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我所有去生活／苏美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399-6669-4

Ⅰ．①倾…　Ⅱ．①苏…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2605号

书　　名　倾我所有去生活

作　　者　苏　美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崔　佳　许书源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669-4

定　　价　32.8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人面对的最大困难始终是自己

亲爱的大象

123的故事

没有什么必须要说

寂寞少妇

花朵

倒腾人生

物离乡贵

双喜

一个母亲的死亡

果子姑娘

谁看了我的博客

他们本该都是爱

猫

凉拖的夏天

数字生活

野孩子

土地

第二章　爱，是一种不死的欲望

暗恋

有人追

春风沉醉的晚上

关于这一切

心动综合症

终点站

文如其人

瑞安姐

相亲相亲

我打不赢理发师

第三章　一个悲观者的勇敢态度

你们　他们

我的新疆

红其拉甫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

西安　西安

唱片店

聊天

上海夏天

望大海

曲阜　曲阜

重庆·滞留

第四章　不管故事多难过，都应该有笑声

空虚是一个生理问题

傲慢与偏见

读书不读书

我为什么热爱文艺青年

苦杏仁

练习生活练习爱

卡

技术狂

虚心　心虚

十万　十万　十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第一章

人面对的最大困难始终是自己

在这个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世界里，人人都在留后路。想到还能离婚，才敢结婚；想到共同财产能够瓜分，才敢买房；想到孩子不能扔掉，不能塞回去，不能一劈两半，就呼吸困难。

其实，一切都没你想象的那么重要，给点娱乐精神好不好。

亲爱的大象

我的同事辣妈女士，名不虚传，是一位很辣的女人。我们俩常在一起长吁短叹，因为我俩都有一幅大屁股。她的感叹毫无道理，因为她生了一个足斤足两的女儿，这好比博士秃顶，直可理直气壮，而我一个无房无车无后的败家子，居然也敢秃顶——我总不能安慰自己说游手好闲也颇费心神吧。

大屁股当然不是本文的主题，但大屁股确是我俩唯一的共同点。辣妈女士之辣，浑然天成，事实上她非常羞涩，跟她去购物，领子稍微低一点，她就嗷嗷叫，握着胸口不让我看。而我是非又大又深的V领不能解气，耳东陈有次实在看不过眼，瞥我一眼说：这位大婶，您的领子开到肚脐上去了。和辣妈购物，乐趣多多，第一是因为她羞涩，穿了新装，不大肯出试衣间，要么把我拽进去，在狭窄的试衣间里挤挤挨挨，评头品足，活像一对同性恋，要么是刚穿了半截子，就嗷一声脱了，说太吓人了。乐趣之二，是因为她出手颇狠。我虽然是穷人，但穷得很天真，看见她下手买近千元的鞋子，我也乐得吱吱叫。

辣妈女士另一个特征，是她不能一个人吃饭。这一点很妙。我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从来都是独来独往。有伴儿很好，但若不是舒心的人，或者喜欢的人，我是宁可一直独来独往下去的。有时她的课在上下午，必须在学校吃顿中午饭。

她的解决方法有二：一，拉我去；二，吃方便面。一个不能独自吃饭的女人，很容易得到男人的呵护，从而获得浪漫，而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是我自己不能做的——生孩子算一件，但生孩子于我，即便是两个人，也很难做到。

两个已婚女人，必然亲近些，两个年纪相仿的已婚女人，简直就是一个栅栏里的母鸡。我们必然聊天，聊天的内容必然是丈夫，而聊到丈夫，她必然无比怅然地说：结婚了，真的就不再浪漫了啊！

辣妈是个喜欢看韩剧的女人，喜欢韩剧里所有浪漫、深情、至死不渝、腻歪死人的小眼睛面瓜男。她喜欢皮草，含羞，非常正直，丈夫是她青梅竹马的男友。我非常爱她。她那么怅然，我也不免礼貌性地想怅然一下，但提了半天气，发现那声叹息怎么也吐不出来。我并不怅然，因为婚前婚后待遇差不多。这并不是说，待遇向来很好，而是说，我的待遇一直很烂。

我得到耳东陈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只玩具狗。这只狗共计人民币28元。现在躺在我兰州无人居住的家里。我一辈子都不是那种甜丝丝的小女生——撇个内八字，乖嘟嘟地一手牵着男友的手，一手抱一个毛绒玩具，假装可爱地走在大街上。从小到大，我连一件粉红色的衣服都没有，拎着那只玩具狗走在街上，像是拎着一个炸弹，别提多尴尬了。

第二件礼物，是一对音箱，陈先生自告奋勇地帮我修音箱，把它们彻底修哑巴了。那时我们的关系已经非常稳定了。有一天我们去买音箱，我清楚记得是300元。我坚持要自己掏钱，他不肯，争执了一会儿，我说那我就掏150元，他更气了，于是两人在兰大门口怄气。我那时很天真，超过50元的礼物，都觉得不能收。陈先生为什么怄气我至今不解，也没问过。

他曾想送我一条裙子。该裙子从上到下，由白色渐变成深绿色，我那时刚染了棕色的头发，如果穿上那条裙子，刚好是一棵茁壮的戴眼镜的大葱。

他也送花，还认真修剪了刺，结果送来的花，不是玫瑰，而是月季，而这些月季的花心里，喷了非常假的劣质香精，他剪刺的时候，把叶子全都剪掉了。所以我的房间里，隔很久就会出现一把冒着刺鼻怪气的秃杆子假玫瑰。我的舍友因此还患了一阵子过敏性鼻炎。

今年看到霹雳五号《Walle》里一个镜头，是Walle带Eva回自己的小屋，又喜欢又激动又紧张，一下塞给她一个灯泡，一下又塞给她一个魔方，高兴得手足无措，把自己捡到的破烂小玩意儿一股脑地都塞给Eva——让我想起很久以前的好小伙耳东陈。

我们当然也送珠宝，第一个是一只白金的指环，老凤祥的，打折后120多块。这个戒指我非常爱，结婚后却丢了，我心疼得要死。接下来就是结婚钻戒，打折后一口价550元，这我都嫌贵了，我曾建议去地摊上买10元的假货，回去糊弄老人家高兴就完了，他怎么也不肯。我无所谓得很，因为除了第一只戒指，我确实不喜欢任何珠宝首饰。那时候我们非常穷。我辞掉了工作，双方父母都周济不了，不算吃住，单学费一年就1万2，两个人吃喝住行都靠他很少的工资，那时几乎是连一千块都要跟人借。后来他涨工资了，我也找到点外快可以赚，才宽裕了点，但仍旧很紧张。

这么写着的时候，突然觉得，那时候可真穷啊。可现在想想，那时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两个人都在读研究生，心里纯洁干净，不忧愁现在，也不惧怕将来。他时常骑着他的破车，把我从交大送回外院，然后再自己骑回去。春天的时候，一起在交大看樱花，看女生。那时候不觉得自己穷，也不苦恼，只觉得傻乎乎的劲头很足，吵架，和好，哭，赚钱，偶尔下馆子，去什么地方玩一玩。

写起来很浪漫的样子，其实完全不。我婚后不适应，常找茬跟他吵架，又没钱，一年搬了8次家，最后一次房租是每月50元。那一年冬天又冷，我瘦得只有100斤，每天拖着两筒鼻涕四处上课。有一次鼻窦炎发作，眩晕得不能下床，他来领着我去打点滴，坐在校医院阴冷潮湿的被褥上，给我讲《熊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还带着表情动作，把邻床的女孩都逗笑了。那女孩说：“你们真好啊，他还给你讲故事。”我很领情，但我想：如果现在有个暖和的家，喝口暖和的汤，安静地睡一觉，安静地自然醒而不是被四人一间的宿舍吵醒，也许我会更领情。

那段日子一点也不浪漫，我不敢感冒，否则嗓子会哑掉，不能去赚外快，手头就更紧。我们也很少逛街，偶然去逛，也是四处看看，就走开了。我的研究生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灰暗的已婚女人，常年病着。我妈也因为结婚的事不顺意，和我长期僵持着。我虽然算不上豪门千金，但从小也属于小康之家，出门时不时也有车坐的。婚后劈面而来的生活，把我掴个措手不及。

但如果我再仔细想想，三年里我们没有洗衣机，但我从来没有洗过一条床单，一件被套，一件外套或者是裤子。都是耳东陈骑自行车从我这里拿走脏的，送来干净的。吃饭时他也扒拉扒拉，把肉扒拉出来夹我碗里。我跟他在街上吵架，甩手就走，把他扔在大街上，他也是默默跟上来，一言不发，走一阵子就默默再拉着我的手。

我俩都不是苦情的人。我神经很大条，天生对物质不甚热切，对浪漫也没什么爱好，对锦衣玉食无可无不可，他神经则更大条。我记得那时常常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好玩的事情也很多，夏天坐在屋顶吃西瓜、纳凉，脚下就是西安城中村里脏乱差的泥巴地，偷看街对面窗户里的一对狗男女，手很贱地捉屋檐里的猫，拿西瓜子丢脚下的行人，房东养了一只叫“胖马”的胖狗，我们在门口拉了一条晾衣绳，曾经试图收养一只病猫，城中村的网吧，澡堂，恶臭熏人的厕所，朝西的屋子墙壁都发烫，在地上铺上席子，两人并排躺下不能动弹。白鹿原，吃樱桃。假期去北京，在西安做入户调查，去陕北，金灿灿的小麦饼，不通风的窑洞。笔直地站在一只绿色水桶里，他慢慢给我洗澡。夜里的雨，他熟睡了，我做噩梦。他说：别怕别怕，我在这儿呢。我哭醒了，他捧着我的脸问：怎么了，梦见什么了？于是我就更大声地哭。

那三年我们穷得衣食无忧，穷得坦荡，穷得快乐。

我们都不是苦情的人。那时候有很多没头没脑的快乐。我记得好多笑。他在学校球赛里进了三个球，我们偷走了别人埋在冬青下的饮料，笑个半死。我在车上偷了一根管子，回家锯开了当晾衣竿，我下楼偷砖头，来垫快塌掉的床脚，我把床板锯开，搭成凳子，耳东陈偷了房东至少四张椅子。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我们的纸篓被偷了。衣服也丢过。我记得在被窝里我们也笑得死去活来的，可能是他说了个什么笑话。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只会背笑话给我听，都是从网上抄下来的，我心情坏得不行，他则给我讲猪八戒的笑话。我就跟傻子似的哈哈哈笑。他的领导有时过来，请吃饭，我只管埋头苦吃，把他的脸都丢尽了。但他又夸奖我说：好，这才是咱媳妇。

我那时瘦了很多，但还是比他胖。于是他常常好端端地用小指尖轻轻戳我的大屁股，假装一只小蚂蚁的声音，从下往上呼号着喊：大象！大象！请让一让！我狂笑着捶他。或者两人静静地平躺，他又用指尖轻轻戳我，说：大象！大象！让一下啦！你挡着我手机信号了！我又狂笑。我是个很糊涂的人，常常转弯过早，一头撞在墙上，或者转身过急，一头撞在门上，或者走路太横，一头撞在窗框上。因此身上常有不明来路的淤青。但直到他看到了，用手一压，我疼得叫一声自己才发现，他问我怎么弄的，我也很苦恼。这时他又气馁又无奈地说：亲爱的大象，你屁股太大了，碰伤自己都不知道啊。

他从来都没说过甜言蜜语。有一次被逼不过，说了半拉句，把我俩都恶心个半死。人家一接电话，都是“喂，亲爱的”“喂，宝贝”，他一接电话，从来就是“喂，胖墩”或者“喂，大象”，从婚前到婚后，从来没升级过。我从来没享受过钻石巧克力的夜晚，没有烛光晚餐，没有玫瑰花束，旋转餐厅，没有甜言蜜语，名马香车，没有旋转木马和一江的烟火。

我不是苦情的人，更不喜欢歌颂苦难和不幸，或者拿它去考验什么人，压榨出什么扯淡的真理。我坚决支持每个人都应该富裕、有钱。只是我们那时恰好没什么钱，也恰好不是极度缺钱，所以就没什么热望去挣钱，如果我肯死去活来地打工，他肯没日没夜地写程序，我俩多少会有几个钱了。但我们都不是那类人。我们这对柴米夫妻，常常晃晃悠悠，从市场提着一捆韭菜，或者一捆蒜苗，顺着一条路，慢慢走回家。

123的故事

我来讲三个不同男人的故事。其实，男人并无不同。那我就讲讲三个男人和我的不同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1999年，我遇到三个中的第一个，也就是男1号。他的五官可说是一塌糊涂，但身形相当伟岸，左右两枚胸肌约等于好几百斤TNT；而作为一名女大学生，我的主要特征则是花枝乱颤、风头很健。因此，我和男1号必须搞到一起，我们不搞到一起是不对的。男1号和我商量了一下，决定循序渐进，先饮食而后男女。所以，我们耐心地用了半下午来循序渐进，但没等到吃晚饭，就男女成一坨了。完事后，天黑了，所有的店都打烊了，我们饿着肚子面面相觑，只堪用“弹尽粮绝”四个字来形容。后来的每一次都是这样。男1号有连续作战的能力，即使在后勤补给极度匮乏的时候。我是被饿怕了，至今仍有大量囤积食品的恶习，像一只死没出息的蚂蚁。我有一个很大的冰箱。

不久之后，男1号背着我和我的好朋友蒋遥搅和到一锅里去了。我决定永不原谅蒋遥，因为我原本是整个学院女生唾骂的对象，她这么一搞，她们又都挖心挖肝地来同情我，真把我气晕了。

蒋遥和我在大学里相依为命。没有她我很可能自杀，但是有了她，我就很想杀了她。整个大学期间我一直无所不知，除了专业书。对于宇宙、世界、人生和未来我既不迷茫也不惶惑，没有性压抑，更不知道所谓青春的痛楚。我痛楚的唯一来源，就是考试。我和蒋遥就是在考场上认识的。她的小抄相当精美，遣词造句流畅精准，最难得的是她那一丝不苟的小楷，真让我神魂颠倒。我想杀了蒋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每次我们都共用她的小抄，可每次她都比我高出十好几分。又比如都是抄人作业，她也总比我多一个“+”号。这就是蒋遥，东西放在固定地方，每天有固定的作息表，哪怕是写纸条和我对骂，也写得横平竖直。我一直不明白，有时间打蝇头小楷的小抄，为什么不干脆背下来。蒋遥则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你可以不学习，但不能没有端正的学习态度，你可以作弊，但也得有端正的作弊态度，人生就是一个态度，没有态度的人是可耻的。我就是这么个可耻的人。

所以毕业后我四处晃悠，蒋遥则硕博连读，很快就要当副教授了。我一点都搞不懂，她这人狗屁不通，怎么能跑去当副教授？当然，我更狗屁不通。但一想到她穿着衬衣西裙，带着珍珠坠子假装知识女性，我就气得要死。

当然，不久之后，男1号又背着我的好朋友蒋遥，和她的好朋友苏美搅和到另一锅去了。蒋遥跑来跟我哭诉，她哭得那么假，搞得我很被动，只好原谅她了。我们在校园的操场边谈了半宿，硬是把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活生生地谈成了一条荤段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太年轻，赤手空拳的。回想当时耳光响亮，我们都被掴懵了。

时光荏苒，光阴如梭，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就这么到了2002年。这时候，男2号来了。男2号是个文学男青年，他最大的特征，是说没用的漂亮话。比如：遇不到你我朝生暮死，比如：是你，只能是你，不是你就不是任何人。有一次，我俩人五人六地去电影院看电影，看到一半，他突然转过头，呼吸贴到我耳边，在光影闪烁中轻声说：我真想强奸你。老实说，这是我听过最甜蜜的情话，简单、直接、立竿见影。如果他一直这么简单下去，事情很可能就成了。可扯淡的是，我很快就发觉一个大问题。比如我介绍他一家馆子，他不会说“味道不错啊，下次再来”，而是说“我不得不说，这家餐馆的确很不错”。比如谈到2000年，他不会说“2000年报纸行业很糟，不景气”，而是说“于是，那个令人沮丧的2000年到来了”——我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我遇到一个只说书面语的男人。

2002年的时候，蒋遥是个单身女博士，很凄惨。我们始终保持联系。没人知道蒋遥为什么会和我混在一起。大学时她像一头亲切友善的河马。那些河马在淤泥里泡澡，物我两忘，像一个悠长的呵欠。我喜欢河马，所以也喜欢蒋遥。可要当教授的蒋遥成了长腿的瞪羚，双眼炯炯，马不停蹄，听人说话极有耐心。蒋遥见了男2号，总是不怀好意地逗他说话，她自己则神色微妙，不置一词，让我想起圣雄甘地。后来我也迷上了这个游戏。我和蒋遥经常在某个假模假式的咖啡厅里，每人霸占一张软椅，约男2号出来，听他说他那些愚蠢的书面语。他说自己是双鱼座的AB型男人，非常敏感而且不可捉摸。“此类型的男人——恕我直言——非常稀少，他们拥有罕见的贵族气质”，他翻来覆去地重复这句话，看上去既认真，又固执，既纯洁，又傻瓜。夜晚就那么慢慢地从窗口滑过去，一点重量都没有。

男2号最后发现我并不崇拜他，也没打算崇拜他，就有点气急败坏，但是他很克制。他非要和我分手。他说非分手不可。他说我粗鲁、世俗而且贪得无厌不知收敛。他挥舞着细长的手指，哆哆嗦嗦地假装大发雷霆，我则一言不发，看着他搜肠刮肚地找书面语。有时候我走上前去，把手塞进他裤裆里；有时候我穿好鞋子走出去，把他扔在一边。但无论哪种情况，他都能很快闭嘴，忘记那些扯淡的书面语和贵族气。

男2号是个好人，尽管他很傻。但是你得承认，有时好人也无法避免很傻。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分手时我们去吃了一顿散伙饭，气氛很融洽，甚至有点欢欣鼓舞。他小心翼翼地点了一盘芥末三丝，并大方地安慰我说：“压抑眼泪毫无必要，你完全可以解释说，说是因为这该死的芥末。”

时光荏苒，光阴如梭，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就这么——还是停留在2002年。2002年底男3号终于出现了。冬日所有的阳光都聚集在他身上，每一道都是一声欢叫。多么历史的时刻。此人瑞士留学归来，会说3种外语、4种方言，洁身自好，还会自嘲。真让我心痒难抑。就这样，我们互相遇到，互相微笑。一切就这么开始了。生同室，死同穴，生死之间时我们先同居。这个男人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看到美女会坦荡地打口哨；这个男人爱看球，爱登山，也会懒洋洋地赖床。Oh my God！这还不够我臭屁的啊。他是个干净的男人，桌子上没有一张纸片，垃圾桶里没有一片垃圾，书架上的书像是没有翻过，床单全是纯白色。他的房间像是一道毫无线索的脑筋急转弯。他是个谨慎的男人，每一样能打开的东西都有密码：电脑、手机、防盗门、日记本、抽屉、旅行箱、银行卡、皮夹子、牛奶箱、衣柜、储藏室、鞋柜。他的生活像是一扇防盗门。他不喜欢惊喜，不喜欢停电，不喜欢网友，不喜欢照相。他每一个密码都不同。他有7条抹布。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滔滔大雨都让他惊惶失措。天哪，我终于遇到了一个特工！或者杀手！他是FBI或CIA或军情六处的人！他是007或者008，谁知道呢。这个故事一点也不香艳，这不怪我。最后我还是和他再见了，我想找个黑客什么的，专门破解别人密码的那种。

123的故事我讲完了。来个华丽结尾好了：如果你经过3个男人，你就会发现，你不想经过第4个了。

我现在很好。心跳节奏是1、2、3，1、2、3；跑步时步伐是1、2、3，1、2、3；做爱时频率是1、2、3，1、2、3；项目计划书也是一、二、三，下面有1、2、3。当然会有4，但是它毫无意义。再来一个也不过重复一遍。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必须要说

四十年前，我爹在新疆当骑兵。那时候他很年轻，骑一匹枣红军马，挎一杆枪，在昆仑山茫茫的雪原里行走。那时候，他有多年轻呢？帕米尔高原的积雪没过马膝，走不了几百米，枣红马就像从油锅里捞出似的，一身汗水闪着光，腾腾冒白汽。雪原之大，一望无垠，天上没有飞鸟，雪面上也没有走兽的足迹。我爹和一匹马就这么走着，走到天荒地老，居然没有把一颗心走荒芜。

那时候他一定想着，再走20公里，边界西线就算巡查完毕，他就可以回哨所和班长报到了。我爹的班长我没见过，但在家里旧相册中看到过我爹。他穿了军大衣，脚蹬翻毛大头鞋，破烂的棉衣翻了瓤，头上顶着雷锋帽，跨在军马上像一个土匪。但一张脸轮廓清楚，两只眼睛里全是光。那时他正年轻，挥舞着鞭子，把马抽打得朝天嘶鸣，不管不顾地在雪原里奔跑，跑着跑着，人和马突然就都老了，双双跌落在雪地里。

四十年后他住院做X光，查出一根肋骨断了。把我们吓了一跳。他自己想了很久，说二十岁时在帕米尔高原骑马打雪狼，一个闪失翻身跌下马，扥住缰绳又翻身上马继续追。人和马哪追得上狼，但这一场追逐却人欢马叫，兴奋异常，隐隐觉得肋叉子痒，回哨所喝几瓶酒倒头睡，也就过去了。一根肋骨＝一瓶酒+睡一觉。年轻时的算术总是这么简单。

关于帕米尔高原，我爹说得很少。他并不需要多说，因为我长到十四五岁，还在每个暑假坐着军车远上昆仑山，在兵站吃羊肉揪片子，在汹涌的冰河边上吃西瓜。那时候我不听他说话，他也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爹的关系，就是直线关系。他把搪瓷饭碗从屋里砸到屋外墙上，是直线；把我姐一脚踹出家门，是直线；十八岁时向我呼啸而来的十多记耳光，记记都是直线。这些直线就是我和我爹最短的距离。我们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必须要说。我们坐在那里，吃饭，看电视，边吃饭边看电视。就这样。

可日子就过去了。饭还是那些饭，电视还是那些电视，人却老了。突然的，就弯曲了。

我第一次见我爹哭，是他从手术室下来。麻药过去，他渐渐醒来，突然眼角就滑下泪了。他不能翻身，不能动，颈子底下背着麻醉泵，不能用枕头，泪水就朝耳郭落下去。他就无声地落着泪，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愕然，像是撞见了不该撞见的秘密，哑口无言。那时候他还不满四十九岁，查出了癌症，功名利禄戛然而止，所有为人的尊严和体面都让位给死亡。他拿肚子让人拉开，拿器官给人割掉，喝口水也要请人帮忙，刚起步的公司转手他人，电话一个月不响一声，像是在惩罚一个罪人，而每个来看望他的人，脑子里都在想：天哪，幸亏不是我。他和死亡缓慢地分享每一分钟，彼此都有无穷的时间和耐心。我在想，从他落下泪那一刻起，永无天日的寂寞就上路了。这寂寞虚空一片，抓摸不着，唯一温暖的伴侣就是死亡。

我爹曾说想找人大哭一场。我想他一定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人。不是我妈，也不是我。说到底，他只能赤手空拳。我们的陪伴像是隔着玻璃的拥抱，无论多么情真意切，到底是无用。而他要和这个人哭些什么，这是一个秘密，我猜想也许有关人的一生，可这是一个禁忌的秘密。

手术后两年，我爹回了西安。那阵子他恢复了不少，回西安和一个兄弟做点事。我那年去西安读书，下火车就看见他来接我。我们坐在608路公交车上，除了客套，依然无话可说。车开着，到了钟楼路口等红灯，车停下来，我隐约觉得异样，扭头看，看见他正在默默地落泪。

他什么也没说，泪不停落下来。半空中，红灯计时器在一秒一秒地跳。

后来我才知道，他兄弟养了一个二奶，想甩掉，给她一间公司算是补偿。可该二奶不会玩儿公司，赖着不撒手，于是他就叫来我爹。当然，他没说实话，他的原话是：咱们兄弟俩得干点事。

我气疯了，想去抽这个长辈的耳光。可这气愤没用。这里的问题，远远超越了兄弟和义气，它是一种深刻的羞辱，来源于时间。我有那么一刹那恍惚感到，我爹要跟我说点什么了，而我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最终我们也只能沉默。

我爹曾经非常年轻，两条腿就追得上雪兔，一杆枪把半身靶心打得稀烂，大雪封山，几个兄弟把方圆五十里所有酒瓶子都喝空了，最后拿着大头鞋跟哈萨克牧民换马奶酒继续喝，把日月喝出几个交替。三十年前我家书架上就站齐了整套《鲁迅全集》；二十年前家里一水儿的松下电器，包括电话机；十五年前大学新生报到我坐的是他的尼桑。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承认他牛逼过。可是，这又如何？他还是要去躺在手术台上，被人切得乱七八糟，他还是要摊开身体，让无数的绿色黄色流进去，把骨髓炸出来，逼他求饶，逼他认输，最后再把他碾成齑粉吹得烟消云散。

我和我爹，从来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我曾将鸡毛蒜皮的不顺遂归咎于他，仿佛竖起一个敌人就能抵挡时间的侵蚀，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对抗永恒的虚无。可他倒下去了。抛下我一个人，赤手空拳面对无尽的时间，死亡终将跨过他的尸体扼住我的喉咙。

我一直想和他说点什么，会突然生出蜿蜒的不舍，害怕遗忘，怕那些人和事，终将消失在时间深处。我想跟他说说帕米尔的雪原，说说那十几个耳光，说说老家的墓地和他压在枕头下的《幽明录》，但事到临头，只有沉默才是教养。回到家他在厨房做饭，当当当切菜。突然的他就说起怎么挑鱼腥线，怎么用蛋清裹牛肉，泡菜太酸怎么办，蒸馒头为什么面发不起来。我在一边剥蒜，尝一口砂锅里的汤问他咸淡。突然他就对我说：一个人，也要好好做饭，好好吃饭。

寂寞少妇

我人浅淡，爱好很少，又尽是看书、写字这些单打独斗的项目，大学念的是准女校，毕业后，又去大学当老师，社会交往少得很，所以朋友也特别少，而且各个都根正苗红，不是高中同学就是大学同学，再不就是同事。而真正的密友，特别特别少，几乎是死一个少一个。而这些密友里，男性是一个也没有。如果非要算上一个，就是耳东陈，但他已经沦为我的丈夫了。

我属于这么一类人，流行的说法是缺乏亲和力，文学的说法是疏离，直接的说法是比较死相。结婚前没什么人追求我，我也没觉得非需要一个男人做伴什么的，但那时候我过得稀里糊涂的高兴。后来遇到耳东陈，觉得小伙还行，就结婚了。我的婚讯，大多数人都认为很不可靠。她们曾坚信我只有当个老姑娘这么一条出路。但是我要说的不是悲惨的从前，而是光辉的现在。

我结婚以后，男人缘突然好起来了。三天两头就有各色中年男人跟我推心置腹，把我想象成一个略有文采、稍具风骚的寂寞少妇，然后随时准备好挺身而出，解救我于水火。所以我今天就来说说关于寂寞少妇的一切。

一个女人，一个结婚女人，如果很寂寞，你猜猜看，会是什么原因。以下有备选答案：

1．老公挣钱太少；

2．挣钱少床上还不行；

3．床上不行还有外遇；

4．外遇的对象还是个男人。

这组答案，合情合理，随便拿出哪个，都言简意赅，很有说服力。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的女人，这就是中国男人眼里的女人。

他们说着丰胸、减肥、整容、抽脂，每一份杂志上的封面上都有一个不知所谓的女人。他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性，尺寸，体位，以为这就是剪辫子放缠足了。他们把女人身体的各个部位昭显于众，堆砌在香车美酒和那些浮肿的男人身边、黄金周围。女人们烟视媚行，像足了冒牌的上海滩舞娘。

羞耻，我常常一腔羞耻。

一个自诩儒雅、前卫的中年男人，他说：中国女人的问题，是太在乎男人的看法了。我咬着后槽牙冷笑。我抽你一耳光，只是因为你的脸太合乎我手掌的尺寸了。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里有个情节，女主人公在船上遇见一个男人，该男人错认为她爱上了自己，很想占点便宜。事实上她并不爱他，甚至有点轻蔑他，也知道他不爱自己。但故事的结果很有意思：她顺了他意，并没口出恶言。这真是个好故事，好得就像不是一个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明显的科幻小说都有人信以为真，还感动得鼻涕眼泪的——哪个男人敢相信《一个人的战争》？

再说说我这个寂寞少妇。耳东陈很爱球。他上大学时，大约每天都要踢球，否则就难受，非去跑一身汗，就舒服了。现在结婚了，这个习惯看不出来有改变的迹象。他每天要工作、念书、写论文、赚钱和我饮食男女柴米油盐，但还是拼了命要挤时间去踢球，就算踢不了，也要在电视上看人家踢，哪怕是半夜一个人，也要看。我从来不会试想，有了我，他就会不需要足球。这简直不言而喻，就像大力水手不可能不吃菠菜、加菲猫不会减肥一样不言而喻。我寂寞与否，这跟结婚与否，先生爱我与否，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你知道，双人床并不能解决所有欲望，你还知道，男人从来就不曾也不会是女人的一切。

现在我是一个少妇，还会时不时地寂寞一下。我很抱歉。每一个女人都会从少女变成少妇。就像宿命的大手，猛得攥住我的八字黄笺，攥得我一身褶皱。但是很快，我就会变成寂寞的中老年妇女，寂寞的老奶奶，最后是寂寞的一把骨灰。我很期待。

因为那时，这些称呼都不会再打扰别人了，甚至都不会再打扰我自己了。

花朵

女人都爱花。我是女人，所以我也爱花。

我来说说花的事情。小时候，我家住在喀什军分局大院的团职楼里，是最靠西单元的西户，有一南一北两个敞开式阳台。北阳台可以看见新疆强悍的日落，而南阳台上，我妈养了很多花。我妈是山东人，基本特征是嗓门大、爱憎分明、百折不挠。这几点非常适合在新疆生存。新疆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很大，那些千娇百媚的花草，没几天就死翘翘了。最终在南阳台上生存下来的，就是那几盆结实的了：仙人球，仙人掌，仙人山，仙人棍……我那时虽然顽劣，但也能分出个美丑。夏日炎热的午后，我带着大眼镜，穿着黄裙子，蹲在一坨仙人球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问题一：这盆烂东西好几年都这熊样儿——活的还是死的？问题二：如果把它连根拔起来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问题三：刚才那样连根把它拔起来，它死定了——是被动地等着我妈来打我呢，还是先发制人，勇敢地赖到我姐身上？

但这盆仙人球还是不死不活地戳在我家阳台上，我妈并没发现它有什么异样。直到有一天傍晚，我们围坐在茶几旁，边看新闻联播边吃晚饭，突然听见隔壁的阿姨在南阳台上大声呼喊：王姐！快出来！我妈朗声答应，顿下放下碗筷，风风火火拽开阳台的门，只听她也“啊！”的大叫一声——我心想完了，那盆仙人球我妈养了五年多，这顿揍，横竖是躲不过了，于是默默地往我姐碗里夹了一块肉。

