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作者：罗志田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2-1

ISBN：978-7-300-17009-1

价格：52.00元

目录

CONTENTS

再版序

原序

引论：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

一、思想与社会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以胡适的世界主义与反传统思想为个案

“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

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

二、文化与政治

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

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

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

三、从内政到外交

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

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

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再版序

我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向较关注。多年前曾蒙余师英时介绍，与台北三民书局签约，写一本从思想史视角考察民族主义的小书。后来书稿写得太长，而不少问题仍需进一步斟酌，乃接受王汎森兄的建议，将已刊发的一些章节和相关论文结集践约，是为《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近也再版）。这些年来，尽管研究题目时有转换，民族主义和民国政治，一直是我关注的一个重心，也曾写出一些文字，本书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十余年前在上海出版，合约将到期时，便开始有出版社陆续来商量再版之事，而谭徐锋先生最为执着，可谓锲而不舍。对于读者和各出版社的不弃，既非常感动，也十分感激！惟对重印这本十多年前的小书，个人始终有些疑虑。主要的考虑，是后来又写过一些题目相近的文字，若重新编排，使其集中，或更相宜。但这又牵涉到一些已入他集的文字，虽也承蒙相关出版社惠允相互“拆换”，然其书均已在我提及之前重印，似需待其售罄，方可一体重编。

迟疑之间，转眼就是一年。对一些较后始来联络的出版社，虽告以他社已先约去，却总未见书出，仿佛有推托之意。而我也确实听到有年轻学人希望再版的建议。本来，十多年前的文字，若稍有余暇，似也应略作整理。惟年来马齿徒增，虽学无寸进，却杂事日多，最近文债尤重。不得已，只能依旧版重印。对于错别字和个别文字误植，略作更正；其中一些重复的文句，稍作进一步的删削；余均维持其原来面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王波同学，非常细致地代为核看全书，纠正了不少错讹，令我感动！薛刚同学也代为核阅纠谬，谨此并致谢忱！

昔人常说的江湖，其实就是一种社会。任何人只要成了社会人，都不能不对社会有所妥协。学界也是一种江湖，一入其中，每每身不由己。此前那本稍更系统的书稿，便久存箧中，无暇整理。其余已有半稿甚或大半稿的书，也都因为各种与时俱来的文约，一再延搁。然而林语堂以为，成熟者的智慧，在于知道什么真合己意，此乃幸福之所在，尤当珍惜。他又曾特别提示：

秋天来了，冬天也就不远。渐入老境之人，如黎明之既醒，昨夜好梦，已成追忆。春天的纯真，早已远去；夏日的繁茂，仅余音轻迴。当新秋时节，翠绿错落着金黄，哀怨与快活偕至，希望与记忆相随。凉飔徐至，树叶飘零。那随风而去的，究是欣喜的吟唱，还是销魂的挽歌，未必可知，亦勿需挂怀。不妨学学辛弃疾，却道“天凉好个秋”！

治学本含英咀华，厚积薄发。老之将至，亦正久积洋溢之时。善养浩然之气，可补锐气之不再。我也一直希望能缓和下来，利用这精力减退而识力增进的时间，多读几本好书，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写几本自己想写也一直在准备的书。希望从明年起，能有更多读书、著述的时间。对各种文约，恐将不能不学着“说不”啦。借此旧书再版之机，略抒鄙怀。各路朋友，敬祈谅解则个！

2012年3月28日于旅京寓所

作者附识：

本书引用的个别史料，出版社聘请的外编说“经核对和原文似乎颇有出入”，并提供了相应的“原文”。然外编未说明其所据核对的是什么书，出版社也不知出处，恕未能改。有任何错误，我自负责。

原序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各种思想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可谓名副其实的“思潮”——潮过即落。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

本书选收的是我近年以中文刊发的有关民国史的部分论文，各文都多少触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面相，又都与民国政治相关，故定名为“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由于民国政治中不少具有“特色”的行为方式与清季以来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故将讨论科举制改革影响的一篇小文收入，作为本书的引论。

过去西方（特别是20世纪60至80年代）的中国研究有一个倾向，即认为国民党比北洋军阀更具民族主义，而共产党在这方面又超过国民党。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到民族主义多想到其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在民国之前，若不计同盟会等反满的民族主义，这大体是不错的。但民族主义从来就还有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一面，民族国家建构的含义相当宽泛，本书的主体内容不出民国之前二十年，自北洋时中国处于实际的分裂局面后，那时中国民族主义这建构一面的主要反映就是国家的统一（详后）。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反抗与建设两面实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从五四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到北伐时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口号的传承最能体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并存的两个面相。若不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就难以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而激烈反传统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注：参见本书《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也不可能真正认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也许跟近代中国的确是破坏多而建设少相关，中外既存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率多注意其针对外侮的反抗一面，而甚少论及其建设的一面，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就更少见。

即使在抵御外侮的反帝一面，民族主义也是难以量化为以多寡计的；说某一政治力量比另一政治力量更具民族主义，其实不能落到实处。真正对实际政治起作用的，恐怕更多是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的策略。正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其《钱穆与中国文化》，203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而有意识地在实际政治竞争中运用民族主义，至少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已见端倪。

民初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特征，即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presenceinChina）的实际和隐约的控制力量，在民初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是时人不争的共识。可以说，内政与外交的互联互动是民初政治的一大时代特征。由此角度看，中国民族主义的御外一面与实际政治运作的关联异常密切。由日本传入的“军阀”这一词汇在中国的出现，特别是其在20年代的流行，从一开始就一直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最能体现中外的相互政治纠缠有多么紧密。（注：参见Arthur Waldron,"The Warlor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6:4（Oct.1991）,p.1080。的确，不同军阀是特定帝国主义国家之“走狗”的认知决不仅仅存在于反军阀的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的言说之中，而普遍见诸当时的舆论。但若落实到具体的军阀，则其与列强的关系恐怕是现实与迷思参半。）对外国势力主动介入中国政治一方面，学界已有较多讨论（也还多有可进一步探讨之处）；对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既定组成部分的外国在华存在无意中或无形中渗入中国政治运作的程度、中国各政治力量如何主动寻求外援（包括精神与物质两面）及其怎样在实际政治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因素等面相，过去的认识似仍嫌不足。

那时稍大一点的国内问题，都不得不考虑外国在华存在的影响。北伐前后南北政府都曾因不同的考虑议及将首都从北京迁往他处，这本是历史上屡有之事，但新的现实是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部，这一与过去不同的语境意味着解决传统问题将面临新的困难；北京政府终因顾虑列强干预而放弃此想，然而几年后国民党新政府却不管外交问题而迁都南京，在遭到各国相当时期的抵制后终获认可。可知在惯性思维形成后，外国在华存在的无形威慑力有时超过有形的实际力量，常能造成中国政治力量的自我禁抑。

有此语境，许多中国政治力量都有意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有时甚至故意营造已获外国支持的形象。（注：1928年济南事件后，国民党即曾制造已获美国支持的形象以抗衡日本。参见本书《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反过来，由于外国对中国内政的正式介入通常都附加有交换条件，实不属正面形象，各政治力量又不时隐藏其与外国势力的实际联系，而舆论对此更时常抨击。换言之，外援可以在物质上甚而心理上增强某一政治集团的势力，但在民族主义日益兴盛的民国时期，此集团也可能为此付出“失道”这一潜在但巨大的代价。

内政与外交既然已打成一片而不可分，攘外与安内就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攘外很可能有助于国内的政治竞争。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这一政治手法在五卅运动后日见风行，南方尤长于此。但北方在几年前即已知道攻击他党为“卖国”可对异己方面造成损害，并经常采用这一手法；到北伐时更常以“反赤”（特别侧重与“赤俄”这一外国的关联）为其军事行动正名，说明政治性运用民族主义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已渐从无意识进到意识层面。由此角度颇能看出民国各政治力量的得失，也可反证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

但御外型的民族主义在实际政治中的作用是又有限度的，联俄的南方将“反赤”的北方打得落花流水，即是一个明证。北伐后期出现中日武装冲突的济南事件时，北方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南北息争而一致对外（当然不排除此时居于弱势的北方想利用这一契机言和的实际算计，但北方在南军与日军冲突时主动后撤而未利用此形势乘机打击南军确是事实）；而南方则一面对日妥协，一面“绕道北伐”，实即不打日本军而打中国人。从今日美国所讲究的“政治正确”观点看，这一次当然是北方“正确”而南方“不正确”，但这并未妨碍南方“绕道北伐”的实际成功。（注：参见本书《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这就提示出民族主义那建构一面的影响了。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在长期分裂后，向往统一已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流派都能认同的时代愿望。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及全国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努力的失败不仅造成北洋体系的崩散，而且导致北洋政府统治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丧失，为后来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

北伐时多数北洋军阀已无统一全国的奢望，个别军阀如吴佩孚又已无此实力，唯一真有统一的愿望且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是国民党（当时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故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并不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抵御外侮的反帝一面，而恰在其强调统一，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必从国家建构这一层面去考察国民革命在全国的吸引力，方能较全面地认识民族主义在北伐中的作用。

但民族主义之国家建构一面对北伐成功的作用同样有其限度，且可以说任何一种“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都受其所在的时空语境所限，因而对历史现象的诠释力也都是相对的。（注：Cf.Arthur Waldron,"The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World Politics,37（April 1985）,pp.416-33.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国民党与青年党一个讲民族主义、一个讲国家主义，双方虽有些学理上的具体歧异，但从其西文来源看实际上应是同一个主义。它们在北伐前后却一度互为仇敌，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种诡论性的现象实非仅用民族主义所能诠释，也说明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兴衰的关系，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深入研究的课题。）北伐时国民革命军以统一全国的目标号召天下，并大做反帝文章，其成功的确颇得民族主义之助；但正如本书所证明的，其在南方战场在很大程度上正依靠南北地方意识而能以弱胜强。（注：说详本书《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地方意识与统一观念的关系是曲折而复杂的，两者常常相互冲突，有时也可相辅相成。一般而言，在外患深重时，统一观念多压倒地方意识。而当外患不十分急迫时，地方意识的力量是极大的。本不相容的两种观念有时无意中可能产生特殊的合力，北伐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很早就产生了通过地方自立这一看似“分裂性”的举措来完成全国的救亡这样一种曲折的思路，到20世纪20年代初“联省自治”观念一度相当风行，孙中山、章太炎、胡适等具体政治主张相当不同的人却都大体赞同以地方自治求全国统一的曲线路径。（注：关于联省自治，参见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不过，许多反对联省自治的人也从自治的主张中看出了国家进一步分裂的可能性，即自治不过是割据之别名而已。西人提出同时不承认中国南北两政府的主张使一些人认识到中国的联省自治正有可能发展成类似巴尔干的情形，即由“自治”走向“独立”。从中外国际竞争的视角看，联省自治恐怕对中国一方不利，而列强或乐见之。

正因其与国家的统一那不可分割的关联，即使像联省自治这样充满地方意识的主张，也与外国在华存在纠结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早期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的相互多重纠缠，或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的多层面互动关系，远比我们前所认知的要复杂得多，尚须更进一步的深入考察；本书各文在这些方面略作初步的探索，也只是尝试而已。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从“二十一条”到北伐，细心的读者或会发现，其间最重要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文武政治竟然仅占一题。我个人研究中这样一种网漏吞舟的现象，从一个小侧面反映出过去比较注重研究历史发展中取胜的一方、而忽视失败的一方这一中西共相。北洋军阀既然被国民党所战败，自然不易受到重视。（注：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中国，西方亦然。在费正清和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两卷共26章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占两章；在法国学者Jean Chesneaux,Francoise Le Barbier,and MarieClaire Bergère撰写的民国史（China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Liberation,transby Paul Auster,Lydia Davis and Anne Destena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7）中，北洋时期为全书12章中的一章；在以研究军阀时代著称的美国学者谢里登（James E.Sheridan）写的另一本民国史（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中，北洋时期为全书8章中的一章，比例稍高。）其实，北洋军阀统治的十余年间中国不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军事以及思想学术，都有相当大的转变，实不能存而不论。即使仅想要了解国民党何以能取胜，也必须对失败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军事力量明显更弱的国民党军能战胜北洋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洋体系先已濒于崩溃。稍能自我安慰的是，本书与北伐相关的各文都曾努力将北洋一方纳入讨论的范围，以尝试重建一个相对更全面的动态历史画面。

总体地看，与近代其他时期的研究相比，我们的民国史研究虽然近年论著较多，以进步速度论甚至可以说在近代史中名列前茅，但深入程度仍嫌不足。对民国时期的人与事（特别是人），我们的认识似尚停留在相对浅表的层面；除一些类似五四、五卅、北伐、抗战、国共之争等大事件有数量较多的集中研究外，其余内容恐怕连普遍的覆盖都还不能说已完成。而对那段时间社会的动与静、各社群的升降转换、人们的生活苦乐、不同人物的心态、思潮的兴替（特别是相对边缘者）以及学术界的主流与支流等面相，我们的了解似都还相当不足。就是那些类似五四、北伐等过去认为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在返向原典细读史料后也会发现可能不过是沙筑的城堡，貌似辉煌而根基并不稳固。概言之，整个民国史研究或者可以说是骨干已粗具而血肉尚模糊。

本书各文主要是拾遗补阙，重建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但却重要的史实，希望能为重新认识和诠释民国这一短暂的动荡时代打点微薄的基础。这些文章有的侧重思想与社会，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历史现象；有的探寻生于乱世的老少读书人怎样因应急剧变更的时势；即使是专论政治与外交的文章，也与一般政治史或外交史论文稍不同，即更多从文化视角考察包括战争和外交在内的政治行为。史学的专科化与跨学科的史学是20世纪中西史学的两大特征，本书也可见这一学科的分离与整合进程的影响，各文虽可分属通常所谓思想史、政治史、军事史及外交史范围，却注重在历史学科的大范围内尽量跨越子学科的藩篱，以拓宽视野；并特别关注社会、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在政治范围内又注重内政与外事的相互影响。

各文倘侥幸偶有所得，都建立在继承、借鉴和发展既存研究的基础之上。由于现行图书发行方式使穷尽已刊研究成果成为一件非常困难之事，对相关题目的既存论著，个人虽已尽力搜求，难保不无阙漏。另外，因论著多而参阅时间不一，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著作，实受影响而自以为是己出者，恐亦难免。故凡属观点相近相同，而别处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均请视为个人学术规范不严，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请读者和同人见谅。

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对篇幅的考虑），本书所收个别文章曾为编辑所删削，此次已改回原状，俾文气稍顺。其余各文除改正错别字外，均依其发表时状态，非谓已完善，盖存之以志修业问学之轨迹也。为凸显全书的主题，一些论文的题目有所更易（皆在文末说明）。因各文多相互关联而有的文章先写而后发，有些后刊发的文章所讨论的主题必须稍顾及前面的史事，文字不免有重复。本次收入时对重复稍多处已适当删削，少数语句段落与该文章之理路关联紧密，改则只能重写，故仍依其旧，敬乞见谅。本书注释的体例因原发表刊物的规定不同，颇不一致，这次已按出版社的体例调整划一。

尽管本书所收各文尚不成熟，恐怕会有辱师教，但我仍愿意在此衷心感谢成都地质学院子弟小学、成都五中、四川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各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以及这些年来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师。他们在我修业问学的各个阶段中都曾给我以热诚的关怀和第一流的教诲，在我毕业之后继续为我师表，诲我不倦，这或许是我比一些同辈学人更为幸运之处吧！本书各文若幸有所获，悉来自各师的教导。当然，所有谬误之处，皆由我个人负责。

我比一些同辈学人较为幸运的，或者还因为学术交游稍广。今日治学特别是治史学，图书资料的丰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我所在的成都市在近代中国的资料方面并不见长（20世纪前几十年主持图书馆的老先生们恐怕根本不视中国近代史为合格的学问，所以成都的古史材料尚大致足用，而近代史则极差），这些年尚能勉强维持，多赖海内外各地众多朋友代为搜集、购置、复印和赠送各种资料。多年来我索要资料的范围近则两岸，远及欧美，老中青朋友都受此累，有些还是未曾谋面者，他们的姓名不敢一一列举，谨向所有指点者敬致谢忱！

不过我仍要特别感谢台北的谢国兴兄和北京的汪朝光兄，自从有幸结识他们两位，我发出的求援信件几年来可以说名副其实的源源不断，每次都是有求必应，从无怨言。两位都是已立名的学者，他们不仅自己有许多研究项目，而且都担负了相当的管理责任，为我帮忙真的只能是“拨冗”而为。我深知此类事费神费力（我自己能否做到如此便很难说），可惜笔拙，无法用言语表达感激之情；如果不是觉得拙作太陋，真想将本书题献给两位及其他指点过我的师友。

台北《新史学》杂志惠允收入曾刊行在该刊的两篇拙文，谨致谢忱！刊发本书其他论文的各学刊编辑对各文的写作多有敦促，本书的结集与出版得到茅海建兄的一再推动，虽不必言谢，却不可不记。这本论文集初编于1998年6月，原与上海三联书店签约，定于1999年出版，后因书稿具体负责人陈达凯先生的调动，又随之转到远东出版社，对陈先生的持续厚意，甚为感佩！因历时较长，一些篇目需要改变，如1998年撰写的“自序”中部分内容已发展成一篇数万字的札记于次年刊发（现收入本书），原来的引论也由侧重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改为侧重民国政治的社会基础，故今年将此书收回重编，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原编的序文曾由《开放时代》刊发，这篇短序是重新撰写的。

1998年6月28日初序，2000年12月8日再序于四川大学

引论：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

清季科举制的改革始于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之时，中间虽曾一度复旧，但到1905年则彻底废除。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其实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institution），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科举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注：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政治统治》，载《战略与管理》，1996（3）。）

可以想见，废除这样一种使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的关键性体制，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后果。但是，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这样的认知本身就是传统中断的一个表征）并试图加以弥补。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用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但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融为一体。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也随之而变。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读书人社群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正始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这一制度变革。（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见《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约1889）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注：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19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以晚清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评卷分寸的伸缩余地，这当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的情形。但揆诸后来的发展，以经世学为开端的“新学”兴起后，其影响将逐渐延伸到科考之上，似为必然的趋势。

早期的取士标准变化可能更多是无意识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对科考的社会功能认识颇深而欲主动加以运用者。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约1896）时就曾致书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以新学课士，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梁以为：“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而湖南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注：梁启超致汪康年，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江标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经书院为基地，在那里设实学会，以史学、掌故、舆地、算学、交涉、商务六门课士，其中史学、掌故、舆地、算学更与经学和词章并列为全省考试科目。（注：参见《湖南学政奏报全省岁科两试完竣情形摺》，见《湘学新报》，第1册，47~48页，台北，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李肖聃：《湘学略》，222~22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这一自上而下的引导，的确造成湖南学风相当大的转变。

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如《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也”（注：《三湘喜报》，载《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收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37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湖南举人皮锡瑞颇能领会改科举的社会含义，他在光绪二十四年（约1898）初得知科举可能要变，立即想到“此间闻变科举之文，西学书价必大涨”，当即取“阅梁卓如所著《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赶在涨价前到矿务局和豆豉店购新书报（新学未大兴前新书报在矿务局和豆豉店出售，也殊有意致）。（注：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2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戊戌年五月，朝旨废八股，江西书商晏海澜立刻慨叹“废时文去二千金赀本矣！”可知刻书卖书者当下就要受影响。但他们也跟得甚快，两月后晏氏检随棚书至考试处出售时，已“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皆弃不用”。当五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主张不必留。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由于尚有“五经义”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时，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旋于次年10月请人代买回《皇朝经世文编》和《续编》等书抓紧补习。在集中阅读这些新学文章约半年后，刘氏回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几何算学原本》，且“颇能寻其门径，然今已忘之矣”（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62~70、73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可知咸同时期新学的传布本已较广，但一因士人基本心态未变，更因科举取士的标准未变，许多人读点新学书籍也多半是走过场，读过即忘。到取士标准正式转变时，又有悔之已晚的感觉。

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其实已带有质变之意。从文化竞争的长远视角看，中国读书人主要思想资源从孔孟之道向新学的转变（更多是在意识层面，潜意识即通常所谓的安身立命之处则基本未变）的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后来科举制的废除。如果从新政需要新式人才的角度考虑，考取之士既然以新学为重，当能应付政府暂时之急需；而更广大的读书人阶层也势必随之修改他们的治学之路。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

湖南举人皮锡瑞就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语甚值得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合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注：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刘大鹏则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他认为教书是“依人门户度我春秋”，并不愿以此为生。刘氏虽然对新学有较强的排拒之意，却主要是因信息的不流通而追赶不上社会的变化。他的确不满这些新变化，但仍存追赶之心，自己也一直在补习新学。义和团事件后，山西省城各书院改为大学堂，该校不仅“延洋夷为师”，且“所学以西法为要”，这是刘氏平时最为切齿的。他听说有数位原有的中国教师因“闻洋夷为师而告退”，盛赞其“可谓有志气者也”。但当他获悉该校还要补招二十余名学生时，立即由隔县的教馆赶回家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应考。（注：说详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载《清华学报》（台湾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之事则“今无闻焉”（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一日、五月十五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科举的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且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当即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

与“馆地”直接相关的兴学堂之举，也值得再作考察。科举制改革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大约就始于兴学堂。章太炎注意到：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由于张氏“少而骄蹇，弱冠为胜保客，习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务为豪举”。此风气也影响到他办学堂：“自湖北始设学校，其后他省效之。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章氏以为，“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给学生以优厚待遇的本意在劝人入学，但“学子既以纷华变其血气，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利禄是务，恶衣恶食是耻”。不仅不能任艰难之事，其“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注：章太炎：《救学弊论》，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7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传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最后多半要还乡。新制则大学（初期则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这意味着以前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中止，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部分也因传统的耕读生涯的中止所致。到民国后，章太炎进而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与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其实就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产物。太炎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就产生了城乡“文化之中梗”（注：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23页。）。民初的知识分子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正是那时城乡已分离的明证。但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也没有产生出什么因应的措施。

当初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从1901年到1905年那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关于科举制的奏摺所提出的办法，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摺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注：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236~2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则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以作弥补。（注：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五日、十八日、闰三月三日、四日、六日、十一日。）改策论已患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故当时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注：侯生：《哀江南》，载《江苏》，一（1903年4月），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537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由于改与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遂造成旧制度已去而新制度更多仅存在于纸面的现象。刘大鹏即看到关键所在：科举是在“学堂成效未有验”时就突然废除的。（注：参见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46页。）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之名臣大僚？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注：叶德辉：《郋园书札·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见《郋园全书》，7页，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

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从经世致用的观念看，有无学问的标准或者就在于能否起作用。梁启超有一点并未说错，不论学堂培养出的新学生是否人才，后来“出任时艰”者的确多是这些人。惟他们在“出任时艰”后能否比书院培养而科举选拔出的士人更能因应中国面临的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以民国政治的不如人意，问题的答案也许不那么正面肯定。

据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严复在民国时的回顾，他对清季学堂的观感与叶德辉甚相近。严复以为：晚清“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孤弦独张，亦为无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两人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见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6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科举已去，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

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或即因此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从梁启超到林白水，攻击“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没有什么可望了”是持续的论调。清初的曾静曾说，以前的皇帝都让世路上的英雄做了，其实皇帝合该我儒生做。林白水则代国民立言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厉害可怕得很。”与曾静的认知完全相反，最能体现时代的变迁。（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07~117页。）

到民国后，留学生杨荫杭发展林白水的观念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1年11月1日），458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叶德辉观察到的“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似乎不无所见。读书人与社会和实际政治的疏离与脱节大致是明显的，这与科举制的废除也直接相关。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治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但清季不仅政治中心与论说中心两分，士人心态也在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则主其事者已认为分开才是正常。民国后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注：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06~107页。）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从清季到民国的政府及彼时读书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科举既去，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遂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

在中国的科举选官制度已去，而又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大夫既然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费行简所说的“民国成立，军焰熏天”，便是时代的写照。那时有人曾与报人王新命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王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注：沃邱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136页，台北，海天出版社，1957。）这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将并非都能相，“出将入相”也终非正途。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也就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注：从社会史或社会学取向来研究职业革命家者，我尚未见到，其实也是大可开拓的领域。关于绅商，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不管读书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他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官不如绅”的现象在晚清已渐形成，咸同时办团练是一个“上进”的捷径，而团练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绅士办理。在教育方面，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长却必须由士绅担任。从社会层面言，后者所得是实利。到清季实行新政时，更常常是任用绅士多于任用官员。据冯友兰回忆，他的父亲清季在武昌为官时，就有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更有前途”。这已成一种时代认知，所以“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3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在科举制的废除之后，绅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分。

到民国时，商人地位的上升明显伴随着一种“思出其位”的强烈政治参与感。杨荫杭在20年代初观察到：“民国以来，官之声价低，而商之声价增。于是巧黠之官僚皆加‘办实业’之虚名，犹之前清买办皆捐‘候补道’之虚衔也。”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他称为“商客”（相对于政客）的新群体，他说：“中国真正之商人，皆朴实厚重，守旧而不与外事。其周旋官场、长于奔走开会者，大率皆商客也。故商客有二种：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1921年9月27日《申报》），420~421页。）

前者前清已有，即商人之捐候补道者，周旋于官场；民国后此类仍有之，并出现“自官而商”的新类型：“军阀官僚一朝失职，以刮地皮所得，放之破产政府，盘剥重利，尚不失为时髦之财阀。此类变相之官僚机器附属品，亦所谓商客也。”而“流氓式之商客，为民国特产，在前清无发展之余地。此其人本与商业无关，充极其量，不过有数纸股票。然开会时之口才优于真正之商人，选举之运动力强于真正之商人。凡商人举代表见官长，无一次不挺身而出。凡商人打电报有所陈述，无一次不列名”。这些人“形式非政客而精神为政客”，有时甚至“口骂政客而实行政客之行为”。

杨氏虽留学生，显然仍存传统士人的优越感，对商人“思出其位”这一新现象颇不满。但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与当时新兴的社会行为方式甚而新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相关：民国以来，“朝开会，暮开会；坛上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下坛后未尝有所行。朝打电，暮打电；电文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电报外未尝有所行。”这已渐成一种职业：“更有一种新人，吃一种新饭，谓之吃会饭。盖其人本无职业，专以开会为职业。其人非无伎能，但其毕生所有之伎能，尽用于开会。试举其特长：一曰能演说，声音嘹亮；二曰能拟电稿，文理条畅；三曰能算票数，若干人得若干张；四曰能广告，使大名出现于报章。”（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2年2月26、28日），530、532~533页。）

他进而分析说：“吃会饭者，分为二类：一曰官派，一曰民派。官派之吃会饭者，即议员也，今日不甚通行。通行者为民派。此其会名，虽千变万化，随时势为转移，然其会中人物，万变而不离其宗。”这些人“终日仆仆，可谓忙矣，然未尝成一事。仅为电报局推广营业，为报纸扩充篇幅”。故“开会之消磨人才，与科举等”；同样“集会结社之长，等于终南之捷径”。杨氏虽意在挖苦，却无意中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开会既然与科举类，则此“终南之捷径”即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一种新途径，亦与科举等，正体现出社会的新变化。这大约是后来“开会文化”的滥觞，其社会功能在于既为电报局和报纸制造了就业机会，更确保了“吃会饭者”的存在与发展。

其中尤以商界地位的上升和商人参与意识的增强最为明显，故“民国以来，有两机关最忙：一曰电报局，一曰商会。遇有问题发生，此两机关几无不效劳者，殆药中之甘草欤？”以前商人见面，则说本行之事。如今则“身为商人，偏喜谈官场之事；身为洁白之商人，偏欲干预官场龌龊之事”。官吏之除授，“商人为之挽留、为之拒绝”；官职之设废，“商人出而建议、出而攻击”。与新社会行为伴随的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新价值观念：“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宣传者，广告也，市道也。商贾谓之广告，不商不贾而登广告，谓之宣传。”（注：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0年7月7日、1922年4月5日），49、564页。）

如果杨氏所说的宣传与广告的关系可确立，则商人的参与政治恰给民国政治行为打上了他们特殊的烙印。以政治兴趣为主的“商客”这一政商之间边缘小社群的出现是民国社会（以及政治）非常值得研究而尚乏关注的现象。开会发电报等新行为可以成为一些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凭藉，尤其具有提示意义。从杨氏充满挖苦的口吻中不难看出科举制废除后原来与读书人关系最紧密的政治现在却成为一些商人的兴趣所在，且至少部分为商人所盘踞；而逐渐开始退居社会边缘的读书人对此不仅感到不习惯，更甚不满意。

四民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组合，士的消失与其他三民的难以维持其正业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商人与军人等传统边缘社群的兴起只是“正统衰落、异军突起”这一近代中国的显著特征在社会结构变迁之上的部分体现，与此同步的还可见一些居于各民之间的新边缘社群的出现。同时，伴随这些社会变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迄今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现象，即原有的政治、军事群体的社会组成及其行为都逐步呈现非常规化。比商人和军人的积极政治参与更加突破常轨的，是“游民”和“饥民”这类新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

科举制刚废除时，刘大鹏已经注意到“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的现象，他也已提出“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的问题。（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55、157页。）约二十年后，杨荫杭发现当时的情形已更严重：“有土而不能农，有巧而不能工，有货而不能商。”鲁迅在1907年已观察到“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杨氏更发现“人民无事可为，于是乎多游民；人民生计断绝，于是乎多饥民。饥民流为盗贼，盗贼编为军人，军人兼为盗贼。游民流为地棍，地棍选为议员，议员兼为地棍”（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898页；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既存社会结构已解体，而新的社会结构尚未稳固确立，整个社会遂渐呈乱相。

与四民社会解体同步并且相关的城乡分离使社会情形更趋复杂。读书人既然留居城市而不像以前那样返乡，乡绅的社会来源遂逐渐改变。乡绅中读书人比例的降低意味着道义的约束日减，而出现所谓“土豪劣绅”的可能性转增，这是乡村社会秩序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大鹏在1926年注意到：“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336页。）

一般而言，民初中国的土地兼并仍不算特别厉害。然而中国乡村本不怎么互通，经济剥削和社会压制在不同地区可能有很大差异。在“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离县城远也是一种边远）地区，或出现非常规势力的地区（如大军阀的家乡），不讲规矩的土豪可能偏多，的确存在剥削或压制特重的事例。在这样的地区，农民在经济上和社会待遇上被逼向边缘者必众。

有些地方的民间社会自有其制衡约束的体制，如四川的袍哥便很起作用，故四川贫困地区的农民当兼职土匪（棒老二）的不少，参加红军的却不多。但在民间社会制衡不能起到有力作用时，那些地区反对既存秩序和既存体制的情绪必强，正所谓革命的温床。即杨荫杭看到的“不逞者乌合，即可揭神圣之旗”（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时报》，1925年9月25日），898页。）。在这些地方，闹革命（革命而曰“闹”，即甚有启发性）的主张实最有吸引力。与城市的新兴社群及新社会行为一样，乡村这些变化也是整体社会结构紊乱的后果。

最具诡论意味的是，科举制废除本使道治二统分离，学术独立的观念从清季起便颇有士人鼓吹，到民国更成为主流；但民国教育反而呈现出比以前更政治化的倾向：知识界议政不断，也不乏直接参政者（其中学生多于老师）。有些人或会将读书人在政治舞台的活跃看作学界地位的上升及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其实读书人在政治活动中看似重要的影响，却是读书人在社会上日益边缘化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

杨荫杭观察到：学界中“亦有‘客’焉，所办者曰‘学务’；而无事不提议，无电不列名。则其人固非教育家，不过‘学客’而已矣。为求学故入学。乃在求学时代，竟无一事不通晓，无一事不干预，则其人固非学生，不过‘学客’而已矣”。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说学界就不问国是，“然教育家之义务，在教育后进以救国；学生之义务，在学成人才以救国”。若“挂学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阶级，自创一政派，则学殖荒矣。若更为政客所利用，东设一机关，西设一事务所，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1年9月29日），422页。）。这里“自成一阶级”的“学客”，与“商客”一样思出其位而不务其本业。

杨氏注意到：那时的“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故“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入学”，则造成“教育破产”，其惨“更甚于亡国”。他进而指出：“学风不良，不能专责学生，当责教职员。为教职员者，凡遇学生校外运动，或加以奖励，或不恤表同情，向当局请愿。此实奇异之举。以此辈司教育，势必反主为客，听学生之指挥。”（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0年12月20日，1923年2月3日、6日），163、711、713页。）

“学习救国两不误”是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自有其时代意义。就是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的胡适在1921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5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不过胡适反对“两不误”，他主张或者一心读书，或者完全去干政治。）当时的教师也确有难处，倘不声援学生，似乎又缺乏“正义”。惟从社会视角看，“学生自视极尊”及教职员“反主为客”，甘愿“听学生之指挥”这样的“奇异之举”，正是民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后“老师跟着学生跑”的时代写照，也是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19~121页。）

可以看出，清季科举制的改废并非仅仅是个政治变革，它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相当深远的社会影响。故社会史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由此制度变革引发的各类直接间接后果，而且提示了一个考察近代中国更广阔的文化与政治演变进程的认识取径。杨荫杭以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1年9月19日），414页。）他观察到的20年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是：各级当权者是政客军阀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社会上具道德廉耻者多隐遁，老百姓又无心于国事，商人中有商客，读书人本已无用，且学人中复有学客。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社会失去重心之后，何者来填补？从社会群体的成分、所含人数以及参与意识等综合因素构成的社会竞争力来考察这方面的发展，或者还能得出更进一步的认知。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4期，题目有更易）

一、思想与社会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以胡适的世界主义与反传统思想为个案

一般的看法，胡适之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而胡适一生，又恰恰对民族主义始终有那么几分保留，常常被人认为是“西化派”。把这样一个人物诠释为民族主义者，似乎颇有些厚诬逝者的意味。的确，胡适接受了西方的现代自由主义，并终其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他在留学期间形成并影响其一生的世界大同主义，以及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后的反传统主张和行为，更早为世所共知；凡此种种，皆指向一个非民族主义的方向。

不过，对一个历史人物，最主要的是考察其毕生一以贯之的志业与思想。胡适选择的志业就是要为中国再造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他的基本思想是希望对内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以解决社会民生这一基本问题；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能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的问题，使中国达到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实现为中国再造文明、变中国为一个面目一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目标。毫无疑问，贯穿在胡适志业和思想里面的，就是对祖国深挚的爱，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的关怀。（注：说详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胡适究竟是一位对民族主义颇具保留的世界主义者（或倾向西化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义关怀的人物？这两种胡适形象（the image of Hu Shi）的明显差距，提示了这位一生讲话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最希望为人理解的思想家其实并不那么容易理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如周明之先生所说，胡适“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注：周明之著、雷颐译：《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与晚年的胡适过从甚多的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说话“有高度技巧”，在此范围内，他又是“有啥说啥”（注：唐德刚：《胡适杂忆》，42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既然如此，对胡适所说的话就不能全从字面看，而必须仔细分析，才可以从其“高度技巧”之中，求得其“有啥说啥”的真意。

历史表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本无限曲折。很可能后来各人所知所见，都不过是胡适这一整体的某个面相。进而言之，对于生长在清季民初的士人来说，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否有我们今天认知的那样对立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勿如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对胡适的世界主义及其反传统思想这两种看来最具非民族主义特性的观念进行认真考察和再分析。

中外学术界对胡适的世界主义，一向未予足够的重视。目前所见，仅周明之先生论述较详。周先生已注意到胡适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但他看到的更多是其对立的一面。（注：参见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六章。）这部分是因为胡适本人的表达就有些“言不尽意”。本文拟回向原典，从胡适内容丰富的留学日记中钩深致隐，“在其不尽意的言中，来求得其所代表之意，乃及其言外不尽之意”（注：钱穆：《中国思想史》，33页，香港，新亚书院，1962。）；希望能重建其世界主义思想发生发展的内在理路，论证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实际都是民族主义的，最终是要在理论上论证中国应有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并从实践的层面考察世界主义者胡适在因应国家危难时表露出的或隐或显的民族主义真情。同样，本文试图循胡适反传统观念产生发展的内在理路，重建其由原本主张爱国应当知传统到认为救亡不得不反传统这一激烈变化的心路过程，特别强调胡适的传教士身份认同及其伴随的宗教性使命感在这个激变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本文也简单分析何以一般人心目中的胡适形象与民族主义之间总有距离的一些原因。

1.针对“双重标准”的世界主义

余英时先生提出，胡适在美国留学的七年“是他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63~74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而他在留学期间形成的有系统有特色的思想，则不能不首推他的世界大同主义。胡适在那时给他的大同主义或世界主义所下的英译名词有两意并存，一为Cosmopolitanism（今译世界主义），一为Internationalism（今译国际主义），而两者意义本是不同的。可知胡适在一开始时概念并不十分肯定，后来才逐步发展确立。他在晚年口述其自传时，就特别注意把他所谓的“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区分开，以后者来发挥他稍后发展出的“新和平主义”。（注：参见胡适：《藏晖室札记》（以下简作胡适日记加年月日），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1914年11月4日；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以下简作《口述自传》），5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国际主义在词义上当然没有世界主义那么超越，其胸怀更小但却更注重各自之国。这正是胡适的世界主义一开始就有的特点，其实也是自然的发展。要深入了解胡适的世界大同主义思想，最好是从其发展进程来考察。

胡适在上海读书的少年时代和在美国留学的前几年，民族主义情绪一直较强。早在1907年，胡适在上海看轮舟快驰往来，“时见国旗飘举，但不见，黄龙耳”（注：胡明编：《胡适诗存》，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其忧国家之将亡的心情，与当年胡林翼在长江上看见外国轮船飞驶时如出一辙。但胡适的民族主义观念却比胡林翼的要更丰富。他在上海澄衷学堂时写的一篇题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中，已表达出从兵、学、财多角度全面竞争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说：“国魂丧尽兵魂空，兵不能竞也；政治、学术西来是仿，学不能竞也；国债垒垒，人为债主，而我为借债者，财不能竞也。以劣败之地位资格，处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铁与他族角逐，又不能折冲樽俎战胜庙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相待，不渐渍以底于灭亡，亦难矣。呜呼！吾国民其有闻而投袂奋兴者乎？”（注：转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1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文章反映的时代气息，应予特别的注意。胡适自己后来说：“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而当时人读《天演论》，侧重的恰“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这里所谓“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就是民族竞争的思想。胡适后来酒醉后骂租界的巡捕是“外国奴才”，他自己说那时主要靠“下意识”在起作用，正是他民族主义意识的表露。（注：参见胡适：《四十自述》，100、167~171页，上海，上海书店影印亚东图书馆，1939。）

胡适自己就是那些在民族危机下“投袂奋兴”的人中的一个，他后来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读书人的流行观念，认为民族竞争最终是落实在“学战”之上。在此基础上，他一直持一种文化的国耻观，忧国之将亡而思解救之道，特别关注文化碰撞与移入的问题。只有充分理解胡适这种少年读书时已具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领会他那世界大同主义的真意。

胡适自称，他的世界大同主义是“经十余次演说而来，始成一有统系的主义”。1912年10月，胡适在读希腊史时，“忽念及罗马所以衰亡，亦以统一过久，人有天下思想而无国家观念，与吾国十年前同一病也”。罗马不少先哲“倡世界大同主义，虽其说未可厚非，然其影响所及，乃至见灭于戎狄，可念也”。可知此时他尚存晚清人的观念，对世界主义从整体上不十分欣赏。到1913年初，胡适曾就他的“世界观念”作演说，以为西方古代的世界主义者“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故胡适此时给他的世界主义下的定义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注：胡适日记，1914年11月4日，1912年10月25日，1913年4月（原无日）。）

可知胡适的“现代世界主义”观念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他仍不欣赏西方古代那种只知世界不知国家的世界主义。他特别认为丁尼生的诗“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与他的见解暗合。这个观点胡适后来讲得不算多，实际一直保持。1917年时他还专门摘录威尔逊的话，威氏说欧战已使美国人不得不变成“世界公民”（此已与古希腊人之义不同），但并不因此减少其美国特色。只要把威氏话中的美国换成中国，就是胡适自己的意思了。（注：胡适日记，1913年4月（原无日），1917年2月23日。）

1914年春夏之交，已结束本科学业的胡适因同学有的毕业归国，颇引起一些乡愁。他自己既想归国，又想继续多学知识，甚感矛盾。后来去留虽决，终因“归思时萦怀绪”，心情不免烦躁动荡，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以前他常为中国各种风俗制度等辩护，此后则开始较多看到西方的好处和中国的不如人处；以前他论事还多出于中国的传统观念，此后则渐偏向西方的思路。这个变化牵涉较宽，只能另文探讨。（注：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6月1~12日，20日、8月10日。）

与此同时，胡适的世界主义思想也有发展。那年5月，康乃尔大学学生对“吾国，是耶非耶，终吾国”（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这个观念进行讨论，胡适以为此意为“但论国界，不论是非”，写信给登载此言的该城报纸批驳之。胡适指出，这实际是一种双重道德标准，即在国内实行一种标准，在国际又实行另一种标准。他认为这是一种“极端之国家主义”。此信得到康大前校长夫人的赞许（其实可能是客气话）。胡适大概很受鼓励。两个月后，他又将此作为“狭义爱国心之代表”纳入他关于“大同”的演说。这一次就先后遇到两个人告诉他，其实他的理解是片面的。胡适演说刚完，就有某夫人对他说，那句话不一定理解成“吾国所行即有非是，吾亦以为是”；而更多是“无论吾国所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的意思。次日，也听了胡适演说的一位英文教授告诉他，那句话的意思的确可有多解，但其本意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胡适表示同意此二人的看法。（注：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

其实胡适心里并未全通。他以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是另一问题。胡适引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话，指出人皆有私心。“吾亦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他“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胡适的意思，他对中国是有所隐有所不隐；但其举例皆用中外关系史事，提示了他颇为含蓄的言外之意：他的“双重标准”其实是针对西方说的。他在第一篇文章里就说，道德标准不应对国人是一种，对他国之人或化外之人（outlandish people）又是一种。那英文的“化外之人”，正是白人称殖民地人的术语。这也就是章太炎指责“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的意思。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胡适明知他理解字义有偏差，终不能完全心服的深意。（注：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章太炎：《五无论》，载《民报》16号（1907年9月），7页（文页）。）

后来胡适见纽约《晚邮报》社论，说“世界者，乃世界人之世界，不当由欧美两洲人独私有之。亚洲诸国为世界一部分，不宜歧视之”。他因自己“久持此意”，马上给报纸写封信去表示支持。他读威尔逊在参议院演说，以为“陈义甚高”，实因其在强调民族自决。威氏说：“任何国家都不应寻求将自己的政策加诸别的国家或民族之上。每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都应让其不受妨碍，不受威胁，不怀恐惧地自由决定其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发展道路。”威尔逊也曾说，“若吾人以国中所不敢行之事施诸他国，则吾亦不屑对吾美之国旗”。这正是胡适所希望的西方的态度。在国家与是非这个问题上，胡适觉得最理想的境地，仍是威尔逊所说的“人能自省其尝效忠祖国而又未尝卖其良心者，死有余乐矣”。他记录的卡莱尔与他“平日所持相契合”的一段话，也是说的一种可以最爱自己祖国，但对他国也持公正爱心，同时又不伤害个人所信奉之哲学。像以往一样，胡适想要实现的还是鱼与熊掌兼得。（注：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11月25日，1917年1月22日，1914年7月12日、8月9日。）

而且，正如许多20世纪中国读书人一样，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向往着传统的士那种相对的超越心态。这种观念表现在当地一位支持胡适的报纸投书人所引用的孔子的话：“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注：胡适日记，1914年8月10日。）对传统的中国士人来说，为保卫祖国而死，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死君事（《左传》哀公十一年），是大得赞许的。而其高明处，则不仅仅是捍卫了国家利益，还有一个在此之上的“取义成仁”的个人道德完形。清季以至民初中国读书人虽因不断的国耻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最终还是暗存一种“道高于国”的观念，总向往一种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大同”境界。胡适也与他们一样，事急则诉诸民族主义，事态稍缓，便又徘徊于各种接近“大同”的主义之间。故近代中国人在说民族主义时，未尝须臾忘记在此之上的大同；而中国人在说世界主义或类似主义时，其实也都在表达民族主义的关怀。

1914年10月时，胡适对他后来颇为推崇的和平主义者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学说还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其以生计之说来弭兵，是搞错了方向。因为欧人是为“国家”而战，不是为金钱而战。他说，“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陵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陵驾他人之种”。为此目的，不惜灭人之国与种。胡适重申，这仍是因为对国内国际实行双重标准的缘故。欧人在国内虽有种种道义准则，却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注：胡适日记，1914年10月26日，以下几段也参见此日。）。

两个月后，胡适在论证中国的国防问题时，进一步明确指出：今日世界之大患是强权主义，也就是以所谓“天演公理”为思想基础的弱肉强食的禽兽之道。三年前进化论者胡适初来美国时，听说美国那时有教师因“倡言‘天演论’致被辞退”，感到大不可解，慨叹为“怪事”！这是他开始了解中国尊奉的“西学”似乎在西方本身地位并不那么高。如今已对西学有更深把握的胡适认识到，达尔文的“优胜劣败”之天演学说本身“已含一最危险之分子”。重要的是，他现在知道西人也主张“天择”之上还应该有“人择”；养老济弱，就是以人之仁来救天地的不仁。（注：本段及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12月12日，1911年3月14日。）

在那年早些时候写的《非留学篇》中，胡适还认为中国旧文明不适于今日之时代和世界，其中之一即“人方倡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我乃以揖让不争之说当之”（注：《非留学篇》原刊于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3期，收入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352~371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以下凡引此篇，不再注出。）。今思想既然扭转，他就专以此说来纠正优胜劣败之西说。他再读中国古代的老子、墨子，就发现其以争斗或不争不斗来区别人禽（其实儒家亦然）是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可以用来构建他的大同主义。这样，对胡适来说，西方的“人择”说就起到了为中国传统思想正名的作用。他在下意识中实已暗示先秦中国思想较近代的欧洲还更“进化”，但这一观念似乎始终未能到达有意识的层面。胡适敏锐地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霸道行为就是以“西方强权主义”为思想武器的。所以，只有国际道德“进化”到重“不争”的“人择”程度，中国才能有和平。（注：有意思的是，山西太原县一位儒生型乡绅（清代举人刘大鹏）在1942年时也从类似的角度来分析帝国主义。他认为，伦理是“维持天下万世之大纲”，自古“伦理明则天下治，否则天下乱”。40年代日本军队在中国“行其暴虐之政”，正是因为全世界都不讲究伦理，“惟是行求利之法”。参见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1892年2月13日，1942年8月19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胡适以为，英国人提出的“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就是以“人择”限制“天择”的学说。这就提示我们，胡适服膺现代自由主义也是以民族平等为基准的；而且他广读19世纪中叶以来的英国自由主义经典似乎就是为了从理论上构建他的大同学说。他从斯宾塞、弥尔（JSMill）、格林（THGreen，胡译葛令）、边沁等人（胡适统称为英国伦理派）的著作中一一读出了“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的意思，而贯之以他提出的“一致”观念。胡适以为，个人伦理应首重一致，即言与行一致、今与昔一致、对人与对己一致。这最后一点，尤宜实行于国际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不欲施诸同国同种之人者，亦勿施诸异国异种之人也。”所以，当他说大同主义的根本是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时，生于弱国的胡适实际是以世界主义来反强权，特别是反抗种族和国家压迫，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以人道之名为不平之鸣”（注：胡适日记，1914年10月19日。值得注意的是，严复也从弥尔的《论自由》中读出了“群”和“己”之权界，再往下推一步就是群与群之权界了。近世中国人因自身国力孱弱，读西人书的确别有心得。）。

这进一步揭示了胡适的世界大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成分。胡适就“人群之推广”指出：“自一家而至一族一乡，自一乡而至一邑一国。”这正是西人论民族主义起源最常说的话。但胡适意不止此。他说，“今人至于国而止，不知国之外更有人类，更有世界，稍进一步，即跻大同之域”。所以，“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也就是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重要的是人类不仅仅是一团体，而且是一目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在这里特别明显（康德和格林均同）。这样，胡适就把中国的“道高于国”的传统观念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准则结合起来而构成了他的以“世界的国家主义”为核心的大同学说。

但胡适在意识的层面对民族主义颇有保留是无疑的。这又怎样解释呢？或可说，胡适之所以不能在意识的层面完全接受民族主义，是因为他觉得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有讲不通的地方。1917年3月，报载王闿运去世。胡适想起十年前读过其《湘绮楼笺启》，那里面说：八国联军入北京而不能灭我，更谈不上瓜分中国。而且，中国人“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当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今“思想亦已变更”，觉得王所说，“惟不合今世纪之国家主义耳”，其实正合中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故不应以后出之外国学说责中国旧学家。（注：本段及以下三段参见胡适日记，1917年3月7日。）

这也引起胡适对民族主义进行系统的反思，他以“去无道而就有道”之观念论证民族主义说，“国家主义（民族的国家主义）但有一个可立之根据”，即“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中国人推翻满清，即因满人实已不能治汉族。但若所得不过袁世凯，不见得比满清好，则“不以其为同种而姑容之”。若在袁与威尔逊之间选择，“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

但胡适大约也觉得这样主动选择外国人治中国到底有点不太妥当，旋又自解说，要点还在“终”字上，“今虽未必然，终久必然也”。可是他发现这实是“遁辞”，于理无法再论。转以威尔逊所说的“政府之权力生于被统治者之承认”来论证民族主义，仍发现承认也须有标准，是以种族为标准还是以政治之良否为标准，皆回到前面的两个论据上，所以“终不能决也”。这是胡适“展缓判断”思想方式的典型表现。

实际上胡适正是在为他在意识的层面不能服膺民族主义化解。民族主义的各种“前提”既然都不成立，民族主义本身也就“不能单独成立”，当然可以不尊奉。所以，胡适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今之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胡适一生对爱国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观念表示保留时，无不加上“狭义的”这个定语。这恰反证出胡适所讲的世界主义不过就是胸怀开放的“广义”民族主义。

概言之，胡适不讲民族主义是因为中国国力弱，如果讲民族主义便为强国张目；他讲世界主义恰是要抑制欧西国家的弱肉强食主义。同样，后来孙中山专讲民族主义、不讲世界主义也是因为中国弱，以为如果讲世界主义便为强国所用。两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关怀也是同样的。区别在于孙看见民族主义在中国可能的聚合力，而胡看见民族主义在西方已出现的破坏力。从根本上，孙中山同样受中国传统的大同学说影响，他也不反对世界主义，只不过认为世界主义是下一阶段的事。而胡适主张世界主义，是想越过民族主义而直接达到独立自主和国与国平等，其要想“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又与孙中山同。

然而，如果从传播上言，胡适的信息就并未能完全传达到听众（包括孙中山）那里，不但绝大部分同时代人都不了解胡适不接受民族主义的真意，就是后来的研究者也很少注意及此。这在写文章专以明白浅显出之，希望读者“跟着他走”的胡适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悲哀。而且，由于胡适长期在口头上坚持对民族主义保持距离，渐渐地有时也真的以为自己是站在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更要找出民族主义的不足来维持自己心态的平衡。“三人成虎”的功用并不见得只适用于听众，许多时候其实也适用于立说者自己。

很明显，胡适的“世界的国家主义”是想要寻求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境界。但这样的境界在实践的层面有时便难做到，且颇易引起误会。再加上胡适幼秉父亲关于做人要“率其性”的教导，从小又由母亲着意培养出“异于群儿”的特定身份认同，他一向自命“狂狷”，标榜特立独行，有意无意间总爱“立异以为高”（注：说详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9~51页。），就更容易为人所误解了。胡适其实知道爱国与爱主义有时会矛盾。他的德国朋友墨茨，因持和平主义，欧战起后不愿从军，就远避他国。胡适说他“非不爱国也，其爱国之心不如其爱主义之心之切也，其爱德国也，不如其爱人道之笃也”。但胡适也指出这正体现了墨茨只能是一个“理想家”。（注：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12月6日。）在实践的层面，如果不能鱼与熊掌兼得之时，胡适自己究竟爱那样更甚，用他的话说，要等到国家危难时才知道。

2.祖国：你如何爱他？

胡适在1916年9月作的白话诗《他》中说：“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日记中说是因东方消息不佳而作此自调，并加注说，“或问忧国何须自解，更何须自调。答曰：因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故”（注：胡适日记，1916年9月6日。）。可知其虽自命为世界公民，大致也像当年自命为新人物一样，并不能完全认同理想上的世界主义。同时，也可知胡适强调理智的爱国，并发誓祖国有难时将体现其爱；但他要异于群儿，虽爱国而有时故意做得像不爱。

在胡适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一个是心与行动的区别，心可甚爱，行动则不必一定参与。一个是参与是否能改变局势的区别，如果不能，则如他的好友许怡荪眼中高卧南阳的诸葛亮，“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所谓待时而动，就是参与能改变局势的时候，就要动。后来抗日战争起，胡适觉得他能起作用，也就参与了。不过，他自己也一直有要以不朽来报国献世之心，故每引歌德凡遇政治大事震动心目，就全心全意致力与一种决不关系此事的学问以收束其心的例子自安其心。（注：许怡荪的话引自胡适日记，1914年12月9日。）

在理想的层面，胡适或者真希望世界一家。他曾对本城一牧师说，“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并举航海、无线电等为例；而世界“终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为之畛域耳”（注：胡适日记，1914年11月17日。）。世界若真能一家，胡适就可脱离不高明的中国人之身份认同而成世界公民，当然也就不受“种族成见”的影响了。但一“家”与世界公民并非同一概念。一家也好，大同之治也好，这些词语的使用说明胡适自己所持仍是中国观念。而且，世界一家当然好，但现在实际尚未一家。胡适虽然以歌德自居，以安其心，还要能自圆其说。且眼下的危机也不能不顾，所以每不得不再进而自解。这一点在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起的中日危机上，表现得最充分。

早在1914年8月初胡适写的一篇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中，他就预感到战争可能波及中国。那时他已经据比利时抵抗而失败的例子，判断“吾国即宣告中立，而无兵力，何足以守之！”十天后，日本参战以得青岛之势已明，胡适还希望日本得青岛后“或以归中国而索偿金焉”。这个想法，“人皆以为梦想”。但胡适自有所本，原来他认为“他日世界之争，当在黄白两种。黄种今日惟日本能自立耳。然日人孤立，安能持久？中国者，日之屏蔽也”。所以，胡适觉得日本会为中国得青岛。黄白种争本清季革命党人的口头禅，足见中国公学那段经历暗中仍在影响胡适。不过，胡适对国际政治的理想化和“乐观”，也的确超乎常人，难怪他的同学都笑他“痴妄”。（注：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8月5日、16~17日。）

胡适此时还没有想到假如日本的行为证明他确实“痴妄”，中国应何以处之。他在那年夏天与女友韦莲司讨论过这个问题，韦女士主张取不争主义，胡适则持两端，觉国防也不可缓。到11月的一次演讲中，仍主一面讲国际道义一面准备国防。但在同月韦女士将去纽约时，两人又谈及不争问题。韦女士重申不争胜过争，并以比利时为例明确指出，中国不抵抗日本侵略，损失虽大，若抵抗，则损失必“更大千百倍”。这时胡适已显然有同感。（注：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11月13日，1915年1月18日。）但日本的威胁是明显的，争与不争，都要有个解决之道。

到12月，胡适终于决定接受韦莲司的观点，并“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他因而从根本上考虑和论证中国的国防问题。胡适问道：“今人皆知国防不可缓，然何谓国防乎？”在他看来，即使中国的海陆军与日本并驾甚至超过日本，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日本有盟国，盟国还有与国。中国之想以增军备救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但行不通。即使日本和欧洲国家二十年不发展，中国之军力也不可能在此期间达到与之为敌的地步。所以，“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以目前言，中国所能做的就是以个人和国家的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同时“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如果国际道德“进化”到重“不争”的“人择”程度，中国也就有了和平。（注：本段及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18日、1月27日。）

但是，不论胡适的这些观念在理论层面有多么正确，在实践的层面，他的解决之道确实也太多未知数：日本肯停下其行动来听中国讲人道和公理吗？美国愿意并能够与中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吗？后来的史实证明胡适方案中这主要的两点都是空想。

胡适认为远东局势的最后解决一定要建立在中日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之上，但相互理解与合作决非一方以武力征服另一方所能产生。（注：胡适致《展望》杂志的信，收在胡适日记，1915年3月1日。）他在30年代重申此观点时，进一步指出日本要征服中国不能靠武力，而必须征服中国人的心。结果引起舆论大哗，为各方人士所痛诟。其实胡适心灵深处，仍有黄白种争的思想；他在30年代写文章时心里想的，应该也就是中日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而已。但他的日记那时还未出版，一般人也没有读到他早年写的东西，在日本侵略正急之时，当然不会想到胡适言外的深意了。关键在于，虽然相当多的日本人也公开主张或心中暗存黄白种争的思想，他们却并无中日合作的念头，反而以黄白种争的观念来为其征服中国正名：中国既然已败弱，日本就必须负起这一斗争中黄种方面的绝对领导责任。胡适与日本人的出发点不无共同之处，但他的方案的确只能是空想。

胡适对美国更是寄予厚望。他一向不喜欢拿破仑把中国比做睡狮，而主张不如比做等待爱情之吻的睡美人，并希望美国能充当那吻美人的角色。（注：胡适日记，1915年1月4日。）但是，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之时，首先要考虑其实际的利益及其能力的范围。当与其利益一致时，美国是可能愿意与中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的。但即便如此，美国是否能够做到其所欲为，还要视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定。一战时对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政府——寄予厚望的中国人当然不止胡适，威尔逊也确曾努力想要实现其提倡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但他的“新原则”终于斗不过欧洲的帝国主义“旧政治”，胡适和许多与他思想相近的人，也就不得不失望了。

而且，如果这些理想化的目的不能实现，中国当下应该这样对付日本的侵略呢？这一实际而具体的问题，胡适并未回答。其实，胡适心中有一说不出口的答案。他知道他所说都是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而且是“独一无二之起死圣药”。如果有人认为这太“迂远”，则“惟有坐视其死耳”。换言之，中国眼下若与日本战，则只有死。正因为这样，他才专门讲大同、人道与和平：“吾岂好为迂远之谈哉？吾不得已也。”中国不能打，胡适要学歌德，不得已而言长远之计，一半也是聊以自解罢了。胡适既然认为中国无力抵抗日本，而世界又已成强权世界，对于弱者来说，除此又有何术？他心里明白，“所谓拔本探原之计，岂得已哉！岂得已哉！”（注：胡适日记，1915年1月18日、2月14日。）

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胡适的思想已大变了好几次。从为祖国辩护到看见中国社会体制的大病，再从认为中国的不争思想不适合时代和世界到专以此思想来矫正西人竞争之说，其变化的幅度之大及其迅速和频繁，都已可令人叹为观止。不过，胡适这些变化中，也蕴涵着不变，那就是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仔细观察，每次变化的后面，都可见那一层“不得已”的爱国心。所变者，不过是其表述、诠释以及拟想中的解决之道罢了。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起，胡适认为，中国之事，“病根深矣”。许多留美同学“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所预备。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徒乱心绪，何补实际？”反失了“大国国民风度”。在同学会集会专论此事那天，他因事不能参加，先留一条子请会长代读。上面说，“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结果，“会中人皆嗤之以鼻”。他的好朋友任鸿隽也说，“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这“又来了”数字，暗示了胡适的不争主义一向不十分得人心，此时当然更加不受欢迎。他继而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一篇公开信，呼吁采取他所称的“理智爱国”（patriotic sanity）的正确途径，并重申：“吾辈远去祖国，当以镇静处之，以尽学子求学之责。切勿为报章之喧嚣所纷扰，致离弃吾辈之重要使命。吾辈当庄严、镇静、勿被扰、不动摇、安于学业。吾辈尤应自我预备，若祖国能渡此大难——对此余深信不疑——乃推动其全面之进步；即或不能，亦可使祖国起死回生。”（注：胡适日记，1915年3月3日、3月1日、5月25日。）

实际上，胡适恐怕是有意不“逐诸少年之后”，以体现其特立独行之处。胡适的后天修养使他颇能折衷，天性作人却不喜调和。他以为，“调和者，苟且迁就之谓也”。张奚若曾对他说，“凡人之情，自趋于迁就折衷一方面。有非常之人出，而后敢独立直行，无所低徊瞻顾。如此，犹恐不能胜人性迁就苟且之趋势。若吾辈自命狂狷者亦随波逐流，则天下事安可为耶？”胡适以为，“此言甚痛，为吾所欲言而不能言”（注：胡适日记，1915年10月1日。）。因为他自己也是“自命狂狷者”中的一个。

胡适幼秉父训，既要“作圣”，又有“率性”的一面。后者更因他从小由母亲着意培养出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增强。他下意识中一直非常欣赏自己少时的“先生”认同和读大学二年级时同学所赠的“博士”绰号，在四十岁写中英文自传时犹不能忘。（注：参见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New York:World），1930，reprinting,1942）中的自传条目，p.239。）那两者的共同点，其实主要不在胡适自己说的不爱游戏，而在其“异于群儿”。这一点胡适有意无意间总爱维持之。他的朋友说他“好立异以为高”，喜欢“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等等，都是这个倾向的发展。且胡适的立异是要立大异，他认为，在小事上自表与人异，而临大节则不知所措，只是“下焉者”。他所向往的，是“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注：胡适日记，1915年3月1日、4月27日。)。胡适对中日关系本有些与人不同的观念，但他作人要“率性”，要与众大不同的倾向也是清楚明确的。

胡适知其通信不会受欢迎，结尾时特地提醒说，要骂我之前请先细读我书。结果如他所料，这封公开信激起了许多留学生对他猛烈攻击。也如他所料，并没有多少人细读他的信。大家的批判集中于他的态度而不是信的内容，总的精神是大家认为他不够爱国。不过也有一些批评颇能击中胡适的要害。一位学生批评说“一旦日本控制了中国，则要驱逐他们势必使用武力”；而且，“去使中国起死回生要远比在日本入侵之前进行抵抗要困难得多”。另一位学生虽然接受学生的本分是读书学习，但他也提醒胡适，一个国民有责任在国家陷入危机时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注：参见本书《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

其实，胡适虽然认为在中国人内部“作骇人之壮语”于事无补，他自己暗中已定下“执笔报国”的计划，即对美国报刊上不利于中国的“不堪入耳之舆论”，要予以“斥驳”。对胡适来说，“执笔报国”的战场不在中国同学会里，而在美国的舆论界。在1915年2月初的《新共和》杂志上，曾刊有“中国一友”的来信，说中国人不适于自治，其共和制已失败，故日本的干涉，对中国对西方都有好处。此信的观点不久又为美国另一大杂志《展望》吸收进其社论。胡适“读之大不满意”，分别作书驳之。他在信中提醒那位中国之友，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时代”。胡适肯定，已经推翻了满清统治的中国民族之觉醒，也一定会永远憎恨任何外国外族的统治或“指导”。他强调，任何旨在使日本控制或“指导”中国的尝试都只会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中国眼下确实无力抗拒日本武力胁迫下的要求，但中国青年的英雄热血，尽管未必当下见效，必会洒遍共和之神州。胡适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中国实行共和不过三年，要判断其成败尚为时太早。更重要的是，他引用威尔逊的观点说：每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每个民族都有权不受干涉地寻求自救之路。中国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展。（注：胡适日记，1915年2月12日、3月1日及所附信件。）

这正是胡适在实行他以个人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的主张，也就是以西方之理论来驳斥西方强权主义。胡适在这两封信中表现出他对西方有关政治理论的熟悉已达如数家珍的程度，这正是他高于其他大部分中国同学之处，颇能体现“大国国民的风度”。这里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其诚挚不下于《留美学生月报》上的那些文章，而在理论表述上则过之。

实际上，胡适虽然提倡大家对中日争端以镇静处之，他自己的心情也并不那么平静。他在1915年5月29日给韦莲司的信（见日记）中承认，他本来已经意识到自己骛外太甚，正拟纠正，结果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搅翻了”。可知胡适再三劝大家要以镇静处之，恐怕也有自戒之意，他大约知道自己就未必做得到。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之时，胡适与其他人一样，心中是极不平静的。心既不宁静，胡适就实行他要“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耶教之道”的主张，直接以斥骂传教士纾解其愤懑。

那年3月21日是教会的礼拜日，胡适在本城的长老会教堂以“基督教在中国的机会”为题发表演说，到耶教的本垒去攻击耶教在中国的传播。胡适再次援用他的“双重标准”理论，指斥传教士只有在处理国内事务时才称得上基督徒，一旦进入国际事务，他们都不复是基督徒了。他说，现在那些基督教国家实际上只认暴力为权威，置弱小国家的权益于不顾，并将国家获利、商业所得和领土掠夺置于公平正义之上。一句话，胡适宣布：“今日的

［西方］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爱和正义的理想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准则——强权就是公理的准则之上！”（注：本段与下段均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中所附的演说内容。）这是胡适对西方文明最激烈的攻击，其背后隐伏的，就是中日交涉给他带来的不安和激愤。

胡适并直接指出，当年德国夺取胶州湾和法国侵占广州湾，都是以一两个传教士被杀害为借口。也就是说，个别传教士的死早已成为所谓基督教国家进行领土掠夺的理由。这仍是章太炎指出的始创自由平等之人却对他人不取自由平等的意思。但是，当胡适提出这些基督教国家的行为应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负责时，他的意思实际上已比章太炎进了一步：如果西方不以自由平等待中国，则中国也可以不以自由平等待西方。

义和团运动本是近代所有中外冲突中胡适最感不能为中国辩护者，但现在他已认为西方也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了。说到底，胡适在国际政治中提倡“不争”本是不得已，他其实就很赞赏孔子表扬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国家思想”。胡适以为，“国家思想惟列国对峙时乃有之。孔子之国家思想，乃春秋时代之产儿；正如今人之国家思想，乃今日战国时代之产儿”（注：胡适日记，1914年10月7日。）。一次大战时代既与战国时代相类，则正宜有国家思想。胡适又何曾例外呢！

同时，胡适在“二十一条”时期表面的不介入态度，部分也因为他不能认同于袁世凯政府。在国家危难之时，是否应举国一致支持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及有革命党心态的人最觉尴尬之事。胡适是明确反对有人“以仇视日本之故而遂爱袁世凯且赞成其帝政运动”的。但他又展缓了在日本和袁政府中作出选择的“判断”。展缓的意图，当然也还是想要达到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结局。约二十年之后，当日本的侵略更为紧迫而不能展缓判断时，他会发现他自己也不得不认同于他本来十分不欣赏的国民党政权。不管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是否成立，他终于以此为基础作出了判断。

而且，胡适那时的确也在思考一个“真正的最后解决”。他以为那不能是对日作战，因为中国的军力不足以战；他也知道那不能是像袁世凯政府正在进行的那样将中日问题国际化以寻求列强的支持。胡适说，“真正的最后解决必须往其他方面探寻——他远较吾人今日所猜想者更为深奥。余亦不知其在何处，余只知其不在何处”。在更广义的层面，胡适其实早已找到了他那“远为深奥”的“真正的最后解决”。1916年初他在致友人许怡荪的信中说：“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他坚持认为，“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亡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目前所应该做的，是“打定主义，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其方法就是他一直主张的兴教育办大学（详后）。胡适强调，一国无高等大学，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注：胡适日记，1916年1月25日；胡适：《致〈甲寅〉杂志记者》，载《甲寅》1卷10号（1915年10月），21页。）。

胡适已在考虑固有文明的沦亡和输入文明的收受问题，识见确高于许多时人。但他在“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的时候，却可以置祖国目下是否即亡于不问，逻辑上多少有些问题。但并非胡适一人有此观念。张謇在1913年说他十余年前就已认为“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求活之道惟有实业、教育”。与胡适约略同时，陈独秀因痛疾而倡言“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章士钊提出，“故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一向主张推动长远之社会教育的梁启超也说：“虽国亡后，而社会教育犹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无道也。”（注：张謇致张孝若，1913年春，见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6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甲寅》1卷4号（1914年11月），1~6页；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载《甲寅》1卷8号（1915年8月），11页；梁启超：《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摘抄在胡适日记，1915年5月23日。）胡适见此文，觉“其言甚与吾意合”。因为梁也在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更与胡适意思接近的，是梁也在考虑国亡之后的存国之道。

那时回国不久的留美学生许肇南给胡适写信说，“在理，以吾国现在人心社会，若不亡国，亦非天理”。许氏据因果相寻之理以为，中国人“造孽太久”而不易解脱，“欲扬眉吐气，为强国之民”，要在好几代人之后了。现在只有像曾国藩所说，“不问收获，且问耕耘”，尽自己责任，“一息尚存，亦努力造因而已”。这些观念，后来胡适都爱挂在口上。他在几天之后，即已发展出他所谓“活马做死马医”的观点。胡适也认为，中国当时国事败坏已达“不可收拾”的程度，小修小补已不能收效。必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犹有死灰复燃之一日”。这里的“死灰复燃”，即是把中国视为已亡。胡适的理由是，对活马常不忍下手，姑息苟安的结果是“终于必死”。倒不如“斩钉截铁，认作已死，然后敢拔本清源，然后忍斩草除根”（注：许肇南致胡适，1915年10月23日，收在胡适日记，1915年11月25日，并参见1916年1月4日日记。从现实层面看，如果可以视中国为已亡，则无论进行怎样的破坏，都不致过分。中国的激进化，又多一层理论的支持。这正是胡适后来爱说的“正义的火气”的一个出处。故超越于国家民族之上的新旧读书人可以置中国当下是否亡于不顾，而从为国家造不亡的远因这一正义目的出发去“拔本清源、斩草除根”。）。

这么多人对亡国问题所持的看法都非常相近，说明这至少是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他们共同的超越立场，很能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历来主张道高于治的中国读书人在追求一个超越于国家民族的高远目标的同时无意中将自己置于国家民族之上的特点。在民初新旧过渡时代之中，如果说张、梁、章三人已近“功成身退”的阶段，或可代表传统的“士”的余荫；陈、胡则是即将升起的新星，应属名副其实的新兴“知识分子”的范围。双方在这一点上，观念竟然如此接近。在其潜意识中，大约都有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的影子在。《（注：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清季人常说“亡国亡种”，这里的“种”，其实也就是从文化取向定义的“天下”。所以国可以亡，新旧士人仍可以去尽“收拾民族”之责以保“天下”。

3.新旧文明过渡之使命：从昌明国学到反传统

余英时先生已注意到，胡适在留学期间“所最关怀的正是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他在此期间的见解虽然在变，关怀的问题则始终如一。（注：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7~18页。）而在此前后的一二十年间，中国固有文化在胡适心目中的位置却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

在胡适主办《竞业旬报》时期，他基本接受章太炎“以国粹激动种姓”的思想（注：参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77~82页，台北，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二刷。），主张有意识地以昔日的光荣来激发国人的爱国心。胡适指出：“一个人本分内第一件要事，便是爱国。”爱国正如爱家，只要“一国之中，人人都晓得爱国，这一国自然强大”。而“祖国强了，便人人都可以吐气扬眉”、“人人不受人欺”。反过来，如果一国之中爱国者众，便“牵带得那祖国也给人家瞧得起了”（注：本段与下段参见铁儿（胡适）：《爱国》，载《竞业旬报》第34期，1~6页。原报复印件承翁飞、杨天宏先生代觅，特此致谢。）。

更重要的是，胡适特别强调指出：“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他更主张“要竭力加添祖国的名誉”，其具体作法即力行道学家所讲的伦理和发扬中国的文学。他以为“我们中国最有名的是那些道学家所讲的伦理”，故务必要“力行那种修身的学问，成一种道德的国民”。同样，“我们中国最擅长的是文学”，诗文词曲，“没有一国比得上的。我们应该研求研求，使祖国文学，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得了不得。那还算是人么？”

从历史的光荣中寻找文化认同的基础，是世界民族主义的通例。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走西学为用之路而造成中学不能为体之后的近代中国（注：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载《近代史研究》，1995（3）。），这样的观念实未必在思想界居主流地位，少年胡适能见及此，已属难得。而他不仅要“人人晓得保存祖国名誉”，更敦促“人人要想加添祖国名誉”，这就是少年胡适的眼光超过一般时人之处了。胡适对中国道学伦理的推崇，后来表述得甚少；但他对中国文学的骄傲，却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刊于1914年的《非留学篇》中，胡适已将中西之争视为两文明之争。他说，当中国酣睡之时，西人已为世界造一新文明。“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失败之余，只有“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故胡适视留学为“吾国之大耻”，因为中国“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胡适之所以要“非”留学，其根本原因就在留学是文化竞争失败即“学不能竞”的结果。

胡适因而提出“教育救国”的大目标。他认为中国“今日处新旧过渡青黄不接之秋，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之所以急，是因为已到不得不为的境地。“吾国居今日而欲与欧美各国争存于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胡适指出，“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中国今日既然处在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则在造新文明时，既不能“尽去其旧而惟新是谋”，也不能“取其形式而遗其精神”。必须“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须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只有这样，中国文明才可能“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

“教育救国”最重要的方针，就是办中国自己的大学。“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盖“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同时，无大学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此时中国人不得不留学，“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留学的目的，就是“乞医国之金丹”，携之以归，“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所谓“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但“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办大学的作用，尤在不使“输入之文明，皆如舶来之入口货，一入口立即销售无余，终无继长增高之望”。

1915年初，胡适的英文老师亚当斯问他：“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愧“无以对”。老师告诉他：“如中国欲保全固有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思潮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而“报国之义务［也］莫急于此”。不知胡适是否无意中把自己的一些观点投射到老师身上，这些看法确与胡适的《非留学篇》如出一辙。他回来后慨叹：“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第二天，他心情仍未平静，再次感叹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注：胡适日记，1915年2月20、21日。）

胡适也不无感慨地发现，他所遇欧洲学生，无论何国之人，“皆深知其国之历史政治，通晓其国之文学”。只有中国和美国学生，才“懵然于其祖国之文明历史政治”。他对于中国学生没有几人能通晓中国文化传统，深以为“可耻”。胡适对欧洲学生的认知，或不免有误解夸大处。因为他自己那时除较知欧洲之文学外，并不太知其历史政治，实无从判断别人是否“深知”。想来遇到胆大敢说者即以为是深知了。而美国大学生，胡适见得多，而且一向不太看得起。他发现美国大学生最关心的是运动竞赛的成败，其“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其真可与言者，殊寥寥不可多得”（注：胡适日记，1915年2月14日、7月1日、7月22日。）。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引以为耻的中国留学生的状况，却不幸是准确的。胡适在《非留学篇》中说：“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那时留美学生的主体是沿海各省教会学校毕业生，不少人连中文都搞不通顺，有的甚至不会，自然谈不上读历史文学旧籍，也难怪其不知中国之固有文明。胡适以为，“留学生而不讲习祖国文字，不知祖国学术文明”的结果，流弊有二。首先就是无自尊心。因为不知本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则一见他国物质文明之进步，必“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出主入奴之势成矣”。到这些人回国，自然会“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

