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PREFACE 前言

第一章 柏林的春天

第二章 祖国之泪

第三章 该死的责任

第四章 日耳曼尼亚的觉醒

第五章 德意志民族

第六章 记忆、希望和梦魇

第七章 魔鬼契约

第八章 残存、重生、救赎、和解

第九章 直面德国历史的幽灵

第十章 新欧洲不情愿的领导者

第十一章 变形与神化？

献给杰伊，我们的宝贝女儿苏珊娜、露丝，还有

我们孙子和孙女们：希瑟、詹姆斯、威廉、安德鲁、

塞缪尔、汉娜、菲比。

PREFACE 前言

早在我求学时，德国的一切就曾令我着迷。首先是德国的语言——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一种和英语拥有极其相似灵魂的语言。例如，对于在英语中占主要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词汇[1]，你都能在德语中找到它们的近亲。在悦耳的多音节德语口语中，德国人也使用这些基本词汇。这些德语基本词汇就像乐高积木，你可以用它们在德语中搭建任何东西。

下面这个传奇单词是一个在教室里肯定能引起轰动的经典例子：

Donaudampfschifffahrtsgesellschaftskapitän

这是来自著名的多瑙河轮船公司的一位船长的名字。事实上，我们很容易造出更长的词汇。即使没有如此长的词汇，德语复合词往往也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者几乎难以翻译——以至于偏爱直接使用外来语的英语只好照搬它们：

Apfelstrudel、Bildungsroman、Blitzkrieg、Dachshund、Delikatessen、Doppelg nger、Edelweiss、Einsatzgruppe、Glühwein、G tterd mmerung、Kristallnacht、Lebensraum、Leitmotiv、Poltergeist、Realpolitik、Schadenfreude、Singspiel、bermensch、Untermensch、Volkswagen、Wanderlust、Weltanschauung、Wirtschaftswunder、Zeitgeist……

我们还可以列出一长串这样的词汇。德语词汇如此自然、丰富、强悍，让我十分痴迷。我始终认为，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词汇背后蕴藏的文化。

如果你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语言所揭示的文学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浮士德》（我在大学期间曾经深入研究过这部作品，尽管还不够彻底），然后是哲学（同上），还有音乐——是的，音乐。我在上学期间才开始认真接触古典音乐。我现在仍然记得我最初听到的是约瑟夫·海顿的《主题变奏曲》，这是尤金·奥曼迪指挥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队演奏的一首古典乐曲。然而，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七变奏曲》。它听上去有一种直上云霄、飞入天堂般的美感。后来，我又欣赏了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存储在一张密纹唱片上，唱片的封面是秋色斑斓的树林。于是，勃拉姆斯的秋天色调就成为我的音乐

初恋。现在，我一边撰写这篇序言，一边用iPad播放他的曲子。

多年来，我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愈来愈难以割舍。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突然开始理解巴赫的复杂几何体、瓦格纳无所不包的全景，更不用说莫扎特的轻灵、贝多芬的热情、舒伯特的优美，以及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奢华。这些优美的古典音乐浩如烟海，难以胜数。当然，其他国家的古典音乐也曾让我痴迷，尤其是意大利音乐和俄罗斯音乐。但我对德国音乐的初恋般的感觉在广度、深度、厚度上从未被超越。

当第一次访问德国时，我拜访了一个生活在巴伐利亚地区的家庭。当时正值学校放假，我计划利用这段时间提高我的德语水平，但我认为我在短短的三个多星期内不会取得多少进步。后来，我被介绍给一个被母亲称为“richtige Bergwanderungen”（真正的山区徒步旅行）的家庭。从那时起，我便找到了我钟爱一生的另外一个嗜好——旅行。

多年来，我多次前往德国——先是为了学习，后来是出差，再后来是度假。事实上，我可能比许多德国人更了解这个国家。在多次旅行经历中，有一次比较特别。那天，我和同事穿过查理检查站[2]的围墙，当时我们还是年轻的管理咨询人员，要前往西柏林拜访一位客户。当天傍晚，我们闲来无事，决定向东旅行。时值圣诞节前夕，天气很冷，灿烂的阳光照在前一天的落雪上，闪烁着刺眼的光芒。街道上的落雪已经化成了雪泥，但死亡地带[3]上的雪花依然洁白如新、一尘不染。这里的东德边防警卫和我们年龄相仿——不知不觉间，我们竟然和他们聊起即将举行的欧洲足球赛事。在这冷战时期的不平凡的日子里，这样的聊天竟然看上去如此平常。

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卓越文化和悠久历史的了解远远不够。如果走进书店浏览一下历史书籍，你会发现书架上摆放着关于第三帝国和大屠杀的书籍，当然还有关于第二帝国以及腓特烈大帝的书籍。今年还将有一大批关于一战的书籍上市。可是，你很少能见到有关德国这片土地的更深刻的历史，也看不到有关新德国及其在今天新欧洲所扮演角色的书籍。而且也几乎也找不到有关德国在1933年至1945年间历史的书籍。

然而，这段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在这个星球上，人们还找不到比德国文化更伟大的文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比德国为人类奉献出更多的思想和创造力，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比德国堕入过更深的深渊，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比德国展示出更令人瞩目的救赎和革新。所有这一切让德国的故事如此引人注目，我们从它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它给人类带来的深刻而普遍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甚至从我学生时代努力掌握德语复合词之后就已开始——深深热爱这片土地、这里的生活方式、这里的文化和音乐。

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今天，对欧洲的命运而言，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比德国更为至关重要。也许英国和欧盟最终会分道扬镳，但如果我们能从一百多年前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可以肯定的是，英国绝对不会抛弃欧洲。无论喜欢与否，英国都将不可避免地参与欧洲事务，而且会全方位地参与其中。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比德国对英国更加重要。总之，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德国，学习它的优点，并且和它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我不打算创建或总结任何思想。虽然这本书的结果——无论好坏——全是我个人的责任（从德国现象看，这一点是极其私人的事情），但其他人友好、慷慨的帮助也让我受益良多。尤其是多位学者的智慧让我受益匪浅，其中包括牛津大学德国文学教授兼本人的校友埃克塞特学院名誉研究员海伦·渡边·奥凯利、德国前驻伦敦大使格奥尔格·布隆嘉顿、英国前驻柏林大使麦克·阿瑟爵士、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兼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前任总干事马丁·罗斯、兰卡斯特大学艺术与人文系前主任露丝·海尼格男爵夫人、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关系史和外交专家）阿兰·夏普，以及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研究总监汉斯·坤德纳尼。豪斯出版社社长芭拉·施维普克和伊莎贝尔·瓦格纳也以其渊博的知识给我提供了热情、全面、详细的指导。所有这一切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对我而言，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份最令人惬意的犒赏。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始终支持我的杰伊……

[1]盎格鲁-撒克逊词汇（Anglo-Saxon）：语言学上一种英语的分类，是指从450年到1150年间的英语。

[2]1961年至1990年间东西柏林间的三个边境检查站之一，是所有外国人在东西柏林唯一的通行关口。

[3]柏林墙实为两堵互相平行的墙，相隔约150米，中间的区域内设有警犬、瞭望哨、铁丝网、路障等，被称为“死亡地带”。

第一章 柏林的春天

身处柏林，你会对这里产生很多疑问：随处都能看见伟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生机勃勃的新生活、最新锐的艺术和建筑，当然也有悲惨的历史遗迹，这些地方有的美丽，有的空洞，有的丑陋，有的绝望。

柏林，复活节。这是一座正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之都，到处焕发着勃勃生机。

这里有数不清的街边咖啡店。如果你坐在其中一家咖啡店外的餐桌旁，那些以掠夺性著称的麻雀可能会抢走你正在品尝的蛋糕。

蒂尔加滕公园披上了新绿——这座占地200公顷的林地位于柏林市中心，曾经是皇家狩猎场（因此又被称为动物园），在一战前那段看似平静的日子里，它成为中产阶级周日下午散步、欣赏风景的休闲场所。今天，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沿着林间小道和运河散步，还可以忘掉欧洲第三大城市的种种喧嚣。

亚历山大广场是原东德少数引人入胜的历史建筑之一。广场上矗立着一座优雅的电视塔。太阳照在电视塔上，闪烁着一道道金光。电视塔拥有银灰色的球形结构，顶部是电视桅杆，下方是观光甲板，站在塔上可以俯瞰全市。它反射出的耀眼光芒仿若一个十字架——在四分之一世纪前统治民主德国的无神论者眼中，十字架曾是一种谬论之源。

施普雷河蜿蜒流经亚历山大广场，河的另一侧是城市中心广场，广场上曾矗立着柏林城堡，它是霍亨索伦王朝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们的宫殿。1871年，普鲁士王国统一了日耳曼地区，然后一直持续统治该地区直至1918年第二帝国崩溃。与其说这座古老的宫殿非常漂亮，不如说它显得威严壮观。在战前柏林的老照片中，它一直是主要景点。战争期间，它因遭到轰炸而受损。1950年，新成立的东德政府在一次宣示意识形态的行动中将其彻底炸掉，以表示旧世界已经被完全摧毁。取而代之的是用玻璃和水泥建造的东德人民宫——德国统一之后，人民宫也被拆除一空。说到人民宫，其实它是一座粗制滥造的建筑，其中塞满了石棉材料。在苏联傀儡政府的残酷统治下，东德人民遭受了40年的分裂和痛苦，这座建筑也许会让人回想起那段令人厌恶和尴尬的历史。

随着时光飞逝，世界在不断变化。如今，这里又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重视保护古建筑的洪堡论坛[1]成立之后，古老的城堡再次矗立在世人面前——一座几乎原样复制的建筑在柏林市中心再现。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尽头，古老与现代之间的延续给人们留下更加强烈的印象。如果你站在附近的倍倍尔广场（1933年焚书事件发生地），身后是天主教大教堂，一侧是歌剧院，另一侧和对面是洪堡大学建筑群，一切似乎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你眼前的景象和战前一模一样。

不远处是实心砖砌成的新哥特式弗里德里希韦尔德教堂——现在它是一座博物馆（由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2]建立，在附近显得十分显眼），其墙壁上仍然刻着古老的碑文，旨在纪念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19世纪杰出人物。墙上还刻有斑驳的战争碑文，旨在纪念在1914年至1918年间“抗击世界敌人”的战争中牺牲的人们。这些碑文似乎在大声控诉着什么。一战之后——经历了意外战败、德意志帝国崩溃、真正的城市内战之后——这种全世界都和德国为敌的感觉一如既往地清晰。

总之，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建筑：现代的、古代的，以及未完工的。彼此交织在一起。

因为此时正值复活节，我的耳边回响着各种声音：从新教大教堂传来震耳的庄严钟声（它没有发出抑扬顿挫的钟乐声，因此即使是在复活节期间也难免给人以沉闷感）、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以及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蜂拥的游客在菩提树下大街上川流不息。你可以听见好几种欧洲（亚洲）语言。

新的生活却始终和幽灵相伴。在市中心一个安静的角落里，距离新教大教堂不远处，矗立着索菲亚教堂。这座教堂是在二战轰炸中唯一未受损毁的教堂。附近是古老的犹太公墓，不时有三三两两的游客在这里驻足。这里有摩西·门德尔松的墓碑，他是德国著名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祖父，是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距此不远处是奥拉宁堡大街犹太教会堂。在一位富有同情心且又勇敢的当地警长保护下，它历经“反犹太人暴乱”和“水晶之夜”[3]的大火而幸存下来，最后却毁于盟军的轰炸。如今，它又被完美复原了，东西德统一之后，这座教堂成为大街上最热闹的区域，如磁石般吸引着夜生活者——当然，也吸引着妓女们在此聚集，她们披着及肩的黑发，或者戴着金色假发，身穿醒目的制服，脚蹬白色的靴子。这显然是20世纪20年代柏林风格的延续。

新建筑也在这种延续中兀然耸立，而且随处可见。在柏林市中心靠近勃兰登堡门附近，摆放着一块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不规则巨石。初看上去，它似乎显得有些空洞，但同时又逐渐深入你的灵魂，最后将你带入无尽的黑暗中。在春天温暖的日子里，它看上去并不显得狰狞，孩子们在黑色花岗岩石碑下欢快地玩耍，来自亚洲的旅游者倚靠在石碑上轮流拍照。但到了晚上，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有如此感受十分自然。

这里还有其他的痛苦记忆。在曾经的西柏林中心坐落着德皇威廉一世的纪念教堂——一侧是二战轰炸后留下的教堂残塔，另一侧是1962年完工的一座六边形现代建筑（与考文垂教堂同年建立，是战后最著名的建筑之一），这两者的结合带给人们极强的视觉冲击感。走进这座教堂，你会看到光线透过上万块蓝色玻璃窗格折射进来，让人仿佛沐浴在如空气般轻盈的宁静、祥和的光亮中，但绝不会有库达姆教堂呈现的那种浮华感。

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斯大林格勒的麦当娜》。1942年12月，担任军医的艺术家库尔特·罗伊博身处斯大林格勒的战场，他在白布上绘下圣母和圣子，用于安慰受伤的病人。圣子看上去十分平静，而圣母显得非常安详。这幅画的周围写有“Licht,Leben,Liebe”——“光，生命，爱”。当他写下这几个词时，他一定知道他们所有人都不可能会有好的结局。数星期之后，德国第六军团投降，罗伊博被俘。一年后，他又画了另一幅圣母圣子画（这幅画现由其家人保管，没有公开展出）。这一次，圣母的表情截然不同。她的面容几乎是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的《尖叫》的翻版。但画上的签字依然如故：“光，生命，爱”。此后，罗伊博很快去世。他的同伴几乎都没有活着回来。

走出教堂，周围是街边市场、玻璃塔、来往的车辆，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有的在悠闲散步，有的在匆匆赶路。1945年，英国记者理查德·丁布尔比曾经来过这里，他认为柏林从此以后不再适合任何人居住，因为放眼望去，这里遍地都是残垣断壁、瓦砾碎石。然而，那样的景象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身处柏林，你会对这里产生很多疑问：随处都能看见伟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生机勃勃的新生活、最新锐的艺术和建筑，当然也有悲惨的历史遗迹，这些地方有的美丽，有的空洞，有的丑陋，有的绝望。因此，你会对德国的历史、文化和身份产生疑问——会对所有人类、所有时代、所有地方产生疑问——这些疑问都会在这里一览无遗地展现出来。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会问：德国国民的自卑情结来自何处？它似乎和德国国民的优越情结没什么区别，而且也曾经导致过无止境的破坏。如果展望未来，我们会问：在新的世纪里，在这个日益繁忙的世界十字路口上，德国人应该秉持何种国民身份？寻觅答案不仅和德国人有关，而且和全人类有关。这是一次攀登高度和探索深度之旅，所有人都能看清这一点。

[1]2006年初，德国国会下决心关闭并且拆毁了被石棉污染的共和国宫，重建了巴洛克宫殿，整个建筑群计划被命名为“洪堡论坛”。

[2]普鲁士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画家、家具及舞台设计师，德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

[3]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

第二章 祖国之泪

德国的历史正好吸引我们直接面对人性的复杂性——它有时会攀越高峰，有时会堕入深渊，但始终同时具有救赎与和解的神秘可能性，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失败时刻。

1636年，诗人兼剧作家安德里斯·格吕菲乌斯曾经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十四行诗，这首诗名为《祖国之泪》（Thränen des Vaterlandes）。20世纪之前，欧洲三十年战争曾经是最严重的人为灾难。这首诗总结了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蹂躏，为德国蒙受的苦难而哀悼：

我们如今已经完全、十分完全地受尽蹂躏！

那一群大胆的家伙，狂奏的军号，

沾满鲜血的刀剑，轰轰的加农炮，

已经消耗掉我们所有的辛勤果实。

塔楼已化为灰烬，教堂已被劫掠一空，市政厅成为废墟；

壮丁们牺牲了头颅，少女们受着污辱。

视线所及之处，只有兵燹、瘟疫和死亡，让我们胆战心惊……[1]

时至今日，这段恐怖经历仍然深深烙在德国人的记忆中。

然而，无论战争多么可怕，在长达许多世纪的故事里，它只是其中的一段插曲，但它在19世纪却孕育出强烈的受害者心理——这反过来又成为发生20世纪战争灾难的原因之一。

受害者挥戈反击，受虐者变成施虐者。就人类个体而言，我们反复多次见过这种模式。我们知道，如果儿童在成长的第一阶段通过直接奖惩来辨别好坏，以观察“正常”的道德和社交发展路径——在第二阶段，我们就会在家庭期待方面看到他们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会形成他们对公共利益的成人判断，并在此背景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但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永远不会超越成长的第二阶段（家庭通常被扩大，或以更大的社区归属感取而代之），有人甚至从来没有走出成长的第一阶段。更常见的是，早年受虐的经历会导致性格扭曲，或者阻滞成长。承认这一点并不代表我们同意用决定论来解释一切和摆脱罪责，但我们知道，这些模式经常会反复出现。

在大众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畸形模式。当然，如果认为社会发展的模式和个人的成长方式一样简单，那我们就犯了简化主义的错误。但两者还是有相似之处。同样，这并不代表我们同意拿决定论来为罪责辩解。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不。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理解人类的行为之谜。我们很难做到原谅别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愿原谅别人，除非我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自己，就必须认识到让人类结合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人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认识自身——我们作为人类具有何种能力。因此，理解是为了接纳共同的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并互相借鉴学习。

德国是最突出的例证，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悲剧。就像过去的人类悲剧一样，背景——历史，总是发挥着关键作用。

公元9世纪，阿米尼乌斯（德国人称其为赫尔曼）率领他的部落在条顿堡森林屠杀了三支罗马军团，从而有效地遏制了罗马帝国向北和向东的扩张。这是生活在德国土地上的人们给欧洲舞台留下的第一印象。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这场可怕的战斗到底在何处发生。当历史进入19世纪，人们在一个假想的地点竖起一尊高大的雕像——当时欧洲的最高塑像——以此纪念19世纪德国人眼中的这位神秘人物。他就像法国人眼中的高卢起义领袖维钦托利、英国人眼中的博阿迪西亚女王（或布狄卡）一样——但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发人深省的重要区别。

然而，阿米尼乌斯没能在其胜利之路上锦上添花（超越维钦托利或布狄卡女王）。尽管那场战斗对罗马军队来说是一场灾难——就像汉尼拔带给他们的痛苦灾难一样，但阿米尼乌斯却丧失了继续建功立业的机会。罗马人就像过去常做的那样，重新集结，组建新的罗马军队，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两次击败了阿米尼乌斯。没过多久，阿米尼乌斯的族人就谋杀了他，因为他变得过于强大。但他的功绩千古不朽：他让德国的土地和大片茂密的森林摆脱了罗马人的控制——这一点不同于高卢，也不同于英国。

从此以后，在部落运动兴起、中欧和亚洲入侵的影响之下，罗马帝国开始衰落，于是日耳曼人逐渐迁徙至西欧各地（包括英国）。与此同时，由于罗马军队日益依赖从帝国境内招募军队，日耳曼部落逐渐成了罗马军队的主要兵源。公元5世纪末，在意大利罗马最后的痛苦时光中，日耳曼人既是罗马帝国的守护者，又是罗马帝国的威胁。

接下来，欧洲进入权力的真空期。在此期间，日耳曼王国纷纷成立，并在西欧实施改革。最成功的当数法兰克王国。它的面积不断扩大，横跨后来的法国、低地国家、德国和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土地。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大帝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至此，罗马帝国终于重生。查理曼帝国的中心是他在亚琛的大本营。他建立的亚琛中心教堂至今仍然巍然屹立，纪念着他的丰功伟绩。事实上，这座长方形教堂是为了和东方拜占庭帝国的辉煌建筑一较高下。整座教堂采用的是拉文纳圣维塔莱风格——但没有镶嵌马赛克——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最高建筑。

然而，查理曼帝国的面积太大了，始终难以控制。查理曼大帝去世之后，帝国最初分裂成三个王国：西部王国（包括现在的法国大部）、中部王国（现在的荷兰、法国的勃艮第和意大利北部），以及东部王国。东部王国后来全部落入加洛林家族之手，包括了后来西德的大部分地区。

在接下来的五个世纪里，西部王国演变成法国。到了中世纪，中部王国及东部王国一起被强大的撒克逊继承者拼凑成神圣罗马帝国，其疆域以德国土地为核心。神圣罗马帝国不断入侵南方罗马疆域。962年，撒克逊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为帝国皇帝。这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开端，但此时其西部的大多数领土已经丧失殆尽（勃艮第被纳入法国）。不仅如此，其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也从未稳固下来。这个帝国一直在德国土地上延续，直至1806年被拿破仑彻底摧毁。

事实上，被教皇加冕称帝是一件喜忧参半之事，因为它造成了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力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德国统治者不得不参与意大利的权力政治，而这往往不利于他们控制自己的土地。这种参与的结果之一是，德国和意大利形成一种卿卿我我的关系，而这也是德国文化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对此详细探讨。但在政治上它却导致了德国中央权力的弱化，为德国历史带来诸多影响长远的后果。

法国日益发展壮大，并最终通过英法百年战争（在英格兰，战争也有相同的效果）获得了更加清晰的国家身份认同。德国则以不同的方式在演变。德国身份并非毫无意义：从15世纪中期开始，神圣罗马帝国就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第一帝国”。[2]但帝国的角色不断将德国统治者拖入意大利战争的泥淖中，其发展成果也常常转瞬即逝。与此同时，同教皇争夺道德权威的竞争也逐渐白热化——而且在整个欧洲蔓延，包括亨利二世统治下的英格兰，最后导致了臭名昭著的托马斯·贝克特谋杀事件[3]——这是帝国矛盾最尖锐的一段时期。1077年，这场竞争达到了高潮（至少在德国民间记忆中如此）。德国皇帝海因里希四世来到意大利卡诺莎城堡，向其中一位最强势的中世纪教皇希尔德布兰德（格列高利七世）悔罪求恕。这事件如同黑斯廷斯战役带给英国的影响一样，深深地印在德国人的记忆中。每个德国人都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或者曾经如此——但不清楚21世纪的年轻德国人心中是否会对卡诺莎城堡继续产生共鸣）。有关这个故事的传说有很多——尽管历史学家曾经指出，事实上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讹传讹。[4]但几个世纪以来，对德国意识产生影响的并非是事实，而是传说。

这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而且曲折生动。故事的背景是一场控制教会的斗争：主教和其他占据领导阶层的教士到底应该由谁任命？是皇帝还是教皇？海因里希坚持拥有这个重要的权力杠杆。格列高利七世则对此予以报复，将海因里希逐出教会——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教皇在精神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迫于形势，海因里希只得在当年的严冬季节前往卡诺莎城堡（现在它只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一座山顶上的几片废墟）向罗马教皇悔罪求恕。他光着头，站在城堡外的雪地里等候，直至教皇准予他觐见，然后接受他的悔罪。这是一次彻底的让步，它严重削弱了海因里希的权力，而且在德国境内引发了叛乱。

后来，海因里希最终战胜了对手，将格列高利从罗马强行驱逐出去，从而一雪前耻。但德国皇帝被教皇捏在手心里的形象已经完全嵌入德国的民间记忆中。尤其在19世纪，出于对国家身份的强烈渴望，德国人对此一直心怀芥蒂。德意志第二帝国立国未稳之际，奥托·冯·俾斯麦曾以此为据对天主教教会发起令人惊讶的猛烈抨击：“nach Canossa gehen wir nicht,weder körperlich noch geistig”（我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不会对卡诺莎城堡臣服）。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失败和遭受监禁后，也曾用同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促使巴伐利亚总理改变对纳粹党的禁令所作的努力。当时有一个德语词“Canossagang”——步行至卡诺莎城堡——已经成为一种自我羞辱行为的代名词。在当时的氛围中，这个词语所代表的色调被固定下来。

在中世纪鼎盛时期，欧洲舞台上只有两个德国人物。第一个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巴巴罗萨。他大概和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处于同一个时代。历史上的所有记录都显示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长相俊美，留着著名的红胡子。他拥有卓越的军事能力，在抗击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人的多次战役中表现卓越，因此整个欧洲对他十分敬畏。他在位期间，就像其他欧洲统治者一样，在诱惑驱使下，也加入了十字军东征，最后却一命呜呼。也许他是被淹死的。淹死他的那条河现在位于土耳其境内，流经通往圣地之路。但在传说中他并没有死去——他仍然活着，静静地躺在德国哈尔茨山区的一个洞穴内，准备在国家需要时苏醒过来。也许这个传说突显了正在缓慢形成的德国悲剧，而且正在逐渐向前演进：在几乎长达七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国土地上不再有任何强大、统一的统治。

另外一位著名的中世纪皇帝是腓特烈二世。他是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之孙，因和继任教皇之间冲突不断并积极发动十字军东征而闻名于世。但他对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权力政治的控制是以削弱他对德国的控制为代价的。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他都非常引人注目。他精通六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他的宫殿因为处处显示出对国际化教育、科学、文化的浓厚兴趣而享誉欧洲——其声名甚至远播欧洲之外。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stupor mundi”（世界奇迹）。但他的宫殿位于巴勒莫——无论是实际位置还是在风格上，都离德国相去甚远。他对阿尔卑斯山以北阴冷、艰苦的生活没有兴趣。当时的巴勒莫非常富足，和地中海世界沟通方便，而且仍然是欧洲的重心。从这个角度看，这似乎的确是一个冷酷的选择。他很少去自己的宫殿，几乎不理朝政，于是德国人逐渐形成一种不受控制的离心力。

但他支持的一项行动对他的祖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其统治期间，条顿骑士团——包括传教士、殖民者和商人——开始带领德国人沿波罗的海海岸向更远的北方扩张。条顿骑士团最初是按照军事秩序建立起来的——类似于圣约翰骑士团或圣殿骑士团——负责为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德国战士提供支援。随着东方圣地的基督教国家走向崩溃，领导阶层开始寻求新的活动领域。经过在中欧的几次干涉行动之后，他们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使命——征服波罗的海周围寒冷、荒凉、危险重重的东北林区。1226年，腓特烈二世在意大利城市里米尼签署了金玺诏书，开始发动一次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十字军东征。事实上，这次前往圣地的十字军东征要比以往的任何一次更加成功。

这次东征的首要目标是普鲁士。原始普鲁士人部落属于异教徒。当欧洲其余地区和俄罗斯的绝大部分人早已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仍然信奉木神。如今，这些人和他们的语言已经变成了历史尘埃，我们只能从他们生活过的地区的名字上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而这个地名最终演变成了德国最大州的州名。但这一切还要等到遥远的未来。对于骑士们而言，比普鲁士更强大的敌人是立陶宛部落，它们的中心位于更远的东方。和普鲁士人一样，他们也是异教徒。这里地形复杂，气候严酷。各部落的势力范围和优势力量区域在不断转移。

然而，向东扩张的骑士们受到了阻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领的俄罗斯力量阻击了他们。在一部由谢尔盖·爱森斯坦拍摄、普罗科菲耶夫为之配乐的经典纪录片中，我们可以回顾当时令人震撼的战斗场景——1246年，骑士们在楚德湖（位于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边境）的冰面上被击败。1410年，著名的坦能堡会战（波兰人称之为格林瓦尔德会战）爆发。在波兰人的打击下，骑士们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这两场战役分别成为了俄罗斯和波兰民间传说的一部分。在德国人心目中，坦能堡之战更令人痛苦。这次失败让人永志难忘——即使在五个世纪后仍然无法从德国人的记忆中消失。一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星期里，这里再次成为德俄之间的战场（此时波兰已经从地图上消失）。这次战役中，德国人对胜利的感觉要比其对远古灾难的记忆甜蜜多了。

坦能堡不再是骑士们的末日，但它遏制了骑士们的扩张力量。虽然骑士们有效巩固了已经到手的东西，但他们不再是该地区其他民族的重大威胁。他们在和立陶宛人、俄罗斯人、波兰人的冲突中逐渐确立了德国东普鲁士的边界。几个世纪后，这将对德国人在其人口比重或经济影响上的自我认知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德国的影响模式以这种方式在东部固化，但德国心脏地带发生了根本变化。各个公国的形成逐渐变得更加明确，统治者的权力得到确立和制度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公国成为主宰着德国伟大王朝的基础——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以及萨克森的维丁王朝。与此同时，城市逐渐变得更加重要，日益发展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大学也开始纷纷建立：德国比法国或英国起步晚，但进度却快得多（自16世纪起，德国在150年内建立了14所高校）。1450年左右，古腾堡开始在德国美因茨使用印刷机。它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发明——如果非要比较的话，它至少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数字革命同等重要。

总之，知识发酵开始在德国蓬勃兴起。作为更广泛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一部分，它受到意大利思想者的强烈影响，而印刷机的发明促进了知识在北欧的传播。这就给教会及其曾经对知识的垄断带来多方面挑战。作为在多个精神层面上僵化，政治上妥协、腐败的机构，教会很难对此作出回应。事实上，教会面临的麻烦早有预兆，而且曾经在不同的地点出现过，例如14世纪的英国（罗拉德派教徒[5]）和15世纪的波希米亚（扬·胡斯教派[6]）。人们对教会日益不满，尤其痛恨罗马为了其雄心勃勃的宗教建筑计划而大肆搜刮钱财，同时还厌恶教会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敛财。德国人对此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感受更深。这里的火种比任何地方都要干燥。火种一旦被点燃，烈火就会迅速蔓延。

伟大的马丁·路德点燃了火种。1517年，也许他并没有将自己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上，但这篇檄文很快传遍德国全境。1520年，教皇威胁说，除非他收回意见，否则要将他开除出教宗，但他拒绝那样做，而且公开将教皇诏书付之一炬。最初反对教会腐败的行动逐渐演变成教会改革。在可以快速书写和制作的印刷小册子的帮助下，这场改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传播。马丁·路德发动的不再是一场改革活动，而是一次革命性的教会分裂运动。

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人们对马丁·路德的了解可能比对任何其他人的了解更加全面，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关于他的大量历史记录。他的布道、赞美诗、桌边谈话小册子，为我们完整展示了一个形象丰满、有血有肉的人。他聪明热情、爱冲动、脾气大、胆识过人，而且善于雄辩。1521年，当他被要求出席在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议会时，他就知道自己随时可能丢掉性命。哈布斯堡王朝的年轻皇帝查理五世统治着广大疆域，有太多事情让他操心（其中包括西班牙、新世界[7]，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尤其是，土耳其对东南欧的威胁日益严重。维滕贝格似乎是一潭无关紧要的死水，马丁·路德更令他不胜其烦，查理肯定希望除之而后快，就像一个世纪之前烧死扬·胡斯那样。路德也必定知道这一点。但他拒绝收回对教会的抨击。他的辩护永垂青史——我们现在来重温一遍他的原话：“我站在这里；我什么也不能做。我愿上帝保佑，阿门。”他有一种以大众能听懂的语言表达观点的本能力量。1522年，萨克森选帝侯以拦劫、绑架的方式把他送进瓦特堡加以保护。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圣经的德语翻译——他的精彩翻译最终成为令德国语言实现标准化和更加稳定的里程碑。他对德国人的自我认知和思想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仅限于路德教会。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仍然没有消失。他的神学提出个人应当在神面前负责自己的生活决策。他告诫说，你应当独自做出判断，就像独自死去。你生活在两个领域中——一个是由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构成的领域，另一个是由这个世界、这世界上的责任和义务构成的领域。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他的所有言论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路德不打算推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众所周知，他鼓励王公贵族们残酷镇压1525年的德国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是托马斯·闵采尔。二次大战之后，东德共产党政府将其推崇为英雄和烈士）。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路德曾经对犹太人进行过令人汗颜的大肆抨击，其中著名的是他于1543年发表的《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这篇文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犹太人在帝国境内法律地位的逐渐改善带来冲击，历史学家们对此争辩不休，但几个世纪之后，一些心怀恶念的人如获至宝似的抓住他的话不放。

路德未能实现改革——或者至少没有实现他想要的教会改革。相反，人们在教义要点上形成分裂的看法，并展开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其中一些教义的深奥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独立的路德派教会开始出现，而罗马皇帝试图重新建立统一的宗教，于是内战随即爆发。1555年，德国皇帝在奥格斯堡再次召开帝国会议，但会议陷入了僵局，最后只能让每位王公自己决定选择信仰天主教还是路德教——这就是所谓的“统治一地者，亦控制其宗教”原则。除了它的宗教意义之外，这种解决办法比以往更突出了地区统治者的权力和帝国的相对弱势地位。但德国政治距离完全摆脱罗马帝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德国政体几乎很少改变，或者没有可能改变——更不必说它会像英国和法国那样自发地演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同样是在这段时期，路德教派逐渐深深融入普鲁士的文化中，而普鲁士后来发展成为德国最强大的一个邦国。1525年，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条顿骑士团最后的大头领——皈依路德教，成为宣布新教为官方宗教的第一位欧洲统治者。但东普鲁士从来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尽管普鲁士的世袭权对整个德国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但要在更晚之后它才会变得显著起来。

宗教上的和解带来了60多年的和平。但它并不稳定。一方面，它没有为其他新教教会的地位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文——特别是加尔文教派，这一教派在多个地区占主导力量，并且将自己视为最彻底奉行路德新教派的代表。这些教派会合并吗？在某段时间内，它们似乎有可能合并。虽然德国各个教会之间搭建了一些沟通的桥梁，但教会领域最后却出现了信众、教会、世俗权力之间的三方裂痕，这些裂痕是统治者采取的不同宗教决策造成的（他们对其统治下的人民强加信仰的成功程度各不相同）。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德国的宗教状况在所有欧洲主要国家中显得最为独特。即使在今天，它对德国社会心理的影响也往往被低估。到了19世纪，德国走向最终统一的进程变得更加令人忧虑。

更糟糕的是——更大的麻烦也即将到来。1617年至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天主教和新教派之间不稳定的权力平衡受到争夺忏悔室操纵权的愚蠢干扰。新出现的军事化天主教统治者在波希米亚和他的新教贵族之间展开较量，由此导致了著名的“布拉格扔出窗外”事件[8]，进而导致莱茵兰-普法尔茨的加尔文派选帝侯腓特烈·威廉（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婿）受邀在布拉格登上王位。他在当地待了一个冬天后，帝国军队入侵普法尔茨地区，随后与新教徒展开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而新教派叛乱被镇压了下去。就像后来在1914年发生的愚蠢行动和误判[9]一样，这场斗争引发了一场持续30年的战争，其破坏性和后果比任何人设想的都更加深远。

越来越多的德国土地被卷入冲突，越来越多的欧洲土地涉入其中——尤其是瑞典人和法国人。欧洲就像一个广阔的舞台，一部伟大的莎士比亚悲剧正在上演。这些主要演员展示了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出来的人类情感以及野心、愚蠢、邪恶——从“一冬国王”腓特烈被赶出波希米亚之后徘徊在帝国西部地区的可怜形象，到阿尔伯莱希特·华伦斯坦（他们的命运是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伟大三部曲[10]中的主题）的狂妄自大，年轻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在一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胜利中送命，再到统治者和将军们的老谋深算、优柔寡断，所有人都试图控制和利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以便从中渔利。

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民众——士兵（通常是来自欧洲各地的雇佣军）、曾经领导欧洲贸易和知识交换的被毁城市中的市民，以及命运一贯悲惨的农民纷纷卷入战争。他们大多数时候都默默无闻，但偶尔也会发出悲惨的叫声。1631年，帝国军队在马格德堡发动的战役是一场标志性的恐怖之战，就像爱尔兰人记忆中的克伦威尔对德罗赫达的屠杀，残酷的烧杀抢掠深深地烙在德国人的意识里（尤其是信奉新教的德国）。这场战役也为德语贡献了一个新词汇“magdeburgisieren”，即“彻底毁灭和洗劫”。火焰风暴导致了马格德堡的第一次毁灭（它的第二次毁灭将在1945年到来，而且场面更加恐怖）。

今天的人们很难了解当时人们的个人经历，但一位杰出作家还原了那场战争的部分景象。汉斯·雅各布·克里斯托夫·冯·格里美豪森参加过三十年战争。他的写实性“流浪汉小说”描述了战争如何到来，如何将人们卷入其中，以及最后是如何结束的。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粗暴地篡改了三十年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阴郁气氛。他的小说是道德和宗教观念的载体，反映了人类经验和救赎的需求。他还以同样的战争作为背景描写过很多更加悲惨的故事，例如沙胆大娘（勇气之意）的故事。沙胆大娘是一名女扮男装的士兵、随军贩卖者兼妓女，每天都在挣扎着希望活下去。虽然这个故事没有结论，也没有人性的救赎，但最后主人公幸存下来，因为她是世界上种种诱惑的隐喻。300年后，在另一场战争前夕，贝尔托·布莱希特将“沙胆大娘”塑造成另一场悲剧的主人公——这个故事关于战争导致的绝望、生存方式，以及无意义的挣扎。作者试图说明，正是由于“小人物”的贪婪最终导致战争持续不断。

1648年，战争双方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全面重申了几乎一个世纪前的宗教和解办法，但这次明确规定了加尔文改革派的地位。争夺王朝和国际权力的政治斗争显然比对冲动动机的忏悔更加重要。在帝国境内，权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央完全转移至地方统治者手中。哈布斯堡家族可能拥有皇帝的头衔，但他们主要是为了获得奥地利（及其他）领地的利益而行动。殖民开拓活动也增强了萨克森州和巴伐利亚的实力。霍恩佐伦家族正在普鲁士、勃兰登堡和几个西部领地上巩固他们的统治，将这些地方逐渐合并成一个州，最终在两个世纪之后统一了德国。

其他的变化也在酝酿之中。欧洲的经济活力正在从其地理中心——德国土地——转向大西洋海岸。因此，和一个世纪之前相比，德国城市拥有的社会权力已经大幅衰落。所有世袭统治者——无论大小——都是受益人。他们没有采纳长子继承制来确定继承顺序，但他们的领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分裂成更小的单位，因此这个时代便成为“小邦小国时代”——面积较小的公爵封地和其他领地的数量开始增长，在德国疆域内大的权力中心四处散布着小块封地。

这是一个培养专制主义的时代。宫廷文化在各地蓬勃发展。无论是在维也纳、德累斯顿、慕尼黑，还是在其他二线中心城市如圣公会维尔茨堡，统治者一直忙着建造教堂、宫殿，以及各种文化纪念碑。不仅是统治者，市政府和和教会也是如此。一般而言，这种喷薄而出的文化能量是深受意大利文化、天主教和新教中心影响的结果。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些建筑（有些建筑遭受20世纪大轰炸的破坏后得到了修复），例如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豪夫大教堂和圣母教堂，慕尼黑的圣特埃蒂娜教堂，柏林的夏洛腾堡宫，维尔茨堡的居住区等。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德意志的国家身份意识在此阶段已经广为传播，也不意味着它在欧洲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东部的奥地利再次面临奥斯曼的威胁——1683年，土耳其人已经出现在维也纳的门口（波兰国王率领的欧洲联合部队最终将其击败，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之一）。西部的普鲁士即将迎来自己的时代，但并非为了下一个世纪走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瑞典从威斯特法伦州的土地上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补偿，但由于长期对抗迅速壮大的普鲁士力量，它无法继续维持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法国是从三十年战争中获得利益最多的国家，战后逐渐发展成为欧洲强国。

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法国成为欧洲最好斗的国家。它几乎和所有邻国都发生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有的是王朝继承斗争，有的是国家扩张斗争。它很快开始向东方展示自己的肌肉。为了具体实施自己的雄心壮志，它试图控制莱茵河地区的统治权。在法国看来，这样做是出于防御目的。但在维也纳或当地德国统治者看来，法国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入侵。1680年，法国占领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皇城——斯特拉斯堡。此后不久，它陷入了一场长达九年的莱茵河战争。这场战争堪称欧洲历史上首次蓄意谋划的焦土战。1689年，法国军队将德国莱茵河地区的所有城市夷为平地。由于路易十四的残酷策略并未取得决定性成功，战争拖延了好几年。神圣罗马帝国和德国地方军队开始组织有效抵抗，因此，法国发动的战争逐渐耗尽了自己的国力。但在此之前，另外一件标志性事件发生了——1693年，法国军队洗劫了海德堡。时至今日，在这座美丽的大学城内，你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城堡的残垣断壁。于是，受害者意识的种子——带有明确的反法情结的怨恨——被埋藏下来。

这粒种子最终会结出有毒的果实。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统一但不稳固的德国在20世纪初将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发动进攻，而它所标榜的理由也是为了防御，这是一种历史性反讽。但在18世纪，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在这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文化对德国知识分子和宫廷圈产生过巨大影响。莱布尼兹的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都是用法语创作的。德国土地上的著名专制统治者们——包括腓特烈大帝——也常常是法国文化的狂热崇拜者。腓特烈本人的法语口语和书面语不仅优于德语，而且是他的首选语言。他和亲法人士以及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结下了深厚友谊（尽管他们的书信交流比面对面交流更加成功）。