可那两个女人，却在阳台上开怀大笑起来。我爸不耐烦地嘟囔一声，把电视音量调大，继续吃饭。可我妈却更欢闹，她大叫我和我姐，说快来快来。我俩放下碗，去阳台看看。

只见高高的阳台上，那盆生死不明的黑绿色的仙人球上，密密匝匝地开满了长喇叭状的紫红的大花朵。围绕着满是硬刺的球果，一朵，又一朵，指头点数完，还要加上另一只手，总共是十一朵。全是紫红色的，那些花什么都不像，就像是花朵，新疆的夏天，夏天的花朵，高挑的、怒放的、舒展的，开在夏天的傍晚。我没有想到，从它满是硬刺的怀抱里，可以开出这么漂亮的花来。

新疆的夏夜七点半，天空还闪着蓝光。我还记得那些夏夜。我们在楼下打羽毛球，玩一种我忘记名字的追逐游戏，该游戏的基本特征是双方都跑到半死，还分不出胜负。或者是丢沙包，回家时红裙子上还印着被沙包打中时留下的圆圆的土印。有嘴贱的孩子从我家南阳台下跑过，会问：徐四眼！你家那是什么花！我说：仙人球花！他就起哄说：徐四眼！你放屁！仙人球才不开花呢！我听了一语不发，跳上去揪住他便打，边打，我边哭，彻底把对方搞懵了。1997年高考完我回新疆玩，在乌鲁木齐遇见当年军区大院的一个阿姨，她见了我还说：徐家的这个二丫头，小时候厉害得很呐，揪着男娃娃打成一团，现在怎么这么文静啊……

我们离开新疆后，再没回过喀什。内地的风沙小，阳台却是封闭式的。我妈随遇而安，很快开始养一些娇贵的花，蝴蝶兰、剑兰之类非常麻烦的花草。仙人球她也养，但她养了那么多年，再没有一盆肯像当年的那一盆似的，在某个夏天的傍晚，突然的，发怒似的，从荆棘密布的怀抱里，吐出十一朵大红大紫的绚烂的花朵来。

倒腾人生

每个人都曾对新生活充满憧憬，比如我搬来新城市，搬进新住处，认识新同事，结交新朋友。当然，这个“新”，当时仅对我而言。青岛的老城区，旧的没办法看。我的新住处，其实也是风雨飘摇、即刻倾倒的模样。

可即便这样，也无法消磨一个人对新生活的憧憬。我的同事G，是个热腾腾的姑娘，说话干脆利落，办事风风火火。但和她的倒腾比起来，这些都算不上是特点。沿海一线寸土寸金，学校认为给我们个立锥之地，已算仁慈了。因此我们这栋楼的屋子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张床，除此之外就没地方站人了。但G就有这样的热力，在这小小的螺蛳壳里做道场。她把桌椅板凳的位置调整了N多次，不停测试这个房间的可能性，直到达到最高效的安排，这才算稳定下来。我计算，从去年底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至少换了5次格局。这是很惊人的，因为这间房子总共不到9平方米。而且，女人的东西多，瓶瓶罐罐的，挪动一下，基本上等于地震一次。

我的屋子，是一分一毫都无法挪动的，因为我还有个同屋。今年新进人员约有100人，这当中90％以上是博士或者博士后，短时间挤在这栋小楼里，也难为了学校怎么协调。好在这个同屋教养很好，行事安静，爱干净喜漂亮，喜欢倒腾屋子也有空闲。我也乐得撒手，随她怎么倒腾。

人生有涯，而倒腾无涯。4年前，我也曾是一个倒腾狂。那时候的日子很不可理喻，因为2004年9月到2005年9月一年间，我搬了8次家。搬一次家，就像火烧一次。在不停的流窜当中，丢失的不仅是我的财产（比如垃圾桶、衣服，零零碎碎），更丢失了我倒腾的热情。

这8次搬家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生活无法完美，连差强人意也很难达到。这个道理现在看来如此显而易见，但当时我26岁，新婚不久，又刚回学校，对生活当然有诸多憧憬。每搬一处，就尽可能地使之干净漂亮，虽然有时客观条件如此之差，以至于我们根本就不想回去住。在搬过8次之后，特别是2004年的12月31这一天，我彻底服输了。

那一天很难忘。因为它是我和耳东陈作为夫妻，共同度过的第一个新年。那一年的冬天雨雪特别多，气温低得让人胆寒。那一天我们有个约会，是耳东陈的上司夫妇俩请我们吃饭，时间定在下午6点半。但在6点的时候，我俩仍在搬家。新居狭小阴冷，我蜷坐在床边，等着耳东陈换门锁。门开着，屋里没有暖气。他始终没有换好，我的手脚全部冻僵了，前心后背沾满了寒气。

在赶往约定地点的出租车上，我们都知道，必定要迟到了。天渐渐暗下来，天全黑时，新年就要到了。我和耳东陈在后座各坐一边，各自望着不同的街景，一言不发。我的眼泪掉下来。明天就是新年了。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隐约感到，这就是生活，我必须面对的、千疮百孔的生活。我之前设想的种种欢乐的新年景象，都没有实现，迎面而来的只是寒冷和灰心。

当然，4年之后，我面对了更多的新生活。我和耳东陈分到了新居，墙壁很白，也足够大，就算生一个孩子也还够。我到了新城市，有了新居，也有了点钱，怎么倒腾都没问题。但是当年那个热气腾腾的自己却不见了。我不再热切地渴望一面如何的窗帘，一壁如何的书架，一种如何的生命。而是有床就睡，有饭就吃，余下一些力气，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就很让我踏实了。

物离乡贵

所有养生术、美容术、减肥术里都说，苹果是个好东西。但我不爱吃苹果。小时候在新疆，苹果是不值钱的东西。

当时我们住在军区大院一座首长别墅里。我爸的级别当然不够住，只因为别墅后边不巧有个锅炉房，入冬烧暖气，太脏，真正的大首长们都不愿住，我们一家就搬进去了。房子大得住不完，最妙的是有个大院子。院里有两棵杏树，一棵桃树，一棵梨树，一棵樱桃树和满架的葡萄。春阳稍高，春雪也只悄悄化了一层，那满园的花哪管粉的、白的、素的、艳的，就没主张似的，一树压着一树，一树呛着一树，一树不让一树，层层叠叠的，从春寒料峭直开到暮春时节也斗不出高下。我妈又在墙角辟出两畦菜地，种着各式蔬果花卉，葳葳蕤蕤的。美人蕉依着茄子苗，大丽花压着小辣椒，西红柿和牵牛花盘在一根藤上，拉拉扯扯的，小姐妹似的在阳光里一齐往高了长。若遇见几日春阳爆暖，提着小猫型的塑料洒水壶淅淅沥沥地浇水，都恍惚听见植物长个子的声响。

那时候还小，见了这闹哄哄的一院子，也欢天喜地搬来小凳，或者骑着谁的肩头，仰着脸从枝头上掐下蓬蓬勃勃的花朵，掰开了往花蒂处舔去，甜丝丝的有花蜜。汗津津地红着小脸喊我妈来看，我妈照旧是捉着我的胳膊，啪啪拍两巴掌高声骂：娃娃们不爱惜活物啊！从哪里捉来的麻雀，拿细绳拴在胸前的小扣子上，呼啦一声撒开手，被扑啦啦的麻雀一路拽着飞出院子，飞过军校场，飞过政治部，直奔话务班的小院儿飞去。话务班有很多军人姐姐，我手里握着一只飞累的麻雀，看她们端着红红翠翠的脸盆，莺莺燕燕地从我身边走过。

那只麻雀最终被我吊死在晾衣服的铁丝上，春天也就这么过去了。夏天是甜的。我的季节都是感官的。春天是五色炫目，蜂蝶萦耳。夏天是甜的。夏天是最甜的。甜的哈密瓜，甜的杏，甜的水蜜桃，蟠桃，油桃，梨光桃。甜的西瓜像半拉小水缸，我抱在怀里，从门槛抱着吃，一路吃到露天电影院，边吃边看电影。那是一部谢园和马羚出演的结婚电影，学生们拿荣誉证书粘成一个巨大的“囍”字送给大龄完婚的老师，结局很甜蜜。西瓜吃完了，抱着半拉西瓜皮在水渠里抓蝌蚪，要么是接半瓜皮自来水制成水弹，在转弯处，突然丢出去吓人。甜的石榴，甜的木瓜，甜的香梨，甜的香蕉，甜的芒果，甜的甘蔗，甜的葡萄满枝头，哪轮到苹果来甜，新疆的甜夏天，是连水萝卜都脆得发甜。那枝头的甜葡萄惹得蜜蜂也来叮咬，甜得嗓子发齁，甜得不停嘴，甜得手发粘，肚子滚圆滚圆的，我妈见了又骂：娃娃们没饥饱啊！最甜的夏天，我们清晨吃一个西瓜醒神，夜晚吃一个西瓜安眠，成绩好了我妈发一个西瓜奖赏，作业做不完急哭了也吃一个西瓜解闷儿。圆圆的甜夏天里我们也像西瓜一样，满院子乱跑乱滚，偶尔磕了，碰了，哭了，闹了，也一骨碌爬起来，眼泪还来不及酝酿，就又呼叫着继续满地乱跑。

秋天是浩荡的日落。秋天的浩浩荡荡的天空下，是浩浩荡荡的日落。天边一无所有，没有盗马贼，没有骆驼队，没有龙卷风，没有海市蜃楼，没有孤烟，没有异乡人，没有预言，没有神仙，什么都没有，只有浩浩荡荡的血色夕阳，浩浩荡荡落下去，浩浩荡荡的黑夜，浩浩荡荡罩下来。这是我的新疆。这些年的生活，一路丢了很多，但这新疆浩荡的秋天，一直丢不下。那狂风四起的戈壁滩，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望眼欲穿的绿洲，生死未卜的胡杨。总有一个秋天，总有一个斜阳，总有一个丢不下的季节，总有一个丢了的人。于是就冬天了。他们都说：物离乡贵，人离乡贱。

双喜

昨夜做梦，梦见蒋遥生了，生了个儿子叫陈皘。但蒋公姓马，徐公才姓陈——真是牛头遇不见马嘴。醒来不多久，蒋公就电话我，说蒋遥生了，7斤半的大胖儿子，54厘米长。蒋遥的身板和我差不多，宽骨盆大屁股，在旧社会，属于被恶少凌辱只一次就能生一窝的大丫鬟。不久前她腆着丰硕的肚子在阳光下招摇，有个白净小伙无比好奇地问她：姐姐，这是几个月的？

在84中的操场上，蒋遥曾帮我寻找过丢失的车钥匙，那好像就在昨天，可它却是在13年前。13年前，我们俩穿着难看的校服，在滔滔大雨里骑着发了疯的自行车；写过同题作文发在同一版上；甚至我们喜欢的男生，也是一对好兄弟——其实我一直瞒着她，她暗恋的那个男生，才是我真正喜欢的。她去北京上大学时，我留在西安。她的初恋是个网友，没语音过，没电话过，没视频过，没见面过——她根本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已婚未婚，是人还是鬼，她还为他喝过酒，喝醉过，喝伤过。而我那时洁身自好，滴酒不沾，扭捏着不肯说爱也不肯做爱。所以老郑就走了，再没回来过。好像就在昨天。后来我无数次地想：老郑，你当初为什么不“强奸”我。

你看看，青春都是搞笑的。

我奇怪她的肚子怎么能藏下一个人。她在我面前从容换衣服，肚子那么大，像是吞了一个篮球。这怎么可能，做爱做出人命了。她子宫前倾，很容易怀孕，如果愿意，她可以生很多。我也要去查查我的子宫，看它够不够宽敞，可以睡下一个54厘米长7.5斤重的孩子。她给我看B超图片，说它在这里——除了一团糊涂，我什么也看不到。她说它在吸手指，这样它出世之后自然会吮吸乳房。我假装专心致志、兴高采烈。她为什么要开心呢——就像果树结出的第一粒果子？它身上携带着你的全部基因、全部秘密？还是知道自己死后，你的血脉将继续传延永不消散？

昨天你还和我的校园里，背诵语文课本里的《春江花月夜》。你还和我，逃学到红专路旁阴暗的小书店，在那里买下的书现在还站在我的书架上，你看，《生与死的对抗》《新月集》，还有我后来将要翻译的卡夫卡。我喜欢《新月集》，昨天还不，可现在喜欢。你儿子长大一点，我就要给他朗诵《新月集》。在我敞亮的阳台上，在金色的午后，用明亮的声音，朗诵《新月集》。

你可以孜孜不倦地爱一个人，又深又久。

13年前我们在小寨遇到的那个年轻警察，我早就忘记了，可你还记得。结婚后你说起过他，甚至还记得那一天的树叶和街上的歌曲。恍如隔世。真是恍如隔世。我的热力在几周内就能焚尽，连渣子都不会留下，而你是与生俱来的坚韧和持久。那时我们多年轻。我想穿上小腿后有一条黑线的丝袜和高跟鞋，尖尖地走在大街上。你看我的理想多有“野妓”风骨。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很少提起。我只记得你横平竖直的语文作业，还有窗外那些乱糟糟的鸟叫。你爸妈习惯了我去蹭饭，我记得你家低矮的茶几和宽幅的蒲扇。现在你住着28楼160平方米的豪宅，左邻右舍都是非富即贵，书架上满是人力资源或者优生优育的杂志。你理应遇到这世俗的欢乐。也许我心藏大恶，但子宫肯定是无辜的。可我至今对它的确切位置、大小、容积、构造、膨胀系数及附加功能，都一无所知。

13年前认识你时，你还是一个小姑娘，害羞又内向。你瞪大了黑溜溜的葡萄粒儿眼睛对我说：上体育课必须穿球鞋！而现在的你，就那么坦荡地对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小伙子说：马上就要生了，你可以摸摸看。

一个母亲的死亡

小奕在我的印象里，总是笑眯眯的。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是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在大会议室举行，轮着谁，就进去，其余的人在办公室里等。正是十二月的好天气，办公室窗外就是黄海，我忘了紧张，把海看不够。小奕就笑眯眯地看着我。

当时录取名额还没敲定，如果是两个，就是我俩，如果是一个，就得绝杀出一个。她是名校毕业，我是非名任教；她是笑脸，我是冷脸；她活泼，我稳重；她有热情，我有经验。狭路相逢，没怯阵的道理。好在我们专业方向不同，两边都要人，最后人事处批下两个名额，我们就成了同事。

到手的瓜都不甜，在海边住定，我立刻觉得百无聊赖，万事懒得用力。分宿舍时，给我二楼，我就搬二楼，两人一间，我就两人一间。小奕和房产科的人争持了几句，被分在三楼，单独一间。这间房没住多久，她就结婚了，然后看房，买房，贷款，搬家，最快速度安定下来了。

她搬走之前，让我去住她的屋子。我搬上去之后，把墙上的密密麻麻的钉子拔出来，用白色的绘图纸把满是钉子孔的墙面贴住，接电线，铺地板胶，撒蟑螂药，花了大半年时间，才让9平方米的房子有了个样子，但整箱的书还是码在床底下，需要时就拖出来，打开顶盖，抠出一两本急需的来。但不久后事实就证明，原来的钉子，全都钉在必需的地方，这里挂接线板，那里挂菜刀，一个也不能少，我又只好挨个给钉回去。这么敲敲打打，两年就过去了。

虽说是同事，其实除了开例会，我和小奕很少见面。各上各的课，下课提包就走了。她那时已在城北买了房，和丈夫过着小日子，饱满甜蜜。我本来人情就淡，心也懒散，躲进小屋成一统，度过了很多寂寞无聊的日子。

寂寞和无聊一旦成为生活方式，就不再是个问题，而且成了护身符。

我在西北的一个学生，毕业后在青岛开公司，有声有色的，家产比我大几倍，加之刚娶了娇妻，养了名狗，搬了新房，正是鸿运当头。他怕我寂寞，常约我聚聚，我答应得好好的，临出门就又变卦了，说下雨，说头晕，各种推辞，他火了，说你架子大得了得，我只好说，是你我还挣扎下，是别人我一口就拒绝了。

我和小奕真正的熟识，是前年的事了。她是基督教徒，非常虔诚，肯早上五点起床参加晨祷。那时我正经历心理危机，病急乱投医，问她关于宗教的事，她听了很欣喜，请我去她家里做客，给我一本圣经，指点我去学校附近的教会，介绍我认识教友，并悄悄对我说：我会为你爸爸祈祷的。那个教会我去了几次。出乎意料，有很多大学生，有一个竟然是我学生的舍友。教堂的说教很冗长，又煽情，又经不起推敲，去了几次都半路睡着了。到了冬天，乌泱乌泱的一屋子的人或念或哭，又不开窗，气氛很差，虽然临近圣诞有唱诗班出乎意料的演出，但我还是作罢，从此也就再没去过。

后半年传来确凿的消息，说学院要搬到崂山区。我和耳东陈就商量买房，我们手里的钱，城南的滨海一线完全不用考虑，受了几次打击之后，终于下决心去城北。小奕一听很高兴，说以后我们近了，可以多走动的啊。于是很热心地帮我们联系中介，带着我看户型，问价钱，打听消息。我们很快就买定了，和她家的小区就隔着一条马路。

去年春天，小奕突然怀孕了。这消息对我很突然，因为我正忙着贷款啊，装修啊，对她是很惊喜。可到了六月份，突然又说流产了。细问起来，说是胚胎停止发育，什么指标都测不到，小两口儿急得四处投医，最后还是保不住，流掉了。六月份我正装修房子，忙得四脚朝天，去探病的事就一拖再拖。直到有一天院里要交一个表，她正休病假，我就给她带过去，也是去看看她。

她家的小区我认得，但几栋几门记不真切，我提着牛奶、水果边走边看，看见有个瘦小的女人拎着一塑料袋豆芽，走在我前面，步子很轻很小。虽然从来没见过，但我脑子第一个反应，这人是小奕的妈妈，而且很确定。于是我跟着她走，她进哪个门，我进哪个门，她上几楼我上几楼，果不其然，很顺利找到她家了。

那女人正是小奕的妈妈。打开门时逆着光，长相一团模糊，只有瘦小的身形让人印象深刻。她很客气地让我进门，轻声从床上叫起小奕，就消失在厨房里。小奕的扮相吓我一跳，六月天穿着小棉袄，她头上包着厚毛巾，精神状态倒还好。我原以为她会哭，可她没有。她只说进了医院才知道自己这是小事，也许是环境污染，食品不健康，她这种自然停止妊娠的不在少数。我说，胚胎也是优胜劣汰，在等最好的呢。于是就坐着说话，说到孕前检查，说到早孕检查，突然就听见涕泣之声，我才注意到，小奕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一边了。小奕没哭，她妈妈却哭了。

我有点不知所措，只好劝慰老人家，好在才一个多月，小奕没遭什么罪。老人家什么也不说，只一把一把地抹眼泪。我就也无话可说了。客套话就那么多，说几句就完，我就起身告辞，小奕的妈妈出门时一言不发地拉着我，往我包里塞利乐包的牛奶，怎么拦都拦不住。

到了七月放假，院里开例会，小奕没来，一打听，说是她妈妈查出癌症，她提前回湖南老家了。我听了有点发懵，觉得有点云里雾里的。发短信问候，说是淋巴癌，正在手术。二十天过去，突然有短信来问，说阿美，你爸用什么药止疼？我赶忙发了一拉溜药名过去，问情况如何了。回复很短，就一个字：疼。

小奕以前长头发，后来我把我的理发师介绍给她，她就剪短了。可到了十月份再见她，她头发蓬乱，说要留起来。我问她为什么，她沉默了一阵子，说流年不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把头发剪了。我听了无言，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转眼到了年底，她问我教会圣诞节有节目，要不要去看看。我委婉地推却了，她又沉默了一阵子，说其实我也可能不去了。

元旦学院出钱在城南酒店大聚餐，前一天我和小奕商量一起打车去。小奕说我不去了，我要回家。我问你妈不好吗。她摇摇头，说前几天做梦，梦里听见客厅里有人走动，仔细一听，是她妈妈的脚步声。第二天她打电话回家，她爸说，老家有个说法，说人死之前，魂儿会把生前去过的所有地方再去一次，你妈这是要走了。

寒假过得飞快，好像一场没散的局，一晚没醒的梦，突然就新年了，又开学了。这一天课上得磕磕绊绊，教务上平白无故多出许多杂事，在学校耗到下午才回来。背疼脖子疼，出门慢跑了一会儿。回来手机上就有未接来电。拨回去是小奕的。说了几句，她突然说：“我妈妈死了，前天才办完丧事。”她说走之前并不痛苦，脸上还带着笑呢。她又说，老家规矩很多，折腾了很久才下葬，好在时间很合适，回来前一天全部弄完了。最后她说你明天有空没，我到你家来做饭吃。我有点措手不及，但还是说欢迎啊，你几点到我去接你。

挂了电话，想着冰箱里没菜，屋子打扫得太潦草，厨房也懒得没擦弄，阳台晾的衣服明天肯定干不了，盐和米也不确定够，有线电视欠费一直没再续，明天人来了，干坐在客厅里啊。倒不是想显摆什么，但上门都是客，也不能太随意显得失礼。可四年里我俩总接不上轨，她热情随便，我低温呆板，这突如其来的造访，在我着实是负担。客厅一览无余，浴室千篇一律，厨房积重难返，只有卧室需要藏掖。于是颠倒床铺，突然在枕头底下抖出一本圣经，打开来一看，还是小奕前年给我的那本，我从没看过。第一次打开，扉页居然夹着一个字条，小奕用工整的字写着：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刹那之间就又恍惚起来，在这夜半的恍惚中，似乎看得见一个提着一塑料袋豆芽的女人，一个一把把抹泪的女人，一个往我包里塞牛奶的女人。

果子姑娘

单身楼北向有一家小超市，空间之狭窄、态度之恶劣、价格之无耻，方圆数里无人能出其右。但因地利之便，大家也就长久地忍耐着。小超市深处，有家煎饼果子摊，掌炉的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姓名不详，周围的摊铺若有招呼，也只叫她“哎，果子！”她就应声。

果子姑娘喜怒形于色，但喜怒却很无常：摊一张煎饼，就满脸的新仇旧恨，及至果子夹进去，又不晓得要经历多少悲欢。我经常走神，对人情麻木得很，经常是一边等着煎饼果子，一边在神游，常常提了东西忘了给钱，或者钱交割清楚，东西却落下了，好容易钱货两讫，提着东西突然不知所往，短路在熙攘的人流里。因此，我俩像两个互不信任的“毒品贩子”，每次买卖之后，彼此都要再三确认才作罢。

果子姑娘并不漂亮，但表情极丰富，五官能在短时内做大幅位移。周围住户不好把握她的脾性，连街坊式的寒暄都能省则省。她的炉子火势很慢，她又没技术把一勺面浆抹得薄如蝉翼，所以知情人都沉默着，一语皆无，等着厚实的煎饼慢慢温熟。

有一天中午，我懒得做饭，又顺道去了小超市，因为饭点儿已过，超市里很安静，肉铺、菜铺的摊主各自寻个舒坦角落打着盹，煎饼果子摊前也只有一个提包的小伙子和另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在等。我先交了钱，闪在一边等。但这天的气氛明显不同。提包的小伙子操着外地口音，正和果子姑娘言来语去谈得热火。小伙子磕头碰脑的，像是从专科学校刚毕业，穿着质地粗劣却崭新的白衬衣，头发梳得过于整齐，显得拘束又拘谨。他端着强迫性的自我训练的大方，和果子姑娘聊天。

“你是搞销售的吧！”

“你怎么看出来的？”

“嗨！看你的气质就是！”

“真的呀，你的眼神真准。”

“销售多好啊，多挣钱！”

“你卖煎饼果子也很好啊。”

“哪里啊！你看你多好！干干净净的！我全身都是油烟味道！”

果子姑娘的每句话，都缀着感叹号，不单是音调，还有音量及抑扬顿挫的表情。果子姑娘的展笑或蹙眉都没有惯性，像是一刀两断的绳索，倏忽而来，突然离去，来去都让人措手不及。笑靥愁容之间像是一键切换，速度之快让人眼花缭乱。这些我早习以为常，但奇特的是，果子姑娘今天，说的是强扭的普通话。很快我还发现，果子姑娘对世界特别和气，摊煎饼的手段也似有不同，翻云覆雨也很翩翩然，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他们的谈话还在继续，气氛之热烈，让我尴尬，一旁的男老师也一副耳朵受伤、留走未决的模样。角落里那些打着盹的耳朵现在肯定也醒了，听着这投契的对话。这是我等得最久的一顿午饭。如果不是果子姑娘的炉子格外慢，就是我太饿了。有一阵我甚至有冲动打断他俩一下，提醒她看看炉火是否已灭。但我忍住了。我选择继续等。小伙子也捣乱，要了两个还不够，说再要一个吧，晚上吃。果子姑娘倏忽一笑，问：一天吃两顿不烦吗？小伙子脱口而出：你做得好吃，天天吃都不烦。

我觉得我的耳朵已经流血了。我的耳朵跟着我，从没享过福，以前听甜言蜜语，多半是想搞一下，现在听见，多半是二奶怀孕了。所以我吃好吃的，但不听好听的。这种热辣辣的调情，我从没经历过。古人也得用写诗的吧，陕北人也得用唱的吧，电影里也得用外语的吧，网恋也得用打字的吧，为模糊其含义，还缀上一个不知所谓的笑脸，而眼前这种前后没铺垫，场景没渲染，砖墙似的口语砸过来，真让我受内伤。说到底，我只是喜欢那些装点着理性主义面孔，其实简单易懂的东西。

爱能有多复杂呢？

但请换成“喜欢”、“好感”、“欣赏”，因为它们留足后路的理性脸孔，符合我的徐氏趣味。

因为这句轻率又冒失的甜蜜话，果子姑娘彻底失去了童真。男孩子走后，她的表情凝滞下来了，忘了给我做好的煎饼果子。那个小伙子显然只是路过，因为此后我没再见过他。他也许是发传单偶然路过，也许是送货偶然路过，也许是失业了四处闲逛偶然路过。总之，我再没遇到他。但果子姑娘的表情却就此沉淀下来，有了重量，眉眼渐渐固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笑的时候，笑意慢慢拱上来，慢慢陷下去，看得清每一个细节。但大多数时候，五官都在放松的状态，有时太过放松，显得失落，甚至是疲倦。就这样，她精彩纷呈的表情消失了，人们也因此觉得她变得温顺了，开始跟她聊天，她平眉顺眼的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一张接一张地摊着依旧很厚的煎饼，但那天她那翩翩然的手段，却再也没出现过。

谁看了我的博客

中学时我成绩好，乖巧，写字也好看，所以常被老师抓差干活。那时还没有电脑，花名册、成绩单之类都要手抄。我经常抄写本年级的成绩单。其中有一个名字叫梁辛刚的，他的各门成绩都很好，不管是班级成绩单，还是年级成绩单，每一份的第一个名字都是他，连体育课都不例外。

那一年开秋季运动会，各班在操场上集合。高高的白杨树下，男生们扛着彩旗，女生们穿着白色紧身衣，鹅黄太阳裙，聚在一处叽叽喳喳。隔着我们班方队不远处，一个班级正在点名。有人高喊一声：梁辛刚！

人声嘈杂中我听到了。我心里一紧，转过身顺着喊声看过去。人群密密匝匝，只看见远处，人群深处高高举起一只右手，一个声音朗声答道：到！

那是1993年的秋天，我15岁。而关于1993年，我所有的记忆就只是人群里高高举起的那只右手。十五年后回忆此事，有点日本青春剧的意思，可惜我长相平庸，也没有资本穿裙子过短的校服，如果算是青春剧，也只能算是残酷青春，其实甚至残酷都算不上，就那一年茫然的心动而已。

这个故事到这里本该完结。但博客时代来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转，突然想起这个人，就拿百度和谷歌按照他的名字去搜索。不料还真把他搜出来了，他成了一个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该公司用实名制给他开了个商务博客，并附上一张穿西服打领带的照片。虽然相隔了15年的时光，但他的模样没有大变，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故事到了这儿，当然就停不下来了。我把他的博客从头翻到尾，全都是商务文章，我一篇也没看懂，只看见留言里有人叫他梁总。看完已到深夜。你知道夜深人静女人就容易滥情，所以我写了一个留言，内容是：“梁辛刚，我是你初中的女同学，你在初一2班，我在初一3班，你经常到我们班检查卫生。我想跟你说的是，我和你一句话都没说过，但十五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你。看你过得很幸福，事业有成。很安心。祝你一路顺风。”这条留言写得很假模假式，因为看上去无欲无求的。结果不几天，他回复了我的留言：“感谢老同学的祝福，我也祝你生活幸福。”也无欲无求的。

我擅长编造各种故事，可这次自己的故事，编不下去了。坏处是我现在只好傻眼天天看他的博客，好处是我基本上也算是半个商务咨询专家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哪里吊诡，直到有一天，我和我妈打电话，先开始都说些家常话，说着说着她突然对我说：“我看你的博客啦，每一篇文章都看了。”旱田里闪焦雷，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耳朵里嗡嗡鸣鸣，脑子咔嗒一声短路了，结结巴巴不成句子，只能仓皇挂了电话。

你看，我能想到最甜蜜的事和最恐怖的事，都来自博客。

人生就像一个博客，你永远不知道谁在点击。而博客则像一间色情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进来的是青春期的恋人，还是自己老妈。

我的博客上当然没有连载成人小说，但它的私密性，和闺房之乐也差不多。一部电影里有个桥段是脱衣舞女上台表演，跳到一半发现底下看客是自己的爸爸。这个桥段太吓人了，所以到了文德斯的《德克萨斯的巴黎》，色情表演场所被单面观看的镜子隔开，看客看得见舞女，但舞女看不到看客。现在回忆起来，法国太生猛了，还是美国人性化，保护员工“心理健康”，不知者不畏，走在大街上还是宛若处女。

世界当真是圆的。10年前，谁上网谁有范儿，那时候很多扯淡的命题：比如聊天室和QQ谁比较有品位，后来是QQ和MSN谁有格调，前两年是论坛和博客之争——结果时光流转，如今转回来了：谁不上网，谁有范儿。但最后这一范儿，几乎无人能达到。博客像是一只蚌壳，你用它把柔软生命里折磨人的沙砾，千层万层地伪装成一粒珍珠，否则，它只能潜伏在身体里成为一颗结石。你展开内心，揭开疮疤，舔舐回忆，虚构未来，这就是一场脱衣舞表演，表演完了，穿上衣服，原形毕露，各奔各的名利场，各睡各的温柔乡。

在我妈之后，我还有很多惊悚的经历。暑假会我的老师，他突然说，你的博客现在还写吗？站在讲台上，学生会突然举手提问：这个观点您能在博客上展开谈吗？同学会上，当初不咸不淡的女同学端着酒杯跑来问我：你博客上写的都是真的假的？最惊险的一次，是在德国朋友家，吃喝已毕，用她先生的电脑查收邮件，一看收藏栏，我的博客地址赫然在列，真有扒皮抽筋之感。

