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无敌：林肯的政治天才
Author: Doris Kearns Goodwin
Date: 2016-01-31T16:00:00+00:00
Publisher: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亚伯拉罕·林肯1857年2月28日拍摄于芝加哥，时年48岁（图1）。以律师为业的他终于成为了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一年后他赢得共和党提名参选联邦参议员，当时他说了一句名言：“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

玛丽·托德·林肯，时年28岁，和林肯结婚4年（图2）林肯初次邂逅玛丽时曾对她说：“我想用最难看的姿势和你跳舞。”后来，玛丽大笑着告诉表姐说，那天晚上，“他真的这么做了”。

林肯夫妇对孩子疼爱有加，他们认为“爱是把孩子牢牢维系在父母身边的一道锁链”。老大罗伯特（图3），老二威利（图4），老三塔德（图5）相继降临人世。他们还有一个儿子，1850年因感染了肺结核而去世，年仅3岁。

林肯夫妇对孩子疼爱有加，他们认为“爱是把孩子牢牢维系在父母身边的一道锁链”。老大罗伯特（图3），老二威利（图4），老三塔德（图5）相继降临人世。他们还有一个儿子，1850年因感染了肺结核而去世，年仅3岁。

林肯夫妇对孩子疼爱有加，他们认为“爱是把孩子牢牢维系在父母身边的一道锁链”。老大罗伯特（图3），老二威利（图4），老三塔德（图5）相继降临人世。他们还有一个儿子，1850年因感染了肺结核而去世，年仅3岁。

威廉·亨利·苏厄德，时年43岁（图6）1824年，他与一个家境富裕的小姐结婚，名为弗朗西斯·米勒（图7）,是一名法官的女儿，由此他开始结交豪门与业内名流这座位于纽约州奥本市的富丽堂皇的大宅（图8）成为他终身居所。

威廉·亨利·苏厄德，时年43岁（图6）1824年，他与一个家境富裕的小姐结婚，名为弗朗西斯·米勒（图7）,是一名法官的女儿，由此他开始结交豪门与业内名流这座位于纽约州奥本市的富丽堂皇的大宅（图8）成为他终身居所。

威廉·亨利·苏厄德，时年43岁（图6）1824年，他与一个家境富裕的小姐结婚，名为弗朗西斯·米勒（图7）,是一名法官的女儿，由此他开始结交豪门与业内名流这座位于纽约州奥本市的富丽堂皇的大宅（图8）成为他终身居所。

弗朗西斯·苏厄德（图9）悟性过人，有着坚定的道德信仰，在帮助丈夫的从政生涯中始终能明辨是非。年幼的范妮·苏厄德与父亲合影（图10）。范妮很喜欢妈妈，父亲则是她崇拜的偶像，她认为他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精英。

弗朗西斯·苏厄德（图9）悟性过人，有着坚定的道德信仰，在帮助丈夫的从政生涯中始终能明辨是非。年幼的范妮·苏厄德与父亲合影（图10）。范妮很喜欢妈妈，父亲则是她崇拜的偶像，她认为他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精英。

“悲伤的低潮”降临到萨蒙·波特兰·蔡斯（图11）的身上，他在差不多10年中痛失了3个妻子，其中包括凯瑟琳（图12）和萨拉·贝尔（图13）。

“悲伤的低潮”降临到萨蒙·波特兰·蔡斯（图11）的身上，他在差不多10年中痛失了3个妻子，其中包括凯瑟琳（图12）和萨拉·贝尔（图13）。

“悲伤的低潮”降临到萨蒙·波特兰·蔡斯（图11）的身上，他在差不多10年中痛失了3个妻子，其中包括凯瑟琳（图12）和萨拉·贝尔（图13）。

蔡斯结交了埃德温·M. 斯坦顿（图14）这样的政坛友人。斯坦顿的生活也因家庭悲剧而屡屡受挫。蔡斯当上俄亥俄州州长之后，才在哥伦布市有了属于自己的宅第（图15）。

蔡斯结交了埃德温·M. 斯坦顿（图14）这样的政坛友人。斯坦顿的生活也因家庭悲剧而屡屡受挫。蔡斯当上俄亥俄州州长之后，才在哥伦布市有了属于自己的宅第（图15）。

朱莉娅·贝茨（图16、18）为爱德华·贝茨（图17）营造了温馨愜意的家庭氛围，贝茨的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家庭生活，两人结婚40年，育有17个子女，夫唱妇随，亲密无间。

朱莉娅·贝茨（图16、18）为爱德华·贝茨（图17）营造了温馨愜意的家庭氛围，贝茨的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家庭生活，两人结婚40年，育有17个子女，夫唱妇随，亲密无间。

朱莉娅·贝茨（图16、18）为爱德华·贝茨（图17）营造了温馨愜意的家庭氛围，贝茨的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家庭生活，两人结婚40年，育有17个子女，夫唱妇随，亲密无间。

1852年，《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出版，燃起了北方人对蓄奴制的怒火。当时恰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德雷德·斯科特一案判决公之于世，书中揭露的蓄奴制暴力（图19）在北方引起一片哗然。斯科特（图20）上诉要求获得自由，但是罗杰· B. 陶尼（图21）领导的最高法院下达的判决书说，他“不拥有白人所涉之权利”。

1852年，《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出版，燃起了北方人对蓄奴制的怒火。当时恰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德雷德·斯科特一案判决公之于世，书中揭露的蓄奴制暴力（图19）在北方引起一片哗然。斯科特（图20）上诉要求获得自由，但是罗杰· B. 陶尼（图21）领导的最高法院下达的判决书说，他“不拥有白人所涉之权利”。

1852年，《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出版，燃起了北方人对蓄奴制的怒火。当时恰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德雷德·斯科特一案判决公之于世，书中揭露的蓄奴制暴力（图19）在北方引起一片哗然。斯科特（图20）上诉要求获得自由，但是罗杰· B. 陶尼（图21）领导的最高法院下达的判决书说，他“不拥有白人所涉之权利”。

林肯在结交朋友、维系友情方面极富天赋。在他的好友中，约书亚·斯皮德（图22）和大卫·戴维斯（图23）在林肯的生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让林肯感受到志同道合的快乐，并帮助他在政坛上不断取得成就。

林肯在结交朋友、维系友情方面极富天赋。在他的好友中，约书亚·斯皮德（图22）和大卫·戴维斯（图23）在林肯的生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让林肯感受到志同道合的快乐，并帮助他在政坛上不断取得成就。

林肯在与同行律师们骑马“巡游”期间与他们建立了永恒的友情，这其中包括威廉·赫恩登（图24）和沃登·莱蒙（图25）。在这些欢快的场景（图26）中，林肯的精彩故事接二连三，似乎永远也说不完，这使他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回报，他得到了整个伊利诺伊州投票人的一手情报。

林肯在与同行律师们骑马“巡游”期间与他们建立了永恒的友情，这其中包括威廉·赫恩登（图24）和沃登·莱蒙（图25）。在这些欢快的场景（图26）中，林肯的精彩故事接二连三，似乎永远也说不完，这使他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回报，他得到了整个伊利诺伊州投票人的一手情报。

林肯在与同行律师们骑马“巡游”期间与他们建立了永恒的友情，这其中包括威廉·赫恩登（图24）和沃登·莱蒙（图25）。在这些欢快的场景（图26）中，林肯的精彩故事接二连三，似乎永远也说不完，这使他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回报，他得到了整个伊利诺伊州投票人的一手情报。

李曼·特朗布尔（图27）和诺曼·贾德（图28）部不会忘记林肯于1855年承认竞选参议员失败时表现出的宽宏大量。1860年，共和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图29：共和党在芝加哥搭建的棚屋会议厅）期间，两人为林肯竞选尽了一臂之力。

李曼·特朗布尔（图27）和诺曼·贾德（图28）部不会忘记林肯于1855年承认竞选参议员失败时表现出的宽宏大量。1860年，共和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图29：共和党在芝加哥搭建的棚屋会议厅）期间，两人为林肯竞选尽了一臂之力。

李曼·特朗布尔（图27）和诺曼·贾德（图28）部不会忘记林肯于1855年承认竞选参议员失败时表现出的宽宏大量。1860年，共和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图29：共和党在芝加哥搭建的棚屋会议厅）期间，两人为林肯竞选尽了一臂之力。

瑟洛·威德（图31）未能帮助他的“小弟”威廉·亨利·苏厄德赢得共和党提名。其中，霍勒斯·格里利（图30）的反戈一击发挥了作用。当天的一篇幽默述评将苏厄德刻画成遭人暗杀的朱利亚斯·凯撒，而把格里利描绘成渴望复仇的布鲁图斯（图32）。

瑟洛·威德（图31）未能帮助他的“小弟”威廉·亨利·苏厄德赢得共和党提名。其中，霍勒斯·格里利（图30）的反戈一击发挥了作用。当天的一篇幽默述评将苏厄德刻画成遭人暗杀的朱利亚斯·凯撒，而把格里利描绘成渴望复仇的布鲁图斯（图32）。

瑟洛·威德（图31）未能帮助他的“小弟”威廉·亨利·苏厄德赢得共和党提名。其中，霍勒斯·格里利（图30）的反戈一击发挥了作用。当天的一篇幽默述评将苏厄德刻画成遭人暗杀的朱利亚斯·凯撒，而把格里利描绘成渴望复仇的布鲁图斯（图32）。

当关键的第三轮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一片深沉的寂静笼罩着棚屋”（图33）。鹿死谁手，尚无定论。此时，苏厄德正在奥本的家中静候芝加哥方面传来的消息（图34）。

当关键的第三轮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一片深沉的寂静笼罩着棚屋”（图33）。鹿死谁手，尚无定论。此时，苏厄德正在奥本的家中静候芝加哥方面传来的消息（图34）。

林肯战胜了苏厄德、蔡斯和贝茨，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共和党提名后，斯普林菲尔德的居民聚集在林肯的家门口，组织了一场竞选集会（图35）。

当选总统的林肯意气风发，即将于拂晓时分进入华盛顿，却受到了暗杀的威胁。有卑鄙的传言说，林肯当时头戴苏格兰花呢格子帽，身着军用披风，把自己伪装起来（图36）。这个谣言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使林肯非常尴尬。

林肯，马修·布雷迪摄于1862年（图37）。

林肯在白宫的办公室，面积是内阁会议室的两倍（图38）。深夜时分，他喜欢放松身心，与两位秘书约翰·尼可莱（图39）和约翰·海伊（图40）一起谈古论今。林肯对待这两个小伙子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林肯在白宫的办公室，面积是内阁会议室的两倍（图38）。深夜时分，他喜欢放松身心，与两位秘书约翰·尼可莱（图39）和约翰·海伊（图40）一起谈古论今。林肯对待这两个小伙子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林肯在白宫的办公室，面积是内阁会议室的两倍（图38）。深夜时分，他喜欢放松身心，与两位秘书约翰·尼可莱（图39）和约翰·海伊（图40）一起谈古论今。林肯对待这两个小伙子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75岁的老将军温菲尔德·斯科特（图42）曾参加过1812年战争和墨西哥战争，林肯就职时任美国陆军总司令。在这样的内阁会议（图41）上，斯科特身患多种疾病，限制了他在军事决策中的活动。

75岁的老将军温菲尔德·斯科特（图42）曾参加过1812年战争和墨西哥战争，林肯就职时任美国陆军总司令。在这样的内阁会议（图41）上，斯科特身患多种疾病，限制了他在军事决策中的活动。

即使在内战期间，普通民众也可以没有什么限制地自由出入白宫。志愿者部队1861年5月在白宫东厅值夜（图43）。而大规模的公开招待会引来了 “汹涌的人潮”。蜂拥而至的人们争相与总统和第一夫人握手（图44）。

即使在内战期间，普通民众也可以没有什么限制地自由出入白宫。志愿者部队1861年5月在白宫东厅值夜（图43）。而大规模的公开招待会引来了 “汹涌的人潮”。蜂拥而至的人们争相与总统和第一夫人握手（图44）。

1862年2月，正当玛丽·林肯（图45）在白宫楼下主持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时，她12岁的儿子威利正躺在楼上奄奄一息。就在玛丽陷入一片愁云惨雾的时候（图46），林肯留下来照看最年幼的儿子塔德（图47），威利的夭折让他同样悲伤欲绝。

1862年2月，正当玛丽·林肯（图45）在白宫楼下主持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时，她12岁的儿子威利正躺在楼上奄奄一息。就在玛丽陷入一片愁云惨雾的时候（图46），林肯留下来照看最年幼的儿子塔德（图47），威利的夭折让他同样悲伤欲绝。

1862年2月，正当玛丽·林肯（图45）在白宫楼下主持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时，她12岁的儿子威利正躺在楼上奄奄一息。就在玛丽陷入一片愁云惨雾的时候（图46），林肯留下来照看最年幼的儿子塔德（图47），威利的夭折让他同样悲伤欲绝。

苏厄德当上国务卿之后（图48），安排儿子弗雷德做自己的副手（图49，右），并且将亲密和睦的一大家子人，包括奥古斯塔斯（图50，中后）、弗雷德（图50，左）、范妮（图50，右）以及弗雷德之妻安娜（图50，中前）在内，都安排住进了位于拉法耶特广场的一处漂亮大宅里。

苏厄德当上国务卿之后（图48），安排儿子弗雷德做自己的副手（图49，右），并且将亲密和睦的一大家子人，包括奥古斯塔斯（图50，中后）、弗雷德（图50，左）、范妮（图50，右）以及弗雷德之妻安娜（图50，中前）在内，都安排住进了位于拉法耶特广场的一处漂亮大宅里。

苏厄德当上国务卿之后（图48），安排儿子弗雷德做自己的副手（图49，右），并且将亲密和睦的一大家子人，包括奥古斯塔斯（图50，中后）、弗雷德（图50，左）、范妮（图50，右）以及弗雷德之妻安娜（图50，中前）在内，都安排住进了位于拉法耶特广场的一处漂亮大宅里。

财务部部长萨蒙·波特兰·蔡斯（图51）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对总统职位的渴望。他那美丽的女儿凯特（图52）也支持父亲的野心。有传言称，她1863年与威廉·斯普拉格（图53，左）结婚，“是对斯普拉格数百万家产冷酷的预谋”，以便为她父亲1864年的竞选筹备经费。

财务部部长萨蒙·波特兰·蔡斯（图51）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对总统职位的渴望。他那美丽的女儿凯特（图52）也支持父亲的野心。有传言称，她1863年与威廉·斯普拉格（图53，左）结婚，“是对斯普拉格数百万家产冷酷的预谋”，以便为她父亲1864年的竞选筹备经费。

财务部部长萨蒙·波特兰·蔡斯（图51）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对总统职位的渴望。他那美丽的女儿凯特（图52）也支持父亲的野心。有传言称，她1863年与威廉·斯普拉格（图53，左）结婚，“是对斯普拉格数百万家产冷酷的预谋”，以便为她父亲1864年的竞选筹备经费。

备受指责下，林肯的熟人陆军部部长西蒙·卡梅伦（图54）提出辞职。林肯邀请埃德温·M.斯坦顿（图55）出山执掌陆军部帅印，斯坦顿摆脱了当初对林肯的蔑视心理，与他结成莫逆之交。林肯一家与斯坦顿一家曾经一起在“士兵之家”度夏。这是（图56）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士兵之家”。

备受指责下，林肯的熟人陆军部部长西蒙·卡梅伦（图54）提出辞职。林肯邀请埃德温·M.斯坦顿（图55）出山执掌陆军部帅印，斯坦顿摆脱了当初对林肯的蔑视心理，与他结成莫逆之交。林肯一家与斯坦顿一家曾经一起在“士兵之家”度夏。这是（图56）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士兵之家”。

备受指责下，林肯的熟人陆军部部长西蒙·卡梅伦（图54）提出辞职。林肯邀请埃德温·M.斯坦顿（图55）出山执掌陆军部帅印，斯坦顿摆脱了当初对林肯的蔑视心理，与他结成莫逆之交。林肯一家与斯坦顿一家曾经一起在“士兵之家”度夏。这是（图56）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士兵之家”。

弗朗西斯·P. 布莱尔与妻子伊莱扎（图59）把持着一个政坛世家，其中包括两个儿子：邮政总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图61）与联邦军的将军弗兰克（图60）。老布莱尔的女儿伊丽莎白（图58）给丈夫塞缪尔·P. 李上尉（图57）长篇累牍的书信，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华盛顿在内战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

弗朗西斯·P. 布莱尔与妻子伊莱扎（图59）把持着一个政坛世家，其中包括两个儿子：邮政总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图61）与联邦军的将军弗兰克（图60）。老布莱尔的女儿伊丽莎白（图58）给丈夫塞缪尔·P. 李上尉（图57）长篇累牍的书信，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华盛顿在内战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

弗朗西斯·P. 布莱尔与妻子伊莱扎（图59）把持着一个政坛世家，其中包括两个儿子：邮政总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图61）与联邦军的将军弗兰克（图60）。老布莱尔的女儿伊丽莎白（图58）给丈夫塞缪尔·P. 李上尉（图57）长篇累牍的书信，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华盛顿在内战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

弗朗西斯·P. 布莱尔与妻子伊莱扎（图59）把持着一个政坛世家，其中包括两个儿子：邮政总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图61）与联邦军的将军弗兰克（图60）。老布莱尔的女儿伊丽莎白（图58）给丈夫塞缪尔·P. 李上尉（图57）长篇累牍的书信，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华盛顿在内战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

弗朗西斯·P. 布莱尔与妻子伊莱扎（图59）把持着一个政坛世家，其中包括两个儿子：邮政总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图61）与联邦军的将军弗兰克（图60）。老布莱尔的女儿伊丽莎白（图58）给丈夫塞缪尔·P. 李上尉（图57）长篇累牍的书信，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华盛顿在内战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

海军部部长吉迪恩·威尔斯（图62）与总检察长爱德华·贝茨（图63）在完成内阁公务之余，都写下了翔实的日记，记录了林肯政府的内部运作情况。

海军部部长吉迪恩·威尔斯（图62）与总检察长爱德华·贝茨（图63）在完成内阁公务之余，都写下了翔实的日记，记录了林肯政府的内部运作情况。

乔治·B. 麦克莱伦将军在给妻子玛丽·爱伦（图64）的信中，常常对林肯及其内阁成员以及联邦军中多数级别的军官大肆嘲弄，对自己则极尽夸耀之能事。崇拜者们将他吹捧为“小拿破仑”（图65）。

乔治·B. 麦克莱伦将军在给妻子玛丽·爱伦（图64）的信中，常常对林肯及其内阁成员以及联邦军中多数级别的军官大肆嘲弄，对自己则极尽夸耀之能事。崇拜者们将他吹捧为“小拿破仑”（图65）。

林肯对安布罗斯·E. 伯恩赛德（图68）和约瑟夫·胡克将军（图69）等人的晋升问题进行了通盘考虑，后来他发现了两位带兵打仗的常胜将军——尤利西斯·S. 格兰特（图66）和威廉·T. 谢尔曼（图67）。

林肯对安布罗斯·E. 伯恩赛德（图68）和约瑟夫·胡克将军（图69）等人的晋升问题进行了通盘考虑，后来他发现了两位带兵打仗的常胜将军——尤利西斯·S. 格兰特（图66）和威廉·T. 谢尔曼（图67）。

林肯对安布罗斯·E. 伯恩赛德（图68）和约瑟夫·胡克将军（图69）等人的晋升问题进行了通盘考虑，后来他发现了两位带兵打仗的常胜将军——尤利西斯·S. 格兰特（图66）和威廉·T. 谢尔曼（图67）。

林肯对安布罗斯·E. 伯恩赛德（图68）和约瑟夫·胡克将军（图69）等人的晋升问题进行了通盘考虑，后来他发现了两位带兵打仗的常胜将军——尤利西斯·S. 格兰特（图66）和威廉·T. 谢尔曼（图67）。

反蓄奴制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图70）和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图71）力促林肯将黑人招募进联邦军队。最终将近20万名黑人参军，其中就有这位年轻的士兵（图72）。

反蓄奴制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图70）和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图71）力促林肯将黑人招募进联邦军队。最终将近20万名黑人参军，其中就有这位年轻的士兵（图72）。

反蓄奴制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图70）和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图71）力促林肯将黑人招募进联邦军队。最终将近20万名黑人参军，其中就有这位年轻的士兵（图72）。

林肯上了十多次前线，和将军们商讨军事对策，激励军队士气（图73）。而战场上尸横遍野的景象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图74）。

林肯上了十多次前线，和将军们商讨军事对策，激励军队士气（图73）。而战场上尸横遍野的景象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图74）。

1865年4月4日，林肯和儿子塔德走在南部联盟首府里士满的街道上（图75）。获释的奴隶们看到林肯时纷纷涌上街头，大声呼喊：“善哉，赞美我主！”

林肯躺在彼得逊寄宿公寓，奄奄一息。四周围满了他的家人、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参议员以及军官们（图76）。1865年4月15日上午7点22分，林肯与世长辞。斯坦顿宣告说：“现在他属于千秋万代。”

引言

1876年，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为华盛顿特区一座黑人兴建的林肯纪念碑撰写了碑文。这位当年的奴隶告诉人们：“此时此地，我们无须长篇累牍地铺陈和赞颂这位好人的伟大之处，以及他在这个世上的崇高使命。那片土地已经完全被占据……有关林肯的全部事实和想象已被人们搜集和保存下来。任何人都能讲一些亚伯拉罕·林肯的真人真事，但是没有人能够说出亚伯拉罕·林肯的新鲜事了。”

此言距林肯之死不过11年，道格拉斯离这段历史太近，难以评价这位平凡而深刻、精明而坦率、温文尔雅却又有着钢铁意志的领袖在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内心里的魅力。在林肯诞生后的近200年间，无数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不断发现新的史料文献，提出新的观点，使人们前所未有地了解了这位美国第16任总统。

为尽力展现亚伯拉罕·林肯的形象与生涯，我将他的生活逸事，以及他在1860年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的几位劲敌的故事糅合在一起，这其中包括纽约州参议员威廉·亨利·苏厄德，俄亥俄州州长萨蒙·波特兰·蔡斯，以及密苏里州赫赫有名的老一辈政治家爱德华·贝茨。当林肯赢得了提名之后，他所有知名的竞争对手都一致认为大家选错了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回忆他听到那位“相当没有名气的林肯”当选的第一反应时说：“我们听到结果后，感到冷漠和悲伤。在这样一个紧要的日子里，要大家对一位仅在地方上小有名气的人赋予如此大胆的信任，似乎过于草率和仓促。”

林肯仿佛是来自于一个无名之地的无名之辈——他在穷乡僻壤当过律师，在众议院默默无闻地工作过一段时期，竞选参议院议员时接连两次失利。当时的人将他出人意料的成功提名归结于机遇的垂青、他对于蓄奴制的中庸态度，以及他来自伊利诺伊州这个战场。可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林肯的胜利，特别是他与自己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斗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种非凡的、公认的政治敏锐，以及那种在千难万险的严酷考验中锤炼出的感情的力量。

赢得总统职位以后，林肯做了一个破天荒之举：将他那些才华横溢的竞争对手揽入自己的政治大家庭——内阁之中。此举证明了他那种不可思议的自信，以及最出人意料的过人之处。苏厄德出任国务卿，蔡斯出任财政部部长，贝茨则挑起了总检察长的重任。林肯把其余的内阁要职分配给了三位前民主党人，这三人的故事在本书中也占据一定篇幅。其中，吉迪恩·威尔斯任海军部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任邮政总长，埃德温·M. 斯坦顿后来升任陆军部部长。这届政府的所有成员在知名度、受教育程度以及处理公共事务的经验方面均胜过林肯。他们进入内阁，可能会对林肯这位来自春田的草根律师构成威胁，使他黯然失色。

然而，不久形势就明朗了，亚伯拉罕·林肯很快成为无可争议的掌门人，这届最与众不同的内阁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竞争对手团队。这些原本将林肯视为天真无知之辈的强大竞争对手，成了林肯的同僚，帮助他在国家最暗无天日的时候执掌国运。苏厄德是最早承认林肯才能的一个人，他很快意识到把总统职位架空的想法是徒劳无益的。在就职后的几个月里，苏厄德成了这一届政府中与林肯最亲密的好友和幕僚。尽管贝茨起初把林肯看成是心地善良但孱弱无能的领导人，然而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总统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领袖，“几近完人”。埃德温·M. 斯坦顿最初与林肯相识时，曾对他不屑一顾，后来逐渐把他尊崇为三军统帅，在林肯去世后的几周内，他悲痛欲绝。蔡斯对总统职位素有觊觎之心却从未被人察觉，即便如此，他最后还是承认林肯谋略过人，自愧不如。

正如一张全息图是通过不同光源的干涉组合而成的那样，那些林肯周围的人的感想，给我们描摹了一幅更明晰、丰满的总统本人的形象。这些由对手蜕变成的合作者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字史料，使世人得以了解林肯政治天才的成长历程。他们的日记、对他人的陈述、与亲友的书信往来，以及同时代人所提供的数不胜数的逸事遗闻，整合出一幅更具人性化、有着细微差别的画卷。我们可以看到林肯深夜在苏厄德家中休息，他那修一长的双腿伸展在燃烧的炉火前；我们听到他讲述自己喜欢的故事中那些奇特而富有感染力的幽默双关语，以及他出席吵吵嚷嚷的内阁会议，讨论有关解放黑奴和国家重建的话题；我们可以读到关于他访问前线时大量令人感动的报道，在那里，他亲切和蔼，推己及人，善解人意，让士兵们和他本人一样精神倍增。我们可以设想，林肯在电报局等待着来自战场的战况简报时，他那双紧握斯坦顿的手因紧张而软弱无力。所有这一切感知和景象汇聚在一起，让我们得以有机会近距离地窥探这位不朽的人物。

我的比较研究方法，参考了林肯诸多传记中的相关资料。苏厄德家族的通信信件大约有近500封，包括苏厄德之女范妮从她15岁直到21岁去世前两周写的一部总共800页的日记。此外，还有蔡斯记录了40年历史事件的多卷本日志，其中有上千封私人信件。他女儿凯特的日记，包括凯特的丈夫威廉·斯普拉格写给她的数十封家书至今依然保存完好，对后世研究颇有启迪。贝茨日记中自1846年起的那段未公开的部分，相对于他1859年起公开的那部分而言，为人们近距离了解林肯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史料。贝茨在国会的几年间写给妻子朱莉娅的信，让人看到了他喜怒不形于色的外表下掩藏的脉脉温情。斯坦顿的那些充满感情的家书，以及他的妹妹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揭示了将这位满腔激情、桀骜不驯的陆军部部长与总统联系在一起的信仰与理想主义。蒙哥马利·布莱尔的妹妹伊丽莎白·布莱尔·李与她的丈夫塞缪尔·菲利普斯·李上尉之间的书信往来，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值得珍藏的战争时期华盛顿市的日常生活画卷。当然，吉迪恩·威尔斯的日记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对林肯政府的运作洞察得非常细微深刻。

运用这种集合和比较的研究方法，还使得一些在那段非常时期影响各类历史事件的形形色色非凡的女性形象变得栩栩如生。这些男人的妻女们对他们的私事和政务的决策方面曾发挥过很大作用。诸如玛丽·林肯等许多女性都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惊人智慧和鸿鹄之志。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弗朗西斯·苏厄德的所作所为，代表了她丈夫的社会良心；美貌的凯特·蔡斯毕其一生，都在为使父亲成为总统而竭尽全力；而富于献身精神的朱莉娅·贝茨则营造了一个幸福之家，这个家使她的丈夫最终远离了各种世俗野心。她们的日记和书信为人们提供了了解美国政府领导人公私两面的另一个窗口。

写这本书花费了我10年时间。在此期间，常常有人问我：关于林肯，是什么东西使我最感惊奇？除了他毋庸置疑的忧郁气质，他在南北战争中最令人绝望的时期，始终能利用自己优秀的秉性、能言善辩的天赋以及他那与生俱来的幽默感，维系着他的同僚和整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当怨恨和争辩威胁着要摧毁他的政府时，他总是能保持不被心胸狭隘的牢骚怪话所激怒，或是屈从于嫉妒心理，或是对鸡毛蒜皮耿耿于怀。林肯身上有一种罕见的品质，这种品质使他有能力与昔日的反对派们结下友谊；有能力通过冷处理修复受伤害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旦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升级为敌对情绪；有能力对部下的失败承担责任，有能力轻而易举地与别人分享信任，有能力吃一堑长一智。他日复一日面对惊人的压力，却从未丧失自信心和对祖国事业的信念。当别人有时向绝望投降的时候，他却以不屈不挠的果敢拯救了联邦，使之免遭竖白旗的命运。

林肯年轻时，一度担心“荣誉场”已被建国的元老们占据，他这一代人除了谦虚守业，已难以有所作为。19世纪50年代，日益严重的蓄奴问题、危险的国家分裂，给林肯和他的同僚们提供了机遇来拯救和改良由华盛顿、杰斐逊以及亚当斯缔造的民主制，并创造了林肯所谓的“一个自由的新生”。如果说那些站在总统一边的人全都是显赫的精英分子，那么亚伯拉罕·林肯——沃尔特·惠特曼的诗作中是坐在自己床边的伤兵形象，则是“美国最好、最公道、最真实的人。一言以蔽之，他是这个世纪所能孕育的最优秀的人”。事实上，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问题在历史学家中争论由来已久，很少有比亚伯拉罕·林肯更强有力的案例，能够证明个人更加有助于其所处时代的进程。他的成就正在于：他似乎是南北战争、维护联邦制以及结束奴隶制不可缺少的因素。

30多年来，我作为一个在职的历史学家，已为林登·约翰逊等我了解的领导人写过书，采访过几十位肯尼迪家族的密友，以及许多认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人。也许和林肯一样，罗斯福也是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对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政治方向不可或缺的领袖。我与亚伯拉罕·林肯的题材打了10年交道，通读过他本人的文字，以及其余数百人写的关于他的文字，追踪过他伟大理想的轨迹，研究过他性格中的那些优缺点，观察过他与童年的极度贫困、自己孩子们的夭折以及席卷整个国家的恐怖进行的抗争。经过这一切之后，我发现：经历了差不多两个世纪以来，亚伯拉罕·林肯始终蕴含着一股激励人心的力量。

第一部 竞争对手

第一章 等待命运

1860年5月18日，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日子。亚伯拉罕·林肯起了个大早，他爬上楼梯，从伊利诺伊州春田市公共广场西侧来到自己那间装潢朴实的律师办公室。此时，位于第四大街有着130套客房的切纳瑞旅馆里，早餐已经就绪，新鲜奶油、面粉、猪油，还有鸡蛋，在北六大街的市食品杂货店一字儿排开，等待着买主。早晨出版的报纸上，刊登着类似史密斯·威克沙姆公司这些企业的广告，例如大量丝绸、印花布、方格花布和亚麻布等春季货品已上柜，还有最新款的袜子和手套供应的消息。

共和党人选择在芝加哥召开大会，一个叫作“棚屋”的新会议厅已临时搭建完毕。首轮投票要到上午10点才开始。尽管林肯天性有耐心，此时却明显地“紧张，坐立不安，且极度亢奋”。一想到自己不太可能被共和党提名竞选最高职位，林肯就难以安下心来继续工作。而即便是在常态下，许多人都会发现，在林肯与他的年轻搭档赫恩登共用的这间凌乱的办公室里，要静下心来聚精会神并非易事。办公室里有两张工作台，在房间中央呈“T”字形摆放，各种卷宗和文书堆积如山。在房间一角堆放着的文件和书信，把一位土里土气的秘书的抽屉和文件架撑得满满的。当林肯需要某页特定文件时，他必须在一叠杂乱无章的纸堆中翻腾好半天，实在找不到，就得在他那老式高礼帽的夹缝里搜寻一番，因为那里是他经常藏零散信件或便条的地方。

林肯惴惴不安地来到街头，穿过马路后面的州议会大厦，以及曾经和朋友们一起玩手球的那片开阔地，登上一小排楼梯，来到当地共和党报纸《伊利诺伊州报》的办公室。编辑室位于二楼，房子中间有一个烧木柴的大火炉，是一个交流新闻和闲聊的聚会场所。

林肯信步来到广场北侧的电报局，想看看是否有新的急件送达。表面上，人们很难看出这将是春田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历史档案很少提及，倘若林肯赢得提名后，他的家乡父老打算举办什么庆祝或欢宴活动。这个月早些时候，在迪凯特召开的州代表大会上，他最终赢得了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的支持，人们普遍认为，这仅仅是对他表示“鼓励”而已。林肯十分清楚，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庆祝他这匹黑马竞选成功，但是在“棚屋”会议厅的议员席上，他的死党们正在为他热心奔忙。

亚当斯大街浸信会教堂的尖塔上，那座市民大钟的指针看上去一定停滞不动了。林肯得知，前一天晚上，他多年的好友詹姆斯·康克林出人意料地从大会现场归来。于是他穿过查特顿珠宝店的楼上，找到康克林的办公室。有人告诉他，他的朋友将在一小时内到达，于是林肯回到住处，心想，等康克林一到就赶过去。

林肯黑发蓬乱，褐色的脸庞皱纹密布，眼窝深陷，看上去比他51岁的年纪要苍老许多。在春田市，他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走路的样子十分奇特，让人感觉他那修长而憔悴的骨架仿佛需要添加润滑油。林肯走路时姿势笨拙、沉重而缓慢，双手悬垂在身体两侧，或是交叉在身后。他的搭档威廉·赫恩登回忆说：林肯的步履毫无弹性。他每次举步向前，都是一下子抬起整只脚，随后将脚用力蹬向地面，而不是先抬起脚尖，然后脚跟着地。另一位曾亲眼见过林肯的人说：“他的两条腿仿佛由膝盖牵引着向下，走路时就像劳累了一天的工人回家的样子。”

即便是林肯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他“长相并不好看”。记者霍勒斯·怀特写道，林肯睡着的时候“满面愁容”，看上去活像“莎士比亚笔下亚登森林里忧郁的杰奎斯转世来到了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怀特发现，当林肯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立刻一扫愁容，脸上出现胜利的微笑，几分钟前我看到的那样沉重的悲伤，现在却可以看作是一种深刻的睿智，实实在在的仁慈，以及真诚的友善。”另一位同时代的观察者说，如果说他的外貌看上去有点古怪，那么让仰慕者着迷的是“他胜利者的风范，他无处不在的极佳幽默感，以及他与生俱来的善良温和”。他出现5分钟之后，你就不会去想他“貌不出众，笨拙不堪”。

差不多有25年，春田市一直是林肯的家28岁。那年，他来到这座年轻的城镇从事法律事务。他的亲密好友约书亚·斯皮德回忆说：“林肯骑着一匹借来的马进城，身上没有任何世俗财产，只有两只鞍袋里放着几件衣服。”这座城市发展得很快，特别是在1839年成为伊利诺伊州首府以后。到了1860年，春田市号称约有居民1万人，尽管它的商业区的设计是为了容纳来到此地越来越多的人口，这里还是多住了好几千人，而当时的立法还在酝酿中。公共广场是州府大楼的所在地，以此为中心，散布着10家旅馆。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画廊和餐厅，7家报馆，3家台球房，数十家零售商店，3个军械库以及2个火车站。

就在春田市一个小山坡上的爱德华兹公馆，林肯曾追求过当年的“镇花”——年轻的玛丽·托德并娶了她。当初玛丽来此地投靠她已过门的姐姐伊丽莎白，也就是尼尼安·爱德华兹的妻子，而尼尼安是伊利诺伊州前任州长的富家子弟。玛丽在肯塔基州莱克星顿的一个显赫的家庭长大，她在一所贵族寄宿学校学习了 4年语言和文学，接着又花了2年时间完成了所谓的研究生学业，所受的教育远远优于大多数同龄女孩。传说林肯与玛丽的初次邂逅是在一次节日舞会上，当时林肯被她活泼的举止、聪慧的面庞、明净的蓝眼睛和笑靥所倾倒。他用报告般的口吻说：“我想用最难看的姿势和你跳舞。”后来，玛丽在当天晚上笑着告诉她的表姐：“他真的这么做了！”林肯所有的孩子都出生在春田，其中一个夭折于此。在1860年的那个春天，玛丽42岁，罗伯特17岁，威廉9岁，托马斯7岁，次子爱德华3岁时夭折。

按照当时人们的说法，他们家是一栋不起眼的“两层楼房，中间是一个宽敞的门厅，两侧是几间起居室”。房子邻街，没有花园，只有寥寥几棵树还值得一看。同时代的一位观察家评价说，这里“陈设简单，却朴实整洁”。在中央门厅立着一只常见的小桌，“桌面是大理石的”，上面井井有条地摆放着花儿、一个镀银的冰水罐，还有家人的照片。顺着墙边，几张椅子和一张沙发一字排开。一位记者发现：“一切都意在表明，这间屋里的男人为了人生财富而艰难拼搏，艰苦的人生经历，教会了他去享受任何属于自己的成功，那成功建筑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不是浮华的空中楼阁。”

在春田市的岁月，林肯逐渐结交了一批忠心耿耿、出类拔萃的铁哥儿们。他们和他一起从事州立法的工作，帮助他竞选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就在此时此刻，他们正在芝加哥的大会上为了他的大业而运筹帷幄。他们向他保证，“定当竭尽全力”，务必使他赢得提名。这些坚定的同道有：第八区巡回法庭的大卫·贾奇·戴维斯，有“一颗大脑袋和一个宽阔的胸怀”，加上300磅的体重；铁路律师、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诺尔曼·贾德；来自布鲁明顿市的一位律师莱昂纳德·斯威特，他认为自己“与林肯的知心程度，超过生命中的任何人”。此外还有斯蒂芬·洛根，他是林肯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结识了3年的法律搭档。

这样的不解之缘，有不少是在“巡回旅行”的共同经历中结下的，每年春、秋两季，林肯和他的律师同伴们都会花上8周时间，一起环游全州，他们在满是灰尘的村庄旅店和客栈同住一屋，有时甚至同睡一床，围着熊熊篝火，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在人烟稀少的伊利诺伊，法律职业收入窘迫，律师们不得不结伴组成巡回判案团在全州四处奔波，经手了数千个小案子以维持生计。同行的马夫亨利·惠特尼回忆说，巡回律师团的到来，给各县政府的所在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村民们聚集在县法院的台阶上，法院会议结束后，所有人都会聚在当地的小客栈里，通宵达旦、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饮酒作乐。

在这样欢乐的气氛中，林肯自始至终是一个核心人物。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滔滔不绝地讲着一串串故事，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发出如此富于感染力的欢笑。他那委婉曲折的故事开始闻名遐迩，成群结队的村民们等候在他到达的每一站，争相聆听这位故事大王的精彩讲述。他每到一处，都能赢得一批痴迷的追随者，以及后来为他政坛竞选摇旗呐喊的忠实友人。历史学家罗伯特·威伯发现，林肯这些年的政治生涯“可以分割为不同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死党，他们因相互信任而团结起来”。没有一个政治圈子比一帮为林肯在芝加哥工作的弟兄们更加精诚团结的了。

1858年，伊利诺伊州的一场戏剧性的参议员竞选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当时林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对抗令人望而生畏的民主党领袖斯蒂芬·道格拉斯。此后，他的候选人呼声暴涨。尽管道格拉斯赢得了小范围胜利，林肯还是设法联合了他所在的州里那些初出茅庐的共和党内不同的成员，将过去的辉格党人、反奴隶制的民主党人、本土主义者、外国人、激进分子和保守分子，异乎寻常地融合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阻止奴隶制的蔓延，共和党人曾经在北方使一个又一个州抱成了团。林肯骄傲地宣称：“我们与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陌生、互不协调，甚至是相互敌视的分子会聚在一起，团结一心并战斗到底。”林肯在政坛地位的攀升，与他加强反奴隶制的力度有着密切联系。公众对奴隶制问题的意见一触即发，以至林肯与道格拉斯的七次辩论成了全国报纸登载的焦点，它为这位来自春田的草根律师提供的，远不止一场成为最有可能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那么简单。

此外，在那样一个年代，要想在政坛上获胜，演讲的技巧至关紧要。当年，竞选演讲“从早到晚”在空中回荡，而林肯那鼓舞人心的演说赢得了听众广泛的敬仰。他们有的直接聆听过他的讲话，有的在报纸上读过他的演说词。当林肯声名鹊起后，请他前去演讲的邀请函纷至沓来。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的前一年，他出现在俄亥俄州、艾奥瓦州、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肯塔基州、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地区成千上万的群众面前。在纽约州制桶工人联盟，他达到了成功的巅峰。1860年2月27日晚，林肯面对1500多名热情高涨的群众，发表了《纽约论坛报》称之为“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快乐和最具说服力的一场政治辩论”。此次演讲意在捍卫共和党的准则，并主张将奴隶制限制在它现存的领域内。“与会者人潮汹涌，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演讲结束时，热烈的气氛达到高潮。过去，从来没人见过像他这样在纽约听众面前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人。”

林肯在东部的成功，让家乡的支持者们受到莫大鼓舞。5月10日，在迪凯特召开的热火朝天的州共和党大会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称他为“伐木的总统候选人”，林肯可能在年轻时劈开的两截栅木也被隆重地扛进大厅。一周之后，颇有影响力的《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对林肯的观点正式表示赞同，说他稳健的政治主张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想法，他应该“毫无障碍、毫不愧疚地”加入竞选。他是一个“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尊重南方利益的”、代表了所有“共和派基本教义”的“正直的人”。

然而，林肯清楚地知道，他是“这一领域的新手”，在伊利诺伊州以外的地区，他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他在全国范围仅有的几次政治经历，是两次竞选参议员失败，曾当选过一届国会议员，而卸任大约是12年前的事了。形成对比的是，其余三位竞争者都是共和党圈内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名鼎鼎的威廉·亨利·苏厄德曾当了10多年的纽约州参议员，在他来到华盛顿之前，他已在本州担任了两届州长；俄亥俄州的萨蒙·波特兰·蔡斯也曾经是参议员兼州长，并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共和党的过程中扮演过核心角色；爱德华·贝茨则是一位广受尊重的资深政治家、密苏里州制宪大会代表、前国会议员，人们当时依然就国家大事广泛征询他的意见。

林肯意识到，苏厄德在竞选一开始就占据了先机，紧随其后的是蔡斯和贝茨。林肯的策略是不得罪任何人。他想让代表们“如果被迫放弃自己的首选时，有一种向我靠拢的态度”。林肯在芝加哥的团队，以及贾奇·戴维斯征募加入竞选投票的所有代表们对这一策略了然于胸。“我们正在努力，使您成为全体代表团成员的第二选择，在那里我们无法让您成为首选。”斯科特县代表内森·纳普刚抵达芝加哥就这样告诉林肯。“要坚决鼓起勇气，”纳普建议说，“不要对任何结果感到吃惊——但是我告诉你，你的机会并不是最差的……振作起来，面对任何结局。”大会的第二天，又传来了戴维斯本人的口信，“很有希望，”但是他告诫林肯，“不要过于兴奋。”

这一告诫是多余的——林肯毕竟是一位务实派，他完全明白自己在与更有名气的对手进行一场艰苦的较量。由于渴望得到关于局势更明确的消息，他返回了库克林的办公室，希望他的老朋友已经回来。这次他没有失望，当库克林娓娓道出整个故事之后，林肯在窗前的一只旧的靠背长椅上躺直了身体，“他的头枕在靠垫上，脚伸出了椅子”。库克林讲述了过去两天在离开“棚屋”会议厅之前的所见所闻——苏厄德碰上了麻烦，他不仅在其他州遇到了反对者，而且在自己家乡纽约州也是如此。库克林预言说，如果苏厄德不能在首轮投票中获得提名，林肯就可能成为提名人。

林肯回答说，“他难以想象这种可能性，万一苏厄德先生在首轮未赢得提名，他的判断是：俄亥俄州的蔡斯先生或者密苏里州的贝茨先生可能获得提名。”库克林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列出了几条理由，说明为什么那两名候选人赢得提名也是困难重重。在以独特的清醒头脑权衡了局势之后，林肯不得不觉察到他的朋友所说的一部分确系实情。虽然如此，由于失望已久，他看不出放任自己胡思乱想有什么好处。“嗯，库克林，”他慢吞吞地说着，从长椅上坐起来，“我相信我会回到我的办公室，继续做我的法务工作。”

※※※

正当林肯为了当选而使尽浑身解数之时，威廉·亨利·苏厄德却表现得成竹在胸。他提前3天离开了华盛顿，前往他在纽约州奥本市的老家——这里属于联邦人口最密集的州的手指湖地区。苏厄德此行是为了和一群家人与友人共同庆祝预料之中的共和党提名胜利。

苏厄德年近六旬，其活力和外貌使他看上去只有实际年龄的一半。通常在早上6点，当第一缕阳光射进他那间有20间房的乡村大宅的卧室窗户时，苏厄德便起床了。早起之后，他有充足的时间穿过他钟爱的花园，在早餐铃声响起之前完成晨练。苏厄德的宅第占地超过5英亩（2万多平方米），被一片修剪过的草坪、精巧的花园以及蜿蜒在榆树、花楸以及各种常绿植物和果树之下的步行小径所环绕。几十年前，苏厄德曾亲自监督种下了这里的每一棵树，如今它们已繁育到数百棵。他曾花费数千小时，给自己开花的灌木丛进行栽种和施肥。苏厄德怀着“一个爱花者的心情”，每天都来巡视这些花花草草。他对园艺热情不减，而林肯在春田市老家对种树植草兴趣索然，两人在这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林肯童年时代在父亲简陋的农场里长期劳作过，他并不觉得种地是一件多么浪漫或者好玩的事儿。

苏厄德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回忆说，当苏厄德“来到餐桌前，他会大声告诉家人，风信子正在开花，蓝知更鸟已飞来，或者早晨出现的任何变化”。早餐过后，他一般会回到书籍成堆的书房，在家门对外部世界开放之前，享用几个小时难得不受打扰的工作时光。他坐的椅子，正是他在奥尔巴尼的州长办公室里曾经用过的那把。这把椅子是为他专门设计的，以便他一旦需要什么，就可以立即拿到手。他开玩笑说，这简直就是他的“全套办公室”。椅子不仅配备了一个可以前后旋转的手写板，而且还有一支蜡烛台，一个秘密抽屉，里面有他的墨水瓶、钢笔、珍爱的鼻烟壶，以及每天抽的半打雪茄的烟灰。“他常常在坐下来写东西的时候点燃一支雪茄，慢悠悠地享用它，而他的笔则在纸上飞快地落下，在抽完一支后再点上一支新的。”

提名日的那天上午，一门加农炮被人从奥本军械库拉进了公园。炮手们各就各位。当地报纸报道说，“火把已点燃，弹药已上膛，所有人都在等待信号，准备让欢乐的消息在这座城市和县城中回荡”，大家期待着的这个消息将引发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公众庆典。人们开始聚集到苏厄德的家门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群越来越密集，将奥本的所有主干道挤了个水泄不通。饮酒狂欢者被拉出家门，加入这一盛大的场面，同时，也是为了迎接这冬天过后的春季怡人的气候，因为这一地区的小镇和城市常常被奥本严寒多雪的冬天阻隔多日。

游客们骑马乘车从周围的村庄、塞尼卡瀑布、西边的滑铁卢镇、东边的斯卡尼阿特勒斯镇、北边的威德斯波特镇赶来。当地的餐馆已储存好了食物，横幅已经写好，旗帜也已准备升起，在一些主要宾馆的地下室里，上百瓶香槟酒准备就绪，就等着开启瓶塞。

奥本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因为这位精力充沛的参议员在该地区几乎人人爱戴，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勇气、不容置疑的正直、令人印象深刻的智慧，更因为他的好人品，以及他亲切和蔼的性格。苏厄德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他真心诚意地关心人民福祉，想了解他们的家庭和生活中最微小的细枝末节，渴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公众人物，他拥有不同寻常的达观，能以幽默的平常心接受各种批评。

即便是民主党报纸《纽约先驱报》也承认说，如果苏厄德获得提名，那么在奥本的上万名居民中，投票反对苏厄德的也许不会超过100人。“他受到所有阶层的爱戴，无论党派偏见。”《纽约先驱报》评论说，“所有的慈善活动都得到过他慷慨而体贴的帮助……作为地主，他善良而仁慈；作为顾问，他坦率而可靠；作为市民，他富于进取心和爱国心；他以真理的斗士自居，不屈不挠，勇猛无畏。”

苏厄德通常在门口迎候他的朋友们，他喜欢带他们走过有着两排树木的花园，来到白色的凉亭。尽管他站起来只有5英尺6英寸高（约1.67米），体格瘦小，以至于年轻的亨利·亚当斯把他比作稻草人，但是让后者大为惊奇的是，他是一位威严的人物，具有一种特别大气的个性，“一种最为耀眼夺目的本性”。与此相反，有的人身材魁梧，却看上去十分渺小。民众被这个生机勃勃且有着大鹰钩鼻、浓眉、大耳的人所吸引，他的头发一度是鲜红色，后来褪变成稻草色。与林肯缓慢而吃力的走路姿势完全不同，苏厄德的步履有着学校男生一般的弹性，当他从花园走进房间，然后返回时，一位记者描述说他走路的样子“气宇不凡，昂首阔步”。

在苏厄德富丽堂皇的大宅里，每间屋子都弥漫着怀古之幽情，陈设着昔日风光的纪念品。走廊里那张喜来登风格的细长书案，曾是1789年第一届制宪大会一位代表的家具。客厅里的壁炉是一位年轻木匠、后来成为摩门教会先知的杨百翰的手艺，休息室里，托马斯·科尔的那张描绘波提基瀑布的大幅油画，是人们赠送给苏厄德的，以纪念他早年致力于延伸纽约州运河水系所做的贡献。墙上的每一英寸都挂着古董和当时最著名的画家绘制的家庭肖像，其中有托马斯·萨利、切斯特·哈丁、亨利·英曼等名家的大作。即便是长在小径边、沿着花园的架子攀援的常春藤，也让人想起昔日的情景，它们种植于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苏格兰老家，由华盛顿·欧文转赠给苏厄德。

在苏厄德仔细研读过去一周来自芝加哥的一叠电文和报章后，他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自信。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报纸都认为“公众期望将正在讨论的荣誉授予来自纽约州卓尔不凡的参议员，与其他任何人相比，他更有资格成为其政党的杰出代表，由于他的领导才能和出色的政府工作，他为发展党的教义贡献巨大”。当地的民主党报纸《奥尔巴尼巨人与守卫者报》不得不承认：“在新闻界中，我们对苏厄德先生的政治原则的批评篇幅最多、最不留情……但是我们一致认可，此人确实天赋过人，具有领袖才华。”

苏厄德对于获得提名胸有成竹，以至于他在大会召开前的一个周末，就开始撰写他向参议院发表的告别演讲的初稿一旦芝加哥大会做出决定，他将辞去目前的职位，向参议院那些在50年代一起奋斗过的同僚们告别，然后回到奥本。他曾说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赞美胜过其他任何地方，他喜爱奥本甚于喜爱奥尔巴尼，在那里，他曾在州参议院工作过4年，并作为辉格党成员，担任过两届州长；他对奥本的眷恋甚于美国参议院，在那里，他担任联邦最主要的州的代表差不多有12年之久；他热爱奥本甚于热爱他漫游过的四大洲中的任何城市。

他声称，奥本是唯一可以让他“以一个个体，而不是以典型和公共人物的身份自由施展才华”的地方，一个唯一让他感到“心满意足地活着，而在生活的间歇性狂热行将结束之后，可以心满意足死去”的地方。19世纪60年代，奥本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区，有6所校舍、13所教堂、7家银行、11家报馆、1家毛纺厂、1家蜡烛厂、1所州立监狱，还有200多家商店。市民们住在奥瓦斯科湖的北滨，距罗切斯特市以东78英里。那里布局平整，两旁以枫树、榆树、白杨和小无花果树装点的街道，让当地居民备感自豪。

苏厄德以纽约州斯卡奈塔第市联合学院毕业生的身份来到奥本。在以最优秀的成绩学完了学位课程，并完成律师业培训之后，苏厄德开始跟随卡尤加县的名士以利亚·米勒法官一起从事法律业务。在米勒法官的乡间别墅里，苏厄德向受过良好教育、聪明伶俐的法官女儿弗朗西斯·米勒求爱并娶了她。弗朗西斯是一位身材高挑苗条、清秀标致的女子，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脖颈优雅美丽。她热情投身于维护女性权益和反奴隶制的理想之中。在坎坷的生活中，她与苏厄德在智力上平分秋色，同时又是一位举止沉着冷静、富于奉献精神的妻子和母亲。自从与弗朗西斯结婚起，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间屋子里，5个孩子也在这里降生。奥古斯塔斯，毕业于西点军校，当时正在军中服役；弗雷德里克，一度供职于新闻界，是父亲的私人秘书；小威尔，当时刚刚投身于商界；范妮，一个中规中矩、遵从妇道的女孩，喜爱诗词，博览群书，每天定期写日记，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作家。他们的二女儿科妮莉亚1837年夭折时，只有4个月大。

苏厄德加盟共和党的过程可谓缓慢，他发现要放弃他热爱的辉格党十分困难。他在国内名声显赫，他一加入共和党队伍，便成为这个新政党的主要发言人。亨利·亚当斯写道，苏厄德“能以其政治才能鼓动一头奶牛，假如它能听懂我们的话”。年轻的共和党领导人卡尔·舒尔茨后来回忆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把苏厄德理想化了，认为他是“反奴隶制政治运动的领袖。从他身上我们听见了混乱的争论中所发出的呐喊，因为他的精神时常走到公众意见的前面，而不是驯服地亦步亦趋”。

在那个年代，直接对话沟通，然后在报纸上重复，是一个政治领袖与公众之间沟通的主要手段。苏厄德“将一次论战的所有议题概括为一个单纯的句子，或一个单词”的才能，会无可挽回地，并且经常是危险地创造出一种政治认同。多年以来，他以干脆利落的只言片语，号召人们制定一个比美国宪法“更高的法律”，这个法律主张给予人类应得的自由，或断言南北间的冲突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正如年轻的舒尔茨评论的那样，这个法律已成为“镌刻在我们旗帜上的文字，我们战士们的口号”。但是那些同样的短语也警醒了共和党内的温和派，特别是在美国西部。给苏厄德打上了激进分子烙印的，与其说是那些话本身，还不如说是他那华丽的辞藻——因为在1860年，他的职位离共和党的核心层已并不遥远。

只要苏厄德在参议院发表演说，走廊里就会被挤得水泄不通。因为听众们聆听他的滔滔雄辩时总是如痴如醉，这不仅因为他活力洋溢的个性，而且相当重要的是他惹人注目的出众打扮。苏厄德把19世纪50年代流行的简约风格的男装扔在一边，偏爱马裤和一种长尾的双排扣大礼服，手帕的一角在后背口袋露出。这种踌躇满志的派头，也算是他演讲风格的一部分。他还会突然停顿，玩赏一下鼻烟壶，然后用他那方与黄马裤相配的特大号黄丝绸手帕擤一下他的大鼻子。这种翩翩风度和名士风范，让他在竞选总统提名时更彰显出舍我其谁的意味。

时光已悄然接近下午，如果有什么能让苏厄德平心静气，并确信自己快要实现那个为之奋斗多年、让他耗费了极大心血的目标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他明白，自己在这次大会上的竞选结果，就掌握在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政界大佬瑟洛·威德手中。相貌英俊、长着一头白发的威德独霸纽约州政坛已将近半个世纪，他是苏厄德最亲密的知己和同盟。威德的传记作者格林·凡·多森写道：“人们也许会爱他，尊敬他，也许会恨他，蔑视他，但是没有一个对国家政府和政治感兴趣的人会忽略他。”多年以来，正是威德尽力确保苏厄德的每一次竞选活动——州参议员、纽约州州长以及国会参议员都能成功，“像母鸡护小鸡”那样始终为苏厄德保驾护航。

他们两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组合。苏厄德更喜欢幻想，更理想主义，更容易激发公众的情绪；威德更实际，更现实主义，更擅长赢得选举，处事周全，滴水不漏。当苏厄德构想设立政党讲坛，能言善辩地讲述各种基本原则时，威德则忙于创建政党组织，支持和庇护同党，赏忠罚逆，制作民意测验清单，把选民带往投票站，将领导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州。人们把这两个人看成如此相近，以至于他们将苏厄德和威德说成是同一个政坛人物：“苏厄德就是威德，威德就是苏厄德。”

瑟洛·威德当然明白，苏厄德将在大会上面临一大堆问题。有许多代表觉得纽约人过于激进，另一些人则轻蔑地把他看作是一个改变立场以扩大自己野心的机会主义分子。更有甚者，在威德控制的立法机构中出现了对腐败的抱怨。此外，苏厄德是近十年来风头最劲的北方政治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许多同僚们的妒忌心。但尽管这样，苏厄德仍然似乎是共和党投票人和政治家们的当然之选。

此外，由于威德认为对手缺乏巩固实力的能量，他相信苏厄德将最终成为胜利者。举足轻重的纽约州代表团证实了威德的估计。5月16日，大会开幕当天，前任辉格党社论主笔、现任共和党人詹姆斯·沃森·韦布肯定地告诉苏厄德：“没有理由疑虑重重，现在只是时间问题。……我告诉你，根据我对局势的整体判断，没有，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动摇我对结果的深信不疑。”翌日，国会议员埃尔德里奇·斯波尔丁发电报给苏厄德说：“您的朋友们坚定地、充满信心地认为，在几轮投票之后，您将获得提名。”18日早上，就在投票行将开始之前，纽约州代表团主席威廉·埃瓦茨发出了一个乐观的信息：“好了，从所有的迹象看，您今天获得提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30年来始终激励着苏厄德和威德的梦想似乎即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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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上午，苏厄德身边聚集了大批亲朋好友和支持者，而俄亥俄州州长萨蒙·蔡斯以其独往独来的特有风格等待着投票结果。根据史料记载，当天没有人访问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州立大街和第六大街拐角处那座宏伟庄严，布满各种塔楼、角楼和烟囱的哥特式官邸。这位52岁、相貌英俊的鳏夫和他的两个女儿住在那里，一位是19岁的凯特，另一位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内蒂。

媒体并没有关于市民们自发聚集街头的报道。当然，如果这位俄亥俄州人民喜爱的儿子赢得提名，当晚人们也做好了举行盛大庆典的准备，而他满怀激情，相信自己有权利期待这样的结果。几支铜管乐队已各就各位，人们已经采购了焰火，买了一辆马车用来将一门巨型加农炮拉到州议会。一旦选举结果揭晓，期待成为现实，轰鸣的礼炮将在那里响彻全城。而在结果公布之前，哥伦布市的市民们显然都在各忙各的，其低调的甚至是俭朴的作风和他们的州长完全一致。

蔡斯身高6英尺有余（约1.83米），宽肩，胸膛厚实，气度威严，卡尔·舒尔茨评价说，蔡斯的“外貌跟你想象中的政治家一模一样”。一位记者发现，“就我们所见到的完人而言，他是最佳范本之一。他有一颗大脑袋，头部轮廓很好看，有着赫拉克勒斯式的魁梧身躯”，“一只眼睛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光彩”。当人们走近林肯时，他的面貌会变得更亲切，更引人注目；然而，你越是近距离地审视蔡斯那张漂亮的脸，就越能注意到他右眼的眼皮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低垂，成为“一个显眼的双面人，仿佛注视着世界的是两个男人，而不是一个”。

蔡斯完全意识到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积极的，他着装十分谨慎。苏厄德或林肯待客时会穿拖鞋，将衬衣下摆露在外面。而蔡斯则完全不同，极少有人看到蔡斯不穿马甲，他从不在公众面前戴眼镜，尽管他近视得厉害，以至于经常在大街上与朋友擦肩而过却毫无觉察。

蔡斯行事风格极为严谨，照章办事，一丝不苟。像往常一样，选举日那天他有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将两个女儿和全体家族成员召集到身边，一起虔诚地吟诵经文，用罢早餐，他与长女凯特会去图书室阅读并讨论晨报的内容，怀着急切的心情，搜寻全国民众对自己的关注，以及对自己获得共和党提名有利的种种迹象。

在担任州长的日子里，他极为守时，每天早晨在同一时间动身，徒步走过三个街区，来到州议会，这是他一天中仅有的体育锻炼。他约会从不迟到，对不合情理的拖沓毫不留情，他认为这会抢劫了等候的人生命中的宝贵时光。在一些没有公务应酬的晚上，他会躲在自己家的图书室里写回信，查阅法令典籍，背诵诗歌，学习外语，或是练习说笑话，然而无论练习得多么辛苦，他从未得体地说过这些笑话。

只有极个别晚上，他才会让自己轻松一下，和凯特玩西洋双陆棋或是国际象棋，不过他总是会回到那张收拾得一丝不乱的折叠书桌旁。在那里，一切都“井然有序”，一支笔、一张纸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他在书桌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在他那从20岁就开始写的自省式日记里记录下他的所思所虑，直到四周街头的每扇窗都已黑暗许久。然后，当蜡烛将要耗尽时，他会转过身来，手捧圣经祈祷，正如新的一天重新开始那样。

过去几十年来，苏厄德与弗朗西斯用打上了生命中不同阶段印记的物件来布置自己在奥本的房产，蔡斯则以精美的地毯、有雕刻的客厅椅子、雅致的镜子以及当时达官显贵经常用来展示自己显赫身份的各种华美织物来填充自己富丽堂皇的大宅。他一生中经常搬家，这套在哥伦布市的住宅是他真正想拥有的第一个家。一切都是为了给人留下美好印象，据说连狗看上去都“经过了精心打扮”。

1860年的时候，哥伦布市是一个繁忙喧闹的首府，当时人口还不足两万，有着生活体面、热情好客的名声。城市的早期定居者大部分来自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近些年来，德国和爱尔兰裔移民开始涌入，随之而来的还有1000名自由的黑人平民，主要集中居住在靠近爱尔兰人定居点的长街（Long Street）区。这是一个持续增长和繁荣的年代，城市中心地带都是广种林荫大树的开阔街区。作家威廉·迪安·豪厄尔斯回忆道：在那里，身着有裙撑的裙子的年轻美貌女子，就像是“行走在大街上的一只只柔软光滑的气球”四处闲逛。主干道和州立大街两旁开发的是一些时尚街区，还有一栋差不多和美国国会大厦一样高大的崭新的州议会大厦，于1857年1月对外开放。它按照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建造，区隔每一处入口的多利安式庭柱巍峨耸立，天花板是一个硕大的穹顶。这座容纳了州长办公室和立法机构议事厅的华丽宏伟的建筑，据称是全美国“最为雄伟的州议会大厦”。

蔡斯与苏厄德性格迥异。苏厄德经常上剧院，喜欢读小说，觉得没有什么比整夜打牌、抽上好的雪茄、喝一瓶波特酒更令人惬意的了。而蔡斯烟酒不沾，并且在他看来，上剧院看戏、读小说都是浪费时间的愚蠢之举，他对所有抽签或掷骰子游戏敬谢不敏，认为这些东西会对大脑产生不健康的刺激。他也不太喜欢像林肯那样，跟朋友讲一些纯属玩笑的稀奇古怪的故事。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所说的那样，蔡斯“讲故事的同时，常常把它猛批一番”。即便是那些很了解他的人，都很少看到他开怀大笑，也许他钟爱的凯特除外。

凯特·蔡斯容貌姣好，志向远大，她将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到父亲身上，因为父亲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痛失过三位妻子，并且全都是在年纪轻轻时就去世了，其中，凯特的母亲在凯特5岁那年去世。蔡斯独自一人培养他的优秀女儿，看护她的成长，以无限热忱养育她。女儿7岁那年，他将她送到纽约州格拉默谢公园的一所收费昂贵的寄宿学校，她在那里度过了十年求学光阴，除了演讲、修养和社交礼仪之外，还学习了拉丁语、法语、历史和古典文学。凯特13岁的时候，蔡斯告诉她：“几年之内，你会走进我们国内的任何一个社交圈，有时我也会把你带入其他一些交际圈，我希望你能成为在其中增光添彩的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更关心你的学业成长，培养你的礼仪，树立你的道德和宗教原则，而不是其他的东西。”

凯特从寄宿学校毕业，回到哥伦布市之后，出落得宛如俄亥俄州的第一夫人。父亲的雄心和梦想，成为支配她生活的主要志趣。她逐渐成为父亲必不可少的人，帮助他应付书信往来，修改他的演讲稿，讨论政治策略，款待他的朋友和同僚。当别的同龄女孩子把主要精力放在舞会和社交晚会的日程上时，她却全力以赴辅佐父亲，为他的政治生涯增光添彩。她的传记作者说：“她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来弥补他生命中的缺陷，让他不至于陷入孤独，再度寻找另一位蔡斯夫人。”在学术会堂进行演讲和政治辩论时，她就坐在他的身旁。她负责他的宴会和招待工作，她成了他的代理夫人。

蔡斯的小女儿珍妮特（内蒂）是个小可爱，性格不事张扬，蔡斯对她十分贴心和疼爱，而他对凯特的爱，则和他对政坛的渴望密不可分。他一度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培养凯特，而她在交谈中表现出的沉静淡定，远比蔡斯的表现更为放松。现在他可以依靠她来协助自己走好前进的每一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稳扎稳打，朝着自己竞选总统的目标迈进。在1855年那场精彩纷呈的选举中，蔡斯大获全胜。作为首位在国内重要的州获胜的共和党州长，总统之梦在蔡斯看来已并不遥远，它成了父女二人入主白宫的强烈热望——这种热望甚至持续到美国内战结束之后。虽然与之相比，苏厄德的野心也毫不逊色，但是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时候，苏厄德的表现远为轻松自如，选举日那天结束时，他放下包袱的能力也比蔡斯更胜一筹。

尽管如此，假如蔡斯表现得比苏厄德多一些自负和自以为是，他就能更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禀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思想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了对黑人事业坚定不移的承诺。尽管那位更加善于应变的苏厄德在任何其他时代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然而在一个道德问题占主流地位且极度引人注目的年代，蔡斯扮演了一个最佳角色。南北战争爆发前的一段时期，关于奴隶制的辩论，使蔡斯有机会依照《圣经》的是非标准，提出反奴隶制的原则。在奴隶制的问题上，蔡斯实际上比苏厄德更加激进，但是因为他没有用一串串让人印象深刻的名言警句来修饰自己的演讲，而且他的立场在全国上下并非声名狼藉，因此，在更多的温和派系中间，他还不具破坏性。

“也许会有比蔡斯更能干的政治家，当然也会有比他更令人舒心的同僚，”他的传记作者阿尔伯特·哈特断言，“但是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为美国的全盘政治理念做出如此之多的奉献。”威廉·纪恩纳普在他关于共和党起源的研究论文中，突出强调了这一论点。对于蔡斯在反奴隶制运动中表现出的领导智慧，以及他的组织能力，纪恩纳普总结道：“就长期而言，蔡斯为共和党的形成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无人能及。”

蔡斯觉得自己功劳很大，理应登上总统宝座，他的这种想法比其他任何人都强烈。蔡斯在写给自己多年老友、废奴主义者加梅利尔·贝利的一封信中声称：“一些人除了投票选我本人作为共和党提名人之外，几乎不投票给其他任何人。除了这些人以外，有一大批人似乎迫切希望我成为1860年的（总统）候选人。我并没有在其中推波助澜。而且至今为止，据我所知，在我的亲朋好友中还没有人那么想。那好像是一种自发的势头。”

关于这位州长一厢情愿的程度，苏厄德的热心支持者卡尔·舒尔茨讲过一段生动的故事。1860年3月，当蔡斯在俄亥俄州发表演讲时，舒尔茨曾应邀拜访蔡斯。他在自传中回忆道，“早上我很早就到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州长本人认为这个时候到达不合时宜，我被人带入早餐室”。凯特走了进来，向他问好，“然后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她的举止有一种小鸟收翅、栖于树枝般的优雅轻盈。顾盼之间，风姿绰约，颇具大家风范，一举一动都那么富于高雅而自然的魅力。无怪乎她被誉为大美人，并且伤了许多人的心”。

在这次谈话中，“凯特小姐显得活泼而聪明”。话题很快就转向了政治。蔡斯以令人惊讶的坦率告诉舒尔茨，他“热切期盼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蔡斯察觉舒尔茨可能是大会代表，于是率直地向他发出了信号。舒尔茨回忆道：“假如当时我用一种鼓励的语调回答他，可能让我显得很开心，因为在我看来，那个人的野心完全合乎逻辑。”但是他感到懊恼，觉得自己不得不做出一个诚实的判断。他预言说，如果代表们愿意提名“一位反奴隶制的宣传员”，他们可能会选苏厄德。

蔡斯很吃惊，“仿佛听到了什么出乎预料的事情”，脸上顿时出现一丝难过的表情。很快他就恢复了平静，开始转换话题，言简意赅地说明为什么人们应当考虑推举他为真正的反蓄奴制力量的领袖，而不是苏厄德。舒尔茨依然没有被说服，但是他非常有礼貌地倾听，觉得自己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位公众人物是如此严肃认真的“总统迷”，到了“坚信不疑地相信他应该成为总统，不仅他需要国家这么做，国家也需要他这么做”的地步。对他来说，蔡斯依然有希望，通过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心，用符咒镇住舒尔茨。第二天，蔡斯将此次拜访的情况告诉他的朋友罗伯特·荷西说，他们在一起的几小时里，舒尔茨对于蔡斯获胜的机会似乎已改变了想法，这样就“值得引见他和我们的核心人物进行接触”。尽管蔡斯尽了最大努力，舒尔茨对苏厄德依然忠心耿耿。

在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星期当中，哥伦布市共和党人的报纸《俄亥俄州报》差不多每天都会摇旗呐喊，支持蔡斯参选。州报宣称，“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比他）更加值得（当选），没有人（比他）更能胜任”，他“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一如既往献身于大众的自由原则”，因而他“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爱戴远远超过了这个州的范围”。

蔡斯确信自己的理想最终必将实现，因此他拒绝从事一些赢得选举的实际事务。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参加竞选。他也没有战胜过在俄亥俄州内部的许多敌手。最终，他在候选人中间只是单枪匹马，无法将本州的支持力量拧成一股绳。蔡斯在他的哥伦布市的官邸里，和凯特住在一起。他喜欢心血来潮突然写下数十封信，提醒他的拥护者们自己才是总统职位的最佳人选。他只听自己爱听的话，对于麻烦的征兆漠然置之。蔡斯相信“如果人民最珍视的愿望能够成功实现”，那么他将赢得提名。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一位支持者告诉他，“您将所向披靡，傲视群雄。”在大会召开前夕，他的心情依旧轻松。“有理由保持信心。”他告诉一位来自克利夫兰的律师詹姆斯·布里格斯——这个理由就是相信他和凯特很快将取代前任，而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和第一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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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贝茨法官在葡萄山等待着大会的消息。这里有他的乡间大宅，距离圣路易斯市有4英里远。他的妻子朱莉娅·科尔特就陪伴在他身边。她37岁，是一位颇具魅力的健壮女性，为丈夫生育了17个孩子，其中8个活到成年。贝茨夫妇的6个儿子、2个女儿以及将近12个孙儿孙女组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亲密大家庭。当这些孩子们结婚并且有了自己的家室之后，他们继续把葡萄山当成自己的老家。

法官井然有序的生活完全按部就班地依照惯例，这些惯例都基于各个季节、土地以及他深爱的家庭。他每天早晨洗冷水澡，每天晚上，晚餐铃声敲响之后才去吃晚饭。4月份的第一周，他“会把棉袜换成羊毛袜，用单排扣的缎子马甲代替双排扣的天鹅绒马甲”。7月和8月，他会察看马铃薯、卷心菜、南瓜、甜菜和甜玉米的生长过程。秋天，他会收割葡萄。元旦这一天，贝茨一家遵照古老的乡村习俗，让女人们一整天待在家里招待客人，而男人则一块儿骑马从一家或者一个农场跑到另外一家，呼朋引伴。

66岁时，贝茨已是圣路易斯市最德高望重的市民了。1814年，当他第一次冒险来到这里时，这座繁荣的城市当时还只是一个做皮毛交易的小村庄，零星散布着一些简陋的小屋和一座摇摇欲坠的教堂。几十年以后，圣路易斯市的人口扩大到16万人，各项基础设施健全齐备，其中有多座教堂，有庞大的私立和公立教育体系、为数众多的医院，还有各类文化设施。一位圣路易斯市的历史学家写道，这座城市不断繁荣发展，“诞生了规模很大、装饰华丽的私人住宅，在住宅中能看到图书室、舞厅、温室、欧洲绘画和雕塑”。

多年以来，贝茨担任过多项令人尊敬的公职——他是首届州制宪大会代表、州立法机构成员、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圣路易斯不动产法庭的法官。然而，他的政坛野心，逐渐被一种对妻子和大家庭的爱所取代。尽管此前在他辞去公职的20年间，有人曾多次请求贝茨重返政坛接受政府要职，但他始终婉言谢绝了这个提议。

贝茨被肖像画家阿尔班·贾斯帕·科南特形容为“走在大街上最离奇有趣的人物”。自从“20岁离开自己在弗吉尼亚的出生地起”，他就一直穿着“老式教友派信徒的服装，在花色裁剪上从来没有什么变化”。他有5英尺7英寸高（约1.70米），下颚强壮有力，眉毛厚重，须发浓密，直到他去世，仍然有着一头黑发，而胡须则完全白了。在贝茨的晚年，林肯注意到他的黑头发与白胡子之间强烈的反差，于是跟他开玩笑说，这是因为贝茨说得比想得多，“用下巴多于用头脑”的缘故。朱莉娅·贝茨的穿着打扮也十分平朴，没有受到硬布衬裙和时下其他奢靡之风的影响，喜欢穿一件紧身裙子，一种叫作“范戴克”的带深色点状图案的三角形披肩，以及一顶配合衣服款式的无边女式小帽。

“我是有福之人！”19世纪50年代，贝茨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有妻儿的护佑，他们自觉自愿竭尽所能让我舒心愉快，甚至在个人便利的小事上，他们也能事先料到我想要什么，仿佛只要我幸福，他们就感到幸福似的。哦，为这样一个家庭去奔波劳作，和他们一起享受上帝如此慷慨赐予的恩惠，我真是乐在其中！”他觉得自己的法律工作不仅有益，而且还能激发心智。他十分乐于担当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一职，并且在他看来，回到自己珍爱的图书室度过漫长的冬夜，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开心的事了。

具有鲜明对比的是，苏厄德精力充沛，永远不知疲倦，总是无法在自己的家里找到足够的宣泄渠道，蔡斯整天因壮志未酬而苦恼，贝茨则尽情享受世俗生活的欢愉，心满意足，自称为“一个非常恋家的居家男人”。1847年，他一度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人物，当时他在芝加哥的河港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的演讲，组织众人抗议波尔克总统对一份提案的否决。这份提案由辉格党发起，内容涉及为改善内陆河道与港口提供联邦拨款，而发展迅猛的西部尤其需要。大会结束后，全国的报纸很快将贝茨说成是政坛领袖期许的对象，但是他拒绝了这个诱饵。这样，当1860年的选举日期临近时，他和自己青年时代和刚步入成年时的想法一样，认为自己过去的从政野心已从身边消逝很多年了。

在这个问题上，贝茨想错了。芝加哥大会召开前的13个月，在密苏里州议会议员弗兰克·布莱尔主持的一次宴会上，由弗兰克之父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爵士充当先锋的一个势力强大的政治团体建议贝茨竞选总统。老布莱尔66岁，数十年来在华盛顿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此人在民主党待了大半辈子，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首届总统任期内，他从肯塔基州来到华盛顿，出版了民主党人机关报——《环球报》。布莱尔很快成为杰克逊最信任的智囊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的“厨房内阁”成员。“布莱尔宫”经常召开会议，它就在白宫对面，是一栋风格庄重的砖瓦结构的官邸，当年布莱尔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子女曾经在这里居住过（至今仍以“布莱尔宫”闻名，这套宅第现在是总统下榻的国宾馆，归政府所有）。那时杰克逊新近丧妻，非常孤单，因此布莱尔一家成了他的临时家庭。布莱尔的三个儿子——詹姆斯、蒙哥马利以及弗兰克，非常了解白宫的运转，而布氏唯一的女儿伊丽莎白，实际在白宫家庭区住了几个月，杰克逊总是对她宠爱有加，视如己出。的确，几十年以后，杰克逊临终之际，他让伊丽莎白到他的田纳西州的家里，将自己妻子的结婚戒指送给她，自从他的妻子去世那天起，他就一直把这枚戒指戴在自己的表链上。

老布莱尔与民主党人决裂是在蓄奴制扩张疆界的墨西哥战争结束之后。尽管他生在南方，长在南方，他本人还是一个奴隶主，但他开始深信蓄奴制不该扩张它现有的疆土。他是第一位号召组建共和党的重要政治人物之一。1855年，在马里兰州银泉镇他的乡村大宅举行的一次圣诞宴会上，老布莱尔谋划了第二年夏天在费城举行的第一届共和党大会。

布莱尔在银泉的大宅正好横跨哥伦比亚特区边界，多年以来，它已成为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天然的聚集地。这处宅第位于绵延数百英亩土地的中央，四周是果园和小溪，甚至还有不少岩洞。从入口处的“大门”那里，一条马车道穿过松树和白杨树的林子，延伸为一条蜿蜒于两排栗子树之间的漫长车道，然后经由一座乡村小桥抵达主楼。几年以后，布莱尔一家的银泉大宅将成为林肯喜爱的休憩地之一。

布莱尔的圈子里包括他的两个行事成熟稳重的儿子——蒙哥马利和弗兰克、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后来成为尤利西斯·格兰特的副总统），还有查尔斯·吉布森，他是贝茨在密苏里州相识最久的老朋友，高个子，身材瘦削，有学者风度，毕业于西点军校，此前曾学过法律，后迁至密苏里州。19世纪50年代，为了和父母住得更近些，吉布森回到了华盛顿，定居于他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祖宅城市公寓。在这个国家的首都，蒙蒂成功开拓了律师业务，并因代理奴隶德雷德·斯科特赎回自由身一案，在国内名声大噪。

蒙蒂的弟弟弗兰克魅力不凡，他是新近当选的国会议员，一位天生的政治家。他相貌英俊，引人注目，有一头淡红褐色的头发，长长的红胡子，高颧骨，一双灰色的眼睛明亮有神。弗兰克正是布莱尔家族蓬勃野心的代表人物。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将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他有朝一日成为总统之上。但是在1860年时弗兰克年仅30多岁，因此在这个时候，布莱尔家族将它强有力的目光放在爱德华·贝茨身上。

通过多方分析，布莱尔家族断定，贝茨是一位资深辉格党人和曾经的蓄奴者，他解放了自己的奴隶，成了一个“自由国土党”人，这样的人将是国内保守派们心目中理想的候选人，这一票既反对北方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也反对南方支持奴隶制的狂热信徒。尽管贝茨从未正式加入过共和党，却十分认同共和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认为蓄奴制必须严格限制在那些已经存在的州内，必须阻止其扩张边界。

老布莱尔相信，作为一个西部人及天生的和事佬，贝茨正是那种有能力将守旧的辉格党人、反蓄奴制的共和党人和自由的本土主义者联合在胜利的旗帜下，共同反对南方民主党奴隶主集团的人。贝茨曾经从政坛引退数十年，使他在50年代喋喋不休的是非争论中保持了洁身自好，这是一个有利因素。他的支持者认为，他独自一人就可以消除各州脱离联邦和内战的威胁，将国家推回和平、进步和繁荣之道。

毫不奇怪，贝茨最初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放进总统候选人的名单里。1859年 7月，他坦率地写道：“我觉得，尽管我的身体完全健康，不那么好逸恶劳、优柔寡断，但是我担心将我的名字与政治挂钩……共和党的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苏厄德先生的提名肯定会受挫，他们渴望由我来取而代之，认为我可以广泛地代表辉格党和美国人……我必须努力拒绝这种诱惑，不让我的思想偏离事业和家庭事务的正常轨道，野心是一种激情，一旦它变得强烈而阴险，就很容易欺骗一个人，使之抛弃自己的幸福和性格上真正的可敬之处。”

然而，当一封封来信和一篇篇报纸社论连篇累牍地鼓吹他参选时，贝茨的心逐渐充满了进军国家最高权力阶层的欲望。他同意参与的此次政府选举，并非他以前蔑视的那样“只是国会里的一个席位，一个次要角色”，而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6个月以后，小布莱尔弗兰克这位自诩能够左右政界选举的人找到了贝茨，事后他满意地说，“狂热的情绪狠狠地咬了老贝茨一口”，并预言贝茨“在这个问题上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大胆”。

到了1860年新年来临时，贝茨的大多数日记满篇都是入主白宫的想法，以前谈花论草的话题一去不复返了。“关于提名我为总统的想法，起初只不过让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现已变得习以为常了，如今我开始非常清楚地思考我的前景。”他在1860年1月9日记录道：“情况对我似乎非常有利，现在所有阶层的反对派将极有可能在我的旗下联合起来，而那将等同于选举……它能够为我提供力量击败对手，以抑制那个腐败而危险的政党（民主党）吗？说实在话，如果我能够将我的国家治理得非常好，我将因为自己没有尸位素餐而备感欣喜。”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的时间更多被政治所占据。虽然他不喜欢正式的宴会，但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贝茨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招待政坛的朋友、教育家以及报纸编辑们身上。尽管他仍会留意一下自己的花园，但他会定期全身心地投身于政治、经济和各类公共事务。他觉得应该阅读关于欧洲最强势君主的史实，以及关于政府管理的理论书籍，以此从思想上准备好总统的领导使命。他将自己定位于共和国总统，从卡莱尔（英国作家）的《腓特烈大帝》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寻求指引。原来只与家人共度的夜晚，如今却用于公众演讲和与支持者之间的书信往来。政治紧紧拴住了他，颠覆了他过去的生活。

贝茨赢得提名的先决条件，是苏厄德未能在大会的首轮投票中获胜，这一点与蔡斯和林肯完全一致。“我有许多强有力的证明相信自己占据了次席，”贝茨在日记里充满信心地写道，“在西北部以及新英格兰的几个州排首位，在纽约、宾州排第二位。”当然，也会有一批反对派，特别是那些更富激情的共和党人，他们主张候选人应从他们中间产生；还有就是德裔美国人中的反对派，他们回忆起，贝茨在4年前曾经支持过米勒德·菲尔莫尔以反移民的美国政党立场竞选总统。然而，当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的支持者们益发乐观起来。

“没有问题，”《纽约论坛报》预言说，“因为在这过去的3个月中，一些代表认为，提名中立派和保守派老前辈，实属更为明智之举，没有人比贝茨更能赢得这些人的选票了。”当各代表团会聚芝加哥时，老布莱尔预言说贝茨将在芝加哥获胜。

尽管贝茨承认他从未正式加入共和党，但他明白许多共和党人，包括“一些最温和以及最有爱国心”的人，都相信对他的提名“将会在不放弃共和党任何原则的同时，使这个党的主张变得更温和”。这样就赢得了“多数人的友谊和支持，特别是在一些准州当中”。他获得成功的机会似乎很大。一切都扭转得那么奇怪，他当然明白自己年轻的时候走了一条不同寻常之路，迅速上升，然后稳定下来，甚至走了好多年的下坡路。但是现在，当他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东山再起的政治家时，他看到了一条直达巅峰的清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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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5月18日上午，贝茨的主要目标只是阻止苏厄德在首轮投票中获胜。蔡斯的想法也是如此，他紧盯着前方的领先者，而苏厄德则担心蔡斯。贝茨确信大会将会关注自己，把他看作唯一真正的温和派代表。然而无论是苏厄德、蔡斯还是贝茨，都没有认真把林肯当成一回事。

林肯对其竞争对手来说并不完全一无所知。1860年之前，他以不同方式与每一位竞争对手打过交道。苏厄德12年前在一次政治会议中曾见过林肯，当晚两人共宿一室，苏厄德鼓励林肯阐明并强调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温和立场。林肯与贝茨也有过短暂接触。1847年，贝茨在河港大会上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时，林肯就坐在听众席上。蔡斯曾经在1858年参加过为林肯和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助选的活动，尽管两人从未谋面。

无论如何，人们都难以相信，亚伯拉罕·林肯，那个5月份的上午紧张地徘徊在春田大街上的人，在全美几乎默默无闻，实在难以与另外三位对手中的任何一位匹敌，仅仅担任过一届国会议员，竞选参议员两度失败，没有任何政府管理经验，但是他将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

威廉·亨利·赫恩登（William Henry Herndon, 1818—189）：美国律师，林肯当律师时的法律合伙人，曾为林肯写过传记。他写的林肯传记颇受欢迎，但不确定。

亚登森林：英国中部一片曾经树木繁茂的广阔地区，位于斯特拉特福西部。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以此地为背景。阿米恩斯·杰奎斯系《皆大欢喜》中的角色，流亡公爵的从臣。

美国有多处地名叫莱克星顿，此处的莱克星顿不是因打响美国独立战争而闻名的莱克星顿，那是在马萨诸塞州。

林肯有外号“The rail-splitter”，意即“伐木者”。

手指湖地区（The Finger Lakes Region），位于纽约州西北部，由多达14条大大小小的狭长湖泊组成，形如手指，故名手指湖。

奥尔巴尼：纽约州的首府。

塞尼卡瀑布（Seneca Falls）：位于手指湖的六座小湖之一——塞尼卡湖附近。

斯卡尼阿特勒斯镇：位于手指湖的六座小湖之一——斯卡尼阿特勒斯湖附近。

喜来登风格：1800年前后英国的一种家具款式。

杨百翰（Brigham Young, 1801—1877）：美国摩门教会首领。为躲避宗教迫害，他率领摩门教徒长途跋涉来到盐湖城并定居下来。杨百翰大学即由他的名字命名。

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1801—1848）：美国著名画家，哈得逊画派代表人物，擅长场面宏大的风景画。

托马斯·萨利（Thomas Sully, 1783—1872）：美国19世纪最佳肖像画家之一，出生于英国，曾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画像。切斯特·哈丁（Chester Harding, 1792—1866）：美国马萨诸塞州画家，擅长肖像画和建筑画。亨利·英曼（Henry Inman, 1801—1846）：美国著名肖像画家，曾为美国第8任总马丁·范布伦画像。

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英国作家，著名历史小说家，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者。

辉格党：19世纪为反对民主党而形成的一个美国的政党，奉行高关税政策，对宪法的阐释也较松散且不严谨。

斯卡奈塔第市：美国纽约州东部的一座城市，位于奥尔巴尼西北部莫霍克河河岸。建立于 1661年，在伊利运河开通及19世纪早期铁路开通后开始繁荣。

赫拉克勒斯（Heracles）：希腊神话中的著名英雄，宙斯之子，神勇无比，力大无穷。在当今西方，已成为大力士的同义词。

威廉·迪安·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美国小说家，批评家，曾任《大西洋》杂志主编。

范戴克（Van Dyck）：18世纪尼德兰著名肖像画家。

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1795—1849）：美国第11任总统，1845—1849年在任。

厨房内阁（kitchen cabinet）一词，源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与他的非官方内阁在白宫厨房中聚会的故事。

银泉镇（Silver Spring）：马里兰州中西部一个无法人地位的社区，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居住郊区。

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 1822—1885）：南北战争时任联邦陆军总司令，美国第18任总统。

蒙哥马利·布莱尔的昵称。

斯科特案：该案与一名叫德雷德·斯科特的奴隶有关，斯科特原为一名奴隶。1834年，主人将他从密苏里州（蓄奴州）带到伊利诺伊州（自由州），后又带到明尼苏达州（准自由州），最后又回到密苏里州。1846年，在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律师的帮助下，斯科特以自由人身份向密苏里州法院起诉，理由是在自由州和准自由州的居留已使他成为一个自由人。密苏里州法院驳回他的申诉。此案后来提交美国最高法院处理。最高法院在1857年3月6日裁决，认为黑奴不具有同美国公民一样要求权利的资格，包括向联邦法院提出控诉的权利在内。对斯科特的裁决激起北方反奴隶制人士的情绪，加强了共和党的力量，终于在1861年爆发为公开的内战。

自由国土党（Free-Soil）：为反对奴隶制在美国领土的扩张并反对蓄奴州加入美利坚合众国而创建于1848年的一个美国政党。

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美国第13任总统，在扎卡里·泰勒死后继任总统。

准州：美国尚未成为州的地区，但由一名指定或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管理。

第二章 渴望崛起

亚伯拉罕·林肯、威廉·亨利·苏厄德、萨蒙·蔡斯和爱德华·贝茨，都是美国动荡岁月中成长的一代人，他们注定要超越其18世纪的父辈。贝茨是四个人中最年长的，他出生的时候，乔治·华盛顿还在当总统，苏厄德和蔡斯出生于杰斐逊总统当政时期，林肯则是在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就职前不久降生于世。他们分别出生在相距千里的弗吉尼亚州、纽约州、新罕布什尔州和肯塔基州，然而，这些地方各种社会和经济大背景形成的过程却颇为相似。尽管他们在职位、才能以及气质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别，但这四个有志争取共和党提名的人都离家去过西部，学习过法律，担任过公职，加入过辉格党，在演讲和能言善辩方面名气很响，也都坚决反对蓄奴制。

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28岁的林肯在春田的青年会馆演讲时说：“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方和平的土地，这个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因为这里幅员辽阔，土壤肥沃，气候怡人。”建国的先辈们创建的政治制度“比以往历史告诉我们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更加鼓励自由，现在轮到他们的子孙去维护和拓展这一伟大的实验了。

美国独立革命后的几年让人们愈加坚信，通往成功的唯一障碍是自律，以及才能的多少。“当阶级的特权和剥夺资格都已被废除，人们砸碎了一度禁锢自己的桎梏时，”法国游客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惊叹道，“进步的理念自然而然地走入每个人的心田，崛起的欲望立刻在他们的内心膨胀起来，所有的人都想抛弃他们原先的社会地位。雄心勃勃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情感。”

弗朗西斯·特罗洛普夫人也有同感。她在访问美国时大为感慨，“每个人的儿子，都可能和其他人的儿子一样，平起平坐，不分贵贱”，这些野心勃勃的后生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出小镇，他们把父辈营造的小天地抛在一旁，开疆辟壤，勇往直前，闯荡新的天地，成为商人、工人、教师和律师，去碰自己的运气。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数百座新的城镇和都市，道路、桥梁和隧道迅速扩张，现代市场经济应运而生。当《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一夜之间将美国的领土资产扩大了一倍时，广阔而崭新的土地和机遇开始向人们招手。

刚刚获得自由的美国人穿越了那座横亘于早期殖民地和蛮荒西部地区之间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美国人民总是一往无前，”作家斯蒂芬·文森特·贝内写道，“从未越过的溪流，从未踏过的征程∕勇气沉睡在山腰之上。”在南方，开拓者们越过海湾诸州，向密西西比河进发，一路上扩大了棉花种植和蓄奴制的地盘。在北方，从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向西进发的热潮，给创造了一个融合大家庭的移民们带来了农场，并播下了许多繁华都市的种子。

贝茨走得最远，从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经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跋涉800英里，抵达新建立的密苏里州的年轻城市圣路易斯。蔡斯一路艰辛，从新罕布什尔来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那是一座刚从繁茂的原始森林中开垦出的新城。苏厄德则从纽约州东部的家出发，来到该州西部的新兴城市奥本。林肯从肯塔基州到印第安纳州，然后来到伊利诺伊州。在那里，他学习法律之前，曾经做过船工、商人、土地测量员和邮政所所长。

“每个美国人都沉迷于发家致富的渴望。”托克维尔写道。而这四个男人，以及数千名有志之士，并没有到西部霓虹的边缘去搜寻虚无缥缈的黄金，而是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中，去寻求一个让他们的理想和成就得以名垂青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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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位竞争者当中，威廉·亨利·苏厄德的童年时代可谓备受恩宠。他天生乐观热情，在我们看来，这使他不必饱尝内心的躁动不安，而苏厄德总是力争上游，在学校里争取各种荣誉，无论和同学打牌，畅饮美酒佳酿，还是纵情于山水时，他都一贯如此。

人们习惯叫他亨利·苏厄德，他生于1801年5月16日，家里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在纽约州橘子县的丘陵地和大约离西点军校25英里的佛罗里达乡村长大。他的父亲塞缪尔·苏厄德在担任内科医生、地方长官、法官、商人、地产投机商以及纽约州议员期间，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他的母亲玛丽·詹宁斯·苏厄德，热情善良，脾气好，在这一地区声誉颇佳。

亨利富于爱心，待人友善，有一头红头发和一双聪明的蓝眼睛，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兄弟几个中间十分出众，他后来写道：“当时，所有的家人都认为我天资太高，秉性罕有，再多一个儿子恐怕都无望与我比肩。”正如他说的那样，他“注定得到命运的垂青”。他在9岁的时候，就到歌珊村的一所预科学校念书，随后，当家乡新建了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后，他又回到老家上学。他回忆说，他开始念书时“早上5点开始，晚上9点结束”。当时校长推行的校规十分严格，当年轻的亨利翻译凯撒的文章结结巴巴，或者无法解读维吉尔的诗句时，他就会被罚坐到地板上，“一手捧着书籍，另一只手捧着词典”。尽管有时“超出了（他）能承受的范围”，他还是坚持着，因为他知道父亲永远不能接受失败。

独自和书本打了几个小时交道之后，亨利很喜欢冬夜里迎来送往的热闹场景。他回忆道：“当邻居的来访带来了苹果、坚果和苹果酒时，我就索性把学习暂时抛在一边，倾听他们交谈，话题一般来说总是关于政治或者宗教。”这些聚会中获得的快乐，在苏厄德心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和强烈的社交愿望。多年以后，当他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时，他的夜晚始终高朋满座，满桌美酒佳肴，一屋谈笑风生。

与这里其他的富裕家庭一样，苏厄德家也有奴隶。当亨利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会花上很多时间待在奴隶们的住处，包括厨房和厨房上面的阁楼。待在暖洋洋的壁炉边，火鸡的香味以及炉子上嘶嘶作响的烤鸡肉让他感觉非常惬意，他特别喜欢那些“唠唠叨叨”和“慈眉善目”的阁楼居民们陪伴在自己身边。这些奴隶们在他父母的客厅里“毕恭毕敬”，而在大宅另一头，他们营造了一个轻松宜人的小环境。然而，当亨利年长了一些之后，他发现要接纳这些奴隶朋友的低下地位十分困难，他们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大相径庭。

他的父亲在村里是个例外，允许他的奴隶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在当地的校舍上学。尽管如此，亨利还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别的黑人孩子到那里去”。让他更为烦心的是，他发现自己的一个小伙伴，一个和他一般年纪属于另一个家庭的小奴隶会定期遭到鞭打。在受到一次暴打之后，这个男孩逃跑了。苏厄德回忆道，“他被抓了回来”，被迫“在脖子上戴上一件铁轭，让他受到蔑视和嘲弄”，直到他终于“想法打破项圈，永远逃离了这里”。苏厄德早年这一令人不安的经历和对奴隶境况的亲身了解，促使他决心从事反奴隶制的斗争。

青年时代的苏厄德对蓄奴制的憎恶与日俱增，而有同样想法的并非只有他一人。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内，北方11个州的议会通过了废奴法令。一些州绝对禁止在本州领土内畜养奴隶，另一些州则规定了逐步解放奴隶的体制，颁布法令说所有在某个特定日期后出生的奴隶，在他们成年后，将被认定有自由身份。苏厄德认识的那个小奴隶就属于这个转折期的一代人。到了1827年，奴隶制已在纽约州完全根除，而北方各州的议会正在消灭这种制度，然而，对于种植棉花的南方而言，蓄奴制对于其经济生活却变得愈加重要。

15岁那年，苏厄德被纽约州北部信誉卓著的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录取。他头一回见到带着自己沿着哈德逊河行驶的蒸汽轮船，眼前的情景让他终生难忘。发明仅有十年的蒸汽轮船，在他看来是“一座华丽的宫殿……一个力量的奇观”。当时的奥尔巴尼是一个有1.2万人口的农庄，而初次一见就令他震惊——“如此巨大，如此辉煌，如此壮丽”。苏厄德一生对新科技和新发明始终保留着敬畏之心，而这种心理则促使他利用发展工业来加速国家建设。

在联合学院，苏厄德开放而和蔼的天性让他结交了几十个朋友。他后来承认说，在刚进入联合学院时，“我私下里非常渴望成为……致告别词的学生代表。”当他意识到荣誉的竞争对手似乎与学校的社交生活隔绝时，他有点搞不明白这种奖励是否真的那么有价值。然而，当联合学院的院长宣布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决定在联合学院建立第四分会”，会员在大学三年级期末将被授予头等奖学金时，他的雄心再度活跃起来。当时，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只有三个活跃的分会，分别设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苏厄德意识到，赢得入会资格，将使他能够与“所有知名的哲学家、学者和全国的政治家们”陪伴左右。

他和室友约法三章，两个人“凌晨3点起床，做饭，摆好餐食，洗好自己的碟子，将所有能够从祈祷和诵经，以及餐桌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认真学习，在学习中毫无保留、坚持不懈地相互帮助”。几年以后，他快乐的自信心完好如初。苏厄德写道：“我是否可以说，我们已加入了一个了不起的组织而未遭遇致命的反对票？”

苏厄德意气风发地开始了他四年级的学习生涯。他受同学们欢迎的程度丝毫不减，并为成为致告别词的毕业生代表而积极准备着。但是，骄傲的个性暂时阻挡了他前进的步伐。由于父亲给自己提供的津贴捉襟见肘，他陷入了斯卡奈塔第市多桩债务之中，其中大多数是欠裁缝的账，数额并不大，但是他父亲拒绝付款，这对苏厄德刺激颇深，他仓促做出决定，永远离开学院，这样一来，他就必须自食其力。事后他曾写道：“我不能忍受失信于人，这令人蒙羞。”他没有通知父母，就和一个同学去了佐治亚州，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份很好的教师工作。当父亲发现亨利的行踪后，他“恳求（他）回家”，一方面保证说要给苏厄德更多的资助，另一方面威胁他将对学校董事“动用最严厉的法律措施……如果他们要继续收留这位债务拖欠者的话”。

如果说父亲的威胁坚定了苏厄德留下来的决心，那么母亲的一封“心痛欲碎”的来信，则让苏厄德回到纽约。第二年秋天，在夏季打工还清了所有债务之后，他恢复了在联合学院的学业。“事情如我所愿，一帆风顺。”1820年1月，他在给自己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在我本人看来，至今为止，我不比任何人差。”他再度走上了竞选优秀毕业生的道路，而他当选的可能性看来很大。他告诉朋友，如果不能获得这份荣誉，“他的灵魂将不屑于坐在下面，聆听那些他自认为不值得一看的人的演说”。他的目标实现了，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无可争辩地被师生们推选为联合学院1820年6月毕业典礼的演讲人。

苏厄德从获得荣誉的联合学院起步，平稳顺利地进入了法律界。在执业律师指导下“学习法律”，是那个年代成为律师的主要途径。毕业典礼一结束，他就直接来到歌珊市一位著名律师的事务所，随后又被约翰·安东在纽约市的律师事务所“招收为实习律师”，约翰·安东撰写的法律实践著作当时广为人知。苏厄德不仅有两位声名显赫的导师，而且还得以进入“纽约法庭”，这是一个志向远大的法律学生社团，在公众面前举行模拟审讯和起诉，以磨炼职业技能。

对于苏厄德来说，赢得最高荣誉已成家常便饭，然而起初，他懊恼于自己的法庭陈述无法获得最响亮的掌声。他想成为作家的信心也不那么充足，直到后来，有一位演讲“总能打动听众”的法律实习生坚持认为，问题并不是亨利的稿子写得不够好，事实上他的文采远胜过自己，而是因为亨利天生有炎症的喉咙使他嗓音沙哑，“无法顺畅地发出抑扬顿挫的语调”。为了证明这一点，苏厄德的朋友建议互换文稿，由苏厄德来念朋友的讲稿，而朋友来念苏厄德的讲稿。苏厄德回忆说，他“尽自己最大努力”念了他朋友写的稿子，“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接着由他来念我写的讲稿，我觉得，那一瞬间在华盛顿大厅响起的雷鸣般的掌声，就连在百老汇都能听到”。

在纽约期间，苏厄德和一位书生气十足的年轻人大卫·伯丹结下了亲密的友情。此人是苏厄德在联合学院的学弟，苏厄德相信他拥有“超常的天分”。伯丹博览群书，其涉猎之广，胜过苏厄德认识的任何一个人，是古典学术领域一位非常出众的学者。“在历史、修辞、诗歌、小说和歌曲等领域，”苏厄德惊叹道，“他一切都能信手拈来，为己所用。”伯丹和苏厄德在同一间法律事务所钻研法律，但是不久苏厄德发现伯丹的才能在于写作，而非法律。

两个年轻人一同上戏院看戏，阅读诗歌，探讨书籍，追求女人。苏厄德相信伯丹会成为一位名作家，对他的才华和奉献精神始终深怀敬意。当时伯丹还只有20多岁，在欧洲逗留期间“突然患上肺出血”，所有锦绣前程和远大理想都在瞬间崩塌。而他依然继续在欧洲旅行，但是当他的肺结核恶化时，他订票回家，“期望死在自己的故土”。轮船尚未抵达纽约，疾病便夺去了他的生命，遗体被海葬。苏厄德悲痛欲绝，后来告诉他的妻子说他对伯丹的爱，“在这个世上”今后“这样的爱无法再现”。

历史学家E.安东尼·洛通多指出：苏厄德与伯丹，或者像我们即将看到的，林肯与约书亚·斯皮德、蔡斯与埃德温·斯坦顿这种男性间如此亲密的依恋之情，是19世纪美国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殖民地时代，由大部分男性主导的以家庭为重点、以社区为中心的生活，在新世纪的黎明来临前夕，转化为一种以个人和职业为导向的生存状态。像苏厄德和伯丹这一代年轻人纷纷离开了他们居住的小圈子里熟悉的环境，走出家门，来到发展迅速的无名城市，或是遥远的地方去闯荡一番事业，他们常常感到寂寞难耐。当父母和兄弟姊妹不在身边时，他们便转而寻求相互帮助，彼此毫无保留地倾诉思想和情感，以至于这种亲密的友谊不断演化，宛如一段段激情澎湃的浪漫史。

通过律师执照考试之后，苏厄德开始向西部发展，希望找到一家理想的律师事务所，并以此为起点，开创他辉煌的职业生涯。他在奥本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时，以利亚·米勒法官在他生意兴隆的事务所里为他提供了一个初级合伙人的职位。苏厄德很快挑起了大梁，负责事务所经手的大部分法律工作，并赢得了高级合伙人的信任和尊重。52岁的法官是一位鳏夫，和女儿拉泽特和弗朗西斯一起居住在奥本最气派的大宅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很顺理成章：不到两年，苏厄德向米勒20岁的女儿、美丽而敏感的弗朗西斯求婚并成功地抱得美人归。作为答应这桩婚事的一个条件，法官坚持要让小夫妻俩住到自己的大家庭里来，大家庭里还包括法官的母亲和未出嫁的妹妹。

就这样，在23岁那年，苏厄德在一处优雅的乡村大宅院里，成了当地乡绅的东床娇客，他和弗朗西斯将在这里共度余生。有了令人羡慕的婚姻，选择了前程似锦的职业，苏厄德可以满怀自信地阔步向前。关于他漫漫人生旅程的结局，苏厄德乐观地展望未来，相信自己和同胞们将沿着一条不断增长的知识、成就、繁荣和道德发展的道路稳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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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始终乐观豁达的苏厄德相比，萨蒙·波特兰·蔡斯情绪常常波动，绝不满足于自己成就的一番事业。对于生命中某个阶段的缺憾，他总是耿耿于怀。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转折点，他都会写下自己的遗憾，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

1808年，蔡斯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考尼什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带，在家中十一个儿女中排行第八。他的祖先居住在附近的乡村达三代之久，成了当地的名流。蔡斯还记得“邻人曾提起”他家结实的老宅时说，“在那栋黄房子里出生的聪明脑袋比新英格兰其他任何房子里的聪明脑袋都要多”。他父亲的三个兄弟都进了达特茅斯学院，一个成了著名律师，另一个成了联邦参议员，老三成了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主教。

萨蒙的父亲——伊塔马尔·蔡斯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农夫，一位性格沉静的法官，也是他的选区在新罕布什尔议会的一个代表，蔡斯回忆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父亲，也是对自己的年轻妻子珍妮特·罗尔斯顿富于爱心的丈夫。他在打理自己的大家庭时，“嘴里从不迸出愤怒的词语或是暴戾激烈的言辞”。蔡斯始终记得，有一天他正在和朋友们一起玩“九柱戏”，他父亲打断了他们，说他需要儿子帮他干些田里的活。男孩儿犹豫着。“你不来帮帮你的爸爸吗？”他所有想说的话就这么多，“只是看了我一眼……我满肚子的不情愿顿时烟消云散，乖乖地跟着他走了。他用平和的话语和仁慈的眼光来树立他的权威。”

像苏厄德那样，年轻的萨蒙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聪慧和早熟。他父亲让他独自走出家门，接受“比其他兄弟所能得到的”更好的教育。这孩子就在望子成龙的氛围中茁壮成长起来，“我那时……雄心勃勃，想成为我班级里的班长。”他回忆说。他的姐姐阿比盖尔是考尼什的一位学校老师。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姐姐让他刻苦学习拉丁语法，如果学不好这些功课，她就让他回到后花园，单独待在那儿，直到能顺利地读完指定的段落为止。在主日学校里，他十分卖力地背诵《圣经》里的章节，其数量之多，同班同学无人能及，“曾经一口气一字不漏地背诵几乎整章福音书”。蔡斯渴望崭露头角，会在大人面前吹嘘自己喜欢研究多卷本古代史，并且精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它们的“内容十分有趣”。

蔡斯在写作方面被视为“相当出众的神童”，但他在众人面前朗诵诗文时却有点不自在。相比之下，林肯和自己儿时的朋友和同学玩乐时，最喜欢和他们一起背诵故事、布道经文或是书本中的段落，而忸怩害羞的蔡斯害怕在同学面前说话，“低着头，双手来回晃动”，“很少有我该做什么或怎样去做的想法”，他看上去跟自己感觉的一样尴尬。

蔡斯很小的时候，他那强烈而根深蒂固的正直个性就初露端倪，这一方面激励了他反蓄奴制的斗志，另一方面使他在同辈中树敌颇多。这个小男孩是在一个虔诚的家庭里受过施洗的圣公会教徒，在安息日休息是个雷打不动的规矩，而他仅仅因为“骑在干燥的松枝上，和几个小男孩一起滑下山坡”，在一个礼拜天受到责骂后，就会懂得自己要“永不再这般越轨”。当母亲禁止他和那些说话粗俗的孩子在一起时，他也不去争辩，而他自己对任何人的骂骂咧咧都会感到厌恶。另一个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使他对于放浪形骸深恶痛绝。他曾偶然在大街上发现一具醉汉的尸体，头埋在一汪池水中，“并未没过耳朵”，但是以他酩酊大醉的程度，这点水足以将他淹死。礼拜天，本教区牧师以“酗酒的罪恶”为题进行了布道。但是，就蔡斯看来，“这次能言善辩的布道，让人仿佛看到醉汉可怕的景象——他无助地死去，哪怕是身体残存着最弱的一丝感觉和力气也足以令他免于一死”。

蔡斯7岁的时候，他父亲做了一笔风险很大的生意。1812年的战争使欧洲的玻璃进口处于停顿状态，这使得玻璃的供应非常紧张，伊塔马尔·蔡斯嗅到了商机，将他在考尼什的财产全部变现，在基涅的村庄投资了一家玻璃厂。他妻子在那里继承了一些财产，包括一家有14个房间的客栈。蔡斯全家搬迁到客栈中的一个单元，并将其余部分对外开放。如果是年轻的林肯这样一个充满好奇、话说个没完的孩子，可能会喜欢客栈里那种宴饮娱乐的气氛，而沉默寡言的萨蒙却觉得从考尼什的乡间大宅搬到这里有点让人不安。对于他的父亲来说，事实证明这次搬家是一场灾难，随着战争的结束，国外货物的关税降低了，进口玻璃开始充斥市场，玻璃厂倒闭了，他们陷入了破产的泥潭。

蔡斯一家元气大伤。生意上的失败让他们在亲朋好友的圈子里抬不起头来，最终全家居无定所。伊塔马尔·蔡斯53岁那年突患中风去世，小蔡斯时年9岁。“他挣扎了几天，”蔡斯回忆道，“他无法对我们说话，而我们沉默地站在一旁抽泣。过了一会儿，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没有了父亲……光明从我们家里消逝。”

由于债台高筑，囊中羞涩，珍妮特·蔡斯被迫独自挑起住房、教育以及供养一大堆孩子的重担。只有搬进廉价的出租房，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到“几乎痛苦万分”的地步，她才能让天资最好、最有前途的孩子萨蒙在当地的专科学校里继续学习，实现她对他“永远值得缅怀的已故父亲”的诺言。当家里开始入不敷出时，她被迫将孩子们送到几位亲戚家中。萨蒙被送到他父亲的弟弟、新教圣公会主教菲兰德·蔡斯的监护之下。菲兰德·蔡斯在新成立的俄亥俄州的沃辛顿主管一所男生学校。除了教育者的工作之外，菲兰德还负责一块相当大的教区，以及一处可以为学生们提供食物和乳制品的农场。年轻的蔡斯需要照看产奶期的奶牛，把它们赶到牧场放牧，生火，搬运木头。作为回报，他可以得到房间和膳食，并获得古典式的教育和宗教教育。

1819年，蔡斯12岁，开始了西行的旅程。他首先乘马车穿越佛蒙特州和纽约州，随后搭乘蒸汽船穿过伊利湖来到克利夫兰，这是一座傍湖而建的小型定居点，只有几百位居民。萨蒙在那里迷了路，直到一群前往沃辛顿的旅行者路过此地才帮了他。这孩子在一群陌生人的陪伴下，时而徒步，时而骑马，穿过一处100多英里长的原始森林，这才抵达了他叔父的家。

主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才华横溢，雄心勃勃，工作勤奋。蔡斯发现，他的信仰“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如果有什么是他觉得必须去做的，而且，如果他倾注全部精力完成了的话，他会安安心心、高高兴兴地将这件事归结于神的旨意”。（对宗教的）笃信赋予他一种永不屈服的热忱。蔡斯回忆说，他“通常极为严厉肃穆”，并且“在我们男孩子中间，事实上，他时而表现得几乎相当专横”。日常祈祷和学习过程中最不起眼的差错，都会受到可怕的肉体鞭笞和训诫。

“总体而言，我对沃辛顿的回忆并不舒心，”蔡斯在谈到那段与专横跋扈的叔父共处的日子时说，“有几次开心的漫游，几件愉快的事情，一些愉快的交流，但是令人不快的记忆占多数。我时常数着日子，巴望着能回家，或者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养活自己。”有一件事让蔡斯久久难以忘怀。有一次因为违反了日常规定必须受罚，他被勒令在拂晓以前扛回一大捆柴火。他完成了任务，但是对一个小伙计发牢骚说他的叔父是“一个可恶的老暴君”。主教听到这话之后，不许任何人和小蔡斯说话，并且禁止他说话，直至他认错和道歉为止。几天后，蔡斯终于屈服了，收回了那句话。“即使是现在，”蔡斯说，几十年后再提到这事时，“我希望我没有这样做（收回那句话）。”

当主教被推选为辛辛那提学院院长时，蔡斯陪同他的叔父来到辛辛那提。他当时13岁，被录取为这个学院的一年级新生。学习的课程并不难，给男孩子们留下许多时间，尽情“调皮捣蛋，嬉闹玩耍”。但萨蒙·蔡斯却并不在他们中间。“我很少或者根本不参加这些活动，”他回忆说，“我要在家做家务，而当我有空了，我便把时间用来读书。”即便是与蔡斯意气相投的蔡斯传记作者罗伯特·沃登也认为，如果他能“少学一点儿，多玩一点儿”，他的“生活就会更快活些”。他的早年生活，使他逐渐养成严谨的克己忘我的习惯，终其一生，这些习惯让蔡斯无法真正和朋友打成一片。

蔡斯15岁时，他的叔父远赴英国，去为新的高等神学院集资。这所神学院就是后来的凯尼恩学院。最后，蔡斯获准回到他母亲在新罕布什尔州基涅市的家，在那里，他一面计划从教，一面为考入达特茅斯学院做准备。然而，他的第一份工作只持续了一个星期。他更喜欢采用叔父的那种严厉的风格，而不是父亲的和风细雨，他以体罚来约束学生。愤怒的家长开始投诉，他被解职了。

当蔡斯向达特茅斯学院递交入学申请时，他发现自己在俄亥俄州的学业尽管充满了寒窗苦读之痛，却为自己以三年级学生的身份入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达特茅斯，他第一次显得逍遥自在。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里的明星，他开始喜欢大学生活中的同窗友情，并与查尔斯·克利夫兰和汉密尔顿·史密斯两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前者是一位聪明的同学，后来成了一位杰出的教授，后者则成了一名富商。

然而，他完成学业后不久，就因为浪费机会而自责：“我特别后悔自己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读小说和其他浅薄的作品。”他这样告诉一位年轻的学生：“这些东西可以为想象力略添光彩，但最终，就像喝了令人迷醉的东西一样，它们消解了思想和行动的力量，丧失了活力。”青少年时代的蔡斯有着引人注目的天赋，他当时还谈过：“在我看来，我的生命已经被浪费了。”当苏厄德快活而贪婪地读着狄更斯和斯科特的作品时，蔡斯却发现，在自己那斯巴达式的读书生涯里，已经没有小说的一席之地了。小说《庞培的末日》的作者爱德华·布尔沃-利顿完成了新作之后，蔡斯勉强承认说，“作者毫无疑问是个天才人物——但是他将上帝赋予的最高贵的才能滥用于最低劣的目的”。

毕业几年之后，19岁的蔡斯来到了华盛顿特区，并最终在那里成功地创建了一所男生学校，这所学校吸引了约翰·昆西·亚当斯政府内阁成员的儿子们，以及参议员亨利·克莱的儿子。然而，他又一次未能从这个工作中获得乐趣，而是觉得自己的才华没有受到赏识。蔡斯告诉汉密尔顿，在华盛顿，有几类特别的社会阶层：第一类是他有志追求的，包括政府高官；第二类则是他这个圈子，包括教师和医生；第三类包括机械师和工匠。当然，还有一类更低的阶层，由奴隶和劳工组成。他认为教学的问题，在于任何“能走出字母迷宫的醉醺醺、命运悲惨的无赖”都以教师自诩，将“教师的职业降格为一种绝对的耻辱”。蔡斯觉得自己在华盛顿光彩夺目的生活中只是一个小人物，对此他痛苦万分。蔡斯坦言道：“我始终在想，是天意让我成为一种工具，来表现超过所有人遇到的堕落命运啊！”

尽管这种出人头地的渴望在蔡斯的早年曾经被父母逐步灌输过，但是和菲兰德·蔡斯在一起的日子，让他在痛苦中强化了这种意识，这种让人无法入眠的野心在19世纪20年代充满着变化的美国社会里被点燃了。来自欧洲的游客、历史学家乔依斯·阿普尔比写道：“看到了一个社会的新鲜事物，这些新鲜事物几乎完全由各种野心勃勃的梦想所引导，美国独立革命之后，这些梦想在成千上万贫穷的年轻人不断升温的想象力中得到释放。”

蔡斯对自己的才华颇为自许，他千方百计地搜寻符合这种高期望值的职业。1825年，他写信给他的一个哥哥，请他为自己不同的职业前途出谋划策。或许是从他认识的总检察长威廉·沃特那里受到启发，他盘算着要学习法律。沃特的两个孩子是蔡斯的学生，而他本人则是华盛顿数一数二的精英分子，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同时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曾在詹姆斯·门罗总统手下担任美国总检察长，并被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留任。他为爱国人士帕特里克·亨利律师撰写的传记颇受欢迎，这让他在美国的文学史上赢得了一点小小的名声。

沃特是个热心慷慨之人，他欢迎他儿子的青年教师进入自己的家庭圈子，他邀请孤独的蔡斯参加小范围的宴会、私人舞会以及有华盛顿精英人物出席的盛大招待会。沃特家里充满了音乐和欢快活泼的交谈。蔡斯发现，为了能在学生面前保持率先垂范，他必须发愤读书，时常压力重重，而这里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30多年以后，在美国内战期间，蔡斯仍然能够回想起自己与沃特一家共度“许多快乐时光”那些栩栩如生的细节。“在女人中间，（伊丽莎白）沃特夫人罕有匹敌。”他回忆道。在他记忆中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天傍晚，在花园里，伊丽莎白·沃特站在他身边，“在一丛攀援覆盖了屋子的整个花园门廊的野蔷薇之下，遥指……群星。”

尽管沃特一家提携后进，特别希望成为这位颇有天赋的有志青年的良师益友，但他们还是微妙地承认——大约蔡斯也察觉到了——那道将他们家与蔡斯阻隔开的社会鸿沟。沃特家有四个美丽的女儿，蔡斯这位年轻的教师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位将友谊关系更进一步的想法，都不会受到赞同。沃特家的客厅里，四处都有让人艳羡的事业成功人士和社会显要，无怪乎法律职业如此诱人心动了。蔡斯的哥哥亚历山大告诫他说，在任何职业里面，学法律的预备过程最为艰辛。要想成功，必须通读从“几百年前”起，“数以千卷”的典籍，包括科学、艺术类著作，以及古代史和当代史。“总之，你必须成为一位博古通今的学者。”尽管这种说法并没有精确地描述当时大多数入行学习法律的学生的实际情况，蔡斯还是将它特别牢记在心，跟自己约法三章，拂晓前就起床，着手完成这一意义非凡的学习任务。他的内心交织着不安与渴望，这种心情始终激励着他奋斗。“白昼与黑夜必须见证我的勤勉学习。”蔡斯在日记里信誓旦旦地说，“知识终究是可以获得的，它是金字招牌……未来胜利的前景必将属于我。”

沃特允许萨蒙在他的办公室里阅读法律书籍，并且对他鼓励有加。“你将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确信无疑地告诉蔡斯，“我可以肯定这一点——你拥有悟性、天资和热情等一切通向成功道路的基本因素。”小伙子受宠若惊地给沃特回信说：“上帝（赐予）我力量，我将以您为楷模。”蔡斯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走廊里刻苦地做笔记，加入华盛顿的黑石辩论俱乐部，锻炼演讲技巧，一面继续履行自己作为全职教师的职责，一面孜孜不倦地读书。他将这些活动作为自己设计的预备功课的一个组成部分。当聆听了伟大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在联邦最高法院前的演讲之后，蔡斯言之凿凿地说，“他的声音深沉而洪亮，而他的情感高贵而庄严”，如果“某种程度的勤奋努力能让我达到他的境界，那么我甘愿日夜辛劳”。

无论是遇到的良机，抑或他那令人印象颇深的自律行为，都没有让蔡斯获得多少成就感。更多的情况下，他会因未能充分如愿以偿而自责，而不是在品尝进步的快乐。“我感到受人轻视，颇觉羞辱。”1829年接近岁末之时，蔡斯在日记里写道，“我深信，造物主赋予我的智慧几乎被浪费殆尽，我现在快要22岁了，迄今为止还站在知识的起点上……晚上很少比白天更有进步……对于是否能在这个世上有所建树，我已几乎绝望。”或许是他确信父亲的破产导致过早辞世，并使家庭分崩离析，这种信念贯穿了蔡斯的一生，使他对失败的恐惧更为强烈，并对他强大的野心起到了催化作用。即便是他痛责自己的时候，他仍然希望，如果他能“再度决心通过坚定不移的奋斗来获得对善举的嘉奖”，他就会成功。

正如苏厄德那样，蔡斯也仿效当年法律专业的大学生颇为流行的做法，把三年的研究课程压缩到两年完成。1829年，当这位22岁的年轻人出现在华盛顿特区的律师公开考试现场时，主考法官建议说，希望蔡斯在试图通过考试之前“再学一年”。“求您了，”蔡斯恳求道，“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打算去西部地区从事法律业务。”法官对蔡斯的名声有所耳闻，并了解他和著名的威廉·沃特之间的关系，便高抬贵手，当场让蔡斯宣誓获得律师资格。蔡斯已决定放弃华盛顿这一法律从业人员多如牛毛的地区，来到成长中的俄亥俄州，寻求其中的广阔发展空间和崭新机遇。

“我宁愿在辛辛那提当20年第一，而不是在巴尔的摩。”蔡斯大言不惭地向查尔斯·克利夫兰坦陈说，“我已经是第一个在学校和大学里的人，我每到一处，都会在那里力争头名。”辛辛那提在1830年已成为一座欣欣向荣的城市，也是西部最大的城市之一，而在大约20年前，这个州初创之际，俄亥俄的许多地方还“被原始森林所覆盖”。蔡斯明白，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地方，一位年轻的律师会有大好前程，这使他不禁觉得自己当初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像“一个陌生人和一个探险者”。

尽管蔡斯过去成绩斐然，但羞怯的经历使他颇受打击，他在一次演讲时因小小的口误，说话的语调都变得不自然了，这加重了他的羞愧难当。“但愿我能像信任您的其他所有才能那样，对您的口才予以肯定。”威廉·沃特告诫他说，“您说话的时候有一点儿鼻音和喉音，发音拘谨，显得吃力而含糊。……假若这些缺点可以矫正，我就不会去提这些——可是事情并非如此，正如狄摩西尼证明的那样——我觉得有必要让您了解这一事实，以便更正。”除了觉得自己的声音很丢脸之外，萨蒙·蔡斯对自己的名字也颇感烦恼。他非常希望将这个“笨拙呆板”的名字换一个听上去更优雅一些的。“这个名字如何（斯潘塞·德·切斯，或者斯潘塞·佩恩·切斯）？ ”他向克利夫兰求教，“或许你会笑它，但是我向你保证，我已经感到很不方便了。”

蔡斯全力以赴想要在这个崭新的城市里迅速出人头地，于是他更加坚定了工作的决心。“我今天做出了决断，”站稳脚跟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将努力超越一切。”蔡斯掂量着为自己在西部的新生活定下的目标，“我完全意识到，我必须通过一个漫长的适应期……在我有望登上在名人殿堂光芒照耀下的巅峰之前，必须克服无数障碍，超越无数艰难险阻”，最终“收获荣誉、器重和一顶‘荣耀之冠’”。

不过，他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在为了让自己的律师职业能养家糊口而奋斗了几年以后，蔡斯开拓了一些利润丰厚的业务，为不同的商业利益代言，他替辛辛那提几家大型银行充当辩护律师。与此同时，他遵循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不断自我完善的教导，在辛辛那提创办了一个大众演讲系列节目，加入了一个戒酒协会，着手实施了一项大型计划——将四散于俄亥俄州各处的政令条例搜集整理，分为三卷公开出版。他还试着写诗，并撰写了大量文章发表在各种杂志上。为了保持这种多头并进的势头，他常常在凌晨4点钟起床，偶尔允许自己在星期天工作，尽管他任何时候这么做都会严厉地责骂自己。

蔡斯的家庭笃信宗教，他越是事业有成，他的家人对他贪恋世俗功名的行为就越是生气。“坦白地说，我总是为你担心得发抖。”蔡斯24岁那一年，他的姐姐阿比盖尔写信给他说，“因为我发现你出人头地的欲望非常强烈，而且对那种在生活中意义不大的事情十分沉迷。”如果他姐姐期盼着一个温馨的家庭能够用爱心来替代他的野心，那么她的种种希望被残酷的现实碾得粉碎。命运给蔡斯带来了三位年轻的妻子，然后又失去了她们。

他的第一任妻子，凯瑟琳·“基蒂”·加尼丝是一位热情、外向、有魅力的女性，他狂热地爱她。结婚18个月之后，凯瑟琳1835年死于难产，年仅23岁。她的去世是“如此不可抗拒，如此出乎预料”。蔡斯告诉他的朋友克利夫兰，他差点成了废人。

“我想你要是能认识她就好了，”他写道，“大凡认识她的人，无人不喜爱她。……她天赋极佳，聪慧非凡。……现在亲密之情已断绝，我体验到更加可怕的孤独。”

他的悲痛中掺杂着负疚感。因为基蒂去世的时候，他正好在宾夕法尼亚出差，医生说她能够康复，而他相信了这个说法。“哦，我该怎样责骂自己的愚蠢和无德啊，在她生病的时候离开她，”蔡斯在日记里吐露衷肠，“我是多么悲哀，任何能给我带来一点点更多功名上的事情……就能把我引诱开。”

蔡斯回家时，发现自家的前门被黑色绉绸做成的花圈环绕着，这是一种表示“内有死者”的习俗。“在我们曾举办婚礼的教堂里，在那棺材中，躺着我亲爱的妻子，”蔡斯写道，“容颜未改——但是，唉，生活已变了模样。……除了尘土，一切都归于虚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蔡斯严厉地自责，认为“可怕的灾难本可以避免，如果我在家关心她并照顾她的话”。当得知医生们让妻子大量流血，致使其意识丧失很快死亡后，他开始仔细研究医学和产科学的教科书，这些东西使他相信，如果妻子得到不同的治疗，她不见得会死。

最糟糕的是，蔡斯担心基蒂临终前没有确认她自己的信仰。他并没有强迫她信仰上帝，“哦，要是我不满足于少数几次以宗教为话题的谈话就好了，”他在日记里悲叹道，“要是我不停地跟在她身后，体贴、诚恳地说服她就好了……她可能在去世之前就能成为立誓信教的羔羊的信徒中的一员。可是我把这事儿耽搁了，现在她已一去不复返。”

年轻娇妻的去世，像阴影一样笼罩着蔡斯生活中的每一天。他常常产生幻觉，仿佛自己来到了“上帝的法庭”，他见到她的样子像一个“怨妇的魂灵”，以诅咒来谴责他。罪恶感重新点燃了他对宗教的热衷，让他萌生了“第二次皈依”的念头，以及一种重新树立起的决心，这种决心始终没有让他强烈的野心取代他的宗教义务。

他把所有的爱都集中倾注到孩子身上。为了纪念死去的妻子，他给女儿取名为凯瑟琳，但凯瑟琳只活了5年，便死于1840年间流行的猩红热，这让蔡斯悲痛欲绝。他告诉查尔斯·克利夫兰，痛丧独子是“人类经验已知的最深重的灾难之一”。他说，小凯瑟琳“让许多快乐的时光变得稍纵即逝……我充满怜爱地期待着她日渐成长，期待着她羽翼既丰，足以守护我的家庭，成为我本人的顾问和朋友”。他请求朋友进行祈祷，他断言说，“我心中的凄凉难以用言语表述”。

后来，蔡斯又一次坠入情网并缔结良缘。年轻女子伊莱扎·安·史密斯曾经是蔡斯第一位妻子的闺中密友。丽齐生下女儿凯特的时候年仅20岁。凯特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蔡斯的第一位妻子和第一个女儿。短短几年间，蔡斯在以虔诚的宗教信仰维系的温馨婚姻生活中找到了幸福。然而这幸福并未持续多久，伊莱扎第二个女儿出生并去世后，她被诊断出患了肺结核，病魔在25岁那年夺走了她的生命。“我仿佛觉得我心已碎。”为伊莱扎入殓之后，蔡斯对克利夫兰坦言道，“我边写边泣。我无法抑制我的泪水……我没了妻子，我的小凯特没了母亲，我们无比悲凉。”

翌年，蔡斯迎娶了萨拉·贝尔·勒德洛，她家境富裕的父亲是辛辛那提社交界的头面人物。贝尔生了两个女儿：内蒂和佐伊。佐伊12个月大的时候夭折了，两年之后，她的母亲也随她而去，进了坟墓。尽管蔡斯当时只有44岁，他已准备永不再婚。多年之后，当他心爱的姐姐汉娜在餐厅的桌旁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蔡斯悲叹道：“这世界是怎样一个悲伤之谷啊！对我来说，尤其如此。自我25岁起，死亡就一直不停地伴随着我。……有的时候，我感觉似乎我即将放弃——仿佛我必须放弃一样。然而，我最终恢复并振作起来。”

※※※

像蔡斯一样，爱德华·贝茨年轻时就离开东海岸。他说自己当时希望到西部去，和这个国家共同成长。他是家中12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在一个名叫贝尔蒙的大种植园，在弗吉尼亚州，离里士满不远。他的父亲托马斯·弗莱明·贝茨是拥有大量田产的乡绅中的一员，在当地社会颇受尊崇。老贝茨在英国接受过教育，是一位种植园主和商人，拥有数十个奴隶，朋友们中间，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赫然在列。他的母亲卡罗琳·伍德森·贝茨拥有古老的弗吉尼亚血统。

贝茨的老友查尔斯·吉布森回忆说，这些贵族化的南方人“与西欧的任何贵族一样，属于一个特立独行的阶层”。他们效仿一种理想的英式庄园生活，在他们看来，热爱家庭、友善好客、拥有土地和荣誉，比生意兴隆或家财万贯更有价值。贝茨的孙子昂沃德·贝茨在提及南北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日子时，以充满怀旧色彩的笔触写道，内战之后的生活永远无法企及战前那段闲暇时光里“愉快舒适的日子”，那时，“来到这里任何一处田庄的访客，都必定会受到从白人到黑人的热情欢迎，”那时“，黑人们和他们的主人起同样的名字，用同样的东西，包括他们的品德和举止也一样”。

贝茨一家衣食无忧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独立战争爆发。当时托马斯·贝茨是一位积极的贵格会会员，他不顾自己的和平主义原则，拿起武器反对英国人。他和全家人都以自己能够在大陆军中服役而感到自豪。他扛过的那支燧石发火步枪被传给了下一代，枪身上刻有一行镀银的题字：“托马斯·F. 贝茨，革命的辉格党人，以此枪为自由和独立而战。他的子孙后代要用这支枪，来捍卫他为之赢得的东西。”然而，参军让他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回家以后，他被驱逐出贵格会的礼拜堂，并始终未能从自己外出打仗期间发生的家庭不动产债务中解脱出来。尽管他依然拥有广阔的田产，但从此以后，他要为养活自己的7个儿子和5个女儿而奔忙。

与苏厄德和蔡斯颇为相似的是，年轻的爱德华很早就在学业上展露天赋。尽管古什兰县的学校很少，爱德华还是由父亲教会了念书写字，8岁那年，他已展现出诗歌写作的才华。爱德华年仅11岁时，父亲就过世了。这使他在贝尔蒙的家庭生活突然中断。像蔡斯的母亲一样，爱德华母亲的生活环境也颇为拮据，并将自己的孩子们送往各个亲戚家中寄养。在弗吉尼亚州的诺森伯兰，爱德华和哥哥弗莱明·贝茨在一起生活了两年，随后他来到马里兰州的汉诺威，在一位颇有学者风度的堂兄本杰明·贝茨的家中寄居。那里，在堂兄的教导下，爱德华在数学、历史、植物学和天文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依然想念一大群兄弟姊妹的热热闹闹和手足之情，对他们家在贝尔蒙的房子恋恋不舍。14岁的时候，爱德华进入马里兰州一家名叫夏洛特堂（Charlotte Hall）的私立学院学习文学和古代典籍，为考入普林斯顿大学作准备。

爱德华从未进入过普林斯顿。据说他在此期间曾受过伤，这迫使他终止了在夏洛特堂的学业。回到贝尔蒙之后，他应征加入弗吉尼亚州民兵，拿起他父亲的那支燧石发火步枪，参加了1812年的战争。1814年，爱德华21岁，他加入了定居密苏里的热潮中。人们受到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部地区巨大潜力的诱惑，而后，密苏里又因《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而打开了门户。在接下来的30年中，这一西部地区的人口扩张的速度是原有13个州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贝茨从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家乡出发，独自一人踏上了艰辛的旅程，他一路穿越了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来到密苏里州境内。“太年轻了，对可能遇到的诸多危险没有过多考虑，”贝茨后来沉思着说，“西部当时成了许多印第安人暴行的发生地。”

年轻的贝茨选择在那个时候西进，时机再好不过了。杰斐逊总统已任命贝茨的哥哥弗雷德里克为新建中的密苏里地界的州务卿。当爱德华抵达圣路易斯边界的村落时，此时距离密苏里正式建州尚有7年时间。沿着河堤，放眼望去，爱德华看不到一幢建筑物或民居，只有几艘支离破碎的独木舟和平底船怨气冲天地待在停泊处。这里约有2500名村民，大多居住在原始的小屋或是单层木房子里。他回忆说，当他沿着第三大街来到市场时，“一切都是乱哄哄的：一个从联邦政府来的陌生人！他受到了老少爷们的‘致敬’和追随，姑娘们就像他老家弗吉尼亚州的女佣那样打量着他，把他当作麋鹿或水牛！”

在哥哥的帮助下，贝茨获得了一份工作，跟随一位著名的边境律师、曾担任过当地法官和国会代表的鲁弗斯·伊斯顿学习法律。贝茨的传记作者马文·凯因写道：“在经历了几年家庭和个人的动荡不定之后，他最终有了一个稳定的职位，通过这个职位，他能够实现自己始终燃烧着的雄心壮志。”在他的哥哥弗雷德里克、伊斯顿律师以及圣路易斯市的一帮关系亲密的同事的指点下，经过两年的学习和不断实践，贝茨也通过了律师执业考试。准州的移民定居人口急速增加，对律师的需求量十分巨大。

在圣路易斯市，经济和职业的前景都十分令人看好，贝茨兄弟决定把家族里其他的人都带到这里来团聚。爱德华回到弗吉尼亚，变卖了他父亲的房产，将家中所有不打算运往密苏里的奴隶悉数拍卖，并护送他的母亲和姐姐玛格丽特走上漫长的陆上旅程。“奴隶们卖了个相当不错的价钱，”他向弗雷德里克夸口说，“一个年轻姑娘卖了537美元，一个5岁的小男孩卖了290美元！”至于土地，他期盼着能卖大约两万美元，这笔钱将使全家搬迁到西部的新家时过得“相当富足”。

爱德华的哥哥塔尔顿狂热地支持杰斐逊总统，他在与一位联邦主义者的决斗中丧生，这一事件令爱德华在弗吉尼亚的迁居计划变得错综复杂而一再推迟。1818年 6月，爱德华离开圣路易斯市已将近一年。他在给弗雷德里克的信中写道：“我很惭愧地说，我现在仍在古什兰，这是我不走运，而不是我有什么过错，因为我是计划被延宕的最大受害者。”最后，他把女眷们安置在一辆马车上，20多个奴隶或骑马或步行，紧随其后，这一小群人开始了怨声载道的艰难长途跋涉。“在那时，”贝茨的一位朋友事后回忆说，“西部的河道里没有一艘船，乡村里没有一条道路。”要穿越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的荒山野岭，向导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行进十分缓慢，贝茨开始担心弗雷德里克会觉得他是“一个懒虫或浪费时间的家伙”。他解释说，如果同行的只是他的家人，他抵达圣路易斯可能“在时间上仅需现有的十分之一，遇到的麻烦和各项开支，只需现有的四分之一——奴隶们已成为使我陷入窘境的最大问题”。这次旅行确实有所裨益。他汇报说：“与刚出发时相比，母亲和姐姐现在更为活跃，更为健康和愉快。她们令人惊奇地忍受住了炎热干燥的旅程带来的疲乏倦怠。”而贝茨向他哥哥保证说：“我一定是让你牵肠挂肚了，一旦抵达圣路易斯市，我定当收拾残局，以宽慰你的心情。”

当再度融入圣路易斯的法律圈子时，25岁的贝茨对他哥哥在圈内的知名度所带来的便利感激涕零。他在一封谄媚得有些肉麻的信中，对“朋友和恩人”极尽感激之情。他感到弗雷德的“公众声望”以及他的“私人财富和影响力”将显著抬高他自己的身价。他的哥哥还把他介绍给圣路易斯市的一些头面人物，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探险家、密苏里地界的现任准州长威廉·克拉克、《密苏里探询者报》编辑托马斯·哈特·本顿，以及边疆议会的发言人、密苏里建州的幕后策划者大卫·巴顿。不久以后，他与大卫·巴顿的弟弟约书亚·巴顿之间建立起了伙伴关系。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开始着手创建一家获利颇丰的事务所，这家事务所代表了有影响力的商人和地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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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林肯面临的艰难险阻是其他共和党候选人难以想象的。苏厄德的家庭生活安逸舒适，在父亲未过世前，蔡斯和贝茨的童年时代也可谓衣食无忧。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肯通往成功的道路更为漫长，更为曲折，更为与众不同。

1809年2月12日，亚伯拉罕出生在蓄奴制的肯塔基州一个孤零零的农庄的小木屋里。他有一个姐姐萨拉，在他9岁时死于难产。还有一个小弟弟也在幼年夭折。他的父亲托马斯，一生从未学过识字念书，按照林肯的说法，他“除了笨手笨脚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外，从不会写更多的字”。托马斯只有6岁大时，就亲眼目睹了肖尼人谋杀了他的父亲。林肯事后回忆道，这次残暴的杀戮，以及托马斯的母亲身处“非常闭塞的环境”，使他成为“一个四处流浪的打工男孩”，在长大成人时“被人遗弃，缺少教育”。在和南希·汉克斯结婚时，托马斯是位卖苦力的木匠和雇工，而南希则是个安静、聪明的年轻女子，其家族渊源并不清楚。

在亚伯拉罕出生后的几年间，林肯一家从一处破农场搬到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另一处破农场里。在那里的每一处农场，托马斯只清理出仅够他一家人用的土地。由于缺乏野心，再加上剩余物资缺乏通往市场的便捷运输，这一切使托马斯陷入无情的贫困之中。

在后来的生活中，林肯既没有把自己少年时代的艰苦环境说得充满传奇色彩，也没有把往事编织得催人泪下。1860年，当林肯的竞选传记作者约翰·洛克·斯克里普斯问及他早年的生活细节时，他有点犹豫不决：“嗨，斯克里普斯，想从我的早年生活中挖掘出什么东西，可是一大蠢事。它可以浓缩成简单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可以在格雷的《墓地挽歌》中找到：‘一个穷人短暂而简单的编年史。’”

关于南希·汉克斯的历史记载零星而稀少。林肯童年时代的朋友和邻居纳撒尼尔·格里格斯比说：“林肯的家人和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知道林肯太太是一位意志特别坚强的女性，她在任何方面都比她丈夫强。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亚伯拉罕童年时的朋友、南希的大堂弟丹尼斯·汉克斯回忆说，林肯太太“给（亚伯）念《圣经》，教他识字和拼写——也教他讨人欢喜和仁慈之心”。别人都说她“毫无疑问是个充满睿智的女人”，说她具有“不同寻常的”悟性，“非常聪明”，并且“天生意志坚强”。

多年以后，林肯在回答自己的母亲是否出身名门时，他婉转地告诉赫恩登：“我的一切秉性，或者我一直想要的那些品德，都来自于我母亲。上帝保佑她！”

1818年初秋，亚伯拉罕9岁时，南希感染了一种被时人称为“牛奶病”的致命疾病，患者头晕目眩、呕吐、心律不齐，然后昏睡不醒。病魔首先击垮了南希的叔叔和婶婶——托马斯·斯派罗和伊丽莎白·斯派罗，两人于前一年冬天搬进林肯在印第安纳的家合住。斯派罗夫妇养育了南希的童年，并担当起了小林肯的爷爷和奶奶的角色。致命的疾病转瞬间相继夺走了斯派罗夫妇的生命。而后，间隔不到两个星期，林肯的母亲也病重了，“我就要离开你了，亚伯拉罕，”据说她在弥留之际这样告诉她年幼的儿子，“我不会回来了。”

在那个男人们能活到45岁就算幸运的年代，死于难产的妇女数量十分惊人，而父母过世的情况相当普遍。在四位竞争对手当中，唯有苏厄德一人在成年后保持双亲健在。蔡斯8岁时丧父，贝茨则是11岁丧父。他们两人的生活，就像林肯的生活一样，打上了不幸的烙印。

失去亲人造成的影响，取决于每个人的气质以及各自独特的家庭环境。蔡斯丧父，迫使年轻的萨蒙放弃温馨舒适的家庭关怀，换来一位颐指气使的叔叔和他那严厉苛刻的寄宿学校，这位叔叔完全根据孩子的表现来决定是否恩准他们的要求，以及是否对他们施以爱心。蔡斯渴望得到赏识和获得成功，这种永不满足的欲望在蔡斯的个性中留下了显著的印记。卡尔·舒尔茨发现了蔡斯的这种本性，他评论说，尽管蔡斯最终获得了所有的荣耀，但他从不满足。“他一刻不停地眺望着飘忽不定的愿望，而那愿望在他的目不转睛之下跳着骗人的舞蹈。”

至于爱德华·贝茨，他所在的大家庭有12口人，家人们在父亲去世后四处离散。失去了亲人的痛苦，似乎已使他形成了一种贯穿终生的迫切愿望，这愿望就是：以他父亲永远无法付诸实施的方式，保护和供养自己的家人。为了他的妻子和8个存活下来的孩子，他付出了全部精力，即便这需要他放弃政治上的野心也在所不辞。因为他的幸福，取决于他能否为自己的家庭带来快乐和安慰。

双亲的早逝对于这几个人的影响极其深远，但林肯母亲的去世，对于这个脆弱的家庭来说，却是非同小可的毁灭性打击。母亲去世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准备从印第安纳州去肯塔基州，要带回来一位新太太，他将他的两个孩子抛弃在林肯后来称之为“一个蛮荒之地”的地方，那里，“豹子嘶吼，熊罴逐食野猪，黑夜里充满了恐惧”。在托马斯离开的日子里，林肯12岁的姐姐萨拉负责做饭，并尽力照顾她的弟弟和妈妈的堂弟丹尼斯·汉克斯。萨拉·林肯很像她的母亲，是一个“反应敏捷的女人”，“笑起来甜蜜可人”，能够很容易和任何人相处。但是，没有大人守护，独自生活的日子一定十分难熬。当林肯的新继母萨拉·布什·约翰逊与托马斯一起回来时，她发现这几个被遗弃的孩子过着野兽般的生活，“衣衫褴褛，肮脏不堪”。只有打上肥皂，洗个澡，穿上新衣之后，她才觉得他们“像个人样”。

不到10年的时间，萨拉死于难产，林肯再度承受了丧失亲人的痛苦。一位亲戚回忆道，有人将萨拉去世的噩耗告诉林肯，他“一屁股坐到一块圆木上，以手掩面，泪水从他修长而瘦骨嶙峋的手指缝间滚落。他可怜巴巴地转过脸去，深陷于悲痛之中”。一位邻居说：“从那时起，你也许会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成了孤单的一个。”

多年以后，一位名叫范妮·麦克卡罗夫的姑娘在内战中失去了父亲，林肯写了一封信向她表示哀悼。林肯写道：“惊悉您善良而勇敢的父亲遇难，不胜悲痛之至。尤其是，这对您年轻的心造成的伤痛远非一般的噩耗所能比拟。在我们这个忧伤的世界上，悲伤会降临到所有人的头上。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悲伤将伴随着最刺骨的煎熬，因为它在毫无觉察之中降临。年长者甚至已经学会了对这种悲痛有所预料。”

林肯早年常常痛失亲人，这使他忧郁的气质更加浓烈。此外，他对痛苦的经历和个人的失意已相当熟悉，这使他对人性脆弱的一面充满了忍耐与谅解，而对于苏厄德轻松明快的个性而言，这种人性的脆弱是不存在的。更有甚者，与闷闷不乐、冥思苦想的蔡斯不同的是，林肯具有一种与生倶来的幽默感，以及深厚的豁达大度，这些都缓解了他的绝望情绪，鼓舞了他的决断意志。

早在孩提时代，林肯就有了自己的英雄梦。从一开始他就知晓，冥冥之中有一种命运将使他远远超越他那目不识丁的父亲，摆脱自己那极度贫困的童年。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威尔逊写道：“他不同于他周围的人，他知道他的天赋与众不同，有着巨大的潜力。”在他的同学们眼中，林肯“无疑是卓尔不群的”，大卫·唐纳德评论说：“而他从自己的短暂学业中所获得的，是一个聪明才智难觅对手的男人的自信。”他童年时代的朋友纳撒尼尔·格里格斯比回忆说：“他的才智和雄心远胜于我们。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男孩们的头头。在我们玩耍时，他从头到尾都在念他的书。因此，他强过我们，成为我们的向导和领袖。”

如果说林肯对自信的发掘培养，最初源于母亲的慈爱和首肯，那么后来，维持这种自信的则是他的继母，她对林肯视如己出。很早以前，萨拉·布什·林肯就明白，亚伯拉罕是“一个天资不凡的孩子”，尽管她本人未曾受过教育，但她尽量鼓励他念书、学习和成长。她后来说：“他的脑子和我的脑子——在我看来很少能想到一块儿，却能步调一致。亚伯从不给我一句坏话或者一个坏脸色，实际上，即便在穿着打扮上，只要是我要他做的事，他从不拒绝。我这一辈子从未骂过他。他对所有人，所有事都有一副好心肠，只要他力所能及，他总是接济别人，只要他有能力，他就会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些事。”年轻的林肯身材魁梧，力大无比，而且他的品行在边疆地区得到了高度评价，因此他有了更多的自信。“他是一个身体健壮、有着运动员般体格的小伙子。”一位友人说，“脾气很好，随时准备着出去跑，出去跳，出去摔跤，或者出去把邻居的什么人举起来。”

在过去，他的每一位竞争对手都不约而同地具有一种异乎常人的天才意识，但是林肯只有面对更多的成败机遇后才能认识到自己的雄心抱负。他的人生旅途可能需要一种赫拉克勒斯式自我创造的功绩。也许，能够证明他天性出众的最好证据，以及他在讲故事方面的伟大天赋，显然源于一种渴望，这种渴望甚至在他六七岁时晚上坐在他父亲的壁炉边听大人们互相交换故事时就已显露无遗。林肯自2岁到7岁期间居住的诺伯·克里克农场附近，有一条古老的坎伯兰小道，从路易斯维尔延伸到纳什维尔，拓荒者们的大篷车队每天都要由此地经过，通向大西北。农夫、小贩、传教士，等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夜复一夜，托马斯·林肯会和访客和邻居们闲话古今，而他那幼小的儿子就坐在角落里听得出神。在这些颇有社交色彩的聚会中，托马斯如鱼得水，应付自如。他是一个天生会说故事的人，敏捷风趣，擅长模仿，对于那些不同寻常的传奇，他的记忆力出奇地好。这些秉性是他留给儿子最重要的遗产。年轻的亚伯专心致志地聆听这些从日常生活经历中精心提炼出来的故事，许多话语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中。几十年以后，林肯回忆往事时说，对他而言，没法理解自己听到的所有故事，是当时最让人心烦意乱，也是最令他无比气恼的事。

听完大人们晚上的闲谈，林肯会在夜里花上“不少时间走来走去，琢磨着他们有些人讲的那些意味深长的话有什么确切含义”。无法入眠的时候，他会把那些对话重新整理表达一番，正如他回忆的那样，“如我所想，我把这些话变成足以让我所认识的任何男孩子都能明白的语言”。第二天，他会爬上一块作为即席演讲舞台的树桩或圆木，把那些故事翻译成他的小伙伴们所能够理解的词语和意思，让他圈内的小听众们为之倾倒。他找到了一个聚精会神的听众馈赠给他的骄傲和喜悦之情。这个讲故事的伟大天赋和演说技巧，最终将成为他的看家本领，贯穿于他的律师生涯和政治生涯之中。在林肯的一生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激情，使他能够把人生经验化为威力无比的话语。

在肯塔基和印第安纳的乡村，唯一的学校就是那些捐资学校，需要家长支付一笔学费。即便那些准州家庭能够承受这笔开支，他们的孩子也无法始终接受到更多的教育。林肯回忆说：“对教师没有任何资质要求，不需要‘读、写、算’的三结合原则。如果有一个懂拉丁文的迷路者恰好在附近逗留，他就会被当成一位奇才。”多年以后，林肯透露说，当时家里只给他从农活中省下的“很少一点钱”上学，“他在学校念书从头到尾不过一年时间”。直至他获得法律业务资格证书之前，他的足迹甚至“从未踏入大学或学院的大楼”。林肯感叹道，读书无门，只能无师自通。

书本成了他的学校，他的大学。那些印刷的文字为他的头脑灌输了古代先贤们的各种伟大思想。亲友们回忆说，他为了书本，寻遍了乡村。只要“他手头有一部书”就会去通读它。当时，想获得一本书，“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进入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来说，依然十分奢侈”，获得读物的途径相当困难。当林肯得到詹姆斯国王的钦定本《圣经》、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伊索寓言》以及威廉·斯科特的《演讲教程》这些书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他手捧着《天路历程》，“两眼放光，白天茶饭不思，夜晚难以入眠”。

林肯后来写道，最初发明印刷术的时候，“大多数人……全然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他们的境遇，或他们的心智因此能够得到改善”。将“精神从谬误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自我审视之下，是印刷术自问世以来所履行的伟大使命”。当然，他也提到自己，谈到一个年轻男孩如何解开语言的奇妙之谜，实现了变革时期的解放；说到在准州的一座小木屋里，自己如何发现了一个无限可能的世界，他后来将这里称之为“和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毫无诗意”。

埃米莉·狄金森曾经写道：“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带我们跨越千山万水。”尽管年轻的林肯此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边疆地区，也从未走出过美国，但他还是跟随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起漫游西班牙和葡萄牙，中东和意大利，在罗伯特·彭斯的指点下游览爱丁堡，与莎士比亚一起跟随英国的国王们出征沙场。在探索文学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奇观之时，年轻的林肯已经意识到他自身的力量，并铸就了鸿鹄之志，这种志向远胜于他的家人和邻居们的期望。正是通过文学，他具备了超越自己所处环境的能力。

他反反复复地阅读了《圣经》和《伊索寓言》，以至于几年以后，他可以凭记忆力，整段背诵其中的段落和全部故事。通过斯科特的《演讲教程》一书，他第一次接触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选段，甚至在他有机会看戏之前，便早已对这位戏剧大师的作品产生了仰慕之情。他从当地的治安官那里借来一卷《印第安纳法令修订版》，这本书包括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1787年《西北法令》，这些文件后来成为林肯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基石。

林肯每到一处，都随身携带书籍。当他的马耕种了一大块庄稼之后开始歇息时，他就会拿出书本，一页页地翻看。无论何时，只要能在干活时抽出空来，林肯就会躺下来，头枕大树，开始读书。尽管他读的书本颇为有限，但这些书都是英语写就的经典作品，影响深远。他反复阅读《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那些灌输到他脑海里的韵律和诗行，充分滋养了他的文章，令其日臻成熟，这些作品使亚伯拉罕·林肯成为我们绝无仅有的诗人总统。他以非凡的充沛精力和坚忍不拔，搜寻到了他要牢记的各种思想和观念。林肯的继母回忆道，“当他偶然找到一段打动他的话语，他就会把它记下来，如果没有纸，他就会记在木板上，”而且，“要是这块木板太黑，他就会用一把制图刮刀把它刮一遍，然后继续写。”而后，一旦他有了纸张，还会重新誊写一遍，并将纸页夹在一本废弃的书里以便保存。语词由此成为林肯的珍爱之物，他运用得轻松自如、信手拈来，苏厄德从未达到如此境界。

那些能够满足林肯求知渴望的书籍，得来并非轻而易举。有一个常常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说，当时他从住在16英里以外的一位名叫乔赛亚·克劳福德的富农手中，借了一本帕森·威姆斯写的《乔治·华盛顿的生活》，林肯被这部描写美国首任总统生活的著名史籍深深打动，他晚上将这本书带到阁楼上，借着一支牛油蜡烛的烛光读书，如果牛油蜡烛行将耗尽，他就接着点亮一盏用树林里拣来的山核桃树皮制成的油灯，只要他能够保持清醒，他就这么一直读下去。林肯把书放到用两根小木屋的圆木凑合着做成的架子上，这样，到了拂晓时分，他就可以继续读下去。有一天夜里暴雨大作，书本被污损得很厉害，封皮和封底都已变形。林肯来到克劳福德家，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并提出为他干活，以抵偿书的损失。克劳福德合计了一下，说需要收两整天的玉米。林肯觉得这个赔偿不公平，然而，他还是立刻开始认认真真地干了起来，并一直干到“秆上不留一片玉米叶子为止”。还完债之后，林肯接着写了几首诗和歌曲，讽刺“乔赛亚吹响了他的喇叭”——这是指克劳福德的大鼻子。克劳福德借给林肯一本书，然后又对他敲竹杠，这使他永远地记在了美国的历史上。

思路清晰、擅长探究以及非凡的执着，是林肯与生俱来的天赋。他对英语文学中的美，已具备了强烈的感悟能力。他经常大声诵读诗文，除了意义之外，林肯被语言那铿锵的音韵——它的音乐感和韵律感所吸引。他在诗歌中发现了这种美，并且毕其一生都博闻强识，常常能整段整段地背诵诗歌。他似乎特别沉迷于那些提及生死由天、尘世荣华稍纵即逝的诗歌。因为很显然，林肯这位纯粹理性和逻辑缜密的信徒，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林肯的三位竞争对手和他一样，在早年都喜爱读书，但是没有一个人为了完成读书任务，或者为了找到读书的闲暇时光会如此辛苦。苏厄德的父亲受过正统的教育，在他的家里，苏厄德从排列有序的书架上伸手就能拿到一本书，而他就读的两所当地院校以及联合学院，在历史、逻辑、修辞、哲学、化学、语法和地理方面都有丰富的藏书；同样，蔡斯在沃辛顿的叔父开办的男生学校，以及达特茅斯学院里，也能出入图书馆；贝茨成长的地方，尽管书籍并不多见，但他仍能享受他那学者亲戚家的奢侈，他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地仔细阅读大量的书籍。

一方面，竞争对手们在教育方面具有优势，另一方面，林肯要忍受各种艰难困苦，这两方面之间存在很大的落差，当他对阅读的嗜好出了名之后，林肯面临的文化阻力使这种差距开始拉大。在肯塔基和印第安纳乡村拓荒者的世界里，体力劳动是生存的基本条件，很少有人认为脑力劳动是一种正当形式的工作，林肯对书籍的渴求被视为怪异和懒散。他的社交圈子也不理解他在读书时激发出的思想和情感。很少有人谈到他的头脑中最重要的和深厚的精神体验活动。

林肯的继母带着“特别的关心不去打扰他，并一再坚持让他读下去，直到（他）自愿放弃为止”，可是他的父亲却需要有人帮他做砍树、刨树桩、劈木头、耕地、除草、播种等这些令人厌倦的家庭杂事。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在田里读书，或者还要糟——他把书中的传说和故事讲给工友们听，使他们心思涣散，无心劳作，这时，林肯的父亲就会怒气冲冲地阻止此类行为，让大家继续干活。这个男孩儿自我提高的进取心常常让他父亲愤愤不已，有时会撕坏他的书，并可能曾对他进行过体罚。

林肯与他父亲的关系比较紧张，特别是当父亲决定取消他上学的最后一次机会，让他外出当雇农时，这种关系变得更加扭曲。林肯为邻居们杀猪、挖井、清理土地，以此为家庭还债。当林肯这一代“自我造就”的人超越了他们父辈狭隘的生活，寻求一种远大抱负时，这类父子间的冲突就开始在成千上万个家庭中上演。

同样“渴望崛起”的心态，让苏厄德离开哈德逊河谷，将蔡斯带往刚刚诞生的俄亥俄州，把贝茨领往密苏里的地界，促使林肯从印第安纳来到伊利诺伊的新塞勒姆。22岁那年，林肯将自己少得可怜的全部家当捆扎好，扛在肩上，走出了家门。新塞勒姆是一座新兴的小镇，有25个家庭，3个杂货店，1家客栈，1家铁匠铺子，1家箍桶店，1家制革厂。林肯当过平底船工、职员、零售商、邮政所长以及土地测量员，做这些只是简单地“维持生计”，他正在有条不紊地提高自我修养。晚上店铺关门之后，他就把英语语法的各种规则学得滚瓜烂熟；走在大街上时，他就随身携带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集；要是有空坐在当地邮政所里，他就会贪婪地阅读报纸；在学习测量技术时，他还顺带钻研了几何和三角。随后，在25岁那年，林肯决定学习法律。

在一个年轻人从攻读法律时就开始实习执业律师的年代，林肯按他自己的说法，“独自钻研”。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借来了法律书籍，开始独立学习各种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他埋头攻读布莱克斯通那本书页都翘起来的《法律评论》；他发掘奇蒂的《诉讼》中的各种思想精髓；他分析格林利夫的《证据学》和斯托里的《衡平法理论》。在干完了各种各样的活，漫长的一天行将结束之际，他会读书直到深夜。一个牢固的目标让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他的同僚当中，很少有人能体验到朝着职业高峰一路攀登时的那种孤单或险峻。苏厄德和蔡斯在大学里花了几年工夫学习历史、古典语言和科学推理，使他们得以轻松地转入法学研究领域。此外，在论文方面，林肯也没有任何捷径，他没有像苏厄德那样能够找到《法律实践》一书的著名作者当老师，也没有像蔡斯那样在大名鼎鼎的威廉·沃特指导下攻读法律，或者像贝茨那样与鲁弗斯·伊斯顿建立起关系。

林肯以他那让人望而生畏的高度专注、非凡的记忆力、敏锐的推理能力以及对阐释的悟性，弥补了他在准备阶段和良师指导方面的欠缺。尽管在自然科学和古典文学领域，林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能够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各类典籍，直到意义完全了然于胸。1855年，他对一位寻求忠告的法律学生说：“拿起书本，阅读并揣摩它们。”他接着说，读书是独自一人还是有其他人陪伴，是在小镇上念书还是要到大城市里深造，这些都无关紧要。“在任何地方，各种书籍，以及你对这些书籍的领悟力都毫无二致。……永远记住：你自身对于成功的决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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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在这些杂草下面的

是安妮·拉特利奇

亚伯拉罕·林肯生命中的挚爱

献身于他

未曾结为连理，只能天各一方

哦，共和，愿你在我胸中的土地

绽放出青春！

——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匙形河诗集》

在新塞勒姆，林肯将他的法律书带进树林，躺在一座“木材堆成的小山”上读书。在这些外出闯江湖的日子里，他身边很可能有安·拉特利奇的陪伴。安的父亲是拉特利奇客栈的老板，那间客栈常常是林肯的栖身之所。

据我们所知，安·拉特利奇是林肯的初恋，也许是他爱得最深的姑娘。她去世多年以后，据说林肯曾向老友艾萨克·科格戴尔透露了对她的情感秘密。当科格戴尔问他曾否陷入情网时，林肯答道：“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她是一位俊俏的姑娘——会是一位可爱的妻子……我确曾陷入情网，真的很爱这姑娘，现在常常，常常会想念她。”

人们没有发现任何一封证明他们关系细节的书信，这就需要将新塞勒姆关系亲密的小圈子里的街坊和朋友们的各种记忆拼凑起来。安比林肯小几岁，“眼睛大而蓝，富于表情”，有一头赤褐色的秀发和美丽的面庞。“她受到每个人的钟爱，”有人说她的才智“敏捷、机灵、深刻、睿智以及聪明过人”。新塞勒姆居民威廉·格林姆认为“她是一个值得林肯爱慕的女子”。安和林肯之间最初的友谊，开始发展成为一定程度的浪漫浓情。根据朋友的说法，他们俩都明白，安完成了杰克逊维尔女子学院的学业之后，两人就会共结连理。

1835年夏，安年仅21岁。当时新塞勒姆正遭受全州有史以来最炎热的酷暑的煎熬，一种致命的热病，很可能是伤寒，在全镇肆虐。安和林肯的几个朋友在这场瘟疫中丧生。安去世之后，亚伯拉罕似乎“对所有事都视而不见了”，一位邻居回忆说，“他少言寡语，只是带着他的枪，独自一人在树林里游荡。”新塞勒姆的一位街坊、曾经承担起林肯母亲角色的伊丽莎白·埃布尔说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在哀悼伴侣时比他更为悲恸。”在充满阴霆的日子里，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他说，因为“风霜雨雪会敲打她的坟墓”，他的内心永不会“得到安宁”。熟人们害怕他得了“暂时性的精神错乱”，除非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否则“理智将失去其权威”。

林肯亲口承认说，安去世之后，他有点儿“乱了方寸”。他现在失去了三位和他关系最亲密的女性——他的母亲，他的姐姐，还有安。他曾写过一首忧伤的诗，反映了他多年以后重访印第安纳的童年家园时的心情：

我听受人爱戴的幸存者们说

死亡能够留下的如此虚空

直到每一记声响犹如丧钟

每一处地方恍若坟墓

如果安离开人世之时，林肯像蔡斯那样住在大城市里，他也许能把自己的悲伤隐藏在紧闭的门后。在新塞勒姆这样一个小地方，无处可藏——也许只有吸引他走入的树林除外。更何况，安的夭亡，让沮丧的林肯找不到任何慰藉使自己振作起来。新塞勒姆的街坊和朋友塞缪尔·希尔太太问他是否相信有彼岸，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想恐怕不会有了，”他充满忧伤地说，“想到死亡便是我们最后的终结，这可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儿。”历史学家罗伯特·布鲁斯发现，尽管林肯曾提到过万能的上帝或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所有的公开文件中，他没有涉及任何“生命死后的信仰”——除了有一封含糊其辞的写给他垂死的父亲的信之外。他临终之时，脑海里时常萦绕着生死无常，以及世俗功名的幻灭。

与蔡斯和贝茨不同，林肯无法从基督徒关于天堂的观念中找到庇护。而蔡斯承认说，他在埋葬第二位妻子伊莱扎·史密斯时“心痛欲碎”，他相信“世界并非一团漆黑，乌云的边缘有光明照耀。”与蔡斯的结发之妻基蒂不同的是，伊莱扎去世时“笃信耶稣”，蔡斯因此能想象出她在天堂等待他来团圆，和自己相伴永久的场景。

贝茨也有蔡斯同样的信仰作为慰藉，他确信当他9岁的女儿埃德娃夭折时，是受上帝的召唤“去一处更好的乐土，享用更高的幸福”。他说，这孩子弥留之际，“在说到步步逼近的死亡时，她说话镇定安详，毫不惊慌失措。她并不畏惧死亡，尽管她说自己不想死的唯一理由，是她更想和她妈妈在一起。”

苏厄德和林肯一样，都不太相信所谓的来世团圆的召唤。当他的妻子和珍爱的22岁的女儿范妮在16个月内相继撒手人寰之时，他悲痛欲绝。“我应该感到欣喜，（范妮）从我身边离开，和（她母亲）纯洁崇高、生她养她的在天之灵团圆。”他告诉朋友说：“但不幸的是，我并未虔诚到足以发现这一景象。”

如果林肯确像苏厄德那样，面对深爱的人一去不复返，却没有来世再聚首的信念以慰藉悲痛之情，那么人们就能领悟到，当安去世时，林肯的悲伤是多么沉重。然而，他还是完成了法律学业，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并获得一份与约翰·斯图亚特共事的差事。林肯曾向斯图亚特借阅过法律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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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4月，安·拉特利奇去世20个月后，林肯离开了新塞勒姆，来到伊利诺伊州的春田，当时这里人口约1500人。在那里，他计划从事所谓法律“实验工作”。因为没有地方栖身，没有钱买家当，林肯信步来到城市广场的一家百货店，问年轻的店主约书亚·斯皮德，“买一套单人床家具，包括床垫、毯子、被褥、床单和枕头”要多少钱。斯皮德估算价钱是17美元，林肯觉得“或许够便宜”，尽管他手头的资金还没有达到这个数。他问斯皮德能否把账赊到圣诞节，到那时，要是他的律师生意有起色的话，就能把欠款全额还清。“如果办不到的话，”林肯愁眉苦脸地补充道，“我不知道能不能还得上钱。”

斯皮德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窘态百出的高个子。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加苦巴巴的人了。”尽管两人素昧平生，但斯皮德一年前曾经听过林肯的演说，离开时留下了深刻印象。10多年后，他依然能够复述林肯的总结语。斯皮德对林肯说：“为了这么一笔小债，你看上去很难受。我想我能提出一个办法，帮助你还债，同时实现你的目标。我的房间挺大，楼上有张双人床，你可以和我一起住。”林肯对斯皮德出乎意料地伸出援手反应相当迅速，他冲上楼去，把行囊存放在阁楼上，又开始有说有笑起来。他完全换了一副表情，“他笑逐颜开地大叫道：‘哦，斯皮德，我太感动啦！’”

斯皮德比林肯小5岁，相貌英俊，蓝眼睛，他家的种植园相当富裕，有70多名奴隶负责耕种。里面有一座品位高雅的大宅，斯皮德就生长于此。他在肯塔基州最好的学校，以及在巴德斯通的圣约瑟夫学院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本可以待在家里，享受轻松的生活，而他决定追随他那躁动不安的同龄人的风尚，到西部去闯荡天下。21岁那年，他来到春田，投资购置了一处房产，成了镇上百货店的店主。

林肯和斯皮德同住一屋大约生活了四年，他们同睡一张双人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小伙子逐步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每晚都会谈论各自的期望和前途、他们共同喜爱的诗人和政治家，以及对女性的渴望。他们一起参加政治集会和讨论会，去跳舞、聚会，在乡间骑马长途漫游。

林肯自童年和青年时代就打上了与世隔绝和孤独的印记，他发现约书亚·斯皮德是一个可以分享内心世界的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性格相似，都有自我完善、在这世上出人头地的冲动。林肯已不再是小毛孩子，但还未成长为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他和斯皮德建立了他一生最初的也是最深厚的友谊，以此告别了多年的情感创伤和精神孤独。两人坦率地承认这种深厚的依恋之情，并信誓旦旦要将这种友谊变为终生的刎颈之交。熟悉林肯的人都说，斯皮德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他可以吐露秘密的唯一对象。“你知道，我要对你待之如友的愿望永远不变。”林肯向斯皮德保证说，“我不会停下来，而我知道怎样安排一切。”

有人觉得林肯和斯皮德之间可能会有床笫之欢。然而，他们的亲密无间，正如苏厄德与伯丹之间，以及我们即将看到的蔡斯与斯坦顿之间的关系一样，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印记，男性之间这种伴随着公开的爱恋和激情的亲密友谊，在当时司空见惯，并且为世人所容。同床共眠，也未必就是肉体之欢的证据。如果一个私人住处不是很奢华，男性在童年时代就会有规律地同睡一张床，在学校、寄宿生的宿舍和特别拥挤的旅馆里，他们会继续这样做，这在那个年代是习以为常的行为。斯皮德楼上的房间用途有点儿类似于宿舍，除了林肯和斯皮德之外，另外两个小伙子有时也同住于此。林肯会定期出差到伊利诺伊第八法庭巡回区，和同区的辩护律师们睡一张床——大卫·戴维斯法官除外，因为他的大块头已容不下第二个人和他同床共枕。历史学家唐纳德·雅科凡曾写过一篇有关同时代的若干废奴主义领袖之间赤裸裸的表达爱和忠诚的论文，正如他所言，“对自然性爱的专注”，更多反映的是下一个世纪，“而不是19世纪”。

如果说，要确切勾勒出林肯与斯皮德之间关系的性质比较困难，那么毋庸置疑的是，这种亲密的友谊是在林肯年轻岁月里的关键时刻孕育而成的，当时他正背井离乡，在一座新兴的城市里为自己出人头地而艰苦奋斗。在春田，他将钻研两类占据了他大半生精力的职业，这就是政治和法律。要挣脱那贫困的、濒死的童年时代的枷锁，结束持续不懈的自学苦读，这需要运气，需要极其大胆的进取心，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聪明才智。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政治家、旅行家和历史学家，1831—1832年周游了美国之后写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是一本影响极广的研究美国体制的专著。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美国于1803年向法国购买了约530万英亩（214.4万平方千米）土地，交易总价1500万美元，所购土地面积与当时美国原有国土面积大致相当。

指美国南部墨西哥湾沿线的几个州，包括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州。

指美国移民最早的东北部诸州，包括康涅狄格、缅因、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罗得岛和佛蒙特州，是美国工业化最早的地区。

指美国东北部特拉华州、哥伦比亚特区、马里兰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歌珊村（village of Goshen）：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北部，是农业区的制造业中心。

在美国，一个班中具有最高学术地位的学生才有资格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

一个荣誉团体，成立于1776年，由大学学生和毕业生组成，其入选的会员要求有较高的科研水平。

九柱戏（nine pins）：一种曾经在欧洲贵族间盛行的游戏，类似于当代的保龄球。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基督教教会为了向儿童灌输宗教思想，在星期日开办的儿童班。

安息日：即礼拜天。

基涅（Keene）：位于新罕布什尔州西南部，1736年开始有移民。

沃辛顿（Worthington）：俄亥俄州中部一城市，位于哥伦布市郊区。

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 1803—187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关国第6任总统。

威廉·沃特（William Wirt, 1772—1834）：美国律师，政治家，作家。

1817年，威廉·沃特以真实姓名发表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 1736—1799，美国独立革命时期最著名的爱国人士，政治领袖）的传记《帕特里克·亨利的生活与品格之素描》一书，该书大量虚构炮制了亨利的演讲和言论，其中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1782—1852）：美国著名政治家，议员，律师，也是一流的演讲家，曾两度出任国务卿。

狄摩西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古希腊政治家、演说家。

在《约翰福音》中，耶稣被比作“神的羔羊”。

伊莱扎的昵称。

里士满（Richmond）：弗吉尼亚州首府，位于该州的中东部，彼得斯堡以北的詹姆斯河河畔建于17世纪，1779年成为弗吉尼亚首府。

贵格会（Quaker）：又称教友派或者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成立于17世纪，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

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殖民地自己的大陆军，任命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弗雷德里克的昵称。

肖尼人：美国印第安人的一族。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英国诗人，著有《墓地挽歌》。

传说中的古希腊英雄，因完成赫拉要求的12件艰巨任务而获得永生。

坎伯兰小道（Cumberland Trail）：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西北部。

位于肯塔基州莱克星顿西部，后成为该州最大的城市。

田纳西州的首府，在州的中北部。

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指派47位圣经学者翻译而成，完成时间约在1611年左右，是《圣经》的权威版本之一。

埃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美国意象派女诗人。此处引用的是她的著名诗作《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ms, 1759—1796）：苏格兰杰出的诗人，名作有《我的爱人是一朵红红的玫瑰》。

美国政府和国会在18世纪末“西进运动”大规模兴起之际，就有关西部政治体制、政权组织的形式等问题制定的最重要的一部法令，它正式规定了西部由领地到州转变的法律程序和条件。

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英国法官和教育家，他撰写的《法律评论》，是对英国法律最为全面的独家论述。

格林利夫（Simon Greenleaf, 1783—1853）：美国著名法学家，曾任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

斯托里（Joseph Story, 1779—1845）：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他于 1832—1845年连续出版了从宪法到国际私法的9本法律释义书，对普通法传统在美国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安妮的正式名字。

唐纳德·雅科凡（Donald Yacovone）：美国当代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高级副主编，擅长研究美国内战时期的历史。

第三章 从政诱惑

人应当自我支配，而且能够自我支配。在以此为基石建立的唯一国度之中，政治独立主宰了人类群体的每一个层面，从最小的乡村一直到国家的首都。自然，在这个国家，政治应该成为人们强烈关注的对象，它几乎事关每个人的利益。

“你很少踏进美国的土地，”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林肯首次当选州议会议员的那一年写道，“那时你会发现自己身处某种骚动的中心，乱七八糟的喧闹声此起彼伏，你的耳畔会同时响起上千种声音，每一种声音都在表达某种社会需求。你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这里，邻近的人们聚在一起讨论是否该建一座教堂；那里，大家在商量一个代表的当选机会；更有甚者，一个区的长官们都会急急忙忙赶到城里，讨论决定如何改善当地状况；在另一个地方，村里的农夫会离开田间地头，去研究修路、建学校之类的计划。”

“市民们聚会的唯一目的，就是宣示他们对政府行为的反对态度，”托克维尔评论道，“插手社区政务，对其指手画脚，乃是美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可以说，也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一个美国人不知道如何交谈，但他会讨论；他不会演讲，但他会滔滔不绝地说。他对你说话的样子始终像对着一群人。”

诺亚·韦伯斯特的《基础拼写手册》是林肯时代相当普及的一本读物。其中有一幅插图，画着一个男人站在一只做工简陋的圆桶上，在一群热情洋溢的听众面前摆出英雄般的姿势，他一面发表演说，一面大幅度做着手势，一幅美国国旗在他身后骄傲地飘扬着。为了让演讲主题更为鲜明，横幅上还画上了一只雄鹰，象征演讲者的勇气和爱国激情。在提到政治的诱惑力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道：“倘若社会上最令人觊觎的东西，都摆在成功的雄辩家们面前，让他们唾手可得的话，那么谁能让我们这些雄心万丈的年轻人对政治无动于衷呢？成功的雄辩家让人顶礼膜拜，其他所有人的声望与之相比都要甘拜下风。”

对于19世纪许多有着远大抱负的年轻人而言，政治就意味着他们为出人头地而选择的竞技场。政治吸引了密苏里州的贝茨、纽约州北部的苏厄德、伊利诺伊州的林肯以及俄亥俄州的蔡斯。

※※※

爱德华·贝茨是四位竞争对手中最年长的一位，于19世纪20年代密苏里建州改制运动期间初次投身政坛。密苏里建州的请愿书在美国国会进行辩论时，围绕着关于在最初组成联邦的州内以宪法形式保护的蓄奴制，在新获取的疆界中是否适用的问题引发了争论。一位来自纽约的反蓄奴制的代表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密苏里首先同意。所有的幼奴在年满21周岁时必须得到解放。包括爱德华·贝茨在内的这一所谓的“律师派”，强烈反对把反蓄奴制的限制条款作为加入联邦的代价。贝茨争辩说，在为一个州提供宪法所保障的“共和政体”以外，对它强加额外限制条件，均属违宪之举。

一部分北方人希望将南方纳入联邦版图，他们觉得这会让蓄奴制必然走向终结。对他们而言，将蓄奴制引入新疆界会引起恐惧，这种心理目前会向西部渗透，从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未来。对于那些把钱投在奴隶劳工身上的南方人来说，北方反对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对他们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严重威胁。在斗争的高潮阶段，南方的领导人宣布他们有意正式退出联邦；许多北方人似乎愿意让他们撤出。杰斐逊在当时写道：“这一重大问题就像黑夜里的火警之铃，让我惊醒，使我无比惊骇。我立刻觉得这是为联邦敲响了丧钟。”

参议院最终删除了反蓄奴制修正案的条款，并根据著名的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将密苏里作为一个蓄奴州带入联邦。这一妥协案由肯塔基州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此君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叫作“妥协大师”。妥协案同时承认缅因州为自由州，在北纬36°3＇以北剩余的全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购并的疆界内，禁止实行蓄奴制。这条分界线横穿密苏里的南部疆界，使密苏里本身成为联邦新的领地中的例外。

那年春天晚些时候，贝茨成功地当选为41位新的州立宪法起草代表之一。尽管比大多数代表年轻，贝茨还是以“宪法的主要作者的面目出现”。到了选举州政府候选人的时候，“律师派”大获全胜。大卫·巴顿和托马斯·本顿作为密苏里首届参议员被派往华盛顿，爱德华·贝茨成为首任州总检察长；他的搭档约书亚·巴顿成为首任州务卿。两年之后，贝茨在密苏里众议院中赢得了一个席位，又过了两年，弗雷德里克·贝茨当选为州长。

这个核心集团并没有维系多长时间，因为巴顿与本顿两位参议员之间的关系开始越来越紧张。巴顿的拥趸主要是商人和地主，而本顿最终和杰克逊式民主的农耕信徒们站到了同一战壕里。一场悲剧性的决斗使两人彻底决裂。在律师执业过程中，贝茨的搭档约书亚·巴顿在本顿的朋友和同盟者——密苏里州土地测绘局长威廉·雷克托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腐败的证据，雷克托向巴顿下了挑战书，而巴顿死于这场决斗。贝茨为失去了朋友而痛苦万分。他与大卫·巴顿将约书亚·巴顿的控告书公之于众，其中本顿和雷克托均受牵连。他们要求美国总检察长、蔡斯的导师和朋友威廉·沃特对此案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大多数控告成立，致使门罗总统将雷克托解职。这一事件终于有了了断，但是巴顿和本顿之间的不和始终没有得到改善。

巴顿的支持者们，包括贝茨在内，最终都融入到辉格党的阵营中，而本顿一派则成了民主党人。辉格党赞成公众为在新的市场经济中促进商业发展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在他们不断推进的议程中，包括了以开发和增强国家资源为目的的保护性关税，以及一个全国性的金融体系。民主党人的权力植根于南方农业经济中，他们拒绝接受这些措施，而是关注寻求普通人的利益，这与银行家、律师和商人相对立。

尽管贝茨身陷于密苏里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但是1823年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贝茨的命运，并且彻底转移了他生活的重心。他爱上了朱莉娅·科尔特，并与之结为夫妻。从此以后，对娇妻和家庭生活的挚爱，使政治在他眼中开始变得黯然失色。他的长子出生于1824年，取名约书亚·巴顿·贝茨，以纪念他那位遇害的同伴。在后来的25年中，16个孩子相继出世。

贝茨一家的朋友约翰·达比回忆道，朱莉娅年轻的时候，是一位“绝美的女性”。她出生于一个高贵的南卡罗莱纳州家庭，童年时代迁入密苏里定居，她的父亲是一位富翁，在土地买卖上收益颇丰。她的一个妹夫后来成了南卡州的州长，另一位姐妹嫁给了密苏里州首席大法官。三妹与汉密尔顿·罗恩·甘布尔结为连理，此君时任密苏里最高法院法官，对德雷德·斯科特一案曾经提出异议。朱莉娅虽然有这些眷属，但对政治少有兴趣，只是一心一意打理家庭。与弗朗西斯·苏厄德的书信完全不同，朱莉娅的家书对于时下的话题绝口不提，而是谈孩子们的活动，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的游戏以及他们发生的骨折。达比认为，她终其一生“都为了让家庭圈子过上好日子而着想”。

朱莉娅超然的人生态度颇受人们称道，她为爱德华营造的小家庭，朋友们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是一种天伦之乐的典范。在爱德华的眼里，一切都那样心满意足，官场升迁的诱惑力逐渐暗淡。1826年，也就是在他结婚的第三年，爱德华竞选美国国会议员并获得成功，然而，他必须离开家人，告别温馨的围炉夜话，所有这一切，都冲淡了他心中胜利的喜悦。即便与朱莉娅短暂小别，对他而言也是一种离别之苦。“我过去从未发现，要打起精神来是如此之难，”有一次朱莉娅需要外出几天探望朋友，爱德华坦言道，“实际上，甚至在你刚一离开我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孤独的痛苦。在法庭上，我可以表现得很好，而一旦回到家中，在床上或吃饭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形影相吊，寝食难安。我提到这些，并非因为这些事理所当然，或我开始喜欢上这些感觉，而是因为这种感受对我而言相当新奇。过去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躁动、不满、难以名状的感觉，也不想再有这样的感觉了。”

告别怀孕的妻子和家中的幼子，贝茨独自一人出发，前往华盛顿的国会就任。此时他的心中更添万般惆怅。一路上在不同的客栈和寄宿公寓，他写信坦陈自己“忧愁莫名，思绪万千。”她的爱情有一种“魔力”，当他那“亲爱的朱莉娅”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会“像一个陷入情网的学校男生”乱了方寸。现在，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因情绪激动而潸然泪下。“真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痛苦！如果我能伟大到足以左右社稷大政的方向，那么我为理想所做的牺牲兴许还物有所值，但仅仅是在国会里做一个不起眼的小议员，这是以一种令人鄙视的代价换取了我们共同的幸福。这一直是你的观点，而现在我觉得你是对的。”

他渐渐习惯了华盛顿舒适的公寓，并把自己在国会里的座位安排在大卫·克罗基特、詹姆斯·波尔克和亨利·克莱附近。这样，他的情绪才有所好转。

贝茨很少外出参加各种聚会，而是喜欢把晚上的时间用来读书，给妻子写信。他告诉朱莉娅说，自己花上整晚的私人时间与亨利·克莱待在一起，这让他激动不已。“那个人越来越喜欢我了。每次我见到他时，”他写道，“和他之间都有一种心灵感应，似乎一眼就能心领神会。我感到他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胜利者的风采，这种风采让和他在一起的人不会与他为敌。”

贝茨在国会任职期间面临的主要议题是关于西部土地安置、内部改善以及关税问题。在这每一项议题上，本顿和巴顿这两位参议员都针锋相对。本顿曾提出过一项议案，要求联邦政府以近乎免费的低价向定居者提供土地，他认为，廉价的土地可以抑制少数人赚钱、多数人亏本的猖獗的投机行为。巴顿反对说，如此低廉的土地将会打压整个西部经济。贝茨站在巴顿一边，对这个热门提案投了反对票。

在就公共土地问题进行辩论期间，贝茨出版了一本公开抨击本顿的小册子，让这位“老金条”先生大光其火，以至于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两人互不搭话。“我的文章让他的声誉好似被火烧了一把，”贝茨告诉朱莉娅说，“就像王水浇在铁上，留下的烙印难以磨灭。”在与本顿的公开争执之外，贝茨与他的同僚相处甚为融洽。他天生的热情和蔼的性格，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友爱。他觉得晚上的时间让人特别开心，意趣盎然，尽管大家会“清嗓子，咳嗽，以杖拄地，将痰盂碰翻”，“闹哄哄的”。晚上，议员们桌上的烛光，还有圆形屋顶的天花板上悬挂的一大堆枝形吊灯，将国会大厅照得灯火通明，“呈现出一派最富丽堂皇的景象”。

然而，这段令人欢愉的短暂时光，毕竟抵偿不了他对刚出生的长女南希的思念之情。他感伤地喟叹道：“至今我只知道她是个女孩儿，我渴望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长得什么模样，她的眼睛是黑色还是灰色，是长鼻还是狮子鼻，大嘴还是小嘴——最重要的，她是否长了一双漂亮的小脚丫？”因为他预言说，如果女儿的脚长得不如她妈妈的那么美，她可能永远也做不成“一位淑女”。

“哦！我是多么渴望见到你，将你揽入怀中，”他对朱莉娅说，“就算这仅仅只是短暂的一瞬。有时候，我几乎看到了这一幻象——你的样子如此栩栩如生，充满活力，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通过鸿雁往来，他俩实际的亲密关系变得相当实在。在信中，朱莉娅承认自己有忧郁的气质，贝茨回复她说：“哦，既然如此，我可以亲吻从那面颊上落下的泪珠，而那面颊上的欢愉明媚则是我的阳光。”

尽管如此，官场生涯对他依旧有所诱惑。在他的朋友和拥趸们的怂恿下，贝茨同意竞选下一届议员。虽然他极具个人魅力，然而，紧随着杰克逊派在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使本顿和民主党人完全控制了密苏里的政局，贝茨在改选中也铩羽而归。在任期行将结束的最后日子里，一贯轻声细语的贝茨，在议员席上与南加州的国会议员乔治·麦克达菲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麦克达菲对他的人格进行了嘲讽奚落，贝茨在冲动之下向这位南加州人下了决斗的挑战书。幸运的是，麦克达菲婉言回绝了应战，同意为自己的言辞不恭做出道歉。

多年以后，贝茨的朋友查尔斯·吉布森在反思南方人进行决斗的“法则”时，认为这种“法则”的讽刺意义在于，随着决斗习俗的消亡，普通百姓的行为变得更坏。“这种规则保护了一种尊严、公正和规范性，而这些东西现在都已消亡，”他认为，“这对于伦理、民众和政府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害。现在的一代会认为我是野蛮人，但是我相信有些人是为保护法律和舆论的环境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共和国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倚重这些环境，他们死得其所。”

36岁的贝茨整理好文件和书籍，踏上了返乡的归途。他让朱莉娅放宽心，告诉她说，对于失去的一切，他如释重负。即使他爱他的朋友“与他人相比并无二致”，他写道，“因为在我个人看来，幸福就在我自己家庭的怀抱中绽放。”没过一天，他就高兴地汇报说，在筹划未来的计划时，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时间“一分再分”。他解释说，首先要在职业上“取得并保持一种最佳状态”，这样他就可以供养他的家人，让他们能过上所有“各式各样的小康生活，其乐融融，这样的日子是我们过去常常谈到的，也是我们希望拥有的。”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好几年过去了，贝茨在州议会担任了两届议员，在那里，大家把他看作是“组织中最能干和最能言善辩的成员”尽管如此，他依旧信守当初的诺言。1835年，贝茨决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他日益兴盛的律师业务中，不再参加换届改选的竞争。这样，在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他在家庭中找到了天伦之乐。

他的日记写得颇有意趣，它忠实地记载了贝茨30多年来走过的日子，为他的家庭生活的重要活动提供了鲜活的见证。在蔡斯那部充满内省色彩的日记中，对于抱负、成功和权力的反思无处不在，而贝茨的日记则侧重于每天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他的孩子们如何降生和离开，他的花园如何变得更漂亮，以及他钟爱的圣路易斯市所发生的种种新闻。他曾经认为自己在历史方面的兴趣，在于国内法律、道德以及各类社会风俗等常人忽略的领域，而不是战争和各类王朝的一般史实。

孩子们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都让他着迷。他的第14个孩子——本出生时，他记录了一件“令人好奇的事情”：这孩子的肚子右侧有一块蛙状胎记，贝茨试着解释“这个由上帝隐藏造化真相的神秘玩意儿”。他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孩子出生前几周，妻子躺在床上看书，被一只突然出现的树蛙惊扰了，当时，“她就靠左侧躺着，右手搁在臀部上。”贝茨写道，“孩子身上的相应部位就出现了这块蛙的印记。”

他的日记在字里行间还反映出对神力的虔信。贝茨的儿子朱利安“从小就有严重口吃”，全家人一度担心“他的病没法治”。有一天，他突然奇迹般地开始十分流利地说话，没有任何拖泥带水。贝茨记录道：“上天终于将新的才华赐予一个人，过去，这个人似乎被剥夺了人性的福祉。”孩子说话能力恢复了正常，为了报恩，贝茨希望他的儿子最终“能有资格传布福音”，因为他过去“从未看到任何年轻人如此投入的虔诚。”让人难过的是，这个“奇迹”持续时间并不长，6个月以后，朱利安说话又开始结结巴巴了。

偶尔，妻子会离家走亲访友。此时贝茨就会长吁短叹说，这个家中的“主妇和女王”不见了踪影。他提醒自己，妻子始终在照料一个大家庭，从没完没了的家务活中得以短暂解脱，因此“不能对她心怀妒忌”。朱莉娅在32年中生了17个孩子，几乎从头到尾都在挺着大肚子照料孩子。由于贝茨尽情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因此，每当一个孩子长大后离开家庭，都会让他备感怅惘。1851年，他写道：“今天，我儿子巴顿带着他的家人——妻子和一个孩子搬进了他的新家。……自从他1849年3月结婚以来，就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这对我们全家人来说都是一次值得重视的减员。因为我们的孩子成长得很快，他们即将各奔东西。”

贝茨保存的日记还反映出他对家乡圣路易斯市深厚的责任感。每年的4月29日，他都会在初次抵达这个城市的周年纪念日上做一个记号。多年过去了，他见证了“这个城市在人口、迁徙、商业和艺术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使圣路易斯市成为大密西西比河谷中的一块宝石。贝茨预言它最终将成为“整个美洲大陆举足轻重的城市”。他的日记骄傲地记录了在大街上初放华彩的第一盏煤气灯、从圣路易斯发往东部城市的第一封电报，以及第一天开往密西西比以西的火车。

贝茨亲眼目睹过一次将城市商业中心化为瓦砾的大火，经历过一场每天有百余人丧生的流行性霍乱，运棺车早晚不停地碾过泥泞的街道。他记录道，仅仅一个星期，死亡的总人数就达上千之多。他自己的家人“非常健康”，安然度过了这次劫难。他相信，某种程度上，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听从一般人关于不要碰水果蔬菜的说法。他对疫病源头或治疗手法的医学疏漏感到非常痛苦。“没有两个人的意见是统一的，没有一个人在两个星期内保持同一个想法。”当疫情加重时，不少家庭弃城而逃，整个城市陷入疫病蔓延的恐惧之中。但是贝茨拒绝这样做，他有一位朋友将自己在城外的种植园空出来供人避难，贝茨对他说：“我是美国最传统的公民，有着良好的声望、信誉和影响力。我把它当成是一种神圣的职责，不允许有任何妥协，坚守我的岗位，随时准备着，承担起我的那份义务。……我应该对眼下离开圣路易斯感到羞耻……这是对一座名城的抛弃。”

除了写他的家庭和城市之外，贝茨的许多日记还通篇记录了一年四季的时序变迁，花开花落，月圆月缺。每年，番红花头一次开花，榆树头一次落种，橡树头一次结满穗，郁金香头一次怒放，都会让他欣喜不已。他把自己的花园描写得栩栩如生，读者几乎可以听到秋叶落地的沙沙声，或是回荡在春夜里“青蛙们全体合唱的呱呱声”。他以十分敏锐的眼光观察这些植物的颜色随岁月流逝而发生的变化；他小心翼翼地记录着时光变迁与世事纷繁，从未感觉自己年复一年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他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人。

然而，他并未完全抛弃对政治的兴趣。对开发西部的满腔激情，促使他在1847年的河港大会上扮演了一次主角。在那次大会上，他抗议波尔克总统否决了辉格党发起的内部改善法案。据说这次集会是“内战爆发前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5000名公选代表以及无数观众加入到芝加哥1.6万名居民的大家庭中来，所有的旅馆、公寓和私房，凡是能够想到的每一处房间都被挤得满满的。这个城市已经拥挤不堪，不顾一切的来客甚至跑到芝加哥港口，寻找能有个睡觉地方的船舱。

前任和未来的州长们、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都到场了，其中包括来自俄亥俄州的汤姆·科温、来自纽约的《纽约论坛报》总编霍勒斯·格里利，以及被选为大会秘书的印第安纳州的斯凯勒·科尔法克斯。纽约还有一位代表——民主党人大卫·达德利·菲尔德，他是波尔克总统反对联邦为各州改善拨款议案的代言人。格里利写道，出席会议的还有“尊敬的亚伯拉罕·林肯，一个高个子的伊利诺伊州人，刚从这个州唯一的辉格党选区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是林肯的名字在全国性的报纸上首次出现。

“见过（林肯）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当时的长相。”多年以后，一位代表回忆说，“他个子高挑，瘦骨嶙峋，体态笨拙，身穿一件短腰的薄燕尾服，一件同样质地的短背心、一条长度仅及脚踝的薄马裤，头戴一顶草帽，脚蹬一双粗革高帮靴，里面是羊毛袜。”

会议头一天，爱德华·贝茨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在众多声名显赫的代表们面前亮相，对他来说“大大出乎意料”。贝茨在日记里倾诉说：“如果有人注意到我，提出让我担任大会主席，我就会以诚惶诚恐的样子推辞这个提议。”他担心党派斗争会使这次大会不欢而散，那样的话他就要承担失败的罪责。然而，贝茨主持大会的各项活动娴熟而公正，提出的改善和开发内陆河道水系的议案非常具有说服力，这使他“一举闻名全国”。相比而言，林肯给人的印象局限在一个小得多的圈子里，他以其睿智的风格驳斥了民主党人菲尔德反对公众改善内陆环境的主张。

在大会行将结束之际，贝茨发表了闭幕演讲。这次演讲没有完整的记录，威德坦陈道，原因在于贝茨一开始演讲，记者们就会“过于专注，就像普通听众一样聚精会神，以至于忘了新闻报道这回事。”会议结束后的一周，霍勒斯·格里利在《纽约论坛报》上写道：“那时写的报道，没有一篇是客观恰当的。”贝茨用明白无误而极具说服力的语言阐述了国家局势。他说，美国正处于一个“局部分裂与无限繁荣之间”危险的十字路口，他呼吁全国各地区表现出“克制和妥协，因为只有通过有政治家风范的让步，蓄奴制问题和边界合并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国家才能走向实际的繁荣。”威德写道，贝茨演讲时，“他常常被一次又一次的欢呼声打断，讲话结束后，成千上万听众的喝彩声在现场回荡，经久不息。”听众的反响完全感染了贝茨，他认为这次讲话可谓他人生“登峰造极之举”，他“过去从不知道一篇演讲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反响”。

贝茨在日记里写道：“众多的与会者看上去一定被催眠了——他们的身体、感情和思想，都完全和我的意愿融为一体，对我的每一个想法和观点均有……闪电般的回应。而每当我讲话结束，就会发出响亮、漫长而自发的（山呼海啸）……此情此景我恐怕不会再次目睹。”

当他回家之后，贝茨承认说，他的虚荣心“受到鼓舞”，他“性格中骄傲的一面被催化，那种追捧的态度，远胜过我退出江湖、终生归隐家园时自以为能得到的奉承。”这种体验是“无数的公众赞誉，私下里的心满意足，比我生命中的任何阶段获得的都要多。……在芝加哥的那三天给我的表现机会，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的威望，比我在任何一个国会议院里多年苦心经营的收获都要好。”

仅以一篇演讲，贝茨就成了全国知名人士。他的大名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人们认为一旦辉格党重执牛耳，他将是政府部门出任高官的头面人物。威德写了一篇为贝茨歌功颂德的长文，呼吁他重出政坛，文章在结尾处总结道：“国家不能缺少如此这般的正直、才干和爱国激情。”

起初，贝茨对这类赞颂志得意满，大会结束后的几周内，他说服自己不再眼巴巴地想着政治成功——他后来称之为“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他谢绝了威德请他重出江湖的呼吁，给编辑写了一封心事重重的信。他开诚布公地告诉威德，他曾经怀有非常“崇高的志向”，这使他的想法变得“人云亦云”。但是现在，这些热望都已消逝，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已定型，以职业和家庭生活的标准来看，秉性恐已难改”。因此，他无法接受“以君王或臣民的天赋所承担的任何职责”。他解释说，他拒绝出山，是考虑到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家庭关系以及他对自己的大家庭的责任感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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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厄德是第二个进入政府公职圈的竞争对手。他意识到，做了几年碌碌无为的律师之后，他就“没有争强好胜的野心”了，虽然他辞职的时候“非常快活，因为毫无疑问（他）对这个职业缺乏兴趣”，但他发现自己每次一有空就会仔细研读报纸杂志，而只有在需要案件诉讼时才会细看法律书籍。他说，他当时发现“政治是这个国家中至关重要和让人着迷的事。”

瑟洛·威德犹如天赐，此君扶持苏厄德进入政坛，使他扬名天下。苏厄德当时和自己的父母、弗朗西斯以及老岳父一起远赴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当时他们的马车半路抛了锚，将一车乘客扔进一处沼泽地里。一个体格健壮、有着一双眼窝深陷的蓝眼睛的男人挺身而出，帮助大家转移到安全地带。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名叫瑟洛·威德，是罗切斯特一家报纸的编辑，那张报纸“主要由他亲手印制”。那次邂逅擦出一段友谊的火花，为两人勾勒出新的人生前景。

瑟洛·威德比苏厄德年长4岁，他一眼就看出自己的新朋友是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属于最好的社会阶层。威德本人出身贫穷，他的父亲常常因债务锒铛入狱，家人被迫从一处穷乡僻壤搬到另一处穷乡僻壤。他8岁起就在一家铁匠铺子里当学徒，仅受过几年正式的学校教育，只得拼命奋斗，自学成才。为了借书，他曾步行数英里，他学习历史，并且借着铁匠炉子的火光贪婪地读报。他成了一位白手起家的典型榜样，他一旦知道自己前进道路上有哪些障碍，就开始自我磨砺以消除这种障碍。威德笃信“一个政治家看人一眼就会永远将他记住”的说法，担心自己缺乏牢记各种人名和约会的本领，便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记忆力。他每天晚上花15分钟时间，告诉他妻子凯瑟琳当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以及他遇到的每一个人，以及说过的每一句话。这种在晚间进行的记忆训练颇有成效，因为威德很快便因为擅长现场记忆而著称。他天生精力充沛，聪明机灵，为人热情。为了闯出一番辉煌的事业，他当过印刷工、编辑、作家、出版家，最终成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政坛大腕，人称“独裁者”。

在更年轻的苏厄德身上，威德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追求权力的本能，苏厄德对政治的痴迷程度也和自己不相上下。那个年代，各政治党派此起彼落，风生水起。一些人提倡建设国家新的基础设施——深挖河道，兴建新的公路、铁路交通网。威德和苏厄德受到这些主张的影响，苏厄德深信，这些措施，再加上一套全国性的金融体制和保护性关税，将使国家“强化其基础，增加其成员，开发其资源，扩大其疆域。”这些主张逐渐被人称作“美国体制”。最终，“美国体制”的拥护者们与亨利·克莱旗下的辉格党结为同盟。

威德的政治声望在纽约迅速崛起，在苏厄德的帮助下，他创办了《奥尔巴尼晚报》，并于1830年3月首次发行。这张颇有影响力的晚报逐步成为辉格党人（后来则是共和党人）的党组织机关报，为威德打下了强有力的基础，并在近40年间逐渐形成了其政治主张。通过他的报纸，威德为苏厄德创造了首次竞选公职的机会。1830年9月，苏厄德从第七选区脱颖而出，在州参议院获得了一个提名。同年11月，在威德的全程策划下，苏厄德赢得了一个历史性的胜利，成为进入纽约州参议院最年轻的议员，时年29岁。

与苏厄德初次见到这个城市时相比，奥尔巴尼的规模已差不多扩大了一倍，但是它依然只是一座仅有2.4万名居民的小城。这个纽约州的首府最初由荷兰人建立，巨商们兴建的一排富丽堂皇的砖瓦大楼使之显得颇有气派。苏厄德来到此地的前一年，这里已破土兴建了国家的“第一条蒸汽机车铁路”。这条16英里长的铁轨将奥尔巴尼与斯卡奈塔第两地连接起来，成为“沟通全国铁路网的第一环”。

议会由32位议员和128位代表组成，其中大多数人下榻的地点，不是在南市街的雄鹰客栈，就是在州立大道拐角附近的贝蒙旅馆。这些人口稠密的地方让政治家们颇为中意，对其家人而言却很不合适，特别是对苏厄德这样有年幼孩子的家庭来说就更显局促。因此，苏厄德决定独自出席这次为期4个月的冬季会议。

入住贝蒙旅馆之后，苏厄德告诉弗朗西斯：“威德和我颇为亲近，而我喜欢他性格中热情的一面。”他把自己的朋友说成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一位手持魔棒控制和指挥政党的魔术师”。苏厄德骄傲地宣称，虽然威德声名卓著，两人关系却十分融洽。他会“坐下来，将他的一条长腿搭在我的煤箱上，而我则交错双腿。我们拿着雪茄，冲着对方的脸喷云吐雾，我们无所不谈，但绝口不提政治。”两人都喜欢上剧院看戏，对查尔斯·狄更斯和沃尔特·斯科特的小说十分着迷。在国家大事上，他们志同道合，共同的理想成为一条维系两人终生友谊的纽带。

在那些充满俱乐部气氛的寄宿公寓里，苏厄德喜欢交际的天性如鱼得水。在那里，同僚们一起吃饭，晚上彼此串门，就着炉火聚会聊天。他告诉弗朗西斯说：“我的房间是一条大马路。”在会议的最初几天，他和一位年长的同僚——来自水牛城的议员阿尔伯特·哈勒·特雷西结成了好友。此君曾在美国国会担任过三届议员，一度被追捧为副总统候选人。然而最近几年，特雷西疾病缠身，元气大伤，自己的政治前程陷入低谷，“粉碎了他所有的热忱”。在苏厄德身上，特雷西发现这位年轻人也许可以实现自己一度珍藏的梦想。“我相信亨利把他的所思所想都告诉了他，”弗朗西斯·苏厄德给她姐姐拉泽特写信说，“他和亨利之间的相互关爱显得十分平等。”

苏厄德离开奥尔巴尼几天之后，特雷西坦率地告诉苏厄德：“我对你相当依赖，这让我这个大男人很没面子。这是一种愚蠢的偏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特雷西解释说，他和另一位同僚间的友谊“可谓恰如其分，它正好充斥我的心灵，但是你的友谊却让我承载过重，它会让我像小女孩一般产生急躁不安的心绪，这种心绪让人难以释怀，也无法欣然承受。（自从你离开的）每一天，或者说几乎每一个钟点，我都像痴情女子一般眼巴巴地盼望你回来。但是两位堂堂的参议员之间写信竟然以此为主题，这一切未免过于荒唐。自从离开奥尔巴尼以来，我始终有一些梦想，其中四分之三的内容我会埋藏在心里。”

起初苏厄德对特雷西的多愁善感有过回应，表示他“喜出望外”，因为他发现“开始有点儿羞于承认自己具有的那种柔弱之气”在自己的朋友身上也有。然而，特雷西这种强烈的感情终于开始让两人的关系受到破坏。有一次苏厄德没有及时回复特雷西的信，后者便写了一封耍小脾气的短信说：“我那被禁锢在狭小空间里的感情胜过了你的感情。你的感情从本质上更加散漫——我真是很傻，几乎毫无保留地倾其所有，而另一个人却是……三心二意。”

特雷西过于热心，加剧了与瑟洛·威德之间的紧张对峙。“自从特雷西来了之后，威德就从未到这儿来看过我们。”弗朗西斯在奥尔巴尼探亲期间告诉她姐姐说：“我对此很难受，虽然我不能为此承担什么责任。”面对两难抉择，为了结成生死同盟，苏厄德放弃了特雷西而追随威德。尽管特雷西依然是苏厄德忠实的好友，但他内心却因苏厄德不断靠近威德而颇觉愤懑。“爱——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暴君，”特雷西提醒苏厄德说，“它为我们最神圣的友情的结合和养分提供了互惠互利。”他告诫苏厄德，一旦没有了这种互惠互利，要想维持往日曾经拥有的珍贵友谊是不可能的。

特雷西这种奇怪的感情转折，很可能与他逐渐感受到自己与苏厄德日渐疏远有关。他把自己这种毫无回报的爱从亨利转移到弗朗西斯身上。弗朗西斯同样也觉得自己与丈夫有距离。尽管在结婚10年后，她依然深深地爱着丈夫，弗朗西斯还是担心苏厄德对政治和世俗荣华会过于痴迷，以至于忽略了对家庭的爱。她叹息“对一颗心失去了影响力，而我一度以为这颗心完全属于我。”她越来越害怕自己和丈夫之间变得“南辕北辙”。

1832年，苏厄德说服弗朗西斯陪他到奥尔巴尼参加1月到3月间举行的州立法会议。他们的住处位于贝蒙旅馆的一楼，正好就在特雷西和妻子哈丽特的楼下。这两对夫妇通常在傍晚或周末聚在一起，而特雷西的妻子常常要回水牛城的娘家，在此期间，特雷西就跟在亨利和弗朗西斯夫妇屁股后面，和他们一起散步，一起外出买东西，一起带着孩子远游。“他是一个奇怪的人，”弗朗西斯对拉泽特说，“他肯定比我结识的任何人都知晓得更多。”她大为惊叹地说，和他谈话，“让我觉得他就像一本同义词词典。他在描述差别很小的意思时，几乎不用同样的词语。”

特雷西利用弗朗西斯渴望有人陪伴的心理，迂回婉转地进入了她只与丈夫分享的个人内心世界。他很直率地向她诉说自己与妻子之间的争吵，并邀请她到自己的起居室阅读诗歌，学习法文。他们交谈彼此如何与疾病做斗争。弗朗西斯向拉泽特坦白说：“现在不管他把变色龙说成是蓝色、绿色还是黑色的，我都会相信。”在随后的一次久别后，弗朗西斯毫不难为情地说自己“非常高兴见到他，因为我非常爱他。”尽管并没有迹象表明弗朗西斯与特雷西有过肉体关系，但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亲密的私情，这被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习俗认为有伤风化。

第二年夏天，苏厄德告别了住在奥本的妻儿，陪同父亲远赴欧洲，行程3个月。而年迈的父亲需要照料，这为苏厄德提供了一个逗留的理由。苏厄德很喜欢这次领略异域风光、考察新文化的机会。父子二人遍游英国、爱尔兰、荷兰、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多年以后，苏厄德回忆往事说：“我的这次旅行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然而，他每到一处，思绪都会飞回美国，想到自己对祖国非凡前途的信念。

“只有亲自访问了陈腐、压抑、苦难深重的欧洲之后，一个人才会对他自己的政府心存感激，”苏厄德感慨道，“他才会意识到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各民族肩负的重大责任，美国人民有义务进行成功的社会实验……以证实民众有能力创建民主政府。”他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搜寻美国的报纸，以遗憾的心情发现其中关于“恶毒的政治斗争”的报道。

当时林肯、蔡斯和贝茨都未曾造访过这个旧世界，而苏厄德在32岁的时候，就与国会成员们交往自如，应邀出入全欧洲上流交际场所和各种觥筹交错的宴会。在法国，苏厄德花了一个漫长的周末，在美国革命战争的英雄——拉斐特将军的故乡拉格兰奇拜谒了这位将军。

苏厄德离家期间，弗朗西斯与特雷西书信往来十分频繁。有一天弗朗西斯的父亲米勒法官发现一封写给弗朗西斯的信放在壁炉台上，这封信出自陌生人的笔迹，他当即要求看一看。弗朗西斯向姐姐解释道，她当时有点手足无措，“我把信交给他，他非常小心地打开封口，目的就是读信。我的第一个本能冲动就是想跳起来把信从他手中抢走，而我确实这么做了，然后道歉说，最好由我本人先看一下这封信。他显得非常惊讶，觉得我竟然如此不可理喻。”

特雷西的来信成倍增长，笃信宗教的弗朗西斯开始认真反思他们之间的友情发生的危险蜕变。亨利从欧洲回来后，弗朗西斯在他面前十分羞愧，她把信拿出来，对丈夫说，如果特雷西继续热衷于打破他们平静的婚姻生活，他应该站出来了结此事。起初，苏厄德拒绝去看这些信，他不愿意把这种非分之想归咎于特雷西。接着又来了一封信，这让弗朗西斯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她觉得自己在特雷西和丈夫的眼里都非常丢人。苏厄德决定和对方当面解决此事。然而，当两个男人第二次在奥尔巴尼会面时，苏厄德没有提到这个微妙的状况，也没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谈起此事，因为他的注意力不断被政治所吸引。苏厄德在州议会的4年里，以雄辩的声音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谴责为追讨债务而监禁他人的做法，敦促监狱将男女囚犯相互隔离，并推动各种国内改良措施，他始终与不同政见的双方保持友好关系。威德相信，现在已到了把他的小兄弟推向更高职位的时机了。

1834年9月，在纽约州尤蒂卡市举行的大会上，威德游说新组建的辉格党党员，让他们相信这位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苏厄德，将针对时下极为受宠的民主党人发起一轮最为成功的州长竞选攻势。苏厄德激动不已。为了网罗所有的支持力量，他没有冒险与颇有势力的阿尔伯特·特雷西疏远，对妻子的承诺可以再等一等。

在这一轮政坛新贵的竞争中，苏厄德满怀雄心壮志，热情地接受了辉格党的纲领，承诺为国家尽力实现某种进步。尽管威德警告说，他面临一场艰难的战役，但他那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并未受到挫折。这次竞选活动口号阵阵，歌声嘹亮，显得生气勃勃。竞争对手声称红头发的苏厄德年纪尚轻，稚气未脱，难以担当重任。为了反驳这种说法，辉格党人特意制作了一个历史人物画廊，里面全是青年时代便已成就伟业的人物，其中包括查理曼大帝、拿破仑、拉斐特、莫扎特、牛顿，当然还有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本人。1834年11月，苏厄德期待着胜利降临，直到最后一轮投票的计票工作持续了三天。

这次失败给一度活跃自信的苏厄德当头一棒，他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现状，他的婚姻，以及他的前途。那年12月，他被迫回到奥尔巴尼，参加州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那里，他成了一只跛足鸭，陷入了莫名的惆怅。苏厄德夜不能寐，由于他好几个月以来远离妻小，他害怕强烈的野心已经危及自己的婚姻。

在奥尔巴尼，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长信，感叹说“自己的野心多么邪恶，”他现在意识到，野心让他偏离方向，“迷失了思想、目标、友情，失去了那唯一全心全意爱我的人的同情。”他承认说，他一度认为她的爱只是他生命中许多激情中的“一个插曲”，其实，当时这种爱是他生命中“最难能可贵的”。他担心这样的醒悟对于“重新赢得”她的爱情而言为时已晚，“我曾把你从我的心中驱逐出去，这件事我做得让人如此伤心，对你如此缺乏同情，以至于我的心中没有为你留下任何你理应找到的东西，让你不能继续留在我的心田。而那卑鄙的T（特雷西）在我变得极度愚蠢之时乘机向你大献殷勤，大肆甜言蜜语，这些事我（从未做过），而你那颗遭受冷遇的心被他的谎言骗走了一半……感谢上帝，我们俩都从这令人恐惧的险境中逃脱了出来……可爱的、受伤的和天使般的灵魂，接受我向理性和真理的首次回归时的敬意吧——对我说，你理解我的亲身感受，而你的感情未曾被压垮吧。”

由于无法立刻收到弗朗西斯的回信，苏厄德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感到浑身湿冷，亢奋不安。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发现自己的妻子可能不再爱他，这让他毛骨悚然。“我越来越像个妇人般地提心吊胆，”他在第二封推心置腹的信中承认说，“请你亲口甜蜜地告诉我，我在你心里一如既往值得珍爱，这时我会更加欢欣鼓舞。”

苏厄德终于盼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回信。“亲爱的亨利责备自己未免过于苛刻，”弗朗西斯写道，“当我多次为自己年轻的梦想破灭而流下最苦涩的泪水的时候，我从未想过你不是一个好人……即便当我最不心甘情愿地发现‘爱是女人的全部生命史，而对男人的一生而言只是一个插曲’时，我也没有归咎于你，而是责备我自己对感情索取太多，我觉得我所需要的感情过于强烈。”她肯定地表示，“另一个人的爱”永远不会给她带来“抚慰”——因为上帝已经让她“走上了正道”。

苏厄德在回信中保证说，现在除了回家之外，他什么都不想，他渴望和家人一起做家务，在漫漫冬季倚炉夜读，“为了你和我们亲爱的儿子们而生活着”，成为“分担你所想、所虑、所感”的知己。有了弗朗西斯的支持，苏厄德答应重新信仰新教圣公会，并努力寻找皈依神灵之路。他最后说，自己正“急切地算着，眼前的这段日子距离那种生活还有多少时间”。

当苏厄德告别在奥尔巴尼四年来结识的诸多朋友时，他决定与特雷西决裂。然而，就在他计划离开的前一天，他的一位老朋友写来一封奇怪的信，立刻挑起了事端。这封信一开始平静地回忆了他们相识初期的那段日子，当时，特雷西对于“一种忠实而特殊的友情”还怀有“金色的梦想”。他写道：“当我第一次觉醒，发现其实这些只是南柯一梦时，我忍受了多少痛苦！……在这方面：你绝无一丝责任感。你曾经尽你所能爱过我……但是这种爱和我希望的相比越来越少。”他解释说：“这种痛苦，这种失望是我反复无常，以及对你表现出太过频繁的刻薄寡恩的借口。”

苏厄德情绪激动地回了一封信。他解释说，特雷西完全误解了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疏远”一词的本意。他指责道，“你利用我们之间既有的关系，或有意或无心地做了一些你本不该做的、为君子所不齿的事——要不是我最亲爱的人的美德和坚贞，这种所作所为”差一点毁了他的整个家庭。苏厄德讲述了自己起初并不愿意读弗朗西斯向他坦白时交给他的信，而当他看完了信后的结论是，特雷西“未能如愿，不计后果地伤害我”。

苏厄德写道：“从那以后，特雷西，你失去了一度在我心中具有的魅力……作为一位才华横溢和拥有诸多优点的人，你依然拥有我的尊重，但是你将永远不再是我的密友，我将不再大发雷霆，但是不会再有爱。”即便在这样一个沉重的时刻，苏厄德依然保持了完美的政治家风度，不愿完全断绝后路。

如果苏厄德以为经历了这次与弗朗西斯之间的感情波折之后，他会心满意足地享受家庭生活，继而永远泯灭东山再起的勃勃野心，他就大错特错了。他重返奥本就向一位朋友坦言：“喜欢享受一届任期间隔的人在其隐居阶段很少会心情舒畅。”几天以后，苏厄德便写信给威德，向自己的这位老友和恩师恳求说：“让我随时了解政治动态，请多加关照，因为我迄今为止尚未全神贯注于专门的职业，请别把我当成一个老练的从政者，对我不闻不问。”

1835年夏天，为了从枯燥乏味的律师业务中忙里偷闲自找乐趣，34岁的苏厄德组织全家赴南方旅游。他和弗朗西斯坐在马拉客车的后座，而他们5岁的儿子弗雷德和车夫、过去曾当过奴隶的威廉·约翰逊坐在前排，他们的大儿子格斯和爷爷一起待在家里。像往常一样，这次旅行让苏厄德兴奋异常。他解释说，“当我出门旅行时，一切烦恼、牵挂和顾虑都会烟消云散。”在3个月里，这一小队人马经过了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回程时还在首都停留了一下。他们给家里写的信中，对一路所到之处南方人的热情慷慨和好客大加褒扬，而他们首次亲眼目睹了蓄奴制，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南方的看法。

在他们旅行的那个年代，移民、工业开发、创业热潮以及经济的多样化，30年来使北方的社会变得生机勃勃，创造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历史学家肯尼思·斯坦普很好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北方是如何“充满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男女老少，他们热情地相信‘进步’并将之视为成长和变化的同义语；空气里到处都激荡着智慧的骚动，到处都有创业的蓝图；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以改革整个人类社会为目标的各种团体。”

然而，当苏厄德一家进入弗吉尼亚，仿佛走进了一个自1800年以来就停滞不前的世界。在全家人乘坐的马车横穿弗吉尼亚的阿勒格尼山脉途中休息时，亨利写道：“我们不再路过频繁出现的农舍、客栈和店铺。但是这里崎岖的道路还是引导我们……（途经）低矮的木棚屋，那里就是奴隶们的住所。”他们很少遇到其他旅客，却发现了“一片荒废而崎岖不平的土地，散布着一些破败不堪的民居。”苏厄德悲叹道：“在这片令人敬仰和闻名遐迩的古老疆域上，蓄奴制的祸根多么深重！在我见过的所有国家中，只有法国，它花了40年的精力去打仗，其人口因战乱频仍而骤减，和弗吉尼亚一样腐朽不堪。”

苏厄德所观察到的贫穷、闭塞和停滞的现象，在当地十分普遍。在北方如火如荼朝着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资本主义，基本上与这里的死水一潭、等级制度森严以及以乡村农奴制为基础的南方社会格格不入。蓄奴制使相当一大部分的南方劳动力无法实现社会流动，文盲率居高不下，人们难以得到教育机会。南方的财富直接集中投入到土地和奴隶上，而一个小种植园主就通过这样的投资发家致富，这样的环境并不能培育出一个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

苏厄德全神贯注于蓄奴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破坏性掠夺，而弗朗西斯对沿途所遇见的那些男女奴隶和幼奴的生存状况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她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蓄奴制是最温和的一种形态，”但是，“‘把你自己伪装得枯槁憔悴，心如止水，奴隶，尔等乃是一群痛苦的牲口。’”她一直情不自禁地想着“这个备受伤害的族群遭受的不公待遇。”

有一天，弗朗西斯停住马车，和一位苍老而瞎眼的女奴交谈了一番。这个女奴当时在一个院子里“转动一部机器的沉重齿轮”。她解释说，这个活相当艰苦，但是她不得不参与劳作。“而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些，我太老了。”当弗朗西斯问到老人的家庭时，她透露说，她丈夫和所有的孩子很久以前就被卖给另一户人家，打那以后她再也没听说过他们的音信。这个悲惨的遭遇在弗朗西斯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她详细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并在后来将这次记录大声地念给奥本的亲友们听。

几天以后，苏厄德一家在里士满郊外的路边偶然遇见一群被拴在一起的小奴隶。亨利描写了这悲惨的一幕：“10个年龄在6到12岁之间的小男孩，两个一组，全身赤裸，双腕全都被一根长绳捆在一起，后面跟着一位高个、骨瘦如柴的白人汉子，此人手执长鞭，抽打着这一小队悲惨而困乏的孩子，把他们赶到马槽去饮水，然后从那里走进一处棚屋，席地而卧，呜咽呻吟着进入梦乡。”孩子们那天被人从不同的种植园买进，然后又前往里士满，等着被卖出。

弗朗西斯无法忍受继续这段旅程。她在日记里写道：“对蓄奴制和南方厌恶之极。那地狱般的景象不断在我眼前浮现，让一切都如影随形。”她恳求丈夫不要再往前走，他答应了。他们没有继续往南去里士满，而是“掉转马头朝北返回家乡”。几十年来，南方贫困悲惨的黑奴形象在苏厄德的脑海里始终难以磨灭，这更加深了他对蓄奴制的仇恨，同时也造就了弗朗西斯强烈的社会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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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厄德回到奥本之后，一次待遇优厚的机会开始向他招手。在纽约州西部拥有30万英亩土地的荷兰土地公司正在招募一位经理，负责土地批发、合同谈判，与未来的移民处理土地立契转让事宜。这家公司给苏厄德开出的价码是年薪5000美元另加股息分红。尽管接受这一职位，就意味着他有时要到离奥本的妻小和家庭100英里远的肖陶扩县住上好几个月，但苏厄德并没有犹豫。

他向律师事务所请了假，在韦斯特菲尔德租了一套有五间卧室的房子，他告诉妻子说那里“比你想象的还要美”，并希望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妻子和孩子能来此地探望他。与此同时，他请威德17岁的女儿哈丽特到奥本陪伴弗朗西斯，帮她照料两个男孩子和他们在1836年8月刚出生的小女儿科妮莉亚。

不久，苏厄德发现地产开发生意比当律师更具诱惑力。他雇的6位年轻职员很快就取代了苏厄德的家庭小圈子，尽管他每晚都会给弗朗西斯写信，言之凿凿地说他非常想念她和孩子们。苏厄德不止一次地提及他是如何渴望当年夫妻二人彼此靠在炉火边大声读书的日子。他刚刚看完斯科特的三部情节曲折的小说，感觉非常喜欢，但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那其中有千种风情意犹未尽，假若一个人在仔细研读的时候有个说话的伴儿，那么这些小说会让人更加倾慕不已，更觉滋味无穷。”他的孩子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他，有了他，整个家庭就有了活力。半个多世纪以后，他的儿子弗雷德“非常清楚地记得”某个特别的晚上，他的父亲在家大声朗读斯科特和彭斯的作品，弗雷德觉得“那肯定是件稀罕事儿。”

同时，在韦斯特菲尔德的生活已令人颇感惬意。只要苏厄德对他在奥本的快乐老家保持完整印象的话，那么他就能完全让自己投入到任何地方的新的冒险之中。1837年1月，他的小女儿感染了天花并夭折，这一变故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他在家里待了3个星期后，恳求沉浸于悲痛之中的弗朗西斯和他一起回到韦斯特菲尔德。弗朗西斯不愿离开她的两个男孩，又“觉得把两个孩子都从爷爷那里带走十分不妥。”

苏厄德回到韦斯特菲尔德后，以充满渴望的心情给弗朗西斯写信说，“过去当我想到你和你的避风港，以及你身边的人，我的整个心情就变得无忧无虑，它是让我幸福快乐的主要源泉。”但是现在，“我能想象到你独守空房，情绪低落，意兴阑珊，闷闷不乐。而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难以抑制萦绕在心头的悲伤。如果我能在你身边，将你的注意力引向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去学习各种知识，或者去想各种更开心的事的话，我也许可以守护你，为了你，为了你的孩子，也为了我自己。”

弗朗西斯最终被说服了，第二年夏天，她去韦斯特菲尔德探亲。苏厄德给威德写了一封欢欣雀跃的信，表达了他的心满意足。“嗯，我在这儿头一次享受到了梦想成真的快乐。”他写道：“我读了很多书，偶尔骑骑马，沿着湖边闲逛了更长时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乐于做一些健康活动，这让他们也很开心。”他告诉威德说，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如果你能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享乐，能把西塞罗和他的哲人朋友们从塔斯库勒姆吸引到这儿来。”

弗朗西斯的夏季过得很开心，但她却无法和丈夫一样心满意足。当年9月，她回到奥本，告诉哈丽特·威德说，她“发现韦斯特菲尔德是一个非常赏心悦目的小村庄……但是它毕竟不是我的家，所以你会很理解我待在这里会更开心——这感受有一点儿喜忧参半，对吗？我再度置身于我那亲爱的宝贝诞生和夭折的房间，端详她的小抽屉，和那些想念和爱过她的人交谈。”

到了1837年秋天，一次西进的经济衰退席卷了肖陶扩县。这次1837年的“经济恐慌”带来了大范围的灾难——企业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银行挤兑，房地产持续贬值，贫困逐步升级。“我差不多绝望了，”苏厄德给家里写信说，“我不得不辞退了三位职员，他们看上去都那么像我的孩子，也是几乎走投无路。”

命运再一次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向苏厄德投来微笑。由于民主党人因这次经济萧条遭受责骂，所以紧缩的经济使辉格党的政治前景变得光明起来。在那年秋天的选举中，辉格党人横扫了全州。苏厄德在给威德的信中写道：“有一种‘辉格党的辉煌胜利’之类的声音始终在我耳畔嗡嗡作响，让我几乎没有时间考虑问题。”威德在奥尔巴尼重新控制了政局，他喜气洋洋地回信给苏厄德说：“两天来我拼命想抽出空来和你联络，你总是让我变得心情快乐或者沮丧。……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一次决定性的革命。但愿那给予我们解放，也给予我们智慧的天意，能把我们的力量转化为有益健康的途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厄德和威德并肩作战，将辉格党在原先的商人、企业家和富农基础上进行了扩充。自安德鲁·杰克逊当政以来，为数众多的工人一般都把选票投给民主党，威德希望对这一群体产生吸引力，因此他每周都会为一名新党员筹款。霍勒斯·格里利被选为辉格党新创刊的报纸的主编。他是一位纤弱瘦小的年轻作家，其貌不扬，眼睛近视。格里利住在纽约的一处阁楼上，在那里，他编辑了一本叫作《纽约客》的小杂志，这份新的党派周刊很快便获得了成功，最终演变为极有影响力的《纽约先驱报》。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威德、苏厄德和格里利携手合作，共同创立了最初的辉格党，后来的共和党的基础。在那个年代的许多时候，这三个人情同手足。即便经常在内部发生争吵，他们对外总是显得团结一致。

1838年夏天，威德认为该是苏厄德第二次竞选州长的时候了。在当年9月召开的辉格党大会上，这位“独裁者”无孔不入，他向一个又一个代表团展开游说，告诉他们苏厄德是最有可能获得大多数选票的强有力的候选人。为了支持他的提案，他分发了1834年的州长竞选统计数字，告诉人们，尽管辉格党在那次选举中遭受失败，但苏厄德获得的选票已超过了其他所有辉格党的候选人。威德的神奇开始发挥作用了。他的被保护人在第四轮投票中获得了提名。“嗯，苏厄德，我们再次被人带进了‘艰难之海’，所以我们得兢兢业业地干。”由于在那个年代，由候选人亲自进行政治演说并不适宜，因此，大多数工作实际上都留给了威德。威德干得相当漂亮，计票结束后，37岁的苏厄德以绝对优势获胜。

在整个局势如火如荼之时，苏厄德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回到家里。“上帝保佑瑟洛·威德！”他欢呼道，“这次结果我要归功于他。”然而，选举结束后一周，苏厄德的情绪就开始低落下来。“我所觊觎的是一个令人畏惧的职位。”他告诉他的导师说，“我被自己的鲁莽吓坏了，对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当时弗朗西斯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威尔，连续几个星期都在生病，而且对全家搬到奥尔巴尼心里有些紧张。苏厄德坦陈自己并不“知道如何使出席议员达到法定人数”，他怀疑自己能否继续在雄鹰客栈的房间里住下去。

威德抵达奥本后就立即掌控了局势。他要求租赁给州长的官邸必须全天候有人值守，并劝说弗朗西斯搬家，和自己的丈夫住在一起。苏厄德的儿子弗雷德回忆说，这栋黄色的砖房“让所有人都心怀崇敬，用作官邸非常适合。”它占地4英亩，整套房子包括几间客厅、一间舞厅、一间宽大的餐厅，一侧的厢房用作图书室，另一侧则是一套家属的房间。当苏厄德认真翻阅历史和哲学书籍，准备向州议会发表一篇后来被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就职演说时，威德将整个屋子都储存了葡萄酒和食物，挑选了苏厄德就职典礼的全套服装，和数百名毛遂自荐的内阁成员候选人见面，最终选出了州政府内阁的所有成员。苏厄德认为“（他的）职责是接待内阁，而非组阁。”

在整个过渡期，苏厄德发表见解时会意气用事，这让一贯谨慎的威德常常恼怒不已。“你的信告诫我要养成小心谨慎的习性，这一点我无法轻易苟同，”苏厄德在回信时说，“我喜欢直抒胸臆。”然而，一般情况下，苏厄德对威德还是言听计从，欣赏他在战略上超乎常人的先见之明和丰富的经验。

他告诉威德：“我没想到独裁者居然是如此和蔼可亲的人。”毫无疑问，这话引起了他那位骄傲的导师的共鸣。几年以后，威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在政坛上，从来没有两个人如此亲密无间地合作过，彼此相互理解过。双方并非由一方操纵另一方，一方并不总是发号施令，而另一方也并不总是唯唯诺诺。他们是朋友，是最优秀、最珍贵、最高尚的知己。”

几年后，苏厄德讲述了一桩逸事。这是在选举结束后不久，苏厄德在奥尔巴尼乘马车时，和马车夫之间进行了一场真实的谈话，这位马车夫后来问他是谁，苏厄德回答说他是纽约州州长，马车夫大笑起来，表示难以置信。苏厄德说他们可以去沿路的下一个客栈，向客栈老板证实此事。他们抵达客栈后，苏厄德走进去问：“我是不是纽约州的州长？”那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当然不是！”苏厄德追问：“那么，究竟谁是州长呢？”“嗯……当然是瑟洛·威德！”那人答道。

1839年元旦，年轻的州长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大力扩展公立学校体系（包括为黑人提供更好的学校），拓展航道和铁路，为精神病患者建立更多的慈善设施，废除因债入狱的现象。这种一贯发展经济的设想建立在劳动力得到自由、公共教育和技术进步得到普及的基础之上，坚决摈弃了苏厄德在1835年的南方之行中亲眼目睹的那种经济、文化的萎靡不振。

在他参加选举的那年，他曾向纽约州议会公开宣示说：“在这个大陆上，我们的民族注定要达到一个比以往更高的完美社会的境界，因此它将造就出一种改天换地的精神。”苏厄德承诺说，如果北方自由劳动力酝酿的力量、聪明才智和理想抱负能够“由我们的一种明智而旷达的政策给予支持”，那么“我们的州，在20年内将不会再有不毛之地——她的商业优势将傲视群雄，她的100座城市将再现昔日克里特岛的辉煌。”

苏厄德希望辉格党拥有更广泛的号召力，于是他提出采取各种措施，吸引那些组成州民主党骨干力量的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移民，他号召他的美国同胞欢迎他们，“对他们在家乡的不幸，他们在这里背井离乡的处境，以及他们对自由的热忱，应当给予满腔同情。”他坚持认为，对于这些新来的移民，美国没有给他们提供公民的全部福利，而正是这些移民为北方的扩张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他特别提出要改良学校体制，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各类居心险恶的反天主教课程吓跑了移民，使大批人遭受文盲、穷困潦倒和伤风败俗的厄运。为了让这些孩子离开街头，并为其提供成长的机会，苏厄德希望将一部分公立学校基金划拨给一些教区学校，以便让那里的孩子们能够接受本族宗教信仰的教育。

苏厄德的学校改革提议在信奉本土主义的新教徒中引发了剧烈的反响。他们谴责他通过取消教区和州行政区之间的界限，阴谋“颠覆共和制度”，各种传单大骂苏厄德“与罗马教皇沆瀣一气”，企图将新教徒的子弟推向神父的魔爪之中。最终，州议会通过一项妥协案，只是简单地扩大了公立学校设施。但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本土主义者气焰日益高涨，他们没有放过苏厄德。事实上，他们的反对意见，最终演化为苏厄德在1860年竞选总统候选人时一块致命的绊脚石。

如果说苏厄德关于教育和移民的一连串政策，让他本人成为纽约州影响广泛、争议颇多的人物，那么他坚决反对弗吉尼亚案中的蓄奴制的强硬立场，使他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早期名闻全国。1839年9月，有人发现一条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驶向纽约的船上有一名逃亡的奴隶。按照美国宪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在一个州合法服役的人或劳动者如果逃往另一州，则应当被送还原所有人，因此这个奴隶被遣返给他在弗吉尼亚州的主人。当弗吉尼亚方面声称三名自由人身份的黑人水手蓄意将该奴隶藏匿在船上，并要求逮捕并归还给他们的时候，纽约州州长拒绝了这个要求。

苏厄德在一项将矛头指向整个南方的声明中表示，这些水手被控的罪名是纽约州无法认同的。人不是财产，因此他们没有犯任何罪。相反，“文明民族的普遍情感”认为，帮助一个奴隶从奴役中解脱之举，“不仅清白无辜，而且大仁大义，值得褒扬。”

围绕着三位水手命运的公开争论旷日持久，弗吉尼亚州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性的措施打击纽约的商业，它号召南方其他各州通过决议，谴责苏厄德和纽约州“干涉”了它们历史悠久的“内部体制”。北方的民主党人刊物则警告说，这位州长的立场会因纽约盈利丰厚的贸易往来而对弗吉尼亚和其他奴隶州做出重大让步。苏厄德被人诬称为“一个执迷不悟的新英格兰狂热分子”，但这只会使苏厄德坚持立场的勇气倍增。他策动由辉格党控制的各州议会通过一系列反蓄奴制的法案，承认黑人公民在针对南方职业捕快时所拥有的公民权，保证任何被抓捕人的案件都经由法官审理，并禁止纽约警官和监狱机构参与抓捕逃奴。

早在1820年，杰斐逊就预见到这些造成分裂的纠纷将成为“新的烦心事儿”，它们再度加剧了南北隔阂。尽管每年只有少数奴隶真正逃到北方——据估计每百万人中只有一两百人成功逃脱奴役，但是这个问题仍加剧了双方的宿怨。在北方，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报纸《解放者》呼吁立即释放奴隶，实行种族平等，谴责蓄奴制惨无人道，罪孽深重，号召“采取行动，即使挑战宪法”也要终结“撒旦帝国”。这些严厉的批判引起了南方的领导人同样尖锐的反击。他们宣称蓄奴制不仅必要，而且对于白人和黑人都有着相似的巨大利益，其“好处毋庸置疑”。当南北双方的矛盾逐步升级时，许多北方人担心这场运动会使整个联邦分崩离析，成了反废奴主义者。这种恐惧心理激起了捣毁北部和西部废奴主义者印刷厂的事件，报社被人焚烧，主编被人威胁，如果他们的废奴运动继续下去，那么他们性命难保。

1840年，苏厄德再度当选州长，但是他的支持率已经大大下降，他被责难的问题在于有关教区学校的论战、与弗吉尼亚州旷日持久的对抗，以及人们对社会变革的热情普遍降温。霍勒斯·格里利发表社论说，苏厄德“此后将因为失去的3000张选票而备感荣耀。从长远看，这种荣耀将使他一生中已拥有的一切光荣黯然失色。”然而，苏厄德决定不再竞选第三届任期。他对一位朋友解释说：“现在，所有值得我努力争取的理想，就是离开这个州，给我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这比我继续留任更好。”他离职的时候情绪很好，他坚信，当自己开明的主张再度赢得支持时，他将重返政坛。

在与弗吉尼亚州的纠纷，以及其他每一次威胁到苏厄德完美任期的论战期间，威德都毫不犹豫地站在苏厄德一边，成为他的坚定盟友和伙伴，威德在议会中对各种批评做出回应，在《奥尔巴尼晚报》上发表社论，自始至终为苏厄德加油鼓劲。1842年，苏厄德在其第二届任期行将结束之际对威德说：“我何德何能，竟然能享有此等深厚的友谊和感情？没有你鼎力相助，我不可能步步为营实现我的目标，赢得我现在即将告别的这个职位。……要不是我对你的友情如此毫无保留地信赖，此时此刻，我如何能够在岗位上勉力为政，我如何能赢得令人喜悦的反响，我的未来将会怎样？”

回到奥本后，苏厄德重操旧业，继续干他的律师行当。当时他的业务主要是各种盈利性的专利案件。他发现与弗吉尼亚州的斗争经历使自己颇受北方反蓄奴制人士的青睐。新的自由党党员在物色1844年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大名四处传播。自由党诞生于1840年，是当时对两个主要政党未能正面处理奴隶问题感到失望的人士创建的，其主要目标是废除蓄奴制。尽管苏厄德被这种关注搞得有点受宠若惊，但他仍不能想象自己会离开辉格党。

与此同时，他继续充当黑人公民的代言人。1846年3月，苏厄德的家乡发生了一桩血腥的谋杀案。一位名叫威廉·弗里曼的23岁的黑人，因一次后来被证明是错判的案件而身陷囹圄5年。弗里曼从监狱释放后，便走进苏厄德的一个朋友、富裕的农场主约翰·凡·内斯特的家中，手持两把餐刀，杀死了内斯特、他怀孕的妻子、幼子和岳母。威廉·弗里曼在几小时后被抓获，立即承认了他的罪行。他表现得毫无悔意，并在说话时常常无法自控地大笑不止。当地治安警官将他带走，赶在一位狂怒的暴徒想对他处以私刑之前，勉强将他送进监狱。弗朗西斯·苏厄德对丈夫说：“我信仰上帝的仁慈，我相信自己再也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复仇之情喷薄欲出，因为我看到他们当时正押解那个凶手从我们的门前路过。幸运的是，法律胜利了。”

弗朗西斯立刻看到了整个事件中“不可思议的”一面，她的判断是对的。调查显示弗里曼的家族曾有精神病史，而且，弗里曼在狱中多次遭受鞭打，致使其眼睛被打瞎，并导致精神错乱。到了开庭时，没有一位律师愿意接手弗里曼的案子，对于任何敢于为这个冷血杀手辩护的律师，奥本的市民将不惜武力威胁。当法官问：“有人为这个人辩护吗？”一种“死一般的寂静在这拥挤的房间里弥漫”，就在这时，苏厄德站起身来，满怀激情地大声说道：“如蒙法官大人准许，我愿意一直为这位囚犯辩护，直到他死去为止！”

苏厄德的朋友和家人，包括瑟洛·威德和米勒法官，都对苏厄德的这一决定提出了严厉批评。在接踵而至的痛骂声中，只有弗朗西斯骄傲地站在丈夫一边，并肯定地告诉她的姐姐说：“他会做正确的事。他不会对事情酿成大错视而不见。”她满心自豪地对儿子格斯（奥古斯塔斯的昵称）说，“在美国，很少有人为了人道的缘由付出如此之大的牺牲——在良心上，他已得到了回报，他问心无愧。”尽管家庭和孩子对弗朗西斯而言意味着整个世界，但是当苏厄德的举动招来报复，并威胁其家庭的时候，她却从未退缩过，自始至终立场坚定。当时弗朗西斯四十出头，虽然体弱多病，身心疲惫，形容憔悴，却容颜俊俏。多年来，在丈夫熏陶之下，她学识颇有长进，丈夫酷爱读书的习性、锐意改革的进取精神，以及对蓄奴制的深恶痛绝都极大地影响了她。她公然违抗自己的父亲和乡邻，每天坐在审判庭里，她的沉静安详，为丈夫提供了莫大的力量。

苏厄德花了数周时间调查了整个案情，他与弗里曼的家人会面，并传唤了五名医生出庭做证，证明囚犯处于极严重的精神病状态。在法庭辩论总结中，他恳求法官不要受到被告肤色的影响，“他依然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拥抱他，把他当成一个人。”苏厄德继续说道，“我不是这个囚犯的律师……我是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律师。在这里我亲眼目睹大家将一位躁狂症患者当成罪犯进行审判，我的震惊难以描述。”他认为弗里曼的行为是“任何只适用于心智健全的人的理论都无法解释的”，并恳求法官不要判弗里曼死刑。苏厄德向法官承诺将弗里曼终身收容，并竭力规劝道：“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一位白人男子或白人妇女遭遇类似起诉了。”

毫无疑问，地方法官将做出一个有罪判决。苏厄德在总结陈词中说道：“法官大人，当我有朝一日寿终正寝，我的遗骸将留在你们中间，和我死去的亲人和乡邻的一起，在这里长眠。他们极有可能默默无闻，被人忽略，被人藐视！但是，也许从此多年以后，当现在让这个社会躁动不安的激情和兴奋冷却之后，一些游荡的陌生人，一些孤独的背井离乡者，一些印第安人，一些黑人，会在这些死者的坟墓上面竖起一块简陋的石碑，并刻上这样的碑文：‘此人诚实可信！’”一个多世纪以后，凡是到奥本的福特希尔陵园拜谒苏厄德墓的访客都会发现，他墓碑上的铭文正是这几个字。

面对家乡父老非议时，苏厄德为弗里曼所做的辩护使自己名扬全国。他那慷慨激昂的法庭陈词被几十家报纸转载，并印成了小册子，流传相当广泛。萨蒙·蔡斯本人就是这个黑人诉讼案最主要的支持者，他对自己的一位废奴主义友人刘易斯·塔潘承认说，他把苏厄德尊为“我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为公众服务的人。除了他本人以外，还有谁能为了那位可怜而不幸的弗里曼如此不惜代价地抗争到底？”蔡斯继续说：“从苏厄德本人的个人地位和环境来看，他为弗里曼申冤的意愿，是发自一颗至高无上的慈悲之心。”

就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苏厄德重新将个人生活的重心转入到奥本，他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丝毫未变。在道义和国家进步的基础之上，苏厄德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声誉。他坚信，当他力主改革的理念再度赢得公众支持时，他将重返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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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厄德和贝茨一样，亚伯拉罕·林肯早年也对政治十分着迷。23岁那年，他在伊利诺伊州的纽塞勒姆住了仅仅6个月，就决定在圣加蒙县竞选州议员。而一个初来乍到、没有家庭背景、没怎么受过正规教育的移民，要想竞选公职，看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对自己信心十足，并觉得自己的见识高人一筹，这些因素确实都衍化为一种强大的动力。一方面他雄心勃勃，另一方面他又立足未稳，这种矛盾在1832年3月他发表的正式竞选声明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声明中，他宣布自己将以一个辉格党人的基本纲领参加竞选，呼吁内部改良，提高公共教育质量，以及为反高利贷立法：“据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野心，”他写道，“除了让自己成为值得我的同胞尊重的人以外，我没有其他的伟大之处真正让他们尊重。我该如何满足这个野心，依然需要继续努力。”

林肯已经有了一个终生梦想，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曾经屡次提及这个梦想，这就是：他想证明自己值得大众的倾心关注，赢得他的同胞的尊敬和崇拜。“我很年轻，对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无名小辈，”他说道，“我生来就以一种最卑微的方式活着，并且一直如此。没有一位富甲一方或声名远扬的亲属来引荐我，我的竞选材料被单独扔到这个县的独立投票人的手上，而如果我被选上的话，他们会对我给予关照，我将以自己的行动不懈地回报他们；但如果善良的人们凭自己的眼光，认为将我隐藏在幕后比较合适，那么我对失望太熟悉了，不会为此而气恼。”然而，与此同时他明确表示，这次尝试不会是他的最后一次。他告诉投票者们，只有被击败“五六次”以后，他才会觉得羞辱，并“永远放弃之”。