然而，这种文化亲和力对权力关系没有带来任何影响。在18世纪宗派冲突缓和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这段插曲中，法国军队、普鲁士军队以及德意志军队不止一次互相厮杀。稍后，受害者的怨恨心理逐渐让德意志的民族身份发生了扭曲——三十年战争的烙印和法国在莱茵河地区的掠夺残酷地折磨着德意志人的内心，以至于他们十分渴望实现国家统一并获得国家身份。例如，腓特烈大帝并非是德国身份的天然拥护者，他清楚地知道三十年战争在自己的勃兰登堡土地上留下过“致命印记”。但在18世纪的德国政治舞台上存在一个重要的例外——我们稍后会谈到它——与其说这是一次来自外部的纠葛或侵略，不如说是德意志各王国之间改变权力平衡的故事（尽管通常有外部势力的干涉）。普鲁士在这个世纪开始走向崛起，但其代价是剥夺其他德意志联邦的权力。

在德意志内部，普鲁士逐渐成为欧洲最现代化、最具组织化的王国，是其他王国需要认真对付的关键力量。多才多艺的腓特烈大帝（擅长演奏长笛和谱写奏鸣曲）成为该世纪最激进的领导者。[11]在其统治的第一年，他就从奥地利手中抢占了西里西亚，攫取了当地丰富的矿产财富，改变了经济权力的平衡。然而，普鲁士王国喜欢侵略和冒险的胃口并不容易满足。没过几年，腓特烈就开始不自量力地大肆扩张。

普鲁士袭击了中部的萨克森王国（其中包括炮击德累斯顿，导致众多文化瑰宝的毁灭）。于是，野蛮的报复开始了。奥地利开始策划与俄罗斯联手，伺机而动的法国也加入了对付普鲁士的队列。在多方联手下，这个暴发户差一点就屈服了。

但这仍然是王朝统治者个人率性而为的时代。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在关键时刻去世，取而代之的是其儿子——亲普鲁士的彼得三世。在他的支持下，俄罗斯摆脱了和普鲁士的冲突，命运女神眷顾了腓特烈。然而，彼得三世很快就被他的妻子推翻。在德国历史上，彼得三世的妻子被称为凯瑟琳大帝，她让俄罗斯重新加入反对普鲁士的战争，并且站在奥地利一边。然而，一切都太迟了。奥地利已经精疲力竭。腓特烈逃过劫难，普鲁士控制了西里西亚（二战结束后被划归波兰）。

虽然奥地利没有被完全打败，但从此之后它永远不再是德意志核心政局的主导力量了。在各种情况下，它越来越多地关注它在中欧和东南欧的利益。到目前为止，德意志人在哈布斯堡地区变成了少数民族。奥地利开启了自己的旅程，并且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一个统一的德国之外。200年后的二战结束之后——通过有效分离，奥地利最终获得了非德国的身份。

德意志权力平衡斗争的另一个输家是萨克森，它再也没有从普鲁士的野蛮攻击中完全恢复过来。萨克森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领地之一，在早期阶段有过辉煌的时代——尤其是萨克森的选民们曾经保护过马丁·路德，并因此在德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更早的时期，萨克森国王曾在查理曼帝国分裂之后统治过德意志。再往前追溯，萨克森人是源自曾经定居于英国的萨克森人/撒克逊人、盎格鲁人、朱特人，今天仍然可以找到他们在郡县和城镇名称上留下的印记。18世纪，萨克森统治者治下的宫廷文化高度繁荣，德累斯顿逐渐成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尽管如此，这些统治者永远不会重新占据德国政治的主导地位。

萨克森王国恢复了腓特烈曾经希望消灭的独立性。此外一些新的面孔也露出短暂的希望光芒：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登上了权力宝座，他深受新启蒙思维原则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具有文明思想的人，而且富有音乐天赋。就像腓特烈一样——他对君王的义务也有自己清晰的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君王的存在是为了臣民，臣民的存在不是为了君王。”但弗里德里希壮志未酬，仅掌权40天就去世了，他的故事在今天来看仍然令人心酸和着迷。此后，萨克森统治者们再也未能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后来的拿破仑战争中，他们因为选择支持法国而付出了代价。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萨克森的大部分领土被划归普鲁士。后来，俾斯麦又横扫剩余的萨克森王国，将其并入新的德意志帝国，但它在德意志帝国内部仍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直至1919年才并入魏玛共和国。

与此同时，巴伐利亚发展成为坚决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中心。它给德国带来了耶稣会士，并在三十年战争中不遗余力地打击新教徒。在此过程中，它逐渐获得了自己的领土和影响力，但反复无常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让它深受其害。王朝统治者之一马克西米利安三世曾经为巴伐利亚付出过很大的努力，他设法稳定财政，促进了18世纪60、 70年代的经济发展。然而，在其他统治者的治下，巴伐利亚似乎在每一次冲突中都会站在错误的一边。统治者们反复上演强权政治，显得昏庸无能。巴伐利亚曾经推动奥地利接管其在荷兰（今比利时）领地的交易。作为回报，巴伐利亚本身也一并成为奥地利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一旦成功，显然会将德国的重心重新转移至奥地利。腓特烈大帝立即和其他德国统治者组成联盟（包括汉诺威选帝侯兼英国国王的乔治三世）阻止了这项计划。此后，拿破仑战争爆发了。巴伐利亚的统治者比萨克森的统治者出牌更加巧妙，而且也获得了更多机会。对于俾斯麦而言，将巴伐利亚纳入德意志帝国将是一项更大的挑战。时至今日，巴伐利亚仍然比德国境内的任何其他州更具独特的身份。

现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明争暗斗决定着德国政治的未来。但它们仍然和俄罗斯联合起来去瓜分军事上毫无抵抗之力、政治上处于弱势的波兰。18世纪时期是一段重要的例外时期，德国诸侯国的统治在此期间没有受到外部势力干扰。在三次瓜分中，波兰的三个邻国得到了它们想要的份额，最终导致波兰于1796年亡国。200多年之后，波兰人才再次稳定下来，并获得了长久的独立。这几次瓜分带来了暴利，普鲁士获利最丰。虽然受害者心理很快发展成德国人自我认知的重要部分，但他们并没有对这个伟大国家之外的受害者报以同情。这种征兆非常邪恶——150年之后，希特勒和斯大林会再次肢解波兰——他们的做法同样显得玩世不恭，但这次施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

从文化上看，在德国和其他地区，18世纪是一个知识和精神发酵的时代。这并不是一种新趋势——自20世纪中期以来，这种变化已经在四处蔓延。和牛顿同时建立微分学的莱布尼兹也是一名科学家、工程师兼哲学家。在所有确保德国文化为现代人类的思想和创造力做出无与伦比贡献的主要人物中，他名列前茅。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横跨了18世纪思想界的伊曼努尔·康德。和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他从未结过婚，也从未外出旅行，终其一生都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度过。但他为知识、伦理、美学和宗教留下了最具争议的术语。无论承认与否，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全球思想领域是不争的事实。自19世纪以来，他对德国知识精英自我认知的影响和路德带来的影响一样深远。

精神生活焕发出的新活力出现了诸多形式：启蒙时代不仅涌现了许多新思维，也是对神秘现象、共济会，以及诸多现象感兴趣的时代——人们试图寻找真实的宗教体验。在这一时期，虔敬派也开始在信仰新教的德国四处传播，我们在后续章节中会谈到它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更普遍的事实是，这是一个文化繁荣时代——人们对哲学、文学、建筑、科学、音乐、地理探索，以及历史都产生了新的狂热兴趣。并非巧合的是，这也是德国知识分子开始用德语写作的时代——他们不再用拉丁语或法语写作——而是开始追寻德国身份可能具备的意义、它的起源、它如何能够以及应该如何在欧洲舞台上实现自我。

很少有人能预见1789年发生的事件；也没有人能理解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何种地震。在德国境内，希望的燃起如同后来的幻灭一样具有戏剧性。200多年之后，我们经历过数不清的新黎明，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人们面对突然而至的新可能时内心是多么的兴奋。自由、博爱、平等——这句口号现在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在当时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希望。这是日历被重置为零的时代，这是现代都市世界的第一次伟大革命。旧政权中旧的权力结构和偏见完全被涤荡一空。这是理性最终获取胜利的时代。对于德国而言，人们希望它将实现一个全新的自由身份。

幻灭是苦涩的。1792年，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向奥地利宣战，同时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效率。它第一次击退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然后将战线推进至荷兰和莱茵兰地区。可以肯定的是，《马赛曲》是最嗜血的国歌之一——它首次被唱响时，人们称之为《莱茵军战歌》。在争夺法国革命灵魂的邪恶斗争中，法国到处充斥着恐惧和混乱，但最终拿破仑脱颖而出，成为法国独裁者，并且自我加冕为皇帝。他的扩张主义、军事才华、改革热情，以及他的桀骜不驯注定将影响整个欧洲，而且将无可挽回地改变德国。

19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一波又一波的法国军队向东开进，横扫整个欧洲，让德意志人尝尽了失败和羞辱的苦涩滋味。1805年，奥地利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败北，次年，普鲁士在耶拿和哈尔施塔特的战斗中惨败。拿破仑将多个德意志公国重组为法国的附庸国，然后将它们纳入莱茵河联邦。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正式解散，延续800多年错综复杂的国祚终于寿终正寝。它已经变成一件破烂不堪的旧衣衫，完全不足以应对拿破仑的崛起。德国身份也面临拿破仑带来的挑战。法国二十年的控制给莱茵兰地区带来不可逆转的变化（重组政府、行政和法律制度）。

更重要的是，这种挑战提出了一个存在主义问题：谁是德国人？每次拿破仑发动的东向战役中，都有德国军队站在法国一边。1812年，大量德国人加入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大军。第二年，法国对俄罗斯的入侵惨遭失败，面临着由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组成的新联盟的进攻。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有德国军队站在法国一边。与巴伐利亚王国的做法不同，萨克森王国当时没有改变立场的意识。1813年，法国部队在莱比锡战役中被彻底击败（德国人称之为民族之战）。但这个问题暴露无遗：德国人怎么会在德国的土地上为外国人的利益打德国人？在拿破仑的刺激下，德国的国家身份问题已经成为焦点，而且变得越来越迫切。

一年之内，由俄罗斯主导的联军占领了巴黎，这是一次全面胜利——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次胜利，但这次胜利可能导致了极其危险的混乱。众所周知，正是普鲁士军队在滑铁卢挽救了威灵顿将军。但从此以后，世界彻底发生了变化。德国精神中涌现出新的渴望，丰富而独特的德国鸡尾酒滋润着这种渴望——古老帝国的荣耀以及美丽的土地是德国浪漫主义歌颂的主题；德国工业革命虽然晚于英国，但发展十分迅猛，很快就在全境普及；东部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自条顿骑士的传统，得到路德继承人淳朴的责任感的支持，同时也得到统治者们的推崇，他们鼓励新定居者耕作土地，并将其变成自己的财产）、对异国的痛恨（尤其是因为法国带来的反复屈辱以及对莱茵河以西土地的窃取）、渴望获得却一直被拒绝的国家身份，加上曾经的受害者心理，让怨恨在德国人心中日益生根。

1815年，维也纳会议宣告成立新的德意志邦联，其边界与旧的神圣罗马帝国边界大致相同。但其两个主要王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王国的大部分领土处于联邦边界之外）——都不支持激进的政治改革，也不允许联邦演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德国政体。旧秩序的领导阶层——主要以保守派奥地利部长梅特涅为代表——迅速制止了民族主义学生运动在大学内的扩散，撤销了鼓吹学生运动的教授的职位，并加强了审查制度。

于是，对德国身份的渴望被压制了一段时间。直至1848年之后，法国再次爆发的革命引发了德意志更大的动荡，但德国身份又一次被拒绝了。那段时期似乎是可能诞生一个新的、统一德国的时刻。一群来自德国各地政局的代表聚集在古老的帝国自由城市法兰克福，一起敲定了帝国宪法、世袭皇帝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但这种努力永远不会成功，除非得到两个主要德意志力量——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积极支持。这样的局面不会很快到来。悲喜交错的混乱和错误导致了维也纳和柏林（以及许多较小的王国）爆发的革命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奥地利皇帝或普鲁士国王都不会寻求法兰克福议会的支持以实现对自己疆域的真正统治。不仅如此，奥地利还出现了更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哈布斯堡领土上有大量的非德意志人。坦率地说，把他们的所有领土纳入德国政体是不现实的，而且很可能无法持续，因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希望获得他们自己的政治身份。显而易见的是，奥地利皇帝永远不会同意分割他的王国。法兰克福会议失去了动力，逐渐土崩瓦解。新德意志帝国的潜在代表们只好打道回府。这次失败尝试之后是回归——如果不是回到原点的话，德国也肯定是进入了一段停滞期，经济在不停发展，但政治变革很少，或者几乎没有。

然而，这并没有熄灭德国人对国家统一和团结的向往。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现代化力量迅速加快了步伐：它们不可避免地驱动经济一体化，同时还会催生一个要求得到更多政治认可的资产阶级。1834年，普鲁士领导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税同盟区，除了地位极其重要的奥地利之外，联邦的所有成员最终都加入了同盟区。不久，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关税同盟为最终的政治联盟设置了模式。铁路的延伸驱动德国逐渐走向城市化和工业化（与英国相比，铁路在更大范围内创造输出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输出需求），将德国各地区连接起来，而且打开了军事上的各种可能性。德国战术家对这些可能性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更加透彻。虽然“军事工业复合体”源自战后美国政治话语，但它有自己的起源，它绝对是在描述普鲁士精英在19世纪下半叶拥有的“鸠形”工业[12]和军事野心。

如果说18世纪是人类取得卓越智力发展的见证，那么19世纪则是城市化和工业革命驱动社会空前变革的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影响力越来越大，但革命一再失败，他们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因此这样的声音在政治领域内不如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广泛。这个时代充斥着因循守旧的平庸品位——人们渴望一种有序的、虔诚的家庭生活，同时还注重内心生活和自我发展——文学、艺术、建筑、设计都体现了这种品位。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音乐发展也遵循了这种风格。在此时期，人们对德国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也燃起了新的兴趣——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的，它们在众多浪漫艺术中得到了普及和赞美。一方面，这种兴趣给日益增长的国家身份提供了养分，另一方面，后者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兴趣。在更广泛的欧洲意识潮流中，这是极其自然的一部分（这种潮流得到各国人民以多种具体方式呼应，如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与此相伴的是，拿破仑战争曾经激发英国人强烈的爱国情操）。

所有这些文化创意都得到表面上自我满足的资产阶级繁荣的支撑，而这种繁荣又得益于工业革命结出的果实。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城市贫民又对这种繁荣造成威胁。正如英国曾经发生的情况。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爆发。工人们捣毁了厂房和机械、杀死工厂主，但最后，起义被残酷镇压。然而，这场起义给政治领导阶层和资产阶级带来了冲击，而且成为德国文学和艺术的永恒主题——例如，海因里希·海涅、格哈特·霍普特曼和凯绥·珂勒惠支都曾描述过这次起义。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城市化和工业化迅速孕育了新的工人阶级意识。1848年之后，德国公共舞台上出现了多位为这种意识代言的人物，尤其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当然，他们是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倡导者而闻名世界的——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均在伦敦完成。他们对德国国内的影响不如费迪南德·拉萨勒、奥古斯特·倍倍尔等那样直接。19世纪下半叶，他们的政治行动主义——有时彼此出现激烈的辩论和分歧——是导致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根源。

就像其他国家城市化社会时代一样，嘈杂的多元化声音正在德国各地涌现。但如果和一位驾驭德国和欧洲的风云人物相比，这些声音显得稍逊一筹。在这个世纪下半叶的舞台上，这位人物主宰了德国的最终统一，他就是奥托·冯·俾斯麦。

此时，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正面临着调整政治以适应巨大社会变革的挑战，尤其是城市阶级的呼声不断高涨、需求更加明确。对于德国而言，它还面临着没有身份和缺乏统一的复杂问题。在处理所有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俾斯麦的成就是惊人的。在国内舞台上，他是一个社会保守主义者，其愿景是建立一个由缙绅阶层和军事精英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国家。国家的经济驱动来自资产阶级，包括资本家和商人，政府将提供适当的教育，以及世界上首个涵盖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福利制度的国家，以满足工人阶级的渴望和关切。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灵活的成就，让德国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里迅速崛起成为欧洲经济最强国。

但俾斯麦的历史意义比他在欧洲舞台上取得的成就更丰富。1862年，俾斯麦首次受命领导普鲁士政府。在短短的九年时间内，他就像一位国际特级象棋大师一样，下了一连串的妙手。他认为，如果德国走向统一，它将处于普鲁士人的领导（和统治）之下。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必须解决有关新德国的三个问题：北部和丹麦的边界、新德国实体是否包括或排除奥地利、和德国的宿敌——法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俾斯麦果断处理了这三个问题。

他以普鲁士和奥地利共管边界的方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然后操纵了以模糊而著称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3]问题打败了丹麦人。接下来，他借助于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摩擦，为他发动下一次战争找到了理想借口。1866年，在克尼格雷茨战役[14]中，奥地利被彻底击败。这是德国人最后一次在战场上自相残杀。普奥战争的结局最终将奥地利从德国政治舞台中剔除：德国的统一将按照普鲁士人的条款向前推进——换言之，不再有奥地利参与统一进程。这场权力游戏中的下一步行动是接管北德意志公国。这些公国曾经错误地和奥地利站在一边，尤其是拥有巨额皇家财富的汉诺威。俾斯麦后来将这笔钱悄悄支付给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以感谢他支持提名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俾斯麦支付给路德维希的这笔秘密款项一直持续了16年，直至其去世。这笔钱资助了他的新奇而忧郁的浪漫主义想法，让他建立了一座童话般的新天鹅堡，同时他还帮助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探讨这一问题。）

为了解决第三个问题，俾斯麦以其炉火纯青的技巧发动了弗朗哥-普鲁士战争。他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激怒了愚蠢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宣战。尽管这不是一场闪电战，但它最终导致了法国的决定性失败。此外，俾斯麦当时十分走运：拿破仑三世被法国人民推翻，新法兰西共和国在巴黎宣布成立，但其他欧洲力量没有给法国政府提供救援。因此，新生的德国在这场“爱国战争”中取得圆满成功。俾斯麦采用定居方式夺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同时从法国手中勒索了巨额赔偿（按照拿破仑1807年对普鲁士人征收的人口计算）。现在，古老的宿怨得到解决。法国收获了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波拿巴种下的苦果。当然，怨恨的种子再次种下——这次播种者是德国人。例如，几乎没有德国人会承认讲德语的阿尔萨斯地区拥有强烈的共和情感。法国将永远不会原谅或忘记这次羞辱。1918年，德国将会品尝更加苦涩的恶果。冤冤相报似乎永远没有终了之时。

长期存在的德国身份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自神圣罗马帝国在600年前开始衰落时起，这个问题一直未曾找到答案——18世纪之后，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迫切。事实上，德国在寻求解决身份问题的方法上并不是个案。哈布斯堡的各个领地都出现了这种意识。被流放至巴黎的密茨凯维奇[15]也抒发了波兰人的渴求。最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复兴运动正在欧洲掀起巨澜，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著名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的《飞吧，思念》就是这种呼声的最佳表达，虽然和德国人的诉求略有差异。德国人的解决方案具有悲剧气质，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实现德国的梦想，更像一系列精确计算的计谋，目的是确保普鲁士和普鲁士价值的霸权。因此，新德意志帝国的民族精神和充满阳光的意大利复兴运动相去甚远。它就像普鲁士东部的易北河——严肃、严谨、尚武，同时还具有路德教派的秩序感和责任感。

此外，这种解决方案并不令人满意，而且不稳定。当现代德国最终重生为第二帝国之后，经过几十年的挫折与失望的折磨，它发现自己似乎是一个私生子——在政治上，它既民主又独裁，虽然完成了统一，但并未将奥地利的德国人纳入国民范畴。它是在一群缺乏绝对热情的德意志国王们和统治者在俾斯麦的控制下催生的——不仅如此，它是在经历了令人震惊的军事胜利之后，在法国领土上的凡尔赛宫内宣告成立的。德国人此时的心理状态难以捉摸。一方面，他们在必胜信念驱使下显得十分好战；另一方面，他们似乎是分裂的，而且缺乏安全感。如此一来，整个欧洲都为之绷紧了神经。

在适当情况下，第二帝国的治理可能会朝着英式民选议会政府或美式行政和立法机关分别选举的方向发展。但俾斯麦的新德国并没有选择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德国政府必须通过德意志帝国国会获得预算，国会则由全体男性直接选举产生，但总理由帝国皇帝任命并对其负责。军队也是如此：除皇帝之外，他们不听命于任何人。他们不对首相负责，更不用说德国议会。这就限制了所有男性选举权的意义（正如普鲁士自己的选举制度一样——德国的地理和政治核心严重倾向于保守主义和军事野心）。军事机构和民事机构分离一直是普鲁士宪法的“典型缺陷”[16]，这种缺陷继续在第二帝国的宪法中保留下来。对军事开支的争吵也成为这种政治的长期特点。德国无法控制或命令军队对殖民地负责，甚至在政治敏感性更强的阿尔萨斯地区也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这种特点逐渐给德国在欧洲舞台上带来恃强凌弱的恶名。

假如德意志第二帝国是由俾斯麦建立的，那么它的有效性取决于一种关键关系：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关系。至少他们两者之一的力量和智慧可以确保德国成为一个内部效率高、在欧洲舞台上与他国关系良好的国家。俾斯麦和德皇威廉一世之间的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持续长达17年，直至威廉以90岁高龄去世。的确，这种关系达到了上述效能。但威廉的继任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维姬的丈夫——腓特烈三世。当他登上王位时，维姬已经死于癌症。腓特烈在位99天后去世，他的儿子威廉二世继承了王位。威廉喜好夸夸其谈，性格上不成熟、爱冲动，而且没有安全感，但他最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灵魂人物。在德国于1918年崩溃之前，他一直担任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90年，在占据近30年的霸主地位之后，俾斯麦最终被废黜。然而，在他之后的时代，再也没有人有力量和智慧来在他拥护并受他左右的皇帝或军事领袖们之间维持平衡。

因此，一个很小的群体（是的，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男人都有极度自信的雄性心理）开始负责决策德国的重大外交和军事事务。这是一个由威廉二世皇帝、拥有各种不同影响力的大臣，以及军事家构成的小圈子。他们将自己视为德国社会的代表，希望这个社会保守而和谐。然而，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清楚而且担心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事实上，这种社会关系正在迅速发生变化。

表面上看，德国人的情绪倾向于好战性和技术统治论，其中掺杂着危险的不满、浪漫的渴望，还有深深的怨恨。正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这是一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声音——它相信德国的历史机遇到来了——同时伴随着不断增强的毒性（因为它经常带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语气）。与此同时，俾斯麦也许犯下了最关键的错误。他对罗马天主教会发动了非常凌厉的攻击——所谓的文化争端或文化斗争——这场斗争造成了社会和地区的分裂，并且导致了大天主教社区的不满和猜疑。虽然这场斗争最终也失去了动力，但它在法典上留下了一条延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令：如果神职人员利用布道坛发表可能危及和平的政治言论，将会构成刑事犯罪。（此法令后来被纳粹用于反对天主教神职人员。）

这是统治精英们在国家身份上发现的裂痕之一。重叠的宗教和地区分裂让阶级结构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威胁并非来自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可能已经获得了第二帝国宪法制度所禁止的政治权力杠杆。国家给资产阶级的企业带来了安全的法律环境，他们拥有推动工业革命的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开支的加大则意味着经济增长。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们在地方层面都拥有强大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权力。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主导着当地社区，而且还控制着当地的社区协会。当时，德国社会上存在各种自愿者组织的协会——职业协会、慈善协会、音乐协会、体育协会——和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他们带来的影响更具有普遍性和侵入性。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并不满足自己的强势社会地位，或者仍然感到不够自信。随着其他阶层的呼声逐渐高涨，他们的社会主导地位开始相对衰落。这似乎演变成一种文化悲观情绪（著名的例子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作品《西方的没落》）。虽然这种情绪在当时并非是德国所独有的，但在德国工业化高奏凯歌，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取得空前成功，德意志帝国的公共形象充满必胜信念的形势下，这种情绪更具有讽刺意味。

然而，资产阶级的自我怀疑并没有转化成对政治权力的更大需求，虽然这种政治权力可以为本阶级谋求更多利益。相反，德国的保守政治解决方案的威胁来自三个阶级，它们在迅速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中形成了当前的氛围（这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面对收入不断下降、债务不断上升，以及容克地主阶级[17]和城市精英们的日益沉重的盘剥，农民们开始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的出现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直接相关。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开始遭受经济剧烈动荡的野蛮伤害。在第二帝国存在的最初几年内，这种经济动荡折磨着整个欧洲——它是第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的恶果。今天，金融危机仍然困扰着资本主义制度。

在国家权力机构看来，最严重的威胁是工人阶级。在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家，工人阶级当时正在展示自己的力量。俾斯麦通过他的保险制度（加上全体男性选举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伎俩）安抚了工人阶级。但这并没有让保守的国家权力机构放心。随着时间推移，国会中的工人代表数量不断增加，社会党的纲领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思想。

此外，产业工人运动更加频繁，时常伴随着暴力活动。城市亚文化也在逐步演变——例如，插画家海因希里·采尔在其漫画和插画中有过生动描述——这种文化似乎不属于主流，而且也不符合标准价值观。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当选为国会最大的党派。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其他大国有过相同的经历。没有人知道工人阶级是否真正忠诚，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危机来临时会如何投票。

然而，最终走向保守的领导阶层至少不需要为这些问题担心。现在，在这个似乎属于自己的新世纪里，各行各业的德国人都在这个新德国找到了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有一种潜在的意义（他们自己通常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要么是一种自豪感，要么是一种满足的渴望——它虽然无法消除特定的经济环境、宗教背景或政治议程导致的紧张或分歧，但它能够超越这种紧张或分歧。此外，这种归属感不仅对于保守的国家权力机构或大批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是真实的，对于许多有教养的或者奉行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精英也是如此。

当然，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如此复杂。早在威廉执政时期，在喧闹的公共领域中，有人曾主张德国有权利和义务去消灭斯拉夫人——现在，有人发出同样的声音，并以典型的恶毒方式攻击犹太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团体是泛德国联盟（The Pan German League）。该联盟成立于1891年，大约有2万名成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正是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但他后来脱离了它，并且开始反对它的侵略性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1912年，有一位更狂热的联盟成员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呼吁德国征服斯拉夫人的土地，减少斯拉夫人的人口数量，让他们德国化。这显然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1914年，新的国际权力平衡已经被打破了——尽管紧张的局势和前一年相比似乎有所缓和。在这段时期里，鼓吹争取国际权力的声音并非德国所独有。在过去二十年中，德国就像一个感觉自己被欺负的少年。现在，它意识到自己的新力量，但在寻求自己身份的过程中，它发现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反对它。的确如此，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都在反对它——虽然这些国家同床异梦，但它们却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反对德国的统一战线上。这个少年感到自己被世界包围了。尽管如此，他也感受到了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德国成为奥地利的忠实支持者——所谓“至死不渝”的忠诚——这种忠诚在德国古代神话《尼伯龙根》中受到极力颂扬（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些状况推动世界走向悲剧的边缘，而悲剧的发生只需要一根导火索。这根导火索就是1914年6月28日爆发的萨拉热窝事件。

1914年夏天，德国处于悖论中。德国的经济表现十分强劲，其贸易网络四通八达，文化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样的，它和更广阔的欧洲创造潮流广泛联系在一起。德国的一切都是全新的，而且充满了自信，因为它拥有了一个新的国家身份。这是它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一直追求的结果。但此时德国社会上也充斥着迅速变化导致的阵痛，很多人认为这种阵痛将会严重威胁这个新统一国家的凝聚力。互相竞争的阶级利益和四分五裂的宗教信仰似乎无法让它在任何政治问题上找到共同目标。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厄运即将到来。不可避免的是，一部分保守人士将这一切变化归咎于喧闹的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的民主上。这些人看到伟大的德国社区或礼俗社会正在被现代交易型社会［或借用德国最著名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首先提出区分的“法理社会”这一概念］的庸俗的、自我追求的唯物主义所污染。有一部分人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武力攻击的风暴迟早会席卷他们——尤其是总参谋长赫尔·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他对俄罗斯上升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十分担忧，相信双方之间的摊牌应该宜早不宜迟。

当暴风雨最终爆发时，德国出现一种奇怪的混合反应。一方面，人们感到欣慰，因为风暴过后的纯净即将涤荡沉重的气氛；另一方面，人们感到深深的恐惧，不知道这将给德国的新身份带来何种后果。7月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承诺，它将支持抵御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并且投下了著名的一票：支持战时信贷。甚至共产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也投票支持战时信贷（后来很多人对这种令人困扰的现象展开了大量辩论）。无论他们和法国［广受欢迎的法国神授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Jean Jaurés）是国际上受人尊敬的和平典范］的冲突多么尖锐，他们始终将俄罗斯视为需要面对的中世纪时代曾经犯过的错误。但这只是一部分因素，另外的原因是，虽然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教条，但他们是德国人。

他们持有这种观点，并非意味着他们是愚蠢的民族主义者，而是表明他们拥有新获得的身份感。这种身份感当时普遍存在于德国人的意识中。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很容易讽刺它、蔑视它，甚至忽视它，但正是这种身份意识解开了第二帝国获得支持的谜题。1914年，随着第二帝国走向战争边缘，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甚至一些拥有巨大国际声望的学者如马克斯·韦伯和托马斯·曼也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会认为他们似乎犯下了令人尴尬的失误。但从20世纪德国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当代也有明显的相似情形）

1914年8月，德国军事规划基于这样的原则：“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尽管后来在西部战线上吸取的教训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防御比进攻更占优势。但突出重围的心理和率先发动攻击的本能已经在德国人的内心中深深扎根。德国开始侵犯中立的比利时（德军在当地犯下暴行），然后对法国东北部展开攻击，给法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后是无限制的潜艇战——这一切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在凡尔赛对德国施以屈辱性的严厉惩罚，这又成为德国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行动的背景，最终导致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悲剧。时至今日，你可以在特里亚农酒店的客厅内看到一张纪念牌匾。这张牌匾展示的是胜利者向新德意志共和国代表们提出的条款。这些条款的措辞，加上长长的战胜国名单下方的德国名字，更加突出了德国遭受的屈辱。

许多人都认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一战后和平协议导致的经济后果发动的著名攻击是错误的，而且认为这些条款不合理，德国也无法承受这些条款提出的要求[19]。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在国内，政客们已经同意停战（不是投降），但在希特勒看来，主张停战是在背后对军队捅刀子。残存的新奥地利——或者正如新共和国自己标榜的，德国统治下的奥地利——并未被允许和新德国合并。法国占领了莱茵兰，重新夺回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样一来，怨恨的恶魔再一次被唤醒了。再一次种下了恶的种子。受虐的儿童变成了施虐者，把他曾经遭受的惩罚视为迫害。这种模式再一次出现。但这一次的结果将会非常可怕。

魏玛时代给德国留下了疲惫的伤痛，几乎所有方面都遭遇了不顺。新的共和国在帝国崩溃和内战中诞生。从其诞生之日起，无论是右翼的军国主义者、贵族，还是左翼的共产党，都没有展示出对新共和国的任何忠诚。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中产阶级破产，工人阶级陷入贫困，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惧和不安的气氛。法国人在莱茵兰地区就像著名的波旁王朝，既没有吸取经验，也没有忘记仇恨。1924年，在美国支持下，德国签署了《道威斯计划》[20]，该计划旨在放松对德国的经济束缚。在此后一段时期内，德国经济开始逐渐复苏。处于更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德国的复苏本来可以继续下去，很多人有可能找到工作，然后治愈心理上的创伤和不安，战争的威胁可能会慢慢退去。然而，自1930年起，大萧条的爆发沉重打击了德国的经济复苏。失业率快速飙升。1932年末，德国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失业。在此时期内，纳粹党一跃成为德国国会大厦中最大的党派。因为拒绝和社会党人联合，共产党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力。1933年1月，德国人签署了浮士德式的契约。

接下来，德国开启了走向“零时”[21]的倒计时——1945年5月。今天，德国的这段历史仍然让人感到迷惑和沮丧。最初，德国取得了一系列的国内和国际上的胜利，不仅恢复了部分经济，而且一再违反《凡尔赛条约》。在此之后，德国突然发动了战争。尽管战争并不受德国人欢迎，但战争却轻易带来一些胜利，其中包括战胜他们的宿敌法国。这让绝大多数德国人感到惊喜。德国制定了消灭不受欢迎者的计划，而且方式越来越令人发指——首当其冲的是所有犹太人。后来，德国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攻击苏联的战线拉得过长。最初的胜利很快被严寒和残酷的战斗所吞没。第三帝国的力量和士气最终被消耗殆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德国城市遭到盟军轰炸。在苏联红军到来之前，德国人已经感受到了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恐惧。从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的失败开始，一切都走向了瓦格纳风格的献祭：灭绝犹太人的屠杀在继续，对城市的轰炸一直延续至战争结束（1945年3月，马格德堡再次被毁灭），残酷的巷战蔓延至一座又一座城市，这一切都标志着柏林的大溃败。

最后的尾声终于到来了。德国在军事、人力、道义上失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很多德国人意识到这是真正的“零时”。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奥斯威辛集中营代表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停滞。因此，未来必须建立在全新的基础上。在德国之外的公众意识中，德国的历史似乎在1945年就结束了——德国人的道德和身体都变成了一堆瓦砾，这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的德国文化被终结了。一切归于“零时”。无论未来如何，过去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剩下的只有崩溃和彻底迷失方向。

然而，并非一切都是“零时”。事实上，德国的历史并没有结束，也并非一切皆成废墟。实际上，德国的历史也正好吸引我们直接面对人性的复杂性——它有时会攀越高峰，有时会堕入深渊，但始终同时具有救赎与和解的神秘可能性，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失败时刻。

因为，现代德国的历史就是很好的证明。现在，德国注定要在新的千年成为不断演变着的欧洲领导者。德意志帝国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终于在1945年5月谢幕了。现在，我们看到一个自省的德国诞生了。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首次学会与邻国和平相处，实现了民族和解——虽然姗姗来迟，但显然跨越了“零时”之后的两代人。现在，受害者变成了侵略者，施虐者实现了真正的救赎和赎罪，尽管他们曾经犯下过可怕的罪行。在新的时代，德国已经成为欧洲不情愿的领导者。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全球化世界里，我们有过很多教训——这些教训在这段历史的结尾将会变得十分清晰，但我们首先要回顾德国走过的历程。

[1]钱春绮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德国文学简史》。

[2]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背景下，“nation”（民族）并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nation”，而是一种共同的文化和语言身份。没有官方的宪法，没有明确的疆域，也没有常备军队来统一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作者注

[3]1170年12月29日，英国著名的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被亨利二世手下的一群醉醺醺的贵族刺杀。

[4]例如约翰内斯·弗里德的《卡诺莎城堡的传奇论战》（柏林：学院出版社，2012年）。——作者注

[5]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威克利夫的追随者。该称呼更早用于被怀疑为异教徒的欧洲群体。

[6]扬·胡斯，捷克哲学家，宗教改革家，因向民众宣扬没收教会财产、反对贵族欺压农民等观点受到教会的迫害，最终被处以火刑。他的拥护者因此发动了反对天主教和德意志皇帝的胡斯战争。

[7]这里指的是新大陆。

[8]捷克为传统天主教国家。1419年7月30日，部分激进的新教徒上街示威，要求释放被逮捕的信徒。随着游行群众情绪的高涨，也益发激起反胡斯派的不满，突然有人由市政大厅的窗口向胡斯信徒丢掷石块，立刻引爆了一触即发的情势。狂怒的激进分子冲进新市政厅，在群众煽动下，活活地将市长及市议员共7人自新市政厅的窗户扔向楼下一大群手持长矛的抗议者，此即为“第一次扔出窗外事件”。之后暴动更加激烈，开始攻击天主教教堂及相关人物，导致神圣罗马帝国出兵镇压，新教信徒也全面叛乱，引发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

[9]指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10]《华伦斯坦三部曲》（1800年）。

[11]令人多少感到讽刺的是，腓特烈成为国王之前，写了一部政论书籍《反马基雅维利主义》（1740年），谴责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在其著名的《君主论》（1513）中所认为的合理权力实际上是玩弄权术。然而，腓特烈后来展示的冷酷无情正是马基雅维利所景仰的。——作者注

[12]指的是德国的空军工业，当时德国生产一种鸠形单翼双座侦察机。

[13]德国十六个州中最北面的一个州。

[14]或称萨多瓦会战，发生于1866年7月3日，是普奥战争中重要的战役，是整场战争态势转向对普鲁士有利的一个转折点。

[15]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1798—1855），波兰诗人、革命家。

[16]这句话来自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钢铁王国：普鲁士的崛起和垮台，1600—1947年》（伦敦：Allen Lane出版社，2006年）。——作者注

[17]德国贵族阶级。

[18]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19]例如，请参考尼尔·弗格森的《战争的遗憾：1914—1918年》P395—397（伦敦：企鹅出版社，2012年）。——作者注

[20]指道威斯委员会提出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报告。

[21]指1945年5月8日午夜，这是纳粹德国最高层宣布投降的时刻，标志着二战结束。

第三章 该死的责任

随着第三帝国走向深渊，它对许多人的束缚日益明显。因此，是的，这是德国的特殊旅程。在这趟旅程上，这种普遍的责任感提供了一种毅力，使它能够沿着一条路一直走下去，直至终结。这该死的义务和责任……

1945年，对于德国来说，未来似乎遥不可及。

从阿米尼乌斯时代起，德国似乎只有发动侵略才能获得一个安全的身份。当然，通过侵略寻求安全在本质上是不安全的。侵略距自我怀疑只有一步之遥——它是啃噬自我的自卑带来的一种情感或恐惧。最后，德国人的侵略达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度，其残忍程度，以及全面性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是在大众层面还是在学术界——在德国和战胜国盟友之间——人们都在强烈反思一个问题：为何会导致这样可怕的结果？在德国的政治发展中，或者在德国文化中，或者在德国人民中，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第三帝国上台并领导这个民族走向深渊？

例如，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月里，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曾在他的经典论著《德国历史进程》中表达出具有争议性的判断：“德国人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极端。德国人什么都不缺，唯一缺乏的是谦卑。在长达一千年的历史中，德国人历经各种辉煌，但从未进入正常状态。”他还认为：

……德国曾经出现过最多的先验哲学家、最震撼心灵的音乐家和最冷酷、最厚颜无耻的政客。一方面，“德国民族”多愁善感、值得信赖、十分虔诚，几乎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但另一方面又残酷冷血、缺乏原则、野蛮低级，甚至不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两种描述都属实。德国人的这种双重性格不仅存在于同一时代，而且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只有正常的人——既不是特别善良的人，但也不是十恶不赦，或者理智健全、性格温和的人——从未在德国历史上留下印记。

泰勒认为，在西欧，德国人将自己视为法国侵略的受害者，但在东欧，“一千年来，从没有其他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寻求将种族灭绝作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永久政策”，如果认为这种做法并没有给其民族传统添加任何元素，显然是一种愚蠢的看法。

70年后，当历史迈入新的千年，我们似乎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苛责，显得片面和偏激，似乎只是一幅漫画，但它提醒了我们整个欧洲当时对德国仇恨的深度。然而，在战争结束几十年之后，比泰勒更清醒的许多法官重点关注的是所谓的“特殊道路”——德国在寻求成为一个国家的过程中，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这条道路始于19世纪开始的错误的政治转向。1848年爆发的德国革命和俾斯麦的解决方案导致了两个后果：1.保守的普鲁士容克贵族仍然保留了太多的社会和政治权力；2.在皇帝随心所欲的支配下，总理和政府过度依赖自己的合法性。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特殊道路”曾经是第二帝国引以为傲的诉求。新德国未来将追求自己的强大道路，它不会是类似英国和法国那样的颓废的民主国家，也不会采用俄罗斯落后的专制制度；它曾经富有远见地提供了覆盖广泛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并且发展成为欧洲最成功的经济体。

