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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红的雪

侯孝贤：颠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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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蔡明亮

朱天心：金刚怒目‧纯阳之女

翡红的雪

文/周伶芬

台湾东海大学教授，作家

惯常的，每天午后一两点，我进入这山城唯一的咖啡屋，坐在固定的靠窗位置，打开书放在桌上，大多没看只是发呆，遇有灵感时才拿出iPhone，记下些灵感片段。自从搬到山区居住，这是我唯一的个人时光，极不希望有人打扰，还好初搬来，认得我的人不多，有也不会进这家咖啡屋。这里平常客人不多，大多是山民运动后或工作中偷空来这里喝杯咖啡，重点不是咖啡，而是有时间喝咖啡，这在这里是特别奢侈的一件事。大多数人觉得这里的东西难吃又贵，只有傻子才会进去消费。平常生意很普通，只有假日游客把这里塞爆，两个服务员忙不过来，脸色气乎乎的，服务质量大大扣分，咖啡杯变成纸杯还有人排队，把快经营不下去的咖啡屋又撑住。

当我好不容易等到我的咖啡，放在托盘上试图在人龙中保住我的精神食粮，这时有个矮小的男人贴近我说：

“你是小偷，偷走我的灵魂。”

那人经过我身边时，在我耳边丢下这句话。我看了他一眼，脸孔熟悉又陌生。他是疯子吗？还是认出我是谁？作为常上媒体的公众人物，你在明处，他人在暗处，经过许多恐吓勒索事件，才决定隐居到这山城。没想到还是有人跟踪到此，这令我恐慌，毕竟才搬来三个月。但他的脸看来在哪里见过。为什么会说这么奇怪的话？也许只是个无聊的人，就当他是疯子好了，现在精神失常的人那么多，还是别理他。坐回我的位置，那男人坐在咖啡厅斜角的角落，好像安排好似地，我在这斜角，他在那斜角，形成一对角线，他正以奇怪的神情看着我，好像我们认识很久似地，我的记忆陷入混乱。服用安眠药二十几年，我的记忆严重缺损，经常忘东忘西，尤其是人名、人脸对我简直是记忆的土石流一样，冲毁殆尽。上课时讲到人名马上出现痛苦的空白，为了怕学生发现，尽量不提人名，奇怪的是理论与引文大多还能应付。我教书已进入第二十五年，现在担任院长的行政职，在医学院只剩一门课，五十五岁以后在医界也只能做行政工作，手术刀早已拿不稳，课也力不从心，要开的会排得满满的，要不是还带博士生，课可以丢给助理带就好。台下学生的眼光一副“你混够了，什么时候下台，吾可取而代之”的神情，这些不知死活的学生，等实习时进医院就像进军队会被电到死去活来还没被电死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他们对我的兴趣在另一方面，学生爱听我讲故事，谈演艺圈的八卦，我算是医生作家中混得最好的一个，每本书都是排行榜前三名，小说被改编成连续剧也很轰动，这让我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常跟影星歌星一起出现在娱乐版上，但在医界这反而是个阻碍，大家认为我不务正业，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做好两件事呢？

为了证明同时能做好两件事，我用三年读完医学博士，拼命发表论文，我的速度就是比别人快，才三十出头当上VS，四十就升教授，旋即当上科主任，有人说我“占尽便宜”，较客气地说“得天独厚”；同时我的小说也一本一本出版，让人怀疑我有分身跟枪手，我是有个全力支持我的老婆没错，她也在医学院教药学，在做研究上多了一个得力助手，但她绝非枪手或替身，我成功的秘密源自巨大的创伤与屈辱。小时候曾被认为是智障的自闭儿，为了证明自己并非笨蛋而作出的努力，只有受尽轻蔑忽视的人才有这种爆发力。

在都很会念书的高智商家族中，我从小在过度的压力下变得退缩，讲话认字都比别人慢，反应也很迟钝，成绩都是倒数，成天躲进漫画书与小说这些被认为是“废料”的世界中。我像个木偶般整天不说话，父母为此还带我去看医生，以为生下一个智障儿。

记得我常逃学到学校后山森林里晃荡，去看一户人家养的白狐狸，长长的毛白得发亮，黑色的眼珠像柏油一般油亮，山上人家喜欢养些有的、没有的，大多是猎物，山猪、穿山甲、黑熊、猫头鹰、大蜥蜴，大蟒蛇……但还没见过养狐狸的，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们很美，一双眼睛溜溜转，好像通人性一般，歪着头听我说话，我带些饼干喂它，渐渐不怕我，尖尖的小嘴在我手心里吃东西的样子让我好满足。在这里像个告解室，不知跟它们说了多少内心秘密，我的话多而俏皮，一点语言障碍也没有；至于为什么会对一只狐狸倾诉，我也不明白，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唯一让我快乐自在的地方，也是我的秘密基地。后来不知为什么被同学发现，他们一大群人由王浩然率领，把我包围在铁笼前，有人说：

“笨蛋，你在看什么，鬼鬼祟祟的。”

“狐狸，它是我发现的。”我用身体遮住铁笼，王浩然拨开我凑近笼子前看了一眼，哈哈大笑。

“这是雪貂，养大后要剥皮作大衣的。大笨蛋，狐狸跟貂都分不清楚。”“笨蛋，大笨蛋，笨到没药救了！”大家叫嚣，我涨红了脸推开他们跑回家，找出动物图鉴，貂是鼬科，狐狸是犬科，看起来很像，但貂的脸较圆较可爱，我没想到有人会养貂，想到长大将被剥皮作大衣，连做好几晚噩梦，最后实在受不了这种种可能，破坏门锁放走了它，希望它演变成貂仙报恩之类的情节。谁知它是凡夫俗骨，那只雪貂后来又自己跑回来。因为太生气又害怕，我好长一段时间不去看它，经过几个月再去看，貂不见了。我打开铁丝网，难道它真的变成一件貂皮大衣。从此我对穿貂皮大衣的女人很痛恨，还写过一本书讽刺她们。

那只貂在记忆中成为耻辱又痛苦的记忆，常常浮现在脑海挥也挥不去，“笨蛋，笨蛋，笨蛋，没药救的大笨蛋。”

第二天、第三天，那个人还是坐在同样的位置看书，两个人像行星般保持等距运行。是情敌？还是债主？说到情敌，当年我的妻子钟宁是一堆苍蝇围绕的班花，我讨厌骄傲、自以为是的人，无论是男人或女人，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追”这个字，尤其是只有外表没有内涵的女人。一直到大三参加文艺营，她也报名参加，才知她也热爱文学，两个人渐渐有话聊，那年我拿下文学奖第一名，她得佳作，两人合办学校文学奖与校刊，就这样自然在一起——追她的人那么多，搞不好是其中一个。

第七天，那人坐到我的对面，我感到被侵犯般，身体往后仰，他以讥诮的口吻说：

“怎么样？还是认不出我是谁吗？曾定一。”

“我很不会记脸。”

“都四十年了，你老了，该往下坡走了，记忆力不行了。”

“对不起，你到底是？”

“王浩然，我们小学同学从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我记起来了！永远保持第一的王浩然。这下子他的脸好像甩饼越变越大，王浩然——这个被认为天资聪颖，年年拿全校第一的好学生，走在校园常有人指指点点。他不仅考试成绩拿第一，作文、演讲、田径，连童军结绳比赛也拿第一，只要能拿奖的都是第一，绝无第二，因此有“得奖王”、“第一王”之称，他也是骂过我“笨蛋”的孩子王。在山城中从来没出过这么优异的学生，老天爷不公平地给他好脑袋，却也公平地给他丑陋的长相——身材瘦小，小眼睛、朝天鼻，像倒开口笑的大嘴，像哭丧的小老头，在他身上连一丝孩童可爱都挤不出来，这张丑脸提早老去，永远没年轻过；眼前这张脸也没更老，只是更加丑陋憔悴几分，看不出性别，更接近夜叉的脸。

在山城中，成绩好的都往外发展，他初中念市一中，听说也是维持全校第一，高中到台北念建国中学，那时就传来精神失常的问题。乡下小孩到城市念书都过得不好，念北一女中那个女同学晚上听说被鬼压床，休学一年，复学后成绩赶不上，大学只吊了车尾。种种适应不良，与倍增的压力，让乡下到城市念书的好学生纷纷败下阵来。至于念建中的王浩然，念到高二忧郁症一再复发，有一次跳楼自杀，被老师发现，救了下来送进医院，复学后考上中山医专复健科，算是医学院最后一个志愿。

而我留在山村念书，成绩依然不好，功课的压力压得我也快崩溃，在高二下学期为全力冲刺常到庙里念书，念书累了就在佛堂里静坐，常常对着阿弥陀佛默祷，祈求让我考上一所好大学。

静坐之后，念书效果很好，脑袋变得很清醒，我想眼前只有努力考上好学校一途，否则只有去当兵，与其当兵不如考军校，那时军校不难考，家境较差的才会考，我以国防医学院医科为目标，而且只填一个志愿。有了目标，拟定读书计划，从高一的课本加参考书从头复习，一题一题演算，自己当自己的老师。这才发现不是自己笨，而是老师不会教，我在佛堂旁的芒果树下开悟，悟到自己不是笨蛋，老师才是笨蛋。

考军校要体检及考智商，体格不错的我安全过关，只是我从来没考过智商，只见一些叠方块跟文字游戏，一百分钟要答一百题，只有瞄一眼的功夫可作答，没功夫细想，没想全部答完，出来后才知道其他人都只答六七十题。考出来成绩是一百五十几，出奇得高，一般智商在一百以下，一百三就算高智商，一百五十几接近天才或神童，我还以为看错了；学科成绩也不错，结果成为台湾国防医学学院的榜首，家里虽高兴，但觉得念军校没面子，正在烦恼着，联考成绩单寄来，我考上台北医学院医科。家里连放两天鞭炮，我终于证明自己并非笨蛋。

笨蛋情结一直阴魂不散地跟随我，我也常怀疑我是怎么办到的，难道在佛堂边阿弥陀佛真的让我开窍增长智慧，把我变成另一个人？我常觉得我不是我，或者那个笨蛋的我依然住在我体内，一切聪明与成功都是假象，这种不真实感一直追随着我，我一度以为是精神分裂，自己看书研究，当自己的心理医师，却也因此与安眠药脱离不了关系。