他的竞选活动因参军抗击萨克族和福克斯族印第安人而中断了，这次战争后来被称为“黑鹰战争”。离开军队3个月以后，他在选举开始前不久回到了家乡。不出所料，计票结果揭晓后，鲜为人知的林肯落选了。尽管他没有如愿以偿，但是让他颇为骄傲的是，在他自己的家乡，在他“所到之处都结交了朋友”的新塞勒姆小镇上，他获得了300位投票人的277张选票。这一令人吃惊的支持率应当归结于他的好脾气，以及十分出众的讲故事天赋，这个天赋让他成为众人的宠儿，他们每天晚上聚集在杂货店里，谈天说地。林肯后来肯定地说道，这是他在“人民直接投票中唯一被击败的一次”。两年以后，林肯再次竞选公职。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拓宽了除新塞勒姆以外的人际关系，轻松赢得了选举，获得了在州议会四个连续任期的首届任期。在加入新建的共和党以前，林肯始终是一个坚定的辉格党人，这一点很像苏厄德和贝茨，蔡斯也有过短暂的相似经历。

林肯的四次成功的州议员竞选活动都是在一个人烟稀少的边疆县城进行的，其面积和罗得岛相仿。他的一位政治同盟者罗伯特·威尔逊写道，年轻的林肯“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被人们围绕的中心。他的故事……新奇而生动，从不掺杂任何恶意”。尽管在安静的时候他的脸庞“喜怒不形于色，波澜不惊。而当大家听得兴致盎然时，他的眼角边的皱纹会四散开来，这皱纹会斜着穿过他的鼻子，他的眼睛会熠熠发光，每当故事收场，大伙儿都会开怀大笑，每个人无论是否心甘情愿，都深陷于故事之中不能自拔”。在林肯的一生中，无数人都会发现他的面庞突然变得容光焕发，这令许多人亦步亦趋追随他。

在竞选活动期间，候选人骑在马背上穿过“完全空无一人”的牧场，在乡村小店和小村庄里发表演讲。威尔逊回忆道：“演讲有时在午前开始，候选人轮番上场，直到所有能演讲的人都经过一轮为止。一般来说这要耗费整个下午。”争高下的方式并不仅限于发表政见。春田城西，在凯尔先生的店里，一群民主党人在打赌。“看这里，林肯，如果你能把这只加农炮弹扔得比我们远，我们就投你的票。”林肯捡起这枚炮弹，掂了掂分量，比划了几下，然后说：“好吧，小伙子们，如果你们只是让我做这个的话，那你们的选票我赢定了！”然后他就扔出了加农炮弹，投掷的距离比所有人都远4～6英尺。

1837年，林肯搬迁到春田，此时他开始赢得一帮朋友和崇拜者，这些人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白天忙于律师业务，晚上则来到春田的年轻人中间，他们团团围坐在斯皮德的店铺里熊熊燃烧的炉火旁，读报纸，闲聊，参加哲学辩论。斯皮德回忆道：“他们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肯定在这里能找到林肯。”他那精彩纷呈的故事从不让人失望。“这儿俨然是一个社区俱乐部。”斯皮德说。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喜欢聚在一起讨论当天发生的各种事件。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中有三位未来的美国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此人后来成为林肯的主要竞争对手；爱德华·贝克，他在林肯的第一届总统就职演说发表时担任介绍人，也是美国内战中的首批伤亡者；还有奥维尔·布朗宁，此人曾帮助林肯进行总统提名的选战。

林肯在州议会的8年期间，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类拔萃、机敏干练的平民政治家，他在选区内努力为本党候选人谋取投票者的支持。至于苏厄德，他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政党讲坛发表演讲上，把搜集和登记选票、引领人们参加投票的工作交给威德，而林肯却亲身介入这种政治运作，从最不着边际的到最世俗寻常的每一步，他都事必躬亲。他凭借经验掌握了每个政党领导人经过多年磨炼懂得的东西，这就是颇具实用性的政党组织机制——包括如何分配候选人选票、选举人名单、组织投票人参与集会等，这些与政坛标榜的意识形态同样重要。在这段早期的从政岁月中，林肯积极亲身参与组织各种竞选活动，这成为他后来参选时的一大特色。

林肯在1840年的竞选计划将政党组织分为三个需求层次，县级的党领导人“从选举人名册中获得每个选区单独的投票人花名册”，这个花名册上都是过去投票给辉格党候选者的人。然后，每个选区的领导人将这个花名册分成“十个选民小区，由彼此住得很近的十个人分别负责”，每个选民小区的领导人将负责“面对面与本小区的每个人接触，让他们保证……在当日尽早投票。”

同年，林肯与包括约书亚·斯皮德在内的四位辉格党同志一起，针对威廉·亨利·哈里森的总统竞选活动发布了一份传单。“我们的目的是将整个州组织起来，把每一位辉格党人都带到投票站去。”对这一结果，这份宣传品简要叙述了一项计划，说明为什么每个县必须划分为小选区，而每个小选区负责制定一份本选区所有投票人的“完整名单”，根据这些人以往的表现，指出哪些名字可能是辉格党的铁杆拥趸，哪些人还在举棋观望。然后，每个选区的委员会将“持续观察这些举棋不定的投票人，并不时地让那些最值得他们信任的人找他们谈话。”这些委员会将向州中央委员会递交月度工作进展报告，确保在选举日到来之前，每个县的投票人的民意调查结果准确无误。接着，就可以派遣各个党务工作者，将合适的投票人召集起来，把他们带到投票站，投票支持辉格党。他提出的竞选活动计划，其构想和任何现代人“走出去投票”的竞选行动一样细致入微。当然，林肯没有忽视资金筹集的必要性，他要求每个县拿出“50〜100美元”订阅一份“专门服务于我们正投身的伟大事业”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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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曾将他的政治主张比作“老太婆的舞蹈”——“简短而可爱”。他提出了简明扼要的三大原则：一个国家银行、一个保护性关税及一套内部改善的机制。一位州议员在推行国家银行或在提高关税方面不会有太多作为，但是内部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地方事务，它通常意味着对公路、河流、港口和航道进行改造。包括苏厄德和贝茨在内的许多辉格党人都提到要改造河道，然而林肯曾经在平底船上干过活，将肉类和谷物沿着密西西比河运往新奥尔良。这位昔日的船工完全了解在圣加蒙河上航行时垃圾和圆木造成的危险，他也不会忘记，当年他用平底船从河岸将两位先生送到他们停泊在“河道中央”的蒸汽船上，头一回拿到报酬时的激动心情。在一天之内挣了2.5美元的经历，使世界在他眼里显得“更加广阔，更加美好”，使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林肯切身体会到农民的贫困、勉强维持生计的现状，如果没有坚固的公路，他们就无法将产品运送到市场。他曾经从雇主那里拿过极其低廉的工资。原始简陋的道路，淤积的河道，铁路交通体系欠发达，学校数量匮乏，这些不仅仅是林肯面对的问题，而是他为了赢得更多的自由，需要耗费毕生精力去克服的重重障碍。这些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改善”将使成千上万的农村家庭从曾经让林肯一家陷入困境的贫苦生活中解脱出来，并使新兴的都市和城镇走向繁荣。

历史学家伽柏·波里特的观点颇有说服力：林肯针对内部改善和经济发展的政见充满了力量、养分和影响力。林肯承诺“在理想情况下，所有人应当因自己的劳动而获得完整、良好及不断增长的回报，这样他们可以有机会改善生活。”林肯在很久以后说，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使每一位美国人“在生活的竞赛中，起步时可以无拘无束，并获得公平的机会”。在林肯看来，对一种民主体制的主要试验，是看这种民主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人的状态，从所有人的肩膀上移除人为的重负，让值得赞美的为大众而奋斗的道路畅通无阻”。一种真正的民主应当是一种个人能力主义体制，根据这种体制，那些出生卑微的人可以凭借其天生的才华崭露头角，控制他们的也许只是自律。

年轻的林肯告诉约书亚·斯皮德，他的伟大抱负是成为“伊利诺伊的德威特·克林顿”。这位有着拓荒精神的纽约州州长曾为所有的纽约人提供各种机会，当他说服州议会支持伊利运河计划时，他在自己州的历史里留下了一道永久的印记。在伊利诺伊的议会中，林肯也希望以一套雄心勃勃的内部改善计划使自己留下一道类似的印记。

同样在这几年当中，这位年轻的州议员针对蓄奴制发表了他的首次公共宣言。在北方，废奴主义开始兴起，苏厄德等各州州长采取实际行动，拒绝完全遵守宪法中的逃奴条款。这使南北两方的议会都通过各种决议，谴责废奴主义，承认宪法关于拥有奴隶的合法权利。在保守的伊利诺伊，许多移居于此的公民都出生于南方，其立法机构开始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州议会以77票对6票的压倒性局面通过决议表示，“我们极其不赞同组织各种废奴团体”，我们要保留“神圣的”“拥有奴隶的权利”，并认为“中央政府不能违逆公民的意见而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蓄奴制。”

林肯就是发出不同声音的六个人之一。他与另一位也投票反对该决议案的同僚一起发表了一个正式的抗议声明，这份声明没有支持废奴主义，因为林肯当时仍相信，宪法并没有赋予国会在既有的奴隶州对蓄奴制进行干涉的权力，然而林肯反对伊利诺伊民众的主流意见，宣称“蓄奴体制建立在不公正和邪恶的政策基础之上”，并断言在联邦控制之下的地区，如哥伦比亚特区，国会拥有废除奴隶的制宪权，尽管他建议说“那个权力不应该被付诸实践，除非上述地区的人民要求这样做。”

林肯后来说，他始终相信“如果蓄奴制不算是一个谬误的话，那么世界上就没有谬误可言了”，他无时无刻不“认为如此”。尽管他的出生地肯塔基州是一个可蓄奴州，但他的父母曾经反对过蓄奴制。这种反对的立场部分导致了他们更换了原来的宗教集会场所，最终搬到自由的印第安纳州。几十年以后，林肯在为自己1860年的总统竞选所作的简短自传中，将他在伊利诺伊州议会的抗议声明形容为一个“明确界定了本人在蓄奴制问题上的立场的声明，就其本身而言，它和我现在的立场毫无二致”。

然而在这段早期的从政岁月里，林肯对蓄奴制问题的关切程度不如苏厄德或蔡斯。他相信，只要蓄奴制能够被限制在现存的范围之内，它就会最终消亡。他没有和蔡斯一样，对奴隶主产生职业化的或个人的厌恶，无论他的当事人主张什么，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在他的律师执业生涯中，林肯既为奴隶主辩护过，也为逃亡的奴隶辩护过。他很不喜欢看到逃亡的奴隶被人穷追不舍，最终被抓获。但他曾公开批评过缅因州州长像苏厄德那样，拒绝交出两名协助逃亡奴隶逃离佐治亚州的人。在林肯看来，宪法要求归还逃亡奴隶的义务是不可逃避的。

在1837年州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林肯想成为伊利诺伊州的德威特·克林顿的梦想破灭了，公众情绪开始逆转，对代价高昂却尚未完工的一整套内部改善方案持反对态度。几个月来，面对日益高涨的抨击之潮，林肯热心地为这套方案进行辩护，他把放弃运河计划比作“将一叶小舟停在河中央——不进则退”。尽管别人对他的主张充耳不闻，但他却遵循父亲的古老格言：“如果你做的这笔生意非常糟糕，那就把它抓得更紧”，拒绝让步。他不愿放弃自己曾经拥护的各项政策，表现出一种自戕式的顽固态度。到了 1840年，这也是经济衰退的第四年，州议会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实施这些计划。在资金不再源源而至的情况下，改善方案土崩瓦解，州银行步履踉跄，州政府自身也陷入了破产的泥潭。土地价值一落千丈，伊利诺伊开始禁止新的西部开拓者移民本州。

作为力主实施这套改善方案的人，林肯此举一度加重了州政府的财政困难，遭到了无数人严厉的批评。尽管他在1840年设法赢得了第四个任期，但他在获胜的几位候选人中得票率最低，这也是他参加竞选以来表现最糟糕的一次。林肯对自己的信念及循序渐进的计划开始产生动摇，他决定在任满之后退出州议会。

※※※

林肯这次的政治野心以失败告终，这个结果与他在个人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磨难完全一致。虽然他为人幽默诙谐，聪明而富有激情，机智雄辩，但他一度在女性面前显得笨手笨脚，忸怩害羞。他的继母说：“他并不是特别喜欢女孩子。”他瘦长的外形和鲁莽的举止很少能赢得女人芳心。一位友人回忆道：“他会穿着厚重的大篷马车靴，突然闯进一个舞会，扯开嗓门大喊一声：‘哦，小伙子们，那些女孩们看上去真水灵。’”毫无疑问这并不是姑娘们所期待的恭维话。亨利·惠特尼讲过一则趣事，他们曾把林肯与几位女子单独留在一个社交聚会上，回来时发现他“哭丧着脸，手足无措，就像一个害羞的乡下小男孩。他时而把手臂放在身后，然后又把它们放回胸前，仿佛要把手臂藏起来。他明摆着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长腿，但却徒劳无益。”他结交的女性大多是年长而可靠的已婚妇女。

林肯和女人说话始终相当拘谨，他发现自己给女人写信也同样笨拙，并觉得这是“一桩我难以理解的事”。在斯蒂芬·文森特·贝内的史诗《约翰·布朗的遗体》中，林肯表达了他与女性交往的困难：

……当水的精灵开始前行

而那是女人的精灵，我在迷茫

迷茫于语词的每一次体验和意味深长

只有为我的图谋忍耐已久

而耐心并不总会取悦于女郎

他的笨拙并非表示他对女性冷漠。“林肯对女人怀有极度强烈的激情——他几乎无法把手从她们身上拿开。”他的搭档威廉·赫恩登补充说，他的“名誉和自制……让他扑灭了内心可怕的激情之火。”林肯在巡回法庭时的伙伴大卫·戴维斯也赞同这个看法，他评价说：“他的良知让自己远离诱惑——这挽救了许多，许多女人。”林肯在结婚以前喜欢和年轻女人们亲近，并且的确将招妓作为性欲的主要发泄渠道，她们在边疆地区随处可见。

林肯的初恋情人安·拉特利奇去世一年后，林肯开始追求他的朋友伊丽莎白·埃布尔的妹妹玛丽·欧文斯。据说玛丽·欧文斯“容貌俊俏”，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性格“相当活泼”。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出生于肯塔基州一个安乐富足之家，被称为“一位健谈的人和一位绝好的读书人”。

在与林肯邂逅几年前，欧文斯小姐到新塞勒姆去看望姐姐，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安·拉特利奇去世后，伊丽莎白·埃布尔告诉林肯说，她觉得自己妹妹和林肯很般配，并提议由她出面到肯塔基州把妹妹接回来。林肯对这个想法感到“非常高兴”。在他记忆里，她很招人喜爱，聪明伶俐，是个很好的伴儿，尽管“体态偏胖”。

然而，当28岁的玛丽·欧文斯回到伊利诺伊时，发生了一桩令人烦恼的变故。林肯事后或许有点夸张地写道：“她现在出现了，和福尔斯塔夫倒是天生的一对”，“牙齿残缺不全，长相饱经风霜”，有一副“不到35岁或40岁”时很难达到的块头。他徒劳地试着说服自己“头脑比外貌更有价值”，他试图“想象她是美丽动人的，要不是她那令人难堪的肥胖，这种想象的确不假”。当林肯不得不履行婚姻的诺言时，他想象着“可能推迟那该死的一天到来”的各种办法，但是最终感到内心的良知不允许自己言而无信。

林肯在1837年5月7日写的求婚信，很可能是他有生以来写过的最没有吸引力的一封求婚信。“这种在春田的生活毕竟是相当令人厌烦的”，他发现她可能也会觉得这里的生活枯燥乏味。“我恐怕您对此也不会满意，在这里，四轮马车整天忙碌不停，就算您不亲身参与其中，也会看到这是个注定不愉快的结局。如果没有掩饰贫穷的手段，您可能会过得极为可怜。您相信您有耐心承受这一切吗？……对我所说过的一切，我将明确恪守，倘若您希望那样的话。我的意见是您最好不做决定，您还没有习惯于艰苦生活，而这种艰苦程度可能远甚于您现在的想象。您的林肯。”

不出所料，玛丽·欧文斯回绝了他。她的回绝促使林肯给他的朋友奥维尔·布朗宁的妻子伊莱扎·布朗宁写了一封语气幽默的自责信。他承认自己“受挫到几乎失去耐心”，他想“我告诉自己：除了她，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人。事实上她拥有我能想象到的最大限度的英明，因为她拒绝了我。当时，总而言之，我开始头一次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一点点爱上她了”。他下定决心说“再也不要想结婚，因为这个原因，我可能永远不会对任何蠢到接受我的人感到满意”。

尽管他声称要放弃婚姻，但18个月以后，31岁的林肯还是和活泼聪明的玛丽·托德订了婚。玛丽和她的姐姐伊丽莎白居住的爱德华兹寓所是春田社交界的中心。林肯也是爱德华兹客厅里许多年轻人中的一员，在那里，他和衣着时髦的姑娘们一起宴饮，相谈甚欢。

对亲友们来说，玛丽和亚伯在“身体、气质、感情方面”，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她身材不高，喜欢感官享乐，丰满的胸部因紧身胸衣而颇为显眼；林肯高高的个子显得鹤立鸡群，骨瘦如柴。而玛丽有一种开放、热烈和容易冲动的天性，“在她的脸上喜怒皆形于色”。至于林肯，即便是玛丽也承认他是一个相当自制的人。玛丽评价说：“他越是感受深切，就越是不愿流露于外。”春田的一位妇女回忆道，

“他很少跳舞”，而是更喜欢坐在男人们中间，这样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用他那些充满魅力的故事让大家开心。

尽管两人性格各异，但这对夫妻还是有许多共同点。对于聪明的女性而言，林肯始终很有吸引力。而玛丽正是一位天性聪慧的女人。她在学校时就拿过“最高分”，并好几次将“最高奖”带回过家中。她天生记忆力极佳，思路敏捷，对学习如饥似渴。她和林肯都喜欢谈论书本和诗歌。和林肯一样，她可以凭记忆背诵大段的诗作，并且他们都喜欢罗伯特·彭斯。事实上，林肯去世4年以后，玛丽来到这位诗人在苏格兰的出生地，她一面重温自己珍爱的一首以逝去的爱为主题的诗，一面“在可怜的‘高原玛丽’的坟前嗟伤不已”。

同时，玛丽和林肯一样，也沉迷于政治。她出身于一个政治世家，在她最快乐的童年记忆中，有她的父亲、辉格党的忠实信徒罗伯特·托德在莱克星顿的优雅砖屋中举办过的华丽晚宴，此君在肯塔基州参、众两院都曾经做过议员。在豪华的盛宴中，林肯的偶像亨利·克莱是座上常客，来宾中还包括国会议员、内阁成员、州长和外国政要，玛丽被他们的高谈阔论彻底迷住了，她妹妹回忆说，玛丽成了“一个激进的小辉格党人”，让人相信她“注定会成为某位未来总统的夫人。”

毫无疑问，玛丽将她与克莱的私人过往情况告诉了林肯，包括有一次她如何得意洋洋地骑着一头小马驹去这位政治大佬的府上拜访。同时，她和林肯一样，对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着浓厚的兴趣。1840年，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和我们其他的辉格党人一样，你始终为最近（威廉·亨利）哈里森先生的竞选而欢欣鼓舞，这次选举激起了全国上下的强烈关注，同时它对我们的繁荣昌盛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今年秋天我已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政治家，这是一份很不淑女的职业，但是在眼下这个危机重重的时刻，当人们全力以赴去解决问题之时，谁的心能够游离于局势之外呢？”此时，林肯也全神贯注于这场“老将的选举”带来的“深远影响”。

除了两人对诗歌和政治的热爱以外，玛丽和亚伯拉罕都早年丧母，玛丽年仅6岁时，她31岁的母亲伊莱扎·帕克·托德在生第七个孩子的时候难产而死。伊莱扎的去世并不像南茜·汉克斯（林肯的母亲）那样，让家庭陷于混乱，托德一家的奴隶们在女主人撒手人寰后照旧继续煮饭、照料孩子、砍柴、封火、赶马车。然而，如果说林肯父亲挑了第二任妻子是林肯的幸运，那么玛丽父亲的再婚则让她旧恨又添新愁。她那有一双冷若冰霜的蓝眼睛的继母伊丽莎白·汉弗莱斯刻薄寡恩，另生了9个孩子，她公然偏爱自己与托德养育的儿女，冷落了原配的孩子。玛丽事后回忆说，自她的后妈搬进来的那一刻起，她的童年就变得“郁郁寡欢”。她感叹说，从此以后，她唯一真正的家，就是在14岁那年她被赶往的那所寄宿学校。

这次离家，再加上她精神失常的家族史，使她的偏头痛也愈演愈烈，使玛丽就像她的一位朋友讲的那样，“情绪躁动不安，像4月的天气，一会儿阳光灿烂，大笑不止，一会儿又哭得梨花带雨，芳心欲碎”。她前一天还可能表现得富有爱心，慷慨大方，乐观向上，第二天就变得斤斤计较，萎靡不振，一触即怒。用朋友们通俗的话讲，她“要么高高在上，要么一落千丈”。而她无论情绪怎样，都需要别人的注意，有时候，自我节制的林肯也未必能始终如一地满足她这个愿望。

随着两人的恋爱不断升温，正是那些一开始让双方彼此吸引的秉性，逐渐蜕变为冲突的根源。玛丽精力充沛，能在任何聚会上唱主角，林肯起初对她的这种才能颇为着迷，后来他坚信玛丽的这一秉性让人不胜其烦，而且是强人所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机智活泼和他那阴郁严肃都会带来更多的怨气，而不是欢愉。许多人可能把林肯的任劳任怨、正直无欺和客观公正的性格当成是优柔寡断、冷漠超然和缺乏体谅。我们知道仅在1840年冬天的某一天，当他们快要结婚的时候，两人的关系出现了一段裂痕。

虽然天长日久，男人和女人的内心感情都会难以改变，但玛丽和亚伯拉罕之间并没有往来密切的情书，情况因此变得错综复杂。苏厄德、蔡斯和贝茨会通过日记和书信宣泄自己的情感，但是林肯恋爱期间的书信没有一封保存至今。虽然林肯的对手们离开这个世界已有一个半世纪。但他们的感情生活依然在我们面前显得栩栩如生，而要想重温关于林肯的恋爱史实却难度大得多。档案缺失而造成的真空，难免使闲言碎语和想象臆断兴盛起来。

玛丽加剧了两人间的裂痕，可能是受其姐伊丽莎白和姐夫尼尼安·爱德华兹的影响。他们认为玛丽在这场婚事中屈尊降纡，因而竭力反对。伊丽莎白警告玛丽说，她认为“L先生（指林肯）和她彼此很不般配”，这对夫妇认为玛丽和亚伯拉罕在“天性、头脑，教育水准等方面差距太大，他们结成夫妻不会幸福”。玛丽还有几个追求者，其中包括一位富有的鳏夫埃德温·韦伯及即将成为民主党政治领袖的斯蒂芬·道格拉斯。玛丽给朋友默西·安·利弗林写信说：“一位可爱的律师和帕特里克·亨利的外孙——多么光彩！”尽管如此，她依然坚持说：“我不爱他，而我的手不会伸向我不中意的人。”因为手上有几个体面的男人可供挑选，玛丽可能已经觉得，她需要时间去认真考虑她的家人与林肯订下的婚约。

更大的可能是，林肯本人内心的疑虑促成了第二次订婚的失败。尽管表面上他对玛丽颇有好感，但他在许下终生诺言时，似乎对自己的爱情究竟有多深开始产生疑问。约书亚·斯皮德回忆说，“在1940年到1941年的冬天”，林肯“对他（和玛丽）的定亲很是闷闷不乐——他并不完全满意他的手伸向他不中意的人”。斯皮德选择了玛丽说过的同一则短语，暗示双方一定都感受到了这次定亲没有柔情蜜意。斯皮德回忆道：“（林肯）多么痛苦，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他对我完全敞开心扉。”

最近有学者揣测说，林肯的变心和他爱上了来春田过冬的玛蒂尔达·爱德华兹有关。这姑娘是尼尼安·爱德华兹的侄女，玛丽本人第一次邂逅玛蒂尔达时坦承说：“我从没见过比她更可爱的女孩子。”奥维尔·布朗宁追根溯源，将林肯的“心智迷乱”归咎于他发现自己“已和托德小姐订婚，却爱上了爱德华兹小姐”的尴尬处境，因想象自己有不义之举和言语冒犯而受到内心良知的可怕折磨。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林肯曾向玛蒂尔达倾吐过感情，但是一位熟人的信提出了与布朗宁相似的观点，这封信描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情态。春田的居民简·贝尔发现，尽管林肯已向玛丽许下婚姻的承诺，但他“始终觉得离开爱德华兹小姐的相伴让人无法忍受”。在他眼中的玛蒂尔达完美无瑕，只要“他力所能及，就不会让她的容颜改变分毫”。他的轻率行为招来了朋友们的批评。贝尔说这些朋友“认为他言行大谬，极不慎重，并将这种看法告诉了他。而他对这种压力深感恼怒”。

迎娶玛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林肯颇感焦虑不安。也许对玛蒂尔达的痴迷仅仅是为了驱散一下这种内心的焦虑。按照伊丽莎白·爱德华兹的说法，林肯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和才干让妻子幸福无忧”感到忧心忡忡，并开始对婚姻制度本身产生了怀疑。他可能害怕结婚成家会让他无法专心致志，达成目标，他可能要对一个习惯了财富和奢华的女人一生的幸福负责，他可能无法彻夜读书去研习法律和政治，追求新知。

这种担心婚姻可能会阻碍职业生涯的想法在当时相当普遍。为了在19世纪中叶的新市场经济中建立一个法律事务所，许多年轻的律师推迟结婚，提高了婚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约瑟夫·斯托里有一句常常被人引用的名言，说法律“是一个充满嫉妒心的女主人，需要长期不断的求爱”。法律是如此，政治更是如此。对于努力奋斗希望在法律和政坛上有所建树的林肯来说，婚姻一定意味着远大抱负的绊脚石。

林肯起草了一封信给玛丽，要求解除这场婚约。他请斯皮德去送信，但是斯皮德拒绝了，告诫他应该和玛丽好好谈一谈，因为“一旦你把话语写下来，那么白纸黑字就会像一座活生生的永久纪念碑一样对你不利”。根据斯皮德的说法，林肯的确去看了玛丽，并且对她说自己不爱她。然而，只要她一哭，林肯就开始手足无措。“老实告诉你，斯皮德，这对我来说太过分了，我发现自己的眼泪顺着双颊往下流，我把她拥在怀里并吻了她；”婚约临时再度恢复，而林肯则被迫应付另一次会面以重续旧好。第二次冲突让他彻底崩溃——既因为他伤害了玛丽，也因为他长期以来始终表现出“一旦下了决心就坚持不懈的能力……这是他唯一的，或者说至少是（他）性格中的主要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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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严酷的冬天，对林肯而言，伤心事“岂止是祸不单行，简直是蜂拥而至”。约书亚·斯皮德宣布他想回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家里的种植园过几个月，斯皮德的父亲已去世，他觉得有责任要陪伴一下伤心欲绝的母亲。1841年1月，他出售了生活和经营了七年之久的杂货店。斯皮德的离开，给在这儿愉快的围炉夜话画上了句号，春田的两位年轻人过去常常在此相聚，讨论天下大事。更让林肯泄气的是，斯皮德的离开意味着他损失了一位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的知心朋友。“没有你我将会很孤独，”林肯告诉斯皮德说，“这个世界似乎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如果我们没有朋友，我们就没有欢乐，而如果我们有了朋友，我们则会注定失去他们，并且会因失去他们而备感痛苦。”

他笨拙地与玛丽解除了婚约，他最好的朋友离开了他，再加上他曾经希望能为自己在伊利诺伊的经历增光添彩的内部改善计划最终泡汤，使好几个星期内令人难过的处境雪上加霜。他不再出席州议会，并退出了他一度喜欢的生气勃勃的社交生活，他的朋友们担心他会自杀。用斯皮德的话来说：“林肯开始发疯——必须拿走他房间里的剃刀，把所有的餐刀和其他类似的危险物品都拿走，这太可怕了。”奥维尔·布朗宁回忆道，他“神志不清到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地步”，有一段时期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可怜的L！”詹姆斯·康克宁在给他的未婚妻默西·安·利弗林的信中写道，“他的样子更消瘦憔悴了，似乎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轻声低语。他眼下的处境真让人扼腕叹息。”

在林肯的年代，这一类综合征，包括感觉绝望和无精打采，想到死亡和自杀，被称为“疑病症”（the hypochondriasis）或“妄想症”。人们认为忧郁症的病源在于腹部，包括肝脏、胆囊和脾脏等被认为是支配情感的器官，因此可行的方案应当是治疗肝脏和消化系统。

1841年1月20日，林肯向他的律师搭档和朋友约翰·斯图亚特承认说：“在过去几天中，忧郁症的表现让我狼狈不堪。”他不顾一切地为安森·亨利医生找了一个邮局的差事，因为医生如果在春田没有工作便会离开。林肯告诉斯图亚特说，亨利医生在这里“对我的生死存亡相当重要”。

3天以后，林肯又给斯图亚特写了封信：“我现在是活在这世上最悲惨的人了。如果把我的感受平均分给整个人类家庭，那么这地球上就找不到一张笑脸了。我是否会好起来我无法知晓，我强烈预感到自己不会好起来了。要想维持我目前的现状是不可能的了，要么我好起来，要么我肯定死去。在我看来是这样。”

林肯希望医生的治疗能缓解他内心的忧郁，他不仅向亨利医生求过诊，而且还向当年西部最负盛名的医学家、辛辛那提医学院的丹尼尔·德雷克医生咨询过。他写信详细描述自己的病情并请求诊断。这位医生聪明地回答说，他“没有亲自见面”就无法为林肯提供诊断。

在林肯的情绪处于最低潮的时期，斯皮德始终站在他身边。在一次两人都终生难忘的交谈中，斯皮德警告林肯说，如果他不能恢复健康，就极有可能死去。林肯回答说，他并非心甘情愿去死，他“尚未做出一件事，足以让人记起他曾在这苍茫天地间生活过，足以让人将他的名字与这个时代，以及这代人的事迹联系起来，使自己因造福同胞而青史留名，而这正是他生活的渴望！”这凌云壮志，同样在他首次竞选公职的演讲中表达过，始终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指导准则，这种意愿在他生命中最暗淡无光的时候依然不变。

即便在这个令人绝望的时刻，林肯渴望青史留名的强大动力依然鼓舞着他勇往直前。与古希腊人一样，林肯似乎相信“关于一个人价值的看法依赖于他人，包括同时代人和后人对他的理解方式”。林肯无法对一个字面上的天国来世产生信仰并找到适意的感觉，他深信，我们的某一部分将会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从这一信念中找到了慰藉。罗伯特·布鲁斯发现，“林肯开始顺理成章地把记忆视为生命的精华”，因为他是一个“最热烈地投入到思想的过程、思想的表达及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中的人”。事实上，在一首关于重游童年故地的诗中，林肯强调了记忆的重要性，他这样形容：“汝为世界之中途，位居凡尘天堂间。”

林肯从自己的达观、信念和意志力中获得了动力，逐渐摆脱了忧郁。他事后告诉斯皮德说，他明白，在感到忧虑不安的时候，关键在于“避免无所事事”。“做事，和友人交谈”对于让大脑“从纷乱的思绪中摆脱出来”很有必要，因为“这种思绪有时会将最美好的念头侵蚀得破败不堪，把它变为死亡的苦涩”。他回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再度履行议员的职责，并恢复了辉格党内的工作。在1841年的夏天，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来到肯塔基州探望斯皮德，以解缺乏亲密友情和倾心交谈之苦。翌年2月，他在春田的一个戒酒协会发表了一篇雄辩滔滔的演说，这次演说不仅展现了一个完全支配自我意志的人，更显示出林肯游刃有余的领导才能。

他对那些拥护戒酒的人们提出忠告，如果他们继续以“诅咒和怒骂的威慑语调”对饮料商和酗酒者们口诛笔伐，那不会奏效，更好的办法是遵循“一滴蜂蜜比一加仑胆汁能吸引更多的苍蝇”的古训，以“犯错的人”的态度对待“犯错的弟兄”。

当代精神病理学家告诉我们，精神健康包括了对不可避免的压力和生活灾难的适应能力。它并不意味着免除焦虑和忧郁，而仅仅是指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去应付这些痛苦。乔治·范伦特写道：“一种成功的适应状态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它为未来的成长保留了开放通道。”当然，回顾当年，亚伯拉罕·林肯的成长空间的确是巨大的。

就在他发表戒酒演说的同一个月，林肯告诉斯皮德说他“疑病症已恢复得相当不错”，并且“甚至比秋天一个人的时候状态更好”。然而，只要他无法确信自己的感情，他就始终不愿回到玛丽身边。在他们分离的漫长的几个月中，玛丽极为思念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玛丽哀怨地说，因为连续数月没有“在欢乐的世界里”看到林肯，她最近“一直相当孤单”。

她异想天开地想对莱曼·特朗布尔示好，此人过去曾追求过她的朋友默西·安，时任伊利诺伊州的州务卿。她告诉默西·安说：“说心里话，我情愿你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因为他颇有才华，相当可爱，有时还很关照我。”但实际上，只要林肯还有可能娶她，她就不会真心诚意想和其他人相好。她的耐心得到了回报。两人分离了将近18个月之后，1842年夏天，双方的朋友们共同努力，促成了玛丽和亚伯拉罕的重逢。

这次复合，某种程度上斯皮德应当感谢林肯提出的明智忠告。当时斯皮德在肯塔基邂逅一位年轻女郎，并与之发生了一段畸形恋情。林肯凭自己的预感意识到这是一桩“最让人难堪的荒唐事”。他得知斯皮德在与范妮·汉宁结婚后备受怀疑的折磨，便努力让朋友相信，他的确爱上了这位年轻女郎。他告诉斯皮德，问题仅仅在于：对爱情应当是怎样一个情景，他的期望有点不切实际。谈到自己的切身感受时，林肯以热烈的语调说：“对于你我而言，特别不幸的是，我们梦想中的乐土远胜于尘世间的任何东西。”实际上，林肯沉吟道，假若他既能理解他自己那稀里糊涂的求爱，同时也能理解斯皮德的恋情，他的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林肯对婚姻的怀疑开始减退，他问自己这位新婚燕尔的朋友，结婚能否最终让人放心。“‘你现在是否能感受和判断出，你结婚后是否快乐幸福？’对任何人而言，这可能会是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唐突问题，但我知道你会原谅我。请尽快回答我，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当他得知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在婚姻的严酷考验中存活了下来，而且实际上还非常幸福时，林肯鼓足勇气决定与玛丽重修旧好。

1842年11月4日傍晚，在爱德华兹寓所的客厅里，在一小群亲朋好友面前，亚伯拉罕·林肯和玛丽·托德结为夫妻。“这里没发生什么新鲜事儿，”林肯一个星期后给朋友写信说，“除了我结婚之外。对我而言，这是一桩重大的奇迹。”婚后短短九个月零三天，长子罗伯特在林肯家降生，事隔三年，次子爱德华出世。

※※※

回顾那年冬天情绪低落的林肯，人们毫不怀疑他承受了许多痛苦，这痛苦后来被人称为“废人之愁”。而在破解林肯的情绪为何一落千丈的奥秘时，传记作者们十分敏锐地发现了玛丽·托德和约书亚·斯皮德两人内心共同的创伤，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接踵而至的是林肯一定为自己多年来维系的政治梦想似乎已土崩瓦解而黯然神伤。他在安·拉特利奇香消玉殒之后那种万念俱灰的样子令人不堪回首，这段人生插曲，始终笼罩着使他名声受损和对未来失去信念的阴影。

林肯意识到自己脑力过人，悟性非凡，他自早年起就担心这些特质会湮没于同辈之中，庸庸碌碌地过上一辈子。每当他的雄心壮志和现实环境之间出现差距，并且显得遥不可及时，他就会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林肯很少提及内心感受，他常会借用自己崇拜的诗人格雷的诗《挽歌》来抒发胸臆，在林肯短小的自传中常常引用它来阐释他对童年贫困的态度：“世上多少花儿吐艳而无人知晓，空留芬芳在荒凉的风中。”这首诗是为悼念一位死去的年轻农人而作，他多才多艺却从未得以施展。“这里，一位青年高枕于大地的怀抱，他生平与富贵和名声无缘；知识可没轻视他出身的微贱，清愁把他标出来认作宠幸。”林肯的一生始终在为挣脱这样的宿命而奋斗。然而，在1841年到1842年间那个烦恼不断的冬天，至少在某一刻，他一定感受到，自己那漫长的奋斗徒劳无功。

一些学者认为林肯患的是慢性忧郁症。原因在于“悲伤”“忧郁”和“沮丧”三个词可以相互通用。确切地说，林肯是一个忧郁的人。他的法律搭档威廉·赫恩登说：“他行走时，忧郁都会从身上滴落。”其他很多人也有同感。亨利·惠特尼回忆道：“在林肯性格的所有要素中，没有一个像他那神秘而深刻的忧郁那样，如此显著、突出，根深蒂固。而这种忧郁的烙印，自娘胎里就深深打在他的身上。这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他根本无法将它从意识中抹去。”

有时，林肯的忧郁表明了他有一种独来独往、独自思考的倾向。在童年时期，他会离开别人，独自去看书。后来，他能够解决问题了——无论是欧式几何的证明题，还是《独立宣言》的含义，他都能迎刃而解。只有当他解决了头脑中的问题和疑难时，他才会展示自己沉思冥想的结果。别人把这种独往独来当作是他忧郁的佐证，这有一点儿让人奇怪。更何况，林肯的脸庞轮廓本身就带有些许愁眉苦脸的味道。一位观察家评述说：“他的脸大约是我所看到的最悲哀的一张脸。”林肯的另一位同时代人描述他的面容时，说他“前额上有轻微的皱纹，但并非由于烦恼，而是紧张、持续的思考所留下的印记”。

和沮丧不同，忧郁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缘由。它是一种气质，也许得自遗传。一个人可能会患上忧郁症，就像林肯那样，但忧郁是一个人无法抹除的天性，林肯明白这个道理，他告诉约书亚的妹妹玛丽：“忧郁的倾向是一种不幸，而非过错。”

当代小说家托马斯·品钦说过：“忧郁是一种远比单纯的沮丧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病症，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行为方式丰富多彩，甚至包括那些被称之为幽默感的品性。”而且，正如每一位与林肯接触过的人所证实的那样，林肯是一个特别滑稽的人。春田的一位友人说过：“当他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时，他的聪明机智和幽默让大家乐开了花。”当林肯讲一些令人发笑的故事时，亨利·惠特尼回忆道：“他就仿佛像从忧郁的洞穴里探出头来，回到人间，就像一个刚睡醒的人，再次来到他生活的世界。”斯皮德认为，林肯讲故事的行为“对他自身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多数像他这样成为优秀学生的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会喝酒，或者去打牌，掷骰子。但他对此没有一点兴趣，因此他就在奇闻逸事中寻找娱乐”。林肯本人也意识到幽默是他性格中的精华，他开怀大笑，他畅所欲言，娓娓道来，这样他就不至于独自一人向隅而泣。他把笑看作是“生命中欢乐的、无所不在的常青树”。他讲故事的目的就是“用话语拂去悲伤”。

当代精神病学认为，幽默可能是治疗忧郁的最成熟和最健康的手段。乔治·范伦写道：“幽默，就像希望那样，能让一个人全神贯注，去承受一种太过可怕而无法忍受的东西。”另一位观察家补充说：“幽默可以成为一种极佳的治疗剂，它可以贬低一个事物而不摧毁之，可以娱乐大众而教化之，可以把我们从自命不凡中拯救出来，在感情的出路已腐朽不堪时，为我们指明另一条通道。”

在林肯天性中打上的忧郁烙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这世上种种痛苦和不公正的敏锐体察。他极富仁慈之心，曾经为了抢救一只陷入泥潭的猪，停下脚步调头追寻半英里。一个朋友回忆道：“不是因为他喜欢猪，而仅仅是为了消除他自己心中的痛苦。”当他的同学们将滚烫的煤放到乌龟背上折磨它们，看着乌龟痛苦挣扎时，林肯对他们说：“你们不该这样。”他拒绝猎取动物，这种观念有悖于边疆民俗。当他与玛丽分手后，他写信说，唯一让他不开心的，是他让玛丽伤心的那种“挥之不去的感觉”。

林肯害怕伤害他人，这种性格并非仅仅出于简单的同情。他特别善于推己及人，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体验他人的感受、理解其动机和愿望的天赋或能力。哲学家亚当·斯密在描述这种能力时说“通过想象，我们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我们进入这种情境，仿佛进入他人的身体，并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估量他。”斯密将这种能力看作是“我们对他人悲惨境地的同情之源……通过幻想与痛苦者交换彼此位置，我们或逐渐接受他的感受，或被他的感受所打动。”在一个残酷和不公正现象比比皆是的世界，林肯非凡的推己及人的本领，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痛苦的根源之一。他的感受力不仅仅是敏锐的，而且还是发乎自然的。林肯私人秘书的女儿海伦·尼古拉评论道：“他那丰富的同情心，他的良知，以及他那义无反顾的正义感，让他命里注定陷入忧伤。”

尽管这种推己及人的精神乃是林肯情感忧郁的根源，但这精神也确实是他政治生涯的一笔巨大财富。海伦·尼古拉评价说：“他在政治判断上的无比天赋，得自于他的同理心……它赋予林肯力量，使他的预见拥有不可思议的精准，而这正是他的对手们想要做到的。”她描述说，有一次林肯在聆听了他的同僚在辉格党领导人秘密会议上的讨论之后，扯下围巾，从椅子上站起来说道：“从你们的讨论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民主党人将要如此这般去做……我应该如此这般去做，这样就能彻底将死他们。”他进而逐步勾画出所有“下一步的行动，让一切都一目了然，这让他的听众奇怪于为什么自己没有看出来”。这种凭直觉把握他人的种种内在感受和意图的能力，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彰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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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担心婚姻可能会阻碍他的远大抱负，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实。他和玛丽在第八大街和杰克逊大街的拐角处的一个舒适的木屋里定居下来，这里离他的律师办公室不远，他头一回开始享受到一个小家庭带来的安全和温暖，家里没有禁止他聚精会神地读书、学习、出差处理法律事务、培育政治根基。尽管婚姻有时也出现狂风暴雨，但它毕竟为林肯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在这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往来自由，同时可以继续自己一生的追求——成为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

和丈夫相比，玛丽更不容易适应婚姻生活。她从小在一个有奴隶相伴的南方大宅中长大，从未煮过一顿饭，也从未擦过地、砍过木柴，或从井里汲过水。她和姐姐同住在春田最漂亮的宅院时，从未担心过囊中羞涩，或为邀请朋友吃饭、参加招待会而犯过愁。现在她为维持生计要打理数不清的家务事，而林肯挣的钱几乎不够家中的开销。尽管林肯也帮忙做些小买卖，烧烧菜，甚至在他业务最不景气的时候，也坚持要玛丽雇个女佣照看孩子，但家庭的重担还是大半都落到了玛丽身上。

当然，这样的“捉襟见肘”，林肯未来对手的太太们并没有体验过。当朱莉娅·科尔特嫁给爱德华·贝茨的时候，她丈夫至少有20个奴隶负责照看孩子、打扫房间、种菜、烧饭、驾驶马车。19世纪50年代，当贝茨解放了家中的奴隶后，有几人仍然作为自由人留在家中，而新增的仆人是从圣路易斯的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民中找来的。至于弗朗西斯·苏厄德，她在打理各种家务时从来都不是独挑重担。当她和苏厄德同意住进她父亲在奥本的宅院时，她也继承了在这幢大宅里干了几十年活的忠实仆人。苏厄德作为州长，分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家仆，而在华盛顿，他有一位住家的仆人，负责在晚宴和招待会上款待和安排熙熙攘攘的宾客。当弗朗西斯偏头痛发作时，她可以上床休息，不用担心剩下的家务没人照料。

玛丽早期的婚姻生活比较艰难，并不单单是由于她的家人比较贫穷。她和林肯基本上都是从以前的生活中分离出来的，和父母、亲友不再有财产继承关系，因此他们营造的生活方式更类似于后来的“核心家庭”，而不是19世纪中叶依然相当普遍的大家庭。林肯出门的时候，玛丽就成为孤家寡人，要独自一人面对可怖的电闪雷鸣，为孩子们的健康忧心忡忡，排解自己暂时的黯然神伤。

玛丽心气太高，她不想让住在春田的姐姐们知道自己早年婚姻生活中的艰辛，特别是在她们反对她选择的丈夫之后，玛丽坚忍而骄傲地为自己的生活奋斗着。

她的孤立无援，再一次与弗朗西斯·苏厄德和朱莉娅·贝茨享有亲人扶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弗朗西斯不仅可以依靠她那已成为鳏夫的父亲的陪伴，而且还可以仰仗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三代女性：她喜欢的姨妈科涅丽亚、她的姐姐兼密友拉泽特——有时这位姐姐会花上几个月时间待在奥本的家中——以及她疼爱有加的女儿范妮。同样，朱莉娅·贝茨也是子女绕膝，其中有几个子女甚至在婚后依然和她同住，她的父母、姐妹、兄弟及她的婆婆等人，都住在她家附近。

虽然林肯夫妇的孤单生活是艰辛的，但他们婚后的头40个月内，两个儿子的降生则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幸福。两个男孩子都那么快乐、聪明，受到父母的疼爱。后来，玛丽曾自豪地说，林肯是“最善良的，他是这世上最温柔和最富有爱心的丈夫和父亲……无论我向他要什么东西，他都会和我说：‘你知道你要什么——去拿就好了。’他从不问我要那东西是否有必要。”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脾气温和、相当宽容的父亲。他定期带儿子到附近散步，在家里和他们一起玩耍，在工作时把他们带到办公室去。而赫恩登认为林肯对孩子太过纵容，以至于小家伙们“在他面前咶噪不已”，让他“无力抵抗他们的胡搅蛮缠”。林肯坚持说，应当允许孩子们在没有严规苛则的环境中成长，他说：“我很高兴，我的孩子们是自由的，他们快乐幸福，没有受制于一个严厉凶暴的父亲。”玛丽回忆他的话语时说：“爱，是一把将孩子和他的父母拴在一起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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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伊终于开始从经济衰退中复苏了。这又重新点燃了林肯对政坛未来的期望。结婚3个月后，林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现在，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林肯不想进入国会，告诉他……他错了。”他的目标是第七国会选区，包括圣加蒙县，那里是全州范围内辉格党唯一占上风的地方，其余则是被民主党人牢牢控制的地盘。

林肯的第一个目标是赢得圣加蒙县大会的支持，这个会议将指定赴国会选区参加提名大会的代表。这种大会制度刚刚被辉格党人所采用，作为在大选中联合政党成员的手段。林肯在支持新的大会制度时说：“‘团结就是力量’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形式理解、阐释和昭告天下。”他还说：“那位睿智胜过所有先哲的人已告诫大众，‘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当然，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同样将《圣经》中的这句著名语录用于阐述国家统一问题。

林肯在本县的对手是爱德华·贝克，他是林肯的一位好友，林肯以他的名字为其次子取名。尽管林肯的竞选开展得有声有色，但他最终仍以微弱劣势落败。林肯告诉斯皮德说：“我们上周一在本县召开了辉格党会议，指定了参加选区大会的代表。而贝克击败了我，担任选举代表参加投票。”他可怜巴巴地说：他本人当选为代表后，“将‘注定’会像一个男傧相，看着新郎迎娶自己钟爱的‘女郎’。”

尽管他并非想在贝克的老家和他唱对台戏，但林肯内心依然存留了一丝挥之不去的念头，希望自己能够赢得另一个县的提名。他向邻近的梅纳德县的一位朋友解释说，他在圣加蒙县失利，有人把部分原因归结于他和托德∕爱德华兹家族的婚姻，“当得知我已在这里被列入骄傲、富有和拥有贵族家庭渊源的候选人名单，如果这不算是搞笑，也是让人惊诧莫名的……贵县更年长的公民都知道，12年前，我是一个陌生的、无依无靠、没有文化、一贫如洗的小伙子，在一艘平底船上干活。”

然而，在培金城召开的选区大会上，林肯和贝克都没有赢得提名。胜利者是另一位年轻的律师约翰·哈丁。在这次大会上，林肯成功地提出了一个让贝克成为美国国会议员下届候选人的决议案，希望确立一个任期轮换制的想法，使自己今后能从中获益。两年后，贝克按时当选，但是当他任期行将结束之时，哈丁却想重返国会，并且不愿向林肯让步。

在接下来的竞赛中，林肯表现得十分稳健，滴水不漏。他设法阻止辉格党报刊支持哈丁，向朋友们施加压力，游说那些中间派投他的票，请朋友们将曾经反对他的人的名字告诉他，他写信给每一个选区中有影响的辉格党人，他设计了一个穿越几个县的“宁静之旅”，然而他告诫朋友们说：“别提到这件事，也千万别放松警惕，泄露这个消息。”

关于他的消息在整个竞选活动中始终没什么变化，哈丁和贝克已当选过国会议员，而现在轮到他了。他写信给一个支持者说：“哈丁很有才华，精力充沛，常常表现慷慨，心地无私。此前我已向你肯定了这个想法，现在我也不想否认。你知道，我唯一提出的主张就是‘轮流坐庄才是公平游戏’。”他给哈丁写了一封长信，回顾了他过去的个人看法，但坚持说，如果他“（与哈丁）实力悬殊（不论是对党所做的贡献，还是未来所能做的），因此不能享有（与哈丁）获得提名的平等机会的话，我会全然鄙视这个现实，更何况您已获得过一轮任期。”

哈丁完全被林肯的智谋征服了，他放弃了这次竞争。林肯获得了提名，随后轻松进入国会，在那里，关于蓄奴制扩张问题的辩论舞台已经准备搭建就绪，这场辩论的结果，将决定今后十年美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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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迈向权力之路。多年以来，他和竞选政治之间保持了明确的界限。他曾对一位友人说过：“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对党派斗争感到厌恶，我对两党为达到目标而采用的种种手段感到极为失望。”

1836年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使蔡斯卷入政坛。当时，俄亥俄州的废奴主义者詹姆斯·G. 伯尼开始在辛辛那提出版了一份反蓄奴制的周报《慈善家》。这份报纸面世之后，辛辛那提的富商巨贾和银行家们惊惶失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南方种植园市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亥俄州毗邻肯塔基，依靠与这个拥有奴隶的邻州之间的贸易关系保持经济繁荣。在成为废奴主义者之前，伯尼本人曾经是肯塔基一位富有的奴隶主。《慈善家》发行伊始，就有一群白人社团的头头，其中包括许多作为蔡斯客户的商人，试图封杀伯尼的报纸。这帮人看到采用和平方式施压没有奏效，便开始动武。

1836年7月，一个炎热的夏夜，一群有组织的暴徒闯进这家废奴主义周报的印刷所，捣毁了办公室，撕碎了即将付印的稿子。但伯尼拒绝搬家，继续出版他的报纸。两周以后，暴徒们卷土重来，这回他们捣毁了整个编辑部，将桌子和其他办公设施从二楼的窗户直接扔了出去，随后在众人的喝彩中，他们推倒了印刷机。市长对发生的一切投以赞许的目光，警察则未到现场。就这样，机器被人拖着穿过大街，扔进了河中。印刷机沉没后，众人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喊着要对伯尼本人采取行动，要求给这位报人涂上柏油，插上羽毛。

尽管蔡斯在废奴问题上尚未公开立场，但他依然被这次暴徒的袭击事件所震惊。他听说暴徒们即将袭击他们认为伯尼居住的富兰克林会馆后，便跑到旅馆里向这位报人通风报信。当暴徒们汹涌而至时，蔡斯交叉着手臂，倚着门框，用身体堵住了旅馆的出口。蔡斯身高6英尺2英寸（约1.89米），膀阔腰圆，胸膛魁梧，用下巴摆出一副决绝的姿态。这架势让暴徒们愣住了。众人问他是谁，这位年轻的律师答道：“萨蒙·波特兰·蔡斯。”一位暴徒气急败坏地对蔡斯说：“你会为你的行动付出代价的！”蔡斯回敬道：“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奉陪到底。”他的传记作者评述道：“就在那时，他说话的声音及威严的表情恰到好处地震慑了歹徒的心理。”当天为时已晚，暴徒们只好撤退了。

这次戏剧性的冲突对蔡斯影响巨大，他俨然成为反蓄奴制人士圈子中的英雄，并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在随后几年中，蔡斯转变成一位保卫反蓄奴制活动家及其组织的领头人。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哈特认为，“在他的时代”，在关于反蓄奴制的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比他）具有更强烈的道德观念”，也“没有人（比他）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决心。”考虑到他对赞同解放、平等之类的宗教观念始终持宽容态度，他对反蓄奴制理想的幡然觉醒并不令人惊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蔡斯觉得越来越难以将自己的个人抱负同他拥护的理想分离开来。这一理想获得了进展，因而证明了推动他政治生涯的一系列决定是正确的。他个人的失败被视为自由本身的倒退。历史学家斯蒂芬·马兹利许认为：“通过投身于道德激进行动，蔡斯可以把他迫切希望个人进步的热情与他对宗教信仰的需要结合起来……‘名誉的骄傲殿堂，可能属于他，而他需要在这种追求中没有任何负罪感。”

1837年，也就是蔡斯降服迫害伯尼的暴徒们的第二年，他再一次向这位信仰废奴主义的出版家伸出了援手，为一位肤色较淡的年轻奴隶玛蒂尔达做辩护。当初，有位密苏里的种植园主在出差时，把玛蒂尔达带到了俄亥俄州。这位种植园主既是她的主人，也是她的亲生父亲。在俄亥俄的时候，玛蒂尔达在一个自由人的社区与几位黑人男女邂逅，于是乞求父亲给她合法自由身。这位父亲拒绝了，女孩子便先下手为强，跑到辛辛那提的黑人社区里寻求庇护，直到她父亲回到密苏里为止。最终，她在伯尼的报社里找了一份安定的工作，并一直隐身在此，直至被一个奴隶捕手发现并被告上法庭。根据1793年国会颁布的《逃亡奴隶法》实施的宪法条款，从一个州逃亡到另一个州的奴隶，“应当被遣送还给”他们原来的主人。

也许蔡斯可以很有策略地提出：既然玛蒂尔达过去曾被她的父亲带到俄亥俄州，那么她并不是从密苏里逃亡的奴隶。然而，他倾向于选择的基本驳论是：《逃亡奴隶法》从根本上并不适用于自由的俄亥俄州。他认为，只要玛蒂尔达一踏进俄亥俄州，她就获得了自由人的合法权利。根据1787年颁布的《西北法令》，禁止将奴隶带入后来被纳入俄亥俄、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诸州这块辽阔的西北疆域。在后来的岁月里，对于众多反蓄奴制的人来说——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在内，1787年的法案如同《独立宣言》一样，是一部神圣的文献，它体现了开国元老们的意愿，将蓄奴制限制在它业已存在的各州地域，并永远禁止其在未来扩张。

蔡斯提出：“根据真实的移民法案，每一个在此疆域内的移民，已成为该契约的合约人之一，永远有资格享受其诸条款带来的利益。”他补充道，这些条款“是俄亥俄的民众与生俱来的权利，美国式自由的各类真实原则正是一如既往地在他们的土壤中生根开花，并与其真正的社会环境相融合，这是民众的殊荣……无论（蓄奴制）本质上存在于何处，它的存在仅凭实证法并且对于那些承认蓄奴制合法的州而言，在其疆土的界限之外，蓄奴制可以根本不存在。”在像俄亥俄那样的地方，“主人和奴隶一会面，其奴役一个人的权利就已消失”，“进步的法律阻止了蓄奴制”。

不出所料，保守的法官否决了蔡斯的意见。第二天，玛蒂尔达被人强迫带回南方，重新成为奴隶。然而，对于蔡斯提出的哲学上和法律上的各种主张，各大反蓄奴制的社会团体认为其相当重要，这些主张被印成了小册子，在全国范围内散发。

这本出版物中关于玛蒂尔达一案提出的观点，立刻为蔡斯在北方知识界赢得一片喝彩。他以坚实的历史和法律观点为后盾，开辟了一条与加里森派的策略完全不同的反蓄奴制道路。这一派排斥任何政治组织，将建国先驱们抛在一边，并认为宪法是“与死亡缔结的契约，与地狱签订的协议”，因为它宽恕了蓄奴制。加里森派呼吁组织一次道德上的十字军远征，以唤醒这个国家沉睡的良心。在这一立场上，蔡斯寄希望于政坛的听众，期盼废奴主义能通过政治策略、政府行政手段和法律审判得以实现。

蔡斯认为，竞选公职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他并不擅长党派斗争策略，但他依然想从辉格党那里争得州参议员的提名。让他失望的是，他作为一个废奴主义者而落选。3年以后，他再度出击，竞选辉格党辛辛那提市委员会的提名。尽管他成功赢得了这一公职，但是在一届任期结束之后就在改选中落败。其中很大原因是他在戒酒问题上的立场，这使他失去了不少反对在城市法典中实行饮酒许可证制的选票。

在对政坛局面审时度势之后，蔡斯发现自己将来既不能成为一个民主党人，也无法加入辉格党。他写道，两党都将南方置于“蓄奴制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之下。因而在1841年，他加入了初出茅庐的自由党阵营，这个政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坚实的民众支持基础。在此前一年，詹姆斯·伯尼搬到了纽约领导美国反蓄奴制社团，自此便赢得了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由于在废奴主义者的圈子之外并不为人知晓，伯尼仅收获了7000张选票。

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蔡斯都在努力引导自由党塑造一个更为温和的形象，以便赢得更广泛的支持。蔡斯与接管了伯尼创办的《慈善家》报、精明过人的加梅利尔·贝利紧密合作，说服俄亥俄州的自由党通过决议，明确谴责任何“在现存的各奴隶州中对蓄奴制进行干涉”的意图。蔡斯与林肯、贝茨及一批进步的辉格党人达成共识，保证仅专注于那些蓄奴制“尚未获得宪法许可”的地区，例如哥伦比亚特区、远海和新的疆域。与此同时，蔡斯还鼓励本党同志考虑在自己的社会阶层之外，物色一位能够比激进分子伯尼赢得更多选票的总统候选人。用蔡斯的话说，伯尼“竞争公职几乎无望”。

1842年，蔡斯给来自俄亥俄州西里瑟夫的废奴主义者、国会议员约书亚·吉丁斯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说，如果约翰·昆西·亚当斯或威廉·亨利·苏厄德“能够接受提名，那么党就可能获得额外的巨大力量”。他不知道如果两人都接受提名该怎么办，但是“由于年龄的缘故”，蔡斯将苏厄德州长视为“本土最早的政治家之一”，而前总统亚当斯“或许是真正的第一位政治家”。

尽管蔡斯与苏厄德素昧平生，但他依然饶有兴致地与这位州长开始了书信往来。其间，两人就第三党的角色问题进行了直言不讳的争论。苏厄德表达的信念是“只能有两个永久的政党”。在他看来，民主党在南方根基深厚，可能是永远代表蓄奴制利益的政党；而辉格党高扬反蓄奴制的旗帜，“或多或少”将依赖于“公众意识的进步及这种意识专注于蓄奴制问题的冷热程度”。苏厄德承认说，由于他被辉格党目前“对蓄奴制问题的漠然态度”弄得心灰意冷，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留在自己热爱的政党中，寄希望于将来局势有所进步。他写道：“要抛弃信任我，并且我对之亏欠太多的政党和朋友，这会是一种罪孽，而且是愚笨轻率的。”

蔡斯对局势则有不同的看法。尽管最初他曾“在辉格党人的学校里受教育”，并一度以辉格党的立场来思考关税、金融和政府问题，但从来不认为需要对政党忠诚。他也从未体验过苏厄德所欣赏的那种忠贞不渝的党内同志情谊，这是苏厄德和他的同僚们在漫长的州立法会议期间，在奥尔巴尼同吃同住时所结下的深厚友谊。而对蔡斯而言，离开辉格党，投奔自由党的决定并非事关重大的分裂行径，但在苏厄德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蔡斯十分清楚，只要自由党始终是“一个政见”的政党，它就永远不会吸引大多数人的支持。蔡斯的废奴主义朋友们绝不希望看到自己的道义原则出现任何倒退，他冒着与这些友人反目成仇的危险，构想了自由党循序渐进迈向独立大党的行动计划。他的这些努力，反映了他那理性的姿态中务实的一面。他决定将视线投向更强大的民主党，一旦和民主党结盟，与和辉格党联手相比，他在整个州内获胜的机会会更大。但是，这个决定让他在俄亥俄州的老熟人们遇到了麻烦。

在力求培育民主党领袖的过程中，蔡斯改变了在关税和金融体制等问题上的立场，以使自己与民主党人保持一致。他仍坚持认为，两党的经济政策与蓄奴制问题相比并不那么重要。眼下，既然两个主要政党都不会就蓄奴制问题采取决然的态度，他便继续留在自由党阵营，出席会议，起草决议，物色人选。

在随后的几年当中，部分原因是因为辛辛那提作为自由城市，是众多逃亡者从蓄奴制的肯塔基州穿越俄亥俄河投奔的首选目的地，因此，一批逃亡奴隶的案件就是在辛辛那提的法庭审结的。蔡斯为许多这样的案子提供了义务法律服务。他那雄辩有力的发言，很快为自己赢得了“黑人的司法部长”的美誉。在一桩颇为轰动的案件中，蔡斯的委托人约翰·凡·赞特是一位从肯塔基来到俄亥俄，在自由州生活的老农。他就是哈丽特·比彻·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好心肠的约翰·凡·特罗普的原型。

1842年4月的一个夜晚，凡·赞特从辛辛那提的市场往北，回到20英里以外的家。在半路上，他遇到了一群横渡肯塔基界河的奴隶。蔡斯可能在辩护中说，“出于同情”，这位农民“开始用自己的马车将他们运往黎巴嫩或春田。”途中，两名奴隶捕手靠近马车，抓住了奴隶并将之遣返给肯塔基的奴隶主，这使他们拿到了450美元的赏金。

奴隶主随后将凡·赞特告上法庭，理由是“收留并窝藏”奴隶，违反了1793年颁布的《逃亡奴隶法》。蔡斯“非常愿意”做这位老农的代理律师，而后者罪名一旦成立，将面临罚金。蔡斯为凡·赞特的辩护超越了玛蒂尔达一案中，直截了当对《逃亡奴隶法》在宪法上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坚持认为，那部法律没有经过丝毫正当的法律程序便剥夺了逃亡者的生活和自由。“根据宪法规定，”他断言道，“所有的美国居民，毫无例外都是自然人——这种自然人可能是不自由的，被迫劳役的……但依然是自然人。”因此他们拥有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所保障的每一项权利。

“奴隶是什么？”他质问道，“奴隶是一个被某种合法化的势力，以违反天赋权利的手段作为财产拥有的自然人……在奴隶挣脱了一个将自己定位为奴隶的州的司法权控制的那一时刻，这人便不再是一个奴隶。这并非由于他所进入的州的某项法律或法规赋予了他自由，而是因为他将继续成为一个人，并抛弃了那部将他变为奴隶的法律。”蔡斯将蓄奴制形容为“州法的傀儡”，而并非全国性的制度。他认为，任何在1787年，也就是《西北法令》正式立法的这一年之后出现的蓄奴州，都违背了宪法宗旨及建国先驱者们的意愿。

不出大多数观察家所料，辛辛那提法院驳回了蔡斯的主张，凡·赞特被判有罪。根据哈里雅特·比彻·斯托的说法，当蔡斯离开审判庭时，一位辛辛那提的居民，也是其中的一位法官，认为他是虚伪的废奴主义者，并表达了否定的态度：“今天离开的一位年轻人毁了他自己。”

凡·赞特一案非但没有毁了蔡斯的前途，反而为他在国内的名声增添了极大的光彩。他将此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并力邀苏厄德携手联合辩护。这个案子在待判案件议程表上进展缓慢，让两人得以抽空修改已成文的辩护词。蔡斯主攻宪法部分，而苏厄德则负责辩护中的技巧问题。尽管这个由南方人占优势的法院多半会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但蔡斯提出的这个宪法上诉成为反蓄奴制政党文献的重要支柱。

蔡斯意识到“可怜的老凡·赞特”不可能从遭受的损失和伤害中恢复元气，然而，他相信“即便我那可怜的老迈当事人可能成为牺牲品，人性的伟大理想终将成为赢家”。他将一份长达108页的上诉书翻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并为它引起的积极反响而深感欣慰。反蓄奴制活动家查尔斯·萨姆纳从马萨诸塞州来信说，“以 1787年法令为据提出质疑颇为新奇”，并很可能“引发一场政治运动”。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儿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以及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约翰·黑尔都高度赞扬了蔡斯。不过，最令蔡斯感到得意的是来自苏厄德的褒扬。他热忱希望蔡斯辩护状中“那朴素而美丽的滔滔雄辩”将“为自由理想的利益和（蔡斯）自身的美誉而长存”。蔡斯告诉废奴主义者刘易斯·塔潘说，通过这桩案件，自己和苏厄德在精神方面得以交流，是他认为自己得到的“最伟大的回报”。

欣赏蔡斯献身精神的并非仅仅是政治家们。为了感谢蔡斯为“被压迫者的利益”而提供的公益服务，以及他“对人权有力的支持”，贝克街教堂的黑人牧师在教区居民中发起了募捐。1845年5月6日，大量黑人教众出席了一个感人的典礼。在典礼上，蔡斯被授予了一樽雕刻精美的纯银水罐。这礼物代表了“辛辛那提有色人种”的馈赠，A.J. 戈登长老对热情洋溢的人们说，“无论何时，被蓄奴的贪欲所压榨的孤苦无援的人们”在为寻求自由而奋斗时，会发现蔡斯是“一位坚定、热心和无私奉献的朋友”。他明确地告诉蔡斯，他为逃亡奴隶和黑色人种代言的感人事迹将成为“铭刻在我们心中的丰碑……与记忆共存。”戈登长老断言，有朝一日当蔡斯最终“应召离开（他的）世俗劳作”，他将会被上帝亲手引入天堂。上帝会说：“干得好呵，你这善良而忠实的仆人，去享用你主的赐福吧。你为我的兄弟同胞中地位最低的一个所做的，就是为我所做的！”

蔡斯被这典礼所深深感动了。他接受了雕刻水罐，并将这件礼品珍藏了一生。他发誓将继续为自由而奋斗，“直到有色人种和白人在法律面前实现平等”。蔡斯感叹道：在他的家乡俄亥俄，各类针对黑人的法令条款都拒绝自由黑人走进公立学校、证人席和投票站。他认为（这比苏厄德提出的一个类似主张可能提前了两年），这种排斥，是一种对宪法的明确侵害。他慷慨陈词说：“真正的民主绝不会追究人的肤色或诞生地。无论民主在何处遇见一个人，它都认同这是一个被造物主赋予了最初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存在。”

一些法令禁止黑人儿童接受公立学校教育，同时却要求他们的父母支付学校税，他认为这些法令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更为不公的是，在当事人之一为白人的所有案件中，黑人都被禁止进入证人席。

这种排斥行为使黑人群体很容易受到来自白人的“暴力和凌辱”。这些白人觉得，只要他们要求仅在黑人证人面前认罪，便可逃脱惩罚。“法令全书中的每一部法律都是如此漏洞百出，自私卑劣，以至于它们根本无法执行，就算是执行的话，也会有强人所难和不公正的感觉。”蔡斯断言道：“在人民的头脑中，将正义观念从法律观念中分离出来，大有颠覆所有法律之势。”

“对我本人而言，”蔡斯总结说，“我已准备好重申我的诺言，我还将冒险代表我的同事们发言——我们将勇往直前，毫不犹豫，绝不动摇，直到从法令全书中消除每一丝压迫的痕迹，直到太阳从最遥远的东方地平线穿越天穹，降落于西山尽头，坠入滔滔江海，完成它的全部旅程，在我们所有幅员辽阔、辉煌灿烂的土地上，都看不到一个奴隶的足迹。”在一首充满激情的赞歌《亚美利加》演唱完毕之后，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演讲在一个祝福仪式中降下了帷幕。

※※※

与苏厄德和林肯不同的是，蔡斯不太容易交朋友。一位同时代的记者发现，他对于“人情世故知之甚少”，而在“对一个人了如指掌时，又忽视了整个人群。”他在凝神遐想时，常常使周围环境充满了严肃的气息，而他的极度近视又使这种专注显得更为凝重。这两种习性都让他无法观测到别人的反应。更有甚者，他天生自我克制，缺乏幽默，虔诚恭俭，滴酒不沾，让人敬而远之。甚至他那庄重肃穆的神气及过分讲究的着装，也使他在社交中让人难以亲近。

尽管蔡斯不那么平易近人，也难以被收买，但在整个40年代的10年间，蔡斯确实和一个人铸就了患难之交。在内战期间，他与埃德温·M. 斯坦顿联手在林肯的内阁里共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坦顿比蔡斯年轻6岁，是来自俄亥俄州斯托本维尔的一位才华横溢的律师，此人早年在民主党的政坛上相当活跃。他个头不高，身材结实，金属框眼镜后面隐藏着一双浓眉大眼。斯坦顿出生在一个致力于废奴运动的贵格会教徒家庭。他后来讲过一个故事说，“就像汉尼拔的那位抗击罗马人的父亲那样——他在幼年时，他的父亲也曾让他发誓与蓄奴制始终不共戴天。”

蔡斯与斯坦顿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在哥伦布市首次邂逅时，两人都经历了重大的人生灾难，死亡的阴影始终追随着斯坦顿和蔡斯。自1841年到1846年这5年间，斯坦顿失去了他的独生女露西、他年轻的妻子玛丽和他唯一的兄弟达尔文。几乎就在同时，蔡斯也面临着相似的惨痛遭遇。蔡斯在斯坦顿身上找到了安慰和友情，假如他们在生命中的其他关键时刻相遇，这种慰藉之情不会那么强烈。

1846年夏，在辛辛那提，斯坦顿好几天都和蔡斯一起待在自己家中。两人畅所欲言，无话不谈。这次欢聚给斯坦顿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写信给蔡斯说：“去年夏天，你我相见甚欢。自此以后，在我脑海里，无论在清醒时还是在睡梦中，时常浮现的生者唯有你了，因为我不止一次地梦见你。这样我可以说，与你我二人当时相见时相比，我对你的关注和友爱更显无拘无束。”

蔡斯与斯坦顿之所以能够成为亲密好友，绝非因为简单的同病相怜。在19世纪 40年代中期他们相识之初，两人都努力在这个风云多变的政坛上寻找立足点。当时，蔡斯已站到了自由党的立场上。而斯坦顿，尽管对这个新组建的政党颇感兴趣，但他对民主党依然忠心耿耿。两人在多次交往过程中，通过促膝谈心和此后的书信往来，就新的自由党的价值问题进行了争论。针对蔡斯对自由党的言论平台过于狭隘的担心，斯坦顿引经据典回应说，单一的思想也能取得伟大的胜利，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征税与代表”这句引领了美国独立革命的口号。他写道：“我主张在党内统一思想。而在友谊方面，我的统一思想就是对你强烈而真诚的爱。”和蔡斯一样，斯坦顿在批评民主党时不留情面。这个政党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当选的州长候选人赞同带有歧视色彩的《黑人法》，这让他失望之极。

蔡斯试图说服斯坦顿参与凡·赞特一案的诉讼，但是斯坦顿谢绝了，他说担心自己“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投身于这个案子”，“去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已使我心力交瘁，摧垮了我的希望。而没有生活的精力或目标，我对现实感到冷漠，对未来毫不关心。”蔡斯显然没有回复这封信。“许多星期过去了，”斯坦顿在1847年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但是我还没收到你的音信。为什么会这样？当我每天从邮局步履蹒跚地失望而归时，这样的疑问都会涌上心头。”

春天来临时，两人又恢复了书信往来。当时蔡斯将自己在凡·赞特一案中的辩护词邮寄给他。“千真万确，我十分开心地称你为朋友。”斯坦顿在仔细读完了长长的文件之后，写信给蔡斯说：“它让我高兴地看到了其中包蕴的精神价值。”他不太愿意在信中讨论这个案件，而是希望蔡斯能和自己尽快见面，并且一起“待上两三天”。斯坦顿最后说：“我想得到你的回音。并且最好立刻表态，这样我将对你充满感激。”

最终，7月的时候，他们在辛辛那提见了面。但是这次会面过于短暂匆忙，让斯坦顿并不满意，他渴望有知己相伴的想法在心中郁积已久。在返回施托伊本威尔的途中，斯坦顿向蔡斯解释说，这次访问虽然令人愉快，却让他并不满足。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们在几次偶然的机会中相遇，并在书信中彼此开诚布公。在收到蔡斯的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后，斯坦顿热情地回复说，这封信“让我的心充满了欢乐。得到你的爱，并得知你珍视我的爱，我内心的满足已难以用言语表达”。蔡斯听说有一位新出现的女子认为他有“想与之如胶似漆的魅力”，可是斯坦顿对这一传闻不屑一顾。“我倒是期望如此，”他坦率地说，“去爱，以及被别人爱，这是我幸福的必要条件……除了正常的男女情欲外，我还没有遇到过哪个人对我施展过哪怕一丝一毫的魅力。”

与此同时，他和蔡斯的友情，以及对两人相聚时光的追忆，依旧是他内心挥之不去的牵挂。“请允许我再次走进你的书房，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喜爱这书房更甚于喜爱客厅，就算它没有生火——其实这火正在那里熊熊燃烧——且让我以手拥你入怀，说我爱你，并祝愿你一路平安。”

随着两人友谊的积累，蔡斯开始敦促斯坦顿本人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蓄奴制的斗争中去。

蔡斯向依然保留民主党人身份的斯坦顿承诺说，如果斯坦顿竞选州长的话，他将为之摇旗呐喊。然而，当时斯坦顿既要扶持他哥哥的家，又要养活自己一家，他觉得难以承受经济上的牺牲。“没有听到你的回音，我内心痛惜不已。”蔡斯怀着失望的心情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人生苦短，且让我们以崇高的义举，使生命延伸。你天赋极佳，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才华横溢，能言善辩，而现在，一项伟大的事业正在向你发出召唤。”

斯坦顿无法对正义的反蓄奴制斗争投入更多精力，这给他与蔡斯间的关系投下了一层阴影。在哥伦布举行的民主党大会将讨论反蓄奴制的各种议题，但斯坦顿无法参加此次会议。蔡斯严厉批评了他将个人利益置于政治责任之上的做法。“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在这里？”蔡斯叹道，“如果我事先知道你不愿出席大会，我肯定不会离开家。”斯坦顿的回信表达了蔡斯的责难使他颇受伤害。他解释说，让他无法成行的不仅仅是私事，而是各种责任相互冲突。

他坦陈道：“法律事务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和才能，这显然不是我作为男子汉大丈夫所梦想的境界，但是在生活中，当其他人享受野营的社交欢聚时，某些人作为哨兵，必须单枪匹马，独自巡逻。”

斯坦顿比蔡斯更珍视友谊，对他来说，友谊比政坛上的风云变幻更为重要，它甚至高于个人的远大理想。“如果说公众给予的荣誉让你心满意足，”斯坦顿写道：“那么像你这样的友谊对我而言则是无价之宝。”他满怀悲哀地承认说，他“清醒地意识到各种社会责任、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增加的个人事务压力、家庭的变迁兴衰和内心的好恶倾向，肯定让男人之间炽热的友谊冷却了下来。”但他依然希望他和蔡斯有朝一日能够在反蓄奴制的战斗中并肩作战。

就这样，在1847年行将结束之际，这四位争取1860年总统提名的男人，积极而深入地卷入到国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风云之中，当时的局势将决定这个成长中的国家的命运。在反对蓄奴制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占据了不同的立场。然而，当苏厄德、蔡斯和贝茨在国内逐渐成名，并成为华盛顿特区的精英人物时，在伊利诺伊州以外，却很少有人知道，一位骨瘦如柴的年轻国会议员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了国家首都。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国作家、哲学家和美国超越主义的中心人物。其诗歌、演说，特别是他的论文被认为是美国思想与文学表达发展的里程碑。

指1777年最早加入美国联邦的13个州。

弗雷德里克·贝茨（Frederick Bates, 1777—1825）：弗吉尼亚律师，曾任密歇根州边界法官和国土专员，以及密苏里州第二任州长。

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为维护联邦统一、制止分裂危机，进行了政治改革。他扩大了总统及联邦政府职权，实行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以州为单位提出总统选举人，胜利者获得本州全部选票的制度；建立健全民主党各级委员会；扩大白人成年男子普选权等。美国学者称之为“杰克逊民主”。

苏厄德的妻子。

大卫·克罗基特（David Crockett, 1786—1836）：美国政治家，众议院议员，加入过与墨西哥作战的得克萨斯革命军。后在阿拉莫围攻战中牺牲。

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 1795—1849）：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第11任总统（1845— 1849），在其任内美国的北部边界确立为北纬49度。

亨利·克莱（Henry Clay, 1777—1852）：美国政治家，辉格党领袖，主张建立“美国制度”，有“谈判专家”之称。曾任国务卿（1825—1829）。

与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政府政策或其执政期有关的政治派别。

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 1811—1872）：美国《纽约论坛报》的创办人，著名新闻记者、政治家，曾经是1872年的自由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选举投票前夕猝死。

大卫·达德利·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ld, 1805—1894）：美国法学家，著名律师，曾经领导19世纪美国法典化运动。

瑟洛·威德（Thurlow Weed, 1797—1882）：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曾任《奥尔巴尼晚报》编辑，以及辉格党的领导人和后来的共和党领袖，对当时的美国政局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斯卡奈塔第（Schenectady）：美国纽约州东部的一座城市，位于奥尔巴尼西北部莫霍克河岸。建立于1661年，在伊利运河开通及19世纪早期铁路开通后开始繁荣。

旧世界：美国建国初期对欧洲的称呼。

拉斐特（Lafayette, 1757—1834）：法国将军，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1775—1783）的参加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792年8月10日后逃往国外，1830年7月革命的领袖之一。

尤蒂卡市（Utica）：美国纽约州中部城市，位于锡拉丘兹的东北偏东方向，后发展成为工业中心。

引自劳伦斯·斯特恩《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之旅》第41章。

肖陶扩县（Chautauqua County）：位于美国纽约州的肖陶扩湖湖畔。

韦斯特菲尔德（Westfield）：美国新泽西州中部偏东北，纽瓦克西南的一城镇。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著作家。

塔斯库勒姆（Tusculum）：古罗马的一个城市，位于今天意大利的罗马东南。

克里特岛：希腊东南沿海的一个岛屿，位于地中海东部，它的米诺斯文明是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并在公元前17世纪达到其财富和权势的顶峰。

诺福克（Norfolk）：位于弗吉尼亚州东南，建于1682年，现为弗吉尼亚最大的城市，自从美国革命之后就成为主要的海军基地。

当时南方一些州的奴隶主们为防止奴隶逃脱，雇用了职业抓捕人前往北方各州，专门捉拿逃奴。而黑人的公民权问题是在著名的“斯科特案”判定14年以后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才有清楚的规定。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1805—1879）：美国废奴运动领导人。

刘易斯·塔潘（1788—1873）：美国著名的废奴主义者，1833年与其弟阿瑟·塔潘一起创建了美国反奴协会。

圣加蒙县：位于伊利诺伊州中部。

罗得岛：位于美国东北部，是美国面积最小的一个州。

威廉·亨利·哈里森（1773—1841）：美国辉格党总统，1840年竞选总统获胜，在职仅一月即病故。为美国第一位死于任期的总统。

平底船：一种用于在内陆河道上运送货物的平底方边船。

圣加蒙河：美国伊利诺伊中部的河流，流程约402千米（250英里），向西南注入伊利诺伊河。

德威特·克林顿（1769—1828）：曾任纽约市长和纽约州州长，曾因竭力促成伊利运河计划而被称为“伊利运河之父”。

伊利运河：一条从奥尔巴尼到布法罗，横穿纽约州，长约579千米（360英里）的人工运河，建于1817—1825年，1835年后曾经多次扩建。

亨利·惠特尼：与林肯的律师团同行的马夫。

莎士比亚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主人公，身体肥胖。

指苏格兰诗人彭斯为悼念情人玛丽·坎贝尔写下的著名诗篇《高原玛丽》。其中有“草何其绿，土何其冷，盖住了我的高原的爱人！”等脍炙人口的名句。

“一滴蜂蜜比一加仑胆汁能吸引更多的苍蝇”林肯曾多次引用这一古老的犹太格言，表明在发生冲突时要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说服对方。

乔治·范伦特：当代精神病学家，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著有《V》《万有引力之虹》等小说。

国际象棋术语，指攻击对手的国王使之无法逃脱或抵抗。

指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小家庭。

语出《新约·马可福音》第3章：“耶稣叫他们进来，用比喻对他们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一城市，是濒临伊利诺伊河的皮奥里亚市的城郊工业区。

詹姆斯·G. 伯尼（1792—1857）：美国政治家和废奴主义者，著名出版家。主张通过政治渠道和道德教化来寻求废除蓄奴制。

加梅利尔·贝利（Gamaliel Bailey, 1807—1859）：美国记者，著名的废奴主义者，曾编辑了大量反蓄奴制的期刊如《慈善家》《民族时代》等。斯托夫人的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曾在他编辑的期刊上连载过。

西里瑟夫：美国俄亥俄州西北部一地区，位于伊利湖湖畔。

黎巴嫩：宾夕法尼亚州东南一城市，位于哈里斯堡东北偏北方。

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 1811—1874）：美国政治家，反蓄奴制领导人，曾任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以雄辩著称。

斯托本维尔（Steubenville）：美国俄亥俄州东部一城市，位于俄亥俄河河畔。

汉尼拔（Hannibal）：迦太基将军，他在公元前218年穿越阿尔卑斯山，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彻底击溃罗马军队。后来在扎马战役（公元前202年）被击败。

即“无代表不纳税”。

第四章 初出茅庐

1847年12月，当林肯等人抵达那座用木头搭建的华盛顿火车站时，这个城市的变化正日新月异。华盛顿纪念碑直到翌年夏天方才奠基，以鹅卵石铺就的宾夕法尼亚大街是当时仅有的两条建成的街道之一。国会大厦屹立在一座号称“可将整座华盛顿城、乔治城和亚历山大，以及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各个层峦叠翠的丘陵尽收眼底”的小山上，那座为人所熟知的高大圆形拱顶尚未合体。林肯的一位同事回忆说，在大多数房屋的背后“都有猪舍、牛棚以及放养鹅群的围栏。那个时候，牲口和家禽如贵族般昂首阔步，随心所欲地四处漫游，或独往独来，或成群结队地穿过大街，越过田野”。

尽管如此，相对于小小的春田来说，有着4万居民（包括数千名奴隶）的首都算得上一个大都市了。在这里，处处都有让林肯着迷的历史性地标和遗迹，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精英——约翰·昆西·亚当斯依然在国会大厅里行走，作为反蓄奴制呼声的代表正在不倦地奋斗着；丹尼尔·韦伯斯特以雄辩著称，林肯认为他的话语将永垂青史；约翰·卡尔霍恩，公认的南方诸州的代言人，已开始筹划叛乱。这些曾经在过去数十年中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大人物，与那些行将在这场历史大戏中脱颖而出、扮演主角的人发生瓜葛：杰斐逊·戴维斯和亚历山大·史蒂芬斯——未来的南方联盟总统和副总统，斯蒂芬·道格拉斯——与林肯旗鼓相当的总统竞选对手，以及罗伯特·巴恩威尔·瑞特——叛乱的挑起者。

林肯一家在斯普里格斯太太在国会山上的寄宿公寓里安顿了下来，地址就在现今的国会图书馆。没过多久，林肯便在寓友们中间成了大受欢迎的角色。他总是准备好一个故事或是奇闻逸事来娱乐大家，说服众人，缓和纷争。在寄宿公寓里搭伙的年轻医生塞缪尔·布赛回忆说，林肯准备讲故事时，“他会放下手中的刀叉，以肘撑桌，双手托住脸，总是以那句‘这让我想起……’为开场白，然后娓娓道来。所有人都准备洗耳恭听接下来必定出现的拍案惊奇。”

闲暇之余，林肯和寄宿公寓的“寓友”们会一起玩保龄球。根据布赛医生的说法，尽管林肯球技不佳，但他“玩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而且“无论输赢，他都是那样性情温和、幽默诙谐”。只要有人辗转相告“他在保龄球跑道上时，就会有一群人聚拢过来，目睹满场欢声笑语，那些知道林肯有一肚子奇闻逸事和笑话的人都期待着他给大家带来欢乐”。像往常一样，他那机敏、幽默和亲切随和的逗乐，总是让周围所有的人“喜笑颜开”。

林肯出席各种会议和国会大会时，玛丽大部分时间会独自待在与丈夫合住的那个单人间，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孩子——时年5岁的罗伯特和2岁的埃迪。他俩常常在走廊里吵吵闹闹，扮出各种滑稽怪样，兴奋地四处乱跑，这让玛丽在寄宿邻居中间不甚讨人喜欢。其他所有的国会议员在寄宿公寓中都没有妻子陪伴，事实上，在这个城市中的大多数立法议员都离开了自己的家人。玛丽没有女伴，只得独自一人大半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况且，当时的社会风气并不允许一个妇道人家在没有丈夫陪伴的情况下，频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聚会和舞会。几个月以后，经过彼此协商，玛丽和孩子们离开了华盛顿。由于他们在春田的房子已经在国会开会期间租了出去，母子几个无法回家，玛丽只得带着孩子回到了她父亲在肯塔基州莱克星顿那座优雅的大宅，开始了她和丈夫23年的婚姻中历时最长的一次分居生活。

※※※

在亚伯拉罕·林肯抵达华盛顿的前18个月，发生了一件不可逆转的历史事件。当时民主党总统詹姆斯·波尔克，下令美国武装力量占领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在边界线问题上的不断纷争，致使几十年来美墨两国关系始终相当紧张。州司法部部长和国会议员；南方分裂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波尔克宣称，墨西哥在美国的土地上向美军士兵开火，他呼吁国会不要宣战，但必须意识到国家已进入战争状态。

墨西哥的战火是一些美国人的爱国精神点燃的。他们把战争看作“在一个遥远而颇具异国情调的地方，进行的一次浪漫历险”。国会征集5万人入伍，然而不出几个星期，就有3万名志愿者挤入了各地的征兵中心。

林肯的前任竞争对手约翰·哈丁是伊利诺伊州的“首批报名者”，他将被推举为所在团的团长，并自愿在布埃纳维斯塔的战役中像英雄般地壮烈殉国。依然在国会中保留了一席之地的爱德华·贝克组织了一个团，“鼓声回荡，笛声悠扬”，率领他的部队“穿过旗帜飘扬、万众欢呼的街道，在为了离别而垂泪不已的妇女们中间，男人们慷慨激昂地祝福平安”。

一开始，辉格党的许多领导人就对这场战争，是否合乎宪法、合乎正义提出质疑。“事实在于，”林肯后来说道，“美利坚合众国军队在抵达格兰德河之前，就进入了和平的墨西哥人的定居地，并将当地居民从他们的家园和处于成长期的庄稼地中驱逐出去。”然而，到了林肯宣誓就任国会议员时，战役已经结束，双方仅仅签订了合约，其条款对于战胜方美利坚合众国而言极为有利。林肯承认说，在这一问题上，对于颇具疑问的战争起因，保持沉默也许更容易一些。然而，民主党人的所作所为，“不会让辉格党保持沉默。”当国会重新开会时，他们立刻提出议案，谴责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继而要求国会支持“从总统的立场来说明这场战争最初的正义性”。

12月13日，在抵达华盛顿不到两个星期，林肯写信给他的律师合伙人威廉·赫恩登说：“既然你非常急切地盼望着我能出人头地，我已很快决定遵命而行。”9天以后，他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呼吁波尔克总统告诉议会，“在我们的公民流血惨重的某一块特定的土地”是属于墨西哥还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他质疑总统，要求他拿出“墨西哥本土的敌对力量入侵我们的国土，成为侵略者”的证据。

不出所料，总统并没有对这位初出茅庐、默默无闻的国会议员做出回应。他急于崭露头角，却只赢得了一个“时好时坏的林肯”的外号。几个星期以后，林肯和他的辉格党同人一起，投票支持由马萨诸塞州议员乔治·阿什蒙提出的一桩决议案，该议案宣称这场战争是由总统发动的一场“不必要、也是不符合宪法的”战争。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1848年1月12日，林肯在一次重要演讲中，为他的现场决议案，以及他投票支持的阿什蒙议案做辩护。他宣称，如果总统能够证明那场战争的第一滴血是洒在美国的土地上，那么他将很高兴地撤销自己的表决。但是如果总统“不能，或不愿意这样做”，他就会质疑整个事件“自始至终是一场最彻底的欺骗”。

林肯谴责总统将两个国家都卷入了战争，并企图“让公众把眼光投向于声誉日益高涨的军队……什么毒蛇的眼睛、什么毁灭的魔力之类的话，以此逃过严肃的监督”。他进而将总统关于战争的演说同比作“一个发烧的人近乎疯狂的呓语”。林肯兴许是想起了童年时的小伙伴，用炽热的煤炭放到乌龟的背上来折磨它的场景。他说总统思维混乱，笑容古怪，“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跑，找不到一处能让自己安心的地方。”

这次初出茅庐的懵懂之举，既没有体现出林肯在后来的公众演说中条分缕析的风格，也没有反映出他一度表达过的信条，这就是一位领袖需要留心公众舆论，但应当努力改变它。林肯的批评或许有些说服力，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战争成果志得意满，所以这种批评完全没有什么效果。民主党的《伊利诺伊纪事报》指责林肯对“波尔克总统进行了卖国式的攻击”，这使他的选区蒙羞，声称“从此以后”他将被人称作“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并预言说林肯只能获得一届任期。林肯试图为自己的清白争辩，他说尽管自己曾经对战争是如何被煽动起来的提出过质疑，但他从未对士兵给养提出过异议。他声明说，全盘接受波尔克总统的立场，就是“允许总统侵略一个邻国。无论是否被授予说话的权利……这种质疑都是必要的”。

即便是忠心耿耿的赫恩登，也担心林肯的反战姿态会毁了他的政治前途。“我觉得林肯会毁了他自己。”赫恩登后来解释说，“关于此事，我反复写信给他。”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如后来事实证明的那样，林肯为出人头地孜孜以求，只是惹恼了民主党人，让胆小懦弱的辉格党人担惊受怕，并且丧失了伊利诺伊州的支持，因为那场战争在这个州影响范围极广。有人曾问芝加哥著名政治家贾斯汀·巴特菲尔德是否反对墨西哥战争，他回答说：“不，我过去反对过一次战争（指1812年的战争），那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现在我始终支持战争、瘟疫和饥荒。”在随后的几年，林肯频频写信，捍卫自己的立场。尽管林肯曾和他的同僚们有过一个非正式协议，承诺只担任一届议员，然而如果林肯期望自己再次当选国会议员，那么他的种种机遇在战争的狂热中将被迅速蒸发殆尽。实际上，当取代他的辉格党候选人斯蒂芬·洛根被击败时，人们也将他的失利归咎于林肯。

对于时下甚嚣尘上的“命定说”，苏厄德比林肯理解得更为透彻。他预言道：“我国人民注定会以不可抵挡的姿态，朝着冰冷的北方边疆挺进，并在太平洋的海岸与东方文明相遇。”尽管苏厄德也不赞成战争，但凭借他在政治上的嗅觉，他感到对战争提出反对意见是一个错误。他警告说，他“并不指望辉格党能够成功颠覆一届正在承担战争重任的政府。在这场战争中，人们发现辉格党及其政治家们在向我们国家的敌人赔礼道歉”。

萨蒙·蔡斯回到俄亥俄州，告诉废奴主义者盖里特·史密斯说他“不会涉足”这场战争；但是在公开场合，他并没有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蔡斯陷入了一个政治上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在自由党内部的反蓄奴制联盟强烈反对这场战争；另一方面，如果他想在美国参议院里占据一席之地，他就需要俄亥俄民主党人的支持。这个任务并不比抨击一位民主党总统更轻松。

在四位未来的总统竞争对手当中，只有爱德华·贝茨像林肯那样热血沸腾地提出反对意见。他指责波尔克“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撒谎”，认为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掠夺和征服”。贝茨说，他为那些给战争投赞成票的辉格党同胞们感到羞耻，他们“被一种鼠目寸光、卑躬屈膝的政策所驱使，陷于一种自私自利的恐惧，唯恐伤及自己的声望，以及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受到不利影响”。在贝茨看来，这场战争是扩张蓄奴制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他和其他许多辉格党人的一个共同想法，但他不像林肯那样认为这只是“一场为兑现拉选票的承诺而发动的征服之战”。

无论蓄奴制的势力是否开始增强，这场战争都已将蓄奴制的扩张问题摆到了人们的眼前。早先双方较量的怒火尚未平息，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几乎默默无闻的国会议员大卫·威尔莫特将一个历史性的附加条款写入了战争拨款议案，该修正案规定“蓄奴制或非自愿的奴役状态都不得存在于”从墨西哥获得的“领土中的任何一部分”——这些土地最终包括了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以及新墨西哥诸州。这个威尔莫特附文一遍又一遍地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却又一遍又一遍地在南方势力控制下的参议院被否决。该附文的进退，成了南北双方冲突的晴雨表。在不同疆域中的蓄奴制问题，在随后的几年中将成为一个左右政局的关键议题。

苏厄德、蔡斯和林肯都赞成在从墨西哥获得的领土上禁止实行蓄奴制。甚至在威尔莫特附文被提出之前，林肯就让自己站到了反蓄奴制扩张的立场上。这一立场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坚持不懈。他指出，当宪法在蓄奴州中对这一制度进行保护时，“我们永远不该有意使自己直接或间接地献身于保护蓄奴制，使之免于寿终正寝。——当它在旧环境中再也无法生存时，我们不应该为它找到新的藏身之所。”

在密苏里州，贝茨也对威尔莫特附文表示支持，但其理由并不相同。贝茨认为，蓄奴制进入这些新疆域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南方人将他们的大量奴隶带入西部，他恐怕自由白人的迁徙将会停滞不前，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繁荣进步受阻。更重要的是，贝茨担心蓄奴制问题造成的纷扰将使国家分裂。在这一问题上，他对北方废奴主义者和南方极端主义分子给予了同样谴责。

贝茨的忧心忡忡不无道理。南加州的约翰·卡尔霍恩率先对这项附文公开发难。他谴责该附文违宪，因为它剥夺了南方人“携其财产”自由迁徙到共有的美国领土的权利。更何况，如果禁止蓄奴制进入新疆域，自由州就会加入联邦，使权力平衡发生倾斜。在众议院，南方派将节节败退，北方派将益发人多势众；而在参议院，南方派也将失去昔日呼风唤雨的风光。南方派利益将受到敌对情绪日益高涨的北方派的左右，这种景象是南方派绝对无法接受的。《里士满询问者报》发表社论说：“北方和西北的狂人们心意已决，我们担心北部联邦的繁荣时光已屈指可数。”就这样，关于这场战争的辩论，成了蓄奴制一方与威胁联邦自身的一方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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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政坛剑拔弩张、乱象纷呈时，林肯开始极度怀念娇妻相伴、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夫妇俩这段日子的鸿雁往来，几乎将这对夫妇关系所有的一手材料都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其余的资料都必须从局外人手中搜集。其中有一部分内容表现出对玛丽的极端敌意，或意在表明她根本配不上她的丈夫。

1848年6月，林肯在给玛丽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你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你对我的工作有点儿碍手碍脚，但是现在，除了公务没别的事儿好做——一成不变——它让我觉得非常枯燥乏味。……我讨厌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间老屋子里。”他带着骄傲的口气叙述说，他曾经为孩子们买过东西，他告诉她，自己是多么喜欢她的来信。他很高兴地听说，自从他俩相识后的第一个春天，她就“不至于受到头痛的煎熬”。接着，他戏谑地补充说：“我担心你会恢复得相当好，心宽体胖，而且年轻，就像又要嫁人一样。”

“我亲爱的夫君，”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当孩子们全部进入梦乡后，玛丽回信说，“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共度这个夜晚，而不是这样鸿雁传情。远离你，我是如此惆怅。”她讲述孩子们和他们的日常琐事，并羞答答地讥笑说，那位曾经在春田未曾有机会和她牵手的韦伯先生，即将来到肯塔基州的谢比维尔。“我必须记住那个时候，并且继续逢场作戏。你知道我们，总是有那样一种偏好。”在信的结尾处，她向他保证说：“别担心孩子已忘了你，即使是埃（迪）在提到你的名字时眼睛都会发亮。——始终爱你。”

林肯很快回了信：“你的信里提到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你希望回到山的这一边来。如果我同意，你会凡事都做个乖乖女吗？”在这里，他很可能是指玛丽曾经与公寓里的其他寄宿邻居间发生的龃龉，以及她对丈夫的繁忙工作一度心怀不悦。他设想她总会对自己的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便继续写道：“那就过来吧，越快越好。脑子里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会失去耐心，直至见到你为止。”这些信里充满了各种闲聊，内容涉及他们在华盛顿和春田的熟人，关于孩子们事无巨细的最新故事，有时还会谈及林肯的各种政治活动。字里行间，言笑晏晏，既渴望风雨同舟相伴，又吐露出对肌肤之亲的向往。1848年秋天，玛丽带着孩子们重返华盛顿。

那年6月在费城，林肯和他的辉格党同人一起，举荐墨西哥战争的英雄扎卡里·泰勒将军为总统候选人，希望那场军事凯旋可以再现其魅力，正如战争的魅力之于乔治·华盛顿、安德鲁·杰克逊以及威廉·亨利·哈里森一样。

“我投泰勒将军一票。”林肯写道，“因为我很高兴我们可以选他……而且我们不能选任何其他的辉格党人。”他向赫恩登解释说，泰勒的提名将“在暗中”打击民主党人，“使他们与战争雷霆为敌。战争现在对他们而言，就是哈曼的绞刑架。他们为我们建造了这个东西，而他们命中注定要在这个绞刑架上被人吊死。”

苏厄德对本党选择泰勒并不满意。此人是一位奴隶主，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更糟糕的是，人们竟然选择了苏厄德的竞争对手——纽约人米勒德·菲尔莫尔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他也不喜欢党内遮遮掩掩的舆论氛围，党内论坛回避对任何重大国事进行的讨论，其中包括了众说纷纭的威尔莫特附文。苏厄德说，他“非常愿意”投票支持“另一位候选人，如果显而易见这能够推动普遍自由取得胜利的话”。尤其渴望获胜的瑟洛·威德坚持认为，泰勒基本上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与民主党人候选人——来自密歇根州的刘易斯·卡斯相比，他会更好地保护南方派的各种利益。人们认为卡斯是“面团脸”，是一位赞成南方派原则的北方人。而且，民主党的舆论氛围明确反对威尔莫特企图将蓄奴制的议题提交国会审议。最后，正如林肯和贝茨一样，苏厄德把票投给了泰勒，希望他取得候选人资格，使作为少数派的辉格党人吸引北方的民主党人和独立选民，以扩大其政治基础。

蔡斯再次采用了一个不同的战略。鉴于各疆域的蓄奴制问题，已是整个国家政治的前沿问题，因此他认为，将自由党人、反蓄奴制的民主党人和“有良知的”辉格党人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广泛的北方党派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与包括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等人一起，召集了1848年8月在水牛城举行的反蓄奴制党派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1万人之众。众人群情激昂，推举蔡斯为大会主席，并委托他负责为新的政党——自由国土党起草党纲。

在大会审议期间，水牛城的一位代表写信给贝茨，询问是否可以将他的名字列入副总统候选人名单。该项请求居然被审议了，体现出在这一关键时刻各党局势的无常。贝茨依然保留了奴隶主的身份，他相信黑人人种出身低贱，这反映出他身上的南方人教养。与苏厄德和蔡斯形成对比的是，贝茨支持北方关于禁止黑人投票、出席法庭或担任公职的各种法规。当他豢养的一位女奴逃到加拿大时，他一度难以置信。“可怜的蠢东西，”他在日记里写道，“她将永远不会像在我们家里那样富足了。”对于她留下的三个女儿，贝茨“立刻决定不再被她们所扰”，很快将她们出售。

同样不出所料的是，贝茨谢绝了自由国土党的提名。虽然他也签名同意了“国会应当在未曾发现蓄奴制的地方永远不建立蓄奴制”这个党的“根本教条”，但他并不相信这唯一的原则能维系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他声称，即便他有机会当选总统，他也永远不会同意“加入一个四处分散的地区性政党”。

几天的审议之后，水牛城大会提名前任总统马丁·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提名查尔斯·弗朗西斯为副总统候选人。自由国土党遵循蔡斯提出的口号：“自由国土，自由言论，自由劳工和自由人民。”庄重承诺“防止蓄奴制扩散”到各疆域，以此发起了一场艰苦的三党竞赛。

1848年9月，国会休会期间，林肯有生以来首次涉足总统政治，在整个东北地区为扎卡里·泰勒助选。他不请自来，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一次辉格党集会中，主席发现自己没有带喇叭，林肯非常乐意越俎代庖，替他发表了演讲。《波士顿每日广告报》在报道林肯的即席演讲时评论说，这位高个子国会议员有“一张聪明的脸，显露出敏锐的头脑，以及冷静的洞察力”，而他“以极具天赋的论点和才华横溢的辨析，征服了听众”。当他的演讲结束时，“听众们为伊利诺伊州发出了三次热烈的欢呼，以给予来自该州的这位滔滔雄辩的辉格党人以更多的喝彩。”

在这次竞选拉锯战期间，苏厄德和林肯在波士顿的特里蒙神殿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辉格党集会中首次相遇。林肯后来承认说，那天晚上他与苏厄德的会面，“在本人的记忆里留下的印象之深，或许超过了苏厄德州长的印象。”

两人都站在宽广殿堂中的同一讲坛上。这座殿堂是波士顿宗教与世俗的聚会场所。苏厄德作为人气极旺的明星人物率先发表演讲，并占用了当晚的大部分时间。大多数辉格党演讲人的重点是各种关于国内基础设施改善、关税以及公共土地问题，而苏厄德的演讲主题却是蓄奴制。他为泰勒辩护说，他是一个好人，并且支持辉格党阻止蓄奴制扩散到墨西哥战争中获得的疆域的决心，是值得信赖的。另外，他也希望“这样一天必将来临，并且不会遥远。整个国家的公民，以及马萨诸塞州将选择一位北方自由民，而不是一位奴隶主作为他们的领袖”。苏厄德气势十足地预言说，“会有更多的事实来反对蓄奴体制，这一时刻将很快到来”，最终将唤醒公众的良知，去解放这个国家所有的奴隶。

轮到林肯上场的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了。但是他的演讲紧紧地抓住了听众的心。《波士顿信使报》将它形容为“一场最雄辩和最令人信服的演讲”，针对民主党人卡斯以及自由国土党人范布伦，这场演讲在不少地方都得了高“分”。林肯给范布伦起了一个外号，叫作肯德胡克的“巧手骗子”，讽刺他朝秦暮楚的党派立场。他“在几轮周而复始、震耳欲聋的掌声中”结束了演讲。时隔20多年以后，当回忆起林肯当年“漫无边际、说书般的”演讲时，苏厄德认为它可以使听众“笑逐颜开”；但他尖锐地指出，这次演讲未能“就蓄奴制问题展开任何进一步讨论”。

第二天晚上，苏厄德与林肯在伍斯特旅馆里同居一室。“晚上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促膝谈心。”几年以后，苏厄德回忆说，“我坚持认为，现在该是阐明立场、畅所欲言的时候了。”林肯以“一种沉思的神气”聆听着，他说：“我想你说的对，我们必须应对这个蓄奴制的问题，并且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它。”当林肯坚持不懈地支持威尔莫特附文时，他却没有对蓄奴制问题发表任何演讲，也没有发起任何活动推动这一议题。当谈话结束、两人肩并肩上床睡觉时，他们看上去一定颇有喜剧效果：其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高了差不多1英尺，也小了10岁。枕头的一边，是苏厄德那一头乱蓬蓬的淡黄色头发；另一边，是林肯那坚硬而浓密的黑发。

多年以后，林肯当了总统，他回忆起当年的马萨诸塞之旅时说：“我的头发上带着干草籽，前往合众国最有教养的一个州去学习风度礼仪。”当时在州长府晚餐的一幕，依然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林肯的脑海里。“这是一顿绝对美妙的晚餐，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好的。而在场的大人物们也是如此。嗨，我要告诉你他们在餐桌上是如何被服侍的。”于是，接下来他叙述的正是这个场面。

辉格党人在11月的投票选举中凯歌高奏，将扎卡里·泰勒送进了白宫。这是辉格党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胜利。4年以后，由于在蓄奴制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他们只在 4个州获胜。让蔡斯高兴的是，自由国土党人马丁·范布伦在北方选区赢得了10%以上的选票，这足以证明反蓄奴制势力已成为全国政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事实上，在包括纽约州在内的北方诸州中，如果不是投票支持范布伦，那么很可能就是支持民主党，这也意味着辉格党的胜利。

当林肯赶回国会，参加余下的会议时，或许是受了他与苏厄德会晤的影响，他起草了一份在国家首都逐步解放奴隶的提案，等待特区选民的投票表决。以前也曾有过类似的提案，但是现在林肯增加了几项条款。他将这几项条款归结为：动用政府基金为所有者支付奴隶的等价补偿，允许来自蓄奴州的政府官员在执行公务期间携带其仆人。最后，为了减轻周边蓄奴州的奴隶主们的恐惧，他补充起草了一项条款，要求特区当局“以积极而充分的手段，拘捕所有逃入上述特区的奴隶，并移交给其主人”。正是这最后一条规定，招致了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的严厉批评，他将林肯斥为“追捕奴隶的伊利诺伊猎狗”。

与辉格党同人进行漫长而细致的讨论后，林肯认为自己已设计出了一个合理的妥协方案，能够赢得南方的温和派和北方强大的反蓄奴制派的支持。然而林肯发现，这个提案一经公布，他的支持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日益令人难堪的分裂现象，使得任何妥协的前景都变得黯然。激烈的反蓄奴制人士反对逃亡奴隶条款，也反对以任何形式向奴隶主进行赔偿的想法；而南方人则主张说，在特区废除蓄奴制，将为整个国家普遍废除奴隶打开大门。林肯相当失望，然而他清醒地权衡了局势，从未提出这一议案。“当我发现我被过去的支持者们所抛弃，个人的影响力变得微乎其微以后，”他说，“我明白此时搞这个议案徒劳无益，便不再考虑这件事。”

林肯的国会议员任期于1849年3月结束，他意气风发地参加了总统任命的国有土地管理局局长的竞选，这是专门分配给伊利诺伊州的最高职位。他觉得，凭借自己为泰勒竞选总统出过力，他配得上这把交椅。局长将对全州所有的土地分配负有决定权。然而另一个人得到了这一职位。还好，幸亏亚伯拉罕·林肯没有得到这个任命，他的优势在于成为一位公众领袖，而不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他后来说过一句俏皮话：“如果说我有一个坏习惯，而且没法再给它起另外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我不会说不！”然后他笑着补充道：“感谢上帝，没让我投胎做女人，但如果他这么做的话，我想上帝会让我变得尽可能的丑陋，那就不会有人诱惑得了我。”

在回到春田之前，曾当过平底船工的林肯申请了一项专利，这是一种通过几只可充气的“浮力阀”将船只抬高并越过浅滩和障碍物的方法。然而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类似的设备可以使一种政治生涯重新浮出水面。他那十拿九稳的辉格党国会选区倒戈倾向了民主党，许多辉格党人将这一转变归咎于林肯对战争的批评。他离职了，却几乎没有立即还乡的意思。回顾林肯短暂的国会任期，鲜有可圈可点之处。约翰·尼可莱写道，他的任期“实际上并未使他的声望有所提升”。他是一位勤勉的国会议员，几乎做了分内所有的事情，并且对本党忠心耿耿，然而他并没有脱颖而出，让自己显得卓尔不群。

虽然所有这些都颇令人失望，但林肯还是稳扎稳打，发展了各种关系，并给那些对他未来的成功影响深远的人们留下了印象；这些人包括印第安纳州的卡莱伯·史密斯以及俄亥俄州的约书亚·吉丁斯，他们都是政治生涯与林肯颇为相似的西部人。

和林肯一样，卡莱伯·史密斯年轻时移民西部，卒于印第安纳州。他在那里攻读了法律专业，获准进入律师协会，并以一个辉格党人的身份步入政坛。他是一位“相貌英俊、衣着整洁的人”，有一张“光滑的椭圆形脸庞”。尽管有些口齿不清，但他在竞选讲台上展现的魅力可谓闻名遐迩，有口皆碑。据说，他可以让你“感到血管里热血沸腾，流过指尖，一路奔涌向上，直至整个脊椎”。实际上，当时的一位评论者认为史密斯是一位比林肯更具说服力的公众演说家。后来，在1860年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史密斯竭力说服印第安纳代表团倾向支持林肯，一举为林肯获得总统提名奠定了基础。

约书亚·吉丁斯曾面临过和林肯同样的艰难处境。他只身一人离开俄亥俄州阿什塔布拉县的家人和小农庄，来到俄亥俄州的坎菲尔德镇学习法律。他的决定让他的朋友和邻居震惊不已。“他从小就和他们一起生活，和他们一起在田里辛勤耕作。”他的女婿乔治·朱利安说，“他从来没有享受过哪怕是一所公立小学的教育，而他们认为他的学业是一种企图扭转天意的徒劳愿望。他的朋友和邻居们相信，根据这种天意的安排，出生卑微的人们应该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吉丁斯比林肯年长14岁，1838年，他首次入选国会。此后又继续连任国会议员，立刻投入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为争取国会受理反蓄奴制诉状的权力所做的英勇斗争。与林肯相比，吉丁斯对于蓄奴制的态度更强硬地倾向于武力解决，但两人还是成了亲密战友。他们共同寄宿在国会山卡洛尔路的斯普里格斯太太家里，他们无数次同桌吃饭，促膝谈心，分享所见所闻。吉丁斯对林肯颇为爱戴和尊重，7年以后，林肯于1855年竞选参议员时，吉丁斯宣称他“愿意走遍整个伊利诺伊”为他助选。

在林肯的辉格党同僚中，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史蒂文斯后来成为南部联盟的副总统。林肯被史蒂文斯能言善辩的说话风格震住了，他写信给朋友说：“一位瘦小纤细、面容苍白的肺痨男人……刚刚结束了一场绝妙的演讲，我甚至听了一个小时。我苍老、枯槁而干涩的双眼充满了泪水。”（林肯当时尚不满40岁。）多年以后，受过正统教育的史蒂文斯回忆道：“林肯先生态度小心翼翼，说话笨拙，但是却拥有一个极为强健、清晰和充满活力的头脑。他说话时，总是能牢牢吸引整个国会，他演讲的风格以及思想都是新颖独特的，他讲的奇闻逸事总是极为恰当而切中肯綮；而在社交场合，他所到之处总是伴随着开怀大笑。”

林肯有能力赢得他人的敬重，赢得他们的信任甚至是拥戴，这种能力是他的政治地位得以节节攀升的基础。他的品性中有一种神秘的东西，使得数不清的人，甚至是他的老对手们都能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钦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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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再度重操律师旧业，他后来说自己开始觉得“正在对政治丧失兴趣”。然而现实的情况可能是，由于他对墨西哥战争所持的立场，他竞选党内公职的大门已经暂时关闭了；况且，他也从未正式走下政坛。林肯尽力为他的伊利诺伊同胞确保政治属地，并参加了一个召集重组辉格党的大会。在为几位辉格党领导人所作的长篇致辞中，他开诚布公地谈到了国家政治的一系列议题，认为蓄奴制是“当今一个严重的症结”。他也从不会错过任何一次机会去批评已成为国家红人的斯蒂芬·道格拉斯。

在这段过渡时期，他努力“以更大的热诚”去钻研法律。他在春田的律师生意十分兴旺，为玛丽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为她扩充房屋、请更多的帮工，在娱乐方面出手更加宽裕。这几年对玛丽而言应该是比较幸福的，但是这一期间，亲人的过世让她精神萎靡。在林肯从华盛顿回来的那一年夏天，玛丽的父亲死于一场流行霍乱。当时他年仅58岁，去世之前依然活力充沛、精神健旺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实际上，在屈死于这场流行疫病前，他正在竞选肯塔基州参议院的一个席位；6个月以后，玛丽受人爱戴的外祖母伊莱扎·帕克在莱克星顿去世。玛丽6岁丧母之后，正是这位外祖母给了她亲情和抚慰。

1850年2月1日，玛丽遭遇了一生中最令人心碎的丧子之痛。她的第二个儿子—— 3岁的埃迪死于肺结核。她的身上似乎打上了宿命的阴影，因为悲痛成了玛丽挥之不去的厄运。7个星期以来，玛丽一直想驱除无情的疾病给爱子带来的高烧和撕心裂肺的咳嗽；然而尽管她精心照料，埃迪的病情依然恶化不止，随后陷入昏迷，1日早晨停止了呼吸。邻居们回忆说他们听到玛丽那令人心碎的哭泣。她整日卧床不起、茶饭不思，难以抑制悲伤的泪水。尽管林肯十分消沉，但也唯有他可以陪伴在她身边。“吃一点吧，”他恳求道，“因为我们必须活下去。”

玛丽与第一基督教长老会的詹姆斯·史密斯长老进行了长谈，终于获得了一点精神安慰。这位长老主持操办了埃迪的丧事。长老关于死后永生的信念令人欣慰，让玛丽大为感动，她加入了长老的礼拜集会，并恢复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林肯心存感激，租借了第一基督教长老会的一个家庭小包间，并偶尔陪伴玛丽来到教堂，尽管他依然无法和她一样认为埃迪在来生的某个地方等待着团圆。

埃迪死后一个月，玛丽再度怀孕，并于1850年12月产下了第三个儿子威廉·华莱士，1853年4月四子托马斯也相继出生。然而，埃迪的夭折依然在玛丽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她的情绪起伏更大，弱点更加突出，焦虑也在不断加剧。有关她举止难以捉摸的传闻，对自己丈夫“歇斯底里爆发”的故事开始不胫而走；有人传说她手执利刃在院子里追逐自己的丈夫，用扫帚将他赶出房间，用大木棒敲他的脑袋，等等。尽管这种雷霆之怒大体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她的喜怒无常和动辄拳脚相加的做法，无疑将整个家庭闹得天翻地覆。

玛丽暴怒情绪失控，林肯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邻居们称之为“保护性的装聋作哑”。这多半会使她火上浇油——他不当面与玛丽争吵，而是安静地离开房间，让自己陷入沉思默想，或是把孩子们带出去溜达一阵。如果还是不能风平浪静的话，他就会去州立图书馆或者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偶尔可以待上一夜，直到自己变得心平气和为止。

林肯的朋友们认为，假如林肯满足于做一名乡村律师，那么他的婚姻更加幸福。春田的律师米尔顿·海觉得，如果他娶了“一位性格更像天使的女人”，“毫无疑问他会更多地待在家中，而不那么倾向于和外界的人打交道”。

虽说家庭的宁静和睦可能会使林肯更加快乐幸福，但是如果我们设想他是一位心满意足的家居男人，就像爱德华·贝茨那样，那么这种假设就完全不同于我们了解的一切关于林肯的强烈抱负和非凡动力——这种力量驱使着他，或利用每一个空闲的机会如饥似渴地读书，或回忆他父亲的种种往事以深深吸引众位好友亲朋，或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依然学习法律直至深夜，并在23岁时竞选公职。事实上，在他的政治生涯基本成形之前的很早时，他就决心通过“（本人）表现值得同胞们的尊重”，来赢得他们的崇拜。

即便林肯聚精会神专注于法律事务时，他只是等待着局势发生转机，等待着重新步入政坛的合适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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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林肯的壮志豪情似乎突然烟消云散的话，那么苏厄德和蔡斯的生涯则积聚了新的动力。扎卡里·泰勒在投票选举中大获全胜，多年以来首次为辉格党在纽约州议会争得了多数席位。因为当时的美联邦参议员是由州议会选举产生，而非大众投票选举的，瑟洛·威德一心一意在议会中施展魔法，试图推举苏厄德进入美联邦参议院。然而，州辉格党两大对立阵营所产生的分岐，让他的这一使命变得错综复杂。因选举获胜而登上副总统宝座的米勒德·菲尔莫尔，领导着一帮主张延缓讨论蓄奴制问题的商人、资本家和棉花种植者们组成的保守势力，而威德和苏厄德则代表了自由派。

纽约的各大报纸报道了苏厄德在克利夫兰发表的一次言辞激烈的演讲，将他放到了新政府更温和姿态的对立面，这使威德的困境变得雪上加霜。“在美国的社会中有两大敌对的因素，”苏厄德曾宣称道，“这就是自由与奴役。自由是与我们的政府体制以及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因而是驯服、安详的。奴役是与那种体制、公正和人性相冲突的，因此是有组织的、防御的、行动的和永远具有侵略性的。”他说，自由的劳动力需要普遍的选举权，以及广泛的“知识传播”；相反，以奴隶为基础的制度……怀有的是无知，“因为它是压迫的唯一保障。”苏厄德警告说，区域性的冲突，会不可避免地从这两个本质上大相径庭的经济制度当中爆发，这两种制度当时正在岌岌可危中炮制着背道而驰的文化、价值观和愿景。

苏厄德在克利夫兰的听众面前，呼吁废除那些阻止黑人在俄亥俄州参加投票、出庭或担任公职的黑人法规。他坦陈道，蓄奴制曾是所有各州的罪孽。“我们在纽约州，因蓄奴制依然存在而有罪，因为我们限制了那业已解放了的种族的选举权。你们在俄亥俄州，同样有罪，因为你们还有一套特别针对黑人的法律体系依旧高高在上，面目可憎。”在那个年代，苏厄德支持黑人投票权、黑人出席法庭作证以及黑人担任公职的论调，对于一个主流政治家而言已是激进得令人吃惊了。即便是在整整10年之后，在与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期间，亚伯拉罕·林肯也坚持说自己从未赞成过“黑人成为选举人或陪审员，也不赞成他们拥有担任公职的资格，以及与外族通婚”。

尽管两人面临形势有所不同，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反差巨大的政治环境，纽约更为进步，而南方倾向的伊利诺伊则更为保守，但苏厄德比林肯更愿意运用精心设计的言辞去激励特定群体的感情。苏厄德知道他在西部保留地的听众很可能比许多东部的听众更为进步。与以往相比，苏厄德朝着废奴主义的方向又勇敢地迈出了一大步，即便如此，《克利夫兰正直者报》依然指责苏厄德缺乏一种反蓄奴制的热忱，这种热忱使保留地比东海岸进步了10年。

苏厄德也没有停止对各种黑人法典的谴责，他进而针对《逃亡奴隶法》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击。他宣称，这部法规的起草是对神圣法律的侵犯。他的演讲结尾时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呼吁，意在唤醒听众，让他们行动起来：“‘为了自由，难道我们只能无所事事，因为公众的良心沉睡不醒？’是的，可以做的事有很多——一切都可以做。蓄奴制目前的地盘可以受到限制，它可以得到改良，它可以也必须被废除，你们和我可以并且必须这么做。”

威德带着极度的焦虑做出了回应。尽管他也认为蓄奴制是“一种政治犯罪和国家的祸根，——一个巨大的道德和政治灾难”，但是他预言说“当蓄奴制成为政治辩论的话题，那么它就算没有搞垮我们的政府，也会动摇它的基石。在其所有的形态与因果关系中，蓄奴制问题都被人不计后果地掺入了党派之争，这太可怕，也太令人畏惧了”。

当时公开表明废奴主义立场的人只是少数派，并不占主流。由于在一些北方城市遭到了暴力袭击，威德告诫苏厄德说，他那煽动性的言辞会将他推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温德尔·菲利普斯等极端派人物的同一阵营。在认真掂量了威德的忧虑之后，苏厄德也承认解放奴隶的问题并未完全“成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那尖锐的论调开始低沉了下来，这为威德将他的庇护对象——苏厄德带入更高阶层留下了余地。威德让苏厄德逐一向州议员们示好。他聚拢了一批自由派分子，并向温和派保证说，当苏厄德在讨论蓄奴制时，他是“希望提高社会水平，而不是降低”。他甚至还向泰勒政府承诺说，苏厄德将忠心耿耿地追随温和的党派路线。尽管在政党中出现了分裂，而且菲尔莫尔正成为政坛新星，威德仍然设法形成了一个多数派，并将他的朋友苏厄德送进了参议院。

“也许从来没有一个人初次进入国会时就如此声名卓著，如此备受重视。”《纽约论坛报》在他当选后这样断言。苏厄德带着某种声望，甚至是“声名狼藉”的光环来了。然而事实证明威德是正确的。他预见到，苏厄德在克利夫兰的激进演说可能会反过来让他感到困窘。就在这位年轻的纽约人到参议院宣誓就职不久，一位南方议员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地念了一段演讲的结束语，这是苏厄德曾对他的听众讲的一段话，大意是蓄奴制“可以并且必须被废止”。据说，当时整个议事厅里“一片颤栗”。有人在信中这样警告苏厄德：“如果我们在佐治亚州找到你的话，你那可恶的脖子会被人拧断。”

※※※

1849年，萨蒙·蔡斯通过一个颇具实力的反蓄奴制政党参加竞选，不懈努力之下终于有了收获。13位自由国土党人被选入了有着72名议员的俄亥俄州议会，当时议会正在挑选下届美国参议员的候选人，然而无论是辉格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均未赢得多数优势，这就让小小的自由国土党集团得到了极大的优势。尽管很多人认为，在国会拥护反蓄奴制历经10余年的前辉格党人约书亚·吉丁斯有资格担当领头人的角色，但蔡斯还是努力为自己攫取了一个席位。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打赢这场选战所采用的手段，可能使他的职业生涯蒙上阴影，并最终使自己与本州的一大批重要人物结下了宿怨。

大多数自由国土党人过去均系辉格党出身，并没有与民主党人在选举中交过手。他们支持吉丁斯，但是同时还有两位立场摇摆不定的独立参选人：一位是前任民主党人诺顿·汤申德，曾经是自由党的一员；另一位是约翰·摩斯，过去是一位“有良心的辉格党人”。这两人的决定将是关键。蔡斯私下草拟了一份与俄亥俄州民主党党魁塞缪尔·梅达利之间的政治密约。如果蔡斯将汤中德和摩斯送入民主党人的怀抱，梅达利将设法扶持蔡斯成为新一届美国参议员。此外，民主党人必须投票废除《黑人法》，这是摩斯在同意这一交易之前所坚持的条件。作为回报，民主党人将获得议长的宝座，并赢得这一职位能享受的广泛支持。对于梅达利而言，掌握这个州的控制权，远比提名一位参议员重要得多。

蔡斯为了游说汤申德和摩斯支持民主党而四处奔忙。吉丁斯还在华盛顿逗留时，蔡斯来到了哥伦布市，在位于州议会大厦附近的“尼尔之家”找了一间房子住下，以便在晚上出席自由国土党的政治集会，白天则和一个个民主党人讨价还价。他在各主流报纸上发表匿名文章，不仅称颂他自己，而且也说汤申德和摩斯的好话。他把钱借给多家报社，一旦自由国土党周刊《哥伦布每日标准报》的需求超出了他的权术范围，他就会向该周刊的主编再三承诺：“参议院选举结束之后，无论机遇垂青于我还是另一个人，我都将更有效地履行职责，而你可以依赖我。”他向《标准报》预付了钱款，随后又答应了一笔贷款，但是并未向报社索要抵押以作为信用条件，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名字与公众有任何瓜葛，而“一旦以我本人的名义收取抵押物的话，这种结果将不可避免”。

蔡斯得知摩斯正在发起一项为黑人单独建立学校的议案，他开始积极寻求《标准报》主编的支持，以帮助该项议案得以通过。“这份议案的确很重要。”他鼓动说，“如果它能在民主党人鼎力相助下得以通过，这将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普遍益处，特别是我们的朋友摩斯将受益良多。”当然，这将会对萨蒙·蔡斯的仕途大有裨益。他煞有介事地告诉摩斯，对下一位参议员的唯一甄选标准，将视其是否有能力赢得最大的政治利益。“除了不能牺牲原则，一切都要服从政治利益，人不能有其他的非分之想，只有成为政治利益的工具。”追逐自我提升和政治利益的想法，始终萦绕在蔡斯的心头。凑巧的是，当摩斯和汤申德与民主党人一起竞选，组织议会立法机构时，两人同时当选。获胜后的梅达利投桃报李，率领他新近赢得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投票支持蔡斯竞选参议员。

蔡斯竞选时出现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形，引起了新闻界的非议。“他的每一项法案，都成了他个人野心的帮衬。”《俄亥俄州报》指责道，“他在谈及自由国土党的利益时，莫非是指他个人的利益？”也许，一家含有敌意的报纸做出的这个判断有些过分尖刻，因为与民主党的那桩交易，事实上的确结束了对自由国土党政治事业的推行。正如梅达利所承诺的那样，民主党人投票废除令人憎恶的黑人法，而当蔡斯进入参议院时，他将在反蓄奴制的事业中成为一位坚定的领袖。

然而，蔡斯竞选参议员的后续效应，通过霍勒斯·格里利传播甚广的《纽约论坛报》逐渐显现出来。针对竞选中的阴谋，格里利发表评论员文章称，他“从没有见过那些渴望名声清白的人们会宽恕这些阴谋，或者从中获益”。的确，参议院选举的特殊氛围所造成的种种猜疑和不信任将永远无法完全消除。“他立刻永远丧失了每一位俄亥俄州的中年辉格党人对他的信任。”一位政坛同僚评论说，“这永远无法完全驱除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他身边，并在仕途的各个关键场合败坏他下半生的政治生涯。”辉格党人及其后辈——共和党人，后来将否决俄亥俄州代表团对蔡斯的联合支持，这对他渴望获得的1860年总统提名可谓生死攸关。最终蔡斯输了，对此，他耿耿于怀，永远没有原谅那些人。

对于他人会怎样评价自己合纵连横的伎俩，蔡斯很少表现出灵敏的直觉。因而在每一次政党更替时，他无法觉察旧日盟友其实已背叛了自己，而与敌手结成了终身伙伴。当然，他有心斩断旧盟约、重塑新阵营，尽管有时这也算得上勇气可嘉，并颇具理想主义色彩，但已与时代的政治习俗格格不入了。

尽管受到了参与选举的批评者的非难，蔡斯依然对自己的胜利激动不已，查尔斯·萨姆纳也是如此。两年之后，此君通过一个介于自由国土党和马萨诸塞州独立的民主党之间的联盟，在参议院加入了蔡斯的阵营。“我几乎无法相信，”萨姆纳写道，“在我看来，这的确是一个‘结局的开端’。你的当选必定影响到整个大西部。更何况，你进入参议院，将把我们探讨的政治事业推进到一个空前的水平。”

1849年3月，蔡斯在富丽堂皇的参议院大厅就职，此时距离当年他作为徘徊于这座城市花样百出的社交圈边缘的一位清贫教师，已逝去了将近20个春秋。现在，作为一位声誉卓著的政坛活动家、著名律师及传说中的反蓄奴制改革家，蔡斯完全可以在华盛顿的一流社交圈里占有一席之地，而威廉·沃特亦应感到无比自豪。曾几何时，蔡斯那“无论身在何处，永远争先”的坚定愿望终于得到了暂时的满足。

19世纪40年代末，威廉·亨利·苏厄德和萨蒙·蔡斯已在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虽然爱德华·贝茨的大部分光阴是在他可爱的乡村故土，与自己与日俱增的家庭成员一同度过的，如果说政治前景最好的人，能登上最好的政治招贴画，那么贝茨也算跻身于国内德高望重的名士之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伯拉罕·林肯当时正在经营律师生意，和他在巡回法庭的律师同僚们没完没了地大聊特聊一连串趣闻逸事，并以沉默而专注的方式，反思着那个年代的国家大政。

1. 亚历山大（Alexandria）：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的独立市，隔波托马克河与华盛顿特区相望。

2. 约翰·卡尔霍思（John Calhoun, 1782—1850）：美国政治家，在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手下任职的美国副总统；主张国家有权废止那些注定无多大影响的联邦立法。

3. 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 1808—1889）：美国唯一的南部联盟总统，在林肯宣誓就任总统前两个礼拜，抢先宣布就任南方的总统。

4. 亚历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 1812—1883）：美国政治家，曾任南部联盟杰斐逊·戴维斯的副总统。

5. 罗伯特·巴恩威尔·瑞特（Robert Barnwell Rhett, 1800—1876）：美国政治家，曾任州立法代表。

6. 布埃纳维斯塔（Buena Vista)：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地区，紧临萨约提南部。在墨西哥战争中，由查克瑞·泰勒率领的美军于1847年2月22至23日，在这里打败了由圣·安纳率领的墨西哥军队。

7. 格兰德河（Rio Grande）：源于科罗拉多西南部的一条河流，全长约3033千米。大致向南流经新墨西哥中部至德克萨斯西南部，它在此流向转向东南，其余流程形成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在布朗斯维尔（得克萨斯州）和马塔莫那斯（墨西哥）附近注入墨西哥湾。

8.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 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将军和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叛徒。1775年在马萨诸塞州志愿从戎，参加殖民地人民对英国人的战争。他作战英勇，屡负重伤，官至少将后因为伤残被调往费城，接着为奢侈生活而破坏州法和军规。1779年，他向英国方面出卖美军情报。1781年率兵对康涅狄格的新伦敦进行袭击。阿诺德被乔治·华盛顿缺席判处死刑，他的名字成为“叛徒”的美式代名词。

9. 命定说（Manifest Destiny）：19世纪的一种鼓吹美国有权且有义务扩张到整个北美大陆的理论。

10. 指华盛顿州与伊利诺伊州之间的阿巴拉契亚山。

11. 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 1784—1850）：美国政治家，军事家，第12任总统；曾在黑鹰战争和第二次西米诺尔战争中任陆军军官，在墨西哥战争中指挥作战，成为美国民族英雄。

12. 哈曼（Haman）：《旧约·以斯帖记》中的一位波斯宰相，因为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绞刑架，阴谋欲杀尽犹太人而被吊死。

13. 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 1782—1866）：美国军人、政客和外交官，曾担任过几届政府职务，包括在黑鹰和森密诺尔战争中任美国作战长官。

14. 面团脸（Doughface）：指反对解放奴隶的北方议员。

15. 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 1782—1862）：美国第8任总统，来自纽约的强有力的民主党人；历任美国参议员、国务卿和安德鲁·杰克逊任期内的副总统，并于1836年被选为总统；曾于1840年和1848年相继试图再次当选，但都没能成功。

16. 范布伦出生于纽约州的肯德胡克。

17. 基督教长老会：由长老控制的各式各样的新教派，传统上信仰卡尔文派教义。

18. 西部保留地（Western Reserve）：美国俄亥俄州西北部一地区，位于伊利湖畔。1786年，当美国对其他西部地区的领土要求被给予国会时，它属于康涅狄格州；其大部地区被赠予或售予康涅狄格州的移民，其余地区在1800年被给予俄亥俄州并成为西北部的一部分。

19. 威廉·沃特（William Wirt）：美国总检察长，曾是蔡斯早年的恩师和保护人。详见第二章译注。

第五章 风起云涌

1850年的美国，是一个拥有大约2300万人口、幅员辽阔的农村国家。在这个国家，每个层面的政府机构的政治和公众议题都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远远超过后世。在这10年间举行的两届总统竞选中，近四分之三的人有资格参加投票选举。

政治角逐的主要武器就是演说。拥有演讲家的天赋，则是打开政坛大门的钥匙。林肯在童年时就学会站在一棵树墩上，向小伙伴们发表讲话，以此磨砺自己的演讲技能。当时在某些重要场合发表的演讲，经常长达三四个小时被人仔细推敲，反复推演剖析。当然，有人借此造谣惑众、散布谣言，但也有人引经据典、借古喻今、广征博引，正如林肯的某些演讲一样，偶尔也会出现一篇流传百世的文学精品。

形形色色的政治议题和激辩，通过当时的媒体——报纸传达给了民众。绝大多数报纸都具有强烈的党派倾向，正如瑟洛·威德和霍勒斯·格里利那样，从事总编和出版商这种职业的常常都是有头有脸的政坛人物。作家查尔斯·英格索尔曾经评论说，19世纪的报纸“差不多是千家万户每天的必需品，它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廉价和普通，其使用价值却被低估”。

“仔细观察一下早晨的火车”，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以惊讶的语气写道，它们“将商人们带进城，送他们去店铺、账房、作坊和仓库”，报童走进每一节车厢，“变魔术般地打开小报，两便士一份，知识的价值就是这样微不足道。这时，整个矩形空间里刚吃完早饭的人们立刻聚拢得像一个人，来吃这第二顿早餐。”在这个新大陆，报纸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一位欧洲的旅行者对此大为感叹：“你到处都能找到读报的人，傍晚，全城都知道24小时前新闻记者们桌上都写了什么东西。……少数不能读到报纸的人可以从街谈巷议中了解天下大事。”

早在17年前，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就预言说：“南方主张美国各州可以拒绝联邦法律的人想要在蓄奴制问题上掀起一场风暴……要知道这些人会不择手段摧毁联邦政府，并以波托马克河为北疆，组建一个南方联盟。”

现在，风暴来临了。

蓄奴制问题已经成为自美国建国以来南北双方分裂的根源。这一分歧肇始于宪法本身，因为宪法明文规定：在国会代表选举时，一个奴隶可以折算成五分之三的人，该条款强制要求逃亡奴隶必须归顺其法定主人。尽管在宪法中并无“蓄奴制”的称谓，但正如反蓄奴制的国会议员约翰·昆西指出的那样，这个名字“就写在枷锁上”，这意味着它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必须“老老实实地俯首听命”。

宪法保护现存的各奴隶州内的蓄奴制，然而，宪法又很折中地规定了蓄奴制不适用于新获得的疆域。这样，国家每次拓展疆界，都会重新点燃这一不和的议题。在过去近30年，密苏里妥协案已经提供了一个权宜之计，但是当有人要求召开国会，决定在墨西哥战争中获得的新疆域的命运时，一场新一轮的全国性辩论又开始弓在弦上。来自佐治亚州的罗伯特·图姆斯警告说：“假如你们要按自己的立法观念，把我们从全体民众用鲜血和财富换来的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的新疆域中赶出去，那么我会拥护分裂。”密西西比州则呼吁在纳什维尔召开南方各州联席会议，捍卫南方人的权利。

蓄奴制的议题再也无法束之高阁，它会成为国会辩论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正如托马斯·哈特·本顿曾妙趣横生地评论的那样：“我们从《圣经》中读到过，有些人曾经遭受了青蛙之灾，而这种灾祸遍地都是！你没法找到桌子，只因为有青蛙；你没法在宴席上坐下，只因为有青蛙；你没法上新娘的床，掀起被单，只因为有青蛙！”这种类似的苦恼滋生出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其中每一个话题都离不开蓄奴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人提出标准，没有瘟疫在我们面前肆虐。就在这里，这个黑人的问题永远摆在桌边，摆在婚榻之上，四处泛滥！”

当然，蓄奴制并非两派对立的唯一议题。南方反对以增强北方制造商实力为目的的保护性关税，并抨击利用国家资源改善北方交通状况的做法。但是像这类的议题，尽管争论得不可开交，却始终从属于政治立场，但蓄奴制问题绝非如此。“我们必须让自己关注蓄奴制的实质，以及蓄奴制的生存问题。”早在19世纪初叶，弗吉尼亚州的约翰·伦道夫就曾说过，蓄奴制“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到了19世纪50年代，伦道夫的观点成了现实问题。这一“奇特的制度”如今遍布南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层面。另外，对于北方的少数群体而言，蓄奴制成为一个极大困扰他们的道德问题；而对为数更多的北方人来说，蓄奴制扩张的疆域威胁到自由劳工运动的胜利成果。19世纪50年代发生的各种事件，将这些“敌对因素”放到了一个冲突的进程之中。

1850年，约翰·卡尔霍恩警告说：“以为分裂运动能够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大错特错。将诸州维系于同一联邦之中的纽带数不胜数，极为强大，分裂运动必然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它只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进程……这些纽带在整个联邦的肌理分崩离析之前，可能被突然切断。那些开始逐渐滋长的蓄奴制问题，已经切断了其中最重要的几根纽带。”他断言道，如果这些共同的纽带继续破裂，那么“除了武力，维系联邦各州共存的因素将一无所剩”。

联邦的精神纽带——各种大型宗教派别已经遭到了地界的分割；在那些希望蓄奴制扩张和抵制蓄奴制扩张的两派彼此争斗中，作为联邦的政治纽带，各种全国性的政党将是下一个遭受割裂的对象。因在蓄奴制问题上出现了令人绝望的分岐，全国性的辉格党于19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萎缩衰败，继而不复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全国性的民主党，因为自由国土党人另立门户而大伤元气，不断失去地盘而四分五裂，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才得以恢复。

维系联邦的纽带并非单纯依靠各种制度，而是一种相对无形的国家归属感——这是一种独立革命阶段的辉煌胜利带来的普遍自豪感，是一种对前途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感受。19世纪50年代的这段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些纽带不断扭曲，逐渐磨损，并最终断裂的故事。亚伯拉罕·林肯后来正确地预言说，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形势确如卡尔霍恩警告的那样，能够维持整个联邦的，只剩下武力了。

这是必然的结果吗？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容易。我们必须回过头去，对历史事件进行一番仔细梳理；然后自问：同样的演员，面对同样的信念、感情、热忱，如果时间倒流，会出现不同之举吗？也许吧，但是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们信赖自己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做他们觉得应该做的，结果无情地把国家卷入了内战。

※※※

到第31届国会召开时，积怨已久的不和立即爆发了。所有的目光都转向73岁的亨利·克莱。林肯事后说“大家都把他当作拯救危难的救星”。亨利·克莱过去曾经挽救过联邦。如今，在“密苏里妥协案”30年之后，国会和整个国家再度求助于他。克莱已患肺结核，距离他因病逝世仅有两年时间，当时他连走上议会大厅的台阶都举步维艰。然而，当克莱站到国会讲坛上发言，宣读被后世称为“1850年妥协案”的一连串议案时，《纽约论坛报》惊叹道，他重新焕发出了“激情和青春之火”。

发言伊始，克莱坦承自己面对同僚从未“如此忧心忡忡”，因为他相信整个国家已站在“悬崖边缘”。他恳求同僚们朝着裂开豁口的深渊“进行令人恐惧和灾难性的一跃之前”悬崖勒马，“这一跃必将导致无法挽回的分崩离析”。他预言说，分裂会导致一场“狂暴激烈、血雨腥风、你死我活、斩尽杀绝”的战争，它将永远铭刻于历史。为了避免这场浩劫，必须达成一个妥协。

他的第一个议案是呼吁立即承认加利福尼亚州加盟，并将有关在其州域处置蓄奴制的决定权留给加州新一届议会。

众所周知，多数加州人希望彻底禁止蓄奴制，因此该项提议得到北方诸州的拥护。接着，克莱又提出将墨西哥战争获得的残余土地分割成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两个区域，在其疆域内不禁止蓄奴制，这一条款得到了南方的支持。他呼吁在国家首都区域内结束奴隶贸易，但他同时要求国会强化1793年旧版的《逃亡奴隶法》，以便追捕在逃奴隶。对逃亡者的审判将不会采用陪审团，政府专员将宣布判决结果，联邦法官授权起草法案，允许公民追捕在逃者。

克莱意识到，这一妥协案需要北方让步的程度远甚于各蓄奴州。但他呼吁北方要维护联邦大局。北方对蓄奴制的反对，是针对其意识形态和情感因素，而非南方诸州在财产、社交、习俗、安全和生活本身的种种利害关系，北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损失。最终，他祈祷上帝“如果发生了可怕而悲惨的联邦分裂事件，请别让我活着目睹这一悲哀心碎的景象”。这个祈祷应验了，他于两年后去世，当时距离内战爆发尚有10年。

1850年2月5日，亨利·克莱站到桌前发表讲话时，弗朗西斯·苏厄德就站在这人满为患的过道上。她来到华盛顿，帮助丈夫在F大街北侧一套宽大的三层砖瓦楼里安了家。“他是一位有魅力的演讲家。”弗朗西斯对她姐姐坦承道，“我只领教过一位比他更不寻常的演讲家——而他就是亨利（别告诉任何人）。”但她声称，如果克莱以为南北双方之间的裂痕可以通过他那苦口婆心的劝说就能弥补的话，那他就错了。尽管他可能说服“国会中一半以上的‘面团脸’”，但他的那些主张并没有使她信服。最令人心烦意乱的是，克莱宣称“只有策略和派性才能激活北方人。现在如果亨利·克莱已活过了70岁，却依然相信反对蓄奴制的人只有这个动机，我只能说他对人性的了解比我想象得要少许多”。

4个星期以后，国会大厅的过道再次挤满了聆听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演讲的人。尽管这个人当时已67岁，步履蹒跚，为了抵御折磨了他整个冬天的肺炎所引起的寒颤，身上需要紧裹一件法兰绒，但这位州权的头号捍卫者，依然带着即将发表的演讲文稿出现在参议院。

他极其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接着他感到自己过于虚弱无法发言，便将自己的意见交给朋友、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詹姆斯·梅森来宣读。

这篇讲话对北方进行了一次毫不妥协的恶言谩骂。卡尔霍恩竭力强调说，脱离联邦是唯一的选择，除非北方承认南方有权将蓄奴制带入美国新疆域中的每一处地方，不再对蓄奴制提出诘难，并且赞成关于恢复南北双方权力平衡的宪法条款。他将早年关于威尔莫特附文的辩论中提出过的观点故伎重演，他警告说，其余的自由州会抨击参议院以及众议院的权力，并彻底破坏了“自美国立宪以来政府里两派间达成的平衡”。这次在参议院的最终演讲结束以后，卡尔霍恩便回到了他的公寓，并在当月底去世。

“政坛伟大的三驾马车”（时人称克莱、卡尔霍恩和韦伯斯特）中的第三人、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被安排在3月7日发言。华盛顿的一家报纸报道说，当时参议院大厅“塞满”了男男女女，其人数比先前任何一次的听众都多。有传闻说韦伯斯特已决定反对绝大多数反蓄奴制立场的选民的热情期望，支持克莱提出的偏向于南方利益的妥协议案，这使得前来的民众迅速增多。当这位参议员起立发言时，弗朗西斯·苏厄德就在现场旁听。

“我希望今天的发言，不是作为一位马萨诸塞人，也不是作为一位北方人，而是作为一位美国人。”韦伯斯特在开场白中这样说道，“我今天发言是为了保全这个联邦，‘请容我禀明事理。’”他继而严厉谴责废奴主义者，发誓永不支持威尔莫特附文，公开赞成克莱的每一项议案，其中包括强化令人憎恶的《逃亡奴隶法》，这些都让许多北方人目瞪口呆。新英格兰地区的许多民众觉得韦伯斯特的新立场特别令人反感。“韦伯斯特先生有意将他的名字从所有的荣誉册上抹去，”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写道，“他将自己过去多年苦心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

弗朗西斯发现这次的演讲令人极为失望。她对姐姐说，“妥协”这个词“开始让我讨厌”。她承认韦伯斯特是“一位很有说服力的演讲家”，特别是当他颂扬联邦的时候。但她又觉得他“在口才方面比克莱差很多，因为他的心注定比后者更加冷酷——要感动他人，必先感动自己”。尽管受到此类批评，但这篇演讲在全国仍得到了那些极希望局势和平的中间派的赞同。根据日程安排，3天后将轮到苏厄德发言。一些反蓄奴制的辉格党人担心他届时可能会犹疑不决。“他们对他的天性真是知之甚少！”弗朗西斯写道，“韦伯斯特先生对南方人的原则每一次让步，只会让亨利更坚定地拥护他认为正义的事业。”

弗朗西斯的话是对的。反蓄奴制的拥戴者根本不需要担心她丈夫的决心。几周以来，苏厄德始终在一丝不苟地准备着1850年3月11日在参议院发表的首次演讲。他与威德进行了长时间的切磋，并在弗朗西斯面前排练了不同的演讲版本。19世纪 50年代的国会从不提供任何私人的办公室，因此苏厄德在家里写稿，每天早早起床工作直至深夜。

苏厄德在参议院开始演讲时，多少显得有些踌躇不定。他对着自己的手稿照本宣科，没有激烈的手势。他引用了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以及古代圣贤们的名言，声音很轻，仿佛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在议院和回廊间发表演讲。然而，他的话语却铿锵有力，让韦伯斯特凝神屏息，而约翰·卡尔霍恩参加完最后一轮议院会议后，“起初躁动不安”但“不久便安静地坐下来”。

苏厄德的演讲开门见山地明确提出，他反对“以任何形式提出的”妥协，拒绝强化《逃亡奴隶法》。“我们并不是奴隶主，我们无法……既做真正的基督徒，又做真正的自由人。”他接着说，“我们强加了另一条公然违抗一切人权、以自我束缚的锁链。”他继而宣称，在华盛顿特区的奴隶贸易的禁令还不够，必须在首都废除蓄奴制本身。最后，他坚定地支持威尔莫特附文，坚决反对将蓄奴制引入新疆域中的任何一处地方。

讲到第二个小时之后，苏厄德愈发自信，言辞之间驾轻就熟、渐入佳境。他步步为营，为所谓“更高的法律”原理奠定了基础，而这些原理后来永远铭刻上了他的大名。苏厄德断言，不仅是宪法的目标要求美国人民与蓄奴制誓不两立，“而且有一个比宪法更高的法律，它超越领土的范畴规范着我们的政府，并把它留给同样高贵的目标。领土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它是这个世界造物主的赠予，我们则是他的管家。”

这一次发言也是苏厄德的首次全国性讲演，苏厄德成了参议院里反蓄奴制的主流代表。这份演讲稿在整个北方被印制散发了数10万份。《纽约论坛报》预言说，这次演讲将唤醒整个民族，因为他的话语将“历久弥新，被人们以一种更虔诚的钦佩之情传诵，并且发挥出更大的潜力。和这次议院会议上的任何演讲相比，它对国人心智的影响更为深远”。

※※※

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蔡斯登上了全国舞台，期待着在这场斗争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同样为自己的发言整整忙碌了好几个星期，熟读各种古老的法令全书，与他的改革派同党查尔斯·萨默尔交换看法。蔡斯和萨默尔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加深，两人均因强烈反对蓄奴制而饱受攻讦，而这层亲密关系让两人在患难之中相互提携。“我找不到一位比你更趣味相投的人了。”蔡斯对萨默尔可谓推心置腹。在萨默尔眼中，蔡斯是“一尊力量之塔”，他在参议院的竞选将“让摇摆不定者痛下决心，让慵懒闲散者奋起直追，让趋炎附势者窘迫难当”。

“对你的种种活动，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浓厚兴趣去探询观察，”萨默尔在蔡斯即将发表演讲前不久的信中写道，“我很有信心展示我们的政治目标，它将引起全国上下的瞩目。”3月8日，蔡斯走上讲台。然而，在他开始那长达5个小时的演讲的第一部分之前，苏厄德已经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说，它概括了蔡斯想要表达的大部分立场，并很快让苏厄德这位感情炽热的纽约人成为各种反蓄奴制阵营中名震全国的代言人。

蔡斯也不具有苏厄德那种气势逼人的演讲风格。尽管多年来的不断实践已使他的认知水平和演说才能得以提高，但他依然无法根除一种细微的口齿不清，这是他自少年时代起便留下的毛病。虽然蔡斯的主张很有思辨性、条理清晰，但还没等他演讲结束，国会大厅便已人去楼空。蔡斯在一封家书中坦白说，自己对结果大失所望，“这次演讲大大低于我本人的水平……也低于那些对我期许颇高的朋友们的水准”。

“你知道，我充其量是一位不善于激励人心的演讲者。”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承认道。然而他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在发言时“情况极为不利”，“一下子吸引所有人目光”的名噪一时的“本顿与富特之争”第一回合就发生在当天，以至于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得到关注，而事实上很少有人关心我的演讲”。

蔡斯指的是当时在参议院大厅，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和密西西比州参议员亨利·富特之间打断议会发言的一次激烈争吵。本顿称富特为“胆小鬼”，而富特反唇相讥，把本顿早年行为懦弱的戏剧性往事抖了出来。作为对这一人身攻击的反击，本顿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恶狠狠地冲上前去；富特则逃回桌子后面，然后拔出手枪，打开扳机。“我鄙视动武！”本顿咆哮道，“让他开枪！……闪开，让这个偷袭的杀手开枪好了！”这场闹剧最终以和平的结局收场。富特被人劝服，将手枪交给另一位参议员，而本顿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蔡斯对自己未能成功而深感失望，还有一层原因是萨默尔称赞苏厄德令人信服而一炮走红。萨默尔告诉蔡斯，这一成就让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苏厄德与我们在同一阵营！”蔡斯激动而不无怨恨地回复说，苏厄德“压制了我们许多反蓄奴制的意见”。他接着说，苏厄德对辉格党的忠诚让他不值得信任。“我从不会和他非常意气相投。”他在随后的一封信中解释道，“对我而言，他的政客味道太浓了。”

在过去10年的历程中，苏厄德和蔡斯就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推进反蓄奴制的政治事业保持着对话，尽管他们在是否加入第三党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蔡斯依然将苏厄德当作自己最敬重的人，并期待着就反蓄奴制议题方面在参议院与他共同合作。

他的态度发生转变很可能是出于妒忌，这是善于内省的蔡斯对别人的一种嫉妒心，但他从不自我屈服。“我今天下了这个决心，”23岁那年，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倾诉道，“我将努力超越一切。然而，如果我在没有自身过错的情况下被他人超越，我将不会有受辱之感。我不会对任何人压制我认为他应有的褒扬，我也不会让我自己对另一个人得到的赞美羡慕不已，或听到他受到称赞时心怀妒忌。愿主保佑我长存此心。”然而，蔡斯理想中的一厢情愿，却无法平息怨气十足的嫉妒。当他意识到苏厄德在同等的机遇中脱颖而出，成为反蓄奴制阵营的领袖人物时，妒火开始在蔡斯的内心熊熊燃烧。

然而，正当苏厄德沉迷于来自反蓄奴制阵营的喝彩时，他发现自己在南方派的媒体社论和北方保守派的报纸上都受到了猛烈抨击。“苏厄德参议员反对所有的妥协。”《纽约先驱报》评论说，“纽约的黑人也是如此。……（他的）观点代表了北方的极端狂热分子，期待着南方体制的彻底溃灭。”苏厄德开始感到松了一口气，这种批判的源头实属意料之中，他始终坚信自己“说出了自己会在临终时说的话”。弗朗西斯从未像现在这样，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她告诉姐姐说，当自己凝视着他时，她难以抑制内心对他的爱和敬重。

这种踌躇满志的情绪不久就被威德的一封忧心忡忡的信所打消。威德担心苏厄德在阐明一个比宪法“更高的法律”时会反应过火。尽管威德看过早先的演讲版本，但他并没有读到最终的定稿。“你的发言稿……让我带着一颗沉甸甸的心上了床。”威德向苏厄德坦承道，“不眠的长夜和焦虑的白昼，并未使我的忧惧减少丝毫。”威德的批评让苏厄德愁眉不展，他意识到老师在政治方面的直觉常常胜过自己。事实上，威德的批评信中提及的内容让苏厄德沉浸在“忧伤和羞愧交织着……的失望”之中，他领悟到不仅自己的政治前途受到了危害，他的老师的政治生涯也同样受到了损害。

曾经将威德和苏厄德都纳入自己小圈子里的扎卡里·泰勒总统，以未竣工的华盛顿纪念碑为由，出席了几次7月4日独立日的节庆活动，此后便逐渐患上了一种致命的富贵病，这使得苏厄德的地位进一步动摇。泰勒的突然去世，让苏厄德在竞选总统时又多了一位保守派的竞争对手——米勒德·菲尔莫尔。白宫有了菲尔莫尔，反蓄奴制团体休想阻止妥协案。在伊利诺伊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娴熟的领导下，克莱的多项综合提案被分裂成一系列互不相干的法规，并于9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

1850年妥协案危机似乎结束了。斯蒂芬·道格拉斯把这项提案看作下一个“最终解决方案”，敦促两派对立的同僚们“停止争吵，抛弃分歧”。由于这项提案的通过，首都的几家最好的饭店都灯火通明，并鸣放礼炮100响。演奏小夜曲的音乐家被一大群观众簇拥着，为克莱、韦伯斯特和道格拉斯大唱赞歌，在他们下榻的窗前大唱特唱《万岁，哥伦比亚》和《星条旗》。《纽约论坛报》评述说：“每个人看上去都喜笑颜开。”支持南方的刘易斯·卡斯欢呼雀跃道：“危机过去了，云开雾散了！”然而，正当举国上下为这一妥协案感到欢欣鼓舞时，一位佐治亚州的报纸编辑以居安思危的语气警告说：“对抗的各种因素全都依然存在，它们注定要比联邦政府存活得更久。在南方和北方之间有一个火种，它也许被人捂住了，但永远不会彻底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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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田，亚伯拉罕·林肯密切关注着报章上公开上演的这出大戏，他对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似乎很满意，而对支持《逃亡奴隶法》的条款感到不悦。他事后说，他能理解“献身于联邦，名正言顺地使人在那些本不该让步的地方，多少显示出一点委曲求全的意思”。他反对苏厄德关于“更高的法律”的观念，而更倾向于将他本人对蓄奴制的批判诉诸联邦宪法和《独立宣言》。

在妥协案通过之后那段相对平静的日子里，林肯骑着马儿参加了巡回法庭工作；事实证明，这项工作对他的个性和财务状况而言颇为相宜。他和那些律师们在一起，白天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只有晚上在客栈里称兄道弟，欢聚一堂，这种快乐喧嚣的生活让他很是受用。一般来说，法官和律师每到一个镇上，巡回法庭都会引起轰动。周围的村民们从好几英里之外赶来，他们期待着法庭审理上百件小案时上演各种好戏，从有争议的遗嘱案、离婚案、私生子诉讼案到诽谤案、侮辱案，从争夺专利权和债权系列案到杀人案、抢劫案，不一而足。

“当地的美人们都赶来瞧稀罕，也让别人瞧了个稀罕，”巡回法庭的马夫亨利·惠特尼回忆道，“法庭从‘清晨到露湿的黄昏’，小客栈从露湿的黄昏到清晨，都充满了喧闹和交易。人们精力旺盛、兴高采烈，冷嘲热讽、兴奋莫名，唇枪舌剑、言辞犀利。”在一些乡村，各种寄宿公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舒适宜人、饭菜可口；而另一些乡村的客栈则“床上爬满虱子”，灰尘“累积一寸有余”。“律师们一般两人合睡一床，一间屋子有三四张床。”大多数旅行律师团经常感叹生活条件不佳，而林肯却觉得这种巡游生活无牵无挂、有声有色。

林肯对自己的工作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赢得了律师同事的尊敬和称赞。有几个同事成了他的知己和好帮手，其中，巡回法庭法官大卫·戴维斯在给自己妻子萨拉的信中，不仅称赞了林肯卓越的演讲技巧，而且还提到他古道热肠的天性，以及他“非凡的诚信和公正”。21岁那年，戴维斯从凯尼恩学院和纽黑文法学院毕业之后，便从马里兰州来到伊利诺伊州，将近30岁时入选州议会。人们都认为他会从政，但是他“因钟爱至深而难以违拗”的妻子却坚决反对，戴维斯只得竞选巡回法庭法官。这个职位让他一年里有6个月时间享受一下巡回法庭的同志之情，也让他有足够的精力从事投机买卖，在其间他逐渐积累起自己的物质财富。

在这位法官的家书中，与林肯热忱而亲密的友情溢于言表。两人漫步河边、悠然自得，在各个村寨里同吃同住、共同读书，两人都喜欢骑马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旅行时进行长谈。一位同事回忆道，在巡回法庭里，林肯是当时最招人喜爱的律师，“他妄称自己不比任何人高明，甚至不比其中最不起眼的律师更高明。……他对待年轻律师态度特别温和……凡是在法庭上和林肯先生搭过档的年轻律师，在其后的一生中无一不对他尊爱有加。”

用餐时分，那些对手头的各种案件颇感兴趣的人们通常会聚在同一张长桌上吃饭，戴维斯法官充当主持，律师、陪审团成员、证人、法警以及保释在外的囚犯都济济一堂。一旦用餐完毕，大家就会聚在熊熊燃烧的炉火前，或者到戴维斯法官的住处谈话、饮酒抽烟，相互讲故事。尽管林肯烟酒不沾，不说粗话，也不沉迷于赌博游戏，但他从不在喜好这些玩意儿的人们面前摆出居高自傲的架势。相反，他在戒酒运动的高潮时期、在春田戒酒协会发表演讲时，还坚称“我们当中那些尚未沦为酗酒受害者的人，并非在精神或道德上比那些酗酒者更高尚，而是他们对杯中物毫无兴趣”。

大伙儿坐定之后，就开始招呼林肯这位主角上场。赫恩登回忆说，当时他背靠炉火，接二连三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让他的听众“始终欢笑不绝，直至拂晓之将临”。一位年长的记时员回忆说，他的“两眼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当他将故事的包袱揭开时，总会引起众人哄堂大笑，这时没有人比他更开心了”。

林肯喜欢讲的一个段子，是早年美国独立战争刚结束时的一段逸事。当时停战协议刚签署完，独立战争英雄伊桑·艾伦“恰好有机会访问英格兰”，在那里他经常遭人捉弄。英国人喜欢“拿美国人开涮，特别是华盛顿将军。有一天他们搞到了一张华盛顿将军的画像”，就把它挂在户外厕所的一个显眼位置，有意要让艾伦先生看到，艾伦对此却毫不介意。最后，他们问他是否瞧见了华盛顿的画像，艾伦先生答道，他“觉得那正是英国人悬挂画像的好地方”。英国人便问为什么，艾伦先生回答说：“因为没啥比华盛顿将军的画像更能让英国人屁滚尿流得如此之快了。”

另一个故事是多年以后由约翰·阿什尔转述的。主角是一个“对独立战争遗物极度崇拜”的人，他听说一位老太太仍然保留着一件“在独立战争期间穿过的”衣服，便辗转来到她家，想要一睹为快。老太太从五斗橱里取出衣服交给他，此人激动不已，将衣服放到唇边亲吻。“这位务实的老太太看到此人对一件旧衣裳做出如此愚蠢之举颇感不快，便说道：‘陌生人，如果你喜欢亲吻陈年旧货的话，你就亲吻我的屁股好啦，它比那件衣服还要老十六年！’”

但是林肯的故事绝不仅仅是博人一笑。他借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并讲述他人的珍闻逸事，时常为听众提供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警世明言。林肯具有一种特殊才能，用一些能让听众牢记并背诵的幽默故事，展现种种生活智慧。沃尔特·本杰明在一篇论述故事讲述者的艺术文章中提出，这种背诵过程是口头文化的关键部分。实际上，背诵“是这一网状结构的天性，讲故事的天赋就在其中孕育出来”。

“我们什么也不做，只是听林肯讲故事吗？”有人问惠特尼。“哦，对，我们经常讨论哲学、政治、政治经济学、玄学和各类人物。简而言之，我们谈话的主题涵盖了玄想和经验的大千世界。”若干年后，惠特尼回想起大家曾就乔治·华盛顿进行过一次长谈。当时辩论的话题是，这位美国首任总统是不是一位完人，换言之，作为一位凡人他是否容易犯错。根据惠特尼的说法，林肯认为他们所有的人在儿童时代都受到这样的教育，即华盛顿是一位没有瑕疵的完人，维护这样的形象是有益的。“相信一个人完美无瑕，会使人性更加完善。”林肯主张说，“而人性是有可能得到完善的。”

当法庭在周六下午休庭时，大部分律师都会回家和亲人团聚，然后在周日晚上或周一早晨回来。戴维斯后来回忆说，林肯是这个普遍现象中的例外，他经常在整个周末都待在巡回法庭里。戴维斯说，起先他们都“对此感到惊讶”，但是他们“不久便了解到林肯不愿回家的奇怪想法”——当“我们大多数人有一个愉快而令人向往的家庭”可以去享受时，林肯却没有。赫恩登觉得，林肯和旅行律师团待在一起便“一如既往地快活……而且此外没有别的地方让他这般快活”。他认为林肯尽可能待在巡回法庭里是因为“他的家庭是地狱……离开家庭则是天堂”。

此后，这种对林肯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毁灭性的评价一直持续了许多年，当时戴维斯和赫恩登都对玛丽逐渐产生了很深的敌意。然而戴维斯写给萨拉的家书中所揭示的却与此大相径庭。1851年，戴维斯告诉萨拉：“林肯在谈到自己的妻儿时充满了爱意。”在另一些场合，戴维斯描述了林肯曾接到玛丽的一封信，说自己养育威利相当辛苦；林肯在信中还有过一段谈话，坦承他和玛丽在小男孩出生前都想有个女儿。这些信中没有一点戴维斯有关林肯家婚姻生活不和谐的蛛丝马迹。

要说林肯埋头于法律职业的原因，是对家庭感到某种地狱般的恐惧并不妥当，因为巡回法庭的生活为林肯提供了时间和场所，让他有机会弥补牵挂终生的“教育愿望”的缺憾。在巡回法庭的夜晚和周末，由于没有家人的打扰，他开始自学几何学，认真钻研各种命题和定理，直到他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已经“基本掌握了欧几里德的六卷书”为止。他的第一位律师搭档约翰·斯图亚特回忆说，“他念的书都很精深——哲学的、逻辑的、数学的，他从不泛泛而读。”

赫恩登说，有一天他发现林肯“读书如此专心致志，以至于我走进屋子里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吓了一跳”。在他周围“满是白纸、各种沉甸甸的书本、一只圆规、一把直尺、一大堆铅笔、几瓶不同颜色的墨水，以及大量的文具”。林肯显然“正在努力计算着某个数值，四散着一页页写满稀奇古怪数字的纸张”。赫恩登问他在干什么，林肯回答说：“正在试着解一道很难的圆周切割的习题。”对于这道困惑了古人四千年的难题，他随后耗费了“宝贵的整整两天时光，几乎筋疲力尽”。

除几何学之外，林肯还独自钻研了他的律师同事们在大学里都曾经修过的天文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生活对他而言就是一所学校，”巡回法庭的同行者莱昂纳德·斯威特评述道，“而他总是在学习和掌握眼前的每一门学问。”

林肯在巡回法庭工作的这段日子对于玛丽而言当然是难熬的，她觉得林肯长期不在身边是两人婚姻中“一个最大的难题”。而对林肯来说，巡回法庭的生活是无价的。他在寄宿公寓里的生活相当适意，并且有机会继续自己终其一生的读书计划；除此之外，巡回旅行还可以让他在许多小镇的大街小巷里漫步，在这个州偏远一隅的小客栈里打尖，实地了解伊利诺伊成千上万普通民众所思、所惧、所望。多年以后，当他最钟爱的政治时来运转时，这些民众将构成他忠实支持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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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肯在巡回法庭忙得不亦乐乎之时，苏厄德却察觉到这个国家的氛围中有一股反动逆流，他对此相当沮丧。“对于蓄奴制的问题，如果我不钳制我的嘴巴，”他在给弗朗西斯的信中写道，“那么我将被人视作一位竭力扰乱辉格党当局、颠覆辉格党的刺头儿。”在对公众情绪做出反应时，他在蓄奴制问题上不再发表尖锐的观点，并且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不那么保守的教育问题、内陆修缮问题以及外交政策问题。他满腔热忱地让自己相信，解放奴隶的进程或许只能逐步与美国公众的启蒙程度相伴而行。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于1852年双双去世，苏厄德在参议院发言时，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悼词，以至于他那些态度更为激进的朋友们对此群起而攻之。“他们没有看到，”苏厄德向弗朗西斯牢骚满腹地说，“有多少人生活的悲惨正是起源于对怒气的放任！”

颇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弗朗西斯对丈夫的两篇悼词中体现的基本原则颇为赞同，但对他不愿抵制妥协案之后席卷全国的反动潮流感到不满。当1852年辉格党全国大会快要批准支持妥协案，努力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创造一个温和适中的氛围时，弗朗西斯恳求丈夫回家。“如果他们在批准妥协案时毫不在意方式和程度的话，那么我不希望你为这届大会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她在信中写道，“对那些向往自由的人们而言，这将令人伤透了心。”

弗朗西斯发现苏厄德的讲话和文章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和解语气，她没有宽恕他。当她承认说“世俗的智慧确实会鼓动一个人去‘随波逐流’，而如果他们可以一贯正确地评判潮流的方向，也许这潮流能将他们带向港湾”。她不断提出所谓的“一种更加高尚的事业”，认为它会“让一个人在必要时挺身而出反抗现状”。弗朗西斯觉得查尔斯·萨默尔，是一位始终选择她所钟爱的高尚事业、无视自己曲高和寡的政治家。萨默尔是一位单身汉，据说他像蔡斯一样看上去颇有政治家的气质，外表专横、轮廓分明。弗朗西斯在城里时，他会经常和苏厄德一起共进晚餐。当她回到奥本后，萨默尔和苏厄德两人通信往来相当密切。萨默尔早年在参议院中，曾因在蓄奴制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招致怨恨和嘲笑，而弗朗西斯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信心，萨默尔对此大加赞赏。1852年8月，他要求废除《逃亡奴隶法》的提案在参议院只获得了4票，其中不包括苏厄德，因为他像其他的废奴主义者一样，在可能为斯科特赢得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拒绝支持该提案。弗朗西斯却忠实地站在她的朋友一边。“这场为了自由的无畏斗争，必须让那些怀疑你忠贞的吹毛求疵的家伙们闭嘴。”她写道，“这是一场为了正义事业的高尚抗辩。”

那年11月，当南方派候选人富兰克林·皮尔斯在北方的辉格党人称为“一场滑铁卢之役”的竞选战中击败了斯科特，弗朗西斯陷入失望状态。她对主流政治体制的信心消失殆尽。她对丈夫说，有人怂恿她加入废奴主义派。苏厄德劝她暂缓而行，说苏厄德这个名字与废奴主义者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一定是“弊大于利”。

苏厄德在华盛顿的好几个月内，始终尽其所能劝说弗朗西斯，却无法让她待在身边。弗朗西斯决定留在纽约州北部，尤其是在气候恶劣的夏天，这一决定显得很不一般；然而夏去秋来，天气开始转凉，弗朗西斯却依旧待在奥本。

“要是我和你更近些就好了！”苏厄德在华盛顿过54岁生日时叹道。但是他承认说“大量的义务和职责”让他无法真正了解自己的期盼。

倘若弗朗西斯·苏厄德身体健康，那么他们婚姻的进程就会是另一番模样。苏厄德每到一地都会租赁豪华寓所，当他回到住处时，惦记着她和孩子们能来探望他。弗朗西斯身体孱弱、备受折磨，恶心、短暂失明、失眠、偏头痛、肌肉和关节的无名疼痛等接踵而至，她被这些名目繁多、间歇性发作的神经紊乱，以及挥之不去的忧郁症搞得越来越疲惫不堪。一道强光、一次颠簸的马车之旅，哪怕一个尖厉的声音都常常足以让她卧床不起。她的健康每况愈下，这时她发现要离开奥本这处“庇护所”越来越困难，因为这里有牵挂她的大家族照料自己。

各种疾病让弗朗西斯差不多成了半个残废，而医生们也难以说清确切的病因。弗朗西斯才华过人，她曾经想过，那些折磨了她所认识的女性的“各种神经性病痛和思想的病态习性”，是否生来就是为了让19世纪中叶一位知识女性香消玉殒的。

在弗朗西斯的书信集中，有一篇谈论女性境况的未发表文稿：“她要分担任何家务，就是自贬身份，而如果她跑步、跳远或者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别人就会把她当作疯子。”人们可以放任她整天在舞厅里跳舞，但是如果她“在公共场地上，或是去悬崖边采花”时和孩子们赛跑，就会被认为“不守妇道”、“轻佻鲁莽”。在思考“免于劳动的妇女中残疾人的数量”问题时，她认为“想找个活干的愿望，也就是她们生活的真正目的”是颇有责任感的想法。苏厄德意识到这场婚姻出现了矛盾。

“你是毕生都待在家里的，冬天太冷，不适宜旅行，夏天家里太舒适，让人不舍得离去。孩子们出不了国，又不能单独留在家里；相反，我在这里一有空便要辗转求教，因为职业的缘故，不时要驱车出国。除了偶尔小憩，我们永远无法享受到彼此照顾和种种快乐，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苏厄德夫妇的关系，主要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给对方的长篇累牍、充满爱意的书信维系着。在数以千计的书信中，弗朗西斯讲述了如何美化花园，孩子们的举止如何滑稽有趣。她对政事提出建议，对苏厄德的各种演讲做出评价，对蓄奴制问题发表激情洋溢的观点。她鼓动着苏厄德的理想主义，不断敦促他思考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可以做什么。在苏厄德的信中，他分析同僚的个性，坦陈自己的忧惧，讨论读书的感受，并反复向她告白说自己如何爱她“胜于世上其他一切”。看见月亮，他浮想联翩。两人劳燕分飞，天各一方，通过“字里行间”共享那遥相传情的“银色月光”。他回忆家里的天伦之乐，孩子们在他雪茄的袅袅烟雾中玩耍，夫妻两人交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与政坛上的装腔作势全然不同。

然而，苏厄德骨子里向往的是政客的生活，这种鱼雁传书最终却蜕变成了官腔官调。其结果是，苏厄德夫妇分居两地的婚姻生活远超过林肯夫妇。

※※※

妥协案之后的几个月内，蔡斯的情绪十分低落。“眼下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他给萨默尔写信说，“奴隶主们所得到的，远远超过12个月前他们最大胆的期望。”反蓄奴制运动的航船似乎已偏离了轨道，至少暂时是这样。

更有甚者，蔡斯在参议院里被孤立，正规的民主党已将他拒之于委员会事务和政治会议的门外；他也无法指望自由国土党的党内同僚，因为他们认为蔡斯为了得到参议员的位置牺牲了他们的利益。他带着沉重的心情，花了好几个小时给女儿凯特写信，当时他的第三任妻子贝尔感染了致命的肺结核，凯特被送往纽约的寄宿学校。

远离家乡多年，对于丧母的孩子来说，生活必然忧郁凄凉、度日艰难。海恩斯女子中学位于麦迪逊大街和四十九大街的交汇处，对女生们的日常管理极为严格。她们早上6点起床，学习一个半小时，然后是早餐和祷告。在文学、法文、拉丁文、英语语法、自然科学、演讲、钢琴和舞蹈课之前，有一次比较自由的室外散步，但不准蹦蹦跳跳。下午3点左右，她们再度被带到室外散步一小时，晚上她们要到自修室学习。一位学生回忆说，在那里“没有（老师的）允许，我们几乎不敢呼吸”。只有周末才能得到正常的休息，她们可以参加朗诵会或者去看戏。

凯特在这样一种集体管制的环境中每年生活10个月，她渴望见到一位自己所爱的人，这就是她父亲。尽管他给她写了不计其数的信，但他的书信缺少苏厄德给自己孩子们的短札中所表现的那种活泼顽皮的温情。蔡斯的书信冷冰冰的，充满了道德说教，对她不是表扬就是责备，他指导她写信的技巧，告诫她要培养良好习惯。如果她的信写得比较好，蔡斯就会评论她写的字；如果她的字写得不错，他就会批评她平铺直叙的表达；如果两者都符合蔡斯的标准，他就会抱怨她写信间隔太长。

“你的最后一封信……写得相当好，”在凯特10岁时，蔡斯这样告诉她。“但是，如果能让你多讲一些每天的见闻，我会很高兴。难道你不能为我逐个讲述一下你的同学的一切？要耐心，用你的眼睛明辨慎思。”“我希望你能抽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写信。”4年后，蔡斯对女儿依然鞭策不懈。“我亲爱的孩子，你的珍贵家书昨日收悉。”他写道，“但是我必须说，它很让人打不起精神来，遣词造句仿佛是上帝于昏睡之中的产物。”

“这将是你培养一个重要习惯的大好机会，”蔡斯谆谆告诫女儿说，“要习惯于以一种健谈的口吻，甚至是叙述的语气来谈论你的所见所闻，描摹其细节。同样一件事，一个人的叙述和另一个人的叙述，其优劣可能有天壤之别。……毫无疑问，这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与生俱来的性格差异，但是任何一个聪明人都可以通过认真的自我培养，显著增强理解和表达的能力。”蔡斯对凯特的教诲中体现了苦修式的节制精神，认为意志的力量可以克服大多数障碍，通过自我否定可以实现自身的圆满。“我知道你不喜欢写作……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克服这一点。……举例而言，我不喜欢在早上用冷水洗遍全身，特别是眼下温度这么低的时候。但是我可以在下定决心这么做的时候，（我）会克服我的不悦感，甚至会以某种特定的愉悦感取而代之。”

在努力约束和教诲女儿的过程中，蔡斯并没有向凯特隐瞒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想法。“记住，我亲爱的孩子，神圣的上帝始终在注视着你，没有一种行为、一句话语或一个想法能够逃得过他的法眼。你还要记住，你可能很快死去……你生命中的11年已经逝去，你也许活不过另一个11年。因此，这人生是多么短暂！因而我们为下一个11年的准备应该多么重要！”为了阐释自己的观点，他描述了加州参议员欧文的女儿——一位与凯特同龄的小女孩的死亡。在她死前的星期一，蔡斯在首都见过她，“强健、精力充沛、活泼伶俐，正是活灵生鲜的好时光。一周以后她已从世界上消失了。这是多么惨痛的前车之鉴，你要铭记在心，亲爱的凯蒂，愿主垂怜你！”

如果凯特的学校报告单让人不那么舒服的话，蔡斯就不允许她回家度假。“我很抱歉你感到如此孤单，”有一年夏天蔡斯对她说，“我倒是想觉得让你更自由的探亲是让人放心的，但是你和海恩斯小姐的谈话已经向你传达了个中原因。”他竭力想让她明白：“你可尽你所能，通过你的良好表现让我幸福如意，你表现不好，就会毁掉我的舒适和安宁。”

凯特时常依靠自己近乎百科全书般的记忆力和勤奋努力，以出众的表现来取悦于她那挑剔的父亲。如果说蔡斯的批评不留情面，那么他的赞扬也有颇多溢美之词。蔡斯告诉女儿，“对一位慈爱的父亲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心爱的孩子在聪明才智、举止风范、体格发育方面不断进步，前程似锦”更让人心满意足了，即便那种他可能有朝一日“被推选为总统”的想法也难以比拟。

蔡斯把华盛顿的各种请柬作为对她的奖励。多年以后，凯特对这几次华盛顿之旅记忆犹新。她50多岁的时候，曾经以自豪的口吻对一位记者说：“我认识克莱、韦伯斯特和卡尔霍恩。”凯特当年还是个小姑娘，而克莱就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克莱个子相当高，以至于“他在起床时得以放松自己”。克莱对孩子们态度轻松和蔼，“花了很多时间和我在一起，而我很喜欢他。”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凯特眼里是一位“具有政治家仪容的理想典范”，这些形容词正是后来她用以形容自己的父亲的。“他不苟言笑，但他非常善良，经常把他的演讲稿送给我。我猜他以为我不会去读这些讲稿，但是他想表扬我，并让我知道他记得我。而我知道，当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免费专递信件寄到我在纽约的学校时，我感到非常骄傲。”

在父亲所有的参议院同僚中，查尔斯·萨默尔是凯特最喜欢的人，因为他是弗朗西斯·苏厄德一派的。“他很热心、敏感，”凯特回忆道，“他满肚子奇闻逸事，是一位睿智而健谈的人。”当萨默尔投桃报李，对小凯特大加褒奖时，蔡斯会大喜过望：“你无法想象，我亲爱的孩子，听到你被表扬时我是多么地高兴！”

这段日子，蔡斯踌躇满志、情绪高涨，他让凯特一起分享自己在华盛顿生活的种种私人记述，其中有关于一位参议员如何到总统办公室去拜访总统的长篇累牍的记录，以及其后的会谈纪要；有关于白宫晚餐的详细叙述；有关于参议院议事厅深夜开会时的打趣描述，说当时有太多的同僚“造访食堂有点太过频繁，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清醒节制”。

“阳光普照，和煦晴朗，”一个美丽的6月天，他写道，“轻风拨弄树梢，吹拂大地。我坐在房间里，倾听着树枝摇摆，沙沙作响；鸟儿吱喳，快乐歌唱；虫儿啁啾，唧唧而鸣。”“我真希望你能来到我身边，我们应该一起闲庭漫步。”

意料之中的是，凯特很珍惜在这个国家首都生活的机会，她和父亲形影不离，并帮助他处理日常事务。蔡斯颇能了解女儿的所思所想，知道她担心父亲再婚，从而剥夺了她陪伴父亲左右的合法权利。他小心翼翼地安抚她，让她不必担心。蔡斯曾到埃里奥特家作过客，那是一个贵格会教徒家庭，有两位出色的女儿。他承认说“丽齐小姐是她们当中最美丽动人的，并且确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她有丰富的理性，也有丰富的情感。然而你不必为我感到惊慌，因为据说一位在纽约的绅士已经成为她的意中人，而我只是在女士们中间寻找朋友，正如我在先生们中间寻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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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位总统候选人中，爱德华·贝茨是唯一真心诚意支持妥协案的人。最后，随着他所谓的“非洲热”的最终平息，他觉得美国民众可能再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处于扩张状态的疆界带来的巨大商机。他对北方的“自由黑人拥护者”以及“南方黑奴嗜好者”带着同样的愤怒各打五十大板，贝茨认为关于蓄奴制的争论只不过是“一场政客之间争夺区域霸权的斗争”；北方有苏厄德和蔡斯，南方有卡尔霍恩和图姆斯，这些激进分子都正在利用这个问题来实现个人野心。他特别谴责了苏厄德借废除《逃亡奴隶法》而假想出的“更高的法”，贝茨认为：“我们所在的联邦政府中，不可能有一种比美国宪法和法令更高的法律。而他想把自己凌驾于这些法令之上，宣称自己拥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反潮流的权威。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他要么是个貌似虔诚的伪君子，一个自以为是的傻瓜，要么是个专断独行、心怀叵测的恶棍。”

贝茨对卡尔霍恩也发出了类似的嘲笑。他说卡尔霍恩企图粉碎“这个世界上白人对自由的最大梦想，因为别人阻挠了他本人对黑奴的恣意妄为的意愿！可怜的家伙，他很让人怜悯啊！……千真万确，他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幅黑云蔽日、日薄西山的悲惨景象”。

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贝茨依然认为西部可以阻止立场的偏袒，他坚信“如果我们以超然的态度远离争吵，为了公众的利益，将一碗水端平，那么双方的那些派系斗争很快就会降到其固有的微不足道的水准”。他的种种想法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因为这个妥协案注定只能维持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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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以前，林肯在春田青年会堂演讲时，曾经表达过这样的忧虑：自从那些开国元勋们“功垂后世”之后，留给他这代人青史留名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他说，这些元老们是一片“巨大的橡树林”，面对着“支配自我的任务（而他们令人敬仰地履行了这个任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他们和我们”，将要“在这片山岗和谷地上，建起一个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大厦”。他们要“实实在在”地为世界展示一个“具有自治能力的民族”，他们的最终目的与这一试验“密不可分，紧密相连”。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将永垂青史，他们的英名将化为郡县与城市、河流与山川，为百姓所景仰歌唱、流芳百世。

林肯认为，因为他们的试验成功了，数千人“为此而赢得不朽的名声”，那么留给他这一代人来完成的又是什么？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其勃勃雄心不过是在国会里争得一席之地，一个州长或总统宝座”的良才，但是这一辈人并不属于猛狮的家族或雄鹰的部落。林肯认为，如此平庸无奇的理想，是不会让那些不屑于走“寻常道路”的“旷世之才”心满意足的。

1854年，历史的车轮转向了。反蓄奴制的北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共和党的组建，并最终为林肯这代人提供了一个等同甚至超越开国元老们所面临的挑战。这一连串事件的序幕是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移民拉开的，他们当时要求国会保证他们的疆界现状，这就再一次提出了将蓄奴制扩大到新的州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身为边境问题委员会主席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议案，似乎为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之道；该议案授予该地区移民以“大众主权”，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决定希望成为自由州还是奴隶州。事实证明这一方案绝不简单。由于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均位于北纬36度30分的老边界线以北，《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中有一节规定，《密苏里妥协案》无效，这样就打开了以往得到保证的自由州成为奴隶州的通道。

针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辩论，使北方的反蓄奴制情绪更为强烈。《1850年妥协案》中针对逃亡奴隶的法规开始实施，激起了北方民众的愤怒。当奴隶主们拼命追捕那些一度定居在波士顿和纽约的逃亡奴隶时，骚乱开始频繁爆发。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这样表达过北方民众的共同心声：“在我一生中迄今为止从未忍受过蓄奴制，在我看来，弗吉尼亚或卡罗来纳的蓄奴制就像非洲或斐济的蓄奴制一样。过去有一部《逃亡奴隶法》，但是它已经成为或者很快成为一纸空文；由于马萨诸塞州的那些“天才们”和相关法律，它已不再有效。而新的法案让《逃亡奴隶法》死灰复燃，要求我追捕奴隶，这个法案将会看到，马萨诸塞州的公民们愿意像法官和捕快那样行动起来。此外，它还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秘密，即奴隶不再是依靠嗟来之食的人，而是变得敢作敢为，颇具杀伤力。”

随着哈丽叶特·比彻·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问世，北方人的情绪被进一步点燃。这部书于1852年3月出版，不到一年内便在全美售出了30万册，其销量唯有《圣经》堪与之媲美。废奴主义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后来将这部书比喻为“在无数被困的奴隶面前点燃起百万篝火”的“一道闪电”，唤醒了人们对奴隶极其深厚的同情心，对蓄奴制的义愤填膺，使过去对此心存冷漠的美国民众转变为反蓄奴制事业的拥护者。

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被提出之前，反蓄奴制的阵营并没有一个卷土重来的落脚点。历史学家堂·法伦巴赫尔写道，参议院的辩论拉开帷幕时，卷入这场战斗的北方人“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有如一支“全力以赴保卫家园、抵抗入侵的军队”。

南方也同样掀起了一片轩然大波。对于南方人而言，堪萨斯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蓄奴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那些用南方人的鲜血和热情开疆辟土的人们，是否有资格和整个国家一起分享共有疆域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权利平等的问题。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托马斯·布莱格说：“有朝一日，我们的北方同胞终究会发现，南方诸州希望与联邦平起平坐，或者从其中独立出来！”

这一次，萨蒙·蔡斯担当了反蓄奴制阵营领军者的重任。苏厄德虽然明白，这个议案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大题目”，但他总是被华盛顿社交圈纷繁的事务和工作搞得分身乏术。这位大受欢迎的纽约人“大门的门铃每5分钟就会被人敲响一次”，没时间去构思鸿篇巨制的演讲稿或者去组织反对力量；因此，苏厄德关于反对内布拉斯加提案的演讲稿只是几篇“反蓄奴制的散文”，斯蒂芬·道格拉斯后来曾说：“俄亥俄州的蔡斯才是领导。”

蔡斯与萨默尔以及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约书亚·吉丁斯一起，提出了一个从参议院扩大到全国范围的构想，公开“呼吁国会中独立的民主党人走到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中间去”。这张“呼吁书”最初刊登在第一个连载《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废奴派报纸《国家纪元报》上，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有史以来做得最有效的政治宣传品之一”。为了组织对内布拉斯加提案的反击，呼吁书还以单行本的形式进行了再版。

“我们谴责这份提案对一个神圣诺言的公然侵犯。”呼吁书开篇伊始，就控诉这个贪婪的支持蓄奴制的阴谋，决意彻底推翻古老的密苏里协定，这份协定将蓄奴制永远拒于在路易斯安那州并购案中从法国购得的全部疆域之外。通过内布拉斯加提案，就将意味着对一个“神圣的诺言”进行无法容忍的蔑视，“这片占据着美洲大陆正中心的广袤区域”，将蜕变为“由奴隶主和奴隶居住的一方专制的恶土”。这份宣言敦促公民们以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提出抗议。文章的几位作者发出铮铮誓言，号召其选民“行动起来，将国家从蓄奴制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因为人类自由的理想就是上帝的理想”。

“蔡斯终于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机会了。”蔡斯的传记作者阿尔伯特·哈特评述道，“因为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提案》的辩论中，他能将自己过去毕生的经验倾注其中。”1854年2月3日，到了蔡斯在参议院起立发言的时候了，全国上下都群情激昂，准备着一场伟大斗争的来临。“迄今为止这段时期为数最多的听众聆听了蔡斯先生的演讲。”《纽约时报》报道说，“这场较量开始前的一个小时，过道和大厅里就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女士们甚至挤入参议院的议员席，占据了大厅的一半席位。”

在不断升温的辩论过程中，蔡斯指责道格拉斯发起这一提案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登上总统宝座。这一主观臆断使这位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发出了“极度愤慨的高声抗议”。后者反驳道，蔡斯凭借腐败的权钱交易进入参议院。“你是说我凭借腐败的交易到这里来的吗？”蔡斯要求得到回答。

“我是说，那个控告我正在把这一提案作为竞选总统筹码的人，的确是通过腐败的交易进入这里的。”道格拉斯反唇相讥道，“你是在说我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就是在说你。”

萨默尔就坐在他的朋友身边，带着兴高采烈的神情关注着蔡斯的主张。蔡斯驳斥说，道格拉斯关于“大众主权”的概念，不可能为所有的疆界问题提供一个最终定论。他预言道，恰恰相反，“这次讨论将加速各党派不可避免的重组。”蔡斯质问：“什么样的一种大众主权允许一部分人去奴役另一部分人？那是权利平等的观点吗？……不，先生，不！没有一种真正的民主不全力以赴维护人权以及做人的权利。”

午夜时分，道格拉斯开始了他那将近4小时的总结性发言。苏厄德曾一度打断他的话，要求道格拉斯解释自己说过的一些东西。“啊，”道格拉斯回应说，“你可不能跟在那个自由黑鬼的诡计后面爬行啊！”苏厄德反唇相讥道：“道格拉斯，把‘黑人’一词拼出两个‘g’的人是不可能当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

“午夜已过，公鸡开始啼鸣，而在破晓前投票表决还没有开始。”《纽约论坛报》的报道这样说。这场开了整整一夜的会议“一片混乱，参议员彼此间说着让人费解的话，参与旁听的过道上群情沸腾”。许多参议员被指为“醉得丑态百出”，由于“过于频繁地造访参议院的一个前厅”，他们的豪言壮语更显夸张。

3月4日早上5点，当参议院里的多数派对提案投赞成票时，反蓄奴制的少数派被全面击垮。参议员本顿惊呼道：“参议院被阉割了！”蔡斯和萨默尔从国会大厦空荡荡的台阶上走下来，远处一声炮响，传递出提案已经通过的信息。“他们庆祝了眼下的胜利，”蔡斯说，“但是他们引发的余波将永不消逝，直至蓄奴制灭亡为止。”

“要搞清楚，要搞清楚，先生们，”《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詹姆斯·皮克向南方人告诫说，“你们在煽风点火，而你们将收获喧嚣和混乱……那一天，没有人能够站在北方的立场上，猜想到谁以支持废除《密苏里妥协案》为借口伪装了自己的立场。（这里是）一场拉开帷幕的大戏……政党划地为界、相互对立的时代来临了，它在南北双方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它促成了代表奴役和自由的两派相互争斗的势力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之内，大量的抗议集会如同野火一般席卷了北方，报纸的巨大影响更是火上浇油。“横扫北方的大风暴，似乎每个星期都能汇聚起新的力量。”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写道。康涅狄格州、新罕布什尔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马萨诸塞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都签署了反对这部法令的决议案。《论坛报》报道说，在纽约州，两千名抗议者来到百老汇大街举行示威游行，“以一支乐队为前导，火炬熊熊，旗帜招展，声势浩大。”从大学校园到乡村广场，从城市的会堂到乡村的露天集市，人们济济一堂，在公众场合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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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的消息时，林肯正在伊利诺伊州的穷乡僻壤骑马漫游。与林肯共居一室的律师同事莱尔·迪基说：“他坐在床边谈论政局直至深夜。”黎明时分，他依然“通宵端坐在床上，沉浸在深沉的思考中”。他对同伴说：“我告诉你，迪基，这个国家不能在半奴役半自由的状态下生存下去。”

林肯后来断言说，这份法案得以顺利通过，使他“前所未有”地警醒起来，它永远、彻底地改变了自己对蓄奴制的看法。他再也不能主张说蓄奴制正在走向最终消亡的过程。《密苏里妥协案》的废除使他相信，除非北方针对支持蓄奴制的各派势力付诸行动，否则自由世界本身也处于危险之中。“《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让我们大吃一惊。”林肯后来说，“我们如遭雷击，目瞪口呆。”阻止蓄奴制扩散的斗争，将成为林肯持之以恒的伟大目标。

然而，在宣布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之前，林肯在州立图书馆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了当前和过去的国会辩论记录，让自己可以通过追溯美国历史渊源，清晰、理性而有说服力地阐述事件的来龙去脉。赫恩登说，林肯在对研究对象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了解清楚之前，是不会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的。林肯曾经告诉约书亚·斯皮德：“我学得很慢，对所学的东西，忘记得也很慢。我的头脑就像一块钢，要在上面刻些东西很难，而一旦你刻上去了，要想擦除几乎是不可能的。”

1854年10月4日，林肯在春田的州博览会上，面对数千人首次发表了一篇伟大的反蓄奴制演讲。农夫和他们的家人从全州各地来到州府，占满了所有旅店、客栈和寄宿公寓。这次展会堪称该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农业博览会，展示了最先进的农业器具和重型机械，包括“世界闻名的”耕犁，以及一个地方所能集中的最优良的家畜，当地居民对此颇感自豪。一位记者报道说，各种游戏娱乐、音乐和点心饮料，从早到晚一应俱全，以确保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的好时光”。

演讲前的一天，林肯听说斯蒂芬·道格拉斯已经向同一批听众滔滔不绝地说了3个小时。道格拉斯完全没有料到，由于自己在有争议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得以通过时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在北方的伊利诺伊州饱受敌意。道格拉斯把这一届州博览会，当成一个为该项法案主动进行辩护的最佳讲坛。由于下雨，演讲被迫改在州众议院大厅举行。地点的变更，确实削弱了道格拉斯的演讲效果。他着重申明了自己曾在参议院提出的各项主张，强调说他的这项议案让民众自己决定是否允许蓄奴制进入自己的疆域，是建立在无可辩驳的政府自治原则之上的。

道格拉斯矮壮结实，有“小巨人”之称。他那表情丰富的脸庞，与洪亮的声音相得益彰。一位记者说：“他头颅硕大，上面的头发长而茂密，让他看上去像一头随时准备咆哮着撕碎猎物的狮子。”

“在演说的途中，他会扯掉领巾”，解开大衣纽扣，以“一个半裸的拳击运动员的风度和架势”吸引他的听众，“他屡屡被喝彩和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皮奥里亚每日快报》报道说，“这表明大多数与会者赞同他的观点。”当他演讲完毕，林肯突然起立向众人宣布说，第二天他会进行一次反驳。

翌日下午，林肯与道格拉斯同在第一排就座，面对着他有生以来人数最多的听众。林肯只穿着一件无领衬衫，起初看上去样子有点儿“笨手笨脚”。记者霍勒斯·怀特写道：“他以一种缓慢而踌躇的风格开始了演讲。”然而几分钟过后，“显而易见，他已抓住了主题，他知道要说些什么，他知道自己是正确的。”怀特当年只有20岁，但是他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意识到他正在聆听“天底下雄辩和道德高尚的经典篇章”。6年以后，这种想法依然保持不变。怀特1914年对他的听众们说，最初的感受“难以磨灭”，“时光荏苒，这一印象依然毫无二致”。

怀特写道，尽管林肯的声音“单薄而尖锐”，但这种声音“带着很大的力量”，“无论听众如何喧哗嘈杂，也可以从远处听到”。当林肯做出昂首阔步的姿态时，“他的语速也开始加快”，他的姿势变化更多地集中在“躯干和头部而不是手臂”，这样就让他变得“非常热情洋溢”，他的形象“仿佛因为语言的力量而得到了美化”。“接下来，他那奋发激昂的神态也感染了听众的心灵。他的演说深入人心，因为它发自内心。我听过一些著名的演讲家，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能够赢得雷鸣般的掌声，却不能改变任何人的想法。林肯先生的雄辩比他们更高明，它能让人信服，因为这信服来源于演讲者本人。”

道格拉斯只是声称自己的观点是不证自明的，而林肯则在阐明自己的主张时夹杂了史实的叙述，将听众带回到一个民族的发轫之时，带回到建国伊始，这是一个依然能唤醒人们的强烈情感和深沉关切的故事。

对于那些旁听了参议院辩论并读过蔡斯的那篇构思精巧的《呼吁书》的人来说，林肯的许多主张似曾相识；但是《伊利诺伊每日记事报》评论说，他演讲的结构如此“清晰而严谨”，事实的罗列如此“有条不紊”，以至于在整体上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创造性，“给人印象极为深刻”。

在州博览会以及随后的12个夜晚，在皮奥里亚的火把的照耀下，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辩论重新上演的地方，林肯花了3个多小时提出了他谨慎切实的“相关论点”。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林肯决定完全从我们共同的历史讲起，言之凿凿地叙述了蓄奴制如何与我们这个国家一起成长，它的成长和扩张是如何被开国元老们小心翼翼地维持了下来；1854年秋天的夜晚，他们又是如何聆听这个宏大的故事——关于这个联邦的故事已落得如此僵局，而这样一个颇具警示的结局实际上意味着，这个成败未定的故事会继续存在下去。

林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表现出他作为历史学家、故事大王和教师的那一连串非凡的天赋，以及与之兼容的理智明晰、一丝不苟而总是深入浅出的逻辑性。林肯没有运用人们所熟知的韦伯斯特式的华丽辞藻，而是采用了以日常工作和生活场景编织成的反讽和幽默。林肯打比方说，拥护蓄奴制的观点关于投票赞成威尔莫特附文将威胁整个联邦稳定性的说法，已经沦落到荒谬的地步，“因为我会拒绝在我的屋旁再造一栋建筑物，我因此决定捣毁现有的房子！”在林肯透彻地阐明某个论点时，这样的妙喻总会不时出现。他巧妙地寓庄于谐，总之，他用智慧、朴素和道德教化的巨大力量来理解和表达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

林肯指出，在美国宪法被通过时，“那个时代对蓄奴制朴素而确凿的态度，认为它是对道义、对宽容的敌视，仅仅因为它有存在的必然性。”鉴于蓄奴制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肌理之中，林肯注意到“奴隶”和“蓄奴制”这两个词都没有在宪法中被提及，他宣称说农民们将这两个词隐匿起来，“就像一个受折磨的人将自己的脂肪瘤或癌症隐匿起来，他不敢立即切除，唯恐自己流血而死。然而，他又得到承诺说，在大限行将来临之际，可以开始切除肿瘤。”为了提供宪法制订者关于这一意图的更多证据，林肯将听众带到更久远的过去；那时弗吉尼亚州将它辽阔的北部疆域拱手让给美利坚联邦，因为它理解到蓄奴制在新的疆域中会永远被禁止，这样就为“数千万”自由民创造了一个“快乐的家”，“在他们中间没有奴隶”。他说，近几年来，蓄奴制似乎已逐渐式微，直到具有决定意义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将蓄奴制摇身一变而为“一种神圣的权利”，将它“带到通往扩张和永恒的道路上”，“轻轻抚摸它的背”道一声“去吧，上帝祝你一路平安！”

道格拉斯曾经声称，北方政治家们只会制造危机，不管怎样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注定会成为自由州，因为这两个州的土地和气候并不利于原棉种植。林肯将这一观点称为“一支催眠曲”。他展示了一张地图，说明现存的5个奴隶州在气候上与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二州非常相似，185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这些州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奴隶。

最后，针对反内布拉斯加法案最大的壁垒以及“公共主权”的概念，林肯祭出了《独立宣言》的大旗。他认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只是一项针对蓄奴制的永久性和扩张性的法律条款，而且同样的，联邦和美国价值死亡的丧钟完全有可能敲响。他认为，“自治政府的法律原则是正确的——绝对、永远正确”，但是如果像道格拉斯所倡导的那样，去运用它扩张蓄奴制，就是歪曲了这一原则的本来用意。“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没有人优秀到足以统治另一个人的地步。我要说这是一个首要原则——它是美国共和主义的最后希望。”如果黑人是一个人，正如林肯毫不犹疑地断言的那样，那么这一法案主张他应该在不经同意的情况下被一位主人奴役，就是对“自治政府的彻底践踏”。允许蓄奴制扩散，这就迫使美国民众带着《独立宣言》进入一场公开的战争，从而剥夺了“我们的共和榜样在世界上的公正影响”。

通过求诸于国家在道义和哲理领域方面的典籍，林肯希望构建一个南北双方善良的民众都能认同的共同立场。“我现在不是在强烈反对有关‘必然性’的意见，这个观点源于黑人已经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这个事实；我强烈反对的是那种自以为允许将黑人带到一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是一种符合道德的主张。”与大多数把南方和受到痛骂的奴隶主们斥为堕落分子和异教徒的反蓄奴制演讲家不同，林肯有针对性地否定了南北两地民众存在的根本差异。他认为“他们只不过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换个立场，我们兴许也一样。假如南北双方之间不存在蓄奴制，他们也许不会将它引入。如果蓄奴制现在确实存在于我们中间，那么我们不应该立即放弃它……如果有人认为这一体制一旦存在下来，人们就很难摆脱它，那么我可以从任何令人满意的角度，去理解并欣赏这种说法，我肯定不会责骂他们没有去做那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做的事”。最后，“当他们提醒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宪法权利时，我会承认这些权利……当他们要求重新获得他们的逃亡奴隶时，我愿为他们提供任何法规。”

林肯并没有尖锐地批评奴隶主，而是以将心比心的态度去理解他们的处境。10多年前，他曾经采用过类似的方式。当时林肯建议那些提倡戒酒者在批评酗酒者时要保持克制，不要采用“大发雷霆的诅咒和谴责”，因为“责骂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责骂，犯罪会遇到犯罪，而诅咒会遇到诅咒”。在一段针对废奴主义者和戒酒改革家的文字中，他曾经评论道，当一个人得知自己“无脸见人，备受鄙视”，并且被斥为“这片土地上所有罪恶、苦难和罪行”的始作俑者时，人的天性将是“自我逃避，关闭一切通向大脑和内心的通道”。

尽管原因或许是“赤裸裸的真理化为最沉重的长矛，会比钢铁还要坚硬”，但伪君子式的改革家不会比“用一根稻草刺穿乌龟的硬壳”更能深深打动酗酒者或奴隶主的心。人性就是这样，他是多么必须让那些引领他的人了解自己！为了“让一个人赞同你的事业”，林肯解释说，你必须首先深入他的心灵，“他理性的通衢大道”。他总结说，这是通向胜利——通向那荣耀的一天的唯一途径，“那时天下不会再有一个奴隶，也不会有一个醉汉。”

通过这一段辞藻华丽的忠告，林肯表明自己试图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来看问题，以解开这些地区性的僵局；他请求南方人表露自己的心迹和历史，让人知道他们也看到了黑人的基本人性。林肯从未像苏厄德那样吁求一个“更高的法律”，或是诉诸蔡斯由“天国法典”衍生出的所谓“自然权利”，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界定自己的主张，从南方人自身的法令和社会活动中存在的黑人的法律地位问题入手，与南方交锋。

林肯提醒南方人说，在1820年，他们曾“与北方一起，在宣布非洲奴隶贸易属于海盗行为，以及对此实施死刑惩罚的问题上，几乎毫无争议”。为此，他们一定已经理解，买卖奴隶是错的，因为他们从未想过要将买卖马匹、水牛或熊的人吊死。同样的，尽管南方人曾被迫与国内的奴隶贩子做生意，但他们并没有“把他（指奴隶贩子）当作一个朋友，甚至当作一个诚实的人。……现在为什么事情会到这个地步？”他质问道：“你们可不是这样对待做玉米、牲畜或烟草生意的人啊。”最后他评论说，在美国已有40万以上的自由黑人被解放，这是由于那些理解黑人人权的白人奴隶主为此“牺牲了巨额的赎金”。“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正是你们的正义感，以及人性的同情心不断地告诉你们”，奴隶是一个人，他不应被人看作“仅仅是件商品”。

极尽曲折论辩之后，林肯进行了总结，他恳求听众重新运用《独立宣言》的精神，“将（蓄奴制）放回到我们的国父们为它界定的位置上，就让它安宁地待在那里。”他承诺说，这一功绩将拯救联邦，“后世上百万自由幸福的全世界人民都会起立，称我们为有福之人，直至千秋万代。”当他演讲结束时，热情的听众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甚至是民主党报的编辑们也“不得不”说自己“从未阅读或聆听过如此强有力的《反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演说”。

从那一刻起，林肯开始被一种新的目标感驱使着，将其主要精力放到了反蓄奴制运动上。由于生性谨慎保守、内敛多思，林肯面对新的形势表现得小心翼翼。然而，一旦他全力以赴地投身其中，他就会表现得坚忍不拔、真心实意。而他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投身于反蓄奴制事业时的确如此。亚伯拉罕·林肯在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故事，与反蓄奴制事业的不断升温密切相关。雄心与信心比翼齐飞，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所吟咏的那样：“仿佛我两只眼睛看出的是不二景色。”这雄心与信心赋予了林肯政治上的前程，以及他在这个年龄值得去做的一桩事业。

1. 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ombs, 1810—1885）：美国政治家，明确支持各州拥有保留蓄奴制的权利；1861年担任联邦州务秘书。

2. 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 1782—1858）：美国国会议员，来自密苏里州的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曾坚决反对使用纸币。

3. 这里林肯引用《新约·马可福音》第3章中耶稣的话。

4. 州权：一种政治立场，主张对限制联邦权力和在最大程度上扩展州自治权问题做宪法上的严格解释。

5. 这是《圣经》中耶稣传道时经常说的话。

6. 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 1804—1869）：美国第14任总统，他没有能够调和使美国分裂的蓄奴制问题。

7. 道格拉斯将“黑人”（negro）说成是“黑鬼”（nigger），体现了对黑人的蔑视。

8. 皮奥里亚：关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偏西北一城市，位于春田北部，伊利诺伊河畔。

9.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美国诗人。他看似简单的朴素作品常以新英格兰农村为背景，探究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代表作有《少年的意志》《林间空地》等。

第六章 山雨欲来

在政坛更上一层楼，是亚伯拉罕·林肯多年来蛰伏于心的梦想。1854年至1855年辞旧迎新之际，这个梦想开始因融入新的内涵而复苏。林肯在伊利诺伊州议会赢得了一个席位，接着很快宣布自己将竞选联邦参议员。在伊利诺伊州上一年秋天的选举中，反蓄奴制的辉格党和独立的民主党人结成的松散联盟，在州议会与道格拉斯为首的民主党人的争斗中赢得了微弱优势。州议员约瑟夫·吉莱斯皮认为，这次胜利“主要归功于”林肯的领导。新组建的议会于1月下旬正式开会，挑选伊利诺伊州下一届的联邦参议员，林肯是反内布拉斯加法案成员中压倒多数的“首选”，他进入政坛高层的毕生梦想似乎已近在咫尺。

然而，1855年1月20日，2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暴雪，中断了春田与外界各州的联系，州议院开会无法达到法定人数。寒风劲吹，积雪漫天飞舞，从北方来的火车无法行驶，邮政业务也中断了一个多星期。当春田的孩子们尽情享受着在大雪中叮当作响的“快乐的雪橇铃声”时，“商业的脉动却几乎停息”。最终，老天爷总算换了一副脸孔，州议院会议也得以重新召开。

2月8日星期四上午，距离下午3点投票开始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而国会大厦已是“人满为患”，议员们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里秘密聚会，窃窃私语。不出所料，主要由辉格党的成员组成的反内布拉斯加的政党核心小组投票支持林肯，但是由5位反内布拉斯加的民主党人组成的小团体缺席会议，这是个不祥的征兆。道格拉斯派的民主党人决定，在最初一轮投票中支持现任参议员詹姆斯·谢尔兹。不过，一旦谢尔兹因为直言不讳地支持内布拉斯加法案致使竞选出现闪失的话，他们就会实施另一套方案，转而支持颇有人缘的民主党州长乔尔·马特逊，此人尚未对法案公开表态。这样，民主党人相信，他们可能会赢得反内布拉斯加小集团部分成员的支持。

到了中午，“众议院议事大厅的休息室和走廊开始挤满了参议员、众议员和他们带来的客人”。在走廊里的女士们中间，玛丽·林肯以及她的朋友——民主党人李曼·特朗布尔的妻子朱莉娅·杰恩·特朗布尔颇引人注目，李曼·特朗布尔新近因为起草了反内布拉斯加的政治纲领而入选国会。马特逊州长的妻子和女儿也来到了现场。几个星期前，林肯买了一摞小笔记本，在玛丽的帮助下，他记录了参众两院所有数百名议员的情况，辨明了政党之间的从属关系，以及他自己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看法。这些深思熟虑的东西为他留下了获胜希望，但是形势是错综复杂的。为了达到51票的多数，林肯需要将过去在辉格党内和民主党阵营里的老对手所组成的脆弱的联盟团结起来，这些人最近已开始联手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

在州长的带领下，参议员们在指定的时刻，鱼贯进入议事厅。所有人宣誓完毕后，便开始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林肯获45票，道格拉斯派的民主党人詹姆斯·谢尔兹获41票，国会议员李曼·特朗布尔获5票。投票支持特朗布尔的5位反内布拉斯加的民主党人，为首的是来自芝加哥的诺曼·贾德，他们与林肯并没有个人恩怨；但是“作为民主党人被选上后”，他们声称，如果有人投票支持一位辉格党人当选参议员的话，他们“不会让自己在家里袖手旁观”。

随后的几轮投票，是在阳光与煤气灯光交替照耀的大厅举行的。林肯最多时获得47票，距离获胜只差4票，然而，特朗布尔的小联盟拒绝改变立场，他们不愿意给予林肯所需的多数票。最终，经过九轮投票之后，林肯断定，除非他的支持者改投特朗布尔的票，否则，道格拉斯派的民主党人将选择另一位参议员，正如他们不出人们所料，转而效忠马特逊一样。

林肯不愿意看到反蓄奴制联盟的所有艰苦努力付诸东流，他建议现场竞选指挥者斯蒂芬·洛根放弃自己，改而支持特朗布尔。洛根起初没有答应，他抗议说，得票极多的候选人向得票较少的候选人让步是不公平的，但林肯态度坚决地表示，如果他的名字依然出现在投票名单中，“你就会让特朗布尔和我本人两败俱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首先把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当洛根站起来发言时，大厅里的气氛极为紧张，“听众们几乎透不过气来”。他以一种悲伤的口气宣布说，“让辉格党人决定竞选的结果才是目的”。林肯的支持者们遵从他的指示，将选票改投给特朗布尔，让他得到了获胜所需的51票。林肯的朋友们都非常伤心，他们认为这次“可能是他获得那个政坛高层位置的最后机会”；洛根双手捂脸痛哭失声，而戴维斯则大声咆哮说，如果他是林肯，他“绝不会同意让47人受制于5人”。

在公开场合，林肯对特朗布尔或贾德没有表示过丝毫怨恨之意，他在特朗布尔的庆功会上露面时表现从容，面带微笑，与这位胜利者热情地握手。有人安慰林肯说，内布拉斯加人比他“更加痛苦”，而林肯则强调，马特逊被击败“给我带来的快乐，甚于我的失利给我带来的痛苦。……总而言之，特朗布尔当选，同样符合我们的大局利益”。

林肯的宽宏大量让自己受益匪浅，而苏厄德和蔡斯在胜利时就会失去朋友。苏厄德在登上胜利的巅峰时，会冷落自己的老友霍勒斯·格里利，而蔡斯也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在1849年入选参议院后，随之而来的是挥之不去的怨恨。林肯却在失利中赢得了朋友。无论是特朗布尔还是贾德，都始终没有忘记林肯的心胸旷达，事实上，两人都在1858年林肯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帮助过他，贾德甚至还在1860年林肯竞选总统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玛丽·林肯却无法表现得如此大度。她认为特朗布尔的行为“冷酷自私、背信弃义”，她再也不和特朗布尔的妻子朱莉娅说话了；朱莉娅曾经是玛丽结婚时的伴娘，也是玛丽的闺中密友。尽管后来几年中，有人充当调解人从中斡旋，试图让两人重修旧好，但这份破裂的友情却始终没有愈合。玛丽也无法原谅诺曼·贾德在支持特朗布尔时的所作所为。尽管贾德和戴维斯一起，在后来举行的芝加哥大会上为林肯获得提名立下了首功，但玛丽还是在自己的丈夫当选之后，在一封内阁邮件中不遗余力地反对他。

无论林肯在公开场合显得多么豁达，他在私下里却忍受着极度的失望。他称这次考验为一种“折磨”。尽管他为了反内布拉斯加的利益而促成了特朗布尔的胜利，可是这种失利的方式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林肯告诉自己的朋友吉莱斯皮，他“可以接受在一场极为体面的竞争中输给自己的政敌，但是在朋友的家里受到伤害令人很难忍受”。在完成了所有的艰苦工作之后，他在议员竞选讲坛度过了漫漫长夜和周末，他与政坛同僚们交谈，为了赢得支持而花费了大量时间写信，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耐心等待和期望之后，他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远离自己的雄心壮志，命运仿佛很古怪地以打碎他的梦想为乐。

※※※

1855年夏，倒霉的事儿接踵而至。在输给特朗布尔6个月后，林肯又介入了一场著名的法律纷争，这件案子让他认识到，自己在法律界的声望在伊利诺伊州边境或许还算可靠，而在整个国家出类拔萃的律师中间，这种声望却显得微不足道。

事情发生在那年6月，一位名叫彼得·沃森的年轻人来到了春田，他是著名的费城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由国内闻名遐迩的专利专家乔治·哈丁领导。哈丁曾受雇于伊利诺伊州洛克福特市的约翰·曼尼公司，为该公司机械收割机的专利权进行辩护，该产品当时被收割机的发明人赛勒斯·麦考密克提起专利侵权的诉讼。麦考密克对曼尼公司一案，为更多人所知的名字是“收割机”一案，被认为是一场重要的试验案，它让两位优秀的专利律师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来自纽约的爱德华·迪克森和前任首席检察官雷弗迪·约翰逊支持麦考密克，而哈丁则支持曼尼公司。哈丁事后回忆，鉴于这桩案子将在审理后在芝加哥判决，他决定聘用一位“了解法官并且富有自信的”当地律师；不过，凭他对东部的观察，对于能否在伊利诺伊州找到一位在诉讼案中“真正帮得上忙的”律师，他相当自负地表示了怀疑。

沃森来到春田，考察这位被推荐的亚伯拉罕·林肯是否适合担当该项工作。他起初对林肯的印象并不好，无论是在第八大街的小房子，还是林肯在门口“既没有穿大衣也没有穿背心”的样子，都没有表明他是一位足以在如此重大的诉讼案中被委以重任的律师。然而，在与林肯交谈了一阵之后，沃森认定他总体来讲还是“相当能干的”。他预付给林肯一笔律师费，并准备在完工后支付丰厚的费用。对于这笔报酬，以及有机会小试牛刀，与著名的雷弗迪·约翰逊交手，林肯感到激动不已。他明白，届时哈丁会提出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论点，于是他开始为这个案子准备法庭辩论。

沃森造访春田之后不久，哈丁就接到消息说，这件案子已经从芝加哥转移到辛辛那提。地点改到俄亥俄州，就“少了一个”雇用林肯的理由，并让哈丁有机会与他心目中的首选对象——才华横溢的埃德温·斯坦顿携手合作。林肯并未察觉到情况有所变化，继续研究他的案情。他于7月下旬写信给沃森说：“6月份我们见面时，我知道您说会给我寄几份起诉书和答辩书的副本……以及一些宣誓后的证词……从那时起我没有从您那里收到任何东西。然而，我去了芝加哥的联邦法庭，并在那里，拿到了副本……我专门写此信给您，是为了催促您尽快将其余的证据材料转寄给我。在8月份，以及在这个月的备忘计划里，我可以为此案奉献一点时间，我希望得到一切能够得到的材料。在芝加哥逗留期间，我外出去了洛克福特市，花了半天时间测试并研究了曼尼的机器。”

林肯始终没有从沃森那里得到回音，但他在9月下旬勉强凑齐了所需的材料，带着一份冗长的辩护状，动身去了辛辛那提。在到达所有律师的临时寄宿点——伯内特会馆之后，林肯遇到了哈丁和斯坦顿，当时他们正准备动身去法庭。多年以后，哈丁还依然记得他第一眼看到林肯时的大为惊讶，这位“高个子、瘦骨嶙峋，像个背影笨拙的木头人，衣着蹩脚、不合身，裤管几乎碰不到脚踝，双手举着一把手柄上嵌着小球的蓝粗布雨伞”。林肯做了自我介绍，并提议说：“让我们结伴出行吧。”就在这时，斯坦顿把哈丁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为什么你会把那个，嗯，长臂猿带到这儿来……他什么都不懂，对你可没什么好处。”带着这种想法，斯坦顿和哈丁都没有理睬林肯，径直去了法庭。

在随后的几天里，斯坦顿“找了个机会对林肯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有人希望他能退出这个案子。林肯确实退出了，不过他依然待在辛辛那提旁听了这场辩论。哈丁从来没有打开过林肯的手稿，他“十分肯定里面只不过是些垃圾”。在那个星期里，尽管林肯与哈丁和斯坦顿就在同一间旅馆里吃饭，但他们从来没有邀请他一起就餐，或一起往返于法庭。当约翰·麦克林法官招待辩控双方的律师共进晚餐时，林肯并没有在邀请之列。

预审持续了一个星期。据曼尼的一位同伴拉尔夫·爱默生回忆，错综复杂的辩论对林肯而言“颇有启发”。斯坦顿的发言激起了他莫大的兴趣，他会特别站起身来，“以一种全神贯注的神气……如饥似渴地汲取他话中的养分”。爱默生意识到，林肯以前从未“见过如此技艺高超、心思缜密、精心准备的材料”。预审结束后，林肯告诉爱默生他要回家去“学习法律”。爱默生起初没明白林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林肯解释说：“对任何一团乱麻的案子（对一桩很好的案子也一样），对于从这个国家穷乡僻壤出来的人而言，我已足以应对了；但是这些念过大学的人是从西部来的，他们已经具备了经过毕生法律训练后的一切优势，有大量的时间研究，也许，周围的一切都很适合他们。不久他们将会在伊利诺伊州……而当他们出现时，我会准备好的。”

林肯准备离开辛辛那提。他跑去向威廉·迪克森道别，这位迪克森是在那个星期当中少数几位对林肯态度和蔼的人之一。“您让我在此地逗留时最感惬意，而我要感谢您一千遍，”林肯告诉迪克森的妻子说，“您要我再来此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我希望不会再到辛辛那提来了。我并不是对这座城市有所反感，而是这里发生的一些事令人不快，使我难以再次造访。”

回到春田以后，林肯接到了一封邮件，里面有一张支票，是他律师费的余款。他返还了这笔钱，说这并非他劳动所得，因为他没有做过任何辩护。沃森再度寄还了支票，林肯便收兑了。

事情看上去是那么不可思议，在斯坦顿做出如此乖张无礼之举后，林肯会在斯坦顿的“天赋所及范围内，给了他一个国内最有权力的公职”。——6年以后，两人再度相逢时，林肯任命斯坦顿为陆军部部长。林肯选择斯坦顿，与他后来对待特朗布尔和贾德一样，显示出一种超越个人宿怨、羞辱或痛苦的非凡能力。至于斯坦顿，尽管他最初对这只“长臂猿”颇为不敬，但他后来不仅接受了这个职位，而且林肯成了他亲人之外最敬爱的人，他对林肯的这份感情比他对任何人的都深。

关于斯坦顿对林肯的粗暴无礼、妄自尊大，我们必须把它放到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看：他非常希望参与“收割机”一案，这可能对他相当重要。斯坦顿的父亲是一位内科名医，40岁那年死于中风，当时斯坦顿年仅13岁。从那一天起，斯坦顿开始对金钱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年轻的埃德温曾在俄亥俄州的斯托本维尔过着娇生惯养的日子，住在一幢富丽堂皇的两层砖瓦小楼里，有一个大院子和一处果园，周围是宠爱他的家人。斯坦顿3岁就开始受教读书，这个早熟的孩子当时已经愿意接触他父亲的大部头书本，并在斯托本维尔的古老学院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父亲去世以后，没有留下家产，埃德温不得不离开学校，去帮助、照料守寡的母亲及三个弟弟妹妹。起初是被迫变卖房产，然后是变卖父亲的图书室，最后，他们必须搬到一个面积小得多的住处。在当书店学徒时，斯坦顿一有空就读书，晚上，他为进入附近的凯尼恩学院而准备入学考试，执掌该学院的正是蔡斯的叔父菲兰德。斯坦顿在凯尼恩学院以优等生的身份度过了两年的快乐时光，此后，由于家庭缺乏经济来源，他不得不再度出去工作以养家糊口，这一次是在哥伦布市的一家书店。

第二年，斯坦顿回到斯托本维尔，在一家法律事务所找到了一份稳当的学徒工作，他在那里学习法律的同时，还帮助母亲抚养弟妹。后来几年，据仰慕他的妹妹潘菲拉回忆说，斯坦顿成了支撑整个家庭的顶梁柱，他无微不至地照顾生病的母亲，把弟弟达尔文送进了哈佛大学医学院，鼓励妹妹们背诵拜伦和惠蒂尔的数十首诗作，并始终阅读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和其他历史著作。由于头脑颇有直觉，工作能力大得惊人，在法庭上表现得很有说服力，斯坦顿很快在律师这个行当获得了成功。

他与玛丽·兰姆逊堕入了爱河。很多年以后，他把这段日子称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玛丽是一位极其聪明的年轻女子，她和斯坦顿一样，也非常喜欢读书钻研，还带有一点儿女权主义者的想法，认为如果女人受到良好教育，她们会“重建这个世界”。两人婚后育有一女一子，女儿名叫露西，儿子名叫小埃德温。斯坦顿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命运已经垂青于自己。他的妹妹潘菲拉后来回忆说，哥哥似乎永远那么“神采飞扬”。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他的收入不仅可以照顾自己的家庭，而且还可以补贴母亲和弟弟妹妹。

斯坦顿将玛丽视为自己生活中的同道。他们都喜欢历史、文学和诗歌。他们一起阅读吉本、卡莱尔、麦考利、德·斯塔尔夫人、塞缪尔·约翰逊、班克罗夫特和拜伦的作品。“我们在几年前曾经是恋人，”他在孩子们出生之后给她写信说，“现在我们已为人父母，一种新的血缘关系诞生了，子女的爱，为彼此开启了新鲜的爱之泉源。我们现在盼望着生活，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还为了孩子们。过去，我爱你的美貌，以及你的优雅和人格魅力；如今，我爱你内心的丰饶和出众的美德。这两种爱，并非一方替代了另一方，而是比肩长存。我现在带着一种热忱和真实的感情来爱你，这种感情难以言表。”

斯坦顿的幸福是短暂的。他的女儿露西死于猩红热；3年后，1844年3月，他挚爱的玛丽患上了致命的胆汁热去世，年仅29岁。斯坦顿伤心欲绝，他悲痛得“几乎精神崩溃”。在同意玛丽下葬之前，斯坦顿请了一位女裁缝为她精心设计了一套结婚礼服：“她是我的新娘，应该打扮成新娘下葬。”葬礼结束后，他连续几个月无法进入工作状态。由于此前他参与了俄亥俄州杰斐逊县法庭几乎所有的案件，因此那年春天，法庭没有开庭审理过一起案件。连续好几个月，他一直将玛丽的睡帽和睡袍打开，放在枕边。让赶来陪伴的妹妹难以忘怀的是，在令人惊骇的漫漫长夜里，斯坦顿“手持灯盏”，在家中的所有房间四处寻找玛丽，“呜咽抽泣，泪眼婆娑”，他一遍遍撕心裂肺地喊着：“玛丽，你在哪里？”

斯坦顿对家庭颇有责任感，他最终还是返回了律师的工作岗位，但他仍然无法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由于担心当时年仅两岁的儿子记不起自己病逝的母亲，他花了好几个晚上，给孩子写了一封长达百页的信，从头开始讲述了他和玛丽之间的浪漫情缘，其中包括了两人多年来所有书信往来的摘录。斯坦顿承认，他写这些东西时，手不停地颤抖，“泪眼蒙胧，模糊了视线”，“内心的剧痛”促使他不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本该更愿意等到儿子年龄更大些，或者更懂事一些的时候再写这封信的，但是“时光、烦恼、疾病，以及生活的变迁兴衰，会将思念的痕迹逐渐冲淡并消磨殆尽。而且生命就是无常的，我也可能从你身旁被带走……那你在这个世上生活着，可能不知道你父母对你的爱，以及你父母彼此相爱。”

屋漏偏逢连夜雨。斯坦顿的弟弟达尔文，曾经在兄长的赞助下念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却因发高烧而损伤了大脑。这位结过婚、有三个年幼孩子的年轻医生被这场重病折磨得精神错乱，用一根锐利的矛头刺穿了自己的喉咙。“他不一会儿便流血而死。”一位亲友回忆道。当时“鲜血喷溅到了天花板上”，而他的母亲目睹了这一切却无能为力。几位邻居将住在附近的埃德温接回来，当他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时，人们说他“失去了自控，不戴帽子，不穿外套，在树林里四处乱走”。邻居们害怕他也自寻短见，便跟踪找到了他，将他限制起来，送回家，并轮流看守着他。

这一连串可怕的事件把斯坦顿的精神彻底压垮了，他热情洋溢的天性开始褪色。一位朋友说：“过去他不管遇见谁，都会真诚而热情地打招呼，而现在，他四处行走时神情沉默而阴郁，垂着头，双手反剪在背后。”尽管在儿子面前，斯坦顿依然是一位温和的父亲，在妹妹们面前，他还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哥哥；但他逐渐在法庭上变得好斗，对证人进行毫无必要的恐吓，与自己的律师同行作对，行为表现得粗鲁而暴躁。

唯一令他满意的地方在于他声誉渐隆和不断积累的财富，这使他得以照顾自己的儿子、寡居的母亲、他的妹妹以及死去弟弟的妻小。他告诉朋友，“收割机”一案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案子，“是所经手过的最重要的一次专利诉讼。为了准备好法庭辩论，所耗时间、劳力、钱财和脑力多于以往其他的专利诉讼案所需要的。”如果一切顺利，它会为斯坦顿打开通往职业生涯巅峰的大门。

当斯坦顿来到伯内特会馆时，他发现哈丁“身体不适已有多日”，可能无法进入审案状态。斯坦顿担心除了要进行已充分准备了的法庭辩论，可能还需要陈述“诉讼中的自然科学部分，而这一部分他并没有花一点心思”。于是他开始通宵达旦地做准备。后来哈丁痊愈了，这让斯坦顿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依然焦虑不安，缺少睡眠，不时暴跳如雷。自从亲人相继去世以来，这种暴躁易怒的性格已经在他的行为中打上了烙印。

这个案件给斯坦顿带来了令人崩溃的压力。除此之外，他还开始谈了一场一波三折的恋爱。在妻子去世十几年之后，斯坦顿头一回迷上了一位女子——年轻的埃伦·哈奇森。她是匹兹堡一位富商的女儿，高个子，金发碧眼。根据斯坦顿的描述，埃伦“焕发出美丽和聪慧的光芒”。尽管斯坦顿初次见面就被埃伦打动了心弦，但埃伦对他的感情却反应迟钝，她当时依然沉浸在让她内心充满“煎熬”的失恋之中，这让她相信自己不会再爱上别人了。

斯坦顿告诉埃伦，他明白“早恋的麻烦来临的时候，就像一场致命的霜冻降落在生命之树上”，但他相信“依然有足够的生命力保存下来，让鲜花再度盛开”。虽然斯坦顿鼓励有加，但别人对斯坦顿某些性格的意见让埃伦颇感迷惘。他将过多的精力放到工作上，缺乏耐心和幽默感，而最让人担心的是，“他粗枝大叶，对所有人的感受都漠不关心”。对于这些担忧，斯坦顿承认说：“在我的（我不会说这是我的天性，因为我认为我的天性是温和纤弱的）脾气和生活习惯中，有那么多难以对付、面目可憎的东西，这些是在逆境中生成的，只有深刻的爱情才能忍受和宽容。”他向她保证，假如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境遇会有所不同，假如他“有幸得到一个女人的陪伴，那么这个女人的爱就会指出并很好地纠正我的错误，我就不会沾染上你所指责的这些缺点”。

“收割机”一案成功结案之后，埃伦终于被说服了，1856年6月25日，她和埃德温结为连理。接下来的几年更让斯坦顿舒心不已，曼尼公司的专利不仅受到了辛辛那提法院的判决保护，而且对手上诉后，公司也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结果。在这个巨大胜利的鼓舞下，斯坦顿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在那里，他参与了最高法院各种重要案件的辩护。由于在财力上有了保障，斯坦顿为自己的新太太建了一幢砖瓦楼房。

※※※

林肯总是难以如愿以偿。这时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不断有所斩获，尤其是他的劲敌斯蒂芬·道格拉斯。过去，林肯经常围着斯皮德的杂货店的炉火和他展开辩论。在一份后人发现的私人文件片段中，林肯写道：“22年前，道格拉斯法官和我首次相识，当时我们都还年轻，他比我年纪小一点；即使是在那时，我们两个都雄心勃勃，也许我的志向和他一样远大。就我而言，理想的竞争失败了，这是一种彻底的失败；对他而言，这却是一个辉煌的胜利。他已名满全国，即便在国外也不是无名之辈。对于他所达到的显赫崇高的地位，我绝无不敬之意；他的成就如此辉煌，令我等备感压抑，或许可与我分享如此之高的水准，但我宁愿坚守于那份崇高，也不愿戴上显示君王神色的最富丽堂皇的王冠。”

有人认为，在这一点上，支撑着林肯的是他妻子不屈不挠的信念，她坚信辉煌的终点始终在等待着他。林肯的律师同事约翰·斯图亚特说：“她有火一样的激情，她有决心，有野心。”当玛丽青春年少时，许多求爱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的一个朋友嫁给了一位老朽的有钱人，她对这位朋友说：“我宁愿嫁给一位好人，一位具有健全心智的好人，他为了名誉和权力，满怀理想，前途光明，而不是嫁给任何名门望族——他们是这世上的金钱和枯骨。”斯蒂芬·道格拉斯也曾是她的追求者之一，玛丽觉得他“站在我的高个子肯塔基人的身旁，是个非常小、非常小的巨人。在智力方面，我丈夫在道格拉斯之上，正如他在身材上占上风一样。”很简单，在玛丽的心里，她丈夫“在整个国家无人匹敌”。

在那个时代，正如玛丽本人坦陈的那样，如此醉心于政治的人“缺乏淑女风范”，但她仍在每一个阶段都热心支持丈夫的政治抱负，尽管玛丽在危难时刻实实在在地激励着他的斗志，可是要想实现林肯所追求的公众赞誉和影响力，却依然旷日持久。但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林肯都不太可能放弃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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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职业生涯似乎再一次出现了停顿，而此时苏厄德和蔡斯却在阔步向前。在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之后，北方出现了政治高涨势头。用卡尔·舒尔茨的话来讲，在此期间，蔡斯的领导能力已经证明是“号召组建新政党的第一声号角”。在按区域划分的基层压力下，两个全国性的政党——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开始发生冲突。辉格党人，也就是克莱和韦伯斯特、林肯、苏厄德和贝茨的政党，首次作为“有良心的辉格党人”而退党；他们反对蓄奴制，从渴望保留蓄奴制的“棉花辉格党人”中分离出来。在1852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大获全胜，而分裂的辉格党则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使民主党内也出现了严重的脱党现象，由于不愿意鼓励蓄奴制扩张的北方派想寻找一个新的归宿，于是他们离开了受南方派控制的民主党。

由于一个一无所知党的出现，政治动荡变得极为复杂。这个政党是针对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史无前例的移民潮而组建的。在1845年，大约有2000万人居住在美联邦；而在后来的10年间，差不多有300万移民来到这里，主要来自爱尔兰和德国。这一大部分由天主教徒组成的移民潮汹涌澎湃，冲击了一个主要由本地出生的新教徒，以及同情反天主教组织的民众组成的国家。一无所知党成员为阻挠新移民的公民权，并禁止其投票而争斗。19世纪50年代初，这些党员在几座城市中赢得了选举，在马萨诸塞州横扫全境，而且在纽约州的发展势头也着实令人惊讶不已。各大报纸和传教士们向“天主教会”发动了攻击，在北方的几个城市里还发生了反天主教的血腥骚乱。

林肯强烈谴责了一无所知党人的歧视观念。“任何一个痛恨黑人受到压迫的人，怎能支持那些让白人蒙羞的阶层呢？”他向自己的朋友约书亚·斯皮德质疑道，“我们堕落的进程在我看来已相当迅速，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以‘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宣言而崛起，而现在实际上我们把这句话解读为‘所有人生而平等，黑人除外’。当一无所知党人控制局面时，这句话的含义会变成‘所有人生而平等，黑人、外国人以及天主教徒除外’。当局势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就该宁愿移民到国外，比如说去俄国，那里的人绝对不会伪装热爱自由。”

但是这个政党不久也成为蓄奴制问题的发难者。许多北方的一无所知党人也是反对蓄奴制的。最终事实证明，反内布拉斯加的目标比抵制外国移民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党内分裂为南北两派，即便在这个政党本身崩溃和消亡之后，那一度催生该党的本土主义者感情仍会继续影响着政治气候，尽管如此，这种分裂也会削弱该党的力量。

辉格党人消失了，民主党人主宰了南方，所有那些反对蓄奴制扩张的人最终在共和党的旗帜下找到了他们新的归宿，他们是“有良心的辉格党人”“独立的民主党人”以及反蓄奴制的一无所知党人。在越来越多的州，各种不同名字的新联盟接连不断地出现了：联合党、人民党、反内布拉斯加党，等等。在威斯康星州的瑞朋市，召开了由1854人参加的反蓄奴制集会，提出了“共和党”这个名字，而其他州的会议也很快打出了相应的旗号。

在伊利诺伊州，林肯按兵不动，他依然寄希望于辉格党能够成为反蓄奴制的政党。在纽约，苏厄德也颇感踌躇，他觉得，要处理好30多年来建立的友谊和人际关系不那么容易。然而，萨蒙·蔡斯却没有那种从一而终的思想，他已经准备好致力于在民主党人的旗帜下打造一个新党的重任。如果新的政局能为蔡斯提供更为广阔的机遇，并让他有利可图的话，他始终愿意改换门庭。他以一个辉格党人的身份从政坛起步，后来加入自由党，接着再投向自由国土党的怀抱，随后又以独立民主党人的身份跻身参议院。如今，蔡斯的参议员任期即将结束，由于被民主党提名连任下届参议员的希望相当渺茫，于是他很希望成为一位共和党人。

与纽约州和伊利诺伊州一样，在俄亥俄州，这场新的运动由于甚嚣尘上的本土主义者情绪而变得错综复杂。德裔美国人社区仇恨蓄奴制的情绪极为强烈，在不失去这些社区的支持的条件下，要讨好老派的一无所知党人，需要在两者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蔡斯以共和党人的名义竞选州长，他没有签署一无所知党提出的任何具体提案，但在所有需要全州投票的重要职位中，批准了8名一无所知党人参选。这样，蔡斯成功地平衡了各派势力。

这场拉票活动异常艰难，不知疲倦的蔡斯把事情做得四平八稳。他坐火车，骑马，乘无篷路轨车、独木舟和马车四处游说，去了49个县的57处不同的地方发表竞选演讲。在俄亥俄州人烟稀少的地区开展竞选活动是一种冒险。蔡斯在给凯特的信中说，为了到达戴尔福斯镇，他“坐在一辆无篷路轨车上”，由两个人“盘身操纵曲柄”驾驶着，沿着铁轨前行。尽管有星光照耀，“但如果说起来，情况还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可能遇到一辆火车，或是另一辆无篷路轨车”。

蔡斯的勤奋努力得到了回报，他成为首个担任大州州长的共和党人。“最后几天的焦虑已烟消云散，”萨姆纳从波士顿写信说，“我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在早餐时，他从电报纸上读到了这条消息，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萨姆纳预言说，对于反蓄奴制事业而言，他朋友的这场胜利所发挥的作用将甚于一切。

在纽约，苏厄德面临着比蔡斯更大的挑战，他要尽力安抚一无所知党人。苏厄德关于将州政府基金扩大于天主教学校的倡议，一无所知党人毫不体恤。实际上，他们决心要挫败苏厄德在1855年再度竞选参议员的计划。面对一无所知党人和拥护蓄奴制的“棉花辉格党人”的双重敌对势力，苏厄德得出结论说，他无法冒险转而投向一个未经考验的新政党旗下。

苏厄德再度竞选的唯一希望，在于威德能否从州议会众说纷纭、嘈杂不一的各种因素中拼凑出一个反蓄奴制的多数派。在议会会议行将开幕的几个星期前，威德按照字母顺序依次招待了各党派成员，以谋求每一张可能的选票，包括几张一无所知党人的选票，因为这部分人可能将反蓄奴制原则放到反天主教徒之上。据说，在其中的一次奢华的晚宴中，有4位一无所知党人参观了威德的府第，其中3人偶然见到威德的好友——纽约主教约翰·休斯的一幅肖像。如果画中人的身份被发现，那么威德的计策将毁于一旦。于是有人告诉他们，画中人是身穿大陆军制服的乔治·华盛顿，是由华盛顿本人亲自赠送给威德父亲的！

威德马不停蹄，他不知用什么法术集腋成裘，为苏厄德竞选第二任参议员凑足了选票。“议员游说团纷纷前来说情，上门道贺的新朋友络绎不绝，我排除压力，忙里偷闲给您写信，但这也不足以向您表达我如此深厚和与日俱增的感激之情。”苏厄德在致威德的信中说，“我很惊讶于前进的道路上竟然有如此之多的艰难险阻，而您把我们这艘破船成功地从险境中引领了出来。”在奥本，苏厄德再次当选参议员的消息传来之后，人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欢乐的季节。”弗朗西斯在给儿子奥古斯塔斯的信中愉快地写道，“他们在这里鸣放了700响加农炮，当选举结果一经揭晓，便鸣放了献给奥尔巴尼的300响礼炮。”

一旦苏厄德确保自己在参议院的位置能够再坐稳6年，他和威德就可以解脱出来加入共和党。1855年9月下旬，在锡拉丘兹召开了两场州政府会议，一场是辉格党的，另一场是共和党的。有朋友问苏厄德要参加哪一场会议，苏厄德回答说这无关紧要。与会代表们入场时将通过两扇大门，但是退场时却只能通过一扇门。辉格党的代表首先集中开会，并批准了一个强烈反对蓄奴制的政纲。随后，代表们在威德的带领下，齐步走进隔壁的大厅，在那里，共和党人以雷鸣般的掌声向他们致意。在纽约州，崭新的共和党从一个行将瓦解的政党的余烬中诞生了。

“我相当快乐，因为你和我最终站在了同一个论坛，并且站在同一个政治立场上。”萨姆纳告诉苏厄德说。同年10月，苏厄德在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宣布，他将效忠共和党。在这次演讲中，苏厄德回顾了蓄奴制力量的成长历史，阐释了为获得新的蓄奴州而进行的持续扩张，因而确保奴隶主在国会中的力量均衡。“接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他质问道，“只有组织。”摆在新兴的共和党面前的任务，就是巩固它的力量，直到它成功地控制国会，并确保获得权力，以阻止蓄奴制在各个边疆州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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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6年的早些时候，林肯认为，伊利诺伊州应该效仿纽约州和俄亥俄州，把各种反内布拉斯加力量组织起来，结合到共和党的力量中去。通过他的努力，1856年5月29日召开反内布拉斯加的州议会大会的提议得以通过。在筹备会议的那几个星期之内，林肯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各种事务，他意识到，要将一帮反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对手纳入一个统一的政党，情况相当复杂。尽管威德和苏厄德在各自的州已经旗开得胜，但是林肯担心大会的提议只会吸引这个派别当中更多的激进分子，从而使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新政党陷入过于狭隘的小圈子。

在堪萨斯州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让林肯的事业得以重整旗鼓。来自北方的移民渴望运用内布拉斯加法案中关于“大众主权”的条款规定，让堪萨斯州成为一个自由州；而一批所谓的“准州恶棍”渡河穿越密苏里州，来到这里进行非法投票，企图将堪萨斯州变成奴隶州。两派人马爆发了一场游击战。在针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辩论期间，苏厄德曾经告诉各个奴隶州说，北方将“介入对堪萨斯州这块处女地的竞争，上帝会将胜利赐予数量上占优势并且掌握了正义的一方”。在南方，《查尔斯顿水星报》反唇相讥道：“当北方提出一个地区性的议题，并施加战争于其上时，那么她一定会遭遇战争，或者忍受一个冷酷无情而狂热的敌手轻而易举赢得胜利的全部后果。”随着暴力的逐渐升级，“流血的堪萨斯”成了一个新的反蓄奴制力量的战斗口号。堪萨斯不仅仅是殖民者的角力场，还是南方与北方交锋的战场。

大会开幕之前，伊利诺伊州的各大报纸报道了来自华盛顿的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更进一步引发了温和的反蓄奴制情绪。在参议院的议席上，南卡罗来纳州的普里斯顿·布鲁克斯在回敬查尔斯·萨姆纳极具煽动性的反蓄奴制演说时，野蛮地用重棒击打了他。萨姆纳起初表现得相当有分寸，他提出了一些颇具亲和力的观点，引经据典，反对承认堪萨斯州是一个奴隶州。然而，当萨姆纳话锋一转，直接针对他的两位参议院同僚——伊利诺伊州的斯蒂芬·道格拉斯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安德鲁·巴特勒进行谩骂式的攻击时，参议院大厅里的气氛开始急转直下。他将巴特勒比作年迈、虚弱的堂吉诃德——把自己想象成“一位侠义的骑士”，感情冲动地献身于所钟爱的“娼妓，蓄奴制……尽管对别人来说，这个娼妓丑陋无比，但是在他看来永远那么可爱”。在巴特勒身边骑着马冲锋陷阵的道格拉斯，是“蓄奴制的侍卫，是十足的桑丘·潘萨，准备去完成所有让人颜面扫地的任务”。

在发表这篇演讲的前几天，萨姆纳曾经准备了一份草稿给弗朗西斯·苏厄德过目，弗朗西斯强烈建议他删除这些带有人身攻击的内容，包括提到巴特勒因轻微麻痹症而引起的说话含糊。在这个节骨眼上，萨姆纳并没有留意弗朗西斯的忠告，当他结束演讲后，密歇根州的参议员刘易斯·卡斯便将这次演讲形容为“这一高贵组织的成员耳朵中所能听到最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和最不爱国的刺耳声音——而我不希望在这里，或是其他任何地方再听到这样的声音。”

两天以后，巴特勒家族一位年轻的亲戚、国会议员普列斯顿·布鲁克斯手持一根粗重的藤杖，闯进了参议院大厅，来到当时正在桌子上写东西的萨姆纳身边。据传，布鲁克斯对他说道：“你诽谤了南卡罗来纳州和我的亲属，所以我要到这里来惩罚你。”不等萨姆纳说话，布鲁克斯的藤杖就落到了萨姆纳的头上。当后者极力想从书桌后站起来时，一连串的杖击将他打倒在地；萨姆纳血流满面，不省人事，被人们抬出了参议席。