然而，1945年之后，有一种假说认为，“特殊道路”正是导致这场灾难而不是使国家走向成功的原因。这条“特殊道路”影响十分深远，远远超过了第二帝国的宪法。因此，例如泰勒曾经得出结论认为，纳粹政权代表德国人民的深切愿望——或者就像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Shirer）在其1960年首次出版后引起轰动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观点，认为从路德至希特勒一直存在一种清晰的延续性，“对当时统治者的盲从是德国人的最高美德，而且还鼓励奴性”。他和许多与其同时代的人士争辩说，从路德时期起，根深蒂固的侵略意识，加上责任感、纪律和服从意识奠定了德国文化之旅的核心，最终导致纳粹党人的残暴计划轻易俘获民心。

当泰勒撰写《德国历史进程》一书时，他完全不顾盟友（西方和苏联）的“官方观点”——认为第三帝国是纳粹强加给德国人民的灾难性畸形道路。但事实上，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德国民意调查表明，很大一部分德国人认为即使第三帝国因为过度扩张而失败，但它带来了其他有益的方面，而且并不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或邪恶的——这暗示了泰勒和其他人毕竟切中了要害。众所周知，1946年，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曾将第三帝国描述为历史的“工业事故”。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随着德国知识界不断寻求以更诚实的方式看待过去，泰勒的论文逐渐在德国及其他地方产生更大的反响。一大批作家开始更深入地探讨为何如此多的德国机构和普通民众参与纳粹暴行：这并非只是一群狂热分子和恶棍受到邪恶精灵的怂恿。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人们从未详细探究德国优秀士兵及其指挥官按照最高军事标准履行职责的形象，也没有仔细探讨那种认为普通德国市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观点。不仅德国国防军是纳粹党卫军在东部战争罪行中的共谋者，而且普通市民被动地参与驱逐中部犹太人的行为和共谋现在也被无情地揭露了。

在纳粹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尤其在19世纪和更早时期——是的——一直追溯至路德时期，人们已经探讨过所有似乎可以预示或解释战争的征兆。为什么德国会走上特殊道路？也许的确存在更深层次的理由——这样做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吗？在战后充满情绪化思想的几十年里，德国人开始认识“反省”（美妙的德国复合词之一）——面对历史或者接受历史——这样的看法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安慰方式，因为它为德国人被自己的历史遗产压垮的感受提供了基础。对于其他人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或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希望有一种“这一切永远不会在英国发生”的感受。因此，他们大声质疑：德国身份中是否有某种导致邪恶发生的天性？

不久前，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德国的特殊道路概念对于理解发生了什么并没有帮助。[1]一方面，令人震惊的是，在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中，欧洲伟大文化中的四种文化——德国文化、俄国文化、西班牙文化和意大利文化——已经被反民主主义或极权主义所颠覆，这两种力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残暴性。德国的罪恶历史显然罄竹难书，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但斯大林的恐怖大清洗的面纱仍未被完全揭开。至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尽管它们的法西斯暴行无法和第三帝国或苏联的残暴相提并论，但它们也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事实上，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曾经有自己的特殊道路。意大利在发现和创立自己的身份时经历了自己的独特历程，西班牙从昔日强权地位跌落为欧洲弱国之后，一直在努力应对20世纪的科技和意识形态挑战。再来看苏联，毋庸讳言的是，它选择了一条从愚昧的沙皇专制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世界的独特道路。

在此情况下，德国的特殊道路概念还有多少意义？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发明印刷术的时代，所有社会不都是在随着社会变化的不断加速和发展而走向各种特色道路吗？19世纪，德国在长期寻求自己身份的斗争中选择了特殊方向。但同样肯定的是，这种斗争身份并不能必然解释后来发生的一切。若如此，几乎在同时期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日本为什么也变得极其恐怖？日本从来没有争取身份或统一的问题。相反，几个世纪以来，它已经确定了明确的地理和政治身份，直至今天仍然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社会之一——拥有最强烈的社团性社会心理。

不管怎么样，某种德国特殊道路的整体观点很容易变成一种宿命论。它仿佛是源于悠久历史的一种动力，最终会造成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像一场海啸，其根源来自海洋深部，需要克服漫长的距离才能传递至海滩。但这回避了第二帝国时期迅速变化的德国社会内部各阶层正在发生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资产阶级、官员、容克贵族、军队分别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在这个至少存在着部分民主和充斥着媒体喧嚣的时代，发出更加一致声音的非精英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扮演何种角色。

但我们也会忽略偶然性在人类事物中制造麻烦的风险。这就是历史中的“假如”。由于其性质的特殊性，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追问这些问题可以提醒我们关注偶发事件，而且让我们提防任何剥夺我们当代开放性和对其承担责任的宿命论。若如此，例如，假如《萨利克法典》在汉诺威王国没有通过怎么办？这项法律的根源深藏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中，曾经阻止过一位女性登上王位。自1714年乔治一世成为选帝侯之后，汉诺威王国就已经落入英国国王之手。但根据这项法律，当汉诺威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继承英国王位时，虽然她是一位选帝侯，但也不得不把汉诺威王位传给其叔父坎伯兰公爵——乔治三世的儿子。

事情竟会变得如此不同？假如维多利亚女王登上汉诺威王位，很难想象汉诺威会和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中共同抗击信仰新教的普鲁士。即使有这种可能，肯定也难以想象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会将汉诺威无情地吞并，因为这将挑起和英国的战争。不管怎么样，这将影响德国走向统一的道路？至少，俾斯麦在走向统一的道路上将不得不采用引诱和恳求的方式，而不是欺凌和贿赂。他有可能会达到同样的目的。但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肯定会有不同的秉性、不同的民族精神，以及不同的心境。

或者，假如德皇威廉一世早去世十多年，比如在令人尊敬的80岁去世，而不是在90岁高龄去世，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假如德皇腓特烈三世能活得更久一些，而不是在登基后99天就以57岁的年纪死于癌症，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若如此，这个睿智而自由的君主将获得20年时间来改变德国的历史。（他也许会像他的儿子那样罢免俾斯麦，但结果可能会不同。）我们可以继续假设下去：假如共产党在1932年或1933年加入社会党，纳粹党还会掌权吗？假如社会党在国会获得更多选票，它就可能组成一个政府。但在现实中这种可能性永远不存在，因为二者之间只有无止境的相互猜疑和怨恨。一直以来，共产主义者总是追随斯大林的曲调起舞，而且在苏联可感知的利益主导下，上演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危险游戏，这在当时就会涉及和社会党的非合作性。或者，再后来，假如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瓦尔基里行动获得成功——假如施陶芬贝格使用两个皮包炸弹，或在会议桌的不同点安放他的公文包，希特勒真的会被炸死吗？

这样的假如还有无数个。对于已经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当人类做出可怕的事情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问，他们是否背负着历史带来的心理包袱？有时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或者表明他们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会做出什么事情。但通常情况下，肯定可以找出很多原因。我们可以向各个民族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德国案例中，在这个孩子（是的，它绝对是一个好斗的男孩）的成长过程中，哪些是形成性影响？例如，19世纪后期的流行文化中的哪些方面迎合了德国逞勇好斗的英雄主义？第二帝国的好战、尚武精神从何而来？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又是源自何处？

但在问这样的问题时，我们需要避免透过20世纪的棱镜去观察19世纪——更不用说更早的几个世纪。例如，威廉时期的德国反犹太主义。但在第二帝国时期不会发生和法国“德雷福斯事件”[2]类似的情况——或者就像俄罗斯政府在1882年的法律中对普遍的反犹太主义做出的决定性表述。如果像瓦格纳这样的天才是反犹太主义者，杜斯妥也夫斯基也绝不会例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威廉时期的德国文化中，的确流行一股反犹太主义的暗流，它当然为纳粹的石磨提供了谷物。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曾经攻击法兰西第三帝国是“犹太共和国”，爱德华·德尔蒙特（Edouard Drumont）也曾写过名为《犹太人的法国》的两卷本畅销书。而德国也有类似于他们的作家。然而，如果你对20世纪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你就很难认为德国在19世纪的所作所为过于出格。

那么，这难道意味着德国自我意识的演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未受任何特殊情况的影响吗？当然不是。在那段时期，德国思想界的确有一些具体特点导致了悲剧性高潮，这些特点显然与众不同。那么，是这些特点导致了这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吗？并非如此。但它们促使悲剧更有可能发生。不仅如此，当悲剧发生时，一切将变得更加彻底，更加可怕。

首先，除了我们上一章已经谈到的受害者心理之外，我们还需要面对面地了解德国文化和自我意识的两种特点。这些特点在19世纪发展形成，而且已经生根和壮大。第一个特点是根深蒂固的责任感；第二个特点是日益膨胀的民族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让德国人相信自己的时代已经真正来临了。纳粹赋予这种使命感具体的膨胀形式和刺耳的声音，因此它便成为上述责任感的邪恶焦点。后者给前者带来可怕的力量——首先是可怕的后果，然后是彻底的破坏性。因此，我们需要仔细地观察它们。德国人对责任和服从命令的痴迷已经成为传奇。它甚至很容易变成一种笑柄——甚至德国人自己也觉得可笑。我们从一个生动的短语中可以看出德国数代人意识上真正的负担。对于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几代人而言，如果因为做了某件令人感到繁重的事情而受到感谢，通常会说：“Das ist meine verdammte Pflicht und Schuldigkeit”——翻译过来是“我该死的责任和义务”。但这个短语在英语中几乎不可能找到对应的地道说法。在英语中它和“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类似，但后者显得有些生硬，更自然的对等表达可能是这样的：“那是我最不愿干的活儿”。但德语的正式性没有得到恰当的表达，或者形容词太过于直白。它是一种“该死的责任”——“eine verdammte pflicht”。它表达了德国人对自身进行深层次反思的故事，一部分是存在于意识中，一部分是童年学到的东西，而且不断得到强化，以至于几乎成为一种无意识：“该死的”——因为传统和期待的影响，这成为德语含义的一部分。

责任感对行为的影响甚至延续至21世纪，但这一次是以一种更微不足道的方式发挥影响。今天，你可以在十字路口（这里有著名的交通灯）看到等待绿灯之后穿越马路的德国人，即便眼前没有一辆车，也没有一个警察。时至今日，和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守时在德国仍然更受尊敬。但在20世纪中叶，更多严重的问题使德国陷入危险之中。瓦尔基里行动之后，柏林警察局长在电话中接到希特勒的命令，立即逮捕了施陶芬贝格。在此之前，他并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但一旦他知道希特勒还活着，他就不会存在任何疑问。1945年5月，许多将军只有在听到希特勒的死讯之后才放下武器投降，即使他们在此之前早就知道一切都已成为泡影。

那么，这种该死的职责来自何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路德身上。至第二帝国建立时，德国已经在路德的世界观下生活了300年，特别是他的两个王国理论：一个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他和上帝的内部关系，另一个是他和世界的外部关系。这一理论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它不仅是从恩典和救赎的存在问题和神学问题中派生而来的完全崭新的路径，而且对社会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均有明确的暗示。

如上所述，路德认为基督徒生活在两个王国中，一个王国是他的恩典和救赎的灵性经验，另一个是他和其他人的互动，也即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内部世界——这是马丁·路德的伟大创新——是一个人的自我。在这里，我们不是依靠社会或有组织的教会做出自己的生活决定。在路德看来，这些决定具有永恒意义。我们的审判和救赎不是通过任何外部权力的运行获得的，而是通过自己的信念，通过神的恩典实现的。没有任何制度化的教会可以宽恕或保证我们能够踏上通往天堂的道路。教会可以教诲我们（尽管根据路德的著名口号“唯独圣经”，只在《圣经》中确立的真理基础上教诲我们），但信仰的决定——具有存在和永恒意义的核心决定——才是为了个人。

与此同时，在我们的社会关系（包括我们的教会）构成的外部世界中，世俗权威（路德时代的君主和贵族）发挥维护和平和社会秩序的作用，而臣民的职责是表现出对世俗权威的服从。然而，路德绝不是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在他看来，如果世界上全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做出信仰的人生决策——那么世俗权威或法律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他内心非常清楚，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正如圣保罗（St.Paulus）在1500多年前的观点，认为世俗权威在一个邪恶世界里是必不可少的。维持秩序的君主，以武力作为必要手段，为神的国度工作。如果没有君主，世界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

其他人持有更激进的思想。如果所有基督徒都等同于“信徒皆为祭司”——路德根据《新约·彼得前书》的教义为新神学改革奠定了基石——那么君主为什么不能受到人民的挑战或为人民承担责任？路德几乎本能地知道这会导致革命动荡和混乱，或者会导致神权政体（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不是遵守上帝的规则而是遵守教会主导的规则）。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他可能是对的。马丁·路德参加沃尔姆斯会议之后，激进的改革者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3]就率领农民掀起了一场大叛乱，加尔文[4]则把日内瓦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共和国，但他们都没有实现乌托邦的可能性。

马丁·路德的立场被列入一份路德解决方案的基本文本中。它在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持续一个世纪的暴力和社会动乱明白无误地揭示了有效世俗权威的重要性。路德曾经发表过名为《论世俗权力及人们在多大范围内服从它》的论文（此篇论文以德语撰写，以确保广泛的读者群），旨在防止君主干扰普通信众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任何企图。但他也为统治者设立了合法的角色——维护和平和社会秩序。在努力履行该角色的过程中，基督徒的真正责任是服务于世俗政府。

这种说法并不新鲜。中世纪的传统学术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路德不是天真的专制主义者，他认为如果君主不能明智并因此公平地统治国家，显然会引发激怒人民的风险，而且可能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更重要的是，他常常责骂统治者犯下的罪孽，不是泛泛而骂，而是有具体所指。他甚至不排除对维滕贝格的世俗统治者直接发动个人批评。如果君主命令基督徒反对福音，他不止一次劝告他们不要服从。因此，尽管他从未打算推举自己或让他人推举自己为任何一种社会宗教革命运动或神权政治的首领，而且也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盲目地服从，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有些人会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加入不服从运动，因为他们将不服从视为忠于自己的信仰。

然而，路德面临一个两难处境，这是他的整体解决方案带来的必然后果。如果在国内没有更多教皇权威，如果没有日内瓦式的神权政治，在社会宗教生活中提供结构、秩序和连续性是君主作为天主教的继任者管理教会的唯一方法。因此，路德的宗教改革具有讽刺意味——一方面，它非常强调信徒的内在生命；另一方面，它是对宗教生活的高等级的官方控制。正如路德本人亲身经历过的那样，布道坛越来越成为一种加强基督徒支持社会秩序责任的手段，而越来越少用于展示基督教福音的存在性挑战。

历经几代人之后，基督徒的外部社会生活比以往更加明确地服从对秩序的持续需求——它在德国人心中深深地内化成为一种责任感。16世纪的宗教和社会战争带来的恐惧感必然促进了这种需求，而三十年战争带来的难以形容的灾难更加强化了他们对秩序与和平的向往。于是，早在18世纪初，一位偏执无情、善于组织的普鲁士统治者——笃信宗教的国王腓特烈·威廉（腓特烈大帝之父）开始建立越来越专业的官僚机构和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同时倡导为官僚机构和军队列出详细的义务清单。

因此，如果要让一个德国人反思20世纪德国人对责任的痴迷源自何处，路德通常会受到太多的指责——也许会超出他应得的程度。然而，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路德。有时候，哲学家康德也会受到指责，因为他将责任提升为道德的中心原则，这是他对德国人的自我理解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部分。在某个层面上，其中原因非常清楚。康德的道德观点源自他对现实的全部理解。他的观点属于启蒙时代：路德（和几乎所有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世界上必然存在既定的和已知的宇宙秩序，但这种轻易的确定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的目标可以从这种宇宙秩序中推断出来的任何确定性也消失了。

从表面上看，康德已经远远地抛开了路德。道德目的不可能从任何神圣秩序中派生出来。但他同样清楚的是，道德目的也无法从经验世界中获得。康德是任何唯物决定论的无情对手，他从不理会任何形式的神圣秩序。生命的意义不能从生活的事实中推断出来。个人——主体（或者用路德的术语“灵魂”）——是一个自在的人，他可以而且也应该做出关于美德的理性判断。然而，我们不能依靠我们的感觉来做这些决定；人类的欲望和看法可能具有误导性，它们不是任何义务或责任的基础或来源。因此，行动的真正价值只能通过内在动机的评估，而不是参考其被感知的结果。因此，责任行动的核心重要性——出于一种道德责任感而采取的行动——只是因为理性主体承认它如此，而没有参考其被感知的后果。只有这样的行动才是纯粹的美德。到目前为止，在路德的社会秩序观点背景下，当然有可能看出这其中的危险。责任感可以变成对社会文化决定的义务制度的奴性服从——而这恰恰是普鲁士的倾向，后来的第二帝国也是如此。但康德本人和这样的立场相距千里。在他看来，是自主且自由的人的心灵将职责认可为必须履行的责任。这是其立场的基石。在柯尼斯堡的墓志铭上刻有他的名言：

有两事令我萦怀，思之愈频，愈觉新奇，念之愈久，愈持敬意：头顶之星空，心中之道德律令。

这句话总结了他对人性的包罗万象的研究。我内心的道德律令——在自主的个人内部——是康德所谓的“绝对命令”。作为有理智的人，我的责任是做出行动，以便“我决意让我的准则成为普遍法则”，或者，就像他在重要的替代性表述中描述的那样，“无论是你自己或其他人,利用你的仁爱之心去行动，同时要将其当作一种目标，永远不要只将其当作一种手段”。

这种说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不是从外部强加在自主主体上的具体戒律。康德明确阐明了具体的义务，这些义务通常来自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这种律令：1.政府可以适当强制执行的权利和义务；2.政府不能强制执行的“美德的义务”，但它们可以被视为源自我们对道德认识的尊重和履行爱的义务。然而，所有这些义务都遵守基本的律令。作为理性的人，这种律令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

这一切都和康德时代英国哲学家支持的更加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截然不同。但和另外一个启蒙时代的伟人相比，很容易区分二者的外在相似性。这个伟人就是让-雅克·卢梭，他是康德非常敬佩的一个人（康德书房中只挂有卢梭的画像）。卢梭也将理性或者良心的内在声音视为所有义务之源。同卢梭一样，在和欧洲启蒙运动精神上保持一致时，康德看到了平等主义对社会的意义。在他看来，基于社会契约建立的共和国是理想的社会形式：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拥有权利和义务，并通过立法机关争取改革（但不能反叛）。他声称，在他所处时代的奉行绝对主义的国家中，统治者有实际的义务进行统治，仿佛这样的共和国早已存在。

但如果说康德和卢梭的亲密关系非常清晰，那么他和路德之间实际上存在更深的延续性。虽然康德远离路德的神圣天命世界，但他和路德的内心世界并不遥远——任何世俗权威都不能干涉个人做出生活决定。康德坚持认为，有关玄学或者我们自己的经验世界的知识具有无法逃避的极限。我们在这个极限范围内作为自主的人来做出我们的道德判断。这是路德的语言，它被转换成启蒙运动的思想世界。当康德将尽职行动树立为唯一确定的、未受任何自私目的污染的美好意愿的试金石时，他培养了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文化冲动，其起源正是路德本人。

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路德对康德的影响，即在康德主张根据绝对命令和国家公民义务采取行动的自主个人主义方面，可以看到两个王国的范式留下的痕迹。正如我们看到的，路德倡导的真正的基督徒不需要社会胁迫，但他们非常罕见，以至于政权对于防止社会混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康德主张的平等、自由的人类共和国同样离现实十分遥远。因此，路德的社会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一种义务（职责）文化，而康德的影响只会加强这一点。这种文化印记在德国公共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从第二帝国时代起，整个德国北部的墓碑上赞美的都是亲人在履行职责时的无私奉献。1908年，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公墓内安葬了一位名叫艾玛·凯斯曼女士，她的墓碑上刻有如下文字：

你的一生总是如此简单；你从来不为自己考虑。

为你所爱的人努力奉献是你的全部幸福和义务。

从这段墓志铭可以看出，幸福和责任以某种方式结合为一体。但在英国人的墓碑上，它们显然不会有如此自然的组合。不过，这并不仅仅是路德的先人之见。1962年，信仰天主教的莱茵兰德·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5]在反思自己的生活体验时说道：“幸福不是来自巨大的成功或者确保你得到了什么。幸福只在于履行你的责任，并且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即使这意味着失去。”[6]在战后新西德的缔造者——天主教徒和任何对普鲁士事物的非认同者眼中，可以得出同样的认识：职责是幸福的源泉。这可能是从路德的教义开始萌发，然后成长为普鲁士的困扰，但它在更宽阔的范围内深深扎根于德国人的灵魂之中，直至走向零时，并超越零时。

然而，这种责任感有被政权劫持的风险，其目的会被认为凌驾于个人目的之上。不仅如此，这种风险在德国存在更大的可能，因为国家随时会利用社会动乱带来的根深蒂固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源自对三十年战争及其他战争的民间记忆。也许路德派基督徒或康德物自体的内在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由于害怕其他替代选项，广泛传播的责任感太容易退化为对政权的苟且服从。

在野心勃勃的第二帝国存在之前，对社会混乱的恐惧和对服从的需求显然会在德国意识上留下其印记。这体现在当时一些最伟大的德国文学中。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强盗》和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马贩子科尔哈斯》是反映暴力引发的排斥反应和（或）不公正的最佳作品，同时还影射了社会崩溃暴露出来的关于忠诚和服从的复杂问题。

1780年，席勒的第一部戏剧《海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部戏剧中，哥哥卡罗受人欢迎，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弟弟弗兰西斯科精于算计。弟弟通过成功操纵他们虚弱的父亲剥夺了哥哥的继承权。哥哥被驱逐后，落草为寇，陷入道德的困境。他对同伙的忠诚誓言让他无法回到他真心相爱的女人身旁。最后，弟弟担心被哥哥的同伴抓住而自杀身亡，而哥哥也被自己的草寇生涯折磨得进退两难。他陷入绝望的爱人请求他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他杀死了她，最后向当局自首。

《马贩子科尔哈斯》取材于路德时代一个遭受容克贵族勒索的真实人物的故事，一位名叫科尔哈斯的马贩子，由于未能得到正义，他走上了一条复仇之路。1811年，在克莱斯特的小说中，科尔哈斯最终因为他的土匪行为而被判处死刑。当他走上刑台的时候，他拒绝透露一个吉卜赛人告诉他的关于这个统治王朝命运的预言，最后带着自己的秘密主动就义，于是他终于和统治者扯平了。

在某个层面上，对于席勒和克莱斯特而言，故事的结局都采用了调和性的曲笔：追求正义的内在冲动和恢复社会秩序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但这种解决方案依然十分模糊。在现实中，这两个故事的结局都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而不是给出一个答案。两者都反映出潜在的担忧，在有序的表面背后是混乱。因为这种永久的可能性，矛盾并没有被解决。历史可能再次重演，因此不能被遗忘。秩序是珍贵的，而德国历史已经直面过另一种选择。因此，责任是一种必要的存在。

如果《海盗》和《马贩子科尔哈斯》探讨的是表面下的无序被完全暴露时会发生什么，那么克莱斯特发表的另一部充满挑衅和争议性的著名作品《洪堡王子弗里德里希》（创作于1810年，1821年克莱斯特自杀后才上演）则主要涉及的是职责要求必须走多远才能够维持秩序。这部戏剧主要描写的是1675年爆发的费尔贝林之战。在这场战役中，普鲁士人消灭了瑞典军队，最后入侵并占领了勃兰登堡。这部戏剧探讨的是应该在何种限度上服从军事命令要求——甚至当不服从命令而获得胜利会有何种后果，以及不服从命令会付出各种代价。因此，这里探讨的是，服从至死的职责是否意味着，如果你不服从，即使获得了胜利，你也必须受到死亡的惩罚？

答案同样非常模糊：王子逃脱了死刑——这是一个和普契尼（Puccini）[7]在《托斯卡》中描写的著名刑场相反的痛苦场景，因为国王屈从于其他人的请求而拯救了英雄。社会秩序得到了强化还是被置入危险之中？职责取得了胜利，还是被牺牲了？

很难想象任何其他欧洲文化中会出现这样的戏剧。这里有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忠诚？这些问题让德国人的灵魂陷入对混乱无序的深深恐惧中，而且一直延续至20世纪。这种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可能会产生非凡的献祭式的英雄主义。个人——作为路德的真正继承人或康德的真正的门徒——可以将自己视作为自己的信仰而活着，为了遵循内在的“绝对命令”的全部意义，因此随时准备去承受违抗命令而产生的痛苦歧义带来的风险。我们可以在贝多芬的《费德里奥》中欣赏到弗洛雷斯坦赞美英雄主义的优美咏叹调：

我敢大胆地说出实情，而我的奖励是这些锁链。我以耻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愿意承受所有痛苦。但我心中感到甜蜜的安慰：我已经完成我的职责。

这是一种呼吁反抗、反对盲目服从的内在责任。我们可以在第三帝国时期看到真实的案例。例如，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8]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或者瓦尔基里行动，或者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9]家族（我们稍后会再提到他们）。但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责任感也会产生愚忠式的高级军事领导人，例如，在最后时刻仍然对希特勒十分顺从的凯特尔（Keitel）和约德尔（Jodl）。即使在当时来看，他们的做法也让人感到非常滑稽。

可以说，路德和康德的设想都没有使德国成为一个可以呈现自身规律的国家。在他们两人看来，国家存在的目的是维持秩序和维护和平。对于路德和任何一个与他同时代的领导人而言，国家也有责任维护真正的宗教。路德显然清楚公民的服从义务，康德则阐述了其他义务，例如与财产、政治及责任有关的权利。然而，如果国家发展出自己的野心，或者成为一个文化实体，其自身的目的便会凌驾并超越其成员的目的，这和康德或路德的设想都不同。然而，这是18世纪前进的方向。

这种变化十分微妙，而且是逐步形成的：它和忏悔室以及王朝政治的衰落相伴，而且和欧洲大部分国家意识的成长息息相关。统治者的王朝野心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人们很容易将其变成一个过度简化的过程。例如，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路易十四曾经实际说过“这是我的国家”，但他肯定是一位典型的绝对统治者。这位君主压制他的贵族，建造了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以确保所有人理解绝对统治的意义——尽管他知道自己是法国显赫权势的体现，而不仅仅是太阳王。

至于腓特烈大帝，半个世纪之后，当历史进入启蒙时代，他的著名口号是“我是国家的第一仆人”。腓特烈当然是一位绝对统治者，但他的自我标榜揭示了人们对“绝对”的理解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他于1752年留下的政治遗嘱中对公民责任的精辟概括中可见一斑：“公民的首要义务是为祖国服务”。这种义务针对的是国家——祖国——而不是统治者本身（尽管对腓特烈而言，为国家履行义务当然意味着需要服从统治者）。

对于腓特烈或当时大部分其他统治者来说，虽然这种变化并不明显，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个后发的制高点看清这一时期如何仅仅成为一个过渡阶段。绝对统治者的办法并不是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原因有两个：首先，专制主义将最终面对启蒙时代内在的民主诉求。其次，没有任何现存的德意志王国能和德国文化身份关联起来。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王国——无论是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还是点缀德意志地图的更小的公国和君主封地，可以成为德国人有意义的祖国。当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19世纪的民族主义时代，德国文化身份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几个世纪以来，德国首次围绕着国民文化身份迈向统一。这条旅途最终走向真正的德意志祖国（当时甚至将大量的德国人，尤其是奥地利－匈牙利人排除在外）。此外，人们对这个基于旧的文化身份的新祖国有一种不安全感，一种脆弱感。因此，新成立的国家变得更具攻击性，而且对忠诚度的要求也就更加坚定。

这种变化会给责任感带来全新的焦点。对国家的义务已不再只是承认其维护社会秩序和和平的权利和责任。如果国家是一种文化身份，那么个人就会成为该身份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不仅是（或自称是）一个法理社会，而且是一个礼俗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其公民对其负有义务，这种义务的出现不仅是因为公民身份是国家身份的一部分，而且还因为国家身份是公民身份的一部分。

因此，服从义务现在不仅扎根于对混乱的恐惧中，而且也深入国家身份的内部。这是一种更高的诉求。借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对国家的义务似乎不再只包括强制义务（法权），现在则变成他称之为美德的义务——对国家身份的爱的义务。此时，国家似乎可以争夺信念、爱以及路德式灵魂的内在忠诚。国家自身似乎可以成为康德的绝对命令的“他者”，它必须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而且是一个理性的人——这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这可能会走向何方？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三章中看到答案。但我们已经知道这条旅途的终点——柏林地堡。

然而，在继续这趟旅程之前，德国人责任感的其他方面也值得我们关注。它具有显著的德国特点，既有其全部力量，也有其脆弱性。这是因为，也许它并非始于路德种下的种子。这棵树也许有更深的根须。条顿骑士们的领地变成东普鲁士之后，对上帝和他们的大头领做出以下庄严宣誓：

我承诺我的身体纯洁无瑕，我不求富贵，愿顺服上帝、圣母马利亚，并根据骑士团的规章和惯例臣服于条顿骑士团的头领及其继任者；我将永远忠诚，至死方休。

1525年，阿尔布雷希特公爵（Albrecht）[10]终结了条顿骑士团，于是许多骑士在普鲁士永久定居下来，他们的家人逐渐演变为路德派的容克贵族。骑士团的民族精神也许在这个阶层中以新的方式延续下来。

他们主导着普鲁士王国的政治生活，不仅在19世纪逐渐占据了德国的政治生活，而且为第二和第三帝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领导人。四百年后，容克贵族的后裔维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担任了纳粹政府的国防部长，掌管着整个德国国防军。他个人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誓言显然和条顿骑士的古老誓言如出一辙：

我在上帝面前发下神圣的誓言，我无条件服从德意志帝国领导人、德国人民国防军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并准备作为一名勇敢的士兵随时献出生命。

这条誓言的力量源自它在德国心灵深处扎下的根。随着第三帝国走向深渊，它对许多人的束缚日益明显。因此，是的，这是德国的特殊旅程。在这趟旅程上，这种普遍的责任感提供了一种毅力，使它能够沿着一条路一直走下去，直至终结。这该死的义务和责任……

但这种强制性责任并不能解释这趟旅程的方向，因此我们不得不探讨德国身份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19世纪，这种特征——使命感出现了。在使命感的驱动下，德国最终实现了统一，而德国的统一又培育了它，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生活在19世纪的众多思想家、诗人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纷纷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明确表达了这种使命感。当第二帝国登上欧洲舞台时，这种使命感便成为帝国富有活力的灵感来源。它为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带来新的决定性焦点。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这种曾经激励过许多人，但最终成为一场噩梦的使命幻象。

[1]请参考大卫·布莱克伯恩和杰夫·埃利所做的影响巨大的研究《德国历史的特殊性：十九世纪德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牛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作者注

[2]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

[3]德意志平民宗教改革家，农民战争领袖，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神学博士。

[4]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基督教新教的重要派别加尔文教派（在法国称胡格诺派）创始人。

[5]联邦德国首任总理，他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联邦德国等四个重大历史时期。

[6]见1962年安娜丽斯·波平加博士的谈话。——作者注

[7]意大利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

[8]德国信义宗牧师、神学家，认信教会成员之一。曾经参加在德国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

[9]德国人，20世纪40年代慕尼黑“白玫瑰”组织的主要成员，因为参与反希特勒的活动而被逮捕、处决。

[10]条顿骑士团的第37任大团长，霍亨索伦家族的第一位普鲁士公爵。

第四章 日耳曼尼亚的觉醒

随着时代向前推进，德国的民族愿望走上一条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坎坷道路。在这条坎坷路途上，德国的自我表现穿越了记忆、梦想的大地，最后以梦魇结束。

我们已经彻底了解何为“该死的责任”，现在再来看看在威廉德国的情感上留下印记的使命感。之所以探讨德国的这种使命感，并非是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在同一时期，英国也具有强烈的帝国使命感；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痴迷于泛斯拉夫人的梦想；新生的美国到处充斥着对“昭昭天命”[1]的信仰，意图将整个北美大陆收入囊中；20世纪前半叶，日本则被创建和主导大东亚共荣圈的决心所驱使。因此，新统一的德国现在十分自信，它的使命感既不是唯一的，也不违背时代的潮流。如果第二帝国因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应有位置被其他在位者剥夺而深感怨恨，那么日本也有这种怨气。如果的确如此，中国最近也有这种怨气。同样的，也许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不例外。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充满怨恨的自信既不唯一，也不令人难以理解。

然而，德国的自信又与众不同。它不仅有其特殊性，而且十分危险。这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德国的身份十分脆弱。这种身份和当时以及后来的其他大国身份截然不同。这并不是说其他大国没有身份认同危机，而是说德国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全感与其他国家在性质上存在差异。其他大国在其不同历史阶段都被内战撕裂过：英国在17世纪爆发过内战，美国在19世纪爆发过内战，俄罗斯和中国在20世纪爆发过内战。法国在19世纪一直为不同的政府形式展开拉锯战，同时还伴随着血腥的起义、革命的创伤，以及拿破仑的兴衰。英国和法国都曾面临所谓的殖民地身份危机——英国在爱尔兰遭遇这种危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遭遇同样的危机（当然，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俄罗斯帝国也不得不接受全面丧失霸主地位的事实）。但这些国家的历史都和几个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不同，它们没有给自己带来身份问题。

奥匈帝国当然有自己的身份问题，但它的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是多个民族、文化的聚合体，没有与生俱来的身份或凝聚性问题。意大利也许在内部脆弱性方面和德国类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意大利的历史经验在许多方面都是德国的一面镜子，尽管并不是十分清晰。意大利的历史事实否定了它的统一性，而且有太多的外国人掠夺过它（当然包括德国人）。不仅如此，意大利也曾遭受16至17世纪的动乱造成的宗教和文化撕裂的痛苦，教皇和教宗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意大利的特殊问题。

德国身份的独特脆弱性并没有因为统一而缓解。的确，这种特殊的统一途径只是揭示了夸大的表面现象下德国自我怀疑的觉醒。如果意大利身份的虚弱和由此导致的自卑情结足以证明意大利的问题及其危险性，那么面积更庞大，在管理上更胜一筹，军事化水平更高的第二帝国是否更加危险？

德国使命感与众不同的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交织在一起：德国身份的脆弱性部分根源在于它受到强烈的受害者心理的支撑，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上文中解释过。尽管英国也有强烈的使命感，但英国没有受害者心理。事实上，对于它在欧洲的竞争对手和帝国内的民族主义者而言，它似乎充满了唯我独尊的自信。法国同样如此。至少在1871年之前，法国从未有过受害者心理。即使在1871年之后，法国人对于现代法国应该成为何种国家仍然存在痛苦的争议。此外，法国人还担心新德国的未来动向，并且渴望为丢失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复仇，但这和深深植根于德国民间记忆的受害者心理全然不同。

这种情况的真实性如何？当然，在路德时期之前，设想对德国民族身份的任何普遍性向往都是不合时宜的。然而，早在路德时代，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成为日耳曼民族的帝国。当时德国土地上的人们显然普遍痛恨日益世俗和腐败的罗马教会。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日耳曼民族的控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来人们对罗马教会的痛恨。1458年，德意志国民议会采纳了这份文件，认为除了其他方面之外，罗马教廷完全由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控制，并且勒索德国为他们的堕落提供经费。1521年，当路德深信德国人和罗马教廷的决裂不可避免时，他发表了自己最重要的一篇檄文——《告信奉基督教的日耳曼诸贵族书》[2]。

上文提到的《控诉》和路德的小册子都不应被视为从语言上解释德意志民族在19世纪已经存在。即使在路德之后的时代，我们仍然应该小心将后来的态度植入当时的思想界。例如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身份意义的传播范围有多广？当时人们对德国土地遭受外国人摆布的怨恨有多么普遍？事实是，德国的土地和文化身份依然是不确定的。18世纪，德国人所谓的“Vaterland”[3]很可能会演变成普鲁士或萨克森，而不是德国。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格吕菲乌斯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写下的动人诗篇《祖国之泪》中，我们可以找到所谓“祖国”在总体上的确是德国的证据，而且受害者的心理也非常清晰。在这首十四行诗中，格吕菲乌斯对“无耻的成群结队的外国人掠夺和摧毁德国土地”充满愤怒之情。一个世纪之后，这种对暴行的愤怒不仅没有逐渐消退，反而变得更加激烈。18世纪末，席勒在其1792年出版的一篇关于战争的文章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外国人持有的偏见。文中有一长段关于德国农村和城镇被焚毁、普通百姓惨遭蹂躏的描述，这些描述强烈而有力，最后在发人深省的评论中达到了高潮：

外国列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不惜牺牲德国，它们以各种残暴手段恶意拖延战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每当想到这些，我们的伤口便会更加疼痛。[4]

19世纪，这种讯息非常明显：大量作家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战争带来的浩劫，这些描述通常和当时的新教徒观点相呼应（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观点）。这样的讯息至少不是因为要和普鲁士的统一方法相配合——所谓的“大德意志”或“小德意志”（因为它排除了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

因此，虽然演变成第二帝国的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日益强大，但其身份非常脆弱，而且伴有一种不安全的怨恨感。随着战争的悲剧逐渐临近，德国文化生活一方面为这只野兽提供养料，一方面寻求沿着深入德国灵魂的道路逃离。由于这趟旅程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加以探讨。对于德国而言，尽管它在1945年遭受了历史创伤以及独一无二的道德和国体的崩溃，它仍然是德国文化的继承人——这种文化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最多产和最具创造性的人类文化之一。同任何其他文化类似，这种自我毁灭性的文化不仅令人毛骨悚然，而且具有深刻而持久的神秘性。

我们谁也不能逃避过去。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对于个人也是真实无疑的。正如华兹华斯的名言，“儿童是成人之父”，无论我们是否乐意，我们都不可能摆脱自己的童年。但它对于国家（或文化）也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将一棵树从其土壤中移除——无论是革命热情的爆发（法国于1789年爆发革命，俄罗斯于1917年爆发革命），还是因为全面崩溃，似乎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挽救的（1945年，德国比日本崩溃得更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延续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所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由这种可怕的巨变造成的。对于德国文化而言，事实的确如此，对于其他文化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Kultur”（文明）在德语中的含义比英语中的“culture”（文化）更加丰富。德国的文化概念不仅包括人类创造力的产物——艺术、建筑、文学、哲学、音乐，而且还包括创造力之根源——内在的精神本能、世界观、教育方法、企业社会心理。在这个深层意义上，德国文化所界定的德国自我意识处于缺席状态，因为其大部分历史都是关于政治或地理身份的历史。[5]

中世纪时期，大部分德国文化都受到法国灵感之源的影响。尤其是爱情歌手，作为中世纪中期的宫廷爱情诗作者和歌手，他们将自己的诗歌主题追溯至受普罗旺斯吟游诗人的影响。然而，该时期的另一种重要文学创作对德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自我理解产生了显著影响，因为它拥有更深刻的德国根源。这一创作即是著名的诗歌《尼伯龙根之歌》，其创作历史可以追溯至13世纪初。在16世纪的大动乱过程中，这个传奇故事在集体记忆中消失了，但到了18世纪，它又被重新发现，而且被宣扬为德国的《伊利亚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是一个关于忠诚和背叛的神话传说。当德国走上领导阶层所定义的德国使命之路时，它将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时期被反复利用。此外，经过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对其大部分进行重新创作之后，它变成华丽而独特的歌剧套曲《尼伯龙根的指环》——如今已被视为现代人类遗产的一部分。我们稍后会看到这部不朽的巨作给21世纪的德国身份带来何种影响。

此后，随着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蔓延，德国文学和艺术出现了新的动力，其传播与蔓延和新型印刷机的普及密切相关。例如，塞巴斯蒂安·勃朗特（Sebastian Brant）[6]的《愚人船》描述了一群傻瓜乘坐由傻瓜掌舵的船只驶向傻瓜的乌托邦。勃朗特比路德只早一代人，于1494年发表了这部充满活力而又辛辣的社会讽刺作品。很快，这部作品就在德国之外的国家受到追捧。在当时的艺术界还有三位非常独特的艺术家——他们都是同代人，而且都在三年内相继去世——他们更能证明德国创造力的突然爆发。第一位是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7]，他的宗教传统主义在法国阿尔萨斯的科马尔地区产生了带有强烈情感的伊森海姆祭坛画风[8]——这种风格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别具一格的宗教艺术之一。第二位是蒂尔曼·里门施奈德，他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雕塑家，他创作的艺术形象有时是宗教，有时是普通人，但个个都栩栩如生。第三位是阿尔布雷特·丢勒，他是三位大师中最著名的一位，而且也是北方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他创作了大量的油画、肖像画、木版画，他在二十多岁时就变得非常富有，而且蜚声国内外。