所以，胡适在《非留学篇》中仍不忘以昔日的光荣来激发国人的爱国心。他在提出慎选留学生的办法时，曾列出一些“万不可少之资格”，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他自己入康乃尔大学时不具备的。这似乎有点像他后来所开列之“最低限度之国学书目”。但更有可能是他根据自己不得不经常自我补课的经验发现，如果出国前能达到他所希望的水平则到国外后必能学到更多西方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把“国学、文学和史学”列为首要的三项资格，其目的，则“国文所以为他日介绍文明之利器也；经籍文学，欲令知吾国故文明之一斑也；史学，欲令知祖国历史之光荣也。皆所以兴起其爱国之心也”。

对胡适的《非留学篇》颇为称许的钟荣光对胡适说，“教育不可无方针。君之方针，在造人格。吾之方针，在造文明”。其实胡适那篇文章处处在讲造文明，钟氏正是看到了胡适特别强调注重人之爱国心的言外之意。在胡适看来，造人即是为中国再造文明的第一步。他在1916年给许怡荪的信中说：“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故他希望“归国以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胡适在同一年送任鸿隽的诗中也说，“救国千万事，造人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注：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6年1月21日、8月22日。）。

在这首诗中，胡适也指出，“眼里新少年，轻薄不可靠”，所说的即是那些“数典忘祖”的留学生。他们既然连中文都不通不会，实际上也不能输入文明。如果不能以国语国文教学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其影响所及，终不能出一课堂之外也”。这些人学问再高深，也不能“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又能输入多少文明，又能对中国学术文化有多大益处呢！而能以中文作文的胡适自己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再次强调，中国之教育，必须“以国内教育为主，而以国外留学为振兴国内教育之预备”（《非留学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己曾从农科转到文科的胡适特别主张重文科、兴国学。他说，“即令工程之师遍于中国，遂可以致吾国于富强之域乎？”实际上，中国的诸多问题都不是“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形”可以解决的。如政治、法律、道德、教化等都比机械工程要重要千百倍。因为它们所关系者不止是一路一矿的枝节问题，而是“国家种姓文化存亡之枢机”。胡适以梁启超和詹天佑对中国的影响为例，说明文理科是本，实业是末，中国人“决不可忘本而逐末”。具体言之，胡适认为，办国立大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昌明国学。他说：“今国学荒废极矣。有大学在，设为专科，有志者有所肄习，或尚有国学昌明之一日。”无大学，“则全国乃无地可习吾国高等文学”。他觉得把中国比做睡狮不如比做等待爱情之吻的睡美人，因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故只要中国醒来换上“时装”，就可以“百倍旧姝媚”（注：胡适日记，1915年3月15日。）。

可以看出，胡适基本维持了他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国耻观，而其向往的雪耻方向，也还在学战一途。以建大学为核心的教育救国方针，不能不以建设为主。胡适留学回国的本意是要搞建设的，他在回国前曾说：“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但到临动身前，他又发现国内局势不佳，南北分立，“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胡适甚至担心他有可能根本去不了北京，“此一扰乱乃使我尽掷弃吾数月来之筹画，思之怅然”（注：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不过，这最多不能建设，离破坏应还有相当的距离。后来事实证明胡适不但到了北京，而且居于很能建设的地位。

但是，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虽也强调其建设性，实际却很快走向破坏，他自己晚年说这是“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注：《口述自传》，55页。），这个解释基本可以成立。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走向破坏的外在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包括以下五点：日新月异的中国激进化大潮、社会变化造成的士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异同、边缘知识分子的作用、启蒙就要破坏等等，这些方面只能另文讨论。问题在于，这里是否也还有内在的个人的原因呢？我以为是有的。这就是胡适的宗教使命感及其传教士的角色认定导致他不得不对中国传统采取批判的态度。

与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胡适有着比大多数人更强的宗教使命感。这一点他并未直接表露，所以过去较少引起注意。但胡适有时喜欢将自己愿意担任的社会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这就给我们留下了认识他的线索。20世纪30年代他关于儒家的定义，就是一次典型的夫子自道。胡适在他那篇颇为自负的《说儒》中，曾经把儒家描绘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他自己解释说，“吾从周”的“周”就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而“仁以为己任”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注：胡适：《说儒》，见《胡适论学近著》，一集卷上，57、5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这显然更像胡适自己而不那么像先秦的儒家，后者一向主张“有来学无往教”，最缺乏宗教性的使命感，故这里的使命感当然也应该是胡适自己的。

胡适曾与冯友兰等人争论孔子与老子孰先的问题，到晚年“忽然大觉大悟”，自称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唯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那句话中看出了冯氏等“诚心的宗教信仰”，颇叹自己竟然当做学术问题与之争论，真是白费了心思和心力。（注：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附录”16~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1919年版），1987。）冯氏等是否有此“诚心的宗教信仰”这里不必讨论，就胡适而言，这个“大觉悟”，恐怕未必是“忽然”的顿悟而更多是渐悟，其实不过是在他自己早就以宗教之心看儒家这一旧念的基础上再萌发的新知而已。可知胡适那种特定的宗教心到晚年仍潜存。

胡适的另一次夫子自道，仍是个“传教士”，就是他眼中的禅宗七祖：“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作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胡适曾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说，“神会的教义，在当日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是有“绝大的解放作用”的“革命思想”（注：《口述自传》，214页；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论学近著》，一集卷上，273~74页。）。试想神会不论信奉的什么宗，首先是个佛教徒。佛教徒当然也未必能灭尽争胜之心，但若有人一心只落在革命、挑战、战胜、推翻等上面，还能立什么“宗”作什么“祖”，此人所在这个教绝不可能还是佛教。这样干革命求解放的，当然不可能是不争的佛家弟子，所以仍然只能是胡适自己。胡适眼中神会的种种所为，无非都是他自己在20世纪所为的投影罢了。

最有提示意义的还是他关于传教士价值的定义。胡适在论述传教士在中国的机会时曾说：“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注：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这更是典型的夫子自道。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曾说，“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而中西新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也”。则作为留学生的胡适，此一“过渡”即为他当然的志业。当胡适在考虑归国的问题时，他对自己将要在中国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

但是，胡适在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角色时，就再次增强了他“超我”一面对“本我”的压力，也就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9~51页。）这样的宗教使命感将会使胡适有意无意中不得不抑制他自己持有的许多观念。当他有意识地在中国扮演“外国传教士”这一社会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观点和批判的精神时，他会发现，有时他不得不牺牲那些与“新观点”冲突的自己原有的观点，其“批判精神”的锋芒所向有时也会直指他本来想保存的事物。为了心理的完形和维持个人形象的完整一致，胡适被迫作出许多调整。结果他的行为每与其在留学时立下的志愿不甚吻合，特别是留学时较强的民族主义被压抑到最低点（但也只是压抑而已，此情绪仍存于胸中，有触动就要发作）。

胡适既然肩负起传教士的历史责任，他就不得不为了中西文明的过渡而批判中国传统。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几年间中国固有文化在胡适心目中从“神奇”到“臭腐”的转化：胡适本来强调知历史而后能爱国，也一直想昌明国学以兴起爱国心，在其文学革命的“誓诗”中，原来是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以昌明正宗的国学；几年后却不得不以“整理国故”出之，更不得不对人诠释为是要“打鬼”，一变为截然相反的“化神奇为臭腐”。再后来胡适干脆否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只是学术工夫，“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注：胡适日记，1916年4月13日；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1924、1930年（以下简作《文存》加集、卷、页），三集卷二，211页；胡适致胡朴安，1928年11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有时候，胡适更可能因使命感太强，自己也不知不觉就进到为批判而批判的地步。他曾经攻击其他留学生出主入奴，一回国即“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功能上恰与此辈相近。虽然他个人未必如他所攻击的那样已忘记本国历史之光荣、并为他国物质文明之进步所惊叹颠倒，但这正是民初以来许多人眼中胡适的形象。

以前不少人将新文化人的激烈反传统归因于传统的压迫，其实不然。胡适就确实指出，文学革命与以前的白话文运动的一个不同之就是“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换言之，文学革命的“建设性”中本身就包含了主动的攻击性。胡适曾定义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其“最好的解释”即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八个字。从中西文化的层面看，胡适的“评判的态度”是有很大区别的。对西方文化，只要“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就已算是“评判的态度”了。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价值已经“估定”，只需输入即可。他明确指出，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不好”这一点，是只针对中国文化的。新思潮首先要“表示对于［中国］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胡适后来更进一步表扬尼采“对于传统的道德宗教，下了很无忌惮的批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可知这“重估”虽然也还有分别出“好”的可能性，却无疑是侧重于破坏和反传统一线的。（注：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见《文存》，二集卷二，149页；《新思潮的意义》，见《文存》，一集卷四，151~164页；《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见《文存》，二集卷二，229~230页。）

钟荣光是同盟会时代的革命党人，他曾对胡适说，他那一辈人，“力求破坏”，也是不得已。因为中国政象已类大厦将倾，故他们“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新屋之计”。而重造之责任，就在胡适这一辈人。所以他主张胡适等“不宜以国事分心，且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本也是想要进行建设的，因为种种内外原因，他也和他那一辈新文化人一样，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1921年5月，胡适已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他希望吴在教书时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是又将建设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十五年后，到1936年，胡适更对汤尔和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是他在“国中的事业”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注：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吴虞日记》，上册，59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95页。）。

这样，胡适因故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的社会角色，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不可谓不远。但这显然不全是他的本意。他在1929年写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说：“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所以含有夸大旧文化和反抗新文化的态度，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在外力压迫之下，总有点不甘心承认这种外力背后之文化。”因为“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注：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人权论集》，127~129页，上海，新月书店，1930。）。可知胡适主要担心的是外来文化的输入问题。他晚年仍说，“过分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以下简作《谈话录》），233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这大约就是他一生反对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真想打倒孔家店却又要支持打的真意之所在了。但他这样的苦心，不仅其同时代的追随者很难理解，后来的研究者也往往失之交臂。

其实，胡适所谓“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及他后来在清代考据学中读出中国的“科学方法”来，又何尝不是在为中国文化“正名”呢！当胡适的追随者、也主张整理国故的《新潮》派学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时，胡适马上指出：“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注：胡适：《论国故学》，见《文存》，一集卷二，286页。）这里的“学问平等”，针对的正是“世界上的学术”，是胡适真意最直接的流露。西方人尽可去发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发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学问既然“平等”，做学问的人当然也就平等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提出的抽象的“科学”口号经胡适这样一具体，就从西方部分地转到中国来了。经此一转，中西双方都曾产生了科学精神，不过一方用于实业制造，一方用于文字典籍，差别只在实践的层面。用中国的传统字眼说，西方的长处和中国之短处就在于是否以科学精神“经世”。

当然，中国既然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就产生出后来的种种不如人之处了。所以胡适后来也不得不说“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他向青年指出，学自然科学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胡适也接受了他更尊西的朋友陈源的意见，要青年学生先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亭林”（注：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文存》，三集卷二，205页。）。但这仍不完全是他的真意，因为晚年的他在私下就支持唐德刚先生不要改行学理工科，而坚持学出路不甚好的历史。所以他在民初劝人离开故纸堆显然有“外国传教士”的心态在起作用。陈源说得好，“谁叫他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注：参见陈源为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写的《西滢跋语》，见《文存》，三集卷二，213~218页。）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超我”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尤其对胡适这样好名的人是如此。

不过，胡适的“本我”也时时在与其“超我”冲突。他既要作“传教士”，也不忘争取“学术平等”。胡适自己虽然走过一段“实业救国”的路，但在讲“科学”时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一定要提高到“文明”层次），与我们今日将“科技”完全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他之所以不惜被人诟为脱离现实，终生在考据一面用功，实在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只此一端才是中西平等的。身处中西文化边缘的胡适要扮演“传教士”，不得不尊西趋新而反传统；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他还是在与西方争胜。

然而，带着宗教使命感返国的胡适会发现，他在中国社会扮演“外国传教士”这一角色越充分，他自己在这社会中就越像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他带来的“新”是对立于既存之“旧”的；他提倡的“批判精神”所针对的“漠然无动于衷”也是本土的。胡适引进的观点和精神可能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但他本人却会因为太像外国人而当下疏离于他的祖国和同胞。今日中西文明过渡的问题已渐有进入“双向”之势，对此胡适无疑做出了贡献。但其反传统的形象就像冰山，那水平线下面更广阔的民族主义关怀甚少为人所注意，而其水面的部分却长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4.余论

胡适一生就中外关系所发表的言论，通常都不怎么受国人欢迎。这里显然存在着误解。胡适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的取向，在中外关系上表现得最明显。但他这样做，是要表现他“大国国民的风度”，是有骨气而非取巧。简言之，胡适凡是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都是对中国人说的；而他对外国人讲话时，却处处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是对外国利益自身的危害。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胡适的表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情形一般人不知，胡适也不曾努力要让人知；他的士大夫意识使他很愿意体现他的“特立独行”，对这些误解并不辩解，只求自我心安。但这就造成了立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传播障碍。

可以说，胡适的民族主义情绪终其生并不稍减，只是隐与显的问题：早年很盛，专讲爱国；中岁“作圣”心重，以“外国传教士”自居，故此情绪颇压抑；晚年老还小，民族主义复盛。胡适某次发现“考古馆里的殷墟石刻的照片，许多外国人看了很欣赏”；不觉自得地说：“他们原以为古代的文明只有罗马、希腊，看了这些三千年前的殷墟石刻，才知道他们那时还是小孩子似的。”1960年又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话“是圣人最近人情的话”。孔子有些思想近人情是他以前也有过的看法，但他接着说：“全世界二千多年的哲人中，没有第二人说过这些话。”（注：《谈话录》，44、47页。）这样的话，就不是以前会说的了。

胡适从留学时起事事都在拿中国与西方比。他初到美国，即对美国社会大为倾倒，发现“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注：胡适致乡友信，1910年9月25日（邮戳），转引自石原皋：《胡适与陈独秀》，见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85~8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最后一句颇能道出胡适的心事。他对美国的种种虽然所知尚在表面，却暗中处处在与中国的情形比较。嘴上说的美国或不免有理想化的成分，心中想的却是中国的种种不如意的情景。但比较而多见到中国高明之处，则是只有晚岁才有的情形，这才是其真情的显露。

胡适对美国颇多好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他曾一度入了基督教。周明之先生对胡适的入教有颇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无神论者胡适之所以能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先已接受了西方文化，并将基督教作为“优越的”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接受。（注：本段与下三段的讨论参见胡适日记，1912年10月12日、12月24日，1914年9月13日，1915年3月22日；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49~55页。）传教士正是最强调文化的“整体性”的。胡适在中国读书的十多年间，恰逢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之时。胡适的入教，也的确不无想疏离于“野蛮落后”的中国而认同于“优越的”西方之意。而且，就是他大力提倡的世界主义，其中也不无此类蕴涵。

但是，胡适在内心深处早就对传教士和整个西方在中国的行为不满。他自己虽然曾公开不同意反对“文化侵略”，其实他至少在下意识层面对此极为重视。胡适对西方“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传教士和传教事业（这是从功能看，绝大部分传教士本身确有“征服”的愿望而决无“侵略”的动机），除了留学时加入基督教那一段不长的时间，一生都坚持批判之。这正是晚清以来“学战”意识潜存的体现。

胡适指出，就传教士个人来说，他们到异端国家去就是为了教化化外之民。所以“当和我们一起时，总带有傲慢的保护者的高人一等的神态”。在谈到传教对象时无意中从“化外之民”转换到“我们”，说明这是根据胡适自己在中国的观察。这里的传教士已经有些“文化帝国主义”的意味了。前引胡适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的讲话，直接指斥基督教国家对待弱小国家全持帝国主义态度，完全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这才是胡适心急而后道出的真言。

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最终捐弃基督教，却是根据的文化可分论。他在对西学有较多把握之后，就将西方文化一分为二，在基督教的传播方式上看到了与中国的“村妪说地狱事”、塑造“神象”、“佛教中之经咒”、以及“道家之符箓治病”等同样“野蛮”之处；基督教既然与“野蛮”的中国相类似，其不属于那“优越的”西方即不言自明，当然也就不必对之尊奉。在把这些“野蛮”和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西方事物拒绝摒弃之后，胡适心目中的“西方”就只剩光明了。故文化可分论虽然使胡适捐弃了“西方整体”之重要部分的基督教，却也同时净化了他心目中的“西方”。他能长期看到西方的光明一面，正在于此。胡适思想行为表面上的矛盾现象，由此视角去观察，也就没有多少矛盾了。

的确，胡适一生对美国主要是见其好处，说的时候更基本不说其坏处。实际上，留学生胡适不仅了解“美之乡民以为凡中国人皆洗衣工”，而且在康大校园里就曾数见种族歧视的事例并出而反对。（注：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7月8日，1911年4月10日，1914年10月19日。）他同时也知道，就是那些主观上颇同情“弱小民族”的美国人，其下意识中仍有自我优越感存在。胡适参加的康大学生“世界会”，其成员除外国学生外，就是比较喜欢同情外国的美国学生。一日有菲律宾学生演说宣传菲自主，而世界会有人却“嗤之以鼻”，并有美国学生对胡适说，美国如果让菲律宾人自主，不过是让日本人来侵占罢了。胡适听了，“鼻酸不能答”，只好点点头。回来后慨叹道：“呜呼，亡国人宁有言论之时哉！如其欲图存也，惟有力行之而已。”（注：胡适日记，1911年4月23日。）同情外国的美国人之观念尚且如此，胡适能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吗！

简言之，胡适与不少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不过是一种游移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边缘人。如他自己所说，他身上有“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并存。（注：参见胡适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转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62~63页。）故有人看见他中国的一面，有人看见他西方的一面。不可否认，因为胡适有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的社会角色，他的西方一面表现得要充分得多。实际上，正如傅斯年所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据唐德刚先生回忆，晚年在美国与胡适来往的青年后辈，多半还是稍微有点旧学修养的；完全西化的第二三代华裔，与“一辈子‘西洋文明’不离口”的胡适，反而无话可谈。（注：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219页。）这是胡适那种中西之间边缘人的最佳体现。其本不够西，也无法真正接受什么全盘西化。而西方人内心并不承认这些专讲西方文明之人为平等（表面上的承认是不算数的），又是这类人最觉尴尬之处。

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所辑的旧派挖苦新派的言论中有一条说：“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真是道出了中西之间边缘人的窘境。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世界主义者的胡适其实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也是羁旅异邦的唐德刚先生即颇能领会这中间的微妙。50年代胡适在美国有点落魄时，唐先生曾建议胡适读过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当道”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可是对方“微笑一下”反问道：“胡适能教些什么呢？”那种对胡适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消息在微笑中表露出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故唐先生叹谓：“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注：鲁迅：《论辩的魂灵》，见《鲁迅全集》，第3卷，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唐德刚：《胡适杂忆》，37页。）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的确愿意把西方当做他们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没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从另一方面看，正像在华传教士一力传播西学而终被渐成势力的西学大潮驱赶到边缘一样，当一个启蒙者同时是外来者之时，启蒙见效之时通常也就是历史使命完结之时。（注：说详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载《历史研究》，1996（6）。）但是一个归国留学生却比传教士多一层悲剧的色彩：传教士可以带着无论多少遗憾离开中国而回归自己的本土。留学生则不然，他所“批判”的正是他所热爱的，因他的激烈批判而排拒他的正是他想要归宿的本土——他毕竟不是“外国的”。

结果，当50年代命运真的把胡适推向“世界公民”的定位时，不仅他所向往的“世界”［即西方］并不真诚地想接纳他，他自己在世界主义面具下潜藏的民族主义真情也就暴露无遗——他在安身立命的大关节处仍是中国的。胡适也并不真要作世界公民，而是带着几分勉强回到他内心并不十分认同的台湾。胡适晚年再申“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其实就是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的现代诠释。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是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这样，不论那时台湾的自由有多少，胡适都可以把它视为“自由中国”而作为他的归宿之地。

（本文是1996年10月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稿，其基本内容曾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期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6期）

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1]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早已是学术界注目的重点。但是其间的约略十年，似乎被首尾两大事件所掩盖，尚未多见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这段时期中国的社会思潮，应该是把握何以辛亥革命后不久即爆发五四运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其中1915年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及中国的反应，又是这十年间承先启后的大事件。但仔细查阅中外文献，对这样一个中日关系史和中国反帝史上的里程碑（注：Marius BJansen,Japan and China:From War to Peace,1894—1972,Chicago:Rand McNally,1975,p.209.），却研究甚少。本来不多的既存研究中，也多是侧重外交谈判，兼及政治。对于社会和思想，涉及到的就更少了。

日本学界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素来重视，成果甚丰。可是对“二十一条”，则迄今只有堀川武夫出版于1958年的专著，其余的文章亦不足十篇。（注：参见Sadao Asada（麻田贞雄）,ed.,Japan and the World,1853—1952:A Bibliographic Guide to Japanese Scholarship i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p.150-151,174-175;Eto Shinkichi（卫藤沈吉）,“Japans Policies Toward China,”in James WMorley,ed,Japans Foreign Policy,1868—1941:A Research Guid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pp.236-264。）英文著作至今既无专书，也无专文。只有几部书从较广的角度研究了这一事件。戚世皓（Madeleine Chi）的《战时中国外交》里有一章叙述“二十一条”外交谈判的基本情况。詹森（Marius Jansen）师的《日本与中国》中有一章的一节将此放在日本历史发展和国际关系框架中进行检讨。周策纵的《五四运动》也有一节侧重于丧权辱国对中国爱国者的影响，并视之为促成五四运动的一股主要力量。（注：Madeleine Chi（戚世皓）,China Diplomacy,1914—191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Jansen,Japan and China;Chow Tsetsung（周策纵）,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我们中文的研究更加惭愧。除了李毓澍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第一册外，就只有王芸生在五十多年前辑出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那套资料集。（注：李书1966年出版于台北，王书1934年出版于天津，1980年出版修订本于北京。）李书重在外交谈判，第一册未涵盖完全程。第二册尚未见出版。其余则连文章也少见到，一般只是在通史著作中有所论述，亦多侧重于外交谈判，很少超出王、李二书的范围。

本文不拟对此事件进行完整的研究，仅着重于当时中国社会对“二十一条”事件的反应。上篇主要厘正中国各界抗议排货等反日活动的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下篇考查这一事件对中国社会及中国民众的思想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上）反日运动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在历时数月的谈判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一变过去秘密外交的方式，有意识地向英美使馆和北京的中外报界泄露日本的要求和谈判的内容。并“先与各友国推诚密商”，以寻求英美政府的同情和支持。这项政策获得相当的成功，“尤以英、美暗助为最力”（注：引文见《统率办事处就英美助我反日应表谢意致各省军政首脑密电》（1915年5月26日），收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国运动》，11~1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此事具体经手的顾维钧叙之甚详，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119~1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册，121、142~143、145~146、216、498页；Paul SReinsch,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Garden City,NY.:Allen＆Unwin,1922,p.141（此书有中译本，手边没有，故径引英文本）;亦见Jansen，Japan and China,pp.215-217;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21。）。由于这样的政策，日本对中国的压迫在一段时间里反促成中国举国团结的精神。直到袁接受日本要求，“人心始去”（注：章炳麟：《太炎先生自订年谱》，25页，香港，龙门书店，1965。）。

先是袁世凯在交涉初期已特赦革命党人。面对日本的威胁，黄兴与一些温和的国民党领袖通电建议暂停革命，举国一致抗日。有些温和派国民党人更试图劝导孙中山也采取类似行动。孙中山以为袁政权不足恃，所以主张反袁斗争不能停止。与此同时，这位讲实效的革命家亦不惜与日本政府秘密联络，主动提供许多优惠条件以换取日本的支持。结果造成国民党内孙派与温和派的分歧，国内形势更加有利于袁的统治。（注：参见《时报》（上海），1915年2月19日，4版；2月20日，7、8版；2月21日，4版（以下所引，除特别注明外，均为1915年，仅书月日）；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150~152页，香港，三联书店，1980；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党史会，384~386页，1973；Marius BJansen,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75-212；冯自由：《革命逸史》，399~401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3）;George TYu（于子侨），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Kuomintang,1912—1924,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p.144-147。）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民及舆论界获得相对较多的言论自由。各种各样的反日活动或者得到政府的鼓励，或者至少得到容忍。如各省军政当局许多措词激烈的通电，便实得中央政府的鼓励。到交涉一结束，袁世凯即下令各地统兵长官于军国大计“勿许妄发通电”（注：《陆军部致各地军政长官电》（1915年5月13日），见《护国运动》，42~43页。）。在这样的情形下，中日交涉期间及结束后一段时间，各种力量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历时数月的反日运动。

1.集会与排货

中日交涉期间，中国新闻界表达了较强烈的仇日情绪，报纸的鼓励对各地民众的激愤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1月底起各报已开始披露日本的要求。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民众立即行动起来。2月下旬，名报人包公毅（天笑）撰文点名敦促各地商会和教育会何以仍旧“木木然无所动”？难道“尚以为刺激未深乎？”到2月底，从东北的奉天（今沈阳）到西南的成都，全国各省会纷纷发出支持政府反对日本要求的电报，其中包括以冯国璋为首的十九省将军的联名电报。（注：参见《时报》，1月28日、2月2日、3日、21及23日，均1版，引文自笑（包公毅）：《亦尚有国民意思机关乎？》，2月22日6版；《申报》，1915年1月26日，2版；27~28日，1版；2月3日，3版；3月24日，10版（以下引用除注明外，均为1915年，仅书月日）。）

实际上，各地最活跃的既存组织还是商会和教育会。有些地方如上海，商会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一些地方如江苏，教育会起到了主导作用。不过在反日活动勃兴最早的广东，则是报界公会在起明显的领导作用。但这些既存的组织显然未能充分应付紧急时局的需要，而且它们的活动多局限于精英层次。从2月中旬起在上海等地开始出现新成立的爱国组织，如上海2月中下旬成立的“中华国民请愿会”和“国民对日同志会”等。（注：参见《时报》，2月26日，7版；3月2日，7版；《申报》，3月24日，10版。）后来类似组织在上海成立日多，有人总结为“人民日立一会”。于是许多小团体又联合成立“各团联合会”（注：“人民日立一会”引自冷（陈景韩）：《知其名矣》，载《申报》，6月20日，2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团体的领导人多为不见经传的中小业主。他们的主张一般比较激进。上海的几次大型集会，多是由这些团体联合组织。同时，这些团体亦主办或支持一些新出的小报如《爱国晚报》、《救亡报》和《五七报》等。《五七报》后因“言论激烈”被查封并罚款一百元。另外两报因同样理由各被罚款五十元。三报经理均因无力缴付罚款而自愿受拘押十四天到一个月，足见这些团体和小报经济状况之窘。（注：参见《时报》，3月2日及5月10日，均7版；《申报》，5月25日，6月2日及6月17日，均10版。）中下层民众起而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活动，颇值得注意。

成立新组织的也不仅限于中下层民众。较早如四川成都3月2日成立的国事研究会，即是由“绅商各界”发起组织的。较晚如上海成立的中华共济会，则是唐绍仪、伍廷芳等元老为发起人。亦可见当时“日立一会”那种活跃情形之一斑。（注：参见《申报》，3月23日，6~7版；6月10日，10~11版。）

不过，最早的有组织的行动，是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发起推动的。身在海外，民族主义的感触通常要比国内的同胞更强烈。留日学生地处日本，距祖国也近，所受刺激更切，对“二十一条”的反应也更快并更加情绪化。早在2月11日，获悉了日本要求的三千多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议决电政府“死力拒绝日人要求，不可放松一步”。同时决定推举代表十八人回国，其中两人到北京督劝政府，并请批准集体退学归国；余则往上海市组织临时机关，联络海内外爱国人士，发起召开国民大会。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准备全体学生回国事宜，以备届时不致临事张皇。2月20日这些代表已启程回国。3月初，陈文岵等四代表到京谒见教育总长汤化龙，请准退学归国。留日学生同时在北京上海两地刊布《泣告全国同胞书》，指出“政府之强弱，全视国民之强弱以为准”。中国过去外交失败，皆因“吾国民置诸不问，一任政府少数独当其冲”。该书号召中国人心未死者，“坚持爱国之毅力，由少数人而团结多数人，由一乡而团结一邑一省以至全国……以为现政府之后盾”。不过，学生们对政府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即要“拒绝日本的任何要求”。否则“即吾政府承认之，吾国民也绝对不能承认”。该书最后说，学生本宜潜心功课，不侈谈国事。但“国已不国，学何所用”？所以终不得不起而干涉国事，很能代表当时学生的心情。教育部随发通告，不准退学归国。惟希望留日学生忍辱负重，“奋发求学，兼程并进，以吸输世界学术之新潮，为全国人精神智识根本刷新之计。……舍此之外，别无救国之法。”尽管如此，约四千留日学生仍然集体退学归国，以示抗议。（注：参见《时报》，2月20日，2版；2月21日，4版；3月2日，2、7版；3月6日，3版；3月8日，3版；《申报》，2月22日，3版。关于留日学生的情况，可参见当时在日本的杨步伟之《一个女人的自传》，143~147页，台北，传记文学社，1967。杨氏所在班十五个中国学生中有十一个返国，但后来又回到学校。其中四人在学业上受到日本校方刁难，进一步引起中国学生的仇日情绪。关于《泣告书》需要说明一下，有人以为学生刊发者即是李大钊所写那篇《警告全国父老书》，误。两书文字相差甚远。各报均摘发此《泣告书》，另有全文收在前引《护国运动》一书中（26~29页），系云南官方档案所藏，足见流布之远。惟该书编者据内容将此书断为是年5月，则误，盖不迟于3月初也。）

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要求后，教育部通电命令所有学生不得再干涉政治，各回学业。公费学生因有中断接济之虞，相继返校。另有学生王淇等人不愿返日，商请上海各著名大学为其另开特别班，以继续学业。各大学初亦愿支持，表示如果留日生能邀集五十人以上，即可开特别班并延请中外著名教师任课。后因各方阻挠终未成功。最后多数留日生还是回到日本继续学业。实际上，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留日学生集体归国。除了最后一次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次外，每次都以十分失望终于再赴日本的同样结局告终。（注：参见《申报》，5月19日，10版；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p.33-35；参见黄福庆：《五四前夕留日学生的排日运动》，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文集》，139~16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不过，这次归国的留日学生对上海的反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日本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美国，立即激起了中国学生的义愤。（注：本节对美国留学生的讨论，除注明者外，很多材料自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p.26-28；胡适：《胡适留学日记》，567~581、591~596、621~62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3）；及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57~62、79页，台北，传记文学社，1981。）2月下旬，哥伦比亚大学全体中国学生电袁大总统：“日苛求，请坚拒。宁战死，勿奴死。”伊利诺伊州中国学生公电国内，呼吁“全国男女贫富，务望一律奋发，起而卫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也在2月下旬致电袁大总统：“请拒日不让”（注：《时报》，2月22日，3版；2月24日，2版；2月27日，2版。）。

该刊同时用了三月号的几乎全部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的问题。许多学生正像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的电报一样，主张中国应该对日作战，舍此别无他途。他们认为中国应学比利时抵抗外敌入侵，而不应学朝鲜不抵抗而沦于亡国。有人警告中国有被“日本化”的危险。更有人提出中国目前的危机要求海外学子做出“巨大牺牲，立即根本放弃原定［学习］计划”。一言以蔽之，“我们的责任……很简单：回国！”（注：Dean WKChung（钟荣光），“Korea or Belgium？”Chinese Students’Monthly（hereafter as CSM）,X:6（March 1915）,pp.333-334；Hsukun Kwong（邝煦堃）,“China Should not be Japaned,”ibid,pp.335-341,“Our Duty（editorial）,”ibid,p.331:均引在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26。）

为可能的战争作准备，有的学生计划到美国陆军部主办的军营去接受暑期训练。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发起组织了国防会，宣言由后来《学衡》派的主将梅光迪起草。国防会的活动持续到20年代，1919年末在上海刊发《民心周报》，主旨就是强调国防的重要。（注：“Military Training Camps for Chinese Students（editorial）,”CSM,X:7（April 1915）,p.413;引在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26;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6~1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胡光麃：《波逐六十年》，167、170页，香港，新闻天地社，1964。）

如果说留美学生的活动尚主要集中在言论上，旅美侨商则立即反应在抵制日货的行动上。2月下旬，旅居旧金山的侨商电广东主张抵制日货。表面上这个主张未获同意，理由是恐怕会使正在谈判的政府为难，且授日本人以口实。同时，广东报界公会定于2月底开会征集意见，以纾国难。广东当局随即出示禁止，报界公会以国难当头，情势紧急，据理驳之。当局让步，准开会讨论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但不准讨论日本的要求。会议于3月2日召开。这是日本提出要求后国内第一次较大的集会，各界出席人甚众。主持者先宣布不许讨论国事，请大家谅解。进步党的徐勉即起而发言，力主“报界不言国事，尚有何言？”会众热烈鼓掌支持。会上提出的主张有提倡国货、请政府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外交危机等，并公电袁世凯请坚拒某国要求。（注：参见《时报》，2月27日、28日，3月2日、3日，均2版；3月2日、4日，4版；3月9日，5版。 ）

3月18日，由国民对日同志会和归国留日学生代表共同发起，三万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园召开国民大会。到会之人“以小店商人为多，间有学界中人，而上流华人绝鲜，著名之人则绝无仅有。”会议致电袁世凯，要求“中止谈判，宣示条件，筹备武事”。与会人愿意“毁家捐躯，以纾国难”。大会同时正式决议抵制日货。（注：参见《申报》，3月23日，6、7版；3月24日，10版；《时报》，3月19日，7版，引文在3月20日，7版；参见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23。）

其实，自侨商提出排货后，在海外华埠、广州和东南沿海一些地方，抵制日货早已不宣而行。2、3月之交，旧金山和广州等地已成立“非买同盟”，拒购日货。上海国民大会之前，北京政府已在日本压力下电令广东当局禁止集会排货。上海集会后，排货活动很快在南方各地以及北方的一些城市发展开来。抵制的范围也不仅是日货，凡与日本做生意者均在抵制之列。上海的银行家拒绝与那些和日本有联系的商家进行金融业务往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所有与日本有来往的商家，不论愿意与否，都参加了排货的活动。到3月底，除天津外所有口岸与日本的贸易不是完全停顿，就是大幅度削减。从3月份起，在北京、上海及各省会都纷纷建立起各种排货组织。（注：参见《时报》，3月12日，3版；3月15日，3版；3月16日，3、4版；4月17日，2版；5月14日，3版；《申报》，3月31日，6版；参见［江］问渔：《二十五年间两次抵制日货运动征略》，载《人文月刊》（上海），3卷1期（1932年10月），引在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24;Charles 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33,pp.46-54。）3月25日，袁世凯策令各省军政当局禁止排货活动。（注：原文收在《护国运动》，32页。）

不仅排货，仇日情绪亦造成各地民众与在华日人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汉口的日人“纷纷回国，间有日铺收歇”。江西则“游历及九南铁路工作日人，均纷纷故意回浔”。日资的九江台湾银行也于5月5日“停止交易，将现款分还沪、汉两处”。在华日人情形已渐成惊弓之鸟之势，内务部注意到“各处日侨又复纷纷迁徙”。在广东，当局不得不“凡日人商店，均饬加派军警保护”（注：《湖北将军段芝贵复财政部密电》，1915年5月7日；《江西将军李纯致大总统府电》，1915年5月11日；《内务部致各省军政当局电》，1915年5月8日；《广东巡按使李国筠致大总统电》，1915年5月22日，《护国运动》，24~26、35~37页。）。

到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仇日情绪更加高涨，在有些地方发展为激烈的对抗。5月13日，由于传闻在汉口的日本人要举行提灯游行以庆祝日本对中国的胜利，汉口的排货示威演化成一场暴力事件。先是全体中国商店关门闭市，接下来所有中国居民均熄灯自儆。随着情绪逐渐激化，被动的抵制发展成主动的进攻。至少三家日本商店被捣毁，两名日本人受伤。中国军队出面弹压，未及现场，民众已为英、俄军队驱散。在汉口的日本警备队亦曾出动，见人群已散乃撤回。日本政府乘机提出惩凶赔款的要求，北洋政府又遇到新的外交难题。（注：参见《时报》5月14日，2版；5月15日，1版；5月18日，5版；5月28日，6版；《申报》5月18日，6、7版；5月20日，7版；6月16日，6版；New York Times，May 16，1915，p.5。）

日本方面早就十分不安，一直迫袁世凯压制各地的反日活动。6月中旬，日本政府就中国的排日活动提出了正式抗议。（注：New York Times，June 17，1915，p.3.）6月底，北洋政府的参政院通过了一项“惩治国贼条例”，其中规定对“与外人私结契约损害国家或人民之权利者”，予以惩治。这条例本是针对孙中山的，因为当时盛传他与日本人私结优惠条约（孙中山致日政府的书信被日本用来压袁世凯让步，同时孙的连襟孔祥熙专门致信袁的顾问莫理循（GE.Morrison），举报日人向孙示好之事，故北洋政府对孙的活动是了解的）。（注：参见H.H.Kung to Morrison,April 3,1915，及附件，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VolII,1912—1920,ed,by Lo Huimi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388-391。孔指出孙在日本即会为日本所用，所以希望莫理循能影响袁将孙请回中国。孔并指出，假如孙被请而不回，则会失去声望及许多追随者。Ernest T.Young在其关于袁世凯的书中已注意到此信，见氏著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pp.190，301。）对这样的条例，日本人也心虚地又向中国提出了正式抗议。（注：参见《申报》，5月31日，2版；6月6日，2版；6月14日，3、6版；6月16日，6版；6月23日，6版；6月24日，2版；7月10日，2版。）

实际上，袁世凯在接受日本要求后已竭力不刺激日本人，他于5月23日和6月26日又两次下令禁止排货。即使是纪念国耻的活动也被政府“切实劝导，免生意外”。结果，抵制日货的行动渐渐衰落，但是提倡国货的活动在各地“劝用国货会”的推动下仍然持续活跃了相当长的时间。概言之，抵制日货的时间从2月起基本持续到是年年底，其中最为活跃的是3月到7月的五个月。在此期间日本对华贸易损失甚大。但反过来，从一开始日本人就预言排货不可能持续很久，这一点不幸被他们言中了。（注：参见《申报》，6月17日，10版；7月1日，1、2版；6月14日，10版；3月25日，10版；6月3日，6、10版；6月7日，10版；5月21日，6月14日及24日，均2版；《时报》，3月12日，3版。）

2.救国储金

“二十一条”的内容全部披露后，举国震动，纷纷觉得中国将要蹈朝鲜的覆辙而亡国。“救国”一词的使用频率激增，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也激发到高潮。从3月中旬起，许多广东籍侨商开始表示愿捐产给国家充军实。3月27日，上海商人马佐臣以“爱国华人一份子”的名义投书《字林西报》，提议全体国民每人以产业的十分之一捐输，存入中国银行。倘到本年所收不足五千万元，准自由取回且予年息五厘；倘已满五千万元，则不许取回，由存款人开会以三分之一多数议决下列三项用途：一、造兵工厂；二、练陆军或建海军；三、振兴国内工业。3月30日，《时报》转载此信，次日投函赞成者逾千人。《申报》也于3月31日转载此信并开始逐日报导事情的发展。由于银行家的参与，此事进展十分迅速。到4月3日，上海已建立起“救国储金临时通讯处”。中国银行总行准上海分行收金，惟要求将名称由“救国”改为“爱国”，免生刺激。可是临时通讯处诸人以为正要用“救”字方使人“触目惊心”，决定仍维持原议。4月8日，通讯处改名称为“中华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10日，推举虞洽卿为临时正干事，贝润生、马佐臣等为副干事，主事者显然多是上层银行家和商人，捐金者则各行各业都有，特别是下层民众十分踊跃。（注：参见《时报》，3月17日，5版；3月20日，5版；3月30日，2版；3月31日，8版；4月7日，1、7版；4月11日，1版；《申报》，3月31日、4月1日、2日、3日，均10版；5月14日，11版。）

但是，“救国”二字虽然触目惊心，储金的热情却并未能持续很长。在储金的早期主要进行地上海，刚开始时每日约可收金二万至三万元（银元，下同），到4月底即已剧跌到每日仅收五千元。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上海民众的激情曾短期高涨，但很快又迅速跌落，如表1所示，在前一个半月，日平均收金额还维持在一万元以上。到6月，日平均收金额即已跌至三千五百元。到9月，一半以上的天数无人储金，能收到储金的十二天日平均收金额已不足二百元，全月收金额尚不如较平淡的6月的日平均数，上海的储金活动已名存实亡。

不过，在上海储金热下降的时候，其他地方的储金热却因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而达到高峰，有十多万人参加了5月1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召开的首次储金大会。副总统黎元洪以及政府各部长均与会捐金。5月23日的北京第二次储金大会更盛况空前，参加者约达三十万人。两次集会筹金都在七十万元以上（包括现金和签认的数字）。人们的情绪确实高昂，但也有不少人签认之后并未兑现。较大的储金集会在汉口、济南、天津、成都等省会都曾召开。如果说上海的筹金活动主要是银行家和商人在起主导作用的话，在其他许多地方，教育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发挥了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成都，教育界就一直起着积极的推动和领导作用。在储金运动的初期，受中央政府大员参加北京储金大会的影响，许多省的当局都是支持储金活动的。在上海以外的地区，储金活动最为踊跃的是从5月中旬到7月初，截至7月31日，在全国各地的储金分会已达252处。（注：关于北京的两次储金大会，参见《时报》，5月12日，2版；5月15日和16日，4版；《申报》5月13日和17日，2版；5月28日，6版；5月30日，2版。关于汉口，见《申报》5月20日，10版；5月22日，6版；7月9日6版。关于山东济南，见《申报》5月25日，6版；6月2日和3日，6版。关于天津，见《申报》5月31日，6版。关于成都，见《申报》6月24日，6版；《教育杂志》（上海），7卷8期（1915年8月），73~74页。其他地方参见《申报》5月17日、5月31日及6月3日，均6版；6月5日、7日、10日、30日及7月3日，均10版；6月25日，2版；6月27日6、10版；《时报》，4月19日，7版；5月14日，1版；5月28日，5版；8月7日，8版；8月8日，7版。）

从表2可见上海以外地区储金的几个特点：一是多集中在省会或几个商埠；二是常常一蹴而成。许多大城市都是靠一次或数次的大型储金集会突击性收集，以后便无大的变化。只有江苏、吉林、浙江三省呈稳步发展的态势。其中江苏、浙江的许多中小县镇均设有储金分所，活动开展得颇不错。但富庶如江苏，收金总数仅列第十三，浙江更列第十九，可知储金者大约多为中下层民众。不过，大抵稳步发展者，其数目为实数，一蹴而成者则认储而未缴的比例甚大。故江浙二省与他省的实际差距，或较表列要小。三是许多地方虽一哄而起设有储金分所，但实际上所收甚微。表列统计数仅包括储金分所122处，不及当时的半数，而收金额已达9月统计数字的90%。9月时储金分所已达400处，即使表列储金分所在8、9月间一无所收，其余近300处储金分所收到的储金也不过总数的10%。足见在许多地方，储金分所只不过形同虚设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湖南湖北民众不仅在集会行动上反应激烈，储金数字也为各省之冠。特别是长沙，在全国尚不算特别大的商埠，却在5月份就一举收金80万元，远远超过京沪之外其他城市，足见民气之盛。实际上，湖南总商会于5月16日即集会筹认军饷。并议决如果政府能废约宣战，则该商会即认解第一批军饷50万元，以后还要续筹。在当时全国一片请战声中，湖南总商会已落实于行动，亦颇难得。（注：参见《时报》，5月24日，4~5版。）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三省和山东这些日本人势力最盛的地方，储金活动丝毫不落人后。奉天的收金数字高居第八，山东、黑龙江、吉林的收金数字亦与江苏埒。地处极北的龙江县（齐齐哈尔），收金数竟过10万元，还在江、浙各市县之上，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然而上海以外其他地区的民气也未能维持长久。到7月底，很明显原定的储集5000万元的目标已不可能实现。储金总团决定于9月9日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各省代表联合会，以决定储金的继续进行与否。9月间实际到会者共20省的代表69人，其中还包括一些华侨代表。会议选上海虞洽卿、江西邹静斋为正副会长。此时全国各地的储金分所达400处。所收储金总额为800余万元，其中仅半数为现金。若仅以现金计，则上海收金共73万余元，其余地区收金达370万元。以当时上海金融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外地收金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这些数字距原定目标实在相距尚远，所以各省代表联合会曾一度决定将原定目标之5000万元改为1250万元，但后仍决定维持5000万元的目标。储金用途则改为专用于发展国内工业。（注：本段与下段，参见《申报》，7月26日，9月10日、12日、15日、17日及23日，均10版；9月30日，2版；11月4日，1版；《时报》，9月25日，7版；9月27日和28日，8版。）

会议期间的一个倾向是许多人要求按原定章程，未收足5000万元则储金人可取回所储之金。这些人担心的是储金被挪作他用，不信任的情绪是很明显的。虞洽卿在会上拍胸大声保证：上海之储金约75万元均由他个人担保发还，决不让储金人损失毫厘。使不信任的情绪得以纾减。最后决定储金照旧进行，惟愿意取回者可自由取出。但是储金活动实在已是强弩之末，不久终不了了之。到11月底，直隶（河北）商民王悝昌电呈政府续办救国储金，被认为“措词奇谬”而遭“驳斥”，并令地方官查处。（注：参见《时报》，12月1日，1版。一般的说法，储金后来被袁世凯政府强制挪用于打内战，不过那已超出本题的范围，故不细考。）

总体言之，全国各地领导储金团者，“皆达官贵人，巨绅名士”。但主要的储金者，却多为“苦学生也、小车夫也、小伙计也、仆妇佣工也”（注：秋桐（章士钊）：《救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1915年8月），1页；讷：《嗟乎痛哉》，载《申报》，5月14日，11版（按：讷的文章甚多，第11版的评论率出其手，但其真姓名尚未查到）。）。在成立团体和举行集会方面隐约可见的精英层次与大众的疏离，在储金活动中似乎有所弥合。不论从地缘分布的广度，还是参加人数、阶层的众多，这样举国一致的群众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3.国耻与国耻日

早在3月18日的上海国民大会上，已提出了组织国耻会的要求。日本对华发出最后通牒更被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5月9日，北京总商会通电全国各省商会，痛陈此次日本提出的要求，与日本昔年向朝鲜提出的要求相仿。朝鲜接受要求后，不旋踵即为日本所灭。今“权利丧失，国几不国。呜呼！痛深矣！嗟我国民，受此奇辱，尚有何面目以自存于社会？……我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之耻，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时日无书，奋发有期。此身可灭，此志不死，特此哀电全国商会，请即普告全体商民，永存此志，勿忘国耻”（注：《时报》，3月20日，7版；5月10日，1版；5月11日，2版；《申报》，5月12日，6版。）。

数日之间，北京总商会的通电在全国各地散发，中国各主要报章无不一再疾呼“勿忘国耻”！不仅报纸、墙上、商标上、信笺上到处可见“勿忘国耻”四字。一时间，国耻茶壶、国耻花瓶、国耻扇、国耻摄影等，无所不有。（注：参见《时报》，5月10日，8版；5月11日和15日，1版；《申报》，5月12日，2版；5月20日，10版；参见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22。周氏的叙述本Minch’ien TZTyau（刁敏谦）,China Awakened,New York:Macmillan,1922,pp.119,141。）《申报·自由谈》一篇文章指出最不要纪念国耻的是各级官吏，作者建议制国耻纪念章颁给大小官吏，使其不能忘。北京周筱侯建议各报纸每日于报端刊印“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字样，至雪耻之日止。如每日做不到，则至少每月7日或每周年书之，务期不忘国耻。湖南第二中学全体学生捐集三百四十多串铜钱制“国耻牌”“悬挂通衢，以触目惊心”。当时各种集会、演说、漫画甚至报纸的消遣版面上，也都无一不在纪念国耻。各省将军也不甘落后，电请举行军人国耻纪念会，为北京统率办事处所阻止。（注：参见觉迷：《国耻纪念》，载《申报·自由谈》，5月18日，14版；《申报》，5月17日及26日，6版；6月9日，6版。）

另一方面，在此全国群情激愤之时，纪念国耻的活动有时也流于形式：杯箸上刻国耻纪念而花酒照样吃；舞台广告皆书国耻字样而戏照样看；特别是麻将牌刻上国耻纪念后照样打。无怪乎有人叹息道：如此乐不可支，则对国耻其实又“愤于何有”（注：息游：《国耻纪念》，载《申报·自由谈》，5月28日，14版。）。

总的说来，全国各地纪念国耻的情绪甚为高昂。北京总商会最先发起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5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主笔章士钊撰有《时局痛言》一文，并注明是作于“五月九日即国耻纪念日”（注：秋桐：《时局痛言》，载《甲寅》1卷5号（1915年5月），8页。）。5月16日，上海企业家、留美学生穆湘玥（藕初）致电正在天津开会的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与会代表通告本省大中小各校成员，勿忘5月7日国耻。5月20日，有实权的江苏教育会通告全省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并列入校历，以免中辍。届时要集合全体学生讲述此次中日交涉经过，以为“发愤自强之计”。全国教育联合会随复电穆湘玥，“本会已决议每年五月九日开会为国耻纪念。并经通电全国教育界唤起自觉心”（注：《申报》，5月16日，2、10版；5月22日，10版；《时报》，5月20日，7~8版；《教育杂志》7卷6期（1915年6月），4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苏教育会的决定之前，一般都将5月7日即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日为国耻日。在该决定之后，则越来越多的人将5月9日即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之日为国耻日。另外，无论是在北京、上海市还是其他地方，商界通常都取5月7日为国耻日，而学界则通常取5月9日。两个国耻日的不同揭示出人们的义愤在开始时多指向日本人，但从5月下旬起矛头同时也指向了袁世凯政府。另外，商界似乎更靠拢政府，而学界则开始逐渐转向批评政府。（注：参见《申报》，5月20日，10版。这种情形也有例外，如西南之四川、贵州均采5月7日。参见《申报》6月7日，6版；6月22日，2版；载《教育杂志》7卷8期（1915年8月），74页。亦偶有采5月8日为国耻日者，但理由不详。参见《时报》，5月15日，4版。北伐统一后国民党中常会于1930年正式定5月9日为国定国耻纪念日，其选择的倾向是明显的。到1940年5月国民党中执委常会决定将5月9日并入7月7日抗战建国日一起纪念，国耻日才不再为正式的纪念节日。参见国民党中宣部编《革命纪念日史略》，237~283、102~112页，无出版地，1941年修正版；谢海华：《纪念节日手册》，163~164页，上海，独立出版社，1948；高荫祖：《纪念节日汇编》，63~64页，台北，“中央”文物社，1955。）在某种意义上，中日谈判初期形成的举国一致的精神已渐式微。

各地对国耻的反应，最初多集中在支持政府修武备战一端。但许多知识分子很快开始讨论知耻救国的根本大计，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教育之上。从4月20日到5月21日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各省教育联合会上，代表们着重讨论了如何使下一代不忘此次的国耻。他们要求将这次的国耻经历写入教科书，这个建议被纳入全国教育计划并在参政院通过。教育总长汤化龙在教联会讲话，提出今后教育要注重道德教育，使学生“急公好义，爱国忘家。乐善好施，培国本于现在；卧薪尝胆，期雪耻于将来”（注：《教育杂志》7卷6期（1915年6月），40~41页，汤化龙讲话见41页；《时报》，5月12日，2版；5月20日，1版；《申报》，6月4日，2版。参见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22。）。

教育部并于6月中旬发出关于“精神教育”的咨文，致送各省巡按使。咨文说：“知耻乃能近勇，多难足以兴邦。”现在既是民国，则政府与人民“休戚既相关，斯利害得失，谊当公晓”。咨文特别提到甲午之后，日本因俄国等三国干涉而退还辽东半岛于中国，即“引为大耻，至编入小学教科书中”这样的“前例可师”，故要求各省当局注重“精神教育”（注：《申报》，6月14日，6版。）。为贯彻执行教育部的咨文，6月下旬召开的江苏省校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将此次之国耻，设法灌施生徒脑中”。北京各校学生议决，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不忘国耻。成都学生提出举行学生宣誓会，要求所有学生齐集文庙宣誓，终身不忘5月7日之耻。宣誓后还要以木牌刻誓词悬挂各校礼堂中。（注：参见侯鸿鉴：《述江苏省校长会议概略》，载《教育杂志》，7卷8期（1915年8月），53~54页；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册，5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教育杂志》7卷8期，73~74页。）

民国大学学生周寝昌上书教育总长，以为人民有无爱国心，以教育是否普及为转移。当此危急存亡之际，“非人人爱国，则殊不足以救危而图存”。现今国中因“国耻未深悉”，所以爱国心还不盛。周氏请求速行三条“捷径教育大纲”：一是编辑“国耻读本”，“使一般青年，一入学校即悉国家奇耻大辱”；二是编辑“国耻唱本”，“俾使之流行社会”，使一般未入学校稍识文字之人，“亦知国家之耻辱宜雪……而振励其独立之决心”；三是“口头教育”，责令高等小学以上学生，放假时编成二人小队，宣讲国耻读本于闾里之中，“使一班不识文字之人，亦均洞晓国耻之雪不容缓”（注：《申报》，6月5日，1~2版。）。周氏用心良苦，特别是为那些稍识文字的边缘读书人考虑，很有见地。以后中国各项政治活动，正是这些念书不多的人最为活跃。

旅京江南人张士琳等同样注意到通俗文化的重要。他们上书大总统请内务部提倡改良戏剧，以补教育之不足。具体的作法是“将戏剧中迷信诲淫之事一并删去，另编爱国新剧”，特别是将“波兰、犹太、安南、高丽等亡国惨史编成新剧”，人们观剧后“爱国之心自能油然而生”（注：《申报》，5月17日，6版。）。7月中，教育部呈准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旨在“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9月6日，该会正式成立，梁善济受教育总长汤化龙委托，阐明宗旨，提出“本会此后当有二种目的：一、引起国民之自动力，一、激发国民之爱国心”（注：转引自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1卷，332~3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近代中国受辱的国耻，早已不是第一次。呼吁不忘，强调明耻救国也由来已久，但是多未出士大夫的范围。像这一次的广泛普及，特别是在通俗文化的层次，则是前所未有的。定出国耻日，写进教科书，都是第一次。至于强调对不识字者的口头教育和对稍识文字者的通俗教育的重要，以戏剧补教育之不足等，也不是始于此次。但明确将文艺作为宣传工具，固然是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却也为这传统注入了新的意思。这个特征在此次特别明显。（注：关于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与通俗文学，王尔敏有很详细的叙述。参见氏著：《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收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1—1927》（1984），921~988页。惟王氏叙述中未谈及1915年这一次。）

（下）从外患到内忧

外患多牵动内部事务的发展。“二十一条”时期的外患，使许多人进一步看清了中国本身的问题。在袁世凯帝制活动兴起之前，舆论界的注意力已渐由外及内。归根结蒂，外交上的国荣与国耻还是取决于内政，正孟子所谓“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也。本部分主要依据时人言论，讨论中试多采当时的报纸言论，并结合一些精英人物的见解。

我们史学界对于报纸材料，向存疑虑，使用十分谨慎。惟今日使用档案仍十分不便，时人文集涉及民气民风者不多。报纸材料确实浮散，但只要仔细分析鉴别，仍为研究民国初年社会的唯一大宗资料来源。特别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解散国会并对革命党人大加迫害，结果是“两年以来，廉洁之士，无不远举高蹈，或潦倒租界，或漂泊异乡；其中多富于学识、道德高尚”（注：鲁尚：《责任心》，载《甲寅》1卷10号（1915年10月），8页（通讯栏页）。者。这种情形造成言论界一定程度的空缺，实间接提高了报纸在舆论界的影响。另外，中日交涉期间袁政府对舆论控制的相对放松，也使一向胆怯稳健的商业大报如《申报》、《时报》等更趋于敢言。则研究这一特定时期，报纸的作用又超过平时。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报纸论评本身即是第一手资料，应无疑义。许多对民初的思想史研究，因题目的关系，常侧重于革命、立宪两大政治派别和一些倾向明显的精英杂志，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商业报纸的言论，似重视不够。其实民初上海报人如陈景韩（冷血）、包公毅（天笑）、张蕴和（默）、戈公振等，不仅对当时的舆论有相当的影响，且与江苏实力人物张謇、赵凤昌、黄炎培等，有亲疏不等的关系，其言论亦有一定的代表性。（注：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及《钏影楼回忆续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1973。再者，商业报纸面向大众，以读者为对象，如先后任《时》、《申》二报总主笔的陈景韩对胡适所说，日报“当依多数看报人的趋向做去”（注：《胡适的日记》，上册，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比一些精英杂志更能反映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的多数人的意趣。

1.此真堪痛哭也

1915年的反日运动，基本上都只是在城市开展，是一次全国性的城市运动。运动起于2月，盛于3至6月，7月后即迅速跌落。在运动最蓬勃的上海，则衰落的时间还要更早。5月底，陈景韩已在提醒：储金活动在“上海已入衰途也”。6月7日即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一周月时，《申报》的一篇杂评比较一月来运动的发展时指出：5月7日时，“国人愤激之状，几莫能遏。人人言勿忘国耻；人人以国耻故而激励奋发”，气象何等蓬勃。到如今，则“提倡国货之声浪渐低矣，救国储金之收数日缩矣，社会上昏昏迷迷、渐复原象矣。国耻之留于脑中尚有几分之几耶？”一月之差，而前后情形已如此不同，遑论后来。该作者慨然叹道：“我甚惧‘永永勿忘’之徒托空言也！”语甚沉痛。6月12日，陈景韩再次提醒道：“自中日风潮过后，而中国上下至于今日，遂入于无声无臭之景象。此有心人所极当注意者也”（注：冷（陈景韩）：《救国储金》，载《申报》，5月25日，2版；讷：《一月之纪念》，载《申报》，6月7日，10版；冷：《无声无臭》，载《申报》，6月12日，3版。6月30日，默（张蕴和）再次发表杂评《沉静》，其文字与《一月之纪念》几乎相同。《申报》，6月30日，10版。）。

一般而言，如胡适所说，“群众的运动总是不能持久的”（注：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九，114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不过每次运动的跌落，亦有其具体的原因。整个反日运动急剧跌落的一个原因是袁世凯很快即筹备帝制，使舆论重心迅速移向国体问题。排货之不能持久，或可说因政府在日人压迫下一再禁止。但使用国货并无人阻碍，且对中国工商界自身发展有直接好处，应无跌落之理，何以仍不能持久？张謇点出了其中关键：抵制日货“必我有可以相当之物。我而无斯物也。是所谓空言抵制”。《申报》的一篇杂评进而分析说：提倡国货者所用尽皆宣传一类“空虚手段”，并不曾努力于“自制足代外货之货”。但是，“审别美恶之知识，人人皆有。即一时感触于心而勉用不适宜之国货，然久而久之终不能逃此优胜劣败之公例”，是知其“提倡之力不久也”（注：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续）》，载《申报》，5月24日，11版；讷：《告提倡国货者》，载《申报》，6月3日，10版。）。

至于救国储金，本“居至美之名，处至顺之势”，尤不应衰竭得这样快。除了许多人明显的不信任情绪外，归根结底，正如周策纵所说：“危机的加剧尚未足以使中国人完全摆脱那种传统的对政治和国事的漠然”（注：秋桐：《救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3页；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25。）。关怀国是，本是中国士人的传统，但某种程度上亦成了士人的专责。这种情形在“二十一条”时期已有很大的改变，但尚不是根本性的改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甚多，此处不能一一申论。但对于这个事实，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深有感触。

实际上，当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一些在华的西报惊讶地发现一般中国人民“异常沉静”。报人戈公振对此甚觉难过，他虽然怀疑这些国民究竟是“一任人之宰割，漠然无动于中”呢？还是“勉为抑制以忍负重”？但随即强调：“当此存亡一息千钧一发之时，已无忍辱负重之余地矣！”戈氏沉痛地警告说：“必待他人之挟迫欺侮而后自觉，其自觉已末矣。虽然，犹未为晚也。苟于挟迫欺侮之后而仍不自觉，则是终无挽救之时矣！”当时一篇日本文章指中国人一般人民对“政治之良否是非……绝不闻问，彼等但屈从强有势力者而已”。陈独秀对这不能“强颜不承认”的事实，痛感“此真堪痛哭也！”（注：《时报》，5月12日，2版；［戈］公振：《吾国民果长此沉静乎？》，载《时报》，5月9日，7版；公振：《自觉心》，载《时报》，5月22日，8版；陈独秀：《抵抗力》，载《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11月），1~5页。）

陈景韩曾悲叹：“中国所以弱者，自私自利自暴自弃自怠自惰而已矣！”《申报》另一主要撰稿人也强调：“我们之所以弱，其大原因何在？在不能合群也。不能合群之故何在？在重私利逞意气自破团体也”（注：冷：《国民，尔忘五月七日之哀的美敦乎？》，载《申报》，5月12日，2版；冷：《中国难救之原因》，载《申报》，6月6日，2版；讷：《失败之原因何在？》，载《申报》，5月16日，11版。）。的确，1915年的反日救亡运动之所以早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一种全国性的联合行动。尽管确曾有一种举国一致的团结精神，各项活动也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但整个运动未能达到全国一致行动的效果。相反，各地的各种力量相互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对控制力和影响力的竞争。在这场权势竞争中，许多竞争者显然是毫无获胜的希望的，但是他们通常却能保持自己行动的独立性。所谓“人民日立一会”正是这种情形的典型表现。如果仔细考查新立各组织的名称，则大多冠以中华、中国、国民一类的大称呼，几乎未见自承为地方性组织者。

同时，尽管新成立各组织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整个运动既未能形成一个精神上的领导中心，也没能产生一个组织上的领导中心。新立的组织如此；既存的各省市商会和教育会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仍未达到能承担起领导中心任务的程度。最有影响的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也是自封的，其实际控制力难出上海之外。另一方面，“人民日立一会”特别是各地青年学生的积极活跃，表现了中小业主阶层和相对边缘的知识阶层的奋起。问题在于，当这些边缘人物（注：关于边缘人物，可参见余英时：《知识分子与“光棍”》一文，载《百姓》（香港），第201期（1989年10月1日），22~24页。）处于梁启超所说的“其气无道以养之”（注：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的状态之时，思想界的精英基本上未能负起“传道解惑”的引导责任。这种持“气”与持“道”的人相分而不相合的局面，也是运动无精神领导中心而不能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中日交涉刚结束时，《时报》就一再提醒国人不要健忘。有一文指出：“吾国恒性，每过一事之发生，怒发冲冠，愤不可遏，若将末齿不忘者。然历一时而情绪愈淡，再历一时而境过情迁，淡焉若忘矣。”该文希望这一次大家要“发愤为雄，慎勿事过境迁而再健忘也”（注：一鸣：《国民永永之新纪念》，载《时报》，5月11日，1版。类似的提醒还有：笑：《敬告勿健忘之国人》，载《时报》，5月10日，2版；公振：《毋忘此次之耻辱》，载《时报》，5月10日，8版；公振：《储金与国货》，载《时报》，5月15日，8版；自助：《何谓不忘》，载《时报》，5月15日，1版；萍（邵飘萍）：《得失之林》，载《时报》，5月21日，5版。《申报》亦刊出类似的提醒：默：《吾之除弊观》，6月22日，7版。）。但是这些提醒并未能阻止运动的衰落。的确，一部中国近代史，难多而频；临难则愤言尚武，遇敌则装备不足，已成常景。政府屡不争气，老百姓安能不健忘！到那年年底，极度失望的戈公振在总结一年的“最足令人系念”之事时，竟不复提起“二十一条”这件大事。惟慨叹曰：“呜呼！事绪纷纭，已不惶记忆，且亦不欲记忆之矣！”（注：公振：《今年之上海》，载《时报》，12月31日，7版。）《时报》自己也跟着“健忘”了。

健忘只是个表面现象。梁启超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认为运动虽然能轰轰轰烈烈，很多人不过是凑热闹而已。有“少数血气方刚之青年，为国耻观念所刺激……跃然思有所以自效”。他们之所以不能持久，盖因“其气无道以养之，则安能经时而不瘪”。所以他预计，“阅三数月后，中日交涉事，非特不挂诸全国人之齿颊，且永不萦及全国人之魂梦矣”（注：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2页。）。

北京丁义华对此早有预见。他把1915年5月间各报痛哭国耻的文章收集包藏，并对记者说：“中国外交失败已非一次。中国人若引以为耻，实耻不胜耻。最可惧者……今日则痛哭流涕，明日即嬉笑自若，此大患也。”丁氏欲储藏这些报纸到次年5月7日，届时“静观各报馆哭不哭耻不耻”。若各报不哭，则丁氏将为各报馆“放声一哭”（注：《申报》，5月17日，6版。按此丁义华不知是否即美国传教士Edward WThwing，倘是，则此系旅京外人见解。）。不幸丁氏并非杞人忧天，最迟到当年9月，关于国耻的讨论已不复见诸报端。次年5月初，居上海之各省绅商拟在静安寺召开国耻纪念会，旋被政府以“好事之徒……意欲牵动外交”而查办禁止。各报也不复为国耻而哭。相反，5月9日，北京中日报界记者在大和俱乐部召开“恳亲会”，日公使日置益，中国方面梁士诒、王揖唐、金邦平及曹汝霖等相继演说，饮宴从夜七时到十一时，“尽欢而散！”（注：《时报》，1916年5月8日，7版；5月11日，4版。）

由此可见，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确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潮，但持续时间不长，很快即跌落。不过，因舆论和教育界的努力，国耻感和民间的仇日情绪持续得更加长久。而日本在中国的形象也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2.私恩宁忘公仇

“二十一条”的国耻标志着中国人心目中日本形象急转的一个里程碑。如果说以前中国人对日态度是好恶参半、憎恨中夹有羡慕的话，到“二十一条”之时，憎恨达到高峰而羡慕已不复存在。不过，过去流行的关于1915年后中国人仇日情绪甚高的说法，似乎也有些夸大。总的说来，在九·一八事变激起中国人进一步的仇日情绪之前，“二十一条”后到整个20年代，中国人的仇日情绪只是整个反帝排外情绪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日交涉结束后，美国政府于5月11日发出一份被广为引用的照会，声明不承认中日条约中“任何损害美国及其公民在华的条约权利、损害中华民国的政治或领土完整、或者损害……门户开放政策的协定或协议”。这对孱弱的中国是有些支持作用的。但是美国照会也援引最惠国条款，要均沾日本从中国获得的权利。（注：U.S.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5,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8，p.146.）陈景韩立即指出，美国照会“最要之点，则为均沾一语”。《时报》在头版发表长篇文章，指列强对华侵略之心略同，其对中国的要求将继日本而起，哪有什么外援可恃。又有人撰文痛责多年来中国“外交唯一之政策，惟是周容诡随，因循苟且，食息于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之下”。照此下去，欧战结束后恐怕终难免遭瓜分。正如李大钊所说：“日本今番之行动，吾人认为异日瓜分之戎首可也”（注：冷：《美国之通牒》，载《申报》，5月24日，2版；挈瓶：《呜呼和平》，连载于《时报》，5月17~18日，1版；淇：《思痛赘言》，载《时报》，5月25日，6版；李大钊：《国民之薪胆》，见《李大钊选集》，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这样，在这次事件之后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中，已不复有任何亲日情绪，也没有什么公然的“亲日”力量存在了。诚然，日本在中国军界、政界、财界甚至文坛，都还有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舒新城在20年代后期观察到，“二十年来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的姓名，十之九可以从明治四十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矣”（注：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63~64页，台北，“中国”出版社，1973年重印。）。民初政府中，留日学生相当多。如法务部即“为留日学生盘踞地，而律师亦泰半留日学生”（注：沃邱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收在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2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汪一驹统计了中央银行成立之前中国十二位最重要的银行家，半数为留日学生。其中北四行（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则全为留日生所领导。（注：Y.C.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pp.478-482.）留日生郭沫若在20年代末曾宣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注：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载《创造月刊》，1卷11期（1928年5月），3页。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文坛这些留日生许多并不亲日。）。

1915年后，有些军阀政客如段祺瑞、张作霖，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孙中山，都还在继续寻求并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这些人往往掩盖或甚而否认其与日本的关系这一点，正好提示出日本在中国已无人缘，其影响力实际上也下降了。

对中日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教育发展计划的方向转变。甲午以后，日本曾是中国变法维新的榜样，中国士人竞往日本求学。恰如《时报》一篇文章所说：“甲午以来，吾人崇拜扶桑之风大炽。学子联袂东渡，以习其语文学术……全国社会，被其影响，至今谈教育者，动以日本为师。”（注：天放：《软化术》，载《时报》，3月15日，2版。）

1915年1月，教育总长汤化龙曾条呈“教育政策三十条”，认为中国目下各校现况，实不足以造就人才；应多选取青年子弟，派往日本留学。此事为袁世凯所批驳。但教育部以为“日本整理教育，为事不过数十年，而收效之巨，进步之猛，实足为吾国之先导”；为刷新中国教育，仍拟师法日本。但是在“二十一条”事件后，汤化龙拟定的“养成师范人材条陈”已经是仿照德国制度了。（注：参见《时报》，1月28日，2版；2月2日，3版；《申报》，6月8日，2版。）这个象征性的转向表明，日本已不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了。

同时，日本在中国教育界既存的影响也在衰减。在1915年以前，教育部直辖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外籍教员几乎全为日籍。1915年后则全部改聘英美教习。（注：据成都高师档案，转引自王廷科主编：《四川大学史稿》，37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停聘日人也不只限于教育界，湖南印刷业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就明确提出要“停聘某国人员”。参见《时报》，5月24日，5版。）类似的情形极有可能也在其他学校发生。“二十一条”中有一条即是满洲的中国学校要聘外国教习时，日本人得优先受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条要求尚未实现时，受聘于中国其他地方学校里的许多日本教习先已失业了。而满洲恐怕是聘不完这些失业的日本教习的。

对那些在日本受过教育而与日本有着更近的关系的人，“二十一条”引起的心理震动尤其严重。日本经营的青岛胶济铁路总公司雇员秦立均，奉天人，自幼从父留学日本，后在满铁服务多年，1915年3月始调山东；5月26日秦氏失踪，随发现已自缢身亡。秦给其日本上司留下遗书云：“楚材晋用，自古为昭。东亚同胞，不相扶而相欺；吴越势难两立，私恩宁忘公仇。况脑筋已损，十年苦心所学之日文日语，已于五月七日之刺激上忽全忘却。”今后既难供职，又不能供养家人衣食，只能一死百了云云。言极哀痛。（注：参见《申报》，6月4日，6版。）自杀的虽然是少数，但秦氏的感受大约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就是有些日本人自己，也在检讨留日学生“多抱排日思想，对曾奉为师表者而首先反对之”（注：《时报》，3月14日，4版，摘引日人末广重雄之《日之国交观》。）的现象。中日交涉结束后，日本也曾在留日学生中实施“中日亲善”的努力。但侵略政策不改，亲善自不可能收成效。（注：参阅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145~147页。）先后留日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1915年时在日本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五四期间都以反日著称。（注：周作人的情形要复杂些，有人或会将他列入亲日之流。抗战期间周氏出任伪职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无论如何，在20年代上半段（我采广义的五四说），周氏有一系列文章指名攻击日本在华的“帝国主义报纸”《顺天时报》，是不移的事实。这些文章多收在周氏的《谈虎集》，下卷，495~568页，台北，里仁书局，1982。）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其对“二十一条”的具体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质无疑使他们都在思考救中国的根本方法。他们提出的救国方法路径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着眼于走日本式的道路。

更有甚者，在大量留日学生变得仇日的同时，许多留美学生在这前后陆续回国并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在那时主要还是潜在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在华影响的下降。（注：留美学生在中国的政治影响是短暂的。由于留美生通常都“亲美”且主张中国走靠拢美国的路线，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实导致留美生政治影响的急剧下降。此事本文无法详论。到20年代中，随着在苏联支持下的国共两党的兴起，留美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不具多少实际影响。然而，胡适等人在学界的影响却要长远得多。）美日在中国的利益冲突日深而终成双方开仗的一个要因虽是后话，这种权势转移的格局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日本要扩大在中国的影响恐怕只有诉诸外交以外的方式了。

3.国与人民全然打成两橛

实际上，“二十一条”事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推动或者还要大些。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盖“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在这个意义上，如当时一篇报纸时评指出的：“五月七日之纪念，亡国恒于斯，兴国恒于斯。是在我上下之自择而已。”（注：天放：《薪胆语（一）》，载《时报》，5月21日，1版。）。

从一开始，报界就告诫政府，此次中日交涉是“国家存亡之问题”。其“得失之间，间不容发。稍一不慎，则内忧外患，相因而至，其不致于土崩瓦解者几稀”（注：警眼：《国民之决心》，载《时报》，2月7日，1版。）。2月初，内务部已发觉各报“对于中日交涉发表言论，有过于激烈处”。交涉结束后，则不仅“各处函电，语多激烈”（注：《内务部致各省巡按使电》，1915年2月8日；《大总统申令》，1915年5月28日，见《护国运动》，30、22页。），报界对政府的批评也渐多，且面也更宽。5月中《申报》刊出一份来件，指斥共和以来，为立国之生死要素的教育，不仅“不见有进步，即以南方各省言，反现退化”（注：椒青：《考察美国纽约省教育近况感言》，载《申报》，5月12日，11版。）。北洋政府接受日本条件后，袁世凯密谕各级官员要“痛定思痛”。陈景韩即指出：“必先使其觉痛……而后可使之思”。不然的话，不过是继续“争权夺利”罢了。陈氏更批评政府所谓的改革，实是“甲乙两派藉作争夺掌握财权的名词”。张蕴和呼应道，虽然外敌伺于门，国内“政争，方剧烈进行而未艾也”（注：无名（陈景韩）：《痛定思痛》，载《申报》，5月28日，3版；冷：《改革》，载《申报》，6月21日，2版；默：《政争益烈》，载《申报》，6月27日，7版。）。《时报》刊出一篇长文指责道：交涉方毕，“系派之政争”已“再接再励”，“而各省武人，亦得以其暇颉颃作气势，睥睨一方。……谁肯卧薪尝胆，以国耻为念？”大总统本人既不曾“深自贬抑”；各将帅更未“以不能捍御外侮、拥护国权之罪，引为己咎；各自镌一级，以谢天下”。不过是“对内则颐指气使，对外则屈膝股栗”（注：壮游：《痛定痛（一）》，载《时报》，5月14日，1版。）而已。

