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乱时候，穷时候

作　　者：姜淑梅

责任编辑：陈巧丽

ISBN： 978-7-213-05731-1

目录

版权信息

序

讲故事的人出现了--王小妮

我的学生姜淑梅--艾苓

六十学写字，七十来写书--姜淑梅

乱时候

胡子攻打百时屯

点天灯

刘克七的人

扫荡

拉锯

女共党

捡弹皮

逃难

难民所里的人和事

济南城的枪炮声

庞家父子

金孩家的事

过蚂蚱

黄狗

裹脚

包脚布

最后的辫子

哑巴媳妇

露天地里的母女

守寡

改嫁

小指使妮儿

小金盆儿

小媳妇

二尾子

大个子驴

老广德

穷时候

登记

挨饿那两年

参加“大跃进”

偷青

购票证

出疹子

大宿舍

合住的“窝”

五十年前的家常话

坐月子

闹黄皮子

卖碱

傻

家属工

批斗

地主成分

山沟里的后方基地

看见野兽

冬天进山

山沟里的孩子

家里人

俺娘

俺爹

二哥

俺舅

发家

婆家的家史

二姨的家事

本家大娘

王氏大妗子

二嫂的弟媳

序

讲故事的人出现了--王小妮

一本新奇的书

先睹为快的害处，是只能读到《乱时候，穷时候》的电子版，真的很影响阅读感受，读者有福，能看到实体书。

《乱时候，穷时候》的著作者姜淑梅七十六岁了，而她学会写字已经是六十的时候。如果只计算识字和写字的时间，十六年，正好是一个刚刚准备进入社会的涉世不深的大学毕业生吧。姜淑梅靠这十六年的学习，却获得了写一本书的动力，希望更多的读者能阅读到这本真正处女作中的诸多闪光处，这光泽都来自日久弥长、悲苦绚丽的生活本身。

民间记录的意义

民间的记录在中国始终缺乏。从历史学者到普通百姓，多习惯信任“正史”而轻视“野史”，似乎正史必字字确凿，野史定荒诞无据。因为有那一贯逾越千年的正统思维的掌管规范，它当然也就先天地掌控了一切旧时旧事的独一的、权威的发布权。而它记录的都是皇族更迭的荣耀、你夺城我拔寨的大事件，平凡的芸芸众人如细沙入水，被恢宏巨制的大历史过滤得干干净净，书本上的历史和真实的民众完全无关，前者一副铁面，少有温度，后者蝼蚁般各自鲜活生动的记忆，似乎都可以忽略。

萨特在他的长篇随笔《占领下的巴黎》中说到“肉眼的视野更广阔”，他举一张照片的例子：

一个膀圆腰粗的德国军官在塞纳河畔旧书摊上搜寻，摊主是个留胡子的法国小老头，正用冷漠而忧伤的眼光看那德国人，而德国人显得得意扬扬，他的身体都快把法国小老头挤到取景框外面去了，照片的文字说明是：“德国人亵渎了从前属于诗人和梦想家的塞纳河岸。”

萨特说他没认为这照片是假的，可这不过是一张照片而已，转而他强调“肉眼的视野更广阔”。如果调整取景框，可能传达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任何取景框都不能替代和规定人的真切的感受。作为产生了《史记》这样著作的族群，过去了两千年，人们才意识到这种长久的被扭曲的缺失。近些年多了有意识的民间记录者，这个觉醒才开始把真实生活的各个细微部分注入大历史，使它丰富充盈生动起来。

现在我们终于获得了姜淑梅老人的肉眼和耳朵，得以分享她亲历的年代里人世间的最末梢了。

认字写书就是生活本身

六十岁才开始学写字，七十多岁才开始出书，这足够传奇的。而我更看重的是这种纯粹的民间书写传达出来的文字、知识、文化原本的意义。

中国人喜欢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足够“励志”的诗词楹联，横跨多少时代通行无阻，表面看我们真是崇尚文化，而这个崇尚的真正前提，看重的恰恰是悬梁刺股苦读诗书之后的目的，它直统统全无掩饰地通向最实际的用途，求升官、图生存的必然阶梯。读了书而不去求功名的，古人封他隐士，暗自期待这无用的人有一天会醒悟出山，而不是“浪费”掉一肚子的诗词歌赋道德文章。

在二○一三年，我们正像遇到一个偶然现身的隐士一样，碰到了也许会被写它的人彻底深藏、永不为人所知的一本书。

讲故事的人出现了

过去常听很多人回忆家中的老人，说某某很会讲故事，某某肚子里装的奇人怪事可多了。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才给这个真正存留在民间的口头的源流一个称呼。类似的视频已经有了，而《乱时候，穷时候》是我见到的第一本纯正的“听老人讲故事”的出版物。可以想象，类似的讲故事的人将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存在的乡土已经面目全非，他们也许成了最后的讲故事的人。

现在让我们安静下来，翻开书页，听听姜淑梅老人的故事。

二○一三年六月六日，深圳

我的学生姜淑梅--艾苓

我的学生里，姜淑梅同学年纪最大，学龄最长，她芳龄七十六，学龄十六年。

我的学生里，姜淑梅同学对我最好，今天拿来剥好的松子，明天递来削好的苹果，总笑吟吟的：“俺给老师送礼来了。”

她是我娘。

娘以前认得几个字，不会写。二舅办小学的时候，娘五六岁，姥姥跟二舅说：“让她到学校玩吧，别掉坑里就行。”学校就她一个女孩子，她只能自己玩。虽说不会写，国语课本的前几课，她现在还能背下来。因为战乱，上学的路刚刚开始就断了。

娘羡慕读书人。作为她的女儿，我一直生活在她的羡慕里，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工作。因为娘的羡慕，我偷了很多懒。只要我在看书写字，娘就认为我在做正经事，顶顶重要，她不声不响把家务活儿全包了。因为娘的羡慕，我成了懒丫头，好些年都不知道疼惜她。

上小学的时候，她做饭我烧火，她说：“人家都说你作文写

得好，俺听听中不？”

我乐意给她念作文，等着夸奖。

听完作文，她停下来看我：“老师夸你写得好了？”

“嗯。”

“俺看不咋的，没劲。你自己看呢？”

我不大高兴，说：“我看挺好的，老师都表扬我了。你不懂。”

娘说：“俺是不懂，可写文章总得有点儿劲吧？你这个没劲。”

等我上了中学，再给娘念作文，她点头的时候多了，说：“这个有点儿劲了。”或者说：“这个有劲。”

那时起，对娘我不再小视，她的判断是对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下旬，我到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读书。爹娘随后从家里出发，坐汽车回山东老家。路经秦皇岛时发生车祸，爹当场身亡，娘就在现场。我能想出娘的悲伤和绝望，但她把悲伤和绝望都留给自己，坚决不让人通知我，仅仅通知了我丈夫。

朋友泄露消息给我时，已是事后十多天。难过之余，我最担心的还是娘。电话打到秦皇岛，丈夫说娘还好，很刚强，已经回家了。娘逼着大家吃饭，买了好几种常用药，给大家去火。他还强调，娘不告诉我，怕的就是耽误我学习，叫我千万不要回去。

我屈从了，但放心不下，想到娘就泪湿眼睛。

有一天我正在寝室看书，同学打开门说：“爱玲，看看谁来了。”

门口站着我的白发亲娘！

我奔过去抱住娘，娘也用力抱住了我，我们都没让自己流泪。

平静下来，娘说：“俺想通了，你爹去世了，俺得好好活，

俺还有六个孩子呢。俺整天难过，俺的孩子不是更难过吗？”

娘告诉我：“你爹去世后，俺的孩子都长大了，懂事了。你二哥平常最粗心，想拴他一会儿都拴不住。现在赶都赶不走，半夜出车回来，也要到俺的屋里坐一坐。”

娘一再叮嘱：“像看书一样，把这一页翻过去吧。翻过去就不要再翻过来，没用。安心学习，记住了吗？”

娘瘦多了，但我看得出，被不幸击倒的娘已经站起来。她需要支撑和倾诉，我们便在宿舍、在校园、在公园里唠。她的一个想法就是学认字和写字，记些有趣的旧事新事供我处理。

偶尔，有同学或朋友来房中海阔天空地侃，娘坐在一边静静地听。我有些于心不忍，人家走后，娘却很高兴：“俺就是喜欢听有文化的人说话，人家说的话就是有道理。”

我建议：“那就听一次课吧，大作家讲课更有意思。”

娘连忙摆手：“不行，人家讲课哪能随便听？”

征得学校同意，在我们的簇拥下，虚岁六十的娘走进作家班的课堂，坐到我前面，只留给我一头白发。

起初，她一定很紧张，把粗糙的左手张开罩在头发上。那头白发雪白雪白，很多人惊叹它的美丽和纯粹。坐在一群黑发人中间，她一定觉得自己的头发太惹人注意，与周围的黑发太不相称了，也许还有些自卑。

那次课是苏叔阳先生讲的《电影·文学·人生》。几分钟后，娘的手便落下来，一动不动，她的神情一定认真得像个小学生。

下课以后，我们都问她：“听懂了吗？”

“听懂一半儿吧，”娘说，“俺一个文盲，都跟作家一起上课了，这辈子总算没白活。”

回想起来，娘能够大器晚成，十七年前的北京之行已经显露端倪。她一下笔就没废话，直接讲那些有意思的故事，讲故事里的细节。

我问她为啥这样写，她说：“那年去北京，你那些朋友和同学说的话俺都记住了。他们说，人家都知道的事，你废话少说，要讲就讲人家不知道的事。”

毕竟在一起生活四十二年，爹撒手而去，是娘很难迈过去的一个坎儿。爹去世以后，娘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安眠药剂量不断加码。大夫吓坏了，跟她说：“睡不着觉也不要吃了，再吃要出人命了。”

寒假回家，娘让我多买点儿毛线，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学着织毛裤。没过多长时间，她就给我和丈夫各织了一条毛裤，还给我织了一件坎肩，织得我好心疼。我再次劝她：“学认字吧，你不是一直想认字吗？我们都可以给你当老师。”

娘有很多问号：“俺中吗？岁数太大了吧？要不，俺试试？”

我那时算不上老师，至多是娘的老师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身边的孩子、街上的行人都是她的老师，牌匾、广告、说明书、电视字幕都是她认字的教材。几个月以后，她就能读幼儿故事了，她说：“有些字不认识，一顺就顺下来了。”

娘的学习生活总被各种事情打断。没有了爹，娘就把自己变成一块大补丁，哪家的生活出现漏洞，她就把自己及时补到哪里：表弟开小吃店人手少，她听说了就去打下手；小妹生孩子，她就帮着带孩子；二嫂病倒了，她又过去照顾二嫂照顾那个家；大家都忙的时候，她同时带着外孙女和重孙子……

儿子上大学后，娘成了我唯一的心事。

我要接她跟我同住，她不肯，说：“你跟你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得挺好的，俺去了容易出现矛盾。俺是你亲妈，你肯定对俺亲。你对俺亲，你婆婆心里能好受吗？咱得替人家想想。”

在我多次劝说后，二○一○年她犹犹豫豫地过来住了几个月，二○一一年算是比较安心地住下来。

我跟娘说：“你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为别人考虑。从现在开始，你要为自己活，为自己考虑了。”

娘问：“咋样才叫为自己活？”

我说：“喜欢做什么做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

娘开始看书，戴着老花镜看《一千零一夜》。

娘开始唱歌，跟邻居学了不少新歌。

娘开始学电子琴，《苏武牧羊》弹得慢慢有了些意思。

我不忙的时候，她常给我讲故事，那些故事都有些年头了，有的以前讲过，有的没讲过。每次讲完，她都问：“这个故事好不好？”

我说：“好。”

她嘱咐我：“有时间你把它写出来。”

我说：“好好好。”可是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事，一直没写。

娘有些失望：“这么好的故事，你咋不写呢？”

“你自己写呗。”

“俺要是会写就好了。”

我说：“你咋给我讲的，你咋写出来就行。不会写的字，我可以教你。你这一肚子故事，不写出来太可惜了。”

她一个劲儿摇头：“俺能对付着看书，就谢天谢地了。好多有文化的人都不会写作，俺哪能学会？”

真正动笔，已经是二○一二年六月未了。好不容易混成专职老师，我赶紧给学生提供笔和纸。第一天写了几行字，她连连摇头：“手不好使了，连一道儿都画不直，像锯齿。”

我说：“谁开始写字都这样。”

十天以后，她开始惊喜：“做梦也想不到，俺会写字了，会写的字越来越多。”

娘最初写的两个故事都是听来的，写了好些天，有点儿意思，但意思不大。我不能打击她，她需要的是肯定和鼓励。我建议她写自己的故事，闯东北那段我很了解，我让她从那儿开始。

姜淑梅同学悟性好，这回写得很顺利。她写一篇，我帮她敲一篇，贴到我博客上，注明作者，作家朋友都说好。也有不合格的，几件事塞到一篇文章里，瞎了好素材，我让她重写，她呵呵笑：“这老师还挺严格呢。”我也笑：“对学生必须这样。”

她不会写的字，我工工整整写在一个软皮本里。那个本子慢慢成了她的生字本，她经常翻开反复辨认，页角早就打卷了。

她不会用标点符号。我教过她，她说记不住。看了莫言的几部小说，她写的东西有了标点，只使用三种标点符号：问号、句号和实心点。

她用不惯书桌，说书桌那儿不亮堂。最初写作的时候，她抱着空果箱，把果箱放到腿上就开写。现在抱着沙发枕垫，上面铺上枕巾。

写已故亲人那段时间，娘说：“你姥娘、姥爷和大舅、二舅，他们好像还在，没觉着他们不在了。”

我说：“那就对了，他们在你的文字里复活了。”

娘的最佳状态是每天凌晨，她说，那时候脑子最清亮，不会写的字也能想起来。外孙不在家，她在卧室起来就写。寒假外孙回来，她悄悄起来去客厅。每天早晨起来，我都看到客厅的小桌上放着台灯，旁边放着小凳。家里来了客人，我公公住到客厅。早起做饭，在厨房的灶台上，我又看见了台灯，知道吉时已过，娘回房躺着去了。我不知道，如果我的学生都有这种劲头，他们得出息成什么样；如果我有这种劲头，我能出息成什么样。

种种苦难和不幸，像娘无意间丢在地里的种子，如今，它们长成大豆、高梁、谷子、玉米。娘有了自己的秋天，她今天割一捆儿大豆，明天掰几穗玉米，不慌不忙，权当娱乐。来日方长，让她慢慢玩吧。

姜淑梅同学年轻时的容颜我没有印象，我看到的是她越老越美的晚年。她目光清澈，一头白发，喜欢穿白裤红衫或绿衫。她跟人讲：“跟着作家学写作，这才叫‘跟啥人学啥人，跟着神婆子会下神’。”她不知道，她一直都是我的人生导师，跟她学了四十多年，我才走到今天。

六十学写字，七十来写书--姜淑梅

有人跟俺说，人生有“五大重要”，第二重要的就是上学摊上好老师。七十多岁的时候，俺遇到一个好老师，老师比俺小三十岁。

老师家有很多书，她说：“想看哪本看哪本，你随便看。”俺找出来《一千零一夜》，挺厚的两本书，先看上册，又看下册。书里有很多字俺不认得，那俺也看，有的字能蒙出来，有的字蒙不出来。蒙不出来的字，俺就问老师。两本书看完，俺多认了不少字。

后来，老师买回来“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书，她看了觉着好，也让俺看。书里有些字俺不认识，可还能看懂，看了也觉着好。

老师问：“你说说哪里好？”

俺说：“细节真细，跟真事似的，是那么回事。”

那些作家里，俺最喜欢乔叶，她写的故事在河南，跟山东老家的风俗差不多，老家的事俺一下就想起来了。

跟老师看了两年书，认了两年字，老师跟俺说：“你也学写作呗，你有一肚子故事，不写出来太可惜了。”

俺叹口气，说：“俺早就是坐吃等死的人了，能对付着看书，就谢天谢地了。好多有文化的人都不会写作，俺哪能学会？”

老师说：“试试呗，不试你咋知道？试了你就知道了。”

说这话的时候，是二○一二年四月末，俺周岁七十五。老师跟俺说了几次，说得俺有点儿活心了。

俺是安达的五七工，也叫家属工，五月份和十一月份都得回去认证，让人家看看你是不是活着，不认证工资就给你停了。

五月份回安达，俺对二女儿说：“这次回绥化，俺想跟你大姐学写作。”

二女儿说：“写吧，东边茅楼没纸了。”

俺去大儿家，说：“儿子，俺再去绥化，跟你大妹妹学写作。”

大儿说：“妈呀，你要能发表文章，胡锦涛就来接见你。”

俺去大庆看三哥，俺说：“哥，这次回绥化，俺跟爱玲学写作去。”

三哥是个文明人，啥也没说，哈哈大笑，三哥很少这样笑。笑了一会儿，三哥说：“写吧，写吧。”

他们要不这么说，俺劲头可能还不大。他们这么说，俺的劲头倒大了。

六月份回到绥化，俺跟老师说：“你让俺干啥俺干啥，你让俺咋写俺咋写。写不好，你就当素材。”

老师笑了，给俺找了两支铅笔、一块橡皮，还给俺一沓废纸，纸上已经有字了，她让俺在背面写。拿起笔来，俺手哆嗦，横也写不平，竖也写不直，一天写不出两句话来。

俺问老师：“俺这样还能写作？”

老师说：“别着急，谁开始写字都这样，慢慢来。你现在就是一年级小学生，从头开始学。”

写了十多天，手不哆嗦了，横竖也比原来平直了，一天能写三行五行字。老师天天夸俺，说俺有进步。到了六月末，老师说：“你可以写作了，想写啥写啥。”

俺想，写就写老故事，越稀奇越有意思。先写的是胡子打百时屯的事，娘讲给俺的。又写家里请来跳大神的，正好赶上地震，吓得大神尿了裤子，爹讲给俺的。

这两个故事吭哧瘪肚（吭哧瘪肚：很费劲、很吃力的样子）写了很多天，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空着，哪页纸上都有很多空。老师下班回来，把俺不会写的字一笔一画写到本上，俺再照着样子填上。好不容易写完了，觉得写得还行，给老师交作业。

老师看了俺的故事，跟俺说：“这两个故事挺好的，就当是练习了，你先放好。从现在开始，你写自己的故事，就写你经历过的事。”

“俺经历的事多了，写啥？”

“先写你来东北那段，一个故事写一篇文章。写的时候你要想着，你对面坐着一个人，他从来没听过你讲的故事，你要从头到尾讲给他听。”

俺说：“行，记住了。”

老师对俺可严了。刚开始，俺把出疹子住的宿舍、后来住的大宿舍和三家合买的房子写到一篇文章里，老师说：“不行，拿回去重写。这是三篇文章，必须单独写出来。尤其是大宿舍，必须好好写。”

俺说：“就是一个大宿舍，没啥写的。”

老师说：“几十家住在一个大宿舍，怎么可能没故事呢？你好好反省反省，如实交代。”

俺说：“半夜起夜，有找不到家的，也有找错地方的。”

老师问：“还有什么？”

俺说：“有几个打呼噜的，可响了，聒得俺睡不着觉。后来干活儿累，就能睡着了。”

老师说：“这样的细节越多越好，你还能想起什么来？”

俺说：“晚上先都平躺着睡。要是半夜翻身侧躺一会儿，想再平躺就难了，那点儿地方早让人占了。”

老师笑了，说：“好，太好了，去写吧。”

没过多长时间，俺把熬碱和卖碱写到一篇文章里，老师说：“熬碱必须单独写。”

俺不同意，说：“一个熬碱没啥意思。”

老师说：“不行，必须写。你知道熬碱是咋回事，现在的人不知道，你得讲给他们听。”

俺说：“明白了，老师你真能挖。”很多文章都这样，让她一点儿一点儿挖出来。后来俺摸着规律，不用她挖，俺自己挖。一门心思想着写作，过去的事一件连着一件都想起来了。

来东北那段故事写完了，老师帮俺整理好，放到她博客上。她跟俺说：“你写的都是好东西，写得太好了，一定能发表。”

俺说：“老师你别哄俺了，你不哄俺，不夸俺，俺也写。一个字不发表，俺都高兴，当了一辈子文盲，老了老了会写字了，有学问了。”

老师说：“不哄你，你写得确实好。”

老师没哄俺，很多人喜欢看俺的白话故事，他们看完了，在老师的博客上留言。俺不会拼音，不会查字典，也不会用电脑，老师就给俺念那些留言，他们都说得那么好。有个叫马国兴的先生，还把俺写的文章推荐给《读库》。今年四月份，《读库》还真发表了，给了三千块钱稿费，这是俺做梦也没想到的奇事。

俺打电话给大儿，说：“俺发表文章了，你让胡锦涛来接见俺吧。”

大儿嘿嘿笑，说：“妈，你文章发表得不是时候，胡锦涛跟我一样，已经退休了。”

老师跟俺说：“等着吧，肯定有人给你出书。”

俺没事用扑克算卦，算了好几回都不顺，出不了书。

这回老师又说对了，没过几天，磨铁图书公司创新空间找到老师，商量出书的事。

俺这个老师不简单吧？她是俺大女儿张爱玲，在黑龙江省绥化学院教书，作家，教的就是写作。没有这个老师，俺还啥也不是。

回头想想以前实在寒心，俺差点儿就做掉这个女儿。怀她的时候，闹小病晚，跟原来不大一样，俺跟丈夫说：“这个准是闺女。”俺有三个儿子了，再添个闺女，以为他得和俺一样高兴。没想到他生气了，作（作：无理取闹），逼着叫俺去做流产。

俺不去，说：“不管是闺女是儿子，最少俺要四个孩子。”

他说：“这个是闺女，咱就得做了去。”

俺说：“孩子在俺身上，俺就不去做。”

本来闹小病不能吃饭，总想吐，天天看见他丧拉着脸，俺实在受不了。有天下午，俺去医院了。

妇产科大夫说：“现在四个月了，不能做，做了有危险。”

俺说：“没事，俺身体好。”

大夫说：“我劝你还是别做了。今天上午来了个十八岁的大闺女，怀孕四个月，没结婚。闺女的妈叫闺女把孩子做掉，另嫁别人。手术是张大夫做的，张大夫对她妈说，孩子大了，有危险。她妈说，有啥事也不怪你，非做不可。结果，把闺女做死了。闺女的男朋友在门外，本来心疼不敢进屋，怕进屋挨打。听见屋里有哭声，几步走进产房，抱住爱人哭。闺女的娘上去要打，男孩一脚蹬过去，哭着说：‘老东西，你毁了俺的大人孩子，毁了俺的一家！’尸体推到太平间，他还在后边哭着追呢。”

俺说：“俺不怕死，俺死了也没人哭，你还是给俺做了吧。”

大夫说：“你不怕死，医院怕。你非要做，明天大夫都在的时候再商量吧。”

第二天早上，俺跟丈夫说：“今天你别上班了。”

丈夫问：“啥事？”

俺说：“你跟俺做流产去。”

丈夫说：“做个流产，去这么多人有啥用？”

俺说：“孩子四个月了，大夫说做不了，有生命危险。俺非要做，她叫俺今天去。你做好收尸的准备吧。”

丈夫说：“咱不去了。”

俺说：“你不去了？你不去俺自己去。”俺抬腿就走。

他拉住俺，没叫俺去。从那以后，他再也不作了。

生了闺女，爷爷奶奶都不高兴，总拉着脸。刚出满月，婆婆就想叫俺去砖厂推车子。俺说：“身上没劲儿，晚几天再去上班。”

婆婆说：“推那小车跟玩似的，俺看有点儿劲儿就能推着跑。”

公公听见了，骂婆婆：“你他娘的去推！那叫一千多斤的车子，你他娘的去玩！”

俺上班以后，回到家也有的是活儿，俺老师躺了八个月，爷爷奶奶谁也不抱。三弟结婚后，弟妹才给抱起来了。弟妹说：“你们这是啥人家？孩子八个月还不抱，啥时候能会走啊？”到了一岁半，老师才会走。

一九九一年，老师得了一个海内外散文比赛的一等奖，去南京领的奖。那段时间俺走路飘轻，心里可舒服了。

一九九九年，老师出版了第一本书，书名叫《领着自己回家》。她专门拿出一本书，请给过她帮助的人签字留念。在上面签字的，有她的领导，也有她的朋友。她一个一个念给俺听，人家写的话都那么好。老师说：“你对我的帮助最大，你也给我签字吧。”

俺说：“自己的名都不会写，俺给你写啥呀？”

老师说：“写上名就行了，你先练练。”

俺说：“今天天黑了，明天再写吧。”

夜里睡醒了，俺也想了几句话：“根是苦菜花，发出甘蔗芽。本是乌鸦娘，抱出金凤凰。”天亮以后，让老师一笔一画写到纸上。俺从早上八点练到下午三点，手不哆嗦，天也要黑了，才写到书上。

哪承想，俺这乌鸦娘老了老了，要变成俊鸟了。

来绥化以后，老师一共让俺学了三样东西：唱歌、弹琴、写作。

俺以前就喜欢唱歌，有些歌知道调，不知道歌词。老师先在网上找，再让女婿给打印出来。俺没事就唱，有时候去找爱唱歌的邻居，俺们一起唱。开始气短不够用，现在越唱气越足。

俺不知道电子琴上哪儿是哪儿，也不懂简谱。老师抄了几个歌的简谱，数字写得挺大，她还在电子琴上用黑笔标出数字来。有个邻居过来教过一回，教过一回就不来了，他说：“要是一点儿乐理知识都不会，学起来肯定吃力。”俺老师也不会弹，但她比俺学得快，先弹出调来。俺也照着简谱，到电子琴上找能对上号的数字，慢慢也弹出调来。

这三样东西都是让俺开心的玩具，俺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心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稿费，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乱时候

胡子攻打百时屯

一九一九年，百时屯前街有家姓庞的，开铁匠炉。有个胡子叫刘二恶鬼，常去铁匠炉修枪，他说：“把枪修好，办你们百时屯的事。”

他去一次说一次。老百姓听得难受，都说：“早晚得吃刘二恶鬼的亏，不如早点儿杀了他。”

这天，刘二恶鬼又去修枪，他说：“修好了家伙，就收拾百时屯。”

庞三说：“刘大当家的，铁匠炉是俺庞三一家人开的，是咱两家打交道。俺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对俺来，不用连累百时屯。你要是在百时屯做出那种事来，百时屯的人都得说俺把你们引来的。”

庞三买来好酒好菜好烟，请刘二恶鬼吃饭，又找来六个能说会道的陪他，好话给他说了很多。刘二恶鬼说：“你百时屯有钱的户太多了，俺一定要花你百时屯的钱。”

边说边吃边喝酒，他们几个都喝多了。看见床上躺着刘二恶鬼，庞三越想越生气，他举起打铁的大铁锤，对准刘二恶鬼的脑袋砸下去，这一锤把刘二恶鬼砸得死死的。

这天，百时屯是集，赶集的人很多。用高粱秆织成的席，山东人叫“箔”。他们用箔把刘二恶鬼卷上，四个人抬出去，大白天埋了。

百时屯的人都很高兴，有钱的户说：“庞三做了大好事，刘二恶鬼一死，百时屯就太平了。”

一个月后，胡子联胡子来了四五百人，要打百时屯。

胡子在外面叫号：“打开百时屯，小小子把小鸡巴割了，小闺女绑上手脚、套上石头磙子轧死，大闺女小媳妇玩够了再杀，大男人把头割下来拉一车，拉到刘大当家的坟上，给刘大当家的报仇！要杀光烧光抢光，一人不留！”

百时屯有围墙，俺小时候都叫海子墙，海子墙底座三米多宽，两米半高，上接半米宽、一米半高的围墙，从外面看，海子墙四米高。墙下有两米多宽的道，道下边就是海子壕，墙里边有四个炮楼。

胡子有很多土枪、土炮，老百姓也拿着土枪，抬着土炮上了海子墙。胡子从下往上打，老百姓从上往下打，他们看得见胡子，胡子看不清他们。

仗打了七天七夜，大雨下了七天七夜，那些天，海子墙上有很多白老鼠，树上有很多猫头鹰，它们不怕人，也不怕枪响。

传说，有个老头倒骑着驴路过此地，胡子问：“你打哪儿来？”

老头说：“从贾楼来。”

胡子问：“到哪里去？”

老头说：“给百时屯送枪药去。”

胡子开枪就打，枪走火，把他自己打死了。

海子墙倒了很多，眼看着胡子就要打进百时屯，俺二爷爷冒着生死危险出了百时屯，跑到龙固集请正牌军。当时驻在龙固集的正牌军，大家叫“马一营”，他们有真枪真炮，把胡子打得死的死逃的逃。

马一营的兵进屯子了，老百姓以为胡子进来了，大闺女、小媳妇有上吊的，也有跳井的。

俺娘听见外面有人喊：“不好了！胡子进来了！”俺娘正跟二大娘在一起，俺娘说：“二嫂，胡子进来了，咱到场院去死吧。”

二大娘吓得不会动了，说：“他婶子，你拉俺起来。”

俺娘把二大娘拉起来，一步没走，她又坐下了，再拉起来，又堆在那里了。二大娘说：“俺起不来了，你走吧。”

那时候，俺娘生完第一个孩子才十六天，走到场院就坐到石磙子上等死去了。有个人从对面来，娘想：是来杀俺的吧？

这个人说：“大嫂，你给烧锅开水。”

俺娘一看，这胡子不杀人呀。二大娘在家里哆嗦着，娘说：“二嫂不用怕，这胡子不杀人。”

把水烧开了，俺家长工来提水，说：“这不是胡子，是马一营的正牌军，把胡子打跑了。”

雨不下了，白老鼠、猫头鹰一个也不见了，太平了，俺娘说：“这个月子过得心提溜着，今天可得好好吃点儿饭。”

做好了饭才想吃，二大爷拿着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回来了，二大爷说：“这个胡子活着，俺给他一刀，用脚一踹，心就出来了。这才是活人心，俺吃了它！”

这顿饭，俺娘一口都没吃。

点天灯

一九二七年，巨野出了两个人命案，杀人的都被点天灯了。俺娘正好住在巨野县里，那两次她都去看热闹了。

一家儿子在山西挣回很多钱，爹娘都高兴。

爹说：“儿子都二十四了，俺找媒婆去，得给儿子说个好媳妇。”

娘说：“儿子的事不用你管。”

家里有个女儿没嫁人，十八岁，老婆子想把女儿嫁给儿子。

从前的女孩不念书，多数女孩都听娘的。到了天黑，老婆子就叫女儿钻到她哥的被窝里，哥俩成了夫妻，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老头看出来了，劝两个孩子：“你找你的媳妇，你找你的婆家，咱中国没这样的，你们这样太丢人了。”

两个孩子不听爹的，就听娘的，爹就骂他们牲口，骂老婆子不是人。老头总骂，把他们骂烦了，赶上连阴天，他们把老头灌醉，整死了。

老头有个干闺女，听说干爹死了，哭着来了。

干闺女问：“俺爹啥病死的？”

老婆子哭着说：“急病。外边下着大雨，你弟弟去请先生。先生不在家，你弟弟回到家，他就死了。”

干闺女跪在干爹的棺材前，哭得鼻涕一把泪两行的。她去门后擤鼻涕，看见门后有把剪子，用手去摸黏糊糊的，拔出来看，上面全是血。趁那三口人都不在，干闺女查找干爹的伤口，扒开脖子看见一个血窟窿。她啥也没说，脱了孝服就去告状，那三口人都给抓到县里了。

先是骑木驴游街。木驴是木头做的，驴蹄子上有四个轱辘，驴后背上有个三寸长的铁钉，尖儿朝上。这家的闺女坐到木驴上，铁钉子插到屁股眼里。她娘推着木驴，她哥拉着木驴缰绳，边走边吆喝：“俺不是人，拿自己的亲妹妹当媳妇，搂着亲妹妹睡觉。”

他要是停下来不吆喝，当兵的就过来踢他。

那是夏天，娘看见他们的时候，骑木驴的闺女脸色煞白，她梳着一条大辫子，小脚上穿着绣花鞋。县城不大，全是土道，木头轱辘一蹦一蹿的，鲜血顺着木驴肚皮滴答滴答往下淌。她的喊声不大：“哎哟，俺的娘，可疼死俺了。”

她哥耷拉着脑袋，她娘哭丧着脸，这三个人长得都好看，都是大个。在县城走半圈儿，那闺女就死了。

第二天，她娘和她哥都被点天灯了。

平常县城小，人也少，听说要点天灯，很多人特意进城看热闹，有住亲戚朋友家的，也有住店的，县城里的人一下就多了。县城东北有个戏楼，点天灯就在那个地方，那娘儿俩就绑在戏楼上，东边是娘，西边是儿，台上有六个挎刀的兵，还有几个当官的，台前还有很多兵，戏楼下人山人海。

台上有个人喊：“肃静！肃静！”他拿出一张纸念，可下面总有孩子哭老婆叫，他念的啥俺娘一句也没听清。

点天灯就是在犯人的两个肩上挖洞，放上粗灯捻子，倒上豆油点着，把人慢慢烧死。

点着天灯，戏楼上那个娘龇牙咧嘴，大声叫唤。不大会儿，台下的人走了一半儿。俺娘看不下眼，也走了。

还有个人去东北挣了两年钱回到巨野，回家的路上正好路过闺女的庄，闺女是独生女儿，天快黑了，他就走到闺女家，想住一宿再走。

闺女炒了两个菜，他和女婿喝酒。他说：“去东北这两年时运好，干啥都顺当，钱也没少挣。快过年了，俺给你们留点儿钱，你们三口人到会上买几块布，一个人做身新衣裳。”

吃完晚饭，老头睡下，闺女对丈夫说：“今天夜里把爹杀了。”

丈夫说：“你说啥胡话？”

闺女说：“俺说的是真话。”

丈夫说：“要杀你自己杀吧，俺不敢。”

闺女娘长娘短地骂丈夫：“自己挣不来钱，送到嘴的肥肉你还不帮俺？爹来的时候天黑了，一个人都没看见，咱杀了他埋了他，谁也不知道，咱白捡的钱。”

丈夫被逼无奈，就答应了。

闺女叫丈夫把切菜刀磨快，两个人提着灯拎着刀去看爹。爹脸朝上睡得正香，当闺女的一刀就把爹的脖子砍断一半儿，血滋得闺女身上脸上全是。当爹的睁开眼，两眼瞪得滴溜圆。她叫丈夫抬爹的头，她抬脚。丈夫抬了几步，尿了一裤子，把爹撂在地上。闺女好像一点儿都不害怕，她破口大骂：“你这个龟孙，你真熊！”

孩子惊醒了，跑过去看热闹。丈夫从地上爬起来，一人拉着一条腿，把爹拉到牛圈，用牛粪埋了，准备第二天白天把坑挖好，黑天再整出去埋了。

天刚亮，娘就来到闺女家，闺女问娘：“你咋来得这么早？”

娘说：“俺一夜没咋睡，这一夜说不上来地难受，还做了两个一样的梦，梦里看见你爹，他说，俺回来了，俺在闺女家，叫咱闺女杀了，埋到牛圈里了。”

娘这么一说，闺女有点儿害怕。娘又问了一句：“你爹没回来呀？”

闺女说：“俺爹要是回来，他得先回家。俺能杀爹？笑话。”

老婆子来到闺女家，闺女家还没放鸡窝哩，闺女从鸡窝里抓出一只小鸡交给娘：“你把这只小鸡杀了吧，一会儿炖了吃。”

老婆子一刀宰了小鸡，拎着往房山头（房山头：房子两边的空地）走，小外孙也跟过去了。老婆子自言自语：“这只小鸡咋出这么多血呀？”

小外孙说：“姥娘，没俺姥爷的血多。”

老婆子问：“你姥爷在哪儿？”

小外孙说：“姥爷叫俺娘杀了，埋在牛圈里。”

老婆子把菜刀和小鸡一扔，拿个铁锨到牛圈，一挖就把老头子挖出来了，她哭着跑去告状。县里来了人，见到尸首，就把小两口抓走了。天数不多，这闺女就被点天灯了，她丈夫在一旁陪绑。

头十天贴出布告，四外八乡都去县城看。农历十二月十八，还是在戏楼上，这闺女疼得嗷嗷叫：“求求你们，行行好，把俺杀了吧。”

台下很多人，说啥的都有。

有的说：“这独生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太狠了。”

有的说：“活该！”

这几个点了天灯的人，都没人收尸，点完天灯都送到乱丧岗子，叫狗吃了。

刘克七的人

巨野从前有个刘克七，他的人走到哪儿杀到哪儿，到底杀了多少人，谁也不知道。

有一次，刘克七的人抓了一个人带路。他们要去甘庄和赵海，甘庄和赵海两个庄在巨野西北。这个带路人不知咋想的，把刘克七的人带到如庄和马海。这两个庄在巨野西南，两个地方相距三十多里地。

马海是二嫂的娘家。当时马海有一帮年轻人跟刘克七的人打，不想叫他们进庄，二嫂的爹也是其中的一个。可刘克七的人有机枪，这些年轻人没挡住他们。刘克七的人进了马海，见人就杀，二嫂的爹一共哥仨，这次死了俩，二嫂才七岁就没爹了。

二嫂的二奶奶领着闺女媳妇往外逃，她的小闺女五岁，跑出去玩，找不着了，没领着。小闺女回到家一看，一个人也没有，她大声哭。后来看一群拿枪的人进了院子，吓得不敢哭了，她在场院里走过来走过去。

那时候高粱都收回家了，从根上割下来的高粱秆立在场院里晾晒，高粱秆上稀稀落落地还有一点儿高粱叶。刘克七的人把高粱秆放倒，叫马吃高粱叶子。放着放着，从立着的高粱秆里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二奶奶的儿子，小闺女的亲哥。

小闺女看见哥哥，大声喊：“哥哥！哥哥！”

哥哥看了一眼妹妹，他把自己的枪往地下一放，把两只手举起来。那些拿枪的给他一枪，把他打死在场院里。小闺女亲眼看见哥哥倒下，她又哭又喊：“哥哥！哥哥！”

这个五岁的孩子一天没吃没喝，她就想把哥哥喊醒，怎么也没喊醒哥哥。夜里，她就躺在哥哥身边守着。

第二天中午，二奶奶回来的时候，她还在哥哥身边坐着呢。

另一家，丈夫和刘克七的人打仗死了。刘克七的人进屋先开枪，把三个孩子全打死了，孩子的娘一点儿没伤着，吓疯了。

二嫂看见她的时候，她正抱着死了的小三儿，小三儿的肠子在后面拖着，她边走边喊：“砖头呀，石头呀，石头他爹呀，你们都回来吧，俺害怕。你们在哪儿？俺去找你们！”

邻居给娘家送信儿，娘和俩哥都来了，她抱着死孩子不松手，谁也抢不过来。后来她娘想了个办法，找个小被卷好，把那个死孩子抢过来藏好，把小被给她抱，这才把她哄上车。一家五口人，就剩她一个人了。

刘克七的人到了如庄，先把带路的那个人打死了，又从如庄抓了俩人带路，去甘庄和赵海，其中就有俺大娘家的姐夫。他把刘克七的人带到地方，刘克七问：“你认识俺不？”

姐夫说：“俺咋不认识你？你不是刘克七吗？”

刘克七又问另一个人：“你认识俺不？”

那个人说：“不认识。”

刘克七说：“好，你俩回家吧。”

两个人没走几步，一声枪响，姐夫死了。另一个人没咋的，吓得赶紧跑。

这个刘克七到底是啥人，俺问三哥，问叔伯嫂子，他们都说不清。俺托在巨野工作的外甥女打听，她跟俺说：“县志上找不到刘克七，倒是有个刘黑七，是巨野的土匪，有一伙人。日本人打进来以后，他打过日本人。”

可能当年俺听错了，刘克七就是这个刘黑七。

扫荡

日本鬼子第一次到百时屯，俺十个月。娘说，年轻的时候不管来啥兵，她都到街上站着，死也不会死得窝囊。她正抱俺站着，来个小鬼子，看俺手里拿着一只小花鞋，过来就抢。俺哭了，他嘻嘻笑。笑完，他把鞋放到俺身上，从干粮袋里拿出东西给俺。娘后来才知道，那叫饼干。

小鬼子在龙固集有驻兵，龙固集离百时屯十五里地。每隔一个多月，他们扫荡一次百时屯，来的时候头戴铁帽子，脚上穿皮靴。每次扫荡都在早晨，有时天没亮就来了，来了就抢东西，抢女人。

只要听见狗咬，家家都打听：“是不是小鬼子又来了？”得着准信儿快藏东西，藏完东西就快跑。

一九四三年正月十五，按风俗该吃花糕。花糕是用白面做的，用枣做出各种花样。刚想吃早饭，小鬼子来了。俺那年六岁，娘让俺包上花糕背着，跟两个嫂子一起跑。两个嫂子都是小脚，啥都不拿，还走不动道呢。

往外跑不敢走好道，大嫂说：“小鬼子有马，走好道就追上了。”

走在刚犁起来的地里，她俩磕磕绊绊，让俺落得老远。离百时屯远了，俺们才敢坐在地里歇着。下午，来了个庄稼人，说小鬼子走了。两个嫂子脚疼，走一气，歇一气，回到家天都黑了。

有一次，小鬼子进屯早，两个嫂子没逃出去，吓得她俩不知咋办。

娘说：“你俩都上磨房去。”俺家磨房没院，老头老太太常到那儿拉呱（拉呱：闲聊）。

小鬼子来的时候，磨房门口站着几个老头老太太，他们没往里边看就走了。

每次扫荡，小鬼子都来三十人左右。他们专捡好房子进，俺家的留声机、自行车和衣服，都让他们翻出来拿走了。二嫂给侄女绣花帽，帽上有一对凤凰，她绣了一个夏天没绣完，埋

到柴火里，也让他们翻出来拿走了。

有一回，娘把好点儿的被子、褥子和毯子交给长工田志英，让他搭到马背上快跑。半路上，田志英老远就看见一个骑马的小鬼子，小鬼子见他就追，他不会骑马，只好牵马快跑。等他跑远了，马背上搭的东西一件没剩。

田志英觉得对不住娘，娘说：“人活着回来就好，何况咱的马也回来了。这个小鬼子没开枪，像个善良人。今儿有个老嬷嬷，抱着鸡不撒手，叫小鬼子一枪打死了。”

