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记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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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红哈佛

消失30年

迟暮的光环

张培刚在2011年11月23日辞世，身后极尽哀荣。11月27日，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共同为张培刚送别。

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周其仁回忆30年前，自己作为旁听生在北大听张培刚授课的往事。他印象中的张培刚一口古雅的湖北乡音，神情生动，语言幽默，讲解清晰，对于刚从黑龙江农村考到最高学府的周有很大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派”和“以农立国”论流行。而张培刚1947年在哈佛大学的获奖论文早就认定，中国农村--也是所有发展中经济的农村--无可避免地要沿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路线发生巨变。追随者们称赞这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这专门为张培刚打造的学术殿堂，更像是寻路中国的艰难咏叹。

一头爆炸式银发的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用江湖式的口吻，称张培刚为大哥，称赞大哥的论文“写进了历史”。张培刚生前称张五常为大兄弟，如今，“哥哥弟弟坐上了一条船，那是中国船，”张五常的悼词富有诗意，“此船沉没，哥哥弟弟会一起葬身大海，但如果阳光普照、清风徐来，哥哥弟弟会一起走进历史去。”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大抵只有跟中国这条大船的命运发生交集，才显得具有价值、意趣盎然。然而这个度历来又是最难以把握的，所以有了出世和入世。出则伤神，入则伤心，张培刚九十八年的戏剧人生，参透了这古老的宿命。

张培刚去世前一年，我来到武汉一处光线昏暗的寓所拜访这位世纪老人，没有期待中的思想珠玑在荷叶上跃动的喜悦，只看到了时光长久的停滞。

冬日的残阳照在身上，深陷在沙发里的这个瘦小的老者，伸出苍白的右手和我轻握一下，以示“接见”，便不再多话。多数时间，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张培刚就如老僧入定般坐在我面前的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像一面旗帜供人膜拜。他的妻子，比他小17岁的谭慧则负责做起了他的“传声筒”。

他的膝盖上盖着一条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挂在腰间的尿袋，诸多老年病困扰着他。腊月的武汉，阴冷难挨，华中科技大学招待所一号楼，室内23摄氏度的恒温，可以帮助老人抵御南方没有供暖的冬季。作为校方的一项特殊照顾，20年前，从住所搬到招待所，直到驾鹤西去，张培刚就一直住在这里。

阳光穿过窗棂的投影，落在老人略显不耐烦的脸上。原来是来访者打断了午后清梦。他浓重的红安口音一字一板，几乎是在向我抱怨：“还有3年我就满100岁了！”似乎在暗示我：他不光没有精力，也不甚有兴趣应对来访。

的确，这已是破例了。张培刚的学生，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建华记得，自打两年前取消了最后一个外出习惯--每周六去麦当劳吃一个麦香鱼汉堡，近两年张培刚已甚少出门。

张培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张培刚奖颁奖论坛，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名家获奖。张培刚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知的隐居之士，暮年以一种众星捧月的姿态高调亮相，奇迹般赢得了人生最高亦是最后的声名。

1945年，哈佛博士生张培刚完成了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他完全没有想到，时隔4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这篇尘封的论文竟被他在中国的追随者发掘出来，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篇开山之作。他也戴上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光环。

一个经常挂在追随者嘴上的说法是，同样从事此项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潜台词就是：比刘易斯涉足这一领域更早的张培刚，假如继续做研究的话，那么诺奖似不该旁落他人。

但历史无法靠假设演进。现实是，张培刚走红学术庙堂是在其生命中最后的短短20年时间。此前他的大部分人生沉潜于被人遗忘的江湖。从江湖到庙堂的一落一起，尽显光怪陆离时代的戏剧性变迁。

走红哈佛

生命的最后时光，红安子弟的生活单调而刻板：上午醒来，夫人谭慧为他记录心跳、大小便数值。午饭时他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参考消息》，中午小睡片刻。大多数时间里，精力不济的“发展经济学之父”长久地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张培刚的记忆很容易又回到青年时代，准确地说，是哈佛求学的时光。那是他得到如今全部名声的起点。