其实这些批评，都不如袁世凯的密谕对中国官场的总结更恰当。袁氏说：“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注：《大总统密谕》（1915年5月14日），见《护国运动》，9页。）

不过，外患的刺激，舆论的批评，对政界也非全无触动。如前引教育总长汤化龙关于“期雪耻于将来”的讲话，就表现出某种积极的回应。《时报》要各省武人“自镌一级”的文章发表后三日，即闻副总统兼参谋总长黎元洪因身“负全国作战计划之责，而不能盾外交当局之后，以致丧权辱国……实属内咎神明”，故决定辞去参谋总长兼职，“以谢国人”。黎的辞职固是一种姿态，与前引《时报》的文章也未必有因果关系，至少思路是接近的。张蕴和注意到，国务卿对考试后的知事训话时，要各官“必具大同知识，应时势要求；必有世界新知，方足与语至计；必须晓导世界观念，振作国家思想”等等，与前大不相同。凡此种种，似也是官场的一点新气象。（注：关于黎元洪辞职，见《申报》，5月17日，6版。国务卿训词见默：《国务卿训词之趋时》，载《申报》，6月20日，7版。）

这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地位与权限均较模糊不清的参政院突然异常活跃。虽然参政院最多不过“亦秘书厅与法制局同一种类之物也”，但从中日交涉后期起就不断试图影响政局。到交涉结束后不久，参政院更藉那段时间政治相对活络之机，在6月间突然欲发挥前朝御史的作用，大参各级贪官污吏。一时参案之大且多，“日出不穷”，“各省将军几尽被参”。陈景韩对此颇有感触：“以中国官界之腐败言，尽参之岂得为过。特我所未解者，官吏污浊，岂忽发于今日？今日之前，奈无一人参之者？”陈氏和张蕴和均认为，这其中“别有用意”，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实际上，无权之参政院能奈各省将军何？对这些贪官污吏也无法“严厉追查”（注：冷：《中日二国之对内问题》，载《申报》，6月30日，2版；默：《问题》，载《申报》，6月30日，7版。）。但参政院乘机介入，力图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参政院的活跃提示出一个问题：中国虽为民国（共和国），却无代民议政的国会。对此问题，报界亦早有认识。还在2月下旬，包公毅已表示，自议会取消后，“国民意思之机关，久矣夫无所托矣！故纵欲发起国民奋慨之热心，［却］无一正常之机关以代表民意”。《申报》一位重要撰稿人进一步分析道：“国家之大病，国与民泛泛无关系也。无关系之故，由于无联络之机关。国自为国，民自为民。故民虽欲爱国，而无法可爱。民虽欲救国，而无法可救”（注：笑：《亦有国民意思之机关乎？》，载《时报》，2月22日，6版；讷：《我国人亦思及此乎？》，载《申报》，5月11日，11版。）。章士钊一言以蔽之为“国与人民全然打成两橛”，结果乃如梁启超所说，“人民与国家休戚漠不相关”（注：秋桐：《爱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6页；梁启超：《痛定罪言》，6页。）。

实际上，反日运动的急剧衰歇已引出一个萦绕于当时知识分子心怀的问题：“中国人究竟有爱国心否耶？”当储金活动开始时，许多人将此“目为爱国之实验。认为吾国人素喜空谈，不足为真爱国之表现。必输款始足真爱国矣”。但储金虽一时轰轰烈烈，结果却甚不如人意。张謇曾自问：“岂中国人爱国热心或有或无或多或少如是其不齐欤？”他的看法是悲观的：中国人“于国，知其关联身家者，千不得一；知其关联而真实爱之者，万不得一”。章士钊的看法亦近之：“果爱国储金四字联属成一名词而有意味，则吾中华民国爱国心全量仅值二百万元，而其值又为吾人所自定，非由他人抑价贱酬者”（注：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3页；张农：《某氏挽救危局之实际办法》，载《甲寅》1卷5号，19页；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载《申报》，5月23、24日，均11版；秋桐：《爱国储金》，2页。按章士钊当时据日本报纸报导，储金之实收数到7月20日仅约200万元。）。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看上去不甚爱国，还得归因于“人民与国家休戚漠不相关”。盖“国与民之休戚既相一致，则民之爱国，其天性也”。“国民而至于不爱其国，则必执国命者厝其国于不可爱之地而已”。梁氏进一步剖析道：中国人虽有国，但参政权力、学习政治知识、发展政治能力之机会，及生命财产受法律保障等方面，尚不如波兰印度等已亡之国。所以中国人实在是“求国之所以可爱者而不可得”。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还有那么多人踊跃输将，则“普世界之爱国者莫中国人若矣”。（注：参见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4~7页。）

所以梁氏对于民与国家，“日日谋所以起而联属之”。章士钊则主张要使人民在“一国公私相与之际，有其相宜之位置”。问题在于，梁启超之“国”的概念不甚清楚，多数时候他其实指的是政府而不是国。章认为这一点很要紧：“今兹之所招厌于国民而吐弃之者，政府耳。于国家无与也。”他进而提出一个民初知识分子常混淆的重要命题：要“严为国家与政府之分”。故“爱国可耳。决不能使此倚国家为祟之恶政府并享吾爱也”。梁章均同意是北洋政府使“国”不可爱，但章认为许多中国人之所以看上去不爱国，是“不乐夫致吾爱而于国无与也”。说到底，这不过是“政府素以国民为易欺”而长期“颠倒卖弄国民情感”的自然后果。（注：参见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4页；秋桐：《爱国储金》，2~6页。）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甫出，北京各政党公会及商会即举定代表，要求政府宣布交涉内容。他们的理由即是“中国乃人民之国家，非官吏之国家也”。安徽省商会、教育会和进步党联电政府拒绝日本要求时，曾表示“即生意外，民与政府共之”（注：《时报》，2月3日，1版；2月21日，1版。）。此虽对政府的支持，而弦外之音，即民与政府在过去和现在其他许多事情上，原是不共的。李大钊为留日学生会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表达得更为直截了当：“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四万万国民之中国……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解决。纵有若何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正如前引的留日学生《泣告全国同胞书》宣布的：对于“二十一条”，“既吾政府承认之，吾国民也绝对不能承认”（注：《李大钊选集》，27页；《护国运动》，29页。）。

当时一般的舆论，这次中日交涉期间，中国人民“可谓无负于国家矣。关心国事，而未尝妄动；各自尽其力之所能以助政府，而未尝一掣政府之肘”。但是政府是否能稍“示振作之一二以答国民之望”呢？答曰不能。不仅不能，在张蕴和看来，国民虽然“谨慎又谨慎”以顺应政府，却仍“并不见谅于政府”。政府反而“事前始终不令国人与闻，事后犹侈言日本让步，主权无损。一若此次交涉胜利而非失败；绝无一剀切沉痛之言，开诚意与我相见者。斯诚我人所不能解也”。更有甚者，政府本身不能独负救国之责，偏偏又专事“搜刮之策”，反“剥丧国民负责之能力”（注：冷：《毋负我国民》，载《申报》，5月23日，2版；无名：《国民之望》，载《申报》，5月29日，3版；默：《我国人自问如何？》，载《申报》，5月30日，7版；默：《国民之责任》，载《申报》，5月11日，7版；默：《负责之能力》，载《申报》，5月26日，7版。）。

实际上，对于一般绅商来说，只要袁世凯能改良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经济，镇压革命党是可以接受的。在那内忧外患交迫之时，许多人可能都倾向于支持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但是袁世凯解散国会，便很不为绅商各界所谅解。高压之下，不满只得收敛。一有机会，总要表达出来。国与民既然打成两橛，大家也知道其联络之机关“即昔日我国取消之民意机关是，即今日彼国所督促之国会是”。在3月初，四川成立国事研究会时，就已提出要练兵只有加赋。练兵加赋，固袁政府所乐于听，但该会同时强调：要加赋则必须“速开国会”。当后来储金团又有人提出加田赋兴海军的主张时，包公毅立即指出加赋是议会之权，无议会则不必谈加赋。（注：参见讷：《我国人亦思及此乎？》载《申报》，5月11日，11版；《申报》，3月23日，6版；笑：《加赋非储金团所应倡》，载《时报》，5月14日，2版。）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此时很多人所谈的国会，大约不过起沟通民意、加赋或起监督作用等。从三权分立之立法这一角度去看问题的，并不多见。亦可知时人对西制的借鉴，有明显的选择性。其乐于选用的部分，多少接近中国的传统制度或观念。但就是这样的国会，即使召开，在“民国成立，军焰熏天”（注：沃邱仲子：《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17页。）的情形下，亦必受制于当局之武人，能代表的民意和所起的监督作用，实在也很有限。

一位未披露姓名的学者，一方面认为“吾国今日交涉受病之根即在无国会”；同时也指出“吾国前此国会受病之根即在无基金”。因无基金，则所谓国民代表之议员即易为当局以行政费所购买，而不能独立于行政，这样有国会与无国会也差别不大。这位学者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社会，所以储金养兵并不能救中国。只有改储金为社会基金，“树立社会共产制度，扩张劳动社会势力，庶几可谓救国”。如果说那目标太遥远，则退而求其次，将救国储金作为国会基金，使国会能独立于行政，“亦救国之根本论也”（注：《时报》，5月14日，2版。）。

但即使不独立的国会，毕竟为袁世凯所解散，重开谈何容易。这年5月下旬日本国会召开时，包公毅不禁慨叹道：“今日本以君主立宪而引开国会矣。吾以共和政体而无之。我诚不知吾国人民将以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有此开国会之资格，开国会之程度也”（注：笑：《见人开国会有感》，载《时报》，5月24日，2版。）。

中日交涉甫结束，梁启超已警告说：今日之民气，乃“一线国命所藉以援系”，其“继长增高”抑或“摧萌拉孽”之二者孰择，“则惟视政府之所向”。袁世凯政府随后的所作所为，已表明其选择。所以陈景韩公开宣称：“今后之所望者，非他国之援助也，非政府之作为也，我国民而已。”（注：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7页；冷：《沉毅果决之国民》，载《申报》，5月13日，2版。）

4.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

中国历来的读书人，传统的士也好，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好，多视天下为己任，有救国救民的承担。从这个视角看，中国知识分子是把自己放在一种相对超越的位置之上的。（注：关于中国士的超越性，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本文这里讲的超越，仅及一点，视角也略不同。）知识分子的这种超越精神，章士钊表达得很清楚：“故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注：秋桐：《国家与我》，载《甲寅》，1卷8号，11页。）但是在“国与人民全然打成两橛”的情况下，救国与救民已非一致之事业。如四川国事研究会的黄羡涵（云鹏）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今日究竟先救民抑先救国？”（注：《申报》，3月23日，6版。）竟是认同于“国”，还是认同于民？民初不少读书人，实际处于一种既不能完全认同于“国”，又不能完全认同于民的两难窘境之中。

本来，民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中就未能厘清。虽然一直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书·五子之歌》）的思想，孟子也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以及稍后的“有人此有土”（《礼记·大学》）等观念，但民本思想正像中国许多传统思想一样，没有进一步落实到制度上。从而既未必为过去的执国柄者所遵奉，也难成为民初的知识分子有效的思想武器。

中日交涉期间，由于外敌当前，许多知识分子是偏重于先救国的。由于袁世凯政府的不足恃，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逐步倾向于在救民方面做文章。这个倾向在中日交涉结束后日益明晰。同时，不少知识分子开始先检讨自身的问题。一度对袁政府比较客气的黄远庸反省道：造成中国这样的恶象，“吾自身亦实躬与其罪恶。以前种种昨日而死；以后种种今日生。今日乃复活之日；乃大觉悟大忏悔之日矣”（注：黄远庸：《反省》，见《远生遗著》，卷一，108页，上海，申报馆，1938年增订版。）。

曾认同于袁世凯的梁启超甚有同感。梁氏认为，“恶劣之政府，惟恶劣之人民乃能产之”。而中国之“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其善良者也。少数地位优越之人民，什九皆其不善良者也”。也就是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即种因于中国之士大夫（梁氏定义为“全国上中等社会之人”）之恶劣。盖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劝老百姓以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所动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之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然而，“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所以，“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始有所寄……然后可以宁于内而谋御于外”（注：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8~9页。）。

《甲寅》作者容孙曾一言以蔽之：“祖国之病，上在政治，下在风俗。二者交相为因，交相为果。”（注：容孙：《国耻》，载《甲寅》，1卷7号（1915年7月），11页。）政治虽为武人把持，固士人素所关怀者；风俗则士夫向为庶人之准则。假如两者皆病，则梁启超的针砭不无道理。20世纪中国的当局者，常喜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读书人，那出发点是全然不同的。但士人的自省，就又当别论了。大悔大悟后的黄远庸认识到，中国之病，乃国人受一种公毒，即“无系统、无实质、无个性、无差别”的“思想界的笼统”。尤其是“根本不认有个人之人格与自由。必使一切人没入于家族、没入于宗法社会”。他特别提醒说：今日的新人在强调国家的重要时，仍是沿着这公毒的老路欲将一切人“没入国家”（注：黄远庸：《国人之公毒》，见《远生遗著》，卷一，118~119页。）。

站在袁政府对立面的章士钊亦强调自我的重要。他一面高倡收拾民族之责，同时要求凡“读书明理、号称社会中坚之人，人人不忘其我”。章氏本卢梭的《民约论》精神，认为既然中国人民对国家之一切法已不能行公民复决之权，则人民委托政府统治的契约即已解除，即章氏所谓“国家解散”也。解散之后，“人人既复其自由，即重谋所以建国之道”。而建设之道即人人“尽其在我”。章氏分析说，暴政得以行，即因人人忘其在我。“故今之人辄怨政府之暴詈，哀吾民之无自由矣。不知自由本有代价，非能如明珠之无因而至前也”。人人失其我的结果就是“通国无一独立之人；到处无一敢言之报”。所以现在只有“视国家为已解散”，由少数有主义肯奋斗的先进起而带头尽其在我，负起整理民族建设新国家的责任。（注：参见秋桐：《国家与我》，7~11页。）他最后还是着眼在少数“先知先觉”的读书人之上。

胡适后来划1905到1915年这十年为“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评价甚高。但是胡适也指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章氏等人的政论文字之“读者仍旧只限于极少数的人”（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158~16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此即本文前面提到的精英与边缘知识分子的疏隔。身为报人而对社会思潮更为敏感的黄远庸，当时即看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提出今后根本的救济方法，是要“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注：黄远庸：《致甲寅记者》，见《远生遗著》，卷二，360页。胡适注意到这段话的重要，认为“可算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但黄本非《甲寅》中人，且此信含有批评之意。胡却误将黄氏列入甲寅阵营。见胡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164~165页。附带地说，黄氏不仅预见及文学革命的必要，且于其作于1915年的《国人之公毒》中提出解决方法，即“曰科学主义，曰历史主义，曰自由主义”（《远生遗著》，卷一，119页），此正胡适一生提倡之主义也。黄著刊于《东方杂志》，胡适当能见到，两人思想之间，或许还有些渊源。）。

可是当时有黄氏那样见解的实在不多。即使文学革命的倡导人胡适，那时也还基本上持与章士钊等人相类的看法。中日交涉时期胡适是《留美学生月报》的“国内通讯”编辑。他对许多留美学生的激愤情绪很为不安，即在该刊发表一致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呼吁采取他所称的“理智爱国”（patriotic sanity），即坚持学业；若中国真亡，以后再努力使其起死回生。这封公开信激起了中国学生对胡适的猛烈攻击。胡本人后来把他的态度归诸他的“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那时他已在思考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远为深奥”的“真正的最后解决”。（注：参见本书《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以胡适的世界主义与反传统思想为个案》。）

胡适以为，中国即使亡国，也非留学生所能拯救。目前应该做的，是“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具体办法，就是兴教育。而“今日最先之要务”，则为办大学，以防止中国固有文明的沦亡和输入文明之扞格不适用的问题。（注：参见胡适致许怡荪，1916年1月25日，转引自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349~35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胡适：《致甲寅杂志记者》，载《甲寅》，1卷10号（1915年10月），21页。）一面“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却可以置祖国目下是否即亡于不问，仍表现出中国读书人自居于国与民之上的超越地位。陈独秀痛疾而倡言“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注：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甲寅》，1卷4号（1914年11月），1~6页。）；章士钊视国为已解散而主张“尽其在我”；与胡适的见解的一个共同点即此种超越性。在“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注：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转引自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319。）的时代，在举国民族主义情绪昂奋的危机时期，身为“国内通讯”的编辑而被有的留美学生视为“知国内情形最悉”（注：《胡适留学日记》，二册，377页。）的胡适，却能笃守其“国际主义、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足见其了解的国内情形，大约只是一些精英观念罢了。

胡适后来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同时以一套中西兼承的思想典范填补了中国思想界的典范危机。（注：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入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519~574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他参与的《新青年》，其读者范围也确实超过了《甲寅》的政论文章，尤适合许多青年边缘知识分子的需要，故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二十一条”时反日运动所暴露出的中国精神领导中心的真空。但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二十一条”时期对亡国等问题所持的超越立场，从一个侧面隐隐然显露出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民众情绪的脱节。也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条路走的同时，已伏下与“一般人”疏离的趋向了。

无论如何，新文化运动可以视为1915年反日救亡运动后知识分子走向“救民”一途的逻辑发展。陈景韩等报人只是指出中国国民不合群等毛病，陈独秀、鲁迅等却得出“最重要的是改革国民性”（注：《鲁迅景宋通信集》，2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这样的观念并付诸行动。“二十一条”的当年，陈独秀已创办《青年杂志》。次年，主张“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的陈独秀已在强调现代世界“兴亡之数不待战争而决”，提倡从精神道德入手的“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注：陈独秀：《抵抗力》，载《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11月），1~5页；《我之爱国主义》，载《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1~6页。）了。

结束语

陈景韩当时曾说：“中国之事，往往突然而起，悠悠然而止者。其起也，挟万钧之力，其势似不可当。然而其止也，则又云消烟没，依然如故。”他把这种现象名之曰“风”。风成于气，“气动则暴发……气静则一无留印”（注：冷：《风》，载《申报》，6月28日，2版。）。本文所考查的，正是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民风民气。气有盛衰，风有微疾。“二十一条”时的几个月，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气盛风疾之时。但如陈所言，“大风过后气即竭”，一切似乎又暂归沉寂。

不过，“二十一条”时这股大风，并非“一无留印”。“二十一条”的提出使中国人摈弃了以日本为学习榜样的取向，当时欧美留学生的大量归国意味着中国能直接读“蟹行文字”者突然增多，不仅在人力上为各中国学校取缔日本教员提供了经济上可负担的替换者，而且增加了直接“以欧美为榜样”的可行性。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大潮此后基本落实在陈独秀所说的“拿英美作榜样”特别是“以俄为师”方面，两者均非日本所乐闻（尤其是英日同盟不久即废止，而美、俄乃成为日本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竞争者）。可以说，这一事件对日本在华影响甚而在东亚地位的打击，虽潜在却长期而深远。

同时，日本的险恶要求再次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民提醒了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的存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衰而复盛，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中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股风气继“二十一条”时的反日运动后的一次更大爆发。这种情绪在一些人的思想中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诸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从而导致了许多人忽略中国自身社会改造的需要。

另一方面，清季以来，相当多的士人咸认帝制是中国一切毛病的根源。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了民国。很多人以为中国的问题从此有了转机，中国会逐渐走上复苏的道路。“二十一条”时期举国一致的情绪，正是各界对共和政府尚存期望的一种表现。

本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注：王禹偁《唱山歌》：“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袁世凯是可以抓住举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机与日本摊牌的，但他选择了妥协的道路。（注：Ernest Young曾论及此点，见其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pp.186，189-192。）以当时日本国内对华政策主张不一的情形看，摊牌或未必打仗。即使打起来，中国的军力是否就像一般的看法那样不堪一战，尚难肯定。这里不能一一申论。但1915年袁世凯的地位、中日财力军力之对比等方面，似乎比蒋介石在1937年面临的情形还好些。则袁氏若选择作民意领袖，其个人结局会很不一样，中日交战的结局也未必就像一般想象那样糟。但袁氏既然选择了对日妥协，已是“失之乎势”，再欲“求之乎国”，安能不“危”（参《吕氏春秋·慎势》）！于是有进步党国民党等的“再造共和”的努力。

对另外的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归国留学生来说，袁的倒行逆施已打破了“共和”的美梦。他们进而体认到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帝制与共和的问题，而且是专制与民主的问题。同时，他们中一部分人更因袁的帝制活动与读经复礼的联系，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而且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国民性的问题。结果产生五四时期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口号同时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但“二十一条”时期这股大风，已是清风与野草齐飞，君子共小人一气。中国的传统，“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若无道，庶人就要议政。至大乱，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注：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匹夫而有天下责，已无所谓“士庶之分”了。自科举制废除以来，士大夫与老百姓的社会等级之分已渐式微，但精英与民众在思想上的沟通，却未曾有较好的解决，终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二十一条”时的反日运动中有比较清晰的反映。

另外，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人基本未包括在“二十一条”时期这股君子共小人一气的大风之中。因二次革命后袁政府的迫害，国民党领袖人物多流亡海外并出现分裂，影响力大降。外患深重亦未能使国民党举党一致因应局势。黄兴等温和派虽主张停止革命、一致对外，但并未积极参与反日救亡运动。孙派的中华革命党人在举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昂之时仍倡反袁为主，置内忧于外患之上，实与民气相悖，为当时国人所不谅解。就是中华革命党内部，对此亦有疑虑。该党中央党务部乃由居正签发一通告向党人解释；通告除痛诋黄兴、林虎等外，更责国人“迁怒于人，并欲嫁祸于吾党”；指斥“国人之昏愦若此，尚何言哉！”（注：《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1915年3月10日），原载《中央党务月刊》四期，转引自李命希、曾业英、徐辉琪合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46~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则此时革命党不仅未能与国人呼应，反有自外于国人的倾向。

孙派革命党人的态度，张继曾有一形象表白。张氏以为黄兴等不过“藉口外患而投降北京”。实际上，“今即袁政府忽尔谢罪国民，将自解散国会起一切对内的法令全盘取消，回复正式之国会，吾辈与之融合，尚恐无面目对死者于地下”张（注：溥：《中日交涉谈》，载《甲寅》，1卷8号，3~6页。）。袁世凯自然无意谢罪国民，恢复国会。但张氏讲得很明白，革命党的目的首先是去袁而代之，然后才谈得上宪政一类。联系孙中山对日本政府的许诺，可以见到孙派党人重实用不计手段的取向。后来的联军阀打军阀，以俄为师、联俄容共等，均是这一取向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实际上脱离了中国政治和思想的主流。“再造共和”之由进步党唱主角，此即原因之一。后来北洋体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崩溃，而国民党在改组和容共时吸收了不少受新文化运动熏染的边缘知识青年，并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传承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五四口号，才渐从边缘回到中心。但勉强统一全国后，对文化教育阵地却也只能以“党化”的方式来占领，亦良有以也。

鲁迅曾道：“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那时我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一到二年……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注：《鲁迅景宋通信集》，21~22页。）。“二十一条”时期反日运动的大风，因国耻起而维国信，复由外及内，恰吹散了国人对“共和”的期望，凸显了政体转换未能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国信虽仍待立，袁政府的民信实已大坠。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正是承辛亥革命启五四运动的转折点。

（原刊台北《新史学》，3卷3期，1992年9月）

注释：

[1]本文初稿承詹森（Marius B.Jansen）、林霨（Arthur Waldron）、章开沅、张寄谦教授先后指教，谨此致谢。

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

关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学界已有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文学革命主要人物之一的胡适晚年以为，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周作人则更早就指出：对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以下简作《口述自传》），13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周作人：《看云集·论八股文》，8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这些当事人的看法，应该可以扩大到整个新文化运动。

胡适曾说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后者因前者的干扰而“夭折”，晚年尤乐道之。这在今日几乎已成为讨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关系者都要引用的一段话。虽然大多数引用者对此持批判态度，但一般都接受胡适确持这样的看法。按理说，这是胡适自己说的话，应是毋庸置疑的“史实”。实际上，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具体地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及此后的政治运动之关系，胡适自己的认知曾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所谓“政治干扰”的说法只是他看法的一部分，在胡适壮年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他也曾认为新文化运动从文化运动走向政治运动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而且实际上一度同意对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比他提倡的“文化解决”更切合实际。

1958年5月4日，胡适曾有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他在演说里面明确说到所有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中，他觉得还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最合适。（注：收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2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曾著有英文的专书《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中文也曾以各种文字和讲演进行阐述，可以说这是胡适一生思想和事业的主题。但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也是有变化的，有时变化还相当大，这方面尚未引起学者足够的注意。我们如果细读胡适这一演讲，就可以看到他虽然侧重在五四前后那一段，但也明确说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四十多年来的运动”，这提示着他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并不止于新文化运动，还包括以后的国民革命直至国民党到台湾后的活动，这一点似乎也为一般人所忽视。

本文着重研讨胡适认知中这一“四十多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含义。从下文可以看到，这里最不含混的问题就是胡适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认知。同时，通过参考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中另一个通常被认为比较“落伍”的周作人的一些言论，可以看出胡适这种过去受到忽视的观念在当时并不孤立，实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这样看来，我们过去对新文化运动一些层面的认知，特别是在胡适等人关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方面，恐怕也都还有相当的迷思（myth）成分。

1.新文化人认知中的文化与政治

五四新文化人师生两辈人，在文学革命是思想革命的一部分这一点上并无异议。对像陈独秀这样的人来说，文学革命不过是更广泛的伦理道德革命的第一步。所以他把当时讨论甚多的“孔教问题”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都作为更大的“气运”的一部分结合起来考虑。胡适亦然。根据他的进化文学观，“只有新的白话文体才能表达二十世纪的新情感和新思想”。文学革命之后，必然要进到思想文化运动的下一阶段。（注：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入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536~537、541~542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这大致代表一种时代认知，周作人也认为：“白话文之兴起完全由于达意的要求，并无什么深奥的理由。因为时代改变，事物与思想愈益复杂，原有文句不足应用，需要一新的文体，乃始可以传达新的意思。”（注：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31页，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早在1919年3月，他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思想革命》一文说，新文化人反对古文，却不仅因其难以表现思想，也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所以，“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不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周氏因而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注：周作人：《谈虎集》上，5~8页，北平，北新书局，1928。）

在这一点上，文学革命无疑传承了晚清带有“启蒙”色彩的白话运动那种以文学改造国民思想的基本思路，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但梁氏正是从其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中悟出文学有改造思想的功能而思有意识地发挥之；同样，清季号称要启大众之“蒙”的白话运动，也是为改造政治的目的而兴起。（注：周作人已见及此，参见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50~5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9。）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被胡适称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注：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见《胡适文存》（本文所用《胡适文存》为初集和二、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1924、1930年，以下简作《文存》加集卷及页码），二集卷二，164~165页。）。这里要生出的“交涉”，决非仅仅让一般人写写字看看报就算完成，仍然具有与梁启超一样的关怀和目的。文学革命后来必然走向社会甚而趋向政治，于此已见端倪。

同时，文学革命虽然号称“建设”，其本身却包含了主动的攻击性，要主动与传统决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中指出，文学革命与以前的白话文运动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注：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见《文存》，二集卷二，149页。）。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攻击，就是遵循主动进攻这一取向的。这种攻击性部分也因新文化人认知中传统的压迫所致。周作人就曾说：“我们生在这好而又坏的时代，得以自由的创作，却又因为传统的压力太重，以至有非连着小孩一起便不能把盆水倒掉的情形。”可见他们认知中传统的压力确实很重，以至于明知可能牺牲小孩，为倒掉盆水也不得不如此。“所以我们向来的诗只在表示反抗而非建立。”（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梦〉序》，10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不论主动被动，破坏而非建设实际上成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特征。对此，周作人特别强调1915年的帝制、特别是1917年张勋复辟的影响。他反复申说此事“在以后的政治和文化的方面，都是关系极大”。以此两事件为表征的“民国初年政教反动的空气”正是产生反复古运动的造因。结果出现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都“总结于毁灭古旧的偶像这一点上，因为觉得一切的恶都是从这里发生的”（注：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249~250、260~261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这里表现出新文化诸人的一个趋向，他们视“古旧的偶像”为万恶之源，要尽全力毁灭之，所以必须全面反传统。由于他们又把这恶源所产生的众相都看作是同根而相互关联的，他们主张的“革命”实具有潜在的开放性，并不仅限于文学和思想的范围。

比如，新文化人一般认为林纾事件及各种古文复兴运动（《学衡》派除外）都有政治背景。周作人就说它们都是“非文学的古文运动”。因为其“含有政治作用，声势浩大，又大抵是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之一支，与思想道德礼法等等的复古相关，有如长蛇阵，反对的人难以下手总攻，盖如只击破文学上的一点仍不能取胜，以该运动本非在文学上立脚，而此外的种种运动均为之支柱，决不会就倒”。所以他断定：“在这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注：周作人：《苦茶随笔·现代散文选序》，105~106页，北平，北新书局，1936。）我曾在别处指出蔡元培与林纾论争时并未直接反驳林氏的论点（注：说详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载《历史研究》，1995（5）。），观周氏所言，可知新文化人本不视林纾的言说为“文学”，自然也不在林的观点上着意。

就像新文化人认知中传统的压迫恐怕更多是假想型的一样，其看到的古文运动的政治背景，也多类此。不过，在那些正在“假想”的时人心中，传统的压力和古文运动的政治背景却都真真实实地存在。也就是说，从前述新文化运动衍化的内在理路和新文化人心路发展的逻辑走向上，都提示着走向政治的趋势：他们因主张文学的表述形式与思想社会有关，就走向思想革命和社会改革；因假想对立面有政治背景，也就越来越往政治方面着眼。

当然，不容否认，民初北京思想界确实存在强有力的反对学人涉足政治的倾向。特别是执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常大声疾呼读书不为做官、学术应与政治分流（未必用这个词）。（注：参见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一向关心政治的胡适，本来立下回国后“讲学复议政”的计划，正是细心观察了他即将任教的北大的主流思想趋向，发现北京知识界的趋势是不做官不谈政治，才及时调整了自己与时代社会语境的位置，发愿“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注：胡适自己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并举他留学经历为证。的确，他在留学时的日记中每以“觇国者”自居，其中政治无疑是其最关心者。比较接近其心态真相的是胡适晚年自述的，在他成年后的一生中，“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这是身历从士到知识分子过渡的当事人对两者间区别的最明确表述。除了出任驻美大使的四年，胡适确实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只“议政”的“舆论家”却是他一直想要做的。说详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48~25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有意思的是，胡适说他发下二十年不谈政治之愿，部分也受张勋复辟的影响。他始归国便遇到此事，在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因此决心“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可知他与周作人一样，入手的虽然是思想文艺，关注的仍是在此之外的政治。胡适在正式谈政治之前刊发的名著《易卜生主义》，说的是人心革命，关心的还是政治。他说易卜生最恨政客，以为加入政党是很下流的事。在他看来，“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注：胡适：《我的歧路》，见《文存》二集卷三，96页；《易卜生主义》，见《文存》，二集卷四，30页。）。

这或者是胡适要学易卜生，或者他根本就是以易卜生之口说自己的话。他自己也是不入政党，专抓思想革命，但意在政治。胡适后来领衔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注：《晨报》，1920年8月1日，转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8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所谓“实际的政治”，正类前面所说“表面的权利”，这一定语恰提示着胡适一直在谈非“实际”的政治。就是到“实际的”的层面，胡适也只是忍着不谈而已，他后来说他出来谈政治是“忍不住了”，才是最接近真相的话。

由此可见，胡适后来说从文学革命到五四运动是政治干扰思想文化运动，恐怕有倒着放电影的意味（倒放则有些看上去与结局无大关联的胶片就可以剪掉）。周作人在1949年反驳他说：虽然胡适“力说五四的精神是文学革命，不幸转化而成为政治运动，但由我们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至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若是没有这回政治性的学生对政府之抗争，只是由《新青年》等二三刊物去无论如何大吹大擂的提倡，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大结果，日久，或者就将被大家淡忘了也说不定。这［正？］因有了那一次轰动全国的事件，引动了全国的视听，及至事件着落之后，引起了的热情变成为新文化运动，照理来讲该是文学革命加上思想革命的成分”（注：本段与下段均见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2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说到底，周作人根本认为北京之“成为全国学术文化中心”也“是由五四运动而来的”。具体言之，发起于北京的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之主动，因此北京学界的声名自然也随之而四远传扬，隐然成为全国的重心了”。而且，正因为其成为“学术”中心是靠了政治的力量，更由于“中国是在革命的时期，所谓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摆脱不了这个色彩，所以北平学界的声名总是多少带着革命性或政治性的，不是寻常纯学术的立场”。这大致也是时人的共识。早在1922年，有位叫铁民的给胡适的信中，已说“新文化之胚胎虽在五四之前，而文化之进步确在五四之后”（注：铁民致胡适，1922年2月17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后来为胡适作《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对胡适的说法也颇不以为然，曾就此面质胡适。唐先生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他还专门去写了一篇文章来论述此事。（注：参见《口述自传》，198页。）周、唐二人所说的新文化运动概念虽有不同（特别是一在政治运动之前而一在其后），但注重两者的关联这一大致立意是相近的。其实，他们两位与后来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一样，或者都未曾多下工夫去看原始材料，所以被胡适“欺之以方”了。如果把唐先生所说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改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再去掉“必然”那类字眼，则唐先生所说，正是胡适自己的见解，而且他早年还有清楚的界说。

关于文艺复兴这个译名，胡适曾提出异议。他在留学结束归国时的船上，曾再读西人的《文艺复兴史》。对于英文的Renaissance一字的译法，他那时以为“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即他所谓“再生时代”。1958年5月4日，胡适曾有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他在演说里面明确说到所有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中，他觉得还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最合适。胡适并再次解释英文Renaissance这个字说，其意思就是“再生”，就是“一个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可知胡适到老强调“再生”一点不变，但后来已不得不从众将那个字译为“文艺复兴”，而不再坚持译为“再生时代”。（注：参见胡适日记（本文所用胡适日记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藏晖室札记》四册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十八册，以下只注年月日），1917年6~7月之“归国记”；《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285页。周作人曾说将此字译作文艺复兴是“中国人沿用日本的新名词”（周作人：《苦口甘口·文艺复兴之梦》，12页，上海，太平书局，1944），则胡适这一“英美派”不啻继严复之后又与日本人或留日派就西文译名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斗争。英美留学生的译名或者更准确，但在常常以接收者的取舍决定立说者地位的近代中国，胡适像严复一样又失败了。）

据胡适1923年的看法，他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最广义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当自宋起。宋人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实在是一种新的精神。印书术之发达，学校之广设，皆前此所无有”。而宋儒提倡的格物致知和怀疑，也“皆前古所不敢道”。朱熹既是这种精神的集大成者，但后来也因朱学的定于一尊，以前“从疑古而求光明的学者，后来皆被推崇到一个无人敢疑的高位！结果一线生机，几乎因此断绝”。明代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戏曲小说，“山人”“才子”，“皆可代表一种新精神与新趋势。肉体的生活之尊严，是这个时期的一点特别色彩”。清学之兴是第三期。“中间太平天国之乱，几乎又把这条线完全割断。黑暗之气，至清末而极盛，竟至弥漫全国。”而一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第四期，也就是狭义的“中国文艺复兴”。（注：参见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Chicago,1934；胡适日记，1923年4月3日。）此时胡适主要是看有无“新精神”，对于他早年和晚年都强调的“再生”一层意义，已不十分强调了。

对于第三、四两期的过渡，胡适也曾作系统说明。他指出，狭义的中国文艺复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新阶段。总的来说，胡适也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历经鸦片战争之后的技术引进阶段，甲午战争之后的政治改革阶段，和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文艺复兴阶段。（注：胡适这一整套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阶段性系统论述，主要见于其1926—1927年间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最重要也最详细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和1927年2月26日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前者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79；后者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书中，pp.5-12。）下面几段所述，凡采自此二文者，不再注出。就是第四期的狭义的“中国文艺复兴”，也还有进一步的广狭二义之分。广义者即他所说的“四十多年来的运动”，狭义则具体侧重在五四前后那一段。按照胡适自己在1933年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约以1923年为界分为两段。第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段则是“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注：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2日。）。

此一分期，全以英美思想为依据，而其中区分的要点，就是曾对西方自由主义造成困扰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胡适将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几年列入第一期意味甚长。两段间的关系若从字面看，正好是第二段反第一段，胡适岂不是自认他参与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结束或过时，则胡适又将认同于何处呢？然而，只要把这两阶段都看作同属更广义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胡适就不存在认同问题了。在此广义的大运动中，集团主义的第二段恰是个人主义的第一段的继续。

在胡适更系统的论述中，从重视维多利亚时代个人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向集团主义的过渡，正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转向重视民主特别是科学的转变。所以，在中国文艺复兴的这个阶段里，新文化运动实已开始向第二阶段转，而完成其转变的则是国民党1923年的联俄容共。胡适将新俄视作西方的一部分，故“联俄”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最新发展。“容共”则使国民党吸收了大量的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从而使国民党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从联俄容共到北伐的国民革命，正是第四期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二阶段。不难想象，后来“四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也可依同理逐步纳入胡适这套思想体系。

持广义的文艺复兴观者，当时也并非仅胡适一人，周作人就有大致共同的认知。他说：“文艺复兴应是整个的而不是局部的。”中国人“沿用日本的新名词”将其称作文艺复兴，可能使有些人误会为其侧重于文艺，其实当时的欧洲“在文学艺术之外还有许多别的成就，所以这同时也是学问振兴，也是宗教改革的时代”。虽然对各民族言“是一种新生”，若“以欧洲的整个文化言”就是“再生”了。总之，这必须是“整个的复兴”，而不能是“枝枝节节偏于局部的”。（注：本段及下段均自周作人：《苦口甘口·文艺复兴之梦》，12~16页。）

据此，日本的明治维新可以算作文艺复兴。因为那时日本不仅是文学发达，“在艺术，文史，理论的与应用的科学，以至法政军事方面，同样的有极大的进展”。而中国的则不然，“中国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有了做起讲之意，却是并不做得完篇，其原因便是这运动偏于局部，只有若干文人出来嚷嚷，别的各方面还没有什么动静，完全是孤立偏枯的状态，即使不［？此字疑衍］转入政治或社会运动方面去，也是难得希望充分发达成功的”。周作人对中国已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的评估虽然与胡适不同，但两人的立意则相近。周氏也“希望中国文艺复兴是整个的，就是在学术文艺各方面都有发展，成为一个分工合作，殊途同归的大运动”。在这个大运动中，“文人固然不能去奔走呼号，求各方面的一起援助，亦不可以孤独自馁”。这里有分工：“弄文笔的自然只能在文艺方面尽力”；但也有合作：“假如别的方面全然沉寂，则［文人必］势孤力薄，也难以存立。”换言之，即使仅期文艺的复兴，也必须向政治社会方面发展。

这样看来，至少根据前述胡适的体系，他所持的观点与周作人关于新文化运动从头至尾是一个政治运动的看法并不十分冲突，与唐德刚先生的观念更加接近，只是比唐先生的叙述更少理论而更接近实际。他的看法有变（变得也不甚多），是后来的事了。胡适在1960年五四纪念日时发表的广播讲话，是他一生中以中文论述文学革命与五四运动关系最详细最系统的一次。他以为，五四以前的文学革命（包括思想革命）与五四运动的衔接，是在以北大为中心的学生身上。由于五四运动使北大学生成为学生运动领袖，“北京大学的地位提高啦”，北大教授从前提倡的种种主张，也被公认是对的。所以，五四运动确实帮助了文艺复兴，“从前是限于《新青年》《新潮》几个刊物，以后就变成一个全国的运动”（注：本段与下段均参见胡适：《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302~308页。）。

但胡适那时的观念已有所改变，最主要的变化是明确指出文化运动向政治运动的转变是“变了质”，是“糟糕啦”！他认为，以前的文学、思想革命本来都不注重政治，经过五四，大家看到“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最后这一点其实是梁启超的老见解，五四只是强化之）。从此以后，各种新老政党如国民党、共产党甚而梁启超的研究系，都注意“拼命拉中国的青年人”，结果，“文艺复兴运动就变了质啦，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去了。所以，胡适断定，五四运动在帮助文艺复兴的同时，又摧残了这一思想运动。可以看出，胡适的基本叙述并无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评价性的价值判断。不过，他最后也说：“谁功谁罪，很难定，很难定。”胡适到底还是展缓了最终的价值判断。

这样一种评价性的价值判断的改变，与胡适对国民党及其国民革命的基本看法的转变有关，也与他和共产党人的关系亲疏有关。在他对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充满希望的20年代，同样的事实恰是他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的基础。因此，这个问题与胡适谈政治及其与国共两党的早期关系都有直接的关联，下面即对这些问题略作梳理，以增进对胡适认知中的中国文艺复兴的理解。

2.胡适与国共两党的早期关系

胡适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环境的因素，但他自己的因素是主要的。不论是自认传统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胡适对国是都不能不关怀，而且他确实也一直在关怀，本来就有“议政”的愿望。不过，胡适最初的谈政治，是因朋友陈独秀被捕，不得不接办陈主持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由于来得较突然，他最初所谈的政治，还是偏于思想一面，他自己起初并不视为“政论”。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问题与主义”是学术界讨论得较多的题目了。但绝大多数的文章著作，包括胡适自己后来的看法，都有极强的倒着放电影的倾向。虽然遣词用字不甚相同，直到不久以前，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胡适自己都是把这看作自由主义（或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斗争，在这一点上双方有惊人的一致。其实如果我们学一下胡适“截断众流”的取向，将历史截断到1920年，假设大家都不知道此后的历史发展，再看当时的情景，见解可能会很不相同。

首先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就要下降。在胡适个人，他当年已明说这不过是他谈政治的“导言”，离“本文”还差得远。三年后作的《我们的主张》，大约才属于“本文”部分，因为他在日记中说那是他“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可知前此所作，还不算正式的政论。其次胡适也并无意与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冲突，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他的好朋友。李氏那篇与他讨论的文章就刊在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上（该文本是通信，连题目大概都是任编辑的胡适所加），这与研究系的蓝公武（知非）的文章先发表在《国民公报》上就大不相同。李文相当客气，而胡适在“三论”中写到李大钊的部分有时不那么委婉，也许略有后悔，特意补写“四论”，专门谈输入学理的问题，实是正面呼应李的主张。“四论”未及刊出而《每周评论》已被查封，胡适又将其收入次年出版的《文存》，仍要让大家知道他还有这个层面的见解。（注：本段及下段参见胡适：《我的歧路》，97页；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日；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见《文存》，一集卷二，191~198页。）

1922年胡适写完《我们的主张》一文，忽然想到“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李大钊字］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胡适是学了很多洋规矩的人，又最客气，半夜打电话，可知心中对文章颇得意，思绪还在激动；而更可见两人的交情及李大钊那时在胡适心目中的重要。李大概是胡友人中最能干实事者，也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好人”。关键是李在写争论文章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而在胡适与之商量发“好人政治”宣言时已是，这一点胡适不可能不知道。天下断无在写“导言”时已与之起大冲突，而到写完“本文”时还于半夜首先与之商量怎样处理这更要紧的正式部分者。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那次争论在胡、李之间，及在其分别代表的“主义”之间，在当年对双方确实都不算多大一回事。

胡适与另一个后来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关系还更亲密。胡的“暴得大名”，全靠与陈合作提倡文学革命。胡到北大，也因陈的推荐。两人又是安徽同乡，据汪协如回忆，脾气不好的陈独秀遇到胡适就反而好。她说陈胡二人“一见面就谈，谈不拢就争辩，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终至争吵。只听着适之哥的高声大喝和手杖敲地板声。陈老伯反而低声细语了”（注：转引自石原皋：《闲话胡适》，66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这个回忆的细节是否准确无关紧要。但以胡适的修养，而能对陈发火（也就是将一向挂在脸上的修养“面具”卸下来），可知两人关系的确不一般。这只是私交，若论公谊，那时两人也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在陈独秀于1920年被逼南下前，他与胡适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陈氏那时对民主（民治）和科学的理解显然受到胡适和杜威的影响。他在1919年的《新青年》七卷一号的《本志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在同一期上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更喊出了他常为人引用的口号：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作榜样”。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还指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所以胡适那时将陈算在“自由主义者”的范围内。他说，“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胡适认为，陈的被迫南下，是“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注：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2页。）。揆诸当时陈独秀的言论，胡适所说的确不无道理。

胡适与后来共产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关系如此，实在看不出胡适在这段时期与“马克思主义者”能有多大的冲突。但是我们也不可因此就轻视“问题与主义”这一争论。这次事件中双方有意识的动机是一事，它实际造成的影响又是一事。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争论确实提示了多层次多方面的问题。首先，通过这一次的论战，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关注的问题就已摆在我们面前。过去的研究者多注意讨论各方不同的意见，其实他们的共同之处也同样重要。当时各方比较接近的至少有一点：即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就是民生问题。当时最“保守”的安福系的报纸《公言报》即已指出：过激主义这一危险思潮已风靡中国，为政者不能“与多数国民相背驰”，所以，“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只有“人究其书，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应”。而安福系有这样的看法，是其为了要联合孙派力量而基本接受“孙文学说”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国民党孙中山的推动。（注：《公言报》社论，1919年6月27、28日，转引自邓野：《王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255~256页，载《近代史研究》，1985（6）；关于安福系与孙中山的接近和基本接受“孙文学说”，参见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载《二十一世纪》，第8期（1991）。）

与“问题与主义”论战约略同时的，有杜威与罗素的先后访华讲学。杜、罗二氏提供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与当时中国思想界非常接近，或多或少总是趋近于某种形式和流派的社会主义。可知当时的自由主义派也好，进步党也好，激进者如李大钊、陈独秀也好，以及在论战之外但与王揖唐的谈社会主义有关的国民党也好，虽然出发点不一样，用的标签不一样，具体的措施也不一样，但仍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即中国必须借重西方的或“主义”或学理或制度，但却不能照搬，尤其是资本主义不行；他们均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倾向于某种社会主义式的解决。胡适亦然。此时他就认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我们现在已知道，胡适自己不仅不反对、而且长期向往社会主义。（注：说详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载《学人》，第4辑。）

可知当时中国新旧各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的注意力恰集中在这一点上，大家关怀和思考的问题是一致的。当然，各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甚至是实质性的区别，胡适提出这一问题，正是针对各家在社会主义名词之下的“大联合”混淆了各自的主义认同。他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注：胡适：《问题与主义》，见《文存》，一集卷二，150页。）。相差甚远的思想观念也要用同一个名词来标榜，很能提示“社会主义”这一招牌在那时的吸引力。反过来，既然已经到大家不太分得出彼此的程度，则在胡适看来实在还不如回过头来研究具体的问题。

胡适谈论这个题目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仔细阅读他那几篇文章，可以发现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安福系。胡适第一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这是以一条线将安福系与所有的“新舆论家”划开。但是他这篇文章显然写得仓促，因为他文章中同时所挖苦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恰是安福系也正在攻击的。准确地说，安福系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过激主义”渐有风行之势，才要研究社会主义，希望或能达釜底抽薪之功。胡适因仓促为文，心里想着攻击安福系，不知不觉却使用了安福系方面的材料。如果不是他进攻安福系的文字太明显，他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与安福系一致的。

正因为胡适自己先攻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李大钊出来委婉反驳，他并不十分在意。但研究系的蓝公武出来作长篇驳正，他就不那么能原谅了。胡适在随后不久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就一再把研究系的刊物名称《解放与改造》拿来作挖苦的对象，后终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弄得相当对立。

五四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或主张改良再生，或主张从根推翻而再生，其着眼点都在再造的一面，根本目的是相通的。这一点胡适讲得很清楚。他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明确地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把梁启超及《改造》同人划为“他们”，界限甚清。一年后，他将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十一条原则全部转载于《努力》，并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共的主张与他们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可以相通，所以他对《宣言》的唯一答案是：“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和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这里的“我们”和“你们”，显然都属于前面的“我们”之中。（注：参见胡适致陈独秀（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19~120页；胡适：《这一周》（1922年7月），见《文存》，二集卷三，167~169页。）

共产党人对胡适的说法显然有正面的回应。中国共产党二大发出的宣言中就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首先肯定“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注：《文存》，二集卷三，128页。）；同时也对中共的国际形势观进行了攻击，但前提是愿意联合，因为他是把中共划在“我们”一边的。我们不要忘记胡适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他说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是说陈独秀，关系不同，所以可以直接而不客气。

陈独秀本人到1923年底还认为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方面，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应结成联合战线。如果说陈或因老朋友的关系，不免有些划不清界限。邓中夏在几乎同时对中国思想界的划分，竟然与胡适完全相同。邓把梁启超等《改造》同人加上梁漱溟、章士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对立派划为“东方文化派”，把胡适等人划为“科学方法派”，再把共产党人划为“唯物史观派”。然后指出，后两派都是科学的；故在思想斗争中，应是后两派“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注：关于邓中夏，参见朱文华：《胡适评传》，204~20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邓中夏与胡适所用词汇标签虽不一样，其所想的和所说的其实是一回事。

胡适后来在1930年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则他是记得共产党人的表态的。那时他已认为陈的“这个希望是错误的”（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即1930年出版的《胡适文选》的“自序”。）。但他或者忘记了陈独秀之所以有这样的希望，其实很可能正是受了胡适划分的“我们”与“他们”那条线的启发。胡适1930年这段话，常为人所引用，其实最多只能算后见之明，并不代表他20年代的真实想法。

如果说“问题与主义”还只是偏于思想的政治，胡适在1922年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就是名副其实地谈“实际的政治”了。后者的核心是政府要管事，实行“有计划的政治”，而其基础则在于社会上的“好人”都应出头，或谈政治，或干政治、入政府。换言之，好政府首先必须是好人政府。其所针对的，第一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偏重于中文的字面意思，也包括但不一定是专指从西文译过来的那个“无政府主义”）；第二是实际上的由“不好的人”组成的不做事的北洋“恶政府”。其基本的取向是改良，但在理论的层面，也允许改良不成之后的革命。（注：说详《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79~288页。）

那次“好政府”的主张及后来“好人政府”的组成，都是中国读书人的地位虽在边缘化，但士人那种“正义权威”的余荫尚在的表现。但余荫毕竟只是余荫，1922年8月王宠惠主阁的“好人政府”本因吴佩孚的支持而上台，但不过三个月就因直系内部的矛盾而下台。对曾经非常努力地为王内阁提建议的胡适来说，打击最大的可能还不是王内阁的垮台，而是王等在台上时已并不真能实行胡适等人提出的建议。所以他后来又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将议政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结果，除了增加新的对立面，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最后胡适不得不承认“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但谈具体的“问题”，“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至于“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其实他有段时间几乎一直在干），所以“只有另谋换一方向努力的办法”（注：关于胡适向王内阁提建议而很少被接受，参见胡适1922年8~11月的日记；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见《文存》，二集卷三，109~128、143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胡适明确说政治方面的“问题”已不可能谈，那就只好回头去谈“主义”了。

胡适一向善于也喜欢自圆其说。当胡适正在谈政治时，《晨报》的孙伏园曾反对他放弃文化而改谈政治，强调“胡适之”三个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胡适那时的反应是“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也就是说，胡适虽然认为文化与政治可以是两事，但已倾向于一种包含政治的广义文化观。到谈政治谈不下去之时，他的观念才又变回来。胡适重新发现“《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注：胡适：《我的歧路》、《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见《文存》，二集卷三，91~92、100、143页。）。在政治与思想之间转了一圈后，胡适又想回到思想一边来。但是他并没有把门关死，几年后他又再次把政治包容进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围之内。这又与胡适和国民党的关系有关了。

除了因参与《竞业旬报》的编辑而与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有所关联外，胡适与国民党的早期关系远不如他与共产党人那样亲密。从这个角度看，他于1919年到上海迎接杜威有附带的重要意义。那次胡适在蒋梦麟介绍下见了孙中山。从此与国民党人有文字往来，如撰文欢迎《星期评论》、评介《孙文学说》，及与国民党人论学等皆由此始。但在1922年6月3日，胡适与蔡元培联电孙文，劝其结束护法之役，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此举遭国民党人痛诋，友好时期就暂停了。胡适此时正与“好政府”诸人往还密切，多少有保全中央政府以维系全国统一之意。所以，他在同月《努力》的时评“这一周”里，说陈炯明推翻孙中山在广东的势力是“一种革命”，斥孙为“倒行逆施”，更受国民党人攻讦。但胡适次年到杭州养病期间，汪精卫又通过任鸿隽主动与胡适联系，双方的关系又有所缓和。（注：耿云志：《胡适年谱》，112~113、123页。）

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胡适曾说“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这大体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包括北洋军阀）的认知，是“好人政治”的主张得以流行一时的一个重要基础。但1923年的国共合作，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提示了武力解决的可能性。据胡适的思想史分期，前此的思想是广义的个人主义倾向为主的，所以各政治团体的组织都是松散的；后此的思想是集体主义为主的，从苏俄借鉴的紧密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的功能一发挥，中国的政治运作就发生了一个革命性变化。

与此同时，胡适的思想也受世风的影响，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首先，他对“中国文艺复兴”的定义就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渐倾向于他所谓的集团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运动。1925年他在武昌大学讲“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时说，中国的语言，“今日在世界上，为近代之最高者”。这在一向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的胡适已很难得。接下去他更进一步说：“新文学运动，并不是由外国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几年来提倡出来的……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一年多后在美国，胡适更系统地把他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定义为“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根据我们的历史传统去制订方案以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一种自觉尝试”（注：胡适讲、孟侯记：《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2~4版；并见前引胡适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定义，与一般人心目中面向西方的新文化运动相去何止天远。

在胡适所说的约以1923年开始的中国现代思想的第二段，新文化人向集团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趋近和倾斜，看来应是共相。周作人在1925年第一天说：“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按他自己的看法，他的思想在1922—1924年间有较明显的变化。他在1922年自述他关于国语的观念变化说：“光绪末年的主张是革命的复古思想的影响，民国六年的主张是洪宪及复辟事件的反动，现在的意见或者才是自己的真正的判断了。”周作人于1936年将其1917—1926年所写的较长篇的论文结集出版，即《艺术与生活》。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那里面“1924年以后所写的三篇，与以前的论文便略有不同，照我自己想起来，即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而“梦想家与传道者”正是新文化诸贤的共同特性。（注：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3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艺术与生活·国语改造的意见》，101~103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关于胡适的“梦想家与传道者”层面，拟另文探讨，可参见《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4、369~372、376~377页。）

周作人在1925年说：他的观念即曾由最早的尊王攘夷思想变为庚子后的排满及复古，“坚持民族主义者计有十年之久，到了民国元年这才软化。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小［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虽然他仍要说：“我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周作人也认为，许多他那个时代的人之所以“养成一种‘世界民’（Kosmopolites）的态度”主要还是“因为对于偏狭的国家主义的反动”。如今他明确指出，他“只愿人家不要再恭维我是世界主义的人就好了”（注：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325页；《自己的园地·〈旧梦〉序》，104页。）。

同样，由于趋近“集团主义”，胡适在那时不仅赞颂新俄，也曾提到中国应当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应当学德国学日本，“以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倒是英国不足学，因其“名为evolution［渐进］，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工夫”。这一切，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新的兴奋”。可见为了国家快速发展，胡适此时眼中所见不是什么“拿英美作榜样”，反倒是以集权国家为榜样。胡适在往他说的集团主义方向走得真不可谓不远。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胡适的观点又有转变。他在1961年说，德国是“狂妄的民族”。而“英、美就好得多了。我们的民族有点像英、美，不会狂妄到了极点”（注：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见《文存》，三集卷一，78~79页；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65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这与当年所见截然相反，更能反证当年追随世风时的确激进。

这激进当然也包括他对新俄的高度推崇。胡适说，1925年时，“许多朋友”要他加入“反赤化”的讨论，他终未加入。接下来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许多少年人［对苏俄］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对苏俄］的‘武断’也是不好的。”（注：胡适：《欧游道中寄书》，76~77页。）言下之意颇亲近“少年人”。特别是胡适自己到下一年就大赞苏俄（注：参见《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51~355页。），以行动表明他倾向和认同于“少年人”而不是“学者们”，因为这些少年人正是加入国民革命（含国共两党）的五四青年。

那时革命的广州是吸引中国甚至世界舆论瞩目的地方。从1925年夏到1926年秋，胡适在武汉、上海和英国遇到先后去过广州的刘文岛、美国记者根内特（Lewis SGannett，胡适留学时代的老朋友）、武汉圣公会主教吴德施（Logan HRoots）的儿子小吴（John McCook Roots），以及对国民党内情甚悉的驻华美国记者索克思（George ESokolsky，是胡适很熟的朋友，胡适在上海治病时即寓索府），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关于广州新气象的“亲国民党”叙述。在这些人影响下，胡适在南北之间越来越明显地倾向南方。（注：本段及下段原文篇幅要大得多，因与本书《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的一些段落重复，已作较多删削，详见该文的相关论述。）

从1926年秋到1927年春，胡适在英美两国的一系列政治性谈话演说中，对国民党的军党一体化集权“组织方式”给予了高度，视之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来学到手的第一项真本事。在此基础上，特别也因为国民党因“容共”而吸收了大量趋新青年，胡适把国民革命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新阶段，正式纳入他认同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中。这样，胡适与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就已成为一体。但这显然与胡适过去认知的新文化运动有所不同，对此胡适也有解释。他说：曾以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因同人开始谈政治而分裂为急进和缓进两派。缓进者仍主张继续从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教育着手；急进者则认为政治运动和非政治运动应双管齐下。几年的内忧外患使新文化诸人认识到不仅谈政治不可避免，甚至积极从事政治也不可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此时公开承认：“我们过去试图避开政治恐怕是错误的。归根结底，新的政治运动恐怕并非像我们过去设想的那样不成熟。”胡适进而指出，国民革命如果不给中国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至少也是一个转折性的解决。但他认为更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毫无疑问，这里胡适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就是一个最终走向政治解决的文化思想运动。

3.余论

从坚信从思想文化入手再造文明到承认自己避开政治的错误并欢迎国民革命的政治解决，胡适迈出的步子已经够大了。根据胡适自己的分段，在中国思想界由个人主义阶段向集体主义阶段转移的过程中，他本人也在向同样的方向转，而且转的幅度可以说相当大。但从不久前还在出席善后会议到认同于联俄容共的国民党，这终究显得太突然。实际上，胡适的步子也是随着中国形势的演变一步步逐渐迈出的；正因为他的每一步迈得不算大，而他变化的速度又未必赶得上中国社会思想界激进化的速度，所以在当时及以后，都没有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同时，也许因为这些观点主要是在海外以英文发表，在国中的国民党人并不十分知道，当然也不会领情。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根本的认知差距问题。胡适把国民革命纳入他认同的“中国文艺复兴”，在他看来可能已尽了最大的宽容努力，真有点大恩大德之意；但在国民党一方，却未必感恩。因为国民党人自有同盟会以来的渊源和传统，他们可以借思想革命的东风（即孙中山所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但根本不屑也不会认同于这半路杀出来的什么新文化运动。由于双方的不投契，胡适很快就因新当政的国民党要“党化”一切的努力而站出来作“诤友”，专门讲人权问题，这就更不能为国民党所容忍，几乎到了要“法办”胡适的地步。（注：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参见本书《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

结果，胡适主动认同于国民革命并未能得到大量时人“理解的同情”，在政治上他仍被认为是“落伍”者。不仅如此，正因为那时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密切关联，胡适落伍这一认知也回馈到文学与思想方面来。胡适在1934年总结说：他和朋友们当年提倡“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也“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但与此同时，“世界正在起一种激烈的变化，在这个激烈的变化里，许多制度与思想又都经过一种‘重新估价’。十几年来，当日我们一班朋友郑重提倡的新文学内容渐渐受一班新的批评家的指摘，而我们一班朋友也渐渐被人唤作落伍的维多利亚时代［即主张个人主义］的最后代表者了！”这些视胡适等人为“落伍”的，是一些“更新颖的文学议论”者，胡适在文学上也不能领先了。（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258页。）

这当然与世风的变化有关。在胡适个人，追赶时代的步子或已迈到最大，而在许多激进的青年看来，则或许还不够“时髦”吧！早年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很感兴趣”的张岱年先生，在30年代读到胡适想要教青年一点防身本领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已“颇有一些反感”。因为他在其中看出胡适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而言的”，而当时他自己“已经是辩证唯物论的信持者”了。张先生明确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广泛传播的时代，胡适之却叫人远离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表明，胡适之已经由一个时代的先驱者蜕化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了。”就连在北大学生之中，胡适在有形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小。曾长期追随胡适的邓广铭先生回忆说：“从他到北大任教，直到二十年代，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三十年代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注：张岱年：《论胡适》；邓广铭：《我与胡适》，均收在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211、2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到30年代中，一些已“落伍”的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认识到边缘知识青年已渐从他们身边疏离开去了。周作人在1936年给胡适的信中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这与青年学生以为农工商是在他们那一边（所以学生游行到天桥去集合呀），实在一样错误”。这里的“平常以为”，提示着这一认识不过是新近才得到。所以胡适要“抗议”说：“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注：周作人致胡适，1936年1月7日，收在同日胡适日记；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97页。）从胡适的话看，他自己也不过是大约在北伐之前才认识到这一点。在那之前，恐怕也是认为青年与他同在的吧。

可以说，正是在胡适所重视的边缘知识青年这一从文学革命的接收者到五四运动以至北伐的主力社群一面，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及联俄容共的国民革命紧密地衔接起来了：联俄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最新发展，“容共”则使国民党吸收了大量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从而使国民党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胡适眼中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全靠此一线相连。这就意味着，新文化人中的老师辈如果要与这运动的发展同步，就必须向学生靠拢。对于集“传道士与梦想家”于一身且有不可逾越的最后界限的新文化人来说，这实非易事。

周作人在1925年曾说：如果把象牙塔比做纯学术，把十字街头比做社会，“别人离了象牙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是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可知当时确有从象牙塔走往十字街头的倾向，周氏却还不能。但在十字街头造塔这种若即若离的取向并不合时宜：“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智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实际上，周指出，“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注：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270~272页。）。

换言之，如果又要跟着少年跑，又思调节其横流，便会有塔，因而也就注定两面不讨好。这正是民初知识精英与边缘知识青年关系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能有较长远的政治思虑，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分子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但民初“好人政治”的失败已表明这些“好人”并不能像传统的士那样作政治的重心。知识分子既然已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进一步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体做事的边缘知识分子了。20年代末生胡适与死孙文论“知难行易”还是“知难行也不易”，观点虽对立，但都着眼于“行”的青年，正是“知”和知的载体都已差不多到头，只好让位于“行”和行的载体的一个表征。（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新文化人的“落伍”，渐有不可避免之势了。

而中国文艺复兴的推动者还有进一层的困境。周作人说：“根据欧洲中世纪的前例，在固有的政教的传统上，加上外来的文化的影响，发生变化，结果成为文艺复兴这段光荣的历史。中国如有文艺复兴发生，原因大概也应当如此。”但中国人“接受这些影响，要能消化吸收，又不留有反应与副作用，这比［欧洲人］接受古典文化其事更难”。因为，“这里有一件很不相同的是，欧洲那时外来的影响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古时候虽是某一民族的产物，其时却早已过去，现今成为国际公产，换句话说便是没有国族在背后的，而在现代中国则此影响悉来自于强邻列国，虽然文化侵略未必尽真，总之此种文化带有国族的影子，乃是事实”（注：周作人：《苦口甘口·文艺复兴之梦》，15页。）。

这正是处于中西边缘的新文化人难以逾越的深层困境，这一点又因中国文艺复兴的走向政治解决而愈趋明显。“文化侵略”不过“带有国族的影子”，一到“实际政治”层面，不平等条约就摆在那里，中西双方都不得不有所处置。胡适抱怨西方又要中国现代化，又要中国保持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又要传教士传播西方文明，又要传教士放弃传教事业（其实后者也是前者的一部分，不过胡适等人已将其摒除在外）；而且是又要学习西方，又要西方主动放弃条约特权。

到国难深重时，新文化人更不得不一步步退向民族主义的本垒。胡适在抗战爆发后终于走入实际政治而出使美国，因为“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注：胡适致江冬秀，1939年9月21日，载《安徽史学》，1990（1），77页。）。滞留北京的周作人也说：“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注：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32页。）这些话决非凭空而发，胡、周均是经受了辛亥革命洗礼的人，其安身立命处的思想，其实都在晚清形成。只有从清季保国还是保教之争这一思路去理解，才能得其深意。周氏在1945年初说：中国与希腊的文学，都有其消沉之路。希腊是因为被罗马占领后封闭了希腊的学堂，中国则自韩愈被定为道与文之正统。“所可幸的是中国文学尚有复兴之望……而希腊则长此中绝，即使近代有新文学兴起，也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与以前迥不相同。”（注：周作人：《立春以前·文学史的教训》，122~125页，上海，太平书局，1945。）这最能说明晚清人关怀的国亡与教堕的关系：国在则教尚有复兴之望，国亡则一切皆空。

新文化人对传统的观念也渐随之改变。周作人在1940年写的《汉文学的传统》一文中强调：从古到今，不论是哪一族人，只要“加在中国人这团体里，用汉文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中，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变动”。而这传统的生命力，正在汉字的使用。这里不仅是要寻根，而且是在强调传统的延续和基本不变。他进而明确把当年反对的选学和桐城两派与白话文一起纳入了“汉文学的传统”。周氏说：“《诗》与《易》，《左传》与《孟子》，便可见有两路写法，就是现在所谓选学与桐城这两派的先祖，我们各人尽可以有赞成不赞成，总之这都不是偶然的。”近年的白话文，“仿佛是变换了一个局面，其实还是用的汉字，仍旧变不到哪里去，而且变的一点里因革又不一定合宜，很值得一番注意。白话文运动是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而起来的，讲到结果则妖孽是走掉了，而谬种却依然流传着”（注：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传统》，1~7页。这里下意识中的意思是多重的。本来周氏兄弟都喜爱魏晋文章；而从社会角度言，谬种是林纾等，固应该反；妖孽却是刘师培、黄季刚等，原来就要亲热些，且后者本在蔡元培所“兼容”之列也。）。

观念一变，周作人就反求诸己，开始反省自己当年批判中国人国民性的举措。他说：“说得细微一点，衣食住方法不同，于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别……在文化上自然就有些特异的表现。”因此，“抓住一种国民，说他有好些拂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意是好是坏，结果只是领了题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调罢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注：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传统》，2页。）。那时尚健在的新文化人大多在后方，周氏在北京自不便说得太直接，免得让人误会他是在攻击别人，所以只淡然说是不值一笑。但话里更多的显然是自我批判：像他那样当年反八股的人，原来也不过是新八股而已。这个观念的转变，当然不仅仅是关于文学的。或许是日本侵略这个语境启示了周作人：在世界处于民族竞争的时代，以反求诸己的取向对传统进行自我批判，“不管主意是好是坏”，有时确可能起到自我毁损因而也就是助长他人的功用。这样的反省，哪里是表面的轻松所能涵盖的呢！

几年之后，周作人已经不能再假作轻松。他的话越来越沉痛了。他在1943年重申白话与古文“相对而非相反”，都是汉文的一支。他说：“如由各个人的立场看去，汉字汉文或者颇有不便利处；但为国家民族着想”，汉文字“于时间空间上有甚大的联络维系之力”，是一个必须加以注意的“重大问题”。他强调指出：“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中国人的前途——这是又一问题。现在只就文学来谈，我记起古时一句老话，士先器识而后文章，我觉得中国文人将来至少须得有器识，那么可以去给我们寻出光明的前途来。”这里所谈，实非汉文学，而就是中国。正如他自己特别说明的，此文的“新旧好歹不足论，实在只是以中国人立场说话耳”。1943年时能预见抗战胜利者尚不多，这段话只有与民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士人所说的“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相对看，才可见其语重心长之所在。（注：参见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31、32页；章士钊：《国家与我》，11页。）

这时周作人才体会到：“太平时代大家兴高采烈，多发为高论，只要于理为可，即于事未能，并无不妨，但不幸而值祸乱，则感想议论亦近平实，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遂多似老生常谈，亦是当然也。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词，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注：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32页。）这话只有在日本人直接统治之下才说得出。在后方昆明，心态便很不一样的。属于五四时学生一代的闻一多，以前民族主义情绪最强，认为中国只有造枪炮不如西方，文化却比西方更好。但到抗战末期，闻氏“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自以为“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敢于开方了。他开出的方子，就是“革命”；在文化领域，就是重提“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口号。（注：参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50、52、380~381、402页，第2卷，367~36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其《钱穆与中国文化》，207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在五四之后二十多年反从书中读出破坏传统的需要来，两地心态的差异，真不可谓不大。

周作人强调，他所说的跨越时空的维系物，就是中国的“思想文字语言礼俗”，也就是今人爱说的文化。具体言之，正是“以汉字写国语”的语体文刊物在民国起到了维系的作用。他说：“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如此则文学革命在缩小“我们”与“他们”的疏离方面，最终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国民思想感情的一致固然因为乱世而许多人不复言新旧，但如果没有推行语体文，战时的民众动员工作总要困难几分。周作人现在肯定：“文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事，须得出至人生的十字街头。”这一回他根据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事重民生的态度，也就是顾亭林所说的“文须有益于天下”。他最后总结说：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32~33、28~29页。。由此看来，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在发展方向上走向了政治解决之路，它的实际成效，也落实在政治上。

（原刊《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

二、文化与政治

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

北洋军阀统治的十余年间，中国不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军事以及思想学术，都有相当大的转变，过去对此似注意不够。特别是北洋体系由盛而衰、在北伐战争前先已濒于崩溃（这是军事力量明显更弱的国民革命军能够战胜北洋军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情形，更缺乏深入的研究。要充分认识北伐战争的影响，则不能不对战争爆发前的政治格局进行认真探索。本文主要通过20年代《申报》主笔杨荫杭（1878—1945）当时随手写下的大量“时评”（现已辑录成集），试探索时人关注之所在，希望能藉此揭示一些当时世事变迁的消息。

陈寅恪论中国史学中的“史论”说：“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可知报纸时评有意无意中正反映出其所在“时代之环境背景”。尤其《申报》是商业报纸，其“时评”既要紧追时事发展（有时几乎是逐日写作），又要考虑读者的兴趣与关注所在；正因是随手写下，虽可能思虑不周，恰最能反映时代的社会政治脉搏，是了解那一时代的珍贵史料。当然，主要从一个人的文字观察全国局势，属于名副其实的管中窥豹，或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本文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主要注意其中揭示时人关注点的部分，而对杨氏带个人价值判断的评估话语，则必先甄别而后慎用，以尽量减少其个人观感的影响（当然，有时也专门探讨其作为一个读书人的个人见解，此当在行文中说明之）。

杨荫杭少读诗书，后入晚清新学堂，曾留学日、美习法律。在日本时曾身与反清革命，后又转而支持立宪。民国后历任江苏、北京等地高级司法官，1919年辞官返南，次年入《申报》馆任主笔，并开设律师事务所。（注：参见杨绛：《回忆我的父亲》，收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以下径引书名，并注明写作时日及原刊报纸，个别标点偶有更易），931~980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他关注时事民生，对社会变迁有较一般人更敏锐的观察力，是一个典型的忧国知识分子。其时评数量颇巨，所涵盖的时间在1920—1925年间，其中多数在前四年。（注：据《老圃遗文辑》，1924年仅1月1日和5日各有一篇，以后有近两个月无写作，再写则已不谈时政。到1925年9月末，杨氏又开始在《时报》略谈时政，然量不多，原因待考。）杨氏所论虽集中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几年，但其所观察到的现象基本持续到北伐战争初期，较集中地表述了北伐前数年一个忧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国情。

杨氏的阅历和学力赋予他比许多人更开阔的视野，他观察时局有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视角，即非常注重社会变迁——特别是新生社会群体和新兴社会行为——与时代政治问题的紧密关联。他敏锐地观察到商人地位的上升及随之而来的一种“思出其位”的强烈政治参与感。同样，学生也“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更加突破常轨的是原有的政治、军事群体的社会组成及其行为也逐步呈现非常规化，出现了“游民”和“饥民”这类新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积极参与。在这样一种泛政治化的语境中，新的社会行为方式应运而生：开会、演说、发电报、上新闻，都渐有职业化的倾向；其社会功能在于既为电报局和报纸制造了就业机会，更成为新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集会结社已“等于终南之捷径”。（注：这些内容已另文探讨，参见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4）。）

这样的社会变迁，特别是新的社会行为，必然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实际政治的运作。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上述社会变迁是近代中国正统衰落、边缘上升大趋势的自然发展，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对当年的时局观察者来说，这类社会结构混乱的无序现象却似乎刚刚浮出水面，（实际上大概是其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开始渐趋明显）。与社会结构的混乱无序相伴随，2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

杨荫杭对当时局势最常用的历史比拟，就是“五代”，而其严重性犹有过之。“五代”的特征首先是分裂，不仅南北“各据一方；南北既分，以为未足，北与北更互相水火，南与南又互相吞噬。呜呼！吾国自有史以来，处境之阽危，未有甚于斯者也”。其次的特征是武人当道，文人或为武人所用，或退居边缘。而“五代”的另一特征则是“内讧不已，乃暗中乞助于外人，一如当时之乞助于契丹”。实际上，“今之外患，甚于契丹；踵起诸强，多于金元”，已到“虽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尚恐应接之不暇”（注：《申报》，1920年6月7日、7月5日、12月24日；《老圃遗文辑》，12~13、45~46、166页。）的程度。

全国局势既然类似五代，也就出现了与五代相近的时代要求——向往统一。在一定程度上，1924—1925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努力的失败不仅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而且导致北洋政府统治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丧失，为后来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注：参见本书《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故当时的军政格局及时代要求正体现了此后数年中国政治局势大转折的时势语境，以下即具体探讨这一语境的几个面相。

