的哀叹史之一：

我们的成功没有让我们幸福，我们没有对国家或市政当局更加忠诚，我们没有激发出对运动的狂热，也没有释放对犯罪的狂热；我们的教育没有育人，我们的政治家没有管理国家，我们的艺术没有创新的作品，我们的美没有生命力，我们的宗教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是我们的力量维持着这些行为规范和狂热。我们的精神赋予它们血与肉，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我，而它们并没有触及我们。

《巴比特》提醒我们实际上这些事情不用完成就可以触及人们。源于空虚的渴望从一开始就使刘易斯的讽刺变了味道。夜里，巴比特梦到一个“小仙子”。小仙子认为巴比特是个“快乐而勇敢”的人，“在神秘的丛林后的黑暗中”等待着他。即使在白天，当要承受顺从别人的压力时，他也极力保护与保罗·瑞斯林(Paul Riesling)的友谊。保罗·瑞斯林的名字“听起来很像外国人的名字”，他经常在大白天就表示自己的不满。保罗与那些“靠得住的人”保持着距离，他鼓励巴比特去质疑他们的繁荣主义(boosterism)。巴比特是一个中产阶层的中年美国人，但是，他除了信奉物质主义和繁荣主义、为人极度庸俗并在思想和精神上极度空虚以外，仍然拥有爱与忠诚的能力和对友好关系的渴望，内心仍然充满希望，并对缺乏这些东西的生活表现出强烈不满。他被自己对保罗的情感和对亲生儿子的情感所感动——被一个人的榜样所鼓舞，被另一个人的承诺所鼓舞；他试图反叛，嘲笑社会风气，宁愿选择那些狂放不羁的人而不选择“靠得住的人”，公开支持他那不受欢迎的朋友塞内卡·德恩(Seneca Doane)，并为一群罢工工人辩护。

当然，巴比特的反叛有一些可悲的地方。他那些老掉牙的梦，特别是那些围绕着他的“小仙子”的梦，都是属于男性的专利。甚至在反叛中，他依旧很胆怯。他和泽尼斯城的其他反叛者与墨守成规的人一样也丧失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巴比特几乎没什么力量，也没有独立的设想，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被他的世界打败了。但是，他的弱点和欲望与他的不满同时存在。巴比特发表了一些他无法相信的箴言。他害怕这个被操纵的社会所具有的力量。这个社会奖赏那些遵循它的原则的人(给予他们安全感和地位，为他们提供小玩意儿、财产、口号和俱乐部)，而威胁并惩罚那些反抗的人(把他们从那些享有并控制社会的战利品的“好伙伴一族”中排除出去)。书中写道：“独立自主的感觉渐渐从他的身体中消失。他独自走在街上，害怕人们讥讽的目光和不绝于耳的窃窃私语。”他把“最近的不满情绪”置之脑后，开始拙劣地模仿“好伙伴”：他加入了遍布“整个国家”的“好市民联盟”，对“塞内卡·德恩的恶行、工会的罪行、移民的危险以及打高尔夫球、道德和银行存款带来的乐趣”表示“愤慨”。但是，重新恢复了“拥护者俱乐部(Boosters club)最受欢迎者”的地位以后，他仍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陷阱。当看到他未来的生活将是多么悲哀时，他说：“他们把我打败了，我完蛋了!”他对他的儿子说：“我打算在退休时找个适合自己的事情来做。但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我一直想做的事情!”这番谈话试图把忏悔变成道德说教。“我不知道我每天除了活着还做成了什么。”他的声音越来越弱。“也许，你会继续这样的生活。”他这样说的时候似乎没有意识到“继续”这个词所隐含的让人不安的多种解释。

如同20年代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巴比特》也描述了一个还处于初始阶段的世纪，因而有很多想法还不够成熟，特别是不知如何对待人类对性行为的新态度和其文化所使用的新的操纵技巧。但是，有时这个世纪又似乎太陈旧了，人们无法带着信仰去期待些什么。刘易斯一方面采用了弗洛伊德的发现，另一方面采用了马克思的发现，把家庭和社会描述为使人们身不由己地被划分开来的机构，从而使家庭和社会受到公开的怀疑。巴比特想联合却又害怕联合，渴望亲密举动又逃避亲密举动，想冒险又不敢冒险。他渴望得要命又害怕得要死，总是犹豫不定，结果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小仙子”的梦在未进入他的意识之前就是陈词滥调，就像他对儿子抱有的希望在还没说出来以前就是陈词滥调一样。他想反叛他的社会，但又临阵退缩，接受了他的社会为他提供的保护，避免亲密举动和冒险行为带来的危险。他那模糊而顽固的不满和他那模糊而顽固的希望都成为推迟到下一代的生活标志，而不是当前的生活标志，尽管这种推迟可能意味着他将弃权，不再“继续”抵抗。

巴比特的故事是他自己的故事，但是他的故事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巴比特式的人物在美国英语中已经成为思想狭隘的中产阶级成员的代名词。他的故事时刻提醒人们，在堕落的威胁和崛起的希望之间保持平衡的中产阶级是多么焦虑、多么没有安全感。巴比特把所能接触到的一切——酒精和药物、少数民族聚居地和俱乐部、新的小玩意儿带来的感觉和权力与速度带来的兴奋、团结的空话和抵抗的空话、爱的空话和愤怒的空话——都用来控制使他内心充满矛盾的渴望。由于他想反抗的意志最终屈服于他想生存的意志，他开始放弃，开始延迟他的希望。

刘易斯清楚地表明，主宰20年代的人不是反叛者或反对者，而是商业和商人。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与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截然不同，但是柯立芝使一些国家要优先考虑的事项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众所周知，哈丁政府(1920—1923)在引人注目的腐败使它陷入丑闻之前任人唯亲——只任用“亲信”和“靠得住的人”。退伍军人局(Veterans Bureau)的局长查尔斯·R.福布斯(Charles R.Forbes)因为渎职被审问、定罪、入狱；亨利·多尔蒂(Henry Dougherty)的亲密伙伴、首席检察官杰西·史密斯(Jesse Smith)为避免同样的命运自杀身亡；哈丁的国外财产监护人托马斯·W.米勒(Thomas W.Miller)因为收受贿赂进了监狱；内政部长阿尔伯特·福尔(Albert Fall)因行贿受贿被罚款并被判入狱。1923年8月2日哈丁死于心脏病突发。也只有死亡才能使哈丁免受他的朋友们所遭受到的耻辱。相反，柯立芝在做哈丁的副总统和他自己执政期间(1923—1929)以禁欲主义和正直清廉闻名。但是，他也同哈丁一样深信国家的商业文明。他曾花了数年时间努力工作，边攒钱边巴结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等待时机。他抓住了哈丁突然死亡带给他的机会，这既是命中注定的，又是他自己奋斗得来的。

柯立芝宣称：“美国的使命是发展商业。建立一座工厂的人实际上就是建立了一座教堂……在那里工作的人就在那里祈祷。”威廉·爱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说，他对像安德鲁·麦伦(Andrew Mellon)这样的富人“真挚、由衷、极度地喜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像英国国教主教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wrence)一样，认为“虔诚与财富同在”。有钱的人就该有钱，贫穷的人活该受穷。如果金钱和权力是美德的外在象征——不管多么隐秘，如果贫穷和无能是懒惰的外在象征——不管如何掩饰，国家的重要事务都应该交给那些尊重财富的人，即使他们还没拥有财富。

柯立芝当权的时代比哈丁当权的时代更加繁荣，盛况空前。在他的领导下，国家一心想建立一个“商人的政府”和一个“商人文化”，而对别的事情几乎不感兴趣。比如，下面是爱德华·厄尔·普林顿(Edward Earl Purinton)所描述的世界，听来像巴比特或柯立芝的一个朋友：

最精彩的比赛是什么？商业。最可靠的科学是什么？商业。最真实的艺术是什么？商业。最完整的教育是什么？商业。最公平的机会是什么？商业。最纯净的慈善事业是什么？商业。最明智的宗教是什么？商业。

在一片繁荣的景象下，人们更加相信这种思想。20年代美国大部分地区还是以农业为主。南部仍旧非常贫穷，以致在大萧条年代居住在南部的人开始认为自己的贫穷程度领先于国家的其他地方。但是，在哈丁和柯立芝的领导下，新的生活模式——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富有且世俗——成功地席卷全国。有钱人和穷人之间、有房子的人和没房子的人之间的紧张状态仍然存在。但是，有钱人的权力和权威再加上日趋成熟的广告业，使他们宣传未来希望的技巧愈加娴熟，这些都削弱了20年代抗议的声音。1920年到1929年间，美国的人口从1亿646.6万增长到1亿2177万(增长了14.35％)，全国生产总值从730亿美元增长到1040亿美元(增长了42.5％)。但是，更惊人的是，在税收结构大幅度变化的刺激下，财富被大规模地重新分配。1920年，全国最富有的5％的人口控制着全国23.96％的财富；1929年，全国最富有的5％的人口控制着全国33.49％的财富，而他们缴纳的税款从他们收入的11.5％左右降到了3.5％。

随着挣钱和花钱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穷奢极欲”和“财富攀比”之风盛行。人们可以从种类日趋繁多的物品、商品和活动中自由选择，并且可以分期付款。不久，一种新的强调及时行乐的“消费者伦理”和“闲暇伦理”取代了强调工作、存钱和自律与自我约束的“工作伦理”。从而，柯立芝自己一直身体力行的自我约束的价值观逐渐失去了其影响力，不再是与成功和社会地位紧密相连的原则。人们开始接受凭一时冲动行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想法，认为这是一种“自然”而可取的实现自我的方法。在那个受到质疑的社会风气中，自我牺牲要比自我实现重要。而在这个正在出现的风气中，富裕的前景削弱了禁欲主义的权威力量，此时人们把坚持己见、自我实现甚至自我放纵确立为令人起敬的目标。迅速发展的广告业和整个一系列治疗机构迎合了这一观念即：某些人有资格成功，也有资格身心健康。这种转变的一个迹象是“个性”这个词很快流行起来，并由“迷人的”、“吸引人的”、“有吸引力的”、“有魔力的”、“让人愉快的”、“有魅力的”、“卓越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和“坚强的”这类形容词加以修饰。因为与“性格”这个词不同，“个性”不具备固有的价值。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被注意、被认定、被判断和被奖赏的。这个词既现代又人人可用，主要是为了展示个人。

国家正在变化的风气在《巴比特》中已经处于主导地位。林德夫妇在《美国的中产城镇》中对这些风气的几个方面做了调查研究，把仍受传统约束的独立的市民中正在消失的文化与相信功利个人主义的新型商业人才中正在兴起的文化做了对比。逐步在政治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商业资本主义和猛增的官僚政府机构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政府都成为“新美国”的有效工具。这些官僚政府机构逐步开始大范围地控制专业机构和社会团体，包括那些致力于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机构。如何控制国家丰富的资源以及给这种新的风气予以法律保障的任务是艰巨的。一种扩大控制范围的新型管理模式和新的职业作风随着官僚政治的出现产生了，从而对各行各业实施了更彻底的规范管理。新的销售技巧和广告技巧一开始主要应用在控制、刺激、制造和引导消费者对电影、杂志、书籍以及收音机、汽车、电器、浴缸、衣服、珠宝、化妆品和除臭剂等的“需要”上。

这种大规模的转变中暗含了一种分析模式，即用科学技术解释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使新世纪逐渐变成一个分析的时代。欧文·白壁德(Irving Babbitt)在《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1919)中写道：“功利主义者四处留下痕迹。”美国人依旧浮躁不安，总是在往前冲；从他们宣布他们不再有国王起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们也逐渐意识到科技的力量和科技赋予他们的力量。由于科学能够“影响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再加上科学的分析方法把各种现象加以归类，科学越来越具有权威，因为它确实起作用。海森堡指出，随着科学“从一种关系发展到另一种关系”，从一个场景应用到另一个场景，技术也一步一步朝前发展，同时通过留下“我们人类的形象”而改变了环境。科技通过扩大“人类的物质力量”加强了人类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但是，同时这也使人们更依赖科技，从而产生了新的问题。海森堡说：

以前，人类受到野生动物、疾病、饥饿、寒冷和其他自然力的威胁。在与自然力的斗争中，每一次技术的发展都标志着人类地位的巩固和人类的进步。在我们的时代，地球上居住的人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稠密。此时，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受限制，而人类的生存因此受到威胁。这些威胁首先来自其他人，那些人也坚持称地球的财产是他们的。在这种对峙中，技术的发展不再象征着进步。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在我们的时代，人类面对的只是他们自己这一说法在技术的年代是令人信服的。在以前的时代，人类把自己看做是与自然对立的。各种各样的生物栖息的自然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法则生存的王国，而人类得想办法使自己适应这个王国。相反，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被人类改变了的世界。因此，不管我们是在生活中使用机器、吃机器生产出来的食物，还是跨越被人类完全改变了的地貌，都会不可避免地碰到人类创造出来的装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遇到我们自己。

如果理解20年代的文化的一个秘诀在于要认识到人们在适应新技术和正在变化的风气时所遇到的困难，那么另一个秘诀在于要理解为什么当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欲望被压制在这个世界中时感到的是沮丧而不是喜悦。乔治·巴比特的世界是按照人类的标准制定的；他的世界是人类制造的，反映的是人类的欲望。对巴比特来说，自然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不管他是顺从地站在他的社会那无形的围墙之中还是站在围墙之外抵抗，他的世界都是陌生的。在这方面，他延伸了我们在嘉莉妹妹身上看到的某些特点；在他身上体现出嘉莉妹妹的好奇和空虚，体现出她的消极以及永无尽头的茫然的渴望，这使她过着一种间断性的生活，永远达不到目标。

虽然刘易斯的艺术趋于天然、不加修饰，但是巴比特的困惑却并不肤浅。他的经验互相矛盾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仍不完美，或是因为这个世界出乎意料地并不完美，而是因为他的世界中那些陈旧而熟悉的完全对立的特性——主体和客体、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身体和灵魂中的特性——已经莫名其妙地不再适用了。作为主体，巴比特与客体的世界融合在一起。看这个世界时，他看到了自己；看自己时，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此外，他在周围的人身上——好市民联盟和拥护者俱乐部的成员——和他自己矛盾的自我中看到了被遗忘的祖先曾经在自然界或在过去的敌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即那些充满敌意、敌对、部分被压抑或抑制的他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困惑既是自寻烦恼，又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现实。

巴比特的新美国的想法首先在东部取得了成功，然后轻而易举地蔓延到中西部地区。之后，随着贸易、旅游和交通的发展，它跨越了大平原，改变了到处都是流浪者的西部。20年代，连顽固抵抗的人也接受了新美国的想法，甚至在落后的南部，这种想法也盛行起来。从内战开始到一战结束这段时间里，教堂和家庭的权威性飞速减弱，而城市以同样的速度飞速发展，全国最成功的一些企业也飞速走向国内或国际市场——首先进军城市，这个目标比较容易达到，然后随着运河、铁路和电报的发展扩大了它们的覆盖面，紧接着进军城镇和乡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次被战时生产刺激的国家经济在走向史无前例的繁荣时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调整时期。化妆品和香烟、冰箱和陶瓷浴缸以及许多提供娱乐的小商品相继出现然后又相继消失。此外，一些被宣传可以永葆青春、有助健康、确保社交受欢迎(比如通过治愈口臭、改善肤色或消除体味儿)的调和剂充斥着市场。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债务国，而一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接下来的10年间，国家收入以及全国生产总值急剧上升，美国达到了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高的生活水平。1900年到1930年间，电话安装数量从140万上升到2020万，而汽车产量从4000辆猛增到480万辆。到1929年，美国占世界总产量的34.4％，而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合起来才占39.6％。

由于国民经济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因而产生了全世界的穷人根本无法理解的两种痴迷——对汽车、小器械、小装饰品和珠宝首饰这些新事物的迷恋以及对未来的迷恋。1909年，美国人购买了200万辆马车和8万辆汽车。1923年，他们购买了1万辆马车和400万辆汽车。不久，投机的狂热开始使商业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1923年，新的资本收益合计达到32亿美元，交易的股票达到2.36亿股。1927年，在国会帮助富人把地产税减少了一半并减少了他们的个人收入附加税之后，新的资产收益超过了100亿美元，而全部交易的股票达到了11.25亿股。看到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把发财梦作为开拓未来之路。

最终，文化变迁触及了每样事物。它使那些脱离实际生产劳动的漠然的生产商和股东们产生了冷漠、自满、傲慢的态度，同时也决定了那些参与实际劳动却与生产出来的物品相分离的工人们的态度。文化变迁通过不让消费者知道生产的人力成本并使他们对这种短暂的毫无个性的占有方式产生依赖感来触动他们。勒内·马里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在1925年写给他的波兰语翻译维特尔德·范·休勒维奇(Witold von Hulewicz)的信中指出，“一战完全干扰了”他创作《杜依诺哀歌》(Duino Elegies)。他1912年开始动笔，1914年重新开始写，1922年又接着写，这期间，他对《杜依诺哀歌》做了很大的改动。里尔克写道，“这一首首挽歌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正经历的这个脆弱而转瞬即逝的地球上所发生的“频繁的变化”。当人们没有多少财产且变化缓慢的时候，人类亲手制造的转变具有一种适度性；他们不仅创造出“精神上的激情，而且——谁晓得呢？——还创造出新的物质、金属元素、星云和星星”。里尔克说，现在，这种变化的本性被改变了。我们的祖先除了共同分享房屋、水井和教堂塔楼，以及包括书籍和衣服在内的私人财产外，还共同分享博爱与仁慈，这使他们成为希望和沉思的象征。他还说：“我们也许是知道这些事情的最后一代人”，因为现在“空洞、冷漠和虚假的东西正从美国”开始蔓延。

里尔克的怀旧情绪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发生了一些转变。但是，这种情绪有其空间性的含意。空洞、冷漠、无个性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美国的东西。当然，实际上他所描述的转变，即从一些人的“希望和沉思”中创造出来的真正的物品到大批量生产的毫无个性的物品的转变，源自欧洲，而非美国。前一种物品的制造者拥有这些物品，而后一种物品一旦生产出来就立即被别人占有。这种转变具有特别的“美国味”，仅仅是由于美国这个国家特别现代。1923年，肯尼斯·伯克在《名利场》(Vanity Fair)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奇迹，只不过是因为它是现代世界堕落和庸俗的最纯粹的集中体现。”

要判断美国与“现代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现代人与新型批量生产的物品之间的相互联系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活中受批量生产影响最大的地方与里尔克所痛惜的低级、粗俗的模仿和“空洞、冷漠的东西”没什么关系。对制造出这些东西的人和购买这些东西的人来说，这与工作、娱乐和爱情122有关，与生活的矛盾和生活的节奏有关。传统的工匠一次只做一个或两个物品，并且从头到尾独自完成。现代的工人通过重复被分割了的工作把物品组装起来。他们的目标是标准化——按照其最深层的逻辑，工人可以被替换，零件可以互换，制造出的产品一模一样。它梦想达到最高的效率，并渴望这一刻的到来。此时，批量生产对于工作产生的影响就像堑壕战对战争和死亡的影响一样：制造出千篇一律的东西而使之毫无意义。

对消费者来说，与批量生产同步进行的批量购买也把一切都改变了——从衣服和房子到旅游和交通、再到消遣娱乐和假期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又一个“产业”经历了“革命”，接着这些革命又给时尚和品位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心理上的变化。想要看到新技术和新产品取代旧方式和旧产品的需要触及了一切事物，包括文学、音乐和美术。传统曾经在文学、音乐和美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年代每次先驱运动的典型特点不是淘汰以前的某种技术、体裁或理论，就是使之“落伍”。总而言之，现代社会重视决定其存亡的东西——不是永恒，而是变化。它赋予“新的”或“新流行的”东西以特权。它信赖“新”东西所显示出的心照不宣的征兆——即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持久。

20年代的人——普通老百姓以及沉思的青年——感受到了现代对暂时性的痴迷所带来的影响，而许多人都强烈缺乏安全感。与巴比特一样，他们也觉得生活得更加忙乱、更加迷惑，好像时间在遗弃他们最新的小玩意儿之前就会抛弃他们似的。伊迪丝·沃顿在《回顾》中说她写《纯真年代》(1920)是一种“暂时的逃避，是回到……那个已经消失了很久的美国的儿时的记忆中去”。她指的是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在《法国方式及其意义》(French Ways and Their Meaning， 1919)中，她把1914年以后的世界描绘成“一个着火的房子”，房客衣冠不整地站在楼梯上，房门大开，暴露出里面的家具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在沃顿的印象中，这个世界匆匆忙忙走向毁灭，而这个世界的居民就像房客一样，是来回换地方的暂住居民。她抓住了嘉莉妹妹、黛西·布坎南(Daisy Buchanan)和汤姆·布坎南(Tom Buchanan)身上都具有的现代人的感觉：他们买了大房子又卖掉，租住公寓或租住宾馆的套房，因为这遵循了一战后出现的被沃顿称之为“喧闹而断裂的世界”的逻辑。在这样的世界里，重要的是要不断占有新东西，越多越好，但是如果必要的话，只改变这些东西的排列就好了。人们对此做出的一个反应就是要暴露出这种富裕的状态下情感上的匮乏，这一点似乎在刘易斯的作品中比在沃顿的作品中表现得更多些。第二个反应是谴责那些无教养的“入侵种族”，因为他们取代了那些正统的子孙——世界上“正在消失的公民”，这一点与里尔克信中所述和沃顿在《乡土风俗》中所描写的很接近；或者就像沃顿在《回顾》中那样，为粗俗的移民正在玷污迄今为止仍未被关注的南美洲英语的“纯洁”而哀悼。第三个反应是研究或颂扬传统仍旧占有重要地位的失落的世界，这一点与凯瑟的《大主教之死》中所反映的很接近。第四个反应是通过对准那些不健全的甚至像鬼一样的人来直面这个不连贯的世界。那些人在虚弱的人生中浑噩度日，说话像巴比特一样，混杂着古文、牵强附会的俚语以及空洞的口号。

第三章 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带来的危险，或20年代的偏执倾向是如何形成的

随着20年代不断在挽救旧传统和接受新事物之间左右摇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件——包括三K党的崛起，对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进行的旷日持久、具有很大分歧的审判(1920—1927)，以及1924年《民族起源法》(National Origins Act)的通过——暴露出的矛盾使这个时代有一种偏执的倾向。在1919年的黑袜丑闻(Black Sox scandal)中，赌徒的贪婪和芝加哥白袜棒球队(Chicago White Sox)的所有者查尔斯·A.考米恩斯奇(Charles A.Cominskey)的贪婪与球员的愤怒参杂在一起，玷污了作为“国家娱乐”的棒球运动，并摧毁了既无辜又有罪的球员们的事业。胡佛(Hoover)的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A.Mitchell Palmer)曾经是虔诚的贵格会(Quaker)教徒，战前是进步党党员。后来，他带头推进战后的狂热情绪，指责新移民把国家推向了“内部革命”的边缘。在这场运动中，帕尔默吸引了一群令人反感的支持者，包括贪婪的本土主义者、复活的正统派基督教徒和名声显赫的高官。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馆长、出身高贵的纽约人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在《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1916)中写道：“北欧日耳曼种族必须与危险的外国种族斗争。”其他一些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包括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麻省理工学院院长F.A.沃克(F.A.Walker)、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W.伯吉斯(John W.Burgess)教授和哈佛大学的N.S.夏勒(N.S.Shaler)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举止随意的哈里姆·韦斯利·埃文斯(Hiram Wesley Evans)在战争过后不久写道：“不管外国人怎么改变，不管他表面上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也不管他多么信誓旦旦，外国人始终是外国人。”在“天性、性格、想法和兴趣上……——以及他们的灵魂上——外国人对美国来说就是外国人，这一点不容动摇。”这种恐惧在帕尔默这些人的夸大下迅速蔓延。1919年的红色恐惧(Red Scare)和1919年到1920年以胡佛的司法部长命名的帕尔默搜捕行动对那些构成威胁的“可怕的外国人”展开了大规模的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行动，包括不断蔓延的骚扰、不正当的逮捕和不合法的驱逐出境。帕尔默说：“他们这些入侵美国的异族人数将很快超过我们。”“他们狡猾奸诈的眼神里透出贪婪、残忍、疯狂和罪恶，从他们不对称的面部、歪斜的眉毛和畸形的身材就可以看出他们显然是要犯罪的人。”众议院移民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Immigration)主席、国会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Albert Johnson)说，“一股外来血液”削弱了我们“维护那些珍贵习俗”的力量。

帕尔默、埃文斯、格兰特这样的人和罗斯洛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的《有色人种挑战白色人种至高无上权力的趋势》(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Supremacy， 1924)以及沙恩·莱斯利(Shane Leslie)的《凯尔特人与战争》(The Celt and the War， 1917)(菲茨杰拉德曾在1917年5月的《拿骚文学杂志》上评论过这部作品)使一些忧国忧民的市民感到惊慌，他们开始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意见。1920年，这群人聚集了起来，包括海伦·凯勒(Helen Keller)、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和简·亚当斯这样的改革者，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哈利·沃德(Harry Ward)这样的伦理学家，简妮特·兰金(Jeanette Rankin)这样的和平主义者，邓肯·麦克唐纳(Duncan MacDonald)和朱丽叶·奥康纳(Julia OConnor)这样的工人领袖，他们组成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但是，就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慢慢壮大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涌入了三K党。三K党是一帮围着白巾的黑夜骑士，一心要消灭埃文斯所说的“各种激进主义、世界主义和外侨身份”。1919年到1925年间，三K党的成员从5000人上升到500万人。

在众多因为不是美国本土出生、不是白人、不是基督徒、不是新教徒而被嘲笑、被恐吓的“美国人”中，尼古拉·萨科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两个人最出名。1920年5月，萨科和万泽蒂被逮捕，并被指控在马萨诸塞州南布伦特里的一家鞋厂抢劫时谋杀了一个出纳员和一个保安。此后，他们二人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审问、审讯和上诉过程。到1927年8月23日他们最终被处死时，他们已经成为国家的象征——对一些人来说，他们象征着意图挑起“内部革命”的阴险狡猾的外国人所带来的威胁；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象征着一个决心要迫害并控制那些威胁统治阶级的人的社会所带来的威胁。

萨科和万泽蒂——用万泽蒂的话说，一个是“好鞋匠”，另一个是“穷鱼贩”——都是意大利移民，都是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两人走到一起还要追溯到爱玛·戈德曼在《大地》中所描述的抒情年代和比尔·海伍德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的建立，同时还因为两人在意大利做农民时都对政府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逃往墨西哥，期待着有一天意大利能够最终摆脱政府的残暴统治。返回马萨诸塞州后，因为意大利未能收回主权，他们的愿望破灭了。于是他们加入了其他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移民，计划并实施了示威运动和轰炸活动，想以此坚持那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既创造一个摆脱政府的世界，这被他们称为“美好的想法”。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南布伦特里的抢劫谋杀案不是他们干的；他们当然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韦伯斯特·泰尔(Webster Thayer)当时是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他同其他政府官员一起精心策划了违反宪法保障权利的行为——扣留证据，勾结地方检察官弗雷德里克·G.卡兹曼(Frederick G.Katzmann)，利用两人的“外国血统”、蹩脚的英语、反战立场和不受欢迎的社会哲学——以便煽起一场被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描述为充满“政治热情和爱国情绪”的暴乱。到1927年萨科和万泽蒂最终被处死时，大多数和他们一样抱有“美好的想法”的美国籍意大利人或被驱逐出境，或被关进监狱，或被迫害至死。他们是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包括司法部长帕尔默、法官泰尔(在萨科和万泽蒂还在接受审讯期间，他就私下里把他们叫做无政府主义的杂种)、马萨诸塞州州长兼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兹曼以及马萨诸塞州许多最尊贵的古老家族的成员——发起的这场令人畏惧的运动的受害者。看到这样的奇观，埃德蒙·威尔逊下结论说：“这场运动几乎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疑问。”

这场运动的另一个结果是改革者分裂成了一个个很难起作用的小群体。激进的改革者如果联合在一起的话还能保存一股边缘力量；一旦分裂，就几乎没什么力量了。在一段时期内，萨科—万泽蒂案件——美国历史上此类案件中最出名的一起——几乎促使改革者、作家、艺术家和战前主张给予妇女选举权的人联合起来，形成一股一致的力量。国外，深感同情的工人在里昂发生暴乱，在伦敦游行示威，在卡萨布兰卡烧毁了美国国旗。国内，迈克·高尔德试图以萨科和万泽蒂为中心开展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在1927年10月的《新群众》杂志上对读者说，成为那场斗争的牺牲者是个“美好的结局”，“对无数的渔民、廉价苦力、农民、矿工、炼钢工人……因战争而落下残疾的人、被囚禁的妓女、犯人、黑人奴隶、诗人、爱因斯坦、巴比塞(Barbusse)、强壮的水手和做裁缝的犹太人来说是个传奇”。

但是，对萨科和万泽蒂进行审判并处以死刑不仅仅引发了一些运动，还创造出了艺术，而现在这些运动和这些艺术大都没有被遗忘。在执行死刑的那个晚上，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Vincent Millay)、劳拉·瑞吉(Lola Ridge)、约翰·多斯·帕索斯和鲍尔斯·海普顾德(Powers Hapgood)加入了混杂着其他作家、艺术家、工人和同情者的一群人中，在查尔斯顿监狱守夜。后来，考利、多斯·帕索斯、巴贝特·多伊奇(Babette Deutsch)和维特·宾纳(Witter Bynner)为此写了几首诗；米莱创作了那首关于这个案件最著名的诗歌《马萨诸塞州没有正义》(“Justice Denied in Massachusetts”)和一篇感人的诗体散文《恐惧》(“Fear”)；厄普顿·辛克莱写了《波士顿》(Boston， 1928)一书，详细记录了这一史实；马克斯威尔·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与哈罗德·希克森(Harold Hickerson)合著了戏剧《闪电之神》(Gods of the Lightning， 1928)，安德森自己还写了一部戏剧《冬景》(Winterset， 1935)。

1929年5月，高尔德根据万泽蒂的公众演讲和信件在《新群众》上发表《一个工人的告白》，其中包括万泽蒂在1927年4月末接受北美新闻联盟(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的记者菲利普·D.斯特朗(Philip D.Strong)采访时说的一段著名的话：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也许会这样过完我的一生：站在街头跟那些嘲笑别人的人聊天。我死的时候也许是个失败者，没人注意也没人知道。现在我不是一个失败者。这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胜利。我们的一生都不可能希冀做这样一件以宽容、正义和人类相互理解为目标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却因为一个意外而做成了。

我们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努力都毫无意义!但是剥夺我们的生命——一个好鞋匠和一个穷鱼贩的生命——却意义重大!最后的时刻属于我们——那临死前的痛苦是我们的胜利。

在对萨科和万泽蒂执行死刑后不久，多斯·帕索斯就开始写《美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北纬四十二度》(The 42nd Parallel， 1930)。《美国》三部曲是他对美国从世纪之交到20世纪30年代这段历史的一个全景描述。在第二部《一九一九年》(1932)中，他继续延展他的记述，而在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赚大钱》(1936)中，他使这部鸿篇巨制形成了一个圆，通过一个叫玛丽·弗伦奇(Mary French)的人物又回到了鞋匠和鱼贩的故事。玛丽·弗伦奇在那两个牺牲者被处死刑的监狱参加了守夜。在《赚大钱》中的一个“摄影机眼”的情节中，当多斯·帕索斯看到他的国家分裂成两个矛盾的阵营时，他似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们在大街上用棍棒把我们赶开他们更强大他们很富有他们不停地雇佣和解雇政客报纸编辑老法官有名望的小个子男人大学校长拉票的小政客(听着你们这些商人大学校长法官们美国不会忘记背叛她的人)……

好吧你们赢了你们今晚要杀害我们勇敢的朋友……

我们的祖国美国已经被那些对我们的语言研究得非常透彻从我们祖先那里继承了斯文的话语却把它们糟蹋得污秽不堪的陌生人打败了……

我们无疑是两个国家的国民

多斯·帕索斯的这段话写的是20年代，而不是30年代，但是是在30年代写的。在20年代，改革者士气低落、四分五裂，因此任何事情，甚至连萨科和万泽蒂的审判和死刑，都无法使他们团结起来。

1919年，国会不顾威尔逊的反对通过了《沃尔斯泰德法》(Volstead Act)，继续执行战时的禁酒令(Prohibition)。此时，这个国家不知不觉地分裂为不同的几派。禁酒令加剧了“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与基督教新教徒之间的紧张状态，还使执法官员与许多突然无意间变成了违法者的市民敌对起来。这些市民在乡下把酿制私酒与老式的自力更生的想法联系起来，而在城里把贩卖私酒当做是发财致富的新方法。不久，酒厂、贩卖私酒的商贩和贩卖私酒的酒店就开始投入大量的金钱进行有组织的犯罪，而结成团伙的流氓就在乡村公路和城市街道上公开挑衅，看谁敢管这种不正当的赢利。在华盛顿，300个有许可证的酒店给700个贩卖私酒的酒馆开绿灯，而这700个贩卖私酒的酒馆由4000个贩卖私酒的商贩供应。随着数百万的美国人，包括那些定期去做礼拜的人，开始违法，波士顿有4000多个贩卖私酒的酒馆，底特律有两万多个。在芝加哥，“刀疤脸”艾尔·卡波尼(Al Capone)率领着一支拥有6000万美元的王国和一支将近1000多人组成的大军。这里，破不了案的谋杀案司空见惯：1926年和1927年，130起街头屠杀案件不了了之。此外，还出现了很多劣质酒使人致残或把人毒死的情况。看到这样的景象，E.B.怀特(E.B.White)建议政府应该使贩卖私酒的酒馆国有化，这样可以给市民提供“标准统一的高质量的酒”，同时为国会提供足够的金钱来执行禁酒令。

当然，禁酒令的初衷是想通过保证人们“永远注意自己的道德品行”(借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卡洛威的话)发动另一场保护世界安全的圣战。禁酒运动的领导者沉浸在激烈的讨论中，把“酒这个恶魔”同性病和遗传病以及犯罪活动和淫乱等各种糟糕的事情联系起来。而听众认为犯罪活动和淫乱是阴险的外国人造成的。但是，胜利过后却是更大的失败，禁酒令并没有加强道德约束，却使违法行为增多了。

禁酒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民族不知该如何应付迅速变化的规则。像家庭和教堂这样的地方机构一度觉得它们可以不通过联邦政府的帮助来确保道德约束，但禁酒令的实施标志着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此外，禁酒令还向人们说明变化的力量能够有效地使过去的政党所取得的胜利走向尽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仅仅是1919年又一个新事物的胜利。就像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阐明的，禁酒令实际上是鼓励人们采取新的形式违法和采取新的方法快速致富。多斯·帕索斯在《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1921)中写道：“当年轻的小伙子们匆匆脱下军装……准备加入任何骚乱或任何新鲜事物时”，一股股能量似乎“在四处爆发”。老兵们花他们的“退伍军人遣散费”就像平民百姓花他们从“自由”债券中获得的利润一样：他们要发起一场破纪录的狂欢，他们要疯狂购物。1919年标志着从政治上的改革(现在成了“妙策”)到政治上的卖弄(现在成为“常态”)的转变，从残余的一点纯真到新出现的恐惧与偏见的转变。此外，广告业处于主导地位，逐步控制和刺激了人们的欲望，这使很多人在1919年受到了冲击，包括多斯·帕索斯。多斯·帕索斯在《美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就返回到1919年。所有这一切带来的浮躁和疯狂的氛围改变了20年代的生活。菲茨杰拉德说这是“不正常的，就像繁荣本身不正常一样”——这一评论再次提醒我们“生活”和“艺术”是多么密不可分。

随着国家几乎在一瞬间从哈丁统治期间的丑闻过渡到柯立芝统治期间的过火行为，考利在《流亡者的回归》(1934)中写道，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觉得自己“像身处商业化世界里的外国人”。沃尔特·李普曼说：“他们焦虑不安、愤愤不平，在22岁时就厌倦了这个世界。”有些人躲到了孟斐斯、新奥尔良、芝加哥或纽约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另一些人一存够了买船票的钱就效仿詹姆斯、沃顿、斯泰因、艾略特、H.D.和庞德离开美国前往欧洲。还有一些人出现在大西洋两岸挥霍放纵的聚会上，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菲茨杰拉德了。甚至那些成功人士往往也决心支持那些对被李普曼称之为“新资本主义的普遍繁荣”和被多斯·帕索斯称为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安德鲁·麦伦的“劣质文化”说“不”的作家。这个时代几个典型的事例中，人们最喜爱的是发生在1912年11月27日的故事——一个名叫“工作迷”舍伍德·安德森的36岁的男人离开他在俄亥俄州伊利里亚城(Elyria)的油漆厂前往芝加哥，为了“献身艺术”抛弃了成功的生意和中产阶级家庭。安德森在写给他的弟弟卡尔的信中说：“我几乎不晓得除了反抗成功我还能教别人些什么。”

安德森处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这一漫长的转变最终快要完成的时刻。他把真实与真诚作为设想自己是艺术家的两个支柱。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转变可以成为别人效仿的榜样时，他整理了自己的一部分经历，并把另一些改编成了戏剧。他放弃从商实际上是在他被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所困扰之后做出的决定；到了芝加哥后，为了生存他开始写广告文字。但是，他需要的生活模式就在那里，而这种模式使他成为典型的脆弱但适应能力很强的市民。他重视艺术感受力，而他不朽的灵魂足以使他避免只满足于成功那种有缺陷的命运。

安德森在他写的信中、他讲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中和他写的自传体小说中——《讲故事的人的故事》(A Story-Tellers Story， 1928)、《中西部的童年》(Tar：AMidwest Childhood， 1926)和他死后出版的《舍伍德·安德森回忆录》(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1942)——调整了生活中的事实以适应他的自我定位，从而把回忆和愿望结合在一起。他的自传式叙述与像《巴比特》这样的小说有些类似，主人公想尽力逃避现实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此外，他的自传式叙述还与佐纳·盖尔(Zona Gale)的《生命的序言》(Preface to a Life， 1926)这类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生命的序言》主要描写了一个商人发现他所渴望的一切——成功、家庭、羡慕他的朋友——都是虚无缥缈的。之后，他逃离了这一切，躲进了“一些真实的事情中”。这些相似之处有助于我们理解安德森为了启发同时代的人所塑造的小说人物与他自己是多么接近，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他更深层次的主题不仅是个人和文学上的主题，还是社会的主题，并具有说教意义。他那逃避现实的故事不仅仅说明“反抗成功”的价值，还把艺术描述为一种抵抗行动。这个行动即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又要接受别人的想法，因此成为一个充满爱的行动，“迫使我们摆脱自己的生活、关心他人的生活”。安德森在生命快结束的时候说：“最终，真正的作家将是一个博爱仁慈的人。”

安德森巨大的转变在他出版的第一本小说《温迪·麦克弗森之子》(Windy McPhersons Son， 1916)中就已体现出来。书中，他根据自己对这个商业世界的幻灭改写了他对父亲的回忆。他的第二本小说《前进中的人们》(Marching Men， 1917)颂扬了产业工人在转向令人不安的极权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兄弟般的情谊。在《俄亥俄州的温斯堡》(Winesburg， Ohio，1919)中，他转而开始写他的亲身经历：在中西部小城镇孤独而乏味的生活。温斯堡虽然不大，但不再是个具有很多相同特性的团体。小镇里的人按照竞争中的利益划分为几派，而不是依据共同的目标结合在一起；他们没什么骄傲的事情可回顾的，也没什么可期待的。那种陷入了文化荒漠、孤立无援的感觉困扰着他们，甚至使他们丧失了战斗力。他们认为自己是被他们的缔造者凑到一起的“怪物”，这是他们唯一达成的共识。

在文体上，安德森要感谢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的一生》(1909)。提起斯泰因，他说：“她把文字用一种新奇、优美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她用词简单，尝试不同形式的重复和并列。这对安德森在摸索如何表达书中不善言辞的人物那缩手缩脚的生活有很大助益。与其说他所记录下来的这些突破性的进展是属于他描写的人物的，不如说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描写的大多数人物，包括温·比德尔鲍姆(Wing Biddlebaum)，在努力克服不专一的情感和被严禁的欲望时，以及在努力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时，都被禁锢在对失败的胆怯中。他们主要通过干巴巴的言语、尴尬的沉默和不由自主的手势来表达自己，建立与他人的联系。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像乔治·威拉德(George Willard)一样鼓足勇气逃脱现实的年轻人身上。

形式上，《俄亥俄州的温斯堡》体现出伊万·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猎人笔记》(ASportsmans Sketches， 1852)、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和埃德加·李·马斯特斯的《斯蓬河诗集》(Spoon River Anthology， 1915)对他的影响。安德森采用了拼贴方式进行不连贯的叙述。他叙述的几个故事和描写的人物(比如《俄亥俄州的温斯堡》中的故事和人物)本身的框架比较小；但是，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安德森的《怪人志异》(Book of the Grotesque)中更大的框架。随着故事的发展，《怪人志异》并非简单地把各个部分拼合起来。安德森不连贯的叙述具有跳跃性，因而他可以省略一些事情，也可以回避一些事情——就像后来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 1924)、让·图默(Jean Toomer)在《甘蔗》(Cane， 1932)和威廉·福克纳在《下去吧，摩西》(1924)中所做的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方式简化了他的工作。另外，安德森采用这种方式之后，多斯·帕索斯的《美国》在不同范围内通篇采用了更大幅度的跳跃和移位，同时还采用了散插和拼贴的手法。

然而，安德森采用不连贯的叙述方式主要是为了深化孤立与隔绝的主题。他的作品充满了被压制的需求、无法实现的欲望、失败的交际和畸形的生活。他笔下的人物不仅与他人隔绝，而且与自身以及自己的身体发生冲突。比如安德森通过《双手》(Hands)描绘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温·比德尔鲍姆。故事中，双手似乎过着自己的生活。就像许多安德森的故事描述的那样，《双手》这个故事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好像被截肢了一样。使故事残缺不全的散插原则与整体原则相对，而整体原则对《俄亥俄州的温斯堡》最终成为一个小镇的完整的故事是非常必要的。安德森突出了这两种原则的相持状态，同时为读者创造出更重要的角色。在开始进行连贯叙述以保持连续性之前，他把乔治·威拉德的故事置于突出的地位，并使他的故事相互关联，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断断续续的共时感。但是，他还强调读者的作用，把找到连续性的大部分工作留给了读者去完成。亨利·詹姆斯发现各种联系无处不在，他坚持认为艺术家的任务就是使这些联系看起来无处不在。在安德森的世界里——隔绝的目标、摇摆不定的生活，滞后的文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陷于危险之中。他笔下的一个人物在构思一个最终没有发表的演讲时说：“不要紧。我告诉他的一切都已成为谎言。”读者在按自己的理解把《俄亥俄州的温斯堡》作为一个对小镇的叙述来解读时，必须辨认这些联系，完成交际的任务，并从尴尬的沉默和干巴巴的话语所提供的暗示中找出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者成为另一个艺术家，扮演着情人的角色，或者至少是一个媒人或治疗师，从而分享安德森作为一个作家为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角色。

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安德森既是一个有缺陷的作家(他在晚年时说：“虽然我很自负，但是我知道我不过是个小人物。”)，又是一股主流力量(威廉·福克纳说：“他是我们这代美国作家的先驱，是美国写作传统的先驱，后继者将继续遵循这种传统。”)，两种命运兼而有之。这种矛盾源于他的出生地。在纽约逐步取代波士顿成为美国的文化中心的那几年，文学创作的中心也在转移。对许多评论家、读者和大多数出版社来说，东部仍旧是大本营。但是许多重要的作家都来自地方，来自南部，特别是来自中东部地区。比如：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和珍妮特·弗兰纳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多萝西·坎菲尔德·费希尔来自堪萨斯州的劳伦斯，佐纳·盖尔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波蒂奇县，约瑟芬·赫伯斯特(Josephine Herbst)来自爱荷华州的苏城，哈里特·门罗(Harriet Monroe)和约翰·多斯·帕索斯来自芝加哥，菲茨杰拉德来自圣保罗，海明威来自离芝加哥很近的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Oak Park)，刘易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索克森特(Sauk Center)，鲁斯·萨考(Ruth Suckow)来自依阿华州的豪沃登(Howarden)，兰斯顿·休斯来自密苏里州的乔普林(Joplin)。不久，甚至连范·威克·布鲁克斯(身为史学工作者，他把新英格兰文学描述为“美国文学”)都确信“美国的中心在西部”，而来自俄亥俄州卡姆登市(Camden)的舍伍德·安德森“是西部的精髓”。

安德森在《俄亥俄州的温斯堡》中开创了西部精髓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孩子们青涩而充满嫉妒的性生活和压抑的成年人令人同情但却荒唐可笑的性生活中所反映出的人类平常的本性，然后把这种精髓传给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和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等作家。安德森继承了弗洛伊德伟大著作中的思想，这与他对现代世界的孤独所做的研究有关。现代世界的孤独通过20世纪的城镇所表现出的社会和文化的荒漠以及人们精神上的空虚显示出来。被孤立的感觉击垮了他笔下的人物。这既是社会的孤立，也是心理上的孤立。同时，这种感觉有其经济根源，也与性爱的发展有关。他描写的人物想接触别人的生活，探索另外的世界，因为他们渴望拥有一种目的感和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的感觉。对安德森来说，所有行为，甚至倾听或倾诉的尝试，实际上都是在回顾。人们希冀着重新建立与失落的自我之间以及与失落的集体之间的纽带。

第四章 富足年代的除魅、逃避和职业化的崛起

一些乘船前往法国或者回国融入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作家和艺术家阅读了亨利·米尔热(Henri Murger)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情景》(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éme)，认为自己是波希米亚艺术家。另一些人以福楼拜为榜样，渴望像波希米亚人一样对“那种无以言表的让人筋疲力尽的生活有一种出奇的狂热”。比如，约瑟夫·赫格希默就非常赞赏福楼拜的告诫，以致埃德蒙·威尔逊曾评论说，赫格希默的作品精心雕琢，一如“德莱塞的作品自然平实”。还有一些人从一个地方漂流到另一个地方，不断尝试新的写作方式，或者像巴比特一样出于困惑或只是出于好奇而在波希米亚人聚居地搬进搬出。他们缺乏政治上的敏锐，因此他们的不满有时似乎肤浅。甚至那些抛弃了财产轻装上路的人中也很少有人认真严肃地献身政治改革。像布鲁克斯、考利和威尔逊这样的文化批评家认为自己是“作家”，而不是学术评论家。在20年代，他们大都着眼于当前，只对他们笔下的文学场景感兴趣。而一旦面对过去，他们就开始寻找那些描写这代人无处容身的作家。在他们看来，“可用的历史”就是对想延续文化的作家来说有用的历史。他们团结在一起，除了因为他们都抛弃了旧的约束，美化了放纵的生活——随便发生性关系、酗酒以及参加奢靡的宴会——还因为他们的处境相同，奋斗的目标也相同。他们都觉得这世界只剩下他们独自“在一片虚无中”不断尝试。

另外，他们是追逐名利的年轻的职业作家。虽然安德森的故事表现了一般意义上的成功的缺陷和社会对艺术的敌对，或者更概括地说社会对人类精神需要的敌对，但是安德森“反抗成功”的举动是建立在他努力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抱负之上的。千古留名是他们共同的目标。“我要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你不是吗？”一个年轻的菲茨杰拉德对一个年轻的威尔逊说。获得认可和获得金钱是另一些人的目标。我们记得的几个作家，比如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以及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等几乎被我们遗忘的作家，在30岁前就已经声名显赫。而其中一些作家靠写作挣了大钱。即使那些名气或财富略逊一筹的作家也大都能够靠和写作有关的工作维持生计，而不用花费精力另谋生路。

他们在伦敦、巴黎或纽约、芝加哥、孟菲斯、新奥尔良为杂志社、出版社或书店工作；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卖给报纸或杂志，而像《日晷》这样的一些杂志每年提供数目可观的奖金。一些“小杂志”只维持了几年。还有一些杂志开始时来势汹汹，但最终不得不缩小规模。但是，即使那些昙花一现的杂志——比如《两面派》(Double Dealer)、《扫帚》(Broom)、《过渡》(Transition)、《火》(Fire)、《哈莱姆》(Harlem)和《信使》(The Messenger)——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在名家林立的实验性作品中出版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作品，而且还付给校订这些作品的作家一定的工资，并帮助这个国家最富冒险精神的读者(包括那些崭露头角的作家)提高品位和读书的技巧。

与那些昙花一现的杂志不同，《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一直办得很红火。20年代，这本杂志的发行量达到平均每周250万册，获得了高额广告酬金，并支付了高额出版费用——每个故事6000美元或每部连载小说6万美元。到1928年，《星期六晚邮报》每期大都超过了200页，其中有一半左右的篇幅用来做广告。《星期六晚邮报》不做酒和香烟的广告，但乐意做汽车和家用产品的广告，比如吸尘器、管道设备、收音机、缝纫机、电冰箱和厨房电器的广告。与《星期六晚邮报》一样，《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也宣传并得益于国家的富裕状况和消费主义。林德夫妇在1924年对印第安纳州的曼西(Muncie)做调查时发现，《星期六晚邮报》和《妇女家庭杂志》的总发行量是《哈珀氏》(Harpers)和《大西洋月刊》(Atlantic)的60倍。《星期六晚邮报》的口号(“有节制地生活”和“平和的心态”)和《妇女家庭杂志》主要关心的事情(做家务的效率和市民美德)都与两个明显的主题相互作用，即富人的内幕新闻和如何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的建议。《星期六晚邮报》所颂扬的东西——商人和工程师是财富的创造者和新世界的塑造者——《妇女家庭杂志》都赞同；而《妇女家庭杂志》所颂扬的东西——迷人而有教养的妇女是社会的公仆和美德的守护者——《星期六晚邮报》也都赞同。此外，两本杂志都直白或含蓄地提供“免费”建议，涉及一系列主题。这些主题突出体现在亨利·劳伦特(Henri Laurent)的《如何塑造个性》(Personality：How to Build It， 1916)一书中，包括：如何具备积极进取的态度和独创性的精神且不失去“别人的尊重”，如何扩大交际面，如何在挣钱和花钱的时候保持派头。简而言之，这两本杂志通过迎合读者的心态(即：读者对任何事情，从道德标准、社会风气到卫生和举止都越来越依赖陌生人的建议)，给成功的男人或成功的女人下了一个定义。在广告中，他们开始大规模运用流动的、非直线式的、非写实的技巧，而这些技巧也开始在小说中盛行起来。1915年，瓦切尔·林赛在《电影艺术》(The Art of Motion Pictures)一书中言道：美国的文明让人“日益难懂”。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以及电影艺术与正在发生的变化有关，也与刚刚起步但飞速发展的广告业有关。

广告经理欧内斯特·埃尔默·卡尔金斯(Ernest Elmo Calkins)说：“现代主义为不可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机会，与其说它推销的是一辆汽车，不如说推销的是速度；与其说推销的是一件袍子，不如说推销的是一种风格；与其说推销的是一个袖珍产品，不如说推销的是一种美。”在一整套丛书系列——包括《赋予你更大的力量》(More Power to You)、《美好的旧世界》(Its a Good Old World)、《我们能相信什么？》(What Can a Man Believe？)、《蒸蒸日上》(Onthe Up and Up)，特别是《无人知晓之人》(The Man Nobody Knows)(这部非比寻常的畅销书把耶稣描述为“现代商业的创始人”)——中，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用广告向消费主义和自我实现相结合的文化施加了压力。然而，广告作为推销产品的工具，是要把文字和概念与具体的或明确的实物分开。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把它描述为“指涉物的衰亡”。

《行为主义》(Behaviorism， 1924)的作者约翰·B.华生(John B.Watson)曾经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由于一件与他的研究生有关的丑闻，他被迫辞职，进入了当时颇有实力的大广告公司智威汤逊公司(J.Walter Thompson Company)的管理阶层。处于初期的广告业随之显示出它的实力、它的复杂性和它的机会性。华生认为“意识”是一个模糊的抽象概念。他相信可触知的刺激和可测量的反应，即“那些观测事实”。如果正确研究这些刺激和反应就可以“预测和控制人们的行为”。广告业使他在行为心理学领域做了20年的基础研究，涉及了“与市场、销售技巧、公众抵制、各种吸引力等有关的”诸多问题。

20年代的流行文化——《星期六晚邮报》和《妇女家庭杂志》中刊登的故事和广告、吸引众多观众的大牌体育项目、收音机广播、电影——转移了竞争方向，从而对严肃文学提出了挑战。但是，流行文化也给职业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在1915年成立，伯尼和利夫怀特出版社(Boni&Liveright)在1917年成立，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Harcourt， Brace)在1919年成立，之后，维京出版公司(Viking)和蓝登书屋(Random House)相继在1925年和1926年成立。同在1926年，每月一书俱乐部(the Book of the Month Club)和文学学会(the Literary Guild)读书俱乐部建成。广告不仅操纵了购买者，还吸引了读者，并有助于培训读者。一些大牌体育项目把杰克·邓普西(Jack Dempsey)、贝比·鲁斯(Babe Ruth)、比尔·蒂尔登(Bill Tilden)、博比·琼斯(Bobby Jones)和雷德·格兰奇(Red Grange)塑造成了英雄，而电影制造出了一系列偶像：《男人与女人》(Male and Female)中的葛洛丽亚·史璜森(Gloria Swanson)，《佐罗的标记》(The Mark of Zorro)中的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肉体与魔鬼》(Flesh and the Devil)中的约翰·吉伯特(John Gilbert)和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酋长的儿子》(The Son of the Sheik)中的鲁道夫·范伦铁诺(Rudolph Valentino)。另外，所有这些——收音机广播、体育竞赛和电影——使美国人的情绪沉浸在故事和连续广播剧中。这些故事和广播剧依稀可辨开头、中间部分和结尾，但是却大规模地运用了跳跃转移的手法和模糊、拼接的意象，以宣扬瞬间成为明星是获得名利的一种真正的现代方法。

1922年，有4000万人买票看电影；到了1930年，平均每周有一亿人买票看电影，使电影院成为格伦韦·韦斯科特(Glenway Wescott)所说的“城市里想象力的教堂”。瞬间成为明星的新梦想——被签约、改名然后摇身一变成为明星——开始挑战过去那种通过努力工作和攒钱来发财致富的梦想。明星梦就像战争和疾病一样席卷全国，让我们回想起邦特莱因的野牛比尔和德莱塞的嘉莉·马丹达的事业。而且，人们知道，明星梦就像灰尘和露水一样既落在刺儿上也落在玫瑰花上——既落在放荡的贝比·鲁斯身上也落在正直的卢·格里克(Lou Gehrig)身上。也就是说，品德高尚和努力奋斗是成名的唯一途径。此外，这些明星一旦被发现或被制造出来就成为公众瞩目的对象，也成为赶超的对象。他们是成功的典型，获得丰厚的回报；他们还燃起人们的希望，从而让人们感到快乐。如同在电影中和体育中一样，文学中的明星梦也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它能发生在所描写的人物身上，但也能发生在作家身上。即使那些老得或被摧残得不能再希望成为明星的人也可以花钱买张票，进入当地想象力的教堂去体验这种希望。

很少有作家赚了大钱，但也很少有作家为钱发愁。菲茨杰拉德说：“爵士时代”似乎是“在它自己的动力推动下比赛，沿路是钱财满贯的大加油站……即使你抛锚了，你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你身边到处是钱。”一些作家，包括一些渴望成功并最终成功的作家，依旧对约瑟夫·弗里曼所说的国家的“金钱文化”持矛盾心理。“金钱文化”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手段使人们养成了按照一个单一的标准——“收入”——来衡量自己和他人的习惯。作家们希望摆脱这种习惯，他们努力使他们聚集的地方成为一个不同的世界：这里“韵文比金钱更珍贵”，创造力比贪欲更重要。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获得的成功也是喜忧参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套用了这个国家过去的信仰——即相信个人可以重新创造自己，从而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这样一来，他们预先简化了他们的任务。

菲茨杰拉德对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兴趣并不强烈，他总想象着灾难，因而不太相信能够拥有崭新的开始。但是，就像我们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看到的，他甚至也对以新奇的方式走向成功的故事和自我塑造的戏剧产生了兴趣。他还发现那些他想进行探索却不想对之实施改革的宏大景象深深吸引了他：

1919年的不确定性已经结束了——将来要发生什么似乎确定无疑——美国正在举行历史上最盛大、最奢华的宴会，那将会带来很多谈资。全面的繁荣兴盛即将到来——极度的慷慨、无耻的腐败和旧美国在禁酒时期的尔虞我诈、殊死搏斗。所有我想起的故事都让我感到会有灾难到来。

菲茨杰拉德本能地侧重一代人而不是一个世界：他把这代人称为“我的同代人”。对菲茨杰拉德来说，那些无法再把年轻人和外界事物联系起来、甚至无法使年轻人彼此联系起来的道路似乎仍旧指引着他和他的同代人。借用他在《丑闻侦探》(The Scandal Detectives)中的话说，他们“暂时把(新)思想和手头的材料结合起来”，以此“在虚无中试验”，而这就构成了他们的任务和他们的命运。由于大多数20年代的作家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因此他们很难不把成功的标准与金钱联系在一起。他们越是夸大他们出生的世界与他们居住的世界之间的距离，就越孤注一掷地渴望成功。他们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怀旧情绪，即回到一些失落的、依旧残留在记忆中的地方或一些温暖的情感，但也流露出对未来的兴奋甚至恐惧。失去的东西，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刺激作家在生活中或艺术中尝试新的东西。下面是菲茨杰拉德在《丑闻侦探》中的一段话：

有几代人和后继的一代很接近，而有的则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布克夫人——一个生活在中西部大城市的有性格的女人——端着一大壶柠檬水穿过自家的后花园，就好像跨越了一百年似的。她的曾祖母能理解她的想法；而马厩的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却是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她儿子和一个朋友在以前车夫睡觉的地方做一些不合常规的事，也就是说，他们在虚无中试验着什么。他们第一次把手头准备好的想法和材料暂时结合起来——将来，这些想法一经提出注定会让人大吃一惊，但最终会归于平淡无奇。当她叫他们喝柠檬水时，两人正静静地坐在20世纪中叶还没孵化出来的鸡蛋上，毫无敌意。

与这段描述具有颠覆性的隐含意义相反，布克夫人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正在做的事情与书有关，而不是与炸弹或尸体有关；还与事业的发展和挣钱的准备工作有关，而不是全然与赚钱有关。他们收集地方丑闻的资料，这种行为令人反感。“小里普利·巴克纳(Ripley Buckner， Jr.)和巴兹尔·D.李(Basil D.Lee)这两个丑闻密探”正在写一本《丑闻手册》(The Book of Scandal)，书中记录了他们能挖掘到的“市民们离经叛道的行为”。其中一些离经叛道或“误入歧途”的行为从满头灰发的老人就开始了，并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民间文学。另外一些从证据确凿的报告中，甚至仅仅从谣言中得知的“更让人震撼的罪恶”会让那个城市的居民迷茫或愤怒；还有一些罪恶从“当时的报道”中得来，如果这些罪恶被揭露的话，“那些卷入到其中的孩子们的父母将陷入恐惧或绝望”。

写这本书是巴兹尔的主意。要读这本书还需要“想象力的帮助”，因为这本书是用一种靠近火字体才能显现的墨水写的。两个男孩都热衷于描写性感的女孩儿和危险的竞争对手。他们喜欢需要精心策划和巧妙伪装的恶作剧。像汤姆·索亚和杰伊·盖茨比一样，他们也读了些书，并从这些书中找到了自己效仿的榜样，还得到了一些启发。巴兹尔最喜欢的人物是“最近从欧洲传来的一个传奇人物”亚森·罗频(Arsene Lupin)。这个人物点燃起了巴兹尔上耶鲁大学、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的梦想。他准备以罗频为榜样，当一个“绅士大盗”。菲茨杰拉德因此改编了欧文·约翰逊(Owen Johnson)的小说《耶鲁大学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 1912)。菲茨杰拉德非常了解这部小说，而他的版本违禁的内容更多。书中，里奇·里基茨(Ricky Ricketts)坐在莫莉(Mory)家中，给丁克·斯托弗(Dink Stover)饶有兴致地讲述他要“在10年之内成为百万富翁”的计划：找到“一种所有的傻瓜都喜欢的东西”，说服“他们那东西不怎么样”，然后策划一个替代品，申请专利再做做广告，之后“坐在家里笑着数钱就成了”。

像里奇·里基茨想象的一样，巴兹尔也在熟悉的生活和可耻的生活中左右摇摆。前者是被公认的规则所控制的生活，后者是被成功的想象所指引的违法的冒险。衡量这种成功的标准是其采取的形式和赚到的金钱，而非正义。如果说一种老式的、拘泥于礼节的生活使巴克纳夫人准备在那柔和的夏日午后穿过宽敞的绿地给她儿子送去柠檬水的话，那么她知道暂时还未成型的生活正在把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朋友从家中带向远方。和读者一样，菲茨杰拉德也事先了解到两个男孩儿的选择，然后把这些可能性并列起来。虽然这个城镇需要发生剧变，但是他们的梦想和方法既肤浅又违法。他们唯一真正的收获——知道了“道德孤立”是什么感觉——却被失去的东西掩盖了。在故事的结尾，巴兹尔只对“夏日那无限的可能”还有一丝虚妄的信心，声称一定要随便与异性发生关系，甚至随便谈恋爱，动不动就去冒险，轻松赚钱，轻而易举地实现自我。

菲茨杰拉德也像他同时代的几个作家一样希望过一种紧张而快乐的生活，最终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1925年，随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出版，他离他的目标近在咫尺。到1928年写《丑闻侦探》的时候，他已经显示出备受打击和理想破灭的征兆。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仍旧是一个大孩子。在残余的一点纯真的激励下，他依然喜欢冲动行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确信大多数艺术家就像大多数艺术一样是与违法行为结合在一起的。他愤怒地以为现代文化与人类的自我实现相冲突，尤其是在一个被压抑的社会风气中，这种文化控制并限制了快乐，特别是性的快乐。他骄傲地认为他那代人从让人幻灭的战争中凸显出来，在被他称作在“美好而随意的放纵”中接受教育，开着汽车一路“独自”学习。后来他说：接下来他们便开始接受“强化教育”，就是为了使他们这代人热衷娱乐。他在1931年11月回顾20年代时写道：

让我来追溯一下真相。最开始我们想到的是唐·璜(Don Juan)过着有趣的生活(《朱根》， 1919)；之后我们了解到：就我们所知，我们周围发生着很多跟性有关的事情(《俄亥俄州的温斯堡》， 1920)；青年的生活大部分跟爱情有关(《天堂的这一边》， 1920)；很多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话被忽视了(《尤利西斯》， 1921)；年长的人并不总是拒绝突如其来的诱惑(《阿芙罗狄蒂》， 1922)；有些时候女孩儿被诱惑并不一定就被毁掉(《火焰少年》， 1922)；甚至强奸往往最后也能有好的结局(《阿拉伯酋长》， 1922)；迷人的英国女士在性行为上经常是很随便的(《绿色的帽子》， 1924)；实际上她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做与性有关的事情(《漩涡》，1926)；而性无疑是件好事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1928)。最后，我们还了解到很多变态的变化(《孤独之井》， 1928和《索多姆和戈摩尔》，1929)。

让菲茨杰拉德感到愉悦的景象却令比他大3岁的约瑟夫·伍德·克拉奇(Joseph Wood Krutch)感到惊慌。他抱怨说，新的野蛮人像“往常一样又来了，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沉浸在生活的过程里……生孩子而不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把孩子生下来，征服他人却不问问征服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菲茨杰拉德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从他的第一本小说《天堂的这一边》(1920)开始，他就想象着自己是一场叛乱的罪魁祸首。这场叛乱既包含音乐和文学，又包含性和酒，既充满了社会含义和道德含义，又充满了美学含义。但是他依旧认为他的艺术和他的职业是有政治意义的。菲茨杰拉德只是下意识地抓住维持20年代金钱文化的最关键的纽带——或者用李普曼的话说，“传播‘新资本主义’的繁荣”的最关键的纽带，而只有在他最好的小说中才揭露出：年轻人感情的爆发和在追求享乐中释放的对性爱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全国人民的一种更大的感情爆发，即他们的父母和国家领导人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释放了他们的政治欲望，而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释放了他们的经济欲望。对这一点的认识构成了杰伊·盖茨比大起大落的人生。杰伊·盖茨比通过自我奋斗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明星”。然而，他所处的世界中受益于政治经济的人主要是那些极其富有的人。在这些人的蔑视与掌控下，他沦为牺牲品，而在此之前，他依旧相信权力和金钱的力量，而非快乐本身的意义。菲茨杰拉德的艺术在这方面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但是，在呈现给公众的过程中既起到了加强的作用又起到了抵消的作用。尼克·卡洛威身上奇特地融合了犹豫不决与勇往直前、羞怯与傲慢、罪恶与矜持的特性，而菲茨杰拉德就在这些特性中把这一事实揭露出来，并在另一部经久不衰的小说《夜色温柔》(1934)中进行了全面探讨。

第五章 新时代的社会等级、权力和暴力

沃尔特·威科夫在《工人：现实中的实验——西部状况》(Workers：An Experiment in Reality-The West， 1899)中对穷人在一片富裕的土地上的艰难处境做了调查，特别是当残酷的贫穷最终开始降临的时候，人们更强烈地感受到，对一个“在世界演出中已经没有可扮演的角色”的人来说，自己是“多余的人”。德莱塞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就目睹了这样的时刻，且终身难忘。1900年(《嘉莉妹妹》出版)到1925年(《美国悲剧》出版)之间，他在日记中几乎没有对黑人和犹太人表示同情，对穷人的兴趣也没有对自己在性上的征服欲强烈。但是，童年的痛苦记忆仍旧伴随着他。他曾经说过：“任何形式的穷困——可怜的衣衫褴褛的邻居、贫瘠的农场、救济院、监狱、或者没有谋生之计的人——都足以唤起一种类似于‘身体疼痛’的感觉。”

德莱塞第一部获得商业成功的小说《美国悲剧》从克莱德·格里菲斯还是一个身处“美国城市商业中心的围墙”内充满渴望的小男孩开始写起。德莱塞追溯了克莱德短暂且没有达到顶峰的辉煌，最后以他身陷囹圄、等待处死结束。克莱德的社会使他渴望成为富人的一员，不想一辈子做个打工者，却没有为他提供可以遵循的价值观。他被社会的各种诱惑吸引——不仅是财富、地位和权力，还有妓女的魅力和美丽——最终很快成为这个社会的受害者。金钱和快乐至上的世界教会他崇拜在他之上的人和利用在他之下的人。他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既像命中注定无力抗争的嘉莉·马丹达，又像以失败告终的弗兰克·考伯伍德，后者是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金融家》(1912)、《巨人》(1914)和《斯多葛》(The Stoic， 1947)的主人公。克莱德笨拙地实施他精心策划但却并非出自本心的谋杀之前，总是犹豫不决，弄不清楚自己内心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因此，他既无法采取行动也不能放弃行动，这一时刻成了他最具代表性的时刻。

《美国悲剧》在波士顿等地遭禁，却在俄国受到好评，与另一本同在1925年出版的反映美国梦命运的讽刺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形成有趣的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者在美国更经久不衰。一方面，菲茨杰拉德反映了他的国家对待金钱的新态度：他对赚钱和花钱更感兴趣，而不想攒钱。在把小说卖给《星期六晚邮报》而赚了一大笔钱之后，他和妻子赛尔达·莎尔·菲茨杰拉德(Zelda Sayre Fitzgerald)——《把华尔兹留给我》(Save Me the Waltz)的作者——马上开始找地方花钱，在酒店、租来的房间或公寓举办盛大的宴会和放纵的狂欢。但是，两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精神都崩溃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就开始有一种强烈的感伤情绪，好像事物的短暂以及他对自己、对生活、对周围世界的不确定性深深困扰着他。支撑他继续“实验”的不是他的雄心壮志或他内心的渴望，而是工作的信念。他曾经说过：“我是个写书的人，一个职业作家。”这个描述最能表露他的心迹。

结果证明杰伊·盖茨比想要得到的大都是司各特和赛尔达想要得到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一座豪宅、巨额的财富和美好的生活)，而且是被梦想所扩大甚至神圣化了的成功。这种梦想使成功有了目的。克莱德·格里菲斯住在阴暗的租住屋；嘉莉·马丹达住在沃尔多夫酒店的套房；杰伊·盖茨比住在长岛的豪宅。盖茨比的豪宅本来是他“计划建立家庭”好好生活的地方，但最终却未能如愿。这座豪宅既符合他为自己创造的历史，又符合他的梦想。然而，他新购买的“祖屋”成为另一个暂时的住所。因为他所在的世界遵循着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已经看到的内在逻辑，即流浪者必然会卷入各种力量当中——或者换个说法，生活既是自我创造的，又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们的名字是虚构的(他们好像在说：叫我嘉莉·马丹达，叫我杰伊·盖茨比)，他们过着一种更像是表演的生活，充满了台词、手势和几乎愚蠢的渴望。

盖茨比有时站在“一片蓝色的花园中”，“月亮又薄又圆”。他呼吸着混合了“黄色鸡尾酒音乐”和“谈笑声”的几乎像“歌剧”一样的空气。各种谣言在他周围散播开来，使他成了名人，但也使他声名狼藉。有时，他在这个世界“不安的黑暗”中行走。这个世界像极了一个荒凉的“灰烬的山谷”，这山谷是由狂风吹成，因此保持着不定的形状和不真实的感觉，就好像“一个离奇古怪的农场，在这里，灰烬像麦子一样堆成了田垄、小山和奇形怪状的园子；在这里，灰烬堆成了房屋、烟囱以及炊烟的形状，最终经过巨大的努力，变成了朦朦胧胧的人形隐约在那里走动，并在尘土飞扬的空气中灰飞烟灭”。我们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看到盖茨比时，他都是独自一人保持沉默，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临近结尾处，他提醒我们沉默可以是失败者的挡箭牌，也可以是压抑者的负担。但是，他一旦发言，比如他的惊人之语——黛西·布坎南(Daisy Buchanan)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金钱”，就摆出架势表明自己是自我塑造出来的，从而重申自己的孤立。他想让语言不仅作为社会交流的媒介，更应成为一种唤醒人类本质的方法，这本质是他通过自己的关注独自认识并加以证实的。我们只能像卡洛威一样默认他的声名。他对黛西的爱再现了一个农奴对美丽公主的爱，或者一个穷人对“富家女”的爱。就像在《美国悲剧》中一样，《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把金钱与社会等级联系在一起；两部小说中，金钱与社会地位都是实现欲望的最显著的障碍，而同时也加强了这种欲望，甚至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加深了盖茨比对黛西的爱，随之也加深了黛西对盖茨比的爱。

除了福克纳以外，菲茨杰拉德比任何同时代的作家都更善于把美国的历史和虚幻的事件——遵守和违背的诺言——为己所用。甚至在他后来愈加绝望的时候，他还能写出下面这样的文字来：

法国是一片土地，英国是一个民族，而美国却很难说，因为它只是一个理念——它是位于夏伊洛[4]的坟墓，是它伟大的人民那疲惫、憔悴而紧张的面容，是为了一个空虚的口号而死在阿尔贡森林[5]的那些身体还未腐烂的乡下孩子。它是人们内心的意愿。

他的小说生气勃勃，特别是短篇小说，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一种满足感：他很欣慰，一些被排斥的人最终成为有钱有势、引人注目的名人。菲茨杰拉德成为“爵士时代”的代言人和盛大奢华宴会上的诗人。但是，他仍旧有一种他所说的“灾难就要降临的预感”，这主要出于几个原因，比如，他感到他那歌舞升平的世界飘忽不定，因而不可能长久，而它的繁荣就像他自己的成功一样是“反常的”。

在一战期间，菲茨杰拉德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基地服兵役，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是他的指挥官。他还曾在阿拉巴马州的基地服过兵役，并在那儿遇到了赛尔达·莎尔。但是，战争对他来说不是一场游戏，而是一场磨难。他的小说里弥漫着战争的气息。在《夜色温柔》中，狄克·戴孚(Dick Diver)在游览欧洲战场时对罗斯玛丽·霍伊特(Rosemary Hoyt)说：“我那美丽、可爱、安全的世界在这里随着一阵强烈迸发的爱灰飞烟灭了。”之前，他曾说：

那个夏天，每走一英尺就有20个生命死亡。看到那条小河了吗——咱们两分钟就能走到那里。而英国人得用一个月才能到达——整个帝国走得非常慢，前面的死了，后面的接着上。另一个帝国后退得非常慢，每天不过几英寸，死人的尸体就像成千上万张被鲜血染红的毯子。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和卡洛威认出彼此的那一刻就提到了战争。但是，菲茨杰拉德直接体验到的那种绝望在他对宴会的狂热中表现出来。这些宴会屈从于对金钱和享乐的渴望，不受道德的约束。他和赛尔达是一对浪漫的情侣、充满冒险精神的梦想家和厌恶人世的迷失了方向的灵魂。他们的挥霍无度成为杂志和花边新闻栏目反复刊登的内容，也反复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回忆录和小说中出现，包括卡尔·范·维奇顿的《宴会》(Parties，1930)。他们总是拒绝过去的传统习惯，而从来不拒绝宴会、喝酒或放荡的生活，这给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太敏感、太脆弱，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某些方面又非常守旧，因而意识不到他们也许要为穷奢极侈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到1930年，当菲茨杰拉德说“我们已没有立足之地”时，他们的预感变成了现实。

杰伊·盖茨比是一战老兵。借用《爵士时代的故事》中的一句话，他生活在“一个粗俗的、物质的、淡漠的和充满劣质财富的社会中，这种劣质财富覆盖了贫瘠的世界的顶端”。这是一个几乎所有的价值观都消失了的世界。他与别的人物略微不同的是，他“对生命的前途有着高度的敏感、浪漫的从容和发自内心的希望”。盖茨比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形象，极力摆脱低贱的出身和自己是中西部穷困潦倒的移民盖茨夫妇之子这一事实。他在努力塑造自我时，接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这种传统决定了历史中以及小说中的现代生活。英国戏剧评论家坎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在拒绝承认自己于1927年出生在伯明翰时说：“从真正的意义上讲，我出生在牛津。我与以前的生活、与伯明翰已没什么关系，就像我与廷巴克图(Timbuctoo)[6]没什么关系一样。”

虽然杰伊·盖茨比几乎是一个“牛津人”，他却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中总结出适用于改进自我的方法。1906年9月2日他还是一个小孩儿的时候，就在“一本名叫《霍帕朗·卡西迪》的翻得破破烂烂的手抄本”的空白页上抄写了一份用于完善自我的“时间表”。盖茨比的父亲对尼克·卡洛威说：“我碰巧找到了这本书。”他拿着那本书，久久不愿合上：“吉米注定要出人头地的。他总是有一些诸如此类的决心。”但是，盖茨比浪漫的自我概念源于各种美国梦，这既要归功于《霍帕朗·卡西迪》，又要归功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然而，这却与他实际的社会身份相悖。他出生在中西部的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失败的农民之家”，取名詹姆斯·盖茨，后来成为国家前途的继承人杰伊·盖茨比。与嘉莉·马丹达从不讲述自己的过去不同，杰伊·盖茨比只按照他编造好的过去回忆过去。他对自己的描述很含糊，因此我们以及卡洛威不得不去想象他的大部分历史。但是，他的自我克制又使他具有一种奇特的真实性——他尊重高雅文化，而不虚伪地声称拥有这种文化。一个长着猫头鹰般眼睛的小个子男人在盖茨比的图书馆内指着一本书说：“它们是真的。”“看!”他充满喜悦地大叫，“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印刷品。还真把我蒙住了。这家伙简直是个贝拉斯科[7]。真是巧夺天工。多么完美!多么逼真!而且知道见好就收——并没裁开纸页。”我们在他举办的一个聚会就要结束时看到盖茨比完美的“主人形象”。他站在那里，一只手摆出“送别的正规手势”。他始终不太清楚自己是如何积累财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采用了典型的美国式积累财富的方式：为了在这个崇拜金钱的社会中提高地位而不择手段地得到财富。但是，他内心仍隐隐保留着一个他从国家的历史中构想出来的更大的梦想。他不时显露出他既充满信心又缺乏安全感，这表明他是一个成为“明星”的“无名小卒”。

当尼克·卡洛威第一次意识到盖茨比的豪宅正对着黛西的住宅不是“奇怪的巧合”而是精心的设计时，盖茨比的生活在他眼中呈现出新的轮廓。卡洛威说：“突然间，他开始漫无目的地彰显自己的显赫地位，而他在我眼中却鲜活起来。”盖茨比的一言一行都显得“过于多愁善感”和过于物质主义。多愁善感与他浪漫的一面有关，而物质主义则是源自功利的个人主义。但是，我们仍旧能从他的话中听到很久以前就“被遗忘的只言片语和难以觉察的变化”，这些要追溯到最初发现新世界并在此定居的人的梦想和记录。他经常在沉默中行走，同样，他的多愁善感和物质主义唤醒了一个与他的计划——赚大笔的钱、买一所豪宅、从汤姆·布坎南手中赢得黛西·布坎南——不完全相关的梦想。但是，他的梦想本身的缺陷和不够周全的计划只是他失败的部分原因。他的失败还因为他的世界假装愿意接受那些梦想者，而实际上保护的是那些生来有钱有势的人。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地域性的故事，描写了流离失所的中西部人。他们搬到东部来，却在这里发现一个如此腐败的世界。这个世界杀死了盖茨比等人，使卡洛威返回家园去寻找一个依旧关注道德的世界。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一个反映“小人物”与“大人物”之间矛盾的故事。小人物渴望进入有钱、有权、有地位的特权世界，而像黛西·布坎南和汤姆·布坎南这样的大人物生来就属于那个特权世界，他们无意放弃对这个世界的掌控。菲茨杰拉德在《阔少爷》(The Rich Boy)中写道：“那些富人……和你、我是不一样的。”“是的”，海明威含沙射影地回答：“他们有更多的钱。”但是，菲茨杰拉德是正确的。20年代的富人决心对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并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这使20年代的富人与穷人分离开来。富人使自己成为效仿的榜样后，熟练地使自己免于竞争。卡斯帕·W.惠特尼(Caspar W.Whitney)在1894年曾说“乡村俱乐部”是“真正的美国机构”。作为在“乡村俱乐部的幸福陪伴”下成长的第一代人，汤姆、黛西和他们的高尔夫球友乔丹·贝克(Jordan Baker)认为他们有权利花大笔的钱，甚至都用不着假装挣钱。如果拥有财富是他们的权利之一，那么拥有权力就是另一种权利。尼克·卡洛威出生在特权阶层，但父母却没有给他留下财产，因此他必须工作。从命运上以及性格上来说他都有些边缘性。他和黛西是亲戚，而且和汤姆一样毕业于耶鲁大学。但是，他的住所很小，位于盖茨比庄园的边缘。他的职业是为富人操作股票和债券。

与詹姆斯·盖茨一样出身贫寒的米特尔(Myrtle)和乔治·威尔逊(George Wilson)在“灰烬的山谷”的一个修车厂上的公寓里工作和生活。修车厂上有一个大广告牌：“修车。乔治·B.威尔逊。买车卖车。”与气馁的丈夫不同，米特尔希冀着加入布坎南夫妇那有钱人的、让人兴奋的世界。虽然她与盖茨比在很多方面不同，但是她也同样充满了渴望，也同样认识到她渴望进入的那个迷人的世界完全知晓如何在剥削她的同时依旧漠视她的存在。盖茨比追求的是重新建立一个与他的梦想一致的生活。米特尔·威尔逊只是想进入富人冷漠而自私的世界。结果，她和盖茨比共有的两样东西(他们贫寒的出身和后来抱有的希望)成为决定他们生活的因素，也因此成为决定他们命运的因素，但二人的梦想实质不同。盖茨比的梦想来自过去的文化，而米特尔的梦想来自目前的文化。但是，两个人都因为胆大妄为而付出了同样高昂的代价——就像黛西提起盖茨比时所说的，因为他想要的“太多”。黛西开车不小心撞死了米特尔，米特尔成了黛西肇事逃逸后的牺牲品；汤姆和黛西两人共同谋划，为了保护黛西，他们告诉威尔逊“真相”：撞死米特尔的汽车是盖茨比的，乔治·威尔逊因此弄错了报复的对象，而盖茨比沦为牺牲品。

另一个特权阶层的幸存者尼克·卡洛威直到最后都是一个边缘人。他带着这个故事回到了中西部。而布坎南夫妇轻易地取得胜利，毫发无损。黛西继续寻找另一个宴会，汤姆接着寻找另一场马球比赛：

一切都是那么冷漠、那么混乱。汤姆和黛西就是冷漠的人——他们毁掉了东西、毁掉了人，之后又躲到金钱或他们那无边的冷漠淡然中，或者任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里，然后让别人收拾他们制造的混乱局面。

汤姆是拥有财富与权力的上流社会的缩影。这种财富与权力足以使上流社会的人冷漠、自私、狭隘。当他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时，他的一群马球马和他对性别、种族以及等级的偏见却没有消失——他没有完全阐明的假设也没有消失，即像杰伊·盖茨比和米特尔·威尔逊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让他取乐的，而像乔治·威尔逊这样的人就是为了让他差遣的。汤姆在试图说服卡洛威，盖茨比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因此要提防他时说：“那个家伙是自找的。他往你的眼睛里扔沙子，就像他往黛西的眼睛里扔沙子一样。”虽然黛西要比汤姆可爱得多。但是，她后来重新发现自己是依赖汤姆的，因此她不可避免地效仿他的冷漠，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同谋，为保护自己而欺骗和犯罪。威尔逊杀死了盖茨比，从而辜负了他深爱的米特尔，而被汤姆和黛西这两个毁掉他妻子的人利用。他从始至终都像幽灵一般，无精打采、毫无特征。只有在成为富人的工具时才果断起来。他因此遭受了一种极端的命运，对这种命运，舍伍德·安德森坚决抵制，而乔治·巴比特并不坚决抵抗。

《了不起的盖茨比》经久不衰的魅力还要归功于它把20年代描述成十足“美国味”的十年。另外，就像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说的，这本小说利用了18世纪末以来小说中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故事情节和故事结构，这些故事主要来自各省的年轻人。但是，菲茨杰拉德通过尼克·卡洛威的叙述描述盖茨比的故事，从而拉开了自己与小说的距离，还确立了几组紧张局面：即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严酷惨淡的穷人世界和冷漠无情的富人世界之间；盖茨比的梦想和米特尔的渴望之间；以及美国过去鼓励穷人坚持梦想并为他们的梦想提供奋斗的空间与现在控制穷人被梦想激发的精力并几乎不为他们提供分享回报的机会这两种做法之间的紧张状态。而这造成了两个时代之间的紧张局面：在前一个时代，美国梦仍旧是可能实现的神话；而在后一个时代，美国梦常常是一个文化谎言。卡洛威保持着一种特别的自我意识，认为无论是失落的历史还是被遗忘的历史都决定着现在的发展。在一些零星的描写中，卡洛威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和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为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好像是为读者再现了一段历史背景，特别是在前两页和最后一页的描述中，代替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艺术家为读者描述了一段历史背景。这本小说因此给人以想象的空间，这种想象总是具有道德上、历史上以及美学上的力量；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也是暂时独立的；是与人共享的，同时也是个人的。杰伊·盖茨比是个失败者，以死亡告终，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仍旧要突出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在那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世界重新创造自我的努力与叙述者和作者都有关联。盖茨比知道他寻找的是生活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事实。他也意识到社会应该是储存非强制性的准则和典范的仓库，这些准则和典范把事实转变为生活价值。他甚至意识到排列事实的简单的顺序、分类或分级不能满足他对生活价值的要求。所以他在尝试塑造生活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梦想——这个梦想由图样、表格和丢失的只言片语组成。

对盖茨比和卡洛威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因此成为一个关于几种抵抗形式的故事。对汤姆·布坎南来说，它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故事。汤姆·布坎南是中西部游牧民族的后代，但如今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虽然他对很多事情都感觉迟钝，但是对主宰其世界的中心力量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善于玩弄权术并渴望得到权力。他主要抵抗那些威胁到他权势的人——盖茨比和威尔逊夫妇，而有时是黛西和卡洛威——不管他们是想通过倒退历史(盖茨比说：“你当然行”，希望抹去使汤姆成功的事件)还是想从他的手里剥夺控制权。此外，除了偶尔的失利，汤姆赢得了每一场比赛的胜利，包括争夺黛西的比赛。因此，《了不起的盖茨比》给我们带来的希望非常有限，令人不安。卡洛威大致学会了如何从材料不多的过去和现在中捋出头绪，在这一点上，这本小说是文学作品；而我们看到卡洛威千方百计地与道德问题抗争，在这点上，它具有道德意义。但是更广义地说，这本小说所传达的希望是不具历史性的。书中从未描述黛西有可能要求独立掌握自己的生活。她和汤姆继续生活下去，好像杰伊·盖茨比、米特尔和乔治·威尔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甚至没有去参加他们的葬礼。

然而，杰伊·盖茨比不只是汤姆·布坎南一个人的受害者。我们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富兰克林的《自传》描写了一个男人如何学会使自己免受文化的侵袭。他逃离波士顿的家园，并遵循自己的计划；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一路飞黄腾达；不接受强调一夫一妻制的关于性行为的社会风气，也不接149受鼓励人们赚钱的经济规则。同样，我们可以把盖茨比的另一个榜样霍帕朗·卡西迪看做是一个平原上的现代骑士——他的生活充满浪漫的荣誉准则和大无畏的精神。但是，影响盖茨比一生的这两个榜样——一个是社会实践主义者，另一个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使他容易上富人的当。特别是他们使盖茨比很容易成为汤姆·布坎南的受害者，也就是说他们是为这个国家的有钱阶层服务的。米特尔嫁入豪门的梦想和盖茨比的梦想一样迂腐；我们不知道她的梦想是怎样形成的，因为这是一种新生的梦想。它和盖茨比的梦想服务于同样的阶级，最终走向同样的结局。

尼克·卡洛威实际上无视米特尔·威尔逊的存在，后者的举止、着装和梦想都反映出她出身于下层阶级。但他克服了自己对杰伊·盖茨比略带势利的蔑视，通过美化他的故事来“照顾”他。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简化了他的故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除了想赞美盖茨比外还想限制这个故事的影响。由于卡洛威自己的声音在书中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在小说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盖茨比的反抗更像是一个庄严的姿态。只有改变卡洛威的看法才能使盖茨比的希望免于破灭。盖茨比的故事似乎也时常被他的文化模式——富兰克林的时间表、霍帕朗·卡西迪的道德准则和他的导师(丹·科迪这个响亮的名字)树立的楷模——所利用。直到最后，杰伊·盖茨比依旧在一场与汤姆·布坎南的比赛中与詹姆斯·盖茨和其文化模式搏斗，同时也是为了詹姆斯·盖茨和其文化模式搏斗；他还继续与黛西和尼克搏斗，同时也是为他们搏斗。这是一场他从未彻底失败的比赛。这场比赛悄无声息地融进了菲茨杰拉德的艺术以及米特尔和乔治·威尔逊的生活。

第六章 对女性化的恐惧和适度理想的逻辑

菲茨杰拉德和他同时代的作家时常清晰地感觉到他们对旧式小说有一种被剥夺感——比如在格伦韦·韦斯科特(Glenway Wescott)的《再见，威斯康星》(Goodbye， Wisconsin， 1928)中，我们看到被迫流浪异地的中西部美国人“像犹太人一样成为四处流浪的种族”。但是，他们大都没有探索这之间的联系。他们像汤姆·布坎南一样唯恐失去自己的地位和控制权，不去关注新移民、妇女或美国黑人。比如，考利就曾指出，“那个时代受人崇拜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是男人”，他们大都接受的“是白人、中产阶级和新教的教育，他们大多数有英国和苏格兰血统”，从不考虑下列问题：这种模式是否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特定的；如果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是谁创造出来的，又对谁有好处；为什么一旦创造出来就这么容易被柯立芝执政下的美国所接受。在这个过程中，他忽视了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考利口中“受人崇拜的作家”自认为摈弃了那个时代的偏见和地方主义。他们为战后时期参议院所通过的法案而哀叹不已；他们公然抨击三K党、红色恐惧以及对萨科和万泽蒂的迫害；他们谴责粗俗的物质主义和商人牟取暴利的冷酷行为。这些与他们自认为的被压抑的少数文化支持者的身份相符。但是，许多作家，包括考利喜欢的一些作家，怀着各种野心和偏见，甚至表现出来，而他们自认为是在反抗这些野心和偏见。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给予了他们回报，却没有给予哈莱姆的黑人作家、纽约东部的犹太作家或者从新奥尔良到芝加哥、到纽约、到巴黎等任何地方的女性作家以同样的回报。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从事一些边缘性的工作：开书店、编小报和写日记。

在《新黑人：一种阐释》(The New Negro：An Interpretation， 1925)中，阿兰·洛克(Alain Locke)和其他合著者——包括让·图默、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康蒂·卡伦(Countee Cullen)、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兰斯顿·休斯、W.E.B.杜波伊斯和杰西·福塞特(Jessie Fauset)——认为种族话语是国家镇压策略的一部分，于是他们开始在被迫形成的边缘性中探究道德权威性和艺术可能性来推翻这种镇压。在哈莱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努力让人们看到美国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像马尔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的全球黑人促进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这样的重要政治机构也随着卡伦、休斯、赫斯顿、约翰逊、图默和内勒·拉森(Nella Larsen)这些作家的影响力的扩大而兴盛起来。但是，大多数深入哈莱姆体验生活的白人作家都认为，如果说有色人种的生活和文化不是滑稽、放荡或原始的，那么至少是奇异的。种族话语在20年代繁荣起来，成为诽谤和排斥新移民以及黑人作家的工具。

凯瑟琳·卢夫(Katherine Roof)在《美国人的幽默感》(“The American Sense of Humor”， 1910)中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她明确指出了另一个威胁，从而使这些主张的拥护者在20年代日益增多。卢夫说：“美国人的思想从某些方面来说可能更有力了，但是也更粗俗了。”这是因为“大量欧洲大陆的移民涌进美国的缘故”。这些人代表了“他们的国家的原材料，而这些材料经常是被废弃的材料”，他们拥有“不同肤色的人的想法”。她指出，甚至在一代人或两代人过后，这些人“从本质上仍旧不是美国人”。这些话非常像麦迪逊·格兰特、罗斯洛普·斯托达德、哈里姆·韦斯利·埃文斯和A.米切尔·帕尔默这些著名领导人的叙述。按照这种说法，那些被桑塔亚纳称赞为世界上最活跃、精力最充沛、最具冒险精神的移民成了世界的垃圾。

哈罗德·斯特恩斯(Harold Stearns)编辑的《美国的文明》(Civilizationin the United States， 1923)由33篇公开谴责国家“情感和审美匮乏”的文章组成。为了使人们重新意识到他们的历史命运，范·威克·布鲁克斯、刘易斯·芒福德、H.L.门肯、约翰·梅西(John Macy)和乔治·琼·内森等作家不断告诫和指责，提醒他们的领导人必须克服国家的物质主义、文化的不连贯性和反理性主义。但是，《美国的文明》除了洋溢着对美国现状的失望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挑选出的两只替罪羊。一个就是清教徒：曾贪婪地攫取土地的那些被压制的拓荒者现在变成了急功近利的被压制的商人。另一个就是妇女，我们看到斯特恩斯在控诉美国的知识生活下降时称妇女使社会生活女性化了：

当爱因斯坦教授说“妇女主宰了整个美国生活”以及“有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正遭受着可怕的贫穷——文化生活的贫穷”——从而激起妇女联盟的愤怒时，他只是在重复批评我们已经老得快成古董的生活。几乎所有聪明的外国人都发现美国的社会生活女性化程度非比异常，他们对此发表了评论。此外，他们还发表了一些尖锐的看法，指出伴随这种女性化而来的似乎是智力枯竭或智力迟缓。

此外，在《美国的文明》一篇关于性别的文章中，埃尔西·克鲁斯·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谈到了“人们通常遵循的两性之间的孤立情绪或对抗情绪”，并鼓励加强理解。但是，斯特恩斯认为妇女对文化有削弱作用，随之为美国男性知识分子所处的困境而忧虑。这使男女之间不可能和睦相处。他明确指出男人最终意识到女人所追求的是绝对的支配权：“如今，美国的男人和女人遵照平等原则和相互理解的原则共同分享知识生活。然而，仔细观之，这种现象不是共享，而是屈服。男人已经被女性化了。”

对男人和对文化来说，结局当然很可怕。斯特恩斯写道：“我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是已经含蓄地对比了真正的知识兴趣与妇女们的知识生活之间的差别。”他断言妇女太专注于“膨胀的社会自我”而无法与“生命的奥秘”产生共鸣，太自我专注而无法做到公正，太功利而无法进行哲学思辨。因此，她们削弱了她们所接触的一切。她们把知识生活变成“道德改革的工具”，使文化陷入“瘫痪与枯竭”，压制了男人并削弱了男人的力量。因此，要想摆脱这种状态，就必须把文化从妇女手中以及妇女强加给它的“愚蠢的标准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解放妇女。

如果只有斯特恩斯的文章表现出这种焦虑，那么也就不必过多地评论。但是，表达男性焦虑的论调几乎像种族话语一样普遍；而知识分子也更接受这种论调。此外，这种焦虑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还体现于妇女在职业机构、大学校园和文学界中被允许扮演的有限的角色中。《妇女家庭杂志》的编辑爱德华·伯克(Edward Bok)说，一个女人不会做饭简直是缺乏“每个正常女人应该掌握的真正的知识”。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说，那些想接受“高等教育”的妇女应该满足于学一些有助于“改善家庭生活”的东西。1921年，约瑟夫·赫格希默在《耶鲁评论》(Yale Review)上的一篇名为《美国文学中讨厌的女性形象》(“The Feminine Nuisa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的文章中说，美国文学正在被“裙子勒死”。罗伯特·赫里克也在《书商》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在1928年12月、1929年3月和1929年7月)，附和斯特恩斯和赫格希默的观点。文章鼓153励男人抵制“我们的文学被女性化”并重申男性文化的价值观。他在第三篇文章中总结说：女性化“在艺术中的结果就如同在自然中一样，最终会枯竭、熄灭”。埃德蒙·威尔逊的《我想起了黛西》(I Thought of Daisy，1929)中的主人公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学反叛者，想“摆脱中产阶级社会的束缚和以赚不到钱为耻的想法”。但是，他也认为他“整个一生”都是在抗议妇女代表的“守旧和惰性的力量”。七年后，约翰·克劳·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写了一篇名为《女诗人》(The Poet as Woman)的文章附和斯特恩斯，后来再次发表于《世界的躯体》(The Worlds Body， 1938)中。文中他说，由于妇女“对知识不感兴趣”，因此她们是“更安全的生物有机体”。

战争爆发前，给妇女以选举权是男女共同的战斗口号。随着美国参战以及妇女赢得选举权，许多妇女希望能够重构社会，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但是，她们很快发现自己重新被指定去做伯克和艾略特这些人定义的传统工作。多萝西·坎菲尔德·费希尔的小说《家庭主夫》(The Home-Maker， 1924)主要描写的是伊万杰琳(Evangeline)和莱斯特·纳普(Lester Knapp)夫妇为对抗传统而面临的困难和为塑造自己的生活而必须要编造的谎言。传统观念认为，男人“降临到这个世界是来占有财富、创造物质产品、了解这些产品、购买这些产品并运送这些产品的”，而女人降临到这个世界是来养育孩子、照顾家人和丈夫的。但是，纳普夫妇这种反抗传统的行为——莱斯特成为快乐、能干的持家好手，而伊万杰琳成为一个雄心勃勃、成功实现目标的女商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少见的。而当这种反抗传统的行为出现时，不但会遭到男人的抨击，而且会遭到女人的抨击。一些较年轻的妇女倡导性自由甚至身体力行。但是大多数年纪大些的妇女对此持反对意见，而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习惯性地认为女人比男人纯洁，不像男人那般狂热、那般压抑的人觉得，以不受传统约束的年轻女郎为代表的有关性的新观念辜负了自然、文化和上帝的期望。甚至在战争中寻求共同立场制止卖淫和消灭贫穷的尝试，其结果都令人失望。民主党女性委员艾米莉·纽威尔·布莱尔(Emily Newell Blair)说：“我没听说过哪个女人有一堆女性追随者，也没听说过哪个政治家害怕妇女投票表决某一问题。”

1792年，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写了《为女权辩护》(A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以回应卢梭。她说她的目标是给女人以“战胜她们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战胜男人”的力量。但是，因为在抒情年代男人的力量曾经衰退，而在20年代又开始强盛起来，所以男人害怕被吞噬、被取代。在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的《朱根》中，一个失败的诗人带着中年的困惑陷入了对青年时期的回忆。因为朱根和这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不仅对年轻时代着迷，而且也深信妇女为了操控男人，甚至为了削弱男人的力量，开始打破她们的母亲所设立的禁忌。有兴趣认识并满足朱根内心需要的仅有的一些女人是他老化、淫荡的想象力凭空虚构出来的。他的故事明显与色情有关，通篇显示出对妇女隐隐的敌意。1932年，这种性的隐含之意在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的《寂寞芳心小姐》(Miss Lonelyhearts)中进一步清晰起来。韦斯特笔下的男性作家所抱怨的“淑女”作家的名字都有性的暗示，比如埃拉·威勒·凯西特(Ella Wheeler Catherter[8])。记者们一致认为她们需要的是一场“痛快的强奸”。

20年代的作家之所以害怕妇女进一步涉足文学界和艺术界，尤其害怕她们成为主要的小说和诗歌的创作者，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取代，也担心再次被别人攻击他们缺乏男子气概。自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父亲两百年前在波士顿“挽救”了他的儿子，使他摆脱了做诗人的命运以来，商业和政治通常被认为是男人该做的工作，而文化和家庭被认为是女人该关心的事情。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说，即使是在伦敦，“当作家的男人也被认为不够男人”。这种存在于物欲横流社会的喘气的空间要求男人保持他们作为艺术创造者的地位，而要求女人甘当助手、看管者和消费者。由于来自妇女的压力越来越大，男人的抵制心理越来越强烈。路易斯·博根(Louise Bogan)在30年代回顾20年代时评论说：“我从来不是‘迷惘的一代’中的一员。”不久，在纽约以及巴黎，像博根这样的妇女不知不觉地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形成了一个圈子。《纽约客》(New Yorker)的巴黎通讯记者珍妮特·弗兰纳在一封关于巴黎的信件中表现得更像是文学界的一个寄居者或客人，而非一个市民；更像是一个对文学现象感兴趣却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者，而非羽翼丰满的参与者。

20年代，黑人作家或移民作家没有被划入考利的“被崇拜的作家”之列。但是，那个时代最突破传统、最具有实验精神的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却被归入这个行列。与她的前辈——从未离开过家、不恪守传统、勇于尝试的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不同，斯泰因与其他几个作家一样——比如狄琼纳·巴恩斯(Djuna Barnes)、娜塔丽·巴涅(Natalie Barney)、希尔维亚·毕奇、克瑞丝·克罗斯比(Caresse Crosby)、H.D.、珍妮特·弗兰纳、简·希普(Jane Heap)、米娜·罗伊(Mina Loy)和阿耐斯·尼恩(Anais Nin)——都离开了美国前往欧洲。但是，把许多20年代的女性作家联系在一起的除了漂流异乡的生活以外，还有她们极富创造力的天赋和她们被遏制、被忽视的天赋之间存在的矛盾。那些有所突破的作家往往像尼恩和弗兰纳一样擅长边缘题材，或者像H.D.和斯泰因那样开始有意识地甚至带有进攻性地大胆实验。

有一点格特鲁德·斯泰因很清楚：20世纪与19世纪之所以从根本上不同，除了因为20世纪的新发现和新生事物外，更是由于20世纪所失去的东西——那些这个世纪已辨认不出或者故意遗忘的东西。她通过完善自己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形象而发现了自己的声音。作为新时代的捍卫者，她始终清楚她的世界唯一可能的一些稳定形式是人为创造的，实际上是暂时的，也就是说那是一种错觉。她说：“不要让任何人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持久的。”作为一个永不停歇的探索者，她坚持尝试把能发现的一切事物——从被禁止的奇特的性爱经历到“日常生活的语言”——重新用有时抽象隐晦、有时简单易懂的语句表现出来。她对食品和宴会、绘画作品和画家、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尖刻讽刺使她成名。在她出版了时而诙谐、时而尖刻的《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Toklas， 1933)之后的第二年，一群巴黎作家和艺术家编写了《反对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证据》(Testimony Against Gertrude Stein)来反驳她。但是，斯泰因客观地承认她的评论只具有暂时性，因此虽然真实，但价值有限。她在1934年芝加哥大学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这样解释她的成功：“你们明白了吧，他们之所以和我谈话是因为我跟他们一样也不知道答案……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有问题，更别提答案了。”临终前，她问道：“答案是什么？”她没有听到答案，含糊自语道：“那么，问题又是什么？”之后，她非凡的精力完全耗尽。

斯泰因的世界充满了一个接一个的从句和词组，之间没有并列连词或从属连词，而全是动名词：因为这个世界里任何东西都不是静止的——无论是被感知到的事物还是理解这些事物的意识、理解的瞬间还是表示理解的不断变化的文字。斯泰因用各种抽象的概念和深奥的密码使艺术颂扬“事物在被看到的那一时刻的状态”，迫使我们不仅要研究事物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这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意识的发展过程和组成整体的过程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结果是：通过使意识的另一个发展过程——阅读的过程——成为重新构建的过程来重新定义写作主体和说话主体与不断吸收、不断转变的读者之间的关系。她说：“我用上百种方式把单词、句子、段落与我正在关注的事物联系起来”，但她没有说她打破了大多数标点符号和句法的规则以及许多措辞的规则。她这么做既是为了使描写的东西有新鲜感，也是为了把读者带入更新的过程。她戏谑的态度贯穿了她描写的每一件事，从巧妙地把性欲与文字交织起来，到赋予文字以进攻性，使我们对哪怕是最简单的词也会密切注意。

斯泰因的艺术具有灵活性，这使她在熟悉和陌生的话题之间以及在对常规的热衷与对变化的喜爱之间游刃有余，但这主要是为了寻找被她称为我们人类不断转变的身份的“根本特性”。她经常用人们熟悉的单音节词展示存在与记忆、或意识与自我意识、或这两者与塑造自我的过程之间的基本差别。她要我们为句子加逗号时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比如《什么是杰作》(What Are Masterpieces， 1940)中的一句：“在你就是你的任何时刻[，]你就是没有关于你自己回忆的你[，]如果你在你就是你的时候想起了你自己[，]那么你的目的就不是创造你。”之后，她又提醒我们这么加逗号似乎是有道理的，但也是主观的。

也许这么说并不过分：首先，和斯泰因同时代的任何其他作家都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来，虽然很多作家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甚至有时进行拙劣的模仿；其次，一系列边缘力量——身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居住在巴黎的美国人、一个同性恋者、特别是一个女人——塑造了她创作出这些词句的思维和想象力，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身处男性艺术家主宰的世界中的女性艺术家这一身份重要。就像在伊迪丝·沃顿和艾伦·格拉斯哥的作品中一样，斯泰因的作品中两种形式的自我——一心致力于文化工作并创造文化的唯意志论者和认为自己是性别划分严格的社会的受害者的决定论者——彼此相互竞争。斯泰因的写作风格特异，游刃于她女性的感知与她的作品之间，使之既具有边缘性又具有核心性，两者相互矛盾。与此类似，她还调弄笔法，运用了一种对现代主义至关重要的思想，即表面的复杂性与形式上的连贯性相互竞争，暂时认可并直接质疑后来新批评主义的概念，即读者的任务是要确保连贯性战胜复杂性。

斯泰因用一种公然反抗传统的方式玩弄文字把戏，一看就知道是女人的手法。她创造出了一种辩证的手法。从描述正在解体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三个女人的一生》(1909)，到《柔软的纽扣》(Tender Buttons，1914)和《美国人的形成》(1925)中文字的拼贴，再到《什么是杰作》和《我所看到的战争》(Wars I Have Seen， 1945)，我们看到斯泰因在试图找到一些方法来表现女性的强烈意识。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她更坚持不懈，也几乎没有人比她更有创造力。在《美国地质志》(The G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 1936)中，斯泰因坚持认为，现代世界“重要的文学思考是由女人来完成的”，因为她认为作为一个既是犹太人又是同性恋者，还旅居国外的女作家，她了解影响自由的力量和实现自由要付出的代价。在她的艺术中，她用亲眼所见的东西和有意识的思维来控制道听途说的东西和无意识的思维，因为控制力对她一直为之奋斗的自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她使人们注意到创造的过程，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她作为艺术家所进行的既有些玩世不恭又真诚严肃的创造活动，以此来展示我们人类对创造能力的需要。她赋予词句以新意，向读者秘密发出让他们参与创造活动的邀请，而创造对她来说总是以意识的活动开始。此外，她还知道，创造活动，或至少是创造活动的幻想，对读者、批评家、阐释者以及作家来说都是必要的虚构。在这一点上，她的世界和佐治·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赫拉克里特的残篇中找到的世界类似：“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博尔赫斯评论说，我们欣赏这句话的睿智，“因为我们轻易就得到的第一层含义(‘河是不同的’)，暗中又强加给我们第二层含义(‘我是不同的’)，从而使我们有一种已经把它创造出来的幻觉”。

在《我所看到的战争》中，斯泰因运用“持续的现在”替代了反映一个故事起落的历史观念。她拒绝这种历史观念不仅是为了把过去与现在合并起来，虽然她这么做有霸道的一面；也不仅是为了提醒我们过去总伴随着我们，而且总是被现在的生活改变，虽然她也很想修改历史；而且还是为了使我们摆脱怀旧情绪、决定论的和乌托邦式的历史观点。作为一个女人，她认为自己没有可以满怀希望回顾的全盛时期，那么她富于想象力的创作就不可能有怀旧情绪；她对伟大的征服活动和进步要素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她认为女人总是位于被剥削之列。总而言之，她对我们熟悉的历史发展顺序持怀疑态度。但是，她不同意历史决定论，因为她想保持艺术可被转变的这种可能性，即使不能发生革命性的转变。

斯泰因很清楚，人们对20年代妇女在文学上的期望和在社会生活上的期望不过是限制妇女成为伟大的人。人们认为，妇女应该写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比如记记流水账，或者写点关于“家庭”事务的“言情”小说或“清新的”抒情诗。这种期望更加险恶。罗伯特·斯皮勒(Robert Spiller)主编的《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后来这样评述玛丽安娜·穆尔(Marianne Moore)：“她的女性美在于她并不试图成为重要人物，这点非常令人满意。”这种20年代盛行的认为女人不该成为重要人物的态度一直延续下来。谨慎地顺从这些期望的妇女或者至少看起来顺从的妇女一定会受到赞扬，比如那些二流作家。而像斯泰因这些拒绝顺从的人就可能被认为脱离了正轨。在扮演离经叛道的角色时，一些人从中得到乐趣，而另一些人得到慰藉。在阿耐斯·尼恩的《日记》(Diaries， 1966—1974)中，我们看到渴望高调表达自己的欲望和满足社会期望的压力之间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她渴望像詹姆斯·乔伊斯和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这些男性作家一样，在小说中把自己树立成一个主题。但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期望，她只能放弃任何想成为主要人物或主题的尝试。尼恩很清楚对女人来说哪个选择是被文化认可了的。她还认识到，顺从就有希望被接受，就有希望得到有限度的承认——这是从心理上、社会上和经济上都能得到的回报。另一个选择是寻求独立的地位，被艺术家和同僚认可。但她清楚地认识到，这是被文化所禁止的。因此，她只向男人有选择地展示她的日记。后来海明威在《流动的飨宴》(1964)中重申了他对男人焦虑感的看法，好像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一样：“将来男人不太可能和女人成为朋友，更不太可能与真正有野心的女作家成为朋友。”

第七章 边缘性和权威性/种族、性别和地域

在20年代的作家中——黑人作家、白人作家、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一些也许已经被公认的共同之处却经常使他们产生分歧。考利所说的那些“令人崇拜的作家”觊觎着被认可后随之产生的权力，而一旦他们得到这种权力就紧紧把持不放。但是，他们又想保持边缘性的感觉。菲茨杰拉德在1938年说：“那一直是我们的经历：一个富有的城镇中的穷孩子；在有钱人家孩子的学校里读书的穷孩子；在普林斯顿富人俱乐部里的穷孩子……我永远无法原谅富人的富有，它影响了我的一生和我所有的作品。”10年前，T.S.艾略特写给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信中婉转地表达了他作为局外人的经历：

将来某一天，我想写一篇文章来表达一个不是美国人的美国人的观点。之所以说他不是美国人，是因为他出生在南部，然后在新英格兰上学，那时他还是个说话慢吞吞的小黑鬼。但是他不是南部的南部人，因为他周围的人是北部人，居住的地方正好与南部交界。这些人瞧不起所有的南部人和弗吉尼亚人，因此他无所适从，觉得自己更像个法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更像个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愈发觉得美利坚合众国在一百年前是个大家庭。

菲茨杰拉德的话中，特别是T.S.艾略特的话中，反映出了一些东西，其中包括一系列排外原则：金钱和地位；性别、种族、地域和方言；道德、文化以及种族优越感和种族傲慢。但是，两个作家都从这些排外原则中认识到边缘声音具有特殊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艾略特生来是个贵族，后来才成为像菲茨杰拉德一样的作家。尽管如此，他却要把被排斥的经历说成是自己的经历：比如那种被瞧不起的经历，甚至被蔑视的感觉(我们从他那些针对种族的诋毁语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外，用W.E.B.杜波伊斯的话说，他还有一种被迫“从那些天生拥有文化权威的人的视角”在愤怒、怜悯、恐惧和耻辱中审视自己的经历。

像菲茨杰拉德和T.S.艾略特这样的作家坚持夸大他们的边缘性压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总希望把成功看做自我奋斗的结果，或者更极端地说，希望把成功看做是源于他们自身的。完全不同的个人经历使他们与内勒·拉森、杰西·福塞特和佐拉·尼尔·赫斯顿这样的黑人女作家迥然不同。但是，菲茨杰拉德和T.S.艾略特之所以宣称他们有被排斥的经历，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经历充满创造性的潜力。他们这样做时，抱着一种更为傲慢的心态而非平和的心态。实际上，被蔑视的感觉可能很痛苦，甚至很丢脸。但是，自认有这种感觉、在被瞧不起的人中间认可自己、在自己心目中认可那些被瞧不起的人却可以激发创造力。

如同种族和性别的界限一样，一直把这个国家划分成几部分的地域界限与特权和镇压紧密相连。地域界限使得中西部与东部竞争，南部与北部产生矛盾；而在南部看来，北部作为延长了的东部包括中西部以北地区。内战后，地方主义演变成各个地区间的竞争，因为，如威廉·狄恩·豪威尔斯所看到的，新英格兰和中西部以及南部在失去了政治力量而无法宣布它们为独立的国家之后，也丧失了保存自己独特文化的希望。豪威尔斯在《文学之友》(Literar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1900)中说：“新英格兰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而也就没有机会拥有“国家文学”。在一段时期内，失败中仍旧顽固不化的南部试图固守自己的身份，甚至觉得被打败的头衔也好过没有头衔。而新英格兰想获得战利品，但又不想屈从于胜利将带来的统一，而是试图坚守自己的独特性，但只是徒劳。最终，两个地区都发现，国家新的政治经济最终意味着它们的文化不能再作为不同地区的文化而独立。

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南部和中西部的作家以及新英格兰的作家继续利用正在消失的地方习俗，希望能够延缓同化的过程。新英格兰往往瞧不起美国的其他地区，就像英格兰曾经瞧不起它一样——那时它还是一个附属殖民地。文化上，它对其他地区抱着傲慢的态度，而非和平共处的态度。当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努力保持“地方色彩”时，范·威克·布鲁克斯开始极力把新英格兰文学确立为“美国文学”。像纽约一样，新英格兰依旧具有文化吸引力。许多作家从中西部或南方搬迁到波士顿或纽约；很少有人从波士顿或纽约搬迁到明尼苏达州或密西西比州。但是，随着它们成为现代城市，波士顿逐渐成为新英格地区一个州的州府，而纽约也逐渐成为新英格兰的经销商。虽然各个地区不断合并成新的领土，但是新建立的交通路线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

在一个城市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纽约迅速成为一切新鲜、刺激、诱人、烦躁、迷乱事物的标志。那些摩天大厦，比如芝加哥的建筑，成为人们日渐强大的力量的圣殿——他们强迫世界接纳自己并使自己的意愿留下痕迹。纽约不是一个社会，而是各个社会的集合。但是在纽约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点只是在事过之后才被察觉。沃尔特·巴奇霍特(Walter Bagehot)在1858年说：“伦敦就像一张报纸，所有的事情都在那儿登着，但是所有的事情都不相关。”——这句话既符合20年代的纽约，也符合这一时期纽约鼓励出版的杂志。

亨利·卢斯(Henry Luce， 1898—1967)和布里顿·哈登(Briton Hadden， 1898—1929)在耶鲁大学读书时是同班同学。他们最初计划把他们的杂志命名为《事实》(Facts)，后来决定叫《时代》(Time)。《时代》周刊适合那些“忙碌的人”，使他们在能够腾出的“时间”里保持“消息灵通”。卢斯和哈登在1923年发表声明说：“没有一篇文章是为了证实某个特别的事件而写的。这本杂志不是为了散布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偏见。”然而，在实践中，《时代》周刊集合了各种未署名、互不相关的文章——“国家事务”(后来改成“国家”)、“国外新闻”(后来改成“世界”)、“书籍”、“艺术”、“戏剧”、“电影”、“音乐”、“教育”、“宗教”、“医学”、“法律”、“科学”、“金融”(后来分为两部分：“美国商务”和“世界商务”)、“体育”、“报界”和“重大事件”(主要的特色是报道富人和名人的出生、婚姻、离婚和死亡的信息)。这些各种各样的元素与其说是被它宣称的形式上的连贯(“简短、简洁、完整”是《时代》周刊的口号，而实际上并非一贯如此)连接在了一起，不如说是被一种不被承认的意识形态连接在了一起。举个例子，下面就是《时代》周刊对柯立芝总统的旅行所做的简短、简洁、不含偏见的描述，其中兼有《海华沙》(Hiawatha， 1927年8月29日)的回应：“脸色苍白的领头鹰(Wamblee-Tokaha)、新的白人领袖和最高的摄政者带着他的妻儿，随身还带着药，来到了他桀骜不驯的红皮肤兄弟这里，来到了桀骜不驯的苏人部落。用另一种方式称呼他，他是美国第29届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不过他是第一个在白人征服者划分给印第安人的居留地上访问美洲印第安人的总统。”

《时代》周刊是为忙碌的男人设计的，而它也像这些男人所在的城市一样，每个栏目之间、每个讨论问题之间都不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连接在一起，而是被极度发达的经济以及经济利益联系在了一起。《时代》周刊反映出这个民族在道德上充满困惑，在经济上相互冲突，但却愈加相互依赖。如果纽约的这种相互交织而又相互竞争的强烈的视觉、听觉和味觉刺激使一个人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是感觉敏锐的接受者，那么聚集在那里的纯粹的大众也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是被观察、被审视、被分析的对象。在卡明斯的《巨大的房间》(1922)结尾处，主人公向窗外凝望着纽约。纽约高楼大厦林立，这种高“不可想象，无与伦比”。这些高楼大厦争先恐后地“伸向刺眼的阳光”，“稍稍倾斜地穿过八条平行边”；这些高楼发出“美国的噪音”，弥漫着“烟雾，跳跃着一些匆忙的黑色小点：那是男人，是女人，是一些新奇、强硬、奇特、有活力和巨大的东西”。30年代，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巴黎写作，但利用的是在柏林的经验以及波德莱尔的诗歌。他指出，城市教会人们一种看待事物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在印象派的图画和电影中有所反映，而且在人们匆忙凝视四周人生百态时那种贪婪而焦虑的眼神中也有所反映。面对这些大举袭来的、让人迷惑又让人激动的、互不连接又相互重叠的印象和诱惑，人们的反应迥然不同：有的热衷于从陌生人那里接受建议，比如接受报纸和杂志相关栏目中提出的建议；有的渴望强迫自己长时间地睡眠或心理麻醉，以逃避一切——我们在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和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的《国王的人马》(All the Kings Men， 1946)等小说中能看到这一点。与之相对，城市的现状带来的第二种新的自我意识产生了两个相反的结果：希望被发现，成为电影或体育明星，然后变成一个名人；害怕别人看出自己是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一个敌人或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在语言极其简洁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对两种可能性都进行了探索：杰伊·盖茨比的成功是沿着现代社会的希望这条曲线发展的，而他被一个事实上他根本不认识的人谋杀这件事，则是沿着现代社会的危险这条曲线发展的。同样，从嘉莉妹妹的成功中我们看到对那种希望的最初意识，而在她小心地逃避公众的视线，独自坐在那里逃避她的人生时，我们感觉到她认识到她的世界存在着一种成功与剥削相结合的不同寻常的危险。因此，从这两个人物中，我们发现现代世界存在着相互对抗的希望和恐惧：希望被发现后成为名人，在这种希望的刺激下，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愿意严格规划自己，愿意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大人物”；害怕被暴露成为别人的竞争对手或敌人，还害怕成为被别人利用的资源或商品，这使他们渴望保护自己的隐私，或者更极端些，他们身穿那个时代分不出男女的甚至男女都能穿的衣服，以消除自己的个性特征，他们渴望隐姓埋名或化装旅行。总而言之，就是与成为明星的过程完全相反，要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我们在艾略特的诗歌中发现城市的大众社会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有计划、有自我意识的反应，而我们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同样发现了这一点。这些反应包括盖茨比挥霍放肆的表演和普鲁弗洛克痛苦的踌躇与自制。盖茨比挥金如土举办宴会，自诩是宴会的“主人”，一心要娶最高贵的公主，并敢于向他的世界的掌权人挑战；普鲁弗洛克穿着他那个阶层千篇一律的衣服，担心说的话是否得体、裤子是否合身，害怕女人，并尽力避免扰乱他的世界。

另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多少要归功于城市大众，更要归功于支撑这种新事物飞速发展的“生产过程”。由于生产过程需要新的方法使这一过程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人们的欢迎，甚至成为人们的必需品，广告业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布鲁斯·巴顿(1886—1967)说：“我从事广告业是因为我相信商业，而广告业是商业的代言人。”巴顿出生在田纳西州的一个乡村，他的父亲是基督教公理会的牧师。巴顿在青少年时期就渴望比别人更优秀，并渴望赋予他的人生以道德目标。他曾经想过当一个历史学教授，但后来盲目地进入了芝加哥的广告业。他在芝加哥很快取得了成功，为他赢得了去世界广告之都纽约发展的机会。在纽约，他为“科利尔哈佛经典丛书”(Colliers FiveFoot Shelf of Harvards Classics)栏目写广告文字。这个栏目意图说服人们，哈佛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博士“每天只用15分钟就能够把开明教育的精髓”传授给他们。随后，他为《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写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改编成了三本书：《赋予你更大的力量》(More Power to You， 1917)、《更美好的时光》(Better Days， 1924)和《蒸蒸日上》(Onthe Up and Up， 1929)。另外，他在国会供职，竞选参议院议员，并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他的天赋在于他明白广告业将在现代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阿里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在巴顿去世时(1967)说：“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广告哲学，因为他把整个人类历史看做是一场说服活动。”

谈话对巴顿来说是历史，而从他写的关于耶稣生活的《无人知晓之人》(1925)中，我们看到历史就是谈话。在《巴比特》(1922)中，刘易斯讽刺地描述了一个一心振兴宗教的新教牧师形象。这个牧师发表了《有男子气概的男人的宗教》(“The Manly Mans Religion”)和《基督教对金钱和价值观的看法》(“The Dollars and Sense Values of Christianity”)两篇社论，把“男子气概”和“商业”结合起来。“受人尊敬的文科硕士、神学博士和法学博士约翰·杰米森·德鲁”希望以此避免“老撒旦”彻底控制现代商人的“锐气和活力”。大约在1886年巴顿出生的时候，19世纪长久以来所探寻的历史上的耶稣最终被赋予了通俗的演绎，他被描述成具有各种身份的救世主：从一个中产阶级道德家和布道者，到热爱和平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分子的代言人。而巴顿则把耶稣变成了一个思想先进的商人——不是一个“扫兴的人”，而是世界上最会应酬的人和模范的谈话者，因此他是“耶路撒冷最受欢迎的食客”。耶稣远不是一个必定死亡的懦弱的“失败者”，而是一个具有务实思想的领导人。他“从下层商贩中挑选出十二个人，并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教会”。

《无人知晓之人》最初以连载形式刊登在《妇女家庭之友》(Womans Home Companion)上，后来成为畅销书。巴顿说，他之所以投身广告业，是因为他相信“商业更大的发展和商业理想的逐步发展”构成“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希望”。他说：“商业支撑着一个使我们领先于这个世界的体系——美国的生活方式。”这种想法使巴顿支持大部分刘易斯加以讽刺的事物，包括商业和商人、促销商和推销员。好几代信仰基督教的子孙都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即那些制造出产品并攒钱的人是真正的文化英雄。而巴顿认识到，推销员的说服方式以及广告人更具说服力的话语和文字最适合这个富足的消费新时代，为此他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世俗化丝毫未损他对上帝的虔诚。他运用对上帝的虔诚说服人们：生产系统把人们带入了城市，而耶稣希望人们享受生产系统生产出的产品。他证明他嘴中所说的和笔下所写的都源自生活。他成为有说服力的“商业代言人”。

纽约是一个热情奔放、变幻莫测、充满活力、真正的“电影放映式的”城市。它准备成为新的国家文学之都，因为巴顿具体化的观点消除了纽约的地域界限。就像当初拓荒者被吸引到美国来一样，纽约吸引了全国各地胸怀大志的作家，并为他们临时安了家。纽约到处都是公寓和酒店，而这种变化使纽约适得其所——一股新奇壮观的事物、一种“新事物的传统”涌入——就像它无可争辩地成为投资中心以及迅速发展的出版业和通讯业的中心一样。实际上，每一个美国作家无论用何种方式都要认真对待纽约这个地方，这不是因为纽约培养了他们，而是因为纽约出版了他们的作品，甚至是因为纽约作为通往未来的窗口似乎把握着与这个世纪融为一体的一切征兆。

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年1月14日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酒店，是露西·艾迪逊·斯普里格·麦迪逊(Lucy Addison Sprigg Madison)和芝加哥有钱的律师约翰·伦道夫·多斯·帕索斯(John Randolph Dos Passos)的私生子。多斯·帕索斯由母亲独自抚养，父亲在经济上给予慷慨的支持。多斯·帕索斯在酒店房间里度过舒适的童年，还在欧洲呆了很长时间。他在英国和康涅狄格州读私立学校，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在哈佛，他接触到韦伯伦、德莱塞以及佩特和福楼拜的作品，并为《哈佛呼声》(Harvard Advocate)撰写评论文章，评论了约翰·里德的《叛变的墨西哥》(Insurgent Mexico)以及庞德和艾略特的诗歌。到1916年毕业时，他已经对实验艺术、历史和政治改革产生了兴趣，这三个兴趣成为他今后生活中主要关心的事情。

多斯·帕索斯反对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对为了支持这场战争而产生的“大量谎言”一直持怀疑态度。但是，战争对他来说既是一场冒险，也是让他了解那种“毫无意义的毁灭的痛苦”的渠道。“我希望自己今后能够表达出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悲剧和人们对战争的那种让人憎恶的兴奋感。可我体验得太少。我必须有更多的体验。”多斯·帕索斯先后在《一个人的开始：1917》(1920)、《三个士兵》(1921)和《美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一九一九年》(1932)中侧重描写“威尔逊先生的战争”，既带着苦涩又带着迷恋。

在《曼哈顿变迁》(Manhattan Transfer， 1925)中，多斯·帕索斯把战争的影响置于美国从以乡村、农业、共和政体为主的传统文化逐渐向一个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集中化、世俗化和多样化的文化转变的背景中。他最优秀的小说都是围绕着这种转变展开的。辛克莱说《曼哈顿变迁》的布局是以“电影技术——闪景、回切、时间跨越”为基础的。而实际上，多斯·帕索斯的艺术有许多电影的痕迹，特别是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和D.W.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拼贴技术。此外，他还深受早年接触到的现代绘画和在大学里读到的现代诗歌的影响。叙述的跳跃，没有过渡，再加上各种与历史相连的场景，成为帕索斯小说标志性的特色。而这些与庞德的《诗章》(1915—1970)、艾略特的《荒原》和哈特·克莱恩的《桥》(The Bridge， 1930)有很多相同之处。他所描绘的高度城市化的世界既是人们亲手创造的，也是为人们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陌生的事物和熟悉的事物交织在一起，直到消除了想象和现实的距离，就像弗洛伊德的神秘怪诞理论中愿望被实现后就变得恐怖一样。后来，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 1938)中提到人类的欲望被转变成行为的模式和控制的系统以及这些模式和系统的“象征符号”。在多斯·帕索斯的小说中，城市不仅是建筑设计、政府策划、社会规划和人类管理的奇迹，由模式和系统组成，而且还包括喧闹、杂乱、拥挤、冲突的场面。于是，被压抑的焦虑感和敌对感再次出现，而违法的活动又猖獗起来。因此，那些神秘的东西就更加可怕、更加诡异，因为它既是新出现的，又是曾经有过的——既熟悉又陌生，既是个人的感觉又是公众的感觉。它所带来的震惊更为强烈——就像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人类在疯狂和残忍的驱使下所采取的极端的行为方式一样——恰恰是因为这种神秘事物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知道的事情。

当然，如同弗洛伊德所发现的，神秘事物既存在于小说中又存在于生活中，部分原因是“小说中很多不神秘的事物如果出现在生活中就是神秘的事物”，另外部分原因也因为我们有控制小说中的神秘事物的方法，或与之保持距离的方法。但是，与波德莱尔和佐拉一样，多斯·帕索斯也提醒我们在想象与现实的差别已经开始缩小的城市中那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遇到神秘事物的机会越来越多。多斯·帕索斯小说的发展反映了外部城市世界的发展过程，从而进一步缩小了这个差距。他描绘了那些忙于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的人，以及那些忙于观察和诠释这个世界的人。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为了走出这条死胡同，他采用了新的方式来传达城市生活戏剧化的速度——快节奏、强烈的对比以及突然的转变。高楼大厦象征着社会决定要维护它的统治地位，而地铁象征着似乎就要爆发的地下力量。他在数不胜数的地方、陌生的嗓音以及机器中寻找到了奇特的声音。在《实验音乐》(“Experimental Music”， 1958)中，约翰·凯吉(John Cage)谈到音乐家们努力向“那些恰巧在周围环境中存在的声音开启音乐之门”，他们的目标不是制造混乱，而是创造“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已经习惯了的和谐”。凯吉提到的一个作曲家查尔斯·艾夫斯(Charles Ives)把新的声音与过去圣歌的节奏混合在一起，而在《谐谑曲弦乐四重奏》(Scherzo for String Quartet)中把新的声音与在1893年哥伦布博览会上第一次演唱的歌曲《开罗的街道》(The Streets of Cairo)的节奏结合起来。艾夫斯当时与他的叔叔莱曼·布莱斯特(Lyman Brewster)一道去参观了那次博览会。一种类似的渴望——使文学面向周围环境中碰巧出现的新的声音——也从《三个女人的一生》开始贯穿在斯泰因的作品中。肯尼斯·伯克曾经说过人类“完美地堕落了”，在此之前他说：语言像它的制造者一样，“本质上都是与众不同的完美主义者”。多斯·帕索斯的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即使在试图把机械和工业的噪音以及周围市民奇怪的口音这些刺耳和怪异的声音结合在一起时，他的艺术也始终保持着“本质上的完美主义”。与艾夫斯一样，多斯·帕索斯想把新的声音融合进来，并把这些声音放大；与艾夫斯一样，他也想赋予这些声音一些近似秩序的固定形式，即便把这些声音套用到从过去一直传唱至今的副歌中也在所不惜。

哲学家、《雪伙集》(Shelburne Essays， 1904—1921)的作者、“新人文主义”的创造者保罗·埃尔墨·莫尔强烈反感多斯·帕索斯所描绘的生活。他把《曼哈顿变迁》比喻成“化粪池里的爆炸”。但是，《曼哈顿变迁》实际上带有不可救药的浪漫色彩，而且极具现代精神。多斯·帕索斯在《美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北纬四十二度》(1930)中寻找新的方式来反映人们逐渐了解的外部世界的发展过程，继续调整自己的小说以适应国家从“虚构的民主”到“大众社会”的飞速转变。戴尔莫·舒瓦茨(Delmore Schwartz)曾经提到多斯·帕索斯通过“扩展读者脑海中的景象”把各个叙述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从而“涵盖完整的经验背景”。因此，他转变了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小说家将成功地走向“历史学家的神圣地位”这一观点，也转变了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所说的艺术家总是根据对“现在特性的认识来描写将来一段详细的历史”这一观点。《美国》反映出这种双重野心。如多斯·帕索斯所说，《美国》是一部大部分由“人们的话语”集合而成的关于“历史进程的”小说。它形式多样，规模宏大，跨越了从战前到30年代之间的历史，覆盖了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从芝加哥到墨西哥、从美国到欧洲的众多地区。有时，它跳跃的速度让人晕头转向——多斯·帕索斯把这种速度比喻成一个人在马不停蹄的旅行中所经历的“那种类似于恐怖的胆战心惊的喜悦”。而有时，它会突然停下来给想象中的人物或场景一个特写，或描述一个人的成名史。《北纬四十二度》重点讲述了一个在“新美国”充满希望的新世纪里新一代人的故事。《一九一九年》的主线是一个无名战士的葬礼所体现出的冷漠和虚伪。这个战士代表了战场上那些无法辩明身份的为国捐躯的士兵——当然某些人被排除在外：“孩子们，要确保他不是个黑人，确保他不是意大利血统，也不是犹太佬。”《赚大钱》描绘了一个日渐控制了人们生活的、越来越物质的社会。陈腐、伪善、腐败、暴力和非正义的行为穿插在这个社会的历史中。《美国》记录了一段逐步衰败的历史，先是充满希望的年代(1910—1917)，然后是战争和背叛，直到最后萨科和万泽蒂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民族史诗；此外，它让人回想起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初期清教徒的哀叹，那时，清教徒公开谴责世界的衰败。

刘易斯、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等作家也写社会小说。但是多斯·帕索斯的作品——从关于战争的小说开始，但特别是从《曼哈顿变迁》开始——提前描写了30年代的故事，这是20年代的作品难以匹敌的。在多斯·帕索斯的小说中，抒情年代挥之不去的希望正在淡去，但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与同时代的作家一样，他也知道历史和社会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方式对人们或在人们中间起着作用，塑造或毁掉他们的生活。但是，很少有作家像他认识得那么透彻。甚至那些认为自己抱着旁观者的态度、已达到了近乎超然境界的人也都卷入了他们观察的社会，有时甚至与这个社会沆瀣一气，特别是当这个社会的控制权更加集中，对大众传媒和广告的运用更加老练的时候。多斯·帕索斯研究了新的媒介，把它们融入自己的艺术，因为他意识到这些媒介是制造和控制“大量谎言”的有力工具。但是他依旧坚持认为，如果反叛的艺术家和社会的改革者再次团结起来，共同指导人们把精力从赚钱和花钱的过程和满足感中转移到别的事情上的话，那么美国——往更大了说，现代世界——是可以被改革的。他的旁观“自我”使他避免完全融入坚持按照“失败者”(作为受害者的受害者)或“成功者”(作为经常害别人也害自己的害人者的受害者)来划分个人的社会。

《美国》正视了阶级矛盾，并审视了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对社会生活结构和个人心理所造成的创伤。但是，它也探索了企业化和商业化的飞速发展所暗含的文化含义和美学含义。书中，为艺术和文学而生活的行动成为一个为一切事物建立新模式、新榜样和新理论的过程：从“意识”和“现实”到“心理需求”和“生理冲动”，再到“社会力量”和“自然法则”。《美国》对人类用他们的思想和想象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彼此的各种精心设计的方式——通过他们讲述的故事、他们创作的广告、他们制造的宣传和他们发动的战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这一点历史上没有哪本小说能与之相媲美。也正是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讲，《美国》是一部政治小说。面对权力的几个迥异的表现形式，它把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置于政治外延下。另外，虽然多斯·帕索斯致力于社会的权利保障，但是他依旧深深同情迷茫困惑的个体自我。他的生活圈子更接近城市而非农村，而他认为这是从爱默生年代到20年代之间发生的巨大的文化转变的一部分。但是，爱默生依旧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甚至在他对改革的信念和人类进步的信念受到最严峻的威胁时，爱默生的思想依然令他坚信自我有能力保持正直，自我的灵魂有能力保持半独立的状态，甚至帮助他抵抗逐渐井井有条的社会所带来的时隐时现的压力。

第八章 战争作为隐喻：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范例

有些作家吸收了地方风俗和方言，比如朱厄特和弗罗斯特从新英格兰、安德森和刘易斯从中西部地区、福克纳从南部吸取了风俗和方言，这些作家各自有抵制纽约的理由。甚至那些把纽约作为第二故乡的作家——比如有时把纽约作为第二故乡的出生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菲茨杰拉德和出生在密苏里州乔普林的兰斯顿·休斯，以及几乎完全把纽约作为第二故乡的出生在波兰普林斯克(Plinsk)的安齐亚·叶捷斯卡——也继续从他们念念不忘的地方文化中汲取营养。另外，来自南部的作家还承载着奴隶制、犯罪、贫穷和战败的历史重负。而20年代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减轻这种重负。对很少轻描淡写的门肯来说，中西部是被乡巴佬和伪君子“遗弃的地方”。他指出，《大街》(1920)的主人公卡罗尔·凯尼科特所发现的“真相”仅仅是这样一条真理：中西部“满足于那些死者所带来的魅力”。中西部与“否定”、“禁止”和“奴隶制”联系在了一起：“上帝本身就是乏味的。”但是门肯最喜欢把南部作为讽刺的对象。他说南部代表了“圣经地带[9]的愚蠢”，其虚伪和愚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西部很多优于南部的地方正是源于中产阶级的繁荣和风气。门肯出生在这种风气之中，但他一生都想逃离这种风气。结果，尽管门肯想逃离这种风气，中西部仍旧保持了南部自命不凡的贵族主张排除的政治上、经济上以及道德上的自信。约翰·杜威说：“被我们称之为中产阶级的人大部分都是那些定期去教堂的人。”他又说：“‘中西部’那片大草原成为社会慈善事业和政治进步言论的中心，因为它是这个民族的主要家园。”门肯的论述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中西部在文化上低于东部的感觉，对这一点作家们尤其敏感。同时人们还有一种愧疚感，因为他们把特纳的“伟大的美国西部”变成了另一个满足于商业迅猛发展的生产现场。但是，中西部仍保持了杜威的陈述中所反映出的自信。这种自信有时被用来抵制它自己的风气，德莱塞、安德森和菲茨杰拉德用各自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而几个女作家也用她们自己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20年代的小说中再次出现用色情和精神上的东西充斥一个场景的老方法，以避免情景相互孤立，比如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小说以及赞恩·格雷(Zane Grey)一长串的小说中时而可以看到这种老方法。但是，在薇拉·凯瑟和佐纳·盖尔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她们微妙地颠覆了男性策略，即展示男主人公在思想层面和语言层面征服与女性容貌和女性身体有关的自然场景这一策略。在这一点上，薇拉·凯瑟和佐纳·盖尔的小说与乔治亚·奥基夫(Georgia OKeeffe)的绘画作品类似。奥基夫的画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把自然对这种神秘事物的抵制和这种神秘事物中显现出来的女人冷酷性感而蕴含激情的形象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其他形式的抵制在20年代的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特别是中西部的作家，他们对历史权威的憎恨甚至比对东部的统治还强烈。菲茨杰拉德在支持考利口中那些“值得崇拜的作家”时说：

我说的一代人是指一个世纪大约要反抗父辈三次的一代。他们从历代的狂人和反叛者那里适度继承了一套想法；如果他们是真正的一代，那么他们有自己的领导人和代言人，吸引的是那些恰在这代之前或恰在这代之后出生的人。这些人的想法不够清晰，也不够大胆。

菲茨杰拉德那代人拒绝穿那些看起来很好笑的服装，也拒绝过问“恰在他们之前出生的人”所关心的过时的社会问题；他们抢在“恰在他们之后出生的人”之前回顾过去，有选择性地把一些“狂人和反叛者”确立为现代人真正的先驱。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美国文学史又被重新改造。20年代的作家经常只是再次叙述伦道夫·伯恩和其他人在战前描述的东西。比如“清教主义”仍旧是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贪欲和镇压的替罪羊。20年代的历史性作品和评论性作品的一个目的是：鉴定过去那些持异议者的预言是准确的，其中既包括无偏见的研究，比如D.H.劳伦斯的《经典美国文学研究》(1922)、刘易斯·芒福德的《黄金岁月》(TheGolden Day， 1926)和《棕色年代》(The Brown Decades， 1931)、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散文集《美国性格》(In the American Grain， 1925)，也包括描述作家的作品，比如范·威克·布鲁克斯的《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The Ordeal of Mark Twain， 1920)。在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的《悲剧时代》(The Tragic Era， 1920)中，内战后的一段时期被视为类似于20年代的一段时期。但是，大多数20年代的作家对确立一个占有主导地位的传统并没有太大兴趣，而对找到幻想破灭的先兆和被一战赋予说服力的旁观者的态度更感兴趣。

20年代的小说弥漫着一种世界已千疮百孔、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旧处于战争中的感觉。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亲历了战场上的战斗。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志愿入伍却被留在了后方。福克纳为未能参加战争的不公正的命运感到痛苦，这在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和他的第一部小说《军饷》(Soldiers’Pay， 1926)中有所体现。另外，这种痛苦还表现在他夸张、虚构的创作中，比如，他描写士兵胆大妄为地从训练营中逃跑，甚至在激烈的战斗中煎熬。他试图通过这些来指责描写“可怜的荡妇和悲惨现状的”(《军饷》中的原话)鄙俗的作品，因为正是这些作品剥夺了他获得荣誉的机会。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b.1904)后来说：“与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也认为‘战争’检验了你的勇气、你的成熟和你的性能力。”这些话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福克纳和其他作家极力把他们虚构的英雄故事说成是自己的经历，甚至连最初志愿开救护车、最后成为授勋英雄的海明威也有一种夸大冒险经历的冲动。

当然，正如我们在《嘉莉妹妹》这样的小说中所看到的，旁观者的态度有很大的伸缩性；而且像我们在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1840)中所看到的，旁观者的态度有其文化根源，这种文化根源在一战爆发前很久就存在了。但是，战争改变并加剧了旁观者的态度，它把人们禁锢在战壕里，日夜煎熬；或者把人们放在救护车里，不停的等待、观望和清理工作使他们筋疲力尽，因而不可能做出回应。电影、观赏性运动、甚至收音机广播的飞速发展也加剧了旁观者的态度，因为这些把人们变成关注劳工纠纷、种族暴乱和流氓打斗这类报道的观众。但是，对许多幸存者来说，之所以成为一个多少有些惊恐但却无能为力的观察者主要还是由于战争。战争的经历给多萝西·坎菲尔德·费希尔的《延伸的小河》(1930)的主人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认为自己永远是个流亡者。莫瑞斯·拉特利奇(Marice Rutledge，玛丽·路易斯·吉布森·赫尔的笔名)的《命运之子》(Children of Fate， 1917)讲述了一个女人的经历：她意识到自己是被“政府和资本家”欺骗才会去支持战争，因此她感到羞愧，厌倦一切，宣告要维护自己“内心的宁静”。在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1921)中，我们进入了福塞利(Fusselli)的“英雄的幻想”中，但他很快就遭遇到“战争的真实”，结果我们意识到“关于英雄主义的一卷卷长长的电影胶片”使他形成了那些不真实的期望。在卡明斯的《巨大的房间》(1922)中，传统的英雄幻想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多疑的噩梦。在多斯·帕索斯的《一九一九年》(1932)中，弗雷德·萨莫斯(Fred Summers)把战争描述为走错方向的旅途。他不停地说：“伙计们，这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一间该死的疯人院……这是一次该死的旅行。”从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1929)中，我们了解到那个人们可以光明磊落地说出“神圣、光荣和牺牲”这些词的世界已经消失了。在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记忆中，儿时可以去谷仓冒险，但又不危险。但是，这样的地方也消失了。亨利说：“你回不去了。”这之后，他很快意识到他将不得不带着恐惧前行，他很清楚也许下一步就是最后一步。

托马斯·博伊德(Thomas Boyd)的《穿过麦田》(Through the Wheat，1923)描绘了一个像T.S.艾略特笔下的“虚幻的城市”那样怪异、超现实、充满死亡气息的世界。在“虚幻的城市”中，人群穿梭在“冬日黎明那棕色的雾霭中”。主人公威廉·希克斯(William Hicks)开始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渴望参与“一些真实的行动”并成为真正的英雄。但是，他首先碰到的是军用公共厕所那可怕的臭味，然后发现战争地带一片混乱，毫无秩序可言。他被周围的世界那幽灵般的特性击垮了，在这个世界里，他必须完成一些没有明确目标或明朗结果的任务。于是，他患上了一种精神衰弱症，就好像是一种退缩和逃避。在这种状态下，自我变得麻木，而生活中剩余的场景一下子失重，变得脆弱而不真实。物体像一些影像一样出现然后消失，没有任何规律、原因或解释。在《穿过麦田》的结尾，我们看到希克斯

踏着沉重的步伐穿过无人岛的战场上，隐约感受到死人、臭气和战争的场面。他在扔刀的地方找到了他那把刀。当他捡刀的时候，田垄里挤满了灰色的人影，越来越近。他往回走向他的排，鼻孔里呼出来的气是那么冰冷。他微微抬起下巴。那个动作好像是要使双脚离开地面。任何事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刺刀、子弹、带倒钩的铁丝网、死人以及活人都不重要了。希克斯的灵魂已经麻木。

从巴黎到伦敦再到美国的中西部，人们所写的关于战争的信件和日记现在看来似乎是希望破灭的前奏。甚至像吉纳维芙·塔加德和约瑟夫·弗里曼这些一直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来改变社会的抒情年代的作家也都觉得是自己是“流亡者”和“被放逐者”。伯恩说：战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许多20年代的作家来说，一战似乎通过把社会的存在定义为权力之间的斗争而非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结构。于是，他们一心想找到某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免受政府、官僚政治、商业甚至广告业的影响，或者与之拉开距离。他们聚集的地方与其说是战斗的前沿，不如说是避难的场所。在那里，他们勉强能从生活中找到乐趣，也可以把他们消极的经历变成艺术。

弗里曼说：“和平增强了战争产生的道德虚无主义和理性虚无主义。”一些作家在吹捧激烈体验的“飞逝瞬间”的一种美学狂热中寻求慰藉，其中意大利歌剧和哑剧中的丑角皮埃罗成为“悲剧符号”，而意大利歌剧和哑剧被查尔斯·波德莱尔和朱尔斯·拉福格(Jules Laforgue)这样的法国作家称为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快乐都变成了“切肤之痛，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变成了肉体的陷阱和精神的刺痛，所有的成功充其量只是光彩的失败而已”。福克纳等作家运用了皮埃罗的形象，并把这个形象一直沿用到20年代以后。但是，唯美主义赋予这个形象以吸引力，同时渴望它成为一个积极的公众形象。弗里曼所说的“诗歌与政治之间的两重性”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两重性在西方文明中盛行”。对许多作家来说，很难既做一个献身艺术的“文学共和国”的市民，又做一个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社会的市民。他们放眼望去，几乎每个地方都能发现想要努力具备这种双重身份的前辈——隐居的艾米莉·狄金森、公众人物瓦尔特·惠特曼和马克·吐温，以及超然的亨利·詹姆斯，即使他们知道在与无法摆脱的紧张情绪搏斗的过程中，他们最多只能获得光彩的失败。

海明威和20年代的任何其他作家一样，为创建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艺术明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许多人对海明威的自负发表了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哪个作家像他那样成功地迫使读者大众甚至不读书的人都接受他的生活——惠特曼、斯泰因或菲茨杰拉德做不到这一点，甚至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也做不到。他试图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形成一股力量，而其关键是创造一个公众人物。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遭受着痛苦，总是担心时间、年龄、疾病和伤痛会剥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权利。另一件让他忧虑的事情是，他认识到他无法再承受他为自己创造的公众形象所带来的重压。此外，还有很多负担都是由他的竞争意识造成的，他总是表现出对其他作家的憎恨，这一点别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他在《流动的飨宴》(1964)中对他人的攻击与他写给编辑麦克斯威尔·帕金斯(Maxwell Perkins)的信中所说的话相比算是温和的。《流动的飨宴》辛辣诙谐，显露出他写传记的高超技巧。然而，即使在这本书中他也显示出急于报复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心态，因为斯泰因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中攻击了他。此外，这本书还显示出他急于说服全世界菲茨杰拉德在做人和做一个作家上都低他一等。

事实上，海明威几乎把每种情况、每种关系都看做是某个险恶之人为了毁掉他这个人以及他的作家身份而发起的挑战。自然兼有美丽和恐怖的景象；社会包括一系列程式化的东西——工作、娱乐和恋爱，奋斗、求爱和做爱，以及公然的冲突；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打猎、钓鱼和斗牛的世界：无论自然、社会还是介于之间的世界都居住着各种生物，包括人类。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需要和欲望——对海明威来说，有时人们甚至炫耀这些需要和欲望，这是海明威想要征服的东西。海明威在一个似乎总要发生争吵的标准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他的家位于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就在芝加哥西部近郊。当时的口号是：“舞会结束了，该去教堂了。”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海明威很早就对深入大自然的旅行有着一种依赖感。但是，自然迟早会濒临暴力的边缘，就像在《大双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中一样；或被暴力征服，就像在《印第安人营地》(“Indian Camp”)中一样。

1951年，他的母亲去世，距他父亲自杀已有20多年。两天后，海明威给他的传记作家卡洛斯·贝克(Carlos Baker)写信，描绘在“家里的状况变得糟糕”之前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过着多么快乐的童年。但是，对他来说，家庭早期的衰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致在此之前那段短暂的幸福时光的记忆逐渐失去了力量，而不太可能回忆起来。他认为家庭是有破坏性的。他在《流动的飨宴》中指出：“有时你可能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开始批评你的家庭——你出生的家庭或结婚组成的家庭。”但是，家庭做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造成了如此“切身的伤害”，因此没有人能够永远摆脱家庭的影响：“即使你学会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学会不回家里的信，家庭仍旧通过很多方式造成危险。”

海明威只要活着就继续在危险中前行，而他的艺术是衡量他生活的尺度。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中，斯泰因奚落海明威，说起他作为一个强硬的人似乎受到很多伤害。多斯·帕索斯说海明威这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情人似乎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疗伤。但是，海明威千真万确受了伤，有时不得不承受这些伤痛带来的痛苦，而他强硬的公众形象也很显眼，因为他表现得非常做作。他没当过士兵，但却分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务。一战中他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曾被榴散弹片击中，受了重伤。从中我们除了看到他不得不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自己外，我们还能总结出什么来呢？他在米兰的一家医院给家里写信说：“受伤不要紧。我一点也不在乎再次受伤，因为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实际上，他被迫要考验自身的能力。此外，海明威还特别容易遇到意外。1953年，他在非洲摔机着陆，而救援飞机在接上他后不久坠毁并着火。当他到内罗毕接受治疗时，脊椎和几个体内器官伤得极其严重，耳朵、鼻子、嘴、肛门都在流血。但这只是他碰到的多次意外的一段小插曲。无论走到哪里——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非洲、怀俄明州、蒙大拿州、佛罗里达群岛、古巴——他总会遇到点儿意外。到1961年他在爱达荷州自杀时，他身体上的伤痕几乎记录了他去过的所有地方。

从海明威时常回忆的事情来判断，他早期经历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曾在位于密歇根州北部半岛的一间小屋附近打猎和钓鱼。他从中学会了打猎的步骤和猎人的准则。他的父亲是个射击高手、钓鱼能手，还擅长伐木，同时也是个粗暴的老师。他坚持他的孩子——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要学会打猎并把他们杀死的猎物吃掉，即使打回来的是一只麝鼠。如果违反了他的规矩就要受罚，如果严重违反了他的规矩，那就意味着要挨磨剃刀的皮带抽，之后还要跪下请求上帝的原谅。海明威的母亲更喜欢去教堂而不喜欢舞会，更喜欢在人行道上散步而不喜欢跑到小河边，更喜欢乡村而不喜欢树林，总之喜欢几乎所有看起来适合女人的东西，而不喜欢任何看起来男性化的东西——除了有时会回忆起她的父亲和她最喜欢的叔叔，而她能够克制自己不去回忆。她用她父亲的名字欧内斯特和最喜欢的叔叔的名字米勒给自己第一个儿子起名，之后她并不认真对待儿子的性别意识。她时常会为儿子明显要显示自己的男性气魄而高兴，但有时又会给他穿上女孩子的衣服、戴上花哨的帽子。

海明威被迫要在父亲有板有眼的性格和母亲反复无常的性情之间做出选择，这使他与姐妹们走得更近，特别是与娥苏拉(Ursula)。娥苏拉成为《最后一个良伴》(“The Last Good Company”)中的雷特丝(Littless)的原型和《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中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所说的家里唯一一个“气味让他喜欢的人——姐姐”的原型。我们在《最后一个良伴》中看到，娥苏拉和尼克“爱着彼此，他们不爱别人。他们经常把家里的其他人当做别人”。娥苏拉更爱冒险。在她的带领下，尼克和她展开了一系列关于性的谈话，其中最大胆的部分是关于他们成为合法夫妻的话题和关于两性畸形的话题。娥苏拉把头发剪短，看起来“像个婆罗洲的野男孩儿”。她说：“太刺激了!现在我是你的姐姐，但是我是个男孩儿。”

海明威在家里的音乐室和在朋友的家里都建立了拳击场。他在姐妹们的注视下练习男子自卫术。后来，他吹嘘说和几个知名的拳击选手对决过。事实上，他更喜欢和一个他知道他能打败的对手比赛，因为他心中不仅有一股没被完全压制住的敌意和永不满足的控制欲——他从容的微笑掩饰了这一点——还有一种冲动想要展现这种敌意。此外，他还想得到他所渴望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他逐渐显示出一种装腔作势的敏感：他喜欢表演，而且想让别人看他表演，似乎要通过向别人证明自己从而使自己信服。此外，他还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英雄气概。据橡树园的报纸报道，他在橡树园高地救了三个女孩儿，否则那三个女孩将沿着快餐店的升降梯井“从高空坠落而死”。他紧紧抓住了绳子，徒手挡住顶部的滑轮，一直坚持到其他的孩子把那三个女孩救上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证实了海明威最悲观的怀疑：即暴力倾向与制造恐怖的行为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仅是社会和国家的一部分，而且是我们个人的一部分。一方面，他看到人们内心的暴力倾向刺激、推动并分裂了他们。海明威在内心深处就是处于战争之中的。菲茨杰拉德在《笔记》(Notebooks)中写道：“对于还是个孩童的欧内斯特来说……人们就居住在黑暗之中，这是无可否认的。”——而我们可以加上一点，人们也居住在静默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他这代人塑造的政治和军事戏剧。他在一战中找到了与他的矛盾感相符的场景，使他单一、脆弱、孤独的自我与世界展开了较量。当然，这种一致性到底是一种发现还是一种想象，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对海明威的艺术和他的生活来说，保持发现与想象之间的平衡并不重要。他处于战争之中，且看到了一个处于战争之中的世界。他把他的体验和他目睹的东西写成小说和故事。在这些小说和故事中，死亡与危险向我们袭来，暴露出我们隐藏的自我本性和我们暗自希望在公众表演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他的艺术产生于紧密相连的事物和严重冲突的事物，其中各种恐惧赫然耸现。他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各种暴力冲突的场面，而且把自己承受痛苦和伤痛的能力以及康复能力与世界的承受力融为一体。菲茨杰拉德说，总有一天人们会因为海明威“对恐惧所做的伟大研究”而广泛阅读他的作品。甚至《流动的飨宴》中的诙谐幽默和思乡之情都与源自恐惧的黑暗共存。实际上，所有海明威写的东西都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恐惧。

《在我们的时代》(1925)中，我们来回穿梭在表现公众事务和描写私人故事的各章节之间。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一个“炮兵连”沿着一条公路“在黑暗中……走向法国东部的香巴尼”。在第一个故事《印第安人的营地》中，尼克·亚当斯手里拿着一个盆，他的父亲用一把大折刀给一个惊恐的印第安妇女做剖腹产，之后用九英寸长的由粗渐细的钓钩线缝合伤口，从始至终没有打麻药。尼克被吓坏了，转过头不敢看眼前的场景。当这痛苦的经历终于结束的时候，他们发现一直在上铺听着女人哭叫的丈夫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爸爸，他为什么自杀？”

“我不知道，尼克。我猜他的忍受力太差了。”

“有很多男人自杀吗，爸爸？”

“不是很多，尼克。”

“那有很多女人自杀吗？”

“几乎没有。”

“从来没有吗？”

“也有。她们有时也会自杀。”

1928年12月，海明威的父亲用一把左轮连发手枪朝自己的右太阳穴开枪自杀，这把手枪是海明威的祖父在内战时候用的。在海明威生命的最后几年，弥漫在生活的黑暗中的声音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无法控制，而他的行为明显变得偏执多疑。1961年7月2日，他把他的双管猎枪的两个枪管都装上了子弹，开枪打碎了自己的头盖骨。1966年秋天，他最喜欢的姐姐娥苏拉服毒身亡。1982年，他唯一的弟弟莱斯特(Leicester)朝头部开了一枪自杀身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夸大了他的战争经历，包括他目睹的战斗、他受的伤和他英勇的举动——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没有哪种英勇的行为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和《士兵之家》(“SoldiersHome”)的主人公克莱伯斯(Krebs)一样，他也觉得不得不向人们撒谎，因为人们听了这么多关于战争的宣传，因此对真相甚至真正的英勇行为都不再感兴趣。而且，海明威似乎也像克莱伯斯一样，对“战争中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感到厌恶，包括“他要不厌其烦地重复做一件简单而平常的事情，一个男人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而他本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但是，至少有一点确定无疑：他在炮火中被榴散弹片击中受了重伤，用意大利政府的话说，他在帮助意大利士兵撤离之后才从战场撤离，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意大利政府除了别的奖章外，还授予他银制勇敢勋章(Silver Medal of Military Valor)。虽然之后他往往夸大其词地讲述这段经历，但是，他的感受几乎确定无疑地加深了他的预感，即对那些不再信仰上帝的人来说，对死亡的恐惧就像一片乌云一样笼罩着他们的人生。但是，最后让他苦恼的不仅是担心人们在一个对任何事物都不信任的年代找不到可以信仰的东西，而且还担心当人们真的绝望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可能相信，包括空话和无法兑现的诺言。

最终我们不能把海明威作为作家所取得的成功与他成功地把自己对切身的伤害以及想象中的伤害的迷恋强加给读者这一点分开。此外，他的成功也不能和他成功地创造出一种被广泛模仿的写作风格分开。这种写作风格成为现代文学中最被认可的文学“标志”之一。海明威刚从高中毕业后就为《堪萨斯明星报》(Kansas City Star)工作，并在C.G(彼得)·惠灵顿[C.G.(Pete)Wellington]的指导下开始掌握与表象的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即时性写作风格。即时性是现代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惠灵顿坚持认为记者应该用简短有力的语句写出及时、直观的文章，少用形容词和术语。后来，在安德森、庞德和斯泰因的影响下，海明威开始广泛阅读现代作家的作品——比如詹姆斯·乔伊斯、斯蒂芬·克莱恩、约瑟夫·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并开始在他从惠灵顿那里学到的东西中加入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反的特质。但是，他的独创性还在于他建立了作者和作品以及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小心谨慎和自我约束对保持共同享有的人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他来说，作品的风格就是抵抗那些威胁要灌输幻灭感和要消灭希望的可怕力量的堡垒，而文字和我们如何使用文字对他来说是对我们如何面对生死的考验。

他在《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中说：

为报纸写东西，你要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还要在即时因素的帮助下运用一些技巧来传达感情……但是，实施的过程和事实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我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这些东西激发出了人们的情感，如果你侥幸充分地表达出这种情感，那么它们一年甚至十年都不会改变。我正在非常努力地尝试表达出这种感情。

打猎、钓鱼和斗牛这些主题适合对每个细节逐一进行有条理的描述。海明威在写这些主题时找到了一种更新语言甚至精炼语言的方法。如果他的一个义务是“记录下来真实发生的一切”，那么另一个义务是“去了解你的真实感受”，不管这种感受有多么自私或龌龊，“而不是去了解你应该感受到的东西”或者你被教导要去感受的东西。他被“最简单的事情”所吸引，因为最简单的事情是最基本的事情；他说：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中，“所有事情中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事情就是暴力造成的死亡”。

海明威故意使用简洁的词语和简单的句式。从中，我们依旧能看到他像其他美国人和现代人一样热衷于写作技巧。海明威把语言看做是一种工具。他注意用新的方法使用一些熟悉的词语，就像现代画家注意他们的笔法和色彩一样。在195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描述了他对作家如何使事物焕然一新的理解：“你从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中、存在的事物中、你所知道的一切和你无法知道的事物中，通过自己的发明制造出一个全新的东西。它不是一种陈述，而是比任何真实存在的东西都更加真实的全新的东西。”比如《大双心河》就是根据海明威在密歇根州西尼镇南部的福克斯河钓鱼的经历写成的。但是他对斯泰因说，在写这个故事时他试图像塞尚画普罗旺斯(这幅画促成了立体派的形成)那样来描绘自己的国家。

海明威认为，他受的创伤是写严肃作品必要的准备工作，因此他也想当然地以为，创伤对别的作家来说也同样必不可少。1934年，他在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说：我们所有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伤害。但是当你受到那该死的伤害的时候，就利用它——不要自欺欺人。像个科学家一样忠实地对待它”。忠实用在海明威身上意味着把风格作为制造恐惧的技巧。他最深层次的主题主要展示了作家和普通人——士兵、猎人、斗牛士——在面对危险甚至死亡时所表现出来的相似之处。他在接受诺贝尔奖的信中说道：“写作不过是一种孤独的生活。”因为作家“必须独自工作，而如果他是一个足够优秀的作家，他必须永远处在巅峰的状态或者面临这种状态日渐消失”。我们在《死在午后》中看到的斗牛场景对他来说代表着这种最基本的生与死的境遇，因为他认为斗牛是唯一一种“艺术家[完全]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而表演的辉煌程度完全取决于斗牛士”的艺术。在斗牛场上，方法(“简练的方式”)和勇气(“在压力下表现出来的优雅”)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写作也需要这种类似的技巧，因为写作总在检验作家的勇气和诚实的极限。海明威赤裸裸地展现了他的风格，因为他认为美需要克制，而他知道这种克制很难。在《在我们的时代》中，特别是在《大双心河》中，我们意识到尼克之所以坚持记住每个地形，并坚持遵守像支帐篷、点火堆这些简单活动的规则，是为了对抗他内心以及他周围源源不断涌出来的黑暗。他那些神经紧张的举动在犀利、清晰、严谨的文章中体现出来，我们从而感到传统礼教丧失的后果如此严重以致生活变成了杀戮的战场，一个小疏忽都会招致大灾难。

海明威曾考虑把《太阳照样升起》(1926)命名为“迷惘的一代”。埃德蒙·威尔逊说，这本小说很快成为这个时代最热衷的表达浪漫幻灭的方式，而这个时代最喜欢摆出的姿态也源自这本小说，包括坚忍的悲痛、冷漠无情的嘲讽和英雄式的放荡生活。从新奥尔良和孟菲斯的酒吧到芝加哥、纽约和巴黎的酒吧，年轻人都试图模仿海明威笔下的人物。他们彻夜喝酒，希望以此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欢乐，或者至少能得到些许满足。但是，《太阳照样升起》并没有描绘出一个快乐的新时代的到来。它只是通过描写一种深刻的感受甚至夸张的情感来减轻20年代的幻灭感。这些在《在我们的时代》里几乎完全没有体现。在某种意义上，海明威抱着一种忍受痛苦的心态，而他的主人公从另一个意义上抱着这种心态。这成为极度脆弱的人们最后的保护屏障。布雷特·阿什利(Brett Ashley)和雅各布·巴恩斯(Jacob Barnes)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迷失了方向的世界。他们只剩下个人的欲望和公众的习惯可以依赖，他们的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已经不希冀改善自己的生活。爱尔兰诗人莱昂内尔·约翰逊(Lionel Johnson)说：“如果我们能实现愿望，完美的生活……那么我们就都是神仙了。”但是，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只能希冀着对这样的时刻飞速地瞟上一眼，只有极少的人能够抱有这种希望。甚至最幸运的人也没奋斗出什么结果。他们在奋斗的过程中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在这个严酷的世界中充分表现自己。他们一心想拥有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继续前进的动力，即希望有适度压力的生活能够使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产生一些了解。

海明威为《永别了，武器》写了30多个版本的结尾，最后采用的版本把我们又带回了战争，而这个结尾甚至比《太阳照样升起》的结尾改动还要大。《永别了，武器》最后只剩下弗雷德里克·亨利一个人遭受神经衰弱症的折磨。阿耐斯·尼恩说，在这个结尾中，生活和艺术似乎已经悄然离去，只留下人们随波逐流，独自与影子搏斗。亨利被彻底打垮了。他表明要寻找自己内心的宁静，希望与世隔绝。他第一次遇到凯瑟琳·巴克利(Catherine Barkley)时——一个举止有些像布雷特·阿什利的年轻美丽的英国护士——他仅仅把她当做一个代用品，可以“每晚带到军官专用的房间。那里的那些女孩爬到你身上，把你的帽子倒着戴，以显示他们与楼上的那些军官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当他最终意识到在凯瑟琳面前他脱下了保护自己的面具时，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说：“当我们在一起时，单独在一起时，我们可以亲密一些。”然而，最后凯瑟琳和他们的孩子死后，又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完全与世隔绝。他在黑暗的房间中坐在凯瑟琳的尸体旁，像感受到什么，却又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最切身的真实感受是嫉妒那个由于脐带缠住脖子导致窒息，结果刚一出生就死去的孩子。总而言之，他比《士兵之家》的主人公克莱伯斯陷得更深：

他[克莱伯斯]本来也想找个女孩儿，但是他不愿意花很长的时间得到她。他不想耍什么阴谋诡计。他不想不情愿地去追求一个人。他不想再撒谎，因为根本不值得。

他不想要任何结果。他不想再要任何结果。他想一个人生活，不必有什么结果。此外，他其实不需要一个女孩儿。军队已经告诉过他这一点。

海明威真正的主题是孤独和死亡，而不是相互联系和生存。这些主题带来了一种对解脱的强烈渴望，随之又变成对和平的强烈渴望。强悍的写作风格成为他面对孤独和死亡的工具以及与孤独和死亡搏斗的工具，因为这种风格能使他控制欲望和压力达到极点。

在《昨日巴黎：1925—1939年》(Paris Was Yesterday：1925—1939)的序言中，珍妮特·弗兰纳详细讲述了他与海明威的一段对话，对话中两人讨论了他们的父亲都选择了自杀这一事实：

我们俩人最后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自杀了，另一个人不要悲痛，而要记得死的自由与生的自由同等重要。因此，几年后，我……很自然地意识到结束他生命的那致命的一枪是他临死前得到自由的举动。但是，当关于他最后的日子里所受的束缚那些令人同情的事实被公之于众时，我深感悲痛……最让我悲痛的是他在没落的状态中死亡。

在《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0)的结尾，海明威描绘了受重伤的罗伯特·乔丹(Robert Jordan)一个人在那里等待着军队的到来。他希望这种等待不会太久，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少疼痛。“天哪，让他们快来吧。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后来，他再次想到自杀：也许“用自杀结束一切挺好”。然而，他依旧在等待，试着想其他的事情——想他的战友或者想蒙大拿州或马德里——希望能够忘掉越来越厉害的疼痛。他说结束这疼痛是挺好，但等待和坚持更好，只要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一边坚持一边想：“只要一件事做成就能……”最后我们看到他依旧在那里等待着，“扒在铺满松针的地面上，心脏剧烈地跳动”，臂弯里挎着冲锋枪，而无名的几乎看不清脸的敌人正沿着小路朝他走来。他知道一旦他开枪，他们就会开枪，之后一切就都结束了。

到海明威死时，他饱受疾病、伤痛和意志消沉的蹂躏。这比衰老更严重。他已经无法控制他的艺术以及他的生活。他的事业一度陷入低谷，但是《老人与海》(1952)的出版又使他的事业再现辉煌。正如戴尔莫·舒瓦茨所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足够使人们回想起他在顶峰时期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事实上，20年代过后，他鲜有像《在我们的时代》、《太阳照样升起》、《没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en， 1927)和《丧钟为谁而鸣》这样的好作品问世，而出版的也都是些短篇小说，有一些收录在《胜利者一无所获》(Winner Take Nothing， 1933)中，后来出版的还有《乞力马扎罗山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快乐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再次看到他努力重新使艺术风格简约、朴实、严谨，还看到他努力使写作成为表现一个真正脆弱的自我如何能够在各种可能性中做一些值得的事情从而获得成功的范例。1927年，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回想起由于他母亲对《太阳照样升起》的谴责而使他深受伤害。他说：“我知道您不喜欢我写的这类东西。但是我知道我写的东西不会让您丢脸，反而有一天您会为我做的事情感到自豪……您无法理解当母亲为我写的东西感到羞耻时我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就像您确信天堂有上帝一样，我确信我写的东西不丢人。”阿尔伯特·加缪写道：“自杀就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在内心的沉默中孕育而生。”在不时穿插着暴力、毁灭、死亡和理想破灭的作品中，海明威不仅充实和启发了他的世界，而且坚持反抗要把他最终推向毁灭的行为。支持他坚持抗争的信念不是相信艺术的力量可以拯救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而是坚信写作的力量可以为像他自己这样的作家和像他笔下的“雷特丝姐姐”一样的读者树立一个有力反抗的榜样，在实力悬殊的比赛中保护他们共同的人性。

[1]提供歌舞或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译注

[2]原文是法语cellule。——译注

[14]一种以优美的外廓和华美的装饰为特点的家具。早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方家具设计就受到中国家具的影响，有些甚至被冠上中国齐本达尔(Chinese Chippendale)式家具的昵称。——译注

[4]夏伊洛(Shiloh)，位于田纳西州西南部，是南北战争的战场。南北战争中的夏伊洛战役以南部军队撤退而告终，但北部联邦军和南部邦联军的伤亡人数都超过了一万。——译注

[16]阿尔贡(Argonne)，位于法国，一战时的战场。——译注

[6]历史名城，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南缘。——译注

[18]贝拉斯科(Belasco)，美国百老汇的舞台监督，以布景逼真闻名。——译注

[8]Catherter的意思是导尿管、尿液管、导管。——译注

[20]指美国南部一些州，这些州的民风非常保守，对宗教非常狂热。——译注

第三部分 经济大萧条时期写作的命运

第一章 发现贫穷和使命感的回归

当1929年10月股市的崩盘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疯狂的投机狂热时，也结束了兴旺的20年代。经济指标已经连续上升好几年，引起人们的恐慌。整个20年代，农民的收入和工人的工资一直很低。到1929年，个人收入的35％装进了全国5％的人的腰包，甚至中产阶级也开始感到有压力了。居民楼的建造数量、消费者的开销、工业产品产量、商品价格和就业率都在下降，而商品存货却越来越多。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从30年代初期回看20年代末期，几乎在每一件事中都发现了焦虑的迹象：从人们“紧张的步伐”和“填字游戏的突然流行”，到眼前浮现出的在股市崩盘前已经“陷入黑暗的暴力深渊”的几个普林斯顿同班同学。这几个同学一个从摩天大楼上跳了下来，还有一个在曼哈顿的一家贩卖私酒的酒店被暴打了一顿后“爬回了家”，就为了死在上层社会人士出入的普林斯顿俱乐部。但是，人们在股市崩盘后才开始反驳塞尔达·菲茨杰拉德所说的“美国广告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这些广告鼓励人们借钱消费，还鼓励人们借钱投资。银行家、经纪人和政治家引领了这场运动，报纸、杂志和广播又推波助澜。波士顿麦克尼尔公司(McNeels of Boston)是无数“财经服务社”中的一个，专门说服人们可以借钱致富——这是华盛顿许多政治家们所赞同的观点。1928年12月4日，柯立芝总统在国会的最后一次发言中向全国人民保证：“国家的现状令人满意，前景乐观。”

在技术培训、商业经验和公用事业这些方面，赫伯特·胡佛为当总统所做的准备比柯立芝更为充分。但他相信20年代所建立的商业和政府之间的联盟依旧可行，觉得没有理由改变什么。他在竞选运动中说：“我们美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接近战胜贫穷的终点……过去八年的政策使我们有机会继续为之努力，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很快看到贫穷从这个国家消失的那天。”他在就职演说中再次附和柯立芝：“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们国家的将来。它的前景一片光明。”于是，人们挥霍无度，股市疯长，灾难已显示出即将蔓延的征兆。1929年9月11日，《华尔街日报》借用马克·吐温的话提出了“对当前形式的看法”：“不要放弃你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些幻想，你也许依旧存在，但是你虽生犹死。”