“我记起你了，你是永远第一名的得奖王。为什么说我是小偷？”

“你现在记不得我，以前我也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物，只约略知道你的成绩不太好，连老师都叫你笨蛋。直到考执照那年，我们同一个考场，那时我也没认出你，发榜时我落榜了，在通过的名单中看到你的名字，上网搜寻你的资料，发现你就是我小学同班那个笨蛋。之后，我一直注意你的发展，你越爬越高，我就越来越不顺，你的所有一切是从我这里偷走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路，我们根本不熟，也很少见面，谁偷得了谁的一切？再说你真的混得不好吗？”

“自从到台北念书，从来没好过，城市的孩子笑我是土包子，他们大多有家教，至少有补习，我完全靠自己，他们又会玩又会念书，办活动会穿衣服，整天谈的都是我不懂的文学与哲学或舞会、电影，在他们眼中我只是读死书的书呆子。高一上我拿了平生第一个十几名，从此第一名离我越来越远，高二下时到龙山市拜拜抽签，签上说有一个厉鬼压住我，从那时起就精神恍恍惚惚，常常想死。”

“你是中了第一名的魔咒，有谁能永远第一呢？”我心想高二下不是我在庙里念书那一年吗？常常在佛前祈求一定要成功，几次脑中浮现王浩然的脸，难道佛祖真的把我们两个对调？怪不得我常觉得我是另一个人，或我不在这里的感觉。我忧伤地看着王浩然那愁苦的脸，问他：

“这么多年来你过得如何？”

“像被衰神缠上一样，中山复建科读完之后，觉得不甘心，家人也一直希望我当医生。我因有先天性心脏病加忧郁症不用当兵，决定到菲律宾读医科。在那里五年，经历三次政变，两次火山爆发，火山灰像沙暴一样无法出门，还有经常性地淹大水，学校常停课，医院堆满尸体，只有我涉水到学校，每天晚上抱一个死人头回宿舍作研究。在菲律宾医生的地位不高，跟药剂师差不多，什么都要做，我还接生过许多新生儿，没办法，人手不够，同学红的、黄的、黑的、白的都有，还有西非的修女，大家生活都很苦闷，家境大多不好，那时养成喝酒的习惯，好几次喝醉酒掉到学校游泳池差点淹死，学校要退我学。好在政变后，换了校长和行政人员，让我逃过一劫。”

“海外的经验听起来很刺激，也许可以训练出好医生，我认识许多好医生都是菲律宾毕业的。”

“我还没说完。”

“那时台湾还没承认菲律宾的学历，要进医院系统还要先通过学历认定。我们同一年考执照，你过了到荣总当住院医师，我没通过流浪在各式各样的边缘医院急诊室当万年密医，那里都是一些考不过的医生，有侨生、念波兰医学院，还有各种奇怪的医学院。医院通常很偏僻，外面看去不是大海就是稻田，所有医护人员都住在医院里，床单充满细菌，每个人都得了疥疮，这样的医院永远缺医师，尤其现在急诊室都是外包，集合了许多考不上执照的医师。我刚开始每年考，考了三年不再考了。在急诊室值班收入很多，比一般的住院医师多，我买了房子，跟一个护士结婚。”

“听起来还不错！婚姻很幸福吧？”

“一点也不，妻子家庭环境很不好，我的父母激烈反对，说那女的八字不好会克夫、克父，我不信这套，跟家里因此断了关系，论及婚嫁时，岳父已是癌末，不久过世。我们就在热孝期赶快结婚，岳母是打扫工人，结婚不久坠楼身亡，妻子原本是开朗乐观的人，变得闷闷不乐，也许是这样她不该生小孩，偏偏她怀孕了，生下的小孩是唐氏儿，她由产后忧郁变成经常出入病院的精神病患，而我待的医院因为聘用大量的密医被媒体揭发，只有解聘所有无照医师，我就是其中之一。这时我才开始害怕，真有所谓‘命’这回事？那时你也结婚了，婚照还上了新闻，我还去听过你发表论文及演讲，你在台上，我在台下，世界颠倒过来了，在台上的应该是我才对啊！一个被认为是笨蛋的变成医学教授，一个被认为是天才的翻不了身，是不是我被下了降头，你被神灵附身？谁是贝多芬，谁是阿玛迪斯？我变得很迷信，常常求神问卜，手上戴好几条佛珠。有个瞎眼的模骨相士说，我在十七岁那年，元神就不在了，被人作法偷走了。我研究你的经历，你创造的事业奇迹，你的幸运与一帆风顺，一切令人怀疑，一定是你，偷走我的一切。”

我惊骇地说不出话来，他的际遇诚然令人同情，但把一切推给不可知的命运之神的捉弄，未免太推卸责任，他的不幸跟他自己不够努力也有关系，失败的人总会为自己找种种借口，最简单的办法是推给别人。不过，如果没有十七岁的蜕变，或者运气不好，他的人生就是我的人生，从他的叙述中我感到惊恐，好像也经历了他的痛苦与不幸，我们对自我的存在，关注的只有此身，而在别人的身上，更能感受到自我无处不在。

“你找我是想报复吗？”

“只是想看着你，看着你就好像看到另一个我，一个更成功的我，心灵有了些安慰。失业后我搬到山上来，在复建中心上班，还好我有复健师资格。我知道你在这里买了一块地，准备开农场，并在这里写作。啊！你看！我有多了解你！连你开什么车，穿什么牌的西装，在哪里健身我都了如指掌，只差没有跟踪你！”

“我能为你做什么？尽量说，譬如说经济……”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等了好久，就是要告诉你这些，打扰了！也许从明天起你就再也见不到我！”

你可以说这个人精神失常，也可以说是失意人的妒恨让他产生错觉，我也可以不相信他说的一切，但他拒绝我的帮助，更显现他站在对的一边。我失魂落魄地开车回到那占地千坪的家，还有价值百万的沙发中坐着美丽的妻儿，在昨天以前我还有晕晕然的幸福感，如今看来都假假的，王浩然似乎也在这屋中冷冷地看着我，好像他才是这一切的拥有者。我住在一间连我也感到陌生的豪宅，这些真的属于我，还是幻影呢？看着书房里的书及大大小小的奖章，我从“哧哧”地笑变成大笑，笑声像麦克白中的鬼魂回荡在巨大的屋子里。

隔一天进入那咖啡屋，再也看不到王浩然，我感到焦虑不安，富人的原罪是穷人的痛苦，我再也坐不住，走到王浩然工作的地方，我很讶异小小的山城何时开一家这么大的复健中心，连同骨科规模跟地区医院差不多，现代人骨头有问题的越来越多，复健中心越盖越大，里面如同刑场，各种刑具都有，拉脖子的、针床、五花大绑、电椅……现场一片鬼哭神嚎如同阿修罗地狱，病人很多。我躲在角落看王浩然替病人拉脖子，那女病患才十岁左右，恐惧大哭不肯上刑具，王浩然坐上去示范给她看，说：“你看！一点也不可怕！”小女孩战战兢兢上刑具，拉时脸孔扭曲拼命大哭挣扎，我浑身战栗，在这活地狱中，王浩然替我下地狱。然而他的表情很认真，一点也没复健师的懒散与漫不经心，可能是当过医生的关系，他指导操作得很细腻严谨。

一连好几天我观察他的工作状况，他的病人最多，整个中心他最得病患信任与敬重。

接着我到他住的地方，想看看他的生活，在一栋破旧公寓的三楼，我带着一箱礼物，里面还有一张支票，按铃许久才有人来开门，一个背部佝偻白发稀疏的老太太慢吞吞地开门，以怀疑的眼光看我：

“伯母，我是王浩然的小学同学曾定一，特来拜访，这是我的名片。”她谨慎地看了看我，半掩着门，似乎没有请我进去的意思。

“他不在！”

“我知道，现在是五点半，我刚从他那边过来，他就快下班了。”她迟疑了好一会才开门。

“他常加班到晚上，赚没几文钱这么认真作什么？你请坐，家里很乱，我要看大的又要看小的，没空整理。”她把礼物拿进房里，似乎正在打开，里面是一些补品，还有一套西装，我尽量选质精而非价昂，以免被认为夸富。

客厅还真乱得可以，除了一套破了个大洞的假皮沙发，只有一台旧型的二十一寸电视，地上到处是玩具和喝完的饮料瓶，一只蟑螂正从我脚前经过，我跳开，蟑螂令我想吐。然后我看到王浩然的小孩坐在阳台的轮椅上，流口水对我傻笑，他起码有一百公斤重，理光头，算算年纪也该二十几了，除了唐氏症，他应该还有其他毛病状况才会这么糟，连自理能力都没有。

“请喝点饮料！”老太太满脸笑，手上拿着一瓶茶里王，她大概看见了那张支票。

“妈！妈！浩然！浩然！”房里传出女人的喊叫声，越喊越大声。

“她就是这样别理她！”

“送他们进医院过吗？”

“怎么没有，看病看得破产，进进出出好几次了，你看我，都七十几岁了还给他们当菲佣。”我的心一阵恻然。

“伯母，我不等浩然了！”

“不坐一下？不过说不准他什么时候回来。”她没挽留，我也坐不住，这里的一切令人沮丧。

走出王浩然的家，我想到这种贸然拜访的反效果，很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一个富家千金参加左翼团体，同情家里的黑人仆佣，她常到厨房找他说话，惹得他又猜忌又害怕，结果奸杀了她，把尸体送进火炉中。阶级的仇恨不是同情能够化解的。果然，隔天王浩然怒气冲冲走进咖啡屋把钞票丢在我脸上，低声怒喊，就像第一次他在咖啡厅对我说话：

“笨蛋！虽然你是医学教授、大作家，你还是当年那个把貂看作狐狸的大笨蛋！笨到没药救。”

“要是你我会把钱收下来，一百万多少可以改善生活，至少住好一点的环境，这对病人很重要。”

“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我跟着他走出咖啡屋到附近的树林中，一进林中，他马上一拳挥过来，连续几拳后，我开始还手，在体格上我比他高壮很多，两个人扭打一阵，我的嘴渗出血丝，看他个子瘦小力气却蛮大，最后我们各靠在一棵树上呻吟，这一次我们打成平手，大半辈子的较劲，第一次平手：