1.中央政府失控与南北分裂局面的复杂化

1920年10月12日，直系的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李纯自杀（或云他杀），三天后直系军阀在保定开会，决定推举北洋元老王士珍继任，而北京政府似乎也派代表与会。杨荫杭立刻捕捉到这一行为隐含的意义，他指出：“保定武人之会议，中央不加禁止，反派代表与会。往者武人集议政治，中央尚有官样文章加以阻止，今并‘告朔饩羊’而亡之矣。‘诸侯会盟，王人与焉’，此东周之事，何图于今日见之。”（注：《申报》，1920年10月22日；《老圃遗文辑》，109页。）

先是1918年文人徐世昌被新国会选为总统，这是那时北洋各派势力妥协的结果，也是北洋统治时期唯一的一位文职总统，本意味着北洋体系可能由“马上打天下”转折到“下马治天下”。但随后的发展表明这样的转折并不为手操实权的军阀所认可，结果中央政府渐具“三代”时虚君的味道。惟虚君不仅需要地方诸侯的实际拥戴，也要维护自身的超越地位，不属于任何支派的徐世昌政府的合道性正在于此。这次保定会议的象征意义表明，本应超越的中央政府已不能维持其中立，迈出了名存实亡的第一步。

到1920年底，杨荫杭已认为当时的中国已无所谓中心势力，他说：“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共和国家以大多数之民意为柱石，即降而至于军阀国家，亦有统一之武力为之柱石。今民意既弃如弁髦，各藩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势，中央政府则自认为空空洞洞、飘飘荡荡之物，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一个多月后，杨氏指出民国犹有胜于五代之处，即五代皇帝多，而“民国惟北京有大总统，而他省无闻焉。是民国统一之程度，犹胜于五代也”。但他已预见到危险的征兆：现在“稍有兵力财力，皆能制造大总统”。恐怕“需要少而供给多，其价必落”（注：《申报》，1920年11月30日、1921年1月26日；《老圃遗文辑》，141、203页。）。

中央政府空虚的一个表现形式即“今日中国，无论何人就总统职，反对者皆可斥为非法。故攻人非法者，皆振振有辞。苟欲其自言何人就总统，即赧赧然不能出诸口”（注：《申报》，1922年6月11日；《老圃遗文辑》，602页。）。这当然又是自晚清以来国人勇于破坏而提不出什么建设主张这一趋势的延续，但总统可以随便攻击这一看似舆论开放的“民主”的现象，仍提示着当时中央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无足轻重。

不久中央的地位就进一步降低，1922年5月29日，控制北京地区的直系王怀庆被任命为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杨荫杭又注意到其象征意义：“向之巡阅使，巡阅行省、巡阅特别区，尚未巡阅北京。今则以热察绥巡阅使而管理北京之地方治安，则北京亦在巡阅范围矣。”这样的思路也有其发展渊源，当南方的孙中山与陈炯明冲突时，曾有“献议者欲畀陈以两广经略使”。这本是对付敌对一方的措施，但“以南方总统所驻之地，而须人经略，则北方总统所驻之地，又安得而不巡阅”（《申报》，1922年6月2日；《老圃遗文辑》，596页。（注：。

杨氏的意思很明确，政治规则即使在对付敌手时也不宜随意破坏，只要开了先例，则对敌之方略也可能随时转而对己。正如他在一年多前已指出的：“京师为政治之中心，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断无在军队包围之中而可以执行职务者。”（注：《申报》，1920年10月3日；《老圃遗文辑》，103页。）那时还只是担忧而已，如今北京也在巡阅范围之中，已渐成事实了。后来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要求内阁在其司令部召开办公会议，并在会上对政府总理和部长随意发指示，使与会的顾维钧得到“一番新的阅历”，正是这一趋势的逻辑发展，亦良有以也。（注：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军阀战争中正式站在其中一方（直系），这个现象的表面含义是中央政府对派系政争态度的转变，但更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以前中央政府能相对独立，即因其不是为一派势力所造成；而1924年时中央政府已公开为一派所造成并控制，行事既不复有以前那么多顾忌，而其名义上的合道性也实不存在。换言之，假如直系后来真能统一全国并控制之，则其统一可以说在战前已开始；如果从直系最终失败的角度看，则其失败即始于破坏了北洋军阀自身的政治伦理和政治体制：袁世凯去世后逐渐形成的在地方割据基础上维持“虚”中央政府这一北洋体制在战前已经崩溃了。

杜牧曾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北洋体系自身的政治体制、政治伦理以及政治行为模式的破坏如果不是北洋体系崩散的最重要原因，恐怕也是主要的直接原因之一。这样的破坏对北洋团体来说实有自毁性质，“北洋”二字也渐具负面含义。杨荫杭认为：“‘北洋正统’云云，乃丑语也。”先有袁世凯之帝制，后有直皖、直奉战争，“皆北洋正统‘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之历史。今日果能觉悟，自当绝口不谈‘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余臭，乃可与民更始。乃组内阁，犹推重北洋老前辈为总理，一若非北洋正统，不能控制全局者；谈国是，犹曰：‘恢复旧会，北洋正统可以巩固’，一若以后选举，北洋正统必可操胜算者。不知北洋团体，当听其星散，既无巩固之必要，亦无人可以控制。”前此直皖、直奉之战“终不能免者，知其团体早已涣散，固不必燃已死之灰，而为之谋中兴也”。若北方人“犹以‘北洋’二字为号召，国人将掩耳而走矣”（注：《申报》，1922年5月29日；《老圃遗文辑》，589页。）。

这段话应稍作分析，杨氏所见恐怕更多反映了文人对武人的不满及南方的认知。在南方，北洋二字或已成“丑语”，只能引起负面的联想。在北方，北洋团体的涣散虽已逐渐发展到“已死之灰”的程度，但“北洋”二字仍是唯一可能实现北洋体系内部统一的象征性“关键词”（杨氏观察到的事事诉诸“北洋”正是其尚有一定号召力的表征）。当然，“北洋正统”这一象征需要不断被提醒，也反证出其号召力正日益减弱。所谓正统，颇类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文化霸权”，其形成与维持不仅有居支配地位的一方强势控制的一面，而且有被支配一方因各种历史和时代原因对正统大致接受甚而主动赞同的一面。今正统而需提醒，意味着“北洋”这一团体认同确已在涣散。

北方团体认同既然逐渐涣散，南北的对立也就不如以前那么重要。在面临直接利益的得失之时，过去一致对外的“规则”也开始失效。1921年秋，在直系与南方作战时，奉系藉口填防，进占了直系的地盘。杨荫杭于是觉察到“北军阀破裂之朕兆”，但他也看出奉军不一定就能胜利，因“奉军徒有虚名，其内部分裂不相统一”（按后果有郭松龄之变）。这样的胜败盛衰，虽仍不脱割据之局，“其结果，南方将坐收卞庄之利，而张作霖亦终归失败而止”（注：《申报》，1921年9月14日；《老圃遗文辑》，412页。）。

南北之分和南北对立也是杨荫杭眼中民国与五代相似的一个要点，他以为这一分裂局面实肇端于民国成立伊始：“自民国成立以来，始有‘南’、‘北’之不祥名辞。荏苒九年，西南与北方竟成敌国。”这与文武关系有些渊源，“民国革命以来始有都督，兼掌军民之权”。后“袁世凯改都督为将军，又设巡按使以分其权，乃稍类于前清之督抚同城”。关键在于“当时喜利用武人以制党人，遂开将军跋扈之风”。袁死后又更名曰督军，所督尚不过一省。“自添设巡阅使，而割据之局成矣。巡阅使亦创于袁世凯，当时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以防党人。是割据之局，亦袁世凯造之也。”故“推原今日之乱，皆由督军、巡阅使兼掌军民之权”（注：《申报》，1920年6月7日、1922年9月29日；《老圃遗文辑》，12、652~653页。）。

南北分裂局面的根源虽可追溯到民国成立时用军人防制党人的初衷，但其确立则在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的处置失当。杨荫杭指出：“昔者段祺瑞平张勋，乘其战胜之骄气，不肯与南方和，中国从此分裂，段亦终于失败。”盖复辟本身或者提醒了南北各方帝制的威胁仍在，故反对复辟维持共和的各方尚存联合的基础与契机（momentum）。而段祺瑞那时犹怀武力统一之念，自难认识到这样的历史机遇。历史的机遇本是瞬息即逝，失不再来，段氏的失败也始于此。后来“论者皆归咎于段，其实段亦未有大过，不过一胜之骄，群小附之，乃一蹶不可复振”（注：《申报》，1922年5月11日；《老圃遗文辑》，577页。）。

严复在1918年指斥清季军事学堂培养的人材不成气候时说：“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见《严复集》，第3册，6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记得都曾少年得志的顾维钧和胡适均说过，民国的特殊形势将不少有能力的人推到超过其能力的高位，结果反不能发挥其能力。杨荫杭当时也观察到：“今日军阀中，无论南阀北阀，其杰出之人才，充其能力，亦只能割据一地。若能荡平各派而统一之，固未见其人也。无此能力，即须有自知之明。”（注：《申报》，1921年8月20日；《老圃遗文辑》，390页。）执国柄者首先要有过人的识力，而能认识到并能抓住历史机遇又是其中最重要者。段祺瑞或者就是被时势推上了超过其能力的高位，他既无“荡平各派”的能力，又缺乏这方面的“自知之明”，其“一蹶不可复振”就成为自然的后果了（1925年段氏因冯玉祥的阵前倒戈而复出，已无多少军事实力的他曾有尝试和平统一的努力，终未成功）。

有意思的是，杨氏发现对立的南北双方其实颇有共性：“同是中国也，而或分为北方，或裂为西南，一若各有主义不能相容者。”其实“自吾辈视之，则同是武人之盘踞而已”。他更从南北双方皆虐待教员而致教员罢工一事看出“南北两方文明程度之相等”。故“所谓北方政府者，不过一二武人所创设之筹款机关”；而“所谓南方政府者，不过各霸一方，势力涣散”。这样，“吾侪小民，对于北方政府之朽败，固不能表同情，然对于南方人物，论其已往之成绩与今日涣散之势，亦不在崇拜拥戴之列”。若论“真正之民意，则对于两方皆未敢崇拜”（注：《申报》，1920年5月24日、12月20日，1921年8月20日、8月25日；《老圃遗文辑》，1、163、390、393页。到南方的国民党推行联俄容共政策并在广东取得区域成就后，南方获得“新”的象征，南北差异乃增大（参见本书《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此时观察者颇见南北之同而后来多见其异这一过程，非常值得注意。）。

南北之间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之后，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即南北之间互无战事，而双方内部争斗则较南北之间尤甚。相比起来，北方似“团结力稍强”；但北方的发展趋势仍是不断分裂，不容乐观：“袁之势力，一裂而为皖、直；直之势力，再裂而为奉、直；以后当更有分裂。”（注：《申报》，1920年11月26日、1921年3月12日；《老圃遗文辑》，137、244页。有意思的是在杨荫杭眼中张作霖之奉系原属直系，杨氏更早曾说：张作霖与徐树铮二人，“一为直派之有力人物，可以代表直派者也；一为皖派之中坚，可以代表皖派者也”（《申报》，1920年6月21日；《老圃遗文辑》，28页）。奉系后来势力渐大，故后之撰史者在描述较早时段时也多倒用奉系之名。其实奉系有一成长过程，张作霖统一东北，不过是1920年夏天的事；对此直系开始还持反对态度，后张与曹锟联络，直系又转支持张，而张也就一度成为直系的“有力人物”；到其实力渐大，才逐渐有了“奉系”这一独立认同。）南北之间无战事而内部争斗反较甚的现象提示了和谈这一选择的可能，即杨氏所谓：“天下惟势均力敌者，乃可以言战，亦惟势均力敌者，乃可以言和。自桂师覆没，湘师入鄂，两者已处于对等之地位，舍此不和，更待何时？”（注：《申报》，1921年8月20日；《老圃遗文辑》，390页。）

故杨荫杭提出：“中国国是，仍以媾和之形式决之。……为今之计，当由南北两方，各派全权代表集于中立之地，协定议和大纲。”他认为此次“南北会议之成否，关乎中国之存亡，非武人政客出锋头之事。”故每方派一位代表即可，“南以伍廷芳为最宜，北以萨镇冰为最宜；二人皆新派，皆老辈，皆对内对外有声望”（注：《申报》，1922年6月9日、1921年9月9日；《老圃遗文辑》，600、409页。）。杨氏对双方代表资历的界定甚有意思，提示了民初社会政界的新旧交错及内政与外交互联互动这两大时代特征。

1921—1922年冬，为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的国际遗留问题，在华盛顿召开了九个主要欧亚国家参加的限制海军军备竞赛及解决东亚国际局势的会议。会议的主要部分是前者，而中国人显然重视后者，故现在一般称为华盛顿会议者，在当时的中国是以“太平洋会议”著称的。由于当时中国内政与外交的互联互动（详后），太平洋会议成为南北议和的一个契机。杨荫杭以为，既然“北方筹备赴会，南方亦欲出席；与其献丑于外人之前，固不如携手同行之为愈也”。从外交角度看，“昔者欧洲和会之失败，虽曰世界无公道，实由中国内争之结果。此次太平洋会议之成败，固不在外交家手腕之良否，亦不专恃友邦之协助，实仍由国内自决。使国内各派果能及时觉悟，速开和议”，而“以全国同意之代表出席于会议”，则“犹可望其成”（注：《申报》，1921年8月20日、1921年8月18日；《老圃遗文辑》，390、387页。）。

当时南北两政府皆认对方为非法，但北京政府获得外国承认，且实际控制地域也宽广得多，地位明显更为有利。北京方面也确曾做出努力，任命了广州政府的伍朝枢为四位全权代表之一。但南方或者认为所占比例太低，拒不接受。结果代表团中南方色彩明显的大员只有以陆军中将身份任顾问的黄郛一人。（注：参见《参与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衔名录》，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卷，454~45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并参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64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故太平洋会议虽成为南北议和的一个契机，却未能落实到实践的层面，南北分裂的局面仍然继续。

这样，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有增无减，实处分裂的南北双方虽皆主张南北应统一，其实自身都已不能统一。杨荫杭注意到：“北方不能自行统一，反欲统一南北”；同样，“南方不能自行统一，反自以为有操纵南北统一之权”。其实“近日北方自求统一之不暇，勿徒咎南方之不肯统一也”（注：《申报》，1920年11月26日；《老圃遗文辑》，137页。）。可知当时的情形是谁能先统一内部，始可言统一全国。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北方曾有元老王士珍出面号召和解的努力，未获成功；而南方则在两广各自武力统一的基础上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并进而与湖南唐生智的势力结合，造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这是后来北伐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注：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

在南北相持的均势下，各南北中小军阀虽不断转移其立场，却无伤大局，甚至局部的争夺诉诸战争也不一定会危及大的均势。在北洋体系控制了全国多数地区而南方在全国事务中渐无足轻重时，北洋军阀内部的皖直或直奉两极均势也给了各中小军阀在体系中不时转换立场或保持相对中立的实际选择。到两极体系中一方优势明显时，居弱势的一方会在体系内外有意识地努力寻求（长期的或暂时的）同盟，以取得平衡或优势。南方固然曾试图在北洋体系中寻找可以联络的对象，北洋人也可能往南方寻求支援。在直系倒段祺瑞时，吴佩孚等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南方军阀的力量，这就在北洋体系的内争中引入了外力，增加了北洋内斗的复杂性。后来直系占优势时，奉、皖两系也联络在南方开府的国民党孙中山系，是所谓“三角同盟”；而同时吴则联合与孙对立的陈炯明。此时南北虽仍对立，但已互相援引利用，南北均势已逐渐是名义多于实际了。

在此局势下，杨荫杭敏锐地观察到那时南北之间或南北内部“和”已成为“战”的一种手段。他指出：“和者，须合全国之异派而调和之”。若“因滇派桂派之分裂，而欲结纳滇派以倾桂派，则其名虽曰和，其实即对于桂派而备战，非真和也；又若因皖派与直派之积不相能，而由皖结纳滇派以制直派，则其名虽曰和，其实即皖派对于直派而备战，非真和也”（注：《申报》，1920年6月15日；《老圃遗文辑》，20页。）。以“和”为“战”的特殊方式颇有助于理解那段时间的军阀战争何以常常采取“电报战”的方式（详后），也进一步呈现了南北关系的互相缠绕。（注：以“和”为“战”方式的存在到底表明各方势力大致还在已式微的均势笼罩之下，一旦均势崩解，两极体系不复存在，各中小势力之动向就常常影响到大局。在一个多极体系中，每一个体的行动往往更能影响他人。后来江浙战争这一原皖系与直系的区域性地盘之争很快引发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动员兵力达四十多万，使用了海陆空三军，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立体战争（参见Arthur N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在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中，先前曾卷入郭松龄倒戈事件的冯玉祥，所部不过是直军非主攻的一路，其阵前倒戈竟然不仅立刻影响了战争的胜负，而且导致一个新的派系即国民军系的一度兴起。）

特别有意思的是，南北双方虽然各自指斥对方为非法，而在政治正当性方面仍互相依存：“今日北方亟亟谋统一者，得一南方伟人通电赞成，则色然而喜。故百计搜求者，不外此类通电，几视为珍宝矣。”杨氏以为，“所谓伟人大率皆政客，其通电宣言实不值一钱”。故对北方而言，“果能统一与否，仍视乎北方诸人之行为，而不视乎南方诸人之电报”。他这里所谓的“行为”，是要北方诸人“弃甲而走，代以民政”（注：《申报》，1922年6月17日；《老圃遗文辑》，608页。），当然不过是南方读书人充满理想的痴人说梦。其实，“通电宣言”既然尚在“百计搜求”之列，决非“不值一钱”，正提示了武力统一的主张暂时退居二线后各方势力寻求政治正当性的广泛努力。这方面的努力过去注意得很少，其实还可进一步探索。

南方读书人希望驻防南方的北洋军队“弃甲而走，代以民政”的理想也揭示了时人关注的另外两大问题，即在南北分立局面下地方意识的增强和文武关系的转变。杨荫杭强调：“南中人民所以深恶痛疾于督军制者，非恶‘督军’二字之虚名也。诚以督军来自北方，皆挟有驻防式之军队；衣于斯，食于斯，吸人民之脂膏，为地方之寄生虫；使一切民政皆扞格而不行，此裁兵废督之说所由来也。”（注：《申报》，1922年6月18日；《老圃遗文辑》，609页。）而北方人同样对南方人不信任，北伐时帮助废帝溥仪拉拢奉军的刘凤池报告说：此次到京，“凡接近者，均以南北不相容为辞。如果某［按或指张作霖］倒，必另想法子，至死不受南人之支配。同此情调，大有人在”（注：刘凤池致溥仪，1928（？）年5月13日，载《历史档案》，1997（1），71页。原信未署年，按刘为溥仪活动奉军人物仅年余，此信非1928即1927，然从内容判断，更可能是1928。）。这段话应有相当的代表性。以下即分别对地方意识的增强和文武关系的转变这两大问题稍作探讨。

2.地方意识的增强

中国人的地方意识渊源甚早，古代的南虏北伧之诟与蜀洛党争等都是史书不能不载的要目。而近代特别明显的南北地方意识，其思想资源不仅有中国的遗传，也包括新来的西方观念。（注：参阅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孙隆基：《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南与北》，载《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杨荫杭称之为“乡曲主义”，他说：“中国人重乡谊，严省界。”故商业有帮、政治有系。“大率党同伐异，皆由地方习惯不同；而召集徒众，皆以‘乡谊’二字相号召。若是者，谓之乡曲主义。”（注：本段与下两段，参见《申报》，1920年7月3日、7月5日；《老圃遗文辑》，43~44、45页。）

从正面看，“商人皆有会馆，所以联络乡谊，排难解纷，其制未尝不善。苟扩而充之，实地方自治之基础。故欧美人士谓华人最富于自治性，非虚语也。”但若“乡曲之见太深，有时排斥异乡人”。结果，“官场皆引用同乡，往往不论其人之能否，而以援手乡人为一种之道德”。政治派系之“互相结合，虽由于利害之欢喜，亦未始不本于乡土之感情”。从武断乡曲的土豪地棍到称霸一方的督军师长，都是乡曲主义。“其流弊所极，乃酿成今日之大政争，而国人同受其害。”

杨氏自己则主张“大一统主义”，他说：“乡岂不当爱？然当推其爱乡之心以爱国。乡人岂不当爱？然当推其爱乡人之心以爱国人，并当推其爱国人之心以爱异族。所谓大国民之气魄，固当如是也。有大国民之气魄，而后能建设强有力之大国，为世所推重；并能统一异风教之人民，而不至于分裂；且能容纳异种族之人类，而不至于冲突。若是者谓之大一统主义。”这是典型的传统大同观念，在西强中弱的当年，的确只能算是遥远的理想；但也揭示了在长期分裂后，统一的愿望已成为当时一种时代要求（详后）。同时，杨氏已触及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观念，即爱国本由爱乡发展而至。

地方意识与统一观念的关系是曲折而复杂的，两者可以相辅相成，更常常相互冲突。一般而言，在外患深重时，统一观念多压倒地方意识。而当外患不十分急迫时，地方意识的力量是极大的。有时本不相容的两种观念无意中可能产生特殊的合力，北伐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当时国民革命军以统一全国的目标号召天下，过去西方学者多认为其成功颇靠民族主义之助，但其在南方战场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依靠南北地方意识而能以弱胜强，尤其值得注意。（注：说详本书《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

近代来华的西人以及受西人影响的中国读书人多以为中国人像一盘散沙，重视乡土而缺乏全国性的民族自觉意识。其实他们基本是以西方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来反观中国，因长期未能在中国找到“同类项”，便以为不存在。到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之后，中国反西方或“排外”也逐渐采取西方的方式，结果立即被视为民族意识的“觉醒”。

其实若以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与1905年抵制美货时的所谓“文明排外”为个案进行比较，两次事件当事人所采取的手段虽迥异，其基本关怀和忧虑所在实大致相同（这个问题牵涉甚广，此处不能展开论述）。后来中日“二十一条”谈判时期的反日救亡运动，几乎完全是采取集会、游行、排货等西方抗议方式，美国驻华记者克劳（Carl Crow）即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国联合一致的全国性运动，大大推进了中国过去缺乏的民族自觉意识。他预言：当中国以全民族的爱国主义（national patriotism）完全取代地方性的爱乡主义（provincial patriotism）时，中国的许多问题都能解决；此次的反日运动已预示出这样一种趋势。Carl Crow，“（注：Chinas Bloodless War on Japan,”Outlook（Oct13,1915）,p.378.）

但是，近代中国有一项特殊的国情，即大约在庚子义和团之役后，越来越多的士人感觉到中央政府在救亡图存方面不可依靠。这样，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很早就产生了通过地方自立这一看似“分裂性”的举措来完成全国的救亡这样一种曲折的思路。欧榘甲在20世纪初提出“新广东”观念说：“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有志之士知非图自立，不足救亡国亡种之祸。”满清既不可恃，则一个逻辑的思路就是“务合汉族以复汉土，务联汉才以干汉事”。有此基础，“以救中国，则中国可兴；以立广东，则广东可立”（注：欧榘甲：《新广东》（1902年），收入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270、308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可知其最后的目标仍然是通过“立广东”来“救中国”。

这一思路显然传承下去，在本世纪20年代初“联省自治”观念一度风行时，孙中山也曾主张以地方自治求全国统一。他于1921年5月5日通电就职非常国会所选的大总统，电文指斥“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而“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订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职宣言》，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5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与此大约同时章太炎、胡适等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所持观念也相类似，都把区域自治视为走向全国统一的曲线路径。（注：关于联省自治，参见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

当时联省自治的主张能引起广泛共鸣尚有更特殊的当下政治语境，即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尝试已被证明不能成功。主张以村落自治为全国和平基础的广东军人陈炯明说：“袁世凯、段祺瑞、张勋皆思征服全国、统于一尊，而皆失败。即孙逸仙亦思以征服之法谋统一，而亦失败。中国欲求和平，除以全权统归国民外，更无他法。以后当以村落自治为基础。一言以蔽之，当自下而上，不应自上而下，再蹈前之覆辙。”杨荫杭以为陈氏之言“皆娓娓可听，中国武人，能明此义，可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注：《申报》，1921年2月19日；《老圃遗文辑》，226页。）。

不过，与当时许多反对联省自治的人一样，杨氏从自治的主张中看出了国家进一步分裂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自治不过是割据之别名：西南各省有野心人物，因侵略他省失败，“一变而为‘孟罗主义’。其名则曰各省自治，其实则既无余力侵人，又不肯牺牲其势力以求统一，乃不得已而假‘孟罗’二字之新名以标其主义，并假‘自治’二字之美名以耸人观听。其实即割据封建之别名”（注：《申报》，1921年3月12日；《老圃遗文辑》，244页。）。

杨氏注意到，“近日‘联省自治’之说，风行一时”的现象也受到外国舆论的影响。“前有西人著论谓：今日北京政府，不能为国人所信任，应由各国撤消承认。撤消之后，亦不承认南方政府。但承认中国之国民，以各省省议会代表。”这样变更约法而行联邦之制，“则各省议会，为立法机关，其职权之廓大，当然与今制不同”。但考察作为“宪法之母”的英国历史，则是“先有宪法中之事例，非先制宪法之条文”。中国当时的“政治家、文章家能制省宪者，固车载斗量，在谷满谷”。但省议会既“为武人所左右”，复“为社会所厌恶”，如果北京政府撤消而实行联省自治，则这样的省议会就成为国家“唯一之总代表”和“唯一之主人翁”，实“不知此类省议会果有此资格、有此道德否？”（注：《申报》，1921年10月23日、8月30日；《老圃遗文辑》，443、399页。）

故杨氏虽然同意“自治救国”为“不易之论”，但强调“多数之自治团体，不能名之曰‘国’。若欲成国，非集权不可。故今日中国既尽力经营自治，复宜经营统一；能南北和衷，集而为一，固中国之福。藉曰不能，亦当群策群力，祛其害马。若以散漫不相统一为自治，而又由拥兵者出面主持，此乃分崩离析，非所谓自治也”（注：《申报》，1921年6月15日；《老圃遗文辑》，335页。）。可以看出，杨荫杭其实主张地方自治与国家统一可同时进行（但不能由军人主持），两者中后者在当时又更重要，否则便不成其为“国”。

正是西人提出同时不承认中国南北两政府的主张使杨荫杭看出联省自治这一“今日最时髦之名称”的隐忧：原土耳其帝国治下的巴尔干各小国，最初也是让其自治，后来在帝国衰微时相继独立。而“俄对于我，尝要求外蒙之自治；英对于我，尝要求西藏之自治”。中国的联省自治正有可能发展成类似巴尔干的情形。“世界各国中，狡焉思启封疆者，固甚喜中国有此类之自治。若长此不已，或将视为蒙、藏而代为要求，此中国唯一之危机，全国人所当注意者也。”所以，中国各派“若果有爱国心，谋全国之幸福，须知联省自治、制定省宪，皆非解决时局之法。”（注：《申报》，1921年8月30日；《老圃遗文辑》，399页。）当前最需要的，是至少在财政层面谋全国之统一。

杨氏认为，只有在统一的基础上进行裁兵，才有可能逐渐实行民治。自治的关键在于究竟何人来“治”，他尖锐地指出：“自治之‘自’，乃人民之‘自’，非军长之‘自’也。人民自治，谓之‘德谟克拉西’；军长自治，谓之藩镇，谓之封建。藩镇与封建，皆与民国二字不能相容。”杨氏的意思，似乎非军人领导的地方自治尚可接受。故他赞成陈炯明所谓“自下而上”的主张，以为是“不易之理”。不过自下而上“须上下通力合作，并须全国通力合作”。在各省自拥重兵之时，这样的合作恐难实现。“若必待高尚之理论一一实行后始能统一，即不肯统一之别名。故就人民言，不可有倚赖心。而就各派首领言，当知今日中国危机，决不容继续分裂；当牺牲私利，先求统一，先筹裁兵，而后民治可次第进行。”（注：《申报》，1921年6月15日、2月19日；《老圃遗文辑》，335、226页。）

这就进而揭示出杨荫杭关注的另一个大问题：如果自治落实到民治之上，则人民固然希望自治，而各“雄长一省”的掌权武人之意似在言而不在行，其支持制定省宪，不过欲“一手执宪法，一手执兵符”也。他们“倡言自治”是为巩固在其辖区的统治，对外仍思用兵以“治他”。杨氏稍早曾预言张作霖的大东三省主义和曹锟的大直隶主义等武力扩充方式必将失败，因为它们“逆全国人民排斥武力，要求自治之潮流”（注：《申报》，1921年8月30日、11月13日、1920年10月27日；《老圃遗文辑》，399、476、115页。）。其实这也只是清季民初流行的所谓代人民立言，更多代表一种南方读书人的理想型认知，未必呈现出当时实际政治力量对比的真相。但民治与裁兵的关联提示着更多得到南方人支持的联省自治主张不仅表述了南人希望改变北军驻防南方这一地域权力关系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时人对军人兼掌民政这一文武权力关系的全国性不满。

3.文武关系的诡论性演变

民初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人当政，造因甚多，其中不乏现实的政治原因（甚至可以说有一定程度的社会需要）；而从清季开始流行的尚武思潮，至少是一个间接的思想因素。杨荫杭总结说：以前“中国人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与欧人接触，始自觉其文弱。自为日本所败，始欲矫其文弱之弊。于是爱国之士，乃大声疾呼曰：‘尚武！尚武！’”（注：《申报》，1920年12月24日；《老圃遗文辑》，166页。）

其实，尚武心态也是中西“学战”的直接产物。在西潮的冲击下，许多中国士人吸收了包括前近代尚武意识在内的西方观念。越来越多的中国士人为中国已丧失了古已有之的尚武精神而后悔。他们一面批判这个不应发生的失落，同时更大力鼓吹恢复和培养此种精神。梁启超和蔡元培都是尚武精神和军国民主义的大力提倡者。略年轻些的一辈，从鲁迅、周作人到熊十力这样的文人，或曾入军校学习，或直接从军，多半都受此尚武心态的影响。（注：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载《历史研究》，1996（6）。）

从20年代的文武关系中，也不时可发现早期尚武观念的遗迹。梁启超在1903年曾说：“西人有恒言曰：‘后膛枪出而革命迹绝’。”（注：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载《新民丛报》第40~41合本（1903年11月），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369页。）辛亥革命时章太炎以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而闻名于世，很可能即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再后来北伐之时，仍有些尚武的“长衫同志”（如章太炎最看不起的吴稚晖）在鼓吹“一切权力归武装同志”。（注：当然，北伐时文武双方对党与枪的关系曾有持续的争论，多数“长衫同志”像宋子文那样主张“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参见本书《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这些深受中国传统熏染的文人能一脉相承地持有类似观念，不能不说是受了西来的尚武意识的启发。

有了西方及日本的强盛在于尚武这样的认知，不少中国人也将中国的希望寄于尚武之上。也在1903年，江苏人金天翮提出：中国欲“立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当效法“源于希腊，盛行于罗马”的“军人魂”，而“以铁血为主义”。理由很简单，今日强盛的“德意志其宗子，而日本则裔孙也”。具体言之，“一切社会之组织，皆当以军人之法律布置之；一切国防之机关，皆当以军人之眼光建设之；一切普通历史、风俗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灌注之。是故铁血者，神圣之所歆；剑铳者，国民第二之衣食住。闻战而喜，战死而相与贺，国未有不雄者也”（注：壮游（金天翮）：《国民新灵魂》，载《江苏》（1903年），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573~574页。）。

文人而有这样的观念，武人自然愿闻。蒋介石在北伐后提出一项解决中国问题的总体办法，即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机关、社会以至全民都要军队化。这与金天翮二十多年前的主张如出一辙，尤其蒋在国人经历了北洋军阀的军人统治之后仍能提出这样的主张，最说明类似的观念在这么多年后仍有相当的生命力。（注：参见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载《盛京时报》，1928年8月18日，1版。应该指出，蒋的主张也受到许多国民党文人的反对。但对尚武观念的生命力实不能低估，直到1935年仍有文人提出“武化本位”的观念。任中敏针对当时的“文化本位”观念说：“‘五四运动’以后，有一部分文化运动者，以毁弃吾国一切所固有者为时髦。乃十年以来，经过一大循环，今日又以谈中国本位的文化为时髦矣。今日之势，人则事事不许我有本位，我则事事多以个人为本位；当前应解决者，正是‘中国本位的武化’问题！此而不谈，改谈文化，未免读《孝经》以退黄巾之嫌”（参见任中敏：《〈白屋嘉言〉序》，载《国风》，7卷1期，1935年8月1日，20页）。这是抗日战争已将爆发的前夕，说这样的话自有其时代紧迫感的今典在。但“读《孝经》以退黄巾”一语仍透露出清季以来甚为流行的“文人无用”论的余音。）

不过，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当时，人们已对过分提倡尚武观念有了新的认识。杨荫杭注意到：“共和为文明之美称，初不料共和之结果，一变而为五代之割据。无端而有督军，无端而有巡阅，使国人恶之如蛇蝎，外人亦匿笑不置。”正因为有了对武人统治的体验，国人“今而知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于是“爱国之士，又大声疾呼曰：‘文治！文治！’”（注：《申报》，1920年12月24日；《老圃遗文辑》，166页。）

其实军人自己也知道“干政”不是受到正面肯定的行为，观当年军阀之通电，每有指责对方干政而自称决不干政的语句。但军人干政变成习惯性的政治行为后，有时军阀暂不干政，政局即难维持。北伐初起时，北京政府总理顾维钧在一份给各主要军阀的电报中说：“诸帅望重斗山，手操筦钥，虽或以羽书旁午，或以谦退为怀，对于中央政局有爱莫能助之苦衷，而中央因此乃有坠不及渊之窘状。”故他希望“诸公共发宏谟，早戡国是”（注：顾维钧致张作霖等电，1926年11月9日，收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386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按顾的电报本意是说中央政府无权无钱，故他欲引退。但“手操筦钥”的军阀对中央政局“爱莫能助”（实即不充分支持），中央即有“坠不及渊之窘状”，当时的文武关系已尽在不言之中。

严复在1918指出：苏明允论兵，谓“以为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正可以喻今日。“近数十年愤于对外之累败，由是项城诸公，得利用之，起而仿东西尚武之习（自唐以来，朝廷于有兵封疆，必姑息敷衍，清中兴以后尤然。此项城所以刻意言兵）。虽然，武则尚矣，而教育不足，风气未改；所谓新式军人，新于制服已耳！而其为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自若也。”（注：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见《严复集》，第3册，686页。）严复之意，谓袁世凯等有意识地利用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尚武心态以扩张军人势力，这当然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但他观察到新式军人的弱点在于教育不足，的确是当时一个大问题。

杨荫杭也注意及此。由于存在保家卫国的实际需要，杨氏并不反对一般意义的尚武。关键在于，“当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而其国乃强”。惟北洋军阀的发展恰反之，明显是武力越来越操于无教育者之手。第一代北洋军阀首领多为军校出身，但20年代兴起的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皆非是（其时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还多在中下层任职，后来才作用日大），结果出现“绿林之剧盗通电而论时事”的情形。（注：参见《申报》，1920年12月24日、12月29日；《老圃遗文辑》，166、173页。）这与晚清湘军到淮军的发展稍类似而不全同，淮军将领的功名远逊湘军将领，然多少还受过正规教育；北洋后起的二张与冯则或识字不多，或基本不识字。

武力不操于有教育者之手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国人也认识到“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则回向传统寻找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即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既然民国情形颇类五代，杨氏“观于五代末年之时局，宋之所以能统一者，亦不专藉兵力，并非有特殊之奇才异功，亦不过整饬吏治，以文吏驾武人，以严法驭贪吏而已。今人苟能行斯道者，亦不难变更割据之局。”（注：《申报》，1922年3月24日；《老圃遗文辑》，552页。）

但传统的“右文贱武”观念更因西来的“共和”思想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凡共和国通例，皆不喜战将，不尚武功。中国虽未可言真共和，然亦有此精神。”有此“共和国通例”为武器，杨荫杭似乎比许多人更具信心，他说：“人谓中华民国为武力跋扈之国，吾独谓中华民国有排斥武力机能。”据他观察，从清季新军到段祺瑞，恃武力者均旋起旋败。“乃知中华民国自有家法，凡以武力为强者，皆使之失败而止。”（注：《申报》，1922年4月25日、1920年10月10日；《老圃遗文辑》，567、106页。）

然而这不过是杨氏充满理想的希望而已。他观察到的现象并不错，从新军以来恃武力者的确是旋起旋败；惟到杨氏立说时为止（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败后新兴的力量仍然都是“以武力为强者”。具有西来共和精神的民国“家法”，实未能在实践层面做到“以文吏驾武人”，离结束五代局面的宋人水准尚远。究其原因，似尚非武人力量太强，部分仍由于文人之尚武。

如杨氏所见：“今举国唾骂武人。武人固可恨也，而亦未始不可怜也。武人者，器械也、傀儡也。有政客议员搬弄器械，利用傀儡，于是武人与武人之间，遂从此多事矣；于是武人与非武人之间，亦从此多事矣。”故时局之坏，“虽曰武人有以致之，实亦阴谋之政客议员有以致之也”（注：《申报》，1920年6月1日；《老圃遗文辑》，3页。）。

而民初文武关系最具诡论意味的现象是文人固然尚武，武人自己却不但不够尚武，还在相当程度上“尚文”；他们在保家卫国方面的成就有限，但对本属文人职责的政治问题却兴趣十足。杨荫杭指出：“或谓中华民国为军人政治，此说非也。”其实南北各军阀既不能御外患，又不能靖内乱，不过为政治问题钩心斗角。这些人实“不得谓之军人，吾无以名之，名之曰‘武装之政客’”（注：《申报》，1921年2月26日；《老圃遗文辑》，233页。）。

1920—1921年冬，中国军队与白俄军队战于外蒙古库伦，而中央政府派第九师往江苏，杨荫杭质问道：“今者库伦待援孔亟，果欲为第九师谋驻防之地，似应向库伦而行，不应向江苏而行。江苏无边患，来此何干？”军队不往边防而驻防内地，实因“库伦瘠、江苏肥；库伦危、江苏安”。军队驻防既然多向往有实际利益之地，则不但不能靖内乱，反造成一些地区的纷扰不宁。杨氏注意到，“民国以来，上海所以纷扰，不过因有兵工厂耳”（注：《申报》，1921年2月27日、1922年6月12日；《老圃遗文辑》，204、603页。）。这样不顾外患却向利而趋的军人，自然不能算是真正的尚武。

由于有利益的考虑，民初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南北武人“虽大声言‘讨伐’，而实即抵死不肯讨伐”。他们不过“欲借讨伐之名，以扩充军人之饭碗额数，并扩充军属政客之饭碗额数而已。使南北而实行讲和，则此辈之饭碗破矣，非此辈所利也。使南北问题用武力迅速解决，则此辈之饭碗能暂而不能久矣，亦非此辈所利也。故最妙之计，莫如大声言战，而又抵死不战”（注：《申报》，1920年6月8日；《老圃遗文辑》，15页。）。

当时“痛心中国者，不曰财尽，即曰兵多”。而两者间又有直接关联，盖不论对外借债还是对内收税，最后都入军人手中。结果，“军人饱欲死，教员之饥欲死”。杨荫杭发现，尽管“民国初年较前清更贫，民国今日较初年更贫”，而“民国人所纳之税，多于前清；而近年所纳之税，尤多于民国初年”（这当然还只是与前比较，要到实行西式征税法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始知何者之税更多）。他“探源立论，中国所少者，不在金钱而在道德；中国所多者，不在兵卒，而在不道德之军官”（注：《申报》，1921年3月13日、3月17日、1月9日；《老圃遗文辑》，246、248、186页。）。

而民国之分裂虽类五代，民国之武人却又与五代异：“五代时有武人，谓安邦定国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而孰知今之武人，并不能用长枪大剑，而喜用毛锥。”当时各方既然多言讨伐而不继之以行动，则备战或宣战的檄文乃多。加以“发电报”已成新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檄文多以电报形式出之，这就形成民初的另一特别现象，即军阀间的战争常衍化成与演戏无异的电报战。杨荫杭挖苦说：“不先解决根本问题，而先作文章，乃国人之通病。武人学之，尤觉滑稽。”（注：《申报》，1921年5月6日；《老圃遗文辑》，295页。）

从檄文到电报，似乎也意味着传统的现代化。在杨氏眼里，民国流行的“宣传”也可溯源于五代：“今日各省督军、巡阅使大率有文人政客为之羽翼，故所发电报，必妆点门面语；虽盗跖其行，亦必曾史其言，所谓宣传也。此风在五代亦盛行。五代承唐之后，犹重文学。当时方镇，皆重书记之官。”则“可知武人作虎，必赖文人傅翼，今古一辙。冯道由书记入相，桑维翰由书记为枢密使，犹今日阁员多巡阅使幕僚出身也”（注：《申报》，1922年9月30日；《老圃遗文辑》，654页。）。

故杨荫杭一言以蔽之曰：“民国以来之战事，则直与演戏无异”。他从当时的“统一”与“分裂”中都看出“滑稽”的成分：“两方通电，皆有‘统一、和平’之门面语；其表示之目的，似未尝不同。两方之人物，皆不外军人；自国民视之，或外人视之，似亦无甚轩轾。何以愿和而终不能和，不能和而又不能战？如果两方有一是一非，而为公理而战，固当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不必用其全力于打电报也。”实因“诸公好‘滑稽’，以国事为儿戏”（注：《申报》，1920年8月27日、11月12日；《老圃遗文辑》，95、126页。应该指出，电报战的情形到第一次直奉战争已改变，再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则发展成名副其实的立体大战。）。

既然“处于电报战争之时代，势不能屏电报而不顾”。但电报的内容却未必全表示真意，当时的通电者，“凡言不启战端者，则宣战之别名；凡言始终和好者，即嫌隙之别名；凡言利国福民者，即害国蠹民之别名；凡言解甲归田者，即终身盘据并传之子孙之别名。故苟知发电者之意适与电文相反，乃可以读电报。此不独今日之电报为此，凡民国以来之电报皆作如是观”（注：《申报》，1922年4月26日；《老圃遗文辑》，569页。）。

杨氏以为，这仍是八股先生摹仿圣贤口气、代圣贤立言的故伎所致。“中国人更有一种天才，善拟电报。此种天才，盖自民国建设后发挥而出。悲观者或叹今日道德扫地，拟之于五季。然观诸部、诸人物所发电报，则皆足以见其道德之高尚与爱国之苦心。国人读之，未有不感极而涕零者也。文学家或叹今日文学式微，非其音‘哀以思’，即其音‘哀以怒’。然观于南北诸人物电报中之文章，则固盛世之音也。后之良史，如以此类电报编入《民国史》，则民国生色矣。”（注：《申报》，1920年11月23日；《老圃遗文辑》，133页。杨氏一再提出的反读电报之法，应引起读史者的注意。如果不看语境而仅注重文本的词句，即使全用档案资料，读出或写出的历史仍可能是已“生色”的虚拟史事。惟既存圣贤之言良多，拟电报者怎样选或选何种套话，及为什么不得不使用这些“高尚”的语句等，都从不同侧面透露出各种时代信息。读史者倘能谨慎处理此类材料，仍可多有所获。）

正因为有“绿林之剧盗通电而论时事”的现象，杨荫杭与当时不少人一样，对南北军人中受教育稍多者显然以青眼相加。他对陈炯明（有生员功名）有保留的称赞前已引述，对另一个有生员功名的吴佩孚也有类似的观感。吴曾提倡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杨氏以为，“其意固甚善，然言夸而不能实行，几类孙文口吻。世之崇拜吴佩孚者以此，吾之不能崇拜吴佩孚者亦以此。但北方诸将多伧荒，若吴佩孚者，庸中佼佼，求之南方，固陈炯明之亚匹矣”。从根本上言，杨氏反对武人干涉民政，故他曾说过，“武人干政之罪，初不因赞成国民大会而从末减”（注：《申报》，1921年8月25日、1920年10月22日；《老圃遗文辑》，393、109页。）。然观其对陈、吴二人均使用“庸中佼佼”的评语，可知虽有保留，到底也还有所认可。

两人也都曾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杨荫杭注意到：“近者粤、桂之役，人皆曰陈炯明胜；湘、鄂之役，人皆曰吴佩孚胜。”但他引拿破仑的话说：“凡所谓战胜者，乃敌人势力之消灭，非破城得地之谓也。”而所谓势力，“不徒物质上之势力为然也”。吴、陈之“所谓胜，亦破城得地之谓也。就物质上之势力而言，两方皆有敌人，势力固未消灭。就德义上之势力言，两方皆有制造敌人势力之机会，此实不得谓之胜”（注：《申报》，1921年9月2日；《老圃遗文辑》，403页。）。

而西人也参与了“陈、吴希望”的制造：“昨有西人著论，谓为中国改良计，北京政府固在斥去之列，广东政府亦不能存。此语虽稍快，然尚无偏私。西人于南方推崇陈炯明，于北方推崇吴佩孚；谓中国今日，非得人物如陈、吴者互相携手，不能救中国。此其观察是否不误，当证以此后陈、吴之行为。”（注：《申报》，1921年10月6日；《老圃遗文辑》，431页。西人对陈、特别是吴的称赞，曾造成吴佩孚是“英美派”或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一种迷思性的认知。其实吴的民族主义情绪甚强，以关羽、岳飞为榜样，实不大可能做外国人走狗（吴数次失势，并未像许多军阀那样出国或借外力再起）。且英美对吴的物质支援，迄今未见什么明证。倒是共产国际在那两年确曾对两人都下过不少功夫，至少包括物质支援的许诺。这些只能另文讨论了。）后来两人也曾真的联手，但终因南北之分的观念未消，结合并不紧密；且正如杨氏所言，两人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均有挑战者，未能在实际政治层面根本改变中国的局势。

“陈、吴希望”的一度存在提示着尚文武人虽然有其“滑稽”处，似乎终胜一般武人（遑论绿林剧盗）一筹。在20年代开始的那两三年，南北两个秀才军人陈炯明和吴佩孚的确曾给不少人以希望。此不仅一般纸上谈兵的文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那时即分别在做陈、吴两部的工作。在趋新的近代中国，读书人在社会上又处于日益边缘化的境地，许多士人对稍有新思想或多少有点新意的军人都曾寄予希望。吴、陈之后，士人也曾寄希望于孙传芳，主张梁启超专意治学不涉政治的地质学家丁文江自己舍学从政，为孙氏治上海，即是显例。但孙的气象似尚不如陈、吴二人。再以后北伐时的蒋介石及北伐后的冯玉祥，都表现出些许“新”意，读书人都曾寄予大小不等的希望（胡适日记中此类材料甚夥），然最后都以失望告终。

正如杨荫杭所说，若“不于战争外求所以制胜之道，恐民国从此无宁日”。他认为，陈、吴两人的合作未必能解决问题，“为中国计，但求军阀让路，使南北贤达有通力合作之便，前途即放光明”。故“就今日而论，则除南北两方有力之优秀分子互相提携外，实无他法”（注：《申报》，1921年9月2日、10月6日，1922年6月11日；《老圃遗文辑》，403、431、602页。）。

但那时民政方面的情形实不容乐观，杨氏注意到民国有二多：“民国最多之物，莫如嘉禾章、文虎章，车载斗量，在坑满坑。”而“民国政事犯之多，犹勋章也。失败之后，例称曰逆。其逆也易，其赦也亦易”，不少失败者转瞬又活跃于政治舞台。而北京政局更是一幅典型的新即是旧、旧即是新的混乱图象。新内阁、新总理、新国会、新势力及诸多新人物层出不穷，故“今日都中之所见所闻，几无一而不新”。但这些新事物中的新人物又皆似曾相识，非安福系即武人，则“今日都中之所见所闻，实无一而不旧”（注：《申报》，1921年3月2日，1920年8月24日；《老圃遗文辑》，237、90页。）。这种乱相当然与杨氏理想中的“共和”政治相去甚远。

在杨荫杭看来，军人干政尚非中国政治中最严重的问题，当时“消极之论，举国皆曰去兵；积极之论，举国皆曰自治”。杨氏却认为去兵“似难而实易”，真正的自治当落实到民治之上，其实更难。民治须选举，然投票虽易，“欲得千万良心之票，似易而实难”，盖“自治之根本”在于“知耻”：“选举人以得钱投票为耻，选举人有自治之资格矣。被选人以出钱当选为耻，被选人有自治之资格矣。故知耻为自治之根本。”（注：《申报》，1921年1月26日；《老圃遗文辑》，202页。）

实际上，民国议员多是任命而非真选举，故本不得谓代表民意。“民国以来，军阀与议员皆违背民意，无可深讳。袁世凯解散国会、督军团解散国会，犹汉末借董卓之兵驱宦官、唐末以朱温之力驱宦官。宦官去而汉唐之宗社覆，议员去而民国之统一破。议员之举足轻重，不过如是。非真神圣不可侵犯，如世俗之所云也。”（注：《申报》，1923年5月6日；《老圃遗文辑》，740页。）

按杨氏以“宦官”拟议员，或稍欠温厚，但他确实反映了时人多视议员为“官”之一种，不曾也不必以“民意代表”视之。惟“议员去而民国之统一破”这一点说明，有与无的区别是根本性的——法制和政制即使以空头招牌为主，其政治正当性的象征仍不可忽视。后来1927年6月，张作霖以海陆军大元帅开府北京，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宪法、约法皆废除，共和民国以今日亡。南方党军亦以党专制，自称革命。”（注：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2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身为民国人而攻击“假民治”，当然有其实际的事实依据和“爱而知其丑”的关怀；但在与民国对立的方面，宪法和约法却有着民国人不自知的重要象征作用。

民国政治多为军人和政客所控制的情形使杨荫杭得出“民国之历史，一失败之历史也”的结论。他认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中华民国若不欲亡，“当造成一种中心势力，以大多数之民意为基础，此之谓‘国家柱石’”（注：《申报》，1922年4月25日，1921年9月19日，1920年11月30日；《老圃遗文辑》，567、414、141页。）。而营棍子老卒和土棍地痞之所以能得势，却与其他方面对政治的放弃有关。

杨氏据基督教“魔入空房”的观点分析说：“人民无自治能力，故受压制；人民无爱国心，故召外侮。”所谓“房苟不空，魔安得入？”今“举世骂军阀，以军阀无道德。然民选之议员乡董，果皆有道德乎？在野者必骂在朝者，军人政客固无道德，然纯粹脱离政治之商民，岂皆有道德乎？市井之蝇营狗苟、丧尽爱国心者，岂必优于官僚？”故“民国有军阀，非军阀能自生也，盖人民之放弃堕落，有以酿成之也。苟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人物，皆能卓然自立，为举世所信用，亦何至有今日？”（注：《申报》，1921年9月22日、9月24日；《老圃遗文辑》，416、419页。）

这是晚清以来士人“反求诸己”观念的自然延续，其自警之意当然不错；然士人负立言之责，语稍不谨，便可能适得其反。此为“人民”之自省则可，而杨氏所反对的军阀政客不也正可藉此说国是败坏并非其责任吗？不过，这样从“人民”的立场自省的见解倒多少提示了20年代初年一种短暂思潮即“好人政府”观念的形成过程。（注：好人政治和好人政府观念与新文化运动初期读书人不议政不为官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是民初思想界的一大转折，似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以下所述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侧面。在华盛顿会议上外交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了相对不错的结果或者是产生好人政府的另一时代背景（思想资源），华盛顿会议意味着列强或可通过谈判吐出一些既得利益，则中国方面也不一定只能采取激烈的“人民外交”来作为收回权益的手段。这就从外交侧面提示时人，将相对独立于各政治派别故较清纯的技术型官吏聚合起来走渐进改良之路，可能不失为解决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一个选择。这些只能另文申论了。）

杨荫杭举孟德斯鸠之言“共和政治之元气在道德”解释说：“专赖道德以维持之政体，实世界最难维持之政体也。以人心风俗之窳如今日中国，而欲其维持最高尚之政体，故十年以来之历史，当然为失败之历史。”这样，“国事如此，非独少数人之咎，亦非独在朝者之咎；凡在国民，固当分任其咎者也。即洁身自好之国民，苟不能为公理奋斗，以消极态度而坐听小人之跋扈，亦在分任其咎之列”。这里源自西方的政治参与意识和中国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已结合在一起：“匹夫各尽其责则国兴，匹夫各忘其责则国亡。一言以蔽之：中华民国之兴亡，仍视于匹夫之道德。”（注：《申报》，1921年9月22日；《老圃遗文辑》，416页。）

杨氏口中说的是国民，其心意所指实仍在他所谓的“南北两方有力之优秀分子”。据他说，1920年“杜威博士游于中国，言今日中国有游民三：一曰兵队，二曰官吏，三曰僧侣；皆无所事事，为国之蠹”（按此颇类清季民初之梁启超口吻，是否为杜威原话当考，但大致是听众认知中的杜威语）。杨氏接着指出：如果人们因此“皆以官吏为诟病，或以不充官吏为高，此大误也。使率举国之贤者，而皆以不充官吏为高，则一国之政事，将尽入于阘茸不肖者之手，而国事愈不可为矣”。盖冗官固为游民，“其所谓隐士者，亦安往而非游民。藉曰不为游民，当自国民尽责任始”。而“国民之责任，［不仅］在驱除游民之官吏，尤在尽职为官吏”（注：《申报》，1921年1月4日；《老圃遗文辑》，176~177页。杜威对好人政治的影响尚可见于胡适日记及他那时发表的言论。）。

在杨荫杭心目中，主要由贤者造成的舆论仍是非常有力的，他说：“民国向例，凡悍然不顾舆论者，其始为一部分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全国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旅华外人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各国之舆论所不容。于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无病而死，不战自败。乃知中华民国未［尝］无舆论，而舆论之势力未尝不强。此亦快心之谈也。”（注：《申报》，1920年10月10日；《老圃遗文辑》，107页。）实际上，民国舆论何曾有这样大的力量，这只能是读书人名副其实的“快心之谈”。

但杨氏对“舆论”发展从部分到全国再到“旅华外人”以至于“各国”这一进程的描述，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初中国权势结构一个特征，即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的实际和隐约的控制力量。“旅华外人”与“各国”在民初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是时人不争的共识。这样，中国民族主义的御外一面就与实际政治运作密切关联起来。

4.民族主义在政治中的有意识运用

前面说过，杨荫杭认为民国类似五代的一个特征是“内讧不已，乃暗中乞助于外人”。民初中国各政治力量对外援（包括精神与物质两面）的寻求、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既定组成部分的外国在华存在之主动介入或无意中渗入中国政治运作的程度（特别是后者），过去的认识似仍嫌不足。日本传入的“军阀”这一词汇在中国的出现，特别是其在20年代的流行，从一开始就一直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最能体现中外因素的政治纠缠有多么紧密。（注：参见Arthur Waldron,“The Warlor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6:4（Oct1991）,p.1080。）

前已述及的时人欲借太平洋会议之机促成南北议和，即是国内政治借助外国因素的一例。杨荫杭就认为当年“欧洲和会之失败，虽曰世界无公道，实由中国内争之结果”。这与实际的史实当然有相当距离（中国在和会中的作用实无足轻重），却反映出时人常将内政与外交结合起来考察的习惯性思维。（注：这与杨氏所说的“人民无爱国心，故召外侮”一样，当视为站在中国人立场上的自警。若论其对中外局势的观察，也不过是说得口滑的信口开河而已。外国人当然不是在那里每日观察世界，见何国人无爱国心，然后即侮之。这类话只能反过来读，即有爱国心而可以御外侮。后来一些主张内部改革应先于反帝的读书人也时有类似论述（与在朝主政者主张先安内后攘外的心态和取向有相当大的不同），他们爱国之诚实不让他人，惟因其说反话而常遭国人误解。）

那时稍大一点的国内问题，都不得不考虑外国在华存在的影响。1922年时已有人主张将首都从北京迁往他处，因为北京的军事机关太多，入主之文官受彼牵制，实未必有主政之“自由”。故“论者皆议迁都以避其害”。然杨荫杭发现：古时迁都稍易，“衡以今日之情势，则有外交问题、承认问题，非可咄嗟立办者也”（注：《申报》，1922年6月23日；《老圃遗文辑》，610页。）。迁都本是历史上屡有之事，但新的现实是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部，这一与过去不同的语境意味着解决传统问题将面临新的困难。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的国民党新政府不管外交问题而迁都南京，在遭到各国相当时期的抵制（即不将其使馆迁往中国首都所在地）后，终获认可。则只要有自信（北伐后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的实际控制区域不见得比北洋政府更广），迁都实非不可为（外国人后来发现，使馆不在中国首都实大大减弱了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也不能不迁就）。这说明在惯性思维形成后，外国在华存在的无形威慑力有时超过有形的实际力量，常能造成中国政治力量的自我禁抑。

有此语境，许多中国政治力量都有意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有时甚至故意营造已获外国支持的形象。（注：1928年济南事件后，国民党即曾制造已获美国支持的形象以抗衡日本。参见本书《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反过来，由于外国对中国内政的正式介入通常都附加有交换条件，实不属正面形象，各政治力量又不时隐藏其与外国势力的实际联系。而舆论对此更时常抨击，杨荫杭即曾借古讽今说：“公孙渊，汉末群盗也。据辽东诸郡，与魏抗衡。恐不胜，乃遣使航海南通孙权。”更严重的是，“渊在当时日暮途穷，实乞援于异族，尝隐道使者诱呼鲜卑人，使侵扰北边，故鲜卑人为之后援”。这里的公孙渊指奉系或张作霖，孙权即孙中山，鲜卑则日本。他特别警告说：“其后渊为司马懿所灭，父子俱死。乃知外援不足恃，失道寡助，适以速亡也。”（注：《申报》，1922年5月26日；《老圃遗文辑》，588页。）

这在当时仍不过是一种想象的预测，但杨氏确实触及一个重要而又甚难处理的问题：外援可以在物质上甚而心理上增强某一政治集团的势力，但在民族主义日益兴盛的民国时期，此集团也可能为此付出“失道”这一潜在但巨大的代价。郭松龄起兵反张作霖，即因日本人对张的援助而失败。当时即有人指出：“郭氏失败之最大教训，为示吾人以帝国主义存在，改革内政必无希望。盖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爱国志士，共起图存，非效土耳其复国运动武力救国、先去改革之梗不可。”（注：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4卷2期（1926年1月3日），转载于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300页。）

内政与外交既然已打成一片而不可分，攘外与安内就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攘外很可能有助于国内的政治竞争。杨荫杭认识到：“战胜所得之物，谓之虏获品。虏获品之最上者，人心也。一战而人心向之，虏获品之至宝贵者也。”（注：《申报》，1920年8月13日；《老圃遗文辑》，89页。）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时代，能与外国人一战，即可能获得此最宝贵之虏获品。章太炎在1913年就曾对袁世凯说：对横于东北的俄日两国，“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即使称帝也不会有太多人反对。（注：说详本书《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梁启超在1915年再次提醒袁世凯，“对外一战”实为称帝的一大前提：“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方有可能“受兹大宝”（注：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94~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类似的观念一直在流传。1920—1921年中国军与白俄军战于库伦时，杨荫杭即指出：张作霖与曹锟皆坐拥重兵而富可敌国，“今日有援库之能力，而又有援库之义务者，当首推此二人。就二人之强弱言，外观虽势均力敌，然一日能援库则强，不能援库则弱；就二人之贤不肖言，外观如一邱之貉，然一旦能援库则贤，不能援库则不肖”。不久杨氏闻张作霖已领征蒙费三百万，又说：“如果张作霖能立功绝域，凯唱而还，则今日唾骂张作霖者，安知他日不崇拜张作霖？”（注：《申报》，1921年3月19日、5月29日；《老圃遗文辑》，251、317页。）

换言之，军阀的强弱与贤不肖，皆取决于是否对外作战。杨荫杭进而说：“直、奉两派恐亦终于一战，与其战于国内，不如战于国外。战于国外而胜，则国内之政敌不败而自败，且全国之人将为汝后盾。”（注：《申报》，1921年3月19日；《老圃遗文辑》，251页。）若能对外战胜，即可取得国内竞争的巨大政治资本。其实只要敢战，胜负还是其次的问题。1926年初已有人指出：“郭松龄打张作霖便是打日本。无论中国怎样一个军阀，敢和外国抵抗，是我们十分钦佩的。不幸抵抗外国而失败，是我们十分惋惜的。”（注：杨汝楫：《奉告东省同胞》，载《现代评论》，3卷56期（1926年1月2日），19页。）那时一般军阀对此显然认识不足，南方的蒋介石却表现出明显更敏锐的政治识力，他知道对外作战即使不胜，仍可得人心。

1926年2月，广州政府因粤海关案与列强成军事对峙之势，在国民党决策会议上，蒋介石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不惜与外人一战。他分析说：“外国对粤用兵甚难，未必因此即以武力为后盾。就令用武，而广东全省新胜之兵，不下六七万；且有俄员之指挥，俄械为之接济，大可以拼命一战。若幸而战胜，则东方第二土耳其，匪异人任矣。若不幸而败，极其量亦不过将广州政府退移于韶州。外兵人地生疏，万不敢深入国内，终须退出。然因此一战影响，已博得全国排外者之同情，目前虽稍吃亏，而将来声势，必从此更为浩大。盖能与外国人开仗，其地位已增高不知几许也。”谭延闿与孙科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若谓藉一战以博取国人之同情，则将来之价值未必得，而目下之地盘先不保，岂非以大局为孤注！”（注：《晨报》，1926年3月16日，5版。）结果会议多数不同意蒋的主张。

蒋介石在那时的胆识或因他的本钱不多，故敢于“以大局为孤注”而赌胜负。到济南事件时，已军多势壮的他遇到类似局面且形势明显占优（事变初期蒋在军事实力上完全可以一举击溃日军），反舍不得下注，退而求和；到九·一八后终走上先安内后攘外之路，实即其一生事业走下坡路之开端，这是后话。但蒋在北伐前的识见已明确意味着政治性运用民族主义的主观意识，提示了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即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这一政治手法在五卅运动后日见风行，但在几年前即已出现。

杨荫杭在1922年已注意到，各派军阀“所发之电报及种种文诰，固一则曰民意，再则曰自治；而攻击他党之辞，又一则曰卖国，再则曰违背道德、违背法律”。在他眼里，“民国以来最大之政治罪恶，曰借外债。攻之者必曰卖国。平心论之，借债非必卖国，然营私滥借之结果，虽不卖国，而实与卖国无异，故为最大之政治罪恶”。当时的政治已是非混乱，“今日国中无论何派，当其握权得志之时”，没有绝对不借外债者；而“当其失志无权之时”，又无不“骂人为卖国”（注：《申报》，1922年2月25日、2月26日；《老圃遗文辑》，528~530页。）。这正是政治性运用民族主义的典型写照。

军阀或政治派别在通电中所用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真实思想，自需考究。但时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的现象，至少说明军阀等了解到这样做可对异己方面造成损害。后来李景林通电讨冯玉祥，说其“助长赤化风潮”，而李本人则“荷戈卫国”，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郑孝胥立刻注意到这是可加以运用的“极好题目”，不久各军阀的通电中果然都以“反赤”为其军事行动正名。（注：说详本书《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

如果说军阀言“反赤”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政治上运用民族主义为工具，对当时不少新旧士人来说，中国“赤化”的可能却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威胁，故他们曾非常认真地参与应否“反赤”的辩论。对此杨荫杭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出现“赤化”的可能正由于列强与军阀二者在中国权势结构中的相辅而行。他发现，“凡握有权力者皆恶赤化，此中外之所同也。然世界有权力之人，几无不竭尽其权力以激励赤化。中国激励赤化者，不外二种权力：一曰列强，一曰军阀，二者相辅而行。苟非同种自相残杀，外力亦无由深入；苟非外人供给资械，内乱亦无由蔓延”（注：《时报》，1925年9月25日；《老圃遗文辑》，898页。）。

杨氏似乎并不欣赏“赤化”，但他强调：“中华如果赤化，决不如外人之言，为一国所煽动也。中华人决不愿赤化，若形格势禁，处于不能不赤化，则列强共同之罪恶有以致之。非中华人之过，亦非煽动者之力也。”盖“一国之利权，不外铁路、矿产、航路诸大端，今皆操于外人之手；其心以为未足，又盘踞其税关、操纵其财政、箝制其商业。中华商人虽竭力与之竞争，然税关一端已足以制其死命，而无自拔之一日。此类经济侵略政策告成之日，即中华全国人民待毙之时”（注：本段与下段，皆出自《时报》，1925年9月24日；《老圃遗文辑》，897页。）。

倘以阶级观点分析之，身在上海的杨氏大约真是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声音。但他还有更深远的忧虑，因外国经济侵略的受害者不仅是商人，而最终是全体中国人：“中华人纵不愿赤化，要不能不做人、不吃饭。他日全国人民皆成为苦力，为外国人挽人力车，则今之乘汽车而反对赤化者，即后之挽人力车而欢迎赤化者也。”

而且，外国的经济侵略显然与文化侵略共进。杨荫杭观察到，近代中国特别是20年代中国的主要问题皆是西来：中国人以前不吃鸦片，“自鸦片入中华，中华人乃以吃鸦片著名于地球，而贬为劣等之人种矣。改革以前，中华人不用民选代议之制。历数千年之久，初未闻争选举、流血革命，不可以终日也。自中华选举，乃以种种丑态暴露于万国，而中华人之政治能力，若独绌于他国矣”（注：《时报》，1925年10月5日；《老圃遗文辑》，899页。）。文化侵略的功能正在于此：先迫使你学其制度，学而不像则“证明”你落后野蛮，更必须引进其更根本的文化。

其实这本是“历史风俗”即文化的歧异，以不同的眼光观察问题，结论便全不相同。中国多手工业，“以欧美人之眼光观中华，则曰：‘机器未应用、工业未进步、蛮风未尽脱也。’以吾侪之眼光观欧美，则自机器行而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出现了“陶朱与饿夫同增，罪恶随文明俱进”的现象。而中国社会则财产一向较为均平，人际关系也相对亲近。概言之，“中华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以文学立国。惟其重农，故抑商贾而防兼并；惟其重文学，故贱势利而贵流品”（注：《时报》，1925年10月10日；《老圃遗文辑》，904~905页。）。

有意思的是，先后在日本和美国学法律的杨氏并不十分欣赏西方的民主运作方式。中国人以不能行民选代议制而被外国人认为缺乏政治能力，其实“‘代议’者，本欧人欺世之语”。何以言之？“试问今世各国议员，有听选举人之指挥而投票者耶？有违反选举人之意而被黜者耶？是固明知非‘代’，而强谓之‘代’，故曰欺世语也。”说到底，“今世地球万国，未有能行代议者也”。故代议制与鸦片一样，都不过是“欧毒”而已。（注：参见《时报》，1925年10月5日；《老圃遗文辑》，899页。）

进而言之，产生共产论的原料如拜金、崇商等观念，也都是西来的“欧毒”。“我中华旧俗，向不崇拜资本，而崇拜劳工；故自古有‘重农抑商’之说，即自古无劳工、资本之争。欧美人则不然，以金钱为性命，以资本为压制；文明愈进步，罪恶愈滔天。富豪与饿莩俱增，机器为杀人之具。此共产之说所由来也。近日中华沾染欧风，举国皆尊商人、崇拜金钱；故向者买办与西崽并称，今则尊崇之。总长以买办出身为上选矣。”由于“举世皆崇拜资本，资本家亦稍稍放出西洋薄司（boss）之丑形”（注：《时报》，1925年10月7日；《老圃遗文辑》，900页。）。

杨荫杭注意到，1925年的劳工纠纷陡增，“今年双十节前，有罢工之纷扰，为历年所未有。则谓劳工问题爆发于今年，固无不可”。外国人说是“某国之所教唆”，官僚说是“某派之所利用”。他则以为，“教唆、利用，不敢言其必无。然纵无教唆、利用，亦有不能不发之势”。因为“事关社会根本问题，非少数人所能遏止，亦非少数人所能鼓动也”。由于“中华旧俗，贱货贵德”，故“深知中华者，当知中华无劳资之争。藉曰有争，非对于资本家也。盖对于不论何阶级、不论何人种，凡足以夺我生计者皆是也”。如果因经济侵略而造成“中华小资本家皆将为外国大资本家所扑灭”的结果，则“劳资之争，即种族之争也”（注：《时报》，1925年10月7日、10月10日；《老圃遗文辑》，900、904~905页。）。

需要指出的是，《老圃遗文辑》中的政治时评在1924年1月（仅1日和5日各有一篇）到1925年9月末有近两年的暂停期，而1925年9~10月间杨荫杭在《时报》（而非《申报》）所写的时政文章较前明显更激进。这与《时报》和《申报》风格不尽同或有关系，惟时代在变，报纸的时评当然与时俱进。杨氏关于“赤化”和“劳资之争”的言论，仍大致透露出五卅运动后世风日益激进而民族主义情绪显著上升的消息。

5.余论：统一的愿望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温和与激进双方仍有相对共同的愿望，用杨荫杭的话说：“排军阀、斥强盗，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忧亡国、忧破产，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注：《申报》，1921年1月12日；《老圃遗文辑》，187页。）杨氏常将当时中国局势比作五代，那时全国的时代要求也与五代时相近：向往统一应是社会各阶层与各政治流派都能认同的时代愿望。

这里不是没有矛盾，一方面，武人当政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故文人多倡“弭兵”。但要想统一，历史上最常见而有效的方式正是用武力，这又意味着武人当政的延续。杨荫杭在1920年已提出：“使段家将而果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矣。”也就是说，若能统一全国，军阀也可接受而不必排。故他以为：“不战而能统一者，上也。战而后统一者，次也。既不能战，又不能和，而苟延残喘者，下也。既不能战，又欲强战，战线延长，民不聊生，又其下也。”（注：《申报》，1920年6月14日，1921年8月25日；《老圃遗文辑》，17、393页。）

当时一些书生或仍主“弭兵”，而厌乱者已思能武力统一之人。杨氏颇惜当时无此等人物，但他认为“即有之亦不能奏其功”。这是因为时代条件已发生变化，“古之一统者，皆以芟夷豪俊为第一义。自国内外交通变迁，其情势乃大异。民国以来，虽败亡相继，而所谓豪俊者，未有能芟夷之者。在当时战胜之人，岂不欲芟夷之，势不可也。故豪俊如春草，根株未断，风吹又生。此民国所以无宁日也”（注：《申报》，1922年2月25日；《老圃遗文辑》，528页。）。

从中外理论看，武力统一似不宜提倡：“论中华之古义，本以相忍为国；论共和之精神，本以合众为尚。藉曰以芟夷为能事，则已为君主国矣。”但“主张武力解决亦自成一种理论”，其终“为世人所唾弃者，以其志大而力小，以国人之生命财产为孤注，日日言武力解决而永无解决之日也。今日各派首领从事于战争者，大率犯此病”（注：《申报》，1922年2月25日，1924年1月1日；《老圃遗文辑》，528、791页。）。故武力统一的主张在当时不甚得人心，更多是因为持此论者无此能力。

时人固多思统一，也常在寻找能统一者。在这一点上，目的似重于手段，统一是否以武力达成并不特别重要。前已述及，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方面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及全国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努力的失败为此后的北伐预留了先机，主张且能够实行武力统一的新来者仍有成功的余地和机会。

最初反对后来又转而支持北伐的陈独秀说：“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些。”他知道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而“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但一个由武力统一的中国至少可以结束战乱的局面，可为一个“民主的中国”（当然是陈独秀所界定的民主）打下基础。或可以说，北伐的渐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正因其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

（原刊《近代史研究》1999年4期）

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

北伐前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在那段时期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基础。1949年的国共隔海分立虽标志着两党争夺中国控制权的攻守势异，仍未能充分打破北伐时形成的政治格局。胡适曾说：“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注：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载《独立评论》第18号，9页。）假如此话不错，则这一新气象不仅开拓了后来六七十年来的大格局，还可反溯回到19世纪中叶所谓“同治中兴”时期，颇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提出的“中长时段”（区别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念）的意见。（注：参见伏维尔（Michel Vovelle）：《历史学和长时段》，收在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编，姚蒙选译：《新史学》，130~16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而北伐后这六七十年的格局，又因北伐前后那几年的“短时段”而产生。

北伐战争的结果，人力物力财力均处劣势的国民革命军一举战胜处于优势的北洋军阀，颇出时人意料之外，亦令后来的学者困惑。辛亥以来，多见北军南伐取胜，鲜闻南军北伐成功。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两次北伐，无不以夭折告终。故一般人以为1926年的北伐亦会如此。当时北军将领固讪笑“若辈年青［轻］人不畏死”，不啻寻死（注：参见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第四军纪实》，74页，广州，怀远文化事业服务社，1949。）；即使南军将领自身，亦少有能见及将迅速取胜者。李品仙回忆说：“国民革命军誓师之初，虽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五六万人。而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领有长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注：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83页，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李氏的话，颇能代表当时南北多数人的共识。

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当时即已分析说：“在中国的军事角逐中，兵员和装备的优势未必是决定的因素。”（注：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1917—1927,multivolumes,with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DChallener for each volume,New York:Garland,1978（以下简作USMI）,vol26,p.11821.）但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北伐军的以弱胜强，时人和后来的学者见仁见智，颇有差异。其中有的说法，实在只是迷思（myth）。而且有的迷思即萌芽于北伐的当时，却迄今未获满意的诠释和澄清。

这中间一个重要原因，即一般多重视有形的力量和因素，却忽视无形的影响力，在1988年台北的“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蒋永敬先生已提出，北伐统一，“军事是有形的力量，党务是无形的力量。而无形的力量，又往往超过有形的力量”。蒋先生并进一步将“党务”界定为“实含组织、宣传、民众运动”（注：蒋永敬：《关于北伐时期党务的综合报告》，见《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554页，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委会，1988。）。张昭然先生在同次讨论会上对国民革命军和直系军队作战力比较时，也特别注意到“无形战力”（注：张昭然：《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与直系军队之战力比较》，见《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特别参看74~81页。）。这都是可喜的转变。可是蒋先生所说的组织、宣传和民众运动等的作用，以及张先生所主张的北伐军在军事训练上优于直军等，恰是各种关于北伐的成说中迷思成分最重的部分，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检讨。

尤其是过去的研究对彼时中国的政治思想言说（discourse）与战争的关系，对作战和指挥作战以及支持作战的各类人员的心态等注意较少。本文则认为恰恰是这些被忽视的无形因素起了影响有形因素的作用，故对北伐的理解必先回复到当时南北双方当事人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即期在重建时人的关怀和思想言说的基础上，试对北伐的胜利作一广义的再诠释，同时也希望能纠正一些关于北伐的迷思。