在抒情年代，国家公民——林肯死前不久曾经把他们称为“上帝的选民”——曾经认为和平与繁荣将持续到永远。在有缺陷的《凡尔赛和约》缔结之后，他们一心要继承历史，从而切断了外国的介入。他们做投机买卖，放纵自己，以创纪录的速度赚钱、花钱和投资。1923年，纽约交易所的成交量首次达到2360亿股的高峰。1928年超过了11亿股。1929年初秋，随着一群新的投资者加入，股市持续上涨。这些人中许多是从紧俏的信贷市场借钱投资的。同时，更多的人作为旁观者密切观望着股市，希望有一天也能发大财。在胡佛上任后的最初八个月里，《纽约时报》优等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指数从250点上涨到了450点。

9月下旬和10月中旬，股市曾有过震动，而在10月23日，股市开始下滑。纽约的银行家和经纪人以及华盛顿的政府官员都无法阻止。两周内，《纽约时报》优等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指数从452点降到224点，共下跌了228点，结果导致纽约证券交易所列入上市证券表的有价证券损失了总价值的40％以上。胡佛总统继续说一些宽慰人心的话。他坚持说：“美国是稳固的。”但是，他的话已经没有人相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Gilbert Seldes)回应说：“没错，美国是稳固的。但是这稳固空有其表。”

连续几年的衰退后，到1932年，人们不是陷入困境，就是被吓坏了，没有人——包括总统、财政部长安德鲁·麦伦，以及各州的州长和各市的市长——知道该怎么办。在股市崩盘后的三年，国家收入从810亿美元下降到410亿美元；新发行的资本股票从100亿美元下降到10亿美元；8.5万笔生意失败，负债超过45亿美元；5000家银行关闭，取消了900多万个账户。仅在1931年一年间就有2294家银行倒闭，平均每周倒闭45家。在1930年到1934年间，失业率上涨了3倍，导致1300万到1600万人失业。本来已经很低的农民收入又下降了65％，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价值下降了78％。

到1932年至1933年的冬天，国家陷入了自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随着失业率的上涨，经济流动与社会流动骤降，特别是对妇女、城市里的穷人和有色人种来说。同时，人口的两种转移方式开始逆转。1932年，从这片“充满机会的国土”向国外移居的人超出了入境移民的1/3。同样，60年来受国家迅速公司化的刺激而导致的人们大规模从乡村移居城市的速度趋于缓慢，后来人们反而从城市移居乡村，因为人们对新兴的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前景已经失去了信心，转而重新回归土地。文学上，农村乌托邦思想复兴，在南部、中西部、西部以及北部盛行起来。同时，在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队伍中、慈善晚餐上和被称为“胡佛村”的贫民窟里，那些曾经习惯于认为自己了不起、能够自力更生的美国人学会了乞求帮助。

在愤怒和绝望的刺激下，许多男人、十几岁的孩子甚至女人离开家逃票乘坐火车以求发泄。待在家里的人要么围在收音机旁收听连续节目“阿莫斯与安迪”(AmosnAndy)最新的噱头或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和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那舒缓悠扬的声音，要么在当地电影院的黑暗中寻求慰藉。《纽约时报》在1935年12月报道说：“电影为人们逃避艰苦年代和每日捉襟见肘的生活所造成的重负提供了几种途径”，比如《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中的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铁血船长》(Captain Blood)中的艾露·弗莲(Errol Flynn)、《抗敌英雄》(Lives of a Bengal Lancer)中的加里·库珀(Gary Cooper)、《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的葛丽泰·嘉宝、《魔鬼是女人》(The Devil Is a Woman)中的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危险、危险》(Dangerous)中的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和《歌声俪影》(A Night at the Opera)中的马科斯兄弟(Marx Brothers)。与此同时，读者使像哈维·艾伦(Hervey Allen)的《风流世家》(Anthony Adverse， 1933)和肯尼斯·罗伯茨(Kenneth Roberts)的《神枪游侠》(Northwest Passage， 1937)这样的小说成为畅销书。前者描述一个英雄在拿破仑一世统治时期的欧洲的刺激冒险经历，以飨读者；后者把读者带回到一个国家朝着共同的目标繁荣发展的年代。

相反，人们对未来一下子失去了信心：30年代，结婚率极度下降，出生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自杀率升高。很快，普通老百姓开始担心整个政治经济都可能崩溃，而那些更激进的人或持怀疑态度的人开始怀疑国家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1932年，1.5万名退伍老兵参加了华盛顿的示威游行，100万投票人投票支持政治派别中的激进派候选人，而普通的市民开始听信一些极端的解决方案。有些人追随像休伊·朗(Huey Long)这样的政治领袖，有些人追随像查尔斯·库格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这样的宗教领袖，还有些人听从共产党领导人的话。约翰·瑞恩(Father John Ryan)说：“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共产党员能够再多一倍，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领导人即使不对上帝心存畏惧，也会对一些别的事情心存恐惧。”城市中出现了反饥饿示威游行；而在农村，农民们联合起来抵制银行取消他们赎回抵押房屋和农场的权利。银行家和商人在20年代曾经是人们奉承的对象，而此时却成了笑柄。人们质疑他们收账的权利，指责他们高调的理想都是为了牟取私利，否认他们自诩的国家理所当然的领导者的身份。

20年代，人们激情洋溢，取得了巨大的文化成就。这个年代一旦逝去，必然会唤起我们在菲茨杰拉德的《爵士年代的回响》(Echoes of the Jazz Age， 1931)中所看到的那种怀旧情绪。但是，过了不久，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马尔科姆·考利、约瑟芬·赫伯斯特、吉纳维芙·塔加德和詹姆斯·瑟伯尔(James Thurber)这些不同的作家却为长久以来的挥霍行为最终结束表示欣慰。英国和欧洲没有像美国那样经历迅速的繁荣，因此也就免于遭受速度惊人的倒退。这种倒退导致美国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些讽刺性的招牌，就像瑟伯尔在十四大街的一个小店所看到的那种招牌：“破产了，不干了。”但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发现英国“从诸神的黄昏”[1]转变为“童子军营造的氛围：光着膝盖，引吭高歌”。这种转变与美国发生的变化十分相像。不久，作家们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专注于研究历史和组织改革运动的好学的小学生，而不像除了孤独的写作和对快乐与繁荣的共同追求外无所依托的文化流亡者。奥威尔说：“如果20年代作家的主旋律是‘生活的悲剧性意义’，那么新时代作家的主旋律就是‘严肃的目标’。”

严酷的经济现实和新的政治紧张局面使20年代与30年代大不相同。但是，突然的转变促使人们通过审视过去来理解现在。当人们认识到一个戏剧化的突变已经发生时，也就意识到失落的世界离我们如此之近——就像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1931年出版的《仅仅在昨天》(Only Yesterday)的书名一样。继承了文学完全脱离社会责任这种冷酷传统的“脸色苍白的完美主义者”很快就声名狼藉了。20年代的流亡者为曾经认为艺术凌驾于政治之上而道歉，其中许多人积极寻找20年代作家所逃避的东西，即与刚过去的年代之间的延续性。赫伯斯特在回顾过去时认为，20年代不是一个把宴会、奇迹、讽刺作品、爵士乐和艺术统一起来的时期，而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时期，社会服务这种过时的想法在这个时代依旧对拥护者具有吸引力。也就是说，她在20年代表面繁荣的外衣下所发现的世界与30年代“灵魂破灭”的世界相似。30年代“像一场飓风一样袭来”，把整个这代人推向了“强烈的抗议”。多斯·帕索斯为了比较股市崩盘带来的所失所得，从20年代一直回顾到抒情年代，把20年代盛行的淡然冷漠的态度作为理解30年代产生的各种不同的使命感的唯一可能的出发点。

但是，那种使命感仍旧很难根据它的深度和它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来判定。菲茨杰拉德在《爵士年代的回响》中把20年代描述为“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的年代。这本书完成后不久，他开始着手研究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他认为这是严肃的研究。他在《笔记》中写道：“要想革命，必须在共产党内工作。”为了给他的小说注入新的政治元素，他提醒自己把《夜色温柔》中的狄克·戴孚描述为“一个相信共产主义的自由派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参与反抗的道德主义者”。实际上，菲茨杰拉德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自由派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在20年代他也偶尔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30年代初期，世界改变了，而政治使命的呼声吸引了他。但是，他不适合党务工作，又无法胜任用基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进行批判的工作。到1934年，当他写完《夜色温柔》中狄克·戴孚逐渐堕落的悲惨故事时，决定再次放弃政治，又像20年代时那样把政治留给了被他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埃德蒙·威尔逊那些人。这首先是因为他对政治的关心逐渐耗完了他的精力；其次是因为他发现不可能给他的小说注入明确的意识形态；再次是因为他开始怀疑：他所相信的“大变革”与“他所忠于的阶级”存在矛盾冲突。

菲茨杰拉德来回改变信仰的速度即使在以快节奏为特征的30年代也是过快的。但是，这种急速的转变却很能说明问题，主要是因为它使我们意识到30年代与20年代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虽然在其重要程度上有很大不同，但在类型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回顾20年代，赫伯斯特看到了“彼此完全矛盾的点滴片段”。她总结说：“一切都是在不断变化的，甚至连社会服务、正义和宗教反抗的思想都有其专门的代言人。”这些话说明赫伯斯特认为安德森、卡明斯、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刘易斯和斯泰因等作家的小说即使没有明显的政治性，也都具有很深的政治含义。她的深刻见解还提醒我们要对“红色十年”和“愤怒的十年”这类熟悉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许多30年代的作家有意识地接近政治上的左翼，而他们往往比菲茨杰拉德坚持的时间长。意识形态在他们的小说中远比在20年代的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显著。但是，很少有30年代的作家——也许只有同时也是20年代作家的肯尼斯·伯克除外——为激进派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代表作，包括支持激进派的作品，都更充满热情，但却缺乏明确的变革使命或具体的政治策略。这种热情使他们在立意不明但却满怀激情的想法和信念的名义下携手努力；用考利的话说，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领导者，而只是走向新黎明的大军中的一员”。在一段时期内，这些作品帮助这个国家不再沉迷于物质追求，并改掉用金钱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和一个人的成功的习惯。美国人在30年代比20世纪任何时期都更具有集体意识，没有以前那么功利。但是，彰显个人主义、甚至主张摒弃社会道德规范的强大逆流以及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继续在30年代表现出来。甚至那些修正主义作品的作家——那些重新理解文化的特性和重新思考文化如何起作用以及文化为谁服务的作家——也依旧对国家的文化着迷，这实质上是一种对国家的忠诚。他们认为他们所希望达到的巨变是植根于国家的土壤的。他们在奋勇“走向新的黎明”时，也依赖过去——特别是抒情年代，但是也依赖废除主义者和其他持异议的人——其中包括爱默生、惠特曼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希望能够在他们的指引下判定30年代的“严肃的目标”可能意味着什么。

第二章 把探索“文化”作为一种使命

政治使命体现在研究国家思想状态的作品中，比如路易斯·阿达米克(Louis Adamic)的《我的美国》(My America， 1938)、舍伍德·安德森的《困惑的美国》(Puzzled America， 1935)、内森·阿施(Nathan Asch)的《寻找美国之路》(The Road：In Search of America， 1939)、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1932)和埃德蒙·威尔逊的《美国恐慌》(American Jitters， 1932)。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和其他人编辑的《美国无产阶级文学选集》(Proletarian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35)中所收集的无产阶级作品也明确表现出这种政治使命。政治使命还在无数“激进派”小说中表现出来，其中许多是自传性质的。这类作品热情洋溢，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作品，其中包括内尔森·阿尔格伦(Nelson Algren)的《穿靴子的人》(Somebody in Boots， 1935)、托马斯·贝尔(Thomas Bell)的《冲出熔炉》(Out of This Furnace， 1941)、罗伯特·坎特威尔(Robert Cantwell)的《丰饶之地》(Landof Plenty， 1934)、杰克·康洛伊(Jack Conroy)的《被剥夺权利的人们》(The Disinherited， 1933)、爱德华·达尔伯格(Edward Dahlberg)的《底层人》(Bottom Dogs， 1930)、丹尼尔·福克斯(Daniel Fuchs)的《威廉斯堡的夏天》(Summer in Williamsburg， 1934)、迈克·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1930)、阿尔伯特

·马尔兹(Albert Maltz)的《地下河》(The Underground Stream， 1940)、苔丝·斯莱辛格(Tess Slesinger)的《没有财产的人》(The Unpossessed，1934)和克拉拉·韦泽曼(Clara Weatherman)的《前进!前进!》(Marching!Marching!1935)。此外，政治使命还体现在众多“纪实文学”中：电影、唱片和绘画作品以及表现“一个民族”的生活、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书籍，后来由作家和摄影师合作创作出的一系列引起轰动的作品使这类书籍盛极一时，包括詹姆斯·艾吉和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的《让我们来赞颂名人吧》(1941)，舍伍德·安德森的《家乡》(1940)——埃德温·罗斯凯姆(Edwin Rosskam)为这本书选择了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照片；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和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的《你看到了他们的面孔》(You Have Seen Their Faces， 1937)，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和保罗·S.泰勒(Paul S.Taylor)的《美国人口大迁移》(An American Exodus， 1939)，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自由之地》(Landof the Free， 1938)——配有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的照片，以及理查德·赖特的《一千二百万黑人的呼声》(Twelve Million Black Voices，1941)——埃德温·罗斯凯姆为这本书也选择了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的照片。

30年代大规模的纪实运动扩大了“文学”的范围，同时也暴露了美国激进主义一系列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问题。纪实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没有任何一部纪实作品包含非常复杂的意识形态，甚至连艾吉的作品都没有。实际上，这些作品有时带有一种农村乌托邦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与现代历史的城市化趋势如此相悖，以致看起来是反意识形态的，而且似乎是一种怀旧情绪。纪实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大都来源于对所记录的文化的那种迷恋。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痛苦的现在和失败了的过去，以此展望未来。说它们是“修正主义”作品主要是因为他们重新定义了“文化”，以便为“这个民族”改造它。纪实文学作品对“高等”文化和“低等”文化的差异提出质疑、做出判断，最后完全摒除了这种差异，接下来他们做出了改变“文化”本身的意义的发现。尼克·卡洛威以及辛克莱·刘易斯和H.L.门肯的语气中都暗含着高人一等的“文化”概念，与马修·阿诺德的一些著名的定义产生共鸣——比如，他把“批评”定义为“学习和传播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的一种毫无偏见的行动”，而把“文化”定义为由“到目前为止产生的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言论组成，从而包括人类精神的历史”。30年代的作家一心要寻找的是文化的关联性——或者契合性，即构成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的一切机构和组织、一切社会风气、举止和风俗习惯、一切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规则、一切工具和器械、一切游戏和梦想以及塑造和表达一个民族的工作、娱乐和爱的艺术、音乐、哲学和文学这些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比如两个30年代流行起来的说法——“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和“美国梦”——以不同的方式加强了文化的契合性。但是，纪实文学作品多少有些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另外一系列工作：把建立一种文化的过程描述为探寻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并认为这是整个社会的追求，还指出了美国的前途和生活现实之间令人不安的矛盾。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甚至在纪实性地描述美国工业文明的失败时，他们仍旧反复强调美国的前途。

要想再次对已经不新的新世界展开综合全面的评价，首先要寻找与过去的联系。这种寻找——在赫伯斯特、多斯·帕索斯和其他许多作家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在游记、自传、传记和历史著作中也有所体现，这充分说明30年代是多么令人恐慌，而30年代的作家又多么善于随机应变。传记增多，特别是关于被迫与危机斗争的那些人的传记——比如罗伯特·佩恩·沃伦为约翰·布朗(John Brown)写的传记、爱伦·泰特(Allen Tate)为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和史丹沃·杰克森(Stonewall Jackson)写的传记、卡尔·桑德堡为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写的传记和伯尔纳德·德·渥托(Bernard De Voto)为马克·吐温写的传记。20年代的作家面对过去时专门找一些意志消沉的故事。他们的小说描绘了一些人自愿离开家园流浪的冒险经历。而30年代的作家更困惑，更有一种危机感。他们不是用讽刺作为武器的旁观者和观察者，而是以公民的身份讲述一些成功应付社会危机或至少勇敢面对社会危机的英雄事迹。他们转而关注边缘人的故事，着重描写真正的边缘人，即那些意识到自己没有地位、容易受到伤害的人。30年代作品的主人公并非像伊莎贝尔·阿切尔、嘉莉·米伯、吉姆·伯登、乔治·威拉德、杰伊·盖茨比和尼克·卡洛威那样自愿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而是由于贫困、愤怒或绝望而被迫迁徙，或者被那种让汤姆和黛西·布坎南逍遥法外的法律逼得不得不迁徙。随着时间的推移，30年代大萧条的形式依旧严峻，此时范·威克·布鲁克斯在《1815—1865年，新英格兰的兴旺》(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 1815—1865， 1936)和《新英格兰：兴旺的晚期》(New England：Indian Summer， 1940)中把对过去的探寻变成了寻找那些希望难以得到满足的无名英雄和众人皆知的英雄的过程。多斯·帕索斯在《我们脚下的土地》(The Ground We Stand On， 1941)中总结了多方面的努力成果，发现了一些表达某种希望的文字。30年代的许多作品或者赞扬或者展现了这种希望。他写道：“在一个经历变革的危险的时代，理智深陷恐惧之中，此时，世代沿袭之感就可以成为延伸跨越当前恐惧的一条生命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丁和柯立芝等政治领导人开始夸夸其谈，好像走向繁荣的思想和富足的经济都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俩人都没有过多地注意他们的想法有多少应该归功于过去的思想，在他们的治理下所出现的繁荣有多少应该归功于进步时代和战后经济的发展。20年代的作家有意遗忘一些事情，宣称他们除了与过去几个狂人和预言家有关系外，与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关联。他们开展的文体和体裁实验起源于弗罗斯特、艾略特和庞德战前写的诗歌和詹姆斯、凯瑟、德莱塞、斯泰因战前写的小说。而对这一点他们大都佯装不知。其实那种孤寂凄凉的感觉对他们的身份至关重要。然而实际上，他们真正的信心有其文化根源并与每代人都有联系，虽然有时他们也有些动摇。菲茨杰拉德和同时代的作家认为美国文学已经成熟。他们知道美国正迅速成为一个实力强大、走向繁荣的国家。但是，他们继续写一些“哀伤的故事”，几乎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喜哀悼他们国家的失败。这样一来，他们把成功置于失败之中，把失败置于成功之中，而把两者置于永不满足的渴望中。这种渴望在一个自认为是修鞋匠、发明家和梦想者的家园的国家中根深蒂固。甚至那些长期旅居欧洲并从欧洲吸取营养的作家——列举几个风格迥异的作家，比如斯泰因和海明威，或艾略特和庞德——往往也认为欧洲是即将结束的世界，而美国是刚刚开始的世界。斯泰因在《美国人的形成》中把她的家庭从欧洲移居美国的举动描述为从世界旧的中心走向新的中心，也就是说从过去走向未来。她说她的故事不仅仅是她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她的家人以及她的国家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每个人的历史”。

20年代的作家自认为他们的文化困境绝无仅有，其中的文学潜力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约翰·皮尔·毕肖普宣称海明威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灵魂已不复存在的戏剧。毕肖普认为戏剧性的文化事件需要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品来描绘和表达。他更暗自以为有想象力的作品需要足够强烈的批判性的话语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表明，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文学逐渐成熟，而对美国文学的研究逐渐专业化。亚当·斯密(Adam Smith)预言说：“在这个繁荣的商业社会，思考和写作将成为像其他工作一样的特殊职业。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个职业，他们使公众了解到大批劳动工人的思想。”这个过程在一战后的10年加速发展。创作小说就像思想和理性的产物一样逐渐成为专门的职业。随着商务出版机构的扩大，小说作为被生产和分销的商品传播。1928年，保罗·罗森菲尔德(Paul Rosenfeld)离开了专门面向国际现代主义的享誉盛名的《日晷》，成为专门出版美国新生年轻作家作品的《美国大篷车》(American Caravan)的编辑。一年后，经过五年的规划，杰伊·B.哈贝尔(Jay B.Hubbell)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创立了《美国文学：文学史、文学评论和文学传记杂志》(American Literature：A Journal of Literary History， Criticism， and Bibliography)。

作家职业和商务出版社的发展预示着30年代的作家想要为生产和分销具有独创性的批评文本的工作重新定位。首先，他们明确了文化活动和富于想象力的发现之间的关系；其次，他们用批判性的话语使文学发现的社会逻辑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在顶峰时期还一心通过把现在植根于过去以及把文化和作为其一部分的文学联系起来的方式阐明文学的社会逻辑与富于想象力的发现之间的联系。考利的作品在30年代有了变化，埃德蒙·威尔逊的作品也起了变化。威尔逊从《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 1931)到《美国恐慌》(1932)、从《在两个民主国家旅行》(Travels in Two Democracies，1936)到《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 1940)都有所改变。肯尼斯·伯克的作品不仅改变了，而且开始关注艺术语言、象征意义和虚构的事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力量，这些作品在30年代适得其所。康斯坦丝·鲁尔克(Constance Rourke)在她开创性的作品《美国人的幽默：国民性格研究》(American Humor：AStud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1931)中，一心要找出国家文化的根源。她不想只是在过去的几个伟大的、相互孤立的人物中找出这些根源，而是要在普通人的更广泛的文化模式中寻找。作家正是从这些模式中获得了写作素材。

赫伯斯特发现，“改变世界”之所以成为30年代的口号，是因为“世界已经被改变了”。继承抒情年代思想的约瑟夫·弗里曼依旧抱着以前的想法。对他来说，希望仍旧在于号召美国的工人阶级重新开辟“通往新大陆的革命道路”。但是，正如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在《中型城镇》的新版本《转变中的中型城填》(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1937)中所说的：“萧条的大刀已经砍向全国人民，把富人以及穷人的生活和希望一分两半。”在一段时期内，特别是1932年和1933年，世界似乎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不寒而栗。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的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说：“我害怕，每个人都害怕。”埃德蒙·威尔逊在1931年1月的《新共和》中称生活好像突然进入了黑暗的阴影，最终人们对整个国家“赚钱和花钱的心理”提出质疑，结果使人们“把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善于组织的才能变成激进的社会实验的一部分”。

在与要求进行社会实验的呼吁有关的艰巨的文化任务中，广义的文学——包括历史研究、个人回忆录和评论文章以及诗歌、戏剧和小说——起着几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都开展了一些运动。一段时期内，许多老作家以及年轻作家接受了迈克·高尔德1929年在《新群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年轻作家们，加入左翼吧》(“Go Left， Young Writers”)的社论中所提出的建议。到1932年，饥饿悄无声息地蔓延，人们不断破产，使成千上万曾经骄傲的美国人陷入绝望，而此时定义不清的“共产主义”开始崛起。对一些人来说，包括林肯·斯蒂芬斯，俄国是美国曾经倡导的那种生活的榜样，即一种充满“信仰、希望和自由的生活”，所以美国应该模仿俄国。对另一些人来说——比如约翰·多斯·帕索斯和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Farrell)——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价值似乎是用来做分析的工具。1932年，考利和威尔逊与沃尔多·弗兰克、玛丽·希顿·沃斯等人站在一起，支持肯塔基州的矿工大罢工。他们所目睹的一切——几个矿工被击毙，包括沃尔德·弗兰克在内的几个支持者被殴打——进一步把他们推向了左翼阵营。同一年，考利、赫伯斯特和威尔逊联合了另外50位作家——其中包括舍伍德·安德森、多斯·帕索斯、兰斯顿·休斯和斯蒂芬斯——共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文化与危机》(Culture and Crisis)，把国家描述为“一座正在腐烂的房屋”。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共产主义更吸引他们的是，它作为一个世俗的宗教宣扬一种为一个崇高的事业牺牲自我的旧的道德观念，而不是把它看做革命的号召甚至是行动的纲领。考利后来说，在那些没有加入共产党的人看来，那些加入了共产党的人“好像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启示”，甚至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他们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模糊性。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大萧条所带来的心理影响以及社会影响，欢迎任何投身改革的人，也不管他们是否理解或赞同共产党的原则。用于政治宣传的小册子、宣言和请愿书激增，但其中很少有理论严谨或策略明确的。碰到真正重要的具体事情时，党内往往出现分歧，而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上共产党所持的明确立场经常导致一些人脱党。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出生于1882年，在进步时代开始学习政治。那时，竞选运动还是以书面文字和传统的演说为主，而非依靠电台或新闻影片。罗斯福在1932年的演讲中抢先提出几个成为新政一部分的计划。他简单介绍了建立国家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的计划，并倡导制定社会福利法和公共事业发展的政府条例。但是，他的建议有很大的模糊性，并且存在着一些矛盾的地方。然而他仍旧获得了48个州中42个州的多数票，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以西和以南所有的州。人们显然排斥胡佛，罗斯福获得了选举的胜利。罗斯福在选举中显示出他是个能够控制广播媒介的雄辩家，这使他的选票很早就超出了其他候选人。

罗斯福不仅认识到在新的声音时代广播电台和广播网所能起到的作用，而且懂得使行为和话语成为一种符号的重要性。在提名他为候选人的政党代表大会上，他在一片欢呼声中说：“让我打破传统的行为成为一种符号吧!”从而使人们注意到他乘飞机前往芝加哥亲自接受提名的决定是史无前例的。他接着说：今后让“打破愚蠢的传统成为我们民主党的任务吧”。后来，他在就职演说和著名的“炉边闲谈”节目中走进“老百姓”的“家里”，让人觉得他是专程来跟他们讨论他们的希望和恐惧的，好像他没有忘掉老百姓在他发誓使之获得新生的土地上所处的位置和他们对这片土地的依赖。在他执政期间，他史无前例地创建了一个具有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新型总统直属机构。这是因为他在发誓抛弃愚昧的东西、改革陈旧的东西、拯救最基本的东西和创造新东西的时候，能够说服群众他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在1932年最关键的总统竞选中，在要求大胆进行实验的新时代的呼声中，他明显比柯立芝或胡佛更注重演讲技巧，更具有历史意识。他坚持认为进行实验的迫切要求——进行改革和接受新事物的愿望——是这个国家伟大的历史传统的核心内容。在关键的1932年，他唯一一次使用“革命”这个关键词时也没有脱离那种传统。他说：“这个国家支持的唯一正确的革命是选举。”一旦他当选，人们逐渐发现他的新政融合了人道主义精神、现实主义政治和经济常识。但是，在广播电台的帮助下，新政名义上与他为“百姓”而重新发起和在“百姓”中重新唤起的“大胆而坚持不懈的实验”相一致，这是他早期的演讲中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新政既不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激进，也不像另一些人所说的那么畏首畏尾。经过了一段时间，新政改造并挽救了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且重新定义了民主的意义，从而创造出新的社会布局。新政取得的这些成果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罗斯福能够构想出一个目标明确的政府，采取了胡佛无法想象的行动，而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罗斯福善于辞令，把他的改革说成是牢固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然后利用广播电台把这些话向全国上下传达。他在1932年9月说：“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意味着他也有过舒适生活的权利……我们的政治政府和经济政府、官方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劳动占有社会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他在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对向他欢呼的代表们说：“共和党领导人不仅失败在没有创造出足够的物质产品，而且还失败在眼光放得不够长远，因为在灾难中他们放弃了希望。”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了一句最著名的话：“让我告诉你们我坚定的信念：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起初，《新律令》(The New Imperative， 1935)和《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 1937)的作者沃尔特·李普曼并不信任罗斯福。李普曼在1932年写到，罗斯福确实讨人喜欢，但是他太容易受外界影响，缺乏坚定的信念，而且不具备当总统的一些必要条件。但是，在罗斯福上任后不久，李普曼发现自己对罗斯福的看法产生了变化。他写道：“在3月初，国家还处于……困惑的绝望中。而到9月份，全国人民又恢复了对政府和国家的信心。”当然，信心要慢慢恢复，而经济完全复苏还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在1935年后大萧条最糟糕的迹象已经消失的时候，人们依旧忧心忡忡。但是，罗斯福新政的改革很快开始了，首先通过立法把农业和工业置于更稳固的地位并减轻了房产主(颁布了《房产主贷款法》)和失业工人(建立了国家资源保护队)的压力。随着广播电台继续把罗斯福的声音传播到每家每户——他的声音不仅出现在他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上和“炉边闲谈”节目中，而且出现在1931年开播、1935改编为新闻记录片的亨利·卢斯的《时代进行曲》(Marchof Time)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进行的改革和改良就是“美国”激进主义思想的体现。

随着新政受到人们的拥护，文学中的激进主义越来越像一种文化批评模式，而非一种宣传激进行为的方式。其中显示出来的一个迹象就是美国化的卡尔·马克思，或者更广义地说，美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肯尼斯·伯克写道：“我只有把共产主义思想转变为我自己的语言才能欢迎它。从最深层次的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翻译。我一直在做翻译工作，即使只是把英文翻译成英文。”作为一个学修辞学的聪颖无比的学生，伯克知道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东西丢失了。但是他相信许多东西被保留了下来，并有一些新的发现。在1935年4月举办的著名的美国作家代表大会(American WritersCongress)上，他分析了革命符号和革命神话的社会作用，认为它们是能使木工和焊接工人发现“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工具……虽然他们的职业不同，但这种关系使他们能够为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工作”。但是，到1935年，罗斯福证明他在运用象征符号和革命神话上比民主党取得的效果好，他的目标是进行改良而非革命。

从这方面以及其他几个方面来说，文学追随着政治的脚步，而非引导政治。随着复苏迹象越来越明显，作家们开始利用“本地”传统和习语——实际上是在“翻译”——取得了非常奇特的效果。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后来在《从30年代出发》(Starting Out in the Thirties， 1965)中回忆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激进分子而不是一个思想家。”他还说：“我很为美国作家的作品具有革命性但又具有彻底的文学性的传统感到自豪，我知道我也保持了这种传统”，认定革命传统可以保存彻底的文学性。简言之，几种纯真的形式就像当初在让人幻灭的20年代幸存下来一样，同样在千疮百孔的30年代幸存下来，这种纯真激励作家尝试奇特的东西。卡津写道：“30年代的作家是想证明我们自身经历的文学价值，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认识艺术的可能性，体验我们把街道、牲畜饲养场、劳动雇佣厅写进文学的感觉——从而表明我们的激进力量可以保持现代文学的实验冲动。被卡津称作“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具备知识力量并表现人类解放的”文学形式反复出现。由于作家们想表达以前不属于文学的场景和主题，他们改变了“现实主义”小说，使之更接近于纪实文学。但是，卡津所说的未解决的矛盾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些矛盾同样具有代表性——特别是个人经历和个人抱负之间、社会现实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最终，卡津寄希望于文字，想利用文字来解决这些矛盾。他不是像伯克所倡导的或罗斯福所实践的那样来使用文字，而是以人们认为诗人该用的方式来使用文字。权力不是来自武器或以武器相威胁，甚至也不是对商人、政府机构和工会领导在试图控制产品的流通、操纵消费者的需求和对利润进行分配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攻击加以控制。权力这个词有点儿“美国味”，但又“文学性十足”；有“现代感”，但又超越了时间的限制——也就是说，重叠的历史事件充实了这个词，但这个词却摆脱了历史的沾染。卡津总结说：“这个只有真正的作家才会谈起的让人期待了很久、具有决定性的词将会拯救文学。”

如何协调普通大众改进后的目标与精英主义者的傲慢这一问题在30年代没有成功解决。卡津明确提出自己坚信笔杆子的力量，这一说法吸引了埃德蒙·威尔逊，又通过威尔逊吸引了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威尔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这样描写普鲁斯特：“他个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衬衫，有着迷人伤感的声音、形而上学的思想，长着阿拉伯人的鹰钩鼻子和两只似乎洞悉一切的眼睛。”对卡津来说，普鲁斯特代表了艺术的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代表了小说的力量。这种力量详尽描述了“爱、社会、智慧、外交、文学和资本主义文化‘伤心之家’的艺术”。但是，如何弥合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的生活同大萧条时期那些在街上、牲畜饲养场和劳动雇佣厅的人们的生活之间的鸿沟，这一问题仍未解决。30年代，繁荣的西方国家又回到了一个沿着不同界限划分的世界。这个时期，成熟的侦探小说重新朝个人主义、分离主义、反律法主义的传统发展；“无产阶级”小说透过“阶级”来衡量那个差距，常常坚持主张“阶级”的消灭是消除那种差距的关键；纪实文学记录并戏剧化了这一事实，还分析了人类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这个时代最具有自我意识的实验作品——举几个例子：亨利·米勒的《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 1939)；狄琼纳·巴恩斯的《夜森林》(Nightwood，1939)；多斯·帕索斯的《美国》(1930—1936)；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929)、《在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 1932)、《押沙龙，押沙龙!》(1936)和《下去吧，摩西》(1942)；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1933)和《蝗灾之日》(The Day of the Locust， 1939)；詹姆斯·艾吉的《让我们来赞颂名人吧》(1941)；理查德·赖特的《汤姆叔叔的孩子们》(Uncle Toms Children， 1938)；佐拉·尼尔·赫斯顿的《凝望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1937)——直接涉及了贫穷、种族、性别、性、等级制度和阶级，把这些作为与个人身份有重要联系的关键性问题。30年代正式的实验作品通常包括政治和社会主题。当这些实验作品着眼于过去时，作者经常扮演着业余历史学家的角色。当这些作者研究目前的状况时，他们就像辛克莱·刘易斯一样成为业余的社会学家。但是，这个时期带有明显政治性的作品大都忠实于改革精神——“美好希望”的传统，这种精神可以追溯到抒情年代以前。这种忠实被卡津称为“美国作品中具有革命性但又具有彻底文学性的传统”，其导致的结果不是减弱了作品的抗议性，就是压制了其抗议性，虽然他们的抗议最终仍有可能具有影响力。

30年代的小说在描绘国家文化上仍旧有分歧。抗议是小说的基调。沉默不语在30年代的文学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在《俄亥俄州的温斯堡》中起的作用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沉默说明生活毫无生气，表达出一种类似于放弃的坚定决心。这个时期的作品不像以前的作品那样靠机智的冷嘲热讽取胜，而是用幽默的方式来征服凄凉、残缺的命运。幽默以某种方式给予那些遭受最严重的损失和最严厉的威胁的人们生活下去的勇气——狄琼纳·巴恩斯笔下的妇女、亨利·詹姆斯笔下平凡的主角、威廉·福克纳笔下被遗忘的黑人和白人、詹姆斯·艾吉笔下的佃户、理查德·赖特笔下愤怒的反叛者和佐拉·尼尔·赫斯顿笔下适应能力很强的黑人妇女。但是，幽默也帮助转移了这些人物所表达的愤怒和绝望，减弱了抗议的声音，使默许成为可以忍受的事情。

当然，有时艺术也像生活一样似乎仅仅是在持续着。对一些作家来说，包括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30年代的凄凉更多的时候是由于个人因素造成的，而非历史造成的。菲茨杰拉德在出版了《崩溃》(The Crack-up)后不久说，海明威“和我一样精神都崩溃了”。他认为海明威的崩溃更像是得了“自大症”，而他自己的崩溃更像是得了“忧郁症”。在一些今天看来仍旧是他们最好的作品中——比如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快乐生活》，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他们写的结尾有一种共鸣，使我们认识到他们像普鲁斯特一样正在写一个时代的结束，又或许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其他20年代的作家——比如多斯·帕索斯和赫伯斯特——认为30年代证实了他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而另一些人——包括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 b.1890)、亨利·米勒和佐拉·尼尔·赫斯顿(b.1891)、狄琼纳·巴恩斯(b.1892)和威廉·福克纳(b.1897)——比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成长的速度慢。他们发现对文化的探索不仅适合詹姆斯·艾吉(b.1909)、亨利·罗斯(b.1906)和纳撒尼尔·韦斯特等比他们年轻的作家发挥想象力，也同样适合他们的想象力，因此使30年代成为另一个融合了几代人的特殊的文学时代。这个时代一方面受到股市大崩盘的束缚，另一方面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束缚。

第三章 亨利·米勒、狄琼纳·巴恩斯和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回应

1930年，在亨利·米勒离开纽约前往巴黎之时，他认为自己是抒情年代崇尚童真和直觉这种价值观的最后继承人之一。厌倦了诸如斯宾塞的《仙后》这样的文学作品，他辞去了在城市学院的研究工作，转而去做一系列单调乏味的工作：他在水泥厂和他父亲的裁缝店呆了不长时间后，在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作了五年的邮递业务监管员。正是纽约的市井生活吸引了他。在脱衣舞表演和各大舞厅中，他认识了舞女琼·史密斯(June Smith)，她成了他许多作品的主题人物。后来，他信心倍增，对崇尚经验、自发性和直觉的作品进行了公然抨击。但是他自己的作品——从早期对无赖、流浪汉和妓女的研究到一系列使他声名鹊起的作品，像《北回归线》(1934年)、《黑色的春天》(Black Spring， 1936年)和《南回归线》(1939年)——实际上都充满了自我意识。这些作品一方面深受他所读作品的影响——沃尔特·佩特、亨利·詹姆斯以及惠特曼、德莱塞、诺里斯和伦敦的作品，这一点他多少承认——另一方面也深受他所经历和目睹的事情的影响。他在这些作品中精心刻画的人物从纽约出发，在巴黎得到完善，然后前往加利福尼亚。这些人物既否认又暗示出：在他身上，自发性、直觉以及他对直接体验的颂扬与积极向上、不可抗拒的唯美主义共存。

一系列虽不像唯美主义那样明显但却同样广泛深入的源于抒情年代的社会问题把米勒和20年代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问题在30年代全面爆发。离开纽约前往巴黎之前，他已经看到美国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经济困境。此外，他感觉到这个国家正处于低迷的精神状态。接下来的几年中，他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创作了一系列小说，旨在粉碎中产阶级道德观，摧毁霍雷肖·阿尔杰鼓吹的虚幻梦想。结果，这成了米勒承担的社会使命。他非常赞同乔治·奥威尔在1940年提到的“处于西方文明即将崩溃的边缘”这一观点。但是，他并不打算竭力制止。无责任感是反律法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赞美单身、独处、追求享乐和自我膨胀，反抗那个在他看来既腐化人们思想、奴役人们心智、既堕落又没有自由的社会，而这成了他的事业。除了那个认可他反抗各种传统的团体和文化传统外，他不忠诚于任何一个团体或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他唯一的使命就是做一个流亡者，一个他作品中描绘的流亡英雄。

实际上，亨利·米勒在《南回归线》中虚构的亨利·米勒是纽约天魔电报公司的职业监督员，在书中以第一人称的身份担当故事的叙述者。当他着手改善他所监督的邮递员的生活时，受到了公司副总裁的阻挠。这位副总裁一心只关注市场经济的狭隘利益。他对米勒说，如果你想帮助这些邮递员的话，你就为他们写一本霍雷肖·阿尔杰式的小说吧。“我会给你一本霍雷肖·阿尔杰小说的”，米勒心里想，“我会让你看到我书中的霍雷肖·阿尔杰注视着灾难过后的天空，这时所有的臭味都消失殆尽”——这句话充分捕捉到30年代小说的世俗背景和残酷的幽默。米勒小说中的这位主人公在请假离开后，用了三周时间进行创作：

我固守在我的桌前，我以闪电般的速度周游世界，我认识到，到处都是一样的——饥饿、屈辱、愚昧、罪恶、贪婪、强取豪夺、尔虞我诈、酷刑、专制：人与人之间惨无人道：镣铐、马具、笼头、缰绳、鞭子、马刺。

米勒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用这些知识充实了自己之后，发现了近似于他的社会使命的个人天职——写作，就如他在《北回归线》中所提出的记录“书中所遗漏的一切”的反书。辞掉了在天魔电报公司的工作后，他去了巴黎，成为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外来者。从此以后，他的小说摆脱了“来自北美意识”的文化谎言，“彻底抹掉了霍雷肖·阿尔杰式小说的痕迹”。

《南回归线》中对性场景的露骨描写使米勒蜚名四方。虽然20年代对性描写的露骨程度有所上升，但是我们看到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的一生》(1909)中对性的描写极其隐晦，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变迁》(1925)对性极其厌恶和抵触，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的《朱根》(1919)中对性进行了肤浅的讥讽和挑逗。后来，米勒的小说把对禁书的限制推到了极致；他的这些小说经常遭禁，特别是在讲英语的国家，而在美国，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合法出版。但是，他的小说不只充满了经常重复的性描写，也充满了令人反感的、备受压抑的焦虑和敌意，其中包括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内容。

米勒把自己表现为既是一个蔑视世俗成功、放荡不羁、不顾一切的艺术家，又是被忽视的、穷困潦倒的、一心要雪耻的天才。然而，在他的小说中既有自我批评又有自我推销，两者同时在起作用。在《北回归线》中，他对中产阶级的一整套建立在赞美努力工作但却谈性色变基础之上的价值观进行了蓄意攻击。但是，他对每一种超然的希望也进行了攻击，包括唯美主义：他认为这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情的裤裆里踹上的一脚”。他因此提醒我们，激进小说几乎可以攻击所有的目标，包括政治责任、社会忠诚、革命激情、资产阶级罪恶和美学使命。正如埃德蒙·威尔逊所评述的那样，《北回归线》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所有离开美国前往欧洲、渴望“体验”生活从而为艺术“服务”的作家和艺术家所作的墓志铭。《北回归线》是一个令人心酸但又不失幽默的以人为焦点的报道，包括米勒小说中代表自我的主人公。他们长久以来过着吃喝玩乐、私通淫乱的生活，却忽而开始专注于读书，参观各种展览。就如米勒的“忏悔”中有一种幽默的讽刺一样，他夸张的描述中有一种对真理的追求。两者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艺术应该做什么所持的观点。他对自我的赞美充满了扭曲的事实，但却打着揭露的幌子，他以这种方式反抗现代大众社会助长的疏离感，就如同他用自我的多元化和自我吹捧这种方式来反抗现代世界对自我的侵蚀一样。

米勒在《春天的第三或第四日》(The Third and Fourth Day of Spring)中所指的“神的呓语”(divine stuttering)是一部借重复、暗喻、讽刺和幽默充分表现出想象力的作品，使得米勒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他的小说过于自我专注。这些作品是对现实公然的对抗、攻击和冒犯。同时，《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和《南回归线》又相互反射，通过赞美虽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但却是叛逆的自我，对官僚化和多元化的现代世界进行攻击。“对于我来说，书如其人，而我的书就是我这个人，这个充满困惑的人，这个随随便便的人，这个无所顾忌的人，这个精力充沛、污秽下流、爱吵爱闹、细心体贴、一丝不苟、谎话连篇、诚实得可怕的人。”

米勒打破旧传统的“真诚”使性从所有浪漫的文学作品中解脱出来。他千篇一律地看待所有的女人和众多男人，这些人只是由于被他赋予了不同的名字和行为而有所不同。失望和忧虑甚至使他最抒情的散文都成了对丑恶的攻击：“噢，世界，令人窒息而崩溃的世界，坚固的白牙在哪里？噢，世界，与银球、软木和救生衣一起下沉的世界，那火红的战利品在哪里？噢，那光洁似蛋清的世界现在已经彻底垮掉，你躺在怎样死气沉沉的月色下——散发着冰冷的光？”但是，米勒的反传统诗体的诗就像他不按常规塑造的主人公一样，反映了由于受到自身毁灭的威胁而产生的个人紧迫感。他的身躯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的想象力遭受围攻，只留下经验和文字以及保存这些经验和文字的书。他的经历和他的文字由于重复未免美中不足，但这正适合处于困境中的主人公——他们明白他们现在没有自主权，过去也从来没有过，也明白实际上即使是经过最勇敢、最巧妙的斗争，最多也只能获得一种软弱无力的半自主性的权利。就像用性行为来证明自己一样，他笔下的主人公用语言表现自己的信心以保护自己。他们只是幸存下来的已经被损坏的物品或可疑商品，对于他们来说灾难已经降临，并且总是降临在他们身上。

总之，米勒的小说都是有关经济大萧条的小说：这些小说的创作源于经济萧条、政治腐败和历史灾难，同时描写的也是经济萧条、政治腐败和历史灾难。这个腐败的世界的影响力主要以两种方式走进他的小说。首先，这种影响力成为一种疏离的力量，而高不可攀的超然态度使这种力量达到了极点，因而他不仅可以写他周围的世界，就好像这世界似乎是一种启示录般的想象和对俗世绝望的黑色喜剧，也可以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他自己，就好像他是一个星外来客；其次，这种影响力还改变了艺术和性的目的，使艺术和性成为自我以及自我想象反抗统治力量和控制力量的最后根据地。个人的边缘化生存状态几乎成为难以跨越的障碍，因为对米勒来说，同化就意味着个体的毁灭，而代表自身利益的各种历史力量就像它们为之服务的经济利益一样几乎囊括一切，包括政府和受这个世界操纵的媒体，由于文化(包括文学文化)而使之根深蒂固的有关性的无数错误观念——这一点体现在所有有关性的浪漫想法中，以及霍雷肖·阿尔杰式小说所体现的大部分艺术。米勒的幽默所体现出的黑暗和野蛮正是他对那个黑暗和野蛮世界的阐释。他笔下的人物在“散发着冰冷的光”的死气沉沉的月色下活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搜集自身肉体和灵魂的伤疤或周围其他人肉体和灵魂的伤疤。那些按照世俗的标准获得成功的人，甚至包括作家，其死亡的肉体沉醉在性放纵中，其死亡的灵魂痴迷于阅读和创作虚幻的小说中——大多数失败者也是如此。因此，米勒是代表这些存活者或对这些存活者讲述他的观点，他们长久以来与各种障碍搏斗，最终总算幸存下来，但他们对不能忍受或不得不忍受的外界的征服仍旧心存疑虑。

像30年代其他重要作家一样——包括多斯·帕索斯、巴恩斯、韦斯特、艾吉和福克纳——米勒试图调整对20年代的关注来适应由于经济大萧条而变得黑暗的世界。米勒对艺术的客观性及其超然力量，也就是所谓的艺术战胜历史这样的学说，很不以为然。然而，其他重要的可能性蕴含在打破旧传统的艺术观点中，或蕴含在米勒所说的“神的呓语”中，这两者在他的小说中遭遇了不同寻常的命运。

米勒所面对的主流文化则相反，不仅赞扬自立，鼓励自我实现，主张削减公众的权利，而且认为个体的代表是白人，而且是男性，而不是黑人或棕色人种，更不是女性。总之，这种特权完全是以种族和性别为基础的。而在几个关键的方面——支持独身、离群索居、自我膨胀；对个体的绝对权利充满热忱，认为这种权利是抵制个体被同化、被毁灭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认为大规模削减公众的权利是强奸民意，是对公众的侮辱；想当然地以为唯一重要的自我是非犹太人的白人男性，而不是犹太人、黑人或女性——米勒的小说是在重复主流文化，但却表现为对主流文化的抨击。尽管米勒自称要打破旧传统，但他的小说不仅重复出现其攻击的文化中所存在的重大偏见，而且反复表现出对维护个人主义的种种努力充满恐惧。结果，小说避而不谈的东西却正是其意义之所在。要想完全理解他的小说的意义，就必须要弄清被省略的东西。

两个关键的省略赋予米勒从1934至1939年间写的自传体三部曲[2]以特殊的意义，同时在两部决然不同的小说狄琼纳·巴恩斯的《夜森林》(1936)和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1930—1936)三部曲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夜森林》写得含糊其辞、不太引人注目，似乎是地下创作；《美国》三部曲则是内容最为开放、涉及范围最广、最为公开的小说之一。如果说巴恩斯被迫使用的含糊其辞的手法显示出女性被压制的结果，那么可以说，多斯·帕索斯那支离破碎、人物混杂的形式标志着小说所描绘的那片土地缺乏一致性。

《夜森林》描写的是在巴黎和柏林的一群侨民。小说通过费利克斯·沃克本(Felix Volkbein)唤起人们对历史和家族的探寻；通过一个没有执照的爱尔兰籍美国妇科医生马修·奥康纳(Matthew OConnor)来嘲弄现代的治疗文化。整篇小说贯穿着奥康纳对战争、现代世界以及男女肉体和思想的醉醺醺的、忧郁的、极端悲观的独白。但是小说的情节主要围绕着罗宾·沃特(Robin Vote)、诺拉·弗勒德(Nora Flood)和珍妮·俳色布利治(Jenny Petherbridge)之间的关系展开。罗宾·沃特与沃克本结了婚；诺拉·弗勒德成了罗宾的情人；而罗宾为了珍妮·俳色布利治又离开了诺拉。然而，就像罗宾一样，小说的情节隐晦，这部分原因是由于罗宾的美貌使她容易遭受对她带有欲望的男人和女人的伤害，使他们用自己的需要来诠释她。《夜森林》中充斥着欲望、堕落和暴力。在试图理解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们也卷进去了，而且像奥康纳医生和诺拉·弗勒德一样，开始把目光集中在罗宾身上，似乎一定要去了解和拥有她。然而，我们越是努力，罗宾就离我们越远，似乎她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只给我们留下让我们产生误解的蛛丝马迹。

最终，这部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逃脱不了被财产和暴力镇压统治的世界的性政治。这个世界随处都有对性行为的渴望、恐惧、期待和暗示，但表面上却不露一丝痕迹。我们最终看到，在男女生活中，女人受到压制，她们压抑——实际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与《南回归线》中具有挑衅性、攻击性的男人的性行为相比，《夜森林》中隐晦的、备受阻挠的性行为很显然是在讲述在只有白人男性才有权用行动和语言表达欲望、甚至充分享受欲望的世界里，女人的命运是什么。如果说米勒的小说是男性表达欲望和实施欲望的明证，那么巴恩斯的小说则是女性被迫逃避欲望、克制欲望和隐藏欲望的自白。二者清楚地阐释了男人认为表达欲望是自己的义务、女人认为抑制欲望是自己的本分这种双重逻辑。两部小说都充满了担任演员角色的人物，其中一些变成了善于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变换口音、转换语言、换装迅速的艺术家或专家。“亨利·米勒的”表演是一个大师级人物的表演，尽管这个人物内心充满矛盾，但却仍然是直线式稳健发展的人物。相比之下，《夜森林》侧重女性隐晦的姿态、隐蔽的行为和含蓄的表演，这些女性意识到自己太迟疑、太犹豫、太没长性、太善变、性格太多样，甚至不能被称为“自我”。1939年，米勒完成他的第一部三部曲后不久就离开巴黎前往希腊，1940年回到美国。在美国的40年间，他继续以不同的版本重复讲述他的故事，最终创作了又一个赞扬自我的三部曲：《性爱之旅》(Sexus， 1949)、《情欲之网》(Plexus，1953)、《春梦之结》(Nexus， 1960)，合称为《玫瑰色三部曲》(The Rosy Crucifixion)。巴恩斯在完成《夜森林》五年后离开巴黎来到纽约独居，把纽约作为受压抑者最后的栖息之所，一直到1982年默默地孤独终老。

如果说《夜森林》暴露了米勒小说中改变了文化意义的一系列被省略的东西，那么《美国》三部曲——包括《北纬四十二度》(1930)、《一九一九年》(1932)和《赚大钱》(1936)——则通过描写社会生活零散的细节和美国文化的大杂烩，暴露了另外一系列在米勒的小说中所省略的东西。在《赚大钱》中，我们看到女人在歌唱她们失去的爱情，

我不喜欢看到夕阳西下

我不喜欢看到夕阳西下

因为我的宝贝离开了这个城市

男人们在歌唱他们的困惑，

噢，告诉我

还要等多久

……

现在就告诉我

还是让我继续等待

……

哦，告诉我还有多久

工人们在歌唱他们的痛苦，

我们为老板拼命工作

而我们的孩子们却在大声哭泣。

多斯·帕索斯似乎时常在表达自己对一个无奈已经四分五裂(“我们无疑是两个国家的国民”)、在无望中失落(“我们正经受着美国的挫败”)的国家的意见。但是，无论是他这个有不同看法的讲述者还是他所塑造的人物都没有领会我们在《美国》中看到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影响力。历史人物与虚构的人物交织在一起，模糊了历史与小说的界限，模糊了纪实报道与虚构故事的界限。多斯·帕索斯不愿意把历史和小说分开或使其中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他还坚决抵制试图把生命视作客观上受限制、主观上不受约束的这种思想的诱惑。形成鲜明对比的原则和相互矛盾的愿望之间的辩证游戏正是他用自己的方式探索、赞美的对象。《美国》三部曲以交叉重叠的形式，通过重塑美国从以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向日益都市化、工业化、商业化的世俗社会转变这场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把个别几个与20年代相关的问题和大部分与30年代相关的问题融入了他的小说。一小撮有势力的富人知道如何操纵影响历史的经济力量，一大批几乎没有任何权力的穷人知道受这些富人折磨的感受，两者之间的公开冲突在小说中达到了顶点。《美国》是一部让人意志消沉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在结尾处，我们看到一个几乎无名无姓的被叫做“流浪汉”的青年站在马路边，正想方设法搭便车。从他身上我们认识到美国经济大萧条后出现了违背诺言和背叛自我的现象，这两种现象相辅相成，最终带来毁灭。

厄普顿·辛克莱认为，多斯·帕索斯在写作技巧上的革新冲淡了他要传递的政治信息；海明威认为那些政治信息是以小说的写作方式传达的。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则既赞同政治改革又赞同美学创新，他称多斯·帕索斯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而《美国》三部曲是其最高成就——一方面在于多斯·帕索斯在赞美小说的权威的同时承认历史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斯·帕索斯在人们认为金钱万能的世俗世界里，关心的却是群体以及个体的命运，萨特认识到了多斯·帕索斯这样做的重大意义。

第四章 残留的个人主义和有限的使命

T.S.艾略特著名的自我描述——“文学上的古典派，政治上的顽固派和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中所体现的精英主义在30年代依旧存在。艾略特作品的内容是入世的，聚集了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各种不同语言的片断；而他作品的基调则是厌世的，为艺术传统和宗教信仰的丧失而悲伤哀悼。艾略特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为新批评派[3]的塑造者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艺术应当具有世界性且应该是崇高的(意思是说艺术理应倡导一切高贵、美好的事物)，应当高雅地排斥一些东西(意思是说艺术应对一切中产阶级的、卑鄙的或庸俗的东西予以谴责)。但是，30年代见证了三种重叠的民粹主义的复苏，民粹主义曾经在抒情年代一度辉煌，而在20年代备受冷落。其中一种民粹主义来自诸如厄普顿·辛克莱、伦道夫·伯恩、弗洛伊德·德尔，约翰·里德，杰克·伦敦这样的作家，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倾向。第二种民粹主义来自同样一些作家，特别是杰克·伦敦，这种民粹主义在逻辑上是原始主义的。第三种民粹主义比“自然主义”更“现实”，它们来自威廉·狄恩·豪威尔斯的继承者，比如薇拉·凯瑟、舍伍德·安德森等作家，他们的小说取材于经常被诋毁的中产阶级，描写这些人的举止和癖好、抱负和伪善、符号和神话。20年代，理想主义这个词声名狼藉，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没有经受住考验的休战也土崩瓦解。门肯对“中产阶级”充满蔑视，认为所有的政治，包括改革的政治，不过就是一场闹剧，在这一点上他颇具代表性。

30年代，小说朝着“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至于是前进还是后退，取决于个人的看法——但不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而是对所看到的现实进行有序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小说总是倾向于把生活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像迈克·高尔德这样的作家在谈到形式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时——“他们笔下的逃避现实者、抽象派艺术家、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徒、艺术的神秘主义者、模糊的象征主义者、小丑和训练有素的海豹、为性疯狂的小矮人”——都带着毫不掩饰的蔑视。但是30年代的许多作家像20年代的作家一样，制造着同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存在于两种原则之间：一种是使小说与历史联系起来的原则，把小说定义为描绘社会现象和历史存在的一种体裁；另一种是使小说从历史中解脱出来的原则，认为小说是一种致力于自由想象的游戏和半独立性的体裁。两个年代唯一的改变是对这两种原则的权衡，而30年代更倾向于第一种原则。

美国30年代的股市大崩盘把20年代的富足一扫而光，一时打消了中产阶级购买当时生产出来的收音机、冰箱、时髦服装、福特汽车以及未上市的股票和其他还未发明出来的东西以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但是，这也使许多作家共同的希望破灭了——他们本希望在为自己创作的同时能够确保过一种即便不是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舒适、放荡不羁的生活，而不用做太大的妥协。作家们曾经不顾与普通人所关注的事物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甚至以此为荣，但这种观念似乎也渐行渐远。在散文小说中，与社会和历史现象紧密相连的“现实主义”使小说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即便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那些特定的读者；而“超现实主义”由于与神话和象征符号相连，与梦想和无意识相连，从而与不可预知的主观领域相联，使得其读者群仅限于被艾略特这样的人培养出来的一小撮狂热的精英主义者。高尔德批判性地指出文学精英主义预示着资产阶级的衰落，尽显他运用复杂的隐喻的天赋。他说：“即使在詹姆斯·乔伊斯或T.S.艾略特创作的高峰时期，失败仍像赖皮狗一样跟随着他们。他们正走向历史的死胡同，没有未来。”然而，他的批判使我们至少注意到三件事情：20年代的作家在允许浪费、鼓励私有化和专业化的经济状况下进行创作；浪费、私有化和专业化在塑造着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文学作品宣扬个体权利，反对群体权利，赞同未经检视却已被广泛接受的按照性别区分性行为、阶级和种族的这些假定，由此可以看出20年代的文学与主流文化间的关系。

20年代，在几个很少出现不负社会责任行为的地方，这种行为是被宽恕的。人们挥霍金钱、时间和精力，其中甚至有些人是在挥霍生命。他们极端自私地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完全属于自己，甚至可以丢弃。在30年代极为不同的经济状况下，作家们继续他们的冒险经历。他们抽烟、酗酒、做爱、性交、旅游；他们彻夜不眠，声称要把体力耗尽。但是一旦缺钱、工作机会减少，每个人——特别是就要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就不得不小心翼翼了，这种负担显然与老于世故的人要承受的负担不同，老于世故在20年代几乎与愤世嫉俗同义。仅靠机智、滑稽或新奇已经不足以赢得读者的青睐。到1932年，艺术作品，甚至一些不经意的评论，由于涉及社会问题而经常受到审查。

唯美主义继续以各种形式活跃在音乐、电影和像肯尼斯·伯克、华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威廉·福克纳这些作家风格迥异的作品中。但是，唯美主义的繁荣与新的政治紧张局势并驾齐驱。简言之，30年代的作品都带有“陌生人”和“局外人”的痕迹，比如南方人、犹太人，黑人、妇女的痕迹。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一种探测和超越各种界线的必要途径。多斯·帕索斯发现，30年代特有的紧张局势比他在20年代目睹的个人主义更令人觉得适意。福克纳作为一个作家成熟得比较慢，30年代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人物，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家庭和他在的那个地区的历史把他与贫穷、失败、恐惧和挫折这些熟悉的字眼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使他懂得身陷困境的感觉可以与疏离感共存，甚至可以加强这种疏离感。

1930年下半年，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在为《纽约客》杂志撰稿时指出，性“就如陈年老账一样让人厌烦”，应该“讳莫如深”。他反感叛逆的青少年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母，而且一点儿也不关心乡下的年轻女子是否堕落了、是否想要堕落、或者是否在避免堕落。他只想知道这种处境下她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但是，这种幽默更多地属于20年代而不是30年代。新的幽默有如纳撒尼尔·威斯特或亨利·米勒的幽默一样显得更加深沉，甚至包括表现“性”的幽默。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那种自觉的诡辩看起来就像辛克莱·刘易斯对猖狂的实利主义嗤之以鼻一样已经过时了。在穷困肆虐的时候，贪图名利似乎与厌世一样浅薄。杰克·康洛伊在当时最好的无产阶级杂志《铁砧》(Anvil)上宣称：“我们宁愿要粗糙的活力也不要完美的平庸。”W.C.菲尔兹在电影《这杯致命的啤酒》(The Fatal Glass of Beer)中说：“对人或兽这都不是一个合适的夜晚。”他还说：“不畏艰险、面对现实的时候到了”，从而与戏剧演员格罗克·马克斯(Groucho Marx)共同唤起了把困惑、无能、失败和痛苦变成笑声的喜剧传统。

当时，甚至自杀都可能被视为公开声明而非个人行为。1932年4月，一艘轮船从墨西哥开往纽约，途经古巴首都哈瓦那。船上的哈特·克莱恩走到船尾，站在那儿，脱下外套并叠好，然后爬到了船舷上，犹豫片刻后，跳入了茫茫大海。多年来，克莱恩都在猛烈抨击这个令他遭受创伤的压迫性的商业社会，至少，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他对性的兴趣。他过去经常酗酒——有时是为了激发他的想象力从而写出美丽的诗篇，有时是为了忘掉头天晚上他与水手中的同性恋伙伴所做的事情。他再三对他的朋友们说，他“就像被老鼠夹逮住的老鼠”。谁也不知道他最后想了些什么——也许想到他浪费了自己的天赋，想到他已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想到只有大海能够把他从切身的伤害中拯救出来。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的身体不复存在。尽管如此，他的死却像他的生命一样几乎立即充满了绚丽的色彩，成为绝唱，对整个30年代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淹没在“平静高贵的加勒比海”。这一点从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f)的诗《记念哈特·克莱恩》(“Remembering Hart Crane”， 1935)以及多年后约翰·T.欧文(John T.Irwin)写的《文字的象征》(“The Verbal Emblem”， 1976)中可以看到。在《文字的象征》中，克莱恩成了深受文化兼并伤害的诗人英雄的缩影。

而更典型的是一些从一开始就尽人皆知的暴力行为。1931年，大概在克莱恩离开人世的前一年，九个年龄在13岁到19岁之间的黑人青少年在阿拉巴马州的斯科茨伯勒(Scottsboro)被捕，被指控强奸两名白人妇女。这九名黑人青少年和两名白人妇女都是流浪者，沿着铁路漫无目的地搭火车流浪。凯·博伊尔(Kay Boyle)认为，这是一些“无一技之长，对社会没什么用，也无地方可去”的人。一系列的审判、上诉、复审都是由斯科茨伯勒逮捕案引起的，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抗议，这一切穿越了整个30年代，它使人们永远记起理查德·赖特所说的“黑人的境况”，也使白人永远记住这种毁灭性的不安全感。其中一个被告说，“自由对我毫无意义”，外面的生活“与监狱没什么两样”。1934年，斯科茨伯勒悲剧仍在蔓延，暴徒猖狂到了极点。5月23日下午，在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Shreveport)郊外人迹罕至的道路上，一队德克萨斯州巡警用50多发子弹击毙了邦妮和克莱德这对雌雄大盗；7月22日晚间，在芝加哥电影院门前，就如警匪片中的克拉克·盖博一样，联邦调查局人员击毙了银行劫匪约翰·迪林格；10月22日上午，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农场，联邦调查局人员大喊：“站住!”接着“漂亮男孩”查尔斯·弗洛伊德周身吃遍了枪子儿；11月28日，在俄亥俄州乡下的一场枪战中，两名联邦调查局人员牺牲，随后，人们在芝加哥郊外的一条水沟里发现了“娃娃脸”乔治·纳尔逊被子弹打得像筛子一样的尸体。

30年代的纪实作品、自觉地向“无产阶级”靠近的小说、“激进的”罢工小说和历史小说中都贯穿着不同形式的暴力，而暴力威胁或者暴力事件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两类小说——西部小说和侦探小说——的主要内容。如同古代作家一样，米尔顿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从历史中借用了一些情节，包括已经被转化成艺术作品的情节。米尔顿的读者都很熟悉他的作品中所呈现的罪恶和罪恶的思想，这些罪恶和罪恶的思想解读了人类如何坠入时间、死亡和流放的深渊。但是米尔顿认为他可以再次给读者带来惊喜。近来一些公式化的小说——包括侦探小说和西部小说——之所以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是由于现代化的出版、现代化的发行和现代化的销售。这些小说出现在杂志上，人们随处可读——火车、地铁、公共汽车、飞机、理发店和美容院，或者医院的候诊室。像以前的作家一样，他们从人们所接受的模式入手，在人们熟悉的情节上用一些独特的技巧或者用与众不同的表现风格把作者与主人公分离，由此带给我们惊喜。但是，他们的作品不同于早期公式化小说，因为它们揭露了20世纪的重大秘密：我们担心真正的社会群体和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一些零散的例证中破除万难最终形成，却远非对我们的文化馈赠——首先，这是人类巧妙的计划，其次，这是人类的意愿。

感觉生活乏味、没有自由的孤独的读者们喜欢读这些公式化的小说(包括历史上的风流韵事)。30年代，经济状况的恶化加深了人们被欺骗的感觉，使20年代仅存的希望，即加入富人的行列这个希望，也破灭了。一方面可以说，西部小说和侦探小说充分利用了美国经济大萧条后读者需要一些娱乐来“逃避现实”这一点，但是也可以说——公正客观地说——这些小说为我们呈现出用想象力构建出来的不同于现实的另一个世界。科迪和特纳等西部小说作家及时重新强调一种现代思想，即待在家里的人根本不会有那些冒险经历。这种思想在国家已形成的神话中根深蒂固。那些作家带我们走出我们熟悉的世界去体验新奇的事物，甚至要冒生命危险，但是他们像科迪一样总保持一个安全的间距。在与世隔绝、相对安全的状态下，我们会把自己与书中那些直面神秘世界、危险甚至死亡或精神崩溃(这也是一种死亡)的人物视为一体。然而，西部小说又同时把我们从最终的恐惧中解救出来——首先，呈现给我们一个被超凡的勇气和技能征服的世界；接着，给我们讲述在我们所熟悉的公式基础上有所变化的故事，最后不会使我们无所适从。这些小说先带领我们去冒险，之后把我们从险境中解救出来。

然而，侦探小说和西部小说还要完成另一个文化使命。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利用一些传统，包括传统的政治理论和有关《圣经》的宗教信仰，反复强调个人拥有自己来判断一切是非的权利和责任。其中，公民群体，或者更广义地讲，文化本身是否能够生存，不是取决于有公德心的公民，而是取决于有自己的生活准则的个人主义者。赞恩·格雷(一位“爱上西部”的牙医)小说中的流浪牛仔和外来者，以及戴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和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的侦探英雄，并不情愿为社会服务，因为虽然他们把群体生活视为一种理想，但又抵制其堕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惩罚的威胁和金钱、权力以及享乐思想的诱惑灌输给人们“错误的”(有时是“资本主义的”，有时是“女权主义的”)价值观。如果这样的社会在西部小说和侦探小说中扮演的是反面角色，那么这些小说坚守的“真实”文化只能是没有实现的梦想。

在多斯·帕索斯着手写《赚大钱》(1936)——“他们更强大他们很富有他们不停地雇佣和解雇政客……我们无疑是两个国家的国民”——之前很久，国家最流行的小说实际上是削弱男性与女性之间界限的呐喊。“家庭”小说主要是由女性写、为女性写、写女性的小说。女性是这些小说的主要人物，而年轻女人——通常是孤儿——是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小说喜欢把背景设置在厨房、起居室这样封闭的、私人的空间。即使小说中出现了描写大自然的场面，通常也只是些田园风光或静谧的花园。总之，“家庭”小说的真正斗争是内心的斗争。教导人们如何驱散内心的困惑在这类小说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而读书、唱圣歌和做祷告也同样重要。我们明白了内省几乎是年轻女性生活的核心，使她们逐步摸索着走向成熟。不管一个女人会不会结婚，或者更尖刻地说，会不会变得睿智——首先，要懂得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保持贞洁；其次，要学会服从丈夫——成为家庭的核心。宗教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而女性则是二者的首要载体。完全的“女性”自由恰好就在于要为宗教和文化服务，从而为家庭服务。

欧文·威斯特的《弗吉尼亚人》之后的西部小说通常都是为男人而写、写男人生活的。这些小说也同样强调适度的虔诚是对一切事物的考验。但是在这些小说中，宗教起的作用不是很大。而英国的小说家们，特别是女性作家，甚至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仍然把牧师描绘成英雄，用牧师来表达著者的心声。美国的小说从纳撒尼尔·霍桑的作品开始，经常受到十分严格的审查。他的作品中，具有精神力量的人物通常都是女性。女性作家B.M.辛克莱(笔名是B.M.鲍尔)写了一系列关于“飞动的U形牧场”发生的故事，在西部小说通常是由男人来写的这一趋势中，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她的小说着重描写一个马上就要衰亡的社会，在这方面她也是一个例外，

一个宁静的……小小世界消退在了群山之中，带着一丝胜利和失败，带着一丝心痛和欢喜；这是一个幸运的小小世界，因为它的胜利是令人欣喜的，它的失败是微不足道的，它的心痛是短暂的，它的欣喜是不带烦恼或罪恶的。

鲍尔的“飞动的U形牧场”系列小说预示着30年代农村乌托邦思想的繁荣。相反，赞恩·格雷的社会已经陨落。虽然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前工业化的状态，但并不是处于一种完全的前现代状态，因为这个世界与工业文明的“进步”发生了深刻的矛盾，有时还与宗教信仰发生冲突。在格雷的小说中，虔诚的女性在精神上依然强大，还保留着宗教的权威。但是大部分男人，包括以牧师为职业者，对待宗教就像对待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试图利用宗教来扩大他们的财富和权势，这一点从《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Riders of the Purple Sage， 1912)中简·惠泽汀(Jane Withersteen)和埃尔德·塔尔(Elder Tull)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到。格雷小说中的主人公倾向于用行动而不是内省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他们认为正直比权势重要，甚至胜过自己的生命。在城里，他们喜欢不受宗教约束的公共场所——马车出租店、国有土地管理局、法院、火车站或酒吧——而不喜欢家和教堂。但是，他们更喜欢几乎还保持原貌、未被腐化的大自然。焦虑不安是他们的一个特征，与世隔绝是他们的另一个特征。他们沉默寡言、坚忍克己，几乎对任何事情——除了“纯洁的”女人和一尘不染的自然景色以外——都没有欲望，更不用说心存敬畏了。他们有时把宽广的河流、空旷的草原、雄伟的山峦或者辽阔的天空看做是女性的，而认为自己受严格的荣誉准则支配的生活是男性的。

在《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中，无情的摩门教徒掌控着一切。在《内瓦达》(Nevada， 1928)和《佩科斯河西部》(West of the Pecos， 1931)中，司法官员与掠夺土地的狡猾的农场主相互勾结。在《西部准则》(Code of the West， 1934)中，一位来自东部名叫乔治亚娜·斯托克维尔(Georgiana Stockwell)、满脑子“现代”观点的女郎前往西部。她认为传统的行为规范已经“过时”了；“我们的姐妹、母亲和祖母们都被造物主欺骗了，被男人欺骗了!”斯托克维尔决定在穿衣、说话、行为上要随心所欲。她一有机会就倡导解放，鼓励大家跳东部的爵士舞。《西部准则》中出现的冲突，一些是由于偷盗牲畜和抢夺土地的行为造成的，而其余的则是由乔治亚娜挑起来的——最后，她从这片衰退但还没有衰亡的边疆得到了宝贵的教训，从而把“她可怜的一点点虚荣心、她对现代自由的热衷、连同女性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都抛在了一边，开始“渴望为自己造成的冲突赔罪”。经过这样的磨炼，她变成了一位完美的妻子——看起来既勇敢又温顺，非常迷人。

在典型的格雷小说中，男性地位得到强化，男性霸权得到重建，但他们采取的手段比在《西部准则》中略为隐蔽和温和。但是，在这些小说中，社会很少以令人欣赏的姿态出现：社会变得越来越发达，同时也变得愈加堕落。在诸如《内瓦达》和《佩科斯河西部》这样的小说中，社会的堕落是一个必须被曝光的秘密。我们所说的群体是指对过去拥有共同的回忆、因为共同的使命和愿望而紧密结合在一起、按照个人权利的社会正当性而构建的社会，那么格雷笔下的主角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这种对过去的记忆和对使命的忠诚是他们自己所特有的，因此似乎成了他们永恒的荣誉准则。他们在格雷的故事中通常已经成熟。他们无论何时都是那么勇敢而又足智多谋，可以应付一切困境。岁月的艰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们面临的威胁不是恐惧而是绝望，因为绝望会动摇他们阻止自己犯罪的决心。唯有坚持个人的荣誉准则和心怀帮助善良的人们建造纯朴的家园、建立核心家庭的愿望才能使他们避免误入歧途。但是，他们不太可能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喜欢孤独，不喜欢妥协，将来只会按照自己的主张来接受妻子、家园和家庭的概念。比起孤独或死亡来，他们更害怕失去他们坚韧的男子汉美德，他们手中的枪常常是捍卫这种美德的标志。在《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中，简·惠泽汀对文特尔(Venter)谈到了忍耐和仁慈。他对简说：“我要死得像个男人!……把枪给我。”那些肯定基督教信仰的人在拒绝让温和的劝说威胁他们的男子气概的同时，有选择地决定是否要用枪来捍卫男性的美德。他们认为他们遵从的准则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比那些被高雅的女人所信奉、被贪婪的男人所利用的宗教还要古老。他们希望用这种准则为“真正”的男人、“纯洁的”女人和其他“善良的”人们挽救这个社会。他们想把社会从已经堕落的人们的贪欲中拯救出来，从女人被引入歧途的温柔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们想占有这个社会，即使不能作为统治者，至少可以尽可能地像统治者那样带几分野性的男子气概。

《内瓦达》一开始就描写主人公逃避了法律，救了他最好的朋友和他心爱的女人：“不管将来如何孤独和痛苦，什么都改变不了也减弱不了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幸福感和光荣感。”后来，内瓦达挫败了杀手、小偷和狡猾的司法官员的阴谋，再次救了他的朋友和他的心上人，此外还救了一大群人。但是这次，人们已经允许他加入他所捍卫的那种生活了。然而，与家庭小说中所特有的女主人公卑下的生活不同，内瓦达的生活让他觉得有点儿飘飘然。在小说的结尾，内瓦达低头凝视“深爱他的女人，落日余辉撒在她的脸上”，说道，“亚利桑那州微笑着向我们走来。”“内瓦达正微笑着向我走来，”她半梦半醒地回答。

侦探小说与西部小说有几个共同之处，比如总习惯带着读者走在狂野边缘，然后遇上亡命之徒或者几乎沦为逃犯的各种社会弃儿。在侦探小说中，我们迟早会发现社会自上而下已经彻底堕落。虽然区分受害者和害人者以及复仇天使和雇佣枪手的界限经常模糊不清，但这个界限至关重要，就如同区分侦探英雄遵守的严格准则和他周围几乎每一个人遵守的含混的道德规范之间的界限一样重要，这些人中包括相当一部分杰出的市民、公民领袖和公务员。这些人表面上服务于社会，实际上是贪婪的剥削者。一般人认为，侦探英雄经常是失意的人，比如失败的警察。他们看似足智多谋、顽强、值得信赖，实际内心都是寂寞的“分离主义者”。

虽然侦探过的完全是城市生活，但却像牛仔一样都是社会的最低限要求者。他们唤回那种崇尚进步思想和男子气概、反对世故圆滑的文化。然而，就像业余历史学家一样，侦探们知道每个人的现在都有不为人知的过去。还有一点很重要，由于他们遥远的祖先曾是传统基督教徒，甚至是早期新英格兰清教徒，他们认为被隐藏的过去是一种罪恶，并会为揭开现在的罪恶提供线索。然而，与早期的清教徒不同，他们玩世不恭并有些绝望，因为他们相信罪孽，但却不相信可以赎罪。在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国王的人马》(1946)中，威利·史塔克(Willie Stark)对有抵触情绪的侦探杰克·波顿(Jack Burden)说：“人在罪孽中孕育，在堕落中诞生，经历了从尿布的臭味到裹尸布的恶臭。这总还是有些道理的。”他的意思是说，罪恶流入贪婪、可耻的下流社会，但也同时蔓延到了体面的上流社会，每个人都被卷了进去。

像牛仔英雄们一样，侦探英雄也必须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苦难，一言一行都有岁月的痕迹。他们知道社会用带给人们幸福和成就的空洞承诺破坏了正义的风气，早晚这个社会会把尚未腐蚀的一切毁掉。金钱和性是最主要的诱饵。性预示着快乐，或者有可能预示着爱情、亲密的关系甚至婚姻。而金钱预示着财富、权力和地位。侦探们常常会深受其扰。只有他们的准则和正义感才能保护他们免受诱惑。结果，他们越是意志坚定、足智多谋，就越会陷入世界的黑暗中，这个世界摧毁了大部分它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侦探所处的社会，其资本主义程度远比西部英雄生活的社会发达得多。他们所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作为城里人，他们生活的空间狭小，脱离自然。然而，他们这些人也持有真正的边缘人所特有的权威，也同样重申男性的身份和霸权以反对女性入侵公共领域。因为女性常常把享乐和安逸的诱惑与金钱和安全的诱惑搅和在一起，从而更激起了侦探对她们的质疑。然而，作为现代骑士，他们对处于困境中的女性表现出了特殊的钟爱。此外，他们热衷做一些注定会失败的事情。由于经验告诉他们金钱使人堕落，所以他们密切注视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们的世界中，金钱与罪恶并行。他们总是担心，如果美国人一味追求成功、害怕失败，并习惯用金钱来衡量一切的话，他们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尽管侦探英雄愤世嫉俗，他们却仍然在为城市社会的理念而努力，仍然为挽救这个社会而躬身力行。像嘉莉妹妹一样，他们也把生活分成两部分：众人面前的表演和私底下的逃避。他们言简意赅、沉默寡言，专门研究个人主义的阐述和与之并行的自力更生的态度，严格抑制个人主义未表达出来的各种情感、需求和欲望。唯有他们对好女人和正直的男人抱有的一种感伤情绪证实了这种阐述未能表达出来的巨大需求。这种情绪也是他们与牛仔另一个共同的特点。如果说讽刺加强了他们的感伤情绪，并把他们推向孤立，那么可以说这种感伤情绪弱化了他们的讽刺，使他们向激励他们的群体和事业靠拢——即挽救那些还未堕落的人和拯救这个还没有完全被毁掉的社会。

讽刺使他们与人隔绝，多愁善感使他们融入群体。结果证明，如何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成了侦探们处理一切事务的关键。他们从19世纪的祖先那里继承的理性成为他们的工具。但是，他们的经验削弱了他们的理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留下的疤痕和心头笼罩的阴影中看到，这些疤痕和阴影使他们想到堕落和死亡。他们带着我们在下流社会和上流社会上下穿梭，看到真实的生活本身。与他们在一起，我们明白了“到处都是一样的——饥饿、屈辱、无知、罪恶、贪婪、尔虞我诈、折磨、专制”。侦探们接受孤独和贫乏的生活，勇敢地面对死亡，以抵制与性、金钱和恐惧有关的诱惑；为了继续与周围腐败堕落的行为作斗争，并与时刻困扰他们自身的疑虑斗争，他们抵制犬儒主义带来的诱惑。戴许·汉密特的《红色丰收》(Red Harvest， 1929)中有个大陆侦探社的无名探员，他的名字就显示出他的纯洁和超然。他说：“我的灵魂只剩下坚强的外表，在与罪恶打了20年交道之后，对待任何一种凶杀我都看得很淡，就像看着我的黄油和面包一样，这不过是日常工作。但是，这……并非我的本性。是这个职业使我变成了这样。”侦探们主要为了体验自己拒绝背叛或屈服的这种满足感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大眠》(The Big Sleep， 1939)的结尾，作者写道：“一旦死了，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要紧？”雷蒙德·钱德勒给《大眠》起的这个书名是死亡的同义词。“你死了，你在长眠，你不会受到那样的事情的打扰了。对于你来说，石油和水就如风和空气一样。你只是在长眠，并不在乎你是如何死亡或在什么地方倒下这些不堪的事情。”

谙于此道的英雄们主要依靠他们的勇气、足智多谋和正义的严厉准则。男人对他们有些畏惧，甚至有些不情愿地尊敬，而女人则崇拜他们。他们需要坚定的决心来避免误入歧途，需要一个强硬的外表来避免灵魂的死亡。有时，他们像牛仔们一样过着几乎独身的生活。汉密特的《马耳他猎鹰》(The Maltese Falcon， 1930)中的女人很具有代表性：伊娃·阿奇(Iva Archer)是一个自私的贱女人；布里奇德·欧香尼西(Brigid OShaughnessy)是一个美丽而又迷人的杀人犯；而艾菲·派瑞恩(Effie Perine)是一个好女人，就像萨姆·斯贝德(Sam Spade)在最后恭维她时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十足的好人”。萨姆·斯贝德列举了六七个理由决定把布里奇德交给法律处置，而不顾事实究竟是什么——“这个事实可能是你爱我，也可能是我爱你”——之后，他依然信守他遵循的特殊准则，暗自认为布里奇德会认可他正在做的一切以及他这么做的原因。而其作者认为，作为读者的我们也会这么以为。像格雷笔下的牛仔英雄一样，斯贝德坚持认为浪漫的爱情是必要的想象，否则愤世嫉俗的观念将会把他吞噬。但是，他不愿意通过亲身经历来验证那种想象，这比格雷笔下的内瓦达更甚。最后，他发现自己不仅孤单而且孤独，对情感也几乎没有了感觉。汉密特的《玻璃钥匙》(The Glass Key， 1931)中的奈德·波蒙特(Ned Beaumont)说：“我什么也不信，我是一个对许多事都无动于衷的十足的赌徒。”

雷蒙·钱德勒辛辣讽刺的风格与他笔下的主人公菲利浦·马洛(Philip Marlowe)的语气类似。菲利浦·马洛总是犹豫不决，在保持强硬和易受诱惑之间极力权衡。在被金钱和权势诱惑时，他保护自己免受其害。“让富人见鬼去吧”，他说，“他们让我觉得恶心”。在受到性的诱惑时，他做出了同样的反应。“这屋子我得住”，他边说边把赤身裸体的卡门·斯特恩乌德(Carmen Sternwood)从他的床上扔了出去，“从家的意义上来说这间屋子是我所拥有的一切。任何与我、与过去、与代替家庭的东西有关的一切都在这里。”这说明，对于马洛来说家更像是一种记忆而不是梦想。其实骑士的生活也是如此。他说生活不是“骑士的游戏”。他一心致力于解救女人，那些无论多么白皙美丽却几乎总是堕落了的女人，因为他下定决心至少要坚持浪漫爱情的想法。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仅仍然忠于自己和自己的准则，而且还以自己的方式忠于社会，这并不是因为社会值得他效忠，而是因为他需要效忠于某些事物。他知道他所处的堕落的社会使人们彼此对抗。但是他仍抱着这样的愿望：精选出的强硬但易受诱惑的人们做出的牺牲能够创造出一种增加人类幸福感的文化，因为这是唯一使他勇往直前的动力。

《黑侠》(Black Mask)杂志1919年宣布创刊，1920年开始出版发行，专门刊登“神秘类、侦探类、冒险类、西部类、恐怖类和新奇类”的小说。20年代中期，“私家侦探”作为社会的新救星出现了，《黑侠》杂志也具有发现和培养人才的能力。从1929年开始，汉密特相继出版了四部重要的小说——《红色丰收》、《丹恩咒诅》(The Dain Curse)、《马耳他猎鹰》和《玻璃钥匙》，每一部都在《黑侠》杂志上连载。侦探小说像西部小说一样在30年代走向繁荣。这多亏了像杰克·伦敦这样的作家——杰克·伦敦用强硬的原则来抵消甚至摧毁极度的贪婪；也多亏了像欧内斯特·海明威这样的作家——海明威在他事业的初期，在《在我们的时代》(1925)和《太阳照样升起》(1926)中，赋予这些遭受折磨的脆弱英雄以新的威力，从而使他们变得强硬，以对付周围丑陋的世界。像《凶手》(The Killers)、《五万元》(Fifty Grand)、《暴风劫》(After the Storm)和《在异乡》(In Another Country)这样的小说使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浮出水面。其中一种抵制的方法就是不断打磨生活，直到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一个男人“一定不要结婚”，这是《在异乡》中的一句话。《在异乡》把生活描述成了逃避困境的艺术。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说：“他不能结婚……他不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失去自我的位置。他应该找到一些他不会失去的东西。”在30年代，由于海明威对艺术的掌控力开始下降，他开始更多地在生活中冒险，而在小说上的冒险尝试较少，这些尝试的结果大都令人沮丧。但是，他继续在这两方面进行冒险。在《逃亡》(To Have and Have Not， 1937)出版几年后，他开玩笑说，这部小说是一本“道德观念薄弱的书——专门讲述通奸、鸡奸、手淫、强奸、故意伤害、大屠杀、性冷淡、酗酒、卖淫嫖娼、性无能、无政府状态、私酒买卖、贩卖中国佬、女子性欲亢进和堕胎”。但是，他对麦克斯威尔·帕金斯说，这本书真正的主题是“个人的堕落”。后来，他作为拥护共和政府的记者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接着就写了《丧钟为谁而鸣》(1940)，这是一部跌宕起伏的长篇巨著，标志着他再次肯定了人类团结这种可能性以及一些社会事业的价值。《逃亡》是他唯一一部描写经济大萧条的小说，也是唯一一部以美国为背景的小说。然而，在这部小说中，他似乎彻底失望了。在对激进的个人主义言论完全失去信心之后，他似乎找不到别的言论来替代它。主人公哈里·摩根(Harry Morgan)曾经为过那种诚实正直的生活做过努力，但是以失败告终，结果成了罪犯，开始向古巴贩卖私酒、偷渡外国人，最终却只发现“孤零零的一个人是他妈一点儿该死的机会也得不到的”。这是他临死前说的话。小说的主要女性人物玛丽亚在哈里死后四处查看，却什么也没找到，只看到“这受到上帝诅咒的生命”。

詹姆斯·M.凯恩(James M.Cain)和霍拉斯·麦科伊(Horace McCoy)的硬汉派小说也表现出类似的情感。詹姆斯·M.凯恩和霍拉斯·麦科伊在好莱坞边缘地带工作和生活。许多作家都曾断断续续在好莱坞工作过，比如菲茨杰拉德、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et)、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纳等，这主要是因为好莱坞甚至在大萧条时期报酬也不错。布莱克(Blake)写道：“悲极生欢”，或者如好莱坞所理解的那样悲伤到极点就会寻求其他安慰。马克斯威尔·安德森、罗伯特·舍伍德和桑顿·王尔德(Thornton Wilder)都发现好莱坞的报酬优厚，因此不容错过，虽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像菲茨杰拉德在30年代或者福克纳在30年代以及30年代之后那样财源滚滚而来。大部分作家，即便是无名小卒，都挣到了很大一笔薪水，但是他们发现好莱坞让人倒胃口，或者至少可以说好莱坞让他们觉得倒胃口，其部分原因是因为电影剧本像电影一样，都是由多方合作完成，是唯利是图的投机。在这个过程中，单个作家所起的作用很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贝尼特说：在好莱坞，情节不是情节，而是谈判。凯恩简单明了地说：“想象力或者是自由发挥的，或者是被限制的，而在这儿是被限制的。”作家对一些导演和制片人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们起多大作用则是有限度的，因为这个行业的任务就是为拥有电影制片厂的母公司赚钱。

凯恩笔下的主人公们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置之不理，除了一些低级趣味的小说。他们萎靡不振地穿过商业化的世界走向死亡。凯恩的小说——特别是《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 1934)——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的小说记录了几乎所有价值观的毁灭，让人备感凄凉，我们不由得要问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这些作品。凯恩笔下的主人公，包括《相思曲》(Serenade， 1937)中那个自我矛盾的艺术家约翰·霍华德·夏普(John Howard Sharp)，与其说是强硬，不如说是无情。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不是迷人就是幼稚，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贪婪、欲望、无聊一直在左右着他们的生活，直到对冒险的渴望引发出像自由游戏这样的事情。掀起轩然大波的不速之客在凯恩的小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感情的爆发、混有暴力和欲望的充满激情的行为也在凯恩的小说中至关重要。《双重保险》(Double Indemnity， 1936)中的赫夫(Huff)说，“一丝恐惧”就可以“把爱凝结成恨”。

凯恩的小说主要讨论了三组基本的关系：男人与女人、艺术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每一对关系中，他者承诺和谐发展，却又造成致命的威胁。凯恩笔下的人物都在极力维护这些土崩瓦解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任何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关系都会使他们陷入困境或使他们毁灭。但作为一个自我得到充分展示而展示的不仅仅是自我的更大的整体而言，这些关系不可能真正存在。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发展受到阻力的戏剧作品：一群人在那里展示青少年或者幼儿对成人世界的痴迷，这个成人世界由于不够成熟而变得玩世不恭。社会的代表性个体就像总是按两次门铃的身穿制服的邮递员一样碌碌无为，虽为大家所熟悉，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凯恩笔下的人物是一群希望走进这个浮华世界的局外人，受到贪婪和色欲以及致命的厌倦情绪的驱使。甚至没什么企图的人也被谴责为欲望太大，因此必须接受惩罚，不是被社会中穿制服的政府人员惩罚就是相互惩罚。

然而，最终，社会不仅与凯恩笔下的人物背道而驰，而且还是黑暗的孪生子。在《蝴蝶》(The Butterfly， 1947)的前言中，凯恩说他自己是“愿望得以实现”的诗人。他又说：“由于某种原因，这是一种可怕的思想，至少这是我的想象。”他所描写的许多女人和大部分男人大都彼此意见不和，而不是与社会有冲突——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胜利了。在《蝴蝶》中，父亲对女儿乱伦的爱唤起了女儿对父亲乱伦的欲望。这部小说晦涩难懂，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我们从一开始就怀疑小说中的人物出自欲望的行为会导致他们的毁灭，但是我们禁不住想知道他们在尝试这些欲望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在《邮差总按两次铃》中，我们看到美国文学中最典型的注定失败的三角关系之一——在尼克(Nick)身上，我们见识了黑皮肤的陌生的他者；在弗兰克(Frank)身上，我们见识了作为局外人最终成为罪犯的“美国人”；在科拉(Cora)身上，我们见识了欲望最强烈、野心最大的女人。尼克、弗兰克和科拉与他们潜意识里的欲望打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打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他们走向毁灭的形式虽然出乎意料，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凯恩的文本是以此为前提的。凯恩的文本成功地引起了人们对宿命论的兴趣。《相思曲》中，艺术家约翰·霍华德·夏普害怕人们看穿他：“它里面会混杂着一些可怕的东西，我不想知道它是什么。”后来得知“它”原来有双重的含义：一是对一个名叫温斯顿(winston)的男人的爱恋，温斯顿这个人酷爱交际，几乎到了不正常的地步；二是他渴望让人知道他的愿望，为此他感到恐惧，而表面上他却希望某个人能够消除他的这种欲望。

凯恩的世界最深奥的真理以及驾驭这个世界的相互冲突的愿望都在解决夏普的困境的过程中显现出来。夏普的困境即是文化的困境，也是个人的困境。在一个斗牛场景中，典型的纯朴女性胡安娜杀死了温斯顿，救了夏普的命。胡安娜把夏普隐藏在心里的愿望当成自己的愿望，她与夏普逃离了这个文明世界，并把他当做自己的情人，但最终不过和他一起被尘世毁灭：他们变老了，他们的爱枯竭了，他们的生活停止了。夏普视力下降，身体发福；胡安娜变成了一位臃肿的丑老太婆，最终死去。

借用埃德蒙·威尔森对凯恩的描述，霍拉斯·麦科伊(1897—1955)又是一个描写“耸人听闻的凶杀案的诗人”，只不过不像凯恩那么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在某一方面，他是一位更为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文化“女性化”的影响较小，而受其政治经济的影响较大。《寿衣没有口袋》(No Pockets for a Shroud， 1937)源于他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在得克萨斯当新闻记者时的经历。他从得克萨斯来到好莱坞，打算写电影剧本赚钱，同时也在写严肃小说。作为一位成功的电影剧作家，他一直称自己是“好莱坞的出租马车”，而把他的作品称作一种“卖淫”。他的四部小说中——《射马记》(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 1935)、《寿衣没有口袋》(1937)、《我应该待在家里》(I Should Have Stayed at Home，1938)和《吻别明天》(Kiss Tomorrow Goodbye， 1948)——第一部是最有价值的。现在，大多数人已经不记得这部小说了，只记得其电影版本。这部作品之所以仍然重要，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顾左右而言它的手法在麦科伊修订的版本中依稀可寻。

在回忆《射马记》的背景时，麦科伊说：“在古老的步行马拉松中充斥着堕落、罪恶和暴力。罪恶对与它打交道的人来说具有一种魔力，当然，这一向如此；而暴力则具有一种特别的抒情风格，把事情提升到高雅艺术的境界。”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格洛丽亚(Gloria)和罗伯特为了赢钱参加了舞蹈比赛。格洛丽亚来自被她称为“一个地狱般的地方”的西得克萨斯。她在电影杂志上对好莱坞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就来到了西部，希望在太平洋畔过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要想过这种生活，一种可能是被星探“发现”，而另一种可能是“结婚”。如果说抱着这些梦想是因为她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她被动地等待有人发现或等着有人向她求婚也是因为她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对这一切充满渴望，于是遵照《独居并热爱独居：非常女士指南》(Live Alone and Like It：AGuide for the Extra Woman， 1936)这本书中马乔丽·希利斯(Marjorie Hillis)对年轻女郎的忠告开始行动。希利斯教导说，女人可以从孤独和不安中解放出来，只要她们先给自己配置一套专门的行头——包括“至少两套女士长睡衣”——然后学会如何化妆、如何调制男人喜欢的马提尼酒和曼哈根鸡尾酒，之后等着那个男人出现。

格洛丽亚的渴望使她易受诱惑，而她的美貌使人产生欲望，她成了统治好莱坞的那些肆无忌惮的男人们一个很容易得手的目标。小说最初的草稿中，格洛丽亚讲述了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一个“可笑的”事实：“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和别人在床上睡过觉，”她对罗伯特说。后来，麦科伊在最后的版本中保留了一句话——她站在那里，期待着死亡，她知道生命已经结束，此时她说道：“电影生意是龌龊的交易……我很高兴我已经结束了与它的交易。”罗伯特后来在听法官宣判他死刑的时候说：“我从来没在意她当时的话，但是现在我认识到那是她说的最有意义的话。”

对罗伯特和读者来说，格洛丽亚历经磨难后认识到的一切无疑使她的观点更加有力。从她说的每一句话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发生在她身上的许多事情都很沉重。结果，对罗伯特来说，格洛丽亚成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大事。这个陷入困惑的阿肯色州男孩仍然在惊讶“这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更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结束的。他仍然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切”，觉得这看起来“非常奇怪”。格洛丽亚对自己冷酷无情，也对自己的世界冷酷无情，她的痛苦是自作自受。“这一切就是一个旋转木马。当我们从这儿逃脱的时候，恰恰又回到了起点。”确切地说，她对罗伯特说这番话时已经被生活在男人统治的世界里的经历塑造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女人。罗伯特在一篇未出版的源自这篇小说的短篇小说中说：他觉得不得不听她讲这一切，“因为无法拒绝她对我讲话的那种方式。如果我是女孩儿，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讲给男孩儿听”。这句话有助于人们弄清楚为什么格洛丽亚成了罗伯特伟大的精神导师。她用自己的痛苦和与传统观念截然相反的唯我主义来抗衡罗伯特肤浅的乐观主义和传统的唯我主义。“现在我知道了乔纳在看鲸鱼时的感受了，”罗伯特说。这时，格洛丽亚的教导开始起作用了。几个小时之内，她就使他相信：他执着坚信的抽象概念——希望、真理和正义——都是空的；一些看起来并不丑陋的生活，包括他们各自的生活在内，“只不过是一种演出的技巧”；偶然的邂逅使他成了“她最好的朋友……她唯一的朋友”，因为他倾听了她的故事，听到了她的心声；因此，他必须帮她这个忙，向她开枪，因为，“他们在射马，不是吗？”这些马指的是不可救药的残马。面对逮捕他的警官时他说的就是这句话。

跳马拉松舞在20年代曾经是流行一时的滑稽的消遣方式，而在30年代却成了一种残酷的职业。然而，为了揭露政治经济的深刻逻辑，麦科伊把小说中描绘经济大萧条景象的资料都删掉了，比如人们等待食物救济的场面。在他看来，政治经济更看重财产权和收益权而非生命权，更别提罗斯福所说的“过体面的生活”的权利了。公共环境和私人生活复杂交错的局面贯穿在《射马记》中，并在构成小说主要叙事结构的马拉松舞中和因为格洛丽亚谋杀案而对罗伯特展开的审讯中体现出来。小说13个章节中的每一个章节之前都有法官宣判罗伯特有罪、判处其死刑的判词。麦科伊通过描写格洛丽亚死亡的命运和罗伯特悬而未决的命运把小说聚焦在对现代社会无形的考验中。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优秀的人都是脆弱的，而所有脆弱的人早晚都会爱上死神。格洛丽亚告诉罗伯特她曾试图毒死自己而住进了医院，在医院康复时看了一些电影杂志后才决定去好莱坞。罗伯特回想起她“在太平洋畔那个漆黑的夜晚”死去的一瞬间很放松、很惬意、面带微笑。罗伯特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微笑。”

如凯恩的《相思曲》一样，麦科伊的《射马记》也是围绕着在坟墓中与我们对话的人物展开的。在两个死刑中——罗伯特判处格洛丽亚死刑和法庭判处罗伯特死刑——我们目睹了脆弱、充满渴望、年轻的美国人所面临的危险结局。罗伯特和格洛丽亚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人的希望要想持久必须得到其文化的认可。他们还提醒我们不要提什么历史文化，除非我们试图以未被这种文化认可的受害者的眼光和其胜利者的眼光共同来看待它。

第五章 寻找共同的目标：左翼的斗争

源于激进左翼的小说带有一些侦探小说的愤世嫉俗，并颇具霍拉斯·麦科伊的辛辣讽刺的意味。这些小说所暗含的本土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I.K.弗里德曼(I.K.Friedman)的《只吃面包》(By Bread Alone， 1901)和《激进分子》(1907)、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1906)、夏洛蒂·泰勒(Charlotte Teller)的《牢笼》(TheCage， 1907)和杰克·伦敦的《铁蹄》(The Iron Heel， 1908)。但是，是改革把左翼力量团结在一起，而改革靠的是希望。1937年，也就是在肯尼斯·伯克敦促美国作家代表大会把“人民”而不是“工人”作为他们“劝诫和爱戴的基本对象”后的两年，内森·阿施出版了《寻找美国之路》。一对来自墨西哥的年轻夫妇住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过着听天由命的绝望生活；一位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伊瑞卡的中年人希望，在他和妻子被饿死之前能生重病，以便有资格获得救济；亨利·约翰·索恩(Henry John Zorn)被扔在蒙大拿州自生自灭；阿肯色州洛斯特草原的一个黑人家庭住在“像筛子一样千疮百孔的空房子里，周围是一片棉花田”。这就是阿施看到的“美国”，随后他写了一本有关美国的书，这种双重冒险表明他在对“人民”进行探索，而“人民”的抗议就表现在他描写的人物身上。阿施强调过着这种生活的人不是“个案”，而是“司空见惯、很平常也很普遍的”。这些人被剥夺了一切，身陷苦难。他们与舍伍德·安德森在《困惑的美国》(1935)中所描绘的低级住所中的居民类似，那儿的居民总是一起“长吁短叹”。他们遭受着同样的苦难，也同样都在抵制这些苦难，他们都是受害者，拥有共同的敌人，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如何来称谓他们的敌人，即那些住在华盛顿和纽约、为了个人享受和个人利益而治理国家的“非常富有且非常精明的”人。因为无法给他们的敌人定罪，阿施笔下的受害者们就没有机会设计出反抗敌人的有效策略。但是，阿施也突然停止了战斗，把这种积极的反抗推迟到了假定的将来“某一天”，那时“人民”将会团结起来判定和抵抗他们的敌人。

如同阿施的《寻找美国之路》和拉塞尔·李(Russell Lee)拍摄的“分得政府公有地的定居移民”的照片一样，杰克·康洛伊的小说《被剥夺权利的人们》(1933)有意识地避免卖弄文字技巧。其主角是一个名叫拉瑞·多诺万(Larry Donovan)的工人。他不断变换工作，并非因为希望找到一份可以重建他的目的感的有意义的工作，而是失业的恐惧鞭策着他这样做。如果失业，他所剩无几的自尊将一扫殆尽。他与自己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物品以及这些物品所产生的利润相分离，只能用每况愈下的工资来计算他付出的劳动。有时候，多诺万有点儿像汤姆·索亚(Tom Sawyer)，把真正的冒险当做微不足道的游戏。然而，最终他在精神上更接近哈克·费恩(Huck Finn)，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生活使他逃往西部，远离无所不在的文明，而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把家置于“世界上那些失去权利和财产的人们”中间。

然而，《被剥夺权利的人们》中存在一个根本的困惑。当资本主义仍然是多诺万公开宣布的敌人时，康洛伊的基调却在愤怒的反抗和吃惊的疑惑之间彷徨。几乎毫无疑问，康洛伊所忠诚的事物相互抵触。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曾经说过，一看“书架上的《资本论》”就“头疼”。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具有激进主义的本土传统，与“惠特曼号召人们活灵活现地表现当时的生活”有关，这其中仍含有一种对个人主义充满希望的坚定笔调。在寡居的母亲和主人公儿子之间的一幕中，暮年与青春、工作与玩耍、责任与自由、社会组织与单个孤独的自我之间相互对立。这位母亲说：“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你是我身边剩下的唯一的男人。”而她的儿子对此做出的反应却是哼着人们熟悉的歌谣跑出去做游戏了：“这么多小麦/这么多黑麦/怎么都没熟呢/我大声地叫。”

30年代，大声呼喊的“我”作为一种老传统和一种抵制同化的原则保留了下来，比如拒绝被鼓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组织同化。人们已经很了解詹姆斯·T.法雷尔与激进左翼的复杂关系。斯塔兹·朗尼根(Studs Lonigan)是法雷尔最强有力的主人公，他过着狂妄自大的个人主义生活。法雷尔通过自己特有的社会现实主义手法——特别是在《少年朗尼根》(Young Lonigan，1932)、《朗尼根的青年时代》(The Young Manhood of Studs Lonigan，1934)和《审判日》(Judgment Day， 1935)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把小说作为反映有关城市生活现状的原始资料保存下来。朗尼根在旧的社区机构(家、教堂和学校)和新的社区机构(运动场、台球房和街区的流氓团伙)之间饱受折磨，结果他在某些方面是个失望的浪漫主义者，而在某些方面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从家庭、教堂和神父吉尔胡雷(Gilhooley)那里，他对罪恶有了一个形象的感悟，但是他出生得太晚，不能希冀着在教堂赎罪。他的生活无疑遭受了打击，似乎真的封闭起来。群体演讲和群体冒险把反抗社会的行为变成了有组织的社会行为。与之相比，是否能与露西·斯坎伦(Lucy Scanlon)发生浪漫的爱情，以及他母亲是否能与牧师出于宗教而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

由于朗尼根的世界中不仅经济匮乏，而且想象力枯竭、道德沦丧，因而空虚既是他的敌人也是他的需求。无数琐碎、世俗的小事在朗尼根的生活中不断重复，而他的生活在不断走下坡路的过程中勾勒出被法雷尔称为“美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的悲惨结局。最终，他的失败似乎并不比法雷尔塑造的丹尼·奥尼尔(Danny ONeil)的成功强多少，但也差不到哪儿去。奥尼尔是《我从未建造的世界》(AWorld I Never Made， 1936)、《没有星辰陨落》(No Star Is Lost， 1938)、《父与子》(Father and Son， 1940)和《在我愤怒的日子里》(My Days of Anger， 1943)中的主人公，他比朗尼根要成功得多。然而，与其说他过得比朗尼根好，不如说两个人的生活仅仅是不同。这两个系列的小说都体现了法雷尔小说中特有的苍凉，尽管过分依赖于细节的堆砌，但是却创造出了一种社会和道德上的义愤感，特别是从朗尼根对被爱默生称之为“别处的世界”和被他自己称之为“别的什么东西”的渴望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30年代早期，共产党吸收了很多新成员。但是，一些人改变信仰只是一时兴起，很快就丧失了兴趣。甚至林肯·斯蒂芬斯1931年出版的《自传》在信仰上也出现了分歧：既矢志忠于党的重要宗旨，又坚守以杰克·伦敦和伦道夫·伯恩为代表的本土传统。回顾过去，本·海格兰德(Ben Hugglund)看到“集体主义精神”在30年代早期赢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但是，接下来，“当形势有所缓和的时候，旧的个人主义精神又卷土重来，我们正好回到了两者的锋口上”。内尔森·阿尔格伦指出，无产阶级“文学”也受到了影响，因为控制无产阶级文学的是像迈克·高尔德和林肯·斯蒂芬斯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艺术家。大多数小说家仍然处于模糊的边缘，一些人比法雷尔更接近共产党，而另一些人则离得远些。丹尼尔·福克斯的三部曲——《威廉斯堡的夏天》(1934)、《向布兰郝特致敬》(Homage to Blenholt， 1936)和《卑贱的伙伴》(Low Company，1937)——在给年轻人的生活施加了压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同时，也用地点和环境的塑造力和歪曲力打消了他们认为地球上的穷人可能还会“作为地球的执政官进行统治”这种残留的希望。罗伯特·坎特威尔的《丰饶之地》(1934)主要描写陷入残酷罢工的年轻人。他们必须从一个黑暗——小说的第一句话是“突然，灯灭了”——走向另一个黑暗，直到小说结尾时，其中三个人蜷缩在一起，“因痛苦和愤怒而脸色阴沉……他们等待着黑暗像朋友一样向他们走来，给他们自由”。在艾拉·沃尔弗特(Ira Wolfert)的《塔克人》(Tuckers People， 1943)中，贫困使一些人的希望破灭，而使另一些人“为钱疯狂，拼命追逐金钱”。沃尔弗特笔下的人们一旦加入在他们看来将有助于他们掌控“整个地球”的“争夺利益的游戏”，合法与非法的资本主义投机活动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之后逐渐消失，使每一个投机活动都成为另一个的翻版。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在斯泰彻(Stecher)家族三部曲——第一部是《白末尔酒》(White Mule，1937)——中，为了着重描写对金钱、权力和地位的追求如何潜移默化地使人们“变得莽撞而又自私”，保留了大规模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曾经引起幕后的沃尔弗特的关注。书中，人们一开始也遵循着“理性化和自我辩解的原则”，之后他们作了无数小小的妥协，最终完全丧失了严格的行为准则。

亨利·罗斯的《称它为睡眠》(1934)之所以能够在30年代大多数小说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是因为罗斯善于再现曼哈顿下东区(Lower East Side Manhattan)的所见所闻。地方感(sense of place)和环境的碰撞力，包括贫穷的威力，在《称它为睡眠》这部小说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罗斯的小说在另一方面也有所侧重：它详细讲述了大卫·瑟尔(David Searle)这个脆弱、富有同情心的小家伙三年的童年时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人们开始意识到作为自然动物和社会动物的人必须要明白生活在一个“根本不是为你创造”的巨大而又混乱的世界中意味着什么。虽然《称它为睡眠》面对着种种痛苦和苦难，但却没有顾影自怜，仍然充满童年的迷惑所留下的脆弱和恐怖的感觉。然而，它内容充实，思想深刻，还在于罗斯善于描绘大卫与外力对抗时所爆发出来的内在力量和内心的呼唤。

对于《新群众》的编辑来说，罗斯对大卫的意识的关注是颓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他们宣称《称它为睡眠》是“反省也是冲动”。但是，《称它为睡眠》是一本讲述一个年轻人在一个背信弃义的世界中挣扎生存的社会小说。这部小说写于30年代，却把我们带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抒情年代。那个年代，除了像大卫·瑟尔的父母那些陷入混乱、意见不一、自相矛盾的新移民外，似乎人人都抱着美国梦。罗斯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同情心随处可见——从他对待品质恶劣的性行为和大卫暴虐而又失意的父亲的态度以及他对让人联想到都市自然主义的凄凉、残忍的景象的阐释中都可以看到。但是，小说的主旨仍旧是描绘大卫为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而历经坎坷的经历。

罗斯解释说，权力来自一个正在显露的自我与其他自我相互影响时的竞争。《称它为睡眠》中的人物感觉受到了外力的控制，而这种外力正是他们竭力要控制的。但是，罗斯所面对的关键的政治问题是：人们意识到无数影响他们的力量之后开始变得清醒，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动因思想(the idea of agency)——或者说自我作为独立的动因这种思想——是否还有意义。大卫的意识偶然才会觉醒，就好像被一个家庭相互矛盾的历史和一个不能指望用清醒的意识来衡量的暴力社会撞击了一下。

在《称它为睡眠》中出现了自我，也出现了自我的声音，二者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大卫的世界不仅仅充满此起彼伏的都市的喧闹声，还是一个言论的世界，一个混杂了多种语言的言论世界，但是，传统的丧失和背信弃义却毁掉了这个世界。大卫听到的早期言论来自矛盾重重的世界。这些言论并没有清楚地传达他的向往和心愿，因为这些既与他的经历不符，也没有满足他的需要。在小说结尾，他悄悄走向沉默，这种沉默预示着希望，因为他年轻的意识仍然在竭力去收集他那个时代的所见所闻。“翘起的胡须上发出的微光……扶手发出的渐弱的光芒……稀疏的金发闪烁的亮光……刺耳的叫喊，嘶哑的声音，惊恐的尖叫，钟的鸣声”，这些对他来说都是要在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下“进行重新挑选整合”的事物……这种精神状态处于任性和服从、断言和默许、对细节的全然捏造和对印象的单纯记录之间。我们没有恰当的话来形容这一切，因此“倒不如称它为睡眠”。就像罗斯努力逐步展开叙述一样，大卫努力临时创造出一个暂时处于发展中的自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反抗。

许多小说都像罗斯的小说一样，从回忆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移民从欧洲乘船来到美国开始。这些小说从现在的角度看待过去，而现代的某些看法是完全错误的。30年代，个人的作品——回忆录、信件和个人随笔——与公开的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倡导金钱万能的美国金钱文化突然停止制造金钱而感到惊愕。迈克·高尔德不太赞同《称它为睡眠》这部小说的观点。然而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以更加俗套的方式解决那些罗斯面临的同样的矛盾。在《没有钱的犹太人》(1930)中，他罗列了一个又一个残酷的经历，然后用非常俗套的方式赞美大革命，得出结论说：这场革命将会把整个东区世界中的人们从贫穷、苦难、被剥削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作为《新群众》的编辑，他为那些似乎决意要成为苦难生活的见证者的作家而感伤。高尔德在写信给爱德华·达尔伯格谈论《底层人》(1930)时说：“像你这样一个年轻的工人阶级作家的第一本书不应该仅仅被视作文学。”他没有被动因问题所扰，继续说道：“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关阶级的征兆，是反抗资本主义的胜利……思想家和领导者在无产阶级绝望、愚昧和充满暴力的生活中出现。每次这样一个人的出现都是革命的奇迹。”

高尔德的颂扬之词的关键词——“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生活”、“革命奇迹”——常常会产生一种不加修饰的批判性的判断，而有发言权的受害者称这些判断为“现实主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传和以各种社会力量为中心的社会小说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一点高尔德就是一个例证。为了找到见证者与社会历史的交叉点，康洛伊的《被剥夺权利的人们》和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结合了自传体小说和自传形式的新闻报道。达尔伯格早期小说的主人公劳瑞(Lorry)和莉齐·刘易斯(Lizzie Lewis)也是他后期更为公开的自传体小说《因为我是有血有肉的人》(Because I Was Flesh， 1964)描述的对象。

比起其他种类的作品，30年代的作家更看重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关注社会的作品，他们试图调整马克思主义原则来适应美国的环境和传统。但是，左翼领袖经常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严格的分析。高尔德在《年轻作家们，加入左翼吧》(1929)中指出，美国需要的是经过生活的磨砺变得坚韧的作家——“一个父母是工人阶级，本人在木材厂、煤矿、钢铁厂、农场和山区营地工作过的22岁左右的具有野性的青年。”高尔德后来在《基督的先知》(Prophet of the Genteel Christ， 1930)中反问道：在桑顿·王尔德先生的小说中，城市的街道、棉纺厂、“甜菜地里的童工”和“矿工的愤怒和死亡”都到哪儿去了？这样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硬汉派底层男性作家们的权威，不过却损害了像王尔德这样的人，事实上也几乎无意间损害了所有女性作家。在《天堂是我的归宿》(Heavens My Destination， 1934)中，王尔德沿着乔治·布拉什(George Brush)的旅行路线穿越了30年代那个大杂烩式的世界——路过了拖车营地、贫民窟和妓院，审判室和火车，乡村和小镇。《天堂是我的归宿》与达尔伯格对运货车厢、流浪汉的露营地和廉价住所这样的底层世界的探索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本书得到了像高尔德这样的读者的关注，但是它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它用一种独特的诙谐风格探索了善良在一个堕落、萧条的世界中的命运。然而，乔治·布拉什推销旅游教科书的工作却没有引起高尔德的兴趣。由于30年代只有不到25％的未婚女性和15％的已婚女性在外面工作，女人所了解到的大部分贫困、痛苦、恐惧和愤慨对他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

虽然很在意高尔德的建议，但是约瑟芬·赫伯斯特还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写社会小说，只是发现写有关女性的社会小说比较困难。她发现康洛伊能够写出“工作是什么感觉，操作机器是什么感觉”和“失业后即将面临被饿死的恐惧是什么感觉”。她坚信他对这些苦难经历的描述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因而一定会被大家接受。她可以写愿意冒险、“由于愚蠢而犯罪的”女性，却无法作为亲眼目睹“矿工的愤怒和死亡”的“时代见证人”来创作。赫伯斯特、梅里德尔·莱苏尔(Meridel Le Sueur)、马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蒂莉尔·奥尔森(Tillie Olsen)、玛丽·希顿·沃斯和众多其他女性受到了政治阶层的欢迎。但是左翼领袖，包括杂志编辑，对疯狂的诗人该是什么样子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而没有一个女人与之相像。与《铁砧》和《新群众》不同，《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力图把30年代关注的政治问题和20年代关注的美学问题结合在一起。这个刊物承认文学总是关系到政治，还坚持认为，用编辑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ips)的话说，想象不可能“被限制在任何正统学说之内”。但是《党派评论》促使文学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男性的领域。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回顾她担任《党派评论》的戏剧评论家时回忆说，自己是“那种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女孩”。她的地位反映出“戏剧文学是无足轻重的”。女性作家的严肃作品，包括涉及高尔德所说的“无产阶级绝望、愚昧和充满暴力生活”的小说，通常在男性读者看来是“目光短浅”、“自恋”和“失败主义者”的作品，这仅仅是因为这些作品主要描写的是他们同时代的女性最了解的私人空间。蒂莉·奥尔森在追忆过去时，试图说明她在30年代开始着手但却长期搁浅的小说《沉默》(Silences， 1978)所经历的奇特命运。那时，年轻的共产主义同盟给她施加了压力，使她的兴趣从小说转向新闻，从而淹没了她要“写自我”的初衷。赫伯斯特和莱苏尔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苔丝·斯莱辛格和《工业谷》(Industrial Valley， 1930)的作者鲁思·麦肯尼(Ruth McKenney)也感到了这种压力。《工业谷》实际上是对俄亥俄州阿克伦(Akron)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详细调查。

男人们在确信他们的经历具有重大社会意义之后写出了无数叙述性的作品——像小说一样的回忆录和如回忆录一样的小说——并确信他们的作品会作为革命的奇迹呈现在众人面前。达尔伯格的《底层人》是关于煤矿工人的小说；托马斯·贝尔的《冲出熔炉》(1941)是写钢铁工人的作品；彼得罗·迪多纳托(Pietro di Donato)的《混凝土里的救世主》(Christ in Concrete， 1939)写的是泥瓦匠的生活；康洛伊的《被剥夺权利的人们》则从煤矿转移到了铁路商店和橡胶厂。但是，每一部小说所描绘的都是见证人近距离观察到的伤痕累累的人生。这些小说主要依赖于那些严酷场面的堆砌，其目的是让读者同情那些残酷的政治经济的受害者。这些小说的语言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贫民窟、矿井和工厂，而这些语言几乎就像说这些话的人的生活一样千奇百怪。在这些小说中，经济大萧条似乎要将一切吞噬，除了其中列举的一些愤怒的抗议。在30年代，人们的抗议出现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火车的车身上(“胡佛——资本家的走狗”)，商店的窗户上(“柯立芝吹响了口哨/梅隆(Mellon)敲响了钟声/胡佛拉开了阀门/国家完蛋了”)，罢工工人举着的标语上(“这是你的国家，不要让那些大人物夺走”)，以及人们传唱的歌曲中，像来自肯塔基州埃利斯布朗赤(Elys Branch)的萨拉·奥甘(Sarah Ogan)演唱的《时常悲伤的女孩》：

他们夺走了我们生命的血液，他们夺走了我们孩子的生命，

夺走了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

矿工为什么不组织起来，无论你们在哪里，

把这个世界变成像你我这样的工人的自由的土地。

亲爱的矿工，他们要奴役你们直到你们不能再工作。

你们的劳动能换取到什么？只不过是公司仓库中的一美元。

住在摇摇欲坠的小木屋，雨雪从房顶倾泻而下，

你们还得支付公司租金，一直不停地支付下去。

我是一名矿工的妻子，当然希望你们平安。

让我们把这资本主义制度沉入地狱最黑暗的深渊。

最终，共产党甚至在边远的南部乡村地区也获得了支持。然而，1933年之后，随着新政取得成效，背叛共产党的人开始不断增加。罗斯福发出的要回归本根的呼吁吸引了一部分人，而其他人则受到早先把新政痛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共产党的鼓动。包括鲁思·麦肯尼在内的一些人由于“背离共产党的方针”被踢出了党组织。后来，共产党意识到他们的战略产生的结果事与愿违，因此就极力把托马斯·潘恩和约翰·布朗认作先驱，并且认可了康洛伊对惠特曼的颂扬。他们说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但是，尽管共产党已经模糊了它的宗旨，其支持者却继续流失。一些在1932年选举中曾经支持过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Foster)和他的竞选伙伴詹姆斯·福特(James Ford)的作家从来没有投过罗斯福的票。甚至到了1936年，当其他人支持社会党的竞选者诺曼·托马斯的时候，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还是支持共产党的候选人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但是，顺应潮流的趋势是强大的。1937年，共产党自己也正式宣布认同罗斯福的改革措施。

共产党内部的这种变节现象是由于三个重要的发展。首先，尽管无产阶级的情绪和小说在传播，许多作家还是认识到美国就像赫伯斯特说的那样是“最不可能产生”一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地方。美国的贫富不均和社会流动性以及个人主义和自立的传统都是其障碍。其次，他们认识到这个国家此时得益于一个他们并不完全信任的总统的各项方案。另一个30年代开始出道的作家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写道：“新政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保护了我们这些曾经预言它和我们都要夭折的人。”第三，国际事件的动向——尤其是希特勒统治的德国的崛起和斯大林的惊人举动——迫使人们重新估计目前的形势。正如后来肯尼斯·伯克坦言，在一段时间内，第一届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1935年4月)以及美国作家联盟的成立都得益于希特勒这个大家共同的敌人的出现。由于斯大林的暴行还没有暴露，曾经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的人们开始再次团结起来反对希特勒，特别是当对犹太人的残忍迫害的报道飘过大西洋以后，以及在成千上万的人来到美国寻求避难的时候。这些人中，其中一些是作家、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比如像汉娜·阿伦特和托马斯·曼恩(Thomas Mann)这样的人。但是，西班牙共和国的倒台(1939年3月)以及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署(1939年8月)使很多激进分子的感觉就像菲德勒所说的一场“失败的大灾变”中的伤亡人员。

到30年代晚期，脱党、退出共产党的圈子的行为已经司空见惯。内尔森·阿尔格伦和詹姆斯·古德·科森斯(James Gould Cozzens)锲而不舍，成为成功的商业作家。《丰饶之地》(1934)的作者罗伯特·坎特威尔加入了《时代》周刊、《生活》杂志和《财富》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后来又成为《体育画报》的第一位总编辑。索尔·贝娄(Saul Bellow)、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开始建立30年代城市作家与40年代、50年代还有60年代的城市作家之间的联系。早逝挽救了一些作家，包括纳撒尼尔·韦斯特，因为这使他们不必在预言失败之后还得继续坚持。由于受到个人问题的困扰，亨利·罗斯也开始了冬眠般的沉寂，等待下一代再次发现他。到40年代初期，多斯·帕索斯和法雷尔听起来已经像是他们先前激进派的自我的影子一样絮絮叨叨地抱怨个没完。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遭受了相似的命运，尽管如此，他的怨恨要少些，其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多少东西去让他自己感觉失望。尽管和左翼结盟，但他的工作主要是出于本土本来就有的那种抗议的传统。这种传统的不同部分见于很多书中，例如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1955)、艾丽斯·菲尔特·泰勒(Alice Felt Tyler)的《自由的骚动》(Freedoms Ferment， 1944)、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革新年代》(Age of Reform，1955)、丹尼尔·亚伦(Daniel Aaron)的《抱有良好愿望的人》(Men of Good Hope， 1951)和《左翼作家》(Writers on the Left， 1961)。从30年代开始，斯坦贝克就坚持从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中汲取素材。而此时贯穿这个国家的主流是西进的冲动。他经常描述“人民”，把人民作为历史的继承者，讲述人民的故事。斯坦贝克也同样为那十年里遭受的可怕厄运而感到愤怒，他表现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破坏了加利福尼亚天堂般的山谷——那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最后的伊甸园——的颠覆性力量。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罢工”小说《胜负未决》(In Dubious Battle， 1936)中看到，也可以从《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1939)中看到。但是如果把斯坦贝克看做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自然主义者或者无产阶级小说家，那是对他的误读。

斯坦贝克很早就对现实主义产生了怀疑。他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法相信或者信仰现实主义。按照我的理解，现实主义只是幻想的一种形式。”他一直是一个文学造诣很深的作家。他作品的标题有些源于弥尔顿的作品(《胜负未决》)，还有些源于赞美诗和《圣经》。他在《薄煎饼》(Tortilla Flat， 1935)中全面再现了马洛里(Malory)[4]创作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奇故事。而《愤怒的葡萄》中充满了文学再现——再现了杰斐逊、爱默生和惠特曼等人的作品——其中一些因过于明显而显得拙劣。简而言之，斯坦贝克的写作源于矛盾冲突，也是关于各种矛盾冲突的。如果说他的一些忠实来自于他阅读的爱默生的作品——那个他认为已经把人和自然作为灵魂统一起来的人，那么另外一些则是受到他在1930年遇到的海洋生物学家兼自然学家爱德华兹·里基茨(Edwards F.Ricketts)的影响。从里基茨那里，他对较早版本的生物社会学有了一些了解，从而改变了他对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观念。对于斯坦贝克来说，里基茨似乎揭示了某种其实他早就知道的东西：“我其实一遍遍地写过这个主题，却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胜负未决》里的医生说：“群体的人总是被某种东西感染。”《长河谷》(The Long Valley， 1938)中那个身为“人民领袖”的先驱老祖父喋喋不休地描述被变成“一个巨大的爬行野兽”的“一大群人”集体“只想向西前行”。此前他说：“每个人都在牟私利。”

斯坦贝克是一个平庸的诗人。他在颂扬自己对“人民”的信任的同时，想找出人类行为中的生物社会学的决定因素。在某些时刻，个人主义的危机似乎充斥了他的视野；在另外一些时刻，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在他看来好像都是恶毒的。他的想法如此不统一，而在某一段短时间里，他成了美国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像他的加利福尼亚同乡杰克·伦敦一样，他也对刻画那些意识状态下降了的人们产生了兴趣，因为他想把人类的精神放置在自然之内，把自然的力量放置在人类动物之内。动物的形象遍布他的小说，从《薄煎饼》中那个和自己的狗住在狗窝里的海盗，到“人民领袖”，再到《愤怒的葡萄》中那段著名的对一只穿越马路的乌龟的描写。在这些小说中，我们把生活既看做一个始终具有历史意义的生物过程，又看做一个始终具有生物意义的历史过程。

《愤怒的葡萄》成为30年代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具争议的小说之一。图书馆把它列为禁书，学校和教堂以及美国的参议院都对它进行了谴责；但是，迈克·高尔德在《新群众》上却对之大加赞扬，称其为“无产者的精神打败了资产阶级对文学的垄断封锁”的明证。小说的故事核心是一个出埃及记式的或者奥德赛式的旅程，即乔德(Joad)家族从俄克拉荷马州的沙尘盆地出发，经过一个个营地，寻找加利福尼亚天堂般的河谷的旅程。斯坦贝克笔下的男人们因没有工作也没有明确的角色来增强他们的掌控感而变得困惑而迷茫。他笔下的女人——尤其是乔德太太——面临挑战时变得更加果决。如罗斯一样，斯坦贝克在他大多数的探寻中也感觉到了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之间的联系。但是，面对自己眼前的景象，他犹豫不决，之后开始抵制这一切。在他笔下，只有在男性角色畏缩不前的时候，女性人物才变得强大；她们展现出她们的力量，但这只是为了挽救一个父系结构的家庭；因此，当家庭里的男子一旦准备好继续扮演保护者和供给者的角色时，她们就会立刻交出她们的权力。简而言之，斯坦贝克只是为了退让而把小说中与权力分配相关的中心问题放在了性别角度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使女人被动地依靠自然从而使自然女性化而实现的。土地的命运在《愤怒的葡萄》一书中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但是对于斯坦贝克来说，这个问题是土地是否会因为某种利益而被大规模非人性化的、联合企业式的、男性主宰的农业团体所蹂躏，或者是否会被个体的、仁慈的男性农夫用充满爱意的关怀去耕耘。面临这两种状况，斯坦贝克和我们都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是在说这种话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斯坦贝克没有忠实于他自己的想法。在颂扬乔德太太的力量并允许她成为那个饱受摧残、流离失所的家庭的中心之后，斯坦贝克又重新把她局限在一个他曾临时允许她超越的养育儿女的角色之中。在小说的最后一幕，乔德太太的女儿莎伦玫(Rose of Sharon)用本来是给她夭折的孩子喝的奶去喂一个即将被饿死的男人。此时，斯坦贝克重申了他通过对自然的描述而建立的那个角色的“自然性”。

斯坦贝克最棘手的时刻是描写自我意识的象征主义(负重的乌龟、拖拉机以及十字架)，以及高调的姿态(例如《愤怒的葡萄》结尾部分)的时候。他的强项在于描述那些融汇了人类品质特征的自然景象以及刻画那些能够感受到自然力和社会习俗但却无法明白其中道理的人们。自然力以及社会习俗的结合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他的鼎盛时期，他对人们更多的是采取一种诊断式的态度，而不是感伤的态度，因为他最显著的忠实是对人生过程的忠实。他重视社会运动，包括罢工和以社会公正的名义进行的抗议活动，但是他关注这些更多的是出于他对生活的忠实。然而，在他的小说中，这种忠实使他看到了一些东西，但也使他对另外一些东西视而不见。因而，他可以把男人的行为描绘成像自然界的动物一样，如《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an， 1937)中的伦尼(Lennie)；像社会动物一样，如《胜负未决》里面的“群体人”(group-man)；像“自然的”领袖一样，如《愤怒的葡萄》里面的汤姆·乔德和吉姆·凯西(Jim Casy)。但是当涉及女人的时候，他的焦点放在了生命的过程，表现为死亡和重生、灭绝和再生的轮回，反复强调局限性。

多斯·帕索斯、法雷尔和斯坦贝克三个作家在有生之年描写的都是另一个年代的弱势群体，纳撒尼尔·韦斯特却不同。韦斯特死于1940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美国经济大萧条开始消失的前夕逝世。他原名内森·韦恩斯坦(Nathan Weinstein)， 1903年生于纽约市一个来自立陶宛的犹太移民的富足之家。他很早就开始使父母的希望破灭。他喜欢棒球运动而不喜欢犹太人的集会，喜欢读像J.K.于斯曼斯(J.K.Huysmans)、弗里德里希·尼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eodor Dostoyevsky)这些作家的书，甚至喜欢名不见经传的中世纪天主教神秘主义者的书，却不喜欢学律法，不喜欢做家庭作业。他借另一个名叫内森·韦恩斯坦的学生的证明材料进了布朗大学，在此之前，他没有拿到中学文凭就离开了学校，但凭着伪造的档案被塔夫斯大学录取，之后又因成绩不合格而退学。韦恩斯特在布朗大学摆脱了令人烦恼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的限制——这些科目另外那个内森·韦恩斯坦曾经学得很好。大学毕业后，他拿到了学位，然后去了巴黎。在巴黎，他用了两年时间阅读书籍并且尝试写作。回到纽约后，他还是不肯按照父母的愿望到父亲的建筑公司工作。相反，他选择在一些小旅馆从事文书工作。利用工作之便，他为考德威尔、法雷尔和汉密特这些作家弄到了免费的住处。当经济大萧条毁掉了他父亲的生意时，他也彻底解放了。于是他听取了霍拉斯·格里利“到西部去吧，年轻人”的建议，为此他还改了名字。到193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巴尔索·斯内尔的梦幻生活》(The Dream Life of Balso Snell)时，他已经用纳撒尼尔·韦斯特[5]这个名字了。

这样，韦斯特就开始了成就他艺术大师地位的短暂事业，并称自己处在梦想与噩梦之间的“奇特的半人间”。他的世界里的人们包括生就面目可怖的人，例如《寂寞芳心小姐》里那个生来就没有鼻子的女孩，还包括缺点被人利用牟利的人，例如这部小说中瘸腿的彼得·道尔(Peter Doyle)。然而，在韦斯特创作的顶峰时期，他赋予小说中的痛苦以两种政治意义。他把政治意义置于一个病态的、为金钱而疯狂的社会背景下，在这个社会中为利益而对自然的榨取和为利益而对人类的剥削携手同行；此外，他通过把人物表现为受害者使政治意义内在化，这些受害者出于种种秘密的原因从一个纷扰而又腐败的世界里学会了隐藏私下里的密切关系。结果，在韦斯特的世界里，所有使命中最基本的使命——生活本身的使命——却处于困境。

《巴尔索·斯内尔的梦幻生活》是一部极具讽刺性模仿风格的喜剧作品。小说讲的是一个诗人通过特洛伊木马的肛门进入了木马的肚子，然后发现了一个全新而陌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住着的都是在寻找读者的作家。《巴尔索·斯内尔的梦幻生活》是一部尝试性的作品，一个独立的宣言，也是一种愧疚的忏悔，它使韦斯特开始了探索艺术和生命之命运的新事业。这种探索源于启示降临之后的一个早晨，那时，艺术的传统与社会的规则只以碎片的形式残存于破损而面目全非的主体中，或者存在于残缺不全的记忆中。在《寂寞芳心小姐》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中的一切——旅游、艺术、哲学和宗教；质朴的思想和堕落的思想；城市生活和农村乌托邦理想；美好的希望和愤世嫉俗；享乐主义和提倡坚韧的斯多葛哲学；对饮食和声色等享乐的热爱以及避免这些享乐的禁欲行为——要么是逃避主义者的一种举措或一种嗜好，要么是一种病态的征兆，因为在韦斯特的小说中，这个国家整个的治疗文化都成了一种恐惧和焦虑的迹象，或者更甚，成为从根本上对生活感到不安的症状，而非标志着对生活的热爱。

那个同意给报社写“寂寞芳心小姐”专栏的记者本来是希望借此推进他的事业，结果自己却被改造，之后被各种欲望致命的结合所摧毁。这些欲望包括：报社企图利用读者的苦难；他个人希望事业攀升；他的读者想要为各种问题找到迅捷的解决办法，而如果失败的话，渴望找到一口自怜自艾的井来淹死自己。如此一来，韦斯特彻底颠覆了这个国家的人们最爱做的梦——发财梦、自立梦或者找到某种方法能够迅速康复的梦。寂寞芳心小姐一部分是报社的伎俩，一部分是老掉牙的发明，一部分是连环画式的人物，她被他同意扮演的角色给毁掉了，最终成了一个痛苦的傻子，一个疯子般可笑又无能的救世主，她唯一的工作就是揭露贯穿在他的生活以及他周围人的生活中的各种神话都是虚假的。

韦斯特的第三部小说《百万美元》(ACool Million， 1934)通过描述莱缪尔·皮特金(Lemuel Pitkin)倒霉的冒险经历，深入地讽刺了霍雷肖·阿尔杰式小说的神话，并从整体上剖析了美国梦。贫穷而诚实的农家孩子皮特金相信，只要精力充沛，有才华，再加上努力工作，就能成就任何他想完成的事业。但是，在探索如梦境一样展现在他面前的土地时，他发现了一个充满了剥削的噩梦般的世界。皮特金对当时的世界来说是个不合时宜的威胁。他被抢劫，被冤枉入狱，然后慢慢地被肢解。在失去了牙齿、一只眼睛、一只大拇指、一条腿和头皮之后，他最终被枪杀了。然后，有关他生死的故事被扭曲篡改，并被导致他毁灭的势力所利用，以便说服其他人去追逐他曾追逐过的梦想，这样他的社会就能够照旧维持下去。

韦斯特的《蝗灾之日》(1939)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人们拿它与菲茨杰拉德的《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 1941)相比，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是写于好莱坞，并且都是关于好莱坞的，而且创作的时间也大致相同。但是《蝗灾之日》与霍拉斯·麦科伊的《射马记》(1935)、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的《天堂的希望》(Hope of Heaven， 1938)、保罗·凯恩(Paul Cain)的《欺骗》(Fast One， 1933)、劳尔·惠特菲尔德(Raoul Whitfield)的《隐蔽的危险》(Deathin a Bowl， 1930)相似之处更多。因为，和这些作品一样，《蝗灾之日》主要关注的不是好莱坞有财有势之人，而是那些痛苦的梦想破灭者，即那些发现自己热衷于成为明星却落得悲惨下场的人。在这部书里，好莱坞是个提倡自欺欺人和虚假梦想并让人产生错觉的地方。小说里的人物被他们敢做的事情或者不敢尝试的事情伤害、摧毁。在这些人身上，大胆无畏带来的是短暂而狂热的生活，缺乏自信带来的是空虚的生活。国家新的性思想并没有解放人们，反而使他们的焦虑感和控制欲增强。惠特菲尔德的《隐蔽的危险》中的主人公雅尔丹(Jardin)过着独居生活，因为他已看破红尘。一次又一次，他把将要脱口而出的表达情感的话压抑下来，更不用说行动了，这多少是因为他不想卷入这个在他看来正飘向死亡的世界。抵制成了他人生中的主要原则，与世隔绝成了他的主要策略。

早在韦斯特的《蝗灾之日》中，托德·哈克特(Tod Hackett)就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梦想破灭、过着捉襟见肘生活的好莱坞艺术家。他时常渴望成为一位积极的英雄或者活跃的情人。有时，他甚至梦想自己能够除暴安良，扬善惩恶。但是，毕竟他本来为自己设定的人生任务是观察和呈现这个世界。由于被身边的欺诈、堕落和犯罪所侵扰，他多数时间花在了研究他的世界上，并努力在画布上捕捉这个世界。韦斯特曾经加入过积极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而他的作品反映了整个30年代作品的趋势，即文学跟随着社会事件的脚步。一战期间，事件和表述之间的差距在大战期间消失了。在炮弹纷飞的时候，那些相信自己不仅生活在这个历史阶段同时也见证着历史的年轻人开始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情。20年代，事件和表述之间的距离曾一度扩大，但是在30年代，这个差距再次消失，这一点我们从克利福德·奥德兹(Clifford Odets)这样的作家身上可以看到。这些作家在政治上的同情心与韦斯特很接近。在某种特殊意义上，奥德兹的戏剧是偶然产生的。发生在他身上的大多数事情——在纽约街头看到的以及在报纸和杂志上读到的关于欧洲以及美国其他地区的事件——给了他一种紧迫感。《等待老左》(Waiting for Lefty， 1935)是对1934年纽约出租车司机罢工的直接回应。1935年的一个晚上，他在《新群众》上读到一篇有关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报道，于是创作完成了《直到我死那一天》(Tillthe Day I Die)。

搬到好莱坞之后的几年里，韦斯特一直在写电影剧本。当他再次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时，他把目睹的景象表现为大规模的启示，就像源自《圣经》的题目《蝗灾之日》所明确表明的那样：“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寻求死亡，但是却找不到死亡；人们渴望死亡，但死亡却离他们而去。”如同麦科伊笔下的人物一样，韦斯特笔下的人物也来自好莱坞的边缘。这些人中有一个一蹶不振的喜剧演员，通过推销鞋油混口饭吃，同时为了赚笔钱而努力推销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是个十足的美人儿，她为实现一堆小时候的梦想而穿梭忙碌，等待被发现成为电影明星；一个从爱荷华州来的年近中年的旅馆职员，为了逃离穷困潦倒的生活而来到好莱坞，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寻找到幸福；一个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编剧，他住的房子简直就是“位于比洛克西(Biloxi)附近老杜比大厦的复制品”；一个爱发脾气的矮子；一个爱斗鸡的墨西哥人；一个好莱坞的牛仔；一个好莱坞的印第安人；还有就是故事的叙述者托德·哈克特，他是个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希望通过观察研究好莱坞的古怪生活来刻画好莱坞。

韦斯特描写的好莱坞是对政治经济最完美的体现。这种政治经济能够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而这种能力是它赖以生存的基础。由此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为了牟利一心要掩盖和利用两个深藏的秘密：性与暴力致命的纠缠和对金钱的痴迷——金钱已成为万物的尺度。建立在自由表达之上的新色情和过去建立在压制女子的欲望、默许男人的侵犯之上的浪漫化了的性行为都逃不开一张网，一张性欲和控制欲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商品的网。对亲密的肉体关系的渴望在一种空虚中产生共鸣，这种空虚在韦斯特的世界里挥之不去。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生活都降低为卑鄙的竞争。其中一些竞争是隐晦微妙的；而有一些，例如斗鸡，是野蛮残酷的。但是，所有的这些竞争都潜藏着性、暴力、金钱和权力之间致命的融合。在小说的最后一幕，那个可悲的、一直被压迫、几乎百无一用的前任旅馆职员挑起了民众歇斯底里的暴动，这一举动毫无意义。

托德·哈克特到达好莱坞学习布景和服装设计后不久，就开始集中关注几个戴着胜利者的假面具招摇的人和几个失败者——他们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恰似他们身上邮购来的廉价衣服。但是，他主要的兴趣还是在那些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的人身上。这些人同样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在这片梦想的土地找到幸福：“他们正是那群他感到自己必须要刻画的人。”小说的最后一幕，人群疯狂地躁动着。当被压抑的情感终于爆发出来的时候，人们开始放纵地表演他们的梦魇。在这种狂欢之中，致人死亡和忍受死亡的痛苦几乎等同。哈克特观察着周围这一切，同时构思着他的杰作《洛杉矶在燃烧中》(The Burning of Los Angeles)。这幅素描中，他画了无数个“到加利福尼亚来死的人”。

韦斯特自己的主题——处在末路的美国——尽其所能地使这部小说接近一个启示。其中，多个重要的差别开始消失，包括梦和噩梦、活着的人和将死之人、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差别。整个加利福尼亚，尤其是好莱坞——这些美国人梦想着要去和想去实现梦想的地方——成了他们去杀人或者去送命的地方。哈克特是韦斯特指定的艺术家。哈克特在《洛杉矶在燃烧中》中描绘了这片充满谎言的梦幻般的土地，并开始与他生活中的“真实”场景融合，正如哈克特开始与他的世界融合。当哈克特被警车带走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的画，之后在人群的躁动中他看到那幅画把自己包围起来。听到汽车的警笛声时，他以为这声音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他把手放在嘴唇上时，发觉自己双唇紧闭，然后他开始歇斯底里地大笑，接着大声地模仿警笛的声音。

在1940年4月，也就是《蝗灾之日》出版后不久，纳撒尼尔·韦斯特与鲁思·麦肯尼的小说《艾琳妹妹》(My Sister Eileen， 1938)中的原型艾琳·麦肯尼(Eileen McKenney)结婚，并开始了一段幸福却短暂的婚姻生活。当年12月份，两人在加利福尼亚的埃尔森特罗附近的一场车祸中丧生。《蝗灾之日》一书大获好评，但销售量却不佳，后来甚至销声匿迹。究其原因，部分在于小说给国家最后一块梦幻仙境带来的那种超现实的陌生感令人们无法承受，他们此时正努力从经济危机的大萧条中恢复过来，因而觉得这部小说太残忍了。但是，韦斯特的艺术告诉我们：深沉严肃的意识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解便毫无意义。他最好的小说《寂寞芳心小姐》和《蝗灾之日》就是这类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它们不像摄影那样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但同时也坚持着新闻报道式的准确。它们使我们能够面对充斥着人们生活的绝望，这些绝望的人包括那些知道自己真的无家可归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有钱人；同时还使我们能够面对迷失和无助所引发的暴力。而且，它们展现的那种惯常的空虚感所带来的后果也令我们惊讶。书中充满了恐惧感，但是最深的恐惧感却来自韦斯特坚定的想法：他认为驱使人们走向死亡的绝望也能够驱使他们实施他们所能想象出来的任何暴行，包括那些致人死亡和承受死亡之痛的某种执着追求与追求无果，追求无果与执着追求。

第六章 纪实文学及分歧的消除

19世纪，达盖尔银版法[6]问世以来，摄影就开始在纪实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之后，随着摄影装备的不断升级换代，摄影开始成为被动地表现艺术真实性的艺术形式。再后来，摄影受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更加强调纪实性和作者的客观性的艺术原理。到30年代，摄影作为记录手段与历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它还作为一种分析方式参与到社会学中。此时，大规模的活动，包括一些如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这样的政府机构出资主办的活动，推动了用摄影记录人物和景象的发展。与此相关，作家们借助脑中的照相机开始用文字记录并留存物体、人物以及景象。与阿施的《寻找美国之路》(1937)一样，路易斯·阿达米克的《我的美国》(1938)中也没有照片，但是，社会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敏感性充斥着整部作品。摄影师们也同样借助文字来诠释自己的作品。比如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与厄斯金·考德威尔合作的《你看到了他们的面孔》(1937)，多萝西娅·兰格与保罗·泰勒合作的《美国人口大迁移：30年代人口减少纪实》(An American Exodus：ARecord of Human Erosion in the Thirties， 1939)，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自由之地》，以及理查德·赖特与埃德温·罗斯凯姆合作的《一千二百万黑人的呼声》(1941)等书中，文字和照片互为解说，相辅相成。然而，在这些书中，文本相对于照片来说较为次要，就像麦克利什所说的那样，开始要写“一本配有图片的书”，最终却成为“一本带有文字说明的图片”。兰格和泰勒尤其赞赏这种建立在清晰、生动、看上去不含感情因素的摄影艺术之上的美学标准。

为了留存逐渐逝去的过去和驾驭险恶的现实，30年代的纪实文学将摄影作为手段，从而激发了它尚处于萌芽中的审美标准。和新兴的社会科学一样，包括新型历史学，艺术界和新闻业携手，共同致力于保存“美国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意无意地推动了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因为罗斯福以实验方式或者说“逐步调整的治国之道”为特色的领导风格取决于他边摸索边学习的能力，但同时也取决于他能够说服“人民”在摸索中学习。这主要是由于他能言善辩。他说服人民在摸索中马上开始着手三件事情：延续过去的传统，拯救现状，以及规划未来。大多数新政时期的“基础政府行政部门”，如农业安全管理局、国家资源保护队、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其中包括联邦作家计划(Federal WritersProject)和联邦剧场计划(Federal Theater Project)，都是一场庞大的经济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这场运动中，行动上的说服和言辞上的说服互为补充，而说服的方法和说服的内容——或者说宣传——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了。

国家敦促人们保存这段历史，从而引发了抒发情感的狂潮，其特性是复杂的，正如隐藏在政府倡议之后的动机，至今人们仍难以给予恰当的评价。索尔·贝娄在回想起联邦作家计划对自己的资助(1935—1942)时——这时作家们意外地成为联邦出资计划的受益人——形容这是“最后的感恩”。其他未受资助的作家认为，政府的计划或多或少有些笼络的意味，而那些感恩的艺术家们则自愿不自愿地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虽然有些作品没什么价值，但仍有很多重要作品问世。理查德·赖特的《汤姆叔叔的孩子们》(1938)荣获由《讲述》(Story)杂志评选的联邦作家计划最佳作品奖。对斯坦贝克和福克纳产生过影响的佩尔·洛伦茨(Pare Lorentz)的纪实小说《河》(The River)也是由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出品的。不可否认，政府出资计划的范围相当广泛。联邦剧场计划历时四年，雇佣了近1.3万人，推出了4.2万余场演出。剧目从《麦克白》到格林童话《汉塞尔和格雷特尔》(Hansel and Gretel)；从来源于民间传说的芭蕾舞剧《弗兰基和约翰尼》(Frankie and Johnnie)——该剧以男妓和妓女的单腿旋转群舞为特色——到联邦剧场规划资助的剧作家创作的数十部新剧，包括保罗·格林(Paul Green)的《旭日赞歌》(Hymn to the Rising Sun)、乔治·斯克拉(George Sklar)的《装卸工》(Stevedore)、西奥多·布朗(Theodore Brown)的《莱西斯特拉塔》(Lysistrata)、埃尔默·赖斯(Elmer Rice)的《光荣序幕》(Prologue to Glory)(一出关于林肯的戏剧)，以及杜波伊斯的《海地》(Haiti)(讲述的是针对拿破仑的一次叛乱)，其中一些剧目遭到了马丁·戴斯(Martin Dies)的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谴责。联邦计划雇佣了数以百计的作家，包括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阿纳·邦当(Arna Bontemps)、厄斯金·考德威尔、拉尔夫·埃利森、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欧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埃德蒙·威尔逊、理查德·赖特，还有弗兰克·耶比(Frank Yerby)。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摄影师合作出指南丛书，全面考察48个州以及阿拉斯加的人民、土地、历史和文化。前后共有近1.2万名调查员、作家和协调人员为之工作，单单是其中收集的数据资料就相当可观。除了指南丛书，数百种传记、历史剧、民歌和民间故事的汇编、考察和勘测报告以及各种纪实报道陆续面世。

在新政的支持下，罗斯福政府发起组织的纪实文学计划加深了一种实际已经产生的印象：即从过去到现在，这个国家的文化并不符合“人民”的需求。但是，这个计划也同时扩大了人民的需求——复兴的需求。用阿尔弗雷德·卡津的话来说，这种需求就是要把“美国作为一种理念”。因此，它激发了创造力的大爆发。另外，在文字和照片的结合中，它促使人们对各种生活场景和人类感知、感觉以及表达的方式之间复杂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究。复兴的愿望与用影像记录全国各地现状的工作结合起来，一种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观念开始受到重视，即人类的创造性源于其地方感。另外，该计划还使人们回想起各个空旷之地被命名的时刻，这其中就包括人们给那片无边无垠的旷野起名为“大平原”的时刻。

1926年访美之后，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美国的生活和思考》(“Life and Thought in America”)一文中论述说：严肃小说(凯瑟、沃顿、德莱塞、刘易斯等都是严肃小说作家)暴露了这个国家虚伪的乐观和热心，并对其刻板的禁令及俗不可耐的物质至上主义表示反对。但是，他同时指出，这个国家的文化会通过同化和抵制哪怕是最尖刻的批评家，反复强调自己的权力，其中经常采用的手段是将这些批评家的评论作为一种摆设。赫伊津哈并没有提及杰克·伦敦，但是杰克·伦敦与赫伊津哈提到的沃顿、德莱塞、凯瑟和刘易斯有着共同之处：即他的作品开始有人读，也获了奖，却发现这些现在风靡一时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美国非常巧妙地抵制了他的作品中的隐含意义。

30年代的纪实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复兴“美国作为一种理念”的观念而做的努力，但同时也促使艺术——包括影像和文字——有了更大的作为。首先，它使艺术对社会现实表现出更多的责任心；其次，它使艺术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活动。纪实运动试图用这种方式抵制在纪实运动赢得赞赏的同时艺术失去力度这一过程。麦克利什最终决定将《自由之地》从“一本配有图片的书”变为“一本带有文字说明的图片”。他运用的方式很接近叠加艺术——依靠大量相似的情节堆积构成的作品，法雷尔等作家经常使用这种写作手法。埃德温·罗斯凯姆为舍伍德·安德森的《家乡》(1940)和理查德·赖特的《一千二百万黑人的呼声》选取了农业安全管理局的照片，并为这两本书中的照片提供了文字说明。他们并不重视内容的排列和顺序，而是将各不相关的影像堆积在一起。然而，其他一些作品——尤其是兰格与泰勒合作的《美国大迁移》和伯克-怀特与考德威尔合作的《你看到了他们的面孔》——把照片进行了分类，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兰格和伯克-怀特都认为照相机是纪实艺术的最佳工具，因为他们确信其直观性和被动性。伯克-怀特说：“照相机在手，快门的一开一合之间，能够被记录下的光束直接来源于你眼前的拍摄对象。”“时代的真相”可以通过照相机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摄影师没有了任何作家都摆脱不掉的倾向性，他们甚至拿照相机自比——“我就是架打开遮光器的照相机，”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这样说道，“完全被动，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兰格和伯克-怀特却经常违背这种被动性，因而他们完成了比理论上的可能性更多的事。他们首先选择那些一眼就能辨认出的穷人来记录贫困造成的严重后果。那些人“疲惫不堪、消耗殆尽，完全被拖垮了”，兰格和泰勒采访过的一位农民如是说。大萧条的影响范围极大且来势汹汹。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工人失去了工作，人们濒临破产、陷入绝望，大批银行家和大片土地所有者虽然面临同样的困境，但是程度要轻得多。其结果是社会极度分化。当时，重新安置局(The 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的历史处(Historical Section)刊印了一张由沃克·埃文斯在1935年拍摄于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市的照片——一个墓地正对着一片贫民窟，背景中赫然耸立着一座大型的炼钢厂。几个月后，一位妇女走进重新安置局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她想要一张照片的复印件寄给她的哥哥——宾夕法尼亚州一个钢铁厂的经理，她还要写上这样一句话：“那是你们的墓地、你们的街道、你们的建筑、你们的钢铁厂，但却弥漫着我们的灵魂，上帝诅咒你们。”

兰格、伯克-怀特和埃文斯等摄影师在记录大萧条时期的人物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超越了摄影的被动性原则。大萧条时期的几大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灾难临近之时，人们会想尽一切方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或是进行抗争。30年代的摄影和纪实文学使人们看到了这些经验，并且使之艺术化。它们记录下了那些饱经风霜、几乎被摧垮的人们——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黑人、棕色人种还是白人——那些被饥饿、恐惧和愤怒折磨得不会笑了的人们。它们颂扬以前“归入美国国籍的人”和从前的奴隶、曾经的“土生子”以及曾经骄傲的农民并肩作战的活力。它们记录下那些曾是奴隶的人讲述的故事以及从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山区到纽约、底特律、芝加哥和旧金山的街道等各地的民间音乐——包括反抗时高唱的战歌、祝酒歌和福音歌曲。在这个庞大的事业中，文字和摄影几乎不带任何客观性地通力合作。

和伯克-怀特一样，兰格也将自己的摄影艺术与被动性联系在一起。但是她著名的作品《移民母亲》(Migrant Mother)却将数个元素聚集成一种震撼力。照片中的主角是弗洛伦丝·汤普森(Florence Thompson)，兰格为她拍摄了数幅照片，《移民母亲》是其中的一幅。《移民母亲》拍摄于1936年3月，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地点是加利福尼亚州尼波莫(Nipomo)的一个流动工人的营地。照片的中心人物是那个因贫穷而形容憔悴的母亲，她为自己的两个战战兢兢、近乎无助的孩子挡雨。大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冷漠都是这些脆弱的人们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这些人直接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也感到社会的冷漠是对他们的放弃。可是，兰格的照片也使得那些生活境遇相对好些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其他人的苦难。这些人不知道他们该怎样面对日渐衰败的生活。照片中的两个孩子传达了尚未被贫困磨灭的些许渴求；而母亲则代表着尚未被忧心和疲惫拖垮的力量和信念。兰格的照片同时也源于艺术家的脆弱和信念，甚至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的脆弱和信念，她不会让特权吞噬自己的同情，也不会让近乎无助的状态消磨自己的决心。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兰格一共为那位母亲拍摄了6张照片，当我们把最著名的这幅《移民母亲》放到整组照片中看的时候，我们就能更为清晰地感受到这位母亲和摄影师兰格之间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兰格的艺术不动声色地赞扬了艺术融入生活这种形式，认为这是艺术忠实于生活且忠于自身艺术性所必须秉持的形式。这一特点违背了摄影的影响力来源于其客观性的观念，从而揭示出纪实作品推动力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艺术并不仅仅是摆设。

一些纪实作品，比如鲁思·麦肯尼的《工业谷》(1939)和乔治·莱顿(George Leighton)的《五个城市》(Five Cities， 1939)，与一些明显是虚构的作品，比如阿尔伯特·马尔兹写的一本关于汽车工厂的小说《地下河》(1940)和托马斯·贝尔写的一本关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炼钢工人的小说《冲出熔炉》(1941)，带给我们一种作家似乎被他们的工作压垮了的感觉。“拿我来说，我认为我自己更像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而不是小说家”，杰克·康洛伊说。赫伯斯特认为，在“激进的世界观”和“时代的紧迫感”的双重压力之下，虚构的尝试似乎是无效的。D.H.劳伦斯在谈到达尔伯格时指出，有些作家满足于夸大自己的挫折经历，好像他们非常迷恋于自己的“失败形象”。然而，在这个时期更为引人瞩目的合作中——如兰格与泰勒、伯克-怀特与考德威尔、赖特与罗斯凯姆，还有沃克·埃文斯与詹姆斯·艾吉的合作——被动的客观性造成的压力加大了。正如艾吉所说，他和埃文斯都想要“感知残酷的现实”。然而作为来自不同媒介领域的两位合作者，他们又想要从各自的视角发现问题。比如埃文斯将一些明显是摆拍的照片和似乎是抓拍的照片怪异地组合在一起；而艾吉牵强地、甚至大费周章地将所有主题的每一个细节以及他感知和记录的方式都融入他讲的故事中。他们用这种方式合作的《让我们来赞颂名人吧》(1941)一书成为目前关于美国危机的书中最为著名的一本。艾吉更多地分析了阿拉巴马州的里基茨(Ricketts)和古杰尔斯(Gudger)两人遭受的耻辱和可怜之处，而不是他们的愤怒和恐惧。他意识到他要描写的那些人所具有的性欲，并把这种性欲展现出来。性别、阶层和种族作为活生生的现实和社会的建构也起了作用，就像贫困的力量一样。然而，艾吉同时也对他所探访的家庭所保持的坚忍、甚至他们顽固地独自解决问题的做法表示赞赏。艾吉事先设想了贫困的景象，然而他看到那些处于贫困的人们仍能保持尊严时深感意外。

和其他一些30年代的作家一样，艾吉也倾向于本土的激进主义传统，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想将20年代的审美考量(aesthetic concerns)和30年代的政治考量(political concerns)统一结合成一种新的报道形式。这样，历史与艺术以及小说与非小说类纪实文学间的界限就模糊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佃农生活的意义在于他们在逆境中生存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另一方面，艾吉在深入其中探访并记录时发现并保存了这种意义。艾吉把自己的工作描述为弄清“写作材料本身的”艺术，好像这些写作材料在没有通过写作呈现出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好像这些事情在书中描绘的人物身上完完全全发生过。但他仍然是位深受自我意识之苦的作家。他能够也确实以不同寻常的措辞提及自己的艺术，而工作中他的处境要复杂得多。

艾吉将“那些不设防而受到极大损害的人们”的不为人知的抗争展现在人们面前，继而“广为人知”。他的作品从几个方面汲取了经验，包括惠特曼主张的生动呈现事实的训诫、多斯·帕索斯坚持的人物生活和情节分离的原则以及南部所秉承的辞藻华丽的传统。因此，他的作品从头到尾都违背了纪实文学所谓的客观性原则。他的文字不仅与埃文斯的照片相互呼应，而且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包括人种学、社会学、现象学、神学、历史学、自传、诗歌和小说；同时，他还令人称奇地运用了多种风格——包括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派和空想主义。他认真地对待艺术的重建力，以此来认真地对待现实。

权力实际上是艾吉作品中的主题之一。他借助文字和照片的力量描述、记录并改造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侵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我们见证了这一切，继而成为他的同谋。文字和照片的这种描述和构建的力量正是《让我们赞扬名人吧》中评论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力量以及诗人和摄影师想要利用这种力量来描述那些无法自我表达的人们的意愿成就了这本书。那些人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指出自己的敌人，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无法伸张自己的权利，当然，他们也无法把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强加于他们的世界。艾吉用一种隐晦的、带有自白意味的语言表达出自己复杂的需求，在这种需求中，性欲、经济和事业上的抱负以及社会优越感混合在一起，同时，他也承认他不可能期望所有这些需求都得到满足。他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特权世界，这样一个世界使一些人默默承受着贫困。他冒昧地介入了这些人的生活，并以恩赐的态度尊重着他们。但是，和兰格与埃文斯一样，艾吉在自白的同时锲而不舍地继续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艾吉认为文字能够在人们的头脑中转化为意象，而意象也能够精炼成文字；同时他认为自己所处的世界要靠文字的力量来体现和描述生活。他清楚地知道，诸如“艺术”和“艺术家”以及“收益分成的佃农”、“佃户”和“红脖人”[7]之类的词的影响力，正如他清楚地知道能够从这些词中得到什么利益。艾吉的书是应《财富》杂志约稿而写，之后又被退稿。于是他在1938年8月底第一次把稿子投到了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当时用的书名是《棉花佃农：三个家庭》(Cotton Tenants：Three Families)。但是由于那时全世界都在关注纳粹军队横扫波兰的大事，哈珀对他的书稿也不感兴趣。到1941年，这本书最终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出版时，艾吉将原来描述性的名字改为更具诗意的《让我们来赞颂名人吧》(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而且，他还放弃了用新闻纸印刷，这样佃农们也能够买得起他的书。艾吉改换书名的举动反映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作品的奇特之处和影响力；而他放弃用新闻纸印刷则表明他认识到他和读者与他笔下的人物和他想为之写作的人之间的差距。简言之，《让我们来赞颂名人吧》是一本充满了自我意识的书。它不仅是对我们眼前残酷现实的深思，还是对我们带着全部善意也只能认识到其中一部分的残酷真相的深思。另外，这本书还是对我们看到并认识到的事情中能够直接予以记录或是间接通过影像和文字再现的事实的局限性的沉思。客体如何对待主体以及主体如何对待客体——里基茨一家和古杰尔斯一家如何对待埃文斯和艾吉以及埃文斯和艾吉如何对待里基茨一家和古杰尔斯一家——成为孪生主题。艾吉迫于压力把叙述性文字变成了自白和自传：他观察、窥探、监视甚至刺探的客体占据了他全部的生活，对他以及他的工作提出了质疑，迫使他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展现出来接受检视。艾吉的书中涉及的第一种紧张状态与社会和经济阶层有关；第二种与种族和等级制度有关；第三种与性欲有关，包括他自己的性欲和他觉察到的他人的性欲或者归于里基茨一家人以及古杰尔斯一家人的性欲，这些性欲既像本身存在的那样，也像他描述的那样。第四种与新闻业和艺术有关，甚至可以说与“诚实的”新闻业和“无私的”艺术有关，因为艾吉知道，就算是从艺术家的眼光来看，对于名利的争斗从来都是一场近在咫尺的持久战。

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散文作品中，只有福克纳最伟大的作品与《让我们来赞颂名人吧》一样，坚持不懈地体察文学和作家在社会和工作中的困境。艾吉在书中流露出来的愧疚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逃脱苦难的幸存者的愧疚感。不过这种愧疚感同样属于拥有特权的人，即艺术家。对艺术家来说，苦难和失败成为艺术的起因和主题之一。艾吉似乎认为，如果里基茨和古杰尔斯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能够住在不错的地方，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就不需要艺术或是艺术家了。艾吉间接地设想出一个理想国，在那里，全世界的里基茨和古杰尔斯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生活并且具有影响力，他们也因此拥有了真正值得拥有的，所以他们也就不再需要埃文斯或是艾吉以及他们的意象艺术和文字艺术。这时，艾吉的反讽常回到自身以及艺术家的作品上。因此，《让我们来赞颂名人吧》一书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以及摇摆不定的缄默。书中既涉及了生活本身的局限性，也涉及了艺术在对待和对抗破碎且停滞不前的生活方面的局限性。艾吉的这种双重性引发的自省模糊了小说和非小说类纪实文学间的界限，激励读者反省自身和自己的动机。

艾吉和埃文斯开创了一种到现在仍在探索中的纪实风格。同时，他们还界定了30年代激进思想活动的范围。我们将之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多的怀疑——对社会机构以及个人和家庭关系的怀疑——有时会使得艾吉哑口无言。他开始怀疑他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 Exeter)和哈佛大学体验到的那种特权，也开始怀疑很多为人熟知的人类动机，包括艺术家的和改革者的动机。甚至忠诚和勇气、人类感情和对真理的寻求都没能完全逃过他的怀疑。对于他生活过的每个地方来说，他仍然是旅居者。可是虽然抱有这些怀疑，艾吉仍尽力地深入生活、聆听各种声音并且为他所到之处的人们说话；另外，虽然他渴望独处，害怕被曝光，但是他仍然继续鼓励人们来考察他的生活。艾吉在《让我们来赞颂名人吧》中发现了自己最完美的时刻，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维系衰败的生活和残缺的艺术的方式——使衰败的生活服务于残缺的艺术，让残缺的艺术改善衰败的生活。249

第七章 南部的复兴：保守和革新的形式

面对一个似乎要迷失方向的世界，30年代纪实运动的发起者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旨在搜集、记录、调查和改变美国人的生活和价值观的文学和艺术活动推向了高潮。由公共事业振兴署负责的指南丛书将30年代描绘成灾难往事。这些丛书关注灰尘弥漫、风沙漫天的街道和斑驳的铺面，关注毫无生机的城镇和被侵蚀的农场，关注由于种族隔离而实施的白人与黑人分开使用的饮水机和洗手间，关注那些关门堵窗的空屋，关注那些瘦削憔悴、茫然惶惑、甚至是备受摧残的人们。所有这些被不断提及的内容通过当时的一些书名传达了出来，比如德莱塞的《悲剧的美国》(Tragic America， 1931)、威尔逊的《美国恐慌》(1932)，还有安德森的《困惑的美国》(1935)。正如罗伯特·坎特威尔指出的，这些作品为遏止“在我们的文学中充斥太多的发迹史”提供了一剂良方。同时它们也反映出力量和决心。通过将摄影与新型新闻报道创新地结合在一起，伯克-怀特与考德威尔、赖特与罗斯凯姆、兰格与泰勒、还有艾吉与埃文斯成功地在“无畏而不懈的实验”这一新政时期的特征中加入了文学特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作为切实的力量对挽救和重振“美国”及其“人民”有所助益。

历史小说家们，如肯尼斯·罗伯茨，有一种类似的危机感，他们开始从国家的历史中寻找英雄人物。30年代的纪实作品多关注那些被遗忘的穷人们所遭受的苦难，而且还记录下来关注这些受苦受难之人的作家和摄影师那急切的表情，就好像他们当时身临其境一般。历史小说大多描绘英勇的男人们，有时也涉及一些英勇的女人们的事迹，他们突出的地位和成就值得我们关注。同样被大家认为是事件经历者的历史小说家们有时却会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然而他们实际上企图既拥有侦探般的才能，又抱有道德家的志向——用历史上的伟人给现代人做楷模。在一系列小说中——《阿仑德尔》(Arundel， 1930)、《武装暴民》(Rabble in Arms， 1937)，还有《奥利弗·威斯韦尔》(Oliver Wiswell， 1940)——肯尼斯·罗伯茨描绘了众多化解混乱和磨难的英雄人物。他的书使得这个在灾难深重的十年中感觉到衰败的国家保存了一线生机。

3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一些作家开始反对坎特威尔认为是良方的负面报道。那些坚持要把国家描绘成陷入混乱、不安、悲惨的状况的知识分子被范·威克·布鲁克斯称为“误导者”。布鲁克斯以《清教徒的酒》(The Wine of the Puritans， 1908)和《美国的成年》(1915)开始了他的事业。在这两本书中，他用过去的失败指出了美国文化的真正命运。30年代，美国陷入迷惘之中，而他开始创作关于成功的作品。在他的第一部关于成功的作品《爱默生传》(The Life of Emerson， 1932)问世后不久，布鲁克斯出版了五卷本“发现者和创造者”丛书，包括《1815—1865年，新英格兰的兴旺》(1936)和《1865—1915年，新英格兰：兴旺的晚期》(1940)。我们在《1865—1915年，新英格兰：兴旺的晚期》中读到这样一句话：“黄花再次应季开放，民间歌谣再次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衰落中的国家也恢复了活力。”它近乎完美地反映出植根于回忆中的希望这样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同样贯穿在路易斯·阿达米克的《我的美国》等书中。布鲁克斯在《1815—1865年，新英格兰的兴旺》一书中写道：“人民生活在一个充满活力的、不可分割的并且有信仰的社会中，他们努力去实现一些来自历史的、尚未达成或者是尚未认识到的意愿”，此时，他们是自由的。这似乎是另一个主题。相比之下，多斯·帕索斯要比布鲁克斯多些怀疑。但是，到1937年，即完成《赚大钱》(1936)一年之后，他也开始将自己的着眼点从一贯的对国家历史的探究转到对“未来的希望”的界定上。《托马斯·潘恩的思想》(The Living Thoughts of Thomas Paine， 1940)是这种转变的例证之一，《我们脚下的土地》(1941)是又一例证。他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一书中写道：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目睹了一切历史中最壮观、最逼真的世间图景之一”。

30年代一开始，人们对历史仍然持悲观的看法，那个年代掩映在倒闭的银行、枯朽的农场和饱受摧残的人生中，然而将之保持下去仍然是南部人要做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南部发生了巨变。包括菲茨杰拉德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北部年轻人曾经在那里接受了基础教育，还有成千上万的南部人，包括福克纳的兄弟们，来到北部，最终经由这里前往法国。一战末期，仍有大批人从贫瘠的南部地区迁移到北部的城市，其中大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但是南部各州顽固不化地反对加入联邦，最为典型的是他们在共和党执政时期投票给民主党，这使得他们更加孤立。1920年，农产品市场价格暴跌，使这一区域陷入了重重危机。当有关富庶的真相及传言在这片土地上流传开来时，顶着这个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中最贫困地区帽子的南部各州间开始产生裂痕。为了争取为时已晚的和平，新一代的领导人致力于吸引北部工业入驻南部，特别是从新英格兰地区引进纺织厂。然而，天不遂人愿。1927年的一场倾盆大雨导致的规模空前的洪水将南部最肥沃的土地变成了一片泽国，接下来是持续三年直到1930年才缓解的大范围干旱，这些天灾更加剧了大萧条时期的危机。

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政府执掌的经济改革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集结一样，给美国各地带来了巨变。但是相对于北部，南部的变革更为显著，因为南部的差距太大了。为了更好地融入联邦，南部各州必须要改变它们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诸如农业调整总署(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国家资源保护队、联邦灾难紧急援助总署(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委员会(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等机构的设立有助于将南部各州团结到民主党麾下，同时也加快了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一些南部人士认为，罗斯福是“先锋人物”；另一些人则顽固到底，反对一切他所主张的事物。大多数联邦计划都没有达到目标，另一些则彻底失败，特别是那些急需援助的方面。南部各州的黑人们把《国家复兴法案》称为“黑人流离失所”或是“黑人再遭磨难”。[8]不过新政还是给南部各州带来了一些变革，使之从旧有的、分散经营的、以农业为基础形式的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由以通信、交通以及政治、经济和商业交流为中心的城市掌控的全新的工业化、商业化、集约化的政治经济，典型的例子是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面对这种急剧的变革，人们会产生背叛感，但同时也能感受到希望，南部的新文学也随之诞生了。

南部的文艺复兴——3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文学发展——源于诸多事件的因缘际合。一方面，危机使得全美国能够更切身地感受到南部各州的经历，实际上，南部的经历和整个世界的经历更为相近。另一方面，危机也加速了南部各州融入联邦的进程，并在其内部催生出混乱和矛盾的情绪，这种情绪与文学的现代主义相似。回顾自己从实验画家开始的职业之路，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称自己和同行们是“大萧条造就的，此时美国梦破灭了”，“赚钱……在我们看来已不太可能”。他还补充说，他和朋友们探寻的目标是“用国际现代主义的标准进行创作，以便使作品能够经受住国际化眼光的审视”。马瑟韦尔的目标在很多方面与福克纳以及一些南部重农学派成员，包括早期《南方评论》(Southern Review)的编辑们，不谋而合，但仍存在诸多差异。我们只能说这是因为地方历史对于绘画的影响远远不如其对文学的影响来得直接，特别是对小说。

几乎将全国摧垮的危机来临时，人们才发现南部各州早已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贫穷、破败和困境。掩藏在官方的历史记载之下的是无数残酷的现实——有人被俘获做奴隶；有人被掠夺了土地并被赶到居留地；开拓者们累死累活却几乎没有收获；女人被遗忘、被轻视，成为被统治者并遭受迫害；劳苦大众挤在贫民区中；还有形容憔悴的佃农和疲于奔命的临时工。D.H.劳伦斯曾经说过：“你只有在美国生活并看到些许真相，才能明白滋养着美国富人的穷苦大众生活得多么惨烈。”然而，他补充说：“每当我们想到美国”，首先想到的是“她巨大的成功”，却“从未认识到这成功背后经历的无数失败，只是一味地鼓吹成功”。

相比之下，人们一想到南部各州，尤其是在30、40年代，首先想到的就是失败和破灭。在革命和建国初期，南部的历史几乎就是美国的官方历史，是西进扩张运动的传奇，是一个成功接着又一个成功的传奇。从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到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再到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时代，南部一直都是文学作品的孕育地。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都与南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T.S.艾略特似乎有时也认为自己是南部的一分子，特别是在他写到马克·吐温时，还有当他试图为割裂自己的矛盾情绪和一直困扰着他的被剥夺感找到一种文化上的解释时——简言之，他想知道为什么在他感觉被家族传统同化的时候却因为性情的原因而边缘化了。然而事实上，与艾略特家族不同，南部各州在做出脱离联邦这个致命抉择之前几乎一直就处于分裂状态。南部各州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由拥有土地的白人贵族统治黑奴的农业社会。这有悖于美国关于平等主义的冠冕之辞，同时也与国家义无反顾地塑造典型的由劳动者建立、由上流富裕阶层统治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努力背道而驰。