我一直反省，为什么我的同事能主动邀请我去她的博客小坐，而我却不行。现在我知道了：他们写的都是真的，而我写的全是假的。

他们本该都是爱

我不能养花。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复印室郑师傅处挖来两棵。我没多少生命的热力，所以养不活任何活物。养鱼最后只剩鱼缸，养猫和猫合不来，养花基本都是怒放一下就死了。

我妈就不同，她是个坚毅的女人。她不允许任何东西死在她面前，所以我爸在死亡边上爬了一圈，至今还好好地活着。我至今不明白，这个女人为何如此坚毅。她的母亲弃她改嫁，后母刻薄凶狠，父亲只爱儿子，丈夫狂妄粗暴，女儿们麻烦不断。她生于荒年，长于乱世，经历了革命、下岗，经历过婚姻危机，最后还必须带领她根本不爱的丈夫和死亡对抗。是的，她是个坚毅的女人。除了坚毅地和老天抢夺我爸，她还固执地在家里豢养着盛大的植物。这样具有生命热力的人，出现在小说里，算是比较合理。但她是真的。她的植物也会死去，但她让枯茎站在巨大花盆里，始终不丢掉，坚信在某一个春天里它还会亭亭如盖。但她的坚毅和她的植物，都让我紧张。

可是我还是会带植物们进来，尽管只挑生性阴冷的。我把它们安置在书架上，窗台上，书桌上。然后打开网页，研究它们的生性、喜好。按时换水，施肥。据说对着植物讲话，它能长得好。我试过，但讲不出来。一来没话讲，讲什么呢？我一事无成的岁月吗？二来对着一盆花讲话，也太他妈文艺了。我不是文艺作品，我可是真的。但我还是会把它搬到顶楼晒太阳。天台上阳光充足，海风出奇的大。它们就是再喜阴冷，也需要阳光——谁能拒绝阳光呢？

小史更喜欢猫。她在街上拣了两只猫来养，其中一只刚拣来时病着，不停上厕所却尿不出来。后来它好起来了，很爱小史，甚至在她上厕所时也蹲在她的脚边。今天它却被送走了。她感觉很糟糕。是的，失去的感觉，很糟糕。

我这种朋友，有了还不如没有。朋友有了喜事，我很少能分享喜悦，因为我的朋友都是loser，他们如果飞黄腾达了，这个世界肯定是已经从芯里烂透了。他们有了悲伤，我更少能分担忧愁，因为我不习惯温情脉脉。我没法握着他们的手，拍着他们的肩，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我知道不会。我只会说：我知道更糟的……

但这是小史。我得说点什么。人这种东西，很难讲。

人会分泌一种物质，叫感情。这种东西，你拿它没办法。

汗液可以洗掉，癌细胞可以割掉，或者用放射线烧死。但是感情你拿它没办法。明智的做法，是和它对话，问问它们到底是什么：如果它们是爱，记住，去爱一个远隔千里的陌生人；如果它们不是爱，记住，它们本该都是爱。

猫

小学时，我和班上的两个女生很要好，其中一个姓黄。她那时修眉俊眼，十八年后肯定是一个超级大美人。黄美人有个名声很糟的上海知青妈妈。有一次我去她家，她妈穿着一双缀有孔雀毛的高跟拖鞋来开门，把我吓着了。晚上回家，我偷偷对着镜子看——为什么我的额头没有美人尖？为什么我的眉毛没有那么长？不过，我想说的是：有一天上学，黄美人嘟着嘴抱来一只小小的猫，说她妈嫌脏，不让养，怎么办。结果可想而知——我这个呆头鹅给抱回家去了。

我父母那时正值壮年，在新疆战天斗地，都成了狠角色：我爸是灰金刚，我妈是控制狂，但凡有一点眼色，我也不该抱一全身是毛的东西回家。不料，这只小猫在我家遭遇的天敌，却是我姐。

我姐那时很不喜欢我。

我10个月大时，被送回新兴四队奶奶家，我奶奶生于凶年，长于乱世，嫁了两次，生养了7个孩子。如果我没念书，再过50年也会变成她老人家。1979年的西北农村穷山恶水，我就在这穷山恶水之间艰难地拔节。三年后的某天，在遥远的新疆，我妈还是收到一纸电报，报我病危。从喀什到武威，六千里地我妈泪水不干，见到我后死不撒手，眼泪再落六千里，把我带回家了。

千里之外的新疆，我姐等于是早上一睁眼，就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屁孩跟她分争一切：房间、食物、赞美、眼光和父母。而且该小屁孩又敏感胆小得要死，经常是泪眼汪汪的熊样，有一次你只说了一句：三年不洗澡你可真脏。她就哭得涕泪横流如丧考妣。

我那时最大困惑就是：我姐是因为我而烦那只猫，还是因为那只猫而更烦我了。她处理猫的办法简直匪夷所思：她只许它待在卫生间的浴缸里，小猫很小，根本跳不出来，只能天长日久地待在浴缸里，开始还喵喵叫，后来就不叫了。很久以后，我姐才告诉我，那时她在《故事会》上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只猫怎么吃掉了仇人的三个手指。她不是讨厌它，而是确实太怕它了。

我姐16岁离开家时，我15岁。15年后再相聚，我们甚至不习惯睡同一间屋子。前一阵她来青岛，我俩躺着聊天。她突然说：爸妈走了，你就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姐不是我这样的怪物，所以她说出这种话来，更觉伤感。我正伤感着，却听见呼噜长呼噜短的，她那边已经睡结实了。

那只小猫，因为怕它死在浴缸里，我只好又抱回学校。我们三个人蹲在新疆黄沙漫天的操场上，围着那只小猫愁肠百结。我们仨当中的另一个姓许，她爸是电视台台长，老师们都马不停蹄地拍她马屁。“许贵人”见过大场面，看这个情势，痛快地当场拍板：我养！

毫无意外，她被她爹臭揍了一顿。第二天，她抽抽噎噎肿着两个大眼泡，又把猫抱回学校来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又在新疆黄沙漫天的操场上，围着那只小猫愁肠百结。

新疆的日落，壮观得像是电脑特技。血红的大太阳，完完整整、浩浩荡荡栽进地平线，天空像是被一支饱蘸浓墨的狼毫一笔涂黑。最后，我们只好把那只小猫扔在路边，分头回家。走在路上还很难过，进门看见一桌子饭菜，立刻就忘了。

我喜欢猫简直没道理。1997年我考上大学，我爸让我回家跪祖宗，说我是徐家户里第一个读书人，必须回去祭祖坟、烧高香。我回去时，奶奶已经死了很多年，在小姑家，我看到一张很诡异的照片。照片上一个脏孩子靠着一只超级大的恶狗，耀武扬威地站在地头。小姑说那个脏孩子就是我，还说我小时候跋扈得很，倚着恶狗横行乡里，端着小碗满村蹭饭吃，有邻居逗笑着说不给吃，我细瘦的四肢顶着一个大脑袋，站在炕上敲着碗，操着武威土话破口大骂：你们个驴日的！！！——那模样，那音调，明显就是我的奶奶……

我听得愕然。那么，我曾经是说方言的。可为什么今天一点想不起。至于奶奶，我也是早忘了。

凉拖的夏天

青岛的夏天终于来了。可这夏天，也不过是在24度上下徘徊，不是雨就是雾，烦死人了。短袖穿上，又脱下；短裤套上，又脱下；裙子拎出来，又挂回去——只剩下凉鞋，套上就甩不掉了。因为凉鞋，越来越爱夏天。满橱窗的鞋，对我来说就只有两种：球鞋和凉鞋。而凉鞋就只是凉拖。

照我的年龄和身份，踩上高跟鞋，裹个西裙，贴上珍珠耳钉，就可以假装高级知识分子了；照我的身材和神态，踩上高跟鞋，剃个光头，再臭一张脸，就可以假装变态女杀手了。说实话，女人到了一定年龄不穿高跟鞋、不八面玲珑、不喝红酒，基本上就很堕落。可我就自甘堕落。

秋冬春三季，我穿球鞋牛仔裤；夏天，我穿牛仔裙凉拖。教学评估期间，我着装不合格，只好去置装，可每进一家店，就直奔拖鞋区，花了很多钱，买回来的还是凉拖。有一双装点门面的高跟凉鞋，很夸张的纯白色，上面有很费工的暗绣——还是凉拖。那段时间，学生都以为“寡人有疾”，走路慢慢悠悠、摇摇晃晃的。上课时像棵植物，站定一个点，就原地不动讲两个小时。整整一个月我都踩在这双危险的鞋子上，颠簸在崎岖的校园里，走一步骂一声。结果还是不行，管理机构认定没有鞋带拦住脚跟的，就全叫拖鞋，而教师是不能穿着拖鞋上课的。

这双奇贵的鞋子，不只在学校受歧视，有次去参加一个年会，请帖没有着装要求，可我还是出于礼貌穿了西裙，踩上这双折磨死人的高跟鞋，及至酒店门口，门少说：抱歉，拖鞋不得入内。这双鞋此后分别在军校门口、餐厅门口、酒店门口及咖啡店门口被拒多次，甚至在办公室，都被提点过。高跟的尚且如此，平底凉拖就只敢留去海滩。

喜欢凉拖。凉拖代表太多了。可以写很炫目的形容词，也可以写很高端的名词，甚至能把它升华为一类人生观和世界观。但这些大道理，都不如踩在凉拖里，踏踏实实地走路来得朴素（其实更愿意光脚）。

可这样的爱好，很难得到苟同。100个女人聚头100次，没有一件会重样。裙子长长短短，头发短短长长，但不论时尚走到哪一步，鞋子永远只能是高跟鞋。可我就趿拉着各式凉拖穿梭其间，一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模样。阿朱觉得太难理解了，每次买鞋都花个好几百块，可我穿回来的永远是凉拖。她很不服气一双拖鞋凭什么敢卖500块，言下之意，是只有她的高跟鞋才有权卖到500块。我懒得理她，边看电视边说：高跟鞋是鞋子的耻辱。她像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似的说：你是女人的耻辱。

阿朱是永远不会穿凉拖的人，她甚至都不肯穿平底鞋，高跟鞋是她的宗教。我如果穿上高跟鞋就到175厘米，再染个紫头发，不是可以更雄赳赳。可我气质温和，性格温柔，脾气温顺，态度温婉，属于怎么舒服怎么来那型，根本没有想要雄赳赳。但要命的是，我的长相太紧张太严重，表情又经常是哭笑不得，真的不适合走休闲路线。去年夏天我们几个穷人跑去试穿PRADA，差点被售货小姐的白眼当场翻死。不过当我一身黑衣，一头黑发，踩上一双黑色高跟鞋，往镜子前一扎，白眼小姐居然也流出一丝青眼。当时我就找到了我“至死不渝”的价值观：我是多么爱钱啊。

可我仍爱穿凉拖，只要能忍受，刮风下雨都穿凉拖，那么贵的鞋泡在雨里，都想不起来要换，只盼望雨快停。我都不太爱穿皮鞋了，买球鞋坚持买布的（最爱绣花鞋）。

据说爱穿凉拖的人都很随和，真没错。我的口头禅一直都是：都行。就算要我选择怎么死法，我都会随和地说：都行。

数字生活

去年开始，我才会刷借记卡；上月开始，我才会用信用卡；这周开始，我才会网上支付。不知是文科生的缘故，还是女人的缘故，还是我太暴躁的缘故——或者干脆是因为我是一个暴躁的女文科生。

信用卡是怎么办下来的，真不堪回首。只记得填了无数多的表格，留了无数多的号码：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座机号码，然后还有名目繁多的密码：提现密码、查询密码、初始密码、网银密码、刷卡消费密码等等等等。我臭着一张脸，耐下性子，咬牙切齿地一遍一遍输入密码、确认密码、修改密码，不停说服自己：上流、高端、国际化、潮流、理财、收益、体面……

最离谱的是，我提出想办理某项业务时，柜台小姐说可以啊，接着就把一份4页多的合同丢出来。当然的，我就趴在柜台上，开始一行一行研究。我学了10多年德语，如果说还有什么获益的话，那就是认真对待文字。德国人经常是丢给你几十页的说明书，你打电话或当面质询任何问题时，德国人都会回答你：请参见说明书。德国人的表格和说明书简直就是一门艺术。但这种学习精神，此情此景下，显然是不对的。柜台小姐新仇旧恨地死盯着我，让我如坐针毡，所以我只好翻到最后一页，签上名字，丢进去拉倒。

就这样，我在一份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合同上，自愿地签了字。接下来又是填表，表格上有无数选择。我企图选某一项，柜台小姐立刻说：对不起，这个你不能选。当我企图选另外一项时，柜台小姐又说：对不起，这个你也不能选。如是再三，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了。于是我愉快地选定了最后一项。就这样，在众多选择里，我自愿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一直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像一个阿拉伯人那样，住在一只骆驼上；为什么我不能像一个阿拉伯人那样，睡在一张地毯上；为什么我不能像一个阿拉伯人那样，用一只羊，换回一个蒙着脸的新娘。

《教室别恋》里那个卖羊毛袜子的丈夫，是个有趣的人。他说：“羊毛袜，原料是羊毛，羊毛，是羊身上出产的，而羊，是自然的——而尼龙是什么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这个被戴绿帽子的、从钟表里喝酒的丈夫，坚决不卖尼龙袜。当然，最后他破产了。文明的好处，就是体面。让大家提着一麻袋钱去买一块豆腐，实在是太不体面了，所以就发明了刷卡制度，于是，无耻的通货膨胀就显得不那么无耻了。

我常想，我能不能把工作辞了，不就赔点钱嘛。但想来想去，不行。我的户口、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伤残保险、住房公积金都在这里。想要把这些揣在身上，跟我四处漂流，我得越过多少手续，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我能不能做个三无人员呢？也不行。因为安全感，是动物性需求，跟吃饭睡觉一样，是不能强行剥夺的。

我成了自己的人质。这太荒谬了。

我爱《荒野生存》这部电影，爱那个聪明、朴素、善良、求知、销毁一切社会号码的男孩，更爱那女孩的眼泪、女嬉皮的眼泪、老人的眼泪和父母的眼泪。那张被猎人找到的照片上，他笑得多好看。

野孩子

我一直不大清楚，记忆是怎么回事。

我和我姐相差一岁三个月零两天，可以说，除了双胞胎之外，作为姐妹，我们俩最大限度地共享了人生。但即便是这样，我多年后再和她回忆从前，却像两个账房怎么也对不上账，别说细节了，连故事梗概都对不上号。她带着我上了五年的小学，想必烦我不是一点儿半点儿。我常常想起那一年的夏天，午睡过后醒来，她偷偷溜走了。我迷蒙着双眼，万分委屈地穿过漫长的大院去上学。但我没有那个气性，走到一半，就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起来。马路牙子上是一扇窗户，窗户里是一个会计在上下午班。她叫黎春兰。她打开窗子问我：徐二！你哭什么！我感到羞愤难堪，一言不发走了。这个场景至今还很鲜活。我不明白为什么记忆不老。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夏天的热，绿色的树叶和我羞愤的心情，像是泡在福尔马林里，说不上鲜活，但却没有腐烂掉。如果你今天给我张地图，我还能指出我当年痛哭失声的具体地点。它的右前方，是一片荒芜的果林，左前方是菜园，后方是军部大楼，绿色的墙裙，红色的窗框。

我跟我姐姐说起这件事，她茫然无知。我姐的回忆里，也常常没有我。她说道那年的大年初一，我爸一巴掌掴散了她的马尾辫，她只好哭着和同学们去于老师家拜年。那一年的初一我在干什么，我也茫然无知。我不敢相信，这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不再想要跟着任何人去任何地方，我爸也老病缠身，不能再掴散任何人的辫子了。

记忆像是一个意外，记下的都是不知所谓的片段。我们历史老师姓贺，事实上，她兼着我们好几门课。她像个间谍一样，在考试时偷偷从一班溜到我们班，再从我们班溜到一班。她疯狂地陶醉在自己的权威里。从敞开的门我可以看到过道的墙。那边墙漆了绿色的油漆墙裙，她贼膝摸脚地向我们班摸过来时，绿色的墙裙里，就映出一个暗影。那次考试没什么可以抄袭的，考的是陈胜吴广闹革命的事，可我还是忍不住一次次看那绿色的墙裙上浮现上来的暗影。

我后来在乌鲁木齐的家具城里遇见过她一次。我妈停下来和她说话。我茫然看着她。等她走了，我妈问我为什么不问好。我那时词汇量小，讲不出“婊子”这样的话。我只说她不好。我妈也没有苛责我。我隐约觉得她也并不喜欢这个姓贺的。后来我看我妈的老相册，在一张尺寸很长的照片里，发现她俩曾经在一起下乡插过队。这想法就落实了。贺遇莲像是赵姨娘，我妈决计斗不过她。

我长大后成了个老师，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多么富有童话色彩。我最怕教师节，或诸如学生毕业这样大喜的日子。我连假装欣慰都困难。长大后我遇到很多不错的老师，虽然有些并不赏识我，但他们都是好人。但我人生中最大恶人，却出现在我手无寸铁的童年时代。

可是连这些，都失去了。我在百度和Google上搜索不到她，如果不是回头翻旧账，我也忘掉她了。我的童年没有大不幸。父母没有离婚，却不停在吵架，贺老师没有逼我吃粉笔，却让我在体育课上得了个50分，倒数第二名是90分。就在那个新建的教学楼的一楼，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得了一个50分。我姐姐是个很江湖的人，常常结交各色大佬，有着自己的生活。我全然忘记了。只觉得一切都懵懵懂懂的。

没有尖锐的羞耻感，没有尖锐的受挫感，一切都像是被钝器所伤，伤痕在二十年后才浮现出来。

我的父亲是看不上我的。这一点我隐约知道。当年的我甚至为了讨好邻家的女孩，把我妈的一条手链偷去送她。我父亲幻想我有头脑，有主见，是个拿得出手的孩子。有一年在喀什，他带我去吃饺子，我把勺子杯盘弄得叮当响，他当着满桌子的人，教训了我，我看不见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否满脸通红。这件事我至今记得。很多礼仪都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比如吃饭不要一直把筷子端在手上，不要站起来去夹远端的菜，夹菜要紧着靠自己的盘子边。这些礼仪我至今牢记，并受益匪浅。因为他采用了一种能让我一次牢记的方式，把它们教给了我。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因为我不爱教育人。学生迟到了，我看一眼继续讲课，学生旷课，我也继续讲课。教育当然有积极的方法，但是据我最初的经验，教育和羞辱是密不可分的。礼仪这个东西，至今是我的硬伤。我不知道怎么春风化雨地和礼仪融为一体。对我来说，它代表一种强权。所以我和人的关系，总是有问题。太近了，我就忘了礼仪，而讲礼仪，我就无法和人亲近。我成年后仍然无法对礼仪产生应有的兴趣和尊重，对它的积极意义，我一直无法充分认识。

这个姓贺的女人，估计对我姐姐也不善，但我姐很江湖，很有可能根本不鸟这个女人。但我不行，我内向懦弱，委曲求全。有一年夏天，大家在干涸的游泳池里练团体操，有个很经典的姿势，是五个人手拉手，白T恤黄裙子，中间一人直立，两侧的四人手拉手侧身倒下去，像半朵太阳菊，很漂亮。我大概是迟到了，这个女人让我在游泳池外罚站，那是我第一次有幸整体观看这场表演，那么多黄白的花朵都开了。我记得我站在喀什八月的骄阳里，内心茫然，觉得人生如此漫长，像一场罚站。

我自小语文出众，却从没当过语文课代表。因为我沉默寡言，开口时不能成句，又不能饱含激情地朗诵课文。至今为止，看到电视里太煽情的片段，我都要换台，不是轻蔑，而是生理的不适，我觉得他们都挺真情流露的，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个看客，我才觉得尴尬。我小学的语文课代表叫陈恒，写得一手漂亮字，好容易她转学了，又来一个叫智圆圆的人，也是写得一手好字，她个子很高，脾气温顺。初中的语文课代表叫洪丽，有个极度不爱她的妈妈，为了夺第一，初一就熬通宵。高中的语文课代表我忘记了。因为到高中后，我进入青春期，突然开始谁也不鸟，和年级组长吵架，和班主任吵架，和我父亲吵架，连暗恋很久的男生，我也去吵了一架。这种情感表达方式，现在看来，简直不可理喻。

到了高中，我才成了一个彪悍的人，之前16年在新疆，我都小家碧玉的。我妈逢人便说：我们二姑娘文静！我不大知道文静的具体含义，但看我妈的神色，是当褒义词讲的。我无法说我内心狂野。因为我一直很糊涂，到大学毕业，我也不知道，我的狂野劲儿，要发泄到哪个领域里，去破，去立。事实上，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他生病之后，曾经说：我本该是个优秀的机械技师。说这话时，他的大部分人生已然过去。我内心萧索，想着世间悲剧何止一端，在这条路上再跑30年，我也会说出同样的句子。

喀什的岁月肯定比这还要久远，它们都消失了。可能溶解了，可能凝结了，埋在大脑的哪个皮层，我也无法断定。我现在回想起喀什，简直和外星球没有两样。漫无边际的戈壁滩上，一个传说中的绿洲。听起来美不胜收，但记忆里总有地老天荒的意思，比半天里的月球还遥远。那些人和事，在时光旅行机里面目全非。只有一点大家殊途同归，就是无止境的衰老。

我爸爸的同事赵三伟，已经死在北京301医院的过道里了。当年我家和他家面对面都住四楼，大年三十除夕夜，我爸和他在各家的阳台上点着冲天雷互相发射。我妈的女同事，被老公骗着离了婚，之后他立刻纳新。当年这个意气风发的阿姨是市机关合唱团的指挥，裤子拉链忘了拉，依旧大开大合地指挥完整个表演。我姐的好友徐冲住在我家楼下，长得天姿国色，整个一个翻版的曾华倩，我上大学时，她在喀什军分区当了一个话务兵。而军区大院当年的一个问题少年，现在居然当了营长带着野战部队。这些人的生活，像是没亲没友的节日里，在戈壁滩上空炸散了的烟火，四分五裂。没有消息的，差不多等于死了，有消息的，有些也是死讯。

喀什是什么呢？它像是一个宇宙空间站，每一个到这里的人，最终都要离开。我父亲在这个“宇宙空间站”上，生活了三十多年，等他返回“地球”时，他的父母已经死了，田没了，地也没了，兄弟姐妹们物是人非。内地对他而言，也成了外星球。我们这些新疆长大的孩子，没有和外婆的故事，没有从小的玩伴，没有和一个城市亲密的关系，我们不停地动荡迁徙。我刚到乌鲁木齐，见着公交车都惊奇。刚到西安，穿了平生第一条牛仔裤。喀什，就是一个荒蛮的“外星球”，我们荒蛮地成长，那种荒蛮的孤独，没有外婆可以抚慰，没有玩伴可以倾诉，没有任何一条街道容许你的柔情万状。

我先生常常在兰州街头遇见他的小学同学。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太奢侈的体验。我记得很多我小学同学的名字：黄远，许宙，刘建军，景慧，田兰，玛依努尔，阿不力克木，林春，杨帆，金睿，陈蕾，但他们都在不停地消失，大多数是随着父母回了内地。班里有人转学走，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我常怀疑自己骨子里薄情寡性。大学毕业人人哭得泪流满面，在火车站十八相送，我只感觉到生理上的不适。我还记得莫名其妙要去合唱一首歌，指挥是我的班长，一名腰肢柔媚的四川男生，很爱音乐和地理。他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唱出离别的感情。我很犯愁，因为我没什么离别的感情，既不难过，也不烦闷，就是没什么感觉。如果有的话，只能算是恍如隔世，像是十几年来的离别小戏，又加演了一场。

上小学时，院子里有两个孩子，和我们一对小姐妹玩得很起劲，我妈招呼她们去我家开晚会，敲着盘子唱《我们新疆好地方》，但像是一夜之间，她们就消失了，无影无踪，说是搬去了伊犁。我在军区大院里最好的朋友江才宇，也是一夜之间跑去兰州上军校，最后消失了。我父母很要好的两家，也先后搬去了乌鲁木齐，两家的儿子，几年后再见，完全不是当初的印象。年纪小点的黎明弟弟，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高中生，和他父亲的关系相当紧张。想当年我拉着毯子和他在我家葡萄架下打闹，差点把他摔成脑震荡。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叫张伟，青春期来得早而强烈，动不动就从二楼跳出来离家出走，1997年再见他，去郑州上了军校，和我先生算是半拉校友。住在我楼下的荷花姑娘，去了乌鲁木齐后音信全无。

这算什么呢，无非离别而已。

我父亲在昆仑山上守边防，一年里有大半年时间不在家，我妈妈经常拉着我去车队送他。我习以为常，但我妈总想来点煽情段落，于是她教我问我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场景，用在歌颂戍边军人的宣传片里，非常合适，但作为生活，它太蠢太假，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父亲也笑。我当然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我甚至不真的关心他什么时候回来。我真正关心的是，我小学什么时候毕业。

春天时，喀什成了真正的“宇宙空间站”。围绕着它的不是寂静和黑暗，而是黄沙。我妈给我和我姐每人一条纱巾，把整颗头裹进去，像是一个抢劫犯，或者科幻片里的无脸人。顶着风沙，我们上学去。教室的座椅，一天是要擦好几遍的。当时我们班有个男生叫什么辉，暗恋一个女生叫什么慧。他示好的方式，不是喀什人都体会不出好来。他每天早上一定头一个到，到了就把什么慧的桌子擦得一干二净。这一招比送999朵玫瑰实用，但又和它一样招摇。因为喀什的风沙如此之大，一夜里落的尘土，相当于欧洲城堡闲置一百年的意思。这个什么慧，一进教室，撞进眼帘的，就是自己那半张擦得锃亮的桌面。这一招在内地就看不出好来，因为风沙不大，擦没擦，区别也不大。这位什么辉，坚持了很久，直到什么慧转学去了乌鲁木齐，还无法忘怀，于是决定把她的名字刻在手臂上。但他缺乏远见，因为“慧”这个字的笔画实在太多，他刻得龇牙咧嘴，终于没有完成。他后来去乌鲁木齐当了骑警，常常骑马巡山，后来去可可西里围捕盗猎者，差点被枪打中死在当地。我上大二时，有天夜里在宿舍打牌，他不知道从哪儿得知我的电话，居然打过来，他的热情似火遇到我的赌性正酣，我急匆匆要挂电话，他说，他们今晚在小镇过夜，就这么一部电话，几个战友每人也只有三分钟的时间。这边牌友催，那边战友催，一时居然语塞。他说当天和盗猎者撞了个当面，都开火了，有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当时我们差不多有5年没有联系。按照电影里的桥段，我现在应该已经嫁给他了才对。但我是喀什人，我知道，他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是他记得的唯一的喀什人。

如果是我，在和死亡擦身而过的夜晚，只有三分钟，我要给谁打电话？我当然要给一个喀什人打电话，问他喀什军区大院里的团职楼，它拆了没有。

它当然是拆掉了，20年都过去了。军区大院的孩子们，都在团职楼下打沙包。因为如果住在团职楼，爸爸们都差不多一个年纪，孩子们的岁数也就相差一两岁。那时候我妈常领我去一个女裁缝家，她的特点，一是非常胖，说话都拉风箱似的喘，二是手艺很糟，做什么不像什么。我妈给我在一本也许叫《上海服饰》的书上选了一套衣服让她做，她做出来，我穿上去学校，就有人说我是饭店里的服务员。类似的还有一条红裙子，我期待了一周，结果穿上完全不像个样子。可我还是穿着它到处跑，但打沙包时这条裙子很要命。经常有人明明被沙包挂了个角，因为没凭证，可以赖掉，但我这条裙子沾土就是个白印儿，无从抵赖，让人气馁。

打沙包的人里，有个女孩子出手快、下手狠，基本是按照军事标准来拦击我们的，基本上一个沙包丢过来，就是一颗炸弹。有人被砸疼了很不爽，女孩子们喳喳喳地吵起来，我姐也是当中一路诸侯，当面锣对面鼓不怯场，声音忽高忽低，很震撼。我就不行，遇到这种战事，就懵了，握着沙包站一边儿，唯唯诺诺没个主张。到今天，我在当面对抗上都不行，前不久和一个恶邻对阵，照例屁滚尿流地败下阵来。

风沙都是春天里来。每一道窗缝都有沙子飞进来，床上被上细细的沙，像是被人细细箩过一遍。绑好劫匪般的纱巾，开门扑进风沙里，对面不见人，沙砾尘土簌簌扑过来，隔着纱巾，张嘴还是满口尘沙，迎头顶着风走，侧身推着风走，转过街角，风就赶着、推着、撵着你走。顶风迈不动步，逆风停不住脚，衣袖呼啦啦地作响，耳朵里，头发里，牙齿缝里，脖领儿里，都是细沙。二月春风似剪刀啊，春风送暖入屠苏啊，春风又绿江南岸啊，我就是这黄沙滚滚的春风里一个野孩子，等着风沙里千树枝头十万花开，紫恨红仇不罢休。

从宇宙空间看不到喀什，只能看到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再往西走，就是这天地洪荒的小地方。据说它是中国版图上，最西部的城市。

土地

我丈夫的爸爸一生本分老实，烟酒不沾，尊重妇女，是个好人。他平生最大的爱好有二，一是吃肉，二是坐火车。

吃肉这件事比较好理解。他生于上世纪30年代，童年赶上军阀混战，少年时八年抗战，成年时三年困难时期，后来又是“文革”，总吃不上肉。他老人家的缺肉史，就是半部国难史。他一生辛劳，等到把四个孩子培养成人，日子也相对太平了，所以兜里有点钱，他就都用来吃肉了。他吃肉的架势很吓人，不肥不吃，不腻不吃，我丈夫正当壮年，数次和他爹同台吃肉，都败下阵来。

坐火车这件事，就很难理解了。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丈夫的爸爸年轻时在城里工作，留下媳妇和孩子们在农村，因此每年都要坐上火车，千难万难、挤死挤活地挤回家过年。当年公路、铁路的条件很差，人虽然少，但困难肯定大于现在。如果说他现在爱吃肉是思甜，那爱坐火车，就是忆苦了。最近几年，每年他都挖空心思找机会去坐火车，我婆婆体力差，不愿意跟他到处跑，他又不愿意孩子跟着，所以他一个75岁的老先生，就独自坐在火车上全国乱跑。

我以前喜欢坐火车，尤其是看窗外，这有点文艺小情调在里面，比如“离开”“方向”“速度”“终点”这些词，并配以一个火车洞穿越深山的航拍镜头，背景配乐深沉宽广，是个庸俗而封闭的审美经验。但是，走出了某个年龄，这些镜头的表现方式，便从浪漫主义转为自然主义，火车里微观的景象就浮现出来：拥挤、肮脏、尘土、方便面、温吞的开水、小贩的售卖、小偷的手法等。尤其是我出行的线路长得要死，抓紧跑也要33个小时。这33个小时已经不能用报纸、短信、搭讪等来打发了，因为我读报速度太快，手机待机时间偏短，又不爱和陌生人聊天，真可算作百无聊赖。逼不得已，只好拾起年轻时的爱好，看看窗外。