1.北伐前的南北局势

国民党在民国二年后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二十一条”的群众运动期间，国民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乃由进步党唱了主角，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注：参见本书《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

同样，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之外。吕芳上先生近年的研究表明，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之密切程度远超出过去的认知。（注：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9。）若从民初社会广义的新旧之分角度看，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无疑都在新的一边。但是这广义的同并不能改变改组前的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是有着许多重大思想歧异、基本社会组成也极不相同的两个运动这一事实。国民党人虽然在上海办杂志呼应新文化运动，但从广为引用的孙中山《与海外同志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的那段评论看，先说北大学生和出版界一二觉悟者，然后才说到“吾党”要借此运动的东风，分明是在运动之外评说的。（注：参见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见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2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这样，改组前的国民党，在地域上既未能偏安于一隅，文化思想上亦基本疏离于新文化运动这一主流，实处于一种非常边缘的地位。这种边缘地位的最明显表征，就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此时对时局“拟取消极态度”而“暂不过问”（注：孙中山致孙科，汪兆铭致梁士诒，均转引自《革命之再起》，22页。）。再加上国民党人的分裂，不仅一些人到北京政府作官而成为所谓的“北方国民党”，在南方也是内斗频仍。故国民党本身也给人一种老旧的感觉，对青年，特别对边缘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

但是国民党之疏离于新文化运动，亦使其少受该运动西化反传统倾向的影响。傅斯年曾说孙中山在安身立命处是完全没有中国传统坏习气的新人物。可是正像大多数安身立命处仍是旧的传统的中国士人如胡适、傅斯年等的思想却向往西方一样（注：傅斯年的话引在胡适1929年4月27日的日记，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1990（以下简作《胡适日记》并加日期）。），更西化的孙中山反能看到传统的重要。故广东革命政府虽也提倡妇女解放运动，同时又不时颁发命令褒奖贞妇、孝妇、节妇、寿妇等。在军务甚繁忙的东征北伐时期，每一褒奖状的措词还要由中央五常委来讨论决定，足见重视的程度。（注：参见国民政府批件，第201号（1925年10月16日）、49号（1926年1月25日）、73号（1926年2月8日）、91号（1926年2月11日）、411号（1926年6月11日）、525号（1926年7月20日），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广州国民政府办公处，1925—1926。）

钱穆曾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虽在上层知识分子们之脑筋里是早已失去了，但在一般民众中间，是依然存在的。”（注：钱穆：《中国思想史》，177页，香港，新亚书院，1962。）此说对上层知识分子或有不公，但至少以表现形式看，从义和团、反“二十一条”、五四到五卅这四次大的群众运动均表明民间大众政治文化的主流是抗议型的民族主义，与新文化运动面向西方的表现形式适成对照。孙中山多年与会党打交道的经历大约也使其易于注意到民间大众的抗议型民族主义倾向。故国民党在中国思想言说中的边缘地位恰隐伏了与民间大众文化汇合的大潜力。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清季民初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进程，边缘知识分子已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团体。边缘知识分子一方面身心徘徊于城市乡村之间，同时亦脚踏于知识分子和不能读写的大众两大社团之间，在民初城乡及士人与大众的疏离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中介作用。同时复因边缘知识分子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困难，而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庶几可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事业的一部分，故其对社会政治的参与更为强烈。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增强了其影响，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到20年代，边缘知识分子恐怕是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强而数量有限，工农人数多而参与意识不强）。（注：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二十一世纪》（香港），第6期（1991年8月）；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开放时代》，1999（4）。）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3—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和联俄容共从根本上既改变了国民党在全国的形象及其在全国思想言说中的地位，也改变了其成员组成和领导核心。国民党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里设置了青年部，凸显了对边缘知识青年的重视。

联俄一点，是胡适等一些西化自由主义者肯定国民党之处。胡适是把苏俄算作西方之一部分的，故孙中山的“以俄为师”正符合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方向。胡适以为，由于中国人一向缺乏组织聚合能力，国民党从俄国学到的组织方法是“极为卓著和重要的”，是中国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以来第一个认真的成果，实具有里程碑性质。正是苏俄的帮助使国民党人“把一个老旧的政党在新的基础上组建起来”。国民党在容共的同时吸收了大量的边缘知识青年，胡适特别强调这些人是受新文化运动思想而不是左倾思想的影响。故胡适正式把国民革命纳入他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之中，将其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继续。（注：这些言论多见于胡适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主要有《胡适日记》1926年10月8日和11月26日所收的剪报；Hu Shih,“Address at the Royal l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Nov9,1926,Journal of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V（1926）,pp.265283;and Hus speech before 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 city,February 26,1927,in 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Beijing:Peking Leader Press,1927,pp.512,3944。并参见本书《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罗志田：《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载《近代史研究》，1997（4）。）

国民革命提出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正是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传承，亦切合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结果，国民党在政治文化上既保持与民间大众的沟通，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部分汇合，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央。

同时，由于组成人员的变化，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亦有所改变。大量新文化运动青年的注入，使早已不怎么在党内活动的新文化运动文人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影响大增，北伐期间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注：蔡、吴、李等因容共而影响上升，继在清共时起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清共后复因新文化运动青年的大量流失而影响锐减，不久即再次先后脱离国民党权势核心，这样一个诡论性的发展过程将另文探讨。）另外，由于国民党元老大多反对联俄容共，故主动或被迫逐渐疏离于党的权势核心。结果在广州出现一个由孙中山的文武幕僚及亲戚组成的新领导核心：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和邓演达均是孙的文武幕僚，孙科、宋子文和孔祥熙则是孙的亲属。除了一个徐谦因与冯玉祥的关系貌似显赫外，广州武汉时期的核心人物均不出此圈子。在联俄容共之前，这些人大多不过是孙中山身边工作人员而已。其在党内的地位，多因与孙的关系而致。改组后则资格较老的胡、汪已渐走出幕僚范围，但代表更“新”的一代的蒋、宋则随着国民党的变新而上升尤速。

在北方，北洋体系在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内斗空前，渐呈崩裂之象。以前北洋军阀的内斗，向有“电报战”之称，战争双方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通电多于交战。故洋人尝称之为“天朝滑稽剧”（注：Ethel AMunphy,“Celestial Opera Bouff，”Travel Magazine（Floval Park,NY.）,40（April 1923）,p.15.此文出处承林霨（Arthur NWaldron）教授指点。）。但两次，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则动员的兵力是以前战争的数倍，而伤亡则数十倍之。（注：Hsi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137141.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参见Arthur N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尽管如此，仍未能产生出一个确定的赢家。结果是北洋内部及民间对于一个有力军阀可武力统一中国的信心丧失。孙传芳尝谓“中国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者，皆蒋介石吴子玉二人之过”（注：《晨报》，1927年7月20日，3版。）。盖蒋、吴均有武力统一中国之决心，而北洋方面自吴佩孚式微之后，即不复有任何军阀有统一全国的雄心。

实力最强的奉系张作霖虽控制北京，其心目中仍以东北为第一考虑，并不曾摆脱客居的性质。张虽开府于北京，其子张学良即公开表明，张之所以任大元帅而不就总统，“即表示其为临时的位置”（注：《晨报》，1927年7月20日，2版。）。此时北京的读书人已在民间讨论武力统一是不是“迷信”，即最能表明武力统一观念的没落。（注：参见许仕廉：《武力迷信的心理危机》、《再论武力统一》、《三论武力统一》；砚贻：《武力统一的观念是迷信吗？》；许仕廉：《论武力答砚贻先生》，先后载《晨报副刊》，1926年4月27日，1~2版，5月11日，3~4版，5月18日，3~4版，5月25日，4版，7月20日，2~3版。）

不仅统一全国已不再是北洋目标，即使统一北洋体系自身，也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了。各方所争，不再是要争取一人一阀独大，毋宁是防止任何一人一阀独大。正如北京的社会学教授许仕廉所观察到的：“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现在一般大头目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注：许仕廉：《再论武力统一》，载《晨报副刊》，1926年5月11日，3~4版。）北京政府已失去统驭能力，北洋体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由于群龙无首，各地中小军阀复频繁互斗。北洋体系分裂日甚，阀下有系，系下有派，各不相让。打“翻天印”、临阵独立、倒戈等现象频仍。有鉴于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在北伐前夕曾出面倡导北洋内部息争团结。但终因群龙无首，收效甚微。北洋体系已是名存实亡。

同时，北洋内斗的结果，在最上层是军校毕业一辈老成凋谢，新兴起来的是基本未受过教育的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甚顾及北洋自身的传统行事准则。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对其所有上司和同盟者，皆有不同程度的倒戈行为。他最后也因部下倒戈而失势。奉、鲁二张，特别是鲁张，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则，随意捕杀记者文人学生，更使北洋政府统治基础尽失。

由于北洋内斗规模的扩大及战争的日益现代化，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省区。近世中国虽然是内忧外患频仍，东部江浙一带自太平天国以后基本未受战争骚扰，第二次直奉战争却以江浙战争为导火线。结果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受战争之创伤也最重，民生被严重扰乱，社会元气大伤。（注：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13537.）

胡政之在1926年分析说：“过去多年间，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故各行各业之人虽有不满，尚能苟安。至内乱加剧，“商不能商，工不能工，农不能农；甚至官亦不能官，教亦不能教，于是全国各业之人虽欲偷生苟安。忘大义取小利而不可能。……而统一意识与全国意识兴矣……全社会之态度一变矣。”（注：记者（胡政之）：《国庆辞》，载《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该刊无统一页码，故不引页数）。）

胡氏的分析甚有意义。中国传统向主“思不出其位”，但其前提是至少要有可以苟安于其位的社会条件。到天下大乱，则庶人要议政，匹夫有责于保天下，是思不出其位而不可能。这样一种因思出其位而产生的全国意识，乃是一种思变求变的极富能动性的焦虑思绪。其建设性的一面，是形成了全国性的思想言说，并寻求一种全国性的解决；其破坏性的一面，是对既存政权的否定性判断——即判定其已“失道”或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这对于任何当局者都是不利的。更重要的是，正在这样一种寻求全国性解决的思绪形成之时，北洋军阀恰失去了统一全国的信心。由于中枢的自毁，遂给处于边缘者造成了机会。

与北洋内部提倡和平团结相反，南方采取的是武力整合的方式。北洋军既无暇顾及南方，国民党乃能从容以武力统一广东。再加上李宗仁等新桂系的统一广西和唐生智在湖南驱逐吴佩孚支持的赵恒惕，南方形成比原来集中得多的三个新兴政治军事集团，与北方的四分五裂适成对照，北分南合的趋势已经出现。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恐怕是此时唯一尚有统一全国信念的政治力量。北洋已消极，而国民党正积极；北洋的失道，更使国民党的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成为有道伐无道。攻守之势既异，北伐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但这只是我们今日凭藉“后见之明”的优势得出的见解，时人则对南方潜居优势一点缺乏清楚的认识。北洋军阀固未将北伐军放在眼里，或尚在等待蒋介石重复孙中山的败绩。就是在南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同样的未能见到自己的优势。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固数度反复，国民党本身也举棋不定。关于北伐前国共双方支持或反对的讨论已多，史实大体清楚，本文不拟重复，仅就过去注意较少的地方略加讨论。

大体而言，北伐虽然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和计划，其最后的决定实因为唐生智的突然加盟，并非完全是谋定而后动的有计划的作战。即使主战之人，所见到的时机也只是北洋正倾全力攻冯玉祥，故无力南顾，且此时不出兵则冯败后南方亦势孤。同时，主战者的一个共同倾向乃是以北伐求生存。孙中山1924年北伐的主要考虑即是“在粤有三死因”，故不得不“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有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注：孙中山致蒋介石，1924年9月9日，引自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以下径引书名），301页，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

1926年主张北伐最力的蒋介石亦有类似的考虑。蒋在“中山舰事件”时及其稍后虽然极为凌厉地打击了左右两边的权力挑战者，但其领导地位尚不巩固。国共两党中许多文人和黄埔系以外的武人对蒋不满者、欲推翻蒋者、或觊觎蒋之权位者大有人在。蒋自己后来回顾说，当时俄共谋夺在广州的政权“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东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注：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6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同样，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在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也认为广东政府“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注：转引自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1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双方所认知的在广州的危险虽迥异，其以北伐求生存的思路则相同。且其忧虑的重点，都在革命阵营自身。故北伐的发动，实亦有不得不为的苦衷。

北伐军自身一开始并未估计到可迅速统一江南，遑论全国。蒋介石的《北伐动员令》所提的具体战略是“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友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682页。）。足见初期的计划只是占两湖而援冯，再看以后的发展。同样，后来由福建占浙江的东路军，最初也只是对福建取守势，并无向浙江发展的宏图。（注：参见《东路军北伐作战纪实》（以下简作《东路军》），10~15页，台北，台北史政编译局编印，1981。）

蒋介石本人大约亦未曾预料到湖南战斗的胜利会十分神速，故长沙攻克时他的总司令部尚滞留广州未发。待蒋急趋长沙时，则发现唐生智已在那里巩固自己的势力。身为总司令的蒋，不久即被迫放弃胜算在握的湖北战役的指挥权，不得不领偏师进攻江西实力更强的孙传芳部。这个发展对后来北伐的进行影响甚巨，却不在早期的计划之中。（注：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715~780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356~359页，南宁，政协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

2.南北与新旧

国民党虽未能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北伐的发动却与南方已潜居优势的大局相契合，故南北新旧之分的功用立即在战场上及战场外体现出来。过去说到北伐进展的神速，特别重视宣传及民众支持的作用。实际上，宣传对军事的推动作用，几乎不曾发生；而民众对战斗的支援，亦仅见于江南。反之，宣传在战场之外北洋治下的城市地区，却有极大的影响。而此影响的根源，即在南方的“新”。所有这些，与过去的认知都有相当的差距，应予一一厘清。

蒋介石在任北伐军总司令的就职宣言中曾向北方军人说，只要他们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则他即引为同志，“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新旧恩仇之分”（注：蒋介石：《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宣言》，收在《蒋校长演讲集》，238页，广州，广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无独有偶，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时，也宣言他只知救国，而“绝无南北新旧之见”（注：《张作霖宣言》，原载《大公报》（天津）1926年12月7日，收在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384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二者如出一辙，足见其正是时人关注之中心。双方宣称的“无”实是既存的“有”，南北新旧正是双方区别之所在；而双方均觉有必要且实际上力图掩饰这一区分的存在，恰反证出南北新旧之分的重要性，也提示了一条检讨北伐取胜的途径。

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化显然有南北两大子文化之分。（注：参阅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陈氏的出发点及推论皆有偏执处，但亦搜集了不少时人关于南北之分的见解。）老庄与孔孟，颇代表两股不同的思想倾向。而随着气候的变迁，渐形成南人食稻北人食麦的大区分。主食的歧异从耕作到饮食，影响各地居民甚巨。故两千年的治乱兴亡，变化万千，南北之间或明或暗总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有差异而存紧张之南北却能统一于大中华之下，实赖传统文化的维系作用。儒道两家虽基本上一在朝一在野，却早就超越其产地而成为全国性文化主流。故饮食习惯和方言虽相差仍远，在“书同文”的基础上却一直存在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言说。

以前不少学者受西潮影响，总想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一个维系全国的统一商品市场，却总觉勉强。殊不知中国早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意识市场，恰起着商品市场在近代西方的作用。但清季民初形成的尊西崇新的大趋势是以粉碎传统为代价的，传统既碎，同时有意识的“新的崇拜”虽成主流却未能完全压倒对传统文化的“无意识传承”关于新的崇拜，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载《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1999年9、12月）。（注：关于无意识传承，参见Thomas AMetzger,“Continuities Between Modern and Premodern China:Some Neglected Methodological and Substantive lssues,”in Paul ACohen and Merle Goldman,eds.,Ideas Across Cultures: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Schwartz,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263-92。），更未能替代传统文化的维系功能，故进入民国乃渐呈分裂之相，而南北之分的政治意味亦凸显出来。

民国的南北之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指谓，但政治上大体渐成国民党势力范围和北洋势力范围的代名词。后来的学者率多以南北称谓北伐时的双方，但通常视为一众皆认可的习用成语，少有认真分析其具体作用者。陈志让先生是少见的注重南北之分的学者，他的《军绅政权》一书中有专章讨论“南北之分”。不过陈先生所分是严格按照军阀控制的地盘而言，有其特定的界说，与时人的概念不尽相同。（注：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24~33页，香港，三联书店，1979。）本文所讨论的南北之分，乃是北伐当时人心目中的一种地缘文化观念。时人虽无十分严格的界说，但大体以长江流域及以南的稻产区为南方的范围。本文尤其注意的是当事人自身的地缘文化认同，例如北军驻湖南，则不仅湖南人不承认其为“南人”，北洋军人自身亦不认为其属于“南”。正是这样一种地缘文化的认同，对北伐战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北伐前的一个显著现象，即是南人的“经济北侵”和北人的“军事南伐”。盖民国时的金融经济组织已渐采西人经营方式，而南方开埠较早，此类人材较多。故即使北洋的财政巨擘交通系，其主要成员均为南人。而北方民间更是“各大都会最有势力的经济组织，都握在南方人的手里”。北方自军人主政，常思武力统一南方。其中一个原因，大约即是为国用兵乃军人干政的最好口实。结果是“南方驻防军队，乃多北人”（注：本段与下段，参见干：《杂评》，载《东方杂志》，23卷21号（1926年11月10日），3~4页。）。

实际上，统治南方省份的北洋军自己就最讲究南北之分。齐锡生先生注意到，北洋军虽驻南方，兵员则仍从北方补充，并不招募南人。由于北人食面，故南方“各大都市的小本营生，如馒头点心店”则多为北人。北人在南方除当兵及连带的作官外，即以这些小本营生为代表。相比之下，与南人在北方的得意甚不相同。故北洋将领亦常以北方的地缘文化认同教育士兵，多警告其部属曰：老实的北方人与狡诈的南方人打交道，只有吃亏。（注：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45,75,115。）

直系军人李倬章在1924年任河南省长时曾说：“自古以来，只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没有南方人统治北方人。”（注：转引自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13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颇能代表北洋心态。这正是主张联省自治的章太炎所强调及反对的。章氏在1921年指出，东南各省，其督军无一出于土著。要者，皆是“以客军之威力，制在籍之人民”（注：章太炎：《致川湘粤滇通电》，1921年3月11日，载《申报》1921年3月15日，收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下径引书名），下册，6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故北伐时有人即强调：“长江北洋派对于地方人民之态度，始终等于满洲驻防。全省大权在于督军，地方政柄，亦在军队。”（注：《东南时局感言》，载《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该刊不署名之评论，多出自编者胡政之手。）

以客凌主，正是北洋统治南方的关键。故北洋军人务强调自身的认同以巩固其内部，而章太炎站在南人立场，乃坚持长官必由土著出。正因为如此，章氏虽主张联省自治，对宣布自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即以其为北人而“拒绝之”。其南北之分的立场十分鲜明。同样，当蔡元培在1921年主张南北停战息兵时，章氏即责蔡曰：“公本南人，而愿北军永据南省，是欲作南方之李完用耶？”蔡氏虽辩称“南人北人，同为中华民国国民，不能以李完用为喻”。章氏则以为中国之下，仍有南北之分，故云“南方之李完用”而不云“纯粹之李完用”，亦颇相宜。（注：参见章太炎：《关于浙江省宪之通电》，1921年6月11日，及章氏次年与蔡元培来往函电，均收在《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612~613、632~633页。）

有意思的是，北洋军阀中亦有人将蔡元培视为南方的细作。李倬章在1924年曾说：“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南方孙中山最为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我们北方人，千万不要上他的当。”（注：转引自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136页。）孙中山固与新文化运动不生关系，蔡元培一身兼国民党元老和新文化运动的监护人，的确提示了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某种衔接。李氏的话恰好表述于国民党联俄容共后不久，颇能从不同的角度印证胡适关于联俄容共政策将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连接起来的判断。

同时，李氏将“新文化”与“历来之优美天性”相对立并分别与南北相连，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南新北旧的时代认知。这个观念到北伐时几乎成了士人的共识，胡政之即以为北伐是“思想问题，演成战祸”。胡氏主办的《国闻周报》更指明：“无论何人，要不能不承认”南方是能“统率民众支配民众之新势力”（注：记者：《国庆辞》；不署名：《中国时局与日本》，载《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12月5日。）。周作人也明言：“南北之争”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注：周作人：《南北》（写于1926年10月31日），收入《谈虎集》，上册，217页，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重印。）。

夫民主者，新而西也；酋长者，旧而土也。若周氏语尚含混，严慎予即已宣称北伐到长江乃“渐成新旧思想之真正接触”。而《晨报副刊》一署名百忧的作者更断言，此次战争是“新起的与旧有的两大势力的剧烈冲突”，故名之曰“新旧大战争”（注：（严）慎予：《赤化与复辟》，载《国闻周报》，1926年9月12日；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载《晨报副刊》，1926年10月5日，1版。）。说这些话的人多为与南北双方尚无直接干系的留日生，后来胡、严均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此时则除周氏外，均尚未明确其亲南的色彩。他们的用语虽异，但南新北旧的认知实与李倬章同。

南北地域之分既与民初盛行的尊西崇新的大趋势相结合，双方的意识标帜也就渐与各自的地缘概念等同起来。南方之新既与其联俄容共有关，联赤反赤乃成划分新旧的重要标准。西化派知识分子如胡适所欣赏赞扬者，正章太炎所鄙薄而北洋派所标榜反对者也。不过，虽然章太炎与北洋军阀都反赤，其所反之“赤”尚有区别。

章氏主张中外之别大于南北之分。故章本支持黎元洪联奉打吴佩孚，待见奉军之张宗昌部用白俄军队打中国人，即以为是“叛国之罪”，旋转而联吴反奉。北伐军兴，章亦因国民党军用俄国顾问，力主反赤，并支持北人孙传芳讨南方之“赤”，颇不为南人所谅。到九·一八之后宋哲元欲以共党分子之名制止学生运动时，章氏又转而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注：章太炎：《复善后会议函》，1925年1月26日；《致宋哲元电》，1935年12月21日，收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764、791页。）态度似乎数变，而立场始终如一。

张作霖、吴佩孚也以反赤为标帜，但其要反的重点首先是北方联俄的冯玉祥。盖张、吴同时也认为与国民党的斗争是南北之争，故其反赤的取向是由内及外。章太炎则更有战略眼光，早就主张吴佩孚“以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以保江上”，但未见听。惟孙传芳地处南方，虽在北伐初期主张保境安民，却很快认识到其北人的认同实不利于其保境，故在章太炎的指教下改为保国安民，标举国家的认同。孙氏一面力图淡化南北意识，指责国民党“强分南北”以革中华民国之命；一面斥南方联俄为叛国，在南方意识的非本土性质上大做文章。故孙氏力主“此役非南北之争，乃非过激派防制过激派，乃中国人抵御非中国人”（注：章太炎：《电吴佩孚等》，1926年8月13日；孙传芳：《通告》，1926年12月26日，收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78~779、881页；章太炎：《致孙传芳电》，1926年9月4日，载《晨报》，1926年9月10日3版；孙传芳：《致蒋介石电》，1926年9月7日，《致蒋介石书》，1926年8月下旬，均载《国闻周报》，1926年9月2日；参见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115。）。

可是无论孙氏如何努力淡化南北意识，终不能改变其以客凌主的实质。北伐军因其南方的地缘文化认同，在作战时颇获南方各省民众以及地方军队不同程度的支持。北洋军驻南方既类满人驻防，北伐之进展遂有辛亥倒清之势，其取胜自不能纯以军事因素而定。辛亥倒清，并未靠多少宣传。北伐成功，是否像以前所认知的那样依赖宣传之力呢？

孙传芳尝谓其在江西的战败，“最大的原因，就是革命军的宣传力太强”（注：《国军政工史稿》，上册，290页，台北，台北国军政工史编委会编印，1960。按此语不像孙氏口吻，但意思或大致不错。）。北伐结束后，半独立的东北的《盛京时报》曾评论说：“此次国民政府成功，虽三尺童子，亦知其为善于宣传之所致。”（注：丐：《宣传》，载《盛京时报》，1929年5月6日，3版。）可见北伐取胜靠宣传乃是当时一般人的认知。这种认知的渊源，部分即始自国民党人自身。孙中山素重宣传，尝指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用一成。”（注：转引自张培新：《北伐时期群众战之研究》，106~107页，台北，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1921年广东非常国会所成立的民国政府，即设有排列在各部之上的宣传委员会，这还是在联俄之前。国民党改组时，孙又说：“这次国民党改组，所用救国方法，是注重宣传。”（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184页，中华书局，1986。）显然是重宣传胜过武力。联俄之后，苏俄也向以政治宣传见长。故外界产生北伐靠宣传取胜的认知，亦良有以也。

但宣传对作战起到多大的实际推动作用，却需要仔细观察。宣传对战事的帮助，必须落实于发动民众支援作战。这在广东的东征时，已见功效。但民众支持作战最明显而热烈的，还是在湖南。蒋作宾在湖南战役后总结说：“此次我军胜利之快，实得人民之力居多。每次战争时，人民或组织敢死队，在我军进攻时，以扰乱其后方……敌人败退时，人民并指示一切：何者有危险物之埋伏，何者为敌人机关；并为向导，取捷径追敌。当我军进攻时，人民送茶送饭，络绎不绝。”（注：杨信孚：《北伐中之农民的实际行动》，8页，国民党中央军人部，1926，转引自张培新：《北伐时期群众战之研究》，157页。关于湖南民众对北伐的支持，参见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58~65、84~91页；《第四军纪实》，73~75页。）这大体概括了湖南民众支援的情形。

但湖南的局势有其特殊之处。一是湖南大部在唐生智治下时，已允许国民党（含共产党）搞农民运动。先有基础，故发动较易。但更重要的，乃是赵恒惕被唐生智驱逐后即引北军入湘，湘人对像满清驻防一样的北军早已“恨之入骨”，不待宣传，也会起而助南军。早在1917到1918年的护法之役时，湖南人民对与北军作战的湘军已给予热烈支持，其实际情形与蒋作宾所述的北伐情形完全相同。李品仙身历护法与北伐两役，亲身体验到两次军民合作的相同。（注：参见《李品仙回忆录》，38~42页。）故湖南民众对北伐的支援，主要还是地缘文化的认同在起作用。

同样，何应钦率领的一支小规模的东征军之所以能在福建取胜，也靠的是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的影响。先是蒋介石以双方兵力悬殊，曾电令何应钦务取攻势防御，切不宜急切进攻。何氏则以为兵力少正宜攻不宜守，并力陈福建周荫人部以北军而作战于南方的种种不利：福建多山，而北方人“不善行山路”，故“山地战乃其所短”。且北军竭力搜括，“闽民恨之入骨”，尤其“商民怨恨已极”。更重要的是，“福建内地，民军蜂起，到处扰乱敌之后方，破坏敌之交通，袭击敌之辎重，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其败必矣”。结果恰如何应钦所料，北伐军一进福建，所向披靡，其中“闽省民军之策应支援，其功尤不可没”（注：《东路军》，15~41页，引文在15、39页。亦见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pp.203-205。）。

后来到了浙江，何应钦亦有求稳心态，主张缓进。新到的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则力主疾进。结果白部在浙江一往无前，取胜颇速。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靠的浙江地方军与孙传芳北军的矛盾。（注：《东路军》，56~84页；《李宗仁回忆录》，448~450页。）当时有识之士已指出：北伐军在江南获胜的第一理由，即为“东南一般人民反对北洋驻防”。盖“对于十余年北洋驻防长江之压迫，一般乡民，不平已久。……一旦战兴，彼宁能不助其语音相近似而纪律较佳之南军以驱逐其素所怨恨之人乎？”（注：《东南时局感言》，载《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一言以蔽之，正是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而不是政治宣传，使北伐军一路顺风打到南京上海。

不过，关于宣传作用的迷思也就起源于北伐的当时。胡宗铎在占领长沙之后的庆功会上曾说：此次占领长沙，与其说是“军事战胜，不如直捷了当改云是民众胜利。因叶［开鑫］部之跑，不是打跑的，是民众在其后防故意恐吓赶走的”（注：《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7月30日，转引自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65页。）。湖南民众的支持固然显著，但若能将叶部恐吓赶走，唐生智何须投国民党，桂军亦不必进长沙了。胡氏为桂军将领，对湘人说话不免客气些。但此话既出自军人，又经国民党报纸转载，影响遂广。而民众之所以能在后方起而恐吓敌军，自然是敌后宣传之功，宣传功用的迷思遂广为人接受了。

美国学者朱丹（Donald AJordan）早已辨明在作战之前派大量宣传人员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的说法是迷思。（注：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p.241-46.）实际上，宣传队只是尾随军队进发，甚少有先入敌后者。北伐时主管宣传的郭沫若曾回忆，由于北伐军事进展速度超过预料，他所率领的宣传队要跟上作战部队的前进已十分困难，遑论到军队之前去搞什么宣传了。（注：参见郭沫若：《革命春秋》，287~331页，上海，海燕书店，1947。）即使确有一些数量不多的宣传人员深入敌后，但一涉具体，他们所能为者，如《国军政工史稿》所言，即“敌后宣传，仅凭宣传人员一张嘴巴一支粉笔，到处演讲，到处书写而已。至多有时散发一些传单，张贴一些标语”（注：《国军政工史稿》，上册，288页。）。这在城市，因白话文的推广，或确能使边缘知识分子兴奋一阵；若在农村，则扰乱一下敌方的军队或有可能，要发动民众支援北伐军作战，可能性实在太小。

实际上，即使在北伐军已占领的区域，宣传的功效也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差许多。北伐军进入河南后，各部队政治部的报告均强调宣传的重重困难。这些政治部的报告说：河南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人民识字的程度非常低下，不及十分之一二。标语宣言，失其效力”。这是第一重障碍，而文字宣传的能力已减去十分之八九。其次则是“言语不通，莫论广东福建的语言，即是湖北话也不能通用”。更有甚者，“即直隶山东人说话，也不通行。非本地人不易收效”。这是第二重障碍，口头宣传的能力亦已基本减去。即使克服上述两重障碍，仍有困难，因“我们在武昌时所用的成语，如军阀、贪官、打倒等，亦须反复解释”（注：《第十一军政治部报告》，1927年6月，《第十一军十一师政治部报告》，1927年4~5月，《总指挥部政治部（唐生智部）报告》，1927年5月，均收在曾广兴、王全营编：《北伐战争在河南》（以下径引书名），332、358~359、32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这是更要紧的第三层障碍，这才是关键。盖双方的心态和思想言说根本不在一个时段之中，没有共同语言。

若说“打倒”一词尚属新异，“贪官”则是通俗戏文中久用的字眼，何须反复解释？这里分明透露出河南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北伐军宣传的消息。所以在这些北伐军政治工作人员看来，河南整个是“民智闭塞”。更因为“久受军阀压迫，反动宣传，久已注入他们的简单的脑筋中”，所以“大都封建思想蒂固根深”（注：《总指挥部政治部报告》，1927年5月，见《北伐战争在河南》，319页。）。问题在于，何以久受军阀压迫的河南人民要抵制北伐军的宣传，却反愿接受所谓“反动宣传”呢？这里的一个关键因素，即河南属北方，南人到此，地缘文化的优势一下变为劣势，与在南方的情形适成对照。可以想见，在已占领的区域里宣传尚如此困难重重，若要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实不啻痴人说梦。

事实上，就在北伐军占领河南之后，也曾发生红枪会与北伐军大规模冲突的所谓柳林、信阳事件。据北伐军政治人员的调查，红枪会“分子复杂，乡土观念甚深……专以排外以及取得敌人之枪械为事”。这样，河南红枪会固然曾攻击外来的奉军和国民军，同样也攻击北伐军。不仅武装攻击，同时还“掘断铁路”阻止北伐军前进。更“反对农协，破坏党部”（注：《总指挥部政治部报告》，1927年5月，见《北伐战争在河南》，315~316页。）。这些积极反抗大约还是少数，更多的是消极的抵制。故北伐军总结其在河南的经历是“只见民众对于革命军之口头应酬，未见到行动上的援助，更谈不到物质上的救济了”（注：《第十一军政治部在豫工作之报告》，1927年6~7月，见《北伐战争在河南》，351~352页。）。

正如黄郛当时所认识的，长江流域及近海一带人民的乡土观念及“厌恶北军之心理，有助于国民革命军甚大”。一旦北伐军“出长江后，北上至黄河流域，这些有利条件逐渐冲淡，反之加强了北军的乡土观念，故用兵亦渐困难”（注：沈亦云：《亦云回忆》，25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黄氏的认知大体是正确的。北伐军在河南作战之惨烈，的确为北伐以来所最甚。担任主要作战的第四军（此时包括从该军分出的第十一军）虽最后获战役之胜利，但死伤的惨重乃使这一支北伐前期功勋卓著的“铁军”元气大伤，在以后的作战中负多胜少，在中国军事史上再也未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竟渐退至二流地位了。（注：参见《第四军纪实》。第四军的衰落，当然也有别的原因。如中共南昌广州两次起义，实际上针对和破坏的均是一向维护中共的张发奎部的第四军主力。）

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宣传虽然对其作战的帮助不大，对于造成全国性的舆论却作用甚大。而其之所以能造成全国舆论，又甚得力于北伐军的军事胜利。正像有人所说的，是拿破仑的军队将自由、平等、博爱推向全欧洲一样，北伐时期主要不是宣传帮助了枪，而是枪促进了宣传。胡适当时也十分注重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他向美国人描述说，北伐军军行所至，宣传人员就通过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小册子，到处宣传国民党的党义和党纲。这些传单小册子更成千上万地散布到全国。故胡适的结论是：北伐时期国民党这些宣传手段在造成舆论方面的作用已超过一般的报纸杂志。（注：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pp.41-42.）

胡适所说的“全国”，自然只能是城镇，因农村识字率的低下使任何宣传品的功效甚微。但彼时一般所谓舆论，基本是指识字者言。故胡适所见，恰道出国民党宣传功效实际所到之处。同样，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在1926年底也注意到国民党宣传在北方的成功，特别是其军事胜利对宣传效用的促进。（注：USMI,vol25,p.11411；Jordan也观察到是北伐军的声誉促进了其宣传在北方的作用，参见其The Northern Expedition,p.246,但他未注意区分城乡。）美国军事情报人员的资讯很可能是来自说英语的中国人，这些人同样也是外国报纸在华记者的主要资讯来源。当外国通讯报道再译成中文而刊布在中国报纸杂志上时，说英语（或其他外语）的城市中国精英的观点就转了一个圆圈而回到本土。在尊西崇新的趋向下，由外国人口中说出的这些中国人的认知又更具影响力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半真实半迷思的党军“新”形象在北洋统治的城市地区形成。故宣传虽甚少在战区促进作战，却在非作战区帮助造成了党军的新形象。这中间虽然迷思成分颇重，却为国民党在全国的胜利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国民党的形象既然一“新”，北方有“新思想”的人自然或主动或被动地倾向于认同南方。据时人的观察，“此次大战，国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之所以“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实亦因其“在北方确有点不能相容”。北洋政府随意捕杀文人的作法已迫使不少上层知识分子南行。北伐之前陈独秀的被捕即引起第一批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南投。北伐期间李大钊等人的被捕杀更促成北大教授29人南下。实际上，即使不遭捕杀，这些人亦“因思想较新不见容于旧社会而生活受窘”。故即使为生活计，他们也不得不南投。（注：参见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载《晨报副刊》，1926年10月5日，3版。）

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已树立上层地位的所谓“英美派”知识精英的主动南下。蔡元培早就认识到留学生替北洋政府“帮忙”的重要性，故主张若北洋政府不采纳其意见时，大家即应相率辞职，使政府“当不起”。这个意见在北伐前似很少为人所接受，此时则情形一变。1927年3月即有周鲠生、王世杰等一批留学英美的北大教授南投武汉。同年7月，报载《现代评论》派陈源等亦全数投入国民党合作。孙传芳当时曾言，许多人为国人所弃，却为党军所收。殊不知这一主动或被动的趋新知识分子南向流动正是北方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参见蔡元培：《辞职宣言》，载《东方杂志》，20卷1号（1923年10月1日），45~47页。知识分子南投的报导见《晨报》，1927年3月9日，3版；1927年7月7日，2版。孙传芳语转引自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

知识精英数量毕竟有限。更重要的乃是大量边缘知识分子的南投。自黄埔开办，全国各地的边缘知识青年往广州投军者已络绎不绝。北伐军兴以后，这一南投趋势有增无减。据时人在1926年10月的观察：“近一两月来各地知识阶级（包括学生言）往广东投效的踵接肩摩。……据报载，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生。”一个月后，吴鼎昌注意到南北学生投效革命军的势头不仅未减，而且“为数日多”。（注：参见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前溪（吴鼎昌）：《智识阶级与革命》，载《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美国驻华军事情报人员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并立即写入其日常报告中。（注：USMI,vol25,p.11394.）

孙传芳曾攻击国民党“利用青年，为其替死。旬月以来，迭据各方泣诉，年轻学子冒锋镝而死者，无虑万千”。孙本人的军队就报告说在数小时内毙敌人“幼年学生军二百余人”。这恰表明边缘知识青年南投的趋势。后来鲁迅到广州，也注意到原来在前线拼命的党军竟是学生。（注：参见孙传芳：《通电》，1926年9月7日，载《国闻周报》，1926年9月12日；鲁迅：《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见《鲁迅全集》，第8卷，1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据当时对黄埔入伍生职业的统计，以中学生为主的学生约占总数的60%；以小学教员为主的教员约占总数的19%。这些人基本为边缘知识分子，合占总数的78%。（注：参见伍生：《五四以后青年运动的倾向》，载《入伍生周刊》，第2期（1927年5月），转引自张培新：《北伐时期群众战之研究》，171页。）黄埔的正式学生要经过文化考试，其边缘知识分子的比例应更高。

士人和边缘知识青年的南投，不仅大大增强了国民党的力量，而且体现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全国性，是北伐“有道伐无道”性质的鲜明表征。此时的国民革命，以其“新”而得全国响应。故北伐之所向披靡，如胡政之所言，“实由人心厌旧，怨毒已深，对于新兴之势力，怀抱一种不可明言之企望”（注：（胡）政之：《主义与饭碗》，载《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

3.南新北旧的具体检讨

既然南方的取胜主要不是靠兵员和装备的优势，则其致胜之道，除了地缘文化因素外，似可从南北体制的不同来探讨。这在北伐的当时，已是相当流行的思路。一般而言，南北体制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南方之“新”的具体表征。当时人注意较多的，除了前述的宣传外，主要有党的存在、主义的有无、政治工作和苏俄的援助等。这些因素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贡献于北伐的胜利，便是下文要检讨分析的。

北伐军与北洋军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有国民党的存在。虽然国民党军队从1925年6月起已改称国民革命军，但到北伐时不论南方北方，仍多以党军称之。（注：据《国军政工史稿》，军政训政时期都是党军，要到宪政时期才成为国军（35页）。）则此时仍为党军无疑。党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的政治更加复杂化，但同时对北伐的成功也起了很大作用。北伐军虽实际上得益于南方地缘文化因素甚多，但当时统一安定是全国人心所向，若过分强调地方观念，必减少国民革命的吸引力。故蒋介石对孙传芳所谓“强分南北”的指责，立即驳回，并特别以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象征来强调其全国性。（注：参见蒋介石：《致孙传芳》，1926年9月13日，收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770页。）实际上，如前所述，国民党高出北洋之处即在于其尚存统一全国的愿望。

国民党党组织的存在，也有消解地方观念负作用的功能。国民党本系全国政党，虽从1921年放弃护法口号而开府广州，已渐有南方的地方色彩，但在北方治下的主要城市，也都设有党部。故国民党的成员虽以南人为主，至少象征性地有全国性质。（注：参见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289。）相比之下，吴佩孚虽有统一全国之念，张作霖虽开府北京，却都不能摆脱其在世人观念中“直系”和“奉系”的认知。故“党”的存在，多少使国民革命和北伐在占尽南方地利的同时，兼具全国性政治运动的标帜。在民族意识上涨的20年代，特别是各界因内乱而不能苟安于本行而产生全国意识、对中国问题寻求一个全国性解决的情形下，国民党的全国性对北伐的成功是颇为有利的。

党的存在，同时也有助于消弭文武之间的紧张和疏离。北洋时期，文武之间的紧张是一全国性的问题。（注：参见本书《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南人之反对北洋驻防，多少也有文人反对武人统治的意味。虽然南北双方都有相当数量的“尚武文人”支持军人的统治，但许多“尚武文人”派系色彩过于浓厚，渐失文人的独立身份。当军人主政者本身更迭频繁时，便需要一些相对独立于各派系的文人操持具体政务。如北方之顾维钧、罗文干等便是这样的人。但这样发展的结果，乃是北方之武人不仅凌驾于文人之上，同时也疏离于文人。文武之间既紧张又疏离是北洋统治失去正当性的重要因素。在南方，文武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疏离，但党的存在却能起到消弭紧张和整合双方的功用。（注：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理论上，党是属于文人一方的。宋子文曾明确表述：“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注：参见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载《自由中国》（台北），10卷1号（1954年1月1日），5~6页。）通常“维护党权”即是强调文人制裁武人的意思。但是党也并非完全认同于文人的，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开学时即指出：过去国民党的失败，在“党自党、兵自兵”。今创办黄埔，“实欲合理与力为一致。办党者为理，办兵者为力。力以抵抗罪恶，镇压反革命，补理之所不及。故党与兵实相依为命。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于兵，无兵即无党”。当时任职于粤军的叶剑英曾简言之为：“军以党化，党以军成”（注：汪的讲话原载《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6月22日，收入广东革命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以下径引书名），4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叶剑英的话引在潘乔石：《革命洪流中的叶剑英》，载《星火燎原》（双月刊，北京），1983年特刊，8页。）。

仿苏俄政委制的党代表制正是为发挥党的特殊作用而设置的，其目的为“贯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注：《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收在《黄埔军校史料》，139页。）。这一制度是否真起到这样的作用，颇难估计。盖军事指挥人员与党代表间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后来许多军人支持清党，多少有反党代表的意思。但党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确起到整合文武关系的作用，这正是北洋体系十分需要而又未能产生的。

引人注意的是自由主义者胡适曾大力赞扬这种军党合一的制度。胡适以为，各级部队设党代表和“全党也多少在军事纪律约束之下”，使国民党的党和军队“实际上已成为一体，至少也是连锁式地结合起来了”。他认为这是“极为卓著而且重要的”。其结果，“这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当然要打败没有组织的旧军队”（注：Hu，“Address at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pp.27879.）。胡适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蒋介石就注意到：“现在帝国主义也看见了我们党的势力”，它对于我们军事尚不重视“只想法子来破坏我们的党”（注：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收在文砥编：《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下册，299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

正是有了党，国民革命军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政治并行的军队。《国闻周报》的时评说：“党军长处，在能以军事政治并行。故师行所至，事半功倍。质言之，一举一动，皆有政治的意味。”这是军政疏离的北方所不能比的。《现代评论》的一篇文章说：北方不能用文人，“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武力”，而南方则“枪与笔联合起来，所以到处如入无人之境”（注：《斗力与斗智》，载《国闻周报》，1926年12月15日；无名：《从南北到东西》，载《现代评论》，1927年6月11日，5页。）。服务于北方但又力图保持独立的顾维钧也有类似的见解。他后来回忆，国民党以政治组织支持军事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极大地决定了北伐的胜利。（注：参见《顾维钧回忆录》，303页。）

国民党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是“运用主义”。蒋介石曾指出：“为什么要有党？……党是有主义的，运用主义的。没有主义，固然没有党；没有党，也不能运用主义，就是不能革命。”（注：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主义”的有无，是南北军队的又一大不同。

民初的中国社会，因政治制度的转换和传统的崩坏，不再存在一统的意识形态，结果是各种“主义”的兴起。人人都在“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注：胡适：《问题与主义》，见《胡适文存》，一集卷二，151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谈的人一多，“主义”就渐脱离其具体的思想观念，而兼具进一步的功能。平民教育派的周德之曾说：那些开口闭口言“主义”的人十分之九并非真诚，而是“有的为权，有的为利，有的为名，有的为吃饭穿衣”（注：周德之：《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载《晨报副刊》，1926年11月4日，1版。）。既然衣食名利权势皆可自“主义”中得之，人们又进而不再高谈这种那种既存“主义”的新奇奥妙，而是如马君武所观察的，“无论何种主张，皆安上‘主义’二字”（注：马君武：《读书与救国》，载《晨报副刊》，1926年11月20日，1版。）。上引这些人对“主义”的泛滥均持反对态度，但一种东西能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必有适合其的环境。“主义”在20年代的中国，确有其特别的社会和政治功用。

实际上，比较成功的军阀，也多少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冯玉祥有基督教统一部属；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后来投入国民党仍主张“佛化革命”。（注：参见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54-56,95-100,115；唐生智事尚未见专门研究，可参见《李品仙回忆录》，59~62页：《晨报》，1927年7月15日，3版；10月18日，6版；12月20日，6版；1928年2月24日，6版。）但是这些军阀的运用“主义”，又远不及国民党的成功；而北伐时作为北洋主体的奉鲁军阀，更连上述的“主义”都不曾有。故一般的看法，北伐军才是有“主义”的，北洋军则是无“主义”的。蒋介石即称：“我们是有主义的军队……北方军阀……是没有主义的。（注：”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宣传员训练班讲演》，见《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下册，278~279页。）胡政之虽然对南方的“主义”本身颇有保留，但也指出：“主义之优劣是一事，主义之有无又是一事”。胡氏以为，北伐时的南北相争，正是“无主义者与有主义者抗”（注：（胡）政之：《主义与饭碗》。）。

南方运用“主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党的存在和政治工作。所以总政治部的郭沫若发现，所有来归附的军队，最先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员。“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注：郭沫若：《革命春秋》，393页。）

揆诸其他各方的看法，郭氏的观察大体是不差的。但其中已有迷思的成分。盖派遣政治工作人员乃是谈判“归附”时国民党一方的要求，当时凡是投诚的军队，其前提便是承认三民主义及同意在其辖区设党部等。这些军人无论是否真以为政治工作能使军队强盛，都不得不要求派遣政治工作人员。故政治工作之所以成为“时代的宠儿”，多少也有强制的因素在起作用。

实际上，南方的军政结合，较北方固然远胜之，但事实上的成绩，恐怕要打不少折扣。蒋介石在北伐结束后曾说：“关于政治，则向者以急于铲除军阀之故，凡百精力，皆萃集于军事之故，而未能切实进行。或粗具规模，或徒有名目。”（注：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惟一要素》（1928年8月7日），载《盛京时报》，1928年8月18日，1版。）北伐时期，实际是军事压倒政治，应是不争的事实。故关于党军政治成功的迷思，实已起于当时。

南北之间的另一大差异，便是南方有苏俄的直接援助。北伐军上述的诸多新因素，大半与俄援有关。如前所述，胡适是将俄援本身视为南方的“新”而加以鼓吹支持的。苏俄的军火援助和军事参谋人员所起的作用，各方评价不一。在广东的东征时，苏俄的物质和战术援助，应有决定性的作用。北伐后战区较广，苏俄的物质援助所能起的作用也渐小。

在一定的意义上，俄援的重要恐怕是心理的多于实际的。自尊西崇新风气大兴以来，中国人自信心下降，各政治势力如无外援便少安全感。顾维钧曾指出：“在中国，特别是在民国初年，不同的军事和政治派系有依附某一个外国势力……来巩固支持其政治前程的普遍趋向。”（注：《顾维钧回忆录》，397页。）国民党亦不例外，孙中山在1922年尝谓：“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运用外交政策的是否有当，实有密切的关系。……在列国之中，有两个国家，尤其和我们休戚有关。这就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苏联。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盟友，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注：”孙中山1922年在广州对国民党同志训话，转引自孙科：《中苏关系》，26页，上海，中华书局，1949。）

而且，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如日本支持皖系和奉系，尚有迹可寻。但英美支持吴佩孚，本无根之谈，却也是南北许多士人共同的认知。（注：国民党固一向攻击吴是英美的走狗，就是北方一些人亦有相近看法，参见隐之：《反对各国预闻内战》，载《国闻周报》，1926年9月12日；前溪：《注意国内与国际之变化》，载《大公报》（天津），1926年9月5日。）国民党人一般认为北伐到最后关头，帝国主义必出而支持军阀。故蒋介石的对策，即是联俄以防列强支持军阀。蒋特别强调，并非军阀才联合外国人，革命军人也要联合外国人，只是联合的对象不同而已。（注：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636~637页；蒋介石：《革命军人与军阀》，见《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册，163页。）

后来反共的王柏龄回忆第一次俄援到黄埔时，“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个个笑脸不收……无不欢天喜地。”王氏短短一段记述，反复出现这些兴奋的描述，很能体现一种心理上突获安全感的瞬间喜悦。王氏并云：“这一次踊跃情形，决非第二次第三次所能及的”（注：王柏龄：《黄埔创始之回忆》，节选在《黄埔军校史料》，71~73页。）。何以如此？即因第一次更具象征意义也。故俄援的重要，固然在物质及组织方法等方面，但那种有一邻近强国为后盾的心理支持，尤不可小视。国民党后来的绝俄，在其已获大胜初具信心，特别是在列强明显改变其态度，转向亲南而弃北之后，亦良有以也。（注：关于列强态度的转变与国民党绝俄的关系，拟另文检讨之。）

胡适尝认为，俄援最重要的是其组织方法。今日的美国学者，多同意这一看法。（注：《胡适日记》，1926年10月8日；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pp.4344;CMartin Wilber and Julie Lienying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192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416-17;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p.15,302（note 6）。）胡政之在北伐当时也十分强调俄式组织方式对国民党的重要性，他认为南方“自采用俄国式组织之后，全部民党，恍若节制之师。政治上之主张俨成宗教上之信仰，此为国民党胜人之处”（注：（胡）政之：《主义与饭碗》。）。可见这一点大约是中外许多人的共识。

但即使对这一点，亦须再加以必要的界定。北伐时作战较多的第四、七两军，所受俄援明显比黄埔军要少。尤其是李宗仁的第七军，加入国民党一方的时间不长，对俄式组织方式亦无热情。该军的党代表政治部等人员设施，倘非其旧人，即形同虚设。可是四、七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远胜过黄埔军。这说明即使是争议最少的俄式组织方式的作用，也有迷思的成分。

同样，最能代表南方各种新因素的黄埔军在北伐中表现却最差，最能反映关于北伐的种种认知与实际的差距。有学者以为：“黄埔生的素质从一开始就很高……黄埔军校的申请者比国内所有其他军校的申请者质量高，有时甚至比其他军校的毕业生质量还要高。”（注：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112.）黄埔开办时，恰值北洋的保定军校停办。若仅以学校论，则两者不同时。而不计保定军校，以黄埔与南北军人自办之讲武堂训练班一类比，其素质更高大致是成立的。但若讲到作战，则保定毕业生正任职于全国。保定二期的何遂在1926年春的通电中说：“国内袍泽，半属同年学友。”（注：《晨报》，1926年3月26日，2版。）北伐时正是保定毕业生鼎盛之时。虽然“素质”可有许多不同的界定，但若以军事素质而论，则黄埔生是绝对不能与保定生相比的。

保定生入学前要求九年的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教育，入校后要学习二年整。（注：参见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事实上，黄埔军校的许多教官即是保定毕业生。而黄埔生并不要求入校前的军事教育，入校后也只半年就毕业。黄埔生在校的半年期间，学习也不是十分正规的。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明确提出：“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的事业决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注：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10卷，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这正是黄埔教育精神的鲜明写照。关于黄埔生素质高的认知有可能是受了既存文献的误导。若从文献看，对黄埔生入学考试的要求的确很高。可是据后来许多黄埔生的回忆，实际的入学考试远不如文献所记载的那样严格。（注：参见徐向前、宋希濂、覃异之、王大文、宋瑞柯、文强的回忆，收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214~222、237~260、271~282、283~291、303~318、319~345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以当时属革命非常时期及南方对军事人材的急需，这些回忆大致是可信的。

从另一方面看，黄埔生的“素质”正体现在其“革命精神”。民初社会变动甚剧，当兵“吃粮”已是一条生活的重要出路。但当兵既为“吃粮”，则作战时必以自保为目的。冯玉祥的队伍在北方号称能战，一个主要原因即是其不征召所谓“兵油子”，而仅收年轻人。（注：参见USMI，vol26所载美国军事情报人员以《中国军队》为题的长篇报告，收在1927年1月22至2月4日的双周报告中，页码单列。）黄埔生则不仅皆是年轻人，且多系各地主动投军的热血青年，故黄埔军与其他军队的一大差别即是不怕死。以北伐时期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而论，不怕死常是决定胜负的第一要素。黄埔生不怕死的名声在广东的东征时既已树立。东征一役，黄埔生（一至三期）2327人中战死者即达217人，约近十分之一。但自1926年春的中山舰事件后，许多共产党员被清除出军，实际是失去相当数量不怕死的青年，同时又使另外许多不明国共之争真义的战士思想混乱。结果是黄埔军的战斗力锐减，不怕死的精神亦不如以前。到1927年4月止，黄埔生一至四期近五千人在北伐中战死者为101人，约为2%。（注：这些数字均引自《黄埔军校史料》，496~499、502~503、93、451页。）

北伐的规模比东征大得多，敌手也更强大，战死者反比东征少得多。是不是黄埔军的战斗技术大大提高了呢？不是的。蒋介石在1926年10月末说：黄埔军（何应钦率领的东征军除外）自北伐以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实际上，黄埔军在此后数月间的表现亦甚不如意。（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855页。该书716~895页的大段篇幅中，常有蒋介石因黄埔军作战不力受人耻笑的痛心语。并参见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200-201。）

不过，黄埔军的表现不佳只是在南方内部为人所知较详。在外界和北方看来，四、七各军的胜利也都是在总司令蒋介石指挥下所得。故一般是将北伐军以整体视之。蒋介石在北伐军内部或遭到粤、桂、湘军将领不同程度的轻视，在外面却正因北伐的节节战胜而声誉日隆。

北方既视南方为一整体，而且颇以为南军的取胜是靠了主义、党、和宣传等新事物所致，北方自己也很快就学起南方来了。与南军接触最多的孙传芳学得最快，孙不久即标榜“三爱主义”以对抗南方的三民主义。到1927年夏，张作霖一方也先后提出“爱国党主义”和“四民主义”，即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上又加一个“民德主义”，既对南方有所包容，又有自己的发展。同时，像张宗昌这样素以不通文墨著称的人也发表演讲，大力提倡国家主义以对抗南方的“世界大同主义”。不久，北方更成立了以潘复为中心的“新国家党”。（注：参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卷三，158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重印三卷本。《晨报》，1927年5月6日、6月15日，均2版；7月18日，7版；8月7日，3版；12月2日，3版；1928年1月1日，2版；1927年6月16日，3版。）

同样，北方也学南方设立宣传机构。孙传芳的南京总部“特设宣传机关，日以印刷文件，传播各省”（注：《东南时局感言》，载《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在其辖区各县均设有讨赤宣传委员，专司宣传之责。奉军也设有宣传部，人员达数百人。奉军和直鲁军也都向前线派遣宣传队。但总的说来，北方在宣传等各方面均远不如南方成功。就孙传芳而言，其地处南方，地缘文化的不利使其宣传很少能生效。另外，北方的“主义”和“党”都名实不符，基本是仅具招牌。北方的一些宣传机构形同虚设，宣传的开展本身亦用力不足。再加上北方捕杀文人记者，失去了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青年的支持，宣传人员的来源本身就成问题。当时《国闻周报》即说北方虽知专恃武力不足济事，但“舍武力，讲宣传，东施效颦，正所以暴露弱点”。故北方学南方是学亦难，不学亦难，学又学不会。但无论如何，其试图学南方的趋势是明显的。（注：参见《斗智与斗力》，载《国闻周报》，1926年12月15日；亦参见《晨报》，1926年10月15日，5版；1927年2月1日，2版；3月29日，3版；1928年1月16日，3版；3月13日，7版；4月11日，6版；5月28日，3版。）

最后，北方也认识到其“旧军阀帽子不脱必倒”。除孙传芳坚持中国的青年已大半误入歧途，挽回浩劫之责“全在四十岁以上之智识界稳健人物”外，其余军阀，特别是奉系总思给国人以“新”的形象。杨宇霆对北京学界力辩过去“外间不察，多诋东北方面思想陈旧，军队暴烈。其实东北对于政治学术，纯抱革新愿望”。张作霖任职大元帅时，也宣言要改革政治，“务使百物一新”（注：《晨报》，1928年1月7日，2版；1927年7月15日，2版；12月19日，7版；张作霖的《宣言》收在前引《北洋军阀》，第5卷，383~384页。）。

很明显，北方在强调绝无新旧之分的同时，也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趋新倾向和“旧”形象对其的不利。惟北方之求新，亦与其在“主义”、党和宣传等方面的作为一样，仍是一种学而不会的格局。但是，学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学不学是另一回事。北方之学习南方而求“新”的种种努力恰证明了新旧之分在北伐时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略具讽刺意味的是，北方之学南方多是在宁汉分立特别是清党之后，亦即在南方自身已部分放弃其“新”因素之后。清党期间的“白色恐怖”（注：George E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32,p.341.）白色恐怖一词由反共的索克思口中说出，特别发人深省。以及宁汉之间的武力斗争，颇令时人感觉南方也类似北方而对南方失望。蒋介石辞职又复出后，由于国民党左派已基本不复存在，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和胡汉民派）也再次失势，南京新政府乃不得不大量援用政学系一类所谓“北方国民党”。结果是国民党进一步淡化其南方地缘文化色彩，既显得更加具有全国性，但也给人以南北相类似的印象。简言之，国民党所代表的“新”（包括事实上的新和人们期望中的“新”）也已大大地淡化了。（注：这里所指“北方国民党”，也包括黄郛。黄虽不是正式的国民党员，但一般人均认其为国民党人。参见《亦云回忆》，291~293页。黄氏的私敌郭泰祺就曾公开发表声明，警告北方旧官僚在国民党内影响日大的危险性。关于南北已类似的认知，参见《晨报》，1927年11月6日，6版；12月15日，2版；12月31日，3版；1928年3月17日，3版。）

后期的北伐即是在这样一种南北新旧之分已淡化的局势下进行的。宁汉分立初期，双方尚能各自继续北伐。武汉一方在河南以血战击退奉军，南京一方也曾挺进到徐州。此时若宁汉未分裂，即可利用当时中国唯一一条东西走向的陇海铁路，集中兵力于任何一侧，本可轻易完成北伐。当时奉张已在做出关准备，但宁汉的内斗延阻了北伐的胜利。孙传芳乃乘间倾全力反攻南京。南京附近的龙潭之役是北伐在河南之外的又一大血战，此役黄埔军与桂军配合较洽，表现甚佳，终于彻底击溃孙传芳的队伍。（注：关于龙潭之战，参见《东路军》，99~118页：《李宗仁回忆录》上册，501~517页；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p.137-41。）

从此北方乃完全失去向南方进攻的士气，此后除奉晋间北人与北人之战外，南北方之间没有什么大的战斗。最后一段的北伐，因日本出兵山东并造成济南事件，奉军在民族矛盾面前不能再与南军打内战，主动撤退出关。（注：奉军因国难而主动撤退可参见张学良、杨宇霆和常荫槐在1928年5月5日至7日的往返密电，原件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张静江文件中，档案号3004/189。并参见本书《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故南方虽已失去南北新旧之分的许多有利因素，却又因中外民族矛盾的尖锐化而得以基本不战而胜。日本人策划暗杀张作霖，进一步促进了东北的易帜归附。北伐终以全国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而结束。

4.结论与反思

美国学者朱丹以为，北伐军到底是“赢在战场上”。（注：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287.）这话基本是不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伐战争与旧时的“逐鹿中原”亦相类似，无非是争夺全国的政权。杜牧曾说：灭秦者，秦也；非六国也（《阿房宫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北伐。换言之，北洋体系在北伐之前已分崩离析。北伐军既因利乘便，其取胜亦渊源有自。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若从有形战力看，北方无论如何是强过南方许多的。故北伐军之所以能“赢在战场上”，恰恰是靠了无形战力的巨大作用。

在运动比赛中，常有一种“观众效应”，即一个弱队有时能在观众（通常是家乡观众）的鼓噪声中打败实力更强的对手。可以说，北伐的胜利即是在这样一种场外的鼓噪声中得来。南北的地缘文化意识、新旧的区分，特别是党、“主义”、宣传等新事物合在一起，给北伐军在战场之外造成一片支持的鼓噪之声。大概言之，是地缘文化因素推动了军事的进展，军事的成功又促进了宣传的功效，宣传的功效有助于造成战场之外的舆论，而舆论影响人心（这只是大概而言，具体的一时一事并不一定依此秩序，且各项之间每有互动的作用）。国民党正是在这样一种有道伐无道的声势下，才能势如破竹，一举打垮实力更强的北洋军阀。

但凡事有一利便有一弊。南北新旧之分，从根本上说是带有分裂性的因素。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这些过去致胜的因素即因其分裂性而影响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造成一种形式统一而人心不统一的局面。梁园东曾说，“由南方或由北方统一的思想”是不应有的，“根本是南北的畛域观念即不应有”（注：梁园东：《现代中国北方与南方》，载《新生命》，3卷12期，转引自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127页。）。

国民党在统一后定都南京，将故都北京更名北平，本有其特定的考虑。可是在北方人看来，这就有某种“征服”的意味。故“北人皆不以为然”。青年党的李璜在北伐后到北方，就发现国家虽然统一，但“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着一种嫉视的心理。革命而既以主义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北人当着异族看待。何况更将北京要改成‘北平’呢？”李氏初以为这只是失意军人政客之见。及一调查，“乃知此一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注：李璜：《学钝室回忆录》，165~16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南北之间的地缘文化差异，更因有意无意的人为因素而扩大了。

南北猜忌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其战斗的规模远超过北伐之役。蒋介石在无法以己力战胜冯阎的情形下，不得不以1500万元巨款买东北军入关“武装调停”。东北军与冯阎，同属北方，故能不战移防。冯阎对中央的威胁虽消除，蒋却不得不将北方政务托张学良“全权办理”，南京对北方实际上已不能控制。九·一八后，张学良在1933年被迫辞职，南京略能插手北方事务，但直到抗战爆发，北方的实权仍掌握在半独立的北方军人手中。关于蒋买张学良入关事，参见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南京与其派往东北代表的来往密电，特别是107、121、126~127、138、141、148、150、199页；引文在168页。（注：关于南京不能控制北方，参见Hsish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1945,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chapter I。）

另外，北伐结束后，蒋介石也不再讳言新旧之分，反而明确宣布：“吾党革命之真意，在除旧布新。……旧不能除，则新不易布。”在南新北旧的大格局下，这样的话北人听起来是不会很顺耳的。实际上，南方新贵对北方旧人也甚感难于处理。蒋介石说：“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照随之而入。”新旧之分，显然已成为掌权之后的国民党的一个遗留问题。（注：本段与下段，参见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惟一要素》。）

蒋介石主张的解决办法，是“行政机关军队化”，故即使用旧有人员，“亦不至有输入旧习之患”。而且，蒋以为对中国问题的总的解决方法即是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社会以至全民都要军队化。这样的方法是否能解决问题是一回事，但对许多国民党文人来说，国民革命本来是针对北洋军阀的军人统治，同时在国民革命运动内部也要以文人制裁武人。宁汉分立之时，宋子文已认为既然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被推翻，革命已失去意义。今则一切都要军队化，是国民党已走上其革命对象的老路，且有过之。故唐悦良在1929年指出，许多人都认为“国民革命已经失败了”（注：唐悦良文刊在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1929年6月15日。国民革命是否“失败”，是需要专文讨论的，但当时许多人都有和唐氏类似的认知，也是事实。）。北伐的胜利却与国民革命的“失败”几乎同时，这样一种诡论性的结局大约是出乎时人所料的。

（原刊《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

近代中国以“革命”的多而频著称。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第10~15卷后，又根据这六卷大书写了一卷本的1800—1985年的中国简史，即命名为《中国大革命》。（注：John K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New York:Harper＆Row,1987.）实际上，近代以来的历次中国革命，确有两次被时人称作大革命，一次是前些年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次就是以北伐战争而知名的国民革命。不论从什么角度看，北伐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时期之一。出生于苏州的美国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AFitch）在1927年春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北伐战争不仅是像美国南北战争一样的内战，而且是“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及文艺复兴于一身”的大运动。（注：该信收录在George AFitch,My Eighty Years in China,p.54，台北，美亚出版公司，1967。）换言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同时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于一身。费氏的说法或不免有夸大处，但却提示了一个理解当时知识分子与革命运动关系的取径。如果仔细考察各类知识分子在北伐时的态度和作为，确可发现他们并非完全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去观察、认识和因应国民革命。

据胡适的观察，北伐时期“全国多数人心”都“倾向中国国民党”（注：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载《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9页。）。这里的多数人，应该是指以城镇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也就是形成当时人们所认知的“舆论”的主要力量。至于真正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除在南方一些特定的省区主要因地缘文化的因素确实支持北伐外，实在看不出有倾向国民党的气象。但若就知识分子而言，胡适的观察大致是不错的。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则知识分子与边缘知识分子的态度也还有区别。在1927年清党以前，大多数边缘知识分子的拥护北伐和倾向国民党，应无问题。可以说北伐的主要社会基础，就是边缘知识分子。可是若论及已树立名声和社会地位的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对北伐的因应就不那么一致了。（注：参见本书《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

一般而言，已树立地位的社会精英是既得利益者，最不支持任何形式的革命。但民初中国的情形则反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竟因鼓吹、参与或支持革命而先一举得名，继则获得社会承认，或入名大学获高薪教职，或竟直入政界为高官，成为名实俱获的社会精英。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树立地位之后，仍不同程度地或支持或参与文化、思想、社会甚而政治等各种革命。（注：我们只要看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从校长蔡元培到陈独秀、胡适等教授，便可见此情形之一斑。这一方面体现了“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在民初的“落日余晖”，同时也表明北洋的统治多少还有些中国式的“民主”（即所谓“民有，士治，民享”式的士大夫民主）。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政治统治》，载《战略与管理》，1996（3）。）这个本是奇特的现象竟被视为当然，中外史学界迄今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本身就是中国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题目。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特别是在从社会史的视角看当时文化人如何因应时势及从思想史的视角看文化人的思想如何因应时势等方面，我们的具体研究仍很不够。本文仅选取精英知识分子之一的胡适作为考察对象，首先重建他1926—1930年在国外及上海期间与北伐关系的基本史实，并通过对此的分析，在进一步了解胡适本人当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希望能进一步认识国民革命在社会史和思想史方面的时代意谓，从一个小的侧面为国民革命在近百年中国历史这一大语境中的文化定位打一点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同为上层知识精英的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等人，就与胡适的态度有极大的不同；同为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及周氏兄弟等，也与胡适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区别（这些人各自也颇不相同）。在山西太原县，已衰落的前地方精英（清举人）刘大鹏的观感又非常不一样。（注：参见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故本文的述与论，只是那时全局的一个不大的侧面。但胡适也是一个有相当代表性的人物，他本人及相当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是他所说的当时“倾向国民党之新气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对北伐这次大潮始而主动呼应，继则尖锐批判国民党的“党化”政治，复因民族危机而渐与“三民主义文化”妥协，最终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认同国民党的统治。对此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已产生出一些颇具分量的研究成果。（注：对胡适这段经历，耿云志先生的《胡适研究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和张忠栋先生的《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1987）都有长篇专文论述。近年出现的文章有杨天石：《胡适与国民党的一段纠纷》，载《中国文化》，第4期（1991）；杨天宏：《论胡适的人文主义思想》，载《四川大学学报》，1993（3）。）但对这一过程曲折多变的特点，特别是胡适对北伐的主动呼应这一段史实，过去的认知似乎还是不够的。

1.从新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

只有从超出政治革命的广义视角看国民革命，才能对知识分子的因应有“了解的同情”。我在《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注：已收入本书，以下仅简述之。）一文中已论证了胡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曾认为新文化运动从文化运动走向政治运动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而且他实际上一度同意对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比他提倡的“文化解决”更切合实际。特别是在北伐进行期间，胡适曾将国民革命包括在他所谓狭义的“中国文艺复兴”即新文化运动之中，五四前后是运动的第一阶段，从联俄容共到北伐的国民革命则是第二阶段。将两者衔接起来的就是国民党1923年的联俄容共。联俄是向西方学习的最新发展，而“容共”则使国民党吸收了大量的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从而使国民党承接了五四前后的新思潮。（注：参见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Chicago,1934；《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以下简作胡适日记加年月日），1923年4月3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的确，1923年的国共合作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据胡适自己的思想史分期，前此的思想是以广义的个人主义倾向为主的，所以各政治团体的组织都是松散的；后此的思想是以集团主义为主的；从苏俄借鉴来的组织紧密的政治团体的功能一发挥，中国的政治运作就发生了一个革命性变化。而国共两党在南方的联俄对北方的思想界冲击极大，1925年时苏俄是敌是友的问题曾在北方引起一场大争论。那次辩论实际是以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为一方，以所有其他各种“温和”派别为另一方进行的。基本是在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中间进行，以《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为主要阵地，与当时北洋军阀的“反赤化”虽然同时，思想上也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注：此事学术界尚乏研究，原始材料都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由北新书局于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出版。）

这次争论很能说明北伐前夕南北在政治军事上虽然对立，但学界思想界所关怀的问题却基本相同，而北京的“亲南方”势力也很大。张奚若当时曾指出，“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晨报》敢站出来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和苏俄的言论，“令人非常可佩”（注：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1版。）。可知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亲俄风气相当盛。同时，这也说明当时的思想界有意要与执政者保持距离，也许正是因为官方在反赤化，学界思想界就不便站出来反共产和苏俄（心里是否反对则当别论），以这样的“政治正确”来维持自身独立的清流地位，所以《晨报》此举的确要冒“阿附”的嫌疑。

如果细读当时反苏俄一边的文章，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指责苏俄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没有能实践真正的“共产”学说，是假共产。这个现象很能体现那时思想界表面上和实际上的“左”与“右”的难以区分。据孙中山1924年初的一次讲话，他联俄的一个依据，就是俄国革命已由军事共产主义进步到新经济政策，亦即孙自己的民生主义，这说明是俄国在向他学习，所以应当联俄。（注：参见孙中山：《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之界线》，转引自《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2册，416页，黄季陆的发言，台北，正中书局，1981。）反观当时梁启超与北方部分知识精英，却以此为苏俄不能实行真社会主义，故不足学的依据，则梁等反比一般认为激进的孙更“左”。二是几乎篇篇文章都不离“卢布”二字，或影射或直言支持苏俄者是因为拿了卢布。当时苏俄确曾拿出不少卢布来支持国共两党，但在思想上亲俄的或撰文支持苏俄的，许多却未必就真能参与分羹（实际上那时北京学界的工资，恰是俄国退还的庚款在支付，倒真是名副其实地在拿卢布）。这种言必称卢布的方式，与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者几乎言必称小脚略同，均是先树立一个带象征性的负面形象，然后将其与所攻击者相联系，试图取得不打自倒的效果。

与此同时，1925—1926年间北京学界因章士钊掌教育部、女师大事件及“三一八”惨案等一系列事件产生了一场持续的斗争，是新文化人分裂的一个转折点。其间矛盾甚多而曲折复杂，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以多居住在东吉祥胡同的留英美学生为一方（即所谓东吉祥派），而以主要留日的浙江籍国文系（即所谓“某籍某系”）和留法的北方国民党学人为另一方。这次斗争虽有强烈的政治背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无疑是争夺学界思想界的领导权。（注：此段重要的持续斗争尚未见较持平而深入的研究。）当各校教授宣布与教育部断绝关系时，刚对被驱逐出宫的清宣统帝表示过同情并出席了善后会议的胡适，曾站出来公开反对，结果在北大校内外都与北方国民党学人发生或明或暗的冲突（“某籍某系”中许多人与胡关系较好，无直接的冲突）。胡适自述说，因“李石曾们和我闹”，他于1925年夏南下武汉等地讲演，年底到上海治病，需时较长，“那时我正在生气，就向北大请假几个月，留在上海看病了”（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59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胡适与国民党关系虽不深，却早有关联。他早年参与编辑与同盟会有关的《竞业旬报》，也是一个“革命报人”。关于他从1919年到1923年间与国民党人的往来和冲突，详本书《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并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112~113、12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易竹贤：《胡适传》，264~27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实际上，恰是在南下之时，胡适的思想也受世风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逐渐倾向于他所谓的集团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运动。1925年9月他在武昌大学讲“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时说：“新文学运动，并不是由外国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几年来提倡出来的……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一年多后在美国，胡适更系统地把他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定义为“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根据我们的历史传统去制订方案以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一种自觉尝试”（注：胡适讲、孟侯记：《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2~4版；胡适1927年2月26日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见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5~12页，Peking Leader，1927。）。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定义，与五四前后面向西方的新文化运动相去甚远，但与北伐前开府广州的国民党言论倒有几分相似。

由于趋近“集团主义”，胡适在1925年时就谢绝了“许多朋友”要他加入“反赤化”讨论的邀请，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许多少年人［对苏俄］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对苏俄］的‘武断’也是不好的。”（注：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76~7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言下之意颇亲近“少年人”，因为这些少年人正是加入或亲近国民革命（含国共两党）的五四青年。一年后，胡适自己更大赞新俄，以行动表明他确实倾向和认同于“少年人”而不是“学者们”。结果，胡适的言论甫出，北方即有人认为胡适“表同情于共产”，而在南方，胡适的主张则“常称道于人口”（注：钱端升致胡适，1926年11月4日，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以下简作《书信选》），上册，406、4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这最能说明苏俄问题那时的确是中国士林思想论说的热点。

胡适对苏俄的赞颂有公开发表的文字可复按（注：参见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73~90页。），也已为人所讨论，此处对其具体内容不必细述。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胡适自称这是他“心理上的反动”和精神上“新的兴奋”。也就是说，胡适内心里激进的一面虽然一直存在，却是那时才激发出来。二是胡适明确提出“我们要干政治”的主张，而且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这个干法后来证明仍未出议政的范围，但那种要想比过去议得不同的冲动是明显的。《晨报副刊》上一篇署名伯山的作者，虽然完全赞成胡适的“新自由主义”，却也看出胡适已“明显地流露出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这是有所见的。其实胡适早有此倾向，他在1922年做的《后努力歌》里已提出：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伯山发现，胡适“近来的精神”就体现在“他那‘肯干’‘能干’的豪气”。他挖苦说：“近来青年作文，动辄是手枪炸弹，后面再写上几短行大字，甚至一句话下用三个希望的符号。”（注：伯山：《与适之先生论“干”并及新自由主义》，载《晨报副刊》，1927年1月6日，3~4版。）这是影射胡适的《四烈士墓没字碑歌》，但的确把握到了胡适那时精神上新的兴奋。