俺七岁那年，鬼子又来扫荡，年轻男女照例往外跑，来秀和二蹦哥没跑。来秀天生残疾，走路不稳，外号“十三晃”。这次来的鬼子，有一个会说中国话，他只会说三个字“找窑子”。

他反复跟来秀说：“找窑子，找窑子。”

来秀不懂啥叫窑子，就把他们领到大粪窑子那儿，那个人气得哇哇叫，抽了来秀三鞭子。

有个鬼子上茅房，把马拴到柱子上。他刚进茅房，二蹦哥就过来，解开缰绳骑上就跑，俺就在跟前。俺怕鬼子出来问俺，快跑回家，跟娘说：“二蹦哥胆真大，把小鬼子的大洋马偷走了。”没想到，小鬼子没追究这事，可能以为马没拴好，自己跑了。

第三天，二蹦哥把马牵回来杀了，卖马肉。娘给俺日本人发的联合票子，叫俺买三斤马肉。钱是正好的，二蹦哥给俺称了四斤半，他说：“拿走吧。”

俺拿回马肉，娘又让俺把一斤半马肉钱送去。小鬼子的马腿长，个大，身上胖，炖出来的肉可香了。

日本倒台子的时候，俺家住在巨野城里。眼看着联合票子不能花，三哥领着俺出去买吃的。好多买卖人家不收联合票子，只有一家照样收，就是钱不值钱了，俺俩买了很多花生，还买了不少芝麻大糖。爹买回来一袋大米、两袋白面，是从日本人那儿直接买的。

巨野县北关里城墙根，原来有个小庙，小鬼子在的时候盖的。据说，有个日本军官太太死了，军官舍不得埋，尸体用了防腐药，就放在小庙里。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军官就到小庙看看。

日本倒台子后，军官太太的尸体被扔出去埋了，庙里挂了张画像，变成奶奶庙。俺看见庙里摆着一双双小花鞋，好看得很，不知啥意思，俺也想做一双送去。做了几回，做得都不好看，就没送。

拉锯

百时屯在巨野县城西南，离县城四十五里，是个大屯。百时屯四周有海子墙，听娘说，闹胡子的时候海子墙一丈多高。俺记事的时候，海子墙已经倒了，剩下两米半高的底座。墙下的壕沟叫海子壕，雨水多的年份，里面有鱼。出入百时屯有三个门，南门、北门、西门，是屯里三大姓庞、时、姜三家修的。

一九四六年夏天开始，八路军和中央军在百时屯拉锯。

那年春天，先来的是八路军。他们在屯里驻了很长时间，吃的是自己带的，也守规矩。俺家的堂屋亮堂，变成八路军的小医院，住着四个八路军，三男一女。老百姓都到这儿看病，花钱少，好得快，他们会打针。以前，百时屯的人没打过针。

有一天枪响了，狗咬人乱，说是中央军在打百时屯。中央军的飞机往下丢炸弹，墙里墙外的机枪一起响。

打起仗，百时屯就剩下老头老太太了，年轻人都躲到别的庄。俺家剩下娘，里院剩下有病的叔伯大娘。炸弹和机枪响了两天两夜，谁都不敢出门。大娘啥时死的，没人知道，还是一个八路军跟娘说：“里院有个老太太死了。”娘才知道。

中央军打进来，八路军跑了。枪声一停，娘找了四个有点儿劲的老太太，用箔帘子把大娘卷上，抬到东边俺家果园里。果园里有个战壕，她们把大娘放进去。大娘长得瘦小，加上有病，不足六十斤，可还是累坏了老太太，她们没力气埋人了。

听说大娘去世，俺二大爷来了，他哭了几声：“嫂呀嫂呀，你的命咋这么苦啊？”

中央军来，事就多了，他们进院就喊：“倒房子！把房子都倒出来！你们都住到一间屋里去！”

男女老少不管几口人，都住到一间屋里去，剩下的房子都得给他们。他们把老百姓的门卸走做碉堡用，还把屯里的树活生生砍了，树头在海子墙外面插了一圈儿。大伙儿说，这叫“插木寨”。砍树之前，他们挨家找菜刀、铡刀和锯。心眼多的人家得了信儿，把东西先藏起来。

有个当兵的到俺家找菜刀，娘说：“早就让你们的人拿走了。”

娘偷偷给俺使个眼色，俺知道是让俺到厨房藏菜刀。俺到厨房拿起菜刀，东看看西看看，不知道该往哪儿藏。当兵的进屋了，俺把菜刀往身后一背。

当兵的问：“你家菜刀呢？”

俺说：“不知道。”

他说：“把手伸出来，你手里是啥？”

俺只好把手伸出去，十分不情愿地说：“菜……刀。”

当兵的把菜刀夺过去，往俺头上比画：“我劈了你！”

俺吓得嗷一声跑了。

娘说：“别吓唬俺孩子！”

那个中央军拿着菜刀走了。

中央军住进俺家第一天，有个当兵的从厨房拿来和面盆，舀上水，坐在一条长凳上洗脚。赶巧，那天二哥从外面回家。二哥一看，气得火冒三丈，他把当兵的脚一抬，当兵的仰面朝天摔下去，当的一声。二哥把和面盆往地上一摔，瓦盆咣的一声碎了。

六把刺刀明晃晃地冲着二哥过来，俺吓得抱住二哥的腿叫：“二哥！二哥！”

二哥一米八五，一点儿也没害怕，他指着这六个人，一个一个问：“你家用和面盆洗脚吗？你家用和面盆洗脚吗？”

六把刺刀都放下了，二哥不算完，拽起那个当兵的说：“走！我去找你们当官的问问。”

到了当官的那里，当官的说：“都怨我管教不严，我一定收拾他！你消消气，先回去吧。”

娘怕二哥惹事，第二天早晨就把他撵走，让他到舅家住去了。

那时候大屯总驻兵，小屯不常驻兵，百时屯的年轻女人都投奔小屯，到亲戚家住。

对门邻居四嫂说，亏得她家没住进兵。她有三个闺女，大妮儿嫁人了，二妮儿二十一岁，三妮儿十九岁，都订婚了。她还有两个儿媳妇，一个三十八岁，一个三十岁。刚结婚的孙媳妇十九岁，小孙女十五岁。这六个人串着亲戚住，东家几天西家几天，在外面住了一个多月。

这天夜里一更天，她们偷偷回家，没敢在床上睡。有的睡到床底下，有的睡到粮食囤里，还有藏到囤旮旯的，都在四嫂屋里。

半夜，四嫂听见有人跳墙，把大门打开了，四个中央军踢门进来。床底下的二妮儿让他们找到拉到西屋床上，粮食囤里的三妮儿给拉到东屋床上，孙媳妇给拉到南屋床上，二儿媳给拽到厨房里。

四嫂跪在地上磕头告饶，不知说啥好：“老总，俺有媳妇，别动俺闺女！老总，俺有媳妇，别动俺闺女！”

当兵的根本不管她，那四个人都被强奸了。大儿媳妇岁数稍大，孙女瘦小长得像孩子，躲过这一劫。

事后，四嫂给二妮儿、三妮儿的婆家捎信儿，让他们赶紧接人。婆家接到信儿，就瞅空来辆牛车，车上坐个老太太，把人拉走就算结婚了。二妮儿没新衣服，她把衣服洗了，想穿件干净衣服嫁人。衣服没干，牛车来了，她就穿着湿衣服跟人走了。

福哥那年十六岁，她娘独一个，姥娘又死得早，没个地方躲。大白天，就让中央军强奸了。她娘看当兵的往厨房拽闺女，知道没好事，扑过去挡着。那人回手一枪，把她娘的绑腿带子打穿了，绑腿带子上好几个眼，腿没咋的。她娘也给男方家捎信儿，要嫁闺女。男方家来辆牛车，把福哥拉走了。

总在外面躲，也不是个事。有的闺女媳妇偷着回来，穿上老太太的褂子，抹上一脸灰，披头散发，往家一坐装疯卖傻。开始一两个人，很管用，后来都跟着学。中央军奇怪，这屯咋出来这么多傻子？中央军连打带骂，强令这些傻子洗脸。她们想躲的，到底也没躲过去。

中央军来了好几回，可把老百姓害惨了。到后来，家里的米面油盐谁见了谁拿，鸡鸭猪羊谁见了谁杀，锅碗瓢盆全给拿走，再也没啥拿的了。

那时候，啥票子都不好使，也没有卖东西的，买不到盐，也买不到火柴。人没盐吃不行，有的人家晒盐，有的人家熬盐，这样的盐叫小盐，他们拿出来换粮食。屯里有户人家有火链子和火石，还能取火做饭，他家成了百时屯的救星。他家门里一冒烟，邻居都把布条子卷好，到他家取火。

俺家就藏下一个洗脸用的铜盆，一袋子白面。娘用铜盆做疙瘩汤，做好疙瘩汤没碗筷，她就用蒜缸子当碗，高粱秆当筷子。娘爱吸烟，想吸烟了没烟抽，她就把豆叶搓碎，装到烟袋窝里，地瓜叶、芝麻叶也抽过。

有一次拉锯两天两夜。打完仗了，屯里的几个男孩子上地割草，看见高梁地趴个人，就说：“咱去看看，是个活的还是死的。”

孩子们走到跟前，那个人抬起头问：“还打仗吗？”

孩子们说：“不打了。”

那人问：“刘庄在哪儿？”

孩子们说：“往南走，过了百时屯就是。”

那人问：“哪儿是南？”

孩子们哈哈大笑。

那人跟孩子们说，拉锯的时候，他们四个庄稼人抬一副担架，担架上的伤兵是个八路军。飞机上往下射机枪，伤兵死了，那三个庄稼人也死了，就剩他，他在高粱地趴两天两夜了。

拉锯那年俺九岁，娘让俺跟着大嫂，去了大嫂的娘家黄庄，黄庄小，不打仗。俺在那儿长了一头疮，还生虱子，没处买药，嫂子天天给俺洗头抓虱子，到了秋天才好。

俺想娘了，回到家，赶上八路军打进来，俺听见他们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有活路。”

拉锯的时候，死人都埋在北门外。不打仗了，俺哪次走到北门，都得捏着鼻子跑，不敢喘气，死人的臭味儿可难闻了。第二年，埋死人的地方种了棉花，棉花长得好，长到一人多高，就是不结棉桃。

女共党

俺七八岁的时候，在巨野城里住，和小兰是邻居。小兰比俺大两岁，俺俩常在一起玩。

小兰说，她现在的爹娘都不是亲的，她是要来的。爹娘死得早，她跟着奶奶过。奶奶不到六十岁，有病。奶奶常说：“找个好人家，把大妮儿送出去，俺死也能闭上眼了。”她现在的爹去接她，她哭，奶奶也哭。爹买了花生、糖疙瘩哄她，她就是哭，哭了三四天。

小兰说：“俺那年四岁，啥都记得了。俺在家叫大妮儿，来到这儿叫陈兰兰。俺想奶奶，也不知道奶奶咋样了。”小兰说完使劲忍着，眼泪才没掉下来。

俺小声问：“现在的爹娘谁对你好？”

小兰说：“娘对俺好，爹对俺更好。”

小兰还说，现在的娘不生孩子，是爹从窑子里买来的。她这个爹哥们多，家里穷，没娶上媳妇。买这个娘，没花多少钱。

小兰的爹四十多岁，在警察局当警察。小兰的娘三十多岁，本来是个大长脸，脸色又黄，好像挺厉害的样子，冷丁一看可吓人了。

有一回，小兰趴在俺耳朵上说：“爹他们抓到三个八路。爹跟娘说，俺听见了。爹说，这几个八路嘴真硬，咋打都不说。”

俺问：“后来呢？”

小兰说：“活埋了。爹说，天黑以后活埋八路，他心里也不好受，那三个八路在坑里边，憋得像牛叫，哞哞的。”

过了些天，小兰说：“日本人给警察局送过来一个女共党。”

俺问：“啥叫女共党？”

小兰摇头说：“不知道，反正是个女的。爹说十八九岁，挺受看。”

俺问：“好看还挨打吗？”

小兰说：“挨打。她啥也不说，爹说也得活埋。”

俺那时候不懂啥，就想：一个女的，十八九岁，长得还好看，不该挨打，更不该活埋。

隔了一天，小兰说：“那个女共党让爹那帮人活埋了，爹也说可惜，太可惜了。到了坑边，副队长说：‘小妹妹长得这么好，活埋太可惜了。队长说了，只要你同意给他当二太太，现在也不晚，你还能活着回去。’女共党骂他龟孙王八蛋，她自己跳进坑里。她还把褂子一脱，蒙到脸上等死，露出两个没发育好的小乳房。”

俺跟小兰在一起玩了两年。算起来，这些事大概在一九四三年，也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反正小日本还在巨野呢。

捡弹皮

俺小时候，常听男孩子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飞机上要是丢个炸弹，就在地上炸出好大一个坑，炸弹皮崩出很远。要是从飞机上往下打机关枪，黄铜子弹壳从飞机上掉下来很多。子弹壳三寸多长，大拇指粗细。

每次打完仗，百时屯的孩子都出去捡弹皮，捡回家攒着，等着换钱、换东西。俺也捡过，捡了四五斤哩。娘不叫俺捡，怕俺有个三长两短。娘说：“咱啥都不要，咱要命，能平平安安活着就行了。”

不打仗了，做买卖的来到百时屯，弹皮能换盆换碗。

道北有个姓姜的六哥，他家小五那年十三岁。小五捡了一块大炸弹皮，想卸开，铜和铜一起卖，铁和铁一起卖，能多卖点儿钱。小五坐在院子里，把炸弹皮放到凳子上，他拿着钳子卸螺丝，谁也没当回事。

忽听咣的一声响，很多人往他家跑。到那儿一看，小五的右手没了，血放线似的往外喷。有个人胆大，先掐住小五的手脖子，又有个人找来布条使劲缠，六哥打听好治红伤的大夫，赶紧送去止血，小五的命算是保住了。

过了两天，六哥在房顶上看见小五的那只手，全都黑了。

没了右手，小五好像一下长大了。他知道自己干不了重活，上学很用功，用左手学写字，后来在百时屯做了小学老师。百时屯人送他外号“五单悠”，叫惯了，他也不在乎。

北门里有个姜家媳妇，俺叫她五嫂。五嫂七十多岁了，她得过一场大病，病好了，她落下痴呆症，头总摇来摇去。不知在哪儿捡了个手榴弹，她坐在地上，一边摇着头，一边用手榴弹砸地，嘴里还念叨：“这个东西好，当蒜锤子正好。”

有人路过，正好看见五嫂手里的手榴弹冒烟了，抢过来就扔到没人的地方，咣一声，响了。

庆云大爷给俺家当过长工，岁数大了，娘帮他买了几亩地，盖了两间房。打完仗，他去地里搂豆叶，搂着搂着，就看见那堆豆叶冒烟，庆云大爷快跑几步趴下了。这边，手榴弹爆炸了。庆云大爷说：“幸亏搂到手榴弹，要是搂着地雷，早就没命了。”

前面的杨庄有个杨孩，他姥娘家在百时屯。杨孩爹娘有三个闺女，就这么一个儿子，那年杨孩十八岁，已经订婚了。杨孩抱着一块大弹皮想换碗，卖碗的说：“不中，你这弹皮上有引火帽，还能炸响。俺不敢收，你卖给别人吧。”

杨孩不信，抱起弹皮往地上一摔，把他自己炸碎，胳膊腿都没影儿了。卖碗的用的是一个木轱辘小红车，两边的席篓子装满碗。这一响，把小红车子和碗都炸飞了，卖碗的人一点儿伤也没有。

杨家亲戚来，把杨孩的尸体捡到一块，整走了。卖碗的是外庄的，啥都没说，也走了。杨孩爹娘想见儿子最后一面，不管咋哭闹，众人也没叫爹娘看，买个棺材就埋了。

杨孩爹娘天天放声大哭，哭得嗓子都喊不出声了。

老百姓说：“打仗死人，不打仗了，咋还死人？”

逃难

土地改革后，俺家的地和粮食都让人分了。一九四七年八月，爹雇了一辆马车，带着娘、大嫂、俺和妹妹去潍坊找大哥。

大哥姜士芳初中在巨野上学，十五岁结婚，那时他常回家。后来他到兖州上高中，到重庆上大学，当兵当军官，十年没回家。可能因为交通不便，兵荒马乱吧。

路上，俺和嫂子都病了。俺那年十岁，发高烧，走路像踩在棉花上，看见河水就想喝，他们不给喝。先生说，俺这是伤寒病，嫂子那是发疟子。硬挺着到了济南，住进难民所后，爹雇了两辆人力车，带俺和嫂子去看病。嫂子还能走路，自己坐一辆车。俺走不了路，爹把俺抱在怀里，上车下车都得他背着。

看病回来，娘到朋友家找来小锅，给俺俩熬药。爹看俺俩的病十天八天好不了，锅碗盆勺全都买回来。俺那阵都病傻了，娘给俺个石榴，俺接过来就吃，都不知道扒皮。俺家当时住的是砖瓦房，两间西屋，五口人都住在一个屋里，外边有个支锅的地方。

嫂子吃了两服汤药就好了，俺干吃药不见好，过了四十多天才好些。娘说：“病害人，病养人。”四十多天里，俺就吃点儿水果，要是没病早饿死了。嫂子十年没见大哥，心里着急说不出，爹娘看出来了。俺刚能走路，就搭了一辆敞篷汽车去潍坊。

大哥早就安排好住处，一家人在潍坊团圆了。大哥在交警部队，听说是保护铁路的，俺不知道他到底是多大官，手下有三十多个兵。三哥先来的，跟着他当小兵。他的勤务兵叫徐杰三，帮俺家忙前忙后。到了潍坊，爹也到军队，帮着人家写写算算，混口饭吃。

过了三个月，说有情况，解放军要打潍坊，国民党军官可以去台湾，就是不叫带家属。有些太太是大脚板，女扮男装到济南，坐上飞机走了。大嫂是小脚，咋打扮也不像男子。大哥和大嫂分开十年，刚团圆了，他舍不得扔下大嫂，就没去台湾。

听说，女扮男装的事，上面知道了，后来上飞机前先过秤，一般女人分量轻，分量轻的都要好好检查。

要打仗，潍坊这些兵忙开了，挖战壕，挖陷阱，挖了很多，都没用上。上面叫大哥他们去博山，全家就跟着军队走。到博山住了一个多月，听说解放军要打博山，大哥他们又逃到淄川。到淄川不到一个月，大概是一九四八年三月，淄川打仗了。

打了两天两夜后，大哥说城里太危险，叫徐杰三领着家里的女人出城，到农村找个房子住几天，不打仗了再回来。当时，淄川城只许出不许进，出城得带眷属证，不带眷属证，不给开城门。

那天晚上有月亮，有云彩，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杰三换上便衣头前走，俺们跟着。俺走的好像是正面战场，机枪声突突突、突突突，指挥枪斗斗斗、斗斗斗，大炮弹咣咣的，手榴弹的爆炸声一个连着一个。指挥枪在哪个方向响，大炮弹就往哪个方向去。

俺平时最怕死人了，战场上的死人横一个竖一个，俺跨过死人的时候不怕死人，光怕枪炮，说不上哪儿一响命就没了。

娘问杰三：“到城门还有多远？”

杰三说：“还有一里多地。”

娘说：“咱快回去。”

俺们就回去了。

回到家，杰三在院里挖了一个洞，像地瓜窖一样，上面篷上板子席片。怕解放军看见烟往这儿发炮弹，俺娘儿四个天不亮就吃饭，吃完饭就躲到洞里，坐一会儿，站一会儿。没过几天，一个炮弹落到院里，炸出一个大坑，俺待的这个洞进了很多土，门也让土埋上了。俺娘儿四个费了很大劲，才从洞里爬出来。

房东听说俺们差点儿没命，把俺们接到她家的防空洞。这个防空洞是老辈子留下的，十多平方米，方砖铺地，洞顶半圆形，也是砖砌的。听说她家老辈子有在朝廷当大官的，这是间密室，房顶是铁汁子灌的，炮弹炸不透。白天好几家邻居都躲在这儿，天黑以后回家睡觉。

还是在博山的时候，军队吃的就剩大米豆油了。俺们吃的都是军队的粮食，大米豆油很多，没有菜。大嫂不爱吃大米，一天三顿大米饭，吃了一个多月，水灵灵的嫂子瘦得颧骨突出来，显得眼睛更大了。

仗打了十天左右，中央军的飞机来了，往下丢大饼，丢机枪，丢子弹。大饼俺吃到了，发面的，一寸多厚，越嚼越香。听大哥说。飞机上丢的东西，一半儿落在城里，一半儿落在城外，是风给解放军送过去的。

大哥说：“我不想当俘虏，解放军要是打开淄川，我就自尽。”

这话让娘知道了，娘很生气，她说：“你心里也没有你的爹娘啊，俺白拉巴（拉巴：拉扯长大）你一回！”娘哭了。

没过几天，大哥住的三间瓦房给炸塌了，大哥、三哥都在屋里，大哥的手枪碎了，手一点儿没伤着，三哥也没受伤。

解放军会打仗，打了半个月仗，他们把淄川打开了，大哥和三哥被俘虏。解放军的一个干部押着大哥回家看娘，那个干部说：“大娘，你放心吧，以后我们会重用他的。”

大哥的同学朋友，当俘虏后都被重用了，就大哥死脑筋转不过弯来，没多长时间，他就回老家了。

大哥没自尽，娘稍稍放心，可是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娘说：“你爹这回是死了。”她不吃不喝，非要去死人堆里找爹，邻居都说：“真死了你也找不到，一个坑里埋好几个，还不知埋在哪里，你上哪里去找？”

淄川的仗打完了，国民党发的中央票子成了废纸，留在淄川就得饿死。那时候济南没解放，从淄川去济南还有活路，娘不想走也得走。正好有个巨野老乡，名叫许中秋，他也要去济南，想跟俺搭伴。

走到淄川城门，把城门的几个人说：“你们在这儿等会儿，俺把死人往旁边整整，要不你们过不去。”

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把城门打开，让俺们过去。俺出了城门往左看，先看见一个人上半身的骨头架子，肋巴骨一根一根竖着。接着看见一个没有脸的死人，腮上的肉都让狗啃吃了，中央军的军装穿得好好的。逃命要紧，俺已经不知道害怕了。

中央军的伤兵和眷属都往济南逃。走到半道，俺看见山坡上趴着一个中央军，不知道哪儿有伤，不能动弹，他大声喊：“老爷呀，给俺口水喝吧！亲爹亲娘呀，给俺口水喝吧！”

路上都是伤兵，俺们是眷属，谁都没有水给他。有个伤兵子弹从腮帮上穿过去，两腮上都有枪眼，一喝水就漏，他的脸肿着，眼睛几乎封上。还有的伤兵腿折了，走不了路，就爬着走，看见人就要吃的。俺娘儿四个自己都没吃的，哪还有吃的给他呢？

离开淄川的时候，俺和妹妹都背一个小包，包里包着衣服、被面和布，一路上有的换饭吃了，有的算了住店的费用。娘是小脚，又惦记爹惦记哥哥们，没力气赶路，俺和妹妹一边一个扶着她往前走。嫂子也是小脚，平常三寸金莲人见人夸，逃难的时候，赶路就费劲了。

从淄川到济南三百多里路，俺们走了十一天。到了济南，许中秋把俺们送到城北的难民所，最想不到的是，爹就在这儿等俺们呢。

听爹讲，打起仗来，人家就让他到厨房烧锅。有天夜里，看情况不好他就逃了。路上，他让一个东西绊了一下，一摸是个皮箱，不重，有二十多斤，也不知道里边有啥，他就提着走。好几天没睡觉，他想找个地方睡一觉。不知在哪个屋里他摸到草铺，挺高兴，再一摸，旁边还有个现成的枕头，就躺下了。躺了一会儿，觉得哪里不对劲，伸手再摸枕头，枕头底下黏糊的，是血，这个枕头是个死人。他皮箱也不要了，赶紧跑。

枪不响的时候，他回到家，不知道俺们在防空洞里，他没看见俺们的影儿，就出了淄川城。爹年纪大，没穿军装，城门口没人盘问他，他就来济南了。

这段经历一刀一刀刻在娘心里。几十年以后，娘临死之前，把俺们兄妹都叫到床前，特意嘱咐：“你们给俺记住，俺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都不要当兵。”

难民所里的人和事

俺在济南住过两次难民所。

头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当时俺病着，难民所的具体位置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东西两个院，西院有个牲口棚，有车马的人家住那个院，俺住东院。东院住了七家人，都是巨野的。除了四家逃难地主，还有把大舅嫂拐来的姓任的，把姐夫拐来的姓王的。另一个是赵处长的大太太，不知道赵处长在哪儿做事，赵太太是巨野城南赵庄人。

这个难民所水电不花钱，房子白住。俺们住的都是通开的两间房，赵太太和她娘家外甥住的是三大间，有专门的客厅。听说赵处长回济南了，赵太太忙开了，屋里擦洗得干干净净，摆设得规规矩矩。

盼了一天又一天，赵处长没来，赵太太就到二太太家找。赵太太起大早梳洗打扮，穿上最好的衣服，打扮得油头粉面，坐上人力车。时间不长，她就回来了，说赵处长在济南住半个多月就走了，和二太太坐飞机去了青岛，她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喝了杯水就回来了。

她跟俺们夸：“赵处长的楼房好，屋里摆设好，被子好，床单好，枕头好。”

她高高兴兴地夸了好几天，院里的人背地里都笑话她，说她傻。

老毕家是毕海的地主，老两口带着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在这儿落脚，大儿子教书，二儿子上高中。毕家当家的是老太太，五十多岁，干净利落。亲家把大儿媳妇和一岁半的小孙女送来，投奔他们。她让大儿子写了一张休书，把这三口人都撵回去了。二儿媳妇来找丈夫，这个媳妇针线活儿好，她让媳妇住在一小间空房里，给他们全家做鞋做衣服。

她跟媳妇说：“你不要见俺儿子，俺儿子想找个大脚板的洋学生，俺得劝劝他。要是现在看见你，他就得气死。”

媳妇在这儿住了八天，丈夫从窗户外面看见，进屋就问：“你咋来了？”

媳妇吓得战战兢兢，不敢说话。

丈夫问：“你啥时候来的？”

媳妇说：“俺来八天了。”

“你来八天了，咋不见俺？”

“咱娘说，你看见俺，就把你气死。俺怕气着你。”

丈夫说：“胡说！俺去找她！”

他拉着媳妇去问娘：“你咋说看见她能把俺气死？俺啥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他娘红着脸，啥也不说。

他跟娘说：“俺不能像大哥那么狠心，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他回头跟媳妇说：“你回家吧，俺现在上学不挣钱，吃的花的，都是人家的钱。后年高中毕业，俺就能挣钱了，那时你再来。”

毕家二儿子送媳妇回家了。

老田头是个半路瞎，长得白白净净。他是城北田庄人，五十多岁，他穿的大夹袄、大布衫都是好布料。他的两个太太都五十多岁，没一个长得俊的。他和大太太住在难民所，二太太住在外面。二太太常来这儿，只要大太太没在屋里，她就到外面雇个车，把老头拉到她那儿。两个太太经常为老头争风吃醋，大吵大闹。她们吵架的时候，老田头不声不响坐在一旁，像个外人。

一九四八年四月，从淄川回到济南，俺住的难民所在二大马路纬三路上，墙东是教育电影院。那个院子很大，西边六间，东边四间，都是瓦房。南边是楼房，楼梯楼板都是木头的，楼上楼下各四间。一楼潮，没住人，俺家和另外三家住在楼上。到了晚上，厕所和院子里还有灯。难民所有两个厨房，大家都在厨房做饭，天冷了就在厨房吃饭。

这个院里住着的，有三家巨野的，家家都是几个行李卷，没别的东西。刘哥刘嫂是城南大义人，刘哥在外面找活儿干，刘嫂在家管孩子。有天晚上，刘嫂吃完饭先上楼，看见楼梯口站着一个毛茸茸的黑影儿，黑影儿的眼睛白亮白亮的。刘嫂吓得两条腿不好使，两手抱着木栏杆大声喊：“有鬼！有鬼！”等大家上楼看，黑影儿早就没了。

听说院里有鬼，难民所里说啥的都有。

爹说：“不是鬼，是小偷。趁咱吃饭，他来偷东西。刘嫂上楼早，他没得手。”

刘嫂问：“小偷咋还浑身长毛？”

爹说：“那是他穿的衣服，故意吓人。”

那时爹没啥干的，在二大马路纬三路上摆个杂货摊子，这条街来往人多，生意很好。第二天上午，刘嫂要去道南买萝卜，走到门口，跟俺爹打个招呼过马路。走到路中间，过来一辆小汽车，把刘嫂顶了起来。刘嫂落地，小汽车没停，直接开走了。

爹看见刘嫂出事了，扔下杂货摊去救刘嫂。他雇个人力车，抱着刘嫂去医院。刘嫂一百五十多斤，又高又胖，爹抱上车很费劲。好不容易坐上车，刘嫂的腰硌疼了他胳膊。爹一摸，刘嫂的腰上扎着一圈儿布袋，布袋里都是银元。爹把刘嫂的布袋解开扎到自己腰里，把自己的皮腰带给刘嫂扎上。

先生说刘嫂没事，可刘嫂还没明白过来。刘哥听说刘嫂出事了，赶紧回到家。爹把银元布袋交给刘哥，他把娘的两条扎腿带子接在一起，扎到自己腰上。刘嫂在医院住了六天，他们的小孩在俺家待了六天。

还有一家姓赵的，有两个儿子两个闺女，二闺女叫三姐，老太太最不喜欢她。

有一天，赵三姐偷着端来一碗大米饭，含着眼泪让俺娘看：“大娘，你看这饭能吃吗？”

娘接过饭碗用筷子一挑，米饭都扯出黏丝了。娘在垃圾堆上挖个坑，埋了那碗米饭，给她盛了一碗俺家新做的米饭。

老太太说三姐命中克她，对三姐想打就打，说骂就骂。十五岁那年做的棉衣，三姐十七岁了还穿着，哪块坏了补哪块，又瘦又小，露胳膊露腿。三姐有个嫂子，日子更难过，她的女儿一岁半，不会走路，小女孩放在院里一坐就是一天。邻居有时候看见日头太毒，就给孩子换个地方坐，老太太从来不管。姐俩都在纱厂上班，一个人一天挣三斤小米。回到家里，活儿都是她俩的，身上的伤不断。

爹看三姐太苦了，就跟老太太商量，要给三姐介绍对象。

老太太说：“让她走远点儿，越远越好。”

三姐的对象家在济宁，给三姐买套新衣裳换上，俩人就去济宁了。

三姐走了，家里的活儿就得嫂子一个人干，干不过来，老太太不是打就是骂。有一天风大，嫂子关门动静大，老太太不愿意了，说儿媳妇摔打她了，嗷嗷大叫，吓得儿媳妇赶紧跪到婆婆面前，说：“娘，俺错了，俺再也不敢了。”

老太太把身子转到一边，丈夫使个眼色，媳妇又到那边跪着，老太太说：“滚了吧。”

丈夫劝媳妇：“在这个家里，你啥时候能熬出来啊？快点儿走吧。”

媳妇说：“俺走，也得跟娘说声。”

丈夫说：“不用说，俺送你。”

抱起孩子，赵哥流泪了。他把娘儿俩送到车站，回来跟俺娘说：“摊上这样的娘，俺一点儿办法没有，只好叫她们娘儿俩逃个活命。俺身上就四个银元，都给她们了。”

济南城的枪炮声

一九四八年中秋节，爹买了两斤月饼、两斤肉，肉跟笋瓜一起炖的。好长时间没吃肉，馋得很，俺吃多了，恶心，总从嗓子眼往上返油。

也是那天，难民所二楼来了个穿军装的中央军，忘了是谁家的亲戚。可能是喝酒喝多了，他从二楼跳了下去，掉到楼下的丝瓜架上，又从丝瓜架掉进鱼缸里，一点儿都没伤着。

他大声叫唤：“我保吴公！我保吴司令！”翻来覆去的，就这两句话。

他喊的吴司令叫昊化文，听说是守济南的一个军长。二楼下来两个人，把这个中央军搀走了。

早就听爹说，济南要打仗，不知道啥时候打。没想到，这个中秋节的半夜，济南打仗了。

爹跟娘商量：“这仗不知啥时候打完，咱搬一楼去吧，一楼还安全点儿。”

娘说：“好。”

第二天早晨，俺家就搬到一楼，锅也从厨房搬到屋里。

从那天起，俺就两手抱住膝盖，天天蹲在西南墙角，腿也不敢伸，啥都不敢干，吃饭也蹲在墙角。枪炮声时远时近，时大时小，指挥枪的枪声特别响，斗斗斗，斗斗斗，这种声音一响，俺就吓得捂耳朵。晚上，俺不能蹲在墙角睡，只好爬到地铺上，用被子把头蒙得严严实实。等俺睡着了，娘再把被子掀开，说俺身上的汗滔滔的。

打仗打到第三天，一颗子弹从玻璃窗穿过，直接扎进地里。玻璃窗上留下一个小洞，地上也留下一个小洞，当时俺娘正躺在地铺上，地上的那个小洞离她的头只有半尺。

小妹比俺小两岁，她那年才九岁，长得又高又膀（又高又膀：膀大腰圆）。她天天都往外面跑，东一趟西一趟，谁也管不住她。

娘不叫她出去，她说：“枪子有眼，打死的都是那些该死的。”

打仗打到第五天，娘说，做饭没烧的了。过了一会儿小妹回来，一手拎着一个椅子。

娘问：“从哪儿弄的？”

小妹说：“银号。”

娘生气：“你哪能拿人家的东西？”

小妹说：“银号的人早就跑了。都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么多。”

娘问：“你拿这椅子想干啥用？”

小妹说：“烧火。”

娘说：“这么好的椅子，烧了可惜了。”

小妹拿起斧头就劈，叮咣一会儿劈完了。

小妹说：“娘你烧吧，烧完了俺再去拿。他那里烧的东西有的是，还有椅子，还有床。还有一个座钟呢，俺也给你抱回来。”

娘问：“你说哪里？”

小妹说：“银号呗。烧的东西有的是，哪儿都没有银号近。”

娘说：“不许再动人家的东西。”

小妹没听娘的，下午又去酱菜厂，挎回来半篮子咸菜。

打仗以后，家家都在屋里做饭，难民所的厨房空下来。不知啥时候来了中央军，他们在厨房做饭，天天都往前线送。有个伙夫出去抱柴火，一颗子弹打到头上，死在厨房门口，难民所里就死这么一个人。

打仗打到第八天，解放军进城，厨房里的人都跑了。小妹看见厨房有一大笸箩馒头，一篮子一篮子往家挎，吃不了的，俺娘都晒成馒头干。猪肉炖粉条可能刚做好，还热乎呢，小妹端回来半盆。她还要去端，娘说：“够咱吃了，让别人去端吧。”

俺在墙角蹲了八天，枪不响了，可得出去玩了。刚走出大门，抬头一看，吓得俺嗷一声往家跑。对面，金店墙根坐着一个死人，好像正看俺，他歪着头，脸蜡黄，地下一摊血，俺可不敢出门了。打仗的时候，很多人想发外财。听别人说，死在金店门口的这个人，就是来抢东西，中流弹死的。

门口还有一家鞋店，几个人砸门准备抢鞋。小妹回家拿篮子，跟娘说：“俺也挎一篮子鞋回来。”

娘这回生气了，说：“谁爱抢谁抢，咱管不了人家，你不能去。人家的东西，咱一点儿都不要，记住了吗？外财不发咱命穷人。”

过了一天，小妹说：“门外的那个死人拉走了，咱去捡弹皮吧。”

俺说：“好。”

俺和小妹拿一个篮子，邻居小萍和小兰也拿一个篮子。出了门往东走有个车库，车库里有一辆军车，军车前面侧躺着一个穿军装的死人，他脸色漆黑，胖头肿脸，十指长伸，已经“发”了。

俺害怕，往东跑，看见一个小树林。小树林边上有一片平地，平地上有一层新土，俺一踩可暄了，底下好像有弹簧，蹦一下就弹起来。

俺喊：“都过来，都过来，这儿好玩。”

她们三个都过来，俺们一起在上面蹦，都说好玩。

有个男人离着挺老远就喊：“小孩，快下去，别蹦了，那底下都是死人！”吓得俺嗷嗷大叫，赶紧往家跑，啥也没玩上，啥也没捡着。

济南解放以后，听说上上下下的官都换了，只有邮政局原班不动。路口的警察还在站岗，好像还是那几个人。

庞家父子

百时屯有个庞广平，大个，长得周正，住在前街，跟俺家隔一趟房。他家地也不少，忙的时候雇短工。论辈分，广平得叫俺四姑，他爱逗俺玩，见了俺就叫小四姑。他的儿子常来俺家，跟俺哥玩，有时在俺家吃饭。

庞家最先拿枪的是老四法立，在巨野县城读完初中，他就参加八路军了。解放巨野的时候，听说俺家在城里住，他特意到俺家看看。他穿着土黄色军装，戴着土黄色帽子，腰里扎着一条宽皮带，还挎着盒子枪，脚穿一双家做的粗布鞋。

法立模样好，像越剧里那个贾宝玉。虽说穿得不好，可他的精神头好，才二十岁就当团长了。娘和两个嫂子都叫他吃完饭再走，法立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庞家第二个拿枪的是老三法思。法思十六岁那年，广平给他娶了媳妇，听说他相不中，不和媳妇在一个床上睡觉。他媳妇长得一般，中等个，就是一上火爱烂眼边子。法思结婚后，还回巨野上学。媳妇喜欢法思，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有了好吃的给法思留着，手里有点儿钱也打扮法思，总让法思穿得漂亮。

有一回法思来俺家玩，俺家二嫂问：“你结婚五年了，听说没跟媳妇睡过觉，是真的吗？”

法思说：“真的。”

二嫂问：“她对你不好吧？”

法思说：“对我好，好得很，我对她也好呀。”

二嫂问：“你咋对人家好的？你都不跟人家睡觉。”

法思说：“非得睡觉才叫好呀？她干不动的活儿，我帮她干。俺家人多，八月节的月饼一人一份，我不爱吃月饼，我的一份给她了。”

二嫂说：“不爱吃的你才给人家，那叫好？”

法思说：“俺家这么多人，就我不爱吃月饼，他们都爱吃，我咋没给别人呀？”

高中毕业后，法思回到百时屯，跟俺二哥姜士魁办过学校，他当老师。仗打起来，学校办不下去，他去潍坊投奔俺大哥姜士芳，入了国民党。

法思跟大哥干了五六年，他媳妇就在家等着，等他回心转意。全国快解放的时候，法思跟队伍去了台湾。

听说法思去了台湾，娘家和婆家都劝他媳妇改嫁，媳妇说：“他再晚十年回来，俺也等他。”

她娘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法思是国民党，去台湾的那些人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婆家嫂子说：“你也没有个孩子，还有啥盼头。”法思媳妇改嫁了。

一九八八年秋天，法思和二哥从台湾回来，打听他媳妇的下落，可能想给她点儿钱。一打听，人早不在了。法思就回来这一回，他在台湾也一直单身，后来死在台湾。

广平最喜欢的是大儿子法玉。法玉会做买卖，总想着挣钱。他开过染坊，给人家染布赚钱。还开过暖房，孵小鸡卖。后来兵荒马乱做不了生意，法玉跟二哥当了还乡团。还乡团被八路军打散，法玉去了山西，二哥去了济南。

二哥在济南参加了解放军，他当过还乡团的事让人告发，爹也受到牵连。上级打算把二哥送到巨野县，再让巨野县送到区政府枪毙。

那时候，法立也在济南，解放济南也有他的功劳。知道了二哥的事，他跟上级要求押送二哥，说想借这个机会回家看看老爹和媳妇，上级同意了。那时候巨野县不通火车，火车就通到济宁，一起押送二哥和爹的还有一个人，四个人上了去济宁的火车。

半夜，火车还有两站到济宁。法立看那个人睡着了，拿出自己的水果刀，割断二哥身上的绳子，二哥从窗户跳下去。过了一会儿，爹看见法立也跳下去。法立的头摔坏了，听说流了不少血，昏迷过去。法立醒过来后，受尽千辛万苦回到百时屯。

他家人都问：“法立，你这是咋了？”

法立啥都不说。

法立救了二哥的命，毁了自己的一生。好在政府没追究他，他在百时屯种了一辈子地。

俺家人跟他打听跳火车前后的事，他总是绕开，一字不提。他平时说话挺正常，就是眼神发怔，直勾勾的。

有一回俺大哥问：“法立，你的思想坏了吧？”

法立说：“俺的肉体坏了，俺的思想没坏。”

法玉在山西隐藏了几年，被人告发抓回来，押到巨野县监狱。庞广平知道儿子活不成了，放声大哭。法玉媳妇和两个孩子也大哭。

庞家去了很多人，都劝：“别哭了，再哭也没用。还是打发个人到城里看看，法玉缺啥给送啥，再看看用不用送饭。”这才把他们劝住了。

广平是个很刚强的人，这次挺不起来了。法玉被枪毙后，他也没活几年，跟着走了。

广平一共有五个儿子，二儿子有病，死得早，小五子是后续的媳妇生的，活到四十多岁。活得最长的是法立。二○一一年俺回老家，听说政府给他开工资了，开多少钱，俺不知道。

要是现在还活着，他快九十岁了。

金孩家的事

百时屯有家姓时的，男的小名叫金孩，两口子为人善良，过得富有。他们生了三个男孩，生下来都好好的，活到三岁就像个肉布袋，四五岁就死了。庄上的人说，金孩媳妇的奶不行，化骨头。

过了几年，金孩家又生个男孩，这回他家雇了个奶娘，吃了奶娘三年奶，是个健康聪明的孩子。金孩两口子长得都好看，这孩子也俊，两口子过日子更起劲了。

金孩家三间堂屋是砖瓦房，东西屋底下九行砖，房顶是瓦，中间是土墙，山东人管这叫“穿靴戴帽”的瓦房。他家的砖院套很高，大门是厚木板做的，有木门插，中间还有“腰穿”，结实得很。

没想到胡子还是翻进院子，把孩子抱走了。他家院外有棵大榆树，院里也有棵大榆树，两棵树离墙都一米多远。金孩说，半夜里胡子从院外的树上去，从院里的树下去，进去几个人打开大门。两口子惊醒了又哭又喊：“你要啥俺给你啥，别把俺孩子抱走！”胡子听都不听，把孩子给抱走了。