“我在哈佛的时候，住在Cambridge。因为英国也有一个Cambridge，翻译成剑桥，所以我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作康桥。”说到这些值得玩味的细节，整个身子几乎不动的他，才显得兴奋起来，从毯子底下伸出手，迅速整理下头上戴的鸭舌帽，眼神中流露出这个年纪的老人惯有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得意神情。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对哈佛时期的张培刚有过一段颇为传奇的描述。谭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胡博士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

张培刚1945年完成论文，1947年博士论文才获奖。而谭崇台遇到胡适是1944年冬，彼时张培刚来到哈佛不过三年。在谭崇台眼里，“土气、质朴”的张培刚当时不知道凭什么赢得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青睐。出自张培刚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几乎没有，只简略提及，在美国曾经和赵元任、胡适等交往。谭崇台比张培刚小7岁，后来他的妹妹谭慧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张培刚是清华庚款哈佛留学生的一员。赴美前，193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了6年，先后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等著作。

在1940年出版的《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张培刚面对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经济现象：当时从江西、湖南等内地农村运往宁波的粮食，成本居然比从泰国运来的还要高！在仔细地隔离了“运输成本”之后，张培刚的发现是，那是中国内地的“纯商业费用”偏高的结果。

对于张培刚的这本早期著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初读后的惊喜：张培刚专门把粮食的“运输成本”与“交易费”，也就是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并且极见功夫地总结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

“交易费”概念的清晰提出，让后来者惊异于张培刚的学养。那时张还没有出国留洋，应该无从知道罗纳德·科斯于1937年首先提出、连当时欧美学术界也不甚了解的“交易费用”的概念。

张培刚的学术思想--以节约纯商业费用协助经济发展、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今天还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经济今天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农业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其中，国内市场的制度组织成本高于外销市场，依然还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关键。离开了降低制度和组织成本这条主线，其他方方面面的课题都不容易有根本的解决之道。张培刚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还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张培刚的早年研究及哈佛论文中已初见端倪。

今天，学界对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给予了不吝笔墨的赞美，却忽略了此前张培刚已经具备了6年的学术实践功底。

写《农业与工业化》花费了他半年多时间，最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1946-1947年度威尔士奖。中国不少报道称之为“小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设立之前的经济最高奖”。当年的报道显示，威尔士奖是哈佛经济学系奖励当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的，是给学生的奖励。一份当年的报道显示，和张培刚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叫George Jaszi的学生，每人得到了500美金。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说：“张先生提出的观点远远超过当时与他同时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在定期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也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他总结的张培刚的三个命题是：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何者是必要条件？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是否平衡发展？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经济关系如何？

经济学家的上述观点，均发布于1990年。彼时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瓶颈。张培刚的这篇旧文刚好为研究者提供了新鲜灵感。

在经济建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照搬了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重视农业及其与工业的协调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张培刚模式”，完全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因为一国的农业效率提高了，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会得到保证；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必将促进上层的产业发展，而上层的产业又会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从而使工业化或现代化得以实现。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50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自己评价说：“论文的意义，在于为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农业化，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

张培刚在美国待了5年。哈佛岁月给这个湖北红安农家子弟的精神世界投下的影响细致入微。至今他仍然喜欢交响乐，而不喜欢京戏。“我喜欢听贝多芬。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中午，学生半票。在夏天，乐团还在广场加演。你知道，哈佛一年的学费要400美金，我的生活费是90美金，但是我每周都会省出5毛钱去听古典音乐会。”望着窗外日渐暗淡的天际，张培刚喃喃自语。

消失30年

1946年，哈佛岁月戛然而止。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三人后来有珞珈“哈佛三剑客”之称。张培刚的学生、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曾经自豪地说：“1946年秋，张培刚先生从哈佛回到武大，集聚了一批人才，有哈佛的吴纪先、刘涤源、谭崇台，耶鲁的李崇淮、周新民，威斯康星的朱景尧。可说是群星灿烂，光华四溢。”