这次野蛮的袭击使萨姆纳的大脑和脊椎受到重创，三年内无法走进参议院。这一消息唤醒了北方的反蓄奴制情绪。《波士顿晚报》报道说，街头巷尾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宣称这是“发生在联邦参议院的一桩公然反对言论自由的暴行”。即使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温和的支持派也“表示自己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蓄奴制的势力感到如此愤慨”。在城市和乡镇举行了大量的群众集会，抗议杖击事件。现场拥挤不堪，以致成千上万的人无法走进会场。萨姆纳的一位支持者写道，千真万确，如果北方要想“看到奴隶的挑衅”，它不得不首先目睹“它的一个最优秀的分子在国会任人宰割”。《纽约论坛报》评论说，另一些反蓄奴制人士也遭受了袭击，“但是，当一位联邦参议员在参议席上写字的时候，将他打得满身鲜血，不省人事，这是南方凶悍性格中闻所未闻的一面”。历史学家威廉·吉耶纳普认为，杖击事件对人们的心灵和情感深处形成的冲击，是政治事件难以触及的。它“的确是将温和派和保守派推向共和党一边的巨大刺激因素”。

如果说萨姆纳在北方成了一位英雄，那么布鲁克斯则同样在南方成了一位受追捧的名人。在那里，媒体几乎众口一词地为杖击事件鼓掌叫好。《里士满探究者报》声称，这个行为“观点相当好，行动更好，结果最好”。在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市，到处都是笑逐颜开的人群，州长向布鲁克斯赠送了一只银制的高脚杯和拐杖，以嘉奖他的“义举”。

更具暴戾色彩的是著名的《里士满辉格党人报》。这家报纸在地区性问题上公开声称反对极端主义。“我们听闻此事颇为欣喜，”这家辉格党报宣称，“我们感到唯一的遗憾，是布鲁克斯先生鞭笞这位造谣惑众者的背部时用的是藤杖，而不是马鞭或牛鞭。我们相信，应该将这种蛮勇保持在行动中，下一次苏厄德之流就该尝到这种滋味了。”《彼得斯堡（弗吉尼亚）情报员报》也发出了类似的论调：“如果说鞭笞是矫治废奴主义者肮脏行为的唯一药方……那么很好的做法应该是至少每隔一天就给苏厄德吃两剂这样的药，直到这药对他的政治肠胃完全生效为止。相对于作伪证的倒霉蛋萨姆纳那粗鄙的恶棍行为而言，苏厄德巧舌如簧的煽动技巧和该死的学说对国家的危害远甚千万倍。”大卫·唐纳德评论说，南北双方截然不同的反应，使“某种正在联邦内部发生的危险变得昭然若揭。此时，这两个地方不再说同样的话语，而是采用对抗性的陈词滥调来陈述布鲁克斯-萨姆纳事件”。

随着伊利诺伊州的人们情绪日益高涨，“所有反蓄奴制意见的幽灵”都集中到了布鲁明顿会议上。其中包括“守旧的辉格党人、脱党的民主党人、自由国土党人、一无所知党人以及废奴主义者”。林肯担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每一方似乎都乐意做出某种让步，以缔造出一个可以得到所有人拥护的政党。

经过一致协商，此次会议的论坛联合了在蓄奴制扩张问题上持全然不同意见、同时不向一无所知党人执迷不悟的观点让步的各种派别。接着林肯发表了一次极具说服力的演说，这次演说通篇“炽热奔放，强健有力”，更进一步将争吵不休的各派联合成为一条统一战线。“那是在伊利诺伊州最好的一次演讲。”州议会审听员杰西·杜波伊斯说，“并且它将林肯推向了竞选总统的道路。”这次演讲让听众如痴如醉，让记者们将手中的笔抛在一边。由于内容没有被记录下来，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被遗忘的演讲”。从那时起，林肯成了伊利诺伊共和党公认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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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56年的春天，共和党至少已在22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建立了支部，这个开局对于一个新兴的政党而言可谓不同凡响，这在辉格党几乎解体、民主党一分为二的局势下，为共和党领导人赢得竞选总统的可靠机遇带来了希望。6月17日，意气风发的共和党人聚首费城，举行了该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苏厄德和蔡斯都有心赢得提名。

在共和党人的圈子里，蔡斯在州长竞选中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以至于他确信自己必然会获得总统提名。在俄亥俄州的选举获胜10天之后，他给一位朋友写信暗示说，他成功地将自由派的本土主义者与反蓄奴制的德裔美国人联合了起来，这是共和党在未来赢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在共和党向一无所知党提出挑战的地方，如马萨诸塞州，共和党获得了胜利。如今，蔡斯似乎觉得他已具备了成为1856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资格。

前一年的12月，蔡斯来到弗朗西斯·布莱尔在马里兰的乡村之家，参加一场颇具传奇色彩的圣诞秘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共和党。弗朗西斯·布莱尔是弗朗西斯家族的族长，此人在民主党内德高望重，并在反蓄奴制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因而在党派政坛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蔡斯到达目的地以后，发现萨姆纳也在场，还有他的几个老朋友，其中有《民族时代》的编辑、废奴主义者加梅利尔·贝利、纽约的国会议员普雷斯顿·金，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家纳撒尼尔·班克斯。苏厄德也接到了邀请，但是他无法确定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行动。于是给布莱尔送了一张便条，“同意他的行动，但是谢绝了他的邀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群人由布莱尔家的奴隶们伺候着，享用了体面的晚宴，然后开始坐下来讨论共和党的未来。

在蔡斯的提议下，大家一致同意下个月在匹兹堡举行一次党组织会议。这次讨论不可避免地谈到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人选问题。布莱尔的提名是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此人是著名的开拓者，曾在墨西哥战争期间为征服加利福尼亚州发挥过核心作用。这个提议得到了广泛的赞同。这次讨论毫无疑问让蔡斯大失所望。直到弗里蒙特在6月19日的费城大会上获得提名的那一刻之前，蔡斯始终相信，“如果人们的真实愿望”占上风的话，他将会当选。

蔡斯的信心并不足以动员大会里争吵不休的各派力量支持他成为候选人。他不仅没有指定一个现场助选的组织者，而且未能在首次投票中将自己本州的幕后各派团结起来。8年前，他曾经利用一些苟且的交易赢得了参议员的席位，而这样的交易为他在家乡平添了一批长期的冤家对头。蔡斯的朋友海勒姆·巴尼写道：“我知道，假如俄亥俄州团结一致投票支持你，而不是在（约翰）麦克林、弗雷蒙特和你之间分流其选票的话，那么您的提名就会成为事实。或者，如果将推选弗雷蒙特的努力的十分之一动员起来，用于推动您的提名，那么事情也能梦想成真。”

在这次大会开始之前，苏厄德比蔡斯有更多的获胜理由，因为毫无疑问，他是共和党投票人和党内政治家的首选对象；然而，威德没有让他参选，并坚持说，党的组织尚未完善得足以赢得全国范围的选举，因此最好等到4年以后，这总比现在尝到失败的苦果强。

共和党大会召开之时，林肯正待在伊利诺伊州乌尔班纳市的联邦议事厅参加法庭辩护。亨利·惠特尼回忆说，林肯兴致勃勃，正忙于一个他特别喜欢的捉弄人的小把戏。他将一只吵得让人生烦的铃藏了起来，这只铃是用于召集寄宿公寓的舍友们一起吃晚饭的。后来大家发现丢了东西，惠特尼走进餐厅，看到林肯“傻傻地坐在一张椅子上，以他独特的方式将椅脚翘起来，脸上交织着一种开心、愚笨和内疚的表情”。贾奇·戴维斯告诉他，必须将铃放回原处，林肯便将这只铃从隐藏的地方拿出来，物归原主。“接着，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台阶，飞奔上楼”。

就在一两天内，这个快乐的调皮鬼听说在副总统的投票中，他获得了110票，仅次于最终获得提名的、来自新泽西州的威廉·戴顿。惠特尼回忆说：“戴维斯和我都非常激动。”林肯起初并没有当真，他只是说了一句：“在马萨诸塞州还有另一位叫林肯的大人物，而我猜这指的是他。”撇开他不经意的反应，这个始料未及的事件，可能激起了林肯内心对更高公职的渴望。

爱德华·贝茨与苏厄德、蔡斯和林肯不同，1856年，他拒绝放弃处于分裂状态并且地位日益降低的辉格党。当他和共和党人一起加入热火朝天的斗争，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反对废除神圣的《密苏里妥协案》之时，他担心共和党把精力集中到蓄奴制问题，会导致南北双方一场无法愈合的分裂。在经过一番犹豫不决之后，他同意主持于1856年7月召开的降低规格的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辉格党人聚集到巴尔的摩，并最终决定支持米勒德·菲尔莫尔以美国人党（一无所知党的另一个更好听的名字）成员的身份竞选，其政纲为谴责共和党和民主党煽劫蓄奴制议题，为国家和平带来危害。

尽管贝茨不是一个狂热的本土主义者，但他认为美国人党强调了蓄奴制以外的问题，并在全国各地都吸引了基本的拥护者，因此，该党就是保全联邦的唯一希望。在大会开幕之前，他在一次最后申述中说：“我既不是北方人也不是南方人，我拒绝接受地缘政治……我是一个相信立法的人，无论法律是否正好合乎我意，都应该坚决执行——无论它要抓捕一个逃亡奴隶，并将他带回给主人，还是在混乱的边境镇压一场骚乱。”

最后，大选成了一次三方角逐，角逐的三方分别是共和党人弗雷蒙特、受到南方支持的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以及美国人党候选人米勒德·菲尔莫尔。计票开始时，威德给苏厄德的忠告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在首次全国竞选中，共和党在北方表现出相当雄厚的实力，并在11个州赢得了胜利，但是南方派的得票紧随着成为赢家的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之后，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布坎南除了在南方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他在北方的4个州——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也赢得了胜利。这4个州已注定成为1860年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菲尔莫尔和美国人党仅在面积微小的马里兰州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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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坎南的就职典礼一天天临近之时，最高法院正在就德雷德·斯科特起诉桑福德一案起草裁决。此案11年前发生于密苏里州。斯科特是一位奴隶，他当庭起诉，要求他的主人——一位军医给他自由。这位主人在回到奴隶州——密苏里州之前，几年来一直在自由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边疆之间的军事基地迁移。这件官司几经曲折，从州法院打到联邦法院，直到1856年才转到最高法院进行法庭辩论。弗朗西斯·布莱尔的儿子蒙哥马利是德雷德的代理人，而名噪一时的、来自蓄奴州——马里兰州的雷弗迪·约翰逊则代表斯科特的几位主人。案件由大法官、马里兰州的罗杰·陶尼主审。此人“毫不妥协地支持南方和蓄奴制，坚决反对种族平等、共和党以及反蓄奴制运动”。

1857年3月4日，苏厄德和数千名观众一起，聚集在首都，亲眼目睹了詹姆斯·布坎南的总统就职仪式。“天淡云轻，温和宜人的氛围”驱散了几天前狂风大作的天气。在就职演说中，布坎南承认在把蓄奴制扩张到准州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然而他声称，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共和党的形成而言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司法问题，从合法性上讲，它属于联邦最高法院处理的问题”。在这威严的机构面前，德雷德·斯科特案件始终悬而未决，对于这次审判，布坎南信誓旦旦地表示：“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愉快地接受。”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布坎南当时已经了解判决的主旨了。

两天以后的3月6日，79岁高龄的陶尼在古老的最高法院审判厅宣读了这场历史性的判决。这次7票对2票的判决就其范围和结果而言是惊心动魄的。法院的裁决书写道，黑人“从未属于，并且将来也不会属于宪法中‘公民’一词所定义的范围”。因此，斯科特便不具备在联邦法院出庭的身份。这点可能已决定了这一案件，但是陶尼走得更远。他说，无论《独立宣言》还是美国宪法都并没有适用于黑人，黑人是“极为低劣的，他们不享有和白人一样必须被尊重的权利”。但是这位大法官并未就此收口，他继续说道，国会通过诸如《密苏里妥协案》之类的立法来禁止蓄奴制在准州立足，这已经属于越权了，因为奴隶是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换句话说，《密苏里妥协案》是违宪的。当然，这个法案本身已经被《内布拉斯加法案》所撤销，这就意味着法院在一个问题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对它进行判决。

一位法官后来声称，陶尼“确信最高法院可以宣称国会不拥有宪法赋予的任何权力来禁止准州地区引入蓄奴制，以此平息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争议，这是完全行得通的”。但是这个时代尖锐的地区冲突，以及催生共和党的问题，是无法通过一个有分歧的司法命令来平息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后来说，德雷德·斯科特一案是“最高法院造成的一个最大内伤”。

起初，这份判决看上去是南方赢得的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胜利。《里士满探询者报》称赞说，10多年来，反蓄奴制势力一直主张联邦政府拥有规定蓄奴制在准州地区界线的权力，如今，通过恰当的仲裁，双边“时常在国会大厅里为之角逐的这份领土奖品，终于颁发给了那些公正地赢得它的人们”。《里士满探询者报》接着说，通过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宪法可信任的阐释者及诸州分歧的仲裁者”已经摧毁了“发动反对南方体制的战争的理论基础”。该报宣称，反蓄奴制的人们开始动摇，成为“不知所措、困惑不已、惊慌失措和一片混乱的一群人”。

“这是十足的亵渎。”共和党人回应道。这次裁决“被标榜的道德分量，只是跟那些聚集在华盛顿任何一间酒吧的多数人的判断差不多”。《纽约论坛报》提出，最高法院已经丧失其作为“一个公正的司法实体”的地位，并且预言说，它在上届总统选举中使共和党脱轨的几乎得手的企图将会被挫败。“陶尼法官可以做很多事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评论说，“但是他不能改变事物的基本性质，例如把魔鬼变成好人，或者把好人变成魔鬼。”弗朗西斯·苏厄德希望这个明目张胆的不道德判决能够唤醒北方的国家意志。她开心地向萨姆纳汇报说，它“已经让许多人注意到了奴隶势力的蚕食鲸吞”。

这次风波还将最高法院——这一南北双方的共同担保人卷入地区性的冲突，打破了另一个联合契约。德雷德·斯科特被转卖给了一位泰勒·布劳先生，而后者很快释放了他，他在一年内死去。这个自由人，与那些将他交给奴隶市场的法官们相比，他的名字在美国历史留下的印记要深刻得多。

在春田演说时，林肯以其特有的风格抨击了这次判决。他并没有严厉谴责法院，而是条分缕析，从逻辑上一步步揭露它的谬误。林肯说，大法官“以极为详尽的篇幅坚持认为，黑人不是制定《独立宣言》或者美国宪法的一部分人，他们也不是《独立宣言》或者美国宪法所规范的那一部分人。”然而，在至少五个州，黑人投票者对于宪法的修改发挥了作用，他们就是“我们人民”的一部分，而“我们人民”则颁布和建立了美国宪法。林肯坦承，开国者们没有“宣布所有人在所有方面平等，他们无意说，所有人不分肤色、大小、智力、道德发展水平或社会能力，一律平等”，但是他们确实宣布了所有人“在‘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其中，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等权利’……他们只是单纯宣布权利，因此这种权利的强制实施，可能需要尽快随局势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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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议院的议员席上，苏厄德发表了一次颇为轰动的演说，同样对德雷德·斯科特一案的判决予以了谴责。他指责政府与最高法院策划了一个腐败的阴谋。“就职典礼日来临了”，苏厄德说，聚集在一起等待观看典礼的天真的人群“没有意识到总统与大法官之间耳语的内容非同小可”。苏厄德继续说：“当大法官抬起头来，而参议员们在一边沉默地旁观时，布坎南总统宣称他完全支持最高法院依照宪法对黑人地位的判决，该判决即将揭晓，但仍处于未宣布状态。”苏厄德轻蔑地大声喊道，当“庆典结束时”，“这些法官们，甚至还没有换下他们侍臣式样的豪华礼服和长袍，就来到行政官邸向总统问安。毫无疑问，总统就像查理一世那样，对待他们优渥有加，他们在他的要求之下，彻底推翻了英国人建立的自由雕像”。

苏厄德的控诉一方面在整个北方得到了响应与喝彩，另一方面却在南方和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暴乱。布坎南总统对阴谋的指控大为光火，盛怒之下，他下令禁止苏厄德进入白宫。大法官陶尼更是大发雷霆，他后来声称，假如苏厄德1861年当选总统，他将“拒绝为他履行正式的宣誓就职程序，并因此向全国表明立场，他不会对这样一个人的宣誓履行见证”。

6个月以后，苏厄德发表了另一篇比较激进的演说，与那篇关于“更高的法律”的讲话一样，这篇演讲后来与他的名字密不可分，难以磨灭。共和党人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科林斯大厅里举行了一次人满为患的集会，会上大家群情激昂。为了迎合这种情绪，苏厄德提出，联邦已被两种“水火不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一分为二，因而培育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思路。他评论说，自由劳工体制和奴隶劳工相处得并不轻松，直到最近交通、通信及商业的进步逐渐为这两者“带来更亲密的接触”为止。一次灾难性的“冲突”不可避免。“我是否要告诉你这个冲突意味着什么？”他向听众设问，“有人认为这是那些兴趣盎然或充满狂热的煽动家们获益良多的工作，偶然而无谓，因此必定昙花一现，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两种相互对立、耐力十足的力量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而这意味着联邦早晚必定，并且即将做出选择，要么完全成为一个蓄奴制的国家，要么完全成为一个自由劳工的国家。”

苏厄德的演讲让弗朗西斯非常激动，她相信这次演讲的基调是正确的，从南方越来越好斗的姿态中完全能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对于那些所有反对蓄奴制的人们来说，“无法调和的冲突”一词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战斗呐喊。苏厄德认为，地区性的冲突是由双方的基本差异引起的，而不是极端主义者为了其自身的政治目的夸大动乱的诡计。肯尼思·斯坦普暗示说，“他已经就某一个使他同时代的政治家们陷入麻烦的问题挑明了自己的立场，这个问题曾经让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头痛不已：这场最终在美国内战中达到顶峰的冲突是可以调和的，还是无法调和的？”

这次演讲在反对派的报纸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奥尔巴尼栋梁与守卫者报》声称，苏厄德不再满足于将蓄奴制限制在目前的边界内，而是威胁要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终结蓄奴制。《纽约信使报》说，苏厄德在这篇演讲中扔掉了自己的面具，露出一副“更加狰狞的废奴主义者面目，因为他是一个比比彻、加里森或帕克更危险的人物。”

实际上，苏厄德并不是一位废奴主义者。他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认为，各州现存的蓄奴制不在国家权力的管辖范围内。在谈及一个没有蓄奴制的国家时，他认为这代表了最终的历史趋势，以及一个都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不可避免的胜利。然而，对于南方人，苏厄德似乎在威胁说蓄奴制将被迫消亡，而南方将得到永久性的平定。历史学家威廉·纪纳普认为，苏厄德“从未充分了解他的话所蕴含的威力”。他没有预见类似于“更高的法律”和“不可调和的冲突”之类激进的短语所造成的冲击。在说过这类火爆的话很久以后，苏厄德坦承“如果老天爷能宽恕他将两个如此高调的词语连贯起来的做法，那么他再也不会那么做了”。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苏厄德激进的滔滔雄辩在反蓄奴制的北方赢得了阵阵掌声，其实他本性喜欢和解，渴望运用自己的领袖魅力和温和的好脾气来统一国家，并为区域性的危机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途径。苏厄德从早年进入政坛开始就相信，只要他有机会一对一地与对手进行较量，他个性中的友善与权威就能弥合任何分歧。当他首次竞选参议员时便在整个南方遭到了“警告和威吓”，他保持了镇静。尽管他在移民、公共教育、保护性关税、内部改善以及最重要的蓄奴制等问题上的立场，使他集南方所憎恶的北方形象于一身，但苏厄德的自信仍然毫不动摇。“这种普遍的印象只会让我觉得好玩，”他写道，“因为我想，我会证明自己会像在《仲夏夜之梦》里那位在公爵面前扮演的一只温柔狮子的演员一样。”

他始终言行一致“那些带着个人恩怨攻讦他的人，因为始终无法激怒他而惴惴不安。”一位同时代的人回忆道。有一则被反复传说的故事：一位南方参议员针对苏厄德发表了一篇辱骂性的演说，将他称作“一个离经叛教者和叛徒”。当此君被一腔怒气弄得“脸红耳赤，颤巍巍地”回到坐席之后，苏厄德踱到他的椅子面前，“不无同情地递给他一小撮鼻烟”。

在华盛顿的社交场合，苏厄德豪华铺张的晚宴颇具传奇色彩，出席晚宴的有北方人，也一视同仁地邀请了南方人。他可以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傍晚，转眼之间就能让那些好斗的政客们言归于好。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这位纽约人利用这样的晚宴来维持与所有人的友好关系，从密西西比的杰斐逊·戴维斯和肯塔基的约翰·克里滕登，到马萨诸塞的查尔斯·萨姆纳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苏厄德对于操持各种庆典活动极为擅长，他凭着与人为善的性情，将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他本人讲故事的本领十分老到，但他喜欢将众人引领到生动的对话当中，谈话的内容从文学、自然科学到戏剧和历史。

当时出席宴会的一位女子回忆说，宴席安排了17道菜，头道菜是海龟汤，接下来有鱼、肉、芦笋、甜面包、鹌鹑、鸭子、龟鳖、冰激凌，以及“由冰镇水果、橘子、法国小甜点做成的美丽金字塔”等菜式轮番登场。每道菜都配上了几个高脚酒杯，“共有五盏，尺寸、样式和颜色都各不相同，显示其中所盛的不同酒水”。晚餐过后，女宾们在客厅里可以喝上一点咖啡，而男宾们则聚集在书房，享受一下餐后利口酒，以及特地从古巴订购的雪茄。一位记者表示，通过这样饮酒作乐的宴会，苏厄德“用榨出的葡萄汁，甚至某种桃子和玉米的蒸馏汁”，竭力“使满座皆欢，无论他们来自北方还是南方，他都能让这些宾客成为好友良伴。从华盛顿常常会悄然传出一些奇怪的谣言，让人大吃一惊。大意是，众人都知道，那些好勇斗狠之人拜访了这位伟大的纽约人的府第，临走时，他们被甜言蜜语灌得飘飘欲仙，被葡萄酒的果实精华熏染得霸气十足”。

国会休会期间，苏厄德对在社交场上的奔波依然毫不懈怠。就在德雷德·斯科特一案的判决尘埃落定之后的第二年夏天，他邀请了弗朗西斯·布莱尔爵士，以及他的妻子伊莱扎和他一起前往加拿大旅游。苏厄德的儿子弗雷德，以及他年轻的妻子安娜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尽管苏厄德明白布莱尔夫妇远比他保守，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魅力，将赢得他们对自己参加1860年总统提名的支持。

正如布莱尔事后所描述的那样，这次“发现之旅”将几位旅行者带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多伦多以及拉布拉多海岸的千岛群岛。布莱尔夫妇轻松愉快，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他们非常喜欢这次美妙的旅行。在一封表示深厚谢意的信中，布莱尔告诉苏厄德说他是“最好的游伴”，苏厄德不仅通过讲故事的天赋让旅行的每一站“充满了双重乐趣”，而且还提供了安全的住宿，尽力排除了旅途中的种种艰险；在横渡波涛汹涌的水域时，有舒适的渔船，使他们免受晕船之苦，同时还能享用到体面的饭菜。这是一次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旅行。但是，当艰难的抉择来临时，布莱尔一家支持了一位与他们的政治观点更为接近的人——爱德华·贝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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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厄德在各种社交场合表现得自然得体，而蔡斯州长则拼命组织晚餐和招待会，以满足自己越来越大的政治野心，没有一点苏厄德在社交场合的优雅气质。蔡斯最大的资本是他17岁的女儿凯特，她将父亲的女发言人的角色扮演得有声有色。《辛辛那提探究者报》评论说：“一个女孩子在她这个年纪是害羞而瘦弱的，而她却以一位沉稳、老练的年轻女子的形象迈入这个世界，有能力与国内最聪明的士子们唇枪舌剑。”

一个不像凯特那样意志坚定、意气风发的孩子，可能会被她父亲飘忽不定而过于苛求的爱所压垮；因为蔡斯根据她的表现，时而爱意有加，时而又冷若冰霜。然而，从凯特的角度看，优雅的举止、良好的仪态以及艰巨的工作所带来的无休止的压力终于有了回报。在回到哥伦布市的时候，她已经获得了很好的教育，熟练掌握好几门语言，可与任何人应对得体。她的传记作者评述道：“她所具备的政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在女人之中独步一时，能与之匹敌的男子也寥寥无几。”

凯特身材颀长而婀娜，作为同龄女子中最具魅力的一位，她芳名远播。“她的肤色极为娇柔，”一位同时代的人回忆说，“她的秀发色泽宛如在明媚灿烂阳光之下成熟的玉米穗，她的牙齿完美无瑕，文人墨客曾经吟咏过，如今依然在吟诵她那曼妙的脖颈婉转低回，以及她头部堂皇端庄的仪态。”英俊的蔡斯和他那令人痴迷的女儿之间酷似的外貌，给亲朋好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当他们在公众场合出现时，室内总是会变得鸦雀无声，仿佛恭迎一位国王和他的王后到来一般。

凯特回到哥伦布市，使她父亲下决心在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定居。蔡斯曾经失去过3位年轻的妻子，心力交瘁的他从未打起精神，买下一套房子并将它装饰一新，而是在租赁的屋子、公寓和旅馆套房之间轮流栖身。如今，凯特和内蒂都在家里了，于是他买了一幢位于第六大街的富丽堂皇的哥特式楼房，并且将大部分的装修决定权交给了凯特。他派她到辛辛那提采购墙纸、地毯、布料和餐柜。“我觉得我正在将这么多的事情交给一个17岁的女孩子来打理，”蔡斯对她说，“但是我有信心可以安然托付于你……你已经有能力，而且会做得非常好。”

凯特担当了俄亥俄州第一女士的角色，她发出请柬，监督各种招待、晚会和晚宴的细目安排。“我认识当时所有的大人物，”她后来追忆说，“我从小就会使用自己的一套谋略。”当时在哥伦布市有一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威廉·迪恩·霍威尔斯，对某次应邀出席州长家体面的感恩节晚会难以忘怀。这是他头一回出席“社交场”的晚宴，他第一次看到“一位衣着光鲜的黑人男管家”将盘子逐个在宾客们面前单独摆放好，“而不是由宾客们依次传递盘子”。晚餐过后，众人应邀去玩一种以手势猜字谜的游戏，这可让天性害羞的年轻的霍威尔斯犯了难。他充满感激地回忆说，当时凯特忽闪着“那美丽的棕色眼睛，浓密的睫毛投来逗趣的一瞥”，很快缓解了他的惧怕心理。凯特活力十足的优雅和智慧，使她在任何集会中都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女性，在她父亲竞选总统背后的反对力量中间，也有同样的看法。

虽然凯特对外表现出一种成熟的姿态，但她骨子里依然是一位具有反叛气质、朝气蓬勃的年轻女孩。她渴望刺激和别具魅力的东西，这种渴望使她开始与一位富有的年轻男子幽会，而这个男人刚娶了一位著名的俄亥俄州新闻记者的女儿。这位浮华而活跃的人物据说“先是因为不拘小节，接着又是因为滥情而备受瞩目，”他与凯特建立了亲密关系，和她同坐一辆马车，并且到州长府去拜访她。蔡斯获悉有这样的约会之后，就将这位凯特的崇拜者驱赶出门。然而，两位年轻人继续约会，彼此在窗前以手帕传情。有一天，蔡斯故意突然回家，在画室里发现了这位“浓情蜜意的本尼迪克特”，蔡斯用他的马鞭结束了这场罗曼史。

凯特再次回到父亲身边，继续扮演其助手的角色。当蔡斯开始放眼于1860年的总统竞选时，凯特与他并肩工作。与苏厄德和林肯一样，蔡斯也认为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是针对自由体制的阴谋的一部分，只有共和党人获得胜利才能阻止这场阴谋。他曾经为斯科特一案的辩护律师提供过服务，但是最终没能参与这桩案子。他相信，自己真正为国效劳的最佳场所是白宫。“我发现许多人开始谈论1860年的选举，”他在给朋友查尔斯·克利夫兰的信中说，“而不少人怂恿我出山，有人认为我可以联合的力量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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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厄德和蔡斯着眼于总统候选人时，林肯正在为竞选联邦参议员做准备。作为本州共和党的主要创建者，林肯首次宣布于1858年与斯蒂芬·道格拉斯展开竞争。几百名党务工作者心里很清楚，三年前为了确保特朗布尔当选，他们曾经做出过牺牲，这一次他们憋足了劲，做好了一切准备，以确保林肯在本届选举中梦想成真。除了大卫·戴维斯、莱昂纳德·斯威特以及比利·赫恩登等人，林肯在1855年时的忠实朋友还包括诺尔曼·贾德，此君曾经坚持投票支持特朗布尔，这一举动是导致林肯早年竞选失利的重要因素。

在堪萨斯州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了不祥的转折，命运再度威胁到林肯的计划。尽管反对蓄奴制，并希望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的移民占到绝大多数，但是一小撮拥护蓄奴制的势力在勒康普顿召开会议，起草了一个拥护蓄奴制的宪法，并申请确立州的身份。布坎南政府希望对南方民主党的中坚力量采取绥靖政策，因而签署批准了勒康普顿州宪法，呼吁国会承认堪萨斯州是一个奴隶州，新一轮愤怒的浪潮席卷了北方。

就在这时，斯蒂芬·道格拉斯宣布与他的民主党同志决裂，此举震惊了整个政界。在与总统的一次言辞严峻的会面中，他告诉总统自己将不再支持勒康普顿宪法，这位曾经领导民主党为争取内布拉斯加法案而斗争的人，如今站到了共和党人一边，公开反对他自己的政府。“我反对勒康普顿宪法，并不是因为它使堪萨斯州成为一个奴隶州”，他后来解释道，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蓄奴制是否能够赢得选票，而是这一抉择“并不是堪萨斯人民的法令和行为，也不是他们的意愿的具体表达。”对于道格拉斯而言，与布坎南政府的冲突看上去难以避免，支持勒康普顿宪法将背叛他自己关于“公众主权”的原则，而他已经在这个原则上押下了自己的政治未来，如此将严重阻碍他再度进入参议院的机会。

有了道格拉斯的立场，共和党人兴奋之极，他们相信自己现在有机会阻止堪萨斯州作为奴隶州进入联邦了。在道格拉斯戏剧性的声明发表之后的第二天，苏厄德问妻子：“什么能比得上政坛中的朝云暮雨？”他解释说，在这整个10年中，“假如没有斯蒂芬·道格拉斯，这位西部的代表推波助澜的话，蓄奴制的胜利……就不会实现”。苏厄德欢呼雀跃地表示，他的反戈一击，是“一个欢庆自由和正义的重大时刻”。东部的共和党人将党派间由来已久的敌意被抛到了一边，竞相拥抱道格拉斯，把他当成反蓄奴制的战友。在《论坛报》上，霍勒斯·格里利呼吁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摒弃党派之争，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支持道格拉斯成为参议员。

林肯立即明白了这场变故给他本人政治前途带来的灾难性意义。更何况，他了解道格拉斯的为人，林肯相信，此人与政府“撕破脸面”，仅仅是关于堪萨斯局势的一场临时性的口角，而不是其核心原则发生了变化。林肯怀疑，一旦堪萨斯问题得以解决，道格拉斯就可能恢复他与拥护蓄奴制的民主党人之间长期存在的联盟。与此同时，受愚弄的共和党投票人可能会支持道格拉斯再度当选，使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受到毁灭性打击，并放弃他们在参议院对一位基本拥护蓄奴制的政治家所拥有的发言权。

林肯伤感地叹道，他所到之处，都“有朋友们来主动询问”他是否看过道格拉斯的演说。“每一次，人们在提出这个问题时都带着一种焦虑的探询目光，仿佛在开门见山地问：‘你现在难道不支持道格拉斯吗？ ’就像架起捕鸟器的男孩们一样，他们在观察鸟儿是否在啄食诱饵，是否可能自投罗网”。

“《纽约论坛报》不断地为道格拉斯大唱赞歌，不吝溢美之词是什么意思？”林肯向特朗布尔质询道，“他们是否已得出结论认为，总体而言，在伊利诺伊牺牲（原文如此）我们，共和党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好的提升？”然而，即便在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刻，林肯也没有将此归结为格里利动机卑鄙。他独具眼光，认为格氏“没有能力腐败”。而他意识到，格里利愿意“看到道格拉斯战胜我或任何其他共和党人而再度当选”，并非因为格里利与道格拉斯沆瀣一气，而是由于“他认为，道格拉斯出众的地位、声望、经验和能力能够弥补他缺少纯正的共和党立场之不足”。至于苏厄德对道格拉斯的倒戈所表现的满腔热情，林肯也持类似的观点，尽管苏厄德的这种态度对林肯本人的当选机会构成了威胁。

让林肯感觉如释重负的是，东部共和党人的干涉发挥了作用，它坚定了林肯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决心。在全州各地匆忙召集的各种会议上，通过了宣布“亚伯拉罕·林肯是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在联邦参议院首要与唯一的选择”的决议。由于最终的决定要在当年秋天举行的州议会选举时揭晓，人们便做出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举动，决定6月在春田召开全州范围的共和党大会，正式提名林肯竞选参议员。堂·费伦巴赫尔曾提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观点：“在林肯从相对低微的身份崛起而获得总统提名的道路上，1858年6月16日这一天是最具决定性的。”大会在春田召开，并充满热情地批准林肯“为联邦参议院……首要与唯一的候选人，斯蒂芬·道格拉斯的继任者。”

林肯在春田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接受提名的演讲。他一开始便模仿《马可福音》与《马太福音》中的语气说：“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他直截了当，以一种能够立刻诉诸想象的方式，将联邦比作一座房子，在蓄奴制问题的无情压力下摇摇欲坠。“我相信，这个政府将无法将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况永远持续下去，”他接着说，“我不希望这间房子垮掉，——但是我确实期望它停止分裂。它会成为一种完整的状态，或者另一种完整的状态。”

支持者和竞争对手们基本认同他用房子的比喻来表示国家“无法将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况永远持续下去”的观点。林肯已经抛弃了他四年前在皮奥里拉的演讲中提出的温和手段，而是主张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然而，他的基本立场依然保持不变：蓄奴制已开始逐步消亡，但是关键的《内布拉斯加法案》获得通过，却给蓄奴制带来了新的动力。他呼吁采取行动，其语气并不比过去更激进，即“阻止蓄奴制进一步扩散”，并“将它置于被大众意识废止的信仰之中”，使之恢复到宪法制定者“在其最终消亡的过程中”希望它达到的状态。林肯谴责道，自从在皮奥里亚演说之后，他本人的立场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发生变化的是那些拥护蓄奴制的民主党人的花招，他们狡诈地树起一座新的蓄奴制大厦，用以摧毁立宪者的民主之屋。

林肯像苏厄德那样，娴熟地阐释了他所发现的颠覆宪政的阴谋。苏厄德曾借用英王查理一世时代来描述一位暴君加冕时的场景，其意暗指罗马皇帝尼禄。而林肯则以一个日常生活的比喻描绘了这种阴谋。“当我们看到一大堆搭建成形的木材时，我们知道其中的不同部分是由不同的工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所运送出去的——比如说斯蒂芬、富兰克林、罗杰和詹姆斯。”林肯解释道，“而当这些木材被集中到一处，搭建成房屋的框架时……我们看到所有不同长度和不同部分的木材都被恰如其分地安放到各自的位置……我们觉得无法不相信，斯蒂芬、富兰克林、罗杰和詹姆斯从一开头就心照不宣，共同制订出一个计划或方案，然后打出第一拳……”林肯提醒说，有了这些安排就绪的“木材”之后，只需要“用高等法院的另一个裁决”再次营造一个“良好的小环境”，该裁决宣布宪法对私有财产实行保护，禁止各州以及各准州地区将蓄奴制拒之其边界以外。接下来，用致命一击来废除北方各州所有宣布蓄奴制为非法的法律。

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认为，如果说“这个相当精巧的（房屋）比喻在今天看来可能已让人不甚了然，那么林肯时代的听众完全明白他所说的含义”。这4位密谋串通的民主党的“木匠”分别是斯蒂芬·道格拉斯，他是令人扼腕长叹的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设计师，以及德雷德·斯科特一案裁决的赤裸裸的辩护者；富兰克林·皮尔斯，这位即将离职的总统甚至在最高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一案尚未完全终审之前，便利用其任内的最后一次年度演说，强调了最高法院裁决的“重要性和权威性”；罗杰·陶尼，这位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判决的大法官；詹姆斯·布坎南，这位即将就任的总统在宣判结果公之于众的整整两天前，竭力鼓吹要人们服从最高法院的裁决。这四人合谋将蓄奴制推上一条“无论新旧，不分南北，在所有的州均属合法”的道路上。

林肯提醒在场的听众说，道格拉斯始终是民主党在全美鼓吹蓄奴制最重要的一位“木匠”。他澄清了一个事实：共和党的事业必须“托付给它的净友，并由这些净友们来推行——他们可以自由行动，不受约束，他们全心全意努力着”支持由建国的父辈们首创的宪法框架。道格拉斯也许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而“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无名之辈”，他不断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歪曲宪法制定者对蓄奴制观点的原意，对于蓄奴制本身表现出一种道德上的冷漠。“很显然，他现在和我们不是一路人，”林肯总结说，“他没有假装如此——他甚至没有承诺要和我们成为一路人。”

美国是一座尚未完工的大房子，如今，它的基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个比喻发挥了极好的作用，因为它向共和党的听众们敲起了响亮的警钟，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揪出搞阴谋的“木匠”，让民主党失去席位，重新夺回建造国家大厦的木块——这些木块便是曾经英明地阻止蓄奴制扩散的各种法律。林肯宣称，只有公众在意识中牢固地确信，蓄奴制已再度走上了逐渐消亡的过程，全国不同地区的人们才可能在前辈建造的这幢大屋子里和平相处。

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中，道格拉斯竭力否认他曾在德雷德·斯科特一案裁决之前与陶尼和布坎南进行过合谋。“假如道格拉斯法官从来没有和陶尼大法官以及总统谈过话，”林肯回应说，“这只能表示他被阴谋者利用了，而不是这伙人的领头人。”这一谴责显示出他赞同苏厄德和蔡斯的观点，即无论是否存在一个明白无误的阴谋，在拥护蓄奴制的势力当中，总有一种扩张蓄奴制的共同想法。爱德华·贝茨也担心南方的激进分子们“计划攫取联邦政府的控制权，并将蓄奴制推广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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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为一场宏大的决斗而设立的舞台终于搭好了。有一种争议性的观点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参议员之争，这次较量使林肯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并最终将他推上了总统宝座，同时也削弱了道格拉斯在南方的支持势力，进一步打击了民主党。

为了与这一天之后的政治策略保持一致，林肯作为挑战者，要求道格拉斯与他一起开展竞选，这样他们可以就各种议题展开辩论。现任参议员道格拉斯炫耀自己在全国享有知名度，资金实力雄厚，认为与林肯辩论得不到什么好处，因此起初拒绝了这次挑战，但他逐渐感受到压力，于是便加入了七场面对面的辩论，史称“林肯-道格拉斯辩论”。

在这场竞选的过程中，两人都在伊利诺伊州跋涉了4000英里,发表了数百场演说。伊利诺伊州的北部是共和党人的地盘，南部各县的大部分人口则是来自南方的移民，拥护蓄奴制的民意占了上风。选举结果将在伊利诺伊中部地区见出分晓。在那里，辩论成了整个较量环节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伴随着行进乐队、游行、焰火、旗帜和野餐等活动，辩论吸引了成千上万“全神贯注”的民众济济一堂。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这种全神贯注的态度是许多后来的美国人在观看体育比赛时才会有的。”

年轻的共和党领袖卡尔·舒尔茨出席在昆西举行的辩论时，详细描述了当地的情形：“县里的人们开始涌到镇上，参加这场庞大的集会有的步行或是骑马，独自成行；有的乘坐四轮马车或农家马车，三五结伴，有男有女，甚至还有儿童；而另一些人则从偏僻的乡镇或遥远的地方神情肃穆地列队前往……”舒尔茨继续写道：“实际上，这正是所有聆听辩论的美国民众。”他后来说，“这一景象，让人联想到古代的一则叙事诗向我们讲述的情景：两军摆开阵势静静地矗立着，注视着他们的主帅为了双方争夺的利益，在一场战斗中进行殊死较量”。林肯在昆西说，辩论“是一部戏的连续几幕，它面对的不仅是眼前这些观众，还在全国观众面前上演”。

“总体而言，”舒尔茨评论道，“民主党人的表现比共和党人更加处心积虑，据说道格拉斯用了大把金钱来做这些事情。他本人还带着秘书和仆人，以及一大帮颇为喧嚣的跟班四处巡游；他们乘坐专用列车，车厢还做了临时的布置，时人谓之‘大手笔’。所有的一切都与林肯那极端的简易朴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每一场辩论都遵循同一规则。第一位竞争者演讲一个小时，接着对手有一个半小时的回应。然后，第一位演讲者会发表半小时的驳论。无数人聚精会神整整聆听3个小时，不时插嘴发表意见，为他们的支持对象欢呼喝彩，在他的对手猛烈反击时发出嘘声。报纸的速记员们十分卖力地记下每一个字，然后他们的抄本会迅速在坊间流传开来。

“当两人在论坛上亮相时，难以想象出还有什么比这两者对比更为鲜明的东西了。”一位观察家写道，“一边是身材高大细长、笨手笨脚的林肯，他身旁站着道格拉斯，看上去简直是一位侏儒，身材极为矮小，但肩膀宽阔，胸膛厚实，粗壮的脖子上有一颗硕大的脑袋，他正是力量、斗志和精力旺盛的化身。”

党派倾向鲜明的报纸对群众的反应和现场的报道相互矛盾。在首场辩论结束时，共和党的《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报道说：“当林肯先生从讲坛走下来的时候，众人将他一把抓住，高举在肩，在5000位呐喊欢呼着的共和党人中间离开现场，前面有一支乐队开道。”对于同样的场景，民主党的《芝加哥时报》评述道，当辩论结束后，道格拉斯“对林肯的批判”是如此成功，“如此犀利，以至于共和党人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伊利诺伊州的民众一度拥护道格拉斯的路线，而跟随林肯的人则相形见绌。当时他们在州议会、在国会，以及在竞选巡游的过程中以反对党的姿态出现。事实上，在奥塔瓦举行的公开辩论中，道格拉斯谈到他与林肯初次相识时，他们“相对而言都还稚气未脱，都在一个异乡的土地上和贫困做斗争”，那时林肯“就像现在一样擅长讲述各种奇闻逸事。他可以在玩摔跤、竞走、掷环套桩或是扔铜钱游戏时赢过所有的孩子，他糟蹋的酒比镇上所有孩子加起来的都要多，而他主持一次赛马或是一场拳击赛时所体现的庄重和公平，激发了人们的尊崇之心，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誉”以及一个终生的外号——“诚实的亚伯”。

这种友善的论调中不乏含沙射影之辞，因为道格拉斯说林肯从一个“生意兴隆的杂货店店主”（意谓林肯卖酒，这对于因嗜酒而声名狼藉的道格拉斯而言是一个奇怪的指责）起家而逐步爬进州议会。他们曾于1836年在州议会共事，直到林肯“退隐了……若干年”，然后东山再起进入国会。在此期间，他“在参议院……很高兴欢迎我的老朋友”，因为他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同道。“他反对墨西哥战争，站在公敌的立场上反对自己的国家，并因此而引人注目。而当他回到家乡时，发现人们的愤慨与他如影随形，他再次销声匿迹，或被迫退隐，被他过去的朋友们所忘却。他再度卷土重来是在1854年，当时恰逢策划这场废奴运动或者说黑人的共和党人政纲的好时机，他和吉丁斯、拉夫卓伊、蔡斯和弗雷德·道格拉斯等人一起，组织了他们所依赖的共和党”。说完这话，众人哄堂大笑，并且喊道：“再打败他一次！”

林肯平静地承认说，道格拉斯的知名度远在他之上。然而，当他概括道格拉斯在声望上的优势时，他的听众高兴地笑了。“他的党派中所有充满渴望的政客们，”林肯在春田告诉众人道，“一直认为他在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成为联邦总统。他们已经在他的周围看到了一派形势大好、成果丰硕的局面，邮政局、土地管理局、司法长官的宝座，以及内阁的任命、监管使命、外交任务，各种机会骤然间枝繁叶茂，准备被他们贪婪的手牢牢抓住。”这一幽默的比喻博得了满堂喝彩与笑声，众人平静下来之后，林肯继续说道：“从来没有人指望我当上总统，在我干巴、瘦削而平直的脸上，没人看出上面能长出什么卷心菜来。这些都是共和党人的努力之下所面临的全部劣势。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原则的约束下，独自进行这场战斗。”

道格拉斯断言，林肯不敢在伊利诺伊州的南方各县重复他那反蓄奴制的大道理。“我警告说要把他带到埃及去，他吓得双膝战栗，不得不被人架着离开了讲坛。他躺了七天，在此期间向他的政治医生们求诊”。林肯敏捷地反唇相讥道：“嗯，我知道那场病提出了一个彻底可供哲学研究的题目，而我始终这样看待这场病，我确实得出了结论（因为我不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解决），那就是法官疯了。”关于他曾因精神崩溃而被带离讲坛的说法“没有一个词是真的”，他倒是曾经被热情的支持者们高高抬起过。“我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事儿，我不想把他叫作说谎者，但是，如果我说的是名副其实的真话，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其他的字眼来称呼他”。在喝彩和欢笑声中，林肯总结说：“我想我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将放弃，让这位法官使我的双膝战栗——倘若他能的话。”

在整场辩论中，林肯始终带着一个小笔记本，其中有当天的剪报，里面是他的法律合伙人威廉·赫恩登带给他的问题；他自己“分裂之屋”演讲的开头几行；《独立宣言》的第二段昭告的一段话：“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赐予了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中有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正是宣言中划分敌我战线意义之所在。

正如林肯在许多讲坛上反复提及的那样，蓄奴制是对宣言中“对人类经济制度的庄严诠释”的侵犯，而这种制度曾经得到过开国先辈们的认可，因为它已存在于我们中间，但是被开国者们置于最终消亡的进程之中。尽管眼下无法履行，但是宣言关于平等的承诺是“一盏指路的明灯”，它不仅为“当时生活着的全人类”，而且为“他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直至那些应该在其他时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子子孙孙、千秋万代”指引了方向。

对道格拉斯而言，矛盾的症结在于自治的权利，这是在每个地域和每个州的人们应该决定自己应当引入还是排斥蓄奴制的原则。“相对于我所关心的基督教世界中的所有黑人，我更关心的是自治的大原则，也就是人民的支配权”。

林肯同意说“自治的道理是正确的——绝对并且永远正确”，但是他争辩道，“它绝不仅仅是运用”在蓄奴制身上。“当一个白人统治他自己的时候，”林肯断言，“那就是自治，但是当他不仅统治自己，而且还统治了另一个人时，那就不仅是自治——而是专制。如果黑人是一个人，那么为什么我古老的信念教导我说，‘所有人生而平等’？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的奴隶，这绝非一种道德的权利。”

在道格拉斯看来，堪萨斯的人民决定做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他们有权决定。而对林肯而言，决定的内容相当关键。林肯宣称：“在这个辩论的首要议题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歧是，前者认为蓄奴制在道德上、社会上和政治上是错误的，而后者认为它在道德、社会或政治上并没有错。双方的行动……与这些观点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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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从一开始就明白，他的最终目的是让林肯戴上激进分子的帽子，让他一心废除所有的种族差别，这一点比辩论或者确立自己的地位更为重要。关于黑人平等的问题，从现代意义上讲，在伊利诺伊州并无争议，在整个国家中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白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废奴主义者，都反对黑人平等。道格拉斯确信，没有一个公开宣称自己崇尚黑人与白人在社会和政治上平等的候选人能够赢得伊利诺伊州的支持。在这个州长期存在着一系列针对黑人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黑人不得投票、担任政府公职、发表反对白人的证词、担任陪审团成员等。

因此，道格拉斯每次发表演讲时，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将林肯描绘成一位热爱黑人、全心全意贬低白人社会的煽动者。“如果你希望黑人获得公民权，”道格拉斯在他的听众面前耍花枪说，“如果你希望他们和你们一起投票要求获得平等，让他们有资格担任公职，在陪审团里工作，并且对你们的权利做出裁决，那么就支持林肯先生和黑人共和党。”众人的反应正中道格拉斯下怀：“绝不！绝不！”他大声喊出自己的观点：“当《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宣称所有人生而平等的时候，他们一点儿都没有提到黑人！他们并不是指黑人，不是指野蛮的印第安人，不是指斐济岛民，不是指任何其他的野蛮种族。他们指的是白人。……我声明这个政府是永远为了白人的利益以及他们的后裔而创建的，并且应该受到白人管辖，他人不得干涉。”这时，喝彩声几乎淹没了他的声音，在喧闹的掌声中，群情激愤的人们爆发出“那是事实”的喊声。

林肯在答辩时坦白地说，他“无意在白人与黑人之间引入政治和社会平等”，他从来没有赞成过“让黑人成为投票人或者陪审员，也不想让他们拥有担任公职的资格，或与白人通婚”。他承认“在两者之间存在生理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永远无法使两者在彻底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生活”。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黑人为何不能享有《独立宣言》中列举的一切天赋权利？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理由”。林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一案中的裁决：“我同意道格拉斯法官的说法，他和我在许多方面并不平等——这平等当然不是在肤色上：也许不是在道德和智力天赋上，而在吃面包的权利上。他可以吃用自己的双手挣得的面包，不用留给其他任何人。在这方面，他和我平等，和道格拉斯法官平等，也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平等。”

耐人寻味的是，根据政治哲学家哈瑞·雅法敏锐的观察，林肯唯一一次明确宣扬白人至上论的，可能是关于所谓“肤色”的——这是指一种显而易见的差异。倘若他拥护黑人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他将毫无疑问在一个州的竞选中败北，这个州的议会不仅支持具有歧视色彩的黑人法，而且还更进一步通过了一部特别法律，其中规定，将“一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人，无论其为自由人还是奴隶”带入伊利诺伊州境内，便构成犯罪。而这部法律明文禁止了黑人和黑白混血儿进入该州定居。

然而，林肯暗示支持黑人法，与苏厄德和蔡斯更为大胆的姿态形成鲜明对照。在种族问题上，蔡斯长期以来在普通大众面前采取了开明的立场，并始终为消灭俄亥俄州的某些（但并非所有）带有歧视性的黑人法律推波助澜。无独有偶，来自更为进步的纽约州的苏厄德，也发表言辞激烈的讲话，反对黑人法，并主张黑人应当有投票权。

然而，苏厄德和蔡斯两人都不拥护黑人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完全平等。苏厄德的传记作者概括说：“他并不相信美国的黑人是和白人平等的，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像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民一样被同化。但他真心实意地认为黑人也是人，因此，他们值得拥有并应该拥有白人的所有权利。”蔡斯也不认为“这两个种族可以一起生活”，他告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他认为“两相分开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他相信黑人“能在另一片土地上找到更幸福的家园”。然而，只要黑人们生活在这里，他就会捍卫各种反歧视的措施。

苏厄德和蔡斯的这些观点，出自反蓄奴制事业的领袖之口，可以看出种族主义这种白人至上的信仰是深深植根于整个国家之中的。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对林肯及其同时代人的这些论点进行判别。

在此10多年前，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曾经强烈反对蓄奴制，坚信奴隶的解放将不可避免。他写道：“在威胁美国前途的一切邪恶中，最可怕的一个起源于这个土地上黑人的生存状况。”他评述道，即便在一些蓄奴制已根除、黑人已获投票权的州，在黑人前进的道路上仍有数不清的障碍。“如果他代表自己投票，他将为此冒生命之险。在重重压迫之下，他可以抱怨，但是他会发现在他的审判官里只有白人。……他的儿子被欧洲人的孩子上学的学校拒之门外；在戏院里，他哪怕用黄金的价格也买不到一张票，与他过去的主人毗邻而坐；在医院里，他必须单独躺在一处。黑人被允许向白人膜拜的同一个上帝乞求帮助，但是不可以和白人在同一张圣餐台上祷告。他有自己的牧师和教堂。天国之门并不向他关闭，然而歧视依然难以在另一个世界止步。当黑人不在人世时，他的遗骸会被扔到一边，在平等的死亡面前，依然可以看到待遇方面的差别”。托克维尔预言道，就算是废奴运动到来的时候，美国人仍然“需要消灭三种更难以捉摸和顽固持久的偏见，这就是主人的偏见、种族的偏见以及白人的偏见。”

解放奴隶运动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在于美国社会中自由黑人所居住的环境。在当地，反对同化的意见几乎一边倒。他们已经被禁止进入许多自由州的地界。面对这样的障碍，亨利·克莱质问道：“以人性的名义，他们会遭遇什么？——他们要到何方？”

林肯此前曾经说过：“我最初的冲动，是解放所有的奴隶，并且把他们送往利比里亚，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林肯曾经长期支持过一个由爱德华·贝茨和亨利·克莱提出的计划，该计划也是同样看上去让人难以置信。其想法是向奴隶主做出赔偿，并将释放的奴隶遣返老家。“拓荒者们”认为，没有这样一个方案，南方的白人将永远无法接受解放奴隶的理念。然而，林肯注意到，在政府管理和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让人束手无策。有300多万黑人居住在南方，代表了南方总人口的35%。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到非洲，只有少数几位代言人（不包括林肯在内）拥护强制离境的做法。他们在此扎根了下来。

“下一步是什么？”林肯问道，“全部解放他们，并且让他们成为我们中间低人一等的下属？是否可以很肯定这样比他们的处境更好？”但是一旦被解放，他们是否能够成为“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与我们平等的人？我个人的感觉不会认同这一点，而如果我的感觉是这样，那么我们会非常清楚那些白人中的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种感觉是否符合公正和完美的判断，并非唯一的问题。……一种普遍的感觉，无论它有充分理由还是凭空捏造的，都是不能被切实漠视的”。

林肯明白，对一个民主社会的领导人而言，最大的挑战乃是教育公众舆论。“把握了公众的感情，则战无不胜；失去它，则一事无成。”他说，“因此，那些能够影响公众感情的人，比那些制定法规或发号施令的人走得更远。”这一论断一语道破了他与道格拉斯之间分歧的核心。当这样一个玛丽称之为“小巨人”的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坚持认为黑人不包括在《独立宣言》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他正在影响公众的感情，并且将历史进程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林肯借用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亨利·克莱的话警告说：“他正在吹灭我们周围道义的明灯，在美利坚民族中铲除理性之光和对自由的热爱。”

林肯的目标是重新点燃那些真正的灯塔，始终肯定在《独立宣言》中具有解放性质的承诺。林肯强调说，当宣言的作者们谈到平等的时候，“他们并非指这个明显的不实之词，即所有人当时正在享受那种平等……他们意欲为自由社会创建一个权威的箴言，那箴言应当被所有人熟知，被所有人尊崇，始终向往，始终为之奋斗；尽管永远无法尽善尽美，却矢志不渝，并因此而不断传扬四方，深入人心，为每一个地方不同肤色的人民增添幸福和生命的价值”。

林肯希望“深刻洞悉人类的灵魂”，如他所言，直至“所有这些关于这个人和另一个人，这个种族和那个种族，以及另一个种族之间存在优劣之分”的诡辩被抛弃，直至所有的美国人可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团结如一人”，为“所有人生而平等”这句箴言的意义提供真实的注脚。在这里以及所有的辩论中，他关于种族的论断显示出苦心孤诣的意味，仿佛他在边思考边说话，并以一种面向未来进步的谨慎眼光，平衡着对现状的务实评价。

历史证明，林肯及其同时代的人们并没有高估美国的种族偏见的恶劣程度。到了法定的种族隔离在南方被宣布为非法，种族分离的学校被贴上违宪的标签，黑人最终获得投票权，已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而且，向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谓“对我们的平等的实际认可”每迈出一步，都会遇到白人的激烈抗争；并且只能由黑人自身的奋斗，才会强迫大多数饱含敌意和冷漠的白人接受这一议题，使这一步化为现实。

要洞悉林肯对种族问题的私人看法是不可能的，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无数学者仔细搜寻过他私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法找出他有一丝一毫种族偏见的举动。更具说服力的是，在林肯就任总统期间经常对他发表评论的公众批评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论述。根据道格拉斯的说法，在他遇见的所有人当中，林肯是“第一位我在美国与之无拘无束交谈的伟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让我联想到他本人与我之间的差异，以及肤色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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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在奥尔顿举行。这是一个坐落在伊利诺伊州西南部的密西西比河河畔的城镇。林肯说这里的听众“与南方沾亲带故，或出生地在南方等诸如此类的原因，对南方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到这一天中午，“整个镇子”，“由于大批熙熙攘攘的人群而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德裔美国人的领袖古斯塔夫·科尔纳当时就在这群人中间，亲眼目睹了这场公开集会。科尔纳写道，“1000多名道格拉斯的拥趸包了一艘船来参加奥尔顿的辩论会”，而林肯“偕夫人当天早晨从春田悄然抵达，没有惊动任何人……很快他的身边就围满了一群共和党人，但是没有列队游行和混乱喧嚣。而道格拉斯大约于午时到达，场面颇为盛大。不久，礼炮齐鸣，军乐高奏，大声通报从圣路易斯来的船已在码头靠了岸”。科尔纳来到林肯下榻的旅馆，发现他坐在大厅里。短暂寒暄后不久，林肯便建议他们一起去“看看玛丽”。显然，对于林肯获胜的希望，玛丽“相当沮丧”，林肯希望科尔纳能使她的情绪有所好转。科尔纳告诉玛丽说，他“确信”共和党人将把这个州带进全民普选，“我们差不多可以确信能赢得州议会的支持”。

尽管在奥尔顿的这场辩论并无多少新意，但科尔纳认为林肯的这次演讲包含了“他发表的所有演讲中的一些最精美的段落”。林肯主张，“真正的议题”，也就是在“道格拉斯法官和我本人之间的舌战在偃息旗鼓”很久以后仍将继续存留的问题是“正义与邪恶之间……永无休止的抗争”，是“人类的共同权利”与“君权神授”之间的针锋相对……

“说‘你们工作吧，辛劳吧，挣来了面包，我要吃掉它’这句话也有同样的实质，不管它以何种形态出现，无论它出自一个恣意践踏本国人民于脚下的君王之口，还是出自一个种族要奴役另一个种族的辩解，都源于那个专横暴虐的原则。”说完这段话，林肯坐下，道格拉斯做了总结性的发言，这场大辩论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在这场较量的过程中，正如在其他所有较量中一样，林肯扮演了自己的政治经纪人的角色。他为自己的支持者们草拟了一份详细的战役计划，分析州里的每一个选区，分别罗列出他认为会输掉的选区、“我们自己能获胜的”选区，以及“需要奋力争取的”选区。在演讲的间隙，他给主要的支持者们起草了指示信，例如，他曾告诉科尔纳“我们在麦迪逊已岌岌可危。据说半数美国人会投道格拉斯的票……绝对不可无所作为。其他地方的情形看上去相当好。请给我写信。”

尽管东部的共和党人并没有参与这场竞争，但蔡斯还是来到伊利诺伊州，为共和党人拉票进行政治演说。他相信林肯在反蓄奴制问题上是一位值得信任的人，而与此同时，他又意识到这位从大草原走出的律师在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大会上可能会助自己一臂之力。蔡斯比苏厄德或格里利更为清醒，他从一开始便看出道格拉斯永远不会真正站到反蓄奴制阵营的一方。8天以来，蔡斯来到芝加哥、加利纳、沃伦、洛克福特和门多塔，代表林肯以及共和党在伊利诺伊州的候选人向成千上万的人发表演讲，这个姿态让林肯难以忘怀。

1858年11月2日，在这沉闷的一天，伊利诺伊州的投票人来到投票站。林肯和道格拉斯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选票上，因为州议会将在他们之中选出下一任参议员。当天傍晚，林肯焦虑地等待他的朋友们从电报局回来。他再一次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尽管共和党人赢得了普选，但是民主党人已稳稳地控制了州议会，这样便确保了道格拉斯的连任。林肯的支持者们垂头丧气，愤懑不已。他们痛骂这次的议员名额分配方案不公正。科尔纳指责说：“利用不公正的手段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州的700名民主党人的选票可以等同于1000名共和党人的选票。”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为自己缺少东部共和党人的支持而长吁短叹，并且对一位令人尊敬的辉格党领袖、肯塔基州参议员约翰·克里坦登最后一刻的干涉感到极为痛恨。此人给伊利诺伊州写了一连串备受瞩目的信，敦促昔日的辉格党人和联邦的支持者们投票支持道格拉斯，以回报他在勒康普顿宪法问题上的立场。“数千名辉格党人就在选举的前夜放弃了我们，因为受到了克里坦登的影响。”赫恩登抱怨道。

两天后，林肯依然感受到失利的痛苦，他写信给克里坦登，抑制住自己无可非议的怨恨，一如他对待格里利，以及更早一些时候对待特朗布尔和贾德那样，再度表现出政坛上罕见的宽宏大量。“在一场行将结束的斗争中，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己私利，而您的大名很大程度上让我的私利以失败告终。这种失败的情绪对我而言颇为新奇。”他告诉克里坦登，“即使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还是无法怀疑您心怀不轨。”

然而与四年前的失败相比，这次失利让林肯远没有那般灰心丧气了。他赢得了人民的选票。他23岁那年在最初的公开演讲中所概括的抱负已经实现了，这便是：让自己值得同胞的尊重。

“我很高兴我准备了后面的竞选。”11月9日，他写信给春田的朋友安森·亨利医生说，“它给我机会聆听了这个时代由来已久的大问题，这是我以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得到的。……我相信我已经留下了一些印记，而在我辞世多年以后，这些印记仍将有利于公民自由的事业。”他向亨利·艾什伯里言之凿凿地表示，这种事业“绝不可以屈服于1次，甚至100次失败”。林肯的另一位朋友查尔斯·雷医生对此次失利始终耿耿于怀。他告诉雷，绝没有理由气馁，“你很快就会觉得自己好多了，另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我们应该再次从中获得乐趣”。

洛克福特市（Rockford）：美国伊利诺伊州北部城市，建于1834年，现为贸易、加工业和航运业中心。

约翰·麦克林法官（Judge John Mclean, 1785—1861）：美国法学家，曾任美国最高法院的陪审法官（1830—1861)。

普鲁塔克（Plutarch, 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代表作有《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曾被莎士比亚改编为戏剧。

爱德华·吉本（E. Gibbon, 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有《罗马帝国兴衰史》。

乔治·班克罗夫特（G. Bancroft, 1800—1891）：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出版著作包括十卷本的《美国史》；曾任美国海军部部长。

肯塔基人：指林肯。

卡尔·舒尔茨（Cad Schurz, 1829—1906）：德国裔美国陆军军官、政治家和编辑，1869—1875年担任美国国会参议员，他的演讲和后来的报纸编辑对共和党政策产生过影响。

棉花辉格党人（cotton Whigs）：指以种植棉花为主业的南方辉格党人。

一无所知党（Know Nothing Party）：19世纪40—50年代期间，美国的一个强烈反对新近移民和罗马天主教的政党。

无篷路轨车：沿铁轨而行的、由一个小马达或一台手泵驱动的小型四轮车。

锡拉丘兹（Syracuse）：美国纽约州中部一城市，位于罗切斯特东南偏东；最初为一交易站及盐场，后成为制造业和教育中心。

她：指北方。

桑丘·潘萨（Sancho Panza）：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人物，堂吉诃德的仆人。

彼得斯堡（Petersburg）：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一自治市，位于里士满以南、阿波马托克斯河河畔。

乌尔班纳市（Urbana）：伊利诺伊州中东部的城市，是一个商业中心、医学中心和教育中心。

罗杰·陶尼（Roger Taney, 1777—1864）：美国法学家，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1836—1864）；在对德雷德·斯科特一案（1857年）的判决中，他裁定奴隶和他们的后代不得享有公民权。

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 1882—1965）：在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法官，美国国内自由联盟的创建者，曾于1939—1962年在美国最高法院任陪审法官。

查理一世（Charles Ⅰ）：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1625—1649），曾与议会发生权力之争，导致了英国内战（1642—1648），查理一世被打败；他以叛国罪被审判，而后于 1649年被处斩。

罗切斯特（Rochester）：美国纽约州西部一城市，位于布法罗市东北，毗邻安大略湖附近的纽约州驳船运河，始建于1812年。

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 1813—1887）：美国牧师及演说家。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 L. Garrison, 1805—1879）：美国废奴运动领导人，曾创立并发表了反蓄奴制的报纸《解放者报》。

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马萨诸塞州出身牧师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

利口酒：一种加香料的甜烈酒，主要用于餐后，用小杯喝。

内蒂（Nettie）：蔡斯的小女儿。

本尼迪克特（Benedict）：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后指放弃多年独身主义而结婚的新郎。

堂·费伦巴赫尔（Don Fehrenbacher, 1920—1997）：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南北战争史、林肯总统和蓄奴制问题；著有《德雷德·斯科特案》《伟人之序曲——1850年代的林肯》等，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

木块：原文为building blocks，指儿童玩具积木，此处比喻构建国家的基础材料。

昆西（Quincy）：伊利诺伊州西部城市，位于密西西比河河畔，为该州贸易、工业及销售中心。

奥塔瓦（Ottawa）：伊利诺伊州中北部城市，位于芝加哥西南，是林肯与道格拉斯第一次辩论的所在地（1858年）。

掷环套桩：一种游戏，将扁平的铁圈或绳套掷向标桩，套中者奖以得分。

吉丁斯（J. Giddings）：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废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指德雷德·斯科特。

加利纳（Galena）：伊利诺伊州西北端的一个城市，位于洛克福特市西北偏西，在19世纪是一个繁荣的河港。

沃伦（Warren）：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底特律的工业郊区城之一。

门多塔（Mendota）：威斯康星州一城市，因位于门多塔湖湖畔而得名。

约翰·克里坦登（John Crittenden, 1787—1863）：美国政治家，曾于1860年提出克里坦登协议，该协议被认为是阻止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所做的最后努力。

第七章 提名前夜

1859年年初的时候，林肯对未来保持着审慎的乐观态度。他知道，自己的参议员竞选活动富有成效，并为自己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林肯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是不太可能获得186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机会。然而，他一直不懈努力着，在全国上下为自己造势。林肯始终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种种野心。只要被问及即将到来的大选，他都会以一种颇为得体的语气谈论其他的候选人。然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获得提名而开展的一种谨慎而充满政治技巧的活动。事实上，在成为总统之前的这段时期，林肯更好地展示了一位政治家的高超能力。

与苏厄德不同，林肯没有经验老到的智囊为自己出谋划策。他必须自力更生，就像他早年起就来到边疆打拼，当过售货员、律师和政治家那样。一个月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秘书耶西·费尔在致林肯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林肯“肯定的印象”。他称赞说，林肯针对道格拉斯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虽败犹荣，为自己赢得了全国性的政治舞台。费尔认为，如果林肯早年的生活细节，以及他在“蓄奴制问题上的不懈努力”能够“引起民众的充分关注”，他可能被塑造成一位“即便不成功，也是令人敬畏的总统候选人”。林肯带着怀疑的语气说，苏厄德、蔡斯以及其他人的“知名度要高得多”。他以一种含糊而谦恭的态度问道：“说到正义，有的人不怕触目惊心的反对势力，不怕人身诋毁和令人忧惧的恶名，将这场运动推进到目前这个地步，正义难道不应当归功于这些人吗？我确实认为如此。”至于为竞选活动所写的传记，他简略地回答说：“在我的早年生活经历中，没有什么让您或其他任何人感兴趣的内容。”

林肯绝不会将事实和奉承话混为一谈。尽管如此，他还是意识到费尔的观点颇有影响。林肯逐渐进化的政治策略始于一种意识，即当他的3个竞争对手初次表态说已拥有相当数量的选民代表时，如果他能够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于每一位对手的支持者的第二选择，那么，倘若某一位领先的候选人失手时，他就可能赢得选票。

作为一匹黑马，林肯不能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以便将对手调动出的反击能量化为最小，这一点相当重要。1859年4月16日，当《岩石岛纪事报》的共和党人编辑向其他编辑倡议“同时宣布以您的名义竞选总统”时，林肯回应说：“我当然是受宠若惊，并且相当高兴的，因为一些偏心的朋友们认为我与那有关；但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的确认为，绝对不要进行有预谋的联合行动，例如你们的提议。”他补充道：“必须坦白地讲，我不认为自己适合竞选总统。”自信的林肯在这里使用了“适合”一词，暗示自己只是未必具备相关的从政资历和适当的从政经验来竞选总统，而不是缺乏这个能力。为了自己的利益，林肯不到时机成熟，始终隐而不发，这比任何其他行动都更为重要。而林肯是一位掌握时机的大师，这一点将在后来他竞争总统职位的全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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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林肯谨小慎微、步步为营之时，苏厄德、蔡斯，甚至是贝茨都逐渐流露出对总统提名的觊觎之心，以至于在向终点冲刺的阶段，他们犯下了一系列代价高昂的错误。

在提名揭晓之前关键性的几个月里，威德提出了一个错误建议，真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这个建议的误导下，苏厄德进行了一次耗时颇长的欧洲之旅。威德确信，只要苏厄德能克制住自己，不发表让党内为数更多的温和派产生恐慌的激进言论，就能稳稳地赢得提名。因此威德向自己的被保护人提议说，他应该从国内愈演愈烈的争吵中脱身而出，到国外去旅行8个月。“我们所有谦恭谨慎的朋友联合起来，把我送出国，让我度过国会休会期。”苏厄德开玩笑地说道。

14岁的范妮·苏厄德和母亲一起待在家中，想到要和自己的父亲分离8个月之久，不免感到伤心孤独。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倾诉说，在苏厄德行将从纽约港起航的前几天，自己一门心思只想着父亲即将离去。范妮是一位聪明而朴素的女孩子，她早年就受到教育，博闻强记，并开始写作。在每天日常的读写功课之外，她还涉猎诗歌戏剧。她曾经发誓，决心终身不嫁，这样她就可以留在家里，专注于文学创作生涯。范妮和母亲非常亲近，将她说成“‘我的亲人’，我和她无须言语，却心有灵犀”。她将父亲奉为偶像，苏厄德动身去欧洲的前夜，范妮难以自控地流下了眼泪。

在欧洲，政界领袖和皇室成员以同样的礼遇款待苏厄德，他们把苏厄德看成下届美国总统。他与维多利亚女王、帕默斯顿勋爵威廉·格莱斯顿、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埃曼纽尔、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以及教皇皮乌斯九世进行了会晤。苏厄德热情洋溢，出入于一个又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交场合。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苏厄德流露出此次逗留期间的愉快心情，这次行程中他还去了埃及和巴勒斯坦圣地。然而，在总统提名的倒计时期间，8个月是一段关键的空白期。

苏厄德回到华盛顿，参加1860年在纽约召开的新一轮国会会议。他接受了威德的忠告，准备了一份重要的演讲。他想方设法巧妙说服北方保守派和南方温和派打消疑虑，让他们相信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可以将联邦重新团结起来。这份演讲计划于1860年2月29日在参议院发言席上发表。记者亨利·斯坦顿后来回忆说，苏厄德将自己的演讲稿提前交给他看，请他在《纽约论坛报》上对这次演讲进行报道，并对自己在参议院大厅演讲时的现场情景描述一番。“这段记叙是精细入微的，”斯坦顿说，“参议员本人暗示要润色得更好一些，演讲的每一句都要写下来。苏厄德先生还没来得及在参议院大厅说上一句话，演讲内容便已流传到了纽约。”苏厄德“意气风发”，他向斯坦顿断言，有了这次演讲，他们将“一同名扬后世”。

弗朗西斯·苏厄德没那么乐观。也许她担心她丈夫矫枉过正而难以安抚温和派。在演讲当天上午，弗朗西斯对儿子威尔说：“我希望这事儿早点结束。”然而，坐在过道的座位上、就在父亲对面的范妮，却对亲眼目睹这一盛事兴奋不已。她流着泪激动地写道：“全体议员就坐在那里，过道上很快就挤满了人，包括那些南方人和北方人，女士们和先生们，甚至连门口都拥挤不堪。”当长达3个小时的演讲开始时，范妮记录道：“没有一个共和党人离开坐席……整个议院非常安静。”所有人都明白，这次演讲可能会对共和党的提名结果产生影响。

苏厄德认为自己的主张在全国具有长盛不衰的影响力。他坚持反对蓄奴制的原则不变，但缓和了批判的语气，将奴隶州称为“资本州”，而自由州则成了“劳动州”。他的言辞通篇保持着平和的风格，没有了以往重要演说中那种煽动性的痕迹。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看来，“奴役和自由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颇为得体地让位于政坛上的有志者之间某种程度上‘可调和的冲突’”。

苏厄德曾在罗切斯特的演讲中提出过激进的主张。而这次，他却引申出这样的表述：“各种意见的分歧，甚至是蓄奴制问题上的分歧，对我们而言都是政治分歧，而不是社会分歧或者个人分歧。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分离主义者或背叛者……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耐心宽容，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其他地区的代表们满怀友爱……北方人民并不是南方人民的敌人，而是他们的朋友加兄弟，他们忠实诚信，即便在双方为自由而奋斗的共同战场上，死神之箭在他们中间胡乱飞舞时也是这样一如既往。”

苏厄德庄重承诺，北方的共和党没有“寻求暴力，甚至不会将我们的体制强加”于南方。“在你们自己的地盘上，你们是蓄奴制问题的主宰。”辩论仅仅围绕着是否允许蓄奴制在新的和未来的州界扩大范围的问题而展开。他放弃了早先的演讲中所体现的国家未来命运这种更为广阔的视野，承诺说，共和党人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任何“提倡黑人平等”这种秘而不宣的动机。

苏厄德的结束语非常有力，这种话语在林肯后来的就职典礼演说中几乎以另一种翻版出现，它是向联邦发出的充满激情的宣言。他说，这个国家将永远不可分裂，因为将它连为一体的并不仅仅是“一纸契约”，也不仅仅是一张推动“商业和社会交流”的，由公路、铁轨、贸易通道和电报线所组成的辐射全国的网络。苏厄德竭力让人们理解，将联邦凝聚为一体的最强有力的东西是由“上百万幸福美满的人心编织而成的”，对民主政府的挚爱和希望，让人民心连心，这个政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无双，总是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人民的心愿”。

公众对这次演讲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报纸上也是好评如潮。它被印成了50万册单行本，在全国广为传播。当然，也有人认为苏厄德的论调太过妥协，缺少以往演讲中所表现出的原则性和火力。据说废奴主义者卡西乌斯·克莱声称，那次演讲“把苏厄德在我心中的印象永远抹去了”。查尔斯·萨姆纳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作为一种理性之举”，苏厄德的演说“堪称一流”，但是有“一个段落”——也许是声明放弃任何支持黑人平等的意图的那个段落，他对此“颇感遗憾，并且（苏厄德的）太太的想法和我所见略同”。

然而，苏厄德的目标并非党同伐异，而是缓和敌对情绪，安抚忧心忡忡的中间派。“从激进的废奴主义立场来看，要发表批评意见是很容易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其月报上评论道，但是“此举极为巧妙，也非常成功，其冷静从容和审慎中庸，将会使苏厄德党内的怯弱派重拾信心，他们被近来反对苏厄德的喧嚣鼓噪弄得有点惶惶不安。……我们认为苏厄德先生这次广为流传的演说，将给他在芝加哥候选提名大会上的前景带来一片光明”。作者总结说，苏厄德是“本党最有能力的人”，并且“真正体现了党派公正”，他值得大家的提名。

一位马萨诸塞州的代表告诉威德：“我听说，偏激的老辉格党人在波士顿说他们不会对苏厄德先生的讲话提出责难。……所有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代表，除康涅狄格州之外，对苏厄德也很满意。”在俄亥俄州，萨蒙·蔡斯承认，“看来目前苏厄德的形势颇为乐观”，苏厄德本人也相信这次演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是他向总统宝座漫长跋涉途中迈出的最后一步。

在随后的令人振奋的几周内，威德向苏厄德保证说，在大会上赢得胜利，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威德通过城市铁路建设特许权换取竞选捐助，筹集到的竞选资金有数十万美元之巨，一位评论家称之为“钱海”。

随着大会召开的日期一天天临近，苏厄德的阵营里普遍流露出自负的情绪，并且对形势判断不足。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威德的政治直觉相当敏锐，但他没能预计到苏厄德因为与霍勒斯·格里利不和而可能遭受的伤害。几年前，格里利曾表达过从政的渴望，因为进入政界能使他名利双收。格里利后来声称，他曾在某些场合向苏厄德和威德明确提出过这种愿望，但他们从没把这件事情当真，觉得他的优势和长处在于写作，而不是从政和担任政府公职。1854年秋，格里利给苏厄德写了一封痛苦忧郁的信，历数一连串委屈怨恨，并宣布苏厄德、威德与格里利之间的政治合作正式解散。他回顾了自己曾为确保苏厄德首次当选州长而立下的汗马功劳，却发现那些职位已经分配给别人了，“对你的朋友和同胞来说，这些职位每年的薪水达3000～20000美元，而我却龟缩在自己的阁楼和甲壳之中，继续为了各种金钱的债务而殊死拼搏。”格里利怨气冲天地写道，除了担任了一届国会议员，威德从来没有给他一次担任公职的提名机会。尽管在最近的选举中，有数百人提议他竞选州长，但是威德拒绝支持格里利；他声称，格里利担任州长候选人，将对苏厄德竞选参议员带来不利影响。格里利说，但是最令人深感羞辱的是，威德把当年的副州长提名让给了《纽约时报》的主编亨利·雷蒙德，而该报正是《论坛报》的主要竞争对手。

苏厄德看完格里利的信后深感不快，他说这封信里“满是尖锐、刺人的荆棘”，但是他误以为格里利的不满情绪是暂时的。他说，他有一个儿子，如果有人不让他去看马戏或者参加舞会，他就会表现出类似的愤怒。苏厄德把这封信给妻子看过之后，就把它扔在了一旁。而弗朗西斯对这封信的理解更加准确。她意识到格里利摆出的是一副“决绝的架势”，她将这封信保存下来，从而留下了这一段错综复杂的纠纷史。这次纠纷，让格里利在1860年抛弃了他结交时间最长的老朋友，转而支持一位他几乎不了解的人——爱德华·贝茨。

格里利每周在《论坛报》上的专栏发表文章，为贝茨赢得提名奠定了基础。当他开始暗中破坏纽约人苏厄德的竞选活动时，他的支持者们被激怒了。亨利·雷蒙德说，格里利“没有直言不讳，而是旁敲侧击地表示，地方上对他的偏见和敌意都被夸大了，他暗示说，必须安抚对他和共和党组织怀有敌意的党派和民众，并确保得到他们的支持。关于提名事宜要与各蓄奴州进行磋商，这样，人们在全国推广共和党一定能产生新的热情”。《论坛报》的影响力相当大，人们支持贝茨获得提名的热情与日俱增。

那年春季的某一天，威德与格里利促膝长谈了一番。临别时，他误认为格里利已经“偃旗息鼓”，虽然格里利撰写社论支持贝茨，但是他不会在大会上扮演主角。两人的谈话让威德很满意，他觉得，格里利会看在多年老友的情面上，不会在大会召开期间不遗余力地与苏厄德大唱对台戏。

威德的自负再次碰壁。大会开幕前夕，威德未能与宾夕法尼亚州颇具影响力的政坛大佬西蒙·卡梅伦进行会晤。3月中旬，卡梅伦告诉苏厄德说，他希望在威德觉得方便的“任何时候”，在华盛顿或是宾夕法尼亚与他见面。苏厄德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他的老师，但是威德确信卡梅伦会像事先所承诺的那样，在第二轮投票时将宾夕法尼亚的全部选票都投给苏厄德，就未曾想过要去参加这一会晤。

威德对卡梅伦的信心，一部分源于苏厄德专程到卡梅伦在宾州哈里斯堡的罗切尔庄园拜访之后写的一篇报告。上一年春天在动身去欧洲前夕，苏厄德花了一天时间与卡梅伦在一起，回来的时候，他对卡梅伦支持自己得到提名的承诺很有把握。“他把我带到他的府上，告诉我一切都已安排稳妥，”苏厄德对威德说，“他站在我这边，宾州也将如此。也许要为他安排一次首轮投票，也许不要……他将包括两党在内的整个州议会成员都带来见我——摆下盛宴殷勤地款待他们，而他们都是这样无拘无束，这样慷慨大度，使我颇感窘迫。”关于这次豪华盛宴的谣言，让记者和政客们都相信一场交易已经在掮客的安排下顺利达成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传闻说卡梅伦并没有控制他的代表团里的全部成员，但威德依旧相信这位宾夕法尼亚政界大佬，在许多方面与自己颇为相像，他会尽一切所能履行诺言，将整个州的选票都投给苏厄德。毕竟，对于卡梅伦，人们常常引用他的一句话来对他盖棺论定：“一位诚实的政治家是这样的，当他被收买了，他就会始终保持被收买的立场。”

卡梅伦在开发利用政治潜力方面比威德更为敏捷迅速。他通过与运河公司、铁路以及银行签订协议收敛了“大笔财富”，他后来夸耀说，如果他不追求竞选公职的话，这笔钱可以使他成为“宾夕法尼亚的首富”。与威德不同的是，后者始终躲在幕后，而卡梅伦则在联邦参议院让自己在1844年和1855年担任了两届参议员。他以民主党人的身份走入政坛，但是后来民主党在蓄奴制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关税问题上的立场让他大失所望，而关税问题是卡梅伦“制定法律时的产物”。1855年，他协助创建了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最初该党称为人民党。

在1860年2月举行的人民党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大会上，不出所料，卡梅伦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年轻政治家安德鲁·柯廷对卡梅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盟主地位发起挑战，获得了州长提名。尽管卡梅伦在大会上赢得了多数票，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代表还在观望之中，最终卡梅伦的拥护者和柯廷的拥护者分道扬镳。在共和党大会开幕之际，柯廷未能取得任何候选人资格，然而据说他对苏厄德的候选资格提出了异议。柯廷认为，苏厄德在选票上的名字会断送自己的竞选前程，因为反天主教的一无所知党人依然在宾夕法尼亚州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他们从未宽恕苏厄德对待外来移民的开明思想，以及他那对教会学校实行政府资助的颇有争议的做法。卡梅伦大人本可以与威德大人联手，在大会开幕前夕通过私下会谈来消除这些障碍，既然这次会谈未能如愿进行，威德只得孤军奋战，与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里的对抗性势力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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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厄德在国外从容不迫的盘桓，给蔡斯提供了一个为赢得提名而招兵买马、积极游说的大好机遇。蔡斯从来不是政客中最精明的，他没有充分利用1859年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使自己占据上风。他像1856年时表现的那样，相信自己的支持者的权力和影响力，再度以为自己能以某种方式赢得提名而不用过多的人为干预。蔡斯对自己未能看到的负面新闻视若无睹，即便这个消息来自他的密友加梅利尔·贝利。

贝利与蔡斯在辛辛那提相识的时候，他正担任《慈善家》报的编辑。后来，他成了《民族时代》的发行人，全家搬到了华盛顿。他向孤单的蔡斯伸出了热忱的欢迎之手。参议院开会期间，蔡斯曾经有一次在贝利家住了好几个月，并与贝利的妻子玛格丽特以及整个贝利家族建立了友谊。每到周六晚上，贝利家就成了“一个欧洲传统的沙龙”，杯盘交错，笑语盈盈，大家玩字谜游戏，而蔡斯总是赢家。

在两人多年的友好关系中，贝利对蔡斯一直是开诚布公的，他曾经就蔡斯在1856年对“面目可憎”的一无所知党的敷衍妥协的态度提出过严厉批评；然而，贝利始终忠诚不渝地支持他的老朋友，曾在许多场合向蔡斯保证说，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希望看到他登上总统的宝座”。但是，贝利在1859年年初分析评价了全国形势，与许多人进行交谈，“观察了不同时间、不同阶段公众舆论的信号”，然后给蔡斯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在1860年支持苏厄德，蔡斯可在4年以后再图大业。

“他和您是党内两位最卓越的代表”，贝利在1859年1月16日致蔡斯的信中说，“但是他比您年长”，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现在是竞选唯一的机会”，“现在错失了机会，就等于错失了一生。……您正当盛年，来日方长，而您的声望和地位尚未达到巅峰，而他已达到，——您每年都将厚积薄发，在1864年，您将会比在1860年的时候更为强大。……目前，如果在仓促间与苏厄德众多的友人心中难以磨灭的感情相对立，将会挑起令人不悦的和破坏性的争议，并且会在此后削弱您本人的地位”。贝利猜想蔡斯可能无法接受他的建议，但是“我知道您不会对我的耿直和友情提出质疑”。

“我并不怀疑您对我的友谊，”蔡斯语气暴躁地回信说，“但是我的确认为，如果我们面临的形势已开始逆转，那么我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向你展示我储藏的能量……（关于苏厄德）‘现在是唯一机会’的说法是幼稚的……十分荒唐……但却简要概括了所有的想法……请允许我说，这无法改变我的立场，我没有权利这么做。……为数极多的群体——包括相当一部分人，他们除了我，几乎不会将共和党提名的选票投给任何人——似乎非常希望我在1860年成为候选人。我不需劳神。而且据我所知，在我接触频繁的私人朋友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过这种想法。这显然是选民自动自发的。”

贝利在回信中说，他料想蔡斯把苏厄德的支持者们关于“现在是唯一机会”的想法说成是“幼稚的”，只是“出于笔误……这想法也许是错误的、毫无根据的，但是……它值得深思。这种想法所考虑的不仅有年龄、健康状况，而且还包括其他因素。……苏厄德州长在1860年5月将是59岁，倘若另一个人获得提名，并且被选上了，那么他只有等到再度被提名——这机遇可能会让这位州长再等上8年之久，直到他67岁，年近七旬。……您的实力依然在不断提升（蔡斯当时刚过51岁），您的威望与日俱增，——4年以后……您得到提名并赢得总统竞选的胜算将比现在增加许多……”

“您绝不可认为我要设法反对您，”贝利劝说蔡斯道，“我所渴望做的，只是以朋友的身份提醒您。”蔡斯被各种恭维奉承蒙蔽已久，他更喜欢听纽约人海勒姆·巴尼那些不切实际的设想。此君认为蔡斯在纽约州的优势正在迅速扩大，完全有可能在首轮投票就在纽约获胜。蔡斯自视天下无敌，他相信，一旦那些犹疑不定的支持者们了解到他在反蓄奴制传统中所扮演的守护人以及共和党之父的核心角色，他们就会纷纷站到他这边。

与上次一样，蔡斯没有指定竞选管家，没有人帮他讨价还价、出谋划策，没有人承诺一旦获胜将在内阁中拿出多少职位来回报支持者。他拒绝了一位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支持者提出的创建一个国有组织的请求；他从未向最初支持他的极富影响力的《芝加哥新闻论坛报》主编约瑟夫·梅迪尔提供过资金；蔡斯的支持者们在制桶工人联盟组织了一个竞选人论坛，安排了一系列演说活动，除了苏厄德，他们还邀请了蔡斯去发表演讲，但是后者拒绝了。他不相信自己的州在首轮投票中可能不会统一立场投他的票，他也并没有确认每一位参加大会的代表是否都会保证投他一票。实际上，他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所做的唯一贡献，就是给全国的支持者们和新闻记者写了一连串的信，提醒他们，他是这个职位最好的人选。

大失所望的支持者们试图敦促他专注于更为统一协调的行动。“我现在开始担心苏厄德将获得马里兰州代表的多数票，”蔡斯忠实的幕后支持者詹姆斯·阿什利警告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在行动，不仅他们有所动作，而且他本人也有所动作。”蔡斯对种种不利的征兆视而不见，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代表们以良心来投票，他就会最终获胜。

“我在芝加哥不会找任何人为我拉票或者四处钻营，”蔡斯向来自辛辛那提的大会代表本杰明·埃格尔斯顿吹嘘道，“只有俄亥俄州代表团将会忠贞不渝地代表州共和党人。对此我毫不怀疑。”正当俄亥俄州代表团中绝大多数人支持蔡斯之时，本·韦德参议员却有着自己的一批忠实追随者。伊拉斯塔斯·霍普金斯代表警告说：“至今为止，俄亥俄州代表团似乎并非到处都有同道。”蔡斯却依然掉以轻心，很乐观地相信整个俄亥俄州代表团会按照要求，像他一样，为俄亥俄州尽忠尽职，不惜一切牺牲。支持其他任何候选人，会将人置于“任何有尊严和理性的人都会唾弃的境地”。

大会召开前1个月，凯特建议父亲去一趟华盛顿，为他在国会和参议院里的支持者们加油鼓劲。父女二人住在威拉德饭店，在那里安排了好几轮招待会和宴会。蔡斯在和朋友詹姆斯·布里格斯交谈时承认说，苏厄德对他们很好，这位和蔼可亲的纽约人主持了一场晚宴，庆祝“竞选各方均已相当公平地有了自己的代表”，“举座皆欢”。翌日傍晚，前俄亥俄州众议员约翰·葛利组织了一场晚会，为蔡斯和俄亥俄州的新州长威廉·丹尼逊洗尘。苏厄德也被邀请参加这场俄亥俄人的聚会，出席者还包括前辉格党领袖汤姆·科温以及参议员本·韦德。

苏厄德在晚宴结束后给家人写信，以戏谑的口吻说，他发现俄亥俄州至少是3位总统候选人的家乡，他对这一发现“颇感欣慰”。“几乎所有的精英分子都更喜欢俄亥俄以外的任何人，而不是蔡斯在俄亥俄的两位竞争对手。”苏厄德立刻凭直觉知晓本·韦德对于提名怀有特别觊觎之心，而蔡斯这时却对此浑然不觉，绝不相信俄亥俄会放弃支持它最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蔡斯在华盛顿逗留的最后一天晚上，布莱尔一家把蔡斯拉到自己在乡下的银泉山庄，设盛宴款待了他。

和往常一样，凯特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厄德后来告诉弗朗西斯说，凯特是一位“十分年轻的淑女，讨人喜欢，很有教养”。蔡斯给内蒂写信说，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许多人“对凯特关注有加”，而且许多人“对我十分友善”。他回到家，相信自己此行已经达成了一个伟大的交易。他对辛辛那提的一位友人说：“每个人似乎都喜欢我，并且对我极为满意和信任。”蔡斯将盛情好客与矢志不渝的忠诚混为一谈，他告诉一位支持者：“我在华盛顿的时候，人们的想法似乎已发生了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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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大选前一年，新年伊始的时候，爱德华·贝茨的支持者们非常活跃，他们希望让贝茨赢得提名的热望，比贝茨本人更甚。当贝茨逐渐认可这种想法之后，他发现自己本性难移，对于投身政坛，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倘若没有强大的布莱尔家族助其一臂之力，他想推广自己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一旦贝茨同意出山，他就会面临一个政治上的两难境地。贝茨的影响力主要在老辉格党人、集中在各个准州的本土主义者以及北部和西北部的保守分子中间。要想真正赢得提名，贝茨应当证明自己也能被温和派的共和党人所接受。

倘若贝茨在提名前几个月里前往伊利诺伊、印第安纳、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或马里兰诸州进行游说，那么大家就可能熟悉他本人在组建新政党方面的广泛意见。但是他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他更喜欢听一些同僚和支持者们给他带来的情报，并且相当倚仗这些情报。贝茨不但始终待在密苏里州，而且很少离开自己钟爱的家乡。有一次他不得不在圣路易斯市过夜，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度日如年地睡在城里”。40年的婚姻生活并没有让他对朱莉娅的感情有丝毫减弱。

贝茨在家乡与世隔绝，从未对那些自己不得不争取的各选区的选民了如指掌，结果导致了他一连串的失误。有人认为贝茨远离50年代如火如荼的大辩论，对他的竞选颇有益处，但是长期不参与政治，使他对蓄奴制问题引发的你死我活的对立不甚了解。1859年2月，他应辉格党纽约市委员会之邀，“对国家政治问题发表观点和意见”。纽约的辉格党人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不得再挑起“黑人问题”，让国家可以关注于经济发展、内部改善之类“全面而重大的议题”，使整个国家团结一致，而非四分五裂。贝茨在一封在全国公开发表的信中宣称，他始终认为“黑人问题”是“一个令人厌恶透顶的问题，挑起这个争端对任何政党、任何地区或阶层都没有好处，并且它永远不会带来益处；除非有人认为这有利于煽动人们的怒火，为地区间盲目的猜忌火上浇油”。他认为“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磨难之后”，有些人仍然提出这些问题，他们一定是受了“个人野心，或是地域偏见的驱使”。

这封信让辉格党人和本土主义者们连连叫好，而在共和党的圈子里却受到了广泛批评。曾经支持贝茨竞选总统的斯凯勒·柯尔法克斯告诫说，贝茨“谴责某些人挑起黑人问题”的说法似乎是“对共和党的公然抨击，这会让许多人反对（他）”。贝茨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假如我这封信被共和党人广泛接受，这一事实本身就可能让我在边疆的两个奴隶州——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中颜面尽失，这样我在共和党之外，将没有任何影响力。”他知道，苏厄德和蔡斯所在的地区，形势远胜于他。在国会中的美洲人党主要成员、马里兰州国会议员亨利·温特·戴维斯肯定了贝茨的观点，他劝告贝茨说，确保获得多数赞成票对他来讲是生死攸关的，不要企图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不要再写公开信，不要再画蛇添足”。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贝茨认为他的前景“光明灿烂，一天好似一天”。在印第安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些兵家必争之地，支持者们向他保证说，相当一部分被挑选参加芝加哥大会的代表“均由‘贝茨派’组成”。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访客告诉他，这个州的南方人对贝茨怀有相当大的“好感”，“但是首先（从一个州引以为豪的角度上讲），他们必须支持林肯”。这是贝茨第一次在日记里如此郑重其事地在总统竞选人中提及林肯的名字。然而在伊利诺伊州，林肯非常渴望结识贝茨，他在回答一封质询信时表示，贝茨“可能是本州南方的最佳人选，北方的最差人选”，而苏厄德则是“可能是我们为伊利诺伊北部推荐的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也必定是南方的最差人选”。林肯以一种自利的逻辑开玩笑地表示，贝茨和苏厄德都无法在伊利诺伊州掌握多数票。

1860年2月的最后一天，正是苏厄德在参议院发表那篇安抚性演讲的日子，一场由辉格党和美洲人党组织的大规模反对派大会在密苏里州的杰斐逊市举行，人们“热情洋溢地”把贝茨推选为大会主席。两周以后，贝茨在圣路易斯市举行的州共和党大会上再次被任命为主席。然而，密苏里的共和党人当时有些吹毛求疵的倾向，德裔美国人代表团更是威胁说要阻止这次任命，因为他们仍然对贝茨在1856年公开支持本土主义者的政党耿耿于怀。为了安抚情绪更为暴躁的共和党人和德裔社团，弗兰克·布莱尔建议贝茨答复由德裔美国人报纸设计的一次问卷调查，以阐明自己的立场。

这次问卷调查向贝茨提出了一个难题。他必须平息一部分共和党人的疑虑。他们和芝加哥的报纸编辑约瑟夫·梅迪尔有一个类似的想法，这就是，与其和一位“联邦的拯救者”一起在选举中高奏凯歌，然后“折戟沉沙”，不如与一位老老实实地将自己置于共和党政纲之下的代表“一起落败”。同时，如果贝茨与左翼离得太远，无法让热血的共和党人满意的话，那么他就可能丧失自己在老辉格党人和美国党人中的固有基础。虽然贝茨在调和反对势力时曾经以手段灵活著称，但是他这次却不计后果，十分专注地回答了问卷。

有一个问题是问贝茨如何看待蓄奴制向新的准州地区扩张。对此，他宣称，国会有权决定这一问题。贝茨的这一立场与德雷德·斯科特的裁决直接相抵触。贝茨更进一步认为，“政府的精神和政策应该反对它的扩张。”他赞成一切公民都平等地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其中包括本土出生的公民和被归化的公民。呼吁“不要在美国公民中间设置分界线”。他补充说：“政府有责任保护每个地方正在享有一切权利的公民。”此外，他赞成的方案还包括：将过去的奴隶移民到非洲和中美洲；通过《家园法案》；修建太平洋铁路；批准堪萨斯州成为一个自由州等。

贝茨的论调得到了聚集在东北部和西北部传统的共和党人的拥护。但是在各个准州地区，本该是贝茨的优势所在，反应却相当糟糕。《莱克星顿（密苏里）快报》说，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如同平地起惊雷”，大张旗鼓地将贝茨推向了黑人共和党的阵营，以至于他不应该再指望来自保守的各个准州的更多支持。《路易斯维尔报》抱怨说，贝茨赞同共和党信仰中的每一个条款，“和苏厄德、蔡斯或林肯完全一样，成了有好有坏的共和党人……他通过此举，斩断了对南方保守派的所有信心或同情。”《孟菲斯公报》评论说，就在4年前，贝茨还谴责黑人共和党人是“煽动者”，称他们为“我们的联邦和平的危险敌人”，如今他也成了其中的一分子。贝茨本人承认他的信带来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他叹道，在各准州，“我被许多报纸同时否定了”。

贝茨想要安抚德裔美国人的焦虑情绪，这削弱了他原本应有的势力范围，却没有带来相同数量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尽管贝茨阵营依然相信他们的人必定会赢得提名，但是贝茨在他的日记里坦承说，“知道公众的口味变化无常，对于那些见微知著的细节，我应谨慎小心，不能如此用心专注于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以至于被挫折所带来的一切烦恼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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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林肯没有碰上他的3个主要对手因妄自尊大、耽于空想以及前后矛盾所遇到的麻烦，他勤奋工作，加上手段和运气，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最后的几个月里，苏厄德和贝茨感到不得不向政党的核心阶层重新申述自己的立场，而林肯却从未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正如堂·费伦巴赫尔描写的那样，林肯可以一如既往地保持自我，“既不偏向左翼也不偏向右翼，却非常接近死点。”从他第一次发表演说，反对各准州追随《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扩张蓄奴制之日起，林肯便坚持认为一方面蓄奴制的扩散必须“得到彻底阻止”，另一方面，在蓄奴制已经存在的地区，他绝无“干涉蓄奴制”之意。而只要这个制度还在保留，它就是“在走向最终消亡的过程之中”。林肯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誓言。这一立场完美地代表了共和党为数众多的温和派的观点。

尽管林肯成功获得提名的可能性依然不大，但是赢得候选人资格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缓慢却有条不紊地着手提高自己极为渺茫的获胜概率。林肯设法出版了一本记录他与道格拉斯辩论的小册子，并在共和党内部广为流传。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报纸上读到这场辩论的报道，大家对林肯也逐渐熟悉起来，争相邀请他到共和党人的集会上去演讲。1859年8月至12月期间，林肯在艾奥瓦、俄亥俄、威斯康星、印第安纳和堪萨斯州发表了将近24场演说。当时，他还不是正式的候选人。

苏厄德在欧洲和中东旅行期间，林肯正在将自己介绍给美国中东部的数十万民众。“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一位显赫的纽约人写信给林肯说，“苏厄德参议员不在他自己的战场上，而是跑到埃及去调查一条古老的地下铁路线，在这条路线之上，摩西曾经在一天之内，将整个民族从奴役带往自由。”林肯充分利用了苏厄德不在国内的机会。他每到一站，前来欢迎的民众都会不断增多。他的大多数听众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而林肯则始终在打造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简斯维尔公报》报道说，一旦他开始讲话，“（他的）极富条理的智慧”给他的听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些听众“在很长一段日子里”都会记得他那“高大而瘦弱的形象”以及“他的观点和俏皮话”。

林肯没有以一个候选人，而是以一位共和党事业的拥护者的身份发表演说。他尖锐地抨击了民主党人，特别是这个政党的领头人物——斯蒂芬·道格拉斯。此人在大多数同样的场合占据了林肯的上风。林肯在致蔡斯的信中说：“道格拉斯主义，现在已全然成了共和主义在早期赢得的彻底胜利的绊脚石。”

林肯所到之处，最让他风光的一站也许要算辛辛那提了。这是在令人难堪的“收割机”一案的审判之后，他曾经发誓永远不会再来的地方。这一次，迎接他的是“隆隆作响的礼炮、军乐的旋律，以及聚集在街头的数千名市民的欢呼”。他抵达伯内特会馆，并受到“王侯般的礼遇”。他高兴地发现，辛辛那提名气最响的士绅都争相与他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会面。

林肯提出，南方发出了威胁论调，声称如果选出一个共和党人的总统，联邦将会走向分裂。他向在场的跨过俄亥俄河来听他演讲的肯塔基人问道：“你们会对我们发动一场战争，把我们统统杀光吗？嗨，先生们，我认为你们只要活着，就是英勇无畏的人。我认为你们可以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勇敢战斗，前赴后继，只要有人一息尚存。……但是，前赴后继，你们并不比我们更高明，你们和我们一样，也不会有太多的人。你们永远不会有太多机会来鞭笞我们。如果我们在数量上比你们少，我想你们可以打击我们；如果我们势均力敌，战斗就有可能不分胜负；但是如果你们在数量上少于我们，你们想击败我们将是徒劳无功的。”第二天，《辛辛那提报》称林肯的演讲是“以清晰的表述，有力的观点，难以辩驳的判断，完成的一个可圈可点之举”，它充满了“尊严和力量，给我们最有才干的律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得出结论说，这次演讲比他们听说过的任何政论都要高明”。

林肯的日程被排得满满的，他根本没时间接受约书亚·斯皮德的邀请，去肯塔基州参加国立赛马场的开幕典礼。林肯的这位老友告诉他说：“到那时，我们预计会有几匹全美最好的骏马来为我们广开财源。除此之外，还可以展示我们的绝色美女。”他补充说：“假如你还没有老到无法欣赏赛马的风驰电掣或是窈窕佳人的话。”诚然，这次巡回演讲，让林肯不得不放弃观赏疾驰如飞的骏马和如花似玉的美女的机会，但是却极大地提高了他在西部共和党人中的声望。“您对俄亥俄州的访问，使人们对您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好感。”前任国会议员塞缪尔·加洛韦告诉他，“我们必须推出一位迄今为止没有被候选人的争论毁掉的人。您的名字已经被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提及……坦率地说，您是我的选择。”

林肯迅速成为初出茅庐的享有全国声誉的共和党人演说家，他努力维护着仍然脆弱的联邦。他在致斯凯勒·柯尔法克斯的信中写道，他希望能“防止在共和党各成员中出现裂痕”。在马萨诸塞州，一场反移民运动“没有能看到打出反外国人的旗号可能会毁掉整个西北部”，而试图在俄亥俄和新罕布什尔两个州阻拦《逃亡奴隶法》的执行，可能会“以反对宪法本身的罪名把我们在伊利诺伊州彻底压垮……总而言之，在每一个地区，我们都应该从长计议，而且，对我们可能会反对的东西至少要保持沉默”。

柯尔法克斯欣赏林肯“友善而及时的短笺”，它强调了以共和党利益的名义寻求支持的必要性，这些支持可能来自“从保守派……到大胆的激进分子，他们当中所有观点犹疑不定、立场模糊的人”。他写道，为了在1860年赢得胜利，“我们要么把这种保守派的感情，以及那些以北美人、老派辉格党人和天主教徒为代表的保守派同情者们争取到我们的旗帜下”，同时不排斥激进分子，要么“抵制他们，投入一场竭尽全力战而胜之的较量中”。柯尔法克斯对林肯言之凿凿地说，在这个团结一致的事业中，“您的忠告有很重的分量。……出自您手笔的政论书信，无不流传于整个联邦。”林肯弥合这些分歧的能力，将在他日后的竞选活动中发挥出极为重要的作用。

1859年10月16日，林肯准备启程前往堪萨斯州。该州与联邦政府之间残存的关系十分紧张，几乎到了决裂的地步。斯蒂芬·文森特·贝内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局势：白人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来到弗吉尼亚，“带着愚蠢的长矛，一帮铤而走险的年轻人秘密尾随着他们的太阳”。布朗率领了一支由13个白人和5个黑人组成的队伍,攻占了联邦政府在哈珀斯渡口的军工厂，其挑动奴隶起义的计划勇气可嘉但却极为鲁莽。这座军工厂很快被夺回，由罗伯特·E. 李上校指挥、J.E.B. 斯图亚特中尉参与协同作战的联邦军将布朗抓获并投入监狱。

布朗受审并被判死刑。“我正以非常冷静的头脑和欢欣鼓舞的心情，等待着公开谋杀我的时刻。”他给家人写信说，“我感到最坚信不疑的是，我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推动上帝的、人性的事业。”从判决之后到上绞刑架之前的那一个月内，约翰·布朗的举止所表现的尊严和勇气，其言辞和书信中所表现的优雅和从容，让他在许多反蓄奴制的北方人心目中成为一位殉道者和英雄。他牺牲之后，整个北方诸州公开集会举行了哀悼。“钟声在教堂鸣响，”历史学家大卫·波特写道，“黑旗挂出来了，丧礼炮在空中回荡，祈祷会召开了，缅怀死者的决议案也被批准通过了。”

布朗的初衷、内心世界以及战略谋划，将留给一代代历史学家、心理学家、诗人和小说家去探究。而这次勇猛无畏的起义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则是确凿无误的，它给南方“无论男女老幼的所有白人种族的内心最深处带来了一丝恐惧的颤抖”。正当北方反蓄奴制的热潮如火如荼之时，南方的一致对外和巧舌如簧也达到一个新的狂热巅峰。《里士满探询者报》写道：“哈珀斯渡口曾经支持过北方，乃北方人感情维系之所……它动摇并瓦解了对联邦的一切敬仰。很少有人不觉得，分崩离析必定会接踵而至，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它并不遥远。”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哈珀斯渡口起义“像一颗大流星，它闪耀出的夺目光芒，让那个地狱的深广程度暴露无遗”。它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他的诗作《征兆》中也使用了同样的隐喻，称“不可思议的约翰·布朗，这战争的流星”，他那长长的胡梢，在刽子手的帽檐下飘散开来。

随着整个南方对奴隶起义的忧惧心理不断增长，人们表达反蓄奴制情绪开始受到严厉的限制。“我把如今南方乡村的现状说成是恐怖之风大行其道，绝非夸大其辞。”英国驻查尔斯顿领事写道，“民众被逐出家门，被迫放弃劳作……信件在邮局被拆封，关于蓄奴制的讨论彻底被禁，违者将被驱逐出境。……来自北方的商人和‘旅行者们’大量离开。”《圣路易斯新闻报》报道说，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一个大陪审团指控一名商人“使用了煽动性语言，因为此人宣称约翰·布朗是一个为美好事业而奋斗的好人”。

南方的政治精英们很快就把控诉的矛头对准了共和党，并将控诉对象扩大到整个北方。田纳西州议会通过决议认为，对哈珀斯渡口的袭击是“所谓‘难以控制的冲突’的叛逆论的天然产物，这一论调由黑人共和党的总头目炮制而成，其下属群起而响应之”。有一位自称代表“百名绅士”的人张贴了一张传单，悬赏5万美元“要得到威廉·苏厄德的首级”，另外列出了一长串“叛逆分子”的名单，以一个相对小得多的悬赏数目——25美元买他们的脑袋。其中包括萨姆纳、格里利、吉丁斯以及柯尔法克斯，而林肯不在这张敌人名单中。

北方民主党人的报纸也介入了，它们特别针对苏厄德进行了口诛笔伐。“在这场由那位蛊惑民心的政客威廉·苏厄德一手导演的全国性动乱的大戏中，公开上演的第一幕不久前在哈珀斯渡口收场了。”《纽约信使报》谴责道，“富有理性的人可能无法在威廉·苏厄德的血腥而残忍的宣言”（指他一年前关于“难以控制的冲突”发表的演讲）……和“在波多马克河和谢南多河交汇处上演的暴力、掠夺和死亡的可怕一幕之间找出因果关系”。

自然，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将他们的政党卷入这场纷争的意图进行了反击。苏厄德本人声明说，尽管布朗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但他被执行死刑是“必要和公正的”。威德控制的《奥尔巴尼晚报》还摆出一副坚决的姿态反对这种徒劳无功的袭击，认为布朗等人犯有叛逆罪行，因为他们“企图使一个和平社会陷入对奴隶起义的恐惧之中”。他们“罪有应得，人神共愤”。

在密苏里，贝茨总结说，布朗的“计划中所张扬出的野性和彻底的徒劳”表明他是一个“疯子”。有一回，他的青年友人J.E.B. 斯图亚特中尉曾经带着妻子弗罗拉、孩子和两位自由的黑人家仆来到葡萄岭小住了几天，趁着这个当口，贝茨与斯图亚特中尉详细讨论了这一事件。“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老布朗’的事，”贝茨在日记里写道，“他逮捕了他，——并且收缴了他的（匕首）。”

蔡斯这一头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尽管他公开谴责了布朗对法律和秩序的暴力行径，但是他的小女儿内蒂后来承认说，“我们家的朋友们包括萨姆纳、加里森、温德尔·菲利普斯、惠蒂尔和朗费罗等人，对一个习惯于尊重友人的家庭来说”，不可能不对那位“即将为他人而死的真正善良的老人”寄予同情。她和她的朋友们在音乐学院建了一座小堡垒，并“插上了一面旗帜，上面公然印着‘永远要自由，永不受奴役’”。朋友们告诫蔡斯，如此堂而皇之地支持布朗，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赞同。他不得不向女儿解释说，“以可怜的老约翰·布朗努力行事的原则来看”，“大错”不可能被视为正确。小堡垒被拆除了。

1859年12月2日，就在布朗被处死的当天，林肯回到了竞选的进程中。他在堪萨斯的莱文沃斯告诉一位听众说，“试图利用约翰·布朗事件来为共和党定性，乃是一种助选的诡计。”在激进派共和党人（诸如爱默生，他认为处死布朗将“使绞刑架变得像十字架一样无上荣耀”）和那些谴责布朗丧失理智的造反阴谋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之间，他明智地寻求了一个中间立场。林肯承认布朗表现了“伟大的勇气”和“罕见的无私精神”，“在反对蓄奴制方面，他和我们的想法一致”。他总结说，然而“那并不能为暴力、流血和叛逆开脱。他可能自认为正确，但这对他毫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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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从竞选游说归来后，开始把精力集中到日益迫近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这次会议于1859年12月21日在纽约的阿斯特会馆举行。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来自所有的自由州，他们聚集商定共和党大会的召开地点。苏厄德、蔡斯和贝茨的支持者轮番力争，分别要求会议地点应该放在纽约、俄亥俄或密苏里州。尽管林肯尚未公开投身于竞选提名，但他在致甄选委员会成员诺曼·贾德的信中表示，希望将会议地点放在伊利诺伊州，这样可以取悦于某些朋友，他们“将竞选结果更多地”与地点联系起来，而不是他或贾德最初的努力之上。

人们相继提出了水牛城、克利夫兰、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印第安纳波利斯以及哈里斯堡等城市的名字，贾德此时则耐心地等待着机会。就在众人莫衷一是之时，他机敏地提出，芝加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中立地点，在那里，每个人都机会均等”。尽管大多数委员会成员或多或少听说过林肯，但是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一个正式的总统候选人来看待。亨利·惠特尼说，贾德“小心翼翼地让‘老亚伯’游离于众人视线之外，而代表们未能看出，任何人对会议地点的抉择，正是意在赢得提名”。选择的范围最终缩小到圣路易斯和芝加哥。贾德“承诺说，与会成员以及所有不信奉共和党信条的人士都会受到友好接待”，并会“为众人的饮食起居”安排宽裕的招待环境，“同时会免费提供一座大厅供议事用”。最终，芝加哥以一票之差击败了圣路易斯。

贾德是一位铁路律师，芝加哥一旦被选中，他便游说各大铁路公司提供“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出发的廉价优惠车票”，以便让林肯的支持者们不必因为囊中羞涩而无法参加此次大会。由于没有引起竞争对手的注意，林肯悄然朝着赢得提名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苏厄德的朋友们对获胜信心十足，以至于他们对把会议放在芝加哥举行毫无异议。“我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次邀请的主旨。”纽约的编辑约翰·比格洛当时写信给苏厄德说，“我看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也看不出怎样才能反对这个地方。”但是贝茨的朋友和支持者查尔斯·吉布森却没有如此愉快而自信。他意识到这对于贝茨的候选人地位是一次突然的打击。他事后写道：“倘若这次大会在圣路易斯召开的话，林肯就不会获得提名。”

林肯成为候选人的机会变得实实在在。这时他终于注意到，耶西·费尔一年前曾经要求他出版并散发一篇简要的自述。他向费尔郑重声明：“其中内容不多，我想来想去，其原因在于我本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然后，林肯以一种毫不自怜的语气，详细讲述了他的早年生活，其中提到他在“一个荒野地区长大成人，那里的森林中，依然有许多熊和其他野兽出没”云云。

林肯告诉费尔说：“如果其中尚有可取之处，我希望它谦逊朴实……当然，它不能看上去像是出自我本人的手笔。”他亲自撰写的这篇朴素无华的短文，后来被共和党人用来大肆渲染，为林肯卑微的早年生活赋予了传奇色彩。

※※※

林肯想让西部以外有更多的人知晓他的名字，在这方面他的进展极为顺利，他受蔡斯的支持者詹姆斯·布里格斯之邀，于1860年2月27日到纽约市参加一个系列演讲活动。正如前文所述，尽管有传闻说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是在寻找替代苏厄德的人，蔡斯还是谢绝了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发表讲话的机会。林肯抵达纽约之后，便找到反蓄奴制的《纽约独立人报》主编、全程协助安排这次活动的亨利·鲍恩。鲍恩回忆说：“他的衣衫带着旅途的风尘，看上去疲倦不堪、面容困顿。第一眼看上去，我一度耗费九牛二虎之力引荐到这里的人居然是这样一副德性，这让我觉得非常沮丧和惊诧。”但是，林肯承认长途旅行让他筋疲力尽，并说“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就躺在您这儿的椅子上，您可以跟我讲讲关于星期一晚上的安排”。这时鲍恩最初对林肯的印象很快“阴转多云”。

在阿斯特会馆，林肯与梅森·布雷曼进行了会晤。这位布雷曼曾是林肯的律师同事，在春田住过几年，此后又回到他的老家纽约。林肯问道：“嗯，阿布，离开伊利诺伊之后你过得怎么样？”“我挣了10万美元，然后又全输光了。”布雷曼可怜兮兮地回答说，“你怎么样，林肯先生？”

“哦，好极了，”林肯说，“我在春田有一间小屋，大概值8000美元。倘若如某些人所说，他们让我做苏厄德的副总统，那么我希望能把这屋子的价钱涨到2万美元。有那种想法是人之常情。”然而，林肯并没有将目光瞄准副总统的职位，他的雄心在于政坛，而非财富。

2月份的那个寒冷的下午，林肯参观了摄影师马修·布雷迪位于第十大街和百老汇交界处的工作室。布雷迪给他摆姿势的时候，竭力劝说林肯把衬衫领子竖起来。林肯俏皮地说，布雷迪想“让（我的）脖子变短”。就这样，在一幅27英寸高的肖像中，51岁的林肯站在一个油漆过的柱子前，左手的手指摊放在一本书上，突出的颧骨在他那剃得干干净净的面庞上映出显著的阴影，他的上唇细长而优雅的弧形，与饱满的下唇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他深陷的目光则放射出坚定而忧郁的色彩。这张照片在美国东北地区以平版印刷的形式广为流传，这是亚伯拉罕·林肯给众多世人留下的第一张极为醒目的照片。

近1500人冒着夜晚逼人的寒气，来到位于百老汇和阿斯特会馆的库珀学会的大议事厅，聆听了“这个从西部来的人”发表演讲。林肯此前为这次活动专门购置了一套黑色的新西装，但是在旅途中这件衣服被弄得皱巴巴的。一位评论家注意到“他的一只裤腿高高卷起在离鞋面大约2英寸的地方，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公鸡羽毛一般伸展开来，衣服的后背宽大得厉害，他的胳膊与袖子相比也显得太长了”。尽管如此，当林肯开始说话时，人们还是一下子便被他那诚恳而有力的演说吸引了。

林肯曾非常用心地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起草他的演讲稿，并就建国先辈们对待蓄奴制的态度进行了广泛研究。他在自己的演讲文本中引述了道格拉斯参议员关于蓄奴制的一番话：“当我们的父辈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上构建政府框架之时，也同样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甚至比我们现在了解得更清楚。”林肯对此表示完全认同，在分析了建国先辈们的各种信条和行动之后，他得出结论说，国父们认为蓄奴制是“一个不得扩散的魔鬼，但是它可以被宽容和保护，其原因仅仅是它迄今为止已实际存在于我们中间，这使得那种宽容和保护成为一种必然”。

在此前的几个月里，南北双方之间的紧张气氛持续加剧，双方都加入了彼此攻击的“抗议浪潮”。林肯曾经在关于禁酒的论战期间，对这一棘手的局面留心观察了近20年，如今它终于发生了。双方针锋相对，彼此大肆攻讦。“以罪行来对付罪行，以诅咒来回应诅咒”。林肯曾经在那场早期的论战中告诫说，指望其中一方在滔滔雄辩日益升温时会改变态度，“就是等于指望人性发生一场逆转，而人性乃意所授，是永远不会发生颠覆的。”

在库珀学会，正如他在6年前发表著名的皮奥里亚演说所显示的那样，林肯试图通过与南方民众直接对话，来化解彼此对抗所结下的宿怨。鉴于如今他对南方人的回应的信心受到严重动摇，他希望，如果奴隶主们能够理解，共和党人渴望的只是重新恢复可能再度建立“古代和平”的“先辈们的老政策”，那么，他们内心的担忧和敌意就能够得到缓解。南方谴责共和党大搞地方主义，林肯坚决否认了这一点，他说共和党人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坚持“古老的和值得信赖的东西，反对新的和未经尝试的东西”。

他回过头来恳求共和党的战友们说：“让我们不要意气用事，尽管南方民众不怎么听我们的话，让我们冷静地考虑他们的需求，审慎考虑我们的责任，可能的话应当接受他们的要求。”尽管手段是温和的，但是林肯演讲时却带着激情，并对共和党的统一原则做了明白无误的肯定。该原则不允许蓄奴制“扩散到国家准州地区，在我们这里的自由州任意蔓延”。即便是听众当中最激进的共和党人也对此深深折服。

林肯以这样一段气势如虹的话结束了通篇演讲：“让我们坚信正义产生力量，并且在这个信念指引下，敢于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把我们的责任履行到底。”听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林肯演讲之后，本次活动的几位组织者开始登台讲话。蔡斯的支持者詹姆斯·布里格斯发表预言说，“3位先生中的一位将成为我们合格的投票对象”——威廉·亨利·苏厄德、萨蒙·蔡斯，或是“那位肯塔基的忠勇之子，他成长于伊利诺伊，今晚你们已聆听了他的教诲”。林肯当时虽然仍未公开承认自己是候选人，但他已经向成功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当我走出大厅时，”一位听众说，“我的脸庞被兴奋的情绪燃得通红，我全身上下都在颤抖，一位友人，两眼闪烁着激动的光芒，问我觉得这位‘伐木者’亚伯·林肯怎么样，我说，‘他是自圣保罗之后最伟大的人物！’”

林肯的演讲刚一见诸报端，很快引起了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瞩目。他尽力回答了许多问题，并不辞疲倦地奔赴新罕布什尔、罗得岛以及康涅狄格等州，重复他在库珀学会的演讲中提出的主张，同时对其中的观点加以修正。他被迫谢绝了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以外的邀请，但是他说自己希望“在秋季大选前夕访问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州”。

林肯的儿子罗伯特在进入哈佛大学之前，曾经在新罕布什尔的埃克塞特学院攻读一年预科。林肯在这所学院写信给玛丽，坦陈在库珀学会的演讲“在开始之前便在我的预想之中，整个过程还算不错，不管怎样，没遇到什么麻烦。困难在于有一部分听众已经通读过我的印刷讲稿了，我在盘算如何在这些人面前发表另外9场演讲”。

3月5日，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林肯首次邂逅《哈特福德晚报》社论主笔吉迪恩·威尔斯。他当日下午乘火车抵达该地之后，距离当晚演讲还有几个小时的闲暇时间。他信步来到阿塞勒姆大街的“布朗与格罗斯书店”，在那里，他遇到了58岁的威尔斯。这是一个相貌古怪的人，硕大的脑袋上顶着一头鬈曲的假发，还留了一蓬飘拂的白胡子。威尔斯曾经在诺威奇大学攻读法律，但是后来，他在24岁那年抛开了法律专业，开始专注于写作，并主管民主党人的报纸《哈特福德时报》。威尔斯是安德鲁·杰克逊的忠实支持者，他曾经作为自己的故乡格拉斯顿伯里的代表议员，在州议会干了8年。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他始终是一名忠诚的民主党人，后来他因为依附于“南方奴隶主集团的党派”招来了不少麻烦。正如许多反蓄奴制的民主党人那样，威尔斯也加入了共和党，但他依然牢固坚持民主党人精打细算的财务政策。

仅在2个月以前的一次会议上，威尔斯投靠了4年前访问辛辛那提时结识的蔡斯，他在蓄奴制问题上的看法不那么激进，蔡斯在政府开支和州权问题上的感想与威尔斯颇为相似，这使后者十分欣慰。相反，苏厄德则让威尔斯感到惊恐，几年来，苏厄德这位昔日的辉格党人和威尔斯这位前民主党人一直就政府开支问题发生争执，威尔斯相信苏厄德属于“奢华的统治阶层在纽约的宗派”。更有甚者，苏厄德说有一种比宪法“更高的法律”，并且预言说将会出现“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些论调使威尔斯骇然，因此他决定，绝不支持苏厄德参选，尽管事实上苏厄德是共和党人中间人气最旺的一位。

那天下午，林肯与威尔斯坐在书店靠近门口的长椅上，促膝谈心了好几个小时。威尔斯读过记叙林肯与道格拉斯辩论的文章，也关注过他在库珀学会的那次铺张扬厉的演讲中的各种观点。那天两人谈话的内容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这位来自大草原的律师给威尔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林肯在人满为患的市政厅发表了一场两个小时的演讲。威尔斯出席了这次集会。

林肯在哈特福德的演讲中，保留了许多在库珀学会演讲的内容，不过，为了更好地阐释他与众不同的立场，他还是想出了一个新的隐喻，即在尽其所能阻止蓄奴制扩张的同时，同意将蓄奴制保留在其现存的地区。在哈特福德，林肯对这一形象化的比喻做了一番试验，他希望在后来的演讲中进一步完善这个比喻。“如果我看到一条毒蛇在路边爬行，”林肯开口说道，“任何人都会说我应该就近抓起棍棒把它打死。但是，如果我发现那条蛇不得不与我待在一张床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可能伤到的是孩子而不是蛇，而蛇则有可能咬到孩子。……然而如果那里有一张为孩子们新做的床，假如有人要带上一窝幼蛇，并将它们放到孩子身边，那么我敢说，没有人会对我理应做出的决定提出任何质疑！……新的疆域就是那张为我们的孩子新做好的床，应当由国家来决定他们是否应该让孩子和蛇相处在一起。”

这段话以蛇作比喻，在承认宪法对法律上既成事实的蓄奴制进行保护的同时，运用父母的保护本能，来捍卫下一代人免遭蓄奴制扩张的毒害。把准州地区比喻为美国孩子们的床，这一带有家常色彩的比喻印证了詹姆斯·罗素·洛威尔的话——他说林肯有本事“让人仿佛在聆听自己的心灵在大声说话一样”。苏厄德也曾经以一个比喻来渲染同样的危险，当时他警告说，如果堪萨斯州允许施行蓄奴制，那么他的同胞们便是将“特洛伊木马引入”这片新的疆土。即便他那大多数受过正统教育的参议院同僚能够马上领会他的意思，但是其中所谓“特洛伊木马”的比喻，既不像林肯那段“床头之蛇”的故事那样平白易懂，同时也不那么新颖独特进而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市政厅演说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林肯在《哈特福德晚报》的办公室与威尔斯又见了一面。两人谈了1个小时后才分手。此时威尔斯对他的印象已经相当好了。他在翌日出版的报纸上写道：“这位演说家和律师被人挖苦歪曲了，他不是太阳神，但他也并非卡利班。他在各方面都很宽厚，也肯用脑子。他外表看上去聪明睿智，宽宏大量，秉性善良，明辨秋毫。……他是一个让人印象颇为深刻的演讲家，因为他极为热心、坚强、真诚，且风格朴素，条分缕析，像水晶一样清澈干净。”

林肯在准备返回春田的时候，其收获之大，是他过去从来不敢奢望的。他不再是一位地处边疆的乡野村夫，而是已在东部铸就了名声的人。众人开始广为议论他成为候选人的可能性。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对林肯的演说赞不绝口。林肯告诉他说：“在西部的成功已不足以让我惊讶，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我能在东部有所作为。尤其是我应该从那些文章高手和博学之士口中多攫取一些赞美之辞。”詹姆斯·布里格斯对林肯说：“我认为您成为下一任总统的机会，和这个国家里的任何人均等。”林肯答道：“我在东部的时候，有几位先生对我的看法与您今天阐述的意见颇为一致，他们认为我的机遇大抵上是最好的。”

如今在家乡总算有事可做了。要想竞选成功，需要伊利诺伊州全体代表的鼎力支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林肯需要在共和党内部对相互敌视的各方进行协调沟通，这个任务可不容易，林肯必须全力以赴，施展精妙的政治手腕。

1859年1月底，雷曼·特朗布尔担心林肯受欢迎的程度与日俱增，会与自己谋求连任参议员的目标相冲突，他让林肯看了一篇“据说是共和党人、芝加哥市市长约翰·温特沃斯上校起草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显然是想在曾经属于辉格党旗下的共和党人和投靠过民主党的共和党人之间挑起不和情绪”。文章暗示后者不值得信任，因为在1855年和1858年，林肯与道格拉斯两次竞选时，他们投票选出诺曼·贾德和特朗布尔。林肯宽慰特朗布尔说：“任何在您与我之间挑拨离间的企图，都将和空穴来风一样毫无意义……大多数来自于过去民主党阶层的共和党人，在最近的竞选中，他们和我本人一样，对我获得的成功感到焦虑。……而我请您相信，撇开所有可能出现的吹毛求疵的指责不谈，关于您连任两年的事儿，我几乎比您更为渴望，您是值得留任的，我认为我不可能成为您的一位竞争对手。”

林肯在一篇后续的短信中告诫说：“如今有一句为了您自身特殊利益着想的话。您最好不要写任何可能被歪曲为反对我，或是类似于反对我的东西。有人始终在密切关注这些事儿，它们会使我的那些特立独行的朋友们对您产生偏见。而我对您就像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一样，不会有疑心，我始终在不懈努力，防止出现这类联想。”

要想平息诺曼·贾德与约翰·温特沃斯之间这种越来越深的宿怨，可能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在各种公开的论坛上，温特沃斯继续揭贾德的老底儿，指摘他1855年和昔日的民主党同盟一起图谋打败林肯，“搞砸”林肯在1858年的竞选，如今又“用林肯的钱力捧特朗布尔为总统候选人”。

贾德希望竞选州长，林肯赶忙宽慰他说，“有人含糊其辞地指责你去年对我弄虚作假，我认为这是不真实和缺乏道德的”。在1855年，“您的确不赞成我而投了特朗布尔的票，而尽管我认为那对我绝无不公之处，并且也就此声明过无数遍，但我无法改变事实，也不能强迫人们闭上嘴巴。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始终尽力不再回想它”。最后，“至于有人指责您与特朗布尔沆瀣一气，密谋反对我，我对此的态度和对所有其他的批评一样，不予置信”。林肯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那么这些批评不会“不遭到驳斥”。

当贾德以诽谤罪将温特沃斯告上法庭时，这场争论便陡然成为一场公案。温特沃斯想延聘林肯为自己的辩护律师。贾德声称“您可能选择谢绝我提议的理由，正是促使我写信给您的原因。您对我们两人都十分友好，我更愿意将我本人托付给我们的共同朋友，而不是……托付给那些对争吵不休有浓厚兴趣的人”。当然，林肯无意让自己卷入这种容易引起激烈争论的诉讼案，但是他的确调解平息了此次激烈的争吵。一场对峙未经法庭辩论便告收场，温特沃斯和贾德两人也因此都与林肯保持了亲密关系，并为他最终成为伊利诺伊代表团的领军人物而效力。

林肯在致贾德的信中说：“我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在全国的候选人名单中赢得提名，那么我不至于身受重创；但是我所面对的情形在于，如果不能赢得伊利诺伊代表团的支持，那么我会很受伤害。”林肯深知这位前民主党人对覆盖了整个州北方地区的《芝加哥新闻和论坛报》颇有影响力，“在这件事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您能否少许帮我一些小忙？”一个星期以后，《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颂扬性的社论，支持林肯成为候选人。“您看到了论坛报是怎么评价您的，”贾德问林肯，“这是否使您满意？”

1860年5月10日，伊利诺伊州代表团在迪凯特市组成。林肯在州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候选人地位，引发群情激昂，鼓噪四起，尽管林肯受到这种热情的激励，但他仍然意识到一部分入选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对他颇有好感，但却有可能支持苏厄德或贝茨。为了防止被淘汰，林肯的朋友们在大会的第二天提出了一个决议案，“亚伯拉罕·林肯系伊利诺伊共和党选出之总统候选人。来自该州的代表将获得指令，动用所有体面的手段，确保其在芝加哥大会上赢得提名，并且同心同德投票支持之”。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下个星期召开，林肯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充分利用了时间。他经常标榜自己是宿命论者，声称“既成定数之事，天必成之。天命不可违，我辈极尽祈祷也无济于事”，在大会召开前几个月里，这些话语掩饰了林肯的种种励精图治、运筹帷幄之举。这位出身乡野和偏僻之地的律师、政治家在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战场上杀出重围，其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程度，即便他所有的对手加起来也难以望其项背。

1. 当时美国竞选总统时需要候选人提供一篇简要的自传，林肯曾经为此撰写了一篇自传。

2. 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英国政治家，为维持欧洲权力均衡所做的努力为人民所称道，曾于1830年和1846年两次出任外交大臣和首相。

3.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政治家，1868—1894年间四度任英国首相。

4. 哈里斯堡（Harrisburg）：位于费城西北偏北、宾州东南居中，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首府；于17世纪早期建成并起名为哈里斯渡口，后于1785年更名，1812年成为宾州首府。

5. 约瑟夫·梅迪尔（Joseph Mcdill, 1823—1899）：美国新闻记者，共和党创始人之一，后来坚定支持林肯总统竞选及其政府，同时也是《芝加哥新闻论坛报》的主编和发行人。

6. 本杰明·富兰克林·韦德（Benjamin Franklin Wade, 1800—1878）：美国政治家，1851—1869年间任俄亥俄州参议员，1864年参与起草《韦德-戴维斯宣言》，因主张南方的重建问题而与国会发生冲突。

7. 斯凯勒·柯尔法克斯（Schuyler Colfax, 1823—1885）：共和党政治家，后成为尤利西斯·S.格兰特当政时的美国副总统。

8. 死点（dead center）：原为机械术语，又称为静点，指一个可移动的曲柄和连接杆间行程末端的一点，此时两者在同一直线上并且连接所施加的转力为零。这里借用为不偏不倚的中点。

9. 指《旧约·出埃及记》中摩西率领以色列人一夜之间跨越红海逃离埃及的传说。

10. 简斯维尔（Janesville）：美国威斯康星州南部城市，位于贝劳特北部，为工业和商业中心。

11. 斯蒂芬·文森特·贝内（Stephen Vincent Benet, 1898—1943）：美国诗人及作家。

12. 哈珀斯渡口（Harpers Ferry）：位于西弗吉尼亚东北端，是1859年约翰·布朗起义的发生地，当时布朗曾短期占领该地的美国军工厂。美国内战期间，这里成为南北双方的必争之地。

13.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小说《白鲸》《书记员巴特比》《比利·巴德》等。

14. 查尔斯顿（Charleston）：西弗吉尼亚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位于该州中西部。

15. 诺福克（Norfolk）：弗吉尼亚州东南的独立城市，建于1682年，现为弗吉尼亚州最大的城市，自从美国革命之后成为主要的海军基地。

16. 莱文沃斯（Leavenworth）：堪萨斯州东北部城市，位于密苏里河河畔，堪萨斯城西北部。 1854年起，来自密苏里州的赞成蓄奴制者在此定居。

17. 哈特福德（Hartford）：康涅狄格州首府，位于该州北部中心地带的康涅狄格河河畔。该市于1635—1636年间由马萨诸塞殖民者在荷兰人贸易地点建立起来，后于1639年成为康涅狄格殖民地的中心，1701—1875年同纽黑文市联合成为该州首府。

18. 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康涅狄格州中部的一座城镇，位于哈特福德东南，建于1650年。

19. 卡利班（Caliban）：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常用以比喻丑恶而残忍的人。

20. 迪凯特市（Decatur）：伊利诺伊州中部一城市，位于春田以东，林肯曾在此担任律师。

第八章 决战芝城

1860年5月中旬，共有4万多人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喜庆气氛所吸引，造访芝加哥。在那个年代，数十辆火车可谓机械奇观，它们满载着美国最年轻的政党代表及其支持者，来到这座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列车奔驰呼啸，途经尼亚加拉，横渡辽阔壮丽的俄亥俄河，激荡起西部边境之风。火车所到之处，人们聚集在彩旗招展的站台上，管弦同奏，礼炮齐鸣，以喧闹的声音表达他们对共和党事业的热情。记者们发现，甚至在十字路口，“也有人三五成群，相聚一方，村妇们走出农舍晃动手帕，耕作的农夫在田间挥舞帽子，对大会表示拥戴支持”。

在开往芝加哥的所有列车中，有一辆从纽约州水牛城吊桥站出发的“怪物火车”最引人注目，它以创纪录的16小时，风驰电掣地跑完全程，抵达芝加哥。据说，这一庞然大物史无前例的速度令所有的乘客大为惊讶。一位记者回忆说：“当列车达到‘每分钟1英里’的速度时，‘最大胆的人也为之凝神屏吸’，而胆小羞怯的家伙则步履颤抖。”车厢里座无虚席，除了与会代表之外，这趟火车上还有几十名报纸记者、专业捧场客、忠实的党派信徒、谋求官位者以及专门被雇来“维持和平的”职业拳手。一位年轻的乘客回忆道：“因为在那个狂热的岁月里，人们为了发表自己的意见，常常要付出头破血流的代价。”一位记者写道，令人十分过瘾的还包括一车皮“食物和饮料”，“这些东西让人无可回避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多数代表是反对戒酒法的”。

年轻的芝加哥带着革故鼎新的豪情，决意要在大会召开期间向世人展现它最好的一面。当时有杂志评论说，在过去几十年里，芝加哥的发展“近乎不可思议”。事实上，“用成长这个词已太过缓慢了”，一位英国游客以惊叹的语气描述芝加哥突飞猛进的扩张历程。在1830年的一部旅行指南中，芝加哥还只是“一处军事驻地和皮毛交易站”，夜晚，狼群在街头逡巡漫游，人口少得可怜，每年冬天，只有12户人家来到镇上防卫条件较好的要塞，以为安全栖身之地。30年后，芝加哥的人口迅速扩大到10万人以上，并戴上了“世界首家粮食市场”的桂冠，其规模不仅超过了“俄国最大的谷物市场”敖德萨，而且在全欧洲也罕有匹敌者。芝加哥取代了圣路易斯，成为放牧于西北大草原上大批牲畜的主要交易市场，同时也一跃而为“世界第一木材市场”。人们刚踏进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就会被它“舟楫相拥于绵延数英里的码头……一排排高大堂皇的货栈”以及“万商云集、生意兴隆”的场面弄得眼花缭乱。不久之前，人们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抬高所有建筑和车道的水平面，使之高出密歇根湖湖面12英尺，芝加哥的城市街道因而得以在一片泥泞中建起。

“我们的城市被选中，共和主义的大旗将在这里迎风飘扬。”《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宣称，“这里将指定一个人，他将成为带领我们大家走向胜利的领导者！”声势浩大的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为的是给即将抵达的来客奉献一场值得回味的欢迎仪式。住在密歇根大街的芝加哥市民接到通知，将自己的屋子装扮得灯火通明，“结果幻化出一片最令人着迷的美丽景象，”一位记者报道说，“光线映射出来，层层叠叠倒映在湖滨港湾的水面上。”数千名观众在湖滨排成长队，当火车沿着栈桥驶近时，“芝加哥轻型炮兵部队鸣响了半分钟的礼炮，烟花从杰克逊大街的最末端冲天而起”。这位记者写道，现场的人们绝不会忘记“礼炮隆隆，焰火欢腾，在整个城市的前端，住宅的窗户闪烁着忽明忽暗的光，宽阔的车站大楼里挤满了热烈迎宾的人群”。

旅馆和寄宿公寓的业主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清理自己的家当，普通平民则被要求开门迎客，各类餐馆保证以低价供应丰盛的饭菜，城里最畅销的午餐，包括一杯四年陈的麦芽酒，以及一块火腿三明治，价格是10美分。随着满载乘客的一列列弥漫着蒸汽的火车，陆续驶进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在芝加哥的大街小巷里，热血沸腾的共和党访客达到了4万之众。

“我昨天以为这座城市已拥挤不堪了，”一位备感新奇的记者在大会即将开幕前一天惊呼，“和眼前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的景象相比，昨天，这里就像一只穿了一年的鞋子一样宽松舒适。人满为患的大街，看上去很像一条条把多余的人从旅馆里分流出来的管道，人潮汹涌，仿佛从某个人们熟知的火山底层喷发而出。”

甚至台球房也被征用来接纳这群令人惊愕的人。在每晚的某个固定时刻，房内的游戏会被陡然叫停，球桌上交叉铺上垫子，做成若干张床，供昏昏欲眠的客人们睡觉。一天深夜，有位记者曾经来到这样一个场所，看到130人仰面躺在台球桌上，“在度过了疲倦的一天之后，他们依旧兴致盎然，那种热情足以打动最冷漠的心灵”。

“这座城市挤满了共和党人，”《芝加哥晚报》写道，“来自缅因州的森林和新英格兰苍翠山谷的共和党人，来自金门和旧种植园的共和党人，来自各地的共和党人。这看似是一场欢乐喜庆的活动，实际上只是一场竞争角逐的集会，这是一支挥舞着各种旗帜的大军！”在“这众多的喃喃低语声中，人们的思绪回到很久以前”，《晚报》提醒读者们说，“那时候，一辆马车和一个小小的包间就能将他们全部装下”，而“如今在土地上绽放出纯洁花朵的”反奴隶制思想，“当时被视为狂热盲信之徒的妄想，备受嘲弄、忌讳和痛骂”。

到了1860年，共和党已完全成为北方政坛上的主导力量。其成长和发展势头吸收同化了两个政党——辉格党和一无所知党，并且将第三个政党——民主党变得四分五裂。1856年，共和党在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州等四个保守的北方州失利，如果这个年轻的政党能够在其中的三个州获胜，那么它就能够赢得总统宝座。这四个州是敌我势均力敌的地区，位于南北交界处，均与奴隶州接壤，它们将在选择候选人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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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星期三的清晨，新建成的会议厅四周的街道上挤满了心情激动的市民，“他们围堵在各个大门和窗户前，聚集在桥头，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总之，将每一寸可容站立的空间都充分利用了”。会议大厅被称为“棚屋”，如此命名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共和党的头头们将在那里开会”。大门终于向聚集的民众开放了，数千名持票入场的人径直往里冲去，占据了中间的座位和更高级的两侧楼座，而想进入楼座，男士们必须有一名女士陪同。于是男人们不顾一切地在大街上四处搜寻女人——女学生、洗衣妇、涂脂抹粉的妖艳女郎……任何穿着裙子并且愿意陪他们一个下午的人，都是他们延揽的对象。仅几分钟的工夫，“棚屋”里所有的座位和角落就被占满了，上万名党员满怀期待地等候着各项议程的开始。

就在中午时分，纽约州州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埃德温·摩根敲下木槌，大会正式开幕。摩根在开幕词中对欢呼的人群说：“现在聆听我说话的各位所肩负的责任之重大，可谓前所未有。……我恳请你们，以万众一心的精神去付诸行动，你们有能力用尊严、智慧以及在此表现出的爱国之情，去谋求民心所向，并且在（人民的）信念中让这种民心更加强大！”

大会的各项任务开始启动。在最初两天的议程中，解决了资格审查问题的争论，一个符合北方利益的、兼容并蓄的政纲被热情地采纳了。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意见像在1856年时一样，依然是一个核心思想。这个1860年的政治宣言同时呼吁通过宅地法、开征保护性关税、建设一条通往太平洋的铁路、保护已归化的公民、政府支持港口和河道的改建工程等，大会安排的议题涉猎范围如此广泛，为的是吸引更多的人群参与讨论。

一番辩论之后，代表们否决了必须拥有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获得提名的规定，他们通过决议，简单多数票就足以赢得提名，看来这对苏厄德而言是一个胜利。作为知名度最高的一位竞争者，苏厄德来到芝加哥时，已几乎赢得了多数支持的保证。詹姆斯·派克发现，“全国上下，热情洋溢的广大共和党组织，都渴望这位从早期开始便为了他们的核心信仰长期奋斗的人能够问鼎总统宝座。”事实上，在大会的第二天晚上，各项议程行将结束之际，有人提出一项动议，直接进行总统候选人投票。许多人相信，倘若投票在那一刻举行的话，那么苏厄德就能够成为胜利者。然而，大会秘书通知各位代表说，记录投票情况所需的各种文件尚未准备完毕，因此大会休会直至次日上午10点。

有一些人担心苏厄德在奴隶制问题上过于激进，在移民问题上又过于随意，难以在印第安纳、伊利诺伊、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这几个敌我势均力敌的关键州赢得胜利，对于他们来说，核心问题在于苏厄德能否压制反对力量。上述四个关键州的部分知名代表组成了一个12人的委员会，负责观察众人能否达成一致。到晚上10点，距离开始投票还有12个小时，大家还是没能推出一致赞同的人选。一位反对派的委员会代表叹道，“时间都花在磨嘴皮子上了”，因为每个代表团都在为自己偏爱的骄子而顽固地争执不休。

将近午夜时分，霍勒斯·格里利拜访了这个委员会，看看是否达成了什么协议。在以代理人的身份代表俄勒冈州出席大会，并让威德颇感意外之后，格里利参会的唯一目的，便是力捧贝茨，并击败苏厄德。当听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时，他很失望，发了一封电报给《论坛报》，得出结论说，既然反对派“无法在任何一个候选人上取得一致”，苏厄德“将会获得提名”。与此同时，《辛辛那提商报》的穆拉特·霍尔斯特德也给他的报社发了一封内容近似的电报，报告说“全体出席芝加哥大会的 4万人将见证，在周四的午夜到周五的晚上，人们普遍的印象是，苏厄德无疑将赢得胜利”。在由纽约代表团占用的各个房间里传过来巨大的欢呼声。“据说开了300瓶香槟酒，”霍尔斯特德报导说，“美酒就像水一样四处横流。”

然而，夜未眠，斗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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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威德一定察觉到，在敌我势均力敌的那些保守州当中，持反对意见的政治家正不断增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担心，如果支持苏厄德成为候选人，可能有损他们自己在本州选举中获胜的机会。然而，威德从未改变他最初的战略，在每个代表团面前，他只是坚称，在这个危险的时刻，苏厄德毫无疑问的是肩负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30多年来对朋友的挚爱和忠诚，让他对大会开幕以来内部的动静视而不见，人们逐渐对苏厄德的能力产生严重怀疑，即对他获胜的能力提出直截了当的质疑。

威德逐一向各代表团陈述：“四年前我们在费城推选候选人时，犯了一个最不可宽恕的错误……我们推荐了一个没有资格成为地方长官的人……我们输了，也许我们败得其所。……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危机，在我们前面有一段艰难的时刻……这个国家在未来四年当中所需要的领袖，是一个拥有独一无二能力、处于最佳状态的人，一个真正拥有政治家品格的人，他应当闻名于全国，对于国事经验丰富，成竹在胸。在这一时刻不应该考虑任何其他层次的人。我们认为，我们在苏厄德先生的身上所看到的，正是这个国家最需要的各种品质……我们期待着举荐他……并且在这个国家充满勇气和信任之前就付诸行动。”

然而，威德离开屋子不久，霍勒斯·格里利就跑来向代表们游说：“我想他们正在告诉你们说，苏厄德是我党生存下去的第一要务，他是我们伟大的政治家，我们渊博的哲人，他在白天执掌云彩，在夜里执掌火焰，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尽管你们推举了苏厄德，也无法使他当选。你们务必牢记当今的形势，是一个地区性的政党，在北方以外的区域没有任何力量，尤其是，如果我们希望获胜的话，必须拥有整个北方的支持。他无法在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或艾奥瓦州取胜，而我会从这几个州中给你们各提供一名代表，以身说法，让你们头脑清醒过来，他们会认可我所说的话。”格里利接下来正是这样做的，一位代表回忆说，他介绍了艾奥瓦州的州长塞缪尔·科克伍德，以及两位州长候选人——一位是宾夕法尼亚的安德鲁·柯廷，另一位是印第安纳的亨利·莱恩，“他们都肯定了格里利的观点”。

“我很了解我的人民，”宾夕法尼亚的亨利·莱恩说，“在我们州的南半区，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蓄奴州……他们不会忍受蓄奴制出现在印第安纳或自由的边疆州，但是他们不会在现存的蓄奴制地区反对它……他们害怕苏厄德会受东部废奴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蓄奴制的领地上发动战争。”

格里利反对苏厄德的矛头所向，愈发显得真实可信，因为很少有人了解他与苏厄德的不和。代表们接受了他的观点，认为这位朋友只是担心苏厄德无法将他们的政党带向执政宝座。一位记者后来意识到：“在声称对苏厄德极度崇敬的同时，格里利的内心对这位大政治家表现出的憎恶之情几成积怨，所怀敌意之深，堪与苏厄德不共戴天的政敌相提并论。这种情绪被压抑多年，它积蓄的力量和暴戾之气寻找着最终发泄的出路，一旦出现这样的时机，它爆发出的能量相当可观。芝加哥提供了这个机会，火柴划着了，——干柴遇上了烈火，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了。霍勒斯·格里利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对于这批深夜相聚的人们来说，苏厄德并非唯一受到攻击的对象。德裔美国人的领袖、共和党在西部选区的重要成员古斯塔夫·科尔纳，始终记得贝茨在1856年支持过菲尔莫尔领导的一无所知党。在科尔纳的记忆中，他描述自己当时冲进一个拥挤的会场，来自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州的代表们正在开会，弗兰克·布莱尔当时正要结束一次雄辩演讲，内容是关于贝茨的。这时，科尔纳参加了讨论。他说，“实话实说，如果贝茨被举荐”，即便他在自己的家乡密苏里州获胜，——当然这一点尚有疑问，“其他州的德裔共和党人也绝对不会投他的票，比如说，我就不会这么做，我还会建议我的同乡们不要这么做”。

还有一个对贝茨更为不利的因素，那就是，他从未真正代表政党的中间阶层，无论布莱尔和格里利使尽各种手段让他定位于那一阶层也无济于事。在自由派共和党人看来，贝茨太保守了。他们也许会欢迎他加入这个政党，但绝不会同意他指挥一支他从未正式征召过的大军。与此同时，贝茨曾经致共和党人的那封表态信，也让保守派和前一无所知党人过去追捧他的热情消退了不少。

萨蒙·蔡斯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除了苏厄德之外，蔡斯在共和党内呼声最高。尽管他在黑人问题上比苏厄德更加尽心尽责，但他却没有受到苏厄德激进名声的牵连。在反奴隶制运动的旗帜上，他的言论并不特别醒目。苏厄德以献身自由主义而闻名，这在敌我势均力敌的各州当中是颇为不利的，蔡斯在这一点上与苏厄德不同，他在经济问题上比较保守，而且，他从来没有公开抨击过一无所知党人。

况且，作为大会上的第三大代表团，俄亥俄州拥有雄厚的实力。霍尔斯特德评述道：“如果这个代表团能齐心协力，它就能发挥让人望而生畏的影响力，并对两大候选人投出决定性的选票，在东西部之间维持着力量的平衡。”但是俄亥俄州并没有团结一心支持蔡斯，因为某些代表为是否支持本·韦德或麦克林法官而踌躇不决。蔡斯树敌颇多，多年以来无法达成和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这些政敌成了他的心头之患。很早以前，人们就打消了劝说麦克林将自己的选票转投给别人的念头。麦克林评论说，在1849年，蔡斯“自私自利的程度，胜过其他任何人。我从党派协定中了解到，他在竞选参议员时做了手脚。为了一己之利，他随时准备达成任何交易”。

“没有任何步调一致的行动，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蔡斯的一位支持者事后叹息道，“在芝加哥的俄亥俄代表团的脊梁上有一个弱点，那是人们所见到的最值得同情的弱点。”另一位代表告诉他说，俄亥俄州没有坚决投票支持蔡斯，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俄亥俄代表团是真心诚意的，那么您就会得到举荐。……我与许多代表团随意交往，他们的立场颇为牢固，您是他们投票时……的第二选择。假如俄亥俄代表团……（值得）信赖的话，他们就会这么做。”

蔡斯也没有因为4年前的失误吃一堑，长一智。他还是没有能任命一批值得信任的幕僚来为他的竞选活动出谋划策，应对各种反对意见，以甜言蜜语哄骗举棋不定的代表们，并且在恰当的时候，向支持者们发誓许愿，为他们加油鼓劲，坚定他们的决心。“这里有许多人对您抱有好感，”蔡斯的一位朋友告诉他说，“但是没有一批对您死心塌地的人。……我认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终结，是那些优柔寡断或者心存漠然的朋友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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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经过一整夜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交锋，反对苏厄德的一派鼓噪得更加厉害，他们甚至开始狂躁不安。“人们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霍尔斯特德说，“相互心存戒备，喋喋不休，窃窃私语，仿佛这个国家的命运就维系于他们即将透露的惊天政治秘密上，对于这些秘密，他们的想象力简直漫无边际。”各种流言的数量成倍地增加，“你每隔5分钟就能接到难以胜数的密报”。

有一个别有用心的谣言说，“如果苏厄德获得提名的话，那么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将集体退出。”没有人挑战苏厄德的能力，也没有人质疑他作为党内政治家的资格，他受到反对的原因，只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可能会损害共和党的前途，或者对共和党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带来不利影响。尽管如此，霍尔斯特德还是以崇敬的口吻评论说：“在所有这些紧张兮兮的叫嚷声中，苏厄德派对他们的斗士表现出了钢铁般的坚定信念，他们将与这位‘老失控’（他们这么称呼苏厄德）团结一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战斗到底。”

对于越来越多参与“倒苏厄德”运动的人来说，核心的问题始终在于，反对派是否有能力共同举荐一位取而代之的候选人，还是被自身的内讧所削弱。

为了这一不期而遇的机会，林肯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尽管他很明白，除了伊利诺伊之外，他不能真正指望任何一个代表团一边倒的支持，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在整个北方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美誉。“您知道在俄亥俄州是怎么一回事儿，”在大会开幕的两个星期前，他在“七叶树之州”写信给一位友人说，“我当然不是这里人的首要选择，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听说有哪一位挑明了反对我。这只是迄今为止，我每到一处所见所闻得出的结论。所有的地方，除了伊利诺伊州，也许还有印第安纳州之外，或许有一两个州会更喜欢我，但是没有一个州明确反对。”

为了成为所有人的第二选择，林肯小心翼翼不去贬损其他任何候选人，他的天性也不会这么做。效忠于他的团队成员，包括大卫·戴维斯、伦纳德·斯威特、诺曼·贾德和斯蒂芬·洛根等人都明白这一点，他们先从“不让任何人反感”开始，步步为营。他们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格里利，以及犹豫不定的各州州长的候选人已经很好地承担了这项任务。正如肯尼思·斯坦普所写的那样，他们也不需要人们因为林肯“相比其他候选人所具备的特殊能力”而提供的支持，他们只会考虑是否有效和利己，敦促各位代表推举那些可能会赢得大选的候选人。

斯威特后来声称：“没人会像我们的小伙子那样勤勉。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那里，每个晚上只睡两个小时。”亨利·惠特尼评论说，尽管林肯下面的某些人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但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充满了干劲儿，主要是出于对他本人，对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纯粹的政治伦理的敬仰之情”。戴维斯效法林肯“井然有序的典型方式”进行工作，给他的每一位团队成员都委派了具体任务。来自缅因的伦纳德·斯威特负责渗透缅因州代表团。土生土长的佛蒙特人塞缪尔·帕克斯被派到“绿山之州”。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春季选举中，共和党人遭受了挫败，这让林肯发现，这一后果可能会被人们视为“苏厄德州长的前途不为人所看好而造成的”，这样就为苏厄德的竞争对手打开了机会之门。斯蒂芬·洛根和理查德·耶茨分到的是肯塔基州，而沃德·拉蒙被指派到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在上述的每个州当中，林肯的人苦口婆心，逐个说服每位代表，防止苏厄德在第一轮投票中大获全胜。

“工作极富成效，结局颇为神奇。”斯威特夸口说，“第一个拿下的州是印第安纳。”甚至在大会开幕前夕，林肯就得到口信说，“拿下整个印第安纳或许不需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他已经敦促戴维斯集中精力做好“山地人之州”的工作。尽管这个州还有两万多名可能更偏向于贝茨的前“一无所知党”成员，但印第安纳的政治家们担心贝茨的势力不够强大，难以阻挡苏厄德赢得提名。州长候选人亨利·莱恩不停地发出警告，如果苏厄德在票数上领先，那么他亲手塑造的激进形象，以及他对一无所知党的排斥，将会危及整个州的选票。

传闻戴维斯和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主席卡勒布·史密斯达成了一笔交易，印第安纳贡献选票，而作为回报，戴维斯将把史密斯带进政府内阁。然而，其实这场交易根本没有必要，自从与林肯在国会共事，史密斯便对他敬慕有加，两人志同道合。就在投票前夕，史密斯便已答应提名林肯。印第安纳代表团决定在首轮投票中就支持林肯，有可能是出于对本州最大利益的切实考虑。

有了印第安纳州的承诺，林肯的团队便在12人委员会中确立了明显优势。为了选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候选人与苏厄德对峙，这个委员会直到午夜还在争执不休，难以达成一致。这使格里利和霍尔斯特德都预感到苏厄德将胜券在握。然而，就在委员们持续讨论到凌晨时，有人提议开展一次民意测验，竭尽全力选出一位反对派候选人。在这次临场投票中，由于林肯已经有了关键四州中的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州的支持，已表现出最强势候选人的面目。按照一位委员的说法，“纽约的达德利先生接下来提议说，出于对党的大局利益考虑”，宾夕法尼亚州应该在首轮投票之后放弃它钟爱的儿子，就像新泽西州那样。这个主张被人们普遍接受了，但是宾夕法尼亚州提出需要进一步谈判，方可正式达成协议。

根据亨利·惠特尼的记载，戴维斯此前曾给林肯发电报，通知他说，假如承诺卡梅伦可在政府内阁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宾夕法尼亚就可能被拿下。林肯找到一份某使者带入大会的报纸，将自己的回复草草写在报纸的空白处：“不要签署任何对我施加约束的协议。”惠特尼写道，当大家收到这条消息时，“每个人都气得发疯。肯定是这样。这里的人没日没夜地工作，把他推向声望的巅峰，而他却将自己知道的全部制胜秘诀都抛在一边。接下来该做什么？性格直率的杜波依斯叫道：‘该死的林肯！’而颇有涵养的斯威特则用蜜糖似的声音说：‘我非常肯定，假如林肯意识到这个迫切性的话……’爱挑剔的洛根狠狠地唾道：‘林肯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赫恩登则冒着引起众怒的危险说：‘朋友们，现在让我来回答那个问题。’但是戴维斯快刀斩乱麻，将众人的纷争抛在一边：‘林肯不在这里，也不知道我们必须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所以我们会接着干下去，就当我们没有听说他的话。而他必须予以认同。’”

此外，戴维斯非常清楚，其他候选人此时正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四处封官许愿。布莱尔等人大概已经向卡西乌斯·克莱保证说，如果后者投票支持贝茨，那么他将获得战争部部长一职。而成竹在胸的威德可能承诺的不止是内阁职位，更有他为共和党事业积蓄的“大把金钱”。然而，戴维斯的传记作者概括道，没有一个人直接向卡梅伦许愿。戴维斯仅仅保证说他会“让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举荐卡梅伦获得任命”，这让卡梅伦的人误以为这是一个言之凿凿的承诺。

且不论双方是否存在赤裸裸的交易，但林肯的人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苦口婆心地劝说卡梅伦的代表团，假如林肯得到他们的选票，宾夕法尼亚将会得到慷慨的回报。斯威特事后写信给林肯说，“我向他们保证”，尽管宾夕法尼亚没有一开始就支持林肯，“但您始终视他们为老友。当然，我现在并不乐意写这些，相信您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不过我从不担心您会在无意间对这些人做出什么不公之事。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只是提醒您，目前我与他们之间的对局极为微妙，您尽可以施展浑身解数，去感化他们”。

得到关键四州中的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州的票数，再加上伊利诺伊州的选票，戴维斯和斯威特实现了许多人认为无法实现的目标，他们使亚伯拉罕·林肯获得提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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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那一天来临了，苏厄德的团队自信会赢得胜利，他们聚集在里士满会馆，准备举行前往会议大厅的庆祝游行。穆拉特·霍尔斯特德发现，“1000名精壮汉子”，被一支规模宏大的乐队簇拥着，“乐队成员衣着华丽，肩上的流苏饰带熠熠生辉”，他们将“游行时间持续得长了一些”，当他们抵达“棚屋”会议厅时却沮丧地发现，他们当中的好些人没法进去，——林肯的党羽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复制了大量入场券，当大门一开，他们就蜂拥而入。

林肯的竞选组织者意识到“苏厄德想要在整个大会上唱主角，其一部分如意算盘在于”，要把更多的支持者都带进芝加哥，在人数上压倒任何其他候选人的队伍，因此，林肯的竞选团队已经从全州各地集结了朋友和支持者，提名成了一场制造声势的原始角逐。纽约的威廉·埃瓦茨第一个站起来，要求大会将苏厄德的名字放进提名名单。他的话语赢得了“震耳欲聋的欢呼”，掌声“响彻四方，绵延不绝”。支持者们不断站起身来，如痴如狂地挥舞着手帕。林肯竞选团队的伦纳德·斯威特承认，其热情高涨的程度“让我们感到有点儿惊恐”。

然而，当诺曼·贾德提出将伊利诺伊人民喜爱的儿子的名字放进提名名单时，林肯的团队已将一切准备就绪了。一位记者写道：“如果说苏厄德先生的名字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那么该如何形容这个（林肯的）名字所收获的热烈反响呢？……听众们仿佛脱缰的野马，在一片吆喝中猛然竖起身子，一遍又一遍爆发出掌声，响彻全场，久久难以平息。”对于苏厄德的支持者来说，这次“声势浩大的掌声”是“首次明确对林肯表示支持的态度”。尽管蔡斯和贝茨在被举荐时也赢得了响亮的掌声，但是其热烈程度较之于苏厄德和林肯而言“相对冷落”。

在进行举荐提名时，这“对人心肺功能的考验”骤然升温。苏厄德的忠实信徒们决意要赢得这场战斗，当密歇根州的奥斯汀·布莱尔站起身来举荐苏厄德时，他们的信心再度回升。“叫喊声绝对疯狂，”霍尔斯特德记录道，“如此高亢的音调胜过任何一个科曼奇人的长啸，如此地狱般的尖叫胜过任何一只美洲豹的咆哮。”然而，林肯的团队再一次奋起反击。当印第安纳州的卡勒布·史密斯赞成举荐林肯时，伦纳德写道，5000人立刻“雀跃欢呼起来”。“千艘轮船汽笛长鸣，万家旅店锣声悠扬……也许已经融合了这处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景象”。从人群里发出一个声音：“亚伯·林肯已经用这声音证明了实力，让我们投票表决吧！”林肯的团队赢得更多支持者所付出的千辛万苦已经得到了回报。斯威特后来承认说：“这不是提名一位总统最深思熟虑的方式，但是它有自己的分量。”

大会的气氛终于平静下来，并再度进行投票表决。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必须获得233张选票。投票从新英格兰地区各州开始，这些州被视为苏厄德的坚定支持者。而事实上，人们将数量惊人的选票投给了林肯，还有一些投给了蔡斯。林肯当年在库珀学会发表演讲之后，在新英格兰地区巡回奔波，显然已赢得了不少代表的心。正如事先预料的那样，纽约州将自己全部70张选票悉数投给了苏厄德，使他遥遥领先。苏厄德的竞选团队想要松一口气的当口，同样被认为坚定拥护苏厄德的弗吉尼亚州，其22张选票中既有投给苏厄德的，也有投给林肯的。蔡斯猜想，下一个上场的俄亥俄州会将全数46票投给自己，但是代表团的选票出现了分歧，其中34票支持蔡斯， 12票支持林肯和麦克林。最出人意料的也许要数印第安纳州了，贝茨以为那是他的势力范围，但是林肯在那里赢得了全部26票。“这个实实在在的票数着实令人惊骇，”霍尔斯特德写道，“在表决过程中，亨利·S. 莱恩充满渴望的小眼睛眨个不停。”

第一轮表决结束时，计票牌上显示：苏厄德173.5票，林肯102票，蔡斯49票，贝茨48票。正如历史学家马文·凯因所描写的那样，贝茨的竞选组织者闷闷不乐地发现“没有一个关键的州支持贝茨，而艾奥瓦、肯塔基、明尼苏达和俄亥俄州诸代表团那些十分抢手的选票尚未出手”。蔡斯的人脸上同样也挂满失望的表情，因为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在俄亥俄代表团内部出现的分歧很可能是致命的。在林肯的阵营里，人心振奋，他们总共拿到的102票，已经使林肯明确无误地成为可能取代苏厄德的人。这次票数差距出乎威德预料，使他大为震惊。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苏厄德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卡梅伦代表宾夕法尼亚代表团承诺的48票如果到手的话，将使苏厄德赢得获胜所必需的233票。

然而，在第二轮投票中出现了有利于林肯的至关紧要的转折点。在新英格兰地区，他又多收获了17张选票，而特拉华州则将原先支持贝茨的6票转投给了林肯。接下来，最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大会堂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宾夕法尼亚州宣布将44票投给林肯，这使得他的总票数累计达到181张，这与苏厄德最新获得的184.5张选票相比，仅有3.5张的差距。蔡斯和贝茨在第二轮投票中双双失利，基本上失去了竞争力。角斗的范围已经缩小到苏厄德和林肯之间。

“棚屋”会议厅里的气氛愈发紧张起来。第三轮投票开始时，观众们如坐针毡。马萨诸塞州支持林肯的选票增加了4张，宾夕法尼亚州支持林肯的选票增加了4张，同时，林肯又在俄亥俄州多收获15张选票，他的总票数达到了231.5张，距离获胜仅差1.5张。霍尔斯特德报道说，“出现了一次暂停，大约间隔了10秒钟的时间”，俄亥俄州的大卫·K. 卡特站起身来宣布说，原来支持蔡斯的4张选票转投给林肯。一位目击者写道：“‘棚屋’被一片深邃的寂静所笼罩。”接着，林肯的支持者们“雀跃起来，兴高采烈地热烈鼓掌，女士们挥动着手帕，男人们将数千只帽子挥舞起来并抛向天空，一遍又一遍地欢呼喝彩”。

对于苏厄德派而言，这次失利可谓一败涂地。一位旁观的纽约人说：“魁梧的汉子们哭起来像孩子，他们面色阴郁，苍白而衰老，仿佛这场角斗一夜之间经历了十年光阴。”大家都看着瑟洛·威德，但是他没法说出一句安慰的话。威德毕生的事业以失败而告终，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他没有能够让自己的好朋友成为总统，以此为国效忠。威德事后坦承说，这件事“令他终生抱憾”。

整个大厅里，代表们纷纷站起身来，大声嚷嚷说要改投选票，让林肯赢得一个毫无争议的胜利。然而，他们激动的语调表明，失利的苏厄德依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奥斯汀·布莱尔承认，当密歇根代表团将选票改投给林肯时，他的州正在放弃自己“起初最敬爱的候选人……当时心灵在流血，血脉在颤抖，但是我们的州不会担心苏厄德的名誉将毁于此”，因为当这一天短暂的激情平息后，当历届总统被人遗忘时，他仍会受人敬仰，他的事迹仍会被人记载、传诵。威斯康星州的卡尔·舒尔茨也以类似的风格预言说，苏厄德的雄心壮志“将通过他年青时代梦想的事业得到成功”而实现，而他的名字将会“永垂史册，他虽未赢得至高荣誉，却依然是高山仰止的典范”。

当纽约州的主席威廉·埃瓦茨站起身来，会场进入最令人动容的时刻，他“登上一张桌子，面带悲伤，神经质地紧握双手”，发表了一篇称颂苏厄德的动人讲话：

“先生们，正是从苏厄德州长身上，我们大多数人学会了热爱共和派的原则和共和派的政党。”他最终要求纽约将选票转投给林肯。一位记者报道说，埃瓦茨的讲话非常感人，以至于“听众们一定会对某种想法铭记在心，这就是，一个人有朋如斯，一定无比高尚”。

表决结果一旦达成一致，庆祝活动便开始变得热切起来。一个人站在“棚屋”的屋顶，朝着等候在大街上的数千名群众高声叫喊林肯获得总统提名、缅因州的汉尼拔·哈姆林获得副总统提名的消息，顿时礼炮轰鸣，“外面的两三万民众欢呼呐喊起来”。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夜晚。一位报社记者写道，“千盏明灯从窗户到大门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新闻与论坛报的大楼‘从塔楼到地基’被映得灯火辉煌”，共和党人的游行队伍肩扛着假想中林肯劈过的横木，穿过大街，融入众多乐队演奏的音乐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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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厄德获悉自己失利的消息时，正在奥本市和朋友们一起坐在他心爱的花园里。有人骑着一匹快马等候在电信局，每当收到一封电报，便带着它穿过熙熙攘攘的大街匆匆疾驰而去。第一轮投票统计结果揭晓后，信使扬鞭催马赶到苏厄德的公馆，将电报交给他。苏厄德遥遥领先的消息在他家的宾客中辗转散播，市井坊间，民众奔走相告，一片欢声雷动。第二轮的投票统计结果出来了，苏厄德依然情绪乐观。他向草坪上沸腾的民众预言道：“我将会在下一轮投票表决中被提名。”顿时，响亮的喝彩声回荡在大街小巷，接下来是漫长而令人焦急的等待。在尚未传来进一步的消息之前，苏厄德“正确地（判断）说……朋友们不愿意带来更多消息了”。电报终于带来了林肯在第三轮投票表决中赢得了提名的坏消息。苏厄德顿时“面如死灰”。他的儿子弗雷德回忆，苏厄德和他的支持者们立刻明白了，“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政治失利，这个败局不可能在后续的竞选中挽回。此乃……胜负已定，覆水难收”。

“令人悲伤的消息穿过广袤之地，”一位记者评论说，“旗偃鼓息，礼炮被冷落在一旁。卡尤加县人满脸愁云惨雾，打道回府。”当天深夜，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华盛顿写日记时，情不自禁地想起他那落败的朋友，“他那热情似火的理想，他那长期的辛勤耕耘，他那宏大而包罗万象的哲学观，他那万丈雄心，——曾经有过的一切，如今都坠入失望的深渊。他的体系中掺杂了太多的混合物，难以去芜存菁。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尽管如此，苏厄德的传记作者注意到，“他以一位斗士应有的风度承受了这次打击，在家人和世人面前表现十分刚毅。”16岁的范妮·苏厄德在日记里只是简略地提及：“父亲只对母亲和我说了一句话，亚伯拉罕·林肯赢得了提名。他的朋友们情绪低落，——而他自己脸上则径直挂着微笑——他以睿智而大度的冷静态度接受了这个结果。”当地晚报编辑发现，人们心情沮丧，都无意对此次林肯和哈姆林获得提名的竞选结果发表评论。苏厄德得知这一消息后提起了笔。他颇为得体地写道：“提名的荣耀落在这杰出和值得尊敬的公民身上，在整个联邦，没有人比他们更加忠实而坚定地捍卫共和党的信仰。”

当晚就寝之前，苏厄德给威德写信说：“我非常感激您毕生为我所做的一切努力。我希望您能像我一样，不会为此感到太过失望。”一个星期之后，苏厄德在一封公开信中，信誓旦旦地支持共和党的投票结果，他说，希望那些站在他一边“奋斗多年”的朋友不会让他们的“失望情绪……妨碍或影响……共和党事业的进步”。

然而，在谦谦君子的表象背后，苏厄德内心也有怨气、伤痛和屈辱。“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苏厄德的传记作者格林顿写道，“当时失败的震惊已逐渐减弱，一种期盼开始慢慢复苏，当时他的心情可谓半是悔恨，半是怪异。幸亏他当时没有记日记，这多么幸运，因为假如他有日记的话”，那么当消息传来时，“他所有的诅咒和骂人话就会被记录下来”。

如果说苏厄德处心积虑有意稳住阵脚，那么蔡斯则很难隐藏他失败的痛苦。对于没有赢得俄亥俄代表团上下一心的鼎力支持，蔡斯难掩愤怒之情。他对一位朋友说：“当我回想起纽约州为了苏厄德，伊利诺伊州为了林肯，密苏里州为了贝茨所做的一切时，会想起这些先生们甚至没有动用他们四分之一——倘若他们真的在各自州内的共和党身上耗费的时间、精力和手段，能够及得上我在俄亥俄州为我们的党所耗费的十分之一就好了！然后想想俄亥俄代表团在芝加哥对我的所作所为，我承认我几乎没有心情去写或者想这些事……我必须说，如果（本·韦德参议员）从俄亥俄州那里受到的待遇，和我遭受的完全一样，并且，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那么，我宁愿忍受手足分离的痛苦，也不会同意将我的名字与他的名字放在一起相互竞争。”

蔡斯认为，倘若俄亥俄当时忠诚如一的话，他就能够赢得这次提名。多年以来，这种想法一直让他寝食难安。即使在写给林肯的贺信中，他还是忍不住要阐明自己的立场，认为“伊利诺伊代表团的拥戴”使林肯获得的“回报甚至高过提名本身”。蔡斯坦承，本州代表团的不忠行为令他无法忍受，“在这件事上……我十分肯定，您一定是其中的参与者”。他试探林肯说：“因为我极大地误判了您的雅量。一个代表团应该优先投票支持本州的大会代表，这一点早已表述得明白无误了。当我谴责任何一个漠视这个优先原则的代表团时，您是否对此种行径充耳不闻？”林肯颇为得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没有上当。

卡尔·舒尔茨仔细揣摩了蔡斯在提名结束后那段艰难时期的痛苦心情。他写道：“当林肯先生获胜的消息被公之于众时，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地转移到蔡斯身上。在我的想象中，他坐在哥伦布市静悄悄的办公室里，桌旁放着一份从芝加哥拍发的电报。……他甚至没有得到本州的全力支持。毫无疑问他曾经满怀希望……而现在的结果则是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屈节辱命。我看见我面前的那位才俊之士，满怀失望地奋笔疾书，而我则对他抱以最深切的同情。”

当蔡斯落败的消息传遍哥伦布市的大街小巷时，用平板马车拉到第三州立大街原本准备为蔡斯获胜发出雷霆般欢庆之声的加农炮，如今只能用来祝贺林肯荣获提名。短暂而“郁闷的庆典”之后，马车将加农炮拉回基坑，整座城市便陷入沉睡。

贝茨冷静地接受了失败的事实。这种镇定自若的态度，是他最初性格的突出特点。“至于我，对于芝加哥的选举结果，我很惊讶，我也能够接受，但是一点也没有屈辱的感觉。”他写信给格里利说，“我过去对于作为一个党派的共和党人没有什么要求，确切地说，根本没有要求，也无权期待得到他们的党派荣誉。而我将带着始终如一的感激，怀念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曾经带着慷慨的信任给予我的荣耀。我从没有觉得自己被打垮，我毫不沮丧，我更有理由感到快乐和鼓舞，因为，由于某些杰出的共和党人的赏识，我已经在这个国家面前赢得了相当高的地位和声誉，我想，我所得到的这一切，要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介平民所能得到的都多。”

然而，在他的私人信札中，贝茨袒露了自己内心的恼怒：“我的一些出席了大会的朋友对我肯定地说，林肯先生获得提名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惊讶。他们说这纯属意外或是阴谋使然，正是因为受到蒙蔽，我的那些净友们才没有投我的票。……这件事策划周密，行事果敢。有几个日耳曼人——威斯康星州的舒尔茨和伊利诺伊州的科尔纳，以其勇猛好斗的鲁莽作风，威逼恐吓胆小内向的印第安纳人就范。科尔纳来到印第安纳代表团面前，言之凿凿地告诉他们说，如果贝茨得到提名的话，日耳曼人将退党！”

他接着写道，这个政纲“是排外和叛逆的，它不是吸引，而是拒绝来自外部的援助……它就在《独立宣言》崇高的一般原理中间徘徊不前，政纲没有任何我能看到的实际目标，而是毫无必要地使党陷于一个主张黑人平等的诉求之中，而这种诉求是似是而非的……如果他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的话，我想他们不久就会相信，他们已犯了一个致命的大错——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党私有化，在自由州当中削弱了党的力量，在边疆的奴隶州中，党的工作局面刚刚打开，前途颇为光明，但是他们将这种局面毁于一旦”。

在奥本、哥伦布和圣路易斯市的大街小巷，弥漫着失败的阴郁气氛，而在春田则是一片喜气洋洋。对于林肯获悉他赢得提名的那一美妙时刻，多年来一直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人宣称，林肯当时在一家小店里，正在买玛丽要的东西。这时从电报局传来一阵欢呼，接着一个男孩子大喊着冲进人群：“林肯先生，林肯先生，您被提名了！”另一些人则坚持说，林肯得知这条消息时，正在《伊利诺伊州报》的办公室里和朋友们聊天。有人拿来一张写着他获胜消息的纸条交给他，林肯“默不作声，长久地凝视着这片纸，丝毫没有留意周围喧嚣的欢呼声”。他和屋子里每个人握手，以平静的语气说：“我看到第二轮投票表决时，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他从报社办公室离开，投入街头欢庆祝福的洪流之中。“我的朋友们，”他开口说道，“我很高兴接受你们的庆贺，不过，在第八大街还有个小妇人听到这个消息会很开心，我要去告诉她。请你们原谅我失陪了。”艾达塔贝尔报道说，当林肯回到家，他发现玛丽“已经知道，那份为之奋斗了20年的荣耀终于来临了，她曾经坚称自己的丈夫值得拥有这份荣耀，而且还应该得到更多”。

当晚，春田沸腾的场面被当时一位年轻的记者、后来成为林肯助手的约翰·海伊记录了下来。海伊记录道：“性格奔放的西部民众骤然迸发出最狂热的喜悦，写有林肯字样的横幅，以豪放大气的风格在西部的疾风中猎猎飘扬。”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数千名群众聚集在州议会的圆顶大厦里，等待着喜气洋洋、充斥着获胜演讲的庆祝活动。集会推迟举行了，欢腾的人群汇集到林肯家。林肯在家门口露面时，如同一个“引发热烈喝彩的信号”。他谦虚地坚持说，他没有料到这样一次来访带来的荣耀会降临到他本人的头上，他只是一介平民，而不代表一个伟大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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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对于林肯的那一次出乎意料的胜利，人们一直在反复思量并时有争论。许多人同意穆拉特·霍尔斯特德的论断。他写道：“大会的实际状况是，与其说林肯获得了提名，不如说苏厄德被人击败了。”苏厄德本人似乎也接受了这一分析结论。几年以后，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林肯能够获胜时，他说：“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一个政党的领袖人物总是身在明处，以至于他的敌人们慢慢和他的朋友一样，变得数不胜数，令人畏惧。”亚伯拉罕·林肯则恰恰相反，“相对而言知名度比较小，不必对付针对领袖人物的恶意”。

这个说法确有其可信之处，但是它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尚未得到解答：为什么林肯是苏厄德垮台的受益者，而不是蔡斯或贝茨失利的受益者？

有人说那是运气使然。林肯所在的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州，也是共和党人必须赢得的一个州。而党代会是在芝加哥举行的，当地的支持势力可以为林肯增添获胜的砝码，对于这样的事实，科尔纳坦白地说：“假如大会在任何其他地方召开的话，那么林肯不一定能得到提名。”

另一些人则认为，林肯在党内采取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中间立场，他不像苏厄德或蔡斯那么激进，也没有贝茨那样保守；对于一无所知党，他不像苏厄德那样厌恶，而对于德裔美国党人，他比贝茨更能接受。

还有一种观点是，林肯在芝加哥的竞选团队比其他任何人的团队都更善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们策划了最好的谋略，机智地将许愿的功用发挥到极致。毫无疑问，林肯的团队在大卫·戴维斯娴熟自如的指挥下，打了一个漂亮仗。

机遇、定位以及战略战术，所有这一切都为林肯最终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我们考量每位竞争者在竞技场的各种才略，包括他们的政治技巧娴熟程度，他们的感情、智力以及道德因素，他们的辩才以及艰苦奋斗的决心和意愿——那么很显然，一旦机遇垂青，林肯为了接受命运的召唤，已经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最终，获得提名是他的性格特征和生活经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使他从竞争对手中间脱颖而出，并为他提供了当时不为人知的优势。

林肯并不具备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那么多的有利条件，却能崛起于诸雄。在这之后，他更习惯于依靠自力更生来运筹帷幄。他自始至终都牢牢掌控着赢得提名的进程。当苏厄德为了逃脱内部纷争，听从威德的建议，花了8个月时间周游欧洲和中东列国之时，林肯则以紧张而热烈的巡回演讲，赢得了数以万计民众的善意和尊重，在五个至关重要的中西部州的共和党人中间留下了积极的印象。对于前往纽约的库珀学会举行系列演讲的邀请，蔡斯很不明智地予以谢绝，而林肯则欣然同意，因为他意识到，在苏厄德的家乡营造良好的形象至关重要。此外，蔡斯还拒绝了前往新英格兰地区为他的支持者打气的邀请。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蔡斯在他的日记里反复保证，他会以任何必要的行动获得尊重和名声，但是他却在大会开幕前最后几个星期里表现得颇为优柔寡断。

当热忱的共和党人聆听林肯演讲时，他们从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雄辩家身上判断，一旦他们爱戴的苏厄德无法赢得胜利，他们可以拥有这样一位足智多谋、值得信赖的人，他会牢牢抓住推动政党进步的核心议题——与奴隶制在准州的扩张做斗争。尽管他加入反奴隶制斗争的时间比苏厄德和蔡斯晚，但是他的话语拥有一种无可比拟的气势，立场坚定，条理清晰，充满了高尚的力量。

与此同时，他天生谨慎，用词严谨，很少说没有把握的话，也很少迎合形形色色的听众，这种天性使得林肯比他的竞争对手高明许多。在大会召开前夕，林肯的每一位对手都曾有过朝秦暮楚的想法。苏厄德试图软化自己激进的言辞以安抚温和派，这让自由派共和党人大失所望；贝茨因为自己措辞强烈的公开信而激怒了保守派；蔡斯最后时刻在关税问题上改变了立场，但是没有人上当受骗；而林肯的立场则始终如一。

正如《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指出的那样，“他避免偏激”也不单纯是“他有意雕章凿句、谨言慎行”的结果，更准确地说，这是因为“他天性沉稳、心智从不失衡，从而水到渠成”。

在林肯周游往来于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的岁月里，他在小客栈、街头巷尾和商铺酒肆与民众打成一片，对于民心、民情、民利、民愿，林肯体察至深。苏厄德本来也颇能虑及百姓民生，然而在华盛顿待了那么多年，这些天性已日趋麻木倦怠。蔡斯和林肯一样，也曾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在他的家乡州穿梭旅行，但是他那傲气十足的态度，让他无法与一路所遇见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进行坦诚的沟通。同时，贝茨长期与喧嚣的政坛相隔绝，致使他那一度颇有天赋的政治头脑开始萎缩。

之所以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在芝加哥举行，是因为林肯的政治悟性，而不是盲目的运气使然。林肯“相对而言默默无闻”，这一事实的确有助于诺曼·贾德将大会地点落实在伊利诺伊州境内，然而，林肯的一部分谋略在于，尽可能保持韬光养晦、引而不发，并且“不冒犯任何人——如果他们将被迫放弃自己的首选，那么要让他们始终有意倾向于我们”。正是林肯率先向他的竞选组织者们指出，印第安纳州有可能被争取过来。事实上，他的运筹帷幄和果敢决心，在通向提名胜利的每一步都有明显的体现。

林肯像苏厄德一样，发展了一批至交，他们愿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竭尽全力帮助林肯获得提名。但是与苏厄德不同的是，林肯自始至终没有树敌或引起他人的嫉妒之心。很难想象林肯会像苏厄德那样，让格里利多年的怨气始终郁积于心；相反，他忍辱负重，当年在竞选参议员的首轮争夺中被贾德和特朗布尔击败后，又与他们重新建立了和谐亲善的关系。林肯善于吃一堑，长一智，并能化敌为友，这种能力是蔡斯难以望其项背的，蔡斯无法原谅那些违逆过他的人。而尽管贝茨在圣路易斯市有一个颇为热络的朋友圈子，但是这些朋友中的大多数人并非政治家。操控他在大会期间竞选活动的，是一群对他知之甚少的人。这些人缺乏肝胆相照的忠诚之心，只是觉得他可能会成为赢家而已；当他们发现贝茨获得提名的道路颇为艰难之时，他们以同样轻率的态度放弃了他。

最终，林肯那深邃而崇高的抱负，与蔡斯对官位的公然沉迷、苏厄德的机会主义倾向、让贝茨放弃政府公职的踌躇想法都划清了界限。费伦巴赫尔发现，林肯的“这种抱负与褊狭猥琐、恶意怨怼以及过于任性的特性尤为格格不入”。尽管林肯和他的对手们同样热切地渴望成功，但是他不会让自己因为对公职的追求而泯灭自己的善良和率真（这是他对待自己的支持者和竞争者的态度），也不会改变自己对于反奴隶制事业的坚定诺言。

尽管那些在芝加哥举荐亚伯拉罕·林肯获得提名的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其所有这些德行，但他们终于选择了一位在国家出现重大危机时，能够应对挑战的最佳人选。

1. 穆拉特·霍尔斯特德（Murat Halstead, 1829—1908）：俄亥俄州著名记者、编辑，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

2. 1859年贝茨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各党派放弃对黑人问题的争论。这封信引起不少共和党人的反对。

3. 七叶树之州（Buckeye State）：指俄亥俄州。

4. 肯尼思·斯坦普（Kenneth Stampp）：美国当代历史学家，美国内战史专家。

5. 绿山之州（Green Mountain State）：佛蒙特州的别称。

6. 山地人之州（Hoosier State）：印第安纳州的别称。

7. 威廉·埃瓦茨（William Evarts, 1818—1901）：美国律师和政治家，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在受弹劾期间的主要辩护律师，曾任美国国务卿（1877—1881）和参议员（1885— 1891）。

8. 卡尤加县（Cayuga County）：位于纽约州西部，以卡尤加族得名。该族曾居住在美国纽约州中西部卡尤加湖沿岸，今分布在安大略州、纽约州西部、威斯康星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卡尤加族是易洛魁印第安联盟的五个初始部族之一。

第九章 自知之明

林肯击败了苏厄德的消息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均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对于东部的共和党组织来说尤其如此。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承认，在国会大厦，林肯提名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质疑，直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消息重复印证，才表明他已把反苏厄德联盟的所有要素集于一身而获得了胜利。……议院里一片哗然，显然大家已经做不成事情，所以我们休会了”。

众人没有意识到林肯为制造这场胜利所进行的精心谋划，他们认为林肯只是反苏厄德阵营联合起来偶然挑中的人选，他依然是一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在代表本党阵营的报纸中，有一半称他为“亚伯拉姆”而非“亚伯拉罕”。他指出当林肯去年3月在哈特福德访问历史图书馆时，他在访客簿上签的名字是“亚伯拉罕·林肯”，民主党人的《纽约信使报》语气刻薄地评论说，“料想一个人自知其名，只不过是合乎常情而已”。林肯写信给共和党资格认可委员会主席乔治·阿什蒙说：“我的名字究竟是‘亚伯拉罕’还是‘亚伯拉姆’，这个问题似乎没完没了。我的名字应该是‘亚伯拉罕’。”

民主党的各大报纸因为林肯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而雀跃不已。这些报纸组织了一次户外集会，将他的生平大大地奚落了一番。《纽约信使报》用自以为是的口气说，林肯是“一位三流的西部律师”。“共和党在这次提名中的所作所为，彰显其智力低下，而且每况愈下”。《纽约信使报》还声称：“他们所抛弃的苏厄德和蔡斯，是政治家和有才干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四流的演讲家，说话连语法都不通。”他的演讲是“村野白丁之语……掺杂了粗鄙和笨拙的笑话”。一些充满敌意的报纸杂志并不满足于嘲笑林肯的智力，还在他的相貌上大做文章。“林肯是用一串最干瘦、最细长、最笨拙的四肢与一张刀削脸堆砌而成的一具骨架子。他以最荒谬的形式滥用了一切政治家因为丑陋而拥有的特权。”

更为阴险的攻讦出现在《查尔斯顿水星报》上。这份报纸轻蔑地质问道：“在他之后，还有哪一位正派的白人想当总统？”该报坚持认为，苏厄德遭到了“肆意排挤”，因为他“缺乏必要的勇气去贯彻征服南方的种种措施”。另一方面，林肯是“一个冷酷无情、顽固不化的完美典型，是自由国土区边境上的一个暴徒”。颇具影响力的《里士满探询者报》宣称，林肯是“一个没文化的党棍，他所拥有的只是对奴隶制根深蒂固的仇恨，并且他还公开承认支持黑人平等”。

这些恶毒攻击之辞，反映了在南方民主党人中间日益增长的不和与忧虑。林肯在准备竞选活动时，民主党内部出现的裂痕对他的获胜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民主党如今成了南北双方均有支持者的唯一政党。在林肯获得提名之前，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乱哄哄地降下了帷幕。由斯蒂芬·道格拉斯的支持者组成的多数代表，向新闻界提供了一份新炮制的关于奴隶制问题的政治纲领。对道格拉斯很不利的是，奴隶制的议题可以被掩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德雷德·斯科特一案的判决，以及约翰·布朗袭击哈珀斯渡口事件，使不少南方领袖人物的立场变得强硬起来，过去能够被采纳的温和立场，如今为“激进的”南方政治家们所排斥，他们谴责所有形式的妥协，要求完全自由地携带奴隶进入边疆地区，并要求国会明确保护那些奴隶。他们拒不承认一度被广泛接受的“大众主权”理论，将它视为对南方政治原则的一种放弃。

当大会批准温和的道格拉斯纲领时，来自亚拉巴马的代表立刻罢席而去。紧跟着首先离场的是密西西比州，然后是南方其他各州。当密西西比代表团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极度愤怒的代表爬上椅子，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告别演讲，他预言说“不到60天，就会出现一个联合的南方政府”。观察家穆拉特·霍尔斯特德报道说，“南卡罗来纳人高声欢呼，经久不息”。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各州代表团也纷纷加入。那一夜，“查尔斯顿仿佛经历了一次7月4日……民众的情感很明确，分裂者获得了热烈拥护”。

由于任何一位候选人都无法保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陷入僵局的大会被迫将地点转移到巴尔的摩。在那里，道格拉斯终于赢得了他为之奋斗多年的提名。然而，要将这个最后的全国性政党的各个部件重新拼凑起来为时已晚。北方和南方民主党人的立场如今已变得水火不容，它们被一种过去曾消灭辉格党和一无所知党的力量打得粉碎。

由于道格拉斯成了民主党的候选人，南方的分裂者便重新召集会议，提名肯塔基州的约翰·卡贝尔·布雷肯里奇，此君的理念是，从宪法上讲，蓄奴制无法从各准州中排除出去。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约瑟夫·莱恩被选为副总统候选人。为了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新成立的立宪联盟党（由保守的辉格党人和残余的一无所知党人组成）召开了他们自己的大会，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通过完全回避蓄奴制问题来防止联邦解体，并指定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和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埃弗里特以此为基础起草政治纲领。

“伟大的民主党组织终于分崩离析。”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6月23日那一天的记事栏里欣喜不已地写道，“而这些相互分离的组织已分别提出了他们各自的候选人。”两个星期后，林肯对一位朋友说，他预测“机会要超过50%，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击败联合起来的民主党。分裂使它们的胜算很渺茫”。然而他告诫说：“民主党拥有的资源是庞大的，而它有可能时来运转。”

正当民主党人互拆台脚之际，一个委员会来到春田，正式通知林肯获得提名。“林肯先生在他朴素的木屋客厅里接见了我们。”苏厄德的热心支持者、德裔美国人的首席代言人卡尔·舒尔茨写道，在“看上去空荡荡的房间里”，林肯“站在那里，高大而笨拙，身上的黑色西服显然是新做的，但是很不合身。他修长的褐色脖子从翻转的领口里露出，显得十分瘦弱，他忧郁的双眼在面容憔悴的脸上深凹下去”。阿什蒙代表委员会发言，而林肯“以寥寥几句作答，用词恰当、诚恳而得体”。接着，大家开始轻松地进行更为宽泛的谈话，“其中一部分内容是相当愉快的，林肯淳朴至深的天性在其中彰显无遗”。当委员会的成员们告辞时，宾夕法尼亚的凯利先生对舒尔茨说：“嗯，我们也许做了件漂亮的事情，我们很难再做出比这更好的事了。”但舒尔茨承认，“对于这位坚定执着、有着童真天性的人，在与这大千世界打交道时究竟表现如何”，委员会里的其他成员依然“无法完全掩饰他们的疑虑”。

另一位来访者瑟洛·威德发现了林肯内心让人意想不到的老练世故和政治敏锐。苏厄德的失利给威德带来的伤痛仍然没有愈合，于是在大会闭幕后不久，他应斯威特和戴维斯之邀来到春田。两位政坛大师分析了“成功的前景，设想所有的蓄奴州或者几乎所有的蓄奴州会反对（他们）”，判断哪些州“是唾手可得的……哪些州是需要用心对待的”，以及哪些“必定属于你死我活的战场”。威德事后写道，林肯展示了“极佳的判断力，凭借直觉对人性的通晓，以及对政治家们的美德和弱点的熟知。他相当称职，相信不会有人要他卸下这重大的责任。就此，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威德告辞，准备“心甘情愿地去工作”。

就在威德和林肯在秘密谋划竞选策略时，摆在两人面前的现实是，选举一定会出现两次。在各自由州，竞争将会在林肯和道格拉斯之间展开；而南方民主党人布雷肯里奇将与边境州的贝尔争夺蓄奴州的支持，道格拉斯一度是南方立场的捍卫者，也是声名狼藉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作者。到了1860年，他被整个南方斥为叛徒、秘密的废奴主义者。“现在，对民众而言，林肯当选还是道格拉斯当选有什么分别？”南方的一份报纸质问道，“两人追求的是同样的结局，而我们看不出要选择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理由。”

林肯要获得胜利必须至少拿到152张选票。一旦不能获得多数票，就必须将选举交给众议院喧嚣纷乱的立法院，后者可能实际上选不出任何人；挑选副总统的活儿将留给南方人占主导的参议院，而它很可能选出布雷肯里奇的竞选伙伴约瑟夫·莱恩，去抢占空缺的总统宝座。因此，林肯事实上必须赢得整个北方，包括那些曾经在上一届选举中投票支持民主党人布坎南的州。

林肯“必须获胜”的州当中，道格拉斯在三个州——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这些州的南部诸县，这些地区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从南方迁来的定居者。尽管蓄奴制在各地都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但它并非总是主要的关注对象。宾夕法尼亚人对关税保护问题更感兴趣，而印第安纳、俄亥俄以及西北地区的选民希望得到给开拓者的免费土地，希望内陆得到改善，以繁荣西北部的商业贸易。除此之外，反对移民的美国人党的残余分子仍在各地苟延残喘。反蓄奴制的选票会毫无疑问地投给共和党人，但是仅凭这一点无法在形形色色的选民中赢得多数票。林肯和道格拉斯都意识到，10月份在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举行的州选，将成为展示共和党实力的一个关键性乃至决定性的方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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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首要任务是安抚蔡斯、苏厄德和贝茨等曾经与他竞争提名的人，取得他们的支持，以赢得共和党内的支配地位。

第一个被游说的是蔡斯，他们“仅以一张印刷传单”的形式代表林肯向蔡斯示好。蔡斯后来承认说，他感到“这不是一点点伤害，而（他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绝不予以回应”。接着，蔡斯又收到了一封林肯的私人信件。关于报纸上报道说蔡斯对“这样一位身份微不足道的亚伯·林肯先生获得提名感到相当恼怒，也相当不满”云云，林肯并不介意，他颇为得体地将蔡斯出于礼貌而写的祝贺信理解为他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信号。林肯在致蔡斯的信中说：“在我党大会所有代表当中，我的名字是最卑微的。而我尤感迫切的是需要得到援手。令我颇为欢欣鼓舞的是，您已经表示出乐意相助的态度了！”蔡斯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对聚集在俄亥俄、印第安纳和密歇根州为数众多的共和党人发表了讲话。尽管蔡斯对俄亥俄代表团仍怀有一丝挥之不去的苦涩，但他依然表达了对国家的坚定信念，蔡斯表示：“首先，共和党是一个必然出现的政党；其次，它在这个国家的环境中生根发芽；第三，它绝对无意实施任何可能伤害到人民真正利益的手段。”

立宪联盟党的组建，使支持爱德华·贝茨的力量对于林肯而言变得举足轻重。该党已经为这位密苏里的政治家征募了许多老辉格党人支持者，其中还包括了不少老的一无所知党人。为了赢得这位更年长的政治家的支持，林肯的老朋友奥维尔·布朗宁在贝茨的家乡圣路易斯市拜访了他。布朗宁是游说贝茨声援共和党事业的最佳人选，因为直到伊利诺伊代表团宣誓力挺林肯之前，布朗宁作为伊利诺伊代表团的一员，始终支持贝茨的总统竞选。在双方的交谈中，贝茨“谢绝接受残羹冷炙”，他后来说，尽管自己意识到做这样的事“可能会得罪立宪联盟党的某些成员”，但他还是答应写一封公开信支持林肯。

贝茨没有食言，他写了一封信，让布朗宁拿去发表。在这封信里，他不遗余力地称颂林肯，将他的立场定性为稳健派，并宣布他本人决定支持共和党的投票结果。“我直言不讳地支持林肯先生，”贝茨写道，“我认为林肯先生是一位正直、可靠、爱国的人。他不可能是属于一个地方的，虽然他尝试过这样做。他的出身、教育、生活习惯，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属于整个国家。”贝茨继续道，林肯已经“因为真诚、勇气、公正、德行和才干赢得了崇高的声望，作为个人而言，他是最值得信赖的。而且特别在这一点上，他比其他一些人，以及他的那些对手们（他们在早年生活中所获得的机遇和帮助，远胜于林肯），更有资格赢得我们的尊重”。在后来的竞选活动中，贝茨写信谈到林肯时说：“他的温良与勇气交融在一起，深嵌于他的性格之中。而在我期待他像菲尔莫尔那样温和之时，同样希望他像杰克逊一样坚定。”

在努力争取赢得所有对手的合作的同时，林肯知道威廉·亨利·苏厄德活跃的支持者们对自己的竞选成败具有的关键作用。苏厄德在共和党内的跟随者们一度几乎使他提名成功。他炮制出来的那些反响强烈的词语，诸如“无法调和的冲突”“高于宪法的法律”云云，尽管对一些人而言过于火辣，但它们旗帜鲜明，帮助共和党阐明了自己的理想。苏厄德的家乡——纽约州的35张选票可以很好地证明获胜的关键；而对于林肯来说，那些话语并没有明确预示出苏厄德回到纽约，在大会之后已幡然醒悟，认识到他的许多支持者因为其他候选人前途一片光明而备感幻灭和气馁。

“竞选活动开始时气氛很沉重。”堪萨斯州代表爱迪生·普罗克特回忆说，“缺乏热情，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他希望在堪萨斯组织一个林肯学会，他向州里一位德高望重的共和党人提议，请他出面主持大局。此人情绪激动地一口回绝：“你们这些人知道，在芝加哥的时候，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什么……你知道，这需要我们倾尽全力才能渡过难关。你知道，除了现在的一切之外，在这段时期需要的是一位政治家，而你们已经放弃，给我们留下一位伐木者（林肯的外号）。不，我不会当什么领头人，也不会参与其中。”

“我本人被芝加哥的投票结果搅得心乱如麻。”查尔斯·萨姆纳写道，“我依然无法把这个结果看成是一部公开法令。”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乔治·波默罗伊告诉苏厄德说，然而“唯一一桩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就是我们此次被击败的概率，并且您必定有机会在（18）64年获得提名”。对于亚伯拉罕·林肯被推举为“总统职位的合适人选”，俄亥俄州的财政部代表威廉·梅隆向弗朗西斯·苏厄德表达了难以置信的心情：“千真万确是这位砍横木的候选人！我承认我有点想骂他，更想骂大会在自我愚弄……应该担心的是，仅仅为了一己之利而抛弃了原则的结果，将使共和党彻底瓦解。”

尽管苏厄德已在一封公开信中保证说，他支持共和党的投票结果，但他对于失败的结果感到极为沮丧，以至于他开始考虑辞去参议员一职。没有国会委以的重任，他可以继续待在奥本，四周围绕着自己钟爱的家人和聊以慰藉的友人。苏厄德对一位朋友说：“今天上午我出门去市场的时候，我有了一个颇为难得的体验，一个男人死后，在城里四处漫步，并且聆听人们在对他说些什么。我承认，当我听到每一个角落都在表达如此沉重而真实的忧伤时，我没有心理准备。”

但是苏厄德明白，辞职的决定会让人觉得他在耍性子，并且会像他的朋友伊斯雷尔·沃什波恩所告诫的那样，“给那些心怀恶意的人”进一步诋毁他的机会。最终，他决定在5月下旬回到华盛顿，继续做他的参议员。然而，正如他在一封写给弗朗西斯的长信中坦承的那样，这次“以一个被（他）自己的政党废黜的领导人形象”重返国会大厦的旅程，对他而言备感痛苦。“我于星期二晚上抵达这里。普雷斯顿·金，以及一辆马车，在车站和我会面，并将我带回住所。情形颇为凄苦惆怅”。即便是挂在墙上的那些肖像，“诺特医生那慈祥的脸，纳皮尔勋爵那自鸣得意的脸，杰斐逊那仁慈的脸，纳皮尔夫人那充满爱意的脸，看上去都像死人的画像。”当他来到参议院时，“一整天来，善良的人们都来看望我……他们满眼含泪……徒然希望能有‘辩白’之日，以此自我慰藉。而我接到的书信全都在谈论着同样的事。但是这些东西在我的心中唤不起一丝回应”。他告诉弗朗西斯，自己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他意识到“大任从我身边远去，它投下的阴影将日趋淡化”。

苏厄德想在3月份参议员任期结束后，回到奥本的家终身隐居。对此，弗朗西斯感到很高兴。“你已经赢得了颐养天年的权利，”她语气肯定地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35年时光，是他的国家能够合理索取的全部了。”然而，现在还不是苏厄德功成身退的时候，威德与林肯会面的消息，也许激起了苏厄德本人的决心。从这次斗争中退出，就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热切的政治抱负和对共和党理想的信念。

在大会结束后的几个星期之中，苏厄德接到了整个北方数十个共和党委员会邀他发表演讲的请求，这让他忙得喘不过气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我们的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您的奉献，而您应付挫折的理性态度所赢得的声望，比您获得最为辉煌的成功所赢得的声望更为持久。”

“有朝一日政坛有意放弃我的时候，我很乐意从政坛退出。”那年6月下旬，苏厄德给威德写信说，“但是面对数百万友人的要求，我无法假装视而不见，也无法对人类的信念漠不关心。眼下，我非常肯定，在竞选游说的初期就贸然介入并非明智之举，这样一来好像我在担心被人们遗忘，而这是大错特错的。稍晚进行竞选游说，使我看上去是人民利益的需要。”这样，他拖后了时间，而人们的种种恳求如潮水般涌来，最终他答应在8月底、9月初在9个州范围内开始竞选之旅。爱迪生·普罗克特回忆道，公告上说苏厄德“将要走上讲坛，并为林肯启动竞选活动，这是照进我们忧郁的内心深处的第一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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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厄德在筹划规模庞大的旅程之时，林肯依然待在春田。从政治传统的立场出发，并且根据他本人的判断，继续发表政治宣言可能只会损害自己的前途，林肯考虑再三，决定不去参加私人的巡回演讲。他意识到他那乱糟糟的律师事务所无法容留那些渴望一睹其面的潮水般的访客，于是他将办公总部搬到州议院中的州长接待室。

起初，林肯唯一的助手是约翰·尼可莱，这是一位28岁的德裔美国移民，曾在州政府秘书处做了三年文员。每当林肯去查找政府机构存档的最新竞选数据时，经常遇到这位严肃的尼可莱。大会之后，林肯聘请尼可莱担任他的私人秘书，尼可莱的女儿海伦后来说：“这种随时听候传唤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头发花白，耗尽毕生的精力为止。”

在尼可莱的帮助下，林肯回复各种信函，接待来自北方各地的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千计的访客，与政客们交谈，向公众出版了一本销售百万余册的竞选人小传。林肯以栖身于州议会大楼的临时办公总部为据点，策划他的许多竞选活动。为通信便捷而架设的电报线路通往政坛的各个战场，各种秘密的信息则通过邮件发出，并由他私人的使者携带，或交付给来访的政客们代为传送。大多数这样的会面并未见诸于史料，但是那些被记录在案的会见表明，林肯是一位政治大师，在这些会见中，他逐渐形成并操纵着自己的一套竞选谋略。

“他坐在沙发上，就在我身边。”一位来自纽约州尤蒂卡市的记者写道，“他和我谈论我州的政务话题，事无巨细，洞若观火，让我大为吃惊。我发现他对我党在奥奈达县取得的某些成果如数家珍，其熟悉程度超出我的预期。”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报纸记者写道，他“不仅能够讨论我州政府的伟大民主原则，同时还能告诉我们如何为一艘船引航，如何打桩木，甚至如何将一张鹿皮做成衣服”。每位记者对林肯的印象迅速登上其报纸版面，而这正是候选人与公众之间的主要沟通渠道。

民主党报纸针对林肯发表了十分无礼的讽刺文章，将他说成是知识浅陋、愚昧无知，未开化的小丑、一个粗鄙而笨拙的人。为了反击这些言论，共和党的记者被派到春田，采写关于林肯和他那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玛丽，以及他们受人尊敬的家庭的正面报道。当时的报纸，实际上是媒体的唯一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党派斗争的工具。例如，那些曾经支持过苏厄德的报纸，很快便掉转方向，开始效忠于共和党的这位新领袖，并且抓住每一次机会一面对本党的候选人极尽赞美之辞，一面不遗余力地攻击对手。

林肯和他的团队毫无疑问操纵了来自春田的“路线方针”，这在全国上下共和党的各大报纸上引起了反响。《尤蒂卡信使晨报》的特派记者在林肯家中待了一个晚上之后报道说，“这里弥漫着一种安详而优雅的气氛。你也许已很快得知，负责操持那个朴素之家的是一位真正典型的美国妇女。”至于林肯，“他在方方面面都显示出思维缜密的精神，格物致知必定刨根究底，总结归纳无不深思熟虑，一旦有所定论，则持之以恒，毫不妥协”。

“关于诚实的老亚伯的外貌、习性、口味以及其他性格特点，人们能提出上万个问题。”《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写道，“我们希望得到其中的几个答案。……他总是干干净净，却从不赶时髦，他粗枝大叶，但并非不修边幅。……在他的个人习性一面，林肯先生就像孩子一样单纯……他的食物简单而富有营养，他从不喝任何一种让人醉倒的饮料……他没有烟瘾……如果林肯先生被选上了总统，他仅会对白宫进行少许修饰。这个国家必须在他的品质所陶冶的框架内接受他的真诚、他的才干和他的正直。他不能像富兰克林·皮尔斯那样有礼貌地鞠躬。但他也不会向国会递交任何像《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那样的东西，以此重新点燃蓄奴制问题的烈火。他也许不会以‘受敬重的政府官员’布坎南先生那特有的轻松和优雅的姿态主持总统大餐，但他也不会为不得不在政府里成立调查腐败委员会创造条件。”

来访的特派记者们只是赞扬玛丽。“她丈夫秉性中的任何笨拙之处，在她身上都不会显现分毫。”《纽约晚邮报》的一位记者写道，“她谈论自由和恩惠，完全精通所有琐碎的社交礼仪。”玛丽频频在报章上出现，这使得她在肯塔基的亲戚当中显得鹤立鸡群。她教养良好、人情练达，她风度雍容、谦恭有礼，她说法语流利自如，她的儿子进了哈佛大学，她还是基督教长老会的会员。另一位记者评论说，林肯夫人是“一位非常温雅的女子，生气勃勃，优雅得体，话语风趣，言谈之间常常充满了智慧的火花”。

一位是出身望族、富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另一位是以自我奋斗出人头地、不事雕琢的林肯。两人之间的反差让记者们十分着迷。党的领袖们开始编织有关林肯的神话，使之流传于整个竞选活动之中，而实际上，这些神话时至今日仍在不断演化。林肯被描绘成“一个平民英雄”，这是乡野之人安德鲁·杰克逊自华盛顿到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些东部精英占据总统宝座40年后首次被取而代之以来，一个颇吸引人的政治称号。

此前的20年，自从威廉·亨利·哈里森志得意满地被授予“小木屋和烈性苹果酒”总统候选人称号以来，小木屋便成为诚实、普通、贫瘠而富于尊严的血统的象征。一位工人共和党员写道：“想起林肯先生人主白宫，我真诚地感到高兴。他曾经居住在这木屋，倘若他是一个娇生惯养、弱不禁风的幸运儿，我绝不会萌发出如此愉悦的心情。”在针对关于林肯将“毫无作为”的指责时，《纽约论坛报》认为：“一个凭借其天才和性格魅力，从一贫如洗、没有受过教育的瓦伯什河上的平底船工，跃上林肯先生如今地位的人，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毫无作为的人。”

芝加哥大会期间，共和党人们在大街上扛着假想中林肯劈过的横木列队游行，为这位来自西部大草原的男人的气势增色不少。尽管林肯这位“诚实的亚伯”小心翼翼地不去证实那根横木是否确系他亲手劈过，不过在一次采访时，他曾高高举起一根横木说：“这是我一两天前从约西亚·克劳福德那里收到的一根拐杖……他写信给我说，这是我曾经在1825年为他砍伐的横木中的一部分。”

林肯知道，成为“平民英雄”是一笔政治财富，特别在处于未开发状态和不断发展的西部各州当中，这笔财富对于共和党候选人而言至关重要。在竞选活动开始之前，他叙述自己匮乏的教育、贫穷的年代，以及艰辛的劳作，以此强化了“平民英雄”这一富于政治影响力的形象。尽管他严酷的早期生涯丝毫没有令人迷恋之处，但林肯有足够的精明去攫取这笔无价的政治财富。

从一开始，他就断定“眼下针对基本教义发表任何口头或书面的东西，对于朋友们对我的合理期望而言，会显得既鲁莽轻率，又违拗任性。除此之外，我发表过的各种演讲，已包括了几乎我愿意说的一切”。林肯的朋友莱昂纳德·斯威特请他同意写一封反映候选人观点的信，林肯回答说：“您写到纽约的信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他又建议说：“把这封信烧掉，这并非由于其中有任何谬误，而是因为最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它完全出自我的手笔。”他意识到，自己所说的任何话都会被人再三揣摩，试图发现其中有什么党派斗争的目的。印好的文稿哪怕出现一丝最轻微的偏离，都会被朋友和敌人歪曲。即便是他简单地重复过去的某个立场，也可能在一场竞选活动途中被赋予新的重点。他更喜欢简单地针对他所支持的政党宣言提出观点，他为数不多的失误，证明了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他曾针对某个民主党的记者发表一个幽默的评述说，“他愿意去肯塔基讨论问题，但是害怕被人处以私刑。”这句话被人别有用心地当作一个竞选活动的问题。

隐藏在这种自我约束原则之下的，是另一个重要而无声的政治现实，这就是林肯必须与新的共和党，也就是一个由老的民主党人、过去的辉格党人以及本土主义的美国党人组成的联盟保持团结。林肯告诉一位犹太朋友说，他从未像民主党人所谴责的那样，去过一无所知党人的集会场所。他告诫说，“我们的对手认为，如果他们能迫使我公开否认这个指控的话，他们就能够得分。而这个指控会在某种程度上冒犯美国党人。有鉴于此，绝不能公开表现出我对这个指控的关注”。尽管林肯本人否认他对本土主义者有任何同情，并且实际上还投资了一家德文报纸，但是许多共和党人依然对移民抱有敌意，尽管他们的支持是必需的。

林肯知道这次大选的结果不会仅仅由某一个议题来决定。虽然反对蓄奴制扩张的浪潮催生了共和党，并且主导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但是在许多地方，选民最关心的是其他议题。在宾夕法尼亚这个全国最主要的钢铁产地，还有新泽西地区，对保护性关税的渴望，尤甚于对蓄奴制的仇恨；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在移民人群中间，民众期待通过家园立法，为新的殖民者提供免费或廉价的土地。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在1857年的大恐慌中受到过重创。“将土地给予无地之人”是他们的战斗口号。而当竞选活动开展到一半的时候，布坎南总统否决了一部立场温和的家园法，这时许多印第安纳州的居民，以及整个西部都转而支持林肯。在共和党的论坛上，所有这些问题都被人们谨慎地讨论过。假如这次竞选只是围绕着蓄奴制这个单一的问题展开论战的话，林肯很可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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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肯在春田出于战略考虑而韬光养晦之时，苏厄德则走向前台，就各种公众问题发表讲话，为竞选营造戏剧性场面和激动人心的氛围。他与随从人员（其中包括范妮和她的朋友爱伦，派瑞、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他的儿子小查尔斯，同行的还有一批政客）一起乘坐火车、汽轮和马车，从密歇根启程。他从那里向西而行，前往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南抵艾奥瓦和堪萨斯，东到伊利诺伊和俄亥俄。

苏厄德所到之处，都遇到了“加农炮、铜管乐队和手持火炬的‘全面觉醒’俱乐部队伍”—一这是一群身穿醒目的油布披肩、头戴油布帽、为党注入热情活力的年轻共和党人，他们在共和党的集会上绕着人群转圈子，然后组成弯弯曲曲、灯火辉煌的队伍游行，营造出一种杂耍式的氛围。这样的一场游行经过林肯在春田的家，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从高处看，队伍沿着大约两英里长的路线蜿蜒而行，熊熊的火光和熠熠生辉的制服看上去就像一条美丽的火蛇。”约翰·海伊写道，“随行的人们……点燃了大量的罗马焰火筒，而当这训练有素的队伍稳步向前推进之时，嘶嘶作响和闪耀着炽热光彩的火焰与人群汇成一片，仿佛他们头上的华盖。……人们以狂热的欢呼释放出内心的热情。”其他一些候选人也组织了类似的游行俱乐部，但是没有如此成功。道格拉斯的一群党内追随者组织起来，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作“麻醉剂”，准备“让‘全面觉醒者’们都睡着”。

苏厄德在底特律发表演讲时，吸引了5万人前来聆听。随着他向西部进发，人们对他的热情有增无减。当他乘坐的火车抵达卡拉马祖时，数千人等候在站台上直至深夜。苏厄德走下列车后，人们一直尾随他到当晚下榻的地方。第二天，又有数千人聚集在乡间草地上，在演讲正式开始前，欣赏一场声势浩大的“青年男女举行的马背上的游行，所有人都精神抖擞地骑在马上，旁观的孩子们手持旗帜，男人们还赶着推车和马车”。听完演讲，人们意犹未尽，跟着随从人员回到火车站，在那里，苏厄德出现在窗口，再次发表了讲话。在演讲行将结束之际，苏厄德请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他一样将头伸出窗外，这使得年迈的他感觉很不舒服。“所有这一切让我想起动物展览会，”亚当斯在日记里坦白说，“在展览中的每一头野兽,以狮子领头，在一群张大了嘴巴的观众面前鱼贯而行，供人观赏。”

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一位记者报道说，苏厄德的来访，是“本州政治历史上永志难忘的一天”，清晨，街道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当一根‘壮观的林肯和哈姆林之柱’”冉冉升起之时，“拓荒者、来自边远林区的人们、陷阱捕手、猎人、来自红河地区的商人等”满怀敬畏之情全体肃立。接着，苏厄德在乐队和马车组成的队伍引导下来到现场，在议会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场近两个小时的演讲。

苏厄德让每一次演讲都显得发自肺腑和生动有力，他“不重复过去的辞章”，超越了“一般政治演说中的煽情……辞藻之精美、思想之高尚，以及听众的极大热情”，这种才能让记者们大为惊奇。一位特派记者注意到，经常会出现“周围乡村的全体民众都到场向他致意”的场面。在密西西比的船上，一位法官对他说：“苏厄德州长，您为林肯的竞选活动所做的，比联邦的许多人都要多。”苏厄德答道：“嗯，我理应如此。”

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时年25岁，当时在火车上全程陪同苏厄德。他很难想象苏厄德“在何地、何时以及如何”准备了“这些迅速发表，并且确实不同凡响的一系列演讲”。旅途中“酒和雪茄的消耗”颇巨。“杯盏横陈之际，苏厄德虽已年逾六十，仍开怀畅饮不拘。白兰地加水令他豪情顿生，开始滔滔不绝，口无遮拦，让人提心吊胆。但是我从未见过他近乎烂醉的模样，他只不过喜欢刺激而已。”亚当斯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苏厄德对杯中物颇为迷恋，但是他的工作能力却丝毫未受影响。

年轻的亚当斯被苏厄德迷住了，他认为后者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令人愉快的旅伴”。在乘火车前往伊利诺伊州的昆西的途中，经过了一整夜的旅途劳顿之后，亚当斯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清晨，苏厄德裹着一件奇特而难以名状的叙利亚开司米羊绒披风，阳光照耀在他身上，也照在我谦卑的身上，我们抽着早晨的雪茄，喷云吐雾。”两位烟民来到行李车厢，用苏厄德的话说，“自我补偿一下，不用管吸烟带来的问题”。

对于苏厄德的这次长途旅行，以及他的部分演讲，各地报纸都进行了大量报道。在缅因州，伊斯雷尔·沃什波恩写道，他惊讶于演讲中的“浩然之正气与涉猎之广博”，他认为，“在底特律的演讲最完美和最具哲理性，在圣保罗的演讲最为广博，在杜布克的演讲最温暖人心，在芝加哥的演讲最实际高效……但是在所有的演讲中……我喜欢在麦迪逊发表的那篇短小精悍的讲话——在我看来是，它最为全面完整、高屋建瓴。”

在位于奥本的家中，弗朗西斯·苏厄德收到了数十封称赞她丈夫表现出众的信函。“我相信您一定是最快乐的，”苏厄德的老朋友理查德·布拉奇福特写道，“他展示了自己全部的卓越才华和滔滔雄辩，以及在思想和精神上的折射。我们在现场，对他十分熟悉，对此并不会特别惊讶。”萨姆纳告诉弗朗西斯说，当他阅读每一篇演讲稿时，他“越来越惊叹不已。像这样一系列由一位美国人发表的演讲，实在闻所未闻”。弗朗西斯为丈夫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是同时又意识到，如此巨大的成功，已经不太可能让他很快回到奥本去享受隐居的退休生活了。“不错，如今亨利是备受欢迎了，”她在致萨姆纳的信中写道，“他被公众所占据，而我最终只能‘听之任之’——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

10月1日，苏厄德的列车在前往芝加哥的途中，在春田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停留。一位特派记者写道：“人群蜂拥而至，围在苏厄德先生所在车厢的车窗旁。与众人一起在现场等候的林肯和特朗布尔走进列车，向他表示敬意。”小亚当斯在日记里写道，林肯“是一个启示录般的人物，他就在那里，个子很高，步履蹒跚，貌不惊人，性情温和。他看上去有一点腼腆，举止笨拙，好像他觉得有点无所适从，明显感到宾主位置应该互换一下。苏厄德也显得有点拘谨”。毫无疑问，这只是亚当斯个人的感受，实际上林肯一点也没有觉得“无所适从”。

这是林肯与苏厄德自1848年在马萨诸塞州共度一晚之后的首次会面。林肯告诉苏厄德：“12年前你对我说，这个事业会成功的。”这个事业指的是反蓄奴制的正义运动。“从此以后，我就相信它会成功”。

在谈话中，林肯问苏厄德是否愿意在他即将到来的芝加哥的演讲会上，就某一未决问题发表讲话。这个问题是，时任芝加哥市长的约翰·温特沃斯正不断提及一个本党正在尽力回避的观点，这就是，共和党赢得大选，将带来一个彻底结束蓄奴制的最终胜利。林肯知道温特沃斯已准备引荐苏厄德，因此他请求这位纽约人打消听众的疑虑，告诉他们共和党人“不会在蓄奴制已经存在的地区去干涉它”。苏厄德欣然同意，并且在自己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共和党没有抨击南方的蓄奴制，要保证各个准州的自由，并不需要中断与南方的正常交流。在与北方废奴主义者划清界限这个问题上，相对于安抚南方而言，林肯的工作组更关心的是如何打消北方的保守派心中的疑虑。

苏厄德的旅程在10月6日顺利结束。他的列车驶进了奥本，“喧哗的人群”对他返乡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小亚当斯发现：“实际上，苏厄德在家乡从未显得如此状态良好。他走在大街上，与每个人互致问候。”他得到的回应“完全是真挚的，与乡亲们的关系是友好的、自然的，且十分和谐”。苏厄德此次返乡，其个性给人留下了“一个近乎伟大的印象”，这是一次亚当斯永难忘怀的旅程。

尽管林肯本人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或演讲，但他仍不断为自己的竞选活动努力着，同时证明了威德称赞他具有政治敏锐性所言非谬。当对手们针对他的阵营施展各种分裂手段时，林肯则努力紧密团结自己的盟友，将各种派别的选票联合起来。他将特使委派到支持者中间，指导他们解决竞选中出现的问题，弥合分歧。他还通过间接方式，在不违背保持沉默的诺言的前提下，就各种重大问题尽力阐明自己的立场。他竭力避免种种封官许愿的行径。特朗布尔参议员曾经建议他在纽约安排一些政治许愿，对此，林肯答道：“记住，彼得在最郑重其事地抗议说他不会不认主之后，他以一个誓言否认了主。我不会发誓说我绝不许愿，但是我的确认为我不会这么做。”

虽然组织竞选活动旷日持久、殚精竭虑，但是林肯还是设法挤出时间杜撰了一篇布雷肯里奇和道格拉斯之间颇为滑稽的对话。他还答复了许多没完没了的信件，以个人身份，语气谦和地给他的支持者，以及向他表示良好祝愿的各色人等写回信。有一位作者希望在自己新完成的法律著作上题词奉献给他，林肯回答他说：“我同意，只是恳请在题款时用词谦虚，不要将我当作一个了不起的饱学之士，或在任何领域都才华出众的人。”10月中旬，他给11岁的格雷丝·贝德尔写了一封回信。这位小女孩建议他蓄胡子，“因为您的脸太瘦”，而“所有的女士都喜欢连鬓胡子”。林肯在感叹自己没有女儿之后，发问道：“至于连鬓胡子，我从没有留过，要是我现在开始留胡子的话，你不会认为人们可能觉得这有一点愚蠢的装腔作势吧？”然而，他还是开始留了胡须。1861年1月，约翰·海伊写了一首幽默的双句短诗：“竞选奇闻，亚伯美髯获信任；鬓毛既丰，彰显执掌社稷人。”

林肯意识到，从朋友们那里了解到的很多正面消息，往往难免隐藏门户之见，他恳求支持者们对每个州的前景进行直言不讳的描述。他对来自缅因州、纽约和芝加哥的报告颇为担心，也很牵挂缺乏可靠信息的宾夕法尼亚州。他在基础之州的政治目标，是在关税问题上表明自己的公正立场，并且弥合卡梅伦与州长候选人柯廷两派追随者之间不祥的裂痕。林肯将建立组织、拉选票的工作称为“干巴巴、枯燥乏味的劳作”，他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而大多数政治家则更喜欢“游行、表演，以及声势浩大的集会”。

他热情地支持卡尔·舒尔茨动员德裔美国人投票的“完美计划”，并且向舒尔茨保证说：“在党代表大会上，您选择了支持苏厄德州长，而我不认为您此举带有任何功利目的。虽然我们之间的熟悉程度有限，但您比任何人都更贴近我的心。”很大一部分德裔美国人会将选票投给林肯，帮助他在西北地区赢得胜利。

尽管林肯关心北方所有州的进展，但他还是重点着眼于至为关键的中西部地区。他敦促卡勒布·史密斯在印第安纳州全力以赴，他相信，10月份在印第安纳的胜利，其势头将对11月在伊利诺伊的投票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7月份的时候，他委派尼可莱去拜访印第安纳的一位支持者，此人反对将贝尔的名字列入投票表决名单之中。林肯指示尼可莱说：“了解清楚他想要得到什么，以及他在哪些问题上与我持相反意见。他提出的反对意见中，有哪些具体内容？是否需要面谈？告诉他，我的格言是‘对所有人公正’，但是不要给他任何承诺。”

林肯已保证绝不就公众议题发表新的声明，他让代理人从自己过去的演讲中摘录部分内容广而告之，以强化他的立场。林肯委托贾奇·戴维斯给卡梅伦看他在19世纪40年代发表的有关赞成征收关税的演讲稿，并且谨慎地告诉卡梅伦说：“我的挚友贾奇·戴维斯会来拜访您，并且，或许会给您看一些摘录的文章，这些绝对不能拿到报纸上发表。”这种语气表明了林肯的一种敏感意识，即通过13年前的那几次未公开发表的演讲所提炼出来的观点，延续他关于保持沉默的誓言，不过他希望这些演讲稿所提供的内容能够让卡梅伦放心，以控制他在宾夕法尼亚强大的影响力。卡梅伦答复说，他对林肯早年的文章内容感到颇为满意。

有一位记者想了解林肯如何调解卡梅伦与柯廷之间的纷争。林肯答道：“我很晚才听说朋友间的这些指责，而且从未站在任何一边，为他们的争吵火上浇油……就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好了，一切要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然而，与此同时，他通知正准备前往宾夕法尼亚的莱昂纳德·斯威特说，他非常担心前国会议员约瑟夫·凯西会受柯廷操纵，揭露卡梅伦集团缺乏宾夕法尼亚中央委员会的信任。林肯敦促说：“请写信给柯廷先生，向他建议说，在那件事情上，千万要把握分寸，三思而后行。”同时，共和党的资金开始投向宾夕法尼亚。“毕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马萨诸塞州的约翰·古德里奇写道，“宾夕法尼亚是我们必须拿下的塞瓦斯托波尔。”

对于竞选活动进展艰难的每一个州，林肯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考虑。当他听说，9月份共和党人在缅因州的选举可能失去两个席位后，他告诉自己的副总统竞选伙伴汉尼拔·哈姆林说：“我担心这样一个结果……会将我们置于每况愈下的境地，使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的州选中失利，并有可能在11月的关键回合中全军覆没。您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8月份的时候，有人从罗得岛州发来一封信，“明确表示道格拉斯正在那里纠集一批富人，这些人懂得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对本州的竞选形势造成了危害”。林肯对此颇感棘手，他问罗得岛州参议员詹姆斯·西蒙斯：“这是怎么一回事？请给我写信阐述之。”最终，新英格兰地区的选民在9月的选举中还是支持了共和党人，为10月份在西部的大决战铺平了道路。

10月在印第安纳和宾夕法尼亚的选举，将会对共和党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林肯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在州选开始的前夜，贾奇·戴维斯对儿子说：“明天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就在这两个州里的共和党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票数时，林肯的阵营里一片欢欣鼓舞。沃德·莱蒙给林肯发回报告说，贾奇·戴维斯“正在审理一件重要的刑事案件”，当他听到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时，“立刻终止了审判，一脚踢翻了书记员的桌子，翻了两个跟头，并宣布休庭，直到总统选举之后再开庭”。如果这位300磅重的戴维斯真的能做出如此高难度的动作，那么它堪称仅次于林肯赢得提名的第二个奇迹。但是要说戴维斯激动不已，那是毫无疑问的。“我们都为选举结果而感到极度开心，”他写信给妻子萨拉说，“林肯先生将肯定会成为下一届总统。”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戴维斯动身来到春田，和林肯一家、特朗布尔以及科温州长一起庆贺胜利。“我从未受到如此殷勤的款待”，他充满喜悦之情。尽管他承认说玛丽仍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不过她看上去“精神焕发”，戴维斯还说：“我寄希望于她不要给她丈夫带来什么麻烦。”

玛丽陶醉于新近赢得的声誉之中。大批的访客使她欣喜万分，画家们请求为她丈夫绘制肖像，著名的政客们等待着与这位总统候选人交谈的机会。玛丽得意地，或许还有一丝怨恨地谈到有一次在春田为曾经多次击败她丈夫的斯蒂芬·道格拉斯举办了一次招待会，邀请了好几百人，可是仅有30人应邀前来。玛丽对一位朋友说：

“看起来，他的卓越才华仿佛已成为明日黄花。”

不过，玛丽依然非常担心最终的胜利可能再度成为黄粱一梦。“你经常担心我会把政治看得太冷漠，”她曾对友人汉娜·希勒坦率地说，“你大可不必如此，倘若你现在能看到我的话。只要我有时间去思考，我的脑子里满是忧虑，令我寝食难安。……我几乎不知道，在梦想破灭之余，我将如何承受这一切。我相信我们不会去验证它。”

几个星期以来，斯蒂芬·道格拉斯一直在乡村地区进行巡回政治演讲。他在获得提名之后，便立刻决定采用这种一反常规的方式。有人批评说，身为总统候选人，道格拉斯“纡尊降贵，把自己当作乡村职员”，其行为很不得体。但是他把这些指责都抛在脑后，来到乡村发表演说，从新英格兰诸州到西北部地区，从边疆诸州到南方，道格拉斯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单枪匹马走遍全国的总统候选人”。

在艾奥瓦州的锡达拉皮兹，道格拉斯听到共和党人在印第安纳和宾夕法尼亚州凯歌高奏的消息，这粉碎了他获胜的任何希望。“林肯先生将成为下一届总统。”他公开宣称，“我们必须努力拯救联邦。我会去南方。”根据阿兰·尼文斯的说法，这是一个颇具勇气的行动，当时正是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几个星期马不停蹄的竞选旅程已经使道格拉斯疲于奔命，他在前往南方腹地之时，还要应对一个又一个怀有敌意的听众。他不再寄希望于人们支持他竞选总统，而是开始为联邦的生存奔走呐喊。“我相信有一个分裂联邦的阴谋正在悄然酝酿。”道格拉斯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向听众们发出警告，“每一位有良心的公民都有责任挫败这一阴谋。……假如林肯当选，他必须就职。”

道格拉斯了解共和党人没能预见到的东西，那就是，如果林肯赢得总统大选，那么南方人将十分真切地发出脱离联邦的威胁。尼文斯写道，“共和党人最核心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以坦率的态度处理好“当时迫在眉睫的分裂危险”。他们没有考虑到，步步逼近的分裂危险不只是在部分地区，他们制定了一套深思熟虑的策略，把这种威胁降到最低，让选民们不至于吓得不敢投共和党的票，但这一策略只是运用在局部而已。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后来承认说，“我们都沉浸在虚幻的仙境中”。尽管北方的共和党人已明白无误地看到南方报纸上充满威胁论调的社论，但是正如林肯对一位记者朋友所说的那样，他们仍继续相信，这场风波仅仅“是一种由政客们组织的虚张声势的政治游戏，完全是为了威胁北方”。

在8月中旬，林肯向他的一位支持者约翰·福莱保证说：“南方人民有很好的判断力，很好的性情，他们不会试图祸害政府。”许多在南方的人同样疑虑重重。田纳西州的一位编辑后来坦白地说：“脱离联邦的呼声过去一直很频繁，以至于在竞选期间，很少有人把它当回事儿。显然，‘北方的地方主义者’坚信这‘纯属纸上谈兵’……而大多数聪明的南方人以为这是‘虚晃一枪’，是用来动摇北方人的情绪的。”

贝茨同样对南方人的威胁不屑一顾，他把这一切当成好斗的政客们黔驴技穷的一种表现，而苏厄德则对脱离联邦的各种辱骂表示鄙视：“他们大声叫嚣说要把联邦撕成碎片，谁会害怕？没人害怕！”听众一齐应和说：“没人！”在林肯的阵营里，只有小弗兰克·布莱尔意识到，林肯在南方报纸上发表的讲话受到了歪曲，极端主义分子对此大肆进行“各种误传”，他们明确表示共和党人意欲攻打南方，这些人孕育了“一个广泛而有影响力的阶层，现在，他们甚至已准备好了点燃国内冲突的火种”。尽管如此，布莱尔认为，这些极端分子不会得逞，而这个“光荣的联邦”不会“由于我党获得胜利而变得四分五裂”。即便是南方阵营的旗手约翰·布雷肯里奇也千方百计让自己远离南方的极端主义分子。他在唯一的一次竞选演说中，驳斥了关于他赞成分裂联邦的指控。

“不可调解的冲突”可能真的不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但是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为时已晚。分裂之屋必定会倒塌。这些由苏厄德和林肯提出的历史箴言，被许多南方人士当作一种威胁——迫在眉睫，并且必须要给出回应。

在10月的选举结果基础上，大选活动已经赢得了关键性的动力。但是它尚未曲终人散。由于有4位候选人瓜分选票，林肯必须在纽约州拿到关键性的35张选票，才能赢得选举，从而避免将竞选程序移交给吉凶未卜的众议院。他依靠瑟洛·威德去掌控纽约的助选活动，并继续搜寻别的看法和情报。“我有很多来自纽约的消息，”林肯对前任国会议员约翰·派蒂特说，“不过，当然了，这些是从朋友们那里传来的，只是一面之词。……对此，这消息不一定比我已得到的消息更好，但它可能会迷惑人。”

帝国之州在共和党人面前摆出了特别的难题。作为人口最为稠密的一个州，纽约州拥有大量加入共和党的爱尔兰传统移民，这些人对于反蓄奴制事业并无好感。此外，在纽约市有一个富有影响力的商人和工厂主阶层，他们认为共和主义威胁了自己对南方的贸易关系。如果这些群体联合起来反对林肯，并且如果按照道格拉斯派的说法，苏厄德的党内追随者始终对林肯获得提名不愿善罢甘休，那么在纽约州的竞选就可能失利。

林肯意识到了一开始就出现的这些复杂形势，8月，他告诫威德说：“要为道格拉斯在纽约赢得多数票，将会有一场最艰苦的恶战。”他担心道格拉斯“正极为巧妙地利用贝尔内部的异议分子”，并可能与两派都保持很好的关系，通过此举，将共和党人从这个州排斥出去。而威德不像林肯那么忧心忡忡，他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10月下旬，威德在纽约市的阿斯特会馆给苏厄德写信说：“您能否在这座城市发表一次安定人心的演讲？……您上次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篇发自肺腑的演讲表明，维护联邦的完整统一，是共和党人的职责，也是共和党的任务……在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中，没有一项富于进取精神的条款……我认为这会终止维护联邦的工作。”苏厄德同意立刻动身到纽约。即便在这个民主党的据点里，他的讲话依然不时被狂热的掌声所打断，当演讲结束时，“全体听众爆发出最热烈的喝彩”。

※※※

1860年11月6日是选举日，拂晓时分，春田的市民们便被加农炮的轰鸣以及“驱散民众懒散劲头”的喧闹音乐所惊醒。林肯整个上午都待在位于州议会的竞选总部办公室里，接见并招待各种访客。多年以后，《纽约时报》的塞缪尔·韦德还记得那天上午屋子里的氛围。林肯当时“和三四个好友聊着天，平静而友好，仿佛他正要参加一次野餐会”。林肯把扶手椅向后仰，让长腿靠在火炉上，详细地询问地方上的竞选形势。他了解得非常详尽，“让人感到似乎伊利诺伊州县区法官的选举远比争夺总统宝座重要”。

林肯起初谢绝亲自参与投票，他认为“一个总统职位的候选人不应该把票投给他自己的选举人”。但是赫恩登坚持说，如果他剥夺了总统候选人对最高职位的选举权，那么他仍可能将票投给所有的州以及地方上的职位。林肯被这一想法所打动，在大约下午3点钟的时候带头来到法院的投票点。他的出现吸引了一大群人，“他们以大声喝彩来欢迎他，熙熙攘攘地紧随其后，沿着大厅上楼，进入法院的审判庭”。在那里，林肯迎来了又一波“热情洋溢”的狂热欢呼。

5点，他回到家，与玛丽和孩子们一起共进晚餐。7点钟，他在贾奇·戴维斯以及一些朋友的陪同下再次回到州议会。大批人群跟着他走进议会大厦。领头的一位支持者提出，要林肯请求大家全部离开，只留下几位最亲密的朋友。“他说他在这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也不会去做”。当投票站关门的时候，第一批电讯稿开始送抵电报局。一位来自《密苏里共和党人报》的特派记者谈到，那天整个晚上，“林肯表现平静，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但是当电报局的信使走进来时，他的脸上出现一阵神经质的抽搐，显示出冷静的外表下无法掩饰的焦虑”。第一篇电讯传递的消息是，共和党人在伊利诺伊州迪凯特大获全胜。“这份电讯稿就像战利品一样获准送入会议厅，被人高声宣读”，赢得了一阵兴高采烈的喝彩。尽管较早发回的选举公告并不完整，但根据观察，林肯“似乎懂得这些公告对于这个州的最终选举结果所昭示的意义，他通过与上一届选举进行比较，对每一次发回的选举公告都发表了评论”。

到了9点钟，当投票统计数字从远方诸州传递过来时，林肯、戴维斯以及几位友人聚集到电报局，及时研究最新的选情消息。当林肯放松地躺在沙发上时，电报键敲出了传向四面八方的好消息。新英格兰地区、西北地区、印第安纳以及宾夕法尼亚州都投向了共和党的阵营。然而，当时钟指向10点时，纽约方面却依然杳无音讯。林肯开始有些焦躁起来。“如果是好消息，那么会很快传来。”他对同伴说，“而如果是坏消息，我就不那么着急听了。”

11点的时候，纽约方面终于有了信息：“我们在整个州的每一个地方都已稳操胜券，但是纽约市发来的消息尚不足以让我们确信其结果，尽管我们十分乐观地相信,我们已经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这份电讯引发了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几分钟过后，莱曼·特朗布尔急匆匆冲进房间：“亚伯大叔，您就是下届总统，我已经知道消息了。”林肯仍然无法确定，因为假如民主党人在纽约市累计赢得了绝对多数票的话，共和党在其余各州赢得的选票就可能前功尽弃。“别太匆忙，我的朋友们，”他说，“不要太匆忙，事情还没结束呢。”

午夜时分，林肯出席了由共和党人的夫人们准备的“庆功”消夜。正当所有人已确信稳操胜券而喜形于色之时，林肯却依然急切地想着纽约方面的消息。过去，他的梦想在最后时刻功败垂成的情况并不罕见。如果没有纽约的35张选举团投票，他所需的145张总选举团投票中就会缺少7张多数票。

事实证明，林肯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瑟洛·威德无可匹敌的组织自黄昏起一直在工作，汇拢了每一个选区的共和党选票。“不要等待观望，要奋战到最后时刻。”威德指示属下的工作人员，“将每一个没有在10点钟以前投票的人都视为‘失职者’。”他为自己的组织留下大量的时间去督促、推动选民，在必要情况下，还要把他们带到各个投票站点。

午夜刚过不久，来自纽约和布鲁克林的竞选公告出来了，揭示了民主党在纽约市获得多数票，但是已经不足以超越共和党在整个州赢得的选票。这下可以安心开始庆祝胜利了，因为林肯已经完胜。

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老亚伯”的欢呼回荡在大街小巷。林肯喜气洋洋地说，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下，谁不会如此情不自禁呢？”他把最后一份电讯稿放进口袋，回到家中，把这条喜讯告诉苦苦守候了一整天的玛丽。“玛丽，玛丽！”他喊道，“我们当选了！”

这里用了双关语，一个知道自己名字的人，指有自知之明的人。

自由国土区（free soil）：内战前美国禁止奴隶制的地区。

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即美国国庆节。

约翰·卡贝尔·布雷肯里奇（John Cabell Breckinridge, 1821—1875）：美国副总统（1857— 1861），是詹姆斯·布坎南总统的副手。1860年曾作为亲奴隶制的总统候选人，被林肯击败。

这里梅隆用了一个双关语“rail”（既表示“横木”，也表示“咒骂”）。

普雷斯顿·金（Preston King, 1806—1865）：美国共和党人，曾任纽约州众议员和参议员。

奥奈达县（Oneida County）：位于锡拉丘兹东北部偏东、纽约州中部。

指美国第14任总统皮尔斯的妥协政策。

1840年，美国辉格党总统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森在竞选时发起了著名的“小木屋和烈性苹果酒”运动，竭力树立一个平民领袖的形象，结果成功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9位总统。

瓦伯什河：美国中东部河流，发源于西俄亥俄州，流程约764千米。

全面觉醒（Wide Awake）俱乐部：共和党在1860年大选时附属的一个准军事化组织，其成员为年轻人组织的游行俱乐部。其口号是：“自由之土、自主劳务、自由之士！”

罗马焰火筒：一种能喷发出火球和火花的圆筒形焰火。

卡拉马祖（Kalamazoo）：密歇根州西南部城市，位于大急流城南部。

林肯和哈姆林分别是共和党1860年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部分地区会在共和党竞选活动中举行这样的仪式。

红河：美国中北部和加拿大中南部的河流，由发源于明尼苏达州中西部的两个支流汇合而成，流程约499千米。

圣保罗：明尼苏达州首府。

杜布克：艾奥瓦州东部城市，位于密西西比河河畔，是该州最古老的城市。

耶稣被捕之前曾经预言说，他的弟子彼得将会三次不认自己。彼得发誓说，自己宁愿和耶稣一起去死，也不会这么做。耶稣被捕后，彼得果然在众人面前三次否认自己是耶稣的弟子。事见《圣经·新约》。

双句短诗（couplet）：包括两个相连的诗行的一种诗的单位，通常押韵并具有同样的格律，经常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和句法单位。

双句短诗（couplet）：包括两个相连的诗行的一种诗的单位，通常押韵并具有同样的格律，经常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和句法单位。

基础之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别称。

柯廷：指安德鲁·柯廷，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候选人之一。

塞瓦斯托波尔：俄国城市，军事要塞，位于亚尔港西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建于古希腊领地位置，它在18世纪末成为俄国主要的黑海海军基地。该城在克里米亚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御了长时间的围攻。

锡达拉皮兹（Cedar Rapids）：艾奥瓦州中东部锡达河上达文堡西北偏西一城市。

阿伦·尼文斯（Allan Nevins, 1890—1971）：美国历史学家，擅长政治传记和美国内战史。

蒙哥马利市（Montgomery）：亚拉巴马州首府，位于该州中部偏东南。

帝国之州（Empire State）：纽约州的别称。

第十章 组阁游戏

林肯就寝时，已是凌晨两点。他疲惫不堪，却难以入眠。事后他回忆道：“竞选带给我的激动心情已经一去不复返，肩上的重任让我寝食难安。”在他家窗外，春田的市民们在街头欢声笑语，载歌载舞，游行庆祝，直到筋疲力尽方才罢休。随着黎明来临，他们才分道扬镳，回到各自家中安歇。