半夜里，金孩两口子挨家敲门，磕头作揖求大家帮着找孩子。天亮的时候，百时屯四五百人来到金孩家门口。有人说，头天晚上看见陈庄的“机关枪”，他上咱庄来了。“机关枪”是外号，他就是胡子，不知从哪儿弄了个机关枪，经常抱着机关枪四处做坏事。大家说，指定是他干的。

百时屯四五百人到了陈庄，都拿着家伙什，有拿木棍的，有拿铁叉铁锹的，从四外向里包围，挨家挨户找孩子，陈庄翻个遍也没翻出孩子。大家想抓“机关枪”，“机关枪”从院里出来，两手抱着机关枪，背靠着墙。四五百人手里的家伙什赶不上一挺机关枪，谁都不敢动他，眼睁睁看着他跑了，就把“机关枪”他娘抓走，还把“机关枪”的很多邻居整到百时屯。

那年俺五岁，爱莲六岁，俺俩手拉着手跟着大人往金孩家走，他家院里人很多，院里院外都是来看“机关枪”他娘的。很多人一看人多，进不去院子就走了。

爱莲对俺说：“姑奶奶，俺在前面走，你可跟着俺，拽住俺衣裳。”

爱莲弯着小腰在前面钻，俺也学她弯着腰，拽着她衣裳紧紧跟上，俺俩钻到最前面。

俺抬头一看吓得想往回跑，叫爱莲一把把俺抓住，她说：“别怕，俺抱着你。”她的两个小手从后面伸过来抱着俺。

“机关枪”他娘吊在枣树上，离俺很近，她披散着花白的头发，嘴上、牙上都是血。她穿着白细布褂子、蓝裤子，黑色的小尖儿鞋上压着蓝色的花辫子，露着白裹脚布，扎着黑绑腿带子，看样子不到六十岁。

金孩眼睛都红了，他用林柳条子打一下问一句：“你儿把俺孩子整哪儿去了？你不说俺就把你打死！”

老太婆说：“俺不知道。”

后来金孩再打，再问，她啥都不说了。

时家人在金孩旁边站着，过了一会儿听见他们说：“拿来了，拿来了。”他们拿来的是纳鞋底子的大针，俺不知道干啥用，金孩不是好声（不是好声：恶声恶气）喊：“大娘，你儿是儿，俺儿也是儿，你再不说，俺就把针钉到你手上！”

老太婆说：“俺这是拉巴好儿子挣的。”

俺吓哭了，爱莲想接着看，看俺哭了，就带着俺弯着小腰钻出来，俺听见后面有人不是好声叫，不知道是不是老太婆疼得大叫。听说十根大针都楔进老太婆手指头，她爹啊娘啊叫，还是说不知道，实在不知道。时家人在枣树上吊了她一天一夜，她还有口气，放了她。

时家人把“机关枪”的邻居问个遍，都说没见孩子。

时家人说：“对不住，都是为了找孩子，都回吧。”

他们又劝金孩：“咱跟胡子没怨没仇，他们就是为了要钱，不能咋着咱孩子，等着他们要钱吧。”

等了三天，都没等到信儿。等到第四天，有个人说，南地里有个死孩子，咋看咋像金孩家的。去了十多个人，都说是，这才告诉金孩家。两口子都去了，金孩媳妇一看见孩子就昏过去了，金孩哭得死去活来，那孩子脸是黑的，鼻子上一层锅灰。

俺叔伯嫂子跟俺一个娘家，都姓姜。俺和她这么好，她都没跟俺说过。来到东北以后，听说她叔死了，她才说，金孩家的孩子是她亲叔姜士平给整死的。

姜士平不跟“机关枪”“下趟子”做坏事，他是“机关枪”的“底码”，现在叫“卧底”。“机关枪”把孩子抢来，放到百时屯他家里，孩子总哭。百时屯人四处找孩子，姜士平怕人听见，就把孩子掐死了。他又怕在他家找到死孩子，就把大锅拿下来，把孩子放到锅底下了。到了半夜，他把孩子放到粪箕子里，背着粪箕子扔到南地里。

叔伯嫂子当年十五岁，跟她叔住东西屋，看得清清楚楚。她们全家人经常挨她叔打，谁都不敢吭声，人命关天的事她更不敢吭声。

金孩家再没添过孩子，“机关枪”也没找金孩家的事。姜士平算是捡着了，金孩的孩子死在谁手，一直到如今百时屯的人也不知道。他和媳妇无儿无女，都是老死的。

过蚂蚱

有一天，庄里人都听见呜呜的响声，不知是哪里。仔细一听，是天上。抬头看，看不见天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啥，因为飞得高，看不清楚，就看见它们从北往南飞。

老百姓到地里一看，地里全是蚂蚱。那是农历六月，谷穗、高粱穗刚长出来，还是青的。这回蚂蚱比以往的蚂蚱个头大，两寸来长，会飞。有的人家一家人到地里撵，这边刚撵走，那边又上满了。撵也撵不走，抓也抓不多，庄稼人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蚂蚱吃庄稼吃得很快，谷穗叫它们咬得一个坑一个坑的，谷叶上一个豁一个豁的，谷地里听得见唰唰的响声。到高粱地里看，高粱穗子长出来十多天，叫蚂蚱咬得掉可地（掉可地：掉一地）。

人人都说，这回过的蚂蚱是蚂蚱王领来的，谁也没看见蚂蚱王。还说，蚂蚱王是姜子牙的媳妇托生的，当年姜子牙封神的时候，他休的媳妇也去讨封，姜子牙封她个蚂蚱王。

庄稼人想不出好办法，老太太一帮一帮地去庙上烧香磕头。百时屯的庙在东北角，大西头、大南头的小脚老太太也拄着棍子来。她们走得很慢，走到庙上烧香跪下，都求蚂蚱王：“行行好，叫蚂蚱走吧，快走吧。”

西头有个老太太，求神的时候神来了。她一下子躺在地上，脸色蜡黄，嘴唇发紫，手脚冰凉。那些老太太把她拉起来，连喊带叫，掐住人中。

老太太醒过来，她醒了开口就说：“你要是说俺是神虫，俺还给你留个人情。你要是说俺是蚂蚱，俺就给吃你个秃枯杈。”

这个老太太平常是个老实人，这天不知咋了，说出这么多话来，听说她回家就好了。

烧香磕头，一点儿用都没有，百时屯的人开始抓蚂蚱。抓回来以后，把蚂蚱的头揪下来，洗干净放点儿盐和材料面。家里有油的，锅里放上油干炒，炒出来很好吃。吃它，再喝点儿水就能饱。邻居都一布袋一布袋往家整，人吃不了，喂鸡，喂鸭子，喂猪。

俺家男人都不在家，没人去抓蚂蚱。

俺跟娘说：“你看来秀家、来贵家，天天整回来这么多蚂蚱，俺也要去抓蚂蚱。”

娘用家织的手巾给俺缝了个小口袋，俺嫌小，娘说：“你把这个抓满就行了。”

俺拿着小口袋到了地里，地里的蚂蚱很多，俺一抓它就飞，大约一个小时，累得俺满头大汗，一个也没抓着。后来看见配对的，俺脱下一只小鞋扣过去，抓着了一对。抓了一上午，俺就抓了几个配对的，一共十多只蚂蚱。

人家都抓那么多，俺咋抓不着呢？回家以后俺问菊个，菊个和俺同岁，都是正月生，比俺大两天。菊个说，她家把三个床单缝在一起，缝成个大口袋。他们把口袋拿到地里，四下用棍子撑起来，袋子前面张着大口。她爹、她姐、她和俩哥，五个人从远处往前轰蚂蚱，得慢慢的，轰快了不行，轰快了都吓飞了。这么一轰，好多蚂蚱都钻到布袋里。把大袋子口一封，再一把一把往布袋里装。轰一回，就能装一布袋；轰三回，就是三布袋蚂蚱。

菊个家把蚂蚱倒在水缸里，先淹死它们。蚂蚱死了以后，晒干喂小鸡。

过了些天，庄里的人再不敢用蚂蚱喂猪，用蚂蚱喂的猪，猪眼都给烧瞎了。

蚂蚱把谷子、穄子、高梁、豆子都吃绝产了。地瓜没叶了，萝卜没缨子了，庄里庄外的树都没树叶了。那时候，百时屯还是小日本的天下。种完麦子，有本事的外出做买卖，没本事的出去要饭，很多人家逃出去，逃到收成好的地方。

过了好些年俺才听说，当年过蚂蚱，过的不是蚂蚱，是蝗虫。

黄狗

一九三九年，二嫂怀孕了，爹娘很高兴。娘跟邻居要来一只小黄狗，为的是给二嫂的孩子舔粑粑。

一九四○年三月，二嫂生了个男孩，取名铁案。两岁那年，铁案病了，是嘴里的病，一张嘴里全是白的，那时候把这种病叫“虎口白”。这个病来得快，越吃药越重。俺那儿最好的先生，也没看好铁案的病，才六七天，孩子就没了。

这个黄狗吃惯了黄色的粑粑，孩子死了，吃不着粑粑，它也想吧。娘买回十六只小绒毛鸡，它一看跟粑粑一个色，一会儿就吃了六只，也不避人。娘看见的时候，黄狗已经把第七只小鸡含在嘴里。娘大声一喊，狗又把鸡吐出来。

二哥回家了，拿着那只小死鸡扔给它。它去吃，二哥就打。二哥连扔给它五次，它都去吃，连着挨了五次打。二哥第六次把小鸡扔给它，它不敢吃了，二哥也就不打它了。从那以后，它再也不嘴馋了。

西屋是俺家的仓库。过年过节买回的猪肉、羊肉都放在西屋，搁在大八仙桌上，烀熟的肉也搁在那儿。

搁好肉，娘唤它：“白白白。”

黄狗跑到娘跟前。

娘指着桌上的那些肉对它说：“这些东西你看好，不要吃，你吃就打你。”

黄狗看看娘，就进西屋了。

娘又说：“你哪儿都别去，就在这屋看着，吃饭喊你。”

娘给它在地上铺了草苫子，黄狗就趴到草苫子上，哪里也不去。西屋不关门，外边的狗、鸡、猫、老鼠，啥都不敢来。吃饭的时候，俺吃啥，它跟着吃啥。俺家黄狗也没名，叫狗就叫“白白白”，黄狗就过来了。

一九四三年，俺家往巨野县城搬家，这个黄狗好像懂人事似的。以前，它吃完饭就跑出去玩，不叫它，它就待在外面。搬家那天，往外撵也撵不出去。全家人上马车了，很多人送俺家，光顾着说话，把狗给忘了。

娘想起来，要进院找大黄狗，二哥说：“在家饿不着它。安排好你们，我就回来，再拉一趟粮食。”

马车走到百时屯北门外，大黄狗在那儿等着哩，它坐在那儿，脸朝南看着俺们。一家人都夸这狗精，它咋知道去县城出北门呀。

娘说：“咱这条狗通人性，就叫它在咱家老死。”

住到城里后，大黄狗常回百时屯看看。听邻居说，它就坐在大门口，好像很难过的样子，大伙儿都喂它。

舅进城看娘，跟娘说，大黄狗去了他家一次，跟他家的狗咬架。舅认出它，以为俺娘来了，接出去好远，也没接着人。

娘说：“前些日子，它跑出去三天才回来。它这么肥，俺以为叫人家吃了，没想到它走亲戚去了。”

日本人倒台子以后，俺家搬回百时屯。土地改革以后，有天屯里喇叭喊：

“各家注意了，各家注意了，家里有狗的，把自己的狗整死。你要不整死，咱百时屯的打狗队打死一只狗，你得给打狗队十斤粮食。不给粮食，就把狗整走。”

邻居都把狗吊死了。俺家的狗谁也舍不得。

打狗队追狗追到俺家，大黄狗跑回来，气喘吁吁坐在娘身旁。全家人在厨房里刚想吃午饭，打狗队的人就站在厨房门口。大黄狗眼含着泪，看看大哥，看看大嫂，看看二嫂，看看娘。以前，谁要站在俺门口，它得过去咬他们。这回，它浑身哆嗦，也不敢咬了。

娘说：“你谁也别看了，这家人谁也救不了你。人家叫你死。你就去死吧。人家叫俺死，俺也得去死。”

打狗队用绳子整个套儿，套到黄狗的脖子上拉走了，问娘：“要狗皮不？”娘说：“俺啥也不要。”

娘、大嫂、二嫂都流泪了，中午饭娘儿仨都没吃。

裹脚

大哥在外边上大学，来信就说：“千万不要给小妹裹脚，不要扎耳朵眼，别叫小妹受那种委屈。”

娘听大哥的话，没给俺裹脚。别的小闺女六岁就裹脚了，再讲究点儿的人家，两三岁就把脚裹上。在巨野老家，裹脚布短的八尺，长的一丈二。裹脚，就是用裹脚布把大脚趾外的其余脚趾硬生生裹到脚底下，让它们一点儿一点儿骨折，一辈子踩着脚指头，用脚后跟走路。就是三伏天，裹脚布也得里三层外三层裹好，裤腿用带子扎上。裹脚以后，脚就不长了，所说的“三寸金莲”，都是从小给裹出来的，小脚趾挨着脚后跟。

那时候，女人脚小了吃香，有句老话口口相传：“裹大脚找瞎子，想吃馍馍背褡子；裹小脚找秀才，想吃馍馍拿肉来。”

还有什么：“脸儿白白不为俊，脚儿小小遮半身。”

说起来都一套一套的。谁家娶新媳妇，外边来看热闹的小叔子都拿棍去量脚，要是新媳妇脚大，他就喊：“哥，你卖酒吧，卖醋吧，提子(蹄子)够数！”

因为脚大，新媳妇挨打受气的有的是。百时屯时家娶的媳妇脚大，丈夫看不上她，也不搭理她，去厨房吃饭的时候故意往她脚上踩，她也不敢吱声。时家新买的小鸭子都挤在门口晒太阳，新媳妇没看见，一脚迈出去，踩死俩鸭子。她自己害臊，上吊死了。

二嫂的娘家马海，有一家娶了大脚媳妇，夫妻感情很好。笑话媳妇的人太多，丈夫受不住了，特意去了一趟济宁，配了红伤药。他回到家，先给媳妇灌上迷糊药，趁她迷糊过去，他把媳妇用箔帘子卷上，把脚心的肉用刀子挖掉，再给上红伤药。媳妇醒过来，疼得不行，可她再喊也没用，深更半夜的，人家都睡了。

俺问：“她的脚小没小点儿？”二嫂说不知道，她整天不出门，她娘就说到这儿。

娘和两个嫂子都是三寸金莲。二嫂家里俩闺女，姐姐比她大十二岁，结婚了，剩下她自己是爹娘的心头肉。她裹脚的时候，都裹出疮了，上一回药，得用半盆水把裹脚布一层层泡开。每次泡开裹脚布，都是半盆血水。娘心疼闺女，下不了手，每次都是爹给上药，再给裹上。爹娘调样给她做好吃的，她也小脸焦黄，很多天不敢站，扶墙走了一年多。嫁到俺家时，人家都说她的脚好看，“两只小脚一点点”，可她常脚疼，走不了路。

娘说，她年轻的时候最犯愁秋天拾棉花。拾一下午棉花，回来还得做饭，这两只脚又疼又热又难受，没处放，连腿都难受。晚饭做好了，脚疼得吃不下去。

只有一个例外。邻居田三家媳妇是个小脚女王，脚是三寸金莲，长得又高又胖，割麦子男人都撵不上她。她家离井半里地，挑水啥的都能干。她也用脚后跟走路，她说她的脚不疼。娘说，她的脚“服裹”，大多数人的脚“不服裹”。

一九四一年，爹去了一趟济南。到那里一看，十多岁的闺女都不裹脚，裹脚的也都放了。那时候袜子都是自家缝的，机器织的袜子都叫洋袜子。爹从济南买回来三双洋袜子，给她们娘儿仨一人一双，叫俺娘带头放脚。娘从那就放脚了，不用裹脚布裹脚，脚就不那么遭罪了。娘让两个嫂子放脚，她们谁也不听，娘就不再说了。

逃难到济南的那两年，爹出个地摊，啥快就卖啥，只能养家糊口，不能供俺上学。俺和小妹在难民所大院天天玩，拍皮球、跳绳、踢毽子，能玩出很多花样来。解放以后，大哥来请娘回老家领家，娘说：“穷家不好领。”可没办法，娘带着俺们回百时屯了。

俺那年十二岁，到家一看，跟俺般大般儿（般大般儿：一般大）的闺女都是小脚，都用脚后跟走路，扭扭的，真难看。她们都笑话俺，说俺大脚板子，找不到婆家。说俺短头发没辫子，还穿对襟洋服棉袄，男不男女不女的。一个哑巴姑姥娘也笑话俺，她说不出来，用手比画。她先指指俺的脚，然后皱着眉伸开五指，意思是“你的脚就这样伸着，难看”。她还指指俺的脸，意思是“你的脚白瞎了你的脸”。

在百时屯待了两年，看惯了小脚，俺就看着小脚好看了。她们都穿着黑色小尖儿鞋，鞋前面缀着粉色大缨，鞋两边绣着花，耳朵上戴着滴溜溜的耳坠，走路一扭一扭的，耳坠一晃一晃的，咋看咋好看。俺也想裹脚，扎耳朵眼。

俺叫娘给俺撕裹脚布，娘给俺现撕了一块布。黑天要睡觉了，俺把脚洗洗就裹上了，裹得紧紧的，也没觉得疼。怕裹脚布半夜松开，特意把裹脚布的布头缝死。睡到半夜，俺疼醒了，点灯一看，大脚指头都黑了。

那天俺跟娘睡在一个床上，一个被窝，一头一个，娘说：“你的脚一哆嗦一哆嗦好长时间了，把俺心疼得没睡着，还不敢给你放开，怕你不愿意。”

俺拿剪子把布头拆开，娘把俺的脚抱在怀里揉，没多大一会儿，大脚指头就不黑了。从那以后，俺再也不说裹脚了。

那时候都说：“天打扮，地打扮，不戴耳环不好看。”脚没裹成，俺就让邻居给俺扎耳朵眼。腊八那天，俺先到外面受冻，耳朵冻木了进屋。邻居拿出做针线活儿的大粗针，纫上一根红色双线，她咔哧一下扎过去。她拽线的时候，好像把俺的心给拽出来了，吓得俺恶心，想吐。

扎了一个，俺说啥也不扎那个了，疼倒是不大疼，就是害怕。娘不干，说：“要么不扎，扎就得扎俩，哪有卖一只坠子的？”

俺又到外面受冻，耳朵冻木了进屋。邻居给俺扎了剩下的那个，俺吓得眼前发黑，中午饭都没吃。人家的小闺女都戴坠子，俺挺大个子，戴了一个多月红线。

没过多长时间，俺那儿又开始放脚了。一听说“放脚的来了”，那些大闺女小媳妇吓得到处藏。放脚队就四五个人，都是女人，她们也是小脚，都把脚放了。

刚开始，她们抓住一个裹脚的就摁住，不管同意不同意，就把人家的脚打开，把裹脚布拿走。后来，她们给女人开妇女会，讲以后不时兴裹脚了，裹了脚就是残废，讲放脚是为了大伙儿好。开了几次会，大闺女小媳妇都不藏了。

放脚得一点儿一点儿放，要是把裹脚布一下拿掉，脚难受得受不了。裹脚布得一天一天慢慢松，松上十多天，裹脚布才能拿掉。裹脚时间长的，脚趾都裹折了，再放也放不开。裹得轻的能放开，放脚以后，脚趾伸出来，趴趴着。刚裹脚的小闺女最高兴，大多数脚都放开了。

几年以后，庄里有人说：“不让女人裹脚，这是毛主席做的大好事。”

包脚布

以前的人，男女都爱脚。女人爱脚，用长条布裹住小脚，把脚裹残，谁的脚小谁美。男人爱脚，用一块方布把脚包起来，听人说，包出来的脚有样，穿鞋好看。

那时候，只有下地干活儿的男人不包脚，不下地干活儿的都包。年轻爱美的庄稼人，冬天不用下地了，也包脚。俺爹和二哥不用下地，他俩都包脚，天热了才不包。

包脚布都是自己家织的粗棉布。买块白洋布当包脚布的，很少，大多数人舍不得。爹和二哥都自己洗包脚布，洗得可白了，晾在院子里。俺见过他俩包脚，脚放在包脚布上，四下一收，外面再穿上洋袜子。

俺到东北后，认识了梁山来的姚家。说起老家的风俗，过去他们那儿男人也包脚。姚家人口多，热闹事也多。有一回，该做饭了，姚家三媳妇看见笼屉布在晾衣绳上，拿过来洗洗就铺锅，蒸馒头了。姚家老三包脚，他从外面回来，晾衣绳上的包脚布没了。要是风刮掉，刮到院里，起码也能找到一个。一个都没找到，他骂骂吱吱，怀疑叫谁拿走了。

老三不干净，他洗的包脚布跟笼屉布颜色差不多，黄叽叽的。用包脚布蒸了四锅馒头，三媳妇在碗架里看见笼屉布，偷偷告诉了丈夫。夫妻俩闷着没吱声，他们琢磨着，还有一个包脚布，那一个在哪儿呢？

俺老家那儿，家家水缸都放在厨房里边门口，方便倒水，缸盖儿盖一半儿，来回走也不关厨房门。姚家满满一大缸水，十多口人吃了三天。姚家二嫂刷缸的时候，捞出来另一个包脚布，这事儿才瞒不住了。

俺那儿有个歇后语：“包脚布子围嘴——臭一圈儿。”姚家二嫂说：“俺不能想，一想起来老三的包脚布子，俺就想吐。”

最后的辫子

俺四五岁的时候，小日本都进来好几年了，百时屯还有十多个男人留辫子。留辫子的人都戴帽子，这种帽子也叫“六块瓦”。布料是黑色大缎子，六块布缝在一起，底下有一圈儿宽边，头顶有个红疙瘩，也有的是黑疙瘩。

二奶奶说，俺爹是百时屯第一个剪辫子的。他从城里回来，辫子剪了，大家伙儿都笑话他。后来，有几人来到百时屯，强逼着男人剪辫子，男人都吓得东躲西藏。再后来，剪辫子的多了，谁也不笑话谁了。

二奶奶还说：“你爹的头发少又黄，剪了也不心疼。以前梳辫子的时候，搭上假发才能梳成大辫子。不像你舅，大辫子耷拉到腿弯儿。人家这几个留辫子的，头发都好，舍不得剪呢。”

二奶奶说得对。百时屯姓姜的，继礼和来震还留辫子，他们的辫子又黑又粗，头发丝儿还亮。他们特意在辫梢编上黑丝线，辫子又长出来一截儿，都过了屁股。

二奶奶一边纺棉花，一边唱小曲，也是唱大辫子的，有两句是：“大头发辫子青头皮，那是谁家的好女婿？”

俺四五岁的时候，剪了辫子的男人头型可难看了，只有两样：有的头发是齐着耳朵根剪的，走路的时候四下奓撒着；有的头上四面剃一圈儿，中间留着头发，也剪齐，就像标枪缨子，那种头型当时叫“燕子窝”。依俺看，还没有梳辫子好看呢。

不管外出还是干活儿，男人都在头上扎块白毛巾。有从前向后扎的，在后面窝一下。有从后面往前扎的，在前面窝一下。多数人从前往后扎。那时候，毛巾也不叫毛巾，叫羊肚子手巾，时兴一阵子就过去了。

俺七岁的时候，没看见谁逼着他们，留辫子的都把辫子剪了。可能还是嫌干活儿碍事吧，就算是他们把头发盘到头上，夏天还热呢。当时，百时屯的男人已经开始梳分头了。谁要是梳个分头，就感觉很美，有钱的再包一颗金牙。

当时还有一套话：“分发头，不戴帽。穿皮鞋，嘎嘎叫。镶金牙，自来笑。戴金镏子，不戴手套。”这套话，说的是那个时代有钱人的讲究。俺家男人都梳分头，穿皮鞋，没人镶金牙。梳分头，比那两种头型好看多了。

哑巴媳妇

俺小时候，谁家孩子哭了，大人就说：“你还哭呢，哑巴来了！”孩子马上不哭了。

俺四五岁那年，站在水坑边看二哥划船。二哥越划越远，俺正看着高兴，抬头一看，哑巴来了，吓得扑通跳到水里。心里想着去找哥哥，可俺不会水，呛了好几口。幸亏邻居看见，把俺捞上来。

哑巴他娘以前生过两个孩子。那年秋天，哥哥三岁，妹妹一岁半，哥俩一起病了。病了十多天也不好，他娘累得白天吃不好饭，夜里睡不好觉。八月节这天，婆婆在香台子前烧香，她在旁边说：“老天爷爷，你少领个猪少领个羊，你把这两个孩子领走吧。”事赶巧了，五天里死了他哥俩。

两个孩子死了，哑巴他娘三四年没生孩子。她着急了，去庙上烧香磕头，祷告说：“各位神仙，俺求求你们赐给俺一个儿，傻儿哑巴儿也行。俺的家业别叫外人得了。”也巧，她怀孕了，特意去庙上摆供还愿，两口子可高兴了。生的是男孩，两口子更高兴了，可他们的儿子又傻又哑巴。

哑巴家住道边，他看谁不注意，打了就跑，哪天他都打几个人。大闺女小媳妇，只要不是俺庄的，他看见了就褪裤子，身子往前一拱一拱的。吓跑了人家，他再把裤子提起来。他家给他娶过两个媳妇，说来奇怪，他谁都打，就是不打媳妇，可他不会用，傻得啥也不懂。

哑巴十九岁那年，家里用粮食给他换了个媳妇。娶媳妇那天，俺去看热闹了。新媳妇十四岁，眼睛都哭肿了，还是哭。媒人说对方是个半语子，没说他又傻又打人。新媳妇娘家在淹洼，爹死了，娘有病，奶奶也老了，这孩子在家要饭，要回来的饭给娘和奶奶吃。这回，家里用她换了两布袋高梁，一布袋高粱一百二十多斤。

新媳妇在哑巴家待了一个多月，跑了，哑巴家把她找回来狠狠打了一顿。那孩子说：“俺再也不敢了，再也不跑了。”这才不打了。后来她又跑了，哑巴家找了很长时间，没找着。

一九四八年，哑巴家又用粮食给儿子换来个媳妇，这女孩是章缝集上的，十三岁。家里爹傻，娘死了，奶奶把她和姐姐拉巴大，姐姐也让家里换粮食了。哑巴娶这个媳妇，俺也去看热闹了。这个新媳妇不哭，一看就聪明伶俐，模样也好。

她比俺大一岁，可俺家辈分大，她得管俺叫姑奶奶。只要不下雨，她天天到俺家来，跟俺学做针线活儿，学绣花。俺俩做活儿的时候，哑巴经常过来偷看，趴在门口，一会儿一伸头。他媳妇看见了，说：“哑巴，你先回家吧，俺跟姑奶奶学活儿呢，一会儿回去。”哑巴转身就走，很听话。

她跟俺说：“奶奶老了，爹傻，那娘儿俩不知咋活呢，哪有钱养俺啊？俺回家得挨饿，在这儿长大了再说吧。”

她还跟俺说，她娘也是穷家女，嫁了她傻爹。有一年，割完麦子铲麦茬儿，地里没遮挡，傻爹要跟娘睡觉。地里都是铲麦茬儿的人，娘跟爹说：“回到屋里。”傻爹不懂这些，对娘又打又骂，他把娘摁倒在地就跟娘睡觉。娘回到家，上吊死了。

那年姐姐五岁，她三岁。她说：“姑奶奶，俺娘儿俩都是一样的命。”

哑巴媳妇偷偷跟俺说：她不跟哑巴睡，哑巴睡大床，她睡小床，早晨起来她就把小床收起来。哑巴不会说，他爹他娘啥都不知道。有一天，哑巴爹把她摁到床上，她把公公的脸挠出血来。她说：“你起来！俺找的是你儿子，不是你！你再不起来，俺起来就告你去！”公公这才老实了。她跟俺说起这事，没掉一滴眼泪，她说：“姑奶奶，这事多丢人啊，俺跟谁都不能说，只能跟你说。”

十六岁那年，她到区政府告状，也不多说，就说不愿跟傻子过一辈子。政府的人准她离婚回家，又传哑巴爹，叫他把三亩地收的粮食和柴火用车装好，送到章缝她娘家去。

哑巴有个妹妹，爹娘去世后，妹妹把他接到她家，听说哑巴活到七十来岁。

露天地里的母女

百时屯有家姓姜的，没有儿子，就一个闺女，已经结婚了。老两口五十多岁，家里过得挺好，算中等户。

没想到老头突然病了，上吐下泻，老头的侄子赶车给大爷看病，咋看不见好。后来，老头病重，他侄子请先生到家看，病了十多天，老头死了。侄子披麻戴孝，扛灵幡，一家人帮着办丧事，办得很好，把人发送出去了。老头死后，老婆一个人过，侄子、侄媳妇对她都挺好。

老婆六十多岁那年，闺女诚心要把她娘接走，叫娘卖房子卖地，跟她过去。老婆听了闺女的话，三间堂屋、两间东屋、两间西屋、三十多亩地全卖了，屋里的东西也用车拉走。

在闺女家住了七八年，老婆病了。女婿不叫岳母死到他家，想着侄子、侄媳妇对她的好，老婆也想回家。

女婿赶着车，把岳母送到百时屯姜家侄子那儿，侄子、侄媳妇都不叫进家门。她闺女没办法，想去姜家侄子的打麦场。那是农历五月，刚打完麦子，也不用场。女婿卸下小床和铜锅，把岳母放在露天地床上，就赶车走了。

姜家侄子看见了，撵她们，不叫她们在场里待。她闺女四十多岁，小脚，床上躺着要死的娘，拉着她娘的床，拉也拉不动。后来有个过路的人，帮她把床拉到继卜家的场里。

姜家侄子那样做，是生那娘儿俩的气。按当时的风俗，像姜家这样的绝户，家产应该侄子䞍受（继承）。娘儿俩把家产卖得片瓦不留，他就想难为难为她们。

百时屯有个庙，那娘儿俩没法去住。庙里住个男人，叫二瘸子。从俺记事，他就在庙上住，住到死。

后来，别人帮忙，把病老婆抬到俺家的场里，场边上有棵大树，老婆可以待在树荫里。那里离郭保申家的车屋近，墙外还能放老婆的棺材。

那年俺七岁，常到场里玩，看见姜家闺女用三块砖支上铜锅，给她娘做吃的。每次走到那儿，俺几个小孩都站一会儿。床上躺的老婆脸黄得吓人，她闺女端着半碗鸡蛋汤，一勺一勺地喂娘。

床上支着蚊帐，娘儿俩黑天白天都待在露天地。下雨的时候，闺女四处求人，把她娘抬到郭保申家的车屋避雨。不下雨了，再拾到树底下。

娘儿俩这样过了四十多天，老婆才死了。邻居都劝姜家侄子：“你婶子死了，你找几个人，把她抬出去埋了吧。”姜家侄子说不管，他到了（liao，意为“到底”）没管。闺女婆家来了三车人，给老婆穿好衣服，装到棺材里，抬出去埋了。

守寡

俺娘收养过两个寡妇，一个是区长太太，一个是营长太太，她俩都是老姜家的媳妇。

区长太太三十三岁守寡，生过两个女孩都没活。她婆家就在山东巨野百时屯，家里有一个寡妇婆婆、两个小叔子，小叔子吸大烟，都是光棍。区长嫂和俺娘一个娘家，都是冯庄的闺女，她常上俺家玩。

她跟娘说：“守寡难。”

娘说：“你找个好人家，走了吧。”

区长嫂说：“贞洁女不嫁二次男，俺死也不改嫁。”

娘说：“你到俺家来住吧。”

区长嫂高高兴兴住到俺家。

区长在哪儿当区长，俺不知道。他逛窑子逛死的，百时屯人都知道。窑子老板新买来一个女孩，十五岁，那么多女人他不要，偏要那个孩子。

老板不干，说：“这孩子太小，没接过客。”

区长说：“我加倍给你钱。”

老板同意了。

区长把孩子的大小便通开，那孩子当时就疼死了。

老板要报宫，区长说：“我多给你钱。”老板没报官，偷着把孩子埋了。

区长把家里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给老板拿去，说：“我就能拿出这些钱来，你看行吧？”

老板拉着脸说：“不行，那叫一条人命啊。”

区长说：“我把钱拿回去，你报官吧。”

老板哭丧着脸说：“就这吧。”

区长受到惊吓，又疼钱又后悔，回到家就起不来了。他对区长嫂说：“我不是人，我是吃人的狼，那孩子哭得那么惨，我咋不放过她？我这病好不了了，我丧良心了。”区长把事情的经过说给区长嫂，区长嫂说：“事都过去了，别想这么多了，好好养病吧。”

区长不敢闭眼，一闭眼，那女孩就站在跟前。病了两个多月，区长死了。

区长嫂住下的时候，俺还不记事。娘说，俺是区长嫂和营长嫂抱大的。区长嫂心灵手巧，给俺做的花鞋绣的花帽都好看。俺总待在她怀里，到现在还记得她的模样：大个，小脚，不胖不瘦，圆脸，大眼睛，双眼皮，高高的鼻梁，小嘴，嘴唇总红嘟嘟的，一笑脸上俩酒坑。

有一回，区长嫂惦念婆婆，回了一趟婆家，婆婆叫她住一夜再走，她跟婆婆睡在一个床上。睡到半夜，两个小叔子把嫂子抬走了，婆婆随后就追，又喊又骂，就是开不开儿子的门。两个小叔子轮奸嫂子到天明。

区长嫂一大早回到俺家，没梳头，没洗脸，看见俺娘就哭了，她说：“小三小五不是人。”赶上来月经，加上又气又吓，从那她就病了，再也不来月经。那时候，这种病叫“干病”，治不好。民间说，“干痨气鼓噎，阎王下请帖”，“干”就是干病。又讲干病“紧七慢八”，活也就活七八个月。

区长嫂活了六个多月。娘家接回去养了一阵子，快不行了，送回婆家。回到婆家不长时间，区长嫂就死了。娘家来了很多人，看见区长嫂穿的是旧衣服，装在小匣子里，娘家人不愿意了。他们叫小三和小五给嫂子买好棺材，买好衣服，小三和小五都买回来。娘家人给区长嫂换上好衣服，装到好棺材里了。

天要黑了，娘家人都回家了。小三和小五把嫂子脱得溜光溜光的，背到他哥的坟上，把坟挖开就埋了。回到家，他们把匣子和棺材全卖了，新衣服和旧衣服也卖了，听说跑山西去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娘家人来出殡，到屋一看啥都没了，就一个老婆婆。娘家人在院里哭骂了一场，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婆婆对儿媳妇好，娘家人知道，没处出气，只好回家。

营长太太娘家在许昌。营长从许昌领回俊媳妇，俩人在一起过了八年，没有孩子。营长得的是眼病，眼疼，到处看就是看不好。那时候缺医少药，眼疼也能死人。营长三十岁就死了，营长太太二十八岁守寡。营长家有个寡妇嫂子，还有一个侄子在外地，家里六亩地叫别人种着，收了粮食她们拿一半儿。这点儿粮食一个人还够，两个人吃就困难了。妯娌俩不合，营长嫂也想到俺家来。娘说：“你愿意来就来吧。”营长嫂喜欢清静，还住婆家，她天天起早来，吃完晚饭走。土地改革以后，她才回婆家待着。

俺听二嫂说，她姥娘家在柳林，她有个姨从小定了娃娃亲。男方家过得很好，地多，爹死了，娘供儿子念书。男孩十六岁那年有病了，长工套上轿子车，拉着娘儿俩四处求医，也治不好病。他家就这么一个独生子，病越治越重。他娘想给儿子结婚冲喜，盼着儿子娶了媳妇病就好了。儿子不同意他娘这样做，娘根本不听他的。

那时候，女孩定了亲就是婆家的人，婆家想啥时候结婚就结婚。他娘看个好日子，就娶媳妇了。结婚这天，男方家用椅子把男孩抬来，到香台子前坐了坐。他已经没有力气拜天地了，女孩自己拜天地入洞房。男孩有病，他家不让闹洞房。到了黑天，女孩坐在床前，男孩拉着她的手说：“我糊涂的娘把你坑了，我的病都这样了，她还要娶你，我咋说她都不听。”

第三天，他就死了。把他埋出去，她就在这儿守寡。想回家了，长工赶车，婆婆陪着送到娘家。啥时候想回婆家，婆婆坐车去接。想上哪儿去，都有婆婆陪着。几十年以后，婆婆死了，她还守着这个家，守得清清白白，人人尊敬。土地改革的时候，地主家都是一人给留三亩地，庄上给她留了三十亩地。邻居替她种地，收的粮食给她一半儿，还能让她活下去。

俺庄上有个独生女，丈夫死时，不到三十岁。她回到娘家守寡，守不住就找男人，男人长得都挺像样。要是男人的媳妇知道了，她就换一个，再也不要以前那个男人。她娘啥都知道，不舍得管。听说她哪年都生孩子，生下来就整死，送到乱丧岗子。四十岁那年，她生了个男孩，娘儿俩想留下养着，怕以后再不能生了。第二天早上，她娘用篮子把孩子挎到地里，再给挎回来，跟外人说：“起早上地，在地里捡了个孩子。”可惜，孩子受了风寒，没活几天。

解放以后，实行婚姻自主，可俺老家那儿不行。庄上有个媳妇守寡多年，带着一个闺女过日子。三十多岁的时候，她认了个干儿子，干儿子二十多岁，还没成家。不知啥时候开始，两人有了夫妻感情。有年秋天，俺们五六个人在月亮地里纺棉花，看见她低头从前街回来。俺们都猜：二更天了，她干啥去了？

第二天早上，听说她上吊死了。民兵去抓她，抓到她和干儿子在一个床上睡觉，把他们都抓走。俺看见她的时候，民兵刚放她回来，让她回家看看孩子，说是第二天就开批斗会，专门批斗她和干儿子。她死了，民兵把她干儿子也放了。她撇下的闺女才六七岁，让姥娘领走了。

早些年，俺那儿去个生人，都在门外问：“家里有人吗？”

要是男人不在家，女人就答：“没人。”

男人不把女人当人，女人也不把自己当人。

改嫁

在俺老家，守寡难，改嫁也难。寡妇改嫁不能在白天，只能在天黑以后。不能从家走，说是从谁家走“妨”谁家。大多数寡妇天黑以后从地里走，也有的在庙上等。娘家跟两个人，

男方来个车，娘家把人交出去，就完事了。

俺那儿还有一个风俗，寡妇改嫁可以抢，只要还没进家门，谁抢到寡妇，寡妇就是谁的。俺婆家在龙固集南徐庄，庄里有个徐公保，按辈分俺得叫他爷爷。公保爷爷没爹没娘，就一个人，家里穷，三十多岁还没娶上媳妇。

这天夜里，有人叫门：“三哥开门！三哥开门！”

公保爷爷开门一看，是三个把兄弟，满头大汗，有一人身上背着东西，他问：“你背的啥？”

三个人异口同音说：“俺们给你抢来个媳妇。”

公保爷爷点灯看，抢来的媳妇不胖不瘦，上中等个，长得可俊了，把他乐得不知说啥好。

把兄弟跟他说，有家娶寡妇，不知是哪儿的，赶巧让哥仨遇上了。车上有两个男的，一个赶车的，一个娶寡妇的。他们一人抱住一个，剩下的这个背起寡妇就跑。寡妇又哭又喊，没用，那地方四面不靠屯子。实在作闹得厉害了，他们放下她打几下，她也就不作不闹了。

哥仨临走跟公保爷爷说：“你要对她好，俺走了。”

公保奶奶那年二十岁，她跟公保爷爷过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公保爷爷疼她。年纪大了，她也疼公保爷爷。她给公保爷爷生了三个闺女，就是没儿子。

一九六○年，俺离开冯徐庄的时候，公保爷爷还活着，六十多岁了。公保奶奶五十岁，干净利落，干啥像啥，三个闺女常来看他们。

那时候，寡妇改嫁不能带着孩子。要是带着孩子改嫁，大人孩子都得受气，带去的孩子，人家叫“带犊子”。俺娘的姥娘家在曹海，曹海有个寡妇带着五个孩子，她想改嫁，人家都嫌孩子多，很长时间也没嫁出去。一天夜里，她用高梁秆把门堵上，点着火，想烧死孩子。

火着起来，把孩子呛醒了。大孩子十三岁，把窗户砸开，他和十一岁的弟弟从窗户出来了。九岁和七岁的两个妹妹，还有一个四岁的弟弟，都死在屋里。

寡妇跟一个男人走了，在外面过了不到一年，男人跑了。听说那个男人越想越害怕，跟这么狠心的女人过日子，心里没底。

逃出来的哥俩，让戏班子收去，学唱戏。每次唱到哭戏，别人假装哭，他俩真掉泪。

百时屯有个闺女，丈夫死了，守寡守了五六年，媒婆来说亲。男方在高庄，是个光棍，他在天津买了块地，种菜卖菜过得很好，说亲说成了。那是一九五三年，寡妇改嫁讲究少了，她是白天从娘家走的。她有个十岁的闺女，临出门抱着她的腿，边哭边说：“俺爹死了，娘你也不要俺了，俺不叫你走！”这孩子一哭，看热闹的都哭了。她拿开孩子的手，上车走了。

到天津连去带来十八天，那个男的死了。她回到高庄，在那儿守寡没守住。要生孩子了，她赶紧往别人家走，孩子是这家男人的。她想往这家屋里进，这家媳妇往外推，孩子就生在门口她裤裆里了。后来的事，俺就不知道了。

过去，寡妇守寡守得干净，到哪儿别人都高看一眼，娘家人也脸面有光。一旦改嫁，娘家嫌丢人，兄弟都不搭理，比偷人还孬。

小指使妮儿

巨野县原来有个松官屯，那是俺娘的太姥娘家。听俺娘说，松官屯有一家很富有，家里就一个独生女儿，十七岁，已经订婚了。

这家买了个十五岁的女孩，当佣人，俺那儿管这样的女孩叫小指使妮儿。小指使妮儿在家吃不饱穿不好，挨后娘打骂。到了这家，老婆当家说了算。小指使妮儿白天干家务活儿，黑天得纺棉花，天天纺到大半夜。晚上，老婆和老头一边一个躺在床上，一人手里一个竹棍子，小指使妮儿和棉车子就在中间。听见棉车子不响，知道小妮儿睡着了，老婆就用竹棍子捣她。捣疼了，小妮儿才醒，靠着老婆这边，她身上都是黑点子。老头不大捣她。