南部宣布脱离联邦并坚持奴隶制的决定加大了地区差异。四年大伤元气的战争，紧跟着是12年的占领，使得南部各州在耻辱和怨恨中陷入封闭的保守状态，各方面资源都很匮乏，只剩下支离破碎的土地、各种方言以及沉重的负面历史教训。所有这些都导致并加深了因阶层、等级、种族和性别而产生的对立。南部的理想很快就在现实中破灭了。到1929年，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缓慢复苏，南部仍然有一种负罪感，但却桀骜不驯。然而，南部内乱仍在继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失败经历似乎与其发布过的唯一的分裂宣言密不可分。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美国大多数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这似乎就意味着他们掌握了财富和权力。与此同时，南部各州却几乎没什么发展，甚至更落后了。到1929年，这片土地上仍然充斥着佃农、自给自足的小农户、非法的酿酒厂，还有世仇家族；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落后以及严格甚至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有时，美国停下来反思一下既定目标时，会把南部看做是一个障碍。H.L.门肯把自己想象成打破祖国自欺欺人的旧有传统的斗士。然而事实上，他就南部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只是闲谈间提及的，都进一步证实了北部最根深蒂固的假定，即北部的工业是符合高尚道德要求的，而南部的落后是道德败坏的体现。换句话说就是，南部在军事以及经济上的失败都是他们在道德上的失败造成的。此外，这种假定在南部同在北部一样影响深远，因为南部和北部拥有共同的宗教传统，这种宗教传统无法界定救赎到底是上帝对善行的奖赏还是恩典。

南部最深层次的恐惧来源于与北部共有的这种本源的困惑。不论是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南部的又一标志性特征)，还是它几乎断裂的历史，都未曾完全将它从整个国家的纯真梦和发财梦中割裂出来。可是对于一个不断失败的地区来说，这种理想除了加深南部各州的自我怀疑以外，还能带来什么？在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1936)一书中，罗莎·克德菲尔德(Rosa Coldfield)小姐提出了为什么上帝要南部输掉战争的问题。借助这个提问，南部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一个近乎被压制了的问题，一个甚至比输掉战争本身更困扰他们的问题——在一个自认为被上帝委以重任，建设自信、繁荣、工业化的典范的国家中，南部是否被选出来作为罪恶、懒惰和贫穷的反面教材。30年代南部文学作品中根深蒂固的疏离感的产生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南部对于整个国家义无反顾地追求现世主义、追求繁荣发展和统治地位的矛盾心态。当然，处于鼎盛时期的南部文学，尤其是福克纳的小说，仍然存在其他的矛盾冲突。其中之一源于人们认识到南部喜忧参半的历史中包含着有待开掘的文学的潜在价值。

上述矛盾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极富现代派特色的各类文学作品：关于对上天眷顾的渴望和遭遇排斥的痛苦的作品；关于一直受到命运诅咒而停滞不前成为他者的作品；还有关于失败——既是死一般的经历又是被排斥的根源——激发了想象力的作品。这些内容若非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借助这个平台，这些作品可以研讨一些重大问题，如写作的语言风格和体裁及其与地域的关系，还可涉及阶层、等级、种族和性别等问题，进而探讨语言文字的力量以及有影响力的语言文字。因此，南部能够以30年代为背景，通过反思历史以及分析历史的转折点，创造自认为有前景的文学。

1922年，一些教授和学生们在约翰·克劳·兰塞姆——一个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的田纳西州人——的指导下，在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创办了一份名为《逃避派》(Fugitive)的杂志。杂志上刊印的诗歌以风趣、嘲讽、压抑、客观以及力求精确性为特色——也就是以“南部”为本源和主题且以“现代主义”为语言风格和体裁的诗歌。因此到1929年，逃避派们积极投身于世人瞩目的将“现代主义”融入“地区”事务的运动。那一年，海明威出版了《永别了，武器》，刘易斯出版了《多兹沃斯》(Dodsworth)，田纳西州的约瑟夫·伍德·克拉奇出版了《现代主义倾向》(The Modern Temper)，弗吉尼亚州的艾伦·格拉斯哥出版了《他们不惜干蠢事》(They Stooped to Folly)，田纳西州的伊夫林·斯科特(Evelyn Scott)出版了《浪潮》(The Wave)，肯塔基州的艾伦·泰特出版了《杰斐逊·戴维斯的沉浮》(Jefferson Davis：His Rise and Fall)，肯塔基州的罗伯特·佩恩·沃伦出版了《约翰·布朗：烈士的产生》(John Brown：The Making of a Martyr)，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沃尔夫出版了《天使望乡》(Look Homeward， Angel)，田纳西州的T.S.斯特里布林(T.S.Stribling)出版了《异乡的月亮》(Strange Moon)，密西西比州的威廉·福克纳出版了《喧哗与骚动》以及《萨托里斯》(Sartoris)——该书的完整版《坟中旗帜》(Flags in the Dust)于1973年出版。接下来的十年是属于南部的。南部的文学从未如此繁荣昌盛过，之后也未再企及。这十年里，兰塞姆、斯科特和格拉斯哥笔耕不辍；斯特里布林、格雷斯·伦普金(Grace Lumpkin)、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厄斯金·考德威尔、安德鲁·莱特尔(Andrew Lytle)、凯瑟琳·安妮·波特、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佐拉·尼尔·赫斯顿以及沃伦和扬日臻成熟；还涌现出了詹姆斯·艾吉、莉莲·史密斯(Lillian Smith)、欧多拉·韦尔蒂和理查德·赖特等作家，威廉·凯西(W.J.Cash)、弗兰克·奥斯利(Frank Owsley)、霍华德·奥德姆(Howard Odum)、约翰·巴拉德(John Ballard)、戴维·波特(David Potter)和C.范恩·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等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福克纳的几部著作也在这十年中诞生。30年代的很多小说——不仅是那些描写罢工的小说、侦探小说和硬汉派小说，还有一些另类作家的作品，如狄琼纳·巴恩斯、亨利·米勒、詹姆斯·法雷尔、约翰·多斯·帕索斯和纳撒尼尔·韦斯特的作品，都传达出某种愤怒的情绪。然而，大多数作品中仍带有疑惑。虽然它们大都表现得咄咄逼人并富有自信，甚至相当明确地仿效早期的现代主义作家或是力求形式上的严谨，但是它们仍然试探性地借鉴纪实文学。它们用众多方式发出疑问：“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上帝要让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对于这样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无法作答的问题，南部的作家突然开始认为自己是经验丰富的见证人。在那些仍然停留在1929年的南部村庄，他们观察到人们带着一种顺序感和共有的见识优哉地生活着。可他们也看到了历史用接二连三的失败和困境打击着人们，这使得他们的作品紊乱，起始与结尾含混不清，而他们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也很模糊。

到1929年，越来越多的南部人开始梦想着有财有势，从而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改变生存环境。在丧失了与生俱来的旧有的生活观念后，他们渴望能够自己创造出一种观念来。在厄斯金·考德威尔的《上帝的小亩田》(Gods Little Acre， 1933)和艾伦·格拉斯哥的《不毛之地》(1925)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努力引发的显著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反映在福克纳的小说中。他的小说中那些执着于陈年旧事的人和有远见的新贵们在争夺着我们的关注。很多南部人在向着将世界按人们的意愿改造这个宏伟目标努力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社会的牵制力，正如福克纳这样形容密西西比州北部——它的荣耀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上帝为它所做的一切远远多于人类所做的。就在南部选择了联邦的方式之后，南部人亲历了全国经济的崩溃，这种挫败更加深了他们的矛盾心理。福克纳之所以成为20世纪美国最具开创性的小说家，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和华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一样，使表达成为表达的主题，使创作成为创作的主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为那些被压制的人们提供了生活的空间，为那些被湮没的声音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机会，有时也包括女人、黑人，以及那些生而贫困的人们。然而，南部人的这种矛盾心理仍然引发了反响。1939年，重农学派组织发表了名为《我将表明我的立场》(Ill Take My Stand)的重农主义宣言论文集，痛斥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计划。宣言由戴维森、兰塞姆、泰特以及扬等人撰写，其中不乏《重建但未重生》(“Reconstructed but Unregenerate”)这样的文章题目。

《我将表明我的立场》在几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极端的保守主义，包括拒绝承认黑人、女性以及下层南部人的权益，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极力推崇农业生活方式，反对工商业；极力推崇所谓的“优等”文化，反对“劣等”文化；坚持认为特权阶层优于被压迫阶层；坚决认为“永恒的”文学优于一般意义上的作品。只有在“艺术”方面，创新小心翼翼地得到了认可。可以说，正是畏缩不前使得戴维森、兰塞姆、泰特和扬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他们追求的是悠闲舒适的生活。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南部的历史，一种由拥有土地的、有教养的、严格自律的贵族阶级统治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反的是纯粹由土地所有者统治的生活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在他们看来也要优于被工业家和银行家统治。于是他们提出将人类的所有创造力汇聚到艺术中，借以停止发展工商业或是至少放缓其发展的脚步。尽管如此，他们仍想进一步将之置于强硬的男性理性观念之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更倾向于多恩(Donne)而不是莎士比亚，更欣赏清新浅白的诗歌而不是喧闹繁杂的小说，更推崇一些不入流的作家而不是威廉·福克纳。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农学派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沃伦的变化最大，其次是泰特，再次是兰塞姆，最后是戴维森。然而，作为置身于旧社会孤军奋战的年轻作家，畏缩不前主宰了他们的创作情绪。

虽然已经尽力尝试，但他们发现仅仅将之宣称为文化模式仍然无法真正掌控南部消极的传统。在认识到南部消极的特性是其最有用的文学资源后，泰特和沃伦的作品都有所改善。南部作为创作的资源对文学所做出的全部贡献就是其边缘性、失败、内疚和耻辱等在道德上以及艺术上的影响力。这种消极的特性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有很多共同之处，包括许多30年代的美国人。这种意料不到的共同之处使得大萧条时期的南部文学第一次成为了美国的主流文学。作为文学作品的出版地和发行地，孟菲斯、纳什维尔(Nashville)、新奥尔良、亚特兰大、教堂山(Chapel Hill)、巴吞鲁日(Baton Rouge)和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仍然是州内的小城镇，牛津、密西西比、伊顿维尔(Eatonville)和佛罗里达也不过是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的边界前哨罢了。可是作为写作地和事件的发生地，这些地方就变得举足轻重了。

在南部文学刚刚开始赢得声望、初见影响、一片繁荣的时候，这些作家们就奢望着通过某些方式为他们注定失败的斗争高唱赞歌，这就使得南部的文学之路错综复杂了。他们强调自己与南部历史传统的密不可分，在写作中却又与之背离，南部文学就想要靠着这种矛盾在历史中重生。1935年到1942年间，罗伯特·佩恩·沃伦和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巴吞鲁日参与了《南方评论》杂志的创建和编辑工作，并将之塑造成南部新文学的典范，作为他们向往的新南部形象的一部分。杂志上刊载的作品出自一些逃避派作家，如兰塞姆、泰特和戴维森，还有其他南部的作家，包括安德鲁·莱特尔和欧多拉·韦尔蒂。其中一些作品又表现出了《我将表明我的立场》中的那种抵触心理，而其呼吁的事情仍旧具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然而有些作品却表现出了远大志向，就像韦尔蒂于1937到1939年间发表在杂志上的六篇优秀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抱负。韦尔蒂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大多取材于密西西比州，着眼于小人物的生活。她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南部的旅行推销员和理发师之类的平民，而不是被往事以及自命贵族的身份所负累的旧式家族。与世界范围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样，这些作品也遵循了形式主义的传统，并以此反映出了《南方评论》在文学上更大的抱负。尽管这本杂志与地方上有着紧密的联系且以地方命名，然而30年代的《南方评论》的影响力却是超越了地域限制。肯尼斯·伯克、R.P.布莱克默(R.P.Blackmur)和F.O.马西森(F.O.Matthiessen)都在《南方评论》上发表过作品，他们的读者遍及全美；而在《南方评论》发表文章的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赫伯特·里德爵士、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马里奥·普拉茨(Mario Praz)和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读者面则扩大到了世界范围。因此，《南方评论》名字的本身就反映出了南部新的志向。虽然南部文学中总是在谈论贵族，但是，正如韦尔蒂的小说中描绘的那样，南部总体来说仍是个中产阶级社会，这也正是美国其他地区的状况。虽然他们想要用文字和不朽的作品为南部的历史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也想堕落个几十年去振兴工业。到1929年，工业在新英格兰地区已发展了近百年，在英国则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他们想要改变旧有的建立在种植园奴隶脊背上的农业化的资本主义，转而发展建立在银行、铁路、工厂和工商业企业基础上的新型资本主义。他们想要将其尚未工业化的共和政体转变为现代化、多元化的政治经济，以使其未来能够成为现实。

人们从间断的混乱局面中可以看到从这种对旧世界的尊崇到对新南部向往的转变，而这一切直接反映在南部的小说中，比如斯特里布林的三部曲《铁匠铺》(The Forge， 1931)、《商店》(The Store， 1932)和《未完工的大教堂》(Unfinished Cathedral， 1934)；福克纳的斯诺普斯(Snopes)三部曲《村子》(The Hamlet， 1940)、《小镇》(The Town， 1957)和《大厦》(The Mansion， 1959)；以及托马斯·沃尔夫和厄斯金·考德威尔等作家的小说。考德威尔还写过散文和纪实文学，可是他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仍是小说《烟草路》(Tobacco Road， 1932)和《上帝的小亩田》。这两部作品都以皮德蒙特(Piedmont)蛮荒的乡野为背景，而以前根本没有人会去关注那种地方。考德威尔笔下的皮德蒙特仍然带有对南部文化特性的先入之见。人们感受到的是它的历史固有的贫乏，而非对过去那种讲究的生活方式无法忘怀。而现在，它对新南部充满期望——期望着工业化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财富以及更公平的分配。作为一个旅行者和旁观者，考德威尔不带任何感情地、几乎不加修饰地记录下来那些遭蔑视、受压迫的人们。考德威尔笔下的那个地方土地贫瘠，正在发展新兴工业，包括从衰落中的新英格兰地区引进纺织厂；那里的人们唯利是图、心理变态、欲望膨胀到极点，无论是在淘金、追求性愉悦、寻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还是在寻求公正的待遇上都是如此，但他们极少反思。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文化和经济上遭受的损失，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有什么缺陷。在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故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我们予以关注是因为他们尚未适应贫困。他们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可他们仍未放弃残留的希望，就好像那是他们最后的梦想——《烟草路》中的杰特·莱斯特(Jeter Lester)希望自己种植的烟草能有一季好收成；《上帝的小亩田》中的泰·泰·沃尔登(Ty Ty Walden)想要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中找到金矿，威尔·汤普森(Will Thompson)希望能够拿到合理的工资，吉姆·莱斯利(Jim Leslie)的小小愿望则是能够体面地见人。在逆境中生存的他们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也就局限于此了。

和考德威尔不一样，很多南部的作家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在思想上，他们想尊崇南部的历史，然而在行动上，他们却在抛弃它。这种矛盾冲突以各种形式反映在他们的小说中。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Gone with the Wind， 1936)中，这种矛盾冲突呈现在我们称之为诗意的过去与诗意的未来之间的争斗中，从而使得这部作品更加引人入胜，虽然它的销量已经证明这是部好看的作品。米切尔笔下诗意的过去取材于真实发生的斗争——南北战争，这同时也是《飘》的明线主题，而她诗意的未来源于历史斗争。在她所处的时代，这种斗争已经发展到新阶段，面临着关键的抉择，并以两种迥异的方式表现出来——认知和压抑，米切尔把这种矛盾冲突总结为南北战争的后遗症。

认知反映在郝思嘉·奥哈拉(Scarlett OHara)——那个任性、反叛、功利、以自我为中心、有远见、感情用事却又倔强的女人——与南部自我定位的矛盾冲突上(有时这种矛盾冲突甚至是公开化的)。郝思嘉的感情用事表现在她对艾希礼·威尔克斯(Ashley Wilkes)幼稚的迷恋以及对塔拉庄园(Tara)的怀旧之情上。然而，相对于小说中表面的现实来说，郝思嘉的很多想法和做派都是超前的——也就是说，是属于米切尔的现实生活的。郝思嘉出场时是个勇敢、自负而任性的年轻女子，她没有按照旧时南部的要求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贵族小姐”，而是个不断适应南部变化的机会主义者——抓紧能到手的每一分钱而决不轻易花出去。米切尔认为南部正缺少这种人。对于郝思嘉这个人物的描绘使得《飘》的时代背景更靠近于米切尔生活的社会现实——南部急于融入世界大环境，可同时也在担心黑人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出现。在这个问题上，《飘》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白人小说，是极端保守主义的代表作品。它不仅压制了黑人的政治权利，甚至还压抑了黑人作为个人的独立人格——这就是米切尔让时代倒退或至少放缓其发展脚步的方式。

米切尔执着地让郝思嘉以反叛的态度直面来自社会以及家族和人际关系的压力，同时却安排郝思嘉坚持让黑人做从属顺服的下人，这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使得后者更为突显。米切尔认为郝思嘉是个反叛者，有时也让郝思嘉自己这样认为，在某些方面，她也确实是个反叛者。她打破了一些她那个时代给女人规定的行为准则，但她仍是那个混乱的社会的忠实捍卫者。在他们像新兴的中产阶级一样行事的时候，他们仍认为自己是传统的贵族阶层。郝思嘉热爱她的家乡，但是如果背井离乡能够让她致富，她也愿意这样做。她嘴里说着要像梅拉妮(Melanie)等女人一样宽容和自我牺牲，而现实中的她却遵从着父亲的意愿，积极适应着不断改变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权力。她说北方佬们至少在一件事上是对的，“有钱才能成为贵妇”，她因此迅速背弃了旧有的生活方式，投入了新南部的怀抱。在她原来的生活中，钱和性都是女性回避的话题。

郝思嘉和米切尔笔下的亚特兰大一样充满朝气、桀骜不驯而又野心勃勃。相比之下，塔拉是属于过去的农业社会，在那里，唯一重要的就是土地，因为土地是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与之相关联的还有家庭、阶层、延续性以及南部对于“贵族小姐”的观念。但是，郝思嘉对亚特兰大有着特别的认同感，那座城市将她与从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新世界以及其记录者玛格丽特·米切尔联系起来。现实中，米切尔生活在亚特兰大，但不是贵族小姐。《飘》以这种方式讲述了从南部向北部挑起战火一直到最终被北部同化的整个转折期。这个转折期从南北战争时期一直延展到战争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期间，一些涉及种族、性别、公正、无穷尽的欲望以及对于贫穷的恐惧和对于成功的膜拜等尖锐的问题相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些问题在《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但面对这些问题时却只是一味地逃避和压抑，因为米切尔和她的家乡甚至她的祖国一样茫然不知所措。

在谈到《不毛之地》中的女主人公多琳达·奥克利(Dorinda Oakley)时，艾伦·格拉斯哥高度赞扬了她不屈不挠的传统美德。“生活艰苦的地方就有多琳达，那里的人们靠着坚忍的品质克服了徒劳感。”在被富有的年轻人贾森·格雷洛克(Jason Greylock)无情地抛弃后，多琳达做出了艰难的抉择——为了惩罚自己，她极少与人交往，同时为了坚守自己的权利，她要在疯长的金雀莎草丛中开垦这块贫瘠的土地；我们中的有些人会因为她是女人而对此感到更为惊奇和困扰。但是，如果为此困扰是我们的问题，那么多琳达的问题就是她的选择会让她严重减损寿命。她控制着自己的欲望，因此变得坚强而冷漠，甚至于刻板而无情。她的独立自主的另一面是彻底的自我否定——所有这些使得她与《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笔下的斯特潘十分相像。对爱情感到失望的多琳达旋即转而追求生活中的成就，并因此赢得我们的支持，一如赢得艾伦·格拉斯哥的支持。她拥有乐观向上的品质以及钢铁般的意志，堪称典范。格拉斯哥艺术的逻辑性通过多琳达的生活隐晦地反映出来。到《他们不惜干蠢事》(1929)和《受庇护的生活》(The Sheltered Life， 1938)时，他对青年人的躁动进一步表现出怀疑的态度，而相对于欢娱和享乐，他更执着于坚忍的美德，以及这种美德所带来的达观和与世无争。格拉斯哥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虽然承受着自然以及社会带给他们的各种伤害，却仍然坚定着信念，传承着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但是就像多琳达所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他们“没有被触及并且远不可及”。而最重要的是他们钢铁般的意志束缚着欲望的滋生，教导人们自我克制才是通往自我实现之路。

郝思嘉·奥哈拉自身的需求以及巨大的文化危机使她发生了很大转变，即使不是改头换面，至少也变得像多琳达·奥克利一样冷漠。然而郝思嘉从未心甘情愿地屈从于任何事情。她想要并且是打定主意要尝试一切，她要寻欢作乐，她要享受，这些都是多琳达自己放弃了的。郝思嘉就像德莱塞笔下的嘉莉妹妹一样，在一切都变得一团糟的时候，靠着对于明天会更好的信念顽强地生活着。她固执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成为南方打赢北方这场比赛的唯一的希望。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郝思嘉是个老派的人物，自己规划一切，自己做出抉择，甚至试图改变自己的世界。而在另一些时候，我们眼中的郝思嘉又变成了现实中的人，不断遭受各种打击，逐步成长。一切变故都发生得太快，因而她没有时间仔细思量。她自然地认为接受命运的挑战要好过去做选择。同样，艾希礼没有接受命运的挑战是因为他已经没有了目标。

简单地说，《飘》更像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而非“现实主义”作品。但是，与司汤达、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特罗洛普(Trollope)以及狄更斯等人创作的、诞生于19世纪的伟大历史小说一样，《飘》同样是以重大史实为背景的，也同样选择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流传甚广，并且由于好莱坞把它拍成了电影而家喻户晓，它被用来界定这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中唯一被唾弃的地区的国家认同感。虽然米切尔构思以及落笔时都是着眼于旧南部，但她一直生活在新南部，由此解释了为什么《飘》中凸显的是郝思嘉个人，而整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却相当弱化。然而，甚至就历史性而言，《飘》仍然在一个方面比艾伦·泰特的《父亲》(1938)更为准确。泰特研究历史并撰写传记，但他过于强调道德而偏失了历史学家应有的客观性。泰特最为重视的是贵族的意识形态，而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已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的变革中被毁掉了。他认为南部的希望就在于重建这种贵族的意识形态。通过创造高雅文化，包括诗歌、信仰、传统和秩序，给生命带来了尊严。泰特在一所大学里任职，他认为这是优秀的作家们最佳的入世职位。在他的理想中，只要文学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能够保存历史，能够使男人——或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女人——为高雅文化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那么经济上自足就可以了。泰特作品中描绘的南部致力于这些事情，而目的却是背弃它们。因此背叛感萦绕在泰特心头，甚至超过了失败感。但是他在散文、诗歌以及《父亲》中所描绘的南部从未被谁真正拥有过，甚至最幸运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们也不曾拥有过。这是道德家为了找到某种申斥南部和现实世界的方式所做的必要的虚构。

托马斯·沃尔夫笔下南部的挣扎比米切尔所描述的更加痛苦，也不像泰特那样融入那么多史实，因为，沃尔夫是“上帝的孤独子民”。他以此命名一篇自传体散文，并不断地重写这篇文章。《天使望乡》(1929)中的主人公尤金·甘特在追溯过去时回到儿时的一个场景——他的父亲看着南部的士兵开赴葛底斯堡。但是，甘特更深的伤痛却来自近期。这些有关家庭、个人以及现世的伤痛与沃尔夫的经历相似。和沃尔夫一样，甘特熟悉那些由父母带给孩子的切身的伤害，同时也谙熟这些受到伤害的孩子们报复父母的各种小花招。沃尔夫的一生都在斗争(他死于1938年9月，还不到38岁)，他的小说中也充满着他幼时的伤痛，挥之不去。和沃尔夫一样，甘特并没有放开心中的怨愤。他用一种充满着年轻人的企盼和旧怨的诗化散文表现出这种怨愤。同时，他还自我矛盾，不能适应自己的生活环境。他最想要的团结和谐像被命运的迷雾操控了一般弃他而去。甘特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企盼，这种企盼使他文采飞扬，文思永不枯竭。

如果我们在甘特的故事中寻找沃尔夫对于南部的印象，或者更广义地说，对于美国的印象，那么我们不会有多少收获。对于沃尔夫来说，美国既是“我们在各种恐惧、仇恨、奴役、残忍、贫穷和需求中看到的现实”，也是一个太久未曾实现的理念。沃尔夫认识到了历史的他者性，同时也认识到已经被遗忘的历史。他试图把老调融入现在的节奏。他在《你不能重归故里》(You Cant Go Home Again， 1940)中给“福克斯霍尔·爱德华兹”(Foxhall Edwards)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认为我们在这里迷失了，但是我相信我们还能够找到方向”，

这个信念现在已经上升到认知和信仰的高度。它对于我来说，而且我认为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希望，它是美国永远鲜活的梦想。曾经受到我们影响同时又改变了我们的美国式的生活——我们创造的制度、那些因制度而生的机构——都带有与生俱来的自我毁灭性，它们应该被打破。我认为这些制度正在消亡，一定会消亡，正如我坚信美国及其人民是不朽的，是有无限潜力的，他们一定会生存下去。

我认为真正的美国正等着我们去发现。我认为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能力、还有我们伟大祖国的成功就要来临了。我认为我们要开始摸索属于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确定无疑。

沃尔夫的每部作品如果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冗长而杂乱的故事中的各个部分。这个故事的作者确信，命中注定他要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世界中已经失去的意义，而且他有这个特权。他作品中的叙述者们说着相似的话，重复着他最喜爱的诗歌。他们帮助我们在沃尔夫矛盾的自我中看到至关重要的主题：矛盾的自我那自相矛盾的命运是世界——家庭及社会——的中心，他却感到自己被这个世界无情地抛弃了。

沃尔夫的作品紧随着他生活的脚步。他生活的圈子是一个小型社会的传统世界，那里，人们都以家族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怀念祖先，用过去指引未来。但是他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很快就从家里搬到了寄宿房中，离开了熟悉而温暖的世界，来到了一个现代世界。这里，人们要不断地追寻、不断地企盼、不断地尝试。他笔下的人物经常会陷入孤僻，最终逃亡和死亡，比如《天使望乡》中的本(Ben)和海伦(Helen)。此外，他笔下的人物还经常有一种习惯性的、报仇心切的补偿心理，比如卢克疯狂地追求财富和地位。沃尔夫自己则痛苦地找寻失落的家园和失去的父亲：“我们在美国是如此迷惘，如此脆弱，如此孤独。无边无际、暗淡无日的苍穹压向我们，我们一直被驱赶着，哪里都没有我们的乐土。”“我们中有谁会找寻到他的祖辈，看到他们的真实面目？在哪里能找寻到？什么时候能找寻到？到什么地方去找寻？什么地方啊？”这些可能性对于沃尔夫来说才是真正要紧的，但这主要是一些想法，人们通过谈论才能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也是他感到被隔绝的另一层含义。沃尔夫笔耕不辍，不断追述他失去的东西与他的希望。

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沃尔夫小说中恣意洋洒的特性——那种对产生于失败的希望做出的辞藻华丽、充满诗意的回应——很像是赤字财政。但是，沃尔夫的小说和惠特曼的诗歌一样，致力于探究自己的人生与国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沃尔夫对于那段历史的理解将美国以及他自己与南部和大萧条时期相关联的人生演绎成了传记。正如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的，这部传记是“关于暴力、残忍、蛮荒、美丽、丑陋以及荣耀的不可承受的记忆”，是对智慧与力量未完成的探求。和福克纳的作品相比，沃尔夫的小说缺乏历史的深度以及社会敏感性。但是，他短暂的人生还是使我们联想到了美国各个地区的命运。沃尔夫所处的时代，南部已衰落为孤立的地区。曾经发生在新英格兰地区、中西部以及西部的事情正在南部上演，而此时南部已承诺加入联邦。此外，如果说通过合并政策而日益扩张的联邦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么南部的摇摆不定就是另一个问题。和米切尔笔下的南部一样，沃尔夫笔下的南部也想要加入更加现代化的联邦，一如联邦期盼它的加入。因此，他们将南部的失败带来的独特的负面影响以及他们珍视的、更多是出自于想象的荣耀传统诉诸文字。

凯瑟琳·安妮·波特的几部优秀的作品，如《盛开的犹大花》(“Flowering Judas”)和《中午酒》(“Noon Wine”)，探讨了人们在放纵情欲、搞经济投机中如何堕落的过程，并直面贫穷对那些发生暴动的边缘农民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她的其他作品，如《旧秩序》(“The Old Order”)、《坟》(“The Grave”)以及《老人》(“Old Mortality”)，对待家庭、传统、土地以及过去的态度是“南部人的”态度。但是，这些作品突出的是创新和保存对这些事物的感知，而不是禁锢于过去的记忆。波特一生都在编造着关于她的家庭和童年的故事，描绘着她的家庭传统，而这种传统实际上与她1890年就离开的那个位于得克萨斯州印第安克里克的L形的小木屋没什么关系。与沃尔夫相比，波特克制、简洁而典雅的写作风格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凯瑟更为相近。她笔下的南部并没有处于变革时期，而是一个在虚构的记忆中保持着欢愉和优雅的时代，这一切都是波特及其家人从未经历过的。

第八章 历史与小说/小说与历史：威廉·福克纳的范例

1914年，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在演讲时把威廉·福克纳说成是“把小说的道德功能和……形式上的道德严肃性……再次明确表现出来”的小说家。埃利森认为，一方面，这种举动与“最鼎盛时期的美国小说”的惯用手法一致；另一方面，这与“文学具体关心的事情”一致，包括对“语言创新的可能性”的探索。但是，他认为这种举动对福克纳来说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因为福克纳的“生活与道德以及政治问题紧密相关，这些问题不可能永远不暴露出来”。

福克纳的小说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观察力和他对方言的敏感，另一方面是由于他认识到人类的生活总是受自然和社会的影响，也就是说受本能、潜意识的需要和欲望以及文化的影响。他的故事以历史为基础，既表现了自然景象又表现了文化模式。此外，他的成功大部分还要归功于他读过的小说和诗歌以及他听说的传说，其中有一些是关于密西西比州南部他那声名显赫的家族的冒险经历。他小说中的情节来自直接的观察，因此在我们看来多少是关于对观察的现实所做的有条理的报告。他的小说植根于历史，因而使我们联想到所有言行的历史真实性。他的小说以个人意识为前提，基于那些拥有不同需要和欲望以及复杂的优点和弱点的叙述者的记忆和想象，因此，他的小说有时似乎不容否定、发人深省，而有时却难以捉摸甚至带有欺骗性。

因此，福克纳时刻关注着国际现代主义的各种动态，有时他做得很隐蔽，但更多的时候公然这样做。然而，国际现代主义到了后期除了继续对自身加以赞扬外，同时又对之产生怀疑并进行批判。与他早期的诗歌和短篇作品相反，他在小说中极力表现出一种想要研究表意行为的愿望。通过从不同的叙述角度来重复同一个故事，他延展并探索了过去的奇闻轶事、核心故事和语言——方言和措辞，这些构成他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人类创造力的着迷在检视人类对发明的需要时达到极点。但是，他的小说经常围绕着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没完没了的谈话”，突出运用各种复杂的叙述技巧，探讨严肃的社会和道德问题，比如有关贫穷和暴力、种族、性别、等级地位和阶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南部根深蒂固，但并非典型的南部问题。实际上，福克纳正是用这种方式使我们看到了埃利森所说的“小说的道德功能”和“形式的道德严肃性”。

约瑟芬·赫伯斯特1933年开始创作她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遗憾还不够》(Pity Is Not Enough)。后来她在回顾时认为，“时代的压迫”损害了她的三部曲，使她转移了兴趣，甚至对自己最初的兴趣产生了怀疑(她用了“崩溃”这个词)，包括她在书中的语言和所用的习惯用语。福克纳保持了最初的一系列复杂的兴趣，他比赫伯斯特更加孤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舍伍德·安德森、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艾伦·格拉斯哥、纳撒尼尔·韦斯特和托马斯·沃尔夫都已去世，W.B.叶芝、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也已过世。50年代属于新一代的作家，包括几个30年代开始创作的作家——其中有韦尔蒂。但是，福克纳伟大的小说——从《喧哗与骚动》(1920)开始到《下去吧，摩西》(1942)结束——描写的都是大萧条时期，每一部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了这一时期。

福克纳是个业余的历史学家、家谱学者和民俗学研究者，而在他没有成为小说家前，还是个“失败的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文诗歌和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英文和法文诗歌以及英国和欧洲的小说(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除了有很好的记忆力外，还对方言和社会习俗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他收集关于他的家族和他居住的区域的一些口头流传下来的故事，用以研究密西西比河南部的历史、地理、植被和野生动物。这些故事版本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其间，他开始认为文学文化在本源上是地域性的，而在发展趋势上是历史性的。他依旧是个平庸的诗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依旧从过去的诗人那里借鉴文字、格律甚至主题。后来，当他从《军饷》(1926)和《蚊群》(Mosquitoes， 1927)中那些众人皆知的场景和主题转而描写密西西比河北部大片未开垦的土地之后，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小说家。这片土地进一步满足了他想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激进的创始人的需要——另一个“现代派”的象征。无论是他的曾祖父“老陆军上校”W.C.福克纳(W.C.Falkner)——著有《孟菲斯的白玫瑰》(1880)，还是斯塔克·扬(Stark Young)——《我将表明我的立场》(1930)的撰稿人和《如此红的玫瑰》(So Red the Rose， 1934)的作者，对于准备创造、命名一个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郡(Yoknapatawpha)的福克纳来说，都不构成很大的威胁。他把约克纳帕塔法郡与他过于了解以致无法去爱或去恨的世界联系起来。

乡下人的羞怯使福克纳在纽约的文学沙龙倍感局促，甚至在新奥尔良的法国区(French Quarter)呆了几个月以后，他仍然感觉紧张不安。因此，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牛津，在那里他也并没有家的感觉。他好像确信他的艺术就取决于他虽不参与任何他无法完全控制的团体但却能够与之关系密切的能力。他的艺术涉及的范围广泛，充满典故和比喻，用一个虚构的密西西比河南部县城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经济粗略地回顾了美国历史。他和斯泰因、多斯·帕索斯、赫伯斯特和沃伦用差不多同样的方法研究了这段美国历史。他那被特权阶层剥削压迫的大家族的小世界与同样被破坏的大世界紧密相连。实际上，文中的逻辑反复强调、限定甚至推翻他所虚构的世界和他自诩的支配地位所具有的独特性或地域差异性。他手绘了一张约克纳帕塔法郡的地图，把自己作为约克纳帕塔法郡的“唯一所有者和经营者”。福克纳主要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在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押沙龙，押沙龙!》(1936)、《村子》(1940)和《下去吧，摩西》——风格独特，似乎假定人类的经验可以用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表达，但又承认人类的经验是文字不足以完全表达的，而且不能完全凭空想象。艾迪·本德伦(Addie Bundren)在《在我弥留之际》中坚称：文字“沿着一条直线快速行走，没有任何恶意”，同时还“沿着发生的事实艰难地行进，并紧紧依附于它。过一段时间，这两条线对同一个人来说相离甚远，以至无法跨越”。但是，艾迪仍旧是记忆和文字以及行为的产物。她不断回想，试图使语言服务于她的需要。对她来说，寻找可以描述生活、记录真实感受和行为的文字就像感觉和行为对人类的意义一样。

但是，福克纳知道文字有自己的轨道，过着自己的生活。他就希望文字这样，因为他希望文字不仅用来记录或评论生活，而且还可以提高生活，或者更极端地说，可以填补生活。熟悉福克纳小说的读者都知道他特别热衷于描写出生在南部没落家族的白人男青年，赋予这些人特权在他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很少有哪个作家像他一样能使这么多不同的人物——富人和穷人，没受过教育的人和有文化的人、甚至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老人和年轻人——自由地找寻适合他们不同需要的语言，这些需要多少有些孤注一掷的意味。也很少有作家像他一样认为我们对文字的探求是我们智慧的一部分，是人文科学的象征——人文科学是生活最关键的部分，也是艺术的核心。像艾迪和他自己一样，他笔下的众多人物竭力表明他们在战胜语言的缺陷以及生活的缺陷时所取得的成功。

我们先从《喧哗与骚动》开始。这本书迫使我们放弃最基本的理解范畴——空间、时间和起因，这样才能面对四个康普生(Compson)家的孩子——班吉(Benjy)、卡迪(Caddy)、昆丁(Quentin)和杰森(Jason)——所放弃的几乎被击垮了的生活。福克纳在回顾过去时把他的小说描述成他为“完美梦想”所做的几次重复的努力。他说一个艺术家的动力“不是胡乱写本书出版”，而是梦想写出一本“完美之作”。但是，《喧哗与骚动》的前两部分完全不顾及讲故事所需要的条理清晰、上下连贯的技巧。其文字似乎不是沿着自己的轨道，而是同时向各个方向发散。甚至书中常见的使人联想起麦克白的生命感的标题——“一个故事/一个白痴讲的，充满喧嚣与骚动/不意味着什么”——最终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它不仅把我们带入一个我们最熟悉的理解范畴不再适用的世界，而且还把我们带入一个艺术与生活混杂在一起的世界，而非艺术与生活相关联但却高于生活的世界。我们渴望听一个条理清晰的故事，希望看到一个完整的结局，但他对此全然不顾。此外，福克纳还不写故事的结局。尚未取得的成功成了小说的结尾，其间故事被划分成几个部分，一个讲完了接着讲另一个。福克纳运用了几个重要的手法：闪回、局部叙述和缺陷性表达。《喧哗与骚动》似乎在炫耀它故意拒绝建立内在连贯性。它在一个场景中来回兜圈子，不断重复，而在另一个场景中又不断回避。这一点特别应用在文中未现身的中心人物卡迪身上。卡迪是把性欲和冒险精神与孕育爱的能力和关心别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唯一一个人物。

因为书中几乎没有给卡迪空间，更没有给她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所以我们主要是通过她的三个兄弟的需要来了解她——班吉需要一个容身之所，或者更广泛的说，一个他不用非得出人头地的家；昆丁需要摆脱一个年轻人的绝望，他的几个幻觉一方面出自他对秩序的渴望，另一方面出自他对强烈感情的渴望，也就是说他既需要找到爱的原则又需要找到一个人去爱；杰森需要找一个人来为生活对他施出的龌龊手段接受他的指责和惩罚。除此之外，整个小说描写卡迪时只是用来回顾、再现并传递一个男作家和他笔下的男性人物一同把黑人奴隶的后裔——黑人仆人和白人妇女——排除在外的过程。但是，福克纳把卡迪置于暗处而不充分表现她的这一举措有失有得。福克纳没有给《喧哗与骚动》写一个完整的结尾，就像他特意不让这个故事具有完满的连贯性一样，这对小说的自由空间是至关重要的，而小说的自由空间对给予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是至关重要的。很少有小说家让读者在文学互动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而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与读者如此充分地共享创作的过程。福克纳先简单地描写卡迪然后又避开她，让她露一面就隐藏起来，读者于是陷入自己的想象过程，而他的艺术成为推测的艺术，他的读者成为隐身的他自己。

与《喧哗与骚动》不同，《在我弥留之际》一开始就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书中开篇的几句话中，我们跟随达尔(Darl)和朱厄尔(Jewel)走在“像铅垂线一样直的充满灰尘的小路上。这条路已经被人踩得平平的，七月的阳光把它烤得像砖一样硬，两侧是鲜绿的准备收割了的棉花”。他们的目的地是另一个兄弟卡什(Cash)正在为他们的母亲艾迪·本德伦修建棺材的地方。这部小说着重描写一个家庭，按事情的发展顺序，从艾迪去世之前的黎明开始写起。小说先描绘了一个乡村农场，之后带我们加入了前往杰弗逊的困难重重的离奇旅行，在艾迪最终在杰弗逊下葬后不久结束，而艾迪的丈夫安斯(Anse)在杰弗逊买了副新牙，又再娶了个老婆。

但是，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情节的发展是连续性的，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又是支离破碎的，因为小说分为59个部分，分别由15个叙述者讲述，包括朋友和路人以及七个本德伦家的成员。所有这些叙述者展开各种可能的心理活动——直觉的、理智的和想象的、原始的、传统的和怪异的心理活动，偶尔也用拙劣的模仿进行嘲弄。虽然每个叙述者都对情节的推进有所帮助，但是还是有几个人把我们带回过去，从而推迟了情节的发展，比如让我们再次清楚地看到艾迪和安斯两人求婚和结婚的过程，看到艾迪犹如在坟墓里的生活，使我们明白个人的历史与根深蒂固的贫穷、严格的阶级划分以及性别界限既融合在一切又相互脱离，从而使艾迪和安斯以及他们受到伤害的孩子们——卡什、朱厄尔、达尔、杜威·戴尔(Deweu Dell)和瓦德曼(Vardaman)——过着各种刻板、固定、混乱和枯燥的生活。

与《在我弥留之际》相似，《八月之光》也是在密西西比州乡下的一片“炎热但依旧空气清新的寂静”中开始，是另一部传统、直白、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以理性为中心的故事。一开篇，莉娜·格洛夫(Lena Grove)就说：“我来自阿拉巴马州：一个贩卖皮毛的地方。”她坐在通往杰弗逊的乡村公路旁，此时，她已经跋涉了四个星期，穿过大部分还是乡村、还保留着部分传统的南部那节奏缓慢而悠闲的世界，怀着未出世的孩子，去寻找一去不返的孩子的父亲。福克纳后来说莉娜从来没有“迷惑、害怕或者惊慌过”。她对自己的机智非常自信，因此从不觉得自己需要同情。到达杰弗逊后，她首先从一个一点儿也不像拜伦的叫拜伦·本奇(Byron Bunch)的情人那里获得了帮助。本奇对这个显然未婚先孕的女人一见钟情，“与他苛刻而不容违背的国家所有的传统相悖……这种传统要求人们维护肉体的不可侵犯性”；然后又从一个叫盖尔·海塔尔·D.D.(Gail Hightower D.D.)的失败的牧师那里得到了帮助。海塔尔同时还是一个失败的丈夫。一向冷嘲热讽的小镇居民告诉拜伦，这两个D是“万劫不复”(Done Damned)的意思。拜伦自愿做保护者，海塔尔做助产士，莉娜生下了她的私生子，然后又踏上了旅程。在小说的结尾，她说：“天啊，天啊。人到底还是可以克服障碍的。才两个月，我们就不在阿拉巴马州了。现在我们已经在田纳西州了。”

但是，事实上《八月之光》在一篇叫做《黑暗的房间》的手稿中有自己的开头部分。黑暗的房间是被社会抛弃的牧师盖尔·海塔尔的家。他无法从他的家族史中摆脱出来，因此他未完成自己作为牧师的使命，辜负了教徒们的期望，并造成了妻子的沦落和死亡。而莉娜作为一个未婚先孕而后又成了未婚妈妈的女人也可以说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小说带着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描写的乔安娜·伯登(Joanna Burden)和乔·克里斯马斯不仅是福克纳所有的小说中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陌生人，而且是分歧最大、最宿命的人物之一。

乔安娜·伯登是冷酷无情、自以为是、生活节制的新英格兰清教徒家庭的最后一员。在她的祖先中，女人几乎完全被忽视，男人暴虐霸道，他们到南方来是要把南方从懒惰和享乐以及奴隶制的罪恶中解救出来。在与乔·克里斯马斯开始了一段所有小说中最离奇的风流韵事后，乔安娜说：“我还不想祈祷。上帝啊，不要逼我祈祷。让我再被诅咒一段时间吧，哪怕就一会儿。”

乔安娜·伯登和乔·克里斯马斯开始私通以后，他们再次有一种注定要毁灭的感觉。与乔安娜一样，乔也认为性既让人迷恋又让人反感，既难以抗拒又应该遏制。但是，他在别的问题上自相矛盾，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包括那个在他身上不可能解决的最关键问题，即他到底有没有黑人血统。男人辱骂他、追捕他，最终把他打残，而女人接近他、帮助他，然而却令他厌恶，因为他害怕有子孙后裔。乔·克里斯马斯沿着乡村公路走，却发现乡村公路原来比他曾经走过的“许多荒无人烟的小路”更危险。走在那些小路上，“记忆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记忆的形成要比回忆用的时间长，也比认识一个事物用的时间长”。快到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如此脆弱，“就像是一篮子鸡蛋”。几年后，在提到乔·克里斯马斯的种族身份仍未被解释清楚这一事实时，福克纳把乔的故事说成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也找不到生活出路”的男人的悲剧。

福克纳在早期的作品中就显示出对种族问题的关注，而在后来的作品中又再次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押沙龙，押沙龙!》和《下去吧，摩西》中。但是，在《八月之光》中，福克纳第一次直面他对种族的理解，即一个有种族歧视的社会仅仅通过种族歧视就清楚地表明种族是与身份相关的最关键的要素。福克纳笔下的南部把黑人定义为皮肤黝黑、行为受限的他者。南部一心要完全控制黑人，这样不仅使种族成为一个重要的个人问题和与个人身份相关的核心要素，而且还使种族制度化，从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之后南部又从《圣经》回顾到人类被创造之初，从而精心制造历史证据以证明其所作所为的合理性。在乔安娜·伯登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有关性别歧视的及其类似的过程。但是，在这一点上，通过乔安娜·伯登所展现的家族历史既是南部的历史也是北部的历史。两个地区都害怕妇女的欲望膨胀，都制定了确保男人统治地位的策略。乔安娜·伯登家族中的妇女像乔的祖父多克·海因斯(Doc Hines)的妻子和乔的继父麦凯克恩先生(McEachern)的妻子一样被男人控制着。乔安娜·伯登的祖先是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他们来到南部是为了把南部从罪恶中解救出来。她在中年时第一次有了情人，她违背了她所学的所有的礼节和规矩，找了一个她认为年纪比她轻、地位比她低、社会等级制度所不允许的男人。她最终被彻底毁灭，并不是因为她所持的关于种族的观点不得人心，而是因为尽管她内心十分矛盾，却仍旧坚持表达出自己的性欲并感受性欲，而且坚持尝试掌控自己的生活。

在灌输有关年龄、阶级和等级的态度上，文化明显对《八月之光》的每一个人物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对乔和乔安娜。在言词、思想和感情上，乔和乔安娜接受了关于种族、性别和人类性欲的态度，这些对他们的生活非常不利，从而使他们直接陷入毁灭。他们两个人以不同的方式竭力逃脱控制他们的各种关系网。但是他们失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极其害怕立场不明确，极其渴望明确的立场，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们那些截然相反的特性(白人—黑人、男人—女人、拯救—毁灭)上，而他们既不能忍受这种特性，但又不摆脱不了这种特性。

结果，这些毁灭性的特点，包括极度追求明确性而非真理的倾向，在约克纳帕塔法郡的男人中间比在女人中间更明显。其中的一个迹象是乔安娜几乎像男人一样显露出这些特点。她似乎只遗传了她的男性祖先的明显特征。此外，人们尤其在乔·克里斯马斯身上——从他对男人和女人的反应和他们对他的反应——能够感受到福克纳小说的全部力量。在乔选择了继父麦凯克恩的强硬无情而没有选择继母的温柔关怀的那一刻——他认为前者虽严厉但却可靠，后者虽温柔但却未必有益于他的将来——我们彻底领会了福克纳所认识到的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和男人对生活的意向之间最关键的联系，因为那一刻使乔走向两个标志着他生命终结的致命时刻：一个是他杀死了乔安娜·伯登的那一刻，另一个是被自称代表纯粹性和明确性的护卫者伯西·格林(Percy Grimm)杀死并肢解的时刻。

乔·克里斯马斯和乔安娜·伯登在《八月之光》中是一对情侣和一对受害者。但是，乔只是小说中唯一的男性受害者，而乔安娜·伯登却是几个女性受害者之一。乔的母亲、外祖母和继母以及盖尔·海塔尔的妻子等所有这些妇女都是男人的牺牲品，受到丈夫、父亲、继父、牧师或副警长的迫害。莉娜·格洛夫的胜利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分析。由于她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女主角，因此她的胜利也是有局限性的，但却不容忽略。她的胜利取决于她一直不肯让任何事物——苦难与贫困、刚过中年就过世的父母、严厉的哥哥、抛弃她的卑鄙的情人、刻板苛责的社会或者居高临下的读者——把她变成一个受害者。小说以她的旅行开始，也以她的旅行结束。她来到约克纳帕塔法郡又离开约克纳帕塔法郡，福克纳的小说中很少有哪个人物能够像她这样成功地逃避现实。虽然对此也可以有多个解释，但很明显其中包括两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她对待拜伦·本奇的这件事上：一是她作为年轻人渴望在安定下来之前四处走走，去看看她的世界，二是她下定决心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家园。

与《喧哗与骚动》、《在我弥留之际》和《八月之光》所展现的世界一样，《押沙龙，押沙龙!》和《下去吧，摩西》从一开始就处于负债之中。它们主要承袭的东西——从黑暗荒废的大厦、四分五裂的家庭、风化的墓碑、鬼魂的幻影中看到的毁灭、失败、罪恶和贫穷——以多种形式困扰着福克纳笔下人物的生活。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和托马斯·曼恩都没有像福克纳那样让残存的记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押沙龙，押沙龙!》一开篇那几句怪异的话不时跳跃在书中，有时是在回顾，有时又是在推动情节的发展：

他们在漫长且依旧炎热、死气沉沉的9月的下午从两点刚过到几近日落时分一直坐在仍被克德菲尔德称为办公室(因为她父亲这样叫)的地方——一间昏暗、闷热、不通风、所有的百叶窗在43个夏天里都紧闭的屋子。

地点和自然变化的感染力、传统的力量、家族的重负、名望和威信的压力都与一个读者必须接着读才能解开的悬念——“43个夏天”——交织在一起。海明威也是在20年代开始写作的，但是到了1925年，他已经掌握了使他成名的简洁、精练、一针见血的风格。福克纳独特的风格比海明威显现地慢。他的风格在《萨托里斯》(1929)中初露端倪——后来这本书以《坟中旗帜》(1973)为名保持原样出版，完全没有删节；而在1929年10月7日出版的《喧哗与骚动》中更加明确，其辞藻的华丽是对30年代生活艰难、一片贫瘠的南部的回应。福克纳随意挥霍他的文字，好像决心要设法改造他那几乎被打垮了的世界和那些被束缚、没有自由的子孙以及他们如行尸走肉却焦躁不安的父母。

《押沙龙，押沙龙!》一方面是关于托马斯·斯特潘如何走向成功与堕落的故事。托马斯·斯特潘于1807年出生在弗吉尼亚西部山村，于1869年死在杰弗逊西北部的斯特潘百万庄园(Sutpens Hundred)。他出生在一个原始山村的穷苦的白人家庭。这个地方因为太贫穷因而都不存在贫穷的概念。在他还是一个小男孩儿的时候随全家仓促地从山腰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泰德沃特(Tidewater)。在那里，财产是社会的基础，是决定所有人价值的标准；黑人是别人的财产，过着贫苦的生活；而没有财产的白人是农奴。斯特潘在那里学会了以拥有土地的上等阶级的目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他们是下等人，像垃圾一样被清除到对他们来说“没有希望也没有目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要做一些“报酬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比例的”粗活儿。斯特潘在公然的蔑视中决定他要得到一切——这一切使其所有者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从而能够剥削没有这些东西的人，同时赋予他们以社会权力来蔑视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一方面，他想赋予他的祖先以生活的目标；另一方面，他要确保他的子孙和子孙的子孙永远摆脱“兽性”。然而，在努力获得一个种植园、一座住宅、许多奴隶和建立一个家庭的过程中，斯特潘变得甚至比那个当初伤害他致使他采取行动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还要残忍、还要傲慢。简而言之，他变成了曾经伤害过他、他的家人和他的祖先的同一个家长制奴隶社会的帮凶。作为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不仅侮辱了他的奴隶和他与奴隶生的孩子，还侮辱了他的妻子和他合法的儿女，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罢了。在粗鲁地对待所有人之后，他辜负了一个叫沃什·琼斯(Wash Jones)的穷得一无所有的白人的信任，引诱然后又随意抛弃了琼斯的孙女米莉(Milly)。最后，沃什·琼斯忍无可忍，用一把生锈的镰刀砍死了斯特潘。

当毁灭凝视着他的面庞时，斯特潘曾一度总结过生活中的一些基本事实，希望找出自己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但是，他的故事主要是由《押沙龙，押沙龙!》里的其他人来讲述。他的小姨子罗莎·克德菲尔德(Rosa Coldfield)小姐是其中的一个讲述者，而她自己就是因为斯特潘那无法弥补的有缺陷的计划而受到侮辱和伤害的人之一。康普生将军的儿子——斯特潘的同辈人兼朋友康普生先生，是另一个讲述者。昆丁·康普生(Quentin Compson)也是一个讲述者。他是《喧嚣与骚动》中卡迪的弟弟，最终自杀。福克纳把他补充进来，先是作为罗莎小姐和斯特潘父亲的听众和对话者，然后成为史莱夫(Shreve)的家庭教师，教他南部的历史和文化。后来史莱夫成了昆丁的听众和对话者，并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斯特潘沉默寡言的女儿朱迪丝(Judith)也是一个讲述者。斯特潘试图赋予他的人生以意义的计划对人类产生了影响。朱迪丝对斯特潘家族的墓地的构思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影响的评论。

参与谈话的人——那些边倾听边提出疑问、然后进行评论和叙述的人物——越来越多，扩展并丰富了《押沙龙，押沙龙!》的内容，使之成为一部把讲故事作为解读过程的小说。罗莎小姐讲的是一个关于妖魔鬼怪的故事。故事中，斯特潘(“半人半马的魔鬼”)“突然降临”到一个他要进行践踏和毁灭的宁静的世界。一方面，斯特潘的冷酷无情使罗莎小姐理解了她那迷惘的南部的命运。但是，她这样描写的动机既出于个人的想法，也有其文化根源。另一方面，斯特潘无情的渴望使她明白了摧毁她生活的力量是什么。她通过她的鬼故事赢得了同情，同时满足了内心报复的欲望。但是，她却无法重建她的生活。从小说的第一个场景开始，我们就把她固定成了一个形象：坐在一把过高的椅子上，好像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孩子”；“永远一身黑衣”，好像在期待着自己的葬礼；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斯特潘的故事，既无法对这个故事释然，也无法忘掉这个故事。

康普生先生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对他来说，斯特潘的故事一部分是关于南部希望破灭的故事，而另一部分是关于这个时代的故事。空虚的生活、逐步衰落的家族和逐步衰落的南部都使康普生先生放弃了希望，他愤世嫉俗、顾影自怜，因而无法得到别人的理解。他被斯特潘的故事所吸引，通过把它描述成另一个“不幸和愚蠢”的故事——“人类事务可怕而残忍的厄运”——以保护自己不卷入到这个故事中。对他来说，寻求生活的意义和努力寻找自己的职责似乎是无益的，而按照自己的诠释来讲故事成了另一个无谓的游戏。他说：“也许就是这样”，事情就是没有意义，“而我们也不该知道什么意义”。

与罗莎小姐一样，昆丁和史莱夫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斯特潘的故事，而与康普生先生一样，他们二人也经常想放弃。当昆丁马上要开始倾听史莱夫带着与康普生先生很像的讽刺的口吻再次讲述斯特潘的故事时，不禁想到：“是啊，太多了，太长了，但是以前我不得不忍着坚持听下去，现在我又得再忍受一次，因为他讲起故事来就像父亲。”但是，正是昆丁和史莱夫的讲述以及他们达成的“说与听的幸福结合”使《押沙龙，押沙龙!》对斯特潘蹂躏他人的情节——一连侮辱几个妻子以及法律上不承认的妻子；忽视、抛弃、残酷地控制自己的孩子，最终导致他们骨肉相残；征服、虐待奴隶并把他们引入歧途；利用完朋友后就过河拆桥——做出似乎合理的解释。昆丁和史莱夫重新把斯特潘的故事写成一个冷酷无情、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逐步实现野心的故事。这种野心最终导致始乱终弃、骨肉相残、负罪累累，而在此之间暴行不断。

昆丁和史莱夫所讲述的斯特潘的故事在某些方面就像罗莎小姐一样既影射了《圣经》又是个人的解释，特别是当他们的叙述与《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对卡迪痛苦的情感相呼应时；他们的叙述在某些方面与康普生一样是古典式的，甚至具有文学性，特别是当叙述两个兄弟注定要毁灭对方和两个姐妹注定要过着没有爱与信任的生活时。最后他们更为大胆，叙述也更加合理。他们更为大胆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跳跃，使过去的故事与现在的故事联系起来，从而面对黑暗的真实，福克纳后来暗示说这黑暗的真实“或许足够真实”。他们的叙述更加合理首先是因为他们似乎不像罗莎小姐那样有报复心理，也不像康普生先生那样渴望逃脱责任；其次，他们对流传下来的不完整的、有时相互矛盾的故事片段有着更好的理解，特别是对什么促使斯特潘的儿子们互相残杀的问题；第三，他们认可甚至崇尚能够让他们扩展这些故事片段、使之有意义的推测、臆断和虚构，他们认为这是所有人文科学的标志。《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社会由一个个相互重叠的故事和谈话构成，相互孤立的个人风格和个人意见被保留但是同时也被削弱。在《押沙龙，押沙龙!》中，语言——或者更具体点说，不停的谈话——成为社会结构的基础。

昆丁对许多事情都好学，甚至对墓地好奇。在《押沙龙，押沙龙!》的中间部分，他回忆了去托马斯·斯特潘和爱伦·克德菲尔德·斯特潘的墓地的情景。他们的墓碑特征明显，那是托马斯从意大利定制的“最好、最精致的沉重的拱状石条”。但是旁边还有其他三块“隐约刻着一模一样字体的一模一样的石碑”，微微斜插在“柔软如土壤一样的腐烂的松针堆里”，这是朱迪丝·斯特潘付钱买来放在那儿的：一个是给斯特潘再三拒绝承认的有部分黑人血统的儿子查尔斯·邦(Charles Bon)的；一个是给查尔斯的儿子、托马斯的孙子查尔斯·埃蒂安·德·圣瓦莱里·邦(Charles Etienne de Saint Valery Bon)的；还有一个是给朱迪丝自己的。朱迪丝让托马斯·斯特潘生前拒绝的两个后代在死后得到承认的举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批判和抗辩，而她为自己竖立墓碑的举动表达了这种抗辩。昆丁俯下身来仔细查看查尔斯·邦的墓碑，沉思了片刻，之后，又拨开第二块墓碑的松针，“用手掸去石碑上的灰尘，好看清上面模糊的字体和碑文”。但是让他震惊的是第三块石碑——首先是因为它与其他的石碑不在一块儿，“位于墓地围墙的对面，在围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远离另外四块石碑”；其次是因为那块墓碑是朱迪丝“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时”亲自指示别人写好碑文放在那里的，这是对斯特潘的人生的另一个抗辩；第三是因为石碑上的碑文和其隐含之意：

他也得拨去粘在一起的松针才能读到墓碑上的字，望着在手下浮现出的字，他不禁奇怪这些松针怎么会黏的这么紧，在严厉无情的威胁之下竟然没有化成灰烬：朱迪丝·克德菲尔德·斯特潘。爱伦·克德菲尔德的女儿。生于1841年10月3日。在这个世界上遭受凌辱和痛苦共四十二年四个月零九天，最终在1884年2月12日得到安息。在这个世上停留但最终必死；当心虚荣和愚蠢，千万小心。昆丁想：“对。我不必去问是谁写的碑文。”但是，当看到那尖刻的文字、对托马斯·斯特潘的名字的明显遗漏、巧妙地用文字及其暗含的信息恰当概括了朱迪丝一生的这种表达方式之后，我们必然要问一问，昆丁自然也会。他认为是“罗莎小姐定制了那块墓碑”，这似乎合理。但是也有可能是克莱荻亚(Clytie)，而朱迪丝当然是第三个可能。然而，奇怪的是，由于无法确定作者到底是谁，这些文字的力量反而在书中被强化了。这本书由不同的人叙述，性别差异明显。语言虽然难以捉摸、变幻不定，却使每个人的叙述都相辅相成，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有时，《押沙龙，押沙龙!》似乎本着相互孤立、无从比较的原则。他的内容如此孤立以至于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零碎片段。但有时，这本书又似乎本着重复的原则，使我们甚至不必继续往下读就能捋出“与回忆相呼应的线索”，因为我们对碰到的每一个情节都多少有些了解。但是，虽然昆丁矛盾的想法有一定缺陷，在希望与肯定、绝望与否定之间挣扎，但这却使我们注意到三件事情：第一，虽然我们可以选择失败，但是我们却不能结束失败的命运；第二，要想在我们的世界了解自身，必须学习孕育我们的历史；第三，历史超出了我们惯常制定的地域、国家和时间的界限。

在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中，福克纳与我们不断交换意见。他引导我们探寻答案，但又削弱了我们找到最终答案的信心。他甚至让我们不安地感到他可能已经从作者的角度把所有可能的阐释详述殆尽，从而我们只能佩服他的才思敏捷。然而，最后只剩下第一种可能；尽管这样做有些不利因素，但结果证明最终没有定论，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因为在这一点上，福克纳的陈述形式与罗莎小姐、昆丁和朱迪丝的叙述形式是一样的：他们需要也欢迎修改。此外，正是在这方面，书中那些有缺陷、有局限性的人物才在关键时刻成为典型的市民。歌德说：“把你所继承的一切作为一项要完成的任务，因为这样你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财产。”拉比·塔芬(Rabbi Tarphon)在《犹太人遗传》(Pirke Aboth)中说：“不是你有义务完成这项工作，但是你也不能随意停止这项工作。”福克纳笔下的人物究竟从哪里得到的这些告诫并不难发现。这些告诫弥漫在被罗莎小姐依旧称之为办公室的房间里，罗莎小姐之所以称它为办公室，就是因为她那不称职的父亲曾经这么叫过；从斯特潘荒废的宅邸那“正在腐烂的外壳”和他每个失败的婚姻中得到了这些告诫，从斯特潘家族墓地找到的那些模糊的碑文中破译了这些告诫。昆丁生活得非常痛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生活在个人的谎言中，特别是在他对卡迪的情感上。但是，他的痛苦还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生活陷入了更大的文化谎言。与罗莎小姐和朱迪丝一样，他的个人危机与充满占有欲、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社会中的野心和冷酷无情所造成的更严重的道德危机是分不开的。这个社会像斯特潘一样具有强烈的南方色彩，但却不是南方所特有的。斯特潘的祖上来自英国的苏格兰地区。整个家族在成为南方人以前是美国人，而在成为美国人之前是英国人。甚至在他和他的家族移居的时候，他们都走在时代的前列。昆丁的个人危机使他能够深入到斯特潘与文化产生共鸣的故事中和罗莎小姐以及朱迪丝的毁灭中，这恰恰是因为由于生活在谎言中而导致的个人危机预示着他的社会存在道德危机。福克纳远不像土地均分论者那样试图把“共同性”和“传统性”宣告为南部的成就，而是把它们呈现为一种更重要的概念，这正是因为整个民族被新生的、引起分裂的个人贪欲所吸引，从而“共同性”和“传统性”只能作为概念存在。

昆丁的矛盾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成为他唯一的生活。此外，这些矛盾虽然彼此孤立，但是结果却以不同的方式成为托马斯·斯特潘、欧拉丽亚·邦(Eulalia Bon)、爱伦·克德菲尔德、罗莎小姐、康普生先生、亨利·斯特潘、朱迪丝·斯特潘、查尔斯·邦、克莱荻亚和沃什·琼斯等几个人物所共有的矛盾。昆丁每次只找到一个片段，并照着原样讲述这些片段，有时加点东西，有时做点改动。而他逐字逐句听到的故事充满了重复、共鸣、大段的空白和遗漏(就像朱迪丝的墓碑上没有她父亲的名字一样)。他屡次感受到查尔斯·邦至少感受到过一次的感觉——他的整个人生就要陷入“一种固定的模式”。他感到沮丧，急切地想抓住些什么，也许是某种能够把一幅“锯齿形智力拼图集合成整体的东西”，但结果却只是产生新的困惑。最终，尽管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他只能勉强接受一些试探性的、暂时性的、不完整的故事，假定他们“或许足够真实”。

福克纳那些伟大的小说的基调保持着强烈的暂时性，这是因为小说中的言行深受时间和历史的限制，就像我们在《下去吧，摩西》中看到的这段话：

那个男孩儿就在那儿一直等，然后开始听故事，而山姆就开始讲述过去的日子和他甚至来不及知道也记不得的人们(他甚至不记得自己见过他父亲)……

他讲述那些过去的时光和那些属于另一个种族的已经消失在人世间的男人。他从那个男孩儿知道的人开始讲起，逐渐讲到对男孩儿来说并非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些旧时光已经成为男孩儿现在的一部分，好像这些事情不仅发生在昨天，而且好像正在发生，那些在他们的故事中出现的人实际上正边走边呼吸着空气，在他们还没有离开的土地上投下了真实的身影。另外，好像其中一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明天就会发生，直到最后对那个男孩来说似乎他自己还根本没有来到这个世上。

这段话对我们来说既是对语言表达和讲述故事的赞扬，又是对这两者的批评。这段话暗示出过去的时光和过去的人都已逝去，还暗示出可怕的冲突：父母与子女之间、男女之间以及三个种族之间的冲突；真实的生活和用固定顺序进行的口头叙述与文字叙述之间的矛盾。福克纳认为的文字所具备的力量与他的文字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是一致的：“当他讲述与过去的时光和那些属于另一个种族的已经消失在人间的男人有关的事情时……那已不是过去的时光，但会成为过去。”当福克纳传达出山姆那引起共鸣的心声时，他是在赞扬这种心声。但是，甚至在他赞扬这种心声、完全传达出这种心声的力量时，他仍旧坚持先前的完整性，而反对切分故事或遗漏情节，因为这种完整性才使山姆创造出了他的故事；他还通过迫使我们注意山姆三次重复好像这个词提醒我们山姆的故事是虚构的。山姆发现的不是原原本本的事情，而是多少有些不完整的替代品：“好像”如此，“直到最后似乎”如此。如果说山姆的心声充满了虚无缥缈，那么也是好像充满了虚无缥缈。

福克纳一心为他的世界所做的努力表现为试图向世人展现南部复杂的故事——南部失落的梦想、依旧存在的犯罪行为、可怕的谎言和它对人们的剥削以及对土地的榨取。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帮助人们看到真实的南部，而且促使人们看到现代小说的表现力和大萧条时期的意义。他的写作技巧包括横向扩展，特别是通过类比和联想；纵向延伸，特别是通过不断增多的人物和故事以及每个人讲述的不同版本；建立与读者的联系，包括话语关系。他的小说还包括与横向扩展、纵向延伸和建立联系这三种方法所起的作用相反的技巧：阿尔伯特·加缪曾经提到的那种令福克纳的小说与南部的尘土和炎热联系起来的浓缩地方色彩的技巧；迂回退避的技巧，就像我们在《喧哗与骚动》中听到的昆丁的呼声那样，不是与别人交流意见，而只是抒发自己的心声；进攻的技巧，从简明精练的陈述和冷嘲热讽的动作到奇特的错综复杂的感情迸发，都显示了这种技巧。通过所有这些技巧，特别是增加叙述者这一点，福克纳的小说显露出他对那些试图创造出有意义的故事的人略带一丝同情。那种同情又暴露出他对那些虽然很少成功但一直试图塑造一个连贯的自我或连贯的文化的人发自内心的同情。艺术家们知道所有人都是受约束的，他们需要自我超越和自我界定，需要一种植根于生存秩序的感觉和一种比自己的地位和成功更有意义的责任感。这种观点贯穿在上述那些同情的相互作用之中。

和惠特曼一样，福克纳也颂扬平凡事物的魔力。他对美国生活的不满与对美国无限的迷恋共存，这一点也与惠特曼一样。标志着美国小说特征的不满情绪和疏离的态度也深刻反映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因为他强烈感受到他的文化满足不了精神需要，而这种精神需要是物质财产永远无法满足的。和T.S.艾略特一样，他也对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的梦想持怀疑态度；与赫尔曼·梅尔维尔一样，他也觉得比起穷人和胜利者来，他与穷人、被遗忘的人和失败者更加休戚相关，虽然他想加入的是前者。他比大多数人更有勇气去描写那些影响了他自己、他周围的人以及全国人民的生活的不合理的事物、冲突、焦虑甚至谎言，并以此为生。19世纪带给人们的影响除了使人们对物质发展的功效产生怀疑外，也使人们渴望更大的自由：想在生活中以及艺术中模糊甚至消除所有的界限、约束和禁忌。福克纳探寻物质财富发展的回报，并喜欢打破长久以来被遵守的规则，包括几个与叙述型小说有关的规则。但是，他一直坚信只有人们在精神上确信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他们想要的东西与他们最深层次的需要相符时，他们对自由的渴望才能真正得到满足。此时，他们想要的东西与他们渴望与人交流、被人关注的需求一致，与对奇迹的接受能力一致，与对明确享受快乐人生的欲望一致。

与美国20世纪初期的其他作家一样，相对于19世纪的主流文化，福克纳更多地继承了19世纪的反叛精神。达尔文、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所发起的对被认可的信念许多大胆甚至是鲁莽的攻击，继续在像福克纳这样的作家那粗犷的性情中表现出来，因为他们试图重新创造文学。福克纳抱着几乎狂热的决心要按照自己的主张来诠释历史，这表明他是一个反叛者，同时也决定了他的艺术风格。与许多现代小说一样，他的小说也经常带有悲观情绪，言辞激烈，甚至充满了野蛮和绝望的呼声。他是一个失败的诗人。他的作品的主要特征是风格多变，富于想象力。但是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对抒情年代仍残存着美好的希望，包括政治上和美学上的希望；对保持20世纪的繁荣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包括实验性的努力以及逃避现实的举措；对大萧条年代能够出现生机仍抱有一线希望，力求重新创造一个由不完整的痛苦的回忆和并非人人赞同的价值观连接在一起的社会。他给这一切注入了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勇气。他在小说形式上所做的实验效果显著，我们从中看到了同样的勇气。这些实验再加上他创新的、矛盾的、经常自我批判的各种表达方式使他的小说占有特殊的地位。

[1]指北欧神话里面最后的战役中，众神为了抵抗邪恶的巨人占领并统治这个世界，奋起而战。——译注

[22]即《北回归线》(1934)、《黑色的春天》(1936)、《南回归线》(1939)。——译注

[3]新批评(New Criticism)是20、30年代形成于英美的文学批评流派，50年代成为美国文学批评的主流。——译注

[24]托马斯·马洛里(1395—1471)：英国作家，写有《亚瑟王之死》，此书是源于法国有关亚瑟王传说的合集，1485年由印刷商威廉·考克斯顿出版。——译注〈/AnnotationAa〉

[5]纳撒尼尔·韦斯特，英文是Nathanael West。West的意思是“西部”。——译注

[26]达盖尔银版法：一种早期的照相术，把相照在易感光的镀银金属版上。——译注

[7]指脖颈晒得红红的美国南部贫苦农民。——译注

[28]国家复兴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英文的缩略语为NRA，而“黑人流离失所”(Negro Run Around)或是“黑人再遭磨难”(Negros Ruined Again)的英文缩略语也是NRA。——译注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拉菲亚·扎法尔

第一章 新黑人？

当今，我们对被一些人称为哈莱姆文艺复兴而被其他人称为新黑人运动的文学现象知之多少？尽管它虽败犹荣，但是否还有些狂想？它是维多利亚时代棕色肤色资产阶级发起的一场异乎寻常的黑人现代主义的胜利吗？那些抹杀肤色差别的作家们是试图对种族观念进行重新界定吗？性别对于其造物主来说是一个怎样显著的范畴？这种文学民族主义是浩大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吗？长久以来，学术界围绕哈莱姆文艺复兴争论不休——争论围绕着它的含义、特点以及它本身的存在进行。我的标题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意在一方面要引出这个时代那些令人眩晕的成见和陈词滥调，另一方面来证明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学还是欣欣向荣的。

21世纪早期，学者们对哈莱姆文艺复兴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紧接下来的时期内，非裔美国人中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历史力量和社会力量作出了反应，这种反应是一种文化构成、一种纯文学的技法，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黑肤色的知识分子和作家齐心协力掀起了一场事实上从未发生的运动。换言之，哈莱姆文艺复兴并不真正存在——如果我们说文学运动指的是一种不自觉的、自发的、没有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或不受商业支持染指的艺术创作。这种对审美纯洁性的信奉是一种很美好的情感，但脱离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文学运动几乎是不存在的。评论家现在普遍认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是建立在谋略和由政治推动的社会运作机制之上的。如是理解，这个“新黑人”运动的范围远远超越了黑人所居住的哈莱姆的地理范畴，正如诗人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当时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始于一战前的几十年，这段时间被称为“天底”(Nadir)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正值美国国内的种族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而美国白人进行有组织地反对黑人的暴力行动达到高潮之时。19世纪的最后几年，年轻的非裔美国思想家们宣告了一种“种族”文学的到来，号召人们做“新”黑人。这些人当中有从哈佛大学毕业、刚刚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杜波伊斯，以及黑人女性俱乐部的活动家维多利亚·厄尔·马修斯(Victoria Earle Matthews)。

这群处在世纪之交的非裔美国人在白人至上主义盛行的美国致力于走一条积极向上的道路，并为后起的常常被视为(如果不是完全正确的话)革命者的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铺设了道路。下面就是哈莱姆文艺复兴发展的轨迹：几十年来，非裔美国人对政治的不满和社会改革思想逐步绽放成为现在广为人知的写作、绘画、音乐和其他相关的表现性艺术。现今，我们对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了解，正如一些独立的思想家所提倡和宣传的那样，证明这场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表现艺术运动是自觉的。但我们也知道，这场文艺复兴有前奏，而且来自于特定的地方。所以，我在谈及后一战时代以前的艺术萌动和思想酝酿时，须同时提到，1919—1935年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是一股出版的激流和自我想象的激流。因此，我把这一时期划定为从1919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同时也是为了和经常提到的这个时代的范围保持一致。

那些被认为是文艺复兴领导者的知识分子们，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活动家的话，也是有政治觉悟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有几个颇有名气的杰出贡献者：W.E.B.杜波伊斯；第一位获得罗德斯奖学金(Rhodes Scholar)的美国黑人阿兰·洛克，他长期在霍华德大学担任教授，是外交家、活动家、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博学多才的音乐家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危机》(crisis)的编辑杰西·雷德曼·福塞特；“问题小说家”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菲斯克学院社会学家兼院长查尔斯·S.约翰逊(Charles S.Johnson)。他们都是主要民权组织的领导或成员。阿兰·洛克在1925年写道：正是过去的一代感到“艺术必须开展社会斗争，以矫正社会的邪恶”。但是，他不懈地促进黑人取得知识成就，他首先编辑了《图解概览》(Survey Graphic)1925年“新黑人”专刊，此专刊很快就被扩充成书出版，这表明了社会活动和文学艺术相结合的重要性。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o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简称NAACP)的机关刊物《危机》(The crisis)和全国城市联盟的机关刊物《机遇》(Opportunity)都为年轻的新作家们设有“才艺竞赛”，这就强调了民权运动和艺术之间的联盟。

这并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利用民权运动组织的刊物来展示艺术和知识成就，肯定艺术与种族进步联姻这一点。阿尔伯特·默里(Albert Murray)后来责怪人们把黑人文学当做“社会科幻小说”来读，但他的抗议比洛克发起的文化激进主义要滞后几十年，这恰恰指出了这一结合的成功。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更为公开的政治立场，例如加维(Garvey)的全球黑人发展协会(UNIA)和共产党内部的激进主义；它们也影响了富有创造力的黑人艺术家。然而，哈莱姆文艺复兴在它的践行者心目中仍是一场致力于推翻种族主义和社会偏见的文学运动。哈莱姆是一个抵制白人飞扬跋扈、占据统治地位的美国的文字空间，而且扮演着心理堡垒和政治堡垒的角色。

哈莱姆文艺复兴绝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觉醒，而是把自己呈现为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内部迁徙的代名词。在这场黑人运动中，地理显得尤为突出，不管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地方——哈莱姆，还是作为一个哲学空间——非裔人的漂泊离散。可以说，影响哈莱姆文艺复兴文学成就的历史力量首先是不断变化的“黑人”曼哈顿在空间上发生的变化。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在《黑人曼哈顿》(Black Manhattan， 1931)里首次提到了这一点。对黑人纽约的考察从1626开始，当时曼哈顿还是荷兰的殖民地，黑人人口不足十几个；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仅在哈莱姆的黑人就达20多万，这些黑人在纽约这个城市确定了他们自己城市的物质意义、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并且坚称哈莱姆对于黑人世界和白人世界一样，都具有地域上的重要性。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黑人城市并不是位于围绕着它的城市的边缘，而是在其内部，并在当时就崭露出是一个塑造理想身份的地方，就像现在一样。但是，不管迁移而来的非裔美国人建设哈莱姆的渴求有多么强烈，要不是曼哈顿110街以北房地产投机的瓦解，这一空间实体要成为黑人美国的宣传发源地就不能成为现实。白人房主担心房子空着不安全，就租给了黑人。这对于许多非裔美国人来说是第一次有了充足体面的房源(当然，随着哈莱姆不断地吸收黑人租户，折射种族特征的房产市场会导致过于拥挤、欺诈租金、越来越没有吸引力的居住区的出现)。如果可以说民族主义要求有一个虚构或实在的国土，那么哈莱姆的土壤便为刚觉醒的非裔美国移民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地域。

一些重大的社会变故和历史变故致使这场激流澎湃北上。哈莱姆的发展既得益于推动力又得益于拉力：尼亚加拉运动的结果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建立；马尔库斯·加维发出了令人震惊的在非洲再建立一个黑人王国的呼声，他的全球黑人发展协会运动受到普通民众的拥护；那些在国外为自由而战的黑人退役士兵归来，他们要求在国内获得同样的自由；大批农民逃离农场的苦役、棉铃象甲灾和干旱；白人暴徒对黑人用私刑和三K党活动造成的恐怖；最高法院对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Ferguson)的判决所体现的隔离但是平等的原则[1]；“北部”自身所具有的吸引力——人们认为北部的种族主义比南部要弱，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而忽略了北方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在文艺复兴的积累阶段，来自南部农村的普通美国黑人成了城市的居民。除了出生在美国哈莱姆的公民，哈莱姆还包括那些来自于其他非洲离散族群的黑人。

非洲人的后裔们经历的纷繁的长途跋涉被铭刻在那个城中城内。那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加维、克劳德·麦凯、埃里克·沃尔龙德(Eric Walrond)、亚瑟·斯科姆伯格(Arthur Schomburg)都出生在他国。而现在不为人所知的其他人也为被外界视为没有区别的棕色人种群体增添了文化的、宗教、阶级的和民族的多样性。哈莱姆是非裔美国人为自己营造的独具美国特色的城市，但却保持着一种国际性。它拥有既年轻又成熟的知识分子，还拥有非裔移民族群生机勃勃的融合，因而它为预期的后殖民意识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1919年制定的《凡尔赛条约》中，承认并接受非洲国家独立性身份的要求得到了认可，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洲国家才真正摆脱了殖民干预。不管其他漂泊离散的非裔人怎么为他们所在的城市争辩，位于世界性大都市之一的哈莱姆成为一个崭新的黑人世界的中心。

在这个时期，哈莱姆本身不能代表非裔美国人文化成就的整个激流。这一不争的事实便引发了把文学艺术运动当做新黑人文艺复兴运动来讨论的要求，而不是把那一套特定的文化表现形式局限到一个固定的空间。诗人乔治亚·道格拉斯·约翰逊(Georgia Douglas Johnson)和斯特林·布朗在华盛顿永久居住，而对这个时代的其他作家来说，它只是一个驿站，让·图默在那里度过了孩提时代，兰斯顿·休斯在那里度过了青年时代。那些和霍华德有关联的人，如阿兰·洛克和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当然都把华盛顿称为他们的第一个家，尽管他们经常发现，自己是在其他地方忙于制定新黑人的艺术准则并作出评判。芝加哥也声称是黑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因为那里也有一个迅速发展的黑人社区及其附带的文化机构；芝加哥大学著名的社会学系像一颗磁石吸引着理查德·赖特。但是，哈莱姆是这一时期黑人创造性表达最为丰富的象征，哪怕仅仅因为纽约城是美国的文化中心。纽约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那哈莱姆就必定会成为非裔美国人的麦加。

[1]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在公共设施方面实行“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是合乎宪法的。——译注

第二章 黑人曼哈顿

在人们的记忆中，哈莱姆和文艺复兴被联系在一起，相提并论，在这两个地方，个体的记忆以及集体的记忆把具体的地方和事件转换成了元历史的共有符号。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被当做“新黑人”运动的同义词，并崭露为那样一个地方。黑人聚居区哈莱姆——其社会同盟几度变更，有过地域变迁和跨越大西洋运动，曾经质问并打破人们之间以及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应当被放置在最显要的位置，因为它是非裔美国人想象中的家，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果说现代主义指的是把不同形式和不同主题连接起来，把那些确信世界不会回到战前的那个“单纯”时代的人的创造成果连接起来，那么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作家们就代表了那一国际性运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如果疏离——疏离自己的乡土、自己的国度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已被称为是现代主义心态的一个显著特色的话，那么除了非裔美国人之外还有谁能更好地代表那种被疏远的身份呢？他们是那些没有权利的公民和在异地的流浪者的很好的典型。

对于当时和现在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来说，哈莱姆文艺复兴蕴含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新黑人运动要求结束黑人屈从的状态、解除压制。这场文艺复兴表现了美国黑人内在的自我和渴求，其方式是白人主流作家不能也不愿采用的。兰斯顿·休斯早在《黑人谈河流》里写道，“我知道许多河流”，不仅有刚果的河，还有美洲的河，他谈及的是非洲人漂泊离散的观念，这一概念后来才在学术界为人所熟知。克劳德·麦凯在《如果我们必须死去》(“If We Must Die”， 1919)里把激进主义和古典诗体结合起来，宣告了年轻的新非裔美国人对死亡的愿望，这正附和了杜波伊斯的宣言：“我们归来了。我们一路战斗着归来。”他写得颇具现代风格，赋予十四行诗一种政治战斗性。

截至1920年，美国政府对劳工组织和共产党的敌意与日俱增，并对许多劳工组织者和左翼政治组织者进行了迫害。由于对仍然穿着军装的黑人退伍军人施以强暴私刑，这种压抑人的氛围更加浓重了。在这样一个充满暴力的背景下，许多黑人开始相信，充满种族自豪感的出版物所体现的文化成就也能够成为实现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另一条途径。一些新闻界活动家如A.菲利普·鲁道夫(A.Philip Randolph)和钱德勒·欧文(Chandler Owen)，以及黑人左翼刊物《信使》(Messenger)的创办者，他们信奉的是社会主义、全世界工人的团结、自主和黑人自豪感(实际上，《信使》最初和全球黑人发展协会协作一致，但后来它和加维分道扬镳了)。虽然这个刊物很快就丧失了很多种族本性，但其早期的文章是政治和有创见的思想的桥梁。

在阿兰·洛克著名的、有影响力的文集《新黑人：一种阐释》(The New Negro：An Interpretation)发表的前几年，《信使》的编辑们声言：

新黑人与大战后的其他进步团体和进步运动同时产生。那些促发伟大的自由激进运动的世界力量同样也造就了新黑人……在经济混乱、政治剧变和社会苦难的时期，他的存在是必然的。而且就是他将会引领黑人们闯过这个充满风暴和压力的恐怖时刻。

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新黑人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程式存在。所有人对这位新人的构筑都是不同的，但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战后共识：旧的社会秩序已不可挽回地改变了，新激进主义将成为必要，而且是不可抗拒的。对于《信使》的编辑们来说，新黑人们，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当清楚自己在美国工人阶级中的位置。《信使》上一篇题为《新黑人——他是谁？》的社论，把“新黑人”界定为一个不会被“政治报酬和庇护”所迷惑的人，“他不会为了一份工作而出卖自己的选票……如果新黑人只能投共和党或民主党的票，那么他只有选举的权利和特权，而没有选自己的代表的权利和特权”。因而，新黑人被定义为一个要求充足的薪酬、相当的购买力和充分的社会平等的工人，他也必须受教育并且承诺自卫。就A.菲利普·鲁道夫而言，他攻击主流民权活动家，说他们太轻易妥协，轻易地就“被白人[老卫士]收买了”。他把“新群体”与“老群体”相提并论，意在幻化出“老友同盟体系”的形象，因为他的措词“新群体”必定触及并讥讽沉静稳重的“新黑人”。

除了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活动家鲁道夫外，来自哈莱姆的一些移民社群的领导者也制造了政治叛乱。埃里克·沃尔龙德和W.A.多明哥(W.A.Domingo)只不过是被吸引到纽约市的许多移民社群知识分子中的两位。沃尔龙德是短篇小说家，出生在圭亚那，经常参加文艺复兴活动。1924年在市政俱乐部(Civic Club)宴会——查尔斯·S.约翰逊为庆祝杰西·福塞特的第一部小说《存有混乱》(There is Confusion)的发表而举办的宴请——上，他首次受到许多人的注意，当时他正值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他的《热带死亡之地》(Tropical Death， 1926)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加勒比现代主义温室，收有的故事不到十几篇，当中的《棕榈树门廊》(“The Palm Porch”)因其对皇室的衰落和人类灾难奇异优美的重现而在文艺复兴短篇作品中脱颖而出。尽管后来人们对这部作品给予了积极肯定的关注，而且他也和出版商签订了第二本书的合同，但他却没有再出版其他书，这对美国文学来说是一种损失。

多明哥出生在牙买加，给洛克的《新黑人》(The New Negro)撰稿，编辑各种杂志，如《信使》和《黑人世界》(Negro World)，并为这些杂志写了好多文章。多明哥信仰马克思主义，他的作品关心的是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状况的改善——他和其他非裔思想家一样，不自觉地就被哈莱姆这个黑人大都市所吸引了过来。

毫无疑问，哈莱姆的离散社群领导者中最杰出的要数马尔库斯·加维了，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演说家，曾在水果联营(United Fruit)公司工作，声称从英国的一所大学获得了民法学博士学位。他许诺要带领他的人民——4亿黑人——摆脱白人的专制奴役，建立自己的属于黑人的帝国；他的新世界黑人要和非洲大陆相亲和团聚。加维发现，从牙买加到美国，主流美国民权运动并不欢迎他提出的“非洲人的非洲”的华丽言辞，也不拥护他所要求的夸张过度的忠贞不渝。他提出，普通百姓是非洲贵族的后裔，在美国所过的潦倒生活可以为一个黑人的帝国所替代，每一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栖息地和国家——这些泛非主义使他在世界各地获得了上百万人的支持。许多黑人中产阶级却不信任加维，尽管最初他的支持者也出自这部分人。他半军事化的着装和冠冕堂皇为人所厌恶，他的黑星航运公司(Black Star Line Steamline Corporation)是他从破落失望的人手中骗钱的幌子(现在看来，当时他似乎被一些不值得信任的同伙骗了)。加维的天真和自信证明，他遭到重要人物杜波伊斯的轻蔑是事出有因的，而且由于他触及了肤色问题(黑肤色的加维相信一个“纯洁”的黑人民族的存在，并参与了一个三K党集会，来证明对种族融合的憎恶)而招致了敌意。他的话鼓舞人心：“黑人同胞们!你们过去的历史是多么的辉煌!你们会再一次辉煌的!鼓足勇气，充满信心地前进吧!”这些话让黑人们看到了一个光明的前景。不管我们如何评判加维的成败，他像其他“新黑人”的缔造者一样，知道应当选哈莱姆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

激进主义的运作平台是非政治性的，这一点可以从亚瑟·斯科姆伯格(Arthur Schomburg)那里得到证明。他是另一位非本土的哈莱姆分子，非洲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后代。他开办的图书馆成为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同名的斯科姆伯格收藏(Schomburg Collection)的核心。没有这位全心全意的收藏家的工作，文艺复兴的先驱们——还有那个时代的作品——就已经遗失掉了。纽约公共图书馆位于135街，现在被人称为康蒂·卡伦分馆，曾是文艺复兴的文化中心和知识中心，并进一步推动了斯科姆伯格进行其预见性的工作。他敦促人们去研究人和非洲离散社群的作品，而且收集了一些作品来支持研究工作。他把在哈莱姆举办的一次黑人文学作品分展会看成是能够“重写……我们共同的美国历史的许多重要篇章”。他深知，如果不把新世界黑人创造的作品和那些稍纵即逝的东西保存下来，黑人们即使不被遗忘的话，也会继续被诋毁。哈莱姆能为重新对黑人历史进行关键性书写提供场所。

没有具体的日期或时间能够确切地标示出“过去的”黑人是什么时候退出历史舞台的，以及“新”黑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尽管一些文史家们坚持认为哈莱姆文艺复兴始于1925年，以阿兰·洛克的《新黑人》的出版为标志。二战前其他被编辑的美国黑人作家的文集有康蒂·卡伦的《黄昏颂歌》(Caroling Dusk， 1927)、查尔斯·S.约翰逊的《乌檀与黄水晶》(Ebony and Topaz， 1927)、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的《黑人》(Negro， 1935)和斯特林·布朗的《黑人大篷车》(Negro Caravan， 1941)，等等。许多文集即使不是褒扬也是试图确认一群正在成长中的美国黑人的文学成就，他们包括从18世纪的先辈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到未来那些辉煌灿烂的作家们，如兰斯顿·休斯。

这些早期文集中最重要的恐怕要算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的《美国黑人诗歌集》(The Book of American Negro Poetry)，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大事年表具有首要性，宣告了一批美国黑人文学作品的产生，而且还因为这本诗集的前言很敏锐，具有预言性。这本书于1922年首次出版，1931年再版。约翰逊多才多艺，既是外交家、作家，又是音乐家，现在是编辑。他力求让他的诗集成为一部既流行又有影响的作品。他在序言中对黑人诗歌的定位尤为机敏独特，并在序言中指出了美国黑人表现艺术中的政治色彩和说教色彩。他大胆地宣称：“衡量所有民族伟大与否的最终尺度是他们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数量和标准。”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美学观点，赢得了其他文艺复兴元老们的响应。虽然约翰逊对欧裔美国人的艺术观点和普遍性观点的信奉使他相信，非裔美国人可以通过创造某种形式的艺术作品来提高社会地位，但是他也提出，黑人经历具有独特性。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前言里历数了黑人赠与美国文明的四个独一无二的礼物，这些礼物给“新世界”带来了活力和美丽，它们是：黑人灵歌、非洲民间传说、雷格泰姆音乐(今天的爵士乐)和阔步舞(一种黑人特色舞蹈)。他对这些东西大加颂扬，并预示了黑人文化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他宣称，阔步舞和雷格泰姆音乐尽管影响深远，却只是“低俗的艺术形式”，其最大的价值在于为“高雅艺术”指明了道路。他还认为，黑人方言俚语问题重重，因为它缺乏正确的美国标准英语的语调，这种方言“只有两个句号，剩下的便是幽默和哀怨”，缺乏对细腻微妙情感的表达。他认为，黑人艺术一定要反映美国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种族性的主题，这些措词为兰斯顿·休斯和乔治·舒勒(George Schuyler)1926年发表的宣言奠定了基础。

那些昙花一现的出版物也可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后来它们被编辑成书。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就是《新黑人》(1925)的原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著名杂志《图解概览》的编辑保罗·科罗格(Paul Kellogg)一直在跟踪哈莱姆的文学动态。他明白霍华德学院的教授们和阿兰·洛克这个文化裁决者的影响力，就问洛克能否为他的杂志编辑一个关于纽约黑人艺术创作的特刊。1925年初特刊出来的时候，洛克正在整理一卷作品，那正是同年面世的《新黑人》的核心内容。《新黑人》这本书不断被印刷证明了洛克的明智之举，书中包含了鲁道夫·费希尔(Rudolph Fisher)、兰斯顿·休斯、佐拉·尼尔·赫斯顿、康蒂·卡伦、让·图默、克劳德·麦凯、杰西·福塞特和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现在名声大噪。但是，这部作品集从杂志版本到最后被编辑成书的形式，其中的变化着重显示了在美国黑人生活应该如何被描绘和哪些方面被描绘方面的斗争：白人艺术家温诺德·瑞斯(Winold Reiss)应该被选中来描写那有天赋的十分之一、那一小撮受过教育并且据说引领大众的非裔中产阶级吗？在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情景背后，作家们应该窥视多远呢？年轻的华莱士·瑟曼(Wallace Thurman)编辑的《火!!》(1926)昙花一现，它是针对“年轻的黑人艺术家”的，想动摇《新黑人》里展示的那个严肃的世界；尽管一些作家在《新黑人》和《火!!》中都出现了(休斯和赫斯顿仅是两例)，但《火!!》意在践踏资产阶级的敏感。对于应该向白人美国人描绘黑人中的谁和黑人的哪个方面，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这揭示了审美场景背后意识形态的竞争。

在最后的一卷里，阿兰·洛克的几篇论文表现了分水岭工程背后的强大的思想力量：洛克出生在费城，毕业于哈佛，1907年是第一位、一直到1963年是唯一一位领取罗德斯奖学金的黑人学者；他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在柏林修完学业。他的同名文章《新黑人》认为，现代黑人是有政治觉悟的人，他的使命是在文化领域。他刻画了普通人“缺乏头脑”、“有着模糊冲动”的形象，以此来表现等级主义的偏见或“有天赋的十分之一”[1]的偏见——他认定黑人通过明智和尊严回敬憎恶和暴力能够抓住一种“道德优势”。他写道，泛非主义可以成为新黑人们在美国的一条正当的出路；所以哈莱姆应该成为黑人的“复国运动”基地，因为它代表着“20世纪非洲人民的开路先锋”。洛克明白，共同的新黑人意识应当有一个共同的空间，即使这种共同性仅仅存在于象征性层面。他退一步说，哈莱姆不是“典型的”，但却是“先知先觉的”。哈莱姆具有宏大广博的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这使它成为了一个无与伦比、绝无仅有的舞台。

[1]杜波伊斯主张，黑人中“有天赋的十分之一”应接受大学教育，使他们成为整个黑人种族的领袖。——译注

第三章 化身代表和宣言

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哈莱姆崛起是在两个人的早期生涯之后，这两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与他们移居的国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许多人来说，W.E.B.杜波伊斯和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是哈莱姆知识财富的化身。他们两个人出生在内战结束后的十年内，相差三年。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这个时代的高潮时期，恰逢他们50多岁。事实上，在文艺复兴相对短暂的时期过去之后，杜波伊斯的积极活动仍然坚持了几十年。他们的创造性贡献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繁荣奠定了基础。

杜波伊斯于1868年生于马萨诸塞州，是和文艺复兴相联系的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活了近一个世纪，他的作品存在的时间比多数美国人的寿命都长。他在哈佛大学的菲斯克学院和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Friedrich Wilhelm)大学接受教育。他在诸多方面发展着自己的才华。1903年，他发表了《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作品展现了这位思想丰富的思想家把精神的提升、社会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感情抒发结合起来的非凡能力。《黑人的灵魂》取材于杜波伊斯在南方的学习经历和教学经历，被认为是美国黑人——实际上是美国人——的典范。他的作品囊括了多种题材：评论、社会学研究、音乐学、小说、自传和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广为人们所阅读的这部作品在形式上是典型的现代派；多种形式的混杂实际上可能是它经久不衰而且在我们现在看来仍然是很成功的原因。他试着去读懂那些像他——和不像他——的那些“生活在面纱后面”的人，他的书希望读者能把美国黑人解读为与自我及家园疏远了的典型的现代人。但是，非裔美国人的现代性标志尚未形成，哪怕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黑人的灵魂》也没有把它自己定位为文艺复兴作品，因为哈莱姆作为一个为人所认可的进行抵抗的地方、获取力量的地方和幻想的地方，还没有进入其筹划阶段。《黑人的灵魂》留给人们萦绕于心头的那挥之不去的一幕幕环环相扣的幻景，影响深远，因而比1918年到1935年间的其他任何一部非裔美国人发表的作品都光彩夺目。它出版于20世纪初，比被公认为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经典作品早好几年，而且长期以来在美国黑人研究的典籍中占有首要位置。杜波伊斯对美国的种族状况进行了警句式和预见性的概括：“20世纪的最大问题就是肤色问题。”这句话作为一种圣谕一直回响至今。对于追随《黑人的灵魂》里所展现的范例式变迁的美国人，杜波伊斯关于面纱的隐喻，即实际上竖立在黑人和白人之间无形的习俗障碍和法律障碍，如果说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实际言语，也影响到了他们树立雄心壮志。同样，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概念——“人总是感到自己有双重身份——美国人、黑人，同一黑色肌体里有两个灵魂、两套思想、两种互不相容的渴求和两个互为冲突的理想”，自此以后成为黑人心里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杜波伊斯作为一个公众型知识分子和哲学家占据显赫地位，这不是由于他的正规文学成就，而是由他的哲学洞察力的范围和性质所决定的。

杜波伊斯的小说则不能和《黑人的灵魂》中所体现出来的出色的混杂性相媲美。尽管杜波伊斯显然有语言天赋，但他的长篇小说还是缺少《黑人的灵魂》所达到的美学巅峰。他的第一本小说《寻找银色羊毛》(The Quest of the Silver Fleece， 1911)被描述成是一个“浪漫情节剧”，这并没有什么不恰当，它以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时代风格暴露了棉花种植业中固有的剥削现象。杜波伊斯决意要消除种族奴役和不公正的做法，所以他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倾泻到了小说中，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这种努力并没给他的小说增添姿色。《寻找银色羊毛》讲述了美国南方腹地两个孩子艾尔文·布莱斯德(Alwyn Blessed)和左拉(Zora)的遭遇。被当地人称为布莱斯(Bles)的孩子在阿拉巴马的乡村长大，在一个争斗接连不断的黑人学校上过学，他天生就有着自己的尊严和才智；他生活贫困，没有社会优势。他的知心朋友左拉是个野孩子，在苏珊·史密斯小姐为有色人种的孩子开办的学校附近的沼泽地出生并长大，她也同样很聪明，但是对涉及白人世界的任何东西都存有相当的戒心。当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自己开垦的一块儿土地上种植了近乎丝一样的棉花，但是当地的种植园主骗走了他们的棉花地。多年过去了，由于布莱斯的天真和附近白人的诡计——善意的和不善意的，两人分道扬镳。小说结尾时，两个年轻人经过在华盛顿的不同生活都有了人生的经历，又回到了家乡，在那些贫困的、没有土地的和没受过教育的黑人当中承担起了新的使命。他们对自己人民的热爱重新点燃了双方认为在对方心中已经熄灭了的爱的火焰。

这是杜波伊斯的第一部小说，反映了他的很多主题和语调：高谈阔论地大谈美丽而带有悲剧色彩的南部；受过教育的高尚美国黑人要领导那些不幸的同胞们去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对黑人女性权利的支持及其随之而来的对黑人男性的尊重；对私刑的攻击；找到了黑人的种族属性被用作代表一种永久的下层地位的那些方式；肯定了白人穷人至少从物质上来说并不比同样被剥夺权利的黑人邻居们生活得好。杜波伊斯的措词有时不免过于华丽，用类似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 Chestnut)和其他19世纪作家的语言风格表达了20世纪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个黑人小孩怒气满腹。为什么他就应该被一个傲慢无礼的坏蛋挤到路边呢？为什么他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呢？呸!勃然大怒也没有用，他明白。”在一次关键性的重逢中，布莱斯跪下向左拉求婚。这一场景回避了情节剧的多愁善感，因为左拉童年时被强奸的阴影——布莱斯幼稚无知，第一次拒绝了她，因为她“不纯洁”——构成了他求婚的背景。布莱斯对此的鄙弃证明了现代黑人战胜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忌讳和他献身于争取民权、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事业的决心。在《寻找银色羊毛》中，杜波伊斯把政治问题与熟悉的叙事体和情节交织在一起。

杜波伊斯的第二部小说出现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黑公主》(Dark Princess)出版于1928年，与麦凯的《到哈莱姆安家》(Home to Harlem)、拉森的《流沙》(Quicksand)、费希尔的《耶利哥之墙》在同一年出版。这是一本教育性小说，讲的是马修·汤恩斯(Matthew Towns)的故事，从他第一次在教育领域遭遇到种族主义，那是在纽约的一所医学院，院长不允许他学习妇产科，到他表面上似乎默许芝加哥和其他地方的基层选举活动的腐败。汤恩斯的最终觉醒——欲望、失望、放弃和回报构成了一条正弦曲线——折射了一场浩大的“有色种族”超越阶级界线联合起来，一起推翻欧洲白人殖民者和压迫者的跨洲际合作的故事。尽管马修和考蒂利亚(Kautilya)时运不佳，杜波伊斯还是想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来让读者意识到有色人种发起的一场全球政治运动。他们的情书谈到的是这样一些亲密的事情，如：“美国黑人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实体。”杜波伊斯的意图是颂扬宏伟的目标，而不是创造引人注目的小说。但即使如此，这位哲学家兼历史学家具有的深刻的思想激励鼓舞了那些情愿追随他的作家们，成为他们的榜样。同样，他的划时代的研究性作品《黑人重构》(1935)成为非裔美国人更广大的话语的一部分(它与哈莱姆骚乱出现在同一年，强调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如果说杜波伊斯的小说还没有达到小说的最高目标，那么他所有的文集——《黑人的灵魂》被认为是其中的极品——则为他在美国黑人文学领域赢得了显赫的地位。他投身于民族正义事业，以及他作为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杂志《危机》的编辑所做的工作，都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他认为这是黑人争取个人尊严和社会平等斗争中必不可少的。

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和杜波伊斯一起成为纽约黑人文化场景中两个关键性典范的化身。约翰逊1871年生于佛罗里达，和许多人一样从南部迁移到这个城市；他代表了城市化的美国新黑人的极致。他有修养，通晓两门语言，是美国驻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外交人员，他不仅文学天赋出众，而且音乐创作闻名遐迩。他和哥哥罗瑟蒙德(Rosamond)一起创作了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黑人国歌的《让每个声音高声歌唱》(Lift Every Voice and Sing)。和其他这一时期的作家比较起来，约翰逊作为一个文艺复兴人物更加名副其实。他除了在外交、音乐、文学方面出色之外，在法律、新闻和学术上也很专业。(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多才多艺的人很多，其余两位中的一位是佐拉·尼尔·赫斯顿，她是小说家、人类学家和表演家；另一位是鲁道夫·费希尔，他是放射学家、散文家和小说家。)作为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约翰逊试图运用自己的才能巩固和提高非裔美国人的地位。

约翰逊的《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n Ex-Colored Man)1912年匿名发表，1927年以作者的名字再次印刷，内容多以哈莱姆为背景。如果严格地按照新黑人文学运动始于一战后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时间框框来套的话，它不应算作哈莱姆文艺复兴作品。我们可以把这部小说看做是预言性的，因为它宣布了新黑人(这种说法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觉醒，从时间上来说是先于这一运动的。这位年轻的作者坦率地、显然未加批判地对待将黑人充作白人的问题，这可能会让黑人和白人都感到恼怒，他可曾想到这一点？他在自传《这边走》(Along This Way)里说：“我从未能搞清[匿名发表这部小说]到底是不是明智”，这并没有揭露他内心的想法。有多少作家会去掩藏自己的创作，尤其是已经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到《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发表时，约翰逊已经写了并发表了诗歌和音乐创作，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他和哥哥的《让每个声音高声歌唱》。他坚持说从匿名发表作品中得到了乐趣，而且觉得那些把他的作品称为是自己写的人很有趣。但是，在卡尔·范·维奇顿作了序的1927年第二版里，约翰逊公开说明了他的作品到底是小说还是自传的问题。

《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在社会抗议文学里奏出了不同凡响的乐章。主人公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叙事者，最初对种族问题一无所知。他白皮肤、卷发，出生在佐治亚州，在新英格兰的一个镇上长大。他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乐园里，直至一天老师要他和其他“有色”学生坐在一起；这件事之后，他把自己和浅棕肤色的妈妈看做是白人同学嘲弄中的“黑鬼”，他以前从来没这样认为过。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只见过他的南方白人爸爸一次，多年之后，当他长大成人时，又见到了爸爸。他刚高中毕业后不久妈妈就死了，这个孩子——现在成了一个颇有成就的钢琴家——必须依靠自己去上大学，并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个曾在自己的出身问题上幼稚单纯的年轻人不谙世事，同样对人们的顽愚不化也无计可施，这并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当亚特兰大大学攫取了他的学费之后，他就身不由己地踏上了一条流浪冒险之路。他先到了南部的佛罗里达，又到了北部的纽约，这个大都市充满了好与坏的诱惑。约翰逊从人种学的角度对雪茄工厂、城市俱乐部、欧洲首府和音乐厅进行了描述，这无疑深化了叙事结构，实际上是对种族意识和现代意识进行的剖析。

《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对心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带有虚构成分，这在20世纪以前美国黑人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浅肤色的叙事者在一生中不得不与复加的双重意识作斗争；作为一个看起来是白肤色的黑人，他感到一层面纱把他和不知他种族身份的白人隔开，同时他也感到距离非裔人的美国很遥远。1900年以前，也有一些小说描写了种族混杂的非婚生子和南部强迫姘居产生的后代所过的受约束的生活：如弗朗西斯·E.W.哈珀(Frances E.W.Harper)的《伊奥拉·勒罗伊》(Iola Leroy， 1892)，其同名的白肤色女主人公无私地和她妈妈的种族相濡以沫，虽然为时已晚。查尔斯·切斯纳特的《雪松后面的房子》(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 1899)描绘了一个白皮肤的但惨遭厄运的女主人公和她的懦弱的白人情人间的故事。回溯到19世纪美国黑人小说的源头，那些接近白肤色的黑人人物都遭受过苦难，而且通常会死掉。(约翰逊让一个男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文学里的黑白混血儿通常是女性。)主人公最后在爱情和事业上都取得了成功，而不是以孤独或死亡告终，这取决于他能够在城市的白人中生存下来。所以，这个前有色人的胜利是对黑人读者忠诚的奇特考验：他们是谴责叙事者还是为他鼓掌？前有色人的结局充满矛盾、不明确，指向了社会所构建的“肤色界线”的铁铮铮的现实。

截至1925年，20世纪的黑人文学已经经历了多次高潮：《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的出版，《新黑人》的两次出版，让·图默的《甘蔗》(1923)和杰西·福塞特的《存有混乱》(1924)的出版，以及民权组织支持下一些文学奖的设立。在这种氛围中，两个人物——一个很年轻，另一个是一战的退役军人——对“黑人”文学的含义进行了论辩。乔治·舒勒(George Schuyler)的《黑人艺术的谎言》(“The Negro Art Hokum”)和兰斯顿·休斯的《黑人艺术家和种族大山》(“The Negro Artist and the Racial Mountain”)划出了似乎不可调和的美学界线。他们的争论相继发表在《国家》杂志上，为20世纪早期黑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艺术创作中“种族”的作用是什么？这两篇论文恰好成为辩论对立的双方：如果休斯代表了黑人艺术家，那么舒勒则推崇一种“无种族”的美国艺术。休斯的论辩开头很巧妙，他提到一个年轻作家(很可能是康蒂·卡伦，尽管休斯没有公开承认)所说的话：“我想成为一个诗人——不是一个黑人诗人。”对这句话的理解自然会让读者站到休斯所代表的黑人这一边，或者是那位没有被提名道姓的诗人、舒勒的无种族界线的艺术家一边。休斯坚持认为没有“普遍”的真理可言，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潜台词只能是“我想成为白人”的告白。休斯断言：“这就是美国黑人艺术前进路上的大山——种族内部想成为白人的强烈欲望，把种族个性融化到美国标准化的模子里的要求，尽量不做黑人，尽量做美国人。”其字里行间激情澎湃，有着积极、自豪地确认自己的种族身份的强烈情感，尤其是，休斯把这种没有种族区别的愿望定位为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因为他观察到工人阶级并不要求一个无视种族的社会，他们也不“害怕神灵”。

休斯被认为像许多左倾知识分子一样，把工人阶级浪漫化了。但是，这位作者有一次回忆起了华盛顿特区的赞助者邀请他和他的母亲参加读书协会年宴的情形。当时，他在一家洗衣店工作，买不起参加晚会的正装；他母亲的着装也与其他上流社会妇女的服饰不符，因而受到冷遇。因此，他的阶级意识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他明白，那些在经济上有可能在美国主流社会崛起的人担心能否融入其中，而那些没有机会的人可以忽略中产阶级社会对礼仪或服饰的一些特定的标准。休斯写道，严肃的黑人艺术家应该从民众、他自己的人民当中去挖掘素材，汲取他们在布鲁斯、幽默和方言方面的特殊遗产：“我的诗歌在主题上和处理方式上大都带着民族特点，这源自于我所了解的生活。”

有意义的是，休斯并没有指责白人世界败坏、冷漠或其他什么。他更关心的是美国黑人，而不是一个异族文化的替代品。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者，喜欢和各种背景的人接触，为了满足他想知道这个世界的愿望，他去了墨西哥、欧洲、苏联和非洲西海岸。这样他就能够很自豪地把美国黑人文化放置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我为那个说自己的民族世界没有其他世界有趣的黑人诗人而感到羞耻。”休斯从他自己的黑人美国文化中受益匪浅，也从他拜读的欧裔美国诗人的作品中汲取养分，其中有惠特曼和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这些令人喜爱的典范诗人们脍炙人口的作品间接地鼓励了他用布鲁斯歌词和韵律做试验。

和休斯的漂泊生活形成对比的是乔治·舒勒，他在军队服役，又做了长时间的记者，他是过稳定生活的人的模范。他为《信使》写过稿，后来成了美国黑人报纸《匹斯堡信使》(Pittsburgh Courier)的编辑，他终生是一个美国传统习俗的尖刻批评家。他的讽刺智慧和巴尔的摩的白人作家H.L.门肯如出一辙：他们都无法忍受傻瓜笨蛋，都很情愿揭露“群众”的愚蠢。舒勒反对偶像崇拜，这促使他对被他称为“黑人艺术的谎言”的这一哄骗白人和黑人的把戏的始作俑者发起了攻击。在《黑人艺术的谎言》这篇论文里，他赞同黑人艺术确实存在的观点，但他坚持说黑人艺术只存在于非洲而不是美国。对于他来说，美国本土的“黑人”艺术是南部乡村产生的农人文化。无论他们是哪个种族，“处于类似情形的任何一群人”都会创作出那样的作品。高雅文化的创作者如杜波伊斯、米特·沃威克·富勒(Meta Warwick Fuller)和亨利·O.泰纳(Henry O.Tanner)都是美国艺术家，而不是“黑人”艺术家。舒勒并不认为同时代的白人不可能创作出与主要的美国黑人作家和艺术家近乎一样的创造性作品。他争辩说：“美国黑人……仅仅[是]被灯烟熏黑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坚持在进步时代人们所信奉的美国是大熔炉的观点，认为在几代人之后大熔炉中喷涌而出的是没有区别的美国人，不管其祖先是意大利人、非洲人还是其他人。舒勒历数了许多国家的非裔艺术家，如法国的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和俄国的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他注意到他们融入到各自国家的一般传统中，而不是“黑人”传统中。舒勒预测，20世纪末会有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坚持说如果黑人和白人所受到的教育和所面临的环境相同的话，他们之间就没有明显的差别。差异这一概念本身是一种“被对黑人心存恐惧的人欺骗而相信”的美德，不是一个自信的美国黑人应该信奉的。不可逃避的差异“必须以哄堂大笑来弃绝”。舒勒声称，白人和黑人具有共性，即美国性，并借此肯定了当时普遍接受的假说，即黑人从非洲被运过来，并据说被剥夺了本民族的语言和亲属关系网，从而使非洲人变成了没有非洲文化和身份的“白板”。

休斯和舒勒都坚信，文化差异的概念在某些方面是有问题的，尽管每个人对这种差异的理解各不相同。舒勒认为它标志着劣势因而谴责它，而休斯却赋予它以自豪感。俩人当中较年轻的休斯认为，在一个由人的种族来决定一个人的地位的社会，一位美国黑人成为没有种族标志的诗人的愿望，往好了说是妄想，往坏里说是自我毁灭；他提倡褒扬自我认知和黑人文化。舒勒提到，哈丁总统将差异理解为“不可改变的”劣势，甚至作为一种暴露特定文化的艺术的方式，这就容易引起人们指责他内心有这种劣势情结。在休斯和舒勒的完美世界里，差异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内在的好或坏之分，尽管几千年来的人类生存史表明了人们惧外、憎外心理的持久力。文学作品和民族一样，一旦被多数人理解为不同，就被划归到一个低级层次。种族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但它过去和现在都带来了实质性后果。

这种种族生活的清醒现实是白人作家及其同行者可能会涉及但不能全然理解的。欧裔美国人蜂拥而至哈莱姆，美学家们来接触那些刚刚出名的天才们，窥淫癖者来喝在其他地方禁止喝的酒、观看酒店的歌舞表演，这些表演是给富有的白人看的。这些旅者中的好多人吃惊地发现，他们本是急于想和黑人打成一片，却引起人们的怀疑，说他们在屈尊俯就，甚至更坏。两个显赫的白人，卡尔·范·维奇顿和南希·丘纳德，都把哈莱姆看做自己世界的一部分。丘纳德鲁莽冲动、固执己见，她有着生活在一个有国际知名度的家庭的特殊优势。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她对哈莱姆的兴趣是由于她和一些黑人的风流韵事，她拥戴黑人拥有的东西，不仅是出于社会正义，还和个人的动机有关。不管丘纳德的《黑人：一部文集》(Negro：An Anthology)的动机如何——她以前对出版没有流露出什么兴趣，这部1935年的作品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黑人作家提供了一个迫切需要的机会(白人作家也被包括进去了)。很多黑人供稿者——他们当中包括休斯和麦凯以及稍后出现的拉尔夫·埃利森和理查德·赖特——都开始对隐藏在丘纳德的编辑工作之下的共产主义持同情态度，但他们对这个多少有些粗暴的英国女人更加大失所望。像她这样的极端分子们常常疏远美国黑人，因为他们对种族主义的理解完全局限于阶级斗争，否定了千百年来已经制度化了的种族压迫和种族主义的事实。但是很多普通的非裔美国人由于站在“斯科茨伯勒男孩”[1]——九个被诬告强奸了白人妇女的年轻人——一边，支持了他们，而成为共产主义分子的支持者。但是，植根于资产阶级的欧裔美国人的白人特权对许多黑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所谓的极端分子的态度里表现出的白人特权也很明确。丘纳德对自己的偏见视而不见，这似乎很有趣：“我对……黑人孩子力大无比、精力充沛印象深刻。”丘纳德是杰西·福塞特所担心的那种白人知识分子。据兰斯顿·休斯回忆，福塞特很少邀请白人到自己家，因为她“不想向那些仅仅想参观的人或者那些偶然好奇喜欢上黑人生活的人打开家门”。丘纳德的《黑人：一部文集》的成功让我们认识到黑人文化确实是一种时尚，而且美国黑人不是唯一要求享有非裔美国人文化的人。

有一个和黑人一直相伴的白人同行者卡尔·范·维奇顿(1880—1964)，他的文学生涯比其他“新黑人”的“朋友”引起更复杂的争议和问题。他和丘纳德不一样，他在整个成年时期都深深拥戴与美国黑人有关的东西。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以奢侈的生活和别具一格的、有趣的当代小说为人所知。他有着白皮肤和蓝眼睛，生于美国中西部，《黑鬼的天堂》(Nigger Heaven，1926)的发表似乎让他被确认为是一个种族机会主义者。这一指责是不公正的。很多文史学家注意到，范·维奇顿在写那部“招致诽谤”的小说前就已经对非裔美国人产生了兴趣。在芝加哥大学时，年轻的范·维奇顿就有几个黑人朋友；后来作《纽约时报》的记者时，他就倡导要真实地反映黑人的语言。他坚持认为，应创造多种族参与的社会场合，他把白人和黑人都纳入自己的朋友圈里，这就削弱了一些人对他的批评，说他是拿对哈莱姆及其居民的了解做交易的种族主义者。他经年累月地对黑人名流进行摄影式的肖像描写，并在耶鲁大学建立了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文库，这些应当能排除将他简单划为窥淫癖者的指责。然而，尽管范·维奇顿的善意意图显而易见，不过他还是可以被认为在畅销书《黑鬼的天堂》里逾越了冷眼旁观的界线。

这部小说在序言里渲染了一个阴险的人物阿纳托尔·朗费罗(Anatole Longfellow)，又名红爬虫，他攀爬于聚集在第七街及其周围的人群当中。这个攀爬者对蜂拥至自己身边的女人持一种傲慢的态度，尽管他毫不犹豫地花她们的钱。范·维奇顿的故事从对攀爬者利用他人的描写转移到了觥筹交错的哈莱姆富裕地区和平静的中产阶级地区。玛丽·洛夫(Mary Love)是一个图书管理员，是哈莱姆社会一个有名的歌唱家的朋友，她拒绝了一个富有但没受过教育的数字赌博银行家(开办非法运营赌场的诈骗者)的求婚。拜伦·卡松(Byron Kasson)，一个软弱无能却有抱负的作家，得到了她的芳心。从拜伦的角度讲，玛丽对他的关爱让他高兴，而且至少在最初，他对玛丽督促他成为中产阶级这一点还感到自在。然而，哈莱姆倾向于在同样的大众俱乐部和派对上把奋斗者、炫耀者、流氓、普通工人、游手好闲者鱼龙混杂，这种动荡的流动性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混乱局面。由于失败的痛苦和对玛丽的刺激的敏感，拜伦成了遭受城市诱惑的受害者。

从某些方面来说，范·维奇顿对迸出俚语、走私劣质酒的纽约黑人的刻画，极像是文艺复兴时代那种老资历的黑人知识阶层所认为的猥亵作品。但是，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作者是白人。不管范·维奇顿自己怎么真实地、情深意切地看待小说里描述的事件，不管他怎么坚持说他的小说人物无论其背景如何都是人，而不是种族成见，事实是他不能像局内人一样来说话。作为一个白人外人，他描述携带并使用枪支的赌徒和抛弃男人的荡妇，这让许多美国黑人感觉是一种背叛。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男女性格上的弱点进行了描写，这种行为被不太仁慈的人视为完全是在蓄意进行破坏。范·维奇顿的许多同僚为他的艺术自由而辩护，尤其在标题的选择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标题既把黑人居住的纽约看做是天堂又看做是地狱，这仍旧震动人的心弦。当小说对城市黑人生活进行夸大其词的描写时，同样这个标题令读者感到不安，并对作者的最终意图不甚了解。

《黑鬼的天堂》在那个时代里独树一帜，和新黑人运动的整个历史有着不解的渊源。尽管这部小说是白人写的，但是它取得了成功，这使它成为范·维奇顿同时代的黑人作家衡量他们自己作品的一个尺度。仅此一点，《黑鬼的天堂》就可以被视作一部现代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两部作品的作者对黑人的态度相对于他们同时代的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但是他们忘却了或者是不情愿承认他们自己种族的极大优势。一直令人不安的是，范·维奇顿坚决不更改他的小说的名字，即使他的父亲和他的黑人朋友们如詹姆斯·韦尔顿·约翰逊都担心这种讽刺意味多数读者都领会不了。不管范·维奇顿想让“黑鬼”这个词具有多少嘲弄意味，他坚持用它，这表明他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如果不是局限性，不太客气地说就是他自己的傲慢)。在这一点上，他可能和到哈莱姆参观的白人如南希·岳纳德更相像，虽然他不愿承认。范·维奇顿留给后代的主要礼物是他对黑人文化的保护和支持。卡尔·范·维奇顿与文艺复兴的作家们是朋友，他帮助并保护了他们，但他自己成不了一个“新黑人”，不管他认为肤色的界线是多么的人为化。

[1]1931年3月，9名年龄在13至21岁之间的黑人男孩乘坐穿越阿拉巴马州乡村的敞篷货车时因斗殴被捕入狱，随后被控强奸了两名搭乘同列车的白人女孩而受审。事发地点是斯科茨伯勒，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城镇因这一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民权案件之一而名声远扬。9名男孩中有8人被草率定罪，判处死刑，年仅13岁的罗伊·赖特(Roy Wright)幸免死刑判决。——译注

第四章 作为一种心态的哈莱姆：休斯、麦凯、图默

兰斯顿·休斯是卡尔·范·维奇顿的终身好友和崇拜者，他捕捉住了他生活优裕的朋友想进入的黑人内部世界。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1902年出生在贫困农村，作品内容广泛，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剧本、歌剧、两部回忆录、儿童书籍，还有编辑作品和翻译作品。他可能是唯一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列入“作家”行当的新黑人作家。他的名声刚刚鹊起之时是在1921年6月杰西·福塞特这位19岁的诗人在《危机》上发表《黑人谈河流》的时候。20年代末，休斯又出版了两本被人评论颇多的诗集——《疲惫的布鲁斯》(The Weary Blues， 1926)和《犹太人的好衣服》(Fine Clothes to the Jew， 1927)。他的诗到处充满着方言、幽默以及音乐的影响，揭示了他对普通男人和女人的同情以及对美国黑人文化的热爱与自豪感。像“夜晚轻柔地到来/如我一样黑”这样的诗句为他赢得了美国黑人的游吟诗人的声誉。他的许多诗中有明显的摇摆韵律——“低吟着令人昏昏欲睡、切分的曲调，/伴着香醇的吟唱前后摇摆，/我听到一个黑人在弹……”——大声宣告了他对黑人文学和音乐的融合，利用布鲁斯和爵士乐的节奏和形象产生了一种绝无仅有的美国诗歌。他在形式上的创新是同时期其他作品所不能企及的，黑人音乐和方言与诗歌的结合使休斯在美国诗人伟人祠里荣膺高位。

休斯在小说方面的能力决不逊色于他的诗歌才能。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丛林中的鲁纳依》(Luaniof the Jungles， 1928)讲的是一个白人和他的黑人新娘回归她的家乡的故事；故事的主题还是休斯在诗歌里所涉及的，如非洲移民社群的含义、乡村人的艰苦生活和美国黑人音乐。他早期的几部小说取材于他和“母亲”大陆的接触，那是作者在1923年做海员时第一次看见非洲大陆。但是就像他的诗歌一样，他的小说常常描述作者自己可能经历过的那些东西——美国历经磨难的种族关系，种族间通婚所造成的家庭悲剧，鲜明的音乐形式，以及忍辱负重、聪明智慧和喜好嘲讽的黑人。休斯的自传体小说《并非没有笑声》(Not Without Laughter， 1930)反响很好，奏响了哀婉的、个人化的、富于感染力的音符，这些特点在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小说里是不常见的。

休斯早年生活在有着种族隔离的、尘土飞扬的密苏里州和堪萨斯州的小镇上，这种生活是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出的；他是外婆养大的，他睡着时，外祖母就用在约翰·布朗袭击哈泼斯渡船时被杀的前夫那布满子弹洞的围巾给他盖上。尽管《并非没有笑声》里虚构的第二个自我与对种族的忠诚并没有那么牢固的关系，但他的成长还是让他深知自己是何种人，以及在哪里能找到在世上的立足之地。桑迪·罗杰斯(Sandy Rodgers)是一个聪明却贫穷的黑人。他的母亲是安吉·威廉斯(Annjee Williams)，父亲是吉姆博伊(Jimboy)，后者是一个巡回演出的音乐家，他的漂泊生活让他孤独的妻子感到厌倦。安吉比她的孩子更适应丈夫，她把孩子留给自己的妈妈来扶养，孩子就在近乎无声的贫穷的家境里长大。他的一个姨妈哈里特决意要挣脱堪萨斯黑人生活的重重阻碍，去探索能否过上好一些的生活。桑迪的另一个姨妈泰斐(Tempy)是一个吝啬的、执意向上爬的人，她把自己囿于对不切实际也想乐善好施的白人妇女的滑稽模仿。桑迪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一种休眠的生活状态中度过的，郑重地等待着生活的开始。桑迪的祖母是洗衣工，她的逝世让小说的情节来了一个转折，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是在他的泰斐姨妈冷酷的资产阶级世界里度过的。母亲和芝加哥的召唤，桑迪期待已久，并把他带到了一个充满斗争的奇特地方。他几乎在从农村迁移出来的黑人的人群中迷失了自己，他所拥有的一点受教育机会差点就与他失之交臂了。休斯向我们展现的这个多风的城市包含着哈莱姆所有的希望和威胁，也包含着更小的黑人城市。

休斯描绘的中西部缺少了图默展现的南部的感官浪漫主义。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出对轰动的意象的嫌恶和避免令人生厌的种族主义场景，这些是极为突出的——尽管桑迪遭遇到很多的偏见和敌意，他对一个贫穷的黑人孩子生活里那挥之不去的淡淡忧伤进行了平静而彻底的探究。在一个圣诞节的早上，当桑迪发现他盼望已久的礼物竟是自制的、做工粗糙的、大得让一个孩子难以携带的雪橇时，他把富有的姨妈送给他的烫金边的故事书扔进火炉化为灰烬，他的感情得到了彻底的宣泄：无情无义的人给他的昂贵说教礼物不是他所渴望的东西。堪萨斯残酷地拒绝桑迪和他的朋友进入他们镇的第一个游乐园，通过这件事，休斯含蓄地揭示出堪萨斯所具有的南方的残忍性。回想起报纸公开声明“自由孩子的儿童节派对”时，桑迪悲伤地向朋友承认：“我想他们不是指有色人的孩子。”休斯小说的力量多源于对一个孩子的观点进行深刻、有洞察力的重现，快乐、听天由命、愤慨或沉思交替更迭。尽管《并非没有笑声》的背景并不是哈莱姆，但它探讨了从南部迁移到城市的人的错位感。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看来，这个城市麦加仍然很陌生，只有当临街教堂的歌声让桑迪和他的妈妈想起他们的家园时，一切才变得熟悉一些。

四年后出版的休斯的短篇小说集《白人的行径》(The Ways of White Folks)个人色彩淡了些，而带有了更加公开的政治性。这部短篇小说集把抗议、对资产阶级理想的拒绝和休斯的特色幽默结合起来。像《不知廉耻的科拉》(“Cora Unashamed”)、《妈妈和孩子》(“Mother and Child”)、《红头婴儿》(“Red Headed Baby”)等故事涉及的都是难以启齿的非婚生问题，他没有谴责母亲或是孩子，而是谴责把这种生活事件遮蔽起来的社会。比如在《我在弹的布鲁斯》(“The Blues Im Playing”)里，一个年轻的钢琴家选择了爱情和音乐，从而向白人资助者投以嘲讽的一瞥，这让她的白人女资助者很失望(休斯的赞助者、公园街的寡妇夏洛特·奥斯古德·梅森夫人在支持了他多年之后突然放手不管了)。《父与子》(“Father and Son”)回到了休斯1925年的诗《交叉》(“Cross”)的主题：

我的老父死于一幢精美的大房子。

我的母亲死在一个小屋。

我不知我会死在哪里，

既不是白人又非黑人。

伯特·诺伍德(Bert Norwood)是一个白人种植园主和他的黑人情人的儿子，但被遗弃了，盛怒之下杀死了他的父亲。失望的暴徒们必须转向伯特的弟弟来获得一个“真正的”人类祭品(休斯也写了一个同一主题的戏剧《混血儿》[Mulatto])。尽管《白人的行径》从讽刺转到关爱又到严厉的批评，在某些方面缺少《并非没有笑声》里的那种深厚的个人情感，但是，它滑稽地对美国种族的愚钝频繁地进行了攻击，从而弥补了这一点。

两者(白人和黑人)本可能会告诉图默，不要写《甘蔗》。有色人不赞扬它，白人也不买。确实，读了它的大多数有色人也憎恨它。他们对它充满了恐惧。尽管批评家对它的评价不错，公众却一直漠然。但是，(除了杜波伊斯的作品)《甘蔗》是一部美国黑人写的最优美的小说。而且和罗布森的歌唱一样，它确实是带有种族性的。

兰斯顿·休斯

让·图默自己本可能会拒绝休斯对他的“确实是带有种族性”的赞扬，说他具有“真正的民族性”。图默在1923年出版了唯一的作品《甘蔗》之后的几年内，对自己被看做是黑人显得很吃惊：“由于我不是黑人，我就不能把自己表现为黑人。”图默不允许他的著作被包括在美国黑人文集里，对我们认为他是黑人的真正呼声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虽然他被称为人民的艺术天才，但他也被描述成一个充满困惑、耽于幻想、以自己的种族为耻辱的可怜人。这些对《甘蔗》及其作者的相互矛盾的评价部分地反映出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形式，而其作者有高深莫测的意图。《甘蔗》里的新黑人们与从过去黑人农耕生活继承下来的传统角色做着不懈的斗争，为弘扬高尚道德的责任所困扰，这不仅是作者本人而且也是他那一代人对黑人在仍然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的处境作出的不安的估量。

图默属于有“高贵血统”的贵族阶级，这种贵族阶级是19世纪末一种自封的、浅肤色美国中产阶级黑人的联盟。他的外祖父P.B.S.平奇巴克(P.B.S.Pinchback)是重建时期一位浅肤色的政治家，传言说他为了赢得职位被当做是黑人；他的外祖母是个白人。他的父亲纳森·图默(Nathan Toomer)出生在美国南部，从法律上讲是黑人，和图默的妈妈尼娜只有一段短暂的婚姻，所以图默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对他爸爸所知甚少。他十几岁时妈妈就死了，于是他回到了小时候所呆的城市华盛顿。那些年的生活经历和他在乔治亚州乡下一个黑人学校做了两个月代课老师的短暂经历为他出版的唯一一本书奠定了基础。他迁到纽约，这似乎预先注定了他的事业要获得发展，因为图默在那儿结交了自称是现代主义者的朋友，如舍伍德·安德森、肯尼斯·伯克和哈特·克莱恩，并受到他们的影响。《甘蔗》1923年出版后立刻受到好评，沃尔多·弗兰克宣称，“这本书是南部……一位诗人在那片土地上崛起了。”但是，图默别具一格的作品让多数读者都困惑不解，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

《甘蔗》到底是什么？是一部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和诗歌集？图默对南部抒情式的描写一直在让人的想象力驰骋。诗歌、散文、戏剧、内心独白、支离破碎的句法、间接引语：现代主义的多重形式构成了《甘蔗》。人们难以对这部作品进行归类。它由三部分构成，每一部分讲的都是南部农村黑人由南向北进行的那次自发的大迁移。前两部分由短篇小说和诗歌组成，叙事部分里交织着诗和灵歌，描述了这个位于美国南方腹地的小镇的根基和近乎狂热地向城市的迁移；最后一部分《凯布尼斯》(Kabnis)对一个城市化了的教育家在南部的短暂旅行进行了想象。不管作者和那场运动之间有多大的冲突，《甘蔗》对于哈莱姆文艺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它同时和欧洲现代主义相接合，使这部作品获得了近乎神话的身份。

图默的语言反映了而且具体化了美国社会的人际交流、两性交流和潜藏的种族对话。图默问道：当种族间的障碍在一个正在改变的社会秩序下开始削弱时会发生什么呢？在《波纳和保罗》(“Bona and Paul”)里，一个种族身份尚不明确的男大学生向窗外眺望。图默引用了《哥林多前书》(I Corinthians)第13章第12条：“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保罗的视野被一辆驶过的L火车隔断了——“借着他自己的光，他透过黑洞洞的玻璃看去”，这指明了这辆列火车象征着美国黑人的个人自由。借用使徒保罗的话：“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似乎表明了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美国种族界线。图默通过血液的生理学标志突出了保罗不可知的自我。肉体游戏被用意象手法围绕着血的意象表现出来，其性欲本质符合了白人关于黑人性欲的概念。

《鲜血燃烧的月亮》讲述的是一个有关黑人—白人—黑人之间的三角恋爱悲剧，回到了血的意象，因为它预示着种族暴力和性暴力的不可避免性。表现主义的非线性运动被一个不吉祥的血红的月亮所渲染。为了突出表现故事对古典悲剧的借用，图默把故事依托于戏剧形式。《乔治亚州的肖像》(“Portrait in Georgia”)这首诗紧贴在故事前，非常醒目地浓缩了恐怖和美丽，反映了图默对意象派运动和玄学派诗人的了解之深刻；安排紧凑的诗行和几个表面毫无联系的元素并列起来，把《甘蔗》里的大多数主题压缩在几行里。白人斯通(Stone)为封建家长制的心态所困，含糊承认了自己为成见所奴役：路易莎“很可爱——以她自己的方式。黑人的方式。那是什么方式？”他拒绝承认他可能仅仅因为她的美丽而着迷，他迎头冲向有能力战败白人的黑人伯韦尔(Burwell)。这个黑人女性给人的印象是单纯、迷人、不善言辞，正如在《甘蔗》里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个人物塑造经常被当做一个浪漫模式而引起争论。尽管图默在许多方面很敏锐，但他在这里对一个近乎神话人物的黑人的描绘却趋于平面化，缺乏立体感。

《凯布尼斯》(“Kabnis”)一部分离析为戏剧形式，汲取了深厚的文化因素——黑人圣歌、民间故事——来探究拉尔夫·凯布尼斯(Ralph Kabnis)的人生。他在一所小型黑人学院任教。他在城市里长大，并受过高等教育，这些阻碍了他阐释和欣赏南部乡村的能力。凯布尼斯为乔治亚的乡村所迷惑，他既被吸引又心生嫌恶。一天晚上，他在摇摇欲坠的住所被夜间的瑟瑟声所惊吓，他的理性无法战胜风那凄婉的声音。附近黑人教堂传来的哀伤音乐没有让他受到鼓舞，而是让他不寒而栗。他抽象的正义理想被仍然对黑人施加私刑来维护秩序的这片土地所粉碎；他跌跌撞撞，受到重重挫败，和奴隶制遗留物的直面交锋有了面对面的接触。通过对有历史意义上的黑人机构的职业使命、对整个非裔美国人社区的概念以及知识分子的视觉缺失的简要批判，图默拒绝肯定或否认凯布尼斯——或南部——最终会得到救赎。

相比之下，图默在《包厢席位》(“Box Seat”)或《第七街》(“Seventh Street”)中对城市场景的描写是在哀悼失去的田园风景——如果我们承认它导致了严肃的问题的话。城市男人似乎无法按照他们的异性需求行事，女人则表现出疏远、冷淡的一面。《埃维》(“Avey”)里无名的叙事者最终把自己和他孩提时代的偶像联系起来，只是为了自己讲述内心深处的情感时她能在公园里睡着；在《剧院》(“Theater”)中，约翰对一个舞蹈演员失去了强烈兴趣，只因为他没有行动起来。然而一种清晰鲜活的种族特质注入了这些人居住的城市的那部分。“他们肤色黑黑，跳着舞，高声唱歌，声音盖过了粉刷过的建筑物里的乐音。”这个城市提供了抵制的空间，围绕着这些地方来构建一个新的黑人身份。但是，对最终拒绝任何种族划分的近乎神秘的主人公来说，城市也不能维持最基本的人性。

《甘蔗》取得的重要成功对让·图默来说是颇为含糊的。他坚持自己的“非种族性”，并坚守葛吉夫教义[1]，因此，脱离了他最早、最有名作品的非裔美国人源泉，而走上了和玄学狂热者更为情投意合并不断追求华丽辞藻的道路。《甘蔗》出版后的几十年里，图默仍然坚持写作，但是出版的东西甚少，这是由于他与纽约作家和编辑的关系破裂了，其中至少部分原因是他的精神追求。一首颂扬理想的美国长诗《蓝色子午线》(The Blue Meridian)出版于1936年，这是他一生中发表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图默不愿意固守在单一文体的范围限制内，他拒绝歌颂社会道德进步或谴责感觉论，他坚持走自己的路，不仅要讲述他自己的生活处境，还要描绘新世界黑人艺术家的困窘处境。

克劳德·麦凯1890年出生于牙买加一个以农耕为生的家庭，家里共有11个孩子。他的一个哥哥是教师，这让他受益匪浅；尽管或者说可能是由于他家庭的虔诚，他认为自己长大成人后在宗教上是一个自由思想家(虽然1948年他去世前不久皈依了天主教)。他年轻时当过治安官。在执行殖民法律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居住在乡村的黑人——那些和他非常相似的人——通常处于社会等级和经济等级的最底层。他在心理上的分歧预示了同时代的西印第安的德里克·沃尔卡特(Derek Walcott)20世纪末发出的质问：“我是一个有着两种血缘而受其毒害的人/我要回到哪里，只因血脉的分承？……如何抉择/在我所爱的非洲语和英语两者间？”如果严格来说，麦凯不像图默那样有着“多种族”的背景，他是英属殖民地的一个黑人臣子，他处在边缘的、微不足道的地位。像图默、休斯和其他新黑人作家一样，他到处漂泊流浪，从而成为一个过着漂泊离散生活的新黑人。

麦凯最早出版了一些古体诗，这些诗反映了他想创作一种黑人田园诗并回到牙买加乡村的愿望。他对传统诗歌体裁，如对十四行诗和短篇抒情诗的偏爱，与他的左翼政治倾向相符合；这种美学激进主义跨行连续的例子可以在他的诗《白宫》(“The White House”)里略见一斑。他在成功地出版了两卷诗后，试着重过农耕生活。他离开家园到了美国的塔斯克基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再也没回牙买加生活。他对阿拉巴马尖锐的种族主义关系深感恐惧，后来得到了一个英国资助者的帮助，到了纽约，开了一家饭店，并和青梅竹马的心上人结婚。但是这两件事都以失败告终。他继续呆在纽约，一战后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的阶级意识和同代的许多黑人作家截然不同，他的同辈人很少有人像他这么公开地表现出左派倾向。实际上，他效忠于极端政治和放荡不羁的白人文人，这阻止了他和自我认同的同种族人之间建立更为牢固、紧密的联系。许多政治上积极、具有自我意识的黑人现代主义者在白人知识分子当中有着广泛的联系和朋友圈子。麦凯和图默等人一样，在“白人”期刊上发表作品，因为这些地方能够接纳文学创作试验。尽管麦凯和白人现代主义者有着共同的事业，但他的诗歌和小说还是肯定了他与黑人大众的休戚相关，那是一种经常被给予热情回报的共性(可以从《如果我们必须死去》这首诗的受欢迎程度看出来)。

他的第一部小说《肤色方案》(Color Scheme)完成于1925年，但是却没有人出版。从性的角度来说，小说在当时还是太直言不讳了。麦凯告诉他的朋友亚瑟·斯科姆伯格说：“我让我的黑人人物胡侃，背后诽谤他人，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做爱。”在使他一举成名的小说出版之前，他就在给艾兰·洛克的一封信里道出了他内心的恐惧，而且预料到了黑人资产阶级对他的作品的反应：“我必须真实地按照我的所感、所知、所想以及所见来写，你的非裔美国人知识阶层肯定不会喜欢。这我知道。”尽管他在《到哈莱姆安家》里多少收敛了一些，但仍然让好多人愤愤不平。杜波伊斯在《危机》上发表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评论里说，他读完这本小说后感到自己“肮脏”和“需要洗澡”。黑人刊物《芝加哥卫报》(Chicago Defender)的评论家轻蔑地说：“白人认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小丑、恶棍和无赖。麦凯为何还浪费那么多时间来证明这一点？”白人评论家对《到哈莱姆安家》(Home to Harlem)真实性的激烈评论肯定了黑人中产阶级的忧虑所在。《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为这种“真实事情的……内幕”鼓掌，毫无疑问，这让黑人中产阶级的脊梁不寒而栗。但是，一直捍卫黑人艺术自由的兰斯顿·休斯却声称，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到哈莱姆安家》确实让许多人震撼，它引起了黑人和白人、男性和女性读者持续不断的争论。小说以一个很有男人气的黑人退役军人杰克(Jake)为中心展开，可以说是一部流浪汉体裁的小说，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追随着一个心地善良的无赖的冒险经历。小说以现实主义的风格和插曲式的结构塑造了一个四处流浪但仍然保持着善良本性、不得不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勇往直前的人物。令人好奇的是，小说主线的发展是螺旋式的：到哈莱姆、离开哈莱姆、又回到哈莱姆和再次离开哈莱姆。麦凯小说的名字和情节就是以这种方式讽刺了这个黑人的麦加。小说的主要人物令人震惊的行为和小说的环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老套的情节：男孩遇到了女孩，男孩失去了女孩，男孩得到了女孩。在不再禁欲的爵士乐时代，麦凯让他的流浪者人物去寻找一个家庭的港湾。和他的十四行诗一样，他的小说给他提供了一个展示他把比较标准的文学形式(按这部作品来说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和一个为人熟知的情节结合起来)和现代的内容结合起来的天赋：污秽的语言、超越道德的人物和对美国黑人工人阶级生活的内幕的揭示。

杰克是一个来到北方的南方男人。他既和男人发生性关系也和女人发生性关系。他长得很帅，心肠也好。情节开始时，他在一艘往西行驶的蒸气货船上，思索着黑人军人所受到的压榨：他参军去打仗……[但是]拖运木板、在大众舞厅里和白人战友争吵不休，决不是激动人心的经历。他想：“我干吗非要掺和在白人的战争中呢？”这阐明了麦凯的看法，他认为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是黑人工人的核心问题。他向没有充分就业机会的朋友泽迪(Zeddy)说明，不要当工贼，这同样向人们对阶级底层的黑人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水手。

麦凯从厌恶女性的角度对女人进行了刻画，让这个粗鲁而积极向上的小伙子的生活回到了现实。杰克心目中理想的女人却是一个有着金子般心肠的妓女，这个形象陈腐平庸。当菲利斯(Felice)在酒吧里碰到刚刚回来的杰克时，她的目的是清清楚楚的——“要成为大腕得有多少钱？”然而，当她还给他钱时，就显露了她的真正本性。麦凯笔下的哈莱姆是有特定性别的。在杰克和菲利斯度过第一夜后，他欢呼雀跃地说：“哈莱姆是我的!”小说中的其他女性——“酒瓶颈”(gin head)苏西(Susy)，是布鲁克林的黑人厨师，她更喜欢白人男性；科迪(Curdy)小姐被描述为一个“十分丑陋”的黑白混血儿；还有刚果·罗丝(Congo Rose)，是一个酒店歌女，她情愿杰克粗暴地对待她——与菲利斯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刻画的唯一一个中产阶级黑人女性被男友随意地遗弃。)麦凯对这些女人的勾勒很肉麻，这突出地说明了麦凯把这座黑人首府的两面性拟人化了，人既可以得到它，也会遭到它的拒绝。黑人女性可能觉得很难从麦凯刻画的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尽管麦凯表面上把“家”和“哈莱姆”等同起来，一旦杰克在铁路上找到差事后，他就让杰克暂时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杰克在铁路上有多种遭遇，这让麦凯能够探讨黑人社会的种族问题。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不仅仅是漫不经心的赞许，而是尖锐地描绘了为旅客列车工作的那些人的等级体系，他们或是行李搬运工，或是厨师，有没受过教育的，有大学毕业的。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出生在加勒比海、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名叫雷(Ray)的人，以此来展示他的第二个自我。杰克最初有些惧外，而雷的文学和历史学识令这个粗人羡慕不已。杰克带领雷到处参观黑人生活中高雅的——或低俗的——地方，以此来回报这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友好，后者有一次让他免受意外的过量服用药物之苦。在一个黑人妓院里，雷不愿参与那些活动，他像拉尔夫·凯布尼斯一样，表明有文化修养的美国黑人不能和“真正的”黑人生活联系起来。

麦凯对美国黑人生活阴暗面的描写揭示了作者对异性关系的正反双重情感。尽管他对异性之间的活动很坦诚，但他没有公开对此进行评论。小说中提到了一个叫比利·比埃斯(Billy Biasse)的人物，他“直言不讳地吹嘘说他没有时间和女人在一起”，这暗示了哈莱姆的同性恋亚文化。后来，我们看到他和“一个稻草肤色的男孩”坐在一起，“擦着亮棕色粉……嘴唇上涂着当时哈莱姆比较流行的暗红色口红”。读者可以以此和其他场景推断出，他是个同性恋，但杰克从未谈起这种性别取向的差别。进一步说，杰克和雷在不同的场合对异性爱恋表达出了反感，把它与暴力和监禁等同起来。麦凯勾画了一个女性哈莱姆和一个男性来客玩弄风情的形象，把吸引力和排斥性结合起来。《到哈莱姆安家》是对一个设想中的城市乌托邦的讽刺与批评，预言了现代黑人的艰难困苦。

麦凯后来的两部小说都肯定了他作为移民族裔旅者的心态。尽管他自己的祖先从非洲被驱逐出来，他两次横跨了大西洋。1929年他的第二部小说《班卓》(Banjo)出版。如果说《到哈莱姆安家》以美国黑人士兵回到美国开头，那么《班卓》则把新世界的黑人带回到欧洲，尤其是使用多种语言的马赛海港。和主人公同名的小说追溯了一个和善的南方黑人船员搬运工的生活，让一个可爱的粗人和一个满心疑虑的知识分子做搭档。《到哈莱姆安家》中的雷最后出现时是在马塞，离开了那个黑人麦加。他最好的好朋友又是一个代表着坚强的男人阳刚之气的工人。《班卓》与上部小说《到哈莱姆安家》相比插曲性更强，重复了后者的主题和情节：工人阶级男人与工人阶级女人之间通常的暴力关系、酒吧文化、为思虑所羁绊的黑人思想家、异性间的情感冲突。作品转换于生活在底层的人的方言(“他肯定是个吝啬的穷白人，就像是金子肯定不是黑人的颜色一样”)与高深的存在主义的沉思之间：“他感到，性在本质上是残酷的，异化于他的本性，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班卓》没有《到哈莱姆安家》成功，但麦凯从中赚了些钱，可以继续从事写作。

1933年，麦凯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面世了。《香蕉村》(Banana Bottom)的背景是20世纪初的牙买加，一些素材来源于作者的早年生活以及他和生活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民俗学家沃尔特·杰吉尔(Walter Jekyll)的联系。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不是漫不经心的工人阶级英雄或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有教养的农村女孩”——比塔·普兰特(Bita Plant)。她被白人传教士送到英国受教育，回到家乡后发现，自己处于两个截然分裂的世界，一个是长大成人后去引领当地人民的世界，另一个是有文化修养、必须从少女时代和成人时代中找到有意义的联系的农村女性的世界。比塔的俗世良师益友詹西尔(Gensir)乡绅体现了麦凯从他自己的赞助者杰基尔身上所发现的品质：詹西尔尊重当地的宗教，喜爱任何形式的音乐，不管是本地的还是欧洲的，而且和那些对村庄以外的世界感兴趣的牙买加年轻人坦诚结友。比塔宣布要和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传教士结婚时，她的英国朋友并没有阻拦她。然而，在詹西尔的帮助下，比塔最终从那条为她选择的正确的狭窄道路上折回，自己去开辟新的道路。

如果说哈莱姆文艺复兴作品指的是生活在哈莱姆的体面的黑人作家所写的作品，或是那些描写哈莱姆城市本身的作品，那么《香蕉村》的背景是牙买加的乡村，显然和哈莱姆文艺复兴作品的模式格格不入。麦凯的女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敏感性和他的男性人物是有差别的。比塔·普兰特认为，性欲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和她的男性先辈相比，她相信婚姻的价值，即使和她的白人资助者的资产阶级方式不尽相同。《香蕉村》沿袭了新黑人现代主义的传统，尤其是在主题方面，是受教育的黑人和农村社区的妥协。作者对家乡的崇敬没有他的乡土小说那么轰动，但回响着人们对新事物的震惊：对“放纵”的性行为的描写并没有受到谴责；对黑人或白人中阶级等级的分析贯穿故事始终；一种企图把不切实际的改良家或旅居学者描述为黑人世界中重要的——即使不是有主控力的——一部分的尝试。尽管《香蕉村》有时为他早期小说里渗透着的对过去乡村的依恋等好多弱点所牵制，但仍显示出了惊人的深度。评论家一致认为，《香蕉村》是三部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但是它的销售量微不足道。麦凯像众多20世纪30年代的优秀小说家一样，发现艺术和经济衰退不是好伙伴。

[1]葛吉夫教义(Gurdjieffian doctrine)由乔治·伊万诺维奇·葛吉夫创立，这个精神导师一生的经历为神秘所笼罩。据说他出生于亚美尼亚，年轻时曾周游列国，1922年在法国创立和谐发展学院。葛吉夫教义旨在他所说的人类中心的和谐发展。据他说，他的训练和教导得之于各神秘派大师。——译注

第五章 新黑人、新女性：拉森、福塞特、邦纳

1928年不仅只有《到哈莱姆安家》出版，还有其他几部重要的文艺复兴小说。内勒·拉森的《流沙》(Quicksand)是这些出色作品中的一部。拉森1891年生于芝加哥，她尝试了几种职业，在工作生涯的最初和最后都是护士，同时也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系统的一个图书管理员。在某个时候，她决定成为作家，而且开始有意识地去实现这个目标。她和一个有着完美家庭背景的物理学家的婚姻巩固了她在纽约黑人社会中的地位，在知名人士如沃尔特·怀特和卡尔·范·维奇顿的举荐下，她成为第一个获得古根海姆奖金的黑人女性。除了两部中篇小说，她还出版了几部短篇小说，其中的《避难所》(“Sanctuary”， 1930)让她声名狼藉，因为她被指控有剽窃之嫌，最后还是得到了澄清。(发表她这部作品的《论坛》杂志的编辑们重新审查了她的故事的手稿和希拉·凯伊·史密斯的《阿迪斯夫人》(“Mrs·Adis”)，之后他们支持拉森提出纯属文学巧合的说法。)除了事业上的麻烦事外，她还进行了一场痛苦而公开的离婚大战，因为她的教授丈夫和一个白人同事发生了关系。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她的创作源泉枯竭了吗？无论什么原因，1930年后她几乎没有出版什么作品，尽管她宣布过要写第三部小说《秋热》(Fall Fever)的计划。拉森的两部小说尽管可能有些单薄，却成为有重要价值的文艺复兴的遗产。它们对女性在肤色、阶级和性尊严方面的艰难处境进行了敏锐的心理刻画，博得了评论家的喝彩。

《流沙》里的许多情节发生在纽约市黑人居住区。芝加哥是《到哈莱姆安家》中的人们的众望所归之地，但在《流沙》的主人公海尔格·克里恩(Helga Crain)看来，它却是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哈莱姆的翻版。海尔格的经历折射了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两人都在芝加哥的欧裔白人和非裔黑人组成的家庭里长大成人。离去和归来在《流沙》中占有显著地位，这一点和其他文艺复兴小说一样，强调了当代黑人小说里盛行的旅行的方面。和麦凯的小说人物往返于哈莱姆一样，海尔格·克里恩自己也受到诱惑，来到这个黑人的首府，然后离开、回去，最后又离开。就是在此处，拉森笔下的种族混合体成了种族间和种族内部冲突的典型代表。如果说美国黑人具有双重意识，那么黑白混血儿会有三重意识吗？在个体层面上，黑白混血儿的命运似乎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既然黑人不能从属于美国主流社会，那么黑白混血儿就得努力融入美国的黑人社会。种族混合的这种人物从19世纪以来一直很流行，常常被视为命中注定是在种族边缘的徘徊者。这些故事中很少有乐观的结局。白人作家通常对黑白混血儿的看法趋于简单化，认为那是一个被困于黑人躯体中的白人的悲剧。美国黑人了解这种解读流于肤浅，并常常利用黑人种族和女人性别的双重诅咒来揭示阈限人物的本质。种族混杂决不是简单的非白人。这样的个体挣扎着寻找自己的归属。既是如此，再加上又是父权制社会里的女性，就加深了这种困境。拉森对出生时肤色混杂的非裔美国人的痴迷也为从让·图默到兰斯顿·休斯的其他哈莱姆文艺复兴作家所附和。休斯的《交叉》(“Cross”)成了拉森的题词：

我的老父是年长的白人

我的老母肤色黑黑。

若我曾诅咒我的白人老父

我将我的咒语收回。

拉森形象地刻画了海尔格这样一个受到损毁的人，没有哪个地方或哪个国家她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家。她出场时是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屋子里，被描写成一个由她的美貌和肤色所界定的离群索居的人。她的衣着表明了她的与众不同：“颜色怪异……绝对的不体面。”在哈莱姆，她通过对服饰的选择——一种“翩翩舞动的绿薄绸衣服”或一个“涂有橘红色的蜘蛛网似的黑网”——把自己和有着很相宜名字的同屋安·格雷(Anne Gray)区别开来。许多情节似乎发生在主人公的心里，使得对海尔格的描写具有浓重的心理刻画色彩。然而，由于这位年轻女性的经历还不足以让她尽量客观，因此读者把她理解为一个不太让人信赖的叙事者。她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毫无价值，她对自己不爱惜，这些驱动着她在事业、自己的住处和择偶方面鲁莽作出抉择。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的许多作家都试图歌颂底层阶级的活力和天赋，那么就像杰西·福塞特这位20世纪20年代的另一位主要黑人女小说家一样，拉森描写了中上层阶级的生活。混血儿海尔格在黑人社会中不能找到归属感，这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完全是美国黑人内部的阶级分析。拉森向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展示，海尔格在其他人抛弃她之前先拒绝了他们，不管是纳克索斯(Naxos)大学的安德森博士，还是一个黑人资产阶级的芝加哥教堂里哈莱姆的那些时尚之辈。只因她的白人家庭拒绝接受她，她很失望，深感自己会永远无家可归、不为人所爱。只要她有了钱，就花在自己需要的东西上，这显然是对感情纽带的一种徒劳的替代。

有时，拉森在描绘人们对种族进步和种族尊严方面盛行的态度时显得有些含糊。一些时候，她似乎排斥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另一些时候，她又赞同这些资产阶级观念。她在《流沙》和第二部小说《充作白人》(Passing)里都涉及了黑人女性的性欲和阶级问题，开创了当时布鲁斯女歌手而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女性所常常宣扬的主题。她对俱乐部生活和种族内部冲突的看法很显然区别于男性黑人作家，即使她清晰地描写了夜总会的性诱惑。更为有趣的是，对性欲的描写与种族间的相互混杂和种族混杂性身份交织在一起，表明了纵欲、同性恋等行为与种族身份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在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夜总会场景，海尔格拒绝了旋转、摇摆的舞者，声言自己不是“丛林动物”；海尔格看到肤色光洁雪白的奥德丽·丹尼(Audrey Denny)，一个被看做白人的黑人妇女，她在和她想取悦的人拉拢关系，这让海尔格变得疯狂。主人公对另一个女人的羡慕、想成为她的愿望与身体燃起的肉欲混合在一起，她通过逃避来压制这种欲望，“冷漠、痛苦、为人所误解和绝望”。

对美国黑人中产阶层的人来说，表现女人的性欲是一种忌讳。“尊严政治”应优先于性欲自由。性，是美国黑人的危险区，应当受到公开的排斥和取代。对于生理需求，海尔格只得以衣服、珠宝和色彩设计来取而代之，这种实物解决方案对她精神上的迷乱毫不奏效。她逃离美国到了丹麦，但这仍不能缓解她的痛苦。她的丹麦白人亲人因她来自异国他乡而觉得有趣，她感到，他们对她的关注既令她激动又让她反感。她有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追求者阿克赛尔·奥尔森(Axel Olson)，他色迷迷地把她看成是一个种族的典型，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海尔格不能解决性欲和压抑间的矛盾，她又回到美国，走上一条堕落的道路。她的女人性别和种族身份让她处于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污水池，即使是她的创造者也不能把她从中拯救出来。

《充作白人》比大受欢迎的《流沙》晚一年出版。和她的第一部小说一样，拉森的故事围绕着一个非裔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经历展开。但是，《充作白人》采用了围绕那些身处肤色边缘的人的神话故事——可以跨越界线而成为“白人”的黑人——并把他们弄得纷繁复杂，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主人公艾琳·雷德菲尔德(Irene Redfield)没有被描绘成被生活的汹涌激流所席卷且心灵受到伤害的人。相反，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催促作医生的丈夫努力工作，以期能过上更安逸的资产阶级生活。她一心寻求安全感和社会地位，一想到自己被看做是一个普通黑人，她就不寒而栗。在最初的一个场景，她去芝加哥游玩，当她在德雷顿(Drayton)饭店的顶层咖啡厅歇息时，发现她童年的伙伴克莱尔·肯德莱(Clare Kendry)碰巧坐在她近旁。她们都是这里的顾客，因为她们被当做白人。“啊!当然了!那是黑人才有的眼睛!神秘而且在掩饰……鲜亮的头发下那张象牙色的脸。”过了好几周，艾琳才渐渐忘却了这次偶遇，它后来引发了一场嫉妒、欲望和愤怒的狂潮。

艾琳的朋友克莱尔不仅是因为省事儿而充当白人的，她的整个成人生活都是建立在她被人解读为白人的能力基础之上的，她多年前就已经告别了非洲人的美国。克莱尔的丈夫有种族主义倾向，亲昵地叫她“小黑”，并说他的妻子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黑。艾琳大怒，但随后想到，克莱尔年轻时生活贫苦。克莱尔极富热情地想重新点燃她们的友谊之火，当她逐步潜入艾琳在纽约的黑人资产阶级圈子时，这位哈莱姆人变得恐惧、愤怒和嫉妒。有趣的是，艾琳的消极情绪中混有欲望：她发现克莱尔的声音“是那么富有磁性”，认为没有人“像克莱尔那样哭得那么迷人”。艾琳所渴求的是克莱尔的爱抚、吸引人的举止还是她本人呢？《充作白人》所探究的是多重欲望，读者自己不得不作出判断：究竟哪种欲望能推动小说发展，使其结局有重大变故？

在《充作白人》里，哈莱姆的居民感受到了这个黑人麦加以及黑人生活自身的吸引力，不管白人世界充满了什么。拉森这部作品和其他作品里的不确定性人物特征无处不在，这突出了归属感的偶然不定性，也突出了黑人中产阶级生活所在的狭隘的空间。她的白—黑女性人物阐释了种族内部阶级分化的重重问题，白皮肤人可以获得财富，但却不能被接纳。拉森浅肤色的可怜人物，在棕肤色资产阶级紧凑编织的世界中不被需要，只好蒙混到了白人那边，渴望着身后留下的那个种族领地。《流沙》和《充作白人》回到了对种族压制和阶级压制的描写，这种对新黑人的解读令人不安。

杰西·福塞特(1882—1961)是新黑人知识界最多产的小说家，但也可能是最不受尊重的。她在美国黑人文学领域所作的编辑工作和辅佐、提携他人的工作长久以来为人称颂，尽管有人声称，她的小说是她对这个时代最微薄的贡献。她是作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产婆”而不是小说家才地位显赫，这可以合乎情理地归结为她的性别：她所作的协助工作被人颂扬，成果却是别人的。这种近乎幕后工作者的角色被她作为《危机》文学编辑的职业所强化，虽然她时常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与其他黑人作家相比，她受的教育最多。她生于1882年，被授予两个常春藤学院(Ivy League)学位：一个是康奈尔的古典语言学学士学位，并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会员，另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语硕士学位。尽管她的成绩优异，但她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只是在华盛顿特区实行种族隔离的邓巴高中(Dunbar High School)作老师。(邓巴绝不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它的教学质量闻名遐迩，许多美国黑人名人都是那里毕业的，让·图默是其中之一。)她意识到，在那里没有充分的挑战，就收拾全部家当搬到了纽约，在《危机》杂志社找到立足之地。她以支持读书而出名，她还在自己家里举办文学晚会。她做编辑和指导者的能力足以和斯克里布纳·马克斯韦尔·珀金斯(Scribner Maxwell Perkins)匹敌。很多人羡慕她，有些人把她当做偶像，如兰斯顿·休斯。

尽管她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推动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但她还是出版了四部小说：《存有混乱》(Confusion， 1924)、《果干面包》(Plum Bun，1929)、《楝树》(Chineseberry Tree， 1931)、《喜剧：美国风格》(Comedy：American Style， 1933)。她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最初尝试受《出生权》(Birthright)这部小说成功出版的鼓舞，那是一部由白人小说家T.S.斯特里布林写的反映“种族问题”的小说，1921年出版。她的处女作《存有混乱》追述了20世纪纽约一个有天赋的青年黑人演员乔安娜·马歇尔(Joanna Marshall)的职业生涯。她是一个酒宴承办商的女儿，有一个后来成为杜波伊斯式的种族运动领导者的姐姐，乔安娜的野心没有被种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意识羁绊，事实上，她让自己的弟弟和他可怜的女朋友分手(她自己的追求者打算作医生)。小说中的许多情节讲的是这群有天赋但微不足道的非裔美国人中产阶级群体的活动。福塞特拥戴职业女性，似乎颠倒了性别现状；但是，最终因为女主人公的事业融入了她丈夫的事业，这种性别现状遭到破坏。从第一部小说的角度来说，《存有混乱》的情节安排精巧，而且她向上百万的美国白人描绘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社会，即棕色资产阶级的渺小但却是真实的世界。她让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成为叙述的中心——“她没有头发拉直器”，其矛头指向早期黑人小说中皮肤浅淡的女主人公。在她后来的小说中，女主人公肤色淡了一些，这就给人留下了指控她只关心微不足道的、没有代表性的黑人群体的生活的余地。

从第二部小说《果干面包》开始，福塞特开始对浅肤色女主人公的“悲剧”神话进行了长达三卷的探索。故事像《流沙》一样，是一个黑人女性主人公成长的小说。小说开场在费城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的猫眼石街道，主人公安吉拉·莫瑞(Angela Murray)是一个白肤色的人，把自己的家看成是“束缚一只美丽蝴蝶的翅膀的最肮脏、最单调乏味的蛹”。由于遗传的意外性，两个女孩中一个是棕色皮肤，另一个是白色，周围的种族主义氛围导致了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悲剧：莫瑞家的一个女孩决定蒙混过关，充作白人，遗弃她的姐姐，新的情况和问题像预想中的一样伴随而来。小说很像一个爱情故事或神话故事，贫穷和困难并不能影响两姐妹父母的浪漫。父母死后，维持他们整洁的家的稳定性力量消失了，留给安吉拉的是她妈妈为了获得所渴望的一点点放纵而充当白人的记忆。这部写于60多年前的小说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作者对肤色特权、社会流动性和女性解放的探究。

安吉拉·莫瑞处于三种身份缺陷的交接处，是“有色人种”，没有家庭，只有微薄的经济来源，而且是女性。她决定要像白人一样生活，就搬到了格林威治村，而不是哈莱姆。福塞特的人物能够挣脱低下社会身份的羁绊，她给出的解释是安吉拉自力更生、事业成功。安吉拉最终学会了承认她的种族，那是在她作为艺术家来审视自己的时候：若不声言她的种族身份，她不能取得艺术上的成功。安吉拉身为一个白人孤立者而不是作为受压迫者和被赋予成见的人的经历让她能够真实地看待美国黑人，她对黑肤色的同学雷切尔·鲍威尔(Rachel Powell)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借此，福塞特展示了安吉拉在种族意识道德方面取得的进步。安吉拉在作为一个白人女性生活的早期，不能决定雷切尔是否“容貌好看，但是，被她柔和如夜色般的肤色弄得模糊或是朦胧了，抑或是真的很难看……”后来，她后悔在白人世界所进行的尝试，安吉拉想，“对于任何一个没有明确的美的理想的人来说……[雷切尔]对人的吸引肯定是令人魂不守舍的。”最后，安吉拉再次承认了自己的非裔美国人的身份，选择了一种独立于男人的生活，她成功了——在绘画和爱情两方面。成功并不意味着单方面的胜利。最后，安吉拉的情人证明是和她一样种族身份模糊。如果她和另外一个白肤色的黑人结婚的话，这位画家该对她的种族有多骄傲呢？

福塞特的第三部小说《楝树》和第四部小说《喜剧：美国风格》同样描绘了浅肤色的女主人公。尽管她所有的小说里都有黑肤色的人物，但她后来的小说集中描绘了白肤色的人的生活。和威廉·福克纳的很多小说一样，《楝树》讲的是异族通婚和近亲乱伦的问题。裁缝劳伦廷·斯特兰奇(Laurentine Strange)在北部黑人居住区过着半被遗弃的安静生活，因为她妈妈对当地白人男性和黑人女性之间关系的忌讳视而不见。结果，她们遭到排斥，危及这个女裁缝的未来，一个新的正在形成的黑人中产阶级避免和这个非婚生子来往。一个来造访的表妹、棕色皮肤的城市女孩把她自己爱情上的失败归结于与处于社会边缘的斯特兰奇家的亲缘关系，她说：“一直重要的是，体面地做人还是很美好的事情。”一个思想比较现代化的医生和一个落伍的人一起解开了威胁这两个年轻女性幸福的秘密，事情的结局似乎皆大欢喜。但是，作者在小说收尾前写下的旁白给这个美好和乐观的景象蒙上了一点阴影。她写道，最后几个场景只不过是“她们充满悲剧性的混乱生活中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和她的许多小说一样，平静安稳的表面下掩藏着20世纪早期黑人生活的不确定性，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其他人。

她的前三本小说里表现出来的相对的乐观主义被《喜剧：美国风格》里的无情的精神毁灭的情景所削弱。她最后的这部小说在她结婚和自愿流落到新泽西前不久出版，她从中阐释了一种观点，即种族内部的偏见足以让一个家庭沉沦到地狱深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a Blanchard)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她的父母大发雷霆：“他们怎么能把我生成有色人？”她长大后有一种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使她错误地认为，她的所有家人都能变成白人，这和仅仅看起来是白人的人不同。这种幻想驱使她和一个长得像高加索白人的人结婚，而且对她的两个最大的孩子倍加溺爱，因为他们的面貌和肤色显示他们是纯欧洲人的后代。但是，她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而且是最聪明的孩子长得像他的祖父——漂亮、完美，但肤色是不可改变的棕色。悲剧随之而来，因为父亲和哥哥都很软弱，他们不能保护这个最小的孩子，使他免受一个像得了狂犬症的、为肤色而疯狂的妈妈对他的伤害。尽管《喜剧：美国风格》的各种要素在福塞特的其他小说里都出现过(貌似白人的孩子的妈妈赶走了孩子的黑人恋人；代表黑人成就最高极致的医生；那些能够充作白人但相反却致力于道德提升和种族进步的人表现出高风亮节)，在这部作品里，她把各种主题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格外凄凉的场面。她以前作品里的智慧，尤其是她对中产阶级道德观念巧妙的挖掘，在这里被严厉的谴责所磨灭。

福塞特的思想被不公正地视为是保守的，但她并不是过分拘谨的人。在《果干面包》里，安吉拉·莫瑞有过婚前性行为，但是因她有病在身、生活贫困和过世，而没有受到惩罚。在《楝树》里，私生子的身份并没有构成幸福婚姻的障碍。她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小说批评了黑人中产阶级对肤色和社会等级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势利。不管是通过对女性欲望的表现及其方式以及个人和她所在社区的冲突的描写，还是通过对孕育那个阶级的城市的某个地方的描写，杰西·福塞特对那个狭小世界进行了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她对黑人美国现代化的历程形成了一种娴静、文雅的评论。

没有几个黑人女性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期间发表长篇小说，虽然不少人出版了短篇小说。在这些人中，玛丽塔·伯纳·奥克米(Marita Bonner[Occomy])是最多产的，她创作了短篇小说、散文和剧本。伯纳1899年生于波士顿，并在那里长大，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她年轻时在华盛顿的一个学校教书，在那里遇到了诗人乔治亚·道格拉斯·约翰逊，并和他成为好友，后来成为这位老作家的“S”街沙龙的一员。20世纪30年代，她和丈夫一起移居芝加哥，在那里她度过余生(1971年奥克米因房子着火而丧命)。她在纽约的《危机》和《机遇》杂志上发表了17篇短篇小说，其中10篇发表在1935年以前。尽管她的作品确实受到现代主义美学、希腊神话、精神分析或是非裔美国人的丰富影响，但如果她在有生之年能够发表一部长篇小说或其他大篇幅的作品，她就会更出名。

她的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论述文《论年轻、女性和有色人》(“On Being Young， a Woman， and Colored”)出现在《危机》1925年的一期上。在这篇论文和其他作品里，她常常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二人称称呼，从而显示出一种直接性和亲密感。《论年轻、女性和有色人》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黑人女性在一个尚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可能性的社会里所经历的快乐、考验和责任进行了思考。开头有些离奇怪异——“你从幼儿园出来并开始读写满各种各样拉丁语的用羊皮装帧的书籍后，你的事业就开始了。”接着，伯纳描述了这个刚刚获得选举权的美国女人开始在公共场合吸烟，她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特别是，她肯定了“有色人女性”的现代身份，即使白人女性的身份被提高后带来的优越感是多数美国黑人女性所不能企及的。她写道，当白人看到一个黑人女人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对一种虚无的吸引力的空洞模仿，一个哑剧演员，一个装腔作势的人，一个盲从的模仿者”，这是在指黑人女性受压制的特性。伯纳情愿并有力地担负起作为一个有种族性的女人的重负，她说：“如果你从来没有在你同民族的人中间生活过，[你到南部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慷慨大度。”