“王浩然，我只是比你幸运，我认为你一直是个真的天才，看你做复健那专注的神情，病患对你的信任，我承认我输了，我是个假货。”

“哈哈哈，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会好受一点吗？跟你说，我只是施了一点小诡计，我知道像你这样的懦弱鬼，一定会把我的话听进去，你果然中计了！”

“你可以这么说，我可没这么想，你只是运气太坏，否则成就一定比我高。我承认我很侥幸，这样做我会好受一点。其实我常觉得我不是我，在我的上方，下方，或我不知道的远方。”

“嗯！我比你更严重，此身非我有，严重的时候，我可以分裂为好几个人。在某个层面上，我们都有点疯狂。”

“让我们做朋友吧！”

“我才不跟娘们做朋友。”王浩然拍拍身上的泥土，仰头狂笑而去。

我又常梦见那只白貂，变成一件大衣，头垂在胖女人肩上，醒来后满脸的汗与泪。

我想到住在M城的陈，他原是T大的哲学教授，有一天上课回家，发现盗匪入侵灭门，一家人都被杀死，双亲、妻女……他辞去教职搬到山城研究命理，听说卜卦神准。有些事没什么道理，我想带王浩然去找他，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异人，他或许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疑惑，对自身存在或命运的。

跟陈认识是透过她的明星妻子海丽，陈在事件后十年帮海丽算命，许多明星都找陈算命，海丽小陈二十几岁，年纪都可当他女儿，两人第一次见面就认定彼此，很快就结婚生子，现在婚姻与家庭美满。我因为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海丽是女主角而认识，听说她的传奇老公，约了好几次才见到他，他头微秃，长相一般，但非常健谈，涉猎广博，我们很有话聊，他从康德的信徒变成阴阳五行家，他常说所有的事物都可归纳为一个数字，人就是一个可以计量的数字场，他卜卦不用任何道具，他说到处都可采数，如我几点几分找到他，或者餐桌的号码，门牌号码，问他我十七岁的事，他说：

“你的命格就是十八岁开始走三十年大运。年少坎坷。应该说你跟你的原生家庭格格不入，限制你该有的发展。只要离家就顺了！”想起来真的离家就很顺，我的家庭给我太大的压力。

“我常觉得没有真实感，好像有另外一个我在我左右。”

“极端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在成功巅峰或者突遭噩耗都会有不真实感，逃避跟自我保护的心理。不过你太过敏感，这是你的优点也是缺点。”

“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念改变命运吗？”

“那要很大的念力跟助力。有些是逃不掉的，像那件事发生前，我连作好几个月噩梦，都在找不见了的家人，每天头痛欲裂，那是个警讯。”

“那我的大运走完，会有逆转吗？”

“注意五十五岁这年，会有警讯的……”

这句话我差点忘了，现在想来一阵颤寒，突然很想见他。

听说M城最近下雪，海拔不到一千公尺的地方从来没下过雪，地球的气候异常，不该下雪的地方下雪，该下雪的地方却淹大水，我以看雪为名约王浩然一起到M城，很意外地他一口答应。

我们的车在山路中回转，九弯十八拐，车行相当困难。M城在山的那头，必须翻过一座山。车到山腰，飘着雪花，打开进口车才有的雪灯，发现奇异的大雪挡住前方视线，王浩然说：

“雪是红的，像血一样。”细看果然下着褐红色如干血般的大雪，这异象连听都没听过。

“我们回去吧！天气太坏了！”

“不，一定要去！”

“太危险了，不要逞强，其实也不用问了，我想开了，想到以前我也曾骂过你笨蛋，算了！这些日子来，你的用心我都看到了，我认了！”

“我没想开，一定要去。”

“你这样会发生危险，我来开！停车。”

“不，我可以。”我们抢夺方向盘，红色的雪实在太美了，像在珊瑚礁群中浮游，远方出现一个白色的影子，是雪貂，眼看它快被撞上，我踩了紧急刹车。雪中的山路太滑，车子原地打转！

在天旋地转中，车子往悬崖那边滑落，我的心却一点都没有惧怕。

侯孝贤：颠覆的可能

文/房慧真

贾樟柯关于昔日上海的纪录片《海上传奇》来台湾取景，特地为每个受访者选了一个特属的、别有深意的背景。关于侯孝贤，他选的是过山洞的平溪线小火车。平溪线在台湾的东北角，猴峒、瑞芳、菁桐，往昔是产煤矿的所在，侯孝贤的电影《恋恋风尘》里，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男女主角的家就在平溪线火车的铁道旁，上学通勤需依赖火车。火车的行进，自有一种舒缓匀调的节奏，与侯孝贤的电影十分合拍：昔日没落的煤矿小镇、离乡背井的苦涩、无疾而终的爱情……仿佛都会在那一晃一摇的规律振幅中被抹平，被抚慰。

在台北，侯孝贤不开车，不骑摩托车，也没见过他骑脚踏车。他日常的行进动线，大约是步行加上捷运。有几次，在下班时间，人潮十分汹涌的时候，我和他一起搭乘捷运，南港线转乘新店线，需在台北车站转车，这一站通常是人流最为汹涌的辐辏之地，在人群的簇拥中滚滚前行，很容易就感到心浮气躁。在南港站等车的时候，他会先算好第几节车厢，他固定坐这节车厢，到站时，门一开，很快就能接上电梯，抢在人龙打结前，先一步逸逃开去。上楼、下楼、左弯、右拐，捷运台北车站的动线紊乱复杂如迷宫，但侯孝贤行色从容，步履快慢适中，他自有他的节奏，丝毫没有被迷惑、打乱。我住台北多年，平时自己搭捷运，从没这么顺畅过。跟着侯孝贤走一遭尖峰时刻的台北车站，忽然就领略了，《庄子》中的庖丁解牛，那极其扭结、难以处理的经络骨节，瞬间便“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也像在武侠小说中，被内力深厚的高人提着走，行云流水，凌波微步，不费丝毫力气。

这轻易，这顺畅，取决于侯孝贤的一种能力，对于现实环境的敏锐观察。在台湾，拍电影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得按现实条件随机应变，马上调整：川流不息的路人，突然疾驶过来的小货车，骑楼一个卖皮包的小贩，晴天雨天，甚至刮风下雨打雷……都是没有办法清场、排除在外的。有一本关于黑泽明的书叫做《等云开》，曾经和黑泽明导演合作的电影伙伴，提到黑泽明曾经就只是为了天空中云的形状不是他要的样子，干脆停机，足足等了几天才拍摄。侯孝贤则相反，在他的电影里许多浑然天成的部分，大多并不在原本的安排里，神来一笔，果真是神来一笔，不是事先能预料到的。例如拍《悲情城市》，里头有一个从九份山坡上蜿蜒而下的送葬队伍，唢呐凄厉的声响穿透屏幕，直抵人心，萧索颓败，被紧紧压抑住的悲哀感，很能呈现《悲情城市》中“二二八”白色恐怖的高压噤声。但这样可遇不可求的场景，恰恰就是碰巧遇上的。侯孝贤说，他们遇上这送葬队伍，也不忌讳，直言询问在拍电影，能否重来一次，于是便将这现实的场景，留在电影魔幻的底片中。

又例如在日本拍《咖啡时光》，侯孝贤说，有一天晚上东京下着倾盆大雨，且加上阵阵的雷电，那时已经收工休息。但侯孝贤仍叫录音师赶快录，让摄影师赶快拍外面风云变色的情形，就是一种油然而生的直觉，直觉这场景可以用得上，后来，就用这雷电的声音设计了一场戏。在这场戏里，让一青窈饰演的女主角打电话给男朋友，在谈话里透露其实现在这个妈妈不是生母，而是后母。一旦透露这层关系，于是父亲、后母与未婚怀孕的女儿，这三者的关系便有了奇妙的张力。侯孝贤说：“这个关系是很奇特的，但是日本人一定都清楚这种关系。我其实很了解这样一种结构形式，因为后母总是负担着别人的眼光，这个东西在我的电影里很重要。一般人想要直接冲突多好¬——未婚怀孕，不想告诉孩子的父亲，也不告诉现在的男友，只想一个人默默地生下来。这样的剧情，很容易处理得极为戏剧性，洒狗血，但是我不是，我仅仅只是在处理这层关系。”对于侯孝贤来说，后母这个角色举重若轻，虽然并没有什么戏剧性的举措，只是这层关系的转变，就像一个精准的微调，对于关系的理解有着南辕北辙的翻转。要怎么透露出这层关系？于是就在一个下着大雨、雷电交加的夜晚，女主角突然一阵往事袭上心头，打电话给男友，幽幽地透露出自己的身世。戏外景与内心戏的遇合，事后看来浑然天成，但完全就是侯孝贤事前精准的直觉。

台湾没有所谓的“电影工业”，侯孝贤提起美国的电影工业可以做到怎样精细的程度，说如果一个导演想要一种画面：一张餐桌上有几只苍蝇在低飞，就会有人专门来处理这个画面，找了几只苍蝇，将苍蝇的翅膀剪掉一半，让苍蝇只能低飞盘旋，可以精确到这种程度，更何况是任何一个年代的道具布景。侯孝贤却反其道而行，他完全不要设计，拍《咖啡时光》时，需要女主角一青窈在咖啡馆写稿的场景，他相中了一间咖啡馆，先在每个时段都去观察，看看这家店的客源情况，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较冷清。接着，他只略微和店家交涉一下，说要在这里拍电影，店家问是否要清场，侯孝贤说完全不要，完全不要有任何的惊扰，店家还是照常运作，也不让在场的客人发觉。那天店里人不多，正式开始拍摄时，还出现一个插曲，有一个送货的进来，他竟完全没发觉，侯孝贤的电影团队早有一种默契，能低调到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程度。

对于现实的透彻了解，使得在以前，侯孝贤绝对不可能到陌生的国外拍片，但在因缘际会下，他在巴黎拍了《红气球》，在东京拍《咖啡时光》，设定了人物的性格、背景、职业之后，他就会开始实地考察人物的生活动线。例如《咖啡时光》中，他设定一青窈所饰演的女主角是个文字工作者，依照这样的职业，他便设定她住在高圆寺一带，因为有许多自由职业的文艺工作者居住在那一区。接着便开始设计她的活动区域，因为需查找数据，所以经常需要到神保町的旧书街一带，从高圆寺到神保町怎么坐车，怎么移动，借由空间的环绕更加立体角色的“存在感”。这些准备工夫，仿佛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浮在上头的冰山只有十分之二，但其实沉在下头的十分之八虽然不可见，却才是冰山的主体。这些细节，在电影里不会轻易浮现出来，而是深深积淀，成为电影的地基，那让侯孝贤的电影即使拍的是他所不熟悉的异国他乡，都还是稳稳地，不会悬浮、轻飘起来。

