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9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别想那只大象

著者：（美）乔治·莱考夫

字数：187000

电子书定价：25.99美元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by George Lakoff

Copyright © 2004 by George Lakoff

引言 重塑语言框架，就是变革社会

框架是塑造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心理结构，所以，框架也塑造了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制定的计划、我们行为的方式以及我们对行动结果好坏的判定。在政治上，框架塑造了我们的社会政策以及我们用来执行政策的制度。改变我们的框架，就是改变了所有这一切。重塑框架，就是变革社会。

框架，是你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东西。它们属于认知科学家称为“认知无意识”（cognitive unconscious）的环节，是我们大脑里无法有意识访问、只能根据其结果（推理方式和常识）来认识的结构。我们还通过语言来认识框架。所有字词的定义都与概念框架相关联。你听到一个词，它的框架（或框架集合）就在你大脑里激活了。

重塑框架改变着公众看待世界的眼光。它改变着常识的内在含义。因为语言激活框架，构建新的框架也就需要新的语言。不同的思考，需要不同的说法。

目前，投身重塑框架事业的只有一家进步智囊团：洛克里奇研究所（Rockridge Institute）。它是一家新智库，尚在成长发展当中。洛克里奇研究所汇集了一批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从进步的立场全方位地重新构建公共政策问题的框架。洛克里奇研究所并无党派归属，所有研究结果都公开在其网站（www.rockridgeinstitute.org）上发表。本书利用并扩充了这些研究。

本书着眼于普遍需求，简短、轻松。希望它成为公民活动家以及所有关心政治的人的实践指南。如有读者希望获得更系统、更学术的方案，不妨读读我的另一本书：《道德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如何思考》（Moral Politics: How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Think）。

这本书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撰写并出版。但自那以后，它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选举结束后的民意调查证明了本书的预测：道德价值观比任何具体问题都更为重要——比恐怖主义重要，比战争重要，比经济重要，比医疗保健重要，也比教育重要。近年来，进步人士在选举中还从来没像这样团结一心过。正是他们自身的进步价值观让他们团结在一起，让他们看穿了对手不道德的地方。

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整个世界，保持团结至关重要。共同的价值观将我们凝聚在一起。我们必须学会清晰而响亮地阐述这些价值观。如果民主党希望未来获得胜利，必须为这个国家指明一幅清晰的道德愿景——一幅所有进步人士都认同的道德愿景。它不能只是一套干巴巴的项目清单。它必须展现一种不同的道德，更加契合美国的传统，更能令美国人民引以为豪。

这本书就为这一愿景而写。

祝您读得愉快！

目录

- 第一部分 控制语言就是控制思想

- 01 控制话语权的两大利器：“框架”与“隐喻”

- 02 每个故事都需要一个框架：施瓦辛格的竞选奇迹

- 03 一字之差决定命运：“同志婚姻”VS“同性婚姻”

- 04 恐怖的隐喻：我们是怎样被操纵的

- 05 致命的隐喻：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

- 06 真实的谎言：揭穿背信弃义

- 第二部分 实战指南

- 07 知己知彼：找出对手的核心，建立自己的框架

- 08 答疑解惑：详解框架的18大问题

- 09 破解语言迷魂阵——夺回话语权的技巧

- 致谢

- 译者后记

第一部分 控制语言就是控制思想

01 控制话语权的两大利器：“框架”与“隐喻”

框架的力量

这一天，我向加利福尼亚州索萨利托市两百来名进步公民活动家做了即席讲演。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认知科学基础课上讲框架时，总是先叫学生做个练习。练习内容是这样的：别想大象！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想大象。我还从来没发现有学生能做到这件事。每一个词汇都跟“大象”这个词一样，唤起了框架；而框架又涉及一种形象，或是其他类型的知识：大象体格庞大，有蒲扇般的大耳朵、长长的鼻子，马戏团里有大象等等。这一词汇的定义与该框架相关联。每当我们否定框架，也就唤起了框架。

尼克松总统经历了惨痛的教训才发现这一点。水门事件期间，尼克松承受着辞职的压力，在电视上向全国发表演说。他站在全国民众的面前说：“我不是骗子。”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是个骗子。

这给了我们一条有关框架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你在和对方争论时，切莫使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确立了框架，那绝不会是你想要的框架。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自从乔治·布什进驻白宫那天起，白宫里就开始传出“税收缓解”的说法。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当年年度国情咨文多次使用它，四年后的预选演说中也屡次看到它的身影。

你想想“缓解”（relief）这个词确立的框架吧。要有“缓解”，就必然有痛苦和灾难，必然有承受苦难的一方。而消除痛苦的人，就成了英雄。要是人们想要阻挡英雄，这些人就成了阻挡“缓解”的恶棍。

一旦“税收”这个词后加上了“缓解”，就得到了带有隐喻意味的结果：税收是一种痛苦。带走痛苦的人是英雄，阻止他的人是坏蛋。这就是框架，由痛苦和英雄这类概念构成。唤起这一框架的语言出自白宫，进入了新闻通稿，进入了所有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很快，连《纽约时报》也用起“税收缓解”的说法来了。它不光出现在福克斯电视台（Fox），也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每一家其他媒体，因为它是“总统的税收缓解计划”。很快，民主党人也用起了“税收缓解”这种说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一做法效果显著。总统的税收计划提交参议院之前，民主党参议员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骨干会议。他们推出了自己版本的税收计划，也就是民主党版本的税收缓解。他们接受了保守派的框架。保守派设下了陷阱：他们的用词把你扯进了他们的世界观。

这就是框架的作用。

框架就是让语言吻合你的世界观。它不仅仅是语言。首要的是观念，语言则承载、唤起这些观念。

国情咨文里还有另一个很合适的例子。国情咨文里用了一句了不起的隐喻。小布什说：“捍卫美国，我们不需要举手请准（permission slip）。”“举手请准”是怎么回事？他可以简单地说，“（捍卫美国）我们不需要批准（permission）”。但说到“举手请准”，意思就不一样了。想想看，你什么时候会需要举手请准？想想看，什么人需要举手请准？想想看，人们向谁“举手请准”？最后，想一想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想理解当代政治话语，这些都是你需要思考的问题。趁着你正在思考，我想再给你提几个其他的问题。

我开始从事政治工作，就缘于自问的一个问题。那是在1994年的秋天，我正看竞选讲演，读共和党的《美利坚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我问自己：保守派在诸多问题上的立场，一定是彼此相关的吗？如果你是保守派，你对堕胎的立场跟你对税收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关系？它跟你对环境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外交政策呢？这些立场是怎样彼此融合的？反对枪支管制和支持侵权法改革有什么关系？这种联系的意义在哪里？我搞不明白。我对自己说，他们可真是些怪人。他们的主张合在一起居然没有意义。但突然之间，我冒出一个尴尬的念头。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上，我都跟保守派持相反立场。那么，我的立场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个，我同样搞不明白。

对一个从事认知学和语言学研究的人来说，这简直尴尬透顶。

隐喻的力量

最终，答案还是浮出了水面。它来自一个完全意外的地方——家庭价值观研究。我曾问自己，为什么保守派这么爱谈家庭价值观。为什么有些价值观算是“家庭价值观”，有些就不算？为什么候选人在总统竞选、议员竞选等活动中，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受到核扩散和气候变暖的威胁，却要大谈特谈家庭价值观呢？

此时，我想起我有个学生几年前写了一篇论文，揭示出我们所有人都爱把“国”隐喻为“家”。我们有“开国之父”，有“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家志愿者服务组织）。我们把“儿子们”送上战场。这样的隐喻很自然，因为我们通常会从家庭与社区等小群体的角度，理解国家等大型社会群体。

既然隐喻把“国”与“家”联系到了一起，我进而提出下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认识，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来自对家庭的两种不同认识呢？

我回过头去研究了一番。我把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不同立场做了分析，我说：“让我们把它们放进方向相反的隐喻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把对国家的两种不同观点放进去，结果弹出了两套不同的家庭模型：严父式家庭（strict father family）和抚养式家庭（nurturant parent family）。你知道哪个对应哪个。

我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我马上会告诉你详细情况），正好有人要我去语言学大会上做个讲演。我打算谈谈自己的这项发现。听众里有两位基督教联盟的教友，既是语言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是非常优秀的语言学家，也是非常善良的人，是我很喜欢的人。散会之后，他们把我拉到一边，说：“嗯，这个家族的严父式模型，它很接近实质，但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会帮你把细节理清楚。不过，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情况。你读过多布森的书吗？”

我说：“谁？”

他们说：“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

我说：“他是谁？”

他们说：“你是在开玩笑吧。他的节目在3000多家广播电台上播出呢。”

我说：“呃……至少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上没有他吧。我从没听说过他。”

他们说：“嗯……大概是因为你住在伯克利[1]吧。”

“我该去哪儿……呃，他写东西吗？”

“噢，”他们说，“写啊。他的书卖了几百万本。他最经典的作品叫《勇于管教》（Dare to Discipline）。”

我的朋友们是对的。我听从他们的指点，来到本地的基督教书店，在那儿，我发现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着：严父式模型的一切细节。多布森不光拥有价值一两亿美元的生意，还有专属的邮政编码，因为写信订购他书和小册子的人太多了。他教人怎样利用严父式模型养育孩子，他深刻地理解它与右翼政治存在怎样的联系。

▲严父式家庭模型

严父式模型始于一整套的假设：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而且永远如此，因为外面有魔鬼。世界也很难对付，因为竞争激烈。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错与对都是绝对的。孩子生下来就不好，因为他们只想做自己感觉好的事，而不愿做正确的事。因此，必须要把他们改造好。

这样的世界里需要强大而严厉的父亲，他能够：

——在危险的世界里保护家人；

——在危险的世界里赡养家人；

——教他的孩子们明辨是非。

孩子们需要的则是服从，因为严厉的父亲是明辨是非的道德权威。它进一步假设，教孩子服从（也就是明辨是非）的唯一途径，就是他们一做错事，就给予惩罚，痛苦的惩罚。这包括狠揍孩子，一些保守派的育儿专家们甚至建议，用棍棒或皮带打孩子们的屁股。有作者建议从孩子出生就开始这么做，多布森算比较开明，在书里写道：“打15或18个月以下婴儿的屁股，是不可取的。”

体罚背后的理由如下：孩子做了错事之后，如果他们受了体罚，就能学会不再这么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培养起自律精神，不再做错事，以后变得更顺从，行为更道德。不体罚，世界就会下地狱，再也不会有道德可言。

这种内在的自律精神，还有一个辅助作用。它是在竞争激烈的苦难世界里获取成功的必需品。也就是说，要是人有纪律，在这片机会的土地上追求自利，他们就会变得成功、独立。就这样，严父式模型把道德与成功挂起了钩。讲究道德，实现成功，靠的是同一种自律精神。两者的连接点在追求自利上。

多布森很清楚严父世界观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两者的纽带是自利的道德，也是亚当·斯密的资本观的另一版本。亚当·斯密说，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所有的利益自然而然地就会被无形之手推至最大化。追求自己的利益，你同时也就在帮助所有人。

这又与把福祉视为财富的常见隐喻相关。比方说，如果我帮了你的忙，你会说，“我欠你一份人情”，或者“我亏欠了你”。帮别人做好事，在隐喻中像是给了别人钱。他“欠”了你。而且，他会说，“我要怎样才能‘还’你的情呢”？

把这个隐喻应用到亚当·斯密的“自然法则”当中，如果人人都追求自利，那么，靠着无形之手，靠着自然，所有人的自利都将实现最大化。这也就是说，追求自利符合道德，而不这么做的人，却有一个外号，叫做“空想改良家”（do-gooder）。空想改良家想要帮助别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还挡了那些追求自利者的道。故此，空想改良家搞坏了体制。

在这个模型中，什么叫“好人”也有定义。一个“好人”，一个道德的人，就是自律、顺从、明辨是非、知道对错、追求自利以实现成功和独立的人。好孩子长大以后就要像这样。坏孩子不学习自律，不能依道德行事，不做正确的事，故此，没有足够的自律来实现成功。他不能照顾自己，变得依赖他人。

好孩子长大以后，要么学会自律、走向成功，要么就始终学不会。从这时开始，严父绝不会干涉他们的生活。从政治上来看，这就转换成了不要政府插手。

想想这一切对社会福利项目有什么样的意义。把不是别人赚来的东西给他不道德，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没培养起自律精神，滋生了依赖性，不道德。这套理论认为，社会福利项目不道德，因为它们养成了人的依赖性。推广社会福利项目也不道德。那么，它对预算有什么看法呢？好吧，假设说国会里有许多进步派人士认为社会福利项目应该有，而假设你认为社会福利项目不道德，你会怎样阻止那些不道德的人呢？

十分简单。你要做的，就是用减税来奖励好人——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因为成功揭示了他们有纪律、讲道德，而且，你还要多多减税，这样就没钱留给社会福利项目了。从这套逻辑来看，赤字是件好事。正如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所说，它“饿死了野兽”。

自由派和财政保守派认为小布什的巨额赤字是坏事，而遵循严父道德立场的右翼激进分子则认为它挺好。在2004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总统说，他认为可以通过削减“浪费性开支”，即“糟糕的”社会福利项目来减少一半的赤字。保守派反对一切政府管制行为吗？不尽然。他们不反对军队，不反对国防，不反对司法部，不反对法院，也不反对财政部和商业部。政府有许多方面，他们都真心喜欢。他们不反对政府对行业进行补贴。补贴企业奖励好人（也就是这些企业的投资者），很好。完全没问题。

但他们反对扶持和照料民众。他们反对扶持普通的社会福利项目。他们认为这是错的。他们试图从道义基础上将其消除。故此，他们并不像许多自由派人士想的那样，是太卑鄙贪婪的疯子。实际比这还可怕得多——保守派是真心相信这一套的。他们相信这是道德的。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有支持者。持严父道德立场、认为它适用于政治的人，会相信这是正确的国家治理之道。

再花一分钟来想想这对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假设你是一个道德权威。身为道德权威，你会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你会问他们，他们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吗？当然不，告诉他们就好。父亲说什么，孩子就做什么。不准顶嘴。沟通是单向的。白宫也一样。也就是说，总统不会问，总统说了算。倘若你是能明辨是非的道德权威，你又拥有权力，那你就会用它。如果你放弃自己的道德权威，你反而不道德了。

映射到外交政策，它说，你不能放弃主权。美国，身为全世界最好、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道德权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我们不该问任何人。

这种信念，连同它的一整套隐喻，长久以来主导着外交政策。在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班上，流传着一个通俗的隐喻，叫“理性行为者”隐喻。它是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反过来说，它本身又承载着另一重隐喻：每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所以，才有所谓的“无赖国家”“友好国家”，诸如此类。此外，还有国家利益。

依你的自身利益行事，是什么意思呢？它最基本的意思是，你按照有利于你健康和强壮的方式行事。既然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那么，出于同样道理，国家健康（也就是经济健康，有着庞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又强壮（也即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件好事。在一个国家里不见得人人都健康，但每一个公司都应该健康，而整个国家则应该有很多钱。整套概念就是这样。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你的自身利益呢？这就是外交政策的要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性行为者隐喻说，每一个行为者、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违背自我利益行事不理性。

故此，人人都采取行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就是理性。接着，再根据国家就是人的隐喻（“友好国家”“无赖国家”“敌对国家”等等），世界上既有成年国家，也有儿童国家。成年国家，就是工业化的国家。儿童国家则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它们都是落后的国家。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如果你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你告诉孩子们怎样发展，告诉他们应该遵守怎样的规则，要是他们做错了事，就施以惩罚。比方说，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操作。

联合国里都是些什么人？联合国里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它们是隐喻意义上的儿童。现在让我们回到国情咨文上面。美国应该征询联合国，征求许可之后再入侵伊拉克吗？成年人是不需要“举手请准”的！“举手请准”这个说法本身，把你放回了小学或高中的日子，你需要向成年人举手请准去上厕所。如果你是老师，你是校长，你是执掌权力的人，你是道德权威，你不需要举手请准。是其他人需要请求你的许可。2004年国情咨文里“举手请准”的深意就在这里。听众里的每一名保守派人士都听出了话外之音。他们立刻就听出来了。

四个强大的字眼：举手请准。小布什为其他国家作了成人-儿童的隐喻。他说，“我们是成年人”。他采用了严父世界观，无须强调解释。它根本是自动诱发的。保守派们一贯喜欢这么做。

▲抚养式家庭模型

现在，让我谈谈进步人士对道德的理解以及他们有着怎样的道德体系。它同样源自一种家庭模型，我称之为“抚养式家庭模型”。严父世界观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相信，父亲是一家之主。抚养式家长的世界观则是性别中立、不分男女的。

父母双方对抚养孩子负有同等的责任。这里的假设是，孩子天生善良，之后还能变得更好。世界可以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的工作就是努力实现它。双亲的工作是抚养自己的孩子，再让孩子们去抚养下一代。

“抚养”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两件事：共情和责任。如果你有孩子，你必须知道每一声啼哭意味着什么。你必须知道，孩子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需要换尿布了，什么时候做噩梦了。你有责任——你必须好好照顾这个孩子。由于你不照顾好自己没法照顾别人，所以，你必须对自己有足够的照料，才能照顾孩子。

这一切并非易事。凡是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这很难。你必须坚强。你必须努力工作。你必须非常能干。你必须懂很多。

此外，共情和责任背后还跟着其他各种价值观。想想看。

首先，如果你能跟孩子产生共情，你就会保护他。它从很多途径渗入了政治。你希望保护孩子免受什么东西的折磨？犯罪和毒品必在其列。你还想保护孩子不搭乘没有安全带的汽车，不抽烟，不吃到食品里的有毒添加剂。因此，进步派政治重视保护环境，保护工人，保护消费者，保护人们免患各种疾病。这些都是进步派人士希望政府对本国公民施以的保护。但对恐怖袭击这一议题，自由派和进步派人士不太擅长从保护的角度谈论它。保护是进步派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可尚未得到足够清晰的阐述。对“9·11”事件，进步派人士也没有准备出一整套说法。这很遗憾，因为宽容的家长和进步派人士都很看重保护，它是我们的道德体系的一部分。

其次，如果你能跟孩子产生共情，你会希望孩子生活满足，做个幸福的人。如果你本身是个不幸福、不满足的人，你绝不希望别人比你更幸福。故此，做个幸福、满足的人，是你的道德责任。此外，教育孩子做个幸福、满足的人，叫他希望别人也都幸福快乐——这也是你的道德责任。这是抚养式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照料别人的共同前提。

这里还有其他一些抚养价值观：

——如果你希望孩子生活满足，孩子必须拥有足够的自由去实现满足。因此，自由是一种价值观。

——如果没有机会，没有成功，你无法拥有太多的自由。故此，机会和成功是进步派的价值观。

——如果你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你会希望自己和其他人公平地对待孩子。因此，公平是一种价值观。

——如果你和孩子联系紧密，能和孩子心意相通，你必须拥有开放的双向沟通。坦诚的交流，这也成了一种价值观。

——要有合作，你必须有信任，要有信任，你必须有诚实、开放的双向沟通。信任、诚实和开放的沟通，是进步派对社区、对家庭的基本价值观。

这些都是抚养者的价值观，也是进步派人士的价值观。身为进步派人士，你们全都有这些价值观。你也知道自己有。你认可它们。

每一项开明进步的政治项目，多多少少是以这些价值观为基础的。这也是进步派人士的含义所在。

进步派人士分为几种类型。多少种呢？我从认知科学家（而非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角度这样问。以认知科学家（着眼点放在思维模型上）的观点看，总共有六种不同的进步派，每一种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型。他们都持有进步派价值观，但彼此之间又存在一些明显的分歧。

1.社会经济进步派人士认为，一切问题都与金钱和阶级相关，故此，所有的解决方案最终都是经济和社会阶级的解决方案。

2.身份政治进步派人士认为，受压迫的群体应该得到自己理应享受的一份利益。

3.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思考角度是地球的可持续性、地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保护原住民。

4.公民自由派进步人士希望保护自由，反对自由受到威胁。

5.精神进步派人士是披着宗教或灵性外衣的抚养者，他们的灵性体验来自与他者及世界的联系，他们的灵性实践就是为他人、为社区服务。精神进步派人士涵盖了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佛教徒等。

6.反独裁进步派人士说，世界上有各种站不住脚的权威，我们必须与之对抗，不管对方是大企业还是别的什么人。

所有这六种人都持有抚养式家长道德。问题在于，许多拥有上述思维模型之一的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模型只是某种普遍模型的一种特例，并未看出各类进步派人士的共性。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思维模型才是进步派的唯一出路。这很遗憾。它阻碍了持有进步派价值观的人走到一起。我们必须绕过这些有害的想法。我们的对立面早已这么做了。

保守派构建框架

20世纪50年代时，保守派们彼此憎恨。金融保守派痛恨社会保守派。自由意志主义者跟社会保守派、宗教保守派都处不好。许多社会保守派不信奉宗教。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 Jr.）[2]把一群保守派领导者找来坐到一起，探求不同的保守派群体有哪些共同点；讨论为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保守派事业，他们是否愿意达成一致。他们开办了杂志，成立了智囊团，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他们实现的第一场胜利，是让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3]在1964年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输了，但他失败以后，保守派们回到了战略桌前，给他们的组织投下了更多的钱。