老婆给闺女操办的嫁妆没有这么全的，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单的、夹的、棉的、粗布的、洋布的、绸子的、缎子的，够用一辈子了。单是装粮食的布袋就有一百个，抬草的单子二十个。买来的那些家具，三间房都装不下。

啥都操办齐全了，就等婆家来娶，还有十八天结婚，这家的闺女死了。老婆为给闺女操办嫁妆费尽了心血，才说操办齐了，闺女没了。当娘的心疼，不吃不喝，就像疯了一样。十多天后，老婆也死了。

把娘儿俩都埋了，这家的老头跟小指使妮儿结婚了。老头不到五十岁，这些嫁妆正好成了小指使妮儿的陪嫁。人人都说，小指使妮儿有福。

第二年，小指使妮儿生了个男孩。后娘听说她是主子了，挎一篮鸡蛋来下奶，俺那儿叫“送中米”。家里佣人说，有人来送中米，后娘跟着就进来了。小妮儿说：“你是谁啊？俺不认得你，你走错门了，快出去。”

后娘说：“俺是你娘家娘。”

小妮儿说：“俺没有娘家，哪来的娘家娘呀？俺娘家人都死绝了。你快走吧，还等打出你去？”

听了这话，后娘才走了。

小金盆儿

六十多年前，在俺老家，男人死了媳妇，四十五岁以下的可以再找一个，说是孩子小，给孩子找个做饭的。五十多岁的，就不给孩子找后娘了，要是娶个后老婆，人家笑话，多数人都要这个脸面。

徐庄的后庄叫正行，有个男人五十九岁死了媳妇。他仨儿子俩闺女都结婚了，孙媳妇也娶进门，他领着这个十多口人的家，日子过得很富有。

有人说：“大哥，你再办一个呗。”

老头说：“俺孙男娣女一大群，再娶媳妇，人家大牙都得笑掉了。”

六十七岁那年，老头看上一个要饭的十七岁的小闺女。他找到媒人说：“把这媒说成，俺多给你媒礼钱。你说不成媒，俺也给你钱。”

媒人问：“哪有说不成媒给钱的？”

老头说：“你给俺说这个媒，你知，俺知，多一个人也不行。说不成，也给你钱，你能记住不？”

媒人说：“记住了。”

小闺女的娘认识媒人，娘儿俩踩百家门，要百家饭，四邻八乡都认识。媒人跟她娘说，她要说的男人就是大点儿，到他家就是享福。

她娘问：“多大了？”

媒人瞒了八岁，说：“五十九。人家岁数小的，也不能找咱闺女呀。人家给你五布袋粮食，十块大洋。有了五六百斤粮食，你先不挨饿了。有这十块大洋，给她爹把病看好。”

她娘说：“俺得商量商量。成或不成，你再来一趟，十天以后给你个准信儿。”

十天以后，媒人来了。她娘说：“俺跟她爹商量了，俺们不嫌男人大，叫俺闺女逃个活命吧。”

媒人高高兴兴去跟老头说，老头可高兴了，说：“看个好日子，送粮送银元。”

挑了个日子，老头撑着口袋，跟长工装了五布袋粮食，一布袋麦子、一布袋黄豆、三布袋高粱，都装到车上。全家都不知道老头要干啥，老头把银元给长工，一句话也不多说。

媒婆在村外等着上车，两个人到了小闺女家，小闺女的娘哭了。媒人说：“闺女找了好人家，你应该高兴才对。”当娘的光是流泪，啥都没说。

媒人到了村头下车，走到老头家要媒礼，老头给她一块银元。媒人说：“好，不少，你真大方。还有你不叫俺说的那份钱呢？’’

老头说：“这钱没有了，你想咋说咋说吧。”一块金砖落地，他啥也不怕了。

吃晚饭的时候，老头跟儿子说：“你们都在这儿，跟你们说说，农历四月十六，俺给你们娶后娘。”

大儿子问：“老太太是哪庄的？”

老头说：“上月到咱家要饭的闺女。”

儿子问：“是她娘啊？”

老头说：“是那个闺女。”

儿子媳妇都傻了，半天没人说话。大儿子压了压火气问：“爹，你娶她，叫俺咋叫呀？”

老头说：“那还用问？叫娘呗。”

三个儿子都没吃饭，各回各家屋了。

老头哥三个，还有一个妹妹，他在家族里说了算。结婚这天，因为女方是黄花闺女，婚事办得很热闹。亲戚朋友来了很多，他弟弟和妹妹都没来，嫌丢人。

俺这儿有个风俗，小辈儿的得跟新结婚的长辈见面，认识认识，磕个头。老头的儿子、媳妇、闺女都不想去，新娶的后娘比这家的孙媳妇还小一岁哩。老头的三儿媳妇心眼儿最多，出了个主意，大伙儿都赞成。

大知事的又来催：“快过去吧。”

大儿媳妇说：“去。”

三儿媳妇用托盘端来三样头饰。有一个网子皮上有五个银叉针，针上都有花，中间还有一个网花，这是年轻人戴的。还有个亮壳子，用黑色大缎子做的，戴的时候先把头发装到壳子里，再用银簪子从中间插上，这是中年人戴的。还有纱手帕壳子，也是黑色的，戴的时候得把头发扎到后边，缠个鬏儿，把头发装到壳子里，再用疙瘩针从上边一插，这是七八十岁老人戴的。

三儿媳妇说：“这三样看她戴哪样，她要戴这网子皮儿，咱不叫娘，也不磕头。咱有理说，她到咱家当年轻人哩。她要戴这个纱手帕，咱就得磕头叫娘。”

新媳妇把头上的网子皮、银叉针都拽下来，把头发缠巴缠巴装到纱手帕壳子里，用疙瘩针插上了。

儿子媳妇都磕头叫娘，孙子辈儿的叫奶奶。

有很多来看新媳妇的，想看看新媳妇哭成啥样，嫁给比她大五十岁的老头，谁能愿意呢？新媳妇不喜也不恼，大伙儿都说，怪不得老头喜欢她，小模样真俊，像个小金盆儿，一看就带个聪明样。你说小金盆儿，他说小金盆儿，这个外号就叫起来了。

老头对媳妇可好了，老头说：“那些年轻人穿得花花绿绿，俺给你买，你也穿。”

小金盆儿说：“你别买，买来俺也不穿。俺和人家不一样，要是穿得花花绿绿，孩子们瞧不起俺。”

从十七岁，小金盆儿就穿黑，穿蓝，穿白，打扮得像个奶奶样。

老头心疼媳妇，说：“你啥都别干，磨面做饭，有三个儿媳妇、一个孙媳妇，你陪俺就行了。”

外人都以为，老头年纪大了，小金盆儿不能生孩子了。谁也没想到，小金盆儿生了一个闺女、一个儿子。

俺嫁到徐庄的时候，小金盆儿奶奶五十多岁了，还很有精神，对人亲热，见人先说话。她爱说话，也会说话。俺家大门外有棵大柳树，夏天到树下拉呱的人很多，小金盆儿奶奶也来这里坐坐。她说：“现在时兴自由恋爱，还兴离婚哩。俺比你大爷爷小五十岁，俺也过一辈子。”她就把以前的事说给大伙儿听。

听说，那个老头活到八十多岁，这样算起来，小金盆儿奶奶三十多岁就守寡了。

小媳妇

以前，徐庄有户人家很富有，姓魏，他们就一个儿子，结婚六年没生小孩。

魏家婆婆着急了，跟公公说：“咱这么多家产，不能叫外人䞍受呀。”

公公说：“她不生，咱能有啥办法？”

婆婆说：“咱再给儿子娶个媳妇吧。”

公公开始不同意，说：“咱儿子结婚六年没生孩子，不假。你不想想，他今年才十八，你忙啥？”

婆婆说：“跟儿子般大般儿的，好几家生了胖小子，俺能不急吗？”

让老婆嘟嘟烦了，老头说：“你想咋办就咋办吧，俺不管了。”

老婆高兴了，马上找媒人。

那时候，闺女找婆家，讲门当户对。穷人家的闺女想找有钱的人家，就得去当小媳妇，在俺那儿叫小婆，更难听的叫小婆子。媒人给他家找了个穷家女，看了个日子，就把小媳妇娶进来。

老两口住堂屋，大媳妇住东屋，小媳妇住西屋。他家儿子想去东屋去东屋，想去西屋去西屋。结婚不到四年，小媳妇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大媳妇还是不生。

结婚十二年这年，大媳妇怀孕了，生了个男孩。婆婆乐坏了，包好孩子，就去给老头报喜。老头说：“咱这个孙子是个有福的人，有大出息。俺刚做了一个梦，梦见咱家孩子当官了，喇叭吹着，孩子从轿上下来，叫了一声爷爷，俺就醒了。”

第五天，大媳妇的娘来了。听报喜的说，闺女生了个男孩，奶水也够吃，姥爷姥娘很高兴。

两家人正高兴的时候，孩子病了，一哆嗦一哆嗦的。孩子姥娘赶紧找奶奶，老姐俩都说孩子有风了。孩子爷爷请来扎风最好的先生，先生说：“这孩子没风，到底是啥病，俺看不出来。”先生走了。

眼看着孩子病一会儿比一会儿重，姥娘抱起孩子，用手轻轻捋，想看看病在哪儿。捋到囟门儿，有个东西挡手。把头发扒开，那个东西很亮。姥娘赶紧抱走孩子，让奶奶看，奶奶心疼孙子，正在屋里哭呢。把孩子抱到亮堂的地方，奶奶看见东西了，用手一摁小囟门儿，露出针鼻儿来。她掐住针鼻儿，拔出一根粗针。再看看，还有一根呢，那根针也慢慢拔出来。她们以为，拔出针来，孩子还有希望。没想到，拔出针来不大会儿，孩子就死了。

姥娘跟奶奶说：“俺闺女还在月子里，她要是知道了，得气死。依俺看，出了满月再说吧。”她回家了。

第二天，大媳妇娘家来了两车年轻人，进了院子，抓住小媳妇就往外拉。小媳妇喊：“救命呀！”他们把她的嘴捂上。

到了俺婆家前边，小媳妇还喊：“救命呀！救命呀！”有十几个看热闹的，不知道为啥打小媳妇，没人拉架。那伙人把小媳妇打得血头血脸，有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喊：“把她的胳膊腿敲断，叫她死慢点儿。”

邻居四奶奶看见，看小媳妇可怜，就趴到小媳妇身上，喊：“俺看你们谁敢打俺？”

这伙人看小媳妇成了废人，上车走了。

邻居到家里报信儿说：“孩子他娘快叫那伙人打死了，你们去看看，咋把她整家来？”邻居帮着绑了个担架，把小媳妇抬回家。

小媳妇的娘家人知道了，她爹和两个弟弟赶着牛车来，把担架抬到牛车上，拉她到龙固集看病。

那时候，龙固集有位骨科先生，姓于，是俺一个姑婆的公公。这个于先生医术很高，治病不要钱，不管你穷富，谁去都一样，外地人都往这儿奔。听姑婆说，小媳妇的骨头断了七大块，都给她接上，打上帘子了。还有些骨头渣子在里边，没办法，就得受罪了。

小媳妇再没去过徐庄，大媳妇又生了两个儿子。

这些都是婆婆讲的，是她那辈儿的事。俺嫁到徐庄的时候，魏家大媳妇已经没了，邻居四奶奶还很硬实。

二尾子

俺小的时候住姥娘家，姥娘家邻居有个二尾子，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娘把他当男孩养，穿男人的衣裳，干男人的活儿。

二十三岁那年，媒人来提亲。

娘说：“俺儿不是正常的男孩，不能说媳妇。”

媒人说：“俺知道。这女孩也不是正常的女孩，他俩结婚，谁也不嫌谁。你儿上地干活儿，回到家里有个做饭的，黑天睡觉有个说话的，俺看挺好。”

娘点头说：“那你说说吧。”

媒人一说，把亲事说成，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以后分家另过，这两个二尾子过得很好，丈夫上地干活儿，媳妇在家织布纺棉，给丈夫做穿的。

后来，丈夫说：“咱家地少，总这样不行。俺种上地，叫爹帮你收，俺去做长工。以后，咱手底下能宽绰宽绰。”媳妇同意了。

那年，丈夫二十八岁，媳妇二十四岁。他扛活儿的这家男人五十岁，媳妇死了，有三个女儿，大女儿结婚了，二女儿十八岁，三女儿十五岁。他在这家干得很好，地里的活儿、场里的活儿他全干。

他出来扛活儿，他媳妇爱上了邻居光棍小五子。小五子家穷，哥们多，娶不起媳妇。开始，小五子常去他家，婆婆也不在意，儿媳妇是个二尾子，她很放心。没想到的是，儿媳妇怀孕了，肚子越来越大。

丈夫回到家，没说啥，让媳妇回了娘家。过了几天，小五子赶个车，把她当后婚娶回来。

扛活儿的回到东家那儿，还是做长工。老家冬天屋里冷，以前屋里没火炕，也没火炉。东家一个人睡冷了，过来和扛活儿的睡在一个床上，一个被窝里。俺那里床长，被子也长，一头睡一个。俺那儿就说：找了个暖脚的。

东家和扛活儿的睡了一冬，东家说：“人家都说，你长得和别人不一样，叫俺看看呗。”开始扛活儿的不叫看，后来就叫他看了，摸了。东家说：“你不是男人，你是个女的。俺带你到菏泽大医院看看吧。这钱俺花，中不？”

那时候的人封建，东家咋说，扛活儿的也不去，就是不去。东家去了趟菏泽，买回来麻药和红伤药，给她割开，两个人过上了，她还怀了孕。

头一年，小五子媳妇生个女孩。第二年，她生个男孩。她已经变成女人打扮，就是头发没长起来，两个人还办了喜事，也算好事成双。

俺到东北后，也遇到过一个二尾子，他妈把他当男孩养。上班以后，他也整天跟男孩子在一起玩，就是不在单位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他就往家跑。

二十多岁的时候，他自己去了趟哈尔滨，回来就变成女孩。当了二十多年男孩，突然变成女孩，她不好意思上班，要求领导给她调工作。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调走了。听说也找了对象，结了婚，生了个男孩。

现在应该没这种事了。跟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多受了很多委屈。

大个子驴

俺太姥娘住在曹海，庄里有个孤儿，五岁没娘十岁没爹，要饭吃。他从小没名，大家都叫他小子，长大了个头不小，就叫他大个子驴。

当时，庄里有个庙，还有十亩庙地，谁种庙地粮食归谁，只是初一、十五得到庙里给神烧香磕头。不知听谁说的，种庙地不好，谁种庙地谁家绝户，庙地一年年荒着，草长得老高。大个子驴想：种地总比要饭强，媳妇都娶不上，还怕绝户吗？

就从种这十亩庙地，他不用要饭了，转过年买了木头轱辘小车，天天推着车子起早贪黑拾粪。这庙地叫他种得很好，一年四季收两茬庄稼，他的日子越来越好。

庄里有个媒婆要给他说媒，媒婆说：“你给俺两块银元、一布袋粮食，俺就能给你说成这媒。”

大个子驴有些不信。

媒婆说：“你先给俺两块银元，俺给你说成了，你再给俺那布袋粮食。”

媒婆去的那个庄，离曹海三十多里路，媒婆起大早就去了。说的这家闺女当爹的老实，后娘说了算，媒婆给她后娘两块银元，后娘高高兴兴地接过去了。媒婆跟后娘说：“这家就一个人，有三间砖瓦房、十亩地、一个车，还有个大个子驴，小孩长得好，大个。”

后娘说：“俺叫她爹打听打听，再过半个月，成或不成，你再来一趟。”

闺女的爹干活儿回来了，后娘说：“今天来个媒人，给咱大妮儿说媒哩，曹海的，就一个人，有三间砖房、十亩地、一个车，还有个大个子驴，你去打听打听。”

大妮儿爹说：“咱庄到曹海三十多里路，曹海咱没亲戚，俺去问谁呀？媒人再来你就说嫌远，俺不愿意。”

后娘说：“俺看这家挺好，大妮儿进门就当家，再找怕找不到这样的。”

大妮儿爹说：“那你就做主吧。”

过了半个月，媒人又去了，后娘就把这门亲事许了。媒婆说成媒，大个子驴给了媒人一布袋黄豆。

过了三个月，媒婆又去大妮儿家，说家里没人做饭，男方要结婚，后娘点头同意了。

听说大个子驴要结婚，庄里的人都愿意帮他把媳妇娶来，这孩子穷归穷，从小不偷不抢、老实巴交。他有个远房的叔伯哥，结婚不到一年，把自己的家整个借给他。

起大早，大家张罗着套车，还找了一个岁数大的亲家婆、一个抱打鸣鸡的小男孩、一个放纸炮的小伙子，加上赶车的，一共四个人，因为路远，快马加鞭。

过去，上有爹娘下有儿女，叫全命人。家这边，两个全命的嫂子上阵了，一个拿托盘的，一个撒床的。撒床有一套歌，她们边撒边唱：

新人进新房，夜明珠彩花梁，八砖铺地粉白墙，红绸子门帘八尺长，端过来托盘我撒床。头一把撒到床里边，有了儿子做武官。第二把撒到床外边，有了儿子做状元。第三把撒到床当央，有了闺女做娘娘。一把栗子两把枣，大的领着小的跑。一把花生两把钱，大的领着小的玩。

那边接亲的，进了庄先放纸炮，叫人家知道娶大妮儿的车来了。俺那儿的风俗是，男方家带只公鸡来，女方家配只母鸡，两只鸡放在一个筐里带回去。大妮儿的嫁妆是一口箱子，直接抬到车上，娘家也没有送亲的，亲家婆扶大妮儿上了车，新娘子就娶回来了。

接新娘子的是十三四岁的小闺女，她手里拿着用手帕包的两个火烧。新娘子下车时，小闺女把火烧给新娘子。新娘子接过来揣在怀里，到半夜给丈夫，一个人吃一个。

头三天，大个子驴就没碰过新娘子，三天回门回来，大个子驴跟新娘子说：“咱回家吧。”

新娘子问：“回哪个家？”

大个子驴说：“这是俺借的咱哥的家。”

到了庙里，新娘子哭了，大个子驴说：“你别哭，明天俺送你回去，咱俩是清白的。”

新娘子问：“媒人咋说你有三间砖瓦房、十亩地？”

大个子驴说：“俺跟你说实话，三间砖瓦房是庙，十亩地是庙地，俺种着哩。你愿意跟俺过就过，俺不能总穷。你要嫌俺穷，明天就送你回娘家。你别哭。”

新娘子不哭了，说：“俺不走，俺不想落个嫌贫爱富的名。”

第二天早上起来，新娘子起来做饭，问：“咱的车呢？”

他往院子一指：“那不就是吗？小木头轱辘车，拾粪用的。”

新娘子问：“咱的大个子驴呢？”

他说：“俺就叫大个子驴。”

新娘子笑了。

两口子都能干，小日子几年就过起来了。都说种庙地绝户，大个子驴儿女双全。

老广德

俺小时候，百时屯的男人腰里都扎大站带。大站带一尺三宽，五尺长，都是家织粗布的，染成黑色。刚开始的时候，男人穿完上衣，把大站带扎到腰里，感觉可美了。后来，百时屯的老少男人都扎，说是扎上大站带身上有劲儿。

俺庄的庞广德也是这样打扮。老广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闺女。他六十一岁那年，老婆死了，他一个人过了十多年。七十三岁那年，他找了个老婆，和他同岁，也是七十三岁，这个老婆没儿没女，他俩结婚了。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可以上新闻了。那时候，老广德也是新闻，七十三岁娶媳妇，十里八乡一下就传开了。

广德的大嫂直接说到老广德脸上，她说：“你也不怕人家笑话你，七十三岁了还娶媳妇，丢人不丢人？你也打听打听，咱巨野县就你一个七十三岁娶媳妇的，老不正经！”

俺家前面有块空场，宽敞、眼亮、风小，男女老少都爱到这儿晒太阳，一边晒太阳，一边拉呱。那时候，俺是个十四岁的小闺女，坐在那儿扎花。老广德坐到俺跟前，看俺扎花，说：“俺这个老婆七十三岁了，不花眼。你扎花用的最小针叫小麦王针吧，她也能纫上。”

他嫂说他的那些话，老广德也学给大伙儿，他说：“俺的命不好，谁想说俺啥，就说俺啥。俺要是有儿子管俺的事，俺也不找后老婆。”

俺那里有个规矩，老头娶了后老婆，前房的孩子得给后娘磕头，后娘给红包。听说爹找了后老婆，老广德的闺女来了，眼珠都哭红了，老广德害怕了。他后来说：“要是闺女不叫俺要老婆，那就毁了。老婆的房子那家侄子搬去住，她回不去了。”

没想到，闺女进屋就给后娘跪下了，管后娘叫婶子，给婶子问好，娘儿俩很有话说。闺女说：“你跟俺爹过，俺少了个大心事。叫俺爹上俺家，他不去，俺黑天白天惦记他。”

老广德说：“这回俺放心了。回家有人给俺做饭吃，病了有人给俺烧点儿水喝。没有这老婆，俺死了臭了，谁也不知道。”

两个人在一起过了四年多。

有很多天，老广德没来拉呱。再来的时候，脸色灰锵锵的。爱莲娘问：“三哥十多天没来，在家干啥了？”

老广德说：“俺二十天没来了。先是老婆病了，俺在家伺候老婆哩。”

爱莲娘问：“好了？”

老广德说：“死了。”

老婆快死的时候说：“俺病了，你伺候俺。你到那时候病了，谁伺候你呀？”

老婆说完这话放声大哭。

老广德说：“好好歇着，别惦记俺了，俺比你强，俺还有个闺女哩。”

老婆死后，老广德找侄子说：“大侄子，你婶子死了。”

侄子不理他，装着没听见。老广德哭着拿铁锨，自己去挖坑。挖完坑，又送了一趟席子。到了夜里，老广德用大站带把老婆从腰里绑上，背起死尸往外走。路上累了，他也不敢放下歇歇，怕放下了背不起来。那是冬天，背了一里多地，七十七岁的老广德出了一身汗，小棉袄都湿透了。

背到地方，老广德解开大站带，把老婆放到席子上，放板正，用席子包上两头，绑好。他先把上身放在坑里，下身就好放了。老广德给老婆埋了个小坟子，放下铁锨他放声大哭，说：“下辈子咱还做夫妻，咱多生几个儿子。”

听老广德讲完，大伙儿都不作声。隔了一会儿，爱莲娘问：“你咋不白天埋呀？路坑坑洼洼的，黑天难走。”

老广德说：“谁叫咱是绝户呢？大白天的，俺背个死人往外走，才叫人家笑话呢。”

老广德这回真老了，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等他不能做饭，闺女把他接走了。

穷时候

登记

刚从济南回来，俺出去跟别的小闺女玩，大哥总跟着。藏猫猫藏到天黑，他就跟到天黑。跟了几天，大哥对俺说：“妹妹，咱这儿跟济南不一样，一个闺女疯疯癫癫总在外面跑，人

家笑话。”

住到俺姨家学织布，赶上表姐夫送表姐和孩子回娘家，俺欢天喜地迎出来抱孩子，跟他们打招呼，没觉得哪儿不对。表姐夫来接娘儿俩那天，姨把俺关在屋里，等他们都走了才放俺出来。姨没说咋回事，俺后来才知道这里有规矩，小姨子不能见姐夫。

俺家那地方规矩多，做闺女也有规矩。娘从小就告诉俺：“小闺女不能大笑，要言不露唇笑不露齿。”

从济南回来，大嫂跟俺讲一套嗑儿，也是讲做闺女的规矩：“一学走路要安详，二学裁剪做衣裳，三学寒窑的王三姐，四学磨道的李三娘。”

俺家门前是个小场院，有月亮的时候，跟前的媳妇闺女都把棉车子搬来，在月亮地里纺棉花，一边干活儿一边讲笑话，谁家的闺女整天在外面野，谁家的闺女针线活儿不好，她们都当笑话讲。俺不想让她们笑话俺，笑话俺家。十四岁开始，俺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天天在家织布、纺棉、做鞋、绣花，天天看见的就是家里这几口人。

一九五四年俺十七岁，媒人做媒，给俺找了婆家。

农历四月十四这天，爹说：“明天你去登记，咱先叫他到咱家来。俩人见见面说说话，再去登记。”

爹是个有学问的人，喜欢看书看报，跟得上形势。俺没文化，俺就知道没有哪家登记前见面的，要是见了面，人家准笑话。爹说叫他上俺家来，可把俺气坏了，还啥也不敢说。

下午，爹跟大哥说：“士芳，明天有客人来，你把屋里打扫干净，把咱那幅画挂上。”又叫三哥：“士彦，你把咱的院子收拾干净。”气得俺晚饭没吃。

二哥不在家，俺在二嫂屋里住。他们都睡了，俺睡不着，哭了。

二嫂问：“你哭啥？”

俺说：“咱爹他真糊涂，谁家闺女不结婚先见面？咱庄上一家都没有。明天他要到咱家来，一街两行的都来看他，像看猴子，叫俺咋活呀？咋见人啊？嫂，你跟咱爹说，明天别叫他来。明天去登记，俺不会给你们丢人现眼，他是瘸子是瞎子，那是俺的命，俺不埋怨。”

吃早饭的时候，二嫂跟爹说：“你别叫那人到咱家来了，俺妹妹不想叫那人来，昨天夜里她都哭了。”

爹说：“不行，得叫他们见见面说说话。这时候不见面就登记，结婚以后，今天哭着来了，明天哭着来了，到那时候更难办。”

爹差两个人去接他，他不敢来，直接去章缝区了。那时候，登记时间是农历的初五、十五、二十五，知道他不来了，俺也直接去章缝。坐的是牛拉的车，车篷用竹竿支着，席子盖在上面，前后都挡着。娘在车篷里陪着俺，大哥在车篷外陪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侄子赶车。

到了地方，俺下车往里走。走到登记的屋往里看，东边坐一排是男的，西边坐一排是女的，一共十八对。俺道远，最后一个到的。

那十七个女的，都用黑纱手帕把头包上，用一只手在鼻子前面捏着，光露两只眼睛。俺把黑纱手帕围到脖子上，大方地走到座位上。俺那时有个想法，俺不包脸，别叫他过后说没看见俺啥样。

往对面看，这十八个男的，俺也不知道哪个是俺的。有一个男的大高个，模样也好，这个人要是俺的就好了。有四个男的太不像样，两个年纪大，一个又矮又丑，还有一个一看就是个傻子。俺都想好了，这四个人里要是有俺的人，俺回家就死。

那十七个女的看俺不包头，她们也把手帕放下来，大概是热了。登记开始了。第一份登记就把俺看上的那个男的登走了。第五份登记的，男的三十多岁，长得还不好看，女的长得好看，就是个子矮一点儿。

管登记的人问女的：“你和他以前见过面吗？”

“见过。”

“你同意吗？”

“同意。”

“没意见呀？”

“没意见。”

“没意见就摁手印吧。”

摁完手印一转身，那女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有几个人说：“那女的哭了。”

管登记的那个人停下来，找了两个工作人员把女的留下，叫她到另一个屋里去。结果咋样，俺不知道。

天呀，还有仨呢，这仨能不能有俺一个呀？这一上午，俺心里总害怕。

那时候，登记的两个人有一个说不同意，登记登不成，俺那儿就说“登叉了”。谁家闺女登记登叉了，丢娘家人，再找婆家都不容易。

俺来登记有心理准备：第一，登记不能登叉了。跟谁登记，俺都得说同意；第二，碰上俺看不上的男的，不能表现出来。心里难受自己知道就行，不能让家里人跟着难受。

登记登到第十六份，那四个很不像样的男的才全登出去。剩下这两个，都是一般人，跟俺三个哥哥比差远了。

“张富春。”叫他的时候，俺还不知道他是谁。

“姜淑梅。”叫俺的时候，俺就知道他是俺的了。个子不高，有点儿驼背，金鱼眼，大嘴叉，就是这个人了。登完记，俺脸上笑呵的，这就是俺的命，不孬也不好。

农历五月十六，婆家娶俺，来了一乘小轿，俺的陪嫁有一个桌子、一个柜、一个板箱。抬嫁妆的人回去，有的说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有的说他家人缘不好。说啥的都有，就是没一个看上这个人、看上这个人家的。

媒人没在场，媒人的侄子在场，他觉得对不住俺家，回家就哭。俺娘听说了，过去劝他：“孩子你别哭，你姑她还没回来呢。等她回来，咱听听她咋说，别人说不好，没用。”

公公婆婆看见俺可高兴了，丈夫对俺说：“登完记，俺就一天天地盼结婚，好叫亲戚朋友都看看，俺张富春娶了个好媳妇。”

三天回门，俺脸上还是笑呵的，全家都放心了。

大姑家的表嫂住在万庄，她二十五岁守寡，只有一个闺女叫大妮儿，表嫂就盼着大妮儿快点儿长大。母女俩都能干，天天织布纺棉，给大妮儿挣嫁妆。嫁妆置办得齐齐全全，亲事也定下了，赶上结婚要登记。那时候刚实行登记，好些闺女怕抛头露面人家笑话，怕得不行。大妮儿说：“叫俺登记，俺就死，俺不去登记。”

表嫂特意去了村干部家，跪在他家里不起来，说：“别叫俺闺女登记了，俺就这一个孩子，别把她难为死了，行不？”

村干部说：“不是俺说了算，那是国家政策，毛主席定的。你也别说这么多，说得再多也没用。”

表嫂没办法，回家劝大妮儿，大妮儿也同意去登记了。

有一天，娘儿俩去碾米，表嫂让大妮儿回家拿簸箕，大妮儿到家就上吊了。表嫂等不来大妮儿，赶紧往家跑，到屋一看，大妮儿在房梁上吊着，身子叽哩拨愣（叽哩拨愣：拼命挣扎的样子）的。

她摸了个镰刀就把绳子割断了，大妮儿落在地上，她抱在怀里嘁：“大妮儿！大妮儿！”

大妮儿闭着眼睛，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表嫂一看事不好，快跑到外面叫人：“快来人呀！大妮儿上吊了！”

不大会儿，跑去很多人，谁都帮不了她，大妮儿死了。

表嫂哭得死去活来，她骂村干部，啥难听她骂啥。她怕村干部听不见，去他家门口坐在凳子上骂，骂累了就说：“大妮儿啊，你就是死在他手里的，你娘没本事给你报仇，你要是有灵性，你就把他一家人都掐死！”

连着骂了两天，表嫂让人抓起来，送去劳动改造。她不管什么改造不改造，到了哪里她就骂到哪里，骂村干部：“你们欺负俺孤儿寡母，把俺闺女逼死，现在又想把俺整死，日你个亲娘祖奶奶！俺受了多少苦，才说把孩子熬大了，你们非要登啥记，你们不得好死！”

劳动改造了两年，表嫂骂了两年。后来去了个当官的，问表嫂：“你还骂呀？”

表嫂说：“你把俺枪毙了，俺就不骂了。只要俺有一口气，俺就骂。”

当官的说：“这里改造不了你，你回家骂去吧。”

表嫂没到家就放声大哭，大骂村干部。村干部找来六个能说会道的人，一起过去看表嫂，他跪在表嫂面前说：“婶子俺来了，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那天来抓人，你以为是俺告的你，俺可是一点儿不知道。别说你坐在门口骂俺，你就是坐在俺屋里骂俺，俺也不会告你的，俺理解你老人家的心。”

那个村干部哭了。

表嫂说：“你起来吧。”

村干部说：“婶子，今后有啥困难你找俺，俺一定帮你。”

这一番话，把表嫂说得再也不骂了。

逢年过节，表嫂都来看俺爹俺娘，挎个带盖儿的篮子。哪次她都住几天，一夜一夜地跟娘拉呱儿。娘会劝人，能宽宽她的心。哪次表嫂走，娘都难受好几天，娘跟俺说：“大妮儿真糊涂，她寻短见的时候就不想想，她死了，叫当娘的这辈子咋活？”

挨饿那两年

俺是山东省巨野县董官屯乡百时屯人，婆家离娘家十八里地，在龙固集南徐庄。一九五四年农历五月十五，娘说：“明天你就结婚了，到人家你得听公公婆婆的话，许公公婆婆一千个不对、一万个不对，不许你一个不对。”

第二天，婆家来了一台小轿把俺抬到他家。

刚开始，婆婆对俺可好了，光怕俺嫌她儿子丑。后来看俺听话，就把屋里所有的活儿推给俺，龙固集只要有戏，她就扭着小脚走出三里地去看戏，俺起早贪晚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到了十月里，早饭就是两样饭，他们都吃高粱和黄豆的杂面饼，给俺吃地瓜叶磨成面的菜窝窝。俺有心跟她反抗，想起娘嘱咐的话，不行，俺得听娘的。

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各公社都虚报产量，按产量交公粮，打的粮食都交公粮了。到了冬天，吃的东西少了，丈夫到外面找活儿干。先去了济宁修配厂当学徒工，一个月十八块钱没法养家。他又去了哈尔滨，在砖厂干活儿，月月给公公邮二十块钱。

到了一九五九年，吃的东西更少了。家家都挨饿，庄里的榆树皮都让人扒干净，谷糠都成了好东西。儿子来顺四岁，吃谷糠大便拉不下来，俺得找个小棍捅一会儿，可遭罪了。

年纪大的、身体弱的，有些就饿死了。俺婆婆的娘身体不好，也饿死了。临死前，婆婆问：“娘你饿不饿？”

娘叹口气说：“不说了，说也没用。”

提起这事婆婆就哭。

后来，国家开始给供应粮，一个人一天的供应粮不到一斤，有谷子、稻子、玉米和地瓜干，有时候按月给，有时候几个月给一次。把粮食领回来，俺和两个小叔子抱着磨棍推。推完了，留下的玉米面和地瓜干够喝一顿清水粥。喝完粥，他们就把粮食全都装到大轱辘地排车（地排车：一种传统运输工具，车体由木头制成，有两个橡胶或木头车轮）上。

婆婆跟俺说：“俺到菏泽要饭去了。”

他们四口人走了，一粒粮食、一分钱都没给俺娘儿俩留下，连着两个月。俺庄到菏泽九十里路，到了菏泽，他们有钱就能买到吃的，丈夫邮来的钱，他们一分钱也不给俺。

家里只有一堆胡萝卜，是俺领着两个小叔子溜地溜回来的。胡萝卜本来是甜的，可连吃四十天，胡萝卜往舌头上一放，就像黄连那样苦，俺吃不下去，儿子也不吃。

俺看不见自己，看得见儿子，他小脸焦黄。连着两顿啥也没吃，儿子耷拉着头，嘴唇又干又白，他已经连着十多天不抬头，两天不睁眼。

眼看着儿子要饿死，俺想放声大哭，又把自己劝住了。哭顶啥用，得给儿子找点儿吃的。左看右看，就看见桌子上有点儿干榆树皮，还有一个枕头里填的是谷瘪子，已经十多年了。俺赶紧把榆树皮剪碎，和谷瘪子一起磨成面，做了六个饼子。

俺咬一口饼子，一嚼满嘴糠，脑油味儿可大了，想吐。儿子他闭着眼大口大口地吃。俺呜呜地哭，干哭也没眼泪。

儿子听见俺哭，一着急把眼睁开了，说：“娘你别哭，俺吃这中，能拉出来。”

叔伯嫂子听见俺哭，一看这娘儿俩一粒粮食也没有，孩子快要饿死了，回家拿来三斤多野菜糠面，这糠面里掺了点儿高粱面和黄豆面，星星点点的。

头一次俺做了五个小饼贴在锅边，一掀锅就闻到粮食的香味儿。四十多天没碰粮食，那粮食味儿咋那么香啊，俺使劲往鼻里吸，一大口一大口往肚里咽，好像能管饱似的。这个叔伯嫂子现在还活着，俺感念她一辈子，要是没有这三斤多糠面，俺娘儿俩饿死在屋里也没谁知道。

快到领供应粮的时候，婆婆他们回来了。

俺把小锅支到俺住的前屋，婆婆问：“你这是干啥？”

俺说：“跟你分家。”

她很生气：“俺儿不在家，你分的啥家？咱又没吵没闹，俺找社长去！”

俺说：“你想找谁找谁。”

社长来了，问俺：“他婶子，他大叔不在家，你为啥要分家？”

俺说：“社长，俺不多说，说多了有战争，你看看俺的脸吧。”

社长看看俺的脸，回头跟婆婆说：“婶子，她要分家你就分家吧，分了家你少操一份心。”说完就走了。

这次分家，婆婆给了俺一个勺子两个碗，还给了俺半碗杂面。俺给儿子做了三顿粥，俺两天半啥也没吃，凉水也喝不进去。供应粮还不知道啥时给，俺想回娘家看看能不能有点儿吃的。

一早起来俺就走了，儿子走不动，俺抱起儿子，腿发软眼前发黑。看不见道，就和儿子在地上躺一会儿，看清道了再站起来冒蒙往前走。走到下午两点多，才走出十一里地到了仁桥，离娘家还有七里地，一步也走不动了。

桥下水流很急，俺想饿得这么难受，不如跳河死了。又一想，俺这样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婆婆就得跟人说，俺跟野汉子跑了。那是农历三月，俺正左右为难，东北边天红了，好像连风带雨过来了。俺想：好好的道俺都走不动，要是下雨，俺就抱着儿子跳河。

大风过来了，没雨，俺抱起孩子来身子飘轻，道也能看清了，七里地俺就歇了三次，大风把俺送到家，就停了。

两个嫂子出来接俺，二嫂向俺问好，俺一句话都不说，她就把饿得半死的孩子接过去。俺走到外屋躺到小床上，脸冲里。

娘问：“妮儿，你咋了？”

俺不敢说话，说话就得露出哭腔，俺想俺不能哭，俺哭一家人都得跟着难受。

三嫂说：“娘你别问了，俺妹妹是饿的，俺给妹妹做点儿吃的。”

小侄没奶吃，三嫂从娘家拿来一点儿白面，她就用这白面给俺做了一小盆疙瘩汤。

娘来拉俺的手，说：“天都热了，你的手咋这么凉啊？”

俺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二嫂问：“这孩子咋不说话呢？总耷拉着头？”

俺说：“他就那样。”

俺娘身体不好，俺还没孝顺娘哩，不想再给她添心事。

这碗疙瘩汤是俺娘儿俩的救命汤，可娘跟三嫂在一个锅里吃饭，俺不能赖在娘家，住了三天俺就走了。

临走，娘问俺：“妮儿，公公婆婆对你好吧？”

俺说：“婆婆比你会疼人。”

家里这些事，俺光告诉了三嫂，三嫂背着娘跟俺说：“妹妹你别走，咱饿死死到一块。咱不回那不是人家的家。”

俺说：“俺得领粮去。”

三嫂说：“妹妹你别多想，你这儿还有一个家哩。”

俺说：“记住了。”

回去这十八里，俺娘儿俩都有劲儿了，儿子头能抬起来，也能说话了。

回到家，婆婆跟俺说：“玉米领回来，你两个弟弟崩爆米花都吃了，你的谷子和稻子还有。”

俺没跟她争，把谷子和稻子拿到俺房里，能吃着分给俺的粮食，娘儿俩挨饿也饿不死了。分了家，婆家的活儿俺一点儿都不干，他们生气。吃完饭，俺娘儿俩在大门洞玩，先是公公指桑骂槐：“操他娘的！治不了她了！心眼子真多！真精！”

公公骂完，婆婆接着骂，还是那些话。俺生气，想回骂他们，想起俺娘的嘱咐就忍了。过了一会儿，二小叔子又骂，骂的还是一样的话，俺实在忍不住了，连骂了五六句操他娘的：“他仨骂的，还有俺骂的，操他娘的，都去堂屋操他娘去！”

骂完俺就回屋去了，那三个人把俺的门堵上，看样子想打俺。俺提着公公的外号喊：“小老妖，你敢打俺，俺去告你，跟你没完！”

喊完俺就走到大门外，骂他们：“没好心眼子，对你们再好也是狼心！”

俺一骂邻居可高兴了，说早就该这样对待他们了。婆婆跟四邻打仗都打遍了，她打完仗逼着公公去骂人家，老实的人家就忍了，厉害的人家就骂他一顿。

婆婆打仗是个常胜将军，跟俺打完仗她回到娘家，托人给她儿子写信，说俺骂他爹，给他爹气死了，正在医院抢救。她儿子来信说要撵俺走，不要俺了。

丈夫哪次来信都是邮给他爹，从没让俺看过，这次来信婆婆高兴地喊三小叔子：“你哥来信了，给你嫂看看。”

小弟把信送过来，俺找人念信，人家不给念，逼得急了，人家才念给俺听。俺一听火冒三丈，躺到床上大哭。俺本来想着丈夫回来就好了，听完他的来信，俺一天都活不下去了。俺得回娘家一趟，叫他们知道俺是咋死的。

俺顶着小雨往娘家走，一路上大声哭了小声哭，还有二里地到家，俺不哭了，走到家得像没事一样。

三嫂见了俺，问：“妹妹，下着雨你咋来了？”

俺说：“来时没下雨。”

三嫂要给俺做饭，俺说：“吃完饭来的。”

下午两点多，俺要回去，他们都留俺住一夜，俺说孩子在家呢。

俺走了。爹看见桌上有封信，叫三哥借个自行车把俺追回来。三哥追上俺时，俺已走出三里多地。

俺问三哥：“你有事啊？”

三哥说：“俺没事，爹叫你回去，他有事。”

俺没哭，俺都想好了，回家就抱孩子跳到浇地井里，跳到吃水井人家害怕。那时的女人过不下去就得死，离婚丢娘家人。跟着三哥回到家，看见爹流泪，知道他看见那封信了。

俺大哭，爹说：“俺给他去信，他要是不说人话，就跟他离婚。俺不怕丢人，俺的好孩子不能死在他手里。”

爹给丈夫去了一封信，八天后丈夫回信了，他赔礼道歉，还邮来二十块钱，十块钱给俺，十块钱给俺爹。

婆婆的用具啥都不给俺用，俺用就得出去借，儿子天天拉屎，俺就得天天借铁锨。俺那时候死都不怕，都活够了，跟儿子说：“你拉屎到你奶奶屋里去，别怕，俺在这儿看着你，你奶奶有铁锨，咱没有。”