但只有路德给德国带来了一种真正全新的独特文化。从此之后，这种文化在德国创造力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而且这种文化推动力不仅限于德国的路德派或新教地区。当然，其他影响显然也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来自意大利的巴洛克艺术对天主教的宗教建筑和音乐影响颇深。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路德首先通过他翻译的《圣经》让德语固定下来。这部译作和1611年英文《钦定版圣经》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学地位。除了在翻译上的成就之外，他还是一位天才的宗教诗人，他创作了大量的赞美诗，每一首都具有强烈的旋律感，最著名的如《天主乃至为坚强之壁垒》，他可能还为这首诗歌创作了仍然符合当代品味的曲调。用这种配有流行曲调的赞美诗去打动礼拜圣会的做法出于路德的天才直觉，后世诗人和作曲家（包括海因里希·舒茨，尤其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都继承了这种方式。

路德还大力强调教育在帮助个人做出人生选择过程中的作用。这种影响最终在各种文化表现领域体现出来，而不仅局限于宗教，其覆盖范围扩展至整个德国。事实上，有许多伟大的德国知识引领者（包括作家、哲学家、科学家）在路德教派牧师家庭中成长的案例。这股新鲜的德国能量既是一种精神能量，又是一种智力能量。它在创造力上的表现如此丰富，以至于演变成为更具普遍性的东西，其影响力已经超越德国大地，超越了德语范围。

因此，德国为丰富人类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多方面的。从整体上看，它超越了任何其他伟大的欧亚文化。自路德时代起，特别是自18世纪以来，德国在艺术、建筑、哲学、科学、文学方面创造了惊人的财富，留下的音乐遗产至今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首先是丰富的德国视觉艺术成果。从16世纪的丰富多彩的艺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和小霍尔拜因）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再到20世纪产生广泛影响力的表现主义。如果说这种艺术传统不如意大利艺术、法国艺术、西班牙艺术、荷兰艺术甚或英国艺术那样丰富，它至少和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具有同样强烈的感染力。再来看看德国的建筑和设计。从直插云霄的北方砖砌哥特式教堂到18世纪巴洛克式绚丽多姿的波茨坦，或者现在已被完美复原的德累斯顿、班贝格维森海里根教堂或维斯朝圣教堂，以及一生忧郁不安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精致口味（新天鹅堡、林德霍夫宫、基姆湖），再到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规划的气势雄伟的柏林（林登大道），到20世纪20年代德绍的包豪斯建筑（其风格和理念已传遍世界），更不用说历经几个世纪幸存下来的数以百计充满古典美的小镇广场和乡间别墅——这个国家堪称是一个装满建筑之美和趣味的诱人宝库。

接下来是德国的哲学。如果说法国是理性主义的土壤（今天基本上仍然是笛卡儿哲学），英国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故乡（主要天才为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那么德国则是形而上学和系统论的故乡。“我在故我思”颠覆了笛卡儿的名言——俘获了德国的民族心理，它的影响在21世纪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自路德时期之后，康德无疑对德国的思想产生了最微妙、最深切和最强大的影响。也许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尼采的作用更有争议性，但近几十年来，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在世界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我们跟随德国的历程进入当代时，我们会回顾德国哲学思想在德国意识和身份感演化过程中的不同时刻所发挥的作用。

德国的科学成就。德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巅峰显然是有目共睹的。德国在人类学、考古学、古典学术、神学和史学方面拥有巨大的影响力。19世纪，德国涌现出一大批顶尖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冶金学家、生物学家。德国将基础研究应用于工业生产中的做法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做法更加有效。一个世纪之后，德国经济的工业机器仍然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工业机器之一，而且迄今是欧洲最强大的工业机器。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德国在社会变革方面的表现也更具有系统性。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这些变革正在改变现代人类的生活体验——它引领了新学科的创建，如社会学和心理学。如今，我们的大部分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思考方式都有赖于德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探索性思维。

现在来看一看德国文学。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心理开始崭露头角。浪漫主义是英国文化（后来是法国文化）的一种现象，但在德国，它却呈现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气质。自18世纪末之后，德国文学充满了不安分的活动，有时还夹杂着一种预感。“太初有为”[9]是歌德借浮士德之口发出的著名呐喊。浮士德故意曲解《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于是开始挑战各种语言、观点和书籍，最终勇敢地迎接魔鬼带给他的人生体验。在某些方面，他既是一个“普通人”，又是真正的德国人原型。但这种敢作敢为（有时会摧毁自己）的英雄经常在席勒、歌德、克莱斯特的作品中占据中心地位，而且一直延续至20世纪（以越来越多的城市无产阶级形象出现，而且通常带有反传统主角的伪装——如海因里希·曼、赫尔曼·黑塞、阿尔弗雷德·多布林、汉斯·法拉达的作品）——事实上，浮士德亦被视为德国自我理解的关键主题。

最后是音乐成就。音乐是一个展现人类创造力的王国，迄今仍然是由德国人主宰的世界。同任何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德国人将音乐视为最能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载体。正如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所言，在德国自我意识上升和所向往的时代，这是“最德国的艺术”。[10]它是德国文化深度、其世界历史意义，以及人类状况话语权的最纯正的宣言。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E.T.A.霍夫曼将贝多芬令人振奋的《第五交响曲》描述为“纯音乐”。德国人认为音乐可以将人的精神带入纯粹世界，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浪漫主义观点，曾经是德国人作为音乐人民或音乐民族自我形象的重要支撑，而且一直延续至20世纪（甚至会更加久远）。的确，除了欧洲，在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还会有哪些人是具有持久影响力的音乐天才？从巴赫之后，一直到20世纪（例如，理查德·施特劳斯在1948年创作的令人难忘的《最后四首歌》），庞大的德国音乐遗产所拥有的令人着迷的力量几乎永不干涸（现在其创造力是否已经消失是我们稍后要探讨的问题）。当然，世界上还有其他伟大的音乐传统——意大利音乐、俄罗斯音乐、法国音乐、英国音乐——但它们在丰富性、多样性和引起普遍性共鸣方面都无法和德国音乐相媲美。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走向20世纪中期的德国文化。它植根于德语，内容丰富多彩，同时还受到新教和天主教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在建筑和音乐上），而德国犹太人也在所有领域做出了杰出成就（哲学上有摩西·门德尔松，音乐上有其孙子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巴尔托迪，以及古斯塔夫·马勒或阿诺尔德·勋伯格，文学上有海因里希·海涅，绘画上有马克思·利伯曼等等）。

在19世纪，所有这一切的哪些部分是滋养德国越来越强烈的使命感的根源？

我们需要追溯至路德发动文化革命的时代。18世纪，在哲学方面，路德的世界观（加上他的两个王国学说）随着普鲁士的崛起而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众所周知，虽然新教教义的形成是为了反对罗马天主教的教会腐败和支持君主们的诉求，但两个王国的世界观的实质含义对于18世纪的天主教统治者而言并非完全陌生。就像新教的反对者一样，他们试图让制度化的教堂在实践上保持顺从性，并且脱离政治道路。但路德的学说也让个人的精神生活变成了私人世界，这就为17世纪晚期的欧洲思想运动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德国动力，它对知识生活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将永远改变德国，这种动力带来的变化就是启蒙运动。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启蒙运动的子孙，其根源在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在路德时代十分流行。随着宗教热情和宗教改革引发的赎罪冲突逐渐减少，这种动力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不断增长。将理性力量视为可以回答人类问题并满足人类需求的乐观主义传遍了整个欧洲。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意味着将从根本上怀疑传统宗教关于存在性质的假设，因此旧的确定性受到了破坏。在德国，康德的巨大影响力为启蒙运动带来独特的启迪，或者用德语词“Aufkl rung”（启蒙）来表示，其独特的德文含义被所有人了解。如果法国启蒙运动是更彻底的革命（而且是反教权的革命），那么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为了争取经济权利和自由意志，德国的启蒙运动更加形而上，而且和专制主义的相容性更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康德对路德的恩典和救赎问题的回答——个人在其内部王国中做出人生抉择——实际上是，在你所知范围内，你对你的信仰和你的生活方式做出自己的决定。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回答的是一个关于承诺的问题：在面对没有任何可论证的形而上的确定性时，你将为了何种追求而奉献自己的一身？这也许可以描述为后启蒙时代问题——或后路德或后康德问题。今天，这个问题的争论性和迫切性一如从前，而且我们稍后必须回到21世纪初有关这个问题的德国焦虑上来。

在18世纪和19世纪时期的德国，这一问题的答案有各种可能性。首先是宗教上的答案——个人的基督教信仰和承诺，特别是以新教地区虔敬运动所代表的信仰和承诺。在其他新教国家，虔敬主义在复兴运动上有许多共同点，在英国和美国都有类似的冲动。从21世纪高度世俗化的角度来看，人们很容易低估它蕴含的力量。

17世纪，虔敬主义开始在德国蔓延。作为对追求个人圣洁的渴望的表达，虔敬主义可以被视为对僵化的官方教会中路德教派的一种反抗。

但虔敬主义不仅仅是为了逃避这个世界。17世纪末以来，特别是在当时杰出的神学家菲利普·雅各·斯彭内尔（Philipp Jakob Spener）影响下，敬虔主义发展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强烈的民族气质。他的著作对寻求宗教生活复兴的新一代领导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希望是建立在基督教在未来千年将统治地球的期待上。能动主义是基督教诲的圣经式表述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于是这种期待便成了神学家A.H.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在哈雷大学开展的关于教育改革的乌托邦项目的动力。斯彭内尔为哈雷大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哈雷大学项目包括在哈雷地区设立著名的孤儿院和制订学校计划，并对德国及更远地区的基督教领导者进行敬虔原则方面的神学教育。其中最著名的是，虔敬主义促使辛生道夫（Zinzendorf）在黑尔恩胡特设立家庭社区——这种模式传播至德国以外的地方，尤其是美国。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摩拉维亚社区继续保持着虔敬主义社会风俗。

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种屈从于这种热潮的强烈的神秘倾向。它和人类灵感的其他非圣经（包括犹太神秘主义教义）神秘来源相互作用，彼此利用。但所有这些宗教经验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渴望真正的内在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借用20世纪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永恒的说法——是“个人承诺”，但它让人付出的代价不比任何事情少。它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同时又远远超越了那些做出个人虔敬承诺的人。特别是在东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祝福和鼓励下，虔敬主义者率先实施普及教育，为穷人建立家园，并在柯尼斯堡[11]开办神学院。康德非常尊敬他认识的当地虔敬派教师，而且比任何人受其影响更深。在普鲁士的军事生活中，虔敬主义者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威廉一世任命的许多军队牧师都是虔敬主义者。他们的影响力是帮助军官团培育强烈的职业精神，灌输纪律和职业操守文化。这种精神奠定了一种社会基调，不仅存在于军事上，而且也存在于官僚机构中，甚至一直延续至20世纪。

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虔敬主义永远只是少数人的呼声，它从来没有登上德国文化生活的舞台中心。它的潜在弱点是，对于其全部力量和对社会行动的承诺而言，理性主义者和启蒙运动的探求精神很可能与其始终相异。当然，也正是这种精神构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情绪。对于信仰的启蒙前模式和形而上的确定性而言，从来没有任何逆转的可能性。

19世纪，有关人文精神的其他运动也兴盛起来。这些运动将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展开竞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虔敬派的神秘主义的确是19世纪大部分德国思想的来源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虔敬派的玄学和神秘主义明显影响过两位伟人——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和哲学家黑格尔。我们稍后会在德国日益膨胀的使命感背景下来了解他们。然而，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浪漫反应多半和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背道而驰。正如虔敬主义者理解的那样，浪漫主义绝不会是真理的良好见证者。

事实上，基督教神学和实践已丧失了进取精神。1820年或19世纪30年代，神学家兼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根据福音教派的教义出版了影响巨大的《基督教信仰》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宗教是人对依赖性的深刻的本能反映，而基督教表达的就是这种依赖性，而非客观的形而上学或历史真相。随着19世纪逐渐远去，其他人将在更多政治福音的中心设立乌托邦主题。

当然，有人会从神秘的浪漫主义进入——或者甚至退回传统基督教。但天主教往往成为他们的新家园（不是因为他们拥抱的天主教比虔敬派的新教更皈依理性主义，但它的确以新教本质上不具备的方式提供“母教会”的温暖）。[12]

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很少有创新型人才进入教会领导层，或者在后启蒙时代的思想世界里探索可信的、真正的基督教神学方法。当然，安静的虔敬主义教派继续突显了许多人作为普通基督徒的生活，并在众多职位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就像它今天仍然发挥的作用一样）。它对普鲁士的军事影响尤为显著：一战著名军事战略“施里芬计划”的制订者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是受到虔敬教派影响的人士之一。在二战时期，谋划“瓦尔基里行动”的几个人也曾受到虔敬教义的深刻影响。

但知识分子领导层呈现出另外一种局面：领导知识界的是哲学家和诗人，而不是神学家。当年轻的迪特里希·潘霍华宣布从事基督教牧师事业时，人们对他的选择感到非常惊讶。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将成为当时最伟大的德国神学家（同时还是来自第三帝国内部的勇敢的反纳粹主义者）。他的家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对他的选择感到惊讶，没有想到他竟然以这种方式埋没自己的才华。

事实是，自18世纪起——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在缺乏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确定性时，人们一直在探索以各种不同的途径寻求精神根源。

希腊和罗马的古代遗产的重新发现为精神根源的探求开辟了一条道路。随着这一世纪的缓慢前行，从英国的绅士到德国的研究员，越来越多的受教育者和出身名门的欧洲人前往意大利朝拜。德国考古学家温克尔曼（Winckelman）便是其中一位朝拜者。他是一名补鞋匠的儿子。在其高级知识分子贵族雇主的支持下，他访问了罗马，然后在当地花了几年时间研究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遗迹和瑰宝。1764年，他出版了一部杰作——《古代美术史》。这本书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十分畅销。

当然，罗马一直是基督徒朝圣者的一个目的地——路德也曾经去过那里，但当地的世俗和腐败让他感到愤怒。一些性情更温和的人则被当地的风景名胜、辉煌建筑，以及阳光下的一切深深吸引。温克尔曼通过随处可见的伟大遗迹打开了尘封的古罗马世界。当然，人们不仅关注罗马，还关注希腊。虽然当时亲自前往希腊的人较少（它非常遥远，而且仍然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文明遗迹让冒险前来的人为之着迷。出于对古希腊和意大利的热爱，兴致勃勃的歌德很快也赶了过去。我们现在很难重新再现他们的新奇感，因为我们太习惯于轻松的旅行，太熟悉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景点。当然，他们没有遭遇现代旅游的便捷和嘈杂。

对于歌德而言，这种体验是颠覆性的。从他在《意大利游记》中留下的清晰记载来看，他对自己在意大利的寄居进行了反思。在他的第二部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教育》中，他写下了德国诗歌中最著名的诗行，其中捕捉到意大利的阳光和温暖所带来的迷人特质（就像华兹华斯的《水仙》一样，很多描述都被人们反复引用）。马戏团的假小子米尼翁利用她奇怪的男女声转换唱道：

你可知道，

柠檬花在哪儿吐露芬芳？

柑橘在哪儿折射金光？

微醺的风吹过蔚蓝的天际，

桃金娘静谧绽放，月桂花高挂枝头，

这，你都知道么？在那儿！那儿。

我愿与你，我的爱人，一同前去。

然而，在魅力和兴奋背后是更严肃的哲学——事实上，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在这些关于神和人类的古代历史的背后，我们是否理解这个世界和人类经验的本质？这是我们已经离开和失去的天堂吗？我们能不能——应不应该——重新发现我们在古代文明中的根源？和疲惫干涸的北欧基督教文化相比，我们是否可以从远古文明中了解到更多关于真善美的东西？

有人当然有兴趣去探讨这样的问题——希望从古代神话中为非神秘化的启蒙时代寻找新的或旧的灵感。在某种程度上，苍白的北方阳光和温暖的南方阳光完全不同，这种差异几乎类似于被中世纪和宗教改革的形而上学和教义削弱后干枯僵化的文化体验与经典古迹带来的震撼美学体验之间的区别。1788年，席勒在其诗歌《希腊诸神》中描述了这种失落感：

当你们还统治着美丽的世界，

用那温柔的欢乐引带，

引领着那一代幸福的人。

神话世界中的俏丽的天神！

那时还受人崇拜，那样光荣，

跟现在比拟，却有多大的变更！

那时，还用花环给你祭庙，

啊，维纳斯·阿玛土西亚！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这一切都结束了。希腊和罗马也许可以提供一个艺术、建筑和文学主题的宝库，但它们几乎不能成为使命感的焦点，也不能提供后启蒙时代有关使命问题的任何有意义的答案。大约40年后，海因里希·海涅围绕同样的主题，以自己的讽刺特色创作了一首更具梦幻特色的幽灵般的诗歌。但他也暗示了寻找真理的不同方式——以浪漫主义方式探索大自然的意义：

月儿圆！月光下面，大海闪烁如流动的黄金，宽阔沙滩，光洁如同白昼，却又朦朦胧胧变幻不定，天色浅蓝，没有星星，白云飘浮，像光亮大理石的、巨大的群神雕像……我说完这番话，天上的白云羞红了脸，清晰可辨。像垂死的人定睛朝我呆看。露出痛苦表情，忽然消失不见。正巧月亮藏到云团后面。云团趋近，越发阴暗。大海涛声高涨，永恒的星辰，凯旋似的在天空出现。

所以，在德国及其他地方，浪漫主义的答案存在于赞美大自然神秘性的艺术中，大自然因崇高的存在而受到敬畏，有助于人类将自己视为更广泛存在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样的艺术可以成为新的宗教。艺术可以让人类精神走向美好和崇高，并使其能够获得圆满——席勒在其著作中这样评论美学。法国大革命之后大约20年时间里，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也非常活跃。德国浪漫主义开出了引人瞩目的花朵，它和同时代的英国浪漫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大自然的力量感和自然之美成为通向神圣大门的证据，或者甚至作为神性存在的证据。如同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作品那样（1798年两人都在德国旅行），这种意义也注入到荷尔德林和诺瓦利斯的著作中。然而，如果和英国或法国的情况相比，德国的浪漫主义趋势更加明晰。浪漫主义更密切地参与了更广泛的反思哲学运动——探讨了关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以及关于包括自我在内的绝对性的性质。

也许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诗人会像荷尔德林那样对人类和自然的身份着迷。这位忧伤的诗人出身于虔敬教派之家，创作了远远超出其时代的大量感情强烈、节奏自由的诗歌，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的诗歌发展。在他看来，希腊词“hen kai pan”——个别与整体，或整体中的统一性——是一个口号。“hen kai pan”不仅是艺术目标，而且是人类追寻意义的唯一答案。可悲的是，他在三十多岁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此后在图宾根的内卡河畔的一座塔中独自生活了四十多年，其间只有几位老朋友定期来看望他。但在他死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诗歌越来越受到珍视，他本人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命运象征着失败——一条在艺术领域寻求宗教终极意义道路的结束。

现实情况是，这些年轻的德国理想主义者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和当时的英国诗人一样，和新世纪的日常生活脱节了。最后，浪漫主义道路被证明是一条孤独的路，最终只能越来越退缩至灵魂深处。至于“通过改变人类来改变世界”[13]，借助于艺术比借助于虔敬主义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更低。浪漫主义的愿望始终是空想——尤其在城市化冲击下，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极少数资产阶级作家逐渐积累了新的读者群和新的听众，他们很可能准备攀上顶峰。在顶峰上，所有人都将合为一体，因为每个人都属于这个整体。

在德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资产阶级开始崛起，其根源来自路德的社会革命。无论是否给精神生活带来新的内容，路德教派都通过献身教育而对德国文化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是深刻的，而且是开创性的。这种对教育的强调最初来自路德的决心，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自己阅读并解释《圣经》，并作出自己的人生决定。但教育不可避免地会打开更广阔的视野，尤其是在启蒙时代的黎明到来之后。18世纪的普鲁士是欧洲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国，重点培养训练有素的基本军事技能和社会工作技能（以及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中所需的社会生存技能），以适应处于机械化早期阶段而逐渐组织化的社会需求。也许可以认为，教育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明的载体（文明一词在德语中含有机械化、货币化和唯物主义的内涵）。随着城市化和工业革命向前推进，这种文明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稍后我们将会看到，艺术家和雅利安民族主义者将这种文明视为文化的退化。但它是基于广泛教育的必然产物。无论如何，这个后启蒙时代的世纪不再是艺术家的世纪，而是工程师的世纪，而这也是路德留下的遗产。

然而，无论是路德、启蒙思想家，还是浪漫主义者，所有人都非常清楚，为工业生活而实施的技术教育不可能造就一个完整的人，而且会让人精神空虚。此外，它并没有建立一种社群感。文明的概念始终模糊不清（正如我们在本书最后将看到的，它在欧洲和亚洲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今天的欧洲不确定如何面对技术进步，而亚洲则痴迷于技术进步）。19世纪，因为德国的政治身份已经实现，社区认同问题变成一个更尖锐的焦点。很明显，没有统一的宗教表达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但是，如果基督教信仰（或个别宗教革新）不能提供社群凝聚力，康德的自主意愿或浪漫主义追求的崇高性当然也不能——这些信仰只对知识分子精英起作用，对新兴的文明毫无用处。因此，现在的风险是其他东西将会填补它。一个可能的选项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代表的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或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分析现有经济关系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为基础）。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历史决定论者，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对自己和恩格斯记录下来的异化和痛苦感到厌恶。与此同时，他还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大胆抓住并实现其乌托邦式的未来。在19世纪的德国，社会主义前景激励着广大城市工人，尽管未来显得十分遥远。究其原因，一方面，俾斯麦利用保险制度将真正引发产业工人阶级革命热情的利齿拔掉了；另一方面，虽然作为工人政党的社会党在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中成为政治上的最大党派，但它逐渐走向过分制度化和官僚化，很难成为激进变革的煽动者。因此，主流社会主义最后屈从于类似路德教派似的命运。

对于处在社会各个阶层的许多人而言，填补思想空白的是逐渐显现的德国使命感——它认为德国文化深深根植于古老的德国传统土壤中，肩负特殊使命的德国身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不仅如此，现在人类精神的世界性历史演化已经进入德国时代。

好几股力量造成了这种结果。历史学家们开始有系统地调查过去——包括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也包括自阿米尼乌斯开始到中世纪的鼎盛时期，以及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历史。19世纪，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发表了一部开创性的作品。这位伟大的史料编撰家兼历史学家一生都是一名虔诚的路德教信徒。他创作的关于德国在15世纪和16世纪情况的作品为逐渐显现的德国身份建立了一套叙事。进入19世纪之后，这种叙事对于研究德国政体的历史根源——文化遗产十分关键。

兰克对历史研究的任务做出的著名定义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研究历史”。有时候，这被人们误以为是在历史叙事中拒绝解释或评价功能。但人们通常认为，置身事外的方式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相反，兰克的目的是尽可能按照历史时期和事件的自身面貌呈现它们——特别是不要将黑格尔假设的有关自然进程的某些形式带入人类历史研究任务中来。事实上，他对德意志民族身份发展的叙事主要强调全面宗教改革失败造成的影响。这是通过棱镜看历史的一个明显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对民族身份的理解采用的是19世纪的棱镜（而且的确是从普鲁士人和新教教徒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从奥地利人和天主教徒的角度）。

德国语言中蕴含的文化自豪感第二次被发现，或者再次被发现——它创造神话和讲述故事的古老传统被重新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这再一次延迟了路德文化革命的外部工作。兰克开始工作的时候，这趟发现之旅已经开启了。同样地，拥有虔诚的路德教派背景的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4]在这次革新运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赫尔德在哥尼斯堡师从康德学习哲学，但他一直讨厌启蒙时代冷冰冰的理性主义，更喜欢让其摆脱东普鲁士严厉的神秘感。他在途经巴黎、斯特拉斯堡前往魏玛的旅途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对年轻的歌德和席勒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关注的是古老的神话世界——旧约、希腊神话、古诺尔斯语，以及德国故事。赫尔德对一切哥特式事物、流行的民间故事和诗歌文化十分敬畏。这种敬畏感深刻影响了19世纪早期作家们的灵感——其中著名的如阿希姆·冯·阿尔尼姆（Achim von Arnim）、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1805年8月，他们出版了自己收集的民歌——《少年魔法号角》。在19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这本诗集反过来又给多位德国作曲家带来灵感。马勒非常喜欢这本书，从中选出不少内容，然后为它们谱写了伴奏音乐。

赫尔德赞美德语体现了这种古老而真实的文化，同时相信人的核心作用，认为是普通人的声音——共同的声音——在真正的生活体验和古老神话的真实根源基础上构成了生活智慧的源泉。这是前所未有的：人民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乌合之众，而是这个民族及其创造者的构成要件。这一切并非孤例。英国和法国的诗人和艺术家也回到中世纪的腹地寻找灵感。不同的是，德国人第一次更圆满地发现了他们的身份。这是一次觉醒，它似乎充满了神秘的可能性。

例如荷尔德林就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正如他看到的，旧宗教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印度河流域。但他和其他人一样，十分清楚古代的旧宗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古代众神象征的仍然是神秘的真实，而且正在寻找新的化身。在他看来，日耳曼尼亚精神滋养了来自德国土壤的、纯真的、包容性、女性化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唤醒德国教士般的任务。19世纪初，他发表了《日耳曼尼亚》一诗，其中预见了德国的神秘命运。在这首诗中，上古之神的精神幻化为鹰的形象，从遥远的地方飞至东南部，歌颂着充满朝气、稚嫩、女性化的德国精神：

你如此出类拔萃，博爱众生；

你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承担一种沉重的幸福。

当你藏匿在茂密的森林和盛开的罂粟丛，

陶醉于甜蜜的微醺中，

很久未曾对我留意，

直至其他卑微者感受到你少女的骄傲，

惊讶地问，你是谁，来自何方？

而你连自己也不知晓。

但我没有错认你，

因为你还在梦中

我在正午时分悄然离别，

只留下一个友好的印记——

你如花之唇，孤独诉说。

然而，这黄金般丰盈的祝辞，随波而去，

永不枯竭地，

涌向四面八方……

这首诗十分微妙难懂，几乎不可翻译，而且具有很大的争议性。1934年，作为第三帝国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对它产生了兴趣。无论海德格尔是否盗用荷尔德林的诗歌来解释自己高度复杂的关于存在的理论，无论是否因为他和第三帝国的联系而有损他的观点（很多人都遭遇过这种情况），事实是，人们需要在自己的时代背景、自己的哲学和精神语境下理解荷尔德林的诗。对他而言，诗歌是关于万物统一性的真理媒介。他认为，这个教士似的脆弱的日耳曼尼亚角色是神圣的，不仅如此，对于未来和这个时代而言，真理已经离开古文明世界很久了。在没有上帝的新体验下，它面临丢失的风险。“Die Blume des Mundes”——口之花——是诗歌带来的礼物，这种语言将神和凡人融为一体。德国呼唤和其他人——周边地区，分享这种语言的神秘的统一性。

但荷尔德林在其内心的荒野上只有孤独的声音。他将德国视为女性的看法和德国的实际性格并不一致，因为德国的性格变得越来越男性化。与此同时，其他人和他分享了一种更普遍的感受，他们认为未来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属于德国。这和荷尔德林的愿景不同。在荷尔德林的眼中，德国应该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充满和谐的、教士般的趋向于接受的角色。许多人的确将日耳曼尼亚精神视为一种信念、一种使命、一种命运。随着19世纪的到来，这种感觉与日俱增。

这种使命感受到某种历史观的支持，而这样的历史观主要归功于几乎和康德同样伟大的黑格尔。同其他哲学家相比，尤其是和马克思相比，黑格尔一度失去了耀眼的光芒。

然而，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他——甚至认为他基本上替代了康德（或和康德的地位相同）。在这个全球化世界里，他一直对有关认同政治的现代争论带来丰富的影响。如果说康德对形而上的确定性持怀疑论，并且毫不动摇地强调理性的自主性个人主体，黑格尔则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独自一人寻求掀开绝对性感知的面纱。这种绝对性将自我包含在一个更广泛、包罗万象的整体中。当启蒙之光变得越来越模糊时，这便成为浪漫主义者如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和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的探求，他们试图寻求体验和表达那种神秘的万物统一性。但只有黑格尔将绝对性变成了“世界精神”，这种精神通过阶段性的历史动力在人类历史中将自身展现出来。

对于黑格尔而言，有一种历史总体格局与堕落和救赎的基督教教义在概念上密切相关。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纯真阶段，当时人们彼此之间团结和睦，与环境也相处融洽。然后是基督教徒经历的堕落阶段，接下来是启蒙时代——康德时代的精神自主性和个人主体没有涉及社会或自然，或者没有和它们融合在一起。现在，第三阶段已经来临，这也是最后的阶段——德国文化将带来救赎，这种救赎将见证新的、更高的统一性。它是人类唯一的真正自由。这并不是一种顺畅的、渐进式的不断改良过程，而是一种充满冲突的过程，其中邪恶和苦难将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个人没有了绝对性，个人的目的是通过为更广泛的整体提供服务而实现的（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它和普鲁士人的实际状态存在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虽然黑格尔的声誉在他死后几十年内逐渐衰落，但他引发了关于个人、社区、进步、国家和社会正义的永无休止的争论。在21世纪世界历史的迅速变化中，这些争论仍然没有失去其强度或相关性。在历史上，他通常被视为是现状和普鲁士自由邦的辩护者，但这并非完全公平：他将历史视为一种首要的过程。该过程将以前所未知的人类经验的普遍性走向顶峰。然而，他清晰地认为，在他的时代，这一动力已经达到最后阶段，而且这将是日耳曼人的时代。

后来，种族文化进化论的调门越来越响亮。当然，这种声音并非是德国所独有的，但将其归咎于黑格尔显然是不公平的（更不必说赫尔德或者荷尔德林）。但他给这种声音带来了最高血统的哲学基础，而且是唯一的德国血统。我们很难想象，黑格尔会在英国经验主义思想领域或法国的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世界中茁壮成长。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这一切和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以及其自我感知的受害者心理一起发展。因此，几股力量绞在一起：受害者心理为新德国政府的令人不安的攻击性提供了支撑。黑格尔的历史动力意识支撑着帝国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又会导致一种责任感。事实上，这种责任感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过去，也许甚至可以在条顿骑士团必须立下的至死不渝的誓言中找到早期共鸣。

因此，在19世纪思想界，这成为日耳曼尼亚的觉醒——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内涵丰富的路德式主题（甚至更是康德式主题），但同时也是独具德国特色的主题。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种觉醒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浪漫主义运动，其中首屈一指的哲学天才是黑格尔。这种觉醒为德国精神的民族运动提供了养分——当然，这场运动更晚才出现。在这场运动中，出现众多反对城市化、赞美回归传统的田园生活与学问的倾向，这显然和同时代的英国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所倡导的艺术趣味并无二致。但这些诉求从来没有被纳入咄咄逼人的民族愿望中。德国的民族愿望首先是实现国家统一，然后是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认可（英国已经实现了这两个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向前推进，德国的民族愿望走上一条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坎坷道路。正如我们在下文看到的，在这条坎坷路途上，德国的自我表现穿越了记忆、梦想的大地，最后以梦魇结束。

但在下一章中，我们首先要观察新觉醒的日耳曼尼亚的自我意识。因为这实际上是德国人民的觉醒——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德国人民理解其民族及其身份的觉醒——这种觉醒蕴藏着邪恶，并最终导致极其可怕的结果。

[1]Manifest Destiny，又译天命论、天命观、美国天命论、天赋使命观、上帝所命、神授天命、命定扩张论，是19世纪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所持的一种信念，他们认为美国被赋予了向西扩张至横跨北美洲大陆的天命。

[2]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路德的三篇著名檄文之一。

[3]德国人常使用其作为祖国的概念。

[4]“外国”一词在席勒自己的文本中被着重强调。——作者注

[5]对此有一个重要案例：1919年，魏玛共和国在民族剧院宣告成立，这是一个象征性地点，用于展示德国文化对于新德国宪法身份的重要性。——作者注

[6]德国人文主义者和讽刺小说家。

[7]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unewald，1470—1528），德国画家，晚期哥特艺术的大师。

[8]这个祭坛画包含有许多画面,表现了耶稣受难、复活等《圣经》故事，作者未知。

[9]《浮士德》里的名句：“不是太初有言，亦非太初有力，也非太初有心，而是太初有为。”

[10]托马斯·曼《魔山》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塞塔姆布里尼（Settembrini）感叹道：“啤酒、烟草和音乐，这里有你的祖国！”——作者注

[11]即加里宁格勒。

[12]著名的案例是发现或重新发现了生气勃勃的天主教信仰的19世纪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包括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及其妻子多萝西娅（摩西·门德尔松的女儿）、克莱门斯·布莱塔诺、约瑟夫·艾兴多尔夫以及弗朗茨·李斯特。——作者注

[13]根据马丁·施密特的看法，这是虔敬主义最重要的原则（见其关于敬虔主义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章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作者注

[14]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成为狂飙运动的基础。

第五章 德意志民族

德意志民族主义向往的是追求实现强大的政治统一，从而培育并巩固德国文化认同。然而，这种向往是真实的，唯一的问题是，是什么，或谁，会成为它的精神领袖。

1989年，东德陷入了令人兴奋的骚动。越来越多的东德人涌上城市街头，要求获得他们的自由，游行队伍在旗帜上打出这样的口号：“我们是一个民族！”东西德统一之后，联邦德国的联邦议会搬进了新改建的国会大厦。自1933年被战火焚毁之后，这座大厦一直是一片废墟。如今，联邦议会重新在这里召开会议。在大厦入口的门廊处，保留着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柱子，柱子上方刻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德意志人民”。这种说法似乎来自隔离区，因为从1945年5月起，“人民”便成了敏感词，几乎所有德国人在提及它时都会感到尴尬。

国会大厦建于1894年，当时正值威廉时代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个决心战胜欧洲邻国的新国家，它的风格十分严肃，而且在细节上极为讲究。1918年11月9日，议员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在国会大厦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在当时，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他们在使用“人民”一词时，内心充满了自信的优越感，这其中包括许多领导人。然而，这种优越感最终把国家带入了深渊。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人民已经失去了“民族”的内涵——对于新欧洲时代的新德国而言，在统一之后的一代人看来，使用这个词将会回避什么是人民的问题的实质。

不过，这是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探讨的问题。现在我们只需要关注1989年东西德合并时的口号——“我们是一个民族”，以及国会大厦遗留下来的题词——“德意志人民”。此时它们完全摆脱了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回响——终于到达几个世纪以来的自我发现旅途的终点。

在腓特烈·巴巴罗萨时代，德国民族并不存在。“Deutsch”只是指一种语言（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准确地说，德语是一系列方言，而不是某种单一的标准化语言）。渐渐地，它不再仅指人们说的这种语言，而是指一群有同样身份的人。这种语言有地理特征，而使用这种语言的地域逐渐被认为是德国土地。它被广泛用于各种故事和歌曲，而故事和歌曲又变成了共同的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分享这笔遗产的人在别人眼中和自己眼中变成了同一个民族——或者，借用19世纪的时髦词汇，他们是一个“种族”。19世纪，种族观念在欧洲境内的大部分地区都十分流行。在庸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它逐渐增加了生

物学意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概念可追溯至西班牙人的自我认知“la raza”——其中含有一种针对摩尔人和后来美洲印第安人的排他式纯洁性。这种种族至上主义者的色彩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西班牙国庆日仍然被称为“Dia de la Raza”，后来才被改成更直白的“Dia de la Hispanidad”。）对于德国而言，这将是一条充满曲折和迂回的旅途，伴随着危险的偏离，最终它将穿越死亡荫蔽的幽谷。旅程自何处开始已经无迹可寻，但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参照点是早期的历史转折点：1474年，神圣罗马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1512年，这一名称成为它的正式名称。此后，路德走上舞台，他的遗产带来深远的影响，对于新兴的德国身份既有帮助，又造成了阻碍。18世纪，在荷尔德林的引领下，人们发现了德国土地上的语言、传统，以及历史文化身份。这一世纪见证了现代历史研究的起点，还见证了向往自由和政治身份的起点——也许我们从席勒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大部分见证。

接下来，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德国青年思想家和诗人们对法国大革命感到十分兴奋，就像英国同时代的人一样（如华兹华斯在其《序曲》里的名句“活在黎明时光是何等幸福”）。但另外一些人更加谨慎——例如席勒，尽管他实际上是自由的热情倡导者，而且早在1786年就创作了《欢乐颂》。对于年长的歌德而言，可以预见的是，他对革命怀有敌意。至于当时更年长的哲学家康德，他对年轻人的热情感到欢欣，但否认暴力革命在道德上的适当性。

即使在狂热的支持者眼中，幻灭也很快到来。贝多芬获知拿破仑在巴黎加冕称帝后，删除了他为《英雄交响曲》写下的献词。被拿破仑军队征服和占领的痛苦经历点燃了新的德国思想运动的火焰——这场群众运动为德国人带来了民族身份的新意识。

它表达了德国人民对其历史、传统和使命的自豪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自豪感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自16世纪开始，就有各种声音——包括路德自己的声音——比以往更加响亮地宣布，德国的文化身份（或者至少是新教徒的德国身份）根植于德语中。19世纪，这种新的意识逐渐变得更加自信，甚至染上了种族至上主义者的色调。这就是后来出现的所谓“民族”运动。如果有一个关键日期通常被视为德国民族走向自我表达的开始——主要思想领袖在政治敏感期公开发出声音的时刻——至少从回顾的角度看，这个时刻应该是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法国占领下的柏林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1808年。在费希特的眼中，德国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可以追溯至阿米尼乌斯之战的时代——这场战斗代表了宁愿选择自由而放弃罗马帝国所有利益的人们的胜利。这样的文化正好和实现充分自由的社会与民族完美契合，而这是他以近乎神秘的词汇表达的一种德国使命。

这是呼唤文化根源上的民族自豪感——渴望在这种文化中树立民族自信的教化。1945年之后，对民族自豪感的呼唤通常被视为德国走上纳粹主义道路的邪恶开端。与此同时，民族使命感在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氛围中同样变得越来越强，德国此时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并且在自信的爱国主义中自我表现出来。这种情况并不令人吃惊，尤其当德国的身份遭到拒绝，德国的土地被拿破仑军队占领时，人们的情绪更是如此。

从此之后，德国的民族使命感就获得了自己的动力：每次失败给它带来更多的敌意，每次胜利给它带来新的动力。它为一种可感知的受害者意识提供营养，而不断增长的德国历史意识又助长了它——我们在传说中可以看到卡诺莎是德国首次受辱之地，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被视为德国的悲剧，而法国的野心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威胁。因此，这种意识面临一种非常缺乏吸引力的突变危险。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社群意识，同时又是一种排他意识。

启蒙时代强调主体，即自主的自我，而不是整个社群，更不必说任何集体精神或“绝对”精神。现在“我”变成了“我们”。首先，“我们”是一种共同的人性——席勒和贝多芬走在了前沿。然而，接下来是“我们”也“因此和你们区分开来”。尤其是，犹太人被排除在外。因此，主体意识变得更具有排他性。这种意识不仅提倡将古代历史和德国的土地神圣化，而且在失败和被占领的影响下，语气上也变得更具有倾略性和防御性。

1803年，活力四射、聪明睿智的斯达尔夫人（Germaine de Staël）[1]——路易十四财政大臣的女儿——先是在魏玛拜访了歌德和席勒，然后又前往柏林拜访费希特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她所体验到的德国知识分子的丰富生活改变了她，于是她决心要写一本书，向法国人介绍她见到的人和土地。这些人和土地比她在巴黎见到的肤浅、市侩、古板的文学界人士更加纯粹、更有活力，而且和人类的精神更协调。

1810年，她首次出版了《德意志论》一书。在这个动荡不安和令人激动的世纪之交，这本书以令人瞩目的洞察力展示了德国的创造性。这绝非是因为过分痴迷于德国文化而发出的天真或肤浅的赞歌。这本书分析比较了在迥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形成的两种文化，书中观点犀利而敏锐。其隐含的政治寓意也很明显：一方面，法国的专制主义遏制了人类精神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德国政治生活的碎片化导致欧洲中心出现真空。这种真空阻碍了德国的民族意识。1814年，歌德在拿破仑从巅峰走向衰落之后首次读到这本书，然后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在1810年可以获得这本书，肯定会对自由的力量产生重大影响。