到了越南战争期间，他们注意到，美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并未变成保守派。保守派是个脏字眼儿。故此，1970年，路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在尼克松任命他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两个月之前（这时，他是美国商会的首席律师），写了一份备忘录，名为《鲍威尔备忘录》（Powell Memo）[4]。这是一份决定性的文件。他说，保守派必须阻止这个国家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走上反商业的道路。鲍威尔说，我们必须在大学内外设立机构，我们必须做研究，我们必须写书，我们必须资助向年轻人灌输正确思考方式的教授。

鲍威尔进入最高法院后，老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采纳了这些想法。当时，老西蒙是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他说服了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库尔斯、斯凯孚、奥林），成立了文化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奥林教授荣誉头衔（Olin professorships）、哈佛大学奥林研究所，还有其他一些机构。这些机构把工作做得非常好。与之有关的人在方方面面的议题上写的书都比左翼人士多。保守派支持他们这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创造媒体机会。他们在各机构的大厅里设了媒体工作室，上电视很容易。电视上80%的脱口秀名嘴来自保守派智囊团。80%，惊人的比率。

过了一段时期，右翼势力投下的研究资金和同期的媒体时间量直接挂起钩来。2002年，右翼花在研究上的钱是左翼的4倍，右翼的媒体时间也是后者的4倍。他们花了钱，换回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不是偶然现象。通过智囊团，保守派琢磨出了框架的重要性，也琢磨出了怎样为每个议题建立框架。他们琢磨出怎样让这些框架发挥作用，怎样通过媒体吸引到自己的人。他们琢磨出怎样把自己的人团结到一起来。每个星期三，格罗弗·诺奎斯特都会招来右翼势力各群体的领导人（80多个人）开会。他们受到邀请，他们展开辩论。他们着手解决分歧，达成一致，倘若最终不能达成一致，就进行权衡。整个设想是，这个星期，他的议题，他赢；下个星期，我的议题，我赢。所有人不见得事事都能得偿所愿，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大部分东西。

进步派的迷思

进步阵营却没有出现相同的情形，因为太多人觉得自己做的才是正确的。这可不够明智。它弄巧成拙。

更糟的是，自由主义者和进步派人士相信了一套信条。这些信条的源头很好，但结果却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迷思1：真相必叫我们自由

信条始自启蒙运动，头一条是这样的：

真相必叫我们自由。只要我们把事实告诉人们，由于人基本上是理性的动物，他们自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但从认知科学来看，我们知道人不是这么思考的。人们通过框架来想问题。严父式框架和抚养式框架各有一套固定的逻辑。如果你希望人们接受真相，就必须让真相吻合人们的框架。如果事实不符合框架，那么留下来的是框架，真相却弹开了。何以如此呢？

要不然，事实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人们不会把事实当成“事实”来倾听，来接受，它们只会叫我们感到困惑：怎么会有人这么说？之后，我们就把事实给标上“不合理”“疯狂”或者“愚蠢”的标签。进步派人士“用事实与保守派对峙”时，情况就是这样。它几乎没有效果，除非保守派本身拥有能够理解那些事实的框架。

同样，许多进步派听到保守派的演说而不理解，因为他们没有保守派的那套框架。他们认为保守派太蠢。

保守派当然不蠢。他们获胜，因为他们够聪明。他们理解人怎样思考，怎样谈话。他们思考！他们的智囊团专门做这些事。他们支持自己一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写书。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

当然，有些时候保守派说谎。确实如此。当然，说谎的也不光是保守派。只不过，小布什政府说了相当多的谎话，甚至天天说谎——这也是真的。

可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许多让进步派人士火冒三丈的观点，保守派却视为真理，因为那是按照后者的视角来呈现的。有些事情固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有些事情却是保守派按自以为真相的方式来呈现的，我们必须将这两者区分开来。

但要记住，光有事实真相，并不会带给你自由。你说“总统发动这场战争时撒谎了”，这的确指出了真相，但许多人对它熟视无睹。全国仍有数量庞大的民众相信，“9·11”事件的幕后主使者是萨达姆·侯赛因。人们相信它，是因为这跟他们对世界的认识相吻合。他们就是相信它。他们还相信，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是同一回事；和伊拉克开战，我们是在保护美国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哪怕“9·11”事件委员会提交了详尽的报告，他们仍然相信这套说法。倒并不是说他们蠢。只不过，他们先有了框架，只接受与框架相吻合的事实。

▲迷思2：人总是从自身利益去思考问题

还有一个同样源自启蒙运动的信条，它是这样说的：违背你的自身利益不合情理，故此，一个正常的理性人，会根据自身利益来进行推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外交政策，都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埃姆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等认知科学家挑战了这一信条，指出人并不真正用这样的方式思考。尽管如此，大部分经济学仍然以“人天生总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思考”这一假说为基础。

这种理性观点，对民主党的政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它认为选民会根据自身利益来投票。每当选民不根据自身利益来投票，民主党总是震惊不已，困惑非常。民主党人反复地问我，“小布什深深地伤害了穷人，可穷人怎么还是投票给他呢”？他们采取的回应措施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向穷人解释，投票给民主党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站在他们这一边，民主党的脑袋还是一次次地撞南墙。

2000年的大选当中，戈尔反复说，小布什的减税政策只能惠及1%最富裕的人，他以为，其他人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自己。但穷苦的保守派还是反对他，因为保守派相信，赚钱最多的人——也就是“好人”——理应留下因为个人自律精神而获得的奖励。99%的保守派都会根据保守派价值观来投票，全然不顾自身的利益。

据说，35%的民众认为自己是（或有一天能成为）1%的最富裕者之一，着眼于未来的自我利益，他们投票给小布什，吻合前述自利假设。但其余65%并不梦想着获得减税的民众，为什么仍然投票给小布什呢？显而易见，他们并非根据自身利益在投票，也不是根据他们未来的自身利益在投票。

200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罢免选举”（recall election）中也出现过类似现象。工会投资了很多钱陈述事实：较之施瓦辛格，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的立场对民众更好，尤其是对劳动人民。在焦点小组调查中，他们问工会成员，“哪一种立场对你更好，戴维斯的这种，还是施瓦辛格的那种”？大多数人会说，“戴维斯这个”。戴维斯，戴维斯，戴维斯。接着，他们又问：“你会投票给谁呢？”

“施瓦辛格。”

人不一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投票。他们是根据自己的身份认同来投票，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投票。他们投票给自己认同的人。这或许与他们的利益相一致。完全有可能。这并不是说人们从不关心自身利益。只不过，他们在投票的时候，投出的是自己的认同。如果他们的认同与自身利益相吻合，他们会投票选这个。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认为人们总是根据自我利益来投票，那就大错特错了。

▲迷思3：政治竞选就是营销

第三点错误是这样的：有一个隐喻，说政治竞选活动就是营销，候选人是产品，候选人在各议题上的立场就是产品的功能和质量。由此引出的结论是，民意调查应该能决定候选人就哪些议题展开攻势。有一份议题清单。哪一项表明候选人的立场得到了最高的支持？如果对处方药的立场支持率78%，那么你就在一个大打处方药牌的平台上开展攻势。是维持社会保障？那你就在大打社会保障牌的平台上开展攻势。你整理了一份首要议题清单，而这些议题就是你要大力宣传的事情。你还会做市场细分：根据不同的地区找出最重要的议题。等你到访这些地区，你就专门谈这些议题。

这一套根本行不通。有时候它能派上些用场，而且，共和党也会用它来配合自己的真正实践。但他们的真正实践以及他们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他们说自己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的东西。他们依照自己基础选民的框架来跟选民对话。自由和进步派候选人往往爱看民意调查，认为往右移动的话能拉到更多的“中间派”。保守派从来不往左移，可他们却赢了！

为什么呢？从认知学的角度来看，选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概35%~40%的人（近些日子来恐怕更多）在政治立场上以严父式模型为主导。

同样，以抚养式观点主导自己政治立场的人，大概也有35%~40%。其余的人在“中间”。

请注意，我说的是“主导”政治立场。我们所有人都有两种模型，或主动，或被动。进步派人士也看约翰·韦恩或者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电影，而且看得懂。他们不会说，“我搞不懂这部电影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有严父式模型，尽管也许是被动拥有的。如果你是保守派，但看得懂情景喜剧《考斯比一家》（Cosby Show），那么你也具备抚养式家长模型，尽管同样是被动拥有的。人人都有两套世界观，因为这两套世界观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当中，人也不一定永远都只靠一套世界观活着。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生活在哪一套家庭模型当中呢？这个问题还不够具体。生活有许多方面，许多人这部分的生活采用一套家庭模型，那部分的生活采用另一套模型。我有些同事，在家里是慈爱的抚养式家长，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但课堂上则是严厉的老师。里根知道，蓝领工人在工会政治里是抚养者，回到家里就成了严父。他采用以家庭为基础的政治隐喻，顺利地让这些工人把严父思维模型从家庭延伸到了政治。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的目标就是在“中间派”心中激活你的模型。不左不右的民众有两种模型，用在生活中的不同环节。你要做的是让他们在政治上采用你的模型——在他们的政治决定中采用你的世界观、你的道德体系。要实现这一点，你需要从你的世界观出发，利用框架跟他们对话。

不过，在此过程中，你并不愿意得罪此前一直做出相反选择的中间派。既然他们也拥有并在生活的部分环节使用着两种模型，你仍然有可能通过激活另一种模型来说服他们。

用语言激活框架

克林顿想通了如何激活别人的模型。他“借用”了对方的语言。比方说，他会谈论“福利改革”。他说，“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照样做他想做的事情，只不过用了对方的语言和词汇来形容它罢了。这叫他们气得发疯。非常聪明的技巧。

事实证明，对女人好的事情对男人也是好的，对左翼好的东西对右翼也是好的。猜猜怎么着？我们有了“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净化天空计划”（The Clear Skies Initiative）、“健康的森林计划”（Healty Forests）、“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计划”（No Child Left Behind）。[5]这就是利用语言安抚拥有抚养式价值观的人，但实际的政策却采用严父模型。它安抚、甚至吸引了对你尚有疑虑的中间派民众。当你给基础选民打气时，他运用奥威尔式语言（实际意义与表面字义相反的语言）来安抚中间派。这是保守派策略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者和进步派人士一般会以防御姿态来应对这一策略。通常的反应是：“这些保守派是坏人，他们使用奥威尔式的语言。他们口是心非。他们是骗子。坏人。坏人。”

说的全不假。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使用奥威尔式的语言，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他们立场脆弱，他们没办法光明正大地说自己是什么意思。想想看，如果他们公然支持“污染天空计划”“破坏森林计划”和“扼杀公共教育计划”，那会怎么样。他们会输个精光。他们很清楚民众并不支持自己真正要做的事情。

奥威尔式的语言指明弱点——奥威尔式的弱点。每当你听到奥威尔式的语言，要留心它在哪儿，因为它正好指向对方的脆弱环节。他们可不是随处都用它。注意这点，攻其要害，抢占优势，非常重要。

有一个涉及环境议题的好例子。右翼的语言大师弗兰克·伦茨写出了长篇大论的指导文章，教保守派如何使用语言。保守派把这些文章当成训练手册，提供给所有的候选人、律师、法官、其他公众发言人，甚至还有想成为保守派公众人物的高中生。在这些书籍中，伦茨告诉你该用什么样的语言。

同样，几年前，伦茨写了一份备忘录，论述怎样和女性对话。你该怎样和女性对话呢？伦茨说，女性喜欢某些字眼，所以，在跟女性受众谈话时，你要尽量多地使用如下词汇：爱；从心眼里；为了孩子们。如果你听过小布什的演说，你会发现，“爱”“从心眼里”“为了孩子们”总是出现了一次又一次。

这种使用语言的方法，无异于一门科学。和一切科学一样，你既可以诚实地用它，也可以不怀好意地用它。这种语言使用的方法，需要言传身教。这种语言使用的方法，还是一项纪律。保守派严格执行信息纪律。好些办公室设有比萨基金：每回你用了“错误的”语言，你就得朝比萨基金里投上两毛钱。于是，人们很快就把“税收缓解”“半生产堕胎”一类的说法挂在了嘴边。

但是，伦茨关心的远远不止语言。他意识到，正确使用语言，要从概念开始：对议题建立正确的框架，反应保守派一贯以来的道德立场，也即我们所谓的严父道德观。伦茨的书不仅仅和语言有关。他针对每个议题解释了保守派的道理、进步派的道理，以及怎样从保守派的立场最有效地攻击进步派论点。他很清楚：概念先行。

自由主义者们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是，他们以为该有的概念自己这一方全都有了。他们认为，自己一方所缺的无非是媒体曝光。要不，就是少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时髦话，类似“半生产堕胎”一类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只是缺少时髦话，其实你真正缺少的是概念。概念以框架的形式出现。只要框架有了，时髦话说来就能来。有一种方法可以判断你是否缺少合适的框架。你大概早就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电视上的保守派使用“税收缓解”一类的四字短语。进步派则必须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长篇大论的阐释。保守派通过既定的框架发出诉求，也即税收是痛苦、是负担，所以他用“税收缓解”这四个字就足够了。但对方却没有既定的框架。你可以谈论它，但很要花些工夫，因为你没有既定的框架，也就没有固定的概念。

认知科学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低认知（hypocognition）——缺少你所需的概念，缺少能用一两个词唤起的相对简单的固定框架。

“低认知”的概念来自20世纪50年代已故人类学家兼心理治疗师鲍勃·利维（Bob Levy）在塔希提岛上所做的一项研究。利维探讨了塔希提岛为什么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问题，他发现，塔希提人没有悲痛这个概念。他们感到悲痛，他们亲身经历悲痛，但他们没有相关的概念和名称。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情感。他们没有与悲痛相关的仪式。没有悲痛辅导，完全没有这类的东西。他们缺乏一个必需的概念，直接导致了太过频繁的自杀。

进步派饱受“低认知”现象的折磨。保守派过去也吃过这方面的苦头。1964年戈德华特竞选失利时，他们手里没有几个像如今这样运用自如的概念。可事隔40年，保守派思想家弥补了他们的概念差距。我们这边的概念差距却依然存在。

让我们回到税收缓解这个词上来。税收是什么？税收是你为生活在一个文明国家所付出的费用——你花钱获得了民主和机会，花钱使用从前纳税人缴费修建的基础设施：公路系统、互联网、整个科学体系、医疗体系、通信系统、航空系统。这些全都是纳税人负担的。

你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它的喻义。一是将之视为投资。试看如下广告：

我们的父母，通过税收为我们、也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投资。他们用自己的税金，为我们的州际公路系统、互联网、科学和医疗机构、通信系统、航空系统和空间计划投资。他们投资未来，我们收获了税收收益，也即他们所纳税款的好处。如今，依靠他们的明智投资，我们拥有了资产——高速公路、基础和高等教育、互联网、航空公司。

试想一下，要是这个广告多年来反反复复地播放，最终，它将建立起框架：税收，是对未来的明智投资。

或者，换用另一个隐喻：

税收就是为你所得的权利付费，偿付你生在美国的会员费。如果你加入乡村俱乐部或社区中心，你会付费。为什么呢？游泳池不是你修的，但你必须维护它。篮球场不是你修的，但总得有人来清理它。壁球场你大概不会用到，但你还是得付费，要不然它就没法维持，变得破破烂烂。避税的人，和搬到百慕大的企业一样，没有为自己的祖国支付会员费。纳税是爱国行为。抛弃我们的国家，不缴纳会员费，那就是叛国。

也许老比尔·盖茨（Bill Gates Sr.，即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父亲）说得最好。在争论是否保留遗产税时，他指出，他和小比尔·盖茨都没有发明互联网。他们只是用它——而且用它赚了几十亿美元。压根就没“白手起家”这回事。每一名商人都利用了美国庞大的基础设施，而这些让他们赚了钱的基础设施，都是纳税人负担的。没人能全靠一己之力赚钱。他靠着其他纳税人负担的东西致了富：银行体系、美联储、财政部和商务部、司法系统（十桩案件就有九桩牵涉到公司法）。这些纳税人的投资，扶持了公司和富裕的投资者。没有白手起家这档事！富人致富，是利用了从前纳税人负担的基础设施。他们欠了这个国家纳税人一大笔人情，理应掏钱偿还。

这些，都是对税收很准确的看法，但尚未嵌入我们的大脑。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强化它们，直到它们在我们的脑神经突触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但这要花时间。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现在就动手吧。保守派在他们成功构建了框架的议题上大获成功，绝不是偶然事件。他们已经领先了我们三四十年，在智囊团投资上也领先了20亿美元。

而且，他们至今仍然考虑在前头。进步派却不然。进步派遭到保守派的痛打，只能思考眼下的防御措施。民主党的公职人员频频受到攻击。他们每天都得招架保守党发动的攻势。他们总是在想，“今天我们该怎么抵挡他们呢”？这就带来了无法主动出击的被动政治。

不光在职官员是这样。我一直在跟全国各地的宣传小组讨论，与他们合作，帮他们解决确立框架的问题。我曾通过这种方式和两百多个宣传小组共过事。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随时都在遭受攻击，总在努力抵挡下一轮的攻击。老实说，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规划。他们没有时间进行长远的思考。他们没有时间跳出具体的议题去思考。

他们都是好人，有知识，也忠心耿耿。但他们总在招架。为什么呢？想想资金，一切就不难解释了。

投资于语言框架建设更有效

右翼智囊团得到了大笔的资助和捐赠，一次几百万美元。他们的资金非常充足。右翼规模最小的高级智囊团，每年就有400万~700万美元的预算。这些都还是小型组织。大的智囊团一年的预算可高达3000万美元。

况且，他们知道自己明年、后年会得到多少钱。请记住，那是一揽子拨款——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聘请知识分子，招揽人才。有一家智囊团正打算兴建一座新的大厦：八层的高楼，设有一流的媒体大厅，外加100间公寓房，提供给在华盛顿租不起公寓的实习生。

这些机构还为将来储备人力资本。实习生和学者都是本来就想去那儿的人，有才能有天赋，将来能在自身领域成为重要角色。通过智囊团，他们认识了彼此。实习生们则建立起了一辈子的社交网络：他们很可能在未来的岁月都彼此熟悉，因为他们还是实习生时曾住在一起。年复一年，这些社交网络将带来丰厚的回报。设立智囊团的保守派们可不是好糊弄的人。

进步派基金会却很少给予这样的赠款。进步派基金会把钱到处乱撒。它们这儿给25万，那儿给5万或者10万。有时候，它也会狠狠掏一次腰包。但受助人必须做些跟别人不同的事情，因为基金会认为重复投资是浪费钱。不仅如此，这些钱还不是一揽子拨款；对于如何支配这些钱，受助人没有充分的自由。把它用来发展事业、建设基础设施、招聘知识分子进行长短期或相关政策思考，肯定都不合适。重点是为需要服务的人提供直接的服务：资助平民，而非建设基础设施。

大多数情况下，进步派基金会就是这样运作的。正因为如此，他们资助的组织焦点都非常狭窄。他们必须有具体的项目，而不能只在自己从事的领域任意投资。活动家和吹鼓手过度劳累，薪资菲薄，没有时间或精力去思考怎样把人们彼此联系起来。他们基本上没时间、没受过训练去思考如何给议题设置框架。体系迫使他们焦点狭隘——而且互相隔离。

你问，为什么这样呢？这里有个原因。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而且也是一个你该好好想想的原因。在右翼的道德价值观体系中，最顶端的价值观是维护和捍卫道德体系本身的。如果它是你的主要目标，你会怎么做？你会修建基础设施。你会提前购买媒体。你未雨绸缪。你会向右翼法律学生提供奖学金，如果他们加入联邦协会，就出钱帮他们修完法学院的课程。之后，你会给他们不错的工作。如果你希望扩散你的世界观，那么，对你所需要的人才和资源放长线钓大鱼是非常明智的。

左翼阵营的最高价值观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如果你正管理着一家基金会，或者，你正着手开办一家基金会，你怎么才能当个好人呢？你要尽量帮助更多的人。而随着被砍掉的公共预算越多，需要帮助的人也变得越多。所以你朝着草根组织四处撒钱，手里留不下钱来进行基础建设或人才培养，更不可能拿钱投资给知识分子了。你不能把一分钱浪费在重复努力上，因为你必须帮助越来越多的人。你要怎样证明自己是个讲道德的好人、好基金会呢？列出你帮助过的所有人，越多越好。

所以你维持了一套对右翼大有好处的体系。在此过程中，它确实也帮助了人。当然，我并不是说人们不需要帮助。他们需要。但随着预算和税收下降，右翼利用了左翼。右翼迫使左翼把更多私人的钱用在政府该扶植的事业上。

补救的战略举措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其实有许多补救措施。让我们谈谈从哪里入手吧。

右翼深知怎样谈论价值观。我们也需要谈论价值观。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我们也可以列出自己的价值观。但要想出怎样让价值观和议题相配合，怎样从我们自身价值观的角度谈论每一个议题，这并不容易。进步派人士可以从洛克里奇研究所的价值观研究（包括左右两翼）中学到很多东西。进步派人士还必须着眼于议题的整体性。右翼在这方面非常精明。他们懂得我所谓的“战略举措”。

战略举措指的是一整套的计划，在某一精心选择的议题上稍作改动，就会对其他许许多多领域的议题自动产生影响。

以减税为例。减税看似简单，但减税之后，政府的所有社会福利项目就没有足够的预算了。不光是没有足够的钱安排无家可归者，没有足够的钱进行学校建设和环境保护了；而是所有属于此范畴内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没有钱了。这就是战略举措。