1949年，张培刚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同时担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这是中国新旧时代交替的前夜。无数的张培刚期盼学以致用，施展经世之才，但时代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归国的张培刚，以及他所集聚的这批人材，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30年里，都未能施展才干，并没有发出灿烂的星光，有的还被打成右派。就连张培刚本人，时代也并没有给他闪烁光芒的机会。

董辅礽曾说：“1946年我考进武汉大学经济系，结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的导师张培刚教授，但是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在财经作家苏小和眼里，张培刚的成绩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没研究，活着而已”。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农业与工业化》之后，张培刚宛如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再也没能写出比博士论文更值得称道的文章。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您远离经济学研究？”

张培刚努力回忆。但是记忆似乎在1952年后出现了惊人的空白，长达30余年。夫人谭慧在一旁挡驾：“请不要问那些让他伤心的事情。”

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实践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的张培刚，有着两次回国创业的经历。为了更好地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1948年元月，他曾应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前往担任顾问和研究员。当经历战争创伤的中国硝烟淡去的时候，1949年，他辞去了联合国待遇优厚的职位，也辞谢了导师布莱克、厄谢尔两位教授约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担任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1953年，40岁的张培刚和23岁的谭慧组建了家庭。

远离学术平台的生活令他惆怅。据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夏振坤教授回忆，1953年，受命组建华中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夏振坤找到张培刚，希望他出任农经系主任，渴望恢复学术研究的张培刚欣然答应。可没等他赴任，肃反运动开始了，农业经济学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学科，组建农经系的计划破灭，也就没人再提张培刚调动的事了。

基建工作或许让他没有机会评论时弊，他不是右派，幸运地在这个岗位干了10年。这段岁月，一直未见有记载。“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一颗螺丝钉，让你去哪就得去哪。”谭慧说。张培刚从写论文到搞基建，经济学研究自此画上了休止符。

华中工学院的前址是三个村庄、一片农田和无数坟场。作为“工头”，张培刚的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几乎一天到晚在工地上。

张引以为豪的是，1957年修长江大桥投资是6000万，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工程就有1400多万，这么多钱都由他统筹，“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

因为和西方的隔绝，很长时间张培刚并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国外悄然兴起。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kang Chang（张培刚）。接待者不知道谁叫“背钢枪”，辗转找到武汉，才知道工地上这个灰头土脸的基建主任便是。领导碍于面子，把张培刚一家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里，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装点门面。而担心被安上间谍的罪名，张培刚只应酬了几句就把智利粉丝打发走了。此时他才知道，《农业与工业化》刚出了西班牙文版本。

日后经济学家张五常听说了这段历史，大发感慨：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说来好听，其实下等。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才。

此后的历史更是一段谜。见诸资料的介绍一般都统一明了：1957年，张培刚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间在咸宁劳动，被批斗。此外别无他话。

事实是，当年，张培刚在华中工学院修马路、盖房子，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上山下乡，改造世界观，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挨批判，张培刚和许多教授一样被发配到农场劳动，从事体力劳动。在菱角刺和蚌壳碎片成堆的湖畔参加围湖造田，还放过牛。“由于生于湖北红安农村，他的农活显然比那些城里出身的教授干得好。他干什么都很认真，牛比别人养的也好。”谭慧说。他在农村能自如地用独轮车一次运送数百斤肥料到田里，养牛能养得十分膘壮。人们感到惊讶，他说，我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就会农耕劳作。养牛无巧，栏干草饱；推车无巧，只要屁股扭得好。这些农村的谚语，都是农民在劳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中国农民是聪明的。

当刘易斯1954年发表他凭此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剩余劳动”文章时，张培刚正在工地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件大事。后来张返回教室，但讲授的是政治课，即必须当作真理膜拜的马克思理论，而与自己的研究、与国际上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一直到1979年以后，他走上北京的外国经济学讲座的讲台，当时已近七十，一个人可以做研究的生命阶段已经结束。

张培刚用隐忍熬过了人生的冬天。

在一本《学海扁舟》的论文集中，张培刚的一段自白多少剖析了当时的心迹：“我自己也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50年代、60年代来说，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介过西方经济理论。”