胡适的许多老朋友也觉得胡适的兴奋似太过分，不很能接受。任鸿隽虽然对胡适“精神上的反动”感到“喜出望外”，并同意胡适指出的中国人的毛病，“一个是迷信‘底克推多’，一个是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但是他却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迷信‘底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时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我们若要排除‘底克推多’的迷信，恐怕还要从提倡‘德谟克拉西’入手，你说对吗？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注：任鸿隽致胡适，1926年12月8日，见《书信选》，上册，411~412页。）但胡适不仅不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而且把希望寄托在学外国之上，他此时根本就认为新俄比英国更值得中国学习。

徐新六写信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者甚多。例如对俄国革命态度之修正，认为对于全世界之大challenge［挑战］，调和稳健即是因循苟且，以及我辈政治活动能力之薄弱，均是无可驳击。”但是他也指出：“俄国革命对旧式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而“力大”正是新俄对胡适（及其他许多人）的魅力所在。徐氏认为“俄国革命之特色，一为政治上党治之试验，一为经济上共产之试验”。徐氏显然注意到胡适急于要“干政治”的兴奋，特地提出：“我辈当平心静气研究此二点之是否，以及对于我国此时是否为对症之良药。如其不然，当研究出一方案来，徒为消极之anti［反对］，确是无聊的。弟所希望于兄者，对于政治如未用过上述几层工夫以前，不必急提方案，而却不可不苦用一番工夫，或可终于提出一个方案。”（注：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见《书信选》，上册，419~420页。）徐氏的问题实际是：对“共产”和“党治”，中国究竟学不学？如果不学，又学苏俄的什么？而胡适主张学的，恰是俄国人肯“干”的认真精神。

从主张“好人政治”到为苏俄唱赞歌，胡适观念的变化是巨大的，而他游欧时眼见苏联的气象是一个关键。正如徐志摩所说：“你一出国游历去，不论你走到哪一个方向——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全是一样——你总觉得耳目一新，精神焕发……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到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注：徐志摩：《一个态度及按语》，载《晨报副刊》，1926年9月11日，2版。）

的确，近代中国士人个个都盼望中国强盛，而苏俄正提供了一个由弱变强的新模式，故俄国的兴起对任何中国知识分子都具打动人心的作用。而且，“新俄”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或者看到的是革命夺权的成功，自由主义者看到的恐怕更多是夺权后的建设和“改造社会”的措施。苏俄真正打动胡适的，大约即是一个法国人告诉他的：“俄国最大的成绩是在短时期中居然改变了一国的倾向，的确成了一个新民族。”这正是胡适毕生想在中国实现的最高目标。所以他对此感叹道：“这样子才算是真革命。”后来的历史表明苏俄有那样的改变实在只是个神话，但当时有胡适那样看法的不在少数。（注：张忠栋先生认为，胡适在1927年初从欧洲到美国后，即扫除他对苏俄的兴奋，再度认定美国的价值（参见《胡适五论》，37页），此说并为其他一些学者采纳。其实胡适自己到1930年仍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他也说过他对新俄的梦想一直持续到40年代。说详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载《学人》，第4辑（1993年7月）。）

具体言之，胡适对新俄的赞颂表明了他的政治选择，即站在“少年”一边。在一般人心目中因参加善后会议而认同于北洋政府的胡适，此时实际上已站在国民党一边了。胡适对国民党的好感，大约也产生于1925年南下武汉时。那时他碰到了刚从广州回来的刘文岛，据胡适的日记，刘氏“很夸许蒋介石等的设施，说他们不是共产派，只是一班新军人想做点整顿的事。他们很能保护商人工人，想做到安居乐业的地位。俄国人只有军事上顾问的事，并不干预政治。广州近来很有起色，学生军纪律极好，很有希望”。这些正是胡适愿意听到的话（也可能他只记下了他想听的话）。他知道刘文岛“本是反共产派的人”，所以觉得刘的话“是很可注意的”。但他不知道刘是代表唐生智去与广东谈联合，此时当然要说广东方面的好话。从这时起，胡适在南北之间已开始明显倾向于南方。到次年他离开中国时已预计“吴佩孚三个月倒，张作霖六个月倒”（注：胡适日记，1925年“南行杂记”10月5日条，1926年9月3日。）。

但对胡适影响最大的，大概是他的几位美国朋友。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见到了他的老朋友、美国《国民》杂志的记者根内特（Lewis SGannett）。那时根内特刚访问了广州将回美国，胡适与他“谈得很多”想必从他那里得到很多“亲国民党”的叙述。另外，胡适在上海期间也会到他很熟的朋友索克思（George ESokolsky）。索克思是美国记者，曾任孙中山的秘书，对国民党内情甚悉；他与鲍罗廷极不相得，但在南北之间显然支持国民党。胡适与这两人的谈话因无日记可征，不得其详。但他在1926年10月14日在英国见到武汉圣公会主教吴德施（Logan HRoots）的儿子小吴（John McCook Roots），畅谈广州情形。小吴于是年夏天也曾访问广州，会见了不少国民党要人，胡适认为他的观察与根内特和索克思所述“大致相同”。故从小吴所说，大略可知前两位的观感。而根内特和小吴又都曾将其所见撰写系列文章在美国发表，其中前者尤多，不久即结集成书由《国民》杂志出版。他们的意见，也可从这方面检核。（注：胡适日记，1926年8月23日、10月14日；并参见Lewis SGannett,Young China,reved,New York:The Nation Inc,1927;John McCook Roots,“Chinese Head and Chinese Heart,”Asia（Feb1927）,pp.91-97,157-60;“The Canton Idea,”Asia（Apr1927）,pp.285-88,346-52;“Sun Yatsenism,”Asia（May 1927）,pp.361-65,436-41。）

胡适最关心的是鲍罗廷和蒋介石的情况，这不仅因为这两人恰是广州最有实权者，而且因为“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小吴告诉他：鲍罗廷“极有见地，极有勇气；广州人士谈及他，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他家］终日有人来请教”。小吴只见到蒋几分钟，但转述鲍罗廷的话说，蒋是一个好革命家。这些内容与根内特和小吴公开发表的言论是相符的。胡适同意鲍罗廷是“奇才”，并“很盼望［宋］子文诸君在他的训练之下能有大长进。只怕广州诸人之中，无一人能继Borodin之后”。对于蒋介石，胡适最关心的是他“可算得政治家吗”？这一点，可惜小吴“不能答”。胡适以为：“介石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注：胡适日记，1926年10月14日。根内特对鲍罗廷和清党以前的蒋介石的看法都与此相同，特别是对蒋，连提的问题都相同。他认为蒋有理想，有军事能力，但怀疑蒋能否与人很好地合作，尤其是担心他能否接受文人领导而不是谋求建立个人权威。这些顾虑，与宋子文颇相同，也很可能是受了宋的影响。只是在清党之后，根内特才写过攻击蒋的文章。不论他和胡适是谁影响谁，他们显然是讨论过这些问题。参见Gannett，Young China，pp.27-31。）可以看到，胡适的态度和倾向已很明显。

2.主动呼应国民革命

从1926年11月起，胡适开始在英美两国“谈政治”。在一系列的谈话演说中，胡适强调中国当时的根本问题是新旧两个中国之争。他以为，辛亥革命后十五年的民国完全是个失败，但那只是“旧中国”的失败，因为“新中国”在此期间并无权势，当然也不对失败负责。在某种程度上，胡适暗示，这与西方倒不无关系：因为西方又要中国现代化，又要中国保持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这是胡适跑到罗素的老家去反击罗素在中国的言论。他继而挖苦说，西方人又何尝懂得他们想要保存的中国传统这些优秀成分呢！（注：本段及下多段均参见胡适1926—1927年间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最重要也最详细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79，和前引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并参见胡适日记，1926年10月8日、14日，11月2日、4日、26日。以下凡有关胡适在英美演讲的内容不再注出。）

在南北政府之间，胡适明确站在南方一边。他一开始就告诉英国人，南北之争的结果必定是南方取胜，因为南方军队有理想，而南方政府则是中国最好也最有效率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南方的事业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情。南方也并未赤化。实际上，中外报纸关于“赤化”和“讨赤”的标签都不符合历史事实。目前的战争不过是吴佩孚和孙传芳以“讨奉”为口号的战争的继续。

胡适特别注意在中外关系上为国民革命正名。他劝西方人不要太在意中国人的排外，特别是非基督教举动；因为中国人同时也在进行反孔教和道教的行动，这一切只不过是新旧之争这一大冲突的组成部分，是正常的现象。与他在国内常常强调中国的问题不应都归咎于帝国主义相反，胡适在英国明确谴责不平等条约。他同时告诉英国人说：中国青年跟着俄国跑不是因为俄国人会宣传，其根本原因乃是不平等条约，而列强在中国维护条约的行为恰起到替俄国宣传作证明的功效。胡适强调，中国当时的“赤化”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俄国主义”。那时中国的三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在要求中国的民族自决权一点上是一致的。

胡适对英国人提出一个对付他们的老对手俄国的办法，即釜底抽薪，主动与中国修订不平等条约。1927年到美国后，他又劝告美国人说，正确的事情还必须在正确的时候做；美国当年归还庚款即是好事做在好时候，如今中国人切盼美国能带头支持修订不平等条约，美国人应抓住这一心理时机。胡适对英美感情大不相同，他的确期盼他寄予厚望的美国能在修约一事上采取主动。

但胡适的呼吁并不能在“实际政治”层面打动西方人。确切地说，胡适在西方人心目中，主要仍是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象征，他的影响大约也多在这一范围之内；对“实际政治”层面的西方人来说，胡适大概也没有多高的地位。这既增加了胡适这类中西边缘人在中国的尴尬，也使他们对西方暗中失望。1928年3月，有个传教士对胡适说，“此时中国需要一个英美式的鲍洛廷”。胡适略带挖苦但又不无怨望地告诉他：“可惜英美国家就产不出一个鲍洛廷。”（注：引文见胡适日记，1928年3月24日。）鲍罗廷象征着主动宣布废约的新俄，这一点英美却做不到。

但是鲍罗廷的象征不止于此，他还给中国人带来了苏俄政党那种善于组织的功夫，这是胡适最为推崇的。胡适告诉英美听众：西方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文明，但迄今为止中国人仅得其皮毛，并未真正学到什么东西。只是通过苏俄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国人才第一次学到了一些实质性的内容。胡适是把苏俄视为西方的一部分的（西人自己对此有歧议）。他称赞俄国人帮助国民党人把一个老旧的政党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而国民党人学到的俄式西方组织功夫，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来学到手的第一项真本事，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胡适高度赞扬国民党的军党一体化制度，他认为，各级部队设党代表和“全党也多少在军事纪律约束之下”使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党“实际上已成一体，至少也是连锁式地结合起来了”。这一点，胡适认为是“极为卓著而且重要的”。其结果，“这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当然要打败［北方］没有组织的军队”。近代以来，士人多对中国人不善于组织而常为“一盘散沙”所痛心疾首。正是因为所痛极切，自由主义者胡适才可能这样称赞一种显然与自由主义精神很不相合的集权“组织方式”。在此心态下，胡适理直气壮地告诉英美听众：当时俄国在中国的影响“完全是健康的”，鲍罗廷也是受中国老百姓欢迎的。

有意义的是胡适特意把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等内容择要正面介绍给美国听众，他强调孙的这些思想不但不受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影响，反倒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民主自由传统影响之下（这里面的许多内容，正是两年后胡适将进行大肆攻击，指斥其不民主不自由者，详后）。从表面看，胡适的言论多少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强调苏俄在中国的影响是健康的；另一方面，他又尽力辩称国民党孙中山并不怎么受苏俄的影响。但只要将这个矛盾纳入胡适所说的“苏俄走的是美国路”这一思路中，就可自然得到化解。

更因国民党在“容共”时吸收了大量趋新青年，胡适把国民革命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纳入他此时所说的“新中国”的一部分。这样，胡适与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就已成为一体。但这显然与胡适过去的认知有所不同，对此胡适也有解释。他于1926年11月25日给丁文江的信很能表明他那时的态度。胡适分析当时中国的大局说：“今日之事只有三条路：一是猛烈向前；二是反动的局面；三是学术思想上的大路（缓进）。我们即［使］不能加入急进派，也决不可自己拉入反动的政治里去。”（注：信的摘要见胡适日记，1926年11月25日。）这是在规劝丁氏，但胡适自己有意“加入急进派”的倾向是明显的。

如果说此时胡适似乎还留恋缓进的大路，不久他更进一步表示，几年的内忧外患表明，不仅谈政治不可避免，甚至积极从事政治也不可避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此时公开承认：“我们过去试图避开政治恐怕是错误的。归根结底，新的政治运动恐怕并非像我们过去设想的那样不成熟。”胡适进而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唯一有希望外抗强权内除军阀的运动。他预计国民革命如果不给中国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至少也是一个转折性的解决。但他认为更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

从不久前还在出席善后会议到认同于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从坚信从思想文化入手再造文明到承认自己避开政治的错误并欢迎国民革命的政治解决，胡适迈出的步子已经够大了。当然，胡适的这些表态都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一般人并不能充分理解。更何况北伐初期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正在上海为军阀孙传芳效力，结果，正当胡适在英、法等国大说国民党和北伐的好话时，在巴黎的国民党支部却散发传单要旅欧同胞“监视这孙传芳的走狗胡适之来欧的一切行动”（注：胡适1926年9月的日记中收藏有一份以《警告旅欧华侨同胞》为题的传单，落款是“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

就在胡适在英美为国民革命大做宣传后返国的同时，革命运动本身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4月的清党运动标志着国共两党的正式分手。有意思的是，那时在不同的地方及政治主张不同的人对同样的现象有几乎完全对立的看法。在上海的高梦旦认为，“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而在南方的前北大学生、那时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顾颉刚则说，“广州气象极好，各机关中的职员认真办事，非常可爱”（注：高梦旦致胡适，1927年4月26日，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4月28日，见《书信选》，上册，427、430页。）。高、顾二人写信的时间相差只有两天，见仁见智，相去何止天远。但彼时已开始清党杀人，一般知识分子对此极少有不反对的（许多人不公开反对，心下也极痛恶）。而身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顾氏竟视而不见，以为“气象极好”，可知他那时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几年前曾与胡适同游杭州的旧识任百涛在约一个月后告诉胡适，“西湖目下的空气，着实没有从前清新了”（注：任百涛致胡适，1927年5月23日，见《书信选》上册，433页。）。所见虽不似高梦旦那样差，与顾氏所见，终大不同。

的确，顾颉刚曾向胡适建议说，“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其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顾一面警告老师：“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他同时婉转进言说，胡适最近“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可见由于胡适对国民党的赞颂主要是在海外以英文发表，在国中当权的国民党人并不十分领情，他们所知道的，仍是胡适上一年发表的赞颂苏俄的文字。问题是，国民党各实力派此时正先后与苏俄断绝关系，胡适这个称赞的分量不但大大减轻，恐怕还有适得其反的可能。故国民党内虽有郭泰祺等少数人曾提出委胡适以重任，后均无下文。倒是胡的老朋友高梦旦也警告胡适说，在此无言论自由的时代，“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不如暂居日本。（注：参见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高梦旦致胡适，1927年4月26日，见《书信选》，上册，426、427页。）

但胡适仍决定回国。美国左派记者斯特朗当时与胡适同船从日本到上海，她记录下来的胡适谈话从一个侧面提示了胡适自己在那时的看法：胡适当时显然为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所困扰，而且他对时局的发展也还有些疑虑。不过，胡适也指出，他的朋友多数是站在南京方面的，虽然这些人充满怀疑，对前途很不乐观，但南京看上去会赢得这场斗争（这大约既指宁汉之争，也指南北之争）。胡适本人则对三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老知识分子（按指蔡元培、吴稚晖和张静江）参加南京政府寄予厚望，因为他们具有得到公众信任的道义影响。胡适相信那时还在宁汉之间徘徊的宋子文很快会加入南京一边。有宋的理财能力、蒋介石的军事才干和三老的道义影响，就可能形成中国有权威的重心；而这一重心的确立即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否则中国至少还要乱十年。（注：参见斯特朗：《千千万万的中国人》（Chinas Millions,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中译本，收入《斯特朗文集》，第2卷，30~3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这些观念与胡适散见于其他地方的论述是基本吻合的。

胡适回国初抵上海，即在他住的沧洲饭店与吴稚晖“大谈”。恰值老友胡明复等来探望，知吴在内，坚不肯入。他们对胡适说是不想打断吴的谈话，但也很可能是避而不见那时正支持清党杀人的吴氏。那次的谈话，胡适在后来责备吴“以理杀人”时仍“至今不忘”。而所谈的其内容包括吴氏自己真能不要钱，故“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钱而不惜作杀人放火的事”，大约总与解释吴何以会支持清党有关。后来胡适也曾出席了蒋介石的婚礼（可能是因为与宋子文的关系，但仍是一种姿态），并见到吴稚晖，聆听了吴对蒋的吹捧。（注：参见胡适：《追想胡明复》，见《胡适文存》，三集九卷，1221页；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3月6日，见《书信选》，上册，469页；胡适日记，1928年5月18日。）

胡适回国约一个月后，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胡汉民即邀他去南京面谈，胡适以私事未及安顿婉辞。（注：胡汉民与胡适往来信，1927年6月，见《书信选》，上册，436~438页。任百涛说胡适回国之初曾到南京演讲（任百涛致胡适，1927年5月23日，见《书信选》，上册，432页），但任氏或笔误，盖胡适在1928年5月17日的日记说他“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在那年7月与蔡元培的一次谈话中，胡适正式向新朝进言，提出开“约法会议”的主张。他建议“根据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请三四十个人（学者之外，加党、政、军事有经验声望的人）起草，为国家大政立一根本计画以代替近年来七拼八凑的方法与组织”（注：胡适在1928年对正在拉拢他的桂系代表重提此议，但他们“仍很不了解此意”（见胡适日记，1928年4月28日）。）。这大约是胡适最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的带根本性的建议，虽然理想意味十足，但颇能体现胡适愿为新朝出力的心愿。不过，对“党国”实际政治更具“了解之同情”的蔡元培，很可能根本未将此提议转达实际当权者。

在与另一个前北大学生罗家伦（字志希）的谈话和书信中，胡适认为“国民党今日尚没有公认的中心思想”（实际有没有是另一回事，至少没有胡适所希望的那种中心思想）。但他仍对新当政的国民党寄予厚望。他希望罗家伦“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公文都用国语。胡适说，“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稚晖、孑民、介石、展堂诸公当能赞助此事。此亦是新国规模之大者，千万勿以为迂远而不为。”（注：胡适致罗家伦，见《书信选》，上册，503页。此信选辑的编者以为在1928年某时，但以内容看，恐怕在1927年，因为胡适到1928年时对国民党的观感已不甚佳（详后）。）从“大改革的机会”、“新国规模”等用语及将蒋介石、胡汉民与蔡、吴并列为“当能赞助”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的国语这些思路看，胡适此时对国民党所望甚殷，态度是正面的，且非常积极。

然而，高梦旦所说的“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并非无稽之谈。北方固然在其管辖境内以捕杀教授学生的方式“讨赤”，但主要发生在北京，规模其实不算太大。在南方，先是出现了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过火”，被当时一些中外人士认为是“赤色恐怖”；而随后出现的“清党”运动，大量的青年学生在此运动中丧生，被中外人士认为是更可怕的“白色恐怖”。主张反共的美国记者索克思就公开说南京等地清党造成的“白色恐怖”更甚于两湖的“赤色恐怖”。（注：George E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32,p.341.）周作人当时即指出，清党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杀人”，这是他“所觉得最可恐怖的。”（注：周作人：《谈虎集·后记》，见《周作人全集》，第1册，433页，台北，蓝灯文化公司，1992。）“恐怖”二字，的确是那时许多人对“清党”的当下观感。

由于胡适除晚年提到他当年曾对“清党”的南京政府表“同情”外，几乎从未对“清党”发表过公开的正式评论，他当时的真正想法只能从其既存的日记和书信中钩索。不过，当时许多趋新的精英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对其他事件的态度上长期与胡适态度相近的一些人（如《现代评论》的作者、周作人等通常持“温和”态度者以及像吴稚晖这样的当事人）对“清党”的观感，或者对认识和了解胡适看法的形成与转变有所帮助。这些人的观感与胡适未必会相同，但他们的观念向为胡适所重视，他们的书信和公开发表的言论必然引起胡适的关注，因而也就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反应”（可以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因此，下文在讨论胡适对“清党”的反应时适当增加一些其他精英知识分子的观感，希望通过部分重建当时的语境来增进对胡适这一文本的理解。

3.“白色恐怖”的刺激

对不少趋新知识分子来说，更使他们痛苦的毋宁是在新旧之争中的南方新派杀起人来不仅不比旧派的北洋军阀差，而且更有过之。周作人说，过去“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但许多“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不是死于战场，却是“从国民党里被清出而枪毙或斩决”，即“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显然提示着南京不仅与北京没有多大不同，在杀人上恐怕还胜过北京。《现代评论》一位署名“英子”的作者说：湘鄂因土豪劣绅之名杀人，北方以三民主义之名杀人，南京以共产党之名杀人，实际上都是“为了政见不同的杀人而杀人”，结果是“湘鄂愈杀反共产人，苏粤也愈杀共产党人”（注：周作人：《谈虎集·偶感四则》，见《周作人全集》，第1册，292页；英子：《不要杀了》，载《现代评论》128期（1927年5月21日），463~464页。）。

周作人认为，那时“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正弥漫中国，这比“守旧复古”更加“反动”。北方的“讨赤”固然属于“棒喝主义”，南方的“清党”亦然，“因为它所问的不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对周氏这样的新文化人而言，“新派”在负面行为即“以思想杀人”方面超过旧派，隐喻着中国的没有希望（即新的“中国”实际也将是“旧”的，而且更“旧”），这是最令他们痛苦的。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当在总体上属于新派的国民党也大肆杀人之时，许多反传统的新派人竟不约而同想起了孔孟之道。周作人和《现代评论》那位署名“英子”的作者，都想起了孟子的名言：要使天下“定于一”，则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周作人说：“这句老生常谈，到现在还同样地有用。”英子则说：“这是一句好像极迂阔的话，可是我们希望革命首领们不要忘记了它。”（注：周作人：《谈虎集·后记》；英子：《不要杀了》。）两人对引用这句“孔家店”的话显然仍略带抱歉之意，但都指出其在当时的“有用”和不能忘。传统在这一特殊情形下不那么理直气壮地“复兴”，其意义真有无数层次。

进而言之，对许多精英知识分子来说，本来不太讲规矩的武人嗜杀或“暴民”不珍惜人命，他们虽不舒服，还多少可以“谅解”；但南京治下杀人的厉害，却更令他们难以接受，因为“南京政府的主持者不少思想清楚、眼光远大的人”。如果“与军阀说话是‘对牛弹琴’，同暴民说话是‘与虎谋皮’”的话，对“思想清楚、眼光远大的人”，就应该有所忠告了。故前引《现代评论》那篇文章对南京提出：“我们希望不再见胡乱的杀人、不经正式法律手续的杀人，为了政见不同的杀人而杀人。”

的确，南京方面正有着正义象征的著名知识分子蔡元培和吴稚晖，且两人都在清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蔡元培或主要是起名义上的作用，吴稚晖则显然比较积极地实际参与其事。《现代评论》另一篇署名文章说，中国这几十年的扰乱，都是政党之争和武人之争。就宁汉的对立言，“武汉派固然不即是共产派，然而却是以共产派为中心的。南京派中虽不无武人专政之嫌，而却是专为三民主义而反共的”。文章特别指出：“南京派中之蒋，我们不敢保他不是新军阀；而蔡孑民、吴稚晖等，我们可相信不是纯为军阀作走狗的人。”（注：无名：《从南北到东西》，载《现代评论》131期（1927年6月11日），524~526页。）这里的口气虽已不那么肯定，但对蔡、吴仍存基本的信任。

周作人在1927年7月的一篇文章里挖苦说：“尤奇者，去年一月中吴稚晖先生因为孙传芳以赤化罪名斩决江阴教员周刚直，大动公愤，写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欤？》一文，登在北京报上；这回，吴先生却沉默了。我想他老先生或者未必全然赞成这种杀法罢？大约因为调解劳资的公事太忙，没有工夫来管这些闲事罢？——然而奇矣。”到发现吴氏不再“沉默”，反而发表赞成言论后，周氏再也忍不住，遂摘去绅士面具，以“十字街头”的方式骂道：“千年老尾既已显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趋而过之可矣！”周作人所说的是吴氏在8月的《大公报》上发表一封致汪精卫的信，说江浙清党被杀的人“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都是叩头乞命，毕瑟可怜云云”。周氏在举出也有死得安详从容的例子后，进而谴责说：“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杀，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身后之恶名，则非极堕落野蛮之人不愿为也。”（注：周作人：《谈虎集·人力车与斩决、偶感四则》，见《周作人全集》，第1册，295、292~293页。）

与吴稚晖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在清党时连写三信给吴，要他提醒蒋介石：“这是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悲剧”；希望能影响蒋的吴氏不要因缄默坐视而成为社会革命的阻力。“哪知稚老不独不劝阻蒋氏悬崖勒马，反而助纣为虐，帮着上演那出革命大悲剧。”最后，年轻气盛的曹不能不说吴“言行相违，成为社会革命的叛徒，太使我们失望了！”据曹回忆，以往他给吴写信，吴都“一定诚诚恳恳地回答”，独有这一次却只字不答。老来气平的曹氏为吴设想，“相信他心里也是十分矛盾的”（注：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308、31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这是有所见的。吴稚晖又何尝没有苦衷，观其后来给胡适的信（详后），也知道杀人不妥。他赞助“以思想杀人”，其实大约也就是出自胡适常说的“正义的火气”，与新文化人为救亡而不惜反传统的取向正复相类。故吴虽尚有良知，却能行为依旧。

今日能看到档案的人当然知道吴稚晖根本就是清党的始作俑者（不过开始时并未主张杀人）。但在当时不了解国民党政治运作内情的一般读书人（特别是身在北方者）的认知中，吴对清党的态度有一个从缄默到支持的过程，而这些人对吴由信任、疑虑到失望，更因此而指斥的过程在时间上与前一过程略成正比。正如高君珊在1928年8月时所说：“吴先生我是素来所拜服的。但最近一年来的行径与前大不相同，如关于陈延年被杀后的所云，如蒋结婚时之捧场演说等等，都大大的损其人格。”（注：高君珊致胡适，1928年8月23日，见《书信选》，上册，491页。）

素有名望的知识精英的这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损毁了民初知识分子所凭借的士的余荫。胡适当年出席善后会议已使趋新知识精英在激进青年中的名声受损，他在五卅事件后曾劝学生专心读书，不必管这些事。结果汉口《晨报》在1925年10月1日发表社论说，“世所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先进”的胡适如此，说明中国的“学者不可信，学术不可凭”（注：胡适日记，1925年到武汉之“南行杂记”。）。这或许只代表激进一派人的想法，但其所表达的知识精英与一般人的疏离无疑是存在的。吴、蔡在清党中的表现加剧了知识精英退出社会领导位置的过程；边缘知识分子能逐步走上政治运动的领导地位，与精英知识分子的某些自损形象的行为不无关联。

周作人就说，杀人固然是中国的遗传病，但他“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却又视若无睹”。他同时指责胡适以“当世明哲”的身份，却没有起到知识分子应起的“社会的良心”的作用。当胡适在上海演说讲到中国还在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时，周作人立即指出：江浙党狱，“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周氏委婉然而明确地谴责说，胡适“只见不文明的人力车而不见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斩首，此吾辈不能不甚以为遗恨者也”（注：周作人：《谈虎集·怎么说才好、人力车与斩决》，见《周作人全集》，第1册，297、294~295页。）。

其实胡适对吴稚晖的观感也有一个由信任、疑虑到失望的过程。他在归国途经日本时，遇到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MO.Hudson）。赫氏以为国民党的清党是一个大反动，因为宋子文曾亲口告诉他：“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不久前还对宋子文的“长进”寄予厚望但其实一向不十分看得起宋的胡适立即反驳说，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吴稚晖、蔡元培的支持，这个新政府“是站得住的”。他在日本的其他谈话，也强调蔡、吴“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注：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载《自由中国》，10卷1号（1954年1月1日），5~6页。）。这些话虽是晚年的回忆，大致是可信的。前述美国记者斯特朗记录下来的胡适观念与此基本相符。

但这只是带有强烈希望色彩的遥远观测，所根据的基本是胡适在日本读到的报纸，到他回国之后，渐明真相，对国民党的看法也就逐渐改变。胡适号称支持国民党的“清党”，其出发点主要是基于“蔡、吴是对的”这样一种认知。从根本上言，胡适对北伐的呼应及其对国民党的赞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党通过联俄学西方有成效。但与清党直接关联的，就是国民党的绝俄，这一举动至少在下意识的层面会影响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当事实证明蔡、吴这样因“受到公众信任”而具“道义影响”的人也可能因做错事而失去公众的信任故减少其道义影响时，清党本身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

实际上，胡适了解到吴稚晖积极参与清党后，对他早就不满。1927年7月，吴稚晖在与杨虎论陈延年案的书信中捧杨说，“将军真天人”。胡适读了此语，为之“大生气”，认为是吴“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达几个月之久。其实吹捧只是生气的一个表面原因，吴在此信中说陈延年“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而“尤属恶中之恶”，故“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注：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2月28日，见《书信选》，上册，465页；胡适日记，1929年3月13日，日记并附有吴稚晖致杨虎书。）。以当时情形，吴不写此信，陈亦不能免死，但吴写信终有怂恿之心。延年父陈独秀与吴在民初新旧之争中，都属新派，虽各为其党服务，究竟也算有旧交，而吴竟必杀其子以为功，这恐怕才是胡适大生气的真正原因。对此胡适显然是不原谅的。他在8月31日为《现代评论》上一篇评美国的“萨各、樊才弟的案件”的文章（发表在9月）所写的“附记”里说：“我们生在这个号称‘民国’的国家里，两条生命算得什么东西！杀人多的便是豪杰，便是圣贤，便是‘真天人’。我们记叙萨、樊的案子，真忍不住要低头流愧汗了。”这当然是在挖苦吴稚晖。

1928年春，胡适作了一次题为《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演讲，里面颇赞扬了吴。他并写信给吴说，这篇文章其实早就想写，一则因当初吴“身当政争之冲”，这文章虽然是述学，却“不免被人认作有意拍马屁”；二就因为对上述吴氏吹捧杨虎之事不能释然。胡适说，“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希望吴不要见怪。以胡适的细心，当然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白其“责望”，吴不能不见怪，但他终觉此事不吐不快，所以还是要“重提此事”。吴稚晖的回信颇有深意，他说：“到了二十世纪，还得仗杀人放火，烧杀出一个人类世界来，那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呢？……所以我是狂易了，也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罢了，还敢在先生面前忏悔么？”（注：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2月28日，吴稚晖致胡适，1928年3月4日，见《书信选》，上册，465、467页。）胡适只说他吹捧杨虎，但吴氏显然知道胡不能释然的是吴“怂恿杀朋友”，故干脆自己点破。

胡适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详陈他“几个月来的疑虑”。他说自己曾在“七月间细想先生所以不出来反对杀人政策的缘故”，并“以私意揣测先生所以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因为吴对“苏俄花大钱制造共产党，不觉大生其气”；自己真能不要钱的吴氏，“最痛恨一班少年人因金钱而不惜作杀人放火的事”。在主动为吴开脱之后，胡适仍指出，即此一分以己之道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故吴虽仅“差以毫厘”，仍如他自己所说，已“失之千里”（注：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3月6日，见《书信选》，上册，469页。）。

在信的最后，胡适再申“此言并非责备先生，不过心有所不安，曾日夜思之”，所以还是要说出来。实则他之所以一再不吐不快，至少半是自解。盖吴赞助杀人之论言犹在耳，而他竟将其捧得甚高，尽管动机如他自述是“借刀杀人”，心里终有几分不安，表态之后，感觉或好受些。一年多后，胡适又读到吴稚晖捧冯玉祥一身“为国家世界社会所托赖”，终觉吴那段时间一再吹捧“武装同志”非出偶然。他说，“恭维人也应有个分寸”，吴的吹捧“未免叫我们读了替他难为情”。把吴看穿后，胡适反觉前年为吴捧杨虎而“大生气，其实似可不必也”（注：胡适日记，1929年3月13日。）。这里的后悔恐怕是多重的，因为他不久前正将这使人难为情的吴氏提到近世中国反理学运动这一大思想倾向之最后代表的极高地位，如今吴的不争气，未免使胡适替自己也多少有些“难为情”。

胡适对清党的实际观感不佳也可从1927年夏天他与其他朋友的联络中看到。那时他给在大连的丁文江一长函，谈南方局势，情绪甚差。从上海回到北方的董显光也说胡适“十分的悲观”。丁氏写信给胡适劝解说，对南方的情形，他也了解，但他自己“仍旧不悲观”，并劝胡适“大可不必‘忧国忧民’，徒然害自己身体”。丁氏认为，“国民党虽能令我们失望，但是我们万万不可悲观，尤其不可堕落”。颇有传统士人之风的丁文江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不要堕落，总不要紧。”（注：丁文江致胡适，1927年8月16、26日及一无日期信，见《书信选》，上册，440、441、454页。曾服务于北洋派的丁文江对南方的内乱并不幸灾乐祸，颇有政治家风度。他觉得北方许多人对沪宁分立的局面“大高其兴，至为可笑”。相反，丁氏观察到“日本方面，又借此大活动。东三省大约至少又须送一条铁路给他”。照丁文江看，“真正可怕”的，是“日本在东三省及内蒙的野心”。至于国内局势，不过才“大乱方始，岂是一时可了”。）而胡适虽然内心失望，表面仍与有许多朋友在内服务的南京政府周旋，也不时有所努力。这特别体现在他与新政权试图“党化”教育的倾向所做的抗争方面。

4.与“党化教育”的合离

1927年10月，南京政府的大学院长蔡元培请胡适任大学委员会委员之职，胡适给蔡元培写信推辞，说明彼此意趣相左，无法追随。他说：“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除这种带根本性的冲突外，清党显然仍在影响胡适的态度。他对吴稚晖等所办劳动大学大加挖苦，因为吴氏曾“明对我说这个劳动大学的宗旨在于‘无政府化’中国的劳工”，但“以政府而提倡无政府，用政府的经费来造无政府党，天下事的矛盾与滑稽，还有更甚于此的吗？何况以‘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党政府的名义来办此事呢？”接下来胡适说出了他攻击的实质：“一面倡清党，一面却造党外之党，岂非为将来造成第二次清党的祸端吗？无政府党倡的也是共产主义，也是用蒲鲁东的共产主义来解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来岂不贻人口实，说公等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假借党国的政权为无政府党造势力吗？”（注：胡适致蔡元培，1927年10月24日，见《书信选》，上册，447页。）将胡适此时的观点与他对斯特朗所说的中国社会政治重心的建立就靠蔡、吴等无政府主义者与蒋、宋的军、财能力结合对看，清党对胡适观念造成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但胡适在蔡元培的再次敦请下，仍就此职。有上述思想的胡适，当然就不太受控制新政权教育大权的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欢迎了。蔡或尚能取其一贯的“兼容”态度，但吴氏及与胡适特别不能相得的李石曾，恐怕就不那么能容忍。1928年5月中，北伐军将进北京，中国的局势已基本定局。已回国一年的胡适对自己这一年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事”，感觉“惭愧之至！”已露出欲有所动的心态。那时南京方面正动员他去参加新政权的全国教育会议，胡适也曾推托，但已在南京的不少朋友均来信劝驾。钱端升认为“太坚辞了也好像生气似的”，劝胡至少来南京演讲。本已欲有所动的胡适也知道“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决定去走一趟。到南京一看，他才发现“会场上大半是熟人”，而大学院中也还有“一班熟人”，可知所谓英美派多半早已为国民党所用。（注：参见胡适日记，1928年5月17日。）

胡适也见到吴稚晖，这是他们自蒋介石婚礼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关系显然已较疏远。虽然北伐军已进北京，吴氏此时对时局却“很悲观”，其所虑者一是张发奎的第四军要回广东去报仇，二是“愁共产党要大得志一番，中国还免不了杀人放火之劫”。胡适“却不这样想”，说明他此时还比较乐观。到5月19日国民政府的晚宴上，胡适讲了话，要求政府“给我们手、给我们和平、给我们一点点自由”。但各报纸刊发的消息中，则都将“一点点”三字删除，胡适认为已“失了我的原意了”。这说明胡适此次来颇有点修好的愿望，但基础是要有“一点点自由”。当天他也曾与蔡元培“细谈”，蔡有意委胡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实际负责校事。胡拒绝，主要的考虑是任校长的戴季陶“思想近来颇有点反动的倾向，恐怕不能长久合作”（注：胡适日记，1928年5月18、19日。到晚年时胡适承认自己对共产党的估计错了，觉得吴的“远虑是很可以佩服的”，但那时的语境和心态都已大不相同了。参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732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修订版。）。此时国民党如果以校长许，即无所谓正副校长“合作”的问题，则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可能会有大的转机，但蔡大约也不具备要戴让贤的能力。

5月20日，在游紫霞洞时，胡适也凑趣求签，结果得一“下平”签，为“安贫守正之象”。签诗云：“恶衣粗食且任真，逢桥下马莫辞频。流行坎坷寻常事，何必区区谄鬼神。”一向不“迷信”的胡适显然读出了其中消息，自己说别人的签都无特别处，“独有我的一签的签诗奇怪之至”。看来胡适暂不可能在新政权之下有所为，则又“何必区区谄鬼神”，故他决定“还是早走为是”。本来胡适当晚就拟回家，“竟走不成”，第二天还是走了。（注：参见胡适日记，1928年5月20、21日。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734页记有胡适晚年的回忆，略有小误差，但受签诗影响急于要走的心态是明确的。）

从南京回到上海，胡适遇到老熟人王伯秋，说起过去也曾反对“党化教育”的陶知行（行知）现在“早已迎头赶上去了！”胡适以为，“这句话说着无数熟人，使我生不少感慨。有许多人确是‘迎头赶上去’，难免招人轻视”。他觉得陶知行“似乎也感觉得一点”，所以在会上并不张扬。有的人则不但迎头赶上去，“还要在额角上大登广告，故更为人轻视了”（注：胡适日记，1928年5月22日。）。可知国民党新政权当时还是受到相当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拥戴，惟胡适则宁愿仍保持一段距离。

但国民党似乎尚未从“马上打天下”的心态中疏离出来，仍保持着“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不容忍精神。果然不出顾颉刚所料，1928年6月15日在南京的大学委员会上，胡适反对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更反对任命李石曾为校长，即被吴稚晖直指为“反革命”。胡适日记上记述的情景是：吴“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末，就是反革命！’”三十多年后，胡适又复述当时的情景说，“吴稚晖坐在我的旁边，站起来，把椅向后一移”，并学吴氏用无锡话说：“你吗，就是反革命！”（注：胡适日记，1928年6月15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43页。）可见印象之深刻。

这里的前科，就是1925—1926年间北京学界从女师大事件到“三一八”惨案的那场持续斗争，即吴稚晖所说的蜀洛党争。胡适虽自称无党派，也因南下而未参与后半段的斗争，却一向被人视为东吉祥派（他的倾向性确实也颇明显），这正是吴氏口出恶言的出发点。关键在于，吴稚晖说出了胡适等“英美派”在国民党新政权里的实际地位：“东吉祥胡同这班人，简直有什么面孔到国民政府底下来做事！不过我们不计较他们罢了。”东吉祥派本有反国民党的前科，如今投靠国民党而能为其所容，当然应自己知足知趣。这话无疑是指向胡适本人。

胡适在会场上虽然“十分忍耐”而“不与计较”，实则至为不快，回来即写一信致吴，自称“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要吴氏“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他犯了《反革命治罪条例》的第几条。此信语气不太平和，终未寄发。但胡对吴的观感甚不好。不久，南京的《民生报》（成舍我办）发表“北平市民大会”主张通缉“反革命罪魁”的电报，除段祺瑞等北洋当局者外，“附逆党徒”基本为“东吉祥系”人，而第一名就是胡适。胡适得知此事即请在南京做官的老友朱经农调查，并怀疑是吴稚晖在“背后玩把戏”（注：胡适致吴稚晖（稿），1928年6月16日，朱经农致胡适，1928年7月（无准确日期），均收入胡适日记，并参见胡适日记，1928年7月5日、8日。）。可见那时吴稚晖在胡适心里信誉已差到什么程度。

同时，胡适在6月15日会后当即给蔡元培连信辞职，宣布“此意十分坚决，绝无可挽回”。蔡也连函挽留，说对胡的辞职“并未默许，仍请继续担任”。胡适的第三封辞职信说，不管蔡批准与否，日后他“决不会再列席这种会”。他在此信中指责“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的危险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胡适自称，“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由于胡适辞意甚坚，为此先后共致蔡五信，此事终以准辞了结。（注：参见胡适致蔡元培（稿），1928年6月16日，蔡元培致胡适，1928年6月24日、8月13日，三信均收入胡适日记，并参见1928年7月8日日记；胡适致蔡元培，1928年6月27日，见《书信选》，上册，483页。）

不过，胡适一向主张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所以虽然辞去了大学院的职务，且对许多知识分子“迎头赶上去”的行为甚觉不齿，也还没有立即公开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文字。但是，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不久终使他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国民党要“党化”一切的政策使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他很快就因此而打破了沉默，出面作新政权的“诤友”。

实际上，“性好发表意见”的胡适以“当世明哲”的身份，对当下进行中的“党化政治”不出恶声也不太可能。前面说过，当胡适在上海演说人力车不文明时，在北京的朋友周作人立即撰文质问胡适为什么看不到同样发生在上海的斩首也不很文明？胡适当然明白斩首更不“文明”，这个问题的答复其实只能指向一个方向。他既然以辞职的方式与国民党“绝交”，其“恶声”也呼之欲出了。

而担任“呼”这一角色的也不乏人。当时攻击国民党甚力的国家主义派就力促胡适站出来说话。《醒狮周报》第195期的一篇文章对胡适使用激将法，该刊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对蒋介石不敬而受辱一事，“联想”到刘的朋友和同乡胡适，并“听说胡先生近来实在忍不住，一定要办一种什么刊物来批评党国”。但《醒狮》表面上还在劝胡适不必说话，因为“说得太软，有失胡先生的身份，只足以丧失自己的信用；说得太硬，又适足以取辱”。在国民党的党治之下，已成“不聋不哑，不做名流学者”的局面；该刊并暗讽专讲西方文明的胡适实行的仍是“东方文化的所谓‘明哲保身’”。这样处处紧逼，实是非要胡适出头不可。在上海的李璜也当面指责胡适“太胆小”。胡适不承认，自称“只是害羞，只是懒散”。但后来胡适不再“害羞”而开口“批评党国”时，旁观者即有人认为颇类《醒狮》的言论，可见国家主义派对胡适确有影响。（注：参见胡适日记，1929年2月28日所附剪报，1929年6月16日；史济行致胡适，1929年8月30日，见《书信选》，上册，540页。）

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在1928年春已在搜集有关资料。3月间马伯援对他描绘的南京情景是“上焉者日日开会，下焉者分赃吃饭”，几天后更获悉国民党新政权中宋子文、孔祥熙等结伙卖缺，所得印象都不佳。4月初胡适到九江，试图在街上寻找“革命影响”，结果“除了几处青天白日旗之外”，只在“路上见两个剪了发的女子，这是两年前没有的”。新政的形象显然不能副其所望。同月高梦旦辞商务印书馆职，说该馆“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胡适认为“此语真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历来善于人自为战，却“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而“政党是大规模的组织，需要服从与纪律，故旧式的政党（如复社）与新式的政党（如国民党）都不能维持下去”（注：胡适日记，1928年3月24日、3月26日、4月7日、4月4日。）。可知他此时已认为国民党不能维持下去了。

有意思的是，一年前他正是以国民党学会了俄式组织方法、既能服从又有纪律而称赞国民革命。不过一年的时间，是国民党有本质的大变呢？还是胡适自己的观念变了？比较接近实际的大概是双方都已有些“非复当年”了。这在胡适，恐怕是个带质变性质的转折：国民党既然从学西方的典范变为与复社相类的传统中国式组织，则其已不可能为胡适所推崇。北伐尚未统一，胡适对国民党的观感已急转直下，到北伐获得名义上的统一后，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更多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与当国之政党或中央政府的关系；胡适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因为只有那样“国际”的观感才比较好），其立场不能不朝着“进谏”的方向发展，在“诤臣”与“诤友”间徘徊。（注：胡适在1933年谢绝汪精卫请他出任教育部长时说，他希望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胡适致汪精卫，1933年4月8日，见《书信选》，中册，208页。）

5.诤臣与诤友：“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

1928年5月，胡适在光华大学的五四纪念会上演说，讲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时，也提到对国民党的影响，他举例说孙中山的著作“多半是五四运动以后方有的”。这在胡适，还是承续其以前将五四和国民党连接起来的取向，基本是出于好意。但在国民党人看来，恐怕就是对孙颇不敬了。接下去胡适提出一个“历史上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他特别针对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说学生体力不强、知识不广、经验不丰，不应当干涉政治这一提法指出：“这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必然的趋势，禁止是不可能的。”他接着提出两个可以免除学生干涉政治的“希望”：一、希望政治早日走上轨道；二、希望知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这样，学生就可安心读书，当然不会干涉政治。（参见胡适日记，1928年5月4日剪贴有此演说内容的报纸。）这次讲话语调尚温和，但已明确说国民党的政治尚未“走上轨道”。

到5月中旬，胡适认定“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5月21日，他在中央大学宴请大学委员会委员时致词，自己认为是“说了几句不很客气的话”。在回忆了九年前北大与南京高师的对峙后，胡适说：“今者北大同人，死者死、杀者杀、逃者逃，北大久不为北大；而南高经过东大时期而成中央大学，经费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为济济。我希望中央大学同人担北大所负之责，激烈的谋文化革新，为全国文化重心。”（注：胡适日记，1928年5月16日、5月21日及所附剪报。）这其实不过略有怨言，已算相当客气。不过在当时对新朝的一片颂歌声中，胡适的话虽不无捧的成分，到底也有几分不入耳的弦外之音。

1928年6月，胡汉民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他现在负责宣传，“还是治标之标，快要到治标之本了，却离治本两字相差尚远”。他自解说：“一个人太忙，就变了只有临时的冲动。比方当着整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的喊出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子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罢？”胡汉民此话基本是写实，但胡适显然不满意。因为他不仅主张治本，就是政治，也主张有计划的政治，最不欣赏政治上“临时的冲动”。到7月，胡适即写成《名教》一文，说“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而且这并非从苏俄学来，却是祖传的“道地的国货”，民间的任何“王阿毛”都能娴熟运用。他特别指出虽然“党国领袖”视标语口号为“政治的武器”，但对一般的实际操作者，这也“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注：胡汉民致胡适，1928年6月29日，见《书信选》，上册，437~438页；胡适日记中有《名教》的原稿，该文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名教》一文中对国民党的标语口号大加挖苦，其实他当年写的《努力歌》中，也不乏“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这样的句子。其调子及格式都与胡适另一首以“《炸弹》诗”而知名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没有多大区别，在那诗中他也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这与他此时颇看不上眼的国民党之标语口号并无什么大的区别。）。这正是针对着“临时的冲动”而言，但此文还比较客气，基本是着眼于思想文化。

9月初，在国民党名义上的统一全国已数月后，他仍认为当时中国实无一个中央政府，所以在那时谈分治合作正如他以前谈联省自治，都缺少这个基本条件。不过此时胡适与国民党还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他也希望各新兴的地方势力能“合力造成一个稳固而有威信的中央”。正在中山大学服务的傅斯年在那年8月13日给胡适的信对他当有些影响，傅认为，“改朝换代的时候，有些事实亦可以改朝换代观之。不然，废约之论，亦非‘君子相’也”。这个观念当然可以引申到对其他“非君子相”的事务的谅解。到年底，胡适“在南京观察政局”后，得出一时不会有大变动的结论。他认为“现政权虽不高明，但此外没有一个有力的反对派，故可幸存。若有一年苟安，中下的人才也都可以做出点事业”。这个观察的基础之一就是“外交上的成就”（指中美关税新约的签订）使地方实力派不敢破坏统一。同往常一样，胡适非常重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注：参见胡适日记，1928年9月3日、12月4日，傅斯年信收入1928年8月胡适日记。）

这个观察（特别是有关地方实力派的部分）显然颇具一厢情愿的理想，却较能体现胡适此时的心境。这样，他在息笔多年后，又重新开始“做政论”文章。其中一篇是《新年的好梦》，对“统一后的第一年”可望出现的“好现象”作些想象，他希望能有和平、更进而能裁兵、并因关税新约而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现铁路及收益国有（而非各地军人占有）、禁绝鸦片等，最后则梦想有“一点点言论出版的自由，偶然插一两句嘴，偶尔指点出一两处错误，偶尔诉一两桩痛苦”而已。这个“一点点”确是胡适一贯的意思，但是到底多少算“一点点”或“偶尔”，恐怕双方的认知相当不一样。（注：本段与下段均见胡适日记，1928年12月14日。）

胡适还有个关键的伏笔，他指出虽然孙中山说政府是诸葛亮而国民是阿斗，“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而是要作可以“赛过诸葛亮”的“臭皮匠”。其实胡适真正想要作的是有发言权而不干“实际政治”的新型诸葛亮，他根本就视南京诸公为阿斗，在他所作《名教》一文的手稿中，“现在的治国者”一语最初正是写作“许多‘阿斗’”，最足反映胡适的真意。但新当权的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被不论什么名义的人“赛过”，胡适的希望的确只能如他所说是“白昼做梦”罢了。

1929年春，胡适及一些在上海的留学英美的学人结成一个半论学半论政的松散而小型的组织平社，定期讨论，并拟出《平报》以表述他们的观点。（注：参见胡适日记，1929年3~7月。）但促使胡适公开表态的导火线则是1929年3月国民党上海市代表陈德徵在三全大会上提案，主张处置反革命分子不必经司法机关，只要党部定案即可交法院处置之。胡适“实在忍不住了”，即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写信说，“近来国中怪象百出”，而陈之提案为“最可怪者”。他问身为“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的王氏，“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后来王宠惠复信说此案“并未提出，实已无形打销”，语尚平静。但胡适三十多年后的回忆则说“过去我和亮畴先生闹翻了”，可知此事在胡适心里并不那么平和。他以为，从前清到民初都能维持司法独立，“到了亮畴先生，他手下的两个人在上海的胡闹，把这个制度搞坏了，我很生气”（注：胡适与王宠惠往来信函，1929年3月26日、5月21日，见《书信选》，上册，508~509、513页；《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39页。）。

那时胡适已决定站出来说话，故将他的信交国闻通讯社送各报，却不能刊出，但陈的反攻文字倒先在报上出现了。陈不加掩饰地指出：在以“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者“便是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这样的逼迫，恰使胡适更觉不能忍。于是他针对陈德徵的观点写出了第一篇正面攻击国民党的文章《人权与约法》。（注：参见胡适日记，1929年4月1日及所附剪报。）

不过，胡适的文章也不仅仅是与陈德徵对着干，而是有备而发。1926年他还在英国的时候即已准备回国时“带点‘外国脾气’回来耍耍”；1927年6月他正式向蔡元培提出了制定约法的建议；而“平社”的活动也渐集中于准备发表言论。1929年4月，国民政府命令保障人权，胡适发现“此命令但禁止‘个人或团体’侵害人权，并不曾说政府或党部也应尊重人权”。他开始注意人权问题，而重心则在“政府或党部”实际是否超越于法律之上这个关键。几天后，胡适的老师、老同盟会员马君武提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马氏的话成为后来几个月胡适论政的核心观念。此时马君武开始后悔当年反对国会的举动，因为“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得］多多”，故“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胡适补充说，民初贿选，尚看重和承认议员“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注：胡适日记，1929年4月21、26日。）。

《人权与约法》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所论也基本不出上述范围。到陈德徵再强调“违反总理遗教者，即为反革命，即为反法……均当治罪”后，胡适的攻击目标进而直指“遗教”的作者孙中山。从5月起，胡适在较短时间内接连写出几篇文章，一篇比一篇厉害。这些文章俱在，可以复按，且已为多人述及，这里不详述其内容。但有一点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胡适这次攻击国民党孙中山的许多内容，恰是他两三年前在英美正面鼓吹过的。同样的内容何以昨是而今非，颇值玩味，但这种细致的分析只能另以专文探讨了。（注：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就是在旧稿的基础上改写的，从胡适日记中可看到一些关于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读书笔记，从稿纸和所用的笔看，大概是在美国介绍孙氏学说所写，那时并无批判的意思，则对孙的批评部分很可能是1929年后加的，故胡适批孙其实也不过像他论吴稚晖一样是“借刀杀人”。）

胡适当时的心态在其日记中表露甚明，在写完《人权与约法》后，胡适想起他的朋友丁西林的话“今日我们应该相信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特别指出“此文之作也是多一事也”，可知他是有意为之。几天后他写完《知难，行亦不易》，更说，“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注：胡适日记，1929年5月6日、5月13日。）。

想要“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是胡适主动的一面，他的攻击同时也还有因国民党逼迫而造成反弹的被动一面。靠个人奋斗从社会基层跃升到上层的胡适，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特别强，他一生中每遇压力，必有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注：关于胡适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46、15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正如他这时对周作人所说：倘不会有什么，“我也可以卷旗息鼓，重做故纸生涯”。但“若到逼人太甚的时候，我也许会被‘逼上梁山’的”（注：胡适致周作人，1929年9月4日，见《书信选》，上册，542页。）。

在1929年6~7月间，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曾有一度的缓和。先是王宠惠于6月中旬告诉他，“只要避免‘约法’二字，其余都可以办到”。胡适也在国民党全会的决议中看到一些似乎回应他在《人权与约法》中所提要求的内容。接着宋子文在6月末出来调停，要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这很符合胡适要作“思想上的诸葛亮”的自定位。宋指出，“现在的局面又稍有转机，又是大可有为的时期了，若不谋一点根本的改革，必定不久又要打起来”。这不知是指蒋桂双方还是指东北因中东路事件而将起的中苏军事冲突，或者是两者都指。胡适自己大约也有类似的感觉，故有详细的进言。其基本主张仍是制订约法，但进而提出许多约法制定前的临时性具体建议，包括以各级党部暂行议会的职权（但须与行政权分立）、实行专家政治、容纳异己人才（如用无党或左派人才于监察院）等。（注：参见胡适日记，1929年6月19日、7月2日。）

1929年7月1日，胡适在致李璜等信中，指责国家主义派在争论中对凡有利而未必是事实者皆用作材料，有时且捏造材料；他认为这是“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并强调“在这种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而胡适毕生所努力想要实现、也期望国民党或任何中国政治力量能参与的，正是造成“好政治”和“高文明”。在这封信中他已说“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纵容这个思想上的敌人”（注：参见《书信选》，中册，516页。）。可知在此缓和时期他对国民党已有宽恕的念头。

这里对“政治敌人”与“思想敌人”的区分，很能启发人。胡适一生虽然讲究容忍，但一般而言，对“政治敌人”往往还比较宽恕，对“思想敌人”如梁启超、梁漱溟等却常常不放过（当然只是在“思想”上不放过）。这一方面因为他的社会角色自定位主要在思想文化一边，而把“实际的政治”留给别人去干；同时也因为这些“思想敌人”实际上与他的思想更接近，最能影响他的潜在追随者。

如果国民党肯接受意见，胡适当然可以对之宽恕。他的真意，是“希望当局诸公作点点釜底抽薪之思考”，而不要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对付农民的“杀人放火”。他认为，农民平常所受的痛苦“实为共产党今日煽动的资本”，所以只有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才能使共产党没有“煽动的资本”（注：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3月6日，见《书信选》，上册，468~469页。）。二十多年后，胡适在美国读到斯大林所说的“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对一般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决定于革命军队底行为，决定于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决定于它帮助农民的决心”一语时，当即在旁边批上“有见识”三字。（注：斯大林语引自其《论中国革命底前途》（1926年11月30日），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48页，上海，上海解放社，1950。胡适的批语见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所藏该书该页。）

胡适早在1927年的公开演讲中就提出：解决中国“赤化”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赶快促进物质进步。因为物质上的满意可使人生观改变一新，人生中如果物质方面宽裕满意，则“赤化”之说不攻自破。（注：参见《胡适归国后之言论》，载《晨报》，1927年6月30日。）这是胡适的基本思想。他正是希望以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来达到对内釜底抽薪，绝共产党动员民众的基础，以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能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的问题，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演讲记录虽未必是胡适的原话，大体与其观念相符），实现其为中国再造文明、变中国为一个面目一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目标。

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来防止“赤化”是当时所谓“英美派”的共识。银行家陈光甫那时也认为，赤化产生于20世纪社会的特殊状况，“非以兵力所可遏止之者。中国今日欲求补救，其道不在打仗，而在务本。若徒恃强权，必至全国促成赤化之局。因果相随，无可逃也”。《现代评论》也针对清党指出：“共产党里面虽然有许多极无聊赖的人，可是大部分是青年，而且是有向上的精神、实行的毅力的青年。”“我们希望不要为了杀几个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我们更希望不要杀几个共产党而驱人表同情于共产党。”（注：陈光甫致梁士诒，约1927年3月，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载《档案与史料》，1987（1），66页；英子：《不要杀了》。）后来的时势，恰是朝着英美派所担心的方向发展。这是否就因为当政的国民党未能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尚需更深层次的研究；但在边缘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近代中国，国民党因“以思想杀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恐怕不能不说是其由兴盛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正因为有这种釜底抽薪的主张，当知识青年进一步左倾而像《现代评论》撰稿人预计的那样转向“表同情于共产党”时，胡适即使有意追随，也难以跨过这一步。结果，胡适先前主动认同于国民革命并未能得到大量时人“了解的同情”，而他对国民党的攻击也引起各种相当不同的反应。曾入仕北洋政府的汤尔和原以为胡适近年已“论入老朽，非复当年。今乃知贤者之未易测度也”。学生一辈的江绍原认为胡适所发议论，“实在比教功课更有意义和价值”。但亲国民党者则指责“胡适忽变了曾琦一流人物，思想太落伍了”（注：汤尔和致胡适，1929年9月29日，江绍原致胡适，1929年10月13日，史济行致胡适，1929年8月30日，见《书信选》，上册，545、547、540页。）。亲国民党者尚且认为他落伍，“表同情于共产党”的激进边缘知识分子当然更不会欣赏主张釜底抽薪的胡适。早年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很感兴趣”的张岱年先生，就是在看出胡适写文章“针对马克思主义”后，视其为“时代的落伍者”，从而放弃了对胡适的追随。（注：参见张岱年：《论胡适》，收在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2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而胡适对宋子文那些“补偏救弊”的谏言与那时国民党的“党治”精神也相去实在太远，决不可能为当政的国民党所接受。胡适虽然对宋子文说过，他与《新月》同人持的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注：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但这里仍有个胡适与国民党双方认知的差距问题：在国民党看来，胡适所要“补救”的，已是触动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根本问题。这样，国民党势不能不作出强烈的反应。从5月起，国民党对胡适发起名副其实的文字“围剿”，并伴以各地党部对法办“反革命分子”胡适的纷纷要求。到1929年11月底，光明书局的《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已出版，并附有第二集的广告。（注：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175~176页。）胡适想要作的“思想诸葛亮”实非国民党这个“阿斗”所能接受。

在观察了相当一段时间后，颇为失望的胡适在1929年11月又写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专门讨论“在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史上国民党占什么地位”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这样，几年前他在欧美强调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之间的关联如今已被基本划断。胡适指出，国民党已“大失人心”，其原因“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他警告说，这一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注：胡适日记存《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收入《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

这里所谓“前进的思想界”，其实多半是胡适自己。因为其他许多知识精英以前“同情”国民党远不如他，后来追随国民党实超过他。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父（不是唯一的）的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毋宁是学梁启超与“过去之我”斗，将他此前纳入新文化运动的国民党革除出门（后来到50年代又曾再次纳入）。不过两三年的时间，胡适已从认同于国民革命转到站出来公开批评“党化政治”。这看起来像是个突变，其实这一转变自有其发展衍化的内在理路。

当初胡适将国民党纳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基于新旧两个中国之争这一大分野。早在1915年，他已肯定地指出：“少年中国一直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奋斗；少年中国信奉民主，它相信获得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注：胡适：《中国与民主》，收在胡适日记，1915年8月18日。）根据这一“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新中国”思路，胡适的转变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里的关键即是胡适的朋友任鸿隽和徐新六在与他讨论“新俄”问题时提出的“党治”之下是否能实行民主的问题。（注：参见任鸿隽致胡适，1926年12月8日，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见《书信选》，上册，411~412、419~420页。）胡适认为苏俄走的是美国路，其基础是苏俄在专心办教育，可以通过教育从专制走向民主。（注：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如果联俄的国民党也走同样的路，则一个由国民党主政的“新中国”应该可以同样走向民主。

但胡适虽然一度主动认同于国民党，国民党却未必认同于他那新文化运动。从北伐一开始，胡适就担心能打仗的蒋介石能否成为“政治家”，他一直关心的也是能“革命”的国民党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他希望的“有计划的政治”。党治初期的经历已表明，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曾专心办教育，而且还要“党化”教育，这样当然无法朝着胡适希望的民主方向发展。后来的发展说明国民党实际是想要“党化”一切，这个政策与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相距越来越远，他终于不得不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站出来作“诤友”，专门讲人权问题。

在大学院会议上的一件事，颇能体现胡适与国民党认知的根本差别。在讨论学生军训法案时，胡适提出增加“有正当主张不愿加入者”可不军训的内容（所根据的是美国有些反战的和平教派可不服兵役），因为，“爱国固重要，但个人自由亦不宜太抹杀”。代表军方出席会议的何应钦则对于“良心上的自由，全不承认”；他根本以为“中国人自由太多了，须加严格的训练”（注：胡适日记，1928年6月15日。）。何的话很能体现那些“马上打天下”的国民党军人对孙中山建国理论中“训政时期”的理解。

而蒋介石更认为：“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组织之唯一要素”是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机关、社会以至全民都要“军队化”。（注：参见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载《盛京时报》，1928年8月18日，1版。）这一观念连宋子文和国民党内许多“英美派”都不能接受，最能证明蒋介石并不会向胡适所希望的“政治家”方向发展。新当政的国民党显然仍欲维持其“革命党”的认同，尚看不出其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胡适向往的“有计划的政治”。

所以，胡适在1932年总结说，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拥戴的国民党“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箝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注：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9页。）。这开始失去资格的日子，大约即在1928—1929年间，其实就是胡适自己态度转变之时。

不过，促使胡适站出来批评“党治”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他要“澄清天下”或作“社会的良心”的那种新旧士人都有的责任心。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中国“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故虽然知道未必就能救火，仍希望“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注：胡适：《人权论集·小序》，1~2页，上海，新月书店，1930。）。

胡适一生，实际是能谈政治时就谈政治，到政治谈不下去之时，才又转回来“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注：说详本书《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在上海的那几年，恰是胡适在“暴得大名”后声誉渐落，左右不甚逢源的时候。当时他想去北京去不成，留上海又不自在，只好到光华大学一类尚未充分树立其名声地位的民办大学去教课和演讲，实甚感寂寞。用胡适自己的话说，那三年半“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候”。这里所谓的“闲暇”，是特有所指。因为胡适接着就说那也是他“最努力写作的时期”，总共“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注：胡适：《〈淮南王书〉手稿影印本序》，见《淮南王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可知这里的“闲暇”，正是指学术以外的寂寞。

后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总结胡适在上海的一段经历说，他出任中国公学的校长，“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注：《申报》，1930年11月15日，转引自易竹贤：《胡适传》，332页。）。如果去除其情绪化的偏见成分，国民党的总结倒还把胡适这段时间非学术的所作所为概括得大致不差。特别是该党部指出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自胡适潦倒海上”而“野心之未逞”的结果，亦不无所见。

向有“觇国”习惯的胡适，即使不身与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政治，也有“为国人之导师”以澄清天下的素志，其实从来就不曾仅以学术为他的志业。从前引他给丁文江的信中提出的三条路看，胡适早已决意不参与“反动的政治”。而最初两三年的“党治”经历，使他认识到他实在也“不能加入急进派”。这样，胡适就只能回到学术思想上的缓进之路，从“人权”这一半政治半思想的长远和广义层面向新政权进“诤言”。在这样的行为也不能为国民党所容忍后，胡适干脆以《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将国民党革出新文化运动的教门。

问题在于，这样的划断干系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心安，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胡适在一年多前就领悟到：虽然中华民族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而运会和时势却使中国这样一个20世纪的大国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事业。新当政的国民党所面临的其实也就是这样一种“不能却又不得不”的窘境。（注：参见胡适日记，1928年4月4日。）胡适可以不作国民党“政府的诤友”，但他不能不作“国家的诤臣”。且正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篇文章中所说：“一个当国的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除非放弃士人澄清天下之志，真的像国家主义派讽刺的那样作一个“聋哑”的学者，否则又怎么可能与“一国之公器”划清界限呢？从这个角度言，“诤友”与“诤臣”实难以区分，胡适仍不得不在此间徘徊。

进而言之，不论从中国的传统原则还是西方的近代理论看，一国的中央政府显然是“国家”的主要象征之一。在实际政治层面，要将“政府”和“国家”区分开来更非易事，尤其是在遇到外患的时候。结果，正是九·一八后外患造成的危急时局，又把胡适逐步推向当政的国民党。用他后来因抗战爆发而受命出使美国时的话说：“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注：胡适致江冬秀，1939年9月21日，载《安徽史学》，1990（1），77页。）

胡适在1934年曾慨叹说：辛亥时的革命者就“梦想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强盛的国家。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们还只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从名义上改变了这一状况，部分出于牵制英国和法国的考虑，美国在处理战时和战后事宜中，把中国拉入了世界四强的行列。到1947年，胡适已可以强调：通过二战，贫弱的中国已跻身世界四强，政府当然要维持这难得的“国际威望”。对始终着眼于世界的胡适来说，从“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到“世界四强”，这无疑是几代中国人期盼已久的质的转变。岂止国民党政府希望维持，胡适更希望其能够维持，他当然只能支持“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所以他公开宣布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戡乱动员令”，认为政府镇压共产党的“叛乱”既是自卫也有此义务。（注：参见胡适：《双十节的感想》，载《独立评论》，122号（1934年10月14日），2~4页；胡适对“戡乱动员令”的评论，载《和平日报》（南京），1947年7月7日，转引自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译本，32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这样，过去批判国民党的胡适就正式认同于国民党政府，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从他不久就支持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看，胡适又何尝不知道国民政府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但为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国际威望”，胡适不得不取一种“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态度，终其生维持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认同。

（据刊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的《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和刊于耿云志主编《胡适评传》之同名文合并而成）

三、从内政到外交

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无形中似乎都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包括受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以北伐前后的20年代为例，现存对当时政治史的研究，除极少数外，就甚少提及像章太炎、梁启超这样一些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且颇活跃的思想大家。

这一研究倾向有点“倒放电影”的味道。“倒放电影”手法的优点是：由于结局已经知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件的重要性。以后见之明的优势，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关键性的发展（即何以不能认识到事件的历史意义），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应能有较大的启发。但“倒放电影”手法也有不佳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其结果，我们重建出的历史多呈不断进步的线性发展，而不是也许更接近实际历史演变那种多元纷呈的动态情景。史家在重建往昔之时固然都要选择题材和排比史料，以避免枝蔓；但在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实被剔除后，重建出的史实固然清晰，是否也有可能会偏离历史发展的原初动态真相呢？

本文探讨的章太炎在北伐前后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言论，或者就是与那一时期的历史发展结局不一定有非常直接关系的一个“枝节”；在一般对章太炎的认知中，这也不是他本人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阶段或面相。但是，假如可以将国民革命视为一个大的文本（text），我们或会发现：“文本”的主要“作者”国民党（北伐前期且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的基本意旨，与当时许多革命运动之外的各类读书人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相同。这一区别至关紧要，探索两者间的距离并分析其原因，对理解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的成败及认识近代中国这一大语境（context），都会有所推进。同时，对身处战乱与革命时代的各种类型的读书人（包括传统的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及其怎样因应时势的考察，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那一时代的整体理解。我曾就现代知识精英胡适在北伐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作过初步探讨（注：参见本书《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本文试选取更带传统意味的知识精英章太炎作为考察对象，希望能从一个或属“枝节”的侧面折射出“整体”的某些时代意谓。

1.引言：政治家或文章士

自清季废科举后，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士人已不能产生，故这一改革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转变，即“士”这一旧社会群体的逐渐消失和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这一新社会群体的出现。士与知识分子有一个根本区别，即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停止在议政阶段，做“社会的良心”，甚至可以如胡适所说“回到故纸堆中去”；但一个真正的士则必须既议政又参政（议政与参政的区分也是一种“现代”的区分，对传统的士来说，议不过是参的一种形式而已），对他们来说，“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即不仅意味着作“社会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注：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载《清华学报》，新25卷4期（1995年12月）。）

实际上，主张学术与政治分流、以为实际政治“肮脏黑暗”，都不过是现代知识分子才有的认知。故对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参政甚而只议政，多少总存点耽误了学术工夫的遗憾。而对传统的士来说，政治本应该是“清明”的，其出现“肮脏黑暗”的现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负有一定的责任，更有纠而正之的义务。对他们来说，学问本身就是为政治而做，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退路，故“待时而起”的心态是一直存在的。

在清季民初的过渡阶段，遗存的士与新生的知识分子共存，那一两代读书人的心态和行为常有相互覆盖的现象。个别趋新士人如蔡元培，在民初曾专门提倡读书人不做官不议政（虽然他实际上又议政又做官）。而像章太炎和梁启超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晚年却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有时甚而不问政治，恰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章太炎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于过渡时代的传统士人。早在1900年严复至上海时，太炎曾将其著作呈上，欲得“大将为施绳削”。严复对章太炎著作至为欣赏，并勉励太炎说：此次到上海虽然见到不少人物，“至于寒寒孜孜，自辟天蹊，不可［可字疑衍］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则舍先生，吾谁与归？”显然是希望太炎专意于学术。但章太炎在给其友人夏曾佑的信中，则以“嵇康之遇孙登”来比喻他与严复的交往，虽示谦退，言下犹有不听严劝而终欲入世参政之意。（注：参见章太炎致夏曾佑，1900年三月十五日（旧历），严复致章太炎，1900年三月十八日（旧历），见朱维铮、姜义华编：《章太炎选集》，110~1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按原书注引《晋书·孙登传》说：嵇康从孙登游三年，“问其所闻，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是孙登劝嵇康避世，而康终欲入世也。且嵇康最后不容于世，太炎此比，实已暗示了他之参政论政，也未必能为世所接受，不免有点谶语的意味。）

章太炎不但好论政，也善论政。前者为时人所共知，而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忽略；后者则一向甚少得人首肯。据说太炎“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注：刘成禺：《世载堂杂忆》，24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章氏自认善于论政，决不在其学术文章之下。据周作人回忆，太炎在东京讲学时，已颇叹世人不了解他，常对人们只请他讲学不满；他曾一再十分认真地对弟子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所长的是在谈政治。周氏在北伐期间曾因一时激动而写过一篇《谢本师》（该文后未收入集中），那里面也说：“我知道先生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科之经济，非economics之谓），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注：本段与下段，见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章太炎的法律》，引在钱理群：《周作人传》，13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谢本师》，载《语丝》，94期（1926年8月28日），12页；《世载堂杂忆》，247页。）可知太炎有此观念，决非虚言。

但章氏弟子似乎都不同意老师的自定位，以学问名家的黄侃即觉太炎论政是“用其所短”；周作人也说：东京听讲的学生们也都读过太炎的政论文章，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却仍以为老师的伟大一是反满，二是学问，实在看不出多大的政治才能。所以周氏根本认为太炎自以为长于政治的观念是“不对”的。北伐期间周氏更因为“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与一些学生一起对章表示不满。其实反满何尝不是政治活动，何以革命就“伟大”，反赤就“不高明”？这无非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评价，并不足说明太炎是否真正长于政治。章门许多弟子基本是文化人或学问中人，对实际政治了解不足，很可能看不懂老师的政论文章，恐怕未必真知其师。

太炎弟子中能对其师稍具“了解之同情”者，大约要数鲁迅。他以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的确，言革命时的章太炎正处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而太炎的学术贡献虽大，却未必能占据当时学术言说的中心。鲁迅所列举太炎的“先哲的精神”，也全是政治活动。所以他给章太炎的定位，乃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强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注：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545~5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这里当然也还有一个差异，即何者可算“战斗的文章”，恐怕章太炎自己与鲁迅的标准就未必相同（鲁迅对太炎晚岁的政治表现也甚不以为然）。若依太炎本人的意思，后来许多人认为其“反动”或“落伍”的那些政论，应该也都很有“战斗性”，不仅不是什么“江郎才尽”，或者还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呢。但鲁迅能认识到太炎的政论超过其学术业绩，已属甚少见。这个看法是否“正确”另当别论，至少太炎会引为知己。

的确，太炎的学问，当世即甚少有人置疑。而其论政则向为人所轻，早年便有“章疯子”之称。据说此称号最初还是太炎自己使用，但很快就成为论敌习用的诟骂；三人可以成虎，重复的次数多了，人们多少要受其影响。结果一般多认为太炎论政的文字，不必认真看待。民元时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章太炎颇有异议，连函张謇陈述其见解。张謇颇不以为然，在其日记中说：“连接章函电，槎桠特甚，乃知政治家非文章士所得充。”（注：张謇日记，1912年5月6日，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5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这样的认知也影响到后来的学术研究，一般关于章太炎的论著，凡涉及政治，除肯定其在清季的反满革命外，对其后来的参政论政，多半是否定多于肯定。既然否定，也就很少研究了。