又比如侵权法改革（tort reform），它指的是给诉讼裁决规定时限。侵权法改革是保守派的一个首要任务。为什么保守派这么看重这个呢？这么说吧，只要你看到效果，你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在乎了。因为它一举禁止了将来有望成为环境立法和监管的基础的所有潜在诉讼。也就是说，不光是对化工、煤炭、核电这一类行业的监管岌岌可危，是整个“监管”都面临着作废的风险。如果利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不能起诉不道德、疏于职守的企业或专业人士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企业就能够自由自在、不受限制地靠损害公众利益来赚钱了。而对那些在此类案件中承担风险、做出重大投资的律师，则赚不到足够的钱来弥补风险了。企业能把公众福祉甩到一边去。“侵权法改革”的目的就是这个。

此外，如果你看看民主党大部分的钱是从哪些州来的，你会发现，在这些地方，律师赢得侵权法案件的比率明显更高。许多侵权法律师是民主党重要的捐赠人。侵权法“改革”——保守派所称——会断绝了这一脉的资金来源。突然之间，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少了3/4的捐赠。再者，毒害环境的公司想要给索赔金额封顶。这样，他们就可以预先算出向受害者偿付的金额，并将之纳入运营成本。不负责任的企业会因为侵权法改革受益匪浅。共和党也会因为侵权法改革受益匪浅。这些真正的目的都深藏不露。表面上的议题是消除“荒唐官司”——针对的是热咖啡洒在腿上就得到3500万美元赔偿的那些人。

然而，保守派真正想要实现的东西，并不在议案本身。他们想要实现的是执行议案之后的东西。他们基本上并不关心诉讼官司本身。他们在乎的是摆脱所有对环境、消费者和工人的保护。他们想搞垮民主党的资金源。所谓的战略举措就是这个意思。

左翼也有一两手战略举措，比如环境影响报告和《濒危物种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但自它们制定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

和右翼不同，左翼不从战略上思考。我们一个议题一个议题地想对策。我们一般不揣摩可以利用哪些最微小的变化对各个议题施加影响。也有极少数例外。举例来说，目前左翼有一项名为“新阿波罗计划”的战略性提案。简而言之，它希望每年拿300亿美元（目前政府对煤炭和天然气行业的补贴就是这个数）投到可替代能源方面。它的战略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能源问题，也不仅仅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它还涉及：

——工作问题：每年能创建200万~400万个就业岗位。

——健康问题：减少空气污染，意味着减少儿童哮喘。

——清洁水源和空气的问题。

——物种问题：它能带来更干净的环境和栖息地。

——全球变暖问题：不靠具体针对全球变暖的项目，我们也能为降低温室气体做出贡献。

——外交政策问题：我们将不再依赖中东石油。

——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只要拥有合适的替代技术，每一个国家，不管有多“欠发达”，都能够自己生产能源。这些国家无须再借钱购买石油，污染环境。他们无须再偿付借款的利息。而且，投资在第三世界能源上的每一美元，都能带来6倍的收益。

总之，对可替代能源进行大规模投资，能在诸多议题领域产生巨大收益。它不只和能源有关，还跟就业、健康、清洁的水和空气、栖息地、全球气候变化、外交政策和第三世界发展有关。它还便于团结新的联盟，组织新机构和新选区。

每年往可替代能源里投入300亿美元，连续投10年，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进步派候选人依然着眼于小处，很少进行长期和战略思考。

还有另一种战略举措，我称之为“滑坡举措”：只要迈出第一步，你就一溜烟地滚下悬崖了。保守派十分精通滑坡举措。以“半生产堕胎”为例。这种案例几乎不存在。可保守派为什么那么看重它呢？因为它是通往终结所有堕胎手术的一道陡坡。它将堕胎视为可怕的过程，为之确立框架，而大部分终止妊娠的手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要通过一项有关学校考试的教育法案呢？因为考试框架不仅适用于学生，也适用于学校，而从隐喻上看，倘若学校未能通过考试，那就会受到惩罚，津贴被减。反过来，资金减少让学校更难以改进，许多公立学校就此陷入失败循环，甚至最终关门。取代公立学校制度的是支持私立学校的学券制度。富人可以上好学校——好学校又是靠从前用于公立学校的那部分税款支持的。穷人没钱上好学校。最终，我们会得到一套双轨学校制度，好学校给那些“配得上接受良好教育的富人”，坏学校给那些“不配接受良好教育的穷人”。

医疗保险法案是另一个滑坡举措。健康维护组织（HMO）可以利用自身规模对药品讨价还价，政府却不得利用同一条件获得药品折扣。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运作几年后，医疗保险将被迫与私营制药公司进行竞争；制药公司将获得120亿美元的津贴，吸引老年人。保守派的策略是，用暂时降低的药品价格吸引老年人退出医疗保险，转入私人账户。最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医疗保险，它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从保守派的道德世界观而言，一切理应如此。

但竟然有一位杰出的民主党参议员投了支持票，理由是这能为她所在州的老人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她称这是“良好的第一步”。是啊，通往悬崖边缘的良好第一步。

保守派不需要一个议题一个议题再一个议题地开展攻坚战。但你可以采取许多补救措施。以下就是进步派可以做的11件事。

第一，找出保守派的哪些做法正确，进步派在哪些地方错失了良机。控制媒体固然有其重要性，但他们的优势不光如此。他们做对的正确之处，是成功地根据自己的视角为议题确立了框架。承认他们成功了，我们失败了。

第二，要牢记“别想大象”。如果你继续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框架去反对他们，你注定会输，因为你巩固了他们的框架。

第三，光是真相不会让你自由。只说真话行不通。你必须从你的视角来有效地为真相建立框架。

第四，你随时都需要根据你的道德观来发言。进步派的政策遵循进步派的价值观。要阐明你的价值观，使用符合你价值观的语言。丢掉那些政治学究的语言。

第五，了解保守派的出发点。弄清他们的严父道德观及其后果。知道你要反对的是什么。要有能力解释他们为什么相信他们信奉的那一套。试着预测他们会说些什么。

第六，进行跨议题跨领域的战略性思考。从宏观道德目标上思考，不要从方案本身来思考。

第七，想一想提案的后果。构建进步派的滑坡举措。

第八，记住，选民是根据自己的认同和价值观来投票的，他们支持的事情并不见得契合他们的自身利益。

第九，团结起来！开展合作！以下是具体的做法：记住进步派思考的六种模型：（1）社会经济；（2）身份政治；（3）环保；（4）民权自由；（5）有精神追求；（6）反极权。请注意你经常使用哪些模型思考，你落在哪个频谱，跟你谈话的人落在哪个频谱。接着，跳出你自己的思维模型，从共同的进步价值观进行思考和讨论。

第十，要主动，不要被动。要攻击，而非防御。每一天，在每一个议题上重建框架。不要只说你相信的东西。使用你的框架，别用他们的。多用框架，因为它们吻合你所相信的价值观。

第十一，对进步派的基础选民讲话，从而激活“摇摆不定选民”的抚养者模型。不要向右转。向右转会带来两方面的伤害。它疏远了进步派的基础选民，还帮保守派激活了动摇选民思想里的保守模型。

02 每个故事都需要一个框架：施瓦辛格的竞选奇迹

故事与框架

报纸和电视记者需要有故事。每个故事都需要框架。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竞选是怎样构建框架的呢？以下有各种选项：

选民起义：格雷·戴维斯这州长太糟糕了，选民们完全有理由推翻他，把票投给对方党派的代表。

不擅沟通的人：格雷·戴维斯在当前局面下治理得并不算坏，但他跟选民的沟通太糟糕了，他没法把自己真正的成绩传达出去，也无法演好共和党在本州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公众认为戴维斯做得比实际上差，想要新换一位擅长沟通的人，于是他们对戴维斯投了反对票，另外选了一名演员（指施瓦辛格）。

古怪的加州佬：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太奇怪了，他们把一位毫无政治经验的健美先生捧上了位，取代去年刚刚投票选出的州长。

人民击败了政客：每当人民赢了，政治必然就输了（施瓦辛格的就职演说）。

无非是个名人罢了：人们不理解政治，投票选了一位名人。

他白手起家：阿诺德以移民身份来到这儿，努力工作成了健美冠军，后来又成了演员，挣了数百万美元，最终实现了他的梦想——当上了州长。

有关这次选举的报道中，框架随处可见。框架伴随着推论，所以，上述每一种不同的框架，也暗示着不同的内容。

“选民起义”框架认为罢免重选正当有理。它假设戴维斯不称职或腐败；选民正确地觉察了这一点，非常愤怒；他们理直气壮，自发地挺身而出要推翻他，用自己认为更胜任的人来取代他。民主发挥了作用，这很好。我们应该对这一结果感到高兴，事情会好起来的。

“不擅沟通的人”框架暗示格雷·戴维斯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擅长沟通。它假设戴维斯是个称职的州长、负责的监管者，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人们迫切地渴望沟通，以至于要让戴维斯下台，因为他没法对自己任上的成绩进行沟通。言下之意是，罢免重选和施瓦辛格的当选跟加利福尼亚州以外的人或事毫无关系，问题出在戴维斯身上。

“古怪的加州佬”框架说，重选不合理，加利福尼亚人分不清电影和现实，电影里的动作英雄并不能治理一个困境重重的州，阿诺德在政治上不称职，很快就会出现混乱。

“人民击败了政客”框架是施瓦辛格想要建立的框架。这一框架出现的背景是，施瓦辛格要应付一个民主党议员占多数的议会。这一框架把他自己和共和党政客打扮成“人民”，民主党则是“人民”投票反对的“老一套政治”。

“无非是个名人罢了”框架暗示，这次选举里没有党派政治，只要是个名人就能赢。

“他白手起家”框架把施瓦辛格当选的主要功劳归给了他本人，尤其是他的辛勤努力和雄心壮志。施瓦辛格当州长，是他应得的。他配得上当州长，因为他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健身，表演，搞竞选。

只要有新闻报道，就会有框架，每一个框架都蕴含着不同的推论。

事实与框架

认知科学发现，框架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顽固的框架跟事实不相吻合，那么，人会抛弃事实，保留框架。

上述框架都不完全吻合事实，尽管也各有道理。让我们来看看每个框架隐瞒的事实。

“选民起义”框架隐瞒了共和党过去几年都在全国范围内努力抹黑戴维斯、说他损害了加州经济的事实。它隐瞒了解除能源管制出自共和党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之手的事实。它还忽略了另一点事实：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是安然公司及其他对小布什大手笔捐赠的企业偷窃造成的，而这种偷窃，又受到小布什任命的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保护。加利福尼亚州上当的同时，小布什政府却朝别的方向转过头去；联邦政府本来有很多途径可以帮忙，小布什却拒不向加利福尼亚州提供经济援助。2001年春，安然公司CEO肯·莱（Ken Lay）大力推动解除能源管制时，施瓦辛格与其见过面，但他否认跟偷窃有任何关系。现在，施瓦辛格又开始推动解除能源管制了。

它忽略的事实还有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议员为了抹黑戴维斯，拒绝支持解决预算问题的任何合理举措。它避而不谈罢免重选请愿书是一位富有的保守派议员出的钱，负责采集签名的工作人员报酬丰厚，一部分签名来自加州之外，根本就不合法理。它不提共和党为施瓦辛格的竞选活动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组织工作。

没有单纯的民意革命。最重要的是，“选民起义”框架无法解释为什么该选施瓦辛格当候选人。

“不擅沟通的人”框架说出了许多实情。但它同样隐瞒了共和党长期抹黑戴维斯的事实，以及欠缺有效沟通的不光是格雷·戴维斯，而是几乎所有的民主党人。

“古怪的加州佬”框架对上述任何疑问都未作解释。共和党长年累月、精心设计的反戴维斯运动隐藏在了这个框架之下。它说得好像这事里完全没有政治手腕似的。

“人民击败了政客”框架隐瞒了共和党为了击败戴维斯，多年来拿着加州财政玩弄政治的事实。它隐瞒了施瓦辛格的团队由前州长皮特·威尔逊组建，同样是“老一套的政治”；民主党议员在议会中占多数，比共和党代表的“人民”更多。

“无非是个名人罢了”框架忽略了上述所有政治因素，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是这一个名人赢了。杰·雷诺（Jay Leno，好莱坞脱口秀明星）支持施瓦辛格。雷诺一样是个名人，但他无论如何也当不上州长。

“他白手起家”框架也忽略了幕后涉及的政治手腕，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动作演员没能白手起家，当上州长。

这些框架还隐藏了以下重要事实。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工会草根成员完全不顾自家工会组织力挺戴维斯，而投票支持施瓦辛格，违背自身的利益。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拉美裔公民投票支持施瓦辛格，而不是同族裔的候选人克鲁兹·布斯塔曼特（Cruz Bustamante）。它们无法解释，施瓦辛格为什么屡屡做出性别歧视行为，却仍在妇女中大受欢迎。

▲道德政治分析

这里，我想根据我的书《道德政治》为施瓦辛格获胜当选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由于这本书写于1996年，修订于2002年，我并不会专门依照有关这次选举的具体事实来讲述这个故事，而是会按照对美国政治的整体认识来做介绍。我的看法是，罢免选举中发生的大部分情况，都跟一段时期以来的美国政治相似。我以为，不应该把施瓦辛格的当选视为一次完全独立的事件（当然，它有一些特别的元素在内），而要把它看成整个政治图景中的一环。

在《道德政治》一书中，我提出，选民是按自己的身份认同来投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他们仰慕什么东西、什么人，这些是他们投票的基础。有一定数量的选民认同的是自身利益，并依此投票。但这是例外情况，而非普遍规律。也有其他形式的个人认同，如种族认同、价值观认同、文化范式认同、文化英雄认同。就选举而言，最强有力的认同形式是价值观认同和相应的文化范式认同。共和党人已经发现了这一点，这是他们赢得选举的一个主要原因（哪怕他们在参众两院都是少数党）。民主党人还没有参透这一点。

《道德政治》发现，理想家庭结构的模型位于我们政治的中心地位。“国父”这个概念，就是把国隐喻成家，把难于概念化的庞大社会群体“国”（nation），从类似“家”的角度去构建。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下意识这么去想。

我们的政治围绕两种截然相对的家庭模型来组织：严父式模型和抚养式模型。

抚养式家庭假设这个世界尽管危险重重、困难重重，但基本上是好的，也可以变得更好，朝着这个方向为之努力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故此，孩子天生就挺好，家长还能把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双亲都分担抚养孩子的责任。他们的任务是抚养孩子，好让孩子变成将来的抚养者。抚养分为两个方面：共情（能感受到别人的感觉，并很在乎）和责任（照料自己，照料我们负有责任的人）。抚养的这两方面暗示了可以视为进步政治价值观的家庭价值观：从共情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保护他人免受伤害，在生活里得到满足，获得公平、自由（和责任一致），进行坦诚公开的双向沟通。从责任的角度，则衍生出了能力、信任、承诺、社区建设等。

基于这些价值观，具体的政策是这样：政府以社会安全网、政府监管的形式给予公民保护，提供军队和警察（保护），普及教育（能力，公平），倡导公民自由和平等待遇（公平和自由），采用问责制（信任），给予公共服务（责任），政务公开（开放的沟通），促进能造福所有人、并根据这些价值观发挥职能（公平和责任）的经济。

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来确立这些价值观，税收是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文明社会所缴纳的会费。在外交政策上，国家的作用应该是促进合作，将这些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这是美国政治中传统的进步主义价值观。

严父式模型假设，世界永远危机重重、困难重重，孩子天生就坏，必须从小教化改造才能变好。严厉的父亲是道德权威，支持、捍卫家庭，告诉妻子该做什么，教育孩子明辨是非。实现这一天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痛苦的惩罚：成年人施加的肉体惩戒能培养孩子的自律精神。这样的自律带来了道德和生存——道德戒律带来了自律，有了自律，就能追求自我利益，实现自力更生。好人就是讲究自律的人。一旦长大成人，自力更生、有纪律的孩子就全靠自己了，父亲不再干涉他们的生活。继续保持依赖（被宠坏了，过于任性，或是倔强对抗）的孩子要接受进一步的训诫，或是切断赡养，让他们直面外面世界的纪律。

把这一思路投射到国家上，你就得到了名不符实的激进右翼“保守”政治观。良好的公民讲究纪律，他们富裕，至少也自力更生，或是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社会福利计划“宠坏”了人们，给他们非劳力赚得的东西，纵容他们继续依赖别人。所以，这些人是坏人，理应遭到淘汰。政府只该保卫国家，维持秩序，监管司法（施以惩处），敦促商业有条不紊地展开。商业（市场）是讲究纪律的人实现自力更生的机制，财富是衡量纪律的标准。超出所需最低限度的税收，就是惩罚，政府从讲究纪律的好人手里夺走他们赚到的钱，用到没赚钱的人身上。

在外交事务上，政府应当维护国家主权，在力所能及的所有地方施加道德权威，同时寻求自我利益（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家的军事实力）。

▲我们怎样投票

有鉴于这些区别，人们天生就会犹疑不决。这些模型位于我们大脑的突触部分。每当人们根据价值观和文化范式投票的时候，当时采用哪种模型理解政治，就决定了我们会怎样投出自己的一票。

我们所有人都具有两种模型，或主动，或被动。进步派人士也看得懂阿诺德·施瓦辛格电影里的严父式模型，哪怕他们在政治立场上采用的是主动的抚养式模型。保守派人士也能被动地采用抚养式模型，看懂《考斯比一家》。

但也有许多人（其数量通常足以决定选举局面）会在生活里的不同部分，主动地使用两套模型。课堂上的严厉父亲，有着进步派的政治立场。职场上的严厉父亲，回家就成了抚养式的家长。许多蓝领工人在家是严父，对同事却采取抚养者的态度。工会职员往往对雇主呈严父式模型，对工会成员呈抚养式模型。女性大多有着主动的抚养式模型，但接受严父权威的人相当之多，要不本身就是严厉的母亲，又或者对严父有着明显的畏惧心。畏惧心触发严父式模型，让这一模型在大脑里占据主动。

保守派从选举胜利中了解到，他们必须激活半数以上选民大脑里的严父式模型，不管是靠畏惧心，还是通过其他途径。“9·11”事件给了小布什政府选举获胜的完美机制：他们宣布反恐战争永不休止。“反恐战争”这一框架预先假设，民众吓坏了，橙色警报和其他行政手段、修辞手段能保持反恐框架的激活状态。之后，恐惧和不确定性自然会激活大多数人的严父框架，让选民从保守派的角度看待政治。

▲进入“终结者”的世界

“终结者”：严厉的终极形态，了不起的硬汉子。健美世界冠军是纪律世界的化身。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严父道德代表吗？

这就是施瓦辛格能激活严父式模型、吻合保守派共和党价值观的原因所在——其他名人就不行，杰·雷诺不行，罗布·劳（Rob Lowe，美国影视演员）不行，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美国女歌手）也不行。

加利福尼亚的独特之处在于施瓦辛格和电影文化。2002年共和党选举获胜以及罗纳德·里根时代全国各地选举活动的背后，都蕴藏着相同的机制，但过去10年里，共和党掌握了激活选民心目中严父形象的艺术之后，它表现得最为明显。施瓦辛格在加利福尼亚的大受欢迎，和小布什在纳斯卡赛车迷老爸（NASCAR dads）中的大受欢迎，源头完全一样：对严父价值观和范式的认同。此外，戴维斯无法将有力的进步派价值观传播出去，也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问题。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都没法强力、有效地传达价值观，唤起强大的进步派范式。

此外，戴维斯错误地接受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把竞选活动比作营销的说法。按照这种模型，你会寻找一份大多数人（包括左翼）都接受的特定议题清单。在去年的国会大选中，清单上的议题包括处方药、社会保障、女性选择权。如有必要，你会“朝着右边移”，为了争取中间派选民而接受部分右翼价值观。比方说，戴维斯就赞成死刑和从重量刑，支持狱警工会。这个策略弄巧成拙。保守党赢得了选举，从未向左移动。

光是列出一份长长的议题清单，戴维斯和其他民主党候选人未能展现一种道德愿景，也即有着强大文化范式的连贯身份认同（它定义了选民们想要达到的身份认同）。议题清单不是道德愿景。事实上，施瓦辛格的竞选根本就不在这些议题上展开，好些民主党人气得面皮发青。他没这个必要。他成功地激活了严父式模型——这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价值愿景的核心，也是面对恐惧和不确定性的最常见反应。

总之，施瓦辛格的胜利跟其他保守派共和党人的胜利是一致的。戴维斯的失败也跟其他民主党人的失败相一致。除非民主党认识到这一点，要不然，他们没法汲取这次竞选带来的教训。

▲右翼夺权

事实上，保守派正忙着阻拦民主党人学习这一课呢。这里有一种我们尚未提及的重要框架：右翼夺权框架。戴维斯在竞选活动开始时使用了它，克林顿和支持戴维斯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与之遥相呼应。正如我们所讨论，这一框架准确地描述了事实的诸多方面。但戴维斯无法有效地通过这一框架进行沟通，它落在了公众的视线之外。选举后的第二天，主流媒体并未提到这一框架。民主党抛弃了它，共和党却把它拿了过来，嘲讽、贬低民主党。他们用“选民起义”框架来反驳，说右翼夺权框架不准确。

辩论是这样展开的：右翼夺权框架含蓄地指责施瓦辛格的竞选充满了谎言，它拒不承认跟卡尔·罗夫[6]和共和党全国机构有关系，它歪曲事实（许多事实我们前文已经做过讨论）。“夺权”是不合法律的，是利用非法或不道德的手段来获得权力。利用我们讨论过的一些框架，共和党操纵媒体掩盖事实，制造假象。从先前所举事实的角度来看，这次选举似乎吻合右翼夺权框架。