她的小说奏响的是更悲观的调子。她以男性的笔名发表了《一个男孩的故事》(ABoys Own Story)，那是一个把古希腊神话融入进去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读起来令人深感不安。一个11岁的男孩开始时就奇怪地说：“他们把我关在这儿，我很高兴。”他的记忆和被诅咒的家庭的神话联系在一起——俄狄浦斯(Oedipus)、俄瑞斯忒亚(Oresteia)、菲罗墨拉(Philomela)和普洛克涅(Procne)。作者把古代神话故事和这个孩子对现代世界的恐惧交织在一起，来诅咒奴隶制、白人和非白人间通婚的后遗症。另一些短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多发生在芝加哥工人阶级的弗莱(Frye)街，黑人和一个屡战屡胜的世界作斗争：有一次，一个可怜的黑人母亲打了自己的儿子，他头部被击中死去了；一对工人阶级夫妇最终找到了爱情，但是妻子得了肺炎。伯纳的世界充斥着越来越多不必要的死亡和被腐化的无辜之人，预示了理查德·赖特和安·佩特里的浩大的城市现实主义的到来。

和伯纳一样，文艺复兴期间的多数女性作家都没有发表长篇小说。虽然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短篇小说定期得以在《危机》和《机遇》上出现，但直到近期，那些小说才得以被收集起来重新出版。在这些女性中，好多人仅仅出版了几篇小说。一些以诗人著称的人也写出了技艺高超的小说：其中有两例，一个是安吉莉娜·韦尔德·格里姆克(Angelina Weld Grimke)的《关上的门》(The Closing Door， 1919)，描写了一个女人产后得了抑郁症，这是一个带有种族标志的结果；一个是格温多林·贝内特(Gwendolyn Bennett)的《结婚日》(Wedding Day， 1926)，展示了即使是圣餐也可能遭受种族偏见的侵扰。许多著作不多的作家都是女性，说明了施加在黑人女性身上的多重限制，她不得不同时和等级制度、性别观念作斗争，从而让作品得以出版。如果要去领略当时较优秀的小说之外的作品，那就要发掘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所有领域。

第六章 “没有恐惧、没有羞愧的黑皮肤自我”：瑟曼和纽金特

尽管20世纪20年代被歌颂为“自由恋爱”的时代，但文艺复兴作家们的父母们都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直言不讳地提倡言论自由的兰斯顿·休斯生于1902年，由他的祖母抚养长大。克劳德·麦凯与内勒·拉森和佐拉·尼尔·赫斯顿一样，出生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黑人作家、艺术家和活动家的一个重大工程如果不是把黑人性欲自由化，就是把黑人性欲正常化。对美国黑人主体来说，后解放时期意味着各种各样的自由，包括个人自由。“自由恋爱”文学让许多黑人惊骇，因为他们一直在与众多负面的成见作斗争。然而，性放纵和非法储藏酒恰恰是许多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来到哈莱姆的原因。多数黑人中产阶级回避任何被认为是淫秽或者是不恰当的行为。工人阶层的人们对主流认识不太在意，因为他们比资产阶级要失去的东西少些。黑人社会这些不同层次的紧张关系在小说里得到了体现，从麦凯小说里的酒吧，到杰西·福塞特的时髦客厅的场景。在卖杜松子酒的下流娱乐场所和自助公寓(人们可以享受到音乐娱乐、非法酒和性伴侣的公寓)里，不太自制的人能够躲避比他们社会身份高、修养高的人不赞同的目光，从而享受生活。几十年来，性欲在黑人社区一直是黑人话语中被争辩的话题。由于黑人女性作家有着被指定的性别角色和设想的性别角色，她们不会总是和男性同僚们在想法上保持一致；自我界定为同性恋者或是双重性取向的作家们也不会选择讲述一个令人心神安宁的中产阶级的故事。

由于上述原因，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和其他城市布鲁斯经典歌手的性独立长久以来为那些希望描绘黑人亲昵行为的范围和程度的人所褒扬。布鲁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音乐形式，对新黑人运动有着重大影响。虽然布鲁斯在兰斯顿·休斯的布鲁斯诗歌里最为明显——他的诗《忧郁的布鲁斯》(“The Weary Blues”)的标题取自于美国黑人钢琴家W.C.汉迪(W.C.Handy)写的一首歌，布鲁斯和它的近胞弟爵士乐成为众多文艺复兴故事的重音符和解说词。在《流沙》和《到哈莱姆安家》里，夜总会的场景让音乐承担起阐释人物的性欲和新城市环境的任务。华莱士·瑟曼在《越黑的黑莓》(The Blacker the Berry， 1929)和鲁道夫·费希尔在《耶利哥之墙》(The Wall of Jericho， 1928)里都形象逼真地描绘了哈莱姆爵士乐俱乐部和歌舞杂耍表演。非裔美国人确实是“布鲁斯人”，正如勒罗伊·琼斯(LeRoi Jones)有名的论说所声言的那样。他们在城市里对新生活的感受和情感由布鲁斯艺术家表达出来，以交流的方式向听众陈述黑人工人阶层生活的事实，并表明布鲁斯是歌手和听众所共享的东西。有多部小说和诗歌，尤其是试图勾勒鲜为人知的渺小的黑人世界的那些作品，所传达的群体生活体验比黑人歌舞杂耍表演和“种族性唱片”(这时期录制的唱片的目标消费者是美国黑人)要差一些。兰斯顿·休斯发表评论说，哈莱姆文艺复兴对普通男女工人没有多大的意义，他所指的是从美学上提炼出来的高雅艺术和普通美国黑人日常生活的表现世界之间的分离，如果两者不是毫无关联的话。

所谓的高雅艺术的表现形式——如小说和所谓的本土艺术——如经典布鲁斯，两者之间的区别很明显地体现在它们对哈莱姆同性恋的问题上。同性恋和其他被忌讳的话题在许多哈莱姆小说里是隐晦的主题，而许多经典布鲁斯歌手对此直言不讳。据说，马·雷尼(Ma Rainey)和贝西·史密斯是恋人，而不仅仅是音乐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们的抒情歌里就提到了同性恋。其他演奏者也为终生同性恋行为或偶然同性恋行为所吸引。性欲公开的自助公寓为布鲁斯歌手和小说家所怀念。(兰斯顿·休斯恶作剧般地把自助公寓的广告卡片附在了自传里。)哈莱姆的非法夜总会吸引了许多人，有新迁徙来的黑人，也有从市区来的好冒险的白人。

华莱士·瑟曼可以说是记载文艺复兴风月场的最知名的艺术家。他1902年生于犹他，和许多新哈莱姆人一样，他也是从外地迁移到纽约的(他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读完大学)。他很快就沉浸在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中，首先成为《信使》的编辑，后来在麦考利(Macauley)的一个白人出版社工作。1926年，他编辑了《火!!》(Fire!!)，那是一个只有一期的小杂志，但是却满载了格温多林·贝内特、兰斯顿·休斯、海琳·约翰逊(Helene Johnson)、佐拉·尼尔·赫斯顿、康蒂·卡伦和画家爱伦·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它的副标题表明，它针对的是“较年轻的黑人艺术家”。除了为新黑人天才提供一个表现才能的场所，《火!!》还包含了大量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其比例要远远高于洛克的《新黑人》文集所收集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在目录表里列出了赫斯顿的剧本《肤色打击》(Color Struck)和一部小说《汗水》(Sweat)，还有约翰逊的诗歌《南部的路》(Southern Road)以及贝内特的小说《结婚日》。尽管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但他没有试图掩饰他的生活方式，虽然他有时对自己的性取向表达出正反两种感情；他和路易斯·汤姆森的短暂婚姻以双方都感到痛苦而告终。与其说他的痛苦来自于他的性偏好，倒不如说是源于他不能按照自己定下的标准来写作。一次，他沉痛咒骂道：“我该自杀。”这指的是他没有实现给自己的创作生涯定下的誓言。

他的第一部小说《越黑的黑莓》迎头抨击了非裔美国人社区未能接纳它所有成员的失误(小说的标题源于“越黑的黑莓，果汁也越甜”的民间说法)。爱玛·卢(Emma Lou)是一个年轻的爱达荷州人，去南部加利福尼亚大学上学，希望在一个远离令人窒息、顽愚不化的家乡的地方找到另一种生活。她的母亲是博伊斯(Boise)的“贵族社会”的一个成员，她对女儿深棕色的肤色一直懊悔不已，爱玛·卢在成长的过程中就鄙视自己的肤色。远在大学时，爱玛·卢就盼望加入非裔美国人大学社团的一个小团体，但让她沮丧的是，种族内部的肤色偏见让她和另外一个学生被排挤出女学生联谊会和派对活动。她在大学里度过了两年，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恋爱经历，此后，她逃离学校去了哈莱姆。当然，她认为，在这个黑人大都市里能够实现她所渴望的被接受的愿望。

正如瑟曼所了解的，哈莱姆的魔力仅限于此。爱玛·卢很快遭遇了一系列的障碍。虽然最初几周悄然即逝——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一个恋人——她作出种种努力来利用自己所学的东西，但没有奏效，哈莱姆一个房地产公司拒绝接受她作速记员。一次又一次，不管是通过人行道上色鬼的话——“我不运黑鬼”，还是能诉说千言万语的沉默，她发现种族偏见仍然存在于这个大城市中的最大街区里。这个自我鄙薄的年轻女孩在自我厌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想方设法弄白皮肤、嚼砒霜片让肤色浅一些，但这些都是徒劳无获。当一个白肤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兼酒鬼的人缠上她时，她径直堕落了。尽管她得到了这个城市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和哈莱姆最光辉夺目的年轻才子们共度良宵，在最新潮的俱乐部跳舞，在有名的拉斐特剧院亲眼目睹、亲耳聆听歌舞杂耍表演——但她过得并不快乐。她使尽了浑身解数才从恋人恶意的纠缠中摆脱出来。作品的结局并不明确，让我们猜想爱玛·卢是否最终变得不再嫌恶自己。哈莱姆是许多黑人移民的“圣杯”，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爱玛·卢发现，即使在这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城市，她内心的魔鬼依然追随着她。

比《越黑的黑莓》更广为人读的是《春天的孩子们》(Infants of the Spring， 1932)，这部作品从一个内情人的角度对“年轻黑人艺术家”进行了辛辣和讽刺的审视。《春天的孩子们》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一直以其对文艺复兴的嘲讽愉悦读者，讲述了作家瑞蒙德·泰勒(Raymond Taylor)沽名钓誉的欲望与常见的以及预想不到的重重阻碍之间发生的种种冲突。故事发生在“尼格拉提庄园”(Niggerati Manor)，这套房子以现实生活中作者招待朋友的“黑塔”(Dark Tower)为原型，小说以欢快的笔触描写了那些注定要创造历史的哈莱姆的年轻居民：兰斯顿·休斯化身为神秘的托尼·克鲁斯(Tony Crews)，而阿兰·洛克是以一个进步的审美学家帕克斯博士(Parkes)的身份出现。佐拉·尼尔·赫斯顿轻而易举地被装扮成一个有天赋的机会主义者斯威蒂·梅·卡尔(Sweetie Mae Carr)，年轻的海林·约翰逊和多萝西·韦斯特(Dorothy West)担任的是跑龙套角色，以新英格兰来访者多丽斯·韦斯特莫尔(Doris Westmore)和黑兹尔·贾米森(Hazel Jamison)的身份出现。和其他哈莱姆20世纪20年代的名人一样，鲁道夫·费希尔和爱伦·道格拉斯也被稍加改扮，在一些片段中出现。对穿越时空的窥淫癖来说，没有几部作品能够在愤世嫉俗和活力方面与《春天的孩子们》媲美。他以一种有特色、挑衅的语气说：“黑种人中99.99％的人耐心地[原文如此]被一种卑劣情结占据和驱动。一个为奴性道德所激励的奴隶种族，何以有其他的期望？”

正如瑟曼打破揭示种族内部肤色偏见的忌讳一样，他也以他公开表现出同性恋倾向的人物来取笑资产阶级准则。他决心分析研究20世纪20年代性欲的各种形式，从而引起了老一代的关注，因为他们不希望年青一代公开谈论隐私。他赞扬了他的朋友理查德·布鲁斯·纽金特(Richard Bruce Nugent)令人震惊的行为，因为后者公然违抗他所受到的体面教养，而刻画出一个有多种堕落反常形态的人物保罗·阿宾(Paul Arbian)，这个人物喜欢奥斯卡·王尔德，讨厌内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思想分子，坚持说自己没有性偏好：“我从这种体验中得到的快感和从另一种中得到的一样多。”这种依恋关系的不稳定性受到哈莱姆和曼哈顿周围地区的男女们不断寻求更新的、更自由的生活潮流的推动。

瑟曼在《火!!》上发表了年轻作家如理查德·布鲁斯·纽金特和格温多林·贝内特的作品，这给他赢得了不朽的名誉。但他有时也会变得小肚鸡肠，甚至残酷：“内勒·拉森能进行创作，可是上帝呀，对于如何赋予她的人物以生命活力如希望，她一无所知……杰西·福塞特应当被送到费城火化[原文如此]。”他对自己也不放过，因为尽管他出版了几部小说并创作了《哈莱姆》(1929)——这是第一部部分或完全由一个非裔美国人写的并在百老汇上3演29的剧本——他感觉这还不够。他32岁时就英年早逝，永远没有达到他给自己定下的不可能实现的好高骛远的期望。

他的好友理查德·布鲁斯·纽金特是我们比较了解的文学人物之一，因为他和那么多人保持通信。他的寿命很长，生于1906，活到了1987年——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记住他。他的文集数量既不多也没有为人广泛阅读，但是他的作品帮助界定了这个时代。他大言不惭地攻击传统观念，从而使他在年仅20多岁时就小有名气，因为他的作品描写吸食大麻和同性恋时没有任何谴责之意。发表一些故事时，他把自己的名字缩写成为一种半假名，以便不透露父母的姓名(《香烟、百合和翡翠》[“Smoke， Lilies， and Jade”]下附的名字是“理查德·布鲁斯”，《萨德吉》[“Sahdji”]标题下的作者的名字是“布鲁斯·纽金特”)。他受到了杜波伊斯的严厉批评，杜波伊斯质问他是否能写一些有关种族方面的故事，而不是写一些泛性论探索者的故事，他则反驳说：“我是一个黑人，不是吗？”纽金特明白，除了争取种族权利的激进主义外，进步主义还有其他的形式。

他的短篇小说《香烟、百合和翡翠》意在动摇黑人制度。令众多读者震惊的是，《香烟、百合和翡翠》是对兰斯顿·休斯1926年提出的宣言的回应，宣言号召非裔美国作家写作时不必顾及到黑人中产阶级的敏感情绪。它也发表在只发行一期的《火!!》上，被称为是非裔美国人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在晚年，他把《香烟、百合和翡翠》看成“珍贵的废话”，故事对夜间偶然成为同性性伴侣的处理方式在当时是大胆的尝试。《香烟、百合和翡翠》是一个先锋派作品，不仅宣告了形式上的自由，而且也是社会性行为的一种解放。故事的叙事者亚历克斯(Alex)思考着一场偶遇——起因是一个点香烟的请求，他把这件小事和他现在进行的异性性行为作了比较。最后，他断言，一个人可以同时喜欢两种性方式。作者多次提到烟雾，很可能在暗指大烟，那在禁酒时代是一种普通的刺激品，叙事者的内心游离让人想象起一个吸大麻的人前言不接后语的漫想：“当然他是一个艺术家……他的妈妈不理解他……[他是]悲剧天才……这或多或少是真实的。”《萨德吉》发表得较早一些，是对部落生活的幻想，展示了纽金特颇具特色的文学风格(主要是为了表现内心独白或叙述过程的间歇而形成对省略的过分依赖)。他在小说上的冒险测试了社会可接受的、既定的种族界线的限度。

纽金特的性取向成为他的许多富有创造力作品的基础，他并不是唯一这样的作家。作家康蒂·卡伦和一个住在哈莱姆的年轻人哈罗德·杰克曼(Harold Jackman)的关系持续到这位诗人与活动家兼哲学家杜波伊斯的女儿约兰德·杜波伊斯(Yoland Du Bois)的简短婚姻之后。卡伦不像纽金特和瑟曼一样那么派头十足，但是，他在性取向上的不一致性甚至在当时的20世纪20年代就被品头论足。克劳德·麦凯表达出对女人的厌恶，这可能是他在企图转移人们对他性偏好的好奇询问的注意力(和卡伦一样，麦凯有过短暂的婚姻，不久便离开了妻子，再也没看过他们的女儿一眼)。兰斯顿·休斯猛烈捍卫他的私生活，以至时到今日传记作家和评论家都不清楚这位作家确实经历的那些亲密关系的本质和持续时间。阿兰·洛克的情形不那么神秘，他供认不讳地说他为好多男人所吸引，其中包括休斯，他追求了他好几个月(最后由于这位年轻作家似乎不可接近的个性而放弃)。哈莱姆作家们以主流社会难以接受的方式在性方面表达自己，这种情况不是独一无二的：白人现代主义作家同样以他们热爱自由的出轨行为而出名，这在他们发表的作品、日记和信件里有着丰富、具体的体现。

第七章 文艺复兴的风格：费希尔、舒勒、卡伦、怀特和邦当

鲁道夫·费希尔超越了黑人中产阶级的界限。他1897年出生在华盛顿，但在罗德艾兰州的普罗维登斯长大。他从布朗大学毕业时获得了生物和英语优等生的荣誉。后来，他于1924年在霍华德医学院上课，毕业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后奖学金，从事研究工作。他进一步在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开始了自己的放射学实践，和兰斯顿·休斯一起编排了一个音乐剧，发表了十几个短篇小说、杂志短文和长篇小说。他大胆创新，采用侦探体裁，对城市的怪异生活方式发表了风趣幽默的见解，从而解构了“避难之城”(City of Refugee)里的生活，那是他给他所衷爱的哈莱姆起的一个既充满深情又有讽刺意味的名字。

费希尔在讽刺性文章《白人席卷了哈莱姆》(“The Caucasian Storms Harlem”)里描述说，这个黑人麦加处于危险之中，快成为一个旅游陷阱了。城市里以前一度只限于向黑人开放的地方，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了供白人娱乐的夜总会。如果说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渴望把哈莱姆宣传成一个充满优秀的天才居民、有着丰富文化土壤的地方，费希尔则对分享这片文化土壤有所保留，即使他很滑稽地谈及了这些方面。他久别之后又重新回到哈莱姆，他讲述了如何一个挨一个地在俱乐部寻找一种黑人的氛围。结果，他一次又一次发现，他是唯一在场的黑人：“哈莱姆最好的卡巴莱夜总会已经更改了名字，变成白人的世界了。”他回想起这场“入侵”前的生活，提及了一些名流的名字，如橄榄球英雄、法律系学生和国际戏剧明星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歌舞杂耍名人伯特·威廉斯(Bert Williams)和一个泰然自若的年轻女歌手埃特尔·沃特斯(Ethel Waters)。他想到，禁酒引发的、由窥淫癖推动所造成的融合或许有一个积极影响，他说：“或许这些北欧人最终调谐到了我们的波段。或许他们终于在学说我们的语言了。”

在费希尔的短暂人生中(他1934年12月去世，比华莱士·瑟曼晚四天，享年37岁)，这位医生作家参与了大众文化和高雅艺术。作为哈莱姆的一位常驻观察者，他也关心着邻居的身体健康。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令人着迷。中产阶级对他展示出来的黑人种族中的不道德元素很关心，这无疑可以从他在第一部小说里附上的一个顽皮有趣的词汇表得到肯定，“黑人”、“下流人”、“黑鬼”，这确定无疑是不明智的第十类术语学。他的短篇小说全面展示了他对美国哈莱姆普通居民的热爱。

鲁道夫·费希尔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小说，著名的《避难之城》(1925)就带有让他闻名于世的讽刺锋芒。小说对这个从一个城市中正在发展起来的城市进行了敏锐而温情的观察，讲述了一个潜逃的南部年轻黑人富有幽默感和告诫性的故事；它的土包子英雄被一个城市的诈骗阴谋所困，对黑人所统治的这个地方心存恐惧。其他故事，如《浣熊》(Ringtail)或《钢刃》(Blades of Steel)，描写的是那些被哈莱姆这个希望之地吸引投奔而来的人的命运和所遭遇的失败。他描写哈莱姆的故事都语言简洁、情节生动，展现了非裔美国人的恋爱、痛苦和困窘。他想展示哈莱姆各个层面的生活，从高贵血统的人的咖啡馆社团到黑肤色的钢琴演奏者。克劳德·麦凯会把他对哈莱姆描写的场景设定在工人阶层的住所，内勒·拉森把她的女主人公放置在了大学里和温馨的家里，而费希尔让高低阶层的人们在汹涌的浪潮里碰到了一起。哈莱姆是人们所渴望的地方，吸引着所有的人。

费希尔的第一部小说《耶利哥之墙》(The Walls of Jericho， 1928)的主题和类型是他的短篇小说读者已经熟知的——从哈莱姆最顶层的人到最底层的人的活动情况。小说在各种地点间转换，从一个西印度群岛人阴暗的赌注式台球厅到一个近似白人律师的会客室，主要焦点放在了勤奋而不断取得成功的夏恩(Shine)及其有着矛盾情感的女友琳达身上。交织在他们浪漫爱情中而且阻碍他们爱情的是另外两个哈莱姆居民设下的诡计——这两个人是前面提到的台球厅的主人和会客室的主人，他们带着敌意进行谋划，构成故事的悬念，与爱情故事相对应。给小说增添了些许拉斐特剧院型歌舞杂耍色彩的还有一胖一瘦的两个男人搭档金克斯和巴伯(Bubber)，他们之间口角不断，掩饰了迅速发展起来的友谊。费希尔把白人逃离哈莱姆、种族内部的阶层分化以及努力提高社会道德的黑人和白人串联在一起。幽默和哈莱姆的方言加强了而不是弱化了这个美国黑人庇护所的双重本性。和他在早期和晚期作品里的做法一样，他把哈莱姆描述成既是一个诱人的物质实体场所，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精神空间，一个有着真实障碍的庇护所。对于那些能够在哈莱姆笑脸相迎的地方和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地方进行妥协的人来说，哈莱姆减少了对它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接连不断的挫败，也减少了黑人上层社会享有的有限机会。

费希尔的第二部小说《魔法师死了》(The Conjure Man Dies， 1932)，刻画了最早的非裔美国侦探小说人物之一。在这部小说里，他的兴趣不是对心理深度进行探究；他也无心去促进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最后，他也不是试图抨击群体内部的痼疾，如肤色歧视和性别歧视。这位医生兼小说家只是想先给人以娱乐，而后启迪人思考，他采用侦探小说体裁，并把美国人众所周知的传统融入进去，即便是由歌舞杂耍和滑稽的说唱表演组成的充满成见的下流肉体喜剧。事实上，他的侦探小说的灵感可能来自于对黑人歌舞杂耍明星伯特·威廉姆斯和乔治·沃克演出的《达荷梅》(Dahomey)，讲的是一个黑人侦探的奇功伟绩；巧合的是，《魔法师死了》在1936年由联邦剧场计划(Federal Theater Project)排演成剧，在哈莱姆拉斐特剧院首演。金克斯和巴伯在《耶利哥之墙》里是小角色，在这个剧里却成了中心人物，以滑稽的对立人物的传统示人，这像是滑稽说唱，却不是对它的模仿。费希尔芸芸众生的人物形象阐释了一个长期困扰黑人艺术家的问题：既然主流文化长期以来倡导的是一个小丑般的、愚蠢和淫荡的黑人形象，那么该如何塑造滑稽的黑人形象？他当时肯定希望读者从黑人歌舞杂耍表演的风格尤其是那对不协调的滑稽演员中看出，那不仅仅是滑稽说唱法的种族主义想象。

有两个人物与类似滑稽说唱演员的传统形象相抗衡，一个是博学多才的约翰·阿彻(John Archer)，他身材高大、肤色浅淡、有些冷血；另一个是警官佩里·达特(Perry Dart)，他是侦探，与阿彻形成对照。费希尔揭露了半文盲、小丑般的传统黑人人物。随着他的第三个主人公——哈佛毕业生恩加纳·弗里姆波(NGana Frimbo)——的进场，费希尔充分利用了成见的价值。小说的副标题“一个夜色中的哈莱姆的神秘故事”示意了费希尔玩弄的手段，标题在吸引寻求新奇制胜之地的白人的同时，也在取悦知情的哈莱姆的居民。

神秘的恩加纳·弗里姆波收集“黑人男性性器官”，把它们放在实验室的广口瓶里，费希尔借此来嘲弄认为黑人男性是性欲过剩和贪婪的动物的观念。作者把在哈佛受过教育的黑人弗里姆波放在小说中心，把他刻画成一具尸体、谋杀嫌疑犯和所谓的“黑人大陆”的象征，以进一步强调非洲人过去的漂泊流离状态。他在侦探小说这种体裁的小说里插入一个“魔法师”，标志着他对当今非洲和非洲人的意义的幽默探索。《魔法师死了》连同它受体裁限制的喜剧场面对康蒂·卡伦著名的质问进行了严肃的反复咏叹：“非洲对于我意味着什么？”他把谋杀行为的阴险、弗里姆波阴谋的神秘莫测、当然还有哈莱姆的黑暗重重都双关起来。美国黑人被西方欧洲人所持有的传统偏见掩盖起来，他们不得不筛选出并摒弃堆积成山的假象和谎言。弗里姆波出生在一个神秘的非洲王国布望哥(Buwongo)，魔法师对它进行描述的方式令我们想起18世纪英裔非洲人奥劳达·伊奎阿诺(Olaudah Equiano)的自传。弗里姆波的神秘主义是对非洲超乎自然的本质的探究，以及对以欧洲为中心、在西化的世界的对比之下那个过去的重要性的探究。

如果像杜波伊斯所说过的那样，黑人被迫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双重身份，那么被移植了的非洲人该如何看待美国黑人知识分子提出的这个悖论呢？弗里姆波责骂种族主义，这让达特相信，这个非洲人介乎理智和精神错乱之间——作者悄然对相信智力和理性能够消除人们的偏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弗里姆波伤心地说：“整个世界多关心一下弗里姆波为何是黑人[比关心他为何是一个被谋杀的目标]会更好。”费希尔不仅仅在暗指某一种具体的罪行。《魔法师死了》表现了费希尔对非洲的极为悲观的思考。他无法相信非洲能够给新世界提供解决方案，这似乎表明，已经失去的祖国给予人的是灵感、浪漫和神秘，而不是答案。他似乎在说，我们哈莱姆那些自称无所不知的人可能有些线索。

老新闻工作者乔治·舒勒有着比费希尔更加刻薄和讽刺性的幽默意味的冲动，这无疑表明他选择了讽刺作为其偏爱的创作形式。《不再黑》(Black No More， 1932)是舒勒最卓著的成就。读者从中看不到费希尔对他的哈莱姆居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浩瀚的挚爱，尽管这位年长一些的讽刺家显然对他的骗子人物和小丑人物很满意。在年轻时，舒勒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20世纪40年代，他成为了或许是第一个而且是最有名的“黑人保守分子”。但是，他的心态不能简单地被评定为“右”倾或是“左”倾。在不同的时间，他所持有的意见会疏远政治见解分歧这一端或是那一端的同僚们，而且会同时持有似乎完全相反的观点。很显然，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他内心深处的信仰是一致的：他的使命是讽刺他的同胞们的怪僻，无论他们祖先的背景如何，他毫不留情。H.L.门肯，这位或许是美国最重要的讽刺家，羡慕舒勒对国民进行的冷嘲热讽。这两个男人有很明显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致力于讥讽特定的国民愚蠢行径。尽管或许因为舒勒在白人美国和黑人美国有着根本相似性这一点上立场坚定，他还是认为美国的种族关系是国民所有愚昧荒唐的行为中最致命的一方面。

他不知疲倦地声言，很多人所说的真正黑人文化实际上就是南方文化。但是，他内心对非洲人的美国怀有挚爱。在《不再黑》里，一个叫马修·费希尔(Matthew Fisher)(原名是麦克斯·迪希尔)所说的俏皮话和所实施的骗人伎俩挫败了美国式的顽愚不化。他介绍给读者的是一个棕色皮肤、想成为罗密欧的男主人公，在新年前夕他被一个寻求刺激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所唾弃。当他得知克鲁克曼(Crookman)博士发明了一种把黑人变成白人的方法时，他首当其冲地排在顾客队伍前面。在马修——也就是以前的那个马克斯——改变肤色后，他很快就发现白人的俱乐部“很沉闷，白种人的娱乐场所缺点什么”。马修南进，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乔治亚，在那儿遇到了一个美丽而偏执的女孩，后来他发现，她的父亲是一个新白人优越论者团体的头领，而且曾经是三K党徒。随着上百万非裔美国人“变白”的混乱事件迭起：廉价黑人劳动力的短缺让资本家惊慌失措；以自己是白人而自豪的白人不能断定谁是真正的白人；妈妈是“白人”的白黑混血儿内心存在的阴影威胁到了美国的根基。女人不幸地只不过被看成是“白人”或“黑人”的繁殖者。舒勒在质问美国种族现状的同时，并没有同样来过问一个民族中大批人冒充白人的性别政治：他的女性人物没有被表面差别所禁锢，而是被生理差异所禁锢。一系列喜剧性事件产生了一个场面激烈的怪异总统选举。最后，马修和他的创造者没有把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联系起来。但是，恶有恶报，真正的邪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舒勒笔下的哈莱姆，像鲁道夫·费希尔、克劳德·麦凯、华莱士·瑟曼等其他黑人作家的一样，是一个到处都是小贩和骗徒的地方，一个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城市，它给人以快乐和刺激的希望，但在仍然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几乎无望拯救世人。尽管这个黑人麦加在重要的方面推动了情节的展开，但哈莱姆并不是中心。《不再黑》幻想出了一个不仅会“消除”种族问题而且会消除种族空间的过程。舒勒的其他作品，如收集在《埃塞俄比亚故事集》(Ethiopian Stories)里的连载小说，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作者匿名发表，其中所描写的东西远远超越了那个真实但却是隐喻的空间，许多哈莱姆文艺复兴作品都称颂了这一空间。欧洲人拒绝出来反抗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意大利人运用违禁化学武器更是犯下了滔天罪行，这让舒勒表现出了最为强烈的种族意识。他把非裔美国人全球化了，但却在把他们种族化的时候退缩了。

诗人康蒂·卡伦相信，艺术会超越种族，这让他找到了和舒勒共同的事业，尽管两个作家从未能超越种族界线。卡伦唯一的一部小说《通往天堂之路》(One Way to Heaven， 1932)，最多也只能被描述成是属于哈莱姆地方特色作品范畴的一个作品。和费希尔《避难之城》中的主人公一样，卡伦的主人公萨姆·卢卡斯(Sam Lucas)从南部迁移过来，有着不太光彩的过去。萨姆3只36有一只胳膊，是一个玩牌作弊、挥舞匕首、追求女色的人，他虽然身体残疾、道德败坏，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由于他本性卑劣，没法从事合法的行当，就转而去行骗，这既有创意，又获利不菲。从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他不断地“被拯救”，在充满敬畏的会众面前，他夸张地放下了匕首和纸牌。对他满怀钦佩之情的崇拜者们给他食物和现金，并且由于他长得很帅，还有女人的陪伴，帮他渡过难关。在前几章里，他在一个哈莱姆教堂参加新年“守夜”仪式，那是收获最大的一次。和以往一样，他那晚不仅带走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而且给她讲了一个令人麻木的无神论故事，在故事的鼓动下，她改变了信仰。卡伦对诸如此类关于罪过和虚假救赎的故事所知甚多：他的父亲是哈莱姆一位有名的牧师，他从幕后看到了黑人的宗教世界。

尽管《通往天堂之路》表面上是对无知、盲目信仰的讥笑，但还是流露出了对哈莱姆居民的热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萨姆最后和他刚征服的麦蒂·约翰逊结了婚，他被她的热情和虔诚所感动。最终，她的坚定开始激怒她那不懂得正人君子之德的丈夫。麦蒂的老板康斯坦西亚·布兰顿(Constancia Brandon)是一个穿着典雅、不落俗套的黑人社会名流，他也试探了这个年轻女人的耐力；而这个女人发现，这位富有的非裔美国人“极其古怪、过于做作”。小说在两种哈莱姆生活层面上来回穿梭，直到最后卡伦把描写黑人上层社会的次要情节推至背景处。哈莱姆的夜生活、教堂和电影院构成了情节的背景；和许多其他的哈莱姆小说一样，在这部作品里，哈莱姆这个城市本身成了一个人物，其诱人的特性和不太光彩照人的特征交织在一起。卡伦的人物发现，这个黑人大都市是一个设法兑现其允诺的福地。尽管卡伦的主人公人物并不丰满，但他对萨姆的矛盾情感的描述还是给叙述过程增添了神韵。但不幸的是，《通往天堂之路》最终并没有传递出其他哈莱姆叙事小说所具有的机智和活力。

继卡蒂·卡伦精心推敲十四行诗之后，文学风尚有所改进。沃尔特·怀特曾经以他自己的方式被奉为名诗人，现在几乎被人遗忘。怀特做过很长时间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官员，他认为，艺术和文学应当为民族服务。1924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燧石里的火》(The Fire in The Flint)(白人对种族问题的探讨受到了肯定，这激励他去从事写作，在这一点上，他和福塞特一样)。这部小说通常被归到宣传小说或问题小说的范畴，确实给热衷于此的读者以享受。在南方出生并在北方受教育的肯尼斯·哈珀(Kenneth Harper)博士决意要攀升成为外科医生，但很快就发现，他家乡的旧习仍然根深蒂固。肯尼斯看到现状难以挑战；在他好斗的弟弟和一个有种族意识的年轻女子的支持下，他计划为受到剥削的农民申冤、讨回公道。他的激进主义行动遭遇了治安委员会成员掀起的暴力浪潮，这虽在预料之中，但还是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些说明性段落显得笨拙——“有色女性是由逆境所造就的、由那样的材质所构成的”，这削弱了故事的叙述魅力。比怀特对种族关系的描写更为有趣的是，他重写了查尔斯·切斯纳特的《传统的精髓》(The Marrow of Tradition， 1901)。和后者一样，《燧石里的火》以小说的形式叙述了一个南方种族暴动。一个性情温和、信心十足的黑人医生坚信，理性以及好心白人的帮助会避免警察施行的暴力；和切斯纳特一样，怀特安排他的年轻医生英雄到一个白人顽固分子的家里去治病救人。小说以这种方式和其他方式对切斯纳特的小说原情节进行了修改，这突出表现了似乎不可根除的崇尚私刑的暴众带来的国家耻辱，这种恐怖正是实际上貌似白种人的怀特所研究的。《燧石里的火》模仿了一部早期非裔美国小说，这证明文艺复兴作家们对自己的文学先辈相当了解。

怀特的第二部小说《逃离》(Flight， 1926)讲的是冒充白人的故事。作者从人物心理深处进行剖析，但并没有像他在把历史小说化方面的探究那样成功。主人公咪咪·达坎(Mimi Daquin)是新奥尔良天主教白人，身处亚特兰大棕色人种资产阶级新教徒当中，她对此感到很不自在。咪咪受到一个漫无目的的熟人的诱惑，怀孕了，但她拒绝结婚，把生下来的孩子放到了孤儿院。她在服装设计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然后和一个白人商人结了婚，一想到自己丧失了种族身份以及儿子也不在身边，她就总是惴惴不安。《逃离》并不像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那样受到悬念和叙事的推动，而是受到了无力的对话和平淡的说明的牵制，从而成了一部不成功的问题小说。怀特的第二部也是最后出版的这部小说，明显缺乏对种族正义的激情，所以，人们对它的反应冷淡。他在下一本书《绳子和柴火》(Rope and Foggot， 1928)里又回到了非小说体，来推进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里充满活力的民权斗争。

阿纳·邦当(Arna Bontemps)和沃尔特·怀特一样，受到过非裔美国人历史中重要事件的启发。他早期之所以能从事写作生涯，是因为他受到伊利诺斯作家计划的支持，并因为参与理查德·赖特的芝加哥写作团体而得以维持下去。他1902年——和兰斯顿·休斯同一年——生于路易斯安娜州，在加利福尼亚长大，成为了休斯的终身朋友，并且他是新黑人运动活生生的记忆，只因为他在哈莱姆生活和工作了10年左右。在菲斯克大学作老师和图书管理员的几十年期间，他谈论的和写作的都和哈莱姆文艺复兴相关。他最初的文学创作诗歌于20世纪20年代在《机遇》和《危机》上面世，20世纪30年代，他写了两部小说(第三部小说《暮鼓》于1939年出版)。两部小说的背景都不是纽约，这或许反映了哈莱姆这个重要黑人首府影响力的衰减，或者仅仅表明，作者对于描写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背景有极大的兴趣。他后来从事档案管理员、教育家和编辑工作，这就支持了后一种解释。

《上帝送来了周日》(God Sends Sunday， 1931)是一个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的小说，讲的是“小奥吉”(Little Augie)的故事，人物原型是作者的一个亲戚。奥吉出生在一个种植园，脸上有一层“幸运胎膜”，他意识到，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没有任何中产阶级亲属的男孩来说，摆脱贫困的一条捷径便是参加赛马。小说里运用了地方色彩和方言，使用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带着对穷苦潦倒黑人的固有观念：奥吉到圣路易斯找姐姐，看到的是“臀部丰满、乳房硕大、皮肤又黑又亮的女人们”，听到的是“说话响亮的黑人的笑声和石头房子里传出来的悲切的歌声”。尽管他生活里发生了好多足以磨灭他的乐观情绪的事情，但是这位职业赛马师仍然坚信，有一天，会有好运降临，而这一信念让他步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困境。奥吉虽然长寿，但生活很艰辛。作者可能后悔作出了描写黑人生活丑恶方面的决定，因为他的下一本小说描绘了解放黑人前的历史事件。

《黑雷》(Black Thunder， 1936)是一部叙事小说，把加布里埃尔·普罗瑟(Gabriel Prosser)的故事和他发起的注定要失败的革命虚构化了，展示了作者的历史力量感在逐步增强。邦当的这第二部小说也显示了更大的叙事魅力，这可能在于作者对过去业已存在的描述进行了创造性的想象。他在一部和杜波伊斯的《黑人重构》相似的小说里重写了黑人历史，刻画出了一系列简约勾勒出来的人物，而情节很快就戛然而止。加布里埃尔身体高大强壮，具有一种善问、与不公正以及残酷进行斗争的精神。他的主人普洛瑟是一个卑鄙、暴烈的奴隶主，克鲁左(Creuzot)是一个有着自由思想的法国印刷商，这两个人代表了白人思想相对立的两极。老家奴本(Ben)在加布里埃尔计划的起义中吹哨子。其他黑奴和白人、男人和女人以同样方式被刻画出来，为情节服务。虽然《黑雷》的字里行间潜藏着一些陈词滥调——作者多次描写加布里埃尔的恋人朱芭，说她是一个“狂暴的棕色姑娘”，但是作者还是成功地描绘了当好人被“压制到崩溃的边缘”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情景。小说的语言有时平淡无奇，但是其中暴露的修正主义的好战性反映出在新黑人运动中一股明确的美学潮流已经在衰退。《黑雷》和《暮鼓》(Drums at Dusk，1939)——后者是关于海地革命的小说——都表明历史事件在非裔美国文学中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他在写历史小说时作出的审美和政治结论为二战后的黑人进行创作开辟了道路。《黑雷》在风格、语气和见解上都可能明显区别于查尔斯·S.约翰逊和托尼·莫里森的历史剧，但是它当之无愧是它们的先驱。

第八章 南方的女儿、土生的儿子：赫斯顿和赖特

佐拉·尼尔·赫斯顿与阿纳·邦当是同一时代的人，她是另一位迁移到哈莱姆的雄心勃勃的黑人大学生。这位以偏爱骗子故事(和欺诈行为)而闻名的人类学家兼作家最终被人发现，她并非像受她误导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生于这个新世纪，而是生于1891年。她以她自己搞的恶作剧而出名：兰斯顿·休斯讲述了一个关于她的故事，她从一个盲人的杯子里拿走了五分钱用作乘地铁的车费，这个故事在文艺复兴时期广为流传。赫斯顿最初在摩根(Morgan)州立大学学习，后来，在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人类学和民间传说。正如她在《骡子和人》(Mules and Men， 1933)中的第一句话所说的：“我很高兴有人对我说‘你可以去收集黑人民间传说’。”进行这样的工作会让她的非裔美国人身份得到证实。此外，她做学者所受的训练能够让她冷静地看待自己的成长经历，并且比那些从未跨出自己文化的人看得更加清楚。她对自己的人民和土地的热爱有一部分体现在她承认了黑人美国口头文学的丰富性。她出生在南方腹地并在那里长大，她的童年时代是福塞特、拉森、图默和费希尔这些文艺复兴作家们只能想象的。赫斯顿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南方人，自豪地扬言她“舌头上画着佛罗里达的地图”。

赫斯顿对富有表现力的形象化语言有着敏锐的觉察力，这一点现在广为人知。她对日常生活用语的丰富隐喻充满激情，这成为她的风格，而且成为她遗留后世的主要东西之一。重要的是，她把普通黑人甚至贫苦黑人的语言表现得优美、富有感召力。民间认识论通过寓言和大量的传说传递给读者，并通过社区的道德评判和讨论得到了阐释。长期以来，赫斯顿的文学语言因其逼真而受到贬谪；它贴近人们说话的真正方式，这致使一些评论家忽视了她的“简单故事”背后的复杂性。

刚刚来到哈莱姆时，赫斯顿就因写以民间传说为素材的短篇小说而出名。她的第一个故事《约翰·莱丁出海记》(John Redding Goes to Sea)1921年在霍华德大学刊物上发表，五年后在《机遇》上再次发表；当时，《机遇》已经发表了她另外的三个故事。其他故事如《汗水》(Sweat)——描述的是一个辛勤工作的洗衣工和她的坏丈夫间的斗争，还有《伊顿维尔文集》(Eatonville Anthology)，后者是《骡子和人》的雏形，二者分别在《火!!》和《信使》上露面。总而言之，截止到1934年赫斯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面世时，她发表了大约十几部短篇小说。在这些早期作品里，赫斯顿的创作特点显而易见，一个特征是文体混杂性，即自传成分、人类学实地研究、虚构想象和民间故事的掺入。(有一些素材多次在不同的书里出现，如一套古怪的吃鱼方法。)她对乡村人物的着重刻画，从渴望看看这个世界的有思想的年轻人，到一个行为让祖母感到恐惧而让白人游客愉悦的小顽童，都不仅仅是为写长篇作品所做的演练。赫斯顿最优秀的故事展示了这位文学匠人的卓著成就，但即使是她最初生涩的写作尝试，依然流露了一种对普通人“全身心”的热爱和对黑人社区里性别关系的洞察力。

赫斯顿的论文《黑人表达的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Negro Expression”， 1935)描写和赞颂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达，无论是口头表达、身体表达还是艺术表达。她列举了大约十一个这样的特征，美国黑人借助它们把自己的存在戏剧化。对表演的兴趣已经促使她创作了几个剧本，从在《火!!》上出现的《肤色打击》(Color Struck)，到得到热烈评论但没有遗留下文本的《伟大的一天》(The Great Day， 1932)，还有她和兰斯顿·休斯合作于1931年完成的《骡子骨》(Mule Bone)，但由于版权纷争(这一争端结束了他们间的友谊)，直到1991年才面世。远在表演学进入学院之前，赫斯顿就分析并实践了她所称的日常生活剧。通过她在日常生活的行为实践方面具有先知先觉，她指出，“双重描述”和“动词性名词”是“黑人”对以繁复而达意的语言表现出强烈偏好的证明。

可以说，赫斯顿最重要的作品是在文艺复兴末期集中出现的：她的第一部小说《乔纳的葫芦藤》(Jonahs Gourd Vine)于1934年出版；《骡子和人》是一部民间故事作品，1935年面世；被广泛公认为是她的杰作的《凝望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两年后出版。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赫斯顿逐步把她所有作品，不管是小说、民间传说集还是自传里的基本元素，如黑人语言、民间文化和口头传说，都融合到了文学里去。和兰斯顿·休斯一样，赫斯顿描写普通人的方式超越了克劳德·麦凯富于浪漫色彩的社会主义观念，也超越了让·图默富于浪漫色彩的玄妙观点。赫斯顿在佛罗里达的乡村黑人教堂成长起来，这样的经历让她的作品充满了一个知情者所具有的知识和爱。虽然她在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受到的培训促使她沉浸于非裔美国人的语言、仪式和信仰体系中，但学识本身并不能像赫斯顿的创作那样能够穿透美国黑人生活的丰富的肌理结构。她利用了《圣经》里的民间传说和非裔美国人的民间传说，这反映了黑人把各种文化影响进行了改编这一点。赫斯顿对非裔美国人社会类型学的熟悉程度由她的小说《山人摩西》(Moses，Man of the Mountain， 1939)反映出来，其中，摩西的故事是从黑人的角度来讲的：根据赫斯顿的描写，摩西是地球上最伟大的魔术师之一。

《乔纳的葫芦藤》讲的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乡村牧师和他所追求的女人结婚、结果却非常失望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根据赫斯顿父母的婚姻来写的。约翰·波蒂·皮尔森(John Buddy Pearson)和露西·波茨(Lucy Potts)作为主要人物被刻画得很丰满，他们的弱点让读者感到他们是那么的真实。露西的极端自信与约翰无所顾忌的不忠一次又一次地相冲撞，但是他们之间发生的酝酿已久的斗争发生在乡村的一场热烈的求爱过程中，出现在种族内部肤色等级和阶级等级的环境里。他们之间进行的温情交流是通过对一个和谐的黑人社区的描写实现的：在一个求爱的场合，约翰问露西，她是不是一个“正在飞翔的云雀”或是一个“正在‘着陆’的鸽子”，这例证了赫斯顿通过文化的特异性来展现单个人物的天赋。对日常生活中对话的敏锐捕捉构成了她的一个极大优势。

《乔纳的葫芦藤》是一个关于爱情、幻灭、报偿以及或许是救赎的故事，间接、微妙地抨击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其方式几乎是天衣无缝。动物性隐喻、爱情结以及谜语这些东西贯穿始终，揭示了美国乡村黑人社会仪式和道德观的错综复杂性。她毫无偏见地描写了两种并存而又相互交织和充溢的信仰体系。基督教和来自于传统非洲社会的习俗的交替在此可见一斑，比如，教民们试图让一个“双头医生”或巫医来召唤回一个误入歧途的妻子或丈夫。叙述中穿插了人种学的和历史学的旁白，这妨碍了故事的进展或对环境的重现，这时就出现了一些谬误。赫斯顿描写约翰所出生的那个农场的生活时就是如此。

《凝望上帝》(1937)被公认为是赫斯顿小说成就的巅峰。故事“铭记”了——这是赫斯顿的说法——一个已经逝去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和赫斯顿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凝望上帝》描写的是南方黑人特有的爱憎和愿望，他们拥有丰富的描述性言语以及特有的美国和非洲的调和文化。主人公珍妮·基里克斯·斯达克斯(Janie Killicks Starks)寻求浪漫爱情、亲密关系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表达了那些迄今为止仅仅在美国黑人文学里简略提及的主题。理查德·赖特吹毛求疵地抱怨说，这部小说“写得什么都不是”，赫斯顿的人物设法逃避种族主义和贫困，这很不现实，但是，他的批评忽略了赫斯顿小说的重要成分。和赖特20世纪30年代公开政治化的作品相比较，赫斯顿的作品细腻地勾画了一个更加个人化同时更加公开化的世界。《凝望上帝》决不仅仅是南方黑人生活的神话故事(像赖特指责的那样)，决不是一个没有私刑、没有酗酒和吸毒、没有让人累弯腰、无穷尽劳作的幻想世界。赫斯顿的经历绝非幻觉。她的小说设想了一个普通现实，那里没有《到哈莱姆安家》里的轰动效应，也没有拉森作品里黑人资产阶级暗自进行的努力。主人公珍妮·斯塔克斯没有穿着昂贵的长衬裙去参加哈莱姆的派对；她也不是图默作品里南方乡村神秘、沉默寡言、缺乏变化的女性。相反，赫斯顿呈现出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女主角，一个渴望被认真对待的有性欲的女人。珍妮·斯塔克斯开创了一种黑人女性人物的先河，这种女性后来成为爱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和托尼·莫里森作品的中心人物。

珍妮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就在家里后院盛开的梨树下经历了性欲的觉醒。她渴望她生为奴隶的祖母给她比包办婚姻更多的东西。她的祖母从克里克斯先生身上看到的是安全感，而这个小女孩看到的是一个身心老化的男人。珍妮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没有几个月她就义无反顾地和乔迪·斯塔克斯(Jody Starks)私奔，他是一个有干劲又爱说大话的人，他的勃勃野心给了她生活所缺少的火花：“带有丝绸袖套的衬衫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真是太令人眼花缭乱了。”斯塔克斯是善于行动的美国人的原型，他给赫斯顿提供了一张画布，在上面她可以勾画各种各样的黑人的成功故事。乔迪和珍妮一样，超越了19世纪在逆境中坚持不懈的原型，提供了一个黑人追求自我的模式。

一旦这对新婚夫妇发现了乔迪渴望控制的那个黑人小城，他就当上了市长和一个综合商店的店主，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尽管当地的人多有抱怨，但乔迪无休止的欲望和欺凌还是让多数人服服帖帖。不过对珍妮来说，被人尊崇的生活令她不满：“我感觉这个世界在哭泣，而我却不能读到一般的新闻。”和赫斯顿对个人的细致入微的刻画相对应的是交织在其中的“说谎集会”——那是在斯塔克斯的商店前面举办的讲离奇、夸张故事的聚会，这是对南方黑人生活的亲切描绘，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文艺复兴小说所缺乏的。在镇上有一个长期为人传诵、关于一只瘦骨嶙峋的骡子的笑话，这则笑话巧妙地概括了那个世界：“是的，迈特，骡子那么瘦，女人们可以用它的肋骨作摩擦板，把衣服放在它的关节上晾干。”对黑人个人日常生活和群体日常生活的描写都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赫斯顿在讲述一个女人寻求爱情和自我表达的故事的同时，批判了未经分析考察的社会流动性，对此的不断质问贯穿《凝望上帝》始终。珍妮逃脱被安排的第一次婚姻的故事有望得到人们的同情。赫斯顿对她的人物与一个自力更生的少数族裔人的第二次婚姻的解析让一些人皱起眉头，因为珍妮依旧一无所成。她成了寡妇，后来又遇到了一个有魅力的、色迷迷的年轻人，这些最终改变了她生活的状态。在她的求爱者“茶蛋精”伍兹(“Tea Cake”Woods)的眼里，珍妮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她长得漂亮，喜欢钓鱼，不唠叨他赌博。但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关系的结局指明了那些即使是赫斯顿自己也不能摆脱的代价和限制。

《凝望上帝》的成功在于它能够编织一个黑人完整性的网，无论这种生活看起来多么的罕见。对方言和民间故事的巧妙运用和活灵活现的人物刻画共同塑造了一个女性主义的寓言，至今依然是一首颂歌。一个南方乡村黑人妇女，她向往伙伴、婚姻和土地以外的东西，她从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身上寻求的肉体上的满足，违背了她所在社区的处于萌芽中的中产阶级道德观念，这样一个故事提出了一个超越了道德进步和美学宣言的小说程式。珍妮在南方地域上的活动如果不是反映了大迁徙的实际方向，就是反映了其广泛模式。詹姆斯·赖斯·尤洛普(James Resse Europe)，是一战时期一个黑人乐队的领唱，他唱到：“在他们见识过巴黎后，你如何能让他们再呆在农场？”珍妮逃离农场后并没有横渡大西洋，也没有跑到哈莱姆的街道，但是，她日思夜想着要跨越海洋上的地平线，这象征着自由和她本人作为新黑人的身份。

赫斯顿的想象力并不能总是达到她所设定的基准。她自己生活中的失意，以及20世纪初对一个黑人女性所设置的严格限制和拘泥，都会对她的成就产生影响。她的自传《路上尘径》(Dust Tracks On a Road， 1942)触及(虽然是有些闪烁其词)的是作为一个非裔美国女性所受到的挑战；这部作品推进了种族与赞扬性的评论之间的对话，为她赢得了《星期六评论》颁发的一个奖。在最后出版的两部小说《山人摩西》和《萨瓦尼的六翼天使》(Seraph on the Suwanee， 1948)里，她试图摆脱“种族”小说的束缚；在前一部小说中，她让摩西扮演的是最初始的魔术师角色；在后一部小说中，她让一个南方白人女性来处理那些围绕婚姻和责任的烦人问题。无论是从评论的角度还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两部小说都不成功。赫斯顿丢弃了她的基本素材——她所研究的和生活其中的南方黑人文化，这就可能注定了这些后期作品的失败。它们的创作者可能刚好疲惫了，偃旗息鼓地退出了成为一个独立黑人女性学者和小说家的尝试。赫斯顿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里含蓄地提出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非裔美国女性如何才能调和独立与结婚欲望之间的矛盾？在现代黑人社会里，性别角色的本质是什么？如果说杜波伊斯认为新世纪的问题主要是种族问题，那么赫斯顿和她的先辈如内勒·拉森和她的继承者安·佩特里则明白，长期以来确立的各种种族角色、性别角色与肤色界线一样，几乎无一逃脱。

理查德·赖特(1908—1960)最清晰地标志出哈莱姆文艺复兴与二战时期及以后的非裔美国文学的分界线。赖特出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他们家在密西西比过着凄惨的生活，直到在他十几岁举家搬到芝加哥，这一状况才有所缓解。赖特对于他和其他黑人不得不忍受的种族主义怒不可遏。在他看来，似乎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为最贫穷的黑人提供一个摆脱没有理性的梦魇的合乎情理的途径，他在《土生子》(Native Son， 1940)里生动地再现了这个噩梦。赖特早期的重要文章《黑人写作的蓝图》(“Blueprint for Negro Wrting”， 1937)回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众多知识分子所持有的宣传性文学观念，尽管有着重大的差异。赖特声言，他和其他一些人有着为黑人大众进行写作的意向，和早期的精英创作没有共同点；但可以察觉到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那是由于资产阶级资助者和白人资助者的影响。对阶级的现实主义关注会激活并增强黑人的创作，因为“每一部一流的小说、每一首一流的诗歌或每一个一流的剧本都提升人们的意识层次”。《黑人写作的蓝图》是针对休斯的《黑人艺术家和种族大山》(“The Negro Artist and Negro Writing”)的反宣言，它同时拥护真正的黑人艺术和艺术自由的必要性。住在芝加哥的赖特坚持把社会公正与文学明确结合起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同情者的诗人休斯不会做到的。

赖特的第一部小说《今日之上帝》(Lawd Today)(直到作者死后才出版，后来又被编辑出版)并没有对争辩言听计从。在1934年左右，赖特完成了这部作品的草稿，在30年代中期定期进行修改，它最初的名字是“污水池”(Cesspool)，展示的是赖特的知识面而不是他对政党的忠实。小说的情节发生在一天多的时间里(可能是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呼应)，赖特带有讽刺地追随林肯生日这一天主人公杰克·杰克逊(Jake Jackson)的行迹。美国大众流行文化的残渣碎屑，如无线电广播和玩桥牌的表格，掩盖和突出了黑人工人阶级的生活，不仅有两个人物间的对骂游戏比赛(一种口头格斗)，而且还有杰克为了保住自己在邮局这份工作不得不装出黑人的卑微姿态。按说他是个自由人，但是他被苦役和体制性种族主义的网困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可以被看做是赖特高水准的小说《土生子》里反英雄主角比格·托马斯的翻版，只是比比格要早一些，更能慰藉心灵。

在慌乱中惊醒的情形引发了《今日之上帝》和《土生子》里的情节，也阐释了把这两部作品联系起来的途径：在《土生子》里，刺耳的闹钟声把比格无情地带回了一个残酷的城市世界；在《今日之上帝》里，收音机刺耳的声音让杰克有类似的震惊感觉。《今日之上帝》多次重申，收音机里连续播放了一天美国第16位总统的生平事迹，反复提到这位伟大的解放者的生活和对后世的影响，这是对芝加哥一个黑人邮政工作者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的讽刺性评论。杰克为他妻子的病所困扰，他把她的病归咎到她个人身上：“她得了该死的肿瘤!”他开始放纵自我，大吃大喝，经常到小酒馆和朋友一起喝酒，只要有钱就挥霍掉。当绝望的丽尔向杰克的顶头上司报告说他滥用职位之便时，他差点丢掉工作，此后，他又走上更加自我毁灭的道路。赖特在从各个层面展现黑人被疏离的生活时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技巧，从范·威克·布鲁克斯的箴言、充满污言秽语的交谈到福音派信徒的传单。实际上，与他最早出版的、被视为20世纪中期社会现实主义经典的两部作品比较起来，赖特这部未发表的早期小说包含了更多的现代主义成分。《今日之上帝》里对工人的厌烦情绪的不连贯描摹和对黑人自我憎恨的凄凉描绘相互交替，这种对美国的看法肯定显得有些消极和令人生厌。直到1991年，这部小说才以作者希望的形式出版。

《汤姆叔叔的孩子们》(Uncle Toms Children， 1938)比《土生子》早两年出版(而且发表的时间和赖特的《今日之上帝》的最后修正稿的时间差不多)，是赖特的第一本书。这部短篇小说集里最为突出的就是经济大萧条时期黑人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无休止的压迫以暴烈的词语被表达出来，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警觉的暴众的残忍。现代主义者的美学观念起的作用要小一些：人们听到这位年轻作家的郑重警告——小说应当提供一个社会日程，即使不是社会主义日程。作者在怀着怜悯之心对人物进行勾勒时，对推进和阻碍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向量的描绘要比对他们的心理卑劣感的表现更加突出，人们只要想想比格·博伊(Big Boy)的恐惧就够了，当他孩提时代的伙伴在外面被人施以私刑时，他躲在一个土洞里战栗不已。在《长长黑人歌》(‘In Long Black Song’)里，棉花种植者疲惫的妻子撒拉(Sarah)试图改变自己的处境，屈从了一个钟表推销员的示爱举动，她的行动并不完全具有叙述意义；她对一个拼命干活但没有吸引力的白人表现出来的行为似乎更倾向于揭示出美国资本主义具有令人恐惧的吸引力，而不是证明她的贪婪和通奸意图。随着《土生子》的出版和比格·托马斯在文学人物图谱上不可动摇的地位的确立，赖特的社会小说和政治小说达到了巅峰(即使他对待黑人女性人物的做法令人失望，而且他继续这样做)。《今日之上帝》里的实验如果说同样严肃的话，那么相对来说更为戏剧化，似乎远离现实。哈莱姆文复兴鼎盛时期的小说同样如此。

第九章 黑人现代主义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并不是公众不再关注他们。始于1929年、一直延续到二战前的经济大萧条成为他们想取得进一步成功的最大阻碍。菲斯克的社会学家E.富兰克林·弗雷泽(E.Franklin Frazier)的女佣嗤之以鼻地抱怨说，她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谈论一场经济萧条，她一生中已经经历了过多的艰苦时期。艺术的必要性为经济的现状所取代，美学理论为政治所代替。20世纪30年代，许多作家的基调和主题从对黑人文化的歌颂和黑人大都市的吸引力转移到了等待分配救济粮的队伍、人们因为付不起房租被赶出去的情形和骤然激增的失业率等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某一个时期大约有50％有工作能力的哈莱姆居民失业了)。曾是非裔美国人所选出来的共和党让位给了民主党，后者作出了为所有人提供有安全感的社会环境的承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属的党派得到非裔美国人的拥护，但是，他本人在种族问题上绝不偏激。虽然他保留黑人教育家玛丽·麦克里奥德·贝休恩(Mary Mcleod Bethune)担任他的顾问，但他担心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会削弱他和南方白人的关系，从而危及他所设计的改革宏伟蓝图；任何反私刑法案都不会得到他的支持。(直到1948年在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才开始正式解除种族隔离。)为了减轻经济大萧条的灾难性后果而设立的联邦组织机构最终还是继续重复现状。如果说黑人确实得到了就业补助和联邦救助，他们得到的工资待遇也依旧比白人低。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进步运动。一部分黑人参加了“联邦作家计划”，例如赖特、赫斯顿、理查德·布鲁斯·纽金特和多萝西·韦斯特，但和整体贫乏的情况相比，他们得到的帮助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许多作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以此作为解决社会痼疾的一种途径，然而没有几个美国黑人加入共产党。华莱士·瑟曼的前妻路易斯·帕特森(Louise Patterson)是接受邀请到苏联旅行和工作的黑人中的一员；休斯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的诗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而受到了一些团体的攻击。20世纪30年代，作家们发表的作品愈加政治化，展示了黑人的心智思想发生了翻天蹈海的变化。为美国的精神发起的美学之争、以写作和艺术为名义设立的表达友善意愿的使节职位以及由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和全国城市联盟发起的法律诉讼开始显得过时和不足。长期以来为人所知的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又回到了从前。

1935年，哈莱姆受尽折磨、义愤填膺的公民走上街头抗议，他们遭受的痛苦终于因发展为全民意识而爆发。这种大范围的社会动荡不安的起因很多，而导火索是一个白人店主殴打了一个据说是在店里偷东西的波多黎各男孩。这个故事在人们中间传开，最后说这个男孩被杀害了。之后便是绝望的、怒不可遏的当地居民开始抢夺物品。哈莱姆因为暴力事件而受到摧毁，正在繁荣发展的那些东西看起来似乎死去了、被埋葬了。正如克劳德·麦凯所记录的：“温顺的哈莱姆人变得暴跳如雷，捣毁店铺，然后进行掠夺，堆起废墟一片。”很多店里只雇用白人，而顾客大多数都是黑人，这种模式体现出黑人贫穷、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等问题，这些问题和这一剧变休戚相关的程度绝不亚于恶意殴打那个男孩的事件。麦凯的文章悼念了“一支被击溃、被遗弃的饥渴大军……[他们发起的]暴动是由于一个困惑的、不知所措的、幻灭的民族的极度失望所造成的”。

1935年，杜波伊斯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分析法。他具有权威性的研究著作《黑人重构》同年发表，其中，从经济的角度对美国历史进行了一种偏激的解释，把种族斗争始终放在中心和前沿。杜波伊斯和许多其他黑人思想家的分歧在于，他公然拥戴分裂主义原则，这在他的文章《一国之内的黑人之国》(“A Negro Nation Within The Nation”， 1935)里有所体现。他在种族问题和政治上偏离了自由中心，从而导致他被迫离开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他以前的同事如沃尔特·怀特被怀疑与共产主义和有些貌似加维主义的思潮有干系。但是，日渐年迈的杜波伊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失望。尽管成立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进步白人活动分子与黑人活动分子结成了同盟，黑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连续十年来文学和艺术进行了有力、充实的宣传，同时还诞生了一些精心炮制的法律策略，但大范围的黑人失业和种族暴力依然普遍存在。剩下的一条崇高的道路，杜波伊斯说，就是“黑人们[要]在美国建立一国之内的经济强国……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就没有希望”。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多数非裔美国人发现，经济体系或者进一步说是他们在其中的地位在支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时代的小说家或许多少被保护起来，没有受到这场金融风暴的影响，但他们不可能长久不受干扰。不久前还对帕克街的派对羡慕不已的一些人现在发现，他们的处境比美国其他地方的黑人好不到哪儿去。20世纪20年代，文学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伴随而来的是作家们获得了白人资助和主要出版社的支持，这表明他们正在实现美国梦的历程之中。但是随着经济萧条的到来，这些梦想似乎破灭了。

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仅举一例，1935年发表的《黑人文集》(Negro)证明，哈莱姆文艺复兴作家们还是很活跃的。赫斯顿后来发表了四部小说，一部关于民间传说的重要作品，一部自传，以及各种各样的论述文，还有至少两部在她1960年去世时尚未发表的小说。兰斯顿·休斯一直在哈莱姆生活，成功地维持着作家生涯，直到1967年去世；他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很前卫，包括辛普尔故事系列以及爵士乐与诗歌相结合的作品。

需要肯定的是，休斯和赫斯顿的同辈们的创作生涯蒙上了沉默和悲剧的阴影。杰西·福塞特的第四部小说《喜剧：美国风格》(Comcdy：American Style)是她最后一部作品。玛丽塔·伯纳的注意力集中在教书和家庭上，她的小说言辞尖刻，预示着她会有一个光辉的事业。让·图默在赢得黑人和白人评论家的忠实信任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精神性的研究上，却发现没有人接收他那些有着玄妙倾向的稿子。内勒·拉森在经历了几年个人和事业上的混乱后，就销声匿迹了；虽然他得过古根海姆奖，但他并没有完成公开宣布要写的第三部小说。鲁道夫·费希尔、华莱士·瑟曼、克劳德·麦凯和康蒂·卡伦都英年早逝。这些人去世了、消失了，虽然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但却不能抹杀哈莱姆文艺复兴在许多方面的成功。作品被创作出来了，就在那儿，即使多数一时并不能被找到。它们留传下来，激励着后代继往开来。

哈莱姆的黑人作家最终取得的成功可以从他们的继承者所取得的成就中体现出来。在文艺复兴达到鼎盛之后到来的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给紧随而至的下一批作家们提供了有限的财政援助。公共事业振兴署取代了书籍出版商伯尼和利弗莱特(Boni&Liveright)以及克诺夫[1]，给作家们提供收入来源；那些在此之前的时期可谓是太平盛世时期，在这个时期生活并从事写作的作家成为年轻作家们的榜样——如果说不是良师益友，年轻作家们却从他们那里汲取了营养。赖特对几十年前“卑躬屈膝的黑人们”进行了谴责，这不应当完全令我们吃惊；詹姆斯·鲍德温在20世纪50年代对赖特进行了攻击，这个年轻人指控赖特是抗议小说模式的俘虏。安·佩特里(Ann Petry)可能受到理查德·赖特的影响，但她对经济、种族和性别的调查研究要归功于福塞特、赫斯顿和拉森。每一代作家在通往独立创作的路上既独辟蹊径也和文学领域内的先辈们保持着联系。

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作家们为后继者提供了一种探索的模式。他们对种族界线和性别界线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正如几十年前杜波伊斯的《论种族的保留》(The Conservation of Races)，这一作品使有关文化群体特征的支配性观点变得更加复杂。文艺复兴期间，在种族隔离的断层线上徘徊的人物们经常出现；这些种族身份不确定的人物，不再是19世纪有着悲剧结局的黑白混血儿，而是超越了后者。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小说里的黑白混血儿人物是对一个有着种族分歧的世界的讽刺性评述。同样，在小说和个人回忆录里，异性恋的社会准则受到了挑战。在哈莱姆以及在现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曾经被人们认为是固定不变的角色多次受到质疑。甚至，一体化和资本主义的宽容与忠实也都受到了置疑，这从重复出现的黑人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的文字记载里得以体现。

哈莱姆文艺复兴是美国现代主义的胜利之一。这个虚构的城中城可能只不过是几个纽约地铁站以及曼哈顿北部几百亩迷人和不迷人的地产。但是，黑人男女们却跋涉到了那儿，他们决不是为了寻找体面的生活居所。他们之所以迁移到此，只是想投入到一场有希望带来一个新的家园和一个新的思想世界、肉体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社会剧变中。他们的迁徙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们记载下来，这些作家们自己亲身到过这个麦加，有时是短暂的造访，有时是长期居住在那里。哈莱姆是黑人居住的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为来自各地的作家们履行了一项伟大的使命，他们中有来自密苏里或芝加哥的，有来自佛罗里达或牙买加的。哈莱姆以数目庞大的南方移民和曼哈顿不可抵抗的吸引力为基础建立起来，它让居民和来访者看到的如果说不是现实，也是一个隐约的黑人乌托邦影子。曾经是而且现在仍构成哈莱姆的象征性空间会因一些人的存在而放射光芒，那些人如兰斯顿·休斯所预测的那样，“为我们的明天建造神殿，尽我们所能把它建得坚固”。如果说哈莱姆作为实在的地理空间，或许从未拥有长久以来所赋予它的至高无上的优越性，但作为一个国家文化中心内一个黑人聚集的城市，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思辨之地，我们是围绕它来叙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非裔小说作品的。

曾几何时，哈莱姆是黑人的美国。文艺复兴小说里虚幻的哈莱姆空间与一个有着历史意义的、有着独特地理位置的实体并存。正如长期以来的普遍说法一样，哈莱姆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且是一种心态。而哈莱姆人就会成为新黑人的典范。大范围内的地域变更被记录了下来：个体从乡村迁到城市，从南方到了北方，从农场辗转到了拉斐特剧院。哈莱姆之所以显赫，是由于它固有的可替代特性。文艺复兴的作家们把哈莱姆转换成一个诞生和重生的象征性之地。一个进行个人自我塑造和文化自我塑造的象征性之地，因此，他们为文化重组作出了贡献。

如果说哈莱姆的实际物质空间和隐喻性空间影响了这个时期内的小说创作，那么非裔人的漂泊离散特点则造就了哈莱姆。不管西印度群岛人和非洲人与纽约的邂逅多么的短暂，他们的经历反映出美国受到了发生在其疆土以外的世界性运动的冲击。那些黑人民众在寻求自己的国度的过程中，也塑造了哈莱姆。多数非洲人后裔一直都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公民，在美国国界内外迁移，是后帝国主义的、被疏离的、无国邦的人的化身。因而，哈莱姆文艺复兴小说尤其从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的体验中汲取了力量和形式。黑人移民或迁自南方，或来自牙买加，他们的经历是不连贯的，是和以前生活的一种决裂。迁移不定和脱离社区的个人形象充斥了黑人作品。移民现象为20世纪纽约生活的很多方面定下了基调。难怪作为黑人移民最主要中心的哈莱姆在20世纪20年代小说里占有如此显要的地位。

一点地域感、一丝迁移感、一种自我意识感和群体意识感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奠定了基础。归属感——有着某些属于黑人的东西——就足以概之了。在这些被研究的小说家中，每一个人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把自己和不可挽回地与社会正义连接起来的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人们想象中的这群作家共同铸就了一种政治诗学，一种提升道德风尚的美学。哈莱姆之外和其内的旅居者缔造了一场现代主义和黑人的文艺复兴。

[1]阿尔弗雷德·亚伯拉罕·克诺夫(Alfred Abraham Knopf， 1892—1984)，美国出版商，1915年建立阿尔弗雷德·亚伯拉罕·克诺夫出版公司。——译注

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

哈佛大学维尔纳·索洛斯

概论

从1910年到1950年是文学现代主义、艺术现代主义和音乐现代主义的时代。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T.S.艾略特的《荒原》(都在1922年出版)以及派布罗·毕加索、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和阿诺德·舍恩伯格(Arnold Schnberg)所做的试验，无视文艺复兴到19世纪现实主义期间的艺术发展成就，共同界定了20世纪上半叶的美学原则。现代主义强调的是“抽象”的形式而不是主题，重视一种新的非线性特征而不是传统的艺术发展和实践。艺术家和作家们愈加希望展现火车、电车、汽车和其他现代交通工具带来的、人们可以广泛享受的速度感和运动感。现代主义者对于变非西方艺术的技巧和电影语言技巧为其所用也饶有兴趣。这些趋势证明了现代主义具有“实验性的”、疏离的和通常很难理解的特征，这些特征在这个世纪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运动中(众多的“主义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世纪初所开创的边缘事业——试图“疏远”、“冷淡”他们的少数欣赏者——以及似乎要被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当时格特鲁德·斯泰因购买过克里斯蒂安·贝拉德、帕维尔·切尔莱楚或弗朗西斯·罗斯等画家的作品)所取代的东西，却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西方艺术的主要表现。

哈佛大学的评论家哈里·莱文(Harry Levin)回顾现代主义时，对于“毕加索”能成为纽约一所公寓的名字感到吃惊，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莱昂内尔·特里林纳闷，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变化，让现代主义在美国各地的大学和中学里得以传授。20世纪20年代，纽约大学现代文学先锋派教授艾达·卢·沃尔顿(Eda Lou Walton)不得不偷偷携带一本《尤利西斯》，避开美国海关的检查，为的是在她自己的会客室里以一种非正统的方式与敢于冒险的年轻大学男生们一起阅读和讨论。而在20世纪50年代，乔伊斯的作品在许多州可以欣然被当作作业布置给男女同校的学生，这些学生还尚未达到法定饮酒年龄。斯泰因的名句“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已足以形成一种刺激，以至于理查德·赖特的《今日之上帝》(1937年完成手稿)里的人物会对写出这句话但又不讲明它的意思的那位“身居巴黎的白人老太太”进行猜测；即使是凯伯·卡洛威(Cab Calloway)[1]也“从未说过这样的疯话”。在这个世纪后半叶，斯泰因的话为美国大众汽车公司的商业广告所用：“它跑呀跑呀跑。”(It runs and runs and runs.)

在这个时期的最初阶段，现代主义可能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还是陌生的。公众对现代主义油画作品的反应强烈，这些油画在1913年著名的军械库展中是少数，如马赛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下楼梯的裸女2号》(Nude Desending a Staircas， No 2， 1912)经常遭到漫画家的嘲弄。一些人从中看到的是一个砖瓦厂的爆炸。纽约报纸《夕阳》(Evening Sun)也对它进行了戏仿，把它改成了《下楼梯的粗鲁人(在地铁站的高峰时刻)》放在大标题“和一位立体派画家看纽约”下。尽管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iams)说：“直到我看了马赛尔·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我突然大笑起来，因为它让我释然。”然而，西奥多·罗斯福还是在《展望》(Outlook)(1913年3月22日)上发表了《一个外行人对一个艺术展的看法》(“A Laymans Veiw of an Art Exhibition”)，其中写道：

来看看因为某种原因被称为《一个下楼梯的裸男》的这幅画吧。在我的盥洗室里有一幅精美的纳瓦霍小挂毯，以任何恰当的立体派理论来解释的话，它都是一个绝对令人满意的装饰性画作。由于某种令人费解的原因，如果现在有人觉得把这个小毯子叫做《一个上梯子的穿着考究的男人》很合适，那么这个名字几乎会和这个名为《下楼梯的裸男》的立体画一样很名副其实。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每个名字都有其内在的很容易让人紧张的观后效应的一切优点与价值；从装饰价值的角度、实事求是的角度和艺术功绩的角度来讲，这个纳瓦霍小毯子无限地超前于这幅画。

反对的呼声很显然占了上风。二战前在威尼斯双年艺术展(Venice Biennale)上展出的美国艺术作品占压倒性多数，最初是沙龙艺术，而后是城市现实主义、地方主义或社会现实主义——或是几十年来一直被遗忘的画家们所作的描摹细腻、细节可辨的裸女，但它们不是现代主义作品。唯一的特例就是1934年的双年艺术展，在崭新的惠特尼博物馆工作的朱利安娜·福斯(Juliana Force)为这次展览选出了作品，而且，在此次展会上许多美国现代主义作品被展出，包括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的《周日清晨》(Early Sunday Morning)、乔治亚·奥基夫的《群山》(Mountains)和《新墨西哥》(New Mexico)、马克斯·韦伯的《中国饭店》(Chinese Restaurant)、雷金纳德·马什(Reginald Marsh)的《为何不用“L”》(Why Not Use the“L”)和沃特·库恩(Walt Kuhn)的《穿蓝衣服的小丑》(Blue Clown)。但是，展览的进行因为一幅画被置于核心地位而受到阻挠，那是一幅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情人、演员马里恩·戴维斯(Marion Davies)的肖像画(由曾经一度出名的名人肖像画家塔德·斯蒂卡所画，他是一位波兰全景画家的儿子)。赫斯特的手下在福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设法偷偷把它运到了美国的临时展厅；在双年展的季度展结束前，福斯无法把它合法地弄走。这个经常被评头论足的安置(在1995年的世纪双年目录里依旧出现，似乎它是官方1934年的一个提议)似乎象征着这一时期非现代主义艺术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自从赫斯特在文章里对现代主义油画大肆进行讽刺以来，他把它们和祖母的被子相提并论，或猜想博物馆是否把它们的现代艺术作品挂反了。赫斯特和福斯之间的冲突似乎代表了“法西斯现实主义”和“民主现代主义”之间愈演愈烈的斗争。因为赫斯特也发表了对墨索里尼持肯定看法的新闻报道，正要被希特勒接见，而且认识双年展的总监、法西斯主义者沃尔皮·迪·米苏拉塔(Volpi di Misurata)伯爵；而福斯是一个民主主义分子和大胆的业余艺术家，在1934年双年展的目录里，他用世界性的词语把现代美国艺术描述为源自于“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的融合，并赋予了美国一种难得的接受世界各地影响的敏感性”。

1936年，纽约建立的尚不到七年的现代艺术馆举办了一个立体主义和现代艺术的欧洲巡展(馆长是小阿尔弗雷德·H.巴尔，在1926年至1929年的韦尔兹利学院任教，是教授现代艺术的第一人)，当时，美国海关总署裁定许多雕塑(其中有博乔尼、米罗、贾科梅蒂的作品)不是“艺术”品，把它们当作进口物品(石头、木头等等)收取关税。在《他们又一次怒不可遏地问：但这是艺术吗？》的大标题下，《纽约时报》用了大版面来报道这次展出，但是也发出牢骚：“这些集结成派系的主义们表现的是逃避现实。尽管他们确实是面对现实生活，然而他们画出来的生活却与现实大相径庭。”

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的291画廊(1908—1917)的展览只有一小撮知识分子观看过，他们看到的是非洲雕塑、塞尚、毕加索、布拉克(Braque)、马蒂斯的画和孩子创作的素描画(新近被发现的一种艺术形式)。斯蒂格里兹和他的《摄影作品》(Camera Work， 1903—1917)也吸引了一个小圈子里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渴望把摄影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并把它的美学特征和油画的美学特点区别开来。1938年前，这种尝试还未深入人心，哈罗德·斯特恩斯有一部评论性作品集《现代美国》(America Now，1938)是他早期的专题论文《美国的文明》(1922)的修订版。在这部作品里，摄影并没有被提到。

安托尼恩·德沃夏克(Antonín Dvorˇk)较早地为把美国黑人音乐元素加入到现代音乐里定下了基调，当时他采用黑人和印第安人歌曲的主题，并把它们溶入他1893年的《第九交响曲》(Ninth Symphony《自新大陆》)中。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所谓的“爵士乐时代”，拉各泰姆音乐和爵士乐依然经常遭到美国报纸杂志的攻击。甚至一向冷静的学术界人士沃尔特·达姆罗施(Walter Damrosch)也发现，有必要在1928年的音乐监制人全国会议上发表演讲，严肃申明这一问题。在会上，他忧心忡忡地对爵士乐作出了完全贬低的评论，把它描述成“节奏单调、缺少变化……没有音乐和灵魂”，“遏制了真正的音乐本能，把我们许多有天赋的年轻人拒之门外，阻止他们对优秀音乐进行持久而连续的研究和演奏”。在杜克·艾灵顿发起复杂的音乐实验“破晓快车”(Daybreak Express)前不久，《纽约时报》(1928年4月17日第26版)依旧把那种认为“爵士乐让任何有智能的人都极为不满”的看法当作事实来报道。音乐评论家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顾问迪姆斯·泰勒(Deems Taylor)在写给哈罗德·斯特恩斯的《现代美国》(1938)的文章《音乐》里没有提及爵士乐，这说明了问题；但是赫斯特的报纸专栏作家路易斯·雷德(Louis Reid)在关于《娱乐：广播和影视》(“Amusement：Radio and Movies”)的文章里指出，广播公司“在承认爵士乐本身方面表现得特别神经质”，然而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令人震惊地完成了让全世界都感觉到爵士乐的存在的工作”。

从根本上来说，威廉·福克纳是这个世纪最为重要的小说家，在1929年到1942年间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发表在鱼龙混杂的各种评论杂志上，读者为数不多。这可以在文学评论家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写给斯特恩斯的《现代美国》的稿子里体现出来，其中谈论了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大作家和不起眼的小作家，只有一次提到了福克纳：“厄斯金·考德威尔和威廉·福克纳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成为有影响力的大艺术家。”这句话表明了南方追求制造轰动效应的为数不多的作家的地位，其中福克纳被埋没了，被当作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主义者。早在1932年，移民小说家和评论家路德维格·路易生就对福克纳非常尊敬，当时他在《美国精神的文学表达》(Expression in America)里说，后者是当代“新自然主义作家”中“最有天赋的”，但是，福克纳在“毫无必要错综复杂、不过却很有必要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著作中”“保留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这对自然主义者来说是最丰富的情感：对所有给他带来痛苦的人和事物都强烈憎恶。”(昆丁·康普生在《押沙龙，押沙龙!》的结尾痛苦地呼喊：“我不恨它!我不恨它!”这也是对路易生的话的回应吗？)

学者兼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在《植根故土》(On Native Ground，1942)中对现代美国小说文学进行了颇有影响力的阐释，其中有十多页写的都是福克纳，他甚至作出这样的评价性结论：“福克纳的以谷物为食、对烟草垂涎三尺的幽灵们并不是构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史诗的要素”，而且“没有哪个作家像他那样这么失败”。同年，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国家》(Nation)上对《下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进行了评论，对这本书里关于南方的主题和种族主题采取了更加肯定的态度，但视福克纳的“文学写作怪僻”为“缺陷”，发现他“对记忆条理性的依赖”“令人厌烦”，他的小说“触怒人”，莱昂内尔泛泛地抱怨道：

虽然我清楚散文小说对我们注意力的要求较高，但是它不应当随意作出这些要求，福克纳先生没有理由不能澄清代词“他”指的是谁。福克纳先生的新书确实是富有价值，但我认为这种努力是没有必要的：我得读两遍才能明白细微的意思差别和简单的根本意图，我还得自己勾勒一个错综复杂的家谱，这样才能理解人物间的血缘关系。

截止到1944年，福克纳的总共17本书几乎陆续绝版。

在这个时期的初始阶段，现代艺术像是一项奇异的欧洲发明，现代音乐和爵士乐具有的是亚文化意义或流行意义，而没有国家意义或艺术意义，最优秀的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太多富有同情心的读者。美国知识分子可能认为，现代艺术不是艺术，现代音乐不是音乐或仅仅是娱乐，即使是最优秀的现代文学，也只不过是被矫饰掩盖的失败。从“有中等文化素养的读者”——一个介于“高雅人”和“低俗人”之间的新流行词，出现在评论家范·威克·布鲁克斯的《美国的成年》(Americas Coming of Age， 1915)里——的层面上来说，《星期六晚邮报》在无数文章里表达出了对远离美国的陌生的现代艺术的敌意，而此报上常常载有诺曼·洛克维尔[2](Norman Rockwell)的封面艺术，其风格是自如、随意的现实主义。同样是《星期六晚邮报》连载了由作家理查德·沃什伯恩·蔡尔德(Richard Washburn Child)代写的墨索里尼的自传，他反对移民，支持放逐，在1922年法西斯进军罗马时，他是美国驻意大利的大使。

20世纪中期，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自豪地沿用了抽象艺术、现代爵士乐，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他的部分作品现存的是马尔科姆·考利按照主题分类编辑的便携式福克纳版本——附有族谱图和地图)也被认为是美国精神的真实表达，可以获官方允许销往全球。惧外的美国右翼的尖锐反对之声只会促进其发展。有代表性的是密执安州的共和党议员乔治·A.唐德洛(George A.Dondero)1949年进行的诽谤，他担心“不可容忍的情况”，“公立学校、学院和大学……为大群来自外国的艺术践踏者所侵入，向我们年轻的男孩女孩们兜售各种具有破坏性的‘主义’教义”。1949年8月16日，唐德洛在其发表的30分钟议会演说里声明：

所有这些主义们都起源于国外，因此它们确实不应当在美国艺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虽说并非所有的主义都是社会抗议或政治抗议的媒介，但却都是毁灭的工具和武器……

立体主义旨在通过蓄意的混乱进行破坏。

未来主义旨在通过机器的神话进行破坏……

达达主义旨在通过愚弄进行破坏。

表现主义旨在通过模仿原始人和疯子进行破坏……

抽象主义旨在通过创造集体智慧进行破坏。

超现实主义旨在通过否定理性进行破坏……

推崇这些“主义”的艺术家们像共产分子的前沿组织一样，那么频繁、那么欣然地改变他们的名称。正如善变无常的幻想所要求的那样，毕加索是一个达达主义者、抽象主义者或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他是所有所谓现代艺术的疯子中的英雄……但是，不管别人叫毕加索什么，他都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分子，我的画是共产主义的画。”

唐德洛最担忧的一件事，就是瑞士超现实主义者科特·塞利格曼(Kurt Seligmann)被堪萨斯市霍尔马克(Hallmark)圣诞卡片公司任命为艺术评委，由他来决定他们主办的3万美元竞赛的赢家。这给美国的圣诞节所带来的危险在唐德洛看来显而易见，因为超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我们的宗教文化遗产是一个应被克服的障碍”。但即使是唐德洛也得让步，“相当一部分”真心实意的人现在相信：“所谓的现代艺术或当代艺术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在现在的俄国，艺术是现实主义的。”

对唐德洛来说，不幸的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总统却是那些人中的一员。在1954年2月19日现代艺术馆建立25周年纪念日之际，他以录音磁带的形式表达了他对馆里同事和朋友的“热烈的祝贺”。录音播放给了2500位齐聚一堂的客人们，总统艾森豪威尔称现代艺术馆是一个“伟大的博物馆”，并强调说，他所说的“重要原则”乃是：“艺术自由是一项基本的自由权利，是我们这个自由国度的支柱之一。”他还说：“要想让我们的共和国保持自由，我们当中有难得的艺术天赋的人必须有充分的空间去自由发挥他们的才略。”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应当享有不折不扣地去看、去理解和从我们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受益的机会。”他继续说：“只要艺术家可以以个人高昂的激情自由自在地去感受，只要我们的艺术家能够真诚、有坚定信念地进行创作，艺术就会百家争鸣，就会健康发展。唯有如此，一个天才才会有机会为全人类思考并创造出杰作。”尽管艾森豪威尔将军自己的审美敏锐力和罗斯福比较接近，而不像他们对现代主义的评价产生的分歧可能表现出来的差距那样大，但是他承认，现代艺术是冷战思维的一部分，因为这样的赞许有助于实现谴责对待现代艺术方式的反共产主义目标，现代艺术或是受到国家宣传机构的攻击，或是在极权主义专制体系下遭到完全取缔，艺术家或是被监禁，或是被迫害。他说：“一旦艺术家被变成国家的奴隶和工具，一旦艺术家成为一项事业的主要宣传者，进步就会受到遏制，创造和天才就会遭到毁灭。”总统在贺词结束之时作出了一个重大决议：“让我们一起作出表决，愿宝贵的艺术自由、美国珍贵的自由权利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天、一年年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辉煌。”

《纽约时报》以《艾森豪威尔的艺术和自由之联姻》(“Eisenhower Links Art and Freedom”)为标题描述了这个重要事件，当时其他要人如纽约市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也发了言。但是，唐德洛简直不能理解艾森豪威尔的言辞，而且认为这威胁到了他要“一如既往地保护和保存美国的合法艺术”的终生奋斗目标。

尽管唐德洛反对，不过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趋势显然是向着官方接受的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的。从1948年以来，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美国的展厅一次次变得越来越现代化；它开始展出本·沙恩(Ben Shahn)、查尔斯·希勒(Charles Sheeler)和戴安·阿布斯(Diane Arbus)的摄影作品。1943年1月23日，杜克·艾灵顿雄心勃勃创作的《黑人、棕色人和淡棕色人：与美国黑人历史并行的音调》(Black， Brown， and Beige：ATone Parallel to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Negro)在卡内基厅展出(收入用作俄国战争救济金)；1956年，国务院(无法承担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费用)委派迪西·吉尔斯比(Dizzy Gillespie)到近东和中东巡演。吉尔斯比仅仅是几个被政府资助到许多国家包括后来的苏联演出的爵士乐家之一。(如果杰利·罗尔·莫顿受到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派遣到国外巡回演出，则会令人难以想象。)官方主办的文化自由大会促进了与极权主义相对的现代文学、现代艺术和现代音乐的发展；在1951年的巴黎会议上，阿诺德·舍恩伯格进行了音乐表演，让·科克托(Jean Cocteau)为伊戈尔·斯特拉温斯基(Igor Stravinsky)担任指挥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的演出进行了舞台设计。

大学里的一代又一代在文学艺术现代主义的滋养中成长起来(唐德洛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1962年，华纳兄弟公司发行了动画音乐长片《猫咪巴黎历险记》(Gay Purree)，讲的是一只由朱迪·加兰德(Judy Garland)配音的猫缪赛特(Mewsette)在巴黎遭遇了各种版本的现代主义艺术，从梵高到巴菲特，这些都是由维克多·哈布什(Victor Haboush)精心策划的。这个电影里有一句歌词让人难以忘怀：“栗树、柳树与郁特里罗[3]的各种颜色”。同年，甚至诺曼·洛克维尔也为《星期六晚邮报》(1月13日)的封面作了一幅标题为《鉴赏家》(The Connoisseur)的现代主义油画。这是由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激发起灵感而创作的大幅画作，在画里，各种抽象的色调混乱交织，形成强烈对比，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二，但是，它是从一个被现实主义描绘的、秃顶的、穿着保守的、有学者派头的绅士的后面(而且部分被这些特征的掩盖)呈现给观看者的，这位男士皱巴巴的灰裤子、白帽子、黑伞和黑鞋与画本身形成柔和的对比；他看起来不太像鉴赏家，而更像一个多疑的观察者。他似乎象征着学院教授与现代艺术的关系。

在现代主义发展成为20世纪主导艺术形式的历程中，美国是极其复杂的一部分。实际上，20世纪中叶美国几乎被认同为现代主义文化，以至于现代主义像苹果派一样让人感觉美国化，现代主义文化像是一个美国“自制的世界”，现代艺术像是“了不起的美国的东西”。刚刚被承认并迅速传播的现代主义美国精神获得了一个文学祖系图谱，其中包括原现代主义者如赫尔曼·梅尔维尔(1919年后其作品重新被发现)，在这个图谱的早期提倡者中，有现代摄影家和爵士乐支持者卡尔·范·维奇顿。埃德蒙·威尔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里强调了埃德加·爱伦·坡作为一个“[法国]象征主义的倡导者”的重要性。19世纪的重要诗人有瓦尔特·惠特曼和艾米莉·狄金森(1951年到1955年间她的作品才被修订并以不规范的版本出版)，而惠梯尔(Whittier)、朗费罗和洛维尔远远地退居幕后。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普遍存在着把美国文化视为现代主义原型文化的愿望。因此，艺术评论家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把法国点描派画家归为美国流行石版画的传统，这令人们感到吃惊，他写道：“我看过(柯里尔和艾夫斯)把纽约好多场面的细节放大的作品，这些作品足以和秀拉(Seurat)媲美。”现在回想起来，不管这种联系多么的牵强，在当时可能还是非常自然的。

在规范准则发生了变化以及美国现代主义重新得到强调的同时，美国的作家在全世界越来越被接受。在1910年，美国文学在国外还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忙于传播英国作家作品的美国出版商要比印刷美国作品的欧洲出版商的数目多。美国文学文化因进口国外作品而不是出口作品而存活。二战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了20世纪末，美国文化产品取得的出口盈余仅次于武器生产制造业，美国娱乐业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供应商。从1910年到1950年间，美国从一个欧洲文化的消费国——“贡多拉上的醉鬼”，按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的剧本《大熔炉》(The MeltingPot， 1908)里主人公大卫·奎克萨诺(David Quixano)轻蔑的话来说——变成了一个几乎包括全球所有新老媒体的“原料供应商”。

这一发展与新技术发明所带来的剧烈变化同时并进，这些新技术发明包括现代印刷技术、唱片、有声电影、无线电广播，还有这个时期末出现的电视，这些都简化了传播和出口过程。这些发明与持续不断进行的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和移民现象常常被看做是“现代主义”的方方面面。为了能够把社会发展、技术发展和美学运动区别开来，把前者称为“现代性”，而只把后者视为现代主义，这或许会有裨益。

1910年到1950年间发生的变化伴随着文学作品和出版业作为一个大“娱乐业”的一部分日渐走向商业化，以及消费文化以前所未闻的规模得以拓展。就是这一发展及其新面貌急剧改变了文学文本的出版：和电影发行接轨(比如，在1922年的感恩节，安齐亚·叶捷斯卡的《廉租公寓里的莎乐美》[Salome of the Tenements]出版，当时以她的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饥渴的心》也在发行)，为了打造畅销品，广告铺天盖地地袭来(如1928年克劳德·麦凯的《到哈莱姆安家》)，还有，作家们被当做名人富豪当中的“名流”推出来。1924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给《星期六晚邮报》写了一篇探讨“如何用3.6万美元生活一年”的紧迫问题的文章；而海明威在传记中呈现出神秘的人格面貌成为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美国作家的化身。

本世纪初，广告开始插入出版物的连载小说中，如爱德华·伯克(Edward Bok)的《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本世纪中叶，文化评论家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认为，电视节目应当被恰如其分地看做是商业广告的插入。乔治·霍拉斯·洛里默(George Horace Lorimer)是《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他很早以前就对“商人”形象表示肯定，而且竭尽全力拓展广告。后来，他设法选择恰当的内容来陪衬并强化广告信息。20世纪20年代中期，《邮报》包含的广告内容比报纸本身的编辑内容还要多(仅末版就卖到1.5万美元)，可以被卖到1000万读者和消费者手中。从一个把商业作为一个主题的文学编辑，到一个支付承载杂志广告内容的商界企业家，这样的转变还在继续中。1939年，当时奉行托洛茨基思想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给作家们发出了一份问卷，其中有詹姆斯·艾吉，他把这个问卷加进了《让我们来赞颂名人吧》(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一书中。问卷里面有一个关于“广告败坏文学增刊”的问题，这使得人们难以对书籍进行公正的评论。

竞争性广告的存在本身就标志着一个数目庞大的读者群体的存在，这个潜力至少暂时可以被这个时期激增的刊物开发出来，否则是得不到开发的。1920年，约翰·杜威(John Dewey)感到，有一个巨大的群体正在不断的输送中，他们既不是纯粹的美国人也不是当地的定居者，他们恰好成为《星期六晚邮报》这样的报刊的理想读者：

他们就是他们——旅客。所以，《星期六晚邮报》和其他杂志很显然是为这种中介的生存状态而设计的……这些期刊最后都怎么样了？谁能回答这个问题，谁就会成为美国文学的最终权威。在进行调查研究前，我想是司闸工、普式火车搬运工和电车清理工接收了它们。

极端左翼分子迈克·高尔德形象地把《星期六晚邮报》称为一只“肮脏落魄的走狗”， 1924年他在这份报纸上看到的是“受雇的浪漫主义者，受雇的对生活撒谎的人，高收入的套筒骗赌者[4]，胡说八道的骗子和马戏团的骗子，小说行业的劳斯莱斯巨头，哭泣的姐妹们”。这是一个由工业造就的不断扩展的大众文化，在美学上和政治上都受到鄙夷和唾弃。

20世纪前半叶的深刻变化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极大推动，在这两次战争当中，美国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一战中，美国展示了军事实力；在二战中，美国首次使用了两颗原子弹，显示了它的技术领先地位。1945年，美国对广岛和长崎进行的轰炸，是原子弹这个20世纪最典型的尖端武器唯一两次应用于军事，也是在上个世纪“核时代”的唯一一次应用。这两次世界大战让1910年到1950年这个时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时期之一，总共至少有6500万人失去了生命。在所有的暴力事件中，没有一场战役或军事行动是在美国大陆本土进行的。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部分后果就是美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移到了中心。美国最初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和债务国，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的历程中，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之一和债权国之一。

非裔美国人、欧洲移民和其他少数族裔，作为移民和族裔成员，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他们经历了移民和确定民族身份的过程，以及在通常情况下被疏离的过程。他们还以许多方式参与了而且积极推进了美国的现代主义进程；非裔美国作家，例如弗莱彻·汉德森(Fletcher Henderson)、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杜克·艾灵顿和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对美国新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现代作曲家阿诺德·舍恩伯格和库尔特·韦尔(Kurt Weill)从法西斯肆虐的欧洲逃到美国；移民到美国的艺术家和移居他国的艺术家如约瑟夫·斯特拉(Joseph Stella)、马克斯·韦伯、本·沙恩(Ben Shahn)、曼·雷(Man Ray)和马塞尔·杜尚，他们为现代主义艺术的确立作出了贡献；欧洲的旅居者约瑟夫·阿尔伯(Josef Alber)在诸如黑山学院等机构很活跃，引人瞩目，而汉斯·霍夫曼(Hans Hoffmann)在纽约教授现代主义艺术的原则和“抽象表现主义”。一些重要的现代艺术收藏家和艺术馆馆长，如利奥·斯泰因(Leo Stein)、埃塔·科恩(Etta Cone)、朱利安娜·福斯(Juliana Force)或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他们都是移民的后代。

把自己视为或者被其他人视为民族群体的成员们所写的、关于他们或为他们而写的美国“少数族裔”散文作品是这部分的中心主题。族裔性自传、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非小说作品融入到二战后才产生影响的美国文学现代主义的发展中。这些作品部分被接受的情况和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被接受的整体情况相似。让·图默的实验性作品《甘蔗》(1923)是现代主义的里程碑，在20年代只售出了几百本，后来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只是在60年代作为哈珀编辑的“永恒经典”作品之一复出，70年代以来出现的诺顿平装版销售量很大；亨利·罗斯的小说《称它为睡眠》(1934)在30年代只有几千个读者，接着就销声匿迹了，然后在60年代由埃文出版了它的平装版，价格便宜，销量也很大，后来又被法拉(Farrar)、施特劳斯(Straus)、吉鲁(Giroux)等出版社再版。图默和罗斯的作品再版时受到了《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肯定性评价，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因为它是一份有影响力的刊物，通常对再版的作品不进行评论。

少数族裔作家可能在现代主义里感觉自由自在，但他们在美国这个国家却不是总能享受到同等的自在，这只能在这个国家可能变成什么样的乌托邦式的幻想里存在。在美国对公民进行种族定义的时代，在以种族主义为基础、对移民进行限制的时代和优生学家的想法充斥的时代，少数族裔作家常常把美国当作一种理想，而现实中的美国尚未本着多元文化自豪感所要求的精神强调多样性，只是到了后来，这种多元文化自豪感才变得强烈起来。美国不得不被人们重新想象成是“多国之国”(瓦尔特·惠特曼第一次这样称它)，而不是英国这个后娘的孩子。

把美国重新表现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工作是由这个时期美国少数族裔作家所承担的，他们当中如亚伯拉罕·卡恩或杰西·福塞特，通常能流利地讲好几种语言，擅长关于世界大同主义和艺术的国际论辩。美国少数族裔作家越来越受到民族多元主义的吸引，或至少受到对美国“寄主文化”的一个更宽泛定义的吸引，移民和少数族裔要被同化到这种文化里。他们像出生在俄国的玛丽·安婷或斯洛文尼亚籍美国人路易斯·阿达米克一样，可能并非美学现代主义的先驱，但在前半个世纪他们努力争取对美国重新进行界定，虽然他们的想法只有到了世纪后半叶才在公众中深入人心。沃尔多·弗兰克的宣言《我们的美国》(Our America， 1919)试图表达出关于美国的新看法会对文学产生的后果，他要求美国作家们“研究美国大陆上的德国文化、拉丁文化、凯尔特文化、斯拉夫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非洲文化：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作为各自完整的世界而消失的现象都统统标示出来”。对弗兰克来说，惠特曼是美学现代主义的先知和对美国持有多元文化看法的先知，两者集于一身。惠特曼关于美国是“多国之国”的观点令人钦羡，而且得到许多20世纪作家的认同，他的见解同样如此：“迄今为止，我们为新英格兰作家和校长们所左右，默默地让我们自己沉浸在我们美国仅仅是由英伦三岛缔造而来的观念——这就大错而特错了。”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先辈“比设想的要富足”，惠特曼对此忧心忡忡，少数族裔作家亦有同感，而且还包含了许多原创观念。(这些知识分子不太情愿认同惠特曼有关英语的观点，后者认为英语是“常识性方言……一门被优选出来、用以表达成长、忠实、自尊、自由、正义、平等、友善、富足、审慎、决心和勇气等概念的语言”。他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惠特曼对种族融合持反对态度——“大自然已经给它打上了一个不可抹去的烙印”。这句话出现在《布鲁克林时代日报》[Brooklyn Daily Times]1858年的一篇社论里，跟在惠特曼的反问“此外，美国不是白人的吗？并且这样不是更好吗？”之后。)

1910年到1950年的这段时期给美国提供了一些新的词汇，这些词汇对于这个国家重塑多民族的形象是必要的——同样对于确定这种想法的可怕对立面也是必要的。激进的纽约评论家伦道夫·伯恩在1916年一篇划时代的文章里第一次提出一个“跨国美国”(TransNational America)的概念。沃尔特·李普曼使得“成见”(stereotype)这个词在1922年流行开来，这个词在30年代和40年代又有了一层更加恶毒的意思。“文化多元主义”这个词1924年由移民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学生霍拉斯·M.卡伦(Horace M.Kallen)杜撰出来，和主导的民族同化意识形态相对；卡伦杜撰这个词的重要意义只有在几十年后它被广泛采用时才被察觉到。“民族性”(ethnicity)这个词从18世纪以来就已经过时，1941年人类学家W.劳埃德·华纳(W.Lloyd Warner)自觉地重新赋予它活力，而与此同时，“种族”这个词由于被法西斯采用了，从而有了太多有争议的隐含意义；这种用法只有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确定下来”。“多元文化的”(multicultural)这个词是由爱德华·F.海斯凯尔(Edward F.Haskell)在其鲜为人知的《兰斯：一部关于多元文化人的小说》(Lance：A Novel about Multicultural Men， 1941)里启用的。作为传教士之子的海斯凯尔写的这部美国小说，引进了“多元文化的”这个形容词，用以描述几个杰出人物的先锋探索精神，他们生活在这个现代的通信时代，超脱了单个国家、一种语言或一种宗教信仰对他们的限制。“身份”(identity)这个词后来和“种族的”和“民族的”这些词联系在一起频繁出现，这个词的缘起只能回溯至移民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他在《童年和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 1950)里尝试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因相似的心理构造带来的无意识的亲密感”的观念寻找一个简略的英语表达方式，而弗洛伊德用这个概念描述他的那种作为犹太人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基于宗教信仰、民族自豪感或种族。

就是这些词汇促进了这个世纪末多元文化主义的繁荣发展。这些词汇开始广泛流行，因为它们可以替代“种族主义”、“极权主义”和“种族灭绝”。“种族主义”最初是一个有肯定意义的词，被法西斯分子用来描绘他们对种族赋予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被广泛使用，而且在表达知识界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时，它成为核心词，获取了轻蔑的含义。马格努斯·希施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写了一本一直引人瞩目的反法西斯著作：《种族主义》(Racism， 1938)，这本著作标志着这个转折点。“极权主义”也是如此，它是在鲁伊吉·斯特佐(Luigi Sturzo)的《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Italy and Fascismo， 1926)里以英语首次出现，慢慢地才有了反面意思，而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标志着终点。“种族灭绝”是另一个英语新创词，是波兰学者兼律师拉菲尔·莱姆金(Rahpael Lemkin)在其名为《轴心国在沦陷欧洲的统治》(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 1944)的书里引入的。莱姆金把希腊文里的genos(种族、部落)和拉丁文里的cide(杀死)结合在一起杜撰出这个词，和诛杀暴君(tyrannicide)或杀人(homicide)形成类推，而且提出种族灭绝(ethnocide)，来作为它的同义词。莱姆金研究了纳粹的新灭绝主义占领政策(尤其是针对犹太人，但对占领国的许多其他民族也是一样)，发现这些措施之所以是种族灭绝性的，是因为他们意欲摧毁“民族群体生活最本质的基础，目标是消灭这些群体本身”。莱姆金造出的词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这是因为1945年联合国对纳粹领导者提出控告时用到这个词，说他们“蓄意进行有系统的种族灭绝，即，灭绝种族群体和民族群体”。

这些20世纪的新词反映并影响了民主社会对民族身份和文化多元主义的重新强调；在二战和大屠杀后，在法西斯的态度从种族成见发展成种族灭绝的背景下，民族身份和文化多元主义被更加明确地界定了。

随着美学现代主义蒸蒸日上，重商主义和大众文化拓展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异常暴力血腥的时期，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美国”进行的民族性定义和多元文化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和发展，美国开始了戏剧性的转变，而美国文学参与到了这些变化发展当中。

剩下的问题便是：究竟是什么使这些巨大变化成为可能？要回答这一问题，至少从文化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会让我们看到20世纪活跃的、向资产阶级民主提出重大意识形态挑战的文化政策——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我们会看到，在多民族国家维护其同化、忽略少数族裔、虐待少数族裔或把它的少数族裔排除在外的权力巅峰时刻，种族身份与国民身份进行着复杂的谈判。我们还会看到，在各种各样的美国文学作品中——它们中只有一小部分被仔细品读——种族关系、现代性和现代主义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而且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占据核心地位。

[1]凯伯·卡洛威，美国爵士乐音乐家和乐队指挥，以拟声唱法著名。——译注

[2]诺曼·洛克维尔(1894—1978)，世界著名的插画家，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了插画界整个一个世纪。——译注。

[36]莫里斯·郁特里罗(Maurice Utrillo， 1883—1955)，巴黎派油画家。——译注

[4]套筒骗赌者常在集市上出现，用的是三个套筒似的小茶杯和一个小球或一粒豆子，由于手法巧妙，把小球或豆子从一个扣着的杯子转移到另外一个杯子里时常常令人猜错。——译注

第一章 格特鲁德·斯泰因和“黑人的阳光”

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散文文学的现代主义开端的标志，或许没有比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梅兰卡莎：每个人都如她所愿》(Melanctha：Each One as She May)的结尾更好的了。这个故事是她1909年出版的一本重要的著作《三个女人的一生》的核心部分，结尾如下：

但梅兰卡莎·赫波特从没有真正自杀过，虽然她是那么的忧郁，尽管她常常想这确实会是她所能做的最好方式。梅兰卡莎从未自杀过，她只不过是发高烧，被送进了医院，在那儿，医生悉心照顾她，而且给她治好了病。

梅兰卡莎身体恢复好后，找了个地方开始工作，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接着她又一次重病缠身，开始咳嗽、出汗，身体虚弱得难以应付工作。

梅兰卡莎又回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她她得了肺炎，不久她定会死去。他们把她送到会受到照顾的地方，一个穷人肺炎患者的居所，她待在那里，直到去世。

大结局

习惯了19世纪审美规约——只需想一想《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小伊瓦(Little Eva)或者《波西米亚人》(La Bohème)里的咪咪——的读者们会对斯泰因作品里女主人公对死亡表现出“超然”的冷漠而感到诧异。作者并没有试图赢得读者的同情，或努力让叙述按照保持读者的情感投入和认同的方式发展。没有长时间遭受的极大痛苦，没有亲人和密友流下的眼泪，没有遗言。斯泰因反而“慰藉”读者说，梅兰卡莎没有自杀，而“仅仅”是生病了；然后她即刻说梅兰卡莎的病痊愈了，拒绝为死亡的场景造声势。突然，说女主人公恢复健康的那句话被概括她旧病复发、导致她猝死的另外两句话所代替，读者这才完全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医生毫不避讳地强调说：“她得了肺炎，不久她定会死去。”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相宜的口语化；这段文字里简单的语言和重复没有产生一种熟悉和亲近感，而是在读者内心注入了与梅兰卡莎的距离感。对于得了肺炎的女主人公与死亡所作的漫长斗争来说，“大结局”并不是高潮性结局，而是阅读过程的突然中断。《梅兰卡莎：每个人都如她所愿》里轻描淡写式的结尾在很多方面标志着既定叙事规范的终结和读者期待的终结。

这种效果得到了强化，因为《三个女人的一生》里的另外两篇小说结局相似。《善良安娜》(“The Good Anna”)留给读者的话是：“然后，他们实施了手术，接着，拥有着坚强的、受尽重重压力、疲倦不堪的躯体的善良的安娜死去了。”《温柔的琳娜》(“The Gentle Lena”)的结尾是：“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琳娜也死了，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因而，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的一生》是一部关于三个工人阶级女性去世的书；书没有围绕死亡的突发性和终结性抒发情感或探讨其意义。

斯泰因作品里的死亡场面并不是没有先例，但是它们远远超越了福楼拜的《简单心灵》(Un Coeur Simple)，斯泰因在写《三个女人的一生》时翻译了这个故事。斯泰因笔下的死亡场景是她运用的一整套现代写作策略宝库的一部分，这使她从她同时代的人薇拉·凯瑟、西奥多·德莱塞和杰克·伦敦当中脱颖而出。这些策略也把《三个女人的一生》与少数族裔生活故事的格式和斯泰因早期的自传性素材(这个时期流行的少数族裔生活故事里或斯泰因最初的《待被证明的》[Q.E.D]又名《事情的真相》[Thing as They Are]里没有哪个人物死了)分离开来，为一种新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同时也是冷淡的、读者难以接受的风格开辟了道路。和死亡场景比较起来，寻找爱情、三角恋爱和嫉妒的主题表现得并不是更加吸引人。下面是描写杰夫·坎贝尔(Jeff Campbell)医生发现梅兰卡莎不忠时说的一段很典型的话：

现在，杰夫开始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梅兰卡莎承受的痛苦已经太多，她再也受不了让他自己冥思苦想作出正确的抉择。现在，她和自己在一起，他感到不应该继续进行这种一直在他心里进行的斗争。杰夫·坎贝尔却永远不能知道，在他看来，对于他自己和所有存活着的有色人来说，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杰夫总是一次次变得更加豁达，能谅解别人，但是，现在梅兰卡莎和他待在一起时是如此痛苦。他明白，她不再会要他跟她在一起，而他总是表现出他真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才是让他们互相喜欢对方的正确途径。

斯泰因写作风格的特征之一就是，她偏爱“总是”这个词，其用法意想不到、不可莫测，它是使用最频繁的词之一，仅在《梅兰卡莎》里就出现了745次，从整体来讲，相对简单的词汇连续重复，“现在进行时”形式随处可见，叙述散漫，没有试图区分不同人说话的语气，以至于叙事者、人物甚至他们所写的信件听起来都一个味道，带有一种程式化的或高谈阔论的、自觉的、半口语化的语气。叙事者问：“他们现在究竟怎么了？”一个全知的叙事者进行这样的干涉令人感觉不舒服，他以哈里亚特·比彻尔·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本会用反问句如“谁应当受到责难？”的方式与读者对话。对斯托来说，答案很明显(“你，先生!”)，任何一个读者都能给出。斯泰因介入，提出真正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却往往是无法回答的。

《三个女人的一生》里有一些简化到最低限度的句子；作者通常避免描述性的“文学性”形容词，而更喜欢平淡乏味的、“孩子气”的、不具体但具有奇异评价性效应的形容词(如“好的”或“不错”)；还有一些由于重复和变化产生的冗长而散漫的句子，读者得拼命地从中找出规律。但是，句子是斯泰因散文里最基本的成分，正如她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里所说的：“不仅词语而且句子、并且总是句子是斯泰因终生的激情所在。”《三个女人的一生》的正文打断、烦扰、挫败人们的期望；斯泰因的写作风格正式、引人注意。面无表情、态度超然的叙事者避免流露出大起大落的情绪或任何感情——除了可能由布局本身所产生的感情。

形式正在成为散文小说作品的核心主题。它一直是斯泰因一部接一部作品的中心主题，直到在她的鸿篇巨制“小说”《美国人的形成》(1911年完成，1925年出版)里达到顶峰，《三个女人的一生》里的迂回叙述又在这部作品里呈现出新的面貌，因为变化和重复具有不同凡响的可能性。在《美国人的形成》里，斯泰因对重复发表评论，甚至反复表达出这些观点：“重复就是全部生活，有了重复，才会有理解，对一些人来说，重复是生活最重要的部分。重复是生活的全部，重复使得生活成为一个每个人都相当熟悉的东西。因而，我们说老先生和老太太积累了智慧。重复，唯有重复是全部。”诸如此类。卡尔·范·多伦(Carl Van Doren)1940年对《美国人的形成》进行了评价：“这部巨著常常为人褒扬，却少有人读，除了能够忍受它沉闷、矫揉造作的重复并且从它句子的微妙复杂的多样性当中得到快乐的那些狂热者以外，不会有其他人去读。”埃德蒙·威尔逊在对《美国人的形成》进行的嘲讽中表达出了类似的看法：“我得承认，我没有读完这本书，而且我不清楚那样做是否可能。”

令人怀疑的是，是否会有读者想象过被搁浅在一个岛屿上，只有一套完整的斯泰因的作品相伴，并认为这显然会是一种兴奋和愉快的经历。斯泰因没有成为受欢迎的作家，这也不足为奇，她唯一带有更多和解意味的《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除外。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里她口气缓和地说，报纸“总在说……我写的东西让人心惊胆战，而他们却一直在引用我作品里的东西，而且是正确引用，而那些说羡慕我的作品的人则不引用”。怪不得斯泰因“不相信有人能够读懂她写的任何东西，而且能产生兴趣”。然而，她以自己奇特的幽默感继续投身于让她自己成为所有美国现代主义者神秘鼻祖的创作。一个小杂志《扫帚》(Broom)的编辑哈罗德·洛布向她征集像《梅兰卡莎：每个人都如她所愿》一样的好作品，她交给他一篇名为《好如梅兰卡莎》(“As Fine as Melanctha”， 1923)的作品。

斯泰因何以形成她的实验性风格？而其目标之一就是失去了一般读者，或许这不过是斯泰因的脾气、性格和她随意的特性的东西。但是，她对其他作家的吸引力表明，这也是和现代主义的崛起相关的其他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

起关键作用的是现代心理学领域及其对潜意识过程的关注。斯泰因在哈佛附校即后来的拉德克利夫学院上学时，参与了雨果·蒙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的自发行为论试验，她第一次出版的东西是一篇关于自动性书写的文章。1896年，她和列昂·M.所罗门斯(Leon M.Solomons)通力合作，为哈佛心理学实验室进行了“通常自发的无意识行为”研究，并描述了各种各样的自动性书写实验。在刺激自发写作的过程中，斯泰因和所罗门斯注意到“方言故事进行得根本不顺利”。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斯泰因小姐发现，除了能跟上她笔下的三四个词，要去读懂她写下的东西常常就足以让人分神。”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合乎语法，词和短语恰如其分地安排在一起，但是，所表达的思想却凌乱不堪”。斯泰因和所罗门斯引用的例句有“当他不能成为最高的，因而不能成为，而且因而不能成为最强壮的”和“他享有的最美好的这么长时间的光阴，因而他本可能会被绑起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能够这样第一次利用这么长时间……”斯泰因回想起这篇早期的文章时写道：“它读起来很有趣，因为这种后来在《三个女人的一生》和《美国人的形成》中得到发展运用的写作方式已经初露锋芒。她把对展现潜意识过程的兴趣归结于她所受的心理学训练以及她和威廉·詹姆斯的合作，后者在他的《心理学原则》(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1890)里发明了“意识流”这个词，他提倡探究“隐蔽起来的自我”，而且宣称，“对精神恍惚和潜意识状态的比较研究……对我们人类本性的理解具有最紧迫的重要性”。在詹姆3斯71的《和老师的心理学对话：和学生的关于生活理想的交谈》(Talk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and to Students on Some of Lifes Ideals， 1905)的一个题为“意识流”的部分里，他进一步提请人们注意“状态、波动或场的持续更迭……知识、情感、欲望、细心思量等等的连续性，这些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袭过来，这就构成了我们的内心世界”，而且发现一种状态“溶入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通常是循序渐进的。

斯泰因利用非线性、重复的形式来展现潜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潜意识似乎在进行自我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泰因的现代主义也可以被视作心理现实主义的延伸。斯泰因说：“亨利·詹姆斯在后期写作中有了一种模糊的感觉，他感到，这就是他知道他应当做的。”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讲，现实主义有些不完整。现实主义没有准确地呈现人物内心蜿蜒迂回的思想过程；现代散文小说作家希望矫正这一点(普罗温斯顿剧院的戏剧家们也是一样)。

美国现实主义通常没有充分表现性欲在文学作品里的重要性，或至少忽略了一些肉体细节，一些现代主义者开始着手极力纠正这一点。在性方面的坦白当然是为何现代小说从《尤利西斯》(1922)、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到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的《裸体午餐》(NakedLunch， 1959)在审查人员和政府机构那里遇到重重困难的原因之一，这些书被怀疑是色情读物。但是，如果斯泰因是这些现代作家中的一员，她独特的风格可能并未鼓励人们——即使是心存猜疑的审查员——去阅读她的“色情”作品。比如，《正如一个妻子有一头牛：一个爱情故事》(Asa Wife Has a Cow：ALove Story， 1926)里有些色情的句子：“感受着或探寻着的过程中，感受着或探寻着，进入了或进入，出来了，感受中感受着，探寻中感受着。”

斯泰因在哈佛心理学实验里或她以后的文学作品里没有写出自动性书写的作品，她在《每个人的自传》(Everybodys Autobiography， 1937)里强调了这一点。斯泰因很有意识地形成自己的风格，无论她是在小说里写思想过程还是试图写对话，不管文体是诗歌、戏剧、歌剧还是讲座。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她不仅以高度现实主义的名义，而且也是以一个确定无疑的新风格的名义，避免了区分传统的叙事者与人物之间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咄咄逼人、令人生畏的“斯泰因式”风格甚至让对潜意识过程有着根深蒂固兴趣的朋友和支持者也失去了兴趣。因此，威廉·詹姆斯向他以前的学生格特鲁德·斯泰因道歉，因为他未能读完《三个女人的一生》，他给她写信说，它是那种人们对自己说“等我有合适的心情的时候我再认真读它”的书3。72他接着说，“但是，很显然这种合适的情趣从未产生过。”

如果现代心理学是斯泰因文学实验里的一个因素，那么在这个世纪初获得发展的现代主义绘画构成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灵感的源泉。格特鲁德·斯泰因的父亲是一个在蒸蒸日上的城市电车业投资的富商，斯泰因和哥哥利奥(Leo)成了与波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和丹尼尔·亨利·卡恩韦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有联系的艺术收藏家。在巴黎，斯泰因是显赫的现代艺术家圈子里的一员。她为名家毕加索、弗朗西斯·皮卡比耶(Francis Picabia)的肖像画以及雅克·里普奇茨(Jacques Lipchitz)和乔·戴维森(Jo Davidson)的雕塑作过模特。她和马蒂斯、塞尚很熟，唐·格里斯(Juan Gris)为她的《正如一个妻子有一头牛：一个爱情故事》作了插图。她在给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的《照相机作品》(1912，军械库展前一年)写的文章里，向美国读者介绍了马蒂斯和毕加索。她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在巴黎花园街合住的公寓有很多来访者，客人名单像是现代艺术的一本词典。尽管她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里讽刺地表明了自己的否定态度，说她“在任何时候都没对非洲雕塑产生过兴趣”，她目睹了人们对非洲面具的兴趣和立体主义的源起，并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中。艺术收藏家艾塔·科恩(Etta Cone)打出了《三个女人的一生》的原稿。列单不只到此。所以，把斯泰因视作视觉艺术家中的作家，并且把她的风格与从立体主义到野兽派运动联系起来是大有裨益的。梅布尔·道吉(Mabel Dodge)在格林威治村第八街经营一家激进的沙龙，爱玛·戈德曼、迈克·高尔德和让·图默不时参加。1913年，梅布尔评论说：“在巴黎一家墙上挂着雷诺、马蒂斯和毕加索的画的大画室里，格特鲁德·斯泰因在用词语进行创作，而这正是毕加索以他的颜料所做的工作。她在逼迫语言产生新的意识状态，在那样做的同时，语言在她那里成了一项创造性艺术，而不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费城公共基石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对《三个女人的一生》发表了题为《一部未来派小说》的评论，评论说：“这位未来主义者在写作之初产生的含糊不清，直到我们情愿用在审视《下楼梯的裸女》时的思想和智慧来阐释它时，才能得以澄清。”把斯泰因的作品和视觉艺术现代主义类比起来是有充分缘由的。因为现代艺术家或许贬低了把他们的作品和装饰性艺术的长期传统联系起来的连续性的重要性，装饰性艺术通常没有代表性，通常表现的是平淡肤浅而不是深度，被重复运用到了连续出现的程度——这些特征出现在斯泰因的作品中，也存在于现代绘画艺术中。

斯泰因对现代摄影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她和斯蒂格里茨、曼·瑞保持着联系。在《美国讲座》(Lectures in America， 1935)里，她把自己的重复中有变化的方法和电影语言进行比较。“电影画面没有哪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和前面的一个都是那么的不同。”这句话表达出来的类比——句子本身是它陈述的观点的形式上的对等物——更加有趣，因为斯泰因以前的良师益友雨果·蒙斯特博格也成为电影理论的先驱之一，他的书名为《电影剧》(The Photoplay， 1915)。

同样，斯泰因也和现代音乐有渊源，尽管不深。她评论了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伊莱克特拉》(Electra)的美学效应；她和维吉尔·汤姆森(Virgil Thomson)合作完成了歌剧《三幕剧四个圣人》， 1934年由一个叫做“现代音乐的朋友和敌人”的组织演出，演员阵容都是黑人，黝黑的脸庞，穿着透明玻璃纸的服装。《纽约时报》在评论这幕剧在哈特福德的开场时，用了“斯泰因风格和非斯泰因风格有个区别”的副标题，并加上了“什么区别”。这篇文章指出，斯泰因“用词显然是为音韵效果而不是为意思服务的”。斯泰因所用的词的声音确实重要，重复和变化的原则如同赋格曲或音乐主调技巧，甚至出现在不是歌词的文本里。斯泰因在《美国讲座》里也描绘了爵士乐队，旨在探讨让剧院观众感到紧张的所见和所感的区别：“爵士乐队把这种东西变成为一种目标。他们把这种不同的节奏演变成某种东西，而这个东西仅仅是任何人和每一个人、包括所有那些在表演的以及所有那些在听的和观看的人们之间的节拍的差别。”

斯泰因受到现代心理学、艺术、摄影艺术、电影和音乐诸领域发展的吸引，因为她喜欢采用一个简单而直接、客观而非坦白的文学口吻。如果把她的《三个女人的一生》和前一本比较直接的、自传性质的《待被证明的》——一部一直有些自白性质的早期作品(写于1903年，她死后才出版)，主要讲述的是三个女人间的三角恋爱——作比较，她的作品这个方面的特点会更加清晰。斯泰因自己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是埃迪尔(Adele)，后者喜欢不忠贞的海伦。有趣的是，有一些措词丝毫不差地被斯泰因用来描写“梅兰卡莎”，只是白人女性中同性恋关系的主题变成了突出异性恋和黑人化，斯泰因的声音变成了杰夫·坎贝尔的，海伦的声音变成了梅兰卡莎的。但是，在性取向转变和种族转变的过程中，随着风格变化得越来越具实验性和斯泰因化，坦白让步给了结构基理。斯泰因的现代主义语言因而可能是一个面具，是对脆弱感情的一种保护，或至少是对一种痛苦经历的记忆的客观化和风格化。种族的面具似乎尤其适合被借以偏离自白行为。

无论斯泰因的创作多么个性化和晦涩难懂，她的作品连同乔伊斯、艾略特、庞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作品一起，设定了一个许多20世纪英语作家渴望达到的标准，他们以之衡量自己并相互之间进行衡量。斯泰因尤其重视句子，认为即使在长篇散文作品里句子也是最重要的单位，这一点激发了许多作家。一旦现代主义风格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存在，便对现代作家构成了一个挑战。尤其在标志着一个时代轰轰烈烈结束的一战之后，越来越多的作家试图成功应付那个挑战。如果说是斯泰因创造了“迷惘的一代”这个词，这是相当公正的。这个词的广为流行是由于它成了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6)中的著名题词：“‘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Bent Generation’)——格特鲁德·斯泰因。”25年后，戴尔莫·舒瓦茨在《葡萄的危机》(The Grapes of Crisis， 1951)里写道，二战的胜利应当结束所有的极权统治：“‘我们都是最后的一代’， 1940年5月阿道夫·希特勒本可以在巴黎对格特鲁德·斯泰因或巴布罗·毕加索这样说。”斯泰因逝世15年后，城市之光出版社(City Lights Books)的编辑们在编辑《祝福文集》(Beatitude Anthology， 1960)时，戏谑地把下面的说法也归到了斯泰因身上：“‘你们都是垮掉的一代。’——格特鲁德·斯泰因与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对话。”斯泰因对舍伍德·安德森等作家的影响众人皆知。在模仿斯泰因的角逐中，威廉·福克纳可能会胜出，因为《押沙龙，押沙龙!》里有下面这样一个句子：

突然，他发现，不是他想做的，而是他不得不做的，他必须做，不管他想不想，因为他不做的话，他知道他余生再也不能原谅自己，保存那些为了他而死去的所有男男女女留给他内心要他继续传下去的东西，所有已经死去的人都在拭目以待，看他是否要去正确地做、修正是非曲直，这样他不仅可以正视老辈已经死去的人，而且可以无愧地面对那些在他死后继他之后活着的人。

(这部小说也有一个可能，即它是20世纪美国小说里最长的单句。)

当然，现代作家在现代主义的道路上殊途同归。例如，在克劳德·麦凯的《到哈莱姆安家》里，出生于海地的主人公雷(Ray)——另一个主人公是非裔美国人杰克——解释了“欧洲的大屠杀和俄国的大革命”如何让他有了经历了“一个时代结束”的沧桑感，他如何感觉这种经历要求产生新的“让词语获得成形的模式的愿望”。他提及了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劳伦斯和亨利·巴比斯(Henri Barbusse)，他通过观察认为：“似乎只有上个时代的俄国人在这个新时代像巨人一样站起来。其中，有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但是，他在探求一个能真正体现一战经历的文学典范的过程中，并没有提到格特鲁德·斯泰因。斯泰因毕竟仅仅是趋向现代主义的普遍潮流中的一个模式。

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的一生》里体现出来的文学现代主义形成了一种对种族性的特殊关注。书里的女主人公不仅属于工人阶层，而且有着种族标志。莉娜和安娜是德裔美国人，梅兰卡莎是非裔美国混血儿。斯泰因的家庭得到过德裔美国人家庭的帮助，她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里强调说，她对黑人的兴趣要回溯到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时候。“就是在轮到她必须去接生孩子的时候，就是在那时，她注意到了黑人及其生活的环境，她后来在《三个女人的一生》里的第二个故事——《梅兰卡莎·赫伯特》(“Melanctha Herbert”)里用到了这些素材，这个故事是她革命性作品的开始。”

斯泰因融合了现代主义风格和种族性主题，这使得她的创作尤其和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休戚相关，这些作家有超越现实主义的特定理由，而且感到斯泰因对“陈旧”事物的摧毁是一种解放性体验。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包括传统手法(比如有地方色彩的方言作品)和套路，它们经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千篇一律的负面种族形象，与这些遗产相比，斯泰因的创作从19世纪主导的美学标准的意义上来说，或许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令人信服的”或“真实的”，值得被当成典范来应用、模仿，并作为创新的基础。《梅兰卡莎》部分反映的是跨种族问题，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但奇怪的是，这部作品开始被视为是一个白人美国作家对一个黑人人物极具人性化的展现。

哈钦斯·海普顾德的著作《犹太人的精神：纽约犹太区的研究》(The Spirit of the Ghetto：Studies of the Jewish Quarter of New York， 1902)奠定了他成为一个种族问题专家的地位，他读过《三个女人的一生》的手稿之后，给斯泰因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热情洋溢的信，称赞这些故事“真真切切、不同凡响”，他说，《梅兰卡莎》是“我所读过的有关黑人主题的最出色的作品”。卡尔·范·维奇顿是斯泰因的密友，终生和她保持通信，而且是她的文学理念的执行者，他也推动了哈莱姆文艺复兴文学的发展，给那个时期最有名的黑人知识分子拍摄照片，同时他还是小说《黑鬼的天堂》(Nigger Heaven， 1926)的作者。他声称，《梅兰卡莎》“可能”是“第一个关于黑人……没有被看做是屈尊怜悯和被取笑的对象的美国故事”。甚至是温德姆·刘易斯也间接地持有这种看法。他是英国现代主义画家和作家，生活在巴黎，激烈地反对文学领域的民粹主义倾向。刘易斯哀悼了在斯泰因作品里感觉到的“漫长的原始群体生活，怪异、令人绝望、沉闷乏味”，“毫无疑问，意在为当今大众民主作出巨大贡献”。“斯泰因小姐用梅兰卡莎们和安娜们这些普通大众的单纯无知和没有文化证明了她那个时期‘革命’宣传者提倡的平民主义都是虚假的。”范·维奇顿从斯泰因身上发现的让他羡慕的东西，刘易斯则觉得是令人悲哀的；他下定论说，她的散文小说有些冷淡，“通篇死气沉沉，没有生气”。

斯泰因也受到左翼的诋毁。迈克·高尔德——第二代移民作家，《没有钱的犹太人》(1930)的作者，无产阶级小说的提倡者(他把自己的原名伊佐克·格兰尼奇美国化了)——在《改变这个世界!》(Change The World!，1936)里写道，斯泰因的作品是“当代资产阶级艺术家最极端的主观主义的例证，是资产阶级文学堕入意识形态混乱状态的反映……她的作品读起来像是精神病院病房里妄想症患者叽里咕噜说出的单调、毫无意义的话。它好像故意装出不合情理、患有幼稚症”。高尔德声称：“斯泰因无意于传达思想，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用以表达的东西。”最后，他慷慨地宣称，马克思主义者“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作品里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文化走向衰落的极端症状。他们把她的作品看做是试图抹杀艺术家和他所在的社会里的所有关系……格特鲁德·斯泰因在文学上的痴狂仅仅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体系的疯狂。它是几乎写满资产阶级社会四壁上、标志其末日命运的一个符号”。

斯泰因是一个种族民粹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她替人民发出怒号，而且对刻画黑人人物和移民人物尤其敏感，抑或她是资产阶级颓废和痴狂的一个例证——其作品无意中成了为资产阶级权力关系标明末日的不祥之兆？恰恰因为这种令迈克·高尔德如此动怒的风格，现代黑人少数族裔作家和白人少数族裔作家选择了前者，赞扬斯泰因的现代主义中的“民粹主义”的方面，而这一方面让温德姆·路易斯非常憎恨。

二战后，非裔美国激进分子理查德·赖特评论了斯泰因的《我所看到的战争》(1945)，在高尔德对斯泰因进行攻击时，赖特为后者进行了有名的辩护。他说，为了“检测斯泰因小姐的散文小说受反革命精神污染的程度”，他在黑人区的一个地下室里给“牲畜围场里一群半文盲的黑人工人——‘有革命本能的基层无产阶级’”(赖特带着讽刺意味地附和高尔德)大声朗读了《梅兰卡莎》。那么，结果如何呢？赖特说：“他们理解每个词。他们沉迷于作品之中，拍打着屁股、大声吼叫、笑着、跺着脚，不时打断我，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评论。自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因为喜爱斯泰因的作品而感到痛苦了。”因此，赖特证明了斯泰因的散文作品具有无产阶级性和种族性。他在作品集《我希望那是我所写》(IWish I Had Written That， 1946)里也推崇斯泰因的《梅兰卡莎》为最优秀的现代散文作品，而且重申了范·维奇顿的观点，认为它是“美国第一部严肃对待黑人生活的长篇文学作品”。赖特对斯泰因“尽管有些古怪的好故事”的喜爱是建立在斯泰因语言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从她的语言里听到了他祖母“深沉、纯粹的黑人方言”。“在翻阅《梅兰卡莎》时，我突然开始生平第一次听到英语这门语言!……黑人说的英语：简单、音调优美、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喧闹、富有感染力、满载个人情感、令人发笑、尖锐犀利。”赖特也推崇斯泰因的《什么是杰作》(1940)；他为《布鲁伊斯和威利》(Brewsie and Willie， 1946)写了内容简介并进行了评论；在《美国的饥饿》(American Hunger， 1945年被放在画廊里，但在作者死后于1977年发表)里，赖特描述了他如何在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的一生》的影响下，“仅仅出于对词语的喜爱”而写出如下那些“不连贯的句子”：“柔软的大块黄油融化着像金子般顺着已经裂开的洋芋的细长的沟流淌下来。”或：“孩子胖乎乎的手指睡觉时乱摸，徒劳无获地追逐睡梦里的愿望。”还有：“老人在黑洞洞的门廊里蜷缩着，他枯瘦的脸庞被远方摩天大楼的窗户里透出来的明亮的黄色灯光照亮。”斯泰因和赖特有着性情差别，即使在赖特用来说明他们的相似之处的为数不多的例子里，这也显而易见。但是，斯泰因回敬了赖特的恭维，她谈及他的自传《黑孩子》(Black Boy， 1945)时说：“我认为，在我的《三个女人的一生》出版后，再也没有其他什么作品可以和它媲美的了。”

詹姆斯·T.法雷尔关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三部曲《斯塔兹·朗尼根》(1935年完成)有点像赖特对斯泰因进行的模仿，其中有如下的句子：“他用麦秆喝麦芽乳汁，注视着卖苏打饮料的人在电动麦乳精搅拌器发出的嗡嗡声和咔嗒声中忙碌着去招待顾客。”当意裔美国人杰尔·曼琼多年后回到他在《阿莱格罗山》(Mount Allegro)里提到的自己民族所在的罗彻斯特街区，发现的仅仅是一个22亩大小的可口可乐瓶子厂，他用斯泰因的名句评论奥克兰说：“你到那儿时，彼处非彼处。”在佐拉·尼尔·赫斯顿的《路上尘径：一部自传》(Dust Tracks on a Road：An Autobiography)里，也有类似赖特模仿斯泰因的句子的例子，以人们熟悉的方式表达出反对种族泛化的情形：“这儿没有黑人。”福克纳偶尔希望能听起来像斯泰因一样，并非他一人有此想法；对初涉写作的少数族裔作家来说，他们普遍对斯泰因表现出敬畏，以至于这被视为一种危险。年轻的亚美尼亚裔美国作家威廉·萨洛扬(William Saroyan)在斯泰因1934年访问美国之际给她写了一封信，那实际上是一封崇拜信，他在信里以斯泰因的风格写道：

一些评论家说我得小心谨慎了不要关注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写作风格但我认为他们在自欺欺人他们假装既是美国的而且又是作品的任何美国作品根本一点也没受到格特鲁德·斯泰因作品的影响而且像常言说的那样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

缘于这封信，斯泰因在旧金山接见了萨洛扬。杰克·邓菲(Jack Dunphy)的《约翰·福里》(John Fury， 1946)没有多少人记得，但这部关于费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小说写得颇具风格，重点多放在了句子上(“凯蒂向市场街望去看到电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像一只快活的有一只圆溜溜的黄眼睛的大爬虫”)，每一章被分成了散文诗似的段落块儿，其中有很多重复与变异之处。当被问道怎么写这样一部小说时，他说：“开始时读格特鲁德·斯泰因的《美国人的形成》，但放弃了，去写自己的小说。把那也放弃了……最后开始写(并完成了)《约翰·福里》。”

20世纪非裔美国作家对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崇拜和支持尤其强烈。在最重要作家当中，似乎只有克劳德·麦凯公然批评斯泰因，他在自传《远离家乡》(ALong Way From Home， 1937)里尖刻地指责她只能看到“黑人就是黑人，白人就是白人，没有任何含糊之处”。他不喜欢人们对斯泰因顶礼膜拜，他宣称仔细研读了《梅兰卡莎》，但“不能看出其中有什么值得人们大肆吹捧的内在的东西”。

多数非裔美国作家的观点与麦凯不同。在《危机》(1910年12月)的专栏“读什么”里，杜波伊斯把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的一生》列入了最值得品读的几部作品之中。詹姆斯·韦尔顿·约翰逊认为，斯泰因的《梅兰卡莎》使她成为第一位“写一个黑人男人和一个黑人女人间的爱情并把他们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正当成员来对待的白人作家”。让·图默的《甘蔗》整部书里都是斯泰因式的句子，开头模仿了《梅兰卡莎》，标题为“卡林莎”。内勒·拉森的小说《流沙》(1928)和《充作白人》(1929)散漫运用了一些斯泰因式的现代主义手法；在范·维奇顿的建议下，拉森给斯泰因送去了《流沙》的最新版本，并附着一张条子，在上面她称赞斯泰因的《梅兰卡莎》是她读过“好多遍”的一个“真实而伟大的故事”：“我一直在想，你怎么会写这样一部作品”，拉森写道，“还有，究竟为什么是你而不是我们中的一个，那么准确地把握住了我的民族的精神。”1937年，诗人兼评论家斯特林·布朗等评判说：“斯泰因打破了白人美国文学把黑人人物描绘成次人类或白痴的传统。”尽管试验派小说家克莱昂斯·梅杰(Clarence Major)“没有同样‘听到’赖特听到的那些口气特征，”他在1979年得出结论说，“与保罗·劳伦斯·邓巴、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马克·吐温，甚至是梅尔维尔以及斯泰因的同代人舍伍德·安德森等人塑造的黑人人物的语言相比，杰夫和梅兰卡莎这两个人物说话的方式确实显得极其令人信服。”

从下面的对话中，很难看出怎么会有那种感觉：“我当然确确实实明白坎贝尔医生你的意思，你认为爱上任何人都不对。”“当然不是了，是的，我爱你梅兰卡莎小姐。我确实坚信，要去爱别人，去善待每一个人，试图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帮助他们。”斯泰因的语言里究竟为什么具有美国作家尤其是移民作家和黑人作家所称道的那种让人释然的效应呢？

当然不是斯泰因巧妙地避开了种族成见这一点。相反，她似乎珍视种族标签，她有意识地并兴致勃勃地使用它们。“德国人的”(german)(小写的，斯泰因常常喜欢玩弄她那带有民族性的形容词)这个词在《温柔的莉娜》里被无休止地重复使用，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里，我们看到下面的段落：“她不喜欢那个陌生人的外表。他是谁，她对艾尔菲(Alfy)说。不是我带他来的，艾尔菲说。他长得像一个犹太人，格特鲁德·斯泰因说，他比那更坏，艾尔菲说。”“法国人的”、“德国人的”、“西班牙人的”特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强调。[1]在《三个女人的一生》里，在《好如梅兰卡莎》里，还有在给维奇顿的信里，斯泰因用了“黑鬼”这个词。罗斯·约翰逊可能从滑稽说唱歌谣《像煤一样黑的罗斯》(Coal Black Rose)中得到了灵感。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里，人们可以读出斯泰因对卡尔·范·维奇顿送去的“大量黑人”故事的反应：“格特鲁德·斯泰因的结论是，黑人不是因为遭受迫害而痛苦，而是在受虚无之苦。”对她来说，“非洲人并非未开化，他们拥有古老却非常狭隘的文化，并停留于此。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也不可能发生。”在斯泰因发表这种言论后，麦凯嘲讽说：“有些事情正在发生：美国黑人在出演她的歌剧《四个圣人三幕戏》(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斯泰因的“虚无”被认为是拉尔夫·埃利森的“不可见性”观念的先锋。(在赞扬约翰·考恩霍文的《高速路边的啤酒罐儿》[The Beer Canby the Highway]时埃利森写道：“一个罐头是一个罐头就是一个罐头。”)但是，“虚无”也足以招致黑人现代主义诗人麦尔文·托森(Melvin Tolson)在《哈莱姆画廊》(Harlem Gallery， 1965)里嘲讽的追问：“听，黑孩子。/花园街27号的女主教是否/说了‘黑人遭受虚无之苦’？”这里所称的“黑孩子”可能指理查德·赖特。斯泰因也建议保罗·罗伯逊(Paul Robson)(“其他人一进这个屋子就肯定变成了黑人”)不要企图和黑人灵歌扯上关系：“格特鲁德·斯泰因不喜欢听他唱黑人灵歌。它们不属于你，同样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属于你，那为什么索要它们，她说。他没有回答。”斯泰因在写给卡尔·范·维奇顿的信里赞扬了收信人在交友方面的品位，称罗伯逊是“亲爱的”，描述了她和他的对话的开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黑鬼罗伯逊？”麦凯责怪斯泰因把罗伯逊当作“黑人文化的代表”，但宣告说，罗伯逊在和斯泰因邂逅之后告诉他说，“她不错”，并说麦凯应当找她交流一下；而范·维奇顿写信给斯泰因说，罗伯逊“崇拜你”。

或许，恰恰是斯泰因的直言不讳让她与众不同。在小说里，她公然刻意地使用表达种族成见的形容词和种族性称号，再加上她钟爱重复，这些有时似乎削弱了民族性语言的传统分量。“黑人的阳光”在《梅兰卡莎》里重复出现就是这种情况。斯特林·布朗注意到，“格特鲁德·斯泰因提及‘让黑人的阳光激情四射的恣意大笑’，但是她作品里的主要人物没有这种笑声。”确实，在那个故事里，罗斯·约翰逊“没有那种让黑人的阳光激情四射的恣意大笑”，而且，詹姆斯·赫伯特“从来没有过让黑人的阳光激情四射的恣意大笑”。但是，杰弗逊·坎贝尔博士却有：“他高兴时唱歌、欢笑，他的笑声是让黑人阳光激情四射的无拘无束的爽朗笑声。”然而，故事到了这里，没有几个人物具有的“黑人的阳光”的这种种族成见的特性已经腐蚀变质了。下一次杰夫“洋溢着温暖的笑容，像南方的阳光”。这个种族性隐喻被一个表示区域的形容词代替，也因此成了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天气预报：“现在是夏季，他们可以徜徉在温暖的阳光里。”可能有人说，这一称号又变成了一个词；似乎在这个过程中，它甩掉了许多造成伤痛的包袱。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待被证明的》里，阿黛尔和“一片慵懒和充满阳光的土地”被联系起来，这发生在这个故事演变成《梅兰卡莎》之前。

斯泰因通过重复解除了一个邪恶的语言特征，对于开始把她当作典范的作家们来说，这是斯泰因的散文带来的另一个回报。现代种族故事都充满痛苦；那么故事怎么才能讲出来，而又不让讲故事的人脆弱不堪呢？在《梅兰卡莎》里，斯泰因把讲述一个人痛苦经历的故事变成了一种散文实验，其中既揭露出了传记来源，又将之隐藏起来。这不就是其他作家想表达痛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吗？路德维格·路易生描述了舍伍德·安德森“本能地屈从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影响”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尤其可以推广到少数族裔作家和移民作家。他描写安德森时说：“从她身上，他发现了这样一个作家，她受驱动要讲出她的秘密，却常常不能那样做，为了为自己辩解，使自己的做法合理化，他装出一副姿态，说不再能通过言语表达自己，除非言语破碎成没有意义的东西，即使需要进行的思想表达在意识上受到遏制而不再能产生。”让斯泰因这一典范更加有吸引力的是，作家们不一定非得走斯泰因的极端，或如路易生说的，也不必“紧紧追随斯泰因小姐，甚至到咿咿呀呀学语的地步”。

进一步把一些作家吸引到斯泰因身边的是，她不区分说标准英语叙事者和说方言的人物的这个事实。因此，她避开了一套程式，在一些作家看来，这个程式把种族等级制度戏剧化了。没有了这种区别，就有助于把人物和叙事者放在同等地位，从而进行普遍的描述；当然，它在剔除可能和民族地域有联系的特定语音模式的同时，也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值得记取的是，克劳德·麦凯发现，斯泰因仅仅“把许多和黑人相关的常见词语进行再造”，其中“恣意的笑声”和“黑人的阳光”，“都被优雅地框制在一个雕琢矫饰的文体里”。他在“故事的叙述中”发现，“黑人生活没有什么引人注目或增长见识的东西”，并且注意到“梅兰卡莎这个黑白混血女人可能是一个犹太人”。

无论究竟是什么原因，斯泰因的写作风格显然有一些方面使得她的作品让少数族裔作家和其他一些作家感到尤其志趣相投，其中的少数族裔作家或倾向于对有美国地方色彩的作品和有民族区别的方言创作持怀疑态度，会急于谴责文学中的民族框框，如斯特林·布朗等其他作家想揭露痛苦而又不想在叙述的过程中增加痛苦或意识到沿着斯泰因的道路能够尝到甜头。

虽然理查德·赖特对牲畜围场工人的反应作出了表述，但斯泰因的作品仍然让读者感到陌生和疏远，而那么多的少数族裔作品目的是让“普通美国”读者熟悉族裔圈外的人——一个办法就是把少数族裔人物定型化，无论其动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因此，《三个女人的一生》既可以说在美学上偏离了少数族裔的生活故事体裁，也可以说是这一体裁的一个例子。

在欣赏斯泰因作品的过程中，明显缺乏的是把斯泰因当作“少数族裔”作家来解读的尝试。斯泰因是第二代德国犹太移民，她又是一个移居国外的美国人，从1903年到1946她去世的这段时间里，她只回过一次美国；对于美国盛行的性标准来说，她是一个局外人，海明威甚至在经由他受权在死后出版的《流动的飨宴》里明确提醒读者这一点，当时她业已去世多年。海明威在他的这部作品里谈及了斯泰因的“德国犹太人的坚毅面庞”，向广大的读者说“斯泰因小姐和她的朋友”已经原谅了海明威和他的妻子，因为他们两人“相爱并结婚”。海明威坚持申明，斯泰因告诉他说，男人间的同性恋是“丑恶的、令人生厌”的行为，从而“他们自己都厌恶自己”，又酗酒，又吸毒，总是改换性伴侣；而女性同性恋的情形却是相反的：“她们不做让她们反感、厌恶的事情，尔后她们很高兴，而且可以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这听起来疑似《太阳照样升起》里杰克·巴恩斯对不道德的界定——“此后令你感到厌恶的东西”。海明威在1956年给哈维·布雷特(Harvey Breit)的信里毫不忌讳地写道：“斯泰因一直是一个和善的女人，但到后来，她改变了生活，选择了苦差，并且只有苦差。”

斯泰因在《三个女人的一生》里为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主义的”文学树立了典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因为其作者的民族属性，《三个女人的一生》的读者并不多，这种民族性把她归类于一个描写德裔美国女人莉娜和安娜的经历的所谓的“局内人”，以及展现混血儿梅兰卡莎和杰夫·坎夫贝尔生活的白人“局内人”。对于和她同一时代的少数族裔作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她的写作风格，而不是她扮演的族裔传记者角色(她是“少数族裔”吗？)，不是她的性别(她写了“女性文学”了吗？)，不是她的性取向(她是从“一个女同性恋者”的角度进行创作的吗？)，也不是她可能带有的种族偏见(她到底对黑人、混血儿、犹太人或德裔美国人感觉如何？)。她在文学创作上的创新应当借助一定的社会范畴来解读，这一点似乎很重要，因为这些社会范畴可能会界定她的存在。如果有传记材料的需求，满足这个需求的不是民族族谱，而是住在巴黎神秘的花园街的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在一群画家和艺术品中举行的知识界派对的情形。

[1]原文都是小写的“french”、“german”、“spanish”。——译注

第二章 少数族裔的生活和“人生小故事”

当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人物“温柔的莉娜”意识到她的婚姻计划破产的时候，她独自一人一路哭着乘坐电车回家，售票员和其他乘客对她深感同情：“车里每一个人都为可怜的莉娜感到难过。”售票员善意地劝解她说：“你会碰到一个真正男人的，一个更适合你的男人。”听到这席话，莉娜感觉稍稍好些了。斯泰因可能已经挫败了读者对《三个女人的一生》里简短的死亡场面表示同情的期望，但她确实表现出了她作品中“布里奇波因特”这个现代城市里陌生人在电车上帮助他人的善意。

电车是读者在20世纪前半叶文学作品里经常遇到的一个原型现代标志。亨利·詹姆斯在阔别美国多年后，于1904年至1905年返回美国。1887年，他在纽约发现，电车里聚集着众多的新移民：“一整车的人，一次又一次，都是外国人，一排排面孔，随车颠簸，上下颤动，毫无例外地证明他们绝对是乔迁而来的外国人，对此他们毫不掩饰、绝无惭色。”他这样在《美国景象》(1907)里写道。电车场景，以及地铁、火车、公交车和其他交通工具里的场景，可以提供具有地方特色的背景，会把友好的、敌对的或是漠不关心的陌生人聚集在一起，可以激发主人公在车轨上寻求启示，或者可以作为传递运动感、速度感或电力感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只需想一想埃兹拉·庞德的《在地铁站里》(“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这些面庞在人群中突现；/湿淋淋黑枝上的花瓣。”)。艾略特的《荒原》里“电车和灰蒙蒙的树”(《泰晤士河畔三少女之歌》[“Wagnerian Thames Daughters”]第一首歌的开头第一行，采用了瓦格纳[1]的韵律)也表明，这一主题和文学现代主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艾略特的诗行不仅把机器和花园进行对比，而且把树木和具有现代性的电车车轨并列起来，树木是根基性的最后意象，尽管在这个城市风景中树木被灰尘所覆盖。现代艺术中也有众多作品表现了电车。这些例子包括玛丽·史蒂文森·卡萨特(Mary Stevenson Cassatt)的《在公交车里(电车车轨)》(In the Omnibus[The Tram way]， 1891)，意大利未来主义派画家卡罗·卡拉(Carlo Carrà)的《电车告诉了我什么》(What the StreetCar Told Me，1910—1911)，俄国的卡兹米尔·麦尔维奇(Kazimir Malevich)在转向纯抽象的至上主义前做的一幅名为《电车里的女士》(Ladyin a Tram， 1913)的油画，德国画家尼古拉斯·布劳恩(Nikolaus Braun)的原始主义画作《柏林电车》(Berliner Strassenszene， 1921)和加拿大的米勒·戈尔·布里顿(Miller Gore Brittain)的《穿越逆流瀑布的有轨电车上的两个女招待》(Two Waitresses on a Streetcar Crossing The Reversing Falls， 1940)，与霍珀的作品类似。许多现代艺术作品表现了地铁和火车的主题，其中包括马克斯·韦伯的《中央大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anl， 1915)、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的《在高架铁路火车上的一夜》(Night on The‘EL’Train， 1920)、雷金纳得·马什(Reginald Marsh)的《为什么不乘高架电车》(Why Not Use the‘L’， 1930)和乔治·图可(George Tooker)的《地铁》(The Subway， 1950)。1920年，约翰·杜威认为，火车乘客和电车乘客是为处于“中间存在状态”的辗转中的乘客而“设计”的那些期刊的理想读者群体。回想起来，电车场景尤其有趣，因为它曾一度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根本标志，而到了20世纪，它实际上从美国的许多城市消失了，从而现在带有了一丝令人怀旧的奇特情趣。

几乎与斯泰因写《三个女人的一生》同一时期，纽约《独立者》(Independent)、《展望》(Outleok)和其他几家美国报纸期刊都载有一些简短的人生小故事，其目的，按《独立者》编辑的话来说，是“表现一些从事特殊职业的普通工人的生活，让每一个故事看起来都是一个真人的真实经历”。《独立者》的一个自传体稿件是一部题为《种族问题——一个南方有色女人的自传》(“The Race Problem-an Autobiography by a Southern Colored Woman”， 1904年3月17日)的作品。这部自传体作品的匿名作者讲述了去“南方一个(她不知道的)城市”的经历，“那里实施的是歧视黑人的法律”。她上了电车后，找了一个行动方便的座位坐下。

列车长对她大喊道：“你想干吗？这是南方，在这儿，黑人不能跟白人坐在一块。你肯定打老远的北方来。我可不是罗斯福。我们不会和黑人坐在一起，更别说跟他们一块儿吃饭了。”

我很吃惊地说：“我是外地人，并不了解你们这儿的法律。”列车长回答说：“啊，现在不许顶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干这个，告诉那些不知情的黑人他们该坐在哪儿。”

所有白人男女和孩子都认为列车长很机智，因此而窃笑起来。

这个南方有色女人被剥夺了对那些似乎体现现代性的交通工具的全部使用权：此后不久，一座摩天大厦又禁止她乘坐客运电梯，因而她被送去乘坐运货电梯。现代化的背景与自传主人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形成强烈对比；和《温柔的莉娜》不一样，在这个南方有色女人的故事里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在这位有色女人乘坐的电车上，那些“白人”是什么人？他们中是不是有来自欧洲而在美国因其“肤色白”而受益的移民？说明问题的是，列车长暗指1901年10月18日西奥多·罗斯福和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共进午餐这一名人轶事，借此来说明种族隔离的合理性，这件事招致了一场公开反对不同种族共同进餐的骚动。一些白人声称：“一个白人竟然用自己的饭桌招待一个有色人，真是恐怖。”这次共餐后的第二天，《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在头版发表了多少有点引人误解的大标题：《要被置于白人之上的黑人》，并发表社论说，建立在“社会平等”基础上的这种交往是南方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交往不可避免的结果就会是黑人男人和白人女人之间以及白人男人和黑人女人之间互通婚姻”。在种族界线分明的时代，罗斯福和异族人共进午餐是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这足以构成一部小说的主题，从而成为罗伯特·李·德拉姆(Robert Lee Durham)的《南方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South， 1908)的狂妄小说的基础。这本书实际上是以一个假想为基础的：总统的女儿邀请黑人领导人吃午饭，后来和一个曾祖父是非洲黑人的人相爱并结婚，酿成了悲剧，带给总统及其女儿的是最大的灾难性后果。《独立报》的读者显然期待能够捕捉到对罗斯福的暗指。

对异族间共同进餐的敏感只是紧张的、一触即发的种族关系的一个反映。20世纪初，美国对民族多样性的争论如日中天、冲突重重。黑人和白人间的肤色界线是最深层的分界线；但是，也存在很多其他的种族断层线。美国已经从一个小的、褊狭的、受英国管制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大的、多民族的、日益城市化的国家。1910年，美国的人口是9200万人(是内战前2300万人口的四倍)，其中约有1000万黑人(1850年只有350万)，这其中又有28万土著印第安人。移民的比例达到了引人瞩目的程度：1910年统计的数字中有1300多万人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多数生于欧洲；如果把出生于其他国家的美国人的第二代孩子包括在内的话，这个数字会增长到3200多万人，人口普查时，是把他们归在“祖先完全是外国白人”那一类来进行统计的。250万人来自德国，150多万人来自俄国，另有100多万人分别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这些新到的移民多数都是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间“新移民”高潮时期到美国的。其中有2.3万日本人、8.5万中国人(在禁止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法律生效后，其数量立刻就下降了)，还有许多西班牙人和一些法国人，他们因为美国的兼并和领土扩张而被吸收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内部从南方到北方、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进一步影响了从一战开始发生着变化的美国城市人口构成。例如，1910年，所有非裔美国人中有1/4居住在城市，到1950年，人口总数约为1500万，其中一半以上生活在城市里。

在这个时期，要让人们树立起一种多民族的、拥有跨文化和跨种族情感的美国国家认同感，这种机会是渺茫的，因为当时正是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度的理想登峰造极之时。民族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被成功地描述成是政治炸药和严重文化危险物，它使美国“巴尔干化”，把它变成了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或一个新的“巴别塔”。支持持续移民的人常常把同化为盎格鲁美国人视为融合新移民的最好方法，而反对者(他们怀疑这种同化对于多样化的“民族血统”是否可能)则选择限制和排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掀起了一场美国化运动，随之而来的是语言禁令以及外来词的英语化和名字的英语化。1929年，沃尔特·李普曼评论说：“在一些公众的示威活动中，美国化运动与爱国主义的类同程度，就如同强奸萨宾妇女与但丁爱比阿特丽斯的类同程度一样多。”[2]1920年以后，由于立法的限制，移民的数量急剧下降，1910年到1930年间大约有1000万移民，而在1930年到1950年期间只有150万移民，而当时正是数百万人需要庇护的时候。(对比之下，仅在1907年一年就有125万多移民到了美国。)1910年，每七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以上是出生在其他国家的；到1950年，这个比例减小了一半多，当时美国的全部人口1.5亿人中仅仅有1/15是移民过来的。移民限额，以及种族偏见气焰的增长，成为日渐嚣张的美国白人保守主义的众多社会表现之一，这种白人保守主义尤其对臆想出来的“非白人”的社会范畴充满敌意。

进一步剥夺非裔美国人的权利、推进种族隔离、白人滥用私刑和聚众滋事的这些暴力行动被委婉地称为“种族骚乱”(在圣路易斯和塔尔萨东部)，禁止不同民族互通婚姻的禁令得以延伸，受优生学家影响的法律和公然的种族主义法律得以通过，如《弗吉尼亚保持种族纯洁性法案》(Virginia Act to Preserve Racial Purity， 1924)，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政策从强制性同化到实行部落组织的《印第安人重组法案》(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1934)的急剧转变，对非洲移民实行严重的歧视性体制，以及一种带有敌意性的白人“种族意识”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这些都受到美国公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这种情况至少延续到二战前。简言之，对美国的少数族裔来说，这段时间并不是特别舒适安逸，因为他们面临着巨大压力，其中，有白人强烈主张“白肤色”霸权主义的压力和他们要同化为盎格鲁-美国人的压力。

然而，1910年到1950年几十年间发表的少数族裔小说作品确实是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年间，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从美国文学的边缘位置转移到了中心。美国黑人经历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繁荣，文学小说作品产出的强劲势头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为完全进入美国主流文学开辟了道路，进入的标志是“每月一书俱乐部”选编出版的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1940)，以及拉尔夫·埃利森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 1952)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美国犹太散文作家贡献出了强力作品，从最初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的亚伯拉罕·卡恩、安齐亚·叶捷斯卡、塞缪尔·奥尼兹(Samuel Ornitz)和丹尼尔·福克斯等人的作品，到索尔·贝娄获国家图书奖的《奥吉·玛琪历险记》(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1953)到达顶峰，直到后来获得公众最大程度的认可，其标志是在1976年和1978年索尔·贝娄和艾萨克·巴什尔维斯·辛格(Isaac Bashvis Singer)分别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移民自传以及民族自传作品和小说代表了许多不同群体的生活，从叙利亚人(塞缪尔·里茨)(Samuel Ritz)到牙买加人(克劳德·麦凯)，从爱尔兰人(玛丽·多尔·库兰)(Mary Doyle Kurran)到意大利人(约翰·范特)(John Fante)，从斯洛伐克人(托马斯·贝尔)到斯洛文尼亚人(路易斯·阿达米克)。少数族裔作家正和许多作家一样，得益于新制度的建立：罗斯沃德奖学金和古根海姆奖学金使得作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创作，不让写作中断，像亚都或陶斯[3](Taos)这样的作家中心，为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了在一起工作的环境，还有，现代刊物扶持现代小说作家进行创作。惠特·伯纳特(Whit Bernett)和玛莎·福利(Martha Foley)的《故事杂志》(Story Magazine， 1931—1953)发表了那些如内尔森·阿尔格伦、威廉·萨洛扬、佐拉·尼尔·赫斯顿、詹姆斯·托马斯·法雷尔和理查德·赖特等作家的作品，并给予他们奖励；每年出版一次的《优秀短篇小说集》(Best Short Stories， 1915—1932)和《美国优秀短篇小说集》(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1942—1977)让更多的读者能读到很多短篇小说作家的作品——其中有康拉德·贝尔科维奇(Konrad Bercovici)、内尔森·阿尔格伦、索尔·贝娄、里奥·瑟梅列恩(Leo Surmelian)、卡罗斯·布罗桑、符拉迪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莱昂内尔·特里林。路易斯·阿达米克的杂志《共同立场》(Common Ground，1940—1949年间由美国和谐共进公会出版)，埃德文·西弗(Edwin Seaver)的《截面集》(Cross Section)有一个特殊目的，就是在当代美国作家当中体现一种多民族性。最重要的是，公共事业振兴署给予许多后来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和作家以支持。从1935到1943年间，联邦作家计划(FWP)雇佣了有多种多样背景的作家，为意见的交流创造了一个广阔的论坛(如剧院、刊物和会议)，并让作家们参与政府资助的大规模的调查评估美国社会状况的事业，包括有趣的历史研究项目或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如《作家指南系列》(WritersGuide Series)的筹备工作和实际写作工作，对很多曾经是奴隶的黑人的采访，对乡村民间故事和城市民间故事的收集。1939年6月14日，也就是拉尔夫·埃利森在哈莱姆从事联邦作家计划的工作期间，听到并记录下了黑人中流传的猴子斯维特“能让自己隐形起来”的故事，这表明了联邦作家计划在美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在美国各地的大学里讲授“创造性写作”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一战期间在盎格鲁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和政治逻辑的强大混杂之中，对英语之外的语言的敌意被煽动起来，这就抑制了以英语以外的语言进行创作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发展，尽管如此，美国的非英语散文作品依然在出版。从1917年到整个20年代期间，邮政部长庞大的翻译监管机构对外语文章进行监督，影响了共2000种外语期刊，包括鲁塞尼亚语、叙利亚语、波西米亚语、“西班牙—犹太语(拉丁美洲语)”、塔加路—米沙鄢语[4]、罗马尼亚语和其他许多语言的美国期刊和波兰拉丁语、丹麦挪威瑞典语或德国匈牙利语的双语杂志和三语杂志。但是，仅仅几年后，标志着美国非英语文学顶点的O.E.罗尔瓦格的挪威语移民家世小说的前两卷《在那些日子里》(In Those Days， 1924)和《王国的建立》(Founding the Kingdom， 1925)被林肯·科尔科特(Lincoln Colcord)翻译成以《地球上的巨人：草原传奇》(Giants in the Earth：ASaga of the Prairie， 1927)为名的英文版，受到极大的欢迎。

现代多元文化文学的基础是在那几十年奠定的。不仅奥利弗·拉法奇(Oliver LaFarge)广为人们阅读的《欢笑的男孩》(Laughing Boy， 1929)里的一句祈祷文(“晨光明媚的房子，黄昏暗光笼罩的房子”)，后来在N.斯科特·莫玛戴(N.Scott Momaday)的小说《黎明筑成的房子》(House Made of Dawn， 1968)里被提到，而且当时重要的现代小说，如美国土著人约翰

·约瑟夫·马修斯(John Joseph Mathews)的《夕阳西下》(Sundown，1934)、达西·麦克尼克尔(DArcy McNickle)的《四面战歌》(The Surrounded， 1936)也都出版了。亚裔美国小说和自传也随着以下作品的出现开始起步了：水仙花(Sui Sin Far)不落俗套的小说集《春香夫人》(Mrs.Spring Fragrance， 1912)和康永熙(Younghill Kang)的《由东到西：一个东方美国人的成长》(East Goes West：The Making of an Oriental Yankee，1937)，刘裔昌(Pardee Lowe)的《父亲和光宗耀祖的后代》(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1942)，卡罗斯·布鲁桑(Carlos Bulosan)的《美国在我心中：个人成长史》(America is in the Heart：A Personal History，1946)，敏雄森俊夫(Toshio Mori)的《横滨，加利福尼亚》(Yokohama，California)和山本久枝(Hisaye Yamamoto)的《十七个音节》(“Seveteen Syllables”，都在1949年出版)。“奇卡诺人”(Chicano，墨西哥裔美国人，从“墨西哥人”mexicano衍生而来)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uárez)的短篇小说《索尔·加尔萨》(“Seor Garza”， 1947)里，这部小说初步展示了1950年后兴起的墨西哥裔美国文学运动的特征，这场运动的发端是约翰·雷奇(John Rechy)的短篇小说，如《我们的埃尔帕索》(“El Paso del Nortre”， 1958)和乔斯·安东尼奥·维拉利尔(JoséAntonio Villareal)的小说《美国化了的墨西哥人》(Pocho， 1959)。

少数族裔作家所面临的艰难困苦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随着立法的修改，关于美国未来和各种族裔群体本质的辩论激烈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族裔自传体文学成了一个突出的政治体裁，因为它似乎让普通的大众读者了解了整个民族群体的“希求”、潜在的“可同化性”或“相容性”。非族裔美国作家通常颂扬自由、独立的个人主义，而少数族裔作家在被称为“被迫的抗议”的体系下进行文学创作，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整个群体的体现，从而他们的作品被当作关于他们所体现的整体的信息的提供者来读。那么，用英语书写的美国少数族裔自传，除了有一些重要的特例外，倾向于呈现一个被给予肯定认识的集体自我，这就遏制了在展现个体时非常坦诚地进行自我批评，因为这可能对作者及其所属群体不利，从而把文学揭露变成了一种“对这个民族的记录”，这是不足为奇的。进行反面塑造的自我刻画如理查德·赖特的自传《黑孩子》(Black Boy， 1945)，是一种很讲究策略的手法，意在表现种族隔离对人类意识的可怕影响——然而，尽管赖特的政治意图是反对种族隔离，但他还是常常受到批评，因为他没有在《黑孩子》里更加积极肯定地展现非裔美国人的生活。

当人们对什么人应当和什么人不应当被包括在“美国人”的范畴里的争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少数族裔作家的回答常常是“我们是美国人”。他们就在书的标题里宣布了和美国文化及其政治体系的相容性，尽管他们的存在是那么的令人置疑。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以他的自传《一个美国人的成长》(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1917)定下了基调，玛丽·安婷后来在写自传时，也希望能用这个标题；但她最终选择了《福佑之地》(The Promised Land， 1912)这个标题，而她的作品成了这个体裁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品。其他采用了“美国的”标题的作家有：爱德华·斯坦纳(Edward Steiner)，其作品是《从异乡人到公民》(From Alien to Citizen， 1914)；马尔库斯·拉瓦奇(Marcus Ravage)，其作品是《一个成长中的美国人》(An American in the Making， 1917)；霍拉斯·布里奇斯(Horace Bridges)，其作品是《论成为一个美国人》(On Becoming an American， 1919)和《爱德华·伯克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Edward Bok， 1920)；路易斯·阿达米克，其作品是《我的美国》(My America， 1938)；以及萨勒姆·里兹克(Salom Rizk)的《叙利亚美国佬》(Syrian Yankee， 1943)。因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标题《美国人的形成》(The Making of Amevicans)也是对一种日渐繁盛的体裁的顺应。

限制移民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改革家都从犯罪、健康、住房状况和贫穷等问题的角度讨论了民族多样性，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族裔作品文本有美国移民及其后裔所写的典型作品，以及不仅声称是美国的一员而且强调说“缔造了它”的少数族裔成员写的典型作品。继著名标题如布克·T.华盛顿的自传《挣脱奴役》(Up From Slavery， 1901，部分是由麦克斯·宾耐特·思雷舍代笔的)之后，爱尔兰移民亚历山大·欧文(Alexander Irvine)给他的自传安排了一个有力的标题《从底层崛起》(From The Bottom Up， 1910)，这些说法后来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的口号。一脉相承的标题有迈克尔·普平(Michael Pupin)的《从移民到发明家》(From Immigrant to Inventor， 1923)和理查德·巴托尔特(Richard Bartholdt)的《从三等舱到国会》(From Steerage to Congress， 1930)。写族裔自传的作家以美国“从木屋到白宫”的崛起的传奇方式，试图把移民和少数族裔写进人们在教育上和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故事里，把他们的边缘性转变成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这些自传里的一些插图通常证明了这一点，刚刚粗粗翻阅过这些卷宗的读者一开始读到的是平淡无奇的人生之初的形象，如S.S.麦克卢尔(S.S.McClure)在爱尔兰的出生地，然后是这些人物和有名的盎格鲁美国人或英国人的相遇(对雅各布·里斯和爱德华·伯克来说是西奥多·罗斯福；对玛丽·安婷来说是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对S.S.麦克卢尔来说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斯)，再后来他们在美国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住处，如以“‘幸福的窝穴’——欧文先生现在在纽约皮克斯基尔附近的家”为题刊登出来的整页大的照片，或“爱德华·伯克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州梅里奥的家‘’(由卢迪亚·吉卜林命名)”。

少数族裔作家感到，他们的一个任务就是与人们普遍持有的族裔成见作斗争：迈克·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1930)在标题里宣布了这一战略，叙事者描述说，他很愤慨，因为老师叫他“小犹太人”。(这一称呼有一个巧妙对应，那就要去读迈拉·凯利作品《小小公民们：学校生活里的幽默》(Little Citizens：The Humour of School Life， 1904)里题为“西斯特街的王子殿下”那一章；作品从爱尔兰裔美国教师康斯坦兹·贝利的视角讲述了纽约下东部[贫民区]学校的故事，其中包括这样一段情节：伊西多·贝尔查托斯基“操着越来越流利的……诅咒、辱骂，用的那些词老师从来没听过或不知道，只能模糊地猜测其意思”。)牙买加移民克劳德·麦凯在自传《远离家乡》(ALong Way from Home， 1937)里有很多对种族成见不断进行的质问：例如，当一个俄国诗人的妻子邀请麦凯和她“跳爵士舞”时，他照办了，但他讽刺说他很可能没有“达到非裔美国人舞蹈艺术的标准”。托马斯·贝尔有关斯洛伐克裔美国钢铁厂工人的小说《冲出熔炉》(Out of this Furnace， 1941)被作者本人看做是对“所有蔑视斯洛伐克人、没有思想的人的回应”，这些人把他们定型为“佬”。杰尔·曼琼(Jerre Mangione)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阿莱格罗山》(Mount Allegro， 1942)描写了年轻的格兰多·阿莫罗索(Gerlando Amoroso)如何试图说服他的老师虽然他是意大利人，却没有歌唱家或画家的天赋；他被一种严肃的口吻教导道，作为西西里岛人的孩子，他不应再公然手持刀子——即使在吃饭的时候。在别人看来，要成为挥舞着刀具的西西里岛人的刻板形象可能是很难的。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与种族成见交锋的倾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事实：一个读者在寻找对某一群人的种族成见的过程中，很可能从那群人中的某些成员的文学作品里遭遇到种族成见，因为他们在作品里通常尝试着命名、攻击和驳斥这些陈旧的观念。在约翰·范特(John Fante)的短篇小说《一个意大利人的冒险记》(The Odyssey of a Wop， 1940)里，叙事者讲道：“随着我逐渐长大，我发现意大利人用Wop和Dago[5]比美国人还要多。”然而，他也讲述了他做服务生时发生的一件事，他受到厨师奚落，以至于他一时之间成了操舞刀子的真正的种族典型：“我没想着把它扔出去，但是，他说我不会扔，我就扔了。刀子从他头上飞过去，撞到墙上，咔嚓落地。”

美国族裔自传作者感到有很大风险，因为一个“普通读者”可能根据单独的一本书来判断一个作家的民族群体优秀与否。因此，少数族裔作家们倾向于渲染他们的成就，把他们的成就和向上层社会攀升的流动性认同为是属于他们各自整个民族群体的，属于美国的，而没有揭露他们个人的堕落、梦魇、恐惧和做人的失败。他们常常争辩说他们所在民族与美国有一种特殊的关联，一种早期的历史渊源，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与共，从而使他们的群体变得特殊。强调这种特殊的亲密关系的声音被称为“安家神话”，许多民族群体强调说，他们很早就到了这个“新世界”，和美国有语言上的关联，有共同的战争经历，有某种“天赋”，或与美国存在意识形态上有联系，或拥有任何其他适宜建立各自群体文化和美国主导文化所谓的统一性的因素，从而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家。少数族裔主人公——包括自传撰写人自己——有时是这样的安家神话的生动体现。

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还通过贬低其他族裔群体来证明他们自己。高尔德在《没有钱的犹太人》里对意大利男孩们的刻画，奥尔·罗尔瓦格在《地球上的巨人》(1927)里对爱尔兰邻居的描写，埃德纳·费伯(Edna Ferber)的《美国美人》(1931)里对波兰农民的勾勒，这些只不过是这个普遍策略的少数几个例子。在安齐亚·叶捷斯卡的《廉价公寓里的莎乐美》(1922)里，犹太人女主人公索尼亚·维伦斯基(Sonya Vrunsky)从心爱的盎格鲁美国人约翰·曼宁身上看到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冷淡，天上所有的阳光都不能融化这几个世纪以来结成的坚冰”。与这种老生常谈相对应的是叶捷斯卡对女主人公进行的描述没有什么讽刺意味，但反犹太口气相当强烈：“她那永不止息的希望民族崛起、变失败、心碎和失望为动力的强烈愿望又一次让她鼓起勇气、充满希望。”亨利·罗斯的《称它为睡眠》(1934)里一个肉商的妻子警告丈夫说：“你和意大利人作对吗？你不知道他们身上带着匕首——他们所有人都带？”这似乎正好和杰尔·曼琼作品里的描述相反。简言之，由局外人、边缘人、移民和族裔人叙述的生活故事在肯定种族成见方面很可能问题重重。即使在族裔作家对一些特定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偏执、种族主义或对美国性的狭义观念进行社会批评和攻击时，他们也可能比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某些作家更加乐观自信，并和他们一样都心存偏见。

在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方面有一部非同凡响的作品，那是由菲力克斯·费里·韦斯(Felix Feri Weiss)执笔的一部不同寻常的叙述性作品《筛子：或人类磨房的启示》(The Sieve：or， Revelation of the Man Mill)，作者于1892年到达美国(显然是从匈牙利来的)，并成了一个移民检察官。他写作的范围几乎与他的个人生活和过去全都无关，而把注意力放在了把坏人从需要的外国人中挑出来的艰难工作上。拉脱维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自各地的偷渡者，一个患有沙眼的亚美尼亚女孩(她是一个“没有国度的女孩”，她的案例径直到了美国最高法庭)，因被摩门教士引诱离开父母、踏上犹他州的一夫多妻制命运的年轻欧洲女孩，意大利的相片新娘[6]，被偷偷贩卖而来的中国人，以及从许多国家来的、对他们在美国的目的地有着几乎无法理解的认识的合法移民，这些是导致“筛子的漏洞”的问题案例，韦斯试图通过“优生学信仰”的信念来填补这些漏洞。他的书描写了移民到达美国的场面，和许多移民的叙述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尽管他具有限制移民主义的态度，他还是认为自己的工作为普利茅斯岩石[7]再次作出贡献尽了一己之力，他在书的结尾自豪地提及，在英国清教徒前往美国之旅三百周年纪念日之际，他在普利茅斯参加了一个移民教育大会。

作为强调美国种族包容性策略的一个平衡性因素，少数族裔文学在提及家乡和非“美国的”性格特征时，表现出肯定态度。在提及故国的同时，他们常常流露出一点对美国微妙的抵制和公然的批判。即使在最亲美的作品和表面上推崇同化主义的作品里，情况也是如此。以第三人称写的《爱德华·伯克的美国化：一个荷兰男孩50年后的自传》(1920)是成功故事的一个典范，有着这一体裁欢快的特质，并歌颂了进步和收获的喜悦。但是，即使伯克这位《妇女家庭杂志》的著名编辑，在写到自传的结尾之处时加进去了一个标题为“美国不合我之处”的部分。在那部分里，伯克回忆说，刚到美国之初393，这个国家看起来是多么的挥霍无度：“布鲁克林的家庭一周里丢弃的东西能养活多少荷兰穷人，这是个简单的算术题。”他抨击“可恨的美国英语”，如“那就行了”这样的话，因为它阻碍了美国人对完善和卓越的追求。(25年前，亚伯拉罕·卡恩已经把这个短语视为浅薄的美国化的一个症状，这位《纽约贫民区的故事》[Yekl：ATale of the Ghetto， 1896]的叙事者说：“美国成了一个国家”，‘那就行了’成了一门语言”。)伯克还批评了把移民美国化的大众运动，他大胆宣称，那些赞成美国化的人自己需要被美国化。他想知道：“是否在国外出生的人，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终究不能更好地成为美国人？——是否他不能够站在一个更真实的角度？是否他内心怀有的深切欲望并不是想看到美国变得更加强大？是否他对它不完善的制度保持现状并不是不太满意？是否在看到这些缺陷的时候，他并不是更坚定地努力让美国实现那些理想或实现那些他感觉存在于他本性里、自己的家乡具有的最基本的东西？而他是否急于把其中最好的东西移植到他归依的国家的性格里？”伯克56岁时从《妇女家庭杂志》的编辑位置退下来，他给出的原因并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毕竟，他仍是荷兰人；他坚守他的人民多年以前得出的教训……生命的伟大冒险比实际工作更加精彩，出发的时机就是出行有意义的时候!”当时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伯克争辩说，因为他是而且一直是荷兰人，这才让他更好地成为一个美国人。令人吃惊的是，他是在美国化运动的巅峰时期这样说的，而且还受到了罗斯福公开的支持。

美国族裔自传和散文小说具有其潜在的价值及局限性，这在《独立者》上发表的短篇人生故事里显而易见，其中，南方有色女人的故事是一个例子。在一战前，70多个那样的人生故事出现在《独立者》上，有劳工改革倾向的进步党编辑汉密尔顿·霍尔特(Hamilton Holt)感到，这些人生小故事(它们被这样称呼道)有可能构成一个新的多民族美国的整体形象。霍尔特为《独立者》收集这些人生故事的想法是在几个专业作家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的，其中有西德尼·雷德(Sydney Reid)，已经提过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亚历山大·欧文，以及在普林斯顿大学上过学的作家欧内斯特·普尔(Ernest Poole)，普尔也帮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找素材，并且写了小说《街道的呼声》(The Voice of The Street， 1906)——一部关于纽约东部贫民区的书，后来写了《海港》(The Harbor， 1915)和《上百万》(Millions， 1922)。1925年，霍尔特成为佛罗里达州温特帕克罗林斯学院的院长，在那儿他推行了教育改革，并吸引了一群优秀的教员，其中有一些人在1933年的严重危机后离开了罗林斯，建立了更具有实验性的(更出名的)黑山学院——美国美学现代主义的发源地之一。

霍尔特收集了16个人生故事，并整理成《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The Life Stories of Undistinguished Americans as Told by Themselves， 1906)。这个纲领性的标题表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美国人，而“平凡”可能是区别性的一种标志。作品集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安塔纳斯·卡兹陶斯基斯(Antanas Kaztauskis)的，他是从俄国压迫下的立陶宛逃出的难民，在芝加哥一家残暴的牲畜围场工作，并加入了一个工会(和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有相似之处，它们发表于同一年)。在对这个受利益驱动的世界进行的纪实性描述里，死亡的机制变得如此真实，令人不寒而栗：

我在宰牛的屋子里工作。我干推动水槽里的血流的活。一些人认为，这些工作会让人发疯。我不那样认为。屠宰牲畜的人并没有那些身穿华丽衣裳每天前来观看的女人们坏……牛并不受罪。它们被一个大锤子击得没了知觉，不等它们醒来，它们已经死了。这样做并不是让它们免受痛苦，而是怕它们一躁动、因害怕和疼痛出汗，肉质就不太好了。我很快就看出，房子里的每项工作都是这样做的——为的是少投入多赚钱。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个立陶宛人说：“他们把那些牛的血吸干，把我们人的血汗榨干。”

这部书最后讲的是一个中国商人李秋(Lee Chew)的故事，他希望能从纽约的中国城回到中国的家乡：他甚至画出了他父亲房子的平面图。书中，美国印第安人阿-尼恩-拉-德-尼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学校里被禁止使用他所通晓的唯一的语言来表达自己，非裔美国人经历了乔治亚苦役营地狱般的生活。伊利诺伊州一个农民的妻子不得不与压倒人的繁重劳役和她自己的丈夫作斗争，为的是追求她的作家生涯；一个四处游历的南方卫理公会牧师和视力上的缺陷作斗争，追求自己的事业。意大利擦鞋童罗考·科莱斯卡(Rocco Corresca)和瑞典农夫阿克赛尔·贾尔森(Axel Jarlson)分别在纽约和明尼苏达开创他们的生活。一个日本雇员描述了加利福尼亚的老板是如何羞辱他的。在血汗工厂工作的波兰工人萨迪·弗鲁恩(Sadie Frowne)说：“针穿过指甲的时候手指疼，而它刺透骨头的时候，损害就大了。”她的话轻描淡写，似乎有些随意，却无比生动、深刻，她总是很早去上班，并对此进行了天真滑稽的前现代性描述，工业劳作的破坏性赋予了这种描述严肃的一面，因为她不相信闹钟的存在：“我听说有一种钟能够在你想起床的时间叫你，但我不信，因为我不明白这种钟怎么会知道的。”美国的一个希腊小贩怀念希腊水果的味道，并提到了10％的移民又回归了希腊；法国裁缝阿米莉娅·木兰(Amelia des Moulins)明白，世界上只有一个巴黎，渴望着能有一次航行把她带回法国。德国女护士艾格尼丝(Agnes)讲述了她工作中的起起伏伏，她渴望嫁给一个食品杂货店的职员。亲土耳其的叙利亚教堂把一个叙利亚记者判了死刑，因为后者在纽约阿拉伯语的新闻媒体上发表了有关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批评性文章。

一些移民故事里有对到达纽约看到自由女神像时的情景的描写。萨迪·弗鲁恩(Sadie Frowne)写道，到纽约后，她“看到了这个美丽的海湾和头上戴着尖钉状头冠、手里擎着一盏晚上点亮的灯的巨大女神像(自由女神)”；一位叙利亚记者提到，他“在经过这个巨大自由神像时离她很近”，从远处看到“远方天际和蓝天相接的美丽白桥以及像我们家乡的山峰一样巍然挺拔的摩天大楼”。如是的描绘出现在一长列文本里，以爱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的诗《新巨像》(The New Colossus， 1883)为开端，这首诗重新阐释了这个被官方赋予体现法美友谊、欢迎移民的一个标志的自由神像。在一些人生故事里，这种象征意义被很有趣地误解。匈牙利雇工麦克·特迪克斯(Mike Trudics)把神像手中的火炬当作扫帚来描写：“一个穿着体面、和我们说同一语言的男士告诉我们，矗立在港口的这个巨大铁质女人像是一个随意给予人们自由而不需要人们付出任何代价的女神。他说她手里像扫帚一样的东西是一盏灯——它带给我们光亮和自由……他告诉我们，这个扫帚可以容一个人站立。”

这些故事描写了好多趣事和休闲生活，其中有算命人、咖啡馆、剧院、野餐或音乐会，并多次提到科尼岛——但是，那里正在推出福默雷·庞西(Fomoaley Ponci)展，他是从最近被征服的菲律宾带来的伊哥罗特人首领。他是对赤裸裸的不平等的提示，这种不平等不仅在新世界盛行，甚至在娱乐界也存在。有趣的是，《独立者》发表了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对科尼岛的当代评论，说它是一个“赢利的行业，是从某些人口袋攫取收入的一种手段”，这些人由于工作单调乏味而感到“烦闷”(论文的标题)。《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里讲述故事的各种各样的美国人之间存在着紧张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只存在于科尼岛这一个地方：他们属于不同的阶层，其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仅仅希腊小贩的一部分收入就完全可以挽救非裔美国人，并帮助其摆脱做苦役的命运。这部作品从整体来讲，表明了它的编者意在扩展“美国人”这个词的词义。但它也揭示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多民族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和冲突。

和阶级不平等一样，民族关系紧张普遍存在。由于普通美国人有着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差别，他们以相互矛盾的标准来衡量对方，有时相互用怀疑、带有偏见的目光审视对方——是“外国人”或“魔鬼”、“红头发的野蛮人”或“异教徒”。当一位爱尔兰厨师得知她的美国老板是犹太人后，就收拾行李说：“很抱歉，夫人，但是我决不能吃把救世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的面包。”(这位女士回答说，耶稣也是犹太人，但这只是坚定了女仆辞职的决心。)中国商人说：“只要能找到中国人，没有人会雇用爱尔兰人、德国人、英国人或意大利人，因为我们中国人是那么诚实、勤奋、踏实、审慎和不辞劳苦。”每一个人生故事都对它所代表的那群人持一种同情和个性化的看法，而好多故事则散布着对其他群体的“成见”。因而，那个意大利擦鞋工可以说：“他是爱尔兰人，但是个好人……”瑞典农民注意到，他的法裔加拿大朋友“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但却一直在笑”，而他发现，低等舱乘客“是瑞典人，很可爱、很友好”。对自己同一民族的人持积极肯定的看法，而把其他民族的人看做是属于某些类型，这一特征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里很盛行。这个时期有一部小说是杰西·福塞特的《果干面包》(1929)，作品毫不含蓄地让女主人公逐步觉察到这一普遍特性。艺术家安吉拉·默里(Angela Murray)在纽约协和广场创造了一幅“十四街的类型”的巨作，这项工程获了奖，但她承认，它是有缺陷的，因为对其他人来说，安吉拉本人也仅仅属于一种社会“类型”。随着她对穷困潦倒的人的认识和同情心与日俱增，她开始明白“如果一个上层社会的人仿效她的话，她会进行多么激烈的反抗”。

对于一个日趋多民族化的国家来说，其普遍特征是什么？一个人眼里的乌托邦就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地狱。这就使对某一特别的、神圣的、过去的怀旧情绪有一种广泛而共同的表达方式变得困难。例如，宗教对于不同的美国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可预测的多种东西：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这位立陶宛人不经常去教堂，因为他发觉美国的宗教仪式进行得太“慢”。那个意大利擦鞋工注意到，“这里的好多新教徒是异教徒，但是，他们还是有宗教信仰的”，他们的教堂“没有圣徒和圣坛，这似乎有些奇怪”。那位犹太制衣工评论说，在美国，只有男人去犹太教堂，这和波兰不一样；和中国相比，李秋写道，美国是一个人们无视孔夫子和其他圣贤训诫的国家。

对于在这部作品集里的主人公来说，美国没有一个人们一致公认的、正在被世俗化的“神圣”领域。从这个方面来讲，他们是美国人的代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可以梦想回归过去哪种宗教信仰呢？基督教？(天主教？新教？希腊和马龙派的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儒教？还是自然崇拜？这本书的人物已经把过去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抛置在身后。但是，他们仍然通过这些多样的过去的眼睛来审视现代的社会。在这种事态中，是否“世俗化”仅仅是一个简便的暗喻，让应当遗留下哪一种形式的神圣性这个问题悬而未决，而注意力集中在变成“现代”和世俗化的共同过程上？是不是“推陈出新”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言辞可能不会令人产生对未来出现团结一致的场面的希冀？——以致于李秋的祖父批评说：“总是用新东西取代旧东西，真是对先辈不尊。”宗教原教旨主义有其特定形式，精确的“基于信仰上的价值观念”有着特定形式，“我们信任上帝”这个世俗与宗教相结合的套语被武断地赋予一种含义，这种含义也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在一个过去和现在都有多种信条的社会里，这些特定的表现形式难道不应当存有分歧并具有排他性？

多样性问题也影响到了人们对未来的期盼。人生故事的多数主人公都想象在美国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是一些后来回国的人一些只梦想着离开美国回国的人，一些没有祖国可以回归的人，和一些无论在任何地方对未来几乎都不报什么希望的人。(《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在表现回国移民的主题方面，反映了在1910年到1930年间30％多的移民回归祖国这个事实。)法国裁缝宣布要回巴黎时，她在渴望着一个其他平凡的美国人不可能希望返回的过去。这突出了现代美国许多“回归……”运动的一个问题，除非伴随而至的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或者模糊性的概括，而后可以被最多样性的内容填充，变得具体丰富。在一个国家非常珍视同一民族、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命运的时代，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甚至个人民族身份的构成可能也是复杂的民族间交流和妥协的结果。那位印第安人描述了他第一次遇到“莫霍克族”这个概括性用语时的情形，他被想当然地认为属于那个民族，但他也从中感觉到一种凌辱(他是对的，因为这个称呼在阿尔冈琴语里意为“食人者”或“野蛮人”)；那个希腊小贩在对希腊人的描写中轮番使用“他们”和“我们”，那位叙利亚人谈到“他的”民族时同样如此。阿克赛尔·贾尔森可能会说“和我们”并且可能意指“在瑞典”；但他也用“这个国家”来指美国；“美国人”甚至“住在美国的瑞典人”这些词语不要求叙事者使用代词“我们”，它最被常用来指个人所知范围内有着任何国籍的家庭群体和朋友群体。

这些民族问题和民族差异不仅仅在事后才被看出来。一些平凡的美国人对其他人的人生故事直接作出反应。那位南方有色女性在《独立者》上回应了在她之前也发表在这个期刊上的其他第一人称故事。她公然直呼其他两个自传作者的名字。

我会感到满足和幸福，如果我，一个美国公民，能像阿克赛尔·贾尔森(一个瑞典移民，他的故事出现在《独立者》1903年1月8日的那期上)一样说：“没有贵族把他推倒，并说他是不值得尊重的，因为他的父亲是穷人。”有“贵族”把我和我同一民族的人推倒，说我们是不值得尊重的，因为我们是有色人种。中国人李秋在《独立者》1903年2月19日期上发表的文章结尾说：“在这种情形下，我怎么能把这里称之为我的家乡，如果我带上我的钱财回到我在中国的乡村，怎么能责备我？”

幸福的中国人!幸运的李秋!你可以回到你的家乡去享受你的钱带来的乐趣。这是我的村落，我的家，而我是一个无家可归、被遗弃的人!