儿子进屋就拉，吃的野菜多，他拉稀。婆婆用铁锨铲完粪便，又把铁锨藏起来。

第二天，儿子要拉屎，俺说：“你去她厨房拉。”

儿子连着去她屋里拉了三次屎，婆婆才把铁锨放到外边。

俺说：“儿子，再也不用去奶奶屋拉屎了。”

儿子想吃鸡蛋。俺没鸡，就垒了四个鸡窝，窝里铺上干松的草，又管别人要鸡蛋壳，做了四个引蛋。东西院邻居的鸡想在这窝里下蛋，俺都往外撵，婆婆的鸡来了，俺不撵，当天就有一个鸡下蛋。过了五六天，婆婆的六只鸡全来这儿下蛋。

婆婆叫二小叔子来俺鸡窝里拾鸡蛋，俺眼睛一瞪说：“你要是敢上俺鸡窝里拾鸡蛋，俺把你爪子掐了！”

他没敢动，走了。

过了几天，俺叫儿子给婆婆送去一碗鸡蛋，儿子说：“奶奶，俺家鸡蛋吃不了，给你送来了。”

第二天早晨放鸡的时候，婆婆抓住一只鸡喊儿子：“来顺，给你一只小鸡。”

这回俺就留了一个鸡窝，剩下的全扒了，有一只小鸡，儿子就有鸡蛋吃了。

丈夫从东北回来，带回来十五斤小米。这回见着粮食了，顿顿都做小米粥喝。俺和来顺吃惯了野菜，一时半会儿吸收不了粮食，拉稀拉了四五天。

婆婆和公公都活到七十四岁，后来到东北投奔俺，跟俺过了二十多年，活养死葬都是俺和丈夫的事。有好几回，丈夫要跟婆婆算算当年的账，都让俺打住：“都过去了，过去了还提它干啥？”

参加“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春天，“大跃进”开始了。当时的口号是：“深翻地。广积粮，幸福生活有保障。”平常青壮年挖地，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从八岁到八十岁，凡是拿动铁锨的都得上工地。

最初在本庄挖地，一锨深就行了。午饭是各家做的，管后勤的齐上来送到地里。吃饭时在路边排成两排，一个对着一个。就坐在地上吃。

有一次天都黑了，队长突然叫俺们集合到溪楼去，溪楼离徐庄一里多地，他说：“男的一队，女的一队，抱着铁锨，跑步去。”

俺从没跑过步，一只手抱着铁锨头，一只手摆动，铁锨杆向上竖着。好不容易跑到地方，歇都不让歇，到地方就挖地。挖到半夜才回来。他们把这说成是“吃饭军事化，挖地战斗化”。

没多长时间，徐庄成立了大食堂，各家各户都拿着家伙什到食堂领饭，领完了回家吃。不用做饭了，还能吃饱饭，俺当时可高兴了。各家的锅收上去都给砸了，各家的粮食都让送到仓库去，队长说：“谁要是有粮不交，翻出来就给你插白旗，粮食收上来，食堂没你的事，你就等着饿死吧。”

后来挖地都集中到一块儿，红旗遍野，一个庄的人就是一个连队，各连队喊着口号摽着劲干。

口号有现成的，也有临时编的，积极点儿的大闺女喊出来的口号是：“不打双千斤，永远不结婚！”

那时候女人不戴啥乳罩，外面就一件褂子。到了晚上，有的闺女褂子湿透，光着膀子干活儿。有两个连队编口号喊出矛盾，你想压着他，他想踩着你，两个连队的人都不服气，打到一起。

那一次，各连队都住在管庄挖地，管庄离徐庄七里多地。俺孩子三岁了，还在吃奶。两天两夜没喂奶，俺的奶胀得疼，俺跟队长请假，想回家给孩子喂奶，他说：“白天不行，咱连队本来人少，让人家看见了影响不好，你晚上回家，早早地来。”

俺胆小，从没走过夜路，队长的话让俺脑袋都大。龙固集有个枪毙人的地方，俺得从那儿路过。俺跟大家说俺害怕，最害怕枪毙人的地方。

她们说：“走到那儿，你就闭上眼往前跑。”

俺说：“不行，闭上眼，鬼再把俺抓住。”

临走前俺拿了铁锨壮胆，一路上前看后看左右看，越害怕越觉着身后有个人跟着。还没走到枪毙人的地方，后背就一冷一冷的，汗毛都竖起来了。那天晚上有月亮，到了那地方，光溜溜的啥也没有，庄稼都收回去了。过了那个地方，俺还不放心，一遍一遍回头。从这以后，俺再也不怕走夜路了。

第二天起大早俺就回来了，没走到工地就听见口号声：“跃再跃，翻再翻，红旗插遍野，卫星飞满天。”听见口号声俺快跑，人家都干上了，俺还有一里多地没走到地方。七点半跑到管庄，她们都没起呢。听她们说，昨天晚上干到下半夜，喊口号的是第九连的，他们要跟俺们连队挑战。

俺跟她们说，看见一个小脚老太太自己挖地，她用脚后跟蹬铁锨，铁锨干晃也不往下去。她们说，她成分不好，这回挖地表现也不好，现在是白旗，那是罚她呢。

吃完饭去工地，这回挖地叫翻一米深，先挖一个一米深的沟，再挖土往沟里填，这样叫“深翻地”。没等翻完地，该种小麦就种小麦了。挖一锨深的地庄稼还行，草很少，可能草籽都翻到下边去了。深翻的地都不行，有人说因为地凉，庄稼不愿意长。

没事了，俺回娘家看看。百时屯也吃大食堂。赶上中午吃饭，食堂给俺一份草根做的干粮，里面有点儿高粱面和黄豆面，人家要是不给，晌午俺就得饿着。娘说食堂给俺面子呢，俺婆家离得远，离得近的闺女回娘家没饭吃。

从娘家回来，食堂一天三顿给地瓜。吃了一阵子，地瓜也没了。没啥下锅的，一九五八年冬天食堂停火，家家没锅也没粮。

百时屯俺邻居姜继兰、姜继卜亲哥俩，六十来岁，都饿死了。

开始他们大声喊：“俺吃窝窝！俺喝糊涂（糊涂：山东人也称糊涂粥，是用玉米面熬成的粥）！”

没力气大声喊了，他俩小声喊，喊到死。

榆树皮扒光了，榆树都死了，能吃的草根都挖出来了。家里的皮腰带、皮鞭、皮更（此处指用皮子拧成的绳子做成的牲口套）都煮着吃了，找不到吃的东西，饿死的人越来越多。

一九五九年春天，公社成立了水肿院。人一水肿就快饿死了，医生经常下屯检查，看见水肿的就带到水肿院。

水肿院一天给两顿吃的，一顿给一个窝窝、一碗糊涂粥。俺娘腿肿了，一摁一个坑儿，也去了水肿院。听说上面按人数给水肿院拨粮，经常下来检查。娘在水肿院吃完上午饭，不让走。他们怕上面检查时这儿没人，吃完下午饭才能回家。

娘浑身上下没一个褡裢，每次下午饭她都把糊涂粥喝了，窝窝吃一半儿留一半儿。怕叫人看见，剩下的这一半儿藏在袖子里，她揣回家给两岁的小孙子吃。

自从成立水肿院，就没听说谁再饿死。

偷青

一九五九年二月天，青黄不接，家家挨饿，叔伯嫂说：“咱去南边溪楼地里整点儿麦苗子，回来煮着吃呗。”

俺说行。

饿得没有好办法了，俺俩起早去偷麦苗子。那是俺第一次偷东西，还没等去，就心惊肉跳，可不去不行，不偷就得饿死。想来想去，俺找了个包袱皮带上，嫂子挎了个竹篮子。

麦苗一拿高（一拿：张开的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黑绿色，俺把包袱皮铺在地上，捋的麦苗子就放在包袱皮上。刚整了不多，嫂子说：“来人了。”俺赶紧把包袱皮一卷，往腰里一扎，把上衣往下一拽，出了麦地。看青的把嫂子的竹篮子抢走了，看俺两手空空的，没追俺。

麦苗子煮出来的汤没啥滋味儿，麦苗子嚼不烂，到了嘴里一嚼一个蛋，只能吞着吃，咽起来费劲，可总比空着肚子强。

三月天还好些，有树叶子和野菜，用水煮煮，连吃带喝的，好多了。大家都挖野菜，越挖越少，树叶子也抢着吃。

洋槐叶子软，没味儿，吃饱了不难受。

桑树叶子硬，也不难吃，就是吃下去难受，扎心扎胃，想吐吐不出来。以后就不敢吃饱了，顶多吃到八成饱。

臭椿叶子还没吃到嘴里，闻着就臭，吃它的时候得闭着气，不敢使劲呼吸。

榆树叶子最好吃。一九五八年大锅饭散伙，家家没吃的，庄上的榆树皮让人扒光了，那些榆树全死了。

有一天，俺抱孩子去地里挖野菜。大家都挖野菜，地里的野菜很少。刚挖一会儿就起大风了，孩子站在地头捂着脸大哭。

俺急忙跑过去，孩子一边哭一边说：“娘，俺迷眼了。”

俺把孩子的眼扒开，用舌尖儿舔，俺问孩子：“还有吗？”

他说：“没有了。”

风越刮越大，俺抱孩子回家了。那时候丈夫在哈尔滨干活儿，一走就是一年，他的事俺一点儿不知道，他一封信也没给俺邮过。孩子问：“俺爹咋还不回来？”

俺说：“咱不要他了。你那个爹也不管咱娘儿俩死活，把钱都邮给你奶奶，咱一分钱也花不着，这样的爹要他有啥用？来了，咱也不要他。”

孩子说：“不，要爹，爹在家俺不挨饿，俺也不迷眼。”

俺说“要要要”，小东西才安心了。

俺挖的那点儿野菜，不够吃一顿的。家里有两棵树，离俺的门口四米远，一棵是臭椿，另一棵是洋槐。俺看槐花开了，连叶带花揪了两把，配上野菜，俺娘儿俩香喷喷地吃了一顿。

下午没风了，俺又抱着孩子出去挖野菜。回来一看，洋槐树上一个叶子都没了，连叶带花都整到婆婆屋里去了。

刮风下雨天，俺不能抱孩子出去挖野菜，俺娘儿俩就吃臭椿叶，婆婆他们不吃。俺骨瘦如柴，还得去社里拉犁子、拉耙。牲口全饿死了，种地就得用人拉。

又晚几个月，麦子能搓下麦仁子，嫂子和对门耿三婶来找俺，嫂子说：“小顺他娘，今天夜里咱去偷麦子吧。”

三婶说：“昨天俺俩偷一趟了。”

她们说，偷回来把麦穗子搁磨上，用擀面杖摁着磨眼，不摁麦芒不下去，推磨一转，麦浆像小面条一小根一小根往下下。把麦浆倒在水里一搅，麦仁沉底，麦糠浮上来，用笊篱捞出麦糠。把上面的清水倒锅里烧开，再倒麦浆搅着烧开，就是粥了。这样的粥，肯定比清水煮麦苗子好吃多了。

她俩偷麦穗子是站到麦地里撸麦穗头，麦子快熟了，一撸咔嚓咔嚓响，离老远都能看见，也能听见。俺说：“今天俺去，咱不那样偷了，一人拿把剪子，走到麦地咱坐到地里，用腿把麦子压倒，用剪子剪。”

她俩说：“好主意。”

坐到地里剪麦穗，看青的看不见，也听不见，俺仨连偷了六天。吃了六天粮，身上也有劲了。

第七天夜里，三婶和嫂子来找俺，在窗户底下低声叫：“小顺他娘，咱该走了。”

俺说听见了，想快穿衣服，可一起来就想吐，躺下啥事没有。

俺说：“你俩去吧，俺实在去不了了。”

她俩走了。俺啥事没有，睡到天亮。

天亮了，她俩来看俺，问俺：“好点儿没有？”

俺说：“昨天不知咋回事，就是起不来，想吐。俺啥病也没有，睡到天亮才醒。”

她俩说：“昨天夜里偷麦穗子回来，走到村头碰见社长冯西善，他把俺俩的剪子和布袋都抢走了，今天夜里要开俺俩的会。”

俺劝：“谁知道你俩咋想的，俺这个人没事时躲着事，事来到头上不怕事。他们能把你俩咋着？别怕，没事。你俩要是真害怕，俺去陪着你们，俺对社长说俺也偷了。”

她俩说：“你这么一说，心里宽绰多了。”

俺说：“开你俩的会也不丢人，没东西吃谁不偷呀？没抓住的，就是好运。”

俺那儿有冯庄、徐庄、正行，三个庄挨着。冯庄和徐庄是一个社，正行是另一个社。天黑以后，三个庄的广播喇叭响起来：“大家注意了，喝完汤到大场院开会。”

在场院里，大家坐一圈儿，中间留出空来，三婶和嫂子坐在中间。社长冯西善讲话：“今天的会就是批斗这两个人的，一个是张富新的媳妇，一个是耿德臣的媳妇。这两个人破坏生产，毁坏青苗，今后大家都要监督这两个坏人。昨天夜里，我抓住她俩了，大家看这布袋和这剪子，都是剪麦穗用的，我给没收了。”

有的人小声说：“麦穗没收了，你拿家吃去了吧？”

社长说：“今年购粮证不给她两家，自留地也收回来。”

批斗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喊了几句口号：“打倒偷青的！打倒破坏分子！”喊完口号就各回各家了。

俺跟叔伯嫂住一个院。开完会，社长拎着袋子去敲嫂子门。

嫂子问：“谁呀？”

社长说：“是我。”

嫂子把门打开，社长一腚坐在当门小床上，说：“嫂子你害怕了吧？”

嫂子哭得像个泪人，说：“你大哥不在家，俺怕把两个孩子给饿死了，没办法才去偷。”

社长说：“你别哭了，购粮证我给你，自留地我也不收你的。我要不镇压，到收麦地里啥都没了。”社长说完就走了。

快收麦的时候，邮递员来了，公公婆婆都不在家，丈夫邮来二十元钱，俺急忙找公公的手章，盖上回执单。

拿到汇款单，俺跟孩子说：“你在家等着，娘给你买好吃的去。”

俺到龙固集把钱取出来，那天不是集，就一个卖花生的，俺给儿子买了一斤花生。俺还没到家，儿子就把俺卖了，回来一看公婆的脸拉得老长，俺就猜出咋回事。俺干脆不看他们的脸，该唱就唱。丈夫是个孝子，有钱全给爹娘。结婚五年了，俺第一次花丈夫挣来的钱，还不应该吗？

有了丈夫寄来的钱，俺还赶了一次集，这个集叫李集，来回十四里路。集上的大公鸡和干榆树皮一个价，都是八角钱一斤，都买榆树皮，没谁买大公鸡。买鸡损失大，骨头和鸡毛都不能吃，榆树皮是干的，可以多吃几天。俺买了一斤干榆树皮。地瓜干一元钱一斤，俺买了四斤。怕孩子在家哭，俺背着东西赶紧往家跑。回到家，把地瓜干放到石头囤窑子里砸碎，把干榆树皮剪碎放在磨上，磨成面，两样放在一起做粥，又黏又滑，很好吃。

那时候，十六两是一市斤，购粮证上一个人一天给十四两粮食，有谷子、玉米、稻子，家家都是连皮一起磨成面。有了丈夫寄来的钱，俺娘儿俩能接上顿了。

收完麦子打完场，俺娘儿俩分到二百四十斤麦子。过一回麦季，俺没舍得吃一顿白面馒头，都是把麦麸子拌到面里吃。

到了秋天，地瓜下来了，三婶和嫂子来找俺说：“咱去溪楼偷地瓜，咱庄南边没有地瓜地，就是让咱庄看青的抓住也没事，咱也不是偷咱庄的。”

那天半夜，俺仨出去偷地瓜，三婶说：“咱别走一块，分开去偷，抓住一个，还有两个送信儿的。”

俺仨分开了。俺不会偷，呆呵地往地瓜地里走。那天没有月亮，是个半阴天，俺往前走，差点儿就踩着一个人的脚。那个人躺在坟子的慢坡上睡着了，用衣裳蒙着头。要不是看地瓜地的，谁会到这儿睡？俺慢慢离开，走了很远还浑身哆嗦，俺只好坐在地上，哆嗦够了再起来。

俺换了个方向走，扒了不到二十斤地瓜。三婶和嫂子都在高粱地头等俺，她俩扒得多，都扒了三十多斤。

路上，俺对她俩说：“再往后去偷别叫俺，俺实在害怕。”

她俩又去偷两次，俺没去。

过了几天，嫂子要去三方西边溜地瓜，听说那里刨完地瓜，坑里还有。

早晨三点钟，她俩来找俺，孩子醒了。俺赶紧给孩子穿上衣服，把孩子哄好了，给他点着柴油灯。让他坐在小板凳上俺才走。俺想她俩走远了得快点儿追，挎着篮子一边跑一边喊：“三婶！三婶！”

没有回音。

跑了七里路，到了三方西边，衣服出汗都湿透了。俺放开嗓子使劲喊，听见有回音，俺就奔着回音走。走了很远，走到一片松柏林子里，这里有一百多个坟子，有很多石碑、石桌子、石凳子、石香炉，后来听说这里叫李林，是李家的坟茔地。

俺怕鬼，走到这么大的坟茔地，一个鬼也没看见。俺掉头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喊：“三婶！三婶！”

天还黑着，俺这么喊，没看见一个人，就把篮子放下，用抓钩刨了十多棵地瓜秧。沙土地的地瓜长得好，刨出来的大地瓜光溜溜的，把篮子装满了。俺把篮子挎到溜地瓜的地方，坐在那儿歇着。天亮了，三婶她俩才来。她俩在三婶家等俺，干等不见人影儿，问了俺儿子才知道俺走了。

她俩说：“篮子满了，你就回家吧。”

俺说：“这样回家俺害怕，俺再溜点儿小的盖在上面。”

俺又溜了一些小的，早早回家了。

到了一九五九年冬天，家里啥吃的没有，有一次俺两天半啥都没吃。人饿得狠了，一天天躺在床上，还没那么难受。就是下地不行，走路腿软，直打摽（打摽：腿不听使唤，不走直道）。饿得最狠的时候，站着眼发黑，啥都看不见。要是坐着坐着猛一站，眼前就像下雪似的，看哪里都是白的，模模糊糊能看见道，感觉头悬起来老高，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在茅厕蹲的时间长了，起来的时候眼前全是一朵一朵金花，一亮一亮的，站一会儿别动，金花就慢慢没了。

一九六○年过完年丈夫回来，把俺娘儿俩接走。到了东北，干活儿吃供应粮，能吃饱肚子，俺再没偷过东西。

过了一年多，婆婆带着小弟来了。婆婆五十多岁，小弟十五岁，正是饭量大的时候，俺口攒肚挪省出来的一百五十斤粮食很快吃完，粮本上一个月的供应粮只够吃半个月。到了秋天，婆婆和小弟去外面撸草籽，晒干了磨成面，掺到玉米面里做窝头。每次撸草籽，他们都偷玉米，一次三穗五穗的，回来煮着吃。后来玉米熟了，婆婆和小弟一次偷十多穗。

当时二儿子六个月，俺抱着孩子把玉米粒搓下来，放在炕头炕干，青点儿的扒粒子煮着吃。炕干的玉米粒一共二十多斤，俺藏起来。俺这一间半房一共住了三家，三家都偷。

这天，左哥背了二十多斤玉米，起大早想去福来庄亲戚家磨成面拿回来。路上，让看青的抓住了，把他送到俺住的保国三队。小队去了很多人，有审左哥的，有看热闹的。

审他的人问：“你那屋里还有谁偷了？你不说就把你吊起来！”

左哥吓坏了，说：“张富春家也偷了。”

小队来了几个人，进屋就翻，在小炕上啥也没翻出来。回去问左哥：“你说老张家偷了，咋没翻出来？”

左哥问：“你们翻后窗户了吗？”

那帮人回来，直奔房后，就听见后窗户呼啦一声响，俺知道坏了。后窗有两扇，里面糊着窗户纸，玉米粒放在窗后，外面用棍子和秫秸支上，再用泥抹上，和墙一般平，外人咋也看不出来。

不大会儿，进来一个人，问：“你家偷苞米了吗？”

俺说：“没有。”

那人问：“要是从你家翻出苞米呢？”

俺说：“那是偷的。”

有个人拎着一小袋子玉米问：“这苞米哪儿来的？”

俺说：“偷来的。”

那人问：“谁偷的？”

俺说：“俺偷的。”

那人说：“你跟我走，上大队。”

俺问：“晚点儿行吗？俺奶饱孩子。”

那人说：“行。”

俺把二儿子奶饱了，交给婆婆，那人押着俺去了大队。从三队到大队二里多路，路上俺想：人家农民辛辛苦苦种地，咱偷回吃，人家打俺骂俺都是应该的。

到了大队长跟前，大队长问：“你偷苞米了？”

俺说：“俺偷了，俺是饿的。年前婆婆就捎信儿说要来东北，他们在山东都快饿死了，俺坐月子都没吃几回净玉米面干粮，就喝些甜菜叶子粥、白菜叶子粥。俺省出来一百五十斤粮食，一家六口早吃没了。丈夫一个人上班，一个月才开四十多块钱。俺也知道，没有比偷更可耻的，可要是这二十斤玉米粒掺上草籽磨成面，俺六口人能少饿几顿。”

大队长说：“你坐下歇歇，歇歇就回去吧，再往后别偷了。”

俺说：“再往后，饿死也不能给大队长添麻烦。”

大队长说：“快走吧，你还有孩子。”

俺回到家，婆婆看见俺就哭。俺问：“娘你哭啥？”

她哭着问：“你到大队，他们打你了吗？”

俺说：“没有。”

婆婆本来爱骂人，这回她连骂了六七天：“你死在沟里，把俺拉到壕里，没一点儿好心眼子，死不出好死来！”

骂得左嫂天天在炕上蒙头哭，俺咋劝她都不听。实在听不下去了，俺吓唬她：“你再骂，俺就走。”

婆婆说：“你走吧，咱各回各的家。”

俺说：“俺没家，俺身上有钱有粮票，走到哪儿，哪儿是家。”

这才把她吓住了。

有时候想想挺可笑，在关里，俺偷青偷了十来回，一次也没抓住俺。到了东北，俺一个玉米粒子没偷，倒顶了个偷名。

购票证

现在想出趟门抬腿就走，一九六○年的时候可费劲了。那时候，想上东北，得要两边公安局的证明，有了两边公安局的证明，车站才给购票证，有了购票证才能买到火车票。

连着几年山东歉收，要是随便往外走，山东人就走光了，没人种地了。很多山东人逃到关外不敢回家，怕回家以后出不去，饿死在家里。丈夫在关外找到活儿，干了一年多，说回家就回家了，说要死咱也死在一块。回家以后，他跟俺说：“咱不能等着饿死，还得去东北。”

一九六○年三月，俺们从龙固集搭汽车到了济宁火车站，身上啥证明都没有。天都黑了，候车室灯光很暗，丈夫坐在那儿想办法。

半夜十二点左右，候车室东边的人都站起来了。俺们在西边，丈夫说他去看看，回来说是查证明的。

查证明的人越来越近，问一个人：“你上哪儿去？”

“上东北。”‘

他就说：“跟我走。”

又问一个：“你上哪儿去？”

“黑龙江。”

他还说：“跟我走。”

丈夫说：“问咱的时候你别说话。”

俺点头答应。

人家问到俺：“你上哪儿去？”

丈夫说：“俺到十里铺，回家天黑，天亮了就走。”

十里铺离济宁不远，人家就信了。当时候车室里得有一百多人，都要去关外，没有证明的给关在一个大屋子里了。他们查完证明，候车室里就剩下十来个人。

早晨，丈夫去找证明，问问这个再问问那个：“你的证明多口人不？”像个要饭的，低三下四。

俺很心疼，说：“咱不找证明了，咱回家吧。”

丈夫说：“再等等。”

下午，一个农民拿着两边公安局的证明来到候车室，人家光给盖了个章，没给购票证，那个老实的农民汗都出来了。

丈夫问他咋回事，他说：“他不给俺购票证，光给盖了个章，你认字，给俺看看。”

丈夫说：“这个章是‘此证作废’。”

丈夫拿着那个证明看了半天，跟那个农民说：“俺拿你的证明试试中不？俺给你一斤粮票两元钱，你先去吃饭，俺去要购票证。这张证明上是三口人，要出来一张购票证归你，要出来两张咱一人一张，要出来三张俺要两张。”

农民大哥说：“行行行，太好了。”

丈夫带着很生气的样子去敲门，咣咣咣，有个人问：“你找谁啊？”

丈夫打开证明叫那个人看：“俺的证明差哪儿了？你给俺说说！”

那个人啥都没说，给了三张购票证。农民大哥回来，拿着他的购票证高兴地离开了。俺们有了购票证，就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黑锅饼，坐了两天三夜火车到了黑龙江。

现在想想，用购票证控制人口外流，也是没办法的事。

出疹子

一九六○年四月，俺家三口来到黑龙江省安达市房产处砖厂，接待俺的把俺送到家属宿舍。这是五间新盖的土平房，门窗都没上，屋两边地上铺了一些草，行李一铺就是地铺，中间是过道。宿舍里已经住了十几家人，俺住在东边窗口下，对着门口。接待俺的送来这个月的粮票，说到月就开支，俺两口子可知足了。

俺刚开了一个月工资，儿子就病了。临来俺娘对俺说：外孙还没出疹子，得记住出疹子症状，高烧，咳嗽，拉肚，肚子疼，流鼻涕，打喷嚏，嗓子干，眼泪汪汪。孩子出了疹子怕风，不能吃凉的，凉开水也不能喝。要是屋里热乎，多喝热乎水，总有点儿汗更好。

俺这屋七个孩子出疹子，另一个屋六个。娘嘱咐俺的话，俺一字不落都告诉那些妈妈了。她们都比俺大，假装没听见，谁也不信俺的。

刘哥他们年轻的时候不生，老了老了，生下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亲戚朋友都跟着高兴，那年孩子六岁。

丁哥家连生三个女儿后生了个男孩，那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头发有点儿黄，谁见了都喜欢，已经八岁了。

这哥俩总在一起玩，都发高烧，要出疹子。刘嫂和丁嫂打回一缸开水，放了些饼干，跟他俩说：“渴了就喝水，饿了吃饼干。”

她俩上班走了。那时候穷，她们跟俺一样跑盲流跑过来的，都想多挣点儿钱。这小哥俩就躺在地铺上，过堂风呼呼的，等他们想喝水，大概水也凉了。孩子病重，送医院晚了。才八九天，两个孩子都死了。

儿子一高烧，俺就请假不上班，缝了个布帐子吊起来挡风，把孩子放在里面。不管白天黑夜，儿子想喝水，俺就点着三根苇子，把茶缸里的凉开水烧热再给孩子喝。

儿子睡着了，俺到那边屋里去看左嫂的孩子，想看看疹子出来没有。俺一看，孩子嘴唇和眼圈都黑了，左嫂还忙着给人家加工鞋底子呢。

俺急了，抓过鞋底子扔到地上，说：“左嫂，你儿子病重了，快把左哥找回来去医院。”

下午两点多三个人去的，四点多就夫妻俩回来，孩子死了。左嫂家两个女孩大，这个小儿子才五岁，在老家爷爷奶奶看这个孙子就像一块宝。

左嫂哭诉：“我的儿啊，我咋去见你爷爷奶奶啊？”

小老于家更惨，五天死了姐俩，姐姐四岁，妹妹两岁。孩子妈妈啥也没干，孩子出疹子发高烧，她就给孩子凉开水喝。孩子没了，两口子整天哭，不吃不喝，也不上班，挨到开工资的时候，领了工资就走了。

大老于家女儿四岁，从高烧到死就八天，于大嫂哭得死去活来。他们在山东老家的时候，大女儿病了，送到医院没查出啥病来就死了，于大嫂在家天天哭。他们逃到东北，想换换环境，赶上出疹子，二女儿也没了。

于大哥劝于大嫂：“咱俩今后都别哭了，咱就是这个命了，跑得慢了被狼咬，跑得快了撵上狼。”

他们在老家都有工作，又回去了。

家属宿舍十三个出疹子的孩子，就剩下俺儿子，跟那些孩子比，他又瘦又小。这次疹子毒气很大，十多天以后疹子下去，他全身都像紫茄子皮，像个小黑鬼，后来脱去一层皮，才变过来像孩子样了。可怜那十二个孩子死得苦，要是当时有个家，有个暖瓶，哪怕啥都没有，家属宿舍有门窗，可能他们都能活到今天。

大宿舍

一九六○年六月二号，俺们都搬到大宿舍住。大宿舍是新盖的土房，十间，东头一个门，西头一个门，两边是对面炕，中间有个两米宽的过道。

俺家住的是南炕，靠着东门第一家，三口人也就一米五左右宽的地方。晚上平躺着睡下，要是侧身睡会儿，再想平躺就难了，旁边的人早把这点儿地方占了。南北炕上都住了二十多家，少的三口人，多的六口人，一家挨着一家。

砖厂新来了干活儿的人，还都往这儿安排，安排住处的人跟俺们说：“将就将就，挤一挤就有地方了。”

宿舍里没有电，没有灯。睡觉的时候，男人挨着男人，女人挨着女人，中间是孩子。刚住下那些天，天天都有起夜回来找不到住处的，他们大都住在中间，男的多，女的少。

有的站在地上喊也不敢喊，摸也不敢摸，实在憋不住了，小声喊妻子或丈夫的名字：“你在哪儿？”

对方说：“我在这儿。”

这才应声找回去。

有的男人习惯往回摸，摸到别人妻子的头，脾气好的女人小声说：“错了。”

脾气不好的女人被摸醒了，嗷的一声喊：“流氓！”

有个男人起夜回来，一摸有空，以为是自己家就上炕躺下了。这家男人起夜回来，一摸有个人就问：“谁啊？”

那个人急忙下地，往自己的家找，这家女人坐起来破口大骂。这样的事，第二天都被厂子里的人当成笑话讲。好在，挨骂的是谁，骂人的是谁，谁都不知道，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十多天以后，宿舍还是没灯，可再没人走错地方了。

大宿舍住着两百来口人，南腔北调，有山东人、河北人、河南人，也有辽宁人、安徽人。有干净的，有窝囊的，有吸烟的，也有随地吐痰的，一进门臭脚丫子味儿很大。走到十间房中间，啥味儿都有，就是没好味儿。

有一家孩子得了百日咳，咳起来没完，全宿舍的人都睡不好。还有六七个人呼噜声特别大，这屋里好像有六七台大风箱一夜一夜地响，俺开始睡不着，困得很就能睡着了。

俺靠门住，又凉快，又方便，空气也好。后来他们起夜出门就尿，尿得门口骚烘烘的。出去进来的人不断，门总响，俺三口人就换个方向头朝里睡了。

在宿舍住了半个月，俺也不认识几个人。白天去上班，吃饭去食堂，晚上回来累得就想睡。有的说自己的钱丢了，还有丢布票的，俺没丢过。

大宿舍的房后有一条土道，道那边是一片玉米地，是当地生产队的。有几个胆子大的，偷几穗玉米烧着吃了，后来大伙儿都去偷，谁也不管谁。

厂里有个老何头，专门管这事，他一天三遍到大宿舍来查，说查到玉米就罚钱。半截地的玉米都偷没了，老何头也没抓着谁。宿舍有十来个炕洞，谁偷了都直接放进炕洞，烧炕的时候就把玉米烧熟了。

那时候口粮少，男人一个月给三十七斤粮票，干活儿的女人给三十斤，活儿累，不偷点儿东西吃也受不了。

住了一阵大宿舍，丈夫张罗买房子，一家买不起就商量几家合买。在大宿舍住了五个月，俺就搬出去了。

大宿舍后来改成住宅，住了五家，住的都是砖厂的家属。那地方叫“小北屯”，在安达八道街大北头，二○一二年房子刚扒了，楼房正盖着呢。

合住的“窝”

一九六○年十一月，俺家从砖厂的大宿舍搬出来，跟老左家、老宋家在鸡房子合买了一间半破土房，一共花了一百八十元。当时丈夫工资一个月四十多元，哪个月都得往家汇二十元给公公婆婆。为了凑房钱，厂子里发的布票俺一尺都没用，都卖给人家了。

左哥和宋哥是河南老乡，他们选了朝阳的南炕，一家一半儿，晚上在中间拉个帘。俺家住北炕，帘都没有。三个男人一人推一个小推车，都是半车东西，就搬完家了。屋里没电，没灯，没炕席，没柴烧，炕冰凉，灶台倒是不小，可俺几家都没锅。上厕所得去房后，房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天黑下来就有狼叫。

仨男人上班走了，两个嫂子大声哭起来，哭了一阵停下，我走到她俩跟前说：“你俩不要哭了，哭坏了身子咱不是更难了？”

她们说：“啥也没有，这日子咋过？”

俺说：“咱有了自己的窝，东西一点儿一点儿置呗。”

当天晚上．仨男人下班从食堂打回饭菜。吃饱就都睡了。屋里臭虫可真多，天亮一看，大人孩子身上都是包。在凉炕上睡了一夜，大人孩子的脸色都是紫的。没锅也得做饭吃，左嫂把瓷盆支上当锅，俺有个小耳朵锅也支上，脸盆当锅盖，能做粥喝了。

姐仨商量一下，让大孩子看着小孩子，俺们去打柴。头天下了一场大雪，没道。俺们把绳子扎在腰里，手拿镰刀走出三里多地，在雪地上看见很多大大小小的动物脚印。

宋嫂突然喊：“这儿有草！”

俺过去一看，可不是，咋这么多草啊？一人一捆背回家，正高兴呢，人家来找，说俺们偷人家羊草了。

俺说：“以为你不要了。”

那人很生气，说：“不要了？我没拉回家的羊草多了，能不要吗？”

俺说：“俺一会儿就给你送回去。”

他说：“现在就给我送家去。”

姐仨背起草给人家送到家，那人告诉俺，往北一里多地有片苇塘。

第三天，姐仨去找苇塘。俺说：“宋嫂，你是爱唱的人，咱唱呗。”

宋嫂说：“俺想哭。”

俺说：“你哭吧，你哭完俺再唱。”

宋嫂说：“你先唱吧。”

俺唱了一首《苏武牧羊》，又唱了《北风那个吹》，宋嫂问：“你有完没完？”

俺说：“你要想哭也行，你得哭出点儿调来。”

宋嫂笑了，说：“俺哭不出调来，还是唱吧。”

宋嫂唱的是河南豫剧《拷红》，她唱得可好听了。左嫂不会唱，拍手叫好。到了苇塘，俺一人割了一捆苇子背回家，以后天天去背，不愁烧的了。

屯子里的人都看不起俺，男人借水桶用，得挑上一挑水送回去，俺们女人送回去的是空桶，再借桶就不借给俺了。姐仨上井台端水，井台像冰山似的老高，稍不小心就连人带盆骨碌下去。第二个月开支，三家合买了水桶。到供销社买东西也得有票，俺没票。宋哥给人家说了不少好话，买回一斤柴油、半斤六六粉、两个油灯。

两年以后，当初看不起俺的那些人都到俺这儿来借钱、借面、借油、借自行车。俺吃供应粮，到月就开支。他们在生产队干活儿，动不动就“胀肚”。一个劳力出一天工，记多少工分都是有数的，年底生产队按当年的收成和账上的工分分粮食分钱。劳力少的人家工分少，还不够买口粮的，不但一分钱拿不到，领了粮食还得记下欠账。

那一间半房，俺三家住了两年半，姐仨就像亲姐妹。那房子早就扒了，现在这地方是安达市卧里屯乡保国村三屯。

五十年前的家常话

一九六○年冬天，俺跟左嫂、宋嫂三家住到一间半土房里。刮风下雪天，啥也干不了，姐仨就坐在炕上说话。

她俩是河南延津县的，俺是山东巨野的。最初，她俩说的话，俺听不懂。俺说的话，她俩听不懂。过了一个多月，才能拉家常了。

左嫂问俺：“你咋到东北来的？”

俺说：“他爸在哈尔滨四砖厂上班，写信叫俺自己来。俺没出过远门，不敢来。他回家，把俺娘儿俩接来的。要不是挨饿，俺哪能来黑龙江？”

左嫂说：“俺那儿饿死的更多。先饿死的，还有人抬出去，埋了。后饿死的，没人抬，抬不动了，就埋到自家的地瓜窖。俺怕饿死，领着两个闺女、一个儿子出来逃活。没想到，俺儿子出疹子死到这儿。”

说起这事，左嫂的眼泪流出来。

宋嫂说：“你两家都是挨饿到东北，俺不是挨饿出来的。”

宋嫂在延津有工作，在木器加工厂上班，吃国家供应粮，宋哥是乡长。有一天下班，她领着四岁的小妞子来到婶子家，让婶子给看会儿，她要给娘家妈送点儿粮食。婶子说：“行，你走吧。”

她前脚扛着粮食刚走，小妞子不见了。婶子求大家帮着找，坑里、井里，四面八方都找了，没找着。

大家猜：“去姥娘家了吧？她妈快回来了，等一会儿吧。”

宋嫂、宋哥都回来了，小妞子还是没影儿。他俩为人好，宋哥又是乡长，很多人帮他们找孩子。天黑透了，有回家拿手电的，还有点蜡烛挑灯笼的。

找孩子的人里，有个会吹唢呐的，他说：“俺要是找到孩子，俺就吹唢呐，大家都到俺这儿来。”

找到半夜，唢呐响了，宋哥、宋嫂以为找到孩子，飞跑到跟前，一看没孩子。宋嫂一屁股坐在地上，用袖子抹眼泪。

宋哥数了数，找孩子的人走了一半儿，他说：“都这时候了，黑天饭还没吃，你们都回去。”

那些人都走了。

宋嫂和宋哥找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宋嫂先看见了孩子，孩子在泥坑边上。宋嫂把孩子抱起来，解开腰带和扣子就装到裤子里，让孩子的上身贴到她肚子和胸脯上。宋哥走上前一看，孩子的脸都青了。那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一，宋嫂抱着冻了一夜的死孩子，抱得紧紧的。

宋哥用了很大力气，才把死孩子抢过来。他把宋嫂扶起来，提上裤子，扣上扣子。正好婶子家两个兄弟来了，他让他们拿铁锨，把孩子埋了。

宋嫂说：“俺半夜找孩子，再往前走十步，就能看见孩子了。就在那会儿，提灯灭了。这孩子想去她姥娘家，走岔路，掉到泥坑里出不来了，哭得眼泪鼻涕都冻在小棉袄上。在老家待不下去，俺才来到东北。换换环境，好多了。”

俺说：“啥事都是该着，这个灯早不灭晚不灭，偏偏那个时候灭，就是该她死呢。这样的孩子不是孩子，是要账鬼。宋嫂你今后别想她了。”

后来，俺姐仨住得东一个西一个，再没凑到一起。十年前在街上碰见宋嫂，她抱住俺亲。六七年前，听说左嫂病了，俺去看过几趟。去世的时候，俺去送了。她身体不大好，左哥和孩子照顾得好，她多活了好些年。

坐月子

一九六一年三月，俺在三家合买的一间半房里生下二儿子。俺总害怕赶在晚上生孩子，南炕两家哥哥白天上班，晚上在家不方便，赶来赶去还是晚上生的。

三月十六号晚上九点多，丈夫把接生的找来，隔上一个布帘检查，说是要生。我再不好意思也得生。十二点半，二儿子出生了。丈夫提前从厂子拿来一个破棉帐篷，拆下上面的窗帘，又铺了一张窗户纸，就把孩子包起来。

接生的看俺穷，一个鸡蛋、一两红糖、一块褯子都没有，不吃饭要走，俺说准备好了炝锅面条，下锅煮就行。人家听了起来就走，南炕俩嫂子送走了接生的。那时候接生三块钱，俺给了她四块钱。俩嫂子回来就给俺煮小米粥，煮了两碗，俺都吃了。

吃完粥，丈夫用旧毛巾包着十个鸡蛋回来，说是从隔壁邻居那儿买的，让俺好好补补身子。邻居知道俺生了孩子没鸡蛋，问他买不买，她卖给别人一个鸡蛋七毛钱，卖给俺八毛钱。俺生丈夫气，说俺能吃饱肚子就行，让他现在就把鸡蛋退回去。

他一个月工资才四十多块，这十个鸡蛋就是八块钱，哪是个小数，俺心疼。丈夫啥都没说，落泪了。结婚七年多，跟他过了很多苦日子，第一次见他落泪，俺也心疼，就不再说啥了。

坐月子第二天，下午两点多俺就下地了，南炕两个嫂子说：“俺俩都能给你做饭，你快上炕，你的嘴唇都是白的。”

俺说：“没事，晚饭俺能做了。”

坐月子第四天，俺就开始熬碱。俺住的地方叫鸡房子，是盐碱地，北边的碱土可多了。外屋有仨锅台，一家一个，看着那两个嫂子熬碱挣钱，俺也坐不住了。丈夫上班前往家背百八十斤碱土，俺就在家熬。

这活儿挺简单，也挺累人的。半锅水烧开后，下碱土，锅满了，用棍子搅一搅，用笊篱把草捞出来。坐清一个钟头，就把锅里的碱水舀出来，一盆一盆端到院里过夜。剩下的碱泥挖出来，扔到房后。早晨起来，再一盆一盆端回来，把盆里的水倒出去，把盆子放在热水锅里烫，稍稍一晃盆，就倒出来一个个水碱坨。

有时候熬出来的水碱坨是红色的、黄色的，那不行，不光得把碱坨里的水控净，还得一遍一遍用水冲，冲干净了再控干。三锅水碱，能熬出来一锅纯碱。熬纯碱的时候，锅里就加一碗水，把水碱坨砸开放到锅里，不用烧开，水碱坨化完就行了。还得坐清一个钟头，把清亮的碱水舀出来，一盆一盆地端到院里过夜。早晨起来，一盆一盆端到屋里用热水烫，烫好了把盆翻过来轻轻一扣，大大小小的碱坨从盆里下来，就能卖钱了。