选举过程中，共和党抓住民主党从前所用的右翼夺权框架，从“选民造反”的角度阐释竞选，声称完全没有什么“夺权”，选举只是选民在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说，施瓦辛格在选举中得到了多元化（和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充分证明“选民起义”的阐释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该框架隐藏的事实，右翼夺权框架却说得很清楚。民主党忽视了框架的力量。

03 一字之差决定命运：“同志婚姻”VS“同性婚姻”

字眼里有什么？如果这个字眼是婚姻，那它的含义分外丰富。

婚姻是我们文化的核心。婚姻合法地赋予人数以百计的好处，但这只是在物质层面上而言。婚姻是一种制度，是公开表达以爱情为基础的终身承诺。它是一段求偶过程所达到的顶峰，对许多人来说，它也是一个重要目标的实现，集合了梦想、约会、八卦、焦虑、订婚、撒花、婚礼安排、仪式、请柬、婚纱、伴娘、家庭结合、誓言与蜜月等诸多丰富的元素。婚姻是家庭生活的开始，还往往伴随着儿孙辈的诞生、家庭聚会、缔结姻亲、少年棒球赛、毕业典礼，等等。

人们还通过无数个由来已久的古老隐喻来理解婚姻：共度人生的旅程、搭档合伙、同盟、纽带、配件互补的同一物体、避风港、发展的途径、圣礼、家。婚姻赋予社会地位：已婚夫妇有了新的社会角色。对许多人来说，婚姻也是对性行为的合法化。总之，婚姻事关重大。

在反对同性婚姻的争论中，保守派使用了两个有力的概念：定义（definition）和神圣（sanctity）。我们必须把它们给抢回来。我们必须夺回“定义”的定义，“神圣”的神圣。有关美国婚姻的人类学研究指出，他们把定义弄错了。婚姻是一种理想，其定义是“通过终生的公开承诺来实现爱情”。在美国，爱情是神圣的。承诺也是神圣的。故此，婚姻的神圣性在于：它是神圣的爱与承诺。

和大多数重要概念一样，婚姻也伴随着各种典型案例：理想的婚姻是幸福的、持久的、繁荣的，有孩子，有漂亮的家，有跟其他已婚夫妇的友谊。典型的婚姻有跌宕起伏，有苦有乐，典型的问题出在孩子身上，出在姻亲关系上。噩梦般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原因大概是性格不合、暴力或背叛。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我们讨论的这些“丰富内涵”，并不要求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不管是它的定义、它的神圣，还是它带来的家庭生活、希望与梦想，都不需要。“婚姻是一男一女之结合”这一概念的核心，来自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

为唤起这种刻板印象，语言是重中之重。激进右翼使用“同志婚姻”（gay marriage）这种说法。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压倒性地反对歧视同性恋，但也同样压倒性地反对“同志婚姻”。我相信，原因之一在于，这个词唤起了性的联想，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支持同性性行为。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人们习惯性地以为婚姻是男女的结合。对右翼而言，同性恋意味着一种野性、越轨、性放纵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右翼喜欢用“同志婚姻”（gay marriage）来称呼“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

但“同志婚姻”也是把双刃剑。小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就没有使用这个说法。我猜，这可不是因为他一时疏忽。他的立场是，婚姻在定义上就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所以，“同志婚姻”是矛盾的，就跟“同志苹果”或“同志电话”一样毫无意义。“同志婚姻”这个词用得越多，“同性婚姻”的概念就越寻常，人们也就越能清楚地看出，婚姻在定义上并不排斥这种可能性。一些同志活动家愿意使用“同性婚姻”甚至“同志婚姻”的说法，原因就出于此。

由于婚姻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它也有政治层面的意义。正如我在《道德政治》中所讨论的，保守派和进步派政治都是围绕婚姻生活的模型展开的，只不过他们套用的模型并不相同：前者是严父式家庭，后者是抚养式家庭。

严厉的父亲是道德权威，是一家之主，他管理母亲和孩子，强加必需的纪律。当代保守派政治把这些家庭价值观变成政治价值观：层级权威、个人纪律、军事实力。在严父家庭中，婚姻必须是异性恋的：父亲是男子汉，强壮、果断、主导，他是儿子的榜样，也是女儿未来求偶的标杆。

在抚养式家庭模型中，两位家长有着同等的地位，其工作是抚养孩子，教孩子将来去抚养他人。抚养分为两个方面：共情和责任，为自己，也为他人。责任需要实力和能力。强大的抚养式家长提供保护和关怀，建立信任和联系，促进家庭幸福和满足，追求公正、自由、开放、合作和社区建设。这些都是强烈的进步派政治价值观。尽管这种范式仍然是异性恋的，但抚养式家庭模型并不排斥同性婚姻。

这两种家庭模型及其引申的政治将我们的社会拦腰分为两半，所以，我们应该能看出为什么同性婚姻议题如此令人不安。引发争议的不光是婚姻带来的物质利益以及这个词的用法。它还牵涉到人的身份认同和最核心的价值观。这不仅跟同性伴侣有关系。它更关系到哪种价值观将在我们的社会占据主导地位。

每当保守派说到“捍卫婚姻”的时候，自由派总是困惑不解。毕竟，没有哪个人的婚姻受到了威胁。恰恰相反，会有更多的人可以结婚。但保守派认为，严父式家庭及其政治价值观受到了攻击。他们没错。这对他们的政治及整体道德价值观都是一种非常严峻的挑衅。就连“民事结合”[7]也会造成威胁，因为它们创造出了无法纳入传统严父模型的家庭。

进步派人士有些摇摆不定。务实的自由派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好事——从财产继承、医疗保健、收养等角度而言。如果只考虑这些，民事结合足够了——它显然是进步。民事结合能在法律框架下提供与婚姻同等的保护。何不就像佛蒙特州那样，民事结合归州政府管，婚姻归教会管呢？

理想主义的进步派看到的不止是物质利益（尽管物质利益也很重要）。大多数同志活动家不光想要民事结合。他们想要正式的婚姻，以及它所有的文化内涵：基于爱情的公开承诺，所有的隐喻，所有的仪式、欢乐、悲伤、家庭体验——还有跟所有其他人一样的正常感。它涉及个人自由：州政府不应该干涉谁和谁结婚。它也是公平和做人尊严的问题。法律面前的平等，不光包括物质利益，还包括社会和文化上的利益。他们的口号是“婚姻自由”。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总是试图回避这一议题。约翰·克里和霍华德·迪安都说婚姻是教会的事，州政府的恰当职责是允许民事结合，保证物质利益。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毫无意义。牧师、神父和拉比主持婚礼仪式的能力，是政府授予的，不是靠宗教。况且，民事婚姻也很正常，很普遍。此外，只有务实的自由主义者会为此感到满意。理想主义的保守派会认为民事结合跟婚姻并无两样，理想主义的进步派则认为它没能保护平等权利。民事结合在佛蒙特州或许行得通，但这种迂回手法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是否能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修正宪法，让它合法地把婚姻定义为男女之间的结合，这有可能发生吗？保守派肯定会支持它，许多认为婚姻属于异性恋男女的人也会支持它。但它不大可能得到足够多的进步派人士支持，这样的议案是通不过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项修正案提议，能帮助小布什保住他在白宫的地位吗？

现在还很难说。

但是，不参与竞选公职的进步派人士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进步派需要重新夺回美国自由、公正、人类尊严、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传统道德制高点。如果他们是务实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探讨民事结合和物质利益。如果他们是理想主义的进步派，也可以使用相同的语言谈论婚姻的社会、文化及物质利益。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我们身为普通公民的责任，就是要重新为辩论建立框架，根据我们的道德原则来说、来写。

神圣是比经济公平级别更高的价值观。一旦婚姻的神圣性进入争议，谈论利益就离题万里了。要先谈论神圣性。有了爱情与承诺，你就有了理想婚姻的定义——这两者，是婚姻的根基所在。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先把自己的想法摆出来，好让候选人们方便地引用。例如，要是你在办公室、教堂或其他群体里碰到了讨论，有人说：“我觉得同性恋不应该结婚，你呢？”你可以选用以下这个简单的回应：“我相信权利平等，就这样。我认为，州政府不应当指手画脚地干涉人能不能结婚。婚姻是爱情和承诺，否认恋人结婚的权利，侵犯了人的尊严。”

媒体没有必要接受右翼框架。除了“你支持同志婚姻吗？”，记者还可以问点什么呢？试试这个：“你觉得，政府是否应该告诉人们，他们能跟谁结婚，不能跟谁结婚？”或者，“你认为跟自己想要的人结婚，属于法律之下权利平等的问题吗？”或者，“你认为婚姻是通过终生承诺来实现爱情吗？”再或者，“两个相爱的人想要对彼此做出公开承诺，是否有益于社会呢？”

重新确立框架，是每个人的任务。尤其是记者的任务。

一次次地重复能唤起自身框架、按他们的方式界定议题的短语，一直以来就是右翼的策略。重复让他们的语言显得正常起来，他们的语言和框架越是显得正常，人们就越容易按照他们那一套去思考问题。每当右翼要带着记者上“贼车”，记者有义务自己留心，拒绝随同。不接受这种情形，拒绝使用右翼看似自然的框架，是记者的职责。研究框架，学会透过有政治动机的框架（哪怕大部分人接受这些框架，觉得它们自然而正常）看问题，则是记者的特别使命。

04 恐怖的隐喻：我们是怎样被操纵的

恐怖袭击改变了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一切认知都经过大脑神经系统的生理印证。

“9·11”事件之前，我们对美国、曼哈顿、世贸中心、空中旅行和五角大楼所知的一切，都跟我们的身份认同紧密相关，也跟我们对日常生活中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紧密相关。这些都以生理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神经突触当中。曼哈顿：世代移民踏入美国的门径——远离战争、杀戮和政治迫害，自由生活的机会！

曼哈顿的天际线对我的人生意义重大，这种意义甚至超出了我的认知。每念及此，我便想起母亲。她出生于波兰，尚在襁褓时便来到曼哈顿，并在这里长大；她在一家工厂干了25年，有家人，有朋友，有生活，有孩子。她没有死在集中营。她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恐惧。对她来说，美国或许并非她想要的一切，但也够好了。

我在天际线对面新泽西州的贝永市（Bayonne）长大。我小时候还没有世贸中心，但很多年以后，它成了曼哈顿天际线的一大亮点，也成了我和许多人心目中纽约的象征——不光象征美国的商业中心，还象征着文化中心和通信中心。因此，它成为美国自身的象征，它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远离迫害，做好工作就能好好生活，不管是当秘书，搞艺术，做管理者、消防员、销售员、老师还是电视明星。之前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些概念与我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个人，也作为一个美国人——紧密相连。而在9月11日那天上午，这一切，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都留存在了我大脑里面。

撞倒双塔的惨剧把我吓坏了。我们常把建筑物比喻成人。窗户就像是五官——眼睛、鼻子和嘴。我现在意识到，撞进世贸中心南楼的飞机形象，对我来说就像是一颗子弹射进了人的脑袋，大楼另一面冒出的火焰就像是喷溅出的鲜血。这是暗杀。大楼倒下，如同身躯倒下。倒下的身躯，是我，是亲戚们，是朋友们。从前在大街上见面微笑打招呼的人，尖叫着跑过我身边，有些还跌倒在地。惨剧之后的情形则是地狱：灰烬，烟尘，气焰升起，建筑只剩下骨架，黑暗，痛苦，死亡。

攻击双塔的人撞进了我的大脑，哪怕他们身在几千公里之外。所有这些符号象征，以远超我所想的方式联系着我的身份认同。为了理解这一点，我的大脑必须改变。而改变它十分痛苦。日日夜夜，苦不堪言。白天，惨剧的后果充斥在我脑子里；夜里，惨剧的画面让我喘着粗气，噩梦让我辗转无法入眠。这些象征活在我大脑的情感中心里。随着它们的意义改变，我在情感上痛苦难耐。

不止我这样。这个国家的所有人，还有其他国家的许多人，都是这样。凶手们不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还深刻改变了全体美国人的大脑。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整整两亿美国同胞都和我感受到了同样的痛苦。

影像改变大脑

作为一个以分析隐喻为业的人，我想从影像的力量和力量的源头着手改变大脑。

建筑物有着繁多的隐喻。常见的视觉隐喻是，建筑物是头，窗户是眼睛。这个隐喻沉睡在我们的大脑里，等待唤醒的时机。飞机撞进世贸中心南楼的影像激活了它。塔楼变成了头，窗户是眼睛，高楼的最顶端是太阳穴。穿过它的飞机就像是子弹穿过人的脑袋，塔楼对面冒出的火焰就像是喷溅而出的鲜血。

人们还常常把高楼大厦隐喻成直立着的人。塔楼的倒下，就像是身躯倒下。平时，我们并不会有意识地觉察到隐喻中的影像，可身临其境时，它们就成了我们所感受到的力量和恐惧的一部分。

我们每一个人，在大脑运动前皮层都有镜像神经元。我们做动作，或看到别人做相同的动作时，这种神经元就会激活。大脑的这一部分，跟情感中心是连接起来的。科学家们相信，这种神经回路是共情的基础。

它在字面意义上发挥着作用——每当我们看见一架飞机朝着建筑物飞去，又联想到建筑中的人，我们就感到飞机在朝着自己飞过来；每当我们看见建筑物向一侧倾倒，我们就感觉它朝我们倾覆下来。它还在隐喻意义上发挥着作用：如果我们看到飞机穿过高楼，并在不知不觉中唤起大脑中建筑物是头、飞机穿过了太阳穴的隐喻，那么，我们就感觉（无意识却又有力地）被子弹击穿了太阳穴。如果我们唤起了建筑物是人的隐喻，看到建筑物粉碎地倒下去，那么，我们会感觉（仍然是无意识却又有力地）自己正粉身碎骨地倒下去。我们的隐喻性思维系统与镜像神经元系统互动，把外在的恐怖转换成了可以感受的隐喻性恐怖。

还有一些其他例子：

——控制在“上面”（Control is up）：你必须控制局面（control over the situation）；你必须掌控全局（on top of things）。[8]

双塔一直被视为权力的象征。故此，双塔的倾覆意味着失去控制，失去权力。

——生殖器意象：双塔是阳具力量的象征，双塔的“垮塌”，强化了力量丧失的想法。这里还有另一种更加关键的生殖器意象：飞机冒着自豪的热气，穿透了双塔；五角大楼（从高空中看像是阴道）被飞机刺穿。这种生殖器阐释来自女性，恐怖袭击和电视上的影像让她们感到受到侮辱和冒犯。

——社会就是一座建筑：社会有“基石”，基石可能不够稳定，会“崩溃”，会“倾塌”。世界贸易中心是社会的象征。它的崩溃，其意义远甚于一座建筑的倒塌。

——持久（Standing）：永垂不朽的东西，我们会认为它“持久”。乔治·H·W·布什（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反复地说，“这不会持久的”，意思是说，局面不会陷入僵持。修建世界贸易中心的时候，人们希望它能久久矗立上万年。它的倒下，提出了这样一个隐喻性的问题：美国的实力和美国社会还能不能延续下去。

——太阳穴：资本主义商业的太阳穴，我们社会的核心，毁灭了。

——我们的脑袋在和我们开玩笑：曼哈顿天际线的影像现在变得失去平衡了。我们早已习惯了看到双塔矗立在那儿。我们的大脑把双塔的旧日形象强加给我们，看到它们消失了，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失衡的幻觉，仿佛曼哈顿沉底了。又因为曼哈顿象征着美国的承诺，它在隐喻上显得像是美国的承诺也沉底了。

——地狱：对于断瓦残垣、死伤遍地的现场，人们意识中早有一个持久的形象——那是来自地狱的景象。

世界贸易中心是一个有力的象征符号，它以各种方式凝结在我们对祖国和自身的认知当中。我们所认知的一切，都刻印在我们的大脑里。纳入新知，需要我们从生理上改变大脑的突触，从生理上重塑我们的神经系统。

身体暴力不仅仅出现在纽约和华盛顿。所有美国人的大脑，都出现了生理上变化（暴力改变）。

政府怎样为惨剧确立框架

应当注意政府确立框架，重塑框架以及它搜索隐喻的行动。最初的框架是将“9·11”事件视为针对受害者的犯罪行为，肇事者将被“绳之以法”，受到“惩罚”。可犯罪框架牵涉到法律、法院、律师、审判、判刑、上诉等。几个小时之后，犯罪就被修改成了战争，相关用语也改为了伤亡人员、敌人、军事行动、战争实力等。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其他政府官员曾指出，这种情况并不吻合我们对战争的认识。确实有敌人、有伤亡人员，但没有敌人的军队，没有作战编队坦克战舰空军，没有战场，没有战略目标，没有明确的胜利。战争框架并不合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则一直认为，没有具体的打击目标，没有清晰可实现的胜利目标，没有明确的退出战略，就不应该投入作战部队，不应该做出没有明确结果的承诺。他也指出，在眼下的这场“战争”中，上述一切都不存在。

因为战争的概念不适合，所以政府开始疯狂地搜寻恰当的隐喻。最初，小布什把恐怖分子叫做“懦夫”——但对那些愿意牺牲性命，实现自己的道德和宗教理想的殉教者来说，这个词不太适合。后来他说，“用烟雾把他们熏出藏身的洞穴”，就好像恐怖分子是老鼠。拉姆斯菲尔德则说，“抽干他们栖身的沼泽地”，就好像恐怖分子是蛇，是低等卑微的沼泽生物。这里的概念性隐喻是：道德是崇高的，邪恶是卑微的（恐怖分子地位卑下），邪恶的人是动物（他们生活在底层）。

政府演说中使用“邪恶”（evil）这个词，以如下方式发挥作用。在保守派的严父道德中（参见《道德政治》第五章），邪恶是一件可以感知的东西，是世界上的一股势力。要挺身而出对抗邪恶，你必须有着强烈的道德心。如果你软弱，让邪恶获胜，那么软弱本身就成了一种邪恶，纵容软弱亦然。邪恶是天生的，是本质特征，它决定了你如何在世界上行事。邪恶的人做邪恶的事。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邪恶没有社会原因，没有宗教理由，没有原因、不用辩论。邪恶的敌人就是好人。如果我们的敌人是邪恶的，我们就是天生的好人。善良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对抗邪恶的战斗就是好事。

这种说法，把善和恶锁定在战斗当中，从概念上将其变成一场强者获胜的打斗。只有出众的实力可以战胜邪恶，只有展示实力才能抵挡邪恶。不展示压倒性的实力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诱使坏人做更多的坏事，让坏人以为自己逃得脱惩处。故此，反对展示强大实力，是不道德的。在一场正邪之战中，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如果有无辜的非战斗人员挡了道，受了伤，这固然是耻辱，但也是事先可以预料到的，没办法补救挽回。事实上，以行善的名义行“小恶”（比如削减个人自由、制裁性政治暗杀、颠覆政府、暴力审讯、雇佣罪犯、造成“连带损失”等）是正当的。

此外还有“基本安全”（basic security）隐喻，安全就是遏制，把作恶者挡在外边。保护我们的边境，把坏人和坏人的武器挡在我们的机场之外，飞机上增设法警。大多数安全专家说，没有稳妥的方式能挡住恐怖分子、不让他们使用这样那样的武器；意志坚决、资金充足的恐怖组织可以渗透通过任何安全系统。他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目标，比如油轮等。

然而，把遏制隐喻为安全这种说法很有力量。导弹防御系统建议背后就蕴含着这种想法。理性人士可能会说，“9·11”事件说明导弹防御系统毫无意义。但它强化了安全就是遏制的隐喻。只要你一说到国家安全，就会激活遏制隐喻以及与它相关的导弹防御系统。

如你所料，小布什政府的反应是正宗保守派的反应：纯粹的严父道德。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散漫、不受约束是邪恶的。我们必须展示实力，消灭邪恶。我们要报复，要复仇。如果有人员伤亡或间接损失，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自由派和进步人士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呼吁正义，而非复仇。要理解，要克制。我们的行动模型应该仿效救援人员和医生，不能模仿引爆炸弹的人。

我们不应该像他们一样。我们不应该为了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就牵连到无辜的生命。大规模轰炸阿富汗（害死无辜民众），会说明我们并不比恐怖分子好多少。

我们必须为这场讨论重新确立框架。甘地的话一直提醒着我：“欲变世界，先变自身。”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政府。

恐怖事件发生的原因

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原因，至少有三种：

——世界观：宗教理由；

——社会和政治条件：绝望的文化；

——手段：促成条件。

小布什政府只讨论过第三种原因：促成恐怖攻击实施的手段。这就包括领导者（如本·拉登）、藏匿国、训练设施和基地、金融支持、细胞组织、信息网络等等。但第一和第二种原因并不包括在内。

▲世界观：宗教理由

人们不停地追问媒体：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们？

首先的一点，我们务必要区分温和甚至自由派穆斯林和极端的宗教激进主义者，因为后者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的穆斯林。

宗教激进主义者痛恨我们的文化。他们的世界观跟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不相容。

这种世界观一部分跟妇女有关，她们要藏起自己的身体，没有财产权等等。西方的性生活、习俗、音乐和妇女平等权违背了他们的价值观，美国遍及全球、无所不在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和音乐等，冒犯了他们。