这些多样的生活故事一起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全景图，一个“全面的美国所有阶层的图画”。霍尔特为这部作品选择了那些能最好代表他认为的“五大民族”和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职业的故事。不限于此，这些人生故事暗示了本世纪初美国工人阶级的普遍关联性。这些故事生动逼真地体现了把某一“类型”和“美国人”这个词联系起来是多么困难，以及把一个多民族民众所具有的、对一个广泛共享的过去产生的历史感想当然是多么困难。

开国元勋、美国的19世纪或几乎美国历史的任何一方面，这些对那么多少数族裔美国人来说究竟能意味着什么？少数族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历史小说很少，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虽然历史小说是一种很流行的体裁，而在创作这一体裁作品方面作出微薄贡献的是弗朗西丝·温沃(Frances Winwar)。她出生在西西里岛陶尔米纳的芬奇格拉(Vinciguerra)家族，发表过一个以弗朗西斯卡·迪·里米尼(Francesca di Rimini)的故事为基础的13世纪传奇故事《燃烧的火焰》(The Ardent Flame， 1927)，当时用的名字是一个英语化的笔名，这个笔名能把她的意大利家名准确地翻译过来。她还写了一部美国历史小说《绞架山》(Gallows Hill， 1937)是关于引起狂奋的沙仑巫术审判的。但在1910年到1950年间，只有一部非裔美国人写的历史小说被出版，那就是阿纳·邦当的《黑雷》(1936)。亨利·罗斯在30年代试图完成第二部小说，但以失败告终，恰恰是因为他不能想象对一个20世纪土生土长的美国激进分子来说，美国内战的历史回忆可能意味着什么。

从一个自由改革者的角度呈现出来的这些简短自传故事，从许多方面代表了这个世纪前半叶少数族裔自传里存在的比较普遍的紧张焦虑，尽管《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并没有揭示出多少这些主人公的心理。故事讲述者回答了问卷调查上的问题，或预见到了这些问题并对此含蓄作答，因此问卷并没有提供多少对此进行揭露的机会。“你来自何方？你为什么来美国、什么时候到的美国和怎样到的美国？你现在的生活状况好些了吗？你在哪里工作？你挣多少钱？你住在哪里？你每天是如何度过的？在你们的群体中，家庭的作用是什么？”作者们或被调查者们忙于回答一堆围绕移民争论和种族争论的直接或间接的问题。他们的人生是他们作为其典型的群体的社会代表，这是许多人生故事的标题或副标题清楚解释的一个事实。就此而言，这似乎是有趣的(只需想一想《种族问题——一个南方有色女人的自传》就可以了)。叙述者传达了社会意义，却没有什么时间进行反省。毕竟，这些简短的“人生小故事”可能不是人袒露内心世界适宜的地方。它们是美国读者喜爱的一种体裁，欧内斯特·普尔模仿霍尔特，甚至为反对移民的《星期六晚邮报》(1906)写出了第一人称故事，如《贫民窟中的崛起：从居民到投机商》(“Up from the Ghetto：From a Dweller to a Speculator in Slums”)和《波兰工人大简讲述的故事》(“Getting That Home：Told by Jan， the Big Polish Laborer”)。

无数“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少数族裔自传随之涌现，“真”“假”之间的界线比所想象的更加难以划定，一些模仿者写的少数族裔自传体裁就是如此。现在，如果一个人看到一个没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油画，并得知它的创作者是犹太人，仅此事实并不一定能加强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或欣赏。只有法西斯主义者、本土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才认为，犹太人决心以犹太人的方式来作画。因此，如果提示出画家是犹太人，可能会在一个法西斯世界产生强大后果。除种族主义偏执狂之外，血缘关系、群体自豪感或微妙区别可能受到一般的认可，这种认可对欣赏作品本身并不一定造成影响。同样，如果我们当时被告知对作者的第一个猜测是错误的，这位艺术家实际上不是犹太人而是盎格鲁美国人，这一信息只会导致我们头脑中产生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纠正过程。

这些规则不适用于美国少数族裔自传(或一般而言，不适用于太多的少数族裔文学)。无论如何，少数族裔文学常常被当作社会证据来读；因此，对少数族裔文学的提倡者和诽谤者来说，被讨论的作品的“民族真实性”问题(主要取决于作者的民族背景)都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这一问题至少可以回溯到早期的废奴主义者，如理查德·希尔德斯(Richard Hildreth)相当受欢迎的《奴隶》又名《阿奇·穆尔的回忆录》(The Slave；or， Memoirs of Archy Moore， 1836)。他们编造了奴隶故事，因此受到南方人的挑战。对美国文学进行的讨论试图铲除美国文学中异国味太浓的那些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作品因为其作者的民族性而被阅读。例如，伊利诺伊大学的文史学家斯图亚特·P.谢尔曼(Stuart P.Sherman)在1915年的《国家》杂志上攻击了西奥多·德莱塞，因为他的“野蛮自然主义”代表了“美国文学领域的新腔调，具有源自于我们混杂的人口的‘种族’因素”。谢尔曼暗示说，德莱塞的民族背景似乎使他不能成为一个“美国人”，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流”作家。

然而，哪怕随意浏览一下，都能发现其形式种类繁多，让意在找出清晰民族界线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囊括或排除、欣赏或摒弃的阅读过程变得复杂。就如《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真实的”文本、“被告知的”文本、代写的文本和捏造的文本之间的界线就是不确定的。

一些自传是由其名字为人所知的少数族裔作家发表的，并以第一人称单数叙述的形式。玛丽·安婷的《福佑之地》(1912)是一个代表，开头便是警示语：“我是不同于我讲述的故事的主人公之外的另一个人。”安婷建议她的出版商在整部书里对过去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其他族裔自传以作者的名字出版，而且是第三人称叙述。《爱德华·伯克的美国化》(1920)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对过去的爱德华普遍使用第三人称，而用第一人称描写他当前的观点和意见。因此，有一章的标题是“迷惑不解的伯克”，而另一章的标题是“我欠美国什么”。《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里代词的混淆情况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的一个例子。格特鲁德·斯泰因后来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里成为混乱使用代词的大师；表面上来看，那是一部以托克拉斯的口气写的“自传”；从逻辑上来讲，则是格特鲁德·斯泰因以第三人称(而且总是她的全名)进行的叙述。但就在书的结尾之处，这个故事令人惊讶地被放弃了，令人惊讶：“约在六周前，格特鲁德·斯泰因说，我看不出来，好像你会去写那部自传。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为你写自传。我要尽可能把它写得简单，就像笛福写鲁滨逊·克鲁索那样。她已经那样做了，这就是成作。”

一些作家用的笔名会让读者期待读到他的“族裔”作品。19世纪亨利·哈兰德(Henry Harland)以“悉尼·鲁斯卡”的名字发表了犹太传奇故事；在我们的这个时期末，丹尼尔·詹姆斯(Daniel James)采用了一个从民族角度来讲更为合适的假名“丹尼·圣地亚哥”，出版了一本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书。文学性小说与族裔身份真实性间的界线复杂难辨，伊顿姐妹温妮弗雷德·莫德(Winifred Maude)和伊迪丝·莫德(Edith Maude)的故事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作为一对属于英国和中国两个不同民族的夫妇的女儿，伊迪丝选择了“水仙花”(Sui Sin Far)的华裔美国人身份，发表了《一个欧亚人的精神文集撷英》(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这是为霍尔特的《独立者》(1909)写的自传体人生故事，而年幼些的温妮弗雷德掩盖了她一半的中国人血统，选择了日本笔名“小野の小町”(Onoto Watanna)，并写了日本艺妓传奇故事，如《日本纽梅小姐：一个日裔美国人的浪漫故事》(Miss Nume of Japan：AJapaneseAmerican Romance)，其中一些故事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看第一眼，两个姐妹中的一个似乎是“地道的”，而另一个是“假的”，但两人不得不想象并保持她们希望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亚洲人形象。两姐妹的书都以一种“东方的”方式被夸张设计出来。

匿名发表也允许了一些人完全虚构对自传体裁的期望，如以第一人称单数讲述的《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被当作是一个有黑人血统、但被看做是白人、现在撩开“面纱”来揭露种族关系秘密的人所作的坦白，但这部小说确实是詹姆斯·韦尔顿·约翰逊所写的。知识分子移民亚伯拉罕·卡恩的第一人称小说《大卫·莱温斯基的崛起》(1917)，被卡尔·范·多伦称赞为“20世纪20年代前最为著名的移民小说”，最初以部分连载的形式发表在《麦克卢尔杂志》上，配有插图，标题为《一个美国犹太人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 of an American Jew， 1913)。塞缪尔·奥尼兹(Samuel Ornitz)的小说《腿、腹和喉》(Haunch， Paunch and Jowl， 1923)起初匿名发表，它的出版商伯尼和利弗莱特用一个大问号为它做广告，而没用作者的照片，被哲学家霍拉斯·卡伦划为“假自传”一类。西尔威斯特·C.朗(Sylvester C.Long)的《长矛》(Long Lance， 1928)作为一个美国印第安人的自传发表，尽管自传作者是作为一个土著美国人而生活着的，但他声言自己的祖先是印第安人，现在，他的说法常常被认为是毫无根据。当《老爷》(Esquire)的编辑想接受意裔美国人、砖瓦匠彼得罗·迪多纳托的《混凝土里的救世主》(Christ in Concrete， 1937)的故事时，他们担心可能为这样一个“协和广场或格林威治村的笑话”所迷倒，就派犹太裔美国作家迈耶·莱文(Meyer Levin)去“探访、调查迪多纳托先生，肯定或否认我们对他带着的嘲讽的嫌疑”。庆幸的是，莱文发现迪多纳托确有其人；莱文报告说，这个年轻的意大利裔美国作家“确实是一个砖瓦匠，显然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匠”，而且他看起来“像年轻时候的但丁”。伊丽莎白·斯特恩(Elizabeth Stern)的作品《我母亲和我》(My Mother and I， 1917，由西奥多·罗斯福作序)和《我是个女人——而且是个犹太人》(IAm a Woman-Anda Jew， 1926)，长期以来被当作一个美国犹太女性自传性的真实表达，后来，作者被她的儿子揭穿了真实面目，说斯特恩捏造了她是犹太人出身的事实。围绕这些有着剧烈冲突的声言的争端仍未被解决。

其他自传是以一个少数族裔作家的名字发表的，但却是受人委托代写的，或是不同程度的合作的结果。《我的自传》(My Autobiography， 1914)，“由S.S.麦克卢尔”写的关于一位爱尔兰移民的回忆录，实际上是由薇拉·凯瑟代写的。麦克卢尔，一个发明了辛迪加写作(syndicated writing)的有影响力的编辑，对他手中的作品有控制能力，但少数族裔主体却没有这样的能力，其人生故事以“告诉给”(as told to)的形式(其中有霍尔特的《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里的几个故事和许多发表在美国杂志上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写的人生故事)发表。日益严重的代笔写作现象影响到了“名流”(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益升温的一个观念)和真正的穷人(他们常常对他们发表的自传的形式和内容没有多少控制力或没有任何控制力)。各种委婉语被用来描述自传人物和撰写者之间的关系，如“和……通力合作”、“由……提供”、“由……引述”、“和”，甚至“由……指导”(在1928年《星期六晚邮报》有关演员哈罗德·劳埃德的人生故事里)。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以及被授权的主体和被代言的主体，交替对作品体裁进行归结，从而让这些书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所有的作品之所以被人传阅，常常是因为里面的“族裔人物”，不管作品的构成是多么的问题重重。

少数族裔作家创作的文学体裁还存在着相当的混乱。路易斯·阿达米克最初把《丛林中的笑声：一个美国移民的自传》当作小说来写，但随后又加进了一些东西，有以前发表的文章和作者第一人称叙述的、在南斯拉夫卡尼奥拉省度过的童年时代以及1914年移居美国的新素材。这样，内容得到了扩充，以至于这本书的副标题实际上只体现了这部混合体裁作品的一部分特征。

一些自传时而作为“小说”发表，时而又作为“回忆录”发表。杰尔·曼琼的《阿莱格罗山》(1942)是一部代表作品。尽管《阿莱格罗山》是以第一人称单数叙述的，但在创作的最后阶段，第一个出版商说服了作者，把叙事者的名字改成“葛兰多·阿默罗索”(Gerlando Amoroso)，并认定这部书为“小说”。因此，书的第一版就成了小说类和非小说类的最畅销作品。在曼琼的有生之年，经他授权再次印刷时，副标题成了“一个意裔美国人的回忆录”。迈克·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1930)是以第一人称单数写的，读起来像回忆录，1930年由利弗莱特第一次出版时，把它作为自传来宣传，但1946年由日晷出版社再版时，它被贴上了小说的标签；现在，它则常常被当作自传体小说而被讨论。

在20世纪前半叶的少数族裔散文文学里，不同的少数族裔人物与小说创作的新发明紧密联系起来，因为甚至是以英语出版的最“真实的”自传也不得不暗含美国读者的某种期待，而且即使是最不真实的自传，都可能包含许多直觉上感觉真实的或被充分研究过的社会信息。族裔自传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编造的，都常常隐含着霍尔特的《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背后的问卷内容，而且成为亨利·詹姆斯所谓的从1910年到1950年期间日益突出的“种族问题”的答案。

[1]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诗人和艺术理论家。艾略特多次引用了瓦格纳的作品，《泰晤士河畔三少女之歌》与瓦格纳歌剧《诸神的末月》(Gtterdammerung)里的莱茵河畔的少女之歌相似，艾略特采用了瓦格纳的韵律，还用了相同的叠句。——译注

[40]比阿特丽斯(Beatrice)，诗人但丁所爱的佛罗伦萨女子，其形象曾出现在但丁的名著《神曲》中。但丁对比阿特斯的爱是一种精神之爱，比阿特丽斯在但丁心中就像圣母之于基督徒。李普这里的意思是，美国化运动与爱国主义截然不同，没有可比性，就如同强奸萨宾妇女与但丁爱比阿特丽斯没有任何可比性一样。——译注

[3]陶斯(Taos)，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城镇，从1898年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聚居地，吸引了包括约翰·马林和D.H.劳伦斯在内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译注

[42]塔加路语(Tagalog)，居住在菲律宾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的塔加路族人说的语言，是菲律宾语的基础；米沙鄢语(Vusayan)，菲律宾最大少数民族米沙鄢人的语言。——译注①

[5]op和Dago是对意大利人的蔑称。——译注

[44]相片新娘，即通过照片与丈夫认识，到丈夫所在的异地他乡结婚的新娘。——译注

[7]普利茅斯岩石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港口，相传为首批清教徒移民登陆之处。——译注

第三章 族裔性主题、现代主题

20世纪前半叶的少数族裔文学产生了一整套包括各种族裔性主题的作品集。除了阶层变动和同化外，媒妁婚姻与浪漫爱情间的冲突也是一样，代际间的紧张关系也时常出现(有时在族裔三部曲里)。孩子和父母间的裂痕非常突出，通常是很复杂的母子关系和父女关系受到特殊的强调。种族怨恨或伪善被频繁表现出来，跨民族的朋友关系和恋爱关系同样如此。在这些作品中，老套宗教信仰的淡化和族裔标准的淡薄得到多方面的表达。由于中心人物常常和内心充满渴望的作者本身相联系，劳工的世界和艺术创作领域间进行的艰辛谈判习以为常。教育作为一个学校场景和一个可能解决各种紧张关系的象征性领域，渐渐占据核心地位。主人公通常比较年轻，如此一来，可以在文化冲突和美国同化的压力的情景中对社会化的一般进程进行描述。在一个讲另一门语言的都市风景中迷路，或在似乎是广袤无垠的乡村感到迷失了自己，都是司空见惯的经历。在一个通常显得神秘的美国工人阶层生活的多族裔街区，到处都充满着贫困家庭间的紧张关系，有时甚至构成决定性的情节。人物对他们所属的民族的反应变换在羞辱和自豪之间。在一些场景里，族裔群体和美国之间的差别被戏剧化了，而在其他一些情景里，这种差别又得以弥合。族裔食品烹调方法被提及，并受到赞赏，有时用的是地道的非英语名称，有时描述的那些细节相当于一个食谱。在一个既定时刻，美国性可以由于一杆旗、一首歌或其他国家标志如自由女神像的存在而被强化；族裔主人公在去国外旅行时，尤其是到一个对他们的族裔身份有象征意义的地方时，可以感觉到他们自己的美国性，对移民来说，就是回到祖国探亲的时候。双重意识感渗透在文学作品里，常常体现在同时并存的一般的美国象征性事物和民族象征性事物里，比如，两面缠绕在一起的旗帜，或者以对方的角度描写的两种情景。简言之，少数族裔文学飨以读者的是繁多的、大大小小的细节描写，这正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族裔历史学家的兴趣所在。

然而，20世纪前半叶的少数族裔文学显示出对美国社会现代性的格外关注，如果不去关注它的族裔主题。当一个少数族裔群体和一种古老的、前现代的或“中世纪”的民族气质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种趋势在一些转瞬即逝的实例中就部分地自己显现出来。玛丽·安婷把移民过程描写成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旅行。她说，从比喻意义上来说，她的人生跨越了几个世纪，她的笔锋集中在这个悖论上：“仅仅我的年龄，我的真实年龄，就足以成为我写作的原因。我的人生始于中世纪，这一点我会证实，但我依旧是20世纪的人，和你们同一时代的人，因为你们最新的想法，我激动不已。”非裔美国知识分子也运用中世纪和现代的区别来叙述本族的历史。阿兰·洛克在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集《新黑人》(1925)的前言里写道，每一波迁移的浪潮“对黑人来说不仅是从乡村到城市刻意逃离，而且是中世纪的美国到现代美国”。既然美国是常言说的“没有中世纪的国家”，这样的修辞(和带有严重意识形态的)策略把作为现代社会体现的美国城市置于突出位置，与很可能重视社区和传统的族裔群体相对，在迁移浪潮之前尤其如此。“中世纪”这个词把各种纷繁复杂的前现代的过去简便地统一起来，所有这些过去被同化成进步这样一个单一概念。更进一步说，想象中认为，一个单一的盎格鲁美国人的进步概念是“现代”的体现，这种想法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历程被统一起来的表象：源自于美国文化内部并改变其形态的现代化的这些形式，倾向于取代而不是改变现存的族裔群体的文化特征。但是，对现代性的普遍关注远远超越了这种形式隐喻意义上的后中世纪主义，这正是读者从美国少数族裔文学里现代性的各种具体意象中发现的：从摩天大楼到汽车和飞机、从工作车间的机器到快餐和许多现代休闲文化的特征。

玛丽·安婷对新世界的特征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如房间之间的通话管、冷饮柜、冰柠檬汁、热花生、粉色的爆米花和口香糖。利奥·科布林(Leo Kobrin)把外地人在纽约自动售货机前的经历搬上了舞台。让·图默关注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和卡洛可乐的纸板广告。佐拉·尼尔·赫斯顿(在她的《哈莱姆俚语故事》里)把软饮料瓶加进了城市玩笑里：“可是，宝贝!……看看你的身材!我敢说可口可乐公司因为这个专利在付给你大笔钱!”亨利·罗斯的作品里有如下的细节描写：“麦加香烟上有中部宽大的宝剑的图案。”安齐亚·叶捷斯卡提到了番茄酱污渍和“现成”的衣服(在《廉价公寓里的莎乐美》里)。克劳德·麦凯在《到哈莱姆安家》里评论说，他的小说人物杰克的裤子后面的口袋很新奇。詹姆斯·托马斯·法雷尔唤起人们对电动麦芽牛奶搅拌器的注意。理查德·赖特的小说人物比格·托马斯看见飞机飞过芝加哥。卡尔·范·维奇顿的《黑人的天堂》的背景是流行歌曲。在彼得罗·迪多纳托的《混凝土里的救世主》里，从留声机中可以听到“印第安爱的呼唤”。在丹尼尔·福克斯的《向布兰郝特致敬》(1936)里，人物鲁思在美甲店打瞌睡——这一事件在文体上的标志是一页流行的商业文化用品的目录，从宾·克罗兹比(Bing Crosby)[1]和玛娜·洛伊(Myrna Loy)[2]，到印度的棕色长筒袜和一个“E.Z.除毛发用的手套”。在维拉德·莫特利(Willard Motley)的《敲任何一扇门》(Knockon Any Door， 1947)里，意裔美国人尼克·罗马诺斜倚着一个口香糖售卖机，看到一扇金属玻璃窗上面映过来反写的“辣味的10美分”的字符。所有人都去看电影、听收音机(一些主人公配备了晶体收音机)，关注报纸大标题，浏览报纸，乘坐电车和地铁。

少数族裔文学在这些方面展现了一般的美国特征。亨利·詹姆斯和亨利·亚当斯可能是首先把品牌名称引入美国文学的，他们提到了“诺明顿”(詹姆斯的打字机)或“柯达”(亚当斯的照相机)；海明威在《太阳照样升起》(1926)里毅然提到香槟品牌，从佩诺德、仙山奴(Cinzano)到凯歌(Veuve Cliquot)[3]，从而开阔了禁酒时期美国读者的视野。街头卖现代小玩意的小贩在美国散文里比比皆是，从马克·吐温的《亚瑟王朝廷上的一个康涅狄格州美国人》(AConne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到欧多拉·韦尔蒂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Traveling Salesman， 1936)。马克·吐温、格特鲁德·斯泰因、约翰·多斯·帕索斯和理查德·赖特为报纸大标题所吸引，把它们也融入了作品中。格特鲁德·阿瑟顿(Gertrude Atherton)提到美甲，来掩盖“招人怀疑的黑发白种女人”指甲上可能会“泄漏实情”的混血标志。其他作家提供了现代性的整个清单：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覆盖了《星期六晚邮报》、汽车修理店和大广告牌；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1938)模仿了照相机镜头、剪报和新闻短片的形式。

然而，一些细微的区别还是存在的：由于少数族裔文学与工人阶层以及城市场所存在着更加普遍的紧密关系，因此它更有可能表现人物在公交运输工具上的经历，而不是各种奇特的自驾汽车的奇妙之处；以及他们在劳动领域而不是在引人注目的消费领域与技术的冲突——这些技术以迪多纳托著作里的混凝土为典型代表——而不是在显著的消费领域。有时，少数族裔作家也倾向于把现代性的特征在一个似乎仍然触手可及的前现代社区的背景下戏剧化。毋庸置疑，有关现代性的主题在1910年到1950年间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里是盛行的；少数族裔文学探讨了现代性的特征，很可能甚至比许多主流作家更加广泛深入。在一些情形中，那些和现代出版手段相联系的族裔作家的作品被传播得如此深远，以致于招到了定位比较传统的作家的嫉妒。因而，西奥多·罗斯福渴望能像爱德华·伯克一样，有影响百万美国人的能力，因为这些美国人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阅读他的《妇女家庭杂志》，作为休闲消遣。罗斯福写信给伯克说：“我的文字印在报纸上，被匆匆浏览，多数读者还是乘电车或地铁的男性。”

有些作品虽然主题是现代的，但不一定意味着其作者就是真正的现代主义作家。各个族裔有着互不相容的过去，导致了社会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可能是最广泛范围内共享的文化特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或许现代性别无选择。移民和加速的文化冲击促进了“边缘人”的产生，这个词是芝加哥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从乔格·西米尔(Georg Simmel)的“陌生人”的概念衍生而来的，对西米尔来说，这个陌生人身处一个社区之内，又在其外；他们之中的艺术家可能希望把现代性的经历转化为现代主义的美学实验。换言之，他们在现代性的世界里所处的边缘位置可能推动一些移民和移居者向现代主义迈进。他们的一些用语具有“翻译的”特点，这让他们的作品接近先锋派散文，这在霍尔特的《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里日本男仆的故事中有所体现：“开门、向客人鞠躬、根据客人的地位使用语言以及处理名片，都遵循一定的方式。在这样的家庭里，丝毫看不出民主所特有的那种简朴作风。”或者人们可能想起亨利·罗斯的《称它为睡眠》里珍娅·谢尔勒说的“晚了”，或者是杰尔·曼琼的《阿莱格罗山》里有魔力的词girarihir，意大利移民甚至在登陆美国的土地之前，就学了这个词，其意思是“滚开”。诸如此类英语被生疏化的例子似乎介于自然主义写实和现代主义散文之间，具有两者的特点。

然而，表达现代性的语言只是偶尔会和现代主义的语言重叠；不管一些现代主义者援引了多少现代性的东西，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关联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单个的作家对城市和技术的现代世界的反应方式千差万别。能够记住现代性(一方面体现为世俗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与现代主义(20世纪许多作家、作曲家和艺术家选择它，用来表达他们自己形式上的实验方式)之间的区别非常有用。毕竟，某一特定作家对现代性的看法可能与他或她对现代主义持有的态度不同。因此，四种基本文学类型展现出来：

1.一些作家对现代性持批评态度，利用传统的、前现代的(非现代主义的或反现代主义的)文学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批评态度。一些文雅或怀旧的作品是这种情形。有时，这些作品表现为对一个有着神秘同一性过去的乡村或小镇的描写。《星期六晚邮报》上的一些文章和诺曼·罗克韦尔做的封面插图就阐释了这一倾向；但是这一模式在少数族裔文学里比较罕见。

2.其他作家表现了现代性的主题，但避免使用现代主义的形式。这是族裔文学里一种普遍的风尚(伯克、叶捷斯卡)，用来描述前现代主义散文和情节主线里的移居、移民、民族性和现代性。

3.作家们也可能对现代性深恶痛绝，宁愿接受传统，比如传统的宗教信仰，但用现代主义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很多常常在现代主义标签下讨论的文学属于这一范畴，对现代技术尝试性地进行批评(或哀悼)。T.S.艾略特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4.最后，一些作品既是前现代的又是现代主义的。许多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就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回顾自己的过去却发现没有什么值得持久依恋(如奴隶制、迫害或严重的阶级压迫)的群体。

当然，许多作家对现代性带来的福祸参半表现出了矛盾情绪，一些人至少偶尔会有恋旧的时刻，包括对从未有过的过去的思念。此外，人们不能总是很容易区分一个作家到底是迷恋现代性还是蔑视现代性。例如，一些作家认为奔向现代性的运动是不可避免的，比任何一种选择更可取，但结果是悲剧性的。

但是，作这样的四种划分显然趋于简单化，不禁让人想象在少数族裔作品里，现代性比恋旧可能更流行。尽管一些出色的族裔作品出现在现代主义运动的某个阶段，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普遍趋势可能是朝向没有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发展。通常和“鼎盛现代主义”相联系的可能是盎格鲁美国人以美学现代主义形式表达出来的反对现代性的混杂之声，而非裔美国人、移民和其他族裔作家可能往往不经常认同反对现代性的现代主义策略。从经典鼎盛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形式的现代主义，尤其是其民粹主义方面(这一传统可以从有现代性倾向的现代主义作家中感觉到)，似乎缺乏“超脱”，因而，看起来“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

[1]宾·克罗兹比，美国影星。1944年他主演的《与我同行》(Going My Way)荣获七项奥斯卡金像奖，使他成为奥斯卡影帝，并于1944—1948年连续夺魁，其他影片还有《新加坡之路》(Road To Singapore)、《圣玛丽的钟声》(The Bells of St.Marys)、《假日饭店》(Holiday Inn)、《碧云天》(Blue Skies)，等等。——译注

[2]美国女影星。——译注

[48]简称VCP，有名的香槟酒。1772年，菲利普·凯歌(Philippe Clicquot)，创办了自己的酿酒厂，取名为“Clicquot”(中文译名为凯歌)。1798年菲利普之子弗朗索瓦与巴尔贝·尼古拉·彭撒丁结为连理。1805年，弗朗索瓦不幸去世，巴尔贝·尼古拉年仅27岁成为遗孀，她决心继承丈夫的事让凯歌声名远扬。Veuve在法语里是“寡妇”的意思。—译注

第四章 玛丽·安婷：逆境中的进步乐观主义

玛丽·安婷于1912年在《展望》上发表了一个名为《急救异乡人》(“First Aid to the Alien”)的短篇故事。故事描绘了电车上一个美国植物学家和一个意大利移民小男孩托玛索·维蒂塞利(Tomaso Verticelli)相遇时发生的故事。意大利孩子把车上搞得乱糟糟，而售票员因和这些移民孩子无法交流而感到无助，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他所说的话，这使这位植物学家感到很烦恼，就郑重其事地教导起这个小男孩，“地——上——不——能——扔——垃——圾”，并说，“这不是美国人所为。”意大利男孩和他的妹妹似乎理解了，“像两只棕色猴子一样”，把车彻底清理干净了。后来，男孩的老师发现，“托马斯”·维蒂塞利认为美国国旗“星条旗”代表的是：“美国!不准在地上乱扔垃圾!”

比起《独立者》上那个南方有色女人的遭遇，电车上相遇的这个情景和斯泰因的《温柔的莉娜》里的更加相似，因为它似乎表达的是电车上陌生人间的一种善行，一种“急救”。但安婷有些许模糊幽默的小故事把“美国化”的问题表现为一个保持环境清洁的问题，暗示出是操着外语的移民把美国弄脏了，并表明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教育尤其是通过教授英语和美国爱国主义得以解决。这个故事从字面上是在表述“肮脏的外国人”(憎恨外国人的宣传会这样侮辱移民)，继而去说服读者这样一点：一个心地善良的、有学者风度的美国佬式父亲人物能把正确的信息传达给甚至是“猴子”般的小外国人，并让他们理解。换言之，安婷涉及的是反面的种族框框，甚至为了改变这种框框，而接受其一定程度的正确性。这种为了冲破某种框框而深入其中的策略是安婷许多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包括她的自传《福佑之地》(1912)，它可能是20世纪最出色的美国移民自传。

安婷1881年6月13日出生在沙皇俄国的波洛茨克(Polotzk，现在的贝拉勒斯)，其父母分别是伊斯雷尔和埃斯特·韦尔特曼·安婷。她的父亲1891年移民到了美国，三年后的1894年5月8日，她的母亲也带着四个孩子乘坐波利尼西亚号到了波士顿。安婷全家在波士顿地区的生活经常陷入贫困境况，玛丽和妹妹们在切尔西上公立学校，而仅仅长她一岁的姐姐弗丽达(Fetchke/Frieda)不得不当裁缝挣钱。尽管安婷的本族语是意第绪语，而且当她13岁到波士顿时对英语一无所知，她却成为了用英语写作的优秀作家。正如她说过的令人难忘的话：“我至少学会了不带口音地用英语进行思考。”

安婷对现代性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对“中世纪”的旧世界和现代美国进行了详尽的对比。但她的写作风格显然不是现代主义的。她试图径直处理那个时期未解决的“种族问题”。她不仅给予了她的外在自我很大的表现空间，也给了她内心的动机和感情很大的表现空间。

毫无疑问，安婷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对移民的敌意与日俱增，因为她的讲座和她的很多作品里都反对1917、1921和1924年分别制定的限制移民的立法。但是，她是族裔作家中的一员，这些族裔作家发表的自传体作品不仅回答了有关族裔问题的问卷(和汉密尔顿·霍尔顿的《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相似)，而且也让人瞥见了一种微妙的自我揭露，这种揭示具有强大的力量，独立于有关移民争论的社会场景之外。

安婷的自传体创作遵循着的轨道让她成为当时的杰出代表。她的写作生涯始于1894年。那时，她用意第绪语给一个叔叔写了一封家书，讲述了她的移民经历。她后来把这封信翻译成了英语(有的地方进行了重大的变动)，以《从普罗茨克到波士顿》(From Plotzk to Boston， 1899，印刷工把她家乡的名字拼写错了)的标题在一个慈善家和犹太知识分子组成的圈子里发行。在这本精巧的小书里，有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写的一个热情洋溢的前言，他写了著名的有关移民的主题剧本《大熔炉》(The MeltingPot， 1908)，这个词很快就常被用来描述美国民族同化现象，并流行开来。散文作家约瑟芬·拉扎勒斯(Josephine Lazarus)是为自由女神像作诗的诗人爱玛·拉扎勒斯的妹妹，她对这本书进行了评论。安婷因此被当作神童，并名声大噪，由于她常常被认为比她的实际年龄还小两岁，人们对她的认识则更加如此。安婷也从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的南区定居救助之家受益，后者因其《无家可归的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1863)等文学作品出名。安婷描叙自己的经历时，暗指到了黑尔的这部中篇小说。她陈言，在俄国犹太人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她也影射到《圣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鲁滨逊·克鲁索》(还是她在俄国时读的翻译版本)、柯勒律治的《老水手》(“Ancient Mariner”)、爱默生的短文、西维尔(Sewell)的《黑美人》、秀(Sue)的《流浪的犹太人》(Wandering Jew)和《一千零一夜》里的阿拉丁、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马克·吐温、朗费罗和惠蒂尔。她也提及了通俗作品，从俄语和意第绪语期刊上的浪漫爱情故事，到雅各布·阿博特(Jacob Abbott)的《罗洛》(Rollo)系列(从1839年开始)和乔治·麦登·马丁(George Madden Martin)的《埃米·鲁：她的书和心》(Emmy Lou：Her Book and Heart)。简而言之，她作品的文学范畴很广泛，也完全是前现代主义的。对于一个俄国移民来说，这些作品显然都是西方世界的；人们注意到，这些作家并不包括那些被克劳德·麦凯视为体现现代精神的伟大俄国作家：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屠格涅夫。

在30岁之际，她开始写一部足本文学自传，其中一些章节先是出现在埃勒里·塞奇威克(Ellery Sedgwick)享有声望的《大西洋月报》(Atlantic Monthly)上。1912年4月，波士顿最大的出版商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了这部设计精美的书，有18幅照片插图，封面上刻有一尊金色的自由神像的轮廓，火炬在书脊上。土色的封面套纸也由一个自由神像作装饰，上面写着副标题“一个俄国移民的自传”，这个副标题在书里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

《福佑之地》共有20章，生动描绘了作者在俄国和美国的生活：她的童年生活、移居到波士顿的经历和在公立学校受到美国化的过程。她开始是一个早熟、懵懂的犹太孩子，后来成为一个快乐的、善于观察的美国青少年和成年人。她不得不面对很多困境：在波洛茨克时，她还是一个小女孩，被犹太教育界排除在外；由于她父亲事业上不成功，她在波士顿附近的地区过着困窘的生活。但是，她在美国学校里是老师的宠儿，变得很成功。到此，这部自传听起来有点许诺成功的口气。她是提出后来为人所称道的“美国梦”的先锋(“美国成为我的梦想”，她写道)，把美国拥戴为“我的祖国”(因此，重写了黑尔的话)，最终把自己看做是“历史的继承人”，这是《圣经》里的一个词，丁尼生、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和亨利·詹姆斯都曾经用过。

美国是所有国家中最为年轻的一个，继承了以往历史上所有的东西。我是美国孩子中最为年幼的，呈现到我手中的是她所有的无价的遗产，有通过望远镜窥探到的最后那颗启明星，有哲学家最新的伟大思想。我的过去是辉煌的过去，我的未来是光明的未来。

这是作品的结尾，欢畅而满怀希望，后面跟着一个手写的大写单词“结束”。安婷著作出版的时间比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梅兰卡莎》晚三年，在《梅兰卡莎》里，斯泰因那么无情地破坏了文学作品结尾的常规惯例。《福佑之地》达到了那样一个强大的高潮，以至于结尾由一个慷慨激昂的男音来诵读，被一个转速为每分钟78转的录音机录制下来。这一高潮式的结尾不仅显然是前现代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坚守的那些惯例恰恰是斯泰因试图破坏的)，而且它也吸引了普通的读者，并在一些著作如威廉·P.施赖弗(William P.Shriver)的《移民力量：新民主的因素》(Immigrant Forces：Factors in the New Democracy， 1913)中被用作社会证据。

安婷以其对待脆弱记忆的魔力的方式，在移民文学中成为强调记忆的重要性的代表。《福佑之地》是有自我意识的尝试和自觉的文学性尝试，试图用异常微妙的语言赋予脆弱的记忆以美学形式，这些记忆是从胁迫性的湮灭的灰色空白和冰冷事实中攫取出来的。当她想回忆过去的时候，记忆可能并没有回归，正如她吃着美国最好的樱桃，却竭力回味俄国，但是却不能让她产生对过去甜美芬芳的记忆。她承认，这不仅仅是她在两个国家生活的反差问题：“如果我要回波洛茨克，在市场的水果摊上用一个俄国格罗申买些樱桃，女摊主会足够慷慨大方地附加赠送那种令人怀念的樱桃的味道吗？恐怕结果会发现，樱桃的那个老品种在波洛茨克早已经灭绝了。”另一方面，记忆又会突然涌出，如吃“熟透的、红红的美国草莓”时，她震惊地感觉到了与20年前吃过的“草莓相同的味道和芳香”，她吃惊地屏住了呼吸。

安婷的自传开头写的是她回顾在旧世界度过的半生和在新世界度过的半生。“我出生了，我活过了，我已经被改变了，难道不是我该写我的人生故事的时候吗？”在开头她这样问道，就是在这一点上，她把自己看做是“绝对不同于我要讲述的故事的主人公的另外一人”。从手稿阶段起，她的自传总是大致平均地分配笔墨，来描写她作为一个俄国人的经历和一个美国人的经历。

安婷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在描写移民经历之外，她还试探使用了用于解释移民经历的词汇。她写道，她是在一个最敏感的年龄“被移植到新土壤上的”，“整个被连根拔起、被运送、被重新栽种、重新适应环境和成长，这些过程都镌刻在我的心灵上。”她运用了《圣经》里的《出埃及记》的语言来描写从俄国到美国的世俗性移民，有些章节的标题是“知识之树”、“天赐之物”和“燃烧的灌木”。

安婷的许多观察新鲜独到，有一些甚至惊人。在俄国时，波洛茨克的铁轨传达给孩提时代的她以一种没有尽头的感觉，这是在她“类似中世纪的”童年中存在的一个现代技术特征，她抓住了这种没有尽头的感觉。后来，在南波士顿桥下“错综交织的模糊的铁轨”的景观，让安婷有一种难以找到她自己“正确的轨道”的感觉。她也对波士顿的有轨电车以及“电车不时发出的叮和嗡嗡声”着迷，她还玩孩子玩的危险游戏，穿过“驶近的电车前面的车轨”。“看着司机的脸由愤怒转为恐惧，这很有趣。因为他想，这次我肯定会被撞到。”她使用了现代性的形象来解释她自己和一般移民的情况：“我们是把旧世界联结到新世界的一缕缕线，”她写道。她描写了移民在由俄国到美国经由德国时被迫进行消毒时所经历的对死亡的恐惧，让人难以忘怀：

我们的东西被拿走了，我们的朋友被驱散了；一个人来检查我们，好像要确定我们的全部价值；我们像无望的、没有抵抗的、不能说话的动物一样，被长相古怪的人四处驱赶；我们听到孩子的哭声，那种哭声表明发生了可怕的事；我们自己被赶到一个小屋子里，那里有一个小火炉，火炉上有一个大壶，里面的水烧得滚热；我们的衣服被剥下来，身体被一个光滑的、可能是任何不好的东西的物体擦来擦去；一阵热水冷不防浇到我们身上；我们又被赶到另外一个小屋子里，坐下，被包裹在羊毛毯子里，直到大的粗糙的袋子被带进来，我们只看到里面装的东西是一团蒸气，听到那些女人们让我们穿衣服的命令：“快!快!”否则我们就赶不上——赶不上什么我们没有听见。我们被迫从其他人的衣服中挑自己的衣服，蒸气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我们感觉窒息，咳嗽着，恳求那些女人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她们坚持说，“快!快!否则你们就赶不上火车了!”啊，那我们就真的不会被杀掉了!他们只不过是让我们为继续我们的行程作准备，只不过是消除对我们患有任何重病的嫌疑。感谢上帝!

(这一段改编自她13岁时用意第绪语写给她叔叔的信，是随意翻译的，1899年第一次发表在《从波洛茨克到波士顿》里，在书中，安婷继续说，“听到‘火车’这个词”，她们放心了。这个例子就证明了她早年就具有作家的天赋。)

在《福佑之地》里，安婷区分了两种群体经历，一是俄国对犹太人群进行大屠杀的恐怖场面：“他们用刀子、棍棒、镰刀和斧头打他们，或者杀死他们，或者折磨他们，并烧毁他们的房子。”另外一种则是在切尔西骚动的行人中感受到的那种兴高采烈、自由奔放的群体经历：“一百万条生命、爱和悲伤的丝线筑成共同的街道；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把自己缠入在同一个错综迷乱的团簇中。”

一次又一次，安婷被驱使去解释关于她在旧世界的过去和犹太人特性的词汇，把一个语言术语表添加到《福佑之地》里。这是少数族裔作品里普遍流行的策略的一个异常详尽的例子。这样的一个术语表不可能是一个系统性工具；一些未加解释的术语总会存在。但是，这个术语表奠定了安婷作为调解者的身份，她给说英语的非犹太人读者(这个术语表是为他们准备的，安婷把他们想象成对犹太人一无所知，而且或许有些敌意)提供了一个超小的民族词汇表。这样做并不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在人们阅读时很明显，比如，“Hasid(哈西德教派)，复数是Hasidim”，下面写着：“一个信徒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宗教派别，因其对宗教仪式的激情、对他们的拉比的狂热崇拜和很多迷信做法而著名。”

《福佑之地》的一个目的是通过呈现一个年轻女子成功地经历了从外国移民到美国公民的意识转变，来调和美国本土主义者对移民日益嚣张的敌对感。安婷有时把想象中的非犹太读者称呼为“我的美国朋友”，并试图以自己的观点说服他或她：“要是捡破烂的人的女儿们日夜兼程、漂洋过海去公立学校教你们的孩子，会怎么样？”(这些对读者直接的称呼一向是哈里叶特·比彻·斯托的情致所在，而不是斯泰因的风格。)

安婷对美国怀有的爱国主义给了可怜的犹太移民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一项权利。在美国，一个参议员和一个来自贫民窟的无名小辈可以“以对共同的旗帜的热爱为基础，建立民主的友谊”。一个犹太移民的孩子能够背诵献给华盛顿的诗，这正是安婷所做的世人皆知的事；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像《为红、白和蓝欢呼三声》的呼吁，被证明是合乎情理的。有趣的是，这首诗表明安婷被美国化了，她也声言，“一种特殊的语调”贯穿于她给华盛顿的爱国诗，这首诗“只有她的犹太同学伊斯雷尔·鲁宾斯坦(Israel Rubinstein)和贝克·阿罗诺维奇(Beckie Aronovitch)”“才能完全理解”。她的安家神话是，犹太移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理解；矛盾的是，正是这一点让他们成为理想的美国人。

安婷在另外一个更加混乱的场合为红、白和蓝欢呼。那时，她赞扬了美国的司法体系，因为法庭惩罚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深肤色男孩”，那个男孩“打扰了他的街坊四邻”，而且还“粗暴地”对待她。在她看来，法庭的听证会似乎是完全公正的。“这个恶人确实被绳之以法了，而不是受害者受到了惩罚，在俄国，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可能也会这样。‘自由和公正属于所有人’。为红、白和蓝欢呼三声!”安婷在此不能想象，犹太人在佩尔(the Pale)[1]的作用与黑人在世纪之交的美国的作用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这是不同寻常的。

最令安婷感兴趣的是，移民经历对孩提时的她和成年时的她的心理影响。她踏上了成为美国人的历程，但是，她没有掩饰这种移民方向的转变会是多么艰辛。和其他很多移民一样，安婷感人地再现了她的祖国特有的风味：她承认，要很长时间才能制作一个波洛茨克奶酪蛋糕，她也承认，童年时代吃的樱桃的芳香可能甚至在作者离开俄国之前的几年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即使她对美国的忠实以“天赐之物”[2](manna)那样的暗喻体现出来，美国也似乎并不那么诱人，这就更加引人注目。在波士顿，全家可能吃“一些全身印满字的小锡罐里的食物，而不加烹饪”。安婷所描绘的最为具体的美国人吃饭的场景也是一个对民族忠实的考验。当她在切尔西学校上学时，老师玛丽·S.迪林厄姆(Dillingham)邀请她去喝茶，安婷意识到，老师招待她的肉是“火腿——禁食之物”。她害怕，然后又因为自己的懦弱而愤怒：

我竟然害怕一块儿粉色的猪肉，而我曾经为捍卫自由思想而公然违抗了至少两种宗教信仰!我开始把火腿切成小得不能再小的块儿，下决心比饭桌上的任何其他人都吃得多。

唉!我知道，因为捍卫原则而吃东西不像说话那么容易。我吃了，但只有一个拒绝过吃火腿的犹太人才能理解胃肠会怎样蠕动和抗议，我对自己是多么的深恶痛绝。

“占有”(她多次重复强调)新世界也像吞咽下不想吃的食物一样，她捍卫了原则，但置她“胃口”的抗议和控告她背叛民族的良心的抗议于不顾。这一情景更加让人不安的是，这是安婷“第一次去一个真正的美国家庭”，她的女主人是一位好心的老师，是她把安婷的一篇作文首次发表出来，并鼓励她把自己写的关于移民经历的信件翻译成英语。她多次谈及自己对阅读和写作的“渴望”被平息下来，这是否从某种意义上与这一痛苦难忘的叛国离家和自我毁灭的情景有所关联？她的经历不也戏剧性地表现了许多少数族裔分子的焦虑不安吗？他们在放弃童年时代以宗教为基础的行为准则的同时，可能并不能平等地加入一个由现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由思想家组成的国际性群体，只不过是逢迎主流社会里基于另一种异样的仅仅是更加“现代”的宗教上的一套迷信思想。

安婷对这部自传是极度自觉的，为了探索她内心渗透着的双重身份感，她运用第一人称所进行的叙述，却同时展示出其他身份(和代词)的魅力：“我可以用第三人称，而感觉不到我在掩饰和伪装自己。我能分析我的人物，我可以揭示任何东西，因为她而不是我，才是我的作品的真正的女主人公。”“女主人公”这个词表明作者在有意识地运用小说的写作策略。在充斥着代词混用的所有美国移民叙述性作品当中，安婷的作品可能是最有自我意识的。她甚至向编辑埃勒里·塞奇威克(Ellery Sedgwick)建议说，她只在扉页用自己的姓名(婚前姓名)，但“在文中用一个不同的名字——我现在的名字以斯帖·奥特曼(Esther Alttmann)”。(“以斯帖·奥特曼”可能和亨利·詹姆斯作品里的“克里斯托弗·纽曼”对称并对立，“以斯帖”不仅是安婷母亲的名字，也暗指《圣经》里挽救了波斯的犹太人的女皇，姓的字面意思是“老人”，从而让人想起主人公的来历来自于旧世界，也近似于安婷母亲的婚前姓威尔特曼。)

安婷和这位波士顿编辑的交往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塞奇威克推出了一些优美的小短文，如在《大西洋月报》(1908)上发表的埃斯特尔·M.哈特(Estelle M.Hart)的《电车上的鸟类学研究》(TrolleyCar Ornithology)，鼓励电车乘客在平常的线路上观鸟，因为“在行驶的电车上，人们能观察到很多鸟的习性，比设想的要多”。但是，他也发表了伦道夫·伯恩的论文《跨国的美国》(“TransNational America”， 1916)，虽然他强烈反对其核心思想；在一封信里，塞奇威克批评了伯恩，说他的话听起来“好像最近到达美国的移民对我们的历史所起的决定作用应当和第一批踏上美洲大陆的英国人一样大”。塞奇威克严肃地质疑伯恩的跨国的美国的说法的智慧所在，并断然拒绝了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投稿，而对玛丽·安婷非常殷勤。后者在和他的通信中，调侃这位波士顿名流编辑，要他为她核对一些意第绪语词的拼写。

《福佑之地》的文体变化范围之广给人印象深刻，从抒情神秘的到历史描述性的，从分析型的到唤起情感的，从轻描淡写的段落到强调彰显的段落，从忧郁的口气到突如其来的搞笑妙语；因而，它能取得巨大成功不足为奇。人们对它的评论常常是热情洋溢的，这部书在公共图书馆和教育机构受到欢迎，这尤其引人瞩目：塞奇威克已经注意到，当“我的祖国”这一部分发表在《大西洋月报》上时，那些“与大量出生在外国的人打交道”的图书馆管理员们对它产生了兴趣。1912年夏季，《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报道了“在各个图书馆里被点名借阅的频率高的书名，玛丽·安婷的名字‘首当其冲’”。《福佑之地》也出过的带有教师参考书和提问的教学特别版本，在1949年之后被用作公立学校的公民学教材。它和亚伯拉罕·卡恩的小说一起被认为是美国犹太文学的开端。《展望》的编辑观察到：“最近美国出版的书很少能有像《福佑之地》那样，给读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绝没有夸张之意；出版商也登载了路易斯·D.布兰戴斯(Louis D.Brandeis)和拉比·史蒂芬·S.怀斯(Rabbi Stephen S.Wise)为此书作的内容简介。安婷的成功无疑激励了到达美国的其他移民去撰写自传。

毋庸说，当然也会有反对的呼声。曾经谴责格特鲁德·斯泰因是“文学白痴”的迈克·高尔德，以同样的克制力攻击安婷，说她“把所有人类所铸就的恐怖和不公正都搪塞辩解过去了”。高尔德称安婷为一个“写了那本华而不实、堂而皇之地表达感激之情的书的贫民窟里的聪明的暴发户”，好像安婷没写过贫民窟和廉租公寓一样，高尔德直呼其名并告诫她说：“看，玛丽，……蟑螂和臭虫如何斗胆从我们发霉的墙壁爬下来。”他的结束语是：“美国的贫民窟决不会削弱玛丽·安婷对《1776年的精神》[3]的信心，她和与她同类的人已经爬上了沐浴在资产阶级阳光之中的一个地方，他们由衷地感激，对于他们获救是如此感动!啊，仁慈的上帝；啊，这片福佑之地!”《福佑之地》出版六年后，高尔德的评论发表在激进的、发行量低的《解放者》(Liberator)上，但这丝毫没有削弱这本书所取得的成功。

各种报纸和期刊都赞扬安婷是爱国主义者，把她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雅格布·里斯、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布克·T.华盛顿、杜波伊斯和詹姆斯·韦尔顿·约翰逊等人相提并论。评论家强调了这部自传的个人方面和民族方面，把安婷视为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把她的书看做是“一个社会学论文，其教育性是最为显著的特征”。随着安婷自传取得成功，她似乎事业有成了。然而，成功并不是她最终的命运。

在波士顿“剧社”(The Players)机构的管理下，她开始从事一项赚钱的事业，她代表进步主义事业开办支持移民的讲座。她也流露出一个女权主义者相当温和的方面(至少比罗斯福想的要温和得多)，要求得到她作为“女人”的权利和作为一个“公民”说话的“移民”的权利。她在1912年大选前说：“我不是一个妇女政权论者，但我希望仅此一次能投一票。”她希望美国成为“这个时代在正义和人性方面的领头国”，这个愿望让她想“选送一个进步的总统到白宫”。这对移民来说也是好事。她作出结论说：“我要所有已经归化的公民都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进步党是唯一知晓移民需求的党派”，从而对投票的移民进行了一种特殊的呼吁。

她四处游说，做了很多话题的讲座，如“美国公民的责任”、“移民公民学教育”、“作为对美国信仰的测试的公立学校”、“爱尔兰地区犹太人的生活：从美国人那里习得的一课”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她给《美国杂志》投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随后成为她最后一本书《敲我们的门的人：一部完整的移民福音书》(They Who Knock at Our Gates：Acomplete Gospel of Immigration)的内容，1914年由霍顿·米夫林再版，那是玛丽·安婷为移民作出的进步主义请求，以及反对限制移民的慷慨激昂的简要陈词。

这本书由意裔移民约瑟夫·斯特拉(Joseph Stella)作图。斯特拉的作品已经发生了现代主义的转变，转向创作有名的布鲁克林大桥形象，并在军械库展之后流行起来；但安婷在这部书里采用的是他早期现实主义阶段的画像和以前为一些移民文章作过插图的画作，如在《每个人的杂志》(Everybodys Magazine， 1910)上发表的欧内斯特·普尔(《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的代笔作家之一)的《多国调拌碟》(A Mixing Bowl for Nation)。约瑟夫·斯特拉也给普尔的小说《街道的呼声》(The Voice of the Street， 1906)作图，当他在1905年的《展望》上发表名为《窘境中的美国人：埃利斯岛性格研究》(Americans in the Rough：Character Studies at Ellis Island)人物形象作品集时，创造出了和霍尔特的《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可以媲美的视觉艺术作品。斯特拉创作出的形象促进了人们对美国各种民族群体的范例进行“类型性”的解读，其标题——如“一个俄国犹太人”或“匹兹堡类型的人”，形象不同，其标题也不同——让观赏者想起从宽泛的、通常带有民族性的集体性抽象的角度展现出来的某一特定的人。对斯特拉来说，他在艺术创作上的转折点发生在1913年他乘坐汽车去往科尼岛的路上，游乐园里“令人目眩的各种光”使他惊呆了。为了能够捕捉“美国现代生活中那显而易见的光彩和活力”，他决定放弃他早期的现实主义风格，而创造一种“新型的艺术”。他的创作集中在一些主题上，如纽约的摩天大楼、布鲁克林大桥，以及那些陈腐的现代性情景，如煤气罐(后来在《称它为睡眠》里大卫陪父亲送牛奶的路上，它再次出现了，但带有一种胁迫性)。此后，斯特拉被广泛地与现代运动认同起来，但安婷选择了他早期关于移民类型的现实主义炭笔画作为《敲我们的门的人》(They Who Knock)的插图。

安婷把在《福佑之地》里对待个人经历的做法现在又沿袭到她对美国持有的全面的看法上，在这个国家里，犹太移民能够理所当然地把早期到美国的清教徒和革命英雄当作“我们的先辈”。“人的尊严这个概念是民主信条的基础，它源自于希伯来语，高唱赞歌的新英格兰的建立者应该是最先承认这一点的人，”她写道。而且：“现今许多俄国难民要比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们更先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一生中已经承受了斗争和逃亡的双重磨砺以及所有伴随而来的风险和动荡。”

和她的自传一样，《敲我们的门的人》的封面上也是自由女神像，因为安婷是支持爱玛·拉扎勒斯把神像解读为欢迎移民的象征的先锋。安婷也把拉扎勒斯的诗《新巨像》(“The New Colossus”)里含糊的“困顿堪怜的被遗弃者”短语稍加修改，这首诗1903年被镌刻在雕像上，但仅仅在1924年终止移民后，才越来越和雕像融为一体。安婷找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从低等舱里走出来的不是被遗弃者，而是世界各国的筋骨”，这一论述被约瑟夫·斯特拉的英雄现实主义的移民肖像所特别强调，这幅画像被用作这部书的扉页插图：“世界各国的筋骨”。安婷把对待自由女神像的态度大胆地延伸到了对待美国的核心象征上；“五月花号的精灵引领着每一个移民船只，而且，埃利斯岛是普利茅斯岩石的别名，”她写道，并把美国想象成一个世界性的典范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个人背景都不应带来任何特权。尽管迈克·高尔德曾经非常尖刻地批评过玛丽·安婷，他的书《没有钱的犹太人》(1930)不仅有一首和安婷相似的、关于华盛顿的孩子的诗，而且也详细阐述了安婷在现代大规模移民和早期清教徒到达美国之间所作的类比。有一章的开头是，这位年轻的叙事者发现，一个新移民家庭正睡在他的床上，“穿着肥大的外国内衣”，散发出“埃利斯岛的消毒液和臭味，像海狸油一样让我难受”，高尔德进而宣称：“每一个廉价公寓的房间都像我们的一样，是一座普利茅斯岩石。”路易斯·阿达米克于1917年17岁时由奥地利属斯洛文尼亚到达美国后，于30和40年代进一步从修辞意义上把普利茅斯岩石和埃利斯岛融合起来；但是，在安婷进行创作的时候，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说法。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有一天这种说法竟然成为埃利斯岛博物馆建馆的依据。毕竟，移民中心关闭两年后的1956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准备就绪，要把埃利斯岛卖给私人进行开发。

安婷用了《敲我们的门的人》的题目，开头是一个如是措词的代表性句子：“如果我们严肃地担起我们的使命——像犹太人承担他们自己的使命……一样严肃。”安婷的“我们”显然指非犹太裔美国人。很显然，这种代词使用上的混乱情况在族裔自传和文学里很普遍：犹太裔移民爱德华·斯坦纳在《从异乡人到公民》(From Alien to Citizen， 1914)里写下了类似的话：“无论我们是否把移民扔给狗吃，都不重要，只要他被吃掉，只要他的骨头被啃得没有剩下任何外国的东西。”在安婷的情形中，代词转换带来的效应是，她不是在说“我们，敲你们的门的人”，而是已经成了美国人，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而同时，她程式化地把移民而不是“土生土长的公民”表现为更加原型化的“美国人”，因为后者坚决要限制移民，并且已经丧失了移民之父感和革命发端感。因此，安婷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或犹太裔美国人的安家神话：她的神话是一个涵盖所有美国移民的、放大了的安家神话。

[1]1791年12月31日，俄国女皇发出一道圣旨，把俄国西部除基辅以外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一块100万平方公尺的土地给犹太人居住，史称“the Pale”。——译注

[50]在圣经故事里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天赐食物，意为精神食粮。——译注

[3]《1776年的精神》是一幅描绘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场景的著名油画，这幅画所展示的美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使其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译注

第五章 谁是“美国人”？

在一些评论家看来，安婷在自传里和讲座里谈论的东西把“美国人”这个词腐蚀了。随着这个词越来越多地被外国人索求或“篡夺”，一些替换词也开始被使用，如“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地道的美国人”、“唯一的美国人”、“真正的美国人”或“美国裔美国人”。爱德华·伯克在他的第二部自传《两个三十：简短的路行札记》(Twice Thirty：Some Short and Simple Annals of the Road， 1925)里问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不管是生于此地还是异地，具备‘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的资格？凤毛麟角，因为事实上就没有那样的美国人”。但布兰德·马修斯(Brander Matthews)和尼古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在批评霍拉斯·卡伦1924年的论文集《美国的文化和民主》时，都采用了“美国裔美国人”这个词，在书中，卡伦推出了“文化多元主义”这个词；马修斯的评论有一个忧心忡忡的标题：“美国被弄成一个种族的百衲被。”这个带有否定意义的被子形象，也曾出现在军械库展上立体主义画派的讽刺漫画里，不得不被重新想象成是美国现有的多样性民间遗产的一个具有肯定定义的象征。

安婷自己美国化的故事是“美国人”这个词意思的石蕊试纸。新英格兰人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是在哈佛大学第一批讲授美国文学的英语教授中的一位，他在1917年的一封信里写道：安婷“已经养成了一种令人愠怒的习惯，把她自己和她的人民描述为美国人，区别于那些如[温德尔的妻子]伊迪丝和我等在这儿呆了三百年的人”。与安婷关于中世纪精神的隐喻性说法相比，温德尔的这种夸张、诙谐的妙语表现出来的是更强烈的本土性，在新世界有着更牢靠的基础。对他来说，作为“美国人”尤其意味着不是“希伯来人”或“埃塞俄比亚人”。但温德尔像玛丽·安婷一样，也确认了最初定居美国的清教徒和《旧约全书》里的犹太人。或许他甚至相信，两者之间的确有一种血缘关系；但他发现，要把20世纪的犹太移民包括在“美国人”范畴内是不可能的。

温德尔在给一个英国朋友的一封私人信件里道出了对安婷的看法。但是，安婷的姿态带有挑衅性，引起人们进行公开争论，争论的内容是“美国”的本质是什么，以及究竟谁有资格把它称之为“我们的国家”，或把清教徒移民和独立战争的革命者视为先辈。尽管一些土生土长的自由分子对安婷大加赞扬，因为她对美国“赞叹不已”，但一些移民读者觉得她对新祖国“感恩戴德”是忘本和背叛，很多人被安婷所恼，因为安婷胆大妄为地把移民之父称为“我们的祖先”，保守的新闻工作者阿格尼丝·雷普利尔(Agnes Repplier)是那些人当中的一员，而且她表现出了批评态度。“为什么受到那么多关注的人竟然严厉斥责我们，抱怨她并不完全理解的情况，责难我们……疏于职守，未能遵循那些她善意却胡乱地称为‘我们的祖先’的先驱们的训诫，未能实现他们的意愿。”雷普利尔没有看出普利茅斯岩石和埃利斯岛有何相似之处。在二战期间，她忧心忡忡，她担心德裔美国人投票时会支持坚持中立主义的和平立场的候选人，从而在美国为德国而战，并尖刻地争辩说没有其他国家会珍视大熔炉这个幻想，因为“英国人知道俄国犹太人不能在5年或25年的时间里变成英国人”。

安婷看到雷普利尔在“她的”编辑埃勒里·塞奇威克——她与他保持长时间通信，直到1937年——编辑的“她的”《大西洋月刊》上表达的情绪后，肯定深感不安。雷普利尔似乎憎恨安婷，她甚至搬出了犹太移民哲学家霍拉斯·卡伦来支持她对“阿马迪厄斯·格拉布夫人”(Amadeus Grabau)表示出的嫌恶态度。她公开暗示安婷和一个“美国人”(有一个听起来像是外国姓的名字)结了婚。卡伦在哈佛时曾是温德尔和詹姆斯的学生，被威廉·詹姆斯描述为“一个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性格很刚烈，能力很强，具备全面教养的高潜能，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实用主义者’，一个积极的政治工作者，有着果敢的创造性思想和敏感的性情”。卡伦也是安婷与之保持有通信关系的朋友之一，他在1916年发表在《国家》上的批评性论文《民主与大熔炉》(“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Pot”)里，采用了安婷的一些论点，把波兰移民和移民之父作了比较：“把[波兰人]以如此大的数目运送到美国的驱动力与促使移民之父去往美国的动力并不是大相径庭的”；但他也批评安婷进行“异族通婚甚至在宗教上‘同化’，而且比美国人都过度地美国化，更自觉地夸耀美国人的属性”。让安婷有资格批评她所归化的“福佑之地”是同化并完全具有美国人的身份，即使是出于单方面意愿想得到这种身份，而不是因为在美国出生或轻易得到有着古老血统的美国人的接受而索求这种身份——或由于美国尚不具备的特征去赞美它，只有美国把那些像她一样的人包揽进去，才会获得这些特征。安婷好像在说，是的，声音如雷贯耳。

激进的哥伦比亚知识分子和文化批评家伦道夫·伯恩强烈地感受到了文人雅士对玛丽·安婷声言作出的批评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一九一九年》(1932)里的《新闻短篇22》(”Newsreel 22“)中，伯恩被形象地刻画出来；一直持批评态度的迈克·高尔德赞扬伯恩“在探讨文学时”研究了“所有的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mles)在《埃尔西·维纳》(Elsie Venner， 1859)里杜撰出文人雅士这个词，指大学里不同于普通农村男生的一“群学者”。在拥戴这个词的美国知识分子中，不仅有新英格兰古老血统的后裔，还有一些向上层社会挺进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些人婚嫁到了古老家庭里。这些知识分子也把五月花号和普利茅斯岩石作为有象征意义的神秘的起源点，而且愈加强调其象征意义。伯恩认为，发明这种文人雅士身份是一种把移民排除在外的工具。“我们不得不关注，”伯恩在他有名的1916年纲领性论文《跨国的美国》里写道，“硬心肠的老文人雅士们看到移民拒绝被融合的情景而义愤填膺，同时，他们又讥笑爱国者们如玛丽·安婷，她写了关于‘我们的先辈’的文字。”针对这种立场，伯恩作出的论断令人难忘：“我们都是出生在异地他乡或是外国人的后裔，如果说要找出我们之间的区别的话，应当有其他的什么依据，而不能以本土性为依据。”赛奇威克在信中批评了伯恩，对他来说，美国“是由英国人的本能缔造的，致力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理想”，因而伯恩的论文只不过是一篇“激进而不爱国的文章”，尽管赛奇威克把它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了。

在伯恩的论文中，他和安婷展开了一个对话，后者在她的故事《谎言》(The Lie， 1913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里，让一个美国教师告诉移民主人公大卫·鲁丁斯基(David Rudinsky)说：“每一只把你们民族的人从备受虐待的俄国和其他国家运送到美国来的船都是一艘五月花号”。伯恩则以一种不同的口气说：

玛丽·安婷把我们出生在国外的人看成是错过了五月花，而乘坐他们能找到的第一只船到了美国，她是对的。但她忘却了的是，他们来时确实乘坐的不是什么其他的五月花，而是一艘从德国出发的“五月花”，一艘从法国出发的“五月花”，一艘从意大利出发的“五月花”，一艘从丹麦出发的“五月花”。

伯恩的这个例子的含义是，各种民族背景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原版五月花航程的一个“翻版”。他确实感到，美国有创造一个世界性文明的巨大文化机遇，民族多样性给一个国度带来了语言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这种文明因此而繁荣，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每一个公民也可以说另一门语言并和另一种文化保持联系。伯恩反对美国文化里存在的、安婷开始喜爱的英国倾向，并反对对所有非英国新移民提出的那些要求，如要他们摆脱其过去的文化、过去的宗教和过去使用的语言，但他认为，移民不会或不能永远固守着他们的过去。相反，伯恩提倡“双重公民身份”的新理想，有这种身份的人不仅可以是那些来到美国的移民，而且也可以是那些与日俱增的有着国际心态的个人，如从美国移居到法国的人士，他们出生在一个国家，却到另外一个国家生活。伯恩面对民族多样性对美国性进行了沉思，这促使他重新考虑公民身份的民族主义前提。

但是，伯恩的多元主义也把像他一样的年轻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疏远开来，而他们本来就分属于不同的族裔群体。伯恩蔑视同化，这是他最明显的缺点，而他没有意识这个缺点。他写道：“不是那些自豪地坚守父辈的信仰、鼓吹自己的神圣文化的犹太人，而是那些失去犹太人的激情而成为一个有着原始贪欲的动物化的人会危及美国。”

一个朋友竟然对她提出的立场如此不敏感，安婷肯定很难发觉这一点。她在《福佑之地》里对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表示赞同(前面提到过)，她写道，在俄国，犹太人是“一个没有国度的民族”。因此，“一个来自波洛茨克的犹太小女孩”对“她的新国家”表现出伟大的爱更加真挚则更可以理解。伯恩哀悼被同化了的“没有精神家园的男男女女，没有品位的文化叛逆者，他们有的只是乌合之众的准则”。这些话所在的那段文字保留了把被同化的移民动物化了的意象，并运用了本土主义的词“部落群”来描述他们。在此，他附和了被安婷改编自黑尔的话，这很说明问题。伯恩提出的跨国思想偏向于倡导基于固定的祖国之上的稳定的民族身份，这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到多元文化主义期间很多美国文化的多元论者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典型境地。因而，安婷提倡的同化对具有限制主义右翼倾向、充满敌意的雷普利尔和具有多元主义左倾、友好的伯恩来说都是很有争议的。没有哪一个政治阵营给安婷这样一个被同化了的移民提供更大的空间。她声称自己有美国人身份，并享有一个美国公民的全部权利。

在《称它为睡眠》里出现了“我的父辈们安息的土地”或“我们的食粮”的歌词，对于一个移民孩子来说，这些歌词是什么意思？这是安婷和亨利·罗斯都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一些孩子的真正父辈的存在本身就提醒了他们自己是外国人这一点，而这些孩子依然保留着外地口音，不遵守美国的准则规范，住在条件最为恶劣的街区，并且可能热切地认为，美国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归属的地方，尽管他们的孩子或他们的孩子的孩子可能会属于美国。那些“开国元勋”可能是这些孩子象征意义上的“先辈”吗？20世纪20年代，本土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都开始越来越消极地解决这一问题，而玛丽·安婷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是”。她的自传不仅仅是一个成功故事，而且是一种挑衅。她在许多作品里流露出来的爱国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希望联系在一起，尤其希望对新移民实行融合、开放政策。但是，这是一个即将破灭的希望。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安婷的社交生活与个人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危机。事实上，危机是在雷普利尔、卡伦和伯恩与安婷进行论战的情况下发生的。

《福佑之地》暗示，安婷毕业于波士顿拉丁公学，然后到拉德克利夫学院。人生的现状多少有些严峻：她从未读完高中，或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她的人生骤然转入以一战的休止为标志的低迷时期。她在写《福佑之地》时，住在纽约，并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和阿马迪厄斯·威廉·格拉布结婚。她的丈夫是哥伦比亚一个(非犹太人)德裔科学教授，在《福佑之地》里，他没有被直接提及过，但却随处隐约可见。安婷的作品里有一些神秘莫测的语言，似乎也效仿或预示了格拉布的一些作品，如《古生物学与个体发生学》(Paleontology and Ontogeny， 1910)或《历史的节奏：振动理论和极性控制理论对地球史的阐释》(The Rhythm of the Ages：Earth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Pulsation and Polar Control Theories， 1940)。《福佑之地》渗透着科学研究性语言，从安婷在一个古生物学的时间框架里来追溯她的家族起源，到她在“达尔文主义的文献里绘制出来的巨幅全景”得到的灵感和在“宇宙进化论书籍”里寻找她称为“演化的福佑之地”的东西。

安婷文学生涯和社交生活仅有几年的黄金时期，其开始的标志是她在《大西洋月报》上发表的精湛短篇小说《马莲科的补偿》(Malinkes Atonement，1911)，这部作品可以和肖勒姆·阿莱赫姆(Sholem Aleichem)的故事媲美，在这段时期，安婷和格拉布在纽约市和斯卡斯代尔过着丰富的社交生活。安婷和西奥多·罗斯福、霍拉斯·卡伦和文学批评家范·威克·布鲁克斯通信，款待各种各样的人物，如伦道夫·伯恩、拉比·亚伯拉罕·克龙巴赫(Rabbi Abraham Cronbach)，还有一个妓女梅咪·平泽(Maimie Pinzer)和安婷通信，但安婷并不了解她的职业，后来，梅咪·平泽出版了一本关于安婷的热情洋溢的回忆录，她在一封给法妮·豪(Fanny Howe)的信里，卑鄙小气地描述了她去安婷家的情形。格拉布夫妇的社交圈子包括作家、艺术家、拉比和牧师、基督教徒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安婷和格拉布事业上很繁忙，但他们的关系似乎很融洽——一个是美国土生的德国路德教派后裔，另一个是来自东欧、有犹太血统、归化了的美国自由思想家。他们之间的婚姻是非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联姻。安婷提到长她11岁的丈夫时说，他是她的“顾问和保护神”。

战争就那样结束了。十年后安婷回忆说，一战把她的丈夫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充满敌意的陌生人，把家里搞得恐怖不堪，让邻里震惊(不，我没有夸大其词，这些都是事实)”，结果，她精神崩溃了。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格拉布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严重恶化，由于赞成美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立场(这被认为是亲德，在1917年美国被宣传煽起的炽热的战争气候下，对一个德裔美国人来说，这种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失去了在哥伦比亚的职位，接受了去中国地质大学担当研究中心主任的邀请，移居到了北京，余生都在中国度过，成为著作颇丰的活跃的科学家。在外国出生的美国爱国人士安婷坚决支持同盟军方面。安婷认为，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德裔美国人的妻子们》的文章准确描绘了当时的普遍情况，可能作者在写的时候特意考虑到的就是她的例子。她的婚姻解体了。与此同时，她的父亲去世了，斯卡斯代尔的房子被亏血本地卖掉了，她在接受精神病治疗后回来时，已是穷困潦倒。她在贝克郡的古尔德农场呆了多年，和犹太复国主义有些联系，而且对基督教普救说、印度神秘的梅赫尔·巴巴(Meher Bab)[1]的教义以及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的人智说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她已经远离了她的政治立场，而且在限制移民主义者取得胜利后感到，《敲我们的门的人》已经过时，她想让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停止售卖这部书，那时，她把这部书蔑称为《敲门人》。

安婷彻底地幻灭了。她曾经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看到她在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写的爱国诗能发表在波士顿《先驱报》(Herald)上，这个梦想于1895年实现了。在《福佑之地》里，她激情四溢地写下了这一经历，并提到她梦想有一天看到自己的名字“安婷，玛丽”出现在一本百科辞典里，并离“阿尔科特，路易萨·梅”的名字不远。然而，1926年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的宣传部要她为波士顿《先驱报》的当代新英格兰人群体肖像写点儿东西，她讽刺说：“很快他们就会重新炒作《福佑之地》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爱国文字。自从霍顿·米夫林出版社支付我稿酬以来，他们一直以较短的间隔很频繁地捧出这些文字。”她对自己进行了刻薄的自我评价，并称之为一个“不错的讣告”，她仅仅又出版了两部作品，其中一部讲述的是在人生的最后23年她神秘的精神境界。

[1]赫尔·巴巴，印度宗教领袖。他自称为阿婆多罗，意为天神在世的人形化身。——译注

第六章 美国的语言

H. L.门肯总是一个有感染力的散文家，他进行的抨击出人意料，而且他从新的角度进行文化探询，随时给读者以惊喜。一些少数族裔作品，从路易斯·阿达米克的《丛林里的笑声》(1931)到理查德·赖特的《黑孩子》(1945)，以及一些作家，从克劳德·麦凯到约翰·范特的作家，都证明门肯的论文具有解除思想禁锢的作用。在门肯所研究的许多话题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在美国被真正使用的语言。他观察到语言上的丰富性伴随着现代性的特征，如电车：“电车工作人员曾有过辉煌的时候，并有自己的行话”，他在1948年写道，“比如，小船指电车，马指电车司机，捐款箱指收费箱，棍子指电车杆子，周日指任何车辆少的日子”。他参考了联邦作家计划的一份“各行各业行话的词汇”手稿，发现电车“给我们提供了错过电车的说法”。

门肯为美国的多民族性所带来的语言上的影响所吸引，他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展开对“美国语言”中多民族语言分支和非英语分支的研究。说明问题的是，佐拉·尼尔·赫斯顿的《哈莱姆俚语故事》发表在门肯的《美国信使》上，随之附上了她所使用的俚语词汇表，包括称纽约为“大苹果”的说法，在1942年，这显然还需注释。门肯对所有让美国英语不同于英国英语的语义特征和语法特征都感兴趣，他要人们关注美国多语言现象的许多方面。门肯特别感兴趣的是把英语元素和非英语元素结合起来的混合语。在《美国的语言》(1919)里，他记录下了他称之为“芬兰式英语”、“美国式希腊语”、“黑人法语”和25种其他“美国的非英语方言”的特征。

许多少数族裔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了为人所知的混合语，如西班牙语式英语、法语式英语、德语式美语或葡萄牙语式英语，从而为门肯提供了进行研究的素材。在门肯的建议下，路易斯·阿达米克给《美国信使》投了一篇题为《南斯拉夫语言对美国的影响》(“The Yugoslav Speech on America”，1927)的稿件，其中，他描写了一位虚构的美国国籍的南斯拉夫家庭主妇，她“命令哭叫的婴儿(bebi)住口，让她的其他两个孩子停止打斗(fajtanje)、拿着房子里最大的篮子(bosket)到铁路大院看看能不能捡一些煤(kol)。杰尔·曼琼对门肯在各个族裔语言方面作出的工作也明确地作出了反应。他的《阿莱格罗山》(1943)这个作品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英语词和一个意大利词的结合，在作品里他指出，如果他的亲戚相信在美国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讲他们从西西里带来的同一个方言的话，那么他们错了”，因为，受到“除了他们自己方言以外的美国方言、意第绪语方言、波兰方言和意大利方言”的影响，“他们的语言收集了一些在西西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理解的词”。列举的例子有店铺storo指store、重量单位磅ponte指pound、酒吧barra指bar、工作giobba指job，他认为“门肯先生收集的意大利式美语词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亲戚的用语“所发生的变化”。他加了一个词baccauso，曼琼在西西里的时候，用它来指厕所，这让他的亲戚疑惑不解，直到读者意识到它肯定是从“后房”(back house)变过来的，意思是“厕所”。《阿莱格罗山》和《没有钱的犹太人》里都提及了移民们在使用固定短语“滚开”(get out of here)时把它说成girarahir(在曼琼的作品里，前面已经引用过了)或gerarahere(迈克·高尔德的说法)。诸如此类的词是美国通用语的一部分。康拉德·贝尔科维奇(Konrad Bercovici)对尔后被称为多元文化的美国进行了很多描述，其中有《曼哈顿街头杂耍表演》(Manhatten SideShow， 1931)，里面如下的话：“大胡子的犹太人、俄国的裁缝、意大利人、戴土耳其红毡帽的叙利亚人、刚刚走出闺房的土耳其女人、希腊人和累范特人[1]，他们夜以继日、肩并肩地工作，做出我们穿的大衣和裤子。他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服装商人街英语。”

语码转换和语言混杂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里很普遍，不管这些文学作品最初是用英语还是用在美国使用的许多其他语言中的一种写出来或出版的。美国文学中也有用意第绪语(如成为安婷的作品《从波罗兹克到波士顿》的信)、波兰语、瑞典语、威尔士语、挪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汉语或德语等不胜枚举的语言创作的作品，在这些鲜为人知的美国非英语文学中，有一些作品成绩斐然，还有许多作品主题发人深省，对美国民族多样性提供了引人入胜的见解。在一战期间，美国进行了反对外语的宣传，这标志着在后来才成为美国地域上非英语语言文学创作的悠长传统的中断，这个传统始于美国土著人的语言和所有其他殖民地语言记录下的作品，它们随着多种移民语言的文学创作而延续下去。这种宣传可能在一方面至少是奏效的，也就是在20世纪后半叶从学术上消除了对这种文学的关注。本章这部分是关于20世纪前半叶的散文文学，而不是回顾美国文学各种体裁的漫长、多语言的历史。把“美国文学”仅仅定义为英语文学时，会遗漏很多东西。要想对此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只需回想一下第一部美国非裔短篇小说(维克多·塞茹尔的《混血儿》[Le Multre， 1837年])和文集(《冬青果》，[Les Cenelles，1845年])都是用法语出版的；关于北卡罗莱纳州一个阿拉伯奴隶的故事于1831年由奥马尔·伊本·塞义德(Omar Ibn Said)写出来，比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要早14年；第一部描写女同性恋情景的小说是用德语出版的(《新奥尔良的女同性恋》， 1854—1855年)，或尤斯比奥·查孔(Eusebio Chacón)1892年在新墨西哥出版的西班牙语中篇小说，甚至有一部由库尔特·M.斯泰因(Kurt M.Stein)用诙谐混杂的德语式美语写的《电车之歌，欢快的90年代》(Streetcar Song， Gay90s)， 1927年出现在斯泰因的作品集《最优美的语言》(Die schnste Lengevitch)里；扉页的题诗讲述了一个德裔美国人和一个新移民相遇的情形，后者问了一个问题：“劳驾，先生，在这儿等电车吗？”这位年长的定居者需要翻译后，才能以“最优美的语言”所具有的同样混杂的方式作出回答。

尽管一战(当时不仅德国的酸泡菜正式变成了“自由卷心菜”，而且当时西班牙语、意第绪语、斯堪的纳维亚语和几乎任何外语都处于围攻之中)让人们产生了语言上的惧外(恐语症？)，文学作品的出版继续进行着，甚至某些语言的作品出版的数目有所增加。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中叶，这种外语文学的一些范例得到国家的认可。要了解1910年到1950年间非英语作品在美国小说中的核心地位，只需想想奥尔·罗尔瓦格(用挪威语写作)、符拉迪米尔·纳博科夫(用俄语和英语写作)、肖勒姆·阿施(用意第绪语和英语写作)，或艾萨克·巴什尔维斯·辛格(用意第绪语写作)。《美国多语文集》(The Multilingual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000)把一些文本用两种语言出版。然而，每有一位成名的作家，就有许多不知名的作家，很多作品尚未被认可，除了那些翻译成英语的作品。例如，翁久允(Kyuin Okina)(《老板》[“Boss”]， 1915年)和加藤三郎(Saburo Kato)(《矢间先生和中国小事》[“Mr. Yama and the China Inadent”]， 1938年)的日语作品在美国仍然未被认可，在日本也鲜为人知。被一战打击最大的或许是德语作品。但即使在现代时期，也没有一部德语作品可以和雷恩霍尔德·索尔杰(Reinhold Solger)精彩的社会小说《美国的安东》(Anton in Amerika，1862)相媲美。德语创作在一战后确实继续进行着。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高涨带给美国一种活泼的德语流放文学和文化；包括作家伯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莱昂·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和托马斯·曼恩，现代艺术家如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和作曲家阿诺德·舍恩博格。1942年，哲学家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在纽约德语报纸《建设》(Aufbau)上发表了他的美国梦(实际上那是他对自己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梦想生活的转述)。

如果审视一下因英语主题作品出名的美国作家的非英语作品会发现，他们可能都有出其不意之处：华裔美国人林语堂最畅销的英语版中国主题书《吾国与吾民》(1935)确定了他的名声，他的小说《唐人街》(Chinatown Family， 1948)让他的名声进一步大振，他坚持用汉语进行创作，口气比用英语还要激进一些。虽然通常可以找到早期的传记和历史研究，到20世纪末，没有人知道在美国整个20世纪有多少以英语以外的语言出版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自传，虽然保守地说肯定有数千部，下面几部只不过是其中不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在纽约的尤蒂卡，掀起了一股出版威尔士语作品的热潮，其中有达菲德·瑞斯·威廉姆斯(Dafydd Rhys Williams)写的故事集《木人的故事及其他》(The Book of the Wooden Man and Others， 1909)。这部书汲取了一些传统的东西，如威尔士民间传说和古老的英雄叙事传奇故事，包括反对酗酒、吸烟和同化的故事。在美国以意第绪语出版散文的多产作家中有一位是利奥·科布林(Leo Kobrin)，他的美国短篇故事集(1910年以意第绪语出版)总共有900多页。他的故事和短篇小说常常以第一人称单数讲述，刻画了处于新环境中的移民，或着力描写陌生人在纽约的偶遇。在《困苦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Misery，由麦克斯·罗森菲尔德翻译成英语)里，初来乍到的叙事者得到一份做巡夜保安的工作，一天晚上，他发现，被他打得逃窜的窃贼竟是一个中年意大利移民和他的小女儿。叙事者对这两个穷人罪犯产生了强烈的怜悯之情，虽然他们没有用同一种语言来交流：“我们用手势交谈。而我们还能理解对方。”他放了他们，还给了他们一些引火用的木柴，却由于其善行而被解雇。后来他的“意大利朋友”给了他一根香蕉作为回报。在利奥·科布林的故事里，穷人联合起来，那种团结一致把他们和伪善的雇主世界隔离开来，在不同的民族疆界和不同的语言疆界之间架起了桥梁。

奥尔·阿蒙森·巴斯莱特(Ole Amundsen Buslett)的挪威语故事《通往金门之路》(The Road to the Golden Gate， 1915)描述了一个移民从挪威到美国金门富有寓意的某种天路历程，告诫读者不要在美国化的路途上走得过快，否则会出现一个“美国佬的泥沼”(Yankee Slough)(巴斯莱特改4编31自“绝望的泥沼”)[2]，在其中，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没有区别，最终下沉被淹死。只有保留其家乡意识和知识技能的挪威人才能开创穿越美国化泥沼的安全之路。但是，这个故事并不提倡再次移民，摒弃了回归老家的做法，认为那是一种“怀旧之路”。在故事结尾，罗莎莉塔向哈肯表白。他们会成为一对有一定程度民族忠诚的夫妇，既没有罗莎莉塔父亲对美国的肤浅崇拜，也没有哈肯的母亲所怀有的旧世界的观念。

多茜·达尔(Dorthea Dahl)的《铜罐》(“The Copper Kettle”)发表在芝加哥挪威语文学刊物《诺登》(Norden， 1930)上。多茜·达尔生于挪威，两岁时和父母来到了南达科他州，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爱达荷州的莫斯科度过的。她的笔触集中在一对挪威夫妇特龙·杰夫纳克(Trond Jevnaker)(这部第三人称叙事作品的意识中心)及其妻子杰特鲁德(Gjertrud)身上。杰特鲁德被同化了；她先于她的丈夫到美国，她要他把她的名字英语化为“戈蒂”(Grti)——他愤怒地拒绝了。达尔的杰特鲁德是典型的“语言叛徒”，她仓促进行(不完全的)美国化，对她丈夫坚守祖国的老套感到尴尬，其象征是一个古老的罐子：它本属于生活在挪威的特龙的祖父，但是，杰特鲁德计划把它处理掉。一位美国女士看到这个罐子时，说出想把它当古董买下来的愿望。特龙和杰特鲁德都不知道她说的“古董”的意思，但想把这个罐子卖掉。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一点上特龙服从了妻子的意愿，决定把它当作礼物送给这位美国女士。这改变了杰特鲁德和特龙的关系，她现在对他服服帖帖，并许诺放弃建一个封闭式游廊的计划。这位美国本土人看出了这个挪威传家宝的价值，而那位过于仓促地同化了的移民女人仅仅把它视为是尴尬的根源。

葡萄牙语短篇小说《三等舱》(Steerage， 1938)是乔斯·罗德里格斯·米格里斯(JoséRodrigues Miguélis)的代表作。米格里斯1901年生于里斯本，1980年在曼哈顿去世，他人生中的最后43年里，在纽约过着政治流放生活。他受过大学教育，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厄斯金·考德威尔、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的葡萄牙语翻译，他在美国写下了为数众多的短篇小说。《三等舱》以日志的形式记录了一艘客轮从南美到葡萄牙的返航历程。这个标题所指的三等舱乘客是那些因梦想破灭而回国的移民以及充满希望的新移民，“波兰人、葡萄牙人、一些社会底层的英国人(无疑是爱尔兰人)、一对寡言少语的德国夫妇、一个从巴西北部起程带着患了黄疸病的孩子们回国的大家族，和诸如此类的其他人”。这位愤世嫉俗的叙事者仔细思索着什么是阶级歧视和种族歧视的标志——“仅仅针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来说”，并且最终试图思索这一航程是否已经在这些不同民族以及被毫不怜悯地描绘出来的乘客中间产生了一种同情的纽带。

乍一看，这些作品似乎只有一个共同特征：不是用英语写的。但它们也有一些共性。从主题来讲，许多故事可以被归为寓意式的爱和同化的故事的范畴。其他作品强调了在跨越民族界线和语言界线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感同身受的可能性，而仍有一些作品自由运用非英语语言，来表达对盎格鲁美国的评判。从形式上来看，这些作品在文中记录下了英语的一种语言存在形式，其方式在英语里是可行的——英语不得不成为交流的媒介，却不能被完全模仿。达尔为了表明把特龙和杰特鲁德分离开来的同化的不同速度，用了“Hadjudusor”(how do you do， sir；你好，先生)、“spaerrummet”(spare room，空房间)和一些不完整的英语句子，给他的挪威语增加了趣味。米格里斯用了很多英语词和完整的英语句子和法语句子(也表明在那些语言混杂的区域“第三种”语言的重要性)，和“葡萄牙语式英语”(或鲁索美语)词如“cracas”(crackers，饼干)、dolas(dollars，美元)、bossa(boss，老板)、racatias(racketeers，敲诈者)。

甚至是最不起眼的非英语作品也能帮助我们了解美国多文化过去的精神层面和语言方面的同化；它们也从多个角度对20世纪前半叶美国群体关系进行了揭示。现代美国移民史的创立者马尔库斯·李·汉森(Marcus Lee Hansen)在论文《移民和美国文化》(“Immigra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1940)里写道：“以后，学生若情愿从宽泛意义上来理解美国文学，必须掌握至少10种或12种语言。”他是对的。

[1]累范特人(Levantine)，居住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家和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从希腊至埃及的地区。——译注

[54]出现在《天路历程》里，很可能引自圣经。——译注

第七章 “过去的一切我们都抛在了身后？”奥尔·E.罗尔瓦格及其移民三部曲

在现代美国少数族裔文学里，用英语之外的语言写的、为人广泛认可的伟大作品之一是由O.E.罗尔瓦格(O.E.Rlvaag)最初用挪威语写的三部曲。它包括：《地球上的巨人：草原传奇》(Giants in the Earth)(最初分别以《在那些日子里》[Ide dage]于1924年和《地球巨人》[Ricket grundlaegges]于1925年出版，其英语版本都在1927年出版)，《彼得·维克托里尔斯：拓荒者们二十年后的故事》(Peter Victorious：A Tale of Pioneers Twenty Years Later，原版名为Peder Seier， 1928；英语版，1929)和《他们父辈的上帝》(Their FathersGod，原版名为Den signede dag， 1931；英语版，1931)。罗尔瓦格的作品标志着美国文学的一个巅峰，但也是美国挪威语作品衰落的开始，这一批丰富的作品不仅包括巴斯莱特和达尔的作品，而且还包括一系列较早的小说作品。其中，有一部尤其值得注意的作品，是生于挪威的作家德鲁德·克罗哥·詹森(Drude Krog Janson)写的美丽忧郁型(和社会改良主义)的小说《酒店主人的女儿》(En saloonkeepers datter， 1887，英语标题是ASaloonkeepers Daughter)。小说标题所指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演员，父亲是一个严厉的资产阶级商人，在母亲去世和父亲生意场上遭遇失败后，她跟随父亲(和她年幼的弟弟们)从挪威辗转到美国的明尼苏达，在这里，旧世界的行为准则似乎都不适用了，而她的新身份只不过是一个酒店主人的女儿。小说的核心部分展示了女主人公试图通过不同的求婚者找到自己的出路，最后，成为一个被正式任命的牧师，并成了一个女医生的密友。詹森的小说包含了美国移民小说里一些为人所熟知的主题：新旧世界的差别，移民父辈和孩子之间的代沟与冲突，以及“美国”求婚者求爱的艰难。但小说也有一种斯堪的纳维亚特有的气氛，它到处都暗指到了挪威神话中的食人怪物，并通过描写阿斯特里德(Astrid)对舞台艺术的热爱，展现出由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和比昂斯特恩·比昂松(Bjornstjerne Bjornson)体现的挪威特有的严肃戏剧艺术理想。小说在哥本哈根和明尼苏达都出版了，引起人们对其最初的标题里的跨国人物的注意，在“En saloonkeepers datter”这个标题里，一个英语词被夹在两个挪威词中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挪威裔美国小说家和新闻工作者沃尔德马·阿杰尔(Waldemar Ager)，他在1916年用笔触公开批评了“大熔炉”的同化概念，说它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暗喻，其作用是“使那些非英裔的人失去国度”。在他的小说《通往熔炉之路》(Onthe Way to the Melting Pot， 1917， 1995年被翻译为英语)里，反英雄主人公拉斯·奥尔森(Lars Olson)体现了美国这个熔炉的诱惑具有破坏性，这种诱惑带给他外在的成功，而在精神上却把他摧毁了。

约翰尼斯·B.威斯特(Johannes B.Wist)出版了一个移民三部曲：《移民场景》(Nykommerbilleder，[Immigrant Scenes]， 1920)、《高原之家》(The Home on the Prairie， 1921)和《乔纳斯维尔》(Jonasville， 1922)，他在作品中取笑了挪威移民萨勒蒙森(Salomonsen)的浅薄美国化，后者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萨尔蒙(Salmon)先生，从他进行语码转换的例子可以看出，他是另一个荒谬的语言叛徒：“Amerika er en demokratisk kontry， juno!…jeg har getta saa jused teaa speak Enghish， at jeg forgetter mig rightlong，maar jeg juser norsk.”(欧姆·奥弗兰的翻译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你知道!……我很习惯说英语，以至于我用挪威语说话的时候，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民族传统和语言遗产与在美国生活的前景如何能达到一种平衡？

O.E.罗尔瓦格回答了这一问题，像阿杰尔一样，他在论文集《关于我们的遗产》(Omkring fadreawen，[Concerning Our Heritage]， 1922)里提出反对急于美国化，反对大熔炉的观念。罗尔瓦格1876年出生在北极圈附近多纳岛上的一个挪威小渔村里，1896年移民到美国。他干过几年农活后，半工半读上完了大学，28岁从明尼苏达圣奥拉夫学院毕业，然后在奥斯陆进行了一年的学习。后来，他开始在圣奥拉夫学院教学，并成为一位对移民历史有着特殊兴趣的活跃的挪威语教授。他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有一部以移民信件为素材、以一个笔名出版的小说《来自美国的信札》(1912)和小说《两个傻子》(To tullinger， 1920)，其英文版本的标题是《纯金》(Pure Gold，1930)，内容有重大的修正和变动。直到他1931年去世，他都是用挪威语出版他的文学作品。如果他仅仅为美国挪威裔读者写作，那么盎格鲁美国对他就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当他的书开始在奥斯陆出现并在挪威得到认可的时候，情况开始改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三部曲(或挪威四部曲)出现了。

三部小说(作品的英文版本)里《地球上的巨人》是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一部，追述了挪威农民1873年在达科他辖区春湾(Spring Greek)建立的一个孤立的定居点。在几个家庭中，核心是霍尔姆家。佩尔·霍尔姆(Per Holm)被称为佩尔·汉萨(Per Hansa)，他是一个积极活跃的拓荒者，在建立定居地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从暴风雪到蝗虫灾。他的妻子贝雷特(Beret)因在高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感到痛苦，不时有抑郁症发作，几乎失去理智。他们有两个儿子，奥尔和斯托尔·汉斯(StoreHans)，和一个女儿安德·翁吉恩(AndOngen)。贝雷特在生第三个儿子彼得·维克托里尔斯时，差点丢了性命。彼得出生在圣诞节前夕，和大卫·科波菲尔一样，他生出来时带着一个“头盔”——一个大网膜或胎膜——在挪威民间传说里，以及在杜波伊斯的《黑人的灵魂》(1903)里，这通常被认为是具有超人的预见力的标志。贝雷特在一个造访的牧师的引导下，转而更加严格地奉行路德教。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晚上，佩尔出去给一个病重的邻居找医生，死在了暴风雪中；小说结尾时是第二年的春天，他冰冻的尸体被找到了，尸体坐在干草袋子上，眼睛注视着西方。

续篇《彼得·维克托里尔斯》(Peder Victorious)的背景是彼得先后去了一个美国学校和一个挪威学校，但他不断被美国化，并与母亲疏远，这些都无法被阻止。在总是帮寡母干农活的两个大儿子结婚后，贝雷特比以往更加孤独，对宗教信仰更加狂热；彼得成了反对母亲因循守旧的第二代叛逆者。他开始和异教徒的女儿们交往，后来爱上他的一位老校友的妹妹——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苏西·多希尼(Susie Doheny)。令人吃惊的是，在书的最后，贝雷特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最后一部是《他们父辈的上帝》，接着讲述了1894年彼得和苏西举行的婚礼。尽管两代人之间在宗教上、语言上和文化上有区别，但这对年轻夫妇还是住在贝雷特的农场。在苏西生下一个男孩彼蒂(Petie)后，冲突与日俱增，围绕如何扶养这个孩子成人这一问题，有三种不同的互相冲突的观点。趁苏西不在家，贝雷特给彼蒂秘密安排了一个路德教洗礼；而苏西已经把他秘密地施与了天主教洗礼。与此同时，持有自由思想的彼得对宗教漠不关心，他在爱尔兰移民和挪威移民间的政治敌对日益突出的时期开始了政治生涯。在母亲生病的时候，彼得结束了和一个后来返回挪威的年轻移民尼克兰·约翰森的风流韵事，回到了苏西的身边。贝雷特临死前在病榻上道出了实情，说对那个孩子进行了秘密洗礼。苏西因一次流产差点丢了性命，但由于彼得的悉心照顾，她得以存活下来。但在彼得进行的政治竞选运动中，他的对手爱尔兰裔美国人利用他私生活的琐事，对他的人格进行公开的诽谤，其中包括对彼蒂秘密进行天主教洗礼。彼得认为，这肯定是苏西干的。盛怒之下，他在她面前毁掉了天主教的标志：他践踏白瓷的十字架、盛圣水的容器，把玫瑰经念珠拆开，然后踩在脚下。苏西被吓得昏厥过去。第二天，她带着小彼蒂离开了彼得。如果说小说的情节从第一代移民的信仰进展到他们的孩子变得世俗化，那么对于第三代这个受到双重洗礼的一代来说，这一进程因为“父辈的上帝”有不同的并相互排斥的含义而变得复杂，并且受到阻挠。小说结尾是异族之间通婚的解体，苏西回到了父亲身边。

罗尔瓦格的三部曲堪称杰作。它是重要的经典历史小说，因为作品里的起始时间比他第一部作品的创作时间约早50年。这三部小说追溯了从移民定居到第二代人的同化、再到第三代美国人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丰富多彩地展现了很多主题，如人们对母语忠实与否，以及代与代之间的紧张关系。罗尔瓦格对移民给很多事物带来的压力很感兴趣：给语言带来的压力，从一些不可避免的英国化的话里可以听得出来；给宗教带来的压力，或屈服于激烈的宗派化，如贝雷特的情形，或屈服于彼得表现出来的世俗化；给正在改变的价值准则带来的压力，包括族裔人感到尴尬的东西或占有东西的愿望；给不同民族间关系带来的压力，尤其和印第安邻居和爱尔兰邻居的关系。罗尔瓦格用了大量篇幅进行内心情感描写和风景描写，甚至感情的抒发，以至于从达科他州高原上挪威定居者生活的孤独寂寥中，一种清晰鲜明的景象呈现出来。“灰濛濛的一片荒原……一种空洞的沉寂……一种无边的寒冷。雪飘落下来；雪花飞舞着；一个完全是死亡的白色世界。从西北刮来的风雪咆哮着，猛扑着，掀起一阵灰白的狂飙，人眼无法穿透。”在第一部里，对贝雷特心态发生改变的刻画尤其出色。在贝雷特的心里，她的移民之家里标有“伊斯兰教纪元16——”的柜子与棺材有关联；后来，路德教牧师用它作了圣坛，因而实际上改变了一个伴随现代世俗移民过程的物体，并把它神圣化了。汉萨斯用一些小木块围起来，作为自家拥有土地疆界的标志，佩尔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挪动了它们，这让贝雷特感到恐惧——她脚下的土地是偷来的，这种恐惧在美国是有理由的。作品中也有一些微妙的细节给故事注入了更多的活力。茅屋被形象地描绘出来。“福佑之地”的华美言辞在小说里得到全面的展开。英语成了挪威裔定居者和印第安人交流的通用语，佩尔·汉萨很有胆识地给其中的一个印第安人治病，治愈了他被感染了的伤口。铁路是19世纪现代性的一个险恶象征：“这个怪物以可怕的速度沿着铁轨爬行；而它走近了又不爬了；它蜿蜒盘旋地向前冲着，发出可怕的吼声，身后留下迅速喷出的缭绕的黑烟，在空中散去。”这些细节和其他很多细节经常被轻描淡写，现在却通过不同的视角被突出表现出来，通过这些视角，它们对定居者产生了意义。在第二部小说里，罗尔瓦格集中描写了第二代人中挪威人与爱尔兰人、路德教徒与天主教徒结合的婚姻，从而追问了有什么能把各种美国人聚合在一起的问题，以及美国政治活动如何反映并影响了民族性的问题。《彼得·维克托里尔斯》用生活在不同房间里的暗喻，展示了不同有时互不相容的观点。在一个屋子里，彼得“生活里的所有事情都用英语”，而一个老师不得不告知其母亲，他“无论如何得改掉自己的口音”。

和现代其他少数族裔作品一样——从薇拉·凯瑟的《啊!拓荒者》(O Pioneers， 1913)到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 1987)——罗尔瓦格公然援引并改编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有一次，彼得骑在马上欣喜若狂，吟出上学时写在黑板上的“拓荒者!啊，拓荒者”的诗句，与叙述交织在一起：“坐得如此之高，他能借着风的翅膀疾驰。‘我们精神焕发、身体健壮，世界由我们驾驭’——嗨，嗬!嗨，嗬!……他一定要把这首诗念给妈妈!他快马加鞭随着诗的节奏奔跑：我们精神焕发、身体健壮，世界由我们驾驭。”惠特曼的“过去的一切我们都抛在身后”是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当然是彼得的母亲所不可能有的，她生活的主题是《圣经》的文本，以哥特字体散布在第二部小说里。罗尔瓦格的想象力有另外一个标志，在他更加直白地展现性问题时，他利用了雅歌的语言[1](没有用哥特体)。在第三部里，彼得声称自己是美国人，卡尔达尔牧师对此提出了挑战，罗尔瓦格在此详尽地论述了要反对同化：“如果我们想得到任何值得追求的东西”，他说，“我们必须按照挪威人的方式来获得”。他推举了为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犹太人的例子，“因为他们倔强地拒绝被非犹太化”。对比之下，美国这个熔炉只会产生“一种乏味、沾沾自喜的自我满足”。

毋庸置疑，这个三部曲显然有其特定的风格。罗尔瓦格运用了一种抒情现代主义，以独特的风格把它展示出来。作品中有的地方有点现代主义意味，这种现代主义更像是惠特曼的风格，或与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的风格相似，他在评论里对《地球上的巨人》大肆吹捧；而不太像T.S.艾略特或乔伊斯的风格。罗尔瓦格的灵感的其他源泉是斯科特、库珀、布尔沃·利顿(BulwerLytton)的历史小说传统，以及罗尔瓦格对现代挪威人的系统性研究，包括易卜生、比昂斯特恩·比昂松、克努特·哈姆生(Knut Hamsun)以及19世纪一个有名的挪威民间故事集。

句子如行云流水、流畅自如，从第三人称描写自如地过渡到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省略号(“……”)被广泛使用，表明了叙述中的省略，增强了效果。如，佩尔·汉萨

让贝雷特和汉斯·奥尔萨帮他挑出最好的建筑地点；尽管他的话不多，说话时又很冷静，口气中却透着一丝毅然的坚决……这片广袤的美丽的土地会变成他的——是的，他的——没有任何一个印第安人的鬼魂会把他驱赶走!……他内心狂喜、心潮澎湃。一种他从未有过的感情控制着他，让他昂首挺胸地走路……“上帝啊!”他喘息着。“这片土地就要成为我的了!”

读者对作品里那些特质感到诧异，毕竟作品是“从挪威语翻译过来”的。

在作品首次在美国出版的版本里，有罗尔瓦格写的一个谦恭的序言，表达了对林肯·科尔科特(Lincoln Colcord)的感激之情。没有他“不断的鼓励”和“无与伦比的心甘情愿的帮助”，《地球上的巨人》决不会“有英语版面世”。他注意到了把人物那不宜翻译的挪威方言转换成英语的难度。科尔科特是一个专职作家，一战期间发表了《战争随想录》(Visions of War)的长诗，在20世纪20年代，以写关于海的故事集出名。他提出了该如何把罗尔瓦格的小说归类的问题，“在艺术手法和氛围上那么欧洲化，所涉及的东西又那么具有美国特性”。

罗尔瓦格的一个重要评论家告诉我们，《地球上的巨人》的翻译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科尔科特本人在和罗尔瓦格见面来商谈定稿前，他就自己单独研究了学生兼业余作家的草译稿。在两人多次会面期间，增加了一些描述性形容词、副词和短语，原著显然被大大扩充了，变得更加诗情画意了。例如，上面引用了的关于佩尔·汉萨幻想在高原上建立自己王国的场面引用的那段文字，被原原本本地放到英语“译文”里；而在《在那些日子里》早期挪威语的“原”文里，却没有一个对等的段落。罗尔瓦格作品的英文版虽然在内容上有诸如此类的扩展，并引入了美国口头语，却缺乏一种东西，即随着三部曲里情节的推进，人物的挪威语里夹杂越来越多的英语所产生的微妙效果，这是一个不可翻译的特征。

罗尔瓦格是和其他翻译家通力合作来翻译第二和第三部的，但他坚持他和科尔科特翻译时探讨出来的“双重情节”方法。这样的话，有人就可能会说，同一作品有了两个被作者授权的版本，这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里决不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因为很多少数族裔作品的作者用不同的语言把一个故事讲两遍——如路易吉·旺图拉(Luigi Ventura)的《佩皮诺》(Peppino， 1885，1886)有法语和英语两个版本，亚伯拉罕·卡恩的《纽约贫民区的故事》(1896)有英语和意第绪语两个版本，玛丽·安婷1894年给她叔叔写的意第绪语信件变成了英语作品《从波洛茨克到波士顿》(1899)。

罗尔瓦格的《地球上的巨人》、《彼得·维克托里尔斯》和《他们父辈的上帝》以及他的其他作品所取得的美学成就不禁让人猜想，还有多少其他惊世之作会从现今已经尘封的美国非英语文学的书架上崭露出来。正如林肯·科尔科特在他的序言里所写的：“美国是什么，或者严格来说，她自己是否是美国人，这些还尚没有定论。”75年后，人们只有赞同科尔科特的结论：这种非英语文学的一些作品应当被“翻译成英语，让从美国的土壤里流出的一股纯洁的溪流——对广大公众来说是一股冰封在一门外语的冰里的水流——来丰富我们的文学。”

《地球上的巨人》获得了广泛成功，并且被1927年每月一书俱乐部推为每月一书。如果玛丽·安婷为移民自传设定了标准，那么罗尔瓦格则为美国移民家世小说树立了一个最令人心悦诚服的典范，这些小说跨越几代人，并常常以三部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时期出版的其他少数族裔三部曲有约翰·库诺斯(John Cournos)的《面具》(The Mask)、《墙》(The Wall)和《巴别塔》(Babel，第三卷1922年面世，讲的是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在美国长大成人的故事)，詹姆斯·T.法雷尔的关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1935年完成)，出生在丹麦的索弗斯·凯思·温泽(Sophus Keith Winther)的《把一切带到内布拉斯加》(Take All To Nebraska， 1936)、《抵押你的心》(Mortgage Your Heart， 1937)、《永不消散的激情》(This Passion Never Dies， 1938)，以及丹尼尔·福克斯关于犹太人的《威廉斯堡三部曲》(Williamsburg Trilogy， 1937年完成)。

罗尔瓦格的三部曲出版在一战这个分水岭之后，也在1924年停止移民为标志的明显分界线之后，它审视了移民现象和同化问题，所用的语言比安婷的《福佑之地》更为阴郁。部分原因可能是最初使用的语言不是英语。但是，霍拉斯·卡伦在写对玛丽·安婷和爱德华·伯克的评论时看到，一种历史转变正在到来：“《爱德华·伯克的美国化》……确实可以被看做是自玛丽·安婷的《福佑之地》开始的恭祝的浪潮的高潮。现在，有迹象表明，低潮即将来临，美国化了的人的自传的固定模式很可能会更加可分析、可辨别，也更加悲伤。”卡伦在指路德维格·路易生和塞缪尔·奥尼兹。罗尔瓦格也是这一转变的一个代表。詹姆斯·T.法雷尔是一战后“新”文学的一部分，并意识到了这场战争是一个分水岭标志。他用类似的语言形象地描绘说，他认为少数族裔文学取得了进步，因为它把自己从地方特色的程式中解放出来：

早期关于第一代移民群体的美国移民文学，具有不真实的、自以为是的风格。熔炉观念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主题。这些作品里对这一主题处理得没有活力、墨守陈规，却意欲幽默风趣。这些故事没有多少真实性，而且是从局外的角度来写的……它是科恩(Cohens)们和凯利(Kellys)们的一种文学，是《艾比的爱尔兰玫瑰》[2]，是雷穆斯(Remus)[3]叔叔的文学，是一种上层阶级和善良的老星条旗的恩典的文学。

从亚伯拉罕·卡恩的《大卫·莱温斯基的崛起》(1917)到罗尔瓦格的三部曲，这些创作广泛证实了这些见解。这种新的“悲伤的”和自省的态度不仅仅出现在了罗尔瓦格的作品里，而且也出现在安婷的晚期作品里，对后者来说，一战是那么一个带给她创伤的事件。这种态度是处于从让·图默到亨利·罗斯的现代主义巅峰最优秀的少数族裔文学的特征。

[1]雅歌(Song of Songs)为《圣经》里的所罗门之歌，既描写了人世间的儿女私情，也是对神与子民间的爱的描写。——译注

[56]《艾比的爱尔兰玫瑰》是一部百老汇喜剧，作者是安·尼克尔斯(Anne Nichols)，讲的是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女孩和一个犹太男青年的爱情故事。——译注

[3]雷穆斯是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lis)编辑、整理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民间故事集中的黑人，他是很多故事的叙述者。——译注

第八章 现代主义、族裔性标签和对完整性

的追求：让·图默的新美国民族

《第七街》的故事背景是一战后的华盛顿，开头和结尾是同一首短小精悍的小诗：

钱烧着了口袋，口袋被灼伤，

走私酒贩身着丝绸衣衫，

圆嘟嘟急驶的卡迪拉克，

飕飕、飕飕疾驰在电车轨道上。

这是一首充满城市现代性的诗，它所构架的那纸文字是黑人移民的感情抒发，也是他们发出的顿呼语，他们的爵士歌曲和生活方式让他们成为一个“楔子”，挤进了“华盛顿的白人世界或粉饰的白人世界”。《第七街》部分是现代主义散文诗，表达禁酒令下城市的节奏和喧嚣，部分是对迁移的意义的沉思冥想。其中心是这个重复的问题：“谁让你流动？顺着第七街光滑的柏油路流去，流到了简陋的小屋、砖瓦建的办公室大楼、剧院、杂货店、饭店和卡巴莱酒馆里？”

《第七街》是让·图默的《甘蔗》(1923)第二部分的开头，那是一部实验性作品，标志着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的完全到来及其成就的一个顶峰。它在1923年由享有声望的伯尼和利弗莱特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厄内斯特·海明威和威廉·福克纳的首部重要作品都尚未出现。它是包括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的一生》、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舍伍德·安德森的《俄亥俄州的温斯堡》在内的一股特别的现代主义潮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图默也受到现代诗歌(哈特·克莱恩的诗《桥》)、尤金·奥尼尔的戏剧、沃尔多·弗兰克的宣言《我们的美国》、乔治亚·奥基夫的油画和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的摄影作品的影响。图默读书如饥似渴，受到肖、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波德莱尔、福楼拜和梅尔维尔等人的作品的吸引。《甘蔗》顺应了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转变，转向了美学现代主义，对人的心理进行审视，放荡不羁的文人开始进行自我探寻，民族声音的表达与日俱增，出现了与新思想体系的交锋。这一转变发端于世纪初，一战加速了它的发展。

图默对历史、人类学、农业和体育进行了研究，但终究没有完成。他起初受无神论和社会主义吸引，后来受神秘的、内省性质的葛吉夫运动[1]、教友派信徒和一个印度教宗师所吸引。他在一些艺术家聚居地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年代，如格林威治村、梅布尔·道吉·卢汉开创的陶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卡梅尔等，并参与了在威斯康星州的波蒂奇进行的一个早期群体心理学实验，邻居们怀疑那是一个自由恋爱运动。他在一些小的、实验性的、常常是激进的文学杂志如《扫帚》、《日晷》、《解放者》和《现代评论》上发表诗歌、戏剧和散文片段。图默交给奥尼尔的普罗温斯顿剧社(Provincetown Playhouse)一个剧本，并为奥尼尔的《琼斯皇帝》(The Emperor Jones)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评论。他与舍伍德·安德森和哈特·克莱恩是朋友，并和乔治·奥基夫关系亲密；他的第二个妻子马乔里·孔唐(Marjorie Content)曾是哈罗德·洛布的前妻；哈罗德是《扫帚》的编辑，出版了斯泰因的《女子如梅兰卡莎》，在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1926)里，他被讽刺地刻画为罗伯特·科恩。图默和斯泰因都在1934年出版的一部作品里表达了对斯蒂格里茨的崇敬之情。

图默在对世界的感知中有一种强烈的幻觉。1926年4月的一个傍晚，图默在一个体现现代性的重要场所经历了一场神秘的转变，当时他正在曼哈顿66街L站的站台上悠闲地等车，不急于回家，这时他感到“(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似乎他正在“被拆开”，感觉到一缕温柔的光在他身后和体内伸展开来：“这不是我个人的延伸，不是我一般感知的拓展。我觉醒了，达到了一个更高维度的意识。另一种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开始现形并崭露出来。”他用以描绘这一体验的恰如其分的暗喻是“转运”：“准确地说是我从游离被转运到了存在。转运是描述这一体验的准确的词。也可以说是超然……解放也准确。我被从自我的牢笼里释放出来。”他感到自己似乎在站台上巍然耸立，看到“远处的……黑土”。他意识到坐在车上的人只能看到他的身体，而不是他的存在，这让他猜想是否他们的真实自我也在他面前掩藏起来，因为他只能看到他们的躯体。就是这一经历促使他坚定地转向葛吉夫的“人的和谐发展”(但也使他远离文学创作)。

图默从存在的角度深切地关注着美国种族问题，他最出色的创作体现在《甘蔗》上，他的作品试图回应他的好友沃尔多·弗兰克对美国作家提出的“研究德意志文化、拉丁文化、凯尔特文化、斯拉夫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非洲文化……以及它们作为完整的世界而消亡”的要求。弗兰克和图默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斯巴达堡共度过一段光阴；弗兰克从这次旅程中得到了灵感，给一个小杂志《隐退》(Secession)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希望》(Hope)，讲的是一个不知名的白人男人和一个不知名的黑人女人做爱的怪异故事，并出版了一个有关异族间变态的肉欲和暴力的实验性小说《假日》(Holiday，1923)。

图默以前曾在乔治亚州斯巴达的一个黑人学校里作过两个月的代理校长，这是这位华盛顿人第一次在南方的乡村长期逗留；在此期间，他萌生了写《甘蔗》的念头。他读了这个镇的报纸《斯巴达伊斯梅尔人》(Sparta Ishmaelite)并住在一个以前曾是奴隶住的小屋里。《甘蔗》1923年出版，这一年是废除奴隶制60周年纪念日，而且是军械库展10周年纪念日。它是一部完全以现代主义的语言来反思非洲奴隶制残余的最重要的美国书。

南方农村留给图默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先涌向小城镇、然后涌向城市、并向工业、商业和机器挺进的趋势。民间精神正信步走在通向现代沙漠的不归路上。那种精神是如此之美。其死亡是那么地带有悲剧色彩。对我来说，仅此似乎就是人生的全部。这是我注入《甘蔗》里的感情。它是一部天鹅之歌，一首绝唱。”图默感到，在美国大陆的现代荒漠上，非洲文化正趋于消亡，《甘蔗》是他对此进行的沉思。

它也是一部描写现代性的矛盾作品，既充满勃勃生机，又惆怅满怀。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运动的背景下，《甘蔗》对乡村的思考并不带有田园式的恋旧情怀，对城市的思考也没有怀着目的论的希望。两者都是人类所不能正确理解的、正在发生着历史变革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时而滑稽，时而恐怖、残暴。读者被引入到一个松针和黏土、秋叶和薄暮、精神渴望和人类失败、爱情和暴力的魔幻神秘世界，也领略到了从农村土路到城市街道、从自然的声音到工业的噪音的一场激动人心的运动。

《甘蔗》是一本难以对其进行体裁归类的著作，在这样一本著作里，图默精心筹划出了一个词语重复和音乐递进的体系，达到了非同凡响的效果。它自成一格，把诗歌、散文和戏剧融合在一起(在《波纳和保罗》和《凯布尼斯》里)，试图从形式上为现代性造成的错位找到一种文学上的等同物。这书本抵制简单的概括和先验的设想，是一本以艺术的手法甚至矫揉造作来重构符合生活完整性的著作。一个丧失了过去农村生活肥沃土壤的灵魂能够通过令人难以捉摸的现代主义形式而得以补救吗？《甘蔗》就试图那样做，尽管图默说过他强烈意识到现代美国人没有可能再回到一个共同的过去。

“回归自然”尽管是人们想要的，但却不再可能，因为工业已经把自然吸附到了它自己身上。即使他想，也不可能，一个城里人即使迁居，搬到一个树木环绕的农场，也并不能成为一个乡下人。

那么，无论我们希望与否，我们不得不继续。

图默的答案不可能是要人们有一种想回归农村传统价值观念的怀旧愿望，因为“那些试图通过回归更原始状况来为自己疗伤的人若不是浪漫主义者，就是逃避主义者”。不，要继续，继续去创造，要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现代世界里寻求美感的完整性和一个新视野，这才是唯一可行的。图默对现代性进行的思索促使他推进了现代主义的进程。

《甘蔗》让读者变得自觉，为的是让他们产生一种对世界进行崭新、完整的审视的渴望。这体现在书里多次暗指到的圣保罗给科林斯人的第一封信：“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段文字也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纳撒尼尔·霍桑所珍视的，后来也为亨利·罗斯和拉尔夫·埃利森所用，伊萨克·罗森菲尔德(Isaac Rosenfeld)在《离家的路》(Passage from Home， 1946)里则把它用作总引语。图默也寻求对具有多种声音表达的美国的完整性有一种更加广义的理解，这种完整性曾被沃尔特·惠特曼歌颂过，现在，沃尔多·弗兰克也在宣扬这种完整性。和许多早期的空想家一样，图默认为支离破碎的东西是构成更大的整体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残缺不全和对完整性的寻求之间的相关性构成了《甘蔗》的框架结构。这部书分为三部分，由类似圆括号的符号标识出来：(，)和()。“三部分的每部分之间是一条弧线。这些用以大致表明作品的构思”，图默写信给弗兰克说。前两部分重新排列，欲构成一个圆，但在第三部分里，却没有完全闭合成为一个圆。

第一部分的背景是南方乔治亚州的农村。主要描写的是女性，先写的是卡兰莎(Karintha)，单只她的名字就让人想起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梅兰卡莎”。“卡兰莎”最初出现在戏剧《纳塔利·曼》(Natalie Mann， 1922)里，其中，图默的传声筒纳森·梅里尔(Nathan Merilh)读了这个故事，作为一个艺术家对现代马克思主义质问者和民族主义质问者的有效回应。男人们是卡兰莎收入的来源，她的体格带有意象主义色彩，跑起来“飕飕”的，她的“皮肤像太阳落山后的暮色”——这是故事的主旋律，图默对其不断重复，明显地模糊了诗歌和散文的界线：它的排版看起来既是一个散文句子，又是一首诗。

一个已逝去的乡村世界的碎片，其中自然意象(尤其是日落和秋季的意象)和宗教情感越来越让步于现代性的侵扰，如铁轨和工厂大门和暴力场景。对贝基(Becky)的介绍是“有两个黑人儿子的白人妇女”，住在一块“道路与铁轨之间孤立的土地”上。弗恩(Fern)被呈现出来的方式给人一种感觉，叙事者和读者似乎是从一列实行隔离的、轰隆隆驶过的火车上看到她：“我问你，朋友(火车穿过她家附近的路时，不管你是坐在普式火车豪华车厢里，还是黑人车厢里，这都没有什么区别)，当你乘坐的火车轰隆驶过时，她坐在阳台上，如果你在一闪而过的瞬间，带着强烈好奇心凭直觉看到了她，你会想到什么？……”

图默对读者提出的问题像谜团，这些问题似乎介于斯托的问题和斯泰因的问题之间。这些问题也可能最终无法回答，但它们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斯泰因的冰冷质问的抒情。

以斯帖(Esther)已经变得性成熟了，像一个梦游者一样迈着步子走进正在进行嘲弄奚落的人群中，故事的结尾就像是一个弗朗茨·卡夫卡式的故事：“她踱步出去。没有空气，没有街道，镇子已经完全消失了。”暴力的暗流在第一部分结尾处爆发了，镇上工厂的暴徒对路易莎的黑人情人汤姆·伯韦尔(Tom Burwell)施以私刑，后者用刀猛砍他的白人对手鲍勃·斯通的喉咙。

在第二部分，《甘蔗》把我们带到了城市里，尤其是处于大规模迁移时代和城市化时代的华盛顿和芝加哥。和《第七街》一样，这个世界有一种新的快节奏，其特征是战后人们感到幻灭、娱乐业日益繁荣和爵士乐的韵律切分，图默把后者溶入到他的散文里，来表现一种“粗俗的、刺耳的、现代的”生活。叙述再次把散文句子当作诗来重复。超现实主义者罗伯特生活在城市里，与生活在乡村的贝基相对应，他把房子弄得像一个潜水员的头盔。那个男人形象的沉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有关，这种经历让人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奉，而把上帝贬低为“一个带着挖掘机和呼吸泵的红十字会人员”，而且使得在一个趋于世俗化的世界里唱传统灵歌《深邃的河》的行为显得不合时宜。《埃维》(Avey)里的叙事者有自我意识，和《弗恩》里的叙事者相似。又一次，表演灵歌《深邃的河》的愿望——这次由霍华德大学合唱团演唱——是和乡村宗教的对比，这一对比也影响到了《呼唤基督》(Calling Jesus)里对街头年轻女朗的描写。《剧院》延续了爵士乐主题，图默在此采用了一些布鲁斯的歌词：“女孩儿们的胳膊，和她们的四肢，……跳着爵士舞，跳着……撩起她们的紧身裙子，她们随意释然，手跟着音乐的节奏在空中飞舞，脚击打地面。(撩起你的裙子，宝贝，跟老爸说说!)”在《包厢席位》里，丹·莫尔(Dan Moore)对一个出身奴隶却看到第一辆奥兹莫比尔车的男人展开了思考：“他见过格兰特和林肯。他见过沃尔特——老兄，你见过沃尔特·惠特曼吗？”这个新的城市世界距离内战和奴隶制甚至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在第二部分结尾处，这一近代史也给波纳和保罗之间失败的异族浪漫爱情故事投下了阴影，这个故事最直接地和《鲜血燃烧的月亮》相似：正因为路易莎是黑人，鲍勃·斯通才对她有欲望，“以主人的身份进去，并占有了她，直接、坦诚、大胆”，在芝加哥这个有健身馆和绯乐园夜总会的新世界里，波纳为保罗所吸引，因为她怀疑他是个黑人：“这是我爱的原因。”波纳的(和图默的)抒情性话语“秋分满月”和“秋叶”不能取代带有种族歧视的蔑称“黑鬼”——但是，对波纳来说，那是魅力的源泉。那些历史性种族范畴(“先验”这个短语多次出现)具有一定的分量，冲击了年轻人的意识：“波纳是一扇窗。一扇窗，保罗。”罗尔瓦格的《彼得·维克托里尔斯》也和《甘蔗》一样，把不同的身份与分裂的内心世界联系起来。这可能是一个有讽刺意味的粘连，因为图默的叙事者也把族裔身份模糊的保罗(“他是什么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印度人，抑或是日本人？”)和他的朋友阿特作了比较，后者被描述成“他血气方刚的挪威朋友的逊色翻版”。

对绯红园夜总会的描写给图默提供了一个机会，他用了一些有强烈声音效果、鲜明形象的句子，从中为音乐带给人的体验找到了一种语言上的表现。这些句子构成了一首散文诗：

绯红园。呼哈!裸背的骑者轻灵地在她歌罢的掌声上平衡着身姿。乐队在进行器乐练习，为演奏作准备。笛子是一只猫，在萨克斯管深沉的呜呜声中毛发泛起涟漪。鼓把鼓锤投掷。猫跳上了钢琴的键盘。嗨嘀，嗨嘀，猫和小提琴。绯红园……呼哈!……跳上了月亮。

钢琴弹跳演奏法和乔伊斯妙用熟悉的童谣的技巧融合起来，双关语和别出心裁的比喻强化了从“骑者”到“尾巴”的承继连续，从一个沙哑的声音到钢琴上一只猫的真实存在，到童谣里的猫和小提琴。这种现代主义混杂的方式曾激发了年轻的兰斯顿·休斯的灵感，他写出了诗《猫和萨克斯管(2振幅调谐)》[“The Cat and the Saxophone(2A.M.)”]。图默对爵士乐有着广泛兴趣，这和他希望通过新的艺术表达形式带来一种美感融合的愿望相关。这使他与当代对爵士乐的发展痛心疾首的保守者和一些政治激进者意见相左，后者正如迈克·高尔德在《新群众》里所认为的那样，相信非裔美国人采取进行抵制的策略时不应当以“用萨克斯管扮小丑”为榜样，而应当把“贝多芬的力量”树为典范。

在第三部分《凯布尼斯》里，这位艺术家自己是一个可见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一个进行观察的主体。和图默一样，凯布尼斯是一个到乔治亚州乡村任教的城市俗世知识分子。图默部分地受到了乔伊斯的《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的影响，把《凯布尼斯》写成了一个戏剧，通过描写主人公与童谣、宗教和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的接触，如老师、布道者、车匠、激进分子和空想家等，展示了一个受尽磨砺的心灵的发展历程。凯布尼斯必须面对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自身的很多问题，但是他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是遗留下来的暴力问题。《凯布尼斯》的结尾像是一种再生，整部书的结尾是一首日出时的新生歌。

《甘蔗》的三部分触及的是南方和北方、女人和男人、黑人和白人间的区别，而书的结构试图消除这些分歧而达到统一。书中有一些词、短语、长句和短句重复出现，并贯穿始终，这让读者产生了一种声音上的熟悉感和视觉上的熟悉感，这一现象令人想起《三个女人的一生》。例如，在《甘蔗》里，“砰砰声”多次重复出现，那猛烈的撞击声把阅读《贝基》的思绪切分到了《凯布尼斯》的结局。在《鲜血燃烧的月亮》里，“砰砰声”是鲍勃受过私刑后身体落地时的声音和暴徒的喊叫声，赋予那些后来出现如在《波纳和保罗》中的重击声的体操馆里一种胁迫性的暴力含义。书里重复出现的词的声音与形象交织在一起，如锯木场、松树、棉花、迪克西·派克[2]①、街道、烟、楔子、窗户、月亮、云、紫色、摇篮、罪恶，当然还有甘蔗。图默也像格特鲁德·斯泰因一样，喜欢用进行时形式，仅《第七街》就有“飞驰着”、“飕飕行驶着”、“冲着”、“倾倒着”、“流着”、“起着漩涡”和“旋转着”。这些例子也表明，图默的语言感多么的感官化，他多么的不同于斯泰因对抽象的追求。《甘蔗》里还充满了夕阳和黄昏的意象，这些意象在诗里和散文里几乎无处不在，因而，让人尤其关注结尾处很有强调意义的日出。

《弗恩》的开头是一个简单句，“面孔”是形式主语：“面孔涌入她的眼睛。”形象感很强，确切的意思却令人捉摸不透。这样一种措词让人想起埃兹拉·庞德的《在地铁站里》。图默实际可能在有意识地遵从F.S.弗林特(F.S.Flint)和埃兹拉·庞德1913年制定的意象主义准则，告诫诗人要创造出一个在瞬间呈现一种理智和情感的联结的意象。图默的很多意象具有一种“神谕般的”奇异性，就源自于这一诗歌传统。

他描写(路易莎)说：“她的皮肤是秋季幼橡树叶子的颜色。”这个有强烈视觉感的形象让读者新鲜地看待事物，但要把某一具体的颜色和这一描述联系起来会很难。或许，对图默来说，橡树不是橡树就不是橡树？对图默来说，抒情风格也起到了避免使用某种标签的作用，这绝非巧合；毕竟，他选择了用神秘莫测的男女混用的名字“让”(而不是他受洗礼时真正的名字“纳森·尤金”)来出版作品。图默和意象派一样，都鄙视标签、抽象概念，并且都有一个以新奇的暗喻取而代之的欲望。图默并没把卡兰莎称为“妓女”(尽管评论家如W.E.B.杜波伊斯那样做了)，这决非偶合；叙事者只说了男人给她钱。但图默对这一安排寄托了一种超越了美感的愿望。

路易莎的肤色尤其是一种种族性标签的替代方法，是对读者想知道一个人物是黑人还是白人的欲望的一种嘲讽。图默的回答是：“她的肤色是秋季幼橡树叶子的颜色。”因此，图默的美学现代主义是与对虚假的感知、偏见、推理假设和陈腐观念的攻击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标签奴役人类，那就让它见鬼去吧——在种族和国籍之上还有人类，”他在一句箴言里写道。如果美国分裂为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南方人和北方人、乡村和城市，那么相比之下，图默看到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要为精神上的团结统一提供一个文学阵地。他破坏了对民族性的陈腐观念，他的方法不同于斯泰因采用的“黑人的阳光”的方式。

图默相信，现代主义的形式有助于把社会生活的简单观念复杂化，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只图默一人。例如，乔治亚·奥基夫作了一幅《桦树和松树——粉色》(Birch and Pine TreesPink， 1925)，作为她的朋友让·图默的一个现代版“替代肖像”，她写信给他说：“根据你第一次在这儿时的某些东西，我作了一幅画。”这当然也是一种偏离，肖像原是进行现实主义表现(包括典型表现)的，现在则变成了纯粹进行形式表现的肖像。图默在一封信里告诉奥基夫，他的《波纳和保罗》和斯蒂格里茨拍摄的云的照片有相似之处，尽管多数人可能谁也看不出来这些“相似之处”；“当我说‘白’，他们看到的是某个白人，我说‘黑，他们看到的是某个黑人。同样，他们没有领会斯蒂格里茨小姐的意图，真是成就!因为他们看到了‘云’。”

图默对进行种族区分的机制有一种现代分析型的理解。他在论文《种族问题和现代社会》(“Race Problems and Modern Society”， 1929)里写道：“新黑人比50年前的老黑人更具有黑人性，而越来越不具有美国人性。”职业类型的巨大相似性“让可能基于肤色或血型的划分显得越来越荒谬”。但是，矛盾的是，这些“有色人群和白人群体间的界线正在被更强力地划分”。肯定是这种情形，因为种族隔离法日益升级了；例如，弗吉尼亚立法机构1924年通过了《保持种族纯洁性法案》，把“有任何一点可以确定为黑人血液”的人都界定为有色人。

图默和这一趋势背道而驰，不断强调被分离的东西的统一性，他对“美国人”这个词的理解带有乌托邦式的想象，正如查尔斯·W.切斯纳特先于他之前在一篇《未来的美国人》(“The Future American”， 1900)预言性论文里所说的那样，在这篇论文里，他从民族的角度把美国视为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长久以来被分散到不同的、通常相互排斥的群体里并长期散布在地球上的人类正在被重新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人类民族。”但是，要实现建立这样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美国”的目标，人们必须先要冲破“摆布人的标签和虚假的信仰的暗示”。在此，他成了一位预言空想家，他宣告：“这些标签和信仰会消亡”：“人们的眼界会从它们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人们就不会那么视而不见，而是利用他们的视觉来看世界。”图默把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血液混杂成为新东西的过程比作是氢和氧形成水，但随后他补充说：“所有民族的血液都是人的血液。一个白种人与一个黑人的血液没有什么区别，而氢和氧是有区别的。所谓的民族之间的混杂融合是同一种东西的混杂和融合。”1929年，他以一种很现代的方式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区别的社会学(非生物学)本质，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只有一个纯粹的种类——那就是人类。我们都属于它，这是对我们自己中任何一个人所能准确地作出的最大和最基本的概括。至于其他，只不过是谈谈而已，只不过是定标签而已，只不过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学的东西，而不是生物学的东西。

他在箴言集《精要集》(Essentials， 1931)里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得出了结论，并对自己进行了界定：“我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我属于人类，人类世界里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一个在酝酿一个新的民族的人。”图默在他受惠特曼启迪写的诗《蓝色子午线》(1936)和自传体小说里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在后一部作品里，他不仅倾向于把他的乌托邦式的“美国”看做是包罗万象的，而且认为第一人称单数的“我”可以指芸芸众生。他在《论美国人》(“On Being an American”)里提出，反对那些“把他们道听途说的出身和群体裙带关系赋予价值”而没有“感觉到自己是美国人”的人。他向《高原》(Prairie)杂志的编辑暗示说：“不把我称为美国人，而把我叫作其他的什么人，这种行为太愚蠢了。”

纳桑·尤金·平奇巴克·图默出生在一个有着长期特殊传统的家庭，父母双方祖辈上的族裔身份都很模糊。他描述自己的族裔背景是“七种血统的混合：法国人、荷兰人、威尔士人、黑人、德国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因此，我在美国的处境一直很奇特。我在这两个群体里生活过同样长的时间。时而是白人，时而是有色人”。尽管他写《甘蔗》之前的经历把他“越来越深”地拉入“黑人群体”，但他还是以熟悉的口吻得出结论说：“在我看来，我天生是一个美国人，而且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美国人。”“美国人”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自我描述，对图默来说，意味着它是所有有着族裔背景的人们的一种身份，他们能承认他们有共同的、混杂的特征，这和暗自占用“美国人”这个词来指“白人美国人”的这种更为普遍的行径针锋相对。

1931年3月(在威斯康星州波蒂奇群体心理学实验结束后)，图默和玛杰里·拉蒂默(Margery Latimer)结婚，她写了一个反映族裔间关系的故事《忏悔》(Confession， 1929)，而且是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Anne Bradstreet)的后代。图默宣布说，“一个新的美国民族”到来了，“它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还不介于两者之间。它是美国民族，与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区别之多，就像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别一样……我和玛杰利·拉蒂默的婚姻是两个美国人的结合”。形成对比的是，《世界电报》(World Telegram)的大标题写着：“和白人小说家结婚的黑人看到了新民族的产生。”图默憧憬着建立一个超越族裔标签的世界，但在美国有实力的主体主张禁止异族通婚的时期，大众新闻舆论界在这一点上并不能与他达成共识。图默深恶痛绝；在完成《甘蔗》时，他也开始拒绝“黑人作家”这个标签。他不希望作品被列入南希·丘纳德的《黑人：一部文集》里，也惧怕对他表示友好的作家，如舍伍德·安德森，把他太全然地视为“黑人”，从而被局限为“黑人”。另一方面，对于试图从族裔的角度理解美国而不把黑人包括在内的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对一个南方人的任何描述如果没有一点黑人式的心理学，这一描述也就不完整。”他这样说是针对弗兰克的，因为后者在《我们的美国》里没有较完全地把黑人包括进去。

图默在后来的一个手稿(写于1937到1946年间)里描写了另一次在现代城市曼哈顿经历的归一的神秘感觉，这表现了他在“被称之为游民”的人和被称为“街头妓女、商人、美国人、外国人、犹太人、基督教徒、黑人和白人”的人中间对人类同一性的不懈追求。“我坐上了去百老汇的电车。人们紧紧地挤在我周围。我能闻到他们身体发出的气味，听到他们身体的呼吸。”在电车里接近多种多样的人类身体的这种经历是受到了惠特曼的激发，这种经历让他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生命存在的美好的神圣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无论是他借助《甘蔗》的诗法，还是借助他晚期作的一些“声音诗”实验(我的他的我艾尔基里莫尔，/维迪斯科尔，科兰多维迪尔，(Mon sa me el kirimoor，/Ve dice kor， korrand ve deer)，或是通过他从事的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他对一种神圣的人的一体性的寻求依然不变。

图默把他的艺术和渴求理解为一种非常需要的“民族混合”在精神上的表现。他认为《甘蔗》只是一条漫漫长路的开始。但是，虽然随后他确实制定了许多计划，还有未完成的片断、长篇手稿、几部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以及出版的论说文和箴言问世，但图默再也没有创造出和《甘蔗》同样辉煌的第二部书。

[1]葛吉夫运动(Gurdj ieff Movement)，源自中亚古老的僧院，约有五千年的历史，经由神秘学大师葛吉夫整理而成为目前著名的神圣舞蹈。通过神圣舞蹈的练习，可以培养人身心的协调与平衡，并有助于人自我理解和认识。——译注

[2]迪克西·派克是弗恩家附近的一条路，多次出现在《甘蔗》里。——译注

第九章 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硬汉派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少数族裔文学繁荣起来，转向了新主题，获得了一种新腔调。在少数族裔文学所受到的许多影响中，弗洛伊德、马克思和海明威让人在新创作中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弗洛伊德所研究的问题被一些作家置于突出位置，例如德裔犹太移民和评论家路德维格·路易生，他的小说《克伦普先生的案例》(The Case of Mr.Crump， 1926)认为婚姻是地狱，并被弗洛伊德本人称为“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路易生还出版了自传《逆流而上》(1922)和《内陆岛》(The Island Within， 1929)。托马斯·曼恩则在导言里把路易生置于“现代史诗叙述的先锋地位”，并赞扬了他的“男子汉气概”、“冷静、绝望的幽默”和人物塑造：“甚至那个女人安妮·克伦普，虽然令人反感，但依然保持着人性，”曼恩评论道。

路易生鲜为人知的小说《激情燃烧的火焰：斯蒂芬·埃斯科特的故事》(TheVehement Flame：The Story of Stephen Escott， 1930)是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尝试，它想要表现世纪之交纽约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交往中受压抑的性欲的主题。叙事者是来自于中下阶层的南方基督教徒斯蒂芬·埃斯科特(他被象征性地放置在他的同乡朋友、犹太移民大卫·桑普森和上层社会的奥利弗·克莱顿两者之间)。斯蒂芬和大卫都在曼哈顿做律师，是工作上的伙伴；奥利弗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出版商，对现代主义文学感到震惊。他们三人对性欲、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对人生回报的期待以及艺术持有不同态度，在对格林威治村精通弗洛伊德思想的先锋派诗人保罗·格洛夫进行的关于一起谋杀案的令人震惊的审判里，他们之间的分歧达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保罗在《小评论》(Little Review)和《诗歌》(Poetry)上发表了作品，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审美和性欲传统惯例的蔑视，然而这位诗人杀害了贾斯珀·哈里斯，因为哈里斯和保罗的妻子珍妮特发生了关系。尽管大卫尽力为保罗进行了辩护，以确保审判无效，然而，保罗参加了“某个军队”，并死在“不知哪里的异国他乡”。大卫仍然记得他在波兰出生的那个犹太村子，并惟妙惟肖地回忆了他的移民经历：“数量多得可怕的移民家庭云集在开往汉堡的运货车厢里，以及更加恐怖的三等船舱里。”大卫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并苦笑着断言：“西方人良心败坏，在所有国家里，都有一些人需要为他们的罪恶找替罪羊。充当替罪羊的总是犹太人。”

的确，人们对审判结果的公愤使大卫失去了律师资格。然而，大卫甚至对他以前的朋友奥利弗·克莱顿带有反闪族人[1]倾向的反应表现得异常冷静；小说结尾是安息日，那天，斯蒂芬·埃斯科特去桑普森家吃饭，鲁思·桑普森提议“为一个社会分配不会这么不公平、所有人都拥有充分的爱和得到充分的公正、足以让生活可以忍受的时代的到来”干杯。

作为学生，斯蒂芬压制着性幻想，当大卫忠告说他所需要的“是一点坦诚的放纵”时，他只是虚伪地给予回应。他和多萝西的婚姻是这一态度的逻辑后果，斯蒂芬的妻子极度抑制自己的内心，努力向上攀升(她崇拜奥利弗·克莱顿)，而且她是反闪族的，后来，她对桑普森家人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多萝西感觉在性和社会地位上受到桑普森家人的威胁，因此她说他们是“粗俗的”，以此来保护自己，并揭露说，“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种族框框是少数族裔作品里一个普遍的问题，在此，作品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探讨。

史蒂芬不能从多萝西那里得到真正的爱，因而郁郁寡欢，而她对大卫·桑普森(他成了斯蒂芬的律师工作伙伴)态度消极，这则使斯蒂芬更受到大卫的吸引。他向读者坦白说：“要不是多萝西对他和大卫的友谊以及对他自己漠然无视，他也不会如此不懈地坚守他们之间的友情。”多萝西的反对让斯蒂芬意识到他必须坚持，并做她所厌恶的事情，这样才能保全他自己的“个性”。多萝西生了病，最后死了。

斯蒂芬开始和一个崇尚性解放、女唐璜式的人物、有海明威作品里人物特色的放荡不羁的“新女性”比阿特丽斯·洛思建立了恋爱关系，但很快就发现，比阿特丽斯只不过是多萝西的对立面——一个人所遏制的东西，另一个则多少有些专横地表达出来。斯蒂芬意识到比阿特丽斯总是害怕无聊，实际并不温柔，只不过想“把爱驱回它的生理范围内”。比阿特丽斯“和多萝西同样都是清教主义的受害者。只是她富有、自由，属于女权主义一代”。多萝西说，“感情亲密”让她感到恶心，并补充说：“我想，你不会期望着我像哄小孩儿一样和你说话吧。”斯蒂芬问她，是不是在“儿语和硬汉(路易生在这里运用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流行起来的词，后边还会涉及)派之间”就没有“一个更好的折中”。

小说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庸之道，实际上，它确实在“相当多的”和桑普森家一样美满幸福的犹太人的婚姻中实现了，大卫解释说这是由于犹太女性“在面对生活时已经学会了谦卑”这一事实。在小说中，只有大卫和罗思·桑普森夫妇性生活圆满；其他人的不满和性挫败感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们的反闪族情绪。桑普森夫妇不仅没有克莱顿公然的顽固或斯蒂芬早期的伪善；大卫·桑普森对保罗·格洛弗的带有“崇尚自由的理论”和“革命热情”的现代主义也持宽厚谦逊的理解态度，他“多年前在第二大街的老莫诺波尔(Monopole)咖啡馆听到人们用俄语和意第绪语谈论过这些东西”。

这一点在保罗和贝尔·弗里格尔曼(Berl Fligelmann)相遇时变得很清楚，旧世界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最终体现者对保罗“解放全世界的人”的愿望的反应是“以习惯性的、像鸟一样怪异的方式”把手伸出来，大声说：“太嫩了!太嫩了!这些东西到美国已经晚了。我们已经和它们没有干系了。你知道歌德写的《浮士德》吗？‘开头真是无稽之谈!’”在似乎年高德劭的弗里格尔曼看来，保罗的行为只不过是浮士德试图重写约翰福音书的开头的荒谬行为的重演。美国现代主义的“烈焰”可能摧毁了保罗，揭露了奥利弗的虚伪，迫使斯蒂芬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但对于如弗里格尔曼或桑普森等犹太人物来说，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鉴于对现代主义的这一评价，路易生选择了使用现实主义叙事方式，这似乎是计划之中的。犹太人积累了关于人类追求和艺术波动的智慧，不管这种智慧的表现被予以多么滑稽的强调——路易生似乎从中看到了一种抵制美国清教主义及其现代倒置形式的防护措施。但是，犹太人恰恰会因为其智慧而可能成为替罪羊，这种可能性在一部很不同寻常的少数族裔小说里也是确实存在的，尽管这部小说不被接受，因为它太像主题小说了。

不管弗洛伊德是否被直接提及了，20世纪30年代的少数族裔作品在性问题方面变得越来越直白。理查德·赖特在《土生子》(1940)里描写了(但送给每月一书俱乐部审查时被删除了)比格·托马斯和他的朋友在一个电影院进行手淫的一幕。在这一时期的所有少数族裔作家中，亨利·米勒，第三代德裔美国人，很可能是在性描写方面最公开的作家，他的作品在这方面如此公然，以至于他有名的三部曲《北回归线》(1934)、《黑色的春天》(1936)、《南回归线》(1939)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才被美国读者读到。米勒出生在布鲁克林，他的出生证是用德语写的，与他的大多数竞争对手相比，他对厌女症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生理细节描写，此外，他也写了一部族裔自传体叙事作品《裁缝店》(The Tailor Shop)，把它放置到了他的三部曲中间一部的中心。《裁缝店》不仅继续了米勒的色情故事，而且用了大篇幅来回忆一战期间他在父亲的店里干活的情形，以及德裔美国人的节日庆典，把他艺术发展初现的端倪归结为这些经历。

路德维格·路易生在《美国文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39)里以弗洛伊德的观点深入地审视美国文学历史，其中，移民作家、族裔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形成了现代阵营，共同与盎格鲁美国人的压制、新清教主义和伪善作斗争。现代美国人在民间有这样的看法：“男人或是全然的戒酒者或是醉鬼，或是苦行僧或是放荡不羁者，或是匆忙劳碌者或是游手好闲之人，或是政治和经济顺从者或是所有社会秩序的敌人。”路易生从中看到了清教主义的痕迹。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盎格鲁美国人和“后来的移民族裔如德国人、犹太人、拉美人和斯拉夫人”尖锐对立起来。战争年代也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加深了“在性问题上对黑人持有的矛盾态度”。但尽管新清教徒有强大的压制势头，现代作家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开始“破坏并改造清教主义”，这些人中不仅有少数族裔，而且还有“团结一致的美国清教徒后裔”——结果就是“法雷尔和考德威尔书里对性生活的描写”，而且在“约翰·奥哈拉、詹姆斯·M.凯恩、贝西·布罗伊尔(Bessie Breuer)和被人评价过高的约翰·斯坦贝克等人的小说里”，性都是熟悉的主题。新文学对“作为爱的目标的身体和随之即来的性行为”过度专注，决不带讽刺意味，也毫不掩饰，这表明：“当代美国已经确立了一个新的坦诚标准，在对待人的性生活方面，适中的词足以!”路易生对这一趋势深表哀痛，因为它寻求的“不仅是摇头丸的刺激，而且还有镇痛剂的慰藉，与其说是生，不如说是一种死”。他对大部分社会抗议小说不再那么富有激情，虽然他确实认为詹姆斯·T.法雷尔的《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是20世纪30年代“规模最庞大、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文学成就”。

*

关于城市和农村中阶级斗争和凄凉的社会状况的马克思主义主题在无产阶级小说体裁里占据核心地位，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几位族裔作家以日渐紧锣密鼓的势头促进了无产阶级小说的发展。除了法雷尔，还有爱德华·达尔伯格、彼得·迪多纳托、理查德·赖特和或许最引人注目的迈克·高尔德，高尔德在书评和理论性论文里也宣传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而且他的自传性作品《没有钱的犹太人》以一位共产主义的肥皂箱演讲家[2]的话结尾，这位演讲家把文学里的无产阶级倾向和移民族裔性有效地融合起来：

一天晚上，下东区的一个肥皂箱上的男人宣称，由于上百万人失望、忧伤和无望的愤慨，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运动诞生了，目的是消除贫困。

我听着他讲。

啊，工人革命，你带给我——一个孤独、意欲自杀的人——以希望。你是真正的弥赛亚。当你到来的时候，你会把下东区摧毁，取而代之建立一个人类的精神家园。

啊，革命，迫使我思考、斗争，并活下去。

啊，伟大的开始!