从山东到甘肃的车窗景观，真是一路萧索又一路壮阔。特别是入夜之后，车厢内安静下来，火车哐当哐当、东摇西摆地在黑夜穿行。黝黑的夜里，是黝黑的天空和黝黑的土地。天空和土地之间，是一星半点寒冷的灯光。这灯光孤独、萧瑟、干枯，看一眼，心脏立刻跌入冰点以下，懦弱得像个废物。没有灯的地方，土地延展出来。那些黑色的土地陌生、恐怖、凶险，完全是另一个星球。它全在我的经验之外，情感因此甚至找不到一个迫降点。它巨大，无声，毫无感情，就那么在那里，既不能学习，又无法解释。这让人窒息。只想着赶快遁入山洞，山洞是人的力量；或者穿越崇山峻岭，那是自然的力量。它们是可以赞美、批判或是嘲笑的。而土地什么也不是。它们在夜幕下无限地舒展，遥远，又遥远。

关于土地我一无所知。那些关于土地的语言早就失传了。在恐慌的重压下，却有一些来自祖先的记忆隐约浮现上来，让人感到恍如隔世。一些火苗在颤抖，鲜血，跌落的重量，或者破土，细簌的声响，铁器的腥味之类，一闪而过，梦里似是而非的细节，或是白日里的错觉。祖先早已死完了，这些记忆也完全被遗忘了，也许失落在身体内的某处，但略等于无，遍寻不着。一生只在一秒微微闪动，那些光芒，如果你醒着，在深夜里，在完全黝黑的世界里，你就看得见那些先你死去的祖先们，他们在土地里拔节，像一段虬曲的树根，全都面目模糊，在黑色土地里沉默着。

我们这一代，早就和土地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城市是我们的摇篮和炼狱。每一条马路都是一条裹尸布，每一盏路灯都指引着通往地狱中心的航道。和祖先们不同，他们将尸身掩埋在土地里，春天里腐肉生肌，破土拔节，夏日里摇曳有声，果实落地后再次死去，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204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我时，是这么说的：她的作品庸俗、虚弱、自甘堕落，缺乏广阔的情怀和坚韧的品格。而这些缺点正是人和土地形成对抗后，一代人的虚伪生存状态的最好注解。我们想起中国的一句最恶毒的咒语：死无葬身之地。为此，我们把20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我们这一代。

第二章

爱，是一种不死的欲望

我开始刻意规避那些爱看书勤思考的人。他们真可怕。写点什么的次之。不写不看的是为上品。我更爱那些不停恋爱的女人们。她们身上热腾腾的蒸汽，是世界的动力。

我爱她们的俗不可耐，爱她们的短浅轻薄。像是阿尔莫多瓦的基卡。

暗恋

聊天说起暗恋。突然想起很多暗恋。那就索性说说暗恋。

俗话说“十八无丑女”，每当校园里有清冷的女学生，把三十块钱的衣服穿得蜿蜒曲折，我就感慨青春无敌。对一个女人而言，美貌是无路可通的天堂，基本上难以指望，但青春却好比洞口大开的地狱，只要你敢活，迟早是要经一遭的。

当然，如你所知，我又要开始胡扯我耗在癌症楼里的青春岁月了。事实上，我的青春岁月比这还煎熬。比如毕业后第一个春天，早上消化科主任才给我爸下了死亡令，下午我就收到了情书。命运亲我一下，抽我一耳光，抽我一耳光，亲我一下——生活对我从来都是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但谁能跟死亡拧巴呢，我和我妈都哭成泪人了，还得哭着救人。做手术，往里送人时哭，人平安出来了，也哭。哭来哭去，没空看情书，展开看了看名字，不认识，撕碎了扔马桶。

我当然不是美女，最青春时也就刚好能看，但架不住工作对象是交不出作业、发不了文章的纯理科年轻硕博士，荷尔蒙浓度高，抑郁浓度更高。他们吃什么都饿，睡多久都困，啥节都过，啥酒都醉，啥人都想逮着揍一顿，日日夜夜耗在实验室，一面保证不死，一面还在SCI上不停发论文，同时，还要给女人写情书——山水轮流转，上够了女校，今天终于轮到老娘我上场。

装上了，扮上了，身段上了，台搭好了，胡琴扯上了，却迈不动步，却没词了，心底里哗啦哗啦荒草乱长。

这不是演戏。这是真的。同病室的人，昨晚还在稀稀拉拉喝一口面汤骂儿女，第二天一早去，窗明几净，消失无踪，跟变魔术一样。心脏疼得不忍看我爸。生活对他只有一手，而且这一手非常、非常、非常的硬。

我整天穿梭在越来越厚的病例当中，我妈瘦得只剩八十斤，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第一次觉得害怕。我毛骨悚然。这害怕好比在枪口前举起双手徒劳地抵挡。我开始背病例，我怕我妈哪一天突然什么都忘了，像是机器超越极限后突然死机。那种死机是物理性的，她徒劳地命令着自己的身体，可它顶不住了，它崩溃了。我妈的精神是不会崩溃的，她严禁任何东西死在她眼前，她敢在沙漠种满白菜，为了女儿，她会把自己的尸体从坟墓里拖出来，喝令它不许倒下，喝令它继续往前走。

别说你爱我。别说你爱过我。你们脑满肠肥、你们顾盼自雄、你们见风使舵、你们得陇望蜀的爱啊。

我结婚后，好几个人都卖乖地惊呼，你怎么就结婚啦，我可是一直都暗恋着你的呀。我心里冷笑，你暗恋你的，关我屁事，要恋滚远恋，别遮着老娘的阳光。

不太白说：能快递的都不是好东西。我说：能张嘴就说出来的都是假东西。

当然也有没说的。这个人去了我的婚仪。他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四边不靠的一桌，我和耳东陈敬酒到他这里，互相递个眼色，不知道他是哪边的宾客，也没个称呼，一时都晕了。

甘肃的婚酒要新娘子敬上，客人们必是三推四阻，逗趣半天，才款款喝了。我向来懒得应酬人，耳东陈的宾客们都是军人，酒量大，规矩多，善扯淡，我俩都不胜其烦。我画着大浓妆，穿着紧得要死的旗袍，没吃饭，还颤巍巍踩着危险的高跟鞋，耳东陈则被理发师吹了个八十年代的爆炸头，发间还挂着五色彩纸，别提多气人了。一大早五点，化妆师擂我的门，我的火就上来了，到了堵门，耐心几乎到头，看那些姑娘婆子们欢欣鼓舞地堵门，唱歌谣，要红包，我恨不得上去一手雷把她们都轰倒，自己拉开门下楼上婚车，操，搞什么搞。我还能想象到耳东陈在门外对伴郎说：“哥儿几个，咱尽力了，走人。”然后撕下领带解开衣扣，跟他那些狐朋狗友，跳上花车，打开啤酒，乒乒乓乓地敲着车顶，鬼嚎鬼叫着穿过整个城市，快乐地庆祝从坟墓里死而复生——总之，我在肚子里骂娘骂了一万遍，如果自己不是新娘，早拎着高跟鞋，栽进角落里，跷着二郎腿把自己灌醉拉到。

我也是军人世家，有点军人的横劲儿，好容易到了角落这桌，跟自己喊号子：一，二，三，咬咬牙就过去了。我对着这位陌生客人刚端起酒杯，还没开口说话，他仰脖子就干，干了就坐下。我和耳东陈又互递一个眼色，更晕了。心里只一飘，就被乱糟糟的应酬冲散了，笑端酒杯半转身，眼角眉梢再扫那桌，人已经不见了。

晚上看礼单，一个名字跳进来，是他了。他的贺仪很得体，混在人名里安安静静的。

他从来没有打扰过我。我不是木头，灼灼的目光我也是知道的。我不看他，他也就不开口。唯一一次是某个夜里，他打电话过来，时间晚得不成体统，我压掉不接，他又打过来，我又压掉不接。他再打，我再压。我们都心知肚明，那时我还没遇见耳东陈。

我就是不接，他就再不打来了。我离开兰州好多年，他会在我生日时发短信过来，问我的剧本如何了，说他终于博士毕业了。我们之间什么都没说过。有一次，我总觉得我亏欠他，在西安遥控我妈在兰州给他介绍个好姑娘。他拖了很久很久才去。回来给我一条短信，说去你家了，看到你妈了，看到你爸了，还看到电视柜上你的照片了。事情当然是没成。我对他印象很模糊，因为是夜里上课，依稀想起夜色里他曾经和另一个他的同学跟我走了一段路，问了几个问题。他同学话很密，他很大方，话倒不多。

这是唯一一个配暗恋我的人。他不卖乖，不轻薄自己，不轻薄我，不轻薄过去，没有把它像瓜子皮一样吐在茶余饭后的小酒馆里，以助谈兴。那暗恋只属于他，连我都没权力去碰一碰。其他人那些，来来往往，有些成了科学家，有些成了娱记，有些成了艺术员，有些正在放高利贷，他们当中有些单身，有些已经当了爸爸，那些人，在我的生命里，什么都不是，连名字都不配留下。

那个娱记某次来消息，说爱我很深，我回复说借我五万块。他立刻电光石火地消失了。

那个科学家某次来消息，说爱我很深，我回复说你老婆怀孕了吧。他居然还反问我：你怎么知道？

那个当爹的某次来消息，说我是他的红颜知己。我回复说是啊，红颜不敢当，知己是肯定的：知道你没争到的官职，你缩了水的存款，你治不好的阳痿，不再需要你的妻子，不再崇拜你的孩子——是的，我当然是你的红颜知己。

女人自私，虚伪，虚荣，堕落，索求无度，男人贪婪，无耻，卑鄙，丧尽天良。但别恶心爱。

谁也别装观世音，谁也别装新鲜空气，谁也别装救世良药。大家都在失控的欲望里挣扎，彼此只看谁先死得体无完肤而已。

破产的自我经营，破产的婚姻家庭，破产的自尊心，破产的信仰，都是自己没擦干净的屁股，和爱无关，和暗恋无关，和谁都无关，只和自己有关。别说爱，别说喜欢，别说暗恋——每听见一次，我就听见耳光响亮。大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我们都知道，我们只爱自己。我们拿自己感动自己，我们肯定也被自己感动了。但，这确实太恶心了。

有人追

我认字以后，对很多汉字都发生过怀疑，最严重的一个例子叫“有人追”。人们提到这个词时的骄傲神色，令我直犯糊涂，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需要追的，要么是猎物，要么是小偷——二者都有性命之虞，有什么骄傲的？有人看不下去，跟我解释说“有人追”是“有人追求”的简称。我就更糊涂了，被人追着求，该不是要借钱？结果那个人翻了我一串白眼，再也不理我了。

后来我结婚了，跟先生参加饭局，月上中天，酒至半酣，必定有人会跳出来炒气氛，问我：嫂子！我哥当初怎么追到你的？我抄着双手说：他没追我。气氛于是立刻冷了，男男女女都一脸尴尬。当然，这是我的错。后来我学会了和这帮土鳖撒娇，我说：操，当时那叫一个追，都赶上追杀了，拖着我鬼斧神工的大长腿死不撒手，大耳刮子都扇不走，那真是飞沙走石，鬼哭狼嚎，冬雷震震都没劈死丫的。

于是大家就又都原谅了我。

从那时我才知道，像小偷一样被男性穷追猛打，是一件对我全无意义，但对别人很重要的事情。但我始终很糊涂，追而求之，目的是干吗。我先生说：睡你呗。我说：这还用求？他说：说你傻呗。我说：怎么傻？他说：有权力不用呗。

我第一次明白，性是一种权力，可以用它使别人服从我的意志，全都是因为我身上长了个有用的东西。有用，等于手握权力，而这有用的东西，需要崭新、稀缺、千金难得，才能成为一种权力，于是才有了处女崇拜，有了男人们娘娘腔的征服欲，才有了今天这人不是人的日子。这等于开了天眼，纠缠我很久的问题，突然有了答案。为什么我那么讨厌求婚，讨厌各种婚礼，中式西式都一样。

把性作为一种权力，随之而生的就是暴力和实用主义。于是电视、网络、报纸上，女人都不是人，都是物件，无止境地被消费，丧失了所有尊严和体面。而这一切的起源，居然是出于自身设计缺陷。我感觉遭到了背叛。

知道自己有用，我沮丧了好一阵子。我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后来有个非常靠谱的小伙儿问我，伟大的友谊里包含上床吗？这让我无限悲哀——这得是吃过多大的亏，才能问出这么个不靠谱的问题。

春风沉醉的晚上

阿朱终于决定试试她的宝马车了，跑来求我帮她买保险。

我说：你自己去。

她面红耳赤地说：我没买过嘛。

我也面红耳赤地说：我也没买过啊！

她更加面红耳赤地说：怎么可能！你结婚了！

我老羞成怒，说：我是军嫂，国家配给！

她气噎，红着脸不吭气了。

我俩束手无策了快10分钟，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跟她说：保险不是应该你家宝马自己准备的吗？

阿朱面红耳赤地说：这事还是自己办可靠。

我气平了一点，说：这倒是。

于是我们俩又面面相觑了10分钟。

这样坐了快20分钟，我觉得这么继续坐下去也不是办法。

这时她说：不行算了。

我都气乐了，活人真还有被茅厕憋死的。

我说不行，我还就不信了，咱俩加起来快六十岁，这点破事还搞不定。

我突然想起来：哎，门外墙上不是有自动售卖的吗？

阿朱说：早坏了，不知哪些没公德的人往里丢易拉罐环。

我想想，说：门外便利店有，走。

来到便利店，还好，今天是女店员当班。我俩在货架周围转了好几个圈，收银台边上就是各色保险装备，可我俩还是在巴掌大的店里使劲转悠，直到我自己都怀疑自己是小偷了，才跟她使了个眼色，往收银台凑。这时，突然的，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先我们抓起一盒，很骄傲地结账。阿朱被电打了似的奔出便利店，一溜烟儿地消失不见。她动作太大，动静也很大，大家都侧目，我快丢死人，万分羞辱地走出门，却看见她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狂笑，腰都笑弯了。

我气得要死，过去就踹她：你发神经啊你！

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捂着脸狂笑，说刚才那是她的学生。

我一听，也狂笑起来。

这事确实太扯了。

我俩在路边笑了快有10分钟，阿朱说：不行，得你去。

我说：你去死吧你。

她面红耳赤地说：你结婚了嘛！

我说：我分居着呢啊！

她说：谁知道啊！

我说：那谁知道你没结婚嘛！

她说：我自己知道嘛！

我说：有区别吗？

她说：气不壮嘛！

我都快气晕了，说：大姐，这都什么年代啦，谁管这事啊！

她说：我不行啦，求求你，你去嘛。

突然，我一拍脑门，说：回，家里有。

我俩神情猥琐地回到我宿舍，拉开抽屉，往深处翻了翻，果然有，刚松口气，阿朱又神情沮丧地递还给我，说：过期了啦！

我说：姐妹归姐妹，不带侮辱人的啊。

她递给我：留着你自己慢慢侮辱吧。

我接过来一看，真过期了，保质期还是5年的。我当时就有点晕，赶紧扶墙站一会儿，心说坏了，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时不我待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但仔细一回想，不对啊，日子不对，5年的还能过期，我就自杀以谢天下。

仔细一看，果然日子不对，生产日期还是我婚前，心底暗骂。

阿朱无限同情地看着我，说：我不跟别人说……

我气得都乐了，说：你说啥？

阿朱更加同情地看着我，说：怪不得你总是郁郁寡欢的……我说：去死吧你。

我俩在屋里坐了一会，突然觉得特别没意思。穿上衣服，去海边。

黄昏的大海很美，红日西沉，长长的沙滩上空无一人。海浪哗啦哗啦地涌上来，墨绿色的，镶着白边。我俩找了个木栈道坐下，海风从更远的深海吹过来，像温柔的大手，贴着发根抚摸着头发，一手又一手。太阳迫不及待地往下掉，潮水涨上来，一遍一遍地冲刷着沙滩，抹平所有脚印。

真电影啊。如果我俩有两张漂亮脸蛋，腰肢纤软，长腿摇曳，那就有权被一只疯狗追逐着，颠簸着胸部在沙滩上奔跑了，还有权慢镜头。但我俩这么普通，生活也那么普通，既没有多情多金男，也没有多毛刺青男，我们不过是在尘世的生活里颠沛流离，在命运的漂流里，寻找不存在的彼岸。

风更冷了，这真让我百感交集。天哪，我自小就发下宏愿，立志要学坏，满身刺青，一头红发，左手烟右手酒……可是，29年过去了，我却还是个用军需品的良家妇女，人生真的太虚无了。

算了，小情小绪的，也不解决问题。

阿朱突然叹口气，说：真没意思。

我说：什么没意思。

她说：我都27了。

我没吭气。

她说：你觉得这有意思吗？

我低头，没说话。

她说：真没意思。

我想了想，说：还是有点意思的。

她说：有啥意思？

我说：人嘛，自己要成全自己。

她说：啥意思？

我说：电影的一句台词。

她说：那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也不懂。

她说：那你跟我说。

我说：不懂就先记住，有一天肯定能懂。

她叹口气，不吭气了。

我说：一个人得有原则，如果没有，你就不是自己。你就不是任何人。

她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也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她说：他人很好。

我说：我知道。

我俩沉默了一阵。

她说：我妈要知道了，肯定打死我。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失败？

我说：不是。

海浪一浪一浪地涌上来。越来越冷了。

她说：我要是再高一点就好了。

我乐了。阿朱是个好姑娘。

我拎着鞋子磕沙的时候，阿朱电话响了。一看她接电话的小贱人样儿，就知道她家宝马又发神经病，在我们那栋烂楼下捧着发霉的玫瑰等着她了。热恋中的人打电话的表情都特别讨厌，加上我马上奔三，急景凋年，爱饥渴、性饥渴、钱饥渴、权势饥渴，已经开始从生理上厌恶年轻姑娘了。我赶紧摆摆手，把她往外哄。

阿朱举着电话，回头看看我，眼睛里满是问号。我给她瞪过去一个句号。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一切都会很好，一切都没想象得那么重要。

阿朱当然扔下我走了。恋爱中的女人都特别不值钱，我当年比她还不值钱，算了。

从海滩回家步行要二十分钟，红砖路上，左手大海，右手别墅。我感觉不错。

快到家时掏出手机发过去“毓婷”两个字，过一会，阿朱的短信回过来，两个字：他有。

关于这一切

耳东陈和我很不熟。我们认识得很晚，那时我们各自形成了固定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和人生目标。而且它们有很大区别。尽管如此，我俩还是凑合到一搭里了。

当女人还是女孩时，总幻想谁是自己的唯一，非此人不行。我也年轻过，却没太幻想，因为我经常走神，赶不上趟儿，按我妈的话说，就是吃屎都赶不上热的。但是我还是吃上了耳东陈，虽然他和我如此不同。比如他一看书就百爪挠心，比如他一看电视耳朵就自动关闭了，再比如他喜欢吃肉，喜欢美女，喜欢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整体上来说，他还没有进化好，习惯和爱好都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说出他的人生难题时，我很吃惊。

他说，死亡这件事，很困扰他。在我的预期里，他的困惑应该是吃肉秘籍、偷看美女大法之类，这我早已备下答案。但关于死亡，我一无所知。

假期时他带我出去旅游，平白无故错过了车，所以只好有车就上，居然到了夏河县，而夏河县唯一可看的，是藏传佛教的名寺：拉卜楞寺。

我俩一大早去了寺庙，正听到巨大而黑暗的经堂里的念经声。从门外清冷的晨曦中，一脚跨入黑红色的经堂里，耳东陈就傻了。他后来说，那时像是飘在死生之间。我知道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是一名工科生。我不觉得那气氛如何，我觉得和尚念经跟我写小说差不多。或者说，我习惯了活在死生之间。我不习惯的是，耳东陈会这么麻烦。

一个人一旦被死亡所困，就会变得很麻烦。果然，当我们出了经堂，走山寺后的高坡，从高坡上俯瞰整个经堂时，他突然交叉着十指，想要拜佛了。我能理解他，但无法赞同他，也没想要说服他。后来我推荐他看一本书，就是那本著名的《西藏生死书》。说实话，看完了我觉得对我帮助不大，而且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就是死亡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人说清楚过。通过学习，是不行的，正确的方法，就是珍惜死亡，在真的要死的时候，好好体会，然后闭上嘴，死掉。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如果你把生命想成一个瑰丽的歌剧，最后以深沉的死亡结尾，那是你的事。因为这样伟大的悲剧如此之多，多到既没人观看，又没人评论，也没人颁奖。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

虽然我没有幻想过我的唯一，但是耳东陈肯定有。搬家时收拾屋子，我意外地找到他保留的信件，是一个女生写给他的。当然，我打开看了，我是个女人。每封信大致都如此开头：“来信收到，抱歉，没有及时回信。”当然，这个姑娘现在嫁给别人了。

我经常想，如果有一天，耳东陈失忆了，是很容易好的。因为他保留了如此多的东西，团员证，入学通知书，照片，小贝壳，谁给他折的纸鹤，乱七八糟的半箱子。我只要一样一样地指给他看，他就能看到自己的全部故事。

但是他很可能想不起我。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张合影，我没有送给他任何礼物，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连他的那本结婚证也丢了。而现在，在他的公寓里，门口没有我的拖鞋，浴室没有我的牙刷，冰箱里没有我的酸奶，阳台上没有我晾着的衣裤，枕头上没有我的头发。他很可能想不起我。

我突然很恐慌。如果我失忆了，我也很可能想不起我自己。我活得像个压缩饼干，像个战士，像个牧民，像一个空盒子。

之所以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出有因。第一，我布置给耳东陈一个作业：给我写一封情书，3000～5000字，要求语言流畅，表达规范，感情真挚。他没完成，因为他是男人。所以我让步，要求他写个检讨书，3000字，要深刻。他也没完成，还是因为他是男人。所以，只好我来写了。算是送给耳东陈的生日礼物。他三十岁了。

心动综合症

关于女人的胡说八道我一笑了之，比如碎嘴、善妒、心窄、斗艳、爱逛街、喜照相、见了婚纱都落泪，但那些男人意淫出来的女性优良品质，比如善良、宽容、感情专一——我也坚决不买账。

英文里有两个词“crush”和“crash”长得太像，我一直认作一个词。crash有“车祸”的意思，crush叫“突如其来的心动”。两个词我分不清，因为直觉它们之间有一条暗道相通，那就是“突然”和“破坏性”。直到有一次看电视新闻，说据统计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以万计，才发现我多书呆子气——车祸和突如其来的心动，两者最深刻的联系，在于其高频发生。

假如“心动”也算一种病，我肯定是重症患者。春花秋月之际，是一定要发病的，夏雨冬雪万不容错过，倘或遇到奥运、世博、国庆节，一高兴也是要献个礼的。至于对象的类型，简直有北大的风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从多毛刺青的野兽男，到摇摇欲坠的瘦诗人，都能撞到我的某个频率上来。这样一来，我就很忙，一颗心简直是重灾区，不是忙着遭灾，就是忙着救灾。后来我去体检，医生拉出长长的心电图，狠狠写下“心动过速”四个字，劝我要养养脾性，凡事慢一点，急不得。我一边猛点头说是是是，一边想：您白大褂底下穿什么了？

今年我结婚整七年，年初我问耳东陈：今年咱不得痒一把献个礼啊。耳东陈说：就您那颗不值钱的心，它有不痒的时候吗？我说那这样，咱们列一份君子协定：只要有能耐，姑娘你随便睡，但不许爱上，爱上了，也不许和我离，离也行，钱归我，债归你——你听见没？装什么傻啊。耳东陈如梦初醒地回过神，答道：你说完“随便睡”仨字，我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耳东陈的优点，是把自己当人，也把我当人。我有时发了疯说：我喜欢你。他就像见了鬼似的哆嗦：啊？……为……为啥？我说：我要和你白头到老。他就忧愁地拧个大眉头，说：人生苦短，咱何必呢？

把人当人这件事，说来容易，其实很困难。我每次遇见男人说：她心里只有我。我就暗笑到内出血，心想你这是把她当充气娃娃了，包装完整地送上门，你开个封，然后一辈子为你专用，不会有人想用她，她也每天等着你用。有人跟我说他老婆从不怀疑他，我也笑得跟蒙娜丽莎似的，中年男人有三高：高估自己的智力、高估自己的财力，长估自己的那啥。

如果有读心术，男人一定有大发现。她细细的低语，多数跟你无关；她脑海里的小电影，多数和你无关；她身体里风起云涌的欲望，也多数和你无关。这简直是常识，但和这个国家大多数常识一样，它也被忽略掉了。一打开女性杂志，满篇都是对男人花心的讨伐，对女性情感专一的颂扬，我气就不打一处来。

心动就像一次感冒，每年都来一两次。来得突然，大多找不到原因，没什么破坏力，就是脚下云里雾里的，行走坐卧都是恍惚。你吃药也行，不吃药也行，过了一周病毒自衰，自己就消耗尽了。不当回事儿不行，感冒经常引发肺炎、心脏病；太当回事儿，写遗书分财产什么的，也是够没见识的。比较有经验的做法是静静地等，物质都在自衰的，连所谓爱情都能自衰到灰飞烟灭，心动这种小事，算个鸟。

但如果刚好手头有活儿，经不得它打扰，也可试试辅助手段加快自愈。在这里我传授一下我的经验之谈：

第一招是混到烂熟，适合危险性不高的人。我曾遇到一个小伙儿，颇具可行性。于是我就跟他混，混得他完全放松，常常跟我说话，我从来不听他说什么，只是观察他，比如他说话太多“嗯”字，小指甲留太长，普通话太过标准，而且似乎智商也有问题，搞得我性味索然。伊帅有个妙论，说性感就是神秘，我非常赞同。我俩都是想象力发达，行动力很差，他是因为骄傲，我是因为胆小——熟悉是性感的天敌。别管什么尤物，只要牵回家去吃喝拉撒在一处，就都完了。

第二招是文艺创作，有些人天生疏离，你怎么混都混不熟，真是要人命。但心动好比核聚变，是会释放能量的，不找个出口身体就会爆炸。于是我的字就成了情书，收信的人零星一两个还记得，大多数是连姓名都忘光了。文艺创作比睡人一遍费体力多了，而人是物理的，累极了，除了吃睡别无所求。以前体力好，写小说，现在不行了，开始学着写诗，耳东陈一听，说：支持——您专攻打油诗的吗？

第三招是杀招，遇到有才、有貌、低调、幽默、有教养，魅力指数爆棚的男性，一个回合就解决问题，相当于植物大战僵尸里的末日菇，全屏都轰黑了，还留一大弹坑。我会问：你爱窦唯吗？结果可想而知——甜蜜瞬间结束。我不仅一点都不想睡他，还想一火箭弹把他轰月亮上去。

如果这三招都没用，那就简单了——跟他死磕吧。

终点站

下了电车，老狼正在车站上冲我笑。相认并不困难，即便我们素未谋面。应该这么说：两个中国人想要相认，特别是在柏林，确实不困难。老狼就是那种客居柏林的中国男人：他伸出洁净袖口里的一只手，中规中矩递给我。而我则更像个刚出国的中国妇女，逮谁都很想拥抱。老狼问我什么时候到的、住哪里、待多久等等，像一个办事妥帖的朋友。我回答说我要定居柏林。他大吃一惊说：柏林米贵，白居不易啊。我说目前有个中国导演在柏林做后期，我在当德文翻译，走一步看一步吧，总会有办法留下的。老狼点点头说：是的，你一定行，我祝你一切顺利。

我笑着说：老狼，你可真像个德国人。可网上大家都觉得他必定一领长衫，是个老夫子。夜蜡看过陈道明演的《围城》，很为方鸿渐倾倒，说那就是老狼。事实上，老狼比陈道明高大一些，也硬朗一些，因为酷爱西洋剑术，身段也相当矫健匀称，如果再满嘴跑英语，就能假装风流才子，但是他说的是德文。他似乎不会英文，我们去超市时遇到一个日本人问路，他以为我们是同胞，结果大家完全无法交流。老狼说法文、德文，我说德文、中文，日本人则说日文、英文和一点点意大利语。后来我就给他写汉字来交流，因为那条街并不繁华，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德国人则开着车唰一声奔驰而过，好像刹车全部失灵了。老狼像个浪荡子，双手插在裤兜里晃晃悠悠。他很不喜欢日本人，那个日本人很快也感觉到了。

柏林和我想象里一样，阴冷潮湿，泛着冷淡的金属灰色。雨季来临时各个房屋都蒙上一层清冷的水色，有着微弱的反光。后期制作没完没了，国内的政策又不停地修改，听说在异国制作后期是违法行为。

电影的导演叫冯子骞，很年轻，北京电影学院出身，和他所有的同门一样，他的梦想是弄一个谁也看不懂的片子，在欧洲拿个奖，然后坐在电影学院的礼堂里，给他的老师们开讲座。他的女朋友叫辫子，听说前不久刚刚自杀未遂，目前正在协和医院做治疗。

那是部关于爱和性的电影，女主角是个专业舞蹈演员，有着绝美的胯骨。其中有个镜头米夏艾尔执意要剪掉。米夏艾尔是GND影业的专业剪辑师，有着德国人的敬业、沉默和傲慢。他毫不解释，只是重复着：那不对，那不对。冯导反驳说：怎么不对？可他既不敢相信自己，又不敢怀疑他，他想和他说英文，米夏艾尔却坚持只说母语，两个男人关于女人的不眠不休的争执，在一个女性翻译之间传递，日复一日，毫无进展。我烦透了。

女主角在看样片的时候很生气，说摄像师把她拍成了三级艳星。因为她的胯骨比她的脸亮相更多。我希望她能成为伟大的舞蹈家。

我还希望他们给我涨工资。和所有才子一样，冯子骞半夜里想起一个理由，就要去和米夏艾尔辩论，英语不够用，四川话就噼里啪啦往外冒，好像一管才气四溢的自来水龙头。他后悔带我来，因为和我同屋的是制片人，一个经常用正庄京片子骂人的中年女人，她有很多钱，却很抠门。她和男主角有一腿，却非要和我住一间来省房钱。冯导和米夏艾尔吵架的时候，男主角就奉命到我们屋去和她交流。她和冯导都会中文，却时常叫我带话，大意不过是节省钱，不要把男主角剪掉太多，如此等等。他半夜敲我的门叫我起来去陪他辩论，这个女人就会很大声地骂他，所以他不很喜欢我。我也是。我觉得制片骂的主题很对：没有她出钱，他就是一坨屎。