章太炎究竟主要是个“政治家”还是“文章士”，这一点从清季以来便无定论。一般舆论认知中章太炎的身份认同，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辛亥革命时太炎自日本回国，《民立报》说他是“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袁软禁的章氏返南，《中华新报》则说是“文学大家章太炎”已“束装出都”，不复称其为革命家了。（注：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下简作《年谱》），上，361、5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章太炎逝世后，国民政府的《国葬令》说：“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所至以讲学为重。”20世纪50年代初浙江省人民政府说章太炎是“一代国学大师，且系先进民主人士”；而同时的浙江省长谭震林则说章太炎是“反帝哲人”（注：章念驰：《章太炎营葬始末》，见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133、136~13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后来的研究者，通常都比较肯定太炎的学术地位，将其主要视为一个学人（这里多少包括试图淡化其政治“落伍”的善意）。

但我们如果细读太炎的《自定年谱》，里面除少年时多涉及其读书外，其成年后讲述政治活动和言论的内容，远远超过论学者。可知太炎的自选身份认同，恰是一个主要关怀政治的士人。周作人指出：太炎对政治的关怀，本是“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注：周作人：《谢本师》，12页。）。去除其褒贬的春秋笔法，此语终点出有意参政乃中国士人的传统，还算稍有所见。传统的士人把“立功”置于“立言”之上。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寻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刘伯温墓侧，1936年国难危重时则选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注：参见章念驰：《章太炎营葬始末》，131~137页。）；其自选的盖棺后的定论，恰是“立功”超过“立言”，且均以“攘夷”为标帜（不过前者抗元而“匡夏”有成，后者抗清却失败，盖拟合于当时的国势）。鲁迅说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谭震林说其是“反帝哲人”，两者合起来最接近太炎的自定位。

史学研究者有后见之明的优势，有时确能认识到一些当时当事人不容易见到的面相。有些自信心甚强的史家，也每以为可以理解研究对象超过其自身。这虽不是全不可能，但若得出与研究对象的自我定位相去太远的认知，或者也不免使人疑虑。今日一些对章太炎、梁启超具同情态度（非陈寅恪所谓“了解之同情”）的研究者，即常以自己的现代知识分子心态去解读传统士人，以为章、梁晚年多事讲学，是已由政治活动中“觉悟”出来，故投入了更长远的思想文化之中。

其实，像章、梁这样最后一代的士，其晚年虽基本以讲学研究为主，看上去很像知识分子；但他们如周作人所说，是与传统士人一样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章、梁等虽然常常被迫（而非主动）回归学术，都是出于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他们要想参政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在这方面，章又甚于梁。（注：章太炎参政愿望表达得最明显的，是在1923年拥黎元洪反直系时，有一次与人论及内阁总理人选，发现拥黎派诸人或不愿出、或能力不足，皆有不合适处；而他自己则不仅会“毅然不复推辞，且于草昧经纶，亦自谓略有把握”，几乎是毛遂自荐了。参见章太炎致韩玉辰书，1923年8月26日，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124页。）北伐前后，章氏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军政势力之间，只是到后来发现其支持的北方不能副其所望，才渐渐歇手。章太炎这一段突然积极的活动，与其所处的时代政治语境有直接关联。

2.内政与外交打成一片的语境

民初的中国，列强实际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注：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4卷2期（1926年1月3日），转载于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300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内政与外交既然已打成一片而不可复分，攘外与安内当然也就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了。早在1913年外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时，章太炎就对他说：“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注：章太炎：《自编年谱》，民国二年五月；《年谱》上，425页。）像这样主张攘外可能有助于安内的观念，在民初尚多。

但在实际政治中，自信不足的中国各政治势力多反其道而行之，即寻求与列强或其中之一建立超过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以确保其在内争中的有利地位。孙中山在1922年曾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运用外交政策的是否有当，实有密切的关系。”列国中与中国休戚相关的是日本和苏联。最好是使两国都成为盟友，“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注：“孙中山1922年在广州对国民党同志训话”，转引自孙科，《中苏关系》，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49。）。此后不久，就有《孙文越飞宣言》和联俄的行动。

章太炎和孙中山同样注意到俄、日两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不过章主张藉攘外以安内，而一向主张利用外力于内争的孙中山则意在先安内后攘外（孙固主张反帝）。两人所关注的思虑相同，而实际的策略则相去甚远。这正是老革命党人章太炎后来激烈反对国民党联俄的根本出发点。换言之，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已认识到其统一中国的努力势必与列强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故他们始终坚持收回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国权。而在策略上，国民党人以为不妨在获取全国统一的斗争中利用外力，待取得国家统治权后再向列强挑战。（注：关于国民党外交，参见Zhitian Luo,“The Chinese Rediscovery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Jinan Incident as a Turning Poin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3:4（Winter 1994）,pp.345-72。）但太炎则认为，中外之别大于任何内部政争，中国历史上在内争中引入外力的结果，通常都对中国不利。故熟悉史事的章氏强烈反对即使是策略上的引外力入中国，并根本视之为“叛国”。

在国民党改组的初期，一般关心政治的国人并未太注意南方的变化，舆论的主流仍注目于北洋体系的发展演变。但1924—1925年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毁掉了北洋体系的元气。此后新主政的段祺瑞和张作霖终不得不将在广东重新开府的国民党视为重要力量而加以联络，并在1924年底邀请孙中山北上谈合作，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段、张、孙“三角同盟”。外间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的认真注视，多半自此始（国民党以东征确立其在广东的控制，还在此后）。

孙中山的北上，恰好与国民党内反对“容共”的一部分元老离粤北上京、沪活动大致同时。两事的重合本系偶然，却无意中促进了北方及全国性舆论对国民党联俄的重视。再加上孙中山北上途中一再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标帜，进一步引起国人对中外问题的注意。孙氏此举多少受了俄国顾问的影响，却因此而引起国人对国民党联合外国一事的关注，这大约是苏俄顾问始料不及的。全国性的关注对开府一隅的国民党有利，盖可增加其全国性，更使许多趋新边缘知识青年因此而南下投入国民党。但对苏俄则有所不利，因其本身首先也是个外国——当时一般人并不很能区分“反帝”与“排外”的差异，强调反帝也很容易使人产生排外的观念；且苏俄那时在中国的作为也并非全不考虑其私利，特别是其一方面宣称主动放弃所有帝俄时代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同时又在实际谈判中尽可能多地保留帝俄在华获得的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大多对此并无清楚的认识，往往从其本派在国内政争中的利益出发来诠释当时的中俄修约谈判。此不独“亲俄”的左派如此，就连那时主张分治的章太炎也于1924年末提出：“统一御外之论，十数年来，已知不验。即观西南东北诸省，自理外交，其优胜远非北京政府可比。”（注：章太炎：《改革意见书》，载《申报》，1924年11月1日；《年谱》，下，770页。）“御外”确实是统一的大理由，试图统一者往往强调之。但章太炎此次却是为主分治而反“统一”，其所举例与事实殊不相合。如果拿那年北京政府与苏俄订立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与稍后苏俄与奉天政府签订的《奉俄协定》及前此的《孙文越飞宣言》相比，对帝俄根据不平等条约所据有的在华权益，在东北和南方两文件中所承认者，都远超过北京政府所缔结的中苏条约。（注：关于北京政府的中苏条约和《奉俄协定》及谈判过程，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卷》，828~85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160~3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一），316~318、330~3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关于《孙文越飞宣言》，参见李新主编、萧超然等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国民革命的兴起（1923—1926）》，30~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从章氏一向主张的国家利益看，孰为优胜，不论自明。这虽然只是太炎论政的一个例外，已颇能说明当时外交与内政的纠缠已深入到何种程度。

最终促进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及对中外关系的注意者，是1925年的五卅事件。就像“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一样，五卅事件再次提醒国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的全面威胁。事件的起因本是日人打杀中国工人，但很快因英国巡捕开枪而将中国人的义愤转向英国。这中间日本政府的低姿态和英国政府的强硬政策是造成目标转移的重要因素，但在苏俄顾问影响下的国民党（含共产党）的大量工作，也有相当的影响。因为英、俄本是世仇，此时在欧洲和近东的争夺正烈，故苏俄在中国推行一种抚日反英的外交政策。不过苏俄不能将此明确提出，表面上仍以支持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为号召。苏俄的主张因与中国时势契合，在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边缘知识青年中颇受欢迎。但联俄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在五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却也引起一些中国士人的警惕，直接导致了他们的仇俄思潮。

梁启超当时就指出：“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君劢、百里辈不说话，就是为此。但我不能不说，他们也以为然（但嫌我说得太多了）。现在交涉是完全失败了，外交当局太饭桶，气人得很！将来总是因此起内部变化。”（注：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5年7月10日，收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0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当时人所说的“共产党”，含义并不精确，常常是包括（或根本就是指）左派国民党人及苏俄在华的影响。像张君劢和蒋百里这样的人在民族矛盾与其本派势力及观念发生冲突时，显然更重视其利益与观念，而梁启超作为一国之士却不能不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话。梁在此时已能看出民族矛盾将引起中国内部政争的变化，的确有眼力。

梁的观点与章太炎的相近。太炎在五卅前虽也参加冯自由等人的重组同盟会和革命党人的工作，但并未专门针对“联俄容共”，其主要目的是联合早年的革命力量以发挥作用于北洋统治区域，意在拥黎元洪倒段祺瑞。五卅事件却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当唐绍仪来与他商量倒段时，太炎即指出：“外交紧急，须外人承认者方能与开谈判。若贸然倡议倒段，人将以不恤外患、好兴内争相訾，必无与吾党表同情者。”（注：致李根源书，1925年7月11日，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144页。）

当时太炎的心态，在其致黄郛的信中表述得很清楚。他说：“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斯固大谬。惟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大抵专对英人，勿牵他国；专论沪汉，推开广州（两政府本不相涉），则交涉可以胜利。”他最担心“当局藉交涉为延寿之计，国民军恃交涉为缓兵之策，惟以延长时日为务”，以为这些都是“不肯积极为国家计”。当时黄郛已辞谢段祺瑞所任命的外交委员一职，章太炎认为，“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盖国势与个人出处已成“骑虎之势，无法苟全”（注：章太炎致黄郛，1925年7月3日，见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232~23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并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亦云回忆》，226~22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了。

章太炎的意思很明显：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出现冲突时，后者要让位于前者；国家需要与个人出处有所矛盾时，国家需要应该优先。“骑虎之势，无法苟全”一语，最足表达太炎因外患而不得不支持他本反对的中央政府的无奈心态。结果他与唐绍仪联名电段，责其对外交案“不肯上紧办理，而反迁延时日，借为延长祚运之符”。故“人以外交案为忧，执事转以外交案为幸”。他们督促段氏在外交谈判上“严持国体，努力进行，务达目的，以图晚盖”（注：“章、唐通电”，1925年7月5日，见《年谱》，下，811页。）。同样，对于收回租界等权益，太炎也并不因为是联俄的孙中山在提倡就不强调。在“骑虎之势，无法苟全”的情形下，章氏也不得不认同于其反对者的主张。

章太炎本认为此次中外交涉之所以无进展，“盖由学子受赤化煽诱，不知专意对付英国，而好为无限制之论。如所云‘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者，皆足使外人协以谋我，而且令临时政府格外冷心。此案恐遂无结果，徒伤无事之人，而赤化家乃得阴受金钱，真可恼亦可丑也。”（注：《年谱》，下，778~779、794~795、808~811页，引文在810页。）可知章、梁两人都感到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气人”和“可恼”之处。也就是明知五卅引起的群众运动中有其不欣赏的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努力，且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在此运动中得分；但作为“国士”，在中外矛盾之前只有义不容辞地站在祖国一边说话。这样虽然等于实际上间接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也不得不为；而正因为如此，就更觉“气人”和“可恼”。

章、梁的气恼提示了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即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这一点其实并非苏俄引入中国的新事物。早在1922年，《申报》主笔杨荫杭就注意到，“近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当时各派军阀“所发之电报及种种文诰”，往往以“卖国”为“攻击他党之辞”（注：《申报》，1922年12月21日、2月26日，收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696、530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军阀通电中所用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真实思想，是一个需要考究的问题。但杨氏的观察至少说明，军阀已了解到这样做可对异己方面造成损害。可知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于政治之中，已渐成通行的手法。

1925年12月4日，正与冯玉祥争夺京、津地区的军阀李景林通电讨冯，说冯“助长赤化风潮，扰乱邦人；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而李本人则“荷戈卫国……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惟持此人道主义，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时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此极好题目，惜吴佩孚不解出此”（注：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20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李电录在2075~2076页。）。李之原意有多大程度是真反赤不得而知，但郑氏看出是“极好题目”，确为解人。不久各军阀的通电中就都以“反赤”为其军事行动正名了。

1926年11月，尚服务于孙传芳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对好友胡适说：“你知道我不是迷信反赤的人，就是孙［传芳］也不是迷信反赤的人。无奈过激派与极端反动派倒可以联合，温和派的人则反是孤立。”（注：丁文江致胡适，1926年11月28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但我们如果看看当时的文电，不“迷信反赤”的孙传芳的反赤论调，实丝毫不低于其他反赤的军阀。那么，其他军阀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反赤”，而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用“反赤”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呢？当年政治活动这一复杂性，显然增添了后人解读时人“话语”的困难程度，也促使研究者在使用和处理材料上不得不更加谨慎。

但军阀争相使用“反赤”术语于其文电之中，说明这样的术语在当时确有一定影响力（至少使用者认为如此）。“反赤”和“赤化”大约各对相当数量的社群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和伤害力。张作霖在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曾发一宣言说：赤化一方“借不适用之共产学说，利用多数贫民及下流社会之心理，鼓动青年学子、激烈暴徒，以乱我国家”。自北伐军“侵入湖北后，凡优秀分子之有资望者，附之则捐［指？］为投机，不附则又指为反革命。仕宦则指为贪官污吏，商民则指为劣绅土豪”（注：《张作霖宣言》，1926年12月6日，见《北洋军阀》第5卷，383页。鲁迅曾注意到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不准阿Q“革命”，此《宣言》的作者也观察到南方不允许“优秀分子之有资望者”参加革命的现象。以边缘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南方革命力量在取得控制权后，并不希望已往的社会精英参与，故其“附”与“不附”都不行，的确进退两难。）。这倒对南北双方所争取或吸引的社会力量有一定的概括：南方是贫民、下流社会及青年学子，而北方则是优秀分子之有资望者和仕宦商民。从思想方面言，则时人也观察到“国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都“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这就包括相当数量的趋新知识精英。（注：参见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见《晨报副刊》，1926年10月5日，3版。）

正是在北方的知识精英圈子中，南方的联俄形成了很大的思想冲击。1925年时苏俄问题曾在北方思想界引发一场大争辩，辩论的中心论题即是苏俄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由此可决定中国是否应联俄或反“赤化”。（注：此事学术界尚乏研究，原始材料都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由北新书局于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出版。）这一论争与当时北洋军阀的“反赤化”虽然同时，思想上也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梁启超本人参与了这次论战，但章太炎那时注意力却不在此，他更多关注的是北方的“讨赤”即征伐冯玉祥国民军的行动。

在南方，国民党人关于统一与御外的孰先孰后在五卅事件后也逐渐发生变化。1925年7月1日的《国民政府宣言》还主张“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统一之条件。盖惟废除不平等条约，然后可以言统一”。此时距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人大致还停留在实现“三角同盟”的心态中，孙中山主张的先废约后统一仍得到贯彻。但到国民党新的领导群初步形成后，当吴佩孚等于1925年10月通电讨段祺瑞、张作霖时，国民政府的复电则提出先建设“能统一全国之真正国民政府”，然后由此政府“于最短期间发起国际会议，以解决不平等条约”（注：《宣言》与《国民政府复电》，1925年11月5日，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36~38、137~13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这已是在筹备实行北伐之时，故已改成先统一而后废约了。北伐时的国民党实行的正是这样的策略，但这样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削弱国民革命反帝一面的色彩。

国民党人出于“实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视寻求外援为促革命成功的必要手段，且自己也确有最后不逾越的准则。惟对章太炎这样的老革命党人和严格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人的事情当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在维持中华民国这一大前提下，即使是战争甚或区域割据等方式都可暂时认可。但不论出于何种现实考虑，只要在内争中引入外力，就是“叛国”，决不能容忍。

3.反赤声中的章太炎

章太炎一向重视中外之别，主张中外矛盾大于国内的派系之争，对此极为严厉。当年曾国藩认为秦蕙田（秦桧的后代）的《五礼通考》“宜与杜、马二家为参”，太炎就颇不谓然。他认为这是因为曾国藩“为穆彰阿所识拔，和戎之议牢持于其心。而《五礼通考》独揭和亲一部，为杜、马二书所无有，宜矣其深相会也”。太炎特别指出：“蕙田以其祖之耻、国藩以其所受于举主者，遂以中国之于异域，宜始终屈节”，且“自国藩张大秦氏，卒借戈登兵以拔苏、松，其辱国有甚于和亲者。其后郭嵩焘之徒，乃诚以桧为明哲，此亦未足异也。桧不过主和亲，蕙田不过欲雪其祖，而国藩乃召戎以轶中国，是又桧与蕙田之罪人也”（注：章太炎：《书秦蕙田〈五礼通考〉后》（1925年），见《年谱》，下，792~793页。）。

根据同样的思路，章太炎对于孙中山的联俄，是不原谅的。孙逝世后，有人提议改南京为中山城，章太炎反对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孙曾联俄以助内争。他说，“明太祖攘斥胡元，不假他力，其功至高”，但并未以朱氏冠南京；“孙公勋业虽高，比于明祖，则犹稍逊”，更不能以一人名号而变国家都邑之正称。（注：《申报》，1925年3月25日，见《年谱》，下，798页。）这里所谓的“勋业稍逊”，不仅因章历来视孙仅为一割据主，同时更由于孙在“不假他力”一点上大逊于明太祖。

章太炎在北伐前夕本来支持黎元洪联合奉系打击吴佩孚，后来见奉军的张宗昌部用白俄军队打中国人，即以为是“叛国之罪”，旋转而联吴反奉。他之所以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也因此。太炎在1925年1月26日致善后会议筹备处的电报中，指责执政府招奉军南下为“叛国”：“按律载外患罪状，虽职居元首，难邀宽典”，而“卢永祥、吴光新等，纠合奉军，中多俄匪，借外寇蹂躏中国，律以外患，百喙难辞”。这样“招致俄匪，明目张胆以行叛国之事”，是曹、吴所不为的，而执政段祺瑞对此却“曲予优容，是即有心指纵，叛国之罪，执政其何以辞”（注：电文引在《年谱》，下，791页。）。

到世传冯玉祥接受苏俄援助后，章太炎于1925年12月发表《外交政策之通电》，指出段祺瑞虽然卖国，冯玉祥之“延致外患又过之”。冯既“与俄通款”，则其“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且冯玉祥又是赤化的南方国民党在北方的“关主”。章氏的结论是：“中国主权，重在法统之上；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当舍奉而讨冯。且不仅冯当讨，“有与冯玉祥一致者，并在讨伐之列”。冯玉祥部当时在北京一带握有实权，且有可能拥戴章氏一直支持的黎元洪；太炎却主张黎不受冯拥戴，否则“俄国顺民之名，将累及长者”（注：章太炎：《外交政策之通电》，载《申报》，1925年12月20日，又见《年谱》，下，836~837页；致李根源书，1925年12月6日，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146页。）。

但那时冯玉祥联俄尚不明显，东吴大学教授罗运炎致函章太炎，责其并未见到冯俄密约，所论不免“武断”。太炎复函承认确实未见密约，但“观冯玉祥左右任使之人，素多濡染赤化，而军实大半运之俄国”。因苏俄实行中央集权，不像他国商人可不经政府批准而自行贩运军火，“自非主义相同者，又岂肯以军实输之？”且“最近在北京观战者”，已注意到“冯军部内，现有赤俄”，故可以“心证”之法，判断冯玉祥联俄为事实。（注：参见复罗运炎函，1925年12月22日，见《年谱》，下，837~838页。）

旋又有旅沪淮商嵇翥青为冯玉祥辩，章太炎再申：当年曾国藩、李鸿章之“用戈登以攻苏、松，则欲不谓之汉奸而不能”。今“冯玉祥之用俄国军官，与李鸿章之用戈登无异”，两者都“事同叛逆”。冯氏虽号称打倒帝国主义，实则“以新帝国主义代旧帝国主义”。如果说冯只是与俄人通款，与广东的蒋、汪“奉鲍罗廷以为主”终有区别，那也不过百步与五十步之异，“其为招致外患则同”。即便其小有政绩，像李鸿章当年治苏也不可谓无惠政；但“招致外患，为罪至深，即有小惠结民，岂足相抵！”（注：复嵇翥青函，1925年12月27日，见《年谱》，下，839页。）

到1926年初，章太炎在答记者问时局时，再次强调外患重于内忧及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贯观点：今日国内问题，已不在什么护宪护法，“而在注意如何打倒赤化。护法倒段，题目虽大，而以打倒赤化相较，则后者尤易［宜？］引人注意。十余年来之战争，尚系内部之争；今兹之事，则已搀入外力。偶一不慎，即足断送国家主权，此与历次战争绝对不同”（注：《申报》，1926年1月31日，见《年谱》，下，849页。）。其实列强既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部，中国政治早已“搀入外力”；不过苏俄这次军事上的介入，形式特别公开明显而已。而日本人对奉系的物质支持，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且苏俄同时还要输入其“革命”理论，这对许多时人是更进一层的忧虑。

苏俄在华影响所造成的社会变革一面，是梁启超等许多人关注的重点（详另文）。章太炎也注意到国民党的社会政策问题，他曾指责广州政府“擅加苛税”，并认为国民党比袁世凯的帝制叛国更坏者，就在于其“暴敛害民，邪说乱俗”（注：章太炎致孙传芳电，1926年9月4日，载《晨报》，1926年9月10日，3版；致李根源书，1927年11月27日，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151页。）。“邪说”或指当时一般所谓的“共产共妻”及群众运动，暂不置论。但“暴敛”则确是国民党开府广州以后的一个新政策。自从宋子文掌管广州政府财政，实行西式税收政策，财源陡增，有力地支持了广州政府的东征北伐。过去许多中外研究者都将此视为中国财政的“现代化”而予以肯定。对西人来说，纳税是人民对国家的义务，政府要办事，当然要征税；要多办事，就要多征税。但就传统中国政治眼光看，“与民争利”一向是受到谴责的，要实行“薄税敛”才是仁政。（注：这里也可见今人爱说的“传统”与“现代”的区别：袁世凯及历届北洋政府都还相对更“传统”，所以不敢公然大规模增加税收。但其可以不“暴敛”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他们都实行向外国大量借款的政策，并因此而大受舆论指责（其实借款的最后负担还是要落实在老百姓身上，但要婉转得多，且社会反应大致都在下届政府或更以后了）。20年代的国民党显然更加西化，故敢于实行其财政改革。当时舆论对此曾有甚强烈的反弹，此处不能详论。但这样的舆论长期为中外研究者均所忽视，很能说明中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无形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民党观念的影响。）

章太炎对于苏俄的影响，主要是看见其外国认同的一面，即他所说“赤化者以异族宰制中华”，是其最不可原谅处。但他也注意到是否反赤，多少也牵涉到各人的安危问题：“要之，赤化不除，大之则中土悉归他人管领，小之则吾辈为革命党者，非受其缨茀，即无保全之理。不观苏俄所排斥以为白党者，非俄国第一次革命政府之人物乎？”（注：复罗运炎函，1925年12月22日，见《年谱》，下，838页。）有意思的是，非革命党的张作霖后来也以同样的思路来打动追随者：“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蒋中正复甘受鲍罗廷之指挥，则并石敬瑭而不若。”故“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注：《张作霖宣言》，1926年12月6日，见《北洋军阀》，第5卷，383~384页。按奉张虽标举“爱国”的民族主义旗帜，但又将“卖国”行为稍轻的冯玉祥列在“卖国”更甚的蒋中正之前，颇能提示北方军人最为仇视也最欲讨伐的还是原在自己体系内的冯玉祥，而并不依“卖国”的程度决定其敌对者的次序。）。他们的出发点或未必同，但都从其自身的立场看到了“赤化”对中国的整体威胁。

所以，章太炎在其1925年10月的演讲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要反对的，就是要反对共产党。”他表明其之所以要反共，对“共产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还在其次。现在的共产党，并非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他们不过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的旗帜”。太炎以为，广东的党政府，“直是俄属政府——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借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他最后强调：“凡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这便是我们最后的责任。”（注：章太炎：《我们最后的责任》，载《醒狮周报》，58号（1925年11月14日），见《年谱》，下，828页。）

在此心态之下，到1926年4月初，章太炎与一些士绅在上海组织了“反赤救国大联合”，任三理事之一。其通电说：“赤祸日炽，汉奸公行；以改革经济为虚名，而招致外患为事实。不亟剪除，国将不国。年来海内有识之士，思所以抵御者，大不乏人；反赤之声，洋洋盈耳。足征人心未死，公道渐昌。吾国一线生机，端赖有此。”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对赤化“防遏愈力，而毒焰愈张”这一事实，不过认为这是因为过去“消弭不得其道，而军政工商学各界不能一致”。所以他们“以反对赤化、保障国权、实行民治为宗旨”，要联合全国各界同志起来“共除国贼”。（注：参见《申报》，1926年4月11日，见《年谱》，下，855页。）

4月14日，“反赤救国大联合”开干事会讨论“宣言”草案，后于4月28日将定稿的《宣言》发布，指出赤俄是“假社会（共产）革命之名，行对外侵略之实”。而且是其在欧美未能成功的情势下转而东向，中国则适当其冲。其“勾结野心之军阀，煽惑无识之青年”，并授以金钱利器，使“盲众争趋”。故“居今之世，反对赤化，实为救国要图”。《宣言》强调：“反赤之举，非学理主义制度种种问题，而为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关键。”与当时“保守”的思想界许多人一样，他们并不直接反对共产学说，而指出赤俄在国内“试验”共产主义已失败，而代之以“新经济政策”，故其学理可不必论。但赤俄对外“仍利用共产之名号召，以遂其鲸吞蚕食之狡谋焉。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者，以经济亡人国；其祸昭著，有目共睹。而过激派欲以赤化亡人国，诡谲变幻（草案此处原有‘实开千古未有之创例’一语），其后患也难知”（注：《宣言》的草案和正式文本均全文录在《年谱》，下，857~858、861~862页，下段出处同。）。

在此基本精神方面，《宣言》的前后两稿无大差异，惟定本攻击苏俄和共产主义的语气稍显缓和。但在拟进行的具体事项上，前后两稿则有相当大的出入。正式文本的《宣言》增加了“对于赤党，其据地称兵者，则由军人张其挞伐；其聚众骚动者，则由士工谋与抵抗”的具体措施。此后“相期许”的三事，即保全国家独立、发展民治精神和实行社会政策。其中第三事的具体含义更出现根本的变化：草案说的是“改良工人待遇，俾假借共产学说者，无由施其煽惑”；而正式文本则改为“限制广大之地权，普及适宜之生计，改良佃佣之待遇，俾假借共产学说者，无由煽惑”。

社会政策的立足点由工而农，转变极大。可知最初起草时无意中正受“赤化”观念的影响，注意的是工厂的劳资问题。后来或觉得中国社会政策的重点应在农村，且平均地权本是革命党的老口号，故有此改。这说明学理方面的“赤化”在那时的确颇有影响力，连反对者也不知不觉中被导入其思路。同时也可看出当日“反赤”诸公并非仅作空头文章，还确实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一方面与各类在野士绅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要联合全国各界同志起来“共除国贼”；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他却仍坚持关于各地分治的观念，甚至提出“暂缺中央政府”的主张。在反赤的同时，太炎仍注目于国内的“恢复法统”。在此方面章氏有其特殊的逻辑：既然中央政府号令不能行于天下，而他主张的拥黎元洪复位又做不到，在事实上没有合法的中央政府时，只要无意脱离中华民国，地方割据也不是不可为。他说：“依据约法，本无不许割据之条，但不得自外于中华民国。苟中华民国名不替，虽割据何所讲焉。”同理，只要大家都反赤，实行区域分治或者比有名无实的统一更有效率。（注：参见“太炎论时局”，载《民国日报》1926年1月21日，见《年谱》，下，846~848页。汪荣祖先生已注意到章太炎的“反赤”与其主张地方自治的关联，但他仅将前者视为后者发展的一个插曲（只用了不及一段的篇幅进行概括），似乎低估了太炎对其“反赤”活动的重视。参见其《章炳麟与中华民国》，收入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56~10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

这样，反赤运动不仅没有让太炎得出需要统一的认识，反成为他主张分治的新理由。他以为：既处“赤化时代”，今日大势“宜分而不宜合”，倒“不如废置中央，暂各分立”。太炎强调：反赤要继续进行，国内各事可于“南北二赤次第荡定”之后徐议之。这个观点章氏到1926年5月初还在坚持，他说：“以事势观之，吴［佩孚］处果能退让无过，暂缺中央，任王士珍等维持治安，即所谓三分之局也。若南北二赤果尽解决，彼时或再有可议尔。”太炎同时指出：“此时南方所急，则仍在力拒赤蒋。”（注：致李根源书，1925年12月6日，1926年5月4日，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146、148页；致颜惠庆电，1926年4月28日，见《年谱》，下，863页。）

但这样的逻辑不是没有疏漏的：首先许多掌军权者并未接受“先反赤后内争”这一次序，他们很可能藉“反赤”之名而争夺地盘；其次，即使大家真能共同努力“反赤”，其所需要的跨省军事行动与区域分治也存在着实际的矛盾。更严重的是南北之间地缘文化区分的影响，北洋军驻防南方本是地方自治的实际障碍，章太炎从前也曾激烈反对；今北人孙传芳要力拒的“赤蒋”却是南人，太炎很快会发现，孙即使以“保境安民”这样委婉的区域分治观念出之，也无法得到南人的同情（详后）。随着反赤的重点逐渐从言论转向行动，这些问题迅速凸显出来。

果然，吴佩孚就坚持主张章太炎反对的颜惠庆内阁摄政，太炎于5月9日以“辛亥同志俱乐部”名义电驳吴佩孚，末云：“方今赤党犹存，军事未了；山西有累卵之危，湖南有舐糠之急。为将帅者，不以此时戮力救国，同恤简书，而欲树置官僚，宴安鸩毒，吾辈当责其根本之误。”十天后，章太炎再以同样名义电已摄阁的颜惠庆，痛责之余复言：“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救国，非以营私。今赤军在郊，而种种借款政策，授赤党以有词；种种揽政行为，开赤军以生路；误国之罪，即今日生成足下者，在转瞬情变境迁之后，亦不能为足下包庇矣。”（注：致吴佩孚电，1926年5月9日，致颜惠庆电，1926年5月18日，见《年谱》，下，866、870页。）足见当时已有以讨赤而营私者，则讨赤之不成功，已露端倪。

北伐军兴，章太炎因国民党军用俄国顾问，视联俄的南方为“卖国”，所以站在北方一边，并支持他几年前曾经反对过的孙传芳讨赤。北伐初起时，北洋军阀方自内斗不息，而太炎则早见到北伐军的厉害。1926年8月，他正式通电反对北伐说：“借外兵以侵宗国者谓之叛，奉外国以为共主者为之奴。”广东“自蒋中正得政，尊事赤俄，奉鲍罗廷为统监，而外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口实，致少年军士受其蛊惑”。他攻击蒋介石道：“详其一生行事，倡义有功者，务于摧残至尽；凡口言国家主义者，谓之反革命。是其所谓革命者，非革他人之命，而革中华民国之命也。”（注：本段与下段，《章炳麟通电》，载《申报》1926年8月15日，见《年谱》，下，878~879页。）

但太炎也承认，蒋虽“为赤俄之顺民，奉赤俄之政策；叛国反常，非有洪、杨正大之义”。但“其主义奇邪，亦足以坚树团体而成朝气”。而一些与广东方面已无多联系的“在野民党，亦或阳与竞争，阴求容纳；志趣不定，骄谄相随”。反观北伐的对立面，则并未认识到反赤乃“以顺制逆，以夏攘夷”。实际上，“南北群帅，惟数省力与支持，其余犹多观望；甚者自为私忿，资以报复”。章氏以为：“冯、蒋二酋，同为俄属。冯渐受创，蒋更恣睢。”故力劝吴佩孚等“将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以保江上。开诚布公，解除宿衅，与南省诸军共同讨伐。志在卫国，不为权利；虽有小愤，待事定而后论之”。假如反赤方面不能团结一心，则“巨憝不除，虽有金汤，危如朝露；猝被俘虏，要领即分，何地位之可冀、恩怨之可复哉！”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假如跳出国民党更“正确”的南北之见（若从国民党立场看，章太炎所献之计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纯粹从军事战略角度言之，则太炎的战略眼光，实较北洋号称能战的吴佩孚为高。倘吴等能依章之言布置军事，则北伐的进程决不可能那么顺利。但吴那时尚未将南方力量放在眼里，故不听章言，仍全力打击北方的冯玉祥。结果北伐军一举而定三湘、迫武汉，待吴醒悟，为时已晚。

到1926年9月初，孙传芳因“无奈于苏绅之浮议”，重申其保境安民的主张，而当时南北之分的地缘意识又极不利于北人孙传芳保江南之境。（注：参见本书《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孙乃向章太炎求援。太炎立即致电，以“为国家保障主权”之意督励孙传芳，劝其藉此淡化地方意识，不要专以保境安民为务。章指出：“蒋中正窃据广东，惟赤俄鲍罗廷之命是听；自署国民政府，则不冠以中华之名；所用旗章，则不用国旗五色之式；昌言国民革命，须受第三国际指挥；察言观实，叛国之事正彰。”且其“直以俄党为贵族，而视吾民如草芥”。如果任其攻下武昌，“则中央崩而四维解，长江上下，地将为赤俄之领土，民将为赤俄之顺民”。故不论为“捍卫国家”或“保固南土”计，都必须出兵援鄂。“国之废兴，在此举也”（注：本段与下段，章太炎致孙传芳电，1926年9月4日，载《晨报》，1926年9月10日，3版。）。

据太炎自供，该电主要是为孙向地方士民解说。他注意到“士商浮议，犹多疑沮”，而孙则“以众论为不可抑，告诫军吏，尚以保境息民为名”。其实“军旅之兴，恒人所惮”，而“运筹制胜，惟断乃成。所谓保境息民者，上则非为国之赤忱，下则与敌人以窥伺”。故“当以保国为号，名义广大，则军民自谐”，盖“承平分职，封城［域？］自殊，乱世拯危，彼此何问？”太炎以为，孙传芳“若乃晏安江左，偷引岁时，审势料敌，必难支久”。所以激励孙早日出兵。

孙传芳对章太炎的谋略颇能心领神会，他在8月下旬的《致蒋介石书》中已说：“此役非南北之争，乃非过激派防制过激派、乃中国人抵御非中国人。”接到章太炎的电报后，孙旋于9月7日再电蒋介石，说南方“所谓革命，直欲革中华民国之命，而强分南北以自解也。传芳不敏，不知南北、不问党派，惟知有民宜爱，有国当保”（注：两电文均载《国闻周报》，3卷35期（1926年9月12日），12~14页。）。其语词和思路都遵从太炎的电报。

在章太炎看来，公开支持他前曾反对的北人孙传芳，是因为“事已至此，欲不动而不能”。故他不仅自己发言，更希望李根源劝尚处沉默的著名苏绅张一麐不要继续韬晦，也出面说话。（注：参见致李根源书，1926年9月4日，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149~150页。）但太炎这样与地方士绅直接唱对台戏的结果，当即遭到强烈反弹。全浙公会通电说：“章太炎趋附军阀，主张战争，妨害和平；一致共弃，不认为浙人。”（注：全浙公会通电，《晨报》19260910，3版。）这些江南士绅当然也不接受太炎的“解说”，其自治息兵的活动有增无减。结果，到年底，孙传芳终于发布《通告》，说“有人假借苏皖浙三省公团名义，希图破坏三省之安宁，离间芳与三省父老昆季之感情”。而“皖苏浙三省联合会”也公然在《申报》刊发布告反责孙传芳。孙乃密令逮捕三省联合会负责人蔡元培等，并要“缉捕会员，格杀无论”（注：《申报》，1926年12月26、28、30、31日，见《年谱》，下，881页。）。

4.余音：国士与遗民

在此情形下，章太炎即使真想“趋附军阀”，也无话可说。无论“反赤”的名义对他来说有多么正大，士人的良心终使他不可能支持军阀捕杀平民。太炎自己，也从此“韬晦”起来。他沉默而不谈政治之日，正是反赤方面真正开始联合起来之时。但反赤方面联合的一个重要基础，与其说是章太炎所期望的“以夏攘夷”，不如说是南北之分。孙传芳部下大将在北伐初期的一份电报说：赤军皆南人，我辈皆北人；北人受制于南人，必无好日子过，且必为南人所弄。必不得已，只有北人大联合。后来孙传芳正式投靠他以前敌对过的张作霖，那时还支持孙的刘厚生和丁文江劝其考虑南北之间的选择，孙答复说：“我宁可啃窝窝头，不愿吃大米饭。”（注：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收在胡适等：《丁文江这个人》，110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胡适：《丁文江传》，97~98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仍明确其北人的认同，不能站在南方一边。这恐怕也是导致章太炎沉默的原因之一。（注：还有一个章太炎说不出口的因素，即“反赤”方面的最后联合恰伴随着民国法统的终结。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任海陆军大元帅，处于局外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宪法、约法皆废除，共和民国以今日亡。”见《郑孝胥日记》，第4册，2149页。这最能凸显宪法或约法在当时的重要象征作用。）

当此参与政治而诸事不成之时，章太炎对湖南省议长欧阳振声（骏民）所说“但恨学识未周，无以应变”一语，“甚有同感”。但他的“补天回日之志，竟不能灰。天生我辈，使为终身无伸眉喜笑之人，亦未尝怨尤也”。太炎知道，“吾今所行，亦负谤议，要之自抚素心，可质天地，则讆言不足恤也。但苦主兵者不能尽听吾言，乃令丁零群丑，轶荡中原”。他似乎早已知其所谋难以扭转世运，在几年前就作一印云“亚父者范增也”，此时更知“恐终身遂与此翁同揆”（注：复章士钊，1927年1月5日，见《年谱》，下，883~884页。）。

不过，范增也须遇到项羽一类人主才可稍有作为，而北伐时反赤一方的“群帅”是否有项羽一类人物已很难说，关键在于他们并不准备像项羽用范增一样任用章太炎。恐怕这些军人更多像当年的张謇一样，视太炎为不能从事实际政治的“文章士”而加以利用。太炎对此也有所了解，他其实知道他的主张不可能全为军阀所接受。还在1926年6月，他作《通告及门弟子》书说：“果有匡时之志者，当思刘晔有言：昏世之君不可赎近。就有佳者，能听至言，十不过三四。量而后入，不可甚亲，乃得免于常絓。昔人与汉高、句践处，功成便退。若遇中材，一事得就，便可退矣，毋冀功成也。入吾门者，宜视此。”（注：《年谱》下，870页。章氏这段时期的各类政治活动，皆宜与此文共观。）可知章氏原来期望也不高，不过士的责任感使他必须出来说话。而且太炎也并不视“群帅”为项羽，他在1927年春的《感事》诗中说道：“天欲亡我非由他，鼍去鳄来当奈何？”（注：诗载《太炎文录续编》卷七下，见《年谱》，下，888页。）则在其眼中，南北双方当政者均不过一丘之貉也。

到1927年，章太炎在其《避地》一诗中，已说到“肉食嗟乖计，春农待辍耕。生涯吾自拙，恐未饱群生”。而其六十岁的《生日自述》更云“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注：两诗均载《太炎文录续编》，卷七下，见《年谱》，下，887~888、883页。汤先生系《生日自述》诗于1927年初，谢樱宁先生以为当系该年年底，说似可从，参见其《章太炎年谱摭遗》，122~1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既然已有“兴亡”发生，太炎只能由兼善天下转为独善其身，不得不萌生退出政治的江湖之念。北伐军占领江南后，太炎所考虑的重点已是保持“名节”。他对李根源说：“大抵今日不可舍者，尚是名节两字。”故“蔡孑民辈近欲我往金陵参预教育，张静江求为其父作墓表，皆拒绝之。非尚意气，盖以为拔五色国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华民国。此而可与，当时何必反抗袁氏帝制耶？”他虽然“自恨学行之薄”，不能像范桀、王应麟那样足不履新朝之地，但决心“宁作民国遗老”（注：致李根源书，1927年11月27日，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151页。）。

五色国旗是章太炎多次强调的民国象征，他认为是否维持这一旗帜决定着后起政权之统治正当性的延续与中断。而国民党虽延用中华民国的国名，却有意以改旗来区别于原来的“民国”，明确其为新朝（济南事件时因外患的紧迫曾几乎导致南北的和平统一，当时也是因为是否换国旗而搁浅，后来张学良终被迫易帜）。故到北伐军即将接收北京之时，太炎仍在强调“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注：致李根源书，1928年5月27日，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153页。）。今人或难理解昔人对国旗这样的心态，但观之于同时代的他人，则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认识。1927年5月，有一个亲北方的俄国人告诉逊清朝廷的郑孝胥说：他在汉口“数月不见五色旗”，到天津则“见之甚喜”。郑氏立刻斥曰：“五色旗乃召乱之旗，余将举黄龙旗以灭之。”（注：《郑孝胥日记》，第4册，2144页。）可知那一时代的人从不同的侧面确实对此极为重视。

从蔡元培欲请章太炎参与教育一点，可知当时上层国民党元老中一些人仍知太炎的价值，尚欲拉拢之；但中下层的少壮新进，则不肯放过这一曾经“趋附军阀”的士人。1927年5月，上海各团体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即有请国民政府“通缉学阀”一条，章太炎名列首位。到6月中旬，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正式呈请中央“通缉著名学阀”，太炎仍列首位。该呈文说：在5月的大会时，本希望这些人“悔过自新”，所以并未真正请求通缉，但“近来该学阀等不仅不知敛迹，且活动甚力；显系意图乘机反动，殊属藐视法纪”。所以这次要呈请“迅予实行通缉”（注：《申报》，1927年5月5日、6月17日，见《年谱》，下，888页。其实这些通缉的请求，很可能也出自国民党中央授意。1928年11月章太炎又忍不住攻击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时，国民党上海市三区党务指导委员会在其新的要求通缉章太炎的呈文中说：北伐军占领江南后，章逆太炎“匿迹沪滨，当时中央曾有通缉之议，后以该逆行将就木，不欲诛求；冀其闭门悔过，不复为军阀傀儡”。文载《申报》，1928年11月21日，见《年谱》，下，897页。可证通缉之意，原出自中央也。）。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在北伐军获胜前其实先已“敛迹”，并无活动；但两次均名列第二的“学阀”张君劢，倒确实在积极活动。与张同调的梁启超表达出了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那时的心态，他说：军阀的末日虽已到，“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由于“现在军阀们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注：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7年1月2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107页。）。梁启超此时的态度很明确，他不愿认同已失去“天命”或人心的北洋军阀，但又不能同意正在取胜的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方式。问题在于，像他这类人，在那时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呢？

对相当数量的新老知识精英来说，20年代实未出现一个足以使其从内心折服的政治力量。他们在此期间的心态，大约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来形容。这些人在不同时候的政治选择，多少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感觉，前述章、梁在五卅运动时所选择的立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各类上层读书人在南北之间或亲南或亲北，恐怕都基于类似的心态（当然，同样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何者为“重”、何者为“轻”，对不同的人来说却极不一样）。

据沈刚伯回忆，1926年9~10月间胡适在英国大说国民党的好话，也是因为他本人虽然“反对武力革命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注：沈刚伯：《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664~66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修订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白。

共产党人陈独秀当时也有类似的心态，他在1926年11月说：“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些。”虽然他也知道，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而“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但总觉稍好。（注：参见陈独秀：《革命与武力》，见《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1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很明显，胡、陈等人希望一个由武力统一的中国可以更快地结束战乱的局面，从而或者开始现代化的建设（胡适的希望），或者走向共产主义（陈独秀的希望）。

梁启超虽然预见到了“党化政治”不易为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一面而准备“一拼”，他在国民党开始“清党”后直至北伐军进占北京时却相对沉默。“清党”时的杀人或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同时恐怕也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国家统一的现实（虽然当时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名义大于实际，新中央政府仍不断受到挑战）。在一般人基于各种心态盼望统一之时，向新的中央政权进攻可能意味着全国性混乱的重新出现。胡适后来曾说，北伐时期的国民党曾经成为中国“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注：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载《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11页。），许多知识精英之所以勉强接受国民党新朝，或者就是想给国民党一个尝试统治的机会。稍具讽刺意味的是，梁启超不及充分体会“党化政治”就突然逝世，而曾经主动趋近国民党的胡适，竟然继承了梁的“遗志”，真与国民党有过“一拼”。可知当北伐之时，现代知识人胡适对于实际政治的认识，到底不如更传统的士人梁启超看得深透。

对国民党北伐后的“党化政治”，许多新旧读书人都曾有程度不同的负面反应（也有不少趋附者）。但自定位为“民国遗老”的章太炎，对新政权的态度基本是传统的，即不承认、不认同、不合作；“遗民”意味着不再有“国士”的责任，对“党化政治”这样的新朝之事，太炎几乎没作什么公开的反应。

其实章太炎一直心不能静，总有怨愤之感。他“研寻理学家治心之术，兼亦习禅”，以释“忿心”；但“遇事发露，仍不能绝”。在一次集会上终忍不住，说“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东抄西袭”，改变频仍；到后来已成为“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今日中国民不堪命，蒋介石、冯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祸首实属孙中山”。他进而攻击说：国民党“现在说以党治国，也不是以党义治国，乃是以党员治国”。他们与袁世凯一样，攫夺政权后对外仍用中华民国名义。“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是一个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叛国者，国民应起而讨伐之。”结果致使上海的国民党机关再次要求中央“即日训令军警机关通缉”章太炎，“实为党便”（注：《申报》，1928年11月21日、22日、25日，见《年谱》，下，897~898页。有意思的是，国民党上海市三区党务指导委员会在要求通缉章太炎的呈文中说：如果无知识的文盲不了解三民主义，尚可谅解。但“章逆既为知识阶级”，居然“不了解本党暂代国民执行政权，迨训政后政权还政人民之深意”，复有“诋毁总理”及投靠各军阀“谋以阻抑本党势力发展”这样的“历史上反革命之铁证”，所以确应通缉。)。

然而，到九·一八之后，在严重的外患面前，任何真正关怀国是的读书人都只能将个人和派别的意气暂时搁置一旁。胡适到1930年时对国民党的攻击本已缓和，但仍未放弃。他在那年所写的《中古哲学史》中有一句话颇能表明其心态：“革命成功之后，统一专制之局面又来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仍旧无望。”（注：张元济当时即注意到胡适此语系借历史浇自家块垒，张元济致胡适，1930年4月16日，转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17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但他到九·一八之后，却逐渐从停止批评政府转到认同于政府的立场。（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59~36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国民党在国难时所表现的无能及失去借攘外以安内的机会，在当时是世所共见。连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都注意到：“蒋介石返南京，对日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注：《郑孝胥日记》，第4册，2342页。）可知国民党的不抵抗，即使在策略上也不为时人所认可，而“党人鼠胆”确是相当一部分人的认知。

山西太原县一个以“清代遗民”自居的前清举人刘大鹏，早在济南事件后就认为“革命军不敢往征”，不足以“服民之心”。九·一八事变发生，刘即指责“斯时之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老乡绅也称国民党军人为“军阀”，饶有意趣）。此后差不多每月18日前后他都要记载倭寇占东三省已多少个月，并指斥政府仍不敢征讨日寇。到1933年2月，日寇犯热河甚急，已闻有官兵调防，刘氏仍视东北失地为国耻。他说：“党人内讧不息，因将东三省甘心舍弃，不思恢复，此亦中国大可耻者。”（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关于1928年，参见377、382页；关于1931—1933年，参见431、433、436、438~444、449、452、456、471、473页。）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刘大鹏已放弃“清代”和“民国”的区分，而基本以“中国人”为其身份认同。这也有个过程：刘氏初闻日本人将迎宣统帝复辟，还以为是“上天所命”，略有欣喜之意；后听说宣统帝仅以“执政”身份登位，已无欣喜之情。到确知宣统帝为“满洲国”政府之“执政”时，已并不因前皇帝登位而认同于“满洲国”，反担心宣统帝“受日寇之累”；此后即再也未见其以清遗民的口气记事。到1938年听说伪“华中维新政府”成立时，刘氏终自认“予已成为亡国奴”，已完全认同于前所不承认的“民国”了。（注：参见上书，434、442、456、522页。）其实，在刘氏每月指责中央政府不抵抗或不征伐日寇时，实已默认“民国”的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即使在他对传言中的清室复辟于东北尚存庆幸之时，他也始终明确东三省尚为日寇所“侵占”。在真正的外患之下，中国内部“朝代改换”的意义已被淡化了。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章太炎身上。严重的外患使他面临一个身份认同的挑战：作为“民国遗民”，他可以不认同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人，他却不能忽视国家这一实体正在遭受侵略这个现实。与刘大鹏一样，太炎最恨政府不抵抗。他私下反复陈说：“奉、吉固不可恢复，而宣战不得不亟。”若我辈处此局势，“唯有一战。明知必败，然败亦不过失东三省耳。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既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为当局计，也只有一战，虽战败而死，也“足以赎往日罪状”（注：本段与下段，章太炎与孙思昉论时事书，1931年10月5日；致马宗霍书，1931年12月7日，见《年谱》，下，912、913页。）。

但章太炎一开始尚处沉默，一方面因为“遗民”已无“国士”的责任，即使不说话也尚可心安；更主要的是他感到说了也起不了作用。他解释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而“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与东人争，虽敝口喑舌，焉能见听？”他认为蒋介石其人“爱国家不如爱自身，爱自身之人格尤不如爱自身之性命”，实不足与论。这样，“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促蒋出兵必不见听，是以默尔而息也”。

“倒蒋非事势所宜”是章太炎关于中外矛盾重于国内政争这个一贯思想的再次表述。这样，当他获悉广东又在另立政府时，特别指出：“吾之于人，无适无莫［典出《论语》］。平日恶蒋殊甚，及外患猝起，则谓蒋之视粤，情罪犹有轻重。”若“校论宁粤两方，宁方则秦会之，粤方则石敬瑭也。秦固屈伏于敌，石则创意卖国者。去秦求石，其愚谬亦太甚”。如果北方的冯、阎在此时竟偏袒粤方，“则是记私恨而忘共论”与马宗霍书，1931年12月7日；（注：与孙思昉论时事书，1931年12月28日，见《年谱》，下，913页。）。有意思的是，此时尚未完全认同于民国的刘大鹏获悉“广东别立政府”，也认为“京、粤仍不一致，可见革命党人毫无心肝也”（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434页。）。

到1932年1月东三省全部沦陷后，太炎终不能再沉默下去，乃与马相伯等通电促战，并代“国民”立言说：“国为四万万人民公器，国民党标榜党治，决非自甘亡国。”各党国首领“倘犹认救国全责，可由一党负之，则请诸公捐助［弃？］一切，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如其不然，“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若国民党不能立即“决大计以谢天下”，则不甘坐毙的人民“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几天以后，他又与张一麐等联名通电，再申“国家兴亡之事，政府可恃则恃之，不可恃则人民自任之”（注：《申报》，1932年1月15日、22日，见《年谱》，下，915~917页。）。

不过，刚打破沉默的章太炎，立场还有些超然于政府。但随着国难的日趋严重，到1932年春他北上平津活动抗战时，记者问及他对党治的意见，章氏回答说：“余之反对一党专政，实感觉国民党党内人材太少”，现在“国难严重已届万分，此种问题，可搁置不谈。惟希望现时政府，日渐有力，以应此危急存亡关头”（注：《大公报》（天津），1932年3月8日，见《年谱》，下，918~919页。）。在外患面前，即使“拥蒋非本心所愿”，太炎也不得不“搁置”其与国民党不同的政见，公开表明对中央政府的支持。

太炎此时的心态，在他1933年春一次题为《历史之重要》的演讲中吐露得很清楚。他一如既往地主张“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但更主要是强调了当时读史的特殊性：“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注：《年谱》，下，930页。）正因为这“全国”大于“一代”的时代“要义”，太炎才能放弃对以五色国旗为标帜的“民国”的追思，而将其爱国行动落实到国民党“党治”之下的整体中国之上。在国家面临严重的危难之际，章太炎终于走出遗民心态，回复到其惯有的“国士”立场上来。

（原刊《历史研究》1997年6期）

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

在我们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中，20世纪20年代一向是个相对薄弱的环节。比较起来，对北伐时期的中美关系研究还算稍多，但学术界对此似尚无一个广泛接受的共识。本文拟从当时当事人的认识与关注点去考察分析问题，希望能在美国政府对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方面作一些史实的探讨与重建，或可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稍进一层。

1.几个背景因素

过去有些研究似倾向于从后来国共两党成为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的角度来反观历史，所以较少注意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其实，在国民党象征性地统一全国之前，对身处2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北伐时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恐怕是南北即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特别是国共之间的斗争，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也未曾引起时人的充分注意。综观当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显然是南北之争。关于国民革命运动的内部争斗，只是在武汉与南昌的对立出现后才渐为人所知。而当时报刊上最著名的“赤党”，实际上是活跃在台面上的徐谦与邓演达，对真正的中共反而了解不多也注意不足。中国人不过如此，遑论对中国情形的了解终究要差一步的外国人了。故本文虽然侧重于美国与南方的关系，仍注意将其放在南北对峙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

就国际环境而言，过去对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列强在华合作的取向强调稍过，实则所谓“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取向一开始就颇有缺陷。首先，列强的合作政策基本上没有把中国作为远东国际政治的一个正面因素来考虑，因而也就低估了这段时期中国内部革命性政治变动的重要性。其次，所谓“华盛顿体系”并不包括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在整个20年代推行着完全独立的中国政策，实际上形成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有力挑战。而国民党恰利用了这一缺陷，先后从这两国获得主要的军事援助。

实际上，“华盛顿体系”的列强合作精神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的关税、法权会议期间已基本消失殆尽。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北伐前夕召开的修订治外法权会议上，日、英两国基本上没有把会议严肃对待，只有美国还比较认真。美国向会议提交了482项涉及美国在华权益的案例，而英国只提出了很少的案例，日本则根本没有提交任何具体案例。这很能说明各国的态度。会议的决议报告基本是据美国的材料由美国人在实地调查之前就已写成，一向对外交条款斤斤计较的英、日外交官并未提出多少修改意见。（注：参见Wesley R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2,p.112;Strawn to Kellogg,May 12,1926,the John VA.MacMurray Papers,the Seeley G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这一切都说明列强间的合作大致已名存实亡。

同样需要重视的是，北伐时的中国局势以混乱多变为特征，尤其以变化的突然与急剧著称。在这样的情形下，任何外国除了大的原则外，实不可能有多么具体的政策，尤其不可能有预先制定的政策。北伐初起时，包括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内的几乎所有南北政治力量，都未曾预见到后来急速的军事进展，在华外国人也同样如此。列强面临新的问题和变幻莫测的局势，只有不断调整其原有的政策原则，故北伐时主要列强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局势一样，是以多变为特征的。

就美国而言，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北伐期间美国驻北京使馆与华盛顿的国务院之间长期存在意见分歧。从他1925年到任开始，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MacMurray）与国务院在从五卅事件到1926年11月的《中比条约》废除等几乎每一件较大的事件上，都不断发生政策争执。一再受挫后，他曾于1926年底致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Kellogg），明确表示缺乏相互了解，要求回国面商，但他刚走到日本就因中国局势日见紧张而被召回任所。到1927年初，随着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詹森（Nelson TJohnson）晋升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而项白克（Stanley KHornbeck）出任远东司司长，马慕瑞与国务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他曾明确反对项白克的任命。马慕瑞在1927年2月12日写了封15页的长信给代国务卿格鲁（Joseph CGrew），举出七个国务院拆他的台、使他出丑的例子，认为国务院对中国政策的指导是“犹豫不决和易变的”，是“放弃、消极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政策。（注：MacMurray to Kellogg,Dec30,1926,MacMurray to Grew,Feb12,1927,MacMurray Papers.）直到马慕瑞离任，他和国务院几乎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同时，驻华使馆与各领馆间也常出现不同意见，美国各级外交人员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形是明显的。造成美国各级意见不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人对南方新兴的国民党内派系及国共两党关系（包括合作与斗争）的了解可以说从未达到准确的程度。实际上，美国人接触较多的是国民党中那些能说英语的领导人，这些人中的相当部分是孙中山的亲戚和幕僚（如孙科、宋家人和陈友仁），他们大部分较年轻，也因能说英语故与握有相当实权的鲍罗廷关系密切，在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前基本偏左。美国外交官员对南方的好感多得之于这些人，而其提出的偏向南方的政策也常常是有意无意针对这一势力。

反之，多数美国人对蒋介石个人的观感一直不好。对多数中外观察家来说，蒋本人正是联俄的主要推动者和直接受益者。由于蒋介石自1925年以来在国民党内争中不断变换立场，忽左忽右，马慕瑞对他的观感从来就不好，认为他太不可靠。关于美国外交官对蒋介石的认知，过去的研究基本忽视，故有必要作简短的史料考释。在中山舰事件之前，蒋介石并未受到美国驻华外交和情报官员的太多注意。正因为准备不足，美国驻华官员对在该事件中崛起的蒋认识相当模糊，缺乏定见。实际上，蒋在那次事件中的许多行为的确具有突发特征，他自己的日记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故即使是熟悉蒋的中国人，对他在那段时间变化多端的所作所为也不甚了了。（注：参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617~658页，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1936年版。）

在中山舰事件后的几个月中，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Douglas Jenkins）对蒋介石的观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注：参见Jenkins to Kellogg,Mar27,Apr7,May 19,May 25,1926,US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29,（hereafter as SDF,including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39）89300/7358,/7400,/7469,/7473;MacMurray to Kellogg,May 4,1926,SDF 89300/7439。此后的几个月中，精琦士对蒋介石的观感仍维持摇摆不定的状态。）到6月，精琦士终于有了初步的结论，即蒋就是“广州的政府”，他不会容忍“不管来自温和派还是激进派的干涉和反对”。可以看出，蒋介石并非精琦士眼中的“温和派”。精琦士认为，蒋与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的暂时联盟不过是为了得到军火和资金。但他也在那次报告中明确指出，蒋本人正是以“排外而特别是反美”而著称的。（注：Jenkins to MacMurray,June 11,1926,SDF 89300/7522.）

蒋介石自1925年以来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对收回主权的激进主张颇令美国担心。1926年春，美国《国民》杂志记者根内特（Lewis SGannett）在广州采访蒋介石，蒋以各种问题了解了根内特的观点后，得出根内特尚属“真诚”的结论。然后蒋介石宣称也要告诉根内特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真话：“中国有思想的人恨美国更甚于恨日本。”因为美国人是两面派，虽然甘言笑脸，却和日本人行动一致。由于蒋介石至少认为他自己是中国有思想的人，这个信息是非常明显的。根氏后来成为名记者，当时虽尚未成大名，已初具影响。他与蒋的谈话发表在颇有影响的《概览》杂志1926年5月的东西方专号上，自然不会不引起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员的重视（实际上此文正收在美国外交文件中）。（注：Lewis SGannett,“Looking at America in China,”The Survey,L（May 1926）,pp.181-82.）

蒋介石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激进外交主张并非特例，北伐时期中国南北双方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都明显偏于激进而不是温和。任何这段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革命性”发展对中外关系的直接间接影响。国民政府的（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在1926年时告诉美国人：美国关于条约修订的政策是采“渐进”的取向，而中国的实际情形却从根本上是“革命”性的，因而也就要求一种“革命性的，亦即根本的解决”。那种一步一步地调整的“渐进”取向实与中国的政治现实相违背。（注：陈的观点见US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hereafter as FRUS）,1926,I,85152。）

政治的“革命性”发展也引发整个思想界舆论界的“革命”倾向。“革命外交”就是革命时代的一个典型产物。何谓“革命外交”？说到底，就是不按或至少不完全按既存外交规则行事。曾在欧洲长期受教的周鲠生在北伐期间发表《革命的外交》一文，提出“革命外交的第一要义”便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即“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而第二要义则是“利用民众势力”。具体言之，就是不但不能“怕事”，而且要能够“生事”，以“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为外交的“要诀”。一言以蔽之：“革命的外交，决不能是绅士式的。”相反，“流氓的方法，实在是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政府最有效的外交方法”（注：周鲠生：《革命的外交》，1~11页，收在同名论文集，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周氏后来在中美解决南京事件的协定签订后，认为是“外交失败”，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军事前进而外交落后”，从而提出“党化外交”的主张，其激进尤可见一斑。参见《今后的外交》，见《革命的外交》，74~84页。）。周氏学的是国际法，并以此名家，竟全然置其学者身份于不顾，公然号召不遵行国际规则、惯例及条约，而其文章又发表在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所办的《现代评论》（一般均认为此刊物“温和”而不“革命”）上，最能体现世风的激进。

在实际操作层面，北伐时南北政府主持外交的陈友仁与顾维钧都受过西方训练，尤其懂得怎样利用西方的“道理”来对付列强，最使列强头痛。1926年11月6日，经过长期无结果的谈判，在代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主持推动下，北京政府宣布废除已到期的《中国比利时条约》。（注：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一），355~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MacMurray to Kellogg,Nov9,1926,FRUS,1926,I,991-95。）这是自有中外不平等条约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主动废除与外国签订的条约。顾氏在主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包括在其他中外谈判中持强硬立场），实表明北方在外交实践的“革命”性方面，丝毫不比南方逊色。

在北京废除《中比条约》两个星期后，蒋介石在南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是北伐开始后蒋第一次会见外国记者），对北京政府的行动表示支持。他并宣布：“国民政府以前的中国任何政府同其他国家所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定，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承认。”蒋介石进而指出：“这是一场革命，不能取渐进方法。”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特权，革命才算完成，国民党决心立即废除各种条约特权，而不考虑通过谈判修订条约的方式。（注：蒋与合众社记者施瓦茨（Bruno Schwartz）会见的内容见于Hankow Herald,Nov23,1926，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罗赫德（Frank p.Lockhart）的报告中附有此剪报，Lockhart to Kellogg,Dec4,1926,SDF 89300/7993；并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910页。）

正如马慕瑞观察到的：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中，有“两种对立的主义在进行斗争”，特别是在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上，“一方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而另一方主张取革命的方式”（evolutionary or revolutionary）。（注：MacMurray to Kellogg,Nov19,1926,FRUS,1926,I,999.）马慕瑞所说的“中国人”，包括南北双方。顾维钧的行为和蒋介石的言论都直接印证了马慕瑞的观察。就南方而言，此时蒋介石尚无与列强发生直接交涉的经历，但他的言论表明他本人正是站在主张采取“革命方式”那一边的。自南昌与武汉的对峙开始到1927年春的南京事件，蒋的反帝言论如果不比武汉方面更厉害，也至少不弱于武汉方面。

蒋的前述讲话给西方人以强烈的印象。在华英文报纸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在1926年11月29日的社论中警告说：蒋的坦率讲话揭示了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是“决不妥协的”。美国的《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在1926年11月23日的社论中就把蒋介石列为中国的激进人物之一（英文的radicals在当时是有特定指谓的）。《纽约时报》记者亚朋德（Hallett Abend）后来回忆说：“1926年时的蒋介石，是以从内心里讨厌所有外国人而著称的。”（注：Hall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New York:Harcourt,Brace,1943,p.20.）总的说来，不论蒋介石在中国的内争中有何表现，他在对外态度方面与当时激进的世风并无两样。但对美国在华外交官来说，北伐初期的蒋介石与整个国民革命运动都基本还是个未知数。

2.在列强竞争中美国向南方的逐渐倾斜

正是因为美国使领官员对蒋介石和中山舰事件后新崛起的广州当权官员了解不足，马慕瑞才于1926年6月派遣驻华使馆的第二把手梅尔（Ferdinand Mayer）到南方考察，以掌握第一手材料，从而可针对那里“惊人的事态发展”作出制定相关政策的推荐性意见。（注：MacMurray to Kellogg,May 20、23,1926,Kellogg to MacMurray,May 21,26,1926,FRUS,1926,I,706-709,）梅尔征求了美国驻广州、香港、汕头等地领事的意见，并与所到之处的国民党官员进行了较广泛的接触。他关于此行的报告长达六十页，最主要的建议是对南方政府采取更现实和更灵活的政策。同时，梅尔提出一种双向的新举措：美国一方面在维护条约的神圣性方面对南方采取强硬立场，但同时又取消对现存北京政府的承认以取悦于南方，因为国民党方面肯定会认为这将削弱北方的力量。（注：Mayers report of mission to South China,July 6,1926,SDF 89300/7713.）

美国驻华公使支持取消对北洋政府承认的建议。尽管马慕瑞支持这一举措是出于“北京政权缺乏国际责任感”的认知，他也认为，美国不能“承认一个不被中国人民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央政权的虚假存在”。同时，美国也承担不起“站在与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相违背的立场”这一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失。马慕瑞敦促国务院“顺应”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建议美国应带头与英、日一起不承认北京政府。但他怀疑日本与英国是否会支持这样的政策，如果他们不支持，则美国应独立地采取此项行动。（注：MacMurray to Kellogg,Aug14,1926（两函）,FRUS,1926,I,671-681.）

这是一向坚持与列强取合作态度的马慕瑞首次提出美国在中国采取独立行动。而且这一建议得到相关官员的广泛支持。美国出席关税和法权会议的首席代表史注恩（Silas Strawn）也支持取消对北洋政府的承认。同时，马慕瑞的建议也得到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詹森的首肯。（注：Strawn to Kellogg,Sept16,1926,SDF 500A4e/6521/2;Johnsons memo for Kellogg,Aug20,1926,SDF 893,01/228.）美国驻北京使馆、大多数领事馆和远东司的意见取得一致，在整个北伐期间都非常少见，这就是其中的一次。

但是一向愿意保持美国独立姿态的国务卿凯洛格这次却驳回了这一提议。他从更广阔的中国观念来看待这一举措，认为这是介入中国内政；且由美国来告诉中国人他们没有一个值得外国承认的政府，也是不明智的。两者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凯洛格坚持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而且，取消对北京政府的承认意味着退出（已停开但理论上仍未结束的）关税法权会议，这显然会触怒美国国内那些支持条约修订的势力集团，从而给执政的共和党带来麻烦。美国不能承担使关税会议破产之责，故即使北京政府不能履行其条约义务，美国也不带头干这种事。（注：Kellogg to MacMurray,Aug24,1926,FRUS,1926,I,682。）

与此同时，北京美使馆对北伐的迅速军事进展密切关注。1926年7月，在梅尔刚回到北京不久，马慕瑞已在计划他本人对南方的访问。从9月中到11月初，马慕瑞访问了南方，其中包括到马尼拉进行短暂停留，但访问的重点是9月下旬的广州之行。这是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位外国公使进入广州，而美国在20年代中国的地位又非同一般外国，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象征。马慕瑞与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但接触最多的是能说英语的陈友仁和宋子文。从他们那里，马慕瑞得到“极为坚固的印象，即国民党的确愿意对列强采取温和的态度”。他完全确信“广州当局感觉到他们需要与列强维持友好关系”。马慕瑞与随行的使馆秘书裴克（Willys Peck）都注意到，国民党领导人“愿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而不是单方面地宣布废约”（注：MacMurray to Kellogg,June 16,1926,SDF 89300/7532;MacMurray to Admiral Williams,July 30,1926,MacMurray Papers;Mayer to Kellogg,Oct3,1926,FRUS,1926,I,868-69;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eck and Sir Victor Wellesley,Dec9,1926,SDF 89300/7981;China Weekly Review,Vol38（Sept25,1926）p.92;《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792页。）。

但是，这样的乐观见解与后来的事态发展并不完全一致。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特别是《中比条约》的废除和蒋介石的相关讲话都表明，南北双方的主政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显然仍偏于激进而不是温和。在中国南北双方的外交都颇具“革命性”的情形下，马慕瑞仍希望能努力将双方持“理性态度”的力量结合起来，以便美国可与之交涉。在1926年11月，他试探性地向国务院建议：列强应设法说服国民党人及中国其他政治力量将其对内部事务的分歧暂时撇开，而任命一个代表团与列强就关税问题谈判出一个“中国各政治势力都能批准的”协定。在此基础上，由于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竞争的政府，马慕瑞审慎地试图将国务院原来准备与“任何能代表中国的政府”谈判的主张转移到更灵活的与“任何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团”谈判的立场上来。（注：Mayer to Kellogg,Oct3,1926,the State Department to the British Embassy,Oct5,1926,MacMurray to Kellogg,Nov20,1926,FRUS,1926,I,868-69,855,855-58.）

此时美国国务院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国内压力，要求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在华传教士及其在国内的本部是这一压力的主要推动力。传教士很可能是最有势力的在华美国社群：在资金上，美国在中国的教会资产“大于所有其他美国在华的产业”；在人数上，在华从事传教事业的人员也“远远超过其他所有行业”。而且，正如后来的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Stimson）所说，这些传教士的观念通过其书信和报告“递达生活在美国大地上几乎任何角落的大量人士”。到1926年下半年，传教士的影响力由于获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Borah）的坚强支持而空前提高，而美国企业界也有诸如拉门德（Thomas W.Lamont）和美亚协会（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代理书记诺顿（Henry K.Norton）等有力人物和机构，与传教士一样主张调整对华政策。（注：Warnshuis to Strawn,Dec16,1926,SDF 89300/8058;William LNeumann,“Ambiguity and Ambivalence in Ideas of National Interest in Asia,”in Alexander Deconde，ed，Isolation and Security,Durham,DC.,1957,pp.13538,史汀生的话引在p.137;关于波拉与诺顿,参见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Macmillan,1947,pp.189-90,245-46;关于拉门德，参见Johnson to Kellogg,Jan.12,1927,SDF 71193/113。）

所有这些力量加在一起，就形成一股极大的压力，致使国会很快就作出了反应。1927年1月，美众院外委会主席波特（Stephen GPorter）提出尽快放弃治外法权的提案，明确要求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独立于其他列强的行动，尽快与“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政府所委任的全权代表”进行修约谈判。许多传教组织出席听证会支持。提案在众院以262∶4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后虽被搁置在参院，仍对柯立芝政府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注：波特提案全文见FRUS,1927,II,341-43。）而且，美国国务院在此期间更受到强烈的外部压力，即列强修改对华政策所造成的挑战。

随着北伐的开始和不断进展，主要列强间早已是竞争多于合作。1926年底到1927年初，英、日两国都较大幅度地修改了其对华政策，特别是修正了对新兴的南方势力的态度。受国民革命反帝运动影响最大的英国，早在1926年11月13日就决定取消对北京政府的法律承认（de jure recognition），而对武汉政府则予以事实承认（de facto recognition）。新任驻华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抵达中国后，首先到武汉将此信息送达国民政府。到11月底，英国外交部已确定了后来致送列强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即英国政府宣布改变其对华政策，不再坚持中国先建立稳定政府然后才谈判修改条约的主张，意在支持南方政府。但这一备忘录直到12月18日才向北京公使团公布，其目的就是要给列强一个措手不及，显示英国政策的独立性。正如英国人自己指出的：此举正是要“让全世界都知悉这一政策是我们的，而并不是反动的不列颠不情愿地被开明的（liberal）美国和日本拖着脚步走”（注：MacMurray to Atherton,Nov30,1926,MacMurray Papers;MacMurray to Kellogg,Dec2 and 4,1926,FRUS,1926,I,902-906,Dec11 and 14,1926,SDF 89300/7930,/7940;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Wellesley and Peck,Dec9,1926,SDF 893.00/7981;Atherton to Kellogg,Jan17,1927,SDF 89300/8140;详细的讨论参见Edmund SKFung,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1924—1931,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8199;Richard Stremski,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China,Taibei:Soochow University,1980,chapters 7 and 8,引文在p.103。）。

的确，在中国树立一个“开明的形象”正是当时主要列强竞争目的之所在。1927年1月18日，日本政府也宣布了其政策改变，特别是向南方的政策倾斜。（注：参见MacWeagh to Kellogg,Jan17,Feb18,1927,SDF 79394/1611,89300/8392;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110-14。）英日声明对美国外交冲击很大，凯洛格显然不甘落在英国人后面。当时正在纽约的凯洛格是看了《纽约时报》才得知英国声明的，他对英国人封锁消息的做法极为恼怒，认为“英国人此事的做法太不公平”，并当即指示詹森起草了一份给马慕瑞的训令。训令指出：这次“英国有意要表现得比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列强更开明”，为摧毁这一形象，国务院要马慕瑞立刻宣布，美国赞同“无保留地实施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关税附加税”。三天以后，凯洛格仍余怒未息，还在指责英国“为与美国竞争［在华］影响而不惜自我贱售”（注：Johnson to Grew,Dec20,1926,Grew to MacMurray,Dec20,1926,Kellogg to MacMurray,Dec23,1926,SDF 893512/7358,/472,/479,/484.）。

为了与英国人竞争，凯洛格已在考虑是否要在此时带头宣布美国愿意在废约方面“主动与中国人配合”。不到一个星期，他已给马慕瑞发去一份针对英国备忘录的声明草稿。但马慕瑞反对在此时对中国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他虽然对英国备忘录感到恼火，但仍希望维持列强的合作。同时，马慕瑞坦率地指出，凯洛格的草稿与他本人对中国政策的认知存在着“根本的歧异”；他显然看出了国务卿的情绪，并向他提出警告：美国如果“显露出试图比英国人出价更高的形象，是很危险的”（注：MacMurray to Kellogg,Dec28,1926,Jan2,1927,Kellogg to MacMurray,Jan5,1927,SDF 893512/492,/501;Kellogg to MacMurray,Dec29,1926,FRUS,1926,I,930-34.）。而这正是凯洛格意之所在。

最后，还是詹森提出，美国不如干脆不理睬英国的备忘录，而抢在国会就波特提案采取进一步行动前面直接发布一项政策声明。凯洛格于1927年1月24日将声明要点发往驻北京使馆征求意见，但两天后又不等使馆提出意见就发送出正文，指令使馆于次日正式对外公布。可见其急切的心态，同时也说明华盛顿仍未充分重视驻北京使馆的意见。在凯洛格的声明中，美国表示愿意或者与列强一起，或者单独，与中国的任何政府或能代表中国人民的代表进一步谈判整个条约修订问题。国务院显然采纳了马慕瑞前此提出的灵活观念，并将其扩大到针对所有条约权利的谈判。这一扩大的立场成为此后两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指导性原则，虽然马慕瑞本人对这一扩大进行了长期而顽强的抵制。（注：Johnson to Kellogg,Jan19,1927,the Nelson TJohnson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Kellogg to Mayer,Jan24,1927,Mayer to Kellogg,Mar26,1927,SDF 71193/115A,/115B,/116.声明全文见FRUS,1927,II,350-353。）