毫无疑问，林肯和他的邻居们一样兴高采烈，从他最初进入政坛的那天起，他就渴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机会。不过，他敏锐地意识到，年轻的共和党天性桀骜不驯，而南方的威胁可谓来者不善，他明白自己的国家正在进入一个最危险的时期。

“我立刻觉得需要帮手，”林肯后来提到，“需要其他人和我一起分担重任。”当疲惫不堪的小镇居民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回家，整个城市陷入“往常的寂静”时，林肯便开始构思他的内阁人选问题——这是他的政府的核心问题。“当时是星期三的早晨，”他说，“在日落之前，我已拟好了新的内阁名单，其中的人选与我最终选择的结果几乎一致。”

他在一张空白的卡片上写下7个人的名字，名单中，有与他竞争总统提名的对手——苏厄德、蔡斯和贝茨。这份名单还包括蒙哥马利·布莱尔、吉迪恩·威尔斯以及诺曼·贾德，他们都是前民主党人，还有一位前辉格党人、新泽西的威廉·戴顿。在内阁组成前的几个月以来，林肯遭受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那一天，他下定决心，要让新组建的共和党内每个派别中最得力的人，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这其中包括前辉格党人、自由国土党人以及反蓄奴制的前民主党人。

林肯默默地谋划着心目中理想的内阁人选。这波澜不惊的第一天，后来被事实证明是风暴来临前的寂静。不久，为了次要岗位的“疯狂争夺”战拉开了帷幕。大批求官者怀揣大沓儿推荐信，带着热切的期盼来到春田。有的人赶来时“靴子上满是泥泞，衬衫像山核桃皮那样皱皱巴巴”，而另一些人则穿着最精美的亚麻布衬衣和羊毛衫。他们所有人都得到林肯亲切的接待。

林肯决定每天公开接见两次访客，第一次在上午，第二次在下午的晚些时候。接见地点为州议会大厦的州长办公室。对于挤过狭窄的门廊接踵而至的访客们来说，这个房间实在是太小了。《纽约论坛报》的特派记者亨利·维拉德起初怀疑林肯是否有资格成为总统，然而他根据林肯“清晰的话语和响亮的笑声”循声而至，发现这位总统当选人对于每一位来访者“展示了不同凡响的机智策略”。林肯耐心地倾听每一位求职者所言，他头脑灵活，很快“适应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性格和特性。他从不回避恰当的问题，也始终应对得体”。让维拉德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林肯“讲幽默故事，或恰如其分地解说奇闻逸事”的能力尤为出众，他通过这些逸事来“微言大义，或强调某一观点，且十分完美、贴切”。

然而反对派的报纸对林肯喜欢讲故事的爱好大肆嘲笑，他们编造各种段子说，林肯从一觉醒来就开始大讲特讲不着边际的故事，在吃饭时间、在街头、在他的办公室、在小店里，甚至在他的睡梦中也是如此（玛丽戴着睡帽躺在他身边）——维拉德体察入微，他明白，这位总统当选人总也说不完的故事，“无数次地帮助他治疗感情的创伤，抚慰内心的失望”。维拉德得出结论说，任何与林肯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他全然是一个性情宽厚、和蔼可亲的典型。他们会认可说，林肯说话厚道，他的微笑给人以勇气，对于每一位寻找他踪迹的人而言，他的幽默风趣是一道独特的标记。从接见室走出来的人当中，很少有人不对林肯留下良好而深刻印象的”。

在这一过渡时期，林肯非常需要一位第二助手。尼可莱推荐了22岁的约翰·海伊，这位新闻记者毕业于布朗大学，曾积极投身于竞选活动，并为《密苏里共和党人报》撰写了多篇支持林肯的专栏文章。尼可莱与海伊最初相识于一家私立学校。当尼可莱请这位少年时代的朋友协助处理潮水般的往来信函时，这位喜爱交友的年轻人非常高兴，海伊当时正在准备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然后进入他的叔叔米尔顿·海伊在春田开设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但他对文学充满了强烈的兴趣，在布朗大学的毕业纪念日，海伊曾经发表了一首诗，多年以后，它仍然为人传诵。他一度希望毕业之后以写诗谋生，但却勉强接受了一份法律职业。海伊欣然接受了在白宫工作的机会。

对于玛丽、威利还有塔德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夜晚，正式的接待结束后，访客、素描画家以及友人们聚集到他们家里，作为女主人的玛丽指手画脚，兴致勃勃；而孩子给客人们讲自己的故事，大家欢声笑声不断；名人们热烈地讨论着政治话题，这个场面肯定让玛丽回想起她童年时代的晚上。当时她父亲曾在肯塔基公馆的客厅里，招待过包括亨利·克莱在内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当然，也有不甚愉快的时候，有人会将泥泞带进家里，有的访客会指着玛丽粗鲁地问：“就是那个女人吗？”但是这一切玛丽似乎都能从容应付，她内心胜利的喜悦，冲淡了琐屑的烦恼。

正当林肯一家忙于款待形形色色的大批访客之时，林肯这位总统当选人，却从未忽视他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组阁重任。这一届内阁必须在北方保持共和党的完整统一，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选拔出最能公正体现南方利益的代表。林肯请已当选副总统的汉尼拔·哈姆林和他在芝加哥会面，帮助他一起认真研讨这个问题。会面安排妥帖之后，他马上邀请他的老朋友约书亚·斯皮德来芝加哥看望他，并建议他带上妻子范妮和玛丽做伴。林肯一家与一小队记者和友人一起，乘火车来到芝加哥，预订了特莱蒙会馆四分之一的房间。6个月前，戴维斯和斯威特指挥那场出人意料的提名竞选时曾经在这里住过。

尽管林肯在国会工作时期，哈姆林曾经是参议员，但两人此前从未单独谋面。哈姆林回忆自己倾听林肯发表的演讲“风趣幽默，观点尖锐”，以致整个大厅“都被笑声所震憾”。哈姆林生于缅因州，和林肯同龄，高个子，体态健壮，肤色黝黑。他步入政坛时年纪尚轻，是杰克逊派的共和党人，最初当选缅因州议员，后来进入美联邦众议院，最后是参议院。

两人在特莱蒙会馆林肯的房间里开始商讨国是，但他们会谈的消息很快便吸引了“大批访客”，这样势必要举行公开的招待会和晚餐会。然而，第二天，两人秘密转移到一个朋友的家中，重启商谈。林肯明确了他打造“一个精悍组织”、将昔日的对手吸引到“他的官场家族”中来的决心。哈姆林显然肯定了这个意见，并开始转入下一个话题：从新英格兰地区挑选代表。林肯提到了他最初选择的吉迪恩·威尔斯，以及纳撒尼尔·班克斯和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哈姆林反对起用班克斯，但是他同意认真考虑一下亚当斯和威尔斯的任职资格和可行性。

林肯被无数有政治野心的求职之人以及各种策论所包围，他一定非常期待与斯皮德相会的那一刻。他安排了范妮与玛丽见面的时间，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老友私下畅叙友情。斯皮德后来回忆说，林肯“把身子往床上一躺”，然后说：“斯皮德，你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你发达了，还是在过穷日子？”斯皮德明白这个问题隐含的深意，他回答说：“我觉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坦白跟你说——我的经济状况很好，我觉得，在你的馈赠中，不会有任何官职能够让我胜任。”尽管斯皮德的决心从未动摇过，但两位好友在内战期间始终保持着联系，在将肯塔基州维系于联邦内部这件事上，斯皮德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当林肯忙于挑选内阁成员之际，玛丽的日子则是精彩纷呈的。她参观了丈夫在“棚屋”会议厅获胜的现场，到海关和邮局转了一圈，并且在大型的公开招待会上夫唱妇随，始终保持着未来总统夫人的仪态和魅力。

林肯回家之后，与各方政要广为联络，并认真听取他们关于组阁的意见。然而，最后他独自解决了这个问题，尼可莱的女儿海伦后来称这个决策是“一场高难度的字谜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必须考虑对党的忠诚和贡献、个人健康程度、地理位置及其他十几种因素，并且要使之协调一致”。

从一开始，林肯就决定将苏厄德留在最高决策层，是因为“考虑到他的才干，他的正直诚信，以及他的领导力”。如今总统的职位是无法得到了，但苏厄德从未怀疑自己胜任国务卿这一要职的能力，这不仅因为他在党内提名过程中赢得了极具优势的支持，而且还在大选期间为林肯摇旗呐喊，不遗余力，并促使具有关键地位的纽约州站到林肯一边。

“当然，林肯先生将请您在他的内阁中担任首辅，”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致苏厄德的信中写道，“我坚信，对此您必无拒绝之理。……我知道，在任何其他对手之间，绝不会有如此坦诚的信赖。”西蒙·卡梅伦从宾夕法尼亚州也做出了一个类似的预言：“您将在数日之内获得国务院的任职邀请，您一定不要拒绝。如果您现在离开，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艰辛的努力所换来的全面胜利将会付诸东流。我的全部理想就是看到您能成为总统。”

林肯发自内心地赞同说，苏厄德是值得考虑的首选。然而，苏厄德却怀有更为复杂的抱负。林肯非常希望组成一届联合了共和党各个派别的内阁，而苏厄德则认为这个内阁应该由前辉格党人来主导。在林肯的总赞成票当中，辉格党的票占了三分之二。一些次要岗位可以分配给其他派别的主要代表，但是苏厄德相信，前辉格党人有资格获得全部的最高奖赏，而且，在威德的帮助下，苏厄德希望在挑选内阁次要成员时发挥主导作用，在新政府当中给自己一个比林肯本人更具实权的职位。

为了加快整个进程，瑟洛·威德邀请林肯在大选结束后不久，和他一起去苏厄德在奥本的家，这样他们三人可以商讨组阁事宜。威德还援引了一个先例：1841年，总统当选人威廉·哈里森曾经前往肯塔基州的莱克星顿，与他的对手亨利·克莱共商国是。对于威德的邀请，林肯聪明地谢绝了；当威德建议在一个更为中立的背景下会面时，再次遭到了林肯的婉言谢绝。他不只是愿意与威德和苏厄德协商组阁大计，而且更希望让世人知道，最终的决定是出自春田，并且是他单独做出的。

林肯与威德谨慎周旋，并非表明他在安排苏厄德担任国务卿时有任何犹豫。相反，当一位保守的肯塔基法官告诫林肯说，“如果像苏厄德、卡西乌斯·M. 克莱和C（指蔡斯）那样讨厌的人进了内阁”，那么肯塔基州公民可能会起叛逆之心，去响应南加利福尼亚的号召，加入脱离联邦的协定时，林肯十分愤怒。他质问道，苏厄德或其他任何杰出的共和党人“在哪一次演讲中曾对南方发出过威胁的话语？”问题不在于共和党人说了什么或者信仰什么，而在于南方人摆出一副姿态，“坚持不懈地玷污和诋毁每一位北方人，胡说什么北方人会剥夺他们本该拥有的势力”。

实际上，在各家报纸推测说苏厄德对内阁职位丝毫不感兴趣，而林肯也不想给苏厄德安排职位之后，林肯决定无论如何要迅速做出反应。12月初，他指示哈姆林弄清楚苏厄德的真实想法。哈姆林找到苏厄德的朋友普雷斯顿·金，金提议说，副总统当选人应该直接去和苏厄德打交道。哈姆林知道这就相当于“一个关于会面地点的提议”，他再次请求林肯的指示。

林肯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正式提出任职建议的时候。为了回复哈姆林，他在华盛顿经过与特朗布尔磋商后，附上了给苏厄德的两封信，指示哈姆林将这两封信“立刻”递交给苏厄德。12月10日下午，在参议院休会期间，哈姆林在街头追上苏厄德。两人来到第三大街和宾夕法尼亚大街拐角处哈姆林暂居的华盛顿会馆，副总统当选人邀请苏厄德进屋交谈。他问苏厄德是否真心实意地拒绝国务卿的职位，苏厄德的态度十分谨慎。“如果这就是您此番前来和我交谈的目的，哈姆林，那我们可能要在这里止步了。”他回答道，“我不想得到这个职位，而如果我想的话，我有理由相信我可能无法得到它。因此，我们还是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

“很好，”哈姆林说，“但是在您以如此直白的方式，亲自向别人表达您的想法之前，让我给您看一封林肯先生的信。”当苏厄德打开第一封信时，他“颤抖着”，显得“颇为紧张”。写信的日期是12月8日，里面包括了一封正式的邀请函。林肯写道：“在您首肯的情况下，我将在恰当的时候，向参议院提出推荐，批准您担任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务卿。请允许我在您方便的时候得到您最快的答复。”

一开始，苏厄德没有多说话，也许他怀疑这个邀请只是林肯的例行公事，报纸上一直在这样预言。过了一会儿，他打开第二封信，其上标注为私人密信。它行文缜密，给足了苏厄德的面子。“传闻都上了报纸，”林肯写道，“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其中大意是，您将得到国务院的邀请，这只是人们向您致敬的手段而已，而外界估计您将会对此敬谢不敏。我恳请您相信，我从未对这样的传闻做过任何澄清。恰恰相反，从我在芝加哥获得提名的那一天起，我的愿望就是，在得到您许可的情况下，将本届政府的这一职位委派给您。……我现在邀请您出任这一职位，希望您会接受它，由于坚信您在公众的眼中，集正直、才干、学识和极其丰富的经验于一身，我们将这一职位赋予您，可谓名副其实，众望所归。”

苏厄德的脸“因激动而显得苍白”，他抓住哈姆林的手：“这太不同寻常了，哈姆林先生！我会考虑这件事。并且，依照林肯先生的要求，我将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的决定告诉他。”三天以后，也就是12月13日，苏厄德给林肯写了一封颇为得体的短笺，解释说自己能得到这个任职邀请感到非常荣幸，但是他需要“一点时间”去思考自己是否“拥有一位政府大员的资格和秉性，以及我的朋友们是否希望我就职”。苏厄德说，他希望能够就这些问题与林肯直接协商，但他不清楚这样一个会晤“在现有的环境下，该以怎样慎重的方式进行”。苏厄德几乎毋庸置疑地渴望得到这个职位，但是他依然不得不顾及自己在挑选情投意合的同僚（苏厄德的支持者）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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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苏厄德发出任职邀请之后，林肯便把注意力转移到贝茨身上。经过弗兰克·布莱尔的牵线搭桥，贝茨定于12月15日来到春田拜访林肯。在抵达目的地的前一天傍晚，贝茨下榻于奇纳瑞会馆，第二天早餐时，他在那里与约翰·尼可莱不期而遇。这位资深政治家的出现，让尼可莱大为惊讶。“他貌不惊人，头发灰白，须眉苍苍。”尼可莱写道，“脸上深深刻上了岁月风霜的烙印。”然而，他发现“他在交谈中，滔滔不绝的言辞”显得“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用罢早餐，贝茨信步来到林肯在州议会的办公室。由于林肯此时尚未抵达，因此尼可莱请贝茨浏览晨报，自己则急忙赶到林肯家，通知他说，贝茨已在等候。不久，这两位前辉格党人便开始了交谈，用贝茨的话说，“开始了无拘无束的畅谈，直至一大群前来造访的客人打断了我们。”为了保证谈话的私密性，林肯建议转移到贝茨下榻的旅馆，两人在那里共同度过了大半个下午。

林肯花了很短的时间就说服了贝茨。他说，“从他获得提名的时候起，就决定自己一旦成功，便邀请（贝茨）进入内阁。”贝茨在日记里以骄傲的口吻写道，实际上，林肯告诉他，他认为贝茨加盟本届政府“对于赢得最终胜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林肯坦言，贝茨的几位朋友曾经力主他任命贝茨为国务卿，但是他认为“应该把这个职位留给苏厄德先生”，不仅因为此事关系到“对党负责，以及对苏厄德先生的许多根基颇深的朋友负责”，而且因为“这个职位与苏厄德本人的性格偏好相得益彰”。然而，“他尚未与苏厄德先生进行沟通，不清楚他是否会接受这一任命——因为曾有人怀疑他是否会这样做”。这时候林肯可能以深思熟虑的态度，选用“能够传情达意”的言辞，使贝茨相信他是其第一个接触的人，他的实际意思是，苏厄德还没有很肯定地回复他的信。而贝茨把林肯的意思理解为，自己是林肯在商讨内阁职位时提到的第一人。林肯解释说，虽然他无法将国务卿这个要职交给贝茨，但他可以提供“设想中的一个最合适的职位，对此，他肯定是完全称职的。这个职位就是总检察长”。

贝茨告诉林肯说，假如“整个国家基本处于太平盛世”，他会谢绝这份荣誉，正如他在1850年谢绝菲尔莫尔总统邀请他担任陆军部部长一职那样。仅在两个月之前，他在日记里承认说，“每一个人都期待着林肯先生向我发出邀请，到他的某个政府部门任职”，不过他已发誓将谢绝这职位。“我的经济条件（仅及小康）以及我一成不变的恋家习性，使得高官薄禄并不合我意，它使一个人屈从于巨大的诱惑，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这样就会变得自欺欺人；但假如他有勇气过一种很节俭的日子，又会使他的家庭陷于受人讥笑的境地。”

然而，由于国家“处于困顿危难之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牺牲个人喜好，如果能力允许，他理当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效犬马之劳，在他的国家重建并维护和平安宁”。林肯知道，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亲信。如果苏厄德谢绝担任国务卿，贝茨则可以出任这一职位。当贝茨建议几天之后再向外界泄露他任职的消息，这样“可能会在公众的头脑里产生一个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在边疆的蓄奴州当中”。林肯同意了。他写信给贝茨说，“让《密苏里共和党人报》刊登一篇短评”，表明他已经接受入阁任职的邀请，尽管“尚未明确界定是在哪一个部门”。贝茨接受任命的消息，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赢得了积极的反响。可以说，让贝茨接受任命，是林肯在挑选内阁成员时所做的最省心的一件事。

在收到了林肯的任职邀请后，苏厄德向威德征求意见，在漫长的政坛生涯中，每当他遇到关键的转折点时，都会这么做。威德已经与莱昂纳德·斯威特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工作关系。斯威特曾经很肯定地向他保证说，在选举之后，“我们都认为纽约以及苏厄德的朋友们行事很有君子风范……我们应该极为乐意了解您的愿望和您的观点，并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毫无保留，为您效犬马之劳”。威德如今和斯威特进行了接触，以确保得到邀请，和苏厄德讨论关于与林肯谋划组阁的想法。12月10日，斯威特告诉威德说：“林肯先生会很高兴看到您，他让我这么告诉您……林肯先生希望就内阁问题，以及本届政府的大政方针问题倾听您的高见。”

在与威德一起前往伊利诺伊的途中，苏厄德给林肯写了一封信，将他与威德的谈话内容向他做了通报，威德将“针对您在几天前给我的信中充满善意地提出的问题”，陈述一下“他眼下尚不成熟的观点”。威德于12月20日抵达春田。几个星期以来，来自纽约各报的记者们始终在春田当地的旅馆中搜寻客人的名单，希望能从中找到他们纽约同乡的签名。当他们快要得出东部的政治团体正在小心翼翼地回避林肯的结论时，他们在奇纳瑞会馆的住客登记簿上发现了瑟洛·威德的名字。罗切斯特的一家报纸评论说：“这位著名的奥尔巴尼游说团的头头——政治财富的缔造者和毁灭者——无与伦比的政党经营者——一度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威德”，已经“朝着那冉冉初升的太阳翩然而至”。

在林肯家的客厅里，林肯和威德两人相对而坐，斯威特和戴维斯在一旁作陪。斯威特永远不会忘记对这两人的印象，他们“彼此极为投缘”，两人“身高和外表都不同凡响”，带有“粗犷而非常显著的特征”。他们都“出身贫寒，依靠自我奋斗出人头地，成为执掌国政的栋梁”。尽管两人彼此尊重，但是林肯在挑选内阁成员方面的决定，毫无疑问让威德颇感不安。威德猜想，在构建本届政府的整体框架时，自己和苏厄德能够扮演核心角色。对于林肯任命贝茨这件事，威德并未表示反对，当他们开始讨论印第安纳州的卡勒布·史密斯和西蒙·卡梅伦时，威德也没有抱怨。虽然卡梅伦过去是民主党人，但是威德明白，宾夕法尼亚值得赢取一个职位，况且，卡梅伦比较务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政治家。然而，当提到萨蒙·蔡斯、吉迪恩·威尔斯以及蒙哥马利·布莱尔（他们过去都是民主党人，且都与苏厄德关系不佳）时，威德“提出了强烈的反对”。

威德争辩说，蔡斯是一位废奴主义者。威尔斯和他在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同僚，多年来一直是威德和苏厄德派别的眼中钉、肉中刺。对威尔斯，“威德或许认为他是苏厄德先生在芝加哥失利的罪魁祸首”，因为康涅狄格代表团“一致反对苏厄德先生”，并且为新英格兰其余诸州的投票定下了基调。威德推荐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或者乔治·阿什蒙，比威尔斯好得多，这两个人过去都是辉格党人，也都是苏厄德和威德的好友。林肯略带狡猾地声称，由于哈姆林来自海运业发达的新英格兰地区，这位副总统当选人已指认，从新英格兰地区的代表中挑选海军部部长人选。既然哈姆林选中了威尔斯，那么“唯一的问题便是他（指威尔斯）本人是否不适合担任该职”。事实上，哈姆林和林肯已经就这一职位的不同人选进行过讨论，其中也包括威尔斯。哈姆林更偏向于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但是林肯希望威尔斯这位昔日的民主党人，能够帮助协调平衡内阁中的辉格党成员。的确，几年以后，林肯在与威尔斯的一次谈话中，断言他从一开始就“始终”认为威尔斯是适合的人选。林肯回忆说，尽管他的选择得到了哈姆林和其他人的“肯定”，“但是这个选择是我自己做出的，而不是他们”。

威德明白，林肯对威尔斯的任命已不可动摇，于是他开玩笑地就海军部部长人选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他建议总统当选人购买“一座漂亮的船头装饰雕像，饰以精细的假发和茂盛的美髯，把它从船头转移到海军部的大门口”，它将像“海军部部长一样结实耐用，而且价格更便宜”。林肯立刻想到，威德的这个玩笑中所提到的有假发和长髯的船头装饰雕像，与大神尼普顿的形象非常相似，于是后来他称呼威尔斯为“大神尼普顿”。不过，林肯承认说，他需要“一位活生生的海军部部长”。

接下来，林肯提出了蒙哥马利·布莱尔的名字。威德挖苦道：“除了他的父亲弗朗西斯·P. 布莱尔爵士之外，还有其他人举荐他吗？”林肯暗示说这个问题牵涉到一桩趣事，布莱尔是林肯挑中的人选，这个对威德来说实在太清楚不过了。尽管如此，威德还是争辩说，林肯最终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林肯解释说，他需要一位来自边疆州的代表，任命蒙哥马利，会确保获得马里兰州的支持，同时也会通过他的哥哥弗兰克，赢得密苏里州的支持。威德建议换一位忠实的联邦派成员、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吉尔默。林肯知道吉尔默其人，并且对他怀有好感，但是他怀疑南方人是否会接受政府职位。尽管如此，林肯还是做出了让步，他说，会与吉尔默进行接触，征得他的同意，倘若“他的忠诚没有任何疑问，就会任命他”。

在谈话接近尾声时，威德指出，把蔡斯、卡梅伦、威尔斯和布莱尔纳入内阁，与苏厄德、贝茨和史密斯一起共事，将会使民主党人成为多数派，并且怠慢了组成共和党中坚力量的辉格党人。“您似乎忘了，”林肯回答说，“我也会在内阁，把我也算在内的话，您会看到内阁将多么均衡，多么稳定。”

威德回到奥尔巴尼，相信林肯“有能力最合理地履行他的任期”。他在《奥尔巴尼晚报》上写道：“他的头脑是非常开明和务实的。他会见所有去那里的人，聆听他们要说的一切，无拘无束地和每个人谈话，阅读人们写给他的任何东西，但是他的思考和行动则是亲力亲为，很有主见。”

威德在公开场合赞扬林肯独立自主，私下里却因内阁的局势而深感苦恼。他不再有把握确信苏厄德会接受这个内阁。“在一个方面，一切都结束了”，威德在圣诞节那一天写信给苏厄德，很可能是指威尔斯；“我也不知道在另一个方面我能够挽回多少”，这可能是指布莱尔。

第二天晚上，苏厄德给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了一封短信，请他上午来访。苏厄德带着惆怅的语气告诉亚当斯说，他原本设想，当林肯邀请他担任内阁首辅时，他“会与自己所代理的人一起，就选择内阁同僚之事向他请教”。但是威德从春田归来时，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他一度希望亚当斯能够赢得财政部部长一职，但很可能由威尔斯获得这项任命，这会满足新英格兰地区的分配名额，而将亚当斯拒之门外。苏厄德吐露：“这不是一个他曾经希望看到的内阁，他被置于一个进退两难、极为尴尬的境地。如果他谢绝任命，他能否提出站得住脚的真实理由？如果他接受任命，那么他面临的将是怎样一个苦差啊！”亚当斯在回信中说，“在这个极为艰险的时刻，他除了接受，别无选择”。苏厄德想提携自己的朋友亚当斯却无能为力，在倾诉了内心的沮丧之后，亚当斯的话也许是苏厄德一直想听到的。

第二天，苏厄德在致林肯的信中说，“怀着不那么自信的心情，经过应有的思考后”，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如果我被提名进入参议院……那么我有接受任命的义务”。当晚，他给妻子写信说：“我已向林肯先生写信，告之我将不会谢绝任命，这是注定的事。我将努力拯救自由和我的祖国。”丈夫受命于危难，弗朗西斯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尽管她希望丈夫宣布告别政坛，回到奥本的老家，但是，苏厄德整个夏天都在为林肯竞选而四处奔波，与大批精英分子会面，打那时起，弗朗西斯就预见，丈夫的青云之志，绝不会受羁于与世无争的奥本。弗朗西斯也不惊诧他提出的努力拯救自由和祖国的宏伟宣言，她观察自己丈夫的眼光，往往比他本人更加清晰。

※※※

在说服苏厄德和贝茨接受了任命之后，林肯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他的第三位竞争对手：萨蒙·蔡斯。他得知蔡斯绝不会接受一个低级职位，便准备把他安排到财政部。在收到苏厄德的书面承诺书之后，林肯马上致信蔡斯说：“在这纷乱困顿之际，我（很）希望和您会晤。请即刻来见我。”一道道难题开始依次得以解决。

然而，要求任命宾夕法尼亚的西蒙·卡梅伦为财政部部长的呼声，给林肯带来了巨大压力，关于邀请蔡斯任职的计划中途受挫。当时，斯威特和戴维斯在党代会上，为了在第二轮表决中争取卡梅伦等人转投林肯的票，的确向他们许过愿，而这个许愿没有被记录下来。不过，我们从斯威特致林肯的信中得知，他曾向卡梅伦的人明确表示说，“他们应该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就好比他们一开始就是您的朋友”。林肯当选没有几天，就有大量的信件“从影响力极大的地区和意想不到的地方”纷至沓来，为卡梅伦游说陈情。林肯一开始就明白，满足宾夕法尼亚的要求是十分重要的。起初，他曾希望宾夕法尼亚能够接受新泽西的威廉·戴顿，此人和卡梅伦一样，是一位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然而，当推荐卡梅伦的书信如潮水般涌来时，林肯便委派斯威特赴哈里斯堡，邀请卡梅伦前往春田。

“（卡梅伦）不期而至，多少有点令人吃惊。”亨利·维拉德承认说，“不仅对您的特派记者，还有对大多数政治谋士，以及在春田的阴谋家而言也是如此。”考虑到林肯“坚持诚信的倔强性格已广为人知”，在维拉德看来，“诚实的亚伯”不太可能让卡梅伦手下某些人由于声誉不佳而使其内阁受到牵连。几年来，有关行贿以及与温尼贝戈印第安人的不公交易的指责，玷污了卡梅伦的名声。尽管他的声誉受到了危害，然而以宾夕法尼亚的名义进行的竞选活动依然组织得娴熟自如，卓有成效。

12月30日，卡梅伦抵达奇纳瑞会馆后，立刻给林肯写了一封短笺：“我是否有幸恭候您的召见，还是您能赏光来此一聚？”林肯告诉他，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谈了好几个小时。当晚，谈话在奇纳瑞会馆继续进行。两人的交谈坦率而愉快，即便是反对卡梅伦的人，也承认他的个性颇具吸引力，对于政治理解敏锐，还有满肚子的精彩故事。在会面结束之际，林肯告诉卡梅伦说，他会任命他为内阁成员，可能是财政部部长或陆军部部长。老谋深算的卡梅伦请求林肯以书面的形式将这一提议记录在案，林肯有些感情用事地答应了，条件是承诺对此事保守秘密。不幸的是，当卡梅伦回到家中时，他就将这份任职提议在朋友们中间四处炫耀，那样子就像“一个喜气洋洋的学校男生”。

这个尚未正式宣布的任命一经传出，反对意见就爆棚了。特朗布尔给林肯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可能在卡梅伦离开不久便送到了春田。他在信中告诫说，“有关C先生（指卡梅伦）的传闻对您的政府相当不利”。“所有与我交谈过的参议员当中，没有人认为这会是一个用人得当的决定”。接着，在1861年1月3日，宾夕法尼亚州反卡梅伦派系的一位代表亚历山大·迈克鲁尔，带着几份报纸来到春田，上面刊登着揭发卡梅伦有违君子风范的种种传闻，说他尤其不适合财政部的岗位。林肯意识到自己行事过于仓促，于是在1月3日写了一封短笺给卡梅伦：“自从与您会晤之后，局势发生了变化，使我无法举荐您进入内阁。您会说，这与我和迈克鲁尔谈过话有关，不过这只是部分原因，事情不完全是这样。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整个宾夕法尼亚以外的看法。”为了顾及卡梅伦的面子，林肯建议他谢绝这项任命，在这件事上，林肯表示“不会介意让外界知道这是您主动提出的”。

林肯一方面希望卡梅伦能够合作，另一方面期待着与蔡斯见面。后者“从哥伦布市出发，在狭窄而密不透风的车厢里，换乘了四次不同的列车”，于1月4日星期五抵达春田，“途中跋涉了整整两天，风尘仆仆，不胜倦怠”。蔡斯对自己的仪表向来一丝不苟，然而这次他还没来得及梳洗，就有人通报说，林肯已在奇纳瑞会馆楼下的大厅里等他了。两人一见面，林肯便提到了1858年自己与道格拉斯那次竞选参议员的失败经历，是蔡斯给了他支持。尽管最初见面时气氛难免拘束，蔡斯感觉不甚自在，但林肯所表达的热情谢意，让蔡斯很快放松了下来。

接着，林肯单刀直入，提出了会谈的要旨。“我对您所做的这件事，”他说，“也许不会冒昧再去对国内任何其他人做，——这次把您请来，是想问您是否愿意接受财政部部长的任命。不过，这个任命不能说有绝对的把握。”林肯解释说，问题在于，需要做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作，让它支持蔡斯获得这项任命。但是，由于卡梅伦的态度尚未明朗，再加上蔡斯过去曾经支持过自由贸易，得罪了宾夕法尼亚工商界，因此这方面的前景变得比较复杂。林肯的直言不讳给蔡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让蔡斯深受刺激。“我坦率地对他说，我绝不对任何官职怀有觊觎之心，并且也不那么容易接受自己成为他人的下属；但是作为参议员，我会非常乐意拿出肝胆相照、以诚相见的态度……全力以赴支持他的政府。”

然而，随着会谈的深入，蔡斯开始变得从容不迫起来。林肯解释说，一旦苏厄德谢绝担任国务卿，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一职位交给蔡斯。他可以肯定，苏厄德和蔡斯都能够胜任内阁中最重要的职位。这使蔡斯的自尊得以恢复，他答应在“参考朋友们忠告”的前提下，考虑一下这份随时可能向他发出的财政部部长的任职邀请。周六，蔡斯留下来和林肯继续讨论，还与林肯一家去教堂做了礼拜。

在这次漫长的周末会面之后，林肯认为让蔡斯加盟内阁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卡梅伦拒绝考虑退出怎么办？那个星期天的早晨，林肯步行来到奇纳瑞会馆，在那里下榻的古斯塔夫·科尔纳还没起床。林肯叫上贾德，然后一起回到科尔纳的房间。林肯以一种激动不安的语调说：“我现在进退两难。宾夕法尼亚有权获得一个内阁职位。”他已经收到了“数百封来信，一致呼吁‘卡梅伦，卡梅伦！’……宾夕法尼亚人说，‘如果你遗漏了卡梅伦，就等于在羞辱他’”。然而，他本人的想法“已经固定在我在党代会上的竞争对手——蔡斯、苏厄德和贝茨身上”。科尔纳和贾德表达了他们对卡梅伦的强烈反对，但是对于林肯的两难抉择感到无能为力。

到了周一上午，当蔡斯动身返回哥伦布市的时候，林肯想出了一个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他不向卡梅伦发出财政部部长的任职邀请，但是向他表明，获得另一个职位还是有可能的。“在我看来，这不仅极为恰当，而且很有必要”。他当天向特朗布尔坦言道，“蔡斯州长应该担任（财政部部长）。他有能力，意志坚定，性格纯真，在这个岗位上可谓人尽其才，此谓之恰当”；而仅凭蔡斯的大名，就可以与长期反对苏厄德的纽约商人阶层重修旧好，此谓之必要。“但是接踵而至的危险在于，宾夕法尼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们会产生不满。而为了扫清这个障碍，必须让卡梅伦将军与我们合作”。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服他担任级别稍逊的陆军部部长。

林肯以小心翼翼的态度，写了一封具有安抚色彩的信给卡梅伦，承认说他的第一封信是“在极为焦虑的情形之下”写的，并恳请他理解，自己“绝无冒犯之意”。林肯答应说，如果他在抵达首都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州当中任命一位内阁成员，那么他一定会事先与卡梅伦通气。“我将完全以您的意见和愿望为重，正如我一贯重视的那样”。

蔡斯对于林肯的复杂计划并不清楚，他怀着矛盾的心情离开了春田。尽管他不得不承认他与林肯的谈话“畅所欲言、毫无保留”，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获得自己渴望的职位，尽管他宣称宁愿选择留在参议院。在返回俄亥俄的列车上，蔡斯写了几封短信，敦促几位朋友去拜访林肯，为自己的事情助一臂之力。“已做之事，必须迅捷而审慎地完成，”他告诉海勒姆·巴尼，“要由我们最优秀的人组成代表团，去春田完成此事。”

蔡斯的朋友极力为他向林肯请命，而他写给卡梅伦的一封语气冲动的信，却引起了麻烦，这让林肯觉得，在2月下旬抵达华盛顿之前，不能再提出新的正式任职邀请。形势尚不明朗，让蔡斯愈加烦躁不安。他给伊丽莎白·派克写信说：“我认为，把我的名字纳入‘考虑之列’……让人们反复议论，说我正在竞争一个自己并不想要的职位。我已经按照朋友们合情合理的要求做了所有的事，不过我打算在本周内写一封短信给林肯先生，要求不要再进一步考虑此事。倘若他像慎重考虑苏厄德和贝茨先生那样对待我，并正式提议我担任财政部部长，那么我觉得自己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去尊重并接受朋友们的判断，接受这个职位。”蔡斯并没有写信要求林肯将自己的名字撤出进一步考虑的内阁名单，正如林肯精明地察觉到的那样，蔡斯对功名的渴望，让林肯有机会对任命他的时间和地点单方面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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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林肯全神贯注地构建他的政府体系之时，国家内部出现了裂痕。1860年12月20日，也就是林肯与瑟洛·威德会面的同一天，南卡罗来纳州在共和党胜利之后不久，便举行了州代表大会，全体投票，一致通过了一项脱离联邦的法令。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当中，整个南方腹地开始出现“雪球效应”，另有6个州效而仿之，它们分别是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

《查尔斯顿信使报》的一位特派记者评论说，在南方激进分子们看来，林肯获得胜利，让“所有诚实的南方人为自己渴望的”目标找到了口实，“这就是成立南部联盟”。选举结束后的当天晚上，查尔斯顿的市民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举行了一次火炬游行。他们绘制了一张林肯的肖像，肖像上的林肯手持一份布告，上写：“亚伯·林肯，第一位北方联邦总统。”两名奴隶将肖像抬到火焰熊熊的架子上，“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它很快被付之一炬”。

正如各种脱离联邦的法令所阐明的那样，一位“黑人共和党人”的当选，只不过是在南北双方长期的积怨之上增添的最后一次新仇而已。这些文件列举了一系列例证，其中包括企图拒绝接纳奴隶主进入新的准州、未能强化《逃亡奴隶法》、继续煽动人们提出轻视和嘲笑南方人的蓄奴制问题等，同时也对约翰·布朗袭击事件所引发的起义浪潮表达了不安。

尽管南方的报纸早已发出威胁说，林肯获胜之后，脱离联邦的事件将很快发生，但是分裂运动之迅捷和猛烈，让北方的许多人，包括布坎南总统在内都吃惊不已。这位单身汉总统在出席一位年轻友人的婚礼盛会时，有人向他通报了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联邦的消息。这时突然出现一阵骚动，侍者宣布南卡罗来纳的国会议员劳伦斯·凯特大驾光临，此君将本州大会的法令高举过头，高声叫道：“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的心情就像一个刚放学的小男孩。”布坎南“似乎被震惊了，他倒退了几步，抓住了椅子的扶手”。他无法继续沉浸于欢乐的气氛中，很快离去。

林肯的总统就职日期是3月4日。对他而言，上任之前的日子充满了焦虑和挫折。林肯告诉尼可莱，他深信政府拥有“权威和力量维护自身的完整”，但是在掌权之前，他很难有所作为。当他“孜孜不倦，勤奋工作，以求对当前政坛局势了然于胸”之时，他所依靠的，不仅是他大量阅读的各种报纸，而且还有基于“对各种历史先例、纵横比较、权威论断等的忠实研究”。在国家出现分裂之时，是很难袖手旁观的。林肯声称，他情愿将自己的寿限“缩短若干年”，而免去他从获胜到就职这令人焦虑的几个月。

不少人向林肯提出要求，希望他出面说一些抚慰调和的话，但林肯拒绝采取“讨好南方的立场，发表一些可能被人理解成为自己的当选进行道歉的言论”。他决定扮演共和党纲领的捍卫者。林肯坚信，任何企图让步的举动，都会动摇北方支持者们的信心，而且不会在南方产生任何有益的影响。有一家密苏里州的民主党报纸编辑请林肯发表一篇安定民心的声明，以确保密苏里始终留在联邦的怀抱。林肯回答说：“对于想说而未说的，以及需要公开发表讨好大众的话，我没什么好说的。请原谅我表明一个观点，迄今为止，各家报纸都在坚持不懈地混淆视听，歪曲我说的话，如果它们都像贵报那样，现在能够完整而公正地把我所说的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么就不会出现更进一步的误解。……我现在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立场——那是不可能的……分裂主义者们将极尽鼓噪之能事，他们从骨子里相信，他们已让我惊恐不已。”

由于恐慌情绪开始影响到股票市场和北方的商界，林肯很不情愿地同意在特朗布尔预定在芝加哥发表的演讲中，插入一段经过他本人同意的话。他只是重复说，一旦他掌权之后，“将任凭所有的州完全自主地处理各自的事务，并充分享受所选择的自由，并且运用它们自己的手段去保护财产，在各自的范围内，维护和平与秩序，正如此前它们在任何一届政府的统治下一样”。

然而，正如林肯曾经预见的那样，这篇讲话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相反，”他写信给《纽约时报》的亨利·雷蒙德说，“《波士顿信使报》及其读者认为我必须为这篇讲话负责，他们认为，已经有预兆表明，即将就任的这届政府将抛弃共和党人的立场，以此竭力激怒北方。而《华盛顿宪章报》及其读者认为，同一篇讲话对于南方人而言，是一次公开反对他们的战争宣言。”他断言，南方的态度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尽管林肯对于南方肆意歪曲他的立场越来越恼怒，但他只在私人信件里才会流露自己的愤恨之情。亨利·雷蒙德告诉他，他有一位特派记者是出身密西西比富裕家庭的太平绅士，名叫威廉·斯梅德斯，此君辩称这个州脱离联邦的“激情之火”完全合乎情理，因为林肯“言之凿凿地宣称奴隶制将最终消亡，黑人应该与白人平起平坐，他还将我们所有的人诬蔑为野蛮的不义之徒”。对此，林肯回答道：“您的特派记者斯梅德斯是怎样一位疯狂的人啊！我绝对像苏厄德先生所声明的那样，没有说过奴隶制必然最终消亡，没有将黑人与白人视为平等，而且从没有把他们的白人诬蔑为野蛮的不义之徒。”

为了提出证据，斯梅德斯杜撰了一篇据称是林肯在辛辛那提市自由黑人向蔡斯赠送银罐时的讲话，斯梅德斯断言道：“如果一道闪电将林肯先生击毙，我会把那当成是仅仅对他那篇臭名昭著的讲话的报应。”林肯被激怒了，他毫不含糊地反驳说，他“终其一生，从未参加过黑人的大会，也从未亲眼目睹某某人将一只银罐赠送给某某人”。林肯对这一“不折不扣的杜撰”表示愤怒固然无可厚非，不过他这样的回答还是暴露了自己与蔡斯之间在种族问题上的鸿沟。虽然林肯的观点反映了北方大多数民众的立场，但在蔡斯看来，他在赠罐典礼上呼吁消灭《黑人法》，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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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恣意歪曲让林肯极为愤慨，而更让他感到棘手的，是在党内造成裂痕的积怨日益加深。主和派认为，如果采用适当的妥协，剩余的八个奴隶州就有可能继续留在联邦，这一派人寄希望于分裂主义运动不再继续扩张，最终平息下去。与此同时，强硬派当中，一部分人认为妥协只会给南方壮胆，另一些极端分子相信，只有动用武力才能使南方重新回到联邦怀抱。作为总统当选人，林肯必须平衡共和党内新崛起的两派对立方，这个任务，比弥合华盛顿与春田之间700多英里的距离还要困难。

尽管如此，林肯在他人几乎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设法运用一系列复杂而精妙的计谋，在“联邦大分裂的寒冬期”将共和党维护得完好如初。他对特朗布尔说，无论他可能采取怎样的调解措施，林肯将坚持，在“蓄奴制扩张的问题上绝无妥协余地。一旦此事得逞，我们所有的艰苦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要不了多久就必须从头再来……务须保持坚定。斗争必须开始，现在出现斗争，总比以后出现好”。如果任何一个新的准州向蓄奴制网开一面，林肯担心南方最终会吞并古巴或入侵墨西哥，继而重启漫长的纷争。

尽管林肯在疆界问题上始终没有回旋余地，但他告诉苏厄德，他愿意就“逃亡奴隶问题、哥伦比亚特区问题、在蓄奴州内部买卖奴隶问题，以及由于这一制度存在于我们中间而出现的种种不时之需”进行妥协。林肯得知在白宫和参议院设立了两个功能相似的委员会，负责处理区域危机，于是他向苏厄德传递了一个秘密消息，说自己起草了三个简短的议案，并让苏厄德将它们提交到参议院一个由13人组成的委员会，但不要说明这些文件是从春田签发的。第一份议案提出“宪法必须永不变更，这样可使国会有权力废除或干预联邦诸州的蓄奴制”；第二份议案建议“准予由陪审团对逃亡者进行审判”，以此作为对《逃亡奴隶法》的修正；第三份议案建议所有州当中与《逃亡奴隶法》相悖的有关个人自由的法律都应该废止。

苏厄德同意提交林肯的议案而不提及其出处，不过他认为，这些议案对于分离联邦的运动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告诉林肯，最好的选择是集中精力维持联邦的边疆诸州，但是他担心“可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肯定地约束它们”，除非采用由肯塔基州的约翰·克里坦登起草的一系列提案。克里坦登妥协案与其他法案一起，提出将密苏里妥协案的分界线扩展到太平洋，这样一来，就将蓄奴制推进到各个准州，而这些是林肯曾信誓旦旦保证阻止蓄奴制进入的地区。

林肯决不接受任何蓄奴制扩张法案的明确态度，让犹豫不决的苏厄德和其他有类似想法的共和党人没有去支持克里坦登妥协案。随着南方诸州接二连三地退出联邦，苏厄德开始相信只有采取安抚措施才能拯救联邦。然而，因为林肯在这件事上以铁腕把握大局，苏厄德只好承认说，共和党人方面不会有“丝毫”可能采纳这一妥协案。尽管如此，苏厄德依然保持了性格中的乐观主义，他言之凿凿地对林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反叛的言论将会低沉下去，忠贞的声音将会强大起来”。

人们希望时间能给危机带来和平解决的契机。然而此后出现的种种事端，很快使这种脆弱的愿望破灭了。在南卡罗来纳有三个联邦要塞，它们是当时由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管辖的莫尔特里要塞、萨姆特要塞和平克尼堡。南卡罗来纳宣称这三个要塞均系本州领地，新的“共和政体”已任命三位专员，与布坎南当局就此事进行谈判。约翰·尼可莱报道说，“从一开始起”，很显然“卡罗来纳人想以某种方式占有这些军事要塞，因为这是他们用以力拒联邦政府的唯一手段”。

12月下旬，春田获悉一个传闻说，布坎南已经命令安德森少校“如果莫尔特里要塞受到攻击，就应投降”。林肯闻讯后对尼可莱说：“假如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他们应该绞死他！”他毫不犹豫地通过他的朋友、国会议员沃什伯恩给斯科特将军传递了一个口信，要求他在总统就职典礼时准备就绪，“要么坚守要塞，要么重新夺回要塞，因为这件事可能需要这么做”。

实际上，始终优柔寡断的布坎南尚未决定交出这些要塞。这个议题在他已经达成妥协的内阁当中增添了一道公开的裂痕。财政部部长、佐治亚州的霍威尔·科布已经辞职返乡，但是有几个分裂主义分子依然还在内阁，与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国务卿耶米利·布莱克和邮政总局局长约瑟夫·霍尔特一起“争着要让布坎南听自己的话”。在这次内阁危机期间，布莱克成功地说服了布坎南将总检察长的职位授予他的好朋友、当时正在华盛顿从事律师事务的埃德温·斯坦顿，布莱克还迫使斯坦顿接受了这一职位，增加了支撑布坎南意志的第三位同盟者。就在布坎南大谈特谈所谓要按正规程序办事之时，安德森已先斩后奏，于1860年12月26日晚决定将部队从莫尔特里要塞调往不那么脆弱的萨姆特要塞。第二天，南卡罗来纳州占据了被放弃的莫尔特里要塞和平克尼堡。

在布莱克、霍尔特和斯坦顿等人的影响下，布坎南同意向守卫萨姆特要塞的安德森提供增援。1月初，就在林肯与蔡斯在春田会面的同一天，一艘非武装商船“西部之星号”装载着人员和补给物资驶往查尔斯顿港。这艘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的船只遭到了海岸排炮的轰击，此次任务遂以失败告终。“西部之星号”立刻调头向北返航。

用苏厄德的话说，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在华盛顿营造了“一种狂热兴奋的情绪”。新近加入布坎南政府的埃德温·斯坦顿比任何人更加忧心忡忡。死心塌地忠实于联邦的斯坦顿容易激动，天性警觉，他开始相信分裂主义分子计划攻占国家的首都，并阻挠林肯举行就职典礼。从他在政府扮演的角色来看，斯坦顿担心“当时华盛顿政府中的每个部门里都潜伏了大量的叛徒和间谍”。他发现军队已经被部署到遥远的地区，反叛的军官们已经将枪炮武器从北方的兵工厂调运到南方各地。如果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被煽动脱离了联邦，斯坦顿便相信分裂主义者有能力占领华盛顿。首都基本上无法组织防御，一旦被攻陷，他们就会掌握“各种国器、印章、协议文件、国库财物以及调配陆军和海军的大权”。当布坎南总统不听劝说，“不相信这种危险的存在”，也不相信反叛的密谋时，斯坦顿开始陷入困惑，他担心在这些阴谋当中，有人企图在林肯就职之前将他暗杀。

斯坦顿传记的联合作者写道，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斯坦顿“最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决心将党派的忠诚与对内阁保守机密的原则抛在一边，背着总统悄然行事”。由于白宫已无法正常运作，民主党内争吵不断，他认为，“唯国会和它的共和党领导人才有可能制定强有力的政策”。斯坦顿知道，做一个告密者，会违背他的就职誓言，但是他认为，忠于宪法的誓言才是至高无上的。

为了给自己的情报找到最强有力的传送渠道，斯坦顿选择了苏厄德。他明白这些情报不能公开传递，并且担心潜伏在每个角落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各种报纸上报道两人的会晤，于是斯坦顿说服了彼得·沃森，也就是最初曾经与林肯商谈过“收割机”一案审判的那个沃森，去充当他的中间人。几乎每个晚上，沃森都会把苏厄德请到自己家中，将斯坦顿的口头或书面情报告诉苏厄德，然后，沃森再将苏厄德的意见转达给斯坦顿。后来苏厄德回忆说：“当时我们双方，为了公众的福祉，对所能做或者应该做的事情，都进行了商讨并且有了定论。”

苏厄德与斯坦顿和沃森之间的第一次会晤，可能发生在12月29日。苏厄德在会晤后的当晚一连写下了好多封机密信函。“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看到总统的顾问委员会里正在发生的事。”苏厄德写信给林肯说，“我很苦恼地得知，事情甚至比我们了解得还要糟糕……有一桩计划在3月4日之前攻占首都的阴谋正在酝酿……相信我知道自己正在写什么。实际上，您的政府必须在这一时间到来之前开始履行职责。有鉴于此，我改变了建议，您抵达这里的时间应该比您设想的更早……我相信，您现在已从笔迹知道捎信人是谁。为审慎起见，我省略了他的签名。”同一天晚上，苏厄德向弗朗西斯吐露说：“在我们周围，以及我们内部，到处都有叛国投敌的罪行。”对于即将前来华盛顿的威德，苏厄德写了一封欢迎信，他在信中发出警告说，占领政府的阴谋，“在总统身边已经有了帮凶”。

苏厄德以为斯坦顿只和他单线联系，而实际上，狡猾的斯坦顿还将这些危险的情报秘密通报给了其他几位共和党人，包括查尔斯·萨姆纳、萨蒙·蔡斯及国会议员亨利·道斯。道斯后来写道，“较早揭露阴谋”，斯坦顿就有能力挫败某些官员将补给物资和武器交给“他们祖国的敌人”的叛国企图。斯坦顿的疑心病越来越严重，他把萨姆纳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领着他穿过六个房间之后，才放下心来，和对方交谈几分钟。同时，他还准备了书面文件，联络人可以“在夜晚街头的灯光下找到并读到这些东西，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归还到储藏的地方”。

苏厄德并没有发现这些情报还有别的流通渠道，他认为自己肩负了拯救联邦的重任，并且还“掌握了解决所有不满问题的关键”。1861年1月10日，当他接受了国务卿的任命以后，当时他“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新政府和共和党的代言人”，这使他身上的压力骤然增加。“所有的人根据他们的共识，”苏厄德的崇拜者亨利·亚当斯后来写道，“把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全国上下都一致恳求他采取措施拯救联邦，他的全部身心都扑在这件事上。”当国会议员、内阁成员以及数百名紧张不安的平民百姓“又是祈求，又是哭泣”地找到他时，苏厄德成了“这个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他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苏厄德凭直觉知道，这个国家需要一位共和党人发出明白无误、坚定有力的声音。因此他宣布他将在1月12日在参议院发表一篇重要演讲。“在苏厄德先生发表演讲之前，人们聆听一篇演讲的渴望如此强烈，这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可谓闻所未闻。”一位《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的记者写道，“这位参议员的话之所以能引起如此之高的关注，其分量显得如此之重，是因为人们相信，这次讲话和林肯本人的演讲同样重要。”

“几乎所有的参议员和内阁官员及其家属都出席了”，另一位特派记者报道说，人流如潮，人口处拥挤不堪，以至于“要塞给守门人很多钱，方才进得了场”。当苏厄德开始演讲时，过道两边的参议员们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其中包括密西西比的杰斐逊·戴维斯，此人不久后便从参议院辞职，成为南方联盟总统。一位亲眼目睹了现场的人说：“没有人像往常一样埋头写信，没有人大声嚷嚷着问到了第几页，没有人应答口信，所有人都济济一堂，聚精会神，竭力想听清楚他的每一句话。”

苏厄德的主要意图是“向人民大众阐明联邦的各种好处和必要性，以及它解体之后，会将民众和整个世界卷入巨大的灾难”。他警告说，联邦解体，将引发“绵延不绝的内战”，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忍受实力和权力的失衡。这时，奉行机会主义的外国异族将乘虚而入，利用内讧的纷争攫取利益。他预言说：“一旦守护天使弃你而去，那么一切都将失去。”

一位波士顿的记者站在拥挤的走廊上聆听了这次讲话。他承认说：“与苏厄德影射说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人物已经死去并远离我们，当他生动地描绘分裂与内战的种种恐怖和罪恶时，人们很难对此充耳不闻。我们看到了德高望重的克里坦登参议员，他就坐在苏厄德的面前，泪水夺眶而出，最终他抑制住自己的情感，用手帕遮住了脸面。”

当演讲进行了一个小时之后，苏厄德提出了几个让步的想法，他希望这种让步能够阻止分裂的浪潮。他竭力“以安抚来应对偏见，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以让步来应对苛求，以和平的正义之手来应对暴力”。他开始提出林肯草拟的几件议案，呼吁以修正宪法的方式，阻止今后任何一届国会在蓄奴制业已存在的地区对它进行干涉，并建议废止所有与《逃亡奴隶法》相悖的一切有关个人自由的法律。接着，苏厄德补充阐述了他本人的几个议案，包括“在应当结束脱离联邦和分裂的异常活动之时”召开立宪大会的问题，以考虑宪法的补充变更。经过了近两小时的演讲，苏厄德充满感情地进行了总结。此时，听众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正如苏厄德预见的那样，他的演讲对于南方腹地的7个州毫无影响。在那里，脱离联邦的运动照常进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包括杰斐逊·戴维斯在内的5位南方的参议员站了出来，向同僚们发表了告别演说，随后辞职并前往南方。据报道，戴维斯的告别讲话最为伤感。由于好几天无法入眠，他的样子“极度忧伤”，心力交瘁，并且“处于一种接近绝望的精神状态之中”。

“我可以肯定，来自北方的参议员们，我对你们丝毫没有敌意。”戴维斯开始讲道，“我确信，你们当中也没有人对我怀有敌意。无论在我们中间可能发生过怎样尖锐的交锋，对于那些我现在无法提到的人，我主为证，我祝愿他们平安。”多年以来结下的友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抛弃的，几年前，戴维斯一度病得很重，差点完全失明。当时，苏厄德几乎每天晚上都亲自到他家中探望。如今，苏厄德就坐在戴维斯身边，那一天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所有讲话，他都能详细叙述。始终和蔼可亲的苏厄德在某一方面说出了真心话：“你的人比我的人更擅辞令，你也许会喜欢，而我不会。”当南方人准备辞别的时候，参议员的家属们也同样心情沉重。参议院元老布莱尔的女儿伊丽莎白·布莱尔·李，与瓦瑞纳·戴维斯是多年的密友，“杰斐逊夫人问我是否会去南方腹地，找她打一架。”伊丽莎白告诉自己的丈夫菲尔，“我对她说绝对不会。我会吻她并且紧紧拥抱她，让她无法打破我们之间的任何纽带。”

当脱离联邦的参议员们收拾行装返回老家之时，很显然，“在华盛顿的这一届政府已经宣告寿终正寝”。历史悠久的南方贵族的宅第关上了大门，曾经彰显其生活高贵优裕的衣服、公文、瓷器、地毯以及家具都被装进沉重的行李箱和柳条箱，送上了蒸汽轮船，运回他们在南方的种植园。

苏厄德了解南方腹地出现的这种势头。他在那年冬天所说的话，以及他的希望所在，都与边疆诸州有关。年轻的亨利·亚当斯说，苏厄德的“伟大理想”在于“争取时间”，向地处边疆各州的联邦民众“发出类似善意的信号，无论发生什么，只要带着这种善意，他们就可以返回家园，并否定关于联邦分裂分子的各种指控”。在这方面，他的话似乎奏效了。

《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总结说，“作为引领林肯政府路线的一种精神标志”，苏厄德的这篇讲话“一定能让每一位正直的人相信，政府的首要和至高的目标是使联邦万世长存，——相信它将会以审慎明智的态度，顾及每一个地区民众的利益、原则以及情感”。但任何一种让步，都不能让脱离联邦的各州重新回到联邦的怀抱，“许多人满心希望，将苏厄德的演说内容扩大到边疆各蓄奴州，或许可以阻止脱离联邦的风潮”。

亨利·亚当斯认为，从1860年11月林肯竞选获胜到1861年3月就职典礼的这段日子当中，苏厄德“竭尽全力抗争着，这场斗争也许会作为政治家的伟业而载入史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在南方的联邦民众鼓起了新的勇气”。在关键州弗吉尼亚，联邦派占了上风，其成员以较大的优势击败了分裂主义分子，并提议在华盛顿召开和平大会，而且暗示说，在大会结束其工作之前，保证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几天以后，田纳西和密苏里州也竞相效仿。纽约的日记作家乔治·特普莱顿怀着狂喜的心情写道：“脱离联邦的运动已经开始退潮。”在整个北方，已经流露出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

在发表讲话之后，苏厄德始终意气风发。他告诉妻子，他相信，在原则未做让步的情况下，他已经“为组织新一届政府，平息狂热情绪”赢得了时间。不幸的是，走强硬路线的人对苏厄德的讲话则另有看法。查尔斯·撒姆纳、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以及萨蒙·蔡斯等人认为，在一部分脱离联邦的州当中发生的是叛国罪行，因此，他们对苏厄德的妥协论调感到极为愤慨。更多的共和党激进派在心中产生了对苏厄德的憎恶之情，这种敌意在苏厄德的余生中成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为苏（厄德）的讲话感到痛惜”，萨姆纳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他“在讲话发表的前四天曾让我看过讲稿。当他谈及自己的主张之时，我真心诚意地提出了异议。为了我们的事业……以及他本人的一世英名，我恳请他绝对不要说这种话”。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这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性格刚烈的废奴主义者难以自控了。当时，蔡斯已经发表讲话，反对采纳任何妥协措施。史蒂文斯致信蔡斯，警告说，假如林肯“希望通过妥协来苟且偷安，置党纲于不顾，让苏厄德这种人大行其道，那么我将放弃这场斗争，因为对于又一场“七年战争”，或“三十年战争”而言，我已经太老了”。

卡尔·舒尔茨对这篇讲话感到特别失望。长期以来，他曾一直将苏厄德视为伟大的反蓄奴制运动的领袖。“你对苏厄德怎么看？”舒尔茨对妻子说，“这位大人物堕落了。面对奴隶制势力，他卑躬屈膝，走上了妥协与让步的道路，而我看不出在这次逆流中，他会表达怎样的立场。……那真是伤脑筋的事！我们曾经如此坚定不移地相信他，如此深情地依赖他，如今是考验人们心灵的时候，也许可以发现，很多人是不够格的。”

在华盛顿，争论的气氛日益升温，苏厄德意识到，自己阵营里的人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这使他备受打击。在讲话发表之后，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来到了首都。和1860年9月两人搭乘火车巡回助选时相比，苏厄德完全变了个模样，这让小查尔斯大吃一惊。“他就在那里，还是那个矮小瘦弱、皮肤发黄的人，还是面色苍白、皱纹深如刀削，还是那平静而沉着的表情，那浑厚而略带喉音的声音，以及那根似乎永不熄灭的雪茄，不过可以明显看出，这年冬天的各种操心事儿使他看上去纤瘦而疲惫，自从奥本一别，他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

苏厄德那篇带有妥协性质的讲话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了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敬重。但他依然相信，为了阻止内战，祈求和平的做法是正确的，他的妻子弗朗西斯对此却表示了强烈反对。演讲在发表之后数小时，便以电报的形式传到她手中，读过这篇演讲后，弗朗西斯给丈夫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你演讲中雄辩动听的地方，正是无法让那些深爱你的人们心悦诚服的地方。”她在信的开头说，“你现在所走的路很危险，因为这条路在十年前让丹尼尔·韦伯斯特晚节不保。为了维护联邦而进行的妥协，比近400万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想法，肯定是不对的。修改宪法使蓄奴制永久化，执行一部抓捕贫困交加、备受煎熬的逃亡者的法律……这些妥协不会得到上帝的赐福，也不会得到正人君子的支持……”

“没有人比我更加惧怕战争，”她继续写道，“16年来，我虔诚地祈祷我们的儿子可以免遭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厄运——然而，我不赞成通过把蓄奴制永久化或者扩大化来避免战争，我说这话，绝非因为我没有善良之心……而是我必须顺从良心的告诫，它迫使我向你发出危险的警告。”

苏厄德被她的谴责深深刺痛了。他承认说：“你不喜欢我演讲中的‘让步’，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你不久就会看到，这些并不是妥协，而是辩解，是让真理、自由和联邦的敌人放下最锐利的武器。”

也许，没有人比苏厄德的老朋友瑟洛·威德更能理解苏厄德内心的苦衷。威德很喜欢这篇演讲，他说：“值得人为其生，为其死。”他还意识到，苏厄德已经将自己置于源源不断的抨击之中。威德写道：“在车里，我大半夜都在想着您必须通过的种种严酷折磨，它将是（一场）对智慧和性情的极大考验。对于智慧的考验，您不会失败；但是对我们60岁的性情的考验，我们都没有很大把握。……您在这两方面都曾经是赢家，智慧和性情曾让您变得坚强有力。现在，在受到羡慕、嫉妒和仇恨的包围和阻碍之时，您多么需要更大的智慧和更好的性情啊！”

暴风骤雨来临之际，苏厄德之所以能够保持镇定自若，主要原因在于，他不仅坚信自己得到了林肯的认可，而且林肯还悄悄地组织协调了他的各项行动，因为林肯曾亲自秘密制定了苏厄德曾经提出的几个妥协方案，而且，林肯私下里写信给苏厄德，鼓励他说：“您最近的讲话在这里反响较好，并且，我认为它将在全国发挥良好作用。”苏厄德发表演讲几个星期之后，与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首都见了面，他坦白说，“他得到了林肯先生的消息，林肯先生同意了他的做法，但他在春田被各种事务所纠缠，现在来应付这件事情感到颇有压力”。

这位总统当选人正忙于一场政治博弈，这场博弈比苏厄德能够想到的更为错综复杂。当苏厄德的妥协论调在边疆诸州发挥息事宁人的效果时，林肯对此无疑十分高兴，他知道，假如他自己亲自出面呼吁妥协的话，他将失去共和党重要势力的支持。因此，当苏厄德因为一个可能有好处的妥协立场而遭到激烈反对时，林肯默默地保持了坚定的立场。

苏厄德的讲话发表后，卡尔·舒尔茨曾经赴春田拜访林肯。林肯对这位颇有理想主义信念的年轻人说，“苏厄德发表的所有讲话都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诚然，这话毫无疑问是一句容易让人误解的表述，但从技术上讲，它是无懈可击的。“（林肯）是一个纯粹的人，”舒尔茨以肯定的语气对妻子说，“他坚如磐石、澄如水晶……他本人不会赞同各种让步与妥协，并且说话是如此坦白直率。”

最终，尽管林肯所扮演的角色在当时并未得到完全认同，然而，在党内出现的公开矛盾，随时可能轻而易举地将新政府扼杀在摇篮中之时，正是林肯维系了党内的团结。总统当选人林肯秘密批准了苏厄德的妥协纲领，并表现出一个不屈不挠的公众形象，正是通过这一点，他始终以令人惊讶的手腕，控制了不断升级的混乱局势，以及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

1. 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 1835—1900）：德裔美国记者和铁路巨头曾任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并成立了后来的电业总公司。

2. 尼普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

3. 温尼贝戈印第安人（Winnebago Indians）：原本居住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格林贝地区的美洲土著人，现在人口聚集在威斯康星州和内布拉斯加州。

4.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 1792—1868）：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激进派共和党人的代表，两度当选国会议员。

5.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1756—1763年间，由欧洲主要国家组成的两大交战集团在欧洲、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进行的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

6.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1618—1648年间，欧洲主要国家纷纷卷入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所爆发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又称“宗教战争”。

第十一章 执政为民

正当脱离联邦的风潮席卷华盛顿，引起一片混乱和骚动之时，林肯等人为离开春田进行了最后的准备。1861年1月初，玛丽来到纽约，一来，她可以陪陪儿子罗伯特，自从他一年前离开家，来到东海岸之后，玛丽“发疯似的想要见到他”；二来，她要采购一些东西，让自己的衣橱与第一夫人的地位相称。玛丽住在阿斯特饭店，为了向她推销稀奇古怪的无边女帽、贵重的织纹披肩、软皮手套以及可以做时装的成卷的上等古董丝绸，一些商人纷纷请她吃饭，将她尊为上宾。店家们很乐意向她放贷，怂恿她大手大脚，尽情享乐。在过惯了多年囊中羞涩、捉襟见肘的生活之后，这曾经在富裕家庭里长大的女人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不禁欣喜若狂，她的开销甚至超过了比她更富有的姐姐们。

“购物对她来说是一件乐此不疲的事。”玛丽的传记作者露丝·兰德尔写道，“它成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非理性，一种走火入魔的东西。”然而，玛丽对优雅服饰的渴望，绝不仅是虚荣心的反映。对于人们私下里关于她衣着朴素、她的丈夫缺乏贵族教养的种种议论，玛丽必定有所耳闻，“他是否能够为总统这个职位增光添彩？”“他那西部人的笨拙，是否会让这个国家蒙羞？”玛丽的好胜心被激发了，她决意要让世人看看，西部人比东部人更有修养，更加知书达理。

纽约之行让玛丽如痴如醉，她没有通知丈夫，在那里多待了三天，而她丈夫则白白等了三个雨雪交加的夜晚。玛丽回家时兴致非常高昂，她那一表人才、衣冠楚楚的儿子也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其“外在形象”，“和他那位不拘小节、粗枝大叶、笨手笨脚的总统老爸相比，反差着实惊人”。

林肯一家决定将他们在第八大街的房子租出去，卖掉一部分家具，并将其余的放进仓库。在整理行李之前，他们在家中的两个客厅举行了一场告别招待会。玛丽驾轻就熟，殷勤地招呼春田的700多位友人。维拉德说，这是“多年以来这里所能目睹的最盛大的场面”。

玛丽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她对此兴奋不已，并且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官场上的求职者们赠送的豪华礼物。可是，她对丈夫的忧虑却与日俱增。在动身前往纽约前夕，她收到从南卡罗来纳寄来的一份让人很不开心的礼物。那是一幅画，画上的林肯“脖子上套着一根绳索，双脚被镣铐锁住，身上涂满了焦油和羽毛”。玛丽向来害怕打雷，畏惧病痛带来的死亡，这幅令人厌恶的画，无疑在她心里留下了一抹阴影。

对林肯而言，他在春田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一方面，他要接待没完没了的官场求职者，另一方面又要花很多力气整理行李，在这其中还要完成一个最为重要的任务——撰写他的就职演讲稿。他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州长办公室都无法集中精力，因此想找到与外界隔绝、不被打扰的地方。每天早上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林肯都会拿起笔来，字斟句酌，修饰文章。温和派和不妥协派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演说。

随着离别的时刻一天天临近，林肯显得“异乎寻常地神情严肃，心事重重”。

“这里留下了他30年来的酸甜苦辣，这里有一大批有多年交情的忠实朋友，和这样的地方告别”，他心中无比哀伤。他来到法明顿，向他深爱的继母萨拉深情道别，并且去看了他父亲的墓。回到家后，他找到和自己共事长达16年之久的律师事务所老搭档比利·赫恩登，他想让赫恩登确信，自己出任总统，只会中断他们在事务所的合作关系。“假如我还活着，有朝一日我还会回来，然后我们接着干律师的行当，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2月11日那一天，天气潮湿，寒风刺骨。林肯由家人和朋友陪同，朝着西部火车站走去。前往华盛顿特区的路途迂回曲折，要花上12天时间，这让林肯有机会与成千上万的民众进行接触。他已经打点好了自己的行装，并且用绳子捆紧，在上面写下几个简单的字，“A. 林肯，白宫，华盛顿特区”。他的长子罗伯特在整个旅途中始终陪伴着父亲，而玛丽和两个小儿子将在第二天和他们汇合。

林肯抵达火车站后，发现有1000多人聚集在那里，前来向他告别。他站在候车室里，与每一个友人握手致意。《纽约先驱报》的一位记者发现“他脸色苍白，因为情绪激动而显得微微有些发抖，让他几乎难以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就在8点以前，林肯被人护送着走上了私人车厢的末端连廊。他脱下帽子，请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开始讲话。

“我的朋友们，在这离别的时刻，如果不设身处地，是无法领会到我的伤感的。正是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人民的善良仁义，使我拥有了这一切。在这里，我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一个青年变成了老人；在这里，我的孩子们出生，长大，并且已经有一个进了坟墓。现在，我要走了，不知什么时候，甚至不知是否能够重返这片故土。我面前的这副担子，比当初压在华盛顿肩上的更为沉重。……愿神降福于你们，正如你们将为我祷告祝福。别了，我向你们发出深情的道别。”

林肯发表这篇简短而感人的讲话时，无数人，包括他本人在内，都饱含热泪。《先驱报》记者写道：“当他转身走进车厢时，人们发出了三次欢呼。过了几分钟之后，火车缓缓开动，逐渐消失在沉默人群的视线之外。”

无论是豪华的总统专车内部那深色的家具、猩红的窗帘和厚厚的挂毯，还是专车外部缀饰的彩旗和飘带，都无法让这位总统当选人沉郁的心情变得轻松。记者们注意到，在前往第一个停靠大站——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大部分旅途中，林肯在他的私人车厢里“独自坐着，郁郁寡欢”，“他平常那乐呵呵的好脾气彻底不见了”。

林肯明白，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局势岌岌可危，也许它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就在同一天上午，杰斐逊·戴维斯也踏上了自己的旅程。他向自己的妻儿和奴隶们告别之后，前往南部联盟位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新首府。在数千名民众的欢呼和《马赛曲》的激昂音调中，戴维斯将参加就职典礼，正式担任新的南部联盟的总统。林肯在国会的老朋友亚历山大·史蒂文斯将宣誓就任副总统。

当林肯亲眼目睹沿途列队欢迎的热情友好的民众时，他的精神开始振作起来。“欢呼声、礼炮声以及民众的热情相迎”使林肯深受鼓舞。当他抵达印第安纳波利斯时，礼炮发出了34声轰鸣。林肯下车伊始，就看到了2000多名狂热的民众，在前往下榻的贝茨公馆的路上。沿途的民众排好队，向他挥舞旗帜和横幅表示欢迎。林肯事先得知，大家希望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表一篇自竞选成功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因此在离开春田前，他就对文稿进行了精心的润色。

在贝茨公馆的阳台上，林肯发表了一篇直截了当、坚定有力的讲话，这是他在这次长途旅行中少有的几次重要演讲之一。他一开始就解释了“强权”一词的含义：如果一支军队开进南卡罗来纳，而没有事先得到其民众的同意，那就是公认的“强权”。但是林肯质问道，“举例而言，如果政府只是坚持拥有自己的军事要塞，或者收复那些原本属于自己的要塞”，那样是否属于“强权”呢？林肯继续说道，如果这样的行动被视为强权的话，那么“联邦作为一种家庭关系，就不会像任何普通的婚姻那样，而只是一种自由恋爱”。他的话语赢得了人们响亮的喝彩、持续不断的掌声，且不时传来发自内心的笑声，演讲极为成功。

翌日，当列车驶入辛辛那提市的时候，约翰·海伊注意到林肯“已经摆脱了第一天旅途中的低落情绪，而现在，就像他的朋友们说的那样，他的神态和话语已经恢复了本色。幽默诙谐、机智敏捷、和蔼可亲，在非常熟悉他的人们看来，这些都是林肯与生俱来的突出品质，而看到他忧郁的样子，正如看里夫和利斯顿上演大悲剧那样（里夫和利斯顿是著名的莎士比亚喜剧演员）”。很有趣的是，海伊认为林肯情绪低落是一种失常，而不是常态。

第二天，林肯应邀前往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参加招待会时，收到了一份电报，上面说，选举团成员已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统计了选票并正式认可他当选。几个星期以来，苏厄德和斯坦顿曾担心分离主义分子们会选择这一天来围攻首都，并阻止选举团成员开会。林肯得知，当天太平无事。苏厄德的儿子弗雷德告诉妻子安娜说，“选票已经统计出来了，而首都并没有遭到攻击。斯科特将军让他的部队全部进入戒备状态，隐蔽起来，严阵以待，子弹上了膛，马儿戴上了甲胄，火把已点燃，他们随时听候召唤，奔赴战场。但是没有一个敌人”。

“平安度过了13号那一天，”让苏厄德本人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写信给家人说，他相信“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显然越来越倾向于我所表达的语气和心境，甚至是我的政策。……最终，我摆脱了直接的责任，我已经将船儿从搁浅的沙滩上拯救了出去，并已准备好将舵手的职权转交到人们选中的船长手中”。尽管他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但是苏厄德还是要做最后的努力，以挽回他的领导地位。

正式的票数统计结束后，哥伦布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下午四五点钟光景，林肯身着“全套晚礼服”出现在州长丹尼逊的家中，与州议会成员见面。用罢晚餐，林肯参加了一个由军方举办的豪华舞会。据说他曾在舞会上与蔡斯的漂亮千金凯特共舞，这对玛丽刺激很大。多年以后，林肯与那位身材颀长苗条、惹人注目的20岁美女翩翩起舞的场景，还是被玛丽以尖酸刻薄的语调唠叨个没完。实际上，这位极富魅力的年轻佳丽当晚可能并未曾与林肯共舞，因为当林肯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她并不在场。30多年以后，凯特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坚持认为，“我没有在哥伦布市去看望林肯夫人，这让她感到很没面子，所以我始终觉得，这就是她不喜欢在华盛顿见到我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随后的旅程中，火车经过宾夕法尼亚、纽约和新泽西诸州时，林肯很少对他的立场进行精心阐释。由于他不喜欢毫无准备的即兴演讲，却不得不在沿途停靠的数十个站点讲话，他决定不再为自己的就职演说进行预热，也不想打乱眼下这种脆弱的平静。因此，他选择的方式就是少开口或者不开口，传达出一种乐观的态度，显示出局势并非那样一触即发。林肯的“分裂之屋”演讲和苏厄德的“不可协调的冲突”演讲中的陈述有相互矛盾之处，但他始终置这种矛盾于不顾，向听众断言说：“根本没有真正的危机，除非是一个人为的危机！那么，我重申——根本没有危机，除非有一个早有预谋的政客在某个时候炮制出来的危机。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意见是保持冷静。只要伟大的美国人民保持冷静，不越雷池一步，这场纷扰就会走向结束。”

在整个旅程中，林肯竭力回避了任何可能激化矛盾的建议，或是在自己行使职权之前可能影响国家稳定的措施。他只是向欢呼的民众表示感谢，凭借良好的幽默感来转移严肃的政治话题。在俄亥俄州的阿什塔布拉，有人求见林肯夫人，对此，林肯的回答十分诙谐。他说，“自己对劝说她露面几乎不抱希望，因为他发现，要想让她做不喜欢做的事情，是很吃力的”。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韦斯特菲尔德，他亲吻了一个曾经劝他留胡子的小姑娘格蕾丝·贝德尔。

对于玛丽和她的孩子们来说，这次旅行是“一连串的狂欢”，途中伴随着一处处的喝彩、礼炮、旗帜、横幅、手帕以及热情的人群。总之，“他们享受了一场盛大的凯旋欢迎仪式该有的一切”。玛丽或她的孩子们透过窗户朝外的每一次张望，都会引起一阵狂热的掌声。在纽约市，林肯夫妇下车前，玛丽理了理丈夫乱蓬蓬的头发，然后吻了他一下，这样的场景同样也赢得了一片掌声。

对于那些专注于行将就职的新政府一举一动的人们而言，这些讲话让他们极为失望。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他的日记里哀叹道，林肯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所发表的言论“让人们对他的评价一落千丈。我非常担心在这场摸彩游戏中，我们可能一无所获。……这些言论表明，一个人对自己的立场，以及对身边这场斗争的性质毫无意识。此人天性善良，仁慈，诚实，但是喜欢轻举妄动，不可靠”。

事实上，对于眼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局势，林肯并非毫无察觉。约翰·海伊注意到，当林肯“怀着谨小慎微的态度，去观察那些或直白或沉默的宣言时，在他字斟句酌的文章中，其含义变化之微妙，足以表明他对自己的政府所面临的考验和危险有着足够的敏感”。例如，在特伦顿，当林肯公开宣称“比我更执着于和平事业的人已不复存在”时，他已意识到也许“有必要采取坚定的立场”。海伊说，这时，他“轻轻地抬起脚，然后以一个迅速但并非狂暴的姿势顿了一下足”。听众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以至于林肯在数分钟的时间里无法继续讲话。

在纽约市的阿斯特宾馆，林肯以短小精悍的演讲，再一次展示了他意志的力量。他以一种中庸的语调开场，保证说，以他本人的意愿，他绝对不会“同意让这个联邦解体”，同时他又对这个判断缓和了一下语气：“除非这件事注定就是联邦本身想要的结局。”两天以后，林肯在费城的独立大厅发表讲话时，用那些带有不祥色彩的字眼来阐明自己的意图。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当时所在的大厅，正是当年《独立宣言》被采纳的地方。受到这个想法的激励，林肯声称自己“从政治上讲，我所有的思想，没有一种不是植根于《独立宣言》所体现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单单与殖民地脱离故土有关，而且与宣言中的某种东西有关”，这种东西“在未来始终给世界带来希望，它能够做出承诺，总有一天，让所有人都能够摆脱肩上的重负，所有人都应该拥有同等的机遇”。如果联邦“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拯救”，他将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之一；然而林肯表示，假如联邦“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已经无药可救”，他“宁愿在那一时刻被人暗杀，也不愿低头臣服”。

根据行程安排，在这次演讲的前一天，林肯曾在巴尔的摩停留。在这座城市，南方的支持者势力甚众。这一天有报告说有人密谋要暗杀他。林肯在这里提到“暗杀”这个不祥的字眼，有可能是受到了这份报告的影响。林肯首先从负责全程保卫工作的阿兰·平克顿警探那里获悉了这个阴谋的消息。平克顿建议他立刻离开费城，然后把行程提前，乘晚上的火车穿过巴尔的摩，打乱阴谋者的计划。根据陪同林肯的随从沃德·拉蒙的说法，“对这个方案，他断然予以回绝。他说，自己已向人们承诺过，早晨要在独立大厅参加升旗仪式，下午要在哈里斯堡公开露面”。

当天下午，苏厄德之子弗雷德出现在参议院的走廊上。当时，有一位侍从官请弗雷德马上和他父亲面谈。两人在大厅里碰面之后，苏厄德将一封来自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的短信转交给弗雷德，其内容与在巴尔的摩收到的警告大同小异。“我要你乘最早的一班火车离开，”苏厄德吩咐儿子说，“不管林肯先生在哪里，一定要找到他，别让任何人知道你这趟差事。”弗雷德立刻登上了火车，于当晚10点赶到了林肯在费城下榻的大陆宾馆。

“我发现栗树街上挤满了人，”弗雷德回忆说，“他们高举火把，欢欣鼓舞，随着音乐大声歌唱，欢呼声此起彼伏。”林肯被人们包围着，不得不等几个小时之后再发表演说。弗雷德还记得，“他颇为友好地寒暄了几句，询问了我父亲的近况以及华盛顿的局势。然后，他在煤气灯下的书桌旁坐下，开始仔细阅读我带来的那封信。”过了一会儿，林肯说道：“如果不同的人，彼此并不了解各自的工作，始终在追踪各自的线索，结果殊途同归，那么就说明其中可能有问题；但如果这只是通过两个渠道传来、以两种方式告诉我的同一个故事，那么就不要再让它更加引人注目了。你明白吗？”弗雷德叙述道，接着，“林肯注意到，他对这个警告不以为然的态度让我看上去比较失望，于是他以和蔼的口吻说，你不必以为我不会认真对待这件事，我会慎重考虑，然后尽量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会在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上午，林肯答应在哈里斯堡的活动一结束，便乘坐当晚的火车前往华盛顿。平克顿不顾玛丽的意见，坚持认为她和孩子们应该随后再走，按照既定日程，在下午抵达华盛顿。林肯脱掉了常戴的高顶礼帽，换上了一顶毡帽，秘密登上了夜班火车的一节特殊车厢，随行人员仅有沃德·拉蒙和平克顿警探。所有班次的列车都“临时让车”，等候林肯的列车呼啸通过；哈里斯堡和华盛顿之间的所有电报线路都被关闭，直到林肯抵达首都后才恢复正常。凌晨3点30分，列车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巴尔的摩，朝着华盛顿的方向飞驰而去。拉蒙回忆说，自己总算松了一口气，“6点钟光景，国会大厦的拱顶已经近在眼前”。

对这位新总统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开端。虽然他最终还是平安抵达，但是包括埃德温·斯坦顿在内的批评者们不无敌意地说，林肯“悄悄地混进了华盛顿”。当时有恶意谣传说，林肯进车厢时，戴一顶苏格兰花格呢帽，穿一条苏格兰方格呢短裙，披一身长长的军用披风。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在他日记里写道：“据悉这场阴谋得到了无可挑剔的证实。假如事实无法得到澄清，成为无可置疑的东西，那么这一针对总统当选人进入首都，炮制出的阴谋或伎俩，将趁夜黑风高之际，被人利用，以贬损林肯的道德形象，往他的政府身上泼脏水。”林肯开始后悔考虑了斯科特将军和平克顿警探的话。

围绕林肯在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前十天的食宿问题，人们争论了好几个星期。12月初，蒙蒂·布莱尔已经向林肯一家发出了请柬，请他们入住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布莱尔宫，为他们提供的房间正是前总统“杰克逊离开白宫后想要入住的那一间”，并且坚持说，布莱尔一家“将很高兴看到您完成杰克逊总统未了的心愿”。与此同时，参议员特朗布尔和国会议员沃什勃恩也在与白宫相隔几个街区的地方，为林肯一家租了一套私宅。然而，当林肯迂回曲折的旅途中经过奥尔巴尼的时候，威德对此强烈反对。他向林肯进言说，他“现在是公众人物，应该住到人民能够去的地方，直到他宣誓就职为止”。

林肯同意了：“事实上，我想我现在属于人民，一间公共旅馆，才是人民可以接近我的地方。”于是，有人在位于第十四大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拐角处的那家著名的威拉德饭店订了几间套房，其位置就在白宫视线可及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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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厄德和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沃什勃恩受命去迎接林肯，并陪同他前往威拉德饭店。然而，关于苏厄德是否确实去了火车站，有着不同的说法。苏厄德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总统当选人今天早上6点悄悄地抵达华盛顿，我到车站去见他。”然而，沃什勃恩后来声称苏厄德睡过了头，比林肯晚了2分钟到达威拉德饭店，“他气喘吁吁，想到自己没有在火车到站前及时赶到而显得有点懊丧”。也许，事情就像苏厄德的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苏厄德到达车站时，林肯刚刚离开，前往旅馆。在这种关键的场合，他对自己睡过了头颇感窘迫，于是匆忙赶到威拉德饭店与林肯会面，事后告诉妻子和其他人的话稍许修饰了一下。

可以肯定的是，苏厄德以“一次具有名家风范的表演”来欢迎总统当选人，他试图操纵其中的每个乐章，并让自己在这位相对的新手面前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当天上午，两人在威拉德饭店共进早餐，从一张精致的菜单中挑选了“烤牡蛎、洋葱牛扒、牛奶冻以及肥鹅肝酱饼”。吃罢早餐，苏厄德陪同林肯来到白宫，与布坎南总统及其内阁成员见面。林肯这次不期而至的造访，让布坎南的侄女哈里埃特·莲恩感到有点儿手足无措。莲恩曾经以她单身汉叔叔家女主人的身份显赫一时，如今布坎南的继任者露面了，也就意味着她在白宫生活的终结。此后，对于林肯夫妇进入自己过去在白宫的家，哈里埃特没有什么好话。她把林肯比作“看大门的爱尔兰傻大个儿”，然而她又坚持认为，这位看门人是“最好看的”，至于玛丽，哈里埃特说，自己只听说她“是一个可怕的西部人，喜欢热闹，一身俗气，缺乏教养”。

从白宫出来，苏厄德带着林肯去看望了斯科特将军。这位墨西哥战争时期的老英雄比林肯高一英寸，体重却是林肯的两倍，如今他几乎迈不开步。与斯科特交谈结束后，苏厄德和林肯一同驱车一个小时，穿越了华盛顿的大街小巷。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尚未完成的组阁计划，需要立刻引起重视。几个月前，林肯曾向威德和苏厄德保证说，如果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吉尔默愿意接受任命，他可以为他提供一个职位。苏厄德的想法是，争取到一个信仰联邦主义的南方人，对于挽留边疆诸州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林肯也认为，鉴于吉尔默“在南方的灵活立场”，他确实是一个最佳人选。然而，吉尔默过去没有对林肯邀请他访问春田做出反馈，苏厄德也不能保证能够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西蒙·卡梅伦依然在候选之列，苏厄德认为他是内阁成员的不二人选。5个星期前，苏厄德曾经告诫林肯“让卡梅伦伤心，以及（对卡梅伦）任何的怠慢之举，都会惹出很大的麻烦。……我非常担心卡梅伦那帮朋友大军会表现出敌意”。事实上，经过反复痛苦的思考后，林肯已经决定给卡梅伦一个职位。在乘坐火车经过宾夕法尼亚期间，林肯曾经会见了一个支持卡梅伦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向他保证说，他们获准代表柯廷州长和亚历山大·麦克鲁尔前来传话，他们告诉林肯，所有针对卡梅伦的指责均已撤销，这个州现在坚定地支持他。显然，宾夕法尼亚担心本州在政府中没有代言人，这种担忧让不共戴天的各派势力团结起来，力挺卡梅伦。林肯告诉这个代表团说“这个情报让他得到了极大宽慰”，但他还是不愿做出决定，直到抵达华盛顿。问题在于，卡梅伦依然坚持要求获得财政部部长的职位，而这个职位林肯已经决定交给蔡斯。只有当卡梅伦意识到，自己并不能在人事安排问题上随心所欲的时候，他才会勉强接受陆军部部长这个职务。

与苏厄德共乘四轮马车奔波结束之后，林肯在他的套房里休息了1个小时，然后在两点半的时候接待了老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接着，苏厄德前往车站迎接玛丽，而林肯则迎来了布莱尔一家，即老弗朗西斯和蒙哥马利。海伊在日记里写道：

“布莱尔一家的宗族观念之深，非同寻常，他们家族是一个紧密的集体。……他们有一种习惯，那就是，一旦拿定主意，便义无反顾，雷厉风行。”林肯完全了解这些，但是他喜欢并信任这位老人，而且林肯也知道，他需要这些过去的民主党人和强硬路线者来制衡苏厄德。

布莱尔一家曾经对苏厄德折中风格的讲话感到震惊，布莱尔老人告诫林肯说，苏厄德的妥协与布坎南的手段颇为相似，它只会让南方更加得寸进尺。事实上，布莱尔一家非常激烈地捍卫自己的强硬立场，以至于他们成为战争的有力拥护者。蒙蒂主张，只要南方人继续相信“一个南方男人等于六个北方人”的说法，那么只要在战场上没有遭受“彻底失败”，他们就永远不会屈服。“南方人将因此看到，他们受到政治煽动家的教唆，轻视了一些人且完全误判了他们的品性”。北方人只有作为宽宏大量的胜利者，才有资格提出和解。苏厄德过早表露出妥协意愿后，老弗朗西斯·布莱尔警告说，这位纽约人将会证明自己永远是林肯的眼中钉。“在您的内阁中，他的自负和野心漫无边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会摆出一副竞争者的架势……并且为自己大造声势，把官场上所有的竞争对手挤垮，取而代之成为继任者”。

虽然林肯喜欢弗朗西斯·布莱尔，在通常情况下很尊重他的意见，但是林肯早已断定，他需要苏厄德在政府中担任首辅的职位。同时，他还希望把蒙蒂·布莱尔延揽到内阁。在一个真正的南方人出场，可能不会给来自边疆州的布莱尔留下任何机会的情况下，想要谋取吉尔默的支持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林肯准备为蒙蒂提供一个职位，最可行的就是美国邮政总局局长。

就在林肯和布莱尔父子交谈的时候，苏厄德正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朝着火车站走去。人们不知道林肯已在当天早些时候抵达，他们聚集在一起，准备迎接他乘坐的4点钟到站的专列。一位记者写道，当火车最后抵达时，“四辆马车驶近车厢后面，苏厄德先生不久就与林肯夫人”一起出现了，同行的还有她的几个儿子。当大家发现总统当选人不在车上时，聚集在一起的市民开始发出失望的声音。“暴雨倾盆，从天而降，人们无处可逃，于是有人讲笑话解闷，有人吹起了口哨，更多人满口咒骂”。这可不是玛丽所期待的欢迎场面。当玛丽挽着苏厄德的胳膊在威拉德饭店下车时，她开始焦虑不安了。起初她就不信任苏厄德，害怕他会一直与自己丈夫作对。如今，玛丽不怎么光彩地进入这座即将成为她新家的城市时，却不得不依靠苏厄德。

当天晚上，林肯到苏厄德家中做客，弗雷德的妻子安娜做东，请客人用了晚餐。弗朗西斯留守在奥本的家，完成一些正在处理的事务，在此期间，安娜扮演了这个家庭里女主人的角色。尽管弗朗西斯一年之中会前来探亲若干次，但她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丈夫、儿子和儿媳去处理，从来不把华盛顿当成自己的家。

林肯回到威拉德饭店，准备与和平大会的成员一起参加9点钟举行的招待会。所谓和平大会，是弗吉尼亚州希望在3月4日国会休会前达成妥协而召集的。其召集的成员既有来自南方也有来自北方的，其中的一名大会代表卢修斯·奇滕登，在林肯的套房里，以佛蒙特州的名义请求林肯就大会的工作方式做简要指示。奇滕登知道，许多南方的代表来参加会议只是为了“奚落嘲讽”或对“这位‘伐木者’怀有不敬之意”，他无法想象一路奔波了10天、“刚从一场威胁他生命的阴谋中逃脱出来”的林肯能够忍受这么多的一群人在集会上公开对他表达敌意。奇滕登惊奇地说，尽管林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让每一位旁观者吃惊不小”，但是“他说话的方式带着一种不同凡响的安详态度，表达熟练，显然并非那样慎之又慎”。

自从春田一别，林肯一直没和代表俄亥俄的萨蒙·蔡斯见过面。蔡斯依然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在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他很拘谨地向代表团的成员们介绍了林肯。奇滕登回忆说，林肯“观察敏锐，当时他只要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就会很快对此人做出判断”。介绍完毕，接下来就是热烈的讨论。

最终，和平大会并没有产生任何可以在国会获得多数支持的提案，这表明，妥协的时机已经过去。然而，当天晚上，在威拉德饭店，代表们对总统当选人有了不同的印象。“他被南方人误判了，也被南方人误解了。”来自弗吉尼亚的威廉·里夫斯说，“他们把他看成是一无所知、固执己见的人，没有独立判断能力，满脑子偏见，愿意为更有能力的人充当傀儡。这些都大错特错了。他将成为自己政府的领导人，他也会有自己的主见。”北卡罗来纳的托马斯·拉芬法官认为，林肯不愿意在疆界问题上让步，是个很大的“遗憾”，但是听到他热心支持宪法，心里颇感欣慰。

翌日上午，天气“万里无云，风急天高”，“狂风呼啸，席卷全城”，苏厄德陪同林肯去了圣约翰的新教圣公会教堂，然后回到苏厄德的家，两人花了2个小时促膝谈心。“苏厄德先生，在我的工作中有一部分，应该主要留给您来做。”林肯说，“我必须倚仗您来打理这些外交事务，对于此类事情我知之甚少，我想您是熟悉这些的。”那天上午在某个地方，林肯将自己的就职演说草稿交给苏厄德，请他提意见。

第二天，苏厄德和林肯一起，以非正式的名义拜访了参众两院。来自所有党派的参议员们都聚集起来欢迎他，即便是那些拒绝承认他的势力的那些煽动叛乱的南方人，也因好奇心而围拢过来。一位记者写道，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梅森“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装作在写东西，但是他终究还是忍不住，自始至终乜斜着眼打量着林肯，让人怀疑他写的东西能否让人看得懂”。

一位记者评论说，林肯的“面容在这里还没有为大众所熟知”，因此“他昨天在往返国会大厦的途中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纽约时报》说，他的非正式造访是“没有先例的，他那些卓尔不凡的前辈们……认为去拜访与政府平行的机构，与联邦领导者的庄严尊贵水火不容，很显然，这位伐木者在遵循他本人情感好恶取舍的过程中，正确地诠释了他的立场所具有的特性”。

在后来的几天中，林肯确定了两三个内阁成员的职位，他选择了自己过去在辉格党的老战友卡勒布·史密斯，取代斯凯勒·柯尔法克斯掌管内政部，尽管后者拥有较为广泛的支持。林肯给柯尔法克斯写了一封语气和蔼的信，解释说：“在有人推荐您之前，我已在某种程度上决意支持史密斯先生，当然这不是最终的决定，当您被举荐时，我说：‘柯尔法克斯是一个年轻人，他正在适合的岗位上大展宏图，前程似锦。而对于史密斯来说，要么现在拥有机遇，要么永远失去机遇。’我认为两人都有充分的能力胜任，并根据我所陈述的理由做出了决定。”林肯在信中提及，自己在和道格拉斯竞选参议员期间，柯尔法克斯并没有支持自己，他恳请柯氏“不要认为我因为过去的某些事情而对您怀恨在心，这是在冤枉我”。

有一阵子，诺曼·贾德曾经在内阁委任的考虑之列，但是在伊利诺伊州，林肯的竞选活动总指挥大卫·戴维斯，以及其他许多人对此强烈反对。玛丽·林肯曾经以支持者的身份亲自写信给戴维斯，表示反对贾德。她指责说：“贾德会惹麻烦，引起不满。如果华尔街所言非谬的话，那么他的生意往来并不总是那么光明正大。”和她丈夫不同的是，玛丽不能原谅1855年特朗布尔击败林肯时贾德的所作所为。最终，林肯独自做出决定，要为他的家乡州伊利诺伊提供足够的代表。他任命贾德为驻柏林公使，这对于贾德的妻子艾德琳来说尤为满意。

几个星期以来，各大报纸一直在报道说，吉迪恩·威尔斯是新英格兰地区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尽管遭到了苏厄德和威德的强烈反对，威尔斯却始终受到党内立场更为强硬派别的充分信任。然而，当威尔斯在哈特福德静候佳音时，他“整个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都在焦虑不安中苦苦挣扎”。儿子埃德加从耶鲁写信来热切地说，他愿意陪同父亲到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威尔斯答复说：“我本人出席典礼的事，尚无任何定论，我的孩子……如果没有收到（林肯的）邀请，我肯定不会前往。”

3月1日，威尔斯终于接到了副总统当选人汉尼拔·哈姆林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我迫切希望很快在这里见到您。”第二天，他急急忙忙赶火车，发现自己竟然忘了带梳洗用品。更令人手忙脚乱的是，威尔斯抵达威拉德饭店时，发现走廊上非常拥挤，以至于他的大行李箱一时被放错了地方，他只好继续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衣服。幸运的是，林肯当晚在别处用晚餐，第二天还要参加一个会议。最终林肯为他提供了一个海军部部长的职位。

走强硬路线的布莱尔和威尔斯入阁，就能够与卡梅伦和贝茨势均力敌。然而林肯还要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他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把苏厄德和蔡斯两人都带进内阁，但是随着就职典礼一天天临近，这两人的支持者们都激烈地相互反对彼此的任命。3月1日的《晚星报》报道说：“抢夺内阁职位的斗争持续升温。”3月2日，苏厄德的代表团与林肯进行了会晤，声称蔡斯会把内阁变成一个让苏厄德无法立足的地方。他们希望林肯同意放弃蔡斯，林肯回答说，替代方案是，尽管他依然希望这两个人都能够进入内阁，但他可能考虑将国务卿的职位交给威廉·代顿，并任命苏厄德为驻大不列颠公使。这使得代表们十分沮丧。

接到朋友们的汇报之后，受到反对势力围攻的苏厄德给林肯写了一封便笺，请求撤销他早些时候接受国务院职位的声明。林肯等了两天以后才答复。他告诉尼可莱：“让苏厄德第一个受到愚弄，对此我承受不起。”然而，林肯仁慈宽厚的态度再一次缓解了棘手的局势。他在回复苏厄德要求急流勇退的便笺时写道：“这是我最揪心的担忧，而我在恳请您收回这个撤销动议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认为，公众利益要求您应该这么做，而我个人的想法对于这一原则深表赞同。”

苏厄德从未真正渴望过急流勇退，而是企图借此对林肯施压，让他放弃蔡斯。苏厄德收回了他的决定，并接受了林肯的意见。在给弗朗西斯的一封信中，这位纽约人以最为自得的口吻描述了他那无聊的以退为进的把戏：“总统决意要组建一个兼容并蓄、相安无事，甚至持久不变的内阁。我正要拒绝之际——不，我的确拒绝了，这是一次将对我本人造成伤害的试验。但是一个纷乱的国家呈现在我面前，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相信我可以和任何人一样忍耐下去，也许我还有足够的精力坚持住，直到这次试验成功为止。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回家或者去新英格兰，让这个国家去碰运气。”

对于林肯而言，有待完成的事情，只剩确保蔡斯能够接受任命。自从抵达华盛顿以来，他和蔡斯尚未就这次任命交换过只言片语。现在，林肯在事先没有征询这位骄傲的俄亥俄人意见的情况下，就将提名蔡斯为财政部部长的文件送到了参议院。当时蔡斯就在参议院的议员席上，许多同僚纷纷前来向他表示祝贺。由于“始终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并对于礼仪之类的事情过分敏感”，蔡斯马上去晋见总统，表达了他的愤怒之情，并决定谢绝这项任命。蔡斯后来回忆道，在他们接下来的谈话中，林肯“谈到我谢绝任命的决定将会使他颇为尴尬”。蔡斯答应再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而结果正如林肯希望的那样，他“最终屈服了”。

林肯终于精准地解读了蔡斯的性格，并且巧妙地诱使苏厄德亮出虚张声势的底牌。他利用了一切彼此牵制的力量，组建了他最初设想的内阁——一届由前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弥合而成的内阁，一个由妥协派和激进派组成的联合体。他将成为他亲手创建的这届政府的领袖，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不同寻常的一届内阁的掌门人。

他的对手们曾经断言，林肯将在这次展示领导才干的处女秀中败下阵来。当时有一篇社论这样写道：“组建一届内阁，就好比向一位精明的姑娘求爱，属于艺术的一个子项，而那是这位新领导人所不熟知的。与竞选舞台和十字路口的客栈里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技艺相比，某些小花招要复杂得多，要理解这些花招，需要思维缜密、明察秋毫，只有身经百战，方能确保平安无虞。”

实际上，正如约翰·尼可莱后来描写的那样，林肯“最初的决定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自信。”他的每一位对手都肯定认为他选错了人。一个不那么自信的人，也许会把那些从不挑战自己权威的支持者们召集到身边。例如，詹姆斯·布坎南就曾经处心积虑地挑选了那些唯其马首是瞻的人。阿兰·内文斯写道，他认为一个总统“倘若想把每一方反对派势力已确定的代理人放到他的政府中，以此来安抚他们，那么他会发现，这么做只会增添纷争，并且加剧党派间的分歧”。而当林肯的竞争对手团队有可能彼此倾轧时，林肯决意“他必须冒着派系斗争的危险来压制叛乱的危险”。后来，《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瑟夫·梅迪尔问林肯为什么选择了一届由敌人和对手组成的内阁，尤其是，林肯在共和党提名期间的三位主要对手，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依然对自己的失利耿耿于怀，他对总统挑选这些对手感到大惑不解。

林肯的回答简明扼要、直截了当，并且充满机智：“我们需要党内最强的人进入内阁，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人团结在一起。我已经认真观察了全党，我的结论是，这些人正是最有才干的人，那样的话，我就没有权力阻止他们为这个国家效忠。”

苏厄德、蔡斯、贝茨——他们确实是有才干的人，但是归根结蒂，最有才干的，正是那位来自春田的草根律师。

1. 美国总统由选举团产生而不是由选民选举。每州根据该州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席而分配选票。每州各有两名参议员。众议员名额由各州人口数决定，但每州不少于一名。因此人口少的州会在选举团有更多代表权。获胜的每个候选人在一个州将赢得该州的所有选票（基于“赢者赢得全部”的原则），选举团于12月第二个星期三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集会。选举团的选票在1月6日举行的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再次计票。赢得选举团半数以上选票的候选人将成为美国总统。

2. 特伦顿（Trenton）：新泽西州首府。

3. 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George Templeton Strong, 1820—1875）：美国律师、日记作家。他写有2250页的日记于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为世人提供了美国内战时期珍贵的历史资料。

4. 牛奶冻（Blanc Mange）：用玉米粉制稠的加调料和糖的一种牛奶布丁。

第二部 全民领袖

第十二章 记忆和音

丈夫即将在3月4日举行就职典礼。典礼前夜，玛丽·林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站在威拉德饭店的窗前，注视着陌生人在楼下黑暗的大街上穿梭来往。尽管各大饭店早已腾出每一处可以容身的地方，安放了床垫和帆布床，单间客房、会客室以及大厅都已满员，但是依然还有好几千人滞留在街头，通宵达旦等候着这盛大的日子。

林肯在日出前就起身，温习了一遍就职演说。他始终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精心修改着这篇文稿。按照尼可莱的说法，“林肯经常从思想积累的过程中获益”。他会将纷繁复杂的想法整理成几个段落或句子，然后在几周后再回头看当时写下的东西，并进一步加工润色，“精心阐述、归纳他的观点或主张”。苏厄德和蔡斯喜欢埋头于浩如烟海的书堆中，从古代史或现代史中汲取营养，阐明并润饰他们的主张，而林肯则用四部文献构建了他就职演说的坚盾利矛：宪法、安德鲁·杰克逊的《联邦法令无效公告》、丹尼尔·韦伯斯特那篇难忘的演讲《自由与联邦永存》，以及克莱在参议院为1850年妥协案辩护的演讲。

这篇万众期待已久的演讲，是林肯参加竞选以后首次公开的重要演讲。其中，林肯面临着一个双重挑战。他必须传达自己坚定的决心，捍卫联邦，并履行他作为总统的职责；与此同时，他还要缓和南方诸州的焦虑情绪。在武力和妥协之间要找到平衡点并不容易，而他最初起草的稿子则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奥维尔·布朗宁是第一批读过稿子的人，他曾经陪同林肯乘火车从春田前往华盛顿，但是他发现“他身边有很多刽子手”，于是决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中途下车了。布朗宁离开之前，林肯曾经把自己的手稿给他看过。

布朗宁很关注其中某个失之草率的段落，他担心这段话可能会被南方视为一种直接的“威胁或恐吓”，并且事实将证明，这“即便在边疆诸州也会引起众怒”。林肯曾经断言说，“我将运用我所能支配的一切权力，收回已沦陷的公共财产和地域，保持、维护并捍卫这些，而所有的财产和地域归政府所有……”布朗宁建议他删除收回已沦陷的地域的承诺，这些地域包括诸如莫尔特里要塞和平克尼堡，将他本人“保持、维护和捍卫”的范围，限制在依然在联邦手里的那一部分。布朗宁提出：“在政府与退出联邦的那些州之间可能接踵而来的任何冲突中，必须将那些主动发起攻击的人视为叛国者，并且应该始终让他们受到监管。”那年冬季，在脱离联邦的漫长风潮中，尽管林肯在一系列私下的谈话中已经表达了他收复沦陷地域的决心，但他还是接受了布朗宁的主张，对于那些脱离联邦的诸州已经占据的地方，林肯取消了收复失地的承诺。

在所有读过草稿的人当中，苏厄德对林肯的就职演说影响最大。苏厄德曾怀着沉重的心情读过林肯写的初稿，尽管他相信林肯关于联邦永存的主张是“强烈而无可置疑的”，但是他觉得字里行间好斗的语气，会将过去几个星期的所有艰辛努力，以及所有为了阻止脱离联邦运动蔓延所承担的风险付诸东流。苏厄德连续好几个小时埋头于这份文稿。他坐在自己心爱的转椅上，写了一封精心构思的长信给林肯，其中包括了许多修改意见。总体来说，他所提出的改进意见缓和了草稿中的语气，使之针对南方更具和解色彩。

林肯的讲稿以一种强有力的语调开始，保证他本人将“按照义不容辞的责任，根据良知最朴素的理由”去遵守芝加哥政纲，而没有“改变立场的自由”。既然众多的分离者认为，芝加哥政纲是他们撤出联邦的一块试金石，这无疑是一个挑衅的开端。即便是贝茨也曾严厉谴责过芝加哥政纲“唯我独尊，目中无人，让党无谓地置于赞成黑人平等这个似是而非的指控之下”。苏厄德认为，除非林肯删除他那段保证严格坚持政纲的文字，否则他会“将有利因素拱手让给联邦分裂分子，致使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退出联邦，而我们将在90天，或许在60天内被迫为了争夺这个首都而与南方大打出手……那样的话，从这一届共和党政府就任之日起，共和国将分崩离析”。林肯同意彻底删除相关的文字。

苏厄德还对林肯保证收回已沦陷地域，并维护那些依然在政府控制下的地域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文章对所谓“权力的实践”的说法应更加“模糊”。林肯已经准备按照布朗宁提出的忠告对文字进行了删改，因此他没有采纳这个妥协色彩过于明显的建议，并且保留了他关于“保持、维护和捍卫”依然属于联邦政府地域的承诺，这些地域包括萨姆特要塞。

苏厄德修改的痕迹几乎在每一个段落都很显眼。他为某些段落进行了修饰，而在另一些段落中则删除了某些尖锐的词句。林肯曾将脱离联邦的各种法令以及暴力法案形容为“叛国的”，苏厄德把它换成了一个谴责意味不那么浓的词“天翻地覆的”。德雷德·斯科特一案的判决林肯记忆犹新，他警告说，“不能让法院里的几个人（终身为官的人们），使政府成为专制统治”。苏厄德删除了“专制”一词，并抬高了法庭的地位，以彰显“其至高无上的裁决”。

有人曾提出要修改宪法，以确保国会在蓄奴制业已存在的州中对这种制度永不干涉。针对这种想法，林肯一度提出了谴责。他的原稿写道：“我更愿意支持这条旧船，以及老舵手们绘制的航海图。”林肯的态度让苏厄德左右为难。在林肯的敦促下，苏厄德曾经提出过一个有争议的议案，率先呼吁修正宪法。如今林肯撤销了这个决定，这将让他陷入尴尬境地。苏厄德小心翼翼地暗示林肯应承认围绕众人提出的各种修正案，而他本人的看法只会“加剧争执”。最后林肯的做法比苏厄德的建议加之更甚。在就职典礼前夜，国会在其最后一次会议中通过了被提交的修正案，“大意是，联邦政府将永不干涉国内各州的内部制度”。根据这项法案，林肯再次收回了自己的看法。他修改文章说，鉴于国会提出这项修正案，并且鉴于他相信“这样一个条款如今应该被运用到宪法法律中，我绝不反对将它公布出来，并且让它成为不可撤销的法律”。

苏厄德对就职演说的风格和实质的最大贡献表现在文章的结尾。林肯在结束语中，向南方扔出了象征决斗的手套：“‘要和平，还是要刀光剑影？’这一严肃庄重的问题取决于你们，而不是我。”苏厄德提出了一个差异很大的结尾。“为了应对和消除南方的偏见和激愤，以及东部的低落和恐惧情绪”，他妙笔生花，用一连串词句，表达了友爱、安详和愉快的信心。苏厄德提出了两种结尾，林肯采用了后一种，创作出了一段堪称不朽的终曲。

苏厄德起草的内容是：“我说完了。我们不是，我们也必定不是盟友或者敌人，而是同一个国度的同胞手足，尽管激愤之情让我们之间友爱的纽带变得紧绷，但这种纽带不能断裂，我确信它也不会断裂。一种神秘的和音，从如此之多的疆场，以及如此之多的爱国志士的坟墓中传来，它穿越我们的这片广袤大地上所有的心和所有的家庭，当这个国家的守护天使再次轻唱之时，仍将和谐地奏响远古的乐章。”

林肯着手对这一段话进行修改润色，并将苏厄德的爱国情感升华成为一段简练有力的诗篇：“我真的不想结束我的话语。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绝不要成为敌人。尽管目前的情绪可能有点紧张，但一定不要让我们之间友爱的纽带破裂。记忆的神秘和音，从每一片疆场和每一位爱国志士的坟墓，延伸到这片广袤的国土上的每一颗跳动的心和每一个家庭。这种神秘和音一定会被再次触动，一旦被我们天性中更善良的性灵所触动，它必将使联邦的大合唱响彻四方。”最重要的是，苏厄德所谓“守护天使”对这个民族的护佑是自上而下的，而林肯所谓“更善良的性灵”则像是一位完全符合我们天性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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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定稿中那段令人感动的结尾之后，林肯在家人面前朗读了这篇演讲。然后，他告诉大家自己想独自待上一会儿。几个街区以外，苏厄德刚读完早上的报纸，准备动身前往国会大厦。这时外面传来众人齐声高唱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数百名拥趸聚集在苏厄德家门前。苏厄德被这小夜曲的热情所打动，他满怀真情地向众人发表了一番感言。“我代表我的家乡州，在参议院工作已经有12个年头了，在这段时间里，面对芸芸众生，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为了全体人民，我尽心尽力、恪尽职守，无论他们地位高低贵贱，被奴役者还是自由者”。

苏厄德的政治机遇已转瞬即逝，而民众热情支持的场面，也许能够抚慰这一令人难堪的结果。当时有一位国会议员曾向苏厄德提出，某位政客如果不能在新政府里占据一席之地，那么他会大失所望。苏厄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失望！您在和我谈什么失望！我本该成为堂堂正正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如今只能靠边站，眼睁睁将这个宝座拱手让给一个小小的伊利诺伊律师！”

当时针指向中午时分，布坎南总统来到威拉德饭店，陪同总统当选人前往庆典现场。林肯当时只有52岁，高大魁梧，精力充沛，他穿上一套崭新的黑色西服，头戴大礼帽，样子与身材矮小粗壮的布坎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布坎南年近七旬，苍老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凄苦的表情。当两人手挽手走向敞篷马车时，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响了《总统礼赞》，马车一路前行，来到宾夕法尼亚大街。沿途有欢呼的民众和数百名政要，也有被斯科特将军防范可能出现的暗杀行动而部署就绪的数百名士兵，两种人群很不自在地交织在一起。狙击手们从窗户和屋顶扫视地面，沿途所有的关键地点还精心安排了骑兵部队。

一路上，有人听到了一种不祥的声音。《华盛顿晚星报》报道说，“一种尖利、碎裂、刺耳、类似于爆裂的声音，每隔3秒钟有规律地响起。”这让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不知所措的警察们最终确定这声音是从新英格兰代表团中发出来的，该代表团成员穿着他们惯常的“木钉”鞋，它有着一副沉甸甸的鞋底，其式样是专为北方郡县冰雪天气而设计的。在气候更为温和的华盛顿，“炎热干燥的空气”已显然“让鞋钉里的木头过多地缩了水，基本上每走一步就会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当代表团步调一致地行进时，“这种声音合起来就变得更响了”。

天开始大亮起来，根据一位外国观察家的记载，华盛顿“呈现出一副简朴的模样”。尽管这座城市“展示了未经雕琢的一面”——华盛顿总统纪念碑只造到计划高度的三分之一，新的国会大厦拱顶还有两年才能竣工，大多数街道还没有铺上柏油，——但是树木郁郁葱葱，分布在各处的花园令人心旷神怡，营造出“一种广阔的田园乡村”的风味。

从国会大厦的东门廊延伸出去，建造了一个讲坛。林肯出现在这个广场的讲坛上时，得到了3万多名观众的大声喝彩。玛丽站在自己丈夫后面，她的三个儿子就站在她身边。和林肯一起，在前排就座的是布坎南总统、道格拉斯参议员和大法官陶尼。林肯在他的“分裂之屋”演讲中，曾经把这三个人描绘成搞阴谋诡计、意欲破坏农民们设计和建造的原始房屋的木匠。

林肯的老友、此前搬迁到俄勒冈州，并在参议院里赢得了一个席位的爱德华·贝克，向众人介绍了总统当选人。林肯迈步向前，走到那张他准备发表演讲的小桌子前。这时参议员道格拉斯注意到林肯不知如何放置他的大礼帽，于是他伸出手去，接下帽子，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接着林肯开始讲话。他的声音曾经过西部各州空旷的露天会场的锤炼，显得清晰高昂，可以传到很远的人群中。

林肯一开始便放弃了绝对效忠芝加哥政纲的表白，然后，他很快安抚了南方民众内心的焦虑情绪。他引用了一篇早些时候发表过的讲话，承诺说“我无意以直接或间接手段，去干涉在蓄奴制业已存在各州的奴隶制度，我相信我没有合法权利这么做，也不想这么做”。接着他把话锋一转，开始提到颇具争议的《逃亡奴隶法》。林肯重申了他的原则，虽然应该在合适的地方添加“保护性条款”，以确保自由人不会被非法抓捕，但美国宪法要求这些奴隶“必须根据有权享有该项服务或劳役之当事者的要求予以引渡”。尽管他明白《逃亡奴隶法》与北方许多民众的“道德感”格格不入，但是他感到，依据宪法，他不得不强制推动这一原则。

林肯继续围绕他的观点，为联邦政府能够延续下去而进行有力的辩护。“根据宪法和各项法律”，他坚持认为联邦“尚未破裂”。虽然“有必要避免流血牺牲”，但他还是希望执行法律，“以保持、占有和掌握属于政府的财产和疆土，征收各种地税和关税；但是除了为达到这些目标可能需要的举措之外，将不会对人民有任何侵犯——不会对任何地方的人民或在他们之间使用武力……”

“就自然条件而言，我们无法分离。”林肯宣告说，并以预言性的口吻补充道，“假若你们诉诸战争，你们总不能永远打下去。等到双方都损失惨重，因两败俱伤而停战之际，重修旧好的各种条件这类完全相同的老问题，还会重新摆在你们面前……内战这一重大问题的决定权，是掌握在你们——我的愤愤不平的同胞们的手中，而不是我的手中。政府不会攻击你们，只要你们自己不做侵略者，就必定可以避免冲突。”

林肯的结尾是一段抒情式的诺言：“各种记忆的神秘和音……必将再一次被触动，一旦它们被我们天性中更善良的性灵所触动，必将使联邦的大合唱响彻四方。”

演讲结束后，首席大法官陶尼缓步来到桌前。在打开的《圣经》旁，亚伯拉罕·林肯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16任总统。

※※※

“这座大厦可谓万事俱备。”当林肯一家抵达白宫之时，玛丽的表姐伊丽莎白·格里姆斯利说，“一个很能干的大厨，带着办事效率很高的大管家和侍者，在多才多艺的哈里埃特·莱恩小姐的指导下，准备了一桌丰盛精美的晚餐。”布坎南辞别白宫时对林肯说：“如果您和我一样，走进这栋大楼时开开心心，离开这栋大楼时也一样开开心心，那么，亲爱的先生，您就是这个国家最幸福的人了。”林肯一家匆忙打开行囊之后，为参加就职典礼舞会装扮了一下，然后就等候在市政大厅的角落里。在一个被称为“阿拉丁的穆斯林宫”（因有大量镶以蓝布褶皱的白色帷帘而得名）的房间里，五盏巨大的枝形吊灯发出耀眼的光芒，尽管妇女们穿的撑裙占了很多地方，但是里面仍然容纳了2000人之多。苏厄德带着他的儿媳安娜来到现场，蔡斯则有俏丽的凯特陪伴。不过，玛丽是这个晚上最光彩照人的明星。“她穿着一身蓝衣，戴着金项链和珍珠手镯”，与她的老情郎斯蒂芬·道格拉斯一起跳起了夸德里尔舞，在她丈夫筋疲力尽地离开之后，玛丽在舞场上又待了好几个小时。

正当舞会进行得热火朝天之时，林肯的就职演说文稿已通过电报发送出去，刊登在数十家晚报上，在全国上下广为流传。在奥本，弗朗西斯和范妮整晚心神不宁，等候着报纸送来。终于，范妮听到楼下有声音，便匆忙出去取报。范妮在日记里写道，当她看到报道说庆典如期举行，并未出现刀光剑影时，觉得“真是松了一口气”。“几个月来，我一直对父亲的安危忧心忡忡，——当然，我也和大家一样，对于3月5日这一天，人们无数次表达的安全问题感到惧怕，而林肯对此从未察觉”。消息传到密苏里州圣约瑟市西部的时候，由于电报线中断的缘故，传递速度慢了下来。数十名快马信使守候在驿站，以接力的方式将就职演说的内容传到太平洋海岸。他们干得很出色，以创纪录的速度顺利完成任务，加利福尼亚的萨拉门托市仅过了“7天 17小时”就读到了林肯的讲稿。

基于评论家们形形色色的政治信仰，林肯的演说在各地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共和党的各大报纸将这次演讲誉为“处处闪耀出崇高和美好的光芒”，“其观点令人信服，其风格言简意赅”。《费城新闻快报》评论说，这篇演讲“具有不同寻常的安抚色彩”，该报颂扬了总统“尊重宪法，维护整个国家以及各州权利的决心”。纽约的《商业广告报》声称，就职演讲是“林肯先生亲手、亲笔写下的，他所托付的任何人，均未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过增删”。

北方民主党报纸的语调就不那么好听了。《哈特福特时报》认为这是一份“表现极为拙劣和最没有政治家风度的文献”。《奥尔巴尼巨人与守卫者报》怒气冲冲地指出：“正是他公然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愿，正是他即将挑起内战。”毫无疑问，在南方，各种反面意见会更加猛烈。《里士满探询者报》认为，这篇演讲“是一个极端狂热分子以沉着、冷静、深思熟虑的措辞炮制出的，意在煽动狂热主义情绪，直至勾结内战的恐怖分子，肢解政府”。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的《先驱报》以恐吓的语气警告说，美国的公民们“应该睁开眼睛，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实：战争已不可避免”。

但是，历史学家本杰明·托马斯评论说，在南方大多数报纸一片狂风暴雨的抨击背后，这篇演讲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这些至关重要的蓄奴州当中赢得了一定程度的赞美之辞”。那里一度是苏厄德的宣传目标，当时他告诫林肯要把语气放缓和一些。实际上，苏厄德已经大大松了一口气，这并非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许多建议被采纳，而是因为林肯的妥协姿态，已经为他在国会所招致的批评提供了保护伞。苏厄德告诉妻子说，现在他可以“在没有头破血流的情况下”从参议院全身而退，并为自己“奠定了一届政府赖以维系的基石”颇感欣慰。

同样的，当林肯接受了阻止国会干涉蓄奴制这一备受争议的修正案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在向国会提交了这一修正案之后，让强硬派大为沮丧的是，亚当斯感到他如今已经“在全国人民面前，得到了这个国家以及共和党领袖的辩护……从而结束了我们历史上这个最饱受磨难的时期……假如我现在就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那么我应该感到幸运。我已经赢得了自己能够赢得的一切，而我不会再有这样报效国家的机遇了”。

在就职演说获得的所有反响当中，来自于共和党自身内部的种种意见或许是最怪异的。激进分子和废奴主义分子被他们认为的绥靖路线弄得沮丧不已，林肯当选的消息，最初曾让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看到了起死回生般的一线希望。

道格拉斯这位昔日的奴隶成了一位雄辩的演讲家和作家，他大起大落的一生在北方家喻户晓。他曾经被卖给好几个冷酷无情的奴隶主，但是他第二个主人善良的妻子教他念书识字，主人察觉之后，立即中止了这段教育，并且警告妻子说，“教一个奴隶认字不合法，也不安全……不再有什么东西能管得住他，他无法再做奴隶了，因为识字使他不满足于现状”。这些话看来颇有先见之明。年轻的道格拉斯不久就感到，“学习读书识字是一种祸，而不是福。它让我看到了自己悲惨的境遇，丝毫没有被拯救的希望”。他渴望自己变成死人或者牲口——“变成任何东西，不管是什么，只要能摆脱思考就行！”只有逃往自由的那种遥不可及的想法，才使他坚持活了下去。在等待机会的六年当中，道格拉斯偷偷摸摸地学会了写字。

20岁那年，道格拉斯费尽周折，从马里兰逃往纽约，最终成为由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领导的马萨诸塞州反奴隶制协会中的演说家。道格拉斯的一部自传，让自己在反蓄奴制圈子里一举成名，使他有机会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编辑自己的月报。历史学家大卫·布莱特认为，纵观他所有的作品，可以看出，道格拉斯的思想中最普遍的主题，是美国黑人关于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样一种单纯的生存愿望。

道格拉斯认为，一位共和党人当选总统，预示着南方奴隶主集团权力出现分裂。“它教会了北方看到自身的强势，让南方看到了自身的弱点。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还表明，假若废奴主义者无法当选，至少能让总统的职位赢得一种反蓄奴制的名声。”但是林肯在就职演说中，一开始就宣称他“没有干涉各州内部蓄奴制的合法权利”，并且更糟糕的还在于，他没有“意向”这么做。当道格拉斯读到这儿时，他实在很难找到乐观的理由。更难以忍受的是林肯居然同意抓捕逃亡奴隶，“如果他们奋起反抗主人，可以开枪将其击毙。并且严禁联邦政府插手干预解救奴隶，毫无回旋余地”。道格拉斯声称，整个演讲的基调表明，林肯被迫“在蓄奴制的邪恶与暗无天日的灾祸面前卑躬屈膝，有人以为我们在林肯先生身上找到了奥立弗·克伦威尔式的勇气和果敢，但是结果表明，我们看到的只是皮尔斯和布坎南之流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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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白宫的家庭区被限定在二楼的最西侧。林肯在西南面挑选了一间小卧室，玛丽搬进了丈夫隔壁的一处更宽敞的房间，而威利和塔德则占据了大厅对面的一间卧室。除了卧房区外，只有一处私人空间，那是一个放满了书架的椭圆形屋子，玛丽将它改成家庭起居室。在同一楼层的东端，尼可莱和海伊共用一间卧室和一个小而狭窄的工作室，房门通向总统那间装修简朴的办公室。这栋大厦的其余部分大都向公众开放。苏厄德告诉妻子说，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当中，“各处庭院、门厅、楼道、厕所”人满为患，成百上千人排成蜿蜒的长队，挥舞着引荐信，不顾一切地想获得一份工作。

威利和塔德如今已经10岁和8岁了，对他们而言，在白宫的最初岁月里，到处都充满了极大的新奇。他们从一个楼层跑到另一个楼层，他们与沿途见到的所有人说话，“从守门人爱德华、信使斯塔克波尔到侍女和厨房里的帮工”。伊丽莎白·格里姆斯利发现，威利是“一个高贵、漂亮的男孩，思维极其活跃，有着不同寻常的智力，记忆力极强，做事有条不紊，坦率诚实，富有爱心，活脱脱是他父亲的翻版，不同的是，这孩子长得很英俊”。为了招待朋友，他会花上好几个小时记诵火车时刻表，然后“以极其精确的想象和生动的方式驾驶一列火车，从芝加哥开往纽约”。威利读书如饥似渴，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小作家，性情和蔼。

威利疼爱的弟弟塔德却更像妈妈，身体健康，活泼开朗。他的脾气容易突然发作，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塔德是“一个快活的性情中人，他会兴高采烈地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不是笑得眼泪直流，就是欢声笑语，声震屋宇”。塔德难以管教，不喜约束，在内阁开会期间，他总会毫不犹豫地打搅父亲。他是“全家人的活力，也是全家人的烦恼”。塔德有语言障碍，除了家人之外，任何外人很难听懂他的话，但是他永远唠叨个没完。约翰·海伊回忆说，他对“书本十分憎恶，没有任何纪律观念”。

孩子们让这栋政府大楼里的员工们忙得团团转。他们在走廊上赛跑，与最痛苦不堪的求职者抬杠，在顶楼排练小型戏剧，同时拉响所有仆人的铃。玛丽担心儿子可能在成长中出现孤独感，因而被与世隔绝，不过她发现两个小家伙和塔夫脱家12岁的“蓓蕾”巴德，以及他8岁的弟弟、外号“冬青”的霍利如影随形，打得火热。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他们的姐姐朱莉娅，正是她事后将他们在白宫的冒险经历记录了下来。塔夫脱家的孩子们与威利和塔德建立了一个非常紧密的小圈子。朱莉娅回忆说：“在白宫的早期岁月中，如果说有什么警句或者口号的话，那就是‘让孩子们玩得快活！’”

玛丽起初也显得十分开心。她被亲朋好友簇拥着，这些人在就职典礼结束之后又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玛丽自信能够处理好第一夫人应尽的职责，她搬进白宫，在周五晚上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取得极大成功之后，这种自信心更为高涨。苏厄德曾经提出，他希望在自己的公馆里启动第一轮社交活动，但是玛丽立即提出了反对。她和丈夫一样，绝不希望“让苏厄德来打一张牌”，坚持新政府的首次正式招待会应该放在白宫举行。尽管准备的时间不多，她还是安排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盛会。尼可莱在给自己未婚妻塞蕾娜的信中写道：“将近两个小时当中，大门刚刚打开，人群便一拥而入，还有许多人是从窗户爬进来的。”总统和第一夫人尽可能与“衣冠楚楚、举止斯文”的5000名嘉宾中的大多数人握手致意，即便是有贵族血统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也对玛丽的举止风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在另一方面，他发现林肯对正式的“社交礼仪”完全视而不见。然而，根据尼可莱的说法，这次招待会“被全体‘最老的居民们’公认为本地已知的举办最成功的一次盛会”。

玛丽激动不已。“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几个星期之后，她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汉娜·希勒说：“而我结交了许多让人感觉惬意的熟人。在我们的蓝厅里，每个晚上都是高朋满座。昨晚，大约有40位客人来访，探望我们这些太太。从副总统布雷肯里奇以下……我开始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做每件事都让我觉得乐在其中。”玛丽胜过了自己的姐姐伊丽莎白，对于这一点，她几乎毫不隐瞒自己的骄傲之情。她告诉汉娜，伊丽莎白在各种节庆活动中过得很是快活，以至于她“自从来到这里后，回到家中心里总是难以平静”。

※※※

林肯“睡觉容易惊醒且不规律”，他通常在清晨很早醒来。早餐前，他喜欢活动一下筋骨，经常绕着宽敞的白宫庭院散步。这一餐很简单，通常是一个鸡蛋和一杯咖啡。吃完饭之后，他便沿着走廊前往办公室。天凉的时候，办公室里那个有着大铜挡板的白色大理石壁炉里会生起火来。他的书桌就在两扇面对南草坪的长窗之间，从这里可以看见华盛顿纪念碑、有着红色屋顶的史密苏尼博物馆以及波托马克河的部分景象。桌子附近有一只扶手椅，可以让他舒服地读书，那个时候，他那双长腿时而向前伸展着，时而交叉。

这个房间和内阁会议室几乎一样，在房子的中央，放着一张很长的橡木桌，内阁成员按照级别高低，环桌而坐。墙上挂着陈旧的地图，壁炉架那头有一幅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的肖像，几张沙发和各式各样的椅子，就是这里的全部摆设了。前任总统的重度烟瘾在帷帘中留下的浓重的雪茄烟味儿，新任国务卿形容，那里传递出典型的男士俱乐部的氛围。

林肯在就职典礼之后的第一天上午走进办公室时，就迎来一条很让人头痛的消息。他从书桌上拿起“交到他手中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安德森少校从萨姆特要塞发来的一封信。林肯后来回忆说，这封信预测说，“在一支远征军奉命前来换岗之前，他们的补给装备就将消耗殆尽”。信上有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写下的一行字：“除了投降之外，我现在看不到任何出路。”

这一突如其来的危急情况，让林肯陷入极大的困境。他修改后的就职演说中，不再包括“收复”失地的承诺，但是林肯曾经以最坚定的口吻保证“保持、维护和捍卫”那些依然掌握在联邦手中的财产。没有比萨姆特要塞更能体现联邦威权象征意味的了。自从安德森少校在12月26日夜深人静之际，暗中将他的部队从莫尔特里要塞调往更容易防守的萨姆特要塞之后，他便成了北方人心目中的英雄。他若丢失要塞，将是一桩丢脸的事。然而，总统认为，由于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讲过，新的“政府将不会攻击你们，只要你们自己不做侵略者，就必定可以避免冲突”。他应该受到这一针对“愤愤不平的同胞们”承诺的约束。

总统需要时间思考，但是为了应付纷至沓来的求官者，他几乎没有时间“吃饭睡觉”。只要大门一开，成百上千人就会接踵而来，他们会冲破队列线，大有踏破门槛之势。当林肯走出房间去吃午餐（通常只吃面包、水果和牛奶）时，他“不得不实实在在地忍受沿途的人群给他的折磨”。每个求职者都有一段故事要讲，为什么一个在华盛顿的书记员职位，或是一个在地方邮政局、海关的职位对于他全家而言将是生死攸关的，等等。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指责林肯在浪费精力。马萨诸塞州的亨利·威尔逊参议员警告说：“您将让自己筋疲力尽。”林肯答道：“他们要的并不多，得到的也很少，所以我必须见他们。”

这样的开诚布公，在许多人看来却是一种无能的表现，甚至更糟，它预示着一种可怕的软弱。萨姆纳告诉亚当斯说：“他一无所知，必须有人帮助他。”亚当斯同意这种说法，他把苏厄德捧为“如今唯一让我们放心的人”。《纽约时报》不停地责备林肯，并以鄙夷的口吻写道：他“把这个国家应尽的道义，更多地用在倾听蝇营狗苟者们争先恐后的求官请职上，将总统职位的绝好机遇浪费殆尽”。苏厄德对此也持批评态度。他给家里写信说：“总统打算做完他所有的工作。当然，他喜欢首先去做那件事，而那事对他的影响最大。”

面对各种喧嚣，林肯不为所动，而是集中精力应对萨姆特要塞的危急局面。夜深人静之时，他会穿着“那件下摆很长、腰间系着带子、已经褪了色的晨衣”，独自坐在图书馆，旁边放了一部厚厚的皮封《圣经》。朱莉娅·塔夫脱发现，林肯在阅读和思考的时候喜欢“坐在窗户旁边那张宽大的椅子上，穿着长袜，两腿交叉，脚上不穿鞋，慢慢地来回摇晃着，仿佛在应和着某种听不见的音乐节拍”。

林肯不愿意接受斯科特必须从萨姆特撤退的想法，他提笔给这位老将军写了一封短信，要求了解更多的细节，安德森确切能够坚守多久？给他补充给养并向萨姆特要塞增兵如何？斯科特的回答表明，实际上前景比较黯淡。他预计，由于南加州政府现在禁止卫戍部队为查尔斯顿要塞增加补给，安德森只能坚持26天。为要塞补充给养和增兵，可能需要“6～8个月”来集结“战斗舰队和运输船队，另外增加 5000名正规军以及2万名志愿兵”。

威尔斯在日记里写道，各地纷纷谣传萨姆特要塞很快就会缴械投降，但是林肯“不愿草率行事，他希望给政府多一些时间以进入正常运转，让它的政策为公众所理解”。他反复召集内阁开会讨论局势。他和弗朗西斯·布莱尔进行了会晤。此君和儿子蒙蒂一样狂热地相信，萨姆特一旦投降，“实际意味着联邦缴械投降，除非它遭遇到一种难以抵挡的力量——一种掺杂着变节的力量，否则这种通敌就是对政府的背叛”。

根据蒙蒂·布莱尔的建议，林肯会见了他的连襟兄弟古斯塔夫斯·福克斯，此人系前任海军军官，曾研究了一项通过海上解围的颇具独创性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面包和补给可以装到两艘坚固的拖船上，由一艘运载军队的大型蒸汽轮掩护，一旦拖船遭到攻击，蒸汽轮可以立即开火。这一计策引起了林肯极大的兴趣，他请福克斯讲解了他的计划。第二天，3月15日，政府内阁围坐在长桌前，讨论这项军事计谋。林肯在讲话的时候经常走来走去，很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会议结束后，他给每位内阁成员发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对以下问题做出书面答复：“设想现在有可能为萨姆特要塞提供补给，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尝试是否明智？”

在过去几个月里，苏厄德曾经尽力安抚联邦内部剩余几个蓄奴州的情绪，他认为给萨姆特提供补给，并且控制南卡罗来纳的想法令人生厌。他在国务院办公室——一幢仅有32个房间的两层砖瓦小楼里起草答复信。而他的儿子、已被参议院批准担任助理国务卿的弗雷德里克则在楼下应对来往人群。苏厄德在给总统的长信中表示，倘若没有那些团结南方的联邦主义者们的各种安抚措施，那么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阿肯色，以及边疆诸州已投入联盟的怀抱了。向萨姆特增派援兵的计划，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剩余的蓄奴州脱离联邦并引发一场内战，那是一场“在各种民族灾难中最具毁灭性、最为惨烈的”内战。苏厄德忠告说，最好是采取一个防御的立场，把“行动的必要性”交给“那些寻求脱离和彻底推翻这个联邦的人们”手上，“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拥有国人的心，人民也会拥护我们这一方”。他那斩钉截铁的否定性答复，或许在几分钟之内就交到了林肯手中，因为国务院紧靠财政部的北侧，距离白宫只需经过一条很短的小径。

蔡斯直到第二天才答复。那天晚上，他回到自己在威拉德饭店的套间。考虑到自己头上戴着激进派的帽子，蔡斯写了一封令人惊讶的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回信：“如果这次计划很可能点燃内战的烽火，以至于必须立刻把精力集中于招兵买马，花销数百万美元的话，那么我是不敢苟同的。”他随后解释说，更好的举措是“将七个脱离联邦的州成立的现行政府组织视为一次既成事实的大变革，——是通过与新政府合谋完成的颠覆，并且允许南部联盟进行这样的尝试。”尽管如此，他在答林肯的信中总结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在我看来几乎为零”。“因此，我报以一个肯定的答案”。

除了布莱尔以外，其他每一位内阁成员都否决了为萨姆特要塞提供补给的可行性。贝茨认为，他不愿“在极有可能发生内战的局势面前，去做出任何可能带有伪装的举动”。卡梅伦主张说，即便福克斯的计划可能成功——对此他持怀疑态度，但要塞缴械投降的结局依然“不可避免”。这样的话，“它完蛋得越快越好”。在第十七大街的海军部的二楼办公室，威尔斯也写了回信。他的判断是，既然“人们普遍感到萨姆特要塞应该撤退，而且这一消息所引发的震惊已经造成了影响”，那么，如果遵循“一条可能引发战争的路线，这个计划只会造成更深的伤害”。而如果这一计划不成功，那么“伴随着失败的将是难以言喻的灾难”。内政部部长卡勒·史密斯也以类似的语言概括说，尽管这一计划可能成功，但是“它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明智的”。

只有蒙哥马利·布莱尔给出了无条件的肯定回答。他争辩说，“叛国者们每获得一次新的胜利，都会助长他们在当地的气焰，他们要求承认独立的呼声也会愈加高涨。”只要叛国者们认为“北方人缺乏维护政府的必要勇气”，分裂联邦的势头就会延续下去。杰克逊总统在1833年声明说分裂必将遭受惩罚，此举成功阻止了南卡罗来纳的分裂企图。因此，林肯现在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引起人们对政府公权力的尊重，并让政府的管理者们坚定信念”。

最后，在向萨姆特增兵和补充给养的问题上，有5位内阁成员强烈反对，1位成员立场暧昧，1位成员赞成。

※※※

在内阁投票之后的几天，林肯显得踌躇不决。威德后来坚持说，林肯至少在三个场合讲过，如果他能守住弗吉尼亚，就可以放弃萨姆特。苏厄德竭力主张说，只要佛罗里达的皮肯斯要塞始终在联邦手中，那么，是否从萨姆特撤军就无关宏旨。皮肯斯补给充足，而且地处彭萨科拉海湾，比萨姆特更易防御。增援该要塞的命令已经签发了。恰恰相反，林肯没有理会这些保证，他意识到一旦萨姆特缴械投降，将会是“彻底毁灭性的……将在联邦内部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更有甚者，这将使联邦的对手声名大振”。

林肯渴望得到更多的消息，他委派福克斯直接与安德森少校进行商谈，并切实搞清楚他的补给究竟能够支撑多久。通过一位与南加州州长交往甚密的老友从中斡旋，安德森答应与福克斯见面。安德森告诉他说，如果他的部队能够持续得到定量配给的一半，那么他能够坚持到4月15日。与此同时，林肯委派了自己在春田的老友斯蒂芬·赫尔伯特前往查尔斯顿，赫尔伯特在查尔斯顿长大，他的姐姐依然住在那里。通过与昔日老友的私下交谈，以证实苏厄德的设想是否正确，那就是，只要政府保持冷静，防止任何挑衅行动或被察觉的敌对行为，整个南方的联邦主义倾向将继续得到加强。赫尔伯特在故乡待了两天时间，回来之后，他“毫不犹豫，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报告说”，在这座城市和整个州，联邦主义已完全消亡，“分裂国家已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当林肯在了解目前局势的更多真相时，他的内阁同人们开始身陷一系列琐碎的纷争之中。蔡斯认为史密斯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贝茨是“一位单调乏味的律师”。而蔡斯与贝茨在苏厄德的地盘上坚决要求得到两项人事任命，这让苏厄德狂怒不已，苏厄德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羞辱”。“我很快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对那几位先生进行抨击。”苏厄德以愤慨的语气给林肯写信说，“然后对他们可能希望在其各自的州中提出的任何一项地方人事任命提出否决。”蔡斯在他的财政部办公室眺望着远处的白宫，向林肯抱怨说，苏厄德“如果坚持否决他能够对我表达的唯一善意，那么他绝没有自我褒扬的理由”。老布莱尔仿佛和他的儿子串通一气似的，也向蔡斯发牢骚说，所有在国外的肥缺都给了苏厄德的辉格党旧友。他心怀懊丧地表示：“我相信我们共和党人将无法忍受，除非能出现一个辉格党与民主党利益的结合点。”

尽管内阁成员们就官职委派问题争执不下，但他们将自己共同的怨气都归结于苏厄德超越常人的职位。让他们恼怒不已的是，召集内阁会议的人正是苏厄德，在林肯身边时间最长的人也是苏厄德，这激起了其他人的妒忌。最终，他们推选蔡斯作为“代言人”，要求内阁会议在规定的时间举行。林肯同意了，并指定将会议时间固定在每周二和周五中午。

然而，苏厄德依然被公认为总统的耳目。实际上，伦敦《泰晤士报》的威廉·罗素在首次抵达华盛顿时，便利用了这种亲密关系。罗素当时41岁，戴一副眼镜，是一位性格活跃、胖乎乎的英国人，他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发表了精彩的新闻报道而成为伦敦的名人。在3月26日的一次晚宴上，他被苏厄德的风采迷住了，“这是一个聪明、敏捷的人，大权在握，喜欢开玩笑，国家神秘人物的派头十足”。第二天，苏厄德设法安排罗素悄悄溜进白宫为意大利的部长举行的一次招待会，罗素回忆说，林肯以非常友好的态度伸出手说：“罗素先生，我非常高兴认识您，并在这个国家见到您。伦敦的《泰晤士报》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组织之一——事实上，我不知道还有比这个更强大的东西，也许密西西比河除外。”

罗素出席了林肯当晚举行的首次国宴。抵达白宫之后，他注意到玛丽“已经入座招待客人了”。罗素发现，她相貌“平常，鼻子和嘴巴的样子并不出众，她的举止和仪表显得很朴实、直白，然而她意识到，她的身份不只是普通的林肯夫人，一位伊利诺伊律师的妻子，因此，她每言必称‘先生’，毫不吝惜，不厌其烦”。

在结识了所有的内阁官员和各位贵宾之后，罗素把有着“完美的前额”“脸上流露出精神和力量”的蔡斯看作“满堂宾客中最睿智和最高贵的人”。他特别迷恋凯特·蔡斯，将她说成是“非常有魅力，令人愉快，并且充满活力”。凯特在这里如鱼得水，“以一种低沉而动听的声音谈笑自如……她的头部微微向上倾斜，一个暗淡的、几乎是轻蔑的微笑浮现在她的脸庞，仿佛一位有身份的英国贵妇人，在根兹伯罗或雷诺兹的一座布置整齐的花园里亮相”。作为父亲款待宾客时的女主人，凯特在华盛顿的社交圈中排名第四。由于爱伦·哈姆林和弗朗西斯·苏厄德都没有任何想在社交圈做大的野心，她真正的对手就只剩林肯夫人了。“事实上，在华盛顿，没有人可以与凯特·蔡斯相媲美，”凯特的一位密友后来对《辛辛那提探询者报》说，“她就是社交界的女王。男人们的甜言蜜语像雨点一样向她飞来，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我从未见过像她那样充满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关于凯特当晚初次与玛丽相见的逸事流传甚广。玛丽说：“我会很乐意在任何时候见到您，蔡斯小姐。”凯特答道：“林肯夫人，我会很乐意请您在任何时候来拜访我。”尽管玛丽后来对凯特表现出明显的妒意，但如果说凯特在那个金碧辉煌的夜晚，其谈吐扫了玛丽的兴致，那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在正式的晚宴上，“充斥着一片嘈杂私语，”罗素说，“除非总统开始讲故事，才会吸引众人的注意，让现场安静下来……在这方面，总统是出了名的。”当他熟练地一口气讲出一个又一个令人捧腹的趣闻逸事时，没有人能够猜得到，当天早些时候，林肯曾接到斯科特将军送来的一则几欲令人崩溃的消息。将军在备忘录里提出，“根据来自南方的最新情报”，“是否独自主动撤离萨姆特要塞”，已经不太可能“对联邦各州继续团结统一，还是走向分裂产生决定性作用”。斯科特主张，为了“给剩下的八个蓄奴州树立信心”，皮肯斯要塞也应放弃。

林肯等不及国宴收场，便将他的内阁同僚们召集到一边，请他们跟他一起去别室议事。当林肯向大家公布斯科特的报告内容时，布莱尔对他流露的焦虑神情久久难以忘怀。蒙哥马利·布莱尔回忆说，“一片沉默中透着非常压抑的气氛”，只有他自己愤怒的声音在寂静中回响。他反驳说，斯科特“在玩政治家的把戏，而不是一个将军的所作所为”。这个意见直指苏厄德对斯科特的影响。老布莱尔和他的儿子一样，很久以来始终坚持认为，林肯在就职典礼上就应该宣布增援萨姆特，并且，他谴责苏厄德必须为林肯“缺乏自信、见风使舵的政策”负责。他提醒说，安德鲁·杰克逊的名言是：“如果敷衍了事，你就会错失良机。”

※※※

当晚，林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反复斟酌的时间已经耗尽，他必须在投降和增援之间做出选择。投降，会危及北方的面子并使之斯文扫地；增援，则可能将国家带入内战。事后，他向布朗宁承认说，“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我从就职典礼到萨姆特要塞沦陷这段日子期间所受到的折磨，是我经受的所有折磨当中最难以比拟的。这种折磨之痛苦，是我无法料想的，我难以相信，人能从这些折磨当中解脱出来。”

翌日中午，召集了内阁会议。林肯介绍了他所收集到的所有情报，包括福克斯关于安德森少校面临形势的报告及赫尔伯特关于联邦主义者在南卡罗来纳已消亡的结论。内阁成员们被再次要求递交自己的书面意见。这一次，大多数人对林肯的讲述和斯科特将军那封令人烦恼的便笺没有产生任何疑问，他们提出，应当给萨姆特和皮肯斯两座要塞提供补给和增援。只有苏厄德和史密斯表示了明确的不同意见。

有迹象表明，林肯在内阁会议之前曾经做出过一个决定，因为他已经要求福克斯发送一份关于“他在这次远征中所需的船只、人员以及补给”的清单。内阁休会几个小时之后，他还对自己的日常工作时间做了一次大调整。尽管他想让那些求官者们如愿以偿，但是他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考虑这个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他命令尼可莱将来访时间限制在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结束每天12小时的负担繁重的日子。尼可莱知道这些日子“不可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在苏厄德看来，林肯增援萨姆特的决定坏了大局。3月29日晚，他在自己家里，财政部部长助理乔治·哈林顿前来叩门拜访。哈林顿当时刚刚离开白宫，威尔斯、布莱尔和福克斯等人和林肯在那里碰头，并“在总统的批准之下，最终决定增援萨姆特要塞”。

“真是晴天霹雳啊，乔治！你在说什么？”苏厄德问道，“这不可能！”当哈林顿将这一消息重复了一遍之后，苏厄德勃然大怒。“这个时候我不想看到政府一败涂地，我们还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苏厄德成功地说服林肯软化了就职演讲的语气，加上3月15日的内阁投票表决，对他提出从萨姆特撤军的意见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响应，所有这些，使他误以为自己就是一位站在懦弱总统背后的强人。

南方人谄媚讨好的信，加重了苏厄德的误判。北卡罗来纳的弗雷德里克·罗伯茨向他断言说，所有的人都期待他“对种种棘手之事进行和平的拨乱反正”。这封信接着表示，林肯被整个州民看作“一个三流人物”，苏厄德则被誉为“不仅是其内阁中的赫克托或擎天巨神，而且是整个北方的大智者”。还有一位仰慕者则信誓旦旦地表示，“联邦主义者们指望您本人，而且只有阁下您，能够作为内阁成员拯救这个国家”。这些看法一方面凸显了总统的弱点，另一方面肯定了苏厄德本人的声望，苏厄德对此全盘照收。他向亚当斯吐露说，林肯“对面前的局势毫无主张，他更多地专注于官场分配方面的细节，而很少关注高屋建瓴的想法”。对此，亚当斯几乎不需要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虽然他接受了前往大不列颠赴任的使命，但他依然对林肯很不屑。他在日记里记道：“此人无法应对目前的局面。”并再三写道，唯一的希望在于国务卿对总统的影响力。

几个星期以来，苏厄德的举止言行始终被“两种极端的错觉所控制”：首先，他觉得自己是实际上的负责人；其次，他觉得南方人会因为萨姆特要塞被放弃而得到满足，并最终回到联邦的怀抱。他冒着一生美名毁于一旦的危险，深信林肯会遵从自己的忠告，拱手交出萨姆特。当时南部联盟政府派了3位专员到华盛顿谈判，其中就包括了各要塞的问题。然而，林肯以直接交流可能使脱离联邦的各州合法化为由，拒绝与他们进行任何交往。备感压抑的苏厄德辗转求助于亚拉巴马州的约翰·坎贝尔（此人不顾家乡州已脱离联邦，仍然留在联邦最高法院）。在3月15日的内阁会议之后，苏厄德通过坎贝尔向几位专员捎了一个口信，这些专员把这个口信汇报给南部联盟的首府，最终送到了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这口信的内容是，萨姆特“将在未来五天内撤军”。

苏厄德不顾一切地想要挽回自己的名誉，并阻止这个国家滑向战争的边缘，然而政府没有制定任何清晰明了的政策，因此他写了一封可能招致极大争议和批评的特殊便笺。弗雷德·苏厄德回忆说，他的父亲在4月1日下午，写了“一些供总统参考的想法”，由于他的“笔迹几乎难以辨认”，他请弗雷德重新抄写了一遍，然后将材料亲自交给林肯，不得将它“归档，或转交给任何文员”。

这封引起争议的短信开头写道：“我们执政已将近一月，但是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尚未有政策出台。”苏厄德接着重申了他放弃萨姆特、将新的重点放在增援皮肯斯的主张。他认为，增援皮肯斯而非萨姆特，这样既能使挑衅大大减少，同时也为林肯保留“联邦威权的面子”。苏厄德的错误，并不在于后世批评家指责的那个洪水猛兽般的计划，而在于对局势的严重误判，以及对林肯的严重误解。

苏厄德以“关于国外列强”为题，建议林肯将注意力从国内危机转移出来，要求西班牙和法国对他们干预西半球，并要求大不列颠、加拿大和俄罗斯威胁要干涉美洲危机做出解释。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解释最终不能让人满意，就必须宣战。实际上，美国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使得欧洲诸国的领袖们深信，对待美国局势的反应需要加倍谨慎。苏厄德之所以激起数十位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们的严厉批评，是因为他狂热的宣战提议。

苏厄德的弄巧成拙并没有止步于此。就在此前的2月，苏厄德曾经对一位德国外交官说，“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当选总统和一位世袭君主之间没什么太大的区别”，真正管理的东西没有什么。“公共事务的实际方向由执政党的领袖主导”。苏厄德一度把自己当成首相，而把林肯当成有名无实的傀儡。为了试探这种专横自大的推断，苏厄德倾向于这样的想法：“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它都必须得到积极有力的贯彻执行。……要么由总统亲力亲为……要么将它移交给他的某个内阁成员。……这不属于我的特别领域，但是我既不寻求逃避，也不承担责任。”正如尼可莱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倘若林肯先生是一个嫉贤妒能、心怀愤恨的人，他就绝无必要希望把一位竞争对手放到自己身边”。苏厄德厚颜无耻的行为，可能很容易被迅速免职，然而，正如屡见不鲜的那样，他表现出一种“无私的宽宏大量”，是“整个事件中最出乎人们意料的”。

总统立刻仓促地给苏厄德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他可能从未发出，也许他更愿意亲自向苏厄德做出回应。这封信被埋没在林肯的各种文书卷宗之中，始终未被发现，直到几十年以后，尼可莱和海伊在撰写他们大部头的林肯传记时，它才得以重见天日。林肯的回答简明扼要却切中肯綮。在谈到政府“尚未出台一项政策”时，林肯提醒苏厄德说，在他的就职演讲中就保证过“宪法赋予我的权力将被用来保持、维护和捍卫属于政府的财产和土地，征收各种税款”。这正是苏厄德所呼吁的“国内政策”，“唯一的例外是它没有提出要放弃萨姆特要塞”。至于指责政府缺少一项外交政策，“我们一直在给部长等人编写通知和训令……说我们没有对外政策，这无从谈起”。至于策划一场对外战争，以使国家重新团结的想法，则根本没有得到回应。

苏厄德建议说，也许国务卿应该在总统缺位时，根据需要设计和执行一项有力的政策，对此，林肯报以斩钉截铁的回应。他以毋庸置疑的语气写道：“我认为，如果这是必须做的，那么我一定会做。”

苏厄德无所畏惧，他不顾一切地忙碌着，以尽快完成增援皮肯斯要塞的计划，巴望林肯在福克斯的远征军开赴萨姆特要塞之前改变想法。前一天，苏厄德已紧急召集蒙哥马利·梅格斯，要他赶到自己家。由于时间紧迫，他要求梅格斯“将一份关于放弃或坚守皮肯斯要塞的推断和计划写在纸上”，并“在下午4点以前把它带给总统”。林肯收到这位陆军上尉的报告很开心，尽管在他的心里，增援皮肯斯并不意味着两个要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告诉（斯科特），”总统说道，“我希望可以去做这件事，并且不能失败，除非他告诉我说，我已经拒绝为他提供他所必需之物。我拜托阁下您自始至终全权负责此事。”

苏厄德告诫林肯说，由于某些公开对联邦不忠的海军士兵为数不少，因此陆军远征皮肯斯，应该避免贸然进入海军的管辖范围。林肯于4月1日签署了一道命令给布鲁克林的海军船舶厂指挥官安德鲁·富特，要他“即刻将‘波瓦坦号’装备完毕，由海军上尉大卫·波特指挥，前往彭萨科拉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不得拖延”。林肯强调说，波瓦坦号是美国海军最具威力的战舰，为它装备的消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泄露”给海军部。海军部部长威尔斯和福克斯上尉关于为萨姆特解围的方案都依赖于波瓦坦号，而他们对这道密令毫不知情。波瓦坦号有火力强大的舰炮和300名水兵，理应成为补给舰只的护航骨干。

林肯未曾细读这些命令，无意间为波瓦坦号布置了两个需要同时执行的任务。在手忙脚乱的头几个星期内，林肯在苏厄德送来的文件上签字而无暇细究的现象屡见不鲜。弗雷德·苏厄德后来回忆说，当他把文件带进白宫请求签字批准时，林肯会说：“令尊说这些都没有问题，是吧？嗯，我想他知道的。我在哪儿签字？”

威尔斯对混乱局面依然一无所知，4月5日，他给时任波瓦坦号舰长的塞缪尔·默瑟写信，指示他“率领波瓦坦号按时从纽约动身”，在4月11日早晨“抵达查尔斯顿沙滩附近”。如果准予补给船在萨姆特要塞靠岸，他就应该立刻返回纽约。如果船队被拒绝进港，那么应该使用波瓦坦号及其支援舰只“打开一条通道”。倘若“和平方式的”补给任务未能完成的话，在必要时应“安排你的部队”努力“增援要塞”。就在同一天，威尔斯给默瑟的这些命令也送呈总统审阅，并获批准。

第二天，林肯起草了一封给卡梅伦的信，通过一位信使送交给这位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信中写道：“我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命通知您，一项仅为萨姆特要塞提供物资补给的行动计划即将实施。如该行动未遭抵抗，则不再计划增加任何人员、武器或弹药，亦不再另行通报。”林肯设想了一种手段，将和平的补给运输任务，与武力增援等更具争议性的议题分离开来，至少是在有案可稽的基础上，形成一个避免战争的最终方案。

尽管林肯的想法很有新意，但是这个策略在执行时却遭到了致命的贻误。梅格斯上尉得知，远征皮肯斯的行动“因为与海军部部长的命令相冲突而颇显尴尬”，于是他向苏厄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澄清。苏厄德处境窘迫，他知道，自己应该把前往皮肯斯的秘密任务透露给威尔斯。晚上11点以后，苏厄德和弗雷德步行了一小段路，来到威拉德饭店，与威尔斯面谈。当晚早些时候，威尔斯以为波瓦坦号及其护卫舰只已经起航前往萨姆特，为自己能如此迅速成功实施这一计划而暗自得意。

苏厄德将电报拿给威尔斯看，并解释说，这必定和波瓦坦号有关，该舰目前正在大卫·波特的指挥下，驶往彭萨科拉。威尔斯坚持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波瓦坦号是前往萨姆特执行任务的“旗舰”。他们决定立刻和总统商讨此事。尽管当时已近午夜时分，但是林肯尚未入睡。在倾听了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林肯“先瞅瞅这位，再瞅瞅另一位，然后断言说搞错了”。问题澄清之后，他立刻告诉苏厄德，让他给波特发一份电报，命令他“即刻将波瓦坦号交还给默瑟，不得有误”，以使远征萨姆特的行动得以实施。苏厄德想支持远征皮肯斯，但是林肯“毫无商量余地”，坚持要当晚就把电报发出去。

让威尔斯大为惊讶的是，林肯“毅然独自承担了所有的骂名——有人说这是他大胆鲁莽和一意孤行之举，他本该更加小心谨慎的”。事实上，威尔斯继续说道，林肯“经常公开表示说，对于内阁的过错，应当承担责任的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内阁”。苏厄德很不愿意发这份电报，但是波特已经启程前往佛罗里达。一艘快船奉命追赶波瓦坦号。但是波特看到这封电报的签名是苏厄德而不是总统，他认为由总统签署的前一个命令更为重要，因此他继续朝着佛罗里达进发。

古斯塔夫斯·福克斯抵达查尔斯顿后，花了好几个小时的工夫搜寻波瓦坦号，结果徒劳无功。他对于这艘舰船是否迷航毫无把握，也不清楚驻扎在蒙哥马利的南部联盟官员已经截获了他的计划，并命令查尔斯顿的守备司令皮埃尔·博勒加德准将，在波瓦坦号和联邦的护航舰队在预定时间赶到之前，向要塞发起进攻。4月12日凌晨3点30分，博勒加德给安德森送了一封短信，宣称他将在一小时之内开战。安德森那座有60人的小要塞进行了还击，但是很快就被拥有9000人之众的南部联盟军队彻底打垮了。福克斯悲叹道，没有波瓦坦号的士兵，没有榴弹炮和“战斗舰艇”，他们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安德森手下的一位军官阿布纳·道布尔迪回忆说，“大火来势汹汹，让我们损失惨重……要塞的五分之一都陷入火海，大风将滚滚浓烟吹进我们所有人避难的角落”。

开战34个小时之后，安德森少校投降了。他以一个北方人永远爱戴的手势，率领部下一起向着已变得破破烂烂的美国国旗鸣放了庄严的50响礼炮，然后降旗，离开了要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场战斗中，只有一名联邦军士兵阵亡，那是在向国旗鸣放礼炮时发生弹药爆炸事故所致。博勒加德曾是安德森在西点军校的老师，对安德森颇为尊重，他等安德森离开之后，方才进入要塞，“在他的朋友受到羞辱的情况下出现，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福克斯上尉伤心不已。他相信，倘若波瓦坦号能够及时赶到，他的任务就能顺利完成。福克斯认为，因为一个并非因为自己的过错而造成的失利，他已“在公众面前颜面尽失”。林肯再一次承担了罪责，对福克斯言之凿凿地说，“对于这次偶然的事件，让您来承担责任是绝不明智的，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话也适用于我。你缺少一艘配备了水兵的战舰，而在你心目中，这些对于这项冒险计划极为重要。我要以最愉快和真诚的态度断言，这次任务功败垂成，对您的声誉毫发无损，而您在这次努力中所表现出的品质，极大地提升了您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您和我，”林肯继续说道，“都指望通过这次为萨姆特要塞提供补给的行动，为国家事业添砖加瓦，即便它可能会失败。如今，想到我们的期盼从结果上看合情合理，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安慰。”

后世的评论家们断言，林肯用计谋将南方拖入战争。实际上，他只是履行他在就职典礼上关于他将“维护”政府财产的承诺，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可能必须要做的之外”，“将不会发生任何侵犯行径，——绝不使用武力”。如果没有粮食和补给，萨姆特要塞就无法保有。倘若林肯选择放弃要塞，他就可能打破自己对北方的承诺；而假使他只能使用武力来“维护”政府财产，他就会背叛对南方的誓言。

南方联盟开了第一枪。一场持续4年以上、夺走60多万条生命的战争开始了，这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

1. 夸德里尔舞：一种来源于法国的方阵舞，由五种图形和四对人表演组成。

2. 塔夫脱（Horatio Nelson Taft）：美国专利局的律师和主考官，当时居住在华盛顿特区。他有一个女儿朱莉娅和两个儿子巴德和霍利，是林肯两个儿子威利和塔德的好朋友。

3. 蓝厅（blue room）：白宫的会客室，是总统夫妇款待贵宾的地方，也是正式餐会的会场，可容纳140人。蓝厅是一个椭圆形的优雅房间，故又名“椭圆形沙龙（elliptic salon）”，在白宫的建筑中，最为美丽。

4. 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美国第7任总统（1829—1837）。首任佛罗里达州州长、新奥尔良之役战争英雄、民主党建者之一。

5. 斯蒂芬·赫尔伯特（Stephen Hurlbut, 1815—1882）：美国政治家、外交家，内战期间曾任联邦海湾军总司令，后任美国驻秘鲁大使。

6. 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3—1856年间在欧洲爆发的一场战争，作战的一方是俄罗斯，另一方是奥斯曼帝国、法国、英国，后来皮德蒙特-萨丁尼亚也加入这一方。一开始它被称为第七次俄土战争，但因为其最长和最重要的战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后来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

7. 爱伦·哈姆林（Ellen Hamlin）：林肯的副总统哈姆林的妻子。

8. 赫克托（Hector）：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特洛伊的英雄。

9. 西半球：主要指南、北美洲和南极洲的一部分。

第十三章 好戏开场

那个周末，萨姆特要塞受到联盟支持者攻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北方。沃尔特·惠特曼回忆说，周六深夜，他从第十四大街的歌剧院走出来，正沿着百老汇漫步闲逛，在大都会饭店，“无边的灯火依旧璀璨”，这时他听到了报童的叫喊声。附近有四五十人围在一块儿，听人朗读报上的消息。20多年过去了，惠特曼还“能仿佛看到他们待在那里，再次聚集在午夜的路灯下面”。

惠特曼发现，“向国旗开火”的消息在北方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的实质立刻被定性为分裂联邦”。《国家信使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现在，我们的人民万众一心，下定决心维护政府利益，并强烈要求积极应对分裂主义分子们挑起的战争。对他们的一切同情都已一去不复返。”

北方群情沸腾，南方的情形亦是如出一辙。“好戏开场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调兵遣将的行动拉开了帷幕。“整个社区中的激动情绪难以描述。在起初的隆隆枪炮声的陪伴下，数千人从床上一跃而起，冲向港口前沿。一整天来，所有空闲的地方都挤满了女士们和先生们，他们戴着眼镜打量着这一壮观的场面。”

星期天，林肯从教堂回来后，立刻召集内阁成员开会。他已决定向北方发布一项公告，征召联邦预备役部队，并明确了重新召开国会的时间。人们围绕所需要的志愿兵数量展开了辩论，有人要10万名，有人要5万名。林肯最后一锤定音：7.5万名。国会的开会时间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尽管政府行政部门需要国会负担武装力量并批准相关开支，但是有人提醒林肯说，“等待‘脑子里装着无数想法的许多人’来制定一项战争政策，可能是一场灾难。”对于这一点，苏厄德的立场尤其强硬。他相信“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召集特别议会的国王们总会掉脑袋”。林肯和他的内阁将重开国会的日期定在7月4日，指望“他们的爱国心能批准那些由最高决策者在此前已采取的各种战争措施”。

约翰·尼可莱誊抄了一份总统公告的副本，交给国务卿加盖大印，然后在第二天送去发表。那天下午，林肯想把自己从日益繁重的社交活动中暂时解脱一会儿，他带着几个儿子，与尼可莱一起乘坐四轮马车外出兜风。回来的时候，他迎来了老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并和他私下里交谈了几个小时。道格拉斯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他终生酗酒和疯狂的社交活动给自己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其生命可能只能延续两个月。然而，道格拉斯给了林肯最坚决的支持，并公开宣称他本人准备“在总统履行各项合乎宪法的职责以维护联邦稳定时，支持总统，并维护政府”。在动员民主党人伸出援手方面，道格拉斯的声明的确帮助巨大。道格拉斯派的一份报纸表示：“在这一非常时期，支持中央政府，已成为每一位有爱国心的公民的责任。”另一份报纸则力主“每个人搁置党派偏见，放弃门户之争，热情参与，镇压叛国行为与叛徒”。

弗雷德·苏厄德回忆道：“北方对这份公告的反应，全都在意料之中，或者说比预料的还要好。每个自由州的州长都很快表态说，他们的征招限额应该随时可以完成。一种如同火山爆发般的爱国情感，同时也是一场在城镇和乡村掀起的‘北方暴动’，都通过电报记录了下来。”北方报纸描写了大量的集会、喧嚣的乐队和志愿者发起的拥护联邦的游行。过去的政党隔阂似乎瞬间消失殆尽，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开始看上去像一个万众一心的北方。”他预言，民主党的《纽约先驱报》很快将“像一周前谴责林肯那样，公开指责杰斐逊·戴维斯”。

北方人的团结热情空前高涨，这种热情低估了南方的承受力，这相当危险。苏厄德预言说，战争将在60天内结束。约翰·海伊以一种不无优越感的口气说，希望这场战争“血腥而短暂，对疯狂的南方手下留情，他们虚弱、无知，在金钱和信誉方面已告破产，他们的军队是一大群桀骜不驯、怒气冲天的暴徒……他们面临的只有失败、贫穷、纷争、造反和毁灭”。

来自南方的不祥之兆，很快便让这些浅薄的预言不攻自破。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肯塔基拒绝“为了征服（它们在）南方的姐妹州这种邪恶的原因”而出兵。接着，在4月17日，弗吉尼亚这个关键州以总统呼吁出兵为由脱离了联邦。历史学家詹姆斯·兰德尔指出，此举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事件之一”。弗吉尼亚做出这一决定的消息传来，在整个南方激起一片欢腾。“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民众像昨天下午那样兴奋过。当时，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如野火般燃遍了全城，有‘总统故乡’之称的弗吉尼亚终于脱离了联邦。”新奥尔良的《每日琐事报》报道说，“人行道上，市民们彼此握手致意，政府机关里人满为患，孩子们奔走相告，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偶尔发出一声由衷的欢呼，发泄一下他们内心的激情。”

处于兴奋状态的南方人，成为同样狂热而误判局势的北方人的受害者。他们过分夸大自己的机会，低估了对手的意志。《琐事报》欢呼道：“现在我们有8个！”它预言说，当其余所有蓄奴州追随弗吉尼亚时，自己一方阵营将扩大到15个。实际上，弗吉尼亚州的行动，仅带动了3个州加入南部联盟，它们分别是北卡罗来纳、阿肯色和田纳西。然而，在很多令人苦恼的日子里，林肯还对马里兰、密苏里和肯塔基等边疆诸州始终放心不下。

弗吉尼亚脱离联邦之后，老弗朗西斯·布莱尔邀请了罗伯特·E. 李上校来到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黄色公馆做客。李55岁，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在西点军校担任过负责人，并指挥了在哈珀斯费里围剿约翰·布朗的军事行动。斯科特将军认为他是自己“在业界所见过最优秀的军人”。林肯曾指示布莱尔对李好言相待，说服他担任总统在职权范围内所能提供的最高军职。

“我想起您，是因为林肯总统。”布莱尔开始说，“他想了解，自己是否能够做些什么来打动您，说服您来指挥联邦军队？”李的回答尽其所能“坦率而不失礼貌”。他说：“布莱尔先生，我把脱离联邦的运动视为政治动乱，如果我在南方拥有400万名奴隶，我会将他们全部奉献给联邦。但是我怎么能够把我的剑对准弗吉尼亚，我的家乡州呢？”

此次会晤结束后，李拜访了斯科特将军，深入讨论了这一令人尴尬的难题，然后他回到自己在阿灵顿的家，对此事进行了认真权衡。两天以后，李联系了斯科特，以委婉的语气告诉他谢绝担任联邦军队职务的立场。他解释说：“我本该立刻表态的，但是为了这场斗争，我付出了代价，我不能亲自为军队效劳，我从军多年，为之奉献了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及全部聪明才智，在这30多年的戎马岁月中，我所体验到的，全都是长官的宽厚仁义，以及战友们最忠实的友情……您的好意让人感激涕零，我会铭记一生，直到我入土长眠。而您的大名和美誉，我将永远珍藏在心。”

同一天，心烦意乱的李给姐姐写信说：“如今我们已处于一种绝无妥协余地的战争状态。”尽管他能够理解“此类事情毫无必要，并可能要始终忍耐那些真实或假想的怨怼情绪，并恳求采取措施加以平息”，但是他解释说，他不能“举起手来打自己的亲属、孩子和家人。因此，我辞去了在军中的职务，并保留了保卫我的家乡州的权利（真诚希望我的微薄之力永远没有用武之地）。我祈祷永远没有人要我拔剑而起”。此后不久，李被委任为弗吉尼亚军团的统帅。

李的决定将对他个人命运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当他因此而饱受精神煎熬之时，林肯的连襟本杰明·哈丁·赫尔姆也面临着痛苦的抉择。赫尔姆老家在肯塔基，毕业于西点军校，1856年他和玛丽同父异母的姐妹埃米莉结婚，在春田做生意的时候，他曾在林肯家住过一段日子。按照他女儿凯瑟琳的说法，他和林肯“建立的友情更像是一种兄弟之爱，而不是男人之间的寻常感情”。萨姆特要塞事件爆发两周后，林肯将这位坚定“维护南方权益的民主党人”赫尔姆带到他的办公室。“本，这里有一样东西要给你，”林肯说道，并将一只封好了口的信封交到他的手中，“请你认真考虑，然后告诉我你会怎么做。”这封信拟授予赫尔姆少校军衔，并邀请他担任联邦军队中地位举足轻重的军需官。当天下午，赫尔姆和李不期而遇，而后者的脸上掩饰不住焦虑的神情。“您不舒服吗，李上校？”赫尔姆问道。“身体上没问题，可是心里不舒服。”李回答说，“在我正值盛年的时期，我放弃了一次为军队效劳的机会，这曾经寄托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希望和理想。”赫尔姆把林肯的邀请信拿出来给李看，并请他指点迷津。赫尔姆说：“我毫不怀疑他（指林肯）是出于好意，但是他无法控制异议分子。肯定会爆发一场大战。”李因为“心中烦恼太多”而没有给他什么忠告，只是劝他“凭良心做事，正直做人”。

埃米莉·赫尔姆事后回忆说，那天晚上，她丈夫难以入眠。第二天，他回到白宫，对林肯说：“我要回家，我会在老家对您做出回答。您为我提供的职位已超乎我的期望，甚至超过我最渴望的理想。林肯先生，您始终对我非常慷慨大度，其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我没有资格对您要求什么，因为我曾经反对您成为总统候选人，并且曾竭力投了您的反对票。……请不要将这封邀请书公开，我会在几天之内给您答复。”当赫尔姆抵达肯塔基，与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将军及其好友进行交谈时，他感到必须婉言谢绝林肯的邀请，并“把自己的命运投入到南方的故土中”。赫尔姆花了一段时间起草了一份给林肯的答复，他告诉友人说，这段时间的确是“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不久，他接到了南部联盟军队的委任状，最终成为一位陆军准将。

※※※

就在林肯竭尽全力去维护四面受敌的联邦之时，每一天都会出现新的危机四伏的政治风暴。在一次争议颇多的内阁会议中，苏厄德主张，应立刻封锁南方的港口。根据万国公约，实行封锁之后，联邦有权力搜查和查封船只。吉迪恩·威尔斯反驳说，公开宣布封锁，会让人误认为联邦已进入与南方交战状态，并鼓励外来势力介入，使南部联盟享有交战国的权力。最好仅针对叛乱关闭港口，并依据市政管理法规，动用治安部队扣押出入港口的船只。内阁的意见分为势均力敌的两派，蔡斯、布莱尔和贝茨支持威尔斯的观点，而史密斯、卡梅伦则站在苏厄德一边。林肯总结说，苏厄德的态度更加强硬，于是在4月19日签发了正式的封锁令。尽管最初威尔斯对此颇为踌躇，但是他最终还是全力以赴执行了这次封锁令，展示了他的高超才能。

战争开始时，威尔斯和海军部面临的局势极为严峻。在和平时期，在海军中占据了多数职位的是南方人，而这时，每天都会有大批南方人辞职，叛国通敌行为猖獗。4月初的时候，林肯还彬彬有礼地出席了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厂长弗兰克·布坎南女儿的一场婚礼，两周以后，布坎南辞职，信誓旦旦地表示说，他“从今天起，将不会参与任何保卫该船厂的任务”。

与此同时，弗吉尼亚脱离联邦，使得诺福尔克海军造船厂变得岌岌可危。由于它所处的战略位置，拥有巨大的干船坞，加农炮和枪支补给充足，并拥有主力战舰梅里麦克号，诺尔福克船厂对于南北双方都举足轻重，不可或缺。在萨姆特要塞沦陷之前，威尔斯曾力劝林肯增援该船厂，但是林肯为了避免触怒弗吉尼亚，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这一决定严重危及了联邦海军的力量。等到威尔斯接到向诺尔福克增兵的命令为时已晚。南部联盟已经稳稳控制了海军船厂，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这一灾难性的消息让他陷入对联邦未来的“极度不安”中。“我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孩子注定要为最初的妥协付出代价”。

1861年4月19日，宣布封锁令的同一天，出现了战争以来的最初伤亡。马萨诸塞第六团乘火车奔赴保卫华盛顿的前线，中途经过巴尔的摩时，遭到了一个分裂主义暴徒的袭击。《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说，“当部队更换车厢时，现场的可怕程度难以形容”，激怒的人群把部队诬称为“黑鬼贼”，并用小刀和左轮手枪袭击士兵，4名士兵和9名平民死亡。正如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在日记中描写的那样，“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巧合”，就在引发独立战争的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城战役纪念日这一天，“这场伟大的斗争中的第一滴血是从马萨诸塞人的身上流出的”。

总统立即将巴尔的摩市市长和马里兰州州长召集到白宫。由于林肯依然希望马里兰州能留在联邦，因此他同意“绝不再要求增派（更多军队）经过巴尔的摩”，那里是令人心烦的分裂主义分子集聚的地方。但是他坚持说，必须准许部队“沿巴尔的摩外围”行军。午夜的钟声敲过不久，一个来自巴尔的摩的代表委员会抵达白宫，怒气冲冲地要求与林肯见面。约翰·海伊把他们带去见卡梅伦，直到早晨才让他们去见总统。这个代表团提出，军队不仅不能进入巴尔的摩，而且不能进入整个马里兰州。林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一要求。“我必须用军队来保卫这个首都，”他回答说，“从地理位置上看，它的四周被马里兰州的土地所环绕。……我们的人不是鼹鼠，没法钻土而行，他们不是飞鸟，没法从空中穿越，除了行军穿越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他们必须那么做。”

一位老新闻记者回忆说，初次宣布战争伤亡的那天，也是“新闻审稿制度在电报局首次经受考验”的一天。“当记者们想发电报，把马萨诸塞第六团伤亡者的名单传送出去时，他们发现一班国家步枪队的人占据了电报局，明令不得发送任何信息”。愤怒的记者们驱车来到苏厄德家，大发牢骚。国务卿认为，如果他们“发送死伤者的报告”，那么“只会影响公众的情绪，并且为和解的过程设置障碍”。记者们获悉，分裂主义分子们已经切断了巴尔的摩所有的电报线，并彻底破坏了城市周边铁路线上的所有桥梁。这样，发电报的问题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此时，华盛顿已经与北方失去了所有联系。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由于电报线被剪，邮递被终止，华盛顿居民们生活在一片恐慌之中。客人们离开了大饭店，商店关门大吉，门窗上都加装了栅栏。维拉德说：“确切地说，就好像一个大国的政府突然搬迁到汪洋上的一个孤岛，变得完全与世隔绝。”焦虑不安的市民们每天都成群结队地聚集在火车站，眼巴巴地盼着北方军队能像潮水般涌来，这个易受攻击的城市需要他们来保卫。各种谣言大行其道。在波托马克河的另一头，南部联盟军队的一堆堆篝火隐约可见。看上去他们已做好了包围华盛顿的准备。陆军部部长卡梅伦就睡在自己的办公室，等待进攻。尼可莱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说：“我们就在这个城市里，负责所有的公共建筑、财产以及档案，只有大约两千名可靠的人守卫它。”

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差不多同样严重的焦虑情绪。斯特朗写道：“华盛顿方面没有任何消息，民众以悲观的口吻谈论着在我们的增援部队赶来救援之前遭到攻击的可能性，所有的人都说，如果有消息说林肯、苏厄德和所有的政府官员已沦为阶下囚，那我们绝不会吃惊。”蔡斯家的两位千金——凯特和内蒂当时正在纽约的海勒姆·巴尼家做客。此公是蔡斯的朋友，家境阔绰，曾在纽约海关担任过颇有权势的征税官。出于对“叛军已经抵达或逼近华盛顿城下”的普遍担心，巴尼坚持要这两个女孩子待在纽约，直到首都不再处于危险状态。凯特对父亲极为依恋，这段日子对她而言可谓度日如年。巴尼给蔡斯写信说：“我能看出凯特非常担心她父亲，虽然她竭力镇定并掩饰情绪，但还是可以从好多方面看出端倪。”当时，罗伯特·安德森少校刚从萨姆特要塞来到纽约，并即将前往华盛顿向总统汇报军情。凯特欣然接受了与他同行的机会。

这一小队人马径直前往费城，然后绕过封锁中的巴尔的摩铁路线，赶乘一艘从派里维尔开往安纳波利斯的蒸汽轮。然而，他们在路上遇到一艘迫近并鸣枪示警的敌船。船长担心南部联盟已得到情报，知道安德森在这艘船上并想抓捕他，于是他在适当的位置安放了一门加农炮，并“将蒸汽机开足马力”。就在凯特和内蒂躲藏在船舱下面、紧闭舱门的当口，这艘蒸汽轮劈波斩浪，勇往直前，最终与敌船拉开了足够大的距离，迫使对手“升起一面黑旗，更改了航向，随后很快消失在视线以外”。两位小姐从安纳波利斯抵达华盛顿，与父亲团圆，让她们的父亲如释重负。

对于在奥本的苏厄德一家来说，那几天同样也是“令人惶恐不安的多事之秋”。年轻的威尔·苏厄德当时22岁，他每天晚上都会冒险来到当地的电报局，盼望得到父亲发来的消息却总是无功而返。而弗朗西斯每天都写信给丈夫，求他同意自己前来探亲。她以恳求的口吻说：“当你的生命面临危险时，离开你如此遥远让人心里很难受。”可是她的信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在公开场合，林肯依然保持镇定自若，但是政府内部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让他忧心忡忡。在经历了一天“忧郁彷徨”之后的一个深夜，约翰·海伊看见他凝视窗外，徒劳地盼望着包括纽约、罗得岛和宾夕法尼亚在内的北方诸州能够信守承诺，派兵前来。“他们为什么不来！”林肯喃喃自问，“为什么不来！”翌日，在探望马萨诸塞第六团的伤兵时，有人听到林肯说：“我不相信还会有什么北方！（来自纽约的）第七团是个天方夜谭！罗得岛已不再是我们已知的地盘！你们（马萨诸塞人）是北方人唯一的现实！”

几天以来，巴尔的摩的骚乱仍在继续。马里兰州议会正在安纳波利斯开会，意欲就脱离联邦进行投票。人们对此担忧与日俱增。内阁围绕总统是否应该派兵“拘捕或驱散那个组织的成员”展开了辩论。林肯认定这么做“并不一定理直气壮”。这是一个理智的判断，因为后来尽管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分裂主义暴徒仍然继续破坏马里兰州的和平安宁，但是这个州从未加入南部联盟，而是像林肯预言的那样，最终成为“第一个被救赎”的州。

为了阻止人们苦苦盼望的军队抵达被围攻的首都，暴徒们计划摧毁安纳波利斯与费城之间的铁道线。林肯得知这一消息后，做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决定。他授权斯科特将军，如果为了在沿着华盛顿与费城之间的战线进行抵抗，在必要时可以“为了公众安全而暂时剥夺人身保护令”。林肯的原话是，斯科特将军可以“不必诉诸法律的正常程序，对那些他认为可能危害公众安全的个人实施拘捕和关押”。苏厄德后来声称说，他曾力劝踌躇不决的林肯采取该项措施，让他相信“犹豫再三而不决其事，必将酿出永世不得翻身的苦酒”。这话或许千真万确，因为最初指定负责监督这一计划的就是苏厄德。

林肯签署的命令并未广泛实施，而只是仅限于从华盛顿到费城一线。尽管如此，山于废除了针对任意拘捕公民而设置的基本宪法保护权，让当时正在马里兰州巡回轮值的大法官陶尼大为光火。他对一位在押犯约翰·梅里曼做出了有利的裁决，并对林肯破口大骂，陶尼坚持认为，只有国会才有权撤销这项权利。

总检察长贝茨虽然不情愿与陶尼对着干，但他还是对林肯的撤销令表示了支持。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起草了一份26页的意见书，主张“在类似当下这个非常时期，在国家的生死存亡正在遭受一场危险的大规模叛乱活动的严重挑衅之际，总统在法律上有权决定拘捕和羁押那些已查明与反叛者往来勾结、作奸犯科者”。尽管只有国会可以“废除它所颁布令状的一切权利”，但是，宪法的制定者们曾写下过这样一条宪法条款：“不得中止人身保护权的特权，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时公共安全要求中止这项特权。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而总统的受限行为，正是那些宪法制定者们所设想的那种情形。

事后，林肯在他向国会所做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中，对自己的这一立场进行了辩护。作为国家首脑，他有责任确保“各项法律得到忠实执行”。“在约占联邦三分之一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场叛乱，已经摧毁了“这一整套法律……如果除了一项法律外，其余所有的法律都变得无法执行，而且政府也四分五裂的时候，难道就不能违反这一法律吗？”

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艰难险阻后，纽约的第七团终于抵达了华盛顿。《纽约时报》报道说，“在旅馆的台阶和阳台，私家宅第的窗台，商店的门口通道，甚至是许多房子的屋顶上都挤满了男女老幼，他们叫喊着，挥舞着手帕和旗帜。”在随后的几天当中，还有几个团也抵达了。玛丽和她的朋友们看着团里的士兵们从大楼的窗边列队经过。军队的到来，让林肯的心情明显好转，他愉快地告诉约翰·海伊说，除了保证首都的安全之外，他最终还会“去查尔斯顿，并把我们欠她的一小笔债还清”。海伊听了这番话非常开心，以至于他“想要发出一声伊利诺伊人的欢呼”。

弗朗西斯·苏厄德接到丈夫的来信，说在华盛顿有8000多名士兵，这让她大大松了一口气。然而，苏厄德并没有同意她前来探亲。他的儿媳安娜已将他们在拉法耶广场的新家基本装修完毕，地毯已经铺就，数百册书籍也摆上了图书室的书架。他们将在4月底搬家。与弗朗西斯不同，安娜很喜欢苏厄德的喧嚣生活，她兴高采烈地说：“有七八个晚上，我们整晚都在招待客人。”苏厄德预料这样一种紧张忙碌的环境对妻子来说是一种磨难，或许他认为让她待在奥本宁静的家中更为适宜。

况且，苏厄德知道夫妻两人会就这场战争的目的进行争论，弗朗西斯和丈夫不一样，她坚决认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结束蓄奴制。她意识到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数年之久，并将遭受“人员生命的巨大牺牲”，但是彻底铲除蓄奴制，充分证明了这场战争是正当的。她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这个真诚、强大而光芒四射的北方最终会被彻底唤醒，人民无论高低贵贱，最终将全副热情投入到争取人权的事业中，南方的任何让步，都无法阻挡这奋斗的道路。——在黑奴和白人之间，蓄奴制问题绝不会达成任何妥协。上帝已经听到了受压迫者的吁求，等待着压迫者的将是一个可怕的惩罚。”

在这一番对战争的理想化解读中，弗朗西斯不仅站在了自己丈夫的对立面，而且也和内阁大多数成员意见相左。苏厄德依然确信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而且可以轻松议和。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总的来讲不会打得死去活来，南方会土崩瓦解，一切都会恢复平静。”贝茨期待的是一场有限的战争，“尽可能不去骚扰民众既成事实的领土范围”，包括南方的蓄奴区。布莱尔赞同这个看法，他在征求林肯意见时说，如果这场对抗演变成“全体南方人民和北方人民之间的对抗”，那么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林肯本人尚未把终结蓄奴制当作一个合法目的，他希望让这件事留待宪法审议。在他的脑海里，拯救联邦的斗争包含了一个更大的目标。5月初的时候，他对海伊说：“我认为贯穿这场斗争的宗旨，对于我们而言，是有必要证明民选政府并非无稽之谈。在一个自由政府中的少数派，无论何时选择了一个政府，他们是否有权分裂它？我们必须现在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进一步证明人民没有自治的能力。”

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同意林肯对地区性危机的深刻理解，他预言说，南方的胜利“将会鼓励进步的大敌，并且抑制整个文明世界中一切进步之友的活力”。而一位英国贵族阶级成员则以相反的立场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希望随着“联邦土崩瓦解”，人类将“亲眼见证一个贵族统治在美国崛起”。

乔治·华盛顿在其离职演说中，曾经表达了这种关于联邦的超验主义理念。乔治·华盛顿说：“无时无刻，你们都应恰如其分地评价本国的联邦政府对你们的集体和个人幸福的巨大价值，你们都应对它怀有一种真诚热情、习以为常和永恒不变的依恋之情，让自己习惯于心悦诚服地将它视为你们政治安定和繁荣的守护神像。”华盛顿预见到出现纷争的可能性，他提出，对于那些“把我国的任何一个部分从其余区域中孤立开去，或者削弱维护国家统一之神圣纽带的任何端倪”，都应防微杜渐，保持警惕。

正是这种关于民选政府的难以言说的理念，促使亚伯拉罕·林肯号召成千上万的士兵奋起保卫由建国之父们亲手缔造的神圣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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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尚未抵达的那些日子里，有各种传闻说白宫将成为遭受直接攻击的目标。一天深夜，有位激动不安的访客前来告诉总统说，“在弗吉尼亚高地有人已安置了一副可以控制全城的迫击炮架”。约翰·海伊在日记里写道，他“必须说一些圆滑的谎话，来安抚林肯夫人内心对暗杀嫌犯的恐惧”。只有部队大量集结之后，她才能睡个安稳觉。“数千名战士在保卫我们的安全，”林肯夫人给一位春田的朋友写信说，“而如果这里非常安全的话，我们就有上百个放心的理由。”玛丽的表姐伊丽莎白·格里姆斯利同样松了一口气。她对朋友说：“紧张的骚动终于结束了，华盛顿非常安宁惬意，我们喜欢乘着车欣赏环城美丽的景致。”

威利和塔德对威胁全城以及他们幸福安定的潜在危险知之甚少，他们觉得华盛顿成为孤岛的那段日子很快活，塔德在主日学校里吹嘘说，他一点都不惧怕那些“城市无赖”（人们用这个词称呼那些巴尔的摩的联邦分裂主义暴徒）。“你们应该来看看我们在家里的屋顶上筑好的工事，让他们来好了，威利和我已经准备好严阵以待。”尽管所谓的工事只是用“一段小圆木”做成加农炮的样子，再加上几杆退役的来复枪，但是林肯家的男孩子们还是琢磨出了几套从屋顶上保卫白宫的周密方案。他们喜欢去探望驻扎在白宫东厅和国会大厦的部队。海伊在那里注意到，过去在参议院随处可见的“白发苍苍的尊者”与现在“在办公桌椅边以及长廊间的年轻士兵们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许多人在用犁过地、长满老茧的手慢慢地写着信”。

塔夫脱家的儿子们和他们16岁的姐姐朱莉娅当时已差不多成了白宫的常客。巴德和威利一样，“肤色相当苍白，缺乏生气，体力不是很好”，却“是一个相当好的”学生。而正如父亲塔夫脱法官所说的那样，霍利和塔德很相似，“为人行事从不懒散，不急不躁，只要他努力，就能学得很快。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始终‘奋勇向前’的冲劲”。在巴德和霍利两人身上，威利和塔德都分别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与此同时，朱莉娅和玛丽·林肯也成了好朋友。在随后的人生岁月中，朱莉娅对于这位第一夫人以及总统始终怀有温馨美好的印象。她回忆说，玛丽曾“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朱莉娅，要是我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小女儿就好了。”玛丽还将自己的儿子爱德华夭折的故事讲给朱莉娅听，两人“同掬一泪”。晚上，当总统回到家庭客厅稍事休息时，四个男孩子就会跑过来求他讲个故事。朱莉娅久久不能忘怀这样的场景，总统开始很认真地讲述一个委婉曲折的故事，“塔德颤巍巍地蹲踞在大椅子的靠背上，威利和巴德，分别坐在（林肯）两个膝盖上，两人都靠着他身上”。而霍利则坐“在椅子的扶手上”。

朱莉娅是一位颇有教养的小淑女，她被几个男孩古怪滑稽的姿势吓坏了。当她发现四个小家伙坐在总统身上，想把他困在地板上时，她就拒绝和他们待在一起；当孩子们打断内阁会议，想请内阁成员和总统到阁楼上观看他们的戏剧表演时，朱莉娅会感到很窘迫。尽管林肯本人似乎对此从不介意，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他乐在其中，但是朱莉娅觉得她有责任约束一下孩子们年轻而旺盛的精力。有时，威利会帮忙恢复秩序，朱莉娅写道，他是她所认识的“最可爱的男孩子”，“活泼伶俐，聪明敏锐，性格可爱，脾气温顺”。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回到妈妈的房间里，喜欢在那里读诗，写诗。

虽然朱莉娅对玛丽感情很深，但这位第一夫人“什么时候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而罔顾他人可能会受到伤害或多有不便的专横态度，依然让她感到震惊。说到这类行为，曾发生过一个让人惊奇的事例。有一次，朱莉娅的母亲戴着她最时髦的一顶软帽，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一场音乐会。玛丽和她打招呼的时候，凑近了仔细端详帽顶上美丽的紫带，然后把塔夫脱夫人拉到一边。看到这一幕，朱莉娅发现她母亲脸上露出了惊诧的表情，她对此“感到大惑不解”，搞不清楚为什么她“在一次短暂的恭维之后看上去如此惊讶莫名”。原来，玛丽的女帽供应商缝制了一顶紫带软帽，但是没有足够的紫色丝带做帽带。玛丽想得到塔夫脱夫人的紫色帽带！

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玛丽举止古怪的背后所隐藏的惴惴不安，在她那炫耀的神气和明显的生硬粗暴背后所掩饰的极端需求。玛丽怀着最初的兴奋搬进了白宫，不久便发现自己的地位颇受连累，她有一个胞兄、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及三个姐夫在南方联盟军队中服役。从一开始，她就没有完全受到北方的信任；作为林肯总统的妻子，她遭到了南方的诋毁；作为一个西部人，她又不符合东部人的社交规范。由于在各方面都感到压力重重，因此玛丽决心把自己塑造成多才多艺和久经世故的女性，简而言之，一个华盛顿最端庄文雅和最受仰慕的淑女。

玛丽·林肯需要向社交圈证明自己。在这一心理的驱使下，她一心一意重塑自我形象，并开始重新装修她的新家——白宫。由于多年无人照料，白宫已逐渐变得像“一座陈旧而落魄的饭店”。伊丽莎白·格里姆斯利满怀惊异地发现“家庭区各个房间的环境凋敝不堪，家具尤为破败（看上去就像是首位总统带进来的）”。公共区的各个房间样子也相当寒酸，陈旧凋零，地毯上粘着烟草，窗帘被扯坏，椅子缺胳膊断腿。

白宫这副令人伤心的模样，为精力旺盛的玛丽提供了一个值得大显身手、实现抱负的机会。她想重新恢复这公共府第原有的高雅庄重的风格，以体现丈夫的气派和联邦的威权。如果在别的年代，这种愿望也许会赢得掌声，但当时恰逢内战期间，这种想法则被人看作是有欠考虑的举动。

5月中旬，玛丽启程前往费城和纽约购物，同行的有她的表姐伊丽莎白·格里姆斯利和公共建筑专员威廉·伍德。玛丽发现每位总统均可获得应付白宫各类开销的两万美元津贴，于是她购买了新家具、雅致的窗帘以及用于公共区的价格不菲的地毯，以更新磨损不堪的旧地毯。至于国宾馆，她采购了一张八英尺长、带床头板的红木床架，床板上雕有“异国情调的鸟儿、葡萄藤以及葡萄串”的图案，这张床后来被称为“林肯床”，颇有名气。服装店的商人们又一次满心希望这位第一夫人透支。报界夸大其辞地说玛丽购物毫无节制，声称她在某些商店里采购了好几千美元的东西，而那些店她根本没有光顾过。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当玛丽回到华盛顿的时候，确实多了不少账单。她收到一张采购窗帘材料和饰品的7500美元的发票，为买一辆新马车，还欠下了900美元。而为了使这座公共府第当得起国家权柄的标志，配得上自己的身份，玛丽重新装修白宫的工作只是刚开了个头。

凯特·蔡斯从不落后于人，她呕心沥血装修她父亲的新家，这是位于第六大街和西北E大街的一座三层砖瓦大宅，尽管财政部部长始终在担心钱的问题，但是他明白，拥有一座雅致的府第，有一间适合款待参议员、国会议员、外交官和将军们的豪华客厅是十分重要的。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他想把那些准备在下一届总统大选到来时支持他的朋友和同僚都召集过来。这座房子的租金已达每年1200美元，当室内装修的费用不断增加时，蔡斯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欠债。在俄亥俄州房市普遍低迷不振的情况下，蔡斯不能变卖自己在辛辛那提和哥伦布市的房产，只得从他的老朋友海勒姆·巴尼那里借了1万美元。对于这位执着于操守、德行正直的模范来说，开口借钱一定是件令人痛苦的尴尬之事，特别是，身为纽约海关征税官的巴尼从业务上讲还是他的下属。然而蔡斯说服了自己，他觉得，一个处在他这个地位的人，多年来为大众付出了千辛万苦，值得住进豪宅大院。

因此，凯特像玛丽一样，前往纽约和费城购置地毯、窗帘布料和家具。包括六个仆人在内的这套住宅的确非常适合款待宾客。尽管蔡斯后来抱怨说，与苏厄德在拉法耶特广场的新寓所相比，他的房子离白宫较远，这让他无法和苏厄德一样与总统亲近。蔡斯显然从没有想到过，林肯也许觉得苏厄德只是一个更活泼、友善的同伴罢了。

父亲的社交应酬，单调枯燥的官场作风，丝毫没有让凯特觉得难以为继。作为父亲在华盛顿一家的女主人，她“仅用了一段时间”便设法“在这个首都的社交界变得长袖善舞，游刃有余，仿佛她已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好几十个年轻后生都纷纷向她求爱。当时的一位记者评论说，“华盛顿任何一位闺秀都无法像她一样，拥有如此众多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求婚者。”这位记者继续写道，然而，“人们早就注意到的是，在所有聚集在蔡斯家门口的年轻人，以及那些渴望俯首听命于她一颦一笑的小伙子们当中，没有一个看上去能赢得她哪怕最细微的感情”，直到罗得岛的年轻州长威廉·斯普拉格来到华盛顿，才引起了她的注意。

凯特与这位富得惊人的斯普拉格初次邂逅于前一年9月的克利夫兰。斯普拉格家族拥有国内最大的纺织制造企业，斯普拉格曾率领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俄亥俄，将海军准将、土生土长的罗得岛人奥利弗·佩里的一座雕像献出来，将它放置在公共广场上。典礼结束之后的庆祝舞会上，他们经人介绍相识，很快便无话不谈。一位旁观者回忆说，“在随后的当晚，只要我们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就肯定能看到另一个。”

对斯普拉格来说，自己第一眼见到凯特的情景难以忘怀。他写道，“你穿着那身光彩照人的衣装”，“成为我，以及所有旁观者凝望的对象，你离开房间时，除了带走我全部的澎湃心潮，也带走了我的仰慕和赞叹。我清楚地记得，当晚和第二天，我是怎样的神思恍惚”。多年以后，他信誓旦旦地对凯特说，他可以“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这感觉比昨天更加清晰”。

威廉·斯普拉格比凯特年长10岁，很早便承担起家族企业的重任。威廉13岁那年，他的父亲阿玛萨·斯普拉格某一天晚上从棉纺厂步行回家的路上被人开枪射杀在街头。老斯普拉格曾经卷入一次为更换贩酒许可证而发生的严重斗殴，一处被斯普拉格关闭的酒吧的业主被捕，并以谋杀罪名被处绞刑。公司的管理大权移交到威廉的叔叔手中。这位叔叔决定，小威廉应该提前从学校毕业，从最低层开始学做生意。他后来回忆说：“我被硬生生拽进会计室，去做各种最低级的打杂活，然后凭借个人奋斗，爬上了公司的最高职位。”后来，他的叔叔死于伤寒，26岁的威廉便接管了公司。

年轻的斯普拉格是罗德岛最大的老板，企业旗下拥有上万名工人，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1860年，他竞选州长时，利用了自己的各种资源，自掏腰包，花了10多万美元，赢得了民主党的选票。萨姆特要塞遇袭事件发生后，斯普拉格率领罗得岛第一团奔赴华盛顿。这批志愿军团抵达遭受威胁的首都之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4月29日，该团从其在专利局的总部到白宫的路上举行了阅兵式，典礼结束后，在总统和斯科特将军面前正式宣誓效忠联邦。《晚星报》报道说：“从第七大街到第九大街，整个街道挤满了观众，有许多人对该团的整体表现和行动给予了称道。”

内阁全体成员都出席了这次典礼，他们也和民众一起，对这支威武之师表达了热烈的敬意。尽管斯普拉格身高只有5.6英尺，但是他身着军服，以及那顶“黄翎帽”无疑使自己的形象提高了不少。集会结束后，约翰·海伊评价这位棕色鬈发、灰眼睛、胡子稀疏的年轻人说，尽管他最初亮相时是“一个用钱来买地位的矮小、不起眼的年轻人”，但他“现在肯定各方面都很不错，他非常自豪于他公司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斯普拉格的军团中，家庭显赫的年轻人很多，这同样给海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这样的一批人，远离自己的骏马，不近酒色，把双手磨出老茧，晚餐只吃饼干，一个星期只穿一件衬衫，而且鞋子从来不上黑色鞋油，这一切都为了一个原则，这样一支军队的潜力很难预料。”华盛顿市的人们给罗得岛第一团起了一个绰号叫作“百万富翁团”，并将本城“黄金王老五”的称号授予了斯普拉格。

斯普拉格几天之后便拜访了凯特。或许是凯特的美貌和聪明让他颇有压力，斯普拉格一反求爱者最初的谨慎试探态度，对赢得凯特的芳心显得十分自信，用凯特后来的话说，他很有把握成为她“第一个也是唯一”在她“内心找到栖身之地的男人”。多年以后，斯普拉格在给凯特的家书中，还如数家珍地追忆起恋爱初期时的缱绻浪漫。“你是否还记得，我偷偷而犹疑的那一吻，还有因为那一记轻触而羞红了的炽热脸颊？自从克利夫兰一别以后的日子，以及那日益浓烈的如诗情怀，我对此记忆犹新。如果说生活中有诗，那么这就是一首诗。”

凯特承认自己“习惯于发号施令，需要别人唯命是从，习惯于强迫他人，而且总想成为别人的救星”，在她看来，斯普拉格过于自信的态度发出了一次让人愉悦的挑战。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内，这对年轻人频频相互见面，到了夏天结束的时候，内蒂·蔡斯告诉凯特说，她“非常”喜欢斯普拉格，并且希望两人能够结为连理。然而，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内蒂的这个愿望被搁置了下来。在这个被分裂的国度里，战争彻底改变了生活的进程。

埃尔斯沃思的死，让林肯一家真正体验到了战争的惨痛。年轻的埃尔斯沃思曾在林肯的办公室攻读法律，并一度与林肯一家过从甚密，以至于和他们一起从春田来到华盛顿，在路上，他从威利和塔德身上感染了麻疹。在首都，他也投入到备战工作之中。组织了一群穿上佐阿夫军服的纽约消防队员，以其富有异国情调的鲜艳制服独树一帜。弗吉尼亚退出联邦之后，埃尔斯沃思的佐阿夫义勇军是第一批渡过波托马克河，抵达亚历山大城的部队。亚历山大的居民中间有包括马歇尔酒店的经营者在内的激进分裂主义分子。埃尔斯沃思侦察到该酒店的屋顶上飘扬着一面南部联盟的旗帜，他冲上屋顶，没收了这面旗。收缴了旗帜的埃尔斯沃思在下楼时，迎面遇到了全副武装的酒店经理、分裂主义分子詹姆斯·杰克逊，杰克逊当场杀害了埃尔斯沃思，而他本人最后也被埃尔斯沃思的人击毙。

与战争最初发生的伤亡事件一样，埃尔斯沃思的死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消息传来，举国悲悼。总统忍受着失去好友的痛苦，以私人名义给埃尔斯沃思的父母写了一封吊唁信，赞扬了这位年轻人，他的遗体则被肃穆地存放在白宫东厅。尼可莱坦承说，只要他想到埃尔斯沃思，他就“无法自抑，泪水夺眶而出”。葬礼结束后，玛丽带着那面埃尔斯沃思用生命换来的血染的旗帜出现了，但是这位受到惊吓的第一夫人并不想再回忆这段伤心事，很快便让人将这面旗收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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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大本营充斥了太多的烦恼事，他面对的局势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英国议会的某议员提出了一个议案，力主英格兰承认南部联盟的交战国地位。如果该议案通过，它将为南部联盟舰船在联邦舰船享有的中立港口提供同样的权利。英国的经济依赖于南方种植园供应的棉花，除非英国打破联邦的封锁，保证棉花持续供应，否则曼彻斯特和里兹的大纺织厂将被迫减产甚至停工，商人们会亏本，成千上的工人会失业。

苏厄德担心英格兰仅仅因为要喂饱本国的工厂就会向南方伸出援手。他告诉妻子说，尽管这个“不列颠世家中更年轻的旁系成员”可能支持自由事业，但那些把经济看得比道德还要重的贵族们也许会成为“叛国者的同盟军”。为了防止这一情况发生，他正“抓紧时间，尽快争取在整个内阁通过一份大胆的抗议信”。他希望不仅要停止进一步承认南部联盟的想法，而且还要保证不列颠支持联邦的封锁行动，以及拒绝与三位被南部联盟派往伦敦进行谈判的南方特派员进行哪怕是非正式的会晤。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苏厄德很乐意发动战争。他对萨姆特说：“他们真该死，我会让他们下地狱的。”说话的时候还在空中猛力顿脚。

5月21日，苏厄德起草了一封语气尖锐的信带给林肯，打算请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逐字逐句读给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爵士听。林肯立刻意识到其中的语调在对外交往中过于粗暴了，虽然可能有必要毅然决然采取行动，阻止英国以任何形式公然对南方表示同情，但林肯无意立即发动两场战争。他终其一生举止严谨，不会发出怒气冲冲的信。如今，为了缓和这封信的粗暴表述，他在许多地方修改了语调。在苏厄德声称总统“惊诧并痛心于”针对与南部专员的非正式会晤未提出任何抗议时，林肯只是写下“总统感到遗憾”寥寥数语。在苏厄德威胁说“任何这样的行动（非正式或正式的承认，或突破封锁的行为）都绝不能容忍”。林肯将“绝不能容忍”这一短语改为“将会受到漠视”。

最为重要的是，苏厄德指出，这封信应该直接念给英国外交大臣听，而林肯坚持认为，该信只是给亚当斯做一个提纲，不应该“在任何人面前宣读或者展示”。尽管如此，其中的核心思想依然清晰无疑——给英国一个警告：如果这个令人恼怒的问题无法解决，而且英国决定“与我们国内的敌人交好的话”，那么在美利坚合众国与英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可能会接踵而至”，祸端是由于“大不列颠的行动，而非我方”。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那么英国将永远失去“一个绝无仅有的国家的同情与关怀，而这种同情和关怀本是英国应该得到的”。

因此，一个可能让联邦同时陷入两场战争的爆炸性消息，成了新出现的强硬政策的基础。这个政策有效地遏制英国承认南部联盟的趋势，此外，法国也跟着出牌了（该国的部长们曾经承诺要与英国合作），这对于联邦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胜利，它暂时阻止了承认联盟的行动，这种承认的举动，可能会在全世界的眼中为联盟赢得合法地位，从而削弱北方的士气，并且是拿“现钱去买南方的债券”。

国务卿苏厄德为阻止英国和法国插手战争所做的努力，会在历史上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一些人的眼里，他是“这个世纪最有能力的美国外交家”。但是就这一事件而言，正如司空见惯的那样，林肯的无形之手已经定下了政策基调。就在3个月前，这位来自边疆的律师还向苏厄德承认说，他对外交事务知之甚少，然而，他对这一急件所做的修改意见，却表现出一个资深政治家运筹帷幄的卓越才能。他对错综复杂的局势进行了分析，在使本国的立场变得如水晶般清晰的同时，以一种最不具挑衅性的手段化解了一个潜在的敌人。

苏厄德认可林肯具有非凡的才能，有一个缓慢而必然的过程。“对于总统，应该说，他的宽宏大量几乎无人可及，”5月中旬，苏厄德对妻子说，“他的信心和同情心与日俱增。”当林肯开始信任自己的能力时，苏厄德对他更有信心了。6月初的时候，他告诉弗朗西斯：“从政技巧之娴熟，精力之旺盛，非常罕见。总统是我们当中最出众的，但是他需要持续而勤勉的协作。”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这位脾气暴躁的纽约人仍会就无数个问题继续和林肯争论不休，而这正是林肯希望并且需要他这么做的，尽管如此，苏厄德还是成了林肯在内阁中最可靠的同盟军。尼可莱和海伊察觉到，苏厄德一心一意“对待自己的上司”，“不仅毫无保留，而且还怀有一种真挚而虔诚的个人情感”。

对于在1860年未被本党提名一事，苏厄德内心的屈辱感从未完全平息过，但是他不再感到非要贬低林肯才能缓解自己的痛苦。他已习惯于国务卿这个职位，而他那豁达乐观和喜爱交友的天性又一次表现出来。他那复杂精美的宴会和招待会再度成为华盛顿谈论的话题。那封急件送出5天以后，苏厄德在他的新家举办了“一次奢华的聚会”，所有的房间都高朋满座，一个房间跳舞，另一个房间喝酒，所有的人都相谈甚欢。苏厄德“兴致勃勃”，轻松出入于内阁成员、军官、外交官以及参议员中间。有人打趣说，即便是白发苍苍、“实际上20年前”就本该进棺材的威尔斯部长也玩得十分尽兴，以至于他看上去“至少还可以再好好活上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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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一度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时，林肯指望蔡斯对复杂的战争财政问题提出高见。1857年的经济恐慌、布坎南政府的腐败以及联邦的局部分裂，使政府财政元气大伤。由于国会没有开会批准征收新的关税和税费，蔡斯不得不依靠政府贷款来维持战争开支。起初各家银行要求得到政府难以偿还的更高利率才能给予支持，在国会召开会议前，蔡斯东拼西凑，总算找到了足够的税收来弥补开支。

蔡斯事后曾骄傲地表示，在战争的早期，林肯依靠他承担了一般来说应由陆军部承担的一些职能。这位财政部部长独自付出了为防止肯塔基、密苏里以及田纳西等关键的边疆州落入分裂主义分子手中而发生的“主要费用”。他授权一位忠心耿耿的肯塔基州参议员召集了20家公司，他草拟了几道命令，允许唯一一位来自南方联盟州的参议员安德鲁·约翰逊保持对联邦的忠诚，“在田纳西组建几个团”。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使肯塔基和密苏里不脱离联邦，严重低估了林肯的关键作用。

实际上，蔡斯从未高估过林肯，一直不满将总统宝座输给一个他自认为不如自己的人。4月下旬，他放肆地将《纽约时报》上一篇竭力毁谤政府的文章送给林肯看。这份报纸表示：“总统和华盛顿的内阁远远落后于人民，他们就像一个刚从睡梦中被唤醒的人，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蔡斯告诉林肯说，这种指责“包含了太多的真实”。林肯并未回应，他很清楚蔡斯内心对总统职位无法平息的渴望，而他需要这位俄亥俄人的卓越才能以及全面的合作。

与此同时，卡梅伦发现陆军部的管理任务令人难以承受。由于无法应付繁重的工作负担，卡梅伦求助于苏厄德和蔡斯二人。几年以后，他回忆说：“哦，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对于这样的冲突，我们毫无准备，至少在暂时的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用于战争的、哪怕是最简单的装备。我们没有火炮，就算我们有，它们基本上也属于一堆废物，因为我们没有装填的弹药——没有火药，没有硝石，没有弹丸，什么都没有。”战争初期，下达给陆军部的各道命令实际上是让人备受煎熬的，不仅武器短缺，而且军服、毛毯、马匹、医疗设备、食物，以及每天抵达华盛顿的大量志愿者士兵所需的一切装备都无法获得。要处理军需部门、军械署、工兵部门、医疗署以及军饷管理部门的各种事务，可能就需要好几千人。然而在1861年，整个陆军部包括文员、通信员和警卫在内只有不到200人，卡梅伦后来感叹说，“我的职位肯定没人眼馋”。

林肯后来解释说，由于“有一大群不忠之人”渗透到每个部门，政府无法指望官方代表来管理那些武器生产和维持武装力量必要的给养的合同。经过内阁勉强同意之后，林肯指示蔡斯将数百万美元交给少数几位值得信任的人，负责可能动员军力的合同谈判和签署。这几个人当中的大多数在当时的情况下竭尽了全力，而包括卡梅伦的一个副官亚历山大·康明斯在内的少数人却使陆军部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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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夏来，当华盛顿闷热的暑气降临之时，林肯开始着手写一份即将在7月4日举行的参众两院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向国会发表的演讲稿。林肯需要时间思考，于是，他对所有的求职者公布了一道“禁令”，这道命令“非常严厉”，求职者甚至不得进入白宫。就在他刻意营造新的安宁环境的同时，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集中在威拉德酒店和布朗酒店下榻，互致问候，交换信息。一位记者表示，他们都希望“通过总统的演讲，很快明确政府的确切意图”。

林肯花费了很长时间推敲文字、删繁就简。就连他的老朋友、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奥维尔·布朗宁，也被告之总统不能见他。但是林肯无意中听到了布朗宁的谈话，并派人去请他。那是7月3日晚上9点过后，当时他刚刚写完稿子。“他说他想念给我听，而且他的确这么做了。”布朗宁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段颇具天赋、雄辩滔滔的文字，完全符合国家的期望。”

林肯并没有以个人名义将他的演讲稿递交给国会大厦。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曾经废除了总统公开召集国会会议的做法，认为这是英国君主制度的残余，根据这种制度，国王可单独召开议会会议。自杰斐逊总统开始，历任总统均通过书记员宣读其书面演讲稿。然而，如果说这种做法缺少戏剧性的话，那么林肯关于反对分裂联邦、有必要在叛乱的过程中采取政府行动的各项主张则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回顾了斗争的历史，并号召国会“通过法律手段，将它变成一次短暂而具有决定性的斗争”。

林肯要求得到“至少40万人，以及4亿美元……人均款项少于我国独立战争时所欠债务”。他对国会保证说：“在这一时刻，一个好的结局，对于世界而言，会胜过十倍于此的人力和十倍的钱财。”因为“这个问题绝不仅仅与这些联邦诸州密切相关，它向人类大家庭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宪法规定的共和国或民主国家——一个由人民管理的人民政府，到底能否抵挡得住它内部的敌人而维护领土完整……”

“这实质上是一场人民的斗争。”总统断言道，“就联邦这一方而言，这是一次在世界上维护这样一种形式和实质的政府的斗争，这个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的地位——把人为的负担从所有人的肩上去除，为所有人追求值得称赞的目标扫清障碍，为所有人在生活竞争中提供一个自由自在的开端和公平的机会。”林肯褒扬了联邦军队里的各个军团，认为他们是自由制度改善人类“状况”能力的证明，说“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其中，“几乎每一个团里都可以选出一位总统、一个内阁、一个国会，也许还有一个法院，它本身有充分资格行使政府职权”。

尽管有些人无法认同林肯的严肃呼吁以及他那条理清楚、优雅得体的措辞，但北方的各大报纸对这次演讲普遍持赞扬态度，“虽说有一些别具风格的明显谬误，”《纽约时报》的记者坦陈道，“但是我要斗胆说，这篇演讲会使这位伐木者更受欢迎。很显然，它出自一位诚实、头脑清楚和生性耿直的人之手，而它的直言不讳和雄辩的逻辑，以及别具一格的说理方式，会让人民大众特别喜爱，争相传诵。”更为重要的是，国会对此的反应是欣然同意。国会议员们所批准的经费和动员的军队数量甚至比总统请求的还要多。此外，他们还提供一个具有追溯力的授权，批准了林肯在国会召开之前所采取的几乎所有政府行动，仅仅对他所提出的暂时终止人身保护权的做法保持缄默。由于南方民主党人离开国会，共和党人实际上已成为多数派。而且，北方的民主党人也暂时做了让步，他们的爱国热情战胜了对共和党的憎恶。

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中的激进派认为这篇演讲令人灰心丧气。“丝毫没有一处地方提及蓄奴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叹息说，“任何读过这份文件的人，如果对联邦的过去一无所知，那么从那些书面文字来看，他们永远不会想到，我们正遭遇一场蓄奴制对政府发动的战争。……而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那里面包含了生死攸关、真真切切的叛国动机。”

针对林肯不愿强调蓄奴制角色的态度，激进派们意欲谴责苏厄德。7月4日，废奴主义者、编辑温德尔·菲利普斯在一群欢庆的民众面前宣称：“我们有一个诚实的总统，但是，他私下里不相信大众的力量，过于听信苏厄德的话。”对于苏厄德明显打压他自己一度高扬的反蓄奴制大旗，与菲利普斯站在同样立场上的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以及查尔斯·萨姆纳也许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然而，苏厄德对于批评已经习以为常了，并且因为有总统的支持，他在自己的宝座上依然坐得很稳当。

与此同时，战争本身的各种事件，开始以绝大多数人无法意识到的形式重整过去的秩序。在位于弗吉尼亚半岛末梢的门罗要塞，本杰明·巴特勒将军做出的一个大胆决定，证实了后来的一连串事件。一天深夜，三名逃亡奴隶来到要塞。当时主人命令他们协助修建联盟的炮台，他们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奴隶主的代理人要求他们返回，遭到了巴特勒的拒绝。巴特勒指出，叛乱分子正在战场上使用奴隶来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因此，这些奴隶属于战时禁运品，联邦政府不再迫使他们必须归顺其主人。

做出这一决定的巴特勒曾是一位来自马萨诸塞的保守派民主党人，1860年为布雷肯里奇拉票并竞选州长。这个决定让那些过去曾一度反对巴特勒担任要职的共和党坚定分子们颇为欣喜，巴特勒本人事后也一定对林肯授予他陆军准将所表现的慷慨大度感到同样高兴。“我会接受这一任命。”巴特勒满怀感激之情告诉林肯说，但是，“鉴于我们彼此并不了解，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您，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我曾经反对您当选总统，并且尽己所能拥护您的对手，但是我将不会做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并且只要我担任您所授予的职务，我便会忠实地支持您的政府，当我发现任何我无法赞成的行动时，我会立即辞职，把这一职务交还给您”。

林肯回答道：“这很坦率，很公平。但是我想加上一条，当您看到我做了任何为了国家利益而不该做的事情，请过来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以及您为什么这样想，那么您也许永远不会找到任何辞职的机会了。”假如巴特勒了解林肯，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大为惊讶了。总统在组阁时表现出对政党联盟体的一视同仁，他是以这种一视同仁的眼光来任命官员的。

巴特勒的命令得到了林肯和卡梅伦批准，最终国会通过了一个没收充公法，终止了奴隶主们利用逃亡奴隶协助联盟军队的权利。即便是保守的蒙蒂·布莱尔对巴特勒的做法也连连赞许。“您把分裂联邦的黑鬼们列为战时禁运品是正确的，”他对自己的民主党同僚们说，“分裂主义分子用他们参与修筑所有的防御工事。”

作为一项战时动议，巴特勒所采取的措施已得到了布莱尔的批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奴隶解放持赞同态度。相反，他建议巴特勒“完善该项法规，限制劳工参与各种军事行动，把非劳工阶级留给分裂主义分子去应付”。联邦应该只为那些“凭运气选择的”、正在战场上协助叛军的健壮奴隶提供安全的港湾。至于妇孺以及其他“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工”，应该由他们在南方的主人收留并提供衣食。

和往常一样，林肯在蓄奴制问题上并不急于阐明自己的立场。他告诉布莱尔说，巴特勒此举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考虑到黑人数量众多，眼下我们很可能会因为这个新的原则出现许多问题，需要三思”。实际上，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当中，数百名鼓足勇气的奴隶想方设法逃进了联邦的边界线。这一形势让林肯忧心忡忡。就在这个当口，他依然赞成以补偿的方式解放奴隶，以及自愿移民，允许有这种愿望的黑人回到他们最初在非洲的故土。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任何有关全面、直接解放奴隶的风吹草动，都会使各边疆州疏远联邦，并摧毁共和党人与北方民主党人之间脆弱的联盟关系。而边疆诸州始终忠于联邦，是他取得胜利的基础。

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内，林肯对奴隶解放运动敬而远之，通过这种策略，他与北方大多数民众、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以及他的所有内阁成员结成了盟友。在持续两周的会议期间，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战争的目的是“保持联邦完整”，而不是消灭蓄奴制。即便是内阁当中最热衷于反蓄奴制的蔡斯也同意，此时此刻，全面废奴运动的“利剑”应该留在“剑鞘里”。他告诉历史学家约翰·马特利，然而，如果双方撕破了脸，如果“我们发现，用鲜血和金钱来平息它，比我们所期望的困难得多，付出的代价高昂得多”，那么这把利剑就应该抽出来。“我们并不希望这些发生，我们会为大量财产被充公、奴隶起义等可怕得难以思量的现象感到痛心，这些现象可能会接踵而至。我们希望宪法和联邦以现有的方式，和蓄奴制一起，作为一种内政制度存在下去，直至每个州以自己的智慧对此进行恰当的思考，来减少或废除它……但是如果有人明确无误地提出这个议题——要么美国共和党与蓄奴制必定你死我活，那么蓄奴制就必须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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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月中旬的时候，在北方，采取行动平定叛乱的呼声已达到白热化。“挺进里士满！”《纽约论坛报》刊登了这样的大幅标题。参议员特朗布尔提出了一个议案，呼吁“立刻调动军队，在7月20日之前占领里士满”。这个日期是南部联盟国会准备正式召开大会的日子。斯科特将军对此犹豫不决，他认为军队还没有为大规模进攻做好准备。但是林肯担心，如果不采取行动，军队和普通大众的士气都会消耗殆尽。欧洲的领袖们会把北方的无所作为看成是联邦踌躇动摇，举棋不定。

来自俄亥俄州的陆军旅长欧文·麦克道尔准将设计了一套方案，与驻扎在华盛顿西南26英里处马纳萨斯城的博勒加德将军指挥的叛军进行交战。这是一项聪明的计划，许多北方人一度把马纳萨斯看成是“某种可怕、未知、神秘的东西……里面隐藏着成千上万最凶残的武士”，准备进攻华盛顿特区。“外国人并不理解，”贝茨向一位友人倾诉说，“如果我们有能力把他们击退的话，为什么我们允许一支敌军在首都的邻近地区驻留那么长一段时间。”如果手下有3万士兵可供调遣，那么只要联邦军的罗伯特·派特森将军能够阻止驻扎在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的约瑟夫·约翰斯顿率领的9000联盟军队增援博勒加德，那么麦克道尔就可以打垮博勒加德的部队。6月29日，林肯及其内阁批准了麦克道尔的方案。

正如后来在北方广为人知的那样，布尔溪战役在7月21日星期天的凌晨时分打响了。伊丽莎白·格里姆斯利回忆道，当“火炮的轰鸣”声直达白宫之时，众人“群情激昂”。远在银泉镇的布莱尔庄园里，蒙蒂的姐姐伊丽莎白为“逃避（她）耳畔的喧嚣”，来到森林中散步，但是枪炮声依然有增无减。正当双方的士兵发现战争是一场可怕的杀戮时，数百名华盛顿市民匆匆准备了装满面包和葡萄酒的野餐篮子，跑到森特维尔的山上和山脚下的田野去看打仗，大多数人以为北方会轻而易举地赢得这场战争。参议员、国会议员、政府雇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拿着看歌剧用的望远镜，眺望远处的战场。在“一通非同寻常、急风骤雨式的枪林弹雨之后”，英国记者威廉·罗素无意中听到一位妇人叫道：“真是蔚然壮观！哦，我的天！难道那不是无与匹敌的吗？我猜我们明天的这个时候就会在里士满了！”

林肯前往教堂做礼拜的时候，联邦军队奋勇向前，迫使叛军朝南方撤退，进入森林地区。正午的时候，守候在陆军部电报局的林肯及其内阁成员们收到了联邦军似乎已大获全胜的消息。在安放了电报设备的拥挤房间里，电报员们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去完成工作。《纽约时报》评论说，每一封新的急件，都被张贴到威拉德饭店大门前，有人会把其中的内容大声朗读给聚集在这里的数百人听。喜气洋洋的人们“热烈欢呼，看上去满心欢喜”。

就在众人在大街上尽情欢庆的当口，这场战役最惨烈的阶段才刚刚开始。南部联盟的托马斯·杰克逊将军毫不动摇，重整旗鼓，拒绝投降。据称，巴纳德·比伊将军大叫着给自己的部队打气：“杰克逊和他的弗吉尼亚人在一起，他就像一堵石墙屹立在那里！”因此，无论是联盟军，还是联邦军的士兵们，都把杰克逊称为“石墙”杰克逊。双方在炽热的骄阳下排成小队，轮番上阵，奋勇作战。下午3点，林肯在电报局一面研究墙上的地图，一面焦急地等待着每隔15分钟就会发来的最新战报。由于电报线只延伸到费尔法克斯的县政府大楼，向南方纵深推进的前线传来的消息，由一群骑马执行任务的信使辗转传递到费尔法克斯，他们由当时与美军电信兵团开展合作的年轻的安德鲁·卡内基组建。林肯注意到战报中有几处自相矛盾，他辗转来到斯科特将军的总部，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砖瓦房”，里面挤满了军官和书记员。林肯把正在打瞌睡的斯科特将军叫醒，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尼可莱记录道，斯科特只是肯定说“他坚信此战必胜，总统离开之后，他又打起了瞌睡”。

接踵而至的急件开始众口一词地传递令人振作的消息，让人确信联盟的各条战线已被逐一击破。大约4点30分的时候，电报员大叫说“联邦军已取得了一个辉煌的胜利”。林肯决定像往常一样，由塔德、威利和贝茨部长陪同，乘坐马车外出。当他们驱车来到海军船舶厂，与林肯颇为赏识的一位海军军官约翰·A. 达尔格伦交谈时，贝茨吐露了自己内心的忧虑，他的儿子科尔特不久就要被送往前线。贝茨写道，年轻的科尔特动身加入军团，“是他第一次离家”。这次马车之行，让贝茨逐渐感受到自己与总统的距离进一步拉近了。

就在林肯和贝茨在马车上享受片刻松弛之时，战局的发展开始对联邦不利了。南部联盟约翰斯顿将军的部队突破了派特森将军的控制，到了三四点钟光景，9000名增援博勒加德的新援兵抵达目的地。麦克道尔已经没有任何后备部队了。“这是一次突然的猛扑，（联盟的）大队骑兵杀进我军阵营，”埃德蒙·斯塔德曼从前线发回的报道说，“他们从树林里冲出来……步兵紧随其后如潮水般涌出。”

疲惫不堪的联邦军步兵，包括斯普拉格的罗得岛第一团在内，阵形大乱。部队开始失控，朝着华盛顿方向败退。惊恐万状的旁观者们飞奔逃窜，场面更加混乱不堪。事实上，蔡斯的一位熟人曾经亲眼目睹这场战斗“一直打到他到达纽约为止”。眼前排山倒海般的场面让年轻的斯塔德曼惊骇不已：“军用马车、随军商队以及私家马车堵塞了道路，彼此争先恐后，人仰马翻，伴随着飞扬的尘土，以及各种令人不堪的场景和声响。”满地都是扔下的步枪和各种轻武器。伤兵们哀求救命，脱缰的马儿四处乱窜，所有这些都让人更加恐慌，夺路而逃。

这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的时候，林肯正好不在场。“麦克道尔将军的部队已从森特维尔全线撤退。”这份急件上写道，“今日已失利，请拯救华盛顿和剩余的军队。”苏厄德抓起电报冲到白宫。他的脸上带着“极度惊恐和激动的表情”，向尼可莱询问最新的消息。林肯的秘书向他宣读了一份早些时候发来的报喜急件。苏厄德说出了真相：“别告诉任何人，事情不是这样。这场仗打输了。去找总统，告诉他，马上到斯科特将军那里。”

林肯回来后，年轻的助手们转达了苏厄德的口信。他们事后汇报说：“他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脸上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然后他步行来到陆军总部。”林肯和内阁成员始终待在那里，直到麦克道尔发来电报，证实了失利的消息。立刻召集增援部队、保卫首都的命令发了出来。这群人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求助行动，就郁郁寡欢地解散了。

伊丽莎白·布莱尔对丈夫说：“哦，这个安息日是多么悲伤而漫长的一天！”对于西蒙·卡梅伦而言，这一天给他个人带来了更大的悲痛。他的弟弟、在陆军准将威廉·谢尔曼上校麾下服役的詹姆斯，成了近900名阵亡将士中的一员。“我爱我的弟弟，”卡梅伦给蔡斯写信说，“就像穷人和孤独者爱那些陪伴他们的人，有了这些人，他们才能在崎岖的人生之路上历经艰险，奋力拼搏，获得成功。——如今他却尽心竭力，英勇捐躯了！”

苏厄德通宵未眠，直至午夜。他写信给弗朗西斯说：“肉身凡胎的人所能做的一切，都已在做了。斯科特很难受，他大失所望。……部队被打垮，他们像一帮乌合之众退回华盛顿。他们打得很辛苦，但很体面，并且显然占据了上风，当时出现了某种不合情理的恐慌，让人们开始撤退。如果军官们有经验，人们守纪律，他们可以稳住阵脚，可以重整旗鼓，重回战场。”

林肯回到白宫。在那里，他看着那些从前线返回、三五成群在街头徘徊的士兵，他听着救护马车里发出令人难受的声音，他连续几个小时与那些在丘陵上目睹战役的各位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促膝谈心。第二天一大早，斯科特将军冒着瓢泼大雨赶来，劝玛丽把孩子们带到北方去，直至确信华盛顿安全可靠，不至于沦陷。伊丽莎白·格里姆斯利回忆说，当时玛丽和她丈夫之间曾有过一段对话。她问道：“你会和我们一起走吗？”他回应说：“我肯定不能在这一时刻离开。”玛丽以断然的口气答道：“那么我不会在这一时刻离开你。”

在那个糟糕的夜晚，林肯无法入睡。由于在自己下一步行动中找到了唯一的安慰，他开始起草一份备忘录，总结布尔溪一战的惨痛教训，引以为鉴，调整未来的军事方针。林肯了解到新组建的部队凌乱散漫是此次溃败的重要原因，于是他号召军队“不断进行训练，严格军纪，加强教育”。此外，当林肯得知带头溃退的是那些还有三个月就服役期满的士兵时，他提出，对那些“拒绝参加长期兵役”的所有短期服役的士兵，“应当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让其退伍”。他预料到欧洲会对这场失利做出反应，林肯决意“通过一切可能的派遣行动”调兵遣将，使封锁保持有效。当晚还发了一封电报给驻扎在西弗吉尼亚的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命令他前往华盛顿，指挥波托马克军团。林肯随后设计了一个包含三个提议的策略：第一，在马纳萨斯组成第二道防线；第二，沿密西西比河向孟菲斯方向运动；第三，从辛辛那提向东田纳西推进。

沃尔特·惠特曼认为：“如果说亚伯拉罕·林肯没有其他的东西使自己名留万代的话，那么，他忍受了比胆汁还要苦涩的那一刻，忍受了堪比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即便如此也没有让他屈服，他毫不畏惧地迎难而上，激励他本人和联邦奋起摆脱困境，所有这一切，足以使他戴上永垂青史的花环。”

揭丑的话铺天盖地而来。民主党人控制的《纽约先驱者报》将责任归咎于“一个软弱、不团结和低效的内阁”。派特森将军因为没有能够遏制约翰斯顿的部队增援博勒加德而饱受指责。“两周前，”蔡斯自以为是地向一个朋友抱怨说，“我曾竭力主张派遣弗里蒙特指挥此役，假如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欢庆一场大捷。”历史学家詹姆斯·罗利总结说，尽管如此，“公众的责难几乎很少触及林肯”，他本该打退那场进攻，直到部队完成备战为止。

战败之后，惠特曼描绘了这阴郁的一天：“太阳升起来了，但是光芒尽失。”雨一刻不停地下着，这时，战败的部队涌进了华盛顿。罗素从自己下榻的威拉德饭店的窗口看着这些满身污泥的士兵们，“有些人既没有大衣也没有鞋子，另一些人则披着毯子”。内蒂·蔡斯回忆说，灰蒙蒙的黎明时分，满载的马车经过窗下的街道，发出沉重而不寻常的隆隆声，她被这声音吵醒，起初她以为车队是前往市场的，后来发现这些是前往附近医院的救护车，不由得心情低落。为了缓解医院病房人满为患的拥挤状况，蔡斯把自己家宽敞的房间腾出来，容纳了差不多12名伤员。当时正好有一位从俄亥俄州来访的客人麦克勒凡主教住在蔡斯家中，负责照看病人和临终者。内蒂回忆说，有一位伤员，每次伤痛发作时都要大声地骂人，这时主教就会感到很不安。“就让我骂一点点粗话吧，”年轻的伤员向目瞪口呆的主教恳求说，“这会让我在疼痛的时候好受一些。”

“星期天的可怕灾难几乎令人难以启齿。”布尔溪战役5天之后，斯坦顿给前总统布坎南写信说：“本届政府的愚蠢低能在那场惨败中达到了极点。”他以一种阿谀奉承的语气附和了自己的前任上司，把这次惨败称为“林肯‘开动机器’5个月以来的结果。……华盛顿的沦陷看来已无法避免，在周一和周二两天之内，它可能会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占领。……就算是现在我也怀疑，联盟军队打进来的话，是否会组织起像模像样的抵抗”。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南部联盟不愿通过攻打华盛顿来奠定胜局。杰斐逊·戴维斯后来引证说，最初获胜之后的“一种骄傲自满”导致了决策不严谨。约翰斯顿将军评论说，有数百名志愿兵觉得仗已经打赢了，于是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军团，回家“展示自己从战场上拣回的战利品”，另一些士兵则陪伴着受伤的战友去远方的医院，消失在乡村。联邦为何凄凉败退？联盟为何未能直捣华盛顿？对于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南茜·贝茨对她年轻的侄儿赫斯特所说的一番话当中找到最直白的解释：“嗯，我们在礼拜天打了一整天的仗了，我们的人太累了，得从马纳萨斯城撤离，我想，其他人也很累了，要不然他们就会去追我们的人。”

尽管林肯独自一人冥思苦想时曾向布朗宁坦白说自己“非常忧郁”，但在公开场合，他依然保持着坚忍克己的形象。霍勒斯·格里利，这位《论坛报》的主编忍受了一个星期的失眠之后，怀着“愤怒的绝望”写了一封尖酸刻薄的信，林肯尽量克制自己不去理它。格里利责难说，“别人不会把您当作伟人”，他补充道，如果联盟无法被打败的话，林肯就不应该“害怕为（他的）国家而牺牲（自己）”。尽管这样的非难就像暴雪一般扑面而来，但林肯仍耐心地倾听报告，研究哪里发生了问题。还会讲述诙谐幽默的故事以舒缓一下心情。接下来的几天中，林肯在苏厄德的陪同下，参观了好几个团，在沿途的每一个参观点都鼓舞士气，壮大军威。

波托马克河在弗吉尼亚境内的一侧，有一座可可南要塞。林肯在那里问威廉·T.谢尔曼上校，自己能否向部队发表演讲。谢尔曼很高兴，但他希望林肯“不要鼓励任何喝彩”，他解释说，经过先前的布尔溪战役的种种言过其实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善于思考和勇于战斗的士兵，——不再需要欢呼，不再需要胡扯”。林肯很赞同，接下来，他发表了一篇讲话。谢尔曼认为这是他所听到过的“最干净利落、最好和最富感情的”演讲。林肯对失利的战役进行了点评，但是更多强调了“依然留待我们去履行的崇高责任，以及即将到来的更美好的明天”。在演说中的好多地方，“士兵们开始喝彩，但是（林肯）很快地阻止他们，说：‘不要喝彩，孩子们，我承认我自己有点儿喜欢这样，但是这里的谢尔曼上校说这不是军人的样子，而我想我们最好服从他的意见。’”

总统在这篇优美的演讲结束时，承诺向部队提供一切所需，甚至鼓励他们“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私下里”找他。一位苦恼的军官对他所讲的话颇为当真，他揭露说，作为一个只有三个月服役期的志愿兵，他曾经试图要退伍，但是谢尔曼“威胁要枪毙”他。林肯以一种假装不让舞台上其他人听见的耳语开导这位军官说：“嗯，如果我是你，他威胁要枪毙我的话，我是不会信任他的，因为我相信他真的会这么做。”这个回答在遵守谢尔曼军纪的士兵们当中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北方公众的意见反映了林肯的坚定决心。全国范围的共和党报纸报道说，一种“重振雄风的爱国精神”使成千上万的志愿兵报名服役三年。“不要让任何忠义之士因逆境而泄气，”《芝加哥论坛报》公开宣称，“正如巨人安泰那样，当他被击倒在地时，他通过与地母的接触而聚集了力量，振作精神站立起来，并且变得比以往更强大，重新投入战斗。自由之子也是这样，这次战役的失利只会激发他们更加高昂的斗志。”几家报纸把布尔溪战役的惨败与乔治·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早期的失利，最终在约克镇大获全胜相提并论。“人民的精神如今被彻底激发出来了。”《纽约时报》宣称，“并且，同样重要的是，它已经历了严酷现实教训的磨炼与约束。”

然而，由于布尔溪战役当中令人震惊的逆转和溃退，北方轻而易举赢得战争胜利的幻想破灭了。《纽约时报》承认说：“现在很明显，我们已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手段和秉性。而且，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一场争斗已在这个国家发生了，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国家出现的不同寻常的天性，以及惊人的防卫天赋。”然而，布尔溪的惨痛教训还是带来了一种执拗的信念，即北方已经知道了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对此人们可以“感到宽慰”。在内战的首个重要战役带来的焦虑混乱之中，人们还很难想象，远比这个更加糟糕的情形尚未到来。

1. 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Simon Bolivar Buckner, 1823—1914）：美国陆军军官。曾参加墨西哥战争，内战中为南部同盟军将领。

2. 干船坞（Drydock）：一种盆状大船坞，其中的水可排空，用于建造或修理船的吃水线以下部分。

3. 国家步枪队（National Rifles）：美国内战爆发前的一个倾向于南部联盟的组织。

4. 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法庭发出的一种命令，要求实行拘留的政府机构和监狱官员把被关押的人带到法院，并说明关押他的理由。如果法官发现关押的理由不充分，有权命令释放他。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规定，不得中止人身保护令的特权，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时公共安全要求中止这项特权。

5. 约翰·梅里曼（John Merryman）：马里兰州首府巴尔的摩地区考基斯维尔镇人，在当地颇有政治影响力。1861年5月25日因暗地组织阴谋叛乱被军方而拘捕，从而引起总统废除人身保护令是否妥当的争议。

6. 守护神像（Palladium）：原指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帕拉斯·雅典娜的神像，被奉为保佑城邦繁荣的神灵。

7. 佐阿夫（Zouave）：美国南北战争时穿阿拉伯式制服的义勇兵。

8. 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的独立市，隔波托马克河与华盛顿特区相望。

9. 约翰·马特利（John Motley, 1814—1877）：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著有《荷兰共和国的兴起》（1856年）等。

10. 马纳萨斯城（Manassas）：弗吉尼亚州东北部一座独立城市，位于亚历山德里拉的西面。 1861年7月和1862年8月，此城附近发生了美国内战中的布尔溪战役（南方诸邦称为马纳萨斯战役）。

11. 皮埃尔·古斯塔夫·图坦特·博勒加德（Pierre Gustave Toutant Beauregard, 1818—1893）：美国联盟将领，以其浮夸的个人风格和勇猛但并非百战百胜的战略运动而闻名。1861年4月他指挥炮轰萨姆特要塞。

12. “石墙”杰克逊：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Thomas Jonathan Jackson，1824—1863）的绰号，南部联盟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在布尔溪战役中击败北军而一举成名，并且赢得了“石墙”的外号，1863年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阵亡。

13. 费尔法克斯（Fairfax）：弗吉尼亚东北部的一个县，位于华盛顿特区近郊。

14. 约翰·A. 达尔格伦（John Adolphus Dahlgren, 1809—1870）：美国海军军官和发明家，为美国海军设计了革新的滑膛炮。

15. 英文版为：Confederate battery，battery此处应为炮台，而非炮兵连。感谢@Jr.指出。

第十四章 拒当炮灰

一位散文家曾经写道：据说乔治·B. 麦克莱伦于1861年7月27日抵达华盛顿，担任波托马克军司令时，“只有获得专利的药丸才会像这样在一夜之间名闻天下。公众就像可怜的老家雀儿，以为自己最终孵化出了一只雏鹰。”作为联邦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34岁的麦克莱伦相貌英俊，体格健壮，看上去不会辜负公众的称赞和重托。他是显赫一时的费城家族的后代，他的父亲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他的母亲端庄贤淑，优雅不俗。麦克莱伦曾就读于包括西点军校在内的各精英学校，并在墨西哥战争期间担任过斯科特将军的参谋。最重要的是，作为公众寻找的救星，他近来在西弗吉尼亚打败了一支游击队，为北方打了唯一的一次胜仗，尽管这只是一场小胜。

对于备受煎熬的华盛顿市民们来说，麦克莱伦似乎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肱股之臣，他就是一位将才，可以把散漫无序的联邦军队锻炼成为纪律严明、有能力杀回马纳萨斯并战胜敌人的雄师。一位日记作家注意到，在他抵达华盛顿后，这座城市便呈现出“一种更加勇武刚毅的面貌”。饭店的酒吧里不再挤满醉醺醺的士兵，也不再有寻找驻扎点的部队深更半夜在城里四处游荡。这位年轻的将军似乎能够凭借神奇的力量，以他的自信去感染士气低迷的部队，让他们重新找回自信，树立对未来的希望。“你绝对不能想象，人们如今是怎样的奋发向上，当我来到他们中间时，我能看到每一双眼睛都闪耀着光芒。”他以骄傲的口吻写信给妻子玛丽·爱伦说，“昨天，在一个团，他们差点儿把我扯成碎片。你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欢呼。”

斯科特身为陆军总司令，经验丰富，足智多谋，麦克莱伦则机动灵活，精力充沛，林肯希望两人最终能为他组建一支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军队。然而，麦克莱伦从一开始就认为，无论对于他本人独揽大权的野心，还是对他更宏大的战略而言，斯科特都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在担任波托马克军司令还不到两周时，麦克莱伦就对斯科特关于紧急增援华盛顿的行动已使首都转危为安的想法提出了质疑。他给斯科特将军写了一封信，同时将信抄送给林肯。麦克莱伦在信中提出，自己的部队“完全不足以应对紧急状况”，因为“在我们前方的敌军至少有十万人。”对于麦克莱伦提出的质疑，斯科特大怒，他严正地坚持说，麦克莱伦过分夸大了敌人的军力。这并不是那位专横的将军最后一次误判。

林肯请麦克莱伦撤回那封令人不快的信，希望以此息事宁人，化解纷争。但是两位将军之间的不和依然有增无减。斯科特希望在战争的各个不同战场，对叛军施以“同等的压力”。而麦克莱伦声称，只有在他的部署下，将优势兵力集中在弗吉尼亚，才可以结束战争。在他看来其他所有的战役都是次要的，会分散“扫荡叛军，毕其功于一役”所需的资源。

麦克莱伦几乎每天都给妻子写信。在信中，他承认自己与斯科特意见不合，其结果可能会“让他变成不共戴天的死对头”。麦克莱伦不愿与斯科特握手言和，对此，他为自己开脱时，屡次提到了自己的宿命感。他深信“上苍已将大任交付于我”，“借助某种奇特的神力”他已“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强者”，“人民呼唤我拯救这个国家，我必须拯救它，并且不会对任何拦路虎表示敬意”。麦克莱伦告诉她，他收到“一封又一封来信”，恳请他担任总统职务，或实行独裁。虽然他对总统职位敬而远之，但是他会“欣然就任独裁者，并愿意在这个国家得到拯救之时放弃生命”。

麦克莱伦不断呼吁得到更多部队和装备，但是少有回应，对此他颇为沮丧。他坚称斯科特是“十足的低能儿”“老糊涂”，甚至可能成为“叛徒”，麦克莱伦拒不承认这场争论是一次开诚布公的交换意见，他坚持说，自己之所以和斯科特发生争论，其根本原因是这位老将表现出“一切沽名钓誉者没完没了的嫉妒心”。