辫子是我师妹的同乡，学的是西班牙语。辫子是个白皮肤、红头发的女孩，口头禅是：有毛病吧你！我来柏林前，曾在剧组见过她一面，她正大声和剧务争吵，整个影片就这么絮絮叨叨过去了，其间他们说到童年和妈妈，于是镜头上出现一大片乱糟糟的摇曳的阳光，录音师给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冯子骞说，这个星球上没有他想要的那种阳光，他还说，每种阳光都有声音：风声、蝉声、喘息声、细碎的嗞嗞声，让人反感。

夜蜡听说我见了老狼，气得眼珠子都弹出来了：Wieso！Wieso！她是个学汉学的德国姑娘，名叫yela，拼了命地翻译陶渊明的作品，可是她的德国读者，统统认为陶先生是个持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者。夜蜡在中国留学时曾和我有一面之缘，经我介绍，认识了老狼。所谓认识，其实与我一样，不过是和他混一个德语论坛，信箱交往而已。

老狼是论坛里最活跃的ID，喜好用古文大鸣大放地给各色美女写情诗。交流近一年，夜蜡顺利出版了一本译诗集，和所有德国人都会做的那样，她挂了老狼的名字，却因为老狼的谢绝，一直无法邮寄稿费；也和所有德国人一样，她不停打听老狼的消息，放言至死方休。我问夜蜡，你是不是爱上老狼了。我很怀疑洋妞真会去网恋。至少在我，已经到不见鬼子不挂弦的地步了。夜蜡扭捏地回答说：老狼很有才，也很多情。多情才子我见过，我前夫就是。他非常有才，但更为多情。如果不那么多情，他就是一堆臭屎，是女人给了他无限的才气，而他的才气又吸引了更多的女人，他做的是无本买卖。多情才子是香水，该涂在女人的腋下、乳间，而我却把它喝了。所以婚礼过后三个月，我离了婚又远赴德国。

他们说这是离婚综合征，离开是种自卫反应，避免因情感破裂不能控制情绪而对自身造成精神上的创伤。我想的则要简单得多：婚姻就是个“大粪坑”。

其实夜蜡和老狼仅隔一个街区，我曾经和夜蜡在她的公寓不远处喝过咖啡，柏林的咖啡味道极其怪异，喝完了我就胃绞痛。夜蜡絮叨着她对中国古诗的研究，对翻译的感想和对老狼的寻找，其实从这间咖啡馆走出去，一直朝西过两个十字路口，就能看见老狼的窗口。白色的窗帘前养了一盆文竹，整体上看去，很像《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一个镜头，不同的是Leon的像是一棵生机勃勃的菠菜，而老狼的是文竹，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我爸爸也很爱文竹。文竹是吃糖的植物，半大不小时像是一团薄薄的绿雾。

柏林很大，人却很少。好像整个城市的人都被外星人偷光了。如果坚持去超市买东西，我甚至可以一个月不说话。德国人非常沉默。

我问老狼他怎么能在这里待了十年。他笑而不答。老狼和网上有很大的区别。我以为他和我同岁，事实上他要大我四岁，也成熟很多。我说我要来柏林，他就给了我他的电话。而在这之前，很多混迹论坛的留德学生曾力邀他过年一起来吃火锅，他却拒绝了，令那次聚会失色不少。老狼带我去他位于北区的公寓，房间不大，是国内所谓的两居室，我们在客厅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去卧室了。

夜色很快降临了，老狼的被窝非常宽大，我们左右躺着。我跟他说起夜蜡的事，他说：小姑娘家春梦太多，早点嫁人就安分了。我们又絮絮叨叨了很多事。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新疆人。我大笑了很久，然后问老狼为什么要和前任分手。他说：折腾呗，年轻的时候不折腾，总觉得错过了什么。我问她现在在哪儿。他回答说：我哪儿知道啊，快十年了都。我说你是北京人吧，满嘴京片子。他回答说是啊，家在海淀区高梁斜街，前年回去一次，都扒得差不多了。听说我离婚了，他很诧异：真怪啊，这一年我遇见过好几拨儿人，都是离了婚跑国外来的，国内现在流行离婚啊。我说是啊，再过几年，就流行不结婚了，跟你似的。老狼说：我结婚了啊。我惊问：怎么没听你提过！他嘲弄似的笑了笑说：有什么不同吗？确实没什么不同，他的房间很男性化，就连浴室都没女士用品。老狼告诉我他老婆是新加坡人，认识的时候都刚到柏林，度过了一段相依为命的日子，后来定居、结婚，她现在在荷兰，住在荷兰、工作在荷兰。忙的时候，没时间离婚；不忙的时候，更懒得离，更何况这并不影响什么。这时他的手伸过来，慢慢抚摩着我的胸脯。我非常恍惚，不相信是真的在柏林，我好像还在国内的单元楼里，躺在隔壁邻居男主人的身边。

早晨醒来时老狼已经上班去了，桌子上有两个包子和一碗豆汁，我没留意附近有中餐馆。这是个庸俗的早晨，一夜缠绵，醒来后窗口的文竹随风摇曳。我应该穿着睡衣伸个懒腰，然后爬到窗口去深吸一口柏林的空气。可我没有睡衣，这不是我的公寓。我三两下裹好衣服，抓个包子就往回赶。没了我，冯子骞甚至连剪辑室在哪都找不到。他就是个废物。宾馆和老狼之间有一路电车，夜蜡的公寓往东，回宾馆往西，在电车上时我突然想到，夜蜡有没有在这趟车上遇见过老狼，她有没有觉得那个中国人就是老狼。就一个街区而已，她的电话或者曾经就误接进他的房间，他们互相说了声“对不起”就挂了电话——这么想来，人生真是太奇妙了。

辫子自杀的事，我是到了柏林才知道的。制片和我一样，是个很难得到性高潮的女人，不同的是她总觉得是男人不行，而我觉得是我不行。于是她说起辫子，说她这次自杀根本就不是自杀，而是服药过多导致的休克。而按我师妹的说法，是冯子骞要和辫子分手，她以死明志。我师妹问我：是不是有特多美女围着冯导？

冯子骞不是冯小刚，他只不过是一个恰好找到钱的小导演，如果这部电影在法国或者德国拿不到奖，他就完了。这样的片子铁定过不了国内的电影审查，不可能在国内公演。所以他就这么和米夏艾尔尴尬着。当近千万的制作成本压在脑袋上时，所谓的艺术立场就是大粪一堆。

辫子的事冯导只字不提，他不接电话也不看电子邮件，铁定了心要让辫子自生自灭，或者他也是一位多情才子，以为辫子死了，他的片子必定能红透欧洲——美人血或许会有神秘的力量。他甚至可能已经想好了得奖感言，说他要感谢一个用生命给他灵感的女人，她就是——辫子！在他的设想里，这时的灯光一定要给在他身后，而不是正在脸上，那样的话他的“侧面会有雕塑般的起伏明暗”。

同样的话我在片场听见他跟摄像说过，所以摄像就把女主角的身体拍成那样。“真猥琐！”女主角跟摄像这么喊叫，拒绝拍下一场。冯子骞都快崩溃了。

老狼公寓的过道在一家大型超市入口的上方，正从背部看到它那巨大的霓虹灯广告牌，电线、灯管、铁架都很清楚，非常的龌龊。我不请自来，他还没回来。我趴在过道上看工人们维修一个巨大的F，德国工人开朗活泼，看上去很爱修灯管这个活儿，边修边聊天，其中一个说到他的女儿，学美国黑人，全身打满了钢钉，还成宿不回家。“我要用吸铁石做一扇房门”，他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这是我听到的为数不多的有幽默感的俏皮话。

据说二战时盟军轰炸柏林后，柏林人傲然站在废墟之上，鄙夷着盟军空军投弹的不精准性，“给我们这么多炸弹，我们能炸平英伦三岛还能富余，而他们只炸掉了半个柏林！”米夏艾尔给我转述他叔父的高论，我没好意思笑，而他却大笑起来，看上去非常开心。不谈论剪辑时他是个随和的人，没老婆没孩子也没狗。冯子骞有次问我，觉不觉得米夏艾尔像同性恋，“如果他是，那他就没资格剪掉那一段”，他看上去非常下作。我强忍住反感回答说：那你去色诱他好了。

直到晚上老狼都没回来。我手头的电话是他办公室的，德国不许加班，他不在公司。辫子在协和病危了，她的母亲把电子邮件发到剧组每个她能弄到电邮地址的人手里，她告诉我们，她女儿交给她一些东西要她保管，如果冯子骞不想要，她可以把它交给想要的人。冯导立刻就没闲工夫跟米夏艾尔扯淡了，吩咐我们马上回国。制片和男主角不同意，说是要去瑞士旅游。出境入境一大堆事情，没翻译不成，我得跟他回去。

我站在走廊里等着老狼，等着和他告别。外面淅淅沥沥的，开始下雨了，天黑得很快。从楼下看那盆文竹，非常婀娜。

坐上电车想回去，上车了又不甘心，想着老狼现在没准儿正在回家的路上。于是决定坐到终点站再坐回来，那时候他一定洗了澡在看电视或者上网。夜雨不大不小，在亮着路灯的街面上敲敲打打。没有寂静无声的雨，它们是窗玻璃的吧嗒声、雨刷的哗啦声，是公车轮胎的唰唰声。车门开启或是关闭，乘客上车或是下车，却总到不了终点站。等到我意识到已经第三次经过那座小咖啡馆时，我才明白这是一道环行线。

我跳下车，想起也可以先和夜蜡道别。她趴在公寓的沙发床上像个别扭的小女生一样咧咧嘴，样子很沮丧。我摸摸她黑色的头发说：你能找到老狼，他家就在撒森堡街，这路电车往西两站，那一区中国人不多，你很容易认出他。夜蜡送我上了电车后把伞塞给我，自己抱着脑袋欢快地冲进雨里。坐上车，我才想到她的头发黑得惊人，是不是有意大利血统。

车过两站后停在车站。老狼的窗口终于在阴冷的柏林之夜亮起来了，印出那丛文竹蓬蓬松松的头冠。可是太晚了。我得赶紧回去，冯子骞很可能早就抓狂了。

在车上我想着柏林之行太短，阴霾的雨季太长，前方慢行的车辆尾灯好像夜蜡发亮的眼睛。得知老狼距此不远，她兴奋地一把抱住我叫道：谢谢亲爱的！老狼现在还不认识我呢！嘿，也许我能找到一个好方法来开始！我用力抱抱她回答道：是的，你一定能，我祝你一切顺利。

文如其人

我上网算是随大流，按我的年龄、经验和财力，上网也就不早不晚。在网上写写画画几年，没什么心得，没什么艳遇，但乐趣倒是有几桩。其中之一，就是和网友见面。我生性懒散，又怕麻烦，网友见得也就少。但见过我的网友，都有一个感叹，那就是：你怎么是这样的？

如果我上道，就该露些乳沟，叼一根烟假装豪放女；或者言笑晏晏，八面玲珑，智商很高的样子。因为据说我的文章，每三行必脏口，每三篇必下半身，常说狠话，浑不懔的样子。结果见到我本人，也不爆炸头，也不刺青，也不抽烟喝酒，平凡到平庸，无趣到无聊，顺眼的，眼神涣散的聊个几句，不顺眼的，就抱着两条胳膊装文静，半晚上都说不上几句话。跟我聊书，我会困，跟我聊男女，我更困。

我这个人缺乏娱乐精神，所以不讨喜。最近看到王菲以前上“康熙来了”，怪不得窦唯不要她。想想看，一个娱乐明星，对着镜头扭扭捏捏，不讲话，也不娱乐，算是怎么回事？这样不敬业，是该扣工资课重税的吧？但我又不是娱乐明星，对着网友不豪放，没话说，该是本分吧。

我见过一个女文青，还是海派女文青，姿势很足，结果陪了她大半夜，却只跟我谈书，从尤瑟纳尔谈到卡拉斯，真把我无聊死了。我心想，两个女人，就算不夸老公，不骂孩子，那就不能交流一下性经验吗？至少比尤瑟纳尔有用吧？聊到一半，她突然大爆粗口，把我吓了一跳，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想是看了我的博文，想要配合一下气氛。但是，第一，爆粗口不能用外语的，必须是中文，最强是家乡话，才够效果；第二，我不爆粗口。有些词，写出来，很好，比如爱，比如操，但说出来就很糟；而另外一些词，说出来很好，比如无聊，比如高兴，但写出来，就很难看。关于口语非口语的界定，还要继续下功夫。

所以那晚上，我又不能喝酒，抽烟又抽不醉，只好老着脸跟她硬聊。不是我看不上女文青，我本人基本上也算女文青。但当女文青见面就真的只聊文学，而忘了自己是女人，是青年，是不是也不算太敬业？

我不大见男网友，因为我没几个男网友，而他们的年龄跨度，又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但每一个都很有趣。比如周某，经常看些莫名其妙的电影；比如阎某，要抒情时就做俯卧撑；比如普老师，写了一本很好看的诗集；比如徐老师，写的信天游我都笑疯了；还有那谁，互相算是不认识，但我在幻想里已把他睡了一千多遍，既不用买单，也不用管饭，也不错。这事以后可以细说。

想想我这些年见过的网友，全是好人，有的送书给我（最强的是送我金圣叹批的《水浒传》，版本相当老），有的千里迢迢来看我（超过三千公里），有的带我去旅游（西藏），有的鼓励我多写字，有的认识我7年了，没吃过我一分钱，大大小小都是他老人家买单，真够可怕的。但我得说，有趣的可真算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一位，一看之下就说：嘿，你就该是这样的。除了这样，你不该是别的样子。你真是文如其人。

瑞安姐

2000年夏天我在西安认识瑞安姐，当时我还在上大学。她从香港来，想从丝绸之路上新疆。我们在德发祥坐着聊天。瑞安姐的中文很差，她自小在澳洲长大，回香港后又在法资银行当中层，基本上只说英语、法语和粤语。但她坚持和我说中文，谈话进行得很慢。

那个夏天瑞安姐在新疆滞留很久，再回西安时，晒黑了很多，中文也好了很多。我们在德福巷的露天酒吧，慢慢聊，聊些什么我全忘了。但想想我当时才22，状如完璧，大约是听得多，说得少，但就算听，能听得懂也在少数。我现在只记得她给我看的一张照片，是她的结婚照。

瑞安姐很漂亮，自小生活优越，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作环境体面，收入丰裕，因此长相上没有风尘，结婚照上言笑晏晏，更难得的是，身边的先生也斯文大方，男才女貌，一对璧人。那张结婚照在2000年看起来非常奇怪，因为是张生活照，两人端着鸡尾酒杯，身后还有熙攘的宴客。可即便是这样，两人还是很漂亮，像画里的人。

我还记得的是，瑞安姐说她想要一个孩子。我那时太年轻，觉得孩子遥远得不像话。但她又说，不想和他先生一起生。我特别惊讶，问她那想和谁生。瑞安说：不知道，反正不想和他生。我问，你不爱他吗？她说：爱。他爱你吗？她说：爱。我问：那为什么。她说：不知道。我当时觉得香港女人太不可思议了。

2000年是8年前的事了，这8年里我四处流徙，早就和她失去联系，仅只言片语地得知她已经离婚了，至于孩子生没生，不知道。这8年，我学会很多东西，比如有些事不懂，就先放下，不急，假以时日，像是枝头的葡萄，自然会熟，落下来，尝了，就懂了。瑞安姐8年前的话，现在我多多少少也懂了。

世间百态，片片叶子都不同，更何况人。游乐场的小丑最疏离人世，但这疏离让他舒展。与人缔结亲密的关系太让人紧张了。就像酒店的标准间，有时你必须躲进卫生间才能呼吸。女人怕和相爱的人生孩子，这恐惧像是住进了一间连卫生间都没有的酒店。没法回头。

说到底，我们都病了。在这个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世界里，人人都在留后路。想到还能离婚，才敢结婚；想到共同财产能够瓜分，才敢买房；想到孩子不能扔掉，不能塞回去，不能一劈两半，就呼吸困难。但想到如果孩子不是他的，法律敌不过血液，这才拉开了距离，避免了亲密，找到了一条兵刃四立的虚幻之路。

为了保护自己，我不择手段。

但这不过是无事生非的狂想罢了。这狂想症我与生俱来，在尘世的颠簸中日渐牢固。心存恐惧，不过是因为心有所求，求之不得，就先下手为强。想想我确实无权抱怨，在这烟波浩渺的红尘中，我和生活狼狈为奸。

相亲相亲

到青岛之后，我干了很多荒唐的事，但都能原谅自己。比如不会吃海鲜，因为我是吃羊肉长大的；比如不认路，因为西安的路是四方格；比如出门不带伞，因为西北的天气常常是阴个四五天，也落不了半滴雨。但有一种荒唐事，我自己都没法忍耐，那就是去相亲。不是我相亲，而是陪姐妹去。

我自己是认识了耳东陈就嫁了，没相过亲，因此很好奇，所以姐妹一请就去了。说实话，我这人有点幸灾乐祸，怀着看客心态，把别人相亲当折子戏看，台上的人全副披挂，一板一眼，唱念做打，眼神身段，几个回合下来就知道生熟。戏码大同小异，但每换一次角儿，气氛就不同，还颇有几分乐趣。

但再好的戏，也架不住成年累月地看，时间一久，我个看客都累了，真不知道那些主角是怎么撑下来的。羊老师在《旗袍》里说：

婚姻这东西像是熬夜打麻将，前半夜摸的净是臭牌，总也靠不到一块儿，还好，后半夜时运悄悄逆转，不知怎么就变得手到擒来了。可是我的这位小姐们儿，一千零一夜都过去了，还没开和。

旁观者清。说白了，嫁汉这件事，跟下地狱相似，不用急，时间到了，谁也得去一趟。嫁汉这件事，还跟屎上雕花相似，再怎么精挑细选，最后都只不过是大被同眠而已。当然，未婚的姐妹们，不一定能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会觉得我消极、悲观——我可以很负责地说：这可能是我说过的最实诚的一句话了。

女人不能没有男人，这是肯定的。就算是女权运动如火如荼，也没有极端到建议众姐妹都去同性恋。最近我的同事激动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是美国一个科学家最近成功从卵子内部提取出精子，这也就是说，女性可以自体繁殖了。在这一利好消息的刺激下，我的女权思想进一步高涨，但我还是很守旧地认为女人离不开男人。这一生太长，漫长，冗长，两人结伴好走路。

小姐妹们嫁汉时，挑长相，挑身高，挑学历，挑家世，挑房、挑车、挑收入，这些都没错，年轻嘛，谁不爱个漂亮的，人嘛，谁不好逸恶劳，自古如是，没什么值得批判的。现代生活的好处，就是你想怎么生活都可以，任何人都无权批评你。我唯一感到可笑的是她们的慎重态度，慎重到严肃，严肃到严峻，绷着一张小脸，恨不得把四十年内的事情都估计到。我并不主张游戏人生，也不愤世嫉俗，我只是觉得人这一生，有些事重要，有些事不重要，区分的标准是有一条：那就是如果这件事里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那这事就不重要了。还是那句话，在命运的漂流中，爱情带有岸的面目，可后来我们知道，它不过是一条船，同样是随波逐流。当然，后来还遥远，所以她们还在绷着小脸四处相亲。

相信爱情是对的，但别相信婚姻；相信男人是对的，但别相信丈夫。千万别相信男人是潜力股，今天低价买进，某一天会大涨——你倒是可以相信他是一份保险，当你在生之锁链上爬不动了，它就在你手边。

总之一句话：一切都没你想象的那么重要，相亲时给点娱乐精神好不好。

我打不赢理发师

我在青岛的理发师，是个沉默的南方人。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腰际挂满一排剪刀，静悄悄地剪头发。我为了省事把长发剪掉，不料却更麻烦，大约每个月就要去修剪一次，所以他也习惯了过不多久就见到我一次。

这个理发师有三大特点：第一话很少，第二不碰人，第三爱阳光。

人和人的关系那么微妙，他话少得恰如其分，既不冷漠，也不过分热络，让我既不紧张，又不过于放松。比如我去了，他会问：开学了？我说下周。他就不再多问了。他不问我在哪里工作。他会问我：过来方便吗？我说：方便。他也就不再多问了。我基本上是个谈话的黑洞，如果不是想经营谈话氛围，我也很少发问。只开始的第一次，我问你是南方人？他说：福建。我问怎么跑来青岛。他说从北京过来躲非典，然后不走了。我们就再不说话。他轻轻削着我的头发。我长发时，又烫又染又拉又漂，头发像枯草一样，死掉了。理发厅深处的沙发上有几个懒惰的洗头小弟东倒西歪睡着，音乐播完了，也没人再去续上。我们就在安静里安静着。

人类休闲的方式很多，有些去蹦迪，有些去洗脚，有些去按摩，有些去K歌，我又怕吵又怕别人碰我的身体，但一坐进理发椅，就舒服得昏昏欲睡。我能听见剪刀咔嚓咔嚓的声音，还有头发被一缕缕捋过去，有一搭没一搭，麻酥酥的。我之前的一个理发师非常讨厌，他碰人头皮，摸人头发，碰着人的下巴在镜子里东摆西摆。书上说，不喜欢身体接触的人，是因为婴儿阶段父母的爱抚太少，长大后就对身体接触非常反感，我深以为是。

好在这个沉默的理发师根本就很少碰人。就算剪刘海儿的时候，他都不会碰着人的额头，他从后面捞起来，细细地剪，完了就把它们扔下来。他从来不摸人的头发，他只迅速地抓两把而已。

理发师、管子工和园丁，应该是热情少妇的“最佳搭档”。市井妇人喜欢热天里热汗蒸腾的肌肉管子工，豪门少奶奶偏爱年轻健硕的私家园丁，而理发师，当然是留给我们这些酸文假醋的小资眼镜女。可惜的是，我之前遇到的所有的理发师都是偏执狂兼自恋狂，他们自顾自地剪我的头发，完了还假装电视广告里的造型师，把脸凑到我脸侧，逼我和他一起看镜子里的两张大脸，还自作性感地来一句：漂亮。瞬间似乎还有灯光打过来似的。

我曾抓耳东陈去看过这个理发师，他很不屑，说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不知道我在陶醉些什么。我又抓阿朱去让他剪发。他依旧不多话，但居然也能有说有笑，还和阿朱说了几句无伤大雅的笑话。阿朱正在失恋，叽叽喳喳得没完没了，把我吵死了。他很精明，见人说人话，立刻就听明白阿朱是恨嫁女郎，话锋一转，也开始说些“出门撞姻缘”的屁话来了。我就笑。他也笑。阿朱也乐得吱吱笑，笑完了，烫也让，染也行，没头没脑又花了一大把银子，情场、赌场都拉下亏空。

这个理发师话很少，每次去了，他都手一指，让我坐到靠门的一张阳光最盛的椅子里去。我坐下，他静静剪发。偶尔说一句：染一下吧。我闭着眼睛说算了。他就再不多话，再也没有做过任何一次让人不悦的推销。他的福建普通话，让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他也是操着这样一口普通话，在遥远的电话里和我一起打发走那些最荒唐的岁月。

第三章

一个悲观者的勇敢态度

当我还年轻时，曾经相信过很多事情。比如真理，比如文艺，比如将来。现在不了。我并不相信这些。我只是知道它们都还存在，而且都活的很好。但它们并不给我安慰。

它们只是装点着我的生活，像蔬菜，或者工资条。

你们　他们

前不久王摆渡几个逛了趟西北，甘肃境内去了拉卜楞寺。回来吃羊腿，说起来，想起来我也去过拉卜楞寺。

兰州附近有个地方叫野力关，地名很来劲，让人想到大军犯境、黑云压城、屠城巷战之类，很符合我的暴力审美观。于是有一天，我装上点钱，带上钥匙，牵上耳东陈就出门了。顺利到达汽车站，人说：去野力关一天只发一趟车，而且你很幸运——车五分钟前刚走。

于是就在汽车站里坐着。坐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大喊：夏河！夏河！马上开车了！于是就朝去夏河的班车晃悠过去了。

拉卜楞寺漂亮得要命。我却伤感得要命。当然，我经常伤感，文青嘛，不伤感太没职业精神了。

先去爬山，找不到入口，沿着山脚走，突然路边挂一个牌子：寺庙产业，禁止登山。耳东陈说：行，就这儿了。于是拍拍手，直着就上去了。太阳很大，嗡嗡地飞苍蝇，树枝不断扫脸上来，云在遥远的天空里穿梭，太阳光金子似的劈啪闪亮。突然就到山顶了，突然整个拉卜楞寺就在眼睛下展开了，突然的，心就漏了一个孔，几乎不可察觉，像是谁拿一根细长的针插进胸口，刺痒了一下就消散了。而耳东陈则抓了满手的野花递给我，我手足无措地抱着野花，像是抱着一束炸弹。浪漫从来都让我紧张。而他却背过身去，在金灿灿的太阳底下，对着山下的寺庙高声呼喊，我站在他身后，踩着他的影子，云似的。

耳东陈的呼喊一定非常浪漫，因为一个胖大喇嘛很快循声而来，横在小径上，叽叽咕咕一通藏语，最后伸出阔大的手掌，说：罚款五十！耳东陈拽着我就走。走着走着就跑起来，就笑起来，越笑越大声，我猛戳他：喊啊，再喊啊，你怎么不喊了，贱人！

下了山，就沿着曲折的河湾瞎晃悠，河水都被夕照摇碎了。走着走着，就看河边石栏上远远坐着一个年轻喇嘛，背朝着我们，满僧袍的斜阳，脚下是一篷高挑的花，满花满叶的晚照。河对岸是一个村庄。牧人赶着羊群回来了，炊烟扶摇直上，有人骑着自行车钻进小巷，有姑娘们蜿蜒地踏过对岸。他就那么坐着。我就走不动了。想掏相机。突然又不想掏了。

第二天一大早去寺庙。料到藏式建筑，料到磕长头，料到转经筒，料到游客，料到佛像，料到唐卡，料到文物，甚至都料到有拍摄组，但是万万没料到大经堂。晨曦里薄雾未散，突然就一脚从光里踏进黑红的大经堂，黑色的屋顶，红色喇嘛袍，黑色的经卷，红色的人民币，黑色的双眼，红色的佛珠，低声的诵经黑压压一片，酥油灯摇荡出红色的影子，扑在黑色的墙上。黑的地，黑的壁画，抬头黑不见底，黑红色腐烂的血肉之身，黑色的烟霭，黑色的关于死亡和重生的咒语。心突突狂跳，呼吸都上不来了，连滚带爬想走又走不了，于是跨在经堂的门槛上，门里一脚，门外一脚。耳东陈倒没事，在里面逛得好好的，出来还恭恭敬敬双掌合十。

耳东陈是无神论，但对死亡非常困惑。这一点我很生气，这完全违背我和他鬼混的初衷。我的生存困惑综合征一爆发，他坚信两服解药就管用：睡一觉！搞一下！老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一家不能出两文青。

他的死亡困惑我一点都不关心，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王摆渡聊起喇嘛教，说：你们和他们就是两个世界——当然，谁和谁都是两个世界。我听到的是“你们”和“他们”。这里面没有“我”——我在哪里呢？

但这个问题是不能问的。这就是上年纪的好处，知道什么不能问。我左手烟右手酒。我知道这不能问。此时此刻，我就在我的左手和右手里，它们是最长的探针，无限逼近病灶。在它们的抚慰里，一切美好都脱胎换骨出来，我看见耳东陈递来的野花里都是温柔，看见夕阳下的喇嘛和他宁静的河流，看见我横跨的那条门槛投下的阴影，像一条枕头对我说：不要怕。你不要怕。

我的新疆

1978年的秋天，我出生在新疆，具体说是南疆重镇喀什。后来的16年里，我都生长在喀什军区大院里。这个大院，直到今天还在。1994年我东迁至西安，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很少梦见喀什，只有一次，我梦见我回到军区大院里，回到我曾经住过的楼下。那是军区的团职营房，我家住在最靠边的最高楼。小时候，我常和一个叫江才宇的女孩，一起趴在朝西的阳台上眺望夕阳。那座山肯定远在百里之外，太阳在那里落下去时，漫天都是云霞，我痴痴看着那些云彩，每次都感动得要哭。在梦里，我在楼下仰望半空里那个朝西的阳台，脚下开出大片大片的鸢尾花。我躺在花丛里，知道那上面早已人去楼空。

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梦到过新疆。16岁离开新疆的时候，我正是青春年华。后来我来到中原，念书，工作，恋爱，结婚，12年过去了。

我出生的新疆，我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我习惯那里的羊肉抓饭，习惯那里的葡萄瓜果。我的梦中情人，也始终是一个挥舞着马刀的蒙面的沙洲王子。我习惯了荒凉，习惯了简单又热烈的爱情。在戈壁和群山深处，我舒展，舒畅，舒服。而对汉文化很陌生。我对汉文化的节日缺乏理解，对汉语中的绝大多数意象缺乏概念。美则美矣，只和我无关。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我对我说的任何语言都缺乏感情。我的汉语能说到一级乙等，但这算什么呢？我羡慕我的小姑，她蹲在田间的铁锨杆上大声咒骂另一个女人，那来势汹汹的方言，证明了她存在的合法性，证明她是这脚下的土地的至亲骨血，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山脉，所有的河流，每一寸尘埃，每一杆笔直的庄稼，都是她的喉咙，她的嘴。没有人比她更加理直气壮地生活在自己的家乡，没有任何另外的语言能让她如此口若悬河，毫无阻碍，那片土地上的随便一个音节就能讲述她的一生。她生活在它之内。而我被抛弃在任何一种方言之外。我的生活像一句假惺惺的名人名言，不会在任何土地上生根发芽。

我还会说德语。但它对于我来说，根本就不存在。

12年后我坐在这里怀念新疆。那不是天山天池的新疆，不是葡萄瓜果的新疆，甚至也不是高原雪山的新疆。它远离任何水源，远离文明，远离喧闹，远离人群。它在高处，在远处，在你不能触摸的地方。我无处可去了。中原不是我的家乡，西域也不再是，而我迅速衰老，我要怎么安置这把骨骼，这具皮囊。

那时候，我们骑着军马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围追野兔，在大雪封山时投喂快饿死的雪狼，有条凶猛的大河在屋后日夜奔流。天气好的时候，驱车到公格尔山下吃西瓜，山下小水湾里全是高海拔下深色的小花，从春到夏没完没了，一猛子扑进去，蜜蜂就得跟出你好几里地。附近的塔吉克牧民结婚时，我们带着食盐去贺喜，他们端出东巴吉，拿短刀拉着吃。这种食品是肥腻的羊尾巴肉中间夹一块温热的羊肝，沾着牧民的土盐吃，任何一个中原的姑娘都无法下咽，而我拿刀子拉着吃了16年。和缓的坡地上，全是旱獭洞。我们用土封住一边的洞口，然后用水灌另外一个，旱獭们奔涌而出，一头扎进洞口早已张好的口袋里，回去剥皮，可以做皮袄穿。当地的塔吉克都是围猎高手，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环保，什么叫联合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但他们祖祖辈辈都不会把动物们杀个尸横遍野。只有另一些人才会一手雷轰塌整个洞穴，也只有另一些人才会穿着皮草拍摄环保电影。