这本书为何未能在当时的法国面世？这是法国审查机构压制和禁止的结果。它扣押并摧毁了这本书的凸印版（同时强制出版商破产）。虽然书中并没有明确批评法国的皇权或政体，但人们肯定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这种潜在的批评。1813年，这本书终于在法国成功出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它对法国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德意志论》并没有预测到斯达尔夫人为之痴迷的德国精神所具有的危险的可能性。尽管在其写作期间，德国在拿破仑手中遭受了失败和羞辱，但危险的可能性还是被激发了。它们在含有暴力倾向的爱国歌曲中发出声音——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的作品便是著名的例证。作为狂热的反法国辩论家，就像很多人一样，阿恩特一开始对法国大革命持欢迎态度，但随着法国出现恐怖屠杀，法国军队入侵德国之后，他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1813年，他创作了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歌——《祖国歌》：

日耳曼人的祖国在何方？是普鲁士吗？是斯瓦比亚吗？是在莱茵河的怀抱中？抑或在白鸥翱翔的海峡一侧？不，不，不！他的祖国必然比这更为辽阔！[2]

在后续诗行中，他对德国土地的其他部分发出追问——包括奥地利、提洛尔，甚至瑞士。他赞美了大德意志国的地域之广，然后继续赞美德国的文化——德国的语言、忠诚、勇气，以及上天注定的使命：

日耳曼人的祖国在何方？我来告诉你吧。我们的语言源远流长，广播四面八方。我们共同敬奉上帝，一起讴歌于庙堂，它必然是这幅模样；哦，勇敢的日耳曼人，他必然是这样！握手为誓之处，目光中必然闪烁着忠诚；心中爱意融融之处，必然是祖国所在。哦，勇敢的日耳曼人，你必须唤醒自己！这是日耳曼人的祖国，在这里让愤怒抹去异族的轻薄，在这里每个法国人都是我们的仇敌，在这里每一位日耳曼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这必然，也应该是日耳曼人的祖国！哦，上帝，怜悯我们，给我们真正的日耳曼人的勇气吧！我们将真正的爱护它。这必然，也应该是日耳曼人的祖国！

阿恩特将恐法症和强烈的反犹太主义糅合在一起。在公共话语中，反犹太主义和这种具有攻击性的爱国主义成正比增长。如果法国人是外敌，犹太人则是异类——至少是潜在的内部敌人，此外，阿恩特还鄙视波兰人。阿恩特享有高寿，于耄耋之年去世。在他死后不久，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他的梦想得以实现（至少部分实现），而这是对他的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事实上，不只是阿恩特一个人在为德国振臂高呼，也不只是他一个人感觉到德国的时代已经来临。例如，在对拿破仑的侵略觉醒后，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3]认为，体操教育是培养健康、自信的民族精神的良好途径，这种民族精神是由古代日耳曼人的美德孕育而来的。在德国人的公共生活中，从各个方面涌现出自信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充满了雄性特质，相信自己的文化优于衰落的邻国文化，并因此相信德意志将登上欧洲舞台的中心。它对过去遭受的苦难怀有满腔怨恨，相信自己的时代已经来临。

一位同时代的作家海因里希·海涅看到了这一切所带来的危险。海涅是德国文化的敏锐观察者，经常以讥讽的口吻对德国文化进行评述。1833年，他发表文章驳斥了斯达尔夫人在《德意志论》中的观点。这篇论文先以法文出版，很快就被翻译成德文。他故意将这篇论文的法文版命名为《德意志论》。在斯达尔夫人眼中，德国的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和民间传说令人向往，海涅看到的却是蒙昧主义、本位主义，以及对启蒙自由的排斥。然而，他担心的不仅仅是面对现代性的失败，还担心这些德国公国正在走向失败的边缘。在这篇文章中，他对20世纪做出了神秘预言，认为德国精神的民族主义转向会产生暴力：

这位（德国）自然主义哲学家变得令人可怕，因为他直接接触到这片土地的源泉动力；他构想传统中的隐藏力量，召唤日耳曼泛神论的一切，唤醒古代德国人曾拥有的对战斗的渴望——渴望战斗，不是摧毁或获胜，而只是战斗……思想走在行动之前，正如闪电先于雷声到来。当然德国的雷鸣也像德国人一样，并不太迅速，而且来势有点缓慢，但它始终会到来。并且当你们一听到迄今为止世界中从未有过的爆裂声，那么你们应当知道：德国的雷公终于达到了其目的。当这声音响起时，苍鹰们将坠死于地；而那远在非洲荒漠中的群狮也将夹起尾巴，钻进它们的王者的洞穴。德国将要上演一出好戏，和这出好戏相比较，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首天真无邪的牧歌。

这些文字恰好在第三帝国诞生之前100年出版。

海涅当时在巴黎写作，并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25年。他的政治观点十分激进——他认识卡尔·马克思，而且和马克思一样，不喜欢资产阶级制度，同时还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倾向的向往也持相同的否定态度。德意志民族主义向往的是追求实现强大的政治统一，从而培育并巩固德国文化认同。然而，这种向往是真实的，唯一的问题是，是什么，或谁，会成为它的精神领袖。换言之，德国的民族运动将采取何种形式出现。

但它没有必然采用阿恩特的方式。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是（而且我们不能用20世纪的眼光来看待它），有一首诗表达了这种向往。这首诗在第二帝国成立之前就开始流行，反映了德国150年以来的兴衰和悲剧。这首诗是图书管理员、文学教授兼诗人——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于1841年创作的。当时德国社会对于建立一个统一、自由的新德国的渴望达到了巅峰。这首诗后来成为德国的国歌：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高于世间所有万物；

无论何时，为了保护和捍卫，

兄弟们永远站在一起。

从马斯到默默尔，

从埃施到贝尔特，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高于世间所有万物。

德意志的妇女，德意志的忠烈，

德意志的美酒，德意志的乐曲；

遍及世界，却永远保持

他古老而又高贵的名声；

鼓励我们从事高尚的事业，

即便要用去我们的一生。

德意志的妇女，德意志的忠烈，

德意志的美酒，德意志的乐曲。

统一、公义和自由，

为了德意志祖国；

让我们一起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

像兄弟那样团结起来，献出我们的双手和真心。

统一、公义和自由，

是我们千秋万代的誓言。

为了实现这个使命，

为了光耀德意志，

让祖国永远的繁荣、昌盛！

这首诗经常被误认为反映的是德国的扩张主义。实际上，借用西德前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德国第二次统一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它只是热切地呼吁德国人团结起来。这首诗的第一行十分著名，但它并非呼吁人们拿起武器去侵略，而是呼吁德意志各公国将德国的需求和希望统一为一个整体，不要只关注自己的狭隘的部门利益。第一节中提到的地名是德国领土的大致标记，或者是使用德语的人们的分布范围。它们和今天的德国边界并不一致。第二节以傲慢的语气提到德国的妇女。对于现代人而言，这样的言辞听上去当然显得刺耳。但这首诗并没有任何赞美扩张的内容，也没有暗示种族主义或仇外心理。

这首诗描述了民族感情的可接受的一面，或者是对至少可理解的一面的抒发。它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德国国歌，并在20世纪50年代重获国歌地位，但前两节不可避免地令人感到不适。德国第二次统一之后，这首诗的第三节成为新德国的正式国歌。从最开始起，它采用的是著名古典音乐家约瑟夫·海顿为哈布斯堡皇帝谱写的《帝皇颂》曲谱。这是海顿所作第76号作品《厄多迪伯爵四重奏》中的第3首乐曲《皇帝四重奏》，听上去有一种牧歌式美感，享有“世界上最优美的国歌”称号。

可悲的是，19世纪下半叶，随着德国的使命感在欧洲舞台上越来越强大，德国的民族主义趋势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更邪恶的特质。最初它强调的是语言认同，并因此强调地理认同，现在则更清晰地强调种族认同。土地和种族之间的联系是构成国家的基础。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联系被纳入“血与土”的意识形态中——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原型是一生与其生活和工作的土地难以分开的农民。几代人的纯洁血统和这片土地建立了亲密联系。

历史学家们对此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尤其是威廉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兼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他强烈支持第二帝国的殖民野心，并将国际关系视为受文化界定的种族冲突。此外，他还公开支持反犹太主义。他影响了一代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包括颇有影响力的德国政治家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将军。1911年，伯恩哈迪发表了《德国与即将到来的战争》。这本书充满了煽动性，影响范围极广。他在书中将战争视为“神圣的事业”和符合自然规律的生物学上的必要竞争。1954年去世的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认为，纳粹时期是一种不幸的背离。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迈内克同时也是伯恩哈迪的学生。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种族主义政治方兴未艾。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们纯正的种族在世界历史斗争中不可避免地会卷入和其他种族的生存竞争，这样的观点可以在达尔文主义中看到。于是，进攻性民族竞争成为欧洲民族主义圈内惯用的手段，尤其是德国和俄罗斯。德国的声音可以在作家们笔下看到，例如反犹太主义哲学家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尤利乌斯·朗贝（Julius Langbehn）。尽管他们今天默默无闻，但在威廉时期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拉加德是一位大学教授兼东方学和圣经研究专家，同时还是德国文化优越性及其世界历史使命的狂热信徒。他的观点甚至比黑格尔更极端，支持代表日耳曼主义的包罗一切的国家认同。他对第二帝国的实际遭遇深感不安，相信第二帝国已经将奥地利的日耳曼人抛弃了。他认为，德国应该寻求支配东方，然后将其德国化，同时还要消灭碍手碍脚的斯拉夫人。他还（正确地）看到正统新教未能为这种日耳曼主义提供任何形式上的有生机的、统一的文化或宗教纽带，因此他赞同在基督教基础上创立新的德国宗教，但必须去掉基督教的软弱性。不必说，他对民族的定义肯定没有给异族人留下空间——尤其是犹太人。他的反犹太主义不仅是强调民族血统论观点的理性彰显，而且是出于一种本能上的厌恶。这种厌恶感通过新的恶意表达出来，它不遗余力地将犹太人比作细菌，呼吁驱逐和消灭他们。

尤利乌斯·朗贝是一位出生寒微、居无定所、不合潮流的知识分子，从未和任何人长久相处过。他是拉加德的信徒，跟随拉加德成为反智、反现代性的民粹主义的代言人。这种民粹主义让人民——真正的德国人民——陷入反对国家的斗争中，而国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背叛人民。此外，这种民粹主义还鼓动（德国）流行艺术及其表现形式反对城市现代化的科学理性主义。和拉加德一样，他也是一位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者（虽然更多是因为他将犹太人和他鄙视的城市现代化联系起来，而非出自内心的厌恶）。19世纪90年代，他的著作在心怀不满的年轻人中激起共鸣，流传十分广泛。他对德国“青年候鸟运动”[4]的影响十分明显。值得一提的是，纳粹党——在很多方面本身就是一种青年运动——与候鸟运动及条顿骑士团的思想和精神存在高度一致（魏玛共和国期间，条顿骑士团的精神也占据同样的地位）：纳粹曾禁止他们，但很快就将其吸收进希特勒青年团。

这些声音以及其他声音利用的是似乎隐藏在第二帝国表面自信下的不安感。从1870年俾斯麦对抗丹麦、奥地利、法国的成功，到1914年德国在战场上取得初步胜利，到1918年德国的崩溃，再到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屈辱，德国的民族情绪逐渐高涨，其受害者的感受甚至变得比以往更加痛苦。最后，自1933年起，这种民族情绪变成了官方信条，它对德国文化提出了不可避免的要求——所有精神自治权都必须投降。

这种结果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在威廉时期末，还有许多其他声音在呼吁人们关注。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战争期间的政治误判、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创伤，以及经济大萧条，这种民族主义的叫嚣可能不会成为德国（和欧洲）历史上令人不快的注脚。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本来不会成为社会的圣经，而应该是耸人听闻的政治家发表的某种无聊的教唆。在马克思主义的鼎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会辩称，这种看法是没有理解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和经济根源。甚至有人认为第三帝国的崩溃正是马克思预见的资本主义的最终垮台。然而，从21世纪的非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看起来是错的。真相更加悲惨：历史是不可避免的。

19世纪后半叶至1914年，培育德国精神的养分当然不仅是民族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单纯食谱。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化很难在整体上或在主要方面被认为是民族文化。回头去了解有关第三帝国诞生时期已认可的观点显得有些荒谬，更不必说从几十年前有影响力的任何艺术或所有艺术当中寻找一些征兆了。例如，人们认为勃拉姆斯助长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氛围，因为他的《德意志安魂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题目和内容来自路德翻译的《圣经》，或者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5]的作品带有邪恶含义，因为它赢得了纳粹文化思想家如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之流的青睐，但这事实上是一种歪曲。

相反，在这段时期内，资产阶级品味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是纯真和优美的抒情歌曲从浪漫主义诗人和伟大的作曲家笔下喷薄而出的伟大时代——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沃尔夫创作了丰富而悠扬的器乐音乐，李斯特、勃拉姆斯、马勒、布鲁克纳等人创作了室内乐和盛大的交响乐。参加音乐会正在变成一种习惯，作曲家们纷纷晋升为受人敬仰的名人，来自汉堡的北方人勃拉姆斯在维也纳成为一位富翁（顺便提醒一句，德国身份并不等同于新的德国政治实体，维也纳仍然是德国文化生活的重要中心）。尽管马勒不断遭受反犹太主义的诽谤，但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作曲家和指挥家。

贝多芬也许最先将音乐变成个人精神表达的强有力的工具。在他的作品中，音乐变成了人类精神接受拷问的声音，这种声音通常是作曲家本人、表演者或听众的声音。它不可能被创作成发号施令或迎合他人的音乐，就像趣味相投的背景音乐一样。贝多芬在身后留下长长的阴影，在他身后的几乎所有作曲家都不得不面对他的存在。即使是最伟大的几位作曲家也在其创作生涯中对贝多芬敬畏有加。音乐和个人的关系表现出一定的强度——尤其是在德国（在俄罗斯也是如此，该国的文化和德国的经历有非常多的交集）——这种紧密关系影响了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的精神情感。

因此，自18世纪晚期之后,德国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们就开始对德国音乐提出更高的要求。显而易见的是，音乐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但在更深层面上，他们声称，德国音乐在和精神对话：其要求是音乐不仅要优美，还要有意义，而且这是一种普适性要求。19世纪末，一位名叫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特里斯特（Johann Karl Friedrich Triest）的神学家这样评价道：巴赫是德国纯音乐的哥特式基础，这种纯音乐后来引入了意大利音乐的部分感性色彩，因此创造出独特的综合体，满足了人类需要的感性和结构化之间的平衡。在巴赫和贝多芬二人身上，舒曼看到了音乐的力量。音乐理论家布伦德尔（Brendel）则在沃尔夫冈·莫扎特的音乐中看到了艺术的巅峰。这一切显然都是荷尔德林和其他浪漫主义诗人设想的回声。事实上，特里斯特和舒曼都将音乐视为诗歌的载体，甚至将其视为诗歌——它具有荷尔德林在其《日耳曼尼亚》中表达的宗教意识的同样效果。不同的是，音乐的受众显然更广阔——远远超过诗歌的受众。

如同音乐世界，文学也越来越适应资产阶级的品味。德国作家创作了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抱负的现实主义小说。换言之，作家们为逃避现实者提供了令人激动的机会。这种情况大部分都可以被清楚地观察到，通常显得非常尖锐——尤其是最伟大作家的小说更是如此。例如，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e Fontane）精心刻画了19世纪晚期的柏林和他深爱的故乡勃兰登堡的资产阶级生活，同时又不失尖锐地对此加以批判。这些小说可以引起普遍却又普通的人类共鸣，就像简·奥斯汀在作品中表现的那样。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如奥地利作家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或瑞士作家高特弗利特·凯勒（Gottfried Keller），虽然他们和冯塔纳有所不同，但也和他一样，以抒情的笔调刻画了错综复杂的敏感的年轻人的心路历程：从青涩逐步走向成熟，最终和世界建立和谐关系。

但这些都不能轻易成为新民族主义德国的标准护旗手。冯塔纳是普鲁士人，他在第二帝国的前几十年内一直在普鲁士生活和写作。当俾斯麦下台之后，他对新柏林社会的矫揉造作和军国主义一直持有矛盾的看法。至于施蒂弗特，他没能活着看到第二帝国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但他在任何事项上绝对从未屈服于任何形式的粗鲁的民族主义。至于凯勒，他是一位瑞士作家。几个世纪以来，瑞士一直在走自己的路，最终形成了自己强大的政治身份。

但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对德国资产阶级精神作了细致入微的个性化描述。他们的描述迅速恢复了事物的自然秩序，同时又逐渐向外探索和延伸。冯塔纳在其观察社会的杰作中描写了资产阶级精神的弱点和悲剧，例如《艾菲·布里斯特》或《迷茫，错乱》。施蒂弗特和凯勒则描写了社会的各种可能性（如施蒂弗特的《晚来的夏日》，凯勒的《亨利·格林》。但两者都属于最高质量的教育小说，符合歌德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提出的最佳传统）。

此外，资产阶级也沉迷于极受欢迎的卡尔·麦（Karl May）的鲜明的逃避主义。虽然他从未去过西部，也没有实际接触过当地现实，但读者非常喜欢他虚构出来的狂野西部，或者他们也可以舒服地躺在椅子上阅读台奥多尔·施托姆（Theodor Storm）的《白马骑士》，体验他创造的幽灵般的自然世界。但所有这些作品都没有带来多少社会挑战性。1844年，海涅创作了一首名为《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的诗歌（这首诗最先由卡尔·马克思发表），其中描述了一个专注于城市底层阶级困境的主要文学形象。同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或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创作的高大人物形象相比，很少有小说对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穷人社会和人力成本进行现实主义描写。1837年，年仅23岁的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去世。我们可以在他未完成的《浮石记》中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到了世纪末，格哈德·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才开始以其巨大成功的首部作品《日出之前》填补了这一空白——通过探讨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煤矿而暴富的农民家庭因为酒精中毒和遗传导致的恶劣后果来揭露当时的社会状况。或者说《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也属于此类作品。这部作品讲述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反抗的故事，半个世纪前海涅曾经被它深深感动。

总之，资产阶级文学品味令人感到舒适和惬意，而且符合其对事物秩序的理解。然而，这几十年的德国文学逐渐显露出麻烦的征兆。在该世纪的后半叶，最畅销的小说是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的《借方和贷方》。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逐渐没落的贵族家庭和急于成功的犹太企业家的故事——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仁慈的资本家最后在坚实的业务基础上实现了体面、有序的事业。

虽然这部小说中的所有角色并非都是老套类型，但大多数角色都是如此。显然，这些角色并不只是德国人的俗套。在安东·契诃夫、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的作品中也描写了没落贵族家庭的特点。雇佣军和狡猾的犹太人是欧洲文学由来已久的主题，但《借方和贷方》和特罗洛普的《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对比仍然非常强烈。后者是对整个社会的高度讽刺性批判，而前者是描写资产阶级的成长。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确认了关于犹太人的观点，即便犹太人有可能融入资产阶级生活，也很难可靠地融入其中，而这种生活对于人民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它还强调了古斯塔夫·弗赖塔格的信仰——自由是确保人民在生活中实现伟大、安全、持久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这句话肯定会让我们想起集中营门口张贴的讽刺性文字——“劳动带来自由”。

如果说《借方和贷方》是第二帝国时期大部分时间里最受欢迎的小说，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最重要的小说则是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非凡的作品描述了一个汉萨商人家庭中几代人的没落过程，发出了日益动荡的时代声音，因为它暴露出新德意志精神生活的内在空虚。弗赖塔格的自信已经渐渐枯竭，但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过于深奥和高雅，以至于无法屈从于朗贝之类的作家对精神生活的梦呓。那么，什么东西才能填补空虚呢？小说在最后引用了一种预示着宗教希望的象征（就像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这是真实的吗？对于契诃夫而言，这样的结局不能更真实了。

对于托马斯·曼而言，这个问题是，艺术能否为空虚的精神提供答案？托马斯·曼曾受到亚瑟·叔本华的强烈影响。叔本华是继康德、黑格尔之后的著名哲学家。他对第二帝国时期德意志文化的形成影响最深。不仅托马斯·曼，其他人如瓦格纳和尼采，都曾受到叔本华的世界观的深刻影响。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阐释了他的世界观。这部哲学著作早在1819年已经出版，但出版几十年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叔本华看来，个人意志是痛苦和不满的根源。这种生存悖论的出路，对于那些承认它的人而言，在于审美沉思，它让个人消解自治和感知的边界，仿佛将自己陷入推动和指引宇宙的盲目意志。艺术——尤其是音乐，特别是没有文字的纯音乐，是走向意志释放的一条途径。叔本华的个体自我的升华和康德的观点截然不同，而他的佛教似的经验观又不同于黑格尔对人类进步的乐观主义。

叔本华的观点不可能在实际上成为德意志文化认同的广泛基础，尤其是在新成立的充满自信的第二帝国背景下。最后，托马斯·曼不能忍受叔本华本体论暗示的对现实的逃避，因为这个世界太具有侵入性。叔本华在其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正如托马斯·曼看到的，它指出的道路通向了一条精神死胡同。

托马斯·曼不是第一个被叔本华迷住的人。对于瓦格纳而言，叔本华的哲学在早期也曾被视为对艺术的呼唤——呼唤升华（同时也是赞美）音乐中描述的难以避免的不完美的人类之爱和渴望。叔本华对瓦格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纽伦堡的名歌手》两部作品中。在前一部作品中，两个恋人在夜幕下忘我地消解在共享欢乐中，最后以死亡而结束。在后一部作品中，汉斯·萨克斯认识到歌曲的力量——也即艺术的力量——可以克服经验的幻象和无常。

但瓦格纳的艺术始终远远超越审美的沉思：他的艺术都是关于宏大的主题，而不总是方便地契合叔本华对生活的否认。这些主题是关于利用肉体的爱来实现自我追求，关于通过牺牲来实现救赎，关于朴素、天真、令人信任的主人公的魅力榜样，关于权力的腐败及其不可避免的厄运。最重要的是，这位充满激情的德国作家几乎将其作品视为德国精神的礼拜仪式或圣餐。

在19世纪所有伟大的德国艺术家中，瓦格纳是最重要的一位——但也曾遭到人们的误解——他被认为是20世纪民族主义灵感的源泉。16世纪的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曾经将艺术赞美为保护德国文化免受外国文化威胁的手段：

请尊敬你们的德意志大师，

为高尚的精神开路，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

即使神圣罗马帝国化作一缕青烟，

我们的神圣德意志艺术将会万世长存！

众所周知，瓦格纳是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有些人已经看到这一点——尽管没有客观的理由——例如其作品中的矮子国国王、贝克梅瑟、克林索尔、孔德里都被故意描述为犹太人腐蚀纯种德国人的代表。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希特勒本人也被瓦格纳的歌剧深深打动——尤其是《罗恩格林》。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希特勒默默无闻地在维也纳过着悲惨的生活时，他曾经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这部歌剧。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瓦格纳的歌剧探讨的主题几乎和纳粹的计划毫不相干。这些剧目的整体感观和情感影响给人带来完美的心境，并为第三帝国带来完美的氛围。在《唐怀瑟》《罗恩格林》和《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瓦格纳唤起人们注意的主要是德意志的传奇历史，含蓄地指出历史比机械的、被污染的、堕落的现实更纯净、更真实，因此，从整体上看，它们契合于第三帝国建立支持其地缘战略目标的全面民族主义的德国计划。

瓦格纳和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悲伤、典型的浪漫形象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在于他稍微倾向于德国神秘主义的个人发展的第一阶段，而拜罗伊特艺术节则是他人生的巅峰。从187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开幕至今，拜罗伊特一直见证着瓦格纳的影响力，同时也是瓦格纳艺术的发祥地。但瓦格纳将拜罗伊特视为德国的精神食粮和复兴的中心。因此，它既是一座歌剧院，又是一个朝圣中心。然而，这种观念始终是不现实的——即使后来获得了希特勒亲自授予的光环。无论是在当时或之后的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像瓦格纳一样成为类似宗教的圣人——一生只为实现其音乐的荣耀而奉献。但他对阿道夫·希特勒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吸引力非常明显——尽管就像有些人始终认为的那样，其他纳粹领导人也曾认为他的音乐冗长乏味。

弗里德里希·尼采也被叔本华迷住了。他最初对叔本华的盲目的宇宙意志的迷恋很快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这个方向初看上去似乎完全支持纳粹的民族主义精神。民族主义释放的途径是权力意志，而不是审美沉思。尼采的哲学是存在主义的个体反映，这种反映完全不同于叔本华对德国精神的顺从或瓦格纳的神圣化。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先是对瓦格纳入迷，后来开始憎恶他。他的“超人”是天生的局外人，这种超人无法以他眼中的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享受成功的方式遵循现有秩序（或任何秩序）。和瓦格纳不同的是，尼采既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他的哲学对神化德国所谓的上帝选定使命没有兴趣。他更广泛地关注的是在一个越来越城市化、去神圣化、交易化的世界中自我发现的人类进程。在下个世纪的前半叶，当德国感到走投无路、遭受屈辱时，他的观点便成为德国纳粹理论家的天赐之物，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尼采可能会对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感到恶心，而克莱斯特可能会对纳粹利用他的《赫尔曼战役》（详见下一章）感到惊骇，但海涅也许不会对焚烧他的作品感到吃惊。一般而言，利用完美的后见之明来评判19世纪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遭受的灾难是不公平的。此外，作家拉加德和朗贝代表的是一种扭曲的浪漫主义本能。这种本能是赤裸裸的、彻底血腥的民族主义。他们是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者，拥护元首原则和德国的东方使命。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纳入了所有这些观点，因此书中观点并非希特勒的原创。

在一种理想的基督教文化中，基督教的声音去了何方？它已经被启蒙思想压制了吗？在第二帝国的新的经济、社会和民情现实中，谁在奏响基督福音的真正音符？制度化的基督教宗教生活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望？

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启蒙运动当然为基督教带来了基本的挑战。康德显然已经为任何严重的神学或道德交战设置了限制。1835年，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发表了经过批判整理的《耶稣传》。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福音书记载的神迹只是神话而已。这本书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引起了轰动：它似乎切断了基督教的历史基础，就像康德完全否认了本体论的确定性的可能性。1859年，达尔文出版的《物种起源》似乎摧毁了人类对自身特殊地位的任何诉求，那么对特殊“启示”的任何诉求能在这种攻击下幸存下来吗？

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德国知识分子对正统基督教教义发动了连续攻击，这场攻击比19世纪的欧洲其他地方的更为激烈。这并非是因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攻占了这个领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无论是寻求和神秘绝对性统一的浪漫主义，还是将绝对性视为在短暂历史中揭示绝对性自身的黑格尔，都没有将正统基督教转换为其哲学基础。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宗教信仰的大声支持者，但事实上他只是将最终依赖的宗教感隐藏在基督教术语中，而不是为了获得基督教教义的客观真相。当然，自浪漫主义以降，这样的目的并非遥不可及。

此后，一系列作家逐渐对基督教产生了清晰的敌意，因为他们认为基督代表的是虚弱、退化的伦理原则，和人类奋斗的真正推动力并不一致。1841年，紧随施特劳斯的作品之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用他的《基督教的本质》开辟了新的攻击战线，重申他对基督教的看法，同样带来了轰动性影响。费尔巴哈在论文中简单地指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塑造上帝——而且人类已经这样做了。这曾经是尼采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它仍然具有令人震惊的毒性。基督教不仅仅是虚伪的、腐化的，而且实际上是危险的，因为它是虚弱的伦理。其他人，如拉加德，在具体的民族主义变体中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基督教和德国展示力量以及占据支配地位的使命不一致。（这似乎有点讽刺，但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这几十年中，如此多的思想家都在摧毁传统基督教信仰，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新教教规和/或神学研究背景，如荷尔德林、黑格尔、施莱尔马赫、施特劳斯、费尔巴哈、拉加德、尼采。）

截至19世纪末，制度化教会发出过各种不同的声音，从粗暴支持民族主义倾向（尤其是在普鲁士教堂中。众所周知的是，从皇室牧师到威廉二世，都曾发出过反犹太主义的声音，并呼吁实现一个由现代资本主义构成的纯洁德国，因为威廉二世认为社会中存在的犹太人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到更本质化的教会改革，再到天主教教会更普遍的中心和神圣化生活。在各种观点中，一个极端是，危险是由第三帝国荒谬的德国基督教运动带来的结果；而另一个极端是，危险是一种寂静主义，会使人们在本该发声的时候沉默无语。

民族主义思潮越兴盛，宗教和艺术就越不易保持中立。托马斯·曼的旅程表明，没有中间地带——内在的纯洁不可避免地在妥协和反对之间做出选择。《布登勃洛克一家》源自托马斯·曼本人在吕贝克获得的生活经历，讲述了一个伟大的汉萨家庭的衰亡。失去内部和外部信念会将旧的能量消耗殆尽。在路德提出的两个王国的经典区分中，这些信念曾经是这个家族的力量和成功的基石。

毫不奇怪，他再也写不出类似的东西。他的《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本书表明，即使身为一名艺术家，也可能会在新德国的探索阶段被其浪漫主义倾向所诱惑。它对探索阶段的德国心理做了一番极为有趣的剖析：德国人的内心充满了受害者的怨恨（与此同时，他和兄弟海因里希展开论战，后者的现实主义小说强调反英雄主角，托马斯·曼将其贬为“文明文学”）。当然，这本书绝不是老套的历史剧，它表达的情绪在21世纪仍然很常见——例如，在新的俄罗斯，或者在中国。

托马斯·曼很快对他的《观察》感到遗憾。二战结束后——他在失败和羞辱的寒光中创作了《魔山》——书中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在参观了“魔山”上各色人等之后，毅然走下魔山，赶赴“平地”上毫无浪漫可言的真实战场，直面战壕中随时降临的死神。魔山——是纯粹的艺术象征——在被战争强化的现实之后，现在也被视为不再被接受的脱离现实的艺术之象征。这是一位艺术知识分子的和平希望。

在二战流亡期间，他又创造了《浮士德博士》。主人公莱维屈恩是一名艺术家，试图打破公认的音乐规则约束。他知道自己感染了梅毒（一种击倒尼采的疾病），并以此和魔鬼签署了浮士德式的契约，以发疯来换取灵感。塞里纳斯·采特勃洛姆是他的朋友兼衬托者，虽然值得尊敬，但资质较差。

实际上，这位朋友是激发莱维屈恩内在酒神精神的阿波罗。一方面，这是一个复杂的隐喻。在走向第三帝国的旅程中，德国的道德逐渐崩溃，德意志文化的各种竞争性主题在这场灾难中扮演的角色也纷纷崩塌。但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承认人类事务中邪恶的现实性，还承认了在一个非神圣化的世界中和魔鬼定下契约的神话的持续而普遍的相关性。不仅如此，它还承认艺术不再像宗教那样保证可以带来更多的救赎。莱维屈恩是一位作曲家，而托马斯·曼利用音乐作为载体来寓意艺术救赎的失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有任何一门艺术试图唤醒暗夜笼罩下的第三帝国的德国灵魂，这门艺术必然是音乐——最优秀的德国艺术。但它并没有成功。路德和康德之后的内修生活是一条死胡同。马丁·路德的两个王国之一被人们抛弃了。

或者，也许它并没有被抛弃。相反，它为现代世界带来一种不安、感性、愤怒的情绪，并且带来精神上的异化。一战前后的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和电影，以及施特劳斯早期创作的锋芒毕露的音乐（《莎乐美》和《艾丽卡》），或勋伯格的艺术，都是整个欧洲现象的一部分，是对机械社会的不和谐的反应。它和一个世纪之前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反应有共通之处，但二者的区别在于：浪漫主义者将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个人主义视为隔离，而这次则是对机械文化和雅利安民族主义的排斥反应。令人感到有点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创造力在第三帝国竟然被视为堕落。

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注意马丁·路德的两个王国中的另外一个王国。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才是敌人，而非外国人和外来者。对于艺术家和作家如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魏尔（Weill）而言，真实情况是，个人被社会秩序压垮。毫无疑问，这是德国的特殊道路或特殊命运——除非它率先掀起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来摧毁这种秩序。但是，革命已经在俄国发生，尽管俄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分析远不如德国准备得充分。不仅如此，斯大林对煽动国外革命根本不感兴趣。

布莱希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他带来的影响巨大而持久，但他没有活着看到战后民主德国走向最终衰败（更不用说俄罗斯脱离共产主义之后留下的道德真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失败——无论是培养这种精神并回答“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普通革命——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最终变得清晰起来（尽管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俄罗斯已经被论证清楚）。在魏玛共和国期间，社会主义道路本来可以作为替换民族主义道路的可能选择，但德国共产党为了满足苏联的要求，在其玩世不恭的操纵下，已经将这条道路摧毁了。

1933年，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所谓的“民族时代”到来了。他继续宣扬道：“个人被人民共同体取代了。”就像其他一切活动一样，文化活动必须符合并服务于他描述的时代。他以一种狡猾、扭曲的方式引用了康德的话——“人民是最重要的事情”。[6]

在实践中，德国文化有四种选择。有些人将赌注押在新的宗教体系上，例如德国信仰基督教的舞蹈家雷妮·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雕刻家布雷克（Breker）等。尽管其他人接受公共生活或学术界的各种角色，但他们仍然对这种歧义怀有不同程度的不安感。例如马丁·海德格尔、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 ngler）、沃纳·海森堡（自20世纪80年代起，后两位一直是以讽刺性戏剧作为创作主题，旨在探讨歧义性和有关自我欺诈的风险）。然而，其他艺术家纷纷流亡，或者去国外流亡（例如布莱希特、库尔特·魏尔、海因里希和托马斯·曼）或者在国内流亡，即保持低调（例如恩斯特·荣格尔、格哈德·豪普特曼，以及和纳粹有过亲密接触之后的理查德·施特劳斯）。最后，少数人冒着生命危险发出反对的声音，包括朋霍费尔、朔尔家族、克莱稍集团、施陶芬贝格以及他的同伴。瓦尔基行动失败之后的当晚，海宁·冯·特莱斯科夫（Henning von Tresckow）在自杀前引述了《圣经》上亚伯拉罕和神交涉所多玛的命运的故事：为了拯救几个好人，他会放弃彻底毁灭整座城市吗？

到此时为止，孕育德意志精神的记忆和梦想逐渐走向了戈培尔的“民族时代”，并最终变成了可怕的噩梦。我们将会在下一章看到这可怕的一幕。

[1]出身于18世纪末法国名门之家，是法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著名的女作家，文学批评家。

[2]这片地区是指丹麦岛和日德兰半岛之间的海峡。过去认为它大致是德国北方的最远边疆。——作者注

[3]德国体操运动创始人。

[4]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由一群青年学生兴起的“候鸟运动”迅速风靡了整个德语世界,其宗旨是反对学校教育、崇尚自然、反对工业化和现代化。

[5]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

[6]康德使用这个术语来指外部世界的真正本质，它并不能由感官直接感知，因此无法直接认知。——作者注

第六章 记忆、希望和梦魇

随着对使命的渴望和感受变得越来越强，德国的自我表现勾起了越来越多的记忆，同时也描绘出自己的梦想。

随着对使命的渴望和感受变得越来越强，德国的自我表现勾起了越来越多的记忆，同时也描绘出自己的梦想——德国人的记忆被帝国的余晖镀上一层金色，自古以来生活的土地是他们梦想的舞台。

自赫尔德之后，德国土地上的历史和民间传说在文化上重新恢复并唤醒了德国人的记忆，这些记忆让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大众精神为之振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耳曼历史上的两个人物呈现出新的面孔：阿米尼乌斯（德语：赫尔曼）和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德国人在实体和意识上为他们筑起了纪念碑。这些颂扬让这两位历史人物登上半神话般的崇高地位，他们为新德意志德国谋求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清晰的象征性力量。

19世纪的最后10年间，阿米尼乌斯被推崇为日耳曼民族的英雄。在此之前，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以及德国人一次又一次被打败之际，克莱斯特创作了《赫尔曼战役》。就克莱斯特的本意而言，这部戏剧是为了号召德国人抵抗拿破仑，但在其短暂而多舛的一生中，这部戏剧并没有立即出版，直至1821年拿破仑的威胁消失后才得以出版。1860年，它首次被搬上舞台，但当时的演出并没有取得成功。德国实现统一之后，它很快受到追捧，上演次数翻了几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皇室家族正在观看这部戏剧表演，其间还曾被来自前线的消息打断过。毫不令人奇怪的是，这部戏剧在第三帝国时期走上了巅峰。这是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送给第三帝国的礼物。二战结束之后，这部作品很少被上演，而且通常会被赋予政治正确的解读，以坚决摆脱它和德国近代史之间的联系。

这部戏剧将赫尔曼（阿米尼乌斯）刻画成一位不太情愿的领导者，他在其他人的劝说下才拿起武器对抗军事上占优势的罗马人。罗马人的两面三刀——一边给他提供建议，一边暗中支持他的部落敌人，加上多情的罗马使者和他的妻子发生了暧昧关系——罗马人偷走了他妻子的一束日耳曼金发——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最后，在一个日耳曼人村庄内，罗马人的背叛和野蛮让各个部落统一起来，最终引诱罗马军团进入为其带来灭顶之灾的条顿堡森林。

这并不是一部伟大的戏剧，但当时的反响显然足够强烈。没有人会误解它的反法国腔调。对于谨小慎微和不停争吵的部落来说，它们象征着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公国。狡猾的罗马人则代表法国。在普法战争和德意志统一前后，德国人对法国的憎恨和敌意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在代特莫尔德的美丽的郊外，德国人竖起一座赫尔曼的巨大雕像。赫尔曼站立在纪念碑的基座上，手握一把指向苍穹的宝剑[1]，基座至剑尖高达53米。这座雕像的人物形象出自一位专注的雕塑家恩斯特·冯·班德尔的构思。

这位雕塑家在当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经过30多年的辛苦工作，他终于在1875年完成了这座铜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日耳曼人击败古罗马军团，但赫尔曼的形象并不是面向南方的意大利，而是面向西南的法国。在雕像底座上，法国被描述为“死敌”。

这种将条顿堡森林战役推崇为国家荣耀的决定时刻的思潮并非没有遇到过挑战。尽管克莱斯特颂扬赫尔曼战役，海涅却试图将其创作成德意志土地上发生的民族史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和克莱斯特一样，海涅也是一个局外人——但他们的创作原因完全不同。克莱斯特出身在一个杰出的普鲁士军事家庭，海涅却拥有犹太人背景，在政治上对拿破仑在法控德国地区的所作所为十分赞赏，而且成年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度过。1844年，也即1848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他前往令人窒息的保守德国完成了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旅行，中途曾在赫尔曼雕像的建造工地上停留过。

这是条顿堡森林，塔西佗曾予以记述；这是古典的沼泽，瓦卢斯受阻于此地。切鲁西族的王赫尔曼，高贵的英雄就在这里，击败瓦卢斯，德意志民族，在这片污泥赢得胜利。假如赫尔曼和他的金发部落人，没有赢得这场战斗，就没有意志的自由，我们也就成了罗马人……于是我们就会有尼禄，而不是三打国王，我们也会自己割断血管，同奴役的刽子手对抗……但感谢上帝！赫尔曼打赢了战役，罗马人被驱逐出去，瓦卢斯和他的军团被打败，我们仍然是德国人……赫尔曼，这都要感谢你！因此理所当然为你，在代特莫尔德竖起纪念碑——我也为此助一臂之力！

海涅的讽刺诗并没有阻止阿米尼乌斯在19世纪晚期成为德国的民族英雄。阿米尼乌斯并不孤独。中世纪最后一位在德国土地上独揽大权的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也加入了万神殿。现在，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人们传说他在哈尔茨山区的一个山洞里睡着了，但总有一天他会回来为德国人民遭受的不幸复仇。19世纪，这个传说开始焕发出新的生命——因为人们对德国中世纪历史重燃兴趣。实际上，这种兴趣几乎达到了令人迷恋的高度。在此方面，德国当然并不是唯一的案例，在英法两国的文学中，我们也能找到与其类似的作品，例如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奥西恩》讲述了亚瑟王的故事，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也与此类似。不同的是，在德意志第二帝国，这个传说变成了定义德国新身份的强大神话。

即使在统一之前，根据巴巴罗萨的传说，浪漫主义运动同样将人们的希望聚焦于重新统一、纯粹且强大的德国。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流动的优雅感，包括舒伯特和马勒在内的许多作曲家都从他的诗歌中获取过灵感。他以畅快的笔调确定了巴巴罗萨的传说在19世纪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古老的巴巴罗萨，