由于对细节要求绝对真实、绝对不违背逻辑常理，即使回到古代，拍唐传奇里的《聂隐娘》，也是如此。为了想了解唐代人的生活，去看《资治通鉴》，去弄清楚各种典章制度，地方藩镇与中央的关系，唐代的外来文明、仙道思想、游侠精神，以至更扩大到遣唐史的扶桑东瀛……做这么多功课，下这么多工夫，并非只为了在细节上精益求精，求个“不穿帮”而已，而是把这些都贯通之后，最重要的是一股气。侯孝贤说，当时的人怎么想，怎么行事，遇事会下怎样的判断，都需要还原，很自然而然地以唐人的思维模式思考，那就对了。这一次，由于场景在古代，没有办法发挥侯孝贤以往“就地取材”、“随机应变”的强项，所以对于剧本格外谨慎，再三修改。

但这并非电影延宕的唯一因素，侯孝贤说，这三年重新去想电影这件事，想颠覆的可能。例如《聂隐娘》，场景设定在唐代，又是武侠片，如果是其他导演来拍，依照这几年武侠大片的风潮，很难不搞成大制作，而盛大的场景所费不赀。侯孝贤却不这么想，他信任自己所带出来的团队，能在有限的预算中，拍出不是浮华臃肿，而是短小精悍的作品。侯孝贤对于电影的颠覆，还有器材上的，一开始，他看身边的副导时常在把玩一种手摇式的摄影机，每次只能拍大约三十分钟，拍完一次，要重新上紧发条。侯孝贤于是想，可不可能拿这个来拍《聂隐娘》，一来摄影机器轻巧，有一种随机与灵活性；二来可打破以往“长镜头”的惯性，在转完一次发条的有限时间、有限镜头里，更能意识到拍摄这件事是节制的，有限的，而不是无边无际的。这或许就像从数字相机回到底片相机的复古，因为有限，才能珍惜。侯孝贤带着团队到日本试拍了一阵，但拍回来放在大屏幕的效果不如预期，后来只好作罢。

关于技术的改变如何影响到电影，侯孝贤还提及当年“台湾新电影”的催生。

大多数人注意到的，是当时台湾的乡土文学盛行背景，改编黄春明、王祯和的乡土写实作品。然而技术的精进也是促成“台湾新电影”的原因之一，因为当时的摄影镜头已有所提升，透过摄影机所捕捉到的画面，接近肉眼所看，所以能模仿真实，技术门槛降低，才有那个条件去拍成长的背景、写实的题材。

侯孝贤说，他对于电影的想法，时常都不是来自电影本身、影史上的那些经典名片，而是电影的外边思维：文学作品。例如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帮他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俯瞰而下、无喜无悲的眼光，于是他才能拍得出《风柜来的人》，这部电影正是他重要的转型之作。又例如电影里活灵活现的“对话”最难，他说对话写得好的，非韩邦庆的《海上花》莫属。他最近还看了张爱玲的《雷峰塔》，里头精彩的，是那一帮干奶妈们间的斗嘴，那才是真正的民间精髓。关于他的新片《聂隐娘》，他最近在思考“记忆”这回事，特别提到了唐诺的新书《世间的名字》，其中一篇《同学与家人》中写道：“我的童年记忆常常是空间的，而不是时间；是某一个静静的画面，而不是一段确确实实发生的有头有尾的往事。当然会跟着家人，一张脸、一个姿态、一句话云云，但他们似乎总停在眼光余光之处，乃至于从画面之外进来的，主体是那个今天想起来一点也不舒适不便利、没抽水马桶而且亮度阴暗的房子。”侯孝贤想着，要怎么让从小离家的聂隐娘成为杀人凶人回来之后，呈现以前的记忆。记忆这回事，本来就不是线性时序，也不具逻辑性，而是新的秩序与情感片段重组而成，是一种碎片式的记忆。掌握了这个，就忽然了然于心，《聂隐娘》要怎么拍了。

侯孝贤曾讲一句话：拍电影就是抓到自己的现实，所见到的，所捕捉到的，是“这个时代”的创作者所独有，如此才能穿越以前的经典，找到自身在电影史里安身立命的方式。很巧地，前一阵子采访小说家朱天心，她也讲了相同的话，小说家唯一胜过其他时代作者的，就是“当代”、“当下”，否则，《百年孤独》、《洛丽塔》都已经写到那种程度了，还有什么可写的？唯一的优势，就是身在现场的当代，没人比你更具优势。的确，在这里，又一次看到文学与电影的互通。

和侯孝贤相处时，不常觉得他是大导演，他平易近人，跟寻常人一样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听说他在片场还是有导演的威严，会凶人。但这几年我有机会在一些声援弱势族群的场合遇见他，最近一次是声援屡次被拆迁，居住在台北县河堤边已行之有年的都市原住民聚落——“三莺部落”。前些时候，“三莺部落”举办岁末尾牙，来答谢这些声援的朋友，那天非常冷，侯孝贤也去了。

他一双刷得白净的布鞋，会毫不犹豫地踩进“三莺部落”积满水的烂泥里。

他抽烟，抽完的烟蒂不随手丢弃，而是找了一个不要的纸杯来装着。

吃饭时他大赞一锅红烧肉卤笋丝，说卤得入味，等我们这一桌吃得差不多时，他看看别桌似乎没有这味卤笋丝，唯我们这桌独享，便把还余半锅的笋丝端上别桌，拍拍陌生人肩膀，要他们也试试。

吃完饭时，他帮忙收拾厨余碗筷，不觉得自己是客人，且是非常重要的客人。

前台在表演时，有一只跛脚小黑猫似乎被音乐惊吓住了，进退不得呆立雨中，他跑去找人将那只受惊吓的猫安置别处。椅子不够，他又去搬了两张过来，且还用面巾纸仔细擦拭被淋湿的椅面，尽管来坐的可能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越晚越风强雨骤，顶上遮蔽的帆布看似会被吹走，他又鸡婆跑去关心一下。

他绝对不是来插花的，钱也捐了（捐钱是最容易的），面子也卖了，大可露下脸表示关心就走，但他笑嘻嘻地，在绝对冷死人的寒夜河堤上，足足坐满三个多小时，像个看野台戏的观众，拍手鼓掌，大声叫好，他比谁都入戏，从不喊冷，他顶多指指头上的那顶毛帽，说太太就喜欢织些有的没的，这些都是太太织的，戴上就不冷了。

深度，就在表面。

我很幸运能够看到这一切。

林怀民：有美学传统的国家有自己的颜色

文/杨在宇

一年之中，林怀民总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带着云门舞集在世界各地公演。最近的一次是云门第五度，应纽约“下一波艺术节”（Next Wave Festival）之邀，10月12日起在纽约、芝加哥、德州等地演出近作《屋漏痕》——一出以唐代书法大师怀素与颜真卿对话的轶事，展现中国书法源自水痕、夏云、飞鸟的自然之美。同时，他也受布鲁克林音乐学院之邀，10月13日为该院“艺术巨擘讲座”成立150周年发表专题演讲。在半个多月的行程中，他还趁演出空档去爱荷华两天，探访他的母校以及他敬重的文坛前辈聂华苓女士。

即使已经65岁，即使常在奔波劳累之中，林怀民的心仍然保持着20岁的热情，并且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云门是第一个踏上祖国大陆的台湾表演艺术团体。

1993年金秋10月，他带着云门舞集到北京、上海、深圳公演《薪传》，这也是两岸分治40多年后的第一次文化交流。10月22日晚上，《薪传》在北京保利大厦国际剧场首演，1000多个座位全满；其中一位是他所敬重的、高龄84岁的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

演出结束后，观众的热烈掌声持续了10分钟，一位观众还上台献给林怀民一束象征丰收的稻穗。饱满的金色谷粒彷佛要从他的手掌流泻而下，然而他只是静静地站在灯光下，以一贯的微笑表达他的感谢——林怀民的形象永远是谦虚的微笑；谁也不知道那笑容底下藏着多少饱满的意志力和想象力。

具有可怕的才华

林怀民的舞蹈之路，其实经历过许多曲折；能够带着云门走到今天，正是因为他有强大的意志力、想象力，以及无比柔软的亲和力，能在曲折之中累积继续向前的能量。

1947年2月19日，林怀民出生于台湾中南部嘉义县新港乡的世家。他的曾祖父林维朝是晚清秀才，祖父林开泰是留日医生，父亲林金生在日据时代毕业于东京帝大法学部，是国民政府迁台后，少数被重用的台湾本土精英，曾担任民选的嘉义县长、云林县长，以及台湾当局“主管部门”方面的要职；母亲郑翩翩则出身于新竹望族，毕业于东京一桥大学，是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熏陶的女性。他父亲虽然学习法律并从政，却非常喜欢文学，他母亲则除了文学还特别喜欢古典音乐。他除了接受严谨的品格教育，也浸淫于艺术的熏陶，自小即在阅读和音乐中成长。他是长子，父亲希望培养他承继衣钵，将来能学习法律并从政。

然而，由于发现了舞蹈，迷上了舞蹈，林怀民走出让父母从没料到的另一条路，也让整个家族都以他为荣。

5岁那年，父母带他去看了一部影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经典电影《红菱艳》，小小年纪听不懂英文配音也看不懂中文字幕，但他爱上了片中不停旋转的舞蹈，后来还央求叔叔、姑姑再带他去看了七八遍，回家后也学着伸手踢脚舞来舞去。—那一年，舞蹈的影像已经深埋在他的脑海里。7岁时，他从《学友》杂志看到台湾现代舞蹈先驱蔡瑞月的访问，发现台湾也有芭蕾舞者而雀跃不已。1961年，美国最杰出的现代舞舞者荷西•李蒙访台演出《摩尔人的孔雀舞》，14岁的林怀民第一次看到西方舞者的现场表演，默默立下向世俗挑战的志愿——“我要成为一个舞者”。