美国声明与英、日两国政策调整的一个明显不同即在于，英、日两国都明确表达了在南北之间更倾向于南方的立场，美国在这方面则并无明确表白，只是暗示性地说道：“美国政府欢迎中国人民在改组其政府系统方面的每一进展。”这样，华盛顿的政策取向是一方面与北京政府进行外交层面的谈判，一方面又试图对等对待竞争中的南北政府。（注：Schurman to Kellogg,Dec22,1926,Mayer to Kellogg,Jan25,1927,SDF 893.01/249,89300/8132;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ellogg and Sze,FRUS,1927,II,52-55.）在此期间中美双方都曾进行过多次努力，试图将南北双方结合起来解决修约问题，但这些努力均未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个问题涉及较宽，拟另文详细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声明中有一句话明显是影射英国而言：“美国在中国没有任何租界，也从未对中国表现出任何帝国主义式的态度。”当时英国在九江的租界刚被国民政府藉群众运动的力量收回，而运动中有针对性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对许多人来说都还记忆犹新。故声明这句话正是试图复制（reproduce）历史记忆的典范。声明同时指出：“本政府愿意本着最开明的精神与中国交涉。”“最开明”（most liberal）一语尤其道出英美竞争的消息。马慕瑞在十年后心境已较平静时，仍认为英美当时的确是争着向中国人讨好。马慕瑞后来的评论见其1935年为国务院写的著名备忘录“（注：Development Affecting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published with the title How the Peace Was Lost,edwith introduction by Arthur NWaldron,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92,pp.91-92,）。

但是，英美讨好中国的举动都不甚成功。英国政策声明发表后的数周内即发生了武汉政府对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最能体现其政策调适的悲剧后果。对美国人来说，虽然凯洛格认为他的声明是迈出了“激进的一步”，中国方面的官方反应却是冷淡甚而是负面的。在武汉方面，陈友仁对美国声明未置评论，而宋子文后来甚至说他根本不知道有此声明的存在。比美国新闻界还晚两小时才得到声明副本的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不得不尴尬地对美国新闻界承认他对此事毫不知悉。但他私下告诉已回到远东司的裴克，凯洛格的声明措词“含混”，甚至“不如英国的备忘录那么开明”（注：Kellogg to Mayer，Jan24,1927,SDF 71193/115A；当马慕瑞在1928年7月告诉宋子文说美国政府早在十八个月前就已许诺与中国谈判关税自主时，宋回答说：“不可能，我们从未听说过这回事。”（这当然也可能是宋故作姿态，但不排除是事实）见Abend,My Life in China,p.94;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ze and Peck,Jan27,1927,SDF 711.93/124。）。

不过，主要列强对华政策的调整在其与苏俄竞争对华影响方面，却有不可忽视的潜在推动。首先，它显然减弱了提倡反帝的苏联外交的影响。假如帝国主义列强真的能够通过谈判吐出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权益，许多中国人当然可以不必诉诸“革命”的方式。正如胡适和蒋介石都说过的，帝国主义列强要想减弱苏俄在华影响的方式只有一个，即学习苏俄放弃条约特权的榜样。（注：《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1月26日（原书无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Gannett,“Looking at America in China”。）换言之，只要列强真能表现出它们不像苏俄宣传所指出的那么“帝国主义”，苏俄的宣传自然不会那么有效。

更重要的是，列强，特别是英、日两国的新政策表明它们并不像北伐军方面曾经设想的那样全力支持北京政府。对许多国民党人来说，“世界革命”或苏俄援助的象征意义正在于可以抵御其假想中列强对其“走狗”北方的支持（包括可能的军事支援）。随着北伐军占领地域的扩大，苏俄的援助早已是象征意义越来越大于物质意义，一旦列强对北方的潜在支持不复存在或不像以前所设想的那么坚固，则苏俄援助的意义即随之而降。对国民党或其中一部分人来说，与苏俄决裂的可能性已逐渐成为一项具有可行性的现实选择。（注：这个问题需要专题论证，关于蒋介石和顾维钧的相关观念，参见文砥（文公直）编：《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册，119、163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顾维钧回忆录》（一）;397~398页。）

从1926年下半年起，美国国务院就越来越多地接收到关于国民革命运动的内部分歧的报告。北伐军占领南昌后，以南昌为中心的总司令部与在武汉的党政中心的矛盾日渐明显。到1927年2、3月间，《纽约时报》已在不断报道这类消息；而国务院收到的相关报告也日渐增多，其中确有一些主张美国应支持国民党中的“温和分子”或“保守派”的建议。但这样的观点最高只到总领事一级，主要是出于与苏俄竞争在中国的影响；而谁是“温和分子”或“保守派”，却从未被清楚地界定和确认，特别是此时似尚未见将蒋介石列为“温和派”的文件。实际上，1927年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全会议对美国人来说提示着国民党内部竞争的暂时平息，因为蒋介石公开表示了对党的忠诚。（注：杨天石主编（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第二编第五卷的第二章第一节对这段时期的国民党内争有详细而持平的论述；美国人的认知见Anderson to Johnson,Dec29,1926,memo by George Sokolsky,Jan1,1927,Johnson Papers;Artherton to Kellogg,Jan17,1927,Gauss to Kellogg,Feb5,1927,Cole to Johnson,Feb1,1927,Warnshuis to Johnson,Feb5,1927,Jenkins to MacMurray,Feb16,1927,Lockhart to MacMurray,Feb8 and 18,1927,SDF 89300/8140,/8336,/8218,/8219,/8502,/8459,/8568;New York Times,Feb8,1927,p.4,Mar1,1927,p.1,Mar4,1927,p.4。）

1927年2月，詹森获悉英国人有意向武汉政府派驻高级代表，而俄国也在准备正式承认武汉政府并派驻外交代表。同时，中国驻欧洲的使节集体转而效忠于国民政府，国务院了解到驻美公使施肇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看来中外观察家都已确认北伐将在当年夏天就以国民党的胜利而结束，而此时美国国内要求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具体行动的压力有增无减。在此情形下，国务院开始明确地向南方倾斜。詹森于3月14日建议，美国应派一个以官方观察员及驻华公使马慕瑞个人代表身份的高级外交官进驻武汉，其具体的人选就是驻华使馆的第二把手梅尔。詹森明确指出，此举有可能得到武汉方面更大的重视，且既能“讨好国民政府”，又能向他们、特别是“美国国内那些急于要同中国（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保持友好关系的人们”表明，我们正诚恳地尽最大努力与中国各方面保持接触。凯洛格批准了这一政策调适，但马慕瑞坚决反对，他指责国务院试图介入中国的内争，有意在南北之争中偏袒南方。（注：Warnshuis to Johnson,Feb5,1927,MacMurray to Kellogg,Feb15,1927,SDF 89300/8219,/8251;Johnson to Strawn,Mar21,1927,Johnson Papers;Johnson to Kellogg,Mar14,1927,Kellogg to MacMurray,Mar18,1927,MacMurray to Kellogg,Mar22,1927,Kellogg to MacMurray,Mar24,1927,SDF 89300/8408,/8408A,/8420,/8428.）

值得注意的是，派代表驻武汉的决定是在国务院已获得许多关于国民党内争、特别是武汉与南昌的对立后作出的。这清楚表明美国政府直到此时并无在国民党内争中支持或扶助蒋介石一派的意愿。詹森的话表明，国务院此举不乏与列强竞争在华影响及取悦国民党人的动机，但主要仍是对美国国内的压力作出反应。凯洛格虽然没有坚持派高级代表驻武汉的指示，但这一举措提示着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的“灵活”态度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不是不久即发生的南京事件大大缓和了国内的压力，国务院仍不得不对中国革命的进展作出类似的具体因应。

3.南京事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攻克南京，第二天南京城发生北洋溃军和北伐军袭击外国人及其机构（包括领馆）的事件，英美两国军舰向南京开炮，国民政府和列强间最严重的冲突爆发了。在如何解决南京事件的问题上，马慕瑞再次与国务院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事件一发生，马慕瑞即要求与列强合作封锁中国港口，当即遭到凯洛格否定。马慕瑞又坚持要求以军事准备为后盾，与英、日联合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凯洛格仍不同意。由于美国的反对，列强未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而是于4月11日向武汉政府和蒋介石总部递交内容一致的抗议照会：要求惩处有关指挥官、国民军总司令（蒋）道歉、赔偿损失、保障外国人的安全等。4月14日，武汉政府外长陈友仁分别复照各国，同意赔偿除北洋军和英美炮轰以外的损失，并指出避免此类事件的办法是取消不平等条约。蒋介石方面未作任何答复。（注：关于南京事件的详细来往函件见FRUS，1927，II，pp.146236；国民政府方面的部分文件见于《革命文献》，第14辑，14、2378~2401页；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2530有扼要而持平的讨论；并参见伯纳德·科尔：《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中译本，第六章，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到目前为止，尚无明确的史料证明这是一个预谋的行动。在1927年3月2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表示袭击外国人的是“暴徒”而不是“任何有组织的政府”。柯立芝的讲话载《纽约先驱论坛报》，1927年3月30日头版，转引自《炮舰与海军陆战队》，111页。）

列强显然不满意陈友仁的答复，合谋进一步以最后通牒施压。马慕瑞也继续强调与列强一致采取强硬措施，但凯洛格同意詹森暂缓处置南京事件的建议，认为等待一段时间以观南方各势力的发展是明智的。凯洛格告诫马慕瑞说：“外国人可以夺占中国领土或在贸易中用武力维护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马慕瑞反对凯洛格的态度，指责国务院想走中间道路，实等于挖他的墙脚。凯洛格对马慕瑞的愤怒加以抚慰，但并不改变态度。由于凯洛格坚持不合作而持观望态度，列强未能在南京事件上进一步联合施压。（注：本段与以下三段的讨论参见MacMurray to Kellogg,Mar28 and 29,Apr1 and 23,1927,Kellogg to MacMurray,Apr25,1927,FRUS,1927,II,151,168,17374,20910,21011;MacMurray to Kellogg,Apr2,1927,SDF 89300/8528。）

马慕瑞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如果美国不与英、日合作，则将使它们重新靠拢，结果是美国长期以来试图将二者分开的政策失败。但问题是英国在1926年末改变其对华政策时也并未事先知照美国，自然没有理由埋怨美国不与它一致。而日本在处理南京事件上显然持相对克制的态度。正如柯立芝总统所说：不同的国家在中国有不同的利益。（注：关于日本的反应，参见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2833；柯立芝的话转引自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320.）对马慕瑞来说，采取独立的政策意味着美国放弃自华盛顿会议以来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领导地位；而对凯洛格来说，“领导地位既存在于强制行动中，也存在于克制行为中”。换言之，美国采取独立的克制行动，恰可以表现其在列强对华政策中的领导地位。马慕瑞对国务院拒绝采纳他的意见非常沮丧，他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他们或者撤我职或者逼我辞职的时候即将来临。”（注：MacMurray to his mother,Apr24,1927,MacMurray Papers.）

随着北伐军挥师北上，沪宁地区的局势渐渐和缓下来。而南京事件的爆发使美国国内在1927年春达到高潮的对中国的同情舆论和参众两院对行政方面的压力都大大缓和。（注：远东司长项白克承认南京事件使美国舆论和国会对国务院的压力大减，见Hornbeck to MacMurray,July 3,1928,the Stanley KHornbeck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许多传教士在修订对华条约方面的态度显然不那么急切，有些人更转而反对修约。这样，在南京事件后，压力大减的国务院几个月来首次能够基本在外交的技术层面比较冷静地考虑其对华政策，此后直到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国务院基本实行了一种相对稳健的一面观望一面准备行动的政策。

观望意味着相对的消极，美国的观望政策最明显的表征即在于，1927年4月的“四一二事变”及其后的清党不仅未引起美国政策什么改变，反而促成了美国观望政策的确立。助理国务卿詹森注意到蒋介石4月12日的政变，鉴于宁汉之间分裂已经明显，詹森认为对南京事件可暂缓处理，以观国民党内部斗争的结果。（注：Memo by Johnson,July 1,1927,Johnson Papers.）

实际上，甚至“四一二事变”后的清党也未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蒋介石一派在美国人眼中的形象，在某些方面甚而有所恶化。20年代中国南北双方都面临一个军人在政治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问题。在1927年春的清党开始以后，宋子文曾亲口告诉访问上海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MOHudson）：“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这很能代表与“武人”保持距离的一些国民党文职官员的观念。赫氏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的清党是一个大反动。（注：赫贞的话转引自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载《自由中国》，10卷1号（1954年1月1日），5~6页。胡适这些话虽是晚年的回忆，大致是可信的。1927年与胡适同船从日本到上海的美国记者斯特朗记录下来的胡适谈话与此基本相符。参见斯特朗：《千千万万的中国人》（Chinas Millions,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中译本，收入《斯特朗文集》，第2卷，30~3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陈友仁后来表示，清党后的国民党政权与北洋军阀并无两样。（注：参见《晨报》，1927年9月17日，2版。）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早在1926年就报告了广州国民政府内文武势力的竞争，他自己显然倾向于文人一边。这不仅因为与“文人更容易打交道”，而且更因为他们“非常希望培植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并正在努力将两国关系维持在比较和谐的层面”。当然，精琦士也注意到，这些文职国民党人想取悦美国的举动是要把美国从其主要敌手英国方面争取过来。（注：Jenkins to Lockhart,Oct1,1926,cited in Warren WTozer,“Response to Nationalism and Disunity: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1925—1938,”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Oregon,1972,pp.61-62.）实际上，国务院在获悉许多关于国民党内争的信息后，仍发出向武汉政权派驻代表的指示，部分也因为武汉与南昌的争夺正具有文武势力竞争的意味。

美国记者根内特与宋子文的观点相近，他对清党以前和以后的蒋介石的看法迥然相反。在清党以前，他认为蒋有理想，有军事能力，但怀疑蒋能否与人很好地合作，尤其是担心他能否接受文人领导而不是谋求建立个人权威。在清党之后，根内特在为《国民》杂志写的社论（1927年5月4日）中，却正式攻击了蒋。他说，在华外国势力总是要寻找一个中国“强人”来解决问题，但这些“强人”都证明不过是稻草人。西方曾选择了清廷、袁世凯、北洋军阀作为其支持的“强人”，现在又试图选择蒋介石了。蒋固然与北洋的“胡子”军阀不同，但他背叛了他本应忠于的文职政府，且正欲建立一个独治的政府，与北方张作霖政府正复相类。蒋以残忍冷酷的方式对待其以前的文职盟友工会（这一点根内特有误解，上海的工会也有一定的武装），这已超过了（中国）所有以前向往个人权威的统治者。根内特强调：蒋迫害工会的行为不能以“镇压共产主义”来解释，“对一个自称是孙中山那民主式的民族主义的继承者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纪录”（注：根内特曾将其关于中国的系列文章结集成书由《国民》杂志社出版，即Lewis SGannett,Young China,reved,New York:The Nation Inc,1927。关于蒋介石参见pp.27-31，55。）。这样的社论出自著名的《国民》杂志，美国人对清党的印象决不会好。

如果说根内特和《国民》杂志有自由主义倾向或稍偏左的话，明显反共的美国记者索克思（George ESokolsky）在这个问题上与宋子文的见解一致。索克思根本认为“清党”是“白色恐怖”；他虽然反共，但同时认为蒋在国民革命运动内争中的取胜意味着军人的胜利。从1927年5月起，索克思开始撰文攻击“宁波邦”，到7月更点名攻击蒋为“宁波拿破仑”。索克思觉得，一个由蒋统治的中国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国不会有多大区别。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在军人统治之下，由国民党中亲西方人物所推动的西式现代化进程会因而夭折。（注：George E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32,p.341；关于索克思对蒋的攻击，参见Warren 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 W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p.13941。到蒋与宋美龄结婚后，索克思又改变了对蒋的评价。）

索克思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与宋子文和马慕瑞私交甚笃，被认为是当时最了解国民党内幕的外国人。他的见解随时都在向美国使领馆输送。他所担心的最后一点，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共同心态。他们当然都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也观察到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实际上有助于国民党中亲西方成分把中国引向一个接近西方的“现代化”未来，而武汉政权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西化的一个政府。同样，美国政府希望看到一个统一（但未必是强大）的中国，国民革命的分裂和军人作用的增强使得中国有可能出现类似前些年的军阀混战局面，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外交官员对中国前途持悲观态度。（注：参见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4950。）

在国务院，以前曾是对华积极政策的主要推动者的詹森，其态度就明显比前消极，他与马慕瑞见解一致的时候开始增多。但凯洛格仍希望有所行动。宁汉的分立使得许多观察家原以为即将结束的北伐又显得前景不明，国务院对南方局势感觉不乐观的一个重要例证是美国再次开始努力促成一个南北双方的代表团来进行修约谈判。这一举措虽然又没有成功，但凯洛格的确指令詹森和马慕瑞做好修约谈判的所有技术性准备工作。正是由于准备充分，美国才得以在北伐结束后迅速与南京政府签订了中美关税新约，成为主要列强中第一个承认新的中国政府的国家。（注：Johnson to Momroe,May 16,1927,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DrHume,Aug16,1927,Johnson Papers;参见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50-51;Tozer,“Response to Nationalism,”pp.172-77。）

总的说来，清党之后，除日本人明确决定在国民党的内争中支持蒋外，其他主要列强的外交官更多是感到困惑，因为蒋介石忽左忽右，此前改变其政治立场已有数次。英国公使蓝普森的话也许代表了大部分西方外交人员的共同观感：“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注：蓝普森的话转引自Nicholas R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Hanover:Middlebury College Press,1991,p.258。）马慕瑞和蓝普森仍然觉得蒋既不可靠也不可信。尤其是马慕瑞，他一度对宁汉分裂基本不予注意，连国务院都对他竟然在报告中“全然不提国民党的内争”这一点感到“有些奇怪”。至少就对外态度方面，马慕瑞没有理由认为蒋介石是“温和派”。（注：Peck to MacMurray,Apr16,1927,MacMurray Papers.）

的确，从清党到蒋介石在1927年秋的下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在对外政策上有什么“温和”的态度；特别是相对武汉政权而言，南京事件后武汉正实行鲍罗廷提出的外交“战略撤退”，故蒋介石比以前稍温和的反帝腔调与武汉方面同样的降调适成正比。蒋的真正“温和”要到1928年1月他复出后，在2月份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全大会的宣言称：“吾国革命之努力，唯一之根本目的，在于民族平等与国家的独立，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则为达此根本目的之具体的方案……吾国民须知一切反帝国主义之运动，惟有以实际之建设为真正手段者，乃得实践之效果……生聚教训，为独立自强之始基。独立自强，为平等地位之根本。”（注：《革命文献》，第69辑，189页。）换言之，为达平等的根本目的，重点不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而在自身的建设上。这正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逐渐走上攘外必先安内道路的先声。

但是，蒋要面临的外交局势并不轻松。国民党已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英国在华南的势力，在1927年底的“广州起义”后，南京又以苏俄外交人员参与暴动为由正式断绝了与苏俄的外交关系。随着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扩大，苏俄在中国的影响逐渐局限于满洲北部。而蒋在继续北伐的路线上很快将与日本遭遇。鲍罗廷为国民党设计的分化帝国主义的方针与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有相通之处，但以夷制夷的前提是要有两个以上的“夷狄”活跃于中国。这样，在列强均无意轻易放弃其在华权益的大背景下，而美国对华态度又趋消极之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态度未明但素以强硬著称的日本（日本政府对蒋的支持主要针对国民党的内争，在南北关系方面则尚未明确）。结果，正是日本的进一步入侵使南京政府认识到美国在华的重要作用，最终导致中美关系的转折。（注：关于济南事件后的变化，参见本书《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

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1928年5月北伐军与入侵山东之日本干涉军在济南发生的军事冲突，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注：关于济南事件，参见全国政协、山东省政协和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e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198203;William FMorton,Tanaka Giichi and Japans China Policy,Folkestone,Kent,England:Dawson,1980,pp.11822。最近一篇资料极为丰富的新研究是杨天石先生的《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载《近代史研究》，1993（1）。），但对此次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深远影响，则注意得还相当不够。事件之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明确提出将国耻置于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之上（详后）。国民党军政实际决策人蒋氏这个观念提示了济南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它迫使新当权的国民党至少在两个大的方面对其政策进行调整：在事件之前，国民党基本是重内争轻外事；在外交上则先是一面倒向苏联，继则全力与日本维持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在此事件后，外患逐渐成为国民党的当务之急；而国民党在外交上更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日本在中国日益增强的侵略行动。

本文只侧重于这个大转变的一个部分：即国民党由忽视美国到强调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并尽力争取美国援助这样一种态度和政策取向的转变。在济南事件之前，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为内政所左右。要充分理解这段时间的中外关系，必将其置于革命性的国内政治斗争这个大语境中方为可能。过去的研究比较忽视1928年统一前北京政府在内争和外交中的作用，本文则将北京政府的政策与作为纳入讨论，以期重建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全貌。而且，过去一般都将此时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视为亲日。这个认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北京政权在此时的外交是力图向美国倾斜。

可以说，此时南北中国政权正是在日本威胁加剧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到“中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而这一重新认识也为美国政府所欢迎。中方并受到美方的具体鼓励。在某种程度上，三四十年代逐渐明显的美国对“中美特殊关系”的政策性倾斜和承诺，于1928年时已开始成形。美国的这个政策转折，正是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的直接反应。

1.国民党的革命外交

国民党在北伐时期基本重在内争，其首要目标是统一全国。在这一点上，国民革命与历代的中原逐鹿并无大的差别。但是，北伐是在与历代大不相同的现代背景下进行的。这个不同的最根本之处即在于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国民党的纲领中列入反帝正是直接针对这个现代语境而言。故其始终坚持收回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国权。在很大程度上，“御外”型的民族主义对身处国内权势争斗中的国民党来说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惟国民党在此时的战略是先获取全国统一，然后再向列强挑战。

这段时间通常被称为“革命外交”的国民党外交政策，常因其党内极其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令人困惑。盖国民党各派系的外交取向本不一致，而各派在不同环境下的具体事例中转换立场不仅频仍，有时且很突然。在20年代后半段，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并非始终掌握在当权派手中这一因素更增加了要明确界定“国民党外交政策”的困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正像近现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与国内的权势斗争纠缠在一起一样，国民党的外交决策经常都不是纯从外交利弊的技术层面考虑出发，而往往是受制于内争方面的因素。

一般的看法，国民党在北伐时的外交战略是对列强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但实际上，除了确实将英帝国主义当作第一个打击的目标外，这个战略的其他部分从未完整清楚地界定出来。就是打击英国利益，也有英俄全球竞争这样一个大背景在。（注：彼时英国在欧洲处处打压其19世纪以来的老对手俄国，新俄乃一面支持英国国内反政府斗争，一面在其影响所及的英国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内支持甚至鼓动反英斗争。这个题目太大，只能另文讨论。）此后与苏俄的决裂，与日本的冲突，以及向美国的靠拢等重大外交动作，均非事先计划，而多是在内部争斗影响之下的权宜之计。

民初的中国，列强既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各政治势力乃多寻求与列强或其中之一建立超过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以确保其在内争中的有利地位。国民党亦不例外。孙中山在1922年就强调了“运用外交政策”与“中国革命前途”的密切关系。而政策的重点就是日本和苏联这两个近邻。两国皆成盟友乃最为理想，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注：“孙中山1922年在广州对国民党同志训话”，转引自孙科：《中苏关系》，26页，上海，中华书局，1949。）。此后不久，就有《孙文越飞宣言》和联俄的行动。

蒋介石基本继承了孙的方针，但在寻求外援方面选择性更明确。对20年代的国民党领导人来说，不平等条约是做出外交决策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在日本威胁变得严峻之前，蒋领导下的国民党从未向任何一个条约国家寻求援助。1925—1926年间，蒋以联俄为其外交“全局中心之着眼处”。（注：参见蒋介石日记，1926年12月22日，引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978页，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1936年版。）与苏俄决裂后，蒋则向彼时另一个与中国没有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大国德国寻求援助。（注：Cf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38-53.）

国民党人十分清楚列强在华势力的含义，也明白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手。蒋介石在1926年8月已明确指出：国民革命在中国内部首要的对手是奉系，外部则“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故此，“要自己努力对于日本作劲敌看待。积极与之奋斗，以期打倒而后已，中国才能独立。仅仅打倒英国，仍不能算是革命成功。必须将英日两国在华的势力，完全消灭，才可算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注：蒋介石：《政治党务报告》，1926年8月25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187~189页，广州中央政治军事学校，1927。）。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有同感，他以为，反英斗争的真正意义主要并不在于眼前对英斗争的胜利，而在于“将全国动员起来以因应以后远为严重的对日斗争”（注：Percy Chen,China Called Me:My Life Inside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Little,Brown,1979,pp.105-106.）。但是，由于广州武汉政府期间国民党基本遵循了鲍罗廷分化帝国主义以打击英国的策略，上述这些见解被表面的对日绥靖政策所掩盖。日本是列强中唯一可能而且也有意派出大批地面部队侵华的国家，蒋介石对此的认识与鲍罗廷是一致的。宁汉分裂前后，蒋的绥靖日本的政策与鲍氏亦同。（注：参见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蒋先生未必持本文的观点，但其引用的大量原始资料恰支持这个观点。）

到1927年底，宁汉分裂又合流之后，国民党已沉重打击了英国在长江沿岸的利益，同时也因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与苏联彻底决裂，在其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将不得不面对日本。故此时日本已取代苏联成为蒋的外交考虑之中心。在蒋的盟兄也是留日的黄郛指导下，蒋的代表往来与中日之间，力图与田中内阁达成某种协议。但有一点应指出，蒋从未指望日本方面的切实援助，蒋所希望得到的，正如以前武汉政权所要求的，就是日本在中国的权力争斗中持中立的政策。（注：参见沈亦云：《亦云回忆》，264~28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晨报》，1927年5月13日，3版，1927年5月14、16、17、28日，6月4日，均2版；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29-33,142-44,151-58。）

至于美国，不论是作为敌人还是朋友，国民党人毋宁是取一种不甚注意的态度。在蒋介石和鲍罗廷的心目中，美国的重要大约只居第二等的位置。（注：参见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168页，武汉出版社，1988；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106~107页。）正如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MacMurray）所注意到的：中国人在其对外关系中关注的是日本和英国。（注：MacMurray to Grew,Feb12,1927,John VAMacMurray Papers,the Seeley G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实际上，许多国民党人相信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是追随英国的。他们以为，美国人虽然满口甘言，其行事则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两样。蒋介石认为，从这方面看，美国的可恨更甚于日本。国民党要员王正廷就曾直接告诉马慕瑞，美国人总是让别人去干丑事，自己却要求均沾同样的利益。（注：Lewi‘s SGannetts interview with Chang Kaishek,in Gannett,“Looking at America in China,”The Survey,L（May 1926）,pp.18182；Lockhart to MacMurray,Jan28,1927,US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to Internal Affairs of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29（hereafter as SDF,including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39）,893.00/8343;MacMurray to Grew,Feb12,1927,MacMurray PapersSee also Michael H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304.）

当然，在1927年秋冬，国民党代表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有过频繁的接触。也就是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李锦纶使美一事。但此事是在宁汉合流初期，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派的伍朝枢控制外交部时进行。伍氏对美国的重视显然超过蒋和国民党左派。但伍氏之掌权既在此短暂的非常时期，其所作所为只能代表国民党外交的一股支流，而且，伍氏争取美国友谊这一行动的一个目的即是加强其本人和胡汉民派在彼时为桂系军人控制的南京政府中的地位。但李锦纶使命确实开始了国民党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的非正式接触。（注：李锦纶当时是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政务司司长，其使命将另文讨论。亦见Sokolsky to MacMurray,Dec1,1927,MacMurray Papers;《晨报》，1927年9月12日，2版；Wilbur to Kellogg,Aug19,1927,Kellogg to Wilbur,Sept13,1927,memos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Johnson and Monroe,Sept12,1927,between Johnson and Wei,Sept13,1927,SDF 89300/9401,/9416,/9417See also Warren WTozer,“Response to Nationalism and Disunity: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1925—1938,”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Oregon,1972,pp.16870。）

李的任务是向美国人介绍国民革命、谋求美国的承认、并安排南京与华盛顿的条约修订谈判。但其中一项实质的内容是李实际上被授权告知美国人，国民政府将对1927年的南京事件负起完全责任。（注：“伍朝枢致凯洛格”，1927年7月29日；“伍朝枢致施肇基”，1927年7月30日，“伍朝枢给李锦纶的指示”，1927年7月29日，原件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18，卷号996；《晨报》，1927年9月12日，2版。）在中国，伍朝枢本人亦曾向美国官员表明谈判解决南京事件的意愿。美国国务院觉察到伍在军人控制的南京政府中权力有限，故对与伍进行认真谈判兴趣不大。但是，伍氏关于组成一个南北共同代表团与美国修约的建议则得到北京和美国两方面的积极回应。（注：Report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Bristol and CCWu,Oct18,1927,Mayer to Bristol,Nov28,1927,the Mark LBristol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Tozer,“Response to Nationalism,”pp.156-160.）不过，随着蒋介石在1928年初的正式复出，伍氏即与胡汉民派一起失势而出走欧洲，南北联合外交自然亦陷于停顿。（注：Sokolsky to MacMurray,Dec1,1927,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kolsky and MacMurray,Feb25,1928,MacMurray Papers;“蒋介石致谭延闿等”,1928年2月13日,载《历史档案》,1984（2）,66页;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Lee,Jan5,1928,US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1943,hereafter as FRUS）,1928,II,pp.4012；“伍朝枢致南京政府”，1928年1月4日，南京二档馆档案，全宗18，卷号1004；Lee to Johnson,Jan25,1928,Paxton to Kellogg,Feb24,1928,SDF 79300/196,/199。）

蒋是在黄郛等“北方国民党”以及除宋庆龄以外的宋氏家族成员等支持下复出的。由于广州武汉时期的国民党左右翼均失势，新的南京政府中很快即出现以外交部长黄郛和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代表的派系之争。黄氏本人虽未加入国民党，但向被人视为“北方国民党”的核心人物。国民党中那些被美国记者索克思（George Sokolsky）称为有“新思想的中国人”，极不欣赏黄氏与“北方”和国民党“老官僚”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国民党左右翼斗争的继续，虽然“右翼”已由新的成员组成而残存的“左翼”也比以前不知温和了多少。但这同样是留美派和留日派在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这其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故虽然宋被认为亲美而黄被认为亲日，有时宋子文却会反对有黄郛参与的中美接近；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及文化之争继续影响着其外交政策。（注：Cf.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kolsky and MacMurray,Feb25,1928,MacMurray Papers;MacMurray to Kellogg,Jan11,1928,SDF 71193/165索克思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与宋子文和马慕瑞私交甚笃，被认为是当时最了解国民党内幕的外国人。孔华润（Warren Cohen）的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 W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对索克思与中国的关系有精彩的论述。）

2.华盛顿路线还是东京路线

济南事件之前的几个月中，蒋介石一派尽了很大的努力想与日本建立一种工作关系。1927年秋，蒋在下野之后访问了日本，蒋此行的一个目的是要确定其与宋美龄的婚姻。这一点他获得了成功。但根据同行的张群回忆，蒋认为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与日本首相田中的会谈。11月5日，蒋与田中会谈了两小时，超过了日本方面预先安排的时间。田中许诺在国民革命阵营中只支持蒋。蒋则表示了他对日本在华利益的理解。田中明确表明日本不会干预中国的内争，并建议蒋集中力量巩固其在南方的权力，而让北洋军阀在北方自相残杀。从技术上看，这个建议是明智的，但似乎隐含着田中在界定他所谓日本不拟介入的中国“内争”。蒋则指出，他们部队只有在面对敌人时才能保持团结，因此他必须继续北伐。蒋的观点直接而有说服力，但双方的长时间会谈未能产生一个确定的结论。日本是否会在蒋继续北伐时保持中立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并未得到澄清。双方也都避免提及敏感的满洲问题。继续谈判的门并未关闭，因为田中表达了再与蒋见面的愿望。但蒋感到田中“毫无诚意”，由于认为此行的结果“可于此决其失败”，蒋在几天后即返回了上海。（注：参见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20~33页，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57-158;Morton,Tanaka,pp.97-98。）

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准备1928年继续北伐时保持了对日本进行工作，这是任命黄郛为外交部长的主要原因。黄取代伍朝枢意味着蒋决定放弃伍的南北联合外交取向。同时，这也表明了蒋此时对美国兴趣仍然不大。不过，在正式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在国民党军人致力于划分和巩固各自势力范围之时，黄郛亦努力去缓冲中外之间的紧张，以为继续北伐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黄一上任即大大降低了攻击帝国主义的调子。尽管黄仍然坚持所有的中外条约都是不平等的，因而必须谈判修订，但他也宣布南京将承认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前订立的所有中外条约。这是国民党首次承认中外条约的有效性。（注：“蒋致谭延闿等”，1928年2月13日，载《历史档案》，1984（2），66页；《亦云回忆》，349~350页；Cunningham to Kellogg,Feb28,1928,FRUS,1928,II,p.406。）

南京新外长实际上也愿意与英美达成某种协定，这样万一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时或可孤立日本。在老朋友福开森（John CFerguson）的帮助下，黄郛意识到与英美解决南京事件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实际上，南京与英国之间就解决南京事件的谈判自1927年起已在进行。到1928年春，双方皆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许多关键问题得以解决，但黄与英国公使蓝普森（Sir Miles Lampson）达成的协议最后却为伦敦所拒绝。蓝普森不忍见其努力化为流水，乃将他以为是合理的协议及中英谈判的详情尽告美国公使，并敦请马慕瑞据此与南京谈判。马慕瑞抓住了机会，很快与黄郛在上海达成了解决南京事件的协议。（注：J.C.Ferguson,“The Nanjing Incident of March 24,1927,”memos by Bucknell,Mar28,and Apr9,1928,MacMurray Papers;《亦云回忆》,354~360页;MacMurray to Kellogg,Feb29,Mar31,1928,FRUS,1928,II,pp.323-26,334-35;MacMurray’s 1935 memo of“Development Affecting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published with the title How the Peace Was Lost,edwith introduction by Arthur NWaldron,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92,p.96;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Macmillan,1947,pp.380-85。）

中美之间的迅速达成协议给人一种印象，即南京正向美国示好。但这种印象是失真的。黄郛确实需要解决南京事件的悬案，但其目的亦到此为止。这一点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拟议中的马慕瑞于4月份访问南京并重开美国驻南京领馆一事竟因所谓技术原因而中辍。蒋介石在马慕瑞预计到达前数天离开南京赴前线，据说蒋不在则无法安排美领馆重开所需的军事仪仗队。实际的情形是黄郛在南京政府中人脉欠佳，而蒋的离去更减弱了他在南京的权威。（注：Memo of MacMurrays southern trip，Apr9，1928，MacMurray Papers，particularly pp.1215；MacMurray to Kellogg，Apr9，1928，SDF 89300/9859；《亦云回忆》，354~355页。）

美国公使访问南京的提议本来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加强其与美国关系的良机。假如蒋真的愿意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他本可以在南京多留数日。南京本可将马慕瑞的访问宣传为美国的支持甚至非正式承认的象征。但这一切南京都主动放弃了。与此同时，南京也有意放过了其他与美接近的机会。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海军上将（Admiral Mark LBristol）彼时正逗留于沪宁地区，蒋与其参谋长何应钦都曾见过布里斯托。但布里斯托试图回访何应钦时却吃了闭门羹。（注：Bristol to MacMurray,Dec15,1927,Bristol to Wilbur,Jan21,1928,Bristol PapersSee also Bernard DCole,Gunboats and Marines: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1925—1928,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1983,p.145.）所有这些说明国民党不过把南京事件的解决视为减缓中外紧张的战术运作，达到目的后即不再发展。蒋介石此时对美国人仍不过是客气而忽视，亦决无依靠华盛顿之意。南京外交的真正中心仍是日本。

在北方，掌权的奉系与日本的关系颇类似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日本的援助对张作霖的兴起及巩固其在东北的权势作用甚大。与此同时，日本自身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亦日益扩大。在双方对控制东北的竞争中，奉日均尽量利用对方而又力图不被对方所利用。（注：Gavan McMormack,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1911—1928:China,Japan,and the Manchurian Idea,Folkestone,Kent,England:Dawson,1977,passim.）但是日本已成东北权力结构之一部分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奉日间日益增多的冲突。张作霖亦有其最后不逾越的准则。作为东北掌权者，张氏总是虑及自己的名声，尽量不做可能使东北人民诟骂之事。关于日本，张的基本准则是避免作任何可能与日本的“二十一条”相关之事。盖如此则将被东三省人民视为卖国贼。实际上，直到张被日本人暗杀时，日本仍在试图落实十几年前已在条约上获得的许多利益。（注：参见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载《文史资料选辑（天津）》，第2辑（1979），21~32页。）

当奉系入据北京至少在名义上负起全国责任时，奉日冲突就扩大到包括中国民族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了。日本人的方针是仍将张视为东北地方首领。他们尽量回避全国层次的谈判，却集中注意力于日本在东北的权益问题，以期在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前解决“二十一条”以来整个东北的遗留问题。日本的这种取向即使在个人层面也是极不给张作霖面子，因而也增强了张对日本的不满。

然而，张氏的控制北京也增强了他与其他主要列强的接触机会。既然日本愈来愈多地成为一个威胁而不是支持者，在京的奉系首领们乃追随袁世凯当年的策略，将日本的各种要求公之于众。与此同时，奉系亦感到有必要向其他列强靠拢。奉军总参议杨宇霆曾试图接近俄国人并确实一度缓和了奉俄矛盾，但俄国人在北满的势力构成对奉系权力的直接威胁，这一点从根本上限制了这一取向的效果。奉天因而逐渐转向了美国与英国。（注：参见《晨报》1927年12月2日，1928年4月13日，均2版；罗靖寰：《张作霖的对日外交》，27、31页；张国枕：《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路内幕》，载《文史资料选辑（天津）》，第2辑，4~11页。）

早在1926年秋，当奉系与国民党进行秘密谈判之时，奉系即建议双方“设法自行疏远”各自的“外交背景”，即奉疏远日而南方疏远俄，“免使由内战而牵动国际大战”（注：“谭延闿、张静江致蒋介石”，1926年9月10日，原件藏台湾“蒋介石大溪档案”，转引自李国祁：《北伐的政略》，见《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219页，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委会，1988。）。这已清楚地透露了奉方要疏远日本的意图。当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军政府时，他邀请被日本人视为“反日派”领袖的顾维钧出任总理或任何其他职位。顾谢绝了邀请，但同意留在北京并实际参与了张政权与英美方面的联络。顾氏影响下的北京外交，在修订不平等条约方面实际比南方还激进，且在最惠国条款上持决不通融的态度，其最主要的考虑即是不让日本人据此“均沾”更多的权益。张作霖延揽顾的举动既是向日本人表示一种姿态，也提示了他欲与美英建立更密切联系的意图。（注：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281、299~302、323~3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1417;Meyrich Hewlett,Forty Years in China,London:Macmillan,1943,p.202;MacMurray to Neville,July 31,1928,MacMurray Papers。）

北京并且很快发现，美国根据《辛丑条约》在京津所驻军队可以作为对日本权势的一种制约。1927年9月，美国人正在认真考虑撤回其驻天津部队。杨宇霆乃正式告诉美国人，北京希望其驻军留津不撤。更有意义的是，杨宇霆曾正式向美国方面提出中美军事合作。1928年2月，杨指令海军部副部长沈鸿烈与美国使馆海军武官接触，沈鸿烈直率地指出，中国人已对美国的甘言厌倦，而需要美国方面以具体行动来证明其友谊。北京希望美国：首先，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与南北双方修订新约；其次，在远东显示足以与中国实际上结盟的实力；最后，协助中国发展海军，包括训练中国海军，出售军舰给中国，并为中国造舰等。（注：Mayer to MacMurray;Sept8;1927;MacMurray Papers;HPowell to Bristol;Feb15;1928;Bristol Papers.）

杨宇霆可能是误把日本武官的权势和影响投射到美国武官之上了。这样大的计划远非区区美国海军武官所能处理，他只能将讨论限制在技术层面，指出由于有列强对华武器禁运的协定，美国是不能向中国出售军舰的。北京方面觉得美国立场难以理解，因为实际上别的列强都在卖武器给中国。美国海军武官很快发现北洋海军首脑远不如杨宇霆那样急于达成这个计划，但奉天方面的意图却是清楚无疑的。（注：H.Powell to Bristol,Feb15,1928,Bristol to Powell,Mar21,1928,Bristol Papers;Cole,Gunboats and Marines,p.159.）

张作霖在20年代后期这些频繁向美国示好的行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些年轻日本军人甚至视张为美英的傀儡。（注：参见“佐佐木到一笔供”，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的确，也是在1928年2月，差不多正是南方任命留学日本的黄郛出掌外交时，张作霖在杨宇霆推荐下任命了顾维钧的朋友、留学牛津的罗文干为外交部长。（注：参见《晨报》，1928年2月28日，2版。）南北双方的两项任命不仅透露了奉系与日本日益加剧的冲突，同时也凸显了南北双方外交取向的歧异：南方试图走东京路线而北方打算走华盛顿路线。这一点对理解后来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暗杀是至为重要的。

3.济南事件

南京方面一旦与美国及一些其他列强解决了南京事件悬案，便立即返回到侧重国内的权力争夺。继续北伐乃成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蒋介石成功地获得了冯玉祥、阎锡山对北伐的支持。但是冯阎均为北洋军人，南北之分的轸域之见使得蒋并不愿意让这两位北方将领实际夺取华北的控制权。他必须尽可能快地将南方军队开到华北，以便抢在其北方盟友之前夺取京津地区。蒋的实际权力和他作为全国领袖的政治未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亲自率领战胜的“党军”入据北京。对南方来说，最理想的计划是蒋的部队沿津浦路北上，而另一支南军李宗仁的部队沿京汉线北上。但是由于李对蒋的猜疑，且李本人亦正努力巩固本派在两湖的控制，他对继续北伐的支持是相当有限的。这就进一步增强了蒋亲率自己的部队直入北京的必要性（注：。参见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565~569页；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Hawaii,1976），pp.153-54。关于南北地缘文化认同与北伐的关系，参见本书《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蒋的实际军事部署是在他的军队未到达直隶前，冯、阎的军队应暂不前进。参见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18卷，3173~3174页，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57。）

蒋要快速北上，必沿津浦线用兵。这样就将北伐军引向山东，特别是津浦线大站济南。这里不仅日本利益集中，日本的军事力量亦强大。这就增加了中日正面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因为蒋仍未与日本方面就济南地区是否在中国“内争”的范围之中达成肯定的谅解。田中的对华政策是以“积极”为标榜的。其“积极”的程度则要由北伐军的路过济南来检测了。（注：参见《革命文献》，第18卷，3176~3177、3197页；第19卷，3500~3501页。《我与日本》，24~25，37~38页。）

早在1927年北伐军进逼山东时，北洋军望风先退，彼时甫上任的田中即曾出兵干涉。蒋介石颇疑此次日本仍会出兵，故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加紧对日进行解释工作。1928年3月8日，蒋在上海接见了日本记者。蒋首先表示国民政府甚愿与日本解决南京事件的悬案，接着即强调真正的中日亲善只有在中国统一之后才能达成，而继续北伐正是统一中国的必经之途。（注：参见《晨报》，1928年3月10日，2版；《革命文献》，第18卷，3191~3194页。）同时，黄郛也代表蒋表明南京希望日本在北伐军入山东时不要出兵干预。黄甚至说，假如日本真的出兵，也希望日军不要阻挠北伐军的军事行动。（注：参见《黄郛论外交政策》，载《晨报》，1928年3月11日，2版；Mayer to Kellogg,Mar9,1928,FRUS,1928,II,pp.407-8。）

由此可见，即使田中内阁因国内压力而不得不出兵，只要是维持在象征性的程度，蒋也是可以接受的。从币原外交到田中外交，日本对蒋介石一派的支持都是以“反赤”为标帜的。现在国民党早已“清共”，且反帝群众运动也已严格控制，实际是已禁止，南京看不出日本何以会与其过不去。再加上1926年3月冯玉祥曾封锁大沽海口并炮击包括日舰在内的外国军舰，造成所谓大沽事件（《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不得影响京津交通出口）。日本与其他列强一样，对冯玉祥极为猜疑。东京既然不信任冯，则其宁愿蒋入主北京，从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注：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曾面告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说，日本人不希望冯在北京掌权。见HPowell to Bristol,Feb15,1928,JBPowell to Bristol,Feb3,1928,Bristol Papers。）因此，蒋显然估计日本对他继续北伐会采取比较温和克制的因应手段。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和黄郛尚有其他理由预期其与日本之间至少可达成一种工作关系。日本军事情报人员、当时以日本使馆代理武官身份活动的佐佐木到一中佐，曾亲口向蒋介石转达了田中的口信，谓“日本政府不阻止革命军的行动，你对北京的行动可以安心”。有此信息，蒋想必认为田中当时所谓不拟介入的中国“内争”，一定是包括了中国关内的全部。（注：参见“佐佐木到一笔供”，20~21页；《亦云回忆》，361~362页。《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鲍维尔（John BPowell）亦觉察到蒋黄通过松井与日本有着某种谅解。见Powell to Bristol,June 6,1928,Bristol Papers。）

即使在日军正式出兵后，蒋亦获悉佐佐木的上司日军参谋本部的松井石根将军将身往济南晤蒋以防止中日冲突。并且，日本驻上海领事矢田亦曾向黄郛保证，到济南的日军“决不袒奉”。盖日本外部与军部有严肃约定，日政府既已对国际发表出兵仅为护侨的声明，则此事与“对欧美信用有关”，日必遵守。黄郛亦知日本文官未必就能控制住军方，故认为矢田之言“未可深信”。但文官的态度终提示事尚可为。黄郛等预计到中日之间在济南可能有麻烦，但尚相信可与东京协商解决之，故派张群径往东京以防止冲突。同时，为了缓和日本的疑虑，南京接受松井的建议，任命张群为青岛市长。（注：参见《亦云回忆》，360~362页；《我与日本》，37~39页。）

北伐军进兵山东时，蒋介石将佐佐木带在总部随行。由于有上述的许多准备，且毫无理由不相信佐佐木所传达的田中口信，蒋在北伐军占领济南的当天就亲自进驻济南。而且蒋所在的总部与北伐军大部队恰恰是被日军驻地分割开的。当四十军军长贺耀祖警告蒋说局势尚十分危险时，蒋告以佐佐木会负责协调双方以防止冲突，可不必顾虑。故此，最后中日军事冲突终于爆发，现场日军着着紧逼，都大大出乎了蒋介石的预料。（注：参见贺贵严（耀祖）：《一九二八年日军侵占济南的回忆》，见《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4~6页；“佐佐木到一笔供”，19~21页；Jordan,Northern Expedition,p.159。）

济南事件的详情已不必在此重复。战斗爆发于5月3日，持续数天。日方死亡的军人达230名，平民16人。中国方面死亡高达3000人以上，双方负伤者更多。（注：Nobuya Bamba,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New Light on Japans China Policy,1924—1929,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72,p.300.）直至今日，双方均指是对方先开火。具体的第一枪虽然可能真是出于偶然，但正如美国驻日本海军武官所言：“入侵日军既驻扎于中国军队前进必经之途的一个人口密集的内陆城市，而中国军人对日军亦未必友善，这种情形使冲突实际上难以避免。”（注：American Naval Attache to Japan,Report on the China Situation,about June 1928,Bristol Papers.）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日军是有备而来，有战之意；而中国军队是既无战意亦无准备（事发时许多北伐军将领正在澡堂洗澡）。

5月18日，日本政府借机向中国南北双方提交了一份文字相同的最后通牒，在其中强调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这揭示出日本出兵的根本目的正是要威慑北伐军不得向东北进兵。但是日本军人的意图不尽于此。他们更想要“振兴日本军人精神，镇慑中国人，并让外国人［按指欧美人］牢记日本军队的决心”（注：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02-12，引文在p.202，系从英文转译。）。最后一个目的尤其发人深省。若与矢田领事的话相对照，其提示性就特别清楚了。日本军人与文人欲提供给西人的日本形象显然是不一样的。日本文人所考虑的是遵循其外交声明以维护“对欧美的信用”，日本军人的目的则是向欧美人证明其“决心”以确保日本在中国的权益。这个重大的分歧将继续影响日本的内政及其对华对美政策。

与日本军人相反，蒋介石在事发之后仍极为克制。盖所有蒋的计划均建筑在中日冲突可以避免或至少限制在极小范围的前提之下，故蒋亦力图就地解决此一冲突。事情既然不能解决，蒋就不得不放弃他奉行已久而且在国民党中也颇有争议的与日本保持工作关系的取向。由于感到被日本人出卖了，蒋乃召见佐佐木并向他宣布，国民革命军将来与日本军不能提携。（注：“佐佐木到一笔供”，21~22页；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98-204。）既然日本人已不可信任，北伐途次可能再次发生中日冲突，这隐伏着蒋的又一次个人屈辱的可能性。在全面权衡利弊之后，蒋作出了重大的战略改变。他命令所有的黄埔军撤出济南地区并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让其他的北伐军绕道进军北京。这标志着蒋放弃了亲自领兵打入北京的计划，也意味着蒋决定暂时延缓其个人对北方的控制，而集中全力于巩固他在南方的统治。这个决定对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极大。（注：参见贺贵严：《日军侵占济南》，9~10页；Arnold,biweekly report,June 18,1928,Bristol Papers。）

对日本人来说，济南事件的结果与东京的目的可说是全部事与愿违：它造成的日本人伤亡超过了整个北伐期间各次中外事件中所有列强所遭到的伤亡；它迫使北洋军不战而退，因为与一支正在与外敌作战的中国军队交战为中国民族主义所不允许，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因此，它实际上间接促进了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这是许多日本军人所不愿见到的；它也使国民党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同时引起北伐期间唯一一个留日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辞职；最后，它更促成蒋介石延缓了其控制北方的计划，因而也就让东京极不信任的冯玉祥在华北部分取代蒋而获得了极有权势的地位。

其他列强也觉察到济南事件可能会促进中国的统一。北洋军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并不逊于国民党人。许多军阀对外患临头时仍与国人自相残杀感到不安。每次有中外事件发生时，总有一些北洋军人呼吁停止内斗以联合御外。这一次北洋军人对日本尤感愤慨，因为日本不但侵入中国，而且在他们看来还有点袒护南方。虽然大多数北洋将领并无意利用济南事件以进攻南方，但是当日本人警告北方不得乘机攻南时，北军的感受是极不愉快的。（注：参见《晨报》，1928年3月5日、3月7日、4月8日，均2版，1928年5月9日、5月21日，均3版；The China Weekly Review，Feb5，1927，p.249；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3卷，160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重印三卷本。）

济案一发生，罗文干领导下的外务部就决定提出抗议。但张作霖大本营的意见却有些分歧。一般而言，奉系将领都倾向于南北息争；但非奉系的将领，特别是直鲁联军方面，则对与南方妥协有保留。盖其地盘正在奉宁之间，颇虑会成为奉宁妥协的牺牲品。当时任交通部代部长的奉系常荫槐迅速成为息争的主要鼓动者。常在5月5日即密电正在石家庄前线的张学良、杨宇霆说：“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拟请两公电大元帅主持通电，速息内争，一致对外。谅南北将领同具此心，自可明大信于天下。”常氏并明言，北方息争后，若南方仍欲进攻，则“无论军事胜负，公理具在，我虽出关，亦有荣焉”。张、杨次日复电，赞同常意，惟表明因统兵在外，不便谏言，请常直接向张作霖进言。张、杨并就息争电的具体内容提出修改，主张只须“表同情于国人”，而不必得罪日本；“万勿昌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常于7日再电张、杨，说大元帅亦主张息内争一致对外，但内部亦有一二人阻止，故尚未决。请张、杨速来京“会同极谏。务期达到目的，免为后世唾骂”。张、杨乃于次日返京。（注：参见“常荫槐致张学良、杨宇霆”，1928年5月5日，“张、杨致常”，1928年5月6日，“常致张、杨”，1928年5月7日，南京二档馆档案，全宗3004，卷号189。）常荫槐的电报为密电，并非用于宣传，故可信为出自真心。其所关注的，乃是作为中国军人的大信和荣辱，以及在后世的名声，颇能代表奉系军人此时的心态。

5月6日，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指出既然南北双方同时抗议日军暴行，则对内虽尚有分歧，对外已“表示一致”。现国难已临，只有“停息内争，集合全力，以御外侮”。北平总商会当即通电响应。张作霖亦很快决定息争以对付日本，他选择了5月9日，即因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而成为中国的国耻日那一天通电息兵。张并令前线北军一律后撤，使南京得以专心对日。（注：参见《晨报》，1928年5月5日、8日、10日、12~15日，均2版。关于国耻日及中国对“二十一条”的反应，参见本书《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

实际上，正如矢田告诉黄郛的，奉日关系早已“极不圆满”（注：《亦云回忆》，361页。）。张作霖已在准备撤退回东北以保存实力。而且这实力的保存主要是用来对付与日本可能的摊牌。在日本于5月18日的最后通牒强调其维护满蒙治安的责任后六天，张作霖在5月24日接见了日本记者团，这是张入关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见记者。张向日本记者表示了他的“莫大之觉悟与决心”。在提到日本公使芳泽最近向他提交了最后通牒之后，张直言：“余此时有负全责任维持东三省治安之决心，此层余敢为诸君再三断言之。”这是张对日本通牒的唯一公开答复。（注：参见《晨报》，1928年5月25日3版。实际上，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与张作霖观点一致。蒋让张和平撤军到关外的目的之一即是“保东省元气，巩固东北之国防”，故“必使其全部集结于东省，以为一致对外之张本”。见“蒋介石致吴忠信”，1928年5月22日，转引自李国祁：《北伐的政略》，234页。）

积多年与日本打交道经验的张作霖，看来已知道这一次他恐怕不得不在就范和死亡之间选择。在逗留于北京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经常向中外人士谈到他可能难以保命。5月28日，张会见了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张向布里斯托透露：日本人逼他迅速离京的真正原因，是想要在他走之后而北伐军入京前这段过渡时期将段祺瑞扶出，以落实段早年在西原借款时已答允给日本的一些权益。当布里斯托问张将如何对付日本人时，张说他尚未作最后决断，但他向布里斯托保证：他是个大丈夫而不是个娘儿们。就是不得不死，他也不会怕死。大约一个星期后，张即被日本人暗杀于皇姑屯。（注：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Bristol and Zhang Zuolin,May 28，1928，Bristol Papers；参见周大文：《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5辑，128~134页；罗靖寰：《张作霖的对日外交》，21~32页。）

与此同时，南北之间的妥协却因统一究竟是以谈判解决还是取军事投降的方式这一根本问题而搁浅。南方坚持北方应先接受国民党领导下的全国统一，然后再考虑对付日本等其他外交问题。北方则争辩说，为了全力对付日本，南北应谈判出一个和平解决内争的长久安排。换言之，即使南方从军事上征服北方，亦不能解决国内的危机，遑论对外。故此北方提议应保持北方的五色旗，这才能体现真正的联合统一，而不是北方投降南方。惟北方既已失争斗的力量与基础，自不得不在国旗等一系列问题上让步。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很快和平接管了北京。但是，新当权的国民党确实面临着北方所说的必有一个从精神到物质的真统一方足以御外侮这个重大难题。（注：参见“张学良致张静江”，1928年7月3日，“杨宇霆致张静江”，1928年7月上中旬，“常荫槐致张静江”，1928年7月11日，南京二档馆档案，全宗3004，卷号189；“张静江、谭延闿致冯玉祥”，1928年5月22日，“冯致张、谭”，1928年5月28日，同上档，全宗3004，卷号188；李国祁：《北伐的政略》，234~235页；《晨报》，1928年5月22日、25日，6月4日，均2版；1928年5月20日、21日，6月3日，均3版。）

4.转折

济南事件影响最深远的后果，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民族主义御外的一面就压倒了其民族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的一面。济南事件后，对外事务在影响中国内政发展进程方面作用更大，而外交也就成为新当权的国民党的当务之急。蒋介石指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外交。（注：参见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1928年12月10日），见《革命文献》，第21卷（1959年），4127页。）蒋的真正含意，在他于济南事件后不久给蔡元培的一封电报中表露得十分明白。蒋在电报中强调了教育是救亡最重要的手段，并主张速编国民党的教科书以强迫发行之。然后，他更明确提出：“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其次乃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注：“蒋介石致蔡元培”，1928年5月22日，大溪档案，转引自李国祁：《北伐的政略》，233页。参见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1928年5月3日），见《革命文献》，第19卷，3626~3639页。）这样，蒋就比大多数国人至少早几年意识到，外患的深重可能会压倒民族国家重建的工作。国耻既然不得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后来之所以大部未被实施，原因甚多，但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国民党的外交重心也转移了。济南事件粉碎了对日工作的全部希望。国民党人也首次学起袁世凯的策略，将中日事件尽量曝光。对日本工作既已无望，蒋乃指示南京政府将“事实宣告全世界”。国民党上海党部立即成立了一个专事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南京并直接诉诸国联。（注：参见“蒋介石致谭延闿、黄郛”，1928年5月8日，收在《亦云回忆》，381~382页；《晨报》，1928年5月13~17日、20日，均3版，1928年5月15日，2版。）

更重要的是，济南事件无疑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如前所述，在济案之前，美国在国民党人的思考中，不论是作为敌人还是作为朋友，都只居二等位置。但是国民党过去的行径已大大限制了其选择外国伙伴的余地。南京已与苏联正式决裂。如蒋所说：“绝俄之后，必有与国。”（注：“蒋介石致李济深”，1928年5月9日，黄郛档，哥伦比亚大学手稿图书馆，转引自杨天石：《济案交涉》，80页。）而国民党与英国的旧怨尚在，英国恐难帮忙。今再与日本闹翻，这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国民党尚可进行工作的远东大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开始认清美国在远东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结果，不论是南京还是此时尚半独立的东北当局，都开始向美国寻求道义和财政支持，同时两者也都力图将美国拉入中日纠纷之中。

当然，这个政策调整对国民党来说并非易事。首先，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条约国，在中国政治中仍是一个敏感问题。其次，国民党各派政治力量也都在试图打美国牌。最后，中美关系既然与中美双方对日的关系纠缠在一起，就变得比以前远为复杂得多了。

济案一发生，南京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美的态度。5月10日，南京批准伍朝枢立即由欧赴美寻求帮助的计划。接着，国民政府也直接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要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以致南北双方的许多团体或直接要求美国调停，或建议南北政府要求美国调停。（注：参见“谭延闿致张静江”，1928年5月14日，载《历史档案》，1984（2），70页；《晨报》，1928年5月12日，3版，1928年5月13日、17日，2版。）日本情报人员注意到，蒋介石本人也在逐渐向美国靠拢。实际上，蒋也希望给人这样的印象。蒋有意指示南京外交人员去制造假如中日开战，南京即能获得美国援助这样一种国际认知。（注：参见“佐佐木到一笔供”，21~22页；《晨报》，1928年5月21日，3版。）这种热情的姿态与两三个月前南京对美国的冷漠适成鲜明对照。

同样，南京外交政策的转移也由外交部长的更迭所体现。国民党人既已转向美国，黄郛即失去价值，很快就为耶鲁大学毕业的王正廷所取代。（注：参见“蒋介石致黄郛”，1928年5月20日；“蒋介石致陈立夫”，1928年5月24日，“张静江致李石曾”，1928年5月25日，载《历史档案》，1984（2），71页；《晨报》，1928年5月24日、27日、30日，均2版；“蒋介石致黄郛”，1928年5月20日，黄郛档，转引自杨天石：《济案交涉》，88页。）蒋在请黄辞职的电报中说：“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亦受影响。”黄彼时正与日本交涉，则“各国”者，即日本之外的列强也。可知蒋此时考虑的，正是黄已不适于所谓“各国外交”了。

起初，国民党人想将中日冲突国际化和争取美国支持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不太可能正式介入中日争端。且因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国民党人为争取美国的介入，很快更决定减缓其在国联的努力。这虽然未必奏效，却也表明一时间重视美国的倾向。但美国国务院不久即正式表明无意调停中日冲突。英国也私下表示只能中立，不拟介入。（注：Mayer to MacMurray,Sept8 and 26,1927,MacMurray Papers；“胡汉民致南京政府”，1928年5月12日，“李石曾致南京政府”，1928年5月13日，收在《亦云回忆》，383~384页；参见杨天石：《济案交涉》，81~82页。）不过，在日本5月18日的最后通牒发出后，西方列强的态度一下转为同情中国。盖日本在中国东北要求的等于实际独占的“特殊利益”，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的利益相矛盾。故至少在这一点上，中美利益现在开始变得一致了。（注：《晨报》，1928年5月11日，3版；MacMurrays 1935 memo,as in Waldron,ed,How the Peace Was Lost,pp.1089;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18-22。）

说到底，发生在山东的济南事件后面所隐伏的关键问题正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一次大战后的列强四国银行团曾将日本在满洲的利益限制在特定的一些铁路上，但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则回避了此问题。如今的局势使美国人感到不能再忽视这个问题了。事实上，美国人在一年之前就曾被拉入中日在满洲的纠葛之中。彼时日本人向摩根财团要求一笔三千万美元的贷款以发展南满铁路。日本人确实需要资本用于在满洲的经济开发，但是布里斯托将军则认为这项贷款不过是日本外交谋略的一部分；日本人的目的是不仅要削弱美国与中国的外交联系，同时更欲将美国拉入满洲，“则一旦有事时美国即处于一种被告的地位”。这笔贷款很快成为中美之间以及美国人自己之间一项甚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正是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入侵最后终止了这次货款的讨论。（注：参见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pp.148-60;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84-90;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Modern Finance,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90,pp.338-41。引文在Bristol to CRCrane,Feb23,1928,Bristol Papers。）

在美国，中国形式上统一在国民党之下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国务院对其中国政策进行了明显的调整。国务院曾长期奉行一项在中国的内争中保持中立的不介入政策。但国民党在中国取胜造成的变化和发展使美国人觉得有必要改变这一政策，以帮助国民党人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国务院的新方针是帮助提高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希望这样的鼓励会“加强其处理极其困难的国内事务的能力”，如此则南京政府就有可能演进为一个“稳定的文官政府”。这样，美国的立场就从在中国内部权力斗争中保持中立而转变为支持现政权。（注：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Sawada,July 14,1928,Nelson TJohnson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cited in Iriye,After Imperialism,p.229;Kellogg to Coolidge,July 11,1928,Kellogg to MacMurray,July 11,1928,FRUS,1928,II,pp.456,454.）

在某种程度上，国务院处理中国的情形有些类似其对墨西哥的政策。美国驻墨公使莫诺（Dwight Morrow）曾说过，美国在墨西哥的最高利益就是在那儿有一个“可以统治的政府”。（注：Lionel Curtis,The Capital Question of China,London:Macmillan,1932,p.255.）这种立场实际上也与美国对华外交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相吻合。早在1853年，当时的驻华代表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就指出：美国在华的最高利益，是“维持那里的秩序，在这衰朽的躯干上，逐渐嫁接出健全的原则，给［中国］政府以生命和健康，而不是坐视中国变成为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场所，致终成为欧洲野心的牺牲品”（注：转引自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1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Kellogg）正是基于这种加强中国以稳定远东国际秩序的传统信念，深信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央政府既能防止中国的动乱无序，也能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作出贡献。美国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正确地总结了凯洛格支持中国新政权的真正目的：国务卿既寻求改善中美关系，亦希望增进远东的和平事业。（注：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28-29.）

具体言之，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动机，是想要阻拦和遏制日本在中国东北日益增强的侵略行动。日本人自身对于怎样处理中国东北与关内的关系也是观点颇不一致的，特别是军方和职业外交官之间歧异更大。一开始，或可说田中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路线。但是在南京于1928年7月20日《中日马关条约》期满时即将其废除以后，日本政府显然选择了军方的强硬路线。在东京，包括一些军人在内的日本人很清楚，如果不先说服列强，特别是美国，要在中国采取强硬行动是不明智的。但是要想让列强接受日本对满洲的需要及日本在满洲利益确属至关重要，却并非朝夕可就之事。更重要的是，在满洲现场的日本人并不赞同东京方面的审慎观念，而且一直准备采取独自行动。满洲局势确实危急。（注：New York Times,Aug1,1928,p.4；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31-36.）

美国人一直密切注视着日本人在满洲的行动。1928年7月末，日本驻美使馆代办走访了美国国务院，试图弄清其对满洲局势的认知和态度。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森（Nelson TJohnson）告诉他，国务院最近收到的唯一信息是美国驻奉天领事发来的电报，说满洲情势非常紧张。国务院彼时当然收到了很多关于满洲的信息。但詹森凸显此件，正是要强调美国对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运作甚为关注。（注：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Sawada,July 31,1928,FRUS,1928,II,p.484;MacMurray to Kellogg,July 3,1928（transferring Mayers July 2 report of Manchurian situation）,Mayer to Kellogg,July 7,1928,SDF 89300/10127,/10168.）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加紧其强化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尽管马慕瑞认为他才应该决定什么时候与中国人开展谈判这类技术问题，凯洛格却逼着马慕瑞立即与国民政府签订一项新的关税条约。正在马慕瑞一筹莫展，急得几乎发疯时，适值宋子文到了北京。马慕瑞赶紧抓住机会，几天内就完成谈判，于7月25日与宋子文签订了中美关税新约。该条约恢复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以换取南京对最惠国条款的接受。对这一条款北方政府十年来寸步不让，曾是中外修约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同时，条约的签订意味着美国已正式承认中国新政府。（注：马幕瑞自己承认说：“I had nearly gonecrazywith the proposition that we must find somebody to sign［the treaty］with”MacMurray to Hornbeck,Aug18,1928,MacMurray Papers；条约中文本见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14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在美国，条约的签订颇受欢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项白克（Stanley Hornbeck）确信，美国国内那些“感情冲动分子”中许多人过去对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信任，现在这种信任已经重建；这些人中另有许多人过去对政府政策的信任已在动摇，现在则其信任已经巩固。换言之，美国舆论对国务院的压力已大大减轻。项白克也认为美国通过与国民政府签约，从道义上和实际上都获得了好处。实际的好处即是落实了最惠国条款。道义的好处则是中国领导人已确知美国是“第一个毫不含糊并且无条件地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原则的国家”。并且，条约带来的正式承认，“在这样的帮助对其极有价值的时候”，给了南京政府一个“道义的提升”（注：J.Thomas to JBPowell,Feb4,1929,James AThomas Papers,William RPerkins Library,Duke University;Johnson to MacMurray,Aug4,1928,Hornbeck to Macmurray,Sept10,1928,MacMurray Papers.。）

这正是国务院所想要做而中国人极欲获得的，因为日本此时正在满洲步步加压。项白克后来承认，国务院之所以逼迫马慕瑞立即与中国人签约，是“受到我们对满洲局势的反应之影响”。也就是说，美国加强国民党政权的目的，至少部分是针对着日本在满洲的行动。这标志着美国第一次主动卷入中日在满洲的冲突。项白克感到欣慰的是，没有多少新闻评论家识破这一点。但是，尽管中国人未必知道美国的真实意图，却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将中美新约解释成“对日本的沉重一击”。福开森也认为中美条约是对日本企图将满洲分裂出中国之行动的“明确制止”。《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道义支持就是对日本的“精神打击”。该文说，中美条约的内容固然尚非完善，但其对中国人的精神支持则非言语所能形容。（注：Hornbeck to MacMurray,Sept10,1928,MacMurray to Kellogg,July 31,1928,Ferguson to MacMurray,July 30,1928,MacMurray Papers；卢化锦：《中美关税新约》，载《东方杂志》，25卷18号（1928年9月25日），28页。）

不过，美国这种不与列强商议就抢先单独行动的方式遭到了列强的强烈批评。马慕瑞早就估计列强会对此不满。项白克后来承认这已成事实。不过项白克也注意到许多外国报纸的不满乃是因为美国抢了先手。它们其实并不反对与中国签约，只是宁愿自己的国家占先。马慕瑞很快发现蓝普森就在计划与中国人签订关税新约，而且也试图率先动手。马慕瑞注意到，蓝普森对他抢了先手甚为吃惊。曾在宁案解决之上有恩于马慕瑞的蓝普森，显然视马慕瑞此举为背叛友人。他因而得出结论说：“尽管日本人在某些方面不甚可靠，美国在中国却更加不可靠。美国政策更加令人捉摸不定，杂乱无章。”（注：Hornbeck to MacMurray,Sept10,1928,MacMurray to Hornbeck,Nov15,1928,MacMurray Papers;Lampson to Henderson,Mar16,1929,FO371/13890,cited in Feorge ALensen,The Damned Inheritance: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nchurian Crisis,1924—1935,Tallahassee,Florida:The Diplomatic Press,1974,pp.93-94.）

美国国务院其实也明白，一旦美国先采取独立行动，任何其他列强，包括日本，都可以据此来为其以后的独立行动辩护。但美国官员也认识到，日本在山东和满洲已经采取了独立行动。既然日本的独立行动已破坏了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框架，也损害了美国以合作来约束日本的既定政策，唯一能约束日本而又不直接向其挑战的方式就是设法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且，布里斯托将军和项白克都相信，一旦美国率先对华友好，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列强都不得不沿此方向跟着美国走。（注：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Hornbeck,and Wu,May 28,1928,Johnson Papers;Bristol to HPowell,June 7,1928,Bristol to Thomas,Jan14,1928,Bristol Papers;Hornbeck to MacMurray,Sept10,1928,MacMurray PapersSee also,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37-38.）

5.余论

国民党人先是把美国列入帝国主义国家之列，因而也就视其为革命的对象，在其制定政策时亦曾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到济南事件后，可以说他们又重新发现了“中美特殊关系”这一充满误解和迷思但亦长期流传的观念仍有吸引力。（注：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pp.299-300，304-5.）南京的转向接近美国，与其曾由接近苏联转向接近德国大不一样。它标志着一个带根本性的政策变化。苏联和德国都不是条约国家，而美国却是。故这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第一次有意识地寻求一个条约国家的道义和政治支持。美国决定强化国民党政府，也表明了一个政策的大转变。它意味着美国接受了中国革命的结果，同时将其久已挂在口上的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许诺开始部分付诸实施。双方都是基于遏制或抵制日本在华扩张的同样思维。无论如何，美国的新政策有意无意之间确实支持了中国方面对中美特殊关系的重新发现。

当然，中美之间的接近在性质上仍是尝试性的、暂时的和出自战术考虑的。在以后的十余年中两国关系尚有许多波折及倒退。意识形态的考虑、国内政治的需要及内政与外交日益紧密的纠葛，都促使南京坚持其“革命外交”。而关税主权回收更激起了国民党对于废除一切帝国主义条约体系的特权、特别是列强更不愿让步的治外法权的进一步期望。并且，正像流亡在欧洲的胡汉民派也曾希望利用对美外交的成绩来夺回其在国内已逝的权力一样，蒋政权对全国实际控制的有限及中国国内各政治势力对蒋的不断挑战，也都促使他去努力取得新的外交胜利。国民党内部对外交控制权的争夺，更造成其驻美国外交人员的勾心斗角，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最后，尽管南京极欲获取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以用于中国的重建，它又不能或不愿实施很多必要的政治改革，也未能解决中国积欠美国商界财界的大宗款项问题。所有这一切都阻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注：Memos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ellogg,Johnson,and Sze,Aug14,1928,between Wu and Johnson,Sept1,1928,FRUS,1928,II,pp.195,19697;《盛京时报》，1928年12月20日，2版；“李石曾致张静江”，1928年4月27日、29日，5月1日、6日、7日、9日，载《历史档案》，1984（2），66~69页；“胡汉民、孙科、伍朝枢致南京政府”，1928年5月12日，收入《亦云回忆》，384页。）结果，仍然是日本的步步侵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迫使国民党政权作出进一步的认真努力去重建中美特殊关系。

在美国方面，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也常对改进中美关系的基础置疑。美国人希望出现的“稳定的文官政府”始终未在中国出现。任何对于“新中国”的愿望都为蒋政权的脆弱和中国内乱的频仍、中国驻美人员的内斗、持续的财政经济问题以及反帝排外的口号要求和不断的中外事件等诸多因素所毁灭。与此同时，美国外交界有一伙以资深外交官卡叟（William Castle）和格鲁（Joseph Grew）为首的“亲日”派，他们在民间获得了像摩根财团这样的大金融集团的支持，故影响甚大。这些人一般主张在远东多与日本而不是中国合作。（注：Cf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pp.174-242;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另外，美国也还必须把中美关系纳入其与其他列强的关系框架之中，否则就得面对到底是联合其他列强来支持中国政府还是单独行动的难局。

当然，日本仍是中美关系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日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二十年间东亚国际关系的进程。正像入江昭指出的，日本是可以回到华盛顿条约体系中来的，也可以作出努力以恢复其他主要列强对日本的信任。田中内阁实际上也进行了与昔日盟友英国合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但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实已决定按照其自身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这种作法使日本进一步疏离于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取向，日渐孤立；同时也就迫使美国及英国等列强进一步接近中国以保护其在东亚的利益。（注：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42-43;Hosoya Chihiro,“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Japans View of the Internationl System,191937,”in Ian Nish,ed,AngloJapanese Alienation 1919—1952,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4.）

由此看来，济南事件的意义就在于，经过一度中断后，它重新使中美合作成为中美两国各自的一种外交选择，并重燃了对一种特殊关系的期望。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来说，济南事件造成了一种视野的大转变。中国自身不强大，又面临日本不断增强的侵略和威胁，这种危局增添了一种紧迫感，使国民党人终于去努力将美国拉入以增强中国在中日对抗中的抵抗力，最后甚至进而寻求与过去反帝运动的对立面结盟。从济南事件开始，美国政策制订者发现不时打一下中国牌常常是有用的，但却并不情愿像南京及其在美国的活动者们希望的那样充分拥抱中国。但是，当日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将美国人逼向边缘甚至逼出边缘时，旧有的特殊关系的典范又再次成为中美双方的选择。从济南到珍珠港，正是日本促成了中美特殊关系的发展。

（原刊《历史研究》199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