对这部书来说，这或许是一个略显唐突、带有宣传鼓动性的结尾；它是一部展现一些经典的移民主题的著作，如初来乍到的移民、美国化、族裔间的邂逅、更改名字和种族诽谤(“谋杀基督的人!”)问题、袒护孩子的移民母亲，还有异常钟爱意第绪戏剧的父亲。高尔德涉及了普通的族裔框框：“犹太人是有个性的，”他很直接地写道，“和中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没有某种类型的民族这一说。例如，我的父亲，是某种爱尔兰人，而不是被打上钢印的舞台上的犹太人。”和玛丽·安婷的《福佑之地》一样，《没有钱的犹太人》的读者被想象成是非犹太人，因而，它对犹太风俗进行了繁琐的解释(虽然不是词汇表)：“犹太节日让孩子着迷。好像在一年中过好多个圣诞节一样。”

《没有钱的犹太人》也代表了现代性许多方面的东西：高尔德在再现过去时，有趣地写出了“记忆的新闻短篇”，他描写了一个玩伴被一辆马车碾过而死的过程，并记述了一个周日乘坐高架火车去布朗克斯公园游玩的经历：

火车比牛车还要差。车上挤满了人，多的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母亲们在高声喊叫，父亲们提着沉甸甸的、装午饭的大篮子，孩子们有的喊叫着，有的在呕吐，有的在人们腿间跑来跑去，一个胡须花白的老人在和列车长吵架，一帮穿着棒球服的蛮横的爱尔兰孩子不听劝阻，在吊带上荡来荡去——冒着汗的躯体和被触怒的神经——火车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行驶不稳，突然刹车，上百条身体相互撞击着，腿和胳膊混乱交织，打喷嚏声、吐痰声、咒骂声、叹气声——真是车轮上的一个超级廉价公寓。

在书的尾声之前，高尔德描写了穷人在乡村生活的很多恐怖之处：过于拥挤的、肮脏的、虫害滋生的廉价公寓，没有个人隐私，薪水颇低的工作和失业、匪徒、犯罪、暴力、皮条客、卖淫和梅毒；这显然是对下层阶级受到的伤害和苦难的集中关注。

格兰维尔·希克斯的《伟大的传统：对内战以来的美国文学的阐释》(The Great Tradi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Civil War， 1933)的结尾是“方向”，那是一个展望未来、充满希望的章节，预测了美国文学里马克思主义趋势的蔓延，提及了诸如艾尔伯特·哈尔珀(Albert Halper)的《铸造厂》(The Foundry， 1934，集中描写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伊西多·施纳德(Isidor Schneider)的自传《必然的王国》(From the Kingdom of Necessity， 1935)和内森·阿施的实验性作品《发薪日》(Pay Day， 1930)，一部讲述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的出色小说，那天碰巧是萨科和万泽蒂被处死的日子。

内森·阿施是波兰裔移民肖勒姆·阿施(Sholem Asch)的儿子，是一位写过很多体裁作品、多才多艺的意第绪语作家，后来以其描写多族裔的纽约的小说《东河》(East River， 1946)而在美国获得最高声誉。内森·阿施把一个短篇小说投给《跨大西洋评论》(Transatlantic Review)时，引起了海明威的注意，他急切地帮阿施修改，并引荐使之出版。《发薪日》是一部受乔伊斯影响的小说，追随了小职员的踪迹，贯穿了诸如以下的部分：“地铁”、“L站”和“地下酒吧”。公交工具为大熔炉式的邂逅提供了场所。(两个意大利裔人用意大利语交谈着，不时地冒出英语“好的”)，也成为产生性幻想的地方(“一股性欲浪潮挟制住了他，让他想把手放下来去触摸那些乳房，抚摸它们；他那抓着吊带的手甚至松开了，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又重新抓紧，但一直注视着。”)标题为“电影”的那部分利用产生强烈意象的简单散文句子进行了蒙太奇实验，结果这一章更像是一首冗长的先锋派散文诗，而不是一部小说的章节。小说在背景里提到关于萨科和万泽蒂案的报纸标题，但只有到了最后一部分“回家”里，吉姆在天亮时说，“啊，我的天。他们死了”，两个故事才交织在一起。阿施的布鲁姆日(Bloomsday)[3]是1927年8月23日。

希克斯在“来自截然不同的背景”的革命小说家身上看到，他们是熟悉社会状况和罢工的专家，他们争取获得一种新的领悟，发现自己为共产主义所吸引，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会实现，即来自各个阶级、正直而眼光敏锐的知识分子都会加入到反对资本主义的队伍里。“参与反对剥削者的共同斗争让有着天壤之别的人们越来越紧密，因而与丰富多样性同时并存的是一种根本上的团结统一。”有趣的是，在路易生以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来，亨利·亚当斯是一个英雄，还因为亚当斯用马克思的思想来理解社会关系，他受到希克斯的赞赏。

*

20世纪20年代以来，文学领域里获得的最为显著的发展或许是散文小说创作的腔调发生了变化。在现代美国小说作家之中，格特鲁德·斯泰因一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超我大人物，以至于她的诋毁者高尔德在对第三街的L站(刚引用过的)的简述里用了14次现在分词形式。但许多读者不能把斯泰因当作典范，尽管他们可能已经被她迷惑住，并偶尔受到她的影响。事实是不管他们援引了多少斯泰因的东西，很多作家根本不喜欢她那冷淡的风格。

因此，年轻作家也在寻找不同的、既定的、但有些现代意味风格的典范。一个选择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但他对富庶之辈的执迷单恋一直是一种特质——虽然他最出名的向上层社会攀升的人物的名字由盖茨变成了盖茨比，虽然他编造了一个过去，但对关心同化和族裔“过去”的移民和族裔作家来说，这显然具有吸引力。舍伍德·安德森仁慈博爱，他的敏锐感知力令人印象深刻，但很多时候表现出幼稚和小气。约翰·多斯·帕索斯对现代性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空前开放性，这很有趣，但他也吓坏了其他作家，因为他的作品内容松散、篇幅冗长，结果是对他进行谈论似乎比一页一页或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他的作品更有意思——毋庸提及把他的作品当作范本来模仿。

回顾起来，对现代移民作家和族裔作家来说，威廉·福克纳似乎是最可能具有极其重要性的作家。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过的，福克纳仍然被理解为地方主义作家，其作品显然是不必要的晦涩难懂。福克纳的事业开始的方式与亨利·罗斯的事业终止的方式相反。如果罗斯这位移民不能想象内战对美国文化意味着什么，那么土生土长的福克纳还是知之甚多的，虽然他是从错误的、被打败的那一方了解到那些信息的。福克纳确实是果敢地以迷惘的一代的风格开始写《士兵的报酬》(Soliders Pay， 1926)，一部关于一个退伍老兵在一战结束后回到美国的小说。福克纳甚至把自己美化成一个一战英雄，说自己是战斗机飞行员，捏造了在战争中受伤、由于疼痛需要饮大量波旁酒的经历(舍伍德·安德森对这样荒诞不经的故事深信不疑，并愚蠢地写出来发表)。但福克纳那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不仅以一战为象征，而且也以内战为象征。福克纳的主要作品回溯到对南方的过去的记忆，意味深长的是，他的大事年表告知读者，他的主人公昆丁·康普生(Quentin Compson)于1910年自杀——就在一战前。

福克纳和许多族裔作家一样，代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过去，这个过去被占据统治地位的北方文化边缘化和“族裔化”，那是一个问题重重而又常常是痛苦难忘的过去，有时，在来自外界的暗示或公然直接的质问(“你为什么厌恶南方？”)下，这个过去得以被审视。福克纳在《八月之光》(1932)、《押沙龙，押沙龙!》(1936)、《下去吧，摩西》(1942)里探讨了南方家庭里种族关系网的悲剧，这把他与关心民族性问题、种族问题、不同民族之间的问题和多代家庭问题的所有作家联系起来。和许多现代主义者一样，福克纳试着模仿T.S.艾略特，而且，正如已经看到的，他写出了很多斯泰因式的句子。他在形成自己的风格，完成了在时间转换和表达不同观点方面的实验，这为二战后的现代主义作家确定了一个新准则(让人想起了安·佩特里的《纳罗斯》、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罗斯·洛克里奇的《雨树镇》和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福克纳成为最受拉丁裔美国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尊敬的作家以及最受欧洲作家如冈特·格拉斯(Gunter Grass)尊敬的作家。1955年，和福克纳关系复杂的托尼·莫里森在康奈尔大学写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威廉·福克纳对被疏离者的处理方式的研究》。

萦绕在福克纳心头的主题和他对过去片断的沉思在实验性的句子里得到了完美的表达，如在《喧哗与骚动》(1929)里运用片段来折射昆丁·康普生的心态的那部分：

如果是三刻钟的话，现在没过10分呢。一辆车刚刚离开，人们已经在等下一辆了。我问了，但他不知道是否有另一辆车在中午前开出，因为你会认为是些区间车。所以第一个是另一辆电车。我上去。你能感觉到是中午。我想是否甚至矿工都在地壳深处。那是为什么有哨子的声音的原因；因为人们出汗，如果人们不流汗，就不会听到哨声，8分钟后，你就不流汗了，到了波士顿……

每当车停下来，我都能听到我的手表的声音，但不频繁停了，他们已经在吃饭了，谁会在你内部玩弄吃这行当空间加空间而时间混淆了胃口说中午大脑说吃的钟点好的我想知道表上是什么时间了。人们在下车。电车现在停得不那么频繁了，被吃掏空了。

要找到和福克纳描写电车的意识流相媲美的现代主义的文字会是很难的。让-保尔·萨特写道：“对法国的年轻作家们来说，福克纳是一个神人。”但那是1945年；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的美国，福克纳的很多成就并没有让他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他似乎依旧是桀骜不驯、拒人于千里之外。

晚于1956年，欧内斯特·海明威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了对福克纳的看法，那无疑是美国人比较普通的看法。“福克纳让我起鸡皮疙瘩，”海明威在一封信里写道，接着说：“决不要信任一个带有南方口音的男人。”他进而展开他对南方人的偏见：“如果他们不虚假造作，他们能够像我们一样用可以理解的英语交谈。”在其他地方，海明威只提到福克纳是“一个狗娘养的孬种”。

在《喧哗与骚动》这部书里，多才多艺的福克纳运用不同的风格语体进行创作，在(呆子)班吉那一部分，戏仿海明威的风格，并借此嘲弄海明威，后者作出了上面的反应，可能是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班吉的观点具有非常极端的局限性，在他看来，只有外部感知才是重要的，因为意识的中枢缺乏综合能力。班吉描绘了他第一次喝醉酒的经历：

地面一直向上凸起，奶牛跑上山去……昆丁抱着我的胳膊，我们向谷仓走去。而谷仓不在那儿，我们不得不等它回来。我没看见它回来。它从我们身后过来，昆丁把我放在牛吃草的饲料槽里。我靠紧它。它也在跑，我靠着它。牛又跑下山，破门而入。

这段文字对知觉进行了非阐释性的平铺直叙的描写，所使用的词汇清晰明了，有些孩子气，迫使读者自己去解读，听起来很像是对海明威口气的戏仿。下面是《太阳照样升起》里杰克·巴恩斯喝醉酒的经历：

我走出门去，到了我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床开始启航了，我从床上坐起来盯着墙壁，想让它停下来……我起身下床，走到阳台，向外望，注视着舞动的广场。整个世界不再旋转了。

福克纳也戏弄自己，使用了“欧内斯特·V.特鲁布拉德”(Ernest V·Trueblood)的笔名，温德姆·刘易斯认为，福克纳和海明威都是“没有艺术性的人”。福克纳绝非是模仿海明威而且或许是进行戏仿的唯一一人。事实上，欧内斯特·海明威确实是被现代美国文学认同的作家，而且是两战期间被人仿效最多、被戏仿最多的作家。

海明威自己开始的时候，模仿的是舍伍德·安德森，尤其是斯泰因，但他在戏仿安德森写的《春天的激流》(The Torrents of Spring， 1926)时，似乎以自己的方式写出了安德森风格的作品，书中，海明威还在题为“美国人的成长与阻力”的部分承袭了斯泰因的风格，“一个婊子是一个婊子是一个婊子”，海明威还在送给斯泰因《死在午后》(1932)的书的扉页上签名，把名字的大写字母围成一个圆圈。但不管他有时把自己和她多么疏远开来，他还是继续沿用了斯泰因的一些独特的写作手法(重复、简单的形容词、一种客观超然的姿态)，在本世纪前半叶的严肃美国作家当中，他吸引了最广泛范围内的全国读者和世界读者。他和斯泰因一样，强调句子是现代小说的最重要因素。他在《流动的飨宴》里写道：“我要站出来，向远处眺望，目光穿越巴黎的屋顶，想着：‘别担心。你以前总是在写，而且你现在还要写。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写出一个真正的句子，写下一个据你所知是最真正意义上的句子。’”海明威自认为，单个的句子可能是一个作家最真正的遗产，他说：“一些作家生来只为帮助另外一个作家写出一个句子。”

斯泰因的句子在海明威的笔下变成什么了呢？下面是海明威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句子(出自《太阳照样升起》)：“他是一条很棒的鲑鱼，我把他的头撞向木板，结果他抖搂出来，我把他丢入袋子里。”其中，冷漠的观察者又增添了男子汉具有的暴力的一面。在一次乘公交车时(在《巴黎1922》)中，叙事者是熟悉巴黎生活的局内人：“我站在巴蒂诺尔斯街一辆七点钟的车后面拥挤的平台上，车在湿漉漉的灯光照亮的街道上蹒跚而行，我们驶过灰蒙蒙滴着雨水的巴黎圣母院，赶着回家吃晚饭的男人们一直在埋头看报纸。”在《太阳照样升起》里，这样的巴黎场景比比皆是，例如：

早上，我沿着圣米歇尔大街到苏弗洛街喝咖啡，吃奶油糕点。这是一个晴好的早晨。卢森堡公园里的七叶树正在盛开，给人一种一个炎热天初晨舒适的感觉。我边喝咖啡，边看报纸，然后吸了支烟……因为穿行的电车和去上班的人，大街显得忙碌。我上了一辆开往南部玛德莱的S车，站在后面的平台上。

布雷特·艾什利(Brett Ashley)女士宣称，“下决心不做婊子了，这让人感觉很好，”并补充说：“这有点像是我们所有的，而非上帝。”这道出了世俗化了的现代性的一种社会精神特质。在《永别了，武器》(1929)里有一场战争描写，这表明海明威已经做好了准备，来面对战争失去了意义这一事实：“如果不对尸肉作些处理而只把它埋起来的话，战场上的牺牲就像芝加哥的牲畜围场一样。”

1940年，卡尔·范·多伦评价海明威的威力时写道：“如果说海明威已经从格特鲁德·斯泰因那里学会了风格和韵律，那么他却没有她的任何一点含糊朦胧，也没有沿用她的任何素材……他有一种讲述故事的魔力，简洁、冷漠；相比之下，让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显得浅薄，多斯·帕索斯则显得步调松散。”海明威的尝试“成功了”——因为他的散文具有高度的艺术风格，但读起来惊人的“自然”，给了读者一种全面体验，读者在感受到现代主义的同时，仍能读到一些传统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和情感(这些方面在纸页上被有所保留、有所克制地表现出来，所以，这种感觉愈加强烈)。他的现代主义既是“浅显易懂的”，读起来从不像斯泰因的作品那么难懂，又是“强悍的”，他以自身的实例表明“硬汉”这个词尤其带有“男子汉气概”的味道。马克·吐温曾在1883年的演讲《格兰特将军的语法》(“General Grants Grammar”)里用过这个词，当时，他在为格兰特的或许不合乎语法的措词——“我提议要在这个战线上决出胜负，哪怕要打整整一夏天”——辩护，因为“它确实唤醒了这个国家，即使另一张嘴说出来的上亿吨一流的、反复校对过的、生硬古板的语法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但“硬汉”这个词(指一种态度或散文写作，而不是指蛋煮得过老)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被广泛使用。例如，海明威的人物杰克·巴恩斯用它来指一种姿态；在《太阳照样升起》第四章结尾处，他感觉“又糟糕透顶了”，说：“白天对所有事情都表现得像硬汉很轻而易举，但到了晚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小说的手稿里，叙事者仍然感觉“又想哭”，而这一章没有对硬汉加以评论就结束了。)《国家》杂志以“硬汉派”为标题登载了艾伦·泰特对《太阳照样升起》的评论。同年，即1926年，《妇女家庭杂志》写道，“玩世不恭的硬汉有一个壳”，这个壳冷嘲热讽都“不能穿透”。甚至连大保守派文学批评家斯图亚特·谢尔曼也在《主流》(The Main Stream， 1927)里说，严肃对待林·拉德纳(Ring Lardner)的“美国硬汉”是不可能的。谢尔曼自己的散漫风格与硬汉派散文是一个完美的对照——他的书使“主流”这个词广泛流行起来，在论证支持这个词时，他把理想中的文学评论家想象成是这样一个人，他

或许把文学构想成是一条河，他自己是一个侦察员，在自己的时限内寻找智力活动和感情活动的主要渠道，经常不断出现在水流从过去翻涌而来时冲击力最大的那个点，急切地寻找洪流冲破死水、流经大坝、涌向未来的那个点。

路易生，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把“硬汉派”风格看做是“儿语”风格的极端对立面。

海明威的叙述者和人物公然反对情绪化，他们冷淡、坚忍、妙语连珠；同时，也想方设法以飨多愁善感读者的期望。海明威可能是最成功地进行妥协的现代主义者，和油画领域的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音乐界的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齐名。当《斯克里布纳》(Scribner)杂志1927年发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凶手》(The Killers)时，霍珀给编辑写信说，他发现“在跋涉了我们大多数糖衣糊糊般小说的辽阔海洋后”，读这样一部“发表在一个美国杂志上的坦诚率真的作品”，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海明威为上百万造就亚文化的先锋派的艺术家、存在主义者和放荡不羁的文人创造了第一部完整版本的美国现代主义，他的现代主义被广泛认同。他吸引了艺术家、有着中等文化素养的读者和广泛的普通大众，他们间接成为爱好者和会员。海明威对并列结构的偏爱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因为正如文学评论家约瑟夫·沃伦·比奇(Joseph Warren Beach)1941年观察到的，海明威努力“把所有的观念都缩减到单一的关系层次、连接并列关系，其中没有一个词项是从属于另外一个的”。下面是一个摘自《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的例子：“现在是晚上了，他已经睡熟了。太阳落山了，整个平原变成了一个阴影，小动物们挤在一起，吃着奶安息下来。”比奇注意到，海明威喜欢用并列结构，可能与英语老师鼓励学生“用适当的从属关系”表达“他们的思想”的意图背道而驰。海明威想让故事的讲述“流畅自如，不在逻辑的漩涡中迷失”——这是他为什么对比奇所说的“具有造就伟大的平等的民主的和”如此依赖的原因。

海明威也是一位能够不动声色写对话的大师：

“这是个好地方，”他说。

“这有好多酒，”我赞同地说。

回答是修改过的，因为原稿仍是：“‘它是个好地方，’我赞同地说。”或，最有名的对话：

“啊，杰克……我们本该能在一起度过一段绝美的时光的。”

“是啊……这样想想不也很美吗？”

这个机敏、令人难忘的巧妙回答是对原稿里“那么想想也是很好的”进行修改和润色的结果。

这些用词简单、富有活力的对话体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宿命论精神，因为它被轻描淡写了。海明威的艺术遵循了他所说的“冰山原则”，“露出水面的每一部分，都有八分之七潜伏在水面之下”。杰克的战争创伤象征着现代的一种无望感，这种无望感与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式骑士风度、与对一场“隆塞瓦克斯”[4]战争的寻求结合起来，而在一战以后，这种追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扑朔迷离。

有独特风格的方言吸收了日常生活用语，包括广告用语和随处可见的品牌名字。许多作家把附着在消费品上的名称放入作品中，海明威却从它们之中提炼出近乎超验的含义。例如，在《非洲的青山》(1935)里，德国艺术家坎迪斯基(Kandisky)向叙事者描述了有一个13岁女儿的乐趣，他说，她和家人说的话是“在日常食物上涂抹的亨氏番茄酱”。

海明威的口气为时代扣响了正确的弦音。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人们所信奉的准则不再适用，他意欲在这个世界发现自我的精神向移民作家和族裔作家和读者传递着信息。暴力突然爆发的主题和关于复杂的起始的主题与不同族裔间的敌对经历、适应美国社会行为准则的经历或被其排斥在外的经历相融互补。海明威的风格具有同等的翻译的特征，他重复使用一些简单词，如“好的”(nice)、“好”(fine)和“很好”(pretty)。这些词与人们熟知的移民常用的“好的”(all right)或从黑人俚语“酷毙”(cool)衍生出来的很低调的词相似。戴尔莫·舒瓦茨从短篇故事《赌徒、修女和收音机》(最初的标题是“医生，请给我们开个处方”)里选取了一段精彩的对话，其中一个美国侦探要一个受了重伤的墨西哥赌徒告诉他是谁开枪打了他：

“听着，”侦探说，“这儿不是芝加哥。你不是匪盗。你不必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做。说出谁开的枪，没事，说了没事。”

但一个美国作家径直为墨西哥人把侦探的话“翻译”成：

“听着，朋友……警察说我们不是在芝加哥。你不是强盗，这和电影无关。”

“我相信他，”卡耶塔诺轻声说，“你要相信他”。

“人可以揭发自己的攻击者，这是正大光明的。在这儿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他说。

海明威在语言上的简洁性虽然具有欺骗性，却不仅吸引了一些作家，在这些作家所处的环境里，并不是好多代人都说英语，或作家家里并不使用英语，或英语不是其第一语言，而且，海明威的风格也表明了翻译的痕迹，或给人一种从另外一种语言直译过来的感觉。或许这也是海明威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的一个原因。下面是从《丧钟为谁而鸣》(1940)中举出的一个例子：“你真是匹好马(Thou wert plenty of horse)。”1951年，哈里·莱文从这个例子注意到，海明威可能只不过是在把“你真是匹好马(Eras mucho caballo)”翻译过来。莱文深感诧异，海明威“已经缩减了他的英语词汇量”，“应当通过从其他语言不断输入来增加词的数量”。这些舶来词常常就被放置与其对应的英语词的一边，如在《太阳照样升起》里，杰克问罗伯特想喝什么：“‘雪利酒，’科恩说。‘赫雷斯，’[5]我对侍者说。”

[1]闪族人，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相传诺亚的儿子闪即为其祖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闪族人。——译注

[2]肥皂箱演讲家指演讲者站在街头的肥皂箱上演讲，这种演讲通常带有政治性，且富于煽动性。——译注

[62]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讲述了两个都柏林男人1904年6月16日一天中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现在每年的6月16日这一天，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爱尔兰人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来纪念爱尔兰的伟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他们用《尤利西斯》一书的主人公布鲁姆来命名这一天。人们称每年的6月16日这一天为“布鲁姆日”。——译注

[4]隆塞瓦克斯(Roncevaux)(法语)，指的是西班牙北部比利牛斯山区的一个村庄，是罗兰战死的地方。罗兰是法国中世纪的一位英勇骑士，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侄子。西班牙称它为Roncesvalles。——译注

[64]雪利酒(sheny)产于西班牙南部安达鲁西亚的赫雷斯(Jerer)。英国人称之为sherry，而嗜好雪利酒胜过西班牙人，人们遂以sherry称此酒，命名为雪利酒的时间是1935年。——译注

第十章 海明威的话语风格在此处回响

1951年，戴尔莫·舒瓦兹论证说，海明威的风格既不是原始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性的：

他使用的手法有下面几点，沉默寡言中透着雄辩，轻描淡写中流露出浓厚感情，最重要的是，他使用的语言是美国人对不懂英语的欧洲人才会使用的简化的英语……

海明威的风格是，他把各种形式的现代口头语诗意化了，其中有这位硬汉派记者、驻外记者和体育新闻记者的特别用语。他的沉默寡言、轻描淡写和强悍源于美国男子汉气概的理想，这一理想源远流长，可以回溯到边疆的拓荒者，包括好莱坞西部电影里强壮而少言寡言的人物。他对欧洲人说蹩脚英语的方式极端敏感，这种方式符合他自己的语言表达习惯，也可能源于他对移民语言的了解，并且或许也源于美国与欧洲的特殊关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率先全面展现出了这种关系。

舒瓦兹把海明威的“美国性”、对国际主题的运用及其他可能对移民言语的依赖联系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海明威的话语风格在此处回响”完全可以成为20世纪30年代很多散文创作的座右铭，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们深受海明威的影响，并且受益匪浅。

芝加哥一位犹太裔作家迈耶·莱文(Meyer Levin)，曾著有长篇三部曲《老友一帮》(The Old Bunch， 1937)，后来又协助出版了安妮·弗兰克的英译作品《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Diary of a Young Girl， 1952)。莱文是以写两部海明威式的小说而开始写作生涯的。一本是城市办公案头书《记者》(Reporter， 1929)，另一本是《弗兰基和约翰尼》(Frankie and Johnnie，1930)，一个失意的浪漫爱情故事，其中有下面的句子：“约翰尼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弗兰基根本没有乘坐高架火车回家。与此同时，弗兰基在乘公交车回家的路上。”

克劳德·麦凯在他的自传《远离家乡》(1937)里供认，对海明威“钦佩得五体投地”，并说他在法国遇到的左翼作家、自由作家和一些保守派作家“一提及海明威就羡慕不已”，“他们很多人都深感在读了海明威作品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写作了”。麦凯还认为，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海明威开始“主要受到硬汉派和不世故的公众的赞赏”，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但同时，麦凯感到，海明威在阐明“对美国各个阶层的人中表现出来的弱不禁风的女人气表示出鄙薄和反感”——一种“约定俗成的粗暴态度”——时，他已经获得了一种“显然是而且肯定是美国的”(而“绝非欧洲的”)特质。而且，“海明威先生从大街、酒吧和拳击场发掘出了美国生活的这一特征，并把它移植到文学领域。在取得这一成就的同时，他利用四个字母的盎格鲁—撒克逊单词开创了革命性的工作”。麦凯在对海明威赞不绝口的同时发现，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己的“松散风格和主观情感”与海明威的“客观、精心安排而具有特定风格的形式”毫无相似之处，而且他自己的小说《到哈莱姆安家》(其主人公碰巧是一位以存在主义者为原型的名为杰克的一战老兵)是按照“清晰、始终如一的感情的现实主义思路”来写的。在海明威开始出版作品前，他就已经确定了这个创作思路。

1943年，詹姆斯·T.法雷尔在评论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的文章时说，它不仅在年轻作家当中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掀起了模仿热：“校园里的男孩女孩们开始学海明威的人物那样说话。”法雷尔注意到海明威缺乏想象力：他描写的欧洲是一个游客眼中的欧洲，他的大多数人物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并不真正地进行思考，感觉他们之间颇为相像，因为他们都坚忍地承受生活中的不幸。但在“一直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小说之一”的《太阳照样升起》里，“由于他有进行暗示的天赋和娴熟的轻描淡写的技能，他的作品避免了简单的行为主义，因此没有显得粗糙生硬”。

路德维格·路易生认为，在《永别了，武器》出版前，海明威“仅仅是新的‘硬汉派’作家中最有天赋的，这些作家被迫描绘生活，来表达他们对其的厌恶，继而表达他们自己在精神上的绝望”。但有了那样一部出色的小说，海明威就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努力促成的流派的道德虚无主义”。路易生赞赏这部小说里的高潮时刻，并挑出了一个句子，即战地警察进行盘问时“表现出的古典式的有所克制的愤怒和怜悯”：“审问者具有那种超然美，在关涉人的生死的问题上，既致力于严厉主持公道，而又没有任何陷入投入其中而不能自拔的危险。”

阿尔弗雷德·卡津在《植根故土》(1942)里说，海明威“作为文体家和艺术巨匠”的典范

对那些追随他的年轻人来说，极富吸引力；他开创了一股新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崇尚暴力的潮流，对30年代的硬汉小说构成了最强大的单一影响，定然也影响了这个时期的社会小说和左翼小说，其影响之大是作者们未能轻易承认的……海明威是体现美国整个当代文学的青铜神。

(萨特还尚未宣传另外一个“神”)。

一向苛刻、吹毛求疵的迈克·高尔德在1928年对海明威进行了极其片面的评价，即使如此，卡津对海明威的评论也是恰如其分的。高尔德抱怨说，海明威的三个主要主题是酗酒、性和运动，这只满足了“美国白领奴隶”的白日梦，给“成天温顺地”写“广告”的年轻“自由”作家们描绘了一个“没有责任感的欧洲，那是一个人人大谈文学、饮上好的酒、拄着手杖、与漂亮睿智的英国贵族睡觉、通晓斗牛的秘密、有家里寄来的神秘收入来源”的幻想世界。这些幻想带给人们满足感，这解释了海明威为什么“突然变得受人欢迎”了。但是，“后来的革命作家们会对他心存感激，他们要模仿他的风格，但他们要表达不同的东西。”

一位这样的革命作家就是理查德·赖特，他193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解释说：

我在为芝加哥联邦作家计划工作的时候，几乎我们所有的年轻作家都受到了海明威的影响。我们喜欢他创作的简单、直接的方式，但是，我们中相当多的人想写一些社会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难题：我们怎么能用一种简单的形式来描写社会问题？海明威的风格如此注重自然主义细节描写，以至于没有了社会评论的余地。一个小伙子说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更深入地挖掘人物，试图写出一些持久永恒的东西。我决定尝试一下。

在《汤姆叔叔的孩子们》(1938)里第一个发表的短篇故事《长长黑人歌》就是赖特进行尝试的结果。

海明威不只鼓励了左翼族裔作家模仿其风格。法雷尔指出，男孩女孩们开始学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那样说话，他认为这说明了大学是海明威的影响波及到的一个领域。还有另外一个这样的领域，就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日益繁荣的大众通俗文化。一个现成的例子是由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等人所代表的低级趣味小说体裁。钱德勒的人生带有一些移民经历的色彩。尽管他1888年出生于芝加哥，但在他7岁的时候，他的英裔妈妈和丈夫离异后把他带到了英国，他接受了全面的英国教育，最初在英国海军部就职，后来，在24岁的时候回到美国。他早期的作品带有一种明显的英国风格；在经过一些事业上的沉浮后，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带着对英国散文小说和美国散文小说的区别的思考，写出了一些短篇作品，对海明威进行戏仿，重操起创作旧业。钱德勒在《英语风格与美语风格札记(请相信很短)》[Notes(very brief，please)on English and American Style]里对美式英语进行了犀利的评论。在他所总结的要点中有：美国英语滥用标语，其俚语听起来装腔作势，这些都是“由作家发明并骗得了头脑简单的无赖和球手使用”；由于缺乏“历史感和受到的低劣教育”，对“源源不断的文化潮流”感觉迟钝；“过于偏好假装幼稚清纯”，即“说话的风格让人感觉这些话乃是思想简单的人所云”。钱德勒在此对他的评论作了限定：“这在海明威这样的天才那里可能是奏效的，但是，只有巧妙避开那些大的明显的方面才行，也就是有技巧地运用说话者本不会注意到的揭露性细节。若非天才之手的摆弄，它会像扶轮社会员的演讲一样，平淡无味。”

钱德勒显然在向着天才的境地努力；如果在年轻时他模仿了亨利·詹姆斯，1932年，他则戏仿了海明威，开始了侦探小说的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发表了重要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他进行模仿的这一习作叫做《梅杰中士帽子里的啤酒》(Beer in the Sergeant Majors Hat)，或称《太阳也打喷嚏》(The Sun Also Sneezes)，这并没有什么难以捉摸的，他把这部作品“毫无充分理由地献给美国最伟大的健在的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这儿有一个实例：

汉克喝了酒。它有一股浓烈的甜味，味道太冲了，比威士忌还要冲，比他和阿迪蒂(Arditi)在凯波佐(Capozzo)时喝的阿斯提·斯珀芒特(Asti Spumante)酒还冲。那时，他们用袋网捕捞鲤鱼。那天，天气很好。汉克在喝完第四杯阿斯提·斯珀芒特时，掉到河里，从水里浮出来时，头发里满是鲤鱼。老佩格兹(Peguzzi)笑起来，他的靴子在坚硬的灰岩石上咯吱咯吱响。后来，佩格兹在皮亚韦(Piave)河上时得了淋病。简直是场恶战。

只有这样练过笔后，钱德勒才开始在低级趣味的杂志《黑侠》(Black Mask， H.L.门肯协助创办)上发表作品，并创造出他最有名的侦探小说《大眠》(1939)、《永别了，我的爱》(Farewell， My Lovely， 1940)、《高窗》(The High Window， 1942)和《湖上夫人》(The Lady in the Lake， 1943)。钱德勒炮制出了一些硬汉性的词，这些词后来被广泛使用，如在《大眠》里马洛说，“我把他拉出去”(大致意思是要中立或除掉斯特伍德将军的一个敲诈者，这样“他会认为刚才一座桥倒在了他身上”)，这是一种新奇用法。

安德鲁·纪德(AndréGide)在想象性的访谈文章《新美国小说家们》(1949)里，高度评价了汉密特作品里的对话，“其中，每个人物都试图欺骗所有其他人，而真相是通过骗局的阴霾才慢慢显现出来”，“与海明威的最精彩之处”相比，绝不逊色。由于钱德勒、戴许·汉密特、詹姆斯·M.凯恩，硬汉风格才风靡起来，由他们的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电影使这种风格更加流行。后来出现的情况，尤其在黑色电影体裁里发生的变化，可以被称之为美国文化的海明威化。在黑色电影布景的效果视觉帮助下，硬汉式对话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一位评论家在弗里茨·朗(Fritz Lang)拍的电影《红街》(Scarlet Street， 1945)里注意到：“罕有人迹的街道，拉长的影子，棱角分明的建筑物，像严肃坚忍的哨兵一样，守卫着空洞的空间，俨然令人想起爱德华·霍普油画里阴森可怖的城市夜景。”对于这一体裁的许多黑色电影来说，这是对的，包括亨利·哈萨韦(Henry Hathaway)的《黑暗的角落》(The Dark Corner， 1946)。这个电影是根据族裔作家利奥·罗斯坦(Leo Rosten)(因为海曼·卡普兰的故事而成名)的一个故事改编的，保罗·S.福克斯(Paul S.Fox)和托马斯·利特尔(Thomas Little)策划了爵士乐插曲和专业的霍普式布景。

诚然，格特鲁德·斯泰因也激发了好莱坞电影的创作，电影里偶尔也会有一些具有斯泰因风格的片段。例如，由利奥·麦卡瑞(Leo McCarey)执导、维纳·戴尔玛(Vina Delmar)根据亚瑟·里奇曼(Arthur Richman)1922年的剧本改编成电影脚本的电影《可怕的真相》(The Awful Truth，1937)，其中，沃里纳夫妇(Warriner)差点离婚(由加利·格兰特和艾琳·邓恩饰演)，几乎在离婚判决生效的最后一刻，他们才找到了走回婚姻的路。这一和解过程听起来是一个纯粹斯泰因式的对话：

露西：真是有趣，任何事情你感觉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杰尔：嗯？

露西：哦，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现在的感受不一样，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吧？我的意思是，如果事情不是这样，情况可能不会有什么两样。

杰尔：但——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是你造成的。

露西：啊不!不，是你认为我把事情弄成什么样子，事情才成了什么样子。我根本没有把它们弄成那样。一切照旧，一如既往。只有你也还和过去一样，所以我想事情不再会有什么两样了。

稍后不久：

露西：你被弄得一塌糊涂了，是不是？

杰尔：嗯——嗯。你不是吗？

露西：我没有。

杰尔：但你肯定被搞晕了，因为你认为，由于情况不一样了，而情况就不同了，你这种看法是错的。事情是不同了，但只是方式不同了。你仍是你，只是我一直是个傻子，但现在我不是了。

露西：啊!

杰尔：只要我和以前不一样了，你不认为或许事情会再和以前一样，只有一点点不同，嗯？

露西：你真的那样想，杰尔？你肯定吗？

在一个本会显得很老套的关于破镜重圆的怪诞闹剧中绝妙地插入这样一个有斯泰因风格的片段，批评家不禁去核实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是否可能是其一个来源。然而，《可怕的真相》可能是一个例外。更为盛行的则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批黑色电影派作品。它们造成了一种错觉：源于海明威的这样一种风格惯例实际上是美国的存在主义者式的侦探和匪徒讲的一种过时的习惯用语。

比利·怀尔德执导的《双重补偿》(1944)由怀尔德和雷蒙德·钱德勒共同改编自詹姆斯·M.凯恩的中篇小说《一样的三个故事》(Three of a Kind)(《自由杂志》， 1936年)，其中的保险代理商沃尔特·奈夫(Walter Neff)供认不讳：“是的，是我杀了他。我为了钱和一个女人杀了他。我没得到钱，也没得到那个女人。很倒霉，是吧？”让这一坦白更加有趣的是，奈夫把它弄成口述的办公室备忘录的形式：甚至那种典型驯顺的体裁也能带有黑色电影里不可抗拒的、说粗话的、硬汉派的、海明威式的腔调。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的《大眠》(1946)是在钱德勒1939年小说的基础上(部分)由威廉·福克纳改编的，从中，我们能听到如下对话：

斯特恩伍德：您的白兰地怎么喝，先生？

马洛：放杯子里。

和海明威的作品一样，修改使这一机智巧妙的应答更加妙趣横生，在钱德勒的小说原文里，马洛还回答说：“怎么都行。”

法雷尔在他的论文《论好莱坞语言》(“The Language of Hollywood”，1944)里说，他不赞同霍拉斯·卡伦对大众文化比较乐观的看法，而把好莱坞看成是一个“伪造的文化”，其中“共同言语”可能产生一种强调民主的错觉，而实际上只不过“美化了现状”。他发现，许多“美国文学天赋现在被转移到好莱坞电影创作和广播创作上”，并提到“好莱坞对小说的渗透力”可以从“它对一种硬汉派现实主义的刺激”中看出来，“这种现实主义模仿了严肃写作的所有手法，却不包含严肃现实主义里的任何内在意义、对邪恶的内在抗议以及对社会机制和社会结构的揭露”。他举了《邮差总按两次铃》和《双倍补救》的例子。

詹姆斯·艾吉对电影与硬汉派散文的精神之间的关系考察过两次。艾吉对1946年电影版的海明威的《凶手》评论说：“海明威的谈话在原文书页上显得那么近乎神奇魔幻，在屏幕上仍然很不错，听起来像是矫揉造作、刻板的田园诗话。”但艾吉在写关于1944年12月16日钱德勒的《永别了，我的爱》电影版的感想时发现，这部电影保留了原书的瑕疵和长处，他得出了一个绝妙公式，来描述硬汉体裁在智能和理性方面的局限性，包括写这一体裁的少数族裔作家：“擅长营造诗情画意的天赋，青春期受到遏制的性的冲动，以及那种自我怜悯，在对所有硬汉派的东西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把前两个官能转向对大城市及其居民，自命不凡而又不招摇地对其进行闹剧式的审视和研究。”

要不是海明威这个典范的影响，詹姆斯·T.法雷尔、彼得罗·迪多纳托、迈耶·莱文、理查德·赖特、拉尔夫·埃利森的文学生涯的源起会是另一番景象，甚至迈克·高尔德也会创作出别样的作品。这并不总是(和内森·阿施一样)关涉到这些作家所受的熏陶，因为海明威并不以对所有文学新人都慷慨大度而出名，年轻的威廉·萨洛扬的例子表明了这一点。

威廉·萨洛扬出生在弗罗斯诺，是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比特里斯来到美国的亚美尼亚移民阿莫纳克·萨洛扬和塔库依的唯一的儿子。萨洛扬在《祖国》(Homeland)——波士顿的一个亚美尼亚刊物——上发表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又被选入爱德华·J.奥布赖恩(Edward J.OBrien)的《1933年最优秀短篇小说》里。在取得初步成功后，他的其他故事纷纷在门肯的《美国信使》、《哈珀氏》杂志、《大西洋月刊》以及伯内特(Burnett)和福利(Foley)的《短篇小说杂志》上发表；很快兰登书屋出版了萨洛扬的第一部作品集《飞舞的秋千上大胆的年轻人和其他故事》(The Daring Young Man on the Flying Trapeze and Other Stories， 1934)。尽管萨洛扬的作品通常是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下被解读的，但评论还是众说纷纭。《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发表见解说，萨洛扬的书“和《下楼梯的裸女》有同样的特质，但要比‘玫瑰是玫瑰是玫瑰’好得多”。萨洛扬招来这种评论，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些现代主义者的名字，他思考了一个问题，如果埃德加·莱斯·伯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死了，泰山(Tarzan)系列是否还有可能继续[1]，尔后，他宣称：“如果我愿意的话，我能像约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和詹姆斯·乔伊斯一样进行创作。”但是，他发现，他实际并没有像他们中任何一个那样写作；只有在几部为数不多的作品里——如实验性短篇小说《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和完整的札记》(“Quarter， Half，ThreeQuarter and Whole Notes”，载于《三乘三》， 1936年)——他确实模仿了斯泰因进行创作，他给她写过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奉承信。他偶尔模仿的另一个作家是海明威。萨洛扬在短篇小说《阿司匹林是国家复兴法的一分子》(“Aspirin is a Member of the N.R.A.”，第一次发表在《美国信使》上)里思考了死亡的必然性，以及可以从地铁里每一张脸上看出来的人类痛苦的普遍性。“我到处寻找一张没有带着痛苦生活面具的脸庞，但我却找不到。就是这一点，让我如此痴迷于对地铁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地铁就是死亡之谷，我们所有人都在驶向死亡。”(在拥挤的地铁里哀伤孤独的面孔始终是萨洛扬作品的主题，在戏剧《地铁里的马戏团》里，他让一些桑顿·怀尔德式的地铁乘客向观众表露他们的内心。)

他承认阿司匹林是对死亡的一种逃避，据此想象出一个未来的广告，出现在“《星期六晚邮报》上，以死亡的名义提出一个口号。别上当受骗……死了就看到梦想成真了……死亡并不能伤及到心灵……它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无论到哪里，医生都推荐它等等”。他向海明威表示出赞许：“你听到了好多关于大战中牺牲的年轻人的悲伤谈论。好，那么这场战争怎么样？是否由于它没有很暴烈地进行破坏从而带给人的震惊更加可怖、带来的疼痛更加持久，它就不太真实了？”

在另外一个故事《大胆的年轻人》(The Daring Young Man)里，萨洛扬半严肃地把海明威树立为一个理想：

我希望某一天写一部和《死在午后》一样的伟大的哲学作品，但我清楚，我还没有准备好进行那样一项工作。我感到，在地球上的众多民族中大规模培养打网球的习惯会有利于消除种族差异、种族偏见、种族怨恨，等等。

萨洛扬担心一些世故的读者可能认为他在取笑海明威，因此他声明说：“我没有取笑他。《死在午后》是一篇很得力的小说作品……即使海明威是个傻子，他至少也是一个准确无误的傻子。他向你讲述真人真事，不允许事情发生的步调使他的解释说明变得仓促。这是很了不起的。”

以上的评论让这位大师难以忍受。1935年1月，海明威在《老爷》(Esquire)上对此书进行了述评，《老爷》是一本男人杂志，创办于1933年秋，海明威定期从坦噶尼喀、巴黎和古巴给它投书信稿件，而德莱塞、法雷尔、詹姆斯·M.凯恩和迈耶·莱文也在上面发表作品，多斯·帕索斯为纽约港和一个西班牙宗教节日作的现实主义水彩画也出现在它的上面。《老爷》在刊登这些作品时，还穿插了威士忌酒、香烟、样子时髦的男士衣服的广告(不仅有帽子、衬衣，还有诸如链扣、袜子，甚至拉链等配饰物)，以及《老爷》进行的蛊惑人心的自我标榜和宣传，这主要集中在那些即将发表的标新立异的作品上，如兰斯顿·休斯的故事《一份好工作没了》(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商业杂志会用一把十英尺的杆子去碰”的异族之间浪漫爱情和阴谋的故事)。上面也有一些淫秽的漫画、低级趣味的玩笑和一些女演员的有些暴露的照片。

海明威就是在这样一个男人杂志上责难萨洛扬的。他表现得并不慷慨大度，后者是涉足文学领域的少数族裔文学新人，其第一个在《老爷》上发表的小说刚刚被出版，在他的第一部书里，援引并且试图模仿海明威，而埃德蒙·威尔逊从其作品中确实注意到了一些海明威的特点。萨洛扬“在他的故事里说如果他想尝试的话，如何能像其他人一样进行创作或超越他们”，对此海明威摆出一个酒吧醉鬼寻衅滋事的姿态。海明威教训这个年轻的挑战者说：“任何人都能模仿其他人。但是，要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创作，就要花很长时间，然后所兑现的就是有话可说……你只有一个新的伎俩，那就是你是个亚美尼亚人。”但是，这远远不够，海明威说，并引用了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的例子，后者最初作出一些许诺后令人大失所望。“现在你看，我们，那些你能模仿并超越的人，一些人被枪毙了，一些被砍头，我们所有人都结了婚，我们到访已良久，我们去过很多地方，看到了你没有看过的很多东西，萨洛扬先生，你不会看到那些东西了，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消失殆尽，许多地域已经不复存在。”海明威在对萨洛扬的才能进行大肆贬谪后，问道：“我的话你听清楚了吗？还是你情愿让我把你的嘴给堵上。(你看，我现在又醉了。在争辩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的优势。)”海明威就是按照这种风格争吵着，接着海明威把萨洛扬称为一个“可怜无知的家伙”，整个世界可能“像在隆塞瓦克斯吹响的号角”一样回荡着萨洛扬的名字。他用比喻的说法问道，房间里有没有医生：“很好。萨洛扬先生需要他……萨洛扬先生感觉很不适。”这位卫冕冠军显然感到，他已经把这位轻量级选手大打出局，而少数族裔的身份在优秀的创作之战中是毫无意义的。萨洛扬在一封个人信件里很克制地回应了这场公开袭击，在信中，他让步说，海明威说他是一个亚美尼亚人可能是“对”的，但补充说：“我希望你并不想让我对我的族裔身份产生不好的感觉，因为我对此的感觉并不比任何一个英国人(举例来说)对他自己身份的感觉要坏，尽管我想我们中没有人对之感觉良好。”

海明威公开扶持的少数族裔作家之一是内尔森·阿尔格伦。他对阿尔格伦的作品集《新荒野》(The Neon Wilderness， 1947)给予了慷慨、俏皮的赞赏：“阿尔格伦先生，小子，你很不赖呀，你是美国最优秀的两位作家之一，”新书推荐广告这样说(读者知道另外一个该是谁)。阿尔格伦曾经参与伊利诺斯作家指南丛书工程，是第一位涉及美国20世纪吸食海洛因毒瘾泛滥的主题的主要族裔作家之一，人们吸毒成瘾是禁酒年间黑手党兴起所造成的。《金臂人》(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 1949)里有一个典型的句子：“现在，他眼睛里的光芒在消退，他感到头昏沉沉的，毒品带给他面颊的红润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暗灰色。”阿尔格伦因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爱情关系而出名，这种关系影响了后者(和萨特)对美国的看法。在1956年的一封信里，海明威对此进行了如是的评论：“如果尼尔森像他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内心坚强的人，他怎么会好几个晚上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一起？能否给我揭开这个谜？”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海明威经常受到指责，说他把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里已经成为重大失败的东西作为作品的主题：厌女症，在一个普遍憎恨同性恋的气候中男性之间带有同性恋意味的友谊，以及对少数族裔之外的人缺乏同情心，如《太阳照样升起》里犹太人罗伯特·科恩是唯一一个似乎没有“获得”杰克·巴恩斯的精神特质的人。1991年，托尼·莫里森哀叹说，海明威“不需要、不想或没意识到”非洲裔美国人“或是他的作品的读者，或存在于他想象(而且在想象中存在)的世界之外的其他地方”。但是，没有多少对海明威的非难和指责能够刷新本世纪前半叶的记录，在这半个世纪里，海明威不仅提供了一种有感染力的硬汉派风格，这种风格给美国本地人以及移民、主流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提供了一种文学的语言，并且像现代媒体时代的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一样，把他自己的一生当作一个传奇故事向读者进行宣传，这是其他任何一位美国作家所不能企及的。海明威描写的斗牛情景或哈里的酒吧桑克罗多诺(Sank Roo Donoo)、他在中西部的童年时代、他作为《堪萨斯明星报》记者的生活、他在意大利的一战经历、他从1921年开始作为一个驻巴黎通讯记者的旅居年代、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在共和党方面作战、他的国际声望和他的神秘自杀——所有这些方面都凝聚成一个说话强硬但敏感(有时甚至是温柔)的人的传记神话，而且他是唯一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重要现代主义者，这一点也是鼓舞人心的。在海明威出现之后，若问如果没有他，是否会有现代美国文学，这简直就是废话。“这样想想不也很美？”

[1]泰山，埃德加·莱斯·伯勒斯所创作的系列丛林冒险故事的主人公。据此，美国拍成了电影《人猿泰山》。——译注

第十一章 亨利·罗斯：族裔性、现代性和现代主义

在亨利·罗斯的小说《称它为睡眠》(1934)里，族裔性、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丝丝缕缕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达到了美国文学成就的一个巅峰。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是三者融合为一体的“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的典范。第四部(《车轨》)第二十一章里，罗斯进行了文学实验，8岁的犹太移民主人公大卫·谢尔勒(Schearl)试图把一个牛奶勺插入纽约下东区第八街电车的车轨上，伴随着小说中的这一高潮时刻的是一个高度现代主义的语言爆炸。

在D街上，一长串火焰从地下迸发出来，咆哮着，好像地表在裂开。人们加紧了步伐，孩子们一边尖叫一边迅速跑开。在C街，电车的车灯暗了，闪烁着。电车司机发觉漏电了，咒骂起来。

这样的外部环境描写和电车的声音交替，随处可见的进行时形式似乎也附和着电车的声音：“哐啷!哐啷!哐啷!”——就像是电影《邂逅在圣路易斯》(Meetme in St.Louis， 1944)里休·马丁(Hugh Martin)和拉尔夫·布雷恩(Ralph Blane)所演唱的更欢快、更流行的《电车之歌》(Trolley Song)的一个前奏。人们的眼睛构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熔炉里的大杂烩，看到大卫的尸体躺在车轨上。

眼睛，无数双眼睛，快乐的或消沉的，混浊、发黄的或清澈的，扭曲、充血、冷酷、醉意朦胧的或明亮的，都从工作和游戏上移开，从人的脸、报纸、饭菜、纸牌、大杯啤酒、阀门、缝纫机上移开，视线转移并汇集到一点。

文中回响着使徒保罗给哥林多人熟悉的信和以赛亚预言中燃烧着的煤的形象。

(巨大的空镜子好像在铰链上一样升起来，面对面、慢慢摇摆着升起。露出镜内宽大的嵌板，抬起一片片看不透的东西，不定晴地闪着光，直到一个没有尽头的长廊逐渐消失在黑夜里。)……

(煤!它比闪电的光华还要亮、比珍珠还要温文尔雅，)..(让黑暗更黑，因为黑暗已经为那颗珠宝集炼出它的光辉。煤夹![1])

旁观者的话语表达带有詹姆斯·乔伊斯和T.S.艾略特的影响，带有意第绪语的曲折变化，而且被多种语言丰富化了，也进一步表现了现代城市里世俗和神圣的熔合：

“哎呀!哎哟喂!哎哟喂!哎哟喂!”

“找警察!”

“救护车—去叫!”

“别碰他!”

“小孩儿!圣母玛丽亚!”

“玛丽。他只是个孩子!”

在大卫被电车车轨的电力击倒时，他对现代性的所有思绪似乎都凝结了。他把电流看成是一种神圣的力量。一个拉比忠告说：“上帝之光并不在车轨之间。”他对此置之不理，这富有含意。

*

《称它为睡眠》被理所当然地被誉为20世纪美国文学的杰作。它是由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所写，成为围绕无产阶级艺术的争端的一部分；但它只一带而过地提到了一个肥皂盒演讲家对社会进行的公开评论：“只有贫穷的劳动者，只有苦难深重、困惑迷茫、被叛离的大众，在金鸡啼晓的时候，才能解放我们!”这对于《新群众》来说是不够的，一位不知名的评论家(听起来很像迈克·高尔德)在这个期刊上表达出了对“这位六岁的普鲁斯特”表现出“性恐惧”的愤怒(高尔德也曾指控普鲁斯特的作品是进行手淫的现代主义)。“很遗憾，”这位评论家抱怨说，“那么多来自无产阶级的年轻作家竟不能更好地利用其工人阶级的经历，而只是把它当作是内省小说和狂热小说的素材。”这种对《称它为睡眠》的摒弃激怒了肯尼斯·伯克和埃德温·西弗(Edwin Seaver)，他们站出来，为罗斯的坦诚和他描绘“童年时代前政治思维”的技艺辩护。

《称它为睡眠》明显地表现出对一些观念进行心理分析的兴趣，诸如弗洛伊德提出的“家庭浪漫史”，亦即孩子幻想自己有离奇家史，希望他真正的父母是养父母，这种愿望在移民家庭里表现得愈加强烈。弗洛伊德的一篇著名的论文似乎为小说里的一段文字提供了模板。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里探究“重复”和死亡本能间的关联时，讲述了一个孤独的孩子在母亲不在时让自己消失的有创意的办法，她回来后，他用难以捉摸的“宝宝，噢—噢—噢—噢!”跟她打招呼。“他发现了在一个可以照到全身、下面没有挨着地面的镜子里的像，他一蹲下来就能让他在镜子里的像‘消失’”。在《称它为睡眠》里有令人记忆犹新的一幕，大卫在商店橱窗里看到自己的像出现又消失：

只有他自己的脸和他相遇，一张苍白的圆脸，黑黑的、充满恐惧地睁着的眼睛，沿着店铺的橱窗潜行，从一块儿玻璃到另一块儿玻璃，啪啪闪过，和杂货店的灌肠剂、药膏罐和绿球混杂在一起——啪啪闪过——和干洗店的婴儿衣服、一堆堆纽扣和内衣混杂在一起——啪啪闪过——和五金店的涂料罐、钢制工具、煎锅、晾衣绳混在一起——啪啪闪过。一种被映得五色斑斓的苍白，但总是苍白，一种复杂的恐惧。或他不是。

——我如何从窗户上消失。能看到而不存在。能看到而不存在。我不在的时候，在哪里？在其间如果我停下来，到哪里了？谁也不是，什么地方也不是，那么站在这儿。不做任何人。永远。没有人会看见。没有人会知道。永远。永远？不。带上——是的——带上一面镜子。好小好小的一个，夹在钱包里的那种，妈妈的。是。是。是。呆在房子里。不做任何人。别人不能看见。等她。不做任何人，她下来了。去拿它!把镜子拿出来，看!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妈妈，我刚才藏起来了!我在这儿!但如果爸爸来了。嘘嘘，拿走!不行。无处可藏!哎呀!疯了!近前!我就在近前!哎呀!

这是对大卫试图摆脱掉自己的像的体验的生动描绘，这种体验与他对死亡、“长睡不醒”和棺材的困扰有关，但亨利·罗斯声称，直到小说出版之际，他从没读过弗洛伊德的书。

正如上面节选部分所表明的，《称它为睡眠》是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运用意识流技巧、文学中的电影蒙太奇手法，以及对斯泰因、艾略特、乔伊斯、康拉德、叶芝和其他现代作家和同代作家的暗指，进行实验。罗斯在年轻的时候曾帮助纽约大学教授艾达·卢·沃尔顿(Eda Lou Walton)编辑现代城市诗歌集《城市的日子》(The City Day， 1929)。《称它为睡眠》具有许多风格，体现了这一影响，他很自然地加入一个类似斯泰因风格的短句“一个浴缸是一个浴缸”，暗指到了艾略特《荒原》里的“唧格唧格唧格”、“虚幻的城市”或一“堆”“破碎的形象”——罗斯称这“堆”为“漩涡”，援引了康拉德及其用语“黑暗的中心”，炮制了一个乔伊斯式的双关语：用方言把“拉皮条客”(a whore master)说成是“阿胡拉麦兹达”(a hura mezda)——听起来像是索罗亚斯德教[2]①的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小说里重要的圣经形象是以赛亚所说的撒拉弗的煤的力量，它能清洁肮脏的嘴唇(这满足了大卫寻求一种幻景并在电车轨上得以净化的愿望)，这可能是受到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摇摆不定》(“Vacillation”， 1932)的影响，其中，这一圣经形象和现代艺术的主题联系起来。也有从整体上来讲不同寻常的短暂时刻，风格倾向于海明威：“‘这就是黄金之地’。她用意第绪语说。”或：“‘不，我不想要。’他用意第绪语回答。”

这本书由一个在很小的时候从波兰的加利西亚(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移民到美国的作家所写，书的开头序言描写的是埃利斯岛和自由女神像，它也是一部“移民小说”。有重要意义的是，序言里的时间是1907年，正是128万多移民通过埃利斯岛到达美国的移民高潮期。小说中心人物的家人到美国时乘坐的轮船是以荷兰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的名字命名的，1654年试图禁止犹太这个“欺诈的民族”移民到新阿姆斯特丹(未果)；这部小说可能是美国的“第二代”移民最出色的文学，而且是在一部英语小说里把移民方言和非英语成分当作习语来用的最为成功的实验。《称它为睡眠》也对自由女神像进行了描述，但是，与由霍尔特的《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或爱玛·戈德曼的自传所形成的传统多少有所不同：

在他们面前，自由女神从她的高高的基座上挺拔而起，水面在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碧波万顷，直到西边天际。下午晚些时候，太阳在她身后斜照下来，在那些在船上注目凝视的人看来，她的表面特征被阴影所笼罩而显得黑压压的，她没有了宏伟壮观的气势了，庞大的身形被压熨成一个平面。在明亮天空的衬托下，她头上的光环放射出的光线成了刺向空中的长钉；阴影让她手中的火炬失去光泽，成了无暇光芒映衬下的一个黑十字架——一把破损的剑，剑柄黑漆漆的。自由。

这是对神像的轮廓进行的一种现代主义的陌生化。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扭曲了自由女神：“阳光突然绽出，自由女神像似乎被照亮了，他得以重新审视它，尽管他很久以前已经观赏过。高擎宝剑的手似乎是刚刚伸出的，在雕像周围吹着天堂自由的风。”罗斯的描述涵盖了这部小说的一些关键词语：灿烂的光、一把举起的咄咄逼人的宝剑的破旧的剑柄和十字架。玛丽·安婷进一步重新界定了官方认定的神像代表对移民的欢迎的象征意义，而罗斯把她演绎成战神阿瑞斯或持着火焰燃烧的宝剑要把人类驱赶出天堂的天使。在小说收尾时，自由女神又回来了，罗斯加入了一个声音说：“花上25美分，你就能在她里面从下跑到上。”——好像自由女士是一个低贱的妓女。

*

序言是在小说的其他部分完成之后才写的，其中，大卫·谢尔勒和詹雅(Genya)到达埃利斯岛，见到了大卫的父亲阿尔伯特，引出了中心人物。它让读者有了思想准备，去读一部关于移民生活的社会学小说，但小说并没有接着这个开场写下去，虽然它把漂洋过海的迁移经历确定为整部书的第一个情节，而且这种做法意义重大。如果罗斯没有序言，小说的第一句话会很接近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开场白：“站在厨房的水槽前，注视着明晃晃的黄铜水龙头，每一个鼻子上都有一颗水珠，慢慢地聚大，落下来。大卫又一次感到，这个世界被创造出来时并没有考虑到他。”

罗斯把犹太移民说的意第绪语描绘成优美的英语，对他来说，意第绪语是一门具有高度文体风格的抒情语言，而他们讲的英语则是蹩脚的英语。这种手法揭露了一个丰富的、具有抒情情怀的内心世界以及一整套感情和词语，要不是叙述者的协调斡旋，它们就不会为只懂英语的读者所知。但在“蹩脚英语”部分，意第绪语确实进入了英语文本中，有时具有一个两种语言的双关语的幽默效果。一个例子是“kockin”这个词，它具有双重意思，它在英语里的意思是“咖啡因”(cocaine)、在意第绪语里是“拉屎”(to shit)的意思，这就解释了在美国“可可因”(kockin)“会消除嘴的疼痛”字面意思上的矛盾。有时，意第绪语的意思用英语表达出来，有时候意第绪语的说法保持在内部玩笑的范围内；罗斯并没有让读者舒舒服服地做说标准英语的人，他们从利奥·罗斯坦为《纽约人》读者创造的幽默方言里感到其乐无穷，这种方言完全可以被领会，并引起公众强烈共鸣；而且，他们在《海曼卡普兰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ymankaplan， 1937)中找到了乐趣。

在很多场合，读者被鼓励通过被怪异地诗意化的英语文本去倾听意第绪语原文的意味，其中，后者在翻译过程中被掩盖起来，但表面上没有完全丧失。阿尔伯特多次重复问：“祷告者在哪儿？”(指大卫，他在父亲死后很可能要说犹太教的祈祷文)，詹雅的妹妹贝莎想：“犹太人怎么活？”有时，技法微妙；“你还问？”“晚了!”“什么事到了我这儿都一事无成!都是命中注定的!”在其他例子里，有些英语表达方式让人觉得陌生，这就引起对它本身的注意，如下面的例子里：“你会吐露过去不光彩的事吗？”“去跟我的屁股谈吧!”“所有的屁股都只有一个眼!”或“但愿你的脑筋煮开花!”这种形式的换位让即使是粗俗的词都可以焕发出诗意，也被罗斯的同代人所尝试。例如，奥尔特·布罗迪(Alter Brody)的《夜间牛鸣》(Lowing in the Night， 1927)里就有这样的语句：“试着舌头上带着这样一个水泡开玩笑”，“谁在鲱鱼上涂了盐？”以及“只不过一张供你把你的性欲倾空的床板”。(布罗迪作品中的男女之间的对话滑稽，这矫正了路易生在《激情燃烧的火焰》里把犹太人婚姻关系理想化的做法。)

罗斯使用了希伯来语、亚拉姆语、斯拉夫语和意大利语的词和短语，而未加翻译。下面是一个肉商和一个清洁工之间的意大利语和意第绪语对话：“维斯丁基尼·古瓦!”……“你这个浑蛋!”……“你想推我？……我要把你的脑袋敲碎”。“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过来!犹太杂种!”罗斯运用了各种方言，他让读者去听一个口吃的男孩说话：“如果我挖全下信你上你帝，泥那他久不会回那么抹和恩我了，坦愿是。”正如叙述者所说，“在猜测摩本尼的意思的过程中，人能忘掉其他一切。”

罗斯在表现语言的区别时，使用了富于变化的方法，这为《称它为睡眠》增添了很多诗意色彩。它也允许罗斯插入许多文学语句，不管它们是来自于盎格鲁美国人的现代主义美学，来自于充满现代技术的世界，还是来自于传统的意第绪语，都似乎是对话或叙述的有机部分。在给定的例子里，可能很难决定外语里的原词的社会语言学所指(“祷告者”)是什么、何为错误(“我迷路了”)，在现代小说里什么是内心独白所特有的(“明天到来了”)。贝莎的(一点也不传统的)诅咒“让电车折断他的骨头”是从意第绪语翻译过来的吗？她的话“一个浴缸是一个浴缸”是移民的一个普遍愿望，抑或是对格特鲁德的重复？短语“萨得随儿(suddeh vuddeh)”仅仅是“苏打水”(soda water)的方言变形——还是暗指《荒原》里波特夫人和女儿用苏打水洗澡？有没有和大卫在布朗斯郡迷路后说他所在的“波德荷”街对应的正确的英语表达？书里给出了很多可能性；波德街、坡特街、坡德街、坡迪街、波德尔街、波迪街、坡泽街、巴戴街、巴尔蒂街；但确有这样一条街吗？是否翻译有其局限性，小说似乎在问——它极其成功地让英语读者感到生活在一个不容易翻译的世界。

小说里有时对不通晓犹太人语言和宗教的外人进行翻译和解释，甚至快到了背叛民族的境地，如大卫向令他羡慕的波兰裔天主教朋友利奥·杜高夫卡(Leo Dugovka)解释犹太人的东西时，他认为后者属于一个“更不寻常的、更大胆的、更无忧无虑的世界”，而且他“身上”有一种“魅力”。

当利奥问他犹太人身上是否戴护身符时，大卫说一些犹太男孩在衬衣里面戴“吉纪丝”(Tzitzos)[3]和“经匣”(Tfilin)[4]一种小皮盒子，在犹太教堂里，他看见人们把它用带子扎在胳膊和额头上，描述完后，想着利奥会笑。他的确笑了。当利奥说到“莫祖泽”(Mezuzeh)[5]，小的金属卷，所有犹太人都钉在门柱上——“哦!你们把它们叫这？米祖泽尔(Miss oozer)？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我妈妈把一个从门上撕扯下来，我把它弄碎，然后丢掉!纸上满是中国字——到处都是。”大卫没有感到受伤。他感到的是，因负罪而有些惴惴不安，是的，他有罪，因为他在背叛他家里所有的人，他们的房门上都有莫祖泽；但是，如果利奥认为这有趣，那么就有趣，没什么。他甚至还没有说服力地补充说，犹太人戴在脖子上唯一的东西是预防麻疹的樟脑丸，结果，只听到利奥的嘲笑声。

有趣的是，叙述者为假定的非犹太读者提供了解释，即使都触及了向外人解释宗教秘密的危险。因此，大卫(和罗斯)的做法似乎令人担忧。1921年，拉比犹大·莱伯·拉兹罗(Judah Leib Lazerow)的布道《犹大的权杖》(The Staff of Judah)在纽约出版。其中，他公然表现出了这种忧虑：“我特此命令翻译者宣誓，不要翻译我下面的宣言……我不想要非犹太人知道我们的事。”拉兹罗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在美国，犹太人会放弃戴特吉纪丝(tzitzis)[6]①或四角外衣的饰穗。

《称它为睡眠》不仅突出表现了已经定形了的成人语言之间的界线，也追随了一个孩子习得语言的过程。在序言里，大卫才21个月或22个月大，小说集中在他快满6岁到他8岁刚多一点的生活经历。例如，大卫6岁时对非犹太人杂食的本性进行了思考：

火腿。[……]盒子里装着没有羽毛的鸡，高架铁路旁第一街的那个店里的小兔子。一个装有莴苣的木笼子。还有放在那些架子上的石头，他们也吃，五颜六色的石头。他们用刀子把它们撬开，把番茄酱撒到里面的鼻涕上。哎呀!又长又黑又瘦小的蛇。非犹太人什么都吃。

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把“石头”里的“鼻涕”(乔伊斯曾经把它诗化过)解译为大卫的个人用语，指“牡蛎”(这个词叙述者没有直接说出来，以保留接近大卫的意识状态)，和“蛇”的说法一样，可以识别出它指的是什么，但没有被明确指出来是鳗鱼。

这个带有恋母情结的孩子的观点解释了他对妈妈的看法，他把妈妈看成是“像塔一样高大”，并认为由于“她的皮肤和头发散发出的淡淡的熟悉的暖意和气味”，而代表身体上的亲近。父亲被从比较怪诞的或超现实的但通常是胁迫性的特写来看待：“他鼻子里细小的血管像粉色的蜘蛛网一样鼓出来。”

父母移居到了异地他乡，这让大卫永远远离(并疏远)了家乡的那个世界：

满怀着一股温暖的思乡愁绪，他合上了眼睛。被忘却的河流在眼睑下浮动，土路、无法形容的树木的身姿，无暇的阳光下一个树枝伸进窗里。某个地方的世界，他乡的某个地方。

这段文字惟妙惟肖地展现了第二代移民(或第一代美国人)的思乡之痛。只有通过妈妈的(在小说的手稿里叫做“母亲唠家事”)叙述而不是通过记忆深刻的亲身感受，大卫才对他的出生地韦尔吉什村庄(Veljish)有所了解，母亲那温暖和有活力的身躯，大卫恋母情结所向往的目标，也是指明其生命源起、根基的实体空间，由于大卫并不直接知晓地理意义上他的出生地，这一空间变得尤为重要。在这个物质实体的世界里，大卫“温暖的思乡愁绪”只有一些片段来抚玩，一座小山或一棵树(以“片段”这个词开头的句子本身后面跟随的就是一个片断这表明了罗斯在文体上的自觉意识)。即使当妈妈轻柔斥责他的时候，她所指的世界是大卫一直无从理解的：“你就像奥地利那些极显眼的大苍蝇，它们飞来飞去，或在空中盘旋，好像被钉在那儿了。”但在大卫生活的纽约没有蜻蜓。过去的很多东西他都不知晓，罗斯运用了乔伊斯的手法，把英国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和童谣穿插在文中，来展示大卫所处的怪异的文化环境。罗斯在展示大卫进行的一连串联想时，使用了实验性方法，下面一段文字就是一个体现：

嘀嗒，嘀嗒，嘀嗒。时钟。不对。但—轮子—什么？有一次……有一次我……再说一次就记起来了。嘀嗒、嘀嗒，维苣、菊苣。在咖啡里。在一个八分钱买来的、两侧是黄色的白盒子里。在盒子里。盒子。昨天。上帝，它说，比带煤的犹太之光还要神圣。

自相矛盾的是，他的“怀旧”成了瞻前性的，偏离了具体的、亲身感觉的记忆印象，而转向可以传送的抽象概念，如“无暇的光”，他最终试图从电车轨上的电流那里找到它。

詹雅和阿尔伯特在他们纽约的家里添置了一些廉价物品，来寄托乡愁，结果证明，它们带有更深层的意思。大卫感觉到了这一点。阿尔伯特和詹雅所挑选的艺术物品有一种奇怪的相似性。而母亲的是一幅花10美分买来的普通乡村风景画，她把它挂起来，而它成了这部四卷本小说中其中一本的名字，这意味深长。这幅画——一小块儿地，长满绿色长杆儿，画的底端长着小蓝花——能否为詹雅和大卫营造出韦尔吉什的氛围？

“我是从一个推车上买的，”她叹了口气说，她的叹气令人好奇，而又无法解释。“它让我想起了我在奥地利的家乡。你知道你看到的是什么吗？”

“花？”，他猜了猜，同时摇着头。

“那是玉米。它就是这么长的。它从土里长出来，你知道，夏天，结

出香甜的玉米，它可不是推车小贩画的。”

“它下面的那些蓝花是什么？”

“到了七月，那些小花就开了。它们很漂亮，是吧？你见过它们，是的，你见过，它们一片片的，只是你忘记了，你那时太小了。”

母子对话不仅标志了城市男孩与他的母亲年轻时生活的地方的距离，而且标志了他和任何乡村的距离：他已经把乡村忘得一干二净，甚至不能辨认出玉米。大卫盯着画看，寻找“仅仅是一幅又高又绿的玉米和蓝花的画”背后隐藏的意思。

她说了，很久以前在欧洲他也见过它，那些实物。但她说了，他记不起来了。所以，他或许在试图想起那些实物，而不是画里的东西。但是，怎么找？如果——不。有意思。混杂起来，混杂并——

这幅画构成了大卫“真实”记忆的阀门和面纱。它也招致了贝莎带有讽刺的问话：“你要开美术馆吗？”(60年后，罗斯描述了沃尔顿公寓里的艺术作品给他的印象：“他以前从没见过那样纯粹是一版白的墙。那么简单、平淡，墙上只有三幅画，是复制品，一幅是野生的金黄花，几乎要从画框里跳出来。另外是一辆蓝色的农用马车。是谁的画作？”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使是像这幅画那样琐碎的小说细节，是否是童年时代的素材和成年时期的素材相融合的结果？)

阿尔伯特本来要买一幅“活着的东西”的画，如：“像我在店铺里见过的，一群在饮水的牛，或一头获奖的公牛，两肋光亮，眼里冒着幽幽的火光。”父亲最后买了这一风格的东西，一个让大卫感到更具胁迫感的公牛角饰片：

在他面前，一个盾形木制饰片上的两个雄壮的牛角向外向上弯曲伸展着，通身浅黄色，到了角尖变成乌黑。它们之间的间距那么宽，他从任何一边上伸出胳膊，几乎都不能触摸到它们。虽然它们呆在那儿，没有生机活力，它们的底基被牢固地固定在黑木上，但它们还是传递着一种可怕的力量，一种即使它们一动不动也会让胸口疼痛的力量，无论在任何时候，似乎它们都咄咄逼人、向前冲着。

大卫不是从生活中认出什么是牛，而是从画中，从他和贝莎姨妈一起看的电影中。詹雅附之一笑，“一头牛，但是头公牛!”她解释说，“它让他想起他放牛的时光”，重要的是，她的眼睛瞟向“墙上玉米和花的画”。因此，父母两人在所购买的两个物品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等关系。大卫为牛角所感染，对它们展开思考：

不知什么原因，他怎么也不能完全相信，仅仅是为了回忆的缘故，他父亲才买了获奖纪念品。说不清为何注视着这两只角，猜测着那只肯定拥有它们的野兽会力大无比，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但他揣测不出来。

大卫对他的父母在城市里买的心爱之物的感受，强化了他恋母情结式的看法，他把笑容可掬的母亲视为土地、夏季、美丽和生殖力的象征，而把威严、愁容满面的父亲视为巨大的、深不可测的动物性力量的象征，罗斯虚构了大卫的困境。这个城市男孩辨认不出玉米，不能区分母牛和公牛，这让他的创作原理接近艾达·卢·沃尔顿的观察结论：年轻城市作家不再“熟悉四季的更迭”，并“对花的名字没有产生什么联想”。因此，他们都遭受“无根基性”之苦，这是内森·阿施在1936年申请古根海姆奖(被拒绝)时提议要调查的一个主题。他们或许对作为一种抽象的“农村”产生了兴趣，例如，乐于把人类学当作大致理解过去的社会习俗的一种方式，通过阅读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先生的《金枝》(Golden Bough， 1890)，或《荒原》的脚注要他们去读的任何一个原出处作品，来取代他们自己家庭经历里已经缺失的一个领域，他们在那些作品中，找到了对从加利西亚(Galicia)到柬埔寨的神话的综合、全面的叙述；其中，有关于槲寄生、谷物精灵、有魔力的煤、生殖力和“火王”等的神话。这种利用神话的手法(T.S.艾略特所提倡)允许艺术家把过去和现在结合起来，把现代主义出其不意地当成了20世纪的怀旧情绪。

大卫的姨妈贝莎在这部戏剧里扮演了一个滑稽角色，提供了喜剧的释放效果。贝莎对新世界并非不无挑剔，但比起无聊乏味的农村生活，她更喜欢城市的喧嚣不宁。

是的，我像一匹马一样工作，和其他人一样出汗，浑身散发着汗臭。但这儿有活力，不是吗？这儿总有一种骚动。听!汽车!大笑!哈，好!韦尔吉什还是一个跟着人的臭屁。谁能受得了？树木!田地!还是树!谁能和树说话？在这儿，至少我能找到除了滑房顶的山墙以外的消遣!

贝莎家乡的树木不仅布满灰尘，而且令人厌烦；她描述乡村的呆滞生活时，用了一个粗俗比喻“跟着人的臭屁”，这种看法生动、引人注目，和詹雅对韦尔吉什的看法不同。贝莎希望把美国看成移民在原籍国所不能成就的所有东西的实现。所以，当她在纽约购物时激动不已，这自在情理之中，她对自己买的超大内裤发表评论说：“我把它们倒过来，从远处看，它们像奥地利的山峰。”对贝莎来说，购买廉价、大型号的内裤似乎从感情上取代了对喀尔巴阡山脉壮丽景观的回忆——通过在美国的市场上寻找廉价商品，她能对旧世界阶级等级制度进行象征意义上的报复：“20美分，我就能穿上在奥地利只有男爵夫人才能穿的衣服。”

贝莎和詹雅不仅“在性情方面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二者也共同表现了移民既接受新环境又怀念过去的矛盾心理。贝莎没有什么内涵，但她促使詹雅讲出其过去的秘密。对詹雅来说，玉米和一个具有浪漫爱情色彩的人物、基督教风琴手路德维格联系在一起，她爱上了他，但遭到他的拒绝之后，她和阿尔伯特结了婚。她向贝莎吐露说，路德维格结婚时，她看着婚礼队伍走过去：“我藏在近旁的玉米地里。[……]我感觉像钟一样空洞，直到我看到脚下的蓝色矢车菊。它们让我振作起来。我想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詹雅用一个美丽的形象替代了失去的伤痛；她买了这幅画，重复了这种疗伤的做法。这就解释了她的莫名其妙的叹息之声。大卫无意听到了她们的对话，感觉到有一种他不能完全理解的联系。詹雅的玉米故事成为大卫想象出的家庭浪漫史的一部分，他把那个“风琴手”想象成母亲的初恋，而且认为，他是自己真正的父亲。因此，大卫设想自己是一个私生子，一个“benkart”[7]。

对阿尔伯特来说，牛的特殊意义是，它寄托着他对父亲之死怀有的负罪感：他的父亲被牛角顶了，尽管阿尔伯特本来能够去救父亲，他却袖手旁观。怪不得大卫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阿尔伯特说到“我的父亲”时总是犹豫一下，出现语顿。阿尔伯特受到的困扰似乎源自过去的那个创伤，他对自己父亲之死的愧疚感也使他对自己的儿子表现出担忧，担心又一个“祷告者”会继续演这出戏剧，成为一个“刽子手”。

大卫自己也怀有负罪感，这使这个沉重的家庭剧变得更加沉重。他的负罪感与性和背叛有关，他因为同龄的非犹太人而背叛了家庭和犹太民族。他在进行小孩子的性尝试和安妮“干坏事”时，感觉像在童话故事里，并感到进退两难。要玩那些“肮脏的”性游戏，就要利用家庭用语，要求大卫扮演“爸爸”的角色。大卫所寻求的是对家史中固有的“下流”东西的净化，一种逃离，从黑暗的地窖和壁橱跑到光明的世界。

大卫从利奥·多戈夫卡(Leo Dogovka)那里感到一种“亲缘的纽带”。在大卫看来，这种跨民族的亲缘关系更加有魅力，因为它始于房顶上的偶遇，这正迎合了他的幻想。大卫即刻就对这个大他四岁、不知恐惧的金发蓝眼男孩崇拜得五体投地。利奥放风筝，大胆，而且大卫认为，“利奥幸福至极——没有父亲，几乎没有母亲，浪子”(拉比通常把浪子和非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纽带是以大卫的软弱为基础的，并源于他孩提生活的所有负罪领域，包括家庭、性和信仰。这种纽带让大卫回到了黑暗的地窖。他只不过是让利奥和自己的表妹以斯帖“干坏事”，就获得了玫瑰经念珠的报酬，他亲眼目睹着这一重要事件，假装漠不关心，在咯咯声和哼哼唧唧声中，摸弄着念珠，“大珠—小珠—大珠—小珠—小珠—小珠—小珠—大珠”。

大卫瞻前性的怀旧让他对“无暇之光”产生了向往，因而这也是一种逃避其创伤和困境的愿望。他在教会学校里受到宗教训化，这会让他产生更强烈的愿望，要把亵渎的东西净化成神圣的东西，这种神圣的东西会再现以赛亚煤的力量。读到撒拉弗的煤能够清洗肮脏的嘴唇的《圣经》经文后，大卫全力以赴地寻求一种幻景，以得到净化，并引发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会打破他和父母的僵局，满足他的宗教需求，并把过去的片段和现代技术融和起来，作为一种世俗性的超脱。大卫在河边产生一种恍惚、一种水波荡漾的幻觉。此后，大卫感到“似乎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看到过它，一个一旦遗忘就再也不能回忆起来的世界。他对它所知道的就是：它曾是完整的，令人眼花缭乱”。父母那个过去的世界已经被转变成一个在城市里能够体验到的神秘的和超现实的现代幻景。就是在这个时候，非犹太男孩佩迪(Pedey)和韦塞尔(Weasel)——大卫向他们否认自己是犹太人——让他把一个剑形的锌片放到电车车轨下带电的电线上，释放出来的可怕的光让大卫着迷，这束光光芒四射，把仿似亚瑟王的“剑”消解了。现在他着手一个计划，要在电车车轨上寻求一种被昭明的经历。他冲进教会学校，去重新阅读《以赛亚》，并继续在他所理解的一种神圣的幻觉和技术世界之间建立起联系，尽管拉比对此大笑。

后来，大卫朗读经文时突然中断，哭道，他的妈妈“很早以前!很早以前!”就死了。他称他的妈妈为姑姑，被问起他的父亲时，他说他的父亲是“欧洲”教堂里的一个风琴手，一个基督徒!被问道妈妈“在哪里”遇到这个风琴手时，大卫把具体的地方误解为抽象的国家，回答说：“在有——有玉——玉米的地方。”这就是弗洛伊德的家庭浪漫史，但区别是，这个移民孩子在早年就和父亲分开了，对于对父母来说有意义的那个物质世界无丝毫的记忆，或许可能表现出一种更夸张的欲望，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对生父表现出崇敬，而是趋向于创造一个安家神话，整个的这个幻景会象征性地弥合大卫那四分五裂的世界。

随着小说推向高潮，大卫捡起一个喝牛奶的长柄勺，屏住呼吸走近电车车轨，“现在我要让它出来”，“噼啪声”会带来新生，它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技术场景、对性的暗示，并指涉到大卫强烈感觉到的不同世界间的裂缝。大卫受到了550瓦电流的袭击，近乎电刑，但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他的脚被灼伤了，这强化了他的恋母动机；但是，因为大卫受伤引发的紧急情况，两代人间也得以初步相互认可，家庭成员间也和解了。

在小说的最后一段，罗斯把小说用作标题的短句重复了三次，这一段是保持含糊性的杰作：《称它为睡眠》的“它”是什么？答案从再生和希望到遗忘和乌有，众说不一。罗斯多次申明，标题指的是“一种对接近艺术性的追求或对艺术性的假设”，或指“那种创造性生活的结束”。这个矛盾和科里奥兰纳斯[8]的矛盾类似；对于自己遭到放逐，他只不过高傲地宣称，那是“另外一个世界”，致使“接近”也意味着“终结”。(罗斯影射到了科里奥兰纳斯的说法，也暗指到了爱德华·霍珀，后者被误解为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坚信空想家不必要退避到“另外一个世界”，而可以转向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结尾处，“另外一个世界”非同一般地实现了，这是大卫经历的世界，而且从艺术领域找到了对应。罗斯写《称它为睡眠》就是希望进入这个艺术世界。大卫所作的电实验在罗斯的美学实验里找到了对应物。罗斯在这一章使用的方法像电影里的横切手法，外部场面和斜体文字交叉，构成散文诗，大卫从中进行着内心独白。在东10街，各色人物开玩笑时说的粗俗话被越来越迅急地与大卫的独白并置起来，他的长柄勺就要碰到第三条轨道了。

还有他的眼睛

“跑嘿咿!嘿咿!嘿咿!穿过街道嘿咿!一瘸一拐地跑了。”

抬起来

“我用钳子捡出一个铆钉，我说——”

还有最后要横穿的

第十街，最后的十字路——

“这是给你的一朵花儿，你的肚肚，把它推上屁股!”

口，远在、远在高架路之外，

“你的红公鸡叫多少次，皮特，你才罢休？三次？”

在小说的手稿里，这一电影手法显而易见，罗斯按照顺序写不同的部分，并在它们应当被切分开又交叠的地方，用希腊字母标志出来。

大卫在被电击后感受到的光、力量和现代性的幻觉，哪怕只有片刻，也让一种“另外的一个世界”感成为可能。结尾把小说的重要形象集中到一起。地窖、画、煤、铁轨、剑、长柄勺、电、超脱的幻觉，和多族裔背景、父亲和母亲、父母和孩子、旧世界和新世界、粗俗和神圣、性意象、下流话和超自然的渴望、基督教、犹太教、索罗亚斯德教，和世俗主义、革命行动和背叛、恐惧和胜利，一阵强大的闪光迸发，光亮咄咄逼人，在这时所有这些同现，并融为一体，这股电流只延续了一会儿，但却凝滞了大卫所承受的所有压力——似乎他是詹姆斯·弗雷泽“神圣的或被避讳的人物”之一，根据《金枝》里的描述，这个人物“就像一个莱顿瓶一样被充电”，那是早期用于储存并释放静电的装置，“充满了电”。

罗斯的初衷是想利用他自己“从童年生活的贫民窟到格林威治村”的生活素材，但在《称它为睡眠》里大卫仅8岁时，他就让小说收尾了。罗斯在后面的作品里强调了艾达·卢·沃尔顿的重要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她熟识起来，那时他还不到20岁，而她比他大12岁。罗斯回忆了沃尔顿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那里“从喧闹的第八街漂起来的灰尘就在窗户上空浮着”。他听到了“穿越城区的电车的哐啷声、汽车喇叭声，连同城市惯有的嗡嗡声，一起传进了房间”，记起了“n次精心研读T.S.艾略特的《荒原》”，而“艾达·卢在她的年轻情人的怀里像少女一样嗤笑着”，这位年轻男子是罗斯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在类似的情景中阅读了《尤利西斯》。

在罗斯成为这位纽约大学教授的年轻恋人后，他开始写《称它为睡眠》的手稿，写在了纽约大学的蓝粉色考试簿上。根据罗斯后来创作的作品，“穿越城区的电车的哐啷声”不仅和艾略特的意象(“电车和灰濛濛的树木”)相关，而且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他指的是把他人生的两个极端下东区和格林威治村连接起来的线路。下东区这一端的世界由于第八街电车发生电击事件而达到高潮，它也因此而被铭记，而且在第八街电车穿越市区的线路的另一端又被再现出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另外的一个世界”只不过是由车轨联结了起来，这肯定显得很奇妙。电车更具有自传色彩，因为罗斯的父亲在一条纽约电车上当过一段时间的驾驶员。

第八街电车的车轨不仅从移民贫民窟通到格林威治村，而且途经库珀联合学院(Cooper Union)(在那里，能听到激进的肥皂箱演讲家的演说)、惠特尼博物馆(“第八街叛逆者”朱莉安娜·福斯和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在市政博物馆拒绝接受他们的礼物后，在此展出了这些现代主义艺术作品)、汉斯·霍夫曼(Hans Hoffman)为培养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的艺术学院，并离第五街23号很近，在那里，梅布尔·道吉(Mabel dodge)举办了激进的文人雅士沙龙，这只强化了第八街电车的象征意义。艺术评论家克莱蒙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57年回忆说，第八街是“纽约艺术生活的中心”。第八街对马乔里·孔唐(先嫁给哈罗德·洛布，后来和让·图默结婚)来说，是一个禁区，她在曼哈顿的中部城市长大，父母决不允许她去十四街以南的地方。

虽然罗斯的小说在主人公刚刚8岁时就收尾了，罗斯“从贫民窟孩子到格林威治村”的人生的整个跨度可能在书里被隐约地展现出来。跨越不同世界的经历界定了序言部分，对“超脱的艺术家”罗斯来说，它可能也是中心主题。

族裔性和现代主义在《称它为睡眠》里融和的是如此完美，因为作者同时强烈感觉到了带有民族色彩的童年时代和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一个让他想起另外一个，因而他的作品从双重方面打动着读者。小说把在东区的成长经历与在格林威治的发展完全融合起来，他的作品可能更为深刻地表现了第二代艺术，两者的融合如此完全，以至于具有犹太移民孩提时代和美国现代主义端倪的双重身世的富有感染力、萦绕于人心头的神话展现出来。两个世界如此被联系起来，总是有“某地的一个世界，另外某个地方”，不同于但类似于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或虚构的世界。这一过程还作为一种重大危机、一种毁灭和一种短路(这些暗喻接近小说结尾的语言，罗斯也把它们用于描述他的人生)被人们所体验着，并成为一种紧张、剧烈的经历。为此，人们不得不付出这样的代价——即没有可以和他的1934年的杰作相媲美的新作出现。虽然罗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一部关于一个在辛辛那提出生的无产阶级工人的小说，而且他在去世前夕出版了几部有自传色彩的书。

[1]天使用于从火中取煤的工具。——译注

[2]索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译为袄教，波斯教的一种，由索罗亚斯德创立，其信奉的经典为《阿维斯陀》(Avesta)，意思是“知识”，主要记述索罗亚斯德的生平和教义，它教导人在宇宙光明势力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崇拜光明神。——译注

[68]Tzitzos很可能是发音不准，正确的应是zizith，犹太男人在外衣四角或披巾和披肩上所戴的由绳或线缠成的穗，作为按圣书申命记第22章12节及民树记第15章37—41节规定对上帝十戒的提醒。——译注

[4]Tfilin：犹太人祈祷时所戴。——译注

[70]Mezuzeh：一面写上圣经申命记6：4—9和11：13—21节共22行，另一面则写上沙代(Shaddai，即全能者)的名字的羊皮纸，卷成一卷放在一个木制、金属的或玻璃小匣子中，把它钉于门柱之上。这是某些犹太家庭视为忠于上帝和代表犹太人的象征。——译注

[6]特吉纪丝，同吉纪丝。——译注

[72]benkart为波兰语，意为“私生子”。——译注

[8]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莎士比亚所著历史悲剧中的人物。——译注

第十二章 闹钟、推销员和乳房

亨利·罗斯的语言爆炸及其主人公在电车轨道上遭受的近乎死刑的经历，标志着电车场景的一种剧烈升级。在斯泰因的作品里，有电车乘客对主人公施与同情的情景，安婷的电车情景是关于移民孩子玩大胆的电车轨道游戏的记忆。作为一种幻觉的场景，罗斯选择了第八街电车，这也和图默在第六十六街L站的神秘经历相似。对比之下，理查德·赖特回到了让人烦恼的历史遗留物，即现代交通工具也是种族隔离和紧张关系存在的最根本的场所，那个南方有色妇女的故事已经记录下来这一经历。赖特一生中所面临的是一个种族隔离的世界，在其作品里也揭露了这个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剧烈爆发总是一种可能性。赖特对种族隔离进行攻击，以引起人们对其社会后果和心理后果的关注，并以此作为毕生的任务，如他常常集中表现畏惧如何转变成暴力或愤怒。

在赖特的第一部小说《今日之上帝》(完成于1937年)里，有一章的标题为“松鼠笼子”，给人印象深刻，在那一部分里，有一段四个从南部迁移到芝加哥城的年轻黑人间的对话：

“我听一个人说，他看见一个黑人小子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地打一个白人电车售票员。”

“黑人到哪儿都倒霉，没好运气。”

“总有人在你后边追着你，要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你知道，我第一次在往北方开的电车里坐在一个白人男人旁边，我觉得他会站起来把我枪毙。”

“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开往北方的电车里坐在一个白人女人旁边。我坐在那儿直发抖，而她甚至都没有向四旁瞅一下。”

“从南方到了北方，你会感到好玩死了。”

在《今日之上帝》里，随着小说集中表现了杰克·杰克逊一天内的生活，最终实现了把社会信息和现代主义实验结合起来的愿望，主人公是芝加哥的一个邮政员，一个多疑、卑鄙的丈夫，似乎和男性伙伴在一起才最高兴。他在芝加哥闲逛，去上班，在一个夜总会被偷之后醉醺醺回家，毒打身体里长了个瘤子、需要动手术的妻子。与赖特的后期作品不一样，《今日之上帝》以丰富的社会细节和一个人际(或许更确切地说是非人化)关系网来展现其人物。

赖特对各种现代主义方法的运用和糅合引人注目。这部习作小说模仿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其故事背景是某一天。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是林肯的生日，赖特的布卢姆日是1936年2月12日。赖特模仿海明威，作品的主人公是另一个杰克，一个用单音节词说话的硬汉，他至少部分地属于硬汉派。这部小说不仅直接援引格特鲁德·斯泰因，并提及其名字，也玩弄斯泰因式的写作技巧。在描写杰克看《死亡之鹰》的电影海报时，赖特把这七个海报排成散文块儿，没有标点符号或大写，而用了很多现在进行时形式。例如，“一个血红的单翼飞机里一个戴蓝头盔的飞行员穿梭着射击着加着速急速上升从雪白云层中猛然冲出来对两个绿色的单翼飞机紧追不舍”。在一幕里，杰克的朋友鲍勃笑得是那么有感染力，以至于不仅杰克，还有他们的对手艾尔和斯利姆也不得不跟着一块儿笑，在这一幕的开头，赖特对笑展开了生理学叙述(“从膈产生的气体突然排出”)，而后为利用这个场合进行了用“笑”这个简单词作的重复实验：“他们笑了，因为他们笑了；因为他们因为他们笑的方式而笑，他们笑呀笑呀笑。”这一段文字旨在为有感染力的笑的体验和节奏找到一种形式上的对等，而且，这段文字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赖特在他后来的大多数作品里避免表现欢笑、幽默或笑声。在《今日之上帝》里有内心独白、现代主义报纸大标题的大杂烩(“希特勒号召全世界粉碎犹太人”)，有广播节目、纸牌游戏说明，以及范·威克·布鲁克斯、T.S.艾略特和沃尔多·弗兰克等人的题词，这些让实验趋于完美。《今日之上帝》遭到几家出版商拒绝，詹姆斯·T.法雷尔就为其中一家阅读了这部作品，直到1963年在赖特逝世后该书才得以出版；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格兰维尔·希克斯在对它进行的冷淡评论里，竟然强调了法雷尔对年轻赖特的影响。

和《今日之上帝》相比，赖特下一部也是最有名的一部小说《土生子》(1940)更趋成熟，更富有成就，但形式上的实验性也显得要差一些。它的戏剧性开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受社会学影响、受现实主义左右的左翼现代主义的完全到来。“平凡的美国人”萨迪·弗劳恩是一个血汗工厂的工人，她一直能够过没有闹钟的生活，并坚持前现代观点——这样的钟表不可能存在，因为她不能想象怎么“闹钟会知道”如何在“你想起床的准确时间”叫你。亨利·罗斯的短篇小说《一个管子工的印象》(Impressions of a Plumber， 1925)的开头是：“闹钟响了，声音大得惊人。”在赖特自己的《今日之上帝》和《土生子》的几部原稿里，开头都是以主人公慢慢醒来(因为“有人在叫”，或“响亮的敲门声把他猛然惊醒，让他睡意全无”)的场景开始。对比之下，《土生子》(1940)出版的版本以很富有戏剧性的词“dllllllliiiiiiiiiiiiiiiiiiiiiinng”开场，这是对闹钟响声的一种拟声表现。这第一行话没有几个读者可能会忘记，而且被认为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结束，或芝加哥文艺复兴的开始。这个声音全球各地的读者都可以理解，这部小说被翻译成欧洲主要语言以及日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汉语和其他语言，因为它体现了最为人熟悉的现代工具对沉睡者的自然世界的侵入，是关于现代化故事的缩影。

赖特和其他作家之所以能够接触到现代性的话题，是通过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作品，即W.I.托马斯(W.I.Thomas)和罗伯特·E.帕克(都有出生在小镇上的背景)、欧内斯特·W.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移民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其妻子是赖特的姨妈福利事业的监管者)和非裔美国人霍拉斯·凯顿(Horace Cayton)(赖特和他是好友)等人的作品。例如，1924年伯吉斯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城市的发展：一个研究计划的介绍》(“The Growth of the City：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里有力地论证说：“现代生活尤其体现在城市里——摩天大楼、地铁、商场、日报和社会福利工作，这是美国所特有的。”沃斯在1940年的论文《城市社会和文明》(Urban City and Civilization)里，把“文化”和“文明”视为人类存在的两个支柱，一方面和民间社团相关，另一方面和城市的崛起相关，因为“区别于文化的、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是成长在城市的摇篮里的”。伯吉斯和沃斯的见解要回溯到帕克对城市的“生态组织”的研究工作，他把研究重点放在“交通和通迅、电车路线和电话、报纸和广告、钢铁建筑和电梯上，事实上，所有这些都即刻导致更高程度的流动性和城市人口更加集中”。帕克的女婿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出版了《泰波茨特兰》(Tepoztlan， 1930)，一部对一个墨西哥村子进行研究的颇具影响的著作，对现代性进行了理论论述，现代性把自然时间转变成钟表时间，传统的、神圣的、局部的、“原始的”生活变成现代的、世俗的、广泛共享的、城市的工业生活；“民众”(folk)变成了人们(people)，口头传诵的民间传说变成了机械复制的流行文化；团体(Gemeinschaft)变成了协会(Gesellschaft)。简言之，文化成了文明。这些概念对少数族裔作家显然都具有吸引力。

理查德·赖特出生在密西西比，和海明威一样，从未上过大学；和其他主要美国现代主义者不一样，他也没有读完高中；但作为一个从南方迁移到芝加哥的贫困移居者，他为芝加哥社会学家的环境所吸引，并融入其中。在他给圣克莱尔·德雷克(St.Clair Drake)和霍拉斯·凯顿的社会学研究《黑人大都市》(Black Metropolis， 1945)写的前言里，他总结了芝加哥社会学家对现代化的评价：宗教节日变成了节假日，钟表代替太阳成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计量时间的尺度。随着家庭权威的衰退，现实的意义、感情的意义、经历的意义、行动的意义和上帝的意义都变成了捉弄人的问题。赖特声言：“直到我偶然发现了科学，才看出打击我、嘲弄我的环境的一些含义……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里堆积如山的事实让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塑造城市黑人肉体和灵魂的具体力量。”

世界上许多作家把现代化写入了小说。让理查德·赖特演绎的现代世界所产生的破裂的故事尤为强有力的是这个事实：《土生子》的开头根除了普通人民生活在闹钟入侵之前存在的任何一种“神圣”感。在小说中，家庭没有权威性，宗教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在闹钟的声音之前也没有任何词；闹钟也是“Dllllllliiiiiiiiiiiiiiiinng!”后第一句话的主语：“闹钟在漆黑沉寂的屋子里叮零响起来。”在这样开头后，人物都被掷入芝加哥城的现代世界，生于斯，死于斯。

人类似乎仅仅是现代化的对象。他们第一次出场时，被有意识地具体化了：他们给人的感觉只不过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一个粗暴的咕哝声”或“光脚”，似乎他们是部分，而不是整体。主人公或反英雄主角的名字是比格·托马斯，他的姓很可能暗指哈里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毕竟，赖特出版的第一部书的名字是《汤姆叔叔的孩子们》(1938)。在著名的一幕里，比格用厨房里的锅打死一只老鼠，这个动物像是主人公自己的象征：两者都在金属所构成的铁铮铮的环境里被杀死。有特殊意义的是，在这部由“恐惧”、“逃跑”和“命运”三部分组成的小说的结尾，比格·托马斯被处以死刑，“听到远处一扇门哐啷关上，钢与钢相碰发出叮当声”。因此，《土生子》里比格的人生被框制在两个叮当声中。他被困在一个似乎仅仅从闹钟延伸到死囚牢房的世界。

赖特渴望显示出比格的法西斯势头，把他塑造成这样一个英雄，他先意外杀害他的白人雇主的女儿玛丽·多尔顿，然后残暴地强奸并谋杀了他的黑人女友贝西；但比格从不能面对自己的罪行，赖特坚持认为，这种无能对于人物塑造最为重要。相反，比格矢口否认罪状，他的辩解令人难忘：“我杀人因为我所是!”与其说这是硬汉派的风格，不如说它传达了一种令人恐惧的存在主义意识：“我杀人因为肯定是好的!”没有得到认可或获取社会意义，比格最终只有用凶杀来界定自己；对赖特来说，这既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选择，以最否定的社会形象来界定自己，甘认堕落，也是那种可怕的可能性：像比格这样的人可能是对一个基督似的救世主人物的极端模仿：“他不是已经自己完全承担起了作为黑人的罪责吗？他不是已经做了他们最惧怕的事吗？那么，他们就不应当站在这儿，对他施以同情，为之而哭泣；而看看他就回家，心满意足，觉得他们的羞辱被洗清了。”

赖特在描写比格的残暴行径时，运用了一种强硬风格，从而产生了一种城市哥特式小说效果，禁止读者简单地认同赖特的主人公——既是令人怜悯的受害者，又是恐怖的罪犯：“人头在报纸上无力地挂着，血淋淋、卷曲的黑发披散着。他用力击打，但是人头就是下不来。”或：“他一次又一次地举起砖头去砸一团湿透的东西，后者每受到落地一击，就轻柔但有力地塌下去。”就是这样的句子为赖特赢得了“自然主义者”的声誉，但是《土生子》有很多不同层面的风格，包括下面一段体现力气活的话：

突然它就在他的头上响了而当他看的时候它不在那儿却继续响动着而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他感到有一种急切地想跑开并藏起来的欲望就好像钟声就在警告人们而他站在一个街道的角落街道像火炉一样红光闪耀手里抱着一个大包裹是那么的湿、那么的滑和那么的重以至于他几乎抱不住它了而且他想知道包裹里面是什么东西就在一个小巷子的角落停下来把纸剥开纸落下来他看到——那是他自己的人头——他自己的头一张黑脸半睁开的眼睛和露出白牙的嘴而头发被血染湿炫目的红光变得愈加明亮像夏日闷热的夜晚一轮红月和红星星照射下来的光他因奔跑而出汗气喘吁吁钟的响声如此宏大他能听到钟舌每次前后摇摆撞击金属钟身的声音他跑在一条铺满煤渣的街道上鞋踢起的煤屑撞到锡罐咔嗒咔嗒他明白必须很快找到一个地方藏起来但无处可藏，他前面的白人正走过来询问从报纸里脱落出来的人头人头现在在他的手中因血而变得光滑他放弃了站在暗红的夜色笼罩之中的街道中央咒骂着隆隆响的钟和白人们他觉得他不在乎自己发生什么事这些人正向他围拢过来他把血淋淋的头正对着他们的脸掷去咚咚咚……

这是一段真正福克纳式的句子。赖特在展现一场梦境片段时，进行了一种自觉的现代主义散文实验。上面这段文字是其中的一部分。咚咚咚是“触发器”，一种感观刺激物把比格梦境的内部世界和钟鸣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也是一种常用的意识流手法。而且，这不是赖特的现代主义的唯一例子，虽然与《今日之上帝》相比，《土生子》里的现代主义手法不是很多。

赖特也把芝加哥叫做“虚幻的城市”，暗指到了T.S.艾略特的《荒原》。赖特在宣言《黑人写作的蓝图》(“Blue Print for Negro Writing”)里间接引用了乔伊斯著名的话，他鼓励黑人作家“在我们灵魂的炼炉里，铸就我们民族尚未产生的良知”，他改编了乔伊斯的话，并引起拉尔夫·埃利森的共鸣。在短篇小说《明亮的晨星》(“Bright and Morning Star”)的结尾处，他回应了乔伊斯的《死去的》(“The Dead”)的结局。他在实验性短篇小说《住在地底下的人》(“The Man Who Lived Underground”， 1945)里运用了一种拼贴技法。赖特对D.H.劳伦斯着迷，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很钦佩斯泰因和海明威。

对赖特来说，核心问题是他在《黑人都市》(1945)的前言里所问的：“在弗洛伊德、乔伊斯、普鲁斯特、巴甫洛夫、克尔凯郭尔等人的观点看来，芝加哥南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关键不是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作出抉择，而是要利用任何可能鞭策读者并引导他们去关注时代的严肃问题的技法，在这些问题中，阶级不平等和种族隔离是最为突出的。

赖特为了表明种族主义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引用了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则》中关于“自我”那部分的话：

一个人在社会里随心所欲，但又全然不为其所有成员关注，如果这种事按自然规律可能的话，那就不能够想出比这更严酷的惩罚了。如果我们进来时，没有人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说话没有人应答，或者没有人介意我们做了什么，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假装没有看见我们”，自行其是，把我们当作不存在，我们心中很快就会涌起一种愤怒和无助的失望，对身体最为残酷的刑罚会是一种解脱；因为这些会让我们感到，无论我们的处境可能是多么的败坏，我们总不至于被贬低到根本不值得注意的程度。

赖特把詹姆斯的见解用到了非洲裔美国人身上：“美国黑人快成为我们的社会尽力彻底排斥的目标，因为在美国白人心目中，黑人是没有人性的，而且他们嘴上总是挂着贬低黑人的称谓，这就确确实实把现代黑人排除在外，似乎黑人真的被困在了一个铁牢笼里，即使那些尚未出生的黑人已经注定了命运。”

对赖特来说，是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使人们坚信种族差异的存在，而他绝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论者。他在非小说作品《一千二百万黑人的呼声》(1941)里说：“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区别不是血统或肤色，把我们联结起来的纽带要比把我们分开的纽带更有力。我们共同走过了希望之路，这让我们形成了一种比任何词语、任何法律或任何合法要求都牢固的血缘关系。关注我们，了解我们，你就会了解你们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你们，从我们阴暗生活的镜子里看着你们。”

赖特竭力强调黑人经历中的人类普遍境况，在为宣传自传《黑孩子》(1945)而准备的内容简介里说：“[对于]那些回想起早期在这片土地上祖先如何为自由而战的白人，黑孩子的故事不可能陌生。对满怀希望、从旧世界来到这片土地的犹太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来说，它也不可能是生疏的故事。”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一个确实和赖特不和的作家，那就是佐拉·尼尔·赫斯顿。年轻的赖特，一本书还未出版，却在《新群众》上批判了赫斯顿最著名的小说《凝望上帝》(1937)，他进行的抨击并不太为人注意，但后来被频繁引用，其中包括“赫斯顿小姐自愿在她的小说里延续剧院里强加给黑人的传统，即引诱‘白人’发笑的滑稽说唱手法”，这段文字也解释了赖特为何不愿在自己的作品里描绘幽默的做法。一年后，获得罗森沃尔德奖和两度获得古根海姆奖的赫斯顿进行了报复，她在发行量很大的《星期六评论》上严厉批评了《汤姆叔叔的孩子们》：“赖特先生作品的标题郑重宣告，他谈的是勇于反抗的人，他的故事都太严酷了，种族仇恨的迪斯默尔沼泽[1]肯定是其生息之地。整部作品里没有一丝理解和同情……虽然作者自己是黑人，但他的方言令人迷惑不解。大家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肯定不是通过他所听到的来写的，除非他不能分辨音调。”她与赖特的见解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而且公开表达出来。

然而像赖特一样，赫斯顿注意到，有必要去强调普遍主义和遏制共同的文化发展的不平等。赫斯顿是一位人类学专家，她师从20世纪人类学的一位核心人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朗兹·博厄斯接受研究生教育，她为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工作过，为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写过东西，认识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赖特一样，她似乎通过学术研究发现了她自己的故事：“我需要把在巴纳德学院受到的教育用以帮助真实地看待我的人民。”赫斯顿详尽阐释了人类学是她进行感知的媒介这一点，她写道，她从小就熟知一些民间故事，它们离她太近了，所以，她“不得不用人类学的望远镜来透视它”。赫斯顿从望远镜中看到的是，普通民众能屈能伸，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她对民间文化比对城市文明更加感兴趣，集中关注的是黑人文化内部的凝聚力，而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

作为一个普遍主义者，赫斯顿是对“强行归类”进行评论的许多非洲裔作家中的一个，这种“强行归类”出现在许多社会境遇里，知识界也遭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形。她举了一个发生在现代交通工具上的例子。一对黑人学生(耶鲁大学巴纳德学院)在听完音乐会后，坐上了开往纽约郊区的地铁，在第七十二街站，两个看起来邋遢的黑人上了同一个车厢，这时，她发现，这两个学生的所有其他身份(约会的大学生、爱看戏的人等等)都被“黑人”这一范畴所遮蔽。白人乘客把那两个黑人学生和这两个“呜呜地用不标准的英语大声喧哗、在其他方面也[区别于]车厢里从一头到另一头”的底层人等同起来，并认为后者是“典型的”。赫斯顿表达出了白人扫视的目光里不言而喻的评论：“唯一的区别是，一些黑人穿着体面一些”或“你们都是有色人吧？”那两个学生只能怀有“和我同肤色、但不是和我同血缘的人”的自相矛盾的想法。赫斯顿想要揭露的是“强行归类”所包含的怪异文化逻辑，它相当于否认肤色明显的少数族裔成员的个性。因此，作为作家，赫斯顿试图抵制这种强制性分类。“我知道，”她在为其自传《路上尘径》(1942年出版，比赖特有纲领性标题的作品《一千二百万黑人的呼声》晚一年)写的一章里说：“我不能为1300万人承担责任。无论怎样，每个浴盆都得靠它自己的基底立足。”

赫斯顿在自传里写道：“我觉得我所遇到的人对同一刺激物作出的反应极为相似。是的，只不过是不同的用语而已，是的，环境和处境会施加影响，内在的区别则没有”，这符合博厄斯的环境论和普遍主义。在《白人出版商不会出版的书》(What White Publishers Wont Print， 1950)里，她不仅强调了美国人所想象的黑人和犹太人的相似之处，也强调了所有少数族裔对于整个国家的意义：“但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发展，少数族裔就必须进行思考，并且思考种族问题以外的事情，这是很紧迫的。他们很有人性，有天资和内涵，和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一样。”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人们过多地强调普遍主义，赖特和赫斯顿是其中的两个。跨越人们期待中的那种种族表现界线的小说是其代表。战后，有一部完美的普遍主义体裁小说，是非裔美国人维拉德·莫特利的畅4销87书《敲任何一扇门》(Knockon Any Door， 1947)，也被拍成一部好莱坞电影[2]。《敲任何一扇门》受到了写硬汉派罪犯的作家们、詹姆斯·T.法雷尔和理查德·赖特的影响，它集中描写的不是一个黑人，而是一个美国印第安人罪犯尼克·罗马诺(Nick Romano)，结尾详尽描述了他在电椅上被处以死刑的情形。和安·佩特里在《家乡》(Country Place， 1947)里、威廉·加德纳·史密斯(William Gardner Smith)在《对无知之怒》(Anger at Innocence，1950)里、詹姆斯·鲍德温在《乔瓦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 1956)里、弗兰克·耶比在他的很多作品里分别所做的一样，赫斯顿和赖特也出版了主要人物不是黑人的小说(这些书曾经被叫做“非种族小说”)，赫斯顿的是《萨瓦尼的六翼天使》(1948)，赖特的是《野蛮假日》(Savage Holiday，1954)。

赫斯顿和赖特都为联邦作家计划工作过，前者在纽约负责“佛罗里达黑人”的工作，后者在伊利诺伊进行关于“纽约全景”(New York Panorama)的工作。其他参与联邦作家计划的作家或在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作的作家有内尔森·阿尔格伦、索尔·贝娄、阿纳·邦当、斯特林·布朗、杰克·康洛伊、彼得罗·迪多纳托、拉尔夫·埃利森、克劳德·麦凯、亨利·罗斯、玛格丽特·沃克和弗兰克·耶比，还有社会学家W.劳埃德·华纳、霍拉斯·凯顿、埃利森·戴维斯(Allison Davis)、伯利·B.(Burleigh B.)和玛丽·加德纳(Mary Gardner)。杰尔·曼琼监管联邦作家计划，后来出版了一本关于它的历史的书。

赫斯顿和赖特从现代钟表计时的主题中看出的东西也标志了其分歧。例如，赫斯顿收集了一首欢快的歌谣，其中，钟计算的时间成了一个几乎“围绕钟表(时间)”进行的求爱故事的一部分：“钟敲了10下的时候我在储藏室，在储藏室里一起和秀，/在储藏室里一起和萨尔，在储藏室里和那个漂亮的约翰逊家的女孩儿/当钟敲响11下，我在天堂，在天堂里一起和秀，/在天堂里一起和萨尔，在天堂和那个漂亮的约翰逊家的女孩儿。”赫斯顿在民间故事集《骡子和人》(1935)里也加进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故事：一个男人把一只乌龟穿在一条线上，好像是链子上的一个袋表，有人问什么时间，他就把乌龟拽出来说：“11点过一刻了，向12点乱踢着。”这个例子表明，面对现代化，普通人为了生存而变得有了灵活适应性，甚至有些人用有些自欺欺人的手法，以显示高人一等。赖特在《一千二百万黑人的呼声》里想象出另外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把告知时间和白人的支配地位无情地联系起来：

在南方，如果一个白人在路上拦住一个黑人问：“嗨，朋友!现在有一点了吧？”黑人会回答说：“是的，先生。”

如果白人问：“嗨，还没到一点钟呢吧，朋友？”黑人会回答：“没有，先生。”

对赖特来说，现代性的力量再加上种族支配性，简直在压倒一切。对赖特来说，种族隔离无处不在，对赫斯顿来说，种族隔离那么微不足道，在南方一个主张种族隔离的白人报纸上，她抨击了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局一案[3]中作出的取消种族隔离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她是唯一这样做的重要黑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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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里，有一种体现前现代世界和现代性相冲击的方式，即作品中具有诱惑力的陌生人物，很典型的是形形色色的推销员，他们把现代商业休闲文化带到了传统、偏远的环境。由于某种原因，“传统”能够很容易被想象成一个生活在农村或落后区域、善良但经不起诱惑的年轻黑人女人，她不得不勇敢地面对推销员的引诱。那些看起来英俊潇洒的现代商业恶魔想推销出去的新玩艺儿很有吸引力，读者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诧。

朱莉亚·彼得金(Julia Peterkin)的小说《旋转木马》(The MerryGoRound)就是那样一个故事，它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发表在《时尚伙伴》(1921)上。闯入者是白人卡森，他把一个作为休闲文化象征的旋转木马带到了一个黑人村庄。很快，杰西·威克斯(Jesse Weeks)和女友、莫姆·玛丽(Maum Mary)的女儿米塔(Meta)每天晚上都去坐木马。莫姆·玛丽负责给卡森做饭，他提出了在她的房子里睡觉的请求，但遭到她拒绝，她坚定地说，“哪个白人也不能在我床上睡觉，我不会和你有开始。”米塔也抵制了这个白人的诱惑，她给他送来饭时，他让她“免费乘坐”。卡森靠近木马上的米塔，此刻在买花生的杰西跑过来，打了卡森，一天后，卡森复仇，枪击杰西。被村子里商店的小职员动员起来的镇上白人以及黑人警察护送卡森上了火车；镇上的黑人放火烧了旋转木马。卡森承揽起卖帐篷的业务；杰西因枪击致残，干起编篮子和织渔网的活；莫姆·玛丽和米塔靠给人洗衣服谋生，并把她们的一部分收入送给了传教士。世俗现代性和休闲文化的诱惑被抵制住了，虽然留下了伤痕。

赫斯顿和赖特都遵循这一模式，并将之加强。赫斯顿的《镀金七十五美分》(The Gilded SixBits)于1933年初次在玛莎·福利(Martha Foley)和惠特·伯纳特(Whit Burnett)的《讲述》杂志上发表。乔是佛罗里达的一个工厂的工人，他带妻子密西·梅(Missie May)到了一个陌生人奥蒂斯·D.斯莱蒙斯(Otis D.Slemmons)先生新开的冰淇淋店。特别的是，斯莱蒙斯有一个5美元的金领带夹，表链上嵌着一个10美元的金币，乔把他当作黑人中的洛克菲勒或福特来崇拜。从斯莱蒙斯的店回来之后，乔兴奋不已，而密西·梅觉得，这些金制饰品在乔身上可能会更好看。

一天晚上，乔在工厂值夜班提前回家，发现斯莱蒙斯和他的妻子在床上。乔痛打他一顿，把他赶走，手里留下了那个金表链，现在，他气冲冲地用它来提醒密西·梅的不忠。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如同“陌生人”，都闷闷不乐。后来，他们又做爱了，但当密西·梅后来在床上发现金币时想，这是不是乔故意留下来的，当作是她和他做爱的“报酬”。她也发现，金币只不过是镀金的五十美分。很快密西·梅怀孕了，不久就生下一个男婴，据乔的母亲说，孩子和乔长得像极了。丈夫这才感到和妻子和解了，去了奥兰多，给他的妻子买了那些币值的糖果。这对夫妇的生活像斯莱蒙斯事件发生之前一样，继续着。

赖特的《长长黑人歌》第一次出现是在《汤姆叔叔的孩子们》(1938)里。它由四部分组成，故事是从萨拉的角度来讲的，赖特曾经把她描述成“一个生活在密西西比河北部山里的思想简单的黑人妇女”。她在等待丈夫塞拉斯(Silas)的归来，哄着还是婴儿的孩子鲁斯，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初恋情人汤姆，大约一年以前他被遣送到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去了，她依然怀念他。一个白人推销员开着小汽车来了。他向萨拉演示了一个金边、带有钟表的留声机，并播放了一首录制的关于判决日的宗教歌曲，要价50美元，并对她有性举动。她坚持说“不”，但这个推销员成功地和她做了爱。他留下了钟表留声机，想以40美元的低价卖给萨拉，答应第二天早上回来。

塞拉斯回家后，原本兴高采烈，在他发现留声机和白人推销员的可疑行迹后，很快就转变了。塞拉斯勃然大怒，摔碎了留声机，并开始鞭打不忠的妻子，后者设法携鲁斯逃到山里。第二天早上，萨拉从山上看到，推销员开车到她家，紧接着，塞拉斯与推销员及其助手之间展开争斗。塞拉斯枪击了两个白人中的一个，另外一个驱车逃走。塞拉斯把白人的尸体拖到街上，把萨拉的物品扔出房子。他诅咒所有白人，痛苦地接受他的命运——必死无疑。萨拉从山上看到一长列满载白人的汽车。塞拉斯向这些人开枪，直到他们放火烧房子，塞拉斯毫无声息地死在房子里。萨拉从现场跑开，哭喊着“不阿，桑帝!”

和彼得金1921年的小说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这两个故事表明，《旋转木马》似乎没有达到表现出那个农村女人实际不忠的可能的高潮时刻；在彼得金的故事里，带来旋转木马的人现代、引诱她人、残忍，这些方面最终甚至都被闯入者本人所摒弃。在故事结尾，休闲文化的载体被烧毁，而宗教权威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因而，对赖特和赫斯顿来说，彼得金为小说提供的解决方案似乎都不再合乎情理。彼得金的米塔也比赖特故事中的萨拉更被动，毋庸提及赫斯顿故事里的密西·梅了。赖特和赫斯顿都不愿采用彼得金的叙事者那种屈尊俯就的口气，后者这样描述旋转木马到来时的情景：“每天晚上，种植园的活儿干完后，欢快的音乐声在静寂的空中清晰而响亮，黑人蜂拥到村头，倾尽他们囊中所有坐木马。”

赖特和赫斯顿的故事，让固守传统的女性人物屈从于休闲商品销售员的引诱，进一步推进了彼得金所讲述的那种故事情节，说明了以休闲为取向的资本主义的闪光不是金的，而仅仅是镀金的。在这两个故事中，这种侵入不简单表现为一种单纯的丧失，而是已婚女人通奸以及对相对来说较善良但充满嫉妒的丈夫的不忠，这些男人已经多少接触到了勾引者也可能假装代表的那个现代性的世界，而且渴望更多地进入那个世界。因而，密西·梅、萨拉和彼得金的米塔可以说是“男人间”的枢轴。

在这些故事里，乳房即是家和自然的意象，又是易受到现代勾引者侵犯的性敏感区的意象，这两种意象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紧张关系。赖特的萨拉先是要给孩子鲁斯喂奶；然后，她的乳房被推销员抚摸。赫斯顿用一个短句描绘了在浴缸里洗澡、还没有不忠行为的密西·梅，这个短句可能隐约预示了冰淇淋店：“她那直挺的乳房寻衅地向前伸着，就像基部肥硕、头儿被漆黑的球果。”在结尾处，乔买了那么多小糖果，因为男婴能“吮吸糖奶头”。

但实际上，赖特和赫斯顿收尾的方式是截然相反的。对赫斯顿来说，自然时间是一个了不起的疗伤者。对赖特来说，故事驶向一场狂暴的灾难。赫斯顿作品里的勾引者是黑人，从而整个故事的焦点是种族内部问题，这是赫斯顿很多作品的特色。在赖特的作品里，勾引者是白人，这激化了业已剧烈的种族冲突；“如果他不是白人，而是任何其他人”，萨拉考虑着如何恳求塞拉斯谅解她，“事情就会不同”。赫斯顿在批评《汤姆叔叔的孩子们》时讽刺说：

在《长长黑人歌》里，主人公打死了一个多数黑人斥骂的白人——占有一个黑人女人的白人。他在进行抉择，要死于枪林弹雨和火中，因为他的女人有一个白人情人，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中数弹。在此处，有大量的打杀场面描写，或许是要满足所有男性黑人读者。

故事的原稿甚至更血腥。在出版时被删除的第五部分里，萨拉的老情人汤姆与她的哥哥比尔和勒罗伊一起出现，三个刚刚从一战战场上归来、穿着军装的黑人老兵，在塞拉斯的烧着的房子里浴血奋战而死。这个没有出版的部分在形式上与众不同，萨拉说的话、第三人称叙述与用小写、斜体的语流表示的比尔、勒罗伊和汤姆的话急速交替，产生的效果是萨拉似乎只是在眩晕模糊之中听到了别人的话。

手又一次摇晃她。萨拉是这什么时候的事萨拉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他们杀了他!”他们在哪儿杀的他指给我们你住在哪儿萨拉她又俯下身呻吟着。[……]

车停下了。看看那儿肯定是那个地方起火了上帝那是一群该死的暴徒他妈的王八蛋杂种杀了他们德国佬货色杀死他们几个萨拉你是说“他们杀了他……”现在开车下去比尔不能让萨拉在车上该死得有人呆在这儿看护萨拉和孩子呆在这儿汤姆最好我们走比尔快走走

这是一种类似罗斯的实验的接合手法。后来，赖特的主要情节被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认为是典型的第三世界故事：黑人士兵为国家而战，而这个国家在他回来后否认其居住权。相反，赫斯顿加入了“博库”(bookooing)这个短语，那是黑人士兵在法国时从“很多”(beaucoup)这个词学来的。

和赫斯顿相比较而言，对赖特来说钟表的形象更具有精神创伤性，他的销售员导致的是毁灭，而不是增进了人们的认识，乳房在一个社区是美好的母性根源的标志，而赖特对这个暗喻心存不安。赖特的《黑孩子》是在他被处于宗教狂热之中的父母打至失去知觉后才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里面记录下了他所经历的最可怕的梦魇，那似乎描述了一种极其恐怖的转变，本是抚育孩子的乳房变成了一个折磨人和摧毁人的可怕工具：“每当我想入睡时，我会看到庞大的晃动着白袋子，像是奶水丰满的乳房，在我上面的天花板上悬着。后来，我的情况变得更糟，就在白天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也能看到那些袋子，我担心它们要掉下来，流出的可怕液体会把我浸透，我被这种恐惧所震慑住。日日夜夜，我指着它们，恳求我的母亲和父亲把这些袋子拿开，浑身因害怕而发抖，因为除了我其他人都看不见它们”。如果说钟表的象征意义意味着毁灭，那么，乳房的象征意义也会是同样致命的。人们想起了那些有名的自传宣言，如赖特的《黑孩子》里的语句：“这是我所来自的文化。这是我所逃离了的恐怖。”但对赖特来说，逃离只会招致新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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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也有其他一些少数族裔作家，他们对现代性产生的感受是借助人类学和社会学实现的。詹姆斯·T.法雷尔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交给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一篇学期论文，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把它保存在自己的论文里；他一直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看法很贴近，他甚至直接把这篇论文放入了《斯塔兹·朗尼根》，在这部小说里，他让一个芝加哥街头演讲家诵读了它。约翰·康诺利(John Connolly)——“肥皂箱演讲家之王”——总结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员提出的合乎情理的观点”，并解释说，“芝加哥城可以分为三个同心圆”。康诺利在分别叙述这三个圆和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发展后进一步说明，“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产生了迫使黑人迁移到“南区白人居民区的”的压力，“胡言乱语不能中断这个迁移过程”。这种说法很接近前面引用过的欧内斯特·伯吉斯的论文《城市的发展》(1924)里的论点，这篇文章写于法雷尔在芝加哥上大学的时候，文章争辩说：“城市扩展的典型过程或许最好能够通过一系列同心圆来阐明，这些同心圆可以被标上数字，用来表明城市扩展形成的绵延地区和扩展过程中区分出来的不同类型的地方”。或许是为了使学术观点达到均衡，法雷尔的下一个演讲者，“一个身材矮小、衣着邋遢的犹太人”，在公园靠科蒂奇格罗夫街的地方，提及了那些“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优于任何其他民族”的人类学家，斯塔兹的密友雷德把这句话拙劣地解译成犹太人想“证明犹太人也是白人”的愿望。

通过受过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训化的艾达·卢·沃尔顿——其博士论文集中研究了纳瓦霍族的诗歌，亨利·罗斯接触到了她所赞赏的弗雷泽的《金枝》这本书里的人类学观，这帮助罗斯对过去的民俗习惯有了一般性的了解，并在他的“神话手法”版本里用它们来代替特定的在农村的家庭根基，对于迁移到城市的人来说，这种根基已不复存在了。也是通过沃尔顿，罗斯遇到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马里奥·苏亚雷斯是一位墨西哥裔美国作家，1947年，他在描绘“艾尔霍约”(El Hoyo)(图森这座城市中少数族裔居住的“洞”)的现代民间生活的短文里，以及在对这个地区的理发师“塞诺·加尔萨”进行的人物描写里，把“奇卡诺人”(Chicano)这个词引入印刷文献。这些短篇发表在《亚利桑那季刊》(Arizona Quarterly)上，有熟悉的人类学的调子，被归入少数族裔幽默的范畴，令人想起了赫斯顿或萨洛扬。苏亚雷斯把读者假定为局外人，将其引入一个不熟知的族群世界。因而，这些短篇解释了艾尔霍约的“居民是奇卡诺人，他们周六晚上闹翻天，周日早上听埃斯塔尼斯劳神父布道，然后，周日晚上闹更多乱子。奇卡诺人这个术语是墨西哥裔美国人(Mexicano)的简便说法，也是指任何人的费事说法”。苏亚雷斯在此摆脱了表现民族同一性的任何观念：“巴勃罗·古帖雷斯(Pablo Gutierrez)和中国食品店老板的女儿结婚，得到了一个店；他的儿子们是奇卡诺人。”苏亚雷斯叙述了派对，表现了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描述了混杂难辨的忠实，并解释了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但他也强调，艾尔霍约不是一个封闭的、仅仅从内部界定自己的世界，因为比如，费里普“在杀了几十个德国人、从战场”回来时，“遍体鳞伤，像是一床百衲被”。

托马斯·贝尔的《冲出熔炉》(1941)写的是宾夕法尼亚州布拉道克的斯洛伐克裔美国矿工，和赖特的现代主义—工业—城市—哥特式小说有些相似之处，这种小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受社会学影响的移民作品里。贝尔在展现工业现代性时，想让作品既有一种带有不吉之兆的神秘性，又有一种具有社会意识的腔调，他对现在进行时形式着迷。下面一段体现了贝尔的叙述口吻：

塔尔波特(Talbot)街的一辆电车，等待开始穿越沉睡的城镇、孤独的街道到匹斯堡漫长的行程，借着它发出的昏黄的光，年轻人们唱着歌走过。工厂机器发出的声音比他们的歌声还要刺耳。声音越过墙，像一个在干活的巨人的呼吸，像深埋在土里发动机的震动。其中，有笛子的响声和金属的相互撞击声，机车的嚓嚓声，电子起重机和滑轮的咔哒声，一队车辆发动起来的嘭嘭嘭声，贝西默钢炉张大嘴的吹气声，五吨锭铁被除去铸模、落地六英寸的砰砰声，钢坯从磁铁坠落发出的像保龄球球柱撞击时干脆的砰砰声，矿石倾倒车从容不迫、不停息地旋转，提起一整铁路货车的铁矿石，小心翼翼地倾倒一空。发电站里发电机高昂的呜呜声，石灰石和白云石粉碎机狂暴的咆哮声，铁匠铺里蒸汽锤的震击、敲打声，远处磨房的巨轮辗动，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隆声。数百种嘈杂的声音，融合成和声，铁和火焰汇成刺耳的胜利之歌。

贝尔的父亲洗礼时的姓是贝烈卡克(Belejcak)，贝尔是第二代移民，他的现代主义口吻不仅存在于男人在粗暴的工业世界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悲剧性斗争里，而且也体现在他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实验的片段里，来描绘母亲玛丽的感情，在丈夫死后，她不得不自己扶养孩子。

意大利裔美国人彼得罗·迪多纳托的小说《混凝土里的救世主》(1939)和曼琼的小说作品《阿莱格罗山》(1942)的区别特别像赖特的作品和赫斯顿作品之间的区别。迪多纳托把移民描绘成通向死亡之路，结果是被现代工业钉死在十字架上，曼琼创造出了一个以宴会和神话为中心的移民社区。迪多纳托表现了钟表，它既是工业劳作的节奏，又是阿布鲁齐[4]歌的主题，如“心跳如表嘀嗒”。他还插入一段情节：留声机很不合时宜地播放了两遍美国流行歌曲《印第安爱的呼唤》(Indian Love Call)，那是由捷克移民鲁道夫·弗里姆尔(Rudolf Friml)无意间创作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和他的中国秘书结婚；还有广告，播放比利·罗斯(Billy Rose)的歌《巴尼·古戈尔》(Barney Google)的收音机，以及其他标志现代商业文化的东西。另一方面，曼琼倾向于把西西里人表现为一个“自然的”民族，他们从属于“文化”，而不是“文明”，但是，曼琼形成这一看法，不仅是受到人们在寻根时唤起的感情的影响，而且很显然，曼琼读了D.H.劳伦斯的作品。劳伦斯声称，西西里人“总是对任何人都热情友好，他们的身体总是散发出一种令人疑惑不解的亲近感”。曼琼在谈及墨索里尼时，提出了准时性这个问题：有亲戚告诉叙述者不要对法西斯主义吹毛求疵，因为美国报纸不也承认“墨索里尼是一个让火车按时运行的伟人”？但是，当叙述者离开雷尔蒙特——曼琼的母亲在西西里的出生地时，他注意到并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强调说明，在法西斯的意大利，火车晚点了半个小时。

迪多纳托的《混凝土里的救世主》的短篇小说版本1937年初次在《老爷》上发表，并被它吹捧为《老爷》从1.8万份稿件中挑选出来发表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混凝土里的救世主》的故事是从一个建筑工地工头杰里米奥·迪阿尔巴(Geremio di Alba)的角度讲述的，他为了逃避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战争，为了逃避为“上帝和祖国”而战，从阿布鲁齐移民到美国，那场战争在1912年以意大利兼并利比亚告终。小说在开头描绘了各种各样的移民劳工，其中有满面笑容、负责搭脚手架的托马斯、“瘦子”老尼克(退役军人)、“长鼻子”、贾科莫·桑吉尼(Giacomo Sangini)、桑迪诺(Sandino)、乔·基亚帕(Joe Chiappa)和“大嘴”麦克。他们都在纽约的一个工地干活，老板“默丁先生”(Murdin)[5]是一个盎格鲁美国人，他违反工地的管理、运营安全规则。

多萝西·坎菲尔德·费希尔提请人们注意迪多纳托的《混凝土里的救世主》里所使用的“非同凡响的语言”，“生动运用有意大利语痕迹的英语的天才”。确实有一些短语是从字面直译过来的，如把“我感觉不好”(mi sento male)翻译成“我感觉很坏”(I sense badly)。工人多被认为相互之间说意大利语，他们确实说英语时，说的是一种定型的蹩脚语言，和罗斯的《称它为睡眠》里的一样。迈克的话“有些人弄到大捆溜着，而总是从别人那里纳东西”就是代表。英语文本中也散布着一些意大利词和短语，这就强化了翻译感，它们并不都是成语，而且似乎暗示，读者是英语读者，而不是意大利语读者，如“啊，我的漂亮房子”(Ah， bella casa mio)。

建筑工人被看做是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体，“工作”、“老板”或“廉价公寓”，这些力量像神一样，迪多纳托把它们的第一个字母大写了。下面是年轻的作者试图让自己听起来有一种强硬的现代主义断音语气的一个例子——“……”标志的省略频繁出现——这种口气让人深刻理解劳动暴力和工人的具体化：

泥铲在砖瓦和泥浆间擦擦作响铆钉机机关枪般迅速狂怒地碾磨着帕斯蒂第一第二检控瘦子第三检控温森佐第四钢铁在锤子的敲击下怒吼轻便发动机突突喘息着冒出紫烟皮埃托十五凿子清脆地敲击在石头上纤细的钢材呼啸着穿过木材泥石在铁管里流动发出刺耳的声响起重机在空中尖叫着胖子卡明二十四贾科莫·桑吉尼检控……周围传来人类文明的各种声音与工作的运行融合在一起。

这些工人处在世俗时间而不是神圣的时间控制之下，这一点很明确，因为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发生在三月一个寒冷的、雪花纷飞的耶稣受难日。在中午休息的间隙——对杰里米奥来说，那是一个一切似乎都不真实的梦幻时刻(天主教徒杰里米奥在受难日都不吃肉)——他告诉文森茨(Vincenz)说，他在想“趣事!啊——是，什么时候了”，文森兹告诉他时间，显然是根据一则广告上的表：“我的美国番茄罐上的时间是两点十分了”。五分钟后，大鼻子又一次核实时间，杰里米奥“自动地”拿出了他的表，重新上发条，设置了时间。但是，“自动的”过程并不像斯泰因所描述的那样，表明的是美感，而是具体化和非人化；对迪多纳托和赖特来说，钟表时间预示着毁灭，而不是杰里米奥所期望的那样，标志一天工作的即将结束。

诚然，默丁在地基建设上过多地偷工减料，忽略了杰里米奥的简短警告：“听着混蛋!如果你不喜欢这样，你知道你能做什么!”由于工地违章操作，“导致它们疯狂地瓦解了”。整个构架坍塌了，工人被抛置的到处都是，用富有现代进行时的句子来表示：“墙壁、地板、横梁打着旋，撕裂开来，一浪浪重重坠地、爆炸，把人和原材料碾碎，共赴死亡之约”。在这场由一个盎格鲁美国人的贪婪而导致的移民灾难中，有几个工人丧命，一些人受伤。

故事的第二部分表现了杰里米奥死去的可怕的漫长过程，他被活埋在建筑工地大梁下的混凝土里，“灰色的混凝土从泥舱口涌出来，把这个不能说话的人密封起来”。杰里米奥内在的视点跟随着他的“思路”，有时被意识流技巧展现出来，和第三人称叙述相交替：“‘啊哈，我还没死。这我知道——你还没和我玩完。磨难滚开!我不能相信你了，什么上帝和祖国，不再信了!’他的身体在混凝土的袭击下迅速破裂。血管像被捣碎的花梗一样迸裂。”迪多纳托对于横死可能会让人变成东西的方式饶有兴致，这和图默在《鲜血燃烧的月亮》里描写的汤姆·伯威尔死时的情景相似。“血液受到一击，在翻滚的、错综的废弃管道之中奔腾，从他被压碎的眼睛、无形的鼻子、耳朵和嘴里迸发出来，在冷漠无情的石头中寻求生命。”在杰里米奥遭受痛苦的最后有意识的时刻，他哼吟着“赤脚孩提时代天真的歌谣”，好像他在从文明的恐怖回归文化。他强烈感觉到自己像耶稣一样，遭受着漫长的极大痛苦，他祷告，想起了妻子安纳恩齐亚塔(Annunziata)和孩子们，回忆起过去，诅咒一切，并抨击国家和劳动剥削：“他们用旗子、标语和恐吓欺骗了我。”迪多纳托还在杰里米奥的活力和生殖力之间进行对比：“那个和安纳恩齐亚塔晚上睡觉、有着完美无限体质的矫健躯体像一个无用的袋子一样，砰地落入巨大的残骸之中，脆弱的血肉和骨骼被以离心力的强度所粉碎。”在这个突发事件前，这些男人显然不赞同大卫·谢尔勒把贝类水生生物视为“石头”里的“鼻涕”的观点，说要去桑树街找牡蛎，“以获取他们很需要的气力投入到——”。但现在，杰里米奥的“外阴痉挛起来。冰凉的钢杆刺透了那儿，并寒彻了他的脊椎”。迪多纳托让海明威的杰克·巴恩斯在战争中受的伤看起来不过是擦伤。

迪多纳托把这个在《老爷》上发表的故事里的死亡场面作了修改，作为同名小说的第一章；现在，这一章以杰里米奥的儿子保罗的观点结尾，在父亲临死前进行祷告时，他在晶体收音机上听塔兰台拉舞曲[6]；小说的主体继续讲述了父亲死后这个家庭发生的故事。

和迪多纳托这部严峻小说相对的是杰里·曼琼的回忆录小说《阿莱格罗山》(1942)，书中再现了作者在纽约罗彻斯特一个混杂居住区一个意裔美国人(更准确地说，是西西里裔美国人)家庭里成长的经历，它以这样一段文字开始：

“等我长大了。我要作一个美国人，”朱斯蒂纳(Giustina)说。我们看着

妹妹，这种话我们从没说过。

“我也是”，玛利亚附和说。

“哦，你还不知道美国人是什么呢，”乔嘲弄说。

“我知道，”朱斯蒂纳说。

这是我们这些其他人所不知道的。

“我们现在就是美国人，”我说。“齐默曼(Zimmerman)小姐说如果你在这儿出生，你就是美国人。”

“哦，她胡说，”乔说。多数老师都不喜欢他。“我们是意大利人。要不信，问爸爸。”

但是，我的父亲没帮上多大忙。“你的孩子会是美国人。而你，我的儿子，是一半儿一半儿。现在不要再问我问题了。你在学校里就应该知道这些事。你们到底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

曼琼的《阿莱格罗山》1952年再版的时候(没有副标题，体裁也没有被明确)，小说家多萝西·坎菲尔德·费希尔作了序，这位作家也给赖特的《土生子》的第一版作了序，并评论过迪多纳托的语言。费希尔赞扬《阿莱格罗山》里“所描绘的生活轻松和欢快”，没有“任何一点儿长期以来属于文学风尚里的那种阴郁和紧张”，这部小说“照亮了我们心里的希望——人生不一定是一种苦难，而常常是一种多姿多彩的快乐”。《阿莱格罗山》给了读者一种对被形象刻画的人物的温存讽刺感，这些人物不是环境的受害者，但他们编织了记忆中旧世界的故事和新世界灾祸的故事，他们庆祝三餐，他们给在美国出生的后代一种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魔幻感。和赫斯顿一样，曼琼的故事里有对特色饭菜进行精确描绘的食谱、玩笑和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乔凡娜姨妈因有患沙眼的嫌疑，移民官员禁止她进入美国，要把她遣送回巴勒莫。在回去前，她在埃利斯岛“透过铁栏杆望着自由女神像和纽约的地平线，哭泣着”度过了八天。路易吉(Luigi)叔叔反对天主教，因而成为一个浸礼教徒，也去“许多不同教派的教堂”，参加多达“三到四次的宗教仪式”，会在每个星期五吃两道肉菜，和“他的一些犹太朋友”参加“犹太人集会”。虽然路易吉叔叔如此，天主教仍是亲友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被“一层厚重的宿命主义所包围”，这有助于把任何不幸解释为(大写的)“命运劫数”。

《阿莱格罗山》和《混凝土里的救世主》都包括一个建立起与死去亲人通话或至少尝试这样做的降神会的情景。曼琼讲述的是一个推销员的故事，他是一个亚美尼亚移民，以前卖地毯，现在提出，要在周六午夜在天主教公墓提供和神灵会话的机会。他们乘坐电车到那儿，这个亚美尼亚人衣着滑稽，穿着“格子花呢高尔夫灯笼裤”，戴着“一顶鲜黄的运动帽”，表现出“一个干练的销售员所具有的那种攻击性的热切”。对曼琼来说，这是一个对迷信进行冷嘲热讽的场合，因为叙述者的父亲与他在糖果厂一起工作的两个意裔美国同事不一样，他从不相信装神弄鬼。当“幽灵”说话时，可以辨认出，那是带着亚美尼亚的口音说出的蹩脚的意大利语，这种弄虚作假的伎俩就变得相当明显。行骗不成功的前现代主义销售员逃之夭夭，但至少父亲深感庆幸，没有提前付给他钱。对迪多纳托来说，降神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可用来描写穷人和被压迫者交流的景象。在降神会之后，作为灵媒的那个瘸腿妇人和保罗的妈妈相互交谈着，灵媒向安纳恩齐亚塔讲述“她的两个死于战争的儿子”的事情，并指出，她不得不给警察行贿才得以营业。安纳恩齐亚塔“对她深感同情，回过头来向她讲述了杰里米奥、保罗和她的孩子们的事情”。她们一起喝茶，灵媒收取了很少的钱，在那晚降神会后，保罗和她的妈妈感到，杰里米奥的“爱超越了死亡的距离”。

迪多纳托和曼琼在一个主题上存在着明显差别，那又一次是乳房。在《混凝土里的救世主》里，杰里米奥想象着自己的身体飘忽而“至幻境，[他的]脚搭在椅子上，头枕在妻子的柔软、丰腴的乳房上，幸福地沉睡”，在他们不加掩饰的性爱空间里，乳房出现得更频繁。曼琼和迪多纳托的故事的中心都是一个在美国出生、逐渐成年的孩子。在《混凝土里的救世主》里的男性世界，踏上了通向成年的道路就意味着不再是一个“吃奶的孩子”(少年保罗接替他父亲干砖匠的活时被这样叫)，而且会感到“惊愕而又沉醉”、“热血”往脸上涌(科拉拥抱躺在病床上受了伤的路易吉，她的乳房簇拥在他的脸上，那时，他的感觉也是这样)。科拉是托马斯的遗孀，实际上在整个小说里，她名字都加上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绰号：“大乳头”；她对路易吉的评论是，她“用一只手抱住胸，叹了口气……：‘即使是高大强壮的男人，也像孩子’”。在纽约地铁里有城市熔炉一景，保罗被挤得紧挨着一个女乘客的身体：“当车转、弯车身前倾时，她重重地撞到他身上，并一直那样呆着，直到车身挺直。她的身体立即让他躁动不安。他闭上了眼。软绵绵的乳房贴着他的胸，颤动着。”这个情景和内森·阿施的《发薪日》(1930)里的吉姆·考恩(Jim Cowan)所幻想的情景不无相似。

在《阿莱格罗山》里，西西里移民和盎格鲁美国人之间的一系列文化差别源于他们对待乳房的不同态度：

(我)的西西里亲戚没有个人隐私，无所顾忌。她们带上所有的幼儿一起去野餐，不管在哪里，或是有多少美国人可能在看着，女人们毫不避讳地露出乳房喂孩子奶。

我从没见过哪个美国妈妈露出乳房，我想她们的乳房决不会像西西里女人的乳房那样大，而是很工整、精致，像她们野餐时堆积的食物。即使我在性问题上保持拘谨，我也深信，美国妈妈们的乳房纯粹是装饰性的，决不是用以喂奶的。

在此，曼琼可能在暗指或戏弄一种可能性，即期待在移民社区母亲给孩子哺乳成为一大“景观”，那是移民带来的奇异方式的矛盾象征，也是他们具有的被以为是自然的、又令人羡慕的前现代特征的矛盾象征。至少从1898年以来，有关族群社区的报道包括进去了这一特征，那时，E.S.马丁(E.S.Martin)带着良好的志愿，为《哈珀氏月刊》写了一个报道——《关注东区》(East Side Considerations)，其中长篇大论了一个事实：“你可以在第五街上上下下走上10年，也不会看到一个母亲会在门口的台阶上给刚出生的孩子哺乳，而在莫特街、桑树街或樱桃街，这是常见的一个景致，总是让充满敬意的观察者兴趣盎然。”同时，这些例子可能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女性文化发生了转变，原先，平坦的和“装饰性”的胸部是女人的理想，现在，乳房丰腴则成为美女的象征——在贝蒂·格拉布尔(Betty Grable)成功后，流行起来并风靡50年代，使过去的一个“少数族裔”标志成为“美国”文化向全球出口的特征。在20世纪40年代，那些代表这一新理想的女人被冠以“解剖术炸弹”或“性炸弹”的称号。

不同类型的作家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别，但还是有充分的相似之处的，从而证明对有社会学倾向的作家如赖特和迪多纳托提的问题是合理的，如果这个世界具有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的压迫性和破坏性，那怎么能有人存活下来？对赫斯顿和曼琼的人类学阵营来说：如果族群世界如此奇特美妙，那么究竟为什么他们在自传里所设计的人物和主人公都选择了离开，而不是永远呆在本族的社区？

任何一种观点似乎都既包括肯定又包括否定，偶尔另外一面胜出。例如，赫斯顿对佛罗里达的伊顿维尔黑人小镇如此喜爱，她声称，1907年她出生在那里(实际上，她1891年1月15日出生在阿拉巴马的诺塔萨尔格)，但在《路上尘径》里，有一次她称伊顿维尔为一个“沉闷的村子”，和《称它为睡眠》里贝莎姨妈对自己的出生地韦尔吉什的看法如出一辙，曼琼意味深长地描写了一个家庭派对的尾声：大人们围坐一起“回忆着西西里”，而“小孩儿跳着舞，听着爵士乐”。曼琼也谈及了他“进行改变”的说法以及离开阿莱格罗山的决心——这种离开乐园的描述让人感到怪异。赫斯顿调用了一种“召唤”的说法，而曼琼给出的理由是他要去上大学，这似乎显得并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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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插图强化了小说中不同的趋势。《新群众》(1930年5月)有意地刊出了一幅漫画，把这一时期对黑人生活的不同表现方式并置在一起，那是威廉·西格尔(William Siegel)所作的，分为两部分：“白人资产阶级眼里的黑人”和“白人工人所知道的黑人”。前一形象展现了唱歌、喜剧、爵士乐、赌徒、裸胸的舞者等等，后者展现了劳作、受压迫和私刑的抑郁情景。赖特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莫斯是个男子汉》(Almosa Man)由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恰如其分地以严肃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风格作了插图，内容是消瘦、修长的人物和一头枯瘦的骡子，而赫斯顿让油腔滑调的米格尔·科瓦鲁比亚斯(Miguel Covarrubias)——他获得了《名利场》艺术家的声誉——给她的《骡子和人》作了欢快的插图，这也是一种征候。《老爷》的艺术指导埃里克·伦德格林(Eric Lundgren)用线条画给《混凝土里的救世主》作图，画的是忧郁的工人手执鹤嘴锄走向观者，杰里米奥在坍塌的建筑工地绝望地祷告；1939年精装本的封皮突出了一把铁锹和一把鹤嘴锄，被一个荆棘扎的花冠和光芒四射的晕环所包围；1962年的大众市场普及图书收藏版本也为前后封面选择了在纽约的天空衬托下拿着铁锹和鹤嘴锄的工人形象。杰尔·曼琼的《阿莱格罗山》由佩吉·培根(Peggy Bacon)作图，她的图的主体更集中表现了孩子，而不是成人。按照曼琼和培根以及赫斯顿和科瓦鲁比亚斯的例子来看，这种为对家乡黑人族群生活的描述和第二代移民童年时代的族群生活的描叙作的插图艺术类似儿童书籍的插图或轻松、滑稽的漫画。威廉·萨洛扬的《我的名字是阿拉姆》(My Name is Aram)也是如此，其中有唐·弗里曼(Don Freeman)作的彩图，而迈克·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里有霍华德·西蒙(Howard Simon)的木刻画。

所有的这类艺术作品无论表现哪一个侧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一特征也是这个时期的很多封面艺术所具有的，那就是与自军械库展以来的现代艺术或20世纪20年代那般风靡的书籍设计所应用的非洲面具激发的艺术装饰模式相比，它更为现实，而实验性差一些。通过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少数族裔文学里的插图形象可以看出，似乎现实主义(仅仅被现代主义改颜换貌)业已全力卷土重来。

第十三章 现代主义反对极权主义吗？

从《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福佑之地》和《地球上的巨人》到《称它为睡眠》、《丛林中的笑声》和《阿莱格罗山》，对于这些移民叙述作品和少数族裔叙述作品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国际联系是那些把“成长中的美国人”与各个原籍所在的国家或村子联结起来的纽带。对安婷来说，那是波洛茨克，对罗尔瓦格来说是多纳岛，对萨洛扬来说是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比特利斯，对罗斯的大卫来说是韦尔吉什村。在《阿莱格罗山》的最后两章，曼琼回到了母亲的出生地利尔蒙特(Realmonte)(或当地人所称的“Munderialli”)，还回到了他父亲在波托·恩培多克勒(Porto Empedocle)的家乡，并到了西西里城阿格里真托邻近的地方。

《回乡记：一个美国移民造访南斯拉夫并发现了他的故国》(The Natives Return：An American Immigrant Visits Yugoslavia and Discovers His Old Country， 1934)讲的是路易斯·阿达米克的故事，他利用在辛克莱·刘易斯和H.L.门肯帮助下得到的古根海姆奖学金回到了他在斯洛文尼亚的出生地布莱托村(Blato)。他的第一个家似乎比这位移居他乡的人记忆中的小得多，因为现在他有了“对帝国大厦和纽约城中央车站的内心意识”。但是，有些东西也给阿达米克留下了深刻印象：“鲜绿的草地”、“大片的有蜜蜂嘤嘤嗡嗡萦绕其间的毛茛和紫色的车轴草”、“繁盛的勿忘草”和“一处大面积的山谷百合”，其数目多于他“在美国19年”里所看到的。美国似乎代表了其人造环境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规模，而布莱托作为纯自然环境具有怀旧价值，而阿达米克显然两者都珍爱。

对斯泰因、海明威、罗斯和无数的现代主义艺术家、旅外作家和音乐家来说，巴黎作为“艺术之都”起着一个主要作用，它是一个不实施禁酒、可以欣赏爵士乐的城市，而且那里聚集着敢于出版如《尤利西斯》那样作品的出版商。对图默来说，枫丹白露附近的普里耶庄园可能拥有更多的含义，因为它是葛吉夫的“人类和谐发展学院”的国际总部。

一个发端于20世纪20、30年代、尔后迅速发展并在二战到冷战之初年间达到高潮的新兴国际环境出现了，这个环境不仅对个体的作家和作品来说具有某种意义，而且对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少数族裔创作和爵士乐的整个发展历程来说，都有着某种意义。那就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源于意大利和德国)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国确立，而后蔓延到东欧、中国和朝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斗争，它吸引美国作家进入了这些新的国际阵营。在那个时期，对一些知识分子来说，这些具有真正的诱惑力，而对其他人来说却是威胁。只有一个政党进行统治，它控制所有其他机构，并要求个人绝对服从，这种政府独裁体制叫做“极权主义”，这个词只在二战后才具有了普遍的贬义，尤其是在汉娜·阿伦特广为人阅读的作品里。

以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我的自传》为例，人们可能认为它不完全是一部“美国文学”作品。尽管如此，1928年，它被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出版商查尔斯·斯克莱布诺之子出版，采用了曾经为美国移民自传作过插图的典型图片，如塞缪尔·锡德尼·麦克卢尔的画作，其范围之广，从一个作者出生地的破旧的房子的形象——瓦拉诺·迪科斯塔(Varano di Costa)的一个小石屋，到一张显示他和一位名人交往的照片，这位名人是意大利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这本书描绘了一战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墨索里尼作士兵时，被一个引燃的手榴弹所伤，经历了“难以形容的苦难”，并经受了“一个月内动27次手术；除了两次之外其余……都没有麻醉剂”。他对战后政治家若无其事地例行公事深恶痛绝，因为他们“忘记了我们60万战死、100万受伤的士兵”。他听起来像是另外一个迷惘的一代的一员。但是，他对他称之为“颓废的野兽”的东西采取了行动，这本书强调说，主人公1922年10月挺进罗马并由此获取政权时，年纪轻轻。墨索里尼也表达了对美国的羡慕之情，“现在处于黄金时代”，羡慕其秩序井然，并赞扬美国人民的“组织感”。他得出如下结论：

现在，随着各地积累的财富从各个大陆涌向北美，世界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应当集中关注这个国家的发展，因为这个国家拥有极具价值的人，其中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家，和为一种新科学和一种新文化进行基础规划的学者们。

在墨索里尼的自传里，“美国，这片接纳了我们那么多移民的土地”，仍然召唤着“焕发青春的精神”。移民有时会把美国的理想当做是自己童年的梦想在新世界的实现，但是，墨索里尼和移民并不一样，他说明，这种理想也正在法西斯意大利实现着，虽然他关注美国的“朝气蓬勃，因其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命运和她所维护的日渐茁壮的理想”，但他同样关注“意大利的青年，因其关系到法西斯政府的进步。要总是记取年轻的重要性并非易事。保持年轻的精神并非易事”。正如墨索里尼的自传似乎想要表明的那样，法西斯主义也是实现美国理想的一种方式吗？

这似乎是罗马大挺进时美国驻意大利大使理查德·沃什伯恩·蔡尔德的看法，他不仅给书作了序，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他实际上代写了此书，并把它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连载。它是一本供美国读者阅读的书，实际上，在法西斯统治的整个时期，此书都没有意大利语版本。顺便提一下，S.S.麦克卢尔当时也试图在美国兜售墨索里尼，但蔡尔德有更好的关系。蔡尔德把墨索里尼所代表的领导者理想偶像化了，让墨索里尼说出这样的话：“我对我最忠诚的追随者都很严厉。”显然，这在期望博得读者的认可和喝彩。蔡尔德是一个被法西斯主义所迷惑的美国知识分子，他对其如此痴迷，以至于全然忽略了意大利所发生的政治恐怖和压制，他在远离意大利的地方，生活在美国的安全中宣称：“如果说意大利在专制统治之下呻吟，那是荒谬的。意大利因其而欢笑。这是胜利!”