林怀民也着迷于写作，就在看到荷西•李蒙演出的同年，他完成了《儿歌》，第一次投稿就受到当时《联合报》副刊主编林海音的赏识发表。收到生平第一笔稿费后，他立刻拿去舞蹈社报名，开始了往后数十年对舞蹈的追索。

《儿歌》之后，林怀民陆续发表了多篇小说与散文，被台湾文学界形容为“具有可怕的才华”。1964年，他为了父母的期许，考上政治大学法律系；然而终究受不了刻板的法律条文，经过一番波折，大二那年转入新闻系。大学4年，除了写作，林怀民更热衷于在初萌芽的台湾现代舞环境里闯荡，哪里有演出、舞聚，他就往哪里去。

1969年，林怀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蝉》，并在同年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攻读新闻硕士；行囊里偷偷夹带了一双舞鞋。初抵密苏里，他收到在爱荷华大学执教的前辈小说家聂华苓与美国名诗人保罗•安格尔的邀请，转到爱荷华大学英文系“作家工作坊”深造。

林怀民后来回忆转学到爱荷华大学的机缘时说：“我就是到爱荷华才能跳舞，我在密苏里就不会跳舞了。”——原因很简单，“爱荷华大学有舞蹈系”。

20出头才正式习舞，身体已定型，骨头也硬了，然而他每天苦练，硬是让只能抬到桌子高度的抬腿动作，练到过肩的高度。疼痛，是每天唯一的感觉，“第二天都爬不起来，不想去上课”，但他从来没有错过一堂课。

上完一学期的舞蹈课，林怀民在爱荷华大学发表了第一支舞作《梦蝶》，是以庄周梦蝶创作的单人舞，搭配旅美作曲家周文中的音乐，欣赏过的文化界人士无不赞誉有加：例如台湾文坛前辈姚一苇认为他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情操，一种冰冷的和孤独的傲气”；诗人商禽则看到“舞步中一股简单、安定的力量”；郑愁予还在观舞后写下诗作《旋转橡木——夜见林怀民舞罢行走爱荷华跫音桥》。

获得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后，他飞往纽约，前往马莎•葛兰姆现代舞学校观摩，也去模斯•康宁汉（Merce Cunningham）舞蹈学校上课。70年代初，他开始在美国公开演出。然而1972年他断然放弃成为美国职业舞者的机会，绕了大半个地球回到台湾。

“落幕重来”使得台湾的剧场文化从此改观

上世纪70年代，是冲突、前进、开放的时代，从巴黎、芝加哥到东京都在闹学潮，披头士、嬉皮运动让年轻人觉得有希望可以改变世界。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将台湾东北海域的钓鱼台列岛交予日本，激起台湾许多中生代精英发起“保钓运动”，林怀民也参与其中。同年10月25日，台湾退出联合国，林怀民的内心饱受冲击，决定返回家乡与乡亲一起打拼。他努力打工，存了一笔旅费，1972年夏天，包袱一捆离开了美国。他决定先到欧洲去流浪，去看看别人的国家。这段少年游，是他人生中一段重要的启蒙；路途中的发现，后来也曾化做舞蹈创作的珠玑。

流浪结束后，他从雅典搭上往曼谷的班机，登机前在洗手间哭了许久，因为“一个人的‘好日子’过完了。”此后得扛起肩上的社会责任。

返台不久，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团长史惟亮邀约各界艺术家筹划一系列“中国现代乐府”的演出，喊出了“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的口号。林怀民接下史惟亮的邀约后，租下台北市信义路4段30巷一家面店二楼25坪的公寓作排练场。他教舞时，严厉、苛刻，学生私下称他“暴君”，但这群打不退的年轻舞者仍然聚在他身边，而且越聚越多。他翻阅《吕氏春秋》，读到“黄帝时，大容作云门……”，记载“云门”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存在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可惜舞容、舞步均已失传。1973年五月，“云门舞集”正式创团，9月29日在台中中兴堂首演，8支舞作都是林怀民所编，配乐则选用台湾当代作曲家许常惠、周文中、史惟亮、沉锦堂、李泰祥、许博允、温隆信、赖德和等人的创作。首演之夜，林怀民坚持迟到的观众必须等到中场才能入场；也规定不得拍照和聊天。然而当晚观众席还是闪起了镁光灯，舞台上的林怀民毅然起身，宣布“落幕重来”！——那是台湾努力摆脱贫穷，学习尊重、进步、文明的时代，“落幕重来”使得台湾的剧场文化从此改观。

林怀民的创作力惊人，让云门开启了台湾新的舞蹈美学与文化内涵。他的舞作饶富中国风味，却融和西方文化元素与亚洲其他社会的文化因子，既可能是传递潜藏的意识语汇，也可能是无言的纯粹的文化体验。早期作品《奇冤报》《白蛇传》《寒食》都带着强烈中国文化的意涵；后来的《薪传》则萌生了台湾文化的意识；更后来的《春之祭》则毫无妥协地斩断了中国文化的根源。然而中期以后的《红楼梦》又展现了极致的中国美学；《流浪者之歌》里顿悟与救赎的追寻者在金色米粒里盘旋；《九歌》里无尽延展的光流；寻找根源的《家族合唱》……一出出将台湾现代舞的艺术形式推上巅峰。

1977年，林怀民开始走出剧场，推动更接近庶民文化的户外公演。那年他第一次为儿童编舞《小鼓手》，在南海学园的教育艺术馆公演后，决定把剧场的“精致艺术”搬到台北市新公园(今228纪念公园) 。林怀民在第一次户外公演前告诉观众，“该作一个高素养的文化公民”；那晚不只12岁孩子的演出滚沸了观众体内的血液，演出结束后，观众也展现了公民美学，带走每一张纸屑、每一片垃圾。2010年9月初，林怀民也把户外公演的概念推广到祖国大陆，让云门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的草地上舞起凄美的西湖传说《白蛇传》，观众多达8000人。那次林怀民带给祖国大陆观众的不只是艺术与美学，还有对土地的尊重与对文明的态度。

1978年冬，台美断交，林怀民带着新编的史诗舞作《薪传》回他的故乡嘉义首演。舞台上，象征黑水沟巨浪的布幕不断飘摇，400年前先民渡海到台湾的艰辛与努力耕耘扎根的形象，感动了现场近6000位乡亲，纷纷垂首落泪。《薪传》接续在台北、台中、台南、新竹、中坜等地巡演，也适时为当时的台湾社会注入了信心。看到巡演的盛况，林怀民发愿要演遍台湾大小乡镇。

1980年4月，云门结束美国巡回演出返台后即正式启动“艺术下乡”，在高雄美浓揭开“校园与小区巡演”序幕，总共演出16场，吸引观众超过4万人，引发“文化普及”、“艺术走向群众”的热烈讨论与省思。“艺术下乡”从此蔚为表演艺术界的风潮，让偏远地区的民众也有机会接触艺术美学。

作为华人世界的第一个现代舞团，云门舞集也是台湾艺术人才养成的摇篮。1980年，林怀民与活跃于剧场界的吴静吉共同创办“云门实验剧场”，成为台湾小剧场运动的先声；当代重要的舞者、剧场技术工作者、跨领域艺术创作者，大多深受“云门实验剧场”的启迪与影响。

然而，林怀民的舞蹈之路走到1988年时，又有了一次大转弯。

那年8月18日，“云门舞集宣布暂停”的大标题成为各大报的头条。林怀民在17日亲自召开记者会，为15年历史的云门画下休止符，也为台湾社会留下一个惊叹号。

林怀民的“痛下决心”，是经过一番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的。在1987年解除戒严之前，台湾各种艺术创作多少都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云门也未能例外。最让他痛心的是，1982年云门在台北中山纪念馆演出，两个穿深色西装的高大男子到后台找林怀民：“对不起，林先生，打扰你一下，外面有些朋友想和你请教些事情。”会议室里，一张圆桌围坐了20几个人，据称来自戒严时期人人闻之丧胆的“警备总部”。历时一个多小时的问话，他们的结论是“这些舞蹈非常好”。离开之前，他们告诉林怀民，因为收到超过半个人高的匿名信，不得不来找他沟通一下。至于是否真的收到那么多匿名信，“谁知道？”但被20多人约谈的感觉，“谁都不舒服的”。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88年初蒋经国去世，在那个自由初发的时刻，人们却开始陷入了意识形态之争，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冲突乱象不断，街头运动风起云涌，公安灾害接二连三，股市成为全民运动，“大家乐”狂赌风炽；虽然“台湾钱，淹脚目”，台湾却被国际媒体称为“贪婪之岛”。

台湾人心变了样，林怀民决定掩上云门的门。

然后，他再度去流浪；去巴厘岛，去印度。尤其是印度的缓慢步调，正契合一心追求平静的林怀民，即使“印度的火车都没有准时过，坐在月台上，你就是等，火车总是会来的，为什么要急？”他坐在月台上安静地看书、看人，慢慢地找回平衡的力量。

然而，一回到台湾总有关怀云门的人的问他什么时候复出？有的关怀甚至带着催促，还有长辈送来大笔捐款，请云门尽快复出。这些关怀，让他再一次体悟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流浪是否该有结束的时候？1991年春，云门舞集终于宣布复出，林怀民说：“重新出发后，不能再只用热血来工作。这次要做得从容，做得长远。”

复出后的林怀民，持续追求创作的突破，对自己作品的绝对坚持也让他随时处在焦虑与不安之中。话虽如此，随着年岁增长，早期强烈的论说风格不再，他放弃对结构剧情与概念的编织，创作越显自在：《水月》以纯粹的想象，大胆的追求跨领域艺术的新元素；《行草》《行草贰》《狂草》则让舞与书法成为完美的邂逅。2004年秋季公演，他还特别以陈映真的小说入舞，推出《陈映真•风景》，向青年时代即已非常崇敬的小说家陈映真致敬。2006年11月底，林怀民与爆破艺术家蔡国强合作《风•影》，进行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撞击，成为现代舞台的经典……