第二部分与神权政治有关，他们认为所有的政府都应该严格按照伊斯兰教义，由神职人员掌管。

第三部分和圣地（如耶路撒冷的圣地）有关，他们认为，圣地应当由伊斯兰进行政治和军事控制。

第四部分是西方人在伊斯兰土壤上进行的商业和军事扩张，他们将之比喻为另一种十字军侵略。他们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在朝他们的脸上吐口水。

第五部分是圣战——为保护捍卫信仰的神圣之战。

第六部分是殉道者的概念，一个为了宗教愿意牺牲自己的男人。他的报酬是永恒的荣耀——升入天堂，身边全是心甘情愿献身给他的年轻处女。有时候，社区会承诺照料他的家人。

▲社会和政治条件：绝望的文化

大多数伊斯兰潜在殉道者不光拥有这些信念，还在一种绝望的文化中长大，他们没什么东西可失去的。消除了这种贫困，你也就消除了孕育大部分恐怖分子的温床——尽管制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日子都相对过得不错。小布什政府在谈及消灭恐怖主义的时候，似乎没有提到消除叫人愿意放弃生命去殉道的绝望文化和社会条件。

阿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Lyman）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正在形成的全球反恐联盟应当正视现实世界里的因果条件。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清点它们导致绝望的条件（物质和政治上的），并在全球范围内承诺加以解决。我们需要这么做，因为它是解决恐怖主义根源的必要组成部分，也因为它是正确的！反恐联盟应当为此目的而设立一个长期的全球性机构。

对于第一个原因，激进的伊斯兰世界观本身，该怎么办呢？军事行动不会改变它。社会行动不会改变它。世界观活在人们的心智里。怎样才能改变那些心智呢？就算改变不了现在的心智，将来的心智能改变吗？西方人是不行的！那些心智只能靠温和与自由主义的穆斯林——神职人员、教师、长辈、受尊敬的社区成员——去改变。这样的人并不少，但我怀疑他们缺乏良好的组织。这个世界需要他们具备良好的组织，有效运作。至关重要的是，温和及自由主义的穆斯林要发出反对仇恨、反对恐怖的统一声音。

请记住，“塔利班”（Taliban）这个词的意思是“学生”。必须换掉那些在伊斯兰学校里传授仇恨的人——可我们西方人是没法取代他们的。它只能靠一个温和、非暴力的伊斯兰组织来完成。我们西方人可以提供建议，提供丰富的资源，但光靠我们，没法实现它。我们要依赖温和伊斯兰领导人的善意和勇气。为了获得这种善意和勇气，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善意，通过严肃的途径解决导致绝望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但认为敌人邪恶的保守派政府不会认真对待这些主要原因。它们只会去对付促成恐怖袭击的手段。不解决首要原因，恐怖分子还将不断冒出来。

对待恐怖的话语形式

面对小布什总统开展全面反恐战争的提案，可敬的芭芭拉·李（Barbara Lee，加利福尼亚州议员）——我要骄傲地说，她就是我在国会中的代表人——投出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她是这么说的：

我深信，军事行动不能阻止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不管投出这张否决票有多么艰难，我们中总得有人站出来呼吁保持克制。全国上下正处于哀悼状态。我们中必须有人站出来说，让我们稍微退后一点点。让我们暂停一分钟，彻底想清楚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好让这一切不会失去控制。

投出这样的一票，我很痛苦，但我今天必须面对它，在这场极为痛苦却又无比美丽的哀悼会上，我必须投出这张反对票。身为神职人员，我要说：“在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切莫变成我们谴责的那种恶人。”

我赞同。但站在语言学家的角度，看到她使用了这么多的否定说法，我很惊讶：“不能阻止”“克制”（本质上就是否定的）“不会失控”“切莫变成我们谴责的那种恶人”。朋友们手里流传着一份请愿书，呼吁“要正义，不要复仇”（justice without vengeance）。“不要”是另一个隐含的负面说法。我并不是说这些负面陈述错了。但是，人们需要的是积极的话语形式。比如下面这些。

关键概念在于责任，这是进步与自由派人士道德的核心（见《道德政治》）。进步与自由派道德始于共情，也就是理解别人、感受他人感觉的能力。这是责任的先决条件——对自己、对别人、对需要照料的人、对整个社区的责任。恐怖袭击事件过后，我们在纽约救援人员身上看到的就是这种价值观。

责任要求能力和有效。如果你要负责地对付恐怖主义，就必须有效地处理其原因：宗教的，社会的，促成的。促成原因当然必须有效地处理。但轰炸无辜贫民，通过摧毁其国内基础设施来伤害他们，效果恐怕适得其反，而且也不道德。责任，意味着在浮躁、压倒性的力量下保持冷静。

大规模轰炸是不负责任的。不解决宗教和社会原因，是不负责任的。负责任的反应，应采取国际联合行动解决三方面的原因：谨慎地改善社会和政治条件，改变宗教世界观，切断攻击实施途径。

外交政策

当恐怖威胁来自个人团体而非国家时，当国家内部发生战争时，当“自由市场”并没有自由时，当人口过剩威胁稳定时，当不宽容的文化限制自由、宣扬暴力时，当跨国公司表现得就像集权政府时，当石油经济威胁地球的未来时，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是无法从国家层面上解决的。

国家层面上的回答是，认识到全球的相互依存，以外交、结盟、国际机构、强大的防御和维和部队为重点政策，战争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新的道德外交政策，意识到如果世界变得更美好，美国只会变得更美好。美国必须依据基本的人类价值观，成为道德领袖：关怀，承担责任，以实力应对全球问题。

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中，从前没有纳入外交政策的议题会成为中心环节。妇女教育是缓解人口过剩、促进发展的最佳途径。可再生能源可以让世界摆脱石油的控制。食物、水、卫生、生态、企业改革都成了外交事务。权利更是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女性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工人的权利、囚犯的权利、难民的权利、政治少数派的权利。

这些议题都被留给了国际游说团体，不少团体还把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但是，这些议题需要采用综合的方法，依靠一套下定决心解决它们的外交政策。

为什么这些议题基本上游离于外交政策领域之外呢？

外交政策专家们用来定义外交政策的隐喻，把这些重要的考量排除在外。他们用的隐喻，主要是关于自身利益（如理性行为者模型）、稳定（物理方面的隐喻）、工业化（不够工业化的国家就是“欠发达”）和贸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等方面。

这里有另一种思考外交政策的方法，所有这些议题都成了外交政策中自然而然的一环。首先可以假设，国际关系运作顺利是因为遵循了国际社会的某些道德准则。大多数时候人们注意不到它，因为这些准则基本上都得到了遵守。要是有人违背这些准则，我们就会发现出了问题。有鉴于此，外交政策以这些准则为中心，就合乎情理了。

我提议的这些道德准则，出自《道德政治》一书，我称之为抚养者道德。它认为道德行为应当以共情和责任为中心（对自己，也对需要你的其他人负责）。很多事情都遵循这些核心原则：公平、限制暴力行为（如“要正义，不要复仇”）、照料关怀伦理、保护需要保护的人、承认相互依存、围绕共同利益展开合作、建设社区、互相尊重等。

套用到外交政策上，抚养者道德准则会让美国政府坚守《反弹道导弹条约》[9]，签署《京都议定书》[10]在照料伦理的主导下参与全球化，并自觉自愿地将上述问题（如环境和妇女权利等）纳入外交政策。

当然，这意味着（1）多边主义,（2）相互依存，（3）国际合作。但是，就算不遵循抚养者道德，这三项原则也完全可以适用于彻底的保守派外交政策。2000年，小布什在竞选活动中宣布，他的外交政策即便不是彻底的霸权主义（切尼[11]和拉姆斯菲尔德的立场），也要追求自身利益（“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民主党领导人批评小布什在《京都议定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上犯了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错误。但这并没批评到点子上。他既不是孤立主义者，也不单边主义者。他只不过是遵循了自利的既定政策，以严父道德作为个人指导原则罢了。

试想一下，要是小布什宣布自己的政策时，得到了法国、德国，甚至联合国的全力支持，那会怎么样呢？人们会称它是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了。只要在他看来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会跟愿意的国家合作，组成“志愿联盟”（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小布什是否表现得像是多边主义，取决于有没有人愿意附和。自身利益跨越了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界限。小布什的外交政策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有趣的是，抚养者准则政策和小布什政府发动新一轮战争的理想化愿景，竟然存在明显的重合部分。简单地说，重合的部分就是拒绝参与或支持恐怖主义这一道德准则。左翼和右翼在这一点上的意见似乎是完全一致的。但这是错觉。

在抚养者准则政策中，反恐来自另一种道德准则：对无辜者施加暴力是不道德的。但是，小布什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显然并不遵循这一道德准则。小布什总统的军事顾问似乎有意进行大规模轰炸，破坏基础设施，这必定会夺走许多无辜平民的生命。

海湾战争结束不到一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大约有100万伊拉克平民因战争和物资禁运而死。由于污水处理厂、医院、发电厂等设施遭到美军破坏，又得不到食物和药品配给，许多人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战争造成了更多无辜者的死亡。我们真的以为美国朝阿富汗的基础设施投下如雨般的弹药时，还惦记着保护无辜的阿富汗人民吗？我们跟恐怖分子开战，是因为他们不道德地杀死了无辜平民。这让他们成了邪恶的人。如果我们也做一样的事，我们会比他们好吗？

如果小布什的“反恐战争”真的按进步派与自由派的方式去理解道德，这个论点根本站不住脚。我们并不比他们好。按保守派道德观，这是一场正邪之战，“小恶”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必要的、可以预料的。

“杀害无辜平民进行报复，会让我们变成跟恐怖分子一样的坏人”，自由派认同这种看法，保守派却不以为然。

小布什政府的理想主张是，他们要消灭所有的恐怖主义。但它从未提到，美国自身曾经系统化地促成过恐怖主义，训练过恐怖分子。尼加拉瓜反抗军（contras）和圣战队（mujahideen）、洪都拉斯敢死队、印度尼西亚反政府武装，都出自美国人之手。美国政府会停止训练恐怖分子吗？当然不会。它会否认自己做过这种事。这算说一套做一套吗？从保守派的道德立场和正邪观、“小恶”观来看，不算。

如果政府的话语冒犯了我们，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改变公众话语！

欲变世界，先变自身！如果美国希望终结恐怖，就必须终结自己所散播的恐怖。资助针对非西方其他国家的恐怖，我们也必须终结。我们已经和巴基斯坦达成了协议，要他们在阿富汗帮忙。那么，让巴基斯坦放弃在克什米尔地区开展反印度的恐怖主义，会包括在协议之内吗？如果真是如此，我要大大地吃上一惊。小布什追求自利的外交政策不需要这个。

该问的问题必须提出来。如果它不是交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政府就违背了它自己提出的理想，它虚伪。如果我们不在乎（甚至喜欢）的恐怖主义得以延续，恐怖主义就不会终结，而且最终会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就像我们支持过的圣战游击队一样。

欲变世界，先变自身！

道德准则外交政策是唯一明智的外交政策。出于对自己负责的想法，它也很实用。而从共情及其他负责任的表现形式（保护、关照、能力、高效、社群建设）出发，它还将带来国际合作和对相互依存的认可。

国内政策

出于理性的考虑，我担心“9·11”事件给了小布什政府在国内事务上放手走保守路线的机会。迄今为止，还没见到有媒体讨论这个话题。但我们必须说出来，要不然，事情就会成为定局。

400亿美元的反恐经费是从哪儿来的？不是靠增税来的。不是靠富人的牺牲。那么，钱到底是哪儿来的呢？我能想到的唯一来源是社会保障那口“密码柜”，现在柜门大大地敞开着。保守派想偷袭社会保障基金有颇长一段时间了，此前民主党一直顶着他们的势力。一周前，从社保基金“盈余”里拿出400亿美元的建议，还根本站不住脚。可现在，这事难道要拍板了吗？毕竟，除了一个人之外，国会里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了赞成票。

想想吧：你我的退休基金，要拿去打小布什的“战争”了。没人敢以这种方式谈论它。不过是400亿美元嘛，仿佛它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没有人说，这400亿美元是从你的退休基金里拿出来的。没人谈起增税。我们至少应该问问这些钱是打哪儿来的。

如果这笔钱真的来自社会保障基金，那么小布什就完成了保守派议程的一个主要目的，而且没有闹得沸反盈天，丝毫不引人注意，还得到了几乎所有民主党人的支持。

呼唤战争，而非单纯地要求伸张正义，让保守派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我担心，再过不了多久，他们恐怕要宣布为了国家安全理由，到阿拉斯加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去开采石油了。如果那块最纯净的地方陷落了，他们还会继续以国家安全为由，到全国各地去钻探、开采煤炭。他们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推迟节能计划。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都会因为缺乏资金而取消——因为资金全都转移到国家安全项目上了。

切尼曾表示，这场战争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纽特·金里奇估计至少要打四五年，肯定迟于2004年的大选。没有胜利的定义，没有退出策略，我们可能会进入一种永久性战争状态。这对保守派的国内议程太方便了：战争机器将决定国内议程，保守派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国内为所欲为。

美国转入了经济衰退期，可人们指责的对象已经变成了“9·11”事件，而不是小布什的经济政策。公民自由肯定会大受限制。抗议世贸组织的示威者，会被说成是恐怖分子或叛徒。严肃反对小布什的政策，会被称作卖国。这时候，谁还有勇气坦诚地讨论国内政策？

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承认，钱是从社会保障的“密码柜”里拿的。《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呼吁总统利用这个时机，抓紧推进他的整体议程。参议员弗兰克·穆考斯基（Frank Murkowski）趁着战争拨款法案的势头来了次突袭，授权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Preserve）钻井。400亿美元的反恐经费转眼变成了2 000亿美元。

05 致命的隐喻：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

隐喻也能杀人

隐喻也能杀人。

1990年，海湾战争刚开始时，我这样写下了一篇文章的开头。如今，好多那时的隐喻概念卷土重来，只是放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更加危险的背景之下。由于伊拉克战争很快就会爆发，说不定就在明天，我们有必要赶在战争开始之前，好好审视一下用来证明这场战争正义性的隐喻概念。

我们外交政策适用的核心隐喻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每天它都会被用上几百次。每一次，伊拉克这个国家都跟萨达姆·侯赛因等同起来。他们告诉我们，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伊拉克人民的，它只针对一个人。普通美国公民也使用这个隐喻，他们会说，“萨达姆是个暴君。必须阻止他”。但这个隐喻背后隐藏的事实是，战争前两天投下的3000颗炸弹，并没有砸在这个人的脑袋上。它们杀死了成千上万与之无关的人——按这个隐喻的说法，这些人都不是我们战争的攻击对象。

国家就是一个人的隐喻很常见，它是一种有力的修辞手法，也是一套精致的隐喻系统的一环。它是国际社会隐喻的组成部分：有友好国家、敌对国家、无赖国家，等等。伴随这个隐喻而来的是国家利益的概念：正如一个人健康、强壮是好的，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健康、军事上强大也是好的。这就是“国家利益”的意思。

国际社会里住着“国家人”（nation-persons），所以，也就有“成年国家”与“儿童国家”之分，以“成熟”隐喻“工业化”。儿童国家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的工程中，需要有人教育它们如何恰如其分地发展，要是它们不听从指示，就必须受处分（比如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分）。“落后”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伊拉克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但从这种隐喻来看，它成了一个叛逆的持枪少年流氓，拒绝遵守规矩，必须给点教训。

国际关系社会为国家就是人的隐喻增加了所谓“理性行动者模型”的隐喻。这个概念认为不理性的行为不符合你的利益，所以，国家会像理性行为者那样采取行动——努力使自己的所得和资产最大化，使自己的成本和损失最小化。海湾战争就使用了这个隐喻，国家的“资产”包括士兵、物资和金钱。由于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损失的“资产”很少，战争结束后，《纽约时报》商业版就像聊一桩生意那样做起了报道。由于伊拉克平民不是我们的资产，不用算作“损失”，所以，没有人公开统计过到底有多少平民因为战争及随后的制裁送了命、致了残，有多少孩子挨了饿、生了重病。估计数字从50万到100万，甚至更多。然而，公共关系却是美国的资产：媒体上报道过度杀戮是公关没做好，是损失。

现在，这些隐喻又回来了。美国人死伤不多的一场短暂战争，能最大化地降低成本。但战争持续时间越长，伊拉克人的抵抗越多，美军伤亡越多，美国“刀枪不入”的形象就越是维持不下去，这场战争也会越显得像是针对伊拉克人民的战争。这样“成本”就高了。

根据理性行为者模型，各国自然会按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保护自己的资产，也即本国群众、基础设施、财富和武器等。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也是这么做的。但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侯赛因就不吻合美国政府所说的理性行为者模型。他的目标是维护自己在伊拉克的权力，挺身对抗“大撒旦”，做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尽管这些目标本身或许有其道理，但从理性行为者模型的角度来看，是“不理性”的。

战争与童话

把国家当成人的隐喻，最常见于我们每天都尝试把这场战争说成是“正义之战”的修辞手法。正义之战的基本概念就是用了国家是人的隐喻，外加经典童话故事的两种叙事结构：自卫和救助。

每一个故事里都有英雄，有受害者，有恶棍。在自卫故事里，英雄和受害者是同一个人。两种故事里，恶棍都是本性邪恶、不理性的；英雄不跟恶棍讲理；英雄只是非得跟恶棍战斗不可，非得打败他，杀了他。受害人必然是无辜的，无可非议。最先犯罪的都是恶棍，英雄击败了他，达成了道德故事的善恶平衡。如果各方都是“国家人”，那么自卫和救助故事就构成了“英雄国家”的正义之战。

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讲述了自卫的故事：萨达姆“威胁着我们的石油生命线”。美国人民并不买账。紧接着，他找到了一个成功的故事，一个救助的故事：科威特遭到了“强奸”。它的接受度很高，而且至今仍然是那场战争最受欢迎的叙事方法。

在伊拉克战争中，小布什也拿出了相同的两个故事，只是做了一定的调整，这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美国媒体上的报道以及小布什和鲍威尔的讲话。如果他们能证明萨达姆·侯赛因等于基地组织（也就是他帮助或窝藏了基地组织），那么他们就能拿出自卫的故事，让“正义之战”的说法成立。又如果，他们找到了有待部署的大规模杀伤武器，那么自卫故事也能成立。事实上，尽管缺乏正面的证据，尽管世俗的萨达姆和原教旨主义的拉登互相看不起，小布什政府仍设法让40%的美国民众相信两者互有联系。

政府对士兵们也讲述同样的故事，所以，我们的军事人员认为自己去伊拉克是为了保卫祖国。在救助故事中，受害者是伊拉克人民和萨达姆的邻国，萨达姆并没有攻击这些国家，可后者却将其视为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和鲍威尔不停地列举萨达姆对伊拉克人民犯下的罪行，以及他可以用来伤害邻国的武器。大多数美国人民再一次接受了伊拉克战争是在救助伊拉克人民、保护周边国家的说法。事实上，这场战争威胁了伊拉克人民的安全和福祉。

还有，为什么政府对法国和德国怀有这样浓厚的敌意？通过国家就是人的隐喻，它们都应该算是我们的朋友，朋友应当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支持我们，挺身而出帮助我们。朋友们应当忠诚。出于这样的逻辑，法国和德国变成了“酒肉朋友”！你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没人影了。

这就是政府和媒体为美国人民确立的战争框架。全世界数百万的人都能看出这个隐喻和童话故事与当前形势并不吻合，伊拉克战争算不上一场“正义之战”。但如果你接受所有的这些隐喻（就像受了政府、媒体误导的美国人一样），再加上民主党没能提出有效的反对意见，那么，伊拉克战争看起来的确像是一场正义之战。

但可以肯定，大多数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曝光的事实：萨达姆和基地组织之间缺乏可信联系，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也听说了如下设想：我们的炸弹会炸死炸伤大批无辜的伊拉克平民。可为什么他们没能得出理性的结论呢？

认知科学的基本结论之一是，人们会从框架和隐喻（也就是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概念性结构）的角度去思考。框架在我们大脑的突触里，以神经回路的形式真实地存在。如果事实跟框架不吻合，留下的是框架，抛弃的是事实。

进步派有一种共同的信条：“事实能带给你自由。”只要你把事实摆在人们眼前，每一个理性的人就会自动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种虚空的妄想。人类的大脑才不这样运作呢。框架事关重要。框架一旦确立起来，就很难消除。

海湾战争中，鲍威尔向国会作证。他对国会解释了理性行为者模型，并简短地阐述了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对战争的观点：战争是买卖，政治要靠其他手段去推行。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若有必要，它会使用武力为自身利益服务。这很自然，也合情合理。

对老布什政府来说，这场战争控制了世界第二大已知石油储备的流向，并在控制整个中亚的石油流向上占据了有利位置，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自身利益。这保证了我们对一个重要地区的能源支配地位。美国得以控制世界各地的石油销售。在替代燃料尚未出现的情况下，谁控制了世界石油流通，谁就控制了世界政治和经济。

我1990年写的论文并没有阻止海湾战争。这篇文章也不会阻止伊拉克战争。那我这又是何苦呢？

我以为，理解政治的认知维度极其重要，尤其是因为，我们的概念框架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隐喻性想法。有人叫我“认知活动家”，我觉得这个标签挺合适。身为教授，我会对政治的语言和概念议题进行分析，并尽可能地做到准确。但分析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意识是关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能改变正在发生的事——至少就长期而言是如此。

这场战争是一场大病的症状。战争马上就会打起来。交火很快就会结束。到时候，会有反战运动吗？

——第一，要正确地理解，反战运动，并不仅仅是一场反对战争的运动，甚至可以说，反战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它反对的是小布什政府的整体行动方向。