两人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按照军队指挥制度的要求，麦克莱伦必须将自己的位置和部署的军力人数报告给上级长官，但他却对来自斯科特的联络信息不予理睬。斯科特非常愤慨地对陆军部部长卡梅伦说：“把他抓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或许能够治一治这个坏蛋。”但是他担心公开的冲突“会在联邦内部造成亲者痛，仇者快”，因此长久地忍耐下去。他说，“当因为腿脚浮肿，腰背麻痹，再也无法跨上骏马驰骋疆场，或者无法走路之时”，只要总统能够做出其他安排，他本人会很高兴地退居二线。

两个月来，林肯努力在他的两个司令官之间协调关系，他花了很多时间待在斯科特的大本营里，聆听这位老兵的倾诉，试着缓和他的情绪；他也多次造访麦克莱伦的大本营，它位于拉斐特广场一角的一座豪宅之中，离苏厄德家不远。楼上的房间留给麦克莱伦私人享用，楼下的客厅成了电报室，有几十位参谋人员在那里“抽烟，读报，写东西”。有时，麦克莱伦欢迎林肯的来访，有时，他觉得这种访问是浪费时间。

“我在这里刚被总统和国务卿打扰了一回，除了讲些故事之外，他们没什么特别的要说。”观察家们以惊骇的语气评论说，麦克莱伦常常让林肯在楼下的房间里，“和其他普通人一起”等候。有人会告诉林肯，将军“非常疲倦，躺下了”。英国记者威廉·罗素开始对这位总统心生怜悯，然而，因为林肯相信麦克莱伦对军队有积极的影响力，所以他对这种公然违背礼仪的行为采取了忍让态度。

秋叶凋落的季节，麦克莱伦的表现开始遭到公众的不满。华盛顿的市民们对麦克莱伦排场很大的阅兵式感到很开心，参加这次阅兵式的部队超过五万人，在礼炮数百响的轰鸣声中，他们排着笔直的纵队，迈着正步行进，“毫无差错，毫无磕碰”。但是军队始终不离开营地，让市民们渐生焦躁。麦克莱伦并不为之所动，他很认真地对妻子说，在确信完全做好了对付敌军的准备之前，他不会轻举妄动。“在我完成这个目标之前，还必须消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估计所有的报纸都会骂我延误战机，但我不会理睬那些东西。”

最初，一批激进的共和党人曾对任命麦克莱伦大声叫好，然而，当得知他签署了一项要求司令官们将逃亡的奴隶归还其主的“奴隶抓捕令”时，他们开始对麦克莱伦进行抨击。麦克莱伦反复强调说，他正“竭尽全力，保护联邦和政府权力的完好无缺”，而为了实现这一至高无上的目标，这个国家已不能“承受黑人问题的困扰”。饱受抨击之后，麦克莱伦开始向自己在民主党内的朋友们求援。他恳求纽约的塞缪尔·巴洛说：“帮我打发掉黑鬼吧，我们绝不想和这个问题掺和在一起。”

在最初的一阵责难中，麦克莱伦将过失归咎于他人。他责怪斯科特未能集聚必需的储备资源，他责怪内阁的无能，认为他们是“我所见过的……一群最著名的鹅，足以使最有耐心的人备感压力”，他认为苏厄德是“一只爱管闲事、过于殷勤、笨拙无能的小狗”，威尔斯“比大多数爱嚼舌头的老太婆还要不中用”，而贝茨是“一个老傻瓜”。麦克莱伦对“卡梅伦的流氓成性”感到厌恶不已，而尽管他称赞蒙蒂·布莱尔勇气可嘉，但他并不“完全喜欢他！”只有蔡斯免遭他的冷嘲热讽，或许是因为麦克莱伦应召进入华盛顿之前，这位财政部部长写了一封阿谀奉承的信，他在信中声称，自己正是玉成这位将军荣升少将的那个人。

1861年10月21日，当麦克莱伦的一个师在某次交战中遭受毁灭性的溃败之后，人们对麦克莱伦逐渐失去耐心。在获悉叛军已将部分军队从弗吉尼亚的莱斯堡撤离之后，麦克莱伦命令查尔斯·P. 斯通将军集聚“你部兵力进行一次小小的佯动”，其意在“把他们赶跑”。斯通以为自己可能会得到邻近一个师的增援，而麦克莱伦在没有通知斯通的情况下，就命令这个师返回华盛顿。当时南部邦联军队在鲍尔斯布拉夫河的悬崖边设下埋伏，林肯的密友、伊利诺伊人爱德华·贝克上校和他的49名部下在这次行动中丧生。更多人重伤，其中包括年轻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此人后来被送往蔡斯宽敞的家中养伤。

林肯全家向贝克表示了哀悼。林肯后来告诉记者诺亚·布鲁克斯说，“他所挚爱的贝克之死，就像来自沙漠的一阵旋风，对他造成了重重的一击。”贝克遇难的前一天，两位老友还在白宫促膝谈心。当时路过的一位官员回忆这感人的一幕时说：“林肯先生背靠大树席地而坐，贝克上校俯卧在地，两手捧着脑袋。树木和草坪一片紫红、绯红和猩红，灿烂夺目，仿佛上帝圣殿里的帷幕。”不远处，10岁的威利“稚气可掬，正在翻来覆去把玩落叶，然后抛开。”告辞的时候，贝克握住林肯的手，并且把威利搂进怀里，亲吻他。

24小时以后，负责麦克莱伦大本营电报室的托马斯·埃克特上尉收到了关于贝克阵亡、鲍尔斯布拉夫之战失利的电报。埃克特事先得到指示，要将所有军事电报直接送交麦克莱伦，因此他四处寻找这位负责指挥的将军。找到麦克莱伦的时候，他正在和林肯在白宫交谈。埃克特将电报交给将军，然后转身离开。麦克莱伦没有在总统面前打开电报，后来，当林肯走访电报室，想了解前线的最新消息时，他发现了这份急件。一位坐在外间的记者观察到了林肯的反应。他一面走着，“一面低着头，泪水从他满是皱纹的下巴滑落，他面色苍白，毫无血色，心潮起伏”。他踉跄着走出房间，“走到大街上的时候差一点摔倒在地”。

玛丽也同样心烦意乱。为了表达对爱德华·贝克的景仰，她曾给自己的二儿子取名爱德华。如今，她的孩子和他可怜的同名者都已去世了，对贝克同样崇拜有加的威利和塔德也伤心不已。和他父亲颇为相似的是，威利也把写作当成寻找安慰的手段。他写了一首小诗《爱德华·贝克上校之死》，发表在《国家共和党人报》上。这首诗前两小节回忆了贝克的爱国主义生涯及闻名遐迩的演讲技巧，接下来他写道：

他的心胸绝没有狭隘拘谨的主张

联邦就是他的重中之重。

“绝不投降，毫不退让”，

他白天思索，夜晚梦想。

对于他身后留下的

遗孀和他所有的孩子——

他的祖国自有责任要担当

国人须永远牢记心头。

这孩子在缅怀朋友时表达的敬仰之情，反映出战争爆发之后，伤亡和废墟日益增多之时无处不在的压抑气氛。10岁的威利的言辞，会在他父亲第二次就职演说中那令人难忘的吁求中得到响应。在那篇演讲中，林肯呼吁国家“关怀那些负担起战争重任的人，关怀他们的遗孀和子女”。

麦克莱伦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对布尔溪战役失利应负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他很有个性地坚持说，这场“灾难”是前线指挥官们犯下的“错误”引起的。“整个事件发生在离这里大约40英里的地方，我没有下命令，也毫不知情。”他告诉妻子说：“它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我不会以任何方式对此承担责任。”麦克莱伦说，“需要直接问罪”的人是贝克上校，他不顾斯通将军的命令擅自渡河。后来还有传言说，斯通本人将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国会的领导人当中，有许多人是贝克多年的好友，他们心情沉重，对于布尔溪一役失利，联邦军普遍反应迟钝，他们进行了公开抨击。这时，总统为麦克莱伦做了辩解。当这些领导人向麦克莱伦了解情况时，他对斯科特来了一通恶骂，指责说，自己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他设置的重重障碍。国会代表团离开时，他发誓要让斯科特滚蛋。麦克莱伦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你可能已经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得知，目前我本人和斯科特之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其中，公开的舆论强烈支持我的立场……我听说，官（员）和百姓都已表态，当无赖们突然想到要传唤我时，他们只会在‘我们的乔治’（指乔治·麦克莱伦）的领导下斗争到底。”

11月1日，林肯怀着遗憾的心情接受了那位老将提出的退休申请。各大报纸发表了斯科特将军的辞职信，以及林肯发自肺腑的回信。总统高度赞扬了斯科特“漫长而光辉的军旅生涯”，他表示，美国人民会因为获悉他从现任岗位上退役的消息，而产生“悲伤和眷恋的深情”。与此同时，林肯委派麦克莱伦接替斯科特，担任联邦陆军总司令。

两天以后，麦克莱伦的目标实现了，当他陪同斯科特前往火车站离开华盛顿时，他承认自己心情矛盾。他给妻子写信说：“在那里，我看见一段漫长、忙碌和野心勃勃的军旅生涯走到了尽头，国家第一士兵行将结束的生涯——这是一个几乎走不动路的虚弱老人，除了他的继任者之外，差不多没有人来为他送行。”实际上，根据各大报章的报道，虽然火车下午5点启程时下了瓢泼大雨，但火车站还是来了很多人。斯科特所有的参谋人员都到了，现场还有麦克莱伦的全体部下，以及一个骑兵护卫队。蔡斯和卡梅伦两位部长还陪同老将军一起前往哈里斯堡。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聚集起来表达他们的敬意，这与麦克莱伦笔下那种很没面子的告别场面完全不符，这位年轻的拿破仑再一次打错了算盘。

到了冬天，公众对联邦军队迟迟没有行动的不满越来越大。新的总司令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不想成为牺牲品。”既然麦克莱伦无法再怪罪斯科特找麻烦，他转而责怪林肯否定他对抗弗吉尼亚叛军的各种措施，他坚称，这部分叛军的数量至少是己方的三倍。麦克莱伦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发牢骚，抱怨林肯不断插手，逼得他躲进自己在民主党的同僚埃德温·斯坦顿的家里，“以避开以‘袖手旁观的’总统等人为代表的所有敌人”。他报告说，自己在星期天茶后拜访了白宫，并在那里找到了“当初的大猩猩”，他喜欢用这个词儿来形容总统。“眼下领导我们国务活动的是怎样一个人啊！”他大叫大嚷说：“我来到苏厄德的家，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这位‘大猩猩’，当然，他说的各种趣闻逸事让我颇受启发，那些逸事恰如其分，而对于他那样身处高位的人来说，纯属扯淡。”

11月13日星期三的晚上，林肯与苏厄德、海伊一起前往麦克莱伦的家。有人告诉他们，将军正在参加一场婚礼，于是三个人在客厅里等了一个小时。麦克莱伦回到家之后，看门人告诉他总统正在等他，但是麦克莱伦却经过起居室，径直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区。又过了半个小时，林肯再次派人送话说自己正在等候，等来的回答却是将军已经睡觉去了。年轻的海伊被激怒了，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这里能够记录一个我认为是恶魔即将到来的征兆”，他叙述了在自己看来不可原谅的“将官的傲慢无礼”，认为这是“军权至高无上这种危险思想”的最初信号。让海伊感到吃惊的是，林肯“似乎对此并不特别介意，他说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对礼节和个人尊严发表什么意见”。他曾经说过，如果能够获得一场胜利，他情愿为麦克莱伦牵马。

尽管林肯这位技艺高超的实干家并没有因为吃了麦克莱伦的闭门羹而表示气愤，但是他的助手们都感到愤愤不平，他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如此傲慢无礼。林肯的秘书威廉·斯托达德描述了他陪同林肯一起在麦克莱伦的客厅久候不见主人踪影，因而怒火中烧的情景：“一分钟过去了，然后又是一分钟，接着又过了一分钟。壁炉架上的时钟发出的每一次滴答声，都会让你的血一点一点地由热变烫，直至沸点。你的脸变得很热，你的手指感到刺痛。这时你目睹这个人，如此耐心地端坐在那里……而你想竭力控制你的反抗意识。”随着时间的流逝，林肯不那么频繁造访这位傲慢的将军了，如果他想和麦克莱伦交谈，他会让人传话给麦克莱伦，让他到白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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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紧张的日子里，玛丽竭力让自己的丈夫分散注意力。如果老朋友们在城里，她就会邀请他们来一起共进早餐，并向办公室捎口信，让总统来参加聚会。起初，林肯因为自己的工作被打断而颇为恼恨，他会很不情愿地坐下，然后开始和大家互相讲故事。伊丽莎白·格里姆斯利回忆说，他的“嘴巴会放松，他的眼睛会变得炯炯有神，他的整张脸都变得容光焕发。而我们都被他逗得笑翻了天”。玛丽还引进了一种带有治疗性质的“每天兜风”活动，她坚持他们夫妇两人要在每天临近黄昏的时候，乘上一个小时的马车，有时候还把孩子们带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是他非常需要的”。

与以往的大多数第一夫人相比，玛丽更喜欢招待客人。她从不错过品读政治的机会，她的谈话也从不丧失自己的睿智锋芒。有很多晚上，当她丈夫在办公室伏案工作直至深夜时，第一夫人在蓝色大厅举行社交晚会，她邀请了一帮以男性为主的客人参加这些晚会，她的座上常客包括纽约国会议员丹尼尔·西克尔斯，此人最近谋杀了《星光灿烂的旗帜》一曲的作曲者的儿子菲利普·巴顿·基，后者当时与西克尔斯的妻子有染。由于得到了包括埃德温·斯坦顿在内的一个律师团的辩护，西克尔斯以“暂时性的精神错乱”为由被判无罪。

另一位在玛丽的沙龙里夸夸其谈的人物是亨利·韦科夫，此君当时发表了一篇具有传奇冒险风格的欧洲游记。他还是英国间谍，并曾因为绑架和勾引年轻女人而在监狱里待过一段日子。玛丽喜欢那些做过丑事的人，也喜欢天花乱坠的谈话，从“爱情、法律、文学和战争”到“法院和内阁，闺房和沙龙，生意与教堂，贵族与乞丐，狄更斯与萨克雷”。

玛丽在自己的社交晚会上让宾客们为她倾倒，这时，她因为精力充沛和自信沉着赢得了尊重，她带着这种自信沉着，为公众安排了传统的白宫招待会。她相信，这些社交聚会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士气，最为重要的是，丈夫对自己的社交技巧和外貌都引以为豪。“我妻子还像做姑娘时一般俊俏，”林肯曾经在白宫的一次招待会上说：“而我当时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无名小卒，爱上了她，再也没有从她身边离开。”

8月初，拿破仑·波拿巴三世的侄子——拿破仑王子访问白宫，玛丽安排了一次精美的晚宴。她发现招待客人的活儿比当初在春田时还要简单。她给友人汉娜·希勒写信说：“我们只需要发出关于晚宴的各道指令，然后及时打扮妥当就可以了。”由于玛丽年轻时学过法语，因此她可以和王子交谈自如。丽兹·格里姆斯利回忆说，这是一次“美不胜收的宴会”，“招待殷勤，谈笑甚欢，其间，多数交谈是用法语进行的。”两天后，玛丽显然再次对法国文学产生了兴趣，她希望在国会图书馆读到《维克多·雨果全集》的第9卷。

玛丽·林肯还以旺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各种社会活动中。招待法国人的宴会结束一个月之后，她就暂缓执行威廉·斯科特死刑的问题，拼命向丈夫施加压力。斯科特是一名来自佛蒙特州的士兵，在值勤放哨时睡觉。他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发生在他连续站了两夜的警戒哨之后，黎明来临前的几个小时内。据说，他自愿顶替一位生病的战友站了第一班夜岗，而第二天晚上，他必须值自己的那一班岗。根据丽兹的说法，这位士兵受到判决之严厉，让塔德和他的母亲痛心不已。“想一想，”塔德恳求说，“如果是您自己的小儿子，刚好因为一场恶战而疲乏不堪，并且整天跋涉行军，他会竭尽全力，却没法保持清醒。”玛丽也掺和了进来，她乞求丈夫对这位年轻的士兵发发慈悲。对林肯来说，情况可没那么简单。尽管他能理解当时所处的环境导致这位士兵犯下了过失，但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自己插手此事可能会破坏军纪。最后，玛丽的主张显然让林肯的立场产生了动摇。

在按计划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林肯步行来到麦克莱伦的办公室，请他网开一面。麦克莱伦回忆说，这场面“让人觉得，我似乎有理由因为这位‘妇人总统’的要求而收回成命”。同样前来为年轻的斯科特说情的佛蒙特州参议员卢修斯·奇滕登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表示了歉意，他意识到，为了“拯救一位二等兵”而插手军务，未免“对总统要求太多”。林肯让奇滕登放松情绪，向他保证说：“斯科特的生命对他而言，和对这片土地上其他人来说同样珍贵。您记得有个苏格兰人是如何对一位被斩首的贵族头颅发表高见的，‘这头颅真是小得不值一提，但是对他而言，它无比珍贵。可怜的家伙，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头。’”

为了让白宫及其周围的面貌重新焕发生机，1861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玛丽一直在忙个不停。她向一个朋友吹嘘说，自己拥有“可以想见的最美的花朵和庭院，以及足够多的客人和盎然生机，它们比我本人更能吸引聪明人回眸观赏”。尽管如此，玛丽和丈夫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林肯的时间都被战争所占据了。虽然他依然参加玛丽安排的下午兜风活动，但他经常邀请苏厄德一起前行，这样两个人可以进行交谈。8月下旬，苏厄德的妻子和女儿来到华盛顿，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林肯差不多每个下午都带她们一起兜风。弗朗西斯很快就对总统产生了好感，她把总统描绘成“一个朴素而谦逊的农夫——不笨拙，也不难看”，悠闲地谈论“战争和庄稼”。范妮也被总统吸引住了，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非常喜欢他。”总统带她去看了几只小猫，并且告诉她，“它们在他身上到处乱爬”，范妮特别高兴。那几只小猫是范妮的父亲带给威利和塔德的。

在与苏厄德一家度过的轻松愉快的间歇期，林肯停下手头的工作，访问了周边乡村的各个营地。他和苏厄德下车驻足，与士兵们交谈。一位自杰克逊时代起采访了历届总统的老记者写道，他从来没有见过之前有任何人经历过和“狂热的林肯总统”握手这样的例行公事，“他握手时双手叠加，就像水手在攀爬绳索”。和蔼可亲的苏厄德也同样轻松自如。范妮愉快地看着他们向来自宾夕法尼亚第23团的士兵们致意，当林肯出现时，他们“突然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以至于马匹都受到了惊吓。然后，他们“开始向‘苏厄德国务卿’欢呼，他的名字被口口相传”。范妮骄傲地在日记里倾诉说：“我很喜欢回忆父亲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

分开了将近一年之后，弗朗西斯·苏厄德为能和丈夫重新团聚感到十分开心，但是她发现，战争时期华盛顿纷乱的生活让人萎靡不振，丈夫在拉法耶特广场“富丽堂皇”的住宅也没有让她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弗朗西斯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怀着郁闷的心情坦白说，亨利从未“对一个家倾注更大的热情——这个家以非凡的姿态包容了他的各种喜好和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她赞扬了弗雷德和安娜，说他们“把周围环境……收拾得很雅致，很有魅力”，但这个家是为他们三个人——她丈夫、儿子和儿媳布置的，而不是为了她，它非常适合苏厄德喜欢的那种待客接物的一贯氛围。与弗朗西斯相比，安娜对扮演女主人更加游刃有余，这个角色也是弗朗西斯曾经希望得到的，但她每个星期都有几天因偏头痛，而难以下床。

就在弗朗西斯整理好行装，准备返回奥本的时候，她想起自己还未曾拜访过玛丽·林肯。这位第一夫人前往新泽西州北部的纽约和朗布兰奇度了三个星期的假，刚返回华盛顿。弗朗西斯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拜访她，“特别是去看望她丈夫的时候”。星期一，弗朗西斯离开前夕，有人传话说，玛丽当晚要接待她和她的家人。晚餐后，约翰·尼可莱过来，陪护苏厄德一家前往白宫。这一小队人马中，有亨利、弗朗西斯、弗雷德、安娜和范妮，还有苏厄德最小的儿子威尔，以及他新婚燕尔的妻子珍妮。他们被爱尔兰裔的守门人爱德华带进了蓝厅。爱德华在白宫已干了将近30年。范妮回忆说，“爱德华拽过一张椅子留给林肯夫人”，又给到场的其他人准备了座位，然后离开，向林肯夫人通报客人已经抵达。她记录道：“我们就在那里正襟危坐，过了一段时间，门人前来通报说，林肯夫人恳请各位原谅，她非常忙碌。”

范妮写道：“也许事实是她不想见母亲——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不传话给门人禁止其他人进入呢？先让我们所有人坐下来，这肯定是非常不礼貌的。”谈到玛丽的名人沙龙，范妮调皮地补充说，这是“有记录以来，她第一次在晚上拒绝见客”。实际上，玛丽非常厌恶苏厄德，很可能这是她有意怠慢苏厄德全家。从一开始，她就对苏厄德任内阁成员颇为抵触，担心他声望卓著，风头压过自己的丈夫。她警告说：“如果事情进展一切正确的话，美名将归于苏厄德——假如事情出了错，那么骂名将落到我丈夫的头上。”与玛丽的猜疑完全相反，苏厄德实际上承担了许多由政府招致的严厉指责，因为他的内阁同僚们只要遇到了让他们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更多地责怪苏厄德，而不是林肯。然而，苏厄德逐渐臣服于林肯的权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玛丽·林肯在内的许多外人，都错误地以为这位国务卿是政府的操纵者。玛丽曾经对丈夫发怒说：“看到你端坐一旁，让那个伪君子苏厄德把你玩弄于股掌之中，仿佛你是一束线团，这让我气不打一处来。”

更何况，有好多个漫长的夜晚，林肯不是和玛丽待在家里，而是跑到拉法耶特广场去看望苏厄德，这让玛丽更为恼火。苏厄德的壁炉，以及他爱好交友的个性让林肯备感温暖，让他身心放松。尽管林肯本人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但他看着苏厄德点上一支哈瓦那雪茄，倒上一杯白兰地，就会很开心。而虽然林肯几乎从不骂人，可是他觉得苏厄德五花八门的骂人话十分有趣。有一回，林肯和苏厄德在前往视察军队的途中，马车不听使唤，车夫开始由着性子破口大骂起来，林肯问道：“我的朋友，你是圣公会派教徒吗？”畜力车夫回答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卫理公会派教徒。“哦，对不起，”林肯大笑着说，“我还以为你一定是圣公会派教徒呢，因为你骂起人来和苏厄德国务卿一样，而他正是一位圣公会的教区委员。”

除了战争以外，林肯和苏厄德还讨论许多其他事情。他们曾就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以及约翰·昆西·亚当斯留下的各种历史遗产进行过辩论。苏厄德认为，“只要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世，克莱一派和韦伯斯特一派都不会推行什一税”。林肯对此不能苟同，他相信“韦伯斯特将会被人永久阅读”。他们还探讨了“一己之勇”这个概念，林肯以景仰的口气谈到某个士兵以一己之力抵挡敌军的强烈愿望，对此苏厄德不以为然：“他过去总是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你被吓破了胆，并且认定敌人就是那样。”他们交换趣闻逸事，彼此调侃。

一天晚上，当时约翰·海伊也在场，另一位客人提到了芝加哥大会。海伊担心，这会让苏厄德想到这段失利时“心怀苦涩”。但是林肯却借用当时的议论，讲述了1860年发生的一则趣闻。他说道，有一次，芝加哥市长约翰·温特沃思担心林肯忘记了伊利诺伊的立场正在发生转变。“我告诉你什么来着，”温特沃思献计说，“你必须学苏厄德那样——找一个家伙来为你拉选票。”他指的是瑟洛·威德。林肯和苏厄德都觉得这段逸事“极其有趣”。

当晚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林肯收到了托马斯·W. 谢尔曼将军的求援信，对方要求在自己朝南加利福尼亚的罗亚尔港推进之前，对他进行增援，这让林肯轻松的心情骤然一落千丈。所有的将军都不断请求他增援，搞得他非常沮丧。林肯告诉苏厄德说，自己会拒绝谢尔曼的请求，并给他发一封电报说，他“反正对这次远征没抱太大希望”。以前，林肯曾对苏厄德那封著名的“521”急件中的措辞做过软处理，这次轮到苏厄德来缓和总统回电的语气了，他说：“不，您不能对一个提着脑袋上疆场的人说丧气话。”林肯没有答应谢尔曼的增兵请求，但是在提到这次任务时再也没有悲观的论调了。

苏厄德家的漫长夜晚，同道中人往来不绝，此情此景，或许重新唤醒了林肯对巡回法庭欢乐时光的回忆。当年林肯和他的律师同事们聚集在篝火旁，说话、喝酒、互相讲故事。因为这些正式集会和私下聚会，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林肯和苏厄德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其他任何人都多，包括自己的家人。无怪乎占有欲极强的玛丽对苏厄德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社交圈子积怨颇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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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按兵不动，让林肯饱受各方抱怨，与此同时，他不得不处理西部出现的同样棘手的局势。在密苏里，分裂派和联邦派之间的斗争，使内战的爆发已处于千钧一发之势。尽管大多数人支持联邦，但是以新任州长克莱本·杰克逊为首的一批为数不少的分裂主义分子，决心要使该州并入南部邦联。密苏里最初成功地挫败了几支叛军游击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弗兰克·布莱尔及其好友纳撒尼尔·莱昂将军的齐心协力。布莱尔当年离开国会后，成为一名上校。他们打垮了企图攻占圣路易斯兵工厂的叛军，并且智取南部邦联部队大本营所在地——杰克逊要塞。莱昂化装成弗兰克的岳母，深入叛军敌营进行侦察，这个老太太在圣路易斯市德高望重，路人皆知。他穿上女服和披肩，戴了一顶“有加厚面纱的女式遮阳帽”挡住自己的红胡子。他手中的鸡蛋篮子中藏着一把左轮手枪，一旦被识破时可以应急。第二天，莱昂依照所掌握的军营及其驻守七千敌军的情报，长驱直入，一举攻占了要塞。

虽然在早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胆大妄为的叛军依然发动多次袭击，不久便摧毁了桥梁、道路及房屋，使全州陷入一片恐慌。林肯任命约翰·C. 弗里蒙特将军负责平定这里的危险局势，并指挥整个西部战区。这位闯劲十足的好汉曾在1847年把加州从墨西哥手中解放出来。凭借这个英雄功绩，1856年，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林肯后来回忆说，正是由于权势颇大的布莱尔家族“热心举荐”和一致拥护，他才晋升弗里蒙特为少将，并把他派往密苏里。

起初，起用弗里蒙特得到了人们的热情拥护。约翰·海伊写道：“他正是西部人崇拜敬仰，并将追随其历经千难万险、出生入死的人。他刚正不阿，勇敢无畏，宽宏大量，善于进取，富有学识，并且具有非凡的实干精神。”弗里蒙特坚定的反蓄奴制立场，在占据圣路易斯市大部分人口的德裔美国人中间颇受拥戴。古斯塔夫·科尔纳回忆说：“在他的头上有某种传奇式的光环。”他的名字本身就具有“一种神奇的影响力”，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西部各州的志愿者加入联邦军队。

然而，弗里蒙特走马上任几个星期之内，就有逐渐有消息传到华盛顿说他“各项开支不计后果”。传言说，弗里蒙特一家迁入一幢价值6000美元的大宅，保镖将各类闲人挡在门外，其中包括汉密尔顿·甘布尔，此人系联邦派，是密苏里的前任州长，也是爱德华·贝茨的小舅子。有人担心弗里蒙特像麦克莱伦那样，选择龟缩在城里进行讨伐叛军的备战，而不是和他部队一起外出打仗。这一系列不知真伪的传闻过后，又有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8月10日，莱昂将军在威尔逊河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几个星期后，联邦军队在莱克星顿再遭重创，被迫向叛军投降。密苏里州联邦阵营的士气一落千丈。

8月下旬，弗里蒙特意识到他必须采取行动，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急转直下。他发布了一个大胆的公告，在未征询林肯意见的情况下，便在全州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授权军方在认为正当的情况下，在联邦管辖境内，向任何“手中携有武器”的叛乱分子开枪射击。联邦军队收到指令，对于所有那些“有确切证据表明在战争中主动通敌”的人，其全部财产，包括奴隶在内，将悉数充公。弗里蒙特单方面宣称，这些奴隶“将因此成为自由人”。弗里蒙特的政策，远远超出了国会在当月早些时候通过的《没收充公法案》所规定的范围。后者仅适用于那些支持南方联盟军队的奴隶，并没有明确讲明这些奴隶的未来地位。

林肯和这个国家其他所有人一起，在报纸上读到了弗里蒙特的公告。弗里蒙特通过这一纸声明，单方面把这场保卫联邦的战争演变为一次反对蓄奴制的战争。总统认为，这一变故，将导致肯塔基及边疆诸州加入南方联盟。林肯私下里写了一封信给弗里蒙特，在两个问题上表达了他的“焦虑”：“首先，如果您根据这个布告枪决一个人，那么，可以非常肯定，作为报复，南部联盟的支持者们必定会枪毙我们落到他们手里的最优秀的人。这样彼此仇杀下去，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更加棘手的是，他发现“放叛乱的奴隶主的奴隶”存在“极大危险”，这个行动将必然“使我们在南部诸州的朋友陷入恐慌，使他们转而反对我们，或许会把我们在肯塔基州的良好前景毁于一旦。因此，请允许我要求您，以自愿的形式，对那一段落进行修改，使之符合”国会新近通过的《没收充公法案》。林肯担心公告措辞并非出于弗里蒙特本人原意，以至于他没有对后者做出正式否决。他明白，如果这种矛盾公开化之后，激进的共和党人可能会支持弗里蒙特而非林肯。而这些共和党人的忠诚对于他所领导的联盟而言至为关键。

更何况，正如林肯后来向奥维尔·布朗宁解释的那样：“弗里蒙特的公告事涉财产充公，以及解放奴隶，完全属于政治领域，并不在军事管制的范围内，也毫无必要。”作为国家元首，他不能允许一位战场上的将军来决定奴隶们“永久性的未来地位”。苏厄德完全支持林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苏厄德后来提出：“弗里蒙特的麻烦在于，他未经总统授权自行其是。总统不能允许任何下属，对于仅属他本人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擅自做主。”

边疆诸州对弗里蒙特布告的反应，证明了林肯的担心确有道理。几天之内，华盛顿就收到了肯塔基州的联邦派们发来的焦躁不安的信件。约书亚·斯皮德给林肯写信说，弗里蒙特的布告让他“寝食难安——它会抹去联邦政党在这个州当中的每一丝痕迹，我，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人，将会被孤立”。他提醒自己的老朋友说，在肯塔基约有“18万到20万名奴隶，其中只有2万名奴隶属于叛乱分子”。“在这个州，对于释放黑奴、允许黑奴解放并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公众的反对态度是始终如一的。”他接着写道，“因为对自由的景仰，或出于对一个父辈教孩子读书权利的顶礼膜拜，而在一个蓄奴州针对这一原则发动战争，您曾在北方对此进行过抨击。”

与此同时，密苏里的事变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转折。9月1日，就在弗里蒙特将布告公之于众的当天，弗兰克·布莱尔上校给他的哥哥蒙哥马利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使他在两个星期之后被捕并且锒铛入狱。“我知道，对任命弗里蒙特这件事，你和我或多或少都负有责任，”他承认说，不过“我最终的意见是，应该解除他司令的职务。”布莱尔当时并非针对这个公告做出反应，这一点并不像同时代的人和史学家等猜测的那样，相反，他告诉蒙蒂说，自己很赞成这个公告。他相信，劫掠成性的叛军游击队似乎怀有幻想，想逃脱惩罚，而这些包括解放奴隶在内的严厉措施，对于打破这种幻想很有必要。他只希望这份布告公布的时机能更早些，那个时候弗里蒙特“有实力将它付诸行动，而敌人毫无还手之力”。

但是弗兰克告诉哥哥说，自从弗里蒙特掌权以来，密苏里的局势令人越来越失去信心。由于“大量不可原谅的疏漏”，叛乱分子已经羽翼丰满。他悲叹道：“唉，我们的莱昂殒命沙场只消一个小时。”他又补充说，许多人如今把莱昂的死归咎于弗里蒙特未能对他施以援手，而且，在圣路易斯市周围的军营里，回想起当年在华盛顿的组织涣散，导致布尔溪战役的失利，对于“整肃军纪的呼声十分强烈”。弗兰克继续写道，如果他的哥哥有确凿证据能够为弗里蒙特开脱，关于弗里蒙特的行动计划，如果政府比他本人了解得更多，那么蒙哥马利应该“把这张纸付之一炬，然后说我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人”。然而，在眼下这个当口，他所相信的东西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已经动摇。

蒙蒂·布莱尔把弟弟那封充满诚意的信给林肯看，同时附上了一封他自己写的信。蒙蒂说，他本人并不情愿做出必须将弗里蒙特撤职的结论，他承认自己起初支持了弗里蒙特，和这位声誉卓著的冒险家交情颇深，一度令他十分喜悦，“但是现在，毫无疑问我对自己的错误负有责任，愧疚之情使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并且请求得到迅速的纠正。”和弗兰克一样，他对那份公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认为表现强硬是必要的。他最后表示：撤销弗里蒙特的职务，是“公众利益的需要”。

由于从密苏里的另一个渠道再次听到了类似的证言，林肯委派梅格斯将军和蒙哥马利·布莱尔于9月10日与弗里蒙特谈话，并“调查此事”。在这一时刻，总统依然没有接到弗里蒙特肯定自己将按照要求修改布告内容的声明。

那天晚上，弗里蒙特精神十足的妻子、前任参议员托马斯·本顿的女儿杰西，在满是灰尘的狭窄车厢里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来到华盛顿，将弗里蒙特迟到的回信亲手交给了林肯。她给林肯送去一张纸片，询问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然后她收到了一个果断的回复：“A. 林肯，即刻。”杰西一刻也没有耽搁，就穿着那一身在酷热难当的旅途中变得皱巴巴的衣服，离开了下榻的威拉德饭店。根据她事后的记载，总统走进房间后，“微微鞠了一躬”，但是没有说话，也没有请她坐下。她把丈夫的信交给他，而他站着读完了信。让林肯既愤怒又沮丧的是，弗里蒙特已经拒绝了私下修改公告的要求，并坚持要总统公开命令他这么做。这位将军争辩道：“如果我要收回自己的意见，那么这意味着我本人觉得它错了，而且我没有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进行必要的深思熟虑便贸然行事，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林肯表示，弗里蒙特很清楚他该做些什么。杰西暗示林肯并不了解密苏里错综复杂的局势，而且他也未能重视这个问题，除非这场战争成为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否则欧洲列强可能做的并不止于承认南部联盟。“您很有女政治家的风范。”林肯说道。他后来回忆说，杰西·弗里蒙特“非常激烈地指责我，以至于我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避免和她争吵……她不止一次地明确表示，倘若弗里蒙特将军最终认定需要和我决一胜负的话，他可能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临别时，杰西问林肯什么时候可以收到他的回信，林肯对她说，他准备好之后就会给她寄去。

第二天早晨，林肯写好了回信。这一回，他向弗里蒙特将军签发了“一道公开令”，要求他修改公告，使其内容不至于与《没收充公法案》的条款相左。他不愿意让杰西转交，而是把它邮寄了出去。针对弗里蒙特先斩后奏的花招，林肯以毒攻毒，在弗里蒙特收到这封信之前，林肯便将其中的内容公之于众。

正当杰西在威拉德饭店徒劳地等待林肯的回信时，老弗朗西斯·布莱尔来到她下榻的房间。杰西回忆说，“他以前总是很喜欢我，我就像他家的一个小孩子。但是布莱尔先生当时却怒气冲冲”。他对她说，她和她丈夫犯了一个让总统非常憎恶的严重错误。在两个小时开诚布公的交谈当中，老布莱尔据实相告说，弗兰克已经给蒙蒂写了一封信，讲述了密苏里的情况，并且说总统已委派蒙蒂前往圣路易斯“深入那个行政区进行调查”。

杰西对此火冒三丈。她认为弗兰克的信是导致这次调查的罪魁祸首。她“对这老人发出威胁说，弗里蒙特应该亲自拘留弗兰克，要他承担责任。她期望借此引起他一种惧怕心理，让他想起他最值得骄傲的儿子在与一位技艺高超的对手进行决斗”。老布莱尔告诉她，“面对责任，布莱尔家族从不畏葸不前”。和家里其他人一样，弗兰克的妹妹莉齐对自己意气风发的哥哥十分崇拜，她认为父亲在和杰西讨论弗兰克的信时“极其鲁莽”，她担心弗里蒙特夫妇会进行报复。这种担心是对的。

就在这时，梅格斯和蒙蒂·布莱尔已经对密苏里的事态进行了调查，正在赶回家的路上。梅格斯已逐渐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那就是弗里蒙特并不适合担任西部行政区的长官。“叛乱分子正在整个国家屠杀和蹂躏联邦民众，”他写道，“整个局势可谓危难重重，民心惶惶。在圣路易斯，州里的主要官员抱怨说，弗里蒙特不见人影，也不发动人们组建军团进行抵抗。”蒙蒂·布莱尔同意这种说法，他告诉林肯，自己“与弗里蒙特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话”，他声称这位将军“看上去麻木不仁，头脑里几乎一片空白，并且肯定毫无作为”。有谣传说弗里蒙特吸食鸦片。“不要再贻误良机，不要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了！”布莱尔总结说。

在蒙蒂·布莱尔和梅格斯动身前往华盛顿的第二天，弗里蒙特就把弗兰克·布莱尔关进了监狱，声称他9月1日写给自己哥哥的信是一种犯上之举，弗兰克因“以使其免职为目的”，对其司令长官进行非难，其行为“与政府官员和谦谦君子之身份不符”，因而被判有罪。

弗里蒙特和杰西判定布莱尔家族出卖了他们。蒙蒂出面调停，给弗里蒙特写了一封妥协的信，使弗兰克走出监狱。然而，弗兰克坚持要对自己的罪名讨个说法，很快再次被捕。在密苏里，支持弗兰克·布莱尔的舆论和支持弗里蒙特将军的舆论势均力敌，双方都恨不能将对手置于死地。最后，斯科特将军插手了，他发出命令，要求暂缓逮捕弗兰克，并推迟审判，而该案的审判始终没有进行。但是，两个老阵营之间发生的争执，在后来的几年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林肯公开废除弗里蒙特的布告，让边疆诸州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此举让激进派共和党人和废奴主义者们大失所望。仅仅在几天前，弗朗西斯·苏厄德还兴冲冲地问她姐姐说：“对弗里蒙特的布告，你是否感到大快人心？”如今，林肯再度让她的希望破灭。在芝加哥，约瑟夫·梅迪尔哀叹道，林肯的信“给我们这座充满爱国热情的城市打上了一个葬礼般的阴郁烙印……它降临在我们头上，如同六月飞霜，凛然肃杀，置人死地，毁了我们触手可及的果实。这是一次倒退”。本·韦德参议员责难说，林肯令人厌恶的决定的背后，是那些“拙劣、苍白而毫无价值的”东西，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则绝望地说，“在这场战争期间，政府犯了许多大错，但是这一次，我们认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激进派分子希望把战争重心转为解放奴隶，尽管他们已经聚集在弗里蒙特旗下，唯其马首是瞻，但是后者祭出的反蓄奴制大旗，依然无法弥补他在西部行政区因管理失当而昭彰的恶名。9月18日，蒙蒂·布莱尔和梅格斯将他们的批评报告上呈内阁。即便如此，林肯还是有些犹豫。灰心丧气的邮政总局局长告诉老弗朗西斯·布莱尔说：总统“决意给弗里蒙特一个重新赢得密苏里州局势的机会”。贝茨也对总统的优柔寡断感到恼怒。他还有一大家子人仍旧住在密苏里，因此对那里的动荡局势极为关注。贝茨屡次在内阁发表讲话，反对弗里蒙特的做法。他断言道，弗里蒙特“对我们的事业的破坏程度，甚于敌军六个最骁勇善战的将军”。贝茨已经向他的家乡州的那些联邦派朋友们保证说，弗里蒙特很快就会被免职，此刻，他对总统迟迟未有动作感到“沮丧和苦恼”。

密苏里纷乱的形势让贝茨心急如焚，妻子朱莉娅又患上了轻微的中风偏瘫，这使贝茨十分抑郁。他一反常态，对林肯大加抨击：“他缺乏活力，带来了无穷后患。”他给他的小舅子、前密苏里州州长写信说：“他没有任何主见，没有决断力——他这么做，没有人对他心存敬畏。因此纲纪松懈，愚蠢虚妄之举大行其道。”

弗兰克·布莱尔对林肯及其内阁的批评更为尖锐。他在给哥哥蒙蒂的信中说：“我想上帝已经决意要毁了这个国家。救国的唯一途径，是把那帮组阁的老太婆们踢进大海。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想象过如此之多的懦夫和粗人能从五湖四海聚在一块儿，老亚伯如愿以偿地把他们召集起来，组成了内阁。”他的愤怒集中在苏厄德和卡梅伦身上，当然，其矛头间接指向林肯本人。

实际上，林肯已经委派西蒙·卡梅伦在陆军副官长洛伦佐·托马斯的陪同下，前往圣路易斯，再次对局势进行考察，并授意他见机行事，递交“一封指示弗里蒙特将指挥权直接交给他的直属次官的信。”卡梅伦抵达圣路易斯后，和陆军准将塞缪尔·R. 科蒂斯进行了交谈，后者“非常直率地谈了弗里蒙特的品行和操守”，并告诫这位陆军部部长说，要想保证密苏里的安全，只能解除弗里蒙特的指挥权。收到那封解职信的时候，弗里蒙特“感觉非常丢脸”，他告诉卡梅伦说：“他现在正在追寻敌人，他相信敌军就在他可以企及的范围之内。在这个时刻把他罢免，毁掉的不仅是他本人，整个远征计划都将功败垂成。”卡梅伦对执行这道命令开始感到犹疑不决，直到他返回华盛顿与总统面谈之后才下定决心。

到了这个时候，林肯几乎毫不怀疑弗里蒙特应该被撤换。除了梅格斯、蒙蒂·布莱尔和卡梅伦的感想之外，他还收到了陆军副官长托马斯的一封语气严厉的信，详细叙述了“弗里蒙特军队低劣的组织结构，故障百出的装备和武器，混乱无能的管理，以及运输工具的匮乏”，从这一系列问题当中，可以得出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以治军才能而言，它的领导人完全无法胜任，也很不可靠。”贝茨在他的日记里愤懑地倾诉道，但是，林肯依然“踌躇不决”。当总统又犹疑了几天之后，他认为这是苏厄德的责任。“总统仍然在痛苦和压抑的犹疑不决中徘徊，”贝茨写道，“而如果我们固守这种一事无成的优柔寡断，我们很可能和他遭遇同样的命运——并且，最糟糕的是，我们活该如此。”

检察总长失去耐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林肯迟疑不决的背后所隐藏的复杂诡谲，远非贝茨所能体会。两天以后，林肯委派他的朋友伦纳德·斯威特将一封解职信亲手交付给弗里蒙特。然而，在斯威特抵达圣路易斯之前，陆军部已将陆军副官长托马斯的那封定罪的报告交给了新闻界。对于这份10月31日发表的详细报告，《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自从目前开战以来，能让人看到希望曙光的最了不起的一份文件”。评论接着说，“关于弗里蒙特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可谓令人发指，然而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林肯当局会允许将这份文件公之于众”。

实际上，决定公开这份报告可谓早有预谋，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到了这个消息传到弗里蒙特的耳朵时，公众强烈要求将他解职的意见已占了上风。倘若林肯下手更早一些的话，人们可能会认为弗里蒙特是布莱尔家族的牺牲品，或者更糟，大家会猜测他被撤职是因为他发布了那份解放奴隶的公告。林肯通过向公众泄露真相的办法，机智地让公众舆论与自己的决定保持一致。

斯威特抵达密苏里时，聪明地预料到弗里蒙特会对他此行执行任务提出质疑，并可能拒绝让他进入军营。他另辟蹊径，将解职令交给一位上尉，让此人化装成农夫，将文件缝进外套的夹层里，在11月1日天亮后不久，信使找到了弗里蒙特本人，将文件当面交给了他。这也是斯科特将军宣布辞职的同一天。送信的上尉回忆道，当弗里蒙特打开命令时，“他开始皱起眉头，然后啪的一声将文件甩在桌子上，大声嚷嚷道：‘先生，你是如何获准进入我的防线的？’”

到了11月2日，这一消息开始四处流传。人们普遍的反应是，林肯做出这一决定是“公正合理的”，在华盛顿已不再有人为弗里蒙特担任“辩护人或者捍卫者”。《纽约时报》的特派记者写道：“他不适合做指挥官的种种证据，已经在这里——部队里的各个大本营里——毫无疑问越积越多，以至于为他辩护已绝无可能。”《费城探究者报》也赞同这一观点：“我们慢慢很无奈地不得不确信，弗里蒙特将军已经无法胜任西部地区的军队指挥官。我们今天上午发布的陆军副官长托马斯的报告，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民主党的《纽约论坛报》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拥护政府的社论，它以赞同的语气评论说，虽然“林肯并非一个对所有政府官员都那么缺乏公道或气量狭窄的人”，但是他撤销弗里蒙特的职务“已成为众口一词的呼声，对此，总统无法继续视而不见，而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即便是蔡斯，也不得不承认林肯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的处理令人佩服。“我完全折服了，”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说，“总统围绕弗里蒙特将军所做的一切，是以真正的社会责任感为指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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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将军辞职、弗里蒙特将军被解职的一个星期之后，政府开始面临一个日益紧迫的新难题。苏厄德得到消息说，南部邦联已委派两位声誉卓著的南方人——詹姆斯·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前往英格兰，要求在目前的状态下获得正式承认。苏厄德希望拦下这两位前任参议员乘坐的联盟船只，但是他们依然在查尔斯顿突破了联邦的封锁，到达了古巴。在那里，他们登上了一艘名叫“特伦特号”的英国邮轮。11月8日，联邦军上尉查尔斯·威尔克斯指挥一艘武装帆船，与“特伦特号”不期而遇。在没有得到正式命令的情况下，他从船头鸣枪示警，然后搜查了这艘船。在找到梅森和斯莱德尔之后，把他们彬彬有礼地护送上联邦军舰“圣法辛托号”，然后将两人关进波士顿的沃伦堡监狱。英国轮船获许继续航行。

在那些急切盼望着好消息的北方人心目中，威尔克斯上尉成了国家英雄。《纽约时报》报道说：“在等来了抓获斯莱尔德和梅森先生的情报之后，我们不相信美国人民激动兴奋的心情会比昨天更加真诚。假使我们去搜寻整个叛乱区，对于北方来说，我们找不到比他们更加面目可憎的家伙了。”威尔克斯在波士顿的法纳尔大厅受到了热情款待，人们大摆宴席，为威尔克斯庆功。卡梅伦出现在一群兴高采烈的华盛顿市民面前，率领众人向“威尔克斯上尉欢呼三声”，贝茨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无比高兴和满足”，而据说蔡斯表示，他只是对上尉没有一鼓作气，将那艘英国轮船抓住感到遗憾。

林肯起初也显得十分高兴。在致爱德华·埃弗里特的信中，他开心地提到了“上周传来的几条消息”，首先就是联邦在皇港取得的胜利，以及“后来抓住了梅森和斯莱德尔！”然而，当大家都知道英国对这一事件大为震怒之时，林肯内心的满足感很快就被焦虑的心情所替代。梅森和斯莱德尔被捕的消息传到伦敦差不多花了三个星期。但是，正如《泰晤士报》所报道的那样，这条“消息以极其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复杂的局势迅速简化为一声呐喊：“对英国旗帜的暴怒——南方的专员们被迫从一艘英国蒸汽邮轮上离开。”伦敦报界严厉谴责这一事件是对国际法的公然侵犯，要求“赔偿和道歉”。经过捏造的抓捕细节，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南方的专员们如何遭到了粗暴的对待。

英国的报界指望对一厢情愿所认定的越界行为还以颜色，将矛头对准了苏厄德。尽管这位国务卿自信地告诉英国官员们，威尔克斯“采取的行动并非得到政府的任何授意”，因此，为使政府免遭“假设这一行动由我方具体指挥时可能招致的尴尬”，他决定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件事。苏厄德断言，第一个公开的反应可能会来自英国政府。他已委派瑟洛·威德以非官方代表的身份前往欧洲，然而苏厄德不发话，让威德感到左右为难。在发往华盛顿的每日信函中，威德告诫他的老朋友说：“如果叛乱分子从英国旗帜的庇护之下攫取利益是早有预谋，并且是公然宣告、公开决断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战争。”各大报章报道说，每一个军港里的蒸汽轮都已枪炮上膛，补足了给养，整装待发，就等政府一声令下了。新闻界“保证要在一个月内扫平美国海军的海域、承认南部联盟及打破封锁，让棉花得以输出，让英国制造产品得以输入等，以此继续在公众中煽风点火”。威德报告说，在欧洲分裂主义者们“自然是得意洋洋”。

此外，威德忧心忡忡地写道，从“高峰”方面传来的消息说，苏厄德希望“挑起与英格兰一战，其意在攫取加拿大。”他接着说：很多人对苏厄德怀有憎恨之意。

“这是如何形成的，并且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清楚。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昨天有人反复地对我讲，我应该写信给总统，要求将您撤职。”

在英国报界谩骂攻击的困扰之下，苏厄德于12月15日星期天的下午闯进林肯的办公室。当时正在和总统一起喝茶的奥维尔·布朗宁反驳了苏厄德的担忧，坚持认为英国不会做宣战之类“愚不可及的事”。而林肯没有如此肯定。他回忆道，自己家乡曾有一只凶猛的斗牛犬，虽然邻居们确信自己没什么好害怕的，但是一个聪明人发表意见说：“我知道这只斗牛犬不会咬人，你们也是知道它不会咬人的，但是，这只斗牛犬知道自己不会咬人吗？”

美国的新闻界就这一事件对苏厄德穷追不舍，但是他和访问华盛顿的英国大臣莱昂勋爵在等待英国官方的正式表态时均保持沉默。12月19日，距离最初的事件爆发差不多过了六个星期，“女王陛下的政府”最终发表声明说，从英国轮船上抓捕政府特使是“对国家尊严之公然蔑视”，唯有释放关押者，并将其遣送回“英国的庇护之下”，国家尊严方可得到补偿。除此之外，英国要求“为这一挑衅行为做出适当道歉”。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在几天之内拒不照办，那么莱昂和整个英国代表团就会收拾行装打道回府。莱昂带着这份文件来到国务卿办公室，就当前日益严重的局势与苏厄德进行了磋商。在正式宣读文件之前，他同意留下一份副本，以便让国务卿和总统有更多的时间考虑他们的答复。莱昂勋爵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您将会惊奇地发现，苏厄德先生站在和平的立场上。”

弗雷德·苏厄德回忆说，他父亲闭门谢绝了所有的客人，“花了一整天的工夫”起草回复。这位精明干练的国务卿对这个进退两难的处境理解非常深刻。从一种务实的态度来看，美利坚合众国无法承担与英国开战的后果。威德事先曾经告诫说：“有英国作为反叛分子的外国后援，我们被‘彻底制服’了。”政府没有必要释放在押犯并允许他们继续前往英国。在北方，支持抓捕这几个叛国分子的意见占了绝大多数，这种意见也必须加以考虑。“它们不可以被放弃，”一家报纸抗议道，“对于任何提出投降意见的人，国家永远都不会宽恕。”林肯本人尽管也想避免与英国交战，但是据说他对迁就英国的要求感到不快，这么做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件令人蒙羞的事。

苏厄德起草了一份明智的回复。他认为，尽管威尔克斯上尉在搜查“特伦特”号时行为合法，但是，抓捕违禁囚犯的合法性应该由一个处理战利品的美国军事法庭做出裁定。他写道：他意识到自己似乎在偏袒“英国方面”关于“反对我自己的国家”的争论，但是他“确确实实在捍卫和维护的，绝不仅仅是英国的利益，而是一个古老、光荣和值得珍视的美国理想”。他提醒英国，将此类争议提交给一个法定审理委员会的原则，是由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差不多60年前建立的，当时英国曾以类似的方式从美国船上查封过走私违禁货物。“否定”目前英国要求的“正义”，可能会“推翻并永远抛弃”美利坚合众国在那些早期争议中所坚持并引以为豪的真正理性，因此，为了捍卫“公开承认原则的美国人”，政府会“很乐意”释放囚禁者，并将他们交还莱昂勋爵。

苏厄德在圣诞节上午举行的一次内阁特别会议上提出了他的主张。讨论持续了四个小时。贝茨记录道，“有一部分内阁成员——甚至是总统本人都很不情愿接受”苏厄德的观点。他们担心“我们本国人民会产生不满，至少他们会谴责我们胆小怕事，向英国强权低头”。对蔡斯而言，归还囚禁者的前景是“恼怒和痛苦的”，他写道：“我宁愿牺牲我所拥有的一切，也不会赞同释放这些人。”只有蒙蒂·布莱尔这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苏厄德一方。应林肯之邀，查尔斯·萨姆纳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在危机期间经常与林肯进行磋商。这次他断言说，政府不能冒险与英国开战。萨姆纳读过两位值得敬重的伦敦官员写给林肯和苏厄德的信，信中表示，英国不想开战，而“如果目前的争议得到友好的解决，英国将不会进一步干涉北方的问题。”苏厄德和萨姆纳的陈述赢得了一部分支持，但是由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内阁决定第二天再次碰头，听取苏厄德修改的草拟文件。

休会期间，林肯找到了国务卿：“苏厄德先生，您一定会继续准备您的回复，对此，据我理解，这个回复将阐述他们（指囚禁者）应该被释放的理由。我们将会把这一要点与其他每个要点逐个进行比较。”

苏厄德当晚写完了这份长达26页的外交急件，第二天上午，在内阁开会之前，他来到蔡斯家中，将稿子念给他听。经过一整夜的沉思，蔡斯最终认为苏厄德的意见是对的。“带着认真思考之后的欣慰之情”，蔡斯认定，虽说囚禁者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是把他们交出去，“只不过算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而已”。

次日，内阁再次开会，苏厄德对最终的定稿进行了陈述，尽管交出囚禁者仍让大家感到不安，但是由于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辩解，并且如苏厄德吹嘘的那样，“我们政府得到了一个高分”，内阁成员们还是松了一口气。这份重要消息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被采纳了。会后，苏厄德问林肯为什么他没有陈述“其余的主张”，林肯面带微笑地回答说：“我发现我找不到一个能让我自己满意的主张，这就向我证明了，您的立场是正确的。”

第二天晚上，苏厄德主持了一次晚宴，他邀请了参议员克里滕登、康克林及他们的夫人，还有奥维尔·布朗宁、查尔斯·萨姆纳、普雷斯顿·金和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在范妮的笔下，此人是“一个五大三粗，长着一张蠢笨的红脸的英国佬，一捋铁灰色的胡子让人作呕”。晚宴上的话题十分热闹，争论不断。苏厄德把约翰·布朗称为“英雄”，把来自肯塔基州的克里滕登惹火了。而当克里滕登批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著名的女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时，范妮感到十分难受，她说：“他认为对于一位淑女而言，去一家伤员的医院太不守妇道了。”范妮把反驳的话留在了自己的日记里：“够了，克先生，要是我没有在桌旁看到你转过头来，在地毯上吐痰就好了！”晚宴结束后，苏厄德把男人们带进衣帽间，在那里朗读他起草的关于“特伦特号”的外交急件。听众们对他处理危机的方式泛泛地称赞了几句，然而，在这篇东西念完之后，克里滕登“开始怒骂”。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公众会被这个决定所激怒，并且这“注定让苏厄德名声一落千丈”。

最后，公众还是带着轻松的心态，毫无怨气地接受了这份外交急件。与内战和外战同时爆发的景象相比，释放两名囚犯实在是无关痛痒。“大众对这次让步普遍采取默许的态度，是一个好兆头。”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说，“触碰民主最柔弱的部分，固然是一种公开的冒犯。看来，大众对于这种冒犯自觉自愿地一笑了之，其目的在于倾我们全国之力，粉碎国内的叛乱。”

最终，林肯本人认识到了外交上的逻辑，同时，他也觉得放弃那几个囚犯是绝对必要的。他愿意承认，在这一事件上，他的国务卿始终在遵循正确的路线方针——这是弗雷德·苏厄德非常喜欢的一个典范回答。“总统和国王们不容易了解他们自己的观点，”他写道，“但是对于联邦而言，幸运的是，它有一个总统，在这一危急的关头，他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将自己的智慧与一颗无私的心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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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会冬季会议期的来临，华盛顿社交生活的步伐也加快了。《艾奥瓦州纪录报》的专栏作家、助理邮政总长的太太卡拉·卡森女士以“米里亚姆”这个笔名写道，“配合冬天的愉快氛围，各种房屋开始装扮一新，到处都是锦衣华裳，欢声笑语”。这座城市“挤满了陌生人，每一个屋角和拐弯处都被……关注首都这种日新月异的生活景象的旁观者们所占领”。

那年冬天，潮水般涌入白宫各种招待会的人群发现了一幢改造一新的大厦，这是玛丽·林肯孜孜不倦的结果。斑驳的墙壁褪下了旧衣，换上了优雅的巴黎墙纸。全套崭新的瓷器让餐桌增色不少，豪华的新地毯替换了原来破烂不堪的旧地毯。即便对玛丽最为苛责的玛丽·克莱默·埃姆斯也不得不承认，新地毯确实光彩夺目。她觉得，东厅的紫罗兰地毯是那历史悠久的楼层之上“最精致高雅的地毯”。“地面是淡淡的海绿色，实际上看上去如同海洋，荡漾着潋滟和透明的波浪，仿佛你脚下颤动的玫瑰。”一位加利福尼亚的旅行家对完工后的产品赞叹不已，“总统的房间再一次呈现出舒适和完美的模样。”

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带着赞许的语气，向妻子叙述了和第一夫人一起参观的经历。第一夫人能够同样着迷似地讨论关于“林肯先生房间的优雅配置”的计划，并以“动人的口吻评点着”近期的战事。班克罗夫特“回到家中，心醉神迷”，玛丽的“举止和精神与我们普遍听说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多了，她很友好，至少没有那么傲慢。”

然而，当账单陆续送来的时候，玛丽发现她的2万美元津贴已经超支，并多花了6800美元。她担心被丈夫知道，于是诱骗白宫管理员约翰·瓦特在其账户上虚列开支，将多余的钱款流入她手中。玛丽的首任公共楼层管理专员因为拒绝以肥料费的名义报销一顿精美的白宫晚宴，被她替换。她以老主顾的面子，来换取优惠的价格，并且还接受阔绰的捐款人的礼物。有一次，她要求约翰·海伊将白宫办公用品基金移交出来供她使用，然后还要按照白宫管家的标准付给她薪水。“我告诉她去吻我的管家，”海伊用开玩笑的口吻把这事转告给尼可莱，“我做对了吗？”海伊没有答应玛丽的要求，她勃然大怒，想要解雇他，永远断绝与他的友好关系。“魔鬼正在四处流窜，大发雷霆，”海伊向尼可莱倾诉说，“他的女儿，这个巫婆……正在‘一门心思’盘算着管家的薪水。”

尽管玛丽大耍瞒天过海的把戏，但她发现自己在新年即将到来之前便陷入了麻烦，账单越积越多，而账户上已空空如也。没有人愿意向她伸出援手，她只能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丈夫，求他申请额外拨款。为了给自己撑腰，她找到新任的公共楼层专员本杰明·弗兰奇，要他出面和她丈夫谈。林肯参加了在参议院举行的爱德华·贝克纪念仪式，刚回到家中不久，弗兰奇就找到了他。刚听完关于老朋友感人肺腑的悼词，接着就要面对装修账单的不愉快话题，这让他表现得出离愤怒。

弗兰奇回忆道，总统“不为所动”，“他说，让人说装修房子的2万美元拨款已经被总统超支了，而那些可怜的士兵们却冻得瑟瑟发抖，连一张毯子都没有，这会遗臭万年的。他发誓说，自己绝对不会听从关于那该死的老房子的花言巧语而批准拨款！”林肯气愤地补充道，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已经装修得足够精致了，比自己住过的任何房子都要好，而无须自掏腰包，在这类账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尽管如此，弗兰奇还是决意要帮玛丽一把。他承认说：“我见到她的次数越多，就越是喜欢她。并且我觉得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女子，她举手投足之间都很有淑女风范，不管他们说她什么话，我都会为她辩护。”他成功地说服了一位态度友好的国会议员，让他将这一问题拨款悄悄塞入一串复杂的军事拨款单当中。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少是临时的，直到玛丽继续大把花钱，制造出一批新账单为止。

不光玛丽一个人阮囊羞涩。1861年的秋天，凯特一连好几个星期待在费城和纽约，为她父亲的新楼采购室内陈设。商人们拿出对待玛丽的手段，兴高采烈地让凯特不断赊账，这让她父亲极为焦虑。“我应该严厉地告诫你，应该避免铺张奢华。因为在这里，量入为出是一桩比较棘手的事情，倘若我因形势所迫辞职，我很快就会入不敷出。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在过去12年间完成如此烦琐和重要公务的人来说，如果一直要自掏腰包支付那么多款项的话，这似乎的确有点困难。”

对于必须承受新任期的费用负担，蔡斯内心甚感不平。这种想法，诱使他与费城一位富有的银行家雅夫·库克之间结成一种可疑的关系。雅夫·库克曾从财政部得到了一份销售政府债券的有利可图的合同，他察觉到蔡斯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并且因待遇不公而颇感委屈，于是他开始给蔡斯家送各种价值不菲的礼物，包括给凯特的一辆优雅的敞篷马车，以及客厅里的一套书柜。两人关系变得热络之后，蔡斯开始向库克借钱，而库克则逐渐大胆建立他自己的投资项目，然后拉蔡斯入伙。“我会怀着极大的痛苦，偶尔会把某些投资机遇的‘小道消息’透露给您，而不会有劳您抛头露面。”库克希望，如果一切顺利，所挣利润可以填补蔡斯收不抵支的“亏空”。“因为如果您直接‘插手幕后’，那可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儿。”在这位八面玲珑的费城银行家看来，蔡斯一家发现了玛丽·林肯未能找到的东西——为了成为战时华盛顿社交圈的头面人物，他们找到了一个不惜重金的投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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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61年年底的时候，林肯意识到，他把西蒙·卡梅伦放到陆军部部长的职位上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多年来，卡梅伦始终以费城为根据地，恩威并施，党同伐异，这一套做得驾轻就熟，不幸的是，在内战期间领导陆军部这样一种巨大挑战面前，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坛老将的专业知识确实是不够的。要构建一个有能力为军队提供战略、补给、后勤保障及训练的组织，一个文官治军的中枢系统至关重要。这支军队在3月份时只有16000人，到了12月，就发展到了67万人。当需要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来复枪、加农炮、马匹、军服、食品和毛毯采购合同而进行讨价还价之时，小心翼翼地保持数据纪录是绝对必要的。

正如林肯告诉尼可莱的那样，卡梅伦“既没有能力着眼于细节，也没有能力提出令人信服和具有建设性的大政方针”，他粗糙的档案系统，基本上都是笔迹潦草的手写记录。根据俄亥俄州国会议员阿尔伯特·里德尔的说法，当有人就某个具体事务的进展询问卡梅伦的时候，“他会环顾四周，找一小张纸片，把你的铅笔借过来，做下记录，然后把纸片放进裤子一侧的口袋，把你的铅笔放进另一侧的口袋里”。

战争进行了不到两个月，针对陆军部腐败、效率低下的各种言之凿凿的指控就开始见诸报端。7月，国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对中间人从事的不当交易进行调查。这些中间人提供的手枪和卡宾枪没法使用，战马是瞎的，军用背包碰到下雨就散架，获利之后还携赃款潜逃。尽管还没有人指控卡梅伦将钱装进自家腰包，但是他的几位政坛密友却已发达起来，大量的公共基金被浪费，联邦士兵们的生命处境危险。就在这类指控日益增多之时，民主党人的报纸开始要求卡梅伦辞职，以免整个政府为丑闻所累。《纽约时报》声称：“最好将那只坏死的手指立刻切除，而不是有病不治，让整个胳膊全烂掉，使整个体制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

卡梅伦决意要保住自己的官位，他对国会中以查尔斯·萨姆纳、俄亥俄州的本·韦德、印第安纳州的乔治·朱利安及缅因州的威廉·费逊登等人为首，实力日渐强盛的激进派极尽拍马逢迎之能事。虽然卡梅伦在蓄奴制问题上以保守著称，但是他逐渐开始赞同激进派的观点，即这场战争的主旨是终结人类的奴役制度。尽管卡梅伦最初曾与苏厄德结盟，但他后来渐渐和蔡斯站到了同一立场上，后者是当时唯一不仅赞成让逃亡奴隶留在联邦境内，而且还赞成招募并武装他们的内阁成员。蔡斯后来回忆道：“我们一致认为，将他们武装起来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这一观点，没有人赞成我们。”

在未征得林肯同意的情况下，卡梅伦对一名陆军上校的立场公开表示支持，此人批准接纳抓捕到奴隶，并将他们征招入伍，以此作为一项应用范围更广的政策的一步，该项政策开展“反对叛乱，甚至将他们彻底消灭的极端措施”。在内阁会议和私家晚宴中，贝茨、布莱尔和史密斯等人对卡梅伦的立场提出了尖锐质疑，而卡梅伦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坚持认为，黑人士兵会成为取胜的关键砝码。布莱尔断言，卡梅伦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沉溺于对黑鬼的偏爱之中不能自拔”。

到了12月初的时候，形势到了紧要关头。按照惯例，每个部门都要向总统递交一份年度报告，而总统此时也要准备自己的年度演讲。在起草陆军部的报告时，陆军部部长决意正式提出将进入联邦境内的奴隶武装起来的想法。卡梅伦完全清楚，此举将会引起一场激辩，于是他把自己的报告念给一批朋友听，大多数人劝他在奴隶从军这个争议颇多的话题上保持沉默。

卡梅伦回忆道，这时，“我找到了另一位智囊人物，此人高瞻远瞩，勇敢无畏，坚定不移。他，就是埃德温·斯坦顿”。卡梅伦曾在夏天和秋天，邀请他为各类合同提供法律意见。然而，这一回，事情更加棘手。根据卡梅伦的说法，斯坦顿“非常仔细地看了这份报告”，并且“对报告提出了明确而真诚的意见”。实际上，他提出了自己一套具有煽动性的理论，意在强调奴隶从军的主张：“很显然，政府有权力在必要时将奴隶武装起来”，这份补充说明写道，“正如它应该从敌人那里缴获弹药那样”。

斯坦顿似乎在提出一个蓄谋已久的煽动性意见，怂恿陆军部部长公然对抗林肯，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卡梅伦被解职，他斯坦顿就可能受命取而代之。关于这一点是否可靠，人们始终不得而知。也许他是一位“真心诚意的废奴主义者”，只是在等待恰当的时机表露他真诚的信念罢了。毕竟，他曾经在少年时代就向父亲发过誓，只要他一息尚存，就要与蓄奴制斗争到底。在俄亥俄州，斯坦顿与蔡斯结为至交的时候，就曾表达过类似的感受。更重要的是，查尔斯·萨姆纳视斯坦顿为“我的私密知己”，“在引导反对蓄奴制的战争期间，其言行和我同样激进”。尽管如此，正是在这同一时期，当斯坦顿和他在民主党内的同志们（其中包括麦克莱伦及他过去在内阁中的同僚耶米利·布莱克等人）交谈时，他却在蓄奴制问题上明确表达了更保守的观点。无论斯坦顿出于什么目的，他的支持态度让卡梅伦有了底气。后者在向总统递交经过修改的报告之前，把报告副本发给了多家报纸。

当政府的印刷员将陆军部部长的报告交给总统审批时，林肯发现了一段极富煽动性的文字。“那样绝不会有结果！”他说，“卡梅伦将军绝不能采取这样的措施！那是只有我能够决定的事情！”他删除了那一段，并且签署了一道命令，要求追回所有已经外传的副本。林肯认识到，在联邦手中的奴隶必须“通过某种渠道方能为我所用”。他后来写道：他认为自己并不拥有解放和武装他们的宪法权力。某些措施只有在被认为对于“保护国家”，进而“保护宪法”本身而言“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方可施行，“否则，违宪之举就可能变成合法”。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将抓获的奴隶武装起来，他认为“没有绝对的必要”。

林肯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了卡梅伦，他强调说，正如自己告诉弗里蒙特的那样，任何与蓄奴制有关的问题，均需留待总统而不是其下属官员来决策。卡梅伦立刻认了错，并且同意删除过激语言，但是他依然抱怨说，自己这份未被采纳的策论，和威尔斯的年度报告里提出的建议没有任何区别。他的传记作者写道：“这是威尔斯最为惶恐不安的时刻。”外界要求海军部为那些“把我们的船只当作避难所和保护地”的逃亡奴隶提供妥善安置。和陆军部部长一样，海军部部长也已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威尔斯宣称：对于这类情况，奴隶们“应当获得照顾”并由海军或陆军（根据哪一方需求更大来决定）“招募入伍”，“倘若不能为他们提供公益岗位，可以允许他们以自由、和平的方式寻求谋生之道，不加限制”。

威尔斯确信自己也将被勒令修改报告。他暗自下定决心：倘若要这么做，就先辞职。但是让他大惑不解的是，林肯居然允许海军部的报告一字未改就交付打印。林肯十分精明，他立刻意识到两种情况的政治差异：陆军负责边疆诸州的领土，而海军则没有；允许黑人在海军舰船或周边的海滨港口找个差事，以及为肯塔基州或密苏里州的黑人提供武器，基本上是两码事儿。而这两个州保持忠诚对于联邦而言十分关键。林肯依然相信，如果采用后一种做法，将迫使这两个州的顺民倒向南部联盟的怀抱。

实际上，总统已经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奴隶进入联邦境内。在国会议员们聚集到国会山，参加冬季会议开幕式的当天，林肯发表了年度国情咨文，将自己的想法一一列出。林肯写道：他完全清楚，根据《没收充公法案》，当联邦军队守卫国土之时，一旦其疆域内的奴隶主将奴隶用作“暴动目的”，那么奴隶主将会“丧失”其法律权利，“由此而被解放了的”奴隶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供养”。他希望一些忠实的边疆州会很快“通过类似的法案”。林肯提议，如果采取了这些行动，那么国会应当为每一位获得自由的奴隶向这些州提供补偿。

林肯依然认为，这两类被释放的奴隶如果要在联邦移民定居，必须建立在纯粹自愿的基础上，“在某个地方，或几个地方，为其提供某种合适的环境。同时还要认真考虑，就个体意愿而论，这样的殖民过程是否未能涵盖那些已经在美利坚合众国境内、被解放了的有色人种”。

冲突可能会“恶化演变为一种暴力和无情的革命斗争”。联邦是否能在这样的冲突发生之前得到保全呢？林肯说，只要依然对这个问题抱有信心，他就不愿对有关蓄奴制的“激进和极端措施”进行制裁。尽管他做出了这样的表态，但林肯在结束自己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时，还是针对一个民主社会里继续施行蓄奴制的问题，以十分得体并且无可辩驳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础“为所有人打开了前程”，“为所有人赋予了希望”，并且“提高了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林肯推断说，在这一“公正、高尚而兴旺发达的制度下……劳动先于资本，并且独立于资本”。接着，在分析了他本人所经历的变迁兴衰之后，林肯补充道：“这个世界上克勤克俭、一贫如洗的创业者，首先通过劳动挣得了薪水，积攒了一些可以给自己购置工具或者土地的钱，然后又继续为自己辛苦打拼，最后雇佣了另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来做帮手。”很显然，在美国人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的这种不断提高的进程和自我实现的前景，对奴隶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除非他成为一个自由人。

废奴主义者们对林肯的演讲提出了强烈批评。“远离毫无政治家风度的移民定居计划，这个计划在这个节骨眼上很不幸地刺破了国家的脸面！”废奴主义者沃辛顿·G. 斯尼赞在致蔡斯的一封信里表示：“就让这把利剑解放一个拥有四百万黑人的国度，让他们获得自由，和白人一样自由。”总统关于对获释奴隶实行移民定居，以及拒绝招募黑人入伍的想法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十分愤慨，以至于他几乎对林肯失去了全部信任。总统不明白，黑人是美国人，他们绝无生活在别处的想法，“他们对自己生于斯养于斯的故土的依恋，比钢铁还要坚定”。更何况，为什么要对获释奴隶何去何从的问题如此忧心忡忡呢？道格拉斯声称：“让他工作，给他工钱，如果他不工作，就让他饱尝忍饥挨饿的滋味。他们对工作早已习以为常，不会惧怕它。他们的双手已经准备好要被辛勤的劳作磨出老茧。除了埋头苦干之外，他们从不会痴心妄想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手段养家糊口。”

道格拉斯坦陈说，战争爆发以来，南方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吓倒，比如说成千上万一度沦为奴隶的人们会为联邦军队生产武器之类的场景。“而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单独一个黑人军团完全足以和两个白人军团抗衡。千真万确，在这种情形下，肤色将比火药和子弹更令人畏惧。”道格拉斯预言，一场“心怀慈悲的战争”将会成为“一场漫长的战争，并将因此演变为一场最糟糕的战争”。他认为，要捍卫这个国家的生存，必须依靠将“奴隶和自由的有色人种”征召入伍的手段。他在费城的一次演讲中宣称：“我们正在用柔软的、白人的手打击罪恶深重的叛乱，而此时，我们应该用黑人的铁拳来打击他们，我们却一直把黑人拴在背后。我们一直在抓捕奴隶，而不是把他们武装起来……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处于半叛乱状态的肯塔基州，而没有对忠心耿耿的北方提出的建议予以重视。”

当激进派的报纸对林肯的国情咨文大加批评之时，温和保守的共和党人却对他的机智谋略称赞不已。“看来，判断应该来源于人们坚实的信念，而不是他们的不满或者焦躁的理想和热望。”《纽约时报》总结说，而既然“温和派占据了全国人口的九成，国情咨文将毫无疑问受到欢迎”。即便是平时总是持批评态度的《纽约论坛报》也承认，“国家和世人不会对”林肯宽厚大度的国情咨文与杰斐逊·戴维斯最近一次“凶悍的”演说进行对比。该报评论说，尽管戴维斯“被许多人看作是这两位政治家当中更有才干的一位”，并且“其文法肯定比另一位更好”，但是这位南部联盟首脑的演讲却“自卖自夸，目中无人，蛮横无情”，而林肯“没有显露出任何不友好的冲动”，并且“绝不用破口大骂来解决问题”。

1.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41—1935）：美国诗人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著名法学家，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2. 在林肯做律师时，斯坦顿曾把林肯形容为“大猩猩”。

3. 《星光灿烂的旗帜》：美国国歌。

4.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1811—1863）：英国作家，著有小说《名利场》。

5. 朗布兰奇：新泽西州中东部的一座城市，位于阿斯伯里帕克市北部大西洋沿岸。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受欢迎的海边度假胜地。

6. 这里林肯用了一个双关语，既指著名的《韦伯斯特大词典》，又指韦伯斯特的学识和精神堪为后世楷模。

7. 这里指1860年共和党人推选总统候选人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林肯在这次大会上击败苏厄德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8. 指林肯。

9. 法纳尔大厅（Faneuil Hall）：由美国商人彼得·法纳尔1742年在波士顿建造并捐给该城。这座建筑物是革命年代爱国者们聚会的地方。

10. 高峰（high place）：原意为古代闪米特人使用的神殿或祭坛，通常建立在山顶。这里指最高决策层。

第十五章 痛失爱子

林肯一家举行了传统的新年招待会，庆祝1862年的到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一天“美得不同寻常。天朗气清，万里无云，温暖和煦，更像是五月天，而不是一月”。前来探亲的弗朗西斯·苏厄德发现，节日的气氛让人重拾信心。她告诉姐姐：“自从我们到这里以来，马车第一次像从前那样，在街头穿行而过，”在这一普天同庆的日子，贝茨也显得精神抖擞。“全世界都出来了”，他写道，正午时分，白宫的大门打开了，成千上万的市民涌向那里，海军铜管乐队鼓乐齐鸣，公众代表与总统和第一夫人握手致意，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参议员、国会议员、国外大员、军官及内阁成员交谈甚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范妮终于见到了第一夫人。根据范妮的描述，第一夫人是“一位结实的小个子妇人，有着一张圆圆的脸庞”，身着“一身黑色丝绸或锦缎，上面饰有一团团的紫色，领口前端恰到好处地点缀着一排天鹅绒”。

林肯热情地和每位客人打着招呼，但内心却压力重重。在战争的第九个月，陆军部不时传来腐败和管理不善的问题，而战事却迟迟无进展，这使蔡斯难以筹集到财政部所需要的经费，以支撑战争消耗。由于公众逐渐失去耐心，林肯担心“家底”会“消耗殆尽”。尽管心怀不满的公众或许会把问题归咎于军队和内阁的各大要员，但总统明白，他最终必须为选择了这一届政府承担责任。日记作家古诺夫斯基公爵发出警告说：“如果新的一年依然只是延续1861年普遍出现的失误、过错和无能，那么就很有可能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夏天和秋天，在卡梅伦因为其松懈的管理及其备受质疑的合同问题首次受到批评，林肯始终没有开口表态，以至于苏厄德怀疑总统是否对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情形有足够的重视。国务卿回忆说，后来，在1月的一个晚上，“我家的门铃响了”，总统走了进来，径直坐上了沙发，“然后突然开始讨论陆军部的情况。他很快就澄清说，他一直在关注此事，而且他掌握的情况，和我们其余所有人了解得一样多……他主意已定，并且他已经就接替卡梅伦先生的问题征求了我的意见”。

挑选卡梅伦继任者十分关键。林肯最初的意向性人选可能包括布坎南的陆军部部长约瑟夫·霍尔特，此人在国家分裂危机爆发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对联邦给予了支持，还有一位可能是出身于西点军校的蒙哥马利·布莱尔。根据威尔斯的说法，布莱尔在内阁议政期间“表现出极大的智慧，他通晓军事，洞察敏锐，判断准确”。然而林肯最终没有挑选这两个人，而是选择了埃德温·斯坦顿，这个决定确实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斯坦顿这个态度生硬的律师曾经在6年前羞辱过林肯，他对林肯的总统威权十分不屑，这在华盛顿的社交圈是众人皆知的事。

华盛顿内部知情人士将这个选择归结于苏厄德和蔡斯联合施加影响的结果。这两位政坛对手很少在政策或原则上达成一致，但是两个人都有各自支持斯坦顿的理由。苏厄德不会忘记，斯坦顿在布坎南总统任期最后几周通报秘密消息所做出的贡献。斯坦顿提供的情报帮助他们清除了叛徒，使华盛顿免遭沦陷，巩固了苏厄德在林肯当选后、就职前这一关键时期的核心地位。蔡斯与斯坦顿之间的友情更加深厚，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两人从前在俄亥俄的交往。当时斯坦顿向蔡斯信誓旦旦地说：“承蒙厚爱，并且获悉您值得我敬爱，让我难以表达内心的满足。”同样重要的是，蔡斯相信斯坦顿在反对蓄奴制的斗争中是一位坚定的同盟者。

林肯对斯坦顿另有看法，不过，并非他们之间所有的交往都不尽如人意。他曾经见过斯坦顿在收割机一案中工作的样子，斯坦顿犀利言辞，慷慨激昂的辩护陈述，为这个案子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给林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位评论家指出，“如果你曾经见过斯坦顿在法官面前的模样，你就会知道，他将自己全部的灵魂都投入到自己所拥戴的事业”，你会看到，“他为他的客户辛勤工作，任劳任怨，仿佛这个案子就是他自己的……仿佛他自己的生命全部维系在这件事上”。人们迫切需要用精神和力量来激励陆军部，而斯坦顿既精力充沛，也富有才干。

1月11日星期六，总统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生硬语气给卡梅伦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鉴于陆军部部长过去曾“表达过更换职务的渴望”，“在与我所理解的公众利益始终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我现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将于下周向参议院举荐您担任驻俄国大使”。据说卡梅伦在星期天收到这封信之后流下了眼泪。“这与公务无关，”他坚持认为，“这实际上是针对个人的排斥。”

当晚用罢晚餐，卡梅伦就去见蔡斯。他们显然详尽地讨论了目前的窘境，并决定向苏厄德求助。蔡斯让卡梅伦回到威拉德饭店，然后单独去了苏厄德的家。根据事先的安排，卡梅伦不久也来了，他挥舞着总统的信，说这封信“意欲将他解职，因此是粗暴无礼的”。最终，卡梅伦被说服了，决定“将这封信保留到明天上午，然后去见总统”。当天深夜，蔡斯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担心苏厄德先生可能会认为卡梅伦此次造访他家是早有预谋之举，并且觉得我没有开诚布公地处理这件事”。然而，和平常一样，只要度量宽宏的蔡斯确信自己“行事正当，并且恰如其分地听从了各方意见”，他就能够让自己的阴谋诡计自圆其说。

第二天，或许苏厄德和蔡斯进行了辩护，林肯同意撤回他那封短信，换成了一封语气温和的便笺。信中表明，最初是卡梅伦提出要离职的，既然在圣彼得堡的这个职位颇受艳羡，也正好空缺，那么总统很愿意“满足”卡梅伦的愿望。“如果您接受这一任命，您将亲身体验到，我对您的信任从未减弱，我对您的尊重充满深情，我对您的期望坚定不移……您将有能力为您的国家效劳，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您在家乡做出的贡献。”他还请卡梅伦推荐一位继任者。卡梅伦热诚地表示，他的同僚、宾夕法尼亚人斯坦顿是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实际上，林肯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是卡梅伦依然相信他对选择斯坦顿负有责任。最终，苏厄德、蔡斯和卡梅伦三人都认为自己在林肯任命新的陆军部部长这件事上助了一臂之力。

解决了卡梅伦的事情之后，林肯请乔治·哈丁（此人曾任专利署署长）将他在法律界的老搭档斯坦顿请到白宫。斯坦顿当时47岁，棕灰色的头发，眼镜后面藏着一双闪烁着光芒的棕色眼睛，和实际年龄相比，他的容貌略显苍老。哈丁担心，早年收割机一案令人不快的记忆会给这次会面笼罩上一层阴郁的气氛，然而，林肯和斯坦顿似乎都已相逢一笑泯恩仇，让哈丁“成为三个人当中最尴尬的一位”。

形势紧迫，不容斯坦顿多花时间深思熟虑。他征求了妻子埃伦的意见，根据埃伦母亲的说法，她“反对他接受该项任命”。调往陆军部工作，会使斯坦顿一家的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原本当律师5万美元的年收入，会一下子降到8000美元。斯坦顿有破产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始终折磨着他，他一定担心自己收入骤减。然而，在一场伟大的内战期间，斯坦顿不能拒绝担任陆军部部长，而如果他任职期间表现卓越，虽说会少活几年，他会如蔡斯所预言的那样，“因丰功伟绩而英名长存”。斯坦顿接受了这一职位，条件是他把彼得·沃森留下，“负责合同事宜”。沃森是他在收割机一案审理期间的助手和老朋友，斯坦顿意识到，他没有沃森的帮助，就会“立刻寸步难行”。

卡梅伦辞职和委任斯坦顿的消息一经公布，让多数内阁成员吃惊不小。“很奇怪，”贝茨在日记里写道，在上周五举行内阁会议时，“关于此事尚没有任何征兆”。“而且更为奇怪的是，”总统在周末的时候只召见了苏厄德。威尔斯在街头遇到蒙蒂·布莱尔，从他那里听说了这条爆炸性新闻。威尔斯承认说，他们两人都没有“得到林肯的信任。”而事实上，威尔斯和斯坦顿从未谋面。斯坦顿得到举荐的消息，让国会山的激进派共和党人非常郁闷。威廉·费逊登担心斯坦顿身上残留的民主党人习气会使他对蓄奴制和南方的政策偏于软弱，于是他设法推迟了参议院批准，直到他进一步了解了斯坦顿的立场之后，此项任命才得以通过。他和蔡斯协商此事，蔡斯向费逊登保证说，“他，蔡斯部长，对挑选斯坦顿负有责任”。并且他将在当天晚上安排这位缅因州参议员和斯坦顿见一次面。苏厄德在这次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为人所知，这就使激进派把蔡斯——他们在内阁中的自己人，当作是这次任命主要策划者。与斯坦顿交谈了很长时间之后，费逊登告诉蔡斯，他完全相信斯坦顿“就是我们需要的人”。这位参议员发现，他和布坎南的前任检察总长“在每个问题上”都英雄所见略同，其中包括“战争的指挥”“黑人问题”等，这使他喜出望外。参议院在第二天就批准了斯坦顿的提名。

斯坦顿取代卡梅伦的消息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公众大多以为卡梅伦已经自愿退居二线。苏厄德告诉自己的妻子说：“不仅新闻界彻底震惊了，而且各种猜测大行其道，莫衷一是，没有一家报纸道出真正的幕后原因。”卡梅伦的声望一直受到保护，直到众议院合同审查委员会于1862年2月公布了一份1100页的报告，详细列举了陆军部大范围的腐败问题，导致采购了有故障的武器、生病的马匹及变质腐烂的军粮。根据某报的报道，委员会“下决心建议立刻通过法案，对任何犯下欺诈政府罪的人处以死刑。由于这种欺诈罪行，一位士兵身体受伤，成为这场劣质军事装备交易中的典型例子”。尽管卡梅伦本人没有受到失职的指控，但是众议院投票的结果认为他的行为“对公共事业造成了极度损害”。

卡梅伦十分灰心，他知道自己不会有机会从这次丑闻中翻案了。然而，林肯私下里却花了很多精力去抚平他内心的痛苦和屈辱。他给国会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解释说，这些倒霉的合同是针对萨姆特要塞事件的直接后果，政府所面临的紧张局势而造成的。林肯声明说，他和他的整个内阁“至少同样要和卡梅伦一起对于所犯的一切过失、谬误或缺陷负责”。

卡梅伦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慷慨之举。尼可莱和海伊认为，由于内心对林肯充满谢意和敬仰之情，卡梅伦将成为“林肯私交中最亲密、最忠实的一个知己”。在他承受着千夫所指之时，林肯挺身而出，分担了罪责，卡梅伦对这种勇气十分感激。他写道，大多数人处在林肯的立场上，“或许会让一个无辜者站出来受罪，而不是自揽过错”。林肯和其他大多数人，和包括新任陆军部部长在内的每一位内阁成员都不一样，这一点人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斯坦顿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在陆军部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制度”。卡梅伦的部门一度被求职者和政客包围，以至于官员们几乎没有时间回复信件或电文。结果，关于补充军需的请求常常被延误数周之久。斯坦顿发布命令说，“各类信件和书面讯息在早晨一经抵达，必须在第一时间加以关注，并优先于其他所有事宜进行处理”。过去，除了星期天，卡梅伦每天都要接待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但是斯坦顿宣布说，周二到周五期间，陆军部恕不接待所有与军事无关的来访，对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的接待日期定在周六，周一对普通公众开放。

斯坦顿很快清除了卡梅伦的许多亲信，在他的身边，都是一些像他那样充满激情、富于奉献和实干精神的人。斯坦顿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表示，他不会容忍各种不当的谋职申请，哪怕所求的是最卑微的职务也不行。斯坦顿后来回忆说，他上任当天就遇到一个人，斯坦顿凭直觉认定他是“那种半是懒汉、半是君子、令人难以言状的家伙”。此人带给他“一张林肯夫人的小纸条，想要谋一个军需代理的差事”。斯坦顿大怒，他把纸条撕成碎片，把那人请了出去。就在第二天，这人带了玛丽写的一封正式的请求信，要求给他任命。斯坦顿不为所动，再次让这位求职者打道回府。当天下午，斯坦顿把林肯夫人请来，告诉她，“在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战期间”，他的“首要职责是向人民负责”，而他“其次要承担的责任就是保护您丈夫和您本人的声誉”。如果他只是碍于人情，委任一个不称职的人，就“会彻彻底底失信于人”。玛丽完全理解斯坦顿的意见，她说：“斯坦顿先生，您说得很对，我不会再向您提出什么要求了。”斯坦顿承认说，她确实信守了诺言，“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在斯坦顿的革故鼎新之下，清晨，陆军部早早便打开大门，夜深人静之时，办公室煤气灯依然闪烁。斯坦顿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说：“当他的马车从宾夕法尼亚大街拐进第十七大街时，负责守望的看门人就会把头转向里面，以一种低沉、警告似的腔调喊道：‘部长！’这声音传将出去，绵延回环，最终传遍了整个大楼。大概过了一两分钟，就听见有人跋履而行，传出一阵开门和关门的声音，这群无处不在的浪子和懒鬼飞奔到了各自的岗位之上。”

斯坦顿召开的会议始终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他“言语流畅，从不拖泥带水。”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写道：“而最重要的是，他开诚布公，热情，宅心仁厚。”抛开咄咄逼人和难以平静的外表不谈，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驻首都的一位记者写道：“远方的人很难清楚地认识到，陆军部首脑的变化，在华盛顿引发了怎样一场革命。这座城市真正呼吸到了变革的气息，大街小巷，宾馆饭店，以及国会的大厅里，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

林肯曾对卡梅伦颇为失望。经过差不多一年之后，他终于发现，斯坦顿的确是陆军部需要的帅才。

※※※

1862年2月初的时候，玛丽·林肯另辟蹊径，在白宫开创了一种款待客人的全新方式。传统的公众招待活动，任何人均可走进来参加，而豪华的国宴则只为少数人操办。2月5日，玛丽在白宫举行了一场晚会，发出了大约五百份请柬。由于舞会不对公众开放，请柬就成了华盛顿社会声望的标志。根据尼可莱的说法，那些最初没有被列入名单的人，“绞尽脑汁，甚至低三下四地乞求得到请柬”。

玛丽投入了极大的热忱来筹备这场庆祝舞会。她安排海军乐队在走廊上演奏乐曲，并请一家著名的纽约餐饮公司提供消夜。她让自己的黑人女裁缝伊丽莎白·科克丽设计制作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白缎子长礼服，上面镶有黑色刺绣花边，长长的裙裾，低低的领口，立即吸引了林肯的目光。他大笑着表示：“如果裙尾的地方能更靠近头部的话，样子就更好看了。”

同时，威利和塔德已经开始习惯于这喜气洋洋的老一套。他们上午和家庭老师一起干活，下午和傍晚与塔夫脱家的两个男孩儿一起玩耍，地点不是在白宫，就是在塔夫脱家。塔夫脱法官与林肯家的两个小男孩都“越来越形影不离”了。他觉得，威利“比（自己）见到的其他同龄的男孩子更有想法，更有眼光”。在由一座“巨石做成的十字形弓箭口”环绕拱卫着的屋顶平台上，四个男孩子建了一座小屋，他们将自己这个临时性的工事命名为“国舟”，并且在上面装了一台小型望远镜，可以让自己观察到波克马托河上的舰只往来，以及岸边的部队。他们还把客人们请到顶层阁楼上看戏。另外一种消遣就是骑着别人送给威利的小马驹玩。到了1月中旬，罗伯特从哈佛大学放假回家，全家人就都团圆了。

接下来，在玛丽举行盛大晚会的前几天，威利开始发烧。那一年元月，病魔在华盛顿肆虐。在冰雹和雨水之后，大雪接踵而至，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气味肮脏的泥潭。天花和伤寒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为了防止天花蔓延，市里发了大量疫情警报。”塔夫脱法官在日记里写道，“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形。”

病魔侵袭了斯坦顿家、苏厄德家和蔡斯家。斯坦顿最小的儿子詹姆斯病得非常厉害，在接种了牛痘之后，这个男婴的全身诱发了“可怕的皮疹”。这场传染病持续了6个星期，在这段日子里，没有人“指望他会活下来”。与此同时，已和母亲来到费城的范妮·苏厄德也被感染了，最初怀疑是天花，但她可能患上了伤寒。在差不多2个星期的时间里，她一直在发“高烧”，背部疼痛，喉咙“溃烂”。苏厄德离开疫情严重的华盛顿，和范妮团聚。这是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为数不多的几次离开工作地点其中一次。内蒂·蔡斯也病得不轻，她在前往费城寄宿学校的路上感染了猩红热。

由于威利生病的缘故，玛丽认为最好取消舞会，但是林肯有些犹豫，因为请柬已经发出去了。他叫来了被尊为“华盛顿医学界老法师”的罗伯特·斯通医生。在对威利进行检查之后，这位名气颇响的大夫得出结论说，这孩子“眼下绝无生命之虞”，并且“认为极有可能尽快康复”。这个诊断让林肯夫妇放下了心，他们决定举办这次舞会。

晚上9点前后，各式马车开始陆续抵达灯火璀璨的白宫。华盛顿的所有上流人士都来了，其中包括内阁成员和他们的夫人、将军和他们的高级随从、外交使团的各位成员，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们，以及律师、商贾之流。麦克莱伦身着笔挺军服，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同样也引起了新上任的陆军部部长的瞩目。绿厅、红厅和蓝厅打开了大门，等待来访，而林肯则在东厅迎候各位贵宾。社交界的记者们对“在林肯夫人打理之下，白宫焕然一新的优雅风格及妇女们的豪华服饰”都进行了点评。和往常一样，有着“紫罗兰色眼睛”的凯特·蔡斯被选中了，一位记者以仰慕的口气写道：“她身披一袭紫色的绸缎，并没有珠光宝气。她梳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发型，小巧的头上戴一顶朴素的小白花做成的花冠，和她那阳光般秀发的金色波浪交织在一起，在脑后盘成一个希腊式的发髻。”

午夜时分，众人开始涌向大门紧闭的餐厅。当时因为管理员把钥匙放错了地方，晚来了一小会儿，在这当口儿，有人大叫道：“我主张向前进军！”所有人都哄堂大笑起来，其中包括麦克莱伦将军。几扇大门突然打开，一桌备有上等葡萄酒和香槟的豪华盛宴出现在人们面前。“眼前光彩夺目的景象，却无法驱散林肯夫人脸上挥之不去的愁容。”曾经是玛丽亲密知己的女裁缝伊丽莎白·凯克利回忆说，“整个晚上，她好几次跑到楼上，和备受病痛折磨的儿子待在一起。”

撇开玛丽忧心忡忡、细致守护病中的儿子不谈，这场舞会大获成功。尼可莱告诉自己的未婚妻说：“那些曾经来过这里的人，将永远幸福地沉浸于所经历的欢乐回忆之中，因为他们获得了某种别人未曾获得的东西，他们的自负因此而激发。”尽管也有一些吹毛求疵的意见，说这场舞会“轻佻，欢闹和饕餮无休，而数百名伤病员的景象”此刻“依然历历在目”等，但是首都各界的舆论绝大部分都是正面评价。《华盛顿晚星报》断言这是“一件盛事”。而《莱斯利画报》将玛丽形容为“我们美丽的‘共和党女工’”，身着“一件熠熠生辉的白色缎袍”，头戴黑白相间的头饰，这“与她那高贵的帝王气质完美交融”。

白宫的盛大舞会大获成功之后，联邦军队连续两次在田纳西凯歌高奏，占领了田纳西河上的亨利要塞及位于坎伯兰的多纳尔森要塞。这两次胜利，将西线的战事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并使一个人成为家喻户晓的新的民族英雄，他就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此君毕业于西点军校，因为改不了贪杯的缺点，八年前从军队辞职，此后，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加利纳做皮草买卖，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内战开始后，他立即自愿申请从军，并担任了驻密苏里的一个军团的指挥官。从一开始格兰特就明白，必须从密苏里向南方挺进，但是他无法说服弗里蒙特的继任者亨利·哈勒克将军批准这项行动。哈勒克听信谣言，以为相貌粗鲁、蓄着连鬓胡子的格兰特依然嗜酒如命，就不愿将重要任务交付给他。2月1日，海军准将安德鲁·富特终于同意进行海陆联合远征之后，哈勒克才向格兰特发出进军令，要求他“占领并守卫亨利要塞”。

格兰特和富特立刻出发了。海军的炮舰开始了一轮闪电般的攻击，迫使2500名叛军撤退到12英里以外、后援更加稳固的多纳尔森要塞，其残余部队缴械投降。“亨利要塞是我们的了，”格兰特发了一封简明扼要的电报给哈勒克，“我将于8日占领多纳尔森要塞并全歼该处敌军。”一场暴雨推迟了向东挺进多纳尔森的计划，但格兰特依然信心十足。他在给自己姐姐的信中断言，她的“弟弟尽管貌不惊人，但是至今为止，却找不到任何无法胜任这项任务的理由。”他说，这绝不是吹牛，而是“一种预感”，而这种预感果然得到了非常准确的应验，几天以后，他将叛军团团围困在多纳尔森要塞，并揭开了一场成功的歼灭战的帷幕。这一仗南方联盟军队死伤惨重，南方联盟司令官、肯塔基人西蒙·巴克纳将军要求停战，并提出“指派专员起草投降协议的各项条款”。2月16日，格兰特回了一封电报，其中有一句在历史上颇为著名、反映了他个性和军旅特征的话：“除立即无条件投降外，我们决不会接受其他任何条件。”巴克纳和1.5万名南方联盟士兵全部被俘。

此役，双方阵亡士兵超过一千人，而伤者则是阵亡者的三倍。“这是一场最为血腥的战役，”一位年轻的联邦士兵告诉他的父亲说，由于自己所在的连队几乎全军覆没，虽然最终获得了胜利，但他依然感到“悲伤、孤独和沮丧”。85人当中仅有7人幸存，不过“军旗得以保全”。

攻陷多纳尔森要塞，为联邦在南方赢得了一个战略性的据点。1862年4月，在希洛举行的一场会战杀得天昏地暗，双方死伤达2万之众，此后，联邦方面可能将继续保卫孟菲斯和整个田纳西州。这些胜利之后不久，新奥尔良就被攻克了。

格兰特在多纳尔森获胜后的第二天，总统就签署文件，晋升他为少将。前一年秋天，格兰特进入肯塔基州的帕迪尤卡之后，颁布了一封大度得体的宣言。林肯读了那封宣言之后，就对这位出身西部的将军十分关注。格兰特在那封宣言里写道：“我来到你们中间，不是敌人，而是你们的朋友和同胞。”据报道，“格兰特进入战区时，只带了一件俭朴的衬衫，一把毛刷和一支牙刷”。这难免让公众把“西部人的大胆豪迈”与麦克莱伦的“东部人的奢华”进行一下对比。众所周知的是，曾有“六辆漂亮的四马驱动马车”来到麦克莱伦家门口，将他的衣服和其他物品运往前线。

格兰特在多纳尔森的大捷，是联邦在此次战争中赢得的第一场实质性胜利。消息传来，北方一片欢腾。各种庆典上，数百门礼炮发出的轰鸣在广袤的大地上久久回荡。首都各界“激动不已，欣喜若狂”。在参议院，“楼道两侧全体起立，发出三次热烈的欢呼”。人们设计了各种精美的方案，将首都的公共建筑装扮得灯火通明，流光溢彩，庆贺这双重的胜利及乔治·华盛顿的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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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欢庆的气氛在白宫一点都没有得到响应。白宫举办过那场舞会之后，威利的病情在持续恶化，塔德也开始染病。人们相信，这两个小男孩感染了伤寒，而发病原因很可能是华盛顿肮脏污浊的环境。白宫的取水源是波托马克河，河道沿岸驻扎着成千上万的士兵，那里没有配置条件较好的公共厕所。也许因为早年曾患过猩红热的缘故，威利的体质比较虚弱，他比弟弟塔德受到细菌感染的程度更加严重。威利“越来越虚弱，愈发郁郁寡欢”，高烧、腹泻、痛苦的痉挛、内出血、呕吐、精疲力竭、说胡话……他的疾病所引起的虚弱症状都爆发出来了。

弗伦奇专员发现：在照顾两个小男孩儿的时候，玛丽“日夜守护，几乎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她取消了高朋满座的星期六会客活动和各种招待会。对于林肯而言，这也是一段备受煎熬的日子。尼可莱说，总统对他的两个儿子“尽其所能倾注了极大的关怀”，但是，他需要对战事进行指导，这样的严酷事实难以回避。

威利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迷迷糊糊之间，他会呼唤自己的朋友巴德·塔夫脱的名字，而巴德则日夜守候在威利的床边。有一天深夜，林肯看到巴德依然和自己的儿子待在一起，就“伸出胳膊搂住巴德的肩膀，并且抚摸威利的头发”。他转向巴德悄悄地说：“你应该上床睡觉去，巴德。”但是巴德不肯离去，他说：“如果我走了，他会叫我的。”后来，林肯回来之后，“把已经睡着了的巴德抱起来，将他轻轻地放到床上”。

当这个孩子病情危急的消息传遍华盛顿的时候，大多数庆祝的灯火都悄然熄灭。《晚星报》写道：“此刻，当总统和总统夫人正遭受苦难之时，他们在这个群落里得到了深切的同情。”虽然白宫的公务仍继续，但是工作人员却在过道上放慢了脚步，“仿佛他们不想发出声音”。林肯的秘书威廉·斯托达德回忆起当时每个人欲言又止的疑问：“难道没有希望了吗？没有了，医生们都这么说。”

2月20日星期四，下午5点，威利去世了。几分钟以后，林肯冲进尼可莱的办公室。“唉，尼可莱，”他说，“我的小儿子死了——他真的死了！”他开始啜泣。根据伊丽莎白·科克莱的说法，当威利的遗体被清洗干净、穿好衣服之后，林肯回到房间，他“把头埋在双手间，他那高大的身躯因为激动而抽搐”。尽管科克莱比大多数时候更为密切地关注林肯，但她“并没有指望他那粗犷的个性会得到改变”。

玛丽·林肯“伤心欲绝”，凯克利写道，“她儿子那苍白的脸庞让她难以自抑。”她常常说到自己蓝眼睛的漂亮儿子，“倘若受老天爷眷顾，（他）可能有望活到她那把年纪”。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也难以平息内心的悲伤。

与此同时，塔德也病得不轻。因为玛丽无力照看他，林肯就去寻找帮手。他将自己的马车派到布朗宁家，布朗宁立刻就赶来了，并在塔德的病榻前待了整整一夜。林肯还把吉迪恩·威尔斯年轻的妻子玛丽·简请来，让她坐在孩子身边，中风刚刚痊愈的朱莉娅·贝茨也前来陪护。很显然，塔德需要昼夜不停的专业护理。林肯找到多萝西娅·迪克斯，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改革运动家，被陆军部部长任命为女护士部的主管。这个女人非常强势，自有一套想法。她的一个观点是：女人穿紧身内衣有损她们的健康。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就这个问题向年轻的女人们发表演讲。一个姑娘不想听她说教，坚持说她宁愿“去死也不想变得那么老土”。对此，迪克斯反驳说：“我亲爱的，如果你继续像现在这样把带子系得那么紧，你挑三拣四的时间就不会那么长了，你会死去，也会变得老土。”

在推荐护士的时候，迪克斯挑选了一位名叫丽贝卡·波姆罗伊的年轻寡妇，此人曾在华盛顿两家医院的伤寒病区工作过。迪克斯向总统保证说，在所有的护士当中，她对波姆罗伊“最有信心”，即便是那些年龄两倍于她的护士也不及她。林肯握住波姆罗伊的手，笑道：“哦，我只想说一句话：让她从右边进来。”

威利的遗体还安放在绿厅、玛丽在镇静剂的作用下卧床休息的时候，波姆罗伊护士就开始照料塔德了。只要有可能，总统就会把工作带到塔德的房间里，坐在“因伤寒而颤抖的”儿子身边。林肯始终对他人的生活充满好奇和同情心，他询问了新来的护士的家庭状况。她解释说，自己是个寡妇，两个孩子先后夭折，唯一健在的儿子参了军。听了她辛酸的经历之后，林肯泪满衣襟，既为了她，也为了自己多灾多难的家庭。“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考验，”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唉，为什么会这样？”漫漫长夜中，塔德屡次醒来，呼唤自己的父亲。“（总统）听到泰迪的声音时，就来到他身边”，毫不介意自己身着睡袍、脚上穿着拖鞋的形象。

威利去世之后的那个星期天，林肯在布朗宁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乔治城的橡树山公墓，察看墓穴。孩子最终会葬在春田。在此之前，遗体将在这里安放。出殡仪式安排在次日下午2点在东厅举行。尽管邀请了许多人，但玛丽还是请塔夫脱太太“在出殡当天把孩子安顿在家里，看到他们会让我更加难受的”。林肯没有征询心烦意乱的妻子的意见，就“通知巴德，让他在威利入棺前来看他一眼”。正午时分，总统、第一夫人和罗伯特来到绿厅，在威利的遗体入殓前，做最后的告别。散文家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回忆道：“他躺着，双口紧闭，他的棕色头发两边分开，那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发型——脸色苍白，在死神的怀抱里长眠不醒，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因为他的衣着仿佛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弗伦奇专员获悉，他们想“在那个房间里和他们去世的孩子在一起，在这最后的悲痛时刻，他们不希望有旁人在场”，而玛丽则情绪难以自控，未能出席东厅的出殡式。

国会已经休会，以便让议员们参加丧礼。在那些出席者当中，许多人刚刚参加了19天前举行的舞会，其中包括副总统、内阁成员、外交使团、麦克莱伦将军和他的参谋等。当参加丧礼的来宾鱼贯而入之时，一场可怕的暴雨骤然而至。大雨倾盆，狂风大作，树木被连根拔起，一座教堂被摧垮，多处房屋的屋顶被掀翻，丧礼仪式结束后，一条由马车组成的长龙穿过暴风雨，前往公墓的礼拜堂，将威利的遗体暂时安放在那里的墓穴中。曾几何时，当暴风雨敲打着林肯的初恋安·拉特利奇的墓地时，他就会肝肠欲断；如今，他儿子的遗体能够免遭大雨和怒号的狂风侵袭，也许给他带来些许慰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玛丽卧床不起，无法料理自己的日常起居，这让林肯忧心忡忡。尽管塔德最终痊愈了，但玛丽发现，他的同伴让人受不了，他们只会让她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威利已不在人世，而看到巴德和霍利·塔夫脱，也让她在感情上难以为继。她从未邀请他们回到白宫，留下塔德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总统试着把儿子留在自己身边，经常在晚上让孩子和自己同床而眠。

和丽贝卡·波姆罗伊以及玛丽·简·威尔斯聊天，似乎让玛丽感到一点点安慰。简·威尔斯在塔德的病榻前守护了许多个夜晚，而她自己却失去了五个孩子。在与波姆罗伊谈话时，玛丽试图去理解为什么这位寡妇在自己的家庭遭受重创之后还能够去照料陌生人的孩子。玛丽知道自己应当屈服于天命，但是她发现自己做不到。追忆两年前威利染上猩红热的那段日子后，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威利已得到了宽恕，上苍只是“考验我们，并让我们断绝和一个世界的往来，这个世界和我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当不幸突然降临时”，她应对灾难依然“毫无准备”。“我们的家非常美丽”，威利去世三个月以后，她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世界依然在微笑，并且臣服于人，但其魅力已经烟消云散——一切都变成了笑谈，这个被人顶礼膜拜的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事实上，她一度为之心醉神迷的奢华和虚荣，如今似乎正在向她发出嘲笑。她陷入了更深的愧疚和悔恨，她想，上苍夺走了威利，是对她过分骄傲于自己家庭的至尊地位的惩罚。“在这个世界上，我曾经如此全神贯注，如此全力以赴，为了我们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我心无旁骛”，她坦白地说，她知道这样想是一种罪过，不过她相信，上帝带走“如此可爱的一个孩子”，是对她的“唾弃”。

玛丽·简·威尔斯相信，她的孩子在天堂里等着她们。她从这种信念中找到了安慰，但是玛丽不能。她对玛丽·简说：只有相信威利在来生“远比在尘世间更加幸福”，她才可以接受失去威利这个事实。尽管在后来的几年当中，她逐渐开始相信“死亡，是唯一有福转生到”一个“不再有骨肉分离、不再有泪水婆娑的世界”的途径，但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她的这种信念并不那么虔诚，因而难以带来什么慰藉。

悲伤使得玛丽锐气顿消，她开始寄情于招魂之说，让自己获得些许解脱。经伊丽莎白·科克莱介绍，她认识了一位有名的神汉。玛丽说，此人帮助她挑破了那一层“将我们与‘挚爱的逝者’之间隔开的帘幕”，在几次降神会上，有几个逝者的灵魂被引到了白宫，她相信自己能够看到威利。内战期间，招魂学说盛极一时，这可能是当时战场上伤亡惨重的情形引起的。神汉巫婆们可以为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提供安慰，对他们言之凿凿地说：“亡者的灵魂并未离开这个尘世，而是依然在我们中间，只是你看不到罢了。”当时有人评论说，似乎“人们除了各种魂灵和巫师的声音之外，什么也听不到。所有的桌子和其他家具似乎都有了灵气”。与灵异世界沟通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巫师通过敲、叩等动作发出声音，有的巫师则把桌子倾斜并晃动起来，还有一些人据说能让亡者发声。一位学者认为，无论他们采用了什么方法，他们都“提供了一种切实可信的证据，表明尘世间大多数难以逾越的屏障，也就是死亡的屏障，可以通过同情的力量超越之”。

偶尔能够瞥见威利，只能为玛丽带来暂时的安慰。科克莱发现，威利的死让玛丽变成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女人”，“很少几次提及威利的名字，以及任何触发对他回忆的东西，都会让她情绪激动，泪如泉涌”。她无法正视他的画像，她把威利的所有玩具和衣服都送了人，她不愿走进威利去世的那间客房，以及他的遗体曾经被安放过的绿厅。

在外人面前，总统在威利去世后的表现比他妻子要好一些。重要的工作占据了他一天当中的每一个小时，几十名官员围绕着他，需要和他讨论各种方案，做出决定，进行各种沟通。然而，尽管他面临的各种工作任重如山，但是他依然需要忍受失去亲人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儿子去世之后的那个星期四，以及随后的好几个星期四，他把自己关在绿厅，独自发泄巨大的悲伤。“那次突然的打击把我压垮了，”他对白宫的一位访客说，“这体现了我的软弱，而这一点是我过去从未察觉到的。”

和玛丽一样，林肯也渴望看到威利的亡灵，这种强烈的愿望并非通过巫师实现的，而是通过他活跃的梦境。威利死后三个月，当林肯大声朗诵莎士比亚的《约翰王》当中康斯坦丝对她儿子的夭亡痛悔不已的段落的时候，他停住了，转向身边一位军官问道：“你是否梦见过某个去世的朋友，感觉你和他曾有过愉快的交流，你却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真的……我就是那样，梦见我去世的儿子威利。”

任何让人回想起威利的东西都让玛丽难以忍受，而林肯则很珍惜自己儿子留下的遗物。他将威利的一幅画放到他的壁炉架上，把它展示给客人们看，并向他们讲述爱子的故事。一个礼拜天，林肯从教堂回来后，把布朗宁请进图书室，拿出一本剪贴簿给他看。林肯刚刚发现，在这个小本子里面，威利把各种重大事件中的战役和计划挑选出来，记录了它们发生的日期。对于一个相信死者会继续活在生者心中的男人来说，让死去的孩子在脑海里保持栩栩如生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十个月以后，年轻的范妮·麦克劳夫的父亲战死沙场，林肯给她写了一封信，在信的结尾，他用追忆往事来表达慰问之情。林肯以肯定的语气说，最终，“对令尊的追忆，将成为您内心感伤而美好的体验，而非切肤之痛。与您过去的感受相比，这种感情更加纯洁，更加神圣”。

对于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家属们内心的悲伤，林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更深切地感同身受。

1. 指1860年年底至1861年年初，当时在布坎南政府任职的斯坦顿曾经秘密为苏厄德提供叛乱分子对联邦发起袭击的情报。详情参见本书第十章。

2. 《莱斯利画报》（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英国画家弗兰克·莱斯利以素描形式描述新闻的报纸，创建于1855年。

3. 坎伯兰（Cumberland）：马里兰州西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波多马克河沿岸，是煤矿开采地区的船运中心。

4. 希洛(Shiloh）：位于田纳西州西南部，孟非斯以东，1862年4月6日至7日的希洛战役以南方联盟部队的败退而告终，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

5. 塔德的昵称。

第十六章 非同寻常

威利死后第二天，麦克莱伦将军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短信，对林肯一家突遭“令人心碎的变故”表达了他真挚的同情。“您已经是我的一位善良挚友了”，将军对总统说，“您的信任支撑着我，否则我就会感到软弱无力。”接着，他把西线夺取亨利要塞和多纳尔森要塞称为他亲自向东线进军的“一个吉兆”，他恳请林肯不要“让各种军务（给他）造成一时的麻烦，”因为，为了赢得胜利，“应该万事俱备，不留死角”。

麦克莱伦信誓旦旦的进攻计划，让林肯有了些许安慰。在过去许多个月里，这位将军曾经多次做过类似的承诺，而波托马克军团的主力部队却始终闲来无事。过去，批评将军的言论只在报纸上出现，而今，反对派们发现，在新组成的国会联合委员会的战争指挥问题上，冒出了一个强势的声音。这一派势力由参众两院的激进派们操纵着，其中包括本·韦德、密歇根的扎卡赖亚·钱德勒及印第安纳的乔治·朱利安。这个委员会对麦克莱伦未能积极推进战事，以及他在蓄奴制问题上的保守立场深恶痛绝。从12月下旬到1月中旬，麦克莱伦因感染伤寒卧病不起，委员会怀疑这位将军以病情为幌子，为他继续毫无作为遮羞，于是与林肯及其内阁成员召开了一次争吵不断的会议。国会议员朱利安记录道，很显然，在这次会议上，“不管是总统还是他的顾问们，似乎对……麦克莱伦将军的各种计划都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颇为不安。

根据朱利安的说法，更让人吃惊的是，“林肯本人认为自己并没有任何权力要求彻查这些细节，相反，正因为他不是一个军人，因此他有责任尊重麦克莱伦将军”。针对林肯摆出的敬重姿态，贝茨提出了激烈的反对，他反复敦促林肯“组织一个他本人的参谋班子，并且名副其实地行使法律赋予他的职权”，也就是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权，有责任“对司令官们发号施令”。这一席话出自保守、值得信赖的贝茨之口，对林肯触动极大。他从国会图书馆借来了哈勒克将军论军事战略的书籍，几天后，他对布朗宁说，他“正在考虑亲自介入这一领域”。

尽管林肯的这种说法并不一定反映了他的原意，但是他显然已下定决心，一定要立即把军队动员起来。林肯引用了一个他喜爱的典故，向梅格斯将军吐露心声说，“浴盆已经脱了底”。对于成千上万名无法动弹的士兵们的衣食和藏身之所需要的庞大开支，几乎破产的财政部再也无力供给。蔡斯告诉总统，在战事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他决不会向牢骚满腹的公众募集更多的基金。梅格斯建议林肯与另一些将军们召集一次战争咨询会，制订一个行动决策的流程。获悉这一消息后，麦克莱伦的病突然痊愈，并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议。不过他依然不愿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他告诉梅格斯，总统“无法保守秘密，他会把这些告诉托德”。

林肯终于失去了他引以为豪的耐心。1862年1月27日，他签署了一份著名的第一号战争令，将2月22日定为“美利坚合众国陆地和海上之武装力量打击叛乱势力的总进攻日”。林肯正确地断定：由于北方在规模上拥有压倒性优势，因此他们应该在那一天发动进攻。该命令敦促麦克莱伦递交他迂回进军并最终实施半岛战役的计划。最初，各路大军将乘战舰沿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前行至切萨皮克湾，然后调头拐入拉帕汉诺克河南岸的厄班纳，根据麦克莱伦的部署，军队将从这里，朝着西南方向的里士满进军。

在斯坦顿及包括麦克道尔在内的几位将军的支持下，林肯提出了一份截然不同的战略计划：各路军团应经过玛纳萨斯，进军路线横穿整个大陆，迫使叛军一步步退回里士满，“以优势兵力摧毁之”。这一直截了当的进攻路线，将联邦军始终置于首都和联盟军队之间，为华盛顿撑起了一道保护伞。麦克莱伦拐弯抹角的计划让人担心的是：为了攻占华盛顿，联盟军队可能会自愿放弃里士满。一旦南方占领了联邦的首府，外国政府无疑将很快承认南方政权。最终，林肯勉强默认了半岛计划，但是，在这一作战方案实施之前，他下了一道强制性的书面命令，要求在“华盛顿内部和周边地区”保留足够的兵力，以保卫首都免遭攻击。

2月22日是预定的进攻日。这一天，林肯满脑子都想着威利的夭折，以及塔德病重的事儿。心灰意冷的斯坦顿注意到，“和3个月前相比，在波托马克方向并没有出现更多的进攻迹象”。他后来解释说，自己首次入阁就职之时，“曾是麦克莱伦将军的铁杆朋友，并且在后来的几个月当中也是如此”，但是他很快就变得不那么热情了。在担任陆军部部长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斯坦顿就告诉一位朋友说，“当人们在西部浴血疆场的时候，波托马克河上不该再供应香槟酒和牡蛎了”。斯坦顿这里是暗指麦克莱伦每天晚上都要以豪华宴席款待20多位嘉宾，其中有许多人是华盛顿亲南方社团中的著名人物。

当麦克莱伦让斯坦顿等待时机之时，斯坦顿心中更加不悦了。和林肯不同的是，这位骄傲的陆军部部长无法对主帅的傲慢懈怠一笑了之。有一次，斯坦顿前往陆军部的途中，顺便探访了麦克莱伦的总部，但是他不得不等了麦克莱伦一个小时。经历了这次令人特别气恼的事情之后，斯坦顿发火了，他声称：“这将是麦克莱伦将军对我本人或者总统的最后一次怠慢！”几个星期后，斯坦顿传出命令，将电报室从麦克莱伦的总部搬迁到陆军部他本人的办公室隔壁。这个在华盛顿与整个北方的各级军官、军营和要塞之间传递的各种急件的神奇而崭新的机要部门，将不再经过麦克莱伦之手。麦克莱伦火冒三丈，将这次搬迁视为“对他的羞辱”。而实际上，他已经失去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为紧邻的电报室不仅可以让斯坦顿履行对全军信息沟通的职责，而且也确保林肯每天可以花上很多时间与陆军部部长一起研究军情，而将主帅抛在一边。

尽管如此，麦克莱伦在内阁依然拥有像蒙哥马利·布莱尔那样富有影响力的强大盟友，民主党的报纸大肆吹捧这位“年轻的拿破仑”，将亨利要塞和多纳尔森要塞的胜利归功于他，仿佛格兰特和他的部队只不过是麦克莱伦在华盛顿牵线操纵的傀儡。斯坦顿用挖苦的语气评论说，各大报纸描绘了麦克莱伦英雄般的形象，他端坐在电报室里，“组织了这场胜仗，以卓越的军事指挥行动，在格兰特和史密斯占领多纳尔森要塞6个小时之后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是一个“值得击掌相贺的场面”。

正如事后所证明的那样，在西部取得的历次胜利，一步步增加了麦克莱伦出兵的压力。在3月8日的这个周末，波托马克的大军终于开赴前线了。南部联盟事先已预料到了这次行动，它开始将几个炮兵阵地从玛纳萨斯回撤到拉帕汉诺克河两岸。听到撤退的报告后，麦克莱伦率领他的各路大军发动了一次闪电袭击，准备活捉其残余力量。但是这一次，他极为尴尬地发现所有南部联盟的军队早已带着帐篷、装备和武器，人去楼空了。让人更感到丢脸的是，让麦克莱伦好几个月不敢进攻、想象中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其实只不过是几根用涂黑了的木头伪装的加农炮组成的。倘若麦克莱伦在此前几个月的任何时候发起进攻的话，他肯定在人数和武器上占据绝对优势。

人们将舞台上的道具大炮称为“贵格炮”。此次“贵格炮”事件让激进派狂怒不已。“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参议员费逊登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麦克莱伦将军是完全不称职的，这一点不会再有疑问……尽管如此，总统仍然会让他发号施令。”费逊登叹息说，这令人尴尬的局面本该是预料之中的，因为“我们都拥护‘伐木者’（林肯的外号），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人”。和费逊登一样，战争指导委员会也产生了绝望情绪，要求麦克莱伦辞职。当林肯问他们让谁来顶替麦克莱伦的时候，委员会中的一位成员阴郁地喊道：“任何人都可以！”林肯的回答也很机敏：“任何人会很适合你，但是不适合我。我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

林肯相信，该是出手的时候了。3月11日，他签发了一道战争令，解除了麦克莱伦担任的陆军统帅之职，但是依然保留了他对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林肯让哈勒克指挥密西西比战区，与此同时，他还让弗里蒙特官复原职，负责新成立的高山战区。此举让激进派们感到十分开心。陆军统帅一职空缺，留待林肯和斯坦顿做出整体战略决策。麦克莱伦事后回忆说，他“从报纸的报道中获悉（自己）已被撤换”后，大发雷霆，他声称，“没有一位政府官员曾（向我）提出过哪怕是最轻微的非难”。林肯委派俄亥俄州州长丹尼逊前往他的军营，向他保证说，这并不是一个降职处分。丹尼逊解释道，总统只不过希望麦克莱伦将军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治理好至关重要的波托马克军团，该军团的各项行动将很可能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林肯估计，邮政总长蒙蒂·布莱尔会就麦克莱伦被撤职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保守的布莱尔家族是麦克莱伦坚定的支持者，在后来的几个月，这种刎颈之交的忠诚始终维系着。在提到那些激烈批评将军的人们时，老弗朗西斯·布莱尔警告将军，“不要让那些在国会里游手好闲的骑士们……逼迫他仓促行事，或让他陷入杞人忧天的境地”，他们让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却高枕无忧。与此同时，华盛顿谣传四起，说蒙蒂·布莱尔公开严厉指责他的内阁同僚斯坦顿未能助麦克莱伦一臂之力。就在保守派对斯坦顿破口大骂的当口，激进派却尖锐批评布莱尔是“蓄奴制的护佑者”，指责他为行动迟缓的麦克莱伦辩护，并让斯坦顿承受精神损失。

麦克莱伦丧失核心决策权，已使强势的布莱尔家族不胜烦忧，而林肯决定让弗里蒙特复出并担任司令一职，更让他们暴跳如雷。私下里，蒙蒂·布莱尔觉得委任弗里蒙特是“令人不快的”，并且告诫他父亲说，这对“弗兰克来说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过去被逮捕，锒铛入狱，这已经够令人羞辱了。莉齐·布莱尔对丈夫说，此事由“蔡斯，还有斯坦顿一手促成，后者还存有报复之心”，而且，她哥哥弗兰克对此事也反响强烈。就在4天前，弗兰克·布莱尔从支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保守派的角度出发，以众议院的立场发表过一篇猛烈抨击弗里蒙特的文章。弗里蒙特应战争指导委员会的要求来到华盛顿，几个星期以来，委员会里的激进分子向林肯频频施压，要求总统再给这位“解放者”（他们对弗里蒙特的称呼）一次机会。布莱尔发言之后，国会议员斯凯勒·科尔法克斯立刻从议员席上站起身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以雄辩的言辞发表了一篇激情似火的演讲，对布莱尔的演说逐一进行了批驳。

布莱尔家族与弗里蒙特之间激烈的政治辩论，肯定让林肯在考虑让弗里蒙特官复原职的时候中断了一段时间。尽管这项任命会让激进派们兴奋不已，但也会使布莱尔家族不再对林肯忠心耿耿，并因此彻底打破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微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正是林肯一度苦心经营的成果。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在委任弗里蒙特6天前，林肯做出的一个宽宏大量的姿态，在解决这一复杂局势的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月5日，蒙蒂·布莱尔痛苦万分地走进白宫。《纽约论坛报》刚发表了一篇他去年夏天在其家族发生争吵之前写给弗里蒙特的私人信件，弗里蒙特将这封信交给报社，目的是想让布莱尔难堪。在信中，这位邮政总长抱怨说，林肯过去的政治姻亲关系，已“不仅使他天生偏好辉格党那套软弱的政策，而且也使他对辉格党的智囊人物信任有加。因为总统的这种思想倾向，每逢各种问题，我都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解决。”

伊丽莎白·布莱尔在给自己丈夫的一封短笺中，对她哥哥与林肯的那次见面有过这样一番描述，“哥哥只是拿起这封信交给总统，请他看一看”，林肯拒绝了，“说他无意阅读这封信”，因为有人将它公之于众，正是怀有这样的目的。蒙蒂承认说“这是一封很蠢的信”，他为之深感懊悔。他告诉总统说：“因为对您有所亏欠，我应该以辞职来弥补……我将整件事交给您来处置，我会谨遵您的吩咐去做。”总统毫无强求惩戒之心，也没有要撤换布莱尔的意思。“忘了它吧，”林肯说，“这件事再也不要提起，也不要再去想它了。”

蒙蒂·布莱尔心怀感激，在委任弗里蒙特这件事上改变了态度，开始为林肯辩护。尽管并没有人就这一决策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意识到，他的家族会把这当作是对弗兰克的公然冒犯。不过他告诉父亲说，他理解林肯遏制“遍布全国各地的内讧，防止在这一时刻发生不和”的必要性，并且出于这种考虑，蒙蒂认为林肯这么做“很好”。保守的《纽约时报》对表示同意，将任命弗里蒙特视为“向统一的迫切需要”所做的必要“让步”，以及“共同协商的价值所在”。《纽约时报》评论说，在领导战争的过程中，林肯“坚定地”相信，北方“公众的意见和行动的步调完全一致”是必要的。

小至政府内部，大到整个国内，林肯协调内部矛盾游刃有余，在整个内阁中，苏厄德对林肯的这种手腕最为佩服。在真正放弃了对总统宝座的觊觎之心后，苏厄德如今成了林肯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尽管激进派们认为，苏厄德对林肯的影响是保守主义的，但事实上，他和总统都想实现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在激进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这两种极端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立场。前一种极端认为，解放奴隶应当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而后一种极端则坚持认为，奴隶的地位不得发生任何变化，并且战争的目的仅限于重建联邦。苏厄德告诉威德：“必须有个人站出来安抚和调停，这就是总统和苏厄德的任务。”在另一封信中，苏厄德向一位老友表达了自己对林肯充满了信心。他写道：“总统睿智而务实。”苏厄德对林肯的信任是毫无保留的，这种信任，激励着对联邦理想彻底的必胜信念。

然而，从表面看来，激进分子们认为苏厄德对林肯施加的影响相当恶劣。古诺夫斯基伯爵对苏厄德与麦克莱伦、布莱尔及他们在保守派报纸中的盟友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深感失望。“哦，苏厄德先生，苏厄德先生，”他质问道，“为什么在（麦克莱伦的）战略最热衷的支持者中间，会留有您的大名？”实际上，到了3月中旬的时候，苏厄德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对麦克莱伦信任有加，而是对林肯没有剥夺麦氏的指挥权感到大惑不解。有一次，苏厄德在和一位好友私下里聊天的时候，对麦克莱伦高估敌情的做法颇为不屑，他说，光是来自纽约州的联邦军数量，也许就超过了北弗吉尼亚的整个南部军队！然而，苏厄德在公开场合克制了自己，并没有将内心的疑惑吐露出来。

“贵格炮”事件的余波未息，林肯对麦克莱伦的信赖也大打折扣。在承认这位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工程师”的同时，林肯幽默地评价说，“他好像有一种开发‘静止’机械的特殊才能”。他向布朗宁坦言，他对这位将军了解得越多，他就越是发现，在“开始行动的时间迫近之际，他就会因为自己的职责而变得神经紧张，压力重重，在紧要关头犹豫不决”。为此，林肯已“向他下达了采取行动的最后通牒”。在林肯规定的最后期限前24小时，麦克莱伦近25万人的大军终于从华盛顿附近的大本营开拔，向波托马克河挺进。由于南方联盟从马纳萨斯方向撤退，已迫使麦克莱伦改变了作战计划，400多艘船已集中在波托马克，将他的部队送往位于弗吉尼亚汉普顿路的蒙罗要塞。扛起来复枪，背起新装备，意气风发、训练有素的部队在军乐队的乐声中阔步向前。在一位日记作家看来，他们表现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景象。部队扬帆起航之前，麦克莱伦发表了一番充满感情的讲话。“我现在要把你们带到与叛乱分子面对面作战的地方去，”他对自己钟爱的士兵们说道，“永远记住，我的命运和你们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会像父亲守望孩子一样守望着你们，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将军发自肺腑地热爱你们！”

斯坦顿后来回忆说，当大多数部队抵达蒙罗时，“从方方面面得到的情报都表明，我们很有理由担心缺乏足够的军力驻守首都”，尽管林肯已“根据全体司令官的判断”明确指示“华盛顿应该得到彻底的安全保障”。斯坦顿将此事委托陆军副官长洛伦佐·托马斯负责。后者在调查了总体形势后得出结论说，总统的命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得到坚决的贯彻。麦克莱伦只留下了“不足2万名乳臭未干的新兵，规模还不到一个完整的旅”，这样的兵力完全无法抵御对华盛顿的突袭。盛怒之下，斯坦顿连夜将这份受人责骂的报告交给了总统，林肯很快解除了麦克莱伦对第一军团的指挥权，让麦克道尔将军接替，并将其回撤，以保卫华盛顿的安全。斯坦顿事后回忆说，那道免职令“让麦克莱伦暴跳如雷，也让他的朋友们大为光火。”

麦克莱伦手中依然握有重兵，他从蒙罗要塞出发，向距离里士满大约50英里的约克镇郊区挺进。麦克莱伦又一次错误地坚持认为敌众我寡，于是他让自己的部队始终处于准备状态。他的工兵花费了宝贵的几周时间构筑了工事，意在使自己的大炮可以在步兵发动攻击之前把叛军打垮。4月6日，林肯给麦克莱伦发电报说：“你现在已经拥有10万大军……我认为你最好立刻从约克镇突破敌人的防线，抵达瓦维克河。他们很会利用时间，敌人同你一样精于此道。”麦克莱伦对总统的告诫十分不屑，翌日，他告诉妻子说，如果林肯想要击破敌军防线，“他最好过来，亲自来做这件事”。

麦克莱伦依然固执而莫名其妙地按兵不动，他向斯坦顿通报说，“敌军的炮兵阵地”比估计得更加强大。斯坦顿大怒，他提醒麦克莱伦说：“你受命担当大任，其目的就是拿下更强大的炮兵阵地。”当天晚些时候，林肯给这位将军发了电报，警告说，如进一步贻误战机，只会使敌人伺机从其他战场调集援军。“你非发起一次进攻不可，”4月9日，林肯建议他的司令官，“这个国家不会不注意到——而且现在正在注意——目前迟迟不向掘壕据守的敌人发动进攻，正是马纳萨斯的旧事重演。我愿向你保证，我过去给你写信，或者对你说话，从未怀有如此真诚的善意……但是你必须有所行动！”

又是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麦克莱伦给林肯发来电报说：“对这里表面上按兵不动，请勿误解。我们没有错过一天，甚至没有错过一小时。工事已经修筑得几乎可以用壮观来形容——穿过沼泽地和崎岖沟壑的道路已修建完毕，各种物资已调运上来，炮兵阵地也已修筑完成”。在另一封给妻子的信中，麦克莱伦用一种很不靠谱的理论，为自己继续拖延时间寻找借口说，敌人在约克镇集中的兵力越多，“这一仗的结果就越是决定性的”。几天以后，麦克莱伦又为延误战机编织了另一套说辞，认为从他身边调走第一军团去保卫华盛顿之后，他已经“被迫改变了计划并变得小心谨慎起来”。这使他“意外地削弱了兵力，并且面对的是以坚固壕沟严阵以待的敌人”。因此，他不能“为推迟这次胜仗负责”。

碰巧的是，在以极少的兵力把麦克莱伦逼得走投无路长达一个月之久之后，南部联盟的乔·约翰斯顿将军于5月初决定向里士满方向回撤12英里，来到半岛。听说敌军正在撤退之后，麦克莱伦终于挺进到约克镇，他发现自己重蹈了马纳萨斯的覆辙，叛军早已溜之大吉。尽管他想宣称说叛军的溃退是自己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公众却没有相信他，质疑的声音不断传来：“为什么他在一个月内始终毫无作为？倘若他率领更多兵力前往约克镇，他可能已经重创了叛军。”与此同时，正如林肯事先警告过的那样，长时间的拖延，已让叛乱分子获得喘息的机会，将更多的援兵从各个战场调往半岛，在约翰斯顿将军的指挥下，他们在那里准备了一次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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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即将来临的一场战役，人们的焦虑情绪对华盛顿春天的社交季节影响甚微，并没有让它匆匆结束，如果说要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应该说，华盛顿的人们通过各种传统的礼节性拜访、招待会、社交晚会、音乐会及晚宴活动寻欢作乐时，社交生活的步伐反而加快了。《国家民主党人报》报道说，一旦天气变得“风和日丽”，“大群的访客”就会使公共街区变得热闹非凡，“他们或漫步在碎石小径，或端坐于树下，”倾听鸟儿的欢歌，以及“在地上滚铁箍”的孩子们发出的阵阵欢叫。

然而，玛丽依然沉浸于失去威利的哀伤之中，在白宫定期举行的春季招待会和草坪上的海军铜管乐团音乐会也取消了。在社交聚会的真空期，凯特·蔡斯当起了华盛顿社交场合的主角，让自己成为父亲的强大后盾。她与罗得岛人斯普拉格断断续续的恋情，并未影响她对心爱的老爸做出的不同寻常的承诺，把父亲的家庭打理得完美无瑕，井井有条。

凯特在社交圈中之所以能够傲视群芳，一部分原因是她俏丽出众的外貌，在她多次前往纽约为父亲的公馆购置家具陈设期间，凯特那简约而搭配优雅的衣装，更使她的形象锦上添花。著名雕塑家丹尼尔·切斯特·弗伦奇的妻子玛丽·亚当斯·弗伦奇说，凯特“是那个时代在美国国内较为罕见的职业美女，有着美貌及我们称为‘女王般的’，而真正的女王却从未有过的高贵仪容”。弗伦奇夫人接着评论道，在一个“追求身材苗条的通用技术尚未被发现”的时代，“高挑而苗条”的凯特看上去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她有着“不同寻常的修长而白皙的脖颈，当她回眸环顾四周时，姿态缓慢而从容。无论她出现在何处，人们都会退后，向她张望”。和许多人一样，记者亨利·维拉德的妻子范妮·维拉德也是以敬畏的眼光来看凯特的。她说：“我只是一个从新英格兰来的年轻家庭主妇，从来没有见过像凯特那样美丽动人、神采奕奕的生灵。在我看来，她的完美无瑕在当时可谓无坚不摧。”

尽管如此，凯特在社交圈中大放异彩，优雅和美貌只是成功的一小部分原因，她之所以能成为华盛顿社交圈的女王，与其说依靠天生丽质，还不如说归功于她的兢兢业业和苦心经营。她每天早晨和家仆见面，对当天的日常事务做出详细指示。她和父亲沿用当年在哥伦布市立下的老规矩，请外地客参加早餐会。她的往来信件表明，这些事务需要精心周到的安排。她给父亲的朋友、费城银行家杰·库克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在凡·赞特商店停一下，“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最佳的果品，并且能得到满满一篮最好吃、最漂亮的葡萄、梨子、橘子、苹果等，它们是亚当斯快递公司送给我的……这样的话，它们可以在周二清晨完好无损地运抵这里”。她对这种强迫他人接受的做法感到歉意，但是她“不能想象还有什么人能把这件事做得相当好”，并且在安排这个“诱人而愉悦的场面”时感到“特别焦虑”。

除了这些清晨的早餐之外，凯特还负责组织每周的聚会，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内阁聚会”日。当时的一位华盛顿人写道，每个星期一，“内阁官员的太太们要招待她们的朋友，而麦克莱伦夫人在这一天也会在家”。从整个上午九十点钟直到下午两三点钟光景，无论阴晴雨雪，华盛顿的贵妇们都会组织一连串的社交聚会，到每位内阁成员的家相互拜访。“首先会去苏厄德夫人的家”，专栏作家卡拉·卡森写道，在苏厄德的府上，弗朗西斯不在的时候，安娜·苏厄德就负责招待客人。一位黑人门房还要将他们的名片传给另一位仆人，“这位仆人将名片放到银制的名片盘上，与此同时，把我们引进门，将访客（清晰地念出名字）通报给苏厄德夫人”。大家互致问候，然后上茶点，接着去参加下一家——卡莱伯·史密斯夫人家的聚会。在那里，大家发现“精致可口的沙拉及其他好东西已经摆了整整一席”。威尔斯夫人总是“以友好的态度”热情待客。拜访结束后，女士们会“在布莱尔家喝一杯葡萄酒，对蔡斯小姐女王般雍容华贵的仪表赞叹一番，与温和可亲的贝茨夫人一家开心地聊聊天，然后驱车前往麦克莱伦夫人和斯坦顿夫人家，聊表敬意”。

凯特风度翩翩地主持着每周一次的内阁家属聚会，但她付出精力最多的还是每周三晚上举行的名人烛光晚宴。她一丝不苟地草拟嘉宾名单，准备菜单，安排座次。由于凯特的父亲占了主桌，敬陪末座的她必须在自己的座位上有说有笑，帮忙活跃气氛。晚宴结束后，乐队粉墨登场，嘉宾开始翩翩起舞。“外交官和国会议员们都觉得成为她的座上宾是一种荣耀，文人骚客也发现，他们需要最敏捷的才思方可与她交谈。”一位记者报道说：“她的画室是一处大画廊，只有大革命前夕女性主宰波旁帝国时代的法兰西君王的沙龙才能与之相媲美。”

随着时间的推移，蔡斯家族逐渐成了林肯政府的批评家论坛。凯特安排的私人晚宴气氛轻松随和，威廉·费逊登可以放肆地痛骂林肯不愿面对奴隶解放问题，战争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们可以用更加尖锐的语气批评麦克莱伦将军，因为在公开声明中进行这样的谴责会显得很不妥当。在客厅用过咖啡和甜点之后，女士们会用轻蔑的语气闲聊关于玛丽·林肯的八卦故事。凯特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为了促成父亲那难以抑制的政治野心，就必须拉帮结派，巩固权势，在这方面，“客厅政治”就能发挥作用。凯特下定决心打造一个绝不亚于白宫的“竞争者的庭院”，竭力把蔡斯推向总统宝座。1862年春天，她的影响达到了巅峰。

在那个气候温和的春天，蔡斯家的画室里最惹人关注的谈话，是围绕大卫·亨特将军的公告而展开的。亨特将军是林肯的一位老友，负责指挥包括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及佛罗里达在内的南部战区。5月初的时候，在白宫尚未批准的情况下，亨特就签署了一道正式命令，宣称在他管辖的这三个州内，“永久性释放”所有奴隶。蔡斯及其朋友们得知此事后欢欣雀跃，因为与上一年8月弗里蒙特将军发布的公告相比，亨特此举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蔡斯在致林肯的信中写道：“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不要撤销这道命令……我可以肯定，在支持您和您的政府的民众当中，十之八九会衷心拥护这道命令。”林肯给蔡斯的回信十分迅速而生硬：“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任何发号施令的将军都不能做这样的事。”

林肯否决了亨特的公告，通过这件事，他明白，自己可能使“许多支持这个国家的人感到不满，即使谈不上冒犯的话。而失去这些人支持的后果是我们难以承受的”。然而他坚信，任何此类的宣言必须由三军统帅来发布，而不是战场上的一位将军。“亨特将军是一个老实人”，在正式撤销亨特的命令后，林肯对一个代表团说，“他过去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他依然是我的朋友……他以为这项举措能够趋利避害，在我看来却是不能效仿的。”

尽管苏厄德和斯坦顿支持林肯的决定，但是蔡斯却公开表示了反对意见。在和萨姆纳和其他人的交谈中，他公然抨击林肯此举，在共和党“更高级的成员中间”以煽动性的口吻批评林肯“胆小懦弱”。蔡斯的挑衅在《纽约论坛报》上赢得了一片喝彩。他对霍里斯·格里利说，“所有那些受到更热烈追捧的文字”，已经给这位声誉卓著的编辑的公职生涯带来了“最初的负面评价”。蔡斯对格里利声称，“尽管已经看到大量不合常情的东西，超越法律界限的异想天开，纵容并顺从将军们和反动分子，而我也并不赞同那么做，这些都是对我的严峻考验，但是，像经受废除亨特宣言那样的磨难，我在这里还是头一回”。人们开始谣传说，这次论辩将导致内阁发生公开决裂，并将使蔡斯骤然出局。然而，只要林肯相信蔡斯是执掌财政部的最佳人选，他就无意要求蔡斯辞职。至于蔡斯，只要他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公开反对林肯并因此赢得激进派的支持，他就可以摆出建设性的姿态继续待在内阁，直到决裂的最佳时机到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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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林肯决意亲自造访蒙罗要塞，以此告别那段对麦克莱伦大失所望的日子。斯坦顿以前曾提议说，总统前往半岛，或许会敦促麦克莱伦做出行动。5月5日星期一的傍晚，总统抵达海军船舶厂，在斯坦顿、蔡斯和埃格伯特·维埃勒将军陪同下，登上了一艘配备了五门炮的财政部独桅纵帆船“迈阿密”号。维埃勒回忆说：“船舱里干净而舒适，一只圆桌、餐柜和盥洗槽，四个铺位，一边两个，还有几张安乐椅，所有这些就是它的主要家当。”由于迈阿密号是财政部的船，蔡斯“似乎感到我们是他的客人”，维埃勒将军说，这位财政部部长甚至将自己的大管家也带上船为大家做饭，而他“招待我们的样子，仿佛我们在他家里。”

这趟耗时27小时的旅程刚开始的时候，蔡斯和斯坦顿都对他们留下的一大堆工作忧心忡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林肯兴致勃勃、高谈阔论，逐渐使他们受到感染，情绪开始放松下来。在轮船后甲板聚集的众人当中，林肯永远是一个众星捧月般的人物，他能让每个人连续几个小时全神贯注，听他大段背诵莎士比亚，“整页地吟诵勃朗宁，以及拜伦的整章长诗”，维埃勒将军对此备感惊奇。高谈阔论了大半天之后，他会不时从自己“无穷无尽的故事仓库里”找出一些趣闻逸事讲给大家听，和通常一样，许多故事直接与当时谈话中的某个问题有关，但是某些故事只是一些幽默笑话而已。在形形色色的听众中间，林肯总是比谁都笑得响。他最爱讲的一则笑话是这样的：有一个男生“即将受到老师的处罚”。“把你的手伸出来！”一只让人惊讶得难以形容的手掌伸了出来，而它那肮脏的程度更加离谱。校长目瞪口呆，说：“现在，如果教室里还有什么像这样脏的东西，我就放你走。”“有啊，”犯错的学生无动于衷地说着，从身后抽出另一只手。

总统一行在甲板上忙里偷闲时，林肯开玩笑地自我展示说，要论“肌肉力量，他可谓千里挑一”，“强壮如巨人”。他捡起一把斧头，“用拇指和食指抓住（斧柄）末端，运斤成风，一连好几分钟，就连船上最强壮的水手都难以近身。”

星期二，用罢午餐，桌子打扫干净之后，总统和他的智囊团开始钻研地图，分析弗吉尼亚内部和周边的军事形势。在蒙罗要塞的联邦军占据了切萨皮克湾与三条河流交汇于此的汉普顿路的北岸，而南部联盟军队则纠集在南岸，依然占有诺福克和海军船坞。两个月前，叛乱分子曾利用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据点，派遣了配备九门大炮、火力强大的“梅里麦克号”，以此赢得了重要的先机。“梅里麦克号”原是一艘被联邦废弃的船，叛军将它重新打捞起来，并在舰身覆盖了一层铁甲。并将它投入到一系列毁灭性的战役之中。在5个小时的时间里，这艘装甲舰就击沉、俘获、打瘫了三艘船和联邦军的两艘快速战舰。

这消息让联邦政府的官员们惊骇不已，他们担心这艘无坚不摧的“梅里麦克号”会沿波托马克河逆流而上，攻下华盛顿，甚至可能一鼓作气，直捣纽约。梅格斯将军曾抱怨说：“叛军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建造了一艘我们难以抵御的战舰，这对国家而言是一桩丢脸的事。”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斯坦顿有失公允地将这场灾难归咎于威尔斯。根据威尔斯传记作者的记载，斯坦顿的批评带有明显的人身攻击，以至于海军部部长“发现自己一度很难在（斯坦顿）面前表现得彬彬有礼。”

实际上，海军为对付“梅里麦克号”已经做了大量充分的准备。第二天，“监视者号”就参加了对梅里麦克号的作战任务。这是一艘形状怪异、外观像一只“木筏上的奶酪盒”的装甲战舰，尽管外形小巧的“监视者号”看上去像“巨人面前的侏儒”，可是它确实拥有更强大的机动性。担任“监视者号”舰长的海军上尉约翰·L. 沃登在一个旋转塔楼上指挥两门巨炮，与“梅里麦克号”展开了殊死搏斗，和这艘南部联盟战舰打了一个平手，把它逼回了港口。当获悉沃登在这场战役中可能失去一只眼睛时，斯坦顿说：“那我们会用钻石来镶他的那只眼睛。”

和许多人一样，在赫尔曼·梅尔维尔看来，这两艘装甲舰之间的这场战斗，标志着战争新纪元的开端。他写道：“铁甲交错，铮铮轰鸣／声震大地，余音不绝／战争即将变成如此模样，然而／如今只有战士们才是最重要的。”

当总统和他的智囊团聚集在蒙罗要塞、诺福克及周边地区的地图旁研究军情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麦克莱伦在占领约克镇之后，没有下令立即攻打诺福克。南部联盟军队沿半岛回撤后，使这座城市及海军船坞变得十分脆弱。尽管“监视者号”在与“梅里麦克号”一战中奇迹般地保全了自己，但人们依然没有把握让这样的壮举梅开二度。倘若诺福克被拿下，或许也能让“梅里麦克号”俯首称臣。在离麦克莱伦的部队20英里开外的地方，林肯和他的内阁小组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定。如果蒙罗要塞的司令官约翰·E. 伍尔将军麾下有足够的兵力可供调遣，那么就应该立即攻打诺福克。 78岁的老将军伍尔并不看好此战的前景，鉴于海军战舰可以在部队安全登陆之前击溃南部联盟的炮兵阵地，伍尔惊慌失措地坚持说，要征求海军准将路易斯·戈尔兹伯勒的意见。

在黑暗的夜色中，“迈阿密号”要靠近戈尔兹伯勒的旗舰“明尼苏达号”不那么容易，因此林肯一行钻进一艘拖轮，朝“明尼苏达号”的船舷驶去。蔡斯写道，通往甲板的阶梯非常“狭窄”，“他们手里抓着定向绳索，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在我看来它非常高大，有点让人生畏。但是礼仪要求总统先行，于是他走了过去。礼仪要求财政部部长跟随他。”随蔡斯之后爬上船的斯坦顿必须克服更严重的恐惧心理，因为他年轻时曾遭遇过一次意外，腿部受到过永久性伤害，此外，他还要忍受频繁的眩晕。幸好，他们全都顺利登上了甲板。尽管林肯可能对海军准将戈尔兹伯勒不太了解，但蔡斯和他打了几十年交道——这位杰出的海军将领当时赢得了与威廉·沃特之女伊丽莎白的芳心，而蔡斯尚未被看作是东床快婿的合适人选。

戈尔兹伯勒从理论上赞同此次进攻的想法，但是他担心只要“梅里麦克号”依然能发挥作用，那么让部队涉水作战就会非常危险。林肯不同意这种看法，并下令炮轰南部联盟的炮兵阵地。不久，“树林上空卷起阵阵烟尘，”蔡斯回忆道，“几乎每个人都交头接耳说：‘梅里麦克号来了！’并且大家非常肯定，这就是梅里麦克。”在暗中窥伺“监视者号”时，这个叛军的巨无霸在火力排名第二的战舰的保护下“喘息甫定，现在它又卷土重来了。”第二天，林肯、蔡斯和斯坦顿三人都亲自勘察了海岸线，以确定部队的最佳登陆地点。在一轮满月照耀下，林肯乘着一艘划桨船上了岸，他在敌方的土地上漫步了一会儿，然后返回到“迈阿密号”。一旦确定了最佳地点之后，蔡斯担心麦克莱伦可能露面并拖延进攻时间，竭力主张即刻发动进攻，第二天晚上，护航舰队便开始向海岸进发。

他们发现，叛乱分子已决定从诺福克撤离，并在炮击开始之前凿沉了“梅里麦克号”。联邦军队在未遇一枪一弹的情况下进城之后，蔡斯获准陪同伍尔将军和维埃勒将军进入诺福克时，听到士兵们的“欢呼声一波连着一波”。在市中心，他们遇到了市政府代表团，正式宣布诺福克向维埃勒将军投降，而将军则以地区军事总督的身份留在市政厅。

蔡斯和伍尔将军最后回到“迈阿密号”时，已经过了午夜。林肯和斯坦顿整晚都在心神不宁地等他们回来，此刻他们刚刚回房休息。“当晚天气很暖和，”林肯回忆道，“月色明媚，我因为太过疲倦而难以入眠，于是脱下衣服，在桌旁坐下，读了一会儿书。”斯坦顿的房间就在他的楼下。当林肯听见有人敲斯坦顿的房门时，他想，“那位失踪的人”终于回来了。过了几分钟，蔡斯和伍尔来到林肯的房间。伍尔顾不上客套，兴冲冲地宣布说，“诺福克是我们的了！”斯坦顿“突然冲了进来”，他“穿着一身长睡袍，刚从床上起来”，听到这一消息欣喜若狂，“他冲向将军，给了他一个最亲热的拥抱，兴奋地将他高高举起”。林肯发现当时的场景“颇为滑稽”：斯坦顿穿着一身“长度差不多拖到地面的”睡袍，而他本人则刚刚脱下衣服。然而，他们“都兴奋到了极点，并未过多注意外表细节”。除了占领诺福克之外，令人生畏的“梅里麦克号”也折戟沉沙，这将使从华盛顿到半岛的供给线全面开通。

欢欣鼓舞的三人小组回到华盛顿时，记者们注意到斯坦顿“被送回家时病得很严重”，起初，医生们担心这是他的眩晕症又发作了，这病会让他一连好几天不能动弹。然而，不久他就痊愈了，并且享受着胜利的甜蜜。而对于这场胜利，美国内战史学家谢尔比·富特称之为“美国战争史上最奇特的小规模战役”。

蔡斯此时心情极为轻松愉快，他对总统表现出的钦佩之情也达到了前所未有、今后也不会再现的巅峰。他写道：“总统结束的一周之行是很了不起的，因为我非常肯定，假如他没有深入前线，诺福克会依然在敌人的占领下，而面目狰狞、叛逆成性的“梅里麦克号”，依然还会大发淫威。现在，整个海岸都是我们的了！”

不出所料，麦克莱伦拒绝承认诺福克回到联邦怀抱是总统的功劳。“诺福克如今在我们的手中了，”他用淡淡的语气告诉妻子，“这是我调兵遣将的结果。”

林肯胜利归来之后，海军部部长威尔斯邀请苏厄德、贝茨及其家属，与他们夫妇一起参加为期6天的弗吉尼亚海岸航行之旅。如今，那里叛军已被扫清，“梅里麦克号”的威胁也销声匿迹。“我们有2位领航员和13位水手，”弗雷德·苏厄德向母亲通报说，“还有沃姆莱及其厨师和若干侍从，2门榴弹炮，24把步枪，足够用一个星期的煤和物资、双筒望远镜以及地图。”海军的武装汽轮将他们带到诺福克及戈斯波特海军船坞，他们在那里亲眼目睹了“梅里麦克号”的残骸，然后继续沿约克河前行，来到麦克莱伦位于西点的新大本营，这里距里士满30英里开外。在一条条河流上航行期间，汽轮上的内阁同僚们尽情享受了一番轻松自在的同志友情。他们享用丰盛的大餐，在海军军乐队的伴奏下高唱爱国歌曲，相互逗笑取乐。苏厄德发现老鼠啃坏了蔡斯的领带和几只袜子，于是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并且配上漫画，记录下了这个小插曲。

白天，他们上岸小憩，徜徉在岸边的小镇上。如今，这些地盘已在南部联盟军队手中。“放眼看去，弗吉尼亚的情形十分糟糕。”苏厄德写信给妻子说，“不仅是叛乱分子，而且还包括社会制度本身，都在走向崩溃。奴隶们从主人托管的家中逃亡，主人们或已经加入南方军队，或在我军到达前逃跑。到处都是死气沉沉的。”和林肯一样，苏厄德总是对战争的破坏力颇为敏感，虽然他对最近联邦军占领弗吉尼亚的这一部分土地而获得的胜利感到满意，但是他对自己所看到的满目疮痍心怀不安。“我们目睹了战争，没有看到它节日的外衣，”他告诉范妮说，“而是严峻可怕的场面。我们看到战后的一片废墟，以及恶战来临前的恐怖。”

汽轮于5月13日下午3点前后抵达麦克莱伦的军营。弗雷德·苏厄德上岸之后，对眼前所见的一幕大为惊讶。这里“树林里的一片空旷地”已经“因为麦克莱伦的部队及其后援舰队的来临，突然间变成了一座10万人的大城”。麦克莱伦陪同船上的一行人上了岸，在那里检阅了他的数千名士兵，并对将军的计划进行了讨论。

尽管麦克莱伦觉得这样的访问是“一件很讨厌的事”，但是他还是让这些当高官的嘉宾们相信，如果他得到一定规模的增援，就能很快在“里士满的这一边”打赢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而这将是“世界上永垂青史的战役之一”。麦克莱伦意气风发，部队训练有素，军事行动场面壮观，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弗雷德·苏厄德发现，“到了晚上，岸边的灯火连成一条长龙，这条河上船只往来运输的忙碌景象，几乎很难让人相信，我们并非置身于费城或纽约的港口”。

与麦克莱伦会晤之后，苏厄德给林肯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将麦克道尔的部队调往约克河，以“尽快”增援麦克莱伦。林肯和斯坦顿同意了。麦克道尔接到命令，将其所有兵力从华盛顿周边地区转移到半岛。几个星期以来，麦克莱伦在民主党的支持者们公开批评总统和陆军部部长把持麦克道尔的部队，缺乏理智地担心华盛顿失守。然而，既然麦克莱伦坚持要满足他的要求，他告诉林肯说，他不会接管麦克道尔的人，除非大家公认，他对这些人拥有绝对的权威。麦克莱伦认为麦克道尔在蓄奴制问题上是一个激进派，并且在私下里很是瞧不起他，在给妻子的信中称他为“禽兽”。林肯发电报给麦克莱伦，向他保证说，他可以发号施令。

就在林肯下令让麦克道尔准备向南方进发的第二天，他在斯坦顿和达尔格伦的陪同下，对麦克道尔位于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大本营进行了一次即兴访问。此行安排得相当突然，以至于达尔格伦上尉都来不及将吃的东西和铺盖带上开往水陆码头的蒸汽船。尽管食宿条件只能算是凑合，但是林肯很快就放松下来，大声朗读当代诗人、被后人称为“美国拜伦”的费兹-格林·哈莱克的作品。那天晚上，林肯挑选的是诗人为纪念一位在反土耳其战争中牺牲的希腊英雄所作的长诗《马可·博扎里斯》。林肯被诗中描绘的浩然正气和荡气回肠的英雄事迹所深深吸引。因为一生中立下如此丰功伟绩，所以在希腊“身后哀荣无出其右”，无论是希腊，还是“那位赐予你生命的”妈妈，都能叙说“你的劫难而毫无悲叹之意”：

因为你现在属于自由，属于美誉。

那百里挑一者的不朽英名，

绝不会生而泯灭。

林肯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天亮后不久抵达水陆码头后，就驱车前往麦克道尔的军营。达尔格伦描述说，那是“一节普通的行李车厢，里面有几张野营凳供众人使用”。麦克道尔很渴望向这一小群人展示他的部队在重建桥梁、抢修电报线路、创建了华盛顿与弗雷德里克斯堡之间的直线联系等方面的成就。让将军特别骄傲的是，他们新建了一座高架桥，横跨一条小溪及一处100英尺深的沟壑，而“只有一根孤零零的厚木板可以供我们走过”。达尔格伦回忆道，林肯冲动地说，“让我们走过桥去”。就这样，总统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麦克道尔和可怜的斯坦顿紧随其后（斯坦顿患有恐高症，不过他这个毛病情有可原），最后是达尔格伦，这一行人踏上了危险的旅程。达尔格伦写道：“大约半个小时后，国务卿说他头晕，怕自己栽下去，所以他停下来，无法前行。我设法走在他身边，牵住他的手，这样便可以领着他往前走。实际上，当时我自己也被这令人战栗的高度弄得有点儿头晕目眩。”

用罢早餐，总统和麦克道尔骑上马，花了一整天时间视察部队。林肯没有戴帽子，忍受着似火骄阳的煎烤，“一个师接着一个师”地巡察，“所有的部队都军容整齐，人们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草草吃完便餐之后，总统一行回到水陆码头，然后在大约晚上10点的时候动身返回华盛顿。根据达尔格伦的说法，林肯“兴致勃勃”，他又一次大声吟诵诗歌，然后众人都回到临时搭建的床上休息。临睡前，斯坦顿向达尔格伦坦白说，“他并不认为麦克道尔有什么了不起”。

第二天，一则让人头痛的消息传到了华盛顿：李将军已经机智地委派石墙杰克逊在谢南多厄河谷袭击联邦军，希望以此遏制麦克道尔南进。李的战略意图被发现了。就在杰克逊进攻弗朗特罗伊，迫使班克斯将军仓促北撤到温切斯特之后，总统电告麦克莱伦：“我已被迫暂不理会麦克道尔的行动，来讨论你的问题。”他接着又发了一份电报解释说，由于杰克逊逐渐向北推进，对班克斯步步紧逼，华盛顿再一次陷入危险境地。“我们在这里缺兵少卒，只能尽全力阻止（敌军）从哈珀斯渡口或上游的地方横渡波托马克河……要是眼下麦克道尔的部队在我们鞭长莫及的地方，那我们就全完了。”林肯分析说，而且，就在杰克逊和他的部队全力挺进北方的当口，里士满的后防必定空虚。“我认为你应在近日采取行动，或攻打里士满，或放弃此举回防华盛顿。望速电复。”

麦克莱伦于下午5点回电：“单就此事而言，我攻打里士满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他后来语气傲慢地告诉妻子他“刚完成了对那位阁下的回复”，并抱怨说，“和这样的人打交道真是令人作呕，而你大可相信，我会尽可能不在和他们断绝往来这件事上浪费时间——我每天都会比前一天更加讨厌他们，因为每过一天，只能更多地证明他们的伪善、无赖和愚蠢。”

詹姆斯·麦克弗森总结说：“林肯让麦克道尔的军团改变方向，去追击杰克逊的做法可能是一个战略错误——而麦克莱伦去考虑这个决策，或许是个巨大的谬误。”因为只要杰克逊设法让联邦军改道进军里士满，他就会马上调头向南，去保卫联盟首都。麦克弗森补充说，尽管如此，即便麦克道尔军团会按计划与麦克莱伦会合，根据后者一贯行事的风格，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会全力以赴、勇往直前，直捣里士满。

最终，尽管麦克莱伦于5月底的时候已前行至距里士满仅4英里处，但他仍然拒不采取行动，而联盟军对费尔奥克斯发动的一次袭击，令麦克莱伦的部队吃惊不小。虽然此役并非生死攸关，而且叛军损失比联邦军更甚，但是，联邦军死伤近五千人的惨重代价，让麦克莱伦方寸大乱。不管怎么说他也曾一度士气如虹，而这次战役却让他元气大伤。斯坦顿的内弟、时任陆军部部长助理的克里斯托弗·沃尔科特说：“麦克莱伦不断放出话说，他很快会攻打里士满——可是每天都找出一些新借口。”在6月份的前10天，下雨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借口，虽然五天前雨就停了，然而，沃尔科特评论说，“他还是无动于衷”。

麦克莱伦的牢骚怪话没完没了，什么需要造好多桥啦，道路很糟糕啦，部队需要重组啦。就在林肯终于命令麦克道尔增援麦克莱伦时，这位将军还在大唱反调说：“假如我无法完全控制他（指麦克道尔）的全部兵力，我情愿不要他的一兵一卒，而只会动用我自己的兵力去打仗，让别人去对战果负责。”最后，麦克莱伦向妻子吐露心声说，“最大限度地保持谨慎”是必要的。“我不能无谓地拿我的生命去冒险——因为我手下士兵们的死活取决于我，而他们都知道这一点。”

麦克莱伦无限地拖延时间，让李将军找到了再度采取行动的机会。在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南部联盟军向联邦军发动了一次无情的攻击，此战就是著名的“七日战役”。在奇克哈莫尼河周围的平原、沼泽和森林里发生的一系列血腥的战斗，使联邦方面死1734人，伤8066人，失踪或被俘6055人。第一天的战斗结束后，麦克莱伦给斯坦顿发电报警告说，他遇到了“许多巨大的不利因素”，他计算出叛军有20万兵力，而当时他们的实际人数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他会在多次呼吁援军未果的情况下坚持下来，但是，麦克莱伦接着说道，假如他“因兵力数量处于极大劣势”而导致“全军覆没，那么不能把责任推诿于我——要让真正该负责任的人去承担”。林肯对此论调早已厌烦不已，他回信说，麦克莱伦关于负责任的说法“让我心痛不已。我总是倾尽所能给你一切……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为我愿意的话就能给你更多，我以为你这种想法实属心胸狭窄。”

在后来的几天当中，随着战斗日趋紧张激烈，麦克莱伦和林肯都难以入眠。在最初的两天当中，双方互有胜负。接着，在6月27日这一天，联盟军在甘斯米尔赢得了一场关键性的胜利，迫使麦克莱伦后撤。“我现在了解这一天的全过程了，”午夜刚过，麦克莱伦在给斯坦顿的电报中说，“此役我已战败，因为我的部队人数太少。我再重复一遍，我不会为此负责。”“当我说自己兵少将寡之时”，总统“认为我心胸狭窄的观点是错的。我只不过说了一句真话，而今天，这句话已被明白无误地证实了。”最后，他恶狠狠地补充说：“如果我现在拯救这支军队的话，我老实告诉你，我不会对你或者华盛顿的其他人说感谢。你已经尽你所能毁了这支军队。”陆军部的电讯主任读了这封公然挑衅的电报之后，对其中的忤逆语气及对政府的破口大骂极为震惊，他指示部下将电文的最后两句删除，然后再转呈斯坦顿。

尽管这封电报经过了修改，但在后来几年当中，麦克莱伦及其支持者们还是提出了电文未被表达出来的责难之意：这场战役本该打赢，但是因为政府未能增援被压垮的麦克莱伦而失利。然而，即便在甘斯米尔失利之后，麦克莱伦的部队依旧保持着迅速恢复元气的强大力量。在随后的几天当中，他们全力迎战，仗打得十分精彩，在马尔文山一役重创敌军，致使对手伤亡五千余人，而己方损失仅有敌军一半。事实上，麦克莱伦是在心理上被打败了。克里斯托弗·沃尔科特得出结论说：“他只不过对外像个将军而已。”麦克莱伦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继续从里士满回撤，直到他筋疲力尽的部队到达位于詹姆斯镇以南八英里处的哈里森码头才算找到一个安全位置。李将军的兵马同样疲惫不堪，他们回到里士满，半岛战役就这样结束了。南部联盟成功地保卫了它的首都，赢得了一次重要的战略性胜利。联邦军需要多花上差不多3年的工夫，多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才能像1862年五六月间那样逼近里士满。

1. 这里林肯化用了爱尔兰著名剧作家查尔斯·马克林（1690—1797）在《世界之人》第一幕第二场中的台词：“每一只浴盆都要依托于一个盆底。”

2. 拉帕汉诺克河（Rappahannock）：弗吉尼亚州东北部一条河流，长341千米，逐渐形成一个狭长的港湾，最后流入切萨皮克湾。

3. 1861年9月，蒙蒂·布莱尔的弟弟弗兰克·布莱尔曾经写信检举弗里蒙特将军滥用职权而被后者关押。

4. 古诺夫斯基伯爵（Count Adam De Gurowski, 1805—1866）：波兰籍贵族，《纽约论坛报》记者、专栏作家，废奴主义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曾著有《蓄奴史》。

5. 原文为marine baud，实为marine band。

6.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7. 选自梅尔维尔1862年创作的诗歌《一个功利主义者看“监视者号”之战》。

8. 沃姆莱（James Wormley, 1819—1884）：美国废奴主义者，华盛顿沃姆莱饭店业主，与苏厄德一家关系密切。

9. 弗雷德里克斯堡 (Fredericksburg）：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城市，在里士满以北。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1862年12月）中，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率领的联邦军被数量上占劣势的罗伯特·艾·李率领的联盟军战败，这次战役是内战中最为血腥残酷的战役之一。

10. 水陆码头（Aquia Landing）：位于弗古尼亚州斯塔福特市，是里士满与弗雷德里克斯堡之间的一个内陆湖码头，由于地处南北势力交界处，在美国内战中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861年5月至6月间，南部炮兵曾与北方炮舰在此地会战。

11. 费兹-格林·哈莱克（Fitz-Greene Halleck, 1790—1867）：美国诗人，纽约派的主要成员，以其讽刺和浪漫主义诗歌著称。

12. 马可·博扎里斯（Marco Bozzaris）：1821年开始的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的独立战争期间涌现的爱国英雄。

13. 李将军：指南军统帅罗伯特·李（Robert Lee）。

14. 弗朗特罗伊（Front Royal）：位于弗吉尼亚州华伦县，华盛顿以西大约76英里。

15. 费尔奥克斯（Fair Oaks）：位于加州萨克拉门托县，毗邻亚美利加河南岸。

16. 奇克哈莫尼河（The Chickahominy River）：流经弗吉尼亚东南部的一条河流，起源于里士满西北20英里处，因河流附近的印第安奇克哈莫尼族部落而得名。

第十七章 废奴之梦

半岛的失利严重挫伤了北方的士气。“我们现在正处于最低谷，”1862年7月 14日，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承认，“厌战情绪四处弥漫，消极思想盛极一时。”在华盛顿，专栏作家卡拉·凯森注意到，失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他们流露出的焦虑比布尔溪战役失利之后还要严重。对这种说法，古洛夫斯基公爵表示赞同，他说，“由于当前的溃败非同小可，”他把7月4日国庆节称为“自从共和国诞生以来最阴郁的一个节日，这个国家从未如此消沉过”。就连一向性情淡泊、情绪很少大起大落的约翰·尼可莱也向自己的未婚妻塞瑞娜坦白说：“过去的一个星期让人非常沮丧……我想，自战争爆发以来，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之多的牢骚。”

苏厄德向来积极乐观，他曾满心渴望攻占里士满，使战争结束曙光初现，然而事情峰回路转，使这一愿望变成了泡影。苏厄德向当时正在奥本陪母亲消夏的范妮倾诉说：“看到这么多人的想法，让人非常震惊。悲伤、愤懑、酸楚，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儿爆发出来。假如让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对我的工作产生些微的影响，或让我忧形于色的话，整个国家就会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他恳求她写信，详细讲述家乡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花儿含苞欲放，小鸡破壳而出……什么都行，只是不要提及战争和失败。“这些事儿绝不会带来任何恐慌，没有呛声，没有怨言，也不会有责怪。”他解释说：“它们只是写给我的家书，没有激动的情绪。”虽然他的内心被政府的公文往来搞得“不堪重负”，但是范妮的信却带来了快乐。“那么开开心心地写信给我吧，就像你习以为常的那样，写男生女生，狗儿马儿，鸟儿欢唱，星星闪耀，永不流泪，让你的每一天都受到祝福，因为这样才能让人打起精神。”

蔡斯也同样心绪烦乱，悲观沮丧。“自从叛乱爆发以来，我从未如此难受过。”他对一位友人说，“我们应该赢得一场胜利，并打下里士满。”况且，凯特当时已前往俄亥俄州去探望她的祖母，不能在身边安慰蔡斯。“你走了之后，家里看上去冷清了许多。”他接连给凯特写了好几封长篇累牍的家信，历数那年夏天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蔡斯对她讲述自己前往探望麦克道尔时，后者失足落马，受了重伤，人事不省；讲述自己参加的一次不同寻常的内阁会议；讲述自己和斯坦顿的家人、威尔斯的家人一起来到苏厄德的府上享受饕餮之乐；讲述自己和杰·库克的会面，以及麦基尔文主教的来访。蔡斯问凯特夏天穿什么衣服，花边面纱好不好看，订购的那颗钻石怎么样了，等等。除了家长里短的事情之外，他还向凯特透露过半岛战役的绝密军事情报，绘出奇克哈莫尼河的流向，以及各个师驻扎的方位，以便她如临其境地了解战斗的进程。

父亲的长篇书信让凯特激动不已，她把这些东西理解为“一种爱和信任的印记”。蔡斯回信说，她的感激“让自己感到，日复一日、劳神费心地写出的那么多东西来，付出的心血有了丰厚回报”。凯特应该坚信，父亲将永远爱她，并且会继续“向她诉说更多的事情”。女儿的来信写得很精彩，这让蔡斯也十分欢喜。凯特的书信总算完全符合他的标准了。“所有来信悉数收到，全都写得很好，其中一些书信尤为精彩。”

凯特在那年夏天的家书中，袒露了她与威廉·斯普拉格之间的恋情出现的波折。就在这对年轻人快要订婚之前，斯普拉格收到几封卑鄙小人写的信，说凯特当年在哥伦布市曾和一位年轻的有妇之夫有过一段露水情缘，此人当时被16岁的凯特彻底迷住了。信中对此可能还添油加醋了一番，尽管斯普拉格在20多岁的时候有过一个孩子，他也曾为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轻浮行为感到过内疚，但他似乎被凯特的传闻吓住了，她中断了往来,“接下来是一片空白。”他事后回忆道，“哪里有白天，哪里就必定有黑夜。某些地方几乎永远是白昼，但是黑夜还会来，因此它也降临到了我们头上。”

凯特很不习惯挫折，她并没有去理会斯普拉格为什么不再对她甜言蜜语，整个人都变得很失落。蔡斯感到有点儿不对劲，他告诉凯特，如果说有什么事让他失望的话，那就是她不愿意吐露内心最深处的忧虑，不愿意像他对女儿那样倾诉衷肠：“你对我毫无保留，我也会对你坦露心迹，而我……为你的举止和言行而活着，我要感受到你对我毫无隐瞒，作为一个父亲，要了解女儿的想法、情感和举止。能把这种坦诚无私的信任给我吗？你会的，我肯定会更快乐，我的确会的。”

蔡斯希望凯特打起精神来，他安排凯特和内蒂在俄亥俄小住数日之后，前往参观麦克道尔的乡村家居——位于纽约州北部的酸乳酪农场。对于渴望纾解悲伤心绪的凯特来说，宁静的乡村日常生活并不适合她。麦克道尔夫人发现凯特的“健康状况和精神”都很有问题，好心肠的她同意凯特在几个朋友的陪伴下前往萨拉托加，去寻求更活跃的社交生活。“相信我所说的一切绝不会吓你。”她很肯定地告诉蔡斯说，凯特已经离开，蔡斯对此只能无可奈何，当然，他难免在心里对自己的这位宝贝女儿大光其火。

比蔡斯和苏厄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埃德温·斯坦顿在1862年的夏天可谓内外交困，焦头烂额。“每当灾难过后，每个组织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替罪羊。”《纽约时报》评述道，“倘若能找到一个人，将所有人的罪过都推到他身上，然后将他送往荒漠，从此人间蒸发、音信绝迹，那么大家都会感觉如释重负。”满腹怨气的北方民众将陆军部部长当成了替罪羊。《纽约时报》报道说：“所有的报纸都要求他马上下台。”

一场口诛笔伐由麦克莱伦率先挑起。他告诉每一位愿意聆听的人说，斯坦顿必须为半岛战役的失利承担罪责。“你想知道我对斯坦顿印象如何吗？想知道我现在对他有什么想法吗？”麦克莱伦7月写信给玛丽·爱伦说，“我认为在我所知所闻的范围内，他是最彻头彻尾的坏蛋。我想……假如他生活在救世主耶稣的时代，叛徒犹大·伊斯卡洛特对耶稣门徒尚且怀有令人尊敬的兄弟情谊，而E. M. 斯坦顿那震古烁今的背信弃义和无赖行径，就连犹大看了也会举起双臂，去维护圣者的荣誉和赤子的奇迹。”一个星期后，麦克莱伦写道，他已经“有证据表明，部长看过我所有的私人电报”。事实上，他很想表达的是，“如果他在你们面前读过我的私人信件，那么他的耳朵也一定会感觉有几分刺痛”。虽说这些仅仅是猜疑，但这并未阻止麦克莱伦向斯坦顿再三表达自己的憎恶之情，将这位昔日的老友说成是“最堕落的伪君子和恶棍”。

民主党人自然不愿和麦克莱伦唱对台戏，他们是谴责斯坦顿声音最响的一群人。保守派由布莱尔家族充当先锋，抨击斯坦顿放弃了民主党人的传统，也放弃了与老朋友麦克莱伦之间的情谊。有两位海军军官在和伊丽莎白·布莱尔的丈夫菲利普斯·李交谈时声称，由于受到“斯坦顿在政治上反对麦克莱伦的煽动”，“当我们从里士满后撤时，内部核心层出现了叛徒”。民主党人约翰·阿斯特按捺不住，在不点名的情况下破口大骂斯坦顿。斯特朗写道：“他只赞成一种想法，那就是斯坦顿固执地按兵不动，拒绝增援麦克莱伦，是唯恐他取得里程碑式的胜利，在政治上功高震主。”健康委员会委员弗雷德里克·洛·奥姆斯蒂德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写道：“如果我们可以用迫使斯坦顿辞职，将他的骗子、伪君子和流氓面目公之于众的办法，把他绞死，那我们就算帮上忙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用任何其他方式更加努力地报效国家。”

《纽约时报》承诺不针对斯坦顿搞“特别过火的口诛笔伐”，但是，“倘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陆军部部长的话”，该报恳请总统“给我们派一个军人——一个了解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了解战争如何进行的军人……如果撤换斯坦顿先生，这个国家将会重新树立信心，而让麦克莱伦做他的继任者，公众的利益就会因此得到极大的张扬。即便那些对他现场作战指挥能力吹毛求疵的人，也没有对他的军事战略才能提出过质疑”。几个星期过去了，要求替换斯坦顿的呼声日益高涨。面临重重压力，林肯到底会支持他多久，对此，斯坦顿心里一定没谱。

除了让人心烦意乱的人身攻击之外，令斯坦顿头痛不已的还有救护车。每天早晨，开进城的救护车排成长龙，源源不断地将半岛战役的伤员和死者运进来。斯坦顿这辈子始终被死亡的景象弄得心力交瘁。如今，面临此等惨状，他的情感彻底崩溃了。有时他会自作主张，亲自向遇难者家属传递消息。查尔斯·埃利特上校在孟菲斯受重伤不治，他的女儿玛丽·埃利特·卡贝尔不会忘记，斯坦顿来到她在乔治敦的寓所，向她讲述她父亲在战争期间的英雄事迹。“我曾听说这位强势的陆军部部长非常冷酷无情，然而”，当他传递噩耗时，“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他那慈爱的样子令我永难忘怀”。

斯坦顿本人的家庭也受到了死神的光顾。他最小的儿子詹姆斯6个月前在一次疫苗接种后突然感染了天花，7月初，他已进入弥留阶段。斯坦顿一家原计划利用7月4日的国庆假期与梅格斯将军全家一起外出散心，但是孩子病得很重，埃伦·斯坦顿始终抽不开身。7月5日那天，一位信使来到陆军部向斯坦顿报告说，“小家伙生命垂危！”他立即驱车3英里，赶到他的家属前来消夏的乡村家中。孩子临终挣扎了几天，最终于7月10日撒手人寰。对于爱子如命的斯坦顿来说，孩子的病逝不啻为五雷轰顶。沉重的工作压力让人透不过气来，使斯坦顿一连好几个星期无法与家人见面，这使得他特别悲苦难抑。外有千夫所指，内有家庭悲剧，斯坦顿本人的健康状况也开始恶化。

※※※

就在内阁成员被半岛战役失利的恶果搞得狼狈不堪的当口儿，林肯面临着一个严酷的事实：那就是他必须独自做出最终的决断。然而，正如惠特曼在布尔溪战役的溃败后所评论的那样，林肯拒绝向失利的阴影屈服：“他毫不畏惧地迎难而上，千方百计激励自己，也激励整个联邦重振雄风。”就在战役仍在进行的时候，他抽时间写了一封信给西点军校的一位年轻学员——玛丽堂兄弟的儿子安·托德·坎贝尔。这小伙子在学院里精神萎靡，十分痛苦，他母亲为此忧心忡忡。“请允许我向你保证，你只要坚持既定决心，完成军校学业，你的心情很快会变好，而且会非常快乐——这是毋庸置疑的。我比你年长，自我感觉已经很不好了，但我知道，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锲而不舍，你很快就会感觉像以前一样好。相反，如果你犹豫不决，半途而废，你就会失去保持坚定信心的力量，就会后悔终生。”小伙子在西点军校安定了下来，于1866年毕业。

如今，半岛战役硝烟未尽，公众怨气冲天，各项贷款捐助日益减少，同时，新的威胁开始滋生，那就是英国可能承认南部联盟。面对这些问题，林肯表示，他原先的目标保持不变。他决定要求扩军。两个月前，斯坦顿因为估计胜利很快会来临而关闭了征兵办公室，这是他犯的一个大错。他意识到，如今林肯在战败之后立刻提出扩军的要求，很可能会造成“普遍的恐慌”，但军队又是不可或缺的。苏厄德为此策划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他来到纽约，当时联邦各州州长正在此地召开会议。苏厄德私下里向州长们征求了意见，确信达成一致之后，他起草了一份准备让州长们签署的文件，该文件要求总统征召30万人以补充军力。总统会对一个爱国的吁求做出回应，而不是自己另起炉灶。

在雅斯特饭店的套房里起草细化方案的同时，苏厄德还与林肯保持电报通信往来，以及时了解战场上的最新动态。他担心他们在征兵计划上花费的功夫还不够，于是给斯坦顿发了一封电报，请求他事先给每名新兵预付25美元。这笔钱“至关重要”，他写道：“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会失败。”起初，斯坦顿有点犹豫，他回复说：“现行法律不允许预付款。”然而，斯坦顿最终还是对苏厄德的判断给予了充分信任，决定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分配了预付款。

那年夏天，为了帮助重建联邦军队，苏厄德走遍了整个北方。他恳求自己所在部门那些年龄在18至45岁之间的人志愿从军，并承诺说，他们入伍期间，其职位将得到保留，直到他们回来，并以此作为自己所在部门的一个惯例。大部分人响应了苏厄德的号召。在奥本，苏厄德家20岁的儿子小威廉·苏厄德被任命为战争委员会秘书，负责在纽约州北部招募一个团。半个世纪之后，威廉对当时“在所有主要城镇举行的群众性集会”记忆犹新。人们对征召志愿兵热情不减，一旦政府宣布还需要通过一次征兵才能完成配额，大家都会迅速做出响应。威廉回忆说：新兵们“挤满了旅馆及许多私人寓所，还占据了一些商业街区的楼层，他们背靠栅栏，坐在路缘石上”。新兵或徒步行进，或搭乘马车，“场面前所未有，激动人心，新兵队伍经过时，我们的市民向他们发出最热烈的欢呼，礼炮鸣响，钟声回荡。队伍所到之处，家家户户彩旗飘扬”。

小苏厄德在向别人宣传征兵时，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排除在外。他决定应征的想法，引起了苏厄德家人的惊恐不安。因为他的新婚妻子珍妮那年9月即将生产。珍妮向丈夫保证说，她“有能力渡过自己的难关”，但是珍妮担心的是威廉从军会影响母亲脆弱的健康状况。事实上，当年格斯（如今他已是一名在华盛顿工作的军需出纳员）参加墨西哥战争时曾让弗朗西斯伤心不已，但弗朗西斯对蓄奴制的强烈愤恨，最终战胜了慈母内心的忧虑。她告诉弗雷德：“既然所有的男子汉都应该报效祖国，我也决不阻拦。”

新的预备部队征召完毕之后，林肯决定亲自探望部队，以鼓舞士气，让经历了半岛战役的浴血奋战而疲倦不堪的士兵们重整旗鼓。在助理陆军部部长彼得·沃森和国会议员弗兰克·布莱尔的陪同下，他离开华盛顿，于1862年7月8日清晨登上了“阿里尔”号帆船，开始了为期24小时的视察旅程，此行的目的地是麦克莱伦位于詹姆斯河哈里逊港的新的大本营。“这一天极其炎热，”一位随军记者说：气温攀升到了华氏100度，即便那些躺在树阴下的士兵也难以躲避“几乎令人窒息的”热浪。不过到了下午6点钟，当麦克莱伦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来到哈里逊港岸边迎接总统时，日薄西山，明月初升，傍晚的气候已变得颇为宜人。

总统来访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军营。周围的士兵们只要瞥见林肯“平静地微笑着坐在车厢后座”的身影，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然而，在镇定自若的外表后面，林肯对麦克莱伦及战争的进程忧心如焚。

失利的麦克莱伦面临同样的烦恼。在林肯抵达之前，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起草了一封他标榜为“极其坦诚”的信，阐述为了赢得战争而必须进行的改革。麦克莱伦告诉妻子说：“如果他按此方案行事，国家就能得救。”他将信亲手交给了林肯。两人同坐在车厢里的时候，林肯阅读了这份史称“哈里逊港来信”的文件。信中以专横的口气向总统概述了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战争政策和目的。麦克莱伦在信的开头厚颜无耻地写道：“该是政府决定国内政策和军事政策的时候了。”他警告说，如果没有一个界定战争性质的明确政策，“我们的事业就会功败垂成”。这封自以为是的信有点像15个月前苏厄德于4月1日写给林肯的那个备忘录，不过麦克莱伦的信因为出自军人之手，其口气更令人惊讶。

“战争绝对不应依靠人多势众。”麦克莱伦声称，必须全力以赴保护“私有财产和没有武装的人们”。实际上，奴隶作为财产必须得到尊重，因为如果针对蓄奴制采取一种激进手段，“目前的各武装力量”将会“迅速土崩瓦解”。为了执行这一保守性的政策，总统需要“一个军队总司令——一个拥有你信任的人”。尽管麦克莱伦并没有具体提出要为自己争取这一职位，但他明确表示，他非常愿意重新接手统帅三军的重任。

让麦克莱伦大失所望并愤愤不平的是，林肯“对此未置可否”，“他看完之后，几乎一言不发，只说了一句他很感谢我写了这封信”。很显然，总统并未保持沉默，因为他并不认为这位将军的进言有什么积极的政治意义。在后来的几天当中，他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了对将军的政治建议的否定。然而，林肯当时必须去探望部队并且鼓舞士气，而不是就政策问题和他的将军进行争辩。

总统在3个小时内视察了一个又一个师团，在夹道欢呼的士兵身边骑着马缓缓经过。他欣慰地发现，经过一个星期漫长的浴血鏖战，部队居然还保持着如此高昂的斗志。这场恶战已使军力骤减，共有1734人阵亡，8066人受伤。一位随军记者报道说，“林肯先生骑马走在麦克莱伦将军的右边，一手牵着缰绳，挽住兴奋躁动的马儿，另一只手拿着一顶大号礼帽”，向欢呼的士兵们反复脱帽致意。他想同时协调好执缰勒马和脱下高帽两个动作，可是并没有完全成功。他的双腿几乎“被他胯下的马腿缠住了……而他的胳膊显然也有可能遇到类似的麻烦。”一位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透露说，当时总统不得不拉低帽檐，挡住脸，“以遮掩他对自己那副滑稽的样子发出的偷笑”。不过，这位士兵补充说，全军将士对林肯都非常爱戴。“当他经过时，那和蔼的微笑真实地反映了他内心的诚实、善良，然而更进一步观察，你会发现，在那张特征鲜明、却一点儿也不英俊的面庞后面，隐藏着明白无误的关切和焦虑……实际上，他眼下在军中大受欢迎，而且军队普遍对他心怀好感。”

林肯每到一个师团，“礼炮便发出连续不断的轰鸣，宣告了他的所到之处”，直到“他那像老扫罗王一般的高大身躯”终于进入人们视线之时，激起一阵狂热的掌声。总统出人意料的访问对于疲惫不堪的各大军团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效果立竿见影。《纽约时报》注意到，当林肯视察“某些战斗减员严重的作战单位”并偶然发现这些军团的旗帜“几乎被敌军的子弹撕成碎片”时，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自己的澎湃心绪”，他向这些面带倦容的士兵们保证说：“这个国家从心里体会到了他们的顽强拼搏。”

林肯回到汽轮之后，和麦克莱伦再次交换了意见。他对放在口袋里的那封信不置一词，翌日上午起锚返回了华盛顿。《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在沿波托马克河逆流而上的途中，船只在水壶滩上数次搁浅，耽搁了几个小时。而一行人，包括总统在内，借机在河中洗澡游泳。”

这次访问鼓舞了林肯左右的士气。布莱尔的妹妹伊丽莎白评论说：“弗兰克外出前往军营之时，像所有的男人那样有了心病，但是他和总统回来的时候精神高昂，意气风发。”尽管林肯对士兵们的勇气备感兴奋，但他对麦克莱伦将军的评价并没有好转。林肯回家还不到48小时，就把亨利·哈勒克将军召到华盛顿，商讨是否应将麦克莱伦希望得到的总司令一职授予哈勒克，这位老将在西部取得的几场胜利（大部分要归功于格兰特），已使自己成为这一职位理所当然的候选人。哈勒克人称“智多星”，曾撰写过多部军事战略著作，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重。

麦克莱伦知晓这一消息之前，就开始怀疑事情不妙了。“我不知道当局下一次会玩什么下贱的花招，”林肯来访结束后的那天，麦克莱伦给妻子写信说，“我不喜欢总统的态度——似乎一个人即将要做的事情，对他而言是很不屑做的。然而，几天后就能看到事情会如何了，而我不在乎结果会是怎样。我觉得我已经竭尽所能了，历史能证明我是一个堂堂的将军。”

尽管任命哈勒克得到了普遍的赞同，但要求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喧嚣之声始终没有停息。激进派们要求麦克莱伦辞职，而保守派则继续大肆攻击斯坦顿。双方的争论日趋激烈。在一家饭店的大堂里，密歇根州参议员钱德勒称麦克莱伦为“骗子和懦夫”，激起了麦克莱伦一个朋友愤怒的反唇相讥：“你才是骗子和懦夫！”针对斯坦顿的指责同样十分尖锐，有人将他描绘成一个粗暴无礼、专横跋扈、难以与之愉快共事的人。然而，正如布朗宁所暗示的那样，林肯已“下定决心让自己保持沉着冷静，深思熟虑”，“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立场，不受威逼，不受哄骗”。

其实，陆军部部长斯坦顿遭受恶意的公开抨击期间，林肯已不止一次地充当了他的坚实后盾。他每天花上几个小时在电报室等候前线的消息，在此期间，林肯已经对那位精神紧张、脾气急躁的陆军部部长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总结说，斯坦顿的精力充沛、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正是眼下这个关键时刻所需要的。正如一位陆军部的工作人员对斯坦顿评价的那样，“他表面上严厉无情，对别人视而不见”，可以解释为“他对粉碎叛乱的某个问题进行思考时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的结果”。

和往常一样，总统不会让下属为自己的决定承担罪责。他语气坚定地对布朗宁说：“斯坦顿在军队所做的一切，均得到了总统本人的授权。”3个星期之后，林肯出现在国会大厦举行的一次联邦大规模集会上，他站在大厦的台阶上，公开为遭到围攻的斯坦顿进行辩护。当天，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在1点钟关门，好让每个人都能参加大会。弗伦奇专员说，“除了就职典礼之外”，他“从未见过那么多人在国会济济一堂，而如此热闹的场面和就职典礼非常相似”。林肯和他的内阁成员端坐在旗帜遮盖的讲台边，其中包括蔡斯、布莱尔和贝茨。“钟声敲过之后，加农炮鸣响了”，“海军铜管乐队的音乐”从喇叭里传了出来。财政部书记员卢修斯·奇滕登讲话结束后，林肯转向坐在他身边的蔡斯说：“嗯，我最好说上几句话，然后自己走开。不是吗？”几乎不待对方答话，林肯已经抢先一步，很快站起身来。

“我相信，我在这种场合出现在你们面前是绝无先例的。”他以和蔼的口气开始说道，“但是你们来到这里，同样也是绝对没有先例的。”他提醒台下的人们，他并不情愿发表讲话，除非他“说过之后会有好报”。林肯认为，有些事必须要讲出来，而这话“由别人来讲未必更好”，因为“我们听说，有人因为我本人的所作所为而替我受过”。在谈到有人责骂斯坦顿撤减麦克莱伦的兵力时，林肯解释说，我们将每一位可以分配给麦克莱伦的士兵，都如数交付给了这位将军。“当陆军部部长拿不出东西的时候，他就不该受到责备。”人们响起了掌声。林肯继续说道：“我相信他是一位勇敢和能干的人。而我在此声明，公道自在我心，对陆军部部长的一切谴责，都由我来承担。”

弗伦奇被林肯的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他肯定地说：“他是天地正气孕育出的完人。”蔡斯也对这篇讲话体现出的“独创和睿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坦诚、亲切、大度的面容和直率纯真的风度，征服了所有人的心”。这次大型集会在《扬基之歌》的旋律和68响礼炮声中降下了帷幕。每两响礼炮代表了联邦的一个州。林肯为遭受围攻的部长所做的辩护词全文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将这场针对斯坦顿的口诛笔伐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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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从头到尾都显得十分寒冷，林肯一家承受的压力和悲伤似乎没完没了，夏天结束的时候，他们总算找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玛丽严重的忧伤情绪终于开始缓解，记者们注意到，她又开始在黄昏时分和丈夫一起骑马。星期天，她回到格利博士的教堂。而一个教区居民坐在她身后，发现“她把自己深深地藏在宽大的黑色面纱后面——那带着深黑色荷叶边的面纱——以至于人们很难发现她就在那里。”

弗伦奇专员说，玛丽准备前往“士兵之家”度夏的时候，“看上去精神状态极佳”。“士兵之家”位于城北3英里的一片丘陵地带，占地差不多有300英亩，是19世纪 50年代为残废军人退休养生而建造的一处社区。“士兵之家”由一栋可容纳150名人住宿的主楼、一间医务室、一间食堂和几间管理办公室组成。这处房产还包括一系列宽敞的小别墅，其中有一栋两层楼的砖房，林肯一家将会在此小住。这栋楼被称为安德森小屋，在联邦政府将它买下之前，这里曾作为乡村寓所接待过里格斯银行的创始人乔治·里格斯。

布坎南是第一位在“士兵之家”度夏的总统。在这里，凉爽的微风吹散了城市里难以忍受的热浪。一位访客回忆说：这里花团锦簇，灌木丛生，树林环绕，似乎永远是一副“人间天堂”的景象。美丽的鹅卵石小径，蜿蜒曲折的马车专用道路，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它已成为华盛顿市民们周末乘坐马车外出郊游的首选。1862年夏天，另一位客人声称，他在首都从未见过这个“幽静、优美的所在”所散发的魅力，在这里，“我们俯瞰这座城市，整个市容尽收眼底”——国会大厦的圆顶，“庞大，宏伟，阴郁，粗糙，并且尚未完工，仿佛眼下发动这场战争就是为了让它保存下来”。波托马克河“清晰地伸向视线可及的12英里以外，还可以看到亚历山大、阿灵顿、乔治城及耸立在山冈周围的一长串要塞”。

在玛丽的敦促之下，林肯同意和家人一起搬到那里去度夏。每天早晨骑马去白宫，晚上回来。“我们真心实意地喜欢这处安宁的所在，”玛丽给朋友范妮·埃姆斯写信说，“在这附近或驱车或漫步，令人心旷神怡。这里每天都吸引各地访客。而我们的儿子罗伯特（已从哈佛回家）现在和我们在一起，你也许还记得他。我们觉得，他定期放假回来时，就是我们的‘幸福时光’。他非常友善。当他不得不返回剑桥时，1749年，乔治·华盛顿曾帮助设计该市的街道布局。我就会感到忧心忡忡。”对于塔德来说，自从他的兄弟病逝，塔夫脱家的男孩子也被赶走之后，他的玩伴和每天的固定娱乐节目都已一去而不复返，因此，“士兵之家”是一个让他喜出望外的天堂。塔德活泼、快乐的天性，赢得了那些为他父亲站岗放哨的卫兵们的怜爱。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三等中尉”，让他在白天的时候和他们一起操练，晚上和他们一起围着营火吃饭。

夜幕降临，林肯一家会在俯瞰四周景色的宽大阳台上，或者在一间用煤气灯照明的正式客厅里招待客人，林肯喜欢悠闲自得地穿着拖鞋，背诵诗歌，或大声朗读他喜爱的作品。尽管远处依然可以听到断断续续的炮声，然而质朴宜人的幽居生活，为家人和亲朋好友提供了远离尘嚣、可以倾心交谈的宝贵空间。历史学家马修·平斯克认为，在林肯看来，担任保卫任务的士兵们“让他重温了年轻时在伊利诺伊从政时期和担任巡回法庭律师期间的那种兄弟情谊”。

当时有一家报纸报道说，在这个让人休养生息的夏天里，玛丽养成了习惯，“每天前往华盛顿特区医院探视伤员”。医院成了她的避难所，让她从个人的悲痛中暂时解脱几个小时。“但是对这些以救死扶伤为职业的人而言，”她对一位经常陪伴她前往医院病房的朋友说，“当她痛失爱子时，她可能也会悲恸欲绝。”很显然，在病房当过护士的沃尔特·惠特曼的回忆里，这段伤心的往事，可以让一个人“琐碎的烦恼困苦”化为“乌有”。数百名受到重伤煎熬的年轻人，不麻醉就被送去做截肢手术，而且经常在得不到家人或朋友安慰的情况下死去。在服侍了这些人之后，“一般的倒霉事儿就会显得不足挂齿”。

半岛战役结束之后，《纽约每日论坛报》报道说，大批涌入城里的伤病员数量足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每天早晨，抵达第六大街码头的轮船就会送来几百号伤兵，许多人“伤势极为严重”。当人群越聚越多的时候，伤兵们就开始登岸，有的人躺在担架上，另一些人则拄着加工粗糙的拐杖蹒跚而行。在一旁待命的救护车准备将他们运往10多家医院，以及更多匆忙搭建起来的医院。在首都的各个地方，一下子冒出来许多医疗设施。

在尽力缓解医院床位频频告急的情况的同时，联邦政府已开始着手进行一个将旅馆、教堂、俱乐部、教学楼及私人住宅改造成部队医院的大规模改建计划。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在建国初期下榻的古老的“联邦饭店”，变成了“联邦饭店医院”。曾有一位访客注意到，“古老的学院里，政治家们曾经青梅煮酒、坐而论道的地方”，如今已挤满了帆布床上的病号。在那儿当护士的路易莎·梅·阿尔考特说，“许多房门上还标有它们旧时的名字，有些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不妥，因为我工作的病房，的的确确是一间‘舞厅’（ball room），如果可以用那些枪炮的创伤给病房命名的话。”人们还不得不征用了布拉道克厅及其内部同样古老的陈设，据说那里曾是“乔治·华盛顿将军召开军事会议”的地方。

在内政部部长卡莱伯·史密斯的妻子伊丽莎白的指导下，专利局的二楼也同样被改造成了一间医院病房，收留了数百名伤员。惠特曼发现，这个地方有“一种奇特的景象”，几排“患病、重伤和垂死的士兵”躺在“高大而笨重的玻璃橱之间，旁边堆满了各种器皿、机器或发明物的微缩模型”。此外，“一大长串帆布床排成两行，蜿蜒曲折，横贯整个大厅中央”，增加的床位就放在顶层过道上。特别“到了夜里，掌灯时分”，临时布置的病房里的“玻璃橱柜、病床、病人，顶层过道及脚下的大理石路面”都呈现出古怪的模样。

6月中旬，第二十大街上的卫理公会主教教堂把自己的礼拜堂腾出来，供人改造成医院。5天以后，政府派来的木匠和技工拼命干活，用木板将教堂长椅覆盖住，铺起一层新地板，然后在上面摆放几百张病床。和其他的教堂医院一样，这里的讲坛和各种家具被安全地储藏在地板下，而地下室则被改造成一个化验室和厨房。政府搭建的这些临时医院，总共可容纳3000多名伤员，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仅有一小部分床位派上了用场。

在准备前往医院时，玛丽自己的马车上满载了好几篮水果、食品和鲜花，她摘光了白宫花园里的草莓，并且还获得了一位富商捐赠价值300美元的柠檬和橘子，她服侍伤员时“安详而不事张扬的态度”打动了一位富商，于是他慷慨解囊，将自己的捐赠品交给玛丽，防治坏血病非常需要这些东西。她会一连好几个小时分发水果和美味可口的食物，将鲜花放在伤员的枕边，以遮掩四处弥漫的消毒药水和腐臭的气味。

她坐在孤零零的士兵身边，和他们聊自己经历的事，念书给他们听，并且帮他们给家里的亲人写信。一位伤兵发现了这位妇女的身份。她态度亲切和善，替自己给母亲写信，解释说自己“病得很厉害”，不过正在康复中。当玛丽的信送到他老家之后，他才发现信的末尾有这位第一夫人的签名。

对于士兵们来说，和家人交流的愿望，和他们求生的愿望一样强烈。阿尔考特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名叫约翰的勇敢战士，他是一位“有指挥才干”的年轻人，相貌英俊，长着一双她所见过的“最为清澈的”眼睛。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左肺，让他几乎无法呼吸。尽管医生认为他的情况已经毫无希望了，但他挣扎了好几天，希望能听到家里的消息。疼痛“无法让他屈服”，他从不发出一声抱怨，“平静地看着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当他去世时，“许多人前来看望他”，向他表达敬意，他那从容不迫的勇气，给医护人员和他的战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路易莎·梅·阿尔考特站在他床边时，病房主任将约翰的母亲写的一封信交到她手中。这信是前一天晚上送达的，“仅仅晚到了一个小时，却再也无法让这双充满渴望、如此急切地盼望家人来信的眼睛感受到喜悦”。

惠特曼和阿尔考特这番动情的描写表明，医院工作必须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刚毅坚忍。惠特曼告诉母亲说，这些天来，虽然自己能在白天保持“超凡的冷静”，但在夜里，回想起“死亡、手术、令人作呕的伤口（也许上面满是蛆虫）”，以及掩埋在一些医院树下的“一大堆残肢断体”时，就会“感到恶心，并且发抖得厉害”。阿尔考特承认说，她发现“当看见担架上的人全都缺胳膊断腿，或是带着难以救治的创伤”被抬进自己的病房时，她就会忍不住潸然泪下。当得了伤寒的士兵，与患上肺炎或白喉症、奄奄一息的病人紧挨在一起的时候，护工和访客也都有被感染的危险。仅过了两个月，30岁的阿尔考特就感染了一种严重的伤寒病，并被迫回到她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老家。

当亲眼目睹身边无数年轻人忍受痛苦的煎熬并且死去的一幕幕场景之后，玛丽一定感到很难独自沉溺于自己的丧子之痛了，“死亡本身已经完全失去了恐怖的一面”，惠特曼写道，“许多人已把它当成了一种愉悦和解脱，这样的情形我已熟视无睹。”在医院的凄风惨雨之中，也能很清楚地看到生命力、幽默和爱情，它们偶尔也会占上风。曾有一位士兵，他的身体“已经变得黑乎乎的，被爆炸的火药烧得不成人样”，以至于有人说，“把他带进来已经没有太大用处了”，但他最终还是康复了，展示了强烈的生命意志力。另一位丢了一条腿、不久还要失去一只胳膊的年轻人，经常拿自己的病情开玩笑，想象着“在世界末日，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从坟墓里爬出来，大家争抢胳膊和大腿的情景”，把旁人逗得不亦乐乎。在一个又一个病房里，正在康复的病人们甚至临时拼凑出各种乐队，用音乐和歌曲让他们的病友们开心一下。

看到玛丽按照往常那样动身前往医院时，威廉·斯托达德不明白为什么她不将自己的努力工作公之于众。“倘若她老于世故的话，她在每次出行时，就会带上2～5个报社记者，男女都有。她会让他们带上速记本，记下她对伤兵们说的话，以及伤兵们的答语。”他推测，这一定会“让许多记者写出的东西十分诱人”，过去，这些记者经常嘲笑这位第一夫人的招待会和重新装修计划。《纽约独立报》曾经毫不留情地批评过玛丽。玛丽·克莱默·艾姆斯写道：“当姐妹们积攒了棉绒，缝制了绷带，并且戴上护士帽的时候，她们的总统夫人却抽出时间，往返奔波于华盛顿和纽约之间，打算为自己和白宫大肆购物。”

也许是因为知道医生们对客人探访十分抵触的缘故，玛丽继续在不事声张的情况下前往医院。一些内科医生反对忙中添乱的做法，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女士们和那些或多或少光着身子的普通士兵在一起很不成体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玛丽决定低调开展工作。

因此凑巧的是，各大报纸一方面定期为其他上流社会女性的工作大唱赞歌，把卡莱伯·史密斯夫人称为“我们最慷慨的女慈善家和友人”，把那位将自家的公馆改造成医院的斯蒂芬·道格拉斯夫人称为“仁慈的天使”的同时，另一方面，玛丽·林肯坚持不懈安慰联邦受伤将士，却遭到了诋毁。不过她找到了比公众的赞誉更令人欣慰的东西，因为在与受伤的士兵们相伴的时候，玛丽一定感受到了他们对她丈夫及联邦的坚定信念，和为之战斗不息的意愿。而这样的信念，并不是在内阁、国会、新闻界，或是这个城市其他社交圈里可以随处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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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漫长炎热的夏天，酷暑始终笼罩着华盛顿。林肯就奴隶解放问题做了一个重大决策，这项决策决定了他的总统任期及内战的进程。

好几个月来，关于如何处理蓄奴制这个大问题在国会山引发的辩论愈演愈烈。追溯到3月份的时候，正如在一篇针对国会的演讲中所预示的那样，林肯要求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两院联合决议，向任何一个愿意采纳最终废除蓄奴制计划的州提供联邦援助。该项决议敦促各州做出保证，在其境内达到一定年龄的所有奴隶应被立即释放，或确定废除蓄奴制的具体时间，在此期限之后释放所行奴隶。林肯算了一笔账：“用这次战争不到一天的开销，就可以按每人400美元的标准，赎回在特拉华州的所有奴隶。”而87天的军费，就能把其他所有边疆州的奴隶全部赎出。他相信，如果边疆蓄奴各州承诺“公平地以保证自己在蓄奴制方面的利益为条件宣布投降，而不是眼看着联邦分崩离析”的话，那么这将以最迅速的方式结束叛乱。如果叛乱分子关于这些州加入南部联盟的希望被粉碎，他们就会丧失信心，这场已导致难以想象的伤亡的战争，就会最终结束。

这个议案有赖于边疆诸州代表的批准，他们可能在各自的州议会中敦促这一方案。然而，除了始终拥护以有偿方式解放奴隶、并对其实施殖民安置的弗兰克·布莱尔之外，他们全都拒绝在这项提案上签字。甚至当林肯在7月12日亲自向他们重申这一吁求时，他们依然认为，“任何形式的解放”都会延长而不是缩短战争；它会“在正式脱离联邦的州当中，助长叛乱分子的气焰，并且在边疆诸州的死硬派奴隶主中间掀起分离主义情绪”。他们坚持说，这一举措将很不公平地惩罚那些始终对联邦忠心耿耿的人，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奴隶，而那些叛乱州却依旧拥有它们的奴隶。它们会面临本州民众产生的骚乱，而且这项议案的代价将远远超过联邦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

与此同时，在国会中的多数共和党不受南方利益集团的掌控，他们开始争取启动废除蓄奴制的进程。4月，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规定在哥伦比亚特区有偿解放奴隶，这项法案得到了林肯由衷的赞同，因为在完全属于联邦政府的司法领域中，他“从不怀疑国会在废除蓄奴制方面的立宪权威”，而事实上，早在14年前，林肯在国会工作期间，就曾提交过他本人起草的关于在特区范围内释放奴隶的提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对此欣喜若狂。“我坚信我不是在做梦。”他给查尔斯·萨姆纳写信说，“但是发生的这些事情就像一场梦。”特区的奴隶获得自由之后，马里兰和北弗吉尼亚周边地区的奴隶主们担心自家的奴隶难以驾驭，开始将他们卖给更远的南方的奴隶主。

老弗朗西斯·布莱尔早已向他的奴隶保证说，他们“只要想走就可以走”。他骄傲地宣称，“所有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谢绝了这个特权”，决定继续留在他们共同居住的银泉山庄当仆人，那里是他们自己的“特区”，类似于南方的那些种植园。一个名叫亨利的仆人声称，他“这辈子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身份”，并希望与布莱尔一家共度余生。另一位仆人南妮也赞同这种说法。她“生活富足”，决没有离开的想法，但是“她很高兴，自己的孩子获得了自由”。

在南方的某些州，蓄奴制早已存在，并且受宪法保护。国会中的激进派阵营开始染指这些州的蓄奴制问题，使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在一次充满争吵的会议上，包括奥维尔·布朗宁在内的民主党人和保守派的共和党人认为，国会正在未经宪法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7月，激进派不顾抗议，操纵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充公法案。该法案的适用范围比前一年通过的充公法案更加宽泛，后者仅限于没收并释放那些在战场上为叛乱分子所用的逃亡奴隶，而新法案则规定解放任何从事叛乱活动者所拥有的全部奴隶，不管他们是否参与战事。这份法案考虑欠周，它并未规定任何强行实施的手段，也没有关于如何认定在联邦境外的奴隶主确实从事叛乱活动的程序。历史学家马克·尼利写道：“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文告。”但是它激怒了所有那些像查尔斯·萨姆纳的人，他们相信蓄奴制具有“令人骚动不安的影响力，只要它还存在，就会把这片土地变成一座火山，随时准备重新爆发”。

在华盛顿出现的谣传说，林肯将会否决这项有争议的议案。而实际上，该文件一经通过，布朗宁便将议案的副本带到白宫，请求林肯否决它。他警告说，如果这项议案得到批准，“我们”在边疆诸州的“朋友就会支撑不下去了”。这项议案会“向民主党授之以实，使之重整旗鼓，再组织一场针对政府的抗争”。布朗宁坚持认为，林肯的决定将“证明是由他来控制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还是由他们来控制林肯”。“各种麻烦事儿已经汹涌如潮，他应该在大潮泛滥成灾前妥善解决”的关键时候到了。

蔡斯的预言截然相反。他认为，如果林肯否决了这项议案，“他自己就会完蛋”。国会的共和党多数派将和当局者分道扬镳，而林肯将遭到议员即席公开而严厉的批评。蔡斯也担心林肯可能会因为行使总统否决权而身败名裂，他让朋友们放话说，没有人咨询过他的意见，“他至今也不知道已有哪一位内阁成员”参与过此事。虽然他很愿意回答自己作为财政部部长会有何反应，但是蔡斯拒绝“为他人铸成的大错或政策失误”承担罪责。

事实证明，林肯会行使否决权的谣传是不正确的。第二天上午，布朗宁发现总统在图书馆里办公，他“看上去面有倦色，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布朗宁注意到，“抑扬顿挫之间，他说话的调子饱含了无比的哀愁”。总统已经做出了决定，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会让他的朋友感到难堪。然而，在签字批准这项即将成为“第二充公法”的议案之前，林肯将各种反对意见罗列在纸上，然后完成了一份修正案，使之更容易通过立宪审查。

依照惯例，在国会开会的最后一天，总统要来到国会大厦，前往副总统办公室，签署本次会议最后几天蜂拥而至的一大堆议案。这是一次收获特别丰硕的会议。在平息了南方的反对意见之后，共和党多数派有能力通过三项已经被拖延了好几年的具有历史意义法案，它们是：《宅地法》，该法案提出，任何一个拓荒者只要在160英亩的公共土地（这些土地大多在西部）上定居5年以上，即可免费获得该土地的所有权；《莫里尔法》，该法案规定将公共土地提供给各州，以建立政府赠地学院；《太平洋铁路法》，该项法案使建设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成为可能。第37届国会还通过了法定货币的法案，奠定了联邦在战争时期发展的经济基础，该法案使“绿钞”成为后人所熟知的纸币。一项错综复杂的税法也得以通过，成立了财政部下属的国内税务局，并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开征联邦所得税。

当时，后方立法的重大影响，被关于蓄奴制的持续争论所掩盖，这种争论占据了双方的全副精力，使双方无暇顾及其余。苏厄德在谈到共和党的坚定分子没完没了地把时间耗费在老调重弹的话题上时，在宴席上对一群外国的外交官开玩笑说，“他后来才开始认识到一个克伦威尔的价值”，并且，有时会渴望“在我们的国会发生一场政变”。夏天行将结束之时，他对国会的失望与日俱增。苏厄德向弗朗西斯抱怨说“我请求国会批准一个草案，他们就是否允许奴隶参加战斗和工作问题陷入了争吵，每天都是蹉跎的一天，被蹉跎的每一天都是对整个国家的危害。如果我说，我承认他们对黑人的全部意见，那会怎么样……政党赢得了又一个党员，而国家则失去了一个拥护者。”

在内阁以及国会大厦内部，关于蓄奴制的宿怨渗透到了每一次讨论当中。根据苏厄德的描述，各种辩论“急剧升温”，以至于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们之间的私交甚至工作关系都出现了裂痕，导致“内阁会议中断的时间被延长”。尽管星期二和星期五依然是指定的开会日，然而所有的部长都继续待在各自的部门里，除非有信使前来通知要开会。苏厄德回忆说，当会议还在进行一般性讨论的时候，林肯会专注地倾听，但不会“积极介入”这些话题。对林肯而言，蓄奴制的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议题。尽管他同意那些最激进的废奴主义者提出的观点，即蓄奴制是一个“道德、社会和政治的错误”，但作为总统，他无法在现存的层面上摒弃那些受宪法保护的制度。

半岛的一败涂地已清楚地表明，需要采取非常手段来拯救联邦。这为林肯提供了以更加直截了当的手段处理蓄奴制的机会。每天从前线传来的战报表明，南部联盟投入征用奴隶的次数多得难以胜数。他们为军队挖壕沟，建碉堡，还被带入军营，充当畜力车夫、伙夫及医院护工，这样，士兵们就能腾出手到前线打仗。这些人在后方从事苦力，躬耕陇亩，收获庄稼，采摘棉花，使他们的主人放心参加战斗，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家人忍饥挨饿。如果剥夺叛乱阵营中的奴隶，使他们获得自由并加入联邦军，北方将会占据显著优势。如果看到这一点，解放奴隶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军事上的必要，以及总统在宪法上拥有战争权的一次合法实践。林肯曾向边疆诸州提出，希望以有偿方式解放奴隶，作为这些州自愿迈出的第一步。但是这些州拒绝了他的设想，并坚持认为，任何这样的行动应该首先由蓄奴州实施。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在林肯的脑海里酝酿成熟了。

7月13日星期天的早晨，林肯向苏厄德和威尔斯流露了他的初步想法。这几个人当时坐在总统的马车上，一同参加斯坦顿幼子的葬礼。他们的目的地是橡树岭公墓，斯坦顿的孩子就安葬于此。此行一定触动了林肯对威利的痛苦回忆，威利的遗体当时依然存放在一个私人墓穴，等待最终安葬到春田。尽管林肯私底下饱含痛楚，但是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要求他心无旁骛。威尔斯写道，在路上，总统告诉他们，他正在考虑“一旦叛乱分子顽冥不化，坚持不停战，他将发布公告解放奴隶”。他说，他已经对这件事的“后果、意义及分寸”进行了“深思熟虑”，并且“得出结论说，这是出于军事需要，对于拯救联邦而言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必须释放奴隶，否则我们自己就要沦为别人的阶下囚”。威尔斯清醒地意识到，这“对于总统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到目前为止，在我们以往所有的会面中……只要中央政府对这一问题提出干涉，他就会予以迅速而坚决的谴责”。平时十分健谈的苏厄德只是说“这个问题影响深远而重大，他希望对此进行深思熟虑，然后再给出明确回答”，尽管他倾向于认为这样做“无可厚非”。

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了下来。7月21日星期一上午，信使穿过华盛顿的大街小巷，带来了通知：当天上午10点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许久没有召开让我觉得不同寻常的讨论会了。”蔡斯在日记里写道。当天早些时候，蔡斯与古诺夫斯基伯爵在自己家中共进早餐，后者对林肯在解放奴隶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相当失望，早在好几个月前就忧形于色了。在古诺夫斯基看来，苏厄德是这一进程的主要障碍，而蔡斯则代表了最有希望激励林肯付诸行动的力量。在一次习惯性的闲聊中，古诺夫斯基把苏厄德对克伦威尔和国会的一番议论告诉了蔡斯，他说，这番话引起了在场的外交官们较大非议。

内阁收到开会通知后，除了邮政总长以外，其余所有人都赶来了。蒙哥马利·布莱尔当时正在马里兰州，建造一座名叫“福克兰”的优雅的乡村庄园，地点就在银泉镇上，离他父母的别墅不远。为了这次特别会议，内阁成员们被召集到二楼的图书室，而不是总统的正式办公室。图书室里满是装订考究的莎士比亚作品，以及沃尔特·斯科特的长篇小说，这些书都是玛丽新近添加的，把书架都压弯了。会议一开始，总统做了一番自我陈述，说他“对目前各方面的局势感到极为担忧，并已决定就军事行动和蓄奴制问题采取断然措施”。内阁成员们倾听林肯宣读他正在草拟中的几道总统令，其中一道命令是批准拨给在南部联盟境内的联邦将军以任何必需的财产，以维持其在当地的生活；另一道命令则是批准每月向那些开始在联邦军队内部服役的黑人支付薪水。从总体上看，这两道命令发出了把战争引向纵深的有力信号。当议题转移到是否为军中服役的黑人提供武装的问题时，斯坦顿和蔡斯都表示了赞同。蔡斯写道：林肯“尚未准备对这一问题做出定论”。

初次的讨论旷日持久。总统在翌日，也就是7月22日安排了另一次内阁会议，公开他召集会议的主要目的。根据弗朗西斯·卡彭特那幅著名的油画《首次宣读解放宣言》所描绘的场景，第二次会议地点很可能是在林肯的办公室。四处摆放的战场地图，显出战火有进一步蔓延的迹象——有的卷了起来放在固定的架子上，有的对折着摊放在地板上，有的则斜倚在墙上。在这里，人们继续前一天讨论的话题。

总统起身发言时，众人的议论戛然而止。林肯宣布说，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是为了宣读一份解放宣言的初步草案。他理解“内阁在蓄奴制问题上的分歧”，并欢迎他们在听完自己的话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希望他们知道，他“已下定决心迈出这一步，而把他们请来，并非为了听取他们的忠告”。接着，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两张大页书写纸，将眼镜端放在鼻梁上，开始朗读那份相当于政府首长在以总司令身份行使职权的情况下解放奴隶的法律纲要。

林肯的宣言把生效期限设定为1863年1月1日，到这一天，所有依然在各个反对联邦的叛乱州当中的奴隶，都将“从今往后，永远”获得自由。它绝不强人所难地要求强制性行动，尽管这份宣言所针对的范围并不包括忠于联邦的边疆州内的42.5万名奴隶。在这片地区，在没有行使总统战争权的情况下，他就无法获得此举符合宪政的合法依据。然而宣言在适用范围上令人大为惊讶，它一举取代了蓄奴制及财产权领域的法令，在将近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这些法律条文曾是11个州的施政基础。世世代代受奴役的350万黑人将从此获得自由，威尔斯事后说：这是一个大胆之举，“其意义之深远，无论眼下还是长远，以人类的先见之明，尚难以完全洞察”。

内阁成员们静静地听着，苏厄德和威尔斯除外。在过去的一周，总统已在这两人面前明确表达过这种意思，然而他们还是被林肯的宣言所表现的勇气所震惊。只有斯坦顿和贝茨亲口赞成“立刻颁布它”，而贝茨选择这样的立场出人意料。斯坦顿马上领悟到这份宣言在军事上的价值所在。他在思考军队面临的后勤问题上所花费的时间，比任何一位同僚都多。斯坦顿明白，如果能把大量的奴隶劳力从南部联盟转移到联邦，就能赢得巨大的优势。同样重要的是，斯坦顿已逐渐充满热情地坚信，解放奴隶完全是正义的。

作为内阁中的保守分子，贝茨热烈拥护宣言，这让他的同僚们大跌眼镜。过去，曾有人提出试图以军事手段解放奴隶的措施，尽管它更为保守一些，但依然遭到他的反对，他还曾对《没收充公法案》表达过严重疑虑。此刻，贝茨骤然对这一远为激进之举表示了支持，部分原因是由于蓄奴制和战争对他家庭骨肉造成的分离。

和边疆州的许多家庭一样，贝茨家也发生了因为忠于不同的阵营而造成家人对立的情况。贝茨兄弟各自加入了战争的对立方，28岁的弗莱明·贝茨被南部联盟征召入伍，在斯特林·普莱斯少将麾下服役。弗莱明面对着在战场上与自己的四个兄弟兵戎相见的可能。他的哥哥朱利安是一位外科医生，已在密苏里民兵部队获得了上校军衔。他的弟弟科尔特在波托马克军团当兵，后来参加了在安提塔姆、弗雷德里克斯堡、钱瑟勒斯维尔及葛底斯堡进行的会战。另一位弟弟理查德担任了父亲的助理文员，但是不久便加入了联邦海军。而全家最小的儿子查尔斯·伍德逊则是西点军校的士官生。在把家庭视若珍宝的老贝茨看来，最为伤心的，莫过于目睹自己的儿子们可能在战场上反目为仇。他始终认为应当逐步解放奴隶，但是如果总统的宣言能加快战争进程的话，他会对此表示自己“坚定不移地拥护”。

然而，贝茨拥护宣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被释放的奴隶应该被遣送到中美洲或非洲的某个地方。林肯坚持认为，任何对外移民必须出于自愿。而贝茨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移民应该是强制性的。威尔斯事后回忆道：贝茨“完全相信，两个种族不可能在同一个社会里共生共荣”，他认为，没有融合，就不可能有同化，而融合将不可避免地“给白人种族带来退化堕落和道德败坏”。尽管他也承认，“在始终渴望自由的有色人种当中，有许多人具有聪明才智，并且知书达理”，但是他无法想象，过去的奴隶，“在南方种植园里单纯地长大，在那里，因为家庭关系荡然无存，因为人为的邪恶而备受蒙蔽，并且因为刻意保持愚昧无知而早已堕落退化的他们”能够在社会地位上与白人平起平坐。贝茨认为，如果政府签署若干条约，承诺向那些愿意接受并安排获释奴隶定居的外国政府提供援助的话，那么这对每一个人都大有好处。他希望这样的条约能“为对外移民提供公正而人道的待遇，比如说，通过自己的经营，获得体面的生计……并向他们保证获得‘自由、财产及他们宣称的宗教信仰’”。

林肯读完宣言之后，吉迪恩·威尔斯一言不发。他事后承认说，解放奴隶将带来诸多无法预料的后果，“随之带来社会的、文明的及产业习俗上的革命，并使所有蓄奴州的社会环境发生变革”，因此，他因为这一决定“事关重大”而感到十分苦恼。他担心解放奴隶不会缩短战争进程，而是可能“使奴隶主那一方产生鱼死网破的冲动”，并“使斗争日趋激化”。然而，尽管威尔斯私下里对其中“战争权的极端运用”颇有疑虑，他依然把话留在了肚子里，后来忠心耿耿地支持了林肯。

卡莱伯·史密斯同样沉默不语，尽管他内心对这份宣言也有很多疑问。内政部部长助理约翰·厄舍后来回忆说，史密斯告诉他，倘若林肯签署了这份宣言，他就会“辞职回家，然后对政府反戈一击”。

当布莱尔、蔡斯和苏厄德发言时，内阁成员之间的观点对立一下子就暴露了出来。布莱尔迟到了，当林肯宣称他已决心颁布这份宣言之后，布莱尔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并请求把自己的异议记录在案。尽管他支持支付赎金并通过殖民化进程来逐步解放奴隶的想法，但是他担心总统激进的宣言会在保守派和民主党中间爆发强烈抗议，最终导致共和党人在秋季的选举中落败。更重要的是，这一宣言会“把边疆诸州的爱国主义势力置于危险境地，实际上已经有人认真尝试做过这件事了。一旦宣言传达到这些州，它们就有可能滑向分裂主义者的怀抱”。林肯回答说，他考虑过这种危险，并且曾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试着让边疆诸州“在这件事上发生转变，用自己的想法去说服这些州相信，这么做符合它们真正的利益，但是他徒劳无功”。该是继续讨论下去的时候了。不过他愿意让布莱尔把他的书面反对意见记下来。

也许萨蒙·蔡斯的反馈意见是最出人意料的。在内阁成员中间，他鼓吹解放奴隶最为激进，也没有人像他那样，终生致力于废奴主义事业。然而，蔡斯承认，总统的立法提案“彻底超越了自己的设想”，面对这样的提案，他退缩了。根据斯坦顿的记录，蔡斯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措，会引发全球性的奴隶解放运动”。他担心天下大乱的局面会席卷整个南方，导致“一方面出现烧杀抢掠，另一方面支持了叛乱”。蔡斯提出了一个更为平和、更加正面的手段，建议“允许将军们把奴隶组织并武装起来”，并且“指示各战区司令在其各自的辖区内，以尽量可行的方式宣布解放奴隶”。不过，他认为颁布宣言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强，因此他会支持这项举措。

蔡斯认为军队可能会更好地控制解放奴隶的进程，虽然这一主张合情合理，但是他并没有全力支持总统的宣言，人们很难不怀疑他背后是否存有什么私心杂念。在1856年和1860年两次竞选总统失败之后，蔡斯已经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自安德鲁·杰克逊之后，还没有哪一届总统成功连任过，而距离下一届大选仅有两年时间了，共和党内的激进派对林肯在奴隶问题上悬而不决颇感失望，这批声势日渐壮大的激进派坚定不渝地支持蔡斯，蔡斯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这些人的支持，在1864年的大选中击败林肯。而这一大胆的宣言很可能削弱蔡斯潜在的候选人地位，因为，正如威尔斯敏锐地意识到的那样，它“使总统以自己擅长的方式站在比蔡斯棋高一着的位置上”。

斯坦顿担心蔡斯的主张会阻止林肯签署这份宣言，让这“光辉的时刻”稍纵即逝。斯坦顿的妹夫克里斯托弗·沃尔科特写道：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么“蔡斯一定要为拖延乃至毁掉这份4000年来最为正义、最富政治才能、最文明的伟大法案负责”。然而，林肯后来表示，“在苏厄德国务卿发言之前”，还没有人提出过任何一个观点，“让他始料未及地发现，自己的想法尚未最终确定”。

威廉·亨利·苏厄德深刻的分析，使人对宣言产生一种相当复杂的逆反情绪。其他人都说完之后，苏厄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即宣言可能会在南方引发一场种族间的战争，对棉花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英、法两国的统治阶级势必出面干涉，以保护它们的经济利益。作为国务卿，苏厄德对于欧洲的干涉特别敏感。令人好奇的是，虽然苏厄德可以了解更多的国外情报，但他依然无法把握林肯凭直觉理解的东西，那就是，欧洲大众把蓄奴制视为必须连根铲除的魔鬼，一旦联邦真正致力于解放奴隶，他们将再也不会轻易受人指使去支持南方。

除了对外国势力干涉的担忧之外，苏厄德还对宣言的效力缺乏信心，他认为，没有强大的联邦武装力量做后盾，宣言的白纸黑字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弗朗西斯长期以来一直渴望总统颁布一个反蓄奴制的宣言，而苏厄德直言不讳地告诉弗朗西斯说：“公众很快看穿了这项方案只是理论上的救难计划，但是要采取必要的实际手段，使之落到实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苏厄德几乎采取了与蔡斯完全一致的立场。他说，他会倾向于“没收叛乱分子包括奴隶在内的全部财产，同时征服其疆域。”只有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才能保护逃亡奴隶的安全。然而，苏厄德在切实关注的问题上，低估了这份宣言在释放北方民众火热的良知，以及公开把解放奴隶作为战争目的，以此维护共和党的团结方面所发挥的威力。

尽管苏厄德担心宣言难以发挥效力，但他对此绝无反对之意。一旦林肯下定了决心，苏厄德就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他只是在宣言发布的时间上提出了异议。“总统先生，”他说道，“我拥护这一宣言，但是我对于在这个节骨眼上仓促颁布宣言提出质疑。公众情绪萎靡不振，我们随之做出的反复让步如此之大，让我担心……这可能会被看作一个黔驴技穷的政府图穷匕首见的做法……是我们在后退时发出的最后一声尖叫。”他竭力主张，最好等到“胜利之鹰张开翅膀”，并为战地捷报所鼓舞，一飞冲天的时候，“再把您的宣言挂到这鹰的脖子上”。当天晚些时候，瑟洛·威德前来华盛顿拜访林肯，他对苏厄德的这一主张表示支持。

“国务卿的看法十分睿智，它极大地触动了我。”林肯后来告诉画家弗朗西斯·卡彭特说，“我对此事考虑了许多，而它正是我彻底忽略了的一个方面。结果是，正如你为一幅画勾勒一个草图那样，我将宣言的草案放在一边，等待着胜利。”

※※※

然而，到了7月底、8月初的时候，林肯的心思依然在这份宣言上。他翻来覆去地编写草稿，“在文本各处修改润色，并焦急地观望着事态的进展”。在下定决心把宣言放到首次军事胜利之时提交发表之后，他开始着手引导公众舆论，营造接受宣言的环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林肯始终相信：“得民心者，必将无往而不胜；失民心者，必将一事无成。”他明白，在解放奴隶的道路上最主要的绊脚石之一，就是南北双方的白人中间普遍存在的一种恐惧，他们担心的是两个不同种族无法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和平共存。他认为，安排获释奴隶以自愿的方式对外移民，会减轻这样的恐惧，从而使他的宣言得到更广泛的接受。

8月14日，林肯邀请一个获释奴隶代表团前来白宫参加会议，希望鼓励他们合作，向其黑人同伴灌输殖民的种种益处。“你们和我们是不同的种族，”林肯开宗明义说道，“我们之间存在的鸿沟，远远大于几乎任何两个种族之间的鸿沟。”林肯承认说，由于蓄奴制的缘故，黑人种族已经承受了“任何民族所蒙受过的最大不公”，然而，他继续说道：“当你们不再做奴隶的时候，你们也还远远无法获得与白种人平起平坐的地位。其他人种享受到的许多好处，你们享受不到。人类的壮志是自由自在地和最优秀的人平等相处，但是在这个广袤的大陆上，你们人种里却没有一个人和我们人种里的一个人处于平等地位。”与此同时，蓄奴制对白人造成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场灾难性的内战中，他们“彼此割对方的喉咙”。林肯分析说，“这样看来，对我们双方都大有裨益的做法就是彼此分离。”他告诉代表们，“国会已经拨出一笔钱，并交由他处理”，作为在中美洲某地建立一个殖民地的财政援助。他需要一个由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及类似的人组成的先遣队，在他们自己的同胞当中来宣传这一机遇。

随后进行了讨论，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起初对这个移民运动完全没有好感，直到您把所有的好处都显而易见地摆在我们面前为止。”两天之后，代表团的负责人给林肯写信说，他们承诺将征求一下在费城、纽约、波士顿的黑人名士们的意见，他希望他们能“热忱地加入到支持这样一场运动的行列中来”。黑人领袖们迅速地做出反应，但并非如林肯所愿。他们对这一提议表示了普遍的憎恶。《解放者报》以雄辩的语气表示：全国400万奴隶“在数量上和他们的压迫者——这个国家的本地人一样多，他们在这里出生，从每一个公正和人道的角度去想，他们都有资格生活在这里；这里是他们颐养天年、寿终正寝的地方”。有人或许“怀着把尼亚加拉河拽回源头，或把阿利根尼山脉推下海去同样的想法，企图把黑人驱赶或诱骗出国门”，《解放者报》评论说：极其可悲的是，贵为一国的总统“有足够宽广的胸怀去容纳目前全世界的人口”，容纳一个“骄傲地吹嘘是全人类被压迫者避难所”的国家，居然会考虑把“整个有色人种……驱逐到遥远的海外”。

林肯与黑人代表团谈话的报道激怒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以自己有生以来最尖锐的话语对总统进行了抨击。尽管他承认，这是黑人首次被邀请到白宫去参加一场听证会，但他谴责林肯提出的意见“十分荒谬”，表现了“种族和血统的傲慢”和“对黑人的轻蔑”。道格拉斯认为，总统“应当知道，对黑人肤色的憎恶和偏见这种恶习，既非与生俱来，亦非难以克服，而仅仅是所有罪行与邪恶之源——蓄奴制的旁枝侧节。如果有色人种不是被偷来并强行带入美利坚合众国，并且从来没有被人看作一种合适的财物，而是像德国人和爱尔兰人那样，以自由移民的身份前来此地的话，他们就永远不会成为厌恶和残酷虐待的对象”。

林肯善于推己及人，这是他的非凡秉性。奇怪的是，这种秉性没有让他在第一时间令他体会到即将到来的奴隶解放运动的重要价值。尽管他曾试图为黑人设身处地去考虑问题，提出他自认为最有利于他们的建议，但是林肯缺乏与黑人社会的沟通，他哪里知道，黑人内心对这个国家怀有深深的眷恋，当他们听说要再次远赴他乡时，会感到义愤填膺。最终，林肯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之间的友谊，以及与那些成千上万心甘情愿为了自由而牺牲生命的黑人士兵们的亲密接触，可能让他对自己的黑人同胞产生了更深的理解，使他永远地摆脱了移民的想法。

即便林肯在8月向黑人代表团发表谈话时，他也未必确信移民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然而他意识到，仅仅把这项计划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或许会为解放奴隶运动添入“一滴蜜糖”，让它的前景变得更加美好。蔡斯就决不会接受这样的让步。在阅读了林肯关于移民的谈话稿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针对肤色偏见的刚毅果敢的抗议多么好！而且给自由人在美国安一个家，是一个多么明智的尝试！”古诺夫斯基伯爵在发表批评时语气更加刻薄，他把林肯关于种族互不相容的论调说成是廉价的“哗众取宠的空话”，暴露出与一个总统的身份很不相称的“无知或欺骗的一面，或许两者兼而有之”，这是很令人烦恼的。

不过，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来自霍勒斯·格里利的批评了。他于8月20日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致总统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名为《两千万人的祈祷》的信中，他宣称自己代表了他的广大读者出面讲话，谴责林肯“似乎正在执行的关于奴隶的”政策，“受到……某个边疆蓄奴州的陈腐政客意见的过度影响”，没有意识到“尽一切力量镇压叛乱，同时又支持煽动叛乱的根源（蓄奴制），这种做法是荒谬而徒劳的”。

林肯希望引导公众去意识到解放奴隶运动与军事必要性之间的重大关系，他决定抓住这一机会，回复格里利的信。“至于你所说的我‘似乎在执行的’政策，我从来没有想让任何人感到怀疑。”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在这场斗争中，我最重要的目标是拯救联邦，至于蓄奴制，我的目标既非保全之，亦非消灭之。如果我能够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而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而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我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做了些事情，是因为我相信，那将有助于拯救联邦；有些事情我之所以克制不做，是因为我认为那将无助于拯救联邦。如果我认为我做的事情对联邦的事业不利，我就尽量少做；如果我认为我做的事情对联邦的事业有利，我就尽量多做。”

废奴主义者们并没有察觉到，林肯已经致力于走一条“多做”的道路，而且走得甚至比废奴主义者所希望的还要远。他们对林肯的回答暴跳如雷。“我对总统给格里利先生的回信感到很难过。”弗朗西斯·苏厄德对丈夫抱怨说，“他的信几乎没有公正待人……他给人的印象是，只要把几个州维系在一起，就比人类自由来得更加重要。”

好几个月来，苏厄德正式就这一问题和他那热心肠的妻子争论过。6月份在家的时候，他曾明确提出过：要维持共和体制，就不能马上废除蓄奴制。尽管他终其一生都在反对蓄奴制，但是苏厄德并不愿意看到，因废奴运动的进程过快而毁掉共和国自身，以及它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所代表的一切。他过去毫不怀疑蓄奴制最终会走向灭亡。事实上，苏厄德相信，蓄奴制的前景早在“若干年前”就被文明的进步所“终止”。“但是请设想一下，”他后来解释说，“共和国被消灭了，和它捆绑在一起的，不单单是一个民族的命运，还有全人类最美好的希望。随着它的倒下，自由的阳光就像希伯来人的日晷那样，会永不停息地倒转。这样的重大灾难是我们无法估量的。这样看来，拯救这个国家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了摧毁蓄奴制。”

弗朗西斯对这种相提并论的等式很不以为然，她断言，在蓄奴制毫发无伤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体制，“这两者是水火不容的。”在那个漫长而令人焦躁的夏天，弗朗西斯有时会在一个笔记本里记下了给丈夫写的劝告。她写道：“在这件事上，不管总统决策会依据怎样的原则，你应该在自己的历史上留下清白的一笔，这事关你对你自己、你的孩子、你的国家和上帝负有的责任。”如果总统拒绝对蓄奴制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你最好明天就辞去你的职务，而不是继续待在那里，给人以助纣为虐之感”。

弗朗西斯绝没有明确表示说，林肯对解放奴隶运动和共和制两者关系的看法，比她丈夫的观点棋高一着。因为尽管各种谴责如雨点般洒向林肯，林肯依然把自己的宣言藏好，直到胜利为颁布宣言提供了有利时机。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军队是否能高奏凯歌。

1. 麦基尔文（Charles Pettit McIlvaine, 1799—1873）：美国新教圣公会主教、作家、教育家，曾在西点军校担任过两年的牧师和伦理学教授，罗伯特·李将军和杰斐逊·戴维斯都曾是他的学生。

2. 查尔斯·埃利特（Charles Ellet, 1810—1862）：美军著名工程学家，曾于1841年在斯库尔克尔河上建造了美国第一座悬索桥。

3. 格斯（Augustus H. Seward）：即奥古斯塔斯·H. 苏厄德，是老苏厄德的长子。

4. 阿里尔号（Ariel）帆船：原是南部联盟的一艘纵帆船，后被联邦海军缴获。

5. 相当于摄氏39度。

6. 扫罗（Saul）：以色列第一个国王，他保卫以色列并抵御了无数外敌，尤其是腓力基人。

7. 格利博士（Phineas D. Gurley, 1816—1868）：纽约大街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林肯夫妇经常光顾他所在的教堂：格利博士夫妇也成为林肯夫妇的密友，频繁出入白宫。

8. 亚历山大（Alexandria）：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的独立市，隔波托马克河与华盛顿特区相望。

9. 马修·平斯克（Matthew Pinsker ):美国当代史学家，狄金森学院历史学副教授，专攻美国政治、法律和外交史，对内战期间林肯与军队的关系颇有研究。著有《林肯的避难所：亚伯拉罕·林肯与士兵之家》（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

10. 这是一个双关语，ball room（舞厅）一词中的ball在英语中还有炮弹、枪弹的意思。

11. 玛丽·克莱默·艾姆斯（Mary Clemmer Ames, 1839—1884）：美国作家、读者、共和党人。著有《华盛顿女子小札》《华盛顿十载》等。

12. 银泉山庄（Silver Spring）：布莱尔家族在马里兰州银泉镇的别墅。

13. 绿钞（Greenback）：即美钞，背后为绿色的美国法定纸币。

14.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 —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在英国内战时（1642—1649）率领国会军队取得了胜利并要求处死查理一世。作为英格兰的护国公（1653—1658），实行了独裁统治。

15. 大页书写纸（foolscap sheet）：一种曾流行于英国的纸张，尺寸大约为13×16英寸。

16. 安提塔姆（Antietam）：马里兰州中北部的一条内陆河，注入波托马克河，南北双方曾于 1862年9月在此地进行了著名的安提塔姆会战。

17. 钱瑟勒斯维尔（Chancellorsville）：弗吉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位于弗雷德里克斯堡以西。 1863年5月，罗伯特·李将军在此率领南军击败了约瑟夫·胡克指挥的北军。

18. 葛底斯堡（Gettysburg）：位于宾夕法尼亚南部的一个镇。1863年7月，在此地爆发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联邦军获得了重大胜利。林肯曾为此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说。

19. 这里的“本地人”是指在美国的白人，而非印第安人。

20. 阿利根尼山脉（Alleghany Mountains）：位于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南段和中段。

第十八章 怨声四起

林肯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由约翰·波普将军挂帅、新部署的弗吉尼亚军团身上，他想借这支部队告捷的东风，签署他的《解放奴隶宣言》。在西部战场上，波普表现出麦克莱伦所不曾具有的勇往直前的气概。1862年8月初，哈勒克命令麦克莱伦将他的所有部队用船从哈里逊码头撤退到水陆码头和亚历山大城，从而结束半岛战役。麦克莱伦应当在那里与波普汇合，而后者当时正在从马纳萨斯向南挺进，沿着林肯最初提出的内陆线直捣里士满。一旦两军会合，兵力将大大超过李将军的部队。

但是麦克莱伦却停滞不前了，他担心波普会被任命为联合部队的统帅，于是他强烈反对这次行动，他警告哈勒克说，这么做“损失必将极为惨重”。他坦率地告诉妻子，自己唯一预料的事，就是他抵达华盛顿并被解除指挥权之前，可能“招致敌军发起攻击”。麦克莱伦提出了战略异议，并以运力不足为由，拖延了10天之后，勉强于8月14日开始撤退，直到8月24日才抵达水陆码头。

李将军意识到，波麦联军可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他从里士满向北进发，意在麦克莱伦到达之前与波普交手。到了8月18日，南部联盟军在石墙杰克逊将军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将军的率领下，已经进入了波普的打击范围，两军只相隔了一条从华盛顿到里士满中途的拉帕汉诺克河。波普在北岸的安全地带等待麦克莱伦的部队前来增援，每个人都希望这班援兵能成为攻击主力。

李极为聪明地利用了麦克莱伦的延宕。他将朗斯特里特的部队留在波普的前方，并委派位于波普后防线的杰克逊去夺取联邦军在马纳萨斯交汇点的补给基地，然后在古老的布尔溪战场附近的森林里集结。疑虑重重之下，波普从拉帕汉诺克河动身北上，而他会在那里遭遇李、朗斯特里特和杰克逊的三支部队。“（波普）赌的是什么呢？”苏厄德在给弗朗西斯的信中写道，“他们说，此举完全是孤注一掷，而且，正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整个事业的存亡，也同样在此一举。”就在双方的士兵们枕戈待旦的时候，一颗彗星从北方的天空划过。对莎士比亚烂熟于胸的林肯，无疑会想起凯尔弗妮娅对凯撒发出的不祥警告：“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君王们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

尽管麦克莱伦同意派两个团与波普会师，但他继续拖延时间，等待有人主动发话，封他为司令官。他在8月24日给妻子的信中表示，如果他的部队被波普军团整编的话，他就会“争取去休假！”然而，万事皆有变数，倘若“波普被打败了，那样他们可能会要我来拯救华盛顿”。

8月29日星期五，第二次布尔溪战役打响了。《晚星报》报道说，刮西风的时候，“火药气味非常浓”，加农炮“在远处发出的隆隆声”整个华盛顿都充耳可闻。人们在街头拐角处成群结队，在大饭店里聚会商讨，由于缺乏来自前线的可靠情报，谣言漫天飞。一会儿，报童们大喊“石墙杰克逊与1.6万名部下一起被俘”。过了几分钟，又有人说杰克逊打垮了波普，向北直捣华盛顿。双方胜负的消息“互有交替，打了个平手”。