没有人知道那样的新疆。我的小学下面是一个维吾尔族诗人的墓地。后来考证出来时，我们去帮助挖土刨沟，时常会刨出头盖骨。我那时想，这就是维吾尔族人的李白吗？后来他们修建了一座恢弘的清真寺来纪念这位诗人。我曾偷偷去参观那些出土的诗集，全都是维吾尔文，我看不懂。是的，我不是新疆人。这是真的。我从来就不曾属于这里。我只是在这里生活，就像我将永远在中原苟活下去一样。

这是怎样的新疆。塔里木河深处，曾经能够自生鱼虾，河岸边的胡杨林遮天蔽日，戈壁滩里有各种蹦蹦跳跳的蜥蜴，在深山的小水湾里，经常会开出一树天地洪荒的梨花。没有任何理由，就那么“在”那里。那时候，我觉得我也会这么天地洪荒下去，也会这样不需理由，这么理直气壮。

可是今天，我怀疑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怀疑这人生。它很荒谬。它并不幽默，只是特别荒谬，从里到外，就是一个并不好笑的人讲了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既不能阻止，也无法欣赏。每一本好书都在书写它的荒谬，每一个好人都在告诉你他的荒谬。中原如此烟波浩渺，如此无边无际，我总在癌细胞般的街道茫然失措，在汹涌扩散的人流里颠沛流离。这千疮百孔的城市，这冠冕堂皇的城市。

不说了。不再说了。说出来就没了。

红其拉甫

我很喜欢我父亲的一张照片。照片里他穿着军装，前襟敞开着，站在一片绿油油的麦田里。不知道那是哪一年，但看他的军衔，还是中校，那应该是在喀什，那片麦田远方，有高高一排白杨树，是为了保护麦田栽种的防风带。这种风景在喀什这种日照充足、风沙极大的地区才能看到。白杨树确实值得歌颂，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坐着我父亲的军车，从喀什去疏勒县，笔直的马路两旁是笔直的白杨树，那些白杨树非常高，在回忆里，它们更高。树叶的背面是白色，正面是绿色，风吹过来，沙沙响，风非常高，树叶也很高，树枝顶端传来的声音，又高又远，又缥缈。

我很爱听风吹过杨树梢的声音。西安交大图书馆西侧，有一条便道，很窄，两边种满了很高的杨树，西安不常有风，大多数时候，只有啄木鸟笃笃的敲打声。但偶然间，我踏上那条小路，风不知从哪里吹来，头顶上叶片就翻云覆雨地沙沙作响，刹那间魂儿就丢了，感觉身如羽毛，飘飘摇摇上云霄。离开新疆来到西安后，有一年假期翻看家里老式的录像带，塞进去一盘，播放，屏幕上是我十三四岁时，在红其拉甫口岸会晤站的大院里，和我们一家人拍的。当时的拍摄者是个美国人，我记得他拉拢我们迎着光线，所有人都拧着眉头，高原的阳光太强烈了，我也皱着眉，有点如今的模样。不过几分钟，画面突然跳了，屏幕上出现了白杨树的树梢在风中摇摆，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画面，好几分钟。我不知道这是谁拍的，里面没有人，只有大风中摇曳的树冠。

我父亲在这张照片里，皮肤晒得棕黑，一如既往的瘦，但笑得很开心。不是开怀大笑，也不是微笑，就是开心的笑。我想，在喀什那些年，也该是他最舒展的岁月。因为从那以后，我从未看见他这么笑过。我和我父亲很少合照，因为我们俩都不爱照相，但有一张照片，是我俩在西安钟楼底下照的。照片上他开怀大笑，我也是。底下的日期是五月。我忘了是什么事情，让我俩这么高兴。我想他也忘了。

我父亲在昆仑山里工作了30年，军功章有很多。我们家有一个绿色的铁皮文件柜，这些军功章就放在里面。我们刚搬到西安时，我看见过，名头五花八门，大多数是奖励他在中巴友谊方面的贡献。当年的红其拉甫口岸，还没有下撤到塔什库尔干县城，而在距离这个县城130公里远的地方，当时海拔4800米，有些地方上了5000米。每年夏天，一辆军车会载着我妈、我姐和我，从喀什出发，去高原看我父亲。当年的红其拉甫口岸，我印象里只有四个机构：边检站、海关、车队和会晤站。我父亲是会晤站的副站长，负责接待进出的各色人等。前几年翻照片，发现一张我父亲和王蒙的合影，两人穿着很厚的军大衣，坐在两只沙发里，要我取名，这张照片可以叫做“秀才遇到兵”。还有一年，我们遇上了中法汽车拉力赛，从欧洲跑过来的人，统统从这里入关，小口岸很沸腾，记忆中隐约有印象，我父亲指挥他手下的兵说：去，找个黄头发的大鼻子。于是我和我姐就和一个金发碧眼的女车手合了一张影。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北京在哪，也不关心巴黎在哪儿，我只关心我的鞋。因为我的鞋的底垫踩透了，鞋底是硬塑料，按几何形式分成两排方格，像一块巧克力，我每天踩着这双鞋痛苦难当，可我仍旧这么跑来跑去。那天口岸很热闹，每个人都欢呼雀跃，有事无事都是喜形于色。这是它难得的热闹。

太寂寞了。它不过是群山之中的几爿房子，冬天大雪封山，它就被关闭了，就算春暖花开，这里还时不时就被大雪封住，人出不去，车进不来。这里海拔太高，水煮不开，肉炖不烂，跑几步就大喘气，得个感冒就要死人。谁都不到这里来。那些来往的车马，各有各的富贵温柔乡要去投奔，来了又去了，去了有些就不再来。海关车队各有各的乐子，可在这天荒地老、神鬼不问的地方，还能搞些什么乐子来？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女人，没有电话，报纸都是半年前的，连棵树都没有，连棵菜都没有。只有天大地大。

红其拉甫口岸海拔4800米，这是什么概念呢？青岛海拔是0米，西安海拔400米，到了兰州是1520米，这就相当于站在泰山顶了，到了拉萨也才3700米。我2002年在拉萨的第一晚，头疼欲裂，一夜不能闭眼，第二天坐车去藏北只能抱着脑袋躺人腿上，一路拔高，到了4800米的念青唐古拉山口，下车走两步，捂着胸口不停地喘。但在二十年前，我踩着脚下的破鞋子在海拔4800米的会晤站大门口一路狂奔，这个天荒地老的口岸能给你的，除了远方就是远方，除了山，还是山，山那边还是山。一路喘一路跑，突然就被一条大河横住了去路。不知从哪里流出来，不知道流到哪去，一条冰冷的大河就那么横在面前，河水飞溅在石头上，扑头盖脸地飞过来。耳际轰轰作响，河水龙行虎步，在大天大地间倾斜而下，遇沟填沟，入壑填壑，根本不问往哪里流。

暑假的红其拉甫口岸有了生机，家属带着孩子们来了，女人们围在一处夸张地抱怨头疼，抱怨水不开，抱怨条件苦。我们这些孩子们最喜欢在厨房流连，当时的厨子叫潘敬敬，是个非常老实的士兵，他和他的桌子很有名。领导们来这个站点视察，少不了要问伙食如何，叮嘱厨子丰富菜色，说有困难就讲。他放着那么多紧关节要处不说，只抱怨说一张桌子上面旋转的部分不灵，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当时的站长姓王，他有个儿子，非常胖，只吃肉。这不是夸张，因为在红其拉甫口岸吃点菜很难，我记得他真的只吃肉。潘敬敬给我们费心费力弄熟了一锅抓饭，这个胖子，上去只抓肉，把米饭胡萝卜撇下给我。八月份突然下一夜雨，白天就有人开着车去草甸子上找蘑菇，突然一夜大雪，我们就在院子里互拍雪仗。

真的是一棵树都没有，院墙身后就是山，我们翻过院墙，一路高举。山就在眼前，却怎么也走不到，绿色的草甸子上开满紫色、黄色的小花，苔藓，地衣，人声渐行渐远，口岸的房子也像火柴盒那么大点儿。越跑越散，爱吃肉的胖子已经被落下了，我姐跑不见了，其他人也不知去向，只剩我一个人站在半山腰上，茫然四顾，山愈发高了，天也更高，云不知飘到哪里去了。四周一片寂静，寂静得不敢大声叫喊。鞋也湿了，吸足雨水的草甸沉重地趴伏着。什么声音都没有。有没有一只雪狼，也曾这么站在这里，俯瞰低处，又忽然调头遁入深山。

1993年，因为自然条件过于恶劣，世界上最高的口岸红其拉甫口岸下撤至塔什库尔干县城。第二年我随父母举家迁入内地，离开新疆。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

1998年的夏天有一个去九江度假的机会，我一口死咬住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不放，背了包，提了几本书就上路了。

那一年我被安排住在庐山脚下的一条老街里。南方多雨，半个月下来，头发里都快长了蘑菇，最后是仓皇北上，慌乱间把两卷照片带底片全部落在九江。现在的九江之行，全部在记忆里了。呆在九江的时候正是阴雨连绵。上庐山时车轮出着声地打滑，我把心提在嗓子眼儿上，全身绷得像一张弓，心想：死则死矣，只是尸骨遗落在这南蛮瘴沼之地，恐怕要化作厉鬼。

那次的九江之行因为是只身前往，所以惬意之至。我想起徐志摩散文里的一个说法：大凡众人出游，不但玷污了美景，更坏了享受自然的兴致。读到这里我不禁击节赞赏：

古今同理，人和人之间多在作秀，人和自然却也开始有这样凄惨的趋势了。

说到作秀，那次南方之行，特地带了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边城》，《边城》从前看了不同版本的三五种，再加上英文版，查着字典，居然也慢慢啃下来了。这次又带了来，多少有点和自己作秀的迂腐。

夏天的九江完全浸泡在雨水里。老街在旧城区，来往的都是些闲散之人。傍晚细雨蒙蒙，石板街面光亮洁净。江西的屋檐比北方的长些，人们就坐在长屋檐下，吃茶，摇扇，聊天。我的房东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每天下午都敲我的门，叫我去看电视，可惜他们一家子都喜欢看地方台，叽里咕噜地说着当地方言，我就谢了，一个人遛弯儿去。

街口有个卖酸奶的孩子，每次我走过，他就要大声跟我说普通话：要不要？你要不要？问的多了，就上去拉一张竹椅坐下，逗他说话。他教我当地土话，我教他陕西话。可怜我当时自己还说得二不挂五，也居然敢大胆老脸去教人家。过不两天，我们就用对方的土话互相对骂，边骂边笑。再后来我就赖他的钱，喝完了酸奶不付账。他一路跟着我，气急败坏地叫嚷：杀人吗这狮。他的口条不会发s的音，一张嘴就是sh啊sh的。我问他：你说啥？他说：知不道。

要走的那天我去找他，要和他留影纪念，他一见相机就闪得老远，还叫我以后少照相，魂会被勾走的。我拗他不过，只得拿了笔叫他在T恤上签名。小家伙写字一笔一画煞是认真，痒得我够呛。他写下他的名字：宋飞云。边写边自我介绍：宋江的宋，张飞的飞，赵云的云。他下笔太狠，墨水渗透衬衣，晚上换衣服的时候对着镜子一看，脊背上留下三个浅蓝色的字迹。

那次九江之行，带回来的唯一纪念就是这三个字。照片、景点介绍倒是尘归尘土归土，全部丢掉了。

白天的行程全部由别人安排，庐山，美庐，花径。可惜正是旅游旺季，满眼尽是北方大叔，用力地吐痰，大声地说话，卖力地玩儿深沉。在某山谷里，因为人多，还真挤下去仨俩的。消息从前方传过来，早失了真模样。有说仨的，有说俩的，有说挂在山腰松树上正扑腾着的，有说早腚开八瓣儿死翘翘了的。晚上回来我给阿菜讲，就是那个卖酸奶的男孩子，他翻了我一眼，说：你们的头壳都坏掉了啦。这句话用英文讲是bad head，用中文讲就是：脑子进水了。

那一年我就是那么脑子进水，跑去跟人家爬五老峰，看三叠泉。去五老峰是因为紫龙，那一阵子我疯狂地迷上了早就过了时的漫画书，圣斗士一套从头膜拜到尾。看三叠泉更是扯淡。累了个半死终于到了，仰看一挂飞瀑一波三叠疾驰而下，泻入深潭，环潭皆山，千仞耸立。于是先遥想太白“疑是银河落九天”之大手笔，再叹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狗屎句，酝酿好了诗性，深吸一口气憋着不出，等胸腔膨胀得够了尺寸，便气沉丹田，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龙精虎猛地吼出一句——“真……美……啊……”——然后就瘪掉了，被人一路拖回住处去。

回来后，腿开始灌铅，就闲在住处，楼都不愿下，早中饭都省了。到了晚上，饿得熬不住，只好一瘸一拐蹩下楼，在暮色里冲着灯光去，像一条饿狗。

老街安静得非常早，通常过了八点就已经人声寥落。阿菜早回家去了。我拐进一家“包子铺”。敞开的店铺门前有三个老汉在闲聊——这是我以后才意识到的。刚进去时，三个人默不作声地围圈而坐，好长时间里谁都不说一句话，我以为他们在打盹儿。

我说：您好，我饿，想吃点儿东西。

一个老人问：В&3……％￥·＊-∏？

我说：呵呵，啊，对，是，哈哈，没错儿，我……想……吃点东西。

他说：％￥？

我彻底放弃了，说：你的话，我统统的不懂。

老大爷站起来，一掀帘子进了后屋，不一会儿出来，走到我面前，扬起右手啪一声，把一碗康师傅碗面扣在桌子上，伸出三根指头，说：三块。之后便不再理我，又坐回原处。他们三个很久不说话，像是老僧入定。后来其中一个悠悠地说了句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另一个跟着回了句什么。三个就一起呵呵地笑起来，之后又是安静。他们三个像在这里聊了一辈子天，已经到了传音入秘的境界。我一句也听不懂。阿菜不学好，教我的全是骂人的话。

夜里雨开始大起来，白天不动窝，晚上睡得很脆，雨声一密，梦就碎了。也不开灯，摸索着拉开帘子，坐到桌子上去，用力把整扇窗子推开。

远山如黛，在雨雾里飘忽游移，再过来就是一整片黑绿的树林，起伏连绵，一直延伸到窗下。天色青黛，空气里传来凄厉的哨音，若隐若现，夹杂在又急又密的雨落声中。

第二天我给阿菜讲夜里的哨音。他说：有个故事哩，我讲给你听哦。

我说：好啊，快讲。

他开始讲：从前有个小孩叫南仔，有天他到山里玩，把小哨丢了。他有一只狗。

我看着他，等着他继续讲。

他停下来，指着他的酸奶，朝过路人大喊：要不要？你要不要？

我问他：后来呢？

他说：什么后来。

我说：南仔啊？

他说：死了哦。

我又问：狗呢？

他说：也死了哦。

我问：为什么？

他不耐烦地大声说：死了就是死了啦，哪里有什么为什么不为什么的。

我伸手给他一个大凿栗，骂道：小王八蛋，你逗我玩儿呐你？！他急了，％￥＃·-的土话开始往外冒，我听见里面两三个音耳熟，就开始用新疆话、陕西话、英文、德文夹着盗版京片子和他对骂。

南仔和狗的故事我到底是没听上。旅游景点是隔三差五去，中间的闲暇我就开始编南仔和那条狗的故事，编完了给阿菜看，他才看了两行就撂给我说：闷死人了啦。接着又追着问别人：要不要？你要不要？

我坐够了，起身回去，走了两步又倒回来，想起有事问他。

我问：阿菜，你的酸奶今天卖不完怎么办？

他说：明天再卖喽。

我大吃一惊：那怎么行，过期了都！

他说：你们北方佬，哪个吃的出来过没过期。

我听了又惊又气，跳上去揪住他的耳朵喝问：小兔崽子，说！有没有卖给我！？快说！不说宰了你！！

他疼得歪头咧嘴，却嘻嘻哈哈地笑着，不回答，也不还手。

那条街上有很多女人，她们很爱到房东家串门，见了我就说起对西安的印象：听说你们那里坟墓很多哦。

原定一个半月的假期提前结束了。现在想想原因非常可笑，但是当时还是一路仓皇奔回西安。当时西安的气温在38度以上，晚上躺在凉席上可以闻到自己被慢慢煨熟了的香味儿。

临回来的时候我去找阿菜，叫他给我签名。末了我问他要地址，还把我的地址留了一长串儿给他。他愣着看了我好半天，慢悠悠地说：你脑子进水哦。

西安　西安

西安当然还是西安。大概是受了经济危机的影响，散工游民少了很多。还是一圈城，还是一城圈住的一城人。我也曾是这城里的一个人。只是现在不是了。

从东，从西，火车一进西安，都先看见北城门。北城门粗大、土气、破旧。不像我熟悉的小南门，有着闹中取静的悠闲；也不像我最爱的南门，阴天雨天，就有成群的燕子在五彩的箭楼涌进涌出；我曾在长乐门外住过一阵，那一段日子长住长乐，逝去了，不可追。可我还是爱着旧且土气的北门。它是这个城给我的第一眼。

可就是它，也累了。深广的城门洞里，新浇筑了钢筋支架来阻止城砖的坍塌。西安老了，城里的人也老了。父母也老了。习惯越来越顽固，越来越自言自语。每人占据着自己的房间，抱着一台电脑，占着一个端口。看韩剧的，看美剧的，聊QQ的。35平方米的客厅里空无一人，响着中央台的文艺晚会。这就很好了，身体健康，家宅平安。

这世上的物是人非太多，人和人的热情又是那么难以凑合。你的激情似火，许就遇上对方急于如厕。眼见着漂走的漂走了，打捞不及，打捞不起，最终也就漂走了，暗自庆幸不曾打捞，白沾了一身水半身泥。可这伪装的精明还不及跳腾，倏忽的，就又熄灭了，只留下真切的灰心和怅然。怅然，又怅然。

小南门外早是高楼林立，密集的小高层间隙，偶尔投下斜长的日光。它们本该更温暖些。可并没有。穿过那些阴影，是十三年前的红缨路。十三年前的我是多么忧愁啊。十三年后更忧愁。得不到的功名，摆不脱的欲望，撇不开的高下，忘不掉的短长，咽不下的，说不出的，龌龊心事搅和真感情旧相思，板结成块，无法消化——人心的糊涂账真是神鬼难清。

西安依旧是西安。南门照旧是灯会，灯会里照旧是城里城外的一圈人。照旧是城里人想要出去，城外人想要进来，彼此拥塞在紧关节要的城门洞里，出不得出，进不得进，胶着着，焦灼着。

城门会塌，人心不会塌。城门被铁架支撑着，人心被欲望支撑着，权钱色爱，缺一不可。

这一个城，怎么装得下这么多蓬勃的欲望。城门要塌，它该塌，它想塌，它要塌，它有权塌，它非塌不可——可它不许塌。像是一棵古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

西安当然还是西安。我惊奇于它居然没有塌陷。它身下蛛网密布的管网，千疮百孔的干涸的地下水孔洞，它身下植物的根须，动物的尸虫，先人并贼人的尸骸，它填埋的垃圾，它爆裂的管道，孩子脱落的乳牙，凶手掩埋的尸体，私藏的宝藏，倾倒的毒液——这欺世之贼，想要欺骗过死亡的眼睛。它甚至不配像亚特兰蒂斯一样，沉入海底，像庞贝一样，埋入火山。它唯一应得的，就是轰隆一声，土崩瓦解。

但西安当然还是西安。任何人都只能是一圈城围住的一城人。

唱片店

海德堡大学广场和步行街的汇合点，是一家唱片店。唱片店的意思，是真的在卖黑胶唱片。我第一次闯进去是为了给周樵买Jim Hall，老板找了找说抱歉，前天刚卖掉最后一张。互相耸耸肩，就离开了。

后来我常去这家店，因为喜欢他家满墙黑胶唱片的感觉。实际上，中国人家里哪有黑胶唱机，就算买了唱片，只好挂墙上当饼看。但店里有一架唱机，看样子老得不行，但质量相当好，小老板常用它来试验黑胶唱片，音效一流，所以只要我有耐心，基本上可以全天在他那里听音乐。德国因为人口太少，店铺里很少有人头攒动、无处下脚的景象，所以小老板也不管我，任我在店里闲晃悠。

这家唱片店的特征之一就是劈面惊艳，一进门，四面墙黑压压的全是黑胶唱片，阵势很惊人。店里还有专门准备的梯子，供顾客爬上高处找唱片，跟电影里常见的图书馆内的梯子类似。这么些唱片，先按类别分区，Jazz一区，Heavy Metal一区，Punk一区，Hip Hop一区，诸如此类，然后每区再按字母顺序A-Z排列，所以虽然很多，但如果想找Jim Hall，也很容易。

我先从Jazz区开始，本打算一周之内，分区研究一下，不料后来就陷在这一区了。因为常去，小老板也太过无聊，所以后来见到我，就掏出他们的镇店之宝Quintet of the Hot Club of France让我听。我根本就是个外行，只零敲碎打地听过几耳朵爵士乐，基本都在美国五十年代的歌舞片里市场化严重的甜曲酸歌，猛地听到骨灰级的Stephane Grappelli，有点抓不到头脑，觉得效果像是默片时代的配乐，效果极差，但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陪他听。

有一天，小老板说某处晚上有个爵士演奏会，问我有没兴趣，我说好啊。于是他给我画了详尽的地图，我按图索骥，居然找到了，居然是在一个地下室里。我进去了，没有酒保，没有组织，也没什么人，不像国内的演奏会都弄得事事儿的，还有个主持人。该地下室属于半地下室，有一半窗户开在路面上，所以并不觉得憋闷。坐下来不久，演出就开始了，只见四个晃悠悠的人到角落里坐下，叮叮当当地就开始鼓捣起来了。灯也暗下来，气氛也松下来，酒也多起来，像我这种不喝酒的人，简直匪夷所思，后来酒保都问我，你为什么不喝酒？我请你一杯。我说亚洲女人禁酒，否则要被丈夫鞭笞。他听了大不满，高声说这是不对的。

直到小老板来了，我才知道今晚的看点是什么，原来当天坐在角落里的鼓手就是大名鼎鼎的Jim Black。但是听众都很放松，没人高声喝彩或者不停拍照之类，有些人在群喝，有些人在对酌，也有人独自喝闷酒，总之都在喝酒。夜色渐浓，空气愈加清爽起来，乐曲也越来越抒情，直到著名的Summe rtime飘出来，感觉才不期而至，身轻如燕，随风而行，觉得什么都可以拥抱一下，想着国内阴历已经立秋，夏天快过去了。小老板喝醉了，醉得足够说匈牙利语（他是匈牙利籍），但醉得不够帮我买单。夜色阑珊，各自买单过后，分头回家。回家沿着内卡河步行一段，月色下河水闪烁着黑色的光芒。夏天就这么过去了。

聊天

我的第一个博客开在Blogdriver，当时玩得挺爽，因为它当时刚起步，随便写个帖子就挂首页去了，很能满足我肤浅的虚荣心。但不幸的是，它的老板是一个书呆子并技术狂，到后来把功能搞得复杂无比，把我吓跑了。当时我的第一选择是SOHO小报，因为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业余——功能不仅简单，简直简陋。我和阎海东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但先不说他，我继续说我的博客。后来搬出SOHO小报，是因为我那时在qingyun，它自己的博客程序刚做好，我注册了一个用来测试功能，后来索性写下去，居然也长长短短写了不少。再搬出qingyun是因为它的版面要五号字才会好看，用12号字就会把版面撑爆，而我喜欢清新的12号字，所以就搬到这里：Blogbus。它是手机里的诺基亚，银行里的招商银行，结实又好用，而且还有加密功能，可以耍大牌，假惺惺地搞俱乐部什么的。

和阎海东在SOHO小报认识时，我刚刚改头换面用苏美这个名字，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经常在博客里扭捏作态，假装聪明人。阎海东则在他SOHO小报里写诗，之所以被打动，是因为他在诗里常用两个词：兰州，老女人。

关于网友阎海东，如果我还有什么了解的话，那就是他写老女人是一绝，那种衰败、破落和无可挽回的悲剧，感觉就是拿炸弹来塞进你的嘴里。而这些女人们，一定要在兰州的大街上，才会从北京的时尚杂志里被踢出来，从上海的白领假象里被踢出来，从广州的金元神话里被踢出来，现出乡土的、破败的、堕落的原形。

兰州的基本特色，就是工业城市，混杂的文化的生活。

兰州是西北境内最地道的工业城市。抛开庞大的国有矿产企业、石油企业不说，当年为了搞“两弹一星”，多少化工物理研究所、机械制造厂、兵工厂都搬过来了。我刚到兰州的时候，觉得这个城市是金属黑色的。

它的文化又很奇特，像是混搭。上海的多样化是因为国际化，有点拿腔拿调的洋姿势；而兰州的多样化，因为三不管，所以是荒腔走板的蛮劲头。兰州城内什么建筑也有，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庙宇道观，什么都有，好像还是唐朝时丝绸之路的穷困风貌。加上兰州自古就是西北屯兵要地，所以民风更加剽悍不羁。

兰州这个城市有种天真的诚实，走在大街上，它会悄悄跟你耳语：你看，就是这样。你会虚度此生，然后死掉。所以很多年轻人心智脆弱，受不了这样的大实话，震惊之余全都跑去北京、上海，以为能摆脱宿命，寻求点闪光的人生之类。却殊不知，北京也好，上海也好，也不过是人多一点，跟虚不虚度此生，还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阎海东也曾经走在这样的道路上，我俩后来核对了一下时间表，发现有一年时间，我俩都在兰州，距离也超不过1公里。但我们认识时，他在北京，我在西安。当然这也没什么奇特之处。但如果再多想想，就有点恍惚，有点吓人的东西在里面。

和阎海东聊天不累，因为我俩年纪仿佛，经历相似，或者都是在兰州度过最年轻的岁月，因而气质相近，所以聊起来速度对劲儿。当然，也有不对劲儿的时候，但很少，因为我们其实也很少聊天。但昨天遇到他，聊了一阵子，特别对劲儿，像是伸了个很长的懒腰。

我曾经读到何小竹的一首诗叫《解放碑》，说的是突如其来的“轻”的感觉，觉得什么都可以拥抱一下。他写得如此之精妙，让我咋舌诗歌的能力。但我没法写出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和一个人聊天，什么都对劲儿：不紧张，不揣摩，不勾引，又不较劲儿，不词斟句酌，不假惺惺，不文艺腔，不紧不慢，不没话找话，不拐弯抹角，不挑衅，不冒犯，不敷衍，不长不短。这才叫聊天。

想想我这一生说过多少废话，还将要说多少废话，这样的聊天，根本就是可遇不可求，就算是再和阎海东，肯定很难再来一次。但也并不要紧。很久以前，我们都特别在乎朋友的内涵，生活的方式，聊天的内容，婚姻的对象。现在倒是更在乎朋友、生活、聊天、婚姻，而它的内容，实在是太不重要了。

上海夏天

那年夏天跑了一趟上海，草草发兵，草草收场。

那时全国都在闹非典，上海倒是水静鹅飞。有个网友这么写上海：“我想起了霞光万道的张爱玲，风头正健的上海宝贝，还有那个忽然万籁俱寂了的安妮。”上海城里住了很多女人，其中包括了我少年时期的好友。火车到站时，她一件低V领衬衫，一头黄发，在站台上乱七八糟的太阳光里显得风华绝代。

在上海只顾喝酒和睡觉了，东边天亮早，上午7点阳光就噼里啪啦地砸人脑门上了。有时喝得乱糟糟的时候会觉得怪异，我这是来上海了？有时在公车上睡得前仰后合、死去活来，醒来时就过站了。跳下车，愣几分钟，然后找片树荫，松松凉鞋，松松喉咙，就那么坐着，头顶骄阳似火，街上车来车往，看着看着就又瞌睡欲死。什么霞光万道的张爱玲，风头正健的上海宝贝，万籁俱寂的安妮。老百姓的生活，哪里都一样。

外滩也去了，轮渡也坐了。我不是许文强，看不到浪奔浪涌淘英雄；我不是美人，看不到钻石和王老五；我不是读书人，看不到金钱、人性。我和一个读了很多书的女人在船头吹风，她说：你该写本书。我不喜欢读书太多的女人，我跟她们都合不大来，就像我和美女都合不来一样。我曾经在爬华山的时候认识一个广东女子，皮肤棕黑，风趣矫健，登顶看日出时非常文静，看人时像个讲道理的女土匪。那时我十八岁，觉得那就是二十五岁时的我。可二十五岁时，我坐在黄浦江的轮渡上，一副愁肠百转、半死不活的德性。

读了很多书的女人，总喜欢其他女人都把她当朋友，美女则乐于其他女人都把她当敌人。所以我和她们都合不大来。但在上海，前几天我和美女泡吧，喝酒，看男人，后几天和才女买书，聊天，看星星。非常搞笑，美女喜欢在外滩对月长吁发笑死人的感慨，才女则陷在南京路买笑死人的鞋子。

东方明珠塔很像埃菲尔铁塔，但我也没什么根据说它抄袭别人。这种城市标志的玩意儿注定要遗臭万年。莫泊桑总喜欢上埃菲尔铁塔上吃饭，他愤愤地说：这是巴黎唯一看不见这座破塔的地方！我喜欢没什么标志的城市，西安有钟楼，北京有天安门，上海有明珠塔，这些城市基本上就废掉了，具体原因，罗兰巴特写了很长一篇东西来论证，大概和符号学、解构学有关，他的论据我没看，但很赞同他的结论。其实这些都是我现在坐在这里想到的。当是时，明珠塔宛如伊人，月色灯影里在水一方，我仔细看了又看，觉得他们说得没错，这大家伙真的很像男人的小弟弟。

很早以前有部电视剧叫《侠胆雄狮》，主人公是个人身狮面的家伙，当年把我迷得七荤八素，他最威风的时候是扒在地铁顶端飞驰着去救他的女人。在上海的地铁里，很难让人想象有个如狮子般凶猛迅捷的男人在顶端——其实这也是我坐在这里想到的，当时我坐着地铁，从虹口到闵行去赶一个饭局，车厢里拥挤黏热，饭局居然定在一个川菜馆，居然是为一对小男女饯行，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郎才女貌一对璧人。这是我在上海接触过的第三个女人，玲珑身材，细眉白脸，一说话就赠送微笑，一路拉着小老公的手。席间大家对着店家赠送的一大瓶可乐逗趣，说喝可乐影响性功能，于是她不但自己不喝，还暗地里掐他小老公的手，也不许他喝。

望大海

我三年前第一次看到大海。当时正值冬天，下了火车，在青岛狭窄的街道里转弯抹角，眼前突然就开阔了，一点预兆没有，大海就横陈在面前，同行的人欢呼一声奔下去，在礁石上和海鸟欢乐成一窝。我则措手愕然，不知该拿出什么来奉献给它。