皇帝腓特烈，

藏在地下城堡中沉睡，他仍然生活在这里，

永远不会死去，隐蔽在城堡中，坐下来安睡。

他带走了帝国的荣耀，有一天他将带着荣耀返回，当他返回时……

1829年，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贝的年轻德国戏剧家为巴巴罗萨倾注了更多的情感。他探索了这个多姿多彩的中世纪人物与其主要政治对手海因里希（绰号“雄狮”）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戏剧重点宣扬了新崛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此外，他还创作了《赫尔曼》以及一部关于拿破仑著名的最后100天的戏剧。他的风格受到莎士比亚和上一代作家的“狂飙突进运动”的强烈影响，擅长描写几乎难以表演的宏大场面，但有时也使用简洁而快速的场景变换，预示着更多的现代戏剧技巧。20世纪初，他创作的《巴巴罗萨》开始频频上演，其戏剧主题（和他的反犹太主义）后来受到纳粹文化理论家的青睐。

巴巴罗萨逐渐被塑造成一位首屈一指的天才，或者第二帝国的保护天使。柏林胜利纪念柱上展示了他的形象。这根纪念柱设计于1863年，原用于庆祝1873年德国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最终击败丹麦。当时法国人已被打败，德意志第二帝国刚刚诞生。1890年初，德皇威廉一世纪念教堂落成。教堂古塔内的马赛克上也出现了他的形象。第一帝国的皇帝和第二帝国的新皇帝之间的联系当然是有意为之。一些爱国作家已经完全陶醉其中，认为这些新颖而独特的非虚构人物是巴巴罗萨传奇的真实性的活证据。现在，他在德国最需要他的时刻苏醒过来了。老德皇威廉一世甚至获得了亲昵而意味深长的绰号——“白胡子”，这显然是寓指他的伟大祖先。就像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导演的有关阿金库尔战役的《亨利五世》，巴巴罗萨的形象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弥漫着爱国主义的德国也有相同的效果。

与此同时，随着柏林纪念教堂的完工，德国人又在哈尔茨山区的图林根竖立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矗立在古老的基弗霍伊泽城堡的遗址上。这座纪念碑将巴巴罗萨描绘成一个严肃、忧郁的人，正在从漫长的沉睡中醒来。他的上方是德皇威廉一世的骑马铜像，铜像高11米。再往上是高达57米的高塔，塔顶盖有一个皇冠。塔座周围林木森然，塔尖直入云霄，站在数英里之外就可以看见它的雄姿。一般而言，纪念碑并不会有多漂亮，但这座纪念碑的装饰给人一种既不显得繁琐，又不过于夸张的印象。老德皇威廉曾经是新帝国之父，这个帝国将和腓特烈时代的帝国一样辉煌。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基弗霍伊泽竖立的巴巴罗萨雕像面朝东方，而不是南方。神圣罗马皇帝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意大利。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巴罗萨在其军事行动中总是朝南方进攻。但到了第二帝国时期，德国政府渴望向东转移。这反映出从条顿骑士团时代继承下来的普鲁士人天性带来的影响。德国东部是普鲁士王国的中心地带，普鲁士东部的土地是保守社会的堡垒。众所周知，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这一地区对德国公共生活产生了长达百年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社会曾经有一种被敌人环伺的心理——甚至早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统一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种心理。到了19世纪70年代，哥尼斯堡周围修建了多达15座防御堡垒，这些堡垒的修建经费来自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支付的赔款。进入20世纪之后，这里比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强烈地支持纳粹。

1945年之后，东部土地上的损失给700多年来的东侵带来一层怀旧的愁绪，这是文化使命感、对亚洲游牧民族的恐惧，以及对广阔的耕作空间的渴望混杂在一起的奇怪情感。比起德国的其他任何地方，“血与土”的感受在这里真正占据了德国人的想象，这完全是因为这片土地是通过武装冲突从其他人手中夺取过来的。

东部留给人的印象是德国人建立的漂亮城镇、“Kulturarbeit”（这个词几乎无法翻译，它含有在工作中遵守纪律，投入所有并且竭尽所能的意思）浇灌下结满硕果的田野、环绕的森林和湖泊，以及史诗般的或胜或败的对抗斯拉夫人的战争。这种德国东部驱动力的象征是马林堡要塞。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它一直是条顿骑士团的大本营。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它走向了破败和毁灭。19世纪，德国投入巨资重建马林堡，以宣扬其悠久的历史。1903年，德皇威廉二世耀武扬威地庆祝马林堡完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党卫军试图在马林堡阻止红军的进攻，致使它遭受到严重破坏。今天，波兰人再次完美地修复了这座要塞。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完全清楚这一战略重点的转变，这不仅是基于生存空间的需要，还基于清晰的民族达尔文主义（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并非他的原创）：

因此，我们民族社会主义党人，现在已经决心放弃战前外交政策倾向。我们现在是采取了六百年前的外交政策，就是遏止日耳曼人纷纷向欧洲南部和西部去移殖，而使我们的视线向东去。我们已经结束了战前殖民地和商贸政策，未来将采取领土政策。

当他将自己伟大的东方战役——入侵苏联行动——命名为“巴巴罗萨计划”时，他强调了这一战略的转变。面向东方的巴巴罗萨纪念碑表明希特勒的战略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他挖出了新德国身份的根源。几个世纪之前，这一根源已经种植在东普鲁士的土壤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人希望炸掉基弗霍伊泽纪念碑。但也许有点令人意外的是，俄军指挥官拒绝这样做。但无论如何，“巴巴罗萨计划”的可怕失败永远消灭了德国意识里关于腓特烈·巴巴罗萨的神话。

巴巴罗萨和阿米尼乌斯神话的背景是森林繁茂的德国自然景观。所有国家身份都受其地理状况的影响，甚至包括那些已经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对于英国人而言，在其民间记忆中，大海仍然是决定性力量；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种力量是荒蛮的草原；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力量是伟大的河流。在德国人心目中，存在各种同样强烈的记忆和印象，其中首先是关于森林的记忆。这些记忆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注入德国意识中。几个世纪以来，它们在德意志民族的心理、文化和历史上留下了印记。海涅曾经说过，德国人的秘密宗教是泛神论——这样的评论在某个层面上是一种误导，但也许强调了关于德国灵魂的重要真相。

即使在今天，德国的土地上仍然遍布森林。尽管德国人口密度是英国和法国人口密度的两倍，但其森林覆盖率高于法国的森林覆盖率，是英国森林覆盖率的三倍。在德国人的民间记忆中，森林始终具有双重意义。它们既是德国人的休闲之地，也是邪恶和暴力的发源地。

自阿米尼乌斯起，森林一直在德国的历史中存在。在塔西佗（Tacitus）描写的灾难中，德国的森林无边无际，难以穿越，而且遍布各种危险。然而，对于德国人而言，它们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力量的象征。当路德依照萨克森选帝侯之命在瓦尔特堡寻求庇护时，他时常遥望图林根州绵延起伏、树木繁茂的山丘。这些森林也是他快乐的源泉。自艺术家克拉纳赫起，德国艺术家的绘画主题通常是森林里的狩猎场景。19世纪晚期之后，青年们喜欢在森林里徒步旅行——这是一项名为“漂鸟运动”的新式文明运动。年轻人走出城市，重新亲近大自然，在漫游于自然中追寻生活的真理，以恢复他们的精神。

但森林也是更加邪恶事情的诞生之地。在乡村社区的大众心目中，森林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森林的秉性难以预测，而且爱搞恶作剧。对于强烈向往神秘感和敬畏自然的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而言，森林通常是他们和自然相遇的地方——著名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最令人回味的画作便是明证。他的画作主题包括雾气弥漫或月色笼罩下的浓密山林，有时还描述存留有哥特式废墟的自然环境。它们似乎在某个时期（似乎是现在）捕捉了德国人心理中的某种东西，而约翰·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的风景画也给人以同样的感受。但几乎和他同时代的画家大多用常见的主题和颜色来表现英国人的灵魂。

森林为各种奇怪的遭遇提供了背景。从树林里寻找宝藏的民间传说也许是格林兄弟最重要的灵感源泉。格林兄弟一生都在合作研究学术。格林兄弟在马尔堡大学求学时，有幸认识了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少年魔法号角》的收集者。通过后者，格林兄弟了解到赫尔德的遗产。从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离开过德国民间传说。1812年，他们发表了《德国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的第一版。在后续版本中，他们添加了更多故事，这些故事让他们声名鹊起。现在，很多故事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小红帽》《汉塞尔和格莱特》《白雪公主》《灰姑娘》《青蛙王子》《睡美人》等等。它们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汉塞尔和格莱特》成为普鲁士的德语教程。后来，纳粹文化理论家呼吁每个家庭都拥有一本。事实上，从第二帝国时起的大多数时间里，它在德国受欢迎的程度仅次于《圣经》。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童话故事中存在大量暴力叙事。至少以今天的感受来看，它们最初的形式似乎不适合以儿童为读者对象。例如，《小红帽》和《汉塞尔和格莱特》显然含有残忍和暴力元素，我们今天看到的《白雪公主》和《青蛙王子》是经过仔细删改的版本（尤其在迪士尼动画片中）。

许多故事以森林为背景是因为它们是乡村社会生活的环境。德国拥有茂密的阔叶林，除了少量的林间空地，到处密布着大片的黑色森林，这里似乎隐藏着各种野兽和精灵，人们很容易在林中迷失，因此森林代表一种永恒的威胁。到了19世纪，经过隔代遗传之后，人们对森林的恐惧逐渐衰弱了，但它仍然会让一个孩子的脊背发凉。也许在城市地区也是如此。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在讲述这些深藏在民间记忆里的故事时，孩子们仍然会被吓得做噩梦。

还有其他例子可以说明森林对德国在19世纪的自我表达产生过影响。1821年，卡尔·马丽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创作的歌剧《魔弹射手》首次上演。这部歌剧迅速在德国和整个欧洲取得成功，成为最受欢迎的歌剧。它同样取材于德国民间故事，讲述的是护林员马克斯赢得林务官之女真爱的曲折故事。为了赢得真爱，马克斯必须和邪恶的卡斯帕尔比赛。但在第一天的比赛中，马克斯不幸败北，在受到卡斯帕尔的引诱之后，他不惜冒险去狼谷向魔鬼索取魔弹。第二天，马克斯在赛场六发六中，第七发子弹却射中了他的爱人。然而，奇迹发生了，子弹调转了方向，射向了卡斯帕尔。最终，魔鬼得到了他的祭品。马克斯承认他为了赢得比赛而用了魔弹，因此要求被放逐一年，以证明自己真心悔改。最后，王子欧托卡允许他和所爱的人成婚。

韦伯非凡的音乐力量将琐碎的童话故事转变成一个充满感情的杰作。它让人联想起善恶之间自然和超自然的斗争，并利用了深深根植于德国人心中的主题和有关森林的民间记忆（以及浮士德式的契约——我们很快会再谈到它）。狼谷的场景仍然是音乐所描绘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神魔场景之一。

因此，森林汇集了历史、传说和全部想象：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森林里战斗，巴巴罗萨睡在他的山洞里，或者瓦格纳的《英魂传唤使》中阴森可怖的第一幕——当然，这部歌剧出现得更晚。最后，让人感到无比邪恶的是，希特勒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待在柏林，也不是待在他最心仪的山区城市贝希特斯加登，而是待在东普鲁士森林深处的狼穴中。毫无疑问，他的行为是对“狼谷”的模仿。

《魔弹射手》对青年时期的理查德·瓦格纳的影响非常明显。他为莱茵河赋予了最伟大的音乐属性——这条河是塑造19世纪德国身份的另外一种显著的地形特征。对于瓦格纳而言，这条河是其伟大悲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舞台背景。在《莱茵的黄金》中，著名的前137节让人想起淘尽人间沧桑的滚滚流动的河水。无论是人类的奋斗，还是天神的意愿，都不能改变一去不复返的滔滔河流。

莱茵河是查理曼大帝所建帝国的中央大动脉。查理曼的帝国分裂之后，莱茵河成为冲突的焦点——它是德国的动脉，还是法国控制之下的边境区域？在德国的意识里，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十分清晰。

莱茵河的河道沿线附近建有大量童话般的城堡，其战略意义可见一斑。这些城堡包括壮观的上考内格斯堡。今天，这座堡垒属于法国的阿尔萨斯地区，但在20世纪的前十年，阿尔萨斯是德意志帝国的直辖领土。根据德国威廉二世的命令，这座堡垒得到全面细致的重建。上考内格斯堡初建于12世纪，是巴巴罗萨的父亲下令修建的，旨在保护帝国疆土的西侧。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军队曾经围困过这座堡垒，将其攻克之后，放火焚毁了它。19世纪末，堡垒只剩下一堆残垣断壁，当地小镇将其赠送给德皇威廉二世个人。就像马林堡一样，恢复其昔日辉煌的重建工作是第二帝国时期精心培育帝国神话的一部分。

莱茵河比欧洲任何其他伟大的河流更受浪漫主义的关注。19世纪，德国作家创作了上千首以此为主题的诗歌。大多数诗歌并无特殊之处，部分诗歌具有相同的民间特点和古雅韵味，就像英语语境中的“泰晤士河老爹”，但有些诗歌并未止步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两首诗出自德国最伟大的两位文学人物的笔端。

荷尔德林于1801年创作的《莱茵河》和他的《日耳曼尼亚》具有相同的意蕴。在他的笔下，莱茵河自山间源头奔流而下，穿过林地和危险的悬崖峭壁，流经开垦过的田野和井然有序的小镇，描述了人类虽然失去上古神灵的庇佑但却渴望精神境界的升华，以及对家庭生活的永不满足。他将这条河描绘成一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它离开最初狂暴的湍流，浇灌它流经的地区，孕育出丰富的创造力，并由此平静下来。然而，这半人半神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出身，不可避免地会强烈争取自己的不朽，但这种向往的代价是毁灭它认识的一切和它爱的一切：

然而，众神也厌倦了，自己的长生，神灵需要的是，英雄和凡人，或者其他血肉之躯。因为天堂里的神灵都已麻木，于是（可以这样说的话）必有另一位代替神灵感觉。而他们的判决是，他将摧毁自己的家园，诅咒至爱如仇敌，将父子葬身在瓦砾之下——废墟中——所有这一切都在等待着梦想者，如果他希望成为神，不想容忍与神的差异。[2]

在这里，很难简单地解释清楚荷尔德林的思想。但在这个德国人视角下的莱茵河里，有人类为实现绝对性、不可分割性和永恒性而需要的某种东西——但也存在争取与诸神平等的意识，为此它将不惜付出可怕的代价。这种意识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后世角度来看，德国悲剧隐现的奇怪预兆也许更令人感到惨痛。

继荷尔德林之后，诗人海涅创作了迥然不同的诗歌。1822年，他以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的原创故事为基础创作了《罗蕾莱》，然后将其改写成一首寓言诗：在莱茵河流经瑞士和北海之间最深最窄的河段，海妖在这里唱歌，引诱水手撞上危险的礁石，并导致他们遇难。荷尔德林看到了绝对精神的可能性，还看到了悲剧在等候哪些试图抓住绝对精神的可能性。海涅的诗歌则是对正常状态下，甚至生命之美下隐藏着邪恶的一种隐喻。

这两首诗都发出了不祥的预兆和忧郁的声调，在德国人的灵魂深处产生了共鸣。荷尔德林的写作采用的是20世纪的复杂性和深奥性，海涅则选择了简单而灵巧的笔触。海涅的诗和荷尔德林的诗完全不同，虽然《罗蕾莱》出自诗歌大师之手，却具有民歌的简单和深邃。以下是这首著名的诗歌：

不知道什么缘故，

我总是这么悲伤，

一个古老的故事，

它叫我没法遗忘。

凉气袭人，暮色苍茫，

莱茵河静静流淌。

映着傍晚的余晖，

峰岩在熠熠闪亮。

一位绝美的少女，

端坐于峰巅。

她梳着金色秀发，

金首饰闪闪发光。

她用金梳子梳头，

还一边把歌儿唱，

曲调是这样优美，

有摄人心魄的力量。

那小船里的船夫，

心中蓦然痛楚难当，

他不看河中礁石，

只顾把岩头仰望。

我相信船夫和小船，

终于被波浪吞噬，

这都是罗蕾莱，

又用她的歌声干她的勾当。[3]

对于荷尔德林而言，莱茵河隐喻的是人类向往危险的不朽；对于海涅而言，它隐喻的是美好背后隐藏的邪恶；从后世角度来看，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无意识的不祥预兆。

但莱茵河很快就成为19世纪德国人脆弱身份的更具体的威胁象征——这种威胁来自宿敌的进攻。19世纪后期，最能激发德国人的脆弱感和使命感的是众所周知的一首歌：《保卫莱茵河》。《保卫莱茵河》是来自德国斯瓦比亚的商人马克思·施内肯博格（Max Schneckenburger）于1840年创作的。当时法国政府公开宣称莱茵河应该成为天然国界。这首诗表达了德国的强大的新精神。这种精神是由法国长期入侵莱茵河地区导致的怨恨和渴望统一的热情培育而成的。这种精神点燃了德国的希望，助长了德国在后续几十年内的野心，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首诗被来自克雷菲尔德的音乐指挥卡尔·威廉（Karl Wilhelm）谱上了振奋人心的曲调，随后成为一首非官方的国歌。它的词句仍然刻在尼德瓦尔德纪念碑上。1883年，德国人在莱茵河沿岸的吕德斯海姆附近建立了这座纪念碑，旨在纪念德意志帝国的统一。纪念碑的主体是日耳曼尼亚女神，她右手高举一顶皇冠，左手握着一把宝剑，雕像基座刻有德皇威廉一世和新德意志帝国的主要贵族和军事领导人的形象，四周还刻有《保卫莱茵河》的碑文：

一声怒吼，像霹雳响，像海在啸，像剑在鸣；谁去莱茵，谁去莱茵，保护她不受侵凌？亲爱的祖国，您放心，我们坚定不移守望莱茵！……

从荷尔德林的神秘的复杂性到海涅的不可思议的简洁性——再到这首诗的直接呐喊，我们稍后会看到德意志民族精神如何为如此傲慢浅薄的看法提供养分。不必说，这首诗在第三帝国时期广受欢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二战期间上映的《卡萨布兰卡》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在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扮演的不朽人物雷克·布莱恩的带领下，法国人以充满爱国热情的高亢歌声压倒了德国军官。

德国人唱的是《保卫莱茵河》，而法国人唱的是《马赛曲》——正如我们所见，这首歌最初是在法国入侵莱茵河时期创作的。

这些自然景观——森林和河流，以及关于它们的神话和记忆，共同塑造了德国的灵魂，其悲剧基调令人感到辛酸。这样的德国背景正是一个神话人物特定的诞生之地，而这样的神话人物在德国自我理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故事在全世界引起共鸣，因为它采用了一流的艺术创作形式）——齐格弗里德（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

从19世纪初起，《尼伯龙根之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一个复杂的传奇故事。它没有所谓的历史依据，而是借鉴了古代德国和北欧的主题。在著名作家如黑格尔了解的中世纪版本中（他认为，与《伊利亚特》相比，这部史诗的人类文化意义稍显逊色，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故事讲述的是勃艮第王巩特尔、桑腾王储齐格弗里德、巩特尔之妹克里姆希尔特之间的复杂关系。齐格弗里德爱慕勃艮第国王巩特尔的妹妹克里姆希尔特，并向克里姆希尔特求婚。他帮助巩特尔打败了撒克逊人，促成巩特尔娶冰岛女王布伦希尔德为妻，最后巩特尔同意他和克里姆希尔特成婚。在巩特尔的纵容和克里姆希尔特不知情的帮助下，巩特尔的诸侯哈根因为嫉妒和猜疑杀死了齐格弗里德。就像阿喀琉斯一样，齐格弗里德有一种神奇的自我防护能力，同时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当齐格弗里德在泉边弓身欲饮时，哈根突然从背后抛掷出死亡一枪，正中齐格弗里德的要害。这一刺杀行为成为德国神话中的决定性时刻。齐格弗里德死后，哈根夺得了尼伯龙根宝藏，并将之沉入莱茵河底，以免任何人用它来对抗自己或巩特尔。

克里姆希尔特希望为其夫报仇，要求哥哥交出哈根。但她的哥哥和她的其他兄弟们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哈根是国王的封臣，他们有义务对其保持绝对的忠诚。后来，又过了几年之后，克里姆希尔特借故邀请巩特尔等亲戚相聚，在骑士竞技会上杀死了哥哥和哈根。由于违背了对朋友和亲属的义务，克里姆希尔特本人也被杀死。

在瓦格纳的创作下，这个故事完全变了模样，具有了普遍的伦理意义。他借用了挪威的传说，将诸神带入剧中，完整创造了莱茵仙子的角色，以及他们在《尼伯龙根的指环》开场及结局中的系列角色。巩特尔和克里姆希尔特（后者变成了古特鲁妮）有相对温和的角色，结局不仅是以血腥的方式击败哈根和尼伯龙根，而是诸神的黄昏，即善恶大决战所导致的毁灭，或者所有力量的终结。这是北欧神话的显著特点——包括诸神在内的万事万物都会走向毁灭，但也将是走向新的和平和圆满的序幕。

我们很容易看出的是，这部非凡而又独特的作品将为第二帝国和后来的第三帝国的渴求提供天然的能量之源。但这将忽略其中关于权力的压倒性悲观情绪：不仅哈根会被打败，齐格弗里德也被打败，就连诸神也被烈焰吞噬。在这部作品中，沃坦一直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物，他通过指环不断渴求权力，最终导致世界的毁灭。只剩下永恒的河水奔流不息，而当指环被丢入深不见底的河流之后，杀戮终于停止了。如果在《诸神的黄昏》最后一节存在救赎的暗示，它应该只是一种未成形的希望，而且只有当布伦希尔德最后以救赎式的牺牲跃入火焰之后，救赎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版本的“世界大毁灭”和第二帝国唯我独尊式的狂妄以及第三帝国的可怕野心差异显著，而后者最终导致了德国在1945年5月的自我毁灭。在希特勒的最后遗嘱里，人们没有看到一丝承认权力腐败的痕迹，更不用说存在任何救赎希望的可能性。

我们从这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出，经典的《尼伯龙根之歌》和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为20世纪初德国的政治文化需求提供了大部分意象，从而为其在日益危险和血腥的国际纠葛中提供热情和保持士气。特别是在一战之前的几年里，《尼伯龙根之歌》几乎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圣经。1909年，时任德国总理的伯恩哈特·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明确为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危机中支持奥匈帝国辩护，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爆发。1914年，德皇的朋友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杀。也正是本着《尼伯龙根之歌》的精神，德皇在1914年7月5日宿命般地承诺无条件支持奥地利人。在1916年至1917年冬季，德国在西部建立的战线被命名为齐格弗里德防线。

德国战败之后，“背后捅刀子”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主题——希特勒并不是始作俑者，但他在《我的奋斗》中狂热地推崇这样的手段。德国将领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是率先使用这个词语的上层人物，他认为军队没有被打败，它是被（平民政治家）在背后捅了刀子。当“刀刺在背传说”在右翼分子和军界开始广泛传播之后，德国军队和齐格弗里德之间的联系就在大众心中确立下来。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背后捅刀是愤怒的升级。杀死齐格弗里德的长矛至少所有人都能看见，匕首则被隐藏起来，以阴暗的方式使用，因此它是狡诈的平民政治家的武器。众所周知，维也纳大学曾经为纪念战争中的英雄竖立了一块纪念碑，其外形是死去的齐格弗里德的半身像，这尊雕像毫不隐晦地指代了“背后捅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尼伯龙根精神和齐格弗里德的纯洁、可信的忠诚、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经常受到声嘶力竭的颂扬——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悲惨而可怕的斯大林格勒之战的最后几周中，戈林（G ring）仍然清晰地号召尼伯龙根军队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

他们屹立在熊熊燃烧的大厅里，用自己的鲜血解渴，但他们仍然不停地战斗，一直战斗到死。

齐格弗里德的神话传说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如此强大，以至于反抗纳粹的人也在利用它。并非巧合的是，7月20日制订暗杀希特勒的计划的“反叛者们”借用了《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意象，将该计划命名为“布伦希尔德”计划，布伦希尔德的牺牲让救赎成为可能。二战结束后，他们被认为全部已经丧生——正如受害者组织于1947年发布的一篇纪念通告中所言：

……一位英雄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德国人民的自由，为了德国军队的纯洁和荣誉，在自由而光荣的斗争中牺牲自己，同时也为了向我们的民族在上帝眼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刻意赎罪……

希特勒认为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应该像尼伯龙根的军队那样战斗到底——应该战斗至死，而不是投降——这种精神被视为所有德国人的责任。盟军曾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至少是为了避免“背后插刀”的再现。但在希特勒看来，没有投降，无论是有条件的投降，还是无条件的投降，都是不可接受的。结果的确如《诸神的黄昏》所写——德国自身成为祭品。

此外，至于红胡子巴巴罗萨、齐格弗里德神话的力量，都在零时被消灭了。不同的是，尽管和黑格尔的观点不一致，但神话本身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甚至比《伊利亚特》还要流传得更加久远，因为瓦格纳的音乐具有无法超越的力量，但它再也不是一种政治力量。

并非所有神话都是古老的。18世纪，德国的主要领袖腓特烈大帝是众所周知的传奇人物。即使在他生前，人们已经将其奉为英雄崇拜，在其死后更是如此。对于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而言，他当然是一个唾手可得的偶像。作为一个早期现代人物，而非中世纪人物或传说中的人物，他亲自管理自己的人格形象，这和希特勒后期的“英明”做法如出一辙。因此，他是一位独自统领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国家的“第一仆人”。他是一位睿智开明却又奉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者，还是一位无神论者，从不满足于路德对英明君主的呼唤。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音乐家、天才的长笛演奏家兼作曲家。此外，他还是一位勇敢的士兵，跟随他的部队赶赴战场。当然，他还是一位亲民的领袖，在疲惫不堪的旅途中和平民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除了一只心爱的小灵狗陪伴他之外，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生活在位于波茨坦的精致的无忧宫内。

在他去世之后，他身上的光环变得更加辉煌。我们很容易明白其中的原因。他不仅是每个摆弄玩具士兵的小男孩崇拜的英雄，而且是那些乐见新德国追寻自己的特殊道路的精英人士心目中的灯塔。这条特殊道路是追求一个强大而有组织的、有决心和野心的，同时拥有繁荣的文化和文明的国家，它一直延续至20世纪。1851年，在柏林著名的林荫大道“菩提树下大街”上，人们为他竖立了一座宏伟壮观的骑马塑像。他面向东方，凝视着他曾经统治过的普鲁士心脏地带。截至一战，腓特烈已经牢牢戴上了新兴德国中已知的最伟大领袖的头衔——当时人们认为，也许只有这样的领袖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免遭拿破仑的蹂躏。难怪希特勒会将腓特烈的神话和他自己的地位相提并论。例如，1933年，波茨坦兵营发生火灾之后，希特勒小心翼翼地在国会大厦召开了“波茨坦日”会议，而波茨坦正是腓特烈的墓地所在。

二战期间，菩提树下大街上的雕像幸存下来，但东德当局把它拆掉了。于是，曾经是“被崇拜的超人”的腓特烈在零时之后变成了“受诅咒的对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东德和过去决裂的决心逐渐褪色。1980年，东德政府恢复了菩提树下大街上的雕像。雕像仍然位于原来的位置，仍然面朝东方。时至今日，不像已经消失的阿米尼乌斯、巴巴罗萨和齐格弗里德，腓特烈二世继续作为一个令人着迷的形象留存下来：他是一位创造者，一位开明的柏拉图式暴君的原型，以及国家的第一仆人。在这个民主时代，很多政客们仍然对其充满向往，尽管这种形象早已不是他的本来面目。

此外，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德国神话。这个神话并非起源于黑森林或者莱茵河，它无关于东方的诱惑，而且无关于辉煌的历史功绩，而是和城市中一个漂泊无根的江湖骗子——浮士德有关。这个江湖骗子的故事已经成为一个隐喻，寓指德国的记忆和梦想变成噩梦的方式。1480年，浮士德出生于一个名为“柯尼特林根”的平凡村庄，距离斯图加特不远。最初他可能是一位炼金术士兼卖艺者。他很可能既聪明又敢闯，经常在德国各个城镇和农村走街串巷，在集贸市场上以各种方式谋生。他的欺骗性年龄让他易于被人记住。他的长相可能和整个欧洲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人们本来没有理由去关注他的任何事情——除了传说中他将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以换取这个世界上的权力和乐趣之外。

我们不知道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且这对浮士德传说的后续发展并不重要。早在16世纪后期，浮士德已经成为早期德语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英国，他的故事出现在1592年的译文中。当时英国戏剧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了解这个传说之后，首次将其创作成一部引发人们内心深处共鸣的伟大戏剧。但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主题，就像通常痴迷于形而上学的文化中的一个主题，因此这一人物变成个性中某种邪恶的另一面。当然，浮士德也是歌德的一部杰作的主题。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变成了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普通人——并引发了德国人不断争论其成就和命运的无穷歧义性。然而，这个故事中隐藏着一个魔鬼，而格雷琴（就像浮士德一样，也是基于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也是如此。她的命运提醒我们，邪恶的人类悲剧不能简单地被形而上学和政治构想所消解，就像所谓“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一样。邪恶会造成独特的人类痛苦。

《浮士德》是歌德最伟大的一部作品——当然也是德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它如此变化无常，以至于没有人可以驾驭它。当然，纳粹也不例外。它并未在意识形态上给纳粹带来多少用处。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任何其他一种文化可以拥有和《浮士德》一样丰富的主题——例如，甚至《哈姆雷特》也不能超越它。但在其他意义上，德国将比这个最德国式的神话在世界上更长久地存在——一路走向自己显而易见的最后结论，当然，也许会超越它。

歌德的浮士德反对宗教和哲学，他认为对理想美的追求并不会带来满足——而在最后，他在一项旨在开拓新的生产土地的土建项目中发现了带有道德瑕疵的成就。该项目之所以在道德上有缺陷，是因为它涉及杀害一对妨碍施工的无辜老夫妇。我们应该怎样读懂这种歧义性的崇拜？浮士德在这种崇拜中被推上没有上帝的天空，他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新的救赎方法，而女性在这种救赎中充当了领导角色。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谈论这个问题。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在德国文化中质疑（并关注）刻板的男性主导地位——这种主导性深深扎根于德国传统肖像艺术中。在充满不安感的德国，这种主导性是民族意象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元素，清晰反映在带有攻击性的“男性”社会心理中。它不仅在第二帝国时代发展壮大，而且在第三帝国时代杀气腾腾地四处横冲直撞。

当然，男性占主导的社会现象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不仅限于欧洲）。如果和其他欧洲文化（或亚洲文化）中的男性主导地位相比，这种文化在德国意象中是否更显著、更具进攻性？一方面，其他文学和文化中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麦克白夫人已经衰落，冰姑娘图兰朵开始流行——而后者在成为普契尼的伟大歌剧之前就是最受欢迎的京剧情节，或者比较艾菲·布里斯特和包法利夫人）。有关德国意象的暴力程度仍然令人震惊。在《尼伯龙根之歌》中，齐格弗里德强奸了布伦希尔德，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瓦格纳将布伦希尔德塑造或驯服成一个恰如其分的忠于男人的女英雄，而她完全有理由鄙视这个愚笨的男人。但歌德的戏剧出现了不同的东西：格雷琴在最后有一句美丽的宣言，“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不管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时期长达几十年的悲剧中，它肯定不符合滋养德国精神的男性主导的意象。

因为《浮士德》提出的精神和道德问题引发了普遍的共鸣，所以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故事仍然活在人类意识之中，其存在方式既不同于巴巴罗萨，也不同于齐格弗里德。这个出卖灵魂的人充满了永恒的魅力——他更喜欢权力或快乐，以至永恒的幸福，而且对知识怀有永不满足的渴望。对于他而言，行动比存在更重要，这种生活既是全部又是终结——从马洛时代一直到今天，他为无数作家和作曲家带来了灵感。歌德的伟大创造还为多部歌剧［法国作曲家柏辽兹（Berlioz）和古诺（Gounod）、意大利作曲家博伊托（Boito）和布索尼（Busoni）］带来灵感。1926年，F.W.茂瑙（Friedrich Wilhelm Murnau）执导的电影《浮士德》，以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我们已经讨论过）都属于此类作品。“Faustian”（浮士德式的）一词早已进入人类的词汇表，是德国文化给人类贡献的最丰富和最持久的礼物之一。

在20世纪，浮士德在德国引起的共鸣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德国记忆，加上它们孕育的梦想，最终变成了一场地狱般的噩梦。当一个充满不安感的新德国诞生之后，同样充满不安感的领导人积极利用巴巴罗萨和齐格弗里德的故事来激发德国人的信心，以此来应对周围真正的敌人和假想的敌人。在一战中遭受的失败重新唤起深深扎根于德国人内心的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似乎是从浮士德和魔鬼的契约中脱逃而来——而魔鬼当然会要求自己的那份回报。

[1]这把剑本身长七米，剑身上刻有“德国统一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就是德国的力量”。——作者注

[2]顾正祥译，《荷尔德林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3]引自《海涅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第七章 魔鬼契约

这12年的恐怖统治中，会有任何持久的成就留下来吗？除了屠杀和毁灭之外，第三帝国是否会给人类留下任何积极的价值？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千年，75岁以下的人也许不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任何清晰的记忆。50年之后，凡是对这场战争留有任何记忆的人都会离开人世，几乎没有人会记住曾经对这场战争留下深刻记忆的父辈们。当然，事实本身将为自己代言——包括令人头脑发麻的破坏和死亡数据，以及令人恐怖的个人故事。有时候，历史学家们可能会问：这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战争吗？对于这个问题，最后的答案是：是的。

是的，即使在20世纪仍然有许多其他可怕的杀戮发生（而且在二战之前不可避免地会有更小规模和记录较少的屠杀），二战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仅以因人为原因死亡的人数为标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担负的责任也许应该和纳粹一样多；如果以死亡人群的规模和故意消灭特定人群为标准，苏联再次成为这种可怕奖励的有力竞争者。

不仅如此，柬埔寨是一个距我们更近，而且更可怕的案例，卢旺达也是如此。在这两个案例中，死亡人口所占的百分比绝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最惨烈的战役。至于奥斯曼帝国疆域的继承者土耳其至今都拒绝承认的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不知又将呈现出何种真相。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独特性何在？也许它仅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不。几乎每个人（当然，几乎每个德国人）都会承认这段非同寻常的时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应当怀有这种希望：在未来50年，我们的后代没有任何理由来更改这一判断。然而，当他们回顾一个多世纪之前发生的事件时，他们可能会感到困惑而恐惧。事实上，我们早已了解这种感觉：当我们看到昔日关于纳粹集会的新闻片镜头时，很难将自己等同于出现在镜头中的人们，更难以体会他们的亢奋情感。希特勒的咆哮似乎显得生硬、乏味，甚至让人感到可笑。戈林身穿漂亮的制服，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看上去十分滑稽。然而，当希特勒路遇一个女孩，像慈父一样拍拍她的脸蛋时，这个女孩激动得大哭起来。男孩们则会毕恭毕敬地举手敬礼，同时还会在政要们面前认真展示自己的勇敢。即使考虑到戈培尔的情报能力和宣传技巧，希特勒的魅力显然并非只是为了照相机而存在。然而，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到他的魅力到底从何而来。

不过，我们的困惑肯定很快会被另外一件事所取代——即使是现在，零时之后又过了75年，我们仍然会有这种想法。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就像我们一样，无论他们认为自己多么熟悉已经发生的一切，当他们重新审视事实时，肯定会被一种恐怖感击中。这种恐怖来自纳粹德国扩张野心的整体规模和性质，来自他们实际上成功地使建立自己的千年帝国成为可能，来自其侵略的残酷性和高效率，来自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来自几乎无人反抗的事实，以及反抗者的孤独、意义，以及勇敢，来自《诸神的黄昏》的最后谢幕，来自最终一切都化为泡影——纳粹德国留下的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遗产完全消失了。

纳粹的野心带来的野蛮侵略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即便不是在类别上与众不同，那么在规模上肯定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规模的侵略。无论是普鲁士帝国，还是第二帝国，都没有如此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当然，这不是因为普鲁士或第二帝国曾经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而是因为德国在19世纪和一战时的战略和目标完全不同于其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战略和目标。如果早期德国的行为存在某些预兆，它们会在德国殖民地和比利时出现，因为当时德国在1914年的前几周战争中实施了施里芬计划。但这样的插曲在人类侵略历史上毫无独特性可言，而且其规模和后来的闪电战难以相提并论。

在历史上，人类曾经多次发动过突然侵略和令人震惊的国际扩张战争。公元7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发动过征服战争；13世纪，蒙古人横扫亚欧大陆；更近的则是法国拿破仑发动的扩张战争。第一个案例是在宗教热情刺激下的宗教征服战争；在第二个案例中，除了寻求赏金和纳贡之外，蒙古人并没有清晰的目的和目标；在第三个案例中，法国人有多种动机，但显然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和士气鼓舞下发动的战争。至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国际野心，它在一开始也有同样宏大的规模。在这两者的意识形态中，其内核都包含一种信念，认为自己有使命去打破旧的结构，推动人类进步。此外，还有一个案例是日本在20世纪发动的扩张战争。这当然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战争：日本人没有传教士般的热情，也没有被驱使占领中国的意识形态。他们所追求的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帝国。日本人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和寻求“生存空间”毫无关系。

上述情况都不同于纳粹德国，因为纳粹德国不仅要称霸欧洲，吞并东部大片土地，而且还通过大规模搬迁和残暴武力将这些土地变成德国化的领土。也许有人会认为，欧洲人在新大陆上在对待原住民的行为上也有先例，但纳粹野心的绝对规模、基于无耻而残忍的民族达尔文主义，以及清晰的政府意图，都使其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侵略行为。

德国人有可能成功吗？

如果认为巴巴罗萨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这样的看法当然太简单化了。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比较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命运和拿破仑大军的命运。两者都被俄罗斯著名的冬将军以灾难性的方式削弱了。此外，德国计划的失败和战略错误，以及苏联将物质生产成功转移至东部，再加上在动员其大规模人口储备上的残忍意志，这一切都意味着截至1942年底，德国人的努力很可能注定会失败。但其他场景可能会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战争结果。尤其是，假如日本选择在1941年底从北部进攻苏联，结果将会如何？自20世纪初开始，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已经在日本推动这样的战略。最后这种主张输掉了，部分原因是1939年日本在和苏军的战斗中遭受惨败。但假如日本人获胜了呢？美国还会在未受攻击的情况下卷入战争吗？苏联还能承受来自两条战线的攻击吗？若如此，英国在欧洲西陲的孤独抵抗会有什么结果？

这种假设并没有发生。相反，日本不仅在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上展开闪电战，还对美国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攻击。这让美国卷入了战争，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最后的结果。即便如此，我们可能会问，如果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结果又会如何？事实上，美国迟早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欧洲战争。但相反的事实也提醒我们，至少在1942年和1943年的冬天之前，借用惠灵顿将军对滑铁卢的著名评论，反抗第三帝国的战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即使我们从事后角度来看，当最终的战争结局似乎很清楚时，德军还在以可怕的战斗意志和纪律不停地战斗、战斗，这意味着在所有战线上的几乎每一场大的遭遇战中，对手的损失均高于他们。

与此同时，纳粹还制订了臭名昭著的“东方总计划”，试图对东欧进行殖民统治和种族清洗，其中规划了纳粹军事成功之后的可怕场景。根据德国化能力的强弱，该计划对不同种族实施伪科学分类（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捷克人分为一类，而波兰人、犹太人当然被分为另一类），这样的分类让人不寒而栗。这种以各种方式按照清晰的百分比目标搬迁或清除人口的计划是空前绝后的（虽然斯大林在战前和战后不同时期发动的大清洗十分可怕，但远不及纳粹计划中设想的规模），其中的邪恶气焰令人窒息。

这一计划是否曾经实施过？也许没有。一方面，从来没有足够的德国人定居在德军征服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总体而言，德国化和重新安置计划十分复杂，因此必须要求果敢的效率——纳粹德军有这种效率，甚至党卫军特别行动队也经常会展现出这种效率，但当地政府机构必须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这种效率（第三帝国统治下的政府在效率和腐败方面与之前或之后的许多其他国家并无二致）。当然，他们在波兰尝试过这项计划。当波兰西部被德国吞并，华沙周围成为残暴的殖民政府统治区时，波兰人在德国人手中遭受的残暴折磨可谓罄竹难书。总体上看，无论是在前线战场上、在后方，还是在无数所战俘营和集中营内，这种残忍的心态已经成为一种行为习惯。这种行为模式十分清晰——从东方总计划的宏伟方案开始，到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行动，再到形成日耳曼意识，并因此向德国纳粹国防军臣服。