对总统而言，这是一段很不平静的日子。陆军部电讯室主任回忆说，林肯在拥挤的二楼套房里，花了好几个小时等候前线发来的战报，并“准备一旦需要，将彻夜等候”。他发电报给各位将军，包括把总部设在亚历山大城的麦克莱伦，要求得到马纳萨斯的消息。麦克莱伦很快回电了，他提出的更多的是意见，而不是情报。麦克莱伦建议说，如今，总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他必须“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打通与波普的联络”，要么“任由波普去摆脱自己的困境，同时立即采取一切手段，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

周六上午，约翰·海伊在“士兵之家”遇见了总统，并与他骑马回到白宫。途中，林肯“对麦克莱伦近期的言行相当直言不讳”，并且说，“看来，麦克莱伦真的想让波普吃败仗”。他告诉海伊，他对麦克莱伦提出“任由波普去摆脱自己的困境”的说法感到特别生气。

然而，与斯坦顿的愤怒相比，林肯的批评显得温和多了。如今，斯坦顿干脆把这位将军视为叛徒。麦克莱伦拖拖拉拉，未及时带兵协助波普进行防御，这使陆军部部长让哈勒克将军提交一份正式报告，要他具体说明麦克莱伦收到从詹姆斯河撤退的几道命令是在哪一天，该命令是否基于国家安全大局，得到迅速执行，请他就此提交评估意见。哈勒克回复说：这份命令于8月3日发出，“我的看法是，它并未按我所愿，以及国家安全的要求得到迅速贯彻”。

有了哈勒克的报告，斯坦顿让蔡斯也下定了决心。两位老友达成一致说，必须立刻将麦克莱伦撤职。他们可能需要迫使林肯出手。两人一致认为，口头上与林肯争辩，“就像把水泼到鸭子背上一样”，他们决意“提出更加坚决的措辞，并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斯坦顿自告奋勇，起草了一封反对麦克莱伦的抗辩书，如果可能的话，这封信将征求内阁多数成员签字。他们会把它呈送林肯，并推断说，如果麦克莱伦将军继续行使指挥权，会让一部分内阁成员辞职，就连整个政府都有可能解散。与此同时，斯坦顿和蔡斯来到贝茨位于F大街的寓所，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们发现贝茨不在家，就留下话，请他第二天上午去蔡斯家。

星期六清晨，贝茨造访了财政部办公室。蔡斯很高兴地获悉，关于麦克莱伦的事，贝茨全力支持。他抱怨说：“过去从来不曾有一支伟大的军队，由真正优秀的栋梁组成，却由庸人来统帅。”在贝茨看来，麦克莱伦“只及罗马将军三分之一的必备素质”，他说：“他还年轻，我恐怕他缺乏勇气，而且可以肯定，他运气不好。”此外，他同意蔡斯和斯坦顿的观点，“除非在很短时间内有显著改善，否则我们（指政府）一定会陷入耻辱的境地”。蔡斯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在迫使麦克莱伦下台的问题上，贝茨是一位坚定的同盟者。于是他来到陆军部，斯坦顿在那里已经完成了文件的初稿。

这份措辞严厉的文件是斯坦顿以自己独特的后倾字体手写而成，手稿上还保留了部分文字的增删。文件声明说，在此处签名的人“不愿成为浪费自然资源、拖延战争、搞垮我军及危害联邦的同谋，我们相信，这些现象，均系乔治·B. 麦克莱伦长期指挥的结果”。文件指控麦克莱伦蓄意“违抗上司命令”，此行为已经“危及波普将军指挥的部队”。蔡斯提了几点修改意见之后，将自己的名字签署在斯坦顿的名字上方，并保证说要把文件带给贝茨、史密斯和威尔斯。

史密斯对麦克莱伦早已丧失信心，他很快就被说服了，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蔡斯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爬上狭窄的楼梯，来到海军部部长在二楼的办公室。蔡斯进来的时候，威尔斯正好准备外出。读罢文件后，他告诉蔡斯，他相信“罢免麦克莱伦全部指挥权是必要的”，但是他“不打算谴责麦克莱伦无能”，或者如文件所断言的那样，“称他为叛徒”。即便蔡斯反复讲述麦克莱伦延误战机，给增援波普的行动带来致命危害的事实，威尔斯依然下不了决心。他语气尖锐地问道，布莱尔是否看过此份文件，蔡斯回答说：“还没有轮到他。”就在那一刻，威尔斯手里还拿着文件，布莱尔走了进来。威尔斯察觉到了蔡斯的警惕，他把文件贴胸藏好，直到布莱尔离开几分钟之后才拿出来。等到这位邮政总长再也听不到他俩的谈话时，蔡斯开口恳求威尔斯说，不要向布莱尔或其他任何人提及这份文件。

就在蔡斯尽心尽责实施此次密谋之时，斯坦顿邀请林肯和海伊前往他位于K大街的寓所，参加他的家常晚宴。尽管有初步报告称，波普已经占得了先机，然而关于整个战役的进程，尚无明确的消息。海伊写道：“一顿美味的小餐，一位美丽的主妇白皙而冷峻，像大理石一样毫无表情，偶尔一笑似乎会弄痛她。”在与林肯的谈话中，斯坦顿“提及麦克莱伦时，语气极为严厉”，他指责说：“只有卑鄙的行径，才能使我们输掉这场战斗，而这必须由麦克莱伦之流负责。”而对于波普将军，斯坦顿和林肯都表达了极大的信任。

用罢晚餐，总统和海伊来到陆军总部，哈勒克将军对他认为的一场“世纪之战”的形势表现得“很平静，并且多少有点儿信心”。在前往斯坦顿办公室的路上，他们发现哈勒克已派遣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护士志愿队开赴战场”，以协助照料伤病员。“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海伊汇报说，“而我们则上床睡觉，满心期待着日出时分有捷报传来。”

然而，对斯坦顿而言，当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波普在没有麦克莱伦增援的情况下设法打赢了这一仗，那么这只会在驱逐“小拿破仑”下台的问题上增添许多争议。当威尔斯顺道拜访，前来打听前线的最新战况时，发现斯坦顿和史密斯在一起，斯坦顿很投入地对麦克莱伦进行了长时间的谩骂，他历数麦克莱伦在冬季龟缩不前、他的“贵格炮”事件及在半岛战役中的一连串失误。威尔斯回忆说：史密斯离开之后，斯坦顿压低了嗓门，对他悄声耳语道：“听蔡斯说，您拒绝在请愿信上签字。”威尔斯解释道，总的来说，尽管他同意必须撤换麦克莱伦，但他“对处理此事的方式和方法并不敢苟同”，这似乎“对总统颇有失礼和不敬之处”。他声称，总统“把我们召集到他身边，待我们如师友，商讨问题，征求意见……不要拉帮结派去反对他”。

斯坦顿十分恼怒，他大叫着说，他知道“自己没有受过总统任何特别的恩惠，总统把他请来担任一个苦差事，他工作繁忙，责任重大，无人愿意承担，还要将一位始终让他颜面尽失的总司令强加于他……他再也不能，也不愿对这件事情继续忍气吞声了”。威尔斯对此深表同情，但是很不愿意加入类似这样一个反对总统的阴谋小集团。

翌日上午，战场上传来了令人心寒的消息，让前一天各种乐观的预测不攻自破。波普的部队被彻底击垮了，约翰·海伊在日记里写道：“大约8点钟光景，我正在穿衣服的时候，总统来到我的房间，把我叫出来，说：‘嗯，约翰，恐怕我们又被人抽了一鞭子。’正如第一次布尔溪战役结束之后那样，华盛顿再一次准备进击了。有传闻说杰克逊正在乔治城横渡波托马克河，成千上万惊慌失措的市民开始向城外逃窜，从前线掉队离散的士兵们带来的消息说，陆军士气低落，各部队不愿在波普的指挥下打仗。此役伤亡极为惨重，在参战的6.5万人当中，联邦死伤人数达1.6万人。如今很显然，前进的势头属于南方联盟这一方。”《纽约时报》指出：6月底的时候，“杰斐逊·戴维斯在里士满的议事厅里倾听敌军兵临其首都城下时加农炮发出的怒吼”，到了8月底，“林肯在白宫听到了大炮声，而战争的主宰者如今已经易位，它正在国家的都城前面戮力奋战，大有问鼎之势。”

遭遇惨败让总统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境地。麦克莱伦延误战机，未能派兵增援波普，对此，总统越想越生气。然而，现在已经没时间放任自己的怒气了，华盛顿自身面临着威胁，而他强烈需要一支由他支配的最精锐之师。他依然相信，麦克莱伦得到了最为精良的装备，以重振低迷的士气。在视察蒙罗要塞和哈里逊港的途中，林肯曾亲眼目睹了士兵们对他们的司令官的一片忠心。“在军队中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防御工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把我们的部队调教到哪怕只有他的水准的一半。”林肯解释说，“毫无疑问，他对波普的所作所为十分恶劣，他希望后者战败，那是不可饶恕的，但他还是很有才能，眼下还无法牺牲他。”当哈勒克建议保留麦克莱伦对弗吉尼亚军团和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时，林肯同意了。

内阁成员们没有注意到林肯的良苦用心，他们继续密谋罢黜麦克莱伦。贝茨改写了那份抗议信，缓和了语气。斯坦顿、蔡斯、史密斯和贝茨在新的文件上签了名。9月1日星期一，蔡斯再次把这份新文件拿给威尔斯看，威尔斯同意这份新的草稿“有所进步”，但他还是不喜欢“联合起来感化或挟持总统”的想法。蔡斯承认，这次行事的做法“比较特殊，但是事情本身也很特殊”。他们必须让林肯得出一个印象，即“要么让政府四分五裂，要么让麦克莱伦辞职”。蔡斯进一步告诉威尔斯：“麦克莱伦应该被枪毙，倘若我是总统，就会立即执行这一处罚。”威尔斯向蔡斯承认，麦克莱伦“不是一位好战的将军”，并且“最近的某些举动，表现出更严重的渎职性质”。他对“充满失望”的蔡斯说，尽管他不会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字，但是他会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毫不犹豫地”起身发言，告诉林肯，他赞成麦克莱伦应该被解职。因此，斯坦顿和蔡斯决定，把向林肯发难的日子放到第二天。

9月2日星期二中午，除了苏厄德之外，所有的内阁成员都到齐了。国务卿前一周动身前往奥本，去休了一次期待已久的长假。自始至终对苏厄德心怀疑虑的威尔斯认为，苏厄德“缺席是早有预谋的”，并且确信，他离开首都是为了避开关于麦克莱伦的纷争。不过，苏厄德此行的时间安排，更有可能是因为要处理家事。珍妮很快就要生下苏厄德的孙子了，威尔计划等到孩子一出世，就和他所在的团一起离开家乡，而弗朗西斯特别喜爱的克拉拉婶婶行将就木。然而，当他听说布尔溪战役失利的消息后，立即缩短了假期，当内阁会议召开时，他已经在回华盛顿的路上。

会议刚刚开始，就有人把总统叫走了一小会儿。总统不在的时候，斯坦顿开始发言。他“压抑的嗓音，因为激动而颤抖着”。斯坦顿告诉他的同僚们：“麦克莱伦已经受命指挥镇守华盛顿的部队。”内阁成员们都惊呆了。林肯很快回到会场，向大家解释了自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当天早上7点，他与麦克莱伦沟通之后做出的。林肯说，“麦克莱伦了解全局的情况”，并且他“在执行防御行动时是可以信赖的”。他非常清楚，麦克莱伦有“拖拉”的毛病，但是他认为“没有更好的组织者”，事情的发展会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威尔斯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道，在接下来的一般性讨论中，他亲身体会到了自己在任何内阁会议中“所不曾有过的那种烦恼和沮丧情绪”。林肯“极度消沉”，斯坦顿和蔡斯也一样。蔡斯预言说，“这将是一次全国性的灾难”。而斯坦顿意识到，这份抗议信将会变成一纸空文，他“就像一片蔫巴巴的叶子”，垂头丧气地回到陆军部的办公室。这件事，让斯坦顿与林肯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开始疏远起来。

当林肯得知内阁成员在如此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和他唱反调时，心里老大不痛快。根据贝茨的说法，他“看上去正在遭受极度烦恼的折磨——比如说，他差不多感到要上吊自尽了”。因为麦克莱伦的问题，内阁乱象纷呈；波普的失利，以及令人生厌、没完没了的战争本身，如同千钧重负压在他的心头，让他陷入冥思苦想。他写道，“两派以互不相让的势头，都声称自己行事乃顺应天道。也许双方都错了，或者至少有一方是错的。上帝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对同一件事既赞成，又反对。对于当前的内战，上帝的意旨很可能与双方的目的均有所不同”，并且上帝已经做出了决定，“它（内战）现在还不会结束。”

苏厄德回到华盛顿，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林肯的绝望情绪。相对于内阁其他成员而言，在这位国务卿面前，林肯可以更加直言不讳。苏厄德于9月3日傍晚抵达首都之后，立刻驱车前往士兵之家。不幸的是，“当时有客人在场，不能进行私下谈话”。

“先生，”林肯说，“我要上车来，与你同行一段路。”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两位好友沿着蜿蜒的马车道驱车而行，“苏厄德详细叙述了他在北方的所见所闻，而总统则讲述了战场上发生的大事，以及他不在的时候内阁召开会议的情况”。

苏厄德向林肯透露了一些悲观而老于世故的看法，两天以后，他还向约翰·海伊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年岁渐长有什么用？”他问道，“你学到了人情世故，但是从不学以致用，等到用时，为时已晚。”在谈到麦克莱伦和波普之间的矛盾对布尔溪战役失利的影响时，苏厄德承认说，他“只是刚刚发现战场上的嫉妒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我从未想过，任何嫉妒心都可以阻挠这些将军为了他们共同的荣誉和国家的幸福而战。”他想，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也许他“本该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尽管苏厄德暂时被布尔溪的局势搞得心力交瘁，但他依然相信北方最终将获得胜利——这信心富于感染力，势必振作了林肯的精神。每当面临内忧外患，苏厄德都会以史为鉴，寻求抚慰。他曾经说过，回忆美国独立前夕革命战争的峥嵘岁月，“能让我珍惜希望，心存希望”。而且，和内阁同僚不同的是，苏厄德并不怀疑林肯拥有率领国人“平安经受革命的大风大浪”所需要的谨慎、睿智和仁义之心。林肯的职位不值得羡慕，对于这一点，苏厄德感同身受，这一定让林肯获得了某种真实的慰藉。与苏厄德和蔡斯所不同的是，林肯十分清楚，一位总统必须与自己掌控的帮手合作共事。当时，麦克莱伦就是其中的帮手之一。

与此同时，麦克莱伦自鸣得意地回到他原来的司令部，那里位于紧挨着苏厄德家的一个拐角处。他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再次应召前来拯救这个国家。看到我那高贵的波托马克军团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残部，那些可怜的战友们，我的心在滴血！而他们如今对我依然如此爱戴。当我骑马从他们中间穿行而过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在大声地喊我：‘乔治，别再把我们抛下了！’‘他们不会再把我们和您分开了！’”

麦克莱伦的指挥权仅仅被保留了两天。李将军在半岛战役和布尔溪战役中接连告捷的鼓舞下，横渡波托马克河，开始进犯马里兰。这位联盟的司令官误认为蓄奴州的民众会组织起来拥护他的军队，而事实上，马里兰人迎接叛军的是鄙视，而将热情的欢迎献给了麦克莱伦的蓝衣军。当联邦军队穿过马里兰的乡村，准备迎战李将军的时候，他们朝将士们欢呼鼓掌，挥舞旗帜。当两军相遇时，麦克莱伦还占了一个上风：他的人发现了李将军的作战方案，一位粗心大意的情报员把这份用三张雪茄烟叶包裹起来的计划弄丢了。

9月17日，安提塔姆战役打响了。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麦克莱伦在致玛丽·爱伦的信中写道：“我们进入了一场最可怕的‘世纪会战’。”到了太阳落山，双方阵亡士兵达到了6000人，另有1.7万人受伤。这个令人惊愕的伤亡数字，是二次大战D日战役中伤亡人数的四倍。最终联邦军控制了局势，迫使李将军后撤。“我们大获全胜，”麦克莱伦得意洋洋地报告说，“能够带领一支一度吃过败仗、士气低落的部队，如此干净利落地击败李的人马，并彻底拯救了北方，这令我感到有一点点骄傲。”

最初传来的战报说，李将军的部队可能被彻底击溃，这让林肯感到激动不已。然而，从后续的电报可以看出，麦克莱伦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乘胜追击撤退的叛军，使得李将军得以趁机渡过波托马克河，进入弗吉尼亚，并在那里重整旗鼓，补充兵员和军需。

尽管如此，安提塔姆战役对万马齐喑的北方而言，仍然算得上是一次久旱逢甘霖般的胜利。《纽约时报》评论说：“我们在战场上的将军们在巨大的国难面前似乎已振作起来，我们可以预言，1862年9月17日将因此被视为平叛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从这一天起，叛乱分子走向灭亡的一幕已经揭开。”

这种说法的确有先见之明，但是个中原因却并非如《纽约时报》所揭示的那样。这次胜利虽不彻底，却是一个让人期待已久的事情，它为林肯提供了一个契机，宣布将于次年1月签署《解放奴隶宣言》。9月22日这一天，林肯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他的决定。蔡斯和斯坦顿端坐在林肯右侧，而其他人则在他的左侧。为了活跃一下气氛，林肯朗读了一段缅因州幽默作家查尔斯·法勒·布朗写的作品，众人当中，唯有苏厄德对这段搞笑的娱乐活动颇为开心，他和林肯一起，被阿特穆斯·沃德的故事逗得开怀大笑，蔡斯只是勉强挤出一丝假笑，而斯坦顿则掩饰不住满脸的不耐烦和恼怒。

幽默故事讲完之后，林肯马上换上“一副严肃的语气”，提醒他的同僚们说，他在早些时候曾经起草过一份关于解放奴隶的命令，并在他们面前宣读过。林肯告诉他们，就在李将军的部队在马里兰的时候，他已下定决心，“一旦他的人马被赶出”这个州，他就会签署这个宣言。“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什么，但是我暗自对自己下了决心，也（毫不犹豫地）地对上帝起了誓。”尽管林肯很少承认信念或宗教信仰对他的影响，但是根据吉迪恩·威尔斯的说法：“偶尔在犹疑不决之际，他会采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态度，遵循天意行事。”总统向众人明确表示，他无意寻求“忠告”，因为他在决策之前已考虑过他们的意见，但他欢迎各位对任何语言表述上的问题提出建议。接下来，林肯开始宣读文告。在最近几个星期当中，他对这份文件已做了少许修改，增加了一段关于军事必要性的理论阐述。

斯坦顿“进行了一番态度坚决的发言，支持这项措施”。而布莱尔则对边疆诸州和秋季大选表示了忧虑，不过他最终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只有苏厄德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修改意见，他提出，撇开“现任总统任期内所有维护奴隶的相关行动不谈”，如果政府能保证，不仅“承认”那些获释奴隶的自由，而且对这种自由进行“保护”，不是更有说服力吗？林肯答道，他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说：“对于没有把握履行的事情，我就不能轻易承诺。这不是我的行事风格。”当苏厄德坚持认为应该采取这一立场时，林肯同意了，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增加了相关的表述。

宣言初稿于翌日公布，引来了一大群欢呼雀跃的“小夜曲演奏者”来到白宫。为了给叛乱州回归联邦最后一个机会，这份文告要到1863年1月1日林肯最终签署之后方才正式生效，尽管如此，这份文件还是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林肯在白宫的阳台上对那些庆祝者们说：“我相信上帝，我没有做错。现在该是让整个国家及整个世界对这份宣言做出评价的时候了。”接着，他要求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勇士们。尽管他本人可能“遭受重重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和“那些正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换取我国未来繁荣昌盛的人们所遇到的艰难险阻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我们切不可忘记他们”。

小夜曲乐队来到蔡斯位于第六东大街的寓所，众人怀着“欢天喜地的心情”聆听了蔡斯的讲话。后来，包括贝茨及“几个老顽固”在内的一小群人始终待在寓所里喝酒，约翰·海伊说：“他们似乎全都感受到了一种鼓舞人心的新生活。他们兴高采烈地彼此称对方为废奴主义者，同时也自称为废奴主义者，并且看上去很喜欢因标榜这个可怕名字而产生的新奇感。”

包括古诺夫斯基伯爵和威廉·费逊登在内的激进派依旧对林肯保持警惕。古诺夫斯基抱怨说，这份宣言的行文充满了“最四平八稳、最枯燥乏味、例行公事般的语气，没有一个词能够激发悲天悯人的情怀”。而费逊登则评价说，它“没有，也无法改变任何一个黑人的地位”。然而，对林肯始终持批评态度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却能够理解这份宣言的革命性影响。他在自己的月刊上写道：“我们怀着喜悦之情大声呼喊，我们正亲身经历并记录下这一正义的法令。”道格拉斯预料到宣言会遭到有些人的竭力反对，于是他问道：“这会使总统畏首畏尾，改弦易辙吗？”他的结论是：“不！亚伯拉罕·林肯决不会退缩！”尽管两人在私下里并不熟悉，但道格拉斯凭直觉把握了林肯的性格特点，他解释说：“亚伯拉罕·林肯可能行动迟缓……但是亚伯拉罕·林肯并不是一个对自己郑重签名的宣言中的文字和昭示的目标朝令夕改、畏葸不前、自相矛盾的人……如果他教我们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东西，那么他已经教导我们相信他所说的话。”林肯在对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乔治·波特威尔说的一番话中，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我的话，这些民众已经听见了，我不能把我的话收回。”

反对意见的来源并不出人意料。保守派害怕宣言会“使双方产生永远的仇恨”，而民主党人则预言说，宣言将使军队士气大跌。不用说，南方发出了阵阵强烈抗议的声浪。《里士满探究者报》指责林肯煽动造反，就像煽动当年揭竿而起的纳特·特纳那样，这种造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奴隶“像野兽一样”被人追杀。文章谴责说：“他现在志得意满，图谋让他们去送死。”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林肯感到丝毫惊讶。在分析了这篇社论观点背后的代表性之后，他表示“他对这件事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对此，他了解得比他们更多。”副总统哈姆林写信说，这份宣言将“得到热情的拥护和支持”，并将“作为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法案名垂青史”。林肯回复道：“尽管报纸上的溢美之词及仁人君子的赞扬，绝对符合一个自负者的愿望，但是储备下降了，部队推进的速度比以前更慢了，这些现象毫无掩饰地表露出来，不太令人满意啊。”

※※※

麦克莱伦将部队安排在安提塔姆附近休整时，开始认真考虑自己面临的形势。麦克莱伦认为最近的一场胜利已经完全奠定了自己在军界的声望，因此他相信自己有底气坚持要求“斯坦顿必须离职，哈勒克必须让我官复原职”。他对妻子说：如果这两个要求不能满足的话，他就会辞职退伍。更何况，在他看来，《解放奴隶宣言》代表了一种“面目可憎的学说”，而且是对“奴隶叛乱”的一种“可耻”的呼唤。为这样的原则而战，他感到忍无可忍。麦克莱伦愤慨之余，给林肯写了一封抗议信，表明了他本人的反对意见。包括蒙蒂·布莱尔和他父亲在内的老朋友们警告他说，如果不服从总统制定的政策，将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此后，麦克莱伦最终决定不将这封信发出。

麦克莱伦高估了自己新的影响力。尽管斯坦顿和蔡斯都认为麦克莱伦应该辞职，不过很显然，这位将军的地位难以撼动，他们对此颇感泄气，到了9月将尽、10月将临之时，麦克莱伦丝毫没有出兵的意思，林肯私下里已做出另一个决定：如果麦克莱伦没有动员兵力追击李将军，他就会被解职。

林肯希望亲赴前线慰问，让麦克莱伦打起精神来，10月初，他乘火车造访了这位将军的大本营。尽管哈勒克担心此举危险而反对这个想法，但林肯坚决要求“暂时解脱一下，去看望我的士兵们”。和往常一样，与将士们的交流，让林肯再度恢复了勇气。各军团持枪敬礼，敲响了军鼓，总统在麦克莱伦的陪同下，缓缓策马经过，举帽示意。“阅兵场面从头至尾非常壮观，” 一位记者评论说，“尽管经过长途跋涉和浴血奋战，将士们依然表现出很好的精神风貌，因此他们赢得了高度赞扬。”总统听了几段趣闻逸事，甚是心满意足，全体随行人员心情也格外愉快。

林肯在麦克莱伦的军营里和众人一起吃了饭，晚上就在附近的帐篷里过了一夜。林肯从容而坦率地向将军提出，希望他放弃“过于小心谨慎的做法”，为下一步行动早作谋划。麦克莱伦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林肯“相当和蔼可亲”，并且“为人十分善良”，不过他猜中了一件事，这就是“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催促我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提前进入弗吉尼亚”。

军队状态良好，这让林肯颇受鼓舞。星期六下午，林肯兴致勃勃地回到华盛顿。他的火车中途停靠在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的小镇上，他在那里受到了大批民众兴高采烈的欢迎，这些人渴望表现出马里兰州对联邦的忠诚。有人请求林肯讲几句话。林肯高兴地回答说，“如果我和往常的大部分时候一样，我也许会和你们开开心心地聊上半个小时”，但是作为总统，“每句话都很快会被别人评头品足”，因此必须避免发表任何“无关紧要的”意见。然而，在火车开动之前，他在自己车厢的平台上发表了一番简洁而得体的讲话，感谢军民和各界人士对联邦事业的忠诚，林肯在讲话行将结束时说：“愿我们的子孙，以及我们的子子孙孙直至千秋万代，继续享受一个统一的国家所带来的福祗，并且仍然有理由对华盛顿和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们传承给我们的伟大制度感到欢欣鼓舞。”

为了确保麦克莱伦对他们两人的谈话不至于产生误解，林肯让哈勒克于下一个星期的周一发电报给麦克莱伦说：“总统指示，你应横渡波托马克河，与敌军作战，或迫使其向南部撤退你军目前必须乘道路状况良好之际采取行动。”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麦克莱伦为自己的毫无作为寻找了各种的借口——缺少补给、缺少鞋子、马匹困顿等。对于最后一个借口，林肯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恼怒：“请原谅我问一下，让任何人都疲惫不堪的安提塔姆战役结束后，你军的马匹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反对叛乱的战争真是多灾多难，”10月23日，灰心丧气的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写道：“麦克莱伦按兵不动，无疑是极富气势的。然而如果一头俯伏的狮子迟迟不一跃而起，人们就会开始猜疑，它究竟是不是一只塞满了填充物的标本。”军队迟迟不见行动，再加上保守派对《解放奴隶宣言》的愤恨，使选民们在11月的中期选举投票期间怨声载道，苏厄德称之为一股不满的“歪风”。投票结果对政府而言堪称一场灾难。尽管共和党人仍然在国会中保持微弱优势，但是赞成妥协、容忍蓄奴制的所谓“和平派民主党人”却在伊利诺伊、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及印第安纳等州赢得了关键席位。有人问林肯对于共和党人的失利有何感想，林肯答道：“有点像一个在肯塔基的男孩子，在跑去看他心上人的时候不小心碰伤了脚趾。这小伙子说，他已经长大了，不能哭鼻子，可是又碰得太疼，笑不起来。”

翌日，随着选举的结束，林肯解除了麦克莱伦对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尽管这位“小拿破仑”最后终于渡过了波托马克河，但他又立刻停下了脚步。“我开始担心他在故意耍花招——他实际上不想打击敌人。”林肯对海伊说，“我以前见过他在向里士满进军的路上是怎样阻截敌军的，我就决定把那次行动作为检验标准。如果他让敌人跑了，我就会撤换他。他的确这么做了，我就把他撤了职。”

麦克莱伦于当晚11点收到了电报，他身边就是林肯指定的继任者——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将军。伯恩赛德将军以善战著称，曾在麦克莱伦手下指挥过一个团参加过半岛战役和安提塔姆战役。麦克莱伦告诉妻子说：“可怜的伯恩非常害怕，几乎都快疯了。”他也承认说，“当然我非常惊讶”，但是“绝无胆战心惊，也绝未忧形于色”。

当麦克莱伦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及士兵们告别时，《国家情报员报》特派记者报道说，“十余万将士今晚忧心如焚”。他手下的全体军官聚集在一起，面向他营房前的巨大篝火围成一圈。麦克莱伦高举一盏葡萄酒说：“为了波托马克军团干杯！”他手下的一位军官补充道：“也为了它的老司令官！”在最后一次干杯，以及骑马经过士兵队伍时，麦克莱伦两次“都止不住潸然泪下”。他对士兵们说：“在与你们分别的时候，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爱和感激之情。作为一支军团，你们在我的培养下已经成长起来了……你们赢得的荣耀，我们彼此分担的艰险困顿，我们那些捐躯疆场的战友，或因病去世的战友的坟茔，那些因伤病致残而与我们分开的人们——这些都是人世间最强有力的纽带，让我们依然能够维系着牢不可破的联盟。”

林肯选择伯恩赛德，的确是很不走运的。尽管此人具有领袖魅力，诚实勤勉，但是他缺乏领导一支大军所需要的睿智和信心。据说，他拥有的“情感要强于其心智十倍”。12月13日，这位新任司令官把林肯的忠告抛在脑后，率领大约12.2万人横渡拉帕汉诺克河，抵达弗雷德里克斯堡，而李将军在这个工事防御森严的高地上严阵以待。联邦军陷入了埋伏，伤亡1.3万人，其损失超过联盟军的两倍，只得含屈忍辱地败下阵来。

林肯试图缓和一下失利带来的影响，他亲笔写了一封信，对部队进行了公开表彰：“你们在开阔地上同设防坚固的敌人英勇作战……（表现出）你们具有一切伟大军队应该具备的一切优良素质，这种素质将使国家和联邦政府的事业赢得胜利。”林肯告诉威廉·斯托达德，就算是他对相对伤亡的“估算很不高明”，他也会发现，“假如同样的战役再度爆发，同样的战果连续出现一个星期，那么李将军麾下的大军将会被一个不留地全部消灭，波托马克军团将依然完全控制局势，战争就会结束，联盟就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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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斯堡惨败之后，一连串的揭丑行动导致了一场政府危机，让林肯“比（他的）生命中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忧心忡忡”。国会大厦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开始坚持说，除非采取一个更加坚定有力的战争措施，否则保守派关于妥协议和的要求将会成倍地增加，而联邦将会与蓄奴制完好无损地共存。他们认为，这次中期选举表明，公众对于当前策略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增长，不祥之兆已经表露无遗。

12月16日星期二下午，全体共和党参议员在屋顶高耸的参议院前厅召开会议，希望就当前灾难性的局势形成一个统一的应对方案。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在政府管理中不进行彻底的变革，“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事业就会失败”。他们对战争期间公开抨击林肯的做法颇为忌惮，于是将怒气都集中到威廉·亨利·苏厄德身上，他们把后者看作是君王身边的佞臣。几个月来，蔡斯一直声称“有一种幕后的东西和邪恶势力左右着总统，并且凌驾于全体内阁作出的一切决策之上”，这话几乎毫不掩饰地直指苏厄德。蔡斯的一些私人信件很快被公之于众，他在这些信中反复抓住林肯“在关于拯救国家的诸多问题上”未能征求内阁意见这一点，暗示他的顾问班子本可以避免国家和政党的灾难却没有做到。

在共和党人的圈子里，众人都说苏厄德是一个“对军队和总统都有影响的人。”有谣言指苏厄德是“事实上的总统”，应当为长久以来迟迟不撤换麦克莱伦，致使战事停滞不前和频频失利负责；有人说，他阻挠了林肯将战争变成解放奴隶的圣战的意图，认为他应该为中期选举期间保守派势力的重新崛起负责。总之，苏厄德的阴险表现“让亚伯大叔的鼻子上始终捂着一块浸透了氯仿麻醉剂的海绵。”

在那个12月的下午聚集在接待大厅里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们看来，这些谣传已经与真相盘根错节，密不可分了，参议员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发言，指责苏厄德“挟持总统的想法”。本·韦德提出，他们“应该全体步调一致，要求总统解除苏厄德先生的职务”。正如威廉·费逊登所声称的那样，职责规定他们必须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要求“采取行动，使内阁保持团结，并将在战争的问题上不能与我们的观点真诚地保持一致的人清除出去”。当人们的言辞日益激烈之时，艾奥瓦州参议员詹姆斯·W. 格里姆斯提出了一个议案，要求对“国务卿的信任案予以表决”，并得出结论说“应该将他从内阁中清除出去”。

费逊登要求投票，而投票结果清楚地表明，31名参议员的绝大多数赞成此项议案。苏厄德的朋友、纽约州参议员普雷斯顿·金提出异议说，这份议案不仅是“草率和愚蠢的”，而且“仅仅根据谣传就妄下断言，对苏厄德先生是不公正的”。其他几位参议员也表示同意。奥维尔·布朗宁争辩道，“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这些指控属实”，因此不能对该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更何况，这不是“处理问题的妥当步骤”，很有可能引发“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抗争。这种对抗一旦被公众知晓，将极大地损害我们的事业”。费逊登意识到“如未达成完全一致，不仅不会树立权威，而且会带来坏影响”，因此他同意休会，直到第二天下午再重新开会，“给反馈意见留出时间”。

尽管整个程序需要保密，但普雷斯顿·金感到，必须把当前的情况向苏厄德通报。当天晚上，他便前往苏厄德的府邸。金在图书室里找到了自己的老同僚苏厄德，在他身边坐下，把他背后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他。苏厄德不动声色地听完，然后说：“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对付我，但是他们不能冤枉了总统，又把账算到我的头上。”他让人拿来纸笔，以国务卿的名义写了一封辞呈，让自己的儿子弗雷德和金一起把辞呈送往白宫。

林肯“带着满脸痛苦和惊愕”匆匆浏览了辞呈，并连声说“这是何意？ ”参议员金讲述说，当时人们情绪过热，“渴望找出一个人来祭旗”。林肯听完之后，步行来到苏厄德的家。这次会面对两人来说都是痛苦的。苏厄德掩饰内心的煎熬，告诉林肯说自己将会“无官一身轻”。林肯回答说：“啊，是的，先生，那样对您可谓万事无忧了，可是我就像斯特恩小说里的那只八哥，‘我没有出路。’”

林肯立即明白了，他才是真正让激进派暴跳如雷的人。两天之后，他告诉布朗宁说：“他们想把我赶走，而我有时也差不多愿意遂了他们的心愿。”对于某些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责怪苏厄德对他施加影响，林肯形容这话是“一种谎言，一种荒谬的谎言”，它“连孩子都骗不了”。苏厄德是在内阁中和林肯最坦诚相见的人，他是唯一彻底为林肯的非凡领袖才干所折服的人，也是唯一能称得上林肯密友的人。然而，那些共和党参议员是政府的中坚力量，要和他们进行对抗，还是让林肯觉得难以承受。何去何从，需要三思而行。林肯不得不对变幻多端的局势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

威尔斯察觉到，苏厄德“对于总统没有立刻拒绝考虑他的辞职”感到极为“失望”。国会山上共事多年的同僚们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让人既痛苦又茫然，他感到特别“伤心、窘迫和委屈”。幸运的是，弗朗西斯在此前一周就来到华盛顿来照看他们的儿子威尔，威尔在首都6英里以外的军营里感染了伤寒。范妮刚满18岁，依然和珍妮与孩子一起留在奥本，他们本该在几天后前往华盛顿，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

就在范妮和珍妮收拾行李的时候，弗雷德给范妮发来了一封急电：“不要现在来。”弗雷德也已经提交了申请辞去助理国务卿职务的辞呈，而弗朗西斯收到电报之后写了一封信，告诉范妮说，她父亲“认为眼下最好的报国方式就是辞职”，他们都会前往奥本小住一段时间。父亲的突然离开让范妮乱了方寸，令她忧心如焚。她在日记里写道：“在我看来，倘若他要走的话，事情会变成一团乱麻，让他的神经更受折磨。我隐约有一种担心，怕他回家之后会一病不起。我渴望亲眼见到他平安无恙。这个夜晚难以入眠，令人心神不安。”

从某种角度看，苏厄德给自己增加了麻烦。他对激进派毫无必要的批评意见使他在国会大厦树敌不少。有一次，国务卿委派查尔斯·萨姆纳前往伦敦的时候，曾无意间表示，国会里那帮人的思维方式和联盟分子的想法没有多大区别，这番话大大得罪了萨姆纳。更有甚者，苏厄德为人心高气傲，仗着自己位高权重，偶尔口出狂言亦不无可能。然而，尽管有这些言行失检之处，但苏厄德对总统不离不弃，忠心耿耿。放弃个人野心之后，他始终为自己的领袖不懈奋斗，为自己热爱的祖国尽忠效劳。

当共和党参议员们周四下午再度复会的时候，纽约州的艾拉·哈里斯提交了一份替代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这份议案并没有直接把苏厄德作为准备攻击的对象，而是简单地表示“如果内阁重组，公众对当局的信任将会增加”。一些人忧心忡忡，担心蔡斯也会丢了职位，因此对议案进行了修正，要求进行一次“局部的内阁重组”。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认为，由于林肯“既非德隆望尊，号令大众，也无法一言九鼎”，因此他对于内阁的任何变动能否产生效果表示怀疑。尽管如此，鉴于大家都一致相信必须采取行动，这次政党会议挑选了一个九人委员会前往拜会总统，向他提出议案。会面的时间定在12月18日星期四晚上7点。

就在会面开始之前不久，奥维尔·布朗宁来到白宫去见林肯。“我很快就看出来他很焦虑。”布朗宁在日记里写道，“他面临的重重困难非同寻常。”当林肯问到“这些人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布朗宁坦率地回答说，他们“对待政府的态度极为粗暴”，被采纳的这份议案“是他们所能做出的最温和之举”。而且，尽管苏厄德是“他们特别敌视的对象”，但他们也对总统“非常怨恨”。林肯承认，自从看了政党大会的会议纪要之后，他心烦意乱到了极点。“我几乎看不到一丝希望。”他向布朗宁倾诉说。

林肯把忧虑藏在心里，以他惯常的彬彬有礼接待了这个九人委员会，在三个小时的会见中，给他们充分的机会阐述自己的想法。佛蒙特州的雅各布·科拉默打开会议纪要，复述了他们的主要论点：总统的内阁会议应该联合批准大政方针，“所有针对公众的重大举措和任命，应该是他们集思广益和深思熟虑的结果”。鉴于目前的国事中几乎看不到这一现象，内阁必须进行重组，以“确保国家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在随后的谈话中，参议员们认为，战争的进程已经长久地掌握在诸如麦克莱伦和哈勒克这样“充满怨恨、邪恶的民主党人手里”，而反蓄奴制的将军们，比如弗里蒙特和亨特，“受到了排挤”。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番严酷无情的论断，是因为苏厄德把持了制定政策的大权，以及他“对指挥战争漠不关心”。林肯事后说，尽管这些共和党参议员们表达了忠于总统的信念，但“他们似乎认为，当林肯心里有了某些好的想法，S先生（指苏厄德）就会想方设法引诱他在不知不觉中讲出来”。林肯努力缓和了这种怒气冲冲和剑拔弩张的情绪。他承认，反对苏厄德的运动“让他感到震惊和伤心”，他坚持认为,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他的内阁经常发生争吵，“但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分歧”。有谣言说苏厄德在反对内阁多数派意见的时候造成了某种背信弃义的影响，显然那是不对的，事实恰恰相反，内阁在处理大多数事情上表现出了极大程度上的一致。实际上，在苏厄德最苦闷的日子里，“他始终从他们相互间无私的信任和热情中得到鼓舞和安慰”。随着谈话的深入，林肯似乎感觉到了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是“诚挚严肃、忧心忡忡的，而非心怀恶意，狂热急躁”。他谈话时“于抑扬顿挫和眉目顾盼之间表达了自己满意的心情”，并承诺对准备的书面材料进行认真审慎的调查，给委员们留下的印象是“他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见”。

林肯意识到，他没有任何智囊为自己出谋划策，“必须由自己来亲自解决问题”，因此他“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到了第二天早上，林肯已经酝酿出一套行动方案。他通知了除苏厄德以外的全体内阁成员，要求在上午10点30分召开特别会议。当所有人围在自己熟悉的橡木桌旁坐下之后，林肯告诉大家苏厄德已经写了辞职信，他还把自己与九人委员会的会谈情况向大家做了通报，并将该委员会递交给的文件大声念给他们听。林肯重申了自己对委员会所做的表态，并且强调，他的组合型内阁是怎样“团结一致精诚合作的，无论他们的党派之前持何种态度”，当“国家陷入极度危难，使他担负重重压力之际”，他开始依赖于内阁成员们对他的忠心和“好感”。林肯“无法忍受失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并声称，对他而言“不可能全盘抛弃老朋友”。

林肯明白，当内阁成员遭遇私下间的冲突时，他们会公开宣称彼此合作融洽。他提议当天晚上与九人委员会召开小组会议，他们或许会消除参议员们对内阁存在的抵牾与不和的印象。蔡斯对召开这次联席会议感到惊慌失措，因为内阁出现摩擦的传闻，大部分来源于他本人向参议员们发表的看法。蔡斯强烈反对举行这次联席会议，但是所有人都表示赞同，他只好被迫默许了。

12月19日晚上，九人委员会的成员们来到了白宫。这场不同寻常的会议一开始，林肯就宣读了参议员们的决议案，并请大家就提出的问题进行毫无偏见的讨论。他承认，内阁会议并没有他当初想象的那样井然有序，使他的政府决策面临十分严重的时间压力。然而，他相信“大部分重要问题都得到了合理的考虑”，并且，“一旦做出决定，则所有人都会按既定方针行事”。接着，针对委员会指责苏厄德对决策进行“不当干涉”，并且“对战事的进展漠不关心”，林肯提出了辩护。他特别赞扬了苏厄德对《解放奴隶宣言》完全合作的态度。

参议员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说，“全体内阁”必须“就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并且做出决定”，而不是由某一个人驾驭“整个决策行动”。他们以赞许的口吻评价说，约翰·昆西·亚当斯即便在不同意其他内阁成员的意见时，也坚持多数票决策制。他们希望以类似的方式，“民主协商，集思广益，雷厉风行”。

布莱尔接着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主张“支持总统威权，并且斩钉截铁地反对多人决策的想法”。尽管他“与苏厄德先生之间有着较大分歧”，但是他“会像战争期间的所有人那样，以最诚挚的态度信任他，认为让他离开内阁将有损于人民事业，参议院最好不要干预那种事”。对于这个意见，贝茨和威尔斯都表达了彻底的赞同。威尔斯第二天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当他默默思考这场讨论的时候，他意识到，尽管在许多场合，他同样与苏厄德意见有不和，但苏厄德的谬误是“可以原谅的”。此外，“在关于总统组阁的问题上，绝不能允许任何一个政党或派别对总统颐指气使”。

这次交谈在很大程度上迁就了蔡斯的立场。费逊登回忆说，蔡斯颇为焦躁地表示，“倘若他知道自己要在参议院的委员会面前受到诘问的话，他就不会到这里来”，但是他觉得自己被迫要为林肯及其同僚撑场面，蔡斯含糊其辞地表示，他希望内阁能更全面地考虑所有的举措，蔡斯同意总统关于必须在多数情况下保持步调一致的说法，他勉强承认，“一旦做出决定之后，就绝不会再有成员唱反调”。至于《解放奴隶宣言》，蔡斯让步说，苏厄德曾提出修正建议，而这一建议大大增强了宣言的作用。斯坦顿和史密斯两人均一言未发。

经过近5个小时的公开讨论之后，林肯感到他开始有所斩获，于是他依次询问每一位议员，是否依然非常希望苏厄德辞职。尽管还有包括莱曼·特朗布尔在内的四人依然坚持他们最初的意见，但是其余的人都改变了想法。到了凌晨1点，会议暂时休会时，参议员们开始怀疑内阁绝不会做出任何变动了。

这时候，大失所望的议员们把怒气撒向了蔡斯，后者的两面派行为让他们大为光火。有人问科拉曼，蔡斯是如何在会议上当面对质时表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嘴脸，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言简意赅地回答说：“他撒谎。”林肯也认为蔡斯一度不够坦诚，但在那天晚上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经过连续几个月散布关于苏厄德和内阁的错误传闻之后，蔡斯最终被迫说出了真实情况！林肯的政治睿智使自己有能力平息危机，并使财政部部长的狡猾面目暴露无遗。

翌日，威尔斯一大早便去拜访总统。他说，他已经对前一天晚上的“事情进行了认真思量”，得出结论是，林肯如果接受苏厄德的辞呈，将会酿成大错。议员们在批评苏厄德时所做的推测，“无论是有案可稽还是异想天开”，都是“不当和错误的”。为了“维护决策层的权力和独立性”，对于议员们干涉内阁内部事务的企图，林肯必须予以拒绝。威尔斯希望苏厄德不会迫使林肯接受辞职。林肯听了这些意见之后颇为高兴，他请威尔斯去和苏厄德谈谈。

威尔斯立刻前往苏厄德家。在那里，他发现斯坦顿正在和国务卿交谈。尽管在流露失望情绪时，斯坦顿有可能与蔡斯如出一辙，而麦克莱伦依然大权在握，让斯坦顿特别消沉，但他已经逐渐看到了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他说：内阁就像一扇窗。“假设你让窗格玻璃清洁明亮到路人甚至会撞到上面，假定每次只撞上一格玻璃，那么你认为距玻璃一块不剩还会有多久？”

斯坦顿离开之后，威尔斯告诉苏厄德，他已经建议总统不要接受他的辞呈。这让一直在为整个事情感到心烦意乱的苏厄德“大为开心”。少顷，又有一人来敲苏厄德的门，进来的是蒙蒂·布莱尔，他也反对苏厄德辞职的想法。这样，林肯凭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使内阁实现了团结互助。正如一家人可能在自己家里关起门来彼此揭短，对外却绝对容不得别人批评一样，内阁成员们抛开与苏厄德之间的争执、拒绝外人干涉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苏厄德与林肯的亲密关系十分妒忌。

然而，林肯的麻烦事儿依然没有结束。苏厄德递交辞呈的消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特别在那些激进派中间。这些人希望苏厄德的下台，能成为内阁肃清保守派影响并进行重组的第一个信号。如今，既然苏厄德递交辞呈已成为众人皆知的事，那么拒绝苏厄德辞职，会被大家理解成为扇向激进派的一记耳光，林肯煞费苦心使内阁各派之间达成的微妙平衡将毁于一旦。

令人发噱的是，萨蒙·蔡斯无意之中为林肯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解决办法。当威尔斯与苏厄德谈话结束后回到林肯办公室时，他发现蔡斯和斯坦顿在那里等待总统召见。由于前一天晚上很丢面子，蔡斯已决定递交他本人的辞呈。已经有人放话出来，说蔡斯“出于保持和维护自己在内阁中的支配地位”，对倒苏运动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蔡斯曾对朋友说过：倘若他在苏厄德下台之后能够保住位子，他会得罪苏厄德的许多朋友。然而，与苏厄德同时公开提出辞职，会把一只烫手的山芋交给林肯，因为要继续挽留蔡斯，“使他免于苏厄德的朋友们对他的责难，并扫清他未来道路上的麻烦”，是相当麻烦的一桩事。

林肯发现蔡斯、斯坦顿和威尔斯在自己的办公室，于是他邀请他们所有人和他一起坐在熊熊燃烧的火炉旁。蔡斯说，他“已痛苦地感到了会议的影响”，这次会议“绝对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告诉总统说自己已写好了辞呈。“在哪儿呢？”林肯问道。

“顷刻间他的眼神一亮。”蔡斯说他已经把信带来了，林肯跳了起来，大声说：“把它给我！”他挺直了身子，抓住了那张蔡斯递过来的纸，而当时蔡斯看上去似乎“很不情愿”松开手。林肯“带着彻底心满意足的神情”说：“这个……斩断了戈尔迪之结。”当他开始念这封信的时候，他补充说“我现在可以毫无困难地处理此事了。”

蔡斯向威尔斯投来“不知所措”的一瞥，仿佛他并不愿让他的同僚见证这一令人苦恼的场面。这时，斯坦顿也递交了他的辞呈。“我不想要你的。”林肯马上回应道。接着，他指着蔡斯的信说：“这个……正是我想要的，它让我得到了解脱——前进的障碍已经扫除，麻烦事儿结束了。我不会再挽留你。”

众人告辞之后，林肯分别给苏厄德和蔡斯写了一封信，声明他已收到两人的辞呈，但是“经过最艰难的冥思苦想之后”，他已认清“人民利益”需要两人继续留任。“因此我必须要求你们继续分别履行贵部职责。”他总结说。威尔斯立刻领悟了林肯坚持要让两位竞争对手尽弃前嫌、重归于好的真正意图。他说：“苏厄德让他感到宽心——而他把蔡斯看成是一位必不可少的人。”林肯通过挽留这两个人，再度在自己的内阁中建立了平衡。收到蔡斯辞呈后不久，参议员艾拉·哈里斯前来拜访林肯。当时林肯带着轻松的口气说，借用了自己在农村的童年时代创造的一个隐喻：“是的，法官阁下，我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在我口袋的两端都搞到了一只南瓜。”

苏厄德很快给林肯写了回信。他写道：“我怀着愉快的心情，遵照您的指示，继续留在本部门工作。”当天下午，如释重负的范妮接到了弗雷德的电报，要她和珍妮一起“尽快前往”华盛顿。与此同时，如何回复总统，对于蔡斯而言更加棘手。他的第一反应是起草一封信，拒绝林肯的要求。他写道：“请允许我说，当我今天上午向您递交辞呈的时候，您说过或见过的某些东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您收到了苏厄德先生和我本人的辞呈后，您认为您会通过婉言谢绝我们两人辞职请求的方式，让您摆脱困境。而这种想法是令人欣喜的。”蔡斯接着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说，他和苏厄德“目前作为一介平民可以更好地效忠于您和国家。而非在您的内阁留任”。然而，当蔡斯收到一封短信说苏厄德已宣布决定继续留任，他觉得自己不得不跟风行事。蔡斯告诉林肯，自己坚持辞职的初衷并未改变，不过他保证说，自己会遵照林肯的吩咐，回到财政部。

威尔斯注意到，在后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苏厄德心情特别愉快”，而“蔡斯脸色苍白，说自己已经病了好几个星期。”苏厄德宽宏大量地邀请蔡斯在平安夜和自己家人共进晚宴。苏厄德赢得了一次胜利，用尼可莱的话说，就是“战胜了那些想赶他走的人”。在此之后，苏厄德希望他和蔡斯现在能够握手言和。尽管蔡斯谢绝了邀请，但他还是写了一封感谢函，表示此次“未能出席绝非所愿”，请求原谅，因为他“确实沉疴已久，难以冒昧接受他（指苏厄德）的好意。”

对于林肯而言，在他任期内最严重的一次政府危机已经以胜利告终。林肯以敬重和恭慎的态度对待议员，并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在其内阁中确立了完整和自治。针对试图以立法手段控制总统政治家族成员任免的行为，林肯以无可匹敌的技巧捍卫了政府行政权。他把他的朋友苏厄德从一次不公正的批判（实际上批判的真正矛头是针对林肯本人的）中解救出来，同时巩固了他本人作为内阁两大派系掌门的地位。

玛丽·林肯并没有和她丈夫一样，对最终的结果感到满意。她告诉伊丽莎白·布莱尔说自己“后悔造成家庭争吵，她认为所有的内阁成员每天都在伤害她丈夫和国家”，唯有蒙蒂·布莱尔是个例外。她这种保护性的疑虑，在除夕当天拜访乔治城的一位巫师时再一次得到了印证。劳里夫人的降神扶乩，带来了来自威利的令人安慰的消息，以及对时政的批评意见。这位巫师特别警告说，“内阁成员全都与总统为敌。他们只为自己工作，并且他们可能会被解职，而其他人则在他大功告成之前请求他的资助。”

林肯耐心地倾听玛丽的忧虑倾诉，但是他知道，他现在已经稳定了自己那支由竞争对手组成的团队，并且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他对海伊说：“我现在不知道怎样才会做得更好。我肯定这是对的。如果我屈从于那场风暴，解除了苏厄德的职务，事情就会朝着另一个方向一落千丈，变得不可收拾，而我们就会和一小撮支持者一起被人们遗弃。当蔡斯递交辞呈时，我发现这场游戏已经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而我成功实现了目标。”

这场危机以大团圆告终，它为一个极端艰难的年份带来了一个颇有积极意义的尾声。

1. 凯尔弗妮娅是凯撒的妻子。这段话选自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第二幕。

2. 麦克莱伦有“小拿破仑”之称。

3. D日（D-Day）：指1944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进攻法国的那一天。

4. 查尔斯·法勒·布朗（Charles Farrar Browne, 1834—1867）：美国幽默作家，擅长用偏远落后地区的人物和方言来评论时事。

5. 阿特穆斯·沃德（Artemus Ward）：查尔斯·法勒·布朗的笔名。

6. 美国独立后，在重大庆祝活动中经常演奏小夜曲，原出自于对美国“国父”华盛顿生日的庆祝。这一习惯始于1778年。当时华盛顿正率美军与英军激战，一支军乐队为他祝贺生日演奏了小夜曲。

7. 纳特·特纳（Nat Turner, 1800—1831）：美国蓄奴史上著名的奴隶领袖，曾于弗吉尼亚州的南安普顿郡组织奴隶起义。由于他在暴动期间有条不紊地对白人平民进行屠杀，造成了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前最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后人对此颇有争议。

8. 亚伯大叔：指林肯。

9. 林肯这里引用了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小说《从法国到意大利的一段感伤旅程》第41章的一段情节。作者在法国的一家旅馆里发现了一只在笼子里反复说“我没有出路”的八哥。

10. 斩断戈尔迪之结（Cut Gordian Knot）：这是一句希腊成语。公元前4世纪，小亚细亚的一位君主戈尔迪设计了一种难解的结，声称谁能解开就可称霸天下，一时无人能解。后被亚历山大大帝用剑砍断。后人以此喻义“快刀斩乱麻”。

第十九章 后院起火

1863年的第一天，对于总统去年9月关于将在新年元旦那天签署《解放奴隶宣言》的表态，公众开始流露出“普遍的疑虑”。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带着怀疑的语气诘问道：“林肯是否有足够毅力坚持到底？没有人知晓。”

这一次，怀疑论者错了。尽管不断有人警告说，宣言的签署将对联邦的事业带来不利后果，但林肯从未想过要收回自己的誓言。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理解的那样，一旦总统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他就再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宣言的最终版本在一个重要方面与最初版本有所不同。这份文告依然宣称：在各州，包括一部分依然处于叛乱状态的州当中“所有被迫成为奴隶的人……从今以后将获得自由”，然而，林肯破天荒第一次正式批准了招募黑人入伍。过去几个月以来，斯坦顿和蔡斯始终坚定拥护这项决策，但是林肯知道，这可能会在他主导的阵营中引发严重不满情绪，因此他踌躇不决。如今，既然公众已经理解，征用大规模人力对于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十分必要，林肯相信时机已经成熟。

内阁成员们提议做几处改动，林肯对此欣然采纳。最引人注目的是蔡斯用浮华而夸张的辞藻撰写了一份法律公文，祈求“运用人类深思熟虑的头脑，凭借万能的主的仁厚慈悲，对于这一法案……进行研判”。

在发布这一历史性宣言的当天早上，林肯刚经历了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他早早起了身，来到办公室，对文件作最后的润色，然后派信使把它送到国务院，文件将在那里被改写为法律条文。接着，他会见了伯恩赛德将军，这位将军已经秣马厉兵，万事俱备，打算“沿着拉帕汉诺克河进行平叛的又一次远征”，只是未得到总统批准。林肯解释说，伯恩赛德手下几个团的指挥官已经对这个新的作战方案提出了强烈反对。伯恩赛德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了手下军官们的信任，心烦意乱之余，他提出了辞职。林肯设法暂时缓和了一下不和的气氛，但是3个星期之后，他就让有“好斗的乔”之称的胡克取代了伯恩赛德。胡克毕业于西点军校，曾经在墨西哥战争中打过仗，在麦克莱伦手下参加过半岛战役，并在安提塔姆服过役。

将近上午11点的时候，苏厄德带着正式的宣言副本从国务院回来，林肯再次把文件通读了一遍，就在准备签字的时候，他注意到在格式上有一处技术性错误，这份文件必须发回国务院进行纠正。由于传统的新年招待会即将开始，因此签字可能会推迟到下午3点左右。

招待会长达3个小时，最初的1小时是款待华盛顿的官员们的，其中包括外交官、参议员、众议员、法官及军方高级将领。内阁全体成员及其家属也到场，但卡勒布·史密斯除外，他已于近期辞去了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就任印第安纳的地区法官。年轻的范妮·苏厄德焦急地盼望着这一时刻，因为她刚刚度过自己18岁的生日，而那天正是她第一次“正式亮相”的日子。她穿一身蓝色绸衣，头戴白帽子，手持象牙扇。总统和第一夫人还记得她，这让范妮激动不已。她回忆说：“清一色宫廷礼服”的外交使团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士们，把整个“场面”装点得“富丽堂皇”。她在日记里写道，玛丽“身穿一袭华美的黑丝绒礼服，腰间有裁剪成菱形的佩饰”，然而特别吸引她的还是凯特·蔡斯，她穿着带花边的衣服，“就像一位仪态万方的王后”。“哦，她多么美！”

中午时分，内阁成员们离开现场，去准备他们自己的接待活动，通向白宫的大门向普通民众敞开。一大群人乱哄哄地涌进大楼，衣服后摆被撕坏了，帽子也被挤丢了。记者诺亚·布鲁克斯终于来到蓝厅的时候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等着与总统握手的人们在那儿排成了一条长龙。布鲁克斯与林肯初次相遇是在1856年，他形容林肯是怎样从当年“那位满脸欢愉的春田律师，令人心酸地变成”眼前的模样：“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他走路时腰背佝偻，他面有菜色，他那双大而深陷的眼睛里，有一种失落和死一样的表情。”然而，总统用微笑和亲切的话语去问候每一位来宾，“他那令人尊敬的苍老的手不断和别人热情地握手”，以保证他的“民众招待会”能够成功。在接待第一批民众期间，本杰明·弗伦奇站在玛丽身边，注意到了她那悲伤的表情。“哦，弗伦奇先生，”她说道，“从我们上一回站在这里直到现在，经历了多少世事啊。”这是自威利去世之后举行的首次招待会，而玛丽“过度沉溺于自己的感伤，难以自控，直到招待会结束”。

在与众人握手言欢之后，诺亚·布鲁克斯应加州朋友们的“招呼”，一起前往各内阁成员的府上拜访。这是一个温馨、灿烂的日子，大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在蔡斯的公馆里，“一位年轻的有色绅士，身穿从头到脚都有双排镶银扣的制服”前来迎接他们。他们将自己的“硬纸片”交给看门人，然后被带到了人头攒动的客厅，与部长及他那“美丽非凡”的女儿握手致意。布鲁克斯注意到，蔡斯“态度温文尔雅，然而他把脖子挺直的样子显得十分难受，让人猜疑是不是他被自己的衬衫领子刺痛了耳朵。”他们的下一站是苏厄德位于拉法耶特广场的大宅，布鲁克斯的眼睛一下子被二楼客厅里优雅的陈设吸引住了，然后他注意到的是国务卿那“硕大无朋的鼻子”。苏厄德摆出“十足的、无可匹敌的谦谦君子风度”问候了每一位来宾。

在当天举办的所有交际活动中，斯坦顿的招待会最为精心周到。那丰盛而琳琅满目的“牡蛎、色拉、野味饼、水果、糕点、葡萄酒……配以最华丽的瓷器、玻璃器皿和银器铺张陈列”，让布鲁克斯大为倾倒。在谈到斯坦顿那位“玲珑小巧、养尊处优的太太”埃伦时，布鲁克斯怀疑她那奢华的作风会把斯坦顿早年当律师积攒下的财富坐吃山空。他的观察十分敏锐：当斯坦顿决定放弃自己的私人业务、薪金大幅度缩水时，埃伦依然大手大脚，好像还有大把大把的聘金进账似的。然而即便在斯坦顿的财富迅速销蚀、以致重又担心自己会破产时，他还是不愿打消埃伦的梦想。

下午2点的时候，林肯满怀疲倦地结束了自己的招待会，回到办公室。少顷，苏厄德和弗雷德前来找他，带着一只大公文包，里面装的是修改后的宣言。林肯不想继续拖延下去，于是准备着手签署文件。有人把这份羊皮纸文稿在他面前打开，他“拿起笔，蘸了蘸墨水，把手移到签字的位置”，但是接着，他的手开始颤抖、停住，然后把笔放了下来。

“在我这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签署这份文件时那样，对我所做之事的正确性有如此大的把握。”他说道，“如果我能够名留青史，那么必定是因为这份法案的缘故。我的整个灵魂都倾注其间。”然而，他因为和别人握手致使手臂“僵硬麻木”了三个小时之久。“如果我在签署宣言时双手发抖的话，”林肯说，“此后在这里研究这份文件的人都会说：‘他犹豫过。’”因此，总统暂停了一会儿，然后又一次拿起了笔。“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签字的确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勇敢、明确和坚定，即便对他而言，这也是很少见的。”弗雷德·苏厄德回忆道，“接着他嘲笑了自己的忧惧。”国务卿也添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文件带回国务院，在那里加盖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玺，然后副本被送往印刷。

在北方的各个城市和乡镇，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林肯决策的消息。日子一天天地流逝，而人们始终无法获悉宣言是否最终签署，古诺夫斯基伯爵几近绝望。他质问道：“林肯是否欺世盗名？”在波士顿的特雷蒙堂，大地白雪皑皑，3000人从上午开始便聚集于此，期待着“电波里传来的第一记闪电”。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有其他两位废奴运动领袖约翰·S. 洛克和安娜·迪金森当时就在现场。附近的音乐厅，出现了另一群伫立静候的群众，其中包括著名作家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尔、哈里特·比彻·斯托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道格拉斯回忆说：“每多等候一刻，我们就会少一分希望，多一分忧虑。”“一队邮差”从电报房排到特雷蒙堂的露台，连绵不绝。时间在人们发表各种讲话时流逝，到了9点钟，接着10点钟，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众人的心头开始蒙上了“一层显见的阴影”。

道格拉斯回忆说：“除了犹疑不决之外，据说林肯先生（针对南方的）的温和天性可能会让他在最后一刻大发善心。”有谣传说玛丽·林肯“出身于一个老派的奴隶主家庭”，有可能请他手下留情，劝他“给奴隶主多留一条生路”。玛丽的侄女凯瑟琳说，这些“绝对毫无根据的”推测“深深地触痛了玛丽”。实际上，玛丽曾急匆匆地将她丈夫的一张照片送给萨姆纳的一位废奴主义友人、哈佛大学校长约西亚·昆西，希望这照片能在“1月1日这一天递交到他手上”，以纪念这一欢乐的时刻。

最终，在差不多晚上10点钟光景，当特雷蒙堂内的焦急情绪“开始变得不堪忍受”之时，一个男人奔跑着穿过人群。“来了！电报来了！”当时那“场面狂热而宏大的”反应，那“欢快与喜悦”的呐喊，让道格拉斯久久难以忘怀。幸福的哭泣充耳可闻，高兴的泪水随处可见。快乐的人群用音乐和歌声通宵欢庆，直至黎明。音乐厅里也洋溢着同样的喜庆气氛。昆西的女儿伊莱扎写信给玛丽说：“数以百万的民众认为，林肯总统的话语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类福祉，确保了他们的自由，这种想法几乎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想，要是您和总统能亲临这里，和我们一起分享这种喜悦之情就好了。”

在华盛顿，一群小夜曲演奏家聚集在白宫，为林肯的行动鼓掌喝彩。总统来到窗前，向众人默默地鞠躬致意。这份已经签署的宣言，已经不须借助语言来阐释了。尽管它不会马上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解放奴隶宣言》仅仅适用于叛军控制区域内被奴役的黑人，它永久地改变了中央政府与蓄奴制的关系。在蓄奴制一度受到中央政府保护的地方，如今“已被明令禁止”。昔日遣返逃亡奴隶、使其继续受到奴役的军队，如今将成为保护他们自由的力量。《波士顿每日晚报》预言说：“不管局部的逆转会大到什么程度，从这一刻起，蓄奴制将不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一种政治力量……这样一场正义的革命，自其诞生之日起就绝对不会倒退。”俄亥俄州的当选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和蔡斯关系亲密，这一点无疑使他对林肯评价始终不高，但他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写道：“一个二流的伊利诺伊律师能够发表堪称万古流芳、令人永世铭记的言论，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异现象。”

林肯并不需要人们对这一法令的历史性质提出任何此类的正面评语。他在12月的一次年度国情咨文中曾经说道：“同胞们，我们无法逃脱历史。我们本届国会，以及本届政府将会被后人所铭记，这些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个人，无论他伟大还是渺小，都无法替代你我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所经历的这场艰难考验，将把我们以荣耀或耻辱的面貌呈现给最新的一代人。”

当约书亚·斯皮德第二次来看望林肯的时候，林肯提醒他的这位老友说，自己曾在20年前遭遇过几乎自杀的心理崩溃。他透露道，倘若不是他“尚未做出一件事，足以让人记起他曾在这苍茫天地间生活过”，他会很乐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今，林肯在提及《解放奴隶宣言》的时候，他声称：“我相信，通过这种手段……我最珍藏的愿望将会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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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质疑依然存在：林肯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时机签署他这份革命性的法令？它为联邦的事业带来的是利还是弊？就连共和党人的报纸也在担心这一法令会造成“北方的嘈杂纷争和南方的抱团合作”，它让“叛军的情绪”高涨起来，却打击了“整个国家的士气”。林肯最亲密的顾问苏厄德反复告诫说，当前局势需要“团结与和谐，意在于拯救国家，使其免遭分裂。”

林肯终其一生，始终表现出一种敏锐把握公众舆论分寸的独特才能。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凭直觉知道何时需要牢牢把握，何时需要耐心等待，何时需要循循善诱。林肯后来曾说：“我深信，倘若这份宣言签署的时间比现在提前6个月，公众在感情上就不会支持它。”惠特曼写道：假如在萨姆特要塞事件时期进行投票选举，将“蓄奴制与和平”的旗号作为战争和废奴运动的对立面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话，那么这一提议“就会在大部分北方诸州中大获全胜——以纽约和费城为开端，在大城市中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换言之，北方不会为结束蓄奴制而战，但是将会为了保全联邦而战，并且已经这么做了。林肯知道这个问题，并意识到对蓄奴制发起的任何攻击，应该视公众态度的变化而定。

关于征召黑人入伍的提议，同样需要这样一个类似的过渡期。林肯打比方解释说：“有个人每天眼巴巴地盯着他的梨树，等不及果实成熟。要是让他试着揠苗助长，他可能既毁了果实，也毁了果树。但是倘若让他耐心等待，那么成熟的梨子就会最终落进他的怀抱！”他已经观察到“这个公众观感产生巨大变革期间所迈出的缓慢而坚决的步伐”。从报纸的社论，从与北方民众的谈话，以及在他本人视察前线时部队将士们发表的意见中，林肯发现了这个渐进的转变。他亲身体验了内阁同僚们，甚至那些代表了更保守立场的人们在观点上的种种微妙变化。虽然林肯知道反对的声音将依然尖锐，但他相信这种反对之声不再“强大到足以打败这一目标”。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检验了林肯的想法。由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组成的松散联盟曾经对内战表示支持，然而在宣言发布后的几个星期，这个联盟出现了分裂的迹象。在纽约，新当选的民主党州长霍雷肖·西摩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对奴隶解放进行了谴责；在肯塔基州，詹姆斯·罗宾逊州长建议州议会否决这份宣言；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议会严词威胁说，要与奉行废奴主义的新英格兰地区断绝关系，并将本州与密西西比河下游各州结盟，意在使蓄奴制在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争。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莫顿忧心忡忡地告诉斯坦顿说：“印第安纳所有民主党人的报纸都充斥着对新英格兰地区的谩骂。这些报章断言：新英格兰通过对蓄奴制的狂热讨伐，把内战强加于我们头上。”当这些报道辗转传入白宫的时候，约翰·尼可莱担心“在为反对《解放奴隶宣言》所提出的种种借口背后”，一部分民主党正在“真刀实枪地组织起来反对战争”。

用林肯的话说，这是“后院起火”，而这把火是由于军事上进展甚微所造成的。1月份的大雨之后，2月和3月，暴雪接踵而至，迫使士气涣散的波托马克军团进入了拉帕汉诺克河北岸的冬季军营。老天爷也在冥冥之中给格兰特麾下的田纳西军团找麻烦。2、3月间，四度攻打维克斯堡失利，未能使联邦赢得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控制权。一位军官写道：“这个冬天，实际上是这次内战中的‘福吉谷’。”

在国会，被大众称为“铜头蛇”的和平派民主党人认为，战争行动早已远远偏离了镇压叛乱、保持联邦的原有状态这个既定目标，因此激烈反对改革金融体制、解放奴隶、缩减公民自由方面的立法。他们对《兵役法》尤为反感，该法授权每个选举区的宪兵司令征招20岁到45岁的男性服3年兵役。随着3月4日休会日的临近，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压制所有这些关键议题的表决。在召开法定表决会时，他们躲在议院的休息室和衣帽间里拒不露面，在每个法案上附加无法接受的补充条款，并且始终阻挠议案在参议院通过。

在国会，领头的是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去职议员、“铜头蛇”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他发表的一系列暴力反战的演讲，吸引了全国上下的关注。诺亚·布鲁克斯评论道：当此人沉醉于演讲主题时，他的脸庞“出现了令人恐怖的变化”，他那亲切宜人的微笑会扭曲成“一种充满仇恨的、鬼魅般的狞笑”，他那原本平和安详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直至变为一声刺耳的尖叫，回荡在整个议事大厅。瓦兰迪加姆说，这场据传是为了保卫联邦而发动的战争，如今却变成了“一场为了黑人的战争”，然后大声咆哮道：“这场战争应该继续下去吗？”他自问自答说：“不！一天，一个小时也不行！”该是双方士兵们解甲归田的时候了。让西北部和古老的南方握手言和，如果新英格兰不想和蓄奴制完好无损地在联邦境内和平共处，那么就让它离开好了。

在参议院，特拉华州的威拉德·索尔斯伯里占据了议员讲席，阻止政府维持对《人身保护令》进行搁置一案进行表决。他在酒后发表一番火气十足的长篇大论时，几乎难以控制自己的步伐，他“用一种只有烂醉如泥的泼妇才说得出口的话”痛骂总统，称他为“呆瓜”，并声称他是“占据高位的最差劲的家伙”。副总统哈姆林严词责令他遵守秩序，但他依然不肯回到座位上。当全副武装的警官对他实行强制措施时，他拔出了自己的左轮手枪。“你他妈的，”他用枪指着警官的头吼道，“如果你胆敢碰我一下，我就打穿你的脑袋。”这狂乱的一幕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索尔斯伯里被带离了参议院发言席。

与国会大厦的骚动相比，军中不断传来怨气与日俱增的报告更让林肯头痛。海军上将富特宣称，这份宣言正在给部队带来一种“有害的”影响，“它对将士们的热诚和激情而言无异于当头一棒，人们一想起只为黑人而战就会恨得咬牙切齿”。奥维尔·布朗宁认为宣言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告诫林肯说，招募新的志愿兵几乎不可能，而“尝试征兵则可能会为对抗政府提供机会”。从前线回来的路上，布朗宁曾和几位友人聊天。他们在前线“与许许多多士兵谈过话，他们全都怨气冲天，说自己上当受骗，他们甘愿为国家而战，可是倘若他们知道战争性质变成了为黑人而战的话，他们就不会参军入伍。他们觉得，20万人在兵役行将期满之后，几乎不会有一个人会再次应征入伍”。

林肯耐心地顶住了布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批评。曾经为林肯出谋划策、帮助他在芝加哥大会大获全胜立下头功，最近被林肯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大卫·戴维斯提醒他“各方局势着实堪忧”，林肯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然而，当戴维斯告诉林肯，他应当改变想法，不要把解放奴隶的政策“作为拯救国家的唯一手段”时，林肯说此事“已经决定”；而布朗宁则提出了心头的忧虑说，“民主党人也许不久就会开始叫嚷，要求妥协”。林肯答道，假如他们逐渐让步，“就会受到人民的抛弃”。在这段充满纷争与对立的最艰难的岁月里，林肯始终没有怀疑过美国人民的意志、毅力和勇气。他坚信，他们终究能够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捍卫伟大的共和国，让它作为自由的灯塔屹立于世界。伦敦的劳工们致信林肯，祝贺他颁布《解放奴隶宣言》，他在回信中说：“美国人民的资源、优势和力量都是非凡的，他们因此也就承担了相应的巨大责任。他们似乎要考验一下：一个以人类自由为准则的政府，是否能生存下去。”

林肯的朋友们忧心忡忡，他们只看到了国会山不共戴天的怨恨情绪，而林肯却注意到，在3月4日国会休会前夕，民意代表已通过了政府每一项与战争有关的法案。他们支持了极为关键的金融和货币法案，这些法案可以为一场旷日持久、耗资不菲的战争打下坚实的财政基础。同时通过的还有《征兵法》，《纽约时报》称之为“迄今做出的最大承诺，我们的政府意欲通过此举赢得胜利”。

此外，在林肯的批准之下，北方诸市接二连三地举行大规模集会，表达民众支持意愿，声讨“铜头蛇派”的失败主义。《纽约时报》报道说，在纽约麦迪逊广场“举行了这座城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集会”，人们聆听斯科特将军的演讲，“对每一句效忠于这自由土地和忠勇之家的誓言均报以衷心的欢呼”。在华盛顿，林肯及其内阁成员参加了在国会举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联邦集会，并称之为“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一位女记者注意到，林肯出现在露台上时，装束比旁人更为朴素，“没有外露的表链，没有雪白或色彩鲜艳的内襟，在他的胸前，有一块极好的美玉，其价值让我难以估量”。她是指依偎在父亲怀里的小塔德。尽管小塔德在冗长的演讲过程中偶尔会表现很不安分，从父亲的衣襟旁挣脱出来，在露台上四处乱跑，但他又会很快回到父亲安全的怀抱。

康涅狄格州、罗得岛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计划4月初举行的国会选举和州选，将会成为争夺北方民心之战的一次试水。林肯给当时在纽约阿斯特饭店的瑟洛·威德发了一封电报，请他搭乘最近的一班火车前往华盛顿。威德于翌日上午抵达，在和苏厄德共进早餐后，与林肯在白宫进行了会晤。“威德先生，我们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林肯解释道，“用于正当目的的钱款需要立刻到位，但是从各种可以合法获得的渠道中，还没有得到任何一笔拨款。我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把您请来。”所需的款项数额是1.5万美元。于是威德乘下一趟列车返回纽约，在天亮之前，这位“独裁大佬”已经说服了15名纽约人，请他们每人捐款1000美元。尽管后来威德声称自己对这次秘密募集资金的目的一无所知，但威尔斯曾推测说，它很有可能是资助苏厄德或林肯制订的一项旨在“影响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选举”的计划。

这笔钱花得恰到好处。两个州的选举人干净利落地击败了“铜头蛇派”候选人，确保了这场大规模战争的各种法案能够延续到下一届众议院。《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一结果“对铜头蛇派而言不啻为当头一棒”。这一令人惊讶的胜利“把政府带入了安全的港湾，并且确保它最终能够平息风波”。约翰·海伊觉得，叛乱分子及其同情者们以为旷日持久的战争会消磨选举人的意志，但是这次选举“震慑”并“重挫”了叛乱者的内心，这让他感到欢欣鼓舞。“您的忠心拥戴赢得了胜利，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斯坦顿在康涅狄格州对一位政府的支持者说，“依我看，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为关键的一次选举。”

“我每天都在想，这个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充满希望和乐观向上，”尼可莱对未婚妻说，“到处都是强烈反对铜头蛇派的声音。”诺亚·布鲁克斯也察觉到了类似的情绪转变。“联邦的阴险敌人在北方民众心目中迷惑众生的魅力正在逐渐消失”，他说，铜头蛇派在讨论以妥协换和平的时候“发现自己走得太快，走得太远”，而且他们已经让自己陷入了受到共和党人和死心塌地的“民主党主战派”共同声讨的境地。

这正好是林肯在暗无天日的1月所期望的。当时他告诉布朗宁说，“人们”永远不会支持铜头蛇在任何条件下谋取和平的想法。他让反对失败主义的势力壮大起来，然后设法鼓动复苏了的联邦主义思潮。林肯比那些持怀疑立场的同僚们，以及当时的政治评论家们更胜一筹的是，他正确地理解了美国人民更深刻的决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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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喧嚣的争论中，尽管来自海外的干涉，以及战争陷入僵局的种种凶兆此起彼伏，林肯依然保持了非凡的冷静，他性情和蔼，始终能够自我克制。就在蔡斯承认自己陷入了焦虑无法自拔、斯坦顿反复忍受疲惫之苦的同时，林肯找到了很多办法让自己保持良好心情。无论日子怎样让人备受煎熬，他还是能在傍晚的时候忙中偷闲，前往苏厄德家，让自己畅所欲言，享受宝贵的轻松一刻。

苏厄德很欣赏林肯独特的头脑和敏捷的才思。范妮说，在她家客厅曾举行过一次非正式的晚会，林肯与她们全家一起参加了那次晚会，并讲述了一个关于1812年战争期间年轻妇女的有趣故事。当时她们习惯在腰带上镌刻名言警句，送给自己即将开赴战场的情郎。有一位年轻姑娘说，应该刻上“不自由，宁可死”，她那当兵的男朋友反对说，这话“太激烈”了，可不以改成“不自由，宁可瘸”？尽管苏厄德会和林肯一样捧腹大笑，但可以肯定，无论是对蔡斯，还是不苟言笑的斯坦顿，这种直白的幽默都不会让他们一展欢颜，同样，他们也不会满意于林肯对一位绅士极为轻率的回应，此人为了申请一张前往里士满的通行证等候了几个星期。“好吧，”林肯说，“倘若我签发的通行证能得到尊重的话，我会很乐意帮助你。但实际情况是，先生，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已经向申请前往里士满的25万人签发过通行证，可是至今尚无一人抵达那里。”

和林肯一样，苏厄德常常自信满满，这使他能够承受住没完没了、接二连三、来势汹汹的批评。诺亚·布鲁克斯注意到，他始终保持心情愉悦，“总是抽着雪茄，宠辱不惊，思维敏锐，爱听笑话，欣赏好质地的东西，喜欢‘饕餮之乐’”。记者们很爱听他的故事，而他也很乐于讲给他们听。他曾在一次晚宴上，滔滔不绝，一口气从5点半一直讲到11点钟。然而，让听众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苏厄德对林肯绝对的爱戴，他“毫无节制”地称赞林肯为“据他所知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

在没有和苏厄德在一起的晚上，林肯就到电报室去找乐子。他可以在那里伸长双腿，把脚搁到书桌上休息，喜欢让年轻的发报员们陪伴左右。他找到达尔格伦上尉和福克斯上尉，跟他们聊天，总是能让林肯开心不已。达尔格伦说，他们曾在福克斯上尉的房间里度过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他说，“亚伯很有幽默感，临别时他说：‘嗯，我会回家的，我在这里已经没事了，但是，就像律师常说的那样，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偶尔，林肯会在深夜把约翰·海伊叫醒，这位总统坐在年轻助手的床沿，要么把他叫到办公室，大声朗读从莎士比亚到幽默作家托马斯·胡德的名篇大作的段落。有一次，海伊写道，“午夜刚过不久”，林肯兴致勃勃地朗读了一段胡德的作品，“完全没有察觉到他的短睡衣在他那瘦长腿上摇来晃去，衣服在身后飘荡的样子，宛如一只大鸵鸟的尾羽，此情此景，比让他大笑不止的书中故事滑稽许多。这是怎样一个人哪！整天被重要国事所占据……却依然满怀单纯的温良敦厚与诚挚友情，他从床上爬起来，穿着衬衫在房内逡巡徘徊，为我们找寻穷困潦倒的胡德别出心裁的传奇小品，和他一起分享乐趣”。

林肯在晚上漫步闲逛，让人猜想玛丽可能因为威利早夭，难以排遣心中的哀伤，因而不让家中进行轻松的消遣。玛丽向玛丽·简·威尔斯坦露心迹说：“只有那些经历过深重的伤逝之痛的人才能体验到，心碎是怎样一种滋味。”然而，尽管忧伤仍在折磨着玛丽，但她坚强地继续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告诉本杰明·弗伦奇说，自己对“承受整个世界”感到责任重大，并会努力忍住悲痛“坚持下去”。弗伦奇回话说，他对第一夫人常常在公众面前表现出“亲切而愉悦”的风度大感惊讶，他评论说：“令人难堪的事儿总是不外露的。”

就在威利去世即将一周年的时候，罗伯特从哈佛大学回到家中，和家人待了几个星期。范妮·苏厄德在几次聚会中遇到过他，她发现罗伯特已经成长为一位阳光小子了，“个头比他父亲明显矮了许多”，尽管不是特别英俊，却有着“一张健康而充满活力的脸庞”。“我和他聊过几次，他乐意和人交谈，并且很容易亲近。我猜，他的骨子里有很强的幽默感。”

随着正式服丧期的结束，林肯夫妇恢复了每周的公开招待会，尽管一次次的轮番握手颇让人疲惫不堪，但他们两人都很喜欢这样的社交活动。为了感谢曾经在威利去世之后照顾塔德的护士丽贝卡·波姆罗伊，玛丽计划邀请波姆罗伊所在医院的全体护士和官兵出席3月初在白宫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波姆罗伊夫人指示士兵们“戴上干净的白手套，并表现出最佳的精神状态”。当晚的白宫“华灯齐放，繁花似锦”。波姆罗伊可以肯定，她的士兵们会记住这个夜晚，她说，假如他们能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他们会把白宫的这个美好夜晚“告诉他们的子子孙孙”。

起初，废奴派人士简·格雷·斯威士赫姆并不愿意和朋友们一起参加在周六举行的这类招待会，当听说第一夫人可能对联盟利益颇为同情的传言之后，她压根儿不想和玛丽·林肯见面。然而，经人介绍真正认识玛丽以后，她立刻意识到那些传闻纯粹是血口喷人的流言蜚语。“我去见林肯夫人时，她一开始并没有听清我的名字，并要求复述，然后重复了一遍，接着她的脸上突然流露出愉快的光彩，玛丽伸出手说，看到她多么高兴。我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手给她，因为我的黑手套会弄脏她的白手套。但是她说：‘那么我要把这副手套保存好，以纪念这次幸会，因为我渴望见到您已经很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两个女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斯威士赫姆逐渐相信玛丽“在反对叛乱分子及其利益方面的立场，甚至比她丈夫更加坚定。”

2月，林肯冲动之下，答应出席由大名鼎鼎的招魂师内蒂·科尔朋在乔治城举行的一次降神会，玛丽对此又惊又喜。这位模样俊俏的年轻女子的集会吸引了许多名流，其中就包括约书亚·斯皮德。他说，在林肯看来，内蒂和一位随行的招魂师“本人气质超凡脱俗。我可以确信，摆脱一群单调乏味的求官者，去见这两位令人赏心悦目的美女，可以算是某种消遣吧”。当总统与第一夫人来到现场时，主持人说：“欢迎，林肯先生……大家都期待着您呢。”林肯短暂地迟疑了一下，“期待！嗨，我只是5分钟前才知道自己要到这里来”。客人们在椅子上正襟危坐，看降神表演。根据费城银行家S. P. 凯斯的描述，表演的东西当中有一架“伴随着抑扬顿挫的音乐开始上下移动”的钢琴。如此奇异景象背后的机械装置激起了林肯的好奇心，他告诉一位现场的士兵，让他坐在钢琴上，用体重把它压下来。当钢琴继续移动的时候，总统亲自“走上钢琴的末端，把自己的重量加在士兵身上”。钢琴依然上下起伏，于是林肯“重新回到座位上，在当时的一张大马鬃编织的安乐椅上坐好”。

就在这时，内蒂·科尔朋走进了房间。林肯愉快地对她说：“好吧，内蒂小姐，你认为今晚你会对我说些什么？”没有任何依据证明林肯相信招魂术，恰好相反，前一年夏天，他听到另一位招魂师制造出的某种神秘的滴答声之后，曾经请史密斯森博物馆的负责人约瑟夫·亨利调查这种噪声产生的原因。亨利造访了这位招魂师——科切斯特勋爵，不出意料，此人三缄其口，不愿公开秘密。不久以后，亨利乘火车，碰巧坐在一位专为巫师制造电报机的年轻人身边。电报机置于肱二头肌附近，当巫师伸缩肌肉时就会发出拍电报时的滴答声。亨利问他是否向科切斯特勋爵卖过一台这样的机器，年轻人回答说是的。据说林肯“得知这一秘密后非常开心”。

然而，林肯的怀疑论并没有妨碍他欣赏当晚的节目。内蒂是一位非凡的女演员，能够模仿丹尼尔·韦伯斯特瓮声瓮气的男中音，或是一位印第安少女虚弱无力的声音。她讲了一个小时，引导着一个又一个灵魂的声音，从朝圣者的登陆到最近的战争，叙述了历史上的各个片段。她的演说传递了一位激情洋溢的废奴主义者的消息，而在S. P. 凯斯看来，这似乎是他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有气魄”的演讲。这时灵魂离开身体，她在阴阳两界来去匆匆，转瞬之间，大功告成。所有的人一时间都变得鸦雀无声，接着“总统回到他的座位，将他那修长的右腿搁到椅子扶手上”，大声说：“难道这不是很精彩吗？”他似乎是怀着在剧院看戏般的愉快心情欣赏了内蒂的表演，从当天的忧虑中暂时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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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斯和林肯不同，他永远不能摆脱政治家的做派，从聊天和其他一些更轻松的消遣当中获得单纯的快乐。他喜欢任由事情激起怨怼，对所发现的琐碎细节冥思苦想，没完没了地以自己的身份考虑每一件事的后果。内阁危机获得解决后的几个星期当中，他对自己留在内阁的决定进行了反躬自省。“我对自己占据的这个职位既不热爱，也未曾享受过。”蔡斯告诉霍勒斯·格里利说，“对此只有两个巨大的遗憾：一是我至今还占据着它，另一个，是我在辞去这个职务时，听从了那些要我继续待下去的人的意见。”

就在国会大厦对他提出的银行业法案进行激辩期间，蔡斯实实在在地病倒了，他害怕那些对战争进行财政支持的各种必要手段过不了关。当法案获得通过，新的美元纸币发行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时，他立即因为财政部自开战以来首次实现财政富余而变得踌躇满志，同时，他还对每一张美元钞票的左下角将出现自己那张英俊的面庞而感到洋洋得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把自己的照片放在无处不在的一美元钞票，而不是币值更高的钞票上。他知道自己的形象会传播到人数最多的民众手上。然而，一方面想到自己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又担心他对杰·库克及其兄弟亨利的私人投资可能被曲解，蔡斯的心情很快就变得低落下来。尽管他们已经极为成功地向民众销售了战争公债，但是他们对政府公债业务的实际垄断，已经招来了报章的批评。

性格刚烈、容易发怒的陆军部部长似乎也无法轻松，难以从持续不断的工作压力中抽身出来，超然物外。斯坦顿的办公室助理查尔斯·本杰明回忆说：“一句话，一个手势，就可能让（斯坦顿）立马火冒三丈。他会把眼镜迅速地戴上，还没等到看清楚东西又马上拿下，仿佛眼镜会把他弄痛，或者妨碍他的视线似的。他的脸部肌肉会开始抽搐，他的声音会发抖，越来越激动，嗓门却不高。”尽管斯坦顿“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也会很快与备受自己坏脾气困扰的人们重修旧好，但是陆军部的下属们虽然很敬重他，却从来不会像林肯的助手们爱戴林肯那样爱戴他。

斯坦顿还缺乏林肯那种不计前嫌的气量。有人问斯坦顿为什么不喜欢卫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改善军营卫生条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斯坦顿答道，该委员会曾不顾他的激烈反对，劝说总统和参议院任命一位军医处处长。他说：“我不习惯于被人打败，也不喜欢被人打败，因此我对这个委员会有敌意。”事实上，斯坦顿承认，他“对这个委员会极为憎恶”。

在斯坦顿手下当差的人，都将他“紧张易怒”的原因归结为工作过于劳累以及糟糕的健康状况。他的哮喘病曾多次恶化，因为“一下子喘不过气来”而突然倒下，然而他不肯休息。医生们恳求他休养一阶段并进行康复锻炼时，他坚持说，他只想活到战争结束，然后，只有实现了这个愿望，他才会同意去休息。尽管他喜欢畅谈人生，并且造了一幢大房子，召集幽默风趣的朋友们围桌叙谈，但他依然没日没夜地待在陆军部工作，他很少有机会像苏厄德和林肯那样，用欢歌笑语的夜晚来补偿自己一天的辛劳，也不能像蔡斯那样，享受凯特为他精心安排的那些谈笑风生的美妙夜晚。虽然他喜欢读小说，并且特别偏爱狄更斯，但斯坦顿很少能抽出时间放松身心去读一部书。相反，他的一位助理回忆说，当他想要“休息一小时”，他会把门反锁，躺在长榻上，然后开始认真研读那些同情南方联盟的英国刊物，一心只想更深入地了解英国人对战争的态度。

当初，苏厄德没花多长时间就把弗雷德带进国务院工作，有儿子在专业问题和私人问题上助自己一臂之力，让苏厄德满心欢喜。斯坦顿和苏厄德不同，在日常工作上，除了他的妹夫克里斯托弗·沃尔科特起初被任命为陆军部部长助理之外，没有其他亲朋好友可以为自己出谋划策。斯坦顿在自己的部门拒绝任何裙带关系。有一次，本·韦德参议员举荐斯坦顿一位才华出众的表兄弟威廉进入陆军部，部长大为光火，他声称：只要他还在这个位置上，就决不会向任何一个亲属“赠送官职”。约翰·海伊以更为极端的口吻评论说，他“宁愿去一家治疗瘟疫的小医院任职一段时期”，也不愿被迫向斯坦顿求情。即便是斯坦顿的亲生儿子小埃德温从肯扬学院毕业之后想做老爸的私人秘书，斯坦顿也没有对他网开一面。这小伙子在当了几个月不带薪的助理书记员之后，才收到父亲同意转正的正式通知。

内战期间，斯坦顿很少返回斯托本维尔。1862年冬天，克里斯托弗·沃尔科特病重，并于1863年4月去世。斯坦顿带着儿子乘专列前往俄亥俄，参加他妹妹举行的葬礼。潘菲拉深信，她丈夫是累死的，这一定让斯坦顿感到，要抚平妹妹的内心创伤很难。尽管他尽量在养育自己的这片故土休息一段时间，重访曾经热爱过的老家，但斯坦顿回到华盛顿时并没有恢复元气，而是显得更加疲惫。

正当所有的要害部门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的时候，最艰巨的担子却压在林肯身上，但他依然非常宽宏大量、沉着冷静。林肯不会被琐屑的牢骚和争吵所激怒，也绝不受到怨恨和嫉妒的影响，他始终把注意力放在公众利益上。他那与生俱来的善良品性与人类的同情心，他那讲故事的天赋，以及富于感染力的幽默，使他能放松身心，海纳百川，欣赏那些选择不同生活道路的人们。

然而，即便林肯的坚忍克制闻名遐迩，他的这种性格依然多次遭受痛苦的考验。他曾推荐起用气象学家弗朗西斯·卡彭，但是卡彭所谓的科学预测没有一次被证明是准确的，这让林肯大光其火：“在我看来，卡彭先生事前对于天气状况一无所知。”当时卡彭向林肯保证说，未来5～6天内不会下雨，林肯写信说：“现在正在下雨，并且已经下了10个小时。我无法给卡彭先生更多的时间。”在密苏里州的敌对派系拒绝和解，这让林肯更加气愤。他通知这些桀骜不驯的帮派说，他们持续不断的争斗使他“极为痛苦”，“在忍耐了好几个月之后，我已经受够了双方的折磨。我呼吁你们恢复理性，但是没有一方对这个呼吁给予过哪怕最细微的尊重。我如今被迫接手管理这件事。”

但是林肯绝不会让怨恨的情绪泛滥成灾。他发现给弗兰茨·西格尔将军的一封匆忙写就的短信让将军心烦意乱，林肯很快接着写了另一封短信，他告诉西格尔：“我有一点点性情乖张，请原谅。如果我的确发了一点小脾气，那么我是不会让它持续下去的。”林肯摆出这样的姿态，抚平了人们内心的委屈，不让这种情绪恶化成为挥之不去的仇恨。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陆军上校的妻子在一次轮船相撞事故中丧生，这一天他驾车前往“士兵之家”，希望林肯能帮助他找到妻子的尸体。林肯中断了短暂的休息，倾听了上校的讲述，可是没有提供任何帮助。“难道我命里注定得不到一点休息吗？难道我没有一点时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避这没完没了的诉求？你为什么要跟到这里，告诉我这种事情？”灰心丧气的上校只得回到华盛顿的旅馆。第二天上午，林肯出现在他的门口。“我昨天晚上太粗暴了。”林肯说道。他提出，要给这位上校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忠实的共和党人卡尔·舒尔茨讲述了一桩同样异乎寻常的事。这是由林肯和舒尔茨之间一次令人不快的书信交流所引发的。一开始，这次书信往来差点让两人断交。当时舒尔茨对战事进展缓慢感到十分泄气，他指责林肯被人误导，任命了一部分民主党人，那些人“从内心深处”并没有“倾尽全力”去担当这一领域的最高职务。林肯的回答相当粗暴。他告诉舒尔茨，他当然希望人们“用心做事”，问题在于“谁会去察看人们的内心，怎样确定人们在‘用心做事’？如果我必须抛弃我自己的判断，采用你的观点，那么我也必须采用别人的看法。一旦到了我必须摈弃别人劝说我摈弃一切的时候，我将一无所有——共和党人或者其他人，甚至连你本人也没有了”。舒尔茨当时在弗吉尼亚州森特维尔的军营里，负责指挥第11军团第3师。他从林肯的长篇回信中察觉出“一种恼怒和不耐烦的弦外之音，这对他而言是不常见的”。尽管总统曾鼓励他要畅所欲言，但他还是担心自己的信写过了头。

几天之后，一位信使带着林肯的邀请信来到舒尔茨的营地，林肯让他“一旦工作状况允许，就马上去见他”。舒尔茨的假期当天就获得了批准，并于次日早上7点到达白宫。他发现林肯在楼上穿着拖鞋，舒服地坐在安乐椅上。“他依旧真心诚意地欢迎我，让我抓过一把椅子，在他身边坐下。接着，他把自己的大手压在我的膝盖上，微笑着说：‘现在告诉我，年轻人，你是否真的认为，我就像你的信中所理解的那样，是个蹩脚的家伙？’”舒尔茨颇感惶惑，他吞吞吐吐地解释了自己那次充满愤怒的长篇演讲的前因后果。林肯耐心地倾听着，然后详细讲述了他自己面临的局面。他解释说，自己之所以写下那封简短的回信，是因为被那些针对他的暴风骤雨般的抨击惹恼了。“接着，他又拍拍我的膝盖，突然发出一阵大笑并嚷嚷说：‘我没有在信中对你很强硬吧，对吗？它并没有伤害你，不是吗？我不是有意的，因此，我希望你快点过来。’”林肯和舒尔茨交谈了一个小时。最后，舒尔茨问林肯是否依然愿意看他的信。“‘嗨，当然啦。’他答道，‘只要你有感而发，就写信给我好啦。’”“我们分手的时候，关系比过去更好。”

※※※

4月4日星期六，是塔德的10岁生日。为了给塔德过生日，玛丽·林肯提议全家人乘蒸汽轮船和火车前往波托马克军团位于弗吉尼亚法尔茅斯的大本营。有机会溜出华盛顿，让林肯很开心。他组织了一个小小旅行团，其中包括他的伊利诺伊旧友安森·亨利医生、诺亚·布鲁克斯，并在亨利的提议下，邀请了爱德华·贝茨。亨利医生与贝茨保持了多年的交情，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单纯和最善良的人”。贝茨同意参加这个有点冒失的探险之旅，他想去看望儿子——在胡克手下当差的科尔特。当时，科尔特恰好离开部队，在可能到来的春季战役之前，去华盛顿最后一次探亲。

这一小群人在暴风雪中离开了白宫。黄昏时分，他们登上“卡丽马丁”号轮船。是时，狂风大作，吹散的烟尘和积雪遮天蔽日。林肯一行朝南进发，经过亚历山大城和弗农山。根据河上的习俗，轮船到达此地需敲响钟声，以表达对乔治·华盛顿的敬仰。蒸汽轮船本该在傍晚抵达位于水陆码头的军用补给港，然而风雪越来越大，他们只得在一处安全的小河湾抛锚过夜。漫漫大雪和呼啸的狂风把所有人都赶到温暖舒适的船舱里，而塔德却没有被吓住，他带着钓鱼线待在甲板上，一心想找点儿食物当晚餐。鱼儿每一次咬钩，塔德都要跑去大声告诉父母。最终，他钓到了一条小鱼。让他大为高兴的是，这条鱼被加进了菜单。布鲁克斯看到“这泱泱大国的首长”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小憩，“轻松惬意地”说话聊天，“说古论今”，旁边没有一个仆人，甲板上也没有一个警卫，眼前这淳朴的一幕让他大为惊奇。布鲁克斯暗自思忖：倘若叛军知道他们的行踪，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能把这群人一口吃掉”。

当“卡丽马丁”号在复活节的早上驶入繁忙的水陆码头时，暴雪“达到了肆虐的顶点”。总统一行登上了开往法尔茅斯站的专列。一路上，伴随着“皑皑大雪”及“在群山间呼啸的狂风”，他们经过了一座又一座军营。而蜿蜒30英里的每一座营地都在帐篷、工事和栅栏周围燃起数百堆篝火。在法尔茅斯站下车之后，他们乘坐专用马车，穿过崎岖的道路，抵达半英里以外胡克将军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就在距离拉帕汉诺克河三英里的地方，颇像一座小城。其中有电报局、印刷所、面包房、邮局及为13.3万名士兵提供衣食住行的住所。

人高马大、肩膀宽阔的胡克将军在自家帐篷门口迎候他们。这个帐篷位于一条宽阔的街道末端，与两侧军官们的帐篷相连。他向这一行六人表示了欢迎，把他们接进自己舒适的营地。帐篷里有一只大壁炉，两张床，足够所有人坐的椅子，以及一张用纸和书覆盖起来的长桌。

林肯喜欢并且敬重胡克，10个星期以前，当林肯正式委任他指挥波托马克军团时，他给胡克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商议信，这封信在一开始写道：“我相信您是一位勇敢而老练的军人。您对自己有信心，这一点即便不是不可或缺的特质，也是弥足珍贵的。您富于野心，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样的野心有利而无害。但是我认为，在伯恩塞德将军掌握军权期间，您曾经在野心的唆使下极尽所能和他唱对台戏。您这样做，对于国家，对于一个功勋卓著的可敬的兄弟军官，都是很不应该的。”接着，林肯针对胡克最近提出的建议发表了看法——胡克认为林肯有必要采用独裁方式来接管“政府和军队”——他告诉胡克：“我让你当司令，当然不是因为你说了这番话的缘故，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你当了司令。只有那些打胜仗的将军们才能扶植起独裁者。眼下，我要求你的是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这样我才能冒险采取独裁。”在信的结尾，总统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指导性意见：“要提防鲁莽行事，但是要以昂扬的斗志、百倍的警惕勇往直前，给我们赢得胜利。”

胡克从容接受了这个建议。实际上，他被这封信里表现出来的温暖善意所打动了，后来几天，他向不同的人们大声朗读这封信，其中包括诺亚·布鲁克斯和亨利医生，他们认为，应该用金字把这封信印出来。年轻的记者布鲁克斯与胡克一起坐在胡克的帐篷里烤火的时候，胡克充满感情地告诉他：“那真的很像父亲写给儿子的信。”他继续说：“这是一封完美的信。并且，尽管我认为我并不值得他如此严厉的训导，我还是要说，我热爱写下这段话语的人。”

记者们注意到，玛丽对军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好奇。他们注意到她简单朴素的服装，并推测说，这是她头一回在帐篷里过夜。事实上，总统夫妇的帐篷在装备上比普通帐篷精良得多，里面有地上的厚木地板，一只炉子，专门为这次来访而定做的床，以及天然面料的床单、毛毯和枕头套。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刚抵达时玛丽脸上显现的疲惫开始消退，“这一变化似乎让她颇为欣喜。”布鲁克斯记录了林肯夫妇拿一张照片开玩笑的对话。照片上是一位南方联盟军官，背后写着一行字：“一个叛乱的叛乱分子。”玛丽表示，这话的意思是说此人“是一个反对叛乱政府的叛徒。”林肯笑了，他认为，也许这个军官“想让所有人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叛乱分子，而是一个众多叛乱分子中的叛乱分子——‘一个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叛乱分子’”。

暴风雨将第一次大阅兵的时间从星期天推迟到星期一下午，这让总统和第一夫人有时间和胡克的参谋人员进行充分的交流。与此同时，好动的塔德兴奋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把这群人所有的装备翻了个遍。一位出现在胡克的副官和助手会议上的记者注意到，“林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良好幽默感”，“以他的长于交际和妙语连珠”，让整个气氛活跃起来。

第二天中午，大炮的怒吼揭开了骑兵列队接受检阅的序幕。在胡克将军的陪同下，林肯骑马穿过密集的、在起伏的山冈上蜿蜒数英里的部队阵列。当将士们看到总统时，纷纷欢呼呐喊。努力尾随林肯的塔德少爷勇敢地“紧贴在小马的鞍桥上，表现顽强，就像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士兵一样”，他的灰色斗篷“仿佛一面旗帜或大纛”随风飘扬。目睹此景，将士们的欢呼声更响了。

布鲁克斯写道，这个小男孩的“小腿笔直地从他的马鞍上伸出来。有时也会出现险情：他的战马因道路崎岖不平而突然改变方向，会把他颠得老高，就像一枝从弩炮上弹射出来的弩箭”。让一旁的观众颇为放心的是，塔德从头到尾“都平安无事”，他那匹横冲直撞的马被一位始终忠实陪伴左右的年轻勤务兵稳稳拉住了缰绳。《纽约先驱报》的一位记者写道：“由此牵扯出了一段故事。”这位勤务兵是一个13岁的小伙子，名叫古斯塔夫·舒曼。内战爆发时他背井离乡，加入了新泽西旅，菲利普·卡尼将军让他担任号手。这小伙子在半岛战役期间始终一马当先，冲杀在队伍的最前沿。卡尼将军在1862年夏天的战役中牺牲后，新任司令官丹尼尔·西克尔斯继续让他充当号手。就这样，尽管古斯塔夫并不比总统的儿子大多少，但他已俨然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要把好动的塔德稳住，可谓游刃有余。记者们注意到，从那时起，两个男孩子似乎变得难分难舍，像亲兄弟那样，在军营里形影不离。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当中，数万名将士在总统和第一夫人面前经过，“就像海上的波涛”一波接着一波。从林肯站立的小山丘顶上俯瞰过去，士兵们的队列一望无尽，场面颇为壮观。日落时分，一位记者写道：“阳光在步枪和刺刀上跳跃闪烁，在舒卷飘扬的军旗间流连徘徊。”在观察步兵和炮兵部队时，高手们勾勒出一幅6万人的宏大场面：“他们手中的武器在远处闪闪发光，而当他们远去时，那高举的刺刀又宛如一处拔地而起的丛林。”

将士们表现出绝对的健康向上，意气风发，并且配备了大量新军服和武器装备。林肯非常喜欢和这群人在一起，他把这次访问的时间延长到了星期五。在一次视察活动结束后，有人评论说，可以很容易区分正规军和志愿兵，因为“前者坚守岗位，当总统骑马经过时，他们头部纹丝不动，而后者几乎不停地把脑袋转来转去，盯着总统的身影”。林肯很快为志愿兵辩护说：“我不在乎我的士兵们转了多少次头，只要他们不把背转过去就行。”

在检阅的休息期间，包括诺亚·布鲁克斯在内的总统参访团的几位成员，沿拉帕汉诺克河而下，去窥探对岸叛军的营盘。他们用肉眼即可看到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房屋和尖塔。清晰可见的还有草木繁茂的山峦，以及那一片著名的平原，在十二月战役的时候，那里变成“一大批人惨遭杀戮的屠宰场”。从双筒望远镜里可以看到，那里的山脊上，挖出了好几千座无名坟头。山的那一边，叛军的兵营里炊烟冉冉升起，那里拥有精心构筑的土木工事、数不清的白色帐篷，以及画有星星和条纹的旗帜。在水岸边，联邦的警戒哨兵往来逡巡，而狭窄的河对岸，叛军卫兵一模一样地来回走动。哨兵们尊重彼此间的“默契”，不会向对方开火，他们隔着河交换意见，彼此互称“分离者”或“扬基佬”，并且“就像友军一样亲切交谈”。布鲁克斯注意到，有一次，南方联盟的一位军官“来到河岸边，毫无疑问，他是想来看看亚伯拉罕大叔是否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他没有找到目标，于是礼貌地鞠了一躬，就退回去了”。

双方都十分清楚，只要天气一转好，残酷的战斗就会继续进行。在一次重要的军事阅兵结束后，布鲁克斯写道：“在这次阅兵期间这么多勇敢无畏、意气风发、策马而过的人，一定会成为多日以后惨遭杀戮的对象。每思及此，不禁令人怆然。”然而，“尽管已意识到大战已迫在眉睫，但所有的人都在及时行乐，把恐惧与不安暂寄予无奈的明天”。在离开之前，林肯给胡克及其副司令达赖厄斯·考奇下达了最后的训令：“先生们，把你们所有的兵力投入到下一场战役中。”

陆军极佳的战前状态，高昂的斗志，以及热情的欢迎，都使林肯的精神大为振奋。周五的黄昏时分，他登上了“卡丽马丁号”，起锚返回华盛顿。《先驱报》注意到：“港口的所有船只，以及岸边的火车头，都不约而同地向他表达敬意，汽笛声声，钟声悠扬，旗帜飞舞。”

※※※

林肯回到白宫后，发现布莱尔正在对斯坦顿大光其火。威尔斯与苏厄德之间宿怨颇深，而蔡斯再度威胁要辞职。布莱尔家族父子，正在为詹姆斯·S. 普莱曾茨进行辩护，此人是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联邦公民，与南方联盟的约翰·基伊有来往。基伊以前在普莱曾茨家避过难，请他提供过食宿。这位忠实于联邦的马里兰人也曾允许对方待在自己家里。斯坦顿坚持认为，对这样的通敌行为应该判以绞刑。伊丽莎白·布莱尔对丈夫说：“这场小范围的争论十分尖锐并且旷日持久。”然而最后，总统将死刑判决改为收监关押，而且，当林肯获悉此人健康状况极差之后，他同意了布莱尔的要求，对他实行减刑。所有这一切都让斯坦顿感到“极为苦涩”。

苏厄德与威尔斯之间的争吵，是因为一艘封锁船在中立水域扣留了一艘英国轮船。联邦怀疑整船货物是运往南方的，于是将这艘“彼得霍夫号”派往纽约，接受一家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的处理。根据长期以来的传统，这艘船上的邮件应该由法庭拆封，以搞清楚这艘船及其货物真正的目的地。这次论辩引起了英国方面要求尊重邮件隐私的强烈抗议。苏厄德想避免英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的干涉，因此他同意让步，不拆封邮件。威尔斯闻讯大怒，他声称归还货物是违反国际法，会形成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更何况，苏厄德没有任何权力干预此事，因为该案的管辖权属于海军部。

几天以来，由于此事悬而未决，外界爆发了与英国交战的谣言。两位同僚在林肯面前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争论。他们带着阐释自己立场的信件，深夜造访林肯。并在内阁咨询会上拉帮结派，争吵不休。在这场论战中，萨姆纳支持威尔斯，他认为，英国绝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发动战争。然而，总统却站在苏厄德一边，主张在这一关键时刻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一定会淡化邮件问题的法律争议。这让萨姆纳满腹怨气，他觉得林肯对先前的相关司法判例“非常无知”。威尔斯对此表示赞同，他责骂苏厄德“整天，差不多每时每刻，都在（林肯）耳边悲叹说与英国交战会有多么悲惨”，因此没有让总统把注意力放到“关键问题”上。蒙哥马利·布莱尔也站在威尔斯一边。在一次内阁会议结束后，他对威尔斯说，苏厄德“对于公法和政府职能的熟悉程度，比这个内阁里占据一席之地的任何人都少”。最后，总统还是采纳了苏厄德的意见，把那批邮件原封不动地归还英国政府。

那年春天，蔡斯的不满情绪也让林肯头痛不已。在过去5个月当中，这位老兄三度提出要辞去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在内阁出现危机时他首次提出辞职，3月份的时候，他再次递交辞呈，当时林肯迫于一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的压力，已决定不提名蔡斯委派的某个人担任哈特福德的国税征稽官。蔡斯气得脸色发青，他告诉总统说，除非他的人事任命权得到认可，否则他就退出内阁：“我觉得，以我目前的职位而言，我可能对您或这个国家帮助不大。”林肯设法再一次安抚蔡斯，不料很快又收到了蔡斯的辞职威胁。这次的导火索是蔡斯在普吉特湾区任命的一个人被控在该地区进行投机买卖，因此林肯解除了此人的职务。蔡斯认为林肯事先并未征求自己的意见并为此大发雷霆。他说，如果决策“不仅没有征得本人的同意，而且不告之本人”的话，那么他将无法履行本部门的职责。蔡斯写道：如果总统不尊重他的职权，“我会毫不犹豫地正式向您提出辞职，让您不再进退两难。”

林肯明白“蔡斯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于是他再次安抚了对方受伤的自尊。林肯后来说，当晚，他带着那封辞职信来到蔡斯家里，将自己的长臂搁在蔡斯的肩上说：“蔡斯，这里有一封信，我希望它与我无关，收回去吧，请三思而后行。”接着，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被迫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且说蔡斯当时并不在此地。林肯向这位脾气暴躁又性格敏感的部长保证说，他将完全拥有任命或免除继任者的权力。“我必须和他争辩好长时间，但是我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林肯高兴地写道。

尽管蔡斯傲慢而无常的个性让林肯颇为生气，但他对这位财政部部长夸大其辞的成就还是给予了肯定。国会休会的两个月期间，蔡斯卖出了4500多万美元的政府公债，而外界对公债的需求有增无减。《纽约时报》在一篇称赞蔡斯的文章中评论说：“过去从未有哪一个国家的财政部，在一场伟大战争中间的所作所为像我国的财政部那样值得敬仰。”然而，尽管林肯很尊重蔡斯的意愿，但他还是将这位喜欢找麻烦的部长的第三封辞职信存档备考，以观后效。

与此同时，蒙蒂·布莱尔对蔡斯恨得牙根痒痒的，对他的其余同僚也十分不屑。他认为苏厄德是“一个毫无道德顾忌的骗子”，而斯坦顿则是“一个大恶棍”。实际上，在内阁成员中，布莱尔只欣赏威尔斯，也许还有贝茨，但并不认为他们是坚定的同盟者。在布莱尔看来，除这两人之外，整个内阁都应该大换血。而他的父亲则是“美国最有才干和最有见识的政治家”，应当成为林肯的“私人智囊”，但是此起彼伏的个人之间的倾轧，使总统的工作变得极其纷繁复杂。

林肯对内阁成员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感到十分不安。然而，让他更加忧心忡忡的，是波托马克军团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1863年4月13日，也就是林肯从当地返回的三天之后，胡克迈出了他的第一步，这就是后人所谓的“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他给乔治·斯通曼将军分配了一万名骑兵，让他直捣南方，横插于李将军的部队与里士满之间。在南部联盟的补给线被切断之后，胡克打算横渡拉帕汉诺克河，引诱敌军从弗雷德里克斯堡出击，与自己决一雌雄。瓢泼大雨让道路泥泞难行，推迟了行军的速度，然而在4月的最后一周内，胡克的部队终于开始渡河。

对于林肯内阁而言，接下来的几天是在紧张焦虑中度过的。5月4日星期一，尼可莱给未婚妻写信说：“我们在这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战斗已经打响了，但是战事的进展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威尔斯和林肯一起来到陆军部，等候前方尚未传来的最新消息。贝茨特别紧张，他知道自己的儿子约翰·科尔特与胡克一起“执行最繁忙也是最危险的作战任务”。林肯坦率地告诉老弗朗西斯·布莱尔，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威尔斯发现，很奇怪他们没有接到任何“可靠的情报”准确预报出这个不祥之兆。“在缺乏消息来源的情况下，总统尽力振作精神，并鼓励别人。”他写道：“但是我可以察觉到他内心疑虑重重，尽管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战役开始时，林肯写信给胡克说：“尽管我很着急，但是请不要认为我不耐烦，也不必浪费时间考虑我可能妨碍你的行动、或让你感到不快的想法。”尽管已经有一些令人心烦意乱的消息逐渐传来，但林肯还是不愿向胡克施压。“上帝保佑你，始终与你同在。我知道你会竭尽全力的。”5月6日，他给胡克写信说，“决不要无谓地浪费时间，满足我们对排兵布阵的好奇心。”

当天下午3点，胡克的参谋长发来的一封电报带来了坏消息，结束了众人的悬念。联邦军已被击垮。陆军已撤退到在拉帕汉诺克河北岸最初的位置，伤亡、失踪的联邦士兵达1.7万名之众。胡克的副司令达赖厄斯·考奇将军后来声称，胡克只是“在战术上输给了”李将军。“好斗的乔”以为李将军会“后撤，而不会冒险打仗”，可是，联盟军的猛烈进攻让他的部队军心大乱。假使他按照林肯的指示，出动所有兵力，那么战役的进程很可能完全改观。然而，他很快采取了战略守势，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李将军，永远丧失了扭转战局的机会。战场失利留下的阴影，让胡克的判断变得迟钝。尽管他的部下想继续打下去，但他还是下令撤退。

战报传来的时候，诺亚·布鲁克斯正和林肯在一起。他后来写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绝望的一幕。就算是一个霹雳打在总统头上，他也不会如此目瞪口呆。”他所钟爱的部队几个星期前还是那么生龙活虎，斗志昂扬，如今已经“大败而归，溃不成军，血染沙场。部队出发的地方，又要开始令人生厌的等待，并且为数量骤减、士气低落的部队进行漫长而沉闷的重组工作”。布鲁克斯注意到总统面孔“苍白”，他“隐约发现”他的面色“几乎正好”与房间里那面灰色的法国墙纸一样。他“倒背双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喃喃自语：‘我的天！我的天！国人会怎么说！国人会怎么说！’”

消息传得很快。总统通知了萨姆纳参议员，后者又飞奔到威尔斯那里转告这一消息。“输了，输了，输得一败涂地！”萨姆纳大声喊道。他高举双手，冲进海军部部长的办公室。而威尔斯去了陆军部，苏厄德和林肯就在那儿。“我问斯坦顿是否知道胡克在哪里，他草草回答说：不知道。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当时我很可能带着某种怀疑的神情，因为过了一小会儿他说，胡克在河的这一边，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个下午总算熬过去了，没完没了的伤亡者名单开始如潮水般涌来，斯坦顿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悲伤。他悲叹道：“这是开战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布鲁克斯发现，在威拉德饭店，分离主义者们骤然“从死寂中活跃起来，他们精神焕发，笑逐颜开，病态地宣泄自己的欢乐”，公然在忧郁的人群中招摇过市。

在接到消息的一小时内，林肯便叫了一辆马车，来到海军船坞，在哈勒克将军的陪同下，登上了前往胡克大本营的汽轮。4月份的时候林肯踏上这段旅程还很开心，而这次却心情异常沉重。然而，林肯又一次在军队里找到了复仇的坚定决心。一位记者从陆军大本营发回报道说，“所有的报告都一致认为，从最近的拉帕汉诺克河血战中幸存的部队逐渐表现出刚毅和勇气。”尽管“刚刚经受了战场上所有的腥风血雨，人员大量阵亡，风餐露宿，几乎筋疲力尽”，但是他们依然“毫不气馁，挺直腰杆，沉着镇定，随时准备东山再起，追随其长官重返战场”。

更何况，尽管邦联方面阵亡不到4000人，总伤亡却达1.3万人，这个数字占全军比例更大。此外，他们还失去了自己最杰出的将领——石墙杰克逊。杰克逊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后的返回途中，被他的部队误认为敌人，中了自己人的子弹。他在附近的战地医院里做了截肢手术截除左肢，却还是在8天后死于肺炎。南方陷入了一片悲悼之中。《里士满辉格党人报》声称：“自从华盛顿身故之后，在弗吉尼亚的民众当中，杰克逊之死所引发的震撼和悲痛无与伦比。”

林肯只在陆军的大本营里待了几个小时。在离开前，他交给胡克一封信，表示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将依然信任他。“如果可能的话，”总统写道，“我会非常乐意看到有新的行动，尽早让我们从敌人的通信被切断这件事中得益。但是，我希望不要为了这个原因或任何其他原因，行任何不顾一切或轻率草莽之事。”林肯明确表明，他坚定不移地支持胡克制订新的作战计划。正如他过去一贯所做的那样，林肯让人们理解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并以此顶住了战败所引发的急风骤雨。

1. 指名片。

2. 特雷蒙堂（Tremont Temple）：位于波士顿特雷蒙街88号，前身是特雷蒙剧院，1843年被独立浸信会教徒买下，将它改为神庙并更名为特雷蒙堂，后人经常在此举行商业和政治集会等公共活动。

3. 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3）：马萨诸塞州诗人、废奴主义者。著有《在废奴问题进展过程中写的诗》《自由的声音》和《劳工之歌》。揭示了奴隶主的暴行和奴隶的悲惨命运。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4. 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斯托夫人，美国女作家。 1852年发表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促进了废奴运动的发展。

5.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1809—1894）：美国医生、作家，曾任哈佛大学解剖学及生理学教授。擅长创作幽默小品，代表作有《早餐桌上的独裁者》。

6. 萨姆特要塞事件：1861年4月12日，北方的萨姆特要塞遭到南方联盟军队攻击，这一事件打响了南北战争的第一枪。

7. 福吉谷（Valley Forge）：宾夕法尼亚东南部的一个村子，位于费城西北部的斯凯奇尔河上。它是1777年12月到1778年6月大陆军司令部所在地，此营地受到严冬天气的影响，遭受了广泛传播的疾病和痛苦。

8. 去职议员（lame duck）：又称“跛足鸭”，指竞选连任失败、因继任者尚未到位仍保留原有职位的议员。

9. 杰·库克（Jay Cooker, 1821—1905）：美国最早的投资银行家之一，曾为美国财政部代理销售内战公债。

10. 弗雷德：指苏厄德的儿子弗雷德·苏厄德。

11. 潘菲拉（Pamphila）：斯坦顿的妹妹。

12. 弗兰茨·西格尔（Franz Sigel, 1924—1902）：美籍德裔军官，曾担任过教师、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人。

13. 指1862年12月爆发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将军率领的北军在里士满以北的弗雷德里克斯堡被数量上占劣势的罗伯特·李将军率领的南军所击败，双方死伤极为惨重，这次战役是南北战争中最为血腥残酷的战役之一。

14. 普吉特湾（Puget Sound）：华盛顿州西部的一个很深的太平洋海湾，1792年乔治·温哥华船长考察了此海湾，并以他的助手彼得·普吉特的名字为之命名。

15. 好斗的乔：胡克将军的绰号。

第二十章 中流砥柱

林肯5月7日前往部队视察回来不久，便遇到了一次骇人听闻的政坛风波，这便是逮捕和审判前俄亥俄州国会议员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通敌一案。

拘捕令是伯恩赛德将军发出的。伯恩赛德被胡克顶替之后，曾担任过俄亥俄军区司令一职。当时爆发了一连串闹哄哄的和平示威，演讲者们公开主张打败联邦。对于这样的游行示威，伯恩赛德的反应是：签署第38号将军令，宣布“声明同情敌方的习惯做法，在本军区明令禁止”。所有从事“通敌行为者，无论以公开抑或秘密方式”，都将遭到逮捕，并接受军事法庭审讯。瓦兰迪加姆处心积虑公然发起挑战，在他的带领下，一大批人被煽动得如痴如癫，愤怒声讨这场失败的战争。这位对战败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煽动家说，士兵们应该集体开小差，人民应该行动起来“把林肯王拉下宝座”，只有这样，冲突才能结束。

看罢瓦兰迪加姆的评论稿，伯恩赛德派兵深夜行动，前往瓦兰迪加姆的家将他逮捕。“士兵们想把大门敲开，但是大门紧闭。”一位当地记者报道说，“瓦兰迪加姆在窗口挥舞着一支左轮手枪，开了两三枪。”但是士兵们还是通过边门进去了。一个军事特别法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裁决瓦氏罪名成立，并判处他入狱，直至战争结束。瓦氏申请法庭人身保护令，亦遭否决。《芝加哥时报》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更是为该事件火上浇油。伯恩赛德在他本人的职权范围内关闭了这家报馆。

林肯在早晨读报时得知了这一系列事件，他觉得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他后来承认说，这个消息让他很难受，他觉得自己必须要站出来维护伯恩赛德。然而，他期望这场有损各方利益的政治风波能够平息。谴责的声浪不仅来自铜头蛇派和民主党人，忠诚的共和党人也发出了批评的声音。瑟洛·威德对此次逮捕表示痛心，参议员特朗布尔告诫伯恩赛德，如果此类独断专行的逮捕行动继续发生，那么“民事法庭将会完全沦为军事法庭的附庸，政府就会被推翻”。苏厄德的一位朋友警告他说，“对于社会上很大一部分正直的人而言”，这场逮捕行动是“对一个伟大原则的侵犯，这个伟大的原则就是言论自由”，而且这有可能使忠于联邦的各州对内战的支持程度一落千丈。对此苏厄德表示赞同。实际上，所有的内阁成员很快以罕见的一致态度，共同反对逮捕瓦兰迪加姆。

林肯当时在寻求妥协之策。他公开支持逮捕瓦兰迪加姆，不过，他希望瓦氏由监禁减刑为流放，将他驱逐到南部联盟境内。有人以揶揄的口气评论说，这样，瓦氏的铜头蛇身就能“在那里找到他的心早已向往的地方”。《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一方案让“多数人颇为满意”，它“十分稳妥地解决了此案的难点，不至于让他成为一个殉道者，却有效地摧毁了他的邪恶势力”。一队联邦骑兵高举休战旗，将瓦兰迪加姆送往田纳西州。这次行动进一步打击了瓦氏的声望，他很快逃到加拿大，并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居住在那里。与此同时，斯坦顿解除了伯恩赛德对《芝加哥时报》的报禁，并通知当地官员不得查禁各类报刊。

这样，林肯就可以继续支持伯恩赛德将军，而在另一方面把战争对公民自由的必要限制降到了最低限度。几个月之后，有一位激进派分子要求林肯“查禁声名狼藉的《芝加哥时报》”，林肯告诉她：“我恐怕你没有完全理解剥夺人民自由的危险性。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这一行动才是正当的。一个政府最好能达到宽容的极限，而不是去做出什么可能被认为是干涉或是在某种程度上危害其公民各项公共权利的事情。”

在处理完瓦兰迪加姆的事情后，林肯接下来的首要工作是安抚伯恩赛德。伯恩赛德得知整个内阁都在反对自己的行动，于是他提出了辞职。林肯不仅拒绝接受辞呈，而且坚持认为，尽管内阁对做出逮捕行动“感到遗憾”，认为这是不必要的，然而一旦既成事实，“那么所有人都应该帮助你渡过难关。”

林肯明白，民众将成为政府在大后方各项决策的最终裁判。他开始起草一份文稿，把错综复杂的军事拘捕行动纳入考虑范围。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专心思考这个问题，然而他在阐述自己的想法时，设想逮捕瓦兰迪加姆的行动引起公众义愤的非常局势再度出现：“经常会有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在我脑海里浮现，似乎对我说过或写过的某些东西产生了作用，并且圆满地解答了这些问题。”林肯后来对一位来访的客人说：“我从来不让那些想法从我脑子里溜走，而是把它们写在纸片上。”如今，他会把这些纸片组合到一起，生成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让美国民众接受。

此外，林肯还需要恰当的舞台来表达他的各种想法。5月下旬，机会来了。纽约民主党人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谴责林肯的军事拘捕行动系违宪之举。林肯对此做出了详尽的回应，所花的时间“比任何其他类似重要事件都要少”，因为他已经“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仔细研究”。6月初，总统在内阁中宣读了初稿。威尔斯高兴地评论道：“文章很有气势，很有才情。”布莱尔建议总统强调“我们正在狠狠打击一个推翻现行政府的阴谋”。布莱尔明白，林肯过去经常反复重申这个主题，但是正如托马斯·哈特·本顿常常说的那样，“反复唠叨”是“伶牙俐齿的最佳表现”。

这封致纽约州民主党人伊拉斯塔斯·康宁的公开信定稿，发表在6月12日的《纽约论坛报》上。林肯在信中承认，在和平时期，军事拘捕是违反宪法的。他提醒这位持批评意见的人说，美国宪法特别规定了“一旦出现叛乱或入侵”，则暂时中止人身保护令。他继续说道，瓦兰迪加姆被逮捕，并非因为他批评了政府，而是“因为他在挖空心思阻挠征兵，唆使士兵开小差，使叛乱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镇压之”。

林肯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如果开小差的现象得不到极刑的严惩，那么军队便无法立足。”他提出了一个质问，很快得到支持者们的广泛赞同：“我是否应该枪毙一个头脑简单的开小差的娃娃兵，但是对一个唆使他开小差的老奸巨猾的煽动家，我却不能动他一根毫毛？倘若此人把他的父亲、兄弟或朋友拉到公众集会上来，给他们洗脑，说服他们写信给年轻的娃娃兵，告诉他，他正在为了一个反动的理想而战，为了一个令人不齿的邪恶政府而战，这届政府太孱弱，假如他开小差的话，政府是不能逮捕并惩罚他的，这种教唆的危害绝对不比开小差更轻。”

总统的信在整个北方赢得了无数赞誉。《纽约时报》断言说：“此信丰富详尽，公正无私，清楚明白，无可争辩。”即便是民主党人对此也颇为叹服。爱德华·埃弗里特告诉林肯，虽然他不会支持逮捕瓦兰迪加姆，但他认为总统“为此举的辩护无懈可击”。支持者们激动万分。“这是一篇了不起的文章，它雄辩有力，朴素易懂，没有一个华而不实、虚情假意的字眼，”斯托达德兴奋地说，“当全国上下都在聆听他的话语时，他身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掌舵人，依然表现出非凡的气度。这篇雄文应当刊登在北方的每一家报纸上，让每一位公民认真阅读。”事实上，林肯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确保自己所说的话能够化为民众的想法。这封公开信印成了各种各样的形式，送到了人们的家中、工作场所、偏僻的农庄及各大城市，最终的读者达到了令人惊叹的一千万人。随着林肯的想法和思路被美国人民接受，民众的感情开始发生转变。

※※※

随着夏季的来临，内阁部长们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威尔斯以非难的口气说，斯坦顿只参加了半数内阁会议，就算在会上露面，也几乎一言不发。“他有好几次在房间的角落里跟总统说悄悄话，或者和苏厄德在图书室私下会晤。”威尔斯发牢骚说。苏厄德也在会议开始时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和总统咬耳朵，然后把自己的儿子弗雷德·苏厄德留下来作为本部门代表。斯坦顿大发雷霆，他声称，“只要有助手在场”，弗雷德就永远不会提出“任何重要问题”。苏厄德和斯坦顿走捷径、搞特权公然获准，这让布莱尔颇为郁闷，内阁会议结束后，他经常迟迟不肯离去，希望和林肯私下里说上一两句话。

“在那种时刻，场面就会变得轻松自在，房间里挤满了人，大家畅所欲言，滔滔不绝，交流意见。”威尔斯愤愤不平地说。贝茨同样心怀不满，他对威尔斯的说法表示赞同。“如今，在政府成员之间根本没有相互信任，在内阁咨询会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贝茨嘟囔说，“这些更具野心的家伙，他们挖空心思要控制苏厄德—蔡斯—斯坦顿集团，从来不着手为内阁会议出谋划策，而是急着寻求总统的默许，然后，可能的话，确保赢得内阁成员表面上的赞同。”蔡斯发现，缺乏集体商议是降低身份的，他对大卫·达德利·菲尔德发牢骚说：“但是去考虑军机大事，在我看来简直就是虚度光阴！”“总统在战争的指挥策略上只征求斯坦顿和哈勒克的意见，我袖手旁观，只是尽己所能，提供一些具体手段而已。”蔡斯对国会议员加菲尔德言之凿凿地说，如果他当总统，他肯定“会建立一套情报系统，它至少应该保证让财政部部长对每一件重大事务都提出意见”。

布莱尔比蔡斯更为强悍。他公开批评说，正式会议开得太少，致使内阁对苏厄德和斯坦顿的阴谋诡计束手无策。他认为，对于林肯不愿替换哈勒克，苏厄德和斯坦顿也应承担责任。布莱尔向来对哈勒克十分鄙视，并且想让麦克莱伦官复原职。在他看来，苏厄德和蔡斯两人“都在谋划继任者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斯坦顿会将总统置于死地”。布莱尔对斯坦顿恨得牙根痒痒，他从不踏入陆军部的大门，尽管那里是军事情报的主要来源。某天晚上，布莱尔和威尔斯在一座库房里进行了一番长谈，他承认，林肯的所作所为让他大惑不解。“奇怪啊，真是奇怪。”他嚷嚷道，“像总统这样绝对有才干的人，竟然在斯坦顿和苏厄德面前完全放弃自己的主见。”当然，林肯并没有对同僚之间的相互倾轧视而不见。然而，他始终坚信，只要每个人继续恪守本职，就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人事变动。此外，他绝不希望内阁在战术问题上争吵不休，而是更加信赖和倚重苏厄德和斯坦顿为自己出谋划策。尽管如此，他明白这样做会激怒那些被冷落的内阁大员，而他在很多细节上表现了慷慨大度，并尽其所能对心怀不满的同僚表示尊重和关爱。

林肯意识到布莱尔渴望更大的个人影响力，于是他对蒙蒂父子俩始终敞开着大门。蒙蒂·布莱尔尽管连连受挫，但毕竟依然忠心耿耿，作为邮政总长完成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业绩。他彻底改革了没有邮递员、没有街头邮箱和免费递送的原始邮政体制。实现邮政业务的现代化，对于士兵们而言特别重要，因为家乡寄来的书信和报纸杂志是他们赖以维持士气的东西。因此，布莱尔开创了特殊的军队邮政制，设立了随军邮政局长和邮政代理。他革故鼎新，为士兵们提供了一种无须支付邮资即可发送邮件的方式：只要收件人支付3美分，便可以享受一次邮递服务。即便天气恶劣，道路泥泞，使军营邮件难以投递，邮政局也会使尽浑身解数，保证邮件顺利送达。

林肯也认真留下一些时间，与威尔斯进行私下交流。从白宫前往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半道上，他经常赶上这位“海神爷”。和他并肩而行。两人一起坐在电报室里等候最新消息的时候，他也会把威尔斯叫到一旁谈话。在书面往来中，林肯同样表现得体贴入微。有时，他不得不就中立港口的海军军官们受训一事向威尔斯发布命令。他以肯定的语气对威尔斯说：“我并不想说话拐弯抹角，你对自己部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完成的业绩视而不见，而我可以很高兴地证明，你的部属在你麾下已经被调教得十分优秀，值得敬重。”

就这样，长期结怨的内阁成员们最终依然对总统忠贞不二，总统以善意面对矛盾和怒火，用诙谐幽默化解他们之间的剑拔弩张。蔡斯与蒙蒂·布莱尔之间的争吵尤为激烈。当时布莱尔声称，《逃亡奴隶法》依然在忠于联邦的各州中适用，并且应该运用该法律，将逃亡者遣返到其主人手里，而蔡斯则认为奴隶应该去服兵役。林肯对这场争论沉思良久，然后肯定地告诉他们，让他长期以来苦恼不已的正是这个问题。威尔斯在日记里写道：“这让他想起在伊利诺伊有一个人欠下一笔债，债主苦苦相逼，让他十分烦恼。最后，只要债主一提起这事，这欠债的家伙就会假装发疯。总统说，在这个房间里，只要极端主义者用这个问题围攻我，我就不止一次被逼得装疯。”

在另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议中，林肯引用了幽默作家俄尔甫斯·科尔的文字，尽管此人经常把他和内阁成员们当作冷嘲热讽的对象，但林肯依然对这个作家非常欣赏。“如今打在你们身上的板子让我好开心啊，威尔斯先生或者蔡斯先生，但是我敢说，这些东西会让你们暴跳如雷，让我大笑不已。而一旦讽刺到我头上，则轮到你们捧腹大笑，我暴跳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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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一方面要让内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还要尽力调停将军们之间不断发生的口角。他得知，驻扎在纳什维尔的威廉·罗兹克兰斯对林肯先前发出的信感到十分不快。林肯立刻回信道：“我绝无责难你，或是怀疑你无能的意思。”他写道：“仓促之下，我难免时常出现失误。”当时，他只是就罗兹克兰斯针对某位上校采取的行动表示了担心。还有一次，林肯感到不得不解除塞缪尔·科蒂斯将军在密苏里战场的指挥权。他明确告诉科蒂斯，只有在“密苏里局势出现分崩离析的情况下”才有必要解除他的职务。以该州州长甘布尔为首的派系，与科蒂斯将军的另一派系反目成仇。“我无意对你提出任何非难，也不打算认可别人对你提出的任何指责。我依然认为你诚实能干、忠心爱国。”

尽管林肯花费了不少口舌四处调停，但密苏里州依然争吵不断，甘布尔州长口出怨言说：林肯在一封公开信中的言辞“大大地惹恼了”他。当海伊把这封短信转交给林肯时，林肯让他“把信扔在一边”。林肯向甘布尔解释说，因为他“尽其所能避免火上浇油，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因而他决定不去读这封被他的秘书说成是“乖戾暴躁”的信。在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观点之后，林肯明确告诉受到伤害的甘布尔说：“我完全没有想过要对你表示什么恶意或不敬，或是说了什么可能冒犯你的言辞。”

然而，林肯的耐心终究是有限度的。当罗伯特·H. 米洛伊少将抱怨说，哈勒克对他抱有一种“盲目而毫无道理的怨恨”，以至于自己可能被剥夺指挥权时，林肯并没有屈从他的意见。“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看到你在诋毁你的上司。”林肯答复道，“你不断地上诉说，因为你并非从西点军校毕业而屡遭虐待，而你在这些信件中反复声明这一点，我亲爱的将军，我恐怕其实这一点正是你的隐患。”

有一次，罗兹克兰斯咕哝说，自己请求提前发布获授更高军阶的消息被否决，林肯同样未表示同情：“老实说，和你们这些军官一样，我并不欣赏这种以书面形式发布军衔的举动。世人不会忘记你们在‘石河’的浴血奋战，却不会关心你是否被加授军衔的情报，而无论格兰特是否有书面加授，他的军衔都高过你。”

几乎在每一处前沿，林肯都不得不与争吵不休的将军们打交道，让人有点奇怪的是，他对尤利西斯·S. 格兰特逐渐产生了尊重和敬意。格兰特稳重，不爱发牢骚，率军直捣南方联盟重兵把守的维克斯堡，占领此地，将使联邦控制密西西比河，将整个南方联盟一分为二。到了5月中旬，在经历了五连胜之后，格兰特已进入了可以对维克斯堡实施打击的地带。5月19日和5月22日，在连续两次对约翰·彭伯顿的部队开展的正面攻击行动受挫之后，格兰特策划了一个围城计划，意欲断绝对方粮草，迫使其不战而降。

5月26日，林肯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无论格兰特将军是否能攻克维克斯堡，他从本月起直至22日发起的这场战役，都堪称世上最有气势的一战。”在东线，林肯与胡克的部队一起度过了备受煎熬的几个星期，此时从西线传来格兰特部队的消息，让林肯精神为之一振。3月，斯坦顿委派查尔斯·达纳——此人原是一名报社记者，后成为陆军部部长助理——担任格兰特将军的军事观察员，并报告他的各项行动。达纳逐渐对格兰特将军产生了强烈的敬意，在他冗长而详尽的报告当中，这种敬意表露无遗。报告中表现格兰特性格果敢、行动干脆，使林肯本人对将军的尊重与日俱增。格兰特要求班克斯将军与他联合出兵，打通密西西比河的最后一道关口，他向班克斯保证说，自己“尽管军衔更高，但很乐意在他麾下听从指挥，倘若他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仅仅为了双赢的目的与他合作”。

尽管林肯对格兰特愈加敬重，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他仍然需要对这位常胜将军进行干涉。有一次格兰特出现了决策错误。为了防止流动小贩们在被联邦军队突破了的棉区非法牟利，格兰特签发了一道命令，将“犹太人阶层”逐出自己的辖区。这道带有歧视色彩的命令中并没有包含任何个人聆讯或审问的规定，强令所有的犹太人在24小时之内离开，将马匹、车辆及其他贵重财产留下。

一个犹太人首领的代表团找到林肯。很显然，他并不完全知晓这个情况。林肯引用了圣经中的一个典故，对他们说：“这样看来，以色列的孩子们被逐出迦南的乐土了吗？”代表团的领头人答道：“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到生父亚伯拉罕的怀抱，请求庇护的缘故。”林肯敏捷地回应说：“他们将立即得到这个庇护。”他拿起笔，写了一张便条给哈勒克，命令他立刻撤销那道命令。哈勒克不是很情愿执行这道命令，他向格兰特保证说：“总统绝对不反对你驱逐叛徒和犹太小贩，我想这就是你这道命令的目的。但是，由于明文规定要驱逐这整个笃信宗教的阶层，而在这阶层当中，有一部分人是和我们一起冲锋陷阵的，总统认为有必要撤销它。”

林肯还要面对不断传来的有关格兰特故态复萌、再度酗酒的谣言，而关于醉生梦死的各种传闻并不仅限于格兰特。伊丽莎白·布莱尔听说，胡克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期间“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而有人告诉贝茨，“H（哈勒克）将军是个不折不扣的鸦片烟鬼”，抽大烟的习惯让他“眼泪汪汪”“面容浮肿”。至于格兰特，一向在道德方面颇为严谨自律的蔡斯将外界的议论转告了林肯。蔡斯接到了穆拉特·霍尔斯特德的一封信，这位颇具威望的记者告诉蔡斯说，格兰特“大多数时间喝得半醉，隔三差五烂醉如泥”。

实际上，林肯和斯坦顿已经听说类似的怨言了。然而，当派人对格兰特的言行进行调查之后，两人得出结论说，格兰特确实喝了酒，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无损于他罕有匹敌的军事才能。有一个故事让人印象颇深：某代表团告诉林肯，格兰特又酗酒了，但是林肯公开表示，如果他知道格兰特所饮的威士忌是什么牌子，那么他会马上把这个牌子的酒都分发给其他所有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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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围攻维克斯堡的行动日趋紧迫，大战前的寂静笼罩着拉帕汉诺克河一带。5月中旬，参议员韦德和钱德勒视察了胡克的大本营后告诉林肯说，大河两岸的哨兵们已经恢复“往日机智幽默的斗嘴……对岸的叛军喊道：‘我说，扬基佬，好斗的乔·胡克这会儿在哪儿呢？’‘扬基佬’大声答道：‘哦，他呀，他去参加石墙杰克逊的葬礼啦！’”

就在东部前线发生这场小插曲期间，苏厄德陪同弗朗西斯和范妮回到奥本，准备在那儿度夏。他利用这宝贵的几天，款待了若干老友，抢时间补读了几本书，并且料理了一下自己钟爱的花园。唯一令人难受的事情，是决定要砍掉一棵他十分喜爱却生了病的老白杨树。弗朗西斯不忍心看到它被砍倒的样子，很肯定地说自己“能感受到斧子每一次从空中重重地落下”。然而，一旦伐树结束后，她就能在这美丽的花园里休养栖息，这是她在华盛顿多待的几天当中朝思暮想的。6月1日，苏厄德登上了返回首都的火车，范妮写道，故乡没有了他，显得“十分孤独”。

苏厄德离开不久，弗朗西斯和范妮便开始听到各种令人烦心的传闻，说李将军即将攻打华盛顿、马里兰或宾夕法尼亚。“我们再次牵挂起华盛顿来。”范妮告诉父亲，“尽管我认为自己并不能保护什么，但是我在华盛顿的时候，那里会让我感觉更安全些。”苏厄德再三让女儿放宽心，他说自己待在奥本的时候，对于形形色色的传闻也“一直感到心神不宁”，回到首都之后才察觉，那些东西实属无稽之谈。“当然，如今，这里所有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对华盛顿的进犯。”

6月8日星期一，玛丽和塔德离开首都，前往宾夕法尼亚度假两周，母子二人下榻在洲际饭店的一个套间。他们动身之后，威尔斯告诉林肯一件关于玛丽的“颇为棘手”之事。威利在上一年去世之后，玛丽取消了每周在白宫草坪上举行的海军铜管乐队音乐会。威尔斯奉劝林肯：假如公众还要等到下个季节才能享受这一娱乐的话，那么前一年夏天的各种“牢骚与不满情绪”将会有增无减。对此，林肯起初有些踌躇，威利很喜欢这种类似于户外欢宴的星期音乐会，但是“林肯夫人不会赞成，除非是7月4日，否则她肯定不同意”。既然威尔斯坚持这个说法，林肯最终同意让他“按最合理的想法”行事。这天晚上，有关威利的一番交谈很可能让林肯感到心神不安，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塔德最近索要的一把左轮手枪。翌日上午，他打电话给玛丽说：“我想，你最好把（塔德的）左轮手枪拿开。我做了一个有关他的噩梦。”

随后的几天传来报告说，李的部队正在穿越谢南多河流域向北进发，从不同途径进犯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6月15日，苏厄德给儿子威尔发了一封电报，建议他最好中断假期，回到他驻守在华盛顿的部队。“唉，多么让人失望啊！”范妮叹道。威尔刚回到奥本，原定和自己及珍妮的家人一起待上二十天，这样一来，包括“两家去湖边野餐”在内的许多计划都要取消。同一天，苏厄德给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尽量安慰她的情绪。尽管现在大致可以肯定，李已经渡过了拉帕汉诺克河，但她不能“引申出结论说，在这个转折的关头，我们所有人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相反，“战役向我方靠近，会使我方增强兵力，把不利留给敌人”。

就在一份北方报纸刊登大幅通栏标题《进犯！叛军进入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时，林肯也用类似的话宽慰玛丽。他对玛丽说：“你是否回家，取决于你的决定。我认为袭击宾夕法尼亚绝不是什么天大的事。”然而，由于每天都会看到联盟军队最新行踪的报告，玛丽决定返回华盛顿，重新回到丈夫身边。

“这个国家如今已群情激奋。”6月18日，本杰明·弗伦奇写道：“部分叛军部队已深入宾夕法尼亚内地，北方民众已普遍觉醒了。”就在威尔斯担心“某种恐慌情绪在城内蔓延”的时候，对于在本土作战的联邦军队，林肯一言不发，却始终信心十足，相信他们会憋足了劲儿赢得这场盼望已久的大捷。他充分利用敌人进犯所激发的强烈爱国主义情绪，从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俄亥俄及新加入的西弗吉尼亚地区的民兵预备队当中召集了10万大军。

弗伦奇惊叹道：“我想，这种马不停蹄的艰辛和劳作会让他送命的”，然而这位性情开朗的总统看起来是那样“精神饱满”，弗伦奇补充道，他被林肯那坚定忠诚的天性所打动，他“越是观察他，就越是相信他那无可匹敌的善良、真诚、仁慈和爱国之心”。

华盛顿被一片紧张的气氛所笼罩。负责策划7月4日国庆大典的委员会想暂缓各项筹备工作。玛丽·林肯命令白宫秘书威廉·斯托达德：“你们绝不能停下来！”她保证亲自上阵，让这个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一举成功。丈夫的沉着冷静、信心十足影响着玛丽，她以林肯胸有成竹的气度来安慰斯托达德说：“危机来了，所有的优势都在我们这一边。李的此次行动是他倾尽全力的孤注一掷。”

林肯主要担心的是，李再次在调兵遣将方面比胡克“棋高一着”。在6月的最后几个星期当中，他“发现胡克可能重蹈麦克莱伦在安提塔姆战役的覆辙，渴望别人迅速执行命令毫无二话，贪得无厌地要求得到更多的军队，而我们无法满足他，而且部队也不该从别处调来”，这使得林肯愈加忧心忡忡。胡克发了一封令人头痛的电报，请求解除司令一职，林肯和斯坦顿用乔治·米德将军替换了他。此人曾经参与过半岛战役、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及钱瑟勒斯维尔战役。这次出乎意料的人事任免让蔡斯十分沮丧，蔡斯多年以来始终力挺胡克，并在近日专程到前线战场探望过他。就在林肯通知内阁任免交接工作已经完成时，威尔斯注意到“蔡斯心绪大乱，失落的表情难以掩饰”。翌日，蔡斯写信给当时在纽约的凯特：“胡克将军被解职，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但是你的惊讶肯定不会比我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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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以后，葛底斯堡战役在宾夕法尼亚打响了。“整个战争的转折点已是近在眼前，呼之欲出了。”约翰·尼可莱写道，“等待结果实在让人急不可耐，眼下的局势悬而未决，一小时仿佛一天，而一天又像一个月那样漫长。”倘若李在葛底斯堡打赢了战争，他就会直捣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人们担心，他那不可战胜的气势会使英国和法国最终承认联盟独立，并结束战争。

按照报务员大卫·贝茨的说法，从前线来的电报“断断续续，少得可怜。”林肯定期出现在电报局，间歇在沙发上睡觉。有时，斯坦顿、苏厄德、威尔斯及参议员萨姆纳、钱德勒等人会在这里出入。参议员钱德勒“难忘国家的命运安危未定那几天，人们内心痛苦的煎熬，也难忘林肯先生怀着难眠的焦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阅读各种急件，喃喃自语，他还常常停下脚步，仔细察看墙上的地图”。在地图上草草标注出来的，有将军们的大名，以及各个被后人永载史册的地点：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乔治·皮克特、温菲尔德·汉考克和约书亚·张伯伦，还有小圆顶和公墓岭。

7月2日星期四，战役打响的第一天，在一次非决定性的战斗结束之后，米德在当晚发来一份急件，报告说“经过开战以来最残酷的争夺之后”，叛军已经“被全线击溃”。然而，面对最近的几次反扑和当前延宕不定的局势，每个人都不敢大意。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说：“没有收到任何一条来自宾夕法尼亚战场上的可靠消息。人们普遍感到这是战争中的一道难关，所有的人都忧心忡忡。”午夜时分，信使交给威尔斯一封电报，是一位名叫拜因顿的康涅狄格州的编辑发来的，此人几小时前刚从战场归来。电报说：“一切似乎很有希望。”威尔斯向林肯保证说，拜因顿的话“颇为可靠”，然而局势依然吉凶莫测，直到7月4日刚刚破晓，米德发来一封电报，报告说战役已胜利结束，叛军遭受重创后败退，事后的伤亡统计数字达到了28000人，几乎达到了李部队的三分之一。

阿伯纳·道布尔迪将军把这一旷日持久的战斗形容为“世上最令人难以回首的”，联邦军有23000人在这场战役中丧生。他告诉记者：“葛底斯堡城已化为一片瓦砾，附近战场之恐怖惨烈，难以用语言描述。每一间房子、教堂、棚屋和粮仓都挤满了双方部队的伤员，遍地都是死者。”

7月4日上午，林肯发表了一份祝贺性的新闻稿，通过电报发往全国各地。年轻的范妮·苏厄德当天在奥本焦急地等待消息，在她看来，这一天是她所经历过的“最郁闷的（7月）4日”。“这里没有公开游行，没有钟声鸣响。”下午四五点钟光景，情况陡变，带着胜利捷报的“号外”来了。烟花怒放，既是庆祝国家独立，也是为这场人们盼望已久的大捷贺喜。

在纽约市，各大报章对李的败退做了丰富翔实的报道，乔治·坦普尔顿的文章尤其欢欣鼓舞。“这次胜利的结果是无法估量的，”他写道，“在本土和境外，政府的力量扩充了四倍，今天，黄金牌价138美元，政府的证券上涨了。铜头蛇分子没了声息，至少在这一刻噤若寒蝉。”

葛底斯堡战役胜利之后，维克斯堡的捷报接踵而至。格兰特46天的围城行动终于使彭伯顿所部饥饿难忍，只得签城下之盟。威尔斯最早收到这个消息，是海军准将大卫·波特发来的一封急件，称维克斯堡已向格兰特投降。戴着一副眼镜、“有点老夫子气”的威尔斯拿着这份急件匆匆赶到白宫，直接冲进林肯的房间。这时林肯正与蔡斯等人交谈，据说威尔斯“步履比往常加快了一倍，还把帽子高高抛起，以示他带来了好消息”。林肯承认：“威尔斯先生当时欣喜若狂的样子，自己过去从未见过，以后也不会再见到。”

威尔斯写道，总统兴高采烈地“抓住我的手，然后伸出胳膊把我抱住，大声说道：‘海军部部长带来如此辉煌的捷报，我们该怎样回报他呢？——他总是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听到这一战果时的快乐。太棒了，威尔斯先生，太棒了！’”

翌日，达纳给斯坦顿发了一封电报，描述了投降的场面。“叛军列队鱼贯而出，把枪支架在工事前面，彭伯顿将军与他的参谋人员在中央哨位的矮墙边一起露了一面……城外没有任何部队——这里的一切都静悄悄的，格兰特于11点进城，并受到了彭伯顿的欢迎。”彭伯顿对格兰特“毕恭毕敬”。由于要给俘虏发放配给物资，达纳估算了一下俘虏的数量，大约为3万人。

林肯给格兰特写了一封后来广为流传的信，表达了他内心快乐和感谢之情。“我现在写这封信，是向你对国家做出的难以估量的贡献表示感谢。”他在信的开始这样写道。林肯承认，尽管他已经批准了将军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采取的大部分战略行动，但对于格兰特做出的“调头向北，朝大布莱克以东挺进”，而不是与班克斯将军的部队会师的决策，他曾满怀疑虑。“我现在要亲自向你承认，你当时是对的，我错了。”

征服维克斯堡的消息传来，在整个北方骤然引发一片狂欢。在华盛顿，大批群众在马萨诸塞第34团军乐队的带领下，在国家饭店集合组队，游行至白宫，向总统贺喜。林肯出现在兴高采烈的群众面前，向他们发表胜利感言。后来，他把这次讲话中所表达的初步理念，融入了那篇名垂青史的《葛底斯堡演说》之中。“7月4日这一天，一个民族有史以来首次委派其议员为代表，济济一堂，庄重宣告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一切人类生而平等。’迄今为止已历悠悠八十余载，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岁月！”接着，林肯从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二人于7月4日这一天双双辞世讲起，最后提到联邦在同一天取得了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双重大捷，回顾了国庆这一天发生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先生们，”总统说道：“这是一个精彩的演讲主题，也是一个演讲的好时机。但是我并没有准备这样一篇恰如其分的演讲。”相反，他提到了“许多勇敢无畏的官兵为了联邦浴血奋战，其壮烈英勇值得旌表”。

乐队演奏了几首表现爱国主题的曲子，接着群众聚集到陆军部。斯坦顿对格兰特将军大加赞誉。接下来大家时而慷慨陈词，时而激昂高歌，尽管耗时甚久，但人们依然兴高采烈，毫无倦意。当来到拉法耶特广场苏厄德的公馆时，又有一群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欢呼着要求国务卿露面。苏厄德精神饱满，十分高兴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发表了一次生动的长篇演讲，从早期的冲突摩擦谈到最近的胜利，追溯了整个南北方的斗争史。他言之凿凿地表示：这次胜利预示着“终结的开始。”

第二天，政府各部门几乎没做什么事情。诺亚·布鲁克斯报道说，在每一幢楼里，人们“翻来覆去地”念诵官方的新闻公报，上至长官下到文员，无不发出“阵阵欢呼”。在大街小巷，“联邦派不管在哪里遇见，都像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一样相互握手庆贺”，而铜头蛇分子则“仿佛日出之后的魔鬼，龟缩在自己的老巢里”。

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二天，林肯一家遭遇了一次严重的马车事故，这使得胜利的欢乐大打折扣。根据丽贝卡·波姆罗伊的叙述，林肯一家当时从“士兵之家”返回华盛顿，林肯骑在马上，玛丽乘坐马车紧跟其后。前一天晚上，一个神秘人取走了连接驾驶座与马车车身之间的螺丝钉，此举很可能针对林肯。当车子从一处曲折蜿蜒的小山包急驰而下的时候，驾驶座开始松动，驾车人被抛出车外，滚落在地。玛丽难以控制脱缰的马匹，于是想从车上跳下。她背部着地，额头撞到了一块锐利的石头。伤者在附近的医院接受了清创处理，但是严重的并发感染让玛丽一连几个星期无法动弹。就在葛底斯堡激战正酣之时，林肯难以尽力服侍玛丽，于是他将波姆罗伊夫人带到“士兵之家”，昼夜不间断地照料他的妻子。罗伯特·林肯认为，他母亲的“康复效果一直不是很好”，这场事故，让原本就让她虚弱无力的头痛病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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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大捷之后，林肯希望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尽快结束这场叛乱。他对哈勒克说，米德将军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迄今为止他干得相当出色——按部就班、脚踏实地，打垮李的部队”。在随后的几天，哈勒克和林肯都在敦促米德追击李将军，要求他对李将军施以重拳，在对方逃离弗吉尼亚之前，一举俘虏他的部队。罗伯特·林肯后来说，他父亲曾直截了当地向米德发出几道命令，“指示他即刻倾尽全部兵力，打击李将军的部队。假如他赢了，他就销毁命令；而一旦他打输了，他就会保存命令，以为旁证”。这命令从未有人见到过。就算米德确实收到过命令，他也无法采取行动打击李将军。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林肯开始“越来越焦虑不安，失去耐心”。

林肯最担心的情况出现在7月14日，那天，米德发来一封急件，向林肯报告说，李将军的部队已经成功突围，在马里兰州的威廉斯港渡过波托马克河，进入弗吉尼亚。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坦顿很不情愿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虽然他的脸上明显流露出“烦恼与不安”。威尔斯写道，当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李将军是否已经逃脱时，“斯坦顿用生硬和草率的语气答道，他对李将军突围之事一无所知。总统语气坚决地说：‘我知道。’他带着责备的神色看了斯坦顿一眼。”林肯把自己知道的内容和盘托出，并且提议内阁暂时休会。威尔斯写道：“或许我们大家心里都没底，没法提出一套正确的方案可供推敲。”当然，他又补充说，总统“并非如此”。

威尔斯起身离开后，林肯追上这位海军部部长，与他并肩漫步穿过草坪。他对李将军又一次成功突围感到十分难过，其忧愤之情溢于言表。“我只有一两次看到总统如此心烦意乱，如此消沉，如此气馁。”威尔斯写道。林肯后来说：“我们的陆军控制了战局，却不时出现疏漏，而他们并不打算亡羊补牢。在耕作和播种一大块庄稼时，我们尽心尽力干完了所有的活儿，可是当庄稼成熟了，我们却没有去收获。”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林肯给米德将军写了一封言辞直率的信。一方面，他对于在葛底斯堡的“辉煌胜利”表达了自己由衷的感激，另一方面他开诚布公地说，他对“李部突围这一天大的坏消息”感到“无比痛心。他就在你的手掌心里。乘胜追击，对他进行围歼，再加上我们新近取得的其他胜利，我们就能结束这场战争。而现在，战争将无限期拖延下去”。在发信之前，林肯感觉到，说这些话会让米德闷闷不乐，于是他没有发出这封信，正如他在心烦意乱或怒火中烧时经常表现的那样，他会克制自己，等待情绪逐渐平和下来。最终，他将这封信装进了信封，上面写着一行字：“致米德将军，此信从未发出，亦未署名。”

林肯后来对康涅狄格州的国会议员亨利·C. 戴明说：“若能更好地驾驭战场上的将军们，则有可能结束这场战争。”有三次指挥失利印证了这个道理。米德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未能彻底打垮李是其中的一次，另外两次指挥失利是：麦克莱伦在半岛战役期间的表现，以及胡克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期间的表现。尽管如此，林肯承认说：“倘若我本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是否能够做出与众不同的决定。在米尼埃子弹和那些硕大的椭圆形炮弹从我耳边呼啸而过的时候，对于何去何从，我并未完全打定主意。也许我会落荒而逃。”

纽约城里闹出的一连串麻烦事儿，很快便转移了国人的注意力。7月11日那一天，在美国历史上首批合乎条件被征召入伍的所有人的名字，将被放入一只巨大的轮盘内，然后随意转动，直到预定的征兵配额全部填满为止。几星期以来，政府一直在担心这一天会发生暴力事件。强制征召男性入伍这个不受欢迎的计划，为铜头蛇派政客们提供了借口。西摩尔州长在7月4日发表讲话，他告诉大批民众：联邦政府强迫人们卷入一场因黑人利益而引发的“邪恶冲突”，此举已超越了宪法权力。持反对立场、读者群主要为爱尔兰裔工人阶层的《每日新闻》声称，此次征兵的目的在于“消灭民主党人”。

《征兵法案》中有一条规定，允许一位被征召入伍者或支付300美元，或以他人替代，这引发了更深的怨气。斯坦顿和林肯曾经反对法案中的该项条款，但是国会坚持这一点，这使得征兵的反对派赢得了强有力的武器，他们说，这是“富人发动战争，穷人上阵拼杀”。尽管如此，征兵的第一天平安无事，这座城市对第二天由轮盘摇名单引起的暴动毫无防范，实在令人扼腕。《纽约时报》报道说：“当时摇出的名字还不满24个，就涌出一群人，数量约有500人”，开始“用棍棒、石头、碎砖和其他投掷物猛烈冲击大楼。他们钻进被打碎玻璃的窗户，向征兵官员投掷石块，捣毁了轮盘，撕碎征兵名单和档案，然后点火焚烧了整幢大楼。

大部分由贫穷的爱尔兰移民组成的暴徒回到街头，将怨气转向路人，逢人便打。《时报》记者写道：“无论在哪里发现黑人，无论他们是否和谁有过冤仇，都应该对他们发动袭击。这似乎成了一种共识。一旦这些不幸的人们当中的一个被发现，不管他乘坐二轮货车或有轨电车，还是在大街上漫步，都会立即遭到一群男人和男孩的围攻。”恐怖事件不断发生，暴徒们将无辜者殴打至死，然后将他们的尸体吊在树上。一所收养黑人儿童的孤儿院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数百家店铺惨遭抢劫，几十名警察在暴乱中丧生，遇难者和伤者超过一千人。

暴徒们肆无忌惮横行了五天，这场暴乱成了华盛顿“唯一的话题”。政府在恢复法律秩序方面无能为力，惹得蔡斯公开声称说自己渴望“掌权一个星期”。最终，政府从宾夕法尼亚调回一个团的士兵进城，平息了歹徒的暴乱。尽管有人建议林肯无限期搁置征兵计划，但他依然坚持要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在纽约的动乱，给整个北方正在着手准备自己的征兵工作的城市笼罩上了一层阴影。7月23日，就在奥本举办征兵活动的前几天，弗朗西斯·苏厄德“每天都在担心发生暴乱”。她连篇累牍地给丈夫写信说，铜头蛇分子正在散布“恶毒的谣言”诋毁苏厄德所说的“更高的法律”，支持纽约暴乱。当时有几个爱尔兰人殴打黑人后拒捕，并威胁要捣毁苏厄德的家。紧张气氛顿时蔓延开来。一天早晨，弗朗西斯醒来时发现，有人将一块大石头扔进了她通常坐着读书的房间。之后她让女婿搬走了所有她认为值钱的东西。“因此，当天下午，”珍妮回忆道，“我带着丈夫的照片，离开母亲的房子。在我心目中，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

苏厄德在华盛顿尽量安抚妻子：“不要总是想着那幢房子。不太可能有人会不惜代价伤害你。倘若在罕见的癫狂状态下，这个国家要毁灭我们的家，那么这将是以牺牲小家的代价来成全大家的一步，并非没有益处。”弗朗西斯挺了下来，在危机重重的那几天里，她始终保持了镇定，因为她此前曾经受了威廉·弗里曼一案的洗礼。“至于个人的伤害，”她告诉丈夫说，“我更多担心的是贫穷的有色人种，而不是其他人。这些人无法保护自己，很少有人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

奥本开始征兵的那天上午，弗朗西斯告诉儿子弗雷德说，尽管大家“或多或少有些紧张”，但她却“心定了许多”，因为当地全体市民都行动起来，自发组成了一个纠察队伍。《纽约时报》报道说，他们的努力工作换来了功德圆满。“人们发现这里的秩序最好，这里的人精神最饱满。”两千市民聚集在一起，目睹了这次征兵的全过程。当地官员向群众发表了充满爱国热情的讲话，被征召入伍的人们为了“联邦”“老亚伯”“征兵”和“我们最近的胜利”而欢呼不已。

即便苏厄德没有听到如此令人宽慰的消息，他也会和林肯一样，对人民满心信任。苏厄德曾预言说，纽约的骚乱就像是“一场雷暴大雨”，会“一扫政坛阴霾”，吹散“铜头蛇分子兴风作浪，酝酿了好久”的风暴。他的话确有先见之明，因为当人们发现纽约暴乱的直接后果是失去生命和财产的时候，公众舆论便开始批评西摩尔州长。他7月4日那篇煽动性的演讲被许多人看作是直接“唆使人民对抗政府”。约翰·海伊从一位来访的纽约人那里获悉，西摩尔当时处于“精神极度紧张的状态”，一方面，“追忆暴乱他感到难以回首”，另一方面，他对时局的处理，又遭到新闻界的痛骂。受到这双重的打击，西摩尔的气焰一落千丈。有消息说，西摩尔已经“失去了大量中坚分子的支持，气数将尽”，这让林肯政府欢欣不已。而当纽约最终恢复征兵工作的时候，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

“这个国家是伟大、勇敢而宽厚的。”苏厄德自信地告诉弗朗西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尽管其中的每一步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公平和正义将成为最终的结局。迄今为止，在这场危机中，这个国家的表现，从1850年，再到1860年，其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正如苏厄德充分认识到的那样，这种变化，可以归功于亚伯拉罕·林肯的领导。面对反复的挫折，林肯为自己的同僚、将军及这个联邦定下了一个基调。

在令人烦恼的24小时当中，总统得知李突围逃跑的消息，也听说了在纽约发生的可耻暴乱。然而，他能够在一两天之内摆脱忧郁低沉的情绪。7月19日星期天的上午，海伊写道：“总统非常开心。”他写了一首幽默的打油诗，嘲笑李带着“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气势”去“洗劫费城”。尽管林肯完全理解李突围逃跑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他已促使自己对米德将军和葛底斯堡战役的意义进行重新评价。“几天过去了，”他向米德手下的一位指挥官保证说，“对于已经完成了的一切，我如今感谢不尽，对于没有做的事情，我不会批评。我信任米德将军，他是一位勇敢而有城府的军官，也是一个诚实的人。”

颇为奇怪的是，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林肯兴致勃勃，情绪高涨，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在前一天花了整整六个小时与海伊待在一起，审阅了一百份军事判决书。尽管年轻的秘书在经受了这场折磨之后“整个精神处于崩溃状态”，林肯却在行使了赦免权后心情愉快，精神焕发，他们在复核这些案件时，“总统在搜寻真相，拯救一位被判有罪的士兵的生命时所表现的那种渴望”让海伊惊叹不已。

对于那些因贪生怕死被判死刑的士兵，林肯一向主张将死刑减为监禁或苦役。他说：“把他们枪毙，会把那些可怜虫们吓得太厉害的。”在某个案件中，一位二等兵开小差，尽管后来他又重新归队，但依然被判处枪决。林肯以简洁的语气提议说：“让他去打仗，而不是把他枪毙。”林肯向约翰·伊顿将军承认，他手下的一些军官认为，他运用特赦权“过于随便，以至于涣散了军心，败坏了军纪”。他解释说，尽管“军官们只看到了军纪的威慑力”，但他依然努力从有利于那些士兵个人的角度去看待它——一名哨兵疲惫不堪，以至“睡意在不知不觉中偷袭了他”；一个有家室的男人贪恋假期，超时不归；一位年轻后生“被肉体上的恐惧战胜了意志”，等等。林肯曾经问一位士兵为什么要逃跑，这士兵回答说：“嗯，长官，这可不是我的错，我已拥有一颗像裘力斯（凯撒）那样勇敢的心，但是战斗一开始，我的这两只脚总是会拖着我，让我不由自主想逃跑。”

林肯并不害怕自己滥用赦免权，他所担心的是自己运用这项权力的机会太少。他无法忍受逃亡士兵被处决那一刻发出的枪响。只有“卑鄙或残酷的行径被揭露的时候”他才会毫不留情。

尽管如此，林肯不辞艰辛审阅一个又一个军事案件时，他的幽默天性一点也没变。有一回，他接到一个案子，是一位上尉被控“透过锁孔和气窗偷看一位女士更衣”。他大笑着提议说，这位上尉“应该名居贵族之列”，这样他就可以赢得“偷窥伯爵”这个合适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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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的夏天，华盛顿遭遇了多年罕见的酷暑天气。尼可莱当时已到洛基山脉避暑。海伊告诉他：“每天都有人和马倒毙在街头。”一位居民说：“衣服紧贴着皮肤上，衬衫领子拉得低低的，每样东西都渗出湿气，铁器、大理石、木头和人体都被湿答答的分泌物所包围，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眩晕的味道，所有的东西都沾染上这股气味，仿佛枯萎的花朵，变质的薄荷酒，又好似一家人洗澡时所散发出的暖气。”

斯坦顿觉得，被“炎热而尘土飞扬的天气”所笼罩的时间是他所经历过的“最让人难熬的日子”，“白天烈日炎炎，夜晚闷热难当”，埃伦·斯坦顿带着孩子去外地避暑，留下丈夫独自一人待在华盛顿。斯坦顿给正在宾夕法尼亚贝德福特一处山庄静养的妻子写信，承认说：“一切都那么寂静而孤单，但是知道你和孩子们可以免遭华盛顿难以忍受的暑热和不适，我总算有了一些慰藉。”

“除了那些不幸的‘留守一族’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去了海滨或者乡下。”诺亚·布鲁克斯报道说。“的确，这季节令人倦怠、懒散，无精打采”，就连“不少记者也纷纷仿效大多数人，逃离这炎炎夏日。”

玛丽刚刚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足以外出旅行，也带着塔德和罗伯特离开首都，去纽约、费城及白山和绿山逗留了两个月。对身体单薄的年轻的塔德来说，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州清凉的微风颇有好处。而崇山峻岭中的休闲山庄在罗伯特眼里颇具魅力，在整个8月的大多数时候，他一直待在母亲身边。一名记者在白山“顶峰”——华盛顿峰遇到玛丽母子，她那“非常轻松、欣然合作的”态度，以及“风韵十足、心旷神怡、笑容可掬的表情”让记者感到十分高兴。

林肯夫妇在那年夏天往来的电报篇幅较短，保留下来的只有10多封。在这些言简意赅的电报中，林肯提到了暑热，提到了肯塔基州选举的消息，并且要玛丽告诉“亲爱的塔德”，他的山羊“南妮”逃跑了，让爸爸“对此事感到很泄气”。到了9月中旬，玛丽快要回来的时候，林肯才承认说他想念她。他在两封单独的电报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非常想与玛丽和塔德团圆。玛丽知道，他“并不习惯于写信”，只要确信他身体健康，她就会心满意足了。

林肯夫妇风格含蓄的通信往来，与苏厄德夫妇之间激情洋溢的鸿雁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厄德夫妇在书信往来中，开诚布公地交流了各自对家庭、战争和国家大事的感受。“但愿我能从其他地方赢得信心，当我和你在一起时，你能以这样的信心激励我。”弗朗西斯对丈夫说，“在这纷乱的岁月，我需要这种信心……人民的忠诚目前需要经受考验。”苏厄德劝她要冷静自信：“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们每天征用一千人，他们已经去了战场。”弗朗西斯向丈夫承认：尽管全国都为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役的胜利感到高兴，但她“看到伤亡者名单”的时候，总是感到悲痛万分。苏厄德意志坚定，只有和弗朗西斯在一起的时候，他才会袒露自己内心的忧伤、疑惑和疲惫。

虽然林肯花了很长时间写信，使将军与政客同舟共济，但是很显然，他从未像苏厄德和蔡斯那样，从大量的家书中找到精神安慰，他的妻儿也没有定期写信。塔德学得很慢，可能不会轻松自如地写信，罗伯特当时在哈佛大学念三年级，他肯定可以描述自己在白山生活的那段日子。林肯和他的大儿子性格截然不同，他们彼此从未结下过亲密无间的父子之情。在罗伯特的少年时期，林肯因为要外出参加巡回法庭或政治演讲，有时好几个月都不能在家。16岁时，罗伯特进入了新罕布什尔的一家寄宿学校，父亲当选总统那年，他考取了哈佛大学。罗伯特黯然神伤地说：“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美好的亲密接触了，在他履行总统职责期间，我甚至连安静地和他谈上十分钟话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他总是有忙不完的事儿。”

对于林肯而言，他只要知道自己的妻儿开开心心地住在佛蒙特州曼彻斯特市的“春分会馆”就已心满意足了，那里当时被视为“一个绝佳的避暑胜地，”可以在那里钓鱼，徜徉于山水之间，有各种花园、可供游泳的水潭、音乐会、可以玩槌球游戏、箭术，还有精美的餐饮设施。在逗留期间，玛丽爬山，与道布尔迪将军夫妇往来，享受洁净、清新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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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的夏天，让凯特·蔡斯终生难忘，这并非由于那年夏天热不可挡的天气，而是因为她在这段日子里与威廉·斯普拉格之间的恋情梅开二度。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斯普拉格当选了联邦参议员。当这位年轻的百万富翁来到华盛顿就职之时，顺便拜访了凯特。两人过去的那段恩怨很快被抛在脑后。斯普拉格后来说：“我们又一次手挽手，再度共担风雨。”5月初，斯普拉格邀请凯特前往他在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庄园，这样她可以和他的家人见面，并且亲眼看一看他那规模庞大的纺织公司。在开足马力的情况下，这家公司的一万名员工每周可以生产“35000锭印花布料”，工厂里拥有28万只纺纱轴和28台印染机。“我想让你看看怎样用棉花生产出印花布。”斯普拉格告诉凯特：“你是一个政治家的女儿，无疑也会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妻子。你比谁都更应该知道事情是如何功德圆满，而不是仅仅知晓事情是怎样半途而废，或者功败垂成的。”

回到华盛顿不久，斯普拉格就向蔡斯请求迎娶凯特。“州长和蔡斯小姐已经同意接纳我进入他们的圈子里了。”斯普拉格不无得意地对他在纽约的一个朋友说。两人订婚后最初的几个月里，斯普拉格连篇累牍地给凯特写信，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凯特的倾慕之情。“有一件事占据了我的时间、我的注意力、我的心、我的一切，”他写道，“这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郎，她已经成为我每一次心跳都会魂牵梦绕的对象，她让此前的我已经迷失了。”他坦白说，没有她，他的生命似乎就是“一片荒芜，一片空白”。他把凯特的微型肖像带在身边，等待着她的回信，“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死死抓住任何一根可能救命的稻草”。分别五天，对他而言，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凯特“如此强烈地占据”了他的心。即便两人都在华盛顿，斯普拉格也会在威拉德饭店里给她写爱意绵绵的短笺。一天清晨，他这样写道：“我亲爱的，我现在和阳光一同起床了。”而另一个早晨，他写道：“我希望，我亲爱的你，起床时能感受到清新和快乐。知道你的确如此，对我而言多么幸福！我以亲吻祝你早安，再会！”

然而，虽然凯特对斯普拉格十分依恋，但她并没有表露出要离开自己父亲的意思。同样，蔡斯也不希望如此，尽管他公开声称已准备放手让凯特出嫁。随着筹备中的婚礼一天天临近，关于这对年轻夫妇应该住在哪儿的一系列古怪的密谋也在进行之中。蔡斯依然怀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更贴近林肯，由此给他带来更大的势力。他引发了一次讨论，提出要让凯特和威廉“原地不动，就住在这个房子里，让我找一个地方，使我离总统更亲近”。他向斯普拉格保证说，有些父亲“即便自己的女儿已为人妻，依然要求她们对自己尽爱心和责任”，而他并不在此列。恰恰相反，他写道：“我希望凯蒂能尊重你，并且心怀骄傲地爱你，这份爱和尊重，应该远远超过她对我的那一份。”

可是，凯特并没有被这样的言辞所打动。她认为，没有她每天尽心尽责，施展十足的魅力为父亲斡旋交际，他就会迷失方向。在她一手操办下，蔡斯家的聚会声誉远扬，闻名遐迩。一位记者这样描写凯特：“也许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女人的交际生涯如此光彩夺目，即便功成名就者如多丽·麦迪逊之辈，与她相比，亦会显得黯然失色。”范妮·苏厄德把接到一张凯特送出的晚会请柬看作是一种幸运。“在那里，能和这个人见面，很少有人会不感到心满意足。”她兴高采烈地说，“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蔡斯小姐本人魅力非凡，使得晚会的通行证如此炙手可热，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甜美的形象，一定使整个晚会增色不少。”

凯特不愿意放弃自己帮助父亲实现梦想所扮演的角色，她劝威廉说，他们应该都住在同一屋檐下。她来到父亲跟前，坚持说，她本人和威廉都渴望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毫无疑问，蔡斯内心所盼望的正是这样的安排，尽管如此，他还是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不想放弃“找一处离总统近一点的房子或公寓的想法”，以成人之美。“人生短暂而无常，我不愿意做任何让我的孩子们感到怨恨的事儿。”他写道，“因此对这件事情，我决定让步。”他们一致同意，由蔡斯继续支付房租和仆人费用，而威廉则负责饮食和招待方面的开支。各自负担一半的办法，按照参议员和内阁大员共同的需求，将房子整修一新。

斯普拉格意识到“父女之情可谓天长日久，即便分离，亦不免藕断丝连。”他颇识时务地决定，对这种父女感情表示“尊重和敬意”。“我并不担心，一个女儿执着的爱，会有损于她对自己未来终身伴侣需要奉献的那一份感情。”他在致凯特的信中说，“对于一种更为确信无疑、更加天长地久的爱，我不至于蠢到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的地步。”斯普拉格发现，凯特同意让父亲阅读自己写给她的所有信件，这使得他非常生气，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蔡斯的赞扬感到心满意足，因为蔡斯始终比较吹毛求疵。“昨天凯蒂把你的信给我看了，”蔡斯告诉威廉说，“而我忍不住要告诉你，这些信让我非常开心。”他并没有像往常对待凯特和内蒂那样，提到信中的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他只是向斯普拉格说：“在这些信中洋溢着男子汉的爱，这使我格外高兴，因为我没有把我女儿交给一个并不全身心欣赏她的（人），也没有交给一个不值得她全身心托付感情的人。”

威廉希望“尽可能在金钱方面承担责任”，对于蔡斯而言，真可谓雪中送炭，恰到好处。这次订婚，让他不得不放弃与库克兄弟之间的财务合作关系。多年来，库克兄弟的私人贷款和馈赠，为蔡斯提供了不少资助。最近几个月，外界对于库克兄弟的批评之声络绎不绝，说他们在代销财政部债券的过程中，垄断市场，一手遮天，获利不小，但是蔡斯并没有直接停止这个代销计划。然而到了6月1日，他通知杰·库克说，从今以后，他将减少自己从债券销售中所获得的酬金。“我要对国家尽责，”他以假惺惺的口吻写道，“对于一切正人君子眼中的不义之财，责任心不允许我获取它。”翌日，蔡斯退回了一张4200美元的支票，那是库克兄弟分给他的在公债销售中的股息，而他当初并未对这笔公债销售进行投资。他说：“为了能以最有效的手段报效我们的国家，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外表和内心都保持正直。”

7月下旬，蔡斯前往罗得岛州休假数日，去探望在那里小住的凯特和内蒂。斯普拉格在南码头为蔡斯找了几套靠海的房间，还给他提供了一辆马车，并在纳拉甘塞特湾的几家度假饭店里安排了美味佳肴款待蔡斯。这位工作辛劳的财政部部长，几个月来头一回有了放松身心的机会。蔡斯在海边告别了女儿们，于8月7日回到华盛顿。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对内蒂发牢骚说，他唯一的伴侣是一只名叫“内丽”的小狗。内丽“每天晚饭过后都会来看我，它摆出一副满怀同情的样子将鼻子伸向我的脸”。那年夏天，蔡斯给两个女儿的家书中流露出明显的抑郁和愠怒情绪。他批评内蒂，说她的“信看上去有点儿粗糙”，粗枝大叶让他十分难受；他还训斥凯特，说她没有把借钱支付他度假费用的事情告诉他。

孤独之余，蔡斯重又恢复了与夏洛特·伊斯特曼之间温情脉脉的书信往来。伊斯特曼是一位前国会议员的遗孀，容貌俊俏，聪明伶俐，过去多年以来，她与蔡斯时有交往。然而，当两人的友情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恋爱时，凯特不乐意了，她干涉很深，“中途截留了她（指伊斯特曼）的信”。过去蔡斯始终不愿让女儿为难，如今，趁着凯特不在身边，两人又开始相互通信。伊斯特曼夫人以诱人的细腻笔触，描绘了她在马萨诸塞海滨的别墅。不过她表示，对于蔡斯前来探望她，自己并不抱太大希望。她怀疑自己写的这些信对他而言“无甚意义，因为它们本该让你满意，可是，在我看来，这些信没有触及你的人生目标——现在我可以实话实说吗？也许这会冒犯你，但我要告诉你我很嫉妒！我所嫉妒的，就是你的雄心抱负，因为，雄心抱负，会使崇拜上帝的人转而变成自我崇拜，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给我的信多么甜蜜！”蔡斯在财政部的办公桌上回信说，“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笔下的老房子，是多么迷人的一幅画卷……这令（我）仿佛置身于和你在一起的情景，真希望是这样啊……我很抱歉，你和凯蒂，一个是我亲爱的挚友，另一个是我的女儿，你们两人不完全是同一条道上的人。”至于她提到的雄心抱负，蔡斯承认，自己确曾一味自我鞭策，奋力前行，有时忽略了“友情和仁爱的责任”。然而，她应当明白，他会永远“努力让（自己的）雄心抱负为人民大众的目标服务，并且让这种抱负表现得堂堂正正。”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有一件事情说出来会令她莞尔一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被打断过无数次，而这封信该写完了，否则他恐怕无法完成总统的差事了。

就在热浪让华盛顿的大部分政府部门萎靡不振的时候，林肯却自得其乐，因为在这么长的日子中间，没有求职者登门骚扰，相对而言，家人也不怎么来干扰自己的工作。约翰·海伊在8月7日写道：“这位大人物正处于巅峰状态，我很少看到他如此镇定，并且忙得不可开交。他指挥着这场战争，起草报告，处理外交关系，以及联邦的重建规划，可谓万事待兴。我过去从来不晓得他以怎样的专制威权来控制内阁，现在我知道了。最重要的事情由他决策，从没有人吹毛求疵。我现在越来越坚信，国家利益绝对需要他坚守当前的岗位，直到事情得以圆满解决。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英明睿智，如此温文尔雅，如此坚强有力。我相信，是上天有意将他安排到如今的岗位上。”

玛丽不在城里的时候，林肯发现约翰·海伊是一个现成的伙伴。他聪明伶俐，精力充沛，活泼有趣。和林肯的长子相比，25岁的海伊与总统的关系更为亲近。他们之间很容易从语言学谈到联邦的重建工作，从莎士比亚谈到阿蒂默斯·沃德。海伊有很好的幽默感。根据威廉·斯托达德的说法，他“比他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小伙子更会讲故事”。让斯托达德久久难忘的是，有一回，他和尼可莱被海伊的一则滑稽故事逗得捧腹大笑，林肯闻声走到门口，“他从房间走过来时，脚步悄无声息，也许是我们自己过于喧哗，盖过了脚步声，但是总统的确来了”。假如这些年轻的秘书们害怕林肯会狠狠地责骂他们干扰了正常工作，那么林肯很快排除了这种担忧。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要海伊把故事再讲一遍。故事讲完之后，“林肯把二郎腿放下，重重地跺着脚，整个大厅都回响起他开怀大笑的声音”。

8月9日星期天，海伊陪着总统来到位于第七大街和第四大街拐角处的亚历山大·加德纳照相馆。从当天拍摄的照片中，总统并没有表现出海伊所描述的“兴致勃勃”的样子。林肯匆匆摆好姿势，他一手按在书上，另一只手叉着腰，被迫忍受耗时持久的银版照相法，采用这种照相法拍出来的相片，几乎总是一成不变的神情严峻、毫无笑容的肖像。当照相师将镜头盖从镜头上移开，以曝光成像的时候，要求被拍摄对象保持绝对静止。“一块肌肉也不要动！”有人会这样告诉被拍摄对象，因为哪怕最轻微的抽动也会使镜像变得模糊不清。况且，由于“还没有人强迫你在拍照时摆出一副假笑”，当时的许多人脸肖像，与林肯的肖像一样，都流露出一种忧郁的神情。

整个夏天的大部分时光，林肯都保持了高昂的精神状态。“叛乱势力终于开始分崩离析了”，这个想法令他振奋不已。海伊在日记里记述了一系列愉快的出游活动，有一次他们还夜游了天文台，用一架新安装的望远镜观测了月亮和大角星，然后驱车前往“士兵之家”。在那里，林肯为海伊朗读莎士比亚，“当念到《亨利五世》的结尾，以及《理查三世》的开头的时候，我的眼皮沉重得难以睁开，他很关切地注意到这一点，把我送上床”。

林肯在出入“士兵之家”的旅行途中，要沿着佛蒙特大街，经过沃尔特·惠特曼的居住地。“我几乎每天都看得见总统，”惠特曼写道，“没有一个画家或画作能抓住这个人面庞上深刻而微妙、含蓄的表情。那张脸上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我们需要一位两三个世纪前的伟大的肖像画家。”惠特曼骄傲地评价说：“我们遇见了，因此我们互相鞠躬，是那种非常真诚的鞠躬。有时总统乘坐一辆敞篷的四轮马车往来经过此地，骑兵部队总是马刀出鞘，陪伴左右。我经常看到他傍晚时分外出，有时则是在早上。当他较早返回的时候，他会勒住车马，在第四大街陆军部部长宽敞而漂亮的住处停留。”

整个夏天，斯坦顿始终希望他和林肯能遁入宾夕法尼亚的群山之中。“总统和我一直在计划去一趟贝德福德，”他告诉埃伦，“但总是有事情要处理，他和我不得不留在华盛顿。他很想出去走走，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夏天结束之前成行。”实际上，斯坦顿最终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去探望了他的妻子，而那年夏天，林肯的行程范围始终没有超过“士兵之家”的距离。

然而，总统并不孤单。除了海伊和斯坦顿之外，林肯的座上客还有苏厄德。约翰·海伊就曾亲眼目睹了两人天南地北，无话不谈的情景。那是8月13日，他们三人驱车来到国会大厦，去参观一座名叫《文明的进程》的雕塑作品，它在国会大厦北楼刚刚落成。当天的话题从蓄奴制开始，接着谈到共济会和反共济会时代，然后又聊起墨西哥战争。苏厄德和林肯都同意这样的观点：“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战争期间要永远站在你的祖国一边。反对一场战争，会使交战双方两败俱伤。”而林肯确实凭借自己当年反墨西哥战争的经验明白这个道理的。

第二天，苏厄德动身前往纽约州北部，与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和俄国等国的外交部部长进行为期两周的会谈。国外普遍感到：旷日持久的战争正在将北方的资源消耗殆尽，苏厄德刻意安排了行程，以回击这种错误印象。外交使团的成员们在苏厄德的引领下，沿哈得逊河前行，在奥尔巴尼、斯卡奈塔第和库珀斯顿短暂停留，泛舟于手指湖上，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在奥本过了一夜，并在那里应苏厄德的邻居和亲友之邀，享用了他们安排的湖上野餐。

弗朗西斯说：“所有人都非常自得其乐。”天生性格外向的苏厄德，在整个旅途中的讲解生动有趣，安排的美酒佳肴丰盛可口，令人拍案叫绝。他们就邦联的地位问题进行了几个月紧张激烈的辩论。此后，欧洲列国的部长们发现苏厄德也有强硬的一面，同时又很喜欢他那亲切和善的友情。“当一个人最终真正了解他之后，”莱昂斯勋爵向罗素勋爵汇报说：“他会惊讶于发现他（指苏厄德）有许多值得尊重，甚至喜爱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旅程让许多持怀疑态度的部长们亲眼见证了北方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数百家工厂齿轮飞转，机器隆隆；数千英亩的金色沃野，丰收在望；火车绵延数英里，满载货物，奔驰在铁道线上；河流、湖泊和运河中，舟楫往来，一片繁忙。”一切都预示着联邦必将取得胜利。让世人清晰地感受到联邦的强大，有助于美国与英、法两国成功解决一系列复杂争端。前一年秋天，南部联盟与欧洲造船专家签署了制造战舰的协议，而其体量远胜过联邦的任何战舰。政府那时得知消息后便一直惴惴不安。几个月来，苏厄德一方面进行外交斡旋，另一方面发出严厉警告说，一旦铁甲舰离开欧洲，美国将与之交战。9月，就在这次外交使团之行结束后的几个星期之内，苏厄德便收到了英国和法国政府信誓旦旦的保证，表示这批舰船将绝不会交付。

苏厄德在纽约州北部的时候，斯坦顿正置身于宾夕法尼亚的群山之中。尼可莱去了西部，而海伊则前往新泽西州的朗布兰奇度假一周。林肯独自一人，相对比较孤单。斯托达德写道：“冷冷清清的白宫，因为我们忠诚而毫不懈怠的总统得到了拯救。当所有的公务人员都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斯托达德发现，尽管如此，“他看上去也不像春天的时候那么忧心忡忡和憔悴不堪，林肯仿佛只为自己的祖国而生，他发现自己已经与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只要这个国家重新兴旺起来，他就浑身是劲儿”。

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 1782—1858）：密苏里政治家、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连任五届议会的联邦参议员，也是西部拓疆的积极拥护者。

海神爷：指担任海军部部长的威尔斯。

威廉·斯塔克·罗兹克兰斯（William Rosecrans, 1819—1898）：联邦军将军，曾在西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成功地指挥作战，后因在1863年的奇卡摩加战役中失利而被解职。

石河之战：美国内战中一次著名的战役，南方军称之为查特努加决战。爆发于1862年12月 31日，1863年1月3日结束，战场位于田纳西州的石河（Stone River）。联邦军由威廉·罗兹克兰斯将军统帅，双方在石河、查特努加、鲁考特山和米申纳姆岭一带展开惨烈决战，此役北军损失6000人，南军损失7000人。

查尔斯·达纳（Charles A. Dana, 1819—1897）：著名记者，曾任《纽约太阳报》编辑主作任。

生父亚伯拉罕（Father Abraham）：第一本《旧约全书》的创始人和艾萨克的父亲。根据《起源论》记载，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家族（希伯来人）应许之地；上帝以要求牺牲他的儿子来考验亚伯拉罕。这里有双关之意。

扬基佬（The Yan kee）：指美国北方人。

詹姆斯·朗斯特里特（James Longstreet, 1821—1904）：美国南方联盟军将领，曾担任北弗吉尼亚军团的指挥官。在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展现了其军事指挥才能，为南方联盟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因延误执行罗伯特·李将军的命令而导致联盟军队失败。

乔治·皮克特（George Pickett, 1825—1875）：南方联盟军著名将领，毕业于西点军校，因在葛底斯堡战役中领导了灾难性的“皮克特冲锋”而闻名，在此战斗中他丧失了其部队的四分之三。

温菲尔德·汉考克（Winfield Hancock, 1824—1886）：美国联邦军将领。1863年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打败了罗伯特·E. 李和乔治·皮克特率领的联盟军队。1880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约书亚·张伯伦（Joshua Chamberlain, 1828—1914）：美国联邦军将领。曾任修辞和演讲学教授，懂八种外语。后加入志愿兵，以第20缅因志愿步兵团的副指挥官身份参加过安塔提姆战役。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在小圆顶顽强地打退了南军的进攻，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战后被国会授予荣誉勋章，提升为准将和少将。后成为缅因州州长。

小圆顶（Little Round Top）：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以南3千米的两座小丘陵，高46米，坡度陡峭，是葛底斯堡战役中北军的防线。

公墓岭（Cemetery Ridge）：位于葛底斯堡南部，南接小圆顶北端，方圆3千米，高仅12米。是联邦军队在葛底斯堡战役中的防御阵地。

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也是国庆节。

大卫·波特（David Porter, 1813—1891）：美国海军准将，是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海军英雄。

米尼埃子弹（Minie ball）美国南北战争时使用频繁的一种子弹，设计者是法国上尉克劳德·E.米尼埃。该子弹于1855年由美军改良并在战场上正式投入使用。米尼埃子弹口径小于普通来复枪的枪管直径，射击精度极高。

更高的法律（higher law）：1853年，苏厄德曾在参议院宣称：“在我国有一个高于宪法的法。”这句话在当时引起蓄奴制的辩护者和反对者的共鸣。苏厄德的说法对相对立的两派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即不受宪法规定的束缚，无论是蓄奴制的辩护者还是反对者都否认宪法的最高性而诉诸自认的高于宪法的法，即“法中之法”。

威廉·弗里曼（William Freeman）杀人案：1848年，黑人威廉·弗里曼用匕首刺死了凡·内斯特一家四口，而没有明显的杀人动机。他的精神异常引起了法律界的争论。苏厄德当时顶住舆论压力，为弗里曼进行辩护，在家乡遭到了一些白人发出的死亡威胁，而弗朗西斯在此案中始终坚定地支持自己的丈夫。参见本书第三章。

白山与绿山：白山，又译为怀特山，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北部，系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部分。绿山（Green Mountain），今指佛蒙特州。

道布尔迪（A. doubleday, 1819—1893）：美国将军，传说是棒球发明人，但是此前已有一种类似于棒球的游戏问世。

多丽·麦迪逊（Dolly Madison, 1768—1849）：美国第四届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夫人。

阿蒂默斯·沃德（Artemus Ward, 1727—1800）：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将军，1776年曾经指挥过著名的波士顿战役。

银版照相法（daguerreotype）：一种早期成像术．又称达盖尔银相法，把像照在易感光的镀银金属版上。

库泊·斯顿（Cooperstown）：纽约州中东部的一个镇，1787年由威廉·库拍创建。

莱昂斯勋爵（Lord Richard Lyons, 1817—1887）：英国著名外交官，美国内战期间曾任英国驻美公使。

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 1792—1878）：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1846—1852年和 1865—1866年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朗布兰奇（Long Branch）：新泽西州中东部城市，位于大西洋沿岸。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受欢迎的海边度假胜地。

第二十一章 暗潮汹涌

1863年的夏天，是联邦在浴血奋战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经过组织和部署，黑人军团的兵力逐渐增加到18万人，超过五分之一的黑人符合适龄应征的范围。当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明确宣布黑人将“被美利坚合众国征召入伍”时，人们就不用再为招募黑人士兵而大伤脑筋了。3个星期以后，斯坦顿批准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安德鲁招募两个团的黑人士兵。由于马萨诸塞的黑人数量很少，安德鲁请来了乔治·L. 斯特恩斯少校，让他来发动这次征兵工作，将征兵范围扩展到纽约和北方其他各州，而斯特恩斯则邀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来帮忙。

这下子把道格拉斯给乐坏了。他过去一直认为，只要北方把“黑人拒于征兵的门外，不让他们参与镇压叛乱分子”，这场战争就打不赢。在自己的《月度》杂志上，他写了好几封慷慨激昂的呼吁信，行遍了北方各地，在奥尔巴尼、锡拉丘兹、水牛城、费城及其他许多城市的大型集会上发表演讲。“为什么应该征召有色人种？”对于这个问题，道格拉斯提出了不下十多种回答。他向人们保证说，对于公民身份平等的要求，没有比这种更能使之合法化的手段了：“你们的腰板会挺得更直，走起路来更加自信，感觉更加潇洒，和以前相比，你们不会那么容易遭到欺辱。那些为美国而战的人，可以把美国称作自己的祖国，并且让人对这一宣言肃然生畏。”

最初响应道格拉斯呼吁的黑人士兵们加入了著名的马萨诸塞第54军团。这第一支来自北方的黑人军团由罗伯特·古尔德·肖（波士顿一个富裕的废奴主义者家庭的儿子）指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两个亲生儿子——查尔斯和刘易斯就在这支部队里。5月28日，当部队行经州议会大厦和众议院的时候，数千名波士顿人涌上街头，向他们欢呼喝彩。部队在阅兵场所受到了州长和各类高级将官的接见。《波士顿每日晚报》报道，“没有一个团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民众”，当部队以自豪的神气，在高奏的鼓乐的引领下，昂首阔步前往检阅场地之时，“女士们在自家屋子的露台上、窗户旁一字排开”，向士兵们挥动她们的手帕。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出席了许多庆典活动，对自己不辞辛苦征招的士兵所表现的“雄赳赳的气概”和“叹为观止的游行场面”，他赞不绝口。在送别了两个儿子后，他回过头来，继续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征兵工作中。

林肯完全赞同组建黑人军团的运动。尽管他曾经拒绝了武装黑人的提议，但如今，他却一心一意专注于这件事。他敦促班克斯、亨特和格兰特加快征兵进程，并恳求田纳西州的安德鲁·约翰逊州长征募黑人参军。“有色人种是重建联邦的重要力量，然而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在密西西比河的堤岸上，只要能看到五万名手拿武器、受过训练的黑人士兵，就能立刻让叛军投降。”蔡斯曾是内阁中对征招黑人士兵态度最坚决的人，他对于林肯新近的行动感到极为满意。“总统如今彻底满腔热忱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了，”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并且看到了我差不多在两年前看到的那些东西。”

道格拉斯在费尽心思招募黑人士兵时，曾遇到因为白人的偏见而引起的一连串麻烦，例如，黑人士兵拿的薪水比白人十兵少；申领入伍奖金的要求被拒绝；并且不允许升任军官，等等。尽管如此，道格拉斯还是坚持认为：“这绝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他在费城对大群的听众说：“一旦让黑人在自己身上挂上了带有‘U.S.’字母的黄铜身份牌，让他的纽扣上出现一只鹰的标记，肩膀上出现一杆火枪的图案，并在衣袋里填满子弹的话，那么在这片土地上，或者土地之下，就不会有任何力量可以否认，他已经赢得了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身份。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好这个机会，就会有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

当新组建的黑人部队走上哈得逊港，密立根湾及瓦格纳堡的战场之时，他们的“勇气和坚毅”赢得了白人士兵及平民的极大敬意。然而，一旦他们被俘虏，他们就会面临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因为南部联盟的国会曾通过一项法令，“判处每一个武装的黑人，或每一个指挥黑人部队的白人军官死刑或奴役”。

他们面临着独一无二的险境！当这一说法传遍整个黑人社区时，道格拉斯发现，他的听众的人数和热情很快一落千丈，应征的黑人数量也急剧减少。他谴责林肯没有站出来说话，声讨南部联盟的法令。“林肯先生对这个蓄奴制度及谋杀有什么说法？他说了些什么？——他一个字都没说。当举国上下都在倾听时，对于整个事情，他就像只牡蛎一样沉默。”道格拉斯认为，我们曾耐心地对待过总统，但是时间很快就会过去，除非他“会动用手中的权力来干预此事，阻止这种对黑人士兵的残暴杀害，否则文明世界将把他身上的罪责与杰斐逊·戴维斯的等量齐观”。

林肯未公开发表保护联邦黑人士兵的谈话，这让道格拉斯相信，他再也无法说服民众怀着一颗正义之心应征入伍了。“当我申请参军时，我是发自内心地想做这件事，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他向斯特恩斯少校解释说，“如今我不能这么做了，我的感想是，有色人种高估了华盛顿的统治者的教养、公正和慷慨。”

实际上，林肯当时正在酝酿一个应对方案。就在1863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当中，他要求哈勒克起草一份签署于7月30日的报复令。该命令明确表示：“根据国际法和各文明国家开战的传统和惯例，绝不允许区分战俘的肤色并对其进行不同对待。”南部联盟表现出“向野蛮时代的倒退”，这就需要联邦这一方有所行动。“有鉴于此，特颁布命令：任何一位合众国士兵倘若因敌方践踏战争法被杀害，那么一位叛军士兵将会被处以死刑，任何一位士兵被敌方奴役或被变卖为奴，那么一位叛军士兵将被判处苦役。”

这个政令“写得很好”，站在批评一方的古诺夫斯基公爵承认说，“但是，像林肯先生所有的行动一样，他这次出手为时已晚，只有当这位可怜的总统被事态逼入绝境，想要调头逃跑已是不可能的时候，他才会付诸行动”。道格拉斯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他承认说，“作为一个实干的人”，总统也许始终在等待“一个必须出手的机会”。

尽管这个带有报复性质的命令缓和了人们内心的忧虑，但道格拉斯依然担心，在处理黑人入伍者时缺乏“公平公正”的现象，还将继续妨碍征兵工作。斯特恩斯少校建议道格拉斯前往华盛顿，向总统说明当时的境况。道格拉斯从未去过这个国家的首都，当他走进白宫时，体验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喧哗骚动之感”，“我无从知晓，迎接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场面，也许有人会告诉我说，回家去，管好你自己的事情……或许，我可能干脆吃到闭门羹”。

道格拉斯发现走廊上已等了一大群人，他估计，轮到总统听他说话，还需要等上好几个小时。但是，在递交了自己的名片之后，仅过了几分钟，道格拉斯就被人带进了办公室。他事后回忆说：“过去，我从来没有以如此迅捷和无拘无束的样子，被带到亚伯拉罕·林肯这样一位伟人的面前。”道格拉斯进门的时候，总统坐在一张椅子上，“周围是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文件和书籍。他的双脚和大腿在椅子前伸展着，我走近他的时候，他把四仰八叉的两腿并拢，然后站起身来”。当林肯伸出手表示欢迎的时候，道格拉斯开始以迟疑的口气做自我介绍。“我知道您是谁，道格拉斯先生，”林肯说，“苏厄德先生已经把有关您的一切都告诉我了。请坐，我很高兴见到您。”林肯一定还记得，当年他和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期间，道格拉斯无意间发挥的作用。当时道格拉斯正好在场，这一点，成了林肯承诺人种融合的最好证明。林肯的热情，让道格拉斯的心立刻放松了下来。道格拉斯后来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坦荡真诚的面容。他可以“马上断定，大众对亚伯拉罕·林肯这个名字前面冠以‘诚实’二字，对于总统的这种品质所作的评价是名副其实的。”

道格拉斯在总统面前控诉了各种歧视行为，正是这些歧视，让他为征兵工作花费的心血付诸东流。“林肯先生全神贯注地倾听，并且同情之心溢于言表。”他回忆道，“就在我即将把话说完的当口，（他）开始表现出一种我过去没有怀疑过的真诚严肃和滔滔雄辩。”林肯首先承认，薪水均等这一要求的正当性是无可辩驳的。他解释说，当国会通过支持黑人士兵的法案时，“要把他们所有人都作为士兵一视同仁地征招之前，必须要经过一段过渡时期，这似乎是个必要的让步”。但是他承诺说，“最终，他们将和白人士兵享有同等的军饷”。至于黑人军官难觅踪影的问题，林肯向道格拉斯保证说：“只要陆军部部长向他推荐人选的话，他将随时准备为黑人士兵签发委任状。”

至于暂停颁布报复性法令、直到公众做好心理准备这件事，林肯的意见给道格拉斯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林肯说，倘若他在最近的战役爆发之前就批准这一法令，而“在这些战役中，假如黑人士兵以骁勇善战、品行良好脱颖而出的话”，他可以肯定，“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大声抗议这项举措，他们会说：‘啊，我们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白人会为了黑人而送命。’这是民众的普遍偏见”。实际上，他承认自己内心疑虑重重，“一旦开战，就不会知道何时结束，而假如能够找到那些（因曾经杀害黑人俘虏）犯罪的南方联盟士兵的话，他可以轻易地对他们进行复仇，但是，如果为了一些人的罪行而吊死另一些人，这让他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而道格拉斯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别的东西更加重要。尽管如此，他还是对那种让林肯内心备受煎熬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示了尊重。

临别前，林肯告诉道格拉斯，他已看过这位性格刚烈的演说家发表的一些讲话稿，在这些讲话当中，道格拉斯曾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行动迟缓、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政策”严加痛斥。林肯承认，他可能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行动确有迟疑，令人失望，但他反驳了优柔寡断之说。“我认为，一旦我采取了某种决定，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曾经放弃过这一决定。”对于这次与林肯的初次会面，道格拉斯永难忘怀。他感到，在这次会晤期间，“我似乎可以……把我的手放到他的肩上”。

当天的晚些时候，道格拉斯与斯坦顿见了一面。和林肯相比，“两人的态度实在大相径庭”。他评论说，“他第一眼给我的印象是，这个人会说：‘嗯，你想做什么？我可没工夫在你或者其他人身上浪费时间’”然而，在道格拉斯开始把自己和总统谈过的内容向斯坦顿简要复述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些轻蔑、怀疑及粗暴的表情立刻烟消云散了”。而斯坦顿也保证说，“最终会出台公正的举措”。事实上，斯坦顿已准备向国会恳求取消歧视性的军饷及奖励金制度，而国会最后批准了这些建议。让道格拉斯颇为难忘的是，斯坦顿承诺说，要让他担任洛伦佐·托马斯的助理副官，并负责在密西西比河谷地区招募黑人士兵。陆军部进而会提供每月一百美元的工资，另加生活补助和车马费用，但不会授予军衔。道格拉斯婉言谢绝了：“我太了解军营生活，还有肩章在军队里的价值了。如果我的军阶上没有一些可以看得见的记号，我是不会去服役的。”

道格拉斯与林肯之间建立的关系，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其实对双方都非常重要。在后来的几次演讲中，道格拉斯多次提及自己在白宫受到的亲切会见。他说：“也许你们想知道，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是怎样在白宫接待一位黑人的。我要告诉你们他是怎样接待我的——就像你们看到一位谦谦君子接待另一位君子那样。”在众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中，他接着说道：“我告诉你们，我在那里感觉很了不起！”

※※※

在随后相对平静的一段日子里，林肯埋头专注于起草另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是写给自己在春田的老朋友詹姆斯·康克林的。在芝加哥召开的共和党总统提名大会期间，林肯曾经在康克林的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过来自大会的消息。作为伊利诺伊的共和党骨干分子，康克林邀请林肯出席了9月3日在春田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这次集会组织了一群忠实的联邦党人，意在营造声势，打击在西北地区依然颇具影响的“铜头蛇派”势力。联邦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几场胜利，一度让人误以为和平已近在咫尺了。谣言四下传布，说林肯已收到并拒绝了几次可行的和谈建议。粉碎这些具有破坏性的传闻，遏制铜头蛇派前进的步伐，就显得十分关键。虽然毫无疑问，林肯会在家乡受到敬仰和崇拜，但是他还是决定待在华盛顿，撰写一封致康克林的论述广泛的信，供他宣读并大量印发。

完成了初稿之后，林肯找来了几个人，听他大声朗读这封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大楼里几乎空荡荡的。在走进图书室的时候，总统发现了威廉·斯托达德，这让他笑逐颜开。“啊，我很高兴你在这儿，”林肯说，“到我的房间里来。”斯托达德跟着他，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坐下，”林肯催促他道，“我想要的是一个听众，如果没有人能够听一听这个东西并且发现其中的谬误的话，那么听和不听就没啥两样。”斯托达德表达了对自己是否要对总统的文章提出批评的犹豫，“是的，你会的，”林肯非常幽默地答道，“其他所有人都会这么做的，这正是我要你做的事。”接着，他从柜桌的末端拿出几张他一直在写的大页书写纸，开始念了起来。

干这个活儿让林肯十分来劲，他让自己声音变得抑扬顿挫，仿佛自己在成千上万的听众面前演讲一样。念完之后，他问斯托达德有何感想。斯托达德唯一的反响，是对林肯的一处比喻表示了异议——林肯用“山姆大叔的蹼足兽”来形容定期游弋于江河湖海的海军炮舰。“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有蹼足的炮舰。”斯托达德说，“它们是一群奇怪的鸭子。”林肯大笑起来：“虽然某些炮舰过去的确上过岸，但我会把它暂且搁置在一边。现在我知道它是怎么发出声音的了。”后来，他向斯托达德道了谢，并祝他晚安。

构思这篇演说，是要遏制那些说他私下里拒绝和谈协议的“虚假不实和毫无根据的”谣言。林肯保证说，倘若他接到任何合理的提议的话，那么他不会让在民众面前隐瞒这些提议的，他被推选出来，正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坦率地说，”他接着写道，“我对黑人的态度没有让你们满意……你们不喜欢《解放奴隶宣言》，也许还想将它废除。”在这个问题上，绝没有妥协的余地，“它不可能被废除，正如无法让死人复生一样，”因为“一旦做出承诺，就必须始终恪守”。更何况，黑人士兵已全然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于“我军几位打过若干重大胜仗的司令官们都认为，解放黑人的政策，以及征用黑人部队，已经给予叛乱分子以有史以来最大的重创。”

林肯总结道：“和平看来已不像过去那样遥远，到那时，将有一些黑人会铭记，他们曾经默默无语，紧咬牙关，端起刺刀，以坚定的眼神凝视前方，为人类的这个伟大成就奉献出汗马功劳；另一方面，我恐怕有些白人无法忘怀的是，他们曾心怀恶意，口出谎言，千方百计地阻挠人类赢得这个丰功伟绩。”

在接下来的10天，林肯在处理日常公务时继续忙里偷闲，对自己的这封信进行修改润色。他最终把信寄了出去，还附上了一张给康克林的私人便笺：“您是最优秀的大众读者之一。我只有一个建议：您要以非常慢的速度来阅读这封信。”预计会有大量“来自农田和作坊……来自办公室和账房”的人，他们会向“铜头蛇”证明，在战场上，在士兵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愿意听候祖国的召唤，随时准备奉献自己”。

林肯对自己的最终稿很有信心，他估计，9月3日向群众宣读这封信，然后在第二天交给报纸发表的时候，它一定会获得积极的反响。然而，那次大规模集会举行的那天早晨，林肯一觉醒来，却非常恼火地发现，自己的文稿已经被删节并赫然刊登在《华盛顿每日记事报》上。林肯立刻向报社总编约翰·弗尼提了意见。“别责骂我们，”弗尼向林肯解释道，“我们是从美联社和它在全国各地的内部日报拿到这篇稿子的。”林肯听说之后被激怒了，他向远在春田的康克林发了一封电报：“今天上午我很气恼地发现，我给您的信被搞得一团糟，由芝加哥通过电报流传出来，刊登在东部各大报纸上，这是怎么一回事？”

林肯从康克林处得不到任何消息，他依然怒气难消。当时，有一位请愿者写了一封求助信，请求对一位丈夫在南部联盟军队服役的孟菲斯妇女的财产进行保护。总统以一反常态的语气告诉对方，他“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请求”，而且“把这样一件事呈交给我是不合适的，对任何人都是不合适的”。

第二天，康克林的回电来了。显然，他曾事先以电报形式发出过这封信，并且“严令说不允许在集会举行之前公开发表，或以不恰当的方式使用此信”。对于某些人背弃承诺，他感到非常“羞耻”，但是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信的全文在第二天发表之时，并无任何负面影响发生”。

实际上，全文发表的公开信收到了非常好的反响。《纽约每日论坛报》称赞说：“他抛弃了各种外交辞令、翻云覆雨的政客作风及华丽的修辞，对于自己想要探讨的问题，他直言不讳，切中肯綮。”《纽约时报》表示：“这位最完美的修辞家从来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花言巧语，多费口舌，而在这封信中的每一个词，哪怕最普通的乡野村夫也能读懂。”《纽约时报》继续写道：虽然“恰当得体的演讲”常常与“高度的文化修养”联系在一起，但是林肯却“以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或许我们该说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展示了一次“远胜于在文辞方面字斟句酌的绝妙演讲”。他拥有一种珍贵得多的“精思妙想”，这种思维“总是能够抓住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真理”，“让所有需要鼓舞的人们颇感切中肯綮”。《费城探询者报》曾经对林肯撰写公开信不拘一格的手法表示过质疑，但是这份报纸认为，林肯最近的信件，包括这一封在内，“已经驱散了人们的疑问。如果他今后的措辞依然如此精妙得体的话，我们希望他继续写下去”。

“他最近写的一封信着实了得。”几天以后，海伊对尼可莱说，“有的地方遣词造句非常糟糕，有的地方缺乏品位，让人觉得很没面子，但是就整体而言，这封信作为一篇伟人的经典之作，已可以在历史上稳居一席之地，整个内阁都无法鼓捣出一篇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信。他运用归谬法将错误观点‘引蛇出洞’的本领，超过了所有的学院中所有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

《纽约时报》过于虚伪地大肆赞美康克林的信，同时，它也援引了林肯的一大段文章，包括他的就职演说、由国会战争委员会公布的致麦克莱伦的信，以及致格里利和康宁的信，表露出“同样的合乎时宜，其表现出的指导意见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些非凡的篇章放在一处，已使林肯成为“共和国中最受欢迎的人。所有的公开非难及所有的政治煽动伎俩，都完全无法阻隔人民对林肯的忠诚”。

在谈到下一届大选时，海伊对尼可莱说：“我知道人民需要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政客们的势力依然很强大，而他并不是这些人的‘同道’，我希望上帝不会因我们的罪愆降灾于我们，将两三个最强悍的总统候选人放在一起一决雌雄。”

※※※

到1863年9月中旬，林肯内阁全体成员短暂的避暑之旅已全部结束。苏厄德结束了外交使团在整个湖区的访问行程，归来时意气风发；贝茨为庆祝自己的七十大寿，从密苏里如期返回。对于自己漫长的一生“祸少福多，尽享尊荣”，贝茨心怀感激。他以骄傲的口吻说道，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因为自己“见多识广、德行正直”而获佳誉，对此他“当之无愧”；斯坦顿也在宾夕法尼亚的群山之间和家人共度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暑期；蔡斯以自己的风格享受难得的偷闲时光，把女儿们留在海边，然后很不耐烦地等待她们回家；威尔斯结束了海军船厂的10天访问之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办公室。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所有的同僚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总统看到我比任何人都开心，他诚挚而热烈地和我打招呼。和其他所有人相比，我离开的时间最短，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更想念我”。林肯本人一方面仍然在“士兵之家”享受着悠闲的夜晚，一方面盼望着远在绿山的玛丽早日回家团聚。

从田纳西传来可怕的消息，打乱了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和平悠闲的气氛。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大捷之后，林肯和斯坦顿希望罗兹克兰斯将军与坎伯兰军团能“对叛军实施决定性的打击”。罗兹克兰斯将军接到的任务是驱逐查塔努加、诺克斯维尔和田纳西一线的敌军，同时向佐治亚推进。然而，鉴于敌人在大军抵达之前便从城中望风而逃，罗兹克兰斯“在查塔努加兵不血刃赢得了一次伟大胜利”，此后，联盟方面重新纠集了队伍，“出其不意，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奇卡莫加南岸”，双方于 9月19日星期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在36小时之内，从战场发来的多封电报里可以判断出，联盟方面已出人意料地大获全胜。达纳在给斯坦顿的电报中写道：“在我们的历史上，奇卡莫加和布尔溪一样，是卡在脖子上的要命的颈轭。”联邦方面的伤亡总数达到1.6万人。“我们遇到了一场浩劫。”罗兹克兰斯承认说，“敌军打垮了我们，从我军右侧突入，直穿核心，并在那里击溃了我军。”

林肯告诉威尔斯，这份急件是在他入睡后不久递交到“士兵之家”的，他从睡梦中被惊醒，再也无法休息，只得起床回到城里，睁眼到天明。拂晓时分，总统信步来到海伊的房间，找了一张床，一屁股坐下，把这一突发事件告诉了自己这位年轻的助手。“唉，罗兹克兰斯被打惨了，正如我担心的那样。我担心这事儿发生有好几天了。可以肯定，我在山雨欲来之前已经嗅到了麻烦。”

当天晚些时候，也许林肯希望家人在身边能让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他给玛丽发了一封电报：“空气清新而凉爽，显然颇有益于健康，我会很高兴迎接你回来。没什么特别的事，我只是很想见到你和泰德。”玛丽很快回了电报，说自己“急着想回家”，并且已在着手准备回程了。

享受悠闲假期之后的蔡斯注意到：随着更多的消息逐渐传来，这场战斗的后果“与其说令人不快，不如说让人恐惧”。乔治·托马斯将军的军团已经占据了战场的主动，叛军的损失甚至比联邦军还要多。查尔斯·达纳给斯坦顿的电报中说，查塔努加“依然在我们手里”，倘若有两三万援军在手上，“这支部队可以支撑15～20天”。然而如果没有增援的话，数量上占优势的联邦军可能会放弃查塔努加，或者面临一场新的惨烈血战。一切都取决于这场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是否能否按时到达田纳西。星期三临近午夜时分，斯坦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请求得到总统的批准。

斯坦顿不愿白白浪费这个夜晚，他派出信使，把林肯、哈勒克、苏厄德和蔡斯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召开秘密会议。当送信人敲响门铃时，蔡斯正准备上床就寝。“陆军部部长希望您立即前往陆军部，并且为您准备了马车。”信使说道。蔡斯“慌忙起床，穿好衣服”，唯恐罗兹克兰斯被俘，全军覆没。同时，约翰·海伊也奉命前往“士兵之家”去请林肯。林肯和蔡斯一样，也已上床睡觉了，他起身穿衣的时候“显得十分心烦意乱”，说“这是斯坦顿头一回派人来请他”。林肯和海伊在月光的指引下，骑马前往陆军部。

五个人团团围坐在桌前。斯坦顿神色严峻地说道：“请诸位来开这个会，是因为我坚信必须采取某种决断，而且应该立即实施。”接下来，他阐述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就是从米德将军的波托马克军团抽调两万人前往纳什维尔和查塔努加，去接受胡克将军的指挥。这一计划让哈勒克和林肯两人大吃一惊，他们认为此举既冒险，也不切实际。哈勒克反对说，抵达田纳西至少需要四十天光景。部队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太晚，会让在拉帕汉诺克河一带的米德兵力空虚，容易遭受攻击。总统很赞成这个意见，他俏皮地打趣说：“嗨，你不能确定要挺进纳什维尔的同时，把一个军团调进华盛顿。”他借以阐释自己观点的一则滑稽逸闻“大大地惹恼”了斯坦顿。他板起脸来批评说：“危险迫在眉睫，时机刻不容缓，容不得我们插科打诨。”斯坦顿表示，他“已完全考虑了可行性的问题，而且”，对于该计划的可行性，“倘若没有完全让自己满意的话，他绝不会提出这一主张”。

经过一番深入讨论之后，蔡斯建议休息片刻，吃一些斯坦顿事先准备的茶点。“继续开会的时候，”蔡斯回忆道，“苏厄德先生重拾议题，他以极其完美的陈述，对斯坦顿的主张表示了支持。”蔡斯认为，苏厄德的支持对这个建议很有帮助，斯坦顿察觉自己开始占上风了，他立即派了一位传令兵去把军事铁道部主任D. C. 麦克拉姆上校找来。当晚早些时候，斯坦顿曾经向麦克拉姆简单阐述过自己的想法，并指示他准备一份报告，估算出在现有全部火车用于该项计划的情况下，从铁路线运送部队所需的时间。麦克拉姆进门之后，林肯对这个主张描述了一番，然后请他估计一下要完成任务需要花多长时间。麦克拉姆并未如实说自己事先得到通知，并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而是请求给自己一点时间“算几个数字”。他坐在书桌旁，把时间表摊在桌上开始计算。麦克拉姆凝神苦思的当口，房间里鸦雀无声。最后，他站起身来说：“我可以在七天之内完成任务。”

“很好！”斯坦顿欢呼起来。他带着轻蔑的神情转向哈勒克：“我早就告诉过你这个结果！我知道可以完成的！40天！40天已足以让国家危在旦夕了！”他接着对麦克拉姆说：“去行动吧。现在就开始！”这时林肯插话了：“我还没有同意呢。”他提醒陆军部部长说：“麦克拉姆上校，你对这些都能肯定吗？决不能出半点差错！”麦克拉姆说，他“以生命担保，在7天内完成任务。”这下林肯满意了。“部长先生，你是掌舵的，你来下命令吧，我会批准的。”

斯坦顿一鼓作气工作了48个小时。他发出征用军用列车的指令，打电报给沿线各铁路经理人，并且限定了不同轨道的轨距。他征集了士兵和马匹的军需物资，意在让人马直接穿越阿勒根尼山脉，人不离鞍，马不停蹄，一口气挺进田纳西州东部。

9月25日下午5点，第一趟列车从华盛顿出发了，其后每隔一小时就发出一趟列车。最终，23000名士兵、1100匹战马、9个炮兵连及数百辆马车、帐篷和补给全部运抵田纳西，与罗兹克兰斯汇合，共同防御查塔努加。斯坦顿监控沿线每个车站发来的报告，拒绝回家。筋疲力尽的时候，他就用古龙水打湿手帕，把它敷在前额上，然后倒在沙发上躺几个小时。只有获悉这次行动已肯定能在预定的七天之内完成之后，斯坦顿才同意离开办公室。“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后勤保障行动，”詹姆斯·麦克弗森写道，“这是20世纪以前历时最长、速度最快的一次超大规模军队调动。”

眼前的危险总算平安度过了，但是达纳在随后几周内发来的报告却表明，叛军已经切断了通往查塔努加的补给线，陆军对罗兹克兰斯已经失去了信心。林肯和斯坦顿认定，现在到了更换指挥员的时候了。斯坦顿打电报给格兰特，要求他从伊利诺伊州的开罗离开，前往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在那里“与一位陆军部的官员会面”并接受新的指示。当格兰特抵达印第安纳波利斯后，他发现这位陆军部部长官就是斯坦顿本人。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

斯坦顿让格兰特在两道命令中任选一个。这两道命令都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密西西比军区”司令，该军区包括了坎伯兰、俄亥俄、田纳西战区等地。第一道命令保留了各战区司令的位置。而格兰特选择了第二道命令，用托马斯替换了罗兹克兰斯。斯坦顿花了一整天时间与格兰特探讨总体军事局势，然后这位将军动身前往查塔努加。在格兰特的指挥下，查塔努加的联邦士兵在卢考特山打了一场漂亮仗，最终把叛军赶出了田纳西。

在回忆录中，格兰特把斯坦顿描写成拯救查塔努加的重要人物。这场史无前例的军队调动阻止了一次撤退，格兰特承认说，这次撤退“本可能演变成一场可怕灾难的。”蔡斯也对斯坦顿大加赞誉：“埃德温·M. 斯坦顿那天晚上可谓殚精竭虑，为此这个国家还不知道欠了他多少情！”

林肯所需要的正是这样锲而不舍的干劲。多年以前，斯坦顿曾在辛辛那提羞辱过他，如今林肯却把所有的恩怨都抛在一边。斯坦顿最初结识林肯时，对他出言不逊，不屑一顾。而另一方面，他性情率直，对待事业毫无二心。作为陆军部部长的斯坦顿的这些个性得到了总统的赞赏，林肯亲切地把他称为自己的“战神”。

有些人曾觉得他们不可能在电报室隔壁的小房间里合作共事，如今却把两人的关系形容为“互敬互爱”。“这是一个有趣而颇让人开心的场景，”文员查尔斯·本杰明回忆说，“林肯先生坐在那里，两条长腿交叉着，脑袋略微昂起。他时而侃侃而谈，时而侧耳倾听，谈兴正浓时显得精神十足，容光焕发。斯坦顿先生则侧立在他身旁，一只手一刻不停地擦拭自己的眼镜片，间歇将手轻轻搁在座椅的高靠背上。”倘若林肯从斯坦顿为他安排的写字桌前站起身来，那么“这一生动的景象”就会变得让人忍俊不禁，因为“两人的身高和块头相差如此之大，立刻让人想起法国喜剧歌剧里的两个乡村警察”。

“他们两个性情迥异，完完全全不是一路人。”斯坦顿的私人秘书A. E. 约翰逊说，“林肯一点也不善于守口如瓶，斯坦顿却精于此道；林肯每个毛孔里都散发着宽厚仁慈，斯坦顿却并不把它放在心上；林肯愿意给一个愣头愣脑的下属无数次纠正错误的机会，斯坦顿则要么强迫下属唯命是从，要么干脆将此人置于死地；林肯在极度危难之际就像夏天的海洋一样深沉而平静，而斯坦顿面临同样情境时则会暴跳如雷；斯坦顿愿意吃苦却牢骚满腹，林肯则擅长用诙谐幽默的故事来苦中作乐；斯坦顿高傲而严厉，林肯质朴而温和……然而两个人在紧要关头不避前嫌、提携共进，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在性格上互补，并且完全意识到他们彼此相互需要。”

约翰逊认为：“在处理公众事务方面，林肯的情感多于理智，而斯坦顿的理智则多于情感。”有一则逸事颇能说明这种截然相反的处事风格。当时有一位国会议员得到林肯批准，请陆军部协助开展某项计划。对于这道命令，斯坦顿很不给面子。求助者大失所望地回到林肯身边，告诉他斯坦顿不仅拒绝从命，而且还大骂总统签署此项命令实属愚蠢透顶。“斯坦顿说我，呃，‘愚蠢透顶’吗？”林肯问道。“他正是这么说的，先生。”国会议员答道，“并且重复了一遍。”总统微笑着说：“如果斯坦顿说我，呃，‘愚蠢透顶’，那么我肯定就是了，因为斯坦顿差不多总是对的，而且他总是实话实说。我会过去见他。”

随着斯坦顿对林肯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最初对林肯的不屑一顾变成了敬仰之情。林肯的某篇演说中有一段“广为传颂的文字”，斯坦顿在参与收割机一案时的老搭档乔治·哈丁猜测，其作者是斯坦顿。斯坦顿向他作了澄清：“林肯写的，每个字都是他写的。他的能力远不止于此，哈丁，我们当初在辛辛那提的时候，是最不明底细的人。”

“古往今来，掌管军事的长官很少像斯坦顿敬爱林肯那样，如此发自肺腑地敬爱自己的国君或总统。”当时有人评论说。他们两人的私人生活都遭受过极大的挫折，人们认为他们的整个时代都充满着大量的牺牲和死亡。斯坦顿18岁那年，一场流行霍乱在中西部蔓延。霍乱的受害者都被人以最快的速度埋葬，以遏制瘟疫传播。得知自己一位年轻的朋友刚刚染病几个小时就已被埋葬时，年轻的斯坦顿慌了神，他担心“她在昏迷中就被活埋了”。他飞奔到墓地，在一位学医的朋友的帮助下，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以确认其人是否真的一命呜呼。接触尸体让斯坦顿感染了霍乱，并差点儿因此而丧命。10年以后，他钟爱的妻子玛丽去世，他坚持将她的结婚戒指、几件贵重首饰及一部分书信随爱人一起入殓。他在她的墓地待了好几个小时，在他无法前往时，就派一位雇员前往守墓。

林肯同样被死亡的沉重阴影所缠绕。这一点在他欣赏的许多诗作中体现得相当明显。这些诗作表达了人生苦短，朝生暮死的主题，同时也反映出他本人对于死亡熟悉而痛苦的经历。林肯特别喜欢威廉·诺克斯的《我生必亡》，并且还亲笔抄录了一份送给斯坦顿夫妇。

唉，为何永生的灵魂该如此骄傲？

仿佛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一朵飞驰而过的云彩，

一道电光闪烁，一掬浪花起落，

他抛下了余生，走进了坟墓。

林肯可以背诵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的《最后一片叶子》。有一次，他对画家弗朗西斯·卡彭特说，“在表现极度的痛苦和惆怅主题”方面，这一段短短的六行诗是“英语文学中……最棒的作品”：

生满苔藓的大理石，

安卧在他一度祈祷的唇间。

风华正茂时，

他仰慕的那些名字，

已经刻在墓碑上

好多年。

尽管如此，这位三军总司令与陆军部部长除了分享关于死亡的浪漫而富于哲理的沉思默想之外，两人还互相倾诉，因为他们的决策而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送进了坟墓，这是一个痛苦的回想。斯坦顿出身贵格会教徒，这使得他的内心更是备受折磨。斯坦顿年轻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文章，痛骂社会对战争的狂热态度。他质问道：“为什么”战场上的将军们“被人赞颂，受人尊敬，而不是被大家视为应受惩罚的罪犯？”毕竟，战争行径是“制造更多的鳏寡孤独，攻城略地，在城市和乡村扫荡一切，把地球变成屠宰场。尽管有些政府也许会认为，战争是达到某种目的的必要手段，但“如果采用另一种手段，其结果是否会更好？如果说将军们很管用，那么屠夫们也是。不过有谁会因为一位屠夫很管用而尊重他呢？”斯坦顿后来面对的职责颇令人憎恶，要将这种职责与他的这种早期的反战主义相妥协，确实不易。

30年后，斯坦顿开始统领200万人。他表示：“我的所作所为近乎疯狂，距离跨越时空、追求不朽的妄想仅有一步之遥罢了。”林肯也发现自己责任之深重，实在难以估量：“一个连鸡都不敢杀、见了血都要晕的人，居然要卷入一场大战，全身沾满了鲜血，难道你对此不感到惊讶吗？”

与斯坦顿一样，总统也曾有过自我安慰的想法，这就是，尽管内战十分可怕，但它代表了一种作用于人类事业的神圣意志。在此前的一年，他曾同意接见过一群贵格会教徒，其中包括伊莱扎·格尼。据说林肯在会见中曾说：“如果我有自己的选择，那么这场战争就永远打不起来；如果我被允许选择，这场战争就会在此之前结束。但我们发现战火依然在燃烧，因此我们必须相信，这场战争是上帝出于本人的英明意图而首肯的，对我们而言，这个意图神秘莫测，尽管我辈智力愚钝，可能难以完全理解它，但是我们只得相信，创造了世界的上帝，依然支配着世界。”

后来林肯写信给格尼说，他能理解这场可怕的冲突给他的朋友们带来的磨难，“按照反对战争及压迫的原则和信仰，他们实际上只能用战争来反对压迫”。正当他们经受自己“极大的考验”时，他们的支持和祈祷将永远不会被忘却。“与此同时，”他继续写道，“我们必须完全遵循上帝赐予我们的意愿认真行事，相信这样做，将有助于实现终极的天意。上帝当然想以这场浩劫来体现他的某种极大善意，这场浩劫不是一个凡人可以制造的，也不是一个凡人可以遏制的。”

※※※

斯坦顿与林肯的友谊与日俱增，而作为斯坦顿最亲密伙伴的蔡斯，却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尽管如此，蔡斯与陆军部部长之间一贯交情颇深，斯坦顿仍然给他写一些情深意切的便笺。前一年冬天，斯坦顿写信给蔡斯说：“我把餐刀还给你，不知怎么地，它跑到我的衣袋里了。让我补充一点，‘如果你爱我，正如我爱你那样，那么任何一把刀都不会把我们的爱一分为二。’”一年之后，斯坦顿想请蔡斯做自己新生儿的教父。然而，在两人之间权力的天平发生了变化。斯坦顿当时已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快乐已婚男人，对于蔡斯无法抽出时间作陪，这位过度劳碌的陆军部部长不再感到妒忌，相反，现在轮到蔡斯来讨好斯坦顿了，因为他不得不仰仗斯坦顿获取最新情报。斯坦顿过去很向往整个晚上都待在蔡斯的书房里；如今，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在拥挤的电报室里，蔡斯如有机会凑上前去和老朋友私下聊几句天，已是很幸运的事了。

“离行动的起点近在咫尺，但是却无法接触它们，这很让人痛苦。”蔡斯向一位熟人坦承道，“就像一个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噩梦，比这还要糟，因为根本没有具体场景。我只能询问，无法确定是否有人明白我的意思，或者说，就算是明白了，也不知道是否赞同，就算是赞同了，也不知是否会付诸行动。”

蔡斯颇感沮丧。然而他依然固执地期盼着1864年的总统候选人是他，而不是林肯。只有在沉浸在这个未来的荣耀之时，蔡斯内心的失落感才会缓和一些。在那个年代，按规定总统任期只有一届。蔡斯认为，联邦重建是共和党激进派最为热衷的话题，如果自己在这个议题上智取林肯，就能斩获提名。新近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取得的胜利，使整个北方都误认为战争结束已近在眼前。叛乱州应以怎样的方式重返联邦大家庭，成为国会议事大厅、晚宴、报纸社论及烟雾缭绕的威拉德饭店酒吧里人们热议的话题。

关于这个问题，共和党的观点分为两派。激进派坚持认为，只有那些从未表现过哪怕是对南方联盟政府的间接支持的州，方能获许成为有投票资格的救赎州，那些并不属于坚定的联邦主义者的律师和教师不得重新获得其职业资格。蓄奴制应当以无偿方式立即废除，新释放的黑人在某些情况下可拥有选举权。保守派共和党人则更倾向于以有偿形式解放奴隶，对于获得选举权的对象，他们的定义更加宽宏大量。他们认为，每一个南方州中都有一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并非奴隶主，却被富裕的种植园主们拉进了分裂的阵营。只要他们宣誓支持联邦和解放奴隶，把他们拒之于新秩序的门外未免失之公允。

在政坛上，人们猜想林肯将会成为“保守派典型的拥护者”，而蔡斯将是“激进派的斗士”。秋季开始的州选应该算得上是总统大选前夕的首次较量。人们估计蔡斯将会积极推举激进派同僚候选人，而这些同僚候选人将在下一年报答蔡斯的支持。诺亚·布鲁克斯发现，尽管蔡斯对总统宝座的渴望一点也不亚于林肯，但他打定主意，要以总统的内阁成员身份追求这份野心，而不是辞职之后公开宣布竞选，这让很多人觉得他不够真诚坦荡。

蔡斯的花招是接近那些潜在的支持者，但不明确表态他将参选。深夜，蔡斯在自己的书房里给地方官员、国会领导人、将军们及新闻记者们写了上百封书信，罗列了林肯政府的失败之处。“我无须惧怕。”他在致《辛辛那提报》总编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有一个政府，那么从直觉来判断这个概念，它应该由一个勇敢、坚决、高瞻远瞩并且活跃的头脑来引领，由一颗忠诚、真挚的心灵来引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唉，为了指挥战争，我们需要精力和财力。”

蔡斯的所有这些书信都表现出类似的策略。在详细叙述了林肯的领导能力的种种缺陷之后，他会暗示说，如果他本人当总统的话，情况将有怎样的改观。他否认自己对于这个宝座怀有觊觎之心，而是说，如果国人有这样的强烈要求，那么他会接受这个重托。“倘若我自己只是一个受个人情感左右的人，那么我会更倾向于让林肯先生再次当选。”蔡斯解释道，但是他认为，“未来4年中，我们需要一个与总统的秉性有所差异的人，有些人一致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出现。我并不急于成为他们所想的这种人，但是我很愿意向持有此类观点的人提出这个问题，供他们做出决定”。

1860年，蔡斯殚精竭虑，苦心营造舆论，却并没有意识到，要得到人们实实在在的承诺还为时尚早。9月，霍勒斯·格里利给蔡斯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不知道“还有谁比您本人更有资格当总统，也不知道我应该对谁更加忠心耿耿”。这封信让蔡斯激动不已，他显然忽略了格里利在信的结尾处发出的告诫：在6个月内发生的事件，可能会强制决定是否会去关注另一位候选人。无独有偶，蔡斯从纽约海关负责人希拉姆·巴尼的一番言论推断出，在后者的心目中，蔡斯是“总统职位的首选”，而巴尼坚持的观点是：只有在评价“究竟是您本人，总统还是其他人担此重任”的时候，方可做出决定。

林肯完全意识到了蔡斯的花招。丹尼逊州长提醒他，蔡斯“正像海狸一样忙碌”；苏厄德则警告说，有几个组织“正在准备为蔡斯先生控制代表的任命权”；俄亥俄的国会议员塞缪尔·考克斯告诫白宫说，蔡斯已经纠集了“几乎整个新英格兰各州的力量”；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政客向政府通报说，蔡斯已经发起了一场纠集支持者的运动，他劲头十足，“那双瞪着总统宝座的眼睛炯炯放光”。约翰·海伊得知，蔡斯已约见了纽约记者西奥多·蒂尔顿，他“在夏日里”忙碌了“一整天”，以拉拢这份富有影响力的《独立报》为自己代言。

“蔡斯疯狂追逐总统职位的劲头”把林肯的这位年轻而忠心耿耿的秘书搞得很不耐烦，却让林肯觉得很好玩。蔡斯对总统职位孜孜以求的野心，让他想起自己当年赶着一匹懒洋洋的马“在肯塔基农场种玉米”的情景，有一天这匹马突然精神抖擞地向前快跑起来，一直“跑到犁沟的尽头”。他追上那匹马之后，发现一只硕大的马蝇叮在它身上，于是就把它清除了”，因为他不想“让这匹老马被叮咬”。他的同伴说，你打死那匹马蝇是个错误，因为“正是因为它，马儿才奋力向前”。

“如今”，林肯总结说，“如果（蔡斯）先生有一只叫作‘总统欲’的马蝇在咬他，而倘若这马蝇只会让他的部门全力以赴的话，我是不会一巴掌把它打死的。”林肯承认，这位部长玩的花招“很不体面”，而且“对事情已经发生感到遗憾，因为尽管这件事并没让他生气，但他的朋友们坚持认为此事十分恼人”。林肯的朋友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总统继续批准任命那些热衷于追随蔡斯的人，而众所周知，这些人一贯“与总统的利益为敌”。林肯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更愿意让“蔡斯在这些卑鄙的阴谋诡计中任意折腾，而不是拒绝他提出的要求，使自己陷入与他纠缠不清的矛盾之中”。况且，当时蔡斯正在辛勤工作，为规模庞大的联邦军队提供各种所需资源，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将他解职。

林肯对蔡斯的反应既非纯朴，亦非幼稚。他的老朋友伦纳德·斯威特认为，如果有人认为林肯是一个“老实单纯、不谙世故的天真汉”，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应对和处理人事问题深谋远虑，极富远见，就像我们在棋盘上需要敏思慎行一样”。在对蔡斯表现出的姿态上，林肯也并未暗示自己对连任缺乏兴趣。斯威特猜想，林肯“对连任的渴望超过了他首度竞选总统时的热切心情”。他猜对了，维护联邦，解放奴隶，他的声望，他的荣誉，以及他的遗产——这些都是可以在身后青史留名的机会，这一切都取决于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会有怎样的结局。但是他意识到，与其让蔡斯停止气喘吁吁的拉票活动，不如把他当作一位左右摇摆的盟友留在政府内部，这显得更为稳妥。同时，只要蔡斯待在内阁，林肯就始终会对他保持尊重，给他足够的面子。

林肯的热心友善让蔡斯感到十分惶恐。这种心情在他写给詹姆斯·沃森·韦伯的信中表露无遗。韦伯过去当过编辑，时任美国驻巴西大使。在信中，蔡斯首先批评了林肯“管理方法杂乱无章”，并坦陈说自己过去“常常有退休的想法”，然后，蔡斯承认说，“总统自始至终待我十分亲切友善，他行事公正廉洁的意图总是十分明确，这倒使我找不到随意放弃对我的信任的理由……因此我依然要工作下去”。

林肯对忧心忡忡的海伊说，他“一直很清楚（蔡斯）扩张势力的计划。每当他察觉我在重要的事情上被迫做出对一些权力人物不利的决定时，他总是会好言劝说那些人，该措施的确太过分，如果由他来处理，他会采用完全不同的应对方式云云。与弗里蒙特将军打交道时是如此；与亨特将军打交道时是如此——当时我废除了他仓促发布的解放宣言；将巴特勒将军从新奥尔良召回时也是如此。”海伊觉得林肯的话很有道理，他推测说，“蔡斯大概是想从罗兹克兰斯的事情上捞取资本”，尽管林肯只是应格兰特的要求，撤销了他的田纳西战区司令的职务。林肯幽默地回答说：“我想他会的，就像那只马蝇，只要它能找到污浊之处，它就会在那里产卵。”

9月下旬，密苏里共和党内部的不和愈演愈烈，极有可能爆发公开的冲突。蔡斯继续玩弄着离间的把戏，而林肯竭力让激进派和保守派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叛乱。蔡斯本人站在激进派的立场上。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联邦重建问题上。由于《解放奴隶宣言》的适用范围并未延伸至忠实于联邦的边疆诸州，密苏里的人民就需要自己决定蓄奴制的命运。以弗兰克·布莱尔和贝茨的内弟汉密尔顿·甘布尔州长为首的保守派主张逐步废除蓄奴制，在过渡期为奴隶主提供保护；激进派领导人诸如B.格拉茨·布朗、查尔斯·德雷克及亨利·布劳则主张修改州宪法，立即消灭蓄奴制。

争论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甘布尔州长担心激进派要推翻公选产生的州政府。在激进派那一边，他们已逐渐相信林肯任命的中间派人物、密苏里州的军事指挥官约翰·M. 斯科菲尔德将军已经成了一位保守派信徒，人们谴责他滥用职权，假借军事需要为名，逮捕首要的激进派分子，查禁激进派报刊。

9月30日，查尔斯·德雷克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华盛顿，要求将斯科菲尔德免职。就在会见代表团的前一晚，林肯与海伊讨论了剑拔弩张的局势。海伊认为，“激进派将在国内占上风，因此最好不要冷落了这些人。”林肯承认海伊的想法是对的。

而且，他认为“这些激进的人心里肯定装着一些救国大计，我们必须依赖这些东西”。他们不会放弃奴隶解放事业，“而那些寻求投票支持本方提出计划的保守派们，正在试图联合那些立场尚不明朗的人们”。林肯告诉他的助手，如果他必须做出选择的话，“如果一定要让一方被彻底打垮，另一方欢呼胜利”，那么他将“站在激进派一边”。林肯曾在另一个场合更为强烈地表达过相似的意愿。他说：“与另一派相比，他们（指激进派）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更合我的心意，尽管其中有一些个人恩怨。”虽然他们可能是“一帮全世界最难打交道的霸王……他们奋斗的方向毕竟是崇高的。”

然而，林肯拒绝被迫加入其中任何一个阵营。激进派要求他把甘布尔、弗兰克·布莱尔和保守派分子一概视为“铜头蛇分子和与政府为敌的人”，而不仅是政坛上的对手。对此，林肯感到十分愤慨。他表示：谴责那些在早期勇敢捍卫过联邦的人“简直太荒谬了”，当时他们和联邦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威胁到他们在政坛上的前途，而且还使他们有性命之虞。相比之下，闹得最凶的代表团领导人查尔斯·德雷克当初曾是亲南方的民主党人，并以痛批黑人共和党人为乐。“倒不是因为他反对那些叛乱的悔过者成为激进派（他会很乐意看到这一点），而是因为公正的问题。让我们不要用责人严、律己宽的虚伪方式去毁谤他的主张吧：他是主张追究法律更加宽松的。”威尔斯颇能理解林肯内心的矛盾。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激进派们“极其凶悍而尖锐”，他们很可能“对那些共和党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后者与党内极端激进派及其狂热观点之间的鸿沟，超过了与战场上的叛乱分子之间的差异。”他叹道，这种宿怨是“这个时代最令人悲哀的特点”。