张培刚显然具有随遇而安的生存能力。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展示了微妙的处世哲学。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胡景北教授认为：张培刚先生没能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或最重要的创始人，没能摘取创立发展经济学的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先生1945年的论文虽然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尚未提出一个分析概念来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例如1954年刘易斯（Lewis）提出的剩余劳动或1955年纳克斯（Nurkse）提出的大推进等。”

胡景北进而说，令人长叹的是，张先生之所以没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既非先生懒惰也不是先生转入其他研究，而是中国政治在其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剥夺了先生从事研究的所有可能。事实上，一直到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深深感受着这一变化给中国学术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回望张培刚坎坷的人生经历，苏小和说，当时除了读书人希望立志报效国家这个情怀外，也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风头无量，而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经济危机后的萧条，连罗素、胡适都曾经犹豫过，何况是一个张培刚。所以有人说，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

“面对那些死去的人，张培刚能活下来已经够幸运了。”谭慧感慨说，“那是个悲剧的年代。每个人的遭遇都和张培刚差不多。怎么可能没有苦恼？可是有什么办法？”

迟暮的光环

1978年，张培刚即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主编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在站了30多年之后，张培刚感慨，终于有个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就对外开放展开大论战。经济学在沉寂多年之后，逐渐成为“显学”。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他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的骄傲。”

恰在3年前的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刘易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钱纳里的推介让敏感的国人有了疑问：假如一直从事专业研究，那么，比刘易斯涉足这一领域更早的张培刚，会不会比刘易斯离诺贝尔奖更近？

聚焦张培刚的目光越来越多。张建华教授回忆，大概在80年代中后期，关于张培刚的各种介绍多了起来。他在1985年前后看到上海社科院杨建文的一篇专题报道，称张培刚是经济发展学创始人之一，才知道自己就读的华中科技大学原来有此等高人，由此萌生了报考张培刚的研究生的想法。

成为师生之后，张建华发现张培刚是一个十分严谨的老师：“对于学生每一篇论文的细节、文法都要求和讲究之极。”

张培刚试图用苛刻的要求找回曾经的灵气，又不免困扰于日渐衰退的身体和智识。张建华记得恩师曾为了写一篇回忆录花费了3个月，熬得十分辛苦。

谭慧说，张培刚属牛，他说自己就是一匹劳累的“老牛”。弹指一挥间，30年的年华已去，时光流逝，他的智慧和锐气已消失殆尽，仅仅留下了一个牛的“韧”性。在一所工学院，老困兽犹斗，85岁获得博士学位点，经济学院总算可以在华工生存下来了。“蹉跎岁月，壮志不酬”，张培刚常为此深感遗憾。

同时，戏剧性一幕就此展开。国内的一流经济学人忽然发现国内还有这么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于是纷纷去攀亲戚，学校也开始重视了，门庭冷落多年之后，突然热闹了起来。

更多的学者也借着反思张培刚的命运，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弯路。

在一篇文章中，周其仁就写道：张培刚如果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因为他在张的书中发现，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都已经全面登堂入室。

胡鞍钢多次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事实是，过去老师没有机会做到的，学生已经实现。张培刚的三个学生：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都曾到中南海讲课。

2006年，张培刚基金会顺势而生。门生和追随者们为张培刚营造了一个学术殿堂，他频频出现在各类学术活动中。

20多年前，当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学陷入衰落，张培刚曾在各种场合为发展经济学振臂一呼，倡导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当时，国际学术界并没有更多的认可，主流却是“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发展理论与政策”。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机构开始反思发展理论。首届张培刚奖得主林毅夫被任命为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就是一个例证。

张培刚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应该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在农业改造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就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土地承包虽然延长至30年不变，但仍然是短期观念。怎样把所有权和使用权更好地分离并结合起来，使农民心里踏实？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问题。现在非农产业不够发达，农民向城市转移又受到多种限制，大量转移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都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以探讨。还有因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贸易摩擦、腐败、教育公平、医疗与社会保障问题、三农问题、金融财政问题、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等等。