俺刚熬碱的时候不愁卖，总有人上家来买的，有的自己家用，有的是再往外卖。一个月子里，俺卖碱挣了二百多块钱。

坐月子第十天，丈夫把碱土备足了，才去给孩子落户。落户的时候给了两斤猪肉、两斤红糖、一斤豆油、三斤鸡蛋、十斤白面的票，还有布票。猪肉买回来，他们爷儿俩解馋了。红糖和鸡蛋买回来，俺喝了吃了。剩下的票都没动，俺那时还有九十多斤余粮，也不舍得吃。老家来信说，婆婆公公和小叔子挨饿，他们要到俺这儿来。那时候有钱也没地方买粮，都给他们留着。

一个月子里，俺就吃了六个纯玉米面的大饼子，甜菜叶子是俺的主食。熬碱倒不出锅，俺就做两顿饭，中午饿了，就把菜窝窝放在灶坑里热一下，大儿子吃一个，俺吃两个。没有暖瓶，他渴了喝凉水，俺在月子里不敢喝。

宋嫂说：“小妹，你在月子里得吃点儿好的，你吃那么多菜叶子，吃坏了身子是一辈子的事。”

俺说：“没事，天老爷照顾好心人。”

俺的奶好，坐这个月子，娘儿俩都吃得白胖。

大儿子比二儿子大六岁，因为在山东挨饿，俺四年没来月经。到东北吃饱了，三个月就来了月经，有了二儿子。二儿子出生三天，身上一个布丝都没有。厂子里沙土多，俺就把沙土温热了，把他放到沙土里头，上面盖着他哥哥的旧衣服。尿了，就把尿湿的沙土扔出去，拉了也一样。穷人家的孩子好活，吃足了奶就不哭，没耽误俺干活儿。

保国三屯西北的碱土能熬大牙子碱，打开碱坨上面的那层薄蒙（纯碱熬好以后，上面会有一层薄皮，底下是碱牙子。这层皮叫“蒙子”），里面的牙子像一个个大蒜瓣挤在一起；正北的碱土出小牙子碱，那些牙子越往上越尖；东北的碱土熬出来的是葡萄牙子碱，那些牙子像透明的小葡萄堆在一处。这一坨坨碱看着都好看，不知道为啥，买碱的都爱买大牙子碱。

跟儿女讲当年，他们问俺：“坐月子咋还拼命干？”

俺那时就想：宁可累死在东北，不能穷死在东北。穷，叫人家看不起。

闹黄皮子

到了黑龙江，俺能吃饱饭了，白天跟两个嫂子有说有笑挺好的。可到了晚上俺就想家，最想家里的娘，有时候想得厉害睡不着觉。

有天晚上丈夫上夜班，俺想娘睡不着觉，起来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心里一阵阵难受，想吐。俺自言自语说睡觉，坐在炕沿上解扣。脱上衣的时候，不知为啥身子向后猛折过去，头紧跟着冲地。俺喊：“俺有病了。”

南炕两家哥哥急忙下地光着脚来周（周：托起，抬起）俺。

俺说：“俺没病，不知道啥神啥鬼闹，你们骂骂，俺就好了。”

左嫂胆小，吓得直哆嗦。

宋嫂骂：“操你妈的，你是个什么东西？快走！你要不走，你就得死这儿！”

宋嫂骂完，俺就好了，可宋嫂说难受，想吐。宋嫂没吐，她突然咯咯咯大笑，笑得吓人，像鸡叫一样。笑够了又唱起她那河南豫剧，唱够了就说，胡言乱语。宋哥着急，找出针扎她，扎了好一阵，没用。

闹到天亮，宋嫂不闹了，脸蜡黄，说：“俺一点儿劲儿都没了。”

那个屯子当时有三四十户人家，一家一户的住得分散，俺住的地方靠东，在屯子最北边。白天问邻居咋回事，邻居说：“这是闹黄皮子，屯子里经常闹黄皮子。”

她还说：“这屋里吊死过一个老头，他死了以后，屋里好几年没住人，黄皮子八成在这儿做窝了。你们来了，人家得搬家另住，不闹你们闹谁？”

从那天起，这屋里晚上天天闹，大人的头嗡嗡响，三个孩子轮班哭。哭的时候都闭着眼睛，攥着拳头，浑身打着哆嗦。

俺跟丈夫说这屋闹黄皮子，他不信，谁说他都不信。有天晚上他在家，俺的头又开始嗡嗡响，俺说：“来了，就在房顶上，踩得雪咯吱咯吱响。”

他穿着短裤光着脚就上了房顶，回来说房顶上光有雪，啥也没有。那一夜，大人孩子都消消停停的。俺后来摸着规律了，只要俺丈夫晚上在家，这屋里就不闹黄皮子。

一九六二年春天，婆婆和小弟来了。左嫂说：“大娘有福相，这回可好了，晚上不闹黄皮子，咱都能睡安稳觉了。”

婆婆说：“什么黄皮子、红皮子的，再来俺就宰它！”

宋嫂问：“大娘，你这么会说话，你有文化吧？”

婆婆说：“俺是个大流氓。”

两个嫂子听了大笑。

婆婆问俺：“她们笑啥哩？”

俺说：“你说错一个字，没文化叫文盲，不叫流氓。”

婆婆说：“这俩孩子，俺就说错一个字，笑成那样。”

到了黑天，丈夫上夜班，俺的头嗡嗡响，二儿子不是好声哭，俺说：“又来了。”

婆婆开口就骂，一句话没骂完，小弟说难受，想吐。婆婆爬过去，想掐他的人中，手还没伸到，头一低歪到炕上。婆婆爬起来以后说：“俺想吐。”

俺把屋里的尿盆指给她看：“娘，想吐你就吐到尿盆里。”

她又说：“俺想拉。”

俺说：“你把尿盆拿到外屋就拉吧，俺把孩子哄睡给你倒了。”

婆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返回身，两只小脚噔噔噔紧走几步，对准饭盆就吐。吐完了，她又解开腰带扯开大裤腰，从裤裆里往外掏屎，掏一把往地上一甩，掏一把往地上一甩，像喝醉了一样。她连甩了三把屎，俺才把她叫醒了。

那时候没有纸，二儿子一放下就嗷嗷哭，俺叫小弟到房后整点儿土，又叫婆婆把里边的单裤脱下来，想等小弟回来，俺把单裤送出去。左等右等，不见小弟回来，俺说：“左哥，你帮俺看看小弟去。”

左哥到房后一看，小弟在地上打滚。左哥把土整回来，说：“俺让小弟先回来，他咋还没进屋？”

左哥出去找人，走到外屋，碰着小弟的腿，他趴在锅台上睡着了。从那以后，婆婆再也不敢说大话了。

天又黑了，丈夫上夜班，三个孩子又轮流哭。轮到二儿子哭，俺说：“俺怕你了，知道你神通广大。俺逃荒逃到这儿不容易，求求你，你走吧。”

儿子止住哭声，小手扒开被头，双手一合说：“不走。”

他那时刚一岁，白天不会说话，黑天冷不丁说“不走”，俺的脊梁骨刷地就凉了，头发奓撒起来，不知道怀里抱的还是不是孩子，都不想要他了。

一九六三年春天，俺三家手头宽绰点儿，都在跟前盖了房子。那一间半房扒了，一家分了几根黑檩子。虽说总闹黄皮子，可俺们一只黄皮子也没见过。听本地人讲，两种人黄皮子容易上身，体弱的和有心事的。闹黄皮子的时候，黄皮子就在百米之内，四爪冲上躺在地上，也像喝醉了一样。

搬到新家，再没闹过黄皮子。有一回，公公看见七八个黄皮子在前院垄沟里走，领头的个最大，后面跟一帮小的，后边的搭着前边的肩，一个搭一个。本地人说，这是黄皮子搬家。

都说黄皮子偷鸡吃，俺家鸡窝从来不堵，一只鸡都没少过。

卖碱

一九六一年八月，屯子里熬碱的多了，俺就得到街里去卖碱。

第一次背了三个碱坨三十四斤碱，到四道街南头就卖了，一斤碱卖八毛钱。二儿子五个月，在家等着吃奶，俺想早点儿回家。去的时候俺带着粮本和面袋，在粮店排队买了二十五斤玉米面，一斤才四分五。

背着粮食往家走，越算账越高兴，一路上高兴得想唱，可出汗出得口渴，唱不出来了。丈夫听说了不但不高兴，还埋怨俺：“别人一斤碱卖一块钱，你少卖多少钱你知道不？你少卖的钱，用粮本能买回一百多斤玉米面！”

俺说：“你别说了，明天卖碱俺多要钱。”

从鸡房子到四道街南头十多里地，第二天俺起大早，背了五十斤碱去卖。俺把碱一放就有人问：“你的碱多少钱一斤？”

俺说：“一块钱一斤。”

问的人多，就是没人买，俺看那五个卖碱的都要一块钱一斤，一两没卖。

两个钟头后，一两碱没卖出去，俺受不住了，就喊：“卖碱了，九毛钱一斤。”

来了很多人，都给八毛，俺说：“少九毛不卖。”

有个人都给买走了。把钱收好又去粮店。来的时候，俺想买二十斤大馇子（馇子：玉米磨成的碎粒，过去东北的主食之一）、三斤豆油，太累，买三斤豆油就回家了。

歇了一天，是个星期天，青山一队大伯哥家的孩子长顺来了。那年他十岁，想去城里看看，大儿子来顺听见了，也要去，那年他七岁。丈夫休班，说：“星期天碱贩子准多，咱多整些去卖。”

那天，一共装了一百多斤碱，他挑得多点儿，我背得少点儿。看他累了，俺就挑会儿，两个孩子在后边跟着。丈夫送到四道街北头就走了，他怕卖碱让人抓住告到砖厂。俺让长顺用扁担帮俺抬，让来顺跟上。碱都放在俺这头，死沉。俺两手抱着扁担头，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走，不敢回头。总算抬过正阳街，回头看，来顺没了。

那时候安达城不大，街上人可不少，到处都是跑盲流的人，找一个孩子等于大海捞针。俺东一头西一头找了一会儿，想起那边还有一个孩子长顺哩，俺又往回跑。还好，长顺没动，俺跟他说：“你不要走，看好咱的碱，俺去找你弟弟。”

找了两个钟头，俺急得嗓子冒烟，猛地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俺不敢相信，仔细听，是叫俺：“姜淑梅，姜淑梅，你的孩子在这儿哩，他穿着红夹袄。”

俺不是那种爱哭的人，这次哭了，想放声大哭，可街上人多不好意思那样哭，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俺以为孩子找不到了，没想到又找着了。

俺问交警这广播在哪儿，他一指：“在那儿。”

俺就朝那个方向猛跑。俺在一个办公室看见了儿子，这孩子没哭。俺含着泪向人家说谢谢，人家训俺：“挺大个人，把孩子给丢了，以后注意啊。”

俺说：“哎。”

俺把孩子带走了，回去一看，长顺还在那儿看着碱哩。可能等的时间太长，他好像哭过，脸上的灰一道一道的。

这回俺把碱分两份，一份一份往前倒，倒到四道街南头十一点多。一个卖碱的也没有了，一块钱一斤，一会儿就卖完了。俺娘儿仨去饭店要了两斤油炸饼，就着开水吃了。又到百货商店看看，也没啥好看的，买了三斤苹果就回家了。

那时候，安达有个土特站，是公家的，大量收碱，七分钱一斤。熬的碱往外卖，有人抓，抓住了就得把碱送到土特站。有一天俺去卖碱，快卖完的时候，下雨了，碱怕浇，俺就去第二百货商店避雨。

来了几个人，要买俺的碱，俺还没卖呢，又来了一个人，说：“拿着你的碱，跟我走。”

俺知道不是好事，也得跟着走啊。第二百货后院有个西厢房，西厢房南边有个办公桌，桌后边坐着一个人。看见俺去了，他拍着桌子嗷一声站起来，对着俺嗷嗷叫。俺是山东人，有些东北话听不懂，说快了更听不懂。俺知道他是在损俺，俺不说话，给他个后背，也不理他。

他嗷嗷完了，俺问：“同志，你这里是高级法院吧？要不是高级法院，说话声咋这么大？”

那人笑了，说俺是“投机倒把的老油子”。

俺说：“你胡说！俺从土里熬出碱来，这叫自力更生。俺一点儿错都没有，你声再大，俺也不害怕。俺要是犯法了，你不用使大声俺就害怕了。”

他说：“你在我们百货商店卖碱，你没错吗？”

俺说：“外边下雨，碱怕浇，人也怕浇，你懂吗？百货商店是公共场所，你懂吗？要是你家，你请俺都不来！”

他说：“行了，我说不过你，你跟我走吧。”

俺说：“这碱俺不要了，送给你吧。你吃着俺的碱，想想你自己的错。俺回家了。”

他说：“不行，跟我走。”

他把俺送到土特站，剩下的六斤多碱卖了四毛五分钱。

他说：“叫你来你还不来，你不来能有这些钱吗？”

俺说：“谢谢你的狼心犬肺！”

还有一回卖碱，刚放到地上就来了两个人，问：“你的碱多少钱一斤？”

俺一看不像买碱的，就说：“七毛。”

其中一个说：“你的碱便宜，我都要了，你给我送去吧。”

俺回头看一眼，说：“对不起，俺的提包叫那个人提走了，俺得快追。”

说完，俺背起碱就跑，跑挺远了，那个人说：“你耍花招啊，以后再让我抓住，耍花招也不放过你！”

俺卖碱卖出了经验，再没让他们抓过。有了经验俺就多背碱，一次背六十斤，走十多里路，中间不敢坐，俺怕坐下去再也起不来。实在走不动，就站着活动活动肩膀，算是歇气了。后来，用卖碱的钱买了自行车，才不那么累了。

前两年，俺考三个儿子：“人啥时候最有劲？”

一个说胖点儿的时候最有劲，一个说三十岁的时候最有劲，一个说吃饱的时候最有劲。

俺告诉他们：“人穷的时候最有劲。”

傻

在山东老家，俺就知道干活儿，织布纺棉做针线活儿，没赶过集，没开过会。成立互助组以后，不用女人下地干活儿，俺就在家干家务活儿。有一次，合作社在三方开青年妇女会，社长叫俺去开会，婆婆不愿意，她要去，想留俺在家干活儿，社长不干，说：“你是青年妇女呀？”

婆婆很不高兴，跟俺说：“你去开会吧，社长不让俺去。你去不能换衣服，也别梳头，也别洗脸，就穿这身去。”

俺说：“俺不去。”

一会儿社长又来了，跟俺说：“人家都走了，你快去。”

俺起来就走。在路上看见人家大闺女小媳妇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就俺一个人身上灰土土的，越想越有气。三方离徐庄三里多地，走了一里地，俺就回来了。回来就躺在床上，没给她干活儿。

丈夫回来了，问：“你咋了？”

俺说：“今天给你丢人了，俺是结婚不到半年的新媳妇，今天开青年妇女会，俺就这样去的。俺看见你三四个同学，他们也看见俺，说这是张富春的媳妇。”

他问：“你咋不换件衣服？”

俺说：“还换衣服呢，咱娘脸都不叫洗。”

丈夫把他娘说了：“你也看看人家当婆婆的，你做得太过分了，几个庄上也没你这样做事的。你儿媳妇要是告你的话，社里就得开你的会。”

以往丈夫说她，说她一句，她有三句等着，这回婆婆啥也没说。

结婚六年，俺就开过这么一次会，还没走到地方。

刚来东北，俺像个原始人啥也不懂。砖厂开家属会，二百多个家属参加，一个女领导让俺做记录，俺不知道做记录是个啥东西，张嘴想问，怕她们笑话。

过了几天，女领导管俺要记录，俺问：“记录是个啥？”

女领导笑了，说：“就是把那天开会重要的事写下来。”

俺说：“俺没念过书，不会写字。”

她没说啥就走了。

俺娘常说俺长个聪明脸，就是脑瓜空。娘说得对，要不是长个聪明脸，人家哪能让俺做记录？跟这些东北人比，俺觉得俺太傻了。

刚来东北，东北口音俺听不懂，东北人说话抓啦抓啦的。在屯子买房后，有一次听见外面吵架，俺和宋嫂左嫂姐仨出去看热闹，仔细听了半天，一句也没听懂。这个女人抓啦几句，那个女人抓啦几句，这个女人再抓啦几句，那个女人再抓啦几句。后来，上房屋里出来个老头，他冲那两个女人喊：“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听了半天，就听清这么一句话，还不知道啥意思。回到家俺们就学那老头，让舌头在嘴里打卷，“得了得了得了”，姐仨都笑得肚皮疼。

邻居有个闺女长得水灵灵的，她妈管她叫“鸭蛋”，俺说：“挺好个孩子，咋叫个‘鸭蛋’？”

人家说：“不是‘鸭蛋’，是‘丫蛋儿’，我们这儿的闺女都叫‘丫蛋儿’。”

丈夫爱交朋友，在屯子住了四年，他交了很多朋友。过年俺俩到朋友家串门，人家给俺做一大桌子菜，往那儿一坐俺就饱，走出一里地就饿。俺不是不敢吃，也不是不好意思，往那儿一坐就紧张，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哪个都精，就俺一个傻子，越想越紧张，就不饿了。后来俺常跟丈夫去串门，能听懂东北话了，觉得也不比谁傻，到人家去，也能吃饱了。

有一次，俺和丈夫去卖碱，卖完了碱，他带俺去饭店，要了两个毛菜、一瓶青岛啤酒。那是夏天，天很热，他倒了两杯啤酒，买了两根冰棍，一个杯里放一个，丈夫说：“这是好酒，你尝尝。”

俺喝了一口啤酒就想吐出去，看看地上挺干净，没地方吐，强咽下去，俺跟丈夫说：“啥好酒？马尿味儿！”女服务员三十多岁，俺看见她笑了，坐在旁边，笑得半天抬不起头。

那是俺第一次上饭店，也是俺第一次喝啤酒。

家属工

在砖厂落脚后，丈夫成了国营单位正式职工，俺成了家属工。有个男人领着家属工干活儿，哪里有活儿就到哪里去干，干一天挣一元三角八分钱。在农村干活儿没见过钱，俺能挣钱了，干得可有劲儿了。

正高兴的时候，俺怀孕了。那时候在临时食堂吃饭，东北的饭还没吃惯。在关里，粮食好孬都磨成面。俺吃惯了面食，吃不惯米饭，米饭到了嘴里，得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嚼完再咽。没闹小病还凑合，一闹小病啥都不想吃。砖厂的食堂早晨小米饭，中午高粱米饭，晚上大馇子。俺看见这三样饭就想吐，一天天饿着。有时候食堂卖小米粥，俺喝四大碗。卖馒头，俺从十一点半吃到下午两点，吃了十一个。丈夫给俺请假，说俺有病不能干活儿了。

丈夫干的活儿是手工扣砖坯子，计件，有点儿劲儿了俺就帮着干。丈夫用的是三块砖的砖模子，他让木匠给俺做了个两块砖的砖模子。

身体好点儿了，厂里让家属工去割玉米秸。割完玉米秸，就在这片空地上建大窑，建大食堂，盖砖车间，盖架棚子。安装完制砖机，这帮家属工哪里需要去哪里。砖车间也叫半成品车间，俺在这儿推了一年水坯儿，这儿的活儿全会干。车间主任看出来了，他不叫俺推水坯儿，叫俺打补丁。插坯儿的不来俺去插坯儿，刷油的不来俺去刷油，递板儿的不来俺去递板儿，推车的不够俺去推车。人都来了，俺去干零活儿。

砖烧出来，又盖瓦车间。瓦车间生产了，正式工人有活儿干，家属工回家。家属工就是临时工，那些年临时工的指标少，都攥在劳动局那儿，想干临时工得托人才行。

都是女人，家属工和正式工人差远了。正式工人当广播员，做饭烧水，在车间也干轻活儿、俏活儿。一样有病了，她们报销百分之百，家属工报销百分之五十。厂里有几个临时工是大闺女，后来都转正了。俺们这些家属工一个接一个生孩子，当了一辈子家属工。

俺干时间最长的活儿，是在成品车间装窑，就是把晾干的坯子从架棚子里装到车上，推进大窑，一次两个扔给码窑工，一干十年。俺愿意干这个活儿，计件，够数就下班。

有一天，烧窑烧得火大了，把砖烧倒了，火走不过去。车间主任让俺们六个家属去伺候瓦匠，该搬砖的搬砖，该和泥的和泥。瓦匠姓吕，眼睛长得又小又圆，像老鼠眼，大伙儿都叫他吕耗子。他爱开玩笑，干着活儿嘴也不老实。有个装泥的胶皮桶，他说：“你们谁敢往这桶里尿泡尿，谁就回家。”

俺说俺先尿，她说她先尿，把吕瓦匠吓得赶紧把桶盖上了。他说：“你们一人一泡尿，尿完走了，这活儿我一个人咋干呀？”

俺们问他：“这话是你说的吧？”

他说：“是我说的。我以为你们不敢尿，谁知道你们这里最老实的都要先尿。”

最老实的他是说俺，俺从来不跟他们闹着玩。歇着的时候，俺们商量咋收拾他。老于家媳妇找来个缸子，有两个奶好的挤了半缸子奶，她们又拿来一个马粪蛋子，用破玻璃瓶装着。吕瓦匠个小，俺几个家属工把他按到炕上先灌奶汤子，呛得他直告饶：“我自己喝，我自己喝。”

灌完奶汤子，有的说：“我是你老姨，快叫老姨。”

“老姨，老姨。”

“服不服？你不老实就叫你喝马粪。”

吕瓦匠说：“我服了。”

有的说：“我是你老姑，叫我老姑。”

“老姑，老姑。”

还有的说：“我是你妈，叫妈。”

“妈，妈。”

来了好几个看热闹的，跟着嗷嗷叫。到俺这儿，俺咬着牙发着狠说：“耗子，俺是……”

大伙儿都看着俺，等着俺张口骂人，可俺张不开那个口，俺说：“俺是……你大嫂，叫大嫂。”

“大嫂，大嫂。”

刚放开他，吕瓦匠就指着那个让他叫妈的家属工说：“我爸找你这个小媳妇，咋不叫我知道呢？”

大伙儿哈哈大笑。

有时候，开着开着玩笑动起手脚。家属推水坯，手照顾着前面，照顾不到后面。男人路过就朝屁股拍，还有下手捏的。俺不跟他们开玩笑，他们也不跟俺胡来。

有个家属爱开玩笑，骂人的时候占点儿便宜，当个奶奶当个娘的。有一天，几个男人把她抬到大窑里，把她裤子脱了，光留着裤衩。他们还拿来气管子，往她裤衩里打气，打得鼓起来。后来，一个摁头，一个摁脚，你骑着墩几下，他骑着墩几下，她躺在那里骂奶奶骂娘。

有个码窑的叫号：“谁拽一根毛，我给你买一串糖葫芦。”

谁也不敢。就是这么闹，她也没恼。有一次，两个男人把她按到菜堆上，给她装了一裤兜子菜，她真生气了。

俺在保国三队住的时候，和姚家三媳妇一个班，都是夜班。她说：“你醒了来叫我，一起走还是个伴儿。”

俺说：“行。一点接班，十二点俺叫你。”

到了十二点，俺骑着自行车去屯子东头叫她。开始一条狗咬，后来越来越多，七八条狗上来了，追着车子汪汪叫。吓得俺手脚都不好使了，人摔下来，车子也倒了。俺想这回完了，这些狗得把俺吃了。俺摔倒了，狗全吓跑了。俺不敢再骑车子，轻轻地走，光怕狗听见。叫了姚家三媳妇，还是不敢骑。出了屯子，俺俩才敢骑自行车上班。

一九六九年开春，上班八天，俺闹小病了。当时家里四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丈夫一个人上班，实在困难。这个临时工指标，丈夫人托人脸托脸弄来的，不能瞎了。

有一天，俺把早饭做好，他们吃饭的时候，俺看见饭就想吐，躺着去了。该上班了，俺起来喝一杯水就去装窑。中午下班回家，婆婆把饭做好了，俺一打开锅盖，还是想吐。他们吃饭的时候，俺躺着。想想下午还得干活儿，俺到菜园里摘了两根小黄瓜。吃了两根小黄瓜，喝了一碗水，又干了一下午。

活儿累，出汗多，总得喝水。很多人问：“你咋的了？”

俺说感冒了，不敢说怀孕。后来俺瘦得皮包骨，婆婆怕俺不能干了，知道俺能喝点儿粥，做饭都做点儿粥。就一样东西，俺咋吃也不吐，可俺吃不着——馒头。上有老，下有小，有好吃的也轮不到俺。

人家闹小病就几天，俺闹小病八个月才能好。装上干坯，车子一千多斤，幸亏车把上钉着一个三寸宽的带子。俺吃不下饭，身上没劲儿，推车的时候用肚子顶着带子往前推。从怀孕就用肚子推，推了六个多月，也没流产，这孩子真结实。

十一月份，成品车间停产了，俺到城里想买点儿菜。从砖瓦厂到城里来回十七里，走着去的。刚到四道街，碰见一个卖馒头车子，上面热气腾腾，馒头好像刚出锅，那味儿闻着真香。俺跟着馒头车子走了好远，这车馒头好像往哪个单位送，没停。俺真想让它多停一会儿，多闻一会儿多好呀。

俺也想买几个馒头，把兜翻个遍，就一斤粮票，一斤粮票能买五个馒头。俺对自己说：“你再馋，也不能老不吃小不吃，自己偷买馒头吃。”想到这儿，该买的东西买完就回家了。

一九七○正月十五，生下二闺女。看看孩子啥都不少，俺很高兴。婆婆不愿意要闺女，她气坏了。

邻居在门口问：“大娘，你添孙女了？”

她咬着牙根说：“又生个小死妮子。”

正月里，天还冷，炉子冒烟，屋里也没点炉子。

第三天早晨，俺想吃口热饭再起来做饭，婆婆坐起来就骂：“俺该伺候你们这些驴屌日的？”

公公骂她：“你真不是人，小孩子生完孩子才两天。”

俺说：“别吵了，俺做饭。”

俺这边起来，婆婆那边就没事了。做饭的时候，老广哥去了，他说：“你不要命了？屋里冷这样，咋不点炉子？”

俺说：“炉子冒烟。”

屋里冷这样，月子里俺也没坐下病。

离俺家不远，有块土豆地。有一天下夜班回家，土豆地里有大鹅的叫声。回到家，看丈夫睡得正香，俺叫醒他，说：“你起来，咱去找大鹅呗。”

他说：“半夜三更的，到哪里找大鹅？”

听俺说完，丈夫说：“俺下夜班回来，还看见过两只小白兔哩。那不是小白兔，也不是大鹅。”

“那是啥？”

“是邪气。”

“哪来的邪气？”

丈夫说：“听当地老人讲，从前死刑，就在那地方砍头。”

俺还是上夜班，跟俺一个班的都走着回家，就俺一个人骑车子。离那个路口还有半里地，俺就害怕了。正害怕的时候，听见身后突突突响。这天有月亮，俺回头看，车梯子上有个黑色大簸箕跟着。自行车没闸，想停停不下来。俺不蹬车子，车子跑得更快。车子没有瓦盖，俺用脚挡着前车轱辘，车子走得慢了。俺想：不等到家，俺就得吓死。豁出来了，不管是啥，跟它干。下了自行车，俺朝后踢一脚，是俺的黑布衫。

这事很怪，工具兜这么紧，俺的衣服不该出来，也不该挂在车梯子两边。以后，再不敢一个人走这条路。上夜班的时候，俺跟她们一起走着回家。

俺当了二十多年家属工，家里养奶牛才不干了。老年人凑到一堆儿话多，都爱打听：你在哪儿退休？退休金多少钱？俺说：“俺没有退休金，俺是家属工。”

俺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一点儿收入都没有，全指着儿女。前几年，砖瓦厂留守的人通知，说要给家属工开工资。还真给了，原来一个月四五百，现在七八百，俺也有退休金了。

批斗

一九六六年冬天，大窑没活儿了，俺去瓦车间抱泥条。一块泥条五斤，五个一摞，就是二十五斤。那边机器出泥条，俺和张秀芝往案子上送，机器出多快，俺俩就得抱多快。这边也有个机器出瓦，抱过来的泥条，一会儿就变成泥瓦了。

俺知道张秀芝怀孕了，她不敢说，要是厂里知道了，就撵回家去。往案子上摞泥条的时候，怕她抻着，俺让她摞在下边，俺摞到上边。俺两个月没来月经，也没闹小病，以为得了妇科病。以往怀孕，一个多月不来月经，就闹小病了。丈夫说：“有病得去看。”俺去看病，大夫说俺怀孕了，没病。丈夫到厂里说俺怀孕了，第二天，人家就把俺撵回家。

回家不到半个月，厂里又找俺回去，说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不许辞临时工。这回让俺到瓦车间拉门帘。瓦车间的干燥室，门口有个棉布帘子，为的是保暖。送瓦的车子来了，俺一拉绳子，帘子上去了。车子进屋了，俺一放手，帘子就下来了。这是砖瓦厂最好的活儿了。

厂里最先批斗的是张厂长，他叫张仁，造反派说他是当权派。白天批斗完，黑天也不叫回家。厂里有几个造反派是单身，住在厂里，晚上他们继续批斗。张厂长四夜没回家，媳妇在家惦记得白天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觉。

第五天，她起早做了一只鸡，提着饭盒想给丈夫送饭。她家离厂子六里多地，走着去的。刚走到厂子门口，就听见广播叫：“张仁，张仁，给我跑步上来，跑步上来！”吓得媳妇没敢进砖瓦厂大门，哭着回去，到家就病了。

张厂长跟俺丈夫好，丈夫叫俺去看看张嫂。张嫂哭着问：“你张哥他能不能活着回来呀？”俺说：“能，也就是受些罪。这是运动，他们不能要咱的命。”

第二个揪出来的是技术员李少连，北京人，平常厂里机器出了毛病，他一收拾就好。造反派说他是技术权威，有海外关系，还是资本家成分。白天开批斗会，张厂长和李技术员得撅着。听说晚上斗得更狠，有几个造反派是愣头青。

李技术员五十多岁了，挨斗一个多月，受不了了，爬到厂里的电线杆子上要自杀。他去摸高压线，手心上打个大洞，摔下来没死。后来，俺看见他手上缠着白纱布，用一根带子吊在胸前，再没人斗他了。

厂里搞外调，又揪出来几个人，都是成分不好的。张仲言是济南城里人，成分是资本家，还有海外关系。晚上造反派在宿舍斗他，听说把脸都打肿了，俺没见到过。俺们是山东老乡，丈夫还叫他大哥，造反派就训俺丈夫：“划不清界限，管黑帮叫大哥。”

王铁夫成分好，贫农，能说能讲，可能得罪了人。扯闲话的时候，他说毛主席是属羊的。有几个人说，他说的是属狼。造反派说他不忠于毛主席，天天斗到半夜才叫回家。有一天早上，早饭还没吃，俺去井上挑水，听见广播喊：“王铁夫，王铁夫，给我跑步上来，跑步上来！”俺看见王铁夫吓得脸焦黄，跑得可快了。

俺和王铁夫都住砖瓦厂家属房，前后院。他媳妇天天哭，把眼睛哭坏了，模模糊糊，看不清东西。治了一段时间，成了远视眼。他妈着急上火，耳朵聋了，啥都听不见，到死也没治好。

哪次开批斗会，都得喊口号，把这些“黑五类”都打倒一遍：“打倒张仁！打倒李少连！打倒张仲言！打倒王铁夫！”

一旦成了“黑五类”，人就不是人了，造反派想咋收拾就咋收拾。出窑是砖瓦厂最脏最累的活儿，“黑五类”不管老少，都得去出窑。窑里砖烫手，地烫脚，地上砖上都是炉灰。砖烧好了，他们要把砖装到车上，再从窑里推出来，码好。一车砖一千多斤，出了窑门就是下坡道，要是把不住车子，就连人带砖骨碌到一起。

后来，李技术员回北京了，再没回来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张仁又当过两年厂长。一九九六年，张仲言听说俺丈夫去世，买了很多烧纸，坐在俺家哭起来没完。

地主成分

俺家的成分是地主。来东北以后，丈夫替俺报的成分是贫农。“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造反派给俺家送来两个红袖标，丈夫说：“成分好的，才给红卫兵的袖标。”俺说：“那俺送回去。”丈夫说：“你送回去，人家就怀疑了，要送一起送。”

过了两天，俺俩把红袖标一起送回去，跟人家说俺俩思想落后，当红卫兵不及格。人家没说啥。

有一回，听见广播叫：“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贫下中农都到卫生所来打破伤风疫苗，免费。地富反坏右，别来。”

俺没去打这个疫苗。心里想，给钱俺都不去，俺晕针。

后来家庭成分不好的，让造反派揪出来批斗，俺睡不着觉了。俺家是地主，还是反革命，还有海外关系，不知道爹、娘、大哥咋活呢。那时俺怀着孩子，白天开一天批斗会，晚上一夜一夜睡不着，哪天夜里都得出去走走，快成精神病了。

一九六六年冬天，俺头顶长出白头发。原来的黑头发丝儿又细又软，新出来的白头发丝儿又粗又硬，一根一根竖着，把头发都挑起来了。沾水使劲压，也压不下去。

俺跟三哥都惦记家，想回去看看。大女儿八个月大的时候，俺俩都回去了。百时屯的人对爹娘好，没人伤害他们。大哥在杨庙小医院，看病看得好，千家万户都用得着他。就是大哥收的徒弟医术学到手了，要跟大哥划清界限。大哥一米八五的大个，热天里，这个徒弟把铁丝两头绑上砖，挂在大哥脖子上，让大哥撅着。大哥怕俺们惦记，从来不说。“文化大革命”完了，外人才告诉俺。

俺刚从山东回来，不知谁跟厂里打小报告，说俺成分不好。按那时候说法，俺这叫隐瞒成分，挺大的罪名。厂里去百时屯搞俺的外调，多亏俺家为人好，村干部跟外调的人说俺家是贫农。

厂里领导让丈夫入党，想提拔他。他说啥也不入，俺家成分不好，他怕外调给查出来。后来大家伙儿投票，选俺当委长。丈夫说：“你啥成分你知道，咱别出头露脸了。”

妹妹的大女儿聪明能干，就因为姥娘家的成分是地主，不让她上高中。后来这孩子回家自学，有机会考试了，考上中专。

地主成分最耽误三哥。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西安一个保密厂工作，这个保密厂生产武器。三哥学啥都快，领导想重点栽培他，整天让他外出学习，有时候领导还陪着。三哥心虚，跟领导交代，他隐瞒了家庭成分。

领导打包票说：“没事，你继续干吧，我保你。”

三哥不放心，偷着跑了，跑到东北。

山沟里的后方基地

丈夫跟俺说：“咱们跟老毛子可能要打仗，在小兴安岭的大树林子里要建后方基地。领导让报名，俺报名了。”

俺说：“在砖瓦厂待得好好的，去那地方干啥？”

丈夫美滋滋地跟俺讲：“山沟里天高皇帝远，没这些批斗会。到了那儿，咱喝的是山泉水，听的是各种各样的鸟叫，还能听见野兽的叫声。在这儿，你上哪儿听去？俺再买支猎枪，打野兽给你们吃。”

过了几天，边洪斌主任通知俺：“有个思想准备，叫你全家去山里。男的先去，盖好家属房再搬家。”

听丈夫说，从安达四个砖厂里一共选出来几十家，有制砖技术好的机工，还有电工、木工、食堂做饭的。先去山沟的，是些有力气的人，边洪斌领着他们锯树、平场、盖房子。那地方松树和桦树最多，塔头墩子也多。听说这草墩子才不好整，年头多，扎根深，用铁锨一砍，它一软，还没咋的。山沟里节气晚，地上除了塔头就是冰雪，就地取土可难了。难归难，他们很快把食堂、宿舍盖起来了。那里原来有眼井，可能是栽树的人打的，里面的水都臭了。他们把井掏干净，再流到井里的泉水就好喝了。

他们锯树，用拖拉机拔树根，建起制砖机大棚和两个小砖窑。制砖机一转动，有了砖坯子。砖坯子在棚子里晾干，装进小窑，砖就烧出来。有了砖，盖房子就不难了。

山沟里，没树的地方就长草。有一样草长得才好呢，一米多高，可密了，叫苫房草。用这种草粗拉地编一下，一层草一层泥摞起来就是墙了，当地人管这样的墙叫“拉草辫的墙”。房盖都是苫房草的。干了三个多月，他们盖起四栋家属房。后盖的那栋家属房，人还没搬来，墙就顺山悠过去了。听说他们用拖拉机往回拽过来，用大木头往回顶，哪里有缝儿，在哪里楔橛子抹护泥。

一九七○年夏天，俺搬家。他们建的砖厂在绥棱山上，俺先坐火车到绥棱，再坐小火车到建兴。那时候，建兴有个三线建设指挥部。除了砖厂，山沟里还建了电厂、煤场、弹药库，对外都叫代号，俺们砖厂叫307。这些单位，都归指挥部统一指挥。建兴有商店、粮店、饭店，可比起安达，地方小多了，人也少多了。

俺家和老边家坐在一个链轨拖拉机上去307，307离建兴十五里地，只有一条路。一个人影儿、一户人家也见不到，除了树，还是树，好像干走不到头儿。老边的两个大孩子不干了，他们跟他爹闹：“你到底要把我们弄到哪儿啊？这是啥破地方？”

刚到307，年轻人个个后悔，有的挤眼抹泪说：“这是来的啥地方？憋死个人。”

俺也待不惯。就说走路吧，一踩一股水，脚底下总水叽叽的。后来才知道，俺们住的地方，原来都是塔头墩子，男女老少只能穿胶鞋。山沟里卖啥的都没有，孩子想吃个冰棍、糖块，也得走十五里地去建兴。俺能见到的，除了这几十户人家，就是漫山遍野的树。

厂里让俺们去打苫房草，一共十三个家属工，在羊肠小道上走得很快。小张那天拉肚子，也没吱声，蹲到草窠里。

等她追上来的时候，哭得像个泪人。

大家停下来问：“你看见啥了？咋吓成这样？”

小张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哭够了，才说：“我怕追不上你们，拽了一把草擦屁股，也不知道那是啥草，就像很多马蜂蛰我。我的手，我的屁股可疼了。”

小张的手一会儿就肿了，脸色很难看。

有人跟小张说：“那叫蛰麻子草，碰着一点儿，就疼得要命。今天你别干活儿了。”

俺以为小张得歇一天，她没歇，第二天就来上班了。她说：“昨天疼得都不想活了。今天早上就好了，肿还是肿，不疼了。”

两个月以后，白大哥有病了，啥也吃不进去，还总吐。卫生所大夫说是感冒。吃了感冒药，一点儿用不顶。白大哥病越来越重，白大嫂找领导要拖拉机，要去建兴给白大哥看病。领导一看，老白头抬不起来，喝口水也含不住，就让拖拉机开到家门口。

颠了十五里地，到了建兴医院，大夫说：“这是森林常见病，草爬子咬了以后得的脑膜炎。来得早了，能治。他来晚了，我们治不了。”还说：“转院也难好。”

三四天以后，白大哥就死了。老白的死，让307的人人心惶惶。领导整来防草爬子的疫苗，大人孩子都打了。

秋天下大雨，家家房子都漏。到了晴天，家家割来苫房草，哪里漏修哪里。对面那栋房老高家，老头年岁大了，儿子不中用，爷俩谁也上不了房，儿媳妇顶着雨去找厂长。

厂长到她家一看，房子漏得稀里哗啦，老太太打着雨伞坐炕上，老头穿着雨衣和雨靴坐炕沿，看哪个盆儿满了，赶紧往外倒水。

厂长说：“你们把苫房草整家来，我找人给你家修房子。”

天晴好了，厂长找了两个会干活儿的上房顶，从那以后，老高家再也没漏过雨。

冬天的时候，一起干活儿的小张偷着跟俺说：“我家要有好事了，当家的不让我跟外人说。”

她让俺千万别对外人讲，说她家出了个宝贝，连着几天不烧炕，炕还热乎乎的。当家的说，别吱声，炕洞里面一定有个宝贝疙瘩。

四天以后，小张哭丧着脸说，她家出事了，差点儿没着火，炕上的被子烧煳了，新买的男皮靴还没舍得穿，烧得不能要了。

俺去她家的时候，她丈夫正扒炕，扒开最热的那个炕洞，看见一个大松树疙瘩。她丈夫浇灭了松树疙瘩，又提了两桶土盖上。原来，盖房子的时候，这个松树疙瘩没刨净。外面干活儿的搭炕，给搭到炕里了。

在山沟住了一年，都说山沟好了，能攒下钱。孩子没地方买零嘴儿，大人没地方买穿的，好衣服也穿不出好来。粮本上给的细粮多了，可以经常吃大米白面。家家都开荒种个菜园子，那地才肥呢，黑土油汪汪的，雨水也勤，撒上籽就长。种的菜吃不了，晒成干菜。采的蘑菇吃不了，也晒干了。家家户户的院墙，都是劈好的木头柈子垒的，长短都差不多，够烧两三年。那几年，307没开过一次批斗会，外面的啥事传到307，都晚好些天。

俺也习惯这儿了，看哪儿都顺眼，特别是雨过天晴的时候。下完雨，山上的树、花、草都洗干净了，红太阳照着绿树、青草和野花，越看越美。松树黑绿色的松针、酱红色的树干格外新鲜。风一刮，白桦树挺起腰，绿色叶子哗哗响，好像拍手叫好似的。野花各种各样，红、黄、紫、白、粉都有。要是不到这儿来，最好的画家也画不出这么多的颜色。

俺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鸟，大的，小的，俊的，丑的，都有。雨过天晴的时候，鸟也爱叫，一种鸟一个叫法，啥样的都有。有的上蹿下跳，叽叽喳喳叫。有的扇动翅膀伸长脖子，用力地叫。还有的叽叽咕咕，像跟谁唠嗑一样。

还有一种花，雪还没化完，它就开花了。这种花开在雪窠子里，上面的雪像房盖似的罩着，它就在底下开花了，黄颜色，开得怪好看的，也不怕冻，叫冰凌花。

一九七三年三月，丈夫说：“咱不和老毛子打仗了，三线建设指挥部撤，307也得撤。”

那时候，大伙儿都不愿意走，再不愿意也得听从分配，一家一家的，都搬走了，就剩下七家。俺没搬，因为俺要生孩子，不敢搬。

丈夫说：“生孩子是大事，你去建兴医院生吧，这七家没有会接生的。”