林肯向海伊说，如果激进派们能够“证明斯科菲尔德将军做错了事，并且妨碍了他们，对联邦政局产生了不利影响的话”，他就会考虑他们的事情。但是如果斯科菲尔德“因为拒绝站在他们一边而招惹了他们的嫉恨”，那么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实际上，“尽管他们可能心情非常迫切，而且也很强大，但我不能做违心的事去讨好他们”。

代表团成员们刚刚在下榻的威拉德饭店安顿好，就有人来送请柬，邀请他们前往蔡斯家中共度良宵。贝茨获悉请柬的事之后，他告诉甘布尔说，这些人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蔡斯与这些人接触，让他感到“非常诧异和丢脸”，而他本人居然也在邀请之列，这使贝茨更为“惊讶”，他立刻婉言谢绝了。“这些人整天骂我和我所有的朋友是叛徒，我断然拒绝与这些人进行友好的社会交往。”甘布尔回答说，对于蔡斯要款待“这些狗（‘狗’字被删）人”，贝茨不该感到大惊小怪，因为“蔡斯先生就是在这里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人”。他那对总统宝座的“邪恶野心”刺激他上蹿下跳，毫无疑问，倘若他和林肯同场竞争的话，他可能会得到国内所有激进派报纸的捧场。

总统与这些密苏里人的会见持续了两个小时。德雷克念了一串请愿的清单，“这些要求浮华虚夸，仿佛真有其事，并非空穴来风。”约翰·海伊评论说。林肯专注地听着，任凭这些批评家们列举他们的不满。他很清楚，在即将来临的总统竞选的赛场上，这些人对他而言十分重要。但是林肯觉得，他们要求把斯科特菲尔德将军解职，是被误导了。在那天的会见中，以及数天之后起草的公开信里，他都以清晰、冷静而坚定的语气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尽管他承认他们所描述的密苏里的骚乱确有其事，但他不相信斯科菲尔德“要对那场苦难和错误负责”。林肯表示，相反，他们所说的一切艰难困苦，都可以用一件事来解释，那就是：内战期间，一片混乱，“欺诈泛滥横行，信任不复存在，怀疑一切已成为常态”。除非他得到斯科菲尔德独断专行、打压某一派系的证据，否则他就不能昧着良心撤销他指挥官的职务。而那样的证据尚未有人提供。

海伊以骄傲的口吻在日记里写道：“总统在这个世上从未显得如此居高临下，霸气十足。尽管他知道，因为这群人鲁莽冲动地大动肝火，他本人面临的局势极为险恶，但他任何时候都不曾向他们卑躬屈膝过，他站在他认为正确的立场上，用公正无私的逻辑推断将他们彻底驳倒了。”贝茨认为，林肯在这次会见中表现出“极大的幽默感”，“他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并非想象得那么坏”。尽管如此，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这就是，“无论谁担任密苏里州或其他地方的司令”，此人都必须对林肯负责，“不管他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林肯通过明确这一事实，再一次出手缓和了局势，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冷落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选举人。这批激进派离开华盛顿的当天，林肯给斯科菲尔德写了一封信，提醒他说，他“逮捕个人、查禁集会或报刊”的权限，应仅限于那些“其所作所为系明显破坏军事行动”的人。

事实上，几个月以后，林肯逐渐相信斯科菲尔德的确偏向于保守派，而不是运用“他的影响力来化解冲突的各种因素”，于是他决定委派一向被激进派所推崇的罗兹克兰斯来接替斯科菲尔德。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保护斯科菲尔德的良好声誉为由，策划了这次人事变动，同时，他也维护了自己作为总统拥有的随时随地更换将帅的权力。

在这个节骨眼上，弗兰克·布莱尔使整个事态的发展变得恶化。这位士兵出身的政治家与格兰特和谢尔曼一起，在维克斯堡尽忠尽责、浴血奋战之后，于当年10月回到密苏里，他以一篇爆炸性的演讲，使争论骤然升温。在圣路易斯市的商业图书馆大厅，布莱尔向熙熙攘攘的群众声称，他坚决反对激进派的每一个重建主张。在抨击激进派关于立即解放密苏里奴隶的呼吁时，布莱尔坚持认为，在没有打赢战争之前，绝对不要贸然行事。他争辩说，密苏里人应该完全把精力集中在支持联邦事业上，将蓄奴制的问题统统放到以后解决。布莱尔向世人告诫道：倘若激进派开始掌权，国家将可能“退化并引发一场革命，就像那场给法国带来深重苦难的革命一样”。激进派们将赋予自己“法官、证人及刽子手之类角色”的权力。有些战斗英雄在战场上经受了血雨腥风的洗礼幸存了下来，但他们一旦不同意激进派的重建主张，激进派就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接下来，布莱尔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蔡斯。他完全意识到，这位财政部部长正渴望借助激进派的支持入主白宫。布莱尔忠于林肯，讨厌蔡斯，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促使他发表了一段激烈尖锐的慷慨陈词。其中，布莱尔谴责财政部部长对控制南北两地间棉花贸易的财政管理条例进行人为操纵，为他的激进派友人提供好处，同时不让“那些率先自告奋勇为军队提供衣物和弹药”的保守派商人得到他们极其需要的棉花。这时，站在他一边的听众大声叫好。布莱尔抨击蔡斯利用他在内阁供职的机会，组建了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集团，意欲在下届总统大选时将林肯赶下台。总而言之，这位财政部部长是一个叛徒、恶棍，跟杰斐逊·戴维斯本人毫无差别。

布莱尔的演讲激怒了激进派，他们立刻反唇相讥，痛骂他是铜头蛇分子、叛徒。《解放者报》批评他使用报复性的语言，评论说“他的演讲风格让他斯文扫地，颜面尽失，且不会对他拥护的政策带来任何推动”。就连他的姐姐伊丽莎白也站出来发表意见说，他“不能任凭一位大人物放纵小狗扑到他身上，既不把这狗一脚踢开，也不向狗主人发出一声怨言”。

整个事件让林肯十分不快。他发现自己非常喜爱的这位弗兰克己经严重危及了自己的前程。林肯在致蒙蒂的信中表示，他把这位引起轩然大波的弗兰克当成“自己的兄弟”而非蒙蒂的兄弟。他告诫说，因为“一次误会”，让弗兰克“很可能造成与一些人之间的永久决裂，而过去只有他真正同情过这些人，他们是忠诚的反蓄奴制战士”。弗兰克给自己惹出了一连串人身攻击，可能因此使“他亲手打下的根基毁于一旦。他依然年轻，他才华横溢，不需任何磨炼，便足以在他这个时代占据一席之地”，如果弗兰克打定主意要在新的国会组建之后恢复议员的席位，他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弗兰克的另一个选择是回到部队去，这“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他本人，这都更有好处”。最近他升任团长，就是他在“军事方面技能和实战方面崭露头角”的证明。

林肯给弗兰克的忠告，依然可以在他温和申斥另一位年轻人的信中看到。有一位小詹姆斯·卡茨上尉因为自己放肆的言论而饱受非议，并且因为向长官递交报告时使用“不当语言”，以及公开贬损上级的战绩，差点儿导致一场决斗而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年轻的卡茨是斯蒂芬·道格拉斯的第二任妻子——阿黛尔·卡茨的弟弟。林肯要求对此案进行宽大处理，并给卡茨写道：“你前面的人生道路还很长，作为一位军官，你已表现出自己前途无量，而你本可以轻松掌握自己前途的。”他还讲述了一些让自己获益匪浅的至理名言：“任何决意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是绝对不愿在私下的争执上耗费时间的。争执的一切后果，包括脾气暴躁、失去自制等，更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在与别人对错参半的问题上，你要多让步一点；如果你确实是对的，就少让步一点。总之，不能失去自制。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让它先走。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伤。”

弗兰克·布莱尔在密苏里与蔡斯之争，被蒙蒂·布莱尔引入了马里兰。针对联邦重建问题也引起了一场类似的争议。蔡斯再度介入，声援激进派分子亨利·温特·戴维斯竞选国会议员。此人提倡立即无偿释放奴隶，并且主张对选举资格订立苛刻标准。蒙蒂10月初的时候在洛克维尔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严厉批评了这位激进分子的方案，认为“极端废奴主义者”与过去的南方奴隶主贵族同样专横霸道。蒙蒂警告说，如果他们如愿以偿，对叛乱诸州施以严法苛政，那么对于“共和党的宪政而言将是致命的”。萨姆纳曾提出：叛乱州因为从事分裂而自绝于国家，已经丧失了平等加入联邦的机会。蒙蒂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尽管布莱尔的讲话在自己的党派阵营中赢得了称赞，但在国会却引起了一片声讨，有50位国会议员联名签署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林肯将布莱尔从内阁中清除出去。

林肯又一次被迫在相互争斗的派系间进行斡旋调和。许多人误以为布莱尔的言论代表了白宫的立场，而实际上，林肯却拒绝支持布莱尔与温特·戴维斯竞选国会议员，他坚持认为，联邦大会已经提名戴维斯，“如果现在要做反对他的事，则会显得十分卑鄙”。在这次选举中，总统在马里兰至关重要的目标终于彰显了出来：共和党人对铜头蛇派的戏剧性胜利，确保了这个从前的蓄奴州坚定地站在了联邦利益一边。诺亚·布鲁克斯参加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一次庆祝温特·戴维斯获胜以及共和党投票对象全部当选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当发现写有“蓄奴制已经死亡”字样的庆祝旗帜迎风招展时，布鲁克斯不禁惊叹道，不久以前，这个州“几乎被人连哄带骗加入了公开反叛政府的阵营，装出一副捍卫蓄奴制的样子”。热情洋溢的群众表示，在人民的情感和精神世界里已经发生了一场“伟大而重要的革命”。布鲁克斯以感叹的语气写道：“忠诚的马里兰人发表讲话，主张立即解放奴隶；而一群忠实的巴尔的摩市民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内心与最为激进的观点产生的共鸣。所有这一切，我们不知是做梦，还是千真万确亲耳听到的。”

在庆祝集会上，蔡斯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大人物。根据布鲁克斯的说法，“他言语简洁，向为自由而奋斗的马里兰之子表达了同情和激励。他的讲话赢得了听众极为狂热的喝彩”。以蒙蒂·布莱尔的观点及其“陈腐的理论”来看，为解放奴隶事业而奋斗的人们的彻底胜利，成了一种尖锐的指责。蔡斯兴高采烈地告诉格里利说，他为这一事件“赋予了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已表明，成立一个“以《解放奴隶宣言》为圭臬的、绝对伟大的联邦党”的“时机已经成熟”。推测起来，这个政党的领袖应该是蔡斯。

伦纳德·斯威特担心林肯的对手们大打“激进牌”，如愿以偿地后来居上，于是他建议总统提出修正宪法，废除蓄奴制。“我告诉他，假如他采纳那个提议，就能胜人一筹，没有人可以提出比这更为激进的举措了。”斯威特回忆道，“而如果他不能采取这一立场，那么他的对手就会这么做。”林肯也看到了修正宪法的“时机已经到来”，同时他清楚地知道，无论谁“妨碍了这一进程，都会被清除出局”。但是这个国家尚未准备就绪，民族大融合的“不和谐的因素”依然需要相互依存，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他提出异议说，更何况，“我过去从来没有正式递交过一个以提升我个人威信为目的的议案，我现在可不想开这个先例”。

斯威特总结道，在这其中体现了林肯与生俱来的一个领导秘诀，“这就是：抛开人的因素，抛开所有小节，抓住大势所趋，以及对合理结果产生影响的各个重大要素进行缜密思考。”华盛顿《每日记事报》的约翰·福尼也对这种天生的判断力和把握时机的能力做过评价。他认为，林肯是“这个时代最货真价实的进步人士，因为他总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动，而不是被动行事，或在时机尚未成熟时贸然出击，浪费精力”。

1. 指美国联邦。

2. 康宁（Erastus Corning, 1794—1872）：美国著名商人和政治家，国会议员，内战期间支持林肯政府。

3. 罗兹克兰斯将军（William Starke Roscran, 1819—1898）：联邦军将军，曾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成功指挥作战，后因在奇克莫加战役中失利而被解职。

4. 奇卡莫加（Chicamauga）：佐治亚州西北端的城市、位于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以南。

5. 威廉·诺克斯（William Knox, 1789—1825）：苏格兰诗人，出身于农场主家庭，诗集有《独居》《以色列之歌》《锡安的竖琴》等。

6. 伊莱扎·格尼（Eliza Gurney）：英国贵格会教徒约瑟夫·格尼的遗孀，曾于美国内战中最艰苦的1863年前后给林肯写信，为林肯和战死者祈祷。林肯于1864年9月4日给她写了一封回信，表达了战争即天意的说法。

7. 查尔斯·德雷克（Charles Drake, 1811 —1892）：俄亥俄政治家，律师，共和党人，强烈反对蓄奴制，是国会中著名的激进派领袖。1866年任参议员，1868年发起了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案。

8. 约翰·M. 斯科菲尔德将军（Gen. John M. Schofield, 1831—1906）：美国军官，曾于1864年参加谢尔曼进军亚特兰大的行动，后成为陆军总司令。

9. 约翰·福尼（John Forney, 1817—1881）：美国民主党人，新闻界著名人士，曾创办多家报纸。也是政治上的变色龙，最初投身布坎南政府，后来为斯蒂芬·道格拉斯效力，最终成为林肯的坚定支持者。

第二十二章 风急浪高

1863年秋，随着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这两个关键州的选举日益临近，林肯明显流露出心绪不宁的样子。10月份时，林肯向威尔斯坦言，回想起去年秋季那次灾难性的中期选举，他的心情比1860年总统竞选时更加忐忑不安。

如果说反战的民主党人已经在前一年发展壮大，那么这预示着北方对战争的支持正在逐步走向低迷。这使联邦军心涣散，而叛乱分子的士气为之一振。尽管近期在战场上的胜利预示着共和党人更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但是在公民自由权、蓄奴制，以及联邦重建等议题的对立与分歧上，很可能会使共和党赢得的优势付诸东流。公民自由权问题在南部联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其中包括悬而未决的人身保护令、强制执行的军事管制法，以及设立的义务征兵法。前南部联盟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谴责“无耻之徒杰夫·戴维斯”追求“一条非法和违宪的路线”，它“践踏了正义”，将“一股专制的浊流”带到南方。南北双方的民众都越来越躁动不安。

林肯特别关注俄亥俄。在这个州，民主党人已经挑选了铜头蛇分子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作为其州长候选人，与拥护联邦的约翰·布拉夫竞争。瓦兰迪加姆在加拿大的流放地遥控指挥这场竞选，他喋喋不休地发表演讲，把战争痛骂为一场失败，并且呼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哪怕保留蓄奴制、分裂联邦也在所不惜。在林肯看来，具有历史影响的民主党选择了 “一个（像）瓦兰迪加姆那样的人”作为“他们的代言人”，让他感到心灰意冷；林肯认为，无论瓦氏收到多少选票，都是“一种对国家的不信任”。

在宾夕法尼亚，民主党人正在为一位老奸巨猾的保守派法官乔治·伍德沃德呐喊助威，与共和党人州长安德鲁·柯廷分庭抗礼。尽管伍德沃德不像瓦兰迪加姆那样具有煽动性，但他的观点也算是众所周知。他曾经说过：“蓄奴制天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一个特别的福祉。”后来，乔治·麦克莱伦从新泽西的住所给伍德沃德的竞选班子写了一封支持信，这让后者如获至宝，也使竞选双方的对抗开始升温。麦克莱伦在信中写道，如果他在宾夕法尼亚投票的话，他会“为伍德沃德法官摇旗呐喊，并把票投给他”。

然而，林肯已经从早年痛苦的选举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并且采取措施亡羊补牢，以确保更好的结局。任何来自俄亥俄或宾夕法尼亚的政府职员，只要他们想回老家投票，都能得到15天的假期，外加一张返乡的免费火车票。总统认识到，1862年，陆军没有参与投票，致使共和党人一败涂地，因此他安排前线士兵们获准休假，回家投票。

选举前的一周，蔡斯找到林肯，建议说如果总统同意他从财政部休假，他也会和他的职员们一样回老家去，投联邦一票。林肯毫不怀疑，蔡斯会利用这次投票之旅为他本人竞选总统加油助威。然而，根据他给詹姆斯·卡茨上尉的忠告，林肯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蔡斯去俄亥俄，也许能很好地帮助联邦赢得更多选票。

为了扩大宣传声势，蔡斯邀请新闻记者怀特洛·里德和他一起搭乘前往哥伦布的火车，并在俄亥俄州巡游期间，定期为《辛辛那提报》和美联社撰写最新报道。火车到达的消息被大肆渲染。当天下午2点，一大批人蜂拥前往车站迎候蔡斯。部长先生心情愉快，耳畔的“欢呼声经久不息，有人还高喊‘我们的老州长万岁！’‘您好吗，我的老财神爷？’‘很高兴看到您又回家了！’”蔡斯对这种“最出乎意料的欢迎”表示了感谢，然后发表讲话，假情假意地说，尽管战争进展得并不如“设想得那样迅速”，但是他称赞总统是一个“竭尽所能、恪尽职守的人”。蔡斯暗示说，如果换一个领导人，“某些错误就有可能避免，某些灾难就不会出现”。

在俄亥俄州巡游的每一站，蔡斯都遇到了大批的支持者。在发表一系列自我吹嘘、暗地里贬损林肯的演讲之前，他始终坚称：“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发表讲话，而是为了投票。”有人安排了军乐队尾随其后，招摇过市，营造节日般的欢乐气氛。在辛辛那提，蔡斯在一长串忠实的追随者及军队的武装护卫下，乘坐一辆六匹白马牵引的马车来到伯内特会馆，那里正是当年林肯与斯坦顿在收割机专利审判案中不欢而散的地方。蔡斯在这座气派非凡的饭店的阳台上简单地讲了几句感言。随后当晚在莫扎特厅，蔡斯面对大批听众发表了长篇演讲。这次讲话的主题是蓄奴制和联邦重建，他再次含沙射影地批评了总统。蔡斯承认，《解放奴隶宣言》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伟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份《宣言》，“我们就不会赢得成功”。然后，他又赶紧补充说：“倘若它发表得更早些，就有可能更好，而且不会出现各种意外的情况。”

林肯批准蔡斯此次出行，事先考虑得十分周全。蔡斯此行的确吸引了无数拥护联邦的民众前来投票，其人数之多可谓盛况空前。在篝火满营、火炬通明的公共广场上，这位前州长呼吁他的俄亥俄州的父老乡亲，把这次选举当成是“考验我们对国家信念的日子，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俄亥俄”。选举的前一天是星期一，蔡斯恳求他的听众们“要牢记，明天是今年365天当中最重要的一天”。

选举日当天，林肯来到熙熙攘攘的电报室，坐在他通常的位置上。到了午夜时分，所有的消息都显示，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两个州投票结果相当令人乐观。然而，在最终结果没有揭晓之前，总统不愿回家休息。凌晨1点20分，蔡斯发来一封令人欣喜的电报：“完胜。超越所有人的期望。”蔡斯预言，布拉夫获得的选票至少比瓦兰迪加姆多出5万张，而开始统计军人投票之后，这个差距将继续扩大。5点，布拉夫超越对手的票数达到了10万张。“荣耀归于在天之主！”林肯给新当选的政府发去电报：“俄亥俄拯救了联邦！”宾夕法尼亚的计票结果出来了，柯廷州长击败了反战的对手使电报室又爆发出一阵欢呼。斯坦顿给约翰·福尼发去电报说：“一切荣耀归于基石之州！”7月，这个州“把叛乱分子从她的疆界中驱逐出境，而如今在10月，她再次为联邦扭转时局，用投票箱打垮了敌人！”

威尔斯打电话给总统向他表示祝贺时，总统“兴致十分高昂”。共和党人在两个领头的州已经彻底打垮了铜头蛇分子，为下个月开始的国会选举开了一个好头，而蔡斯为赢得这场标志性的胜利发挥了作用。林肯理解蔡斯对总统宝座的渴望。“如果他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那么没人会知道他内心将要忍受怎样的煎熬。”他对海伊说，倘若蔡斯成为总统，“那么好吧，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有比他更糟的人。”

只要蔡斯依然忠实履行部长职责，林肯也许会对他的阴谋诡计“睁一眼闭一眼”；然而他的内阁成员则没有那样的耐心。“我恐怕蔡斯先生脑子里装的都是怎样把总统职位弄到手。”贝茨在日记里写道，“大家都明白，他去西部正是为了（自己）公开竞选。”这位总检察长仔细阅读了报上关于蔡斯演讲的报道，他以嘲讽的语气评论说，他的同僚已经将“拯救这个国家的功劳归结于他本人设计的精妙绝伦的财政制度”，正如当年西塞罗曾发誓说：“以不朽的神的名义起誓，我已经拯救了这个国家！”贝茨说，蔡斯应该完全专注于自己在内阁中的本职岗位，然而“野心的本质就是这样，它得陇望蜀、贪得无厌，并且俘获它的受害者”。威尔斯和贝茨一样，也相信蔡斯的总统瘾已经“扭曲”了自己的判断力，让他走火入魔地利用联邦重建问题去联合党内的激进派，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同布莱尔家族与友人的日常通信中滔滔不绝的口诛笔伐比起来，上面的这些批评文字算得上温文尔雅了。

对于同僚的怒火，蔡斯始终浑然不觉。他在这次旅行中着实过了一把瘾。“我稍稍想象了一下，迎接我的招待仪式将是怎样一幅情景。”他以骄傲的口吻对朋友说，“如此的厚爱，如此浩大的声势，对我本人敬重有加，让人心生暖意、大受感动。”蔡斯显然没有想过，民众热烈的欢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代表着总统，代表着联邦军队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所有称颂和奉承蔡斯本人的信件，他都来者不拒、受之泰然。财政部常驻圣路易斯市的詹姆斯·贝克告诉他：“最近在本市和本州举行的选举，您战胜了所有健在的人，对您而言可谓马到成功。如今，对于1864年的那场较量，我充满了希望。”贝克又写了几句奉承话，然后请求蔡斯给他一个征税员的职位，因为连续数月的“鞍马劳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痔疮，不适合从事剧烈的工作。

激进派报纸肉麻的溢美之词也让蔡斯感到得意扬扬。《解放者报》写道：“总统发布《解放奴隶宣言》及打击恶魔般的蓄奴制的其他行政法案，在这方面，我们要归功于蔡斯，而不是内阁中的其他人。”《解放者报》的言下之意是，林肯并不是整个事件的策划者，蔡斯的影响力压过了苏厄德，最终使这篇宣言得以顺利签署。该报认为，“倘若在苏厄德先生当政的任何一个月内，他决定以‘冲突不可避免’为由，竭力劝说亚伯拉罕·林肯在全国范围废除蓄奴制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就会在随后的6个月内，以我方的胜利而告终”。民众应该谨慎考虑“投票给老亚伯，是否真的意味着不给苏厄德再次挟总统以令天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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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务卿挟总统以令天下的说法，苏厄德本人比谁都清楚，这纯属无稽之谈。到了1863年秋，他对于林肯对内阁高超的领导艺术已经达到了心悦诚服、敬重有加的程度。两人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而坦诚”。弗雷德·苏厄德说：“他们在日常交往中发现，不仅在大多数政治观点上两人心有灵犀、极为默契，而且还有一些同时代人所不具备的共性。他们都喜欢以温和、充满哲理的眼光去思考人性和国家的命运。”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不仅使两人都以友情中受益匪浅，而且也惠及整个国家。

苏厄德的儿子写道：“两人并肩坐在火炉旁，或一起坐在马车上，无论话题从哪里开始，经过一番海阔天空的畅谈之后，他们总是能够殊途同归，谈到这个伟大国家的奋斗进程；两人都喜欢幽默诙谐、却有点儿老套的主题。林肯总是能从自己早年的西部生活中找到另辟蹊径的阐释；而苏厄德则喜欢剖析自己漫长的公职生涯中的相关案例，发现新的哲理。”

弗雷德·苏厄德说，1863年10月的一个上午，他父亲去拜访林肯。“总统先生，他们说我们两个正在窃取州权。所以我今天前来对您说，我觉得我们还要窃取另外一个州权。”林肯从一叠报纸中抬起头来，问道：“好吧，先生，现在你想偷什么呢？”苏厄德答道：“为感恩节定名的权利！”他随即解释说，庆祝感恩节的日子各不相同，由各州的州长任意决定，何不把它定为国假？林肯立刻回答说，他认为总统“作为行政首脑，有充分的权利感谢上帝”。

苏厄德接着为林肯宣读了一份公告，正式请求“来自美利坚合众国四面八方的”公民，无论他们在海上，还是在大洋彼岸，都应“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安排时间庆祝”，向“我们仁慈的天父”表示感激。这份公告还称颂上帝垂怜“所有的鳏寡孤独、忏悔者及受难者”，并吁求我主“治愈这个国家的伤痛”，使之回归“和平、和谐、安宁和统一”。这些情感同样体现在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与苏厄德为林肯起草的首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所谓的“神秘的和音”相类似，林肯再度化用了苏厄德的语言，使之成为一首强烈激荡心灵的诗篇。

彼此相互信任，使林肯和苏厄德面对来自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攻击能够携手并进，从容应对。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两人始终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冷静。林肯告诉尼可莱，在他与密苏里激进派团体会面前，苏厄德已经请他准备好应对，但“并未针对这个话题说一个字”，以免有人说他在这件有争议的事情上影响总统决策。林肯说，尽管他们早有提防，但温德尔·菲利普斯仍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讲话，公开谴责白宫的回应，声称“苏厄德早已写好了整篇信函”。

随着11月的国会选举日益临近，两人都热切地盼望着北方绝大多数民众能够支持本届政府、联邦及这场战争。他们知道，这几场选举将为下一年总统竞选进行预热。有一次，两人围着火炉促膝长谈。苏厄德言之凿凿地告诉林肯，他本人对总统职位的期望“已成为往事，烟消云散”，唯独渴望林肯能成为自己“唯一的继任者”，因为当叛乱分子“发现民众再次坚定地选择让您当选总统时，我想叛乱势力一定会土崩瓦解”。

距离11月3日的选举还有两天，苏厄德动身前往奥本。几个星期来，他一直对儿子威尔的病情放心不下。当时威尔在部队里感染了伤寒，请假在家养病。他发高烧，胃痛得很厉害。随着病情进一步加重，威尔卧床不起，只得让人把他抬到一张椅子上，在上面小坐片刻。这次选举给苏厄德提供了一个机会，既可以照顾儿子，又能在纽约的选举人中间组织集会，寻求支持。

林肯也很关心年轻的威尔，并且对他越发喜爱和倚重。前一年春天，林肯曾委派威尔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并向白宫汇报，随后又让他前往弗吉尼亚陆军任职。威尔事后回忆说，那天，通往首都的路“非常泥泞”，他来到总统大门前已“浑身是泥”，看上去“更像一个流浪汉，而不是军人”。然而“看大门的老人十分熟悉他”，因此他很快被带到总统的图书室。林肯亲切地问候他，并且交给他一份秘密急件，要他带给驻守在路易斯安那的班克斯将军。林肯告诫说，他将要穿过“敌占区”，因此他可能“会单枪匹马，孤军作战”。这份急件“极为重要，绝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因此他必须将它用心牢记。威尔当晚就出发，并且安全地将情报送达目的地。

苏厄德回家后发现威尔病情稳定。选举日的前夜，他向奥本的市民发表了一次讲话。苏厄德开门见山，做出了一个乐观的展望：叛乱“将会消亡……而蓄奴制将和它一起殉葬”。他解释说，尽管他的乐观主义在某些地方引发了批评，“看似是宗教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但是让人登上成功巅峰的是一股气吞山河、囊括四海的豪气，而不是沮丧悲观”。苏厄德预言道，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他的信念将被联邦主义者的胜利所证实。他说“这次选举的目的就是战争的目的，也就是让亚伯拉罕·林肯”在南方“成为名副其实的总统”，即使他目前在北方。“除非亚伯拉罕·林肯成为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否则不会有和平和安宁。”这番话让激进派大发雷霆，苏厄德把手指向南方说：“我盼望着浪子回头。据我所知，联邦的大门将永远向他们敞开。”

星期二，当选举人开始投票时，林肯给苏厄德发了一封电报问道：“你儿子身体如何？”苏厄德回电：“谢谢，威廉已经好多了。我们的朋友预计会在全州投出（2.5万张）多数票。”纽约的实际情况比这个预想更好，报了上一年选举失利的一箭之仇，为本届政府投了3万张多数票。苏厄德汇报说，除了新泽西州外，在其余所有的州中“铜头蛇派的气焰被彻底压倒，锐气大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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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束后，首都笼罩在一片喜庆气氛中。华盛顿开始郑重其事地筹备一场十年来最隆重的社交活动，这就是凯特·蔡斯和威廉·斯普拉格的婚礼。典礼定于11月12日星期四晚间在蔡斯府第的大厅里举行，包括总统、全体内阁成员、国会议员代表、参议员代表及几位将军在内的50位嘉宾都收到了婚礼请柬，另外发了500份请柬邀请客人参加互换婚约之后立即举行的婚宴。

几个星期以来，各大报纸一直在长篇累牍地报道有关这场婚礼的传言。据说斯普拉格送给凯特一款价值5万美元的钻石冕状头饰，女性读者们对“新娘嫁妆”的细节津津乐道，“例如，礼袍、珍珠、钻石、饰带、银器及这位百万富翁婚礼上的所有奢华礼物。”好事者们还注意到，身份显赫的贵宾已抵达威拉德饭店。人们已经受够了伤亡报告、医院中伤员的辗转呻吟、让人提心吊胆的交战传言等没完没了的战争苦难，而这宏大热闹的场面让他们得以暂且摆脱烦恼，分享这短暂的欢乐。

对萨蒙·蔡斯而言，近在眼前的婚事让他喜忧参半、难以言表。举行婚礼的30天前，他给斯普拉格写了一封开诚布公的信，坦承自己开始“意识到她离开之后，一切都会变得完全两样”，他的生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爱女“无微不至的照料”，她正“不断变得更深思熟虑，更富于爱心，更情深意切，比以往更惹人怜爱”。尽管他们还会一起住在华盛顿的家里，但是蔡斯明白他再也无法享受到凯特专心致志的关怀。斯普拉格在回信中安慰蔡斯说，他非常看重他们之间“高尚而神圣的关系”，并且“将努力维系迄今为止的父女关系，并会为此感到无比快乐”。斯普拉格的话很可能暗示自己一度有酗酒问题，他承认说过去他“对心灵和身体都漠不关心”，但他发誓从今以后会认真照料自己，“有了健康的身体，以及万能的主欣然赐予我的全部才能，我希望能为我的时代，以及我这一代人做出贡献。”

凯特的密友们说，随着婚礼的临近，她的情绪波动得厉害。约翰·海伊讲述了一件事：就在婚礼前的几个星期，他带着凯特去看玛吉·米切尔主演的《萨伏伊的珍珠》，她哭得“像个孩子”。这部戏讲述的是一位农村姑娘玛丽的曲折传奇。玛丽与一位农村小伙子相爱了，然而这纯洁的爱情受到了一位好色的贵族恣意阻挠，他对年轻美丽的玛丽垂涎三尺，决意要霸占她。富家子弟设下了圈套，使玛丽必须委身于他才能赎回自家的农场。一方面，玛丽热爱家境显赫的父亲；另一方面，她又不愿舍弃年轻的农家恋人，强烈的内心矛盾逼疯了玛丽。凯特看了这部戏后泪如雨下，或许正是因为这部戏中的女主人公对父亲的热爱，让她颇有切身体会。

凯特的命运与灰姑娘正好相反，她以悲情和穷困潦倒终其一生。因此多年以来，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将凯特对斯普拉格的感情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许多人推测她做出嫁人的决定是“一次冷漠的计划，意在赢得斯普拉格的百万家产”，以成全“她一生中最热衷的两样事情——她的父亲和政治”。据说“在她的眼里其他所有的男人和她父亲相比，都会显得微不足道”，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占据她哪怕最细微的感情世界”。凯特嫁给斯普拉格，意在帮助父亲不至于陷入囊中羞涩的窘境，同时为他1864年全力以赴竞选总统提供竞争手段。

就连当时的新闻记者也评论说，除了财富以外，斯普拉格的人品很少有吸引人的地方。他早年辍学进入棉纺厂，“对于艺术、自然科学，高雅或是粗俗的文学作品都一无所知”，而且他“身材矮小、单薄，外表毫不讨人喜欢”。尽管如此，《布鲁克林每日鹰报》评论说，如果说他在外貌和体格方面毫无魅力的话，“那么在金钱方面他魅力十足，他拥有数百万资产”。并且正如吉迪恩·威尔斯在日记里写的那样：“凯特小姐才华横溢、野心勃勃，足以配得上他的外貌和财富。”

有些人完全配得上凯特，但是因为父亲的缘故，被凯特忍痛割爱。亨利·亚当斯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凯特说成是“耶弗他的女儿”。耶弗他是《圣经》中的士师，他曾经向上帝许愿说如果他在战斗中获胜，那么在凯旋后“无论”遇到哪一个最先迎接他的，他都会把它献给上帝作为“燔祭”。然而，耶弗他打了胜仗回家，到大门口迎接他的是自己的独生女。就在父亲满心痛苦地准备祭祀的火堆时，女儿以确信无疑的口吻安慰他说，她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向上帝许下的愿是不可以反悔的。

这个故事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与凯特本人的叙述全然不同。后来她在结婚五周年纪念日前夕，在日记里吐露了真情。她回忆自己结婚前夜的心情时写道：“宁静的月夜，脑海里总是充满了五年前的一个女子的种种希望与梦想。当时，她名满四海，人们对她交口称誉，她的事业傲世独立，达到鼎盛的巅峰，令人称奇。常有一群朋友陪伴左右想取悦于她，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人更是为数不少。她习惯于颐指气使、受人尊崇，习惯于许愿，习惯被人期盼。如今她成功地抛弃了自己的特权，放弃了许多好处并已从容做好准备，不带一丝悔恨叹息地提出，要将这所有的一切和更多的东西放到爱的祭坛上，以换取一种更为真诚、更为可靠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对幸福和爱的漫长梦想。”

她记得当年自己整夜祈祷，祈求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可爱妻子，祈祷自己“能成为他的伴侣、朋友和左膀右臂，祈求他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丈夫，爱与美、高尚与贤淑，和这个美好的梦想处处交织在一起。我相信，我们的结合将带来无比灿烂美好的生活”。凯特继续写道，当她蜷伏在威廉“爱的怀抱中”时，“总会产生难以言状的一种安逸、快乐和满足”，她感觉自己像孩童一般被人呵护，受到照料。“他是我赢得的爱人，我发现的保护神，一位值得我倍加珍爱的丈夫……我的内心世界毫无保留地袒露在他无微不至的审视之下，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进入我内心的人。”

距婚礼开始还有几个小时，已经有“一大群人，无论男女老少，不分长幼尊卑”，把蔡斯的府第围了个水泄不通，前来观看出席婚礼的嘉宾。《华盛顿每日纪事报》报道说，众人兴致勃勃、“心情极佳”，他们一面看着客人们从排成长龙的马车里走下鱼贯而入，一面温文尔雅地交换各自的看法。除了蒙蒂·布莱尔拒绝出席之外，所有的内阁部长都逐个儿到齐了，蒙蒂80岁高龄的老父亲玩得很开心，完全成了“那个场合让人侧目的人物”。到场的里昂爵士和法国外交部部长亨利·梅西耶伯爵颇引人瞩目，而哈勒克将军、麦道威尔及罗伯特·谢里克将军的露面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纪事报》报道说：“更多的人都焦急地等待着林肯总统的出现。”晚上8点30分，就在婚礼如期开始前几分钟，林肯走下马车，身边没有警卫，也没有林肯夫人作陪。玛丽事后表示，她拒绝向“蔡斯和他女儿这一对偶像”“鞠躬致敬”。可以想见的是，玛丽不出席婚礼引起了新闻界的注目。诺亚·布鲁克斯后来报道说，林肯“待了两个半小时，以此‘反击了’所谓总统圈内人物关系脆弱的坏话”。

然而，当凯特“身穿华美的白色丝绒礼服，拖着长长的裙裾，头披镶嵌了华丽缎带的婚纱”，脖子上戴着崭新的珍珠和钻石头饰走下楼梯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参加婚礼全体人士入座，罗得岛州新教圣公会主教及海军铜管乐队开始奏响一支专门为这场婚礼而谱写的进行曲。结婚誓言完毕之后，“蔡斯带头亲吻初为人妻的新娘”。主人安排了奢侈的婚宴，随后在餐厅里举行的舞会一直持续到午夜。

约翰·海伊觉得“这是一场隆重热烈的”盛典，在他眼里，凯特已“一改过去庄重严肃的外交面孔和拘谨神气，颇有‘功成身退’的感觉”。这对年轻夫妇第二天动身前往纽约。他们出现在第五大道饭店时，引来大批女性围观，她们在各大报纸上获悉婚礼的所有细节，都想一睹这对神仙眷侣的风采。

结婚并没有使父女之间的正常通信有所减少。“昨天收到你的信，你的话语温暖我心，你的想法妙不可言。”凯特出嫁后，蔡斯不到一周就给她写一封信，“不用说，你的信真可谓‘家书抵万金’。”让蔡斯感到高兴的是，女婿写的信也着实让人满意。“我的心充满了对你们两人的爱。”蔡斯给斯普拉格回信时写道：“我备感欢欣，因为我从未曾想到，你们两人未来的前景都是如此光明幸福，我担心的是性情上出现的反差——过于热衷世俗生活，要么追求金玉满堂，要么沉迷于铺张奢华——这都是一些我知之甚少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你们两个彼此信任、坦诚以待，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都很在意上帝的恩准和指引。”

蔡斯仅仅表达了一种不安的心情：“我担心凯蒂（凯特的昵称）可能会为我的政治前途忧心忡忡，她不能这样。”他十分肯定地对斯普拉格说，世上没有一件东西会像“一个人的政治前途那样变幻莫测，特别是那些由公众偏爱来决定其贵贱沉浮之人，他们的未来就更加难以确定。公众喜欢一个人，一半是出于理性，一半则由感情来决定”。他对这位新女婿暗示说，国家需要一个不同于林肯的领袖。蔡斯坦言，他永远不会允许让自己“成为林肯先生的对立面或摆出敌意的立场，他对待我始终公平友善。在蓄奴制这个大问题上，他和我之间在整体上的意见一致始终不变，尽管他的反应速度比我所希望的迟缓许多。总体而言，在他的个性特征里，有不少是宝贵和值得尊重的。我决不会同意任何与他的崇高理想与美好品行背道而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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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婚礼后不久，在星期二召开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林肯告诉他的同僚们说，他将于本周四，也就是1863年11月19日前往葛底斯堡，应邀在公墓落成的祭奠仪式上说几句话，让去年7月在附近战场和医院里献身的联邦士兵“入土为安”。根据安排，著名演讲家、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爱德华·埃弗里特是主要致辞人，随后是总统讲话。林肯对内阁成员们说，他希望他们能陪同自己一起前往献辞。苏厄德、布莱尔及约翰·厄舍欣然同意，然而其他成员则表示，担心工作太忙抽不出空，特别是他们正在准备给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必须在最近几周之内完成的情况下。

林肯此行很不轻松。他对沃德·拉蒙说，他已经是“日理万机”了，抽不出足够的时间起草讲话稿。他“非常担心自己的表现让人失望，更不用说达到公众期望的水准了”。斯坦顿为总统一行安排了专列，原定于在典礼当天上午启程，当天午夜时分返回华盛顿。然而，林肯将行程改在周三出发。他解释说：“我不想这样安排，以免万一出了什么差池，耽搁了整个行程。而且往好处说，整个行程的安排变成了一次气喘吁吁的赛跑。”或许他还想从白宫早一点出发，可以留出更充裕的时间起草演讲稿。

动身的前一天，林肯对一位朋友说，他已经“挤时间完成了讲稿的一半”。关于他在4个小时的旅途中花费很多心思完成了讲稿，有不同的说法。一位年轻人清楚地回忆说，当列车临时停靠在汉诺威接口时，他透过车窗看见总统“把高帽子的顶部权且充作书案”，起草一篇文件；另有一些人则发誓说，林肯在列车向前疾驰时在一个信封上匆匆起草了讲稿。整个事件的亲历者尼可莱则坚称，林肯在旅途中根本没有写任何东西，而是十分轻松地和旅伴们一起谈笑风生。

林肯抵达葛底斯堡后，他被护送前往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大卫·威尔斯的家，并与安德鲁·柯廷州长及爱德华·埃弗里特在那里过夜。“所有的旅馆及私人住宅都人满为患，”《纽约时报》报道说，“人们从全国各地涌来，似乎要借此机会参观这个将来美名永垂的、名叫葛底斯堡的战场。”

用罢晚餐，林肯把自己关进房间，继续完成文稿。这时，一群人聚集到屋子门口，开始为他演奏小夜曲。林肯走出房门向众人道谢，他只是说自己不会发表任何意见，这么做的理由很单纯，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站在我的立场上看，我不该说任何愚蠢的话，这一点很重要”。他的态度招来了某些冷嘲热讽，有人说他耍花招。林肯对答敏捷，让众人转怒为喜：“如果你们能帮得上忙，那么帮忙的唯一办法就是一言不发，这可是经常发生的事。”

林肯回到房间后，派仆人到楼下多要了几页纸。此时，斯坦顿的电报带来了好消息。当天早上林肯动身时，泰德开始生病。当时这孩子发病的样子让玛丽慌了手脚，不过现在电报说泰德的情况已经好转，让林肯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可以专心致志地准备讲稿。林肯逐行审阅了稿子，修改了结尾，但仍没有最终满意。

同时，大批民众涌到罗伯特·哈珀位于公共广场的家，也就是苏厄德下榻的所在。苏厄德向小夜曲歌手们发表了一篇发自肺腑的讲话，在讲话结束时他向万能的主表达感谢：“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让这场同室操戈的战争不再发生——这个希望将会降临这个最富饶、最辽阔、最美丽的国家，它有能力给我们带来国运昌盛，这是上帝赐予的、泽被万民的希望！”在几个小时中，这位天性乐观的国务卿那健康理性的风范征服了在场所有的人。与他寄宿在同一屋的本杰明·弗伦奇后来声称，他“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遇到像苏厄德国务卿这样头脑清晰、思维训练有素的人，他看问题极富创意，并且入木三分。他的谈话无论关于什么话题，都值得记录并珍藏。如果他有一位传记作者，就像约翰逊的传记作者那样去写作的话，那么用威廉·苏厄德的谈话和格言就能炮制出一部这个时代最有趣和最具实用价值的书。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晚上11时，林肯拿着几页演讲稿来到楼下，想和苏厄德聊上几句，也许是希望和这位同僚一起讨论一下这篇讲稿，因为林肯对苏厄德的意见最尊重，也最信任。他信步来到哈珀的家，在那里他和苏厄德一起待了个把小时，然后才回屋休息。然而，聚集在公共广场上的人群却并不那么容易偃旗息鼓。弗伦奇回忆道，“他们唱歌、喧嚣、欢呼”，他能从房间的窗口听到众人齐声高唱一首十分流行的歌：“我们来了，亚伯拉罕父亲，30多万人。”

翌日上午，林肯用罢早餐后对演讲稿做了最后几处润色，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稿子叠好，放进大衣口袋里。他骑上一匹红棕色的马，加入了前往公墓的队列。陪同他前往的有州长、国会成员、外交部长、军事长官共9位及3位内阁官员。海军上尉亨利·克莱·柯赫兰回忆说，苏厄德骑马走在林肯的右侧，“浑然不觉”自己的裤腿已被高高卷起，“露出自制的灰袜子”，在这个场合显得相当突兀。

现场听众大约有9000人，以讲坛为中心组成一个半圆。林肯坐在埃弗里特和苏厄德中间，埃弗里特花了大约两个小时，发表了他事先背诵好的演讲，以铺张扬厉的辞藻陈述了发生在这3天里的大小战役。据说，林肯“把身体的重心从一侧移到另一侧，交叉双腿，两眼紧紧盯着演讲者。稍后，他又一次变换了姿势，用右手掌心托住下巴”。另一位听众回忆说，林肯取出讲稿瞥了一眼，然后又将它放回衣袋。

弗伦奇对埃弗里特的演讲赞不绝口，认为它是“凡人难以超越的杰作”，但是有几位记者对此并不怎么感兴趣。“很少有人如此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费城时代报》的编辑写道，“他对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话，但是没有人倾听……他讲话的样子像一位历史学家，或是百科全书式的专家，或是散文家，但却不像一位演说家。”

埃弗里特回到座位上，林肯站起身来紧握他的手，以亲切的语气向他道贺。15岁的乔治·吉特当时就站在演讲台下，他事后回忆说：“就在总统走向讲台的时候，人群中的躁动不安戛然而止，现场一片寂静。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脚步发出回声，木板吱吱作响，仿佛有人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一样。”

林肯戴上钢框眼镜，瞥了一眼手上的几页纸，尽管他为这场演讲所做的准备时间很短，然而对这次选择的演讲主题，他已认真思考了将近十年之久。正如加里·威尔斯在关于这篇演讲的经典论文中指出的那样：“他利用了19世纪50年代的黄金时光，始终将当时所有最敏感的问题与《宣言》至高无上的原则联系起来。”在与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期间，林肯曾反复提醒人们《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意味深长的承诺。有朝一日，“所有这些关于……这个种族和那个种族，以及另一个是下等种族之类的琐碎争论”将会消失，从而证明“一切人生而平等”这一断言的正确性。

就在《解放奴隶宣言》问世的20个月前，总统曾告诉海伊说：“贯穿这次斗争的宗旨，是我们有必要证明，全民政府并非荒谬的存在。”他预言说：“如果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就会证明人民没有能力自治。”在葛底斯堡，林肯将以一种更简明扼要、更具雄辩力的语汇表达这一信念，如今，已有数十万人为了那个目标而献身。

他开始说道：“87年前，我们的父辈给这片大陆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它被自由所孕育，信仰人人生而平等的法则。

“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其目的在于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了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能否长久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大的意义上看，这块土地我们无法献身、无法圣化、无法神化。那些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控制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全世界不会太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全世界却永远不会忘记。毋宁说，倒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吸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自由地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乔治·吉特肃然起敬。根据他的说法，林肯讲完之后，“与会者没有人动弹，也没有人说话。这次演讲极其短暂，而且结束得很突然，让听众大为惊讶，大家都怔住了。倘若林肯不转身回到他的座位上，这种悄无声息还会延长更多时间。最后，掌声终于响起了”。林肯起初可能把听众的这种惊讶反应当成了反对。他发表完演讲就对沃德·拉蒙说：“拉蒙，这段讲话不会起作用！这绝对是一次失败，人们会很失望。”爱德华·埃弗里特是个明白人，他在第二天表达了自己的惊叹和敬意。“如果，”他在致林肯的信中说，“我能自卖自夸地说，我在两个小时当中表达的中心思想，能够接近你在两分钟里所讲的，我就非常高兴了。”

林肯用每一个美国人都能明白的语言和观念，对这个国家的传奇经历及战争的意义进行了诠释。一个孩子彻夜不眠，将他父亲的历险改写成其他所有的孩子都能听懂的通俗传奇，为他的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出一个值得后生们永远吟诵和铭记的理想。

※※※

林肯从葛底斯堡回来后，收到了密歇根州的一位激进派参议员扎卡赖亚·钱德勒写来的一封让人恼火的信，进入政坛之前，他曾在纺织品和房地产生意上发过一笔横财。钱德勒一度是反对林肯的刺头儿，不断抨击他对战争指挥不当，倚重那些过于谨慎、不思进取的将军，解放奴隶进展迟缓，等等。“你们的总统就像水一样起伏不定，”去年9月，钱德勒告诫特朗布尔说，“看在上帝和国家的份上，派一个待在（他）身边，能够控制和约束他的人吧。”

如今，林肯刚开始起草即将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钱德勒还没看到一个字，就判定它一塌糊涂。他在报章上看到瑟洛·威德已与纽约州州长埃德温·摩根一同前往白宫，力主总统在演讲中表现出“强硬的保守”姿态，钱德勒提醒总统说，如果他同意这个要求，那么秋季选举的所有成果将被毁于一旦。总统必须意识到，在所有获胜的州当中，激进派的舆论已经占了上风。钱德勒俨然以一副施恩于人的语气提议说，只要总统“立场坚定”地反对威德、苏厄德、布莱尔之流，他就可以“掌控大局”。“这些人是您不堪重负的累赘。”如果林肯抛弃这些人，“那么他们的政治前途将永远终结。”激进派赢得胜利的前因后果就能证明这一点。“保守分子和叛徒都同样被人们唾弃了，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不要在您的国情咨文中重提这些残渣余孽，他们会比入殓3天之后的拉撒路还要臭。”

通常情况下，林肯会把钱德勒这封令人生气的信搁置起来，直到他冷静下来为止。然而，这次他并没有压制自己的怒火。钱德勒暗讽林肯并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显然触动了林肯的神经。尽管总统会虚心倾听、博采众议，但他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独立决策的能力。他也无法容忍钱德勒以诋毁性的语言把苏厄德、威德和布莱尔等人说成是遗臭万年的叛徒。

“我亲爱的先生，”林肯以冷静的口气开始写道，“在过去10天中，我分别见过埃德温·摩根州长和瑟洛·威德，但不是在一起。然而他们都没有提及即将进行的演讲，据我回忆他们也没有游说我，让我在演讲中采纳他们的意见。我很高兴今年秋季的选举结果颇为有利，同样开心的是，自己尚未因为天生道德败坏，或受邪恶驱使，做出破坏这美好成果的蠢事。我希望我能充分保持‘立场坚定’，让自己不退步，同时在前进中也不至于步子过快，以至毁了国家大业。”

林肯染上了轻度的天花，这可能是他对钱德勒愈加失去耐心的原因。病情持续好几个星期，并且削弱他的自制力，但是他幽默的天性依然不减。“是的，这个病很糟糕，但是它也有好处，”他对一位来访的客人说，“我就任总统以来，头一回可以给别人送一点东西啦。”为了养病，林肯被迫卧床休息，让他有机会在安静的环境下完成给国会的国情咨文。暂时从忙得发疯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这对林肯而言确实是太迫切了，在联邦重建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上，他需要理清思路，阐明自己的观点。在林肯看来，这一课题是“政治实干家面前遇到的最大问题”。

诺亚·布鲁克斯写道，几乎每个人都在猜想，总统要么像保守派提议的那样，“干脆对重建问题只字不提”；要么采纳激进派的劝告并“发表一番精心措辞、结论明确的演说”。没有人事先想到，“这样一篇立意新颖的国情咨文”十分巧妙地调和了党内对立的两派之间的矛盾。宣读国情咨文时，约翰·海伊就在现场。当晚，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从未见过国情咨文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钱德勒笑逐颜开，萨姆纳喜上眉梢，而党外人士（詹姆斯）狄克逊和雷弗迪·约翰逊也说，演讲令人很满意。”

总统在赦免叛乱分子或归还其财产之前，他们仅仅宣誓效忠联邦是不够的，还必须接受《解放奴隶宣言》。激进派对这一规定大为高兴。林肯表示，对那些承诺释放奴隶的法律和公告进行封杀，是“一种残酷而令人震惊的信仰背叛行为”。他补充说：“我还是坚持现在的立场，对于那些无论是根据《解放奴隶宣言》的规定，还是根据国会通过的其他法案应该获得自由的奴隶，我都不会将他们归还给任何人。”对于这一声明，萨姆纳赞不绝口：“他使《解放奴隶宣言》成为联邦重建的基石。”密苏里的激进派亨利·布洛也对此深表赞同。尽管他最近曾严厉批评过林肯，如今却对林肯大加称颂。“上帝保佑老亚伯，”他说，“我已变成了一个永远信任总统的激进派分子。”

激进派曾经对林肯在蓄奴制问题上的立场提出过怀疑，如今事实再次证明，这种怀疑毫无根据。8月初，他曾给负责路易斯安那州已光复地区的纳森内尔·班克斯将军写过一封信，描绘了关于联邦重建和解放奴隶的设想。林肯并非急于要对这个法国殖民州发号施令，而是“因为该州制定了新宪法承认《解放奴隶宣言》，并且在（该州）不适用于《宣言》的地区，也同样批准奴隶解放，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当这个州在全力以赴实施此举时，我认为采纳某些颇为务实的办法，使两个种族依此逐步摆脱过去的关系，走出阴影，更好地着眼未来，是无可厚非的。为年轻黑人提供教育应该包括在这一计划中”。

林肯同意，任何叛乱州在奴隶未获解放的情况下都不能进行重建，但他依然决不容忍激进派急于惩罚南方的想法。除了那些在联盟政府或军队里担任高级职务的人以外，对于宣誓效忠联邦的所有人，林肯都给予了赦免。当宣誓效忠联邦的人数达到1860年大选投票数的10%时，他们就可以获得联邦政府许可“重建一个州政府”，其州名及疆界可保持其原样。

保守派对这个“10%”的计划振奋不已。在他们看来，萨姆纳满以为国会可以按自己的想法为战败州重新命名并分配疆域，这样一来他的方案全盘落空了。然而萨姆纳对一位激进派战友说，林肯的“理论和我们完全一致”，因为他也要求在“被腐蚀的”叛乱州重新加入联邦之前进行重建，“他只是采用了不同的说法而已”。

在陈述所谓“10%”的计划时，林肯向国会议员们表示，这个方案并非板上钉钉，他会在工作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只是希望给南方诸州“一个弃旧从新的支撑点”，让他们“抛弃过去，以更快的速度行动起来”。他意识到，这会使联盟亲眼目睹南方公民效忠联邦，支持解放奴隶，从而重挫其士气。

虽然这次各派意见一致、皆大欢喜的局面持续时间并不长，但是林肯在当时已成功地团结了共和党。布鲁克斯注意到，当布莱尔家族、萨姆纳及密苏里激进派“似乎同意接受”总统的国情咨文时，“我们大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个政治上的太平盛世差不多已经到来，或者说这篇国情咨文的作者是当代最睿智的人物之一”。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弗朗西斯·凯洛格声称，总统“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他在这个世上罕有匹敌，他比别人更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国情咨文发表的当晚，林肯的老友诺尔曼·贾德拜访了总统。他推测说，由于文件已经给布莱尔和贝茨定下了激进的基调，他们两人肯定要“豁出去大闹一场”；然而恰好相反，林肯以肯定的语气告诉他：“两个人都默许了，没有提出异议。内阁成员中唯一提出反对意见的是蔡斯先生。”

蔡斯固执地向那些州提出条件，要求它们修改州宪，永久性地解放奴隶，以此证明自己的“忠心”。这使得蔡斯在联邦重建问题上向林肯提出的异议显得合情合理，而且也使蔡斯在激进派圈子里的地位更加牢固。就在所有派别的共和党人都一致称赞林肯的国情咨文时，蔡斯却表达了失望之情。他在给废奴主义者亨利·沃德·比彻的信中说，他曾经劝说过林肯，想让他把国情咨文修改得“更加积极，不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但是没有成功，“不过我想，我必须采用实践出真知的理论，我也要谢天谢地，吃不到奶油，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弄到脱脂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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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怀着愉快的心情迎来了圣诞季。正如他在国情咨文中所说的那样，《解放奴隶宣言》发表之后，随之而来的那段“黑暗而忧心忡忡”的日子终于过去，他察觉到人民更加充满希望。秋季选举“令人备受鼓舞”，叛乱分子在最近一系列的战役中被击败，而围绕联邦重建问题的几轮公开辩论，也有了出人意料的进展。

12月初，林肯邀请了自己的妻妹埃米莉·赫尔姆前往白宫小住，开始把自己关于宽恕与和解的滔滔雄论化为实际行动。埃米莉的丈夫本在战争早期对林肯比较失望，于是他谢绝了林肯为他在联邦军队里安排的军需官的职位，转而投靠了联盟军队。赫尔姆指挥肯塔基第1旅，在田纳西州爆发的切卡莫加战役中身负重伤而死。贾奇·戴维斯收到赫尔姆死讯之后不久见到了林肯。“当他听说自己年轻的妹夫本·哈丁·赫尔姆死于战场，年仅32岁时，我从未见过林肯先生如此动容。”戴维斯说道，“我看到他悲痛万分……所以我关上了门，让他独自一人留在屋内。”

埃米莉一直和她的小女儿住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当时她得知受伤的丈夫已被送往亚特兰大，等她赶到医院时，丈夫已在几分钟前撒手人寰。埃米莉独自一人在亚特兰大，一点儿都不想回到塞尔玛，当年她搬到塞尔玛，只是因为那里离丈夫的营地很近。如今，她非常想见到住在肯塔基的老母亲。联盟将军布拉斯顿·布雷格曾经想通过格兰特拿到一张通行证，让她穿越联邦的边境线，但是未能成功。后来，赫尔姆的父亲写信给玛丽的继母、家住肯塔基州莱克星顿的贝斯蒂·托德说：“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是否能请您或者您的女儿写信给林肯夫人，通过她得到一张通行证？”

4天以后，林肯亲自签发了一张通行证，允许托德夫人“前往南方，并让女儿……偕其子女北上前往肯塔基”。然而，当埃米莉来到蒙罗要塞时，当地官员要求她宣誓效忠合众国。由于丈夫是为联盟的利益而死，她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一时难以迅速做出决定，于是拒绝了这一要求。当地官员打电报给林肯，向他解释了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很快他们接到了指示：“把她带来见我。”

经历了几周漂泊不定的生活之后，这位年轻的寡妇终于在白宫受到了总统和第一夫人“最为热情”的接待。埃米莉在日记里写道，她们三人“起初都因为过于悲伤而哽咽无语”。林肯夫妇失去了威利，埃米莉失去了丈夫，两姐妹在联盟的军队里一共失去了三个兄弟：山姆·托德死于希洛，大卫·托德负重伤死于维克斯堡，而玛丽钟爱的小弟弟——小亚历山大则死于巴吞鲁日。

因内战而家破人亡的家庭大多集中在密苏里，或者像托德家族世代居住的肯塔基这样的边疆州。“兄弟间自相残杀”的现实，使人们对分裂国家的想法产生了一种固有的恐惧。历史学家约翰·沙弗写道：“通常，那些将忠于不同体制的人们彼此分开的疆界，只不过是两户农庄间的边界，或者是一户人家内部发生争吵、最终用来划清界限的一张桌子而已。”

当晚，玛丽和埃米莉单独吃饭时，两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战争的话题。埃米莉承认说，这场战争“已使两人背道而驰，它就像一块花岗岩的屏障，死死封住了我们的嘴唇”。她们开始谈论往事以及各自的老朋友，埃米莉惊讶于玛丽“很快将一个危险的话题转移到别处”的“老练成熟”。在随后几天中，玛丽使出浑身解数，想让妹妹摆脱悲伤的情绪。她把威尔士王子客房让给她，带她乘坐马车长途旅行、四处观光，想方设法让她的女儿玩得开心；入夜，玛丽还在客厅里陪她在灯光和温暖的壁炉旁小坐。

埃米莉的造访，使姐妹俩得到了相互慰藉。一天深夜，埃米莉回房休息后，玛丽敲开了她的房门，想要诉说自己难以向他人倾诉的内心秘密。她想让埃米莉知道，自己对威利的死感到非常悲伤，但她相信孩子的灵魂依旧存在，这样一想，她就得了安慰。“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望我，”玛丽告诉埃米莉说，“带着他那惯有的、甜美、可爱的微笑。他并不总是独自一人，小埃迪有时和他结伴而行；有两次，他是和我们的弟弟亚历克（亚历山大的昵称）一起来的。他告诉我，他很喜欢亚历克叔叔，并且大部分时候和他待在一起。”

威利与亚历克的在天之灵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景象，让人仿佛看到了托德一家破镜重圆，以及南北双方水火不容的隔阂彻底消融的那一天。而且，玛丽本人也不会成为南北双方两面不讨好的“替罪羊”。她告诉妹妹说：“你无法想象这个梦想会给我多么大的安慰！”玛丽说话时声音激动得发颤，使埃米莉久久无法忘怀。

让玛丽感到难受的是，她和来自联盟的妹妹畅叙旧情，却引发了令人难堪的后果。林肯想对埃米莉前来探亲一事进行保密，他深知由于当时一些北方人因为亲敌而受到处罚，这类事情肯定会遭到暴风骤雨般的口诛笔伐。12月14日，他向布朗宁坦白了这件事，但是再三叮嘱他“不要泄露出去”。然而一天晚上，玛丽的两个朋友——丹尼尔·西克尔斯将军和艾拉·哈里斯参议员前来拜访时，玛丽撤走了警卫，并且邀请埃米莉前来做伴。那两个人对林肯都非常忠诚，也是玛丽客厅里的常客。西克尔斯在葛斯底堡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回到华盛顿后，林肯曾亲自照料过他。当时西克尔斯伤痛难忍，但是林肯陪伴在他床前，以昂扬乐观的面貌让他重拾信心。玛丽也把哈里斯当成一位特殊的朋友，他始终兴致勃勃、笑声朗朗，让她的沙龙充满阳光。

然而，不管是西克尔斯还是哈里斯，都不能容忍三军总司令的家里有一位叛徒出现。埃米莉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她刚刚踏进客厅，哈里斯参议员就用不无得意的语气对她说：“嗯！我们刚刚在查塔努加痛打了叛军，夫人。我还听说，那些恶棍们就像是吓破了胆的兔子一样抱头鼠窜。”埃米莉则回敬说：“哈里斯参议员，那是您在布尔溪和玛纳萨斯为他们做了表率。”

谈话的氛围突然一落千丈。当哈里斯问为什么罗伯特·林肯没有参军时，玛丽的脸“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如果说有什么错的话，那么我要承担责任。”玛丽答道，“是我坚持要他在大学里多待一段时间。”她并没有说出自己心底对再度丧子的恐惧。哈里斯反驳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他正在为祖国而战。”然后他转身对埃米莉说：“而且夫人，如果我有20个儿子的话，我会让他们统统上战场去打击叛军！”

埃米莉冷冷地答道：“如果我有20个儿子的话，他们一定会和你的儿子们斗争到底。”此言一出，整个晚上的谈话戛然而止，埃米莉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间，留下玛丽独自收拾残局。两姐妹抱头痛哭，而脾气急躁的西克尔斯将军则坚持要把发生的事情直接向林肯报告。当时在场的约翰·斯图亚特回忆道，林肯听说了整个事情的原委之后，眨了眨眼对将军说：“这孩子说话的样子就跟托德家的其他人一样。”

林肯的回答显然激怒了西克尔斯，他“以手捶桌，用一种盛气凌人的语气大声嚷道：‘你不能让那个叛乱分子待在你家！’”

“对不起，西克尔斯将军！”林肯答道，“我太太和我有选择自己客人的习惯，在这件事上我们不需要朋友的建议或帮助。”

在红厅里发生的那场令人不快的口角，使埃米莉不顾玛丽和林肯的反对，下定决心返回老家。“哦！埃米莉，”玛丽叹息道，“我们是否能从这场可怕的噩梦中清醒过来？”

※※※

林肯决意不让这场不愉快的风波扰乱自己的好心情。就在埃米莉和玛丽道别时，他带着尼可莱和海伊前往福特剧院，去观赏詹姆斯·哈克特在《亨利四世》一剧中扮演的福尔斯塔夫。随后，他和助手们一起兴高采烈地讨论了这部戏。第二天，威尔斯在每周二例行的内阁会议中发现林肯“兴致很高”。林肯很想放松一下，两天后他再度来到福特剧院去观看《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二天晚上，他来到威拉德饭店，出席外交官贝亚德·泰勒关于俄罗斯问题的演讲。在饭店大厅里，林肯“受到了雷鸣般掌声的欢迎”。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林肯讲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梦。他告诉海伊他梦见自己在一场舞会上，无意听到有一位客人谈论他说：“他是一个相貌平凡的人。”在梦里，林肯很得意这样的回答：“上帝偏爱相貌平凡的人，这就是他让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相貌平凡的人的原因。”第二天梦醒之后，他依然对自己在梦中的这个回答津津乐道。

大多数内阁成员在这个假期里也过得很开心。苏厄德以他独有的奢华气派款待成员们参观俄罗斯舰队：安排了一顿有四道菜的大餐，并且无限量供应上好的葡萄酒。女士们在客厅饮茶时，男人们就聚集到隔壁的起居室，弗雷德·苏厄德回忆说：“人们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聊上两三个小时。”

爱德华·贝茨也找到了快乐的理由。尽管儿子弗莱明加入南部联盟军队是个污点，他对此十分消沉，但是大家庭中的其余成员还是在一帆风顺中成长。科尔特参加过钱瑟勒斯维尔和葛底斯堡战役，并且一直在米德将军的麾下服役。伍德逊不久就要从西点军校毕业，巴顿和朱利安两人都在密苏里，巴顿在州高等法院担任法官，朱利安则在密苏里预备役部队里担任外科医生。他的两个女儿和家人同住，就连迪克这个一度惹是生非的老八，如今也已经成功戒酒，看上去成熟多了。

在节日里安排的所有感恩活动中，贝茨对上天最心怀感激的是他妻子患上中风之后完全康复。结婚四十年了，贝茨依然相信自己“福莫大焉”，他很骄傲地表示“在那些年当中”，朱莉娅从未对他做过“不好的举动”，也没有说过一句贬损他的话，这是很难得的。圣诞节那天，贝茨出席了一位老朋友妻子的葬礼，这对夫妇已相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他写道：“我不知道他将如何承受失去爱侣之痛。”贝茨给朋友写信的同时，也是写给自己的独白：“我已准备好看到他很快地倒下，然后不久告别人世。”

圣诞节期间，威尔斯的儿子埃德加从凯尼恩学院回来省亲，这让威尔斯喜出望外，过去他每逢佳节都会回想起去世的孩子们。“几年前那些笑意盈盈的面庞、可爱稚嫩的童声、充斥全家的‘圣诞快乐’的欢叫，都已归于寂静的尘土，一去不复返。”然而全国局势开始好转，让威尔斯又振奋起来。“这一年的年终比年初更令人满意他写道，“这个国家更有勇气，更有希望。”尽管总统依然面对“紧张的形势”，但是威尔斯预言他的领导才能将“在未来赢得更多的赞誉”。

斯坦顿一家迎来了新降生的小女儿贝茜，这让全家沉浸在欢乐之中。11个月前，斯坦顿的幼子詹姆斯刚刚夭折。就在爱伦准备洗礼庆典时，斯坦顿借圣诞节来临之际探望了受伤的士兵。他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对未来的畅想：“明年你们庆祝佳节的这个时候，这场战争将会结束，你们会回到家乡，回到火炉边。当你们返乡时，会受到尊贵的国宾一般的礼遇。”

林肯邀请斯坦顿陪他一起“沿河而下”，去探访位于马里兰州波因特卢考特的一座战俘营。他听说关押在那里的为数众多的叛军战俘都表达了要宣誓效忠合众国的意愿，并且发誓为了报答总统的彻底赦免，他们返乡之后将接受奴隶解放的事实。林肯和斯坦顿来到这里时，掌管监狱的将军证实了这一颇受期盼的消息。他向斯坦顿进言，建议他部署方案，将林肯所谓“10%计划”推进到南部腹地，这个计划很可能激起当地的人们对联盟老巢更深的怨气。

1863年的岁末，即便是喜欢吹毛求疵的古诺夫斯基伯爵，也不得不承认联邦的形势已经好转。“哦！这行将终结的一年！它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美国面临的危险越大，人民贡献的也越多。在打击内部和外部叛国分子的危急关头，人们心甘情愿抛洒鲜血，贡献时间和金钱。美好的希望正迎来曙光。”这位傲慢的伯爵依然不愿承认总统在扭转局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另一些原来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转变了立场，开始对林肯赞赏有加。美国驻英国大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在1861年与林肯见过一面，但他对总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笔下的林肯是“一个高大、丑陋的人，举止不够优雅，不修边幅”。经过几个回合尴尬的照面后，这位傲慢的亚当斯得出结论说，林肯与华盛顿的其他官员不属于同一个“文明世界”。新政府上台的最初的6个月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批评。亚当斯在林肯身上没有看到任何“英雄品质”，并且认为他“配不上这样的重权高位”。

到了1863年年末，亚当斯彻底改变了看法。在伦敦圣詹姆斯厅为忠心爱国的美国人举行的节日招待会上，他发表了一篇雄辩有力的演讲，赞扬林肯的领导才能。亚当斯提醒人们说，新总统来到华盛顿，下车伊始就要面对棘手复杂的局势，当时“他的政府基石似乎正在分崩离析”，所有的部门变节成风，财政部的叛徒破坏了国家的信用体系，驻外办公机构里充斥着分裂主义分子，陆军和海军都需要大换血。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位“实际从政经验比任何人都缺乏”的新手上台之后能够胜任他的使命。然而过去的3年中，政府斩断了叛变的毒瘤，北方逐渐赢得了欧洲各国的尊重，财政部拿出充裕的资金支持军队，陆军规模壮大到“50万人”，海军如今已“在全球每一处海域令人刮目相看”。亚当斯带着一点点屈尊的样子坦言，所有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并非因为林肯拥有“任何超人的天赋”，而是由于他“向始至终让人民相信他的刚正不阿，以及对一个伟大目标的忠贞不渝”。

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被誉为“当时美国一流的文学家”。他在《北美评论》上曾发表过一篇长文，对林肯的人品提出了一个更为精辟的结论，林肯看了之后十分开心。洛厄尔对林肯政府进行跟踪研究后写道：“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就职时，手中可支配的资源如此之少。关于他，我们了解的只是他是一位政治演讲家，他获得提名是因为他眼下有用，也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洛厄尔发现，好几个月过去了，这位初出茅庐的总统在军事行动、奴隶解放、招募黑人入伍等诸多问题上似乎过于优柔寡断。渐渐地，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位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在处理政事方面秉性优异、能力出众的人”。洛厄尔继续写道，在一个民主国家，“谁对人民有全面的了解，谁就必定能最终掌握驾驭这个国家的权力。最杰出的政治才能，是具有一种与天下人忧乐共享的意识”。林肯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完美而准确地把握人民喜怒哀乐的脉搏，并且每次引入新政，时机把握得都恰如其分。尽管有人认为林肯在解放奴隶问题上决策迟缓，但他毫无疑问已经“扎扎实实、深入了解”了美国人民。同样的，当第一个黑人团组建成功时，许多人担心会爆发“天崩地裂的祸乱”，然而“世界依然平安无事”。

“林肯先生临危受命，就是用一张相当简陋的木筏穿越急流，他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些横七竖八的木头紧紧缚牢。”洛厄尔总结说，“国人应该庆幸的是，他并没有认为自己应该不顾危险，一味鲁莽蛮干、横冲直撞，而是亲自用撑竿小心翼翼地试水，了解主航道的位置，稳住航行的方向。”

虽然过去3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洛厄尔深知这条木筏“依然在风急浪高的激流中穿行”，因此林肯亦绝非高枕无忧。总统将洛厄尔的文章推荐给吉迪昂·威尔斯，并告诉他说它对政府的政策进行了“极好”的探讨，这篇文章“给了他太多的信心。”

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ombs，1810—1885）：美国政治家。1845—1861年间分别代表佐治亚州任众议员和参议员，明确支持各州拥有保留奴隶制的权利。1861年担任联盟国务卿。

詹姆斯·卡茨（James Cutts）：一位年轻军官，曾因年轻气盛与上级争吵而受到军事审判。林肯曾写信告诫他，要避免争吵。

基石之州（Keystone State）：宾夕法尼亚州的别称。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著作家。

指1864年举行的总统大选。

鞍马劳顿：詹姆斯·贝克在此用了“in the saddle”一词，在作者看来有双关意，因为它另有一个意思是“在位、掌权”。

多数票（majority）：指选举时多于对手的票数。

玛吉·米切尔（Maggie Mitchell, 1832—1918）：美国著名女演员。全名玛格丽特·朱莉娅·米切尔，14岁登台演戏，曾主演过《简·爱》《小赤脚》和《萨伏伊的珍珠》。

关于耶弗他和他的女儿的故事，出自《圣经·士师记》第11章：“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弗他往亚扪人那里去，与他们争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珥到米匿，直到亚备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扪人就被以色列人制伏了。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因此后人将“耶弗他的女儿”作为深明大义、具有顺从和牺牲精神的典型。

约翰·厄舍（John Usher, 1816—1889）：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反激进派的主要成员，内战时期任美国内政部部长。

沃德·拉蒙（Ward Lamon, 1828—1893）：美国共和党人，律师，曾经是林肯的法律合伙人、竞选助手，后任哥伦比亚特区司法长官及内战期间林肯的私人保镖。

本歌歌名为《我们来了，亚伯拉罕父亲》。这首歌由路德·爱默生、斯蒂芬·福思特等人作曲，由废奴主义者詹姆斯·斯隆·吉本斯（James Sloan Gibbons）1862年为响应林肯的征兵号召所写的一首诗改编而成，是联邦党人在内战期间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 1934—）：美国当代作家，历史学家，擅长研究政治。他撰写《林肯在葛底斯堡：重塑美国的话》（Lincoln at Gettysburg: The Words That Remade America）一书曾获得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大奖。

指《独立宣言》。

拉撒路（Lazacus）：《圣经》中的麻风病患者。

詹姆斯·狄克逊（James Dixon, 1814—1873）：美国律师、政治家，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早期曾加入辉格党和共和党，后成为民主党人。

雷弗迪·约翰逊（Reverdy Johnson, 1796—1876）：美国政治家。马里兰州参议员，第22任美国总检察长，辉格党和民主党人。

埃米莉·赫尔姆（Emilie Helm）：玛丽·林肯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希洛（Shiloh）：位于田纳西州西南部，孟菲斯以东。1862年4月6日至7日，希洛战役在此打响，南北双方阵亡者均超过万人。

巴吞鲁日（Baton Rouge）：路易斯安那州首府，位于密西西比河下峭壁的东南中心部。

布尔溪和玛纳萨斯：联邦军在这两个地方与南军作战时均遭到惨败。

指埃米莉。

白宫红厅：多用于总统夫人接待客人的场所。

詹姆斯·哈克特（James H. Hackett, 1800—1871）：美国著名演员，也是第一个在英国演出成功的男演员；擅长扮演美国北部民众的形象，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的福尔斯塔夫是他塑造的最著名的角色。

波因特卢考特（Point Lookout）：位于马里兰州南端，波托马克河与切萨皮克湾交汇处。这里的战俘营曾经在南北战争时期关押过5万多名战俘。

第二十三章 内幕操纵

1864年元旦。黎明时分，“狂风呼啸，寒气逼入”。诺亚·布鲁克斯写道：“早晨的报纸，还有送奶工仿佛都要被这凛冽的寒流吹跑似的。”渐渐地，云收雾散，温暖的太阳露出了笑脸。《国家共和党人报》的年度社论写道：欢乐的情绪笼罩着全城。在过去的一年中，联邦在一系列战役中捷报频传——“默弗里斯伯勒、维克斯堡、莫里斯岛、葛底斯堡、哈得逊港、查塔努加、诺克斯维尔”。

“有史以来，任何国家在任何战争中赢得的胜利，都无法与这一年的大捷相提并论。”《国家共和党人报》以夸耀的语气写道，“我们有理由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欢欣雀跃、载歌载舞。没有人否认，我们经历了一场叛乱风暴，政坛气候依然有些沉重，但是在舵手亚伯拉罕·林肯的引领之下，我们英勇的联邦舰队的水手们业已经受住了惊涛骇浪。”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报告中，威廉·斯托塔德也表达了相应的想法：“所有人都断言，危险肯定已经过去了。这个判断是基于直觉，而不是通过分析推理，然而国人都那么想。”

上午10点，华盛顿的官员们开始陆续抵达白宫，参加传统的新年招待会。中午时分，大门向公众敞开，8000多人如潮水般涌入——“外交官、龙骑兵、大西洋沿岸各城市的精英分子、来自边远地区的壮汉、踌躇满志的包工头、心怀鬼胎的骗子、聪明绝顶的专利发明人、百折不挠的请愿者，三教九流，场面如万花筒一般变幻莫测。”

林肯将他与公众的会面看作是一种“公共舆论的涤荡”。他告诉一位客人说，他们“为我提供了新鲜的思想，为我灌输我脑海里从未有过的更加清晰、更加生动的景象，让我弃旧从新、不落窠臼。尽管从细处看，他们不一定那么讨人喜欢；但是总体来说，他们让我的头脑焕发活力，让我从崭新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斯托达德说。尽管“欧洲的王公贵族、外交使节、观光客等诸多人士对这种典型的美国式习俗嗤之以鼻，但欧洲的民主派对此大为痴迷”。客人们注意到林肯“看上去身体非常健康，兴致勃勃。无论将军们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困惑迷茫，他都能化忧为喜，把烦恼事儿留在楼上的办公室，开开心心地走出来接受民众的问候。他清澈的眼睛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不仅诚恳地握住每一只伸出的手，而且还说上一两句让人开心的话”。诺亚·布鲁克斯注意到，玛丽·林肯将她黑色的“丧服”换成了一件深紫罗兰色的衣服，“式样始终没有改观”。

“我们似乎进入了战争的新阶段。”弗雷德·苏厄德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华盛顿的这个冬季，到处都是喜气洋洋，尽管去年冬天还笼罩着愁云惨雾。政治辩论暂时偃旗息鼓，人们摆开宴席，寻欢作乐。各大报章只懂得用各种晚会、舞会和戏院新闻来吸引读者，就像许多宫廷日志。一些礼节性的问题成了郑重其事的辩论话题，那些根本不懂得社交生活或者对社交生活漠不关心的人们开始谈论‘社交’。”

冬季的各类社交活动开始按部就班地展开。总统的招待会排在每周二的晚上，第一夫人的日场音乐会定在周六下午，白宫发言人的社交晚会则安排在周五晚上。参加这些活动不需要请柬。由于总统和发言人根据民众的意愿安排工作，因此他们的家也面向公众开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内阁成员家举行的各种优雅晚会需要凭请柬出入，人们对此趋之若鹜。其中，在蔡斯和苏厄德的客厅里举办的活动最受追捧。

国务卿举办的晚会极为成功，社会专栏作家将其原因归结于两点：一是他为人亲切和蔼，机智幽默；二是他的儿媳安娜“魅力十足、风度高雅”，“其座上宾在艺术方面趣味相投、品位不凡，所有的客人们都有‘宾至如归’之感”。对于年轻的佳丽们而言，外交官员的频繁出没，为这里平添了一丝神秘。有机会吸引有身份的外国人，在她们看来是一件很刺激的事；而在那些沉迷于时尚和礼节的人看来，外交官们的翩翩风度，以及他们华美服饰上的缎带、象征着不同官阶的徽章熠熠生辉，实在是美得无与伦比。“那些惊讶于苏厄德府第的富丽堂皇、胜友如云的人们，”一位专栏作家写道，“那些喜欢苏厄德热情好客的人们，都不希望苏厄德一直做国务卿，让这种‘宾至如归’的活动每周仅举办一次。”

在蔡斯的府第，凯特·斯普拉格依旧是“所有观察家关注的对象”。无论她穿的锦缎是蓝色、灰色还是简单的黑色，凯特都能给国会议员、参议员、将军们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她热衷于政治，对军事也相当熟悉。她在大门口迎来送往，彬彬有礼、从容有度地接待每一位宾客。本杰明·弗伦奇认为，凯特是自己见到过的“最惹人怜爱的女士”。诺亚·布鲁克斯同样深有感触，在他看来，与她父亲相比凯特让人舒服许多。蔡斯“不苟言笑、冷若冰霜”，在这类社交场合“令人局促不安，总是有点讨厌”；此外，他近视得很厉害，需要“凑得很近”才能看清楚人，却还不肯戴眼镜。

华盛顿的上流精英分子更喜欢出席苏厄德和蔡斯家精美的宴会，而不那么乐意出席白宫的公开招待会。那里场面混乱，帽子会被人压扁，有时连披风也会被人顺手牵羊。冬季，玛丽觉得有必要在她漂亮的法国地毯上罩上一层耐用的棕色保护膜，以防止川流不息的“人潮”与总统握手时在地毯上留下泥泞的脚印。不少来访者经过长途跋涉后，风尘仆仆、衣衫褴褛，有些人甚至还扛着毛毡旅行袋。白宫漂亮雅致的家具摆设，都是玛丽花了大价钱弄来的，被这些访客磕磕碰碰让她十分心疼。布鲁克斯注意到：“在这个季节里，镶了花边的窗帘，厚重的灯芯绒布、流苏及锦缎织物，都遭到了野蛮破坏，那些爱搜集文物的家伙喜欢从价值不菲的宝物上剪下一小块带回家以资纪念。”某些“到此一游”心理特别严重的人，甚至将棕色的地毯保护膜揭开，将法国地毯剪去“巴掌大的”一块。

玛丽十分看重“第一夫人”的面子，当她从报纸上看到，即将主导这个社交季节“时尚潮流”的并非她本人而是苏厄德时，她的心里一定相当恼怒。苏厄德计划操办一个奢华的晚会，招待来访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还有“外国使馆、内阁、高等法院的头头、参众两院的主席，以及外交委员会的领导人及其家属”。《纽约先驱报》注意到，将在同一周举行的白宫招待会“并不如以往那样受到广泛关注”。通常在公众场合陪伴玛丽左右的本杰明·弗伦奇发现她“颇为失落”。1864年1月，苏厄德家举办了三四场招待会，被誉为“盛况空前、胜友如云”，是这个社交季“最高雅、最抢眼”的集会。嘉宾名单中有不少男爵、伯爵、勋爵和贵妇，还有正在返乡度假的年轻的罗伯特·林肯。

玛丽的自尊心颇受打击，她开始越来越讨厌苏厄德。苏厄德和自己丈夫过从甚密，这也让她十分嫉妒。很多夜晚，陪伴林肯左右的并非妻子而是苏厄德。弗雷德·苏厄德记录了一件事：在某个轻松愉快的夜晚，林肯和约翰·海伊带了一本幽默的语言指南《她的大话英语》来到苏厄德家。“当约翰·海伊大声朗读其中稀奇古怪的译句时，林肯和苏厄德笑得前仰后合，他们的大脑得到了短暂而愉快的放松。”尽管苏厄德早已不是林肯在政坛上的威胁，但是玛丽依然没有消除对他的防范心理。她对家族的一个朋友安森·亨利说，苏厄德一伙正是“起草各种小报告诽谤她”的幕后黑手。亨利医生认为这种怀疑毫无根据，说这种卑鄙的谣言可能是从“财政部传出来的”，因为他知道“许多这样的传闻”最初都来自蔡斯的朋友和支持者。

事实上到了1864年年初，蔡斯的野心在政坛上已是路人皆知，也成了人们频繁议论的话题。伊丽莎白·凯克利回忆道，玛丽对蔡斯的怨恨“非常强烈”，她“提醒林肯不要信任他”，但是林肯依然坚持认为蔡斯是“一个爱国者”。玛丽开始筹办那一年的首次国宴，按惯例，其邀请对象为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法官及其家属。她决定自作主张处理这件事。玛丽仔细查看了约翰·尼可莱编制的嘉宾名单后，删除了凯特·蔡斯和威廉·斯普拉格的名字。尼可莱知道，这种“有意怠慢”会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并且会给林肯招致很大的非议，于是他请示了上司，重新添加斯普拉格夫妇的名字，林肯很快同意了，这却让玛丽大发雷霆。

“有人很快就被惹得暴跳如雷，白宫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出现过如此天翻地覆的场景了。”当时海伊并不在场，尼可莱向他倾诉说，“我又犯了忌。事情如何收场，局势依然不明，正好比史勒斯威格－荷尔斯坦难题还难以决断。”玛丽直接把怒火撒向了尼可莱，将他逐出宴会筹备组，对他按常规提供的晚宴方案也弃而不用。尼可莱写道，“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直到举行宴会的当天下午”，玛丽“改弦易辙，要我出马当她的帮手，她向我道歉并解释说，这场活动一直让她寝食难安，她已经有一两个晚上没合眼了”。

威尔斯在日记里写道，这次宴会“皆大欢喜”，“就客人而言，某些人略显呆板笨拙（也许是指蔡斯），但是宴会举行得很顺利”。然而，威尔斯无法和首都民众一起沉浸在各种舞会、招待会和集市那一如往日的欢乐气氛中。他在给儿子埃德加的信中说，一切看上去都那么不合时宜，“就仿佛是在葬礼上寻欢作乐一样”。

并非每一次活动都只是无关宏旨的消遣。社交聚会的主持人和常客并没有忘记那些舍生忘死的军人们。在过去“旧的分裂势力或半分裂势力”一度占上风的华盛顿社交圈，伤员和水兵们成了每个场合的交际明星。海军上将达尔格伦21岁的儿子乌尔里克在葛底斯堡失去了一条腿，当他出现在华盛顿的一场舞会上时，立刻被美女们团团围住。她们整晚都簇拥在他身边，不肯跳舞，向他大献殷勤。而众所周知，这位英俊的陆军上校过去曾是一位跳华尔兹的高手。

铜头蛇派、纽约的国会议员费尔南多·伍德过去常常痛骂共和党政府，并对内战大加挞伐。1月下旬，他安排了一场盛大晚会，不仅邀请了他的民主党同僚，也邀请了共和党人。人们原本以为共和党人会拒绝参加，然而实际上许多共和党人都出席了这个活动，“就连最极端的废奴主义者”也成了座上客。斯托塔德认为这次晚会“体现了华盛顿富于魅力的生活特征”，这就是人们并没有把“政治上的仇视”带入“社会生活”。在公开场合相互大打口水仗的人们，仍然可以“在所有的私人交往中亲如一家”。

为了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玛丽·林肯派人给伍德太太送了一束鲜花。为此伍德夫妇受宠若惊，他们在所有的花瓶旁边都放上了一张卡片，上面写道“A. 林肯夫人的祝愿”，让人看上去仿佛整排花儿都是林肯夫人送的。一些报纸开始对此事大加渲染，试图证明这种铺张行为表明了玛丽对南方的同情心理。玛丽对这个批评弄得目瞪口呆，她给地位显赫的朋友西克尔斯将军写信说：“我很高兴向您通报，我是完全无辜的。……除了两场公开的政治接待活动之外，他们（伍德夫妇）从没进入过（白）宫，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憎恶不忠之人，他们都不相信这个谣传。您太了解我了，不会相信这件事的。”

尽管如此，针对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诽谤继续充斥着反对派报纸的各个角落。12月，丧夫的埃米莉·托德·赫尔姆曾穿越联邦的边境线。当时陪伴她一同北上的，是她另一个姐姐玛莎·托德·怀特。埃米莉离开白宫后，林肯为玛莎签发了一张通行证，允许她回到南部联盟。本来这些通行证并没什么特别之处，然而以讹传讹的报道铺天盖地，说林肯也许是应妻子的要求下了一道特别许可令，允许玛莎带着行囊不经检查就通关。一些反对派的报纸宣称，她实际上就是南部联盟的间谍，利用其特殊身份的便利，非法走私违禁品穿越联邦边境线。有消息说，当玛莎抵达蒙罗要塞时，有人告诉她必须打开旅行箱。玛莎在巴特勒将军的面前挥舞着总统的许可令，轻蔑地喊道：“这个（把文件抵在他们的鼻子下面），这个就是你们主子同意的命令。”

通常，林肯很少留意那些粗鄙恶劣的谣言，但是这一回他指示尼可莱向巴特勒将军了解情况，调查事件原委。巴特勒回复说，走私一说纯属子虚乌有。怀特夫人的行囊经过了例行检查，并未发现什么问题。尼可莱引用巴特勒的回信，对谎言进行了公开的驳斥。巴特勒对白宫居然劳神费心对这种“愚不可及”的东西做出反应感到惊诧。但是自从伍德夫妇事件给妻子的忠诚问题打上了问号之后，林肯也许想把新的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士兵认为自己给南部联盟在边境的走私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维护叛乱者的利益。

不久，林肯的老友奥维尔·布朗宁为了一位忠诚于联邦的人向林肯求情，这一次林肯失去了耐心，而这也并不令人惊讶。据说，联邦军队侵占了她在密西西比的棉花种植园，带走了她的奴隶，使她一贫如洗。她请求政府给她提供原来数量的黑人，自己可以雇他们干农活。根据布朗宁的说法，林肯“变得非常激动”，并且“怒气冲冲地说，他宁愿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也不愿做那件事”。布朗宁还想为那人的财产损失争取“某种补偿”，林肯反驳说：“她根本没有损失什么东西——那些奴隶被抓的时候本该是自由的。”布朗宁搞不懂为什么林肯的态度如此尖锐，“向他告辞后，不欢而散”。

林肯很少这样发火，然而还有另一种压力，通常也会让他动怒并做出激烈反应。就在那天的早些时候，他去探望病榻上的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欧文·拉夫卓伊，林肯认为他是“自己在国会里最好的朋友”。53岁的拉夫卓伊当时身患肝病和肾病，身体十分虚弱，将不久于人世。拉夫卓伊身心备受煎熬，让林肯十分难受，他似乎要在朋友面前掩饰自己的悲伤。“这场战争快要送了我的命。”他对弥留之际的拉夫卓伊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可能无法活着看到战争结束了。”

2月10日晚，白宫响起了火警。位于白宫主楼与财政部大楼之间的总统私人马厩里冒出了浓烟，林肯冲往现场。事后他的一位保镖罗伯特·麦克布莱德回忆说：“当他跑到围在马厩四周的黄杨木篱笆前时，像鹿一样一跃而过。”林肯得知里面还有马匹，于是“他亲自猛力扒开了马厩的门”。立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迅速蔓延的熊熊烈焰，由某人故意点燃的这场大火已经难以扑灭了。“尽管如此，”麦克布莱德说，“要不是那些尚未倒下的柱子横在他面前挡住去路的话，他肯定还要冲进去。”

当晚有六匹马被烧死。当麦克布莱德回到白宫时，他发现林肯脸上满是泪痕。谈到父亲为什么如此难受，10岁的塔德解释说，马厩里有一匹小马驹是属于威利的。当天上午，玛丽解雇了一名了马车夫，此人被控纵火。翌日，林肯镇定心绪，开始工作。他把弗伦奇专员叫到办公室，让他咨询建筑承包人的意见、估价，并且“在今天将此事向国会通报，希望引起重视。如果可以的话，必须采取措施进行重建”。

※※※

1864年冬季的几个月里，蔡斯对总统宝座的痴迷达到了巅峰，而在这段时期，林肯的“将将之才”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的政治家亚历山大·麦克卢尔的说法，就在蔡斯的支持者在时机尚未成熟就过早出手的当口，林肯“尽管对蔡斯十分恼火，有时也会对他恨得牙根痒痒的，但是他小心翼翼地将这种情绪深藏不露，等待合适机会降临时，将蔡斯这个对手清除掉，或者施展老谋深算的政治韬略，把对方逼入绝境”。

这场游戏在1月份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了。蔡斯的朋友，包括杰·库克和亨利·库克在内，向宾夕法尼亚的一家小杂志《美洲交流与评论》的出版人捐赠了数千美元，这样为财政部部长歌功颂德的小传就能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蔡斯的朋友威廉·奥顿提醒他说，“无论这篇自传写得多么有说服力，多么‘翔实可信’”，在一本有足够的钞票就能买下版面的“粗鄙”杂志上发表这样的东西，会被人们视为“一种虚夸的政治花招”。奥顿的意见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然而一个星期后，蔡斯给林肯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长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总统显然对库克兄弟介入此事产生了疑问，尽管蔡斯已经削减了他们的佣金，但这两个人依然是政府债券的官方承销人。

在信的开头蔡斯表态说，他为人处世向来一心为公、绝无私念，他声称自己“从未蓄意伤害过一个同胞”。蔡斯得知，有个出版商想要出版一个名人小传系列，而他的传记将放在首页。“我怎能提出异议呢？”财政部事务占据了他大量的精力，他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蔡斯坚持认为：“享利·库克先生去搞这个不讨人欢喜的传记，完全是出于他个人意愿，而非我本人想要这么做。”倘若库克兄弟当初征求他意见的话，他就会阻止他们。“并非所有的谬误均系有意为之，而是因为此举纯属误会所致……假如我怀着些许激动之情写信给您，想必您会见谅。本人工作勤勤恳恳、办事奉公守法，只为免遭他人吹毛求疵、恶意中伤；然而收效甚微，令人不免对政府公职产生厌恶之情。”

《美洲交流与评论》事件的窘境并未使蔡斯收手。那年冬天，他一口气给波士顿的作家约翰·特罗布里奇写了25封长信。他写这些信，是有意要为一部以他生平为蓝本而改编的毫无价值的小说《摆渡小子与财政部长》提供素材。同年春天，这部小说的片断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这些信件只是蔡斯自我吹嘘、却让林肯买单的庞大竞选活动的冰山一角。蔡斯起早贪黑、不辞辛劳地与朋党保持书信往来。“迄今为止，”他对一位辛辛那提的朋友说，“我认为我很少犯错。实际上，当我真心诚意地回首整个往事，三省吾身之时，我实在看不出哪里有过错，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从头来过，我真的无法想象自己会选择不同的道路。”

凯特嫁人了，内蒂去外地上学了，蔡斯与夏洛特·伊斯特曼恢复了零星的书信往来。“我经常想起你，”蔡斯给她写信说，“如果说我内心还残存有什么感情的话——那么我是以最真挚的情感想起你……我多么希望你身在此处，在我们的家里，在这间小小的书房，希望我们能促膝谈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我用笔来传情达意。而你——正在何方？”如此浪漫的表白也许从未被对方接受过。同样的，尽管蔡斯喜欢让辛辛那提一位饱读诗书的才女苏珊·沃克陪伴左右，但两人的感情从未进一步深化。1月下旬，他写信给沃克小姐说：“我希望你能到华盛顿来，尽管我可能会很少见到你，以至于我很难说，是与你相见时的愉悦更多，还是不能经常见到你的感伤更多。”虽然蔡斯很明显地流露出对伊斯特曼和沃克的仰慕之情，但是他依然将目光紧紧盯住总统宝座，因此很难抽出空来，悠闲自得地陪伴佳人。

以“蔡斯竞选总统”委员会的公开亮相为标志，蔡斯争取总统提名的第二回合拉开了帷幕。该委员会的头头是堪萨斯州参议员塞缪尔·波默罗伊，以及一位成功的铁路代理商詹姆斯·温切尔。这个组织可以算是杰·库克作为后台老板的另一家企业，然而这一回，蔡斯的女婿威廉·斯普拉格捐赠的钱款所占份额最多。波默罗伊和温切尔都是铁杆的废奴主义者，他们相信蔡斯最有能力保护黑人的权益。然而，如果蔡斯批准用这笔基金去修建堪萨斯至太平洋铁路的话，他们那“无私奉献”的光环就会因为这件事大打折扣，因为波默罗伊和温切尔都在这条铁路上占有大笔股权。

蔡斯“吃里爬外”的行径让林肯的老友贾奇·大卫·戴维斯十分气愤，然而不出意料的是，蔡斯可不这么看。既然总统的一届任期早有明文规定，蔡斯觉得自己挺身而出，取而代之乃是天经地义的事。竞选委员会的班子搭好后，蔡斯开始忙于在俄亥俄组织后援团，下决心要洗刷自己在1860年的耻辱，当时他的家乡州放弃了对他的支持。

蔡斯对自己击败林肯颇为乐观，他告诉自已的老搭档弗莱蒙·波尔说，新组建的委员会，以及民众对他作为候选人的支持力度，因为他们往往是“举足轻重的人”，他对此非常“满意”很大程度上需要仰仗“七叶树之州”人，因为“倘若俄亥俄表达了倾向于其他人选的话，那么我绝不允许以我的名义参选”。蔡斯相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自己就可以和总统一决高下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位来自大草原的律师显然不能胜任总统一职。“假如他将强烈的意愿和积极有力的行动，与自己的宽厚仁义和审时度势的本领相结合，那么我们就会不遗余力地为他加油助威。照现在的样子，我认为倘若他再次当选的话，他在第二届任期结束时，很可能不如自己的首届任期结束时那样体面。”

蔡斯在与几个知心朋友交流时，也不遗余力地贬损林肯。2月初，他和吉迪恩·威尔斯谈话时，“悲叹于总统对强权和武力的追求，他说这毁掉了一切”。蔡斯毫不理会威尔斯的沉默，继续暗示说总统的“弱点”“正在搞垮”整个国家；而威尔斯依然没有对这种明显的试探做出回应，蔡斯总算不再喋喋不休了。同贝茨在一起，蔡斯同样进行过言辞轻率的批评。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尽管这位总检察长偶尔批评总统，但是他对林肯“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胜过对其他任何候选人。

对于周围的明枪暗箭，林肯似乎处之泰然。威尔斯很开心记述了一件事：“有一位十分富态的女士”正好在内阁会议前来到门厅，她说自己住在艾奥瓦州，过来想见一下总统。林肯听说了她的经历后，邀请她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轻声笑道：“好吧，要是纯属相互观赏的话，我完全有优势。”

2月，波默罗伊的委员会向百名北方共和党骨干分子发出了一份秘密传单，意在动员他们支持蔡斯竞选。这份传单一开始就对总统提出了劈头盖脸的尖锐批评，声称“即便林肯先生值得再度竞选，但实际上他已经不可能当选总统了”。更何况由于受到广泛反对，“倘若他再度当选，那么他明显的妥协倾向和基于私利的权宜之计，在其第二任期间将会变本加厉。”这场战争将“继续被搁置”，这个国家将会变得一贫如洗，“民族的尊严”将饱受忧患。因此为了赢得战争、建立和平、“维护共和荣誉”，有必要将共和党人联合起来，举荐一位“资质和天赋胜过其他所有候选人之和、在未来四年内能够胜任总统职位的人”，他就是——萨蒙·蔡斯！

波默罗伊的秘密传单被媒体披露后，在政坛上立刻引起了轰动。林肯的朋友们极为愤怒，而民主党人则对在共和党内部出现的公开分裂额手称庆。“我们这里大凡有理智的人，无不怀疑蔡斯与这件事的干系。”戴维斯对一个朋友说，“他们没有料到，此事从幕后捣鬼到台前亮相如此之快，假如这事让我无法忍受的话，我们就该把他逐出内阁。”

蔡斯以诚惶诚恐的口气给林肯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对这个秘密传单“一无所知”，直到2月20日《立宪联盟报》发表该传单内容后，方才了解此事。尽管有朋友曾经找到他，要他打出旗号公开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但是关于波默罗伊委员会的组建问题，并没有人来咨询他的意见，对委员会的成员也并不熟悉。“对于那些鞭长莫及的事情，没办法对它们负责。”他提醒林肯说，“您也不能硬要我承担责任，除非我亲口说过或者亲手做过。”尽管如此，他声称：“假如您认为我的所作所为，或者我所采取的立场，将在我职权范围内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的话，我会恳求您实话实说。我可不希望自己在管理财政部期间，没有一天得到您的信任。”

林肯不太可能轻信蔡斯的清白。其实事隔十年后，那份秘密传单的作者詹姆斯·温切尔证实，当时蔡斯对整个事件了如指掌，“而且他还亲口承认说，传单中臆造的对政府的责难，完全得到了他的首肯和支持”。尽管如此，林肯还是强压怒火，小心翼翼地做出反应。他平心静气、以认真的语气告诉贝茨说，他完全了解政坛的风云变幻。在本党内部有许多的积怨，“如果他们胆量够大的话，很可能将他一棍子打倒；但是他们担心斗争到底也无济于事，因此他们会像被击败的敌人那样站在他这一边”。只要他始终相信自己有民众的支持，就能经得起让这场闹剧折腾得更长一些。林肯暂时搁置了蔡斯的事情，只是表示收到了他的信，并答应“抽空会写一封更完整些的回信”。然后他不置可否，冷眼旁观民众对这封信的反应。

时间不长。就在这份秘密传单被公之于众的当天上午，威尔斯恰如其分地预言：“依我之见，这份传单招来的反驳，将会比它的抨击内容更加危险。也就是说，它对蔡斯的伤害要比对林肯的伤害更大。”即便是那些对蔡斯相当友好的报纸，也对这封信的曝光连连叹气。《纽约时报》表示：“这样做很不足取，我们对此提出抗议。”4天以后，尼可莱高兴地告诉自己的未婚妻塞瑞娜说，那份传单收到的效果正好与作者的意图相反，因为“它让林肯所有的朋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重创了蔡斯的阵营”。在一个又一个州，共和党人发起集会，一致通过了拥护林肯的决议。即便是波默罗伊的家乡——堪萨斯州，共和党人也散发了驳斥该传单的文章，对于妄图挟持该州支持蔡斯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并且发起了一场为林肯拉选票的运动。

《纽约时报》注意到有“一长串”的州议会挺身而出，表态支持林肯。该报承认，“公众拥护林肯连任，这种普遍的情感，是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产物……人民相信林肯先生头脑清醒、高瞻远瞩，为了理想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这信任根深蒂固，仿佛是一种真正的直觉，它坚不可摧、难以战胜。只有将罕见的德行集于一身，才能产生一种力量，吸引并保持公众的信任。在美国的历史上，很少有公众人物具有堪与亚伯拉罕·林肯匹敌的这种优秀品质。”《哈珀周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它在一篇拥护总统连任的社论中表示：“有史以来，我们所有的英雄当中，从来没有人像林肯先生那样，如此准确无误地理解民众的思想。”《哈珀周刊》的编辑分析说，在林肯最终走向解放奴隶的过程中，他深深地懂得在一种民主制度中，“他迈出的每一步，都必须在大众看来是明智的”。有鉴于此，他废除了由弗里蒙特和亨特颁布的并不成熟的废奴宣言，直到“父兄、子女和志同道合者的鲜血擦亮一千双已经失明的眼睛”为止。即便是批评林肯毫不留情的古诺夫斯基伯爵，也很不情愿地承认总统确实把握了人民的思想脉搏。“大众接受林肯，是因为他显而易见的朴实单纯、他善良忠厚的本性、他的大智若愚及他那下里巴人式的笑话，人们完全相信这位继往开来的伟人坚忍不拔、诚实可靠。”

蔡斯的竞选活动与4年前一样，又一次在俄亥俄州遭到了致命打击。尽管在州议会里，蔡斯的党内同盟者已经事先阻止了人们发表拥护林肯连任的声明，但是蔡斯的一位支持者坦白说，波默罗伊传单的曝光“给这件事带来了重重危机……有许多昔日志同道合的战友立刻反目成仇，彼此争论不休，并逐渐在党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最终的结果是众人达成一致意见，通过了拥护林肯的决议。“既然已经有许多州表态支持林肯，照目前的情况看，”蔡斯的朋友、在克利夫兰做律师的理查德·帕森斯提醒说，“这场斗争将会拖延下去，最终出现‘同室操戈’，说到底这对我们的党毫无益处，在我看来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林肯察觉到事情出现了转折，他认定给蔡斯写回信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告诉蔡斯对于那份秘密传单的出现，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知道了波默罗伊委员会”，以及“它的秘密议题”和“秘密代理人”。然而，他并不想追究蔡斯的责任：“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要让我们对于各自的朋友那些先斩后奏的所作所为负责是不公平的；我向你保证，正如你向我保证的那样，我并没有唆使，也没有赞成他人对你进行攻击。”至于蔡斯是否应该继续担任财政部部长，林肯会完全按照“自己对公职标准的理解进行判断”。他写道，眼下“我不认为是走马换将的时机”。

几天以后，蔡斯退出了总统竞选。他给俄亥俄州一位德高望重的参议员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提醒俄亥俄的父老乡亲，他已决定退出竞选，因为他未能赢得自己家乡的支持。蔡斯写道，鉴于州议会支持林肯，“因此我有义务——我以为更是一种特权而非义务——请求大家不要继续投票给我本人”。

蔡斯依旧想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某种大公无私之举。他告诉女儿内蒂说，他已从这场竞争中急流勇退，尽管“这个国家有许多精英分子和最热心的人士渴望让我成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人们现在越来越清楚，我在民众面前提出竞选，会在联邦组织内部造成严重的不和谐。我认为，某些治国大政方略是造福国家最不可或缺的；而我参加竞选，可能危及这些大政方略的建立和实施”。对此，总检察长贝茨的解释则不那么充满爱国激情：“这只能证明林肯先生目前面临的形势一片大好，别人很难向他公开叫板。”

克己自律、明察秋毫，林肯再次将这些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秘密传单首次被公之于众时，他克制了反击蔡斯的冲动，为自己调动大量潜在的支持力量、拥护他参选总统赢得了时间。在林肯未直接插手的情况下，蔡斯的野心被粉碎了。他始终知道，财政部部长在这件事中并不清白，但是他表面上接受了蔡斯的托词，以便让这位部长保全面子，而蔡斯也能继续在内阁为国家工作。林肯本人也将考虑蔡斯离职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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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思考问题的方式与众不同，并且能够在艰难时世始终保持心平气和，这种能力源于一种敏锐的自知之明、一种推己及人的非凡思想，以及用建设性的态度排忧解难的宽厚胸怀。在他担任总统最难熬的时期，林肯沉浸在格鲁沃剧院和福特剧院上演的戏目中，让他焦虑的心情舒缓了不少。利奥纳德·格鲁沃估计，林肯在担任总统的4年间，曾有“100多次”光顾他的剧院，最常来陪他看戏的是苏厄德，他也和林肯一样对戏剧十分着迷，同时他也是格鲁沃先生的老朋友。不过，林肯的3位年轻助手——尼可莱、海伊和斯托塔德，有时也偶尔和他们一起来看戏，同来的还有诺亚·布鲁克斯、玛丽和塔德。有很多个夜晚，林肯独自一人来到剧院，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等着煤气灯暗下来，大幕拉开好戏上演。

布鲁克斯说：“这给了他一两个钟头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时刻，更妙的是，他在这里不会被求官者和政客们打搅。林肯和这两家剧院的经理关系都非常好，他可以悄悄地从舞台后门进来，溜进包厢而不被观众发现。”斯托塔德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戏剧改变了他的思考方式，把他带入一个彻底超然物外的世界”。在《亨利四世》第一幕演出时，斯托塔德发现林肯深深地陶醉在剧情中，“他忘记了战争，他忘记了国会，他抛开了政治，此时此刻，他活在哈尔王子的时代”。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喜欢用传奇故事来放松心情的人而言，剧院当然是个理想的世外桃源。林肯经常凭着记忆，大段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以此向同僚们炫耀他的博闻强识。他在“士兵之家”度过了好几个夏天，在那里他尝到了走出白宫的种种好处，而剧院则拥有成为“乌托邦”的一切有利条件。那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精美绝伦的扮相和行头、富丽堂皇的舞台布景、惟妙惟肖的表演技巧、铺张扬厉的辞藻，无不让他心醉神驰，在那里他远离充满烦恼的尘世，走进了一个无忧的国度。

在19世纪中叶，煤气灯的问世使戏迷们的观赏体验大为改观。经理们已经懂得如何操纵煤气喷嘴开关，来“控制煤气灯光的明暗变化”，在灯上罩上一层彩色的玻璃罩，就能营造出“黄昏落日、满月清辉或是雾气重重的夜晚”的效果，而且剧院楼座上的技师也能让灯光聚焦在每一位出场亮相的演员身上。

文化史学者劳伦斯·莱文认为，“要想确切地还原19世纪剧院里的观众是个什么模样，就必须认真观摩一场现代体育活动。观众不仅五花八门、三教九流，而且还……不仅充当观众，他们可以走进运动场地充当参与者，使自己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有时甚至能通过大声且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对现场施加影响。”尽管不同阶层的观众会在剧场里各得其所——富人们在一流包厢、工薪阶层在剧场主厅、穷人在楼座，但是总体而言，观众们算是十分亲密地待在一起。弗朗西斯·特罗洛普曾经发牢骚说，她的确在美国的剧院里遇到过不穿外套的男人，他们把袖子捋到肘部，呼吸中“带有一股洋葱和威士忌”的气味。尽管林肯坐在自己的总统包厢里，但是他依然可以与民同乐，感受到人民跳动的脉搏，而这种感受比他早年参与巡回法庭时的体验更加丰富而深刻。

内战爆发的那几年，被人称为美国演艺界的黄金期。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在那几年里，“美国的戏剧界群星璀璨，各大剧院从中受益匪浅。当时的一连串戏坛名家迄今仍是无法超越的典范”——其中包括埃德温·福雷斯特、约翰·麦卡洛、埃德温·布思、劳洛·基恩和夏洛特·库什曼。据说库什曼小姐因为成功扮演麦克白夫人而享誉欧美，“她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女演员，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的个性魅力十足，“当她走上舞台时……可谓光彩照人、生气勃勃”。库什曼是一位远远超越那个时代、不拘小节的女性，她有好几个情人，但是从未结婚，她将最大的热忱倾注到自己的工作中。

苏厄德和库什曼小姐相识于19世纪50年代并且成为知己。只要她在华盛顿，就会住在苏厄德的家里。这位名演员与年轻的范妮建立了亲密的友情，而后者将库什曼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库什曼小姐给范妮带来了一段十分短暂，然而却自立自强、充满活力的日子。范妮梦想有朝一日如果自己能够成为作家，就要以这种方式生活。某日，库什曼小姐来访后，范妮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想象一下我，沉迷于古代典籍、渴望工作、兢兢业业、奋发向上，同时，我的意思是说‘学会艰苦努力，等待机遇’，我无法选择工作，只能接受，但是我会边实践边改进……我更可以让我的人生丰盈而充实，对此我满怀希望！”

为了给这位明星捧场，苏厄德安排了一系列晚宴，邀请了许多外国使馆的大员和内阁同僚前来助兴。而在库什曼小姐看来，苏厄德是“这个国家培育出的最了不起的人”。范妮觉得，库什曼对于自己这位超凡脱俗的父亲的了解，几乎胜过了她家里以外的所有人。

弗雷德·苏厄德回忆说，在库什曼小姐作客期间，林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到苏厄德家来。1861年夏天，苏厄德将库什曼介绍给林肯，起先她想请林肯帮忙，为一位年轻朋友在西点军校谋一个职位，然而两人越聊越投机，兴致勃勃的谈话使她全然忘却了此行的初衷。毫无疑问，林肯对莎士比亚的热爱，使这位著名的女演员久久难以忘怀。

苏厄德年轻时就一直去剧院看戏，林肯则不同，他到华盛顿之前很少有机会欣赏到现场戏剧表演。他头一回在舞台上观赏演员詹姆斯·哈克特扮演的福尔斯塔夫时兴奋不已：“也许，我能说的最好恭维话就是——其实我这么说是发自内心的——我非常想再看一遍。”尽管林肯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所有剧本，但是他告诉哈克特，自己曾细读过莎翁的一部分作品，“也许就像任何非专业的读者那样读了好多遍。其中包括《李尔王》《理查三世》《亨利八世》《哈姆雷特》，而我特别喜欢《麦克白》。我认为《麦克白》是最棒的，它是一件旷世杰作。我和你们这些专业之士看法不同，我认为《哈姆雷特》中的那段独白‘啊，我的罪恶臭名昭著’要胜于‘生存还是毁灭’。不过要请你们原谅我在文艺批评上的这次小小尝试”。当哈克特将总统的信拿给其他朋友看时，很不巧被反对派看到了并将之公于报端。林肯发表的戏剧评论很快遭到了奚落。哈克特十分尴尬地向林肯道歉，而林肯则劝他“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对报纸上的观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忍受大量的冷嘲热讽，对此不会有太多怨恨”。

林肯最喜爱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悲剧，其中反映的主题，如政治上的钩心斗角、权力造成的重负、野心勃勃的本性、王者与臣民间的顺逆忠奸等，总是让这位身处内战的总统产生颇多共鸣。这些戏美妙绝伦、光芒四射，抚慰了战火纷飞的岁月所带来的可怕创伤、因嫉妒和背叛产生的恶行、子女夭亡带来的悲痛，以及家人之间各为其主、同室操戈的痛苦。

宾夕法尼亚的国会议员威廉·凯利回忆说，他曾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将演员约翰·麦克多诺带入白宫。林肯对麦氏在《李尔王》中饰演埃德加一角的精彩表演大加赞赏，而且很想见他。而麦克多诺是“一个铁杆民主党人，过去一直认为林肯先生只是个小丑而已”。但是，在与总统畅谈莎士比亚4个小时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林肯很想知道为什么某些场景的戏不再排演，而用不同风格吟诵的经典诗句也让他十分着迷。他从架子上抽出“那卷让自己赞不绝口”的莎士比亚剧本，先是大声朗诵其中某些段落，然后反复背诵另一些段落。时针指向午夜，凯利起身告辞，占用总统这么长的时间，他很是过意不去。林肯马上宽慰客人说，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享受过谈诗论文的快乐时光了”，那天晚上他能够“浮生偷得半日闲”，让他很是开心。

在那个黄金时代，埃德温·布思的地位在所有舞台名伶之中无人能及。他的父亲是一位名气很响的悲剧演员朱尼厄斯·布思，他的弟弟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就是日后刺杀林肯的凶手。一位19世纪60年代的剧评家曾经写道：“埃德温·布思为美国戏坛的贡献，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这位充满激情的年轻演员颇有表演天赋，念白的腔调很显功力，与程式化、矫揉造作的老一代演员形成了鲜明对比。埃德温·布思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趋之若鹜。

1864年2月底到3月初，埃德温·布思来到格鲁沃剧院，进行为期三周的专场演出，接二连三地奉献了一台台精彩绝伦的表演。埃德温·布思主演《哈姆雷特》和《理查三世》时，林肯和苏厄德几乎每晚都去捧场；而他在《朱利乌斯·凯撒》中饰演的布鲁图，以及在《威尼斯商人》中饰演的夏洛克也得到了两人的鼓掌喝彩。

3月11日星期五的晚上，布思到苏厄德家吃晚饭，20岁的范妮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她看过布思演过的每一场戏，对他那双“充满魅力的黑眼睛”痴迷不已。席间，苏厄德对布思说，他可否冒昧向这位悲剧演员就如何“改进演技”提出一些建议。根据范妮的记载，布思“非常大度地接受了父亲的批评——他多次说，自己已经发现那些缺陷了”。苏厄德特别对布思在布尔沃·利顿的《黎塞留》中的表演提出了意见。苏厄德认为他把那位老奸巨猾的红衣主教演得“过于老态和软弱”。长久以来，苏厄德始终把自己看成是君王背后权倾一时的大人物，也许他希望看到黎塞留的形象更加年轻、更有活力。苏厄德告诉布思，他扮演的夏洛克实在是完美极了，布思却不以为然，说“自己有一种很难表现的诉求，这种求之不得的痛苦难以形容，跟想要一醉方休的感觉差不多”。

林肯在白宫脱不开身，错失了与布思促膝谈心的乐趣。就在几天前，林肯表示自己很想去看布思主演的《哈姆雷特》，他曾与弗朗西斯·卡彭特谈论过这出戏。这位年轻的画家当时正在创作一幅，以人们首次宣读《解放奴隶宣言》为场景的油画。在谈话过程中，林肯背诵了他喜爱的段落——国王在谋杀哈姆雷特的父亲后的一段独白。卡彭特说，林肯当时“所表现的感情和投入程度，据我所见，舞台上从未有人超越之”。

最让卡彭特感到震惊的是，林肯对悲剧和喜剧具有同样深刻的鉴赏力。他可以惟妙惟肖地表演一段《理查二世》，让刚刚入座的访客落泪；可是不一会儿，他又开始讲述一则令人发噱的自编笑话，把众人逗得哄堂大笑。卡彭特发现，林肯的“笑声发自内心，仿佛一匹来自他的故乡大草原的野马发出的‘嘶鸣’，不加掩饰，蓬勃而热烈”。在卡彭特看来，这种将悲喜熔于一炉的能力，似乎是林肯和他所喜爱的剧作家共有的特征。卡彭特注意到：“人们都说倘若没有《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的幽默诙谐，和《仲夏夜之梦》里的笑逐颜开，那么描写《李尔王》的灾难和《哈姆雷特》悲剧的内在精神就无法成立。”

像林肯和苏厄德那样频繁出入戏院的人，在内阁成员中绝无第三人。蔡斯和贝茨认为看戏是浪费时间的愚蠢之举，也许还是一种“邪恶的消遣”；而斯坦顿只去过一次格鲁沃剧院，他只想借机找到林肯，和他讨论某桩急事。当时格鲁沃与林肯一起坐在总统包厢里，斯坦顿在戏开演半小时后来到剧院，悄悄走近林肯跟他进行了一番长谈。那时的场景让格鲁沃非常震惊。林肯一面专注地听着，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而斯坦顿沮丧地“抓住林肯先生的大衣翻领，把他的身体慢慢地扳回来，让他直面自己，然后继续谈话。林肯先生对这一唐突之举始终报以亲切的微笑，神情恰似某人对待自己宠爱的孩子。但是不久，他又将目光转向了舞台”。最终，斯坦顿对那件事彻底绝望了，他“站起身来，道了声‘晚安’，离开了”。

根据格鲁沃的记述，塔德和父亲一样也喜欢上剧院。约翰·海伊注意到，塔德“每当看到父亲眨眼时，他就会大笑起来，尽管他并不很明白个中原因”。塔德通常在家庭教师的陪同下来到剧院，他“无拘无束，也常常独自一人跑到剧院去看剧院排练，看得如痴如醉。舞台工作人员都和他混熟了，他们很喜欢他，放任他到处乱跑”。塔德会在他们移动布景时帮一把手，偶尔也会在剧中客串一个小角色。这个小男孩很孤独，当他看到朱莉娅·塔夫脱出现在白宫的招待会上时，他就想起当年和威利及塔夫脱家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他会潸然泪下。而在剧院里，人们对他的关爱无疑带给他莫大的安慰。

※※※

1864年3月8日，维克斯堡战役和查塔努加战役的英雄尤利西斯·格兰特抵达首都，接受联邦陆军总司令的任命。林肯事先提出，将陆军中将这个自从乔治·华盛顿后再也没人获得过的荣誉军衔授予格兰特。国会对格兰特充满感激，因此恢复了陆军中将军衔。格兰特晋升后，哈勒克改任陆军总参谋长，而谢尔曼则接替格兰特原来的职位，成为西部集团军司令。

格兰特以他惯常的谦逊谨慎、行事沉稳的形象进入华盛顿，其风格正好与麦克莱伦形成鲜明对比。他风尘仆仆地来到威拉德饭店，陪伴在身边的只有他那十几岁的儿子弗雷德。饭店前台并不认识他，告诉他所有房间均已客满，只有顶楼的一间小房了。前台看到他登记住宿时的签名“格兰特和儿子格里纳·伊利诺伊”之后，满脸尴尬，马上为他们更换了房间。略做休息后，格兰特带着儿子来到饭店大厅的餐厅。起初，他那纤细的体格，“佝偻的双肩，温和的蓝眼睛，淡棕色的头发和胡髭”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后来有人开始对他的桌子指指点点，突然间，“从在场的人群中发出一声欢迎的呼喊，接着所有人立刻大声欢呼起来”，大家纷纷以拳击桌，直到格兰特站起身来鞠了一躬，众人才平静下来。

把儿子安顿休息后，格兰特信步来到白宫，当时已有不少人聚集在那里，等待总统召开的每周例会。年轻的上校、后来成为格兰特副官的霍勒斯·波特，当时就在白宫蓝厅陪伴总统左右。“突然在靠近大厅的入口处出现了一阵骚乱，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原来是格兰特将军出现了，他“态度谦恭地跟着其他拜访林肯的人们一起走进了房间”。林肯头一回见到格兰特，闻讯之后眼睛一亮，立刻露出满面笑容。不等客人来到身边，总统就“三步并作两步，迅速走上前去”，一把抓住格兰特的手说，“哎呀，你是格兰特将军！好啊，真是太让人高兴了！”

波特对两人在形象上的差异感到吃惊。总统身高出众，“面带喜色，俯视着”比自己矮八英寸的格兰特。林肯晚礼服的领子“尺寸太大了”，领结也“系得很难看”。在波特看来，他“更像是一尊大力神，而不是一个小白脸”。波特还注意到，林肯的灰眼睛流露出“快乐的光芒”，他那“唠家常式的语调”让人们很快放松了心情。威尔斯当时也在场，目睹了两人站在一起的情形。格兰特的举手投足让威尔斯感到有些不舒服，他说格兰特缺少军人的气质，“有一点笨手笨脚”。

与格兰特谈话结束后，林肯便把他介绍给苏厄德。总统知道，这里有一大群格兰特的仰慕者，他们会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出其不意地将他团团围住，而国务卿天性善于交际，是帮助将军解围的最佳人选。当时人群欢呼着，不顾一切地涌向这位叱咤风云的大英雄，“蕾丝花边被扯坏了，硬边衬裙成了软塌塌的糨糊，整个场面一片混乱”。苏厄德迅速将格兰特转移到东厅，他说服将军站在一张沙发上，以便让众人都能看到他的脸。“他像个女孩子一样，脸羞得通红，”《纽约先驱报》的特派记者写道，“他不断与众人握手，前额和整个脸庞都汗流如注。”格兰特事后表示，这场招待会是“他在战争期间参加的最让人感动的一次活动”。

总统很高兴看到民众对格兰特十分喜爱。在这位朴实低调的将军面前，林肯欣然同意他放弃了惯常的荣誉地位，他深深地意识到，正如波特所言，由于他们两人“并肩作战”，因此通往胜利的道路已经相当宽广。倘若林肯认为将军想要竞选总统，那么他为格兰特举行招待会也许会很慎重。但是，他从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格兰特唯一的心愿只是希望不辱使命，终结这场战争。格兰特通过特使罗素·琼斯给林肯捎了一封信，信中表态说他不仅绝无竞选总统之意，而且还将全力支持“保证林肯先生当选总统”。林肯对琼斯说：“我的孩子，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这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安慰。”

与兴高采烈的人们共度了一个小时后，苏厄德精神抖擞、不知疲倦，而将军却筋疲力尽。随后两人一同去见林肯，这时总统与斯坦顿已在客厅里等候他们了。几个人讨论了第二天庆典的细节，格兰特将在庆典上被授予军衔。按议程先由林肯讲话，然后是格兰特致答谢词。为了方便格兰特起草答谢词，林肯将自己的讲稿誊写了一份交给他。格兰特回到威拉德饭店后，用铅笔将自己的讲话内容写了大半页纸。根据尼可莱的记述，第二天下午当格兰特发表讲话时，他“发现自己写的答谢词难以卒读，这使他显得非常窘迫”，结结巴巴地念完了讲稿。

庆典结束后，林肯和格兰特走上楼去进行了一番密谈。林肯解释说，过去“司令们行动迟缓”，让他不得不在白宫对部队发号施令，而他“所需要的，或者说曾经想要的，是一个勇挑重担、敢作敢为的人”，留给他的任务是动员“政府的全部力量”，提供任何必需的帮助。

星期四，格兰特乘火车来到波托马克军团的大本营，与米德将军共商军务。在返回的途中林肯告诉他，林肯夫人正在安排周六的晚宴，准备为他庆功。格兰特诚恳地谢绝了，说自己想尽快回到战场。林肯大笑道：“但是我们不能原谅你，在《哈姆雷特》这出戏当中，哈姆雷特可不能逃之夭夭了。”但是格兰特依然坚辞不允。“我对这一荣幸感激不尽，”他说，“但是眼下时间非常宝贵，而且总统先生，我真的觉得我已被‘公开展览’得够多了！”

那年3月的华盛顿之行后，格兰特一心为公的形象愈发深入人心。民众听说了关于他的一系列故事，说他很反感国会议员伊莱休·沃什波恩说他“对于许多军人而言，他的车马服饰和随身装备太普通了”。就在关于设立中将军衔的法案仍在华盛顿进行辩论时，沃什波恩详细叙述了自己与格兰特花了6天时间一路同行的过程。格兰特“和他一起，没有骑马、没有勤务兵或随从、没有野营包、没有大衣和毯子，甚至连一身干净的衬衫都没有”。格兰特只带了一把牙刷，“就像他手下最普通的士兵那样，带着自己的那份口粮，风餐露宿，踏上了旅程”。《纽约时报》注意到他爱吃猪肉和豆类，由此推测说，以前负责为军官们提供“精餐美食”的酒宴承办人“一定会痛苦得抽筋”。历史学家威廉·麦克费利说，格兰特在华盛顿待了4天，他来的时候不事声张，走的时候早早动身，“一切都那么恰如其分，他虚怀若谷、胸有丘壑的形象，使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在历史上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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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茨在日记里写道，1864年的春天出现了“非寻常的春寒料峭”。通常在4月初开花的树，到了月底连个叶子还没有。那些急切盼望联邦军队发动春季攻势的人们，迎来的却是日复一日的“雨急风骤”。在他们看来，这恶劣天气是老天爷先发制人，阻止战场上不可避免的血腥杀戮。斯托塔德推测，当年让麦克莱伦一筹莫展、使伯恩赛德步履维艰、让李将军从葛底斯堡侥幸逃脱的“宿敌”，也阻挡了格兰特前进的步伐，这个宿敌就是“老多米尼恩的红色泥泞”。

林肯始终相信，在尤利西斯·格兰特那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帅才。3月下旬的一天，一年中“最猛烈的暴风雪”不期而至。白宫在当天举行了一场招待会，本杰明·弗伦奇写道，总统“谈古论今，欢声笑语，我从没见过他如此兴致高昂”。3个星期以后，在另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林肯依然“满怀喜悦，精神抖擞”，在周六招待会上谈笑风生地款待一大堆客人。第二天是星期天，他信步走进约翰·海伊的房间，“拿起一张报纸，看到《里士满考察者报》最近发表了抨击杰弗·戴维斯的言论，这让他非常开心。‘嗨’，他说，‘《考察者报》似乎很喜欢杰弗，就像世人喜欢我那样。’”

杰斐逊·戴维斯遭到自家人的抨击，并不出人意料。用詹姆斯·兰德尔的话来说，1864年春天，南部联盟成了“一个内外交困的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货币体系不健全，外交前景不容乐观”。尽管叛乱分子的军心比较稳定，但是“人民依然在痛苦中煎熬”。有一封本想寄往国外的信，辗转落入《纽约时报》记者的手中。信的作者是一位弗吉尼亚人，他承认说，严厉的经济封锁和剧烈的通货膨胀，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过去喝惯了香贝坦红葡萄酒、吃惯了牛羊肉的淑女贵妇们……如今只沦落到早已不知茶或咖啡滋味，每天能看到一两片最劣质的咸肉就欣喜若狂的地步。而且，这种“大规模的民不聊生”现象呈几何级数增长，“并在整个社会层面蔓延开来”。在里士满和亚特兰大爆发了争抢食物的暴乱，布匹供应极为紧缺，布店遭人故意毁坏。

戴维斯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那天生的悲观情绪愈加严重。朋友们注意到，他周围出现了要他下台的呼声，而他晚上外出时常常是独自一人。只有他妻子瓦莉娜陪伴左右，也只有他的家人才能让他真正放松休息、养精蓄锐。戴维斯与林肯相似，对自己的孩子宠爱有加，任由他们打断重要的内阁会议，并且很喜欢看他们做游戏。

1864年4月的最后一天，悲剧降临到戴维斯一家。瓦莉娜只是离开5岁大的约瑟夫和他7岁大的哥哥小杰夫一小会儿，给当时在二楼办公的丈夫送午餐。就在这时，小乔伊（约瑟夫的昵称）爬出了阳台，失足掉了下去，头部撞到了楼下的砖石小径当场身亡。他的父母悲伤不已。据说人们连续好几个小时都能听到瓦莉娜的尖声痛哭，而戴维斯则把自己关在顶楼房间闭门不出。联盟将军詹姆斯·切斯纳特的妻子、日记作家玛丽·切斯纳特回忆说，他来来回回“踱着沉重的步履”，楼下的客厅都能听到他的脚步发出怪异的回响。按照戴维斯的理解，战争无情，戴维斯无法从容哀悼，据他所知林肯也是一样，因为距离春季攻势只有几天的时间了。

威廉·斯托塔德说到了5月的第一个星期，华盛顿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感，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阵短暂寂静”。尽管这里已经“草木葱茏，百花盛开”，“还有几只爱冒险的鸟儿”开始欢唱，但是“白天根本没有大好春光，人们也激不起花前月下的欲望”，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恶战一触即发。海伊勉强承认说，虽然格兰特依然信心十足，但是许多人对他的前景并不看好，“开始认为他时运不济”，因为上一年春季战役的结果是“一败涂地”。

林肯意识到，一旦格兰特中将向李发动袭击，那么他们之间的联系可能就不容易了。他给格兰特写了一封信，海伊说这封信“立刻让人感到了亲切与庄重”。在信中林肯表示，“对您所做的一切完全满意”，并且承诺“如果有什么在我的职权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将尽力予以解决。格兰特彬彬有礼地回信说，“所需的一切已万事俱备”，他对此“感到颇为惊奇”。信中最后一句话，彰显了格兰特与麦克莱伦之间的性格差异：“倘若我的成功并不如我所渴望和期待的那样，那么至少我可以说，我不会归咎于您。”

林肯满怀热忱地批准了格兰特关于三路人马同时进军的计划：波托马克军团将正面阻击李部，迫使他向南回撤到里士满；谢尔曼向佐治亚进军，自西向东横贯全州，意在夺取亚特兰大；与此同时，巴特勒朝东北方向挺进，渡过詹姆斯河，直捣里士满。林肯对海伊说，“这次协调行动”他想要实施好久了，“这样就能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付诸行动”。尽管如此，在战役开始的前夜，林肯还是为格兰特的行动“捏了一把汗”，他告诉布朗宁他对格兰特完全有信心，但是他担心“李会选择自己熟悉的战场以逸待劳，占据主场作战的明显优势”。

林肯的担心确有先见之明。就在格兰特向南进军时，李就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正西方的一片区域扎下营盘，等待北军。这里是一处狰狞的迷宫，人们称之为“大荒地”，其中有崎岖险峻的峡谷、湿滑泥泞的沼泽，藤蔓浓密，荆棘交错，灌木横生。这令人望而生畏的地域，为李的工事提供了天然的隐蔽，并且使格兰特无法使用其强大的炮兵，因为这一地形有效化解了联邦在兵力方面的优势。然而格兰特坚决挥师南下，直捣斯波特瑟尔韦尼亚和里士满东北偏东的冷港地区，迫使李陷入困兽犹斗的态势。双方的人马都不得不爬过死尸和垂死的伤员，前赴后继。“有些地方，死尸堆积了三四层高。”格兰特的传记作者把这次战役描述为“一场惨无人道的梦魇”，在7周之内，南北双方伤亡总数达到了8.6万人。在战役的最初9天，格兰特告诉妻子说“世人从未目睹过如此血腥而久拖不决的战斗，我希望这一场面再也不要重演。”格兰特事后承认，在记忆中，他“始终对发动冷港攻击战感到追悔莫及”。

格兰特埋葬了战殁者，将伤员送回华盛顿，抵达首都的伤员多达数千人。诺亚·布鲁克思记录了这令人心碎的场景：蒸汽轮满载“肢体残缺”的士兵，抵达城市的港口，“救护车排成了长龙等候着他们。满身伤痛的英雄们被小心翼翼地接手抬到了担架上，尽管如此，哪怕是最轻微的触碰都会让他们疼痛难忍”。这可怕的场面就这样一天天重复上演，让华盛顿的市民难以承受。一天上午，塔夫脱法官在各个码头亲眼目睹了3000名伤兵登岸的情形，“有些伤员头部被层层缠绕，有些伤员胳膊吊着绷带”，而另一些人则独自跛行。每一条船靠岸时，人们就会围拢过来，希望在“那些残缺不全、依然留有血战痕迹的形体中间”辨认出“那曾经雄心万丈、气宇轩昂的”丈夫、儿子或者兄弟。伊丽莎白·布莱尔逃离了这座城市，她承认说：“那一长串的救护车，以及里面伤员的痛苦呻吟，让我的神经几乎崩溃。”

贝茨怀着沉重的心情在日记里叹道：“这场血战可谓史无前例。”即便是平日乐观大度的苏厄德，也在他的《欧洲通讯》中承认：“在我看来，这次旷日持久的鏖战中，人们对一场又一场的战斗描述实在有点夸大其辞，有人总是要我说，最近的一次战斗是战争爆发以来最惨烈的一次。”

陆军部里充满了紧张气氛，内阁同僚们每晚聚集在这里，等待前线传来的最新消息，一些寻常活儿根本没法做。“空气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威尔斯坦言，“让人几乎没法开动脑筋。”约翰·尼可莱在致塞雷娜的信中写道，他在这几个星期中“内心的焦虑程度”比“过去一年”还要严重。他说尽管如此，“倘若说我本人已是寝食难安，那么在等待了备受质疑、灾难重重、疲惫不堪的3年之后，总统又该是怎样地焦虑呢？”

总统的确已有好几个晚上夜不能寐了。一天夜里，弗朗西斯·卡彭特“看见总统披了一件长长的睡袍，不住地来回踱步……他倒背着双手，眼袋又大又黑，头部低垂在胸前”。有一阵子，惨重的伤亡报告让他难过得透不过气来。然而，作为内阁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林肯明白自己必须在同僚和民众面前表现出镇定自若，为他们注入希望和信心。就在陆军部焦急地等待前线最新消息期间，林肯忙里偷闲来到剧院，参加一次关于葛底斯堡战役的公开演讲，并且欣赏了一出歌剧。“人们对此也许会觉得奇怪，”他解释说，“但是我必须从五内俱焚的感觉中解脱出来放松片刻，要不然我会紧张死的。”

那时大荒地战役还在进行，一个星期天，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前来探望林肯。“我看见（林肯）在行政厅里来回走动，他那双修长的手臂背在身后，面容深沉，格外阴郁。当他抬起头时，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了某种最黯然神伤的表情。”然而科尔法克斯又说道，“他很快恢复了平静”，并且立刻以非常信任的口吻谈到了格兰特，他的脸上闪烁出“希望的光芒”。一小时以后，他接见了一个国会代表团。他使出浑身解数，讲了“一段又一段故事”，以此掩饰“他那悲伤的心情，不被他们热切而认真地探究出来”。

林肯永远对格兰特充满了信任。他觉得“其他所有的将军”在遭到如此惨重的伤亡之后都会退缩，而格兰特却无论如何都会“百折不挠……直至获得胜利”。有一位年轻的记者从前线回到白宫，捎来了将军的口信：“义无反顾，奋勇直前！”林肯给了他一个拥抱，并且在他额头上印上一个吻。5月11日，格兰特发出了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急件，其中写道：“如果这一仗需要打整个夏天的话，我打算在这个战场血战到底。”这话让林肯备受振奋。某天，有个客人问林肯，格兰特的部队前景究竟如何，林肯“脸上立刻露出一种特别的微笑，当他开始讲故事时，总会流露出这样的微笑”。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想起一则会下棋的机器人的趣闻逸事。许多年前，它的精湛棋艺就震惊了整个世界；没过多久，它就遇到了一位著名棋师的挑战。然而让这位棋师懊恼的是，他两度输给了机器人。棋师在第二盘棋结束时，意味深长地用手指着机器人，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声称：‘里面有个人！’林肯解释说，这就是部队百战不殆的‘秘密武器’——他这是指格兰特。”

※※※

6月初，当共和党大会在巴尔的摩即将开幕时，萨蒙·蔡斯开始疲于奔命了。尽管他已在去年3月宣布退出竞选，但他依然希望事情的发展能够出现有利于他的转折。瑟洛·威德反复告诫总统说，蔡斯的退出，只是他“积聚更大力量，伺机东山再起”的“狡诈诡计”罢了，这位消息灵通的政坛大佬列出了一连串全力支持蔡斯竞选的财政部雇员名单。更让人感到棘手的是，威德从多种渠道获悉，腐败的财政部下属机构与南部联盟进行物资交易，用军需品交换棉花，公然违反了国会关于在自由州与蓄奴州之间，未经财政部批准不得进行任何贸易的规定。威德认为，蔡斯的女婿斯普拉格正是其中某些密谋的受益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林肯不愿意将蔡斯解职。威德预言，如果总统“在游说竞选时，将这一重负绑在自己身上的话，那他肯定会一沉到底”。

与此同时，蔡斯与布莱尔家族郁积长久的世仇，已演变成为妇孺皆知的新闻。去年1月，陆军驻扎在冬季军营时，弗兰克·布莱尔辞去了原先的职务再度进入国会。他想及时回到谢尔曼的麾下，参加3月份进军亚特兰大的行动。但是首先他需要了断与蔡斯之间的一笔旧账。蔡斯的一名党羽曾公开谴责布莱尔做酒类和土豆的私人运输生意，收取运费8000美元，诈骗政府钱财。布莱尔知道，备受质疑的那份文件是伪造的，他怀疑这个假文件是财政部炮制的。他要求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对此事展开调查。调查结论完全洗刷了布莱尔的冤情，遭到质疑的文件确系财政部的某代理商亲笔伪造。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蔡斯本人与此事有关，但布莱尔依然坚持在国会议席上发言前，等待委员会公布最终报告。

就在计划加入谢尔曼部队的前一天，国会大厅座无虚席。布莱尔向众人发表了讲话。一开始，他冷静地列举了国会委员会报告中发现的问题，然而他很快失去了自控，将满腔怒火对准了蔡斯。“这些走狗受到主子的驱使向我猛扑，当我抡起鞭子抽得它们逃回狗窝之后，我要追究的应该是它们的主人，为这次卑鄙行为负责的应该是他，而不是向我扑来的走狗。”主持人科尔法克斯告诫布莱尔，要围绕国会的报告内容发言，但是布莱尔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应该让布莱尔继续讲下去。接着，布莱尔一口气历数蔡斯的种种罪状：腐化堕落，阴谋反对林肯，缺乏爱国热情，对总统职位从未收敛其觊觎之心，等等。

伊丽莎白·布莱尔当时就在国会大厅的楼座上，她认为短期内这段讲话“的确大快人心”，但是她又为布莱尔讲话时怒气冲冲的样子感到担心。“愤怒是最不理智的，”她坦白说，“而报复无异于自杀。”她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这段讲话为蔡斯与布莱尔尚未了结的纷争火上浇油，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蔡斯的朋友很快做出了回应，将布莱尔的批评说成是针对财政部部长“无中生有的诽谤”。

吉迪恩·威尔斯认为这次讲话“有点过激，考虑欠周”，担心最终让总统受到伤害。这位老谋深算的海军部长对蔡斯与布莱尔家族间的纷争不断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这样下去，结果只能是双方各挨五十大板。“蔡斯气量狭隘、斤斤计较，布莱尔家族倒是比较宽宏大量，但是他们身上的戾气很重，他们与别人争斗时不加掩饰、不留情面；而蔡斯一旦要和他人作对，他的风格是不事声张，却安排缜密、计划周详。”

当天晚上，有人将这篇讲话的内容转告给蔡斯。当时蔡斯正登上一趟列车前往巴尔的摩卫生市场，他和朋友、国会议员阿尔伯特·里德尔一起在私人车厢。里德尔回忆道：“他独自一人，大发雷霆。当他解释缘由时，好不容易才压住怒火。他用嘶哑而压抑的嗓音叙说事情的原委，说着说着他又开始发火，感情不由激动起来。他的脚步在宽敞的车厢里引起了好一阵震颤。”蔡斯很肯定“所有这一切，包括这篇讲话在内，都得到了总统发自内心的首肯”。俄亥俄州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同意这个意见。他把弗兰克·布莱尔看成是林肯的“傀儡”，是为了使蔡斯名声扫地的“特殊目的”被人派往国会的。加菲尔德控诉说完成了这一任务后，林肯只需给布莱尔换个位子，重新把他派往前线，“这样便认可了他在这里所做和所说的一切”。蔡斯告诉里德尔，除非林肯对布莱尔进行驳斥，否则他将出于道义再次提出辞职。

里德尔与蔡斯的另一位朋友鲁弗斯·斯波尔丁，一起拜访了总统。他们提醒总统说：“蔡斯如今突然提出辞职，其后果之严重，相当于格兰特的军队打了大败仗。”他们解释说，布莱尔发表了恶毒的言论，恰好在这时总统又委派他新的任务，这种巧合“让人觉得早有预谋，意在制造惊人效应，搞垮内阁中最重要的一位成员”。他们想要了解，林肯是否事先知道布莱尔会发表这样的言论。

林肯早已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对抗，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蔡斯因为面子问题闹辞职。接下来，共和党内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不和，可能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他像往常那样，专注地聆听客人们讲话。里德尔回忆说，他们讲完之后，林肯“站起身走上前来，带着诚恳的神情抓住我们两人的手，对我们的到场表示非常满意”。接着，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叠报纸，问我们是否看过两个月前他写给蔡斯的公开信，当时他觉得自己受到波默罗伊传单的牵连，提出要辞职。当得知里德尔并未读过信之后，林肯大声朗读了几处段落：他和蔡斯都同意，两人都不能“为我们各自的朋友在未经鼓动或唆使下的所作所为负责”。

他解释说，尽管他对弗兰克·布莱尔非常尊敬，但他“对这篇讲话感到很生气，也觉得很没面子”，实际上，他已告诫过布莱尔不要去“挑起人际冲突”。林肯一听说布莱尔大叫大嚷，就知道他“又捅了一只马蜂窝”，并且考虑要取消“让他重新回到部队并让他担任军职的命令”。然而，在分析了谢尔曼将军对弗兰克服役期间表现的评价之后，他决定保留这道命令。

里德尔回忆说，在讲述他的情况时，林肯“不加掩饰、态度真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里德尔和斯波尔丁“相当满意”，他们向林肯保证说，蔡斯也会满意的。林肯又一次抚平了政府和党内的危险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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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6月7日，天气温暖和煦。共和党人在巴尔的摩集会，推选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诺亚·布鲁克斯看到人民代表们在“内战期间，和战争的真切喧嚣声中”济济一堂，履行最宝贵的民主职能，他内心颇为感动。那年夏天，民主党人也举行了会议，他们将大会推迟到8月底，以便使本党更好地应对战场上的最新动态。

来自25个州的代表共同出席了共和党大会，这次大会又被称为“全国联邦大会”，林肯将再度获得提名。这一结果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以至于在4年前为林肯赢得提名发挥关键作用的大卫·戴维斯，在现场选举时竟然没有到场。戴维斯告诉林肯他本来是准备去的，“但是鉴于纽约和俄亥俄两州全体与会者的投票结果，我再去的话就没有必要了——我一直对已打过招呼的所有州的选票进行统计，你一定能在欢呼声中顺利当选——倘若出现少许的反对意见的话，我就会去巴尔的摩，但是反对派被彻底打垮，斗争已经变得索然无趣，因此没必要去帮什么忙了”。林肯没有委派贾奇·戴维斯，而是让约翰·尼可莱作为他的个人特使参加了大会。

尽管霍勒斯·格里利对于什么时候杀出一匹黑马，依然存有一线希望；但他也承认，总统已经在美国同胞心中赢得了尊荣的地位。“人民日夜想念他，为他祈祷。人民对于自己向往已久的东西，往往倾注了巨大的感情。”官方的提名委员会说，在大会开幕很久以前，“民众就已经凭直觉清楚地表明将（林肯）作为其候选人”。而大会的工作只是将“人民的意志”记录在案而已。布鲁克斯发现，尽管华盛顿的政客们还抱有别的想法，“但是全国上下都普遍认为，此次总统提名已经非林肯莫属了”。

当然，也有某些地方出现了抵触情绪。5月底时，数百名心怀不满的人聚集在克利夫兰市的翠坪厅，提名约翰·弗里蒙特作为第三方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林肯曾于1861年解除了弗里蒙特的司令职务，对此，弗里蒙特始终耿耿于怀。尽管他后来另有任命，但他拒绝听命于其他将军。他的支持者是一帮激进派、废奴主义者、失意的求官者，以及铜头蛇分子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希望分裂共和党，谋划建立新的政纲，通过修改宪法来结束蓄奴制。这帮人主张由国会而不是总统，带头进行联邦重建，并且迫切要求“没收叛乱分子的土地，以及分配给士兵的财产”。

弗里蒙特召开选举大会的消息通过电报传来时，林肯正在电报室里。他原以为与会人员会有数千人，但是现在看来只有区区400人，这让他想起《圣经》里的一段话。他打开《圣经》中的《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2节，大声念道：“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他那里。他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

巴尔的摩大会召开的前夜，林肯与诺亚·布鲁克斯进行了交谈。当布鲁克斯提到林肯“再度获得提名已确凿无疑”时，他“开开心心地承认了这一点，不带半点虚情假意、矫揉造作”。林肯知道副总统的提名有好几个，其中包括现任副总统汉尼拔·哈姆林、纽约州的丹尼尔·狄金森，以及田纳西州的军政首长安德鲁·约翰逊。他不愿说出自己倾向于哪一位，然而他确实说过，“希望大会宣布主张修正宪法，废除蓄奴制”。林肯让布鲁克斯向他反馈所有“奇怪的闲言碎语”，他觉得这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担负起的责任。

正如人们事前预料的那样，这次大会一开始，就发生了密苏里州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抗争。一个是反对布莱尔的激进派，他们要投格兰特的票，以此表达对林肯的不满；另一个则是拥护布莱尔的保守派，他们投林肯的票。经过总统批准，激进派代表团占据了席位，正如一位代表指出的，林肯明白“团结共和党内所有派别——包括老大难、伪君子、狡辩派、长发男、短发女各色人等”的重要性。况且，激进派已经在暗地里达成默契，在第一轮过后他们会改投林肯的票，使总统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获得提名。

人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党纲的第三决议案得以通过。自从4年前的芝加哥大会以来，这掌声最典型地反映出国家所发生的变革。“表决如下：蓄奴制过去是叛乱的根源，而如今它成了叛军力量的来源……（我们）要求完全、彻底地将它从共和国的土壤中连根拔除。”在赞成总统关于“除恶务尽”主张的同时，这篇决议接着写道，“我们进一步主张”修正宪法，以便“永久性地禁止蓄奴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存在。

决议还对那些“奋不顾身保卫国家”的陆军士兵和水兵们表达了感谢，对此，人们报以掌声。然而，精彩的回应绝不仅于此。决议肯定了林肯的领导地位，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布鲁克斯写道：“人们热情澎湃，只要念到林肯的名字，大会就立刻被震耳欲聋的欢呼与喝彩声所打断。”唯一出现的不和谐音符，是一段激进的党纲条款，其意在反对保守派蒙哥马利·布莱尔。这个条款呼吁“清除任何”不能完全支持这一党纲的“内阁成员”。当唱票确定林肯获得提名后，“气氛又变得平和了”。这时，《国家共和党人报》写道：“台下全体起立，人们挥动手臂和帽子，楼座上的女士们舞动着手帕，表达出无可比拟的热情。”乐队高奏起《星光灿烂的旗帜》。

下一个议程是对副总统的提名。尽管瑟洛·威德并非代表，但他卓尔不凡的表现，为安德鲁·约翰逊的当选发挥了关键作用。威德始终关注与自己交情最深的老友苏厄德的利益，他马上判断出，如果纽约州的丹尼尔·狄金森获得副总统提名，苏厄德的国务卿位子有可能不保。因为两个重要领导岗位不得分配给同一个州，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威德最初支持的是哈姆林，但是不久他发现，党内对主战民主党的好感与日俱增，这有可能使狄金森或者约翰逊获得提名，于是“威—苏政治集团”开始转而支持很有可能获胜的约翰逊。

大会取得的各项成果通过陆军部的电报室传向四面八方。斯坦顿的秘书解释道，“斯坦顿的理论是，所有的事情都与他的部门有切身利害关系”，他已经“对美利坚合众国所有的电报系统实行集中管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林肯来到陆军部，文员交给他一份急件，报告说约翰逊已获提名。不过林肯有点惊讶，因为他尚未获悉他自己是否确实获得提名。“什么？他们先提名副总统，然后再提名总统？”那岂不是把“马车放到马儿前面吗？”工作人员面带尴尬地解释说，关于总统提名的急件早已在几小时前就已收到，由于当时林肯在吃午饭，因此这份急件就直接送往白宫了。“好吧，”林肯答道，“我可能在回去之后找到它。”

第二天，一个由代表们指定的委员会抵达白宫，正式通知林肯他已获提名，并对林肯大加称赞。林肯回应说，他并没有料到大会将他称为“国家最优秀的栋梁”，他说，“不过，这个事情倒让我想起一个荷兰老农民的故事。有一次他对伙伴说，‘渡河的时候，临阵换马最不好’”。当天晚上，俄亥俄代表团在白宫奏响了小夜曲，以此祝贺林肯再次赢得提名。林肯谦虚地告诉他们，应该把眼光投向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士兵们。“我们所盼望的，依然不只是巴尔的摩大会或总统选举，而是在格兰特将军的率领下赢得胜利。”他说，“我建议你们帮我一个忙，不要让我再讲下去，而是向格兰特将军及他麾下的将士振臂欢呼三声。”

当时，白宫的一位访客告诉林肯，他已经“不可战胜，除非格兰特攻占里士满，然后（这位将军）在芝加哥获得提名”。芝加哥是民主党计划于当年夏天晚些时候召开大会的地点。林肯答道：“好吧，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人，他曾说过他不想死得很离奇，但是假如他不得不去死，那么你说的正是让他一命呜呼的绝症。”

默弗里斯伯勒（Murfreesboro）：美国田纳西州中部城市，位于纳什维尔东南部。从1819年到1825年为田纳西州首府。1862年12月31日至1863年1月2日爆发的默弗里斯伯勒战役中，联邦军队艰苦获胜。

莫里斯岛（Morris Island）：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附近，面积3.4平方千米，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内战中的战略要冲。有史料记载1863年南军主动放弃该岛，联邦军队才占领此地。

《她的大话英语》（English As She is Spoke）：葡萄牙人何塞·达·丰塞卡和佩德罗·卡罗里诺合著的一本给旅游者的葡英双语指南，但因书中充满了大量语法不通的硬译而被大众视为无心幽默的经典，在19世纪流行一时。

史勒斯维格－荷尔斯坦难题（the Schleswig-Holstein Difficulty）：史勒斯威格是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先前为北部德国和南部丹麦在日德兰半岛南部的公爵领地，该地区建于1115年， 1460年与荷尔斯泰因领地一起划归丹麦国王克里斯特一世。经复杂的由遗产所有引起的分割后，它于1773年再次合并归还给丹麦王室。丹麦、普鲁士和奥地利为这一地区展开竞争，直到1866年它被普鲁士吞并。1920年经公民投票，史勒斯威格的北部归还丹麦，南部地区在二战后成为西德所属史勒斯威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一部分。

约翰·特罗布里奇（John Trowbridge, 1827—1916）：美国作家，出生于纽约。著有反蓄奴制小说《邻居杰克伍德》《库卓的洞穴》等。

《哈珀周刊》（Harper’s Meekly）：又译为《哈泼斯周刊》或《哈泼斯杂志》，美国出版商哈珀兄弟公司于1857年在纽约创办的著名政治刊物。该杂志最初支持斯蒂芬·道格拉斯，反对林肯；但是自美国内战爆发后，该杂志改变立场，全力支持林肯。

格鲁沃剧院（Grover’s）：位于华盛顿第十三大街和第十四大街之间以东的一座剧院，林肯夫妇很喜欢光顾这里观看德国和意大利歌剧及莎士比亚戏剧，以排遣工作压力和烦恼。

哈尔王子（Prince Hal）：亨利四世的儿子，也是后来的亨利五世。

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 1780—1863）：出生在英国的女小说家和敞文作家。著有杂文集《美国人的家庭礼节》和小说《童工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等。

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 1803—1873）：英国小说家、戏剧家。《黎塞留》创作于1839年，是一出描写路易八世的首相、法国大主教及政治家黎塞留的悲剧。

老多米尼恩（Old Dominion）：弗吉尼亚州的旧称。

杰弗：指杰斐逊·戴维斯，美国内战时期的南部联盟总统。

詹姆斯·兰德尔（James Randall, 1881—1953）：美国历史学家，擅长研究亚伯拉罕·林肯和美国内战史。

香贝坦红葡萄酒（Chambertin）：勃艮第酒的一种。

斯波特瑟尔韦尼亚（Spotsylvania）：位于弗吉尼亚东北部、弗雷德里克斯堡西南的一个村庄。 1864年5月8日至21日爆发的斯波西瓦尼亚战役，被认为是美国内战中的重要战役。

冷港（Cold Harbor）：位于弗吉尼亚州东部、里士满东北偏东。1862年和1864年，联盟军队在此曾两度击败联邦军队。

塞雷娜（Therena）：尼可莱的未婚妻。

指大卫。《撒母耳记》是《旧约》的一部分，林肯引用的这一段写以色列王扫罗的衰落和大卫的兴起。

《星光灿烂的旗帜》（The Star-Spangled Banter）：由美国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作词，英国人约翰·斯塔福德·史密斯作曲，1931年被正式定为美国国歌。一度被误译为《星条旗永不落》，实际上这个翻译与苏萨创作的美国国家进行曲The 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相混淆了。

主战民主党（War Democrat）：指民主党内的少数派，他们支持林肯的战争政策，并于 1864年联合共和党共同提名林肯为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为副总统。

第二十四章 善有善报

1864年春夏之交，联邦对速战速决已经不抱太大的期望。“我们的部队吃了不少苦，然而战事进展甚微。”吉迪恩·威尔斯在6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勇士们伤亡惨重，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寒而栗、情绪低落。”白宫秘书威廉·斯托塔德说，李的部队有一种“难以动摇的勇气”，让人望而生畏。由于难以打散敌军，于是格兰特部署了围攻彼得斯堡的计划。与此同时，谢尔曼在艰难穿越佐治亚州时，遭遇了顽强的抵抗。

在弗吉尼亚和佐治亚两个州，战事血雨腥风，鬼哭神泣。每天的战地快报，都让苏厄德、布莱尔和威尔斯三户人家心惊肉跳，忧心如焚。他们每家都有一个挚爱亲人在前线作战。苏厄德家最小的儿子威廉在冷港战役中差点送命，这让苏厄德好几个晚上辗转难眠。尽管弗朗西斯认为儿子在“一场正义之战”中，“为神圣的事业而战”，但她告诉威尔（威廉的昵称）：“我还没有认真想过你会去死，也无法想象你遭受别人受到的那种痛楚。”过去，弗朗西斯的大儿子奥古斯塔斯曾经参加过墨西哥战争。但在她看来，眼下的这场战争和自己激烈反对过的墨西哥战争完全不同。

伊丽莎白·布莱尔的丈夫在海军部工作，哥哥弗兰克跟随谢尔曼挺进亚特兰大，她心情“非常紧张”，“整晚吓得哆哆嗦嗦”。即便她那笑口常开的老父亲，也时常“愁眉不展，忧心忡忡”，他认定假如弗兰克被俘，联盟的人“非常想从肉体上消灭他，这和激进派想在政治上消灭对手的想法一样”。贝茨21岁的儿子科尔特也让他父亲忐忑不安，小伙子在米德将军麾下的波托马克军团服役。而让威尔斯心里有“难言之痛”的，则是自己18岁的儿子托马斯，他带着“孩子般的自豪和热情”离开家庭，加入了格兰特将军的部队。威尔斯在日记里写道：“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待到重逢时，他也许已是缺胳膊断腿，成了一个废人。”威尔斯焦灼不安，“形销骨立，什么事都做不成”。政府内部的忧惧心理，也折射出全国还有成千上万个担惊受怕的家庭。

林肯对联邦的前途忧心如焚，这使他有能力表达出同胞内心深处的沉重苦难，并且为那些遭受战争蹂躏的人们带来慰藉。他意识到，报纸上对格兰特和谢尔曼的军事前景过于乐观了。林肯深知，这场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战争，已经给美国的每座城市和家庭带来了浩劫，如今应该让情绪低沉的民众重新振作起来。6月中旬，林肯来到费城的大中央市集，他发现那里是一处发表公开演讲的绝佳场所。这个地方是为了援助卫生委员会而设计建造的。两英里的市场，使来自于周边地区的数千市民，可以在此观赏艺术收藏品、雕塑、鲜花，光顾动物园、餐馆、抽奖售货摊并进行娱乐游戏，等等。据说这里提供的物品之丰富，“堪与浮士德在神奇的世界之旅中目睹的奇迹相媲美”。

6月16日上午7点，林肯、玛丽和塔德乘坐火车前往费城。他们一家外出旅行的消息广为传播，他们途经的每个车站都有民众聚集在站台上，为一睹美国第一家庭的风采而欢呼不已。中午之前他们抵达目的地，被人护送着坐上敞篷马车，沿着百老汇大街前往栗树饭店和洲际饭店。大道两旁“市民们排成长队”，窗户边“挤满了挥舞手帕的女士们”。一位记者写道，“在费城，已有多年未见”如此热情洋溢和自发的掌声了。林肯谢绝了当天下午在饭店或市集发表演讲的邀请，他更愿意等到晚餐时。也许他很清楚，在那样的场合人们会更准确地记录他精心起草的言论。

他开始说道：“战争绝对是可怕的。而我们的这场战争，从它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来看，可以说是最可怕的。它让财产灰飞烟灭，把家园摧毁殆尽，它让国家负债累累，并产生数量空前的赋税……它几乎给每一个家庭都带来了痛苦的呻吟，直至有人会说‘天堂在高处一片黑暗’。”然而他提醒众人，“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崇高的目标，我们接受了这场战争。一旦那个目标得以实现，战争将会结束。在上帝福佑下，我希望，倘若不达到那个目标，战争决不要收场”。林肯坚定有力的话语，以及不可动摇的意志，立刻使在场的人们精神振奋、勇气倍增。

几天以后，为了消除对弗吉尼亚战场僵局的“忧心如焚”，林肯决定前往格兰特位于坡因特城的总部视察。这一决定遭到了威尔斯的强烈反对。“这样对他很不好，”他预言道，“即便他不会遇到任何意外，此举基本上也是百害而无一利。对他和整个国家而言，他最好待在现在的岗位上。”海军部部长无法理解此行对林肯而言是多么重要，林肯需要与部队接触，以便让自己重振勇气，反过来他也可以更好地为周围的人加油鼓劲。

在塔德和海军部部长助理古斯塔夫·福克斯的陪同下，林肯于6月20日傍晚登上“巴尔的摩号”蒸汽轮，从华盛顿的海军船厂出发。从水路走，坡因特城在阿奎亚湾以南大约180英里，需要多走16个小时。格兰特的副官霍勒斯·波特回忆说，当轮船抵达码头时，林肯“从上层甲板走下……伸出他那只瘦骨嶙峋的长胳膊，用力紧握格兰特将军的手，好一会儿才松开”，以此表达深深的谢意。自从两人上次在华盛顿分手后，格兰特完成了大量的工作。有人将格兰特的部属介绍给林肯，总统“逐个儿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送上一句好听的话，语气间透着亲切，这种诚恳的表情让所有和他见过面的人都为之折服”。

《先驱报》特派记者写道，“维克斯堡的英雄”用他常吃的“朴实而丰盛的”午餐款待客人。林肯一面吃饭，一面愉快地和大家闲聊，并讲了“三个绝妙的笑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用餐完毕后，格兰特提议骑马到10英里外的前线兜一圈。波特注意到，林肯翻身上马做了一个鬼脸，他的“裤子逐渐缩到脚踝上，看上去就仿佛是一个穿着星期天的衣服骑马进城的乡下农民”，样子“几近荒诞滑稽”；然而，沿途的官兵们“始终沉浸在对眼前这个人的无比敬仰之中，以至于他们似乎对这个富于喜剧色彩的场面视而不见……所有的命令都要求士兵发出阵阵喝彩，林肯能够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热情呼喊，甚至是熟悉的问候”。

抵达前线后，总统“久久眺望”彼得斯堡，李的部队就盘踞在这座城市固若金汤的工事后面。返程的途中，总统路过一个黑人士兵的军营，士兵们冲出营房，欢迎总统。他们“尖叫着，大喊着，高呼着‘解放者万岁！总统万岁！’”他们从内心迸发出的爱戴之情使林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变得沙哑”，几乎语不成声。

波特回忆说，当晚林肯与格兰特将军及其参谋人员围坐在一起，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有机会欣赏他那富于魅力的谈话，亲耳聆听他将故事娓娓道来，而这些本领在当年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年轻的副官发现了一个许多人此前早已耳闻目睹的现象，即林肯“讲故事，几乎不仅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更是为了说明一个道德主题，或是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坐在“一张低矮的轻便折椅上”，把两条长腿盘来盘去，“仿佛要竭力挣脱它们似的”。林肯说话时挥舞着双臂，“讲完之后，与他的听众一起真诚地开怀大笑”。当讨论一种新型火药时，他会提及两个在春田互唱对台戏的火药商的故事；当亲眼目睹新发明的大炮所留下的弹痕时，他会吟诵一小段诗“愁云散且尽，空留悲痕在”；当人们提到总统选举人团时，会勾起他一段离奇有趣的议论：“选举人团是他们挑选自己主人的唯一地方。”谈笑风生的一个晚上临近结束时，总统与波特一起走进他的帐篷朝里面张望，“无疑，他带着好奇心看着军官们如何宿营”。然后回到自己在“巴尔的摩”号的包舱。

第二天上午，林肯与格兰特一起，“兴致勃勃”地沿着詹姆斯河逆流而上，前去探访巴特勒将军和伊丽莎白·布莱尔的丈夫——海军将领菲利普斯·李。林肯在与巴特勒谈到格兰特时说：“一旦格兰特占据了某个地方，就会始终待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那块地方是他继承的一处遗产似的。”用罢午餐，就该返回华盛顿了。在起身告辞时，格兰特将军把林肯叫到一旁，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几个星期后，总统复述了格兰特的话：“您会看到从今天开始，我将步步逼近里士满，不攻下它就决不收兵。我完全能进入里士满城，我相信这一点，正如我对未来的所有事情那样确信无疑。这也许需要整个漫长的夏天，但是我将一往无前。”

约翰·海伊写道，6月23日上午林肯回到白宫，“晒得黝黑，筋疲力尽，但是依然精神焕发、兴致勃勃。他发现陆军官兵的健康状况良好，士气高涨”。翌日，在周五举行的内阁例会上，生性喜好质疑的威尔斯勉强承认，此次前线之行“对他而言颇为相宜，无论在实际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增强了他对将士们的信心”。舆论引导也相当重要。林肯在一位记者面前，称赞格兰特“非凡的军事领导才华”；在另一位记者面前，则“以绝对信任的语气点评部队当前的军事现状”。如今，他可以更好地将自己对未来的全新认识，传达给惴惴不安的民众。

林肯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感情需求，于是他选择了正确的时机去视察部队，与格兰特促膝谈心，与士兵们相互沟通，这在后来的艰苦岁月中支撑和鼓舞着他。丹尼尔·戈尔曼在一部关于情商的学术著作中指出：“有了希望，就意味着一个人不会被极度焦虑、失意，以及各种艰难险阻所带来的挫折或消沉所击垮。”希望“比让万物欣欣向荣的灿烂阳光还要珍贵”，它“相信你有决心、有手段实现目标”。林肯比他的同事们更清楚，在战争结束之前会遇到无数的挫败。然而，他依然坚信北方将获得胜利。“我们目前所取得的进展，比我在一年半之前设想得要快。”那年6月，林肯对诺亚·布鲁克斯说，“然而有很多人相信战争真的就快结束了，上帝为我作证，如果我们能在一年之内在弗吉尼亚结束战争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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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野心勃勃的财政部部长，林肯长期以来始终保持着克制。然而，在6月的最后一周，林肯终于忍无可忍。当时，纽约的财政部部长助理约翰·希斯科宣布辞职，在内阁引起了轩然大波。希斯科在三届政府中任职，德高望重，各方派系都很尊重他。林肯在考虑继任人选时，很担心难以平衡纽约共和党人的左右两派，因为几个月以来，包括瑟洛·威德、参议员埃德温·摩根在内的纽约的朋友们一直在向总统抱怨说，蔡斯在所有的海关部门中均安插了他自己的亲信，这些人过去是民主党人，如今又成了支持蔡斯本人竞选总统的共和党激进派。

林肯对威德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要求蔡斯与摩根参议员协商，并确保他的人选要让各方都感到满意。蔡斯就此事与这位颇有实力的纽约参议员进行了磋商，但是此后他不顾摩根的强烈反对，准备正式向林肯举荐蒙塞尔·菲尔德。此人是民主党的新闻记者，与纽约上层社会关系密切，时任财政部第三助理部长。菲尔德当年曾把蔡斯引荐到纽约的文学界和社交界的内部关系圈，蔡斯为了投桃报李，专门为菲尔德设立了这个职位。财政部注册司司长卢修斯回忆道，那次任命让人很是吃惊，因为菲尔德“过去从没有财政或政治方面的声望，他的专长是文学，而不是行政管理”。

蔡斯并没有知难而退，他显然认为自己的贡献无人可比，林肯宁愿批准一个有争议的举荐，而不希望国家在财政状况岌岌可危之时，陷入大规模纷争的危险。蔡斯一早醒来，让人把菲尔德的提名信送到白宫后，便开始心情愉快地进行他的每日必修课——朗读《圣经》。那个夏天的上午，他读的经文中有一段是使徒保罗给以弗所人写信恳求他们的话：“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然而当他来到财政部时，总统的一封信已经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给他带来了烦恼。在信中林肯告诉他：“恕我难以批准此项任命，主要原因是摩根参议员的坚决反对。”他“不得不责成”蔡斯和摩根达成一致，另外举荐一个人。

蔡斯依然相信能够说服总统，于是他提笔写了回信，要求立刻与总统进行私下面谈。见林肯没有答复，蔡斯决定独自解决这个棘手的事儿。他给纽约的希斯科拍了一封电报，请求他继续任职3个月。还没等到希斯科的回复，林肯的回信来了：“主要的麻烦，并不在于你我之间的交流。”他解释说，在过去几个月里，财政部在纽约的人事任命一直使他饱受各方批评，而且在这一阶段对摩根的意见置之不理，可能会引起“公开的反感”。

希斯科同意延期离职，这本该息事宁人，但是蔡斯并未善罢甘休。他一心想在财政部的人事任命方面，重新建立自己的权威，并对林肯拒绝私下见面颇为恼怒。蔡斯决意第四次递交辞呈，作为给总统的一个教训，他认定这次辞职一定还会受到挽留。在辞职信的开头，蔡斯首先附上了希斯科同意暂缓辞职的电文，他承认此举“缓解了当前的难题”，然而他接着写道：“我不禁发现，本人担任现职已难令您满意，只好勉为其难地向您提出，权高责重之下本人实难胜任，不敢贪恋厚禄，尸位素餐。有鉴于此，本人有责任向您提出辞职。”

林肯后来回忆道，他当时坐在办公室的书案前，信使将财政部部长的一封信交给他。他打开来，发现是蔡斯的笔迹，读了第一句话，以为这封信是一次令人满意的调整方案。“对此我真的感到很高兴，把信连同信封一起放在桌子上，继续和别人谈话。人们一直在我这里进进出出，直到下午3点才安静下来。我当时完全忘记了还有蔡斯的信，在那时我想起来我要下楼去吃一点午饭，我太太碰巧不在我身边，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叫我去吃饭（玛丽在马萨诸塞参加罗伯特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当我独自一人坐在饭桌旁，我的思绪回到蔡斯的信上，我决定回到楼上的第一件事就要回复这封信。

“因此，我一回去，就提笔准备写信，但是接着我觉得应该先读完信再写也不迟。我正要打开信封，这时里面有一份附件落到地上，我把它拣起来一面读，一面自言自语说：‘呵呵，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嘛！’这是他的辞职信，我把笔放进嘴里来回磨牙，久久没有做出反应。”

林肯很快品出了蔡斯信中的潜台词：“你一直干得很糟糕，除非你表示道歉挽留我，并且答应不再束缚我，也不再进行任何干预，否则无论你怎样苦苦哀求，我都会一走了之。”这种想法是总统无法接受，也不会接受的。他把笔从嘴里抽出，开始写回信。

他开门见山地写道：“你辞去财政部部长的请求已被接受。对于你的能力和忠诚，我已毫无保留地进行了褒奖，尽管如此，眼下你我在处理公职上均感到不自在，在政府任职期间，这一现象不能长期持续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林肯就把约翰·海伊叫到办公室，要他前往参议院把蔡斯辞职的消息，以及总统推荐原俄亥俄州长大卫·托德的举荐信，一起传达给参议院。“这是一条大鱼，”他说道，“我以为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尽管海伊有点担心总统会犯下大错，但是他还是忠实地遵照嘱咐，在牧师诵读开幕祷告时赶到了参议院。

对于总统的回信，蔡斯尚不知情，他继续忙于日常事务，心里期待着总统向他忏悔并挽留他，兴许林肯会亲自到他办公室来拥抱他，再次表示自己是多么需要他。用罢早餐，蔡斯去上班。在办公室里有人告诉他，缅因州参议员费逊登希望马上在国会见他。蔡斯乘上马车，心里揣度这位财经委员会主席，一定想和他当面讨论眼下的各种财政议案。蔡斯与费逊登刚谈到一半，一位信使走过来，将大卫·托德获得提名的消息告诉了这位议员。“你辞职了吗？”费逊登心烦意乱地问道，“我被召到参议院来，有人告诉我，总统已经推荐了你的继任者。”蔡斯目瞪口呆，他解释说自己的确递交了辞职信，但是不知道辞职已经被批准了。

蔡斯立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找到了林肯的回信。当他读到林肯将两人的关系形容为“均感到不自在”时，他一下子惊呆了。当晚，蔡斯在日记里写道：“过去，我发现他有许多地方令我不自在，但是他对我有什么感想，我却一无所知，除非我很不情愿地设想，他认为我提出的任命，更多的是考虑各种政治好处和利益，而不是挑选真正称职的人。”蔡斯盲目地认为自己大公无私，他披上了尼可莱和海伊形容的“贵族感情的全副铠甲”。在挑选缺乏经验的菲尔德这件事上，他拒不承认放弃任用最称职的人选，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的是他本人而不是总统。

这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国会大厦。“议员们惊得呆若木鸡。”诺亚·布鲁克斯报道说。参议院财经委员会的成员们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集体前往白宫提出强烈抗议。“费逊登吓坏了，”林肯后来告诉海伊说，“（加利福尼亚的）康耐斯气疯了。”他耐心地倾听委员们的倾诉。他们担心在国家的危急关头不能没有蔡斯，另一方面，他们也怀疑托德是否是个合格的接班人。客人说完后，林肯走到办公桌旁，取出蔡斯过去写的辞职信，连同好言好语挽留蔡斯的回信，一起大声念给访客们听。况且，尽管他也同意“蔡斯先生完全有权利放任自己的总统梦”，但他暗示说，蔡斯朋友们的鲁莽之举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俩在私下里已“相互对立”。实际上在最近几个星期，蔡斯谢绝出席内阁的多数例会，情况已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林肯总结说，最近的一次交锋只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尽管委员会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但是他们至少在临走时，了解到最终决裂背后那段漫长而真实的画面。

当天下午晚些时，蔡斯的朋友、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塞缪尔·胡珀前来拜访总统。他说，他对蔡斯的离职感到“非常紧张和丧气”。财政部注册司司长卢修斯·奇滕登也同样心烦意乱。他告诉林肯说，失去了蔡斯“比在布尔溪战役再次失利还要糟”，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还没有人能够替代他。“我来告诉你，”林肯回答说，“蔡斯究竟怎么了。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坏习惯，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蔡斯养成了两个坏习惯……他认为他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还认为他应该成为总统。对于这些，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怀疑。”林肯解释说，这两种令人遗憾的想法让蔡斯“急躁易怒、心神不安，以至于他从没有真正舒心过，除非他变得彻底卑劣”。

奇滕登写道，这时林肯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尽管如此，在整个联邦没有一个人比蔡斯更能胜任首席大法官这个职务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让他担任美利坚合众国的首席大法官。”奇滕登得出结论说，林肯的这个愿望可谓非同凡响，对一个给他带来深重苦恼的人，他却以德报怨，表明林肯“一定超乎常人，他内心的追求”比他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崇高”。尽管林肯拥有异乎寻常的雅量，但他依然是一位极为精明的政治家。他在奇滕登面前提到首席大法官的职位，因为他知道当蔡斯听到这消息后，他就可能不会那么卖力地和自己公开唱对台戏。林肯在国会议员胡珀面前，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他在一次轻松的闲聊中，表达了对这位部长的“尊重”，以及他对于两人共事时“棘手”和“僵化”的关系，表示了真诚的“遗憾”。当胡珀将这些话转告给朋友时，蔡斯颇受感动。他认为，倘若在他辞职前听到“像这样充满善意的话语”，他或许会做出不同的决定。不幸的是，现在为时已晚。

蔡斯辞职的消息，在国内引起了一片不安和惋惜之声。《芝加哥论坛报》表示，他是“财政界了不起的神奇人物，他将作为当代最伟大的金融家名垂史册”。格里利主编的《论坛报》更是夸大其辞，声称“自从克莱、韦伯斯特和卡尔霍恩等诸位先生几乎同时与世长辞之后，蔡斯先生是政府官员中极少数硕果仅存的伟人之一”。

挑选一位值得信赖的继任者非常关键，而目前还不清楚大卫·托德是否能够胜任。然而，正当林肯为自己仓促选定人选感到忐忑不安时，这位前任州长发来电报，以健康原因婉言谢绝担任这一职位。这封电报让他轻松不少。根据弗朗西斯·卡彭特的说法，林肯“好几个小时辗转反侧，心中盘算着各个官员的不同特长”。到了早上，他已经找到了理想的解决之道——有一个候选人非常合适，他本该从一开始就考虑到的——这就是威廉·皮特·费逊登。翌日上午，林肯对海伊说：“首先，他对于个中的盘根错节熟稔于胸，作为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主席，他懂得的东西和蔡斯先生一样多；其次，他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声望，值得托付；第三，他是一位激进派，却没有许多激进派的意气用事、心浮气躁的缺点。”

林肯心情大好，他将一份正式提名费逊登的材料交给海伊，让他转交参议院。海伊告诉他说，费逊登正在会客室等候接见。林肯说：“让他进来，然后你立刻去参议院。”总统深知，费逊登可能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他还记得就在三年前，他在尚未得到蔡斯同意前，就递交了提名蔡斯的举荐信，总统想再次通过这种生米已成熟饭的手段，把事情尽快搞定。

林肯热情地和费逊登寒暄了几句，然后花了几分钟时间，彬彬有礼地倾听这位参议员提出的几位财政部部长候选人的名字。接着他微笑地打断了费逊登，告诉他不必再讲下去，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提名信已经在送交参议院的途中。“你一定要撤回，而我不会接受。”费逊登闻言顿足大叫，说自己身体不好，新职位压力巨大，会使他心力交瘁。“如果你谢绝这个职务的话，”林肯说，“你必须在一个公开日提出，因为我不会撤回我的举荐。”临别时费逊登说，虽然他还很犹豫，但他答应再考虑考虑。

回到参议院后，费逊登发现同僚们已经一致批准了他的提名。他们美好的祝愿和热烈的祝贺感染了费逊登，不由得让他有些动心。费逊登后来回忆道，“电报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他坚持认为，自己是为了国家利益才接受了这一关键岗位，此次临危受命可谓天意。这一天既是他生命中最值得骄傲的日子，也是“最难熬的日子”，因为他担心肩上的重任会让他不堪重负、一命呜呼。一向直言不讳的斯坦顿对他说：“很好！为拯救国家而死，善莫大焉。”

然而翌日上午，费逊登却随身带了一封谢绝提名的信驱车来到白宫。总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费尽了口舌才让他回心转意。“他说国家危难之时，需要人们牺牲一切，甚至杀身成仁。”费逊登回忆说，“天意从未置他或国家于不顾，他选择了我就是天意的特殊证明，这一点千真万确。”费逊登终于感到，他“无法回绝，只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

任命费逊登之举得到了广泛赞同。《芝加哥论坛报》写道：“在财政领域，他的能力毋庸置疑，他本人的廉正程度也是无人能及。”这个评价道出了北方各大报刊的心声。激进派把他当作自己人，而保守派则对他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大加赞赏。“他诚实可信，”伊丽莎白·布莱尔对丈夫说，“而且正如杰夫（戴维斯）夫人说过的那样，他是共和党参议员当中最有才干的人。”十分熟悉费氏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工作作风的工商界，也大大松了一口气。费逊登接受任命的几天之后，不无自嘲地表示：“我现在成了这个国家的红人。”

“我的公职生涯就这样画上了句号。”6月的最后一天，蔡斯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字里行间感伤之情溢于言表。贝茨说，华盛顿暑气逼人，“就连街道两旁的树木都没精打采”。蔡斯相信，他已经为军队“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但他知道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从这一天开始起，他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力了。

假如蔡斯幻想他的辞职会使社会各界惊慌失措，并且在内阁同僚中带来一片惋惜之声的话，那他就该失望了。就在他离职的消息宣布的当天晚上，布莱尔和贝茨前往威尔斯家，对这桩令人惊诧的事件进行了商讨。尽管他们都感到十分意外，但是没有人对蔡斯的离开感到遗憾。“我把这看成是一件幸事。”威尔斯说道。他曾无数次在日记里对蔡斯的性格提出过质疑。他认为，蔡斯缺乏“一种承认错误的勇气和坦荡”，“他的笑话总是那么笨拙，缺乏机智风趣”。对于蔡斯的引退，贝茨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既如释重负，同时也期盼着更好的未来”。在他看来，蔡斯与内阁同僚们“貌合神离”已经很长时间了。而蒙蒂·布莱尔则兴奋不已，他的家族一向将蔡斯视为死对头。布莱尔老头开心地告诉弗兰克，蔡斯“终于像只霜打的茄子一蹶不振了，这对他，以及其他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意外”。苏厄德的反应与他的内阁同僚们不同。对于蔡斯的下台，他并没有流露出个人的喜悦，只是告诉弗朗西斯说，“内阁危机”并未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这使他松了一口气。追本溯源，苏厄德认为“自本届政府成立的那天”就埋下了这次剧变的种子。当时林肯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组建了这个良莠不齐的内阁。

蔡斯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华盛顿，他悲哀地发现，在所有前任同事中，只有“一贯热情友好的”斯坦顿来探望他，“在我辞职之后，除他之外没有一位部长来看过我”。不过，如果蔡斯认为这位颇有权势的陆军部长，可能会产生一点点为了老友而提出辞职的冲动的话，那么他就想错了。

蔡斯心里十分苦恼，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林肯会突然接受了他的辞职。而他归纳出的结论令人震惊，让人感到蔡斯根本不愿意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我只能找到一条原因，”蔡斯写道，“我太认真了，反对蓄奴制太卖力了，而且表现过于激进，以至于他不愿意让我代表政府。正如我认为的那样，他并非完全一心为公，反蓄奴制立场不够坚定，也不够激进，而是与那些敌视我的人同流合污。”就在他的情绪日渐消沉时，蔡斯又摆出一副木讷的面孔，杜撰出另一套说辞，而这种说辞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无能的政客。“事情的根源，”他告诉自己的朋友惠特洛·里德，“在于思维习惯上的南辕北辙。真正的原因是，我始终不会讲一个与战争气氛不相宜的笑话。”

整个夏天，凯特一直待在纳拉甘塞特的斯普拉格公馆里。对于凯特，蔡斯实话实说，坦陈自己“焦虑重重”。“你知道我坚持得有多么辛苦，我没有与那些坚持认为我应该继续干下去的朋友们背道而驰。”蔡斯告诉女儿说，自己本该在弗兰克·布莱尔对他发动攻击后就马上辞职，那样的话，他也许会像个英雄挺身而出捍卫激进派，反击保守派，但是如今，“我被人责骂在危难时刻擅离岗位”。尽管“那如山的千钧重担已经从我肩膀上卸下”，但遗憾的是“我已经无法完成由我本人开创的事业”。

蔡斯失意落寞，那一头，他的女儿心情也备感沉重。当时，她与威廉·斯普拉格的婚姻也遇到了麻烦。凯特在整个求婚期间似乎一直都掌握着“权力的平衡”，而如今斯普拉格则相信自己有权力去控制这位骄傲的妻子了。他让凯特去负责重新装修几处价值数百万的房产，但是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他都痛骂凯特花钱大手大脚、不懂节制。她后来在日记里叹道：“他讨厌我依赖他，他是否会一直将这种想法在我面前表露出来，迫使我相信他对我拿到的或花在他家的每一块钱都是锱铢必较的？”她担心“在逼仄艰难并且不无偏激的氛围中长大”的斯普拉格，脑子里总想着他的面前有一尊“永不满足的摩洛神——金钱”，他已经把它当成“无所不能的象征，而金钱终究不过是一个附庸而已……和我丈夫相比，我父亲曾经是个穷人，但是如果他有能力扶弱济贫，或是为那些他所爱戴的人效命的话，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而且，在家里如果能有一件传家宝，就算是上好的投资了”。

尽管凯特很骄傲自己的丈夫身兼参议员与巨贾于一身，但她依然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事业中并肩战斗的伙伴，就像当年她和自己父亲一样。她“会欢欣鼓舞，怀着情投意合、夫唱妇随的心情，和他一起同甘共苦”，她写道，“但是我无法把他的兴趣爱好当成是我自己的，因为他为之努力奋斗的事情，在我看来似乎一点儿也插不上手”。实际上，当凯特试着讨论生意经或政治时，斯普拉格抱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脸，并公开抱怨说，她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和自己南辕北辙”。

最让人伤心的是，斯普拉格又开始酗酒，而且喝醉之后会鞭打她，引发的激烈争吵要好几天才能平息。凯特忍无可忍，用自己“刻薄而冷酷的话语”去回敬丈夫的侮辱。在清醒时，斯普拉格会赌咒发誓洗心革面，保证“在他亲手营造的小家庭里，以及他在凡世间的工作岗位上恪守本分、竭尽所能”。这些誓言都是短命的，凯特开始害怕他没有认真为将来的前景从长计议，他只是想用最少的力气“把这些人生应尽的义务一笔勾销”。凯特后来承认说：“上帝原谅我，我曾屡屡祈祷，让我找到一个更加知书达理、才识过人的丈夫，他甚至远不必在物质上如此富裕。”

凯特不时表示自己讨厌丈夫，但她也相信“很少有男人获得的爱”像她给予他的那样充盈而丰富。也许她也有错。“我的心愿太高了，”她承认说，“心高气傲、脾气急躁、缺乏宽容，我从没学会向别人让步。”蔡斯曾亲眼目睹这对小夫妻在纳拉甘塞特打作一团，却错把它看成是一次小小的“误会”，只要有时间和耐心，一切都会解决。几个星期之后，当蔡斯获悉凯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时，他的这种愿望看来颇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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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任命费逊登，在国会的激进派中引起一片叫好。然而1864年7月2日的最后几小时，国会在夏季休会期之前，通过了一个惩罚性的重建法案，费逊登拒绝签字，当初激进派的喝彩声很快沉寂了下来。这份由本·韦德和亨利·温特·戴维斯发起的法案，为那些脱离联邦的州重返联邦限定了苛刻的门槛，程序与当初林肯曾在去年12月宣布的仁慈宽容的政策大相径庭。林肯曾提议尽快恢复单个州的法律地位，希望借这些州的回归打击南方士气，缩短战争进程。《韦德－戴维斯法案》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将重建的手段推迟到所有战争全部停息之后再启动。法案规定，一个州的多数（而不仅仅是10%）公民宣誓效忠联邦宪法，然后才能启动重建程序；此外，曾在南部联盟政府担任文职或军职的人员，以及任何无法证明自己被迫拥有武器的人，均被剥夺选举权。最后，这份法案还以国会授权的名义在部分区域强制解放奴隶，而林肯认为，在那些地方此举超越了宪法权力，他据此建议修改宪法，确保蓄奴制永远不会卷土重来。

林肯并没有彻底否决这份提案，而是选择了一种鲜为人知的做法，叫作“搁置否决权”。根据“搁置否决权”的规定，当国会休会期间，未签字批准的提案依然存留在总统的书案上，尚不具备法律效力。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解释说，如果有任何一个州采取了这份提案中所陈述的计划，他并不会提出反对，但他认为要求所有的州忠于某种统一而僵硬的制度并不明智。在与诺亚·布鲁克斯交谈时，林肯把《韦德—戴维斯法案》比作是暴君普罗克拉提斯，“倘若俘虏太矮，无法撑满床架，他就会拼命将他拉长，直到他的长度与床相等为止；如果他太高，他就会被斩去一截，以适合这床架。”

林肯明白，如果激进派“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的话”，他的政治前程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然而，他告诉约翰·海伊：“我必须保持警觉，不能让自己左右摇摆，我必须保持我内心的原则。”在随后的几天里，当韦德和戴维斯发表了一份激烈抨击他的宣言时，林肯依然坚守这一信念。因为那份提案受到压制，他们大为光火，对此林肯丝毫不觉得意外，然而他们的话语尖酸刻薄，说他行使否决权是出于愚蠢的竞选需要，这些话刺痛了林肯。他对布鲁克斯说：“在朋友家里受到伤害，也许是一个人最难以忍受的切肤之痛。”1855年，林肯首次竞选参议员失利时，他曾表达过同样的情感。如今，让他不堪忍受的除了个人的痛苦外，还有激进派的反对可能导致共和党的分裂，这会使他在总统任期里苦心维系的党内团结毁于一旦。

在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有人传言说一股数量不明的叛军正沿着谢南多厄河谷北上，朝着华盛顿方向进袭。这些传闻让伊丽莎白·布莱尔颇为紧张，她担心南部联盟军队会穿越银泉地区，这使她父母及她哥哥蒙蒂的家直接暴露在敌军铁蹄之下。她向父亲发出了警告，但是老头儿心不在焉，几个星期以来，他和蒙蒂一直计划前往宾夕法尼亚群山打猎钓鱼，对这趟旅行他已期待很久。7月4日，73岁的老布莱尔给弗兰克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十分愉快地期待着这趟为期两周的假期。两个孙子会陪伴左右，他们的爷爷希望“让他们尝尝伐木的滋味，让他们其乐融融、充满朝气”。同时，女人们会前往五月岬郡。“你母亲和我，都把让小辈们开心当作自己的幸福，”布莱尔告诉自己儿子说，“并且将它当成是我们世俗乐趣的一种延伸，直到遥远的未来。”

伊丽莎白的警告一开始让蒙蒂有点担心，但是陆军部对战局判断失误，告诉他说，南部联盟军队已经被阻于哈珀斯渡口，这样一来，他和父亲就安心地动身前往宾州乡下。伊丽莎白没法阻止他们父子离开，于是她试着说服母亲，在去五月岬郡之前，将银器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搬到城里的房子里。伊莱扎·布莱尔没有这么做，她告诉女儿，自己“不想把房子搞得四分五裂”。

伊丽莎白·布莱尔的担心不无道理。格兰特决定转移到里士满以南，从后方攻打彼得斯堡，促使李委派朱巴尔·厄利将军率领1.5万人北上，希望能出其不意拿下华盛顿。假使能造成当年弥漫在布尔溪战役期间的恐慌情绪，格兰特就可能将一部分部队从弗吉尼亚撤回。几个星期以来，厄利的动向始终神秘莫测，7月5日那一天，他渡过波托马克河，进入马里兰。在这个节骨眼上，只有后来因写作《宾虚》而声名大噪的卢·华莱士将军指挥的混成部队，把守了通往首都的道路。华莱士明白，自己的兵力只有厄利的一半，难以退敌，只能寄希望于遏制厄利的前进势头，以便为华盛顿争取抵抗的时问。

双方军队7月9日在莫诺卡西河相遇。年轻的威尔·苏厄德当时已是一名上校，参与了这次激战。“战役持续了将近一整天，”多年以后，他以骄傲的心情回忆道，“战场上打到寸土必争的地步，最后，我们被处于绝对优势的敌军击垮。”在这场战役中，威尔胯下的战马中弹，这位年轻的上校猛然坠地摔断了腿。他倒下时四处都是叛军，他势必要被俘了。

国务卿苏厄德在陆军部等待儿子的消息，度过了一个紧张的不眠之夜。午夜过后他刚刚回到家，斯坦顿就接到了华莱士将军发来的一个令人沮丧的报告，说威尔已经受伤并束手就擒。弗雷德回忆说“那天夜里，我们几乎都没怎么合眼”，到了早晨，“有人安排奥古斯塔搭乘第一趟开往巴尔的摩的火车，前往探明情况”。下午3点，奥古斯塔的电报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尽管威尔的确受了伤，但是他并未被俘，弗朗西斯欢呼道：“谢天谢地，我们的孩子平安无事。”威尔“在一个战友的帮助下”，想方设法“进入了一片树林，用手帕做成缰绳骑上了一头骡子，经过一整夜漫长艰苦的骑行，终于与部队成功会合”。

联邦军在莫诺卡西的溃败，使厄利进军华盛顿变得畅通无阻。当叛军的多个部队在乡村横行时，他们捣毁铁路、商店、磨坊和民宅，与当年戴维斯·亨特麾下的联邦军在弗吉尼亚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抵达银泉之后，他们突袭了蒙蒂的福克兰公馆。布莱尔的木匠说，部队立刻“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坏行径，捣毁门户、抢走所有的书柜、砸烂或带走了所有的瓷器，将屋子从上到下洗劫一空”。第二天晚上，他们放火焚烧了房子，只留下一座“黑乎乎的废墟”。

在这位元老的家中，士兵们将文件、卷宗和书籍乱扔一气，把酒窖和卧室翻得乱七八糟，还将家具和衣物当成垃圾扔到草坪上。有人告诉伊丽莎白·布莱尔，“有个人身穿贝蒂的女式骑装、裤子和全套衣服，另一个人则穿着父亲的红天鹅绒睡袍”，另一些士兵还穿着各种各样的大衣和制服，在草坪上“乐不可支”地大跳其舞。

朱巴尔·厄利将军和约翰·布雷肯里奇来到这里后，立刻阻止了这场伊丽莎白贬称的“彻头彻尾的纵情狂欢”。布雷肯里奇将这些劫掠成性的士兵们痛骂了一顿，责令他们归还偷来的财物。他重新找回散落的文件和档案，并派人将它们送到安全的地方保存起来。他还要求厄利在现场设置卫兵，保护树木、葡萄园、灌木林、马匹和庄稼。

厄利质问为什么他要“为一间房屋操心，而我们在这次行动中被毁了那么多的房屋”。布雷肯里奇答道：“在山的一头这个地方，是让我唯一体验到家的感觉的地方。”他解释说，若干年前在他生活十分窘迫时，是这位老先生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处遮风挡雨和休养生息之所”。一位邻居告诉老布莱尔说，布雷肯里奇为保护这处住宅和里面的财物“大动干戈”，“比保护杰夫·戴维斯的财产还要卖力”。

老布莱尔一家后来回到家中时，发现壁炉架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一位南部联盟官员，代表他本人和他所有的同人，为此宅损毁和遭窃表示极度歉意……我们特别遗憾的是女士们的财物受到影响。”伊丽莎白对此大为惊奇，在她看来，“我们的行善终于有了回报”。

南部联盟在莫诺卡西作战及在银泉狂欢作乐，为华盛顿动员力量准备抵抗赢得了时间。斯坦顿起初颇为惊慌，他让秘书将自己的债券和黄金从陆军部转移出来，藏到家中的床垫下面。然而，林肯镇定自若的举止让他重新鼓起了勇气，此后两人在这危难时刻团结合作、同舟共济。他们打电报给格兰特，后者调遣了自己极为看重的第6军团火速赶往首都，他们征招民兵，为政府职员配备步枪，下令让“所有能够保卫要塞和掩体的恢复期病人”服役报到。

约翰·海伊注意到，在这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林肯始终保持“愉快和自信的幽默”，至少看不出“他为华盛顿的安危忧心忡忡，和他在一起唯一的担心，似乎是我们能否在前线活捉或者消灭这支军队”。平时容易激动的斯坦顿也效法起林肯来。威尔斯颇为赞许地注意到，斯坦顿“没有表现出我过去曾经在他身上看到过的惊恐或害怕”。当时不少农民的房子，都在南部联盟军队北上的必经之路上。当他们慌慌张张如潮水般涌进华盛顿时，总统和陆军部长却合乘一辆敞篷马车招摇过市，一位市民认为此举意在“让众人看到他们毫不畏惧”。政府镇定自若的姿态发挥了有益的作用，给布尔溪战役之后一度情绪低落的华盛顿市民，带来某种程度的安慰。正如弗雷德·苏厄德叙述的那样，“在派遣了手头的部队前往南方后，面对来自北方突如其来的进攻”，有些人“甚至很欣赏这种困境中的严酷幽默”。

到了叛军可以望见国会大厦拱顶时，一次成功袭击的机会却减弱了。厄利将军后来承认说，“在先头部队的第一个旅还没有排好阵势前，只见一缕尘烟从华盛顿方向飘来”，证明格兰特的增援部队已经赶到。而且察看了联邦的防御工事后，叛军发现它们“出奇地坚固……在每个工事前还有一层更低的壕沟，伸出一排密集的火枪”。这些防御工事“延伸至视线可及之处”，在许多地方它们看上去“固若金汤”。

然而厄利拒绝撤退，他决心要让北方看看，他可以离敌人的心脏有多么近。厄利派了一支小分队，在距离白宫5英里的史蒂文斯要塞与联邦军交火。小规模的战斗持续了若干天，在这段日子里，林肯站在一处低矮的挡墙上目睹了交战过程，有时候玛丽陪在他身边，有时候则是苏厄德和威尔斯陪伴左右。总统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火线上，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鲜明生动的印象。霍雷肖·赖特将军回忆说：“总统表现了一种置危险于不顾的非凡冷静。”即便站在他身边的一位外科医生中弹倒下，“他依然岿然不动，直到我告诉他，我可以强迫他离开。把总统从警卫的监视下架走，这个想法有点儿出格，林肯显然觉得这很好玩；但是考虑到我的话完全出于真心实意，他同意退到挡墙后面，而不是站在墙上”。

但是林肯依然定期站在那里，引起了战场上一位年轻上尉的注意，他大声叫道：“下去，你这笨蛋！”若干年后，这位名叫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的上尉，其父是林肯十分崇敬的一位诗人，而他本人后来成了一位杰出的高等法院法官。霍尔姆斯上尉能够回想起当年这不同寻常的一幕。对于平时几乎足不出户的吉迪恩·威尔斯而言，亲眼目睹活生生的战斗场面“是相当兴奋而刺激的”，但是他看到战死疆场的士兵被担架抬走，他的头脑便很快冷静下来。“在过去的时光，我不会留意这些事，很少会想到有这种情景出现，因此此后的几年中，我很难相信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景。”

证实了自己的实力后，厄利如他进攻时那样迅速而神秘地撤退，丝毫不去理会暴风骤雨般的指责。斯坦顿的助手查尔斯·达纳承认说，在华盛顿指挥信号受到误判，使他有机会逃离，等于“铸下了弥天大错”。威尔斯知道，在公众眼里政府上下都显得“令人鄙视”，但人们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了哈勒克将军。

玛丽·林肯察觉到丈夫对叛军的逃脱相当失望，于是她在“士兵之家”的一次交谈中，与斯坦顿打起了口水仗。“林肯太太，”斯坦顿带着少有的轻浮语气评论说，“我打算让人画一幅您的全身肖像，把它悬挂在史蒂文斯要塞的墙上，让它俯视着战斗！”

“那可妙极了，”玛丽答道，“我可以向您保证一件事，部长先生，倘若当时我身边有几位女士的话，我绝不会让叛军像现在那样逃之夭夭！”

感到义愤填膺的还不止玛丽一个人。蒙蒂·布莱尔亲眼目睹自己的家被毁，他公开发表激进的言论，将哈勒克在华盛顿部署的指挥系统臭骂了一通。他的谩骂传到了哈勒克耳朵里，后者立刻给斯坦顿写了一封大发雷霆的信。“一位高官告诉我，尊敬的邮政总局局长蒙蒂·布莱尔今天上午在谈到自己马里兰州的房子被焚时说，实际上，‘华盛顿周围的指挥官都是胆小鬼；他说在银泉途中的叛军人数不到500人，而我们有100万武装部队，这是一个耻辱云云’。”哈勒克代表那些“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在前线拼杀、出生入死”的指挥官们，要求知道“这个来自某个内阁成员的大肆抨击和谴责，是否得到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首肯和批准。如果确有其事，那么这些受到谴责的军官应当从军队中除名；如果是空穴来风，那么被谴责的对象有权要求撤销造谣中伤者的内阁职务”。

斯坦顿将这封信交给林肯，林肯当天就回信了：“这些意见是否真的发表过，我并不清楚；我还认为，这种消息没有必要去回应并澄清。如果这些意见的确发表过，那么它并非经我批准。尽管如此，在当前局势下，我不会因为此事撤销一位内阁成员的职务。我觉得这或许是在因为损失惨重而大为恼怒的情况下说出的轻率之言，并不足以受到如此重罚。”此外林肯总结道：“我提议继续由我本人来决定一个内阁成员的去留问题。”接着为了进一步强调他在这件事上的权威性，林肯给内阁同僚们写了一封短信，以直截了当的语气表示，只有他才能决定何时让他们中的一员离开。“如果我发现你们中有人想让一个人去职，或以任何方式当众破坏他的声誉，这将使我非常痛心。这种做法对我而言是个大错，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国家也是一个大错。我希望在这件事上，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别处，现在还是今后，你们谁也别提意见，谁也别提问题。”

当初布莱尔看到自己的宅院被掏了个底朝天，心中十分愤怒；而心情逐渐平息下来后，林肯的克制态度让他深有感触。当得知本·巴特勒将一位南部联盟政府官员的住宅付之一炬，以报复福克兰庄园被焚时，蒙蒂恳求这位将军不要再采取任何类似行动。他提醒说：“倘若我们允许军队侵犯私人财产权，以文明时代的战争标准来看属于师出无名的活，那么交战双方的任何人权很快就会得不到保障。”朋友们提出要募集钱款为他重建住宅，蒙蒂十分大度地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表示“对我而言，损失是惨重的，这固然是事实”，但是它无法与“数百万默默无名的平民百姓，在这场为了民族命运而进行的大规模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相提并论。“我可以让朋友们为我重建家园的同时，忍心看着我的邻居，一位可怜的老铁匠依然贫穷如故吗？”蒙蒂·布莱尔已经在自己的身上，践行了林肯作为一个男人，以及一个负责任的公众人物所具备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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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开始时并不那么让人开心。”诺亚·布鲁克斯写道，彼得斯堡的杀戮、华盛顿遭到突袭、朱巴尔·厄利的部队逃之夭夭等，一桩桩让人烦心的事接踵而至，使整个北方弥漫着一片失望的情绪。此外，总统在7月中旬发出新征50万志愿兵的征兵令，使许多共和党人感到十分不安，他们担心此举会对即将来临的秋季选举产生不利影响。林肯本人也承认说，他对新的征兵方案“并不满意”，但是他强调“人是需要的，而且必须得到。倘若这个人最终倒下了，以自己的牺牲换来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他至少可以含笑九泉”。

与此同时，格兰特发来的急件表明，包围彼得斯堡久攻不下，战事已陷入僵局。当时有一个团，官兵们都做过矿工，他们突发奇想，在南部联盟的工事下方开凿地道，想把敌军战线炸开一个口子，结果却导致了一场大悲剧。在爆炸引起的混乱中，联邦士兵们在冲锋时掉进了32英尺深的弹坑里，于是他们成了瓮中之鳖，“彼此首尾相叠，就像一群惊恐万状的绵羊”，变成敌军任意宰杀的对象。当天结束时，格兰特损失了将近4000人，他在致哈勒克的电报中写道：“这是我自战争爆发以来目睹的最惨一役。如此俘获敌军工事的时机我闻所未闻，也不想再看到这样的时机。”

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使吉迪恩·威尔斯陷入了沮丧：“尽管结果很糟糕，但是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它还让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格兰特并不适合我们赋予他的重任……细想此事，它就像一团黑暗的阴影，压得我难以喘息，令我不堪回首、悲从中来，对于前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爱德华·贝茨向同僚们诉说了自己内心的失望。他在日记里坦陈，想到“我们的某些将军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最终铸下大错”时，他就会感到痛心疾首。

林肯与威尔斯和贝茨不同，他绝没有因为这件事动摇对格兰特的信心。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前往蒙罗要塞与格兰特见面。会谈中，两人对于未来的态度依旧十分坚定。格兰特接到情报说，厄利的部队艰苦跋涉，已再次渡过波托马克河，使宾夕法尼亚的钱伯斯堡陷入一片恐慌和毁灭的阴影之中。于是他给自己最得力的干将——菲利普·谢里登将军发了一封急电，指示他前往谢南多厄河谷找到厄利，“并将他死死咬住。敌人走到哪里，我们的部队就要跟到哪里”。林肯也和格兰特一样，决意不让敌军喘息，直接予以打击，拿下这场战役。他回复说：“我认为，此方案完全可行。”

几天以后，弗伦奇专员很高兴地与林肯进行了一次“十分舒心的长谈”。“他说我们必须耐心，会看到一切都将是正确的——他没有指望谢尔曼在一天之内拿下亚特兰大，也没指望格兰特长驱直入攻占里士满，而是希望我们应该按计划赢得这两座城市。”当时，林肯的信心并没有被国人所了解。威尔斯以悲观的语气写道，持续的灾难积少成多，使这片土地出现了“更多的不幸和巨大的屈辱”。瑟洛·威德告诫苏厄德说：“人民极度渴望和平。”

就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前，霍勒斯·格里利已经承担起向林肯建言献策的重任。格里利听说，代表杰斐逊·戴维斯的“两位大使”曾来到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城，他们“完完全全拥有和谈的权力”。格里利力劝总统立刻与他们会晤，他提醒林肯说：“我们血流遍野、山穷水尽、几乎奄奄一息的国家也渴望和平——新一轮的征兵行动、新一轮的浩劫、新一轮的血流成河都让人为之胆战心惊，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并不渴望和平，而且不想抓住现有的机会推动实现这个目标，这可谓有百弊而无一利。”

尽管林肯相当确信所谓的“大使”并没有得到杰斐逊·戴维斯的授权，但他依然与苏厄德讨论了这件事，并委托霍勒斯·格里利前往尼亚加拉瀑布城。如果联盟政府的特使很真诚地带来了正规合法的和谈建议，那么格里利应该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引导”，并护送他们前来华盛顿。此外，他还给约翰·海伊发了急件，让他与格里利在尼亚加拉瀑布城会合，给两位特使带去一封手写的秘密短信。信中写道：“致相关人士，任何有利于恢复和平、重建整个联邦，以及废除蓄奴制的建议……将会获得我们实质性和间接性的政策支持。”

正如林肯怀疑的那样，两位特使“并没有携带任何授权书”，也无法确保杰斐逊·戴维斯准备停战。林肯希望这次失败的任务，能让格里利和其他人看清，有人说他是阻挠和平的人，这话是多么荒谬。不幸的是事与愿违，南部联盟的特使将林肯的密信转交给了报社，错误地声称林肯关于废除蓄奴制的这个无法应允的要求，已经破坏了和谈。民主党的报纸将此事添油加醋，谴责林肯继续发动战争，唯一的目的就是释放奴隶。

共和党的骨干对总统那封“致相关人士”的短信也颇感失望。瑟洛·威德抱怨说，人们只是单纯地希望重建联邦，但是“有人告诉他们，总统只会把‘废除’蓄奴制当作和谈的唯一条件”。极度失意之下，威德和共和党的其他骨干开始相信，本党将在11月的选举中落败。8月的第一个星期，威德来到华盛顿告诉林肯说，他“再度当选已绝无可能”。利奥纳德·斯威特觉得自己不得不告诉好朋友林肯，“召开党代会，将他取而代之”的呼声已日益高涨。新一届大会定于9月22日在辛辛那提召开，会议日期比民主党大会晚3个星期。斯威特告诫林肯说，他从前的支持者已陷入“最严重的低落情绪”，除非采取某种行动“根除这股思潮”，否则局势将令人彻底绝望。

内阁也充斥着一片不满情绪。吉迪恩·威尔斯和蒙哥马利·布莱尔都对林肯做出“强加先决条件”的决定大惑不解，因为这些条件就其性质而言可谓“难以容忍”。当威尔斯获悉只有苏厄德和费逊登私下知情时，他对总统是否有权“在未征询内阁意见前便采取这种令人遗憾的态度”提出了质疑。

《纽约时报》总编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亨利·雷蒙德的消息让林肯雪上加霜。8月下旬，他写道：“我与您在每个州最忠实的战友间始终保持频繁通信，我从他们那里听说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一股与我们不共戴天的势力正在形成。”雷蒙德接着预言说，如果马上举行选举的话，林肯将在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州落败。雷蒙德将“公众感情反响强烈”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人们希望赢得军事胜利；另一个则是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南部联盟已经为统一与和平做好了准备，而有一些人则对此充满了恐惧与怀疑”，但是他们都拥护无条件地废除蓄奴制。雷蒙德意识到这个理解并不准确，但他坚持认为“只有在拿出足够的勇气去全力以赴时，某个权威性的法案才能排除”这种结论。他建议委派一位专员去和杰斐逊·戴维斯会面，“在承认宪法至高无上这个唯一的前提下，明确进行和谈”，将所有悬而未决的事项留待以后处理。

面对这不同寻常的压力，林肯的反应更多地体现出他的性格。当年8月，他对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西蒙·卡梅伦说：“我承认我渴望再次当选，我有普通人的荣誉感，希望我过去4年的执政获得认可。此外，我真诚地相信，与其他新人相比，我可以更好地为国效劳，解国民于危难。我希望完成这项平定叛乱，让国家重新恢复和平与繁荣的工作。”

然而，他依然要直接面对失败的可能性，并且要使出浑身解数，在剩下的几个月任期里，既要为北方赢得战争，同时又要赶在大选获胜的民主党永久关闭疆界前，尽可能将更多的奴隶带往联邦。8月的第三周，林肯要求内阁全体成员在尚未阅读之前就在一份备忘录上签字，向政府保证全力以赴、不遗余力打赢这场战争。这份备忘录假定民主党无法抵挡要求和谈的巨大压力，这样就会允许蓄奴制在南方继续保留下去，甚至独立都有可能获准。

这份并未让内阁知情的备忘录开头写道：“今天上午和前些天的情况似乎都表明，本届政府极有可能无法再次当选。因此，我有责任与当选总统合作，在从大选结束到新总统尚未就职这段时期拯救联邦。这是因为未来当选总统的当选基础，就是他今后不可能保全联邦。”

约翰·伊顿上校回忆说，就在这几个星期，林肯“在考虑可以保证黑人获得自由的任何途径”。他知道，伊顿曾与数千名作为联邦军队先头部队的已经逃跑的奴隶有过接触，差不多数万名奴隶仍留在南方。林肯问伊顿，他是否觉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可以接受劝说来见他”，讨论如何让这些奴隶获得自由的问题。伊顿知道，道格拉斯最近曾猛烈批评过总统，对于南部联盟明目张胆地拒绝给予被俘黑人士兵以战俘待遇，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报复措施。然而，他还知道道格拉斯十分尊敬林肯，他确信自己可以助一臂之力。

8月19日，道格拉斯与林肯会面。他后来叙述道，在这次开诚布公的谈话中，林肯坦率地承认他担心“狂热地呼吁”和平，可能会使这场战争在时机并未成熟时结束，“使所有无法进入我方边境线的奴隶继续生活在蓄奴制中”。他原以为，公布《解放奴隶宣言》会刺激南方奴隶不断逃亡，林肯叹息道，可是“奴隶们并未如我想象的那样，成群结队、争先恐后地跑到我们这里来”。道格拉斯表示：“奴隶主们知道怎样不让奴隶接触这些东西，也极少有奴隶知道这份宣言。”林肯闻言后当即提出，联邦政府应当承诺建立“一小队由有色人种组成的侦察兵，追随约翰·布朗当初的未竟事业，深入叛乱诸州，越过我军的边防线，将解放奴隶的消息传遍四方，规劝奴隶们前来投靠我们”。道格拉斯答应与黑人社团的领导人进行磋商，探讨这一计划的可行性。

林肯还想和道格拉斯商讨另一个话题。3天前，威斯康星的前任州长亚历山大·兰德尔，亲手递交了威斯康星某民主党报纸总编查尔斯·罗宾逊所写的发自肺腑的一封信。“我是一名主战派民主党人，”罗宾逊开宗明义地写道，“我已在您的统治下生存了下来……有人声称，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们支持解放奴隶的举措，我们已经变成废奴派了。我回答说，我们把释放奴隶视为一种合理的战争政策，这是因为剥夺南方的劳力就是削弱叛乱的力量。这是一个很好的主张，并且得到了许多支持其他意见的人群的拥护，这个主张也维持了我们作为民主党人的立场。”如今，尼亚加拉瀑布城有人宣称“从任何地方都无法迈出和平的一步，除非同时废除蓄奴制”，这话让他“失去了生存之本”。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并非“要找碴……而是希望您能够解释这一切，提出我们主战派民主党人或许可以接受的合理观点”。

林肯将自己回信的草稿拿给道格拉斯看，并且问他是否可以为自己送这封信。林肯在信的开头写道：“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考虑商讨重新统一和废除蓄奴制，并不是说不考虑或少考虑其他的事情，对我而言这个道理很简单。”然而，在写下这些模棱两可的话之后，他立即强调倘若“如你们要我做的那样”，放弃宣言中关于解放奴隶的承诺，那么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和“政策问题”，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与其做这样一件事，不如另寻高明。”他承认说，倘若只要叛乱分子相对保留奴隶，就会同意“停火并允诺统一”的话，他就无力将这场战争以废奴为唯一目的继续下去。人民不会支持这样一场战争，他们的国会代表就会切断军用补给。所有这类想法无论如何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没有一个可以控制叛军的人提出过这种假想的提议”。

道格拉斯完全明白，林肯正在努力“明确自己的意图，这就是他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做一些，让他的敌人和虚伪的朋友们为之胆战心惊的事”。且不论林肯本人真正在想什么，从字面上看，他似乎在说“无法将这场废除蓄奴制的战争坚持下去，这个国家不能承受这样的战争，而如果没有国会的支持，（他）将一事无成”。道格拉斯力劝林肯不要发出这封信：“有人可能会从中读出您并未表达的意思。人们会认为这封信彻底放弃了您制定的反蓄奴制政策，它可能使您受到重创。”

在详细听取了道格拉斯热情的忠告后，林肯转移了话题。就在两人谈话时，一位信使向林肯通报说，康涅狄格州的州长求见。“告诉白金汉州长，请他等一下，我和我的朋友道格拉斯正在长谈。”林肯指示说。当天晚些时，道格拉斯遇到约翰·伊顿几乎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他待我如上宾。他从没有让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肤色有什么差异！总统是一位最不同寻常的人，他在当前的条件下尽其所能，我现在对此很是满意。”伊顿认为，道格拉斯“第一次以林肯先生的眼光洞察了当下的局势”。林肯告诉伊顿，对他来说“从道格拉斯成长的环境，以及他获得的地位去考虑他的情况，他是……美国最值得嘉奖的人之一”。

与道格拉斯的一番谈话或许让林肯颇感愉快，当天晚上林肯邀请了兰德尔州长和约瑟夫·米尔斯法官来到“士兵之家”，对罗宾逊的来信进行深入详谈。“总统在谈话中无拘无束、生气勃勃，”米尔斯在日记里写道，“我很惊讶于他那股子开朗的精神。”林肯从一开始便承认说，他不禁“感到有关这个伟大国家的生死祸福的决定，将在这附近的营房里做出”。这并非“个人的自负或野心”，而是坚信民主党通过拒绝废奴运动来换取和平这种软化南方的策略，将“导致联邦的四分五裂”。他指出“如今，有10～20万黑人在为联邦效力”，如果将解放黑奴的承诺弃之不顾，那么这些人肯定会放下武器，“抛弃所有由黑人把守的岗哨，将一切优势拱手让给敌人，而我方可能被迫在3个星期以内放弃战争”。

林肯的语气越来越激昂，仿佛他正在针对给罗宾逊的回信展开一场自我辩论。“有人已经向我提议，把曾经做过奴隶、目前守卫哈德逊和奥鲁斯蒂港的黑人士兵们归还给他们的主人，以抚慰南方。如果我那么做，马上就会挨骂，而且会背上千古骂名。”那些谴责他“把废除蓄奴制演变成这场战争唯一目的”的人们必须懂得，“没有一种人类的力量，可以在不动用解放奴隶这个杠杆的情况下征服叛乱……让他们用这场战争的历史来检验吧，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不用这个手段来保存联邦。”

米尔斯最初曾对林肯产生过质疑，这回他被林肯“那坦荡的胸襟”和坚定的信念彻底折服了。“当我听到他亲口对自己的政策做出辩白时，我不禁感到他的思想，就像他的身材一般高大伟岸，站在我面前的是指引这个时代的伟大智者。”他坚信联邦事业是正义的，“这也不禁激励我信心倍增”。客人们坚持要告辞，但是林肯恳求他们再多坐一会儿，他会给客人们讲上一连串的趣闻逸事及“对往事的追忆”，让大家开心一下。

林肯用自己的逻辑推断，化解了他本人对和平妥协表现出的短暂矛盾心情。他将回复罗宾逊的信件永远束之高阁，也没有同意雷蒙德的建议，派遣特使前往里士满，打探杰斐逊·戴维斯的停战条件。连日来，林肯反复斟酌这个想法，甚至起草了一封信，允许雷蒙德前往里士满，授权他声明“为恢复联邦和国家权力机构应立即停战，一切未决问题（包括蓄奴制在内）应以和平方式协商”。但是他很快抛弃了这个设想。正如致罗宾逊的回信一样，给雷蒙德的信也被放入信封，“安静地长眠”了20多年，直到尼可莱和海伊撰写林肯传记时才重见天日。

尼可莱觉得这段艰难的日子是“一次政坛上的布尔溪战役”。在这段日子里，林肯从“始终并肩作战、志同道合”的国务卿那里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玛丽和塔德再度外出避暑，整个8月和9月初都待在佛蒙特州的曼彻斯特。苏厄德原先也想离开，但是在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人备受煎熬的日子里，他并不想把林肯一个人留在这里。有苏厄德的陪伴，林肯的精神开始振作起来，因为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尽管他也认为“不满情绪与派系斗争的迹象多如牛毛，非常令人难受”，但是他绝不惊慌失措，而是相信“任何重大胜利都会让这一切烟消云散”。苏厄德抱着“决心和希望”相信，部队里新的征兵行动证明了我们的事业值得信赖，只要普通民众始终坚信这一点，林肯就会帮助国家渡过难关。

斯坦顿让饱经忧患的总统又增添了一份信心。这些年来，林肯、苏厄德和斯坦顿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威尔斯发现，“这两位S”已经逐渐“达成共识”，两人齐心协力、步调一致辅佐总统。尽管斯坦顿缺乏林肯和苏厄德广结良友的那种和蔼可亲的性格，但他满怀激情地信赖联邦，信赖那些为了联邦而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浴血奋战的将士。一方面，他会经常就一些小事与林肯发生争执，并且常常不容分说就把一些请求照顾的人从办公室里赶走；另一方面，瞥见一位残疾士兵，他就能立刻予以关注。在这位才华出众、暴躁易怒的人看来，南方不投降就绝不会出现和平。

8月25日，林肯把雷蒙德请到白宫，向他解释为什么经过慎重思考，他认为派遣特使前往里士满“将会引起一场灾难”。雷蒙德当时为了主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会议，已抵达华盛顿。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委员会的成员们承担了有组织地支持林肯这个任务，他们对林肯当选到底有多大把握颇为怀疑，彼时他们根本没有进行党内动员工作。

约翰·尼可莱认为，总统与雷蒙德及其同僚的会面，可以证明“我们这场危机已经到了转折点”。他写信给正在伊利诺伊老家探亲的约翰·海伊说，那天上午，当这群人聚集在一起时，“如果总统可以用他的耐心和勇气去影响雷蒙德和他的委员会的话，我们就得救了”。然而，如果委员会成员与林肯交谈之后依然不为所动，胜选的希望就不大了。

林肯邀请了苏厄德、斯坦顿和费逊登这几位“内阁成员中的佼佼者”参加会面，这让尼可莱颇感放心。会谈结果让他大喜过望。尼可莱在当天的一份书面备忘录中高兴地写道，总统和他的内阁同僚已设法说服了雷蒙德，“按照他的计划委派特使前往里士满，会比输掉总统竞选更糟——这将是一次可耻的不战而降”。尼可莱相信，这次会谈“非常成功”。总统钢铁般的意志让委员会成员印象极为深刻，他们回家时“内心欢欣鼓舞”，想法完全变了，他们开始相信这次选举还是有希望的。

两天以后，雷蒙德主编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内幕消息。该报报道说，鉴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将在华盛顿多逗留一天，以完成总统大选的游说计划，因此“每一位委员对于林肯先生重新当选深信不疑，并认为当前政坛形势对于联邦党人而言充满希望，前途光明，令人满意”。

此后，从亚特兰大战场上很快传来捷报，彻底改变了公众的想法。然而在此之前，林肯就已经调整了重心，继续投身于重建联邦和解放奴隶这双重目标中去，让自己摆脱沉重的心理负担。8月下旬，他为俄亥俄的某个返乡探亲士兵团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演讲，以雄辩的声音传递着他的这两个理想。“我有幸暂时入主这个庞大的白宫，”林肯说，“我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我可以证明你们每个人的孩子都有望来到这里，正如我父亲的孩子已经来到这里一样。为了使你们每一个人都能通过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政体，获得广阔的天地和公平的机会去从事工商业，去发挥聪明才智，为了使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怀有人生的美好理想，在人生的竞赛中获得平等的权利，这场斗争必须进行下去，这样才不至于丧失我们生存的权利……为了捍卫这样的无价之宝，这个国家值得我们为之浴血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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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了好长时间的民主党大会终于在1864年8月29日召开，总统的连任竞选活动在这时经受了一次重大刺激。尼可莱写道，就在候选人将选出、大会宣言将出台这一刻，焦急的共和党人已经在想象“对手阵营里隐藏在虚幻阴影中的巨人们”。前往芝加哥采访这次大会的布鲁克斯也同意这个观点。他将这种在七八月间降临在共和党头上的悲观情绪归结于“我们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东西；而从这里产生的大会宣言和候选人，将会实实在在地改变这一切”。

整个夏天，民主党人幸灾乐祸地借共和党内部纷争渔翁得利，然而民主党阵营的内耗也不小。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吵得不可开交，前者支持继续交战，直至联邦统一（尽管并非废除蓄奴制）为止，而后者则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停火。《纽约论坛报》主编詹姆斯·戈登·贝内特说：“他们有一条和平的腿，还有一条战争的腿。但是他们就像一只站在蛙塘边的鹳，至今不知道该在哪边栖息。”诺亚·布鲁克斯报道说，大会开幕时，主和派民主党人似乎占了上风。“值得注意的是，主和派提出的各种举措和表达的各种情感，都得到了热烈的掌声，而爱国热情的话语却凤毛麟角，众人无一回应。”“迪克西”的大戏唱得兴高采烈，而联邦派的调子则遇到了实实在在的冷场。

尽管主和派在会议大厅赢得了同情，但是人们普遍猜测主战派民主党人乔治·麦克莱伦将获得提名。布鲁克斯写道：“他的党羽已经联合起来，钱款充裕，而他的对手则各自为战。”主和派由纽约州州长霍雷肖·西摩尔、国会议员费尔南多·伍德及流亡加拿大之后回国的前国会议员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等人牵头，提出了几个可能的人选，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麦克莱伦轻易胜出。

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在日记里坦陈，如果说麦克莱伦的胜利是“在预料之中”的话，“那么他的竞选纲领之卑鄙则出乎人们意料，杰斐逊·戴维斯或许已经挑选了它。‘叛乱’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其中，它考虑的是投降和卑躬屈膝”。这份政纲要求党内组建和谈代表团，宣称“经历了四年的战争而未能恢复联邦之后”，如今已到了“要求立刻致力于停止各种敌对行动”的时候。斯特朗预言说，如果麦克莱伦同意表述这份屈辱的竞选纲领，“他就会使自己声名狼藉”。事实上，据传麦克莱伦将“谢绝接受这样的提名条件”。对于民主党人而言，在竞选政纲中提出投降协议是绝对不合时宜的。

3天后，传来了震撼人心的消息：亚特兰大被攻陷！9月3日，谢尔曼致电华盛顿：“亚特兰大是我们的了，打了一个大胜仗！”海军司令法拉格特攻占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湾之后，亚特兰大的捷报接踵而至，这使林肯备受振奋。他命令在华盛顿及其他十二座城市中鸣放礼炮100响，以示庆祝。北方各大报纸的版面充斥了喜气洋洋的大幅新闻标题。《纽约时报》重复谢尔曼的话说：“亚特兰大是我们的了！”“集中在亚特兰大的铸造厂、炼铁厂、轧钢厂、机械车间、实验室和铁路维修厂，生产加农炮和轻型武器、火药、子弹、雷管、炮架、马车、急救车、马具、鞋子和衣服的兵工厂，如今都在我们手里了！”尽管《纽约时报》还不知道，南部联盟在撤退前，已将几乎“一切具有军事价值的东西”都付之一炬，但是乔治·坦普尔顿还是很快理解了攻克亚特兰大的重要意义。他以欢呼的语气写道：“今天上午的捷报（在政坛出现危机之时传来），它是战争爆发以来最了不起的事件。”

苏厄德坐在奥本的办公室里，接到了陆军部发来的这则消息。当时他好不容易抽出空来返乡探亲。刚刚读罢斯坦顿的电报，他就看到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到自家门口大肆庆祝。消息广为传播后，人群迅速膨胀，就连苏厄德家附近的公园都人满为患。当地一位记者报道说：“满城旗帜招展，到处钟声悠扬，刹那间百门大炮齐声轰鸣。”在这情绪高昂的人群中，有“正在等待被征招入伍的数百名志愿者”。在他们的要求下，苏厄德即兴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

一位记者认为，苏厄德的此次即席演讲是“他最深刻和最有力的讲话之一”。苏氏评论说，最近的两次胜利将鼓舞这30多万人，“如果你们将成为志愿者，如果我们必须征招新兵，那么志愿者和被征招新兵”必须“终止这场战争”。他不仅向水兵和陆军士兵们，也向“战争政府的智慧和能力”表达了敬意，他指出：“法拉格特的舰队并没有大功告成，他本人也没有。成功的目标是海军部长制定的，而他将公正地记下这段战争的历史。他会写道，自从卡诺（法国大革命的军事组织者）的时代以后，斯坦顿组织战争的能力可谓无人能及。”最后，苏厄德以令人感动的话赞颂了他的战友和总统，他告诉大家，林肯再度当选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做成了这件事，那么叛乱将会被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众人爆发出赞成的欢呼。

当吉迪恩·威尔斯读到苏厄德对海军部不吝赞美之辞的讲话稿时，他承认自己确实心花怒放。威尔斯认为，“对于一位思路不那么简洁……经常口不择言的人来说”，苏厄德阐述的观点可能会对即将到来的大选“定下基调”。威尔斯明白，攻克亚特兰大将给他过去的阵营——民主党的各项计划造成重创。“这条消息不会让民主党的狂热党羽感到高兴，他们刚刚提出了一份和平的竞选纲领，并宣布战争是失败的……在战争时期，采用一份和平的竞选纲领，提名一位带兵打仗的将军竞选总统，完全是昏庸愚蠢之举。”

与此同时，麦克莱伦在新泽西州奥伦奇的家中韬光养晦。他在准备起草承诺信时发现，自己要面对本党两个不同派系的巨大压力。主战派警告说，除非他拒绝接受和平竞选纲领，否则他的候选人资格将会泡汤；而主和派则威胁说，如果他对于草拟的停战协议有所动摇，他们可能“不再支持他”。麦克莱伦前后六易其稿，最终于9月8日午夜，才将承诺信递交到民主党提名委员会。

在信的开头，麦克莱伦表达了对主和派的赞同态度。他表示倘若把战争的唯一目的变为保护联邦，“那么和解的工作就会容易了，我们也可能从陆地和海上取得的许多胜利中获益”。假如他能掌权，他将“竭尽一切政治才能和资源”去缔造和平。言下之意，对于和平的尖锐呼唤，他依然准备不惜代价推卸责任。麦克莱伦坚持认为，如果不恢复联邦，敌对行动便不会停止。他说：“我无法面对那些从无数浴血奋战中幸存下来的战友，无法告诉他们，他们的艰苦卓绝、弟兄们的惨重伤亡都已成了徒劳。”主和派对此暴跳如雷，但是又找不到其他候选人，秋季选举的大戏已经拉开帷幕。

攻克亚特兰大，共和党人的心情立刻由阴转晴。长期以来对林肯一直持批评态度的西奥多·蒂尔顿写信给尼可莱说：“我们将赢得总统选举，所有的隔阂都会消弭。我从未见过最近在亚特兰大的胜利这样让公众喜出望外、热血沸腾的事情。芝加哥的竞选纲领是美国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治宣言！这一伟大的事件紧随其后，使大家一夜之间毫无异议地支持林肯。”他本人“从来不是支持林肯连任的狂热分子，而是跟他唱对台戏的人”，但即便是他，也想呼吁他认识的所有人“与林肯先生团结在一起！”

几周前，伦纳德·斯威特还在告诫林肯，说他不太可能连任。如今他却表示，上帝已经赐予联邦辉煌的胜利，使风雨飘摇中的社稷航船“恢复了平稳，仿佛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在险些被惊涛骇浪掀翻之后，转危为安”。瑟洛·威德也如释重负，他告诉苏厄德有了军事上的胜利，“反对林肯先生的阴谋就会土崩瓦解”。

民众心态的变化让蔡斯十分惊讶。整个夏天，他都在新英格兰各地与主张废奴运动的友人见面，其中包括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安德鲁、作家小理查德·亨利·达纳及国会议员塞缪尔·胡珀等人。蔡斯依然与某些秘密会议的组织者有往来，这些秘密会议的目的就是召开新的党代会，企图把林肯取而代之。根据吉迪恩·威尔斯的说法，“为了削弱总统的影响力，降低民众对他的信任”，蔡斯使出了浑身解数，“不是在公开讲话中，就是在东部沿海的社交活动中表达他的不满”。威尔斯认为，既然支持林肯的力量重新活跃起来，蔡斯“认识到党内分歧已经弥合，绝不会出现新的领导人，因此从现在开始他将支持林肯”。

蔡斯决定回到华盛顿为林肯效力。途经纽约时他停了下来，与一位绅士进行了一番惶惑的交谈，“此人认为林肯先生非常睿智”。蔡斯扪心自问，“倘若多数激进派得罪了保守派，或倘若多数保守派冒犯了激进派”，历史还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吗？

当他抵达首都后，蔡斯拜访了费逊登。费氏告诉他，总统想见他。双方会面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伊丽莎白·布莱尔对丈夫说：“蔡斯先生在北方各地大骂总统之后，昨天前去看望了他，两人促膝长谈。”两天以后，蔡斯陪同斯坦顿来到“士兵之家”，又一次与林肯进行了交谈。“我来到这里后，和总统见了两次面。”蔡斯告诉凯特，“两次会面时均有第三人在场，谈话毫无私密可言。他的态度显然十分热忱，他的话语也是如此，从中我发觉他满怀善意。”

然而，和蔼可亲并不能让蔡斯感到满足。他希望在自己离开两个月后，总统能对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蔡斯依然不愿意承认两人关系陷入僵局是自己的责任，认为因为辞职的事情“遭到误解和伤害”的正是他自己。蔡斯坚称：“我只是热切地希望他能大获全胜，并且永远不会被个人恩怨所左右，那是与完全忠实于他的政府背道而驰的。”

蔡斯对自己做出的高姿态颇感骄傲，他公开表示：“我深信自己热爱的事业，我也深信他的当选，将最好地推动人民大众的福祉，那几乎是我的战友们全部的奋斗目标，而我已决心投入一己之力，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为实现这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蔡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乘坐火车、轮船，并且不辞马背颠簸之苦，前往俄亥俄、肯塔基、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伊利诺伊和密苏里诸州，在拥挤的人群面前发表了数十次演讲，鼎力支持林肯连任。与此同时，佛蒙特和缅因两个州的选举结果表明，大多数民众拥护联邦，而且数量比前一年有所增加。佛蒙特州选举结束后，尼可莱兴高采烈地给塞雷娜写信说：“三个星期之前，各地的友人无不心情沮丧，几乎到了要放弃斗争的绝望边缘，如今他们充满希望，欢欣鼓舞，工作起来干劲倍增，对于成功信心十足。”

9月19日，让共和党人更加振奋的消息传来了！菲利普·谢里登在谢南多厄河谷追上了朱巴尔·厄利，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赢得了胜利，厄利四分之一以上的人马被消灭。消息传来，政府的每个部门都能听到“职员们的欢呼”。威尔斯在日记里写道：“这将极大地鼓舞和激励那些热爱联邦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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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胜利已经为林肯竞选扫清了实质性的障碍，但是另一位候选人约翰·弗里蒙特，依然是一只可怕的拦路虎。过去，政党内部分裂曾屡次使本党在竞选中功败垂成，让第三方候选人扭转乾坤、后来居上。为了使党内保持团结，林肯需要激进派的支持。然而，他在联邦重建问题上的妥协政策，使韦德和戴维斯等人颇为不满，这使得林肯凝聚党内人心的任务十分艰巨。此外，激进派一方面反对蔡斯辞职，而另一方面对蒙哥马利·布莱尔继续留任表示不满。

布莱尔意识到，他已经成了激进派发泄怒火的对象。当巴尔的摩大会通过了一项事实上要求他辞职的决议后，他就向林肯递交了辞呈。那年夏季晚些时，他的父亲与林肯一起前往“士兵之家”期间，步其子后尘也提出辞职。他向林肯保证说，为了弥合党内纷争，蒙蒂将“心甘情愿地成为激进派的怒火和猜忌的牺牲品，如果这么做有用的话”。当时林肯就好言谢绝了，他认为“牺牲一个真正的朋友，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但是有人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布莱尔离开。9月初，亨利·威尔逊提醒林肯说：“你将失去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或者他们会因为布莱尔父子的缘故不情愿投票。”

布莱尔父子与激进派之间的宿怨，已使内阁日常活动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蒙蒂·布莱尔讨厌斯坦顿，他认为这位战争部长与韦德、戴维斯等人沆瀣一气，与布莱尔家族和总统唱对台戏。约翰·海伊说，蒙蒂用一种“很不合适的严厉语气”公开谈论斯坦顿，说他是“谎话连篇”，“鸡鸣狗盗之辈”。这些放肆的话传到斯坦顿那儿后，斯坦顿开始拒绝和他共同出席会议。威尔斯发现，到了8月中旬，这两位成了冤家对头的阁僚“已经接连好几个星期互不理睬”了。

对于这样的个人纷争，林肯绝不能容忍。7月时，他已经告诫过阁僚们不得公开相互指责。他当时决定，在恰当的机会会接受蒙蒂·布莱尔关于辞职的提议。密歇根州参议员扎卡赖亚·钱德勒告诉林肯，布莱尔辞职后，韦德和戴维斯将支持林肯再次竞选。林肯认为机会已经成熟。钱德勒后来断言，激进派议员和国会议员只是一桩更大交易的一部分，这笔交易还包括如果布莱尔走人，弗里蒙特将同意放弃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到了9月，“开拓者（指约翰·弗里蒙特）”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了，他意识到自己若继续参加竞选，会有辱他的声望。

两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9月22日，弗里蒙特宣布退出竞选。接着9月23日上午，林肯给蒙蒂的办公室发了一封信请他辞职。在信的开头林肯写道：“您已不止一次慷慨地对我说过，只要您的辞职可以为我排忧解难，我随时可以处置此事。现在是时候了。您很清楚，处理这件事绝不意味着我对您有任何不满。您一如既往的亲切友好，是任何朋友都无法超越的。”而且，“在您担任邮政总局局长的三年半中，我不记得有任何人对您提出过抱怨”。

虽然是布莱尔本人提出辞职的，但他在书桌上发现这封信时依然很诧异。当天上午，他遇到了从白宫回来的威尔斯和贝茨。“我想你们俩都知道，我被斩首了。”他告诉他们，“我已不再是内阁成员了。”威尔斯十分震惊，他要布莱尔再说一遍。这时，布莱尔从口袋里取出那封信，大声地在两位同僚面前朗读了一遍。布莱尔说，他“无疑成了给弗里蒙特和他朋友的一份和平礼物”。威尔斯一时无法下定论，他告诉布莱尔尽管“或许有人考虑到要安抚弗里蒙特的党羽……但总统从不会对此让步”。威尔斯觉得，更大的可能是在蔡斯辞职之后，为了维持内阁派系平衡，才需要牺牲布莱尔。蔡斯的党羽显然认为他们的人走了，而蔡斯的对手还在，因而感到“颇受伤害”。让布莱尔走人，可以让林肯“调和所有派系，避免一个争吵不休的政府”。

威尔斯为布莱尔的离开感到难过。他在日记里写道：“在跟布莱尔分手时，总统告别的是一个真正的朋友，而他留下的顾问当中绝无如此有才干的贤人。他正直无私、胸襟坦荡，始终谨慎睿智、目光敏锐、品行端正。”后来几天，威尔斯逐渐认为“将蒙哥马利驱逐出我们的智囊团队，是降临到内阁头上的最大灾难”。贝茨同样情绪低落。尽管他与布莱尔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但他对这位敢于直言不讳的同事颇为尊敬，他认为林肯在与韦德和戴维斯讨价还价时犯了错。“我想没有这两个人，或者说对他们视而不见，林肯先生也能当选。那样的话，这个国家就可以得到控制，从他们的邪恶势力中解放出来。”

尽管布莱尔因被解职而颇受打击，感到“一种不必要的羞辱”，但他告诉妻子他依然确信林肯此举“出于最大的善意”，“是为大局利益着想”。他的父亲发自内心地赞同这个想法。他告诉弗兰克：“依我之见，这都是出于好意。”无疑，他担心儿子一怒之下，会发表一些令人遗憾的言论。这位元老暗示说，蒙蒂本人曾对弗里蒙特的支持者明确表示，如果弗里蒙特退出竞选那么他将辞职，而他已在“竭力促成此事”。最后老布莱尔总结说：“我把麦克莱伦的失败看作是联邦重获新生的标志，如果这件事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很大，那很好。……我希望你会同意我的观点，为了这个国家的真正利益，林肯必须再次当选。”

弗兰克最终接受了父亲的看法。尽管他和自己的兄弟一样，起初也觉得“对于总统和布莱尔父子的政敌而言，这场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会觉得委屈难当”。另一方面他断言说：“如果林肯竞选连任的失败，将是降临到国家头上的最大灾难，而（蒙蒂）为了避免这一灾难所做出的牺牲是如此微不足道。”

伊丽莎白·布莱尔听了两人抒发的高尚情怀后，认为自己和蒙蒂的妻子明娜“所受伤害之重甚于任何人”。蒙蒂的这位忠心耿耿的妹妹原本担心的是，林肯会坚持他“最初的观点——为了敌人而牺牲朋友的卑鄙策略”，然而她哥哥表现出的“男子汉的坚忍不拔”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的几天中，他不止一次地展示出这种君子风度，代表亚伯拉罕·林肯走上竞选的讲台。蒙蒂在许多保守派的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坚持认为支持林肯的人请他辞职并没有出于任何恶意，恰恰相反，至少有一些支持总统的人“比这个世上其他任何人都更亲近我。我之所以隐退，是出于我父亲向总统提出的建议”。

约翰·海伊从伊利诺伊回来时，恰逢布莱尔辞职。他觉得布莱尔这件事“干得非常漂亮老成，他正在竭尽全力”支持林肯再度当选。蒙蒂永远不会忘记，3年前他给弗里蒙特写过一封私信，言辞之中对总统颇有不敬，这封信被公布之后，大家都觉得十分丢脸，而林肯却站在他那一方。蒙蒂知道，当他父亲请求林肯私下接见时，从未有人要把他赶走；他的妹妹伊丽莎白永远是白宫欢迎的客人；弗兰克当年没完没了地与国会里的激进派打口水仗，是林肯为他解了围，他们全家都要为此感谢林肯。实际上，布莱尔家族喜欢抱团结队，林肯无数次慷慨大度的义举和善意，铸就了他与这个家族之间的牢固纽带，就算是蒙蒂此次被迫下台，也不会使这一纽带遭到破坏。林肯最终使弗里蒙特退选并获得了激进派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没有失去保守派和势力强大的布莱尔家族的拥戴。

※※※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把10月11日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举行的州选看成是11月总统大选的前哨战，这不仅因为这些州的选举结果反映了民意，而且在这里赢得州长宝座的政党，将在其政党支持者中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当天晚上，林肯按惯例来到陆军部的电报室，阅读发来的各种急件。斯坦顿及部长助理查尔斯·达纳、电报室主任托马斯·埃克特等人都在现场。最初从辛辛那提和费城传来的消息看来很振奋人心，但是确切的统计数字却迟迟未见，令人难以忍受。

达纳回忆说，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林肯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薄薄的、黄色封面的小册子”，里面有幽默作家帕托勒姆·纳斯比的最新作品，“他会读上一页纸或是一段故事，然后停下来，去关心一下电报送来了哪些选举的新消息，然后又打开书本接着读下去”。曾陪伴过林肯的约翰·海伊发现这部作品“非常逗乐”，并误以为斯坦顿也会有同感。然而就在看书的间隙，这位不苟言笑的陆军部长示意达纳随自己走到隔壁的房间。达纳后来回忆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大发脾气的样子，在他看来那一幕真是荒唐之极，对此他义愤填膺。”他实在不能理解，“当时，共和国的安危悬而未决，几份电报中寥寥的几个数据就能决定由谁来担当这个国家的掌舵人。此时，领袖是其中利害关系牵涉最深的一个人，选举结果不仅事关他个人的进退，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祸福。而他竟然跑到一边，去读这样一本胡言乱语的书，如此轻佻琐屑的笑话就让他笑得不亦乐乎”。斯坦顿永远不会明白，在艰难时世林肯要保持高昂的斗志，欢声笑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夜一分一秒地逝去，从俄亥俄和印第安纳传来的消息比任何人预想得都要好。俄亥俄的共和党赢得了国会中的12个席位，该州投给共和党的票有5万张之多；在印第安纳，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奥利弗·莫顿以较大优势获胜，共和党人在11个国会席位中占据了8个。

宾夕法尼亚的选举结果并不明朗。午夜过后，林肯给西蒙·卡梅伦发了一封电报：“正在离开办公室回家。当前局势如何？”卡梅伦没有回复，海伊觉得有“不祥之兆”。人们最终发现，竞选双方的选票非常接近，因此两党都很难宣布获胜。后来几天，在统计了缺席士兵的选票之后，共和党才宣告以微弱优势赢得胜利。

威尔斯发现：“苏厄德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简直到了喜形于色、志得意满的地步。说本届政府英明睿智、精力充沛、诚实守信，其执政能力已超越所有前辈。它所经受的考验，前人闻所未闻。”林肯以其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与兴高采烈的同僚们相比，他的态度更加审慎。尽管林肯对俄亥俄和印第安纳的选举结果感到欣慰，但他发现，在宾夕法尼亚双方却是旗鼓相当、差距甚微，对此需要头脑冷静。

州选结束后，有两个晚上林肯显得“特别疲倦不堪”，他回到陆军部的电报室，估算着11月的选举到底能有多大胜算。他拿着一张空白电报纸，简洁地用笔一分为二，左栏代表他估计麦克莱伦可能赢得的票数，右栏则列出了他自己可以赢得的州。译码员大卫·霍默·贝茨注意到，林肯写得“很慢很仔细，有时停下来沉思，朝窗外看上一眼，然后继续写下去”。总统估计自己可能会输掉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也就是说他把希望寄托在117比114险胜上，总共只赢得3张差额的选举票。林肯叹道，倘若这样的估算是正确的，那么他的“胜利在道义上将难以产生积极影响，而他控制战与和的权力也将大大削弱”。