张培刚常常自问：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难以实现工业化、真正做到国强民富、人人获得平等自由？中国历史悠久，一度很强盛，到1368年明朝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发展还在世界前列。100多年后，中国在世界上就落后了。为什么是在最近一两百年大大落后了？

问题十分复杂，因为有近3000年的封建史，100年受列强欺凌、任人宰割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却又始终受到“左”倾路线干扰近30年的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特点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国解放后的前30年经济有发展，但是很慢，牺牲也很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更大。

此外，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有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土地制度问题。西方在封建社会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步步发展。中国却一直徘徊在封建状态，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教授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领土型的土地制度时间比较长，比西方要长1800多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很有生命力，适应性很强，这一方面是它的优点，另一方面则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又成为它的弱点。漫长的封建制度最有害的影响是中产阶级难以在中国形成。中产阶级，也叫第三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又出现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环境破坏、污染严重等问题。一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使他们应得的生存利益受到影响。从教育领域看，现行的教育制度存在不少问题，被称为神圣殿堂的高等学府，普遍受到浮躁、功利，追逐“钱”和“权”的严重影响。此风不刹，贻害后代，因为教育是国家生存和前进的动力。

张培刚曾经公开承认：我一共写了10多本书和多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本书《农业与工业化》和一篇论文《发展经济学该往何处去》。

我问他：“您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能出大师吗？”

“很难。”这个曾经游历中西的老者摇摇头，他认真地盯着我说，“学术风气很不好，当官的如果不带头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风，很难！没个三五十年不行。”在夫人的暗示下，他又更正说，“那就再等个20年吧。”

窗外的太阳彻底下山了。家人暗示采访时间到了，他很听话地打住，表情恢复了初始的和气，双目微闭，从盖着的毯子里伸出右手和我握别。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张培刚已经无力和病魔抗衡。张培刚辞世时被疾病折磨得十分痛苦，医院尽其所能，却无力回天，无法助其减轻疼痛。每天夫人谭慧有半个小时进入重症病房，看见一个大如水管的呼吸器插进张培刚的喉管，嘴只能张开，锁眉、闭眼。当夫人握着他的手，俯身告知已在身旁，张培刚紧握谭慧的手，眼角渗出泪水。张培刚痛苦不堪，谭慧心疼不已。这种状况几乎达一个半月之久。

那次拜会结束时，在出门前，我终于下决心问出最后一个困扰自己的问题，或许这刺痛了老人已经麻木的内心。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再也没能写出比《农业与工业化》更好的作品呢？”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凝固了片刻。张培刚显然完全听清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不打算回答。他一动不动地陷在沙发里，保持了一种平和的笑容。

《德商张大中》 查建英

《大脚印儿》 关军

《祖父黄炎培》 ;口述：黄且圆 采访：丁东  邢晓群

《我在哪里等你呢》 午炎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蒋明倬

《美剧启示录》 周黎明

《“南科”一梦：朱清时与南科大》

《何伟，再见涪陵》 刘晋锋

《正确先生白岩松》 张卓 林天宏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小升初”的秘密》

《再见乒乓》 关军

《杨箕村生死录》

《寻找香格里拉》

《我们留守，我们在家》

《我们的1978》 梁晓声等

《挺进美利坚》

《他们在岛屿生活》 房慧真

《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

《视若无睹的中国》 郭怡广(美)等

《新欧洲 旧欧洲》周宁

《诗人之死》 雪汗青

《在印度相遇》 曹可臻  李国卿

《农历》 司徒朔

《真实合伙人》 张伟、张悦、季艺、张卓

《大佬的夜宴：陈惠敏的“面子”人生》 陈光之 杨林

《地下人生》

《伤痕与荣耀——张培刚的戏剧人生》 杨猛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郑也夫 贾樟柯等

《周家往事》 口述者：周启博 采访者：丁东、邢小群

《胡正的反思》 口述者：胡正 采访者：陈为人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 口述者：范达人 采访者：郑实

《相亲记》 李天田

《太平轮一九四九》 张伟 赵涵漠

《中国故事》 周黎明

《英雄本色》 周黎明

《比死亡更久远》 张伟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