大人物接踵而至地进行宣扬，其中有现代主义大家埃兹拉·庞德，他于1937年在一个纳粹宣传出版物《德国和你》(Germany and You)上写了关于“极权主义学识和新学者”(“Totalitarian Scholarship and the New Paideuma”)的文章——较早地使用了“极权”这个词，而且很明显，这是对这个词具有积极意义的美国用法。庞德在长篇累牍的论述中宣称：“是行动者而不是消极避世的艺术家，发起了向罗马的挺进运动，伴随着这一运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被揭开了。”他还批评了那些不理解“正在崛起的德国精神”、错误地把“民主和自由的高利贷者的欧洲的终结当做是欧洲种族活力的枯竭”的人。庞德偏执地认为，“犹太人是高利贷盘剥者”的看法由来已久，并在战争年代在法西斯意大利作英语广播宣传，其间，他警告英国和美国听众说，他们正受到犹太人进行的宣传的影响。他还在1941年的广播里说：“聪明的犹太人在操纵我们所有的通信体系。”在1942年的广播里，他又发表了反对大屠杀的言论——“杀害渺小的犹太人的老套方式”，因为“那种方式没有任何益处”。但他补充说：“当然，如果有人具备点天才，并且能够自上而下地发起一场运动，或许会有些支持它的话。”1944年，庞德建议当时已经沦为希特勒保护之下的萨罗共和国的意大利统治者墨索里尼的政府应当支持一批怪异作品的翻译工作，如卡明斯的《我是》(Emmi， 1933)，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Leninism， 1928)，在二战即将结束时，他写了正统的法西斯主义诗篇72和73(1987年出版)。这些年来，庞德从始至终似乎认为，法西斯主义思潮是他的“使它为之一新”的美国座右铭的一个翻版。和蔡尔德一样，他公然认为，墨索里尼是会实现美国的理想的政治领导者——对庞德来说，尤其墨索里尼会实现杰斐逊的计划，他在《杰斐逊和/或墨索里尼》(Jefferson and/or Mussolini)里是这样说的。他把这本书交给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来出版，T.S.艾略特(在写给庞德的信里称这本书为“杰夫和墨特”)(Jeff&Mutt)试图对其进行评价。1936年，这本书在美国由迈克·高尔德和让·图默的出版商霍拉斯·利弗莱特出版面世。庞德在《杰斐逊和/或墨索里尼》里发现，“这两个人之间最根本的相似之处很可能大于其差别”，“杰斐逊、昆西·亚当斯、老约翰·亚当斯、约翰逊、范·布伦的遗产承继在此，现在就在法西斯统治的第二个十年开始时的意大利半岛，而不在马萨诸塞或特拉华”。

在这个时期的其他美国作家之中，托马斯·沃尔夫也对纳粹德国抱有同情心，并参加了1936年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佐拉·尼尔·赫斯顿的《路上尘径》原稿里的一些章节，在后来1942年出版时，根据出版商的建议被删除了，其中的结论部分“真实地看待这个世界”所表达的对日本和希特勒的看法令人惊诧。“我们西方人”，赫斯顿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残暴行径评论说，“谱写了关于让整个半球处于我们的羽翼庇护之下的歌。现在，日本人在整个亚洲正吟唱我们的歌”。她以同样的冷嘲热讽对纳粹在二战之初发起的军事战役评论道：

在我四周，悲伤的眼泪比比皆是，在为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的命运而流淌。我必须承认，我的眼睛有些干。我听人们说，一想到德国在荷兰收敛赋税就不寒而栗。我从没听人只字提到反对荷兰在亚洲收取穷人工资的1/12的税。希特勒的罪恶实际上只是他在对其一丘之壑那样做。

这段文字写于1941年，似乎不是一个对少数族裔问题感兴趣的作家很有见地的评论，其小说《凝望上帝》1938年由反法西斯主义者、都灵知识分子、皮埃罗·戈贝蒂(Piero Gobetti)的遗孀阿达·普罗斯佩罗(Ada Prospero)翻译成意大利语，她的丈夫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并被折磨至死。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赫斯顿出版的自传封底上，爱国主义者赫斯顿在为美国战争债券做广告。

格特鲁德·斯泰因受到她的法语翻译兼朋友伯纳德·费伊(Bernard Fay)“鼓励”，去翻译马歇尔·贝当(Marshal Pétain)的演讲，伯纳德是维希政权下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火十字团[7]成员，曾编辑过反共济会评论和反闪族评论。斯泰因以一种有趣的直译方法进行翻译，她以对马歇尔·贝当(一个庞德亲昵地称为“奥尔·皮特·贝当”的人)的描写引出了他的演讲，把他描绘成一个历史人物，“像乔治·华盛顿，他很像乔治·华盛顿，因为他在战争中和在和平时期都冲锋陷阵，首当其冲，功勋卓著，在国民的心里占据首要位置，像乔治·华盛顿一样，在他们最为黑暗的时刻，他给了他们以勇气”。斯泰因在被占领地法国度过了战争年代，据说，她也推举希特勒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对比之下，W.E.B.杜波伊斯的眼光敏锐。1936年，他对纳粹德国进行了五个月的造访，并在一个黑人周刊《匹斯堡信使》上发表论文，指出纳粹政策里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现在和以前一样显著，或许其显著程度会与日俱增，那就是针对犹太人的世界战争。其证据是无可非议的，而且这肯定会慰藉世界上所有那些依赖种族憎恶来拯救人们的人”。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宣传的力量，宣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唯一发明”，它确实让人民群众相信了它所宣扬的东西：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不幸都被全部地或部分地归咎于犹太人——西班牙叛乱、世界贸易壁垒，等等。人们从报纸上找到了例子：犹太人因和德国女人发生性关系而被监禁；一场婚姻不被接受，因为一个证人是犹太治安官；共济会成员不许在国家社会主义党办公室里任职，因为犹太人是共济会成员；广告排斥犹太人；所有犹太人被完全剥夺选举权；被剥夺民权，不能保留或成为德国公民；有限的受教育权以及在贸易、专业和行政事务领域极有限的工作权利；任何一个和犹太人做生意的德国人面临抵制货物、失业，甚至是暴力的威胁；最重要的是，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的[《风暴》]发行没有中断过，它是世界上、包括佛罗里达在内的最卑鄙无耻的、谎言满篇的种族怨恨的倡导者。

杜波伊斯就这样着重揭露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反闪族的种族主义倾向，同时他也提醒读者，本国内存在反黑人的种族主义。他强调，自己作为一个有色人，在纳粹德国曾受到“始终如一的殷勤而周到的待遇”，并补充说：“要是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我要呆同样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不是频繁受到人身攻击或歧视，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在这儿，我没碰到这种情况，哪怕是一例。”

美国知识分子广泛受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并且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杜波伊斯在晚年也屈从于共产主义的诱惑。共产主义带来的诱惑源自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这种兴趣普遍存在于少数族裔知识分子当中和其他许多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愤愤不平的人中，尤其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这是可以理解的。共产主义也似乎提供了一个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为强大的法西斯主义的替代物——至少到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前。这种吸引力不仅在早期以托洛茨基为象征的革命年代很强大，因为当时新生的苏联似乎是各种现代主义艺术家的政治家园，白人至上主义和客观主义成为一种类似国家艺术的东西；这种吸引力还延续到、并且对一些人来说贯穿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始终，那个年代有残暴的政治压迫，富农遭到清理，还有臭名昭著的公开审讯，迫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例如，在迈拉·佩奇(Myra Page)的小说《莫斯科的美国人》(Moscow Yankee， 1935)里，一个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似乎不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美国人安迪去了俄国，成为了一个同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新苏联人”，同时小说对人类为集体化和斯大林五年计划付出的代价视而不见，并在书的结尾对其大加赞扬。仅在1931年至1933年间，苏联的死亡人数估计大约有700万。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20世纪的美国主义真是像美国共产主义者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的人民阵线口号所宣扬的那样吗？

有相当一部分美国知识分子那样认为。在这本书里被引用过的或被讨论过的作家当中，迈克·高尔德在共产党发生意识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始终对其忠贞不渝，在苏联异常黑暗的时期，亨利·罗斯和理查德·赖特对它依然保持着满腔热忱。说明问题的是，罗斯提到，苏联是他“珍爱的祖国”，在《我的同情心所系》(Where My Sympathy Lies， 1937)的声明里，他公开宽恕了斯大林的公开审讯，因为他感到所有被告都“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罗斯补充说：“我和赫斯特新闻社①都一致认为，这些人并没有被施以催眠术或神秘的麻醉术；因此，我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他们自己也承认了。”在1939年8月，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公约，要分割波兰，把波罗的海国家割让给斯大林，从而为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隐患，在希特勒—斯大林公约签订之际，理查德·赖特写了一篇未发表的标题为“还有人留守”(There are still men left)的短文，他在文中坦言：“我在这个世界所经历的最有意义的时刻或是在于我试图改变人们生活中的极限，或是在于满怀同情地观望着其他人做同样的努力。基于这个原因，我是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不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不是一个涉及共产党的立场对错的问题，因为赖特在括号里附带说明：“(有时，在多数人都抵触它时，我感到自己为它所深深吸引——也就是，例如，在苏维埃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签订协约时。)”赖特得出结论说：“他们并非惯于寻求安逸、安全、个人幸福、平等的人，而是惯于寻求意义，感知并了解最具体的意思和字面意思。”在此，他不仅含蓄地谈及了共产主义者，而且提及了纳粹分子。这些信念接近了一种宗教体验的高度和强度，在他离开共产党，和伊格纳齐奥·西洛尼(Ignazio Silone)、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一起参与了收集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编辑的《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 1949)的证据之时，这点就很清楚了。海明威在这一运动之初表现出左倾反法西斯主义立场，而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让他开始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且他从未在任何作品或信件里对纳粹—苏联协约做任何评论。

在这里，既不是要以后见之明把文化参与者理想化，也不是以后见之明诋毁文化参与者，而是要展示独裁专制运动给现代美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吸引力和挑战。也不应当忘记，“极权主义”这个词倾向于把各种法西斯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区别，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弄得模糊不清。法西斯主义常常通过非常现代的手段似乎重建并夸大了一些受到现代性的挑战、一战中似乎已经瓦解了的权威的传统形式；纳粹体系把“种族”置于其秩序观念的中心。它是一场把权力美化的运动，把它展示为由新的广播方式、带有声道的新闻短片和宣传电影所再现并夸大的宏观场面。法西斯主义符合了一些作家“前瞻性怀旧”的矛盾需要，顺应了一种具有军事特征的秩序和民族同一性的混合，一种仪式和“根基”的混合。共产主义——同样擅长于利用现代的说服技巧——让“阶级”成为对人进行分类的中心范畴，并许诺践行在法国大革命中已经确立的平等主义理想。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萧条年代，这一理想极其需要复兴。无论它们多么迥异，共产主义革命和法西斯革命都突出表现了青年的形象，因而会迎合一个总是强调青春活力和新奇制胜、强调新的开端的重要性的文化口味。只需想一想《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里李秋的祖父对美国人作出的结论：“总是用新东西取代旧东西，真是对先辈不尊。”

现今已经老朽作古的民主政治体系曾在安婷一战时期的作品里被颂扬过，但自此以后，它没有吸引人们多少深切的文化热情，又怎么能像与之对抗有加的年轻的主义们一样，变得那么有吸引力呢？冷酷强悍的漠然态度与追求民主根本是两码事：比如，意裔美国作家约翰·范特1940年写给他的编辑说：“他们可以把这个等级分类泛滥的文明撕扯得四分五裂，他们可以奉行他们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民主。我要一手打字，另一只手抠鼻孔。这有些慢，不太方便，但无论如何这会是伟大的创作。”在其他信件里，范特采取了一种享乐主义或自私自利的腔调，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既不提倡共产主义也不倡导资本主义的人，而是他称为“阴蒂主义”(Clitorism)的提倡者。他坦率地写道：“我在贫困之中发现，唯一的威胁是我不能进行足够的性交。”范特还认为：“意大利人仓促参战，这会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引起意裔美国人的极大兴趣，因此，我向你保证[范特的小说]《劣质红酒》(Dago Red)会大获成功。”战争只可能为这位少数族裔作家的行当带来好处，并不强迫他选择站在任何一方。

然而，或许正是强硬的海明威式的黑色电影风格在美国构成了一种魅力，而这种魅力恰是国外极权主义领导者所具有的。范特常常运用这一风格，但他也在《我们攫取了一个弱者》(We Snatch A Frail， 1936)里公然对其进行讽刺，说它是“考德威尔—海明威—奥哈拉派的拙劣作家”创作的滑稽荒谬作品的风格。由于缺乏一种被热情推崇、令人信服的民主文学，黑色电影风格能够获得一种民主意义，最终也能够成为以民主界定自己、进行民主宣传的基础。它的情节通常围绕不问政治、说话强硬但本质上心存正义的存在主义的独来独往的人物展开，最后，他们为了获得民主，被迫采取政治行动，因为他们的对手险恶，热切渴望实现统治全球的野心。迈克尔·柯蒂兹(Michael Curtiz)的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1942)只不过是让存在主义者采取民主行动的最有名的例子。

在和极权主义的对抗中，个人主义作为美国资本主义民主的真正本质发出了更加尖刻、更加极端的呼声。在移民作家中，或许艾恩·兰德(Ayn Rand)是和俄国共产主义的敌对最为强烈的作家，她于1905年出生在圣彼得堡，原名为阿利萨·季诺维也夫娜·罗森鲍姆(Alissa Zinovievna Rosenbaum)， 1926年离开苏联到美国。她出版了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我们活着的人》(We the Living， 1936)，在这部小说中，她把个人主义理想化，并首次把它发展成为自由的思想体系。她的小说的背景是共产主义俄国，展现了年轻的个人主义者基拉·阿古诺娃(Kira Argounova)的经历，在一个国家上下充满恐怖、实行集体主义的阴郁世界里，她被卷入了一场政治三角恋爱。小说里散布着政治标题和共产党的口号。1958年此书被再次发行时，兰德强调说，这“不是关于1925年的苏维埃俄国的故事”，而是关于“独裁专政的，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任何独裁专政，无论是苏维埃俄国还是纳粹德国，这部小说可能为阻止一个社会主义美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兰德也从文体方面对《我们活着的人》作了修改，纠正了“尴尬或令人疑惑不解的笔误”，那是“一种在使用英语时特有的犹疑不定，反映了不再用俄语思维、却也没有完全用英语思维的心理过渡阶段”的标志。

兰德最有名的小说《源头》(The Fountainhead， 1943)赞颂了理想主义的现代主义大师霍华德·罗克(Howard Roark)所提倡的极端的、反利他主义的个人自由，罗克公然藐视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和平庸无奇的准则，最终决定捣毁他亲手设计的大厦，而不妥协。罗克显然受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影响。这部小说1949年被金·维多(King Vidor)拍成电影，加里·库珀(Gary Cooper)担任主演，这让兰德获得了国家知名度，她的作品一直吸引着读者，他们可能并不担心对强大个人的极端认可与法西斯主义的高于并超越大众准则的超人理想有某些共同之处。虽然兰德把英勇的个人作为解决极权主义问题的答案，但是与其说《源头》体现了民主理想，不如说是表达了对传统及其关心它们的人的轻蔑。

在受到威胁时，提升士气、践行民主理想的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美国梦”的观念，安婷在《福佑之地》里展现了它，在大萧条时期，它被提到的次数激增。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oster)的小说《美国梦》(American Dream， 1937)让这个词流行起来；小说的主人公谢尔比·斯罗尔(Shelby Thrall)最后接受并界定了叙事者所称的“那个古怪的词‘美国梦’”。“谢尔比突然看到这个梦确实存在，在被强取豪夺者和支持者统治和破坏的血腥世纪里，它始终存在；它会永远存在，总是有少数人，有时是一个国家，从大屠杀、毁灭性行为和荒唐蠢行中看到它。因为它不仅仅是美国梦——它是人类亘古的信仰，终会有一天，在某个地方，人类会站在旧世界和过去的自我的废墟上，沐浴在星光之下。终会有一天，人类生活会在正义之中，凡事都会被秉公处理。还有温存。还有真理。”

迈克尔·福斯特讲述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但是，在移民作品里，“美国梦”也尤其盛行，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来的移民对不同的政治体系进行对比，产生了新理解，他们带着这种新的认识去赞赏美国的民主。路易斯·阿达米克复兴了安婷形成的传统，让人们关注移民故事，因为它可能是美国梦得以实现的完美体现，从而有助于拓宽“美国的”这个词的词义，使其更加包罗万象，进而赋予美国民主一层新的多民族意义。安婷作出了如是论述，来遏制20世纪初掀起的本土主义浪潮，而阿达米克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背景下把它进一步展开的；并且他还前瞻性地发现了民族多样性背景下美国民主的核心价值。移民阿达米克的作品沿袭了安婷的传统，书名为《我的美国》(1938)，在“爱丽斯岛和普利茅斯岩石”(“Ellis Island and Plymouth Rock”)这部分，以及在给数以百计的听众所作的讲座里，他欣然写道，美国人必须

向着过去的老美国和新美国在理智与情感上的结合而努力；向着“五月花号”和三等船舱的结合而努力；向着新英格兰的荒野与社会经济中丛生的城市贫民窟和工厂的结合努力；向着自由钟[8]与自由女神像的结合努力；古老的美国梦需要有移民看到自由女神像时的情感的点缀。两者必须合二为一，融为一体。

阿达米克希望能有一部大型百科辞典被编撰出来，来描写惠特曼提出的“众国之国”所指的令人振奋的民族多样性，他把这个短语用作了1945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对阿达米克来说，实现美国梦意味着承认并珍重这个国度正在分化出来的多种源起以及延续着的文化多样性。他的期刊《共同立场》着重表现出了民族多样性，撰稿者中有玛丽·安婷和佐拉·尼尔·赫斯顿，她们对他的杂志大肆吹捧。此外，1941年，杂志刊载了一篇文章，说范特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作家——这是把他和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作比较的妙语，还有范特的一篇文章，是关于他的亚美尼亚裔美国朋友威廉·萨洛扬的。阿达米克在其刻意命名为《来自多方水土》(From Many Lands， 1940)的书里提出，他希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和古老家族的美国人在谈到“美国人”时要考虑到更大程度的多样性，并且批评新来乍到者未能足够快地采用“美国人”这个词：“我发现多数刚到美国的人说到‘我们’的时候，意思并不是‘我们美国人’或‘我们这些镇上的人’，而是‘我们住在这个区域的人，具有波兰裔或亚美尼亚裔出身或背景’。他们说‘美国人’时，并不指他们自己。”已经变得很清楚的是，移民现象导致了人称代词的混乱使用；阿达米克想让移民在听到“美国人”这个词时有资格认为这是在指“我们”。

在为了战争而进行的对国民性格的研究中，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研究成果《养精蓄锐做好准备》(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1942)里，站在相反的角度要求所有美国人，不管是普通美国人，还是“古老家族”，都把自己看做移民，因为“无论我们实际可能吹嘘在这个国家有多少代人”，她解释说，“我们都是第三代”。因此，虽然她没有直接引用伯恩的话，但她还是站在一战以来他所持有的普遍主义者立场，敦促美国人在听到“移民”这个词时想到“我们”。

有一个人毫不犹豫地采用了“美国人”这个词，并在这个时期的一部移民自传里为证明“美国梦”观念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的鲜明例子，那就是萨勒姆·里兹克。他的小说《叙利亚美国佬》(SyrianYankee， 1943)讲述的是一个说阿拉伯语的黎巴嫩男孩在12岁的时候发现，他实际上能够(通过他的母亲)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有一章的标题是“通往天堂的护照”，表明了他对这一发现的感受，通过他的老师的叙述，萨勒姆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国的景象：“……希望之地……和平之地……令人心满意足之地……自由之地……博爱之地……富足之地……在那里上帝倾倒财富……在那里，人们的梦想成真……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东西要宏大、壮观、美丽……”诸如此类。

里兹克作品下一章的标题是“我的梦想之地”。即使对他来说，这一章也像是一个神话故事，虽然他说：“但是，我想相信所有的这一切，我必须得相信，而且我确实做到了。”里兹克最后得到了护照，实现了他的美国梦。然而，只是在他返回贫困的祖国之后，这个梦才得到完全的肯定。途中，在法西斯意大利他差点被捕，不得不和上百个犹太难民一起乘坐一条由纳粹德国开往巴勒斯坦的船，现在他清楚，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尽管情况很糟”，“但形势比欧洲好得多，就此而言，或许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好得多”。里兹克发现，他对美国涌起的新的情感绝不仅仅是一种爱国情怀：

因为我有一个不可抗拒的愿望，整个世界能够分享所有的一切；希望我新近在叙利亚所拜访的那些善良的、为贫困所纠缠的人和那些曾经渴望、甚至那么可怜兮兮地乞求到达美国的人能拥有这样的一片土地，并生活在其上；遭到放逐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贫瘠、多石的山脊上后，可能已经找到了这样如此丰富的资源，可能呼吸到了这般没有憎恨和恐惧的空气，能够受到欢迎——是的，受到温暖和激动人心的欢迎，就像我们自己的自由女神像上镌刻着的、写给旧世界群集而至的众人们的话语那样。

如果萨勒姆·里兹克不公然反对极权主义的威胁，他在战时对美国梦的表达是不会完整的。既然“种族偏见、贫困、失业、不满、对民主的失望”在美国也可能存在，他把警示美国人这个由仇恨和褊狭构成的组织可能会带来的邪恶看做为自己的任务：

墨索里尼吹捧法西斯主义能解决贫困问题，这让某些美国人听得心悦诚服。在我的一些朋友看来，希特勒虐待犹太人自在情理之中。还有一些人，尤其是幻灭的年轻人为斯大林政府任意拘捕、屠杀和制造饥困的行径而喝彩，认为这是未来把人类从任意拘捕、屠杀和饥困的邪恶中解脱出来的途径。

美国梦，对于像里兹克一样的移民和其他许多开始理解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人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选择。

杰尔·曼琼的《阿莱格罗山》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不太强烈，但也强调了移民后代在长大成人后“回到”现在受法西斯主义统治的祖国，并因这种政治变动而化解了他对族裔根基怀有的任何矛盾情感，从而更倾向于他父母所归化的民主国度。在书的结尾，叙事者一心想着离开西西里，回到罗彻斯特，似乎他在再次演绎父母移居他乡的往事，并且附加上了逃离法西斯主义的正当理由：“我开始感到孤独、想念美国，我想着再返家园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在亨利·罗斯所展现的大卫·谢尔勒于1911年至1913年间在下东区度过的童年时代中，人们通过琐碎却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感受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政治局势，那正值小说被撰写之时。罗斯公开宣称，《称它为睡眠》“违背了东区”在20世纪头10年中的“真实情况”，而把它描写成一个“环境的蒙太奇”，明确表示出以希特勒为缩影的反闪族主义的兴起影响到了大卫·谢尔勒，从而有了他向有反闪族倾向的男孩佩迪和威塞尔否认其犹太身份的场景。高尔德在1935年版的《没有钱的犹太人》的新前言里引述了一个朋友的话，这位朋友听到纳粹分子在看到这本书时歇斯底里地笑起来，因为他们简直不能相信会有哪个“犹太人没有钱”。

阿达米克的《回乡记》谈及了墨索里尼把在一战结束时接收的南斯拉夫国家的一些地区强行意大利化，并禁止使用斯洛文尼亚语。他发现，机会主义统治者铤而走险，挑拨离间，让不同的政党领导之间相互对立：“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对立，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对立，斯洛文尼亚人和这两者对立，穆斯林和正统基督教徒对立，后者和天主教徒对立。”他用斜体字给美国读者得出了结论：对巴尔干岛实行的政策“产生了一种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控制之下，各种族裔群体和宗教群体变得更加关注其差别，而不是其相似之处”。这是对多民族间民主团结的间接呼吁，以此来找到一个“共同立场”。阿达米克深信美国移民承担着民主义务，以至于他在《双向通道》(TwoWay Passage， 1941)里提议，来自欧洲的美国移民应当回到他们各自的祖国，在那里帮助建立起民主制度，对欧洲人进行民主教育。但是，阿达米克也对共产主义抱有很高的期望值，认为它能够解决巴尔干人和整个东欧的问题；在二战前，他满怀希望地认为，一场新的战争会给这个地区同时带来一些积极变动，虽然“上百万人可能死于其中”。“现在，我看出，要拯救南斯拉夫人民以及那个地方的其他落后小国，显然不可避免地要走俄国指明的道路”。战后，他支持铁托①[9]他和他通过一次信，后者授予阿达米克南斯拉夫国家团结奖章)，反对斯大林；1951年，阿达米克死在新泽西的家中，死因可疑。

和极权主义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文化对峙有助于把美国民主重新界定为极权主义的对立面。美国梦可能仍然不完整，但这种新的真知灼见似乎认为，这个梦注定会在多民族的、非极权主义的美国实现，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在马萨诸塞和特拉华实现，而不是在罗马、柏林或莫斯科。美国文化被看做是生机勃勃的，因为它是民主的文化、过程的文化、流动的文化和富足的文化。

根据约翰·考恩霍文(John Kouwenhoven)的说法，一个美国人(在1869年)“发明了口香糖，而且就是美国人把它推广——按照这个动词的全部意义——至全世界。一种不能吃的糖果，其唯一的诱惑就是咀嚼它的过程”。口香糖也可以是圣餐的世俗等同物，因而图默早年的诗《口香糖》(约在1920年)把一个基督教的宣传栏和广告并置：“嚼白箭口香糖/在/每顿饭后/它让你感觉爽。”也正是在一个看重过程而并非“一个封闭的体系”的文化里，有热衷于即兴演奏法的爵士乐的出现，随心所欲的摩天大楼，有把部件组装成一个整体的有序的生产装配线，还有有着自己的美学依据的肥皂剧。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变化对美国人理解自我以及自此以后美国向国外展示出的形象有着深刻的影响。

然而，也存在着一些相当明显的矛盾。移民在玛格丽特·米德的笔下变成了典型的美国人，米德也想激发“每一个年轻人的热情和投入”来抵制“法西斯主义的组织者”的诱惑，但20世纪20年代实施的限制移民的立法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发挥着其全部的效力，把绝望的难民拒之于美国大门外。由于后珍珠港战时思维逻辑支持路易斯·阿达米克的做法，即把美国想象成移民之国，让爱玛·拉扎勒斯把自由女神像看做是对移民的欢迎的观点和让玛丽·安婷把埃利斯岛解释为普利茅斯岩石的别名的做法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日裔美国人被叫做“非外国日本人”，把他们拘禁起来，虽然他们有美国公民身份。

在二战时期，西海岸12万日裔美国人被拘留起来，这是罗斯福实施9066号行政法令的结果，因为只有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惊慌气氛中，才有可能完全根据其族裔背景强制重新安置并拘禁那么多人。赛马场和运动场成了暂时的中心；然后，在西南部偏僻的地区建造了集中营。20世纪40年代的许多让人经久不忘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种创伤经历情况下被创作出来的。战争安置局提供了油印机，九个营地有时事通讯和报纸，其中许多都载有文学作品。例如，敏雄森俊夫(Toshio Mori)就为《犹他时报》撰稿。有代表性的一篇发表于1943年，标题简简单单，是《一个短篇故事》(“A Sketch”)。它低调地呈现了两个人关于在营地周围筑起一道围栏的对话。一个问：“围栏有什么用？我们又不会逃跑。”另一个静静地回答：“有两种看待它的方式。它可能限制了你的出行，但它也保护你。难道你不认为它也是用于起保护作用的吗？举例子来说，假设我们要开设一个饲养家禽的农场。狼群就在附近出没，这些动物需要保护。说不准什么时候围栏就派上用场了。”他继续说：“我们都有围栏——从内而外。围栏是我们能力有限的象征。还有一点，朋友，我们内心也有自己筑起的围栏，它阻碍我们理解事物并和他人合作。”因而，对围栏的这一评论是和用以证明它们的合理性有些荒谬的草原狼故事同时表达出来的。在战争结束后，大久保峰(MinéOkubo)即刻发表了《公民13660》(Citizen 13660， 1946)，里面有插图。作品描绘了她的拘禁生活，这种生活始于旧金山附近坦福朗(Tanforan)的圣塔安妮塔跑马场(Santa Anita Racetrack)，她被分到了16号马厩的第50隔间。

间接性和轻描淡写是山本久枝的写作特征。她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在快要21岁时，被带到了亚利桑那州的玻士顿；她开始在玻士顿《纪事》(Chronicle)上发表作品。她的第一部作品是一个系列侦探故事，发生在“被疏散者乘坐的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上”，“去往玻士顿的死亡火车之旅”。通过一个神秘谋杀案件，读者从欧申维尔(Oceanville)的小东京(Little Tokyo)那儿得知了被疏散者的感情；最初的谋杀案得以破解，但和帕特纪(Pat Nori)的认识相比，这似乎显得不太重要；她认识到“由于疏散已成为了现实，她的生活多少有了些梦幻色彩”。战后，山本回到了营地生活的主题，作为平和而又充满激情故事的背景。

《笹川原小姐的传奇故事》(“The Legend of Miss Sasagawara”，《凯尼恩评论》， 1950)是一个展现一位现代主义艺术家在拘留营地的命运的有趣尝试。故事的第一句话似乎想当然地认为读者理解故事背景：“甚至在那个难以想象、充满风沙和酷热的地方，也很容易把笹川原小姐想象成某个芭蕾舞剧里的装饰。”这个地方的确切意思慢慢成为焦点：33街区，“这个亚利桑那的日本人疏散营”；或关于笹川原小姐和她的父亲的故事：“他们住在这个街区孤单单、空荡荡的营房的一头，这些营房还没有被分隔成惯常的四个房间。”第一人称叙事者是一个女侍者，而女主人公拒绝像正常人一样行动，她一直是个神秘人物，只是从其他人对她的反应里折射出她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倾向于认为她是个疯子。直到后来叙事者才发现，玛丽·笹川原写的一首诗竟然发表在一个诗刊上。“这真是绝了，扑朔迷离，才华横溢，初读起来，给人一种撩拨人的朦胧。”

在山本的故事《米子的地震》(“Yonekos Earthquake”， 1951)里，还有一位极其敏感的被拘留女性，随着伴随一场地震而到来的危机，她对这一经历感到恐怖：

其他人很快就调整好心态，以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灾难，说他们生活在农村的危险小于城市，这是多么幸运，甚至把这个时期当做一种远离工作的休假，把露天生活看做是一种野营旅行。他们试着说服米子接受这个乐观的看法，但是，随着每一次地面震动，她都禁不住战栗，把他们看成是拒绝面对现实的梦中人。

日裔美国人的处境极端恶劣，他们后来要求总统致歉，甚至要求政府补偿，这实属罕见。许多其他族裔群体也相互对立，使形成“共同立场”的和谐融洽的梦想难以实现。例如，193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遭遇至少要部分归咎于他们自身。非裔美国人报刊《匹斯堡信使》1936年警告读者说，许多意大利裔美国人暗中同情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义分子。许多意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在战争期间也遭到了拘禁。胜利唱片公司和美军(无线电)通信网开始采用轻快的、节奏强劲的爵士乐——有黑人演奏的，也有白人演奏的——好像它是国家音乐，而与此同时，种族隔离仍是美国主导的种族模式：一半以上的州禁止异族通婚，在奴隶制废止75年后的当时，仍然严格限制黑人投票。威廉·加德纳·史密斯的小说《最后的征服者》(The Last of the Conquerors， 1948)集中表现了黑人G.I.道肯斯(G.I.Dawkins)和德国女人伊尔斯(Ilse)的爱情故事，一个德国人说他在弗吉尼亚被俘时，看守德国白人的美国黑人士兵不允许和德国人在同一个饭店吃饭。在以民主的名义、为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分子独裁而战的二战期间，美国红十字会的血库给为民主而战的黑人士兵运送来与白人分开的血液，这项医疗政策荒诞不经地从字面意思来解释“黑人”血液和“白人”血液的暗喻，而图默曾那么令人难忘地对那个暗喻进行质问。“希特勒几乎不能有更多的奢望了”，兰斯顿·休斯说，因为红十字会已经“在后方挫败了1300万黑人，其种族政策[是]对美国黑人士气的迎头一击”。理查德·赖特引用战争时期血库分别盛放黑人和白人血液的事实，作为他1946年离开美国在法国永久定居下来的原因。诸如此类的矛盾事件导致了战役的“双重胜利”(国内和国外)，少数族裔知识分子(如杜波伊斯)指摘美国虚伪盛行，为美国种族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了契机，这一变化以1954年布朗诉教育局事件为发端，以20世纪60年代以种族为基础进行限制移民的行动的结束而告终。

戴尔莫·舒瓦茨的短篇小说《辛酸的闹剧》(ABitter Farce，《凯尼恩评论》， 1946)惟妙惟肖地展示了二战期间教学领域里发生的一些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这些问题让种族问题和国家团结问题变得复杂。故事发生在1943年。一个年轻的犹太教师给一群海军学员——其中有些参加过太平洋战争——和一班女生教授英语写作。这些男孩好多是南方人，和他们的老师谈论时事、秘密武器、希特勒、底特律的种族暴乱，诸如此类，但出现了最棘手的问题，一个学生突然问老师：“你会和一个黑人女人结婚吗？”费希(Fish)先生想回答“他会和任何他与之做爱的女人结婚，因为要不然他的孩子可能会是私生子”，希望这一回答能“产生幽默感，并触动他们当中一些人的记忆”。但他想到，要在课堂上提到性交，可能会招致学生会意的嗤笑，他琢磨着该如何回答。肯定的回答会让他失去学生对他的信任；但说不会则意味着他赞同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的看法。他说自己没有机会去结识任何黑人，回避了这个问题，尔后，最终作出回答，虽然他显得很冷静，“他的内心却突然充满了恐惧，并不住地颤抖”：“我不会和一个黑人女人结婚，……但是，有很多白人女人我也不会和她们结婚，其原因和我不会和一个黑人女人结婚的理由是相同的。因而，这不是一个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的问题。”虽然他的回答巧妙地应付了这个问题，他意识到他的学生肯定认为，他的回答意为他“不会和白人女人结婚，也不会和黑人女人结婚，因为他是个犹太人”。

在教“矜持的、有礼貌的、驯顺的”女孩们时，氛围则不同。费希发现，和单个学生交谈富有成效，一个金发、蓝眼的学生给了他一份有关三个女孩对如下问题进行讨论的记录：“如果你必须和他们中一个人结婚，你会选择哪一个，中国人、犹太人还是黑人？”存心问这样的问题重申了人们熟知的种族观念，如“犹太人不择手段谋到好的职位、骗到钱”，这致使两个女孩选择了中国人——美国的战争同盟。费希对此如此诧异，以至于他选择只谈论形式上的问题，正如他在海军班上试图做的一样，他说：“我们最好回到分号和逗号使用的区别上。可能……少一个逗号会置一个人于死地——”，结果，他的话被打断了。于是，他在表扬了这个女孩从自身情感出发后，给她提了一些文体上的建议：“你不该在书面写作里用‘不择手段地得到’这个俗语”。在运用这种正式方法之后，他申明，他无需对内容加以评论，但补充说，中国人也受到鄙夷，至少在太平洋海岸。

再回到海军课堂，话题是路易斯·阿达米克的《普利茅斯岩石和埃利斯岛》及其对一个“地球上史无前例的普遍文化、一个泛人类文化”的“美国梦”的希冀。费希感到，有必要对阿达米克进行批判：“阿达米克要说的话部分是真实的；但我们也必须铭记一点，如果美国一直是自由之地，那么它也是人们遭受迫害之地，在那里，每个人都担心他是个陌生人，或感觉到一种对陌生人的恐惧。”费希引申了阿达米克把美国描述成“自由之地和迫害之地”的说法，引用了洛杉矶祖特装[10]盛行的例子。这助长了一个不赞成阿达米克看法的爱尔兰学生的气焰，说出了“好多犹太人都有问题”的话。在师生间冗长的对话里，费希提出了直捣以种族性为基础的先入之见的要害问题：“道德行为能够遗传吗？”种族偏见“是对意志自由和道义责任的否定”。在这堂课结束时，那个爱尔兰学生想宽慰这位犹太老师，说他对他个人没有任何成见，但也抱怨说：“他们不应该把这样的文章安排在课本里。它们真是惹是生非。”

施瓦茨的有趣故事阐明了异族通婚是一个多么能够引起激烈争论的话题，也阐明了阿达米克的“多国之国”概念，即使在战时竭力把国家团结起来的过程中，也要面临怎样的重重障碍。

和极权主义的对抗不仅让美国在政治上有了自知之明，更加积极强调民族多元主义，而且也影响到了现代主义和爵士乐的命运，在美国和极权主义进行最强大政治对立的时期——即二战和冷战时期，它们作为原型民主、典型美国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推崇。

朱莉安娜·福斯1934年在威尼斯双年艺术展的遭遇，以及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1936年在美国现代艺术馆的《立体主义和现代艺术》(Cubismand Modern Art)，都以当时的意识形态冲突为特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福斯以惠特尼博物馆为基础在美国展区展出的不同凡响的现代主义展，由于赫斯特的阴谋和意大利法西斯权威的介入而陷入了困境；巴尔和纽约海关官员发生了冲突，后者不想把立体主义作品当做艺术来接受，认为其仅仅是物品。福斯为美国现代艺术找到了一个多民族、全球性的理论基础，这是“不同种族和民族融合”的产物，使美国艺术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艺术，也标志着一种和法西斯的“种族纯洁”理想的含蓄对比。巴尔强调了“抽象艺术”这个术语，在军械库展时，这个短语偶然被用到，但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才被广泛使用。巴尔在展览目录里把“抽象”这个词界定为一种受人欢迎的现代主义与一个长久以来以“自然”和“效仿”为特征的艺术传统的决裂，并赞扬“更敢于冒险、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们“被迫放弃对自然表象的模仿”。

但巴尔也添加了一个关于抽象艺术和政治的部分，其中提到列宁认为实验性艺术和文学是“左倾激进主义早期的杂乱无章”而不予理睬；还提及人民社会主义者认为，魏玛共和国的艺术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艺术；简言之，抽象艺术——按巴尔的低调说法——受到两个极权主义政权的“阻碍”。因此，他下结论说，1936年立体主义的“展览不妨可以献给那些画方形和圆形的画家……他们在拥有政权的庸俗之人手上遭受苦难”。现代主义和极权主义相左。

但是，美国现代主义是反极权主义的吗？认为它反对极权主义的看法促使了美国官方对现代主义越来越认可，但是，这种看法很难和像埃兹拉·庞德这样显赫的现代主义者的例子相容。可能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东西并不内在地植根于福斯的民族融合的美国或巴尔的方形和圆形的现代主义里，而是植根于巴尔所说的这两个极权国家在政治上的发展趋势。最终有可能证明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的某一特定行为，而是极权政府把什么变成官方教条的审美取向；这些取向可以被很简单地描述为：在20世纪30年代，极权主义转向了反现代主义。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的官方审美观转向新一轮的反现代主义秩序，这以列宁对现代主义的摒弃为标志，并因为斯大林全方位推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观以及苏联和其他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先后取缔爵士乐，这一秩序得以巩固。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在这两方面的发展中都起着核心作用。根据英语译者的说法，高尔基的文章《论粗俗音乐》(“On the Music of the Gross”)或《堕落的艺术》(“the Degenerate”)1928年恰在《真理报》上发表，很快就成为斯大林压制爵士乐的中坚力量，后者认为，爵士乐具有剥削性、粗俗性、性欲化、兽性、威胁性、堕落性。高尔基听到“一个黑人乐队演奏的狐步舞”时，感觉如下：

击打一、二、三、十、十二下，之后，一个狂野的哨子尖声吹起来，像一个泥球落入清澄的水中；此后是隆隆声、哀号和嚎叫声，像金属猪喷鼻息声、驴子的尖叫或怪异的青蛙求爱的鸣声。这种让人蒙羞、精神错乱的混沌随着悸动的节奏而搏动。人们只要听上几分钟这些哭嚎声，就会情不自禁想象出这是一个发泄着兽欲的狂人的乐队，由一个挥舞炫耀着庞大生殖器的男人指挥。

对高尔基来说，演奏的乐器似乎同样怪异，例如，他抱怨说：“萨克斯管发出像鸭子嘎嘎叫似的鼻音。”高尔基实际似乎认为，在无线电广播播放的音乐对白人中产阶级施加的影响中，还包括有传染力度的肥胖症和同性恋，因为曾经的主人阶层正转向被美国受压迫的黑人抛之身后的野蛮的爵士乐。爵士乐是“资产阶级的”，是从莫扎特或贝多芬等音乐成就的巅峰一落千丈“堕落”下来的标志。它是鸦片，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就是这样一个带有偏见、偏执的小短文，竟然构成了苏联对爵士乐的官方态度的理论框架；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教育部长阿纳托利·卢纳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重申了其主旨，最终结果是共产主义国家对爵士乐和很多黑人流行音乐实行禁止。

同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词1932年第一次在苏联出现，1934年，高尔基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一个纲领性的演讲后，它成为了官方推行的教义，他在演讲里构想了“一个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新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只能从社会主义体验的素材里被创作出来”。现实主义是揭露资本主义、以乐观主义精神肯定社会主义的进步、并教育无产阶级意识到其革命潜力的适当方法。高尔基有些神秘地宣告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信，存在就是行动和创造，其目的是每一个人最珍贵的特质得以持续发展，来获得战胜自然力量的胜利，人健康长寿，并很幸福地生活在地球上。”高尔基是创作出以《我的童年》(My Childhood， 1913)为首的自传三部曲作品的有名作家，早期发表了反对科尼岛资本主义休闲享乐文化的言论，因此，他看起来是唯一一位策划对爵士乐发起攻击、提倡把现实主义作为苏联艺术政策特征的知识分子，这些特征一直保持到戈尔巴乔夫时代。

这些并没有降低高尔基在美国作家和知识分子中受欢迎的程度。迈克·高尔德就是这样，他愿意被看成是“美国的高尔基”，但这个时期最杰出的爵士乐诗人兰斯顿·休斯则不然。但是，休斯兴奋地讲述了在他乘坐火车穿越哈萨克斯坦的旅行时，如何参加了1932年为高尔基40周年文学生涯举行的庆祝活动，并发去“火车乘客们给高尔基同志的一封电报，另一封来自[休斯]的黑人群体”。休斯可能不知道高尔基在爵士乐上的立场，虽然高尔基的恶意抨击由玛丽·巴德伯格(Marie Budberg)翻译成英语，不加任何批驳地发表在前卫派刊物《日晷》1928年12月号上，在让·图默的稿子后面，相隔几页。在库尼兹(Kunitz)的《二十世纪的作家》(TwentiethCentury Authors， 1942)里，赫斯顿把马克西姆·高尔基列在她最喜爱的作家之列。然而赫斯顿又对黑人音乐求知若渴，她于1941年写道，她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却看到了共产党的“很多优点”，不过她也在1950和1951年的冷战年代在《美国军团杂志》(Legion Magazine)上发起了对非裔美国共产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她知道高尔基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设计师之一并是为苏联禁止爵士乐奠定基石的知识分子吗？

20世纪30年代，纳粹对审美观进行了官方界定，虽然这种界定行为是“从种族角度”出发，而不是受到政治理论的影响，然而它竟和在苏联刚刚出现的情况吃惊地相似：随着爵士乐和现代主义文学艺术遭到取缔，现实主义得到了官方认可。20世纪30年代臭名昭著的艺术展指南的封面说明了这一点。

1938年，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了一场“堕落音乐”演出，演出介绍手册的封面设计特殊，上面是一个吹奏萨克斯管的定型化了的黑人，戴着大卫王之星[11]。“黑鬼爵士乐”——这是官方用语，不准在纳粹德国的广播电台播放，并被官方斥之为源自“一种病态精神倾向”的音乐，只有“那些远离人民的势利之人才感有趣”。这种音乐的特点是：“所有其他乐器荒诞地渲染节奏，而萨克斯管独奏出曲调。”半个世纪后，萨克斯管成了一位美国总统的标志性乐器，因此，它似乎一直都受到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的非难。

虽然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Goebbels)出版了小说《迈克尔》(Mickael，1931)，书中对梵高实验艺术的钦羡之情溢于言表，但纳粹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摒弃是全面的、毫不含糊的，并由最高权威表达出来，因为希特勒1935年在纽伦堡一个党的集会上宣称，一个维系了几十年的现代主义的“犹太政权”现在要灭亡了：

向我们所展示的所谓“对原始风格的崇尚”，表现的不是一种天真无邪、没有腐化堕落的道德情操，而是彻底腐化、病态的堕落。希望为我们的油画和雕塑作品——只举一个极其愚钝的例子，即我们的达达主义者、立体主义者和未来主义者或虚构印象主义者的作品——开脱的人，显然不理解艺术的使命所在，艺术的使命不是要提醒人是多么的堕落，而是要通过展示健康、美丽、永久的东西，来抗拒堕落这种病症。

在希特勒看来，德国人民长久以来就已经摆脱了那些艺术野蛮人所具有的原始性，现在不仅“弃绝了污七八糟的东西，而且认为其作者或是骗子，或是疯子”。他用命令、威胁的口气说：“我们不会再让他们恣意侵蚀我们的人民。”结果，德国对“种族上低劣、病态的犹太和布尔什维克艺术”予以了摒除和取缔。

1937年在慕尼黑举办的“堕落艺术”展的指南封面上采用的是奥托·弗罗因德利希(Otto Freundlich)从非洲获取灵感的原始主义风格的雕塑《新人》(The New Man)。弗罗因德利希的作品这样被昭然公诸于世，带来了可怕后果：弗罗因德利希是抽象艺术的先锋实践者之一和一个国际“抽象—创造”团体的创建者之一，1943年在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遭到杀害。在“堕落艺术展”开幕式上，希特勒公开谴责“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认为它们“对德国人民毫无价值”。在为艺术展拍的照片上，身穿制服的人在一面旗帜下检查油画作品，如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的《混血儿》(Mulattin， 1913)，旗子上写着：“音乐和戏剧的黑人化和视觉艺术的黑人化意在根除人民的种族本能，并摧毁血脉的重重障碍。”所有犹太人都被看做是与生俱来的“堕落艺术”的创造者，可想而知，政治上反法西斯的艺术家的作品会遭禁，如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在纳粹分子看来，过于现代化的风格或种族色彩浓重的主题也可能使得不问政治的“印欧语系的”艺术家“堕落”——包括画家艾米尔·诺尔德在内，他早在1920年就加入了纳粹党，迫切想为党所接受，但是，他的作品还是被当做堕落艺术展出。他简直不能明白，究竟为什么1933年他被普鲁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诺尔德的《混血儿》画作因其现代主义风格和主题，而不为纳粹所需要；就标题本身来看，它似乎认可了(或至少代表了)种族融合，这是受到美国优生学家影响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以保持“民族纯洁”名义所强烈反对的。

爵士乐和现代主义艺术在纳粹德国被认为是“堕落”的，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颓废”，在这两个国家里思想家都把现实主义拥戴为更适宜的艺术形式。在俄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词在官方术语和政府(和恐怖)允许的政策里成了“进步”艺术的口号；而在德国，现实主义艺术被赞颂为“健康”、“接近人民的审美理想”——对于那些敢于偏离它的人，后果则同样残暴。

现实主义教条在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如此肆虐，这就赋予了美国的现代主义一种全新的生命力和意义。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仍能察觉到艺术在由现代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在美国，福斯和巴尔根本不是什么文化权威，他们只不过是发表了一些论述。只是在后来，这些论述似乎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1939年左右，随着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成为现实，情况出现了转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海关署职员的干预惹得巴尔如此恼怒，还有许多类似的艺术家遭到干预的情况，巴尔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巴尔发展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后来成为在美国几乎被最广泛采用的现代主义原则。另一位遭到阻挠的年轻知识分子是克莱蒙特·格林伯格，1939年，他发表了文章《前卫艺术和庸俗艺术》，这才是他第二次出版作品。他认识哈罗德·罗森伯格，后者当时是公共事业振兴署的《美国指南》(American Guide)系列作品的艺术指导，并把他带进了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n)的学校里艺术家的圈子。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为《党派评论》向格林伯格约稿，《党派评论》最初是一份共产主义刊物，后来发生了变革，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刊物。1939年，格林伯格提交了这篇文章，恰好此后，他到欧洲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旅行。这篇文章最初被德怀特·麦克唐纳拒绝了，他对它不满意，“因为里面是未加论证的泛泛概括”，这一评价让格林伯格“勃然大怒”。《前卫艺术和庸俗艺术》在几经修改后，才得以出版，成为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被收在《党派读者》(Partisan Reader)里，在英国和美国被再次印刷，并且作为支持抽象表现主义的预言性论述被广泛讨论。它也确立了格林伯格作为现代艺术权威的地位。

格林伯格在文章开头严肃宣告，流行艺术和高雅艺术在现代美国已经分崩离析：“同一文明同时产生了两个如此迥异的事物，如T.S.艾略特的诗和一首流行歌曲，或布拉克的油画和《星期六晚邮报》的封面。”同样，谁会把艾略特的诗和曾经一度名声斐然的无线电广播诗人埃迪·盖斯特(Eddie Guest)的诗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存在“一种相互阐明的关系”？格林伯格确定了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这两极终究还是围绕着前卫(“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唯一一种文化形式，虽然它面临灭顶之灾”)和庸俗的“人造文化”(“彩印出来的大众商业艺术和文化、杂志封面、插图、广告、华而不实并带有低级趣味的小说、滑稽剧、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等”)。可以预见，《星期六晚邮报》是纯庸俗性的。但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层次；例如，“像《纽约人》这样一个杂志，从根本上说是奢侈品行业的高级庸俗品，改变并冲淡了很多前卫素材，为己所用”。也有介乎两者之间的作家，如斯坦贝克。但全球已经都是这种情况，以至于“中国人像南美印第安人一样，印度人像波利尼西亚人一样，都变得更喜欢他们的本土艺术的杂志的封面和日历女郎”。随着大众对庸俗艺术的支持与日俱增，反对现代艺术的言论也上升到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层面。

如果在德国、意大利和俄国庸俗艺术是官方批准的文化发展趋势，那不是因为它们各自的政府为庸俗人所操纵，而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庸俗艺术是大众文化，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鼓励庸俗艺术，只不过是极权主义政权企图逢迎其臣民的另一种廉价方式……前卫艺术和文学的主要问题，在法西斯分子和斯大林主义者看来，不是它们太苛刻严谨，而是它们太“天真无邪”了，很难把行之有效的宣传言论注入到它们里面，而庸俗艺术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庸俗艺术让独裁者和人民的“灵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因此，在当时，这种契合所以适当得体是由于便利的缘故，不是说现实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部意识形态有着必然的相似性，格林伯格争辩说：“但是，可以想象，如果大众要求前卫艺术和文学，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在试图满足这样一个要求。”

格林伯格写这篇文章不仅是要说明一种与大众庸俗艺术相关联的民粹主义的极权主义因循守旧感，而且也表明，庸俗艺术对资本主义的美国构成了危险。这给人的强烈暗示是，考虑到这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只有艾略特和毕加索的前卫艺术，甚至现代主义诗人和一度是纳粹同情者的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的前卫艺术为人们进行抵制带来了希望。从《党派评论》体现出来的反斯大林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唯有现代主义似乎已经准备抵制极权主义国家艺术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要把它纳入其体系的逻辑。

《党派评论》的反民粹主义分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反民粹主义分子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现在法兰克福学派游离在国外，成为“纽约社会研究所”。1941年，这个研究所展开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方面”(Cultural Aspects of National Socialism)的集体研究，这个项目提议，要确定出“那些为尚未建立政权的极权主义作公众舆论准备的因素”，包括“每日的新闻媒体、插图杂志和通俗传记里的非政治性的栏目”，所有这些“在把独立的人变成随时准备放弃其个人权利的人方面可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这个项目集中研究的是德国，但是从理论基础上还是强调了“美国民主可能并没有完全脱离这一危险”。西奥多·W.阿多诺作出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对大部分德国中产阶级对他们称为“现代主义”的特征表现出来的剧烈反应进行了心理学分析和社会学分析，比如：激进画家对人类面孔所进行的公认的扭曲，音乐中的不协调，平屋顶，甚至还有爵士乐。

法兰克福学派和纽约知识界以这种方式来诠释现代主义的各种尝试，此外，它们结成同盟，进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这两种做法都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高尔德曾经宣称：“斯泰因并无意于表达思想，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要表达的。”——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里，这是一个致命的评论。现在，对于格林伯格或阿多诺来说，拒绝表达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最重要的成就，而且是他或她抵制市场意识形态以及最终抵制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拉皮条者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这似乎是一个更加合乎情理的立场，因为它反映了极权主义美学所具有的更为尖刻的论调，并为其所反映。

例如，1947年符拉迪米尔·凯默诺夫(Vladimir Kemenov)带着对马克思的诠释以及对相对比较温和的性观点的愤慨谴责了一些艺术家，如乔治亚·奥基夫，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凯默诺夫也痛斥毕加索和雅克·里普奇茨(Jacques Lipchitz)，他们两位曾为斯泰因画像。“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其虚伪性、反现实主义的好战性、对客观知识和在艺术中真实展现生活的敌视。”他对比了“反映当代反动资产阶级精神沉沦的当代神秘主义的病态艺术”和苏联艺术家创造的“流行的新现实主义艺术形式”。凯默诺夫还强调说，人们对“抽象艺术”开始集中关注，这是最近的事，他引用了1943年对美国绘画进行的一项研究，其结论仍然是多数美国艺术家尚“未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是，到1947年，《生活》和美国新闻处的出版物《美国》开始宣传现代主义，这标志着现代主义正在趋近资本主义的国家艺术的身份。

论辩已经成为冷战的一部分，诸如凯默诺夫等进行的攻击只会坚定美国把现代主义重塑为民主艺术的决心。在这个过程中，一小撮知识分子的看法开始在文化机构的多个层面影响政府政策和决策过程。文化自由委员会主办了现代作曲家音乐会，那些作品曾被希特勒或斯大林所禁，有些作品，如奥尔本·伯格(Alban Berg)的作品同时被两者所禁。1951年，美国国务院为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维吉尔·汤姆森(Virgil Thomson)的歌剧《四个圣人三幕戏》的演出支付了费用，而在1934年，这部作品曾让评论家那么迷惑不解。1934年演出这幕剧时，斯泰因选用的全部是黑人演员，这种做法在当时似乎是可疑的，但1951年，组织者在官方信函里强调：“从心理原因来讲，《四个圣人三幕戏》的整个演员阵容应当是美国黑人，由此来反击‘种族压迫’的说法，并先发制人，以防止人们进行批评，说我们不得不用外来的黑人，因为我们不会让我们自己的本性‘展示出来’。”演出的主角由莱昂泰恩·普赖斯(Leontyne Price)担任。

1951年，美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前任主任詹姆斯·约翰逊·斯威尼(JamesJohnson Sweeney)主持了现代艺术展，在官方进行新闻发布时宣称，这场艺术展(美国收藏品，包括马蒂斯、德兰、塞尚、修拉、夏加尔、康丁斯基的作品)不言自明地论证了美国的艺术自由：“展出的作品本不可能会被创作出来，展览也本不会被极权主义政权所允许，如纳粹德国或当今的苏联和其附属国，这体现在那些政府把这次展出的许多绘画和雕塑作品标示为‘堕落的’或‘资产阶级’的。”这和艾森豪威尔1954年在美国当代艺术博物馆25周年纪念日时表达的看法是很相符的。议员唐德洛(Dondero)连同其对现代主义长篇累牍的诽谤(在引言里提过)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因为他听起来像是在重申希特勒的艺术品位或在表达和斯大林相同的艺术品位。在这种情况下，对现代主义进行支持似乎只不过是在情理之中。

甚至好莱坞的动画片也反映了对现代主义和爵士乐态度的转变。1939年为施莱辛格(Schlesinger)工作室工作的代表性动画家在表[12]里被描绘成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并“认为诺曼·洛克维尔(Norman Lockwell)是一流的”，而“厌烦毕加索、梵高、雷诺阿或任何‘未来主义派的家伙’”。但在1951年，画家埃温德·厄尔(Eyvind Earle)加入了迪斯尼，并在高菲狗短片《公牛为谁哀鸣》(For Whom the Bulls Toll)里制作了不同凡响的实验性背景画，因此受到赞誉。鲍勃·克兰佩特(Bob Clampett)的《煤黑公主和七个小矮人》(Coal Black and the Sebben Dwarfs，华纳兄弟公司，1943)采用的都是黑人演员，配乐很有名，是艾灵顿(Duke Ellington)的《为欢乐而跳跃》(Jump for Joy)，但是，由于采用了有争议的黑人传统形象，而破坏了其完美性，并招致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抗议。

现代主义在很多阵线上都渗透到了流行文化(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庸俗对立面)当中。1949年8月8日，《生活》刊载了一个有名的关于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插图故事。在1951年3月5日出版的一期《时尚》上，人们既可以欣赏波洛克的背景画，又可以同时倾慕时尚模特。在《家居与园艺》(House and Garden)1954年3月号上，有俄亥俄州一个邮购公司作的非洲面具广告，标价5美元一个，包括邮资在内。

现代美国作家的作品，包括福克纳和詹姆斯·T.法雷尔的作品在内，被美国政府向国外宣传；他们的作品出口到国外，被翻译出版。冷战的阵营使得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这场意识形态的对抗中起到了一个核心作用。在理查德·赖特的《局外人》(The Outsider， 1953)里，主人公克罗斯·戴蒙(Cross Damon)

对共产主义政治家和法西斯主义政治家的狡黠惊异不已，他们禁止邪恶的爵士乐进行传播。现在，他也明白了，为什么共产主义分子没有像他们那么慷慨激昂地立下的誓言那样，在掌握政权后把资本家和银行家枪毙，而是睁着血腥的眼睛，径直捣向教师、牧师、作家、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和被废黜的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者，认为这些人对他们维持并延伸其权力构成最致命的威胁。

在这个世界上，先锋派艺术家、教育家和知识分子至关重要。其作品曾被禁(或仍然被禁)，这一事实就说明了它们的重要性；美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国家扶持下发挥了作用，此后，他们再也没受到过如此的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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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反对极权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故事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很多艺术家和作品从初露端倪的现代主义转向了新现实主义：约瑟夫·斯特拉的《科尼岛：光之战》(Coney Island：Battle Of Lights， 1913)和他的许多关于布鲁克林的绘画为天主教新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所追随，来表现圣母或基督诞生的情形；在一个著名时期(1915年左右)，马克斯·韦伯从杜尚的作品得到灵感，创造出了《纽约的高峰时刻》(Rush Hour， New York)、《中央大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和像拼贴画一样的标志性立体主义作品《中国饭店》(Chinese Restaurant)，此后是一个新的代表性阶段，此间，韦伯在作品如《主教》(Patriarchs)里强调了犹太宗教的主题，尤其是哈西德教派的宗教主题。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斯泰因收集了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现实主义画家的画作，1933年，她发表了《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这本书现代主义性最不强。理查德·赖特在重写《长长黑人歌》或从《今日之上帝》转而写《土生子》的过程中，减弱了其现代主义策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虽然是现代主义崭露头角的神话，但现实主义也得到普遍加强。这个故事还遗漏了一个事实，即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对立是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焦点的——在把相关的文学与斯大林主义或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并把现代主义塑造为真正的进行抵制的艺术时，会间接遇到这个特征。

就是在这一方面，有一种成功的合并：即有现代主义端倪的各种故事的神秘融合——据此，梵高从《吃马铃薯的人》(The Potato Eaters)转到《星夜》(Starry Night)，或杰克逊·波洛克从联邦艺术计划转向抽象表现主义。从美学角度来讲，他们的转变都可以被视为个人进步，还可以被视为美国民主的政治进步。把现代主义新老故事叠加起来合并成为一个单一、永恒的现代故事具有一个优势，这个故事有助于把任何现实主义演绎成老套过时，并且和极权主义有着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现实主义最好可以被想象成是现代主义必须脱离的窠臼，最坏可以被想象成恐怖的制造者，这有助于使现代主义成为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真正的表现艺术，成为美国民主的标志性表现。

20世纪40年代，在纽约知识分子和法兰克福学派间酝酿出了现代主义的正统性，这避免了和一些不愉快的事实的正面冲撞。阻止现代主义神圣化的最大障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和苏联共产主义者都有现代主义阶段，二是(作家阿多诺注意到)许多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是“反动分子”，他们中的一些表达出了反闪情绪，根本不是支持民主的中坚分子。而且，这种正统性解除了现代主义也是神经错乱的结果的可能性。因为现代主义美学没有指出可以指出的政治痼疾，而是强迫读者思考意义的消失，并接受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徒劳、荒谬的世界，其中，美的形式是唯一重要的主题。

第十四章 面对极境

电影导演约瑟夫·洛西(Joseph Losey)曾对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人们感到幻灭的特性进行评论说：“在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后，在罗斯福死后，在反共调查事件后，只是在那时，人们开始明白，美国梦根本是不现实的。”美国作家如何把20世纪40年代的一些极端经历写入小说？这些经历包括：欧洲犹太人遭到大屠杀，以及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遭到原子弹轰炸而毁灭。无数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人而被拘禁、被折磨或惨遭杀害，平民只因为他们生活所在的地方而遭到杀害，在一个这样的时候，族裔作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呢？现代主义策略对展现二战那么残忍地重新界定的现代性世界有所帮助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让对现代性带来的最可怕的梦魇般的恐惧成为现实，甚至超越了它。《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里的立陶宛人描述了高雅的女士到芝加哥的工业屠宰场游览的情形。安婷讲述了在德国边境被消毒的一幕。迈克·高尔德感到，乘坐地铁像是在坐运送牛的车。萨洛扬把死亡想象成广告口号的话题。罗斯的幻景中利用了他能想象到的最高形式的能源之一：电。现在，交通工具如飞机和火车已经成为杀人的工具。回溯到一战时士兵所用的俚语“电车”，意为“笨重的远程炮弹”。

玛丽·安婷在其最后发表的文章《同一屋檐下》(“House of the One Father”)——发表在路易斯·阿达米克的《共同立场》(1941)上——里反思了新的危机时期的群体附属关系，这篇文章恰好出现在大屠杀突然全面展开之前。1941年12月，希特勒的党卫队就在安婷的家乡波洛茨克杀害了7000名犹太人。安婷仔细考察了希特勒在“不宽容的后果上的客观教训”，纠正了自己的态度和做法，并质疑她自己“脱离”犹太人生活的行为：“一个无限扩大的犹太问题通过暴力的形式被反映出来，由此，我时至今日才发现，自己被忘却的古老纽带所牵引。走你自己不同的路，把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中的朋友和同志抛在身后，这是一回事；而当这个世界在把他们驱逐出去之时却不惦念他们，这是另外一回事。”然而，这种休戚相关感对安婷来说并不意味着回到“她的人民”当中或回到她的过去是易事或可能的。

我不能够回到犹太老家，就像我不能回到母亲的子宫一样；我也不能体面地继续享受个人幸免于恶毒的反犹太主义时期犹太人所遭受到的惩罚的生活。我需要分担我的民族的苦难，至少能做到的是宣布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这里，我的情形是独个犹太人历史悲剧的一个暗示，他的本意是要在人类的普遍关系中失去个性，却被反犹太主义行径赶回到某种没有墙的犹太人区。上帝佑助，我不会让自己遭人驱赶。

事实上，她现在把更宽泛的意义上的群体忠诚建立在思想自由和结社自由上：

我对那些感到为那项辛苦的工作所召唤的人毕恭毕敬、满怀敬意，除了不经意的情况，我不会再让自己精疲力竭地从世俗的或民间的角度来捍卫犹太人，虽然我对犹太人的了解可以阐明一种特定的状况。不要把自己和犹太人的命运割裂开来，而是要建立更加坚不可摧的联系纽带，我在此宣布，让我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成员而获得生命、我最完整意义上的责任感被激发出的那一点，是深植在犹太人所处困境的疼痛和恐惧之中的，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接合处，我把对一个群体的迫害或贬低——任何群体，无论其种族、信条或肤色——都看做是对民主的侵犯。

安婷所希望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民主的群体成员身份，它包括个人表达与任何受迫害的群体团结一体的权利，同时保持思想自由、拒绝被卷入某些“没有墙的犹太区”的权利。安婷要求的关系纽带是建立在过去经历的“犹太人的事情”以及一种民主人道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现代感基础上的，而不是她所说的“世俗的或民间的角度”。安婷死于1949年，这是她最后发表的言论。

也是在1949年，当时已经成为教友派信徒的让·图默在费城发表了题为《人的味道》(“The Flavor of Man”)的威廉·佩恩讲座[13]。他在这个后来被发表的演讲里，思考了这个时代的一些严肃问题。他的开场白语气轻快，提供了为一个神秘的“水晶苹果”列出的物种名录，它是一种“极其诱人的黄瓜，在所有阶段都很圆，水晶白，有一种甜味，但缺少黄瓜味，这很不同寻常”。图默认为这是“20世纪的典型”特征，别出心裁地生产出一种不是黄瓜的黄瓜。同样，面包也失去了面包本来的味道。现代美国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味道，这一点在以前就被许多移民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观察到了，以《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里街头希腊小贩抱怨美国西红柿为开端。图默也流露出环境保护论者的论调，他发现水喝起来不像是水，因为美国河流水质已经恶化。“我们城市里的空气正变成烟雾”，“我们的文学没有了文学的味道”。他进而对冷战和二战评论说：“这个时代突出的一个事实是，我们拥有没有和平味道的和平。但是，我们发起的战争具有战争的全部恐怖味道。我们制造的炸弹不是水晶苹果。”稍后，他提到广告牌，引出另一段评论：“我乘火车到费城的途中，车在一个站停下，附近有一个标有大写字母的建筑物：残骸，我们的专长。这是指汽车。而我想起了人类。”现在，图默要听众记住这个“所谓和平时代的社会”，它是贫民窟、医院、救济院里“成百万”受残害的人类和处于战争中的社会产生的残损之物，这些残骸遍布整个世界，就像“被掩埋起来的无数伤残躯体”一样。图默在集中谈论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精神病院的病人被摧残的情况时，引用了一位调查者的话，后者把病人的严酷情况与“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的情形”作了比较。图默把这一强烈相似之处扩大并普遍化：“我们那么多亲人生活在所谓的庇护所、犹太人区、集中营和移民区，和一些严重降低到人类标准之下的高地。一些人是白肤色，一些是黑肤色，一些人是犹太人，一些人是非犹太人，一些人是共和党，一些人是民主党，这些重要吗？重要的是他们是人。”图默思考着“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统治者正在考虑并准备为——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在准备防止——一场可能确实会以消灭人类而结束战争的战争。”他生动描述了“教育和灾难之间如火如荼的竞赛”。“可供选择的出路，我深信，不外乎这些：超越或灭绝。”

安婷和图默是转向普遍主义的那部分人，而普遍主义似乎是那些对二战进行思考的人得出的第一个教训。强调民族性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强调我们具有共同人性的时代到来了。

另一个策略便是间接性，或是一带而过或是随意省略。例如，玛莎·福利(Martha Foley)的《1944年美国最优秀短篇小说选集》(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of 1944)，包括索尔·贝娄、谢利·杰克逊(Shirley Jackson)、卡森·麦卡勒斯、利昂·苏尔梅利安(Leon Zurmelian)、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其他人的作品。有几部作品都暗示了二战的极端性。出生在布鲁克林的欧文·肖(Irwin Shaw)在《退役老兵们的思考》(“The Veterans Reflect”)里，有一个接近瑞士边境的男人的一段长篇内心独白：“现在他的名字在地球上家喻户晓、在每个丛林中万物皆知……3000万人因为他的存在而过早地死去，上百个城市因为他而被夷为平地。”直到后来才揭示出“他”就是希特勒。俄裔移民符拉迪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故事《曾经有一次在阿莱坡……》里的叙事者用一个句子引述了他在法国从俄国难民那里听到的事情：

那些恰恰有犹太血统的人说，他们命中注定要遭厄运的亲戚被塞进通往地狱的火车；我自己的困境，对比之下，具有了一种不现实的寻常姿态，当时我坐在一个拥挤的咖啡馆，面前是乳蓝色的大海，远在海天之外是灰濛濛的天堂，身后传来似是空壳里发出的低语声，讲述并重复着大屠杀和人们遭受的苦难，严厉的领事如何行事和冒出奇思怪想。

多萝西·坎菲尔德(费希尔)的《节孔》(“The Knot Hole”)讲的是一群囚犯，他们乘坐一辆开往法国的拥挤棚车，后来被遣返回德国。在框架叙事之后，叙述以一种卡夫卡式的方式开始：“我认为很可能是意外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是那样。或许那里能腾出空间——如果你可以称它为空间——给再多出来的一个人。”

有的作品在安排小说框架时避免直接表现，一个很好例子是艾萨克·巴什尔维斯·辛格的《莫斯卡特家》(The Family Moskat)在《犹太人前进日报》(Jewish Daily Forward)上以意第绪语连载两年后，1950年以英语出版。它展现的是一个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在二战刚刚开始、德国炮轰华沙前结尾。辛格选择在华沙犹太区那些日子里和大屠杀前戛然而止，小说结尾后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暗示渗透在整部书里，从尚未为犹太区墙壁所纷扰的街道地貌到小说最后赫兹·亚诺瓦(Hertz Yanovar)为澄清其预言用波兰语说的话“弥赛亚很快就会到来。”“死亡就是弥赛亚，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小说在此结尾。

辛格也把居民区遭受轰炸的经历和现代主义进行了类比：

在兹洛塔街他们路过一个被轰炸了的房子。从中发出石灰、煤、汽油的味道和冒着烟的灰烬的味道。房子前部已经坍塌；一片天花板斜跨在一堆砖瓦、灰泥石和玻璃上。他们辨认出房间里面的东西，有床、桌子和照片。这令阿萨·赫谢尔(Asa Heshel)想起了现代主义戏剧的场景。

二战的严峻现实已经超过了最狂野的现代主义的梦魇了吗？

小说开始时雷布·梅休兰姆(Reb Meshulam)到达华沙：“一辆辆被涂成红色的电车隆隆驶过，头顶上的电线噼啪放出蓝色火花。”辛格的小说人物穿越的街道已经成为监禁线；被墙围起来的犹太区内带有犹太星的电车和马车与对华沙的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联系起来。火车站是到达这个城市的落脚点，却成为通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屠杀中心的中转站。辛格在华沙长大，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离开那里，移民到纽约。他对于小说结尾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选择了沉默，只是暗示，而不是直接表现出来。

在这一方面，辛格的《莫斯卡特家庭》与同年出版的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墙》(The Wall， 1950)截然不同，后者全面详实地展现了华沙犹太人的生活，从纳粹侵占华沙后强迫建立犹太人委员会到关闭犹太人区，并把犹太人大规模移送到特雷布林卡。小说以一个被发现的文件——诺奇·莱文森(Noach Levinson)档案——的形式讲述故事，写的似乎是从意第绪语原文翻译过来的英文，有编辑评注。《墙》对在华沙犹太人区的经历和思考逐日进行了带有标注日期和注释的叙述，或许是第一部全面、集中正视大屠杀的美国小说。用“大屠杀”这个词并不是不合时宜，赫西用它来描述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他可能是这样做的小说家中的第一人：1943年，一对夫妇争论应不应当在一个隐秘的地窖里对早产的婴儿实行割礼，父亲认为“在一场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的时候行割礼会是荒唐的”，而母亲不赞同，诺奇·莱文森补充说：“斯宾诺莎[14]①曾一度认为，行割礼本身就足以保证犹太民族能够活下去。”

莱文森在他的档案里记录了外部事件和内心情感、微小细节和重大事情，近距离聚焦在一小群人身上，他们对华沙犹太人区的恐怖情况反应各异。莱文森与社会主义犹太防御组织(Hashomer)关系密切，但是政治分歧和人物差别得到了详尽的描述。例如，共产主义者在弄清斯大林在1939—1940年间的政策时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时期。一些人物表现出大大小小的英雄主义，但赫西也描写了一个年轻人，他要他自己的父母同意被放逐出去，为的是他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在“犹太人被禁止乘坐电车和公共汽车”前，雷切尔·阿普特(Rachel Apt)“在犹太人区外长途漫步并乘坐电车——沿着维斯瓦河，到萨克逊花园、波托茨基宫殿，途经布里斯托尔大饭店和欧洲大饭店，甚至到了郊区普拉格(Praga)、佐利博兹(Zoliborz)和布鲁德诺(Brudno)。似乎她在试图记起她所在城市的波兰部分、她人生的波兰部分”。随着隔离墙被建起来，莱文森对它进行了精到的细节描写，这种描写使得官方说它是一堵“阻止疫病传染的墙”的解释显得荒谬：“这堵墙实际上意欲阻止人类通过。”但是，他内心的反应也让他迷惑不解：“我们会在一起，却没有那些生活在波兰人和德国人中间的时候所不断产生的小摩擦……我是快乐的。”

不同的措施产生的累积效应不容易被发现，这乃是计划之中。当“重新安置”开始后，一种模式暴露出来：“莱文森周围的人发现，一切比他们可能担心的要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转折点是斯洛尼姆(Slonim)履行一项使命的时候，他去核定载牛火车驶往哪里。他发现了有关特雷布林卡的事实，地下社会主义刊物《暴风雨》(Storm)以一种假想读者已经知道——但不愿相信——的方式报道了他的发现。赫西不只是简单地再现了这个报道，而且通过展现雷切尔·阿普特读报道的一个个片段，产生出一种现代主义的断断续续的效应，因为这些词“似乎在她的眼前跳跃、晃动；她看到这些片段时，几乎不能相信它们”。

……有三个墙壁一片空白的房间，大约2米高，面积有25平方米，房间前面都有一条狭窄的走廊……有阀门的管道……外面，令人好奇的铲斗让人想起船上的通风设备……一头是发电机房间……门周围和铲斗和阀门处被密封起来……地板上铺着陶瓦，因为潮湿变得很滑…………尤其因为第一个围栏里的分类标志的讽刺意味而吃惊——裁缝、制帽商、木匠、筑路工等等——这会让犹太人认为他们要被分到远东服劳役……一个看起来温和的纳粹党卫军官员和善地说：……在沐浴消毒后，这些财产会按照你们的收据返还给你们……一路上赤身裸体，拿着一小块儿肥皂和文件……大约15分钟……由犹太辅助人员拿着，由囚犯头卡波斯(Kapos)——其身份标志是膝盖上的一块儿黄布片——引路，到墓地……这一职责，根据我们的情报员在马尔金尼亚(Malkinia)南部几公里处采访的一个逃出来的囚犯头，可以尽其所能试图……为推土机所覆盖，其狄赛尔马达的排气筒放出了特雷布林卡悠长不断的音乐……

莱文森听到人们争论斯洛尼姆的讲述是否“真实”、“准确”、“夸大其词”、“社会主义者蓄意制造的恐慌”，甚至……“完全是异想天开——一种残酷的空想”，他担心：“如果这里人的反应是冷漠无情、疑团重重，在地球上未被触动的尽头，在墨尔本、里约热内卢、上海、芝加哥，那肯定会是什么样子？永远不会有并曾经没有什么？”现在，他决定要奋起保存其档案作为证明。随着犹太区的面积缩减，像莫迪凯(Mordecai)这样的工人不得不拆毁他们被迫筑起的房子，莫迪凯感到他似乎身处一个回放的德国慢动作恶作剧的影片里。莱文森的档案里有一个条目用不连贯的、海明威式的句子描述了处于死亡边缘的一种加速度的生活：“我们想把我们剩下的几个小时里塞满尽可能多的东西。胃口被撑大了。调情变得仓促。求爱过程被缩短了。甚至我们在和别人说话时也直奔主题。我们似乎靠电报技术生活。”当人们的名字在犹太委员会被宣读出来时，他们会说：“是被驱逐还是活着，听天由命吧。”德国指挥官日渐提高“重新安置”率的政策，向犹太委员会索要“100万兹罗提①[15]税，他说，来赔付被重新安置的犹太人对铁路路基造成的损坏”。

和辛格一样，赫西在《墙》里展现了1943年5月被烧毁了的、超现实主义的犹太区废墟：“这是个别样的星球。似乎在我们所在的犹太区除了火焰和垃圾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剩下。冒着烟的火焰形成的一轮轮离奇的小落日凸现在坍塌的瓦砾堆上。街道只不过是遍地垃圾的荒漠里的凹地。在断壁残垣或烟囱依然伫立的地方，是一个粗糙的、锥形的、自然主义的石笋状建筑。这一场景可怕、令人不安。”奇迹是，莱文森是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中的一个，虽然他在犹太区被毁一年后由于体能损耗死于大叶肺炎，但他的档案保存下来。

赫西计划在小说里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在写第一稿的过程中转换到莱文森这个第一人称单数来叙述，因为故事“不能由一个一切尽知、一切皆见的约翰·赫西来讲述”。莱文森注重细枝末节、甚至学究式的风格，在每一个开头都提供事件的参照日期、条目和来源的格式，奇怪地拉近了而不是疏远了读者。作品的一些翻译特质也产生了同样的效应。大卫·戴奇斯1950年对《墙》进行评论时，把它描绘成一个“怜悯之情铸就的奇迹”。

约翰·赫西是一个非犹太美国作家，出生在中国，在格罗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受教育，在对主要美国少数族裔现代主义者进行纵观概论时，要把他包括进去，可能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选择。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确实偶尔运用现代主义手法。人们认为他不是“少数族裔”，虽然他作为美国传教士的孩子在中国度过了性格形成年代，他的人生故事和一个移民的经历有某些相似之处。亨利·露斯(Henry Ruce)、赛珍珠(Pearl S.Buck)和爱德华·F.海斯凯尔也是作为传教士的孩子在美国国外长大。赫西是一位多次为族裔主题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他曾经给辛克莱·刘易斯作过秘书，后来为卢思的《时代》杂志和《生活》杂志作二战记者，报道了太平洋剧院、行军中的红军和意大利战役。

他在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阿达诺的钟》(ABell for Adano， 1944)里，描绘了一个移民回归祖国的熟悉的族裔主题。赫西把这一熟悉的情节带入战争，展现了美军少校乔波罗(Joppolo)——他的父母从佛罗伦萨移居美国——来到虚构的西西里的阿达诺镇，并在法西斯统治期间及战后帮助那里的生活恢复到正常秩序。他是一个普通的美国英雄，不得不应对一套僵化的军队官僚制度和一个贫困村子里相互冲突的需求。正当他想为这个镇争取一座新钟的方案获得成功时，由于一个以乔治·S.巴顿为原型的愚蠢将军从中干预，他被解职。这位民族英雄不仅仅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是优秀的“美国人”。乔波罗这个人物的原形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弗兰克·E.托斯卡尼，在盟军进驻时，他确实在意大利，并送给丽卡特镇一座钟。赫西1944年的这部受人欢迎、异常欢快的小说在欧洲胜利日被授予普利策奖，并被改编成一部轰动的百老汇剧，由弗雷德里克·马奇(Fredric March)主演，还被拍成一部好莱坞电影，由约翰·霍迪亚克(John Hodiak)担任主角。纽约一个饭店根据它命名，而黛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对它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它是一部一个记者“为战争”而写的小说。

《阿达诺的钟》的读者在1946年看到8月31日的《纽约人》很可能欣喜不已，上面有一个夏日休闲活动的喜庆封面，因为除了“城市风云”部分，整刊都是约翰·赫西一个人的长篇稿件，只是穿插些广告。但读者发现的是一个关于“广岛”的给人沉重打击的报道，讲的是以飞行员母亲的名字“伊诺拉·盖伊”(Enola Gay)命名的美国轰炸机B-29投下原子弹时广岛普通人的经历。赫西试图引起人们对那些广岛人的同情，他们面临着极端状况和无法想象的恐怖，而暂时从这些新形式的大规模灭绝中奇迹般地存活下来，虽然他们没有逃脱其可怕后遗症。赫西的创作被认为是非现代主义的，甚至一些评论者也认为它“平淡乏味”。

伤痛可能是海明威作品里冷漠、非同一般的主人公的象征，或是迪多纳托的主人公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基督被牺牲在混凝土里的不可逃脱的命运的象征。在广岛，这些伤痛没有什么不同寻常或英勇豪壮的，伤痛已经变得相当广泛，事实上似乎是普遍存在。移情是现代主义者对现实主义者进行攻击的目标之一，移情发生了什么情况？移情是否“庸俗”？人们是否应当对20世纪受害者的苦难闭口不谈，就像格特鲁德·斯泰因一样？从《三个女人的一生》里三个女人的死到斯泰因1946年的《对原子弹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Atomic Bomb)的清晰脉络，她似乎表明了这种态度：

他们问我对原子弹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尚未对它产生兴趣……如果它确实具有破坏力，致使世界什么都没留下，而且如果那没有什么，没有人去感兴趣，也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又有什么用。如果它们不是那么具有破坏性，仅仅比其他东西破坏性稍微大或小一些，那么这就意味着除却所有毁灭，地球上仍然留有好多人们感兴趣或心甘情愿的事，具有毁灭性的原子弹只是发明它或发起它的人所关心的事情中的一件，事实上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对它做些什么，所以你只得像以往一样继续生活，所以你看原子[弹]根本没有意思，并不比任何其他机器有趣，机器只在被发明出来或它们所能做的事情方面有趣，因此为什么要感兴趣。我从未对原子弹产生什么兴趣。

人确实得变成一个冷漠的现代主义者，才能欣赏斯泰因说的这番话，因为斯泰因在此流露出来的同情心和《三个女人的一生》里的叙事者对踏上不归路的梅兰卡莎的一样多。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原子弹是原子弹是原子弹。”

对广岛进行的毁灭性轰炸估计造成了10万人丧命，还有更多的人后来因为烧伤和辐射而死。这一令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死亡的事实如何呈现给读者，才能让他们关心、同情受害者并且感同身受，而且是在报纸对轰炸的技术细节进行了全面报道之后？赫西采用了已被尝试过的老手法，创造了一些现代世界任何地方的读者都能识别的场景——早上醒来、做日常生活家务或乘坐电车到某个地方去，就在此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人物不得不面对这一极端情况，他们只是慢慢地才开始意识到其整体力度和范围。其中一些人看到“无声的闪光”，它比理查德·赖特的Brrrrrrriiiiiiiiiiiiiiiiiiiinng更恐怖。赫西选择的时刻“恰好是1945年8月6日早上8点15分”，他集中描写了六个当时幸免即刻丧命厄运的存活者：

他们中每一个人都历数了许多小的偶然性的事件或决定——及时迈出的一步、去室内的一个决定、赶上那趟电车而不是下一趟——保全了他的性命。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他能存活下来就相当于有过十几条命，并亲眼目睹了很多人死去，其数目远远出乎意料。

他采访的目击者当中，有德国耶稣会会士威廉·克莱因佐格神父，卫理公会教士谷本淳先生，红十字医院外科大夫佐佐木辉文，一个和佐佐木医生并无干系的小职员佐佐木年子小姐，内科大夫藤井正和医生，以及一位有三个孩子的裁缝的遗孀中村初洋夫人。

佐佐木医生在去上班的路上“没用等就坐上了一辆电车”。赫西接着说，“他事后盘算，如果他那时再多等几分钟电车——这是非常平常的事——他就会靠近爆炸中心，而且必然会丢掉性命。”电车也是一个后爆炸神话中的一部分，这些神话用以向那些可能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人解释这一非同一般的事件：“炸弹根本不是炸弹；它是一种精细的镁粉，仅由一架飞机喷洒在整个城市上空；当它和城市供电系统的通电电线接触时，就爆炸了”，这样的事只可能发生在“大城市，而且只在白天电车的电线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运作的时候”。广岛定然符合了那个故事的需要，因为它拥有123辆电车的庞大队伍——其中只有三辆在遭受袭击后还能运行。一些汽车只留作爆炸的巨大光亮遗留在街道和一些石墙上的阴影上。

这些持久的阴影杰作帮助专家通过建筑物的各种影像作三角测量，找出了爆炸震源所在的位置，根据1945年的美国用语，这个位置被叫做“爆心投影点”，这些影子本身似乎是另外一种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暴烈形式的模仿。

几个人的模糊轮廓被发现了，据此，人们编造出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既有想象成分，又依据了精确细节。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在梯子上作业的油漆工，他正在一个银行大厦的正面往油漆罐里蘸刷子时，这一动作被定格下来，成为一种浅浮雕式的雕像；另一个是在科学和工业博物馆附近的一个桥上——几乎就在震源正下方——一个男人和他的马车如何被掀翻，变成一个浮雕式的影子。很清楚，他要用鞭子抽他的马。

现代形式的毁灭似乎是对现代艺术的一种嘲讽。这些阴影不是唯一奇异的伪现代主义创作，导致这些创作产生的就是“从早上24.5万人口的喧嚣城市到下午仅仅是一片废墟”的突变。仅仅一架在晴空飞翔的飞机竟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坏而没有任何前兆，这很是奇怪，即使科学家作出了解释，人们的困惑依然不减。大自然被改变了。克莱因佐格神父看到一个“在藤上被烘烤过的”南瓜和“在地底下烤得很诱人的马铃薯”。佐佐木小姐注意到“野花在城市的白骨里绽放。炸弹不仅让地下植物完好无损，并且刺激了它们生长”。爆心投影点很快就被决明①[16]覆盖，以至于“似乎飞机上装载有决明种子，连同炸弹一起被投了下来”。

赫西擅长描绘人类遭受毁灭和变得畸形的恐怖情形；他这样描写一群日本士兵：“他们的脸全部被烧伤了，他们的眼窝深陷，他们那已经熔化了的眼睛里的液体顺着面颊流淌下来。(炸弹爆炸的时候，他们肯定是脸朝天；或许他们是防空兵。)他们的嘴巴成了布满脓汁的肿胀的伤口，他们的嘴甚至不能张开去含茶壶的壶嘴。”

赫西在把人们表现出的坚忍反应普遍化时甚是谨慎，用的是：“‘没办法’(Shikata ga nai)，一种日语表达方式，像俄语单词‘没关系’(nichevo)一样常用，并和它对应：‘没办法。哎呀。糟透了’。”

他在贴近他所访谈的人们的观点同时，只是让道德观点悄然浮现出来，例如佐佐木医生说：“我想……此刻在东京，他们在审讯战犯。我认为他们应当审问那些决定使用原子弹的人，而且他们都应当被绞死。”虽然使用原子弹是战争行动的一部分，但是，正如梵蒂冈所质问的，大规模杀伤和致使那么多平民伤残是情有可原的吗？

《纽约人》里的广告造成的干扰有时是神秘可怕的，它提醒人们，市场和商界甚至对最极端的人类暴行都无动于衷。在赫西描绘“从早上24.5万人口的喧嚣城市到下午仅仅是一片废墟”的变化的那页的反面却是美国无线电胜利唱片公司推销其商品的广告，来突出表现公司在开发“夜袭镜”方面的工艺技能，夜袭镜是一种红外线望远镜，把它安置卡宾枪上，能够让士兵全然在黑暗中射中75码远处的一个人大小的目标，广告自豪地宣称，这一发明创下的战绩造成了“在冲绳岛战役前三周的日军伤亡人数占总数的30％”。稍后，赫西描写日本科学家对轰炸的分析时，一个“联盟”的广告警告读者说：“现在——在这个原子时代……一颗炸弹就能摧毁自由女神像……还有自由。我们再也不能让一个雕像来携持那个火炬了。”另一个“部分秃顶或全秃者的假发广告”恰好挨着赫西对受到辐射幸存下来的受害者的许多病症进行惨痛描述的那段文字，这则广告似乎是被粘贴上的，好像是《纽约人》一个怙恶不悛的编辑故意这样做的；和广告里“假”和“发”之间的位置对应着的是赫西的文字：“主要的症状是脱发”。挨着赫西有关广岛“授权并建立了400个家庭的‘临时房简易住房’”信息的，是霍尼韦尔(Honeywell)公司的一个广告，在“现代艺术，啊，格蒂？”的标语下，它告知读者，霍尼韦尔的一个“根据激励—保健理论设计的个性化的加热控制”是一个比达利的原作品收藏更为重要的小物品。现代主义正成为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并成为一种商品，这个事实在34街一个名字为小写的“现代时代”的广告里也可见一斑。一辆普式火车广告把一个郊区站台上在寻找自己名字的所有白人乘客描绘为公司的投资商和共有者，他们的名字被写在一节车厢上，一个洋溢着幸福微笑的黑人行李搬运工正在从那节车厢向外观望。这表明了取得双重胜利的战役影响到美国的程度以及一种“美国进退两难困境”感深入国家的程度。

赫西的报道极为成功，因为读者似乎是生平第一次审视这件已经发生了事情。一个个幸存者的故事累积起来，其效果比许多以前出版的比较“客观”的其他描述更加有力。《纽约人》很快就被卖空，随后，赫西的报道被集结成书，不断被出版，政府感觉到必须为使用这种武器找出一个比在赫西的《广岛》(Hiroshima)发表之前所提供的解释更加充分圆满的解释。

纽约的知识界可能把赫西的作品看成是格林伯格称之为“庸俗”的东西。德怀特·麦克唐纳抱怨说，赫西在《广岛》里表现出来的“温文尔雅、态度缓和、克制收敛的自然主义”，“无论从美感上还是从道义上来讲，都不再足以应对现代世界里的恐怖”。根据麦克唐纳的看法，赫西“没有捕捉到想象中能够创造出整体的那个细节的敏锐眼光”。尤为糟糕的是，赫西在《纽约人》上清新冷静的小说里记录了“广岛上‘小人物’遭受的痛苦，他们相当于是小白鼠，因为读者——或至少我这位读者——被迫对他们产生怜悯、恐惧或愤懑”。玛丽·麦卡锡认为，《广岛》里采用的“人情味”方式是“对原子战争事实进行的枯燥乏味的扭曲”。她加上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为了能给原子弹以公正，赫西先生甚至可能必须去探访死者。”

赫西缺乏让读者感到“晦涩难懂”的特质，而且也没有自觉地进行实验的特质，所以，他肯定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者，即使哈里·莱文在1947年的《袖珍詹姆斯·乔伊斯作品选》(Portable James Joyce，考利的《袖珍福克纳作品选》的姊妹书)的前言里问道：“那些读过约翰·赫西的《广岛》的人中，有多少人能够看出它从《尤利西斯》中得到的文学恩典？”这可能有些夸大其词，因为赫西看起来是更多地从桑顿·怀尔德的小说《圣路易斯雷大桥》(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1927)[17]中通过几个人物同时发生意外死亡对超验进行的探究中得到的真正意义上的灵感，而不是乔伊斯的任何文体手法。这不是要把赫西划为少数族裔现代主义者之列，而是通过探讨他20世纪40年代的一些作品来表明，美国现代主义者和少数族裔作家在同一个时期所逃遁的东西：与二战的恐怖进行一场全面的交锋。

詹姆斯·艾吉只留下了一个名为《献身日》(“Dedication Day”)的怪异小说片段，其中一个核科学家以自杀来弥补他参与原子弹建造的过失。兰斯顿·休斯在辛普尔故事《此处到彼处：辛普尔和原子弹》(“Here to Yonder：Simple and the Atomic Bomb”， 1945年，8月18日)的开头似乎严肃庄重，而后对话题的谈论变得轻松。辛普尔忧心忡忡，原子弹可能会终结所有人类之间的关系：“可以杀死方圆几英里的人，我所有的亲朋——也包括我——可能在瞬间就被消灭掉。”叙事者宽慰他说：

“没有人会把炸弹投到你身上……我们是在千里迢迢之外的亚洲投下了它。”

“那有什么东西会阻止亚洲反过来把它投到我们身上？”辛普尔问。“日本人很可能没有原子弹来投，哪怕是一个”，我说。

在那儿，对话从那里扯到了为什么没有在德国投原子弹、原子弹的成本和更好地花费这笔钱的方式，以及密西西比的选举。这个小短篇故事仍然让休斯备受瞩目，因为赫斯顿和赖特在他们的作品里——无论是出版的还是未出版的——都没有提到过大屠杀或广岛事件。

约翰·赫西的《广岛》和小说《墙》涉及的都是种族灭绝这一问题，对于后来许多涉及广岛遗患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作家来说，这个问题开始变得如此重要。一位年轻的作家，一个受训为记者的局外人，在很多人对这些主题保持沉默的时候，写出并出版了这样的作品，单就这一事实就说明了一点，即二战结束后，美国现代主义小说和少数族裔小说明显欠缺对这些问题的触及。或许不应当再把现代主义看做是一个固有着拯救性、进步性或抵制性的范畴，而应把它仅仅看做是一套文体规约——和现实主义或新古典主义并无不同。借助这些规约，艺术家取得了一些非凡的美学成就，而且也可能并且的确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所利用，或用以行善，或用以作恶。

第十五章 中央大车站

匈牙利裔移民利奥·吉拉德(Leo Szilard)的题为《关于“中央大车站”的报道》(“Report onGrand Central Terminal”)写于1948年，1952年首次在《芝加哥大学杂志》(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上发表，它让读者在一个不同寻常的背景下参与阐释人工制品的含义。一场中子弹战争摧毁了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动物和植物(即所有移情对象)，但建筑物完好无损。这场战争后，一个外星科学考察队对曼哈顿进行了调查研究。故事中逐步展开了保守的叙事者与激进的科学家泽兰姆(Xram)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调查中央大车站时，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观点突出出来，这个纽约车站曾经是马克斯·韦伯1915年一幅油画的主题和贝雷尼斯·艾伯特(Berenice Abbott)几张摄影作品的主题，并且它使得路易斯·阿达米克的出生地显得如此渺小。吉拉德的叙事者解释说：“它的名字‘中央大车站’是什么意思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关于这座建筑物要达到的基本目的，是毫无疑问的。它是一个原始交通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以在轨道上奔跑的笨重机车和它们后面安置在轮子上的拖车为基础。”叙事者下结论说，在中央大车站，肯定曾有两种人，那些“烟色”肤色的人和“非烟色”肤色的人。他提出一个理论，即在这个原始交通体系中，他们很可能被分为“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第三类地球居民有羽翼，但似乎早些时候就已经灭绝了，作出这样的推断是由于数目众多的骨骼没有一个是属于有羽翼的这类人的，而且由于他们的形象“在年代久远的绘画里比在近代绘画里更频繁地出现”。

科学家对车站里的公共卫生间迷惑不解，“这些小隔间是地球居民在排大便时暂时的遮蔽物”。下面是调查者们碰到的难题：

排泄处每一个隔间的门都被一个相当复杂的小机件锁着。通过对这些小机件的调查发现，它们包含有很多金属圆盘。现在，我们明白了，通过这些别具匠心的小机件，可以阻止人进入隔间里面，除非通过一个槽把另外一个盘塞进它们里面；就在那一时刻门开了，这才被允许进入隔间。

这些盘上面有不同的图像，并刻有不同的字，但是，所有盘上都有“自由”这个词。这些小机件、小机件里的盘以及盘上的单词“自由”的

意义是什么？

学者们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盘表明的是“一种伴随排泄行为的礼规”，“‘自由’这个单词一定意指某种地球人或其祖先所具有的崇高美德”。但是，为什么在锁那儿装这些小机件？科学家们假想“地球人或许为一种紧迫感所驱使，如果没有这些小机件，他们可能偶尔会忘记献出盘，结果，此后会遭受懊悔的阵痛”。但泽兰姆不同意这种看法，他的见解由叙事者表露出来：

(泽兰姆)认为，这些盘是作为地球人劳务的回报发给他们的。他说，地球人不是理性动物，没有某种特殊的激励，他们不会合作共同干事业的。

他说，通过禁止地球人排泄粪便——除非他们每次献出一个盘，他们就会渴望得到那些盘……他认为，在排泄处发现的盘仅仅是一个更普遍原则的特殊情形，地球人不仅在进入排泄处之前很可能必须交付这样的盘，而且在被准许进食之前也必须这样做，等等。

泽兰姆得出了一个较全面的理论，因而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但屈尊的叙事者显然不赞同他的理论：

他进行了纷繁复杂的运算，发现进行盘交换的体系可能不是稳定的，而是必定受到大幅度波动的影响，隐约令人联想起精神病患者狂躁抑郁的情绪反复。他竟然说在那样一个压抑的阶段，发生战争甚至在同一物种内都在心理上成为可能。

叙事者毫不费力地驳斥了泽兰姆显然“荒谬的观点”，因为“对随意挑选出来的城市的十个不同住房的抽样调查”显示，有“许多排泄处，但没有一个装备有用于盛放那种盘的小机件”。这只有一种可能，“中央大车站”的排泄处的盘“作为一种礼规被放置在那儿。显然那样的礼规是和公共场合的而且只是在公共场合的排泄行为有关”。

这个故事的作者是带有十足讽刺意味的犹太人，即和在布达佩斯出生的利奥·吉拉德是同一类人，他在1938年移民到美国，是“曼哈顿工程”的先驱之一，参与研究核连锁反应，从而使第一批原子弹的建造和使用成为可能。他曾描述过在读了H·G·韦尔斯(H.G.Wells)的《被解放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后的感受，那是一个关于原子能的科幻故事，读完后，他突然迸发出一股灵感(在伦敦南安普敦的拐角等待红灯变绿的时候)：一个中子连锁反应能够使原子裂变，并释放出能量。吉拉德是现代性世界里的一位冒险家，他申请过电子显微镜的专利，并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起申请过一种冰箱泵的专利；他为包括《关于“中央大车站”的报道》在内的书设计了广告：“在费城，几乎每个人都读《海豚的声音》……在哈佛书店有售。如果你今天不买，你就会将它遗忘。”

吉拉德也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1932年，他试图组织一场抵制日货的活动，来抗议日本对中国正在发起的残暴战争。1945年，他站在道德的立场上竭力反对对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在直接向罗斯福、然后向杜鲁门呼吁的尝试失败后，吉拉德在曼哈顿工程科学家中间散发了《致总统请愿书》(日期为1945年7月17)，其中辩解道，只有美国受到德国使用这样一种武器进行的袭击后，原子弹的使用才会被证明是正当的，“对日本进行如是的袭击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这至少是不正当的，除非战后要对日本施加的条款被详细地公之于众，而且日本被给予了一个投降的机会”。科学家们担心这样一步会涉及道义责任，他们警告说：“一个为了毁灭性的目的而使用这些新释放的自然力从而定下先例的国家，可能必须承担起打开一个其规模难以想象的灾难时代的大门的责任。”给美国总司令的请愿书预料到了“竞争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论证说在原子领域的领先地位赋予了美国“进行克制的义务，如果我们违背了这项义务，我们在世人和我们自己眼中的道义立场就会被削弱”。吉拉德的请愿书虽然得到另外69位原子科学家的签名，但对杜鲁门的决策毫不奏效。吉拉德把他进行的这项工作作为另一个讽刺故事《对我——一名战犯的审判》(“My Trial as a War Criminal”， 1947)的开头，其中，俄国人在对新泽西州进行生化武器攻击后，占领了美国，围捕那些参与原子弹研发和使用的美国人，来审判他们犯下的纽伦堡审判[18]所界定的罪行，如“违犯战争惯例”和“违背世界协约而谋划战争”。

吉拉德在《关于“中央大车站”的报道》里提供了一个少数人观点的范例，泽兰姆(把一位著名理论家的名字的前后顺序颠倒过来)[19]就持有这种观点，但是，这个观点被故事的叙事者令人愤慨地摒弃掉了。“自由”盘可能与和平和战争有关系？由于吉拉德把一个战后、同时也是冷漠的后人类场景中的现代生活设施如付费厕所陌生化了，他的问题就愈加萦绕在脑海。这个奇妙的故事是后广岛模式的移民作品的一个突出例子，表明了现代性、在“躁郁的”市场循环中获取盘的愿望以及道义的缺乏责任把人类带到了一个“中央大车站”的终点站，确实如此。

*

从一定程度来说，1910年至1950年是一个团结统一的时期。但是，它也以深层次的断裂为特征。这几十年既包括战前年代，又包括战争年代，战争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停顿：世界文学界普遍让步给了支持或反对战事活动的国家化了的知识分子——尽管也有很多人坚持中立主义、和平主义和新国际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政治宣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战后，其目标发生转移，从德国兵(Huns，这个词由德皇威廉1900年在对起程去往中国的德国士兵进行鼓舞士气的讲话中不经意间启用)指向“共产主义者”，或犹太人，或“日本人”，或社会平等，或从这个时期延续到冷战的整个过程中的任何其他敌对建构。在国内，美国化运动和同化运动开始把移民英语化：连字符是减号，英语是《独立宣言》所使用的语言。一战在除英语外的其他语言被边缘化和邪恶化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西班牙语最终成为主要目标。肤色界线划分得越来越清晰，优生学研究为战争年代和随后20年里的种族主义提供了最全面的理论基础。

从一战结束到1929年间，是个繁盛的时期，孤立主义竭力抬头，而且这个时期是高度保守的。同时，少数族裔作家自传和文学变得愈加现代性、自我反省和阴郁。192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崩溃，是标志这个时期一个深层断裂的另一个事件，或许影响到了文学创作，或许没有，但一些社会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出现在文学领域里最显著的位置。或许更重要的是，在许多政治前沿，现实主义美学回归了；海明威的折中现代主义获得的胜利也可以在这个语境下被解读。

下一个大的停顿是二战。在战争年代，由多民族组成战斗队伍并肩作战的故事，以及罗斯福明确提出的四项自由的讲话，被诺曼·罗克威尔(Norman Rockwell)制作成插图，很受人欢迎，这迎来了一个战胜国外法西斯主义、国内种族主义的双重胜利的战役，并且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跨文化教育，来防止由于群体敌对和种族歧视所导致的种族灭绝的危险。但美国现代主义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极少数除外——直到“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到来之时，才开始面对“集中营世界”。1945年至1950年，标志着从战争同盟到新的反共产主义浪潮和冷战的转变；1940年到1950年，现代主义被当做民主艺术并被最终接受。随着这个时期进入尾声，民权运动即将开始发展，从1954年布朗诉教育部案决议，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立法期间，民权运动迅猛发展起来。1967年，最高法院在拉维诉弗吉尼亚案(Loving v.Virginia)中宣布，最根深蒂固、最广泛的种族主义法律体系中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是违反宪法的。

1930年至1950年期间，美国经济上的流动性开始盛行：1930年美国1％最富有的家庭控制着40％以上的国家财富，到了1949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30％以下(只在1990年又再次回升到近40％)。这意味着1930年至1950年间的经济发展为流动性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而到20世纪末，美国经济流动性比率比其他民主国家的比率实质上要低。

人们会普遍把现代主义当做民主的艺术和进行抵制的艺术来接受，因为它的对立面极权主义使得这种接受方式变得合乎情理——尽管民粹主义者不断地对艺术进行抵制，其实是无病呻吟。但是，这种民粹主义(体现在唐德罗在议会上露面)在冷战年代不能找到更为有效的政治表达方式。

随着现代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成为可以说是正常的做法，它兴起的故事主线确定下来，并成为它的核心神话。这个故事以那么多传记叙述(从塞尚、梵高、恩索尔、莫奈和毕加索到美国移民艺术家约瑟夫·斯特拉、伊曼纽尔·拉德尼斯茨基——后来他改名为曼·雷，这个名字更为人所知——和马克斯·韦伯)的形式被重新讲述，总是从一个前现代的、维多利亚的、现实主义的准则转向标志每一位现代艺术家成就的风格和色彩的真正爆发。斯泰因的故事也遵循着类似的轨迹，从《待被证明的》到《三个女人的一生》和《美国人的形成》，并转向毕加索、塞尚和马蒂斯的世界。它是一个异军突起的强力故事，它可能还会一直统领许多现代主义景致，但它也是一个建立在省略和合并基础上的、具有选择性的故事。现在，它是一个可能已经顺其自然发展的故事了。

[1]迪斯默尔沼泽(Dismal Swamp)，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和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沿海平原上，诺福克和伊利落白城之间。——译注

[2]电影名为《孽海枭雄》。——译注

[76]布朗诉教育局一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其最终判决认为，“隔离但平等”在词语上是矛盾的，隔离本身就是歧视，因此在公共教育领域实行“隔离但平等”有悖于美国宪法。——译注

[4]阿布鲁齐(Abruzzi)，意大利中部一地区，濒临亚得里亚海。——译注。

[78]Murding取自murder这个词，暗示了这些工人的命运和后来的悲剧。——译注

[6]塔兰台拉舞曲(tarantella)，意大利南部一种轻快的民间舞曲，八六拍。——译注

[80]火十字团(Croix de Feux)，又称“战斗十字团”，法国法西斯政党，1927年成立。其初为退伍军人组织，无政纲；1931年起，在拉罗克领导下，开始鼓吹建立个人独裁，反对议会制度，逐渐成为法西斯组织。——译注①赫斯特新闻社(Hearst press)，美国著名新闻媒体，其创始人威廉·兰道夫·赫斯特

[8]自由钟，在费城，美国宣告独立时曾鸣此钟。——译注

[82]铁托(Tito)，南斯拉夫政治家，在二战期间领导抵抗纳粹占领的斗争，并带领人民摆脱苏联控制取得独立(1948年)，最终成为总统。作为总统(1953—1980年)，他在外交事务上推行一种保持中立的共产主义政策。——译注

[10]祖特装(zootsuit)， 20世纪40年代流行于爵士乐手和歌迷中的一种服装，上衣肩宽而长，裤子肥大而裤口狭窄。——译注

[84]大卫王之星(Star of David)是犹太民族及其信仰的标志。——译注

[12]律表(Eeposure Sheet)是卡通产业的特殊产物，用于动画制作。每一个角色有什么样的动作，一个动作需要多少时间，都要在律表上表现出来。——译注

[86]威廉·佩恩系列讲座受到费城青年联谊运动年会的支持，旨在建立亲密关系和交流。从1916到1966年间，共举办了44个讲座。——译注

[14](Baruch de Epinoza， 1632—1677)，荷兰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理性主义的先驱，受到了犹太教学问的教育。作品有《神学政治论》、《政治论》、《伦理学》。——译注

[88]兹提罗(zloty)，波兰的货币单位。——译注

[16]一种广泛分布的热带杂草，花黄色，荚果细长弯曲。——译注

[90]1714年7月20日，秘鲁的这座桥坍塌，造成5人离奇死亡，一个牧师想去解开这个事件的原委，但自己也丢了性命。——译注

[18]1945年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首要战犯和犯罪组织的国际审判。——译注

[19]兰泽姆的英文Xram是Marx(马克思)名字的前后颠倒。——译注

大事年表

1910年至1950年

参考书目

这一参考书目是从这一卷的撰稿者提供的书目中筛选出来的。它代表着他们发现是尤其有影响或有意义的作品。这个参考书目不包括论文、文章或对独个作者的研究。我们也没有把原始出处包括进去，某些提供学生或学者普遍不了解或找不到的资料的作品集除外。

Aaron, Daniel. Men of Good Hope :A Story of American Progressiv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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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strom, Sydney. 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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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注：索引是按照词的字母顺序排列的，涵盖的范围从xiii到596页。作品的名称只列在作者名字下面。提供的参照页数指的是题目被提及的主要部分。

A

Aaron，Daniel　丹尼尔·亚伦，《抱有良好愿望的人》，233；《左翼作家》，233

academic authority　学术权威，xiv-xv

Act to Preserve Racial Purity 《保持种族纯洁性法案》(弗吉尼亚，1924年),449

Adamic，Louis　路易斯·阿达米克，388，421，429，520—521，523—524；《丛林中的笑声》，403，428，578；《我的美国》，190，241，251，390，521，585；《回乡记》，512，523；《双向通道》，523

Adams，Henry　亨利·亚当斯，34，39，44，48—56，84，457；《民主》，106；《亨利·亚当斯的教育》，48—56，102—107，564；《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教堂》，103，104

Addams，Jane　简·亚当斯,95，126，558

Adorno，Theodor W.西奥多·W.阿多诺，53，431

advertising　广告业,119,135—136,164—165；和读者大众，363—364；和华尔街股市崩盘，184

aesthetic modernism　美学现代主义,xvii

aestheticism in Thirties30　年代的唯美主义,210

African Americans　非洲裔美国人，301—302；生活，152；文学，xviii-xix,497；参见哈莱姆文艺复兴

Agee，James　詹姆斯·艾吉，7，190，199，255；论原子弹，550；论海明威和电影，470—471；《让我们来赞颂名人吧》，7，190，198，246—249，363，589

Ager，Waldemar　沃尔德马·阿杰尔，《通往熔炉之路》，435，563

agriculture 农业，xviii,24—25，44—45；农产品市场价格暴跌 (1920年),251；南方的农奴制，287；参见小说里的农村生活

Aiken，Conrad　康拉德·艾肯，242，574；《大圆》，580

Alcott，Louisa May　路易萨·梅·阿尔科特，16

Alger，Horatio　霍雷肖·阿尔杰，200，201，203，237

Algren，Nelson　内尔森·阿尔格伦，227，233；《金臂人》，473，595；《清晨不再来》，589；《新荒野》，473；《穿靴子的人》，190，582

Allen，Frederick Lewis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187

Allen，Hervey　哈维·艾伦，《风流世家》，186

“American ”“美国人”，这个词的意思，422—427，449—451，521—522

American Caravan　《美国大篷车》（出版商），193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26

American dream/way of life 美国梦/生活方式，191，237，252，520，522—523；和南方，256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国文学》，定义，xv，390

American Magazine　《美国杂志》，164

American Mercury　《美国信使》，428

“American Risorgimento”　 “美国的复兴运动”，68—69

American WritersCongress　 美国作家代表大会，232—233

Anderson，Margaret　 玛格丽特·安德森，133；《我的三十年战争》，108

Anderson，Maxwell　 马克斯威尔·安德森，127

Anderson，Sherwood　 舍伍德·安德森，13，130—133，134，170，458；路德维格·路易生对他的论述,381—382；和中产阶级价值观念，208；《阴沉的笑声》，571；《家乡》，190，243，588；《多种婚姻》，569；《前进中的人们》，131，563；《穷白人》，565；《困惑的美国》，190，225，250，582；《舍伍德·安德森回忆录》，130；《讲故事的人的故事》，130；《中西部的童年》，130；《鸡蛋的胜利》,567； 《温迪·麦克弗森之子》，131，562；《俄亥俄州的温斯堡》，131—133，199，564

“Angry Decade” “愤怒的十年”,189

anthropology 人类学，5

Antin，Mary　 玛丽·安婷，xix,406,440；个人经历和事业，411—421；论移民，416—417；现代性，415；爱国主义和“美国人”的含义，422—427；作为公众讲演者，419，创作中的双重身份感，417—418；《急救异乡人》，411；《从波洛茨克到波士顿》，412，415，429；《同一屋檐下》，539—540；《谎言》，424；《马莲科的补偿》，426；《福佑之地》，390，401，411—416，418—419，425—426，427，440，559；《敲我们的门的人》，419—420，421

antinomianism　 反律法主义,xiv antisemitism反犹太主义，202，233，514—515，516，526，539—545605

Anvil　《铁砧》杂志，210

Arendt，Hannah　汉娜·阿伦特，6，233；《论革命》，6；《极权主义的起源》，367

Armory Show（New York） 军械库展览会（纽约），71—73，356

Arnold，Matthew　马修·阿诺德，3，191

Arnow，Harriette　海里蒂·阿诺，27

art,collectors　艺术收藏家，364；文化角色12—13；和自由，360—361；詹姆斯·艾吉的,248—249；庸俗艺术，534；和纳粹，531—532；新艺术，71—73；作为摆设,243—244；参见军械库展览会；立体主义和现代艺术； “堕落艺术展”；现代主义；音乐；绘画

artwork　艺术品,见散文插图画家,摄影

Asch，Nathan　内森·阿施，《东河》，456—457；《发薪日》，456—457，509；《寻找美国之路》，190，225，241

Asimov，Isaac　艾萨克·阿西莫夫，《我，机器人》596

Atherton，Gertrude　格特鲁德·阿瑟顿,《黑牛》，569

Atlantic Monthly　《大西洋月报》，413，418，423，424

atomic bomb　原子弹，546—551,554

Austin,Mary　玛丽·奥斯汀,41,66；《浅滩》，563

authority of writers　作家的力量,14

authors　作者，xvi-xvii

autobigraphy in ethnic literature　民族文学里的自传，390—404

automatism in writing　写作中的自发行为论，371

C.F.，Ayres艾瑞斯·C.F.，104

B

BabbittIrving　欧文·白壁德，119

Bacon，Francis　弗朗西斯·培根,17

Bacon，Peggy　佩吉·培根，511

Baedeker，Karl　卡尔·贝德克尔,38

Bagehot，Walter　沃尔特·巴奇霍特,162

Baker，Ray　Stannard　雷·斯坦纳德·贝克,40

Bakhtin，Mikhail　米哈伊尔·巴赫金，7

Baldwin，James　詹姆斯·鲍德温,350,459,498

Ballard，John　约翰·巴拉德,255

Baltimore Sun　《巴尔的摩太阳报》，386

bankruptcy　破产,194

Barnes，Djuna　狄琼纳·巴恩斯，155，199，255；《夜森林》，198，204—205，583

Barney，Natalie　娜塔丽·巴涅，155

Barr，Alfred　阿尔弗雷德·巴尔，528—529，533

Bart，Lily　莉莉·巴特，3

Bartholdt，Richard　理查德·巴托尔特，391

Barton，Bruce　布鲁斯·巴顿，164；《无人知晓之人》，164—165

Beach，Sylvia　希尔维亚·毕奇，155；《莎士比亚书店》，108

Beard，Charles　查尔斯·毕尔德，104；《美国宪法经济观》，104

Beat Generation　垮掉的一代，556

Beebe，William　威廉·毕比，564

Bell，Thomas　托马斯·贝尔，388；《冲出熔炉》，190，231，245，391，504，589

Bellow，Saul　索尔·贝娄，233，242；《奥吉·玛琪历险记》，388；《晃来晃去的人》，591；《受害者》，593

Benchley，Robert　罗伯特·本奇利，210

Benet，Stephen Vincent　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220

Benjamin，Walter　沃尔特·本杰明，163

Bennett，Gwendolyn　格温多林·贝内特，325；《结婚日》，572

Bercovici，Konrad　康拉德·贝尔科维奇，429；《在纽约环游世界》,570；《纽约的灰尘》,564；《新生国家》,571

Berkman，Alexander　亚历山大·贝克曼，90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美国优秀短篇小说集》，388

Best Short Stories　《优秀短篇小说集》，388

Bierce，Ambrose　安布罗斯·比尔斯，559

Biographies　传记，191

Bishop，Elizabeth　伊丽莎白·毕肖普，8

Bishop，John Peale　约翰·皮尔·毕肖普，109，193

Black Mask　《黑侠》杂志，219，468

Black Sox scandal　黑袜丑闻(1919),125

Blackmur，R. P.R.P·布莱克默，258

Boas，Franz　弗朗兹·博厄斯,496，497；《原始人的心理》，104，559

Bodenheim，Maxwell　马克斯威尔·博登海姆，《杰西卡》，571

Bogan，Louise　路易斯·博根，155

Bohr，Niels　尼尔斯·玻尔，52

Bojer，Johan　约翰·博耶尔，《移民》，571

Bok，Edward　爱德华·伯克，《爱德华·伯克的美国化》，153，390，393—394，401，408，422，440，565

Bonner，Marita（Occomy）　玛丽塔·奥克米·伯纳，323—325，350，571

Bonnie and Clyde　邦妮和克莱德雌雄大盗,211

Bontemps，Arna　阿纳·邦当，242；《黑雷》，339，399，583；《暮鼓》，338，339；《上帝送来了周日》，339

The Bookman　《书商》，92，152

Borges，Jorge Luis　佐治·路易斯·博尔赫斯，158

Boston　波士顿，25，129，161

BourkeWhite，Margaret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245；《你看到了他们的面孔》，190，241，243

Bourne，Randolph　伦道夫·伯恩，66，69，89，171，173，208；论美国化，424—425；文集,89,366；《教育与生存》,89,563；《青春与人生》，89，560

Bower，B.M. (B.M. Sinclair),B.M（B.M.辛克莱）·鲍尔，213—214

Bowers，Claude　克劳德·鲍尔斯，《悲剧时代》，172

Bowles，Paul　保罗·鲍尔斯，《遮蔽的天空》，595

Boyd，Thomas　托马斯·博伊德，《穿过麦田》，173

Boynton，H.W.H.W.伯因顿，92

Bradbury，Ray　雷·布拉德伯里，《火星纪事》，596

Bradford，Roark　罗克·布莱德佛德，《老人亚当和他的孩子们》，575

“Brahmin”　名流,这个词,424

brand names in literature　文学作品中的品牌名称,407

Brandeis，Louis　路易斯·布兰戴斯,561

breast imagery　乳房的意象,501—502，509—510

Bridges，Horace　霍拉斯·布里奇斯,《论成为一个美国人》，390，564

Bromfield，Louis　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135；《绿色月桂树》，570

Brooklyn Daily Times　《布鲁克林时代日报》，366

Brooks，Cleanth　克林斯·布鲁克斯，257606

Brooks，Van Wyck　范·威克·布鲁克斯，67，69，75，89；理想破灭，134；地域边缘性，161；《美国的成年》,69,251,359；《1815—1865年，新英格兰的兴旺》,192,251；《爱默生传》,251；《1865—1915年，新英格兰：兴旺的晚期》,192,251；《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171；《清教徒的酒》,251

Broom　《扫帚》杂志，371，443

Brown，Harry　哈里·布朗，《在阳光下行军》，591

Brown，John　约翰·布朗，232

Brown，Sterling　斯特林·布朗，285，288，379—380；《黑人大蓬车》，292

Brown，Theodore　西奥多·布朗，《莱西斯特拉塔》，242

Buck，Pearl S.赛珍珠，《大地》，578

Bulosan，Carlos　卡罗斯·布鲁桑，389，592

Buntline，Ned　内德·邦特莱因,（Edward Zane Carroll Judson，爱德华·泽恩·卡罗尔·贾德森），35

Burgess，Ernest　欧内斯特·伯吉斯，492，503

Burgess，John W.约翰·W.伯吉斯，125

Burke，Kenneth　肯尼斯·伯克，7，8，122，189，193；在《南方评论》上，258；《对历史的态度》，7

Burns，John Horne　约翰·霍恩·伯恩斯，《画廊》，593

Burrouighs，Edgar　埃德加·伯勒斯，《人猿泰山》,561

Burroughs,William　威廉·伯勒斯,《裸体午餐》,372

Buslett，Ole Amundsen　奥尔·阿蒙森·巴斯莱特,《通往金门之路》,431—432,562

Bynner,Witter维特·宾纳,127

C

Cabell，James　詹姆斯·卡贝尔，563；《朱根》，113，154—155，201，565

Cage，John　约翰·凯吉，167

Cahan，Abraham　亚伯拉罕·卡恩，388，439—440；《大卫·莱温斯基的崛起》，64，402，441，563；《纽约贫民区的故事》，64，394

Cain，James M. 詹姆斯· M.凯恩，220—222，468；《蝴蝶》，221；《双重保险》，221，583；《邮差总按两次铃》，220，581；《相思曲》，220，224

Cain，Paul　保罗·凯恩，237

Caldwell，Erskine　厄斯金·考德威尔，242，246，255；《上帝的小亩田》，256，258—259，580；《烟草路》，258—259，579；《你看到了他们的面孔》，190，241

Calkins，Ernest Elmo　欧内斯特·埃尔默·卡尔金斯，136

camera　相机,见摄影

Campbell，William　威廉·坎贝尔,《步兵连》,580

Camus,Albert　阿尔伯特·加缪,3,183；《反叛者》，3

Cantwell，Robert　罗伯特·坎特威尔，《丰饶之地》，190，227，233，581；《漫无目的》，578

capitalism　资本主义，xviii；和官僚政府机构，119

Capote，Truman　杜鲁门·卡波特,《别的声音，别的房间》，594；《生命之树》,595

Carnegie，Andrew　安德鲁·卡内基，12

Cash，W. J.W.J.凯西，255

Cassatt，Mary　玛丽·卡萨特，《现代女人》，41

caste　等级制度,198

Cather,Willa　薇拉·凯瑟,10,13,21,49；中产阶级价值观,208；自然场景,171；第一次世界大战，93；《大主教之死》，45，99，569；《我的安东尼娅》，23，26，27—30，564；《啊，拓荒者！》，438，560；《我们中的一个》，93—94，97，568；《教授之家》，45，571；《云雀之歌》，82，562

Cautela，Giuseppe　朱塞佩·考铁拉，《收获》，571

Cayton，Horace　霍拉斯·凯顿，492，493，495

Chacón，Eusebio　尤斯比奥·查孔，430

Chacón，Felipe Maximiliano　费利佩·马克西米利亚诺·查孔，570

Chamberlain，John　约翰·张伯伦，104，358

Chandler，Raymond　雷蒙德·钱德勒，213，218—219，467—468；《大眠》，218，468，470，586；《永别了，我的爱》，587

Chang Tsu　庄子，19，55

Chávez，Fray Angélico　弗雷·安吉利柯·查韦斯，《新墨西哥三联画》，588

Chestnut，Charles W.查尔斯·W·切斯纳特，《雪松后面的房子》，299；《传统的精髓》，338

Chicago　芝加哥，“梦之城”，37—42，54；扩张，xviii,25，26，30—31；和现代化，493；黑人文艺复兴，288；《官方手册》，40；禁酒令和犯罪活动,129；参见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Chicago Defender　《芝加哥卫报》，312

Chicago Renaissance　芝加哥文艺复兴，492—493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芝加哥社会学派，492

Chicano literature　墨西哥裔美国文学，389—390，503—504

Child，Richard Washburn　理查德·沃什伯恩·蔡尔德，359，511

Chinese-Language writing　中文作品，431

Chopin，Kate　凯特·萧邦，40；《觉醒》，40，81—82，83

Christmas，Joe　克里斯默斯，乔,3

Chronology　大事年表（1910—1950）,xviii，557—596

Churchill，Winston S.　温斯顿·S.丘吉尔，4，558

cinema　电影，见电影业

cities　城市，文学中，166—167；和迁徙，23，25；和生产过程，164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290,556

Civil War　内战，13，24—25，34，91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国家资源保护队，195

class　阶级,169，455—457；财富，142—150，160；论阶级的作家,198

class problems　阶级问题,198

Clemens，Samuel　塞缪尔·克莱门斯,见马克·吐温

clocks and time theme　钟表和时间主题,491—492,493,498

code-switching　语码转换,429

Cody ，William F. (“Buffalo Bill”)威廉·F.科迪(“野牛比尔”)，34，35—36，37，46

Colcord，Lincoln　林肯·科尔科特，439—440

Cold War　冷战，xix，535，537，555—556

Columbus，Christopher　克里斯多夫·哥伦布，24，37

commitment　使命，见政治使命

Common Ground　《共同立场》，388，539；路易斯·阿达米克，521

Communism　共产主义，187，194—195，197，516—518；和有创造力的黑人艺术家,287;脱党,233；在大萧条期间，227，232，348—349，517；参见马克思主义

community and literature　社区和文学，xv,xviii

Coney Island in stories　小说中的科尼岛,396

confidence and uncertainty　信心和不确定性,15—22

Conrad，Joseph　约瑟夫·康拉德，51

Conroy，Jack　杰克·康洛伊，210，245；《被剥夺权利的人们》，190，225—226，230，231，580607

Cooke，Alistair　阿里斯泰尔·库克，164

Coolidge，Calvin　卡尔文·柯立芝，117—119，184—185

Cooper,Anna Julia　安娜·朱丽亚·库珀,《南部的声音》,41

Cott,Carrie Chapman　嘉莉·切普曼·科特,95

Coughlin，Father Charles　神父查尔斯·库格林,187

Cournos，John　约翰·库诺斯，440；《巴别塔》，568；《面具》，564；《墙》，567

Covarrubias，Miguel　科瓦鲁比亚斯，米格尔,511

Cowley，Malcolm　马尔科姆·考利，104，151，160；理想破灭，134，187；《流亡者的回归》，108，130，581；《第二次繁荣》，108

Cozzens，James Gould　詹姆斯·古德·科森斯，233，594

Crane，Hart　哈特·克莱恩，24，100，108，210—211；《桥》，166，442

Crane，Stephen　斯蒂芬·克莱恩，40；《乔治的母亲》，64；《街头女郎梅季》，40，64

Crash　崩盘，见华尔街股市崩盘（1929）

Creative reading/writing　创造性的解读/创造性的创作,4

Crisis　《危机》，286，298，306，321，324

Croly，Herbert　赫伯特·克罗利，68

Cromweil，Dorothea　多萝西娅·克伦威尔,108

Cromwell，Gladys　格拉迪斯·克伦威尔,108

Crosby，Caresse　克瑞丝·克罗斯比，155

Crosby，Harry　哈利·克罗斯比，108；《战火家书》，100

Cross Section　《截面集》，388

Crossman，Richard　理查德·克罗斯曼，《失败的上帝》，518

cubism　立体主义，xix

Cubism and Modern Art　《立体主义和现代艺术》(美国现代艺术馆展),528—529

Cullen，Countee　康蒂·卡伦，151，152，330—331；《黄昏颂歌》，292；《通往天堂之路》，336—337，579

culture　文化，xviii；非洲裔美国人，301—302，女性化,152—153；文学，xix,362；美国的多民族性，365—367；自然,48；政治使命，188—189,190—199,248—249;流行,136—137;参见艺术；现代主义；音乐；绘画

Culture and Crisis pamphlet　小册子《文化与危机》，194

Cummings，E.E.E.E.卡明斯，66，69，106；《我是》，515；《巨大的房间》，110—111，163，173，568

Cunard,Nancy　南希·丘纳德,《黑人：一部文集》，292，302—303

Curran，Mary Doyle　玛丽·多尔·库兰，388；《牧区和山》,595

D

Dahl,Dorthea　多茜·达尔,《铜罐》,432,433,577

Dahlberg,Edward　爱德华·达尔伯格,455；《因为我是有血有肉的人》，230；《底层人》，190，229，231，577

Daiches，David　大卫·戴奇斯，104

DAngelo,Pascal　帕斯卡尔·迪安杰罗，《意大利之子》,570

Darwinism　达尔文主义，49，105

Davidson，Donald　唐纳德·戴维森，255，257

Davies,Arthur　阿瑟·戴维斯,71

Davis，Richard Harding　理查德·哈丁·戴维斯，92，561

Day，Clarence　克莱伦斯·戴，565

De Capite，Michael　米歇尔·德·凯普蒂，《玛丽亚》，588

“Degenerate Art Show”　“堕落艺术展”（慕尼黑，1937年），523—533

DeKruif，Paul　保罗·德克赖夫,《微生物猎人》，572

Dell，Floyd　弗洛伊德·德尔，64，66，68，69，208；《荆棘丛》，567；《珍妮特·马奇》，569；《傻瓜》，565；《逃往》，571

Depression　经济大萧条，xviii,xix,118，192，194—195，198，203；和黑人作家，348—352；和逃避现实，212；洪水和干旱，252；好莱坞，220；马克思主义主题，455—457；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障碍，348，用摄影记录,244—245;关注社会的作品,229—232；参见福克纳，威廉；米勒，亨利；华尔街股市崩盘

detective stories　侦探小说，198，212，216—219

Deutsch，Babette　巴贝特·多伊奇，127

Dewey，John　约翰·杜威，170—171，385；哲学上的重构，566；《逻辑理论的研究》，104

di Donato，Pietro　彼得罗·迪多纳托，xix,231，402，407，455；《混凝土里的救世主》，504—507，508—509，511，587

Dial　《日晷》，193

Dickinson，Emily　艾米莉·狄金森，174，362

Dillinger，John　约翰·迪林格，211

disenchantment　理想破灭,134—139，181

disensus and consensus　分歧和一致意见,6

documentary literature　纪实文学，190—191,198,250;分歧的消除,241—249

“domestic”novels“　家庭”小说,213—214

Domingo,W.A.W.A.多明哥,290,291

Dondero,George A.　乔治·A.唐德洛,359—361

Dos Passos，John　约翰·多斯·帕索斯，10，90，93，127，133，255；背景,165—166;城市,166—167；对现代性表现出来的开放性，458；《北纬四十二度》,128,168,577；《1919年》，173，579；《赚大钱》，66，128，168，213，251，584；《我们脚下的土地》，192，251；《托马斯·潘恩的思想》，251；《曼哈顿变迁》，166，167—168，201，571；《一个人的开始：1917》，111，166，566；《三个士兵》，129，166，172—173，567；《美国》,10,110,111,132,166,169,188,198,204,205—207,585

Dougherty，Henry　亨利·多尔蒂，117

Drake，St. Clair　圣克莱·德雷克尔，495

Dreiser，Theodore　西奥多·德莱塞，8，10，13，49，83—85，559；“野蛮自然主义”受到攻击，401；童年的痛苦回忆,142；《美国悲剧》,10,84,87,142—143,572；《金融家》，86，142，559；《妇女画廊》，113，575；《天才》，562；《珍妮·格巴特》，559；《回顾》，86；《嘉莉妹妹》，5，8，23，26—27，28，29—33，84—85；《斯多葛》，143，593；《巨人》，86，142，561；《悲剧的美国》，190，250

Du Bois，W. E. B.W.E.B·杜波伊斯，xix,14，151，286；和种族主义，516；和哈莱姆文艺复兴，295—298；边缘化,160；《黑人重构》，297，339，349，582；《黑公主》，297；《海地》，242；608《一国之内的黑人之国》，349；《寻找银色羊毛》，296—297，559；《黑人的灵魂》，295—296，436

Dunbar，Paul Lawrence保罗·劳伦斯·邓巴，《诸神的游戏》，64；《未被召唤的人》，64

Duncan，Isadora　伊莎多拉·邓肯，67

Dunphy，Jack　杰克·邓菲，《约翰·福里》，379

Durham，Robert Lee　罗伯特·李·德拉姆，《南方的呼唤》，386

Durkheim，Emile　埃米尔·迪尔凯姆，4

E

Eastman，Max　马克斯·伊斯特曼，68

economy　和非洲裔美国人·经济，349—350；经济腐朽，xviii;经济流通,556；飞速发展，121—122；局势恶化，强烈抗议 ，187；参见大萧条；新政；华尔街股市崩盘

Eden，Martin　马丁·伊登，3

Eisenhower，Dwight D.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360—361

Eisenstein，Sergei　谢尔盖·爱森斯坦，166

Eliot，Charles William　查尔斯·威廉·艾略特，153

Eliot，T.S.T.S.艾略特，87，103，208；作为局外人，160，161；和南方，253；《荒原》，112，166，384，495，568

elitism and writers　精英主义和作家,198,208

Ellison，Ralph　拉尔夫·埃利森，242，266，380；《隐形人》，388，389，459

Emerson，Ralph Waldo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4，169，189，234

Empey，Arthur　阿瑟·艾姆毕，93，563

Equiano，Olaudah　奥劳达·伊奎阿诺，335

Erikson，Erik　埃里克·埃里克森，《童年和社会》，366

Espionage Act 《间谍法案》（1917），90

Esquire　《老爷》，402，472

ethnic literature　民族文学，xix，44，364—367，382—383；1910—1950，388—390；抵触其他民族群体，392—393，397；美国犹太人，388，475（参见反犹太主义）；自传，390—404，418；“真正的”和“非真正的”，400—401；品牌名字，407；提及故国，393—394；代笔写作，403；移民与同化，440—441；语言特征，428—433；罗斯与意第绪语，479—481；注意到的新世界的特征，406—407；笔名，401—402；性问题方面变得越来越直白，454—455；和自由女神像，396，420—421；各种主题，405—406；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美国，365—367；作家的原籍，512；参见各个作家；现代主义，现代性

Evans，Walker　沃克·埃文斯，190，246，247

exclusion and writing　排外原则和写作,见边缘性和作家的力量

exploration literature　探险文学,24

F

Fall,Albert　阿尔伯特·福尔,117

Fante,John　约翰·范特,388,392,519；《劣质红酒》,588；《等到春天，班迪尼》，585

Farrell，James T.詹姆斯·T.法雷尔，255，407，466；《父与子》，227；《审判日》,226,582；《论好莱坞语言》,470；《在我愤怒的日子里》，227； 《没有星辰陨落》，227；三部曲《斯塔兹·朗尼根》，226—227，378，440，455，503，579，581；《我从未建造的世界》，227

fascism　法西斯主义，xix，430，513—517，555—556

Fast，Howard　霍华德·法斯特，《最后的边疆》，589

Faulkner，W.C.W.C.福克纳，（威廉·福克纳的曾祖父），267

Faulkner，William　威廉·福克纳，3，6—7，8，13，22；美国梦和南部，256；对移民和族裔作家的重要性，458—459，460；在30年代的成熟，210；小说和历史，266—281；和丑角皮埃罗,174；《袖珍福克纳作品选》,359；写作技巧,280；《押沙龙，押沙龙！》，107，110，198，254，268，273—279，375，458，584；《在我弥留之际》，110，198，268，270，577；《下去吧，摩西》，132，198，267，268，279—280，358—359，458，589；《村子》，258，268，588；《坟墓的闯入者》,594；《八月之光》，198，268，270—273，458，579；《大厦》，258；《蚊群》，267；《避难所》，578；《萨托里斯》（《坟中旗帜》）255，274；《军饷》，172，267，458，573；《喧哗与骚动》，110，198，255，267，269—270，274，459—460，575；《小镇》，258

Fauset，Jessie Redmon　杰西·福塞特·雷德曼，152，161，286，303，320—323，329；《楝树》,321,322—323,578；《喜剧：美国风格》，321，323，350，580；《果干面包》，321—322，323，397，575；《存有混乱》，291，300，321，570

Federal WritersProject　联邦作家计划,（FWP）,242—243,348—349,388—389,498

Ferber,Edna　埃德纳·费伯,《美国美人》,392

Fiedler，Leslie　莱斯利·菲德勒，232—233

Fields，W.C.W.C.菲尔兹，210

film电影，137,166,186,361,362,519；格特鲁德·斯泰因，373—374；和庸俗小说，469—470

Fire！！《火！！》，293，327—328，341

Fisher，Dorothy Canfield　多萝西·坎菲尔德·费希尔，133，505，542；《延伸的小河》，97，172，577；《家庭主夫》，154；《耶利哥之墙》，297

Fisher,Rudolph　鲁道夫·费希尔,293，332—335；《白人席卷了哈莱姆》，332；《避难之城》，333，572；《魔法师死了》，334—335，579；《耶利哥之墙》

Fitzgerald，F.Scott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xviii,8,13，21，23，54，130，458；经历和边缘性，160，161,171；30年代的使命感，188；理想破灭,140—141；和爵士时代，108—109；职业化,134,143；和华尔街股市崩盘期间,184；《所有悲伤的年轻人》,113；《漂亮冤家》,568；《爵士年代的回响》，187；《轻佻女郎和哲学家》，113；《了不起的盖茨比》，5，55，106，609110,129,138,143—150,163—164,572;《最后的大亨》,237,589；《丑闻侦探》，138—140；《爵士时代的故事》，109,113,145,568；《早晨的起床号》，113；《夜色温柔》，141,188，199,581；《天堂的这一边》，109,140—141,566

Fitzgerald，Zelda　塞尔达·菲茨杰拉德,100

Flanner，Janet　珍妮特·弗兰纳,133,155,182；《一个美国人在巴黎》，108,588；《昨日巴黎》182

Flinn，John　约翰·富林,43

Floyd，Charles　查尔斯·弗洛伊德 （漂亮男孩）211

Foley，Martha　玛莎·福利

folklore　民间故事，美国黑人，参见赫斯顿，佐拉·尼尔

Forbes，Charles R.查尔斯·R.福布斯，117

Force,Juliana　朱莉安娜·福斯，528—529，533

Ford，Ford Madox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67,155,258

Ford，Henry　亨利·福特，130

foreign influence　外来影响,152

formula stories　公式化小说，212

Fortune　《财富》杂志，233，247

Forum　《论坛》,317

Foster，Michael　迈克尔·福斯特，520

fragmentation　支离破碎，xvii

Frank，Anne　安妮·弗兰克，465

Frank，Waldo　沃尔多·弗兰克,194，443—444；《我们的美国》，365，564；Rabab，568；《美国再发现》,115

Frankfurter，Felix　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126,127

Franklin，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155;《自传》,145,149

freedom,personal　自由，个人，3

Freeman，Don　 唐·弗里曼，511

Freeman,Joseph　约瑟夫·弗里曼，67，68，70,85,137,173—174；《美国的信念》，108

Freud，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49，366，452；《超越快感原则》,476—477；《梦的解析》,104；罗斯的《称它为睡眠》，476—477

Friedman，I. K.I.K.弗里德曼，《只吃面包》,225;《激进分子》,225

frontier literature　边疆文学，34—36,43—44,55

Frost，Robert　罗伯特·弗罗斯特， 170

Fuchs，Daniel　丹尼尔·福克斯，《向布兰郝特致敬》,227,407,584；《卑贱的伙伴》,227， 585；《威廉斯堡的夏天》,190,227,581

Fugitive magazine　《逃避派》杂志，255

Fuller，Henry　亨利·福勒，30—31

Fuller，Meta Warwick　米特·沃威克·富勒,301

FWP　参见联邦作家计划

G

Gale,Zona　佐纳·盖尔，133，171；《诞生》， 564； 《鲁尔·拜特小姐》,566；《生命的序言》，130

Garland，Hamlin　哈姆林·加兰，23;《中部边地之女》,567；《中部边地之子》， 26,563

Garvey，Marcus　马尔库斯·加维,xix，287,291—292

Gellhorn，Martha　马莎·盖尔霍恩，231

Gender　性别，160；论性别的作家，198,351；参见对女性化的恐惧；男性作家遭受女性化的威胁；女人

genocide　种族灭绝，367

Genteel Tradition　风雅传统，64—65，69，91

geography　新黑人运动·地理，287；20年代作家的出身，133； 参见中西部；南部

German Americans and internment　德裔美国人和拘禁，526

German-language writing　德语作品，430—431

ghostwriting　代笔，403

Gilpin，William　威廉·吉尔平，24

Giovannitti，Arturo　阿图洛·乔万尼提，70

Glasgow,Ellen　艾伦·格拉斯哥,《不毛之地》,82,256,260—261,572；《建造者》,92，565；《加布里埃拉的人生》，562；《受庇护的生活》，261,579；《他们不惜干蠢事》，255,261,575；《钢筋铁骨》，583；《弗吉尼亚》，560

Glaspell，Susan　苏珊·格拉斯佩尔，《忠贞》，562；《贾德·兰金的女儿》，591；《揭开面纱》,560；《诺玛·阿什》，589

Globe　《全球》,71

Goebbels,Josef　约瑟夫·戈贝尔，531—532

Gold，Mike　迈克·高尔德,(Itshak Isaac Granich艾特希克·艾萨克·格兰尼克）,36,93,127—128,455;和共产主义，517；关于格特鲁德·斯泰因,377,535；论《愤怒的葡萄》，234；关于海明威，467； 关于玛丽·安婷，418—419；和现实主义，208，209；《星期六晚邮报》，364;《改变这个世界！》,377；《年轻作家们，加入左翼吧》，230；《没有钱的犹太人》，190，229—230，391，392，403，421，455—456，523，577；参见《新群众》

Goldman，Emma　爱玛·戈德曼，67，90；《活此一生》，578；《大地》，126

Gorky，Maxim　马克西姆·高尔基,529—531

Government sponsorship of writers　政府对作家的资助,242

Grabau，Amadeus William　阿马迪厄斯·威廉·格拉布(玛丽·安婷的丈夫)，426—427

Grant，Madison　麦迪逊·格兰特，《伟大种族的消逝》,125

Great Crash　股市大崩盘,参见华尔街股市崩盘 (1929)

Great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Green，Paul　保罗·格林,《旭日赞歌》,242

Greenberg，Clement　克莱蒙特·格林伯格,533—534

Gregg，Frederick James　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格雷戈,71

Grey,Zane　赞恩·格雷,171,213；《西部准则》,214,215；《孤独的星游人》,562；《内瓦达》,214,215—216；《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214,215，560；《佩科斯河西部》,214,215

Griffith，D.W.D.W.格里菲斯，166

Grimke，Angelina Weld　安吉莉娜·韦尔德·格里姆克,325

Guilt feelings of writer　作家的愧疚感,248—249

Gunther，John　约翰·根舍,《欧洲内幕》,584

Gurdjieff movement　葛吉夫运动，443

H

Hadden，Briton　布里顿·哈登,162

Haeckel,Ernst　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迷》,58

Hagglund，Ben　本·海格兰德,227

Hakluyt,Richard　理查德·哈克鲁特,24

Hale，Edward Everett　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412,425

Hale，Marie Louise Gibson　玛丽·路易斯·吉布森·赫尔,见拉特利奇，莫瑞斯610

Halper，Albert　艾尔伯特·哈尔珀,456

Hammett，Dashiell　戴许·汉密特,213,468；《丹恩诅咒》,219；《玻璃钥匙》,218,219；《马耳他猎鹰》,218,219,577；《红色丰收》，218,219,576;《瘦子》,579

Hansen，Marcus Lee　马尔库斯·李·汉森,433

Hapgood， Hutchins　哈钦斯·海普顾德，《犹太人的精神》，68，376

Hapgood，Norman　诺曼·海普顾德,71

Hapgood，Powers　鲍尔斯·海普顾德，127

“hard-boiled” writing“硬汉派”作品，461—462，468—471

Harding　哈丁总统，117

Harlem Renaissance　哈莱姆文艺复兴，xviii-xix,285—286,388,492；化身代表和宣言，295—305；黑人曼哈顿，289—294；黑人现代主义，348—352；布鲁斯和爵士乐，326—327；自由恋爱时期，326—331（参见纽金特,理查德·布鲁斯；瑟曼,沃勒斯）

Harlem writers　哈莱姆作家,151，152

Harper,Frances E.W.弗朗西斯·E.W.哈珀，《伊奥拉·勒罗伊》，299

Harrison,Henry　亨利·哈里森,559

Hartz,Louis　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233

Haskell，Edward F.爱德华·F.海斯凯尔,366

Hawkes,John　约翰·霍克斯，《食人者》,595

Hawthorne，Nathaniel　纳撒尼尔·霍桑,213

Haywood，Bill　比尔·海伍德,67,126

Heap,Jane　简·希普,155

Hearst，William Randlph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xix

Hecht,Ben　本·赫特，《埃里克·道恩》,567

Heisenberg，Werner　沃纳·海森堡，19,28，50—51,54—55,120

Held，John(Jr.)　小约翰·赫尔德,112

Hemingway,Ernest　欧内斯特·海明威,13,21,51,93,133；经历，176—178，474；30年代精神崩溃,199;和共产主义，518；他的自贞,174—175;关于福克纳，459；和格特鲁德·斯泰因，174，175，382—383，460；打猎和钓鱼,176;对族裔文学的影响，452，465—474；对低级趣味小说的影响，467—468；通俗现代主义，462—464；短篇小说，176,180,183,199,463—464；写作风格，180—181，465—474；战争作为隐喻，172，174—183；violence,175,176,177—178；war service,175—176,178—179；和威廉·萨洛扬，472—473；《过河入林》，596；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50；《死在午后》，179—180，460，579；《永别了，武器》，100—101，173，181，255，461，576；《丧钟为谁而鸣》，182—183，220，464，588；《非洲的青山》，112，463，583；in Our Time,132,178,180,219,570；《没有女人的男人》,574；《流动的飨宴》，108，159，174—175，177—178，460；《老人与海》，183；《太阳照样升起》，55，109，181，183，219，383，460，461，466，573；《逃亡》,219,220,585；《春天的激流》,460；《胜利者一无所获》,580

Herbst,Josephine　约瑟芬·赫伯斯特，133,187,188—189,230—231;《持刀等待》，581；《遗憾还不够》， 267，580；《金绳子》,587

Hergesheimer，Joseph　约瑟夫·赫格希默,134,153；《琳达·康登》,565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怀疑阐释学,9

Herrick,Robert　罗伯特·赫里克,92,153—154；《克拉克的田野》,561；《一个女人的一生》,560

Hersey，John　约翰·赫西，《阿达诺的钟》，545—546，591；《广岛》报导，546—551，592；《巴坦岛的士兵》,590；《墙》，543—545，596

Hickerson，Harold　哈罗德·希克森,127

Hicks，Granville　格兰维尔·希克斯,190,456,457

Hildreth，Richard　理查德·希尔德斯，401

Hillis,Marjorie　马乔丽·希利斯， 222

Himes，Chester　切斯特·海姆斯,591,593

Hiroshima　广岛，参见原子弹

Hirschfeld,Magnus　马格努斯·希施菲尔德,《种族主义》,367

historicity of text　文本的历史性,xv

history，and ethnic Americans　和族裔美国人·历史,399；历史小说，250—251；扩张路线,23；和文学，xvi,3,49—50；地方历史,253；和小说，11—12，15—16，18，209，211；道德功能,267；威廉·福克纳，266—281；和摄影，241；多之的美国文学史,171；历史的文本性,xv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233，532，542

Hobson，Laura　劳拉·霍布森，593

Hofstadter，Richard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革新年代》,233

Hollywood　好莱坞，220，237—239

Holmes，Oliver Wendell　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424,566

Holmes，Oliver Wendell（Jr.）　小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91—92

（Holocaust）大屠杀，543；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

Holt，Hamilton　汉密尔顿·霍尔特，394—395；《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395—400，404，408

Home Owners Loan Act《房产主贷款法》，196

Homestead Act　《宅地法》（1862），24—25，34，44—45

Hoover，Herbert　赫伯特·胡佛,185

Howells，William　Dean　威廉·狄恩·豪威尔斯,10,12,23,38,40,90；《莱瑟伍德山谷之神》，562；《文学之友》，161；地域边缘性,161

Hubbell，Jay B.杰伊·B.哈贝尔,193611

Hughes，Langston　兰斯顿·休斯，xix,133,151,152,288,331,350；论原子弹，550—551；和黑人现代主义，349，350；论高尔基，531；与哈莱姆文艺复兴，300—301，302；论战时血库，527；《大海》，588；《犹太人的好衣服》，306；《丛林中的鲁纳依》，306；《黑人艺术家和种族大山》，300；《黑人谈河流》,289；《并非没有笑声》，307—308，577；《白人的行径》，308，581；《疲惫的布鲁斯》,306,326—327

Huizinga，Johan　约翰·赫伊津哈,243

Huneker，James　詹姆斯·亨内克,558；《面纱》，566

Hunger　饥饿,187,194

Hurston,Zora Neale　佐拉·尼尔·赫斯顿，xix,151,161,255,340—345,350,496—497；乳房的意象，501—502；和理查德·赖特的比较，496—502；论高尔基，531；短篇小说，340—341，406—407；剧本，341；《路上尘径》,344,378,497,515,590；《镀金七十五美分》，499—500；《乔纳的葫芦藤》,341,342,581；《山人摩西》,342,344,587；《骡子和人》，340，341，498，511，583；《萨瓦尼的六翼天使》,344,498；《凝望上帝》，198，341，342—344，496，585

Huxley，Aldous　奥尔德斯·赫胥黎，258

I

Ibn Said，Omar　奥马尔·伊本·塞义德，430

Ill Take My Stand　《我将表明我的立场》，南部重农主义宣言,256—257,258

illustrators of prose　散文插图画家，510—511；参见摄影

imagism　意象主义,448

immigration and migration　移民和迁徙,xvii,xviii,23,25,44,65,229；非洲人散居和哈莱姆，352；和城市交通工具，384—386；为移民所争论，392—394，犹太难民，233；新黑人运动，287；人口，386—387；回归祖国，545—546；在罗斯的《称它为睡眠》里，478；被视为威胁，152，393；从南部到北部,251—252；失业率上升,186；参见民族文学

Independent《独立者》(纽约)，385，394

indirecion in writing　写作中的间接性，531—532

individualism，residual　残留的个人主义，208—209,212—213；参见侦探小说: 西部小说

internment in World War II　二战中的拘留,524—526

ironic reflection　讽刺的反思,10—14

Irvine，Alexander　欧文,亚历山大,391,394

Irwin，John T.约翰·T.欧文，211

Isherwood，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172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孤立与隔绝,133；参见边缘性

isolationism　孤立主义,555

Italian American literature　意大利裔美国文学，504—510；参见迪多纳托，彼得罗（di Donato，Pietro）；曼琼，杰尔（Mangione，Jerre）

Italian　American and internment　意大利裔美国人与拘留，526

Ives,Charles　查尔斯·艾夫斯,17

J

Jackman,Harold　哈罗德·杰克曼,330

James，Henry　亨利·詹姆斯，xviii,4,10,34,60—61,168,558；讽刺的反思，12—13，49；论电车场景，384；《美国人》,10；《美国景象》，12，13，384；《波士顿人》，16；《金碗》，15，16；《大师的教诲》，20；《中年》，563；《儿子兼兄弟》，561；《热情的朝圣徒》，24； 《贵妇人画像》，8，15—22，23，31，61；《卡萨玛西玛公主》，5；《童年及其他》,560； 《时刻戒备》，16

James,William　威廉·詹姆斯，371—372，423，495

Janson,Drude Krog　德鲁德·克罗哥·詹森，434

Japanese Americans and internment　日裔美国人与拘禁，524—526

jazz　爵士乐，xix,112—113,327,528,530—531

Jazz Age　爵士时代，xviii,108—109,112—113

Jefferson，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25

Jewett，Sarah Orne　萨拉·奥恩·朱厄特，161,170

Jewish Daily Forward　《犹太人前进日报》，542

Jews　犹太人,参见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

Johnson Charles S.查尔斯·S.约翰逊，286；《乌檀与黄水晶》,292

Johnson，Georgia Douglas　乔治亚·道格拉斯·约翰逊，288

Johnson，James Weldon　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151，152，286，298；《这边走》,298； 《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64，298—300，402，560；《黑人曼哈顿》,287；《美国黑人诗歌集》，292—293

Johnson，Owen　欧文·约翰逊，558，559；《耶鲁大学的斯托弗》，139；《田纳西的西鲱鱼》，559

Josephson，Matthew　马修·约瑟夫森，《超现实主义者的生活》，108，114；《美国艺术家的肖像》，114

Joyce，James　詹姆斯·乔伊斯，68，447，495；《为芬尼根守灵》，18；《都柏林人》，131；《尤利西斯》，xix，355，372，515，550

Judaism　犹太主义，参见反犹太主义

Judson，Edward Zane Carroll　爱德华·泽恩·卡罗尔·贾德森（Ned Buntline，内德·邦特莱因），35

K

Kafka，Franz　弗朗茨·卡夫卡，478

Kallen，Horace M.霍拉斯·卡伦，366，422，423

Kang，Younghill　康永熙，389；《由东到西》，585

Kansas City Star　《堪萨斯明星报》，179

Kato，Saburo　加藤三郎，430

Katzmann， Frederick G.弗雷德里克·G.卡兹曼，127

Kazin，Alfred　阿尔弗雷德·卡津，197—198，199，466—467；《植根故土》，358；《从30年代出发》，197—198

Keller，Helen　海伦·凯勒，126

Kellogg，Paul　保罗·科罗格，293

Kelly，Myra　迈拉·凯利，391

Kerouac，Jack　杰克·克鲁亚克，《小镇与城市》，596

Kesey，Ken　肯·克西，《飞越杜鹃巢》，55

Kingston，Maxine Hong　汤亭亭，438

Kobrin，Leo　利奥·科布林，406，431，558

Kouwenhoven，John　约翰·考恩霍文，524

Kronenberger，Louis　路易斯·克罗南伯格，104

Krutch，Joseph Wood　约瑟夫· 伍德·克拉奇，《现代主义倾向》，255

Ku Klux Klan　三K党，125，126，151，287，291

L

La Follette，Robert　罗伯特·拉福莱特，561

La Motte，Ellen　艾伦·拉莫蒂，97；《战争的遗祸》,563

labeling,ethnic　种族标签，448—450

Ladies Home Journal　《妇女家庭杂志》，135，153，363，393—394，408，462

La Farge，Oliver　拉法奇，奥利弗，389；《大笑的男孩》,575

Lange，Dorothea　多萝西娅·兰格，《移民母亲》，245；《美国人口大迁移》241，243

language　语言，好莱坞版本，469—470；语言上的惧外，430；关于现代性，408—409；英语外其他语言的作品，389，419—416，429—433，439—440；关于种族，152，153；“迷惘的一代”的复苏，110；参见民族文学；语言特征；现代主义，作品；20世纪的新词

Lardner，Ring　林·拉德纳，462；《如何写短篇小说》,570；《爱巢》,573；《埃尔你知道我》，563

Larsen，Nella　内勒·拉森，xix,152，161，329，350；《充作白人》，319—320，379，576；《流沙》，297，317—319，379，575

Latimer，Margery　玛杰里·拉蒂默，451

Laurent，Henri　亨利·劳伦特，135—136

Lawrence，D.H.D.H.劳伦斯，245，253；《查泰莱夫人的情人》，372；《经典美国文学研究》，66，171

Lazarus，Emma　爱玛·拉扎勒斯，412

Le Sueur，Meridel　梅里德尔·莱苏尔，231

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　美国作家联盟，233

Lefebvre，Henri　亨利·列斐伏尔，136

Leighton，George　乔治·莱顿，《五个城市》，245

Lemkin，Rahpal　拉菲尔·莱姆金，《轴心国在沦陷欧洲的统治》，367

Lenin， Nikolai　尼克莱·列宁，《国家与革命》，104

Lerner， Max　马克斯·勒纳，104

Leslie， Shane　沙恩·莱斯利，《凯尔特人与战争》，126

Levin， Harry　哈里·莱文，355

Levin， Meyer　迈耶·莱文，465；《弗兰基和约翰尼》，465《老友一帮》，465，585；《记者》，465

Lewis， Sinclair　辛克莱·刘易斯，114，133，170；业余的社会学家,198—199；《阿罗史密斯》,572； 《巴比特》,114—117，120—121,130，164—165，568；《多兹沃斯》，255，576；《埃尔默·甘特利》，574；《不可能在这里发生》，583；《皇家骑士血统》，594；《大街》，114，170，566； 《美国的中产城镇》，114，118，194；《我们的兰先生》，561

Lewis， Wyndham　温德姆·刘易斯，168，376—377，460

Lewisohn，Ludwig　路德维格·路易生,358,381—382,455,466； 《克伦普先生的案例》，452；《内陆岛》，452，575；《美国文学的故事》，455；《逆流而上》,64—65,452,567；《激情燃烧的火焰》，452—454，577

Liberator　《解放者》，419

liberty，civil　公民自由,3

Life　《生活》杂志，233

lin,Yutang　林语堂,431；《唐人街》，594

Lindsay， Vachel　瓦切尔·林赛，5，53，63，136

lines of expansion　扩张路线,23—33

Lippmann， Walter　沃尔特·李普曼，64，67，68，85，130，366；论美国化，387；《好社会》，196；《新律令》，196

literary history，American　文学史，美国，xiii-xiv

Locke，Alain　阿兰·洛克，xix，286，293—294，331；《新黑人：一种阐释》，151—152，292，294，328，406，572

Lockridge，Ross　罗斯·洛克里奇，459

Lodge， Henry Cabot　亨利·卡波特·洛奇，125

Loeb， Harold　哈罗德·洛布，和格特鲁德·斯泰因，371；《这就是战争》，108

London， Jack　杰克·伦敦,3，49，57—62，77，79，208，558；对侦探小说产生影响，219；《荒野的呼唤》,58,59,61；《铁蹄》，225；《约翰·巴利科恩》，79；《马丁·伊登》，40，60，65，77—80；《深渊里的人们》，58，59；《海狼》，58；《史沫克·贝罗》，560；《狼子》，57；《月亮谷》,561；《白牙》，59，61—62

Long，Huey　休伊·朗，187

Long，Sylvester C.西尔威斯特·C.朗，401

Loos，Anita　安尼塔·卢斯，《绅士爱美人》，572

Lorentz， Pare　佩尔·洛伦茨，242

Losey，Joseph　约瑟夫·洛西，539

loss of continuities　没有连贯性,13

“The Lost Generation”　迷惘的一代，xviii,108,109,112,181；和语言，110，375

Lovecraft，H. P.H.P.洛夫克拉夫特，《超越时间之影》,587；《飞跃死亡墙》,590

Lowe,Pardee　刘裔昌,389

Loy， Mina　米娜·罗伊,155

Luce， Henry　亨利·卢斯，162，197

Luhan， Mabel Dodge　梅布尔·道吉·卢汉，和军械库展，71，73；《有影响力的人》,64—65，66—67，108

Lundgren， Eric　埃里克·伦德格林，511

Lyric Years　抒情年代（1900—1916），xviii,10—12，66—70，75—76，77；交流方式的改变，67；与爵士时代相比,112,113；希望淡去,168；华尔街股市崩盘,185,200

Lytle， Andrew　安德鲁·莱特尔，255

M

McAlmon，Robert　罗伯特·麦克艾尔蒙，《同是天才》，108

McCarthy， Mary　玛丽·麦卡锡，231；The Company She Keeps,590

McClure,Samuel Sidney　塞缪尔·锡德尼·麦克卢尔,513，514，561

McClures Magazine　《麦克卢尔杂志》，402

McCoy， Horace　霍拉斯·麦科伊，220；《我应该待在家里》，222；《吻别明天》，222；《寿衣没有口袋》，222；《射马记》，222—224，237，583

(613)

McCullers，Carson　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588；《婚礼的成员》，592；《黄金眼里的倒影》,589

MacDonald， Duncan　邓肯·麦克唐纳，126

Macdonald， Dwight　德怀特·麦克唐纳，533

McKay， Claude　克劳德·麦凯，151，288，311—316，331，349，388；论格特鲁德·斯泰因 ，379；论海明威，465—466；《香蕉树》，315—316，580，583；《班卓》，314—315，576；《肤色方案》，312；《到哈莱姆安家》，297，312—315，375，407，466，575；《如果我们必须死去》，289，312；《远离家乡》，391，465，585

McKenney， Ruth　鲁思·麦肯尼，232；《工业谷》，231，245；《艾琳妹妹》，240

MacLeish， Archibald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自由之地》，190，241，243

MacMonnies， Mary Fairchild　玛丽·费尔柴尔德·麦克蒙尼斯，《原始女人》，41

McNickle ，DArcy　达西·克里人·麦克尼克尔，389，584

magazines　杂志,135；参见各杂志

Mailer，Norman　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594

Major，Clarence　克莱昂斯·梅杰,380

Malamud， Bernard　伯纳德·马拉默德，233

Mallarme， Stephane　斯特凡·马拉美,11

Malraux，Andre　安德烈·马尔罗,12

Maltz ，Albert　阿尔伯特·马尔兹，588；《地下河》，190，245

Mangione，Jerre　杰尔·曼琼，xix，378；《阿莱格罗山》，391—392，403，429，507—508，509—510，511，590；与法西斯主义523

Mann， Thomas　托马斯·曼恩，233，452

March， William　威廉·马奇，《战友老K》，98

marginality and authority of writers　作家的边缘性和力量,14,160—169；在民族文学里，408；和地域界限,161—162

Marquand,John　约翰·马昆德，《已故的乔治·阿普雷》,585

Marx，Karl　卡尔·马克思，4，452

Marxism　马克思主义，49，58，105；其美国化,197；大萧条期间,194,208,226,230,348—349,455—457: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艺术的乌托邦理论，xv；参见共产主义

masculinity　男子气概，155，213—215；“硬汉派”作家，461—462，458—471

mass production　大批量生产,122—123

Masses magazine　《群众》杂志，68，69—70，73，75，90

Masters， Edgar Lee　埃德加·李·马斯特斯，《斯蓬河诗集》，131

Mather， Frank　弗兰克·马瑟，71

Mathews，John Joseph　约翰·约瑟夫·马修斯，389；《夕阳西下》，581

Matthews，Brander　布兰德·马修斯，422

Matthews，Victoria Earle　维多利亚·厄尔·马修斯，286

Matthiessen， F. O.F.O.马西森,258

Mead，Margaret　玛格丽特·米德，521，524

mean streets novels　发生在穷街陋巷里的小说,xviii,5

Mellon，Andrew　安德鲁·麦伦，117，130，185

Melville，Herman　赫尔曼·梅尔维尔，58，362；《比利·巴德》,570

Mencken,H.L.H.L.门肯,65,68,99,113,114；对语言的兴趣，428—429；中产阶级价值观,208;在中西部地区,170;在南部,254；《美国的语言》，113，428，565；《偏见》，565，566，568，570

Messenger《信使》，290，327，341，563

Michenet，James　詹姆斯·米切纳，《南太平洋故事》，593

Midwest and literature　中西部和文学，67,161,170,171,307

migration　迁移,参见移民和迁移

Miguélis，José Rodrigues　乔斯·罗德里格斯·米格里斯，《三等舱》，432—433，586

Millay，Edna St. Vincent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127

Miller，Arthur　阿瑟·米勒，233，591

Miller，Henry　亨利·米勒，200—204，255；平凡的主角,199；责任感,201，202； 和大萧条,203—204；《黑色的春天》，200，202，454，584；《玫瑰色三部曲》，205；《北回归线》，200，201，202，454，582；《南回归线》，198，200，201，454，587

miners strikes　矿工大罢工，194

Minter，David　戴维·明特，xvii,xviii

Mitchell，Joseph　约瑟夫·米切尔，《麦索利的奇妙沙龙》，590

Mitchell，Margaret　玛格丽特·米切尔，255；《飘》，259—260，261—262，584

modernism　现代主义,xvii,xviii,xix,21,49,51；黑人，348—352；动画，536；种族标签，448—451；四种文学类型，409—410；国际现代主义,266—267；异族人共餐，386；音乐（参见爵士乐），357—358，361，364，374，536；涵盖的时期，355；摄影，373—374；后二战，556；和极权主义，528—535；创作，374—375，参见玛丽·安婷；艺术，民族文学；欧内斯特·海明威；埃兹拉·庞德；奥尔·E.罗尔瓦格；亨利·罗斯；格特鲁德·斯泰因；让·图默；理查德·赖特

modernism,ethnic　现代主义，民族，355—367；美国的语言，428—433；支离破碎和对完整性的寻求，445—446；“美国人”的意思，422—427；现代主题，405—410；种族隔离，385—386

modernism,paintings　现代主义，绘画，356—367，359—361，364，373；对城市交通工具的描绘，384—385，411，415

moddrnity　现代性，xvii,13，362，406—409，415，492—493；　小说中的现代化，493；和推销员人物，499；和二战，539；参见亨利·罗斯；理查德·赖特

Momaday，N. ScottN.斯科特·莫玛戴，389

money　金钱，和华尔街股市崩盘,184;和写作，134，137—138

Monroe，Harriet　哈里特·门罗，133

Moore，Marianne　玛丽安娜·穆尔，159

More， Paul Elmer　保罗·埃尔墨·莫尔，《精英政治与正义》，54；《雪伙集》，167

Mori，Toshio　敏雄森俊夫，473—474

Morrison，Toni　托尼·莫里森，473—474

Mother Earth journal《大地》,70

Motherwell，Robert　罗伯特·马瑟韦尔，252

Motley，Willard　维拉德·莫特利，407；《敲任何一扇门》，497—498，593—614

Mourning Dove　哀鸽，《混血儿考吉薇》,574

movies　电影,参见电影业

Muir，John　约翰·缪尔，《夏日走过山间》,559；《阿拉斯加的冰川》,562

multiethnicity in USA　美国的多民族性，365—367

Mumford，Lewis　刘易斯·芒福德，104；《棕色年代》，171；《城市文化》，166；《黄金岁月》，171

Münsterberg，Hugo　雨果·蒙斯特伯格，374

Murger，Henri　亨利·米尔热，134

Murray，Albert　阿尔伯特·默里，286—287

Museum of Modern Art(New York)　现代艺术馆（纽约）,357,360

music　音乐,357—358，361，364，374；和环境，167；参见爵士乐

Mussolini，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513—515，522，523

N

NAACP　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见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bokov，Vladimir　符拉迪米尔·纳博科夫，542；《庶出的标志》,593；《塞巴斯提安·奈特的真实生活》,589

“Nadir”period in race relations　种族关系的“天底”时期,285—286

Nassan Literary Magazine　《拿骚文学杂志》,126

Nathan ，George Jean　乔治·琼·内森，68，99，113

Nation　《国家》，71，423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　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286,287,349

national identity　国家认同,xv,xvii,46—47

National Origins Act　《民族起源法》(1924),252

National Recovery Act（NRA）《国家复兴法案》,252

Native Americans　美国土著居民,34—35

Nazism and art　纳粹主义和艺术，531—532；参见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纳粹

Negro World　《黑人世界》，291

Nelson，George　乔治·纳尔逊,“娃娃脸”，211

Neologisms of twentieth century　20世纪的新词,367

New Criticism　新批评主义,xv,157,208

New Deal　新政，196—197，232，241—242，243 250；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252

New England and literature　新英格兰文学,161,170

New Masses　《新群众》，127，194，228，229，476，510，559

The New Negro　《新黑人》，292，300

“New Negro”movement　“新黑人”运动,xix,285—288,289—290,292—294,449

New Republic　《新共和》,68,92,194

“New”as talisman　“新”成为有魔力的词,64,66,67

New World features and gadgets　新世界的特征和小玩意,406—407

New York　纽约，25，52，132—133，161—162；黑人曼哈顿，287，304；国家文学之都,165;公共图书馆,292;股票交易所,185—186

New York Panorama　《纽约全景》,498

New York Sun　《纽约太阳报》,418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185,312—313,358,361,365

New Yorker　《纽约客》,210,546,550

Nietzsche，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11,13,59,78;作品，《人性，太人性》，11

Niggli，Josephina　约瑟菲纳·尼格利,592

Nin，Anais　阿耐斯·尼恩，155；《日记》，159

Norris　诺里斯，《麦克提格》，87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北美评论》，102

Norton，Richard　理查德·诺顿，90

Norwegian-language writing　挪威语作品,431—432；参见沃尔德马·阿杰尔；奥尔·阿蒙森·巴斯莱特；多茜·达尔；德鲁德·克罗哥·詹森；奥尔·E.罗尔瓦格；约翰尼斯·B.威斯特

novel,function and technique　小说、作用和写作技巧,3—6；参见侦探小说；“家庭”小说；历史和小说；西部小说

Nugent， Richard Bruce　理查德·布鲁斯·纽金特，329—330；《香烟、百合和翡翠》，330，573

O

OBrien,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奥布赖恩,565

Occomy,Maria　玛丽塔·奥克米,见玛丽塔·博纳

OConnor，Julia　朱丽叶·奥康纳，126

Odets，Clifford　克利福德·奥德兹，238；《直到我死那一天》，238《等待老左》，238

Odum， Howard　霍华德·奥德姆，255

Ogan ，Sarah　萨拉·奥甘，232

Ohara，John　约翰·奥哈拉，237；《在萨马拉汇合》,582；《巴特菲尔德八号》，583；《天堂的希望》，586；《向怒而生》,595

OKeeffe，Georgia　乔治亚·奥基夫,171,449,535

Okina，Kyuin　翁久允,430

Okubo，Miné　大久保峰,525

ONeill，Eugene　尤金·奥尼尔，443

Oppenheim，James　詹姆斯·奥本海姆，68，75，89

Opportunity　《机遇》，286，324，341

oppositionalism　对抗主义,xv

Ornitz,Samuel　塞缪尔·奥尼兹,388,402

Orwell，George　乔治·奥威尔，187，200

Ostenso，Martha　玛莎·奥斯坦索，《鸿雁》，572

outlook　《展望》，385，418

“Outsiders”of Thirties　30年代的“局外人”,210

Owen,Chandler　钱德勒·欧文,290

Owsley， Frank　弗兰克·奥斯利，255

P

Page，Myra　迈拉·佩奇，《莫斯科的美国人》，517

Paine，Thomas　托马斯·潘恩，189，232

painters of protest　提出异议的画家,64

painting　绘画,356—357，359—361，364，373，537；参见艺术；现代主义

Palmer，A. MitchellA.米切尔·帕尔默，125

Palmer Raids　帕尔默搜捕行动,（1919—1920），125—126

Panunzio，Constantine　康斯坦丁·帕努恩齐奥，567

Paris and modernists　巴黎和现代主义者，512

Park， Robert E.罗伯特·E.帕克,408，492

Parker，Dorothy　多萝西·帕克，《墓志铭》，587

Parsons，Elsie Clews　埃尔西·克鲁斯·帕森斯，153

Parrington， V.L.V.L.帕林顿,《美国思潮中的主流》，104

Partisan Review　《党派评论》，231，363，533—534

Pater，Walter　沃尔特·佩特,《文艺复兴史研究》，10

Patterson，Louise　路易斯·帕特森，348—349615

Pearson，Karl　卡尔·皮尔森，48

Peattie，Donald　唐纳德·皮蒂，《牧场丛林》，586

Perry，Ann　佩里·安，350

Pershings Crusaders　《皮尔辛的十字军战士》（电影），92

personal writings of Thirties　30年代的个人作品,229

Peterkin,Julia　朱莉亚·彼得金,《旋转木马》,499,500—501

Petry，Ann　安·佩特里，459，498；《街》，592

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费城公共基石报》，373

Phillips，David　大卫·菲利普斯，563

Photography　摄影，190，241，243—246，250，361；参见散文插图画家

Pittsburgh Courier　《匹斯堡信使》，301

Plessy v. Ferguson　最高法院普莱西诉弗格森案，288

pluralism of literature　文学多元主义,xiv

Poe，Edgar Allan　埃德加·爱伦·坡，52—53，362； 《人群中的人》，172

political commitment　政治使命，探索文化,190—199；在30年代，188—189,248—249

Pollock,Jackson　杰克逊·波洛克,536

Poole,Ernest　欧内斯特·普尔,394,400,420;《海港》,562；《他的家庭》，563；《街道的呼声》，420

popular discourse　流行话语,57—62

population　人口，63，186，386—387；参见移民和迁移

populism　民粹主义,208

Porter，Katherine Anne　凯瑟琳·安妮·波特，199，255，264—265；《盛开的犹大花》，577；《斜塔》，591；《灰白马，灰白骑士》，587

Portugueselanguage writing　葡萄牙语作品，432—433

Potter，David　戴维·波特，255

Pound，Ezra　埃兹拉·庞德，5，21，68，73—74，108；他的法西斯主义，514—515；《诗章》，166；《休·塞尔温·莫伯利》，98；《在地铁站里》，384；《杰菲逊和/或墨索里尼》，515

poverty　贫困,142,184—187,198,455；在南方，251—253，348

Prager，Robert　罗伯特·普拉格，90

Praz，Mario　马里奥·普拉茨，258

printing　印刷,362，363

privatization　私有化,209

professionalism，rise of　职业化的崛起,134—135

Prohibition　禁酒令,128—129

proletarian writing　无产阶级作品，190,198,211,227,229;新政的影响,232—233

protest literature　表示抗议的文学作品,63—64,199；参见哈莱姆文艺复兴

Proust，Marcel　马塞尔·普鲁斯特，198，199

psychology　心理学,5

publishing and marketing　出版和销售，212，363

Pulver ，Mary Brecht　玛丽·布莱希特·帕尔瓦，92

Pupin，Michael　迈克尔·普平，391；《从移民到发明家》，569

Purinton,Edward Earl　爱德华·厄尔·普林顿,118

Puritanism　清教主义,66,152,168,455

Pyle,Ernie　厄尼·派尔,《勇敢的人》,591

Q

Quakerism　教友派,540—541

R

race　种族,xix,204,367,451;种族成见，380—381，391—392；边缘性和权威性,160—162；骚乱和暴动，349，387；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普遍主义，497—498；论种族的作家，198，351；参见民族文学

racism,antiSemitism　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516，532；大萧条期间,204； 种族标签，448—449，在亨利·米勒的作品里，202，204；语言，152，153；进行鼓励支持的法律，387；“天底”时期，285—286，302—303；和纳粹主义，532—533；心理后果，495；二战期间，526—528，556；参见美国的多民族性

radical novels of Thirties　激进派小说,190,202,211,225

Radical Reconstruction　激进重建,34

Radin,Paul　保罗·雷丁,104

Radio　收音机,195,197,362

Sir Walter Raleigh　沃尔特·罗利·爵士，24

Rand,Ayn　艾恩·兰德,《源头》,520,590；《我们活着的人》,519—520

Randolph， A.PhilipA.菲利普·鲁道夫，290

Rankin，Jeanette　简妮特·兰金，126

Ransom，John Crowe　约翰·克劳·兰塞姆，154，255，257

Ravage，Marcus　马尔库斯·拉瓦奇，390

Read，Herbert　赫伯特·里德，258

realism　现实主义，208—209，372，530—531

Rechy，John　约翰·雷奇，390

“Red Decade”　“红色十年”，189

Red Scare　红色恐惧（1919），125，151

Redfield，Robert　伯特·雷德菲尔德，492

Reed，John　约翰·里德，67，70，90，208；《震撼世界的十天》，565

regions and marginality　地域界限和边缘性,161—162,170

Reid,Sydney　西德尼·雷德,394

Reiss，Winold　温诺德·瑞斯，293

religion　宗教，少数族裔生活中,397—398；在小说中,213；南部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254

Repplier,Agnes　阿格尼丝·雷普利尔,423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革命传统,6

Rice，Elmer　埃尔默·赖斯，《光荣序幕》，242

Richards， I.A.理查兹，I.A.,《文学批评原理》，104

Ridge，Lola　劳拉·瑞吉，127

Riis，Jacob　雅各布·里斯，390

Rilke，Rainer Maria　勒内·马里亚·里尔克，122

Rizk，Samuel/Salom　塞缪尔/萨勒姆·里兹克，388,390；《叙利亚美国佬》，522—523

Roberts，Kenneth　肯尼斯·罗伯茨，250—251；《阿仑德尔》，250，577；《神枪游侠》，186，250，585；《奥利弗·威斯韦尔》，251；《武装暴民》，250，580

Robeson，Paul　保罗·罗伯逊，332，380—381

Robinson，Edwin Arlington　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66

Rlvaag，O.E.O.E.罗尔瓦格，23,438—439；《来自美国的信札》,435；《关于我们的遗产》，435；《地球上的巨人》，25—26，27—29，389，392，435—441，574；《彼得·维克托里尔斯》，576；《纯金》，435；《他们父辈的上帝》，578；《两个傻子》，435616

Roof，Katherine　凯瑟琳·卢夫，152，《美国人的幽默感》，152

Roosevelt， Franklin D.富兰克林·D.罗斯福,195—197，348

Roosevelt，Nicholas　尼古拉斯·罗斯福，422

Roosevelt，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356，386，558

Rosenbaum，Alissa Zinovievna　阿利萨·季诺维也夫娜·罗森鲍姆,参见艾恩·兰德

Rosenberg，Harold　哈罗德·罗森伯格，362

Rosenfeld，Isaac　伊萨克·罗森菲尔德，445；《离家的路》，592

Rosenfeld，Paul　保罗·罗森菲尔德，《阳光下的男孩》,575

Ross,Leonard Q.利奥纳德·Q.罗斯,参见利奥·罗斯坦

Rosskam，Edwin　埃德温·罗斯凯姆，190，241，243，246

Rosten，Leo　利奥·罗斯坦，469，479

Roth，Henry　亨利·罗斯，xix，25，199，233，497,503;和共产主义，517；法西斯主义，523；弗洛伊德的影响，476—477，481，487；语言，479—482；模糊性的杰作，487；和现代主义，477；怀旧和记忆，481—483，486；《称它为睡眠》，228—229，365，425—426，475—489，490，582

Rourke，Constance　康斯坦丝·鲁尔克，《美国人的幽默：国民性格研究》，194

Russell，Bertrand　伯特兰·罗素，51

Rutledge，Marice　莫瑞斯·拉特利奇，《命运之子》，172

Ryan，Father John　约翰·瑞恩，187

S

Sacco-Vanzetti trial　萨科和万泽蒂审判,125，126—128，151，168，457

Salesmen in literature　文学作品中的推销员，499—501，508—509

Salinger，J.D.J.D.塞林格,596

Sandburg,Carl　卡尔·桑德堡,438

Santayana，George　乔治·桑塔亚纳，13—14,64

Saroyan，William　威廉·萨洛扬,378—379,471—473,511；《我的名字是阿拉姆》,588

Sartre，Jean-Paul　让-保尔·萨特，207，459

Saturday Evening Post　《星期六晚邮报》，135，359，361

scapegoats for materialism　物质主义的替罪羊,152

Schneider,Isidor　伊西多·施纳德,456

Schomburg，Arthur　亚瑟·斯科姆伯格，288,292

Schuyler,George　乔治·舒勒,302—303；《不再黑》，335—336，579；《埃塞俄比亚故事集》，336；《黑人艺术的谎言》，300，301

Schwartz，Delmore　戴尔莫·舒瓦茨，168，375，464，465，527—528；《辛酸的闹剧》，592

Science　科学，120

Scott，Evelyn　伊夫林·斯科特，《浪潮》，255

Scott Fitzgerald，F.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见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Scottsboro arrests　 (Alabama)斯科茨伯勒逮捕案（阿拉巴马州），211

Scribner magazine　《斯克里布纳》杂志,462

Sedgwick,Ann　安妮·塞奇威克,559

Sedgwick，Ellery　埃勒里·塞奇威克，417—418,423

Seeger，Alan　阿伦·西格，91，92

Seemuller，Anne Moncure Crane　安·蒙丘尔·克瑞·西米尤勒，16

segregation laws　种族隔离法，xix

Séjour，Victor　维克多·塞茹尔，430

self-determination　自我决定，xvii

Service， Robert W.罗伯特·W.塞维斯，《一个红十字会员的押韵诗》，93

Seven Arts　《七艺》杂志，68，75，76，90

sexuality　性,198,210,216；和美国现实主义，372；狄琼纳·巴恩斯，204—205；在族裔作品里的直白性，454—455；“自由恋爱”文学，326—331；亨利·米勒，201，202—203，454；和好莱坞，239；路德维格·路易生，452；内勒·拉森，319；华莱士·瑟曼，329

Shaler， N.S.N.S.夏勒，125

sharecroppers　佃农,246—247,254

Shaw,Irwin　欧文·肖，《幼狮》,594

Sherman,Stuart　斯图亚特·谢尔曼,401,462

Siegel,William　威廉·西格尔,510

Simmel,Georg　乔格·西米尔,408

Simon,Howard　霍华德·西蒙,511

Sinclair，Upton　厄普顿·辛克莱，《波士顿》，127，208，575；《无耻的审核》，565；《正步》，569；《屠场》，63，90，225，394，395；《煤炭大王》563；《石油！》，574

Singer，Isaac Bashevis　艾萨克·巴什尔维斯·辛格，388；《莫斯卡特家》，542—543，596

Sitting Bull　坐牛（苏人领袖）,34,35

Sklar，George　乔治·斯克拉，《装卸工》，242

slavery　奴隶制，34，253—254，258，444

Slesinger，Tess　苔丝·斯莱辛格，231；《没有财产的人》190，582

Sloan，John　约翰·史龙，64

Smith，Adam　亚当·斯密，193

Smith，Bernard　伯纳德·史密斯，104，

Smith，Bessie　贝西·史密斯，326，327

Smith，Betty　贝蒂·史密斯，《一棵生长在布鲁克林的树》，590

Smith，June　琼·史密斯,200

Smith,Lillian　莉莲·史密斯,255,591

Smith，Louis　路易斯·史密斯，68

Smith， Jesse　杰西·史密斯，117

Smith，William Gardner　威廉·加德纳·史密斯，498；《最后的征服者》，526

social experimentation and literature　社会实验和文学,194

social fiction　社会小说,230—232

Socialist realism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530—531，533

Solger，Reinhold　雷恩霍尔德·索尔杰，430

Sollors　维尔纳·索洛斯，xvii,xviii,xix-xx

Soule，George　乔治·苏尔，104

south　南部，文学繁荣昌盛的十年，255；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253—254；政府机构，252;和文学，7，161，170，252，254—255；消极的传统，257;奴隶制,253—254;重农学派组织，256—257；南部的文艺复兴， 252—265；参见威廉·福克纳

Southern Review　《南方评论》，257—258

Soviet Union and antimodernism　苏联和反现代主义，529—531；参见共产主义

Spain　西班牙，233

Spargo，John　约翰·斯巴哥，《孩子们的哭泣》，63

spectatorial attitudes in literature　文学中旁观者的态度,172—173

Spencer，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58

Spengler，Oswald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04617

Spiller，Robert　罗伯特·斯皮勒，xiii；《美国文学史》，158—159

Sports Illustrated　《体育画报》，233

sports and popular culture　体育和流行文化,137

Stafford,Jean　琼·斯塔福德，《波士顿冒险》,591；《山狮》,593

Stalin，Josef　约瑟夫·斯大林，233

Statue of Liberty　自由女神像，396，420—421，478

Stearns，Harold　哈罗德·斯特恩斯（编辑），《美国的文明》，152—153

Steffens，Lincoln　林肯·斯蒂芬斯，66；《自传》，227，578；《城市的耻辱》，63

Stegner，Wallace　华莱士·史达格纳，《大糖果山》,591;《墙上的女人》，596

Stein，Gertrude　格特鲁德·斯泰因，xvii,13,21,57,68；对她的羡慕和支持，377—379；和军械库展，71；论原子弹，546—547；散文中的死亡场景，368—369，384；民族现代主义，336，368，457；具有实验精神的作家，155—158；和法西斯主义，516；和电影对白，469—470；作品的语法/形式，156—158，369—370,381—382；海明威对她的论述，460—461；对现代主义绘画/摄影的影响，373—374；对现代主义音乐的兴趣，374；对心理学的兴趣，371—372；和“迷惘的一代”，109；短语“黑人阳光”，381；和种族成见，380—381；作为作家的老师,110,156；《正如一个妻子有一头牛：一个爱情故事》，372，373；《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156，175，370，371，373，401，537，581；《每个人的自传》，372；《四个圣人三幕戏》（歌剧），536；《美国地质志》，158；《美国讲座》，373—374；《美国人的形成》，10，157，193，370，390，572；《梅兰卡莎：每个人都如她的愿》，368—369，374，376，377—378；《待被证明的》，374，381；《柔软的纽扣》，157，561；《三个女人的一生》，85—86，131，157，167，201，368—369，373，383；《我所看到的战争》，157，158，592；《什么是杰作》，157，378；《年轻人的勇气》,593

Steinbeck，John　约翰·斯坦贝克，233—235；《愤怒的葡萄》，233—235，587；《胜负未　决》，233，235，584；《长河谷》，234，586；《人鼠之间》，235，585；《薄煎饼》，234，583

Steiner，Edward　爱德华·斯坦纳，390；《从异乡人到公民》，421，561

Stella，Joseph　约瑟夫·斯特拉，419—420

stereotyping　种族·成见,380—381，391—392

Stern，Elizabeth　伊丽莎白·斯特恩，402—403

Stieglitz，Alfred　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25，30—31，72，357

Stoddard，Lothrop　罗斯洛普·斯托达德，《有色人种挑战白色人种至高无上权力的趋势》，126

Stong，Phil　斯特朗，菲尔，《博览会》，580

Story　《讲述》杂志，242，388

streetcar in writing　文学作品中的电车，384—386，428，430，451，459，475—476，487—488；参见文学作品中的交通工具

Stribling T. S.T.S.斯特里布林，《出生权》，567；《铁匠铺》，258，578；《商店》，258，580；《异乡的月亮》，255；《蒂夫特阿劳》，573；《未完工的大教堂》，258，582

Strong，Philip D.菲利普·D.斯特朗，128

Sturzo，Luigi　伊易吉·斯特佐，《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367

Suárez，Mario 马里奥·苏亚雷斯，389—390，503—504，594

Suckow，Ruth　鲁斯·萨考，133；《乡下人》，570

Sui Sin Far　水仙花（伊迪丝·莫德），389；《春香夫人》，560

suicide rate increase　自杀率升高,186

Sumner，William Graham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民俗》，104

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209

Survey Graphic　《图解概览》,286,293

Szilard,Leo　利奥·吉拉德,《关于“中央大车站”的报道》,552—555,594

T

Taggard，Genevieve　吉纳维芙·塔加德，66，70,173,187

Tanner，Henry O.亨利·O.泰纳,301

Tarbell，Ida　艾达·塔贝尔，《美孚石油公司史》，64

Tarkington，Booth　布斯·塔金顿，84；《爱丽丝·亚当斯》，566；《伟大的安伯森斯》，564；《潘拉德》，561

Tate，Allen　艾伦·泰特，《父亲》，262；《杰斐逊·戴维斯的沉浮》，255

Taylor，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理》，66，559

Taylor， Paul S.保罗·S.泰勒，241，245

Taylor，Peter　彼得·泰勒，595

technology　技术，119—120,362

television　电视,362,363

Teller，Charlotte　夏洛蒂·泰勒，《牢笼》，225

Thayer，Webster　韦伯斯特·泰尔，127

Thirties　30年代，回顾过去,191—192；政治使命,188—189;探索“文化”,190—191

Thomas，Norman　诺曼·托马斯，126

Thomas,W.I.W.I.托马斯,492

Thoreau，H.D.H.D.梭罗，《瓦尔登湖》,59

Thresher,Max Bennett　麦克斯·宾耐特·思雷舍,391

Thurber，James　詹姆斯·瑟伯尔，187；《随心所想》,585；《欢迎到我的世界来》,590

Thurber，James and White,E.B.詹姆斯和E.B.怀特·瑟伯尔,《性是必需的吗？》,576

Thurman，Wallace　华莱士·瑟曼，293，327—330；《越黑的黑莓》，327，328—329，576；《哈莱姆》，329—330；《春天的孩子们》，329，580

Time　《时代》杂志，162，233

Tobenkin，Elias　埃利亚斯·塔本金，《韦特来了》，563

Tocqueville，Alexis de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92，105

Todorov，Tzvetan　茨维坦·托多洛夫，9

Tolson，Melvin　麦尔文·托森，380

Toomer,Jean　让·图默，xix，151，152，288，309，350，406；背景，443，450—451；论“美国人”这个词，449—451；和普遍主义，540—541；写作风格，444—445；《蓝色子午线》，311；《甘蔗》，132，300，308—310，365，379，442—451，569；《精要集》，450；《纳塔利·曼》，445618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367，518，524

translation process　翻译过程,439

transport in literature　文学作品中的交通工具,384—385，407—408，411，415，428，430，490，525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尔赛和约》（1919），288

Trilling，Lionel　莱昂内尔·特里林，52，358—359；《路途之中》,594

Troeltsch，Ernst　恩斯特·特勒尔奇，4—5

trolleycar　电车,见路面电车；文学作品中的交通工具

Tugwell，R.G.R.G.图格威尔，104

Turgenev，Ivan　伊万·屠格涅夫,《猎人笔记》，131

Turner，Frederick Jackson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24，43—47，48；《美国历史上的边疆》，104，170—171

Twain，Mark　马克·吐温（塞缪尔·克莱门斯），174；哈克贝利·费恩，11，14，21，23；《神秘的陌生人》，562

Twenties　20年代，125—133；回顾,187—188；参见爵士时代；迷惘的一代

Tyler，Alice Felt　艾丽斯·菲尔特·泰勒,《自由的骚动》，233

Tzara，Tristan　特里斯坦·特扎拉，69

U

uncertainty and confidence　不确定性和信心,15—22

unemployment　失业,186,226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全球黑人发展协会,（UNIA）,152,287

Urban League　全国城市联盟，286

V

Valéry，Paul　保罗·瓦莱里，258

Van Doren，Carl　卡尔·范·多伦，461

Van Vechten，Carl　卡尔·范·维奇顿，66，302，362；《黑鬼的天堂》，303—305，376，407，573

Veblen，Thorstein　索斯汀·韦伯伦，《企业》，104

Ventura，Luigi　路易吉·旺图拉，439

Vidal，Gore　戈尔·维达尔，《城市与盐柱》,595;《大动乱》,592

Villareal,José　乔斯·维拉利尔,390

violence　暴力，在侦探小说中,219—224;在纪实文学作品中,211—212；公众,211;暴众私刑，287，290，387；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中,231

Volstead Act　《沃尔斯泰德法》(1919年),128

Vorse，Mary Heaton　玛丽·希顿·沃斯，70，194，231

W

Walcott，Derek　德里克·沃尔卡特，311

Walker，F.A.F.A.沃克，125

Walker，Margare　t玛格丽特·沃克，242

Wall Street Crash　华尔街股市崩盘（1929年），184—187，199，203；和南部的文艺复兴，252—253；和作家的希望,209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185

Walrond，Eric　埃里克·沃尔龙德，288，290，291，573

Walton，Eda Lou　艾达·卢·沃尔顿，488，503

war　战争,见内战；美国土著居民；一战；二战

war as metaphor　战争作为隐喻，170；参见海明威，欧内斯特，A.C.,112

Ward，Harry　哈利·沃德，126

Warner，W. Lloyd　华纳，W.劳埃德，366

Warren，Robert Penn 罗伯特·佩恩·沃伦，《国王的人马》，163，216，593；《约翰·布朗：烈士的产生》，255；《夜间骑士》，587；《南方评论》（编辑），257；《足够的空间与时间》,596

Washington，Booker T .布克·T.华盛顿，386；《挣脱奴役》，391

waste　浪费，经济上的,209

Watanna,Onoto　小野の小町(温妮弗雷德·莫德)，402

Waters，Ethel　埃特尔·沃特斯，332

Watson，John B.约翰·B.华生,《行为主义》，136

wealth and poverty　财富和穷困,142—150,160,185

Weatherman，Clara　克拉拉·韦泽曼，《前进！前进！》，190

Weber，Max　马克斯·韦伯，4，54

Weiss，Felix Feri　菲力克斯·费里·韦斯，《筛子》，393

Wellington，C.G.(Pete)C.G.惠灵顿（彼得），179

Wells，H.G.H.G.韦尔斯，《将结束战争的战争》，94

Welsh writing　威尔士语作品，431

Welty，Eudora　欧多拉·韦尔蒂，242，255，589；《三角洲婚礼》，593； 《金苹果》，595；《强盗新郎》，590

Wendell，Barrett　巴雷特·温德尔，422—423

West，Nathanael　纳撒尼尔·韦斯特（内森·韦恩斯坦），199，233，236—240，255；《百万美元》，237，582；《蝗灾之日》，198，237—240，587；《巴尔索·斯内尔的梦幻生活》，236—237，578；《寂寞芳心小姐》，155，163，198，236—237，240，581

Wescott，Glenway　格伦韦·韦斯科特，《再见，威斯康星》，151

Westerns　西部小说，198，212—216

Wharton，Edith　伊迪丝·沃顿，xviii，3，13，23，49，80—81，83；和一战，93；《纯真年代》，85，123，428，566；《回顾》，108，123，124，582；《乡土风俗》，85，92，124，561；《伊坦·弗罗姆》，92，559；《战斗中的法国》，93；《法国方式及其意义》，123；《欢乐之家》，40，80，81—83，84—85，92；《马恩河》，91，93；《战地英雄》，93

Wheatley，Phillis　菲利斯·惠特利，292

Whipple，T.K.T.K.惠普尔，《研究这片土地》，59

White，E.B.E.B.怀特，《一个人的肉食》,590

White，E.B.E.B.怀特和詹姆斯·瑟伯尔,576

White,Walter　沃尔特·怀特,286；《燧石里的火》，337—338，570；《逃离》，338，573；《绳子和柴火》，338

Whitehead，Alfred North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17—18

Whitfield，Raoul　劳尔·惠特菲尔德，《隐蔽的危险》，237—238，577

Whitman，Walt　瓦尔特·惠特曼,11—12,24,35,174,189；《过去历程的回顾》，11—12；和现代主义，362，445，450；和奥尔·罗尔瓦格的作品，438；对美国的看法，365—366

Wilder，Thornton　桑顿·怀尔德，230，550；《桑·路易斯·雷大桥》,574; 《卡巴拉》,573；《天堂是我的归宿》,230

Williams,Bert　伯特·威廉姆斯,332

Williams,Dafydd Rhys　达菲德·瑞斯·威廉姆斯,431

Williams，William Carlos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87，356；《美国性格》，171；《白末尔酒》，228619