大海像是英雄、美人，被赞颂太多，及至见了，总觉得不像，哪里不像，说不清楚。倒是大海的衍生物，比如拥挤的沙滩，漫天要价的快艇，体态奇崛的泳者，各色的垃圾，都很活泼，升腾着伧俗的热气，让人有身在现世的安心。可是大海是万般不像。

盛夏来临，人们对大海趋之若鹜。五一、十一假期，照例会陪着各色生熟友人，去看大海，看海底世界。海底世界相当于一个监狱，在我家附近新开的极地海洋世界，有海豚表演，所以更像马戏团。逼仄的鱼缸大多嵌在昏暗的石壁里，鱼群困在浑浊的水里，总有种痛感，比之狮吼虎啸的动物园更压抑。有些鱼拿眼睛木然看着你，眼神倏忽一转，又木然游走，只留给你错愕。

孩子们啪啪地拍着玻璃壁，惊叫吵闹着。孩子真是小天使，和天使一样，有着天真的残酷。他们瞪着乌溜溜的黑眼睛，惊叹这些小鱼多漂亮啊，突然又吵成一窝，讨论着杀鱼之前要横剖腹，倒剔鳞，肚子里的鱼鳔可以当鞭炮踩。

海底世界像是中世纪的地牢，粗石地面终年潮湿昏暗，远处闪着微光，摸索过去，这一只是来自太平洋，这一只产自印度洋，还有一些纤细透明的红色小鱼，来自遥远的南极海底，轻盈，纤弱，只有外星球和深海，才配得上这样的美。它们困在一只钟表大的器皿里生不如死。后来在一个冬夜热腾腾的饭局里得知，它们不停死掉，又补充进来，我每次看到的都是新的。

这些鱼当然并不介意死在那里，恒有一死，何处不能死。多情的不过是我自己罢了。墙外挽住的嫩枝，也忍不住伸指扶出来。看见新割的草坪，才剪的灌木，脑子里想到的是“苍翠欲滴”的“滴”字，如果带上滤光镜，看到不同的光谱，眼前这修葺一新、整齐的花园，该是血流成河的恐怖景象。

去年在海德堡，假日去参观城郊的法式园林。占地很大，有深远的中轴心。其余人都拿了DV四散去拍照，我不耐烦，在门口的长椅上枯坐。守门的老先生无聊，和我讲这建筑的精妙，还有什么宗教密语。我只可怜那些花草，左右一色地栽种着，修成球体、圆锥体，奴仆般的排成笔直一线，匠气十足不说，还将对草木的愚鲁无知骄示与人。我的卉木虫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春花秋月何时了，落花狼藉酒阑珊，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于是我只抱着双臂假装不懂德文——何时与共胡虏语。

海边风大，滨海大道旁的柏树，全都被海风拧弯了枝条，拧弯了树干，像是梵·高星月夜里敏感痴狂的柏树。海风吹来咸湿的空气，在书橱、衣柜里催生无数的霉菌，深呼吸浅呼吸，肺泡里都挂满小水珠，大海啊母亲，大海啊故乡。

它就在那儿。你就算丢一颗石子进去，它也不会报答你一颗贝壳。它不过是汪洋一片，上亿年前就是这样了。年年都有人溺毙海中，多数尸骨无存。我所见的大海，只在阳光下烟波粼粼，晴天去，闪着银色的光粼粼然，阴天去，闪着黑色的光粼粼然。有一次出外散步，走到石老人海滩时暮色深沉，冬天的海滩上人迹罕至，远处形只影单的影影绰绰。月亮还没上来，海鸟也不知去向，海水退下去，让出长长一条沙滩，在暮色里闪着湿淋淋的暗光。石老人是青岛崂山风景区的著名景点之一，可看之处是海中的一块石头，风浪侵蚀之下，显出一尊老人的模样，于是就有人说，这是一位老人在等待他出海未归的女儿，天长日久，变成石头了。人们来了，看了，都说“像”。痛感总是更具吸引力。女儿肯定是死了，老父亲也死了。只有无情的大海还在。总有一天，这尊石老人像也会被海水、海风蚀尽，化为齑粉。纵使多情又如何。

夜里的海滩只有潮声，月亮渐渐上来了，海风若有若无，沿着海浪线前行，突然听见有人哭，立刻停住脚，远处一个蹲坐的暗影呜咽了两声，又悄然无声了。四周依旧是机械的海浪声，只有我听到了吗？进退失据，徒然而立。想着该去劝慰一番，或者递张手巾，哪怕问个好，道个别，都算是有情人。

当然，我转身走了。人世无常，悲欢离合刹那间就陨灭了。哭完拍拍屁股，还要回去睡觉，睡起来还会继续生活。这城市闪闪烁烁的眼睛，谁看不见它的悲凉无望，我们的默契，也不过是双放手，两相忘。

曲阜　曲阜

曲阜自有曲阜的烦人之处，比如城墙太假，天气太热，酒店太旧，豆腐过于难吃，再比如出了个孔夫子。孔子好像一个明星，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他的粉丝。家族陵墓叫孔林，宗祠叫孔庙，府第叫孔府。我当然一个都无法错过。

转了一天，总体印象就是邪气太盛。当然，这邪气和孔子关系不大。因为孔子这个人，我们了解得太少。有本《论语》，但它是孔门学生的课堂笔记，不甚凝练，又难免弟子给导师捧臭脚，新近再被于丹阐释得好比林清玄加上刘墉，孔子的面目是越来越模糊了。作为一个偶像，孔子的实力先放下不说，但他的市场运作确实是最好的，当然，市场好，不一定没实力，比如鲁迅，叫好又叫座儿，生逢其时，又死的及时，但孔子不是鲁迅。

某种角度上来说，儒学好比神学。神学造就了中世纪，儒学滋养了封建王朝。书上说，古希腊文化和神学是欧洲文化的两大基石。但“基石”二字只是描述，并无褒奖之意。但就算是“基石”，神学也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被超越了，而儒学只能说在新文化运动当中被表面的超越了，其精神内核，还是没有撼动。

其精神内核我只看出来二条，一是孟子自己说的《孟子》：“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这句本来是他的一句狂话，等同于现在的广告词，本可一笑了之，不想弟子们认真了，被这股子狂劲儿祸害了几千年。但宽容点想：铅刀贵一割，人活一世，总要成就自己，还不许人家狂上一狂？所以车过孔林，但见门外的柏树都被削去了树冠，据说是寓意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上不封顶，众人也就一乐，并不多言，只有个轻嘴薄舌之徒笑说要下车为柏树们一大哭。但这第二条，就是这衣金腰紫的读书理想，真是祸患无穷。导游的说辞里，偏是最爱讲这样的野史杂谈，哪个皇帝来跪了孔子墓了，哪个皇帝题了匾额啦，哪些地方用了皇族的颜色、布局、规格、礼仪啦。孔林，其实是要叫“孔陵”的；孔庙里的深浮雕盘龙立柱，皇上来了，是要拿帷幔裹住的；孔府和皇族一样是九进院落规格的。劣质的导游，欣欣然有喜色的四处指点我们看御笔题字，殊不知题的最多的，是雍正，而孔府正门的“圣府”二字也是大奸臣严嵩的墨宝。游三孔，就是参观一个奖杯、奖状陈列室，就是让后世的文人看看，一个文人，饱读诗书后豢于帝王，就可以拥有怎样的煊赫富贵，而这样的煊赫富贵，就是中国文人的最高榜样。曲阜的邪气，就是文人那股子憋足了劲要衣金腰紫的邪气。儒家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方式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内容，产生于乱世本无可厚非，号称出尘飘逸的黄老学说，又何尝不是一套“乱世求生秘籍”？但这个不着调的历史啊，跟谁不搞笑，孔孟思想成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

小时候读书，读到周恩来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觉不出好来，反而小肚鸡肠地觉得是在唱高调。但现在看，就真觉得好。好在哪里呢？你想想看，当身边的同学都说“学好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时候，他说一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是什么效果？那效果等于在今天的课堂上，同学们都说：想成为一个能对社会做贡献的人。结果你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地站起来，来一句：想成为一个无用人。效果一样。搞清楚为什么读书，是件要务，否则越读越坏。这个道理，是我变坏之后得到的教训。

去曲阜，我是去看孔尚任的。《桃花扇》好啊，也好在那股子死心眼儿的劲儿上。像荆轲，与燕太子丹和嬴政原本无恩也无怨，最后跑去当刺客。像《铸剑》里的黑色人，无冤无仇地把自己脑袋也煮锅里了，他又没有杀父之仇。从今天的人情道理上看，完全说不通。他们简单、干脆、一言九鼎，有的成功了，大多数失败了，他们都死了，完全作为配角死掉了。历史的肤浅，就在于它裁决这些人的肤浅。

孔林里柏木森森，新雨后苍苔满阶，大队人马在孔子描金的墓碑前各自散了，我拨荒草穿幽径，独自去找孔尚任的墓碑，人声渐行渐远，氤氲的绿雾也越来越浓，树影斑驳，无径可寻。突然高处传来大鸟的怪叫，翅膀呼啦拉地扇过雾霭，倏尔踪迹不见。驻足四望，前后无人，只有远远的荒草纹丝不动。孔尚任的墓，是早已找不见了。

重庆·滞留

真不敢相信，在这个冬日的早晨，我滞留在重庆江北机场。24个小时之后，有一个德国经贸团将要降落在西安，他们像群白痴一样需要人接机、找行李、住酒店或者找女人。而我这个会议翻译，居然搁浅在1500公里之外。我不想给崔姐打电话，她尖利的叫喊并不能让那些雾散去，她所能做的，就是让我更烦躁。

候机大厅太拥挤了，我右手边的一对像是要回家看父母，身后的一个年轻女孩像是要离家出走，她身上至少有500种颜色；而左边则是一个在禁烟场所抽烟的男人。这个男人对我说：嗨。我说：嗨。来回来去的翻完手头的所有报纸后，他又说：你觉得雾会散吗？我扭过头，尽量礼貌的说：你注意到没有，这里是禁烟区。

他看了看我，轻轻把烟掐了。

公共场合行为准则，并不是我真正关心的。我只关心机场广播，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任何一条好消息，没有起飞时间，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机场宾馆。什么都没有。你所能做的就是边等待边烦躁，在烦躁中继续等待，在等待中不停烦躁，直到一个温柔的女声千娇百媚地在每一个扬声器里告诉你：江北机场因大雾不散，暂时关闭。

机场决定用大巴将我们送回市区。电话里崔姐非常激动，质问我1为什么不去坐火车2为什么不把资料复印件立刻寄回去3为什么要去重庆，还没等到4她就愤怒地挂了电话。崔姐是个好人，我很爱她。所以我完全理解她。如果明天这个时候我还不在上海，她和我都会非常麻烦。最快的火车38小时，最快的速递24小时，另找一个一夜之间搞定五十页会议资料的翻译可能性是0。

大巴缓慢行驶在白雾茫茫之中。传说中的重庆充满魅力。可我在这里三天，第一天是浓雾，第二天浓雾，最后一天，还是大雾。我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肯定是疯了。

机场的人把我安排在一个叫太平洋的酒店。可那里又湿又冷，像是北冰洋。我放好行李，卷起提包，一头栽进酒店顶部狭小旋转餐厅里。可是连服务生端上来的所谓热果汁，也像是来自南极。我在想着要不要发飙，就在这时，我发现机场里那个陌生男人就在我斜对面。他又嗨了一声。“你也在这里”，我说——其实我想说的是“嗨”。他微笑着说是的我也在这里。

两个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能做些什么呢？无非是用陌生的口气，谈些共同的话题。他很健谈，但话并不多。他说他住在深圳，在这里出差。“这雾要是永远不散，那我就永远也不用回去了。”他自说自话地想象着，看起来得意洋洋的。“你看起来很紧张。”他微笑着看着我。我是很紧张，但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并不想和一个机场认识的陌生人谈起这些。我说我来旅游。嗯，重庆很好，是个旅游的好地方——但我无论如何记不起任何一处旅游景点的名称，天知道，这三天我哪里也没去，窝在酒店里至少看了100部烂片。

我搜肠刮肚难以为继，一阵沉默后，那个陌生男人突然说：“你最好抽根烟，放松一下。”我愣了愣，迅速回答：“谢谢，不会。”话音未落，烟已经递过来了。我说：“我说了我不会。”他停了停，笑笑说：“你太紧张了。”

突然之间这让我感觉很糟。我扭过头瞪着他。怎么搞的，我有什么问题吗——我裙子太短了吗？还是我在舔嘴唇？难道在一个莫名其妙的酒店，随便什么男人，就可以上来给我递上一只破烂香烟，告诉我其实我活得像一张随时要放箭的弓或一只紧握的拳头，然后邀请我在随便什么肮脏的小旅馆男欢女爱一夜？不，多谢了，不需要。

我扭过头瞪着这个陌生人，挑衅似地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也看着我，有点意外的说：“没，没有。”我一字一顿的继续问：“那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笑了笑不回答。

在我决心离去之前，他突然问我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叫《重庆森林》，我说看过。他说：多奇怪啊，一个奇怪的名字，为什么是重庆森林，而不是上海森林或者驻马店森林呢？

我们都笑了。是的，他正是这样一个的男人，灵敏，却并不过于敏感，能宽容一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坏脾气。我们就这么在狭小的餐厅里坐了一会，然后他说我们出去走走吧，这雾一时半会是散不了。

我们走出酒店，一脚踏进浓雾弥漫的街道上。在这雾气蒸腾里，我、他和这个城市，突然间都面目模糊起来。没有线条，没有颜色，没有艰涩的棱角，没有来路，也没有出口，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有的只是一些细琐的声响。街道上人影寥落。

我们有一阵子就那么走着，没什么要说的。后来他问我：你为什么来这里？他目光灼灼，在雾气里忽远忽近，有点恍惚。突然，远处传来深沉的汽笛声。我们一定走到了什么河口，有某条船正要驶进或者驶出码头。我们都下意识的回头看，但是除了层层叠叠的大雾，远处什么也没有。我说我给你讲个笑话怎么样。

他高扬起眉毛假装大吃一惊：你会讲笑话？你这么紧张的人。我告诉他他是个笨蛋，所有伟大的滑稽家，其实都是紧张症患者。他们的幽默感，都要归功于这无法稀释的紧张症。他张了张嘴却欲言又止，他说你开始讲吧我不打断你。这并不困难，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一种很有用的才能，那就是：不论讲什么样的故事，最后，我都会把它讲成一个很大的笑话。

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有一个滑稽的女人——当然，还有一个男人，他们是幸福的一对。这个女人之所以滑稽，是因为她虽然高度近视，但总拒绝戴眼镜。所以在她眼里，世界有种视而不见的美好，一盆普通的茉莉花，在她眼里，是漫天遍野的一大片花海；阳光下最朴素的花布窗帘，在她看来都闪耀着温暖的金光；走在夏夜清凉的街道上，每一盏路灯都像一大朵毛茸茸的蒲公英，散发着橙黄的光芒。渐渐的，故事的男主人公发现，她描绘给他的世界完全不对头。他这才发觉她原来是个超级近视眼。他并没有因此而苦恼，相反的，他大喜过望，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在她眼皮子底下和另外一个女人来往。这很复杂，我无法解释。或者他只是好奇，想知道她到底有多近视，还是根本就已经完全瞎掉了。

但是你知道，一个正常的女人，从不用眼睛来看。她在第一时间感觉到，并在最后一刻证实了。所以她终于说服自己带上眼镜，结果你猜怎么着，她发现茉莉不过只是栽在盆子里，窗帘不过是五块钱一米，而那些街道上的路灯，经常被不知好歹的孩子打碎，而且它们自身并不发光，那些光芒不过是来自电流。而电流，是需要买的，叫做电费。

“然后呢？”他问。我继续说：“然后——”我左右看看“——我们是不是迷路了？”浓雾弥漫，人声渐远，连先前偶然擦肩而过的行人，现在也一个都不见了。我们走的太远了。他四处看看，突然开心的大叫：“哈！我们迷路啦！”我说：“你呆在这，我去问问人。”他连忙阻止我：“不着急，先讲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有结尾，哪怕是一个笑话。所以她在他面前，虽然仍旧不带眼镜。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她戴上厚大的眼镜，走下楼梯，坐上公交车，去了那家敞亮的书店，那个女子是那里的职员，她微笑着给每个买书的顾客结帐、盖章、包装好并递给他们。她觉得她不错。

在图书大厅里，她打电话对他说：我们再见怎么样。他停了好久，问为什么。接着他又问：你在哪？她说：我在马达加斯加。说完就把电话挂了。那时，阳光正沿着图书大厅巨大的玻璃门窗洒进来，有种脱胎换骨的气氛。她站起身来，决心意气风发的走出去。但就在她觉得将要跨进阳光的那一刻，突然，她结结实实地一头撞在透亮的玻璃门上，接着整片厚玻璃就在她脸上哗啦啦的破碎了。她头晕目眩，温热的血液顺着额头不停的涌下来，眼前一片片的红雾越来越粘稠，抹都抹不开。一个小保安赶过来，他吓懵了，张皇失措地摇着她的手臂不停问：没事吧你没事吧。但她只是站在哪里，既没有跌倒，也没有哭泣，只是用手堵住汩汩涌出的鲜血。她不知道要说什么。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有这么多血可以流。呆若木鸡地傻站了好大一会儿，她满头鲜血的问保安：这个——她指指门——我得赔多少钱？

“太搞笑了”我笑起来，“她居然问自己需要赔多少钱！”

他没笑。空荡荡的笑声独自欢响。这太扫兴了。没幽默感的男人都该拖出去毙了。讲出来了。它成了一个笑话了。我累得要死。我太累了。我要睡觉。

“回去吧。”他突然说。

于是我们穿过浓浓的雾气转身向回走。但重庆是这么一个城市：如果你在一个路口走失，那你就永远走失了。你永远找不到最初走失的那条路。而且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在哪一个路口把自己丢失的。

他静悄悄地走在我身后，脚步轻响。我想我们真的是迷路了。我建议不如打车回去。虽然我知道酒店就在不远处，它虽然小但有床，可以让人舒舒服服睡一觉，现在我只需要这个。我站在街边，等着随便来个什么破车，在大雾中把我们撞回酒店去。但是，并没有车过来，四周静悄悄的。我似乎能听见他的心跳声。他没有说话。他一直都没有说话。我不确定，是希望他说点什么，还是这样就好。在生命的漂流里，总有那么个人，有着岸的面目，可最后我们彼此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是随波逐流的舢板，既无法靠岸，也无法让别人停靠。哪怕雾这么浓，哪怕坚硬的生活似乎远在天边。大雾远远不够，还需要烈酒，需要自欺、需要欺人、需要天灾人祸、需要世界末日、需要行星撞地球，需要宇宙大爆炸，才能把我们逼的近一点，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我们才会彼此问候，彼此抚慰，我们才有勇气，询问每一个陌生故事的结局，关心每一个陌生人的来历。可没有。我们知道天高水远，知道萍水相逢，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出口，不知道别人的入口。我们像两扇玻璃窗，就算相对到沧海桑田，也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自己破碎。

航空公司通知我赶回机场时，我肯定睡着好一会儿了。挣扎着看了看表，凌晨三点半。我从床上弹起来，一秒钟穿好衣服，拎起没打开的行李，飞奔到电梯口。电梯上来了，3楼，4楼，好了到了。电梯门打开，我连人带行李跌进电梯。一切很好，飞机在机场，出租车在门外，他在他的房间里，我在我的衣服里。什么也没有。这样很好。大雾终将散去，航班各就各位。

夜班司机在曲折的街道上蜿蜒前进。夜很黑，但雾却稀薄了一点。传说中的重庆终于在冬夜下显露出来。有一条大河蒸汽腾腾的一路朝东。薄雾中无数蜿蜒的街道在尽头舒展开来，而每一个转弯背后，都是另一番景象，也许是一幢冲天大厦，也许是半弯黝黑的山坡，又或者是另一个巨大的转弯。你永远不知道，在下一个迎面而来转弯之后，有什么在等着你。重庆就像一座森林，每一棵大树都是一棵灯光闪烁、人影摇曳的楼宇，花开不知花落，花落不知花开。同样谁也不知道，大雾散尽，城市会不会露出峥嵘的面目，一切臆想中的脉脉温情，是不是都适宜在层层遮蔽下滋长。在重庆这座森林里，一个人会迷路，两个人会走失。

出租车司机是个开朗的本地人，他怕我睡着，或者怕自己睡着，不停和我聊天。他问我是来重庆旅游吗，在这里认识什么人吗，为什么一个人来以及会不会再来。这一觉睡得很好，人也彻底放松下来，我和他有一搭没一搭闲聊，像一对多年的老友，聊着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这座城市里的一些人和一些事，向远处的浮光掠影处一路飞奔。

第四章

不管故事多难过，都应该有笑声

在这个世上，人人都是朝不保夕，谁有能力拯救谁，谁又有权利拯救谁？书本不会，知识不会，金钱不会，贫穷更不会。一无所有并不代表着能理直气壮，饱读诗书也不会让你感到充实。

所以，就去生活吧。

别管怎样生活，

只要生活就行了。

空虚是一个生理问题

最近我经常感到空虚。它是这样发生的：我在上课，视线正前方是学生们，而右方是一排宏伟的窗户。窗户外，是缥缈的浮山。浮山是一带小山，就像崂山一样。在这里，崂山更有名些，但浮山离我更近些。事实上，这个校区就坐落在山海之间：北面是浮山，南面是大海。事实上，南面的大海里，也有一座岛屿，四面环海，在西校门站着，能清楚看见远处海面上缥缈的岛屿，我觉得那座岛屿更该叫做浮山。

不管怎么样，事实是这样的：我在讲课，右面是窗户外缥缈的浮山，于是我的右脑开始感到空虚。这空虚感如此强烈，让人挥之不去。

平时我除了上课，有固定的事情要做：比如值班，改作业，写教案，出考题，指导论文，看专业书等等。这些是稻粱谋，不甚情愿，但比较世俗繁芜，总要好得多。但除此之外，我很少有什么精神活动。较之少年时期，我现在很少看书，除非是朋友写的，或者是翻译的，或者是推荐的，当时捧场读上一读。好在我的朋友，个别除外，大多不甚爱看书——这对我越来越重要了。

看电影，也是一段一段的，有点跟谁怄气的样子。比如看库布里克，其实是想看看凭什么他遮蔽了那个年代，搞得像悉尼卢曼特这样的导演屈居二线。只看了一部《奇爱博士》就承认，库布里克的情怀确实更广大，也更关注现实，当然手法更多。也只这样，别无他想。

很久之前，我还一个劲儿地鼓励史竞舟，多写多写，她的那种语言，那种感觉，不写可惜。现在我完全改变了看法，我并不觉得可惜。就像《心灵捕手》里的男主角，他并没有献身数学。就是这样。我甚至想，史竞舟可以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她从来就没有活在我的期待中，也不会，也不必。当然她更不必生活在诗歌当中。她的诗充满痛感，事实上并不该有人真的爱上这些诗歌。爱上它们等于爱上生活的痛楚，而这些痛楚，并不具备观赏性，或者消费性。它们甚至是不该被目睹的。长久以来，我都陷入一个对诗歌错误的理解当中，那就是我把诗歌当做审美对象。就像我最近读到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是这么说的：

月落乌啼霜漫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越读，越虚无。没有一个字不虚无。那夜，那江水，那钟声，那月亮，都不是真的，这写的就是最虚无的梦境。读完一遍就不能读第二遍。我恨我曾经背熟了这首诗，所以把它掏空了。开始忘记，才开始懂得。我们都曾在那船上，只是彼此不能给予一点安慰。

当我还年轻时，曾经相信过很多事情。比如真理，比如文艺，比如爱情，比如朋友，比如人们，比如将来。现在不了。我并不相信这些。我只是知道它们都还存在，而且都活得很好，但它们并不给我安慰。它们只是装点着我的生活，像蔬菜，或者工资条。

我还记得大学时，常在书本里找答案，记忆最深的是《生与死的对抗》，这本书里解释了文艺的起源，即对死亡的恐惧。人们用文艺来建筑堡垒，企图在死亡面前保留少许颜面。而如今，生活告诉我，在死亡面前大家都颜面无存，一切都会灰飞烟灭。所以今天我看来，文艺有着一种古怪而诡异的面孔，就像沙上建城，我们都在潮水到来之前欢欣鼓舞。如此而已。

朋友也是这样。我甚至开始刻意规避他们，特别是那些爱看书、勤思考的人。他们真可怕。写点什么的次之。不写不看的是为上品。我更爱那些不停恋爱的女人们。她们身上热腾腾的蒸气，是世界的动力。我爱她们的俗不可耐，爱她们的短浅轻薄，像是阿尔莫多瓦的基卡。

爱情，我见过。最庸俗的消费品。它的罪恶在于打开了你所有的欲望。我曾和小史聊起过，爱情貌似无罪，但它与生俱来的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一个女人，最完整的时刻就是处女时期。不是因为身体的完整，而是因为身体的完整而阻绝了欲望。这种欲望是占有，表达，性，物质，嫉妒，报复，是自给自足的结束，是自此开始源源不断的身体和情感的欲望。这一点，从来就是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却以讹传讹，恶作剧般的被歌颂着，赞美着，维护着。真让人恶心。

将来肯定存在，只是我确定它不会更好。我没什么证据，我不想跟你争执。因为这毫无意义，因为你和我一样，都活不过这个世纪。两个死人的话，想必你我都不必在意。多可笑啊，我曾相信过将来会好一点。我确实老了。老到我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比如幻想我能体面地活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小史说得很好。她说她爸爸“六十三了，他还能有几年”。是啊，真没几年了。事实上我还不到三十，他们说的黄金时代还没到来。是啊，就算它真的到来了，我真能在那时找到黄金吗？它们值几个钱？杜拉斯有句名言，说她如果不是作家，那就是妓女。她恐怕衰败得比我还早。李敖也只爱十六七岁的姑娘——他衰败得恐怕更早。

是的，当我衰老时请你们也这么对待我。不要停下来搀扶我，不要放慢脚步等待我，请你们在我面前一跃而过头也不回。这就是我所有应得的。所以我对老年人更残酷。我不但要从他们身边一跃而过，还要回过头，嘲笑他们，诅咒他们：你们完了，彻底完了，你们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了，一群失败者，尸虫的食物。

有个学生塞了一封信在我信箱里，问我他想退学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问我，也许我看上去吊儿郎当，像是会支持他的样子。当然，我一言不发。如果他想知道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态度。他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站在我上下班必经的走廊里，戴着眼镜，样子很单薄。天阴着，到处都是潮气。我一言不发，跟他擦肩而过。如果他需要回答，这就是回答。没人能帮助他。不要指望谁能拯救谁。在这个世上，人人都是朝不保夕，谁有能力拯救谁，谁又有权利拯救谁？书本不会，知识不会，金钱不会，贫穷更不会。一无所有并不代表着能理直气壮，饱读诗书也不会让你感到充实。所以，就去生活吧。别管怎样生活，只要生活就行了。没有什么浴火重生的童话，就算你饱尝人世的辛酸，也未必让人写得出半行诗句。就是这样。没有更多。

每个冬天我都日夜难熬。我要死在耳东陈之前。当然，我们要白头偕老。但我要死在他之前。我嫁给他，因为他家有长寿血统。我曾跟耳东陈说，如果他死在我之前，我发誓要把他从坟墓里掘出来，让他不得安宁。当然，他和我都不信我的这套鬼话。我们都知道，一个人面对死亡需要太多勇气。我是懦弱的人。我不行。至于他行不行，横竖不关我事。

空虚是一种生理问题。如果吃饱，穿暖，睡足，基本上就能充实。我嫁给耳东陈时26岁，不算年轻，但心智晚熟。那时我很懵懂，不知道为什么嫁他，怕自己反悔，所以告诉自己：无论怎样，记住，你肯定是爱着他的某一点。就这样，我说服自己顺利嫁给他了。但至于是哪一点，我一直没明白。婚后大约两年，有一次我问耳东陈：你感到空虚时怎么办。他回答说他很少感到空虚。我又追问他：你感到悲伤、迷惘、心虚、郁闷、不爽时怎么办。他想了想，回答说：睡一觉就好了。我当时就知道了：我就是爱他这一点。对于他来说，一切问题，都是生理问题。

一切问题，都是生理问题——这是个老实人的生活态度。

傲慢与偏见

有一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耳东陈在电话里朗声对我说：你这个人迷信读书，总认为读书多的都是好人。这话当然有上下文，但我不想写，天下最无聊的事，莫过于一对夫妇的对话。连电影里都不允许一对夫妻说话，他们不是在睡，就是在吃，一旦开始对话，肯定是在分财产。当然，那天的谈话不欢而散。我俩又没有什么财产，所以各自挂了电话生闷气——事实上，是我挂了电话，自己在生闷气。

那一天晚上，我去安慰失意的阿朱。她第100万次说起她无法得到的梦中情人高大帅先生，一个飞行员，这也就算了，但她居然说他最吸引人的是有才气。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她拿出精心收藏的两张A4纸命令我看，说是高大帅先生写的，是论王家卫的电影《2046》的，题目我都没记住。我把两张纸假惺惺地举在脸前，假装深度阅读，在检查完错别字，猜完字号、页边距和行距之后，我还给她，饱含深情地说：“太有才了！”我从来不知道，有一种爱情，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的。如果有一天耳东陈写出一本小说，那我就要跟他谈谈分财产的问题。如果知道我乘坐的飞机，正控制在一个深爱王家卫的文学男青年手里，我可能还得谈谈遗产问题。

我有一个女学生，多才多艺，性格散漫，大学上了5年，毕业证还拿不到。我劝她无论如何先拿到文凭，再海阔天空不迟。否则一个女孩拿高中文凭，怎么生存。她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哦？那些高中文凭的人都不活了？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我说：能活，其实怎么都能活。想死很难，想活倒很容易。

我从事的职业特别可怕，因为它是一种隐秘的强权。一个讲台，45分钟，听众。这些暗示，都会让一个人自我膨胀。话语权。每一个人都在呐喊，只为自己的声音曾经被听到过，最好不只是听到，还被遵循。这种博弈，从国王和臣民，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老师和学生，老板和职员，都是一个模式。这种隐秘的“强权”无处不在。

我从事的职业特别可怕，因为它赤裸裸的道德感。堂皇的道德感和堕落的道德，这是左右开弓的响亮耳光，把我们这种小知识分子掴得鼻青脸肿。问题的关键，不是来自外部的肤浅抨击，而是来自于黑夜里躺在床上的满心狐疑：这个扛着我的名字的人，也许干脆就是个垃圾？

当然，无论我做任何工作，都必然有此一问。我就是这号人。除了性取向之外，我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取舍观、审美观、人生目标、人生设计，都特别模糊。我最近总在想，是不是能和耳东陈一起到昆仑山深处的塔什库尔干县城去度过余生，如果他不去，我自己能不能去？