——第二，这样的运动要想发挥出效果，不光要说明自己反对什么，还必须清楚地说明自己支持什么。

——第三，在政治方向上，它必须有明确的道德愿景和价值观，而不仅仅着眼于单纯的利益。

等战争开始，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将反战运动转化成一场有力阐明进步价值观的运动，一场推动我们国家实现这些价值观的运动。战争拉开了价值观大讨论。让我们继续吧。

06 真实的谎言：揭穿背信弃义

最近关于“L”打头那个词[12]的问题接连不断地冒出来。总统和他的首席顾问们说谎了吗？我以为，这个问题问错了。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信任的背弃。

人们一直批评总统用如下理由为伊拉克战争辩护：“我们对伊拉克开战，是因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对我们造成了威胁，他恢复了核武器计划（谋求获得制造浓缩铀所必需的铝管，从非洲进口了铀）。他储备了大批可用飞行器发射的生化武器，对美国施以威胁。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合作。伊拉克人‘训练基地组织成员制造炸弹、毒药和致命气体’。”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谎话。铝管不能拿来浓缩铀，根本就没有找到铀，也并没有什么核武器计划重启。找不到大批生化武器储备，而且，就算真的找到了，它们现在也过期了。空中承载工具只能飞几百公里远，威胁不了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萨达姆与攻击美国的基地组织有关系，萨达姆和基地组织并无合作迹象——尽管根据《华盛顿邮报》最近的民意调查，70%的美国人信以为真，在军队服役的美国人相信这套说法的比例可能更高。

2003年9月7日，美国总统小布什的讲话使用了有着相同意味的语言。“[我们]首先在阿富汗采取行动，摧毁训练恐怖分子的营地，推翻包庇基地组织的政权……我们又在伊拉克采取了行动，它的前政权支持恐怖活动，拥有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两年前，我告诉国会和全国上下，反恐战争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要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前线开展。伊拉克现在就是中央前线。”

这叫很多很多美国人，尤其是军人及其家人留下了如下印象：我们去伊拉克打仗，首先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国家、打击恐怖分子，其次是无私奉献，付出巨大的牺牲，解放伊拉克——而不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

总统继续营造并强化着这些错误的印象。

他们是在说谎话，还是仅仅是在夸张，做了误导性的陈述，犯了错误，修辞过度，诸如此类呢？语言学家是专门研究这种问题的。语言学家最惊人的发现是：大多数人在判断陈述是不是谎言的时候，陈述本身的真实性居然是考虑得最少的因素。

更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说话的人相信它吗？他有意欺骗吗？他是想占便宜，还是伤害别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还是微不足道？它只是政治修辞的问题么？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说话的人相信自己的陈述，不是有意欺骗，不是想占便宜，不想伤害任何人，那么，就算陈述碰巧是假的，也不算说谎。如果谎言是为了一桩善良的事业服务，那么它就是善意的谎言。如果它以错误的信息为基础，那么，它是一个诚实的错误。如果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进行强调，那么它是夸张。

这些都成了政府的抵挡手段。善良的事业：解放伊拉克。错误的信息：中央情报局给的。强调：追求伟大事业太热情。就算有证据表明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明知信息有假，他们也能为自己的谎言找到借口。假情报已经被揭穿了，可对大多数人而言，假情报本身无关紧要。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也不应该在于说谎本身。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信任的背弃。我们的民主体制需要信任。总统要求国会批准开战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道德判断），国会必须要信得过行政当局提供的信息。总统要求我们的军人为了某一个理由将自己的血肉之躯送上前线的时候，他们必须相信这个理由是真实可靠的。拿虚假的借口要我们的战士去冒生命的危险，这是总统的背信弃义。总统要美国人民将青年儿女们送上战场，花掉本可以用在教育、医疗保健、帮助绝望人士、重建腐朽基础设施、在艰巨时刻刺激经济的钱，那么，他营造虚假的印象，就是背信弃义。

这些事情，总统在9月7日的讲演没有提及。他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但他拒绝放弃改造伊拉克军事、政治和经济未来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联合国安理会拒绝参与美国的攻击和占领行动，症结就在于控制权问题上。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人普遍认为，美国是为了利益入侵伊拉克的，所以，他们对美国深感不满。让美国的企业控制伊拉克的经济，改造伊拉克政治以配合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巩固美国在中东势力的军事基地，替以色列灭掉了重要的敌人、重建利润落入美国企业的口袋，控制世界第二大产油国的未来，炼油和销售利润归了英美石油公司……这些，都是美国的利益。伊拉克人只能获得原油销售的利润，而这些利润又有一大部分拿来偿付参与重建工作的美国公司（如哈里伯顿[13]等）了。

换句话说，美国开战的目的似乎是为了长期控制中东，为了本国企业的利益，这不是一场无私的解放战争。我们在政府的论辩中也看出了端倪：美国让士兵们洒出了鲜血，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有权得到战利品。这可不是一个无私的论点。这是一个投资的说法：战争是一场昂贵的投资，美国投入了生命和金钱，理应获得回报。这种论调让战争变得更像是追求自利的商业行为，而绝不仅仅是自卫和无私的解放战争。

如果伊拉克战争的真正理由是自私自利的控制——控制石油资源，控制区域经济，施加政治影响，建立军事基地；如果它不是自卫，不是无私的解放，那么，小布什总统就背叛了美国军人、国会和美国人民的信任。在背信弃义面前，说谎就是小事了。

[1] 伯克利是美国民主党大本营。——译者注

[2] 美国媒体人、作家、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译者注

[3] 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奠基人。——译者注

[4] 具体内容请参见网址：http://reclaimdemocracy.org/corporate_accountability/powell_memo_lewis.html。

[5] 这些都是小布什任总统期间提出的社会福利项目。——译者注

[6] 卡尔·罗夫（Karl Rove），共和党竞选策划人，被称为“小布什的大脑”，是近些年在美国政坛翻云覆雨的“高手”。——译者注

[7] 民事结合（civil union），是指由法律，即民事法，所确立并保护的等同或类似婚姻的两人结合关系。——译者注

[8] 这里的几个单词，up, over, on top of，都有“在……之上”的意思。——译者注

[9] 《反弹道导弹条约》全称《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是苏联和美国于1972年签署的一项双边条约，该条约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目前有32个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国际条约与这一条约挂钩。但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正式宣布退出该条约。——译者注

[10] 《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美国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参与国之一，既不签署该条约也不从条约退出。条约只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才会对美国有效。——译者注

[11] 迪克·切尼（Dick Cheney），小布什总统任内的副总统。——译者注

[12] 这里指的是“Lie”，说谎的意思。——译者注

[13] 哈里伯顿（Halliburton），世界上最大的为石油及天然气行业提供产品及服务的供应商之一。——译者注

第二部分 实战指南

07 知己知彼：找出对手的核心，建立自己的框架

保守派的核心观念

右翼意识形态也有许多基本的流派。每一种流派都来自严父道德的不同版本。有些版本是根据特定领域定义的。适用于宗教、商业和日常社会生活领域的严父道德，描述了宗教、金融和社会保守派的特点。以不受阻碍地追求自身利益为重点，最大限度限制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量，定义了右翼思想的自由主义派别。新保守主义（neocon）呢？就我能够想到的范围，新保守主义认为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严父价值观和思想要扩展到国内国际的每一个领域。新保守主义非常关注思想，很多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给它撑腰。他们有时候会跑出来反对抗议政府滥用权力的自由主义保守派。最后，还有战士保守派（warrior conservatives），他们认为自己是战士，要在文化战争的每一个前线跟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抗争。

整体而言，右翼试图对美国以及世界各地施加严父意识形态。虽然不同的保守派在细节上有些许差异，但都有着共同的倾向性。许多进步人士低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激进性。让我们来看看激进右派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子。

上帝（God）。许多保守派都始于一种让保守意识形态看起来自然又美好的上帝观。上帝至高至善，处在自然层级结构的顶部。这种层级结构把道德和权力联系起来。上帝想要好人来掌控全局。美德会获得权力奖励。因此，上帝想要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道德权威受到遵从。

上帝造律法（诫命），定义错与对。人必须自律才能尊奉上帝的诫命。上帝会施加惩处：他惩罚不遵守诫命的人，奖励服从的人。尊奉上帝的律法，需要纪律。有足够自律维持道德的人，就能通过自律变得富有、强大。

上帝就是最初的严父。

基督是救世主，给了罪人第二次机会——重生并服从上帝诫命的机会。

道德秩序（The moral order）。传统的权力关系定义了自然的道德秩序：上帝高于人，人高于自然，成人高于儿童，西方文化高于非西方文化，美国高于其他国家。道德秩序往往还会延伸如下：男人高于女人，白人高于非白人，基督徒高于非基督徒，异性恋高于同性恋。

道德（Morality）。维护和扩展的保守道德体系（严父道德）位于最优先地位。

道德以道德权威订立的规矩或诫命的形式来表现。所谓有道德，就是服从该权威。它要求以内在的纪律控制人的自然愿望，遵从道德权威。

纪律主要通过惩戒童年时期的不良行为来习得。只有通过奖惩系统才能维持道德。

经济（Economics）。竞争稀缺资源同样强加了纪律，故此服务于道德。要求道德的纪律与赢得竞争、实现成功所需要的纪律是同一种。

富裕的人往往是好人，天然的精英。穷人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实现成功所需的纪律。故此，穷人理应穷，为富人效力。富人需要穷人为自己效力，也理应得到穷人为自己效力。故此，富人和穷人之间日增的巨大差距，似乎是天然的、有益的。

就市场“自由”而言，它是自律的人（典型的好人）利用个人纪律积累财富的机制。自由市场是道德的：如果人人都替自己追求利润，那么所有人的利润就会最大化。竞争是好的，它带来了资源的最优使用和自律的人，是为道德服务的。监管是坏的，它挡了自由追求利润的道。富裕的人通过投资，通过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造福了社会。这种财富的分配最终有利于公共利益，它奖励自律的人，强迫缺乏自律精神的人学习自律，要不他就得苦苦挣扎。

政府（Government）。社会福利项目是不道德的。它让人不劳而获，取消了人自律的动机，而自律对道德和成功都是必需的。应当消灭社会福利项目。凡是私人领域可以完成的事情，都该交到私人领域。政府自有适当的角色要扮演：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私人财产，让自律的美国人尽量容易地追求利润，推动保守的道德（严父道德）和宗教。

教育（Education）。由于维护并推广保守道德是最高目标，教育应当为这一目标服务。学校应该教授保守的价值观念。为保证这一点，保守派应当获得对学校董事会的控制权。教师应当严厉，不应该一味照顾，他们应当为学生确立榜样，对自己传授的内容言传身教。故此，教育应当促进纪律，散漫的学生应当受到处罚。顽劣的学生要受体罚（如挨板子）。不能纵容跟不上学业的学生，要让他们感到羞耻，以留级的方式惩罚他们。统一考试能检测自律的水平。考试有正确、错误的答案，能够检测出来。考试也定义了公平：考试及格的人受到奖励；不自律、考不及格的人受到惩罚。

因为不道德、不守纪律的孩子可以通过引导变得道德，有纪律的孩子也可能误入歧途，家长应该能够选择让孩子上什么学校。政府应当撤回对公立学校的资助，把钱以教育券的形式发给家长。这有助于富裕（更有纪律、更道德）的公民把孩子送到传授保守价值观、施加适当纪律的私立或宗教学校。穷人（不够自律、配不上）得到的教育券不足以送孩子去较好的私立和宗教学校。故此，学校反映了社会财富的自然分配。当然，表现出惊人自律和天赋的学生，应当得到奖学金，上更好的学校。这有助于维持社会精英的天然地位。

医疗保健（Health care）。照料孩子是家长的责任。如果他们办不到，那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个人责任。没有人应当替别人履行职责。所以，孕期保健、产后保健、儿童保健，照顾老人和体弱者，都是个人的责任。纳税人没有责任照顾他们。

同性婚姻和堕胎（Same-sex marriage and abortion）。同性婚姻和严父式模型家庭不相吻合；同性婚姻公然违背了严父式模型。女女结婚，孩子没父亲。男男结婚，“父亲”不像真正的男人。由于维护和扩展严父式模型是保守派最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观，同性婚姻攻击了整个保守派价值体系，也攻击了那些把个人认同建立在严父价值观之上的人。

堕胎也是一样。需要堕胎的妇女有两种典型：一贯进行“不正当”性行为的未婚少女，还有想要推迟抚养孩子以追求事业的成熟妇女。这两种情况都公然违背了严父式模型。怀孕少女违背了父亲的诫命。职业女性挑战了严父的权力和权威。两者都应当罚她们养育孩子：她们不应当回避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因为这违背了严父式模型下“道德依靠惩罚”的观点。由于保守派价值观一般都是严父价值观的变体，堕胎就对保守派价值观构成了威胁，触怒了那些认同自己是保守派的人。

诚如我们所见，反对妇女堕胎[1]的保守派一般也反对产前护理、产后护理和幼儿健康保健，而这些对孩子的生命都有重大的意义。故此，从广义看，他们并不是真心“支持生命”。对保守派来说，“终止妊娠”这个概念只不过是他们文化之战的部分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维持政治权力。

同性婚姻和堕胎触怒了数百万保守派的严父价值观。出于这个原因，这些议题是激怒保守派的热点。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切莫忽视女性在决定终止妊娠时所经历的真正痛苦和艰难。对于那些真正关心儿童的生命和健康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决定终止妊娠都非常地痛苦，绝不轻松。保守派正是利用了这种痛苦，才把终止妊娠这个议题当成了文化内战中分化对方支持者的楔子。

也有一些人是真正“支持生命”的，他们相信，生命始于受孕，生命是终极价值观，故此，他们支持产前护理、产后护理，支持为贫困儿童提供医疗保险，支持儿童早期教育，反对死刑，反对战争等。他们还认识到，任何选择终止妊娠的妇女，都是在做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他们与这些妇女感同身受，不带负面意见地对待她们。这些人是“支持生命”的进步派人士，大多是自由派天主教徒。他们跟拿终止妊娠问题当政治楔子、以期获得更广泛道德和政治支持的保守派不是一回事。

自然（Nature）。上帝赋予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大自然是通往成功的资源。它的存在，就是为了人类追求利润所用。

企业（Corporation）。企业向人们提供商品和服务，让投资者赚取利润。它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运作最高效。企业赚到了利润，社会也就赚到了利润。

监管（Regulation）。政府监管挡了自由企业的道，要尽量减少。

权利（Rights）。权利必须与道德相一致。严父道德对什么是“权利”从定义上做了限制。因此，没有堕胎的权利，没有同性结婚的权利，没有获得医疗保健（或其他任何政府救济）的权利，没有了解政府怎样决定政策的权利，没有规定最低工资的权利，等等。

民主（Democracy）。严父民主是一种依照严父价值观展开的制度性民主。它有选举，有三权分立的政府，有文官控制的军队，有自由市场，有基本的公民权利，有普遍存在的媒体，所以，它确实属于民主体制。但严父价值观是这种民主的核心，它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赋予了人改变生活和社会的权利。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美国是世界的道德权威。它是超级大国，因为它配得上。它的价值观就是正确的价值观，由严父道德定义。如果世界存在道德秩序，美国的主权、财富、势力和霸权，都必须得以维持。美国的价值观，包括保守派家庭价值观、自由市场、私有化、取消社会福利项目、人支配自然等，应当扩散到全世界。

文化战争（The Culture War）。严父道德定义了良好社会的样子。自由进步的观念和项目威胁了良好的社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这一威胁做斗争。社会结构危在旦夕。

这些都是基础。这些都是右翼想要确立的观念和价值观，相当于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运作方面掀起一场激进的革命。保守派掀起这场激烈的文化战争并非偶然。严父道德要想获取并维持政治权力，必须营造分裂的局面。首先要有经济上的分裂，需要双层经济：

“卑劣的”穷人继续贫穷，为“有功的”富人效力。但保守派把持权力，又需要许多穷人的支持。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相当大比例的穷人和中产阶级投出不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选票。

因为意识到许多工人阶级和福音派新教徒在家庭及宗教生活中有着严父道德，保守派想出办法实现了这一目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发现，正是这些价值观推动了政治保守主义。他们还发现，人们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来投票的，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来投票的。于是，他们通过框架和语言，把家庭及宗教上的严父道德与保守政治联系起来。这种概念上的联系，必须有着足够强烈的情感，才能克服经济自利。

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发动文化内战——让有着严父道德（也即保守派）的美国人跟有着抚养式家长道德（可恶的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开战。他们把后者描绘成威胁了保守派生活方式，威胁了保守派文化、宗教及个人认同的恶棍。

保守派政治和精神领袖在推进这一目标时面临着挑战。他们代表的是一群经济及政治精英，但却要到中下层劳动人民中去争取选票。因此，他们必须将保守派观念打扮成平民主义，把自由及进步观念打扮成精英主义——哪怕事实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着一个构建庞大框架的问题，一个需要改变日常语言和思维的问题。但严父道德给了他们重要的优势：它暗示，富人的财富是自己挣来的，他们是配得上这份财富的好人。

靠着智囊团里知识分子、语言学家、作家、广告机构和媒体专家的工作，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中，保守派在思想和语言方面发起了一场革命。通过语言，他们把自由主义者（其政策更为平民）打扮成了没落的精英、不爱国的败家子——坐着豪华轿车的自由主义者、喝着拿铁咖啡的自由主义者、大手大脚收税花钱的自由主义者、好莱坞的自由主义者、东海岸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精英、空洞乏味的自由主义者，等等。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语言，包括肢体语言，把保守派（其政策有利于经济精英）打扮成平民的样子。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家乡老伙计做派到小布什的“男子汉不善言谈”，他们的语言、口音、肢体语言和叙事形式，都走的是农村平民路线。

他们的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全都是战士保守派）采用的是地狱火传教士风格[2]，但消息都是一样的：讨厌的自由主义者，没落的、精英的、不爱国只败家的自由主义者，正威胁着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必须从各方面全力与之对抗。它对国家安全、道德、宗教、家庭以及真正美国人珍视的一切都构成了威胁。自由主义者在楔子议题（枪械、婴儿、税收、同性婚姻、国旗、学校祷告）上的立场，暴露了他们的“背信弃义”。楔子议题本身并不重要，但对它们所代表的东西而言是关键：对待世界的严父态度。

不发动文化内战，保守派是赢不了的。

进步派建立框架

要实现进步人士的团结，我们必须首先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分歧。这里有一些不同进步人士的常见分歧点：

——地方利益；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

——激进变革与适度调整；

——激进与温和宣传；

——思维过程的类型：社会经济，身份政治，环保主义，公民自由，精神，反集权（详见《道德政治》一书）。

社会项目是团结之路上的一个大问题。一旦说明了具体的社会项目，就必须点明差异。进步人士爱谈社会项目。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知道什么社会项目。大多数美国人想知道的是你站在哪一方，你的价值观是否跟他们的价值观相吻合，你的原则是什么，你想要把国家带往哪个方向。在公共话语中，价值观胜过社会项目，原则胜过社会项目，政策方向胜过社会项目。我相信，只要打磨得当，价值观、原则和政策方向正是团结各方进步人士的东西。它们能够让我们团结一致，乃是因为它们在概念上高于我们的分歧之处。

这里对上述观念做了详尽的解释：

——第一是源自基本进步愿景的价值观；

——第二是实现进步价值观的原则；

——第三是与价值观和原则相吻合的政策方向；

——第四是一条涵盖了以上所有内容的简短哲学理念。

▲进步派的基本愿景

进步派的基本愿景是一种社群性愿景——美国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有爱心、负责任的大家庭。我们设想，在美国，人们互相关照，凭借实力和效率负责任地做事。

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无论是红州还是蓝州[3]，进步派还是保守派，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要团结，就像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个短暂瞬间，不能被一场卑鄙的文化战争给分裂。

▲进步派价值观的逻辑

进步派的核心价值观是家庭价值观——负责任、有爱心的家庭价值观。

以实力给予关怀和负责任。这些核心价值观蕴含在所有进步派价值观当中。下面是一些进步派价值观，还有它们与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联系。

保护，生活的满足，公正。你关心别人的时候，你希望保护他们免受伤害，你希望他们的梦想成真，你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

自由，机会，成功。没有自由，就没有满足；没有机会，就没有自由；没有成功，就没有机会。

社区，服务，合作。孩子是在社区里塑造成长的。责任要求你为自己的社区效力，帮忙塑造它。这需要合作。

信任，诚实，开放的沟通。没有信任，就没有合作；没有诚实，就没有信任；没有开放的沟通，就没有合作。

正如这些价值观来自关怀和责任，其他每一种进步价值观也都来自它们。平等来自公平，共情来自关怀，多元化来自共情和平等。

进步人士不仅仅都具有这些价值观，还具有来自这些价值观的政治原则。

▲进步派的原则

公平（Equity）。这是公民和国家应当互相给予的东西。如果你努力工作，遵守游戏规则；你为家庭、社区和国家效力，那么国家就应当为你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以及自由、安全和机会。

平等（Equality）。要尽一切可能来保证政治上的平等，避免政治力量失衡。

民主（Democracy）。最大限度地提高公民参政；限制政治、企业和媒体力量的融合。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标准。确立通过公众融资进行选举的制度。对公共教育投资。让各方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控制企业，而不光是股东（stockholder）控制企业。