从州选到总统大选之间的四个星期令人坐卧不安。在此期间，林肯收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马里兰州的选举人已正式批准了新的宪法，决定在本州终止蓄奴制。选票差额相差无几，是缺席投票的士兵们打破了势均力敌的局面。林肯对一群小夜曲演奏者发表讲话说：“针对这一事件，我最诚挚地祝贺你们、祝贺马里兰、祝贺祖国、祝贺世界。”同一天，在与诺亚·布鲁克斯交谈时，林肯说：“我宁愿选择在这个问题（指废除蓄奴制）上争取马里兰的支持，而不是在总统问题上争取一个面积两倍于马里兰州的地方支持。此举清理了一方土地。”布鲁克斯很是钦佩林肯“直言不讳”的表达，他说：“任何需要铲除毒瘤、推陈出新、‘清理’一方土地的人，都能够察觉到这是以朴实的比喻暗指马里兰，那里的蓄奴制刚刚被干净利落地清除掉。”

两党都十分清楚，缺席投票将在总统大选中发挥关键作用。民主党对麦克莱伦在自己军队内部煽动的狂热献身气氛至今记忆犹新，他们认为本党候选人将在军营里获得压倒性的多数票。民主党出版家曼顿·马波得意洋洋地预言道：“我们坚信麦克莱伦将军将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正如我们坚信阳光将洒满大地一样。”

林肯的看法可不一样。他相信自己无数次赶赴前线视察，与士兵们结下的深厚感情将赢得回报。每一次失利之后，他都会去看望士兵们，骑着马在他们的队伍面前缓慢经过，为他们加油鼓劲、振奋军心；他曾像个老朋友那样徜徉于军营，对戎马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都那样着迷；他曾来到野战医院的帐篷里，握着伤员的手陪坐在他们身旁，祝愿他们早日康复；他曾在无数士兵们面前谈笑风生，他讲过的幽默笑话被成百上千人重复过。历史学家威廉·戴维斯估计：“亲眼见过他的人在25万以上。”此外，全军上下都知道，他曾为一位站岗时打瞌睡的士兵求过情，在战役进行的间歇也为前方将士的安危牵肠挂肚。最重要的是，他用雄辩有力的演讲和公开信，为这群人出生入死进行的斗争赋予了深远的意义。

为前线士兵们进行缺席投票提供的各项准备，近日已在百个州内完成。其余4个州允许士兵通过代理人投票，将他们的选票放入一张密封的信封里，事先邮寄或托人带往家乡妥善保管起来。然而，在7个关键的州，士兵们依然要在选举日当天回到自己家乡投票。为了在10月份的州选前夕对这一情况做出改善，林肯给谢尔曼发了一封电报，讨论了印第安纳州的局势。“当地的士兵无法在前线投票，你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倾尽全力。让原籍印第安纳州的士兵，或者说让其中的一部分人安全返乡，在州选举日那天进行投票。”林肯强调说，“这绝不是一道命令”，而只是一个要求。

斯坦顿根据林肯的要求做出部署，确保返乡选举的休假尽量获批。查尔斯·达纳后来表示：“陆军部动员了全部力量，全力以赴确保林肯先生再次当选。”瑟洛·威德提醒白宫，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各炮舰”上的水兵中，如果政府能提供一艘蒸汽轮将他们运送到投票地点的话，那么将有“好几千名”纽约籍士兵参加投票。于是林肯请威尔斯派遣一艘军舰，“随时听命于纽约委员会，以满足收集选票之需”。

大选日益临近，林肯对一位客人说：“我宁愿在士兵们参与投票的情况下落选，也不愿意在没有他们参与投票的情况下当选。”麦克莱伦很可能与林肯有颇为类似的想法。这次选举结果将表明，谁会赢得85万正在为联邦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的真心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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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11月8日。在选举日的当天，《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今天早晨的太阳行将落下之时，以人事可及的范围看，这个共和国的命运即将尘埃落定，是福是祸必有定论。”选择林肯，就是选择“战争，它波澜壮阔，令人心惊胆战，然而最终却会走向天下大同，国家繁荣昌盛”；选择麦克莱伦，就是选择“假的和平庇护，而我们的生存权受到真正的掠夺，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联邦，以及无穷无尽的争斗”。

华盛顿的天气可谓“风雨如晦”。大约中午时分，诺亚·布鲁克斯抵达白宫，他惊讶地发现总统“完全独自一人”。苏厄德和厄舍已经返乡投票去了，布莱尔的继任——新任邮政总局局长威廉·丹尼逊也回家了。这应该是苏厄德第十次回老家奥本为总统选举投票了，从19世纪开始举行的十九次总统大选投票活动中，他参加的次数超过了一半。费逊登当时在纽约起草新的政府贷款细则，而斯坦顿则因为发烧在家休养。林肯在那天不能投票，因为伊利诺伊州要求投票人亲自前往该州。

林肯觉得没有必要在布鲁克斯面前掩饰自己的焦虑。几乎整个下午，布鲁克斯都待在林肯身边。他发现总统“很难聚精会神，专注于办公室的日常公务”，林肯唯一轻松片刻，是给塔德讲幽默笑话。那天，塔德的宠物火鸡在白宫的宾夕法尼亚军营里到处闲逛。鹿尾营的士兵们要在宾州投出自己的缺席选票，而那天是他们的投票日，塔德兴奋地冲进父亲的办公室，父子二人一起透过窗户观看投票场面。林肯打趣地问儿子，那只火鸡是不是也要参加投票啊？塔德灵机一动的回答，让父亲开怀大笑。“不，”他说道，“他还没到年龄呢！”布鲁克斯注意到，林肯“对这孩子非常怜爱”，“在后来的几天里，他还很骄傲地向别人讲述这桩表现儿子聪慧敏捷的趣事”。

时钟指向7点，总统在约翰·海伊的陪同下，步行来到电报室，开始了漫长的守夜。“这有一点儿奇怪，”林肯对海伊说，“我并不是那种心怀恶意的人，我本该始终站在人民面前，以嘘寒问暖的方式去拉选票。”陆军部数十名勤务兵和文员人头攒动，通明的灯火营造出的热情气氛，与昏暗的夜色形成了鲜明对比。

泥泞的路面让托马斯·埃克特摔了一个大马趴。海伊说：“当然，这件事让头儿打开了话匣子。”“对于我这样一个笨手笨脚的人而言，”林肯开口说道，“我走路时可是非常稳当的，常常需要一个身手非常敏捷的人才能甩开我。我记得1858年的一个夜晚，我与道格拉斯先生之间竞选参议员的结果即将揭晓。那天也有点像现在这样阴雨绵绵，伸手不见五指，让人心情低落。我一直在阅读统计报告，肯定我们已经失去了议员资格，并且准备打道回府。道路破败，路面拱起，相当湿滑。我的脚左右打滑，踉踉跄跄，但是我让自己重又恢复了平衡，并且看清了周围的街区。我自言自语说，‘我滑了一下，并没有倒下啊’。”即便是在那个时候，林肯也十分清楚，自己没有当选参议员只是“滑了一下，而没有摔倒”。如今根基打得更加坚实，前景也更加光明。然而，他很难想象到，在6年之后又一个阴郁的夜晚，他依然要等待着自己是否能够第二次当选总统的消息。

最早传来的统计数字颇令人乐观，表明共和党赢得的多数票已经扩大了州选时的优势。林肯请人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待在白宫的玛丽。“她比我更焦急。”他说。不久，威尔斯和福克斯来了。当听说温特·戴维斯在马里兰州失利的消息后，福克斯兴奋不已。“您对个人恩怨比我更加执着。”林肯说，“一个人没时间把自己的半辈子用于争吵，倘若有人不再攻击我，那么我也决不会对他的过去耿耿于怀。”

包括宾州在内的选票统计报告从各地传来，继续让人振奋不已。然而，纽约的民主党人数量众多，其成员大多是传统的爱尔兰移民，该州形势依然不明朗。但是到了午夜时分，一顿烤牡蛎的夜宵刚刚做好，林肯就已奠定了胜局。但是，他的选举团以绝对优势获胜的消息，人们几天以后方才知晓。最终，他赢得了除新泽西、特拉华和肯塔基三州以外所有的州。林肯与麦克莱伦获得的选举票为212比21。两人获得的普选票相当接近，两位候选人得票相差40万张。但是，选举结果大大超出了林肯的预期，共和/联邦党人在国会赢得了37个席位，取代了12名州长的职位，控制了大多数州议会，获得了下一轮联邦参议员的提名权。

林肯从电报室回家的时候已是凌晨2点了。这时，雨已停了，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两旁，一群人随兴而聚，“大声高唱《战斗为了自由而呐喊》”。根据布鲁克斯的记载，在上床就寝时林肯得出了一个结论，“人民的裁决可能是完美正确、清晰无误的，以至于它无可辩驳”，因而让他有这个机会把战争继续下去，直至争取自由和保全联邦这个双重目标得以实现。

令人最难以忘怀的是，士兵们一边倒地投票支持林肯，在西部的各部队中，林肯赢得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票，甚至在麦克莱伦的波托马克军团里，每10个士兵中就有7个投了林肯的票。许多士兵依然敬仰麦克莱伦，但是他们不赞成民主党选举纲领中的失败论，他们也不愿看到麦克莱伦当选，因为南部联盟显然希望这位“年轻的拿破仑”获胜。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民主党人所不能理解的。多年以来，林肯在他的将士们中间激发起一种近乎神奇的奉献精神。一位伊利诺伊籍的下士说：“人们已经逐渐以景仰和热爱的态度去对待林肯。在他们看来，他的确是一位‘生父亚伯拉罕’，在他的身上，拥有这位神圣的一切品质。”士兵们明白，他们支持林肯，就是在用选票的方式将这场战争继续下去，然而他们还是用自己真诚的心去投票支持他们爱戴的总统，以及他所代表的事业。

彼得斯堡（Petersburg）：弗吉尼亚东南的一座城市，位于里士满以南，阿波马托克斯河河畔。 1864年6月15日至1865年4月3日长期遭到围困，最终导致里士满陷落。

坡因特城（City Point）：弗吉尼亚州乔治王子县（Prince George County）下辖的一个镇，建于1613年。1864—1865年期间，这里成为格兰特的陆军总部，并且建有两个规模庞大的军事基地。

指格兰特。

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根据该制度，美国总统由各州议会选出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候选人获得全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总共538张选举人票的一半以上（270张以上）即可当选。

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当代美国心理学家，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研究员，曾四度荣获美国心理协会（APA）最高荣誉奖项。著有《情商》《工作情商》等。

参见《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

大鱼：指大人物。

纳拉甘塞特（Narragansett）：罗得岛州的一处海湾。

摩洛神（Moloch）：旧约中亚们人和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神灵，信徒需用童子为其献祭。

五月岬郡（Cape May）：位于新泽西州长长海岸线的最南端，是一处有400年历史的旅游胜地。

莫诺卡西河（Monocacy River）：波托马克河位于马里兰州境内的一条支流，长93.3千米，流入大西洋。

约翰·布雷肯里奇（John Breckinridge, 1821—1875）：美国副总统（1857—1861）。是詹姆斯·布坎南总统的副手。1860年曾作为亲奴隶制的总统候选人，被亚伯拉罕·林肯击败。

约翰·伊顿（John H. Eaton, 1790—1856）：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曾任参议员、陆军部部长和佛罗里达领地总督。

指苏厄德（Seward）和斯坦顿（Stanton）。

迪克西（Dixie）：丹尼尔·艾默特1859年创作了一首歌曲《迪克西的土地》，此歌十分流行，“迪克西”由此成为一个代名词，指美国南部和东部的地区，通常包括那些内战中组成南部联盟的各州。

法拉格特（David G. Farragut, 1801—1870）：美国海军司令，在内战中曾负责指挥联邦舰队攻占新奥尔良和莫比尔湾等南部重要据点。战争期间他发出了振奋士气的著名口号：“去他妈的鱼雷——全速前进！”

帕托勒姆·纳斯比（Petroleum V. Nasby, 1833—1888）：真名为大卫·洛克（David R. Locke），美国记者，活跃在内战时期的政治评论家，文笔辛辣犀利。林肯对他的代表作《纳斯比小笺》（Nasby Letters）十分喜爱，据说林肯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告诉他（指纳斯比），如果他能把他的才华转移到我身上，我愿意和他交换身份！”

鹿尾营（Bucktail）：南北战争时期常驻白宫的宾夕法尼亚第13预备队，以其帽端缀以鹿尾而得名。

普选票（popular vote）：大选的日子，愿意投票的合格选民把选票投给自己喜欢的总统候选人，这一选举方式称为普选（Popular Election），他们的票称为“普选票”或“民选票”（Popular Vote）。

《战斗为了自由而呐喊》（Battle Cry For Freedom）：美国南北战争中十分流行的一首爱国歌曲，又名《集合到国旗下，男儿们》，由乔治·鲁特创作于1861年。这首歌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为平民写的“集合”歌，在爱国集会、征兵大会和军营里传唱；另一个版本是为战士写的“战斗”歌，是进行曲。

第二十五章 戮力一心

1864年11月10日星期四的晚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兴高采烈地挥舞旗帜，点亮灯笼”，聚集在白宫的草坪上，庆祝总统再次当选。“军乐声、人们的欢呼声，以及加农炮的轰鸣声响彻云霄。”欢欣鼓舞的人群要求林肯出来和大家见面，于是林肯从二楼的窗口向大家发表了一番讲话。他承认，最近的民意投票被“令人厌恶的冲突”所阻挠，尽管如此，他认为这次普选投票“证明了人民政府在大规模内战期间，有能力保障全国性的选举，迄今为止，世人还不知道这是完全可行的”。

林肯的这段短暂的演讲结束之后，狂欢的人群又来到了苏厄德在拉法耶特广场的寓所。他们发现，这位刚从奥本返回的国务卿“分外幽默风趣”，他预言说，“我们再度大团圆”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那时，星条旗将在里士满的上空迎风飘扬。”“你们将睁大眼睛，看清谁是分裂主义分子，谁是叛乱的帮凶。”苏厄德回忆说，19世纪初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的父母曾经告诉他，在美国独立革命期间，有“大量的保皇党人”站出来反对政府，然而30年以后，“在整个美利坚合众国找不到一个保皇党人了”。

苏厄德的诙谐幽默感染了大家，人们报以热烈的欢呼和笑声。讲话将结束时，他发现天色尚早。“我建议你们去看看费逊登先生，因为如果他兴致不高的话，我们都得垂头丧气；还得好好干啊，这样才能让斯坦顿先生高兴起来，他需要开心，因为他病得不轻，我听说他卧床不起已经有好几天了。另外，如果你们能拜访一下我那出类拔萃的朋友吉迪恩·威尔斯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你们可以去问问他，是否能够以更加雷厉风行的手段解除威尔明顿的封锁，这样我在搞外交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苏厄德用谐谑的口吻谈论自己的同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蔡斯和布莱尔离职以后，内阁的紧张气氛已经得到了缓和。蔡、布二人都是激进派和保守派在全国范围内彼此对立的典型，他们之间水火不容的矛看，长久以来一直在内阁中掀起波澜。威尔斯有间歇性的嫉妒心理，他觉得苏厄德和斯坦顿跟总统走得更近可以高人一等，只要布莱尔在一旁煽风点火，威尔斯的醋劲儿就会被放大一百倍；无独有偶，当斯坦顿看到林肯对某人法外开恩或者委以官职而感到大光其火时，蔡斯总是急切地摆出一副知己的架势，耐心倾听斯坦顿的满腹牢骚，对他深表同情。费逊登和丹尼逊从来不主动卷入这个恩怨情仇的旋涡，他们给内阁带来了合作和亲善的气氛。矛盾得到了缓和，威尔斯承认说他与苏厄德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友好”，而斯坦顿表现得更加理性，在联邦重建的问题上不那么激进了。

传播流言蜚语的人们猜测，林肯现在会把整个内阁进行大换血。有人言之凿凿地说，苏厄德将让位于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巴特勒将军将替代斯坦顿，而威尔斯和贝茨已是“飞鸟尽，良弓藏”了。有人臆测，林肯会喜欢那些更易于掌控的同僚，这些爱管闲事、胡猜乱想的“组阁人”并不明白，其实林肯根本不愿意打乱他与内阁同僚们建立起来的关系，在他看来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

随着光阴的流逝，林肯与苏厄德之间的友谊历久弥坚。那年秋天，威尔斯曾赞叹说：“他对苏厄德的信任可谓至深至厚。”苏厄德“每天或多或少都会抽时间与林肯相聚”，在“极其重大”的问题上，苏厄德是总统“唯一值得信赖的智囊”。只要林肯把自己脑海里浮现出的新点子试探着告诉苏厄德，都会得到对方直言不讳的忠告。有一次，有人向林肯提出一个计划，即联邦政府通过购买控股权的方式，将一些濒临破产的南方报纸收归国有，以此增强其在南方的影响力。林肯把这个想法告诉苏厄德，请他发表意见。“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睿智聪明”，苏厄德答道，这将为联邦提供一个动摇和分化南方人的媒介。他提出，如果政府不愿出钱，那么瑟洛·威德“或许能通过募捐手段筹集到资金”。

尽管有人把这位健谈的纽约人视为“王座背后操纵权力的人”，但是苏厄德深知，林肯才是真正的领袖人物。“在内阁只有一票是一锤定音的，”苏厄德断言，“那就是总统投的票。”选举结束的两天后，苏厄德对一群支持者说：“从今往后，所有的人都会逐渐了解他，正如你们和我已经看到的那样……亚伯拉罕·林肯将与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亚当斯及杰克逊这些祖国和人类的有功之臣相提并论、并驾齐驱。”

陆军部长的性情反复无常，林肯与他之间的关系尽管不是十分亲密无间、轻松惬意，但也同样极富成效。斯坦顿的书记员本杰明回忆道，1864年秋，斯坦顿当时只有50岁，但是看上去“要苍老许多”，“因为他原本棕褐色的头发和铁灰色的胡髭都变得花白”。这场战争严重地影响了他的体质，他患上了哮喘，经常间歇性地“好一阵子喘不过气来”，这种终生与之搏斗的疾病使他的身体大为虚弱。大选的前夜，他已经差不多3个星期卧床不起了。有一段时间他看上去已经病入膏肓，难以康复。医生苦苦劝他离职休养一段时间，斯坦顿答道：“巴恩斯，让我活到叛乱结束的那一天，然后我就可以休息了……也许是一次漫长的休息。”林肯再度当选不久，斯坦顿给蔡斯写了一封信，坦白表示自己只有在“不工作、不操神，绝对静养”的情况下才能恢复健康，然而他决不可能离开工作岗位，除非他已把前方将士们安然无恙地送回老家。到了11月下旬，他重返工作岗位，每天要在他那张高靠背的椅子上工作15个小时，斩钉截铁地向下属发出一道道命令。总统与陆军部长间的复杂关系并不容易领会，有时仿佛斯坦顿凌驾于总统之上，有时林肯显然在大政方略上掌握着控制权。实际上，在这两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中有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人都可以否定对方的行动，但是林肯在觉得必要时可以说了算。”

林肯否决斯坦顿时相当慎重，他在国会里的两个朋友听说后非常不安。当时，他们请求为某个关系户在军队里谋求一个职位，在得到总统同意后，就带着签好字的申请表去见斯坦顿，被斯坦顿断然拒绝。“这个职位相当重要，”斯坦顿解释道，“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在经验和能力方面都可以胜任。”当得知这是林肯推荐的人选时，斯坦顿怒吼了起来：“我不管总统想要什么，这个国家想要的是最好的精英，我是为国尽忠……不会考虑私人的事情。”

两位国会议员回到白宫，以为总统会驳回部长的意见，但是林肯没有答应：“先生们，我有责任听从他，我不能给斯坦顿先生添麻烦了，他的工作是世上最难以应付的。在军队内部，有成千上万人责骂他，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晋升，而在军队以外，又有成千上万人责骂他，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任命。他肩上的压力实在是难以估量。他是巍然屹立在我们国家海岸上的岩石，抵挡着奔腾咆哮、永不停息的巨浪；他与汹涌的波涛顽强搏斗，不让海水侵蚀和淹没土地。先生们，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生存下来的，为什么他没有被击溃、被撕成碎片，没有他，我肯定一败涂地。他以超凡的力量履行自己的职责。现在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因为斯坦顿先生是对的，我不能错误地干涉他。”

与此同时，林肯也希望斯坦顿看到自己身为总统所要面对的特殊重担。林肯写信给斯坦顿说，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关押的一批战俘的家属提出，他们的老家位于我方境内，希望……宣誓效忠并获得释放”，这件事让他感到很棘手。林肯相信，“宣誓效忠”是一种荣耀之举，“他们不会有人再次叛乱”，不过他也承认“倘若叛乱的余孽重新回到他们身边，他们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也许不是多数人，会重新加入叛乱的队伍”。然而，经过“谨慎甄别之后，被释放者的数量，不会大到足以兴风作浪的地步”。况且，林肯期待着人们有朝一日能够破镜重圆，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府“应当避免在社会内部栽下太多的刺”。他的心里始终在盘算着这些想法，他说：“我可能会把一份名单交给你，在做这件事时，我会慎之又慎。”倘若他能让斯坦顿“欣然同意释放这批人的话”，他将“如释重负”。第二天，斯坦顿回信说：“您关于释放所有战俘的命令，我将立即欣然遵从。”

林肯慷慨地行使自己的赦免权，使两人的关系变得极度紧张。斯坦顿觉得，对开小差或失职行为，强行采取适度的惩戒手段来维护军纪是必要的；而林肯则会找出任何“善良的借口去救人一命”。他说当他找到一个借口时，“上床睡觉都会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的签名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多么大的快乐。”

斯坦顿不会允许自己如此大发善心。一位文员回忆说，一天晚上他发现斯坦顿在办公室里，“有个士兵因开小差被判处枪决，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跪在地上，为自己所爱的人苦苦乞命。他神情冷峻地站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最后，那些令人心碎的哭泣和恳求换回的是一句简短的回答——那个人必须死。心痛欲绝的小家庭离开后，斯坦顿先生表情不为所动，转过身去然后走进了他的私人房间。”这位文员认为斯坦顿是一位铁石心肠的暴君，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却发现斯坦顿“斜靠在一张书桌上，把脸埋在双手之间，他那高大的身躯因抽泣而晃动。‘上帝保佑我尽心尽责，上帝保佑我尽心尽责！’他拖着低沉而痛苦的哭腔重复着”。碰到这样的情况，当斯坦顿觉得自己无法承担打破先例时，他一定为总统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而感到暗自庆幸。

然而，如果斯坦顿认为自己做得没错，他就会表现得相当执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有一次，一群宾夕法尼亚政治家请求释放本区愿意宣誓效忠并加入联邦与西部印第安人作战的战俘，这一要求得到了总统的同意，但是斯坦顿断然拒绝执行命令。这道命令规定，获释的战俘将得到一笔津贴，并记入宾夕法尼亚的征兵配额，这样就可以减少“基石之州”必须完成的征兵数量。斯坦顿断言：“总统先生，我没法办到。这道命令不妥，恕我难以从命。”林肯以同样坚决的口气回复说：“部长先生，必须这么做。”事情就这样得以执行。

命令公布后，批评之声如暴风骤雨般向斯坦顿袭来。向已经被政府关押的士兵发放津贴，似乎是在浪费钱财，十分荒唐。宾夕法尼亚需要像其他所有的州一样完成征兵配额，而依靠获释战俘来完成这个任务，令人无法接受。林肯得知，格兰特对此也很不开心，并谴责了斯坦顿。“我写这个，”林肯很快写信给格兰特说，“是为了还陆军部部长一个公道。”然后他解释道，他已经“针对执行那份申请的事”做出了回应，而“在陆军部部长尚不知情时，事情已经传开了，在我看来，拒不理睬这一申请比批准这个申请更糟糕。当时我不知道，你已针对这个既成事实的东西提出了反对意见，现在我要说，虽然这个特殊的工作必须完成，但是此类事情倘若得不到你的完全理解，肯定不会再次获得批准。对于这个错误，陆军部部长完全没有责任”。

在这件事上，斯坦顿显然是无辜的，在人们对这位反复无常的部长进行公开批评时，林肯也会对他进行庇护。当时有人谴责斯坦顿说：“他的坚定，已蜕变成彻底的顽固；他的热情，已蜕变成偏狭；他的钢铁意志，已经蜕变成高傲自大。”即便是持中立意见的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也认为：“要投票支持一个包括斯坦顿在内的政府继续运行下去很困难，他是一个恶棍。”

尽管斯坦顿天性耿直、生硬粗暴，但他一丝不苟、忠心耿耿、精力充沛、意志坚定，在林肯看来这些品质都是非常宝贵的。有一位客人曾经向林肯大吐苦水，抱怨斯坦顿风格粗暴，林肯冷冷地打断了他：“回家吧，我的朋友，建议你去认真读一读《箴言》第30章第10节！”这段话是这么写的：“你不要向主人谗谤仆人，恐怕他诅咒你，你便算为有罪。”当人们猜测林肯再次当选后，内阁成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时，林肯澄清说，斯坦顿不会离职。“人们来到这里告诉我说，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具备了斯坦顿的一切优点，而没有他的缺点。”他评价说，“我只能说，我还没有遇见这样的人，我不认识他们！”

林肯也没有考虑过要让“海王爷”吉迪恩·威尔斯离开。威尔斯天生矜持寡言，他不像斯坦顿那样，喜欢与林肯保持亲密无间的友情。当林肯和苏厄德两人怡然自得地讨论“散布小道消息的小人”，倾听“政坛上的闲言碎语”时，这位谨慎朴实的新英格兰人会在一旁用不以为然的眼光打量着他们，觉得他们难以理喻，而他常常对林肯与斯坦顿之间古怪的亲密关系感到恼火。但是与蔡斯不同，威尔斯只是在自己的日记里发发牢骚，对于总统天性睿智他极为钦佩，总体上讲他对林肯保持忠贞不二。

况且林肯知道，威尔斯曾完成过一个赫拉克勒斯式的任务，他几乎白手起家、勾画草图建立了一支舰队，让最初因受到颠覆和纷争而瘫痪的海军部焕然一新。即便是对林肯通常持批评态度的《时报》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海军在威尔斯的领导下日新月异、大放异彩。威尔斯就职时，打着美国旗帜的舰船只有76艘，4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671艘，水兵的规模从7600人增加到5.1万人。仅仅过了4年，美国海军就已成为“一流的军事力量”。

威尔斯敏锐精明，他组建了一个十分优秀的团队，其中包括朝气蓬勃的部长助理古斯塔瓦斯·瓦萨·福克斯，勤勉上进的海军造船厂指挥官约翰·达尔格伦。威尔斯一度反对封锁政策，但是，一旦他的意见被否决，他就坚决而熟练地执行了上级命令。他曾经就是否承认西弗吉尼亚为一个州的问题，以及暂缓执行人身保护状的问题与林肯进行过争执，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从未表达过自己的反对意见。

既然苏厄德、斯坦顿和威尔斯将继续留在内阁，那么爱德华·贝茨的引退，将有可能成为大选导致内阁变动的唯一结果。整个冬天，贝茨始终在经受着一场慢性病的折磨，这位71岁的老人曾经认真考虑过在前一年春天辞去职务。5月，他的儿子巴顿请求他回到圣路易斯。“大局形势总是如此，您不必没完没了地为了要做的工作，而牺牲自己的健康和舒适生活。”巴顿劝说道，“至于钱的事情，我很清楚，您只有一点点赖以为生。……至少在目前足以让您在我家和朱利安的家里维持生计，为了您的方便，您可以在两个家庭之间轮流居住……总之，您已经贡献了一己之力，现在该是年轻人为您工作的时候了。如果您一无所有，朱利安和我可以继续悉心照料妈妈、姑娘们和您。您知道我们会很高兴这么做，就像您当年很高兴为我们付出一样，我们很希望这样来安排，而不是看着您现在这样去做与您年龄不相称的事情，让自己积劳成疾。”

回家与儿孙团圆、尽享天伦的想法的确很吸引人，特别是对朱莉娅·贝茨。嫁给贝茨41年后，她最大的愿望依然是和丈夫在一起。5月下旬是他们的结婚周年庆，在纪念日那天贝茨高兴地说：“我们彼此之间的爱，依然像刚结婚第一个星期那样温馨；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比那时更加坚实，这是老天爷赐予我们的福分！”

然而，就在攻克亚特兰大之前那段日子里，贝茨认为“国家命运吉凶未卜，前景黯淡，难以预料”。他觉得自己不能离开岗位，他也不希望在林肯连任已成定局前离开。1864年11月24日，贝茨写信给林肯说：“现在情况正好相反，国家政务前景光明，您作为政府首脑和领导人，我们期待的一切荣耀和好运已经到来。对我而言，既然局势已发生了变化，我没有玩忽职守，也该是我申请告老还乡、颐养天年的时候了。”

接着，贝茨表达了自己对林肯深深的感激之情：“不仅因为您的深谋远虑使我获得任命，而且您在我们合作出任政府公职期间，始终谦恭有礼、和善可亲。那样的善意以及对我个人的关切，我在隐退之后将始终牢记在心，我希望只要一息尚存，我心将永远铭记。”

贝茨为总统效力，也为自己的国家而效力。在他初次担任公职的几个月里，尽管他与坦尼大法官在任意拘捕这个问题上闹得很不愉快，但是他殚精竭虑，提供了一套缜密意见，使林肯暂缓执行人身保护状的做法获得了法律依据；1862年初，当麦克莱伦拒绝透露其军事行动计划时，贝茨便主张林肯对各路将帅严加约束，同时提出忠告说总统的职权高于将军，即便在军事问题上也是如此。1862年7月，当总统向内阁宣读他起草的《解放奴隶宣言》初稿时，贝茨是最早发言表示赞成的人之一。尽管贝茨始终没有摆脱过他早年形成的激进派的偏见（他至死都认为，解放奴隶必然伴随着殖民化），但是他的思想境界，已经达到了他所支持的某些非常进步的标准。1864年针对黑人士兵薪酬不平等的问题，有人请贝茨发表法律意见，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在战场上与白人承担同样职责的“有色人种”应当获得“同样的报酬、津贴和衣服”。

废奴主义者对这样的观点大声叫好，一位早期的废奴主义者声称黑人是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当时有一艘定期在海岸间进行贸易的商船因为其船长是一位黑人而被扣留，这样黑人的公民身份问题便开始凸显出来。当年对德雷德·斯科特一案的判决曾宣布黑人不是公民，而《海军法》要求悬挂美国旗帜的船只必须由美国公民来指挥。贝茨面对这个问题时，他将“公民”的概念上溯至古希腊和罗马时代，认真研究了它的定义。经过审慎的思考，他得出结论说，决定公民身份的是出生地而不是肤色。德雷德·斯科特一案的判决是错误的，自由的黑人是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贝茨的断言并未论及奴隶的地位，他也没有表明，公民身份就意味着拥有选举权或担任陪审员的资格，然而，正如华盛顿当地的一份报纸在贝茨辞职时所评论的那样：“尽管现在许多人把他看成是比大多数同胞更加保守的人，但是贝茨先生发表的关于有色人种权益的观点，可以称得上与时俱进，从今往后它将成为诠释宪法的一个界标。”

从贝茨与林肯初次相识的那天起，两人始终保持着热情而真诚的关系。有时贝茨在日记里表示，他对林肯管理松散，使政府机构处于“无章可循、自行其是、不负责任、无人服从”的状态颇感气恼，他认为林肯过分依赖苏厄德和斯坦顿，他无法深刻理解为什么朝秦暮楚的蔡斯会久居高位，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抱怨巴特勒将军在诺尔福克独断专行，却没有被罢免。贝茨在日记里袒露真情说，实际上，他“主要担心”的是“总统过于随和的好脾气”。

然而，当贝茨的总检察长任期结束时，他对总统独特的领导风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尽管一开始他对林肯“没完没了地搜集趣闻逸事”颇为反感，但他逐渐意识到总统在与公众沟通时，讲故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他的才华得以充分表现。贝茨评价说：“总统的思辨特点就是这样，他总是习惯性地采用形象阐释的形式，通过这种手段他所希望强调的观点，便始终能以无可辩驳、有条不紊的方式切中要害，倘若用抽象的讨论，花上几个小时也解决不了问题。”

贝茨告诉弗朗西斯·卡彭特：“根据我对完人的理解，林肯先生非常接近于一位完人。他只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铁腕。比如说，有时我告诉他，他不适合被赋予宽恕的权力。唉，如果有个人找到他，给他讲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那么他的判断力肯定会受到影响。倘若求情的是个女人，比方说一位妻子、一位母亲，或者一位姐妹——如果不出岔子，十有八九，她的眼泪肯定能奏效。”

就在贝茨准备离开华盛顿时，他的每一位同僚都前来告别。这与萨蒙·蔡斯离职时，门前冷落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贝茨写道，斯坦顿“特别有礼貌”，他“告诉我，要写信给我从军的几个儿子让他们放心，他会像我那样满足他们的愿望，为了他们（尽）力而为”。贝茨与苏厄德、威尔斯和厄舍一起，来到总统办公室，参加了一次“令人愉快的”告别活动。这位行将离职的总检察长，再一次被总统“和蔼可亲、善良友好”的态度所打动。

贝茨“带着遗憾”与同事和工作人员道别，不过他知道，他的生命已永远与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由于林肯选择了爱德华·贝茨担任总检察长，他能够“在撒手人寰的时候让众人知晓，在这个世上曾走过一遭”。

为了找到贝茨的继任者，林肯觉得必须从边疆诸州中选拔一个人。“我的内阁都蜷缩在北方，我必须找到一个南方人。”他对一位同僚解释道，“我想，倘若现在要挑选十二使徒的话，那么或许要考虑一下对区域性问题的呼声。”他首先挑选的是军法署署长约瑟夫·霍尔特。此人原籍肯塔基，当年与埃德温·斯坦顿、耶利米·布莱克一起并称内阁三驾马车，曾使布坎南狠下心来表态拒绝脱离联邦。林肯曾与霍尔特法官在几桩军事法庭案件上紧密合作过，他喜爱并且尊敬他，可是霍尔特婉言谢绝了这个提议，转而推荐了自己的肯塔基老乡、林肯的亲密老友约书亚的哥哥——詹姆斯·斯皮德。“我想不出来在公职人员中还有哪一位像他那样坚定不移、忠贞不二，”霍尔特告诉林肯说，“同时身兼深厚的专业资格，能够热切献身于联邦及您的执政理念，个人品质白璧无瑕。”

林肯当天就接受了霍尔特的举荐。他给斯皮德发了一封电报：“我任命您为总检察长，请立刻前来赴任。”虽然斯皮德有点惊讶，但是他还是满怀骄傲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将于明日动身前往华盛顿。”

詹姆斯·斯皮德将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选。多年来，他在蓄奴制问题上曾经采取了激进立场。前一年的春天，他和弟弟约书亚在保守的肯塔基州协力组建了一个新的自由党——绝对联邦党，支持林肯连任和解放奴隶。詹姆斯·斯皮德曾在秋季竞选期间声称，“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立宪废奴主义者”，言下之意就是他和林肯一样，“赞成在国家宪法规定的战争权范围内废除蓄奴制，然后通过修正宪法，永远不让它在任何地方生存下去，将它彻底终结”。尽管绝对联邦党人无法帮助林肯获得更多选票，但他们希望最终能够引领肯塔基的未来。詹姆斯·斯皮德在大选后曾经给林肯写信说：“我们现在人数比较少，但却是忠实可靠的。”

有些人对这位路易斯安那的律师不够了解，林肯向他们解释说，他对斯皮德“相当熟悉，虽然我更加熟悉其弟约书亚。那并不奇怪，因为我和约书亚一起同床共眠了4年。我想，我应该很了解他”。林肯如此语气轻松地提到他与约书亚之间的这段往事，进一步证明了他们之间并未有过床第之事，倘若真的如历史学家大卫·唐纳德所说的那样，总统就不会“堂而皇之、毫无顾忌地”谈论这件事。

在詹姆斯·斯皮德动身前往华盛顿之时，林肯预言说：“你们会发现，他是那种相当沉稳的人，这样的人在这儿并不常见，谁没有因身居高位而被宠坏？”

※※※

林肯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总检察长的人选，但是要填补罗杰·坦尼在10月中旬去世之后，留下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空缺，就没那么轻松了。尽管林肯起初要把这个职位给萨蒙·蔡斯，但他发现自己最忠实的3位内阁成员——埃德温·斯坦顿、爱德华·贝茨和蒙哥马利·布莱尔都很想为自己争到这个尊荣的职位。林肯决定在大选结束之后再做选择。

斯坦顿看上去呼声最高。一位与之过从甚密的老友说，首席大法官是“斯坦顿唯一渴望的”职位。他在法律界威名显赫，曾经接手过大量的高等法院诉讼案件。终身职位可以确保全家衣食无忧，战争期间，斯坦顿的家境已经大不如前了，他的健康状况很不稳定，如果能够卸去陆军部部长肩上的重担，那么他的身体会有所好转。斯坦顿的朋友、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格里尔说：“您为了报效国家，可谓殚精竭虑、以身许国，您凭借绝佳的天赋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尽管格里尔本人也是接任坦尼的热门人选，但他认为斯坦顿享有这份荣光应当之无愧。他在给斯坦顿的信中写道：“倘若您能执掌我们这个部门，我将不胜高兴……我认为总统应该把这个职位交给您。”

埃伦·斯坦顿对丈夫向来是言听计从，毫不迟疑。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当时斯坦顿在坡因特城，她邀请了奥维尔·布朗宁来到自己家。“她向我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让她丈夫获得首席大法官这个职位。”布朗宁在日记里写道，“她希望我去和总统讨论此事。我担心蔡斯先生会得到这个职位，于是就急着要去阻止。斯坦顿先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律师，他喜爱自己的职业，并且从中获得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学会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相信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言而有信、刚正不阿，与腐败堕落水火不容，因此我认为任命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明天将就此事对总统说。”

卫理公会主教马修·辛普森也前往拜会林肯，劝他“以其健康状况为由”任命斯坦顿，“并以此作为对他多年埋头苦干的奖赏”。林肯专注地倾听着，然后“把一条腿搁在椅子上，用手匆匆理了一下头”，真心实意地回答说：“主教，我相信您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到哪里去找一个人去接替斯坦顿部长的职位？请告诉我，我会依言行事。”

格兰特将军和林肯一样，也担心陆军部会失去斯坦顿这样一位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才。在坡因特城，他力劝这位部长继续留任，这份差事让人过度疲劳的原因，很可能要归咎于斯坦顿的身体在那年秋季始终未能康复。他的妹妹潘菲拉回忆说，后来斯坦顿通过一位朋友转告林肯，他不应该继续列入被考虑的“候选人之列”，他“觉得自己更该考虑完成自己手头的本职工作，思考更为高远的志向”。

斯坦顿未能遂愿，为此亨利·沃德·比彻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短信，帮助他驱散了内心的失落感。“这个国家无法让您从目前的公务中脱出身来，去其他地方效力。”这位德高望重的部长写道，“否则我会祝愿您获得坦尼的职位，恢复高等法院在马歇尔时代的荣誉和信誉，我认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您在陆军部主持工作，取得了这个广阔时代最了不起的政绩之一，您的勤勉和忠诚之心使您充满活力，最为重要的是您的道德风范，已经毫无疑问为您赢得了荣誉和声望。倘若您明天就为国捐躯，那么您的成就足以让您名垂千古。”

斯坦顿给比彻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回信。他在信中说，比彻不吝溢美之词让他深受感动。“在黑暗的日子里，您常常来到我面前，我渴望听到您的声音。与其他所有人相比，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您是最能让我释怀、给我力量、为我指点迷津的人，也是给我支持最大的人。上苍降此大任于我，我虽殚精竭虑、不敢懈怠，但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你我素昧平生，我本无权要求您对我信赖有加，或冒昧请求施以援手。……如今，我亲爱的先生，您的意见已经打动了我，并且像老友那样向我伸出双手……令我茅塞顿开、如沐春风，对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

蒙哥马利·布莱尔对首席大法官这个职位的觊觎，比斯坦顿更甚。他曾十分大度地答应了林肯希望他辞职的请求，但是他认为这个高级职位，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他受到的委屈。他曾经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律师生涯。当年，奴隶德雷德·斯科特一案使坦尼大法官的名字受到了永久性的玷污，而在该案的庭审中，蒙蒂的陈述相当雄辩有力。在他背后有着很强的靠山，其中包括苏厄德、威德和威尔斯，这些人都非常喜欢蒙蒂而不是蔡斯。威尔斯告诉林肯，在所有的候选人当中，布莱尔“最适合这些要求了——总统了解这个人，了解他的能力，他的坦诚、正直和勇气”。林肯“表示同意……他用亲切和赞扬的语气提到了布莱尔先生，但是没有做任何表态，我也不期待或猜想他会这么做”。

林肯明白，此次任命不仅将极大地影响到蒙蒂本人，也将深深影响他的父亲。老布莱尔当时把他儿子被迫辞职看作是对他个人的沉重打击。坦尼去世一个星期以后，老布莱尔写信给林肯，充满感情地提出：“我请求您满足我一个愿望，允许我花一点时间和您以书面形式讨论一件有点儿自私自利、让我羞于和您当面谈及的事情。”接着他形容小布莱尔对联邦和总统一贯赤胆忠心，他表示：“现在我在这里，是希望您会考虑另一个更好地为您以及共和国效力的机会，这就是将您的政治原则，以及您关于联邦重建、解放奴隶宣言等有关的政策都贯彻到最高法院。我想蒙哥马利将坚定不移地支持您在所有领域的大政方针，同时他对您本人忠心耿耿、爱戴有加，他很适合成为您在大法官中间的代言人。”

玛丽·林肯提醒布莱尔老头说：“蔡斯和他的党羽正在把我丈夫团团围住，要讨首席大法官这个职位呢。”于是布莱尔顾不上颜面，请求面见林肯。林肯态度和蔼地倾听蒙蒂的父亲说，他儿子“曾经当过法官，没人发现他不够格。他在西部有过从业经历，精通我们的土地法、西班牙法律，还有普通法和民法；他在大学里研读的这些专业，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在高等法院里的工作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商业圈及宪法问题。他在政治及其他所有问题上，都与他（指总统）保持一致”。而且“当蔡斯和内阁其他所有成员一起拒绝为了萨姆特要塞而开战时，蒙哥马利站在了总统一边”。

林肯以赞成的语气表示，蒙蒂成为首席大法官会很好地表现自己，但是他同时意识到，这样的任命会招致国会中许多政敌暴风骤雨般的批评，而他绝对不希望在激进派中挑起不必要的敌意情绪，这些人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否决总统的推荐；此外，在有关联邦重建，以及新的黑人公民如何融入这个国家等问题上，林肯也不相信蒙蒂·布莱尔的保守主义会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

同样的反对意见也适用于爱德华·贝茨。他认为这个职位可能成为“一种功成身退、至高无上的荣誉”，他曾“亲自恳求”林肯考虑推荐自己。林肯对贝茨说，“如果没有被其他人压服的话”，他会很高兴考虑让他担任这个职位，但是“蔡斯为了得到它正在费尽心思，而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也在游说其他人选”。贝茨闻言，当即宣称自己“对没有得到这个职位而感到高兴，绝不会有痛苦的失望，因为我已打定主意告老还乡”。

最终，林肯又回到了他当初听说罗杰·坦尼生病时，突然涌上心头的一个人选——萨蒙·蔡斯。“蔡斯先生的才干，以及他在战争的一般问题上的公正态度，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他告诉蔡斯的朋友亨利·威尔逊，“要委任他，我只有一个地方吃不准。他是一个野心难以自控的人，他这辈子始终想要当总统，而他永远不能如愿。我担心如果提名他担任首席大法官，他只会变得更加没完没了、心神不定，不顾他在冲突与阴谋中所处的立场，让自己当上总统。如果我能够确信他愿意去法院，放弃野心、一心一意让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法官，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做出决定。”而在斯凯勒·科尔法克斯说蔡斯“会将他的余生奉献给法院”时，林肯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其他候选人的支持者提醒总统说，蔡斯反对林肯的阴谋可谓罄竹难书。林肯回答说，“现在我所了解的蔡斯州长，比任何人告诉我的都更加见不得人”，但是“在这经受考验的时刻，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如果我任由私人恩怨去影响我的判断，并以此决定他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的话，我就该鄙视我自己了”。

在这场选官风波中，蔡斯始终待在俄亥俄，他相信自己将获得这个任命。蔡斯当时忘记了斯坦顿本人也有意角逐这个职位，在坦尼去世两天后，他告诉这位陆军部长说：“在最近的三四个月里，有人向我保证说，如果这个职位出现空缺的话，总统将有意委任我。我认为倘若他提出这个方案，我应该接受它，因为我已经厌倦了政坛生涯和工作。”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总统一言未发。情急之下，蔡斯决定前往华盛顿。费逊登和萨姆纳言之凿凿地告诉他，大选一结束就会做出这项任命，但是林肯一直到12月6日才宣布他的抉择。

那天上午，蔡斯的朋友、马萨诸塞的约翰·艾雷觐见了总统。“我有一件喜事要告诉你，”林肯表示，“我刚刚让人给蔡斯先生捎了信，他已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你是第一个听到我公布这个消息的人。”艾雷兴奋地答道：“总统先生，这是宽宏大量和爱国主义的表现，您这么做，任何人都难以想象。他说过一些反对您当政的话，毫无疑问您一定听到别人转告了。人们很难料到，您会将如此重要的职务委派给这样一个人。”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会违背我对共和党和对国家负责的信念，”林肯回答说，“至于他对我的议论，我并不在乎那些。蔡斯这个人，总的来说是个好人，也很能干，唯一的问题是他患上了有点严重的‘白宫狂热症’，但是我希望这样做能使他康复，让他称心如意。”

林肯后来告诉钱德勒参议员说，从个人角度讲，他“宁愿把自己的那张鹿角椅子吞下肚，也不愿提名举荐蔡斯”，但是这样的决定对国家有好处。尼可莱写信给塞雷娜说：“也许除了林肯之外，在这个世上、这个年代，绝不会有第二个人，有如此雅量去宽恕和擢拔一名怀有二心的人，此人过去曾毫无道理地热衷于密谋反对他。但是总统这样做，只是再一次彰显了他的高风亮节。”

蔡斯当晚回家后，从凯特口中获得了正式的消息。他立刻坐下来，写信给总统：“您对我如此信赖，如果我不表示感谢，我会夜不能寐。……说实在的，我更希望称颂的是您的信任和善意，而不是您的提名或任命。”

12月15日，最高法院“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达官显要、贵妇、国会议员、外交部长以及其他诸色人等，他们都想一睹这场朴素而隆重的共和国首席大法官宣誓就任仪式”。根据诺亚·布鲁克斯的描述，凯特·斯普拉格和她的妹妹内蒂“穿着盛装”来到现场。苏厄德国务卿也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纳撒尼尔·班克斯、本·韦德、雷弗迪·约翰逊以及查尔斯·萨姆纳，他那“英俊的脸上，内心的欣喜和满足尽显无遗”。在司仪庄重的通报下，身穿长袍的法官们鱼贯而入，全体起立。高级法官詹姆斯·韦恩主持了宣誓仪式，蔡斯“用一种清晰而颤抖的声音”开始朗读誓词。念完之后，蔡斯“举起右手，仰望着法院美丽的圆形拱顶，以深情的语调补充说：‘哦，上帝助我！’”

吉迪恩·威尔斯在日记里流露心迹说：“我希望总统不会对这个选择感到后悔。”他和林肯一样，担心蔡斯会“利用政坛上地位的提升，从而危及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尽管如此，林肯依然认为这个险值得冒一下。虽然他担心蔡斯生性喜欢没完没了地折腾，但是他更加相信蔡斯会维护黑人的各种权益，因为蔡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始终为此而奋斗。

在这方面，蔡斯很快便证明了自己并未辜负林肯的信任。他刚刚入主最高法院几个小时，一位来自马萨诸塞的黑人律师约翰·洛克就怀着满腔期待给查尔斯·萨姆纳写了一封信。一年多来，洛克一直想在最高法院执业，但是他的种种努力却始终因为他的种族问题而一次次落空。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如今来了一位了不起的好人担任首席大法官，有了他，我想我的肤色将不会再成为我获得执业资格的障碍。”萨姆纳立刻与蔡斯取得了联系，蔡斯非常乐意追求自己的理想，使最高法院的大门首次向黑人执业者敞开。

6个星期以后，萨姆纳以洛克担保人的身份站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法官阁下，请允许我提出，准许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成员——约翰·洛克，成为最高法院的执业人员。”接着在蔡斯同意之下，洛克走上前去宣誓，赢得了这片土地最崇高法院的执业资格。《哈珀周刊》发表评论说，“这一事件”代表了自德雷德·斯科特案件判决以来的一次“非同凡响的颠覆”。《哈珀周刊》预言说，洛克获得执业资格，将“被未来的历史学家看作是一种了不起的变革迹象，它正在逐渐赢得人民群众的心”。

※※※

玛丽·林肯对丈夫再度当选感到特别高兴。她在给朋友默西·康克林的信中写道，“白宫已经完全成为人们新近趋之若鹜的地方了。我们始终被一大群人簇拥包围着”，“让人欢欣鼓舞的是，从全国各地收到这么多写满美好祝愿的贺信，这不禁让人心中大快”。

玛丽沉浸在丈夫获胜的喜悦之中，此刻，她的心情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自豪感。就在秋季大选期间，玛丽还一直在担心，一旦林肯被击败，会引起一些纽约和费城的商人们的注意，从而向她讨债，因为她欠他们的钱相当可观。“我总共欠了大概2.7万美元，”她向伊丽莎白·凯克利表露了实情，“林肯先生对女人在衣橱上的花销知之甚少，他瞥了一眼我琳琅满目的衣装，很开心地以为，我只要从他那里拿上几百美元，我就会彻底心满意足了。我必须穿着华贵的衣服，人们怀着极度好奇心仔细浏览每一篇关于我衣着的报道。我生长在西部，这更让我成了人们喜欢一探究竟的对象。为了保持良好形象，我需要钱，林肯先生能给我的钱实在不够用。他太老实了，除了自己薪水以外，他搞不到一分钱。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借钱，而且现在依然在借钱。”

尽管玛丽还上了一些钱，同时利用自己在白宫的影响力去阻止这桩丑闻的曝光，但她依然难以收敛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大选过后4个星期，贾奇·塔夫特发现“有一天，林肯夫人的马车停在一家纺织品商店门口。她的男仆已经走进商店，店员从店里出来，带着几件货品走向马车（林肯夫人正在里面等着）让她挑选。起初我想，如果她走进商店的话，会更便于选购。但是后来我觉得那样的话，她可能被人们推搡和争相目睹，她那么做也和普通人一样无可厚非。男仆把马车的门打开，车夫坐在驾驶座上稳住马车。林肯夫人用手翻看着货品，问了一大堆问题”。

一个星期后，玛丽前往费城再次进行采购。不久，她又来到纽约，买了一件新衣服、几件昂贵的毛皮以及“300双儿童手套”。当所买的东西并没有让她称心如意时，她那心浮气躁的狂欢放纵，就会很快变成沮丧和满腔怒火。“我既没法戴，也没法和你结账，因为我的女式无檐帽内侧没有与众不同的花纹。”她在纽约对一位帽商扬言说，“我不能留下这顶帽子，也没法戴它，实际上，你这样做肯定让我吃了大亏。”

玛丽对帽子外表细节的看重，并非完全用错了地方。新闻媒体对她主持招待晚会的报道，总是一成不变地对她的每件衣物大肆品评一番。在白宫新一轮首次冬季招待会上，《国家共和党人报》评论说，玛丽“衣着颇具魅力，高雅端庄……身穿一件镶着黑色阔荷叶边的富丽、纯白真丝服装，配以黑色花边的披肩，头戴一顶由白色和紫色花朵组成的花冠，这是最有品位的打扮！”几个星期后，她在国宴上的全套装扮赢得了同样的称赞。“林肯夫人穿着很有品味，一袭深黑、镶着白点的丝绸衣服，饰以精心裁剪的黑色花边。她那头饰和全套富丽堂皇的珠宝处处搭配得完美得体，天衣无缝。”

新一轮的交际活动对公共招待会上的待客礼节，也做了新的规定：“长大衣、有檐帽、便帽、女式无檐帽、披肩、披风等，应当存放在专用接待室，这些衣物应由专人负责妥善保管，确保安全。”这个新的举措让华盛顿社交圈的精英们颇为高兴，他们开始重新回到过去让他们敬而远之的公开招待会。《国家共和党人报》的一名记者注意到，所有的客人“都更加全面地遵从衣着与举止方面的礼仪规定”，似乎在表明“人们对总统、对他的家庭和他们本人的敬意与日俱增”。

玛丽在蓝厅举办的各种非正式招待会上，表现非常自豪。这些招待活动不断吸引一些贵客的大驾光临。查尔斯·萨姆纳定期在这里露面，对此玛丽特别满意。这位英俊的参议员尽管已年过五旬，但是依然被看作华盛顿女人们最心仪的单身汉之一。“我很高兴，”玛丽后来回忆道，“知道他从不去拜访其他女士，他的时间都花在公务上，而且这位在世人看来外表冷峻、高傲的人会坚持让我告诉他所有的消息，我们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相谈甚欢，经常聊到深夜——我亲爱的丈夫会和我们一起交谈，他们会一起大笑，就像两个还在上学的男生。”

然而，再次成为第一夫人，依然无法弥补玛丽内心因为失去威利而挥之不去的忧伤。儿子去世两年了，但她还是很难走进图书室，那里曾经是威利最喜欢待的地方。她那“亲爱的孩子”，“让全家人醉心的孩子”从未在她的脑海里消失过。她曾对一位友人倾诉说，“我有时会害怕，我们已经渡过的那条大河会把我淹没。”那个温顺的孩子不在了，“世界失去了太多的乐趣。我的地位需要我抛头露面，而我的心却是如此远离现实”。

威利去世后，玛丽曾痛下决心，不让最大的孩子罗伯特冒险参军。但是自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玛丽就再也管束不了他了。1865年1月，林肯写信给格兰特将军说：“请在阅读和回复这封信时，不要把我看作总统，而只是一个朋友。我的儿子今年已22岁，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他希望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一些战争体验。我不想让他获得军阶，那些在军中服役已久的人比他更有权利、也更有资格获得军衔。可否在不给你添麻烦、同时又无损于军队的前提下，给他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让他在你帐下听令。他的必要费用，由我而不是由公家来负担。如果不行请千万不要犹豫，要实话实说，因为我和你本人一样，绝对不想让你有一点为难。”

两天以后，格兰特回信说：“我会非常高兴地接纳他加入我军。”他提议，授予罗伯特上尉军衔是最适合的，这样他参军的愿望就能实现了。霍勒斯·波特回忆说，罗伯特被分配在格兰特的大本营工作，“不久便深受大家欢迎。他随时准备着完成自己那份艰巨的任务，从不指望因为自己是国家元首的儿子，就应该受到与其他军官不同的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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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的最初几天，吉迪恩·威尔斯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逝者如斯，物是人非”的想法。萨蒙·蔡斯也和他一样，陷入了这种忧郁的沉思。元旦那一天，这位首席大法官最后一位在世的姐姐海伦撒手人寰，葬于俄亥俄。十个兄弟姐妹中，只有蔡斯和他的哥哥爱德华依然活着，两人均已五十五六岁。蔡斯给林肯写了一封信解释说，家姐辞世，恕我无法出席传统的新年招待会。林肯很快回信说“今天没有您的这封信，我也该察觉到某件大事让您无法脱身，允许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向您致以慰问。”

参加白宫招待会的一位嘉宾注意到，“这次新年招待会，与过去3年中的任何一届新年招待会都截然不同。4年前的气氛肃穆而寂静，所有人的心头都是沉甸甸的，到处弥漫着一种可怕的不祥之兆，一种对未来的恐惧。3年前或两年前，这种现象只是略微有所好转而已……就在一年前，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光明，而今天，所有人都显得精神格外振奋。”

谢尔曼“向海洋进军”的军事行动大获全胜，令世人震惊。此次行动以圣诞日攻克萨凡纳宣告结束，这场胜利很大程度上令华盛顿一片沸腾。“我们喜不自胜，”财政部部长助理休·麦科洛克回忆说，“因为已经可以肯定，联盟的末日已是指日可待了。”起初，对于谢尔曼放弃所有补给线，相信部下能在沿途搜掠到必需的粮食和给养的计划，总统“即便不算是担惊受怕，也可谓坐立不安”。萨凡纳陷落后，林肯给谢尔曼写了一封信，以亲切和蔼的口吻谈到他当时的怀疑态度：“荣誉都要归功于你，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些人所做的最多不过是默许而已。”

谢尔曼向海洋进军的军事行动的确毁坏财产无数，乡村遭殃不浅。弗兰克·布莱尔的部队是这次历史性的远征行动的主力，他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里，解释了这次大规模毁灭行动的原委：“我们摧毁了差不多400英里的铁路，切断了联盟方面东西部之间的连接，我们还烧毁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棉花，这是他们在海外唯一可以获得贷款，购买战争用的武器军火，实际上我们已经‘吞掉’了足以维持李部六个月的给养。”尽管在联邦士兵们的心目中，军队此次远征是师出有名，但是平民死伤的惨状，直至今日依然是南方人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

在致谢尔曼的贺信中，林肯也对10天前在纳什维尔大破胡德的乔治·托马斯将军大加赞扬。林肯写道，这两场胜利的消息“给那些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光明”。通报托马斯大获全胜的电报在午夜时分交到了斯坦顿手中。“太好了！”斯坦顿欢呼起来，他匆忙穿好衣服，与电报室主任托马斯·埃克特一起赶到白宫，埃克特始终记得林肯闻讯后脸上洋溢的快乐神情。这位高个子总统“穿着睡衣，手里拿着一枝点燃的蜡烛”站在楼梯顶端，做了一个俏皮的表情。

1月中旬，保卫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港的费希尔要塞相继被攻克。报纸头条以《陆海两军并肩作战！》为大幅标题，报道了两军合作成功打下这个要塞，并缴获72门大口径火炮的消息。《国家共和党人报》欢呼道：“这辉煌的一仗打掉了威尔明顿港，切断了叛军的境外补给线。”吉迪恩·威尔斯欣喜若狂，在当天上午的内阁会议上记录道：“让人有喜不自胜之感，苏厄德曾以为海军在眼下没啥用处……总统十分高兴。”这场胜利粉碎了南方的后勤保障，重挫了南军士气。联盟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认为，费希尔要塞的陷落是“包括丢失维克斯堡和亚特兰大在内，自开战以来，降临到我们事业头上的一场最大灾难”。由于海军封锁，其余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被关闭，在此情况下，威尔明顿港的关闭意味着“南部联盟诸州从海上与各国的一切往来完全中断”，南方用棉花换取生死攸关的军需和补给的跨国交易，已经走到了尽头。

斯坦顿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与谢尔曼一起参加了一个大会，在会上，“有人把费希尔要塞的叛乱旗帜交到了（他）手中”。他渴望亲眼一睹战场的情形，于是他驱车来到北卡罗来纳，在那里与鲁弗斯·萨克森将军夫妇度过了一晚。斯坦顿抵达后，告诉东道主说自己“疲倦不堪，可能要早点儿睡觉”，但是当他在火炉旁伸展一下筋骨，环顾四周琳琅满目的书卷后，他又来了精神。斯坦顿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卷麦考利的诗集说：“啊，这是老朋友了。”他请萨克森夫人念了一段《桥上的贺雷修斯》，接着他朗诵了《伊夫里之战》。午夜时分，他依然坐在火炉旁，“反复咀嚼诗里的几个精彩句子”。萨克森夫人注意到，在这段逗留期间，“这位金刚怒目的陆军部长变成了一位亲切友善的同伴、一个喜欢文学的人、一个热爱自然的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斯坦顿。”在这几个小时，斯坦顿充分放松自我，沉浸在他过去常常批评林肯的所谓“轻狂”之中。

斯坦顿曾接到报告说，谢尔曼对投奔到自己辖区的成千上万的黑人难民有敌意行为，对此他颇为踌躇，于是他前往南方，就此事与谢尔曼进行协商。据说谢尔曼反对把黑人雇为士兵，不顾他们忍饥挨饿，把他们从军营里赶出去，公然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种近于暴力的厌恶”。谢尔曼认为自己的军事行动受累于“一大群追随我们部队屁股后面却毫无用处的黑人，他们堵塞了我们的道路，吃光了我们的东西”。在他看来，在战场上打胜仗比善待黑人更加重要。

然而在与斯坦顿的交谈过程中，谢尔曼却同意签署“第15号特殊耕地命令”，计划临时划拨“一块面积不超过40英亩的可耕地”，以帮助安置佐治亚州沿海以及邻近岛屿的大批获释奴隶。斯坦顿回家时，这样的局势让他松了一口气。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国会随即成立了一个自由民管理局，专门负责为整个南方背井离乡的难民们分配土地，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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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大后方，关于废除蓄奴制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成了林肯当时最急于解决的事情。他过去一直担心，一旦战争结束，《解放奴隶宣言》就会被抛弃。“有人会质疑，这份宣言是否合法有效？”他说，“也许还要补充一点，它只是帮助了那些来到我们这一边的奴隶……或者说，它可能对宣言颁布后出生的奴隶根本无效。”而坚决根除蓄奴制的宪法修正案，将是一贴“万能的灵丹妙药”。

去年春天，第十三条修正案在参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获得通过，但是未能在众议院获得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票。两党都坚守各自的阵营，共和党人投赞成票，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在12月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说中，林肯曾竭力敦促国会重新考虑这一方案。他承认自己正在要求同一个机构就同一个问题进行辩论，但他希望在这期间举行的大选对局势有所改变。共和党人在11月赢得了胜利，这就保证了如果林肯在3月4日之后召集特别会议，那么修正案肯定可以获得通过。既然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如果本届国会能够完成这一工作，并且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拿出两党团结一致的态度，共同支持该法案通过，岂不是锦上添花？

1865年1月6日，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詹姆斯·阿什利向众议院重新提出了这一法案，林肯立刻开始着手去争取温和派民主党人和边疆州的联邦主义者的支持。他逐个儿把众议员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与他们和颜悦色地商讨问题，跟每个人都很谈得来。“我把您看作一位辉格党老朋友请过来，”他告诉詹姆斯·罗林斯，“因为我可能要请您投票支持这个修正案，投票结果也许会很接近，几票之差就会决定不同的结果。”他强调说必须向南方发出一个信号，再也不能指望边疆州支持蓄奴制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林肯预言说，这将“很快结束战争”。当罗林斯表示答应支持修正案时，林肯从椅子上跳起来，抓住这位议员的手，表达了自己由衷的感谢之情。两位老辉格党人接着讨论了密苏里代表团成员的各种倾向，确认哪些人可以被说服。“告诉他们我心急如焚，让法案得以通过吧。”林肯敦促道，“把边疆州的投票情况告诉我。”

林肯让自己在众议院里的两位助手向两位举棋不定的代表拉票。两人问该如何去做，他说：“我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根据宪法规定废除蓄奴制，不仅将永久性地决定眼下正在受奴役的数百万人的命运，而且还将决定尚未出生的数百万人的命运。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法案，那两票必须拿到手！这件事情该怎样去做，我让你们自己去决定。但是记住，我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手握重权，我希望你们去争取到这两票！”他的两位使者十分清楚，他的权力已经扩展到，可以把各种委任、赦免、竞选捐款以及政府职位分配给值得信任的亲朋好友。布鲁克林的民主党人摩西·奥德尔同意改投赞成票，会议结束后，他获得了海军在纽约办事处的美差。伊丽莎白·布莱尔注意到，她父亲已经成了一名不错的说客，成功说服了几位议员。

阿什利得知，如果能说服萨姆纳参议员暂时搁置一下自己提出的，一个关于结束卡姆登和安博依铁路享有垄断地位的提案，那么这家铁路公司就能让那两位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投赞成票。但是萨姆纳不为所动，阿什利请求林肯出面干涉。林肯遗憾地回答说，他“在这些事情上无法对萨姆纳先生施加影响”，并且他担心自己一旦出面，萨姆纳的“态度会更加坚决”。

随着投票日期的临近，气氛也越发变得紧张起来。反对方的领袖是麦克莱伦的竞选伙伴、俄亥俄州民主党人乔治·彭德尔顿。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表示：“尽管他已经在选举中失利，然而他回到众议院时，在其政治同盟中的声望却有增无减。”那些考虑改投赞成票的民主党人均被晓以利害。有人告诫他们，倘若在这件侵犯神圣州权、导致宪法发生重大变更的事情上，他们未能与党的立场保持一致，其后果将是严重的。

双方都知道，赞同票和反对票的票数将会非常接近。“我们就像一群捕鲸人、花了很长时间追逐猎物，最后我们终于将鱼叉插进了庞然大物的身上，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看清楚自己的航向，也得小心这条大鲸的尾巴猛然‘砰’地一甩，把我们所有人送上西天。”根据日程，投票日的那天上午，阿什利开始心生疑虑，担心所有的努力会功亏一篑。有传言说，南部联盟的和谈特使正在前往华盛顿的路上，有人说他们已经抵达首都。阿什利给总统写了一封急信说：“如果传言属实，我担心我们会（输掉）这个议案。”民主党的领袖要说服那些摇摆不定的党员，他们认为，这份修正案将使和谈特使放弃谈判。阿什利恳求道：“倘若情况并不属实，请授权我反驳之。”

林肯很快回信说：“据我所知，城里根本没有和谈特使，他们也不可能到这里来。”后来阿什利获悉，林肯实际上已经得到消息，有三名和谈特使正在前往门罗要塞的途中，但是他声称和谈特使不在首都城区，亦并非虚言。阿什利认为，倘若没有这段狡黠的说辞，“那么递交的修正案有可能无法通过”。

就在辩论将要拉开序幕时，阿什利坦言：“我要把那些激荡我心灵与大脑的思想和情感都释放出来，我可以非常肯定，这种愿望紧紧抓住了我，其强烈程度可谓空前绝后。”他说，修正案的通过，将意味着“一种理想的彻底胜利，自我从政之日起，就从未奢望过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这样的胜利”。

阿什利回忆道：“众议院里的议员席和旁听席，每一处可供行走的空间都早已人满为患，好几百人无法入内旁听。”首席大法官蔡斯和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来了，内阁代表苏厄德、费逊登和丹尼逊来了，数十名参议员以及许多国家的外交使节也来了，他们都将见证这场历史性的辩论。

阿什利颇为明智地决定，将自己的时间让给那些支持修正案、但是需要向其委托人表明自己转变立场的民主党人。他首先邀请了阿奇博尔德·麦卡利斯特发言。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国会议员表示，当他发现只有摧毁“南部联盟的基石”才能实现和平时，他就改变了想法。他的意见赢得了楼上旁听席的听众们纷纷鼓掌，他的同僚亚历山大·考弗罗斯的意见同样引得掌声。“如果说我今天的行动是为我自己的政治生涯掘墓的话，”这位来自索姆塞特县的国会议员表示，“那么我将毫无怨言地跳进这个坟墓里。”

当每一位想发言的民主党人都发表了心声之后，投票便开始了。阿什利记录道：“数百张计票单分发到楼下的楼座。”起初，距离修正案通过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似乎还差两三票，后来，当发言人科尔法克斯站起身来宣布最终计票结果时，议员席上出现了骚乱。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关于修正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联合决议，赞成119票，反对56票。宪法确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已表示肯定，联合决议得以通过。”如果没有五位民主党人改变立场，这个修正案就无法通过。

诺亚·布鲁克斯写道：“刹那间，全场陷入了寂静，仿佛在场这么多人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哽咽。接着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喝彩，如此热烈的欢呼，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国会可谓闻所未闻。”

国会议员阿诺德回忆道：“在成员们离开座位之前，从国会大厦传来的隆隆炮声，向华盛顿的人民宣告了修正案已经通过。”阿什利将一份投赞成票的全体人员名单交给了陆军部，斯坦顿命令三个炮兵连“填满火药，发射了100发炮弹”。他用缓慢而洪亮的声音把这些名字逐个念了出来，然后宣布说：“历史将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林肯的朋友们跑到白宫，将这个消息告诉林肯。阿诺德回忆道：“这个决议得以通过，让他无比欢欣，从中他看到了自己的力作《解放奴隶宣言》已经功德圆满。”第二天晚上，林肯向聚集在白宫举行庆祝活动的人们发表了讲话。“这一时刻，是向国家庆祝胜利，也是向全世界庆祝胜利。”他说道，“但是我们面前依然有一个任务，这就是一往无前，用各州的投票，给国会的辉煌开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听众们对此报以热烈的喝彩，并且满怀信心地喊道：“他们会这么做的！”而事实上，已经有20个州的议会几乎立即采取了行动。到1865年年底，通过宪法修正案所必需的四分之三的州已经表态，骤然终止了蓄奴制这个从一开始便困扰国家安宁的大问题。

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过去总是猛烈抨击林肯，而这一回他对林肯赞不绝口。在波士顿音乐厅，加里森向热烈欢呼的众人发问道：“为了这个至关重要、拯救众生的宪法修正案，是谁给这个国家直接带来福祉，胜过其他任何人呢？我相信我可以充满自信地回答：那是伊利诺伊州谦逊的伐木者，那是砸碎千百万受压迫者身上枷锁的总统，那是亚伯拉罕·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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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谈特使的传闻，差一点导致新的宪法修正案投票暂停，而这一传闻的始作俑者是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林肯再度当选后，这位资深总编相信，如果再努力一次，或许和谈能够成功。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进行和谈是否能取得成效，林肯对此并不看好，但是布莱尔却信心十足，林肯只得给他签发一张前往里士满的通行证。然而人们所理解的是，布莱尔只是代表他自己，而不是经过总统授权的谈判代表。

向林肯告辞后，布莱尔给杰斐逊·戴维斯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写成了公开信的形式，只是要求“获得访问里士满的权利”，寻访当年厄利将军的部队占领银泉山庄期间布莱尔丢失的文档；第二封信则表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我国的事态”。他承诺“开诚布公，袒露心迹，毫无保留”，希望能达成积极成果。

1865年1月11日，73岁的布莱尔抵达里士满。在那里，他受到了众多老友的热情欢迎。杰斐逊·戴维斯的妻子瓦丽娜“挽着他的胳膊”说道：“哦，你这个无赖，见到你真是让我乐坏了。”在与戴维斯总统一起坐在联盟白宫的图书室会谈时，布莱尔承认说，他的提议“也许是一个老头子的白日梦”，但是他相信戴维斯“阅历丰富，眼光准确”并且“非常坦诚”。他提醒戴维斯说，自己与南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本人以及他的子孙身上流淌着的“每一滴血”都“来源于南方”。戴维斯同样热情地回应，他向布莱尔言之确凿地表示，他“将永远不会忘记”布莱尔家族对戴维斯一家的诸多“恩德”，“即便在告别人世的祈祷之际，这种情谊也将铭刻于心，没齿难忘”。

布莱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大意是南北双方暂停战事，两军联合起来，把入侵墨西哥、违背门罗主义、安插傀儡政权的法国人赶走。戴维斯赞成说，“南北国人共同携手，拿起武器反对外来势力”，这对于弥合双方存在的天然情感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是这个计划让人想起苏厄德在4年前提出的一个方案，显然又是一个空中楼阁，计划的各种细节并没有再深入讨论下去，不过戴维斯答应“鉴于确保两国之间的和平，将派遣和谈特使前往华盛顿”。

布莱尔乘坐马车、火车和蒸汽轮，一路风尘仆仆地回到华盛顿，他不顾鞍马劳顿直接赶往白宫，将戴维斯的信交给了总统。为此林肯征询了斯坦顿的意见，斯坦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不存在两个国家……今后也绝不会出现两个国家。应该告诉戴维斯，如果你提出和平，那么这和平只是为了这一个国家，在任何其他基础上提出的和谈都是注定不可能的。”林肯立刻对此表示赞同，他指示布莱尔：“你可以这样对他说，为了给我们这个共同的国家的人民带来和平安宁，我过去、现在、将来都会一如既往地准备与任何代表进行接洽。”

布莱尔带着林肯的答复直接前往里士满。戴维斯在家中召集了内阁会议，讨论下一步应该何去何从。他的幕僚们都意识到，双方在“两个国家”和“一个共同的国家”这两个提法上出现了水火难容的冲突；但是持续不断的和平呼声，让戴维斯下定决心要派遣副总统亚历山大·史蒂文斯、前美联邦参议员亨特以及前最高法院法官约翰·坎贝尔三人作为和谈特使，前往门罗要塞。

1月29日星期天，一面免战旗在彼得斯堡上空高高飘扬，宣告特使已经抵达。《纽约论坛报》报道说：“双方一致同意，所有警戒哨一律暂停交战，两军对垒的交界处，这一天都显得兴高采烈。”三位先生被人们视为“和平的先遣军”，受到双边将士“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欢迎”，这也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对结束战争、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的渴望。一位记者注意到，南北双方的军乐队在演奏歌曲时打擂台，一方演奏《迪克西》，另一方则演奏《扬基胜利之歌》，每一方只为各自阵营的爱国气氛造势鼓动，“但是当乐队开始演奏《家，可爱的家》时，原本剑拔弩张的双边阵营将战局抛在一旁，一起嘶吼着这首歌，唱出了同胞手足之情。”

联邦军的一位上校军官护送几位特使，前往格兰特位于坡因特城的陆军大本营。亚历山大·史蒂文斯事后回忆道：“我们到达时，夜幕已经降临，（格兰特的）外表和佩饰绝无一处彰显其军阶。他的身边也没有警卫或副官……他的举手投足极其朴素、毫不造作，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装腔作势、耀武扬威之气，甚至没有担任他这样官职的人所常见的军人风度或霸气，所有这些立刻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衣着普通，坐在木屋里的一张小桌旁，在煤油灯下匆匆写着什么。……他的言谈简洁流畅，不带一丝修饰或拘谨的成分。”谈了一会儿之后，格兰特陪同他们登上“玛丽·马丁号”汽轮，在那里他为三位贵客安排了“舒适的住处”。尽管格兰特无权对此次和谈任务进行讨论，但是史蒂文斯依然看得出来，他非常渴望“回归和平，使全国上下和睦共处”。

就在此刻，苏厄德应林肯的要求前往南方，与特使会面。“你需要告诉他们，有三件事情是必不可少的，”林肯写道，“恢复国家权力机构；在蓄奴制问题上与美利坚合众国元首保持一致，绝不复辟；除非对方停止敌对状态，否则决不结束战争。”如果能够接受这三个条件，他就可以告诉特使们，其余所有主张都可以本着“一种真心诚意、宽容坦荡的态度”予以满足。苏厄德乘火车抵达安纳波利斯后，登上格兰特的旗舰“大河女王号”前往门罗要塞。

苏厄德还没来得及与特使们会面，林肯就听说戴维斯已指示几位特使按两国体制进行谈判。总统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召回苏厄德，但是格兰特的一封加急电报改变了他的想法。格兰特曾写信给斯坦顿说，他与三位特使交谈后，对其“怀有善意深信不疑”。他认为，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一位主政官员的表态，就匆匆打道回府，未免遭人非议”。在陈述了复杂的局势后，格兰特希望总统能够亲自与他们见面。林肯很快致电苏厄德和格兰特：“应格兰特之请，请转告先生们，我一抵达门罗要塞，即亲自与他们见面。”

两小时后，总统只带了一名贴身男仆和一只旅行袋，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前往安纳波利斯。当时“或可称为世上速度最快的蒸汽轮”——“托马斯·考里尔号”已经在那里整装待发，准备将林肯送往门罗要塞。一位在林肯抵达前抢先登上这艘船的《纽约先驱报》记者写道：“离开港湾之际，遇到了大片的冰，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越了冰区。”在当晚10点刚过，蒸汽轮终于抵达门罗要塞，然后林肯登上了“大河女王号”，与苏厄德会合。

第二天，一场4个小时的会谈在“大河女王号”的交际大厅里举行，这就是后人熟知的“汉普顿大道会谈”。夜幕降临前，众人又匆匆转移到“以大量彩带和旗帜装饰得气派非凡”的“玛丽·马丁号”上。介绍完所有人，史蒂文斯做了开场白，他十分真情地回忆了大约20年前自己与林肯在国会共事的情景。史蒂文斯回忆说，总统以“快乐而真诚的态度作答，仿佛那个年代……唤醒了他内心深处一连串令人愉悦的回忆”。他们花了几分钟时间聊了聊老相识，然后史蒂文斯问道：“嗯，总统先生，要结束当前的困扰，重新恢复彼此和谐，以及国家各州和不同地区和平共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苏厄德写道，接下来的会谈“完全是非正式的，现场没有秘书、书记员或其他见证人。也没有写下什么、或者念什么东西”。唯一进入房间的外人“是船上的乘务员，他们偶然进来看看是否需要服务，然后给众人带来一些水、雪茄和其他提神的东西”。

针对史蒂文斯提出的问题，林肯十分肯定地答道，自己“只知道一个唯一的办法，也就是说让那些抗拒联邦法律的人们停下手来”。史蒂文斯反击说，他依然寄希望于达成一个临时性的方案，即把各自的军队团结起来，一致对付法国人，“直到双方的激烈情绪平息为止”。

“我想，您是指布莱尔先生曾说过的话吧！”林肯回答说，“现在我们最好从一开始就说清楚，无论他说过什么，那只是他自己的想法……恢复联邦对我而言是一个必要条件。”除非“停止对抗，国家的威权得到认可”，否则关于停战的谈判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亨特企图绕开这个命题，他引述历史说英国的查理一世当年曾置各种敌对行为于不顾，反复与对手进行商谈。“我对历史并不在行，”林肯答道，“所有这方面的事情，我会请您直接与苏厄德谈。对于查理一世，我的全部印象是他最后掉了脑袋。”

随后，坎贝尔法官转移了话题发问道：“假设联盟各州同意恢复国家统一，那么将从哪里做起呢？”这个问题引发了关于蓄奴制的讨论。苏厄德开始讲话，一字不差地背诵了林肯的年度演说中的一段话，林肯说自己不会“试图撤销或修改《解放奴隶宣言》，也不会……使任何一个根据该宣言的条款获得自由的人重新沦为奴隶”。苏厄德说，而且他觉得有义务让特使们知道，国会刚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在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禁止蓄奴制的存在。

显然，他们陷入了僵局，但是众人谈话的语气依然充满友好。林肯告诉特使们，他“很愿意赔偿南方人民因释放奴隶而造成的损失”。他十分确信，“南方人民”会支持他“以一笔高达4亿美元的拨款来实现这一目的”。在战争结束前以某种形式停战的问题上，林肯毫不动摇。会谈结束时，没有在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

在尚无任何消息公布之前，激进派就已经陷入了“一片群情激愤之中”，他们断定总统“要放弃由长期而艰苦的军事斗争逐渐积累的政治成果”。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担心林肯会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开倒车，于是在众议院的议席上对林肯进行了猛烈抨击。在参议院，“战争指导委员会的骨干成员们”对这次会谈的主旨提出严厉批评，并且声称“我们将被出卖了，而我们将要获得的和平——如果我们能够获得的话，将会让我们颜面尽失”。参众两院同时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公开汇报和谈的整个过程。甚至连斯坦顿也开始担心总统的好心“可能会被狡猾的南方人利用，他们对他的某些表态进行蓄意歪曲，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林肯参与会谈的报告，以及会谈进程的各种电报和文档都被公之于众。“大厅里鸦雀无声，所有议员都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聚精会神地听着。当念到林肯给布莱尔的信中提到‘一个共同的国家’时，人们爆发出一阵表示满意的低沉欢呼，接着又公布了苏厄德接到的三个和谈条件，此时大家不由自主地爆发出掌声。”诺亚·布鲁克斯发现，“当人们继续念这些谈话要点和文档记录时，众议院里道德批判的气氛明显发生了转变。众人脸上严肃凝重的表情开始褪去，议员们微笑着交换眼色，开始充分意识到林肯高瞻远瞩、成竹在胸，揭露叛乱领导人狡猾面目的远见卓识。”宣读完毕之后，“全场立刻响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掌声……恰似令人抑郁已久的大旱之后，一场突如其来、涤荡人心的及时雨倾盆而下。”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对总统大加称赞，就连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也“高度赞扬了林肯总统的英明、睿智和爱国主义精神”。

“事实上”，《哈珀周刊》发表评论道，“只有四年前那些愚不可及、想当然地认为林肯先生不称职的人”才会不明事理地预言说，林肯在南方代表们面前“畏首畏尾、胆怯犹疑”。“如果这个国家有人对战争的理解比总统更深刻全面，那么他是谁？……我们要大胆说，有史以来，在奋力应对这个国家所陷入的错综复杂的局势方面，没有人比亚伯拉罕·林肯更具有恰如其分的气质、信念和能力。”

杰斐逊·戴维斯刚愎自用，他利用这次和谈失败，煽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戴维斯表示，自己“宁愿放弃在这个世上拥有的一切”，也不会向北方就范。他预言说，到下一年年底，南方将能按照自己开出的条件赢得和平，照样与联邦分离，照样实行蓄奴制。“我不会和扬基佬拥有一个‘共同的国家’。”他声称，“我生是联盟的人，死是联盟的鬼。如果有人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会成为重建联邦的行动者，那么他彻底看错了我的本质！”

尽管如此，林肯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依然想通过某种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避免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成为炮灰。继汉普顿大道会谈提出向南方提供解放奴隶的赔偿建议后，林肯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国会授权他向南方各州“支付4亿美元”，分别按照这些州“各自的奴隶人口”进行分配。如果这些州在4月1日以前“停止一切对国家政权的抵抗行动”，便可以支付50%的首款；如果这些州在7月1日之前批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那么就可以分配第二笔款项。那样的话，随着武装叛乱的消亡，联邦就能得以重见天日，而蓄奴制灰飞烟灭。“一切政治罪行都将得到赦免”，而“除了奴隶以外，一切本应充公或罚没的财产，都将物归原主”。而且，“凡是不在总统职权范围之内的一切问题，将建议国会从宽处理。”

这份建议遭到了内阁的一致反对。除了苏厄德之外，所有内阁成员都表态了。威尔斯写道：“总统关于绥靖并实现和平的真诚渴望表露无遗，然而热情过头也会导致怀疑或逆反心理。”厄舍认为，国会里的激进派“会借此对总统进行猛烈抨击”。斯坦顿一直主张，讨论赔偿因《解放奴隶宣言》而受损失的问题是白费口舌，毫无必要。费逊登表示，“结束战争的有效方法就是采用武力，除非战争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否则支付赔偿的提议绝不会由我方提出。”

林肯指出，他提出的钱款数额只是战争再延续一两百天的开销，“并没有考虑将死亡和财产毁灭遭受的损失计算在内”。尽管如此，内阁立场依然强硬。林肯说：“你们全都反对我。”他的声音饱含了悲哀。厄舍认为，“他一心一意要阐明这个计划的好处，为它摇旗呐喊，倘若内阁中只有一个人支持他，他也会付诸行动。”如果苏厄德在场的话，“他或许会赞成这一举措”。林肯发现他的同僚中没有一丝支持的迹象，于是他被迫放弃这一建议。然而不管怎样，正如杰斐逊·戴维斯声明的那样，这个建议不会被南部联盟所接受。因此，战争将继续下去，直到南方投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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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联邦军在前方战场继续传来捷报。继攻克萨凡纳之后，谢尔曼一鼓作气挥师南下，于2月17日进入了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哥伦比亚。哥伦比亚陷落后，查尔斯顿开始撤退。斯坦顿命令“美利坚合众国所有要塞的军火库和陆军大本营”，在全国范围内“鸣放礼炮，为联邦光复萨姆特要塞致敬”。《国家共和党人报》写道，在华盛顿，“街道上各高楼大厦的屋顶、视野可及之处，火花闪闪、硝烟弥漫，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礼炮声声不绝于耳。”当晚，林肯“兴致勃勃”，在办公室里与苏厄德、威尔斯和胡克将军一起谈笑风生。威尔斯在日记里写道：“胡克将军说，这是他四年来最扬眉吐气的一天。”

然而第二天，布朗宁却发现林肯的心情比过去四年总统任期“更加沉重”。他情绪低沉，可能是由于原南部联盟上尉约翰·耶茨·比尔受审并因间谍罪而被判处死刑。1864年秋，南部联盟在加拿大的特工正在从事一项旨在破坏征兵和大选结果的秘密计划，比尔当时领导一个突击队，制定了一个强占北美五大湖地区的联邦军舰、摧毁铁道线、营救被关押在俄亥俄州的南部联盟囚犯这样一个大胆而周密的行动方案。纽约州陆军司令迪克斯将军坚持认为必须处死比尔，以儆效尤。

然而，比尔出身于弗吉尼亚一个名门望族，不少支持者纷纷上书林肯，呼吁对他宽大处理。说情者中包括奥维尔·布朗宁、蒙蒂·布莱尔、96名国会议员以及6名联邦参议员。他们认为，比尔是在南部联盟中受命执行任务的一名军官，不应被当作“劫匪、强盗和海盗”。此案让林肯感到十分棘手，但是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支持迪克斯将军。几个星期之后，林肯对一位熟人说：“我必须站稳立场。他可怜的姐姐跑来为他乞命时，我甚至让她吃了闭门羹，让他被处以死刑。而他被处决了，这件事让我至今难以释怀。”

林肯第二届任期就职典礼将于3月4日举行，典礼前一个星期，他宣布“自午后3点至7点期间，不接待任何原因来访的客人（内阁成员除外）”。他需要独自一人准备就职演说。《国家共和党人报》报道说，“联邦的形势一片大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华盛顿。他们匆匆忙忙，不仅想参与就职典礼的各种狂欢活动，而且要分享首都洋溢的欢乐气氛。这座城市熙熙攘攘，所有知名旅馆的客厅里都“挤满了女士和先生，因为没有床位，他们只得通宵坐在那里”。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决定参加“全国各地的公民举行的盛大游行”。黑人未能获准参加此前举行的各种就职庆祝活动，但两个种族的士兵们却是“水乳交融”。在道格拉斯看来，“一个有色人种与其他种族的公民一起向总统道贺的场面，想起来实在太美妙了。”就职典礼的前夜，他拜访了蔡斯位于第六大街的公馆。道格拉斯事后回忆道，他在那里帮助凯特“将一件新做好的礼袍，穿在她那值得尊敬的父亲身上。他将身穿这件礼袍主持总统再度当选的宣誓仪式”。端详着眼前这位新任首席大法官时，道格拉斯不禁回忆起“反蓄奴制斗争的早期岁月”，他们刚刚相识，蔡斯曾“将（他）接到自己家中，同桌探讨问题，此举当时尚未被世人所理解”。

3月4日早上，雨下个不停，但是5万多公民的热情丝毫不减，他们聚集在国会，亲眼见证这场就职典礼。应邀前来参加典礼第一部分的嘉宾挤满了参议院的大厅，这部分包括卸任副总统汉尼拔·哈姆林的告别演说，以及新任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宣誓就职仪式。临近中午时分，旁听席上一阵骚动，表明有“大人物”来了。苏厄德走在前面，各位将军、州长、最高法院法官、内阁成员等人紧随其后。总统本人最后抵达现场，他的座位在前排的中间。玛丽·林肯坐在外交官旁听席上，周围是各国的外交部长。诺亚·布鲁克斯发现，“有一位大使身着金色缎带，身板十分僵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坐下，而且必须解开纽扣，才能将两脚放到地上。”

哈姆林发表了一番颇为得体的告别演说后，安德鲁·约翰逊站起身来开始宣誓。约翰逊在观众面前的样子“像是喝醉了酒”。他的脸庞“红得很厉害”，姿态有点儿踉跄。在长达20分钟的时间里，他讲话颠三倒四，反复表明自己的平民出身，并且骄傲于自己作为一介草民，“有机会崛起于行伍之间，依据宪法，受人民之托，就任第二个无上荣光之职位”。然后，他把脸转向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提醒他们说，他们手中的权力也“来自于人民”。接着，约翰逊语气坚定地对内阁成员们说，他们也是人民的“马前卒”。对于每一位部长，他也依据官阶高低依次点名，逐一告诫——苏厄德先生、斯坦顿先生等等，当轮到吉迪恩·威尔斯时，约翰逊却忘了他的名字，这时他似乎卡了壳，于是转身朝着旁边的人大声问道：“海军部部长叫啥名字来着？”然后约翰逊继续慷慨激昂地发表长篇大论，完全没有看到哈姆林示意“就职典礼的时间已经过了”。

众人开始不安地骚动起来。讲台上的人们各自想着法子掩饰内心的惶惑。诺亚·布鲁克斯写道：“斯坦顿目瞪口呆。”斯皮德悄悄对威尔斯说：“真是斯文扫地，一塌糊涂。这个人肯定是精神错乱了。”而威尔斯则对斯坦顿耳语道：“约翰逊要么喝醉了，要么就是疯了。”新任邮政总长丹尼逊“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而塞缪尔·尼尔逊法官则“大惊失色，下巴彻底掉了下来”。唯独苏厄德和林肯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苏厄德始终“稳如泰山”，他大度地对威尔斯解释说，约翰逊的行为，是他“重返参议院，因为故地重游”而情绪激动所造成的意外结果。林肯一言不发地听着，“耐心地等待”长篇大论的结束。他闭上眼睛，不让任何人察觉自己内心的不快。几天之后，林肯说，“你们不必惊讶”，约翰逊“犯了一个糟糕的错误”，但他并不是一个“醉鬼”。

约翰逊终于讲完了，听众们排着队鱼贯而行，参加在国会东头举行的就职典礼。诺亚·布鲁克斯写道，当总统出现在讲坛上时，“一整天都昏暗晦昧的太阳，刹那间刺破云层，大放异彩，将灿烂的阳光洒满大地。”许多人，包括有点儿迷信的林肯本人在内，都觉得这一幕的确是一种吉祥之兆，当时国会圆拱大楼刚刚落成，顶端有一尊自由神塑像，人们也把那壮丽肃穆的景象看作是天降祥瑞。

倘若众人兴致勃勃，一心想听林肯对联邦最近赢得的胜利大加称颂的话，那么他们会失望的。林肯一生始终喜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通盘考虑，他呼吁国人对骨肉分离的南部同胞多一些谅解。他坚持认为，南北双方绝非水火不容，“大家念着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位上帝祈祷，每一方都乞求上帝帮助自己反对另一方，有人竟然胆敢请求一个公正无私的上帝，帮助他们从别人脸上流的汗水中榨取面包，这可能会使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我们还是不要议论别人，免得被人家议论。双方的祈祷不可能都得到满足，万能的主自有主张。”

10年前，林肯在春田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表示，他无法谴责南方，因为当时他不知道有哪一种方案可以轻而易举地终结蓄奴制。如今总统认为，上帝已经给“北方和南方带来了可怕的战争”，作为他们在蓄奴制问题上的共同罪孽的惩罚。他“以洞察未来的雄辩语气”继续说道：“我们天真地希望，热忱地祈求这场战争的浩劫赶快结束，但是如果上帝的意旨是要战争继续下去，直到奴隶们用250年来的无偿劳动所积累起来的一切财富都化为灰烬，直到用鞭子抽出来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刀砍出来的另一滴血来偿还，那么我们必须重申3000年前人们说过的一句话：‘上帝的裁判总是公正无私的。’”

在林肯的身上有一种罕见的睿智气质，他始终对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展示出一种非凡的宽容气度。接着，他对全国同胞发出了一个具有历史影响的呼吁：“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一切人抱宽容态度，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事业，治愈国家的创伤。关怀那些负担起战争重担的人，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凡是能够给我们中间，以及给我们与所有国家关系方面带来和保持公正持久和平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去做。”

与他以往的任何一次演讲相比，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更多地将政治策略与精神信仰融为一体。他的朋友伦纳德·斯威特认为，尽管林肯可能对冥冥之中制造人类末日的更高力量会有所疑问，“当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去处理大事时，一股宗教般的敬畏之情，以及坚信上帝会公正裁决和主宰一切的信念，就会在他的内心涌动。”斯威特补充道，如果林肯的虔诚心理因为“不甚相信繁文缛节”，或是无法“毕恭毕敬地遵守安息日戒律”而受到局限，那么“他的虔诚是远远不符合规矩的”。然而，假如林肯受到“清白无瑕的操守、刚正不阿的情感、至真至诚、坚守正义等，这类更高层次”的规范，或是因为坚信“真理的各种伟大法则、坚定不移地履行义务以及他对上帝的责任感”这类道德标准时，那么他的内心必定会“充满了天然的宗教信仰”，因为“他像修行最深的教士那样笃信上帝”。

演讲结束了，总统转身面对首席大法官萨蒙·蔡斯，后者主持了宣誓就职仪式。众人大声欢呼起来，礼炮齐鸣，鼓乐大作，这场皆大欢喜的典礼宣告结束。

那天晚上，白宫打开大门，举行了一场公众招待会。根据尼可莱的说法，参加人数是“有史以来聚集在这里最多的一次”。据说总统“兴致勃勃”，毫无倦色地与前来表达敬爱之情的500多名群众一一握手致意。弗伦奇专员说：“这是人民向他们的总统发出的一次热烈欢呼。”而玛丽则一定“要留下来待到黎明，并且不愿关上大门，让客人吃闭门羹”。弗伦奇估计，林肯“以每4分钟100人的速度”与人们握手。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对那天晚上的情形难以忘怀。“到了大门口，两位警察站在那里，用手臂粗鲁地抓住我，命令我往后退，因为他们得到指令，像我这样肤色的人不得入内。”道格拉斯告诉两位警官说，“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因为林肯总统不会发出这样的指令，而且如果他知道我在大门口，他会非常乐意让我进去。”道格拉斯的猜想后来得到了证实，他发现“林肯先生并没有发出命令，其他人也没有签署这样的命令。他们只是因循守旧而已”。僵局持续了好一会儿终于被打破，道格拉斯发现有一位绅士走过来，于是他请这位绅士转告总统，自己无法进来。几分钟以后，有人传话过来说让道格拉斯进门。“我走进宽敞的东厅，这个国家如此富丽典雅的场面，我过去从未亲眼目睹过。”

道格拉斯一眼就看到了林肯。他回忆道，林肯站在那里，“仿佛高山顶上一棵傲视同侪的苍松，透出一种伟大的朴实以及本色的美。他认出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近他，他就大声叫了出来，好让所有人都能听见他的话：‘这是我的朋友道格拉斯。’他抓住我的手说：‘我很高兴见到你，今天我在人群里看到了你，你在听我的就职演讲。你觉得这篇演讲怎么样？’”道格拉斯觉得拉住总统讲话很不好意思，因为还有“好几千人等着和他握手”，但是林肯坚持要跟他攀谈。“你一定要停一下，道格拉斯，这么多年来，在这个国家里，我最看重你的意见，我想知道你对这篇演讲怎么看。”

这两位不同寻常的人物并肩站在一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面前待了好一会儿。林肯知道，道格拉斯会像往常一样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林肯先生，”道格拉斯终于说道，“那是一个令人崇敬的成就！”林肯的脸上洋溢出愉快的光芒。“我很高兴你喜欢它！”他答道。

几天后，林肯向瑟洛·威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预言说，这篇演说能“和我过去发表的所有演说那样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许更好”。尽管他并不相信它“会马上受到欢迎，人们是不喜欢看到万能的主和他们之间存在不同意愿的”。正如林肯推测的那样，好几个地方都对这篇演讲提出了批评。民主党人把持的《纽约世界报》以挑剔的语气批评林肯“以宗教信仰代替政治才能”，而《纽约论坛报》则谴责说，这篇演说处处充满了《圣经》的调子，这将为和谈的机会设置障碍。

然而，许多人意识到这篇演讲沉甸甸的历史价值。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给远在伦敦的父亲写信说：“那位伐木者出身的律师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奇迹。这篇就职演说朴实直白、切中肯綮，深深地打动了我，它是为这场战争定性的一次历史性演讲。”伦敦的《观察者报》过去常常批评林肯，但是这一次，它的观点与年轻的亚当斯不谋而合。该报将这次演讲说成是“迄今为止美国总统向美国国会发表的最灿烂辉煌的演讲”。

人们对演讲赞不绝口的同时，也称赞了林肯本人。《观察者报》认为，1860年的共和党大会选择林肯这位“乡村律师”而非苏厄德，是一次“非凡的灵感或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国会议员艾萨克·阿诺德无意中听到，一位颇有声望的部长与一位不明身份的纽约政治家（有历史学家认为此人就是威廉·亨利·苏厄德本人）之间的交谈。部长表态说：“总统的就职演说将会成为一篇流传千古的绝佳文献。”“是的！”纽约人说道，“正如华盛顿的大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加显赫，林肯的英名也会成为高山仰止。从今天起，这篇演讲将会作为人类最崇高的话语，被人们百年传诵不绝。华盛顿是美国独立革命时代的伟人，而林肯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人，但是后者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会超越前者。”

也许，同时代人对林肯的领袖才干最出人意料的评价，是出自于极端分裂主义的《查尔斯顿火星报》。“他将足智多谋的人招揽到身边，”《查尔斯顿火星报》以称赞的语气写道，“那些人都是国家的才俊和栋梁。在个人能力欠缺、对情况不够了解、经验不足或政治才能难以应付的领域，他孜孜以求并且找出了解决之道。……魄力、精力、智慧、热情，他把天下英才都搜罗到自己麾下，充实到每个部门。”《查尔斯顿火星报》总结道，倘若他不是一个“恶棍”和“骨子里横行霸道的流氓，他将毫无疑问成为我们敬重的领袖人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里士满，对比是惊人的，它让我们打心底里感到厌恶”。

如果《查尔斯顿火星报》的编辑们对林肯身边的人耳熟能详的事实略知一二的话，那么他们会更为惊讶。林肯的政治天才，并不仅仅在于他能搜罗到天下英才为己所用，而在于他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以自己的目标、理念和解决之道影响他们。查尔斯·达纳怀着对林肯内阁的崇敬心情写道：“他掌握大局，其他人唯他马首是瞻，这种情形早已屡见不鲜。内阁成员们不得不经常向他的意志低头。倘若他向内阁成员们让步，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让他相信，他们的意见是明智而稳妥的。”

1. 威尔明顿（Wilmington）：美国有好几个叫威尔明顿的城市，这里指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城市，位于开普顿菲尔河上罗利市东南方。南北战争期间，被偷越封锁线的人用作港口。

2. 《箴言》（Proverbs）：被收入《圣经》中的古希伯来人的训诲格言，第30章是雅基的儿子亚古珥的语录。

3. 赫拉克勒斯式的任务（Herculean task）：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力大无比的英雄人物，这里比喻极其艰巨繁重的任务。

4. 罗伯特·格里尔（Robert Grier, 1794—1870）：美国法学家，1846—1870年间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陪审大法官。

5. 为了萨姆特要塞而开战：1861年4月12日，北方要塞萨姆特遭到南方联盟军队攻击，这是历史上南北战争的第一战。

6. 霍勒斯·波特（Horace Porter, 1837—1921）：美国陆军准将、外交官，也是格兰特担任总统时的私人秘书。

7. 在本书第二章中，作者曾提到蔡斯有十一个兄弟姐妹，蔡斯排行第八。

8. 向海洋进军：1864年秋，谢尔曼将军征服亚特兰大之后，提出孤军深入南方，打击南军的计划，这就是著名的“向海洋进军”行动。具体计划是分兵两路，一路6万人由托马斯指挥，追歼胡德的4万余人残部；谢尔曼本人则率部开始千里远征，在弗吉尼亚与格兰特部会合。

9. 萨凡纳（Savannah）：位于佐治亚州东南部，是该州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之一，自19世纪以来成为该州主要港口。

10. 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一1859）：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辉格党人。 1839—1841年期间任英国陆军大臣。《桥上的贺雷修斯》是他根据古代罗马英雄传说撰写的叙事诗。

11. 杰斐逊·戴维斯是南部联盟选举的总统。

12.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宜称，美国将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或它们之间的战争；美国承认并且不干涉欧洲列强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国；欧洲列强不得再在南北美洲开拓殖民地；欧洲任何列强控制或压迫南北美洲国家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这一外交原则史称“门罗主义”，是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标志。

13. 《扬基胜利之歌》(Yankee Doodle Dandy）：又译为《洋基之歌》《扬基·都德尔》《洋基小调》等。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军采用这首英殖民地时期就已流行的民间小调作为军歌，以表明自己朴素、自然的作风。

14. 《家，可爱的家》（Home, Sweet home）：原为歌剧《米兰女仆克拉芮》中的插曲，1823年由美国人约翰·霍华德·佩恩填词、英国作曲家亨利·比肖普作曲，原作由西西里民谣改编而成。美国内战时期，这首歌在南北双方的军队中十分流行。

15. 安纳波利斯（Annapolis）：马里兰州首府。

第二十六章 名垂千古

约翰·海伊发现，林肯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开始时，“在心智、肉体和魄力方面都完全变了模样。”他写道：“与1861年宣誓就职时相比，他可谓脱胎换骨。虽然他还是像过去那样，一如既往地善良友好、和蔼可亲、热心诚恳，但是他那无拘无束的爽朗笑声却一年少似一年，他常常沉浸在对重大议题的思考中，眼里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沉思，他的周围沉寂与冷漠的气氛与日俱增。”

四年艰苦卓绝的磨难，在林肯的内心和外表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865年春，克拉克·米尔斯用林肯本人的面部套取制作了一个石膏面模，那是一张苍老、疲惫的脸，与伦纳德·沃尔克5年前制作的那个石膏面模相比，已经大相径庭。约翰·海伊说，在1860年，“那张硕大而富于动感的嘴巴随时准备说话、呐喊或者大笑，陡峭弯曲的鼻子宽广而坚实，鼻孔伸展，这是一张充满活力、精神充沛、生气勃勃的脸。”而第二个石膏面模，前额皱纹密布，两颊凹陷，“看上去就像一个极度忧伤、满心烦恼的人……整个表情有一种说不出的黯然神伤，以及剑拔弩张的力量”。

内心的精神支柱成了维系林肯生命的力量，然而四年的总统生涯，极大地增强了他的自信心。虽然他从就职的第一天起，就必须面对惊人的压力，但他从未向绝望低头服输，也从未丧失对自我以及对国家事业的信心。实际上，他一次又一次地为周围的人加油鼓劲，以幽默的态度、饱满的精神以及坚定的奋斗目标，为同事们春风化雨、指点航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吃一堑，长一智，战胜了竞争对手的嫉妒脱颖而出。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对人和事的判断眼光愈加犀利。尽管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块“疲惫的疙瘩”，得不到一点喘息和休整，但他已做好准备完成下一个4年的艰巨任务。

就职大典之后，林肯恢复了日常工作。这次，他决意躲避数千名再次“像埃及蝗虫一样”来到华盛顿的求官者。他坦白说：“光是想到又要重复我头一年在这里做的事情，就会让我崩溃。”他刚开始担任总统的前几个月里，任凭那些求官者在他周围献媚取宠，浪费他的精力，让他分神，为此林肯一度饱受垢病。当时，尼可莱和海伊曾经试着帮他理清思路，花更长的时间闭门谢客，但是当时林肯坚持说“他们要求得并不多，他们只要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必须见他们”。最终，现实让他接受了教训，他必须分清轻重缓急，把精力集中到政府所面临的战争以及联邦重建这些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上。他告诉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克拉克说：“我想，除非现在有人失职，否则我不会撤换任何一个人。”另外，林肯还曾经对一位客人讲过：“要撤换一个人易如反掌。但是当我要填补这个人的空缺时，就会有20个申请者，在这些人当中，我必须得罪19个人。”

然而，他对两种求官者留足了人情，那就是艺术家和残疾老兵。他告诉苏厄德，希望能给艺术家们提供领事的职位，“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尽绵薄之力”，并且特别提到自己愿意帮助一位诗人和一位雕塑家。斯科特将军当时正在与卫生委员会合作，想为那些残疾老兵在政府部门谋个差事，林肯强调说，委员会应该“始终要重视全国士兵极为重要的请求，根据公众的期盼做出安排”。

他对内阁是比较满意的。就职典礼后唯一的人事变动，是银行家休·麦科洛克接替威廉·皮特·费逊登担任财政部部长。去年夏天，费逊登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就有言在先，一旦全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他就可以卸任。到了1865年春，国库收入稳定了下来，再加上缅因州再度选他担任新一届参议员，自3月4日起就任，费逊登便放心地离职了。

对于失去这样一位颇有才华、工作勤奋的部长，林肯颇感遗憾，费逊登也“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辞别了总统”。费氏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最初对林肯是持批评态度的，但他最后对林肯十分崇敬。他给总统写信说：“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渴望报答您始终以友善和体贴的态度对我的关照。我也很想让您确信，当我辞职引退时，我对您个人的品质风范、政府治理能力的敬仰和钦佩之情与日俱增。”费逊登接着写道，他发现“为国家命运而持续不懈的奋斗”即将大功告成之际，“这个伟大民族推选的掌舵人，其贡献之巨无人能及”。

休·麦科洛克曾经担任过财政部金融管理局的局长，对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可谓驾轻就熟。然而，当林肯第一次找到他时，他却对这项任命感到有点紧张。麦科洛克对林肯说：“对于财政部部长应尽的职责，倘若我对自己的能力不那么缺乏自信的话，我本该很乐意从命的。”林肯愉快地回答说：“我会对此负责的，所以我想，我们会认为这件事已经安排妥了。”麦科洛克在这个职位上待了4年，从未因为接受林肯当年的托付“感到遗憾”。林肯希望的另一个唯一的内阁人事变动是在内政部。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盘算着想让艾奥瓦州参议员詹姆斯·哈兰接替厄舍。

这时，也到了约翰·尼可莱和约翰·海伊接手新工作的时候了。两位秘书为林肯工作极为出色，将总统大量的往来信函整理得井井有条，并对他收到的大量来信进行了回复。在白宫二楼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他们做过传达室的活，机智巧妙地挡住了嚷着要求见总统的大批参议员、国会议员、将军、外交官以及官场求职者。

约翰·海伊特别擅长于把众人哄得开开心心。“只要他站出来，哪怕只出现一小会儿，”与海伊大学时代同住一室的室友回忆说，“人们都会折服于他的魅力，而在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所有与他交往、跟他交谈过的人，总是会被他的这种魅力所倾倒。”

每过一年，林肯就会给他们的肩上加一些担子。1864年，尼可莱实际上担当了“林肯连任的竞选班子的非正式领导”，并且受命以林肯私人特使的身份，前去缓和密苏里州和纽约州的紧张气氛。海伊则被指定陪同格里利前往加拿大，并在那里与国会大厦之间辗转往返，传递机密口信，同时延揽南部联盟的选举人，请他们遵照林肯的计划进行佛罗里达州的重建工作。

对于林肯而言，他们忠心耿耿完成的这些工作固然可圈可点，但是两位年轻的助手和他的友情则更为重要。在林肯的第一任总统任期内，他们俨然成了他的家人，就像是一个同甘共苦的大家庭里的两个孩子。当林肯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或是从自己无穷无尽的故事库里挑选一二谈古论今时，他们会听得如痴如醉。这么多年来，两人在白宫与林肯促膝谈心，对他忠贞不二、爱戴有加。林肯彻夜难眠时，他们会通宵陪伴他；为了和林肯一起了解最新消息，他们也会早早起床。他们不分昼夜、形影不离地待在这位孤单的总统身边，让他感受到友情的温暖。

起初，海伊被林肯随意的工作作风搞得口瞪口呆，他给林肯起了个外号，叫他“古人”“巨头”。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有点儿自命不凡，曾经在他那位自学成才的上司面前流露出屈尊的意思。了解总统之后，他很快改变了这种想法。海伊被林肯的睿智和极富才华的思想所折服，到了1863年，他开始相信是“上帝之手”将这位出身荒野的律师请进了白宫。3年以后，他的结论是：“有着所有小毛病的林肯，是基督之后最了不起的人。”如果那帮“戴羊羔皮手套、慢条斯理的精英们”还没有发现这个人的伟大之处，那是因为他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及一只猫头鹰对一颗彗星的熟悉，猫头鹰在眨眼时还会看到它那闪烁的光芒”。

到了1865年春，尼可莱和海伊两人都在为下阶段新的工作和生活做准备。尼可莱娶了塞雷娜·贝茨，并且正考虑在华盛顿或巴尔的摩买下一家报社；而海伊觉得每天14小时的紧张工作让他压抑已久，现在该是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丰富社交生活的时候了。尽管他们都会想念林肯，但两人都觉得，能够不再与“悍妇”玛丽（他们很不敬地这么称呼她）进行没完没了的争执，真的让人很开心，而玛丽依然对丈夫把注意力放在两人身上感到愤愤不平。实际上，林肯再次当选总统后不久，玛丽曾在安森·亨利博士的帮助下，想要用新闻记者诺亚·布鲁克斯撤换尼可莱。而尼可莱显然跟林肯提到过他与玛丽之间的龃龉，但是总统对此三缄其口，避而不谈。

苏厄德为尼可莱和海伊两人都找到了很不错的工作。3月，当美国驻巴黎领事馆正式启用时，他推荐尼可莱前往担任领事一职，总统同意了，他知道这个机会对他这位忠实的助手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参议院毫无争议地批准了尼可莱的任命，《国家共和党人报》评论说：“如此重要的职务，过去从未授予过这么年轻的人士。”尼可莱激动不已，因为这个职位每年的薪水是5000美元，可以让他在婚后过上殷实的生活。

尼可莱的人事任命一经批准，苏厄德便开始集中精力解决海伊的问题。几年来，苏厄德与海伊过从甚密，无数个夜晚，海伊信步来到苏厄德的家中，他知道那里一定有丰盛的佳肴、妙趣横生的对话，以及热情的东道主等着他。此外，海伊在观察苏厄德与林肯在一起的情景时发现，这位国务卿是第一个认识到林肯“人品出类拔萃”的内阁成员。海伊亲眼见证了总统与这位过去的竞争对手之间持久而特殊的友情，他后来写道：“他们彼此信任，彼此尊重，从未受到妒忌和怀疑的困扰。”

3月中旬，苏厄德让海伊接受了一个巴黎公使馆秘书的差事。“完全没有主动提出这个要求，也完全没有料到。”海伊告诉哥哥查尔斯说，“以这样的方式离职，当然是既让人开心，又颇为体面。我目前的这个岗位，无论如何也该尽快离开了。”他曾经想过要回到伊利诺伊州的华沙，然而法国巴黎却是一个更加精彩的世界，海伊计划着在白宫再待上一个月左右，直至诺亚·布鲁克斯完成调动手续，接手工作为止。然后，他和尼可莱将乘船前往欧洲，开始他们新的征程。“这将令人无比欣喜，”尼可莱说，“因为我们两个人将会同时抵达那里。”

春天的气息似乎让玛丽·林肯重新振作起来。每年的2月有威利去世的忌日，每逢这段日子，她都会充满感伤。“我们这里的天气很不错，”3月20日，她写信给朋友艾布拉姆·魏克曼说，“我们周六晚上去看歌剧，萨姆纳先生陪着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开心的一小段时光。萨姆纳先生一改往日不苟言笑的态度，让自己变得非常和蔼可亲。昨天晚上，他再次加入了我们的小圈子。明天晚上，我们又要去听哈拜尔曼演唱《白衣夫人》中的那段《罗宾·阿黛尔》。对我来说，华盛顿的春天永远是一段令人惬意的时光，少数几位玩得最开心的参议员的家人一直待到6月，彼此之间无拘无束，将所有的繁文缛节都抛在一旁。”几天以后，她给萨姆纳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说她会寄一篇路易·拿破仑论述朱利乌斯·凯撒手稿的副本，她刚从国务院收到这份文件，并且知道他想读这份东西。“在即将来临的夏季，”她保证道，“我要亲自认真研读它，因为我已经很令人悲哀地忽略了这位矮小的法国佬，在我的幻想里，他是我非常熟悉的人物。”

塔德·林肯和他母亲一样，“脾气喜怒无常，很像4月的天气，有时大笑起来让众人惊愕不已，忽而又会放声痛哭仿佛伤心欲绝。”画家弗朗西斯·卡彭特曾经讲述过一件事。有一次，布雷迪工作室的摄影师们在一间空屋子里架设了器材，塔德已经将这里改造成了一座小型剧院。塔德因为“未经同意就擅自占用了他的房间而大发雷霆”，于是把房门锁住，把钥匙藏了起来，不让摄影师们取回化学药剂和各种藏品。卡彭特恳求塔德把门打开，但是被他一口拒绝。最后，总统不得不出面干涉，他离开办公室，过了几分钟之后带着钥匙返回。林肯告诉卡彭特：“我去见他时，塔德非常激动，很想打人。我说：‘塔德，你知道你给你爸爸造成了多大的麻烦？’他哭了，立刻就把钥匙给了我。”

约翰·海伊回忆说，不过大多数时，塔德还是“朝气蓬勃、活力十足”的，“他的内心健康开朗、兴致高昂，他的各种恶作剧和异想天开的冒险精神，让整个白宫充满了生气”。从黎明到黄昏，“你可以听到他高亢的笛声在总统住所单调沉闷的长廊里回响……临近午夜，当总统放下疲惫的笔，他总能发现自家的小淘气躺在桌子底下酣然入睡，要不就是趴在壁炉旁，卷曲的头发被燃烧的炉火烘烤着。这时，身材高大的总统就会抱起孩子，把这昏昏欲睡的小家伙背在肩上，弯腰穿过几道门，避开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吃力地走上好长一段路，把他送上床。”

尽管塔德从未努力培养起对书籍的热爱，并且“觉得自己学习拼写是浪费时间”，但他的头脑聪明伶俐，看人也很准。“面对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人和狗苟蝇营的求官者，他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冷淡和蔑视。”海伊惊叹道，“但是当他发现那些在候见室里等候接待的鳏寡孤独，或是衣衫褴褛的士兵，他常常乐意帮忙。”他生性敢作敢为，天生有一股机灵劲儿，因此他一完成学业，人们已经能很好地预见他的未来。林肯一心一意地疼爱着这个“小淘气”。

※※※

3月下旬，林肯、玛丽和塔德前往坡因特城探望格兰特。对林肯而言，这次为期 18天的旅居生活，是他4年来离开华盛顿享受到的最长假期了。格兰特的妻子朱莉娅看到报纸上的新闻不断地提到“总统疲倦的面容”，内心颇受震动，在她的提议下格兰特签发了一份邀请函。起初他担心这样发邀请函是否合乎礼仪，因为总统完全可以“不请自来”地访问他的大本营。但是在3月20日，他给林肯写了一封短信：“您能前来坡因特城一两天吗？我很希望见到您，我认为休息对您非常有益。”

林肯很喜欢这个提议，他请海军部安排一艘船将他带到南方。海军部副部长福克斯接受这个任务时感到很不开心，因为他认为“总统此行是一次极大的冒险”。为了把危险降到最低程度，他命令快速炮舰“蝙蝠号”舰长约翰·巴恩斯立即前往华盛顿的海军船厂报到，马上投入到这艘军舰必要的内部改造工作中，“一旦总统想在‘蝙蝠号’上安家，就能确保让他住得舒服一些。”为了讨论林肯可能需要的餐饮和各种便利设施，福克斯带着巴恩斯来到白宫。林肯告诉巴恩斯说，自己“虽然向往豪华奢侈，但是我只需要家常便饭和普通人的生活。只要你觉得能过得去，我就心满意足了。”回到海军船厂之后，巴恩斯开始指挥改装工程。

第二天上午，林肯把巴恩斯叫到白宫，告诉他说工人们为了改装工程忙了一夜，但是还需要干一些额外的活，这让他有点儿不好意思。他以抱歉的语气解释说：“林肯夫人已决定一起前往坡因特城，‘蝙蝠号’能否给她和她的女佣提供住处？”用水兵的行话来说，巴恩斯闻言吓得“全速后退”，因为他知道这艘朴实无华的炮舰“根本不适合女士的私人生活，也无法建造此类设施”。他回到船厂时发现，“‘蝙蝠号’的改装工程已经停工，租用了蒸汽轮‘大河女王号’。”这次计划改变让福克斯感到特别心烦意乱，他对于“林肯夫人陪同总统一起前行”，而被迫改用“一艘未经武装的、脆弱的河道航船，很容易遭到袭击而受伤”表示极为遗憾。他指示巴恩斯驾驶“蝙蝠号”跟在林肯的蒸汽轮后面，然而还是难以消除内心的紧张不安。虽然林肯也意识到了潜在危险，但他依然轻松愉快、兴致勃勃，还以“很滑稽的口吻谈到此次航行中为女人们提供空间的难题”。

3月23日星期四下午1点，总统一行，包括陆军上尉查尔斯·彭罗斯、塔德、玛丽·林肯、玛丽的女仆以及林肯的保镖威廉·克鲁克，在第六大街的兵工厂码头启程出发。当时斯坦顿已卧床不起好几天了，他不顾埃伦的反对，乘了一辆马车前来为总统送行，但是“大河女王号”已经在几分钟前起锚了。斯坦顿对总统的安全十分牵挂。一个小时后，“一场飓风横扫了全城”，这使他大为恐慌。“狂风怒号，伴随着电闪雷鸣，在这里确实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纽约先驱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报道说，“第六大街一家工厂的屋顶被刮落，掉在一辆出租马车上，砸伤了马匹和车夫。”在附近某些地区，树木被刮倒，房屋被摧毁，“而河道中的汽轮和帆船也发生了猛烈相撞”。斯坦顿再次从床上起来，匆匆来到陆军部，于晚间8点45分给林肯发了一封电报：“狂风在您启程后不久降临，但我希望您已安全抵达坡因特卢考特。……请从坡因特卢考特给我消息。”

就在这时，林肯本人却过得十分惬意。塔德在船上跑来跑去，搜寻每个隐蔽的角落，跟所有的船员交朋友；而林肯则待在甲板上，眺望着“城市，直至它在视线中消逝为止”。一回到舱内，他就开始津津有味地听“大河女王号”船长，讲述他在内战早期追捕偷越封锁线船只的惊险故事。克鲁克回忆说：“将近午夜，他才上床睡觉。”

克鲁克与塔德同住一间特等舱，他“睡得正香，被玛丽·林肯所惊醒”。“天气越来越冷，”玛丽解释说，“我进来看看我的小儿子被子是不是够暖和。”当天夜里晚些时，克鲁克在蒸汽轮穿越汹涌波涛时醒来，感到自己仿佛“慢慢地爬上山坡的一边，然后又从另一边飞驰而下”。第二天上午，克鲁克依然有晕船的感觉。他注意到，这次汹涌动荡的航行，并未对林肯造成明显的影响。相反，总统看上去悠闲自得，他说自己“感觉棒极了”，而且在早饭时“饱餐了一顿美味可口的鱼”。

玛丽非常怀念她丈夫在最后一次前往坡因特城的旅途中表现的幽默感。“战争即将结束，他备感振奋”，再加上摆脱了日常政务的沉重枷锁，“他尽情地宣泄自己的快乐，高兴得像个孩子，简直到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地步。这使我想起他最初的天性，我永远记得那样的他，在我们自己家里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周围都是他非常喜爱的东西”。

克鲁克回忆说，“到了24日的夜幕降临时分”，“大河女王号”抵达了坡因特城，绵延在眼前的一幅美景让他久久难以忘怀。“港口里，大小船只亮起五颜六色的灯火，和城里的灯光一起，沿着海滨高大的断崖峭壁四散蔓延开去，格兰特大本营的灯光，为整个山崖加上了一顶皇冠。”

总统抵达后不久，新提拔为上尉的罗伯特·林肯就陪同格兰特将军夫妇前来探望他。朱莉娅·格兰特回忆说：“我们和蔼可亲的总统在船舷跳板上遇见我们，他特别热情地跟将军打招呼，并且把手臂伸给我，带着我们前往林肯夫人早已等候的地方。”男人们让两个女人待在一起聊天，然后走进总统的房间，进行了短暂的磋商。克鲁克写道，“磋商结束时，林肯先生显得特别高兴”，格兰特再次告诉他，预计这场战斗已接近尾声。格兰特夫妇离开后，林肯和玛丽“兴致特别高涨”，他们聊天直到深夜。

第二天，就在林肯一家在底层甲板上吃早餐时，罗伯特过来报告说，原计划当天上午举行的阅兵可能不得不推迟，叛军已经对距离此地仅有8英里的斯台德曼要塞发起了进攻。在格兰特和谢尔曼的步步逼近之下，李已经决定放弃彼得斯堡，率部向南挺进前往北卡罗来纳，希望与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会师，并阻止谢尔曼与格兰特汇合。放弃彼得斯堡就意味着里士满失守，但这是让自己的部队死里逃生的唯一办法。袭击斯台德曼，其本意在于杀出一条逃生的血路，打联邦军一个措手不及。然而在几个小时之内，格兰特的部队就成功地夺回了要塞，恢复了原先两军对垒的分界线。

吃罢早餐，林肯沿着山崖步行来到格兰特的大本营，在这里制订了视察前线的计划。当总统一行经过几个战斗现场时，大家已清楚地看到，这场遭遇战比当初意想到的更为残酷。“在我们附近的战场上，尸体和伤员仍然到处都有。”巴恩斯回忆道。南军伤亡将近5000人，北军的伤亡则超过2000人。葬尸队已经开始忙碌，而救护车将伤员运往医院，医生们则照看那些依然躺在战场上的人们。“当联盟士兵俘虏排着长队在他们身边经过时，林肯对他们悲哀痛苦的下场表达了观感……对于周围哀鸿遍野的景象，他的整个脸庞充满着悲天悯人的表情。”在返回的路上，林肯发表感想说，他“已经看够了战争的恐怖，希望战争开始走向结束，希望不再有人流血，不再有家园遭到毁灭”。

“我这里距离今天上午发生战斗的地方仅有5英里。”在米德的大本营里，林肯给斯坦顿发电报说，“我亲眼看到了战俘，看起来他们的数量的确如米德所言有1600人。”林肯如此深入前线，让斯坦顿感到十分不安。他在回电中说：“我希望您会记得当年哈里森将军在蒂帕卡怒河告诫部下，让他们‘最好护送得远一点’。”但是对于那些在战场上真心诚意欢迎他的士兵而言，林肯出现在战场上，表明“他并不害怕在他们中间露面，并且乐意在这里和他们共担风险。和往常一样，他已经在远方和他们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当天傍晚，霍勒斯·波特发现林肯坐在篝火旁，神情愈加“凝重，他的话语比平时严肃许多”。毫无疑问，死者和伤员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一定让他难以忘怀。夜幕降临，总统打起精神，“用最生动的口吻聊一些社会时事，用他那令人捧腹的逸闻趣事来阐释这些话题，把陆军总司令和几位参谋人员逗得十分开心。”黄昏将尽之时，格兰特问道：“总统先生，您是否有时怀疑过我们事业最终将获得胜利？”林肯回答说：“从来没有。”

格兰特接着开始把话题转到“特伦特号”事件。根据格兰特的说法，在前一年夏天苏厄德访问期间，曾经参与过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苏厄德已经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释”。“是的，”总统说，“苏厄德潜心研究了所有写入国际法的文件，在历次内阁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他总是成竹在胸，准备充分。对于这个事件，我们慎重考虑过，但是当时处于战争的关键期，只能很快就做出移交囚犯的决定。我们吞下的这粒果子相当苦涩，但是我让自己平心静气，因为我相信英国在这件事上占的上风不会长久，在成功结束战争之后，我们会变得强大起来，也就会让它为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承担责任。”

林肯继续说道：“我感觉自己很像一个伊利诺伊州的病人。有人说，这个人在世时日无多，他应该和他所有的敌人握手言和。于是他说，在所有人当中，他最恨的是后村一个名叫布朗的家伙……因此，有人把布朗带来了。这时，这个病人像摩西一样谦恭地说，他愿意和所有的人一样安详地死去，他希望自己和布朗现在可以握手一笑泯恩仇。这一幕让布朗不由得大为伤感，他拿出手帕擦拭夺眶而出的泪水。……两人做了最后的告别，就连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悲痛欲绝。告别结束后，布朗差不多已经走到了大门口，这时这个病人撑起身子，大声叫住了他：‘可是瞧瞧这儿，布朗，倘若我的身体碰巧会好起来，小心啊，我可是会秋后算账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碰巧好转起来，我们也许会想，该把与英国的旧怨新仇一齐了结。”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这个令人愉快的夜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星期天上午，“大河女王号”载着总统一行沿河而下，前往视察波特将军的海军舰队。等候检阅的舰队“排成两列，彩旗四处飘扬，甲板上水兵们欢呼喝彩”。巴恩斯写道，每一艘船经过时，林肯“都会挥舞着他那顶高帽，仿佛在自己老家跟老朋友打招呼一样。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小男生似的兴高采烈”。在波特的旗舰甲板上吃完午餐后，“大河女王号”便驶往艾肯码头。在那里，已经有人为林肯备好了马，安排他和格兰特一起骑马来到4英里以外奥德将军的营地，而玛丽·林肯和朱莉娅·格兰特则坐在一辆救护车后面款款而行。“总统兴致勃勃，”巴恩斯写道，“在骑马穿过树林和沼泽地时，他先后与格兰特将军和奥德将军谈笑风生。”他们抵达阅兵场时，几位女士还没赶到。由于部队已经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而且还没有吃午饭，于是几个人决定不等夫人们到场，马上开始检阅。奥德将军的妻子玛丽提出“在林肯夫人和格兰特夫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她来陪同检阅骑兵队伍是否妥当”，她得到的回答是“当然没问题，来吧！”

与此同时，救护车带着几位女士行进在木排路上，一路崎岖，把大家折腾得够呛。每当车子碰上一根圆木时，就会发生剧烈颠簸，把人们抛向空中。玛丽担心慢吞吞地往前赶路无法准时到达阅兵场，会令人很不高兴，于是她吩咐车夫加快速度，但这样只会“欲速则不达”，因为一开始“这群人就被颠簸得从座位上腾空而起，脑袋撞到了马车的顶篷”。负责护送女士们的霍勒斯·波特回忆说，这时玛丽“坚持要走下车步行，但是由于路上一片泥泞，连车轱辘都深陷其中，格兰特夫人和我都劝她说，大家最好还是坚持坐在马车上，这是我们唯一安全的诺亚方舟”。

玛丽终于赶到了阅兵场，看见风姿绰约的奥德夫人骑着马行进在自己丈夫身边，抢了本该属于她的风头，她不禁勃然大怒，讲了一大通指责奥德夫人的话。在“一大群官员面前对她出言不逊”，令人十分尴尬。根据一位旁观者的记述，奥德夫人“泪水夺眶而出，她哭着问自己究竟错了什么事。但是林肯夫人仍然不依不饶，继续大发雷霆，直到自己再也发不动火为止。格兰特夫人想为朋友说句话，而所有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当晚，玛丽在吃晚饭时继续大发牢骚，她丈夫显然被惹恼了。巴恩斯舰长大为惊奇地写道，林肯对她的态度“总是那么一往情深、关怀备至，那态度与众不同，温文尔雅、自然真挚，见过他们在一起的人，无不为这样的风度所动容”。林肯知道妻子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会为当众发火感到羞愧，于是他并不想再把事态扩大。也许，正如玛丽的传记作者所暗示的那样，玛丽在马车上头部受了风寒，引发了偏头痛，情绪失控、大发脾气。不知是因为生病还是羞愧，在后来的几天里，玛丽始终待在她的特等舱里闭门不出。

就在这时，谢尔曼将军正在前往坡因特城的路上。他的部队已经驻扎在北卡罗来纳的戈尔兹伯勒进行休整，给他留出几天的时间去探望格兰特，讨论最后阶段的进军计划。抵达目的地后，谢尔曼和格兰特热情地互相问候，“诚挚地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在霍勒斯·波特看来，“他们这次相逢，更像是两个男生在假期结束后走到了一起，而不是一场宏大的战争悲剧的两位主角之间的会面。”两人谈了一个小时，漫步来到码头，一起登上“大河女王号”去见总统。林肯跟谢尔曼打招呼的“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和表情”，让将军久久难以忘怀。这时，总统打开了话匣子，他想了解谢尔曼从萨凡纳向戈尔兹伯勒挺进的情况，“谈话气氛十分活跃”。

当谢尔曼和格兰特谈到他们一致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前，可能还将有一场更加血腥的鏖战”时，气氛开始凝重起来。他们相信李将军如今唯一的选择是后撤到卡罗来纳，在那里与约翰斯顿的部队联手，准备与谢尔曼或格兰特进行殊死一搏。“必须流更多的血吗？”林肯问道，“这场血腥的战役真的无法避免吗？”两位将军解释道，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他们说了算，一切将取决于罗伯特·李所采取的行动。

第二天是3月28日。清晨，谢尔曼和格兰特一起，在海军司令波特的陪同下回到“大河女王号”，两人在楼上的大厅里和林肯谈了很长时间。谢尔曼问林肯，鉴于战争已临近结束，“对于被击败的叛军应该如何处置？对于像杰斐逊·戴维斯等政治领袖又该如何处置？”林肯回答说，他“只是希望我们打败所有负隅顽抗的敌人，让那些参加联盟军队的人回到老家，让他们解甲归田，开店做生意”。他绝无复仇或惩罚之意。“让他们拥有用来耕田的马，如果你愿意，也让他们保留用来打鸟的枪。我决不想看到有人受到惩罚。应该始终宽容地对待他们。我们希望那些人重新效忠联邦，遵纪守法。”

至于杰斐逊·戴维斯及其高层政治人物，林肯在私下里希望他们通过某种渠道“逃离这个国家”，但是他不能在公开场合这么说。“像往常一样，”谢尔曼回忆道，“他用一个故事说了自己的看法。有个人发誓要彻底戒酒。有一回，他去探望一个朋友，朋友请他喝酒，但是他以自己立誓戒酒为由谢绝了。当他的朋友提出来要给他喝一杯柠檬水时，（这人）同意了。在准备柠檬水时，这个朋友指着白兰地的酒瓶说，如果在里面掺一点儿白兰地的话，柠檬水的味道会更好。这人说，如果主人背地里做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他并不反对。”谢尔曼立刻对总统的意思心领神会：“林肯先生希望戴维斯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流亡。”

当天下午晚些时，谢尔曼离开了坡因特城，回到自己的军营秣马厉兵，准备投入即将爆发的战斗。辞别后，总统“那温和善良的天性，对全体人民的苦难强烈而真挚的同情，对疆场上军队的勇猛、刚毅和正直的绝对信任”，在谢尔曼心中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当然，“他的脸庞饱经沧桑，形容憔悴，但是当他开始讲话的一刹那，他的脸变得神采奕奕，平日那高大的身躯完全舒展开来，他是诙谐幽默、人情味的最好化身。”十年以后，谢尔曼依然对林肯无与伦比的领导才能深信不疑。“在我遇到的所有人当中，他的崇高品质与善良本性相互交融，可谓无人能及。”

第二天一大早，林肯步行来到了火车站，为即将奔赴前线、投入战斗的格兰特送行。他们都希望这将是与李将军进行的最后决战。即将爆发的战役让林肯心事重重，自从“访问陆军总部以来”，他的“神情从未显得如此严峻”。霍勒斯·波特回忆说：

“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眼睛下方的眼圈更黑了。”当火车从站台上缓缓驶出时，格兰特及其随从们挥舞着帽子向总统致敬。在还礼时，他“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大喊了一声”。林肯说：“再见了，先生们，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

就在格兰特离开坡因特城的同时，苏厄德正在南下与林肯会合。“我想总统一定给他发了电报。”威尔斯推测说，“倘若如此，我的结论是又要开始和谈了。我绝对无法肯定，这场进退不定的行动和胡搅蛮缠，对总统而言是不是最明智的做法。”《论坛报》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觉得即便是普通的智者，都无法想象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竟然会在这样的时候跑到前线去，目的只是找乐子、休闲甚至是保健疗养。”这篇社论暗示说，他想“亲自带来和平，作为对自己的回报”，这种愿望“实在太过美妙，让人难以置信”。

尽管林肯很明显渴望“亲自带来和平，作为对自己的回报”，但他去坡因特城，其意并非进行深入谈判。实际上，他曾想过要“换换空气，休息休息”，也想有机会“从说客们没完没了的无情压力中解脱出来”，但更重要的是，他想强调自己已责成格兰特与李将军进行对话，内容仅限于投降协议书或单纯的军事问题，格兰特“不应就任何政治问题做出决定、讨论或者协商。这样的问题是留给总统亲自解决的”。林肯希望自己对叛乱分子的宽大政策，不会因为一系列惩罚性的行动计划受到影响。

他知道，在离开华盛顿的第二周，他办公桌上的文件正在越积越多。但是他仍然没有准备打道回府。“我开始觉得我应该回家了，”3月30日，他给斯坦顿打电报说，“尽管如此，我不想在没有看到格兰特将军目前的攻势接近尾声的情况下离开这里。他昨天上午已经动身……昨晚10点15分，天下着雨，没有月亮，漆黑一团。这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不久，从彼得斯堡方向又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响，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声音离这里很近，枪炮发出的闪光照亮了云端。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大战，但是这儿的老兵们很少注意这个。而且，我可以肯定，今天上午有人发现，一切几乎照旧。”斯坦顿很快回电说：“我希望您能看到功德圆满，或者至少再待上几天。我坚信您在那里，将在激励士气、收复里士满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与之相比，其余的工作可谓无足轻重。……眼下，陆军的片刻喘息都是不利的，只要您在现场，就不会出现停顿，这里一切平安。”

当时苏厄德极有可能前来陪伴林肯，他只待了两天。4月1日，他陪着玛丽返回华盛顿。显然，林肯夫妇已经打定主意，在玛丽当众发怒之后，她最好待在白宫，远离那些爱打听消息的记者。林肯曾向她讲过一个梦，说自己梦见白宫着火了，而玛丽想要确信一切都安然无恙。当她登上北上的蒸汽轮后，她的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同行的卡尔·舒尔茨一路上和她聊天。他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写道：她“在我看来绝对可爱。她责怪我没有去看望她，她的各种邀请多得让我无法忍受。我在几个小时内了解到的国家机密，比一年之内了解的还要多……她是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人”。

这一整天，林肯多次来到坡因特城的电报室，焦急地等待着格兰特的消息。回到“大河女王号”，他还能看到远处“大炮的火光”，表明彼得斯堡战役已经打响。克鲁克回忆说：“他几乎整夜都在甲板上来回走动，并不时停下脚步或倾听，或眺望黑暗的远方，似乎想看到些什么。那天晚上，他脸上的焦虑痛苦之深，为我所未见。”

战役非常激烈，但是到了凌晨，联邦军已经攻破了彼得斯堡的外围防线，几乎打到李将军在滕布尔会馆的大本营。李将军知道大势已去，便命令部队从彼得斯堡和里士满撤退。当晚，林肯获悉格兰特“已从河的下游到上游范围完全控制了彼得斯堡”，并且已俘获了“大约1.2万名战俘”。格兰特还邀请总统第二天前往彼得斯堡视察。

那天一大早，林肯就从豪华的“大河女王号”上，搬到了海军司令波特那艘空间紧凑的旗舰“麦尔文号”上。波特担心兵营宿舍过于狭窄，便把自己的卧室让给林肯，“但是他言辞恳切地谢绝了”。波特回忆说，林肯选了一间“最小的房间，6英尺长， 4英尺半宽”。第二天早晨，他坚持说自己“睡得很好”，并且开玩笑地说“你不可能把长刀插入短鞘中”。波特想到，总统那六英尺四的身躯一定是超出那张床太多了，于是他叫来木匠把墙凿开，扩大了房间面积，并增加了床的长度。第二天，林肯醒来后，高兴地大声说道：“昨晚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奇迹，我变矮了6英寸，而且还变瘦了大约1英寸！”

这时，格兰特正在彼得斯堡市场大街的“一幢带有前院、看上去颇为舒适的砖瓦房”里等候林肯的到来。为了找到格兰特，林肯必须骑马穿越遍布尸体和垂死士兵的战场。几年以后，他的警卫还能回想起“一个人的前额被子弹打了一个大洞，还有一个人的两条胳膊都被打飞”的场面。当林肯专注地看着这惨烈的一幕时，克鲁克注意到他的“面庞因悲哀而露出刀削般的皱纹”。而他与格兰特见面时，神情已经恢复如初。格兰特的副官霍勒斯·波特看到林肯“在大街上翻身下马，大踏步迅速穿过前门，他满面春风。当格兰特将军走上前去迎接他的时候，他紧紧抓住将军的手，使劲晃了好一阵子”。林肯如此兴高采烈，以至于波特怀疑他这辈子是否“还有啥比这更开心的事”。

当好奇的市民们漫步经过这里时，林肯和陆军中将已经在屋子前面的露天广场上谈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尽管里士满方面尚未传来任何消息，但是格兰特推测说，打下了彼得斯堡，李别无选择，只能从南部首都撤离，沿着丹维尔大道往西败退，企图逃到北卡罗来纳。联邦军在这个情况下应该尽力“抢在他前面把他的后路切断”。格兰特希望在陪同总统期间能收到攻占里士满的消息，但是没有丝毫消息传来，他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前线部队了。

林肯回到坡因特城，这时有消息传来说，由韦策尔将军率领的联邦军队已经攻占了里士满。“感谢上帝，让我活着看到了这一时刻！”他对海军司令波特说道，“我就像是做了四年的噩梦，如今这噩梦终于结束了。”

而对于杰斐逊·戴维斯和南方联盟政府而言，噩梦刚刚开了一个头。24小时前，这位联盟政府的总统已经收到了李将军计划撤离的坏消息。戴维斯坐在圣保罗教堂惯常坐的那张长椅上，参加礼拜天的祷告式时，收到了“一份电报，上面说李将军只能坚守到当天夜晚，并告诫（他）说我们必须撤离里士满，而部队将在当晚撤退”。

“紧接着”，一位参加祷告仪式的人注意到，戴维斯“立刻站起身来，在教堂内所有人质询的眼光下，沿着过道匆忙走了出来”。他召集内阁成员参加紧急会议，计划安排一辆专列，将高级官员和重要的政府文件运送到西南方向的丹维尔，并打算在那里重新建都。当部队要撤离的消息传出后，所有的市民都大为惊慌，一场大规模的出逃开始了。混乱中，有人精心策划了一场小范围的火灾，原本想在联邦军到来之前烧毁烟草仓库，但是火势蔓延开来，场面失控，致使“城市主干道与河流间大约四分之三英里的地区内的所有财物”被付之一炬，沿街的所有公共建筑，包括里士满《调查者报》和《探询者报》的办公室在内全部葬身火海，只有海关大楼和斯波茨伍德酒店在大火中幸存下来。

1865年4月3日临近中午，攻占里士满的消息传到了华盛顿的陆军部。当电报线的那头发出“这是四年来从里士满传来的第一条消息”时，报务员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从窗户边上喊道：“里士满已经攻克了！”这消息迅速“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大街小巷像变魔术般地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奔走相告，他们笑着、叫着、欢呼着，尽情宣泄内心的欢畅”。《先驱报》的一位记者注意到，许多人“像孩子般喜极而泣”，“男人们在大街上相互拥抱，彼此亲吻，疏远多年的亲朋好友再度握手，重续旧缘”。

人们聚集在陆军部，呼唤着斯坦顿的名字。当时，斯坦顿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没有离开过办公室了。他的助手约翰逊回忆说：“他站在台阶上开口说话时，颤抖得像一片风中的叶子。他的声音饱含激动。”斯坦顿一开始表达了“对万能的主解救这个民族的感激”，接着他呼吁人们“感谢总统、感谢陆军和海军，感谢海上和陆上的伟大统帅们，感谢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奋勇杀敌、血染疆场的英勇将士们”。斯坦顿的“话语因过于激动而变得断断续续”，然而当他讲完，人群用震耳欲聋的呐喊表达了他们的支持。

这时，人们请苏厄德接着发表讲话。苏厄德此前一直待在陆军部，等候着攻占里士满的消息。他非常清楚，这个荣耀的时刻属于斯坦顿，于是他发表了一篇简短而幽默的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表示，他觉得现在该是改组内阁的时候了。苏厄德说道：“我前几天开始到‘前线’去，当我来到坡因特城，他们告诉我说前线在哈切斯朗；而当我来到那里时，有人告诉我前线不在那儿，而是在其他地方。当我掉头往回走时，部长告诉我前线在彼得斯堡。但是还没有等我的脑子转过弯来，有人又告诉我前线在里士满，在彼得斯堡的西面。现在，我让你们来下判断，我该如何评价这样一位陆军部部长？”这时，人群爆发出一阵“响亮而有力的”喝彩，斯坦顿“喜气洋洋地”领着大家齐声高唱起《星光灿烂的旗帜》。

各大报章竞相发行号外。“买报的人似乎没完没了，”《星报》报道说，“几乎超出了我们闪电般的加印能力。”《先驱报》的一百名送报人“仿佛手执血十字传递敌情，他们脚下生风、马不停蹄，情绪激昂、气喘吁吁”，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奔跑着分发报纸。“号外！大捷！攻占里士满！”报纸上充斥着这样的大幅标题。补充报道说，黑人部队是头一批进城的。倘若有人没有听到报童的呼喊，那么按照斯坦顿的命令鸣放的800响礼炮，则为他们传来了高奏的凯歌。

当天晚上，大街小巷鼓乐齐鸣，政府大楼的窗边烛光闪耀，每一幢楼的屋顶旗帜迎风招展。苏厄德来到斯坦顿家，和一群客人共进晚餐。只有一件事让这天晚上的庆祝没有完全尽兴，这就是林肯的安危，让斯坦顿和苏厄德都十分牵挂。那天早些时，苏厄德曾与詹姆斯·斯皮德说过，他担心“倘若有暗杀行动，那么现在正是最佳时机”。苏厄德告诉斯皮德，随着里士满被攻陷，“南方人会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根据历史经验，在这种时刻，狗急跳墙、孤注一掷的行为会屡屡发生。而“总统作为联邦这一方最具声望的人，将成为袭击的首选目标”。苏厄德知道，玛丽从坡因特城返回途中的第二天，已经邀请斯皮德去探望她。于是恳求斯皮德“提醒总统情况危险”。

斯坦顿始终担心总统的安全，他根本不需提醒就知道，局势比任何时候都要险恶，他已竭力阻止林肯前往彼得斯堡。斯坦顿请他“三思，是否应该让自己使国家置于灾难性的后果之中”，并且指出，尽管将军们“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必须冒着这样的危险，但是政治领袖们“和他们并不一样”。林肯收到斯坦顿的电报后，已经准备从彼得斯堡返回。他感谢陆军部部长的关心，并且保证“保护好（自己）”，但是同时他又宣称，自己将在次日动身前往里士满。

4月4日星期二，上午8点。林肯踏上了前往里士满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旅途。当“麦尔文号”抵达这座城市附近的河道时，被“各种各样的残骸”挡住了前行的水路，其中包括“死去的马匹、被损坏的军用设备、沉船”以及“漂浮的水雷”等，因此他们被迫转移到船长的驳船上，由海军陆战队操纵的一艘小拖轮在前面拖曳而行。后来拖轮搁浅，总统能否安全抵达目的地，就要靠12位水手的划船功夫了。这个情形让克鲁克十分紧张。他描写当时的情景说：“在（船的）两边，鱼雷离我们近在咫尺，当船儿划水而过时，我们可以伸手触碰到它们。”

“当时我们在一艘孤舟之上。”海军司令波特回忆道，“在与几艘桅杆上旗帜飘扬的船只一起启程之后，我们希望以适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身份的礼仪进入被征服的敌都。”林肯丝毫也不感到烦恼。他高兴地说，这个情形让他想起一个故事。有人曾经找到他，想获得一个总领事的职位，当他发现自己不能如愿时，便退而求其次想要一个较低的官职。最后，他提出想做海关监察员。当他发现自己依然无法如愿以偿时，他要我给他一条旧裤子。不过，态度谦恭总是一件好事。

林肯一行登岸后不久，就被一小群黑人劳工团团围住，他们大声喊道：“包（保）佑大老爷！达（大）救星来了！……善哉，赞美我主！”有人率先下跪，接着其他几个人也相继跪倒在地。“不要向我下跪，”林肯深情地说，“那样是不对的。你们应该只向上帝下跪，感谢他赐予你们从今以后享受到的自由！”于是这些人站起身来，他们手拉手唱起了一首赞美诗。“一度死气沉沉”的大街小巷开始“突然活跃”起来，成群结队的黑人“从山上，从河边，争先恐后地走上街头，大声欢叫”。

人群越聚越多，林肯在大街上漫步时，他们就尾随其后。“这是温暖的一天。”海军司令波特感叹道。而林肯的高个子“在那里绝对是鹤立鸡群”，人们很容易认出他来。在这段2英里长的路途中，数百张白人的面孔从沿街的窗户向外张望，他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位瘦高个儿“以他惯有的大大咧咧的样子，昂首阔步向前走去，用充满兴趣的目光，将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

他们终于抵达韦策尔将军的大本营，总算是安全了，林肯的保镖松了一口气，因为他觉得自己曾恍惚瞥见一个穿南方联盟制服的人，从沿途的一扇窗户里用枪瞄准林肯。韦策尔和他的将士们占领的这座用灰泥粉刷的大宅，是两天前杰斐逊·戴维斯刚刚逃跑后留下的。巴恩斯舰长回忆道，林肯走进联盟总统这间“装饰得非常舒适”的办公室，穿过房间“走到安乐椅边，结结实实地坐在上面”。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似乎都是“一个无上荣光的时刻”，然而林肯却丝毫没有流露出胜利的得意洋洋。他最初说的一番话语气十分温和，只是要了一杯水。水很快端上来了，还附带送上了一瓶威士忌。一位依然在工作的黑人老仆人告诉他们：“戴维斯先生已经吩咐他们，让他们好生打理这座房子，干干净净地留给北方佬。”

林肯已经在宅子里走了一圈，他似乎“对所有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并且跟韦策尔将军的参谋人员见了面。当南部联盟陆军部部长助理约翰·坎贝尔前来看他时，林肯对他表示了欢迎。两个月前，林肯曾经在汉普顿大道会议上见过他。虽然他们的会谈细节后来受到人们的争议，但林肯当时似乎依然担心李将军可能会准备最后一战，他同意如果弗吉尼亚议会废除分离法令，并将本州军队从战场上撤离的话，就允许它召集正式会议。

那天下午，总统及其随从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在城里穿行，他们找到了南部联盟的国会大厦，“到处是一片狼藉，以及仓皇逃跑的迹象。议员们的桌案翻倒在地，成捆临时发行的纸币被扔在地上，一些颇有价值的政府文件撒落得到处都是。”回到旗舰之后，海军司令波特和威廉·克鲁克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克鲁克一整天都在为林肯的安全问题提心吊胆，他事后写道：“有人企图要（林肯的）命却没有得逞，这简直是个奇迹。他能够平安无事地出入这里，应该是南方永远的光荣。”

当晚，林肯在“麦尔文号”上休息时，国务卿已下令，让首都的所有公共建筑全部大放光明。“全城在焰火、烟花以及各种各样的灯饰的映照下如同白昼。”诺亚·布鲁克斯写道：“大街小巷，五彩缤纷，流光溢彩。”似乎整个“华盛顿的市民”一齐涌上街头，分享胜利的喜悦，观赏“由数千枝闪耀的蜡烛编织成的”这幅灿烂而壮观的美景。

尽管苏厄德也加入到这壮观的庆祝活动之中，但是他内心依然十分着急。第二天，他告诉威尔斯说，他已找到了一艘缉私船，他会随身携带一些需要总统立刻审阅的重要文件，乘船前往里士满。威尔斯在日记里写道：“他心急如焚地想见到总统，这些行程安排只是借口罢了。”

与威尔斯刚刚辞别了几分钟，苏厄德的马车就遭遇了一场车祸，差点儿让他一命呜呼。当时范妮带着朋友玛丽·泰特斯来到国务院，去参加父亲和哥哥弗雷德“习惯性的”下午乘车兜风活动。当马儿沿着佛蒙特大街前行时，车夫发现车门的门闩没有插好，于是他停下车来，将车门关严实。可是还没等他回到座位上，马匹突然狂奔起来，“车夫被缰绳拉扯得左右摇晃，就像有人用辫子把猫儿逗得左右摇摆那样”。弗雷德和苏厄德都从车上跳了下来，想拉住逃跑的奔马。弗雷德没有受伤，但是苏厄德在跳车时脚后跟撞在马车上，着地时“狠狠撞在了马路上”，他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马儿向前猛冲过去，”范妮在日记里写道，“我们被突如其来的事故搞得晕头转向。”他们在一条小路上“掉转方向，紧挨着一棵树擦肩而过”，朝着一幢屋子的转角处一头冲了过去，范妮吓坏了，以为自己会在那里“被撞得一命呜呼”。幸运的是，一位过路的士兵拽住了脱缰的奔马，结束了这场让人魂飞魄散的兜风。范妮急匆匆跑回她父亲失足掉下马车的地方，结果惊骇地发现他已摔伤倒地，“鲜血从他的嘴里汩汩涌出”，起初她害怕他已经死了。

人们花了2小时把苏厄德抬回家，当时他一直不省人事。当苏厄德醒来后，他开始痛得神志不清。他的下颚骨折，肩膀严重脱臼。医生们赶来了，范妮听见他疼痛的叫声从卧室的门口传来。最后，她终于可以去见父亲，“他鼻青脸肿，面目全非……几乎没了往日的模样。”

斯坦顿闻讯后，立刻赶到苏厄德的病榻前。范妮回忆说，在那里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在病房里的女人”，也许斯坦顿还记得自己孩提时代曾在父亲的病榻边侍奉左右的情景，他小心翼翼地照料着老朋友，给他“擦拭双唇”，抹去周围的血块，“对他轻言细语”，在苏厄德的病榻前待了好几个小时。回到陆军部后，斯坦顿给当时在坡因特城的林肯发电报说：“苏厄德先生从马车上摔下，位于头胸连接处的肩胛骨骨折。头部和面部多处淤血肿胀，依我看他伤势极为严重，我觉得您有必要前来。”

林肯在午夜前夕获得了这个消息，他对格兰特说，苏厄德遭遇意外，他有必要返回华盛顿。与此同时，玛丽和她邀请的几位客人，包括詹姆斯·斯皮德、伊丽莎白·凯克利、查尔斯·萨姆纳、哈兰参议员以及尚布伦侯爵等人，正乘坐蒸汽轮前往坡因特城。第二天拂晓，玛丽给斯坦顿发了一封电报：“如果苏厄德先生伤得不重，总统可否等我们抵达坡因特城之后再动身？”军医处处长这时已确诊苏厄德没有内伤。斯坦顿告诉玛丽说：“不反对总统继续留在坡因特城。”几个小时之后他派人捎话给林肯说，苏厄德正在康复中：“我已见过他，并且把所有的消息都念给他听了。……他神志清醒，精神状态良好。”

玛丽一行于4月6日中午抵达目的地，林肯将他们带进“大河女王号”的客厅，给他们分发最新的战报，格兰特给人们带来的全部是好消息。哈兰参议员发现，“他的整个模样、姿势，以及举止风度都大变样了，实际上他已经脱胎换骨。过去在他的骨子里挥之不去的那种难以形容的悲伤，已突然转变为一种同样难以形容的平和的快乐表情，仿佛他已意识到自己已了却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似的。”然而让侯爵大为感叹的是，“根本无法察觉他流露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骄傲之情，更不用说妄自尊大了。”

当客人们动身前往里士满时，林肯依然待在坡因特城，等候格兰特发来进一步的消息。不久，传来了好消息——谢里登发来一份电报的副本报告说，他与李正在后撤的部队进行了交战，并且打赢了这一仗，俘获“数千名战俘”，其中包括6名将军。谢里登预言说，“如果此事见诸报端的话，我认为李会投降的。”林肯欣喜地回电说：“就让这件事见诸报端吧。”

当天晚上，朱莉娅·格兰特在林肯的老友沃什伯恩的陪同下，登上了“大河女王号”与林肯一行会面。围绕着如果抓住了戴维斯应该如何处置他这个问题，众人讨论得热火朝天。“不能让他逍遥法外，”人群中有人说道，“他必须被绞死。”林肯立即插嘴道：“我们还是不要对不该下判断的东西妄自断言吧。”

星期六上午，林肯和他的客人们访问了彼得斯堡。侯爵回忆道，在某个地方，他“让马车停了下来”。林肯在上一次视察中，曾经看到一棵“非常高大而美丽的”橡树，这次他很想再靠近一些，好仔细打量一下这棵树。“他赞美它的树干粗壮挺拔，枝繁叶茂，欣欣向荣”，让他想起了西部森林里的“大橡树”。他们经过“一处古老的乡村墓园”，看到春花似海，绿树如盖。林肯再度停车驻足，他回过头来对妻子说：“玛丽，你比我年轻，你会比我活得更久，我去世之后，请把我的遗骨埋在像这样宁静的地方。”在返回坡因特城的火车上，林肯发现一只乌龟“在路边享受着温暖和煦的阳光”，他说要是能让火车停下来，把这只乌龟带上车就好了。“这只小家伙笨拙的样子似乎很让他开心。”伊丽莎白·凯克利回忆道。在返回码头时，他和塔德两人一路上“欢声笑语”绵绵不绝。

虽然玩得尽兴，可是下午依然面临着繁重的任务。林肯看望了坡因特城里的伤兵。侯爵回忆说，他走过“一张又一张病床”，“对每一位伤员都好言抚慰，或者至少跟他们握个手”。伤员中有一位24岁的上尉，曾因作战勇敢而获得表彰。林肯来到他的床前，握住他的手。“这垂死的人半睁开眼，唇边掠过一丝虚弱的微笑，紧接着他的脉搏停止了跳动。”林肯在伤员中间待了5个小时，才筋疲力尽地回到轮船上。当侯爵询问林肯对法国与墨西哥之间的争端有何看法时，林肯答道：“仗已经打够了，在我的第二个任期内，不会再有更多的战争了。”

当天傍晚，“大河女王号”准备返回华盛顿，格兰特的副官和参谋人员赶来向众人道别。林肯本打算一直待在坡因特城，直到李缴械投降，可是他觉得自己应该去探望一下苏厄德。“暮色渐浓，灯火初上，照得整条船一片通明，”伊丽莎白·凯克利回忆道，“看上去就像一艘充满魅力的水上宫殿。”乐队登上甲板后，林肯要他们演奏《马赛进行曲》，向尚布伦侯爵致敬。

星期天，当“大河女王号”吐着蒸汽向华盛顿进发时，尚布伦回忆说，“众人开始详细探讨文学方面的话题。”林肯手拿“一卷漂亮的四开本莎士比亚作品”，朗读了《麦克白》中的几个片段，其中包括这位国王向被谋杀的邓肯所发表的一番不无痛苦的表白：

邓肯现在睡在他的坟墓里，

经过了一场人生的热病，

他现在安息了。

叛逆者已经对他施加了最狠毒的伤害，

再没有刀剑、毒药、内乱、外患，

可以加害于他了。

林肯十分缓慢地朗诵这几行台词，他惊叹于“一个人竟然能将一位凶手描写得如此栩栩如生，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之后，作恶者内心备受折磨，开始妒忌受害者长眠不醒”。林肯念完后，“他又将同一幕念了一遍”。苏厄德认为，林肯的人身安全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林肯挑选的这些作品片段其内容颇为不祥，这使詹姆斯·斯皮德决意将苏厄德的这一警告转告林肯。“他立刻打断了我，”斯皮德回忆道，“说自己宁愿死去，也不愿始终活在忧惧之中。”更何况，他认为起码应该让“人民知道我在他们中间毫不畏惧”。

当天黄昏时分，蒸汽轮经过佛农山，尚布伦触景生情地对林肯说：“佛农山与春田保留着华盛顿和您本人的回忆，也是独立革命和内战的回忆，这些都是有朝一日美国人同样尊敬的地方和名字。”这个评价让林肯的脸庞浮现出一丝朦胧的微笑。“春田！”他说道，“4年了，如果我能平平安安地回到那里颐养天年，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

几年之后，尚布伦依然对林肯那与众不同的气质十分着迷。初次见面，他“留给你的印象中有一种莫名而深沉的伤感”，尽管他也“十分幽默”，常常讲些妙趣横生的故事，然后朗声大笑，“但是他会突然收敛情绪，然后闭上眼睛，整个模样一下子流露出某种难以形容的深刻忧郁。少顷，仿佛是因为竭力控制情绪的结果，他会化解内心那种神秘而沉重的心结，那豁达和坦率的性情再一次显露出来”。

林肯的这种情绪转换，让这位法国人很是迷惑，而林肯的保镖克鲁克对此却很能理解。他发现，林肯似乎独自一人默默承受了战争的恐怖，在两个星期的旅途中，克鲁克发现了林肯“内心的苦闷。当加农炮发出雷鸣般的嘶吼时，他知道，人们正在像被割的草那样倒下”。克鲁克也曾亲眼目睹总统把眼光落到“彼得斯堡战场上尸横遍野，奄奄一息的士兵身上时”，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他察觉到林肯“对叛军俘虏的惨状所寄予的深深同情”，而“在满目疮痍的里士满，一群高贵的人遭到毁灭的景象”也让他扼腕叹息。每当他的周围出现类似的情景——如受伤的士兵、被俘的囚犯以及战败的南方人时，林肯都会把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无怪乎有时他会满腹忧伤，即便他本人性格开朗，这种忧伤也难以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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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林肯马不停蹄直接来到苏厄德的病榻前。弗雷德·苏厄德回忆道：“当时已是傍晚，煤气灯光幽暗，屋子里静悄悄的，大家走路都蹑手蹑脚，说话也是轻声细语。”他父亲的病情正在恶化，高烧得更加厉害，“为他治病疗伤的医生们都忧心忡忡，认为他昏迷不醒，伤得不轻，恐怕在劫难逃”。弗朗西斯急匆匆地从奥本赶来，发现丈夫的伤势比自己想象得还要严重。她写道，他的面庞“伤痕累累、脸部肿胀、面无人色，以至于人们已很难辨识他的身份，他的声音已经变了，下颚骨折，舌头肿大，几乎完全不能说话。看到他这副模样，我心如刀绞”。然而，他的神志“相当清晰”，并且一如既往地“耐着性子，毫无怨言”。

“受伤的胳膊特别敏感，”弗雷德回忆道，“就连在床上穿衣时都疼痛难忍。”为了不让他们碰自己的胳膊，他躺在床沿尽可能与房门保持最大距离。林肯走进房间，靠着这位打上了绷带的病人，在床的另一头坐下。“您从里士满回来了？”苏厄德用断断续续、刚刚能听得见的声音询问道。“是的，”林肯答道，“而且，我认为我们终于快要熬到头了。”为了让谈话更亲密些，林肯把身子伸展开来，用手撑着脑袋，与苏厄德并肩躺在床上，正如他俩多年前在马萨诸塞州第一次碰面时那样。当范妮走进房间坐下后，林肯用力伸出一只长臂，“抱住床脚，用他那诚恳的方式（和她）握了握手”。他讲述了里士满的旅途中与7000人握手的细节，其“劳累程度”完全可与当年伐木时的辛苦相提并论。范妮心想，看样子，他“对这次的辛苦工作相当满意”。

后来，林肯发现苏厄德疲劳之极，已酣然入睡，于是他悄悄站起身来离开了房间。苏厄德病情加剧让林肯情绪低落，然而当斯坦顿带着格兰特的一封电报冲进白宫时，林肯顿时欢欣鼓舞。电报上写着：“李将军今天下午接受了我本人提出的条件，率北弗吉尼亚军团投降。”事后，据说听闻这一消息之后，“总统高兴地与他紧紧拥抱”，接着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玛丽。

尽管当时已近晚上10点，但斯坦顿知道，苏厄德为了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不会反对有人把他叫醒。当斯坦顿把电文念完，苏厄德说：“上帝保佑你！”这是那个星期天，斯坦顿第三次来看望苏厄德了。斯坦顿说：“别急着说话了。”苏厄德答道：“你让我有生以来第一回想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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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在阿波马托克斯的法庭大楼里举行的投降仪式上，格兰特和李都完美地履行了各自的使命，表现得体。历史学家杰·威尼克写道：“一位将军获胜时表现得宽宏大量，而另一位将军在战败后同样举止文雅，不失尊严。”两天前格兰特给李将军发了一封劝降的短信，上面写道，根据“上星期的战果”，他希望李将军能明白“继续抵抗下去将毫无出路可言”，并且能防止“任何进一步的流血牺牲”。起初，李拒不承认自己已到穷途末路，他想做最后一搏以逃之夭夭。但是到了周六上午，部队几乎完全被包围，于是李派人捎信给格兰特，表示自己准备投降。

李的传记作者写道，这位功勋卓著的银发将军，为了这一历史性的会面精心着装，他“佩上自己最漂亮的宝剑，戴好深红色的绸缎绶带”。他认为自己在当天深夜就可能被关押起来，于是他对威廉·彭德尔顿将军说：“我必须让自己表现出最佳精神风貌。”其实，他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格兰特已决意贯彻林肯的宽大路线。对于那些放下武器和大炮辎重的联盟官员，投降书上的条文允许他们“返回老家，并且可以不受联邦当局的干涉”，条件是他们永远不得“拿起武器”对抗联邦，直到“以合适方式进行（战俘）交换为止”。

格兰特事后回忆道，他在继续起草投降书的条文时“突然想起，军官们拥有私人马匹和家庭财物，这对他们相当重要，可是对我们而言毫无价值，而且勒令他们上缴其随身武器，也是一种没有必要的羞辱”。因此他添加了一项条款，允许军官们保留其随身武器以及私人马匹和行李。李将军认为，这项规定“会让官兵们高兴一些”。两人分手前，李提到自己“部队情况很不好，急需食物”，格兰特立刻做出了回应，承诺为2.5万人提供配给。

李骑马回到自己的总部后，投降的消息马上传遍了联盟军营。他想对自己的部下讲几句话，但是“泪水夺眶而出”，他只是含泪说了一句：“弟兄们，我们在一起浴血奋战，为了大家，我已尽力了。”如果说李将军难以表达其内心的悲伤和自豪的话，那么他的士兵们则不那么含蓄了。他们向李将军表达了绝对尊敬和拥护，并且“在每一条路旁”自发地排好队伍，“向李将军致敬。在他经过的地方，士兵们构筑了两道坚实的人墙”。他们的大声欢呼让李将军热泪盈眶，而士兵们也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每一队士兵都以大声欢呼开始，以依依泣别告终，沿途所到之处无一例外。”一位士兵的话说出了全体将士的心声：“我一如既往地热爱您，李将军！”

第二天拂晓时分，诺亚·布鲁克斯听到了阵阵“隆隆巨响”，500响礼炮“惊破华盛顿的重重雾霭，地动山摇之下，震碎了拉法耶特广场四周房屋的玻璃窗”。清晨的各大报纸自然会刊登详细报道，然而“这是斯坦顿部长以其特有的方式告诉人民，北弗吉尼亚军终于放下武器了”。

“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威尔斯写道，“枪炮齐鸣，钟声回荡，旗帜飘扬，大人们笑逐颜开，孩子们欢呼雀跃，全国一片喜气洋洋。叛军的最高统帅，以及分裂派最令人生畏和最为倚重的部队缴械投降，实际上已经为这场叛乱画上了句号。”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自发宣布放假庆祝，员工们纷纷涌上街头。

数千名欢欣鼓舞的民众聚集在白宫。《国家信使报》报道说：“乐队高奏乐曲，榴弹炮迸发出春雷般的巨响，人们欢呼喝彩。”大家齐声呐喊，要求林肯出面发表讲话，但他依然有点犹豫，因为他正在准备一份第二天晚上的讲话稿，他不想在完成构思之前“将所有的想法提前抛售出去”。如果他出现了口误，就会被印成白纸黑字。林肯谦逊地说，处于他这个地位的人，“应该至少尽力避免犯错”。尽管如此，人群依然坚持请他出面，盛情难却之下，总统终于在二楼的一扇窗前露了面，“受到人们最热烈的欢呼，大家向他挥舞帽子，摇晃雨伞，女士们朝他挥动手帕”。

众人安静下来之后，林肯以一个微笑表达对众人喜悦心情的理解。“我非常欣喜地发现这么一个让人民无拘无束、兴高采烈的场合。”这句话引来了一阵更为狂热的喝彩。接着林肯大声向乐队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我一直认为《迪克西》是我听过的最棒的乐曲，”他开始说道，“我们另一头的对手企图将它据为己有，但是我昨天坚持认为，我们已经干净利落地赢得了它。”话音刚落，就赢得了一片掌声。“我向总检察长提出这个问题。他从法律角度回答说，这是我们获得的合法奖赏。现在我想有劳乐队演奏这首乐曲。”林肯之所以提出要演奏这首南方的爱国歌曲，是因为他相信“应该让叛乱派看到，他们和我们一起，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地再一次听到这首乐曲，这么做相当好”。演奏完《迪克西》，乐队接着又演奏了《扬基之歌》，“人群中爆发一阵哄堂大笑”。

“也许，”玛丽写道，“今天比上周一更让人开心。”（当时攻占里士满的消息刚刚传到华盛顿。）第二天上午，玛丽给萨姆纳写了一封短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邀请他和侯爵一起乘马车游览全城，观赏盛大华丽的灯彩，并聆听总统发表演讲。她写道：“在我看来，女人的这种好奇心并非有失庄重或浮夸轻率之举，您以为如何？”

华灯初上，整个城市再度被装扮得流光溢彩。每一栋政府大楼的窗户都闪耀着烛光和灯光，熠熠生辉。放眼望去，新落成的国会大厦圆形拱顶上放射出的灯光，方圆几英里都清晰可见。人们在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城里的许多地方燃起篝火，还发射了高空焰火”。斯坦顿获悉总统将向公众发表演讲，于是他派人“用旗帜、各军兵种的徽章和常青植物”将陆军部的大门装扮得焕然一新。

林肯“手持一份手稿”来到白宫北侧二楼的一扇窗前。他曾对诺亚·布鲁克斯解释说，查尔斯·萨姆纳过去曾对诸如“叛乱分子掉转尾巴逃跑了”或者“糖衣药丸”之类的说法提出过异议，这份手稿就是防止查尔斯·萨姆纳等人对这类口头表达提出异议所做的一种“预防措施”。当总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众人用“一波又一波的掌声”表达他们高涨的热情，他不得不站在那里，静候人们停止喧哗。

诺亚·布鲁克斯说：“这次讲话比大多数人想象得都要长，而且风格也和大家想得不一样。”林肯并没有简单地表达欢庆的意思，而是想探讨重新将南部诸州引入联邦这个国人争论的话题，他依然认为“这是考验实际政治才能的最大问题”。林肯承认说，在路易斯安那，重新加入联邦的工作已经开始启动，有人对新出台的州宪法“并未赋予有色人种选举权”感到失望。他觉得，投票权应当扩展到黑人，扩展到那些有才智的以及“曾在军队中为我们的事业效力”的士兵们身上；而另一方面，新的路易斯安那州宪法包括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条款，例如，它解放了州境内的所有奴隶，并为“州内的黑人和白人提供了平等的公立学校福利”。该州立法机关获得了特别授权，“赋予有色人种以选举权”。过去，它曾批准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已经对外表达了善意。林肯以雄辩的语气问道，他们是要抛弃那些业已完成了的艰苦工作呢，还是相信这是一个过程的开始，最终将赢得“功德圆满”？他借用一个简单而带有乡村色彩的比喻，来阐释这个复杂的问题：“哪一种做法能够更快地得到小鸡呢？是让鸡蛋孵化出来，还是把鸡蛋打碎？”

在当晚的人群中，有一个同情南部联盟的人，他就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此人就是林肯十分仰慕的、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埃德温·布思的弟弟，而威尔克斯本人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演员。埃德温·布思支持联邦，而约翰·威尔克斯则完全不同，“他个性形成的青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南方度过的”，并对叛乱分子的事业逐渐产生了一种持久的激情，最近几个月来，这种激情已经演变为一种对北方十足而痴狂的仇恨。自从去夏天开始，他和一小群密谋者酝酿出一个行动计划，绑架林肯并将之劫持到里士满，将他与叛军战俘交换。里士满被攻克、李将军投降后，这个计划已经毫无价值可言。但是布思并不准备放弃。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的事业几近失败，该做一些决定性的大事了。”

人群中还有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一个是药店职员大卫·赫罗德，另一个是曾在南军当过兵的刘易斯·鲍威尔，此人又名刘易斯·佩恩。当林肯在讲话中提到要把选举权扩大到黑人身上时，布思转过脸来对鲍威尔说：“也就是说黑鬼拥有公民权了？那将是他最后一次发表演讲了。”他恳求鲍威尔当场向林肯开枪，但鲍威尔没有答应，布思声称：“向上帝起誓，我会亲手干掉他的！”

根据林肯的老友沃德·拉蒙的说法，林肯做过一个预示自己将注定被暗杀的噩梦。“我周围似乎有一种死一般的寂静，”据说，林肯曾告诉拉蒙，“然后我听到压抑的呜咽声，好像有很多人在哭泣……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看不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是在我路过之处，同样悲痛欲绝的声音在我身边飘过。我决心找出这一切如此诡秘、如此让人震惊的原因，于是我一直走下去，循声来到东厅。走进后，我看到了令人惊诧的一幕：我的面前有一个灵柩，里面躺着一具尸体，穿着葬礼用的法衣，周围站着守卫的士兵，旁边聚集着悲恸的人群，注视着被蒙上脸的尸体。‘谁死了？’我问其中一个士兵。‘是总统。’士兵答道，‘他被一个刺客暗杀了！’”

拉蒙还说，他所提到的是总统想要躲避这不祥梦魇的想法。“难道你不知道这梦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吗？”林肯安慰拉蒙道，“在这个梦里并不是我，而是其他人被杀了。……嗯，让它去好啦。我认为主会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安排好一切。上帝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对此，历史学家堂·费伦巴赫尔的观点颇有说服力。他认为，尽管林肯对神秘不祥的梦境津津乐道，并且喜欢把这些梦讲给许多熟人听，但是拉蒙混淆了事情发生的年代，让人对整个故事的可靠性打上了问号。

尽管包括萨姆纳和蔡斯在内的激进派们相信，普遍的选举权应该得到批准，叛乱分子的首恶应当受到惩罚，联邦政府应对脱离联邦的诸州采取控制措施，但是“绝大多数人民”拥护林肯的讲话。根据诺亚·布鲁克斯的记述：“在人们的心里，国家重新统一是当时最重要的想法。”

林肯支持路易斯安那以及其他地方迅速组建尚不完善的政府机构，这一立场遭到了激进派进一步的抨击。他认为“必须有法院、法律和秩序，否则社会将遭破坏，已经解散的部队就会沦为盗贼和绿林军”。林肯在里士满与坎贝尔法官的谈话，以及他有条件地批准旧弗吉尼亚州议会重新召开大会时，都贯穿了这种理念。弗吉尼亚议会开会的当天，也就是李将军投降前5天，林肯希望弗吉尼亚人投票赞成恢复脱离联邦之前的秩序，并将自己的部队撤离战场。他还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让“各个县的贤人名士……济济一堂，集思广益，解决自己造成的问题”不失为一个良策。

林肯的内阁强烈反对允许叛乱州的议会以任何理由召集会议。在苏厄德缺席的情况下，斯坦顿扮演了主角。他告诉林肯“把这样的权力交给弗吉尼亚议会，就意味着将征服者的权杖拱手相让，意味着把我们在战场上用武力赢得的胜利，交还给4年前那个叫嚣‘给我们战争’的议会，意味着将政府交到敌人手中，也意味着肯定会把麻烦带给国会”。斯坦顿坚持认为：“任何重组政府的工作，都必须在联邦当局的完全控制下进行，对待叛乱组织和政府，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其合法性。”

在开会时，总检察长斯皮德与斯坦顿意见一致，后来在私下里，他却赞成林肯的看法。总统向威尔斯承认，斯坦顿和斯皮德的反对，让他陷入了极大的麻烦。威尔斯并没有对他表示任何宽慰。他本人也“怀疑授予一个叛乱州的议会集会的权力不合适”，并且预计“他们一旦聚集在一起，也许就会以敌意的情绪阴谋反对我们”。林肯还是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弗吉尼亚的名门望族”聚集在一起，就会“让他们的同胞，以及他们自己改弦易辙，成为联邦的良民”。然而威尔斯说：“虽然我们各执一词，他可能在这个观点上犯了错，然而一旦他发现自己错了，他会准备随时纠正自己。”

坎贝尔给韦策尔将军的一封电报，进一步影响了林肯的想法。电报表示，坎贝尔实际上认为议会的权力比他和林肯最初估计的更大。4月12日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林肯信步来到陆军部，再次与斯坦顿交换意见。斯坦顿的秘书约翰逊回忆说，林肯坐在沙发上，专注地听着。而斯坦顿“情绪十分激动”地阐述着坚决反对弗吉尼亚议会召开大会的理由，他告诫说，“获得解放的数百万人的命运”将会落到那些不值得我们信任的人手中，“一旦会议开始，它所商讨的范围就不会局限于任何具体的法案”。

最后林肯站起身来，走到斯坦顿的书桌前，起草并修订了一份电报，以他的名义从陆军部签发。他指示韦策尔将军撤销最初允许议会召集大会的命令。“现在不要允许他们集会，但是如果已经出现集会，则要请他们安全地返回家乡。”斯坦顿大喜过望，他认为“那样……完全正确”。

4月13日星期四，格兰特来到华盛顿。斯坦顿已准备在这里为他举行庆功会。朱莉娅·格兰特回忆道：“那天上午阳光灿烂，当我们乘船抵达目的地时，华盛顿城里城外突然万炮齐鸣，场面蔚为壮观——所有的钟都奏响了快乐的音符欢迎我们，这座城市彻底变成了旗帜和彩带的海洋。”格兰特去见总统，而朱莉娅在威拉德饭店“一整天都在接待上门祝贺的客人”。当天下午晚些时，她和埃伦·斯坦顿一起前往陆军部，探望各自的丈夫。朱莉娅回忆说：“斯坦顿喜气洋洋，春风得意。他让我参观一排排各式武器和军旗，在其他各种杂物中间，还有一截从希洛的战场上运回的大树桩，上面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斯坦顿热情而不厌其详地讲述陆军部当晚张灯结彩的方案，并且“诙谐地说：‘我知道，他们要到海军部去点灯，因为他们从我部门里借用并发送了两三箱蜡烛’”。

自从威利夭折后，玛丽·林肯头一回那样心情爽朗，如释重负。前一天，丈夫给她写来一封愉快的短信，只有“寥寥数行”，但是“字里行间，语气俏皮而温和。他通知我说，这一天再过几个小时，他会和我一起驾车出行！”她写了好几封信，所有的信都充满了昂奋发扬的基调。她告诉詹姆斯·贝内特：“对我们所取得的伟大而辉煌的胜利，我们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她向朋友亚伯拉罕·韦克曼详细描述自己在坡因特城所经历的“美妙时刻”。“我很希望你当时能和我在一起，即便是威严庄重的萨姆纳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变成了一个16岁的小伙子。”她告诉萨姆纳，自己预订的《裘力乌斯·凯撒》已经到货，她邀请他当天晚上与格兰特将军一起到白宫来看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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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这一天，肯定是林肯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早晨，他和刚刚回到华盛顿的儿子罗伯特一起悠闲地吃了早饭。“嗯，我的儿子，你从战场上平安返回。”林肯说道，“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很快就会和战场上那些勇敢的对手们一起，共享和平生活。”他劝说罗伯特“脱下”军装完成学业，或许还要做好从事法律工作的准备。伊丽莎白·凯克利发现，当父亲向儿子苦口婆心提出这些忠告之时，“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他的脸上闪烁出如此快乐的光芒”。

上午11点钟，格兰特来到白宫，出席内阁在周五召开的例会。他本想等待叛军最后一支有实力的残部——约翰斯顿军团向谢尔曼投降的消息，但是没有任何音信。林肯告诉格兰特不必担心，他说很快会有消息传来，因为他“昨晚像往常一样做了一个梦，过去每到战场上发生大事或者要事，他都会做这样的梦”。威尔斯请他讲讲到底做了啥梦，林肯转过身来对他说，这个梦当中有他本人的“属性——水。他仿佛坐在一艘古怪、难以形容的船上，朝着一处不知何处的岸边飞快地驶去。在萨姆特、布尔溪、安提塔姆、葛底斯堡、石河、维克斯堡、威尔明顿等战役之前，他都做过这样的梦”。格兰特说，并非所有的那些大战役都能取得胜利，但是林肯坚持满怀希望地认为，在这一阶段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局。

人们将主要议题集中在南方诸州重建法律和秩序的复杂性上。几天前，斯坦顿起草了一份计划书，提议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强制建立临时性的军政府，直到民主政府秩序恢复为止。斯坦顿事后回忆道：“林肯提到了一份文件，他走进房间，拿这份东西出来，说让我看看。”内阁进行了一场讨论，结果表明，大部分成员一致同意撤销这两个州的边界，将它们单独合并为一个军区，但是威尔斯和丹尼逊提出了反对。林肯承认反对意见有效，于是他请斯坦顿修改方案，使之适用于这两个分离州。

林肯说，他认为“这场大规模叛乱恰逢国会休会期间被镇压下去，这相当幸运”，因为在重建这个问题上，他和内阁“在没有国会干涉的情况下”可能完成更多的业绩。他表示：“在国会里有一些人，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想法不切实际，心里充满仇恨和报复的念头，他并不认同，也无法和他们站在一边。他希望战争结束之后，不要再有迫害，不要再有血腥的行当。”

至于叛乱的头头们，林肯重申了他不再以暴制暴的决心。“千万别指望他会同意绞死或处死那些人，哪怕是他们当中罪大恶极的家伙。”尽管他们继续在美国的土地上抛头露面有点儿麻烦，但他宁愿“把他们吓到国外去，打开大门，取消种种限制，把他们震出国”。在解释自己的观点时，他绘声绘色地抖着“双手，就像一只吓破了胆的绵羊”。林肯说：“已经有太多的生命灰飞烟灭。倘若我们想要实现和谐和统一，就必须消除仇恨。”

内阁会议开完了，斯坦顿和斯皮德一起走下台阶。“我们的老大今天看上去难道不是非常精神吗？”斯坦顿问道。几年以后，斯皮德始终清楚地记得那天“林肯本人的样子”：“脸刮得干干净净，衣服一尘不染，头发和胡须梳得整整齐齐”，与他平时乱蓬蓬的模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斯坦顿后来写道，“近期境内外稳定的和平局势”让林肯十分振奋，在以往任何一次内阁会议上，他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斯坦顿回忆说，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林肯“以非常友善的口吻谈到了李将军以及其他南方将领”，表现出“他性格中鲜明的善良和仁者之风，以及让他卓尔不群的那种温厚宽容的精神”。

此次内阁会议之后，林肯开始将他针对叛乱首领的宽大政策付诸实施。在陆军部的斯坦顿得到情报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分离主义分子”雅各布·汤姆逊正在前往缅因州的波特兰市，并将在那里搭乘蒸汽轮前往英国。看罢电报，斯坦顿毫不犹豫地命令部长助理达纳：“逮捕他！”汤姆逊在加拿大活动，组织过一系列让人头痛不已的跨境袭击事件，使得斯坦顿决意与南部联盟的流寇势不两立。然而，就在达纳离开房间之前，斯坦顿又把他叫了回来。“不，等等，最好考虑周全，然后去见总统。”

达纳在办公室里找到了林肯。“你好，达纳！”林肯向他打招呼说，“有啥事儿吗？”达纳向他汇报了情况，并且解释说斯坦顿想逮捕汤姆逊，但是觉得他应该首先向林肯“征求意见”。“嗯，”林肯说，“不，我觉得不妥。当你抓住一只大象的后腿，而它想竭力逃脱时，你最好让它跑掉。”

玛丽·林肯记得那天她丈夫很开心，那欢乐的情绪很富于感染力，这与内阁核心小圈子回忆的情形完全吻合。她告诉弗朗西斯·卡彭特，自己从未见过丈夫如此“兴高采烈”，“他的举止甚至更加俏皮。下午3点钟，他和我驾着一辆敞篷马车外出。起初我问他是不是该找个人陪同，他立刻回答说：‘不，今天我更喜欢我们两个人驾车出行。’驾车时，他是那样的开心，我大笑着对他说：‘亲爱的丈夫，你那欢天喜地的样子差点儿把我给吓傻了。’他答道：‘嗯，好吧，也许我的确很开心，玛丽，这一天，我觉得战争已经结束了。’然后他又补充说：‘我们两个今后都要更开心一些，战争，还有亲爱的威利离开人世，我们两个都经受了这双重的痛苦’”。

玛丽回忆道，当马车朝着海军船厂驶去时，“他提到了自己在春田的老家，并且提起了早年的生活，他的棕色小屋、律师办公室、法庭审判室，装着辩护状和法律文书的绿袋子，以及他骑着马儿担任巡回法庭律师期间的传奇故事。”自从25年前他们初次在春田相遇共舞以来，他们历经艰辛，共同走过了一段令人难以想象的旅程。多年来，他们曾彼此休戚与共、相濡以沫，也彼此争吵。他们分享对家庭、政治、诗歌和戏剧的热爱。威利死后，玛丽陷入了无尽的悲伤，给林肯增添了难以估量的感情重负。而战争的繁重压力使两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林肯埋头工作，认真履行总统职责，常常让玛丽有弃妇的感觉而愤愤不已。如今，随着战争的结束，悲伤得到了慰藉，林肯夫妇终于可以筹划一个更加快乐的未来。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外出旅行，前往欧洲和圣地巴勒斯坦，并且越过洛基山脉来到加利福尼亚，然后回到伊利诺伊的老家，开始他们两人新的生活。

马车驶近白宫时，林肯看到一群老朋友正好要离开，其中包括伊利诺伊州州长理查德·奥格尔斯比。他很喜欢跟朋友们轻松相伴，于是他嚷嚷道：“回来，小子们，回来。”奥格尔斯比州长回忆说，他们待了一段时间，“林肯要去朗诵一段幽默的故事书，我记得作者是约翰·菲尼克斯。他们不停地叫他去吃晚饭，他每次都保证要去，但是接着又开始念书。最后，他接到一个类似于强制性的命令，让他必须马上去吃饭”。

早点儿吃晚饭是必要的，因为林肯夫妇已经计划好当晚去福特剧院，看劳拉·基恩演的《我们的美国堂兄弟》。用罢晚饭，总统接见了诺亚·布鲁克斯、马萨诸塞州议员乔治·阿什蒙，以及很快要动身前往加利福尼亚的众议院议长科尔法克斯。“要是我也能上那儿去一趟，那该多开心啊！”林肯对科尔法克斯感叹道，“可是我公务缠身，实在抽不出时间。我只能羡慕你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总统邀请科尔法克斯当晚去剧院，和他一起看戏，但是科尔法克斯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在诺亚·布鲁克斯看来，林肯过去对国家局势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充满信心，轻松自在。……他心情非常愉快，嘴里满是些俏皮话和趣闻逸事，特别对我们未来的前景满心喜悦”。布鲁克斯回忆道，临别时，他主要谈及的是国家未来的经济形势。“格兰特认为，我们每天至少可以减少一半左右的军费支出，随着海军各项军费开支的降低，很快会使我国负债率降到一个颇为体面的数字，使我们的国家政策等同或近乎黄金。”

林肯邀请客人们当晚一同去剧院看戏，有几个人婉言谢绝了，众议院议长科尔法克斯是其中之一。《国家共和党人报》早晨版已经发表报道说，格兰特夫妇将与林肯夫妇一起在剧院的总统包厢看戏。但是朱莉娅·格兰特一心想着要去新泽西探望孩子，因此格兰特只好表示自己无法前往，请总统原谅。斯坦顿夫妇也同样谢绝了。斯坦顿和蔡斯一样，都认为看戏是一种很无聊的消遣，更重要的是，这种娱乐方式比较危险。斯坦顿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林肯争辩，希望他不要在这样的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认为这样只会给林肯增加无谓的风险。但是他没能说服总统。那天早些时，斯坦顿“并不支持去剧院的计划”，尽管总统已经开玩笑说，要他拿出超凡的力气来（人们都说斯坦顿“一抬胳膊可以拧断一根火钳”，能够胜任保镖），但他依旧不让电报室报务主任托马斯·埃克特接受林肯的邀请。

林肯夫妇坐上马车前往剧院时，已经过了8点。“我想我们该走了，”林肯告诉科尔法克斯，“尽管我还想多待一会儿。”对林肯而言，上剧院看戏曾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个如履薄冰的夜晚，是他在总统任职期间的最好消遣，而碰上这样的良宵，林肯就更不愿放弃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交代了一件事。“报上已经广而告之了，说我们会去那儿，”他对一整晚都没事可做的保镖克鲁克说，“我不能让人们失望。”玛丽的朋友——艾拉·哈里斯的女儿克拉拉·哈里斯和她的未婚夫亨利·拉思伯恩少校与林肯夫妇一起乘马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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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等人乘车前往第十大街福特剧院时，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与三个阴谋分子就在一街之隔的赫恩登会馆。布思设计了一套同时干掉林肯总统、苏厄德国务卿以及约翰逊副总统的方案。当天上午，他得知林肯要去剧院，便断定当晚是他们下手的天赐良机。根据计划，身材壮实的刘易斯·鲍威尔与大卫·赫罗德一起前往拉法耶特广场刺杀苏厄德。与此同时，马车匠乔治·阿泽罗特将在科克伍德饭店的套房中将副总统枪杀；对剧院后台了如指掌的布思可确保混进剧院，他负责刺杀总统。

布思相信，他会因为杀死一个“更大的暴君”而受到拥戴，正如布鲁图斯因杀死暴君裘力斯·凯撒而受到赞誉。光是刺杀林肯还不算完，布思的传记作者写道：“布思知道，布鲁图斯的阴谋最终被马克·安东尼挫败，他发表的著名演讲让人民看清刺客是暴徒，凯撒是殉道者。”因此，威廉·亨利·苏厄德作为林肯的“马克·安东尼”，也绝不能活着。最后，为了让整个北方陷入一片混乱，副总统也必须被除掉。根据计划，这三重暗杀行动将在晚上10点15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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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前，苏厄德遭遇车祸，差点儿送命。虽然他依然卧床不起，但那天是他近来最开心的一天。范妮·苏厄德在日记里写道，前一天晚上，他睡得很香，并且“头一回吃了很多东西”。当时，弗雷德以助理国务卿的身份代替父亲料理公务。下午，他“笑眯眯地听他讲述了一番内阁会议发生的各种事情”，后来，苏厄德听范妮给他朗读了一段《伊诺克·亚顿》，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这首诗。

这栋三层楼的房子住满了人。除了威尔和珍妮以外，弗朗西斯、奥古斯塔斯、弗雷德、安娜还有范妮，所有的家人都在那里。除了六位仆人，以及一位在三楼租了一间房间的国务院信使之外，斯坦顿还派了两名卫兵随时听候苏厄德差遣。黄昏时分，埃德温·斯坦顿顺道来探望老友兼同僚。他待了一段时间，跟其他几位客人聊了一会儿天，直到远处奏响了军乐，他才想起陆军部的员工已计划好当晚去他家，为他演奏小夜曲。两家相距有六个街区。

所有的客人们都告辞，“宁静的夜间陪护工作”开始了。为了确保苏厄德始终有人照顾，家人们轮流待在他的床边。根据事先安排，范妮当晚陪伴苏厄德，晚上11点，她哥哥格斯。会接替她。当晚担任警卫工作的士兵名叫乔治·罗宾逊，斯坦顿委派他到苏厄德家之前，曾把这个家庭的情况向他详细介绍过。晚上10点刚过，范妮发现父亲已沉沉进入了梦乡。她合上了《查理曼大帝传奇》的书页，关掉了煤气灯，坐在床对面的一张椅子上。

弗雷德·苏厄德后来写道，“一位身材高大、衣着考究但是不知姓名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并做自我介绍”时，一切都看不出有任何异样。鲍威尔对听到门铃声响赶来的小厮说，医生吩咐他前来亲自给苏厄德送药。这位小厮后来证实说：“我告诉他不能上楼去。如果他把药给我，我会告诉苏厄德先生照你的话去吃药。”但是鲍威尔坚持己见，小厮只好把他让进来。刚走到楼梯口，他就被弗雷德拦住了：“我父亲已睡了，把药和说明书给我，我会带给他。”鲍威尔争辩说他必须亲自送过去，但是弗雷德不同意。

弗雷德回忆道，就在这时，这位不速之客“站在那里显然有些犹豫不决”。他开始走下楼梯，然后“突然再次转过身，跳起来向前猛冲过去，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抽出一枝海军用的左轮手枪对准我的脑袋，然后扣下了扳机”。这是弗雷德在那天晚上最后的记忆。手枪哑火了，但是鲍威尔凶猛地用枪猛砸过来，弗雷德“头盖骨裂成两半，脑浆迸出，不省人事”。

二等兵罗宾逊听到动静后从苏厄德的床边跑到门口，这时房门大开，鲍威尔一手挥舞着那把砸坏的手枪，另一只手提着一把长刀冲了进来，一刀劈中罗宾逊的前额，把他砍得“几欲倒地”，然后冲向苏厄德。范妮跑到鲍威尔身边，哀求他不要杀她父亲。听到有人提到“杀”字，苏厄德立刻就醒了。凶手拿着大猎刀朝着他的脖子和脸庞猛扑过来，重重地砍在他的脸颊上，“一大片肉立刻松松地落在了他的脖子上”。在这之前，苏厄德硬撑着勉强“瞥见了杀手俯视着他的那张脸”。奇怪的是，他脑海里最后的印象居然是这个鲍威尔怎么长得那么帅，“那件长大衣是用什么料子做的，居然那么漂亮？”

听到范妮的惊叫声，格斯冲进房间。当时鲍威尔正要再次冲向已经被打翻在地的苏厄德，格斯和受伤的罗宾逊一道奋力把鲍威尔推开，但是未能成功，鲍威尔又一次击倒了罗宾逊，并且砍伤了格斯的前额和右手。格斯把手枪抢了下来。这时鲍威尔沿着楼梯仓皇逃窜，在年轻的国务院信使埃默里克·汉塞尔的后背上刺了一刀，然后冲下楼夺门而逃，消逝在城区的街道里。

喧嚣声惊动了全家人。安娜打发仆人把维迪医生请了过来。二等兵罗宾逊头部和肩部血流不止，但他依然把苏厄德抱上床，并吩咐范妮“用衣服和水将血止住”。弗朗西斯和安娜担心还有另一个刺客躲在家里，把阁楼搜寻了一遍，而范妮则检查了一楼门厅的各个房间。

维迪医生恐怕永远不会忘记，当晚他第一次看到苏厄德的样子。“他看上去就像一具毫无血色的死尸。我走近他，双脚陷入一摊血泊中。他肿胀的脸颊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鲜血从中汩汩流出，整个脸颊完全被劈成两半，伤势极为“可怕”，“失血非常严重”，维迪以为颈静脉血管一定被切断了，但是它却奇迹般地没有断。进一步检查之后发现，刀子被支撑苏厄德断裂的下颌骨的金属支架挡了一下，改变了方向。就这样，那场车祸以古怪的方式救了苏厄德一条命。

“我简直没法擦净他脸上的血污，也很难将他那被砍伤的脸颊组织复原。”维迪回忆道，“苏厄德太太神情紧张地把我叫过去。她说：‘来看看弗雷德里克吧。’”维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跟着弗朗西斯去了另一间房间。他“发现弗雷德里克头上血流如注”，脸色惨白，模样非常“吓人”，伤口很大，维迪担心他很难挺过这一关。后来，医生把“冷水纱布”敷上去之后，暂时将血止住了。

弗雷德的伤情被稳定之后，弗朗西斯马上把维迪请到同一层楼的另一个房间。维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在上帝的份上，苏厄德太太，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维迪发现格斯躺在床上，手上和前额都被刺伤。他向弗朗西斯保证说，格斯会康复的。弗朗西斯几乎没时间认真听这些安慰话，她恳求维迪医生去看看二等兵罗宾逊。“我不再惊诧，”维迪回忆说，“我的脑子仿佛麻痹了，机械地跟在她后面，为罗宾逊先生做了检查。他的肩膀被砍伤了四五处。”

“还有伤员吗？”维迪问道。不过他还是无法想象这次屠戮的范围会更大。“是的，”弗朗西斯答道，“还有一个。”她把他带到汉塞尔先生面前，汉塞尔“在床上可怜巴巴地呻吟着”。维迪把这年轻人的衣服脱下来，“在后腰部正上方，靠近脊椎的地方发现一道砍得很深的伤口”。

“所有这一切，”维迪想道，“是一个人干的，是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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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阿泽罗特磨刀霍霍，准备针对副总统发起第二轮袭击。他住进了约翰逊下榻的科克伍德饭店。10点15分时，他将敲响68号套房的门铃，走进房间找到目标，然后把他杀掉。起初，当得知最初绑架总统的计划改为三场暗杀行动后，他拒绝了。“我不干。”他坚持说，“我参加绑架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行动，不杀人。”后来，他最终答应帮忙，但是距离行动时间还有15分钟时，坐在科克伍德饭店酒吧里的阿泽罗特改变了主意，离开饭店，再也没有回来。

※※※

约翰·威尔克斯·布思设计暗杀总统的行动方案几乎无懈可击。尽管他对福特剧院的内部结构早已烂熟于胸，但他还是在一天前进行了一次化妆演习，以便让行动更有把握。按计划，他先在贵宾包厢里向林肯开枪，然后逃进剧院旁边的小巷子里。当天上午，他再次来到剧院取信，在前厅神情和蔼地与剧院老板的弟弟哈里·福特聊了一会儿天。布思已经将自己在剧院内部潜伏的位置安排妥当，万事俱备，就等林肯夫妇抵达。

当总统一行走进剧院花楼那个有旗帘遮挡的包厢时，演出已经开始了。当乐队奏响《向总统致敬》的旋律时，观众们和着节拍跺脚，拼命地鼓掌，并且伸长了脖子去看总统。林肯报以“微笑和鞠躬”，然后在包厢中央一张舒适的椅子上坐下，玛丽坐在他身边。克拉拉·哈里斯坐在包厢的尾部，而亨利·拉思伯恩则占据了她左侧的一张小沙发。一位戏迷注意到，林肯夫人“多数时间把手放到他的膝盖上，当舞台上出现某些搞笑场面时，她常常会叫他仔细看”。玛丽本人事后回忆说，当时她往丈夫身上靠了靠，悄悄问道：“我这样紧紧靠在你身上，哈里斯小姐会怎么想？”他看着她，然后微笑着说：“她不会有啥想法吧？”

演出期间，白宫的勤务员给总统送来了一封信。大约10点12分光景，浑身上下打扮得毫无瑕疵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把自己的名片交给这名勤务员，并且获准进入包厢。他一走进包厢，就马上举起手枪，瞄准总统的后脑勺，然后开枪。

林肯无力地向前滑倒。这时亨利·拉思伯恩试图抓住这个入侵者。布思拔出刀在他的胸口劈了一刀，然后奋力从包厢跳下，落到15英尺以下的舞台上。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往下跳的时候，马靴上的马刺被包厢前方的旗帘绊了一下，他重重地落到舞台上时，几乎是双手和膝盖着地。”另一位旁观者发现“他当时忍着剧痛”，但“孤注一掷，奋力挣扎着站了起来”。布思高举着“那把耀眼的匕首，在空中闪着寒光，仿佛钻石一般”。他大吼了一声，那句话如今成了弗吉尼亚州历史上的名言：“暴君永远都是这个下场！”然后匆匆逃离了舞台。

许多观众还以为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是戏的一部分，直到总统的包厢里突然爆发出阵阵尖叫，大家才如梦初醒。接着，他们看到玛丽·林肯发狂似的摇晃着。“他们枪杀了总统！”她哭喊着，“他们枪杀了总统！”一位坐在总统包厢附近的年轻医生查尔斯·里尔第一个做出了反应。“当我来到总统身旁时，”他回忆道，“他已经奄奄一息，两眼紧闭。”医生起初无法找到伤口，于是他把林肯的上衣和领圈脱下来。在检查颅骨底部时，他发现“子弹在这里贯穿了一个十分平滑的大洞”。医生用手指“如探针似地”伸进伤口，把“与头发牢牢粘在一起的血块”清除掉，放出来一些血，或多或少降低了林肯的脑压。另一位医生查尔斯·萨宾·塔夫脱，是朱莉娅·塔夫脱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匆匆赶来了。大家决定把总统从拥挤的包厢转移到街对面的彼得森寄宿公寓的一个房间里。

这时，街上已经被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人开始传言说几名刺客不仅袭击了林肯，而且还袭击了苏厄德。陆军部年轻的文员约瑟夫·斯特林一路狂奔，将这一噩耗通报给斯坦顿。途中，他遇到了自己的室友约翰逊，两人一同前去完成这可怕的差事。“约翰逊和我赶到斯坦顿的住处时，”斯特林回忆道，“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所以，当斯坦顿的儿子小埃德温把门打开时，只有约翰逊能开口说话了：“我们上这儿来，是想告诉你父亲，林肯总统被人枪杀了！”小斯坦顿赶忙找到正在脱衣上床的父亲。斯特林回忆道，陆军部部长来到大门口，“用他那阴郁的语气大声喊道：‘斯特林先生，你带来的是什么消息？’”斯特林告诉他说，林肯和苏厄德都遭到了暗杀。斯坦顿急切地希望这消息只是一个谣言，于是他依然保持镇静和将信将疑。“哦，不可能这样啊！”他说，“那不可能啊！”然而，当另一位文员来到大门口，叙述了苏厄德遭袭的情景之后，斯坦顿立刻让人把马车开过来。妻子担心他也成了袭击的对象，苦苦哀求他不要外出，可是斯坦顿不为所动，径直赶往拉法耶特广场的苏厄德公馆。

吉迪恩·威尔斯几乎同时获悉了这一消息。当时，他已经上床睡觉了，妻子对他说，有人在大门口。威尔斯在日记里写道，“我立刻起身拉起一扇窗，听到我的信使詹姆斯对我喊道，林肯总统遭到枪击”，而苏厄德父子也遭到袭击。威尔斯觉得这个传闻“前言不搭后语，实属荒唐”。但是信使向他言之确凿地说，他是已经去过苏厄德的家确认了这条消息，再跑来找他上司的。威尔斯也不顾妻子的反对穿好衣服，在雾气迷蒙的夜色中，匆匆赶往广场另一头的苏厄德家。

来到苏厄德家，眼前的情景让威尔斯和斯坦顿两人震惊了。在“入口处的白色木器上”，楼梯、女人们的衣服，以及卧室的地板上，到处都是鲜血。威尔斯回忆道，苏厄德的床上“浸透了血。国务卿仰天躺着，头的上半部分盖了一层布，布垂下来把眼睛也一并遮住了”。威尔斯悄悄问维迪医生一些问题，但是斯坦顿没能压低他那洪亮的大嗓门，医生只好请他轻声。探望了处于昏迷状态的弗雷德之后，两人一同沿着楼梯走了下来。在楼下的大厅里，他们相互交换了各自听到的关于总统的消息。威尔斯认为他们应该立刻前往白宫，但是斯坦顿坚信林肯一定还在剧院里。这时，陆军总军需长梅格斯正好赶到门口，他恳求二位不要前往第十大街，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两人坚持要去，于是梅格斯决定和他们一同前往。

首席大法官蔡斯的住处位于东六大街，与此处相隔十二个街区。当时蔡斯已准备宽衣就寝。当天下午早些时，他与内蒂一起乘马车出行，准备在白宫下车，对林肯在重建问题上的手段过于仁慈，以及没有要求普遍选举权的问题提出批评。在最后一刻，蔡斯“吃不准（林肯）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于是他决定等到第二天再说。

蔡斯很快进入了梦乡。这时一名仆人敲开了卧室的门，告诉他说有一位先生在楼下，声称“总统遭到枪击了”。来访者是一名财政部的工作人员，此人确实亲眼目睹了开枪的现场，枪手“从包厢跳下舞台，从后门逃走了”。蔡斯希望最好是“他搞错了”，但是很快又有三人来访，每个人都“证实了我听到的消息，并且补充说苏厄德国务卿也遭到了暗杀。由于担心这个阴谋涉及面较广，因此所有高官的住所都安排了卫兵值守。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马上动身去见总统……但是想到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并且可能成为那些有能力帮忙人的累赘，因此我决定等到上午，看看是否有进一步的消息传来。没过多久，卫兵来了——也许因为我也成了被谋害的对象之一——整个夜晚，他们沉重的脚步声在我的窗下始终清晰可闻。……这是一个令人惊骇的夜晚”。

在人头攒动的彼得森寄宿公寓，斯坦顿和威尔斯发现林肯已经被安置到斜对面的另一张床上，以适应他那高大的身材。威尔斯注意到，他的衬衫被解开，“单从他那高挑瘦削的外表来看，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出，他那双臂膀有多么粗大”。他的创伤非常严重，医生们带着恐惧的神情报告说，“大多数人如果受了这样的伤，会在瞬间或几分钟内毙命。但是林肯先生的生命力实在太强了”，他还在继续与宿命做最后的抗争。

在旁边的会客室里，玛丽一直在哭泣，几乎彻夜未眠。几位女性朋友在徒劳地安慰她。威尔斯写道，“大约每过一个小时”，她“就会来到丈夫的病床前看望一次，看着他奄奄一息的样子，她凄然泪下，却还得强忍悲痛”。她只能机械地重复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朝我开枪？为什么他不朝我开枪？”尽管房间里的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总统难免一死，但是没人把这事儿告诉玛丽，怕她知道了实情会崩溃。塔夫脱医生回忆道，只要她一走进房间，“就会有人用干净的餐巾遮住枕头上面猩红的血迹”。

起初，玛丽派了一位信使去找罗伯特，那天晚上约翰·海伊陪着他待在家里。当时他已上床睡觉了，白宫的一位看门人来找他。“总统出事了！”托马斯·潘德尔告诉罗伯特，“您最好去一趟剧院，看看发生什么事了。”罗伯特请潘德尔叫上海伊。于是潘德尔来到海伊的屋子，告诉他说：“林肯总统要马上见你。总统中弹了！”潘德尔回忆说，当海伊听说这消息时，“脸一下子变得惨白，整个脸颊面无人色”。两个年轻人跳上马车，顺道还捎上了萨姆纳参议员。

关于要不要把塔德叫来，玛丽一直在犹疑。但是显然有人已经说服了她，如果塔德见到父亲变成这个样子，他会垮掉的。那天晚上，塔德和他的家庭教师一起前往格鲁沃剧院去看《阿拉丁》。剧院被人用爱国色彩的各种徽记装饰起来，幕间，有人还高声朗诵了一首纪念萨姆特要塞光复的诗。一位亲历现场的人回忆说，观众们“正在欣赏阿拉丁这部戏”时，剧院经理走到前台来，“脸色苍白地说，总统在福特剧院遭到枪击”。大家立刻惊呆了。接着人们就像炸开了锅。就在这当口，有人看见塔德“激动地大叫着，像一头小鹿”似的跑了出去。

潘德尔回忆说，“可怜的小塔德”满脸泪痕地回到了白宫。“哦，汤姆·潘（托马斯：潘德尔的昵称）！汤姆·潘！”塔德号啕大哭，“他们杀死了爸爸！他们杀死了爸爸！”潘德尔把这小男孩带进林肯的卧室，然后把被面掀开，帮塔德脱了衣服，经过一番努力总算让他躺下了。“我给他盖上被子，然后在他身边躺下，伸出手臂抱住他，跟他说着话，直到他完全熟睡。”

到了午夜，除了苏厄德以外，全体内阁成员都聚集到彼得森寄宿公寓的那间小屋子里。有人看见罗伯特·林肯“表现得极其镇定，他始终在宽慰悲痛万分的母亲，告诉她要相信上帝”。尽管他十分坚强地努力安慰别人，但是有时他“整个儿都被击垮了”，并且“躲进过道里，发出最撕心裂肺的恸哭”。那天晚上，几乎没人能够让他止住悲声，因为正如一位目击者所说的那样，“在那里，没有一个灵魂不热爱总统。”

给将军们发通报、搜集剧院里目击者的证词、组织追查刺客的繁重任务，落到了埃德温·斯坦顿的身上。洛克威尔上校说：“这是一次让我们所有人都难以招架的重大打击。尽管这番打击让他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但他不仅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而且还按部就班发号施令，毫无差池。实际上，内阁成员就像一群懵懂孩童听从父亲教导那样，本能地完全听从他的意见。”

整个晚上，斯坦顿口授起草了一大批急件，由驻扎在附近的一个信使小分队以接力的方式送到陆军部的电报室。斯坦顿的秘书回忆说：“每位信使将急件转交给下一位信使之后，就迅速返回岗位，等候下一道命令。”第一份电报是给格兰特将军的，要他立刻前往华盛顿。“总统今晚10点30分在福特剧院遭枪击，性命不保。……苏厄德国务卿和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也在其住处遭暗杀，生命垂危。”格兰特在下榻的布拉谷饭店收到了这封急件，当时他正在吃晚饭。霍勒斯·波特回忆道，他“垂下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朱莉娅·格兰特发现“他脸色煞白”，她猜传来了坏消息，于是让他把电文大声念出来。格兰特提醒说：“首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是我们收到的最让人痛心、最让人吃惊的消息。”在准备前往华盛顿时，他对朱莉娅说，这消息让他“忧心如焚。总统是那么的善良和宽厚，他在这个时候去世，对南方而言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如今，南方最需要的就是他的仁慈与宽大”。

凌晨1点，斯坦顿给纽约警察局局长发了一封电报，让他“立即派三四个最得力的警探过来”。半小时后，他通知迪克斯将军说：“创伤是致命的。总统自受伤以来一直昏迷不醒，目前生命危在旦夕。”过了3个小时，他再次通报迪克斯：“总统依然不省人事，情况正在不断恶化。”斯坦顿透露，从早些时的现场目击情况来看，“有两名刺客参与了这桩滔天罪行，威尔克斯·布思就是向总统开枪的人”。

天刚蒙蒙亮，玛丽最后一次走进房间。威尔斯在日记里写道：“出现了临终前的挣扎。她走进卧室，看到那令人爱戴的容颜痛苦地扭曲，她晕倒在地。”有人给她吃了一些补药，搀扶着玛丽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她再也无法看到丈夫活生生的样子了。

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写道，“城里的钟敲响7点”后不久，“总统改变了呼吸节奏，变得软弱无力，不时出现呼吸中止，我们以为他已经不行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缓过气来”。林肯9个小时的生命抗争走到了尽头。“让我们祈祷吧！”芬卡斯·格利牧师说。所有人都跪下了。

1865年4月15日上午7点22分，亚伯拉罕·林肯与世长辞。斯坦顿那句简洁的称颂，依然在历史的长河里发出回响：“他现在属于千秋万代。”

有人把林肯去世的消息告诉玛丽，她可怜巴巴地问：“哦，为什么你们以前没告诉我他快要死了？”她的呜咽响彻整个公寓。最后，在罗伯特的搀扶下，她被人带上了一辆已在屋外等候了一夜的马车。

在周围的人们看来，斯坦顿“沉着冷静”，表现“极为出色”，一直坚持到林肯辞世。而如今，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泪流满面。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不辞辛劳，拼命工作，保卫这座城市，追捕凶手。但是即便如此，“斯坦顿依然难掩心中的悲伤”。霍勒斯·波特回忆道：“只要有人提到林肯先生的名字，他就难以自持，泣不成声。”

斯坦顿发自内心的悲恸，让那些只看到他粗暴生硬一面的人们感到十分惊讶。然而约翰·海伊对此颇能理解。他在致斯坦顿的信中写道：“并非每个人都像我那样心知肚明，您与我们失去的领袖是怎样地亲密无间，他是怎样地爱您，信任您。有人一直想要撼动这种信赖与信心，他们从不手软，从不善罢甘休，但这样的行径是怎样地徒劳无功！总有一天，世人会明白这一切，这是他的荣耀，也是您的荣耀。”

萨蒙·蔡斯在士兵们的守护下“度过了令人惊恐的一夜”，天一亮就起身，准备与同僚们一起去探望林肯。然而，他刚走到第十大街，就迎面遇上了助理财政部部长蒙塞尔·菲尔德。“他死了吗？”蔡斯问。“是的。”菲尔德答道。他发现蔡斯两眼充满血丝，整个脸都变了形。首席大法官来晚了，总统已经去世，同事们也散了。蔡斯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是他步行来到苏厄德家，站岗的卫兵不让他进去，但是有人认识蔡斯，便让他走进前厅。医生们告诉他，苏厄德“已局部康复”，尽管目前病情仍处于关键期，却“很有可能大难不死，但是弗雷德里克·苏厄德先生的情况就没什么希望了”。

蔡斯前往科克伍德饭店，去拜会即将成为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在约翰逊的套房里，他遇到了老对头蒙哥马利·布莱尔和他的父亲。他握住老布莱尔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布莱尔先生，希望从今天起，我们之间能化干戈为玉帛’”。老先生也报以同样的热情和善意。看来，即便撒手人寰，林肯在天之灵依然有弥合裂痕、让宿敌尽释前嫌的力量。

出生于南方的布莱尔也许比林肯的任何一位同僚都更加心知肚明，林肯遭到暗杀，对于南方而言，是一个多么惨重的损失。“那些同情南方的人如今明白了，他们失去了一位心甘情愿保护他们、让他们心满意足、更有权力的朋友，现在他们再想找到这样的人恐怕是不可能的事了。”那天晚些时，伊丽莎白·布莱尔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他们的悲伤与我们这里的人一样真心实意。”《里士满辉格党人报》的一篇社论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文章评论说，因为林肯的去世，“南方人民遭受了有生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

遥远的圣路易斯，在一座有着宽敞花园和舒适书房的新宅里，爱德华·贝茨的儿子巴顿发现，父亲被电报传来的“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呆了。他在日记里写道，除了“国家遭受的巨大损失”之外，“总统突遭暗算，让我本人内心大受震动。我受他领导，与他合作为国效忠，费尽周折、历经艰险，却自始至终相互尊重、志同道合。我为了国家，也为我本人，对他的去世表示深切的悼念”。

人们没有把林肯去世的消息告诉苏厄德。医生们担心他无法承受这突然的打击。然而在复活节的星期天，当苏厄德眺望窗外拉法耶特公园的景色时，发现陆军部正在下半旗。“他凝视了片刻，”诺亚·布鲁克斯写道，“接着他转过身来，对仆人郑重地说：‘总统死了。’”仆人想说没这回事儿，但是苏厄德已经满心沉痛地肯定，这事已确凿无疑。“倘若他还活着，他会第一个来看我。”他说，“但他不在这儿，也没有派人来了解我究竟怎么样了，还降了半旗。”他回到床上重新躺下，“大颗的泪珠从他那带着深深伤口的两颊滑落下来，他心里一下子沉浸在这可怕的真相之中”。他的挚友、他的领袖、他的总统，与世长辞了。

约翰·海伊说：“像这样两颗高风亮节的心灵如此情同手足、荣辱与共的友情，在历届政府的历史档案中成为垂范后世的事例，实属罕见。当年在芝加哥，林肯从苏厄德手中夺走了一个苦心经营者的战利品——时间，当时苏厄德似乎已胜券在握了——尽管如此，苏厄德依然是第一个在他的内阁中获得任命的人，也是第一个承认他确实卓尔不凡的人。……从这届政府组建伊始，直到他们都被这凶残叛国的罪恶之手击倒的危难时刻，他们始终肝胆相照、互敬互爱，从未出现过任何嫉妒或怀疑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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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5月的最后一周，这个国家的首都下半旗致哀的活动方才结束。当时，全国各地的公民来到华盛顿，见证一场由近20万即将解甲归田的联邦士兵参加的“告别式”。斯坦顿筹划了一场为期两天的庆典活动，向这些当年从安提塔姆、弗雷德里克斯堡、葛底斯堡到维克斯堡，从亚特兰大到汪洋大海的各个战场上奋勇作战的勇士们表示最后的敬意。诺亚·布鲁克斯报道说：“在华盛顿的历史上，从未有哪天的访客像那天如此铺天盖地，摩肩接踵。几个星期来，申请在旅馆、寄宿公寓住宿的人们如潮水般涌来，每一处可供栖身的角落和旮旯都被占用了。”

为了这一重要时刻，各个学校和政府大楼都关闭了。“从国会大厦到白宫”，宾夕法尼亚大道两旁的各个阅兵台均已搭建完毕，一座带顶篷的平台也已竖立起来，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格兰特将军以及各方政要权贵端坐其中。连续两天，天气都是晴朗温和，“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令人振奋”。

第一天是向波托马克军团致敬。部队连续好几个小时都在列队行进，接受检阅。骑兵、马车炮兵、步兵、工兵旅，每个兵种都有与众不同的军服和军徽，“马蹄铮铮，马刀叮当，军号嘹亮”。威尔斯赞叹道，“场面蔚为壮观，令人难忘。”

“在这些部队里，”斯坦顿预言道，“你能看到我们共和国的基石，我们未来的铁路经理、国会议员、银行行长、参议员、工厂主、法官、州长和外交官。是的，还有不少于六名总统。（他的这个预言几乎完全正确，因为后来的七任总统均出自南北战争的老兵：尤利西斯·格兰特、卢瑟福·海斯、詹姆斯·加菲尔德、本杰明·哈里森和威廉·麦金利。）”

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1838年，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曾以热情的口吻发表讲话，提及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们。当时，那些人已大多不在人世，他们为了美国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的种种传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模糊”。林肯说，在那场战争中，“差不多每一个成年男人都以丈夫、父亲、儿子或兄弟的身份，亲身参与其间”，直到“每一个家庭都能找到一部活生生的历史”，而这样的情形在他这一代人中已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近300万联邦士兵的家庭铸就了新的“活生生的历史”。用他们高瞻远瞩的领袖的话来讲，这些士兵浴血奋战，创造了“一个自由的新生”，确保“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在那个和煦的春日，这些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列队行进的士兵们知道，他们所完成的事业，将永远改变他们自身和国家的命运。

第二天是谢尔曼将军率领的庄严肃穆、威风凛凛的西部军团唱主角。“前来观看盛典的人们挤满了大街，”谢尔曼回忆道，“我来到财政部大楼，回头望去，那场面绝对壮观无比。队伍排得非常紧凑，步枪林立，光芒闪烁，看上去就像一大块钢铁组成的方阵，以钟摆那样整齐划一的节奏向前行进。”

当谢尔曼来到拉法耶特广场的拐角处时，有人指了指一座砖楼的上方，原来苏厄德被人带到窗前，观看游行场面。当时他依然十分虚弱，无法独自行动。“我朝着那个方向前行，并且向苏厄德先生脱帽致意。”谢尔曼回忆说，“他发现了，并向我还礼。接着我们稳稳当当地骑马从总统面前经过，持剑向他敬礼。”

吉迪恩·威尔斯不无忧伤地写道，华盛顿可谓万人空巷。国会议员、参议员、法官、外交官、州长、军队将领、内阁成员、父亲和儿子、母亲与女儿，全都出动了，“但是亚伯拉罕·林肯不在其中，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而那些内阁成员们，一度作为林肯卓尔不凡的竞争对手，被他延聘到自己的政治家族，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缺席。他们曾经非常激烈地相互争斗，经常在重大问题上跟上司唱对台戏，然而正如苏厄德后来指出的那样，“在每一个类似问题上都能立刻达成一致的内阁，并不会比只有一位顾问更好或更加安全。”林肯把这些人召集到自己身边，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舞台，让他们将个人才华发挥到极致，让他们共同投入到统一国家、匡扶社稷的艰巨斗争中，同担风雨、共享辉煌，而这场斗争也使他们本人在后世得以英名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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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里，亚伯拉罕·林肯的声望无人能出其右。“我毫不怀疑，林肯将成为这场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尤利西斯·格兰特预言道，“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无可争辩的最了不起的人。”

诗人沃尔特·惠特曼颇有同感。他在1888年写道，“我曾不止一次地幻想，当眼下这个世纪终结、新纪元开始之时，当那些浴血奋战的人和事变得模糊不清，化为过眼云烟之时”，人们会怀念那段遥远的历史。他设想，有一位“垂垂老矣的士兵”正襟危坐，身边围满了一大群年轻人，他们的眼神和“渴望提问”的样子让内心的好奇暴露无遗。“什么！你见过亚伯拉罕·林肯，还亲自聆听过他的演讲？还和他握过手？”尽管惠特曼也承认，后人对这位出身草根的总统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但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他那一代人说：“在我看来，在19世纪英才济济的大背景之下，亚伯拉罕·林肯依然是最伟大的人物。”

即便像惠特曼这样的人，也会对新世纪来临之际林肯所留下的如此深远厚重的精神遗产感到惊讶。1908年，在北高加索一处遥远而荒凉的地方，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来到一位“居住在远离文明的大山深处”的部落酋长家作客。酋长把家人和邻居都叫了过来，请托尔斯泰给他们讲述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事迹。托尔斯泰用了好几个小时，对这一群求知若渴的人们讲述了亚历山大、凯撒、弗雷德里克大帝和拿破仑的故事。酋长扭了扭身子，站起身来说：“但是你还没有花一点儿时间，给我们讲讲全世界最伟大的将军和统治者呢，我们想知道他的故事。他是一个英雄，他说话的声音就像天上的霹雳，他大笑的样子就像太阳升起，他的功绩就像岩石一样坚不可摧……他的大名叫作林肯，他居住的国家叫作美利坚，是个特别遥远的地方。要是有个年轻人想去那儿的话，他到了那里就成了老头儿。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我看着他们，”托尔斯泰回忆道，“发现他们所有人的脸都红彤彤的，眼里闪烁出火一样的光芒。我看到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真的对这个人很感兴趣，其实他的名字和事迹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于是，他把自己所了解的林肯，他的“家庭生活和青年时代，他的种种习惯，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以及他那强健的体格，等等”从头到尾给他们讲了一遍。听完故事之后，他们内心十分感激，向托尔斯泰赠送了“一匹绝好的阿拉伯骏马”。第二天上午，当托尔斯泰收拾行囊准备告辞时，他们跑过来问是否有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一张林肯的照片。托尔斯泰想，他也许能在邻近村镇的一位朋友家里找到一张，于是他请一位骑手陪自己一同前往。托尔斯泰回忆说，“我顺利地从朋友手里拿到了林肯的大幅照片”，当他把照片交给骑手时，发现这人接过相片时双手颤抖。“他默默凝视了片刻，神情宛如一位正在祈祷的虔诚信徒，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托尔斯泰仔细打量着他：“这件小事证明了林肯的英名在全世界是多么广受崇敬，他的道德品格变得多么富有传奇色彩！如今，为什么林肯如此伟大，以至于其他国家的英雄豪杰相形见绌？实际上，他并不是像拿破仑或华盛顿那样威震沙场的将军，他也不是像格莱斯顿或弗雷德里克大帝那样手段娴熟的政治家，他的过人之处，表现在其独特的精神力量和伟大的人格方面。

“华盛顿是一位典型的美国人，拿破仑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人，但是林肯是一位胸怀世界的人道主义者。他比他的国家更伟大，所有的总统加在一起，也难以望其项背。”

“我们离他太近，还无法认识他的伟大之处。”托尔斯泰总结说，“但是再过几个世纪，我们的后代会认为，林肯比我们所认识的更加伟大。他那卓越而杰出的天才，还无法让芸芸众生完全理解，就好比阳光直接照射在我们身上时会让人觉得热不可挡那样。”

23岁的林肯首次在伊利诺伊州议会竞选公职时，曾经给桑加蒙县人民写过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据说每个人都有其与众不同的抱负。无论这是真是假，我能够说的是我最大的一个抱负，就是真正赢得我的同胞的尊敬，其办法就是使我本人值得他们尊敬。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个抱负，依然有待努力。”

这种渴望建功立业、赢得尊重、使自己的事迹在身后永世流传的想法，伴随林肯走过了辛酸的童年、完成了艰辛的自我教育、经历了一系列政坛失利，遭受了连他本人都声称生不如死的重大打击。当时倘若不是“他尚未完成一件功业，足以让人类铭记他曾在这世上走过一遭”，他一定会去死。正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支撑着林肯经受住了联邦四分五裂、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的考验。在这期间，人们一次次地要求他重振国人消沉的信心，化解将军们内心的戾气，并在时常争吵不休的政府内部充当调停人。

的确，林肯把一种虚怀若谷、谦逊温厚的品格，与终生追求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的远大抱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那些一度对他心怀恶意的人与他结下深厚友谊，成为他的忠实盟友，使他勇于为他人的失败承担责任，勇于承认错误，善于吸取前车之鉴。并且能够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礼让为先。

他坚信，我们同属一国，不可分割，这种“源于自由独立的思想，以及为实现一切人生而平等的主张”而奋斗的信念，使一个挣脱蓄奴制枷锁的联邦重获新生。而他以一种始终清澈明晰而美丽的语言，在表达这一信念的同时，展示了一种堪与他的政治天赋相媲美的文学天赋。

亚伯拉罕·林肯以他的死，诠释了自己曾亲口说出的诺言：“不对任何人心存恶意，对所有人心存仁爱。”这句话出自于他为人民展现重建联邦远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他从早期就开始孜孜以求的那种不朽英名，早已超越了桑加蒙县和伊利诺伊州，传遍了整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如斯坦顿在林肯去世时所想到的那样，他的精神遗产不仅属于美国，而且属于千秋万代，永远受人尊崇和歌唱。

金融管理局（The Office of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根据1863年《国民银行法》设立的联邦金融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负责国民银行的注册、审查和管理。隶属于财政部管辖，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通货监理署署长由总统经由参议院同意后任命，任期为5年。

《白衣夫人》（La Dame Blanche）：法国著名作曲家布瓦尔蒂厄（F. A. Boieldieu, 1775— 1834）最重要的歌剧作品，也是复辟时期法国歌剧中最突出的作品。

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 1808—1873》：即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蒂帕卡怒河（Tippecanoe）：发源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东北部的一条河流，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曾在蒂帕卡怒战役中打败了肖尼人。

艾肯码头（Aiken’s Landing）：位于弗吉尼亚州最东部的亨里科县（Henrico County）， 1680年建镇，但是长期以来因地理位置偏僻而未获正式承认，在美国内战中被南北双方频繁用于交换战俘。后此地更名为瓦利纳镇（Varina）。

奥德将军（Gen. Edward O.C. Ord, 1818—1883）：美国内战后期的联邦军队将领，在迫使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木排路（corduroyed road）：一种用圆木按十字形排成的道路。

哈切斯朗（Hatcher’s Run）：位于弗吉尼亚州金威廉姆县境内。1865年2月5日至7日，在围困彼得斯堡期间，北军将领格雷格率骑兵师在此与南军激战，切断了南军的补给线。此战的胜利，为北军攻克彼得斯堡奠定了基础。

血十字（Fiery Cross）：古代北欧人（苏格兰或斯堪的纳维亚人）用以传递信息、聚众防御入侵之敌的一种木棍，作用类似于中国的烽火。

尚布伦侯爵（Marquis de Chambrun, 1831—1891）：法国律师，1865年2月受法国政府之托，前往美国了解内战进展，很快成为玛丽·林肯的密友。

谢里登（P. Sheridan, 1831—1888）：内战中联邦军队的将军。他率领骑兵部队在弗吉尼亚谢南多厄各地战斗的胜利使他一举成名。1884年任美国陆军总司令。

佛农山（Mount Vernon）：位于华盛顿州，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故乡。

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弗吉尼亚州中南部一城镇。

杰·威尼克（Jay Winik）：美国当代历史学家，马里兰大学教授，经常为《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撰文。著有《1865年4月》《大剧变：美国和现代世界的诞生》等畅销书。

原文为法语。

1865年2月1日，国会批准了禁止奴隶制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路易斯安那州是率先批准该修正案的州之一。

希洛（Shilol）：又译为夏伊洛，位于田纳西州西南部，孟菲斯以东。1862年4月6日至7日，南北双方在此进行激烈交战，以南军失利撤退而告终，双方军队的伤亡均超过1万人。

深受凯撒信任的元老院议员布鲁图斯策划刺杀了凯撒。其后，他向罗马的群众发表了一番演说，陈说行刺的理由，表白自己“我爱凯撒，但我更爱共和”。群众一度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后来布鲁图被凯撒的心腹安东尼击败而自杀。

《伊诺克·亚顿》（Enoch Arden）：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创作于1846年的叙事诗。

花楼（dress circle）：剧院或歌剧院的一个坐席区，一般是乐队上方第一层楼厅的座位。

原文是拉丁语：Sic simper tyrannis。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当总统被免职、死亡或辞职时，副总统应继任总统。

语出1863年11月19日林肯发表的最著名的演讲《在葛斯底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讲》末尾的一段话。

格莱斯顿（William E.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著名政治家，1868—1894年间四度任英国首相。

尾声

苏厄德和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历经艰险，最终战胜了可怕的伤痛，恢复了元气，但是那“恐怖的一夜”在弗朗西斯·苏厄德的心里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6个星期之后，她觉得自己用“感同身受的方式”承受了她所爱的人的痛苦，倒下并且撒手人寰。她的葬礼在奥本举行，据说它是“美国有史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女性葬礼集会”。在随后几个月里，范妮始终待在父亲身边，想要弥补她在母亲病重弥留之际未能陪伴左右的遗憾，直到她本人患肺结核，距离自己22岁生日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去世为止。苏厄德悲伤欲绝。《华盛顿民主党人报》评论说：“也许真的该这样说，刺客的重击让父亲与儿子死里逃生，却给了母亲和女儿以致命一击。”

苏厄德继续在安德鲁·约翰逊的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务卿，安德鲁与国会里的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苏厄德试图从中调停但是没有成功，然而有一件事让他感到非常自豪，这就是购买阿拉斯加，而此举当初被人讽刺为“苏厄德的蠢事”。他卸任之后，以漫游世界度过余生。在弗雷德和安娜的陪同下，他花了8个月的时间游览了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回到奥本后，他立即制订了一个周游列国的计划，其中包括日本、中国、印度、埃及、希腊、土耳其和法国。1872年，苏厄德在家人的陪伴下寿终正寝，享年71岁。弥留之际，他的儿媳珍妮问他有何需要嘱咐，他简洁地答道：“彼此相爱。”当老朋友的遗体被抬进墓穴时，一旁抬棺的瑟洛·威德不禁当众落泪。

斯坦顿在内阁的最后几年，是在势不两立的争吵中度过的。在联邦重建的问题上，他对国会激进派的同情，让自己公开站到了总统的对立面。总统要求他辞职，对此斯坦顿并不买账。甚至当他收到了一纸免职令后，他一连好几个星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充当人体路障”，在办公室里吃饭，在沙发上睡觉。斯坦顿声称，将他罢免违反了《任职法》。这个法案是国会里的激进派不顾总统否决，新近通过的。它规定罢免任何一位内阁成员必须经过参议院批准。约翰逊对《任职法》熟视无睹，由此埋下了1868年遭弹劾的祸根。当该弹劾案在参议院以一票之差被否决时，斯坦顿终于递交了辞呈。

尽管斯坦顿历经磨难，心力交瘁，但是他几乎没有时间休息。他任职期间的运气已经耗尽了。重操律师旧业后，1869年格兰特总统提名他进入最高法院，他乐坏了，因为那是他“唯一向往过的职位”。然而好景不长，3天以后当他与家人团圆共度圣诞时，斯坦顿的哮喘病严重发作，昏迷不醒与世长辞，年仅55岁。罗伯特·托德·林肯在给斯坦顿的儿子埃德温的信中写道：“我知道说什么也许都不管用，然而当我回忆起令尊对我的慈爱，我就会想起家父去世时我万念俱灰的心情，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当令尊离我们而去之时，我和你一样，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夺眶而出。”

爱德华·贝茨与家人尽享天伦，安度余生。战争一结束，贝茨的儿子弗莱明就从南军离开回到家乡，父子欢喜团圆。1869年，贝茨告别人世，享年76岁。他的品德与其政府公职期间取得的成就一样，都受到了人们的尊崇。有人撰文称颂他说：“他的性格在他的社会和家庭关系中，都表现出最美好的一面。作为丈夫、父亲、朋友，无论哪种角色他都受人爱戴，即便是死亡也无法斩断这种感情的纽带。”

在负责处理安德鲁·约翰逊的弹劾案之后，萨蒙·蔡斯又向1868年的总统竞选投去了难以割舍的目光。他把各种希望都寄托在格兰特之后的民主党人身上，这就使共和党人稳获提名。凯特担任了蔡斯竞选班子的负责人，使蔡斯的名字领先于各位代表，但是当俄亥俄州宣布支持纽约州的霍勒斯·西摩尔时，蔡斯的总统候选人的美梦便破灭了。他的家乡州再一次让蔡斯的野心戛然而止。四年以后，蔡斯依然对总统梦心有不甘，于是他转而投靠自由共和党，然而这次他依然与总统候选人擦肩而过，霍勒斯·格里利却赢得了这个机会。有一次，蔡斯心脏病发作，突然中风。从那以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情绪也日益低落。他对一位朋友倾诉说，他“做了太多徒劳无益的事情，难以有所作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离开了人世”。1873年5月7日，在凯特和内蒂的陪伴下，蔡斯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时年 65岁。

父亲去世后，凯特与斯普拉格也劳燕分飞。她与纽约州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产生了恋情，这段婚外情以丑闻而告终。当时斯普拉格在他的纳拉甘塞特大宅里发现两人在一起，于是他手持一把短枪追逐康克林，然后夫妻两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争吵中，斯普拉格差点把凯特从卧室的窗户里扔下去。此后，凯特提出了离婚诉讼，然后回到华盛顿并在贫困交加中死去，时年58岁。

布莱尔家族回归了民主党阵营。尽管弗兰克·布莱尔于1868年被推举为西摩尔的副总统候选人，但是他没完没了谴责对手的习惯，过早地断送他在政坛上的大好前程。1875年，他在自己家里摔了一跤而丧命，时年54岁。布莱尔老人比儿子多活了一年，在85岁辞别人世之前，他始终“筋骨强健，脑子好使，乐天爽朗的脾气”一点没变。蒙哥马利在备受争议的1876年大选期间担任民主党人塞缪尔·蒂尔顿的顾问，在那次选举中，共和党人拉瑟福德·海斯最终获胜。1883年，蒙哥马利·布莱尔在撰写安德鲁·杰克逊的传记时去世，时年70岁。

吉迪恩·威尔斯在安德鲁·杰克逊遭弹劾审查期间支持了他。他在内阁一直待到1868年。回到康涅狄格州后，他写了一系列忆旧的文章。威尔斯第一个把林肯描写成“一位杰出的人物，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完成了极为繁重的使命”。他在晚年，将自己那些观察入微的日记整理成书，这些资料成了研究林肯政府内部各种动态最有价值的文献。威尔斯于1878年因链球菌感染而去世，享年75岁。

约翰·尼可莱和约翰·海伊是一对终生好友，他们以林肯当时未发表的文字为蓝本，合著了一部卷帙浩繁、长达十卷本的林肯研究文集。1901年，尼可莱在着手编纂一个简略版的林肯研究文集时去世，享年69岁。海伊在威廉·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两位总统任职期间担任国务卿。1905年，他梦见了自己重返“白宫，向现身为林肯的总统汇报工作。他非常和蔼可亲、体贴入微，对我的病表示十分同情。……他给我两封家常信作为回答，我很高兴这个小小的命令是我有能力遵从的”。那一年，正好是海伊所敬爱的总统遇刺四十周年。梦醒之后，他“内心极度惆怅”。此后不久，海伊很快便死于血栓，时年66岁。

玛丽·林肯始终没有能从丈夫去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回到伊利诺伊州之后，她向伊丽莎白·布莱尔·李表露说：“每天早上，我从辗转反侧中醒来，新的一天在我看来如此悲惨、如此难过，实在令人难以为继。”她对儿子的家庭教师说，倘若不是为了她的“宝贝塔德”，她“会很乐意拥抱死亡”。

母子二人几乎难以分离。用约翰·海伊的话来讲，塔德与玛丽一起前往欧洲旅行时，表现出“超乎他那年龄的专注和柔情”。回到美国不久，塔德患上了医生称之为“心脏受压”的疾病，并于两个月后去世，年仅18岁。约翰·海伊为《纽约先驱报》撰写了一篇颇为感人的讣闻。他写道：“几个星期前曾与母亲一起途经纽约的这位谦逊而诚恳的年轻人，除了他那悲痛万分的朋友们之外，将会无人知晓。但是任何一位活着的人，只要他亲身经历过4年来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几次风云变迁，那么他们就会记得‘小塔德’。他曾经是那样充满青春活力、生机盎然，内心健康开朗、乐观向上，他的各种恶作剧和异想天开的冒险精神，让整个白宫都充满了生气。”

玛丽一直非常担心自己没钱花，这使她的不幸遭遇雪上加霜。“你很难跟一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打交道。”罗伯特向年轻女郎玛丽·哈兰（此来成为罗伯特的妻子）倾诉道，“你很难相信居然会发生这种事，但是我母亲确实向我声称，她已确确实实穷愁潦倒。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她都不相信事实和她所说的正好相反。”玛丽的行为越来越古怪，这使得罗伯特下决心将她送进一家州立医院，进行精神病治疗。她4个月以后出院，被带到春田由姐姐伊丽莎白负责照看。这段经历，让玛丽唯一在世的儿子永远疏远了她。在结束了最后一次欧洲之行以后，她定居在爱德华兹公馆，实际上成了一位隐居者，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这里曾经留下了她与亚伯拉罕·林肯相遇并结为伉俪的那段美好时光。1882年，她盼望了多年的死神终于降临，了却了她的心愿，时年63岁。

致谢

任何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写作者，都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们撰写了浩如烟海的典籍，其中也包括我国最优秀的史学家们的经典卷帙，我非常感谢许多研究林肯的学者，他们慷慨地接纳我走进他们的学术领域，分享资源，讨论想法。他们把我邀请到家中做客，审读我的部分手稿，让我参观林肯文物中极为罕见的藏品。这些人包括大卫·赫伯特·唐纳德、道格拉斯·威尔逊、托马斯·舒尔茨、弗兰克·威廉姆斯、哈罗德·霍尔泽、约翰·塞勒斯、弗吉尼亚·拉斯、迈克尔·柏林盖姆、盖勃·波里特、詹姆斯·豪尔、哈罗德·海曼、菲利普·孔哈特三世以及路易斯·泰珀。

在过去10年间，我搜寻重要文献资料的工作，得到了30家图书馆优秀全体员工的大力支持。我特别要感谢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优秀人士托马斯·舒尔茨、金·鲍尔、玛丽·米开尔斯和约翰·马鲁弗。

我对以下人士和机构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加利福尼亚州的约翰·罗德哈梅尔和亨廷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伊利诺伊州的伊利诺伊历史学会、芝加哥历史学会、纽伯里图书馆、芝加哥大学特殊藏品研究中心、哈珀纪念图书馆以及亚伯拉罕·林肯书店；印第安纳州的林肯博物馆、艾奥瓦州的艾奥瓦州历史学会和艾奥瓦大学图书馆；肯塔基州的东肯塔基大学文献室；路易斯安那州的朱迪·博尔顿、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图书馆和路易斯安那与下密西西比河谷收藏室的全体员工；马里兰州的马里兰历史学会。

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珍本图书和手稿收藏室、康科德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的政府文献与微缩胶卷收藏室、哈夫顿图书馆、亚瑟与伊丽莎白·史莱辛格美洲妇女历史图书馆，以及魏德纳图书馆；彼得·德鲁米与马萨诸塞历史学会；密苏里州的丹尼斯·诺斯科特、埃伦·托马森以及密苏里历史学会的全体成员、圣路易艺术博物馆、密苏里州立历史学会；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珍本图书与特殊藏品部的唐·斯基默和安李·保尔斯。

纽约州的纽约州立图书馆、奥本苏厄德公馆的贝蒂·梅·刘易斯和彼得·威斯比，玛丽·胡丝和罗切斯特大学珍本图书与特殊藏品部的全体员工；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历史学会、约翰·哈斯和俄亥俄历史学会的全体会员、俄亥俄州议会、西部保留地历史学会；宾夕法尼亚州的道芬县历史学会、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罗得岛州布朗大学约翰·海伊图书馆的玛丽·约·克莱和安·摩根·道奇。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历史学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约翰·塞勒斯、克拉克·伊万斯以及国会图书馆的全体职员、迈克尔·穆西克和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威拉德饭店的詹姆斯·休斯以及布莱尔宫的全体员工。最后要感谢迈克尔·柏林盖姆，他是林肯研究的集大成者，堪称活图书馆，在撰写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林肯传记的同时，他慷慨地将自己堪称一绝的林肯研究成果与我分享。

我那了不起的朋友和不知疲倦的助手琳达·范德格里夫特，过去20年来始终在我身边，为我从事所有项目的工作。我又欠了她一大笔人情债。

我要感谢正在哈佛大学和林肯的故乡——伊利诺伊州从事学术研究的诺亚·提顿（目前她正在撰写一部著作，我肯定这是关于暗杀林肯的凶手的哥哥、演员埃德温·布思最优秀的一部传记）。她在我们之间的许多次讨论中，就19世纪美国的社会、知识界和文学界的背景提供了极富价值的观点。

在华盛顿，曾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在北弗吉尼亚社区大学任教的迈克尔·克劳尔是一位优秀的美国内战史学家。他在挖掘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里的馆藏档案文献，以及搜寻资料方面，展示了非凡的精力、直觉和聪明才智。

还有许多人阅读了我的部分手稿，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了我。其中包括朱迪丝·阿诺德、贝思·拉斯基、埃里克·欧文斯、路易莎·托马斯、扎德·卡拉汉、迈克尔·古德温、林赛·霍斯默、菲力斯·格兰、迈克尔、约翰·洛根、保罗·韦伯、布拉德·杰兰德、卡伦·尼德尔斯和约翰·希尔，以及我们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常去的两家酒馆——塞拉芬娜餐厅和华尔登·格里尔餐厅的所有好朋友们。感谢迈克尔·库沙基，他无数次地把我那开小差的电脑挽救回来，我欠了他太多的人情。

按照惯例，我要感谢一向热情支持我的组稿人布林基·厄本，感谢西蒙与舒斯特尔出版社的男士和女士们，25年多的合作使我们几乎亲如一家。他们是大卫·罗森塔尔、卡罗琳·里迪、爱琳·赫拉迪、杰基·希欧、乔治·图里安斯基、琳达·丁格勒、埃伦·萨沙哈拉、丽莎·希里、维多利亚·梅耶和伊丽莎白·海依斯。我要感谢在手稿技术编辑方面进行出色工作的安·阿德尔曼和埃米丽·贝思·托马斯。我特别要感谢罗杰·拉布里，他在监督本书最后阶段的出版工作时义无反顾，克服了重重压力，在最后期限内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多年来，我始终依靠我那位优秀的编辑爱丽丝·梅惠，然而她为本书所做的贡献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对于亚伯拉罕·林肯，没有一位编辑比她更加渊博；本书从头至尾，在结构、风格和语言上，没有一位编辑能像她那样，给我更好的忠告和建议。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绝对是最棒的，我应该永远感谢她。

最后，我要向我丈夫理查德·古德温表达我一言难尽的感激之情。本书就是献给他的。从最初的草稿到最后的成书，他对本书的每一页都进行了校阅，他对亚伯拉罕·林肯的热情和我完全一样。我和他争吵过、辩论过，最后常常是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他对本书的奉献和我一样多。

对于林肯，他懂得许多，并且他与任何人一样，对林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2005年7月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

二校：@Jr.

一校：@不语

版本更新记录：
v1.0-20170416
v0.5-20170306

原书信息

ISBN：9787121276347

版次：2016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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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 封面
- 图片
- 引言

- 第一部 竞争对手

- 第一章 等待命运
- 第二章 渴望崛起
- 第三章 从政诱惑
- 第四章 初出茅庐
- 第五章 风起云涌
- 第六章 山雨欲来
- 第七章 提名前夜
- 第八章 决战芝城
- 第九章 自知之明
- 第十章 组阁游戏
- 第十一章 执政为民

- 第二部 全民领袖

- 第十二章 记忆和音
- 第十三章 好戏开场
- 第十四章 拒当炮灰
- 第十五章 痛失爱子
- 第十六章 非同寻常
- 第十七章 废奴之梦
- 第十八章 怨声四起
- 第十九章 后院起火
- 第二十章 中流砥柱
- 第二十一章 暗潮汹涌
- 第二十二章 风急浪高
- 第二十三章 内幕操纵
- 第二十四章 善有善报
- 第二十五章 戮力一心
- 第二十六章 名垂千古

- 尾声

-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