2008年春天，林怀民的舞蹈之路再一次遭遇大曲折。

那时台湾大选正炽，两党选战方酣，已是台湾重要文化地标的云门八里排练场却遭“祝融”，舞谱、舞衣、道具，一夕成灰。云门的一场火，让喧闹的台湾社会回过神，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发动企业人士及各界捐款，协助云门重建渡难关。社会各界倾心相助，让云门在火灾之后仍能走完早先预定的国内外121场公演，并且觅得占地1.5公顷、邻近淡水沪尾炮台的台湾广播电台旧址作为云门未来的新家，及规划为“淡水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与表演艺术界共享。

云门成立至今已38载。原本期望尽早交棒的林怀民，却因爱徒罗曼菲、伍国柱不幸病逝，不得不继续将云门的重担扛在肩上。他也担心台湾的年轻人过于顺从，欠缺挑战的勇气，捐出2004年获得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文化奖的奖金，成立“流浪者计划”，要年轻人勇敢去流浪，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他在对大学生的谈话里，要他们“做自己，不要东张西望。”他还告诉他们不要一味寻求他人的认同，而忘了找寻自己民族的颜色；因为，“有美学传统的国家都有自己的颜色。”

林怀民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回到家，什么劳累都忘记了。”

林怀民的家在八里乡偏僻巷弄里的一座老旧公寓的二楼。从客厅望出去，淡水河在阳光下亮亮的缓缓流过；隔着河的对岸则是浓绿婉约的大屯山。难得在家的日子，他也喜欢盘腿坐在客厅窗沿搭出去的木平台上，悠闲地抽着烟，静静地阅读着窗外的山河和飞鸟。

他的家完全是极简风格，到处都是书。客厅与走道之间是一整片书墙；走道后面的卧室与厨房之间是另一面书墙；走道后面的卧室与厨房隔著书墙；客厅隔壁的储藏室还是一面书墙……

客厅甚至没有沙发，客人来了，就把厨房门口那张靠墙的四方木桌和椅子搬到客厅中间，主客们就分坐桌旁，天南地北地聊天喝茶。

在卧室与厨房之间的书墙上，斜靠着一幅林妈妈往生前以毛笔抄写的《心经》。林怀民深情地看着那幅书法说:“可惜没有完成，因为那时妈妈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

不管带着云门走到世界的哪个城市，林怀民对父母的思念，“一辈子都在心里阅读”。

因为这是蔡明亮

文/江秉宪

《爱情万岁》：怎么会这么大胆？

我想起电影，但其实也我不知道电影是什么。

高中时期我看了不少电影，大学一年级理所当然地加入学校的电影社，那时我能背出一串欧洲名导的拗口名字与其对应的片名，在前几次电影社聚会当中，看的电影比人多，难免带点不成熟的可笑傲气。

那是个不宜于电影的夏天夜晚，社团教室满地都是一堂课学生边上课边吃晚饭的垃圾菜渣，寥寥可数的社员在看电影前还得大费周章清洁教室。我冷冷地坐在教室的最角落，刚加入社团的我谁都不认识，亲切的社长在讲桌前向社员介绍今晚要放映的电影，他们说这是一位台湾颇受争议的导演的作品，我开始疑惑起来，在这之前我不曾对这位导演的电影有任何的印象。

那部电影叫做《爱情万岁》，那位导演叫做蔡明亮。没有片尾字幕的电影，电影播毕后，教室的日光灯无预警地被打开，我瘫坐在冷硬的教室铁椅上。 怎么会这么大胆？要不是杨贵媚哭了七分钟，还真无法将我内在的深层孤寂给哭喊出来。爱情万岁，残酷的电影为什么片名要歌颂爱情？这个夜晚，夜凉如水，我把蔡明亮的名字记在心里，一股无法挥去的忧伤。

没想到几个月后，我就认识了蔡明亮。《你那边几点》在永和福和戏院首映，我被学长唤去现场担任协助会场秩序的工读生，电影首映选择在电影里的其中一个场景，偌大的千人戏院，影视名人在老旧气氛的荒废戏院来回走动。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明星演员，觉得格外不真实，不过这群演员从电影银幕中走出来之后，好似只是站回蔡明亮电影世界里的真实。

就在真实与不真实之间，蔡明亮走进了我的世界。

嗑瓜子的时光与华语电影的大器之作

记不得是首映后的第几个月，电影公司打电话请我去帮忙整理即将搬家的公司。忙完过后夜已深，那时我没有交通工具，从公司至最近的捷运站还有一大段路，蔡明亮便要我坐上他的小型机车，亲自送我到捷运站。被一位入围戛纳、威尼斯的国际大导演接送，还真是件戒慎惶恐的事情，尤其是我跟他根本还没有说过几次话。但蔡导似乎不以为意，用他不甚安稳、令人紧张的骑车技术载我穿过霓虹灯满布的永和街道，不时回头问我学生生活的经济状况是否安稳，他说：把自己的想法写点文章投稿啊，我当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投稿赚取稿费当做生活费。

我不知道自己该写点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好写，但自此每个月固定会跑到永和几天去帮忙电影公司的杂务，大抵就是整理仓库、清洁地板等。每次与蔡导见到面总会先认真想好几段关于电影的想法与抱负，若他有空跟我交谈时，我好挤出几句有水平的话，但这些话传到他耳里，他总能快速响应我几句简单的点评：那部电影真是做作；哦，那部电影真是粗糙，你应该回头看布列松的；关于这部电影我不是这样想，你看电影不要只看结尾。

每回听到蔡导的响应，我既受挫又疑惑，也许只是几句没有经过大脑的几句无心回应，总逼着我反复思索“电影究竟是什么”这个俗滥却又要认真面对的古老命题。

我还没想清楚电影是什么，蔡明亮已把福和戏院租下来，准备开拍《不散》。这部电影从发想、企划、集资等过程中，我三不五时便出没在他的电影公司里，但这段过程快速得宛如旋风，我还没有感受到筹备的热度，电影就要开拍了。这部从头到尾都在一个空间拍摄的电影，蔡明亮像是随手拈来，快速地就把剧本写好。蔡明亮习惯用墨水笔写剧本，一张A4纸只写一场戏，往往一张纸他只写了三五行，但每每我阅读这样厚厚一叠剧本时，纸张留下的大量空白便成了该场戏的电影银幕，我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部电影即将被拍摄的模样，远胜过那些写满分镜与对白的传统剧本。

那年夏天，SARS正悄悄来袭，我们蹲坐在福和戏院的小房间，疯狂地嗑瓜子。蔡明亮想要在戏院的长长阶梯铺上厚厚一层被嗑过的瓜子壳，像是长年幽藏在戏院的老戏迷观影时所留下的痕迹。记住，那是一个有上千个位置的老戏院，一条走道要从上而下铺满瓜子壳，得费上多少力气与时间。瓜子壳正面是黑的，内底可是白色的啊，刚开始我们试图用没嗑过的瓜子当道具，但蔡明亮嫌不够真，不像被嗑过的，因此那几天我们有空闲的时间时，就是面对好几大袋的瓜子，发疯似得猛嗑。

我当时不会知道，在时间宛如停滞的嗑瓜子时光，蔡明亮便拍出这部华语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器之作，自己莫名究理地，便见证了影史的重要时刻。名影评人汤尼•雷恩（Tony Rayns）写道：“蔡明亮有史以来最杰出、令人惊艳的隐喻，将一种对于感情死亡的低叹建筑在整个华语电影年代的告别，同时也是一帖对日渐衰颓的戏院观影文化的祭吊文。”

愤思以及据理力争的主张

《不散》过后，李康生在蔡明亮公司养了一对鹦鹉，从刚出生便接回公司养，两只鹦鹉被关在阳台上搭建而成的铁架。那时蔡明亮住在公司顶楼的小套房，每天早晚身兼保姆，把鹦鹉嘴巴扒开亲自喂养饲料，李康生想从小教它们说人话，但不知怎么，这两只鹦鹉只会整天嘎嘎作响。

那年，蔡明亮公司内部因账务问题起了争执，几乎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但新片《天边一朵云》已申请到辅导金，交片期限将至，再不开拍就要面临罚钱的窘境。蔡明亮面对账务纷扰显得力不从心，言谈举止开始带有火气。

一位导演看待世界的方法，就会如实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旁观者如我，认为蔡明亮在《天边一朵云》里将愤怒带进他的拍片过程，丧失了他一贯的冷静。这部片依然精准出色，但少了蔡明亮之前作品的圆融与大器，出乎意料的焦躁不安。也或许是我与演员亲近了些，我对为了这部片，疲于奔命、想要努力追赶到导演想要位置的演员，多少带有不舍与心疼。当时的我认为蔡明亮丢出一个连他自己都可能还无法驾驭的主题，以致演员与角色之间有时候显得格格不入。

这部电影票房甚至高达两千多万，舆论却仍然环绕着“一刀不剪”的议题，真正环绕《天边一朵云》的评论文章宛如凤毛麟角，于是我把这些想法写成一篇短文，与身边的朋友进行意见交换。原本只是一篇不公开的文章，不知怎么却被蔡明亮看到了。未料，蔡明亮生气异常，打电话来骂我说若还无法领受这部电影就不要乱写心得，他误以为这篇文章是在网络流传的文章，生气我怎么可以在背后乱批评他的电影。

隔天据电影公司的朋友转述，气头上的蔡导在大发雷霆的同时，两只已长大的鹦鹉不识相地在一旁“嘎嘎”大叫，早已被两只鹦鹉吵得每天无法安稳入眠的蔡导，一怒之下要员工将这两只鹦鹉转赠给认识的爱鸟人士。

我感到遗憾，蔡明亮到底是个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导演，这也是很多人对他的既定印象。但当时的我没有体认到的是，蔡明亮用愤怒对我表达他对自己作品的捍卫。就如同蔡明亮两次退出金马奖，遭到许多业界人士以“不团结”的罪名指责，实际上，蔡明亮极端的行为背后埋藏着想要据理力争的主张，面对这个大环境，他只得用这些行动来捍卫自己作品的艺术性。

戏院不放映，自己找地方放映

2005年，蔡明亮接受法国卢浮宫邀请，为这座世界闻名的美术馆拍一部典藏电影，蔡明亮自此在这著名的大博物馆里游荡，来来回回走了三年，后来酝酿出《脸》这部电影。

《脸》让我深深着迷：着迷于电影里层层叠叠、互为表里的电影意象；着迷于影片中若隐若现的沙乐美神话，在片中成为向艺术献祭的暗示；着迷于法国大导演楚浮的演员与蔡明亮的演员班底，相互交织成电影世代的传承；着迷于电影的简约与复杂，与卢浮宫本身的雄伟浩瀚恰成呼应与对比。