Wilson，Edmund　埃德蒙·威尔逊，127，134，181，194，242；《美国恐慌》，190，193，250；《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98，362；《我想起了黛西》，154；《为国家流血》，93；《到芬兰车站》，193；《在两个民主国家旅行》，193

Wilson，Harry Leon　哈里·利昂·威尔逊，《糊涂影迷》,569

Winther,Sophus Keith　索弗斯·凯思·温泽,440； 《抵押你的心》，585；《把一切带到内布拉斯加》，584；《永不消散的激情》，586

Winthrop，John　约翰·温斯罗普，24

Winwar，Frances　弗朗西丝·温沃，399

Wirth，Louis　路易斯·沃斯，492

Wist，Johannes B.约翰尼斯·B.威斯特,《高原之家》，435，568；《移民场景》，435；《乔纳斯维尔》，435，569；

Wister，Owen　欧文·威斯特，《五旬节浩劫》,562;《弗吉尼亚人》,38,53—54,213

Wolfe，Thomas　托马斯·沃尔夫，263—264，515；《时间与河流》，583；《天使望乡》,255,262—263,264,576，《你不能重归故里》,263,588

Wolfert,Ira，艾拉·沃尔弗特，《塔克人》，227—228，591

Wolff，David　大卫·沃尔夫，211

Wollstonecraft，Mary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辩护》，154

Womans Home Companion《妇女家庭之友》，165

women　女性，黑人作家,161；“家庭”小说,213—214;对女性化的恐惧,152—159；在小说中,32;场景和女性的性感,171;厌女症，454；社会小说面临的困难,230—231;在斯坦贝克的作品里，235；被压制,204;选举权,154;和一战，95—96，172；参见性别,性欲

Wong，Jade Snow　黄玉雪,592

Woodward，C. VannC.范恩·C.伍德沃德，255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公共事业振兴署（美国政府），350，388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74—75，173—174，364；反德情绪，95；美国黑人,96—97;对语言的影响，555；对写作的影响，89—91，110；爱国主义，90—94;战后理想的幻灭，97—101,108，110—112;冷漠重现,102—107；和南方，251；妇女，95—96，172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364；原子弹，546—551；集中营，539—543；珍珠港事件后进行的拘留，524—526；252，515；现代主义，555—556；现代性，539

WPA　公共事业振兴署，见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right，Harold　哈罗德·赖特，《芭芭拉·沃斯的胜利》，559

Wright，Richard　理查德·赖特，xix，10，199，211，242，345—347，350；个人经历，492—493；乳房的意象，502；钟表时间的意象，491—493；和共产主义，517—518；和佐拉·尼尔·赫斯顿的比较，496—502；对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论述，377—378；论海明威，467；艾略特和乔伊斯的影响，495；现代性和种族主义，498；在南部的文艺复兴，255；论战时血库，527；《美国的饥饿》，378；《黑孩子》，378，390，428，496，502，592；《今日之上帝》，345—346，356，490—491，585；《土生子》，255，10，345，346，388，454，491—492，493—495，588；《局外人》，537；《野蛮假日》，498；《一千二百万黑人的呼声》，190，241，243，255，496，498；《汤姆叔叔的孩子们》，255，198，242，346—347，467，500，501—502，586

Wyckoff，Walter　沃尔特·威科夫，40，142

Y

Yale Review　《耶鲁评论》，153

Yamamoto，Hisaye　山本久枝，389，525—526，595，596

Yeats，W.B.W.B.叶芝，69

Yerby，Frank　弗兰克·耶比，242，498

Yezierska，Anzia　安齐亚·叶捷斯卡，170，388；《施舍面包的人》，64，572；《饥渴的心》，363，566；《廉租公寓里的莎乐美》，363，392—393，407，569

Yiddish-language writing　意第绪语作品,431

Young，Stark　斯塔克·扬，268

Z

Zafar，Rafia　拉菲亚·扎法尔，xvii，xviii -xix

Zangwill,Israel　伊斯雷尔·赞格威尔,362；《大熔炉》，412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1863—1951)为美国编辑、出版家和政治领袖，创立了美

国最大的报纸连锁网。——译注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7卷（修订版）

无标题

主译　孙宏

译校人员(按姓氏汉语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

程强　崔明路　姜宁　雷泠

李玲　李平　李英　吕秀英

马惠琴　马静　牛亚军　庞艳辉

唐冉菲　汪翠萍　王莎莎　武田田

宣菁　杨敏　杨晓辉　于红

袁笠玲　曾飒　张录侠　张强

张秀见　张志纯　左连凯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7卷

(小说与戏剧)

1940—1990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涵盖美国文学所有分支，涉及新兴的和业已确立的种种趋势的广阔范围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一些学者以及批评家的论述，正是在这些学者以及批评家的努力下，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文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者的作品集近三十年来美国文学批评之大成，因此既代表两代学术成就之间存在的分歧讲话，也代表两代学术成就之间保持的连续性发言。叙述部分在书中占了很大比例，使本书和以前的版本所能做到的相比，对于美国文学史的探讨既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又有了磅礴的气势。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批评的声音虽然构成了这些叙述部分的背景，但是这个声音也与形成当代文学研究特色的多样化兴趣共同发挥着作用。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美国多种文学流派以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跨学科的论述。美国文学材料的扩大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作品以前曾被忽视，最近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在美国文学材料扩大的同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方法，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多样性而言，都在急剧增长。《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所体现的这个涉及许多方面的学术和批评事业探讨了包括社会、文化、理智以及审美在内的多样性；同时，和以往的论述相比，也显示了一种在文学研究方面更加丰富的权威概念。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文学传统，而中国文学则是最古老的文学之一。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不同凡响。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的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19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20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30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30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和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总序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15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5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谢

主编寄语

我十分感谢哈佛大学给予这一项目的不断支持，也十分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安妮·萨诺的协助，以及伊坦·伯科维奇和苏珊·米兹卢奇的不懈支持。最后，无论就我个人而言还是从学术上讲，我都深感荣幸地提及学术界新一代的三位学者为这一卷所撰写的文稿——这三位杰出的青年美国文学研究者都在20世纪80年代学有所成，他们为我们这项共同的事业带来了过去十年间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特别关注的问题、独到的见解以及富于洞察力的观点：约翰·伯特撰写了“南方文艺复兴之后”篇章；赛勒斯·帕特尔撰写了“新兴文学”篇章；玛格丽特·里德撰写了序言第二节的大部分内容，并对本卷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概括。

为这部著作中文版的出版，我要向孙宏教授表示感谢，因为他的翻译非常出色，真正将艺术和学术完善地结合在了一起，是所有翻译工作者的典范。最后我要向我的儿子萨沙表达我的一点钟爱之意。他的诞生和幼年恰好与这部文学史的进展同步，他成长的岁月一直是我体验喜悦和获得力量的源泉。

萨克文·伯科维奇

小说与社会——1940年至1970年

我十分感激萨克文·伯科维奇编辑的耐心鼓励和宝贵评论、约翰·贝恩、赛勒斯·R.K.帕特尔以及温迪·斯坦纳等撰稿同事的通力合作，他们自己的出色工作使我能够集中精力探讨那些我最感兴趣的作者。我得益于许多批评家关于战后小说的卓越见解，其中有约翰·W.奥尔德里奇、利奥·布劳迪、罗伯特·博恩、马尔科姆·考利、切斯特·E.艾辛格、约瑟芬·韩丁、欧文·豪、斯坦利·埃德加·海曼、彼得·G.琼斯、弗雷德里克·卡尔、艾尔弗雷德·卡津、托马斯·希尔·绍布、马克·舍西纳、特德·索罗塔洛夫和戈尔·维达尔；我也得益于学者们对战后美国生活进行的广泛的历史研究，其中有威廉·H.沙弗、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戈德弗雷·霍奇森、肯尼斯·T.杰克逊、威廉·洛伊希藤伯格、威廉·L.奥奈尔和詹姆斯·T.帕特森。在我所教授的战后小说课上，我也从我的研究生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其中有彼得·马舒赫和比尔·穆勒恩。洛尔·迪克斯坦一如既往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

莫里斯·迪克斯坦

南方文艺复兴之后

首先我要向萨克文·伯科维奇致谢，他从这个项目一开始就全力帮助我，我们之间进行了多次谈话，在本文的阐释当中，这些谈话的踪迹随处可见。莫里斯·迪克斯坦也对我鼎力相助，使我得以理清思绪，对本项目有了一种整体感。他和萨克文·伯科维奇一样，也认真地阅读了我所撰写的篇章，并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批评和建议。罗莎娜·华伦、詹姆斯·A.格里姆肖和威廉·贝德福德·克拉克也给了我很大启发。我还就本项目和布兰戴斯大学出色的同事和学生们进行过谈话，很受启发，尤其是尤金·古德哈特、乔治·富兰克林、苏珊·斯塔弗斯、威廉·弗莱施和劳拉·昆尼。乔·安妮·普雷斯顿的批评敏锐而又很有洞察力，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使我受益匪浅。

约翰·伯特

后现代小说——1970年至1990年

一部百科全书的条目足以改变其作者一生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但是本篇关于美国当代小说的论述对我的一生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段历史的范围与我的成年时代恰好相符，因此萨克文·伯科维奇这位陌生人突如其来给我打电话安排这项重要任务，简直就是命令我学习自己的世界，这位陌生人很快就成为一位豪爽的朋友和导师，所以现在用感激这个词已无法尽述我对他的情谊。他给我的馈赠之一就是介绍我认识了我这一代人当中最有才华的美国文学研究者，他们以文学史专家的博学和自由改革者的勇气，在这几卷中重新构建了美国文学的标准。我在这里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实属荣幸。多年来，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的课上讨论后现代小说方面的观点，从学生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这些学生当中既有研究生也有本科生。对于他们的激励以及学校的不懈支持我都深为感谢；学校给了我假期和研究经费，使我得以完成我的工作，尤其是英语系的理查德·费希尔主任对我十分关照。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女儿爱玛和爱米尔，随着她们的成长，我也继承了前辈的学术传统，在事业上成长起来。我们都得互相容忍对方的种种失误和感情迸发，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们母女三人当中又有谁愿意舍此而做出别的选择呢？

温迪·斯坦纳

新兴文学

我对于新兴文学能动性的兴趣形成于1991年至1993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校长博士后研究员期间。对于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和伯克利分校英语系，我都十分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必要的财力、物力，使我能够开始进行在此发表的这项研究。我还要向纽约大学的研究挑战基金会表示感谢，他们提供了一笔暑期补助，使我能够完成我为《剑桥美国文学史》撰写的最后一稿。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布朗、朱莉·格林布莱特、T.苏珊·张和安妮·萨诺和我一道致力于本卷以及其他各卷《剑桥美国文学史》的出版工作，为此我要向各位编辑致谢。他们十分重视这个项目，正是这种信念使得本书的各位撰稿人能够冲破种种困难和疑虑，最终获得成功。

本项目的研究给予我的诸多教益之一就是，它使我明白了最优秀的学术成果往往是众人共同努力的结晶。我在新兴文学方面所做的论述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学者为之奠定基础，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些学者就是：鲁道夫·阿库尼亚、巴里·D.亚当、保拉·冈恩·艾伦、戴维·伯格曼、霍米·K.巴巴、威廉·伯尔豪尔、胡安·布鲁斯-诺沃亚、约瑟夫·布鲁赫克、赫克托·卡尔德隆、陈素成(音译)、乔治·乔恩西、张敬珏、斯蒂芬·康奈尔、约翰·德埃米利奥、罗杰·但尼尔斯、玛丽·V.迪尔伯恩、马丁·杜伯曼、托马斯·费拉里奥、菲利普·布赖恩·哈珀、马龙·K.霍姆、弗雷德里克·霍克西、阿布杜勒·贾恩·穆罕默德、乔纳森·卡茨、金伊莲、阿诺德·克鲁帕特、保罗·劳特尔、林雪莉、肯尼恩·林肯、林英敏、戴维·劳埃德、利萨·洛、弗朗西斯·马克·蒙迪莫尔、南茜·J.彼得森、A.拉封·布朗·劳夫、何塞·戴维·萨尔迪瓦、凯瑟琳·斯廷普森、克劳德·J.萨默、达纳·高木、罗纳德·高木、邦尼·杜·史密斯、安德鲁·维格特、赫莎·D.黄、黄秀玲、罗伯特·J.扬。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我有幸认识，另一些人虽未谋面，但通过其杰出的著作我对他们也有所了解。我尽可能将他们的作品列入了本卷的参考书目。

我最初获得这一项目的机遇时，是伊丽莎白·福勒鼓励我担当此任的，在起步的几个关键阶段，她又帮助我，使我对该项目的构想更加完善。她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至今仍然激励着我。本篇几易其稿，不少同事和朋友慷慨地花费时间一一阅读，并提出十分宝贵的建议。他们是南希·本特利、尤纳·肖德乌里、约瑟芬·韩丁、苏珊娜·基恩、埃琳·莱马和布莱基·弗穆尔。我尤其要感谢维尔纳·索勒斯，他不仅阅读了一稿的全文，予以评论，而且邀请我出席他所开的一门本科生课程——种族问题研讨课，对我的观点加以检验。

在我对新兴美国文学部分进行探讨的每一个阶段，纽约大学的同事们都对我的兴趣予以不懈的支持；我感谢安东尼·洛、约瑟芬·韩丁和杰弗里·斯皮尔帮助我把研究生教学转向这一领域。上我的新兴当代美国文学课的学生使我感到十分愉快，他们热心参与，富于感染力，不断向我提出挑战，使我的观点不断发展，表达得更加清晰，论证得更加严谨。许多学生的谈话和文章都曾对本书的这部分论述产生影响，其中我尤其要提到的是布里奇特·布朗、洛雷塔·米哈雷斯、杰·罗和狄安娜·特纳。

我有幸在生活的各个阶段都遇到良师，我最诚挚地感谢玛丽·伊夫林·布鲁斯、托马斯·斯考尔、格雷戈里·隆巴尔多、吉尔伯特·史密斯、唐纳德·赫尔、约翰·V.凯莱赫、沃纳·伯索夫、利奥·马克斯和菲利普·费希尔，是他们教我认识到研究学问，其乐无穷。

我也为能有卡伯特·布朗和莫利·布朗夫妇、约瑟夫·赫申森、乔纳森和艾里特·科尔伯、安·科比特以及安得鲁·惠特尼等益友而感到荣幸。这些朋友也许相距遥远，但是在我的思想上却从来隔得不远。老朋友虽然各自走上不同的事业道路，有着不同的专业兴趣，情谊仍然长存，知道这一点实在令人振奋。

我的亲人，不管是近在身边还是相距遥远，都是激励我奋斗的源泉。我的伯母巴诺·帕特尔和已故的伯母弗雷恩尼·帕特尔以及叔父诺西尔·帕特尔都有着坚忍不拔、勇于献身、恪守信仰的美德，为我树立了榜样。我对我的伯母戴安娜·M.帕特尔甚为感激，她除了给予我爱，还在经济上支持我，包括送我便携式电脑，本项目的初稿就是用这部电脑打成的。我对她的丈夫，我已故的伯父、与我同道的前辈学者、教授米诺契尔·K. N.帕特尔十分怀念。我姐姐谢琳作为从事文学研究的同行学者，在本项目进展的过程中阅读了初稿，给予我指导和鼓励；她对我的能力充满信心，使我在犹疑之时能保持坚强。我的父母鲁西和埃斯特雷利亚·帕特尔使我从小就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为了使我接受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教育，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波涛汹涌之时，他们是我安全的港湾。我的妻子德博拉·L.威廉斯每天都激励着我，发挥自己的才干，争取最好的成绩：在才智上、精神上、情感上，有了她，我的世界才成为完整的世界。

萨克文·伯科维奇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给予我无条件的支持，给予我人们只能期望在家里，在亲人身边才能得到的那种帮助。14年前，他使我的才智生活有了新的转机。为此，也为他曾在学术上给过我鼓励的无数其他时刻，我将对他永远感激不尽。

最后，我把我为《剑桥美国文学史》本卷所撰写的篇章献给我的祖母弗朗西斯卡·D.达纳，她于1971年从菲律宾移民到美国，25年后，在她92岁高龄时才成为美国公民。

赛勒斯·R.K.帕特尔

大事记

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温迪·斯坦纳、亚当·韦斯曼，尤其是莫里斯·迪克斯坦和赛勒斯·帕特尔为文学大事记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做过一些可贵的更正。我对他们都很感谢。我特别要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我在本书中和其他地方的工作无不得益于他的睿智和耐心的教诲。最后，我要感谢伊丽莎白·米勒给予我的不懈支持和长久友谊。

乔纳森·福蒂斯丘

总序

这部多卷本的历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促进了一种英语写作新分支的引进。30年后，罗伯特·E.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主持编撰了《美国文学史》，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是一代美国文化研究者辛勤工作的结晶，他们为这个领域划定了新的疆界。这批学者和批评家主要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代表了美国文学作品的各个分支、新旧派别的广阔范围，他们已经开拓并仍在继续开拓的领域业已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体。

过去30年间采用美国文化研究方式的文学批评已经从边缘区域扩展到人文研究的核心地带。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全世界，对美国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学术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有关的辩论十分激烈。这些都反映出这个领域的勃勃生机。显然美国的文学作品已经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进行探索的中心。性别研究、种族研究以及通俗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探讨已经渗透到该专业的各个角落。但也许这些研究最广大的基础就是美国文学。关于多种文化主义和经典作品形成方面的争议也是如此：这些问题是跨越文化和历史的，但是各种争论常常转向美国文学作品。

在争论中，无论我们站在哪一方面，这些争论所产生的活动显然提供了一个焕发才智和启发新研究的源泉，重新发现了一大批被忽视或被贬低的作品。与以往相比，我们对有人使用的各种美国文学(复数形式)这一术语有了更多的了解，该术语的基础是美国多种传统、多种审美情趣甚至多种文学观点绵延不绝的特点。

这些发展无论从含义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扩展了美国文学的范畴。对于这一代批评家和学者而言，美国文学史不再是关于某一批大家异口同声称赞的美国杰作的历史，也不再是基于某种大家对美国文学作品一直采用的历史观。对于确定性和一致性的追求继续下去，这也是理所应该的，但是现在这些方面的追求是在一种注重批评的分散性氛围中进行的，其中不乏学派之争，而最可喜的现象就是在从各自角度解释美国文学的不同学派之间开展了对话。

这种争论的现象标志着学术权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从18世纪文学史发轫之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文学史无不依赖对于其题材的本质或性质业已形成的一致性意见。而今天再诉诸这种一致意见就显得更像寻求妥协，更像怀念旧事。现在的美国文学史研究具有多重含义，它是一项集学术、批评和教育于一体的事业，有着众多声音和各个方面。在这种条件下，权威的功能是由一些虽有差异但又互相关联的知识体系来发挥的。我们可称之为多样化权威。一方面，它存在于多样性的能量中：各种相互竞争的成份、物质体系和各派权威。另一方面，它又存在于批评家善于联系的能力中：他们把自己所用的方法的特点转变为挑战和参与的形式，从而使这种方法实际上以互补或对立的解释模式获得了实质和深度。

这部新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在这两方面都堪称权威，既有争议又有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使它代表了它所描绘的文化。我们的《美国文学史》是一部集百家言之作，是各种美国文学史的联合体——但这种多元论中又存在着差异，这是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中围绕着文化价值、信仰和思考方式等问题所进行的争论的生动写照。书中部分陈述可圈可点，它们揭示出社会成就和美学成就、技术创新与文体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他部分却显然与此相反，有时甚至把文学分析变成对多元论的批评(甚至是攻击)。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相反的观点正是本书最具传统性的一面。它采用了崇尚道德的态度——把文学分析作为提出反抗性以及非传统性观点的场合——这种态度是以浪漫主义对艺术的崇拜和上流社会对高雅文学的观点为基础的。这种观点坚持认为伟大著作中体现的理想具有普遍性。所以这种观点有时以暗示的方式，对社会准则与习俗，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抨击，因而从理论和美学上促进了对社会道德规范的一种普遍的摈弃。其结果是人们对文学推崇备至，把它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一个超越法律准则的境地；借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说法，它对我们的生活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到20世纪中期，这种方法一方面产生了新批评派学者对工业化社会的攻击，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式艺术理论。新反对主义，包括反对正统文化的批评家，都是与这些遗产密不可分的。

是提倡还是批评，这二者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它所直接针对的就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已成为我们时代的特点。早期历史学家认为这个问题太显而易见，因此不值一提，而我们最好还是搞清这个问题：在本书的各卷中，美国一词是指美利坚合众国，或者日后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分的疆土。虽然我们的作者之中有些人用比较的方式，在跨大西洋或者泛美的框架内进行研究，虽然其中也有些人讨论了使用其他语言撰写的作品，虽然还有些人赞成后民族(甚至是后美国)的观点，但是一般来讲，他们所关注的核心是美国的英语文学作品——即人们通常在语言和国家含义上所理解的“美国文学”。

就我们而言，我们刻意选择了这种约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无疑反映了时间、空间、学识以及所能得到的材料的局限性；但必须指出，我们的撰稿人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已经竭尽所能。他们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学识以及可以得到的材料，把民族问题变成一个文学史的问题。正是因为他们的关注集中在美国的英语文学上，美国这个词在他们看来既不是叙述前提——一种假定的、必然的或者自然的前提，也不是一个客观背景(即这个国家的历史)。恰恰相反，美国是多种多样对于文学史的探讨互相竞争的场所。它以中立领土的面目出现，欢迎所有公认的派别，而详察之下却是(并且一直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战区。

在本书各卷中，美国是一个历史实体，即美利坚合众国。它是一个社会的宣言，其人民的组成与维系凭借的是语言上的授权：一套普遍的原则、一种凝聚社会的方略、一声号召人民反抗的呼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种美学理想、一种现代词藻(进步、机遇、新鲜事物)、一种包纳性的符号学(大熔炉、百衲被、多国之国)，以及一种排斥性的符号学，不仅把旧世界排除在外，而且排斥了南北美洲的其他国家，就连美国国内的一大部分人也受到排斥。一个如此产生的国家就是一个修辞上的战场。在本书各卷中，美国为探讨文本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的文本确切性提供了一个富于变化、涉及诸多方面的焦点。

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这是两个最令人迷惑的问题，这件事并非偶然。在文学研究中，人们从未如此深刻、如此透彻地从理论上对历史进行说明。把这个领域所有的特殊兴趣、把我们当代持异议的所有派别结合起来的就是对于历史的压倒一切的兴趣：将历史看做种种观点、比喻和神话的基础与实质，看做我们阅读文本的内容和我们理解这些文本的精神，这样讲毫不夸张。即使我们承认伟大的著作——一些艺术激情达到非凡高度的语言结构，已经超越了其时间和地点(即使我们相信这些巨著的持久力量是一个不断地产生相反意见的源泉)，经过思考，我们还是会发现美学上的超越之类概念本身就受到了时间的限制。正如其他种种自命客观的事物，从宗教信仰上对圣经的解释到科学上的客观性，美学上声称的高雅艺术也是由历史所塑造的。通过可辨别的历史意识，我们了解到其超越性的具体形式(天才灵感的美学、模棱两可的美学、颠覆破坏的美学、结果未定的美学等)。

这种对于偶然性的认识同样扩展到历史著作中。有的历史比其他历史更为真实；一些历史在一段时间里被赋予了“权威性”和“全面”的盛名；但它们都是由其所处的历史性时刻决定的描述而已。本书所写的历史也不例外。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使局限性成为一种源泉，从中产生不作定论的探讨。以前所有的美国文学史不是总结概括就是包罗万象，不是以权威的气势讲述单一的观点就是使用大量简短的陈述，这种陈述同样像是在概括，即使是仅仅因为专家式的简略综合这一类型也早于作者声音的形成。而在这里则恰恰相反，本书通过大规模地叙述多种观点，为读者展开一幅美国文学史的画卷。由于撰稿人为数不多，每位作者都有机会详尽阐述独特的见解(前提、论点、分析)等等，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叙述都是通过论证，而不是凭借断言来令人信服的；他们每个人都通过这一代美国文化研究者所共有的主题、关切、焦虑和志向而与其他作家产生联系(尽管存在着种种差别)。

我们选择这些作者首先在于其学术上的卓越成绩，其次在于他们的著作对于批评界所具有的意义。这些作者共同展示了近30年来美国文化研究式文学批评的成就。他们为本书各卷所撰写的各个部分既表现出两代人之间的联系，也显示了其间的差异。他们讲述了如今被纳入美国文学之中、所含范围非常之广的材料。他们表达了种种特有的兴奋和承诺，使这一领域得以大为扩展。最后，他们反映了当代文学研究中兴趣的多样性以及种族的多样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多样性在我们大学里已经成为教师和学生的共同特点。

这部《美国文学史》的组织原则有着同样的特点。其结构的灵活性旨在适应美国文学史的多样性。一些主要作家在许多卷中频频出现，因为他们不只属于某一个时代。有些卷对一些原作进行了不同的描述，因为它们对于不同的文化经历领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时作者从各个角度反复讲述某一个运动的经过，因为这种经过需要多个焦点：例如既要与主流有关又要与边缘有关，或者既是一个时代的顶点又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种重复并不是作者刻意所为，但是从一开始重叠就受到鼓励，由此产生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别是与文学以及历史资料的丰富多样完全相符的。和以前文学史中所能找到的内容相比，这种重叠有利于更加详尽细致地对具体的情况(作家、作品以及各种运动)进行描述。

萨克文·伯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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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美国文学史》的各卷都以独特的方式展现出上述优势。本卷是通过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提出一个具体的挑战而体现出这种优势的。本书的五位作者从历史方面对现代与后现代美国文学进行探讨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颇有阻力的主题。这几十年的文学就其历史而言是难以捉摸的。批评家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作品时，总认为它们是一系列文体变化的产物——包括形式上的革新以及语言和文学体裁方面的试验。但是本卷的各位作者揭示出，文学家们无不从某种深刻的意义上对周围的文化环境做出反应，甚至当他们对社会奉行一种自觉的超然态度时也不例外，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从最为丰富的意义上撰写历史的——许多层次彼此叠加，各种声音互相呼应。在解读美国文学对于孤独与隐退的一些最为深思熟虑的表现时，他们证实了文学的价值远远超出它在揭示艺术与社会具有平行性、共同性上面的能力。人们认为文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差距，本书将这种差距解释为自然形成的文化神话。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从1940年到1990年，由美国主流和它的文学文化以及次文化之间的不和谐而产生的焦虑与抗议或许为20世纪所记载的历史提供了文学与社会之间内容最为丰富的对话。

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Christopher Bigsby)关于戏剧的论说直接探讨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这些对话。他的描述集中在一种不拘同于战后盛行的民族乐观主义历史潮流的文学。从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到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比格斯比对一系列美国戏剧家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对白当中的重复、布景设计的限制、对记忆具有物质性的表现等戏剧上的革新，说明这些革新为美国当代生活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人们对美国的民主及其关于未来的诺言备加赞赏，在这一片颂扬声中，20世纪中叶的戏剧却转而对过去的岁月——对包括大屠杀在内的那些极其恐怖的往事进行探究。这些焦虑的声音预示一种新兴的反传统文化即将问世。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通过对漂泊者的社会身份越来越强烈的意识表达了这种发展趋势——作者及其剧作中的角色都有着孑然一身、四处漂泊的身世。在这里，表面上独立不羁的自我却并非毫无牵挂；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受到种种社会往事的影响，才使一个人否认他与社会的基本联系。在这里，文化上的脱离却证明了历史对于个人意识是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必然给记忆带来的这些沉重负担一直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一个主题。约翰·伯特(John Burt)的分析为这种表达上的困境增添了一层新的、难以解释的复杂性。伯特认为近年来的美国南方文学是一种神话般的产物，它既承袭了南北战争之后那个时代，又出自此后创立了南方地域主义表达方式的一代学者之手。20世纪中叶的问题，如冷战政治和高涨的民权运动，都为各种摆脱旧偏见、争取新自由的小说实验提供了中心背景。温迪·斯坦纳(Wendy Steiner)也把文学以及批评界对文学的反应所产生的影响作为她论述的主题。形式主义者关注的问题在总体上塑造了后现代派的批评论点，而斯坦纳则强调需要创造与后现代美学所包含的社会动力相一致的新词汇。斯坦纳探讨了受限制的以及限制性的术语，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术语而记得这个后现代时代的。她的论述在传统主义和实验主义等形式上的范畴之间重新焕发出一种相互作用(而不是激起一种对立)。赛勒斯·帕特尔(Cyrus R.K. Patell)的主题是对斯坦纳这一重新评价的适当补充。他的批评见解给至今为止被认为是地域性的、目光偏狭的，或者称之为边缘性的另类作品带来了新的活力。在对美国的美洲印第安作者、亚裔美国作者、墨西哥裔美国作者、男女同性恋作者等新兴群体发出的强烈抗议声音加以概述时，帕特尔责无旁贷地对这些长久以来受到排斥、被摈弃于美国传统之外的范畴进行了修正。总而言之，上述这五种论述都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在基于借想象逃离历史这种方式的文学传统当中，历史所具有的动力。

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通过对美国主要戏剧家进行深入分析来探讨他们的主题。在分析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田纳西·威廉斯以及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时，比格斯比把作家表现成社会批评家，他们的公共艺术形式传达了个人不满情绪的信息。他的分析揭示出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戏剧方面的变化所反映的不是在传统上人们所记得的美国价值观，而是对美国经历的严峻质疑。通过论述戏剧是对经历的仪式性再现，比格斯比提醒读者注意，在这些以舞台形式表现的文化史之中，在这种时间和地点的运动或凝滞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悲剧女性与世隔绝，从《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中的劳拉到《欲望号街车》(A Street Car Named Desire)中的布兰奇，她们的孤独处境集中体现了一个迷恋美好事物，但被时间所排斥，岌岌可危的脆弱世界。这个时代的戏剧充满了命运早就被注定的角色。他们的故事虽然经常被人们忘却，但是永远存在，这些故事在形式上纯粹是物质性的。这种以物质性的方式表现历史的手法在此后的戏剧中仍然适用，比格斯比就对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萨姆·谢泼德(Sam Shepard)和大卫·马梅特(David Mamet)作品中这个手法的种种变化形式进行了探讨；马梅特笔下的《美国野牛》(American Buffalo)就是在芝加哥一个旧货商店凌乱不堪的舞台上演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戏剧是一种渴望与历史相关的文学形式。社会性戏剧家的作品依靠戏剧传统的政治力量，在他们的作品中这种渴望最为明显，比格斯比撰写的历史包含了对权威、语境、界限的逾越等方面各种激进实验的探讨。而这些实验正代表着约瑟夫·柴金(Joseph Chaikin)的开放剧院和理查德·谢克那(Richard Schechner)的表演剧团所具有的特色。非裔美国戏剧家在作品中对种族身份和民族关系提出了挑战：洛伦·亨斯伯里(Lorraine Hansberry)写了《太阳下的葡萄干》(ARaisin in the Sun)，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写了《黑人怨》(Blues for Mister Charlie)；这些挑战不仅属于表演上的问题，也为人们在政治上关注的问题所左右。比格斯比通过勒鲁伊·琼斯(LeRoi Jones)，即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以及受其影响的作家，尤其是奥古斯特·维尔逊的作品，对黑色戏剧的产生作了详细的论述。他通过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妇女剧团，尤其是玛莎·诺曼(Masha Norman)、贝斯·亨利(Beth Henley)、温迪·瓦瑟斯坦(Wendy Wasserstein)的作品，对性别政治进行了探究。在整个论述过程中，比格斯比采用的方法是强调美国戏剧的宽阔范围——从在古巴出生的玛丽亚·艾琳·福恩斯(Maria Irene Fornes)创作的激进戏剧到亚裔美国人对历史和他们自己身份的探究，美国戏剧体现出日趋分散的观点，发出了越来越多元化的声音。

在比格斯比和莫里斯·迪克斯坦看来，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字面之下的文本，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内容丰富的潜在文本去重读国家发展这个节奏很快的故事，以此来回顾一个以极端的暴力为特征，弥漫着世界末日灾变威胁的时代。迪克斯坦的论述着眼于在战争中形成的两种美国文化所产生的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和越南战争之后的美国。他发现这两种小说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迪克斯坦不仅探讨了描述战争的小说，也探讨了描写后方战线的小说，这一广阔的范围赋予上述两种文化所产生的文学一些更加深刻、更加复杂的声音。对于二者而言，战争的幽灵正是小说的精神所在。而在这两个时期之间，迪克斯坦发现美国小说最出色的成就是“道路小说”，以此为中心，他把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约翰·巴思(John Barth)和J. D.塞林格(Salinger)等形形色色的作家联系起来。迪克斯坦有一段论述内容十分详尽，在这里，他通过透彻深入地阅读一些美国最具挑战性的异类文学作品，尤其是非裔美国作家和犹太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对历史进行了阐述；由于他们的种族特点，一种双重冲突格外显著。这些作家所描述的内心斗争源于他们所属的种族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为了在这个种族内部建立一种自己的独特身份而承受的精神压力。在詹姆斯·鲍德温、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作品中，迪克斯坦发现，在自省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反思有其自相矛盾之处。无论是含蓄的抗争还是公开的反叛，其条件在这里都具有一种内向性，具有一种从充满暴力的世界转向有关个人身份等痛苦问题的运动趋势——这里，在作者及其笔下人物痛苦的记忆中，历史的力量变得内向化。在这点上，拉尔夫·埃利逊(Ralph Ellison)所著《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是一部主要作品，它的确呈现出在更加广阔的美国文化背景下，非裔美国人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迪克斯坦认为，埃利逊把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和美国人身份都描述成了由个人的和文化的成份互相纠缠在一起，基本上是即兴而成的一种构造物。迪克斯坦指出，这种确立身份的压力所产生的种种结果促使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出现形形色色的重要变化，在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Vladimir Nabakov)、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等人的作品中，建立在积极英雄主义陈旧标准上的个人奋发图强成为一种怀旧的象征，人们所熟悉的英雄故事已经过时。可以用来代替这种故事的选择是心理上的寓言，凭借这种寓言，即使像战争小说一样为人们所熟悉的形式所关注的也完全是一些新的问题，尤其是英勇无畏和爱国主义等理想所尚未回答的问题：哪种人会去杀戮？哪些人对杀戮已经感到麻木？最后，面对核灾难的前景，人类的意识会产生什么变化？

在约翰·伯特的论述中，作家所面对的不是核毁灭，而是地域身份的消亡。伯特首先对罗伯特·佩恩·华伦(Robert Penn Warren)、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和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剖析，通过这种探讨，说明地域身份的消亡在文化上引起的焦虑不安。旧日南方的精髓受到了现代化幽灵的威胁。然而，这种威胁却也带来了自由与更新的希望。伯特的论述表明，对于南方文学来说，现代化意味着一个摆脱困境的机会，可以使他们不会像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笔下的人物一样，不至于再落入他们那样的种种陷阱而不能自拔，比如苦于反复地经历和讲述同一个故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南方文学新兴的现代化使集体的罪孽和家族的诅咒等噩梦有可能得以终结。然而，伯特认为这种逃脱的观念无非是为南方所共同享有的神话史寻找另一层意义而已。凡是想象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处，新的问题又会以熟悉的模式出现。例如，在探讨福克纳的《坟墓的闯入者》(Intruder in the Dust)和哈珀·李(Harper Lee)的《百舌鸟之死》(To Kill a Mockingbird)这两部犯罪小说时，伯特都看不到什么解决种族主义的方法，而只是看到了把种族作为南方替罪羊的标志，用阶级来代替种族而已。彻底摆脱熟悉的福克纳式的故事就意味着放弃一大堆零乱的定义，并且作品本身也默认这样做必然会丧失自由。这些南方作者似乎认为，即使这样的逃脱是可能的，这种与过去的决裂也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一个记录而已。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南方作者所获得的自由却预示着他们与过去的瓜葛仍将继续下去。怀旧情绪日益高涨，是被一种以为与历史了断了关系的错觉所激活的。伯特集中研究的作者和作品都是在为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南方文学重新划定其身份的界限而进行实验。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和欧内斯特·J.盖恩斯(Ernest J. Gaines)为理解南北战争之后重建时期留下的遗产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沃克·珀西(Walker Percy)、雷诺·普赖斯(Reynolds Price)和彼得·泰勒(Peter Taylor)为美国人记忆中的南方遗产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近些年来的美国南方文学讲述的竟是一个文学以各种方式抗拒历史变迁的故事，无论是奥康纳或韦尔蒂在笔下把一部分历史埋葬掉，还是从福克纳到普赖斯一脉相承，写出帝国统治的传统，都体现了这种抗拒。

文体方面的创新既可以表现也可以抗拒历史的变迁，这些实验对于大多数后现代派的小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温迪·斯坦纳而言，文体方面的实验所涉及的却不仅仅是美学上的选择。她撰写的文学史包括了从1970年至今的美国小说；在组织材料时，她首先使后现代派论文长期存在的标准分类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通过这种途径，她的论述重新展开对这段时期的研究。斯坦纳辨清了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各个类别，并加以丰富：她向传统主义、实验主义和女权主义之类的划分提出挑战。这样，她确认有必要为批评性记忆建立一个更具能动性的模型——尤其是一个承认文学应该关注社会事务的模型。她富有一种新的历史感，强调在后现代美国小说中，传统的、实验的和女权主义的声音之间具有相互重叠、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些混合的形式成为后现代实验主义新的表现手段。后现代现实主义通过对模棱两可的当代经验进行思考来表明它在文化上信奉的观念。斯坦纳用这种方式显示从理智上关注历史和小说相互混淆的问题，这在经验方面至关重要——对于日常生活的结构十分重要——如同美国读者通过报纸找到关于越南战争的描写一样。在文学和文化中，这种混淆却不能产生什么新的、可信的纪实小说，而只能导致人们对真理和价值观越来越持一些相对性的观念。当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别常常被人们忽视，斯坦纳却认为应当看到这些差别，她的分析就是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的。她雄辩地指出，后现代的基本主张就是屏弃盲目的崇拜。它通过参照约翰·霍克斯(John Hawkes)所著《临终时的天真》(Innocence in Extreme)等作品，阐释了后现代派作者如何把偶像定位为谬误，定位为自欺欺人地相信损失的东西实际上是有可能得到补偿的。被盲目崇拜的事物之所以有力量，依赖的是一种几近宗教的信仰，相信象征性的物体可以完全弥补实际上的深刻损失。通过摒弃这种信仰，后现代派小说揭露了现代派对于拜物形式的复杂过程所进行的评论，指出其承诺的虚妄之处。从这个新的、更有限的意义上说，后现代派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盲目崇拜的对象，作为这样一种被崇拜之物，它揭示了自身复杂的历史真实性。斯坦纳在这里采用的方法可以成为一种重新发现历史的视角。她解释出后现代艺术所有方面的政治意义，从实验小说保守的前提到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在小说里使用个人历史之类(颇有讽刺性的)彻头彻尾的传统主义。

在赛勒斯·帕特尔看来，后现代派小说在历史方面最强有力的主张就是坚持个人经历的重要性。在最近得到承认的一批强有力的文学传统当中，帕特尔撰写的历史重新发现了这种主观性。这些传统在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变化的关系中涌现出来，可能最近才受到关注，但是帕特尔强调，我们必须看到它们具有很强自身传统性的声音。他把焦点集中在这段时期最为人们所忽视的文学上面，肯定了印第安人作者、墨西哥裔美国人作者、亚裔美国人作者、男女同性恋作者在近期美国文学史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他采用比较的方式，描述了文坛上这种种声音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他的方法又强调不同之处的重要性。帕特尔指出，少数民族身份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历史上都公然反抗主流文化，而不肯俯首帖耳，逆来顺受。他用各种各样的作品来阐明这个论点，包括奇卡诺叙述诗歌corrido(民谣)以及关于第一代日裔美国人(Issei)和第二代日裔美国人(Nisei)之间冲突的文学描述。雷蒙德·威廉斯(Reynolds Williams)把历史划分为遗留的、主导的和新生的三个类型，通过参照这种划分，帕特尔揭示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范式。这些作者并不仅仅是代表多样化的象征性声音而已。恰恰相反，他们担当了为国家文学演化的基础进行构思的重任。在过去几十年间，这些作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帕特尔从他们的声音当中听出在美国人的身份这点上产生的核心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们那股激进的力量业已被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同化；其实他们才刚被放入日益扩大的国家传统当中，对于这些传统所形成的背景，他们既有排斥的一面，也有溶入其中的一面。

本卷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示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时代的美国文学对产生它的社会环境中的种种错综复杂的模式进行了集中的、具有批评性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很有成效的。这不是反射性的描述——不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但是其批评的声音与历史的联系一点也不少。它引导我们了解到，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上，具像派理论和反抗性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状况。本卷的五位作者于出人意料之处揭示了历史，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以新鲜的、引起争论的方式，使文学反抗论这一观点具有历史真实性。他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说明，艺术与社会的联系并不依赖它与文化的主流声音保持一种连贯的同步性。历史，尤其是它在接近20世纪中叶时那种灾难性的形式，作为文学主题的中心或许过于沉重，令人难以承受。本卷的五位作者共同阐释了这样的现象：通过与历史记忆那种隐蔽而又常常是压倒性的力量进行艺术上的谈判而形成了一个具体而深刻的文化表达层面，这个层面的特点就在于文学与艺术之间的不和谐之处。通过与社会保持一种经常是很文雅的距离，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了它与社会之间有着惊人的深刻联系。从难以进行历史探究的原始文学资料出发，本卷文学史让我们看到，每一部通过与社会达到预定距离而取得一种声音的文学作品也就在整个美国文化之中取得一个持久回响的声音。

玛格丽特·里德

萨克文·伯科维奇

1940年至1990年的美国戏剧

(东英吉利大学)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

第一章 导论

美国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经济力量强大，国民重新信仰资本主义，整个社会重新把物质上的进步以及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纯净作为笃信无疑的国家神话。与此同时，美国还出现了三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阿瑟·米勒，他们却不肯苟同于大多数人所持的这种意见。

人们曾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戏剧充满了信心，但是它们却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大部分都在这场冲突中消失殆尽，克里福德·奥德兹(Clifford Odets)的社会戏剧所依据的是变化的可能性；菲利普·巴里(Philip Barry)和威廉·萨罗扬(William Saroyan)的喜剧基本上是建立在对现存事物的满足上面。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在《我们的城镇》(Our Town)中颂扬的是人们所熟悉的虔诚行为；虽然《幸免与毁》(The Skin of Our Teeth)提出在文体上进行更激进的改革，但是从未让这些讽刺打破基本的平和。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的戏剧表现了道德世界的瓦解，而这种瓦解最终被情节剧的结构所阻止。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也是对情节剧情有所钟，民主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把他引到了自相矛盾的边缘，令人感到怜悯，如果说他向这些价值观的崩溃致哀，那么随后他又显然颇感解脱地转向平庸的情节，这对于他的戏剧而言是不合逻辑的。确实，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情况变得很有典型性。他意识到社会目标和道德目标混乱不堪，于是去表现信仰以及在绝望之中对人类善良的信念，但是对此他只有断言而已，却无法用戏剧恰如其分地演绎出来。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他早年的和平主义思想彻底崩溃了，取而代之是勇武的理想主义，他最为成功的戏剧就是一部赞美民族英雄亚伯拉罕·林肯不屈不挠品质的作品。在他成为罗斯福总统的演说撰稿人之后，他昔日在戏剧作品中为林肯而写的那些铿锵有力的词句便很容易被忽略了。

对于马克思韦尔·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来说，在舞台上让邪恶胜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戏剧基本上是一种道德力量。和埃尔默·赖斯(Elmer Rice)、苏珊·格拉斯佩尔(Susan Glaspell)、锡德尼·金斯利(Sidney Kingsley)的理想主义、马克·康奈力(Marc Connelly)、保罗·格林(Paul Green)的幻想世界以及S.N.贝尔曼(S.N. Behrman)、S.J.佩雷尔曼(S.J. Perelman)的喜剧一样，他的理想主义提倡连续性的力量、价值观的经久不变，认为现实是一种赎罪的幽默，戏剧具有复原的力量，其中公众的存在既是必要的前提，又是可靠的根据。然而也不乏很有影响力的例外现象。埃尔默·赖斯的《街景》(Street Scene)和锡德尼·金斯利的《死胡同》(Dead End)揭露了一个欲望备受阻碍、抱负处处受挫的社会。而尤金·奥尼尔眼中的景象日趋阴暗，直至变成一种惨淡的讽刺，但是总的来讲，大萧条时期美国的严酷现实激励了戏剧，使它对自身的结构有了信心，使它的目标得以扩大，也使它的社会目光更加乐观。联邦戏剧工程和美国进行过的其他艺术实验一样让人兴奋。它表明戏剧能够满怀信心地正视令人烦恼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并且为改变这种现状而发挥作用。这个工程提出了一种全民休戚相关的新主张，而且证实、维护了这个新主张。

经过一场战争，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消失殆尽了。或许人们曾以为，在与罪恶昭彰的法西斯主义较量中获胜的美国会以庆典式的戏剧来欢迎正常状态的回归和民主的胜利。实现物质丰富和精神满足的美国梦似乎又只有一步之遥了，对于一个毫不吝惜地为将来投资的国家来说，这个梦总是在召唤着她。但是人们所推测的那种戏剧并没有出现，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战争的遗产很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些作家产生于另一个时代。

事实上，美国很快就对其工业加以改组，从进行战时生产转向满足国内需求。节俭不再是人们的生活准则，取而代之的即使还不是立即到手的富足，也是日益增长的信心，人们越来越坚信美国不仅可以使它的人民生活富裕，而且可以拯救破产的欧洲，甚至使以前的敌国民主化。然而，也有种种令人惊恐的原因。冷战很快就代替了热战，核恐怖曾因在太平洋地区赢得和平而成为一种合法的武器，却突然使美国本土成为易受攻击的危险地带。民主看起来并没有凯歌高奏。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有一批人准备以一种信念的名义而背叛自己的国家，这种信念曾经对穷困潦倒者以及异化的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并使过去备受怀疑。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绝不可以一概而论。不仅战争将美国的经验一笔勾销，而且彻底否定了把这个国家推向了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会被称作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十年，因为这种形式现在似乎被国外不久以前进行国家社会主义实验的那段历史所玷污。

与此同时，美国戏剧被三位天才人物所左右，他们个人的根基都牢牢地扎在了过去。尤金·奥尼尔最后的所有戏剧都是回忆他年轻的时代，甚至更早的岁月。他处于个人危机之中，远离尘世，身患疾病，险些使他丧失了写作能力。他创作了一系列戏剧，表达了他对于人生悲剧性和荒诞性的感受。阿瑟·米勒这位新秀在剧坛崭露头角，写了关于幸运反而成为沉重负担的剧本《鸿运高照的人》(The Man Who Had All the Luck)，表现理想主义破灭、物欲之梦具有腐蚀力的作品《全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和反映人们所熟悉的美国美德在精神上却十分贫瘠的作品《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田纳西·威廉斯向人们展示的社会景象同样惨淡，表现了个人在这个社会中备受挫折却又能苟且求全(《玻璃动物园》)。他的另一出戏剧表现了社会现实慢慢地使私人小说土崩瓦解(《欲望号街车》)，这部作品的背景是南方，其中时间对于南方的威胁并不亚于它对它的牺牲品女性的威胁。尽管美国人也许赞美一个除了家庭之外便不受历史和社会责任约束的个人，但美国的主要剧作家看到的个人却并非如此：他们被时代所摧毁，受一些强制推行的神话所威胁，在一个宣扬价值观与人类需要相抵触的世界上随波逐流。家庭本身作为一个核心偶像的确已变成了自欺欺人的根本，扭曲的价值观的起因，压迫人的专制制度的源头。阿瑟·米勒曾认为，美国文学创作中一个富有活力的主题不仅在于美国梦的不足，而且在于美国梦的破灭，而关于这一点的证据似乎是有力的。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此。这些合法的神话被许多美国文学作品奉为准则，而人们的经验却与之并不相符，这就暗示了自身与社会环境之间、个人与想象的意念投射之间基本上处于一种互相脱离的状态。当然，包括米勒在内的战后美国主要戏剧作家所选择的绝不仅仅是用戏剧形式来表现当今霍拉休·阿尔杰(Horatio Algers)[1]们种种破灭的希望。他们的讽刺要深刻得多。在一个向来以为时代站在自己一边的文化中，时代却成了自己的敌人。在这个致力于把自己从历史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社会中，过去却直逼现实。也许在美国第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尤金·奥尼尔最后几部作品中，这些讽刺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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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悲剧的敏感性从来就与美国的价值观不太一致。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笔下那个李尔王式的埃哈伯首先拨动了欧洲人的心弦。但是梅尔维尔对世人的那种厌恶情绪却使他和吐温一样，在国内难以被人们接受。奥尼尔对人生的悲剧性感觉既有心理学上的原因，也有文学上的根源，他觉得自己与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他的最后几部杰作起初遭到禁止发行的厄运，后来虽然得以发行，公众却没有热情地接受这些作品，对它们也并不理解。《休伊》(Hughie)中的凄凉景象好似他的同代人贝克特笔下的惨淡情形，似乎过于严峻而难以为一般人所接受。

走入这些戏剧就是迈进一个与世隔绝的境界，如同站在一个回音室里，听着耳边不断重复的语句，看着眼前不断重演的经历，体验着像滑稽模仿似的人生再次展现。他笔下的人物朝着一面面镜子里面凝视，而不是穿过透明的玻璃展望未来。他们害怕变化的过程。剧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比喻用语是表演。在《长日入夜行》(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里，玛丽·蒂龙身着结婚礼服，在《诗人的气质》(ATouch of the Poet)里，康·梅洛迪身着一身旧军装。他们都在重复早年的生活，蒂龙也曾经这样(就像他的原型，奥尼尔的父亲一样)，他们沉溺于自己表演的角色中而不能自拔，以此来抵御令他们恐惧的现实。他们是些讲故事的人，注定要重复自己的故事，不是以此作为一种补偿或赎罪的手段，而是出于演员想从重复中归纳出意义的需要。他们是一些在记忆中存在，通过回忆来生存的人物，因为记忆是可以精心修整的，而一旦重复，这种记忆便会失去生机，成为一些从意味着腐朽的自然过程中提取的东西而已。他们的生命业已停止。他们生活在自己曾一度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往昔之中，从当年的经验里得出自己的意义。过去的岁月哪怕是残存下来一点点活力，如今也被汲取得一干二净。那些岁月已不再是活生生的有机体，而必须变成让人玩味的审美对象。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角色都是死气沉沉的，他们总是待在一个房间里，极少离开那里；即使走出房间，他们也会因恐惧而退缩，比如在《卖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里就是这样。对于折磨他们的人，这些角色有一种依赖性，他们往往把自己戏剧化，重演昔日的生活使他们有一种安全感，知道这样就可以把自己与发展的过程隔绝开来。在《卖冰的人来了》里，过去时态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由于戏剧通用的是现在时态，一种讽刺便渗透进由此而产生的空间之中。他们的境遇促使他们把自己的过去设想为将来，让他们把自己的生活道路延续下去，于是他们和贝克特笔下的角色一样，因新生活的威胁而惊恐万分。为了免除这种荒谬之事就需要否认希望。在这部戏剧中，“希望”和“明天”是两个自欺欺人、业已过时的名字，生存依赖于拒绝去想象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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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日入夜行》中，戏剧变成所有角色赖以生活的条件，詹姆士·蒂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演员，而在这点上他与剧中的其他家庭成员并无差别。他的酒鬼儿子吉米背诵了一系列作家的词句，为了更容易逃避一个只能摧毁他的现实而扮演酒鬼的角色。他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一个文学形象，因为这样他才得以确保暂时无虞。他被固定化、模式化，从未来的压力之下解脱出来。玛丽·蒂龙凭借吗啡从时间之中脱离出来，她表演了一系列角色，她之所以设计这些角色无非是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让大家都对人皆有一死这点毫无所知。在这出戏中，奥尼尔回顾起自己的过去——故事发生在1912年，就是他试图自杀的那一年，而在剧中玛丽也回顾自己的过去，先后扮演了年轻姑娘、热恋的情人，最后又扮演了新娘。她拼命要否认现在，拒绝未来的可能性。表演是他们生存的条件，也是他们饱受折磨的实质之所在，因为他们已经无法躲避他们所选定的角色，而这些角色现在却抑制了他们渴望与人类接触的本能。该剧中的第四个角色其实就是奥尼尔本人，他如今全然被锁进一间鬼影出没的房中，聆听过去的声音，也和他笔下的其他角色一样，决意用过去当做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

然而发展的进程是不可否认的。在奥尼尔的戏剧中，衰败是主旋律。在《卖冰的人来了》中，里间屋破敝不堪；在《长日入夜行》中，蒂龙一家人都有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容；在《休伊》中，旅馆的门厅摇摇欲坠；在《诗人的气质》中，康·梅洛迪虽然身穿华丽的军装，却无法掩饰希望的破灭和体格的苍老衰弱。

这些戏剧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于战后，从20世纪40年代到整个50年代，其情调和效果与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奥尼尔的早期戏剧曾一度洋溢着充沛的力量，富于创新，在形式上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实验，对戏剧的多样性进行了探索，对文体上的各种可能性进行了研究，对角色的位置进行了变换，将社会和政治性的东西搬上舞台，仿佛表现主义者的素描或狂欢节游行的行列；而如今这些声音都已沉寂下来。并不是他的创造力已经枯竭或是他对戏剧潜力的探究已经终结，而是他感到有一股颇具讽刺性的暗流，他看到与其说戏剧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倒不如说戏剧本身就是人生经历的一种完美范例。在舞台上的一组人物被禁锢在一个预定的情节之中，不得不按着要求去重复通过别人的头脑或肢体加工出来的词语和动作，或者仅仅重复他们自身从前的经历，这些人除了继续表演下去之外别无选择：他们每天都在重复往事，现在所用的每一个词、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无不来自记忆，仿佛一部机器当中的众多鬼魂。

此时的奥尼尔也和他笔下的这些人物的命运一样，他坐在那里用颤抖的手写作，形影相吊，周围只有他从往日的经历中召唤到现实中来的事物。通过追忆往事他试图以某种方式对他认为曾给自己带来痛苦的人予以宽恕。结果他创作了一系列富于感染力、令人惊叹的戏剧；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些戏剧的抒情性就在于剧中的人物语言结结巴巴，对话支离破碎，他们对自己讲的话都很怀疑，他们确实了解自己有着弄虚作假的本领，了解语言在生活中具有加深痛苦的力量。奥尼尔创作的这些戏剧在战后美国戏剧最伟大的成就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些戏剧中，由各种人物形成的视觉场面既表现出人物之间在空间上的分隔，又体现出这种分隔之中所存在的共性。这些作品的自然主义饱含着象征性的力量。它们用戏剧表现出来的郁闷正是其见识的本质之所在。情节剧的色调在奥尼尔的作品中是十分普遍的，他运用这种色调并不表明他有意退回到父辈的时代，恢复他所深恶痛绝的19世纪戏剧手法，而是表明在他的戏剧中每个人物都生活在极大的压力之下，讲故事的人竭力去使词语脱离经历，对语言进行突出，然而堕落和绝望却使他们自身陷入与人类需要这一现实的对抗之中，而避免这种对抗也就成了他们生活的唯一目标和作用。

塞缪尔·贝克特的成就虽然令人们感到不安，但批评家和公众还是准备承认这些成就的，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却很长时间都无法接受这个人的作品，他一度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发明了美国现代戏剧，他在一生的最后岁月里创作的戏剧以其富于张力的抒情性和具有活力的完整性而在20世纪艺术上处于前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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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威廉斯和阿瑟·米勒植根于20世纪30年代，在大萧条时代成为作家，在根据政治观点写作的十年中又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美国神话的脆弱感。威廉斯曾在圣路易斯一家激进的剧团工作，20世纪30年代他创作了一系列戏剧，如果说这些作品在戏剧创作方面还不够具有挑战性的话，它们在政治方面却很有挑战性。在舞台上，他的作品表现了自由的个人与社会体制进行的一场失败的战争，这种体制残酷无情，它的平庸具有破坏性。米勒当时在密执安大学学生政治生活中那种马克思主义情调的激励之下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劳工争议、公司惟利是图之类题材的戏剧。和威廉斯一样，他也创作了关于监狱制度里那种高压统治的戏剧。威廉斯和米勒各自在大约十年当中创作的这些戏剧都完成于他们写出自己的成名之作以前，也早在一般人认为他们的创作事业开始以前。

对于威廉斯而言，他的战后作品中重演了这种直截了当的攻击，把它表现为个性浪漫、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艺术家与公众社会之间的一场战斗，这个社会被金钱和权力所腐蚀，被淫荡堕落和时时出现的种族恶行所玷污。阿瑟·米勒放弃了他在30年代剧作中那种意识形态上的简单划一，转而选择了对个人和公共道德的本质进行探索，审视就道德和社会而言，个人应在多大程度上对其行为负责。无论是在戏剧性方面还是在情节方面，过去和现在都被放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之中，因为事件和结局之间的因果联系被视作个人与社会含义的实质，即伦理的基础。米勒的主人公往往因负罪感而备受煎熬，他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背叛，却极其渴望让自己的身份充满尊严和意义，尽管面对的是一个阴谋从他们身上夺走这种尊严和意义的世界。威廉斯同情那些因所处时代而备受折磨的纯洁心灵，同情那些被习俗所禁锢，被需求和强制的现代性所束缚的自由个人。然而这两位作家依然都很激进，未改初衷，无论是他们对反叛的讴歌、他们对那些被恰恰就是国民生活现实的神话碾得粉碎的人们的描写，还是他们关于作家应信守一种作为社会批评家的关键性角色的观点，都一如既往。

第二章 田纳西·威廉斯

田纳西·威廉斯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粗人，因为他那种关于性的独特描写是法律明文禁止的，再加上他所从事的作家这种副业使他同这样一个根据不同轴线划分特权的社会格格不入。他的家乡属于似乎已经为整个民族遗忘的那片国土。这个民族为20世纪制定了一种模式，而南国的土地却念念不忘过去，总是沉浸在梦幻之中，并将这些幻想化为神话。在这个民族看来，南方对于20世纪所标榜的一切毫无用处。然而，即使在南方，由于威廉斯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那些存在于谦恭外表下面的偏见及暴力，所以他仍然觉得自己融入不了这个社会。因此，他创作的一系列戏剧集中在一些被20世纪的光芒和喧嚣所遗弃的人们身上，着力表现他们的困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一道道炫目的强光、一声声刺耳的喧嚣正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这些不幸的人被曾经穿越美国全境的火车抛在了后面。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在诗中将这列火车化为一个强有力的暗喻。威廉斯日后在撰写《欲望号街车》时，在卷首引文里就使用了这首诗中的几行。

《玻璃动物园》是威廉斯在公众中首次获得成功的作品，剧中有不少内容都取材于作者自己的家庭情况。其实，他本人就是汤姆的原型(威廉斯本人的名字是托马斯)。和剧中的汤姆一样，他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要为患有残疾的姐姐操心(威廉斯的姐姐露丝就是一个在精神上受过创伤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能作为作家自由自在地生活，只对自己和写作负责。他处于这两种责任感之间，感到无所适从。这部剧作既不讳言事实，又写得十分微妙。威廉斯的母亲把露丝送去做前脑叶切除手术时，他远在异乡，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这种感到自己未尽到责任的负罪心理产生了这部剧作，这种负罪感在剧中人物汤姆的身上也表现得很明显，由于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地追溯这些往事，这部剧作就呼之欲出了。

劳拉避开社会，离群索居，她本身和这个社会的语言以及节奏毫无共同之处(上速记课时，她赶不上课程的进度)。就连她仅有的一次由别人包办的约会也只是带给了她新的羞辱。她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同，于是就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之中，这是一个由她收集的玻璃动物制品组成的脆弱国度。在这里，她至少觉得安全，但是在这里，她从一个令她万分恐惧的现实世界中抽身出来，也不过是违背人生进程而把自己禁锢起来而已。戏剧结束时，观众看到了劳拉和她那浑浑噩噩又有点残忍的妈妈，阿曼达，一同静静地坐着。为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汤姆想象出了这样一个场面，只是在他的心里，她们才达到心平气和的境界，这种平和也只是在于，她们无论如何已经超越语言而获得了永恒。剧中的这个舞台造型凝固了好一会，透过玻璃窗望去，母女二人似乎已从这个以不同方式令她们感到恐惧的恶毒现实中解脱出来，但是她们却像那些玻璃动物一样，与世隔绝了。

威廉斯也曾采取过类似的行动。如果说在劳拉的眼中，她的玻璃动物园是一个活生生的天地，如果说她选择了栖身于自己的想象之中，而不愿意生活在一个给人带来累累伤痕的世界里，那他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威廉斯坚持认为世间本没有谎言，只有在“需求这只硬邦邦的拳头”打击之下被迫接受的东西才是谎言，他的这一说法也同样适用于艺术上的谎言。一方面，他自己虽然也神经质地为时光的流逝而感到困惑，但始终保留着艺术会一成不变的浪漫信仰；另一方面，她的姐姐却被禁锢在时光停滞的困境之中(她的智力年龄永远固定下来，只能在精神病医院度过后半生)，这又证明了艺术并不能提供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

《玻璃动物园》采用了多变的戏剧形式，即由叙述者追寻记忆中的一些时刻；这种不固定的形式除了对阿瑟·米勒产生影响之外(《推销员之死》，《桥头眺望》以及稍晚的《堕落之后》都受到这种形式的影响)，也反映了威廉斯致力于创作的“可塑性”戏剧。幻想总是与严酷的真实性作单方面的斗争，而无论是在威廉斯的作品中还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都是这种想象力的代言人；作为这样的代言人，他创造出了一种风格，能适合他笔下角色的需要，来维持与其相关的另类现实。威廉斯的印象派手法不仅试图抓住一种自然主义作家所无法企及的现实，而且在宣扬另一种价值观。它和劳拉的世界一样，像玻璃般易碎，但这种脆弱都是他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主题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把创作的焦点集中在浪漫人物的身上，选择妇女作为他早期作品的主角。

威廉斯创作了美国戏剧中一些最出色的女性角色。在他的许多剧作中，他都把她们放在中心位置，其原因之一似乎是，他感到与男性相比，时间是女性更大的敌人。阿曼达意识到自己的面容日趋衰老，于是回忆起了年轻时的岁月；而她为劳拉担惊受怕则促使她相信青春浪漫就像一扇稍开即闭的窗，不会长久。她仍然可以为一些充满浪漫情调的杂志收取订阅费，用伤感来点缀自己的回忆，但是她清楚地知道时光在飞逝。

《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也是如此。可供她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少，她嗅到了南方社会神话后面的腐败气息，发现了隐藏在华美的面具背后的堕落；在那里，实在的东西被虚假的形式所替代。她是一只被人追捕到的狐狸。她只有掉过头来决一死战，或者步入一个纯粹的虚幻世界。她运用仅存的武器来保卫自己，那就是一种脆弱的性别特征和绝望之中的想象力。一来到她姐姐在新奥尔良的公寓，她就试图像剧作家一样，为上演自己的戏剧做好准备。她用围巾使灯光变得柔和，布置好舞台，并且活龙活现地扮演了一系列不同的角色，为的是希望在她设计的形象后面保持平安——然而，布兰奇所剩的日子却已经不多了。她的美丽在迅速消逝，也许只是她担心会这样，她的长相成了让她感到震惊的东西。就像他们家族那座里芙美人种植园的主人们一样(其实这个种植园的名字就强调了它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她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奸情；她嫁给了一名同性恋者就是为了寻求短暂的豁免，用耗竭了内容的欲望抹去了死的想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成了南方的化身：不遵循时间规律，编织了一个将自己诱入圈套，并且最终埋葬掉的虚幻世界。她带着同样的文明面具，假装彬彬有礼，举止优雅。事实上，她在演着自己所写剧本中的一个人物。像南方一样，她也否认自己失败的过去，但是这种自我反射、自我陶醉却有着终生不育的后果。她只和未成年的男孩以及一名同性恋男子有过恋情。与此相反，她的姐姐生下了一个孩子。有着波旁王朝皇族血统的她同一名初来美国的欧洲裔男子结合了。这个叫斯坦利·柯瓦尔斯基的人是个兜售新美国的不折不扣的推销员。就像霍桑在《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里所描写的那样，咒语被解除了，但是对于布兰奇而言，却并非如此。

在《欲望号街车》中，斯坦利生活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中，人们得排队洗澡，在这个不折不扣的公寓里，肉和收音机之类的东西都被扔得乱七八糟。而布兰奇则有着各种凭想象力进行创作的才能，以此来与斯坦利那种锋刃分明的现实主义对峙。她用象征的目光来审视这个世界，而斯坦利则从现实的角度来审视这个世界。《欲望号街车》在风格上体现了在这个世界的核心展开的冲突。

田纳西·威廉斯在本质上是一位诗人。这不仅表现在他运用戏剧式的象征手法，而且表现在他凭着过人的想象力把迥然相异的东西拼凑到一起，通过其对峙而创造出一些富于感染力的社会哲理意象。正像《夏天与烟雾》(Summerand Smoke)中的艾尔玛和约翰·布坎南一样，布兰奇与斯坦利之间的对抗冲突所产生的意义正是威廉斯作品的核心所在，这种意义来自于威廉斯内心有关思想与想象、物质与精神，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种种分歧。

在《奥尔甫斯下凡》(Orpheus Descending)里，有一个角色描述了一只没有腿的鸟，只有靠着翅膀飞翔才能维持生命，落地就意味着死亡。布兰奇·杜波依斯在戏里出现时，就已经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她曾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而有保障的世界。在目睹它的腐败堕落后，她进行了一系列无望取胜的斗争，结果使她最终退居到姐姐的公寓。在有形的现实世界中她已经无处可退了，于是她试图开辟一方新的天地，到一个世俗之人无法到达的地方，并且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些有限的安全，但是，她诗歌般的高雅却被斯坦利·柯瓦尔斯基散文般的粗俗击得粉碎。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足以使人崩溃，正是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毁掉了威廉斯笔下的一系列主角。

如果说远走高飞是逃避的一种可行方式，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两性关系)则代表了另一种逃避方式——然而这两种方式却互不相容。停下来，相互爱恋，就会为对方所完全了解，于是也就完全落入了容易受到伤害的脆弱处境。朝前走，就否定了《大路》(Camino Real)中那条坦途或者实实在在的道路所提供的一种真正的安慰；他们都在沿着那条大路走下去。因此，威廉斯的戏剧写的就是一场无法取胜的赛事，在其中对于命运只能顺从而无法逃避。结果，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以实际上或者象征意义上的死亡而告终。《玻璃动物园》中的劳拉和《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都超越了平常意义上的生命，只能在幻想的世界中生存下来，而最终为这个虚构的世界所拥有：劳拉进入了一个由玻璃动物组成的无生命的世界，布兰奇则脱离了戏剧而成为自己创造的角色。《大路》沿用了这条逻辑，其中的角色无不出自于文学作品，都是地地道道的虚构人物。在后来的《呼喊》(Outcry)一剧中，表演者所能够面对的只有他自己。威廉斯以类似的方式，把自己的公开形象描述为“镜子的把戏”。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想通过和堕落的灵魂临时结盟而在生活这场游戏中取胜的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则是悲惨的下场。

威廉斯笔下的女性大多数都像《奥尔甫斯下凡》中的卡罗尔·卡特莱尔一样，“体格生来就不适合生孩子”。她们都是些末路之人，只是在一个各种可能性皆已穷尽的世界上残存而已。虽然性欲之火依然燃烧着，但它那越来越弱的光亮已不能照亮这个世界。一种新的力量却被放纵出来，在柯瓦尔斯基身上，这种力量表现为一股极其强烈，却十分野蛮的生命力，但是这种力量通常都是腐化堕落，具有腐蚀作用的。在《青春的甜美岁月》(Sweet Bird of Youth)中，波斯·芬利阉割了强斯·韦恩；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on a Hot Tin Roof)中，布利克是个性无能者；在《奥尔甫斯下凡》中，瓦尔被一台喷灯害得丧失了男性的功能；在《大路》中，基尔罗斯被变成了一名小丑；在《鬣蜥之夜》(Night of the Iguana)中，一群纳粹分子把山农捆绑起来，为机器战胜人类而庆祝。后来，在《桃金娘花的七度飘落》(The Seven Descents of Myrtle)、《红魔鬼排炮标记》(Red Devil Battery Sign)等剧作中，文明已经彻底瓦解，人的生活变成了滑稽可笑的模仿。《呼喊》中的两个角色在一家空荡荡的剧院里演出，他们上演的戏剧正是自己空虚生活的写照。

威廉斯是南方作家，有着南方作家对哥特式风格的迷恋，有一种浪漫的情愫，喜欢用文字把亲身经历变成传奇故事，对于过程，有一种根植于个人心理和地域历史之中的怀疑。然而面对一个作茧自缚，对自己的种种可能性加以限制的世界，在用戏剧来表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并不多愁善感。就像福克纳一样，他笔下的上流社会人士腐化不堪；在新生的南方，大多数人都是善恶不分、性欲冷淡的实利主义者。

威廉斯的剧作有时带着现实主义的外表。布景暗示个人活动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以此来证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在这个他称之为“罹患了霓虹灯症”的病态世界上，一幢幢公寓高楼若隐若现。然而令他感兴趣的真相却无法通过直接描写的手法来体现，于是他把舞台变成了隐喻。在《奥尔甫斯下凡》里，照亮丧家的灯光就象征着在这座房子的中心，新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在搏动着。在《大路》里，干涸的喷泉代表着枯燥无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调整期间》(Period of Adjustment)中，建在裂缝之上的房屋预示着不测事件即将发生；这个意向在《桃金娘花的七度飘落》中再次出现，其寓意也是这样。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威廉斯的戏剧里出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不仅仅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琐细之物。每件道具、每一场景与其说是为情节服务还不如说是为主题服务。布景是这样，角色也是如此。这些特点日益突出，形成一些原型，表现出一些道德剧的成分，其中两种对立的力量针锋相对：快乐主义和现实主义(《欲望号街车》)；心灵纯洁与极度腐化(《奥尔甫斯下凡》)；精神与肉体(《夏天与烟雾》)；代表生的事物与代表死的事物(《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以及《去夏惊魂》[Suddenly Last Summer])。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把作为劳伦斯小说核心的冲突搬上了舞台。冲突的一方是由精神上的敏感、肉体上的快乐和人性的温柔构成的世界，而另一方则是个物质的、机械的、贫瘠的世界。生活剧院的“无限光辉”日后将在这种戏剧中发挥作用，因为在威廉斯心目中，那是一个可以“进行观察和找到感觉”的地方。换句话说，它已经代表了威廉斯愿意支持的那种实实在在、值得赞扬的成分。

因此，他的剧作充满了有关性的内容。它们曾经引起震惊，并且仍然令人震惊，有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除了奥尼尔之外，美国当时还没有出现过把性的破坏力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的剧作家。《欲望号街车》中发生在舞台之外的强奸对全剧形成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就像《去夏惊魂》中暗示的施虐受虐狂(一种同性恋与异性恋的荒谬混合)一样，令人感到不安。在某种意义上，他的风格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小说：当年，霍桑、爱伦·坡(Edgar Allen Poe)和梅尔维尔都认识到了性欲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力量，认识到它作为一种意象，无论是代表新生还是代表社会混乱，都很有意义。威廉斯有意在濒临倒塌的大厦里上演一出情节剧，确实让人难免把爱伦·坡的《厄舍古厦的倒塌》(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与之联系起来。

和爱伦·坡一样，威廉斯笔下的性总是与暴力并存的。如果说在舞台之外发生的强奸使《欲望号街车》令人不寒而栗，那么《奥尔甫斯下凡》中遭到阉割的瓦尔·萨维亚那压抑的叫声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礼貌得体的举止在威廉斯的剧作里只是昙花一现。个人的精神和外界的社会时刻都面临着爆裂开来，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如果说用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自我和文明都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其一系列压抑作用是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那么在威廉斯的作品中这种妥协却很少行得通。我们听到的是声音来自一个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在沿着一道道裂缝崩溃解体的世界。他的剧作震撼力很强，恰恰是因为人们并不需要理性分析就能感到其威胁。像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2]一样，他在作品中显露出了无政府主义，而且用性作为表现它的手段。威廉斯认为生活的本质“确实是非常怪诞而粗野的”，他这种信念和他的戏剧相互依存，他凭着运用语言的高超能力，凭着一种抒情风格，在剧中产生了极其惊人的效果，他笔下的人物经常有意用这种抒情风格作为一种逃避，因此这是一种机智的语言，作者以此来抵御主导历史的政客们笔下那种毫无表达力而又直截了当的散文。

至于由谁在代表社会逻辑、权力程序以及占有空间等等意义上主导历史，这在威廉斯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剧中的人物没有一点财产，无法控制自己所居住的世界，他们趋于失败的经历也正是威廉斯乐于称颂的。他们或仅有单间公寓，或只能睡在地上，或寄居在小旅馆里，或蜷曲在吊床中。他们不停地搬家，他们在社会大舞台的侧面观看这场正在上演的戏剧。历史朝什么方向发展，这在威廉斯的作品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威廉斯作品中有一种世界末日来临之感，这种情调从一开始就很浓，到了《红魔鬼排炮标记》里就更加强烈了，在剧中，这个星球一片疮痍，人类在废墟中挣扎，退回到了动物时代，没有谁来拯救他们，也根本无法拯救他们。

威廉斯坚信，人们“相互利用时问心无愧”，达到了人吃人的程度，正是由于这种信念，在《去夏惊魂》一剧中，食人生番的意象才会充斥全剧。实际上，威廉斯的作品中从来就没有良心这一概念。不仅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以任凭他们欺凌的人为鱼肉，毫无良心可言，威廉斯笔下那些绝望的主角也同样冷漠无情。布兰奇希望米奇把自己从绝望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却欺骗了那个笨拙而又缺乏男子汉气质的小伙子，但是她毫不内疚。在《青春的甜美岁月》中，钱斯·韦恩不顾廉耻，投入一位色艺日趋衰落的影星的怀抱，她也同样恬不知耻地依恋着他，希望他的青春精力能使自己重新风光起来。《奥尔甫斯下凡》中的太太强迫瓦尔·萨维亚陪伴自己，最终使他一命呜呼。这些人也许是受害者，但是在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并非没有共谋的干系。

艺术无法使这个过程放慢速度。在《奥尔甫斯下凡》中，正如威廉斯自己所做的一样，太太试图用艺术来控制和扼制她见到的混乱状态。但是，尽管绘画能给她表面上的些许安慰，却并不能改变她的命运。威廉斯也这样说过：“我不认为任何一出戏剧，任何一个剧作家或者任何一件艺术作品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历史的潮流是无情的，我认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动荡。”他在文章和访谈录里经常提到“道德败坏”和“道德沦丧”，在他的剧作中，这些也是很有感染力的成份。他的后期作品《一所无意立住的房子》(A House Not Meant to Stand)有意识地“用暗喻的手法去表现我们当代的社会”，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艺术是无能为力的，如此看待艺术未免使艺术也有随波逐流之嫌，在他的作品中，这种同流合污时常表现出来。在《去夏惊魂》一剧中，谢巴思汀矫揉造作的抒情词语产生于同样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感情，威廉斯看到这种感情仍然潜伏在个人的精神之中，对于这个纷乱的内心世界，艺术也只能短暂地掩饰一下而已。实际上，他在描写这出戏剧的舞台布景时，几乎是在对人这种动物顽固不化的本性陈述他自己的看法：

这出戏剧的布景也许和芭蕾舞剧的舞台布景一样，具有非现实主义的特点。它展现的是夏末秋初一个暮色将临的下午，新奥尔良花园区一座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风格邸宅的一角。房子的内部与室外一片奇异的花园融为一体；外面的景色与其说是花园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史前的热带丛林或森林，在那里遍布着巨大的蕨类植物，动物身上长着的鳍和鳞片正在进化为四肢和皮肤。丛林花园里的色彩非常鲜艳，尤其在这雨后热气蒸腾的时候，树上开着巨大的花，仿佛是一个个才从身体里撕下来的器官，血淋淋地挂在那里；花园里充斥着尖叫声、嘶嘶声和拍水声，好像栖息着野兽、蛇类、鸟类这些天性野蛮之物。

在这里，艺术不仅仅是企图控制本我这片丛林的自我，而且是甘愿与本我同心协力的合作者。在别处，艺术则只会让现实那坚硬的棱角撞得粉碎，被岁月的河流涤荡殆尽。

《在一个东京饭店的酒吧里》(In the Bar of a Tokyo Hotel)一剧中，那位艺术家彻底失败了，而《警告的小手腕》(Small Craft Warning)中的医生也失去了行医执照，他在很多方面就是作为艺术家的威廉斯自身的写照。《呼喊》里的角色用自己生活作为素材，从中创作一出戏剧的情节和对话，他们只能面对空荡荡的剧院进行这种表演，而与剧院之外的世界或者他们自身之外的生活都毫无联系。正如威廉斯所说的：“我总是与我所写戏剧中的人物有着同样的问题，我和他们一样，都与外界毫无联系。我陷入了自我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瓦尔·萨维亚也有过类似的议论，威廉斯的上述感叹就是对剧中人那番议论的解释。毫无疑问，除了《玫瑰纹身》(The Rose Tattoo)和《调整期间》中那种不能让人信服的乐观之外，威廉斯的这种说法用在他笔下所有的主角身上实际上都是恰如其分的。

威廉斯喜欢声称他的戏剧展现了一种实质上的乐观主义。在195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像《长日入夜行》那样“暗淡”的作品。他希望读者会“赞赏那种英勇的生活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会“感觉到人们渴望透过他们之间的迷雾，穿过由于缺乏理解而造成的隔膜来相互接触，却备受阻碍的心情”。在《大路》中，这种愿望就是生长在岩石上的紫罗兰，它把根扎在花岗岩之中，用这般强大的力量穿破岩层。但是，随着威廉斯创作生涯的继续，他所讲的这种执着渐渐发生了变化，先是有了冷嘲热讽的迹象，后来又出现了荒诞无稽的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真正的生命力所留下的痕迹也就越来越少了。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老爹由于癌症的折磨而丧失了往昔旺盛的精力；在同一出戏剧中，玛吉先是因为丈夫不肯面对现实而筋疲力尽，后来又把精力投入到丑恶的勾当之中，最终落得元气大伤。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威廉斯笔下的反叛者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占有一种优势。对众人都赞同的新舆论他们却持异议，对现行政权他们要进行颠覆，对这个物质社会的种种条条框框他们一概排斥。作为局外之人，他们的存在就是对这个社会不言而喻的批判，就是表示不肯苟同这个社会把权力称为一种价值，把性和社会上的保守主义作为基本美德来大加颂扬的做法。威廉斯笔下的人物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他们拒绝接受那些被认为私生活和公共生活所必须遵守的繁文缛节。他们有情有欲，并不想过清教徒的生活，也不向往着自己能圆所谓的美国梦。他的主人公很少拥有工作。他们是些匆匆过客，他们旅行的方向与一个追名逐利的社会毫不相干。他们非常接近于50年代另外一些天生的存在主义者——垮掉的一代。他们与斯坦贝克笔下的游民和流浪汉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少了一些斯坦贝克式的多愁善感。他们声称拥有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充满感情、热忱和种种脆弱希望的世界。至少他们千方百计地维持着对礼仪和风度的幻想。这些人吟唱歌曲，弹奏乐器，挥笔作画，创作诗歌，或者仅仅是扭曲语言，使它具有一些能够赋予人生经历某种优雅和韵律的形式，而摆脱那种功能主义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否认的是现实；更确切地说，他们是着手对现实重新进行诠释，使其包含他们的种种需求、希望和发明创造。正像他们为诗歌般的想象得到承认而奋斗一样，他们也为肉体的合法化而进行斗争。在这墨守成规的十年间，排斥异议成为美国的特色，他们却以拒绝随波逐流来表达心意。他们是浪漫主义者，主张拥有浪漫派反对体制、反对压制语言、束缚想象的权利。他们的颠覆作用正是这些戏剧活力的源泉。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叛逆者的毁灭、牺牲也使威廉斯的作品逐渐转向了悲剧。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威廉斯笔下这些反叛者的命运与现实社会中许多人是一样的，他们对正统资本主义发起挑战，结果却发现自己受到恶意中伤，最终落得穷困潦倒，一无所有。

然而，时代却把威廉斯抛在了后面。到了20世纪60年代，反叛者成为文化英雄。持异议者、逃避现实的人、流浪的音乐家和性解放者成为崇拜对象。肉体成为万众注目的偶像，摇滚歌手用肢体语言来诠释音乐，公众用身体作为反对军国主义机械逻辑的姿态，一些剧团在舞台上展现肉体，他们把显示裸体和表演性爱当成是新自由的本质。随着权力转移到了年轻一代人的手里，连白宫也时而传出性绯闻，甚至政府的风格也开始发生变化了。现在全国上下都开始关注黑暗野蛮的南方，随着一成不变的偏执和日益泛滥的暴力沆瀣一气，南方已经除去了那层神秘的面纱。放荡不羁者、吸毒者和下层阶级本身这时聚集了一股力量，给一个毫无生气、墨守成规的权力体系造成了很大压力——这些都在戏剧中得到了表现。在《接头》(The Connection)一剧中，杰克·盖尔伯(JackGelber)把一群等待注射毒品的吸毒者当成了美国社会的典型。在《动物园故事》(The Zoo Story)中，爱德华·阿尔比把垮掉的一代塑造成了爱的倡导者，他们具备进取心、控制力，对性冷漠、萎靡不振的中产阶级负有解救的责任。在鲍德温的《黑人怨》(Blues for Mister Charlie)和勒鲁伊·琼斯的《荷兰人》(Dutchman)以及《奴隶》(The Slave)等作品中，这些黑人剧作家把白人社会现存的权力结构贬低为刻板的模式。

威廉斯笔下那些绝望的灵魂——那些毫无目标、软弱无力的反叛者已不再是文化焦点，加之他的个人生活陷入困境，他用酒精和毒品来麻醉自己，写出了一系列缺乏可信性的作品，观众开始弃他而去。他发现自己的新作越来越难以上演了，于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了修改旧作或者模仿自己以前的成功之作上面。在他1961年撰写的《鬣蜥之夜》里，一名被免去圣职的牧师发现自己被捆在一个吊床上，不能活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出戏剧预示着威廉斯即将精神失常，在十年当中有时候不得不身穿用来束缚疯子的约束衣或者被囚禁在精神病院里。他创造了一系列世界末日的灾难景象，反映出他感到个人的境遇每况愈下，随着这些景象的出现，这一时期他的作品荒唐怪诞，如同梦魇，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他又从这个时期的衰退之中重新崛起，再次对自己的种种生活经历进行加工。他在这期间撰写的戏剧中，《警告的小手腕》和《呼喊》是最成功的作品，但是并不完美。而且从这些作品的背后可以感到，随着他显而易见地失去了观众的热爱，他对于丧失创作能力充满了恐惧。他的最后几部作品包括《克莱夫科尔的美好星期天》(A Lovely Sunday for Crevecoeur)和《旧方巾》(Vieux Carré)，这些作品又把他带回到了年轻时代，去探索各种往日的经历，那些往事曾是他创作的源泉，从中产生了一出出充满真正力量和动人诗句的戏剧。当他追寻遥远的往事，试图与他已经几乎毁掉的创造天分恢复起联系时，他有了一些重振雄风的迹象。但是他却以颇有讽刺性的方式死去，使这个复苏的过程突然中止了；他总是认为自己身体虚弱，害怕孤独，却偏偏要寻求孤独，一个人孤单地死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被药瓶子的塑料盖卡住喉咙，窒息而死。正如阿瑟·米勒说的那样：“所有美国剧作家的经历都重复着同样的故事——先是受到热烈的欢迎，然后就会遭到拒绝，被人蔑视。任何剧作家，只要敢于创新而不满足于重复自己走过的老路，都落得个这样的下场，绝无例外。”虽然威廉斯最终还是重复了自己走过的老路，但他天生是一个敢于冒风险的人，对戏剧的种种可能性进行了探索，对在社会上和政治领域中备受压迫，处在边缘地位的人们所过的生活进行了讴歌。在他文学生涯的全盛时期，他创作的戏剧渗透着一种偏执狂似的强烈情感。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对他们的需求毫不体恤，对他们的希望不闻不问的世界上。从某些方面来讲，这种偏执狂来源于公众的世界，那个世界确实曾认为他的情感离经叛道，认为他的艺术扰乱了社会价值观的平静。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戏剧中的激进主义仅仅是作为一种表现追求自由的个人和咄咄逼人的实利主义之间冲突的剧作而故态复萌了。然而就其实质而言，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自始至终感到个人是一场巨大阴谋的牺牲品。如此看来，生活便成为与时间的逻辑抗衡而注定要失败的一场斗争，而在人生之路上形成的临时同盟只能让实质性的孤独显得更加突出。正是从这场斗争和这些盟友之中，威廉斯创作出了一些富于震撼力的戏剧和一种忧郁暗淡的诗歌。

第三章 阿瑟·米勒

田纳西·威廉斯痛感这个社会充满压迫，自我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所能得到的空间越来越小，虽然这种想法既是良心的产物也有幻想的成分，但是与他同时期的作家们却都赞同这一观点。奥尼尔笔下的杨克在弯曲着身体以适应机械活动的需要时，却竭力在体察动物的特点；阿瑟·米勒笔下的威利·洛曼在他后院的石质土地上撒下了种子(这里既有字面上的播种也有象征意义上的寻花问柳)；劳拉·温菲尔德由于没能成为一名打字员而逃避到她那些玻璃动物中间，回到那个冰冷纯洁的世界里——凡此种种，都是人类被机械打败的例子。在空间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问题，例如：奥尼尔所写的笼子和锅炉房，阿瑟·米勒剧作中那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后院，以及威廉斯笔下的狭小住处，都体现了其戏剧中的一种核心思想，即供人们选择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地收缩、减少。美国辞令夸耀的是边疆在拓展，可能性在增多，自我未定型，个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很自由。而这几位戏剧家在作品里所描述的美国现状却充满局限，令人感到幻灭，把一切都变成了畸形。

美国是一个失败了的乌托邦，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它建立在清教徒那些关于人类能够返朴归真的华丽词藻以及启蒙主义关于事物可以尽善尽美的雄辩言论之上。美国对自己并且对整个世界承诺，它要把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实验，这一承诺夸夸其谈的本质激发起了一种描写幻灭和失信的文学。在以持反对观点为特色的戏剧中，这一风格尤为强烈。因此奥尼尔认为，从实质上来讲，他的剧作所关注的就是为了一些物质方面的价值而牺牲掉个人的现象；威廉斯认为他的角色为人浪漫，却生活在一个毫无浪漫可言的世界上。与此同时，米勒也与可以得到纯真之类的美国信念以及可以获得物质成功的梦想针锋相对。

米勒的想象反复地集中在一种契约遭到破坏的意象上面，这种破坏无论是从文明行为的标准上来讲，还是从人类共存的意义上来讲，都违反了基本的原则。大萧条就是这方面一个具体实例：银行不去承担理应承担的职责；迫于需要的压力，各种礼节、仁爱统统被废除。米勒早期创作的《他们也起来》(They Too Arise)和《黎明时的荣誉》(Honorat Dawn)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两出戏剧也像《全是我的儿子》一样，都详尽地表现了被商业价值所否定了的人性。然而，还有一种更基本的否定令他感到忧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创作了《半桥》(The Half Bridge)，剧中就已经初次表现了他对此有所警觉的迹象。这出戏剧实际上将纳粹对犹太民族人性的否定移植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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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瑟·米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未从军(威廉斯也没有服役)，但是他十分明白这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他创作的《炼狱》(The Crucible)是一部和《审判》(The Trial)不相上下的作品，其内容是关于一个由非理性统治理性，由根深蒂固的妄想决定现实的世界。约翰·普罗克特死于17世纪的萨勒姆，但是米勒明白，他在20世纪的奥斯威辛又被杀害了一次。他触犯法律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自相矛盾的是，当他承认犯有通奸罪时，法庭对他的认罪却拒绝予以支持)，而是因为他否定了那些自称了解真相的人所认定的现实。正如纳粹需要犹太人一样，清教徒们也需要巫婆。在这两个事例中，原告的无罪都有赖于他们强加在被告身上的罪名。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讲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把第三帝国的整个历史说成是“一场反对记忆的战争”。米勒坚持把记忆作为问题的核心，这也许表现出他身上具有犹太人的特点。他在一部部剧作中都坚持认为，应该还给历史其本来面目。他的自传从始至终都贯串着这一信念。而事实上，他所写的作品无不充满了这种思想。美国的原罪就在于否定过去，除非是把过去作为一种神话。

阿瑟·米勒赋予美国一种存在主义的戏剧，这种戏剧认为个人就是他所做出的种种选择以及他所采取的种种行动之和，认为主人公对自己身份的关心只要不是基于对这一点的理解就毫无诚实可言。这是一种将罪转化为责任的戏剧。

米勒笔下的角色在否定个人身份的时候却又最为坚持这种身份。威利·洛曼、约翰·普洛克特和埃迪·卡鲍恩都是恰恰在他们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大声疾呼自己的姓名。他们共同的经历就是背弃，这种背弃仿佛基因密码的印记一样，铭刻在他们的生活上面。其中对他人的背弃只是附带的，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毁灭性就在于这种欺骗是反射性的，会折回头来落到背弃者自己的头上。

《全是我的儿子》可能显示出一种马克思主义同超验主义相融合的思想，而正是这种融合使得《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成为一篇同时具备了激进与保守两种性质的文献。然而，米勒所关注的从来就不是提倡必将融入由众多自我组成的普遍性社会这样一种个人的模式。斯坦贝克十分喜欢一个生物学上的暗喻：一群单细胞海洋有机体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些社会群体，而对于那些认为一切责任最终到个人为止的作家来说，这样的说法则未免令人不寒而栗。斯坦贝克小说中的乔德一家这个小群体必须服从人类社会这个大群体，正如私有制必须服从公共权利一样。虽然乔·凯勒必须懂得，不光是他自己的身家性命重要，整个社会的其他人也都是“他的儿子”，然而一切责任到个人为止。在米勒创作生涯的这一阶段，他并不想放弃资本主义，也无意让家庭解体。克利福德·奥德兹也许曾(在修辞上而不是在实际意义上)希望解散家庭这一单位(“马克思这样讲过，废除这种家庭”)，认为家庭是对改革的一种妨碍；而米勒并无此意。

在《桥头眺望》这出戏剧里，埃迪所犯的罪行主要是反对社区，是针对在布鲁克林桥上繁忙的、喧嚣的交通底下隐藏着的、继续生存下来的一个社区。正是大桥上面穿梭的交通——当代美国这个日益加速运转的世界——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其中的悲剧，看不到个人的意义，看不到这是在把个人之间关系的约束力折价贴换成商业关系的约束力。如今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交易的价值。米勒像威廉斯一样，也在探讨从gemeinschaft[3]到gesellschaft[4]，从社区到社会的转变。他处理其题材的过程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也是奥尼尔以及威廉斯笔下许多戏剧的基础。

尽管阿瑟·米勒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奥尼尔和威廉斯，但是他和他们也并非没有相同之处。他在舞台上也表现了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承认各种压力似乎串通一气，与个人作对，看到人们在情感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一方面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另一方面又渴望精神上的满足。他也重视有关现实的本质方面的辩论，对通过强制性的社会事实来表达种种民族神话，企图对以美国梦来使美国的现实得到认可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提出了挑战。

在米勒的早期剧作中有一股压抑的怒火。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了一出题为《半桥》的情节剧，但是从未上演过。该剧描写了北大西洋上引导船只在暗礁之间安全航行的浮标被拆除一事，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犯罪。他的观点是某些背弃破坏了人类基本的契约。否定这项契约的条款也就否定了道德行为的基础，损害了作为文明基础的人类团结这一概念。而这当然恰恰是他看到眼前正在发生的情形。如果说大萧条似乎否认了美国为自己所做的承诺，破坏了深深植根于国民精神之中的某项约定，从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一种更加深刻的无政府状态已露端倪。作为一名犹太人，米勒关切地注视着这种对于人性本身的否定。他的早期戏剧《黄金时代》(The Golden Years)表面上是一部关于蒙提祖马(Montezuma)[5]与科尔特斯(Hernado Cortés)[6]对抗的戏剧，其实是一部预示着欧洲各国将被希特勒的权力所迷惑这种前景的警省之作。就国内的题材而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际发表了长篇小说《焦点》(Focus)，书中强调了美国国内的反犹主义。虽然直到他在1964年创作《堕落之后》以及他在1965年创作《维希事件》(Incident at Vichy)时，他才开始探讨大屠杀的问题，但是人们在《全是我的儿子》和《炼狱》中看到大屠杀的阴影也是合乎情理的，而他不断地着迷于背弃之类的题材和主旨，人们在这后面也理所当然地感到大屠杀的存在。

因此，米勒在百老汇一炮打响的剧作《全是我的儿子》，如果从题目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主义，与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那部《愤怒的葡萄》、克里福德·奥德兹那部《等待老左》(Waiting for Lefty)以及《醒来歌唱》(Awake and Sing)中所要求的人类团结是遥相呼应的，《全是我的儿子》这个剧名也是其他一些紧迫情况的产物。这部作品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是战争结束以后才上演，它不仅显示了无视道德准则、背弃社会责任对社会所产生的后果，而且体现了这种做法对自身的影响，通过戏剧化的方式表现了这种行为的恶果。剧中的乔·凯勒是一家工厂的老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由于向空军提供了不合格的飞机零件而造成了机毁人亡的惨剧。他以需要优先考虑企业和家庭的利益为理由来向自己证明他的这些行为是正当的。但是面对着更大的责任，他却难以再维持他的这种自我感觉。这出戏剧说明了个人不可避免地要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离开了社会，个人也毫无意义，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贯串于米勒所有剧作中的一个核心信念。田纳西·威廉斯或许是在讴歌逃避社会要求、疏远世间众人的自我；米勒却不敢让他笔下的主人公一走了之。确实，他的戏剧手法是让这些角色最终被迫承认把事件和结果、过去和现在、个人经验和公众事实联系起来的逻辑。

在上大学时，米勒发现自己一方面在阅读易卜生(Henrick Ibsen)剧作，另一方面也在阅读古希腊戏剧。从古希腊戏剧中，他得出一种信念，明白了戏剧原本就是一个社会正视其历史、承认其紧张状态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依赖事实的公众艺术，正如他日后所比喻的那样：小鸡总是要回家栖息的。从易卜生的戏剧中，他得到了类似的教益：在这里过去和现在被结合在了一起，在因果与意义之间形成一种存在主义的联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在种种相互冲突的责任之间进行抉择。如果说米勒通过阅读古希腊戏剧明白了人们自身的缺陷可能是产生悲剧的温床，那么通过阅读易卜生的作品，他懂得了这种缺陷可能是社会错位和道德紊乱的根源。

《全是我的儿子》似乎是一篇现实主义剧作，从某些方面来讲确实如此。这出戏剧的各场布景无不实实在在，情节安排处处周密细致。随着剧情的发展，种种被隐瞒起来的事实真相逐渐被揭露出来。就像外科医生在手术中把患者身上的组织一层一层地剥开一样，这部作品一直深入到社会疾病的核心部位。这里存在着一些有待发现的真理。乔·凯勒犯下的罪行是默许自家的工厂为军方提供不合格的飞机零件。正像易卜生在《野鸭》(The Wild Duck)中塑造的一个类似的角色一样(米勒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易卜生笔下的这个角色)，他也是让自己的合伙人去承担责任。他的长子莱利知道父亲的行径后自杀了。然而剧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不容人们对这出戏剧做出简单的解读。乔·凯勒并不是唯一犯下背叛罪愆的人。他的合伙人被自己的孩子们抛弃了。乔自己并不是因为忠实于事实真相，而是因为希望把自己从往事当中解脱出来，才在小儿子的逼迫之下正视了自己的罪行。克里斯告诉母亲凯特，在空军里服役的哥哥已经遇难，打破了她本来以为长子还活着的幻想，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母亲的关心，而是因为他一心想娶哥哥的未婚妻。他那伪善的谴责只不过是早已计划好了，用来掩饰他所犯的同谋罪行的做法而已。米勒甚至在剧中暗示，凯特明知乔的罪行而故意把事实真相隐瞒起来，就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表现了她要向丈夫进行报复的愿望，是想迫使他屈服，畏罪自杀。事实上，米勒一直就想知道，戏剧的精髓是否在于“被隐瞒起来的真相又回到现实中来了”，仿佛过去冲破现在的薄膜，提醒我们每逢“遥远的过去从坟墓里伸出手来的时候，总是有些荒谬，令人不可思议”，就像“我们以理性的方式观察一些事件时，在它们那些与道德无关的混乱后面隐藏着的一种无法看透的秩序”就会变得清晰可见一样。他坚信“有时候一些事情确实具有连贯性”，这一信念既是他在道德立场上的重心又是他在戏剧手法上的关键；但是他还强调了通过非理性途径达到理性过程的方式，在这方面，他的话也毫不缺乏魅力。米勒是在为剧中的一些巧合进行辩护当中，是在对一些长期隐瞒的真相在适当的时刻突然被揭露出来的现象进行解释的时候做出这些评论的，但是他坚持认为，人生的经历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其中却存在着一种隐蔽的文本，这一观点对他所创作的戏剧的本质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诠释。

剧中最具感染力的角色就是那个从未出场的人——凯勒死去的儿子。像尤金·奥尼尔的《休伊》和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这种空缺却产生出一种鲜明性。它还象征着其他一些空缺，比如乔·凯勒没能意识到在他的语言和行动之间，自身和家庭之间存在着距离，他以家庭的名义违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这部戏剧旨在填充该剧核心存在的一种道德上的空缺。这种空缺就是满足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拒绝一切承诺，奉行与世隔绝的利己主义之间的鸿沟。当乔·凯勒有了一种新的责任感，把这种责任感转变成负罪感的时候，这出戏剧也就在一声枪响中结束了。

其实，死亡为米勒在20世纪40至50年代之间创作的所有戏剧都划上了最后的标点。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鸿运高照的人》，但该剧那个未出版发行的小说版本却仍然是以主人公之死来结束的。似乎是这些作品所揭示的真理具有太大的震撼力，因而必须以牺牲其中的人物来强调这种真理。尽管米勒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创作的戏剧表现出了新的仁厚之心，剧中的角色们可以不必由这种牺牲所注入的附加力量来摆脱自身的道德困境了，《堕落之后》和《维希事件》仍然是在人终有一死的背景下对真实性进行探讨的。

《全是我的儿子》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出戏剧关于人类应团结一致的宣言与战后的乐观主义格调是一致的，正像这种观点与战时的需要是一致的一样。剧中还包括其他一些问题，比如理想主义有着易受玷污的性质，资本主义有着种种令人不安的压力，天真无知有着阴暗的一面，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解释和探讨。

米勒曾经解释说，《全是我的儿子》这出戏剧“把我一生中对于希腊易卜生戏剧形式方面的兴趣都耗尽了”。现在“一个人心中各种思想和感情同时并存的同步性以及这些思想和感情相互矛盾的自由性开始令我着迷”。他是在一篇本身就是探讨这种同步性的自传里这样写的，把在时间上虽然相距甚远，在情感上却息息相通或者有着因果关系的事件结合了起来；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尽管他是在回顾四十年前的遥远往事，《推销员之死》确实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米勒认识到戏剧有着将互不连贯的时刻放在一起，从而引起一场冲突的力量，《推销员之死》在文体方面的尝试就来自于他的这种认识。他感到自己在《全是我的儿子》中让语言承担了过重的负荷，于是开始着手创作一出主角从来不会让自己的焦虑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剧本，对于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说，过去就是现在的延续。

在《推销员之死》里，作者并没有对过去进行叙述，而是把它表现出来。现在和过去在主人公杂乱无章的思维所界定的空间里重叠在了一起。威利·洛曼是一个毁掉自己一生的推销员。那些他不得不赖以生存的顾客们嘲弄他，他的儿子比夫疏远他，他与生活不再有任何牵连，于是他决定以自杀的方式使自己得到救赎。作为一个把梦境当做现实，对这种梦境深信不疑的人，他发现自己已经抓不住任何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意义的事情了。因此，他只得重新回到过去，去寻找那个期望变成了失败，为他的生活提供了结构和目的的神话突然崩溃的时刻。

威利的绝望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造成的。这个蚕食一切的城市已经使在另一时间，在别的地域形成的各种梦想破灭了。生意场上的私人关系已经变为一种疏远的见面；做广告已经使语言失去了它本来的特征，甚至无法用它来明白地叙述任何经历，因此使威利备感困惑。然而，他的困惑也是由于他失去了内心的慰籍而产生的。对于一个与他内心的需求相脱离的世界来说，威利已经完全吸收了它的价值观，并且竭尽全力地将这种腐败的遗产传给他的儿子们。

事实上，威利生活的核心就是他和他的亲属之间的这种关系，尤其是他和比夫之间的关系。他们曾给过他这个世界所不肯给予他的尊敬。现在他相信他们的成功也许对他的失败具有中和的作用。然而，比夫却抛弃了威利曾教他去追求的那个世界。当他发现自己的父亲在波士顿一家旅馆的客房里和另一个女人鬼混时，他拒绝了他所有的价值观，否认了他的爱——但是这个最终毁掉威利的梦想是如此强烈，为了把这个梦想传给自己的儿子，他是如此勤勉地工作，即使到了这时候比夫仍然被家庭拉了回来。比夫急切地需要从他父亲那里得到自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威利同样急切地要求儿子属于自己，他不能承认这是一个腐朽的梦想，他要把这个梦想传给儿子，以减轻作为父亲的内疚——父子二人的需要恰恰相反，由此导致了剧情的紧张。儿子一定要离开，父亲一定要阻止儿子这样做，于是两个人的生活意义便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有些舞台演出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威利·洛曼和一个性格脆弱的比夫，却忽视了父子之间这种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

威利的两个儿子——比夫和海比，代表了对生活的两种不同的态度。比夫是一个诗人，他感觉到大自然的美丽，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不足。正如他痛苦的自我怀疑使他丧失了机动性一样，他的道德良心使他对现实无能为力。海比习惯于自欺欺人，他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从未产生过深厚的感情，是一个纯粹的实利主义者。这兄弟两个实际上是威利本身矛盾性格的反映，因为他虽然钟情于美国神话，却并不仅仅是这种神话的产物。他对自然界还是有所感应的，尽管这个自然界在现代社会的蚕食之下已经消失殆尽。威利心中的不满也不仅仅是一些破灭之梦留下的残余而已。

然而，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是一个关于现实本身的问题，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讲，这出戏剧所关注的是对现实的不同观点。归根结底，与社会所构建的神话相比，或者与比夫从剧中离开，逆着历史潮流去追溯的乡村田园境界相比，难道威利的幻想就不那么重要吗？

《推销员之死》这部反映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利主义的剧作决不仅仅是关于少数人的报道。尽管米勒确实希望这出戏剧日后也许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把它埋藏在“资本主义的胡说八道底下”，摧毁“这种虚假的生活，这种以为站在电冰箱上面，对着月亮挥舞手里一张已经付讫抵押的单据就能触摸到云彩的美梦。终于取得了胜利”。《推销员之死》不仅是一部关于代沟，关于情感不可能被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戏剧。它探索了现实所具有的主观性，探索了记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塑造现实，正如现实能够具有选择性地改编过去一样。根据米勒所创造的舞台表现手法，有时候剧中这所房子是实质性的，它的边界表明威利实现其梦想的可能性受到了种种限制；有时候这所房子又是非实质性的，仅仅代表一种生活环境，这种生活所关切的主要事物在那里是不能明确地指出来的——所有这些表现手法都与戏剧的主题紧密相连。威利·洛曼是他自己所造就的。他对妻子琳达所说的谎言也恰恰是他自己拼命地要去相信的。他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旅行推销员，他必须相信自己是一个开拓者，必须“让人们信服得五体投地”，在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上证明自己的存在。正像米勒讲过的那样，他相信从房顶照射到云彩上的星星投影是真正的星星。他在自杀时仍然命里注定地充满了幻想，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有一点意义，使自己的名字有一点尊严。他采取这样的行动是由于恐惧，是出于害怕他的一生会一事无成。难怪这出戏剧虽然是一种特定的美国经验的产物，结果却赢得了如此普遍的感染力。

米勒所写的并不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的戏剧。他甚至描绘了威利的邻居查里和他的儿子伯纳德这样两个资本主义制度下富有同情心的成功人士。然而，这出戏剧所关注的是那些听凭种种与人类的需要毫不相干的价值观侵入、扭曲自己内心生活的人们。威利就在刚刚付清了他家住房的抵押贷款时自杀了，这令琳达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如果威利·洛曼仅仅满足于还清贷款，也就成了一个不具有自我怀疑这种可取之处的威利·洛曼了。这出戏剧并没有因为威利的死而结束。当比夫摒弃了至死困扰着父亲的梦想，而海比却执著于同一个梦想时，这种困扰就又投射到未来去了。精神和物质仍然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奥尼尔曾经说过，其作品的基本主题可以用圣经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来表达，那就是：“如果一个人得到整个世界，却丧失了灵魂，这对他来说又有何益处呢？”从本质上来讲，这个问题最终也成为米勒剧作的核心主题。

然而，《推销员之死》这出戏剧真正的力量却在于它的写作手法，在于它运用时间展开戏剧的进程，并且把过去和现在压缩到了同一个空间之内的方式。米勒曾对自己发过这样一番感叹：要是“一出戏剧不会让人头脑里同时存在的种种想法静止下来，不会让人‘忘记’，而是让他通过现在看到过去，通过过去看到现在”，那该是多么妙不可言啊；“姑且不去说其内容和意义，就是这样一个形式本身作为一种心理过程，作为一个人的社会生活所灌输给他的一切东西的一个集合点，也是必不可少的。”据米勒解释，这出戏里存在着三种不同意义上的时间：超现实意义上的时间、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以及观众所感觉到的，由戏剧所创造出来的时间。米勒力图寻找一个能够表现这几种时间，使之成为该剧本质的方法，他最终形成了由剧中主角的心理状态所产生，而又与把美国的现在同美国的过去联系起来的历史意识直接有关的一种结构。如果说《全是我的儿子》植根于一种我们可以辨认出来的历史传统之中，那么《推销员之死》就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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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或许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对其价值观充满信心，对其未来踌躇满志，但是即使如此，这种形势也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这些都使美国感到自己陷入了容易受到外部攻击的境地，并且对内部的颠覆越来越感到忧心忡忡，于是使这个国家与它自己的过去产生了分歧。激进的20世纪30年代如今被认为是滋生背叛的温床。共产主义一向被认为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现在却被描绘成了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右派终于找到了机会可以对在“新政”中敢于逾越雷池的人士进行报复。善于做自我宣传的麦卡锡参议员抓住这一时机，把参议院里面一个默默无闻的委员会变成了宗教裁判所，与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沆瀣一气。起初，参众两院的这些举措遭到了政府行政部门的抵制。然而，面对这样一伙在冷战政治的妄想狂环境下平步青云的投机家，政府行政部门最后也不得不向他们的平民主义号召低头。一时间，凡是具有激进历史的人，借用当时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措辞来讲，凡是体现出“过早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都处于危险的境地。20世纪30年代用各种宣言、请愿书、声明表达异议曾经是家常便饭，但是当时签过名的人如今却发现自己动辄受到传讯，必须做出解释，不得不通过供出他人的名字来使自己得以解脱。一个从表达异议当中诞生的共和国现在却要求它的国民严格遵守与自由民主相违背的价值观。非美这样一种奥威尔曾经讽刺过的“新话”[7]竟成为主要的罪名，可是对于时下那些既被排斥于国民整体之外，又被排除在就业机会之外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暇去体味个中的讽刺意味。国务院的官员们为雅尔塔会议的“背叛”而受到指责，作家、演员、导演也和他们一道受到指责，被迫为自己的作品以及社会交往进行辩护，由于这些人士受到公众的瞩目，他们的迫害者所追求的媒体关注也就有了保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弗雷德里克·马施和弗洛伦斯·埃尔德里奇来找米勒进行了洽谈，请他把易卜生的作品《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改编为一出在百老汇上演的戏剧。这部作品讲述的故事是主人公在小镇的矿泉水中发现了对人体有害的细菌，而该镇的繁荣全都依赖它作为矿泉疗养地的名声。作品以戏剧化的方式表现了讲真话的个人同社会的冲突；这个社会由于害怕它的生存受到威胁而要求其成员保持“忠诚”，处处和它一致。作品中的这种“忠诚”要求主人公斯多克芒背叛对科学真理和个人正直的追求。这出戏剧的微妙之处就在于斯多克芒自身也有瑕疵，未免天真幼稚，恃才傲物。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环境下，这些暧昧的方面所依据的是现实当中显然与此相似的地方：凡是希望享受公民权利的人都要以背叛作为表示忠诚的代价。米勒自己对易卜生这部作品的某些方面并不满意，特别是其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那种认为坚持真理是社会精英的特权的观点。但是他发现这出戏剧为艺术家进行了辩护，表明艺术家起着面对威胁，维护价值观念的作用。他回忆起“几年前在一次马克思主义者集会上曾讲到艺术家的责任是开辟新的领域，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我服从了党的路线或者遵循了全国新闻界的陈词滥调，我就不可能写出《全是我的儿子》这样的作品。易卜生和他笔下的斯多克芒都是艺术家的代言人，他们只不过是在重申艺术家自古就肩负着为人类指引方向，带领人类走向未知世界的重任。”《人民公敌》这出戏剧引起一些不安的反应，这也许可以预料得到，而对于米勒个人来说，在写了这部作品之后，他便进入了一个他称之为“困惑的时期”，因为在他和他为之创作的观众之间出现了一条迅速裂开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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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对此的回应是写“一部可以给这种环境注入一股暖意的作品”——《炼狱》。这出戏剧以1692年的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为背景，集中表现了在清教主导下的新英格兰上演的一幕幕驱巫冤案。他曾这样解释道：

我之所以选择了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进行创作……其原因就在于，用当代的说法去探讨目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必须与现实拉开一段距离……我们当时都想方设法能够做到尽量公正坦诚，尽量客观如实，尽量不要惹祸。在这三种愿望之间有时会有一些冲突。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就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从来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故事对我的吸引力如此之大。现在，这个故事突然之间有了清晰的意义。在我看来，塞勒姆镇居民的歇斯底里具有某种内部演变的过程，或者具有数个这样的过程，被一再复制出来。通过揭示这种过程的本质，我们也许会把我们自己当时所做的事情看得更加清楚。

这出戏剧集中表现了约翰·普罗克特的困境，这个角色近乎一个政治和宗教上的不可知论者。他与一个叫阿比盖尔的女仆有私情，因而产生了一种负罪感，使他在道德观念方面几乎失去了活力。他们的私情虽然终止了，却激起了阿比盖尔心中的嫉妒。当村民怀疑村庄里有巫术作祟时，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自己的嫉妒机会。她指控普罗克特的妻子伊丽莎白是女巫。为了尽力维护他的妻子，约翰·普罗克特使自己受到株连，但是他如果肯供出同伙，就能得到赦免。他虽然受到诱惑，但最终还是拒绝了以出卖别人来保全自己。

伊丽莎白并不是这种歇斯底里的唯一受害者，在法律和宗教的认可之下，这种歇斯底里俨然一副尽职尽责的模样，但是在这副职责的伪装下面掩盖着的却是它在嫉妒、报复以及仅仅是在恐惧当中的根源。米勒在20世纪50年代曾看到：

人们……备受折磨，他们相互之间的忠诚彻底瓦解了，共同的行为准则也……丧失殆尽……(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了。当时的种种形势和今天完全相同，简直令人惊奇。所采用的仪式都一样。他们要求普罗克特做的是揭穿女巫们破坏教规，摧毁基督教的阴谋。他只要供出几个人的名字就可以回家了。而如果他不肯这样做，就将被判处绞刑。除了我们没有被绞死之外，其余的遭遇大致是一样的，而仪式则是完全相同的。

英国剧作家约翰·阿登认为，这出戏剧“使英语语言中以戏剧的形式重现历史的创作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从而使之成为像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other Courage and Her Children)以及《伽利略传》(Galileo)等大致写于同一时代、情节颇为相似的剧作一样，成为用戏剧表达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他认为尤其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使他也能够写自己的历史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严格对应已经被时间所淡化，尽管历史作品远没有失去其政治上的优势，它的感染力也许是在其他方面了。在美国国家戏剧院1990年演出《炼狱》时，汤姆·威尔金森扮演了约翰·普罗克特。在谈到这一角色时，威尔金森指出：“他不是在捍卫一个抽象的准则，而是在捍卫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说在这出戏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当中，他都以为自己是在捍卫一个准则，但是到了最后，他所面对的是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的问题。这可不是一个人愿意遇到的情形。”作为这出戏剧的导演，霍华德·戴维斯则认为该剧的重点也在于别的地方：“在任何社会或者社区里，在任何权力斗争中，如果你处于权威的位置，凡是你命名为真实的、有关的、有意义的事物也就成了有意义的、有关的了。在这之后就必须经过一场巨大的变革，要由民众齐声高呼，这种现实才能得到改变，你的命名才能被取消，才能重新命名、重新下定义。把这出戏剧说成仅仅是对麦卡锡主义的抨击是错误的。从某种意义说，这是一出关于权力的戏剧，其中写的是人们被迫扮演他们并没有要求扮演的角色。”

《炼狱》之所以有这样精炼的语言，是因为它最初是用诗歌形式写成的。该剧所关注的核心是象征意义。在一个凡事的解释权都属于权威人士的社会里，普罗克特问道：“一根针代表着什么？”1692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镇发生的是一场关于现实的意义和本质的角逐。对于该州来说，女巫和幽灵都变成真实存在的了，世界也变成了善与恶的战场。通过把名字签在一份敢于向州当局挑战的文件上，或者自称有权力对自己的经历做出诠释等方式来体现个人的意义，这就是有悖真理，就是向独一无二的权威文本提出挑战。《炼狱》这出戏里处处都是文本：搜查令、作证书、认罪书，个人就以这些文件证明自己或者官方认可的真理。于是在某些方面，这就成了一场语言学上的争夺高地之战，它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真理与谬误的斗争，而且是一场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主导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辩论。在清教徒看来，世上只有一种经文，一种道德史，一种诠释的来源。约翰·普罗克特虽然顶着压力，但是仍然不肯为了保全性命而以一纸供词出卖自己的名誉。他不愿恪守他不信仰的、否定他自己人性的经文。那些人要他签字画押，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一旦把自己的签名给了他们，这个名字也就失去了意义和内容。供出别人的名字则既认可了一种他并不相信的现实，又丧失了自身的诚实，而没有了诚实他的个性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国家剧院演出该剧时，佐伊·沃纳梅克(Zoe Wanamaker)扮演了伊丽莎白，沃纳梅克在谈到这一角色时曾说过：自己也“学会了洞察她的心意”。

在清教的神学中没有关于人类天性中一些暧昧之处的空间，也没有人类难免犯错误这个特点的空间，但这些恰恰都是人性的证明，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个特点是人性的证明一样。真理是一个排除了人性内容的概念。伊丽莎白·普罗克特站在清教法官面前说谎是为了拯救他的丈夫，但是在这样做时，她不知不觉地背叛了她的丈夫，只是因为法官们并不明白是人类的需要驱使她这样做的，是这种需要此时把她从专制的宗教曾经使她陷入的冷漠之中解救了出来。

《炼狱》一剧的开场是以佩里斯神父的住宅为背景的。阳光透过“一扇狭窄的窗户”照到了房中，房间里的颜色“阴冷粗糙，毫不柔和”；这是一个“干干净净却十分贫乏”的世界。这出戏剧是在一个肮脏混乱的牢房里结束的，阳光穿过“铁窗上高高的栅栏”，撒在伊丽莎白·普罗克特的脸上，“从清晨的空中传来像敲着骨头一样咚咚作响的鼓声”。这两个意象一方面被剧情分在首尾两处，另一方面又被剧情结合在一起。这个剧情揭露了一些人的伪善面目，显示了他们企图用一种阴冷粗糙，毫不柔和的心态来制造一个干干净净却十分贫乏的社会，是多么残酷；这个剧情也接受了另一些人的一时失足，表明了他们虽然容易犯错误，但是在这种弱点之中却存在着人性，他们虽然不免有犯糊涂、损害自己的形象之处，却仍然不失其尊严。像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一样，《炼狱》也是象征主义写作的一次巨大的成功，这两部作品不仅仅在背景方面有相似之处。

1956年，米勒不怎么习惯地穿着一身西装，看上去既像是一位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又像是一个橄榄球队队员，出现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前面，几年以来他一直在等候着接受这样的传讯。《推销员之死》的导演埃利亚·卡赞和在该剧中扮演威利·洛曼的李·J.科布已经被传唤过，并且都备受威胁恐吓。

米勒自己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毕竟人们普遍认为他写这部剧作是在对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种种作法、道德性及其存在本身进行攻击，而且他又与玛莉莲·梦露有着恋情。如果他同意委员会的主席同当时美国最著名、最有魅力的女人——玛莉莲·梦露并肩合影一张，他的案子就会被撤诉。非美活动委员会就是这样认真追查人民的敌人的!但是米勒·阿瑟对这种把戏不感兴趣，而且在他的影响之下玛莉莲·梦露也对此毫无兴趣；在这一点上，梦露是值得赞扬的。

有些事情具有讽刺性，往往让我们对现实感到不安，当时的一件事就是这样的。在塞勒姆镇，米勒完成了对《炼狱》素材的调查研究。当他开车回家时，在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卡赞供出了其他人的名字。当轮到米勒接受传唤时，他立场坚定地表示：“我不会用别人的名字来保全自己，而给别人带来麻烦。”他宁愿为他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却拒绝让别人承担责任。

凡是记得《炼狱》一剧情节的人都很熟悉这种情感，因为在剧中，当局也让约翰·普罗克特以出卖别人为代价求得自己的赦免，他的回答是：“我只能讲出自己的罪，但我不能审判他人。”米勒后来有一次接受采访时，采访者曾提起这段剧情与他的上述经历十分相似，他回答道：“我只有一件事可以说”——但他当然是一件事也不肯说的。别人靠着供出名字而使自己得救，他却没有这样做，而且没有一点自以为正直的感觉。别人在压力之下屈服了，他明白这种压力之大。在谈到李·科布时，他曾说：“谁说艺术家必须坚强？”多年之后，卡赞被选中，为他的剧作《堕落之后》担任导演，他却不肯阻止这项任命，因为他觉得“那样做我岂不是也在列黑名单？”另外，米勒还认为“他是最好的人选”。米勒剧作中的角色常常面对常理、面对历史高声呼唤自己的名字(“我不是一个一抓一打的普通人，我是威利·洛曼……”“我还是约翰·普罗克特……”“埃迪·卡鲍恩……我是埃迪·卡鲍恩”)，一个笔下的角色如此注重自己名节的作家简直不可能为了讨好当时在位的这些神灵而供出别人的名字来。

《炼狱》的感染力不仅局限于20世纪50年代。这是米勒作品当中上演最多的一出戏剧。在中国，人们认为可以把这出戏剧看做是对“文化革命”的一种评论。在那场动乱中，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和耄耋之年的老人联合起来，对整个社会的其他成员施行报复。在中欧和东欧，这样一出有关出卖别人的告密者、对政治反对派等人士举行的摆摆样子的公审、对不苟同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念，而以自己的方式看待现实的人士进行惩罚等题材的戏剧，也有着现成的观众。据米勒讲，这出戏还常常被南美洲的革命作为背景来使用，往往在政变和叛变爆发之前以及刚刚发生之后上演该剧。

然而，在1953年，这部剧作毫无疑问地具有特殊的力量。参议员麦卡锡手中高举着一叠厚厚的、据称印满叛国者名字的文件，大肆炫耀着一段不言而喻的历史，声称他要把美国从那段历史当中解放出来。其他的种种名单也应运而生，这一份份名单把人们传唤到麦卡锡的宗教裁判所，剥夺了他们的生计，将他们的名字从影片的片头字幕上删去，从办公室的门上抹去。名字意味着什么？忽然之间，名字就成了一切。为了澄清自己的罪行就必须指出别人的罪行(用《堕落之后》一个角色的话说：“为了保住我们的清白，我们轻而易举地杀掉别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麦卡锡主义的许多受害者二十年前曾宣誓信仰的另一个世界的写照——在那个斯大林主义的地狱里，出卖别人也同样被当做对一个公民的终极考验。米勒对背弃这一主题的探讨还没有结束。

他的另一出戏剧《桥头眺望》同样有着一种悲剧性的渴望，不过，这一次米勒致力于用戏剧形式表现的是一个出卖友人的男子的生活，他讲出了他人的名字并不是为了以此来保住自己的性命或者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由于他需要相信自己是纯洁的，他出卖别人就是为了保卫这份自欺欺人的纯洁。埃迪·卡鲍恩是一个码头搬运工，他在自己家里窝藏了两名非法入境的移民。这两个人都是他妻子的堂兄弟。但是当他的外甥女——凯瑟琳和其中之一恋爱时，他的世界却面临着崩溃的威胁，因为他最不愿意承认的就是他本身也深深地爱着凯瑟琳。然而，他这样做不仅仅是要动手摧毁他的对手。他是绝对无法正视自己的真实感情的，是绝对不能将这份感情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于是他就想让生物钟停下来，想否定她的性别特征，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否定现实以及他自身感情的这种力量了。

《桥头眺望》最初以独幕剧的形式写成，而后经扩展在伦敦上演。这出戏剧的确是一次激进的实验，因为它以一个不仅无法清楚表达自己内心的欲望，而且不能允许这种欲望进入自己意识的人作为中心人物。在这一点上，该剧比奥尼尔的类似实验更成功，因为米勒在剧中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埃迪·卡鲍恩的感情，表现这所房子里的紧张气氛，而并不依赖像《毛猿》(The Hairy Ape)或者《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里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对话。埃迪·卡鲍恩吻了他侄女未婚夫的嘴，以此来侮辱他，剧中的这个时刻具有一种造成精神创伤的力量。在一场室内游戏里，埃迪·卡鲍恩想尽办法靠抓住一把椅子的一条腿把它举起来，表现出了他内心的脆弱，这场无言的游戏已经不仅仅是一场体力上的较量了。拳击训练那场戏也同样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而又一言不发的敌对行为。该剧在国家剧院上演时，迈克尔·盖姆鲍恩扮演了埃迪，在谈到这一角色时，盖姆鲍恩说道：“他的行为都是出于本能，他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事——所以演员在演这个角色时，也许必须更加深入他的内心，而不是像演别的角色一样，往往是仅靠台词就能告诉观众那些角色的所思所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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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米勒感觉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奇特，由于他拒绝与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合作而被指控犯有蔑视国会罪，与此同时，他的剧作受欢迎的程度又面临着急剧下降的厄运；然而，作为全美国最为著名的女性——玛莉莲·梦露的丈夫，他却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这以后有好几年时间，他将自己在感情方面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应付她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日益加深的危机。就公众舞台而言，他沉寂了九年，这是他失去观众所造成的更为直接的结果。这位在1944年、1947年、1949年、1953年和1955年不断地看到自己的剧作在百老汇上演的作家现在陷入了沉寂。他自己的信念同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是如此格格不入，他觉得和那些支持美国戏剧的人们已经无话可说了。总而言之，米勒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从1955年到1964年，唯一上演的一部米勒新作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如果认为采用这样一个片名的影片表现出了他当时的处境，那也并非凭空想象。影片中的盖伊是一个年迈的牛仔，他在内华达州捕捉野马。他将同以往一样的熟练技能和多年以来一向遵循的为人正直之道都倾注到这项工作当中。但是，如今在一个与它的各种价值观念都已经脱节的社会里，这些可贵的品质无不遭到贬低；这些肌肉强健、姿态优美的马匹也要遭到屠宰，成为生产动物饲料的马肉。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描述的是一个所有在创作方面的努力都由于批评家和观众或者读者的粗俗反应而被毁掉的过程。实际上，他曾说到他当时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很难同批评家和读者、观众沟通，而是完全不可能和他们沟通。”

米勒原来一直在英国以短篇小说形式撰写《不合时宜的人》，他一回国就面对着陌生感这一现实：

当时我想到了《失聪者的音乐》这个剧名，这个题目也许象征了我们重回美国以及在此之后我的感觉。贝多芬在完全失去听觉后指挥了第九交响乐的首场演出，在演奏中他感觉不到音乐的速度；他在台上挥动着手臂，自己以为听到的音乐和听众听到的大不相同。我再也听不到这个时代的节拍；剧院和国家似乎都把艺术混同于自我放纵；仿佛惟有天真优雅才是真谛之所在。一度这里也有过一阵词藻华丽的虚无主义风气，不过我是何许人，岂可妄加评判？

如果外百老汇(Off-Broadway)[8]的剧院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在充分发挥作用，米勒可能还会找到一些观众；或者说如果他也像克利福德·奥德兹那样可以为团体剧院写作，他也许还会找到一些知音，愿意支持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作家。因为没有这样的选择，所以他索性从公众面前隐退，尽管如此一来个人生活未免有些拮据。在这同时，他认为戏剧界所关心的只是“破环”，他坚持说他用这个词的意义不同于悲剧。他指的就是荒诞剧。也许他和索尔·贝娄一样，特别是作为犹太人，他感到这种创作倾向与摈弃社会道德规范的风气沆瀣一气，而他认为摒弃社会道德规范之风助长了大屠杀，大屠杀也正是这种风气的一种典型的表达方式。然而他本人却已经没有心情重返剧坛，对戏剧界当时盛行的一些隐喻手法提出挑战了。

然而，美国社会在变化。特别是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使米勒对20世纪60年代又产生了一些希望。因此，肯尼迪之死是一个双重的打击，把现在和未来都一举杀害了。他的死如同“用手指捅破了未来的纤丝细网。由于肯尼迪的遇刺，整个世界顿时陷入了沉寂”。1964年，当米勒终于复出时，他带给剧坛的是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剧本，力求从往事当中寻找一些关于这种希望破灭的诠释，寻找一些给未来开辟一条新路的基础。他本来是想写一部关于广岛的剧本，表示他自己当时愿意对美国在那里投掷原子弹的做法予以赞许，并且计划把它写成一部无韵体形式的诗剧。然而，在创作过程中他却涉足于另一个主题，即负罪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个人的伤残，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个人和公众都难免犯错误这种认识。

有三次经历似乎在米勒的意识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以至于在创作当中，他不断地回到这三次经历上面来，试图挖掘其中的意义，这就是人们在大萧条中，在大屠杀中，以及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中的遭遇。这些经历每一次都给个人和群体带来了一种压力，提出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到底对我们自己和他人欠下什么样的债？我们就这么一走了事，合乎情理吗？背叛是不是人性不可避免的一面呢？天真能不能存在呢？1964年，他终于带着《堕落之后》重返美国剧坛，试图借此来把所有这些问题都组合在一起。

该剧的情节就发生在主人公的内心之中。剧情的发展过程完全是思想过程的复制，随着记忆和思想在他的意识之中闪现，随着散落在不同时候的各个瞬间突然之间被联系起来，也就形成了整个剧情。主人公昆廷是个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于你的观点，他可以是一个律师，在法官缺席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官司辩护；他可以是一个没有神父聆听告罪时在空荡荡的告罪室里忏悔的人；也可以是一个由患病而产生出来的分析家，给予人们祝福，使人们有勇气生活下去。在当时，该剧被认为是米勒探寻自己同玛莉莲·梦露之间关系的一部自传性作品。过了30多年后再去看它，这方面的意义则显然是该剧最乏味的部分。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在上演这出戏时很巧妙地回避了这一内容，以一个黑人女演员扮演玛吉，而人们曾认为这个角色是和梦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该剧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随着信仰的丧失，随着意识形态的破产，随着民族神话被揭穿，除了充满深刻怀疑的自身以外，人们还能以什么名义生活下去呢？我们都犯过一些背弃他人的错误，这些行为会不会和使我们的公众历史备受摧残的那些背弃行为就是一回事呢？当昆廷对私人和公众的过去进行梳理时，当他专心致志地对各种事件进行编辑和整理时，有一种情形总是出现，它产生于为了保全自己而指责他人的需要，为了宣扬自己的种族纯净而寻找其他种族不纯之处的需要，为了自诩纯真而宣布他人有罪的需要。作为一个在大部分人际关系上都已经失败的个人，作为一个决定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报复的社会，作为一个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的种族，他们要前进就必须正视过去，而只有首先构筑起过去才能正视过去。

就其对民族灵魂和人性弱点的苦苦探索而言，《堕落之后》简直就是以戏剧形式进行的一番精神分析。过去也许是神圣的，但它却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是过去的产物而是我们选择如何解释这种过去的产物，这一点正是该剧所具有的魅力，而这种魅力在他的作品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米勒第一部没有让他笔下的主人公死去的作品。昆廷得到了救赎，不光是由于良心发现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同时也因为他已经接受了罪本身也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部分这一事实。

《堕落之后》是米勒的一部借以驱除个人心头阴霾的剧作。这是他的第一部剧中人公开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作品。他自己也承认，假如没有这出戏剧，他不可能在日后的《代价》(The Price)一剧中塑造出89岁高龄的犹太家具商索罗门这样一个滑稽的角色。在这部戏剧中，米勒还觉得他能够认识到生存者的负疚了，能够认识到我们都有一种关于个人曾遭受一些失败的历史了。该剧以昆廷准备和一位也是从纳粹集中营里生还的女士结婚而结束，这将使他们最终能寻觅到上天的恩惠。米勒本人同英格·莫拉斯也是这样结婚姻的，米勒把她在战争期间的遭遇都写在了自己的自传中。

作为将史诗剧的广阔视野和心理剧的强烈程度相结合的一次尝试，该剧将两个世界直接对立起来。对此，米勒曾这样解释说：

我看待人生的方式是：世间没有任何公众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个人问题。而我们却被分隔开来。我们成了政治性的人或者具有个性的人。我看不出来这二者之间有任何区别……对我来说，它们都是一回事，而在《堕落之后》一剧中，我尝试着将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使该剧涉及广阔的范围，包括集中营、非美活动委员会、性关系、婚姻关系等各个方面，因为实际情况本来就是如此。

米勒在1964年创作的这出戏剧着眼于距离当时已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久的事件，加之人们把这些内容看做他进行自我辩解的个人尝试，因此该剧受到了冷遇，就像在某些方面堪称这出戏剧的姊妹篇的《维希事件》一样不受欢迎。他心中有着种种焦虑，其根源在于这种历史是刚刚政治化了的黑人戏剧或者态度尖刻、漠视历史的前卫派所不愿意去探讨的。而且在当时，除了被革命政治或者前卫派美学所认可的那些语言之外，各种艺术语言普遍受到怀疑，米勒却选择了去创作一出极其注重修辞艺术的戏剧，其中的主角具有专业人士的口才，他竭力用语言对种种并非产生于言辞的背弃具有什么性质、达到什么程度进行解释。《堕落之后》是一出对于知识水平有着很高要求的戏剧，它上演之际正值戏剧界试图证明感情和信念的真实性，而对口才和理性持有某种怀疑态度的时刻。美国戏剧界还有不少其他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美国剧坛此时对荒诞戏剧一时兴起，不过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荒诞剧却是爱德华·阿尔比的《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和阿瑟·考皮特的《啊，爸爸，可怜的爸爸》(Oh Dad，Poor Dad)这样的形式；美国剧坛此时也在忙于表现眼下种族形势的种种现实，比如洛伦·亨斯伯里(Lorraine Hansberry)的《太阳下的葡萄干》(ARaisin in the Sun)、詹姆斯·鲍德温的《黑人怨》以及勒鲁伊·琼斯的《荷兰人》和《奴隶》；美国剧坛此时还在发掘当代题材的戏剧性，比如杰克·盖尔伯的《接头》和肯尼斯·布朗(Kenneth Brown)的《禁闭室》(The Brig)。尽管米勒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创作上的实验，尽管他十分关注对历史和心理现实的解构，他却越来越为四五十年代的作品而得到好评，但是作为当代戏剧家他却被人忽视。这种评价是一个极大的失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特别是在英国，米勒50、60和70年代创作的一些在美国未能得公众欢迎和批评家支持的剧作上演了，在舞台上呈现出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场面。

实际上，米勒在他的作品中一直都在强调过去的意义，而当时的美国却正在自觉地宣称必须将自己从历史当中解放出来。20世界60年代是一个艺术、音乐、政治以及个人风格都在通过与现在的冲突而即兴创作出来的十年。在某种意义上，这十年在1968年这个革命迭起的一年发展到了顶峰：在美国，许多城市烈火熊熊燃烧，大学校园暴乱此起彼伏；在越南战场上，美国的年轻人和少数族裔成为另一个时代所产生的那套政治的牺牲品，种种不可否认的迹象表明美军在越南即将落得一个惨败的下场。而或许并不这么明显的就是，正像一种被解放的意识的语言一样，反叛本身的语言也有它的历史；燃烧的城市以及被占据的大使馆是历史过程的高潮，而不是对历史过程的否定。这一切都是我们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不仅是为实实在在的过去而付出代价，更糟糕的是，我们还在为把这种过去改编为神话的过程而付出代价。

因此，米勒在1968年创作的剧本《代价》绝非一部向易卜生式的精神剧倒退的作品，而是一部表现过去所受到震荡的作品，随着变迁的压力把这种震荡的冲击波朝着以往的岁月传了回去，过去突然变得不那么稳固了。仿佛匆匆赶路的行人一不小心碰伤了小草的叶子，这件事可能会改变他自己以后生活的现实——逻辑会沿着一些新的道路，将自己重新构建起来；米勒也让他笔下的角色回溯记忆的旅途，发现那个改变了他们意识的失足之处。其中有一幕剧的布景中有一堆杂乱的家具，似乎是在暗示，许多细节的积累之中存在着一个真理，这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对于外在生活是有着物质方面证据的信仰。事实证明，该剧写得相当奥妙；在这里，通往未来的门就开在过去之中。

《代价》这部作品探索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回溯来虚构自己的历史的：兄弟俩表演了一场场相互敌对的戏，而后开始意识到，他们是在共同策划着自己的命运。在这出戏里，两种剧情交替出现，时而非常滑稽，时而令人感动，随着时间把自我欺骗一圈一圈地解开，该剧探索了记忆的本质。

将近十年以后，米勒又创作了《大主教宅邸的顶棚》(The Archbishop.s Ceiling，1977)，一出以东欧一座巴罗克风格的宫殿为背景的戏剧。这是他的又一部写得很及时的作品，笔调诙谐，在社会讽喻和哲学内涵方面都很成熟老练，不仅讨论了作家所肩负的责任，而且探讨了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表演姿态所构成的。剧中的人物在一间屋子里见面，房间里也许隐藏着麦克风，也许并没有什么麦克风。他们在这里见面是为了讨论作家的责任，其中一个持异议者不得不决定是否离开自己的国家。作为作家和公民，他的生存都遭到了威胁。他害怕的是他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不管是留下还是离开，它的决定都可能代表着背叛。与此同时，那些给他出主意的人自己的动机也很矛盾，而对于这些暧昧的动机，也许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完全清楚，因为房间里有可能隐藏着麦克风一事把他们都变成了表演者，大家都在做戏，给看不见的观众进行表演。对于有过在东欧生活的经历的人或者在美国了解水门事件始末的人来说，这种情形是再熟悉不过了；确实，当年水门事件对美国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人们密切地关注着它的进展，在那个事件中美国总统也隐藏了麦克风，而随着此事被揭露出来，他一会儿回忆起这些麦克风，一会儿又忘记了这些麦克风的存在，简直把白宫里的椭圆形办公室也变成了一种形式的剧场。然而，《大主教宅邸的顶棚》并不是单纯地对其他美国戏剧家所忽视的美国时事做出及时的反应，而是一部对社会行为的假定现实进行解构，并提出种种问题的戏剧，其中不仅提出具有心理学趣味的问题，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果说《代价》一剧揭示了过去具有不切实际的性质，那么《大主教宅邸的顶棚》一剧对现状做了同样的揭示。米勒并不是把角色和社会过程置于一边，不予重视，而是越来越致力于探索这两种成分在多大程度上都是回忆的产物或者表演的结果。

在与此相关的另外两部作品里，米勒把这种创作风格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这两部剧作总的题目是《双面镜》(Two-way Mirror)，其中一部作品不加渲染，几乎像贝克特的戏剧一样简洁，而另一部是一篇类似侦探故事的作品，其中偏执狂式的幻想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线时常有消失之虞。在第一部剧作《一个妇人的挽歌》(Elegy for a Lady)中，只见一个一动不动的男人，至此为止还没有什么个性、功能或者身份，这就像戏剧家在开篇伊始写下的最初几个词语一样。接着这个男人遇到了一个开始同样也是一动不动的女人。由于他俩的相遇而产生了一个故事，随后女主角又变得一动不动，而男子也离开了舞台。这出戏剧是对其写作本身的模仿：剧中的各个角色都是从他们共同为之增添细节的故事当中产生的。就像人们最初在舞台侧面看到的演员一样，他们一走上舞台就进入了角色，把他们逐渐形成的生活表演出来。这一点很像《大主教宅邸的顶棚》里的人物。

在该剧的姊妹篇《某种爱情故事》(Some Kind of a Love Story)中，一个侦探去拜访一位妇女；他正在调查一桩案子，而这位妇女有可能掌握着关于此案的重要线索，但是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线索。这两个昔日的爱人现在相遇了，却只是在办案的背景下，在这名侦探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竭力想理清头绪的情况下重逢的。他们相遇的意义产生于他们充当的角色——爱人、调查人和证人，以及将这一切串联起来的故事情节。然而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角色：侦探有自己的妻子，她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恍惚于僵直精神分裂与一系列的身份之间——从妓女到老于世故的女人，不一而足。

把两部剧本放在一起来看，正如它们共同的题目所体现的那样，这两部作品意味着米勒对人物的个性、故事的力量以及现实的宏观性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并且坚持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崇尚过时的戏剧结构模式，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两部剧作是难以接受的。大多数批评家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美国时钟》(The American Clock)一剧重新采用了30年代的手法，以此作为对80年代那种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反应，这部作品似乎加强了米勒的上述形象。然而，即使在这部作品里，他的史诗剧在舞台上重现的美国历史依然是多彩多姿的，充满了万花筒一般丰富的意象，仿佛是一位点彩派[9]画家在作品中描绘了一种文化，一边把它的种种神话表演出来，一边竭力找出这些神话底下所存在着的人类现实。

阿瑟·米勒并不是一个否认现实的存在或者其重要性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大家认可的现实，就没有道德价值观念，也就没有公认的正确行为。如果说在他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早期作品里，他相信现实很容易被确认和界定，相信社会的机制像汽车的部件那样，可以一一拆下来进行检查，现在他早就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很难确切说明的世界——在他的作品里，现实也许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或者确定无疑。《全是我的儿子》一剧在道德意识和社会观念方面的确定性结果并没有多少预言性的力量。而《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和他的社会一样，相信他所信奉的神话就和放在他家厨房里的冰箱或是停在他家私人车道上的汽车一样，是真实。在《炼狱》中，在约翰·普罗克特所处的世界里，权威人士认为女巫的存在是真实的，而否认这种事的人被当做魔鬼的代理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也有类似的梦魇，正如米勒意识到的那样，右翼已经制造出“一种新的客观现实”，就像他在改写《人民公敌》中所表明的一样：凭借这种所谓的“客观现实”，公开的腐败和政治野心俨然有了一副在尽公民义务的冠冕堂皇样子。近些年来，他对人物弱点的把握和对现实虚伪性的了解都更加深刻，特别是在《大主教宅邸的顶棚》和《双面镜》这样的作品中。他承认自己越来越关注时间的神秘性，关注“记忆，自我的形成”，关注在多大程度上“我们都是在扮演着……我们自己”，关注在多大程度上“我们都已经成为演员”。现在，各种问题激增起来。记忆的基础究竟是智力还是想象？我们是独立存在于我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之外还是独立存在于我们强迫别人所扮演的角色之外呢？既然就其实质而言，世界是由种种个人诠释以及大众神话组成的，我们还能说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吗？如果我们住在一个四周都是镜子的房子里，我们会不会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欲望以及幻想的反映呢？

在《某种爱情故事》中存在着这样一些现实：有一个人死了；他是被人谋杀的。坚持这些事实是极有必要的。无论是对剧中角色来说还是对观众来说，困难之处就在于构思出一条到达这些现实的道路。在写成《双面镜》之后不久，米勒说道，虽然“我不能说我相信你们能够把实际情况弄清楚，但是我确实相信你们有义务去这样做”，因为放弃这种努力就是放弃了因果感和责任心，直到“一切都变成了仅仅是一个品味的问题，包括将那些无罪的人们绞死”(摘自一篇对米勒的专访)。这部剧作中的人物也许住在一座四处都是镜子的房子里面，但是总有个地方应该有一扇门。问题就在于找到这扇门。

米勒根本就不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者。并不仅仅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所写的剧本中的角色才是反复无常的，其中的社会现状才是充满了精巧的奸计。他从来也不相信平庸乏味的表面现象，作为一位戏剧家，从一开始他所关心的就是怎样造就一种戏剧风格，一种与他对表面现象的不信任感相符的风格。在他的剧本中，现状很少是安全的，角色很少是稳定的，语言也总是不免与文字上的准确性相背离。作为一个道德主义者而不是一个说教者，他一直在为人生经历的意义寻找一种结构，他相信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更是艺术家的职责。然而，在他的心目中，现实从来就不曾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从《推销员之死》到《炼狱》，一直到后来的《堕落之后》、《大主教宅邸的顶棚》和《双面镜》，都是这样。用《堕落之后》里的话来说，如果说米勒真的相信过去是神圣的，那么他的戏剧承认通往过去的道路存在于具有转化作用的思想和迷茫杂乱的感情之中，对于怀着这些思想感情的个人而言，现在的自我已经被现实中浮现出来的过去扭曲了。

20世纪90年代是米勒活动十分频繁的时期。1991年，他在伦敦主持了《骑马下摩根山》(The Ride Down Mount Morgan)的首演式。接着，他在1993年创作了《最后一个美国人》(The Last Yankee)，在1994年又创作了《破碎的玻璃》(Broken Glass)。《破碎的玻璃》这一剧本在英国还作为该年度最佳戏剧而获得奥利维亚奖，并被拍成了电视剧。在这之后，米勒于1998年又创作了《彼得先生的顾客》(Mr.Peter.s Connection)。

《骑马下摩根山》是一部讽刺戏剧。在剧中，犯了重婚罪的莱曼·费尔特由于遇到一场意外事故而被送进医院，两个妻子都急忙赶来，在他的病床旁边相遇了。莱曼是一个坚信自己能够拥有一切的人，他相信自己所做的这种婚姻安排对于大家都有好处。从某些方面来讲，《骑马下摩根山》一剧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当时在美国社会上，贪婪和自身利益好像已经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已经被一种将自我奉为首要价值的文化所认可，被一些总经理们所推崇，他们对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承担责任的想法是揶揄嘲笑的；作为这样一种反应，《骑马下摩根山》小心翼翼地在道德意义和幽默效果之间维持着平衡状态。

我们也可以把《最后一个美国人》看做是对社会做出的反应，米勒认为这个社会执意把成功之梦奉为圭臬，而不惜以牺牲一些接受这种梦想，把它作为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的人为代价。该剧以一家州立精神病医院为背景，有几名妇女因患精神抑郁症而在那里接受治疗。剧本对木匠勒洛伊和他的妻子帕特丽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且对当地一位极其成功的商人和他妻子凯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虽然是妇女们在进行治疗，但是显而易见，那些前来探望她们的男人也同样感到困顿，即使不是为自己的生活而受煎熬，也是为了他们的配偶而狼狈不堪。他们越过了一条鸿沟，走到了一起，这条鸿沟只有一部分是由性别的差异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存在着差异。帕特丽夏来自一个移民家庭，对于成功的需要曾驱使着她家人远涉重洋，来到了美国，并且已经毁掉了她的兄弟们，这种对于成功的需要也被她消化吸收，融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勒洛伊生于一个来美洲年代更加久远的家系，崇尚更加古老的价值观，采取一种死板的生活方式，正像他习惯于靠自己的双手制作东西一样，他也不太考虑物质上的回报——然而他的失败不仅是在物质意义上的。尽管他竭尽全力，仍然没有完全明白妻子痛苦的本质。然而，这出戏剧却在一种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中结束了，剧中对其他种种可能也做了暗示。凯伦也开始开拓自己的生活了，但是对于她的丈夫会不会给予她所需的要的支持却一点也没有做出清楚的说明。与此同时，在整个这出戏剧中，同时还有一个一直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无人问津的妇女，大部分时候她是被人们忽视的，而且在帕特丽夏和勒洛伊下了场，走出医院，走进外面的世界时，灯光也并没有暗下来，台上的这个妇女仍然呆滞不动，一成不变地躺在床上，作者以这样一种方式既表现出这种情形需要变化，也表现出要达到变化是多么困难。

《破碎的玻璃》也同样使观众感受到了微妙的平衡，既给了他们一种可能性，也让他们意识到这部剧作所提供给他们的希望是多么脆弱，因为历史所提供的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教训。这出戏剧的背景是1938年，即打砸抢之夜[10]发生的一年：那一年纳粹暴徒攻击犹太人，捣毁犹太教堂，因此预示着六百万犹太人的噩运。剧中的女主角西尔维亚·盖尔伯格突然罹患一种病因不明的瘫痪症。该剧还描写了她和丈夫菲利普的关系，菲利普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很担心他的身份不利于自己在非犹太人世界里工作取得成功。这部剧作追根溯源，找到了她瘫痪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她在个人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忧虑；另一方面是因为她意识到各种毫无理性的力量正在聚集起来，威胁着她本人以及其他人，这种意识突如其来，足以使人伤残。她自己本身不能干预，眼看着别人也同样不能或者不愿意干预，于是她只能为这种无能自圆其说。然而，在她的生活和她丈夫的生活里都同样有着一些个人内心的紧张在起作用。

《破碎的玻璃》对种种破裂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既有私人的关系也有公众的关系。把个人与社区联系起来的纽带似乎已经瓦解了。剧中的医生对女主角具有吸引力，也是她所依赖的人，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处理她精神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似乎已经违背了礼仪方面的所有原则，破坏了相互关系方面的所有基础的世界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问题。米勒就是这样带着我们做了一次旅行，其中涉及了往日的经历、被压抑的真理以及被否定的个性。西尔维亚无法站起来，因为再也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安全之处，没有对人性及其可能性的确切把握了。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无法做到，直到她丈夫心脏病发作，才使她不得不站起来。随着她站起身来，全剧也就结束了，尽管这种站立是毫无把握，迟疑不决的。然而，到底是不是需要他的死来解放她呢？是不是因为他在不经意间解放了她，使她获得了自由呢？与此同时，在1938年这一年，美国以及欧洲各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处于瘫痪状态，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面对纳粹厚颜无耻的行径及其咄咄逼人的强权，大家都束手无策。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距离那些使犹太人的生命永远停止的集中营就不远了。最终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在于观众目睹眼前上演的剧情而有所醒悟，但是这种胜利在强权面前并不意味着人们陷入瘫痪：恰恰在这部剧本写完了，排练好了，并进行了首次演出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暴行在前南斯拉夫重新上演了，而这个国家进行“种族清洗”的时候，整个世界却在袖手旁观。

米勒的第一部深受公众欢迎的成功之作《全是我的儿子》引出了道德责任这一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也是一个舞台之外的事实，剧情就是在它的阴影之下发生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和剧中的“打砸抢之夜”一样，只是一个题材。在当时和50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米勒所关注的都是个人不肯为自己的生活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也就不能为他人的生活承担责任的问题。米勒有一种天生的存在主义观念，因为他认为一个人的个性是他所做出的或者拒绝做出的决定的产物，并且认为有一种结缔组织把个人行为同公众事件连接起来。他的第一部成功剧作的题目《全是我的儿子》作为另一出戏剧的题目也同样十分合适。在那出戏剧里，有一位妇女对遥远的欧洲发生的种种事件感到不安，她竭力要弄明白她同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我们同样可以说，他所有的剧作中都有某种东西破碎了，都有某种因果之间的联系，行为和后果、个人和公众之间的线索断开了。他的作品尽管在文体上富于变化，具有悲剧气氛和幽默情调，却无不致力于修补这条将过去和现在，自我和社会连结在一起的线索。米勒剧中的人物总是充满了暧昧感，以至于最后复杂到了令人不可捉摸的程度。不过，他的戏剧也提出了一种必要性，认为必须走进阴影，去寻找那些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受到压抑、被人否认的真理——人们否认那些真理是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否认了它们不仅省却了对它们的意识，也省却了对它们的责任。而最终使米勒感兴趣的正是后者：他所感兴趣的不是负罪感，因为那只是错误行为带来的一些毫无意义的残留之物，他所感兴趣的是责任，因为这才是个性的关键，才是有可能产生变化的关键。

第四章 爱德华·阿尔比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戏剧创作似乎迷失了方向。米勒好像停了笔。田纳西·威廉斯在他自己后来恰如其分地称作“酩酊烂醉的十年”里处于自我毁灭的边缘。创作的主动性似乎已经转移到了大西洋的彼岸。在那里，英国戏剧界人士当年曾为1945至1955年间美国戏剧天才群英荟萃而备受鼓舞，同时也感到了一种挑战。而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剧作人才，这些才华横溢的作者为英国剧坛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目标。在美国，由于经济处于应急状态，市区居民日益减少，报刊评论家的人数在缩小而影响力却越来越大，百老汇的统治地位被削弱了。那些曾经被视为志趣一致的观众现在已经开始分化，呈现出见仁见智的迹象。然而，凡事往往就是这样，衰亡孕育着新生。到1959年，外百老汇已经成为戏剧界的一支重要力量。福特基金会破天荒地开始为戏剧事业投资。一批戏剧作品预期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更遥远的将来上演，展现出了戏剧的发展方向。像政治权力开始向新的一代转移一样，戏剧创作的主力也转而由年轻的一代来担当了。1959年，阿瑟·米勒44岁；田纳西·威廉斯48岁；尤金·奥尼尔已于六年前去世，尽管《长日入夜行》于1956年上演，《诗人的气质》和《私生子的月亮》(AMoon for the Misbegotten)到1957年才上演，而《休伊》和《更加堂皇的大厦》(More Stately Mansions)分别于1964年和1967年才上演。然而，就在1959年这一年，一批年轻人的作品相继问世：29岁的洛伦·亨斯伯里发表了《太阳下的葡萄干》，27岁的杰克·盖尔伯发表了《接头》，31岁的爱德华·阿尔比发表了《动物园故事》。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的措辞来说，火炬已经传递给了新的一代。

爱德华·阿尔比曾以《动物园故事》(1959)而一举成名，他的纯精神式创作风格也随之完全形成了，他总是喜欢把自己展现成一个和这种纯精神式创作风格一样的人，但是这个形象并不完全属实。他曾经十年如一日地撰写剧本，其中有几出是诗剧，而诗歌这种形式要求语言富于节奏，于是他往往为了追求节奏感而以牺牲角色或情节为代价。随着他的创作事业不断发展，这种做法愈演愈烈。他像诗人一样醉心于语言的准确，痴迷于比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事实上，从《小艾丽斯》(Tiny Alice)开始，就不难觉察出诗人T.S.艾略特对他的影响。艾略特的剧本和诗集越来越成为给他在构思、意向甚至角色方面提供创作灵感的源泉。但是，他还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美国之梦》(The American Dream)是对尤内斯库(Ionesco)的效仿；《沙箱》(The Sandbox)是在追随贝克特的风格；《贝西·史密斯之死》(The Death of Bessie Smith)是在做出一种社会承诺的姿态，不过当时这种承诺尚未和他个人的风格融为一体。而在撰写《动物园故事》时，他的创作才得心应手。该剧的问世，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独幕剧创作者之一。此后他写的一出戏本来获得普利策奖显然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有关人士却怀着恶意，拒绝把该奖授予他——这出戏就是妙趣横生、富于表现力，而又不失文雅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在这之后，阿尔比开始了十分富于挑战性，或许有些格言风格的玄学式的戏剧创作，例如《小艾丽斯》和《微妙的平衡》(ADelicate Balance)。《微妙的平衡》和他的晚期作品《海景》(Seascape)以及《三个高个子女人》(Three Tall Women)都获得了普利策奖。阿尔比显然为美国戏剧重新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做出了贡献。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却似乎失去了他在剧坛上占据的中心位置。这一方面可能是时尚变迁所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的隐士情结在作祟，是他对语言的兴趣往往和那些善于运用语言的人截然不同所致。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表现出他日益意识到，由于长期的滥用，语言本身已经受到腐蚀，变得空洞不堪，与产生它的人类脱节了。在《毛主席语录》(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一剧中，一段段尖利的语句互相冲突，当然也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这似乎也反映了阿尔比一种神秘的想象，一种把语言看做客观事物，关注其多面性的情感。阿尔比剧作中的一些人物过分注意语言的准确，这似乎不仅代表着他们希望用语言把世界固定为一种井然有序的状态，而且表现出他自己那种中学教师式的吹毛求疵。

此后二十多年，他的作品实际上一直难以引起公众的反应。然而，几乎没有其他作家有意进入他所深入探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曾致力于探索宗教信仰的性质，探索一种由文本之间的世界所构成的现实，探索个人与民族的衰落之间惊人的一致之处。爱德华·阿尔比是一位诗人。他想在散文方面获得艾略特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的失败也许主要在于他没有意识到他所从事的这些实验会在百老汇夭折，也不肯承认语言本来已经没有丝毫人性，而他却执意号召恢复人类曾对语言所承担的义务，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在当初他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情况却似乎大不相同。后来，到他创作了《三个高个子女人》的时候情况又有所不同了。

《动物园故事》是一部十分完美的外百老汇戏剧，其中仅有两个角色、一个布景，只需两条公园里的长凳和一棵树。角色之一彼得是一位中产阶级中年人，生着淡黄色的头发，坐在其中的一条长凳上读书。作者对这个角色的描述完全采取了否定的形式：“不胖不瘦的身材，不英俊但也谈不上丑陋的长相”，他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与人毫无接触，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不过，有一个衣冠不整，生活放荡，怀着某些信仰的皈依者那种偏执热情的人，却非要和他接触。这个人就是杰利，他先是用语言向彼得进攻，然后又接触到彼得的身体。彼得备受惊吓，但是故作从容，表面装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其实正是由于他内心深处十分恐惧才做出这种样子。他竭力摆脱杰利的纠缠，杰利却以一种近乎宗教热忱式的态度，非要把他留住不可，直到后来从他口中讲出了这次邂逅所揭示的真理；而正是从两个角色的这种冲突当中衍生出了剧中的紧张状态。

在《动物园故事》里，作者通篇运用了精心构思的隐喻，这出戏剧使曲折迂回手法的合理性得到了充分证明。在该剧里，杰利是故事的叙述者，戏剧的创作者，而彼得是一个被动的观众，被刺激，被纠缠以至于被改变。杰利运用了大量的叙述技巧和戏剧手法，从简单地讲故事到使用比喻性的语言和身体上的动作。他希望借以吸引彼得的那份神秘感同样也使该剧深受观众的喜爱。

《动物园故事》第一次显示出阿尔比善于控制剧情的节奏，随着作者精心编制的一系列出色情节跌宕起伏，全剧达到了一种和谐的音乐之美。他的这种创作技巧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的确，从某些方面来讲，这出戏剧通过节奏以及仅仅通过感染力所表达的意思和对白本身所表达的意思相比，毫不逊色。观众对杰利的威胁深有感受，并不亚于这种威胁的受害者彼得对它的感受。剧中的语言转弯抹角，词句充满了挑衅，所使用的语法超越了一般的语义表达模式。杰利试图以迂回的方式表达意思，这也同样是剧作家自己力图在做的；就这样，阿尔比在剧中讲了一些典范的故事，而这出戏剧本身正是一个典范的故事。

这出戏剧的题目暗示了杰利已经得到了双重的教训，又试图使软弱的彼得也接受这两个教训。杰利曾去过动物园，发现那些囚在笼中的动物像人一样，露出一副孤立无援、备受冷落的可怜相，他是亲身体验过那种遭遇的。那时，他曾声称这倒是可以避免纷繁复杂的世俗关系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这些笼子里的动物身上的生命力之中，他也看到了一种在社会上已经消失殆尽的品性，而彼得就完全能够代表这种品性。

这出戏剧的核心也许有一种伤感：杰利怀着替人赎罪的爱心带来了福音，一种基督教的意象更强调了这种爱。然而，气势雄伟的语言和富于表现力的剧情又使这种日后成为20世纪60年代式虔诚的情感有所缓和。阿尔比承认，该剧的一个缺陷就在于，彼得获得拯救这件事本身就毫无意义。剧本要求他是一个丧失了立体感的人。而失去这种立体感就使人难以感觉到它所产生的人性方面的压力，但是剧作家中很少有人创作事业一开始就写出这样具有独创性、富于感染力的作品，或者写出为演员提供如此之多发挥机会的剧作。

阿尔比的下一部作品《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堪称经典之作。在这部凝聚着机智、责骂的语言和强烈的情感力量的作品中，体现了《动物园故事》中显示出的所有品质，阿尔比以此表明了他对民族意志总体崩溃的洞悉。这出戏剧着重描写了一对夫妇之间的关系：乔治在新英格兰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里任历史教授，他的妻子玛莎脾气暴躁，是该大学校长的女儿。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出关于婚姻危机的斯特林堡式戏剧，表现了男女之间的互不相容，不过这出戏剧也证实了阿尔比无愧于“恶魔式社会批评家”的称号：剧中这对夫妇的婚姻历程再现了整个国家的历史——一部充满了遭到背弃的价值观、种种破灭的梦想以及糜烂野心的历史。

乔治和玛莎是以美国首任总统及其夫人的名字命名的。[11]乔治的妻子一直未能生育，他们夫妇俩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就为自己虚构出了一个孩子，并且把种种细节都想得很周到，赋予他一种真实性。他们虚构出这个孩子就是希望他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意义和方向，然而结果他却使他们夫妇俩分道扬镳，脱离了现实，最终也使他们俩互相脱离，难以相处下去。阿尔比在这里暗示：一个崇尚神话而无视现实的国家，一个把梦想奉为全民族崇拜偶像的国家，必然会同样地陷于崩溃。他笔下那些知识分子型的主人公也许能言善辩，但是他们也承认自己已经才智穷尽，不过讲些陈词滥调罢了。语言成了一种逃避的机制，而不再是一种交流的工具。

阿尔比使用了种种末日劫难的意象和典故，赋予这出戏剧深刻的寓意。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新迦太基，主人公乔治阅读《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也颇有针对性，阿尔比通过该书的作者奥斯瓦尔德·斯彭格勒(Oswald Spengler)的笔，把这个地名和古罗马时代的迦太基联系起来，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又和《圣经》中的索多玛城、蛾摩拉城和莎士比亚笔下那个想象中的国家伊利里亚有着联系。同阿瑟·米勒的作品一样，这出戏剧描写的也是信任遭到了辜负，但是这里的辜负产生于一个民族无视现实而偏爱梦想的倾向，来自于剧中角色以表演代替生活的做法。乔治和玛莎就是演员，像布兰奇·杜波伊斯一样，他们制作了自己的这出戏。他们创造了一个孩子，并且为不能出场的他编了台词，还表演了他的死亡。他们只存在于他们自己所讲的语言、仔细设计的曲调和精心构思的玩笑里，也只能通过这些让人注意到言辞具有歧义性功能的东西才能存在。作为那个幻想出来的孩子的父母，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他们创作的这出戏里的角色，为大学里一位年轻的老师尼克和他的妻子哈尼这两名观众表演，而那对夫妇也意识到自己是观众。形式替代了内容；语言取代了行动。乔治和玛莎仅仅是在以演员的身份朝夕相处。

这出戏的剧情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两个人的房间，此处就是他们表演的舞台。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注定永远尘封，不会有任何进展，他们两个也像奥尼尔和威廉斯笔下的角色一样，对时间充满了畏惧，而他们就被困在自己所虚构出来的逻辑之中。那个虚构的孩子就要长大成人了。剧中重要的一刻就是在他21岁生日的前夕。既然他已经在真实的时间中长大了，他们的虚构就要自我毁灭了，他们这出戏也即将结束了。他们必须让他离开，否则就得破坏他们自己的规则。戏最终结束了，乔治和玛莎丧失了自己的作用，失去了观众，也没有了他们那些自卫的机智和几乎被否定了的语言。在《卖冰的人来了》中，奥尼尔笔下的角色在面临着类似的结局时，却选择了继续充当演员，而不是在可怕的现实世界中冒险。阿尔比让玛莎模仿了奥尼尔笔下角色的一句台词。田纳西·威廉斯让他笔下的角色放弃了现实而选择了虚构。阿尔比让乔治模仿了威廉斯的一句台词。去掉了矫揉造作，乔治和玛莎才有了机会去互相接触对方，去面对他们所栖身的这个令人痛苦而又难以捉摸的世界。虽然阿尔比坚持说，他并没有预先设定男女主人公的决定，但是这出戏的逻辑发展，从各种接触的姿态一一失败到他们与对方的片刻接触，从冗长的自卫话语到简洁的只言片语，似乎无不暗示着这样一个结局：剧中的角色终于都脱去了各自的面具。

对阿尔比来说，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一个特定时代人们的心境。剧中的那些有关世界末日的情调是冷战时期种种焦虑的产物(乔治就提起保卫柏林一事)；剧中包含着对自由派支吾其辞，逃避政治生活的指责，以此对这即将终结的十年做出了评论。这出戏剧在黎明的背景下结束，以这样的标志暗含着一种乐观主义，作为对肯尼迪时代的一种反应，但是这种乐观主义很快就从阿尔比的作品中消失了。仅仅过了三年，在《微妙的平衡》上演时，剧中再次出现了黎明的场景，也只不过是对凌晨时分才面对的真理却随着白昼的来临而被抛弃表示讥讽而已。当然，他的启示论思想随着他的事业的继续，越来越显而易见，坚定不移了。在《匣子》(Box)和《毛主席语录》(1968年)这两出戏剧中，他窥视了核毁灭以后的世界，在那个恐怖的时刻之后，舞台以外的一个声音对一座空空荡荡的舞台发表了一番评论，这座空旷的舞台不仅是人类责任失败的例证，也是艺术失败的表现。

爱德华·阿尔比的作品写的是失落。人们不免认为，这种对失落的关注是出于很强的个人原因。作为一个剧院老板的养子，他虽然身处百万富翁之家，生活却毫不幸福，他笔下写的是爱情的失败、无嗣的苦恼，写的是宁愿要戏剧而不肯尽职责的人，写的是分崩离析、毫无团结可言的群体，其深刻令人难以忽视。不管他的初衷如何，阿尔比对于异化的诊断提出了一个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真理，描述了一个在创造自己的时候也创造了真正价值观的崩溃，这也就是为选择在神话中生活而付出的代价。

阿尔比的作品里充满了种种失去的亲情、衰退的性机能和破碎的家庭。他笔下的角色身体上已经有了老年的特征；他们精神上十分空虚，感情上充满创伤。他们向别人做出了种种同情的表示，却都遭到了拒绝，他们的语言淡薄到了透明的地步。他笔下的世界如同他在一部剧作的题目中所讲的一样，如《都结束了》(All.s Over)。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里，乔治和玛莎不管在人性上有什么缺点，但作为角色是生动的，有立体感的。而在这出戏剧之后，他笔下的角色越来越趋于抽象，他声称在他用戏剧来表现的世界上诊断出了病毒，他的剧作所攻击的大概就是这个世界，而他的作品却似乎正在被这种病毒所感染。这些角色的语言脱离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身体很少移动，他们一直坐在椅子上(在《微妙的平衡》里)，躺在床上不动(在《都结束了》中)，或者躺在海滩上不动(在《海景》中)；他们是静止的，他们所在的舞台空空荡荡，只有一个方方正正的轮廓(在《匣子》里)。整个体制的能量似乎已经丧失殆尽，一个以腐败为特征的过程就此发展下去，已经没有任何阻碍了。在《听》(Listening)一剧中，花园中秩序井然的优雅环境顿时变得杂乱无章，就像在《毛主席语录》中一样，诗句一开头就是自我怜悯式的独白和政治谩骂。他笔下的角色似乎都在等待着结局，不仅无法去改变它，而且他们本身也是这种消亡逻辑的一部分。不仅在《都结束了》这出戏里有一个角色濒临死亡，在《来自杜布克的女士》(The Lady from Dubuque)里也有这样一个角色。《来自杜布克的女士》也和阿尔比的另外两部剧作《匣子》和《毛主席语录》一样，仿佛一首充满了世界末日启示的幻想曲。

这是走近终点的一代人，因为阿尔比发现性生活的挫折这个意象代表着一个丧失了生育能力的世界。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乔治和玛莎，尼克和哈妮都未能生育。《小艾丽斯》中的朱利安是一个非神职修士，他几乎沉溺于性欲之中，因为企图拥抱那个爱幻想的艾丽斯而遭到耻笑。在《微妙的平衡》中，托拜厄斯每当做爱之后，就离开妻子，不再和她同床共枕。事实上，阿尔比剧作中所有的夫妇都没有孩子，没有爱和满足感，甚至他的早期作品《美国之梦》和《动物园故事》也不乏对家庭的滑稽模仿，把两性之间的接触描述成一种毫无意义的姿态。

阿尔比的作品似乎还逐渐失去了另外一种风格——一种生气勃勃、有某些救赎作用的幽默感。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这种幽默感就得到了很出色的表现，虽然其中采取了一些复杂的回避策略，因而未免有暧昧的色彩，但是它却提高了乔治和玛莎的地位，使之与毫无幽默的下一代判然有别，剧中那些下一代的代表人物时而乏味无聊，时而咄咄逼人。在《微妙的平衡》里也有这种幽默感。但是，在《小艾丽斯》里，这种风格却变成了一种冷嘲热讽的浅薄风趣；在《微妙的平衡》里，有一种别具一格的厌倦；在《匣子》以及《毛主席语录》里，有一种随机应变的讽刺；而在《都结束了》里，仅仅是有一种屈尊俯就的傲慢态度。

如果说阿尔比的创作有什么方向的话，那就是在朝着喜剧的另一面发展，超越一种讲述可能性的转变式语言。而危险就在于，他一旦进入这一领域，便割断了他自身和观众的联系。从他的事业开始至此已经30年了，他笔下的角色有时开始显得只是由他特意安排好的一些工具，没有立体感，只有声音而已，仿佛一些为达到和谐或刺耳的效果而谱写的音符一样。他早期作品的出色舞台表现力似乎被一些浅薄空洞，几乎是不具有舞台性的手势所取代。《听》最初是一出为广播电台撰写的戏剧。随着戏剧对生气勃勃、实实在在的舞台要求得越来越少，广播自然而然地逐渐成为戏剧的传播媒体。形式的没落，个人和社会结构的崩溃使阿尔比感到悲哀，这似乎在他的戏剧作品里有所反映，这些作品本身已经变得十分单薄，只剩下示意的词语，无非是些没有了五线谱的音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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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高个子女人》的问世使得阿尔比第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并且使他的作品在舞台剧目中重新占据了显要的地位。其实，如果我们以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上演的阿尔比剧作来判断，他的作品在舞台剧目中从未间断过。这出戏剧以一个别出心裁的比喻为核心，剧中的幽默大部分由此而产生。三个女演员，在第一幕中扮演三位各不相同的妇女——一个荒淫无度，姿色衰退的半老徐娘、她的护士以及一位年轻的律师。但是在第二幕中，她们却成了同一位女人的三种形式，表现了她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剧中仅有的另一个角色只是一个连一句台词也没有的年轻男子。

阿尔比承认，剧中的这个角色实际上就是他继母的写照。他既不喜欢继母本人，也不喜欢继母作为一名富有的右翼共和党人所代表的那股势力。同样，剧中的年轻人就是阿尔比本人。这出戏是否是一种和好与宽恕的表示倒令人关注，不过他的继母早就死了，这种姿态对于她已经毫无意义了；而与此相比，从剧中几个妇女之间的关系当中衍生出来的那种风趣就不太值得关注了。她们每个人对于事情将会如何发展都有各不相同的意识。年轻人的天真烂漫与中年人的丰富经验争执不下，而中年人的丰富经验又与老年人的愤世嫉俗针锋相对。希望与幻灭遭遇，青春的自信与衰老的尴尬相逢。

这出戏虽然有着残酷的一面，但其中也不乏温情。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部充满了深切的风趣和洞察力的作品。如果说阿尔比对一个与他的价值观不同的妇女怀有敌意，他设法像毕加索那样绘制了一幅多层次的画像，画上的女人不仅仅是一个供烘托幽默的笑料，也不仅仅是她那衰朽躯体的牺牲品。

这出戏在美国上演时，剧团选择了一种矫揉造作的风格，注重表演技巧；而英国剧团的表演则更接近于现实主义，尽管他们采用了玛吉·史密斯所喜欢的那种巴罗克式的现实主义风格；玛吉是表演三个女主人公当中最年长者的演员。

《三个高个子女人》获得成功，使得阿尔比的几出戏剧立即在伦敦和纽约进行了成功的重演(演出《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剧组还从伦敦移师纽约)。1997年《微妙的平衡》重演时，玛吉·史密斯再度出场。1998年，由奥地利一家剧院委托制作的《关于婴儿的戏剧》(The Play about the Baby)在伦敦上演，得到热情洋溢的评论。这出戏剧在某些方面重现了阿尔比早期作品的主题，就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现实采取什么构建方式这一问题进行了富于睿智的思考。接着，他又宣布有两部新作即将问世。1959年曾被誉为美国剧坛“新希望”的阿尔比40年后依然发出美国戏剧界的主要声音，他又一次以他的风趣、创造力和道德目标使观众倾倒。纵观他40年来的历程，他的刚直不阿、矢志创新和不屑于轻易赢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