政府造就更美好未来（Government for a better future）。政府要做美国未来需要、私营部门又做不了或没法做（至少是无法完全有效地去做）的事情。政府有职责促进并提供足够的保护、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环境、更全面的繁荣、更好的健康、更满足的生活，减少暴力，建设并维护公共基础设施。

商业道德（Ethical business）。我们的价值观适用于商业。根据上述价值观的定义，在提供产品和服务赚钱的过程中，企业不应当负面影响公众利益。

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Values-based foreign policy）。适用于国内政策的价值观，也应当尽量适用于外交政策。

这里有几个将进步派国内政策转化为外交政策的例子：

——将对国民的保护转化为用于防御和维护和平的有效军事力量。

——将建立和维护稳固的社区，转化为维护强大的联盟、开展有效的外交。

——将关怀和责任转化为关怀世界人民，在世界健康、饥荒、贫困、生态环境、人口控制（以及人口控制的最佳方法——妇女教育）等方面采取负责任的行为，支持女性、儿童、

囚犯、难民和少数族裔的权利。

所有这些，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关注点。

▲政策方向

考虑到进步派价值观和原则，进步派可以在基本政策方向上达成一致。政策方向的层次，比具体的政策更高。尽管进步派有着一致的方向，但却会因为具体的政策细节产生分歧。下面是一些他们都能赞同的政策方向。

经济。经济以创新为中心，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岗位，为每一个美国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蓬勃发展。

安全。依靠军事实力、强大的外交联盟和明智的对内对外政策，保障每一个美国人的国内安全，通过帮助世界各地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强化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

健康。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享受到最先进的、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体系。

教育。充满活力、资金充裕、不断扩大的公共教育系统，以最高的标准对待每一个孩子和学校。老师培养孩子们的心智和孩子们本身，孩子们了解祖国的真实情况，包括伟大与不足。

环境。为我们自己和孩子们创造一个干净、健康、安全的环境：水可以自由饮用，空气可以自在呼吸。造污者要为自己带来的损害承担责任。

自然。应当为了子孙后代保护我国的自然奇观。

能源。我们需要大力向可再生能源投资，创造数以百万计薪水优厚的岗位，不依赖中东的石油，改善公共健康，保护环境，阻止全球变暖。

开放。一个开放、高效、公平的政府会将真相告知我们的公民，赢得每一个美国人的信任。

平等的权利。我们支持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各个领域的平等权利。

保护。我们支持继续保护消费者、工人、退休人员和投资者，并逐渐扩大保护范围。

这些都是符合我们价值观和原则的政策方向。

▲哲学理念

保守派已经想明白了自己的价值观、原则和政策方向，并在过去30年里将之有效地灌输给了公众，能够用一段简短的哲学理念召唤而出：强大的国防，自由市场，低税收，小政府，家庭价值观。我们进步派人士另有一套简短的哲学理念，但它的意义还不够显而易见，因为我们需要额外的阐述，才能表明我们的价值观、原则和政治方向。我建议的进步派哲学理念与保守派的对比如下：

强大的美国不光表现在国防上，更表现在实力的每一重维度上：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医疗制度，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环境，等等。

普遍繁荣是市场理应带来的结果。但所有市场都是为了某人的利益而构建的，没有哪个市场完全自由。市场应当为了尽可能普遍的繁荣而构建，但它们尚未达到这一境界。

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们，美国人渴望，也理当得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经济上的、教育上的、环境上的以及生活其他各个领域上的。主要针对超级富豪精英的减税，会令有助于创造更美好未来的社会项目资金匮乏。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要为所有美国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保守派大力宣传的小政府，照理说应该杜绝浪费。可它的真实用意是消除各种社会项目。有效的政府要帮助我们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保守派的家庭价值观是严父家庭价值观——以纪律和惩罚为基础，专制，等级分明，人人为自己。进步派是靠家庭和社区的最佳价值观生活的：共同的责任——威严，平等，双向，围绕关怀、责任（个人的和社会的）与实力展开。

现在，关键的问题变成了：进步派人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在这些方面达成一致呢？它们其实是选民最关心的事情：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原则，我们想要带国家前往的方向。

我相信，进步派的价值观就是传统的美国价值观，进步派的原则也是美国的根本原则，进步派的政策方向指明了大多数美国人对国家的希望。团结进步派人士的任务，也就是围绕最传统的价值观，让我们的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

08 答疑解惑：详解框架的18大问题

只对框架和道德政治进行简短的讨论，必然会留下许多来不及解答的问题。这里，我列出一些最常见的问题。

严父式和抚养式家长有点不对称。为什么前者是男性的，后者却是性别中立、可男可女的呢？

在严父式模型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是非常不同的，父亲是中心人物。严厉的父亲是家庭的道德权威，是掌控家庭的人。母亲可以给予关爱，但不能保护、支撑家庭。孩子做错事时，母亲不够严厉，无法施以惩罚。“等爸爸回来有你好看的”——这个说法，就提及了严厉的爸爸。

在这种严父式模型下，妈妈应该维系严厉父亲的权威，但她们本身又没有能力做这件工作。抚养式家庭模型就没有这样的性别区分。父母双方的存在，都是为了抚养孩子，让他们长大后变成抚养者。这并不意味着现实里也没有两性的家务劳动分工，只不过，它们并不属于抚养式家庭模型的内容。

当然，这些模型是范式——是理想化的、不完整的、过分简单化的模型。这种模型必然有别于现实世界：比如有严厉的母亲，有单亲家庭，有同性家长，等等。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等保守派评论家称共和党为“爸爸党”，称民主党为“妈妈党”。你赞同这种叫法吗？

布鲁克斯和其他人都认可“以国为家”的隐喻，也认可保守的共和党政治背后是严父式模型。但“妈妈党”这样的描述，仍然是他们根据自己保守的严父式模型提炼出来的。他们说“妈妈党”的意思是，尽管民主党人可能是一些充满关怀和爱心的人，但他们不够强硬，不够现实，做不好自己的工作。

从民主党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立场看来，这显然是完全不准确的。在抚养式家庭中，父母双方不光只付出关怀，更要足够负责、足够强硬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这跟保守派轻蔑的形容完全不一样。民主党有能力保护整个国家，带来繁荣。

保守派似乎不明白抚养式道德对家庭、对国家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总觉得一切不够严厉的观点都是“放任自流”。但抚养式的养育和放任自流毫无关系，它强调的是教育孩子对自己负责任，能对别人移情、负责，强调把孩子养育得足够强大、获得良好的教育，履行个人的责任。保守派嘲笑自由主义者放任自流，支持“感觉良好”的道德——只要感觉良好，什么事情都能做。保守派没弄懂。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责任”和“放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严父和抚养这两个概念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两者的历史都非常非常古老。例如，我们知道，在英国还没到美洲殖民的时候，英格兰就有持抚养式上帝观的宗教团体贵格教派，也有持严父上帝观的清教徒。新英格兰殖民地主要是清教徒，但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对自己建立的殖民地持抚养式观点，自那以后，抚养式上帝观就和严父式上帝观在美国并存了。19世纪，神学家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 ）就写过“基督徒的抚养”（Christian nurture）这种说法。从废奴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抚养式上帝观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此外，宗教学生都知道，宗教的严父观和抚养观，可以追溯回圣经出现甚至之前的年代。故此，两者的区别很早很早就有了。

严父式模型是否意味着保守派不爱自己的孩子，抚养式家长模型是否意味着进步派不相信纪律呢？

绝非如此！在严父式模型下，体罚做了错事的孩子，给他造成足够的疼痛，这是爱的一种形式：“严厉的爱”。施加“爱的惩戒”是一种义务，事后不妨给予孩子大量的拥抱，或做出其他关爱的行为。只不过，“爱的惩戒”是重中之重。

在抚养式家长模型下，纪律不是通过痛苦的体罚来表现的，而是通过共情来敦促负责任的行为。父母确立负责任的行为有哪些，对父母的期待（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期待）进行公开讨论，如果孩子不合作，就取消与合作相伴随的“特权”（“时间到了”或者，“你今天不能出门了”）。用抚养方式带大的孩子，无须体罚也能获得积极向上的内在纪律。它是靠着对合作的赞许、理解合作带来的权益、明确的指导、开放的讨论、父母言传身教抚养价值观来实现的。

这两套模型有哪些复杂的地方呢？

正如《道德政治》第17章中的详尽探讨，两套模型具有内在的复杂性。

首先，美国文化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同时具有两套模型。例如，要看懂约翰·韦恩的电影，你必须在大脑里有一套严父式模型，哪怕是被动的。你可能不靠这套模型生活，但你可以利用它来理解渗透了我们整个文化的严父叙事。抚养式叙事同样渗透了我们的整个文化。

其次，很多人同时使用这两种模型，只不过用在生活的不同部分。例如，一名女律师可能在法庭上是严父式模型，在家里却采用抚养式模型。

再次，你可能是在一种模型长大的，但你成年后抛弃了它。许多自由派人士都曾在严父式模型下度过了悲惨的童年。

最后，给定模型有三重自然的维度变量：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维度，激进/温和维度，手段/目的维度。

不管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既有可能是强硬的理想主义者，也可能都走现实主义路线——也即出于现实世界可操作性或政治可行性的原因，在具体提案上达成妥协。

此外，进步和保守派也都可能在激进/温和这一维度上存在变化：也即变革的数量有多少，变革的速度是怎样。故此，激进的保守理想主义者不愿意妥协，并主张展开最迅速、最彻底的改变。

顺便说一下，“保守”（conservative）这个词并不意味着要保护什么东西。它的核心是严父道德。“激进保守派”并不是个矛盾的说法。事实上，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自己新出的《理性》（Reason）一书中，就是用了“激进又保守”（radcon）这个词来讨论激进保守派。从这个角度看，“温和”派同样既可以指保守派，也可以指进步派，他们态度务实，希望缓慢变革，一次只修正一点点。人们有时会说，还有第三种温和的模型，有别于其他两种，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有谁明确地提出这样一种模型。

另一种常见的变量出现在目的和手段的区分上。有着进步派政治观（抚养式的目的）的人，也会有着严父式的手段。还有好斗的进步派。独裁的反独裁主义者是最极端的例子：目的是反独裁，却使用了独裁的严父组织方式。

最后，进步派和保守派也各有不同的类型（特殊情况），这一点，我们在第1章中已经讨论过：进步派分为社会经济、身份政治、环保、公民自由、反独裁和精神进步这几类；保守派则分为金融、社会、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见第7章）和宗教这几类。它们都属于抚养式和严父式模型的案例，但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推理形式。

重新确立框架听起来有点操纵摆布的意思。框架和斡旋（spin）、宣传（propaganda）有什么不同呢？

框架是常态。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着框架。我们说起自己相信的东西时，就用着自认为相对准确的框架。保守派使用“税收缓解”框架，没准他真的相信税收是痛苦的负担。然而，框架可以用来操纵摆布。举个例子，《净化天空法案》取了这样的名字，却提高了空气污染，这就是操纵性的框架。保守派用它来掩盖自己的弱点，既然公众不喜欢增加空气污染，那就给它取一个表达了相反框架的名字好了。这是纯粹的操纵。

斡旋也是操纵摆布地使用框架。碰上或者说了什么尴尬的事情，人们就会“斡旋”，试图给它套上一层无辜的框架，让尴尬的事情显得正常，甚至挺好。

宣传也是操纵摆布地使用框架。宣传指的是，为了获取或维护政治控制，尝试让公众接受一种不真实、或是人们早已知道不真实的框架。

我所提议的重新确立框架，既不是斡旋，也不是宣传。进步派需要学会利用自己真心相信、传达自己真实道德价值观的框架来进行沟通。我强烈反对使用欺骗性的框架。我认为，它不仅仅应当遭受道德谴责，还根本不实用，因为欺骗性的框架迟早会露馅的。

为什么进步派不利用楔子议题？

保守派一直在思考怎样策略性地利用概念，进步派却没有。但我们是完全可以这么做的。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楔子议题。它们就在我们身边。比如清新的空气和干净的水一类。保守派也想要清新的空气和干净的水。可以把它们打造成楔子议题。

假设有一场建设无毒害社区的竞选活动，一开始选中了汞这种有毒害物质，接着扩展到以各种不同形式进入空气和水源的其他有毒害物质。这就能够造就出一个有效的楔子议题，分裂保守派：总有些人关心自己及子女的健康甚于要一味反对政府监管。这个议题能创建起“监管有利于健康、反对监管会危及人们健康”的框架。

这也是相当滑溜的“滑坡议题”。一旦你让人们注意到了汞从哪里、如何进入我们的环境（比如，从煤炭加工中，从其他许多化学品中），也就让人们开始思考怎样清理汞、汞的毒害怎样、它对环境造成了什么后果，于是你可以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下一种有毒害物质、再下一种、再再下一种。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汞、关于环境毒害的议题，更是一个有关抚养式道德的问题。楔子问题是整个道德体系的替身。堕胎这个议题体现了保守派想要对女性施加的控制权，以及他们的道德层级秩序。正如我们所见，堕胎议题成了整个严父道德的替身。同样，进步派也可以找到各种楔子议题来充当自己道德观的替身。

宗教本质上是保守的吗？进步派理想与宗教信仰不能相容吗？

保守派希望我们相信宗教是保守的，可惜它们不是。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都是自由主义的基督徒。大多数的犹太教徒也是自由主义的犹太教徒。我甚至怀疑，美国大多数的穆斯林，也是进步、自由主义的穆斯林，而非激进保守的穆斯林。然而，美国的进步宗教社群未能获得良好的组织，而保守的宗教社群却组织得非常好。问题之一在于，进步宗教社群，尤其是进步的基督教，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阐明自己的政治观；而保守的基督徒却深知自身意识形态与政治观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保守基督教是一种严父宗教信仰。让我们来看看严父世界观怎样映射到保守基督教上。

首先，它把上帝理解为惩罚者——也就是说，如果你有罪[4]，就会下地狱，如果你无罪，就会得到奖励。但既然人一辈子多多少少总会有罪，他们又怎么可能进天堂呢？保守基督教的答案是耶稣。耶稣所做的，就是为这些罪人提供一个上天堂的机会。想法是这样：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这么多苦，足以为所有人提供道德“贷款”，永永远远。接着，他提供了去天堂的机会，也就是根据严父的条件去“赎罪”（redemption）：如果你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世主，是你的道德权威，你答应遵从所在教会、牧师的道德权威，你就可以去天堂了。但这要求纪律。你需要足够的纪律遵守规则，如果你没有，你就会下地狱。耶稣以及他从受苦中所得到的道德信用，可以偿还你的债务（也就是你的罪）——只有你听话，才准去天堂。

自由基督教非常非常地不同。自由基督教认为，上帝本质上想要帮助人，是仁慈的。自由基督教的中心思想是恩泽（grace），并把恩泽理解成一种隐喻上的抚养。在自由基督教中，恩泽不是你能挣来的，而是由上帝无条件赐予你的。但你必须接受恩泽，你必须靠近上帝去接受恩泽，恩泽可以充盈你、治愈你，上帝的恩泽把你造就成一个道德的人。

换句话说，恩泽就是隐喻中的抚养。也就是说，自由基督教里的“恩泽”和抚养一样：抚养你的家长喂养你、治愈你、照料你，把你教育成抚养者，让你变成一个道德的人。你不靠近家长，就得不到抚养，为了得到抚养，你必须接受抚养。抚养是无条件的爱，恩泽则是来自上帝的无条件的爱。抚养式宗教，以隐喻的方式把上帝看成是抚养式的家长。在抚养式宗教里，你的精神体验跟你与其他人、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息息相关，你的精神实践和你为其他人效力、为整个社区效力息息相关。故此，抚养式基督徒是进步的，因为他们有着抚养式的道德，跟进步派一样。

但在现阶段的美国，抚养式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尚未得到有效组织。人们没有将之视为一场运动，一场进步的宗教运动。更糟糕的是，世俗进步派人士没有把这些有着抚养式宗教观的人视为同一场政治运动的天然成员。精神进步派人士不光要在内部团结起来，也需要跟世俗进步派人士团结起来，因为两者有着相同的道德体系和政治目标。

什么是战略举措？它和常规决策有什么不同？

战略举措分为两种，有一种是我所称的“滑坡举措”。“滑坡举措”指的是让人迈出看似毫无机关的第一步，但它却能带着符合你心愿的框架进入公众视线。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再迈出下一步、下下步和下下下步就很容易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以半生产堕胎为例。现实中几乎根本没有这种情况。禁止半生产堕胎的法令基本上没用。但它却传递了一种观念：堕胎是件坏事，应该对堕胎加以部分限制。它找了一种最生动、最便于下手的情况，接着一步步地走向全面禁止堕胎。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例子。保守派曾尝试过一个一个地削减社会福利项目，但后来，他们想出了一劳永逸的办法：通过减税，取消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减税是一个战略举措，它不属于滑坡举措，它的层次更深，能在许多领域造成深刻影响。如果你减了税，制造了庞大的财政赤字，那么，所有社会福利项目——不管是贫困儿童的医疗保健，还是截瘫患者服务，诸如此类——就都没钱了。于是，你把健康、教育、执行环保法规等领域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全都一刀砍掉了。同时，你还奖励了你眼中的好人，也就是富人，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自律精神致富。

还有其他类型的战略举措。以同性婚姻为例。同性婚姻基本上违背了严父式模型。如果是女女结婚，家里就完全没有父亲；如果是男男结婚，家里就有两个父亲——两种情况都不吻合传统的严父式模型。故此，反对同性婚姻，也就巩固和扩展了严父道德本身，而这恰好是保守道德体系的最高使命。所以，同性婚姻也是一个楔子议题，它唤起了更大的议题，也即用什么样的道德体系来治理国家。

堕胎议题也是一样。允许女性自己决定是否终止妊娠，极大地违背了严父式家庭模型的整个概念。在严父式模型下，只有父亲才能决定妻子或女儿是否应该堕胎。又因为女儿的性行为由父亲控制，一旦女儿选择了爱人，父亲就失去了控制力。如果父亲想要维持对家庭的控制，家里的女性就不能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性活动，不能自主地控制自己的生育能力。出于这个原因，堕胎本身并不是天然的政治议题，只有在它关系到美国人的生活是否应由严父道德来主宰，才会变成政治议题。堕胎是一个更大议题的替身：严父道德能够继续支配美国吗？

那么，要为议题重新确立框架，我只需要想出一些朗朗上口的说法，来替换保守派的说法就行了？

不！重新确立框架不光靠语言和文字。要重新确立框架的是观念。在朗朗上口的说法能让人理解之前，观念要先在大脑里扎根。比方说，说到“公用品”（the commons）这个观念，它指的是我们的共同财产（common inheritance），比如空气，或者电磁频谱（带宽）。这些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大多数讨论它们的人，会称之为“公用品”。然而，共同财产以及要将它为了共同利益所用的观念，尚未成为大多数人日常使用的框架结构。出于这个原因，你不光要为公用品想出一个朗朗上口的说法，还要让大多数人理解它、认同它。

既然共和党已经有了庞大的基础设施，我们该如何迎头赶上呢？

进步派知道该在媒体上投资。但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还必须在框架和语言上投资。我们拥有的一大优势是：一方面，保守派花了30多年，用了数十亿美元，找了43家机构重新确立政治辩论的框架，好让自己主场作战，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让科学为自己所用。通过认知科学和语言学，我们了解到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也知道进步派该如何依靠更少的资源，在短得多的时间里达到相同的效果。我们还知道保守派是怎么做语言训练的，我们也可以照着做。

遗憾的是，许多进步人士认为，这些事情可以靠广告代理机构和民意调查来完成。这不对。你真的需要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

洛克里奇研究所和其他进步派智库有什么区别？有其他从事框架研究工作的智库吗？

洛克里奇完全致力于从政策及语言学的角度重新确立公共辩论框架。其他进步派智库有其他主要任务：回应右派发起的行动，反驳保守派的指控，在保守派说谎时指明真相，构建进步派可以采用的具体政策。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任务，但它们并不能取代绝对必要的构建框架的任务。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其他智库从政策和沟通这两个角度研究整体框架问题。

我没看出共和党有基础设施的证据。我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除了那个叫伦茨（指前文提到的弗兰克·伦茨）的家伙写的东西。这种基础设施到底是由什么构成，又对公共话语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

伦茨做的是一档生意。他训练保守派如何思考和说话，他的手册也是这档生意的一部分。故此，它是专有信息，并不对公众开放。有时，训练手册的抄本泄露出来，传到互联网上——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才知道它的。

保守派智库的大多数研究都是私下进行的，但都有着一副光明正大的面孔。他们写报告，他们的学者在知名刊物上写文章，他们写社评，他们还写书。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公共领域，身上并没打着“保守派专有基础设施”的标签，就好像是许多独立的人做着不同的事情一样。

然而，这些努力之间彼此协调，互相有联系。举例来说，大智库掌握着大型媒体，有24小时连轴转的电视和电台。美国电视上出现的名嘴，80%是保守派，而且好些都是从这些智库出来的。他们都得到过大量媒体训练和语言训练。有些时候，一家大智库会有一半的预算用于概念的媒体推广。此外，还有专门的代理机构把智库的学者送上电台和电视节目，帮他们出版书籍。

还有作家专门撰写可以直接在电台电视台新闻节目上朗读、或者直接刊登在报纸上的新闻稿。这些稿件通过传真，发送给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由于大部分的媒体，比如电台、报纸，甚至小型电视台，都严重人手不足，所以很喜欢直接采用写好的新闻稿（就像是他们新员工写的新闻稿件一样）。智库、华盛顿政治领袖和媒体从业人员之间经常沟通，协调该使用怎样的语言。要是全国各地的好多人都使用起了相同的语言来框架某个议题，公众就觉得它很正常，因为它逐渐融入了人们的大脑。