有次伊导的媳妇猪猪对我说：我就羡慕那些能写两笔的人。我心想：天哪！我这辈子就想当个护林员，每天挎着空包弹，骑马巡山；或者小镇的电工，腰间挂满大小号的工具；或者汽修员，躺在车底下只露两只脚；或者木匠，藏在大块木料之后敲敲打打。总之，不是老师，不是读书人。人是被文化掉的。人慢慢被文化掉了。被文化掉了的人，大脑进化，泪腺退化，嘴巴硬化。我是被文化掉了。文化口红，对。古典主义的裙子下面是解构主义的内裤，擦着浪漫主义的香水，捏紧现实主义的钱包。人就是这么被文化掉了。

我当然不“迷信读书，总认为读书多的都是好人”，事实上，因为我身边读书人密度太高，“斯文败类”也就格外多——一个嚣张的开膛手，相比一个猥亵的读书人，哪一个让你更想死？但是，在任何年代，任何一个社会，对读书人都是有所指望的。设想一个社会对读书人都不存指望，那也就到头了。

耳东陈明显的偏见，来自于我隐秘的傲慢。而我的傲慢，并不是来源于职业。事实上，现代汉语里，“高校女教师”可能是“无聊”一词的最高级。我的傲慢，来自于我浸淫其中的文化。我看的灰蒙蒙的卡夫卡，我听的灰蒙蒙的Tom Waits，我写的灰蒙蒙的博客大巴，我持有的灰蒙蒙的假绝望，我脸上灰蒙蒙的冷笑——这傲慢不是书架，不是外文，不是组合句子，而是这灰蒙蒙。而这灰蒙蒙和不灰蒙蒙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事前收钱，还是完事后收钱。

读书不读书

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非常有趣，因为她喜欢去图书馆。去图书馆当然是去看书。但此看非彼看。她主要是把图书馆当成超市逛的。她熟悉图书馆每一区的图书分布，熟悉借阅规则，熟悉借还状况。她当然喜欢书，特别是文学书籍。所以，如果我站在文学区，只给她提供如下信息：大约一指厚，书脊是红色。她就能立刻把目标范围缩小至20本。这比图书馆的查询系统牛多了。她并不是图书管理员，而是一个卖保险的。而且更诡异的是，她从来不读这些书。她所有的文学知识都来自电视剧。她知道很多很诡秘的书籍，但从来不读内容；她知道很多很诡秘的作家，但从来只越过报纸上的文艺副刊直接去娱乐版，连百家讲坛她都不看。

我读研究生时，同屋住着一个英语系的女研究生。我现在对她的所有印象只有三点：波大，生态女性主义和图书馆恐惧症。她是个单纯而害羞的大波波娃。夏天到时，别说低胸装，连保守的圆领T恤她都不能穿。有一天，不知谁唆使她穿了一件深V领的黑连衣裙。她走过的街面，都是上下喷血的大波爱好者。她毕业论文的题目似乎是《苔丝和生态女性主义》。有一段时间，大家写不出论文，都很挫败，夏夜里躺在黑暗的床上谈自己的论文。她仔细解释生态和女性的共性，把我说得心不服口不服的，劝她去图书馆查查资料再写，否则实在难以服众。但她坚持闭门造车的科研方法，因为她不能去图书馆。因为只要她一踏进去，看到层叠的书架，整齐的纸张，闻到油墨味，触到上面的细微的尘土，听到沙沙的翻书声，她就开始狂拉稀，怎么都止不住，拉得肠子都翻了个儿，还要不停地嘘嘘——她去图书馆是需要冒着脱水而亡的危险的。

我当然也看书，虽然有那么大一套关于不读书的理论，但读书是一种生活习惯（我不敢大胆老脸地说是生存方式）。就像晚睡晚起，我控诉它，想要改正它，但它是生活习惯，只能控制，没法根除。我时常去书店逛逛，看看都是哪些人在买书。事实上，还是年轻人居多，而且就是文史区的人居多。这大约也不是新鲜事。但最近我却发现了新鲜事，那就是书架上摆着的书，有些居然是熟人写的。这件事对于某些人来说就不怪，比如普珉老师，因为他是个诗人，有那个圈子。而我是一个闲人，居然也认得写书的人，就相当诡异。我的友情链接里，只有三两个没写过书。光是网友也罢了，前几天去书店，居然看见我同事出版的一本小说，每周我们都坐在一个教室里开会，但他居然默默无语地出了一本书。更有甚者，我的学生居然在看这些人写的书。前几天学生抱着一本书来问我一个汉语字，我一看作者，突然就有种国破家亡的兴衰感。没什么褒贬在里面，只是太诧异我辈已开始被消化了。刚才看黎戈的博客，她也要出书了。她是早该出书的了。第一她写得很好，第二写得勤奋，这是出书最基本的要求。她在抱怨书名，我倒觉得蛮不错。

看书这个事情，好比爱男人。我们都知道，男人是不值得一爱的，当然，女人也不值得一爱。人不配被爱，但人需要被爱。

看书这种事，有西风的高纬度生存气质，也有黎戈的向爱气质，有把看书当解毒药的，也有当成热水澡的，有当成交友俱乐部的，有当成“皮条客”的，有当首饰的，有当信仰的，都有。读书不错，大家要读书。

我为什么热爱文艺青年

很简单，因为他们在解决时间这个问题。

这至少说明三点：

第一，对于他们，时间是一个问题。它的表现形式很多，比如回忆，梦境，自衰，不朽，死亡等。首先它必须涉及人，人在时间里的情状，在时间里的改变，对时间的反应。一生的颠沛流离，一刹那的心动，等等。没有时间，人就没有合法性。其次它又独立于人，时间是人最大的敌手。

第二，在他们看来，时间这个问题，是需要被解决的。虽然我个人认为时间的问题无解，但我并不因此不爱试图解决它的人们，相反，我因此爱。这爱里不包含崇敬和赞赏，也不导致支持和鼓励，有时突然意识到他们其实全是傻瓜，想提着自己离开地球。但同时也意识到爱傻瓜这件事，是一个人固定的审美取向，很难随着智力和经验的累积，而有所改变。生存手段会变，审美取向与生俱来。

第三，他们通过文艺来解决时间问题。文艺的本质，是百无一用，说破大天去，就是个玩意儿，吃饱喝足穿暖搞爽了，玩弄玩弄而已。

文艺作品也百无一用，拿一本诗集去卖，够呛还不如一个马扎值钱呢。这还是其次，要命的是文艺这东西不是科学，它必须是无规律的，出现且只能出现一次的，不可量化的，不可复制的。跟空中一闪而过的UFO似的，如果你当时不在那儿，你就永远不在那儿。别人笔下的UFO对你来说永远是废话。文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撒癔症，发幻想，说胡话，你可以用它把凋谢的花朵的香味留下来，把死去的亲人的体温留下来，把坍塌的故乡的街道留下来，也可以把变节的一颗心和曾经的爱情留下来。这是造物主才有的神力，时间不停地坍塌，有了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我就能在时间的废墟里不停寻找、清理、修复、还原，把它们封存起来，这是我面对时间唯一能做的事。

此外，我还要补充两点：

第一，所谓文艺青年，不是指搞文艺的年轻人，而是说文艺人永远是年轻的，因为他们在解决时间这个问题。

第二，如果一个人，对于他来说，时间不是问题，因此也不需要解决它，那么，不论他从事什么样的文艺工作，他都不是文艺青年。

苦杏仁

海德堡大学太认真，为我们设计的课程只能用“不堪重负”来形容。按规定我应去教学法班报到，但我嫌课程太重，帅哥又少，就慢慢飘去中级班，不料语言测试后，又被调去高级班。高级班课业益重，每夜躺下时都凌晨已过，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赶去听课，苦不堪言。

高级班的课本很庞大，加之多数为文学：诗歌从艾辛多夫一直到策兰，小说虽为存目或节选，但也从《绿衣亨利》到《被分割的天空》，戏剧从席勒到迪伦马特，简直读不胜读。不但读原著，还要读评论，完了自己还要写报告，虽然千字之内，但也很耗心神，总像是有大石在胸，无法一锤擂碎。

因为除了念书，还要逛街购物、泡书店、听音乐、看电影、去party，所以时间总不够用，于是随身总背着课本，有细碎的时间就掏出来瞟两眼，就算不精读，也不至于太陌生，上课时不必太丢脸。有一天中午，查资料耽误了中饭，去食堂时人影寥落，独自端了一盘子生冷菜蔬，找个明亮的窗前坐下，一点胃口也没有。落地窗外，天蓝得让人生气。草坪上躺着几个隔壁班的懒洋洋的西班牙褐色热男。身后的小吧台里放着文不对题的Norah Jones。隔壁桌上一个男学生，堵截着西装笔挺的教授，窸窸窣窣说些听不懂的德文。

掏出课本，正翻到策兰的《数数扁桃》。策兰像是Jim Hall，知道他的好，反而情怯，不敢读。当学生时他的《死亡赋格曲》是必读篇目，每读必疼。这一次打开《数数扁桃》，看了第一行，立刻就疼。没法看。

Zhle，was bitter war und dich wachhielt，

zhl mich dazu.

没有一个译本能翻译这种疼。是一刀就划出伤口，你怎么准备，他都是一行一个伤口，一行一种疼。

还专门去吃扁桃。它像是中国的果仁或榛子类似的果核类，原味很苦，但习惯和至甜搭配，比如巧克力，或冰激凌。那种疼，就像一枚苦的吻。当然，吻不是甜的，因为据说口水不是甜的。但吃一口扁桃，那种很具体的苦，不是苦涩，不是苦痛，不是苦难，不是苦楚。就是苦。就是扁桃的味道。就是策兰的疼，这疼是直线的，没有经过任何文字的弯曲，没有那些精细的过滤，就那么粗枝大叶地迎面打过来，一拳打到鼻梁骨。就是疼。眼泪也上来了，疼得不知道要压住心脏的哪一角。

和策兰一样疼的，是写短篇小说的博尔歇特。但博尔歇特的疼，是让人心疼；策兰的疼，让人绝望。博尔歇特的疼，是他的疼；策兰的疼，是我的疼。一行一行看下去，胃拧成一个大疙瘩。

主街上的书店主人，很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要买策兰，我说为什么不呢？他在书堆里翻出一本很厚的浪漫主义爱情诗选递给我，说：看这本，这本好。我想想，也是，为什么不呢。所以买下了那本很厚的爱情诗选。那时的人还很完整，没有疼，只有爱的忧伤。

练习生活练习爱

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一米七五的个头，黑发齐腰，皮肤极白，五官漂亮得像暖春的某个好天气。但要命的是，她非常爱读书，每天抱着里尔克、尼采、叔本华。我看着她就很忧愁。我为什么忧愁，不大说得清楚。我就说我能说清楚的。

我觉得，是读书害了我。这句话说出来很危险：第一，有炫耀之嫌；第二，有种得便宜卖乖之嫌。但这两层意思我都没有。第一，我读书实在不多，特别是近几年，几乎是一年只好好读一本书，而且能把每一本书都读成工具书；第二，我从读书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模样没有更俊俏，钱包也没更饱满，脑筋也没有更聪颖，相反倒读得恶果累累。

这些恶果，也是最近几年，我才意识到。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我和生活形同陌路。古人说得很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年轻时要多多读书，然后要多多生活。生活的目的，不是验证书的正误，而是忘掉书。

人就是走在土地之上，哪一天，走不动了，倒在路边，死了，被尘土掩埋，就完了。在这一世的辛劳之中，他会得到最大的智慧，在这尘土的掩埋之中，他会得到最后的永生，像是一条河流懂得了大海的智慧，一颗果核懂得了森林的永生。生活不只是一个过程，也不只是一个结果。它是一条布满荆棘、蒺藜的回家之路，是一个必经汗流满面的跋涉才能到达的家。那么，你又怎么能指望，只通过看书就获得智慧，认识自己，懂得他人？像是仅仅是吃一颗果子，就能明辨善恶？

想想这些年来，我错过那么多的，都是那些活生生的生活。那些人，那些感情，那些事，那些书里没有写的，或是书里写了的，我完全看错的：那些人怎么活生生地走在每一条街道上，怎么吃下早餐，怎么吐露秘密，怎么举枪自尽，怎么浇灌花朵，怎么挣脱一种疾病，怎么追求一个姑娘，风怎么暖和起来，玻璃怎么跌碎，公车站谁在发短信，商场里谁在抓小偷，那些层层叠叠的楼宇里，每一个闪亮或者黑暗的窗子里，谁在咆哮或者喃喃自语——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观察过他们。每一本书都在结束，结束在一个拥抱上，结束在一块钟表上，结束在一场死亡上，结束在一片天空上。但那多么虚假，我们知道，它并没有结束，它依然在继续。

读书害了我，并不是因为书上告诉我，这世界是善恶分明的、善恶有报的、惩恶扬善的，不料现实却是肮脏、愚蠢、不可理喻的。事实上，我看过的每一本好书都在告诉我，这世界是肮脏的、愚蠢的、不可理喻的。但书里那文艺化了的肮脏、愚蠢和不可理喻，对我来说，是用来审美的，不是用来感受的。这些年来，二手的生活，二手的审美，让我和真实的生活日渐隔阂。所以我傲慢，自负，话多。生活不是侮辱，而是一记耳光；不是沉重，而是一块石板；不是痛苦，而是每一片止疼药，是每一针吗啡。每一个去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诗人，都无法写诗了。当“尸骨累累”不是一个修辞，而是每一具人的胳膊、腿、脸——你怎么能把它换成字句？每一个形容词，每一个比喻，每一个修辞，都离真实十万八千里，它们除了华美诗章之外，别无用处。就像每一本令人唏嘘的书，除了虚假生活之外，的确别无用处。

因此对于我这个漂亮的学生，吾友阎海东是这样说的：你劝她找个男朋友，恋爱，同居，吵架去。照他的话做，当然有违师德，但我也承认这是实话。生活教给我的，远比书本更多。爱也好，恨也好，都是如此。

卡

我这样经验型的人写小说，如果生活格局太小，很容易卡住，而且卡死。比如死亡，如果我要写好它，我就得死一回，至少是濒死一回，这归咎于我的怀疑论。我不相信他人经验，于是不相信书本。或者至少说，二手的智力是可靠的，否则我就得自己推导出整个量子力学和板块漂移学说，这完全不可能。但二手的情感，则完全是无用的。情感是什么呢？它是飞过UFO的天空，是上古的一个传说，是旅居的一个梦和梦中的旅行，是秘密在心里咬开的一个洞。它们出现过且只会出现一次。如果那时你不在那儿，那你就永远不在那儿。

所有对它的描述，都是因为思念。思念长着细细的牙齿，日夜啃噬着深不见底的遗忘。遗忘是一块巧克力，有种甜蜜的吸引力。遗忘就是时间本身，正如芦苇的摇曳就是风本身。多少字都在恨着爱着这被遗忘的时间，爱着恨着这毫不费时的遗忘。比如不朽，比如天长地久，比如永远。这些词所拥有的长度肯定有上亿光年，让人生出无力和绝望，同时也感到如释重负。

可是，除了思念，我还有什么呢？风吹过去了。思念把甜蜜挤压成痛苦，我也无能为力。在这上亿光年里，除了这无用的思念，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也知道这思念落在纸上，抖一抖，沙一般就吹散了，还是空白。但一只飞鸟为什么要南飞呢，一片草叶为什么要向阳呢？如果说这无尽的时间和遗忘曾教给我什么的话，那就是：不要问。什么都不要问。如果是不朽，那就是不朽，如果是思念，那就是思念，如果卡住了，那就让它卡得死死的吧。

技术狂

一个人，干一件事情长了，就会变成一个技术狂。

比如看书。黎戈就很厉害，她看书多、快、细、持久、做笔记，完了还能写很好的书评，让我惊为天人。我看书很慢，译文1991年版的普希金的诗选，1000页，看了三年，还没看完。张羞的《散装麻雀》，前后看了大约一年。看电影也慢，主要是来回看，《窃听风暴》看了三遍，《十面埋伏》也看了两遍，《柳堡的故事》我看了至少六遍。我清楚地记得二妹子和副班长一别三年，再次见面，已经成为连长的副班长李进对二妹子说的唯一一句话是：“田学英同志！”更要命的是，看过的电影，隔一阵子我还得再看一遍，而再看时总是疑窦丛生，觉得有人悄悄挪动了细节。

比如泡妞。我认识的一个烂男，就把泡妞发扬成一个技术活了。细处我没问，估计也是所向披靡。这我也不行。这方面我只堪“见事迟”三个字。常常是对方伤疤都长平了，我才搞清楚是我抡的砍刀。也会某天晚上刷牙，刷着刷着，才突然明白N年前那片刻的恍惚，是因为那时我已经爱上你了。但要我搞清楚爱你什么，怎么也得再等上三五年。《2046》里的王菲演的机器人就这症状。周慕云的解释是：她年久失修，线路老化，感知和反应都慢好几十拍。

比如写诗。写诗的人和诗人的区别，差不多就在这里了。诗人是把写诗当个技术活的。写什么是个假问题，怎么写才是真问题。所以我看普希金，说实话，看了也是白看。学习吧，是外语；吹嘘吧，不够小众；爱好吧，我更喜欢屠格涅夫。所以，真正的诗人，是不看外语诗歌的。这点我也不行，我得靠外语诗歌安身立命，所以也活该我写不出任何一首诗歌。

比如拍电影。姜文很显然已经是个技术狂了。从《太阳照常升起》看来，他以为通过精湛完美的导演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比如故事的问题。就像张艺谋，以为通过精湛完美的摄影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比如雪地里怎么都不死的章子怡。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什么领域存在纯技术问题？我想了下，觉得在高度抽象的符号世界里，是可以的。比如音乐符号，巴赫就赋格了；比如文字符号，诗歌就韵律了；比如色彩，马蒂斯就野兽了；比如数字符号，巴斯德就给自己写信了（抱歉关于数学我一无所知）。除此之外，都不得不考虑主题问题。

虚心　心虚

我有一个忘年交，比我小八岁。我认识她的时候，小姑娘还在小学，我和她很说得来。我本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和上小学的女孩很说得来，基本上见一次就惺惺相惜，在一起唧唧呱呱，没完没了，很有共同语言。自我分析原因有二：一是讨厌成年人，二是讨厌我自己。

我的这个忘年交，叫小人。其实她本姓“任”，放在姓氏里，就念了二声，成了“人”，所以我叫她“小人”，而我名字里带半拉“君”字，则自嘲地自称“君子”。但这样一来，身段太高不容易放下，就免不了要做些假正经的事情，来证明自己没有虚长她这些年岁。比如她经常给我打电话，说看书看不懂，比如《钢琴教师》《香水》或者是《欲望号街车》，希望我能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当然的，我就摆出一副谆谆善诱的样子，在电话里跟她讲起来。

我的手机用得太久，有时通话会出现回声，就是在话筒里听得见自己的声音，比自己说话的声音慢个小半拍。这个声音在我说话过程中一直尾随着我，刚开始只像一个孩子在学舌，但你又不能跟孩子较真儿，到后来，孩子的表情就变得挤眉弄眼，腔调也开始冷嘲热讽。所以，后来我越说越心虚。我经常有这种心虚的感觉，有时是在课堂上，学生们安静地唰唰做笔记，我信心十足的声音在教室的墙壁上来回弹射，最后落入我自己的耳朵，或者是第一次听自己的唱歌录音，心虚得不能继续听下去，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声音会是这样，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

我不禁问自己：你怎么确定你不是芙蓉姐姐？她自信长相好，身材好，舞姿好，能用美貌打动别人，但那都不是事实。而你自信智商高，有深度，有品味，能用深度打动别人，你怎么知道，其实你不是同样的怀揣廉价的所谓自满和犀利，外带一点自以为是的浑不懔在人群中招摇撞骗，目的同样也是供人耻笑？

小人最后问我，她是不是该多看看书？我说算了吧，谈恋爱吧，听音乐吧，艾薇儿不是要到上海开演唱会吗，我跟你一起去吧。

书这个东西，少看为妙。我家有一大架子书，光是台湾出的诺贝尔文学奖译丛，就好长一拉溜，我都是上去看看书皮，翻翻内瓤里的作者画像，把人名、书名和作者像对上号，就又塞回去了。全家就我一个外语文学专业毕业的，可我是最不爱看书的一个。我爸是个政委，很注意大风向，易中天啊，于丹啊，跟得很紧。我姐是个军医，除了对尸体感兴趣，还是半个清史专家，因为电视上的清宫戏太多了，经常人和事对不上号，她一发怒，自己找资料研究去了。我妈妈有剪报的习惯，经常把各类不知所云、大而无当的名言记在电话本上，和一些养生食谱混迹一处。我不爱看书，越看越不爱看，其中的缘由说起来很复杂，而且很假正经，不说了。

十万　十万　十万

季节也有深浅的吧。初春，仲夏，晚秋，深冬。那么现在是再深也没有的冬了。住得太高，就没了“窗外”这个词。有的只是窗下。窗下是一条河。八月的雨季里，一夜之间会横阔出去七八步远，人迈不过，只能从远处雾茫茫的桥上蜿蜒过去，河岸上成排的芦蒿在南风中摇曳。这摇曳到了深冬，看上去多了挣扎的味道，不几日只剩下零星的几杆，黄乍乍地立着，生死不明。河水也干涸下去，河床里荒草乱石浮上来，把河水隔开，阳光好的日子里，像一张亮闪闪的蛛网。

深冬的夜里，阳台上就坐不住了。河对岸是新建成的楼盘，但还没交工似的。白日里黑洞洞的，到了夜里，每个单元的每个走廊，每个窗户的每盏灯，都彻夜亮着。灯光是同一色的工程灯，瓦数很低，昏昏黄黄的。是三栋十层的楼，整齐地排在窗户外的半空里。夜里在天空里和河水里投下大幅的影子，蓝色的影子怀里缀满昏黄的光。深冬的阳台坐不住人，于是披上棉衣，握着一杯热水，看看书，上上网，窗下的河水在寒冬的冷月里闪闪烁烁，渐渐上了冻。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年年月月的。人也就在这些年月里长啊，长啊，不管长成什么样。深冬会想老朋友，会想家乡，会想年老的父母。

父母活着真好啊。只要父母还活着，就会把你和死亡隔开。

家乡在千里之外了，据说早修好了火车站，在网上看到照片，隔膜得像是另一世的自己。还是戈壁上的高天，还有歪七扭八的草坪——沙漠里种的什么草坪呢？老朋友是老了的。还是蜿蜒的南方话，还是北京沙砾砾的空气或某种高频信号，尖锐得听着发晕。当年的愿望全部实现了。我们曾经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要伤害的，得到了伤害；要失败的，得到了失败。三十年的日子，真是一本充满错字和串行的书。

朋友出书了，送我一套，有三大本。这当然是好事。如果这事放在十年前，还能更好一点。没有什么是没有保质期的。包括野心，包括耐心。一道迟到的闪电，一句误期的誓言。一颗子弹穿过十年，一柄利刃划过十年，不成了笑话了吗？

真是出书要趁早。二十岁时多好啊，没完没了地想说话，说还不算，对方还必须听，还必须共鸣，不共鸣还不行，是要低看那人一眼的，是要嘴角挂一弯冷笑的，是要心底里不引为知己的。那时候什么都不值钱，时间、汉字、力气。是要为一个吻写它十万字的，是要为一滴泪再写它十万字的。十万十万十万，全身都是力气。花力气去认真，去严肃，去浅薄。十万十万十万。去感动自己，去说服自己。全身都是闲工夫，小情、小趣、小心、小绪的十万十万又十万。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想要不朽，于是访仙山拜名师，想要学习不朽之术。有一天，她遇到一个小说家，小说家说：想不朽？行啊。我把你写书里，你就不朽了。于是她很高兴，就和这个人回家了。她给他做饭，洗衣裳，他就把她写进书里，写了整整100万字。于是她名满天下，每天来看她的人络绎不绝，人人都说她不朽。可她却越来越伤心了，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有一天小说家回家来，发现这个人不见了。她跑了。只留下一张纸条说：我没有感觉到自己不朽。小说家眼泪淌下来，说：我写了100万字，写出了你我才能不朽。你走了。让我怎么办？可这些话，这个人没有听到。她继续访仙山拜名师，想要学习不朽之术。有一天，她遇到一个人，他说他认识她，说在很久以前的一本书里，他们曾经差点白头到老。她看了他一会儿，找不出别的什么话说，于是说：那是一本好书吧。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据说，我的博客很好看，有些人看完了，会加我的MSN，跟我说：你写得真逗！每当这时我就特别尴尬，只好胡言乱语说：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有了一种奇怪的本事，就是不管写什么，都能把它写成一个笑话。据说语言即存在，你用什么语言，你就如何存在。那么，我，就是以一个笑话的方式，存在着。我想，我有哗众取宠的本能，世界就是观众，而我唯一能感知并能承受的，就是它的笑声。电视嫌我丑，广播嫌我不煽情，杂志嫌我不脱，报纸嫌我太脱，论文嫌我没规矩，剧本嫌我不商业或太商业，小说嫌我太阴柔，诗歌嫌我天赋低，所以，我只好来写博客了。至少在博客里我能成全自己。

只是这成全也不过是狂想而已，说白了，就是撒谎。就是《大鱼》里的爸爸，有着弥补性狂想症。我的同学某孙曾问我：你写的都是真的吗？我只好实话实说：都瞎编的。春风镇里的苏美，我几乎不认识。她似乎干脆利落，能说会道，满嘴巴小聪明，并怂恿他人去猜测她长相尚佳。而我呆板、傲慢、郁郁寡欢，完全不具喜感。识人如羊老师，都说我人格分裂。

我不是苏美。这对我从来不是问题。写博客，不过是自说自话。而自说自话，不过是因为不想交流。我爸妈都是好人，特别是我妈，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他们帮不了我。我如今面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太陌生。他们备受生活煎熬，一切奢望都蒸发殆尽，不能再剥夺的残渣，被称为生活的真谛：温饱的生活，健康的身体，平安的生活。

我的良师，教我手艺时都沉默着。我的益友，在践行丛林法则的同时，与我或相失人海，或分道扬镳。说到底，这人世从来就必须独自穿行。有人陪伴，是恩恤；没有，是本分。

我所受的教育非常奇怪，起步看的书，就是我爸私藏的名著，雨果啊，屠格涅夫啊，普希金啊之类的。因此，我虽然生活在现代，念的却是理想主义年代的书。这种裂痕在大三时突然显现，起因是看了王小波。相比《青铜时代》，我更沉迷于《黑铁时代》。那是我从未接触过的现实，从没体会过的现代。我突然意识到，书不是火焰，而是引火石。在这之前，我是白读了二十年的书了。

二十世纪的德语文学出了两位大师，一是格拉斯，一是迪伦马特。我常常很生气，为什么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被我写出来的。这话等于说，为什么玛丽莲·梦露是封面女郎而我不是。不要耻笑我，我不过对格拉斯的《铁皮鼓》和迪伦马特的嬉笑怒骂心向往之。有此二者，我就是一既会九阳神功、又会九阴神功的超级大怪物了。但要命的是我根本练不成，因为我怕我会认怂。我极有可能成为一名犬儒，说白了，就是一名没理智也没情感的读书人，连犬都不如，狗虽然不读书，但至少有朴素的情感。而每看一次鲁迅《在酒楼上》，就黯然一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这事就相当可疑。好比一次荒唐的相亲，男方说自己是运动爱好者，女孩很心仪，及至嫁过去，发现他只喜欢吃着薯片看CCTV 5而已。而我见识到的理性爱好者，也就只是吃着薯片看书而已，区别仅在于，是吃着外国的薯片看《史记》，还是吃着偷来的薯片看《法典》。抱歉，这种理性恕我拒收。当然，类似的崇高我也拒收。一个人，看到林冲夜奔就拍案而起，看到黛玉葬花就潸然泪下，但面对身边的不平和死亡却坦然处之。这算什么？不如把门关严了，您老慢慢崇高去吧。

我和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情感，歌德的奋斗也好，卡夫卡的紧张也好，格拉斯的厌恶也好，甚至迪伦马特的以命抵命。没有情感，所谓书，也就只是印刷品、消费品而已，书架等于电视机，看书等于看电视，大书架和大电视不过一路货色，谁能比谁姿势高点儿？

作者，写字好就行；作家，有风格就行；而大师，就非有格局不行。这个格局，就是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并给予情感。雨果对巴黎的描写，屠格涅夫对俄国乡村的描写，卡夫卡对地洞的描写，王小波对牢狱的描写。为什么库布里克牛过Lumert，为什么卓别林牛过伍迪·艾伦——艾伦自己也说：我和伟大之间的唯一障碍，就是我自己。这话相当老实。

想要认识我所处的时代，太困难了。才刚开了头，我就被骇住了：它被权欲、钱欲、色欲三路大军铁壁合围，它们畸形膨胀，气焰万丈。我知道，这座城最终是要陷落的，所谓幸福的生活就是“屠城”的血证，因此我对任何畸形欲望的象征物都充满惊惧：富豪、金融、时尚、社交、商场、酒店、信用卡、美女。它们让我眼界大开的同时万劫不复。我愧对先人，真的，这不是矫情。你看他们跟汉语关系多好，用汉语写了那么多好东西，诗词曲赋什么的，当然，烂玩意儿也挺多的，但有好东西。您再看看我，这写的都叫什么烂玩意儿啊，小女人，哦，不，女人的自怨自艾，虽然貌似爽快，但本质上——如小红大哥所说——还是自怨自艾。好比我老家的“神婆”，穿红着绿，喝香灰，烧黄纸，我呢，着西服穿丝袜，提一笔记本电脑——但一样啊！还是“神婆”这一毫无前途的职业啊！

这话说到这里，本来就刚好。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年长的，觉得我乖巧，年幼的，觉得我稳重，同年的，觉得我谦虚——这多合适。但我还得说一句，所谓博客大多很烂，有些没我烂，有些比我还烂——但烂，是肯定的了。

这就是我和我的博客常常抽筋的原因——自我上网以来，换了无数个名字，删了无数文章，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我这个抽风的毛病。而现在抽风，强度小，时间短，破坏力几乎为零。所以，我又回来了。你如果大喝一声：哎！小娘们儿！来给大爷笑一个！我自问也没胆量上去抽你的。我只能说：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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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人面对的最大困难始终是自己

亲爱的大象

123的故事

没有什么必须要说

寂寞少妇

花朵

倒腾人生

物离乡贵

双喜

一个母亲的死亡

果子姑娘

谁看了我的博客

他们本该都是爱

猫

凉拖的夏天

数字生活

野孩子

土地

第二章　爱，是一种不死的欲望

暗恋

有人追

春风沉醉的晚上

关于这一切

心动综合症

终点站

文如其人

瑞安姐

相亲相亲

我打不赢理发师

第三章　一个悲观者的勇敢态度

你们　他们

我的新疆

红其拉甫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

西安　西安

唱片店

聊天

上海夏天

望大海

曲阜　曲阜

重庆·滞留

第四章　不管故事多难过，都应该有笑声

空虚是一个生理问题

傲慢与偏见

读书不读书

我为什么热爱文艺青年

苦杏仁

练习生活练习爱

卡

技术狂

虚心　心虚

十万　十万　十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