俺收拾了一个小包，坐拖拉机去了建兴医院。刚下拖拉机，看见丈夫的朋友小牛。他叫俺住到他家，说他家离医院近，有事了再去医院。

在小牛家住了一个星期，丈夫来了，他说：“明天是农历三月初二，咱娘的生日，你要不回家，娘的生日过不好。咱到医院查查，要是三天两头没事，就回家。后天拖拉机下山，你再回来。”

俺回家了，跟他走了十五里山路。

三月初二，俺五点就醒了。收拾完屋子，煮好鸡蛋，擀好面条，俺就挺不住了，让孩子赶紧喊奶奶。

俺说：“你快吃鸡蛋，别晾凉了，俺要生了。”

婆婆说：“俺啥也吃不下去了，你快吃。”

俺不能坐了，跪着吃了俩鸡蛋，喝了碗水，又吃了婆婆煮的一大碗面条。不大会儿，孩子就来了。俺自己断的脐带，自己包孩子，就是胎盘不下来。边嫂她们过来看俺，俺让她们帮着揉肚子，揉了十多分钟，胎盘下来了。她们走后，俺流了很多血，光是血块子倒了半盆。吃了两丸益母丸，喝了一大碗红糖水，才把血止住了，手脚白得像死人。

第二天，俺的肚子肿了，好像孩子还在里边。脸也肿了，好几天才消下去。

孩子三个月大，俺才搬回安达。

俺刚去的时候，那个山沟里有三四户人家。俺走的时候，听说山上还有一户半，有一户就剩一个人了。

看见野兽

那时候，砖厂这带有很多野兽，有狼，有鹿，有狍子，有黑瞎子，还有四不像。白天常听见野兽叫，晚上它们叫得更欢，除了狼嚎，俺听不出哪个是哪个。后来能听出狍子的叫声，他们告诉俺，像破锣似的，叫得最难听的是狍子。

有两次，上山干活儿去晚了，俺就翻山去干活儿的地方。山上的小道像蛇似的，都是弯儿。走过一个山，就是一个沟，过了第三个山，走到第三个沟，才到俺干活儿的地方。他们先走的，也没俺到得早。

他们都问：“你一个人钻树林子，不害怕吗？”

俺说：“俺不怕野兽，俺怕鬼。”

大家都笑，问俺：“你见过鬼吗？”

俺说：“没有。”

他们说：“你就是自己吓自己。你要是看见野兽，你不怕吗？”

俺说：“不怕。”

公公在林子边上开了一块地，种了黄瓜、毛葱、豆角。有天早晨，俺去摘豆角，黄瓜架、豆角架东倒西歪，地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蹄子印儿，俺有点儿怕。正害怕的时候，树林里走过来一个野兽，影影绰绰的，看不清。看皮毛的颜色，像狼。

俺听人家说：“看见狼不能跑，两条腿的没四条腿的跑得快。你要是跑，狼扑过来，把你摁倒就掐住脖子。”

俺吓得哆嗦，心跳很快。想放下篮子趴在垄沟里，不行，豆角架都倒了，挡不住俺。俺哆哆嗦嗦拔下一根榛柴棵架条，带下来四五棵豆角秧。

俺一边拽下豆角秧一边劝自己：“你不是不怕野兽吗？今天咋怕成这样？别怕，拿好榛柴棵，离豆角地远点儿。要是俺叫狼吃了，孩子还有菜吃。”

俺朝狼走过去，越来越近，快到跟前才看清，那是个大马鹿，它正歪着头看俺。俺知道，鹿吃草不吃人，心跳还是快。过了半天平静点儿，回去接着摘豆角。从那以后，俺再也不敢一个人翻山。

有一回，俺四个家属从建兴回来，看见一个狍子横站在路上，歪着头看俺们。俺们接着往前走，它一动不动。离它还有十步远，它才扭头跑了。

冬天砖厂停产，小郭木匠到建兴干木工活儿。干完活儿往家走，一出建兴天就黑了。他后来说：“那时候我多想有个手电，要是有个手电，也能给我壮壮胆。十五里山路黑乎乎的，一个人没有，两边都是树林子。”

离家还有一里多地，有个小黑瞎子跟在他后边。到了家门口，它还跟着呢。小郭用脚跟踢了两下门：“开门！开门！”他的木匠斧子对着黑瞎子砸下去，黑瞎子叫着跑了。

大伙儿问：“你早咋不砸它呢？它在你后边跟着，怪吓人的。”

小郭说：“我怕打不过它。到了家，老婆孩子都能帮我。它要是半道上把我咬伤，我冻死也没人知道。这小东西可把我吓坏了，到家以后，棉袄湿得呱呱的（呱呱的：此处意为棉袄湿透了）。”

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建兴的小夏和两个邻居上山打柴。他们看见一块石板，石板下有个洞，雪地上有黑瞎子的脚印。三个人都拿着刀把子锯，在石板上蹦了一会儿。没有黑瞎子出来，三个人都走了。

小夏说：“黑瞎子肯定在洞里，咱再回去看看。”

两个邻居没搭茬儿，他自己回去了。这回，他刚在石板上蹦了几下，洞里出来个黑瞎子，上来挠了他一把，把他的一个眼珠子拽下来。他赶紧跑，黑瞎子没追。那天零下二十八九度，他捂着脸跑了十三里路，才跑到医院。那只眼睛没保住。听说，小夏刚结婚，还不到一个月。

过了二十多天，建兴四个年轻人上山打柴，不知从哪个洞里又出来一个黑瞎子。早看见的仨人都跑了，剩下的这个想跑，跑不了，道让黑瞎子挡住了。黑瞎子张着大口要吃他，吓得他直往后退，手里的刀把子锯也掉在地上。眼看着黑瞎子的大嘴到了脸前，他闭着眼睛把手伸到黑瞎子的嘴里，再接着往下伸，抓了一把东西就往外拽。

那三个小伙子跑到建兴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带上枪开着吉普车去了。到了出事的地方一看，小伙子昏死过去，黑瞎子也死了。他们先把人拾到车上，回来又抬黑瞎子。小伙子慢慢缓过气，除了胳膊让黑瞎子的牙齿刮伤，别的地方没事。大伙儿说，他是吓昏了。

要去山里的时候，俺家卖了两头大肥猪。丈夫要买猎枪，婆婆不让。

婆婆说：“俺和你媳妇忙了快两年，养了这两头猪。卖了猪，也得让俺们手底下宽绰宽绰。你买枪容易惹祸，人家借你的枪惹了祸，你也得跟着沾包。”

咋说也没挡住，丈夫人托人脸托脸整了个枪照，买了一个双筒猎枪，又买了枪衣和子弹，两头猪的钱剩不多了。刚到山沟的时候，就他说山沟好。他管后勤，忙的时候，常往建兴跑，往回买砖厂用的东西。冬天不忙，他有空就去打猎。他特意买了个皮袄，怕把正面划出口子，他把皮袄翻过来穿。

他哪次出去打猎，俺都提心吊胆。俺不担心他迷山，他比谁都记道。他那样穿皮袄，离得远看不清，俺怕他碰见打猎的，把他当成野兽放倒。好在他平平安安，一只兔子也没打着。自己玩够了，他就把枪送人了。

砖厂有人在山上挖了个陷阱，想窖住狍子，那儿的狍子特别多。过了些日子去看看，陷阱里有个獾子。他把獾子背回家，大伙儿都过来看，说是能卖不少钱。山沟里没地方卖，他又舍不得吃，就把獾子放了。

冬天进山

冬天砖厂停产，俺们也闲不着。家属工跟着工人上山锯木头、抬木头。女人都穿着棉靰鞡（靰鞡：也作“乌拉”，东北地区冬天穿的一种鞋，用皮革制成，里面垫乌拉草），打着裹腿，戴着皮帽子，穿戴跟男人似的。

上面有规定，砖厂烧砖只能用站杆、倒木和水灌子树。站杆，就是那些死树。水灌子树不结实，听说只能做铅笔，家里烧火都不愿用它。跟前的站杆、倒木、水灌子用得差不多了，眼看着供不上烧窑，砖厂领导松口说：“咱的砖得烧，树看着伐吧。”

开始伐树，俺们舍不得，家里烧火也都烧枝丫。后来进山，看见打柴的专门伐好松木，说是好烧，俺们也舍得了，想伐哪棵伐哪棵。伐小树用刀把子锯，一个人就行了。伐大树得用“二人抬”，就是两个人用的大锯。树伐倒了，再一截一截断开。整天在雪窝里坐着、跪着干活儿，一点儿都不冷，有树挡着，山里没风。

在山上干一天活儿，上午休息四十分钟，下午休息四十分钟。休息的时候最热闹，有时候猜谜语，有时候开玩笑，还有的时候摔跤，男人跟男人摔，女人跟女人也摔。道上都是雪，摔倒了也不疼。

山里接连出了几次事，野兽伤了人。队长说：“你们女的撒尿要是害怕，我找两个小伙子给你们当保镖。”

家属工里有几个能说的，小刘说：“队长，就你当保镖最好。我们这帮女的都对着你，一人一泡尿，保你喝得饱饱的。”

小王慢声拉语地说：“小刘你说得真难听，人家队长领咱们干活儿容易吗，人家有想法，咱得好好招待才是呀。”

有个小伙子问：“用啥招待队长呀？”

小王说：“你问队长用不用吧？”

小伙子说：“用，用，他不用，我用。”

小王说：“渴了有暖茶，饿了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队长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俺听别人出过一个谜语，谜底是“二人抬”那种锯。俺出给他们听：“两人面对面，你干我也干，为了一个口，累了一身汗。”

那几个男人都猜歪了，说得很难听。

有个男人接着出谜语：“荒草护坡一道河，河里有水看不着。红头骡子去喝水，喝的没有吐的多。”

每次说笑过后，队长都说：“到点儿了，快干活儿。”

树锯完了，得往山下抬。最累的活儿是抬大木，两个大杠，四人一伙，男人跟男人一伙，女人跟女人一伙。抬大木的时候，得喊着号子：

“下腰挂那么，嗨哟——

“挺起腰那么，嗨哟——

“往前走那么，嗨哟——

“加把劲那么，嗨哟——”

喊着号子，四个人走一样的步，大木不摇晃。要是一摇晃，肩上的杠子就加重了。干这种活儿，就看出大个有劲了。一样的大木，四个大个能抬起来走，四个小个就抬不起来。刚抬大木的时候，浑身哪儿都疼，疼了五六天，后来哪儿都不疼了。

有一天，小刘出外撒尿，好长时间也没回来。要下班的时候，俺跟队长说：“没看见小刘。”队长着急了，让大家快找。天都黑透了，还是没找到小刘。

小宋说：“俺家两个孩子，他爸不在家。”

队长说：“今天找不着小刘，谁也别想回家。”

找了一个多小时，听见有人喊：“找到了，大家别找了，在这里。”

大家都往一块儿走，走到一个陷阱跟前，小刘还在陷阱里。大伙儿用打火机照着，队长把他的长围脖挽个疙瘩甩给小刘，小刘抓住疙瘩，一步一步蹬上来了。

大伙儿一起往家走，小刘说：“在陷阱里待了三个多小时，快急死我了。要不是你们，我得冻死在里面。”

有个女人说：“以后出门可得看道。”

小刘说：“和平地一样，你咋看？”

有个男人说：“你们以后撒尿，就地尿吧，男人闭上眼。”

一路上说啥的都有。

进山的时候，俺们一人拉一个空爬犁。下山的时候，一人拉一爬犁木头送到砖厂。冬天这几个月，俺们得备够砖厂一年烧的。

山沟里的孩子

孙井武家有两个男孩，大的六岁，小的四岁。孩子他妈上班，把两个孩子反锁在家里。

有天下午上班，孙井武说：“今天我炝锅做的疙瘩汤，比咸菜还咸。我放的盐不多，咋这么咸呀？拿暖壶兑点儿开水吃吧，兑了不少水，还是咸。倒点儿水喝吧，暖瓶里的水齁咸。喝口凉水漱漱口，凉水齁齁咸。我这才想起来，前两天买了三斤盐，找了一圈儿没找到。再一问，这俩孩子在家玩，把盐全倒缸里了。”

过了几天，刘嫂回家拿东西，从孙井武家窗下走，听见孩子可着嗓子号。她趴窗户看看，看见孙家老二棉裤冒烟呢。刘嫂大跑（大跑：很快地跑），回砖厂找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再跑回来开锁，孩子的裤子已经着了半尺多长三寸多宽，里边的肉都烧硬了。

孩子他妈心疼得浑身哆嗦，蒙了。跟过来的砖厂领导拉个小被给老二盖上，又找来卫生所大夫，给孩子清洗、上药。

俺下班过去看，孩子已经睡着了。听孩子他妈说，中午家里来人了，孙井武拿出烟抽，走的时候忘了放起来。这俩孩子划火柴玩吸烟，把裤子点看了。

山沟里没有学校。砖厂领导想过办学校，在临时工里找了个年轻人教孩子，教了一个多月人家就走了。后来，稍大点儿的孩子都送到建兴上学，小点儿的孩子要么锁在家里，要么在这巴掌大的地方乱跑。小孩子捅了几次娄子，领导不放心了，让谷会计想办法圈住孩子。没事的时候，谷会计教他们算加减法，背乘法口诀，没有书。谷会计一忙，这些孩子就放羊了，想干点儿啥干点儿啥。

山沟里的孩子没见过啥，见啥都新鲜。外面拖拉机来拉砖，总围一帮孩子，咋撵也撵不走。有一次，拉砖的是个牛车，也围一帮孩子。俺丈夫看见大闺女也站在那儿，就问：“大玲，你在这儿干啥？”

大玲指着牛说：“我看这个东西。”

丈夫问：“这个东西是啥？”

大玲说：“不知道。”

丈夫跟俺说了好几遍：“山沟好是好，就是耽误孩子。好好的一个孩子，连牛都不认识，这不傻了吗？”

丈夫外出，回山沟的时候带回一捆儿韭菜。大玲看三哥拽了几根韭菜吃，她也学他的样，抽出几根韭菜，用手撸撸，和馒头一起吃。二闺女那时三岁了，说话大舌头，她噔噔噔跑到俺跟前，说：“妈妈妈，你看我大姐多虎，她吃草！”

从山沟里刚搬出来，俺的孩子眼睛都不够用，看哪儿都新鲜。俺丈夫也能惯孩子，只要是他们没见过的，想要啥给买啥。俺们还去了一趟哈尔滨动物园，让孩子们看个够。

家里人

俺娘

爷爷去世的时候，俺爹两岁，家里十八口人，二爷爷当家。三个姑姑都嫁出去了，奶奶常年有病，爹在这个家里受大爷大娘的气。

爹去厨房吃饭，遇到俺大爷，不是挨踢就是挨打，挨骂是常事。二爷爷是里长，有正事，他看嫂子病重下不了床，就去侄媳妇的娘家冯庄，跟亲家商量，要给侄子办喜事。结婚那年，俺爹十二岁，俺娘十六岁。

三天回门回来，娘看奶奶病重还吃大锅饭，就去找二爷爷说：“叔呀，俺婆婆病这么重，不能再吃大锅饭了。你给俺买些东西，俺给婆婆做。”

二爷爷问：“要啥东西？”

娘说：“白面，香油，红糖，白糖，江米，鸡蛋。”

二爷爷很高兴，骑上小毛驴，把娘要的东西全买回来。大娘看见了心里有气，背着二爷爷说闲话：“俺娶的不是兄弟媳妇，娶的是当家官。”

说了三四遍，俺娘没理她。可大娘说起来没完没了，娘就拉她去人多的地方。娘岁数小个子大，大娘小个子小脚，娘连推带拉把大娘推到庙门那儿，那儿人最多。

娘问她：“你天天说俺是当家官，今天当着众人面你说说，俺给你当的啥家？你说！”

大娘啥也说不出来，娘气得一把推倒她：“你说呀！”

她刚站起来，娘就把她推倒，一连推了四五个跟头，出了气才回家。

俺姥爷听说了，第二天去看闺女。那时候，新媳妇和人打架丢娘家人，让人笑话。娘看见姥爷就跪下了，说：“爹，俺给你丢人了。”

姥爷说：“你做得对，为了孝顺婆婆，打架不丢人。你不要怕她！”

从那以后，大娘再也不敢说俺娘是当家官。娘给奶奶换样做吃的，奶奶的病也慢慢好了。娘跟二爷爷说：“叔，咱家没有个认字的，你侄子年纪小，干不动活儿，叫他去上学呗。”

二爷爷二话没说，把爹送到私塾，爹成了这个家里第一个读书人。

娘发觉，俺爹吃饭像个贼，到厨房拿个干粮就走。娘问爹咋回事，爹啥都不说。二大娘跟俺娘都是冯庄闺女，她跟娘说了实话。大爷常当面说，把俺爹整死，家业就是他的了，俺爹怕在厨房碰见大爷，七八年没敢在厨房吃过菜。

娘听说了气得哆嗦，吃饭的时候，她硬是把爹拉到桌子跟前。爹不敢抬头，不敢动筷，娘说：“俺在这儿，你怕啥？谁敢动你一手指头，俺把他的爪子掐了！别怕，你大方吃。”

爹已经不会大方吃了，赶紧往碗里夹两口菜，始终不敢抬头。

娘把这件事告诉了二爷爷，她问：“你侄受这么大委屈，你知道吧？”

二爷爷说：“不知道，俺天天忙。俺看清车不在厨房吃饭，问过你大嫂，你大嫂说，他吃完饭走了。”

娘说：“俺要分家。”

二爷爷哭了，说：“你俩都小，分家，俺对不起死去的哥。不分家，你大哥大嫂不是东西，清车受委屈。你婶死得早，俺当家不管家，这些事真不知道。”

末了，二爷爷叹口气说：“分了吧。”

这个家一打两份，一份是奶奶的，一份是二爷爷的。二爷爷又把他的家产一打三份，都分开了。二爷爷续了个二奶奶，过得挺好。二大爷家有三个闺女，过得也挺好。

大爷家四个孩子三个缺心眼，就大哥精。俺记事的时候，大爷大娘要饭吃，常去俺家借粮，光借不还。娘跟家里人说：“你大爷有脸来，咱就借给他。”

分家以后，爹继续上学，娘雇了一个长工，种地收割再雇短工。奶奶过了四年好日子，去世了。家里地多人少，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大哥二哥都供上大学，三哥不好好念书，没供出来。

百时屯穷人多，一到春天，都上俺家借粮。做买卖的也来。磨香油的没本钱了，跟俺家借芝麻；磨豆腐的没本钱了，跟俺家借黄豆；卖包子的没本钱了，跟俺家借小麦。有的借了粮，新粮下来就还了。有的借了不还，再来借，还是高高兴兴借给人家。

那时候，大嫂二嫂都娶进门，娘跟她俩说：“人家是一点儿办法没有了才来借，比如咱呗，借了人家东西不还，再去借，心里多难受呀。不管俺在家不在家，你们都要借给人家。”

农忙的时候，俺家的车马邻居随便用，马累得吃不下草料，长工心疼，说：“婶子，他们招呼都不打，拉出去就是一天，马累坏了，咱别借了。”娘说：“穷爷们多，咱不能看着他们种不上地，你喂点儿好料吧。”

娘天天忙，穷人家大人孩子有病了，娘得去看看，送白面、香油、鸡蛋和糖，问人家：“看病用车不？看病有钱不？”有时候，还替人家断官司。

俺庄大，就三个姓，外姓人进来受气。时姓本来是大姓，有个时家没有儿子，招来姓郭的养老女婿，叫郭路和，人很能干，日子过得好。时家的侄子本来以为可以䞍受大爷家产，希望落空，对郭路和有气。高粱刚打包，他用夹肢窝夹着镰刀，在郭家高粱地里来回走了五六趟，削了一亩多地小嫩高粱头，他的账夹子丢在郭家地里。

郭家岳母拿着账夹子来找俺娘，说她要去城里告状。

娘说：“你把账夹子给俺，俺叫他赔你的高粱。今儿晚了，明儿俺去找他，他不听话，你再去告他。”

第二天一早，娘就去找时家侄子，问：“你咋把人家郭家高粱给削了？”

他说：“没有，俺没削。”

“等人家把你告到县里，挨打你就说实话了。”娘说，“俺问你，你的账夹子呢？”

时家侄子脸红了，叫俺娘二奶奶，说：“这事是俺干的，二奶奶，你说这事咋办？”

娘说：“就两条路，看你走哪条吧。郭家把你告到县里，你损害青苗，得赔郭家高粱，还得蹲一年两年监狱。你要是听俺的，俺领你到郭家赔个礼，你就说你错了，再也不敢了，再赔人家高粱，事就完了。”

他说：“二奶奶，俺听你的。”

娘带他到郭家赔了礼。账夹子放在俺娘这儿，时家侄子啥时候赔了高粱，啥时候来拿账夹子。到了秋，时家侄子赔了高粱，把账夹子拿走了。

庄里有很多生气打架的，常来找俺娘劝架。他们都给娘面子，娘出面一劝，就劝好了。有一天夜里，俺都睡着了，有人叫门：“二奶奶开门！”

娘问：“你是谁啊？”

“俺是姜大成。”

娘把门打开，要点灯，大成不叫点灯，他说：“二奶奶，俺惹祸了。俺跟大发争小川他娘，俺扎了大发一标枪。”

娘问：“扎哪儿了？”

大成说：“扎肚子上了，扎得不重。二奶奶，你想法子帮俺吧，俺得出去躲几天。”

娘问：“大发在哪儿？”

“在小川家。”大成吓得哆哆嗦嗉，跑了。

娘把长工田志英叫起来，走在路上嘱咐田志英：“你就说，你起来给牲口添草料，听见这边好像出事了，把俺叫起来过来看看。”

小川他娘是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大发是个五十多岁的光棍。俺娘领着田志英带手电过去，看见大发捂着肚子，在小川家躺着呢。娘点上灯，仔细看伤口，不重。她找了小川家一块新手巾，把伤口捂上，田志英帮着，把大发搀到俺家东屋去了。

俺和小妹都醒了，听见大发大骂大成，啥难听骂啥。娘问：“你渴不？壶囤子里有热水。”

大发说：“渴。”

娘给他倒了一碗热水，问他：“俺咋没看见小川他娘？”

大发说：“大成拿标枪进来，她就光腚抱衣服跑了。”

娘说：“你这不是啥好事，谁要是问你，你就说有病了。俺叫大成家给你包工养伤，等你好了，俺再跟他要点儿钱。今后你两家还和从前一样，别叫人家看出来，行不？”

大发说：“行。”

娘又让大成媳妇一天三顿做好吃的，给大发送过来。七八天后，大发就能起来回家吃饭了。

有一年冬天，俺出门一看，路上围了一堆人，娘问：“那是卖啥的？”

邻居说：“不是卖啥的，那儿死了个人。”

娘赶快去看，捂捂那人的嘴，没气了；摸摸前胸，还有心跳。娘说：“你们行行好，把他抬到俺家去。”

大家动手把这个死人抬到俺家，放到娘床上。娘给他盖了两床被，添水烧柴把水烧开了，锅底下放了三块砖，砖也烧热了。娘把开水浇到砖上，用旧东西一包，左边放一块，右边放一块，脚底下放一块。娘又把这个人的牙撬开，放上一根筷子，半勺半勺给他灌热水。不到一个小时，那人活了，出了一身汗。他问：“这是哪里呀？”

看热闹的告诉他怎么回事，娘给他把汗擦干，问他：“哪里人？”

那人说：“俺是马庄人，走到百时屯，浑身发冷眼前发黑，啥也不知道了。你这个好心人，俺一辈子也忘不了。”

马庄离百时屯二里多地，娘让田志英套上车，用被子把那人围好，赶车送到家去。

有一天，四哥上俺家去了，他说：“婶子，你到俺家看看，俺家那个女人想药死俺，她给俺碗里下药了。”

四哥是个结巴，四嫂长得好看。百时屯人都知道，四嫂看不上四哥，有了相好的。娘赶快去了四哥家，一闻疙瘩汤，汤里放了很多香油，药味儿还很大。娘问四嫂：“你咋整上柴油了？挖个坑，把疙瘩汤埋了。好好刷刷锅，你再给他做一碗疙瘩汤。”

四嫂红了脸，又做了一碗疙瘩汤。娘跟四哥说：“那就是柴油味儿，你感冒了，鼻子不好使。”

娘把四嫂叫到俺家，说：“你胆子真大，你把他药死了，你还想活？药味儿那么大，谁闻不见？今儿他是来找俺，事给你压下了。他家哥们那么多，他要是找他哪个哥，你做的那碗疙瘩汤，他们得让你喝了。”

娘损了四嫂一顿，又差人把她娘叫来，把事情前后说了一遍。当着娘家妈，娘说四嫂：“你回去好好想想，你做得对不对。要是他四哥不明不白死了，不用他家，俺就去告你。”

过了三四天，四嫂来俺家，跟娘说：“婶子，你放心吧，俺再也不做那种傻事了。”

当区长太太时，爹给娘买回来好布料，让她做几身好衣裳，娘不做。娘说：“穿粗布衣裳，和大家伙儿一样，俺心里舒服。”娘穿了一辈子家织布，只在夏天穿一阵儿洋布衣裳。

从俺六岁起，家里有了好吃的，娘就让俺给大娘送。

娘说：“他们一年要半年饭，儿女不孝，能吃着啥？”

八月节这天，爹从城里买回来三只烧鸡，家里还炖了猪肉。娘盛了半碗猪肉，放了一个烧鸡腿、两个白面馍，让俺送过去。俺看见大娘手拿着两合面的花馍，前面放着半碗拍黄瓜，跟油条放一块拌的。

大娘说：“这油条放嘴里，时间长了，还能吃到肚里。黄瓜一咬一滑，俺没牙，吃不到肚里。”

俺说：“大娘，你吃这吧。”

下午，女人都到外面做针线活儿，娘、大娘和大娘的大儿媳妇也在那儿。大娘说：“俺今年的八月节过得好，他二婶子给俺送的肉真好吃，俺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

她儿媳妇说：“人家想着你的好处呢，你们从前对人家那么好，你都忘了吗？”

大娘红着脸啥也不说。

从记事开始，要饭的天天中午在俺家门口排队。从六七岁，俺就帮着分干粮。俺家吃啥，给他们分啥，一人半个馍或者窝头，有的拿了半个不走，排到后面再要一份。

娘这辈子雇过两个长工，平常跟俺吃一样的饭菜。春种秋收的时候，娘让他们点菜，想吃啥给他们做啥。时间长了，摸清了他们的口味儿，就按他们的口味儿做。

第一个长工叫刘庆云，跟俺家干了三十年活儿，娘帮他在井边盖了房子，说以后岁数大了打水方便，别人帮着打水也方便。娘还给他娶了个麻脸媳妇，可他太老实了，麻脸媳妇后来跑了。庆云大爷用工钱买了六亩好地，俺家的车马他随便使，他就是俺家里的一口人。他老了，干不动活儿了，他的六亩地俺家帮着种，弟弟来接他，他不走，土地改革的时候才走了。

第二个长工叫田志英，家就在百时屯，他喜欢喝生鸡蛋，里面放白糖和香油，说喝了败火。干活儿的时候，娘就拿新鸡蛋给他喝，一次喝三个。他在俺家干了十八年，土地改革的时候，他回家了。

俺家有一百亩好地，收的粮食大多数照顾穷人了。土地改革前，俺家连个砖房都没有，住的是九层砖的泥土房。

有天晚上，农民会会长和妇女会会长来俺家，跟娘说：“快分你家东西了，你把家里的东西、粮食往外倒腾倒腾，车马在圈里不行，能卖的卖了吧。”

俺家忙开了，车马都卖了，小麦、芝麻、黄豆、红豆和好衣服，都倒腾到跟前穷人家里。

过了四五天，俺还没起床，农民会会长领着工作组的站到院里喊：“都快起来！”他们来到俺娘屋，工作组的那个人说：“老太婆，你家里这块，地皮以上没你的东西了。”

娘点头说：“行。”

全家人都起来了，他们叫俺们都去厨房，用封条把各屋门都封上。吃完饭，来了一帮人，套了五个车，打开门就装东西。除了睡床和被褥，破桌子、破柜子、破筐都让他们拉走了。

往车上装粮食的时候，农民会会长说：“得给他们留个囤底，够老太太喝粥的。”

他们走后，俺们收拾囤底，舀出来十八布袋高粱。

土地改革后，一百亩地分了，给俺家留下几亩。外面的六间房给分了，里院留下八间，也够住。时间不长，又开始“审地主，紧浮财”，为的是把地主藏着的钱财抠出来。工作组把俺娘找去，俺和小妹吓哭了，大嫂抱着俺，二嫂抱着小妹，一起劝俺俩：“没事，咱娘一会儿就回来了。”可她俩也流泪了。

娘在工作组那儿押了两天，俺们担惊受怕了两天。工作组的人到娘那屋去过一次，他问：“老太婆，你家还有多少银元和金子？”没等娘说话，妇女会会长就抢着说：“她没钱，她的粮都叫穷人吃了，她的钱都叫穷人花了。”工作组的人说：“那就叫她回家吧。”娘在那儿睡了两夜，就回家了。

百时屯枪毙了一个地主，叫时纪堂。这个人白手起家，能干活儿，他一年到头背着粪箕子，起早贪晚拾粪。那时，买一斤大盐的钱能买三斤小盐，小盐苦。他舍不得买大盐，吃了一辈子小盐。紧着肚子攒钱买地，到了土地改革，他成了地主。他看地娇贵，地里的东西，谁碰一下都不行，可能得罪了人，民兵连长把时纪堂推到郭寺后面枪毙了。俺跟着很多人去看热闹，走到北门外就害怕，回来了。时纪堂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听说他们抱着爹的尸首哭得死去活来。

土地改革的时候，经常开会批斗地主，俺娘一次都没去过。“文化大革命”又开始批斗地主，百时屯的人从来不找俺娘。

一九七一年农历七月十六，娘去世了，活了七十三岁。当时正割谷子，大哥说：“咱家成分不好，出殡没谁敢来，一百斤面的馍够了。”出殡那天，百时屯五个小队歇工，一家没落都来了，俺家临时借面买菜。没那么多桌子，只好把门卸下来当桌子，放了一场院。还有上不来桌的，就蹲在地上吃饭。

事后，大哥说：“几十年了，百时屯没办过这样的丧事，这么多人到场。”

娘小时候叫香，嫁给爹以后就没名了，在家谱里，她是姜冯氏。

俺爹

俺爹叫姜清车，他出了学门，就办起百时屯小学，自己拿钱订做桌子凳子。屯里有庙院，前庙是两间砖瓦房，里边是泥神像。后院三间砖瓦房，里边主供的是白玉奶奶画像。东屋是三间泥土房，空着，这三间房就是爹的教室，他免费教书。

爹的一个学生叫姜来首，一个字教了多少遍，他也记不住。

爹有一次写了个“打”字考他，他怎么也想不起来，爹就往他身上打了一下，他说：“俺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念‘毁’。”“毁”是方言，巨野人把“打”都说成“毁”。

还有一次，爹写了“丁”字考他，他不记得了，爹说：“到一边想想去，想起来了再回答。”过了一会儿，爹问他：“想起来了吗？”来首说：“想起来了，它是小铁镢。”

小学办了几年，爹就被选作乡长，后来又做了五区区长。二嫂说，爹当年区长当得好，老百姓齐钱给爹请了个戏班子，在俺家门口唱了四天戏。

俺记事的时候，爹在巨野县当文书。爹在巨野县有个拜把子兄弟，俺那儿叫仁兄弟，两家处得像亲兄弟一样。仁大娘给娘捎信儿来，说爹在城里找了个小媳妇，住在哪儿都告诉得清清楚楚。娘带根树条子坐车就去巨野了，把小媳妇堵到屋里打了两下，小媳妇就吓跑了。

娘是个刚强人，不爱哭，等爹回来，娘掉泪了，说：“俺从苦水里救出你们娘儿俩，孝顺你有病的老娘，供你念书。家里种地，拉巴孩子，都是俺一个人顶着。你现在有本事了，想不要俺大人孩子了，你还有没有点儿良心啊？”

爹说：“我知道我错了，你别哭了，咱这辈子再也没这种事了。”

这件事爹和娘只字不提，他们照旧相敬如宾，家里人啥都不知道。只知道娘很少进城，去了一次城里，回来就张罗搬家。几十年以后，仁大娘提起旧话，才偷偷学给俺。

娘把整个家交给姜士海，车牛马和院子都在内。士海哥是个穷光棍，实在能干，收了粮食一家一半儿。娘带着三哥、小妹、俺和两个嫂子搬到城里，城里有个冯家家庙，俺娘姓冯，人家就让俺住到家庙里。

那时候，巨野县就一个大汽车，听见汽车响都到门口看。县长叫曾子南，车是他的。县长出门的时候县城戒严，路上一个人不能有，县长的车过去，路上再叫走人。

有一次，俺上仁大娘家去，下午回来晚了赶上戒严，有个人敲着铜锣喊：“戒严了！戒严了！”

俺是个七岁的小闺女，不懂啥叫戒严，还往前走。那个人走到俺跟前，咣的一声锣响，他嚷：“你咋还走？”把俺吓一跳。

俺说：“俺要回家。”

他用手一指：“上那屋里去。”

俺就去了那家卖水的屋，屋里站了好些人。天快黑了，才叫俺走。

俺哭着回到家，娘站在门口问俺咋回事，俺说戒严了。仁大娘家两个邻居的小闺女都学唱戏，跟俺年纪差不多，她们把俺带到大洋马戏班子。戏班子的人叫俺唱歌，来回走几步，最后说：“来吧。”俺跟娘说这事，娘不同意，说那是下九流，俺心里可难受了。天天见不着爹的影儿，俺就得听娘的。

三哥去潍坊找大哥了，听说八路军要打巨野城，俺和大嫂到城北赵庄爹的仁兄弟仁四叔家住。住了二十多天，听说不打了，俺回到城里。刚住下没几天，打起仗来。

打了好几天，县城打开了，八路军进城，县长曾子南和县里的官都被抓起来，爹也被抓起来。家里没男人，娘身体不好，两个嫂子都是小脚，小妹还小，俺成了家里跑腿的。俺家小麦送到磨坊，给俺个竹牌子能领面。白面不敢多要，一次就要五十斤，要多了怕生虫子。黄豆送到油坊，豆油也不能多要，要多了没处装。每隔一天，俺要上一趟南关外集市买菜。

冯家家庙离监狱二里多地，一天两次给爹送饭，俺就怕刮风下雨。监狱跟前有一处道不到两米宽，东边是住家的墙根，西边是又深又大的坑，下雨天出门全是泥道。俺穿着一双旧布鞋，提着瓦罐，里面是粥，上面是菜，干粮单拿着。雨天走到大坑边上，俺光怕滑到坑里，大风天怕刮到坑里。害怕归害怕，送饭俺风雨不误。

有一回，给爹送饭碰见公安局长，他姓国。他问俺：“小闺女，你给谁送饭呀？”

俺说：“给俺爹姜清车送饭。”

“你哥哥呢？”

“在济南。”

“在济南当官了？”

俺说：“不是，他们做买卖。”哥哥当中央军，俺不能跟他说。

“做啥买卖？”

俺憋了一会儿说：“卖煤。”八岁这年，俺头一次撒谎，脸都憋红了。

国局长问：“小闺女，想不想你爹呀？”

俺说：“想。”

他说：“你进去看看吧。”

把门的给俺提着饭，俺跟在后面，一连拐了三个弯才到了里院。看见爹，俺不知道亲。他总不在家，俺都不知道跟他说啥，就把身上的钱给他，叫他剃头。给了钱，俺就出来了。等爹吃完饭，俺把罐子带回去。

回家跟娘说，俺看见爹了，局长咋问的俺咋说的，也全告诉娘了。娘问：“你爹瘦了吧？”

俺说：“没瘦，白了，胖了。”

娘大概放心了，不再问。

有一天枪毙曾子南，俺去看热闹。县城东北有个戏楼，戏楼上有几个人拿着枪，还有一个人在台上讲话。西南角跪着五个人，第一个就是曾子南，听说有两个是陪绑的。台下，有个老太太用棍子指着曾子南，她没牙了，俺听不见她说啥，看样子很生气。

枪毙的时候，俺不敢看，就回家了。学给娘听，娘把俺抱到怀里哭了。俺吓坏了，问娘：“你哭啥？”娘哭得很伤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哭了一会儿，娘才说：“傻孩子，你这回看人家的热闹，下回就该枪毙你爹了。”

俺不信，枪毙的那仨人都是当官的，俺爹不是官，他就是个写字的。起夜的时候，看见娘坐在她的屋里吸烟，听见她唉声叹气，再想想那天她哭得那么难受，这事好像是真的，爹也要被枪毙了。

在家的时候，俺从来不哭，给爹送饭的路上天天哭。有时候四外人少，俺就放声大哭。过了半个月，娘问：“你咋瘦了？”俺说：“长个了。”六岁的小妹啥也不懂，她倒是真长个了，长得和俺一般高。

俺又去给爹送饭，有个人跟俺说：“小闺女，明儿你就不用送饭了，你爹明儿解到章缝去。”爹给解走了，俺家也从巨野县搬回百时屯，娘和小妹住到章缝，还是天天给爹送饭。章缝当时是个区，离百时屯十二里地。时间不长，布告贴出来，三个人要执行枪毙，爹在里面。

二哥看见布告，没跟家里说，他的眼睛都哭肿了。他把起尸体的担架绑好，上边铺一个老蓝色的褥子，还有一块白布，准备给爹包头。执行枪毙的前一天，俺听见二哥在担架边上抱头哭：“谁能帮帮我？我要是能替爹死，我死了也行。”

也是在这天，四邻八乡男男女女三百多人来到章缝区政府。他们的年纪都在五十岁以上，跪在区政府门口，异口同音说：“俺是来保姜清车的，他是好人！你们今天得把姜清车放了，你们不放人，俺不走！”

区长出来了，区长说：“乡亲们，你们先回去。我得给省里去电报请示，电报回来，我就放人。明天枪毙的，就没姜清车了。我们看出来了，姜清车是好人，要不是好人，他儿子就是磕头请，也请不来这么多人。”

十多天后，爹给放回来，那时候叫“居保外押”，就是老百姓监督。

一九四九年秋天，俺们从济南搬回来，地都分完了，九口人只有六亩多地。一家九口得吃饭，五十多岁的爹开始学种地。俺家有十亩碱地，他们没分，以前这十亩地种啥都不长。几年前，二哥在地里楔上林柳，林柳楔得一趟一趟的，可直溜了。以后，年年秋后收林柳，砍回来晒干当烧柴。爹想在碱地上种庄稼，他天天推着木头轱辘小车，去刨林柳疙瘩。刨了一冬天，林柳疙瘩刨完了。

爹从秋天积肥，他积的肥叫“绿肥”，跟别人积肥不一样。俺家门前有个现成的坑，爹把拾来的粪倒里面，扫院子的土也倒里面。牛不吃的杂草，爹整回来剁碎倒坑里。邻居的碎柴火末子，也倒在坑边上。山东不冷，粪坑发热不上冻，沤上一秋一冬，沤好了。到了春天，“绿肥”一车一车往地里拉。

该种地了，俺家没车马，邻居都说：“家里的车马，你随便用。”爹在碱地上种小麦，割完小麦，种地瓜、黄豆。不知是林柳拔走了碱，还是“绿肥”好，碱地的收成和那六亩地一样好。

后来，爹照着书本种瓜。邻居说爹种瓜有一套，他想让哪个枝上结瓜，哪个枝上就结瓜。爹种的西瓜都长到三十多斤，有个西瓜王长到五十八斤。瓜地罢园了，爹用自行车把瓜王推回家，他从瓜根打开，用勺子往外舀瓜瓤，舀到碗里当粥喝，又沙又甜。瓜太大了，爹出去，找了几个邻居帮着吃。大伙儿都说，长这么大，没吃过这样的好西瓜。

俺给爹看了一夏天瓜园，收秋了回婆家，爹送俺两个大甜瓜，一个都八斤多，那是西瓜趟子里种的晚瓜。打开瓜一看，瓜肉红到皮，瓤很小，切开一溜一溜的，像西瓜。公公婆婆都说，活了五十多岁，没吃过这样好吃的甜瓜。后来成立生产队，爹年年上瓜地，成了种瓜能手。

一来运动，生产队干部就把爹送到章缝公社，跟公社领导讲俺爹的所作所为，那些领导对爹都挺好，跟爹说：“你就在这儿学习吧。”他们拿报纸叫他看，给他笔叫他写检查，从八岁写起。

百时屯的工作组总换人，有人问起：“姜清车呢？”

生产队干部就说：“送到公社去了。”

问到公社，公社的人就说：“写检查呢。”或者说：“看报纸学习呢。”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爹扫过大街，参加过一次批斗会，别人挨打挨批，没人对他咋的。

娘去世以后，三哥三嫂把爹接到黑龙江省通北林业局前锋林场。在百时屯大嫂二嫂都孝顺，到了林场三嫂也孝顺。林场的人都尊敬爹，春节前排队找他写春联，一写就写好几天，爹在那儿生活得很开心。一九八二年农历十一月，爹八十岁那年去世。

三哥是林场职工，无职无权，但大伙儿都说：“这老爷子人好，咱得好好送他。”

为了爹的丧事，林场停工三天，男的搭灵棚、买菜，女的扎花圈、蒸馒头，灵棚两边挂幛子，邻居送的幛子挂了十多米远。

丧事过后，三嫂拿出爹的小包让俺看，里面的衣服叠得板板正正，有个背心后背都碎了，还干干净净的。三嫂说，爹自己洗衣服，冬天他起来点炉子，要是有现成的饭菜，他就把饭菜热好，等着他们起来。

人多地少，俺家最难的时候，爹说过几句话，一句是：“人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向困难低头。要多动脑子去想，想出好办法，去解决困难。”

俺问：“要是想不出好办法呢？”

爹说：“那就得把心放宽。”

他还说：“不可挽回的事，不要去多想它。”

俺问：“啥是不可挽回的事？”

当时在饭桌上，爹举着碗说：“就好比这个好看的碗打了，你再心疼，它也长不上去了。”

那时候小，这些话俺不懂。后来懂了，俺也这样告诉孩子。

二哥

俺二哥姜士魁十一岁订婚，十四岁结婚。娘给儿子找媳妇，要父母双全的，不要老绝户的闺女。订婚的时候，二嫂有爹，有弟弟。土匪刘克七的人进庄，见人就杀，杀了二嫂的爹，二嫂的弟弟出天花也死了。娘说：“这就是命，命该如此。”