他们在东方总计划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上几乎取得了完全成功——有条不紊地清除欧洲的犹太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二战之前，反犹太主义并非独自存在于德国，而且在德国甚至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狠毒。反犹太主义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贵族社会茶余饭后的闲聊——但它同样存在于英国，当然也存在于法国。然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犹太人问题日益占据了主要地位，无论他们是信仰资本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内，资本主义成为民族运动者的眼中钉，布尔什维主义成为魏玛时代的眼中钉。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犹太人都是一个容易攻击的靶子。希特勒制造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之后，纳粹党人越来越激进，在各种行动中完全让犹太人边缘化，进而试图消灭整个欧洲的犹太人。

1942年1月，纳粹官员们召开了万湖会议，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今天站在这个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我们的内心仍然会泛起一阵寒意。会议室外是一座平台，平台之外是一片草坪，一直延伸至湖畔。这里的风景十分优美，非常适合开展我们现在所谓的“非现场审查会议”。傍晚时分，他们纵享香槟。第二天，他们围坐在会议桌旁，开始谈论他们的计划。这些人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如何看待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和其他纳粹领导人从来没有像这样积极地参与过一场会议（也许他们是故意而为，而且毫不内疚地签署他们的浮士德式契约），但那些安排这场会议并为其充当秘书的政府公务员们，当时会认为他们在干什么呢？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所有异族通婚、婚后所生子女，以及他们的孙辈，都被一丝不苟地详细分类。即使不认为这是一种邪恶，难道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这一切是如此荒谬吗？或者，他们全面参与了这一程序，以至于它完全符合清晰的决策规则，最后导致这一程序反而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

如果只看统计数字，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大屠杀的恐怖之状。只有个人故事——或者只是那些个人经历不为人知的受害者的名字（来自大屠杀纪念馆），或者生活在集中营内的孩子们画的画——才让人不得不去关注这场恐怖的大屠杀。

在屠杀的早期阶段，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已经发现屠杀进展缓慢——因为他们过于接近受害者，有时甚至感到难以忍受屠杀的过程。英国作家克里斯塔贝尔·比伦贝格（Christabel Bielenberg）在其著名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位英国/爱尔兰人嫁给德国丈夫之后的生活。1944年或1945年的冬天，她在火车上曾经和一个加入纳粹党卫军的拉脱维亚人有过短暂的交谈。这个人在波兰待过，他负责将犹太人集中起来，然后射杀他们。

你听听看，我告诉你，有一个小男孩，差不多和我的小弟弟一样大小，立正站在那里，问我：“叔叔，我站得够直吗？”是的，他那样问我。这时一位老人走上前，他有一头长长的头发和胡子，似乎是一位牧师，我想。总之，他慢慢穿过草地，一步一步地朝我们走过来，就在距离枪口几英尺的地方停下来，然后把我们挨个看了一遍，那是一种无所畏惧、深邃黑暗、十分可怕的神情。“我的孩子们，”他说，“上帝在看着你们做什么。”然后，他转过身，还没有走几步，我们的某个人开枪射中了他的后背。

这次经历逐渐摧毁了这个拉脱维亚人。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

于是，这种屠杀过程变成了工业化工程。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杀手和被杀者在死亡的那一刻保持距离。因此，毒气室诞生了。这项屠杀计划一直延续至1944年的冬季和1945年的春季。甚至当德国在战场上开始完全撤退，需要积聚一切资源来防卫自己的时候，这场屠杀仍然在继续。

在柏林城以西树木繁茂的郊区，有一座名叫格鲁内瓦尔德的火车站。1941年10月18日，一列火车从这个货运车站的第17站台出发，带走了被驱逐的犹太人。现如今，第17号站台两侧都铺满了铸铁板，铁板上标明了整个战争期间每周从这里运走的犹太人的数量。1945年3月27日，尽管当时柏林已经被苏联红军包围，但最后一批犹太人仍然被赶进货车。

17号站台位于一个繁忙的换乘站一侧，距离很多人的家不过一箭之地——这里建有富人居住的郊区别墅（战前许多别墅的主人是富有的犹太人）。这里没有任何抗议记录。正如我们所知，在德国的任何地方几乎都没有抗议的声音。众所周知的是，有一群非犹太妇女，她们的丈夫已经被围捕起来，即将被驱逐出柏林。这些德国女人来到关押她们丈夫的玫瑰围墙外大声抗议，最终成功迫使纳粹政府释放了她们的犹太丈夫。但这只是一次例外。当然，还有许多家庭冒着生命危险庇护犹太人逃跑的个人故事。可为什么这样做的人如此之少呢？克里斯塔贝尔·比伦贝格提到过一次情形：当时，一对犹太夫妇向她寻求避难。她收留了他们两个晚上。后来出于对家人的安全考虑，她无法让他们留宿更长时间，只能让他们离开。她永远也不知道那对夫妇离开之后的遭遇，但她的回忆录表明，在其余生里，她一直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内疚。

从整体上看，为什么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抵抗如此稀少？——即使从认为纳粹正带领德国走向灾难的德国人的数量上来看，情况也是如此（尽管纳粹不一定天生就是邪恶的）。当然，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这个政权获得广泛支持的原因在于它早期取得的成就，再加上它至少实现了它的部分目标。假如希特勒在法国陷落之后的1940年夏季去世，他可能会被视为民族英雄而流芳百世——他会被认为是一个成就甚至超越俾斯麦的天才领袖。但后来，随着乌云降临，广泛的认可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怯懦的屈服，因为人们的视野逐渐缩小，终日只为生存而奔波，而且越来越关注即将到来的轰炸和俄国人的进攻。我们早已观察过德国人的忠诚服从文化，这种文化当然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他们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中，任何抗议都会被无情处置。从这个方面来看，纳粹德国和其他靠恐怖统治的极权政体并没有什么两样——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到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再到北朝鲜，莫不如此。

在这种消极支持的阴暗背景下，当时更引人关注的是少数几次孤独抵抗的故事。最著名的是慕尼黑大学的“白玫瑰”组织。该组织由一小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哲学教授组成。1942年末，他们作为医学生被送往东部前线。由于见证了纳粹政权的种种恶行，他们开始散发传单，号召推翻纳粹政权。但他们的宣传没有持续太久。朔尔兄妹在第六次散发反抗传单时当场被捕。其他人也很快被围捕。臭名昭著的纳粹审判员罗兰德·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审判了他们，大多数人在被判定为煽动叛乱罪后被处决。

也有其他更鲜为人知的一些反抗者。例如，一对中产阶级中年夫妇奥托和伊利斯·汉佩尔。如果不是德国作家法拉达（Fallada）于1947年创作的一部小说记录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英勇反抗可能根本不会为人所知。这部作品的法文名字是《每个人都孤独地死去》，但其英文版却取了一个令人失望的乏味名称——《柏林孤影》。纳粹统治时期，这对夫妇在一些未签名的明信片上写下一些口号，呼吁人们将希特勒赶下台，推翻纳粹政权。他们将明信片丢在柏林的公共场所，如公寓大楼的走廊上等，但他们丢下的大多数明信片都被交到警察手中。一名调查人员开始精心尾随他们。最终，他们被逮捕入狱，走向死亡。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取得了任何成功。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并没做成什么——除了在第三帝国的道德黑暗中点燃一丝人性的烛光。

至于德国当时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记录。在新教教派中，亲政权的德国基督徒是一小群嘈杂的少数派，反对政权的认信教派也是少数派，但其领导者们却显示出伟大的个人勇气——在某些情况下，这让他们付出了生命——但事实却是很多牧师和教众都沉寂了。对人权的明显践踏就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但出声反抗这些行为的人少之又少。天主教会则产生了自己的英雄，例如西北部城市明斯特的盖伦主教和柏林的普莱辛主教。1937年的圣枝主日，教皇发布了一道名为“极度关切”的通谕，并在德国所有天主教堂内宣读。这道通谕公开谴责了纳粹主义宣扬的将一个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的种族主义。但对于每个周日参加新教礼仪或天主教弥撒的几百万人来说，很少有人会向其犹太邻里提供一份举手之劳的帮助，哪怕是悄悄地去做。而发声抗议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但“白玫瑰”的故事证明，还是有人会做出这样的行动。这些人包括坚定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一位（改变信仰的）东正教徒。迪特里希·潘霍华的记录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们稍后就会看到。

在更广阔的社会中，同样也有人在抵抗。他们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就像施陶芬贝格和他的多数共谋者一样，许多人都是传统社会精英和军事精英。而其他一些人，如尤利乌斯·莱伯（Julius Leber）和威廉·洛伊希纳（Wilhelm Leuschner），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共产主义者。甚至还有一些人是公务员，如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来自公务员世家。他们接近政权，而更换政权的主张就像他们的背景一样各异：许多人试图让社会时钟倒转，使其更像威廉时期，而非魏玛共和国的样子；还有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是第三帝国的支持者；有些人未能对反犹太人的偏见保持免疫，但只有少数人从未屈服于希特勒的迷梦。无论是出于深邃的基督教承诺，还是对未来国家民主权利（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的坚定信念，他们都在秘密地为改变而努力。

从21世纪（以及在现代德国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的语境中）角度来看，在这些反抗者群体中，最有趣、最悲惨的一个莫过于克莱稍集团［盖世太保用其领导者之一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Helmuth James von Moltke）的田庄命名］。这一集团的核心是毛奇和彼得·约克·冯·瓦滕堡（Peter Yorck von Wartenburg）。两人都是普鲁士贵族大地主容克家族的子孙，他们的家族都曾对19世纪的德国历史产生过显著影响。在少数德国人看来，德国于1940年占领法国是一件确凿无疑的罪恶，而非令人欢呼的成功。毛奇便是这样的少数人之一。第三帝国灭亡之后，他们对新秩序的思考在某些方面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尤其受到被普遍认为的魏玛共和国议会制是导致德国社会和道德崩溃、纳粹成功上台的部分原因的约束）。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首先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秩序，这种秩序将培养一种民族自决意识和公共责任感——换言之，它将赋予公民概念真正的道德内容。实际上，这是坚持康德的社会观点，而不是遵循黑格尔的社会观点。其次，他们致力于建立和倡导一个欧洲联合政府，其中具有文化凝聚力和历史身份的区域实体可以互相信任并和平相处。在现代德国和现代欧洲，他们纠结的问题有一种明显的持续相关性。因此，克莱稍集团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传奇，也不仅仅是第三帝国历史的一个注脚。

所有这些体制内的反对者都在积极谋求改变，以免一切为时过晚。最著名的当然是发生于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希特勒的瓦尔基里行动。众所周知，这次行动的结果是失败了——行动谋划者也的确认识到了失败，但他们无怨无悔地勇敢赴死。在盖世太保的围捕下，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牵连，成百上千人失去了生命。这些人不仅没有直接参与刺杀，而且与刺杀毫无关系。战后多年来，整个刺杀事件一直受到无休止的分析。有人强调这次尝试不够专业，有人探讨行刺首脑的动机，有人探讨他们从中会得到多少机会去和盟军达成合理的和平交易。不管怎么样，他们通常都会有一番牵强附会的混战。但事实仍然是，这些人知道德国正在走向灾难，因此准备做点什么，而且知道他们将会面临生命危险。在这次尝试之后，一个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对希特勒的支持率突然激增。的确，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的二十年里，德国舆论在相当大的比例上都认为这个刺杀阴谋的策划者是叛徒，因为他们违背了要效忠元首的誓言。

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凤毛麟角。无论是年轻人、普通公民、教众，还是来自体制内的官员，反抗纳粹的人少之又少。然而，毕竟还是有一些人在反抗。尽管特瑞斯可夫将军（Tresckow）的祈祷似乎没有得到回报，但德国现在有一种值得敬仰的、新的英雄气概。也许它并不完美，但它完全不同于第三帝国那种错误的民族英雄主义。在德国雷根斯堡以东的多瑙河下游河畔，矗立着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这座名为瓦尔哈拉神殿的建筑是纪念德国历史上著名英雄的英灵殿。今天，这里立有苏菲·朔尔的半身像，同时还供奉着成百上千的值得赞扬和尊敬的日耳曼人。

在迪特里希·潘霍华遗留下来的著作中，有一部历久弥新的作品肯定会成为培育基督教传统的经典——《追随基督》（或译为《门徒的代价》），它至今仍然是关于基督教信仰问题的最具挑战性的思考之一。显然，它和第三帝国的环境存在特殊的联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路德的学说曾经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影响着德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但潘霍华在首次出版于1937年的《追随基督》一书中，彻底放弃了路德的两个王国学说：

任何区分我的个人身份和公共责任的概念都可能与我的行为方式有关，和耶稣则完全无关。他不止一次表达过这种观点。他向抛弃一切跟随他的门徒宣扬这种观点。无论是“私人行为”还是“官方职责”，都受耶稣的支配。耶稣的道包括这两者，而且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

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基督所代表的爱不能纳入、归结成或等同于爱国主义、友谊，或职业责任，而且认为基督徒不应向任何人表示无条件的忠贞——毫无疑问，这里指的是纳粹国防军的誓言。在战争后期，潘霍华走上一条秘密抵抗的危险道路，最后他为自己的立场付出了代价：1945年4月，他在弗罗森堡监狱被处决。在最后阶段，纳粹政权无情地处理了它的对手。

对于纳粹主义而言，东部的德国化和消灭犹太人等行为受到民族达尔文主义的全力支持。这就意味着德国身份必须在殊死斗争中得到维护。如果德国在和斯拉夫人的历史性斗争中失败，那么它就应该破产。然而，这是其独特性的另一个方面。日益明确的是，希特勒把德国的命运完全看作是纳粹主义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这是“身后之事与我无关”（18世纪蓬巴杜夫人的名言）的最新升级版。虽然在希特勒之前及之后的其他人也会选择宁死不屈，但希特勒这样的领导人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他以整个民族——全部民族文化——的未来为赌注，然后和他选择的敌人决一死战。当敌人占上风时，他用自己的特殊能力号召人们服从抵抗至死的命令。当抵抗越来越无望时，他仍然拒绝考虑投降。虽然他要求其他人英勇赴死，但他本人却选择了逃离，最后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的确是“诸神的黄昏”——古斯堪的纳维亚的“大毁灭”上演至残酷的最后一幕。我们能想象希特勒会如何回应原子弹在德国城市上空爆炸。他会像日本天皇那样宣布投降吗？几乎不可能。对于他而言，在失败中生存下来是毫无价值的。的确，随着纳粹德国的命运接近尾声，暴力变得愈发激烈。从1944年夏天起，德国城市遭受轰炸的频率越来越高。1945年初，每月都有更多的德国士兵战死，超过了战争中的其他任何月份（甚至包括斯大林格勒战役）。1945春季，战争的暴力绝对没有平息，实际上正好相反，尽管所有人都不难看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即将崩溃。甚至在5月8日之后，痛苦仍然远未结束。在极其恐怖的报复中，特别是战后德国人被从东部失去的土地上强制驱逐离开的过程中，超过200万德国人死亡。这是真正的道德和物质的崩溃，如此巨大，如此彻底，堪称史无前例。

在这12年的恐怖统治中，会有任何持久的成就留下来吗？除了屠杀和毁灭之外，第三帝国是否会给人类留下任何积极的价值？

对于21世纪的人们而言，询问这场难以启齿的罪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似乎是一种非常愚钝无礼，甚至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如果的确被问到这个问题，虽然谈不上让人感到恐惧，但你似乎难以找到值得一提的成就。想到纳粹德国留下的几条高速公路？想到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也许还有一些标志性建筑（前身是赫尔曼·戈林的空军部，现为德国联邦政府财政部的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或者慕尼黑艺术之家）？如果这些就是所谓的积极收获，那么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从反面更突显了整个帝国在精神上已经破产。在曾经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的德国人的生活中，经历长达12年的异常剧变之后，难道只是为了建设一条高速公路网络、制造一部概念车、堆砌几座建筑吗？

在所有这些砝码的衡量之下，文化的代价如何？答案如下：纳粹政权通过成立帝国文化协会（约瑟夫·戈培尔任协会主席），牢牢地控制了意识形态，因此文化的地位日渐式微。也许有人会以《意志的胜利》取得的巨大而确凿的成功为例来证明德国文化并未消亡，但这并不是正确的答案，因为这部优秀的艺术纪录片是为了艺术目的而无可挽回地摧毁了艺术。如果以威廉·富特文格勒担任柏林爱乐乐团指挥时的精彩演奏记录为例来证明德国文化，这同样是错误的。当他接受纽伦堡审判时，人们不禁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以你一己之力如何才能在第三帝国的现实背景下为艺术世界保留一席之地？1995年，罗纳德·哈伍德（Ronald Harwood）发表了《指挥家的抉择》，讲述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在战后接受美国陆军上校的“非纳粹化调查”的过程。负责调查的美军少校对音乐知之甚少，这让威廉·富特文格勒极其模糊的政治立场一览无余，进而说明了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驯服并救赎那些固执灵魂的观点。

毫无疑问，第三帝国创造了顺应其政治目的的艺术，其中一些艺术形态与苏联所拥护的社会写实主义艺术存在惊人的相似。它是一种健康、温和、平易的艺术。表现主义的活力和张力不见了。当然也没有出现伟大的诗篇或著作。和斯大林统治时代的苏联相比，这一时期的德国艺术显得黯然失色。有谁能和苏联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ndreyevna）、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玛琳娜·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等相提并论？他们当中的每一位作家均在苏联时代骇人听闻的环境下创作。他们的秘诀是永远不让自己的灵魂遭受任何污染，因此他们能够保持长久的创作力。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需要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和这样的艺术洪流相比，纳粹德国在艺术方面实际上是沉寂的。

也许这样的情形并不令人吃惊，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德国人在创作领域一直相信绝对性和普遍性，所以他们才会在具有诗学甚至宗教价值的艺术表现形式——音乐方面获得更多可向世人展示的成就。威廉·富特文格勒在保留音乐的教化能力方面的确做过很多努力（为犹太裔音乐家寻求庇护）。但不可避免的是，音乐就像其他一切人类的创造活动一样，受到政权的胁迫，例如爵士乐曾被视为靡靡之音。此外，它还要求音乐创作必须符合特定的民族情绪需求。尽管如此，第三帝国时期也涌现出一批天才作曲家——最有名的当数理查德·施特劳斯、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以及奥地利作曲家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在德国音乐史上，保罗·欣德米特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曾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威廉·富特文格勒的庇护，但最终于1938年远走他乡。安东·韦伯恩的音乐被斥为是堕落的音乐，并被列为禁品，但他依然坚持创作高质量的勋伯格式的音乐。他将毕生精力都用于和政权斗争，但这样做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好处，他一生只在瑞士上演过少量作品。此外，卡尔·奥尔夫（Carl Orff）的《布兰诗歌》于1936年在法兰克福首演，并引起巨大的轰动。

然而，德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经历最令人着迷。1935年，他卸任颇受争议的帝国音乐协会主席一职，随后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过着一种退隐式的生活。但步入古稀之年时，他似乎又走上了新的创作高峰。在他的作品中，至少有一部作品清晰而委婉地表达了反对战争的呼声。它就是创作于1938年的歌剧——《和平之日》。不出意外的是，这部歌剧在二战开始之后再未在第三帝国上演过。他的最后一部歌剧是《随想曲》。无论从音乐、舞蹈，还是从诗歌上来看，这部歌剧都洋溢着各种人文表达的轻松基调，但它创作于1942年的逐渐黑暗的岁月，后来它在慕尼黑被搬上舞台。

施特劳斯也许是一个用于证明规则的“例外”，又或者，他正好解释了音乐是一个例外。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音乐会仍然照常举行。纳粹政府大笔投资音乐演奏，而拜罗伊特的音乐会似乎更受欢迎，希特勒本人尤其喜欢瓦格纳的歌剧。在第三帝国存续期间，“最具德国特色的艺术”一直是德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这说明德国精神当中存在某种延续性，也说明德国音乐的普遍性。稍后在考察德国人在21世纪新时代的身份诉求时，我们会对此进行反思。

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第三帝国的精神土壤并不能为真正的创造性提供充足的氧气。在文化和视觉艺术方面，第三帝国都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东西。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同样也是如此。德国人在探索和发明方面的辉煌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尤其因为在科学研究中担当要职的犹太人都相继离开）。也许真相是，在这些年中，德国在艺术和科学上的贫瘠正是邪恶笼罩德国导致荒芜的最直接信号。正因为过去发生的一切，沉默的声音更加肆虐了。

邪恶——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会随便使用这样的词语。的确，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即使在一个世俗化、去神秘化的年代，这种表述仍未失去它的威力。如果将一种行为或一个人描述为“邪恶”，这是一种令人强烈不安的表达方式。它是一种绝对判断，因此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应该慎之又慎。何种行为会导致邪恶？到底何谓邪恶？也许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它和自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时，我们才会找到答案。有自我意识的人，将尊重他人本身视为目的（借用康德的话），或者能够受爱和施爱（借用潘霍华《追随基督》中更具挑战性、更隐晦的表述）。但自我也会自爱，或者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只能将他人视为障碍或工具。事实是，我们人类是两者的结合体——尊重和操控、爱人和自爱。我们知道同时接受又拒绝康德的绝对命令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这种拒绝——明白无误的拒绝——才是邪恶的本质。借用潘霍华的话来说，其结果就是爱的对立面——仇恨。凡爱退让的，它就会占据。凡爱怜悯的，它就会无情地摧残或扼杀。凡爱谅解的，它就会寻求报复。凡爱准备为之牺牲的，它就会阻挠所有参与者。如果说善良源自爱，那么邪恶则是由这种缺乏爱的自我中心而催生的。然而，自我中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什么是邪恶，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完全坦诚面对这种关于自我的事实。这就是对于第三帝国的判断如此混乱的原因。自我中心主义是第三帝国的本质，它的自我理解必然会完全排斥其他人的价值。这种对尊重、对爱的完全排斥，正是其邪恶的根源所在。如果我们对此感到不安，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会认识到第三帝国仿佛是一面镜子，我们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判断它是邪恶的同时，我们也在判断自己。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第三帝国并未成为一个另类。它的领导人不是机器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面对熟人和朋友，我们对于他们的内心了解有限。面对希特勒这样的人，我们的确对其内心所知更少——实际上，我们可能对其一无所知。但他也是人类的一员。他痴迷于瓦格纳的音乐——这说明他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有共同之处。从他的个人言辞，以及他在世时周围人对他的评价来看，他深爱着他的母亲。在他18岁时，他母亲死于乳腺癌，这让他受到沉重的打击。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样的经历并不陌生。他终生都将自己母亲的肖像放在床边，甚至当他躲藏在柏林地堡内时也不例外。为了表达对照顾其母亲至生命终点的家庭医生（犹太人）的感激，他将自己在维也纳时画的一幅水彩画送给了他。正是这样的人性才赋予邪恶难以琢磨的神秘性。我们和他之间存在某种共通性。尽管我们的自我中心有限、乏味，而且经常受到更本能的关爱的平衡，但我们知道什么是自我中心。我们的确对这种极端的、妄自尊大的自我中心感到震惊。在极端情况下，这种自我中心在内心深处会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而其个性塑造的恶魔和仇敌占据着这个世界。它排斥并歪曲和其内在真实自我相冲突的一切事实和经历。然而，真正让我们感到震惊的原因是，虽然他距离我们较远，但他仍然和我们同属一个世界。不仅如此，这就是第三帝国的历史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兴趣点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推动了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当然，一部分是由历史引起的——有关我们所认为的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的人类史——有时候，它会被遗忘或扭曲，并被深埋于我们的潜意识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受虐者变成肆虐者是人类经验中最古老的模式。它不仅存在于我们的个人成长史中，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历史中。我们所在的社会经常承载着一些有关遭受不公待遇或被剥夺权利的民间记忆。从古至今，这些历史一直被用作暴力、复仇和战争的借口。第三帝国就是这种人类普遍本能的缩影。人们被这种本能冲昏了头脑，甚至整个文化都被它颠覆。担任元首的希特勒本人身上似乎也体现出这种人类本能。他仍然是一个典型案例，从中可以看出自大狂式的自我中心意识可能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今天，这个案例仍然令人震惊，因为当他的人民遭受种种恐怖打击（更不用说欧洲其他地方的人民）之后，他还在谴责他们——认为他们不配他的信赖。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肯定是一种邪恶。

然而，这引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纳粹的罪恶应该由谁负责？仅仅是一个人的责任吗？直到最后，希特勒都有权阻止纳粹作恶，或让罪恶继续走向终结。事实上，“至死不渝”的责任感带来的束缚一直保持到最后。然而，纳粹的罪恶当然并非始于或终于某一个人。作恶者不仅有纳粹权贵，还有成千上万人组成的纳粹党卫军，以及中层党务官员和狱警。的确，作恶阶层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它在人类事物中一贯牵扯广泛。

它始于何时？哪些人涉及其中？这些人不仅是1933年1月那些认为可以笼络和控制希特勒的一群贵族和军事精英，也不仅是此后至1945年5月期间登上领导阶层的一个小团体。罪责就像一棵枝繁根深的大树，不仅涉及许多人，而且还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

很明显，这些领导层有太多心甘情愿的追随者，太多人因为明明知道罪恶却无所作为而成为罪恶的共谋者。还有太多人可能不明真相，他们虽然心感不安，但同样抱着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当然，还有许多人选择了另外的道路。1953年，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发表了戏剧《纵火者》。这是一部十分生动的黑色喜剧，描写了纵火犯的胆大妄为和受害者的一味迁就。它显然寓意着第三帝国那些可敬公民们在最后时刻和周围一切共同毁灭的意愿。

这等同于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集体犯罪吗？当然，到了战后，无论在东德还是西德，太多人希望将罪责推卸到他人身上。尤其是在西德，克服历史的过程是对罪恶的主动或被动参与范围的痛苦发现。但应该否定的是，如果仅仅因为出生在这种文化中就意味着每个人曾经（现在）是有罪的，这种广泛参与性并不会增加共同罪恶。但同样应该否定的是，这种广泛性会导致我们对那些在战前和战争中制造灾难的他人的邪恶视而不见。

这就导致了令人不安的反思：即使是在这场毫无疑问应该抵抗邪恶的战争中，各方都有受害者。在遥远及更近的过去，始终存在一个对于他人的罪恶无法回避的问题：受害感并非凭空捏造而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凡尔赛的胜利者们本可以避免德国人的冷酷复仇，斯大林无疑也会受到大量指责。1939年，德国和苏联签署的《宾特洛甫条约》让希特勒在西欧和波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行决定权（而且苏俄在波兰的残忍行为和德国不相上下）。此外，在德国天主教徒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教皇庇护十二世为何会在公共发言中如此谨慎？他曾密切参与起草前任教皇发布的《极度关切》通谕，但从未明确公开谴责过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尽管有几次是因为在美国人的督促下他才那样做的。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战争行为呢？很可能不存在道德上清白的战争，二战绝不是这样的战争。至少从新世纪和未参战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追问，在针对平民的蓄意袭击、复仇，以及强制性驱逐中，谁曾是受害者？

首先，我们来看看盟军的轰炸行动。这种新型战争工具的使用是散布恐怖、制造社会崩溃的一种蓄意手段，始作俑者当然是纳粹德国（轰炸格尔尼卡、华沙、鹿特丹、考文垂、伦敦、斯大林格勒）。后来，盟军开始用类似的方式回应，攻击力度和残忍度逐渐增强——尤其自1943年7月（盟军发动第一次重大攻击，在汉堡制造了一起大爆炸）开始。无论是德国的轰炸还是盟军的轰炸，都无法简单地解释成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合理攻击。在英国曾经出现过一些不安和口头抗议（对轰炸的抗议足以让轰炸机指挥部——不像战斗机指挥部那样——无法获取任何战斗勋章，尽管飞行员都很勇敢，而且伤亡率也很惊人）。但在“轰炸机将军”哈里斯（Harris）的强迫症式的执着决策下，轰炸一直延续至1945年4月。甚至在战争的末期，轰炸强度一直都在增加——轰炸强度已经超出任何可以想象的军事理由。在这些轰炸当中，最负恶名的是德累斯顿大轰炸（1945年2月）。后来还有普福尔茨海姆轰炸（1945年2月，大轰炸导致至少20%的居民伤亡，是所有轰炸中伤亡率最高的一次）、维尔茨堡轰炸和马格德堡轰炸（1945年3月），以及哈尔施塔特轰炸、波茨坦轰炸（1945年4月）。从现代角度来看，这些轰炸肯定都会被视为战争罪。

现在，我们该如何判断呢？一位英国人的话值得铭记：“他们要做的就是投降”。[1]时至今日，我们可能很容易低估当时人们对纳粹的憎恶程度。德国人在东欧犯下的滔天罪行、诺曼底登陆之后的惨烈战斗，以及发现德国人在集中营内制造的恐怖惨状，都点燃了这种仇恨的火焰。但无论如何，战争几乎直到最后仍然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面对似乎决心顽抗到底的敌人，几乎没有人为了减少平民伤亡而愿为达到最后结果而冒险，更不用说去保护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

或者我们必须说，那样的错误是不能以邪恶来辩护的？尽管空袭斯大林格勒比空袭德累斯顿夺去更多人的生命，但这绝不能成为辩护的理由。（1992年，“轰炸机将军”哈里斯的雕像在伦敦圣克莱门特·达内斯皇家空军教堂门口落成。当时到处都有抗议的人群。2012年，轰炸机指挥部年轻军人们的纪念碑以更为醒目的姿态出现在海德公园一角。这一次，人们却以优雅的礼节，平静而不失尊敬地接受了这座纪念碑——这是迟来的精神升华吗？）

其次，1944年底，当盟军踏上德国本土之后，他们又做了些什么？近年来，与连番的轰炸事件相比，也许德国作家更关注盟军在德国本土的所作所为。苏联红军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但当局却几乎没有制止这种野蛮而原始的兽行。法国人在弗罗伊登施塔特县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诚然，法苏两国都曾被德国占领过，他们都对德国人怀有彻骨的仇恨。但是大规模的强奸行为是何种性质的复仇？这又一次证明罪恶没有专属权。

再次，我们来看看被流放的人们。大约有1650万德国人被驱离东欧，其中大多数人遭受了非人的虐待。超过200万德国人因此而惨死。这是因为，多年来东欧地区的人们对德国人积攒了无以复加的憎恶和仇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插曲：1945年1月，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 Gustloff）号邮轮[2]被鱼雷击沉，这成为德国人心目中的标志性事件。这艘邮轮是以纳粹党瑞士分部的创建者古斯特洛夫的名字命名的，起初是一艘供纳粹党人环游世界的客轮。1936年，古斯特洛夫本人遭到暗杀，后来被纳粹德国奉为英雄和烈士。1945年1月，这艘载有数以千计难民的邮轮离开哥尼斯堡，随后被一艘苏联潜艇击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海上灾难。（一位年轻女士因姐姐生病而错过了这艘邮轮。她和姐姐亲眼目睹了它在哥尼斯堡海港外沉没，后来她们搭乘另外一班邮轮离开。[3]）

这些死者不仅出现在俄罗斯门口，还出现在波兰、捷克，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门口。诚然，这再次可以用德国曾经对他们肆意蹂躏加以解释，但如此报复，亦非正义之举。这又一次证明，罪恶没有专属权。如果奉行以眼还眼的信条，冤冤相报何时了？人类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证明，复仇只会引发新一轮的复仇。而希特勒穷其一生都在践行这一训条：他在“水晶之夜”利用它来反犹太人，在华沙犹太人区大肆屠杀，他设想地下抵抗斗士（“狼人”）在柏林被攻克后继续战斗，即使历经数代之久，德国人也最终会向斯拉夫人复仇。

但事实却与希特勒的设想大相径庭。这种以眼还眼的人性法则不见了，至少从这个意义上看，结果已经不同了。因为零时真正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还会谈到这一点。

[1]这是一位和蔼的94岁的英国人的话，作为一位职业音乐家，他拥有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作者注

[2]建于20世纪30年代，起初是客轮。但是到了1944年底，这艘船被用来搭载德国纳粹海军的U型艇。

[3]2013年，这是作者在访问加里宁格勒时听到的故事。——作者注

第八章 残存、重生、救赎、和解

和一战时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似乎是极端和独特的崩溃本身将德国从基本的人类反思中解放出来，让其能够发现一个从未预见过的复兴和救赎的源泉。

从表面上看，零时意味着过去的一切已经走到尽头。但从隐含意义上来看，这也可能成为某种崭新事物的发端。战争之后，国家满目焦土，创伤痛彻心扉，德国人要重建家园似乎难比登天。面对这样的局面，有谁不会感到绝望呢？150多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运输系统被摧毁，水电供应被破坏，货币几乎等同于废纸，城区食物奇缺，新生儿死亡率激增，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最近几十年以来，尤其是在德国统一之后，人们才将德国遭受的痛苦更全面地讲述出来——野蛮的驱逐、强奸和谋杀（尤其在东部）、肆意逮捕，以及无法解释的失踪。即使是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和沃尔夫冈·博尔谢特（Wolfgang Borchert）这样的作家，也难免沉浸于这阴暗时代的氛围中，他们时而意志坚忍，时而心如死水。博尔谢特的剧本《在门外》讲述了一名士兵的故事。这名士兵从东线战场回家之后，发现妻子正和别的男人在床榻上缠绵，他的父母由于拒绝非纳粹化而死亡，他从前的上司如今发了迹，但拒绝给他提供任何帮助。

在《天使在沉默》中，伯尔讲述了另一名士兵的故事。这名士兵回到轰炸后的城市，为罹患胃癌而不久于人世的战友的妻子带来消息：她的丈夫被当成逃兵处决了。这个女人已经奄奄一息，希望在自己死后将财产捐给慈善机构，但她的内兄却无耻地夺走了她丈夫的遗嘱，独霸了她的财产。于是，士兵和这个失去孩子的女人相守度日。在残垣断壁间，两个人为了生存辗转挣扎。这是一幅惨淡的景象。但是士兵和女人相濡以沫，最后打算结婚，也算为这阴沉沉的画面增添了一抹亮色。

博尔谢特和伯尔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数百万德国人的生活状况，他们为了能活下去而耗尽心力。然而，太多人难以接受现实。归来的士兵们发现，战争创伤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痛苦。有许多东德人失去了一切，他们和那些仍拥有少量产业的人之间关系紧张。死亡集中营内发生的可怕事实也让人难以接受。许许多多的人饱受记忆的折磨，因为他们曾经做过某些事，或者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做，这些都让他们内心难以安宁。为了应对这些痛苦回忆，他们或自欺，或抗拒，或自我压抑，甚至谨小慎微地隐瞒自己的历史。许多人的故事都很普通，甚至显得有些俗套——他们认为自己只是纳粹的胁从犯。当罪行发生时，他们没有去阻止。即便如此，他们也同样罪孽深重。事实上，大约1200万名前纳粹党徒面临详细的罪行审问。显然，在这些人当中，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其中又有极少数人将被带到纽伦堡接受审判。还有一些人处于复杂的状态，并最终走向妥协——换言之，他们几乎和魔鬼把盏共饮。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故事极具代表性。作为著名的物理学家、“测不准原理”之父，他在德国核武器计划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争议性角色。在迈克尔·弗莱恩（Michael Frayn）创作的一部引人注目的戏剧中，海森堡在德国占领的哥本哈根与其同行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进行了一次颇具争议性的会面，其中描述了海森堡在帝国即将陷落的最后日子里的所见所感：

整整三天三夜，我到处游荡。我从符腾堡州向南行走，穿越斯瓦比亚地区，直到阿尔卑斯山脚下。我穿越山河破碎的祖国。难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选择？这无尽的残垣断壁，不断升起的硝烟，还有一张张饥饿的面孔，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吗？路上到处都是一脸绝望的人们……第二天夜晚，在微明的暮色里，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黑色束腰制服。我不由停下脚步，他嘴唇翕动，吐出一个同样熟悉而可怕的词语。“逃兵。”他说。从他的声音可以听出，他和我一样疲惫。我将自己签发的旅游凭证递给他看。但天光太暗，他根本看不清字迹，而且他已疲倦至极，根本不愿仔细看。他竟要解开手枪皮套……慌乱间，我想到了口袋里的美国香烟。我立刻掏出香烟，递给了他。这是最令人绝望的救命稻草……他合起枪套，拿走了香烟……凭这20支香烟，他饶了我一命。于是我继续往前走。整整三天三夜。我遇见一群哭泣的孩子，他们面黄肌瘦，目光迷惘。孩子们应征去战斗，可不久军官们就逃之夭夭，让他们无所适从。我遇见饥肠辘辘的劳工们，他们正徒步返回法国、波兰、爱沙尼亚。我走过加默廷根，走过比伯拉赫，走过梅明根。还有明德尔海姆、考夫博伊伦和雄高。我走遍我亲爱的祖国。我那破碎的、蒙羞的、亲爱的祖国。

在此背景下，很少有人有时间或精力去想象一个新的未来，或者对未来应该如何建立在过去的价值上有任何想法。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年老的天主教神父曾经问过英国作家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是否能够想象将英占区划入大英帝国的疆域，以重新恢复英国与汉诺威的联系？

但胜利者也没有为战后商定任何蓝图。斯大林十分了解苏联的利益，他决心建立一个势力范围——实际上是在苏联周围设立一道处于莫斯科控制下的防疫封锁线，以确保德国再也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对于和苏联接壤的国家而言，这道防御封锁线并不是好消息。在共产党政府以种种方法迫使之下，一些国家最终成为苏联的傀儡，还有一些国家则被直接纳入了苏联的领土。长期经受苦难的波兰就是以这种方式失去了大部分东部领土。其补偿是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东普鲁士，以及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的德国土地——这意味着波兰的西部边境恢复至一千年前的模样。

然而，人们尚不清楚这对于德国和奥地利将意味着什么。奥地利被重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扭转了被德国吞并的局面，恢复了“纳粹侵略的第一个受害者”的尊严——任何人只要还记得1938年人们对纳粹国防军的欢迎，然后再对比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的命运，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德国和奥地利都被划入盟军占领区。但盟军的计划也不清晰。在斯大林眼中，奥地利实际上只是一个枝节问题，很大程度上无关俄罗斯的利益，因此输出共产主义模式的目标在其优先考虑的选项中排名较低。因此，一个统一但中立的奥地利是俄国人乐意接受的结果——这也是1955年最终实现的目标。

但德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即使它丢掉了25%的领土，它的面积仍然十分庞大。虽然它不再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但它仍然拥有最多的人口，而且仍然是欧洲的中心。曾经有一段时间，斯大林似乎准备支持一个统一但中立（被阉割）的德国。但这是一种可持续的主张吗？就像奥地利一样，德国和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共同的边界。然而，和真正的中立所暗示的意义相比，苏联在未将德国更紧密地纳入其轨道的情况下，能够确保德国成为一个对其顺从的国家吗？即使在当时来看，苏联能给这个巨兽戴上锁链吗？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都不确定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的做法。这些国家会支持一个统一但中立的德国吗？如果苏联将德国更紧密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将做出何种回应？

与此同时，西方盟国对于如何处置德国也没有形成明确一致的意见，后来它们才逐渐理解俄国人权力政治的全部含义。当美国人终于明白帮助资本主义德国站立起来的重要性之后，首先推行马歇尔计划，然后又实施了货币改革，从而将德国经济从崩溃中拯救出来。苏联占领区则建立了单独的政府和经济体制。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是，任何一方最初都没有为事实上发生的事情制订过计划，而且双方都没有对最后的结果感到过于尴尬。20世纪40年代末，在西方盟国和苏联的操纵下，一个分裂的德国出现了——就像400年之前的宗教断层线一样，意识形态构成的断层线分裂了这个国家。这种分裂看上去是永久性的，它为重新复活的德国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它支撑着一种力量均势，而这种均势迅速演变成一场所谓的冷战。欧洲历史的前线再次横贯德国的土地。因此，德国身份和其在战后欧洲的地位问题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同样的问题是，德国是否必须和过去完全决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过去所代表的哪些东西是重建的合理基础？苏联占领区和三个西方占领区（1947年和1949年分两个阶段合并）分别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战略。苏联人从莫斯科引进德国共产党人，为东德带来苏联风格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大量前纳粹分子和其他潜在的反对派纷纷被围捕，许多人被流放至苏联。这是一个重新建立的新社会。西方也实施了去纳粹化和再教育计划，但没有实施类似于东部的激进的社会改革，也没有采取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行动。盟军的热情逐渐让位给实用主义，其目的大致可以描述为建立一个自治的、自我维持的开放型社会，这个社会将是美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不会对欧洲其他国家带来妨害。