原本期待在“卢浮宫首部典藏电影”的号召之下，《脸》在台湾上映会有还不算差的票房佳绩。蔡明亮电影历年来的票房纪录，除了《天边一朵云》因有情色因素的炒作之外，每部电影在台湾仅能开出三五百万元的票房成绩。这回，因为卢浮宫的因素，蔡明亮与电影宣传公司每天夜以继日的反复开会，卢浮宫主席亨利•罗瑞特（Henri Loyrette）甚至因此远从法国飞来台北“国家音乐厅”参与首映典礼，在舆论媒体的倾力帮忙之下，《脸》最终的票房仍是不尽理想。

蔡明亮接到电话，得知全台上映的戏院陆续要抽走《脸》的上映档期。在台湾，电影若没有票房，就没有戏院上映。每家戏院也有经营上的压力，只愿意上映有票房表现的商业电影。

蔡明亮郁闷地倚在九人巴士的窗户边沉思。我知道他很不甘心。

初冬的夜晚，第一波寒流来袭，蔡明亮把我叫到他的咖啡店，他说：戏院不愿意放映，我们自己找地方放映。我答：把电影放映机扛出戏院吗？他坚定地回答：对，哪里有人想要看我的电影，我们就到那里放映给他们看。这个夜晚过后，《脸》的放映期因此硬生生地多扛了九个月，蔡明亮坚持用最正统的电影放映，于是我们扛着35mm放映机，带着九本拷贝的厚重胶卷走访全台湾各县市。蔡明亮坚持每场放映都要到场与观众互动，这一路颠簸，曾在花莲的放映结束后，开了七小时的车程穿过已然结冰的中横，赶到云林的小镇放映下一场，也请放映师傅将放映机拆成零件，运上小飞机远赴金门、澎湖、马祖等地进行放映，直到台湾各县市都走遍了，蔡明亮才肯甘心。

巡演活动到末期，我也疲了。那天来到我未曾造访过的马祖，当地的文化相关部门的同仁热情招待我们一行人走访南竿、北竿两岛，宛如被世界中心遗忘的小岛，渔村迂回悠微美好与气味让我恍神起来。下午我走到海边，看着眼前民风纯朴的岛民们，我不禁怀疑起这几个月我们所坚持推广的“电影艺术”与这些岛民又有何关系？我点了根烟，艺术充其量不过是知识中心论的霸权，这些日子披星戴月的奔波，究竟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是想要让这些人也能不因地域的限制而能观赏到这美好的艺术？

我走回正在进行座谈的文化中心时，蔡导正对底下观众诉说他这些年念兹在兹的论调：近几年全球化的电影创作，多半着眼在开拓更多的市场与观众，例如“两岸三地”的合拍，这样的合拍以追逐票房数字为唯一目标，明星、佐以科技、特效的声光效果，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电影的艺术性已逐渐失去它自由创作的温度与价值。但当电影沦为“纯商品”、“纯消费”的产品，观众的素质也变得开倒车。电影当然需要观众，但是这群观众是谁呢？观众有没有多一点选择去看一部不一样的电影？现在大部分的观众最需要的是被改变，怎么样的电影才可以改变观影经验呢？

自今，我不敢说蔡明亮这番话解答了我的疑惑，关于“电影是什么”或“电影应该是什么”，蔡明亮抛出的永远是问句，我只能追着这一个又一个问号，去经历每个创作者都曾拥有过的困惑。

因为这是蔡明亮，我什么也不敢预测

唯现在蔡明亮将“电影是什么”这个问句，改成了“艺术是什么”。在与卢浮宫的合作后，蔡明亮的创作越来越自由，他不再限定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他让艺术的精神游走在各种领域：他开始画画，开了小型画展；他开始做装置艺术，其作品《是梦》被台北市立美术馆收购；他也与服装设计师合作走秀设计，将电影的概念融入时尚伸展台。

蔡明亮在创作上极为不安分，在每次展览邀请时，他总是想要冲破原有的设限，去突破原始的既定想法。《是梦》在北美馆布展时，工程师傅将原始设计做好后，蔡明亮嫌整个空间过于平稳，在展出前两天重新更改，将长方体空间破坏成不规则的几何图形，观众坐在椅子上得侧着头才得以欣赏影片。

两个月前，服装师古又文邀请他进行跨界合作，蔡明亮原本不确定这样的跨界合作可以有怎样的可能，直到他凑巧逛到一处正在建设中的国宅工地，他看到格子状的工地外观便立刻决定这里就是拍摄场景了。蔡明亮运用工地内施工所使用的安全护网、油漆粉墙，在画面里营造出特殊的空间感受。模特儿宛如从一块丑陋陨石中逐渐伸展她的四肢，在这绽放过程当中，蔡明亮既精准捕捉了古又文衣服的线条与纹路，又拍摄出一部完整独立的概念影片《The Hole》。

舞台剧出身的蔡明亮，这阵子又计划回小剧场进行创作。不安分的他当然不想要做出传统的、以情节为导向的戏剧，蔡明亮找回了陈湘琪、陆弈静、李康生等他惯用的演员班底，以“独角戏”的概念邀请这群演员各演一出戏，每出独角戏人物各自独立，却也彼此互通声息。

剧院经理打电话问蔡明亮剧名是什么，他想了想，哼起李香兰的经典名曲《只有你》：“只有你，你给我生命美丽；只有你，你给我生活甜蜜。你好比一阵阵和暖的春风，我就是在那春风里生长的桃李。”于是很快就把这一系列的独角戏定名为《只有你》。

我不知道这会是出怎样的舞台剧。因为这是蔡明亮，我什么也不敢预测。

朱天心：金刚怒目‧纯阳之女

文/房慧真

咖啡馆里的文字耕作者

和朱天心约好访谈的这个早上，依然约在她日常工作的场域：一家位于闹市区二楼的咖啡馆。底下便是人流滚滚，充斥着大量观光客的永康街，往前走，你可以排在人龙后头，来一份台北旅游情报人气第一名的芒果冰；拐个弯，你依然可以排在队伍后头，点一笼日本观光客最爱的鼎泰丰小笼包。你或许会迷失、流连于俗世里的人气与喧闹，却错过了大隐于市，闹中取静的一道最难得的文学风景：小说家日日伏案的“文字”劳动身影。

唐诺、朱天心夫妇天天来上工，而今，咖啡馆的游牧民族新增了一个新的成员，已经大学毕业的谢海盟，也加入这个每天早上前往咖啡馆报到的行列。一家三口，在咖啡馆里各据一角，唐诺坐户外的吸烟区，溽夏里汗流浃背，严冬中则时常冻得十只手指都麻木了。天心、海盟都坐在室内，但两人并不会坐在一起，而是远远地各据一角。两代使用的工具也不同，天心、唐诺都用稿纸书写，唐诺用的是钢笔，以及特别定做的稿纸，天心用的是原子笔，是有星星小孩图样的，可见其童心未泯。海盟则一半手写，一半计算机，每天都会带着笔记本电脑来到咖啡馆。唐诺、天心会先走，大概从早上九点写到下午两点，五小时，就差不多了。海盟会留得更晚一点，大约到傍晚五点，但计算机会先请父亲带回去，好减轻重量，可以走长长的路，一路晃游到木栅的家，显然遗传了母亲朱天心漫游者爱走路的习性。

一家三口每日的战场，就在眼前的一方稿纸上，一行一行犁过，一格一格插秧，种下文字新苗。有时却也思绪绞缠，文字打架，一无所获。即使是一家人，也各有各的战场，是彼此的精神支柱，互不干涉打扰。

这一日天心却不犁文字田耕作，早上接受访谈，当日下午，要去领一个很重要的“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是从一整年的出版品中选出三本，天心的近作《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就是其中一本。每年年底是总结一年来的出版、宣布奖项的时刻。另一半的唐诺，也才刚获得另一个也相当重要的奖项，台湾《中国时报》每年选出的“开卷十大好书奖”，唐诺的《在咖啡馆遇见十四个作家》即名列其中。无论是“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或者是“开卷十大好书奖”，对于任何一个台湾作家而言，都是莫大的肯定与荣耀。但坐在我面前的天心，穿着打扮都与日常无异，对于下午要去领奖，她也只淡淡提起。而唐诺则婉拒了为每个得奖作家拍一段宣传影片的要求，他说不好为了打灯、拍摄而打扰了店家的正常运作，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可日日前来耕作的良田——咖啡馆，便会小心护持它，就像护持自己写作的完整。这一家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同时收获重要奖项。几年前，天心的《漫游者》，唐诺的《文字的故事》，天心母亲刘慕沙翻译的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换取的孩子》，或小说或杂文或译作，同年得到“十大好书奖”，一时传为佳话。但朱家人的宠辱不惊、无欲则刚，使得他们很快就回到了日常写作的寡淡定静中，不易受到外物干扰。

华太平家的文学遗产

阿城曾说：“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而且朱家的女婿，也就是二女儿朱天心的先生谢材俊，亦是好作家，好评论家，好编辑；再有，天文她们的母亲，是日本文学的汉文翻译家。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她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顺着阿城的话续补上的，还有三女儿朱天衣早年也创作，近年则投入创意写作教学，推广阅读与写作。而第三代，厚积而薄发的谢海盟，已累积近百万字的抽屉作品，一直未拿出来发表，但令人相当期待。

在这样文艺气氛相当浓厚的文学世家里头长成，会不会自然比一般人有较完整的文学养成，会不会很早就有所谓的继承衣钵、克绍箕裘的写作自觉？天心答：完全不觉得，父母亲从未刻意培养三姊妹成为“作家”，也从未引导她们往创作之路上走，双亲完全采取“自由放任”的教养态度。写作的前提必然是大量的、长期的阅读，那么阅读呢？像是电动游戏里时常有的“养成游戏”。我好奇着，以朱西宁的专业文学品味，会不会早早就让三姊妹读张爱玲，读《三国》《水浒》《红楼梦》，不像一般人总要绕了一大段的通俗冤枉远路，才得以亲炙经典。天心摇摇手，说才不会呢，在阅读方面，父亲也从不想要影响朱家姊妹应该看什么，不应该看什么。