我知道保守派本身是存在深刻分歧的。可很多时候，他们的发言听起来非常一致。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格罗弗·诺奎斯特每个星期都会召集主要的保守派领袖开会，消除当日议题的立场分歧。只要他们能达成共识，或形成多数人意见，那么所有人都将支持该共识或多数人意见。要是他们这个星期碰巧达不成共识，他们知道，下个星期或者再下个星期，他们的观点会达成共识，或形成多数人意见。依靠这套制度，人人心里都有了谱：虽说不见得自己每次都能赢，但大多数时候都能赢。

讨论税收问题的时候，说“税收缓解”有什么不自然的呢？我是个进步派，但我不得不承认，税收有时候确实是负担。

学校的课业同样是负担，但要想学到东西，你必须去做。运动是负担，但要想保持良好的体型，你必须去做。如果我们想对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明智的投资，好让它在未来带给我们回报，税收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包括医疗和教育投资，好让负担不起它的人也能得到良好的医疗和教育。医疗和教育是对人的投资。它们是明智的投资，因为它们带来了受过教育的公民、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大军、健康而高效的工作队伍。这些是征税的实际原因。收税的其他原因还包括公共服务，如警察和消防、抢险救灾，等等。

这些是征税的实际原因，但征税同样也有道德上的原因。教育和卫生是生活满足的重要因素，而这个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生活满足。《独立宣言》中大谈追求幸福，并将之与自由联系起来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就在于，两者是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的。没有自由，生活就无法满足。故此，把税收理解为投资，是出于实践上的理由，把税收理解为向国家（你在这个国家里追求幸福，因为它自由）履行义务，则是出于道德上的原因。

面对共和党的战略举措，你该如何直接回应呢？

你不能直接回应，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很聪明。减税的目的不是减税。所以你不能单纯地回应减税。减税的目的是取消所有社会福利项目和商业监管。教育券和学校考试的终极目的不是教育券和学校考试，而是对教育内容施以保守派的控制。为了做出回应，你必须把单独的议题放进一个吻合你自身认识、吻合你对局面理解的大框架下。侵权法改革和侵权法改革没关系，它是要让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事，是要切断民主党的资金来源，因为庭辩律师是民主党资金的重要来源。

你不必回应战略举措，你需要做的是，从你的观点出发，重新确立议题的框架。你可以从你的框架讨论战略举措，或它的部分环节。以侵权法改革为例。庭辩律师是真正保护公众的律师，侵权法是保护公众的法律。倘若侵权法为索赔主张和庭外和解设定上限数额，那么，它就有效地取消了陪审团裁定索赔主张的权利，也就是说，它关上了法庭的大门，让法庭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地方。

公开审判时有陪审团，陪审团来决定索赔主张是否属于公众保护的范畴。大规模的庭外和解往往与保护公众的议题相关，换言之，也就是超出了案件本身的范畴。公开审判是公众对抗企业或专业人士不法行为、玩忽职守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要是保守派谈起诉讼，你不能光是说，“不，不，诉讼才不是毫无意义呢”。相反，你要大谈保护公众，谈公开审判，谈评审团的裁断权，谈公众对抗企业不法行为和玩忽职守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跟框架不吻合的事实会遭到抛弃，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在论点中放弃事实？

显然不是。事实非常重要。事实是关键。但要让它们有效地进入公共话语，必须为之确立恰当的框架。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样的事实才跟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相关。我们要尽量诚实、有效地为这些事实构建框架。诚实地为事实确立框架，能够牵扯出可以跟其他事实相对照的其他框架。

进步价值观跟传统的美国价值观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进步价值观，就是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就是所有我们为之自豪的价值观。

我们为平等和反等级制度的胜利而骄傲：解放奴隶、妇女参政、工会运动、军队整合、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同志权利运动。

我们为罗斯福构想的“民享”（for the people）政府、为他以希望抗击恐惧的号召感到骄傲。

我们为帮忙清除“敌人”概念的马歇尔计划感到骄傲。

我们为约翰·肯尼迪为国效力的号召感到骄傲，为马丁·路德·金面对残暴坚持非暴力运动的勇气感到骄傲，为塞萨尔·查韦斯（Cesar Chavez，美国工人运动领袖）给待遇最差的工人带去自豪与组织的能力感到骄傲。

进步派思想是传统的美国思想，就像苹果派是传统的美国食物一样明确。进步派人士想要政治平等，公立学校良好，孩子健康，老人得到照料，警察保护公民，有家庭农场，空气可以呼吸，水源可以饮用，溪流可以钓鱼，森林可以漫步，鸟儿歌唱，青蛙跳跃，城市宜居，企业有道德，记者们讲出真相，有音乐有舞蹈，有诗歌有艺术，每个工作的人都能得到一份足以谋生的工资。

争取最低工资、女性权利、人权、健康、选民登记及凡此种种权利的进步派活动家是爱国的美国人，他们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了一个吻合美国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世界而无私奉献。

09 破解语言迷魂阵——夺回话语权的技巧

以下是一封我撰写本章时收到的信。当时，我上了一档电视节目《比尔·莫耶斯脱口秀》（NOW with Bill Moyers），几天之后，就收到了这封信。

听了莱考夫博士星期五晚上在《比尔·莫耶斯脱口秀》里发表的意见，我很感兴趣。我喜欢舞文弄墨，也一直为极右势力摆布了这么多的定义深感困惑。

所以我尝试了一个实验，也想跟你说说。我从节目里选用了几个例词，尤其是庭辩律师与公众保护律师，还有同志婚姻。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美国在线政治聊天室引用这些例子。每当有人尖叫着说，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是个庭辩律师，我就会回应说，他是个保护公众的律师，他们是对抗玩忽职守、行为失检的企业及专业人士的最后防线；与保护公众的律师相对的是企业律师，企业律师往往每小时挣四五百美元，这样一来，为换取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我们会支付更高的价格。

每当有人开始尖叫“同志婚姻”，我就会问，他们是否乐意让联邦政府告诉他们该跟谁结婚。如果对方质疑我，我会做进一步的解释：一旦政府有权规定某个群体的人能不能结婚，它就跨越了一道巨大的障碍，很快，它就有权规定其他群体能不能结婚了。

我要告诉你，结果叫我大吃一惊。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加入了我的行列，并采取了相同的对策。截至昨晚，聊天室变得彬彬有礼。在我看来数量惊人的刷屏狂人关上了他们的“大喇叭”，我们甚至有了正常的对话。

我会把实验继续做下去，但我真的很想让你知道，我听了莱考夫博士的节目，我欣赏他的工作，我尝试将之付诸实践。这真的很有趣。

谢谢您。

彭尼·科尔布

这本书正是写给像彭尼·科尔布这样的读者的。进步派人士挺身而出，站到了回应保守派论点的位置上。可能是在感恩节晚餐上，可能是在饮水机旁边，也可能是当着听众的面。但由于保守派们征用了太多的语言，进步派人士往往拿不出什么可用的词语来抵挡回应。

前面的章节意在解释保守派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立场，他们认为自己有着怎样的价值观，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家庭价值观来塑造政治。我还希望明确指出进步派通常有着什么样的家庭价值观，它们怎样融入进步派的政治。最后，我对框架做了介绍，告诉大家要避免什么样的错误，如何重新确立框架，并用部分章节举了框架发挥作用的实例。

迟早，你会走到彭尼的位置。你会怎么做呢？彭尼的本能反应无可挑剔，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指导。

进步派价值观是传统美国价值观的精华。拿出尊严和力量，为你的价值观挺身而出。你的价值观令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传统美国价值观曾多次击败严父政治。请记住，右翼理论家说服了全国一半的人口相信，对养育子女而言很糟糕的严父式家庭模型，应当支配我们国家的道德和政治。这一模型曾在历史上反复遭到美国最佳价值观的挫败：奴隶得到解放，妇女得以参政、社会保障和医疗、民权和投票权法案、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5]，罗伊诉韦德案[6]。每一次，我们都靠着最精华的传统美国价值观，将举国上下变得更加团结。

你的任务是激活对话者本就存在的进步价值观。请记住，每个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同时具备严父式模型和抚养式模型，有时候，还会在生活的不同部分主动使用不同的模型。

在回应时，表现出你的尊重。如果你不尊重别人，没人会听你的。听取他们的意见。你或许不认同他们所说的一切，但你应该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真诚。别恶意诋毁。如果他们不尊重你怎么办？两错相加仍然是错。置之不理，表现尊重。这需要人格和尊严。那就拿出你的人格和尊严来。

不要拼嗓门儿。请记住，激进右翼需要文化战争，比拼嗓门正中他们的下怀。文明对话是抚养式道德的对话形式。一旦对话文明起来，你就赢了一仗；一旦你开始叫喊，他们就赢了。

用热情表现愤怒。要是你感到愤怒怎么办？你应该感到愤怒。但你可以用控制得当的热情来表现它。如果你失去控制，他们就赢了。

要区分普通保守派和卑鄙的理论家。大多数保守派都本身都是很好的人，你会希望把他们内心的善良、他们的好客心和邻里情给带动出来。

保持冷静。冷静标志着你知道自己正在说些什么。

保持良好的幽默感。温和的幽默感表明你对自己感觉舒服。

保持自己的立场。永远主动出击。绝不一味放手。绝不抱怨，绝不哭诉。绝不表现得像是受害者。绝不申辩。要避免弱者的语言，比如，说话时抬高音量。你的声音应该稳定。你的身体和声音应该表现出乐观。你应该传达热情的信念，而不失控。

不要陷入对手的成见里。保守派把自由主义者描述成弱者，愤怒（故此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优柔寡断、心慈手软、不爱国、不了解情况、精英味十足。不要给他们任何把你套在这种刻板印象里的机会。要事先预料到这些成见，碰到它们时主动解决。

要希望对手认真对待你。你能自我引导，展现实力、冷静和控制感；你有推理能力；你具有现实感，你热爱祖国；你掌握基本的事实；你平易近人，而非高高在上。至少，你希望你的受众对你心怀尊重，哪怕你们意见不合，但也必须认真地对待你。很多时候，这就是最好的情况了。你必须认可这类情况，你要明白，在一场严肃的比赛中，有尊严的平局就是胜利。

建立并保持有尊严的地位。许多对话正在进行。对一场正在进行的对话而言，你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有尊严、受敬重的地位，并保持下去。

别指望转化立场坚定的对手。

说服头脑中同时存在两套模型的人。对那些头脑中同时存在两套模型、并分别使用在生活不同部分的人，你可以取得可观的进展。这些人是你最好的受众。你的任务是占领这些头脑领地。对双模型并存者，你的目标是用试探的方式，找出他们会在生活的哪些部分使用抚养模型。比方说，问他们最在乎哪些事，他们觉得对自己最在乎的人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他们怎样履行这些责任。这应该能最大限度地激活他们的抚养式模型。接着，趁着他们的抚养式模型处在活跃状态，把这种模型跟政治联系起来。例如，如果他们在家里使用抚养式模型，在工作上使用严父式模型，你就多谈家庭，多谈家庭与政治议题有着怎样的关系。举个例子：真正的家庭价值观意味着，当你的父母年迈时，不必变卖房产或将期货抵押出去，偿付自己所需的医疗服务或药物。

避免常见错误。记住，不应该光是否定他人的主张，要重新确立框架。不符合框架的事实不会带给你自由。只把有违对手主张的事实真相说出来，你赢不了。框架胜过事实。对手的框架会留下来，事实则会弹开。要随时记得重新确立框架。

务必记住：一旦你的框架融入了话语，那么你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成了常识。为什么呢？因为常识就是这样的东西：在公认的常见框架下进行推理。

不要从对手角度构建框架的问题。重新构建问题，使之吻合你的价值观，吻合你的框架。由于正常的对话风格要求你直接回答提出的问题，这可能会叫你觉得有些不适应。但那是个陷阱。尝试改变框架。

要真诚。要使用你真心相信、基于你真实价值观的框架。

使用反问句是个有用的方法。要是……岂不更好么？应该选择一个以你的框架为假设前提的问题。例如：要是我们的总统设计好了保卫和平的计划再去打仗，岂不更好么？

碰到栽赃，躲远点。福克斯新闻节目和其他激进的保守派节目会把你放到一种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假设情形之下，保守派主持人会预设框架，坚持到底，你控制不了对话的局面，你无法给出说明，对方根本就不认真对待你，故此你也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如果是这种锁定了结果的比赛，那就别玩了。

讲故事。寻找情节里内置了你的框架的故事。积累大量可用的故事。

总是从价值观入手。所有美国人都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最合适，比如安全、繁荣、机遇、自由等。选出跟你的框架最相关的价值观。努力在价值观层面上打赢论战。你所挑选的框架，要能放大所有人共同举杯的价值观（比如公平）。举个例子：假设有人反对全民医保的形式。他说，如果人没有医疗保险，那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工作不够努力，或是对自己的钱管理不善。这些人缺乏主动意识，财务管理不良，我们不应该替他们买单。

转移框架。全美国有4000多万负担不起医疗保险的人，这其中大部分人都从事的是薪水不足以支付医保的全职工作。正是这些辛勤劳动的人，维持着全国另外3/4人口的生活方式。4000多万人努力做着最辛苦的活儿，没有他们，你就维持不了你现在的生活。美国在立国之初就承诺：辛勤劳动理当换回体面的生活水平。这些工人做着重要的工作，维持全美经济，医疗保险是他们应得的，是整个经济体在偿付他们。税收抵免是最简单的机制。只要2%最富裕的人口照常支付税款，穷苦工人的医疗保险就有着落了。富裕人士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买单，这很公平，而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便利的人，也获得了公平的回报。

有备无患。你应该有能力辨识保守派使用的基本框架，还应该为自己准备转移的框架做好准备。洛克里奇研究所网站上有框架调整的中立分析。例如：减税的支持者说，我们应该摆脱税收。人们知道怎样比政府更好地花自己的钱。重建框架：政府已经用纳税人的钱做了非常明智的投资。我们的州际公路系统就属此列。你没法用自己的退税修好一条高速公路。政府修建得了。互联网也是靠纳税人的投资建设起来的。你没法自己制造出互联网来。美国的大部分科学进步，都是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完成的——这就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所做的伟大投资。无论你怎样明智地支配自己的钱，都永远实现不了那些科学和医学上的突破。再说，难道你能用退税款项自己组建出一支军队？

使用楔子问题，让对手不管说什么都会违背他的信念。举个例子，他提出了堕胎议题。你可以举军队处理强奸的事例。我们的女兵被强奸（有些被同队的男兵强奸，有些在伊拉克被敌军强奸，有些在军事基地发生意外），怀了孕，却不能到战地医院结束妊娠，因为那儿不准堕胎。如果通过了《军队强奸处置法》（Military Rape Treatment Act），女兵就能到军医院去结束因为强奸怀上的身孕。楔子：如果对方同意这种情况下的堕胎，那么公立医院里的医生就都应该接受训练，医院也应该提供终止妊娠的设备。如果他不同意，他就羞辱了冒着个人性命安危替他上前线的女兵们。对女兵们而言，这等于是被强奸了两次——一次是被犯下罪行的男兵，一次是被自以为是的保守派。

礼貌地指出对手真正的目标，然后重新确立框架。例如：假设他开始兜售小政府概念，你可以指出，保守派并不真正想要小政府。他们不希望取消军事部门、联邦调查局、财政部、商务部，或者那90%支持企业法的法院。他们喜欢这样的大政府。他们真正想要摆脱的是社会福利项目，也就是邀请民众帮助其他民众、民众自助的项目。这样的立场与我们的立国价值观相抵触：因为我们的立国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人们齐心合力、彼此帮助的社会。从率领清教徒前往美洲新大陆、建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开始，这就是我们的立国根基。

对手使用一种表面意思和实际意思恰恰相反的语言时，这正是他的薄弱环节。使用准确描述了他所说内容的语言来对讨论确立框架。例如：假设他说，“健康的森林计划”对环境起到了平衡的作用。你要指出，它应该改名为“不留下一棵树计划”，因为它允许并助长了彻底砍伐的做法，破坏了森林以及森林栖息地里的其他生物。“健康的森林”表明，公众喜欢森林，不希望森林遭到彻底砍伐，“不留下一棵树”则揭示了对手的弱点。大多数人都希望保持美国的壮美山河，不想破坏它。

我们的目标是让全美国团结在传统美国价值观的精华背后。右翼理论家则妄图通过一场卑鄙的文化内战分裂国家。他们需要不和、叫喊、辱骂和贬低。我们要用相互尊重的和平对话来打赢这场仗。为什么？因为它真真正正表现了沟通层面上的抚养者道德，而我们的任务正是唤起并维持抚养者模型。

这些都是重要的指引原则。但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无非四点而已：

尊重

通过重新确立框架来回应

在价值观的层面上思考和交谈

说你真心相信的事情

[1] 原文此处为“pro-life”，直译为“支持生命”，指反对堕胎，主张对胚胎或胎儿的全面法律保护，尤其反对堕胎合法化。——译者注

[2] 地狱火传教士风格（hellfire preachers），指的是主持人威胁听众，说不信保守派那一套就活该下地狱。——译者注

[3] 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译者注

[4] 这里的“罪”是“sin”，罪孽、罪过的意思，不是“犯罪”的“crime”。——译者注

[5] 1954年，黑人布朗和堪萨斯州托皮卡学校教育委员会发生了冲突，布朗认为，这个教育委员会在公立学校实行白人和黑人相互隔离的制度违反宪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这个案件，裁定该州关于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规定，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译者注

[6] 很长一段时间，堕胎在美国并没有合法的法律基础。1972年，得克萨斯州两个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萨拉·威丁顿和林达·科菲试图挑战当时的堕胎政策。她们选中了一名希望堕胎的21岁女子，化名为简·罗伊，韦德则是当时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县的检察官。几经周折，1973年1月2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以7比2的表决，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上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这等于承认美国堕胎的合法化。——译者注

致谢

每天早晨，我妻子凯瑟琳·弗鲁姆金（Kathleen Frumkin）都会赶在我之前去拿报纸，并对当天最叫人愤慨的政治事件做出精准的评论。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为了回应她的愤慨和洞见。

帕梅拉·摩根（Pamela Morgan）对第1章中的对话做了编辑。对本书讨论的许多其他议题，她也帮了我的忙。

AlterNet网站的执行主编唐·哈森，最先冒出了写这样一本书的设想，并付出了辛苦的努力促成此事。他提出了大量重要问题，在很多方面给了我帮助。

本书论述的许多想法，选自我和David Brodwin, Jason Patent, Dan Kurtz, Katherine Allen, Alyssa Wulf, Larry Wallack, Fred Block, Carole Joffe, Jerome Karabel, Kristen Luker, Troy Duster, Ruth Rosen, Jessica DiCamillo, Melinda Franco, Jonathan Frank, Cathy Lenz, Jodi Short, Jessica Stites等人的讨论。

内森·卡明斯基金会的彼得·提格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合理建议和想法。

对本书讨论做出贡献的其他朋友还包括George Akerlof, Paul Baer, Peter Barnes, Joan Blades, Wes Boyd, David Fenton, Tony Fazio, Paul Hawken, Arianna Huffington, Anne Lipow, Ted Nordhaus, Geoff Nunberg, Karen Paget, Robert Reich, Lee Rosenberg, Jon Rowe, Michael Shellenberger, Steve Silberstein, Daniel Silverman, Glenn Smith, George Soros, Alex Steffen, Deborah Tannen, Adam Werbach, Lisa Witter, Rebecca Wodder和Richard Yanowitch。

最后，向框架语义学之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查尔斯·菲尔莫尔（Charles Fillmore）致敬。

译者后记

这本书一开篇就立场鲜明地指出，“语言”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向。

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必须先澄清“左右”的概念。我自己对政治立场的研究不多，给不出特别清楚的说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先上网查阅一下国际上通行的“左右”定义，维基百科上说得比较清楚。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搞不清我国的“左右”两翼跟国外的“左右”两翼怎么区别那么大。在国外，“右”的是小布什，是里根，是撒切尔夫人；“左”的是克林顿，是奥巴马。虽然大家政治主张各有不同，但似乎并无善恶之分。可搁在我国，“左”起来是“左愤”，“右”起来是“右狗”，都非“好货”。

就我翻译多年的一些体会是，在英语世界，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这一领域，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政治上强调小政府的个人主义者，写出的书更耐看，讲道理，列事实，有逻辑。而这一类人士，搁在我国，可能要算“右”翼，可“个人主义”，又无论如何放不进我国“左”的象限。不过，这本书同样讲道理、列事实、有逻辑，作者却是“左翼”。他赞同自由竞争，也注重政府对人民承担的责任。但最最重要的是，在美国，不管左右两翼，都对市场经济和国家的法治框架有着高度的认同。在这本书里表现得很明显，作者虽然不赞成右翼的立场，可绝没想着要从“肉体”上消灭对方，而是汲取对方的长处，希望在下一次竞选中改进自己这一阵营的表现，赢得竞选的胜利。事实上，奥巴马第一次当选，左翼阵营调整语言策略功不可没。

由于个人水平和认识有限，译文中可能少不了出错、误解的地方。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不妥之处，或是有心得愿意分享，请一定和我联系。豆瓣上搜索我翻译的任何一本书的书名，都可以找到我的豆瓣小站。

闾佳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