二哥一九四二年农历十一月结婚，那时候爹是五区区长，喇叭吹了三天，可热闹了。送亲的人回去说，这个女婿有点儿傻。二嫂三天回门，她娘偷着问：“你女婿傻不？”二嫂说：“可别听他们的，他可不傻。”

二哥听说岳父家那边人说他傻，春节串新门那天，他特意往两个袖子里装了四个馒头。到了岳父家门口，马车停了，有接亲的，有看新女婿的。

二哥下车的时候两手一放，馒头掉到地上，他满地找馒头，一边找一边嘀咕：“馒头哪儿去了？馒头哪儿去了？晌午吃，晌午吃！”逗得一街两行的人哈哈大笑。进屋见岳母，他还是彬彬有礼。吃完饭，小两口坐车回去，二嫂问：“你那是干啥？你拿馒头俺咋没看见？”二哥说：“让你看见了，还能让俺玩？”

结婚以后，二哥到巨野接着上学。十六岁那年，二哥领着三个同学到俺家地里去撇高粱叶，撇的高粱叶归个人，都回家喂牛。走到地头，看见有个人拿着镰刀和袋子在削俺家高粱穗子，二哥跟同学说：“等一会儿再进地，咱别吓着人家，让他整够载。”

到了十七岁，扁豆熟的时候，他带着俺家的枪，领着六个穷人家孩子，去偷大财主家的扁豆。他不偷，他帮着看人。

二哥还和他的同学庞法思在庙里办起小学校，不收学费，学生买两本书、一块石板、一盒滑石笔就来上课了。他让俺也去上学，说俺是个大学料子。俺跟着去了几次，二哥教算术，

也教国语。学校里有四五十个学生，前刘庄的孩子也来了，就俺一个女孩子。

屯里的人听说俺上学，都笑话俺，离老远就喊：“女学生！女学生！”俺六七岁了，已经知道害羞，二哥咋劝，俺也不去上学了。一九四六年夏天，八路军和中央军在百时屯来回拉锯，谁都不敢出门，学生也不来上课了。

八路军在百时屯的时候，搞土地改革，俺的一个堂兄姜照红能说会道，聪明伶俐，当上了农民会会长。他原来抽大烟，家里的地都卖了，全指着偷东西过日子，也没有媳妇。寡妇嫂子让他强奸后，连气带吓病死了。

寡妇娘跟他说：“照红啊，俺生你们哥几个不容易，你得学好啊。”

他说：“你那时也是图自己好受了。”

八路军来了，姜照红红起来，还娶了个挺好看的媳妇。

中央军打进来，抓住姜照红，把他绑到俺家拴马的柱子上，绑结实了都去吃饭。俺跟着看热闹，听见姜照红自言自语：“俺这是翻的啥身啊？俺这是翻的啥身啊？”

那时候，中央军抓住农民会的人往死里整，让他们一个个往外咬同伙。姜家有个侄女在肖楼当妇女会会长，中央军抓住她吊起来打，打得身上全是伤，又放下来，把她双手砍掉。侄女跳水坑了，中央军又把她捞出来。侄女流血过多，已经死了。

吃完晌饭，听说姜照红跑了，俺到拴马的柱子那儿看，那儿围了很多人，有中央军，也有看热闹的。都说是二哥放跑了姜照红，二哥也跑了。二嫂说，巨野城里都贴告示了，悬赏缉拿姜照红和二哥。

后来，二哥当了还乡团，把老婆孩子搬到济宁，他的头头叫陈兆林。有天夜里，二哥和表哥回家取枪，回去的路上看见一大队八路军。那是农历七月，有月亮，没处躲藏，他俩都把子弹压上，躺到道边的沟里。

二哥以为这回没命了。

八路军走近了，天上飘来一块黑云，把月亮盖上了。八路军过去，黑云也飘走了。

有一回，陈兆林夜里带人去百时屯，让二哥跟着。当时，农民会会长姜照红住在俺家，他们夫妻被堵在床上。二哥知道这回救不了堂兄，就出去了。姜照红被还乡团枪毙在院子粪坑里，他媳妇扎到桌子底下不出来，还乡团就把她枪毙在桌子底下，怀孕八个月的孩子也流产了，两尸三命。百时屯有人看见二哥回庄，就说这事都是二哥干的。

事后，俺听见娘问二哥：“照红是你枪毙的吗？”

二哥说：“不是。要是我枪毙的，不能让他死在咱家里。”

陈兆林看二哥长得高大，有口才，还有学问，就给他三十个人三十条枪。快解放的时候，二哥他们驻在一个屯里。八路军来打这个屯，人数没有还乡团多，他们在东边打一会儿枪，到西边去埋伏。还乡团不敢对抗，东边枪响就往西边跑，正好中埋伏。那时二哥发疟子，冷一会儿热一会儿，没力气走路，两个兵搀着他在水里走了一阵。

二哥对他的兵说：“你俩快走，快走！”

俩人不走，说：“俺走了，队长你咋办？”

二哥拿出枪来说：“别管我，快逃命！再不走，我就枪毙了你俩！”

俩人三步一回头，走了。二哥看见有一小块高地，上面没有水，就躺下了。感觉身体好点儿，他回到屯里，一个八路都没看见。屯里的人跟他说，他的兵死的死，跑的跑，活捉的活捉，一个没剩。他心里难过，回到济宁又病了十多天。

病好以后，二哥租个马车，把老婆孩子送回百时屯，他来济南了。俺听见他问娘：“俺不在家这几年，有人欺负咱家不？告诉俺，俺回家就宰了他！”

娘说：“别说百时屯，四邻八乡的人咱都欠人家情。你不是不知道，没有他们保你爹，你爹早没命了。”

济南当时已经解放，二哥参加了解放军。干了十多天，人家就让他当班长。班长干得好，听说又提拔了。在济南大街上，姜照红的外甥孬孩看见二哥，就把二哥告了，说他当过还乡团。

解放军最恨还乡团，他们把二哥和爹五花大绑押上火车，准备先押到济宁，再押回巨野。押解二哥的是庞法立，他是庞法思的弟弟，也是二哥的好朋友，解放巨野的时候，人家就是八路军的团长了。火车快到济宁站，趁另一个押解的人睡着，法立割断绳子放开二哥，两人一先一后跳了火车。好多天以后，法立回到百时屯，破衣烂衫，一副痴呆相。上级没有追究他，也不再用他，他在百时屯当了一辈子农民。

爹被押回巨野，进了监狱，二哥下落不明。大哥去岳父家借来路费，去济南找二哥。听说二哥跳车后，坐上火车又回到济南，拿走自己的衣服，跟朋友借了一两黄金、几块银元。

有一天夜里，很多人带着枪把俺家的小院包围了，叫全家人都站到院里。那时候全国都解放了，俺十二岁，抬头一看，房顶上也有人，以为这是要杀俺全家。他们没杀俺，好像来找贵重东西，屋里屋外翻，没翻出来啥就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来找二哥的，据说有人看见二哥回家，那些兵都是巨野的。

还有一次，天黑了，有个侄子到俺家说：“俺二叔叫人家抓住了，在庙门前歇着呢，俺听见他们喊‘姜士魁’，要往巨野县押解。”

大哥放下饭碗就跑，俺也跟着往外跑。还没等跑到，大哥回来了，说不是，这个人跟二哥重名，全家揪起来的心这才落下。

俺们兄妹五个，二哥最不让爹娘省心。娘去世的时候，不知道二哥是不是活着。一九八○年，爹收到二哥从东京转过来的信，说他在台湾高雄。爹拿着二哥的信看了好几天，眼里含泪，一遍又一遍问：“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可惜，爹没等到二哥回家就去世了。

二哥回过两次老家，一次是一九八八年，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二哥头一次回百时屯，邻居指着二哥问二嫂：“这人是谁啊？”二嫂打量半天说：“不认识。”邻居指着二嫂问二哥：“这人是谁啊？”二哥摇头说：“不认识。”分开四十年，他们都老得不像样了。

一九九○年十月，孩子们在二哥送的电视机前看北京亚运会，俺连着几天心慌、失眠。后来接到信，说二哥在高雄去世了，他那年六十二岁。

俺舅

姥娘家有很多枣树。农历七月二十，枣红了。看见哪里有红枣，俺舅就用长竹竿子搁捞（搁捞：搅动），姥娘在地上拾枣。

姥娘想看看树上还有没有枣，抬脸看的时候，一个枣针尖儿扎到眼珠上了。找了好几个眼神好的，谁也看不见枣针在哪里。姥娘疼得受不了，舅心疼姥娘，吃不下饭去。他是个老实人，没出过远门，这次带了很多钱，领姥娘去菏泽看病。

那时候，交通不便，姥娘又是小脚，一路花费不少钱，看了很多先生，吃了很多药。有的时候，吃完药疼得轻点儿；有的时候，吃完药一点儿用没有。到哪里也没找到那个枣针尖儿。姥娘的眼一天比一天鼓起来，合不上眼。

姥娘有三个闺女、一个儿，娘最大，舅最小，娘最疼舅。姥爷去世早，娘供舅上学。这回姥娘有病，娘和三姨也拿了钱。二姨很孝顺，自己没有钱，在家不当家。

姥娘的眼疼了三年，眼珠子耷拉到眼皮外边，很吓人。没钱治病，舅卖了不少地，花很多钱，也没治好姥娘的病。三年以后，姥娘去世了。土地改革时，舅没剩多少地了，定的成分是中农。

一九四九年秋天，俺家从济南回到百时屯，舅去看娘。看见家里啥也没有，舅哭了，他不是能说会道的人，只是说：“这屋里啥也没有，你们这九口人咋过呀？”娘说：“慢慢过呗。”

当时，大表哥跟大表嫂刚结婚。舅把粮食留够他俩吃的，剩下的粮食、地瓜、大萝卜、胡萝卜都给俺送来了。

舅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娘问：“你把粮食都给俺送来了，你大人孩子吃啥？”

舅说：“姐姐你不用惦记我，人家都说东边乡里好混，我也想到那边去。”

娘留舅吃饭，舅饭也没吃，赶车走了。

冯庄离百时屯四里地，那边亲戚很多。他们跟娘说，表哥表嫂在家看家，舅领着妗子、二表哥和两个表姐、一个表妹出去要饭了。他们推着一个小木轱辘车，上面有几床被、一个锅，还有几根要饭棍。

舅是农历八月走的。舅走了，俺家吃的用的都有了。

小时候，娘常跟俺说：“千万不要瞧不起穷人，穷没扎下穷根，富没扎下富苗。”

这回送东西的，都是原来的穷人，娘当地主时交下的。俺九口人没受着苦，可苦了俺舅全家。娘是个不爱哭的人，这一冬天可没少哭。天冷了，娘哭；一下雪，一刮北风，娘也哭。

娘哭的时候就说：“好兄弟，天这么冷，你大人孩子在哪里了？”

过年了，娘又流泪，娘说：“咱过年啥吃的都有，你舅还在外边要饭呢。”

到了芒种，麦子熟了，俺舅全家都回来了。舅来看娘，娘看舅又黑又瘦，抓住舅的手放声大哭：“兄弟呀，你在外边咋受了？”

那年俺十三岁，小妹十一岁，娘第一次在俺们面前这样大声哭，俺俩也跟着娘哭。

娘不哭的时候，舅说：“姐姐你总是疼我。以前你过得好，这次难着了。我帮你，我心里还好受些。你再也别想这事了，我们年轻，吃点儿苦受点儿罪不算啥。”

娘说：“有乡亲们帮着，俺没受着罪，就苦了你全家了。”

那时，俺家买了弹棉花的洋弓，三哥蹬着，天天换粮食。收完麦子，二表哥来帮忙，蹬了一年洋弓，一分钱不要。俺家挣了钱，换了驴拉的洋弓，他才回家了。

“大跃进”以后，舅跟着二表哥也到了东北。他在东北去世的，活了六十多岁。

发家

解放以后，俺家回到巨野老家百时屯。这几年逃难在外，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不值钱的东西都扔了，老家屋里空着，啥都没有了。

百时屯的人知道娘回家了，都来看她。原来的床给送回来，支上了。锅碗盆勺油盐米面，也齐了。

不断有人来问：“还缺啥？”

娘哭了，再多的话也说不出来，只说：“中了，中了。”

大伙儿送的粮食还没吃完，姜庄齐的粮食送来了。姜庄离百时屯三十里路，住的都是姓姜的，跟俺们是一家子。他们推来五个木头轱辘车，一个车上装两布袋粮，十布袋就是一千二百多斤，有高粱，有黄豆。过年的时候，邻居送来的东西更全科，猪肉、牛肉、羊肉、小鸡、白面、胡萝卜、大萝卜、白菜、粉条，啥都有。

那时家里九口人，三哥十七，俺十二，小妹十岁，饭量都大。过完春节，送来的粮食越吃越少，眼看就断顿了，大哥愁得睡不着觉，眼睛熬得通红。他跟三哥商量，想借钱买个弹棉花机器，俺那儿叫“洋弓”。三哥去城里仁大娘家借了钱，买了洋弓，拉到仁大娘家。第二天，仁大娘起早给三哥做饭，他拉了四十五里地，中午到家了。

大哥说：“士彦，我去刘庄找个人安装吧。”

三哥把脸一沉，说：“你去呗。”

大哥看三哥不愿意了，不再说啥，也没去刘庄。三哥吃完午饭，不大会儿就把机器安装好了。他拿出家里的棉花试，邻居看棉花弹得好，都往这儿送。弹到天黑，换了三十多斤粮食。三哥长这么大没出过力，这天拉车走了四十五里路，回来又蹬一下午洋弓，晚上连说话的劲都没了。

娘心疼，说：“士彦，歇两天再干吧。”

三哥一天都没歇。蹬洋弓是个力气活儿，蹬一会儿就是一身汗，三哥天天都挣来一百多斤粮食。

吃喝不愁了，余下的粮食卖了，把钱还上。俺家又买一个挤棉花籽的轧车，当时叫“洋轧车”。干一天能挣一百五十斤棉花籽，俺家再把棉花籽卖给油坊。手里宽绰了，家里换上驴拉的洋弓弹棉花。开始一个毛驴拉，看一个毛驴拉太累了，又买了一个毛驴。两个毛驴拉一天，能挣二百多斤粮食。

四外庄上没有洋弓、洋轧车，都到俺家排队。看俺挣钱了，百时屯又有两家买洋弓、洋轧车。大哥和三哥一商量，把挤棉花籽的洋轧车卖了，还卖了一个小毛驴。钱够了，就开起药铺。那时候有句话，“开过药铺打过铁，什么生意都不热”，说的是这两个生意最赚钱。

二哥以前有个朋友叫张学奎，五十多岁，住在独山黄村，是个有名的大夫。他儿子也是大夫，家里也开药铺。大哥到独山把他请来，在俺家药铺坐堂。

张先生在百时屯看病，看得可响了，百时屯人送他外号“活神仙”，找他看病的排队，远道的就在俺家住下。张先生在药铺坐堂三四年，分文不取，还手把手教大哥学看病。

他跟娘说：“俺不缺钱，俺是来帮你的。”

五月节、八月节他都不回家，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娘心里过意不去，一直让张先生吃小灶。

药铺生意好，大哥和三哥根本忙不过来。冬闲的时候，曹海的两个表弟过来帮忙，他们也啥都不要。汤药价钱贵，张先生就给病人开药丸，药丸便宜，效果还挺好。药碾子叮当一响，俺就知道，他们又干活儿了，中药压成药面后，再打成药丸，他们四个人经常忙到半夜。

家里留下的洋弓和小毛驴都交给小妹了，两个人的活儿她一个人干。她还练出一个本事，棉花用手一提，就知道几斤几两，一点儿不会差。俺在家纺棉织布做针线活儿，两个嫂子磨面做饭织布纺棉。家里马上要发起来，来了新运动。

这次运动叫社会主义改造，俺家的药铺变成“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药铺归了公家，大哥留在药铺当大夫，按月拿工资。百时屯连着两年遭水灾，没了棉花，洋弓也没用了。为养家糊口，三哥跑到吉林，出了两年苦力。

婆家的家史

婆家祖上在山东省巨野县城北老张庄，爷公公叫张善奎，为人忠厚老实，他给张春桥家做长工。张春桥他爹张开益，看爷公公是个可靠的人，就在龙固集南买了五十多亩洼地叫他种，给他牛和车，还给他盖了房子，说是收了粮食一家一半儿。人家从来不问粮食收了多少，送多少收多少，人家是想帮他。

刚到徐庄，爷公公挨欺负，后来听说地是张开益的，就没人欺负他了。

爷公公有七个孩子，三个闺女四个儿子。大姑长得好，聪明伶俐，跟本屯子的一个男孩私奔了。后来大姑叫人传信，想回来看看爹娘，爷公公嫌她丢人，到死也没让大姑进门。

二姑也聪明，身材好，干啥啥行，就是一脸黑麻子，出天花落下的。她在婆家挨打受气，肋巴骨断了一根也不知道，她总说肚子疼，婆家也不给看，说死了更好。

爷公公带着二姑去看病，先生也看不出是啥病，就给开了两服汤药，吃了好一点儿，不吃药还是疼，二姑瘦得皮包骨，脸焦黄。结婚第二年，她生个女孩，叫松。要是生个男孩，她的日子还能好过些，生女孩是赔钱货，她就更难了。

二姑父娶个丑媳妇，心里总不舒服，天长日久心里不痛快就有病了。他多次要休了二姑，他娘不干，他娘说儿子：“人家又没做错事，你有啥理由休人家？老话说，休了前妻没饭吃。

老话还说，娶媳妇不讲丑和俊，把家做活值千金。”他娘不叫儿子休媳妇，儿子窝囊，病死了，松才三岁。

俺嫁到张家，二姑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常来帮婆婆做棉活儿，愿意跟俺拉呱。她跟俺说二姑父没了，她肚皮开始往外鼓，肚子疼得不行，一摸硬邦邦的。后来肚子越来越尖，里面像一根棍似的顶出来，有两寸长。

她瘦，肚皮薄，她自己用力一拔，就拔出来，疼得差点儿没昏死过去。拔出来才知道是肋巴骨，这根骨头在她肚子里待了五六年。窟窿眼长好，她肚子就不疼了，病也好了。俺来东北前，她还挺硬实的。

大爷信了邪教，会给别人看病，都说他看病看得好，后来他自己得了精神病，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二大爷是双眼瞎，死得早。三大爷是正经庄稼人。

爷公公给张春桥家种了五六年地，攒了点儿钱，冬天就用这点儿钱倒腾牛，挣了不少钱。这回刚卖了五头牛，大爷把银元都偷走了，不知跑哪儿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了管庄，叫人图财害命给杀了，尸体投到孔河口一眼井里，人财两空。

大爷的儿子富田长大了，想找那个杀爹仇人报仇。找到管庄一看，那家房子塌了，把那个仇人砸死了。

俺公公排行老四，是爷公公最小的儿子。闹军阀的时候，陕军路过徐庄，中午陕军过去了，下午公公去割草，看见一个掉队的陕军兵，手拿着枪东张西望。公公从他背后上去，把枪抢过来，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尸体拉到高粱地，公公得到了一把德国盒子枪。

有了那支枪，背着爷公公他和富田偷偷入了胡子，跟着那些胡子绑架抢劫，不干好事。有一回，俺叔伯嫂子看公公和富田鬼鬼祟祟，总去地瓜窖。趁俩人不在家，她掀开地瓜窖，差点儿没吓死。里面捆着一个人，整个人都是白色的，也不知在里面待多长时间了。过了两天，叔伯嫂子壮着胆又看了一次，人没了，不知道是回家了，还是让他们弄死了。

俺没见过爷公公，都说他是个好人，七十八岁了还能赶着牲口犁地，后来突然得病，也没诊出啥病，十多天就死了。

当胡子分点儿钱，公公买了四亩地，让姥爷公公种着，种了好几年，一粒粮食也没给过。后来，姥爷公公偷着把地卖了，钱也花了，婆婆生她爹的气，十来年不回娘家。我结婚以后，

婆婆才开始回娘家。

土改前，张开益找到三大爷和公公，跟他们说：“以后地就是你们哥俩的了，你们两家分开种吧，也别给我送粮食了。”

解放以后，胡子散了，公公回家种地。俺第一次跟着他们割麦子，到麦地一看，两边的麦子都比俺家长得好，高出来两寸多。再去一块麦地，还这样。后来俺就知道了，不管啥庄稼，哪块庄稼长得不好，哪块就是俺家的。

公公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俺大姑姐长得好看，又聪明，她跟丈夫感情很好，可惜她十六岁就有病，三十多岁病死，没留下一儿半女。俺到东北后，公公婆婆投奔俺，在一块过了二十多年。一九八○年，公公跟婆婆吵了几句，婆婆去了娘家侄子家。清明节那天，公公上吊死了。

富田家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双眼瞎，老二就黄豆粒大一只眼睛。老大十二岁、老二十岁那年，哥俩去水坑洗澡，都淹死了。后来又生个儿子，是哑巴。

二姨的家事

俺娘姐儿三个，都是大高个，长得好看。最俊的是二姨，她的脚最小，走路又快又稳。二姨家在高庄，离百时屯三里地。

二姨的婆婆上欺老下欺小，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以前她家盖房子，烙了一摞饼。奶奶婆婆给婆婆看孩子，过来拿了一张饼，掐了两根葱叶，卷好想吃哩，她一把抢过去，说：“都还没吃呢。”那是夏天，在院里烙饼，盖房子的都看见了。

二姨结婚刚一个月，婆婆就跟她说：“从今以后，俺吃白面干粮，你得吃掺一半儿黑面的；俺吃掺一半儿黑面的，你就得吃全黑面的；俺要吃全黑面的，你得掺磨底吃。”磨底，就是磨完粮食，磨底剩下的粮食皮子。

开始姨父不干，要找他娘说理。二姨说：“俺吃啥饭都行，别惹老人生气。”天长日久习惯了，姨父也不管了。高家二媳妇进门后，没等婆婆说，她看嫂子吃啥，她也跟着吃。

听说岳母家给媳妇吃两样饭，高家女婿不信。有一回帮岳母家砍高粱，饭送到地里，他先打开篮子。篮子上面有两棵葱，四个黑窝窝；下面是暄腾腾的两合面花卷，蒜薹、鸡蛋、虾米蒸了一大碗。女婿气坏了，把四个黑窝窝拿出来踩到地上，两棵葱扔得很远。他说：“大嫂二嫂，你们吃，我看着。”

二姨不敢吃，兄弟媳妇也不敢。

当公公的说话了：“你们吃吧，一会儿还干活儿哩。”

两个媳妇这才敢吃。

老头跟女婿说：“干了一上午活儿，你也吃饭吧。”

女婿说：“气都气饱了，我不饿。不少人说你家给媳妇两样饭，我还不信，你们真能做得出来。你家闺女在我家，回去我就给她两样饭吃。俺一家人都吃好的，叫她吃次的。我这是跟你家学的。”

婆婆的闺女在贾楼，离高庄不到一里地。砍完高粱，闺女就哭着跑回家，跟娘说：“从这儿回去，俺就没见过他好脸，没得过他好气。他全家吃白馍，给俺一个人吃黑窝窝，他说跟咱家学的。”

闺女越哭越难受，说：“娘呀，这可咋办？俺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呢。从今往后，你别给俺俩嫂两样饭，行不行？”

她娘说：“中中中。”

二姨吃了两年多两样饭，高家女婿把婆婆治服了。

姨父去世早。姨父去世的时候，大表哥十二岁，二表哥十岁，表姐六岁。二姨能干活儿，把孩子拉扯大，给儿子娶了媳妇，二姨的婆婆也老了。

老太婆有三个儿子、四个闺女。三小叔子在东北，二姨和二小叔子一家养一个月，谁养谁送饭，这样轮流吃了两年。二姨自己啥都舍不得吃，有好吃的留给婆婆。二媳妇送饭，送的是大锅饭。

有一回，老太婆说：“你给俺送的菜，俺吃不动。你给俺送的窝窝，俺也咬不动。”

二媳妇说：“咬不动喂狗，下顿再吃吧，这比你叫俺吃的粮食皮子干粮好吃多了。想起来你以前咋对俺妯娌俩，饭都不该给你吃。脏活儿累活儿，不舍得叫你儿干，你叫俺妯娌俩干。啥时候跟俺俩说话，你都恶言恶语。现在还想吃好的，没门儿！”

老太婆跟二儿子说：“以后不吃你家饭了，叫你嫂给俺送饭吃。”

二小叔子找嫂子商量咋办，二姨说：“跟俺吃，能吃着啥好的？俺是满心想叫娘吃好，俺没好东西做呀。”二小叔子年年给二姨些粮食，老太婆就长期跟二姨吃饭。

那年俺十四，去跟二姨学织布。有一天，二姨买回羊血炒着吃了。老太婆吃完羊血屙黑屎。她喊二姨：“娃他娘，你看看茅子里，俺是不是屙血了？你不做好事，叫俺屙血！”二姨顺着她说：“是俺不干好事，叫你屙血。”

虽说穷，二姨哪天都用铜锅给老太婆做碗好吃的，有时候做鸡蛋汤，有时候煮挂面。老太婆怀疑二姨偷吃好东西，俺在那儿住的时候，她进屋就大声抽鼻子：“谁家吃啥好东西了？咋这么香啊？”

二姨的三小叔子从东北回来，走亲戚，看朋友，亲戚、朋友都说二姨的好。他走了一圈儿，回来就跪到二姨面前。二姨急忙拉起他，说你这是干啥。小叔子掉下眼泪，问：“嫂，以前咱娘对你不好，你不记仇呀？”

二姨说：“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

小叔子走时给二姨钱，二姨说：“俺在家好对付，你在外边，

离了钱不中。”二姨到了没要。

小叔子趁二姨做饭，把钱放到二姨的被子里。

有一回，老太婆有病，二姨捎信儿来，让大哥去看病。爹听见了，跟大哥说：“你二姨是公认的好人，受了她一辈子气。整点儿药，把她药死。”爹从来不说这样的话，大哥就笑。

老太婆死的时候八十岁了，俺姨六十一岁。老太婆在床上躺了五个多月，都是二姨伺候。

最后一次见二姨，她六十九岁。二姨这辈子没吃着好的，腰弯得厉害，头向下低，有一尺多就顶着地了。大表哥和表姐都在东北，二表嫂和表姐的二闺女照顾她。二姨七十三岁去世。

本家大娘

本家大娘十七岁嫁到百时屯，大爷那年十三岁。大爷是独生子，家里有三十多亩好地，还有四合房。四合房就是东屋、南屋、西屋、北屋一共四个房子，北屋是正房，在俺那儿叫堂屋。他家堂屋是三间砖瓦房，日子过得很好。

大爷娇生惯养，游手好闲，爱上赌博。从二十岁开始天天去赌，最初是小赌，后来越赌越大。小赌赌输了，他偷粮食卖，大赌赌输了卖地。二爷爷二奶奶当年买地不容易，省吃俭用。大爷卖地倒是快，卖了这块地，卖那块地。他们又心疼又生气，想管他，晚了，管不了了。

后来大爷输钱，没钱给人家，人家就扒他的衣服。他衣服没了，回家找大娘的衣服穿。大娘结婚的时候，娘家陪送了十八条棉裤，还有不少好衣服。大娘住娘家去了，大爷把大娘的衣服都赌出去。大娘回来一看，屋里柜里都空了，她坐在院子里大哭。二爷爷二奶奶都五十多岁了，平常总生大爷气，这回气上加气，都气死了。

二爷爷二奶奶没了，大爷赌得更厉害了。大娘带着两个孩子住娘家，他把家里的四合房都给卖了。把一个家全赌没了，他住到庙上，还是赌。赌输了没钱，人家就把他的衣服扒了，再踢他两脚。

本庄人知道他是穷光蛋，谁也不跟他赌，他只好到外庄赌。冬天，人家扒光了他衣服，他就去岳父家草棚里待着，扎到草堆里。长工去拿草，看见他光溜溜的，回来说给东家。岳父让长工送套棉衣，叫他穿上到家吃饭。大爷吃饱饭，穿着衣服走了，还是去赌。

暑天没衣服穿，大爷用高粱叶子编一个小裙子扎到腰里，到岳父家要钱、要衣服、要饭吃，不给钱不走。岳母拿着棍子打他，他跑到人家香台子上蹲着，笑嘻嘻的，故意气人家。一连四年，就这样闹腾。

大娘娘家在邻庄，过得富有，家里兄弟三个，就她一个闺女，爹娘最疼她。闹腾的时间长了，嫂子和兄弟媳妇受不了，说长道短，她们念叨让她听：“她死到坑里，把咱拉到壕里，这不是没完没了吗？”

那时候，嫁出去的闺女是泼出去的水，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死。就这么一条道。大娘跟她娘说：“俺要死了，他就不敢来了。”娘舍不得让闺女死，闺女说一次，娘哭一次，哭得死去活来的。

闹腾了四年，大娘一看实在没法活了，要去死。这回她娘没拦着，说：“你去吧，孩子俺给你管着。”

大娘拿条绳子，到了大爷住的庙上就上吊了。大爷从外面回来，看见大娘在上边吊着，他抬腿就走，怕娘家人看见了打他。

大娘在上边吊了一天一夜，绳子断了，她又活了。外人听见庙里有人哭，直声直调的，“嗯——嗯——”，他过去一看，吓得嗷一声跑了。大娘的眼珠子出来半寸多长，舌头伸得更长。他找来很多人，又找人给娘家送信儿。娘家哥仨赶着车都来了，大哥把妹妹抱在怀里放声大哭，三弟把姐姐背到车上。

他们把大娘拉回娘家，拉到另一个院子里，不敢叫娘看见。娘从闺女去死就开始哭，已经哭了一天一夜，有病了。

大哥告诉娘：“妹妹上吊没死成，人家给救了。她也有病了，走不了路，好了就来看你。俺哥仨都说好了，从今往后，不叫妹妹再受这种委屈。妹夫再来，俺就打他，俺哥仨养着她娘儿仨。俺哥仨都管好自己的媳妇，谁再对俺妹妹不好，就休了她。”

哥仨换班给大娘喂粥，喂鸡蛋水。十多天以后，大娘的眼睛和舌头都回去了。．

打那以后，大爷再也不赌了。他走出二十多里地找到活儿，做了一辈子长工，挣了钱就捎给大娘攒着，娘家帮他们盖了两间小房。土改的时候，大娘大爷都死了，他们没给两个儿子留下几亩地，但留了个好成分。

王氏大妗子

巨野县城西南有个冯庄，姥娘家就在那儿，那儿有个远门的二姥爷，也姓冯。他家过得好，就是人丁不旺，只有一个独生子。找个媳妇是独生女，在家娇生惯养，做啥啥不行。公婆都看不上，她挨打受气。

有一次，她从娘家拿回不少东西，公婆高兴了，对她也好些。爹娘知道后，每次回婆家，都让她带钱回去。一来二去的惯出毛病，回婆家要是不带钱，进门就挨打。有一次，丈夫拽着她的头发从床上扔到地上，摔破了头，流血太多，她昏过去了。醒来后，头发粘在地上，想起起不来，喊：“救命呀！救命呀！”

邻居听见了过来看，媳妇脸上都是血，伤口还流着血。他们抓一把面按到伤口上，用块布包上，再用小铲子慢慢抢，连土带血都抢起来。邻居烧了一盆热水端过来，给她简单洗洗，再把头发擦干。把人打成这样，那一家三口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不知干啥去了。

为让闺女少挨打，往婆家带点儿钱，娘家值钱的地都卖了。后来，这个媳妇怀孕了，生个男孩，一家人可高兴了。四十天没挨打，她死了。时间不长，孩子也死了。

虐待媳妇名声在外，二姥爷家很多年找不到媳妇。有个胆大的媒人找到东庄王家，王家有五个儿子一个闺女，闺女还没找婆家。闺女在娘屋里织布，媒人的话她听得清清楚楚。

媒人说：“冯家富，独生子，男的长得也好。”

娘说：“他家打媳妇谁不知道？俺就一个闺女，才不往火坑里送呢。”

媒人说：“她有五个哥哥，冯家不敢打。”

娘说：“俺闺女不是找不着主儿，咋能给那种人家？不中！”

闺女直接跟媒人说：“俺愿意，你去说吧。”

她娘气坏了，手指着闺女说：“你是大闺女，咋说出这话来？你不知道害羞啊？你个死妮子，丢死人了！”娘跟媒人说：“你去跟冯家说去吧。”又说闺女：“先说下，你叫姓冯的打死，也别找老王家，找俺也没谁管你的事！”

闺女说：“俺不用你们管！”

农历十一月说媒，腊月初八就娶走，公婆可高兴了。这个媳妇比那个长得好，大高个，小脚，干活儿又快又好。大年三十这天，媳妇做了六个像样的菜。

菜做好了，婆婆说：“你到屋里歇会儿，一会儿再吃饭。”

媳妇到自己屋里去，这边婆婆把饭菜端到自己屋里，三口人吃饭了。

媳妇到厨房一看，做的菜啥都没有了，锅里就两个驴打滚儿的卷子，拿起干粮帘子看，锅底还有一碗绿豆丸子，不用问，这就是她的饭。她拿起石头蒜窝子先把锅砸了，把和面的瓦盆端起来扔到院子里，咣当，摔个稀碎。摔完盆，她拿个棍子去了婆婆屋，把桌子一抬，哗啦一声响，盘子碗全下去了。

媳妇骂：“吃你娘了个腿！”

面缸、面瓮都是泥烧的，能砸的都砸了，她边砸边骂：“你们这些狗日的，你们想对那个媳妇那样对俺？你们瞎了眼！”

丈夫抓住媳妇想打，让媳妇打得鼻口流血。公公帮儿子打媳妇，叫媳妇一脚蹬过来，他倒退几步坐在地上。三口人都吓跑了。

娘家人听说了这事，大年初二，两个哥哥赶着车来接妹妹，妹妹不回去，说：“你们走吧，俺不走，这是俺家。”

俩哥咋劝就是不上车，没有办法，他们把妹妹用绳子绑上抬到车上。哥俩劝了一路，让她别任性，到谁家随谁家，这么大的脾气，人家笑话咱。她啥也不说，有自己的主意。快到娘家了，哥俩怕别人笑话，就把绳子解开了，当妹妹的跳下车又回婆家了。

一进庄，她就提着丈夫的小名骂：“你不是能打媳妇吗？你来打呀！”

她骂婆婆：“姓刘的妮子，你的坏心眼子多，孬心眼子多，这回俺叫你都使出来！”

她骂公公：“冯德明你个不要脸的，你净想儿媳妇娘家的钱！儿媳妇回回得给你带钱来，不给你带钱你就叫儿子打，四外八乡谁不知道你？要钱不要脸的老东西！有钱俺也不能给你，你叫你儿子再来打俺呀！”

这三口人听说媳妇叫娘家哥哥绑上车拉回娘家，就回家了，米缸、面缸都砸了，米面撒得到处都是，过年蒸的干粮都在地上，三口人正在收拾，听见她回来，都吓跑了。

媳妇一看，家里一个人没有，坐在院子里骂：“你们三口人有种的出来！谁不知道你们的厉害？你们的厉害都使出来吧！”

这媳妇坐在院子里骂了三天，嗓子都哑了。

公公婆婆找了几个说和人，这几个说和人先劝公公婆婆，说人家老王家是好人家，五个儿子都文武双全。

婆婆说：“好人家咋教育出来这样的闺女？结婚不到一个月就这样闹！”

说和人说：“你别说人家，先想想你以前做的事。像你死的那个儿媳妇那样的，没了。”

公公婆婆没了主意，问咋办好。

几个说和人商量完说：“办法倒是有。你要是愿意，俺跟你儿媳妇去说说。你要是不愿意，俺也没啥好办法。”

婆婆着急，问啥办法。

说和人说：“外边种地，他们爷儿俩当家。收家来东西，你儿媳妇当家，把仓库钥匙给她。”

婆婆掂量了半天，说行。

初四这天，说和人到了她家，看热闹的人跟去一帮，媳妇说：“俺也不知该叫啥，你们都进屋坐下。”

说和人把意思说完，媳妇说：“把那三口人都叫来，当着大家的面，叫他们说。”那三口人来了，都说以后家里事她当家。

媳妇说：“好，俺听大家的，以后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第二天，丈夫赶着牛车到集上，把锅碗瓢盆面缸面瓮都买回来。

到了秋天，公公又想找媳妇事，和媳妇吵起来。他知道打不过媳妇，当时媳妇站在院里粪坑边上，他把媳妇推到粪坑里就想跑。媳妇跟哥哥学了一身好武艺，她抓了两把稀泥，先糊上公公眼，上来就抓住公公，把他的裤子撕得稀巴烂，不能见人。公公大跑，跑到水坑里蹲着，叫老婆子给他送裤子。从那以后，他再不满意，也不敢欺负媳妇了。

后来媳妇怀孕了，砍高粱的时候，她觉着肚子疼，就说：“你们爷儿俩干吧，俺回家挑饭去。”

到家时间不长，孩子生下来了，她把孩子包好放到床上。收拾完自己的事，婆婆把饭做好了，她用扁担挑着就去送饭了。

婆婆听到媳妇屋里有小孩哭，到屋一看，有个刚出生的孩子，她就知道媳妇生了。婆婆屋里院里找媳妇，没找着，到厨房一看，自己做的饭没了。婆婆拿个布衫赶紧往地里跑，跑到地里一看，媳妇在地里干活儿呢。婆婆用布衫把她的头包上，说：“你不要命了？快跟俺回家！”

回到家，婆婆给她熬了小米粥煮了鸡蛋，抱起孙子看了又看，高兴得不知说啥好。媳妇一连生了五个儿子，一家人过得挺乐和。

俺十四岁时，家里买了洋弓，她常来弹棉花，俺最喜欢听她拉呱。那时候，她五十多岁了，五个儿子都娶了媳妇有了孩子。

五儿媳妇说：“你对俺奶奶啥样，俺对你啥样。”

她说：“你想叫俺学你奶奶，好，你再回娘家就得拿回钱来，不拿回钱来就得挨打，你同意吧？你要是觉得你奶奶的事做得好，俺就学你奶奶。”

五儿媳妇红着脸，啥也不敢说了。

姥娘家有好几个妗子，背地里俺叫她“王氏大妗子”。

二嫂的弟媳

二嫂的娘家在巨野城西南马海，很多年过去了，说起亲叔她还恨得直咬牙根。

她叔家的弟弟十一岁就娶媳妇了，媳妇是个穷家女。这女孩十八岁，大个，长得好看，场院的活儿、地里的活儿都能干，织布、纺棉、绣花、做针线活儿她全做得好。娘家没有男孩，三个女孩她是老大，她得帮她爹干农活儿。

当时叔婶看好人家长相和能干，结婚那天就不高兴了，媳妇的陪嫁只有一个桌子、一个柜子、一个板箱，从那天起，叔婶就没给过媳妇好脸。

媳妇没办法，就回娘家住，只有割麦子回来，收秋回来，过年过节回来。

回到婆家，婆婆就说：“东院你大娘家你嫂回家过年，拿来十斤棉花籽油，还拿来不少猪肉。前院你婶子家儿媳妇从娘家回来，拿来一块洋布，要给丈夫做身洋布衣裳，还给丈夫买个礼帽。”

婆婆念秧，媳妇听了难受，就盼着丈夫长大，丈夫长大了，自己能少受点儿气。

二嫂比这个兄弟媳妇小一岁，两个人处得很好。二嫂口才好，她常到叔家跟兄弟媳妇在一块做针线活儿，听见婶子说过分的话就跟婶子干，看见她叔欺负媳妇就跟她叔干。

转眼就是三年。二嫂再次见到这个兄弟媳妇，是过年的时候，二嫂已经做了俺的二嫂，二嫂回娘家，两个人有唠不完的话。

兄弟媳妇说，娘送她回婆家过年，走了二里多路，哭了二里多路，娘说：“孩子，你熬吧，你丈夫大了就好了。”

她说：“娘你放心，俺公公再烦俺，他也不能把俺整死，没事，你放心吧。”

她跟二嫂说：“娘怕俺受气，想不开自杀。俺还有爹娘呢，俺再难过也不能上吊。”

没过几天，她上吊死了。当时的风俗是，谁家媳妇自杀，不管是上吊还是跳井，做丈夫的都得去娘家跪门。进了娘家，看见岳父跪岳父，看见岳母跪岳母，跪到那里叫娘家人打够骂够数落够，人家说你滚了吧，这才能站起来。

二嫂的弟弟也去跪门，他的岳父岳母没难为他，刚跪下，岳母就叫他起来了。

岳母说：“不怨孩子，小两口好，就是他爹他娘嫌娘家穷。”

跪门的女婿走了，娘家去了婆家很多人，仔细看闺女就知道她不是自杀，她从娘家穿来的缎子面新棉鞋鞋面磨破了，她的手指也让人抓破了。可她爹娘老实，又没有哥哥弟弟，那时候说，“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闺女屈死，娘家也认了，就要求婆家好好发送闺女。婆家给买了好衣服、好棺材，给扎了纸房子罩在棺材外面，又扎了童男童女、一头黄牛，就埋了。

埋了媳妇，二嫂的弟弟不吃不喝，总哭。二嫂心疼了，就把弟弟劝到自己家。

弟弟问她：“姐，你叔咋这么狠呀？俺媳妇从娘家来的时候，给俺做了一双袜子、一双棉鞋，给俺爹做了一双袜子、一双棉鞋，给俺娘做了一双棉靴子，还织了一副扎腿带子。出事那天，你叔往外支俺，让俺上这儿去上那儿去，俺哪儿都没去，就在家。俺和媳妇正说话呢，你叔整个绳子挽个套，直接就套到俺媳妇脖子上，一拽就把她拽趴下了。俺爹从门底下把绳子拉出去，把门关上拽绳子，俺还没想起来咋救她呢，她就死了。姐呀，俺越想越难受，俺咋有这么狠心的爹呀？”

他很长时间没跟爹说话，他爹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俺再给你找个有钱有势的好媳妇。”

他爹不说还好，一说这话，儿子又哭起来。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可自己再难受，也不能对外说。

十多年，他都没说上媳妇，后来还是娶了个穷家女，长相、干活儿、说话哪样也不如前妻好，儿子恨爹娘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