例如从前家里会订《皇冠》文学杂志，里头有张爱玲的小说，但另一方面，也有琼瑶小说的连载。每当杂志一寄来，姊妹们抢着看的自然不会是张爱玲，而是琼瑶。父亲朱西宁从不会越俎代庖，代姊妹们判定高低优劣，从来不会说这是通俗爱情小说，较无文学价值。天心印象里，父亲也不会特别买童书给她们，纯粹就是父母亲的书橱里有什么，任凭姊妹们随意抓着看。说来令人惊讶，张爱玲、白先勇、《红楼梦》，早慧的天心在小学时候就通通看了，读这些明显超龄的“课外”书，课内的功课就显得简单许多。她说，后来看了白先勇、张爱玲，自己便判断了高低，渐渐便不看琼瑶。在过往的阅读史里，特别记得一本书，小学六年级，她读到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有一种当头棒喝之感：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多年以后，她读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有着同样的惊叹。只是在朱天心的成长阶段，还读不到《百年孤独》，一直到三十几岁，中年以后才读到，自己读了好几遍还不过瘾，还买了许多本送人。天心说，她们那时代的文学养料，不如下一代的丰饶且百花齐放：马尔克斯、昆德拉、卡尔维诺，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小说家作品，如果能在年轻时候就读到，多好。

家里没有所谓的“童书”，没有精心设计打造的文学养成环境，从小朱家的客厅，仿佛就是一个文学沙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叔伯姨婶，不是诗人就是小说家。当时朱西宁且相当提携、照顾后辈，于是母亲刘慕沙习惯煮大锅饭菜，留客吃饭。天心的另一半唐诺，就是当初在高中校刊社时期采访朱西宁，出入朱家问学，才有日后的姻缘。唐诺从来都是称呼朱西宁为“老师”，他先是朱西宁的学生，后来才是朱天心的丈夫，谢海盟的父亲。

天心提到，朱西宁长期伏案写作的“背影”，就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身教，写作是重要的事，没有快捷方式可达，而是日复一日的文字耕作。父亲白日仍有军职，只能利用下班以后的零碎时间写作。小时候，每天傍晚五六点，就坐交通车回来，吃完晚饭后一段时间，就一定坐在书桌前，扭开台灯，一头白发，低头伏案爬着格子。只要父亲在写东西，朱家小孩就有共识，要压低声量玩耍，不能吵到父亲。到了假日，父亲好不容易有完整大块的时间可供书写，母亲刘慕沙一早就带着三姐妹出门，到板桥林家花园，母亲打网球，小孩就在一旁的公园玩。天心的姊姊天文曾说过，从小就觉得，写作是一件很重要且神圣的事，是第一优先，不可打扰，确立了对于写作的价值后，以致后来也自然而然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写作如仪式般庄重，父亲朱西宁在每年过年都会有一个开笔仪式，除夕一过了十二点，家人都还在客厅守岁、玩乐，父亲一定上楼去，坐在他的书桌前，随便写一点什么都好，藉由仪式，确立坐标，让接下来一年的写作都能有所持续。朱西宁先生的自律性非常强，每天一定规定自己写多少字，对朱家姊妹而言，是一幅永恒的图像。

在冷静与热情之间

除了写作者，朱天心尚有另一种身份，是个不只“坐而言”，且“起而行”的行动者。她为了流浪猫的安置政策而奔走，关注外籍移工的休假人权，为弱势的原住民族群走上街头。小说家近几年的写作，受到身体病痛很大的拖累，能提笔写作的时间大概只有半年，到了冬天，就为反复发作的气喘所苦，不得不休息调养。写作可以稍停，但有些已持之以恒进行的公共事务却停不得。寒流来袭，外头的街猫为了御寒，更需要营养补足，特别是在那些刮大风、下大雨的日子里，外头总有几双在黑暗中眨巴眨巴干望的眼睛，痴等着那双熟悉的脚步，摇起铁罐，里头的猫饼干“倥隆倥隆”发出熟悉的声响。吃饭了，平时飞檐走壁藏匿车底的猫族们一一现身，朱天心说：“想到它们一天就等这一餐，不管怎么冷，怎么刮风下雨，都还是会咬着牙出门喂猫。”

作家夫妻两人的生活很简单，下午离开咖啡馆，傍晚则是喂猫时间，天文喂一条路线，唐诺、天心则喂另一条路线，风雨无阻，他们和人相约吃饭，总是约在中午，才不会耽误了傍晚的喂猫时间。两夫妻非不得已要在晚上赴约时，那么便是天心出门赴约，唐诺留守喂猫，或者相反。唐诺常戏称是朱家姊妹的写作教练，扮演着督促者的角色，他的担忧，曾在《小说家》中写道：“每天，我看着她头也不回抛入愈来愈多时间心力和情感在流浪猫的每日喂食拯救医疗工作上，总有点悲伤，这样强大如矢的力量为什么小说会分不到？我也一再看到比方顾玉玲外籍移工或江一豪三莺部落那边有事一通电话进来，她专注聆听时眼睛镇静、清明不疑的光芒，那是她谈小说凝视小说时不容易看到的。这几年朱天心最多而且随传随到的公开谈话，不是面对期待她来、善意满满的文学读者，而是一处又一处驱赶猫、虐杀猫、劈头就口出恶言的小区暴民。诸如此类时刻，小说不断被挤落到工作时间表的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第四顺位。”

朱天心的“现实感”也同样呈现在写作上，她想处理的题材，不会是久远的过去，也不会是科幻的未来，而就是当下，是台湾这二三十年剧烈的社会变动。因此，小说家和现实之间有一种张力，有时候现实会打你一个耳光，有时候现实本身会比你的笔下更精彩，终于觉得可以开始的时候，总想再谨慎一点，多看一眼，再观望一下，一个迟疑，已错过面对、处理这样一种题材的时机。唐诺曾说：“朱天心的小说永远有一枚滴答作响的现实时钟”，每每题材已兵临城下，现实感十分紧迫，这不仅仅是小说和现实秒针的赛跑，也是入世的小说家在“坐而言”和“起而行”之间的长期拉锯，朱天心说：“写作的速度是如此缓慢，远水救不了近火，缓不济急，等你想真正发挥作用时，世界不知翻了几番，但文学的养成时间非得是如此漫长，不能尽如人意，像新闻、政论一样及时而快速，所以某种程度的社会实践可稍稍舒缓我对于现状发展的心急，但社会实践也并非一味变成纾解道德压力的工具。”尽管时常不由自主地扔下纸笔去“起而行”，但小说家也时时提醒自己，在“坐而言”的文学创作部分，仍需努力护持住其超然与独立性。

阿城说：“与姊姊朱天文不同，朱天心是阳气的。阳气之难，难在纯阳。中国民间说的吕洞宾，即苦练纯阳一功，可是见到朱天心，读到她的小说，乖乖，竟生来就是纯阳。”如果天文是“菩萨低眉”，那么天心就是“金刚怒目”，评论家屡屡提到天心小说的峭刻少恩，她不低眉，不拉下眼帘，不绕路逃避。她睁着一双少女般圆亮的眼睛，定定地、灼灼地看着，她所深切关注深爱的现世：“有人能那样诚恳地清楚记下当日之事，真是当是之人、当是之世的幸运”。天心也说，物极必反，对于她义无反顾的情热与刚烈，唐诺、海盟的冷静与理智则有刹车作用。家里哪一只猫生病了，走失了，天心必定饭不思茶不想，而唐诺就会担任那个理智的角色，维持日常运转，为全家张罗吃食。去年春天，朱天心曾因气喘发作，坐救护车到医院挂急诊，后来住院好几天。天心说，卧病在床的几天里，她就拿了一套厄普代克的兔子三部曲翻看着，看完也就出院了。而唐诺，每天一大早会先来医院探望妻子，九点一到，依旧往咖啡馆报到，不曾因妻子的住院而打断，可以理智到这种程度。而对于女儿谢海盟，天心会觉得，她希望海盟可以不要那么独善其身，对世事多张望涉入一点，不要那么“冷”，“热”一点好。

采访结束之后，我又在另一个场合遇见朱天心，在三莺部落的尾牙庆祝晚会上。三莺部落是台北县三峡往莺歌桥下的原住民部落，是生活在都市边缘的弱势族群。这一天寒流来袭，又下起雨，异常地冷。尾牙的棚子就搭在荒寒的河堤边，全无遮蔽。我替朱天心担心，害怕她气喘的毛病又要犯了，然而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过去了，我冷得直发抖，后来不得不躲到屋子里头去，但天心几乎全程在室外吹风淋雨，仍然笑眯眯地，一边喝着取暖的姜汤，一边看完了全程的表演。阿城说得没错，天心真是纯阳，有着如太阳之女般源源不绝的热能。那温暖是遍及各个角落的普照，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骄傲。

《德商张大中》 查建英

《大脚印儿》 关军

《祖父黄炎培》  口述：黄且圆 采访：丁东  邢晓群

《我在哪里等你呢》 午炎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蒋明倬

《美剧启示录》 周黎明

《“南科”一梦：朱清时与南科大》

《何伟，再见涪陵》 刘晋锋

《正确先生白岩松》 张卓 林天宏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小升初”的秘密》

《再见乒乓》 关军

《杨箕村生死录》

《寻找香格里拉》

《我们留守，我们在家》

《我们的1978》 梁晓声等

《挺进美利坚》

《他们在岛屿生活》 房慧真

《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

《视若无睹的中国》 郭怡广(美)等

《新欧洲 旧欧洲》周宁

《诗人之死》 雪汗青

《在印度相遇》 曹可臻  李国卿

《农历》 司徒朔

《真实合伙人》 张伟、张悦、季艺、张卓

《大佬的夜宴：陈惠敏的“面子”人生》 陈光之 杨林

《地下人生》

《伤痕与荣耀——张培刚的戏剧人生》 杨猛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郑也夫 贾樟柯等

《周家往事》 口述者：周启博 采访者：丁东、邢小群

《胡正的反思》 口述者：胡正 采访者：陈为人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 口述者：范达人 采访者：郑实

《相亲记》 李天田

《太平轮一九四九》 张伟 赵涵漠

《中国故事》 周黎明

《英雄本色》 周黎明

《比死亡更久远》 张伟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