这意味着德国人和过去的联系注定会更加明显。至少从表面上看，西部比东部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更明显。许多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第三帝国留下的印记中摆脱出来，转变为具有新的社会地位的公民。表面上看，他们对战后新的民主现实感到自在。无数个体生命必须经历这种改造。奥古斯特·威尼希（August Winnig）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战前德国人民运动思潮中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他的经历比大多数人的更加一波三折。但对于许多至少分享过第三帝国部分前景的人而言，他的故事表明，零时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终结。在一战之前及之后，威尼希一直活跃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舞台上。在魏玛共和国前几年的社会动荡中，他曾一度担任过东普鲁士的总督。但他的政治风格逐渐走向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反议会主义。1928年，他出版了《帝国共和国》一书，开篇引用了纳粹主义者发出的臭名昭著的豪言：“德国的命运是鲜血与土地”。当时他对犹太人的看法是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所持的典型的伪历史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但他从来没有加入过纳粹党。相反，他走向了基督教保守主义，并因此接触到1944年阴谋刺杀希特勒的部分策划者。但无论他在阴谋中的实际参与程度如何，他在随后的迫害中幸存了下来。后来，他成为战后新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早期成员，获得了哥廷根大学神学荣誉博士学位，而且受到阿登纳政府的褒扬。1956年，在他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有一所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德国统一后，他的东部故乡的一条街道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种重塑的连续性广泛存在于个人故事之中。它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个人和社区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然而，东德和西德都需要解决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不仅要处理关于第三帝国的压倒性事实，还要面对更早的历史——第二帝国的历史。它们需要从腓特烈大帝到宗教战争，从马丁路德一路回溯至阿米尼乌斯。在去除邪恶的同时，如何才能保留自己的文化？现在，应该如何思考德国的身份？东德的官方立场避开了这一问题，认为它已经摆脱了历史的桎梏，而文化——至少部分文化——可以从其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在西德，历史和文化问题在战后几十年内也许是众所周知的痛苦之源。但最后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都无法回避历史。再后来，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整个德国都开始正视历史的存在。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已经踏上了战后和解的旅途，最终获得了单独的奥地利身份。这个国家在一战结束时自称为“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它曾经对自己在第三帝国的东进中被纳入“东德马克”感到异常恼怒。现在，它已经成为纯粹而简单的奥地利共和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次调查表明，大多数人逐渐将自己视为奥地利人，而不是德国人或德意志奥地利人。当然，这一身份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源自它在第二帝国时期受到的排斥、哈布斯堡家族的长期统治、它信奉的天主教教义，以及它对帝国统治和世界性文化辉煌的记忆。奥地利的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曾经管理过瑞士这片土地，但瑞士已在几个世纪前走向了独立。1946年，奥地利启用了新的国歌（尽管采用了莫扎特的音乐，但其歌词和音乐平淡无奇，肯定不如海顿的《帝皇颂》优美），不可逆转地踏上了独立旅程。

德国又将如何向前呢？1949年，联邦德国正式成立。可以理解的是，人们多少有些担心这个全新的自治性德国政权将会呈现出何种面貌。一个世纪以来，德国政府的历史毕竟总是在令人不满和令人震惊之间变化——从第二帝国的半民主性到具有分裂倾向和不稳定的魏玛共和国，再到第三帝国的极权整体，民主进程一次又一次地被迅速而轻易地颠覆和废除。因此，新的政权结构必须经过精心设计，以避免魏玛时期的碎片化权力过度集中或重蹈第三帝国覆辙。总统一职弱化为一种礼仪性职位，它通过间接选举产生而非直接选举产生。西方盟国首先重新设立了较强的区域联邦州，在各地区和联邦州层面上设立了政党代表门槛［著名的5%政党门槛条款，在2013年大选中，这一制度将自由民主党（FDP）排除在议会之外］。然后，设立了所谓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制度，旨在防止政府在没有选取替代政府的情况下被赶下台——这一弱点曾经折磨过魏玛共和国。最后，还设立了新的宪法法院——旨在根据1949年通过的《基本法》监督各级政府的运行。今天，该法仍然是德国的有效宪法。

在当年稍晚时候，联邦德国的竞争对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东部苏联占领区成立。最初，该国的宪法结构在形式上类似于联邦德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演变成苏联的附庸国——遵循典型的共产主义模式，允许更大程度上的中央集权。后来，联邦州被废除，统一社会党走上主导地位。1968年，该党在宪法中被奉为领导党派。因此，战后新的德国政权存在两种竞争模式，两者都被置于最终统一的假设基础之上，但联邦德国不承认东部领土的丧失。在建国的前40年内，联邦德国一直在和民主德国竞争，以获得国际承认，民主德国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治理途径（它认为东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例如它接受了东普鲁士的命运和新的波兰边界）。

过去40年，在这场比拼存在意义的竞赛中，联邦德国被证明是竞赛的获胜者——也许我们从事后角度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东德和西德均不寻求实现两个分裂的德意志民族。东德曾经拥有一套执政理念，至少在理论上假定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制度最终会取得胜利，而对方将会垮台。当然，最初许多人实际上都认为东德和西德将会无限期地共存下去，尽管这两个国家仍然同属一个德意志民族。但背后真相却是，一方的存在会引发人们对另一方存在的质疑。如果一方被证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更成功，那么对方的存在便会面临竞争。苏联领导阶层中的现实主义者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们明白，截至20世纪70年代，东德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如果放任不管，它肯定不会存在下去。

最后，东德和西德于1990年统一为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事实是，二战结束后近70年，新的德国在21世纪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它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经济机器之一，今天依然如此。它根据宪法制定了健全的民主政体，经受住1968年动乱之后的恐怖主义挑战和后来的种种挑战，这表明它胜任德国统一赋予的历史任务。它将自己成功地纳入了新欧洲：首先，西德获得了欧洲认可，然后成为北约成员国。再后来，它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国，接着又在东欧动乱之后将东德并入西德，最后加入新的欧盟，再一次成为欧洲的中心。曾经的侵略、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彻底一去不复还了。相反，德国事实上在最具雄心的欧洲计划——设立欧元区和稍后的实施过程中担任了不情愿的领导角色。按照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这都是一项令人惊讶的成就，它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与之并驾齐驱的先例。事实上，它的成就会让公正的观察员得出结论——德国的身份问题及其在欧洲的地位已经得以解决。

这样的结论十分诱人，但它是一个错误结论。从1945年到现在，这趟旅程绝非一帆风顺，德国仍然处在前进的路上，我们不能认为它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德国的身份仍然存在问题——当然，不是在政治上有问题，而是在心理或精神上存在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德国的身份问题和新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身份密切相关。但在谈论这个问题的各种影响之前,有必要先来看看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取得了哪些成就，并了解它们的实际状况。

首先是经济成就。在1946年和1947年异常寒冷的冬天里，德国的经济危机处于深渊之中，但德国战后的经济繁荣恰恰是从这里开始的。旧马克已经毫无价值，农民囤积的食物、香烟和巧克力是唯一可信的交换媒介。在种种危机威胁下，一场人类的灾难正在形成。然而，这也正是转折点。事实证明，马歇尔计划的推出和引入德国马克的货币改革对于战后德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前者为德国的重建提供了巨额资金，后者为货币政策提供了基础，进而为有效市场、强大的储蓄率和长期投资提供支撑。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形势构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新的魏玛共和国背负着战争赔款的重担，国内中产阶级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而相继破产，整个社会心理经历着煎熬。现在，新兴的西德政体带来了动力，这种动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创造所谓“经济奇迹”提供了基础。

苏联占领区的历程截然不同。东德不仅无法自由地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且实施了完全独立的货币改革。这场改革是走向建立独立国家的不可避免的里程碑，但除此之外，东德地区还被迫以物质、产品设施和劳动力的方式向苏联赔款。最后，就像西德成为西方最强大的经济体一样，东德也成为东方集团内最强大的经济体。但是，东部的经济仍然较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截然不同的、更不利的起点加剧了东德集体计划经济的内在弱点。

与此同时，西德的经济开始腾飞。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西德的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8%（虽然这一速度不如另一个战败国日本的增长速度，但它是欧洲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速的两倍）。这种表现足以强大到让西德成功吸纳了从东部土地上被驱离的大量人口——大约1200万德国人，或超过总人口的20%。由于战时轰炸导致150多座城市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这些城市掀起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其中包括企业重建工作（尤其是著名的法本化学公司，它曾经是德国战争经济的支柱企业，后来分解成为德国化工、制药、食品饮料三大支柱企业：巴斯夫公司、赫斯特公司和拜耳公司）。众所周知的是，英国管理人员重新将位于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厂投入运营，使之继续生产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之一——大众汽车。这款汽车成为谦虚、朴实的新德国的象征，广泛出口至世界各地。也许它是经济有效性的最明显的标志，而这种经济将发展成为一架拥有无可比拟力量的出口机器。

所有这些成功都源自被称为“共同决定”的雇主与雇员关系的支持，这种关系鼓励合作，避免对抗，同时还受到德国的两级教育体系和令人羡慕的学徒结构的支持。此外，被纳粹废除的商会也被重新建立起来。所有公司，包括所有大公司和成千上万家世界著名的中小型企业，必须加入商会，而商会的资源丰富、管理良好，其高效的商业网络可以提供业务支持。这种社会化的社团主义利用了19世纪以来发展形成的德国商业场景的旧特征。东德决心以采用更激进的方式和历史断绝关系作为开始，西德经济却在和传统方式保持更多连续性的基础上开始重建。西德的增长模式大获成功，以至成为客籍工人的家园，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德国永久居民，这些人最终对德国身份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这和以往的情况不同。西德的经济是以完全不同于第三帝国经济的方式推动的。第三帝国的经济严重依赖于政府驱动军事扩张的需求，其主要劳动力来源越来越依靠战争期间的奴隶工人而非客籍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第二帝国，尽管存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新经济奇迹”（德国于1914年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还受益于大规模的海军建设，因为它试图挑战英国在海上的霸主地位。

德国的这次经济增长首先得益于重建需求的推动，其次是出口推动，尤其是该国的制成品出口。德国卓越的工程技术源自19世纪，尽管它在战争期间并非总能超越敌对国家的工程技术水平，但它在战后经济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1]德国的制成品出口在全球市场中大获全胜。东西德统一时，德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这一地位一直保持至2010年。即使是现在，它仍然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商品出口国，而且在任何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拥有最强大的出口导向（按出口在经济产出中的百分比衡量）。超过40%的德国产品用于出口，高于法国或英国的30%的出口份额，但低于美国的50%的出口份额。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人们对这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否能够持续展开激烈争论，同时也在争论这种增长模式是否是欧元区弱点产生的原因或是由它造成的。但现在我们只需要关注它在世界舞台上表现非凡这一事实。

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下，西德面临的环境逐渐变得艰难——欧洲其他经济体也是如此（重要的是，也包括东德）。70年代，西德的经济平均增速低于2%，奇迹真正结束了。接下来，德国面临的是统一带来的管理挑战，我们稍后将会详细介绍。与此同时，当亚洲和东欧新市场成为极具竞争力的生产基地之后，德国的增长开始停滞，经济似乎失去了活力。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首次落后于二战以来复苏的英国）。今天，金融市场似乎成为了国王，而且金融项目似乎比实体项目更有价值。值得称道的“共同决策权”似乎阻止它对变化的世界做出调整。有些人甚至开始认为德国是欧洲的“新病夫”。

但得出这样的看法为时尚早。21世纪初，引入欧元后实施新的竞争性汇率，加上哈特·施罗德率领下通过社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实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一种国家层面的共同决策权，以大众人事主管领导的改革计划“哈茨改革”而著名），给德国带来了新的优势。在众多德国制造商生产的优质产品驱动下，这种优势得到加强。其结果是，德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在欧洲的合作伙伴。“科技领导创新”是奥迪在世界各地推出的广告。这句广告语总结了德国为其他国家提供产品的精髓所在，特别是在新兴市场，许多国家非常渴望得到德国的生产资料和高档汽车。

也许德国工业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最明显的证明是，中国政府显然乐意将德国视为其在欧洲的主要战略重点——因此两国政府经常定期举行内阁和高级部长级别的联合会议，而中国人并未向其他欧洲政府做出类似承诺。无论以任何标准来看，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德国经济已从1945年的废墟和瓦砾堆中走了出来。

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末引入的货币改革和其他结构性变化是西德在战后实现经济成功的基础，那么几乎在同时实施的宪法和政治改革同样十分重要，因为它们为西德的民主进程奠定了基础。今后几十年，德国政体毫无疑问会展示其作为民主政体的稳健性。自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联邦议院的选举中仅以一票领先当选为联邦总理（众所周知，这一票是他自己所投）那一刻起，这一民主政体就创造了一连好几届的稳定政府。阿登纳后来又赢得了联邦共和国诞生后的唯一一次选举，这导致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及其兄弟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赢得了绝对多数的支持。此后，阿登纳一直主导着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生活，直至1963年。几年之后，尽管基民盟的地位受到削弱，但它仍然受益于阿登纳的光环效应。自1966年起，西德经历了最初几届由两个主要政治团体组成的所谓大联合政府。这两个政治团体分别是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即便组成了联合政府，基民盟在当时仍然占据总理职位。

因此，1969年选举结束后，社民党获得胜利，随后和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社民党人出任总理。这是社民党在联邦共和国历史上的首次组阁。这次组阁是一个分水岭，从建国到现在一直未离开总理办公室的基民盟终于让位，将领导权移交给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领导下的社民党。如果健康民主制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具有根据宪法以和平方式交接权力的能力，那么这就是联邦共和国通过民主考验的时刻。总体来看，政府的颜色沿着右翼中心和左翼中心之间的光谱随选情变化而发生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乎就是成熟民主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个经典标志。政府变化按照一定频率发生，这一频率足以真正反映出潜在的大众需求，但又足以保证国家的稳定性。1949年以来，德国（先是西德，然后是统一的德国）一共选出了8位总理。相比之下，美国有12位总统，英国也经历了14位首相，而在同一时期，意大利则经历了超过60届政府。

20世纪出现过少数几次震撼世界的大动荡。勃兰特上任之时，正值一次大动荡发生的前夕。1968年，德国遭遇的麻烦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动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德国还存在更深刻的维度——这些动荡是因为需要诚实面对过去的罪恶而导致的。德国的孩子们希望了解他们的父母：他们在纳粹时代做过什么？当然，这是下一章的问题。现在，在所有这些问题到来之前，我们需要注意来自“红色军团”的一项重大恐怖挑战。其他国家也必须面对类似的挑战——例如意大利或英国，这些恐怖挑战的原因各不相同。20世纪70年代，联邦共和国被证明能够承受和最终击败恐怖主义威胁，同时又不会严重危害其民主进程和法律原则。当时有许多批评人士谴责政府处理恐怖分子和恐怖嫌疑人所采用的方法。然而，和其他国家相比，尽管也许不能带走这种攻击带来的刺痛，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政府也有自己的麻烦，这些麻烦并不总能面面俱到地获得解决。因此，德国在此方面的做法并不比其他国家差。

当时光进入1989年，德国迎来了统一带来的历史性政治挑战。从那时起，统一后的德国开始面对欧盟内部的发展带来的复杂的新挑战——特别是欧元区的困境——但德国宪法的稳健性继续证明其自身的价值。有人认为德国政府签署的有关欧元区稳定的协议违反了德国宪法，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德国法院曾多次受理过此类诉讼案。无论这些案件判决的结果对市场造成何种后果，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敢回避其判决。有时人们会嘲笑西德只不过是“德国马克的民主政治”，但这种说法不足以描述德国的公共生活。毋庸置疑的是，德国的自尊至少部分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在联邦德国，除中央银行之外，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其更受尊敬的机构了。但宪法法院同样受到其他机构难以企及的尊敬。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西德中央银行会在欧元区留下何种影响是一个公开问题，但宪法法院一如既往地受到尊重，其地位也许是新德国政治体系的基本稳健性最可靠的标志。

如果你看到卡尔斯鲁厄市宪法法院法官们身穿传统礼服的样子，就不可避免地会想起身穿相同礼服的罗兰德·弗莱斯勒的形象。第三帝国将德国的司法传统缩减至令人不齿的地步，如今联邦共和国的法院充分恢复了它的荣誉。

另外一个万象更新的标志是联邦德国国防军的身份。毫无疑问，德国的军事力量完全在议会的控制之下（在魏玛时期，军队直接向总统报告）。不仅如此，它在公共生活中的形象显得有些单调。纳粹国防军在第三帝国时期颇为自得的魔力、狂妄、威信完全消失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些自负的特点本身又是从第二帝国的军队、上层阶级、大资本家构成的共生关系中脱胎而来的。

现在，联邦共和制已进入其生命的第七个10年。关于它的公共辩论一直充满活力，通常情况下，这些辩论十分激烈，有时势同水火。在公共领域、媒体，以及知识界，批评声喧嚣不止、冷酷无情，甚至过于苛刻。然而，一个压倒性的事实是，民主和法治已经变得根深蒂固，谁也无法对其发起挑战。进入21世纪，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联邦共和国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而且我们很容易忘记，根据德国当时的历史，这样的结果在1949年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我们应该从这一点上认识到，欧洲最大的、历史问题最多的国家发生这种变革是多么不寻常。

几十年来，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德国重新走向了繁荣。在此过程中，这个新生的德国同时也开启了融入新欧洲的旅程。我们可以从四个阶段来看待这一过程：第一，新生的西德将自己定位在西欧，这本身就是美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此后，在维利·勃兰特的领导下，自1969年起，这个德国开始承认另一个德国，不仅和苏联势力范围建立了关系，还接受了东欧的新现实，同时寻求和平共存，甚至是建设性的共存关系。二十年后，在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关注下，联邦德国迎来一个意外的历史性机会窗口——西德吸纳了东德。在此后二十年里，三个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多个《华沙条约》成员国，以及位于东南欧的几个不结盟的共产主义国家先后加入了新扩大的欧盟。接下来是另外一个阶段——欧元区合并。这是欧盟的核心，但它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而这项事业的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和欧洲领导人）是安吉拉·默克尔。

联邦共和国在其早期的西方取向上带有莱茵兰人阿登纳的强烈印记。在他看来，融入大西洋联盟是保护德国自身的一种有效手段。宪法的地位可能会聚焦于最终统一，而波恩很可能被选为临时首都。但就其个人而言，柏林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曾经是大部分德国悲剧的根源。如果丢掉了东部的土地及其新教文化——至少在当时而言——反而带来了向西方寻求文化灵感和稳定性的自由。

这种西方政策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其一是北约成员国地位，以确保美国战略和军事保护伞；其二是欧洲计划。1949年，在美国的领导下，北约组织成立，其目的是——正如北约秘书长所言——“让美国人加入，让俄罗斯人走开，并压制德国人”。但在对抗日益激烈的冷战时期，德国加入了北约，并于1955年被允许重整军备，尽管法国显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

在当时的欧洲计划中，波恩政府起了带头作用。它和法国一道创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后来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一项经济计划，这个共同体开启了德国人的生活，但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其意义更加深远。对于因为遭受创伤而极度缺乏自信的德国民众而言，这是和更广泛的欧洲融合为一体的旅程。这趟旅程的地理视野面向的是莱茵兰人一直非常熟悉的欧洲地区。事实上，这种熟悉程度是以某种古代模式为基石的：六个创始成员国最初创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覆盖的欧洲区域几乎和1200年之前查理曼帝国的疆域重合。在阿登纳看来，这一区域就像自己的家乡。

法国也是如此。戴高乐主义的欧洲观——法国在西欧整体中拥有清晰的知识、文化，乃至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事实上，这种欧洲观可以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追溯至路易十四时期。阿登纳从未感到有必要挑战这种世界观或西德在这种世界观中的潜在地位。然而，对于阿登纳而言，这意味着德国身份消解在更广泛的（西部）欧洲整体中。仍然是这个阿登纳，他坚持再次使用《德意志之歌》作为联邦共和国的国歌，但他接受这样的观点：德国应充当经济发动机的作用，而不是在新兴的欧洲共同市场中承担政治领导的作用。他当然愿意让东德人自扫门前雪，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和这个莱茵兰人暗示的刻板形象相比，他在德国经济奇迹的繁荣年代扮演的主导角色更倾向于普鲁士权力主义者的形象。在第二帝国建立之前，他的家乡在普鲁士人的管理下毕竟运转良好。当他正视现实时，他知道良好管理的重要性，而且也不会担心德国历史的延续性，即使是最近发生的历史。他任命汉斯·格洛布克作为他的（高效）行政长官——众所周知，格洛布克曾为纳粹《纽伦堡法》中有关犹太政策的执行撰写过一篇臭名远扬的解读文章。总之，阿登纳显然是德国文化的产物，就像他是一个欧洲人一样。

西德政府对待其东部邻国的态度与此完全一致。早在1949年，德国的割裂似乎将成为最终结果，而阿登纳也许对联邦共和国摆脱普鲁士东部的现状感到满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政府准备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这种解决结果。相反，西德政府的刚性政策是拒绝和任何承认东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项政策明确制定于1955年，当时西德即将和苏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当然，除不承认东德之外，它还将苏联定义为特殊国家，因为苏联的身份是占领国之一。如果其他国家承认东德，西德将拒绝承认这些国家。

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立场开始转向。1961年8月，东德建立了一堵柏林墙，这堵墙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事实上，柏林墙将东德从人力资源大量丧失导致的崩溃中解救出来（坦率地说，其唯一优势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它的经济理由上）。在此之后，东德开始享受其历史上最辉煌的二十年。目前为止，西德对东方的政策基础是奥得河-尼斯河防线并不是不可撤销的，而且东德并不是永久存在的，但这样的政策似乎越来越不现实了。更常见的情况是，德国人希望和东方阵营打交道的冲动越来越强烈——而不是简单地坐在冷战的物理和心理栅栏背后。不承认东德不会给西德带来任何好处，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它会给东德人民带来益处。贸易优于对抗，它可以软化苏联集团的体制，也许最终会促使其开放。

1969年，转机出现了。勃兰特决定和东德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这是新的“西方政策”的核心，但这并不是为了取代旧的西方政策，而是为了平衡旧的政策。勃兰特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魅力。他在华沙犹太人区纪念碑前跪倒的形象不仅是走上向历史忏悔之旅的重要一步，而且是重新向东延伸的关键时刻。西德首先和苏联、波兰签署条约，承认战后边界，接着又和其他多个东欧国家签署了条约。然后，经过西德联邦议会的激烈争论之后，西德和东德也签署了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双方互相承认。双方都在这一时间点加入了联合国。

新东方政策的执行绝不会消除西德和东德关系中的所有摩擦，它也不能终结从东部被驱逐者对恢复失去土地的渴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影响逐渐消退。此外，真相是，越来越少的西德人真正看到统一是一个主要的优先事项，尽管它仍然是联邦共和国的正式目标。新东方政策旨在让统一成为可能，至少在经历较长时间之后使其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和大众实际情感之间的矛盾也在边境线的另一侧存在。根据自身的意识形态，民主德国是德意志民族的独立国家，在用自己的（优异）方法建设新社会。然而，人民却渴望进入西方，而且大部分人每天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到另一种选择。

东德最终可能走向成功吗？它能否创造一个足以赢得公民忠诚的繁荣新社会，从而使其不再需要用一堵墙来阻止人们离开？它能否和奥地利一样发展出一个独立的身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德国显然可以无限期存在下去，只要苏联体制从整体上证明能够做到这一点——只要苏联人拥有自信和相应的军事实力来确保其附庸国继续沿其轨道运行。但在更深层次上，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这里至少有三个理由。首先，从事后角度来看，这一点比当时的状况更加清晰——对经济管理进行集体主义的指挥和控制注定要比鼓励更多创业精神和创造性的市场经济效率更低。在此我们不适合从细节上讨论这一点。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制度让西德的经济业绩没有遭遇过任何麻烦（显然它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1968年至1989年以及自德国统一至今人们持续激烈争论的焦点）。但在最后的分析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苏联体制下的计划经济之间的竞争并没有产生一个清晰的赢家。此外，从西德向东德能自由传播广播信息至少意味着，这注定将逐渐削弱东方的自信和信任。当然，只有少数东德人打算冒险逃离，更多人退缩到了家人和朋友构成的亲密圈子内，在需要集体责任感和意愿的官方圣经面前屈服。如果信息边界是可以渗透的，在短短的二十年之后，或者后来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原有的社会状态？答案是否定的。民主德国试图形成一种自信的、可持续的新身份的计划注定会失败。如果分水岭没有在1989年出现，它也会在稍晚时候到来。

此外，这不仅仅是经济和信息导致的问题。一个更古老的观点也引起了争议。对于人类身份的主观主义观点和集体主义观点之间的古老区分——马丁·路德或康德的自主个体和黑格尔的集体主义观点，以及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区分——在争取德国人的灵魂的竞争中仍然没有丧失其关联性。从21世纪的有利角度来看，我们在此方面比20世纪的人们更加睿智。在20世纪，德国东部和其他地方多次进行过社会实验。在这些实验中，集体对个人实施控制。人类并不是路德或康德主张的自主灵魂：他们可能通过对归属感的根深蒂固的渴望而受到教唆——如同太多的德国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所作所为——他们可能在强加的社会目标面前屈服，东德人当时也面临同样的情形。但个体的人类精神迟早会呼唤和要求自由。1989年秋，德国东部城市爆发示威。人们呼喊的口号是“我们是一个民族！”但要求统一并不是新的集体主义渴求，而是对东德官方身份的否定。它潜在的呼声是要求获得决定其身份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西德人所享有的。（我们稍后会回到是否存在德国身份的问题。因为分裂状态已经结束了，一方面这个问题涉及个体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它还涉及一个连接日益紧密的全球化世界。）

民主德国还面临另外一个具体问题，这个问题使其变得更加脆弱——柏林的管理问题。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关乎德国未来的核心问题。不仅苏联人心里明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美国人也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西德离开东方单独发展，采用新货币启动经济增长，那么，在没有西方盟国的持续支持下，柏林最终会完全落入苏联之手。幸运的是，美国人十分清楚苏、美、英、法四国共同监管柏林的象征意义。由于苏联和其余三国之间的合作已经破裂，他们认识到西柏林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948年至1949年，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柏林空运。斯大林切断了进入柏林的所有道路，试图将西方盟国挤压出柏林，这是他在处理战后欧洲和解方面犯下的第一个重大错误。但他的做法遭遇了坚定而又富有戏剧性的回应，大大超出了苏联人的预想。一件非凡的壮举诞生了：以空运方式为西柏林市区200多万人口提供给养。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超过200000次航班参与了空运。这种空运不仅打破了苏联人对西柏林的封锁，还触发了东柏林和西柏林形成对立分裂的政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随即宣告成立，而西柏林则成为民主德国境内的一座孤岛。

在东德存续期间，西柏林一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柏林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无论是1953年6月东德对东柏林工人实施的残酷镇压，还是建造柏林墙，以及随后发生的戏剧性的潜逃潮，或者肯尼迪的著名访问，都有效保证了美国对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做出的承诺：“全世界所有自由人，不管他身在何方，都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无比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柏林人！’”德国人在世人面前首次变成受害者和自由的象征。在东部地区，柏林墙带来的心理影响让东德永远难以从阴影中恢复过来。对于当时一位名叫安吉拉·默克尔的年轻学生而言，建设柏林墙是她经历的第一个政治时刻。如果西柏林被放弃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如果西德人没有在经济上提供慷慨的生活补给，西方盟国没有在战略上提供无限的军事支持，谁知道这块飞地会迎来何种命运？但事实是，西柏林的存在，以及扭曲地穿过这座欧洲城市的丑陋的人工围墙，似乎揭示了整个东德隔离计划的人为性，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意义。

坦率地说，东德所提供的替代方式永远不能克服其人为性——它拒绝承认和西德之间的文化历史纽带，相信可以将时钟设置为零时。慢慢地，东德人最初的热情消退了。他们在最初几年竖起的令人骄傲的纪念碑逐渐被衰败的整体印象所取代——这种印象代表着日益严重的内部瘫痪（这些建筑的确很漂亮，例如德累斯顿的奥特马克广场，东柏林的斯大林小道）。“毒药慢慢侵入所有血液。”[2]20世纪80年代，东德政权开始努力重塑德国的过去，例如，庆祝路德500年诞辰，或者重新审视腓特烈大帝的遗产。在某个层面上，这是自信增长的信号（例如，在亚历山大广场上傲然挺立的新电视塔也体现了这种自信），但它毕竟也承认东德的一切并非都是全新的。事实上，在这种更细微的表象掩盖下，这个政权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经济表现。重工业和集体主义的旧模式失败了。海啸般的消费需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但如果将东德和西德相比，结果并不令人高兴——东德的特拉比（Trabi）轿车和西德的梅赛德斯存在天壤之别。渐渐地，这个政权变得不再信任自己的人民，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偏执狂，于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开始肆意活动。

最后的结局突然到来，所有人对此都感到错愕。在某种意义上说，东德的崩溃只是东欧多米诺骨牌中倒下的又一张骨牌。

随着苏联解体，欧洲各国先后受到剧变的冲击。当然，这种冲击的结果是不同的。这就是其他一些国家会被迫充当防疫封锁线的主要原因。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是否会立即统一尚不清楚。众所周知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前景持冷静态度。此外，是否有可能让苏联军队撤离东德地区尚不明确。自1945年以来，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国一直是苏联的噩梦，现在他们即将面临这样的结果。

当时两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是否有机会共存？当然不能。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二天，勃兰特总结了德国走向统一之路的必然趋势。他的话令人难忘：“属于一起的总会在一起。”这种统一趋势受到东德人对西德美好生活向往的驱动，还受到由来已久的文化身份的驱动，尽管西德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遗忘这种身份，东德人的意识形态也尽量避免它。如果统一的步伐更慢一点，例如避免让民主德国马克和联邦德国马克一比一兑换（它摧毁了大部分东德的工业），结果是否会更好一些？是的，理论上如此。但这种看法大概是误判了当时人们高涨的情绪、抓住时机的决心，以及不顾一切实现民族统一的情感，以至于付出任何货币代价都是值得的。过去数十年来，虽然这个民族遭受了如此多的折磨和痛苦，但他们毕竟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渴望回归自己的位置。

回归后的一代德国人终于在同一个国度内开始新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东德人和西德人仍然过着各自的生活，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人生愿景和不同的经济前景。大量年轻人从东部流向西部，目前这种流失现象仍在继续。例如，2013年的柏林选举地图和城市分裂时期的地图看上去惊人地相似。这比柏林墙倒塌之后那段令人陶醉的日子里预计的情况更加困难，而且还会持续更长时间。但变化的动力——从根本上改变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等城市的力量现在越来越强大，而且不可逆转。也许需要下一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这些隐形的柏林墙，但引人注目的是，德国现在已经拥有来自东部的一位总统和一位总理。

德国也成为新欧洲的一部分。欧盟扩张不断加速，其范围如今已经真正覆盖了整个欧洲大陆。尽管挪威和瑞士仍然在欧盟的选项之外，但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和欧盟形成密切关系。除了英国是一个难以驾驭的成员国之外，仍然在欧盟之外的东南欧其他国家在未来十几年内肯定会加入欧盟。尽管有各种缺陷，但欧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欧洲提出一项稳定的政治解决方案。1200年以来，德国在其邻国中的地位首次稳固下来。如果战后联邦共和国是在寻求成为欧盟化的德国——而不是德国化的欧洲——那么这趟旅程显然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回首零时，德国已经走过很远的旅程。无论如何，事实上，从那时起，它成功应对了一次又一次不寻常的挑战：必须在废墟上重建家园、东部德国人移民带来的创伤，以及东西德分裂带来的痛苦。这一切本可以轻易地重新点燃德国人古老的受害感，并且孕育出新的怨恨和愤怒，但它并没有那样做——至少不是以参加过一战和二战的几代欧洲人担心的方式表现出来。

结果，这样的风险却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出来，而且初看上去令人感到吃惊。“68”学生运动[3]中，这一代人不仅对其父母在二战时期的罪行感到愤怒，而且对美国人推行的政策感到气愤，他们将美国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倡导者和输出者，而且将西德政府视为法西斯主义政府。事实上，他们甚至挑衅性地将西德等同于第三帝国。但有些人走得更远：反犹太复国主义在阿以冲突中演变成了反犹太主义。1969年，在纪念“水晶之夜”的那段时期，作为以爆炸和纵火活动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标志的一部分，西柏林竟然发生了一起攻击犹太社区中心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它的确发生了。它表明极左和极右的信仰体系如此接近，而且会如此轻易地走向另一面。

然而，这种现象最终逐渐消失了。极“左”带来的挑战并没有比一些声音最响亮的人物存在更久。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东西德统一之后，部分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反移民的暴力热潮，这让人们担心战前纳粹行为模式再次复活。但这种现象最终也逐渐消失了。一个广泛的事实是，就像其他主要欧洲国家一样，现代德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愤怒和好战性已经消失了。这是新德国最值得关注的事实。

复仇的本能并非只属于纳粹主义，它还深深扎根于任何地方的人性之中。然而，和一战时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似乎是极端和独特的崩溃本身将该国从基本的人类反思中解放出来，让其能够发现一个从未预见过的复兴和救赎的源泉。

首先，新柏林讲述了新德国的故事。柏林墙倒塌之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崭新的建筑结构改变了柏林墙沿线荒芜的区域。昔日的繁荣已经恢复。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前卫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和国际化的氛围，让人回想起它在20世纪20年代时的形象。但它仍然是一件未完成的伟大作品。纳粹主义者所谓的“颓废艺术”开始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柏林爱乐乐团仍然堪称是世界上最棒的交响乐团。变化不仅限于柏林。尽管齐格弗里德失去了他的国家英雄地位，但拜罗伊特仍然是作曲家瓦格纳的朝圣中心，而《尼伯龙根的指环》仍和往常一样被视为一件强有力的艺术作品。纳粹游行被足球所取代。曾经有一段时间，德国东部一直活跃着纳粹分子（以新的伪装）的社会法团主义，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

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已经开始恢复和复苏。古老的建筑再现光彩（有时被完全重建——首先是德累斯顿的标志性恢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东部重新发现了历史和美构成的财富——古老的城堡和教堂现在已经恢复了昔日之美。事实上，一些杰作，如施特拉尔松德市、路德和巴赫的小径、森林、湖泊、运河等并未受到影响。东部土地上的遗产也没有完全失去。波兰人不仅精心重建了马林堡，还恢复了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和布雷斯劳（现在的弗罗茨瓦夫）的古老中心。即使在哥尼斯堡（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尽管失去了许多遗迹，但俄国人也重修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公民——伊曼努尔·康德的坟墓（一所当地大学也以其名字命名）。

作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新德国在新欧洲的中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有道路逐渐通向柏林。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的诉求已经通过联邦共和国实现了——虽然完全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但却是以不情愿的方式实现的。然而，正是这种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欧盟开启了一个以引入欧元区为代表的前所未有的新的整合阶段——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一点。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它对德国在新欧洲范围内扮演角色的意义，以及德国在21世纪的身份问题。

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这种演变的影响令人不安。许多人对他们新获得的和平财富感到自豪。但还有许多人对新德国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异常苦恼。他们担忧其现状——欧元计划未完成的议程，以及它对来之不易的稳定和繁荣造成的风险。他们还担忧未来——关于全球化、亚洲的崛起、经济和社会模式的可持续性、气候变化的威胁、德国文化的未来，以及他们在21世纪将会变成谁的一般问题。他们也对历史感到烦恼：他们完全面对它了吗？它会被抛在身后吗？德国可以恢复正常吗？

因此，在接下来的两章，我们将探讨新德国和其身份问题。首先，我们将探讨历史留下的漫长阴影。然后，我们再探讨这个不情愿的欧洲新领导人的未来。

[1]例如，请参考马克斯·黑斯廷斯的《人间地狱：战争中的世界1939—1945》（伦敦：哈珀出版社，2011年）P89—90关于英国和德国战斗机生产的相对业绩。——作者注

[2]威廉·燕卜荪的名言，来自他在1940年创作的诗歌Missing Dates。——作者注

[3]德国1968年大规模学生运动，从1967年开始酝酿。当时信仰和平主义的大学生欧内左格，在柏林的首次大规模示威运动中被警方枪杀。这一事件被德国人视为促成“议会外反对党”萌芽组建的肇因。

第九章 直面德国历史的幽灵

曾经的受害感不再是侵略性的催化剂，这是否意味着德国人失去了目的或命运的任何意义？这种失去带来的威胁是否意味着身份的丢失？

在埃特斯山的山脚下，坐落着漂亮的魏玛小镇。这座小镇曾经是歌德和席勒的故乡。在这里，歌德曾经常和当地公爵家庭成员们一起骑马休闲。在小镇一两公里之外，法国女小说家斯塔尔夫人爱上了德国文化，而包豪斯大学也在这里诞生——坐落于埃德伯格的一片山毛榉树林内。这片林木覆盖的高地中间有一块空地，今天它只是一片砾石覆盖的荒地，空地的一角建有几座建筑。这些残存的建筑正是最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之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旧址。在第三帝国长达8年的存续期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收容了大约25万人。他们遭受了系统的侮辱和残酷迫害，有的人因病死去，有的人被杀害，总计有数万人在此丧生。

众所周知，美国人于1945年4月解放魏玛时，他们将一些行为良好的居民带到这里参观，并拍摄了这些人的反应。最初，这次参观似乎是一次乡下郊游，但很快就变成了一次恐怖之旅。这里的景象和恶臭让妇女们不禁流泪，男人们则在一座万人坑旁脱去自己的帽子。在接下来的周日，教堂主管库达告诉他所在教区的魏玛居民，在布痕瓦尔德事件中，他们之前对此绝对一无所知，他呼吁信徒们在神面前坦承，自己在这种暴行中没有充当任何角色。

坦率而言，在这一点上，德国当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从那时起到现在，德国已经走了很远。在这条道路上，它最初寻求限制罪行的范围，限制那些有罪人的数量，最后却发现了一种与新德国在新欧洲找到的政治救赎相平行的精神救赎。这是一条我们应该小心跟随的道路，因为它既是唯一的道路，也是一条普世的道路。和恶魔签订的契约会被抛至身后吗？是的。正如上一章所示，一个崭新的民主的德国已经从纳粹德国的废墟中成长起来，它已经恢复了繁荣、和平、强盛。从这个意义上说，答案是肯定的。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仍然存在令人苦恼的问题，这是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之后，在上次阴影的笼罩下，我们现在是谁？这不仅是德国的问题，也是全欧洲的问题。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这是生活在这个脆弱的星球上的全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德国人不得不背负着可怕的历史包袱来看待这一问题。因此，他们在看待该问题时的紧张程度和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

这种对历史的处理方法——努力面对过去——有两个值得分别关注的元素，尽管它们显然互相重叠和交叉：承认的需要和反思的需要——或者，换言之，我们正视事实，然后让事实的影响直面我们，让事实告知我们人类的全部经验和能力。这两个任务都已花费了时间，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充分地接纳了它们。然而，第二个任务永远不可能完成，因为它要求新一代德国人都必须接受它。

首先，这种承认主要和纽伦堡审判有关。在这个中世纪城市的废墟中，神圣罗马帝国曾经在这里达到鼎盛时期，它似乎比其他任何地方更体现了德国的哥特风格的根源。这里是瓦格纳的大部分德语歌剧的圣殿——背景所在地，也是第三帝国的精神同盟国却在这里审判他们俘获的纳粹领导人。1945年11月，共有22位第三帝国建立时的最高领导人在第一次审判中被起诉，12人被判处死刑［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1]是其中之一，被缺席判处死刑］，3人被判无罪释放，其余的人则被判处长期监禁。这本应是一系列联合审判中的第一次审判，但在此过程中，苏联和西方盟国关系破裂，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再继续举行这样的联合审判。于是，美国人坚持单独进行审判。在美国监管下，自1946年底起，在连续3年时间内，当地又举行了12次审判，共184人受到起诉，其中包括医生、法官、工业家、行动队和军事家。这些人当中的142人受到至少一项指控，2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12人后来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那些作恶者和正在被追责者给出的证词几乎没有什么启迪意义。引人关注的是，没有人保持始终如一的世界观，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无耻的辩护。有人认为，希特勒有两个主要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显然是征服东方——这是命中注定的目标。但他是否更强烈地关注了另外一个目标——清除欧洲的犹太人？如果是的话，有些人也许会被期待对这个几乎要完全成功的可怕任务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众所周知，戈林曾经强词夺理地为清除犹太人计划辩解。还有许多人辩解说，他们不了解这些恐怖状况，或者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

但其中一些证词仍然具有启迪意义，而且令人感到恐惧。例如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赫斯的证词。虽然他被波兰人单独审判过，但他在纽伦堡给出了自己的证词。他的证词事实清楚、条理清晰，在细节上几乎精确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一位法庭精神病学家认为，他缺乏同情心——就其本身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特征。十二年后，他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上吊自杀。在监狱内等待处决期间，他撰写了一部自传，目前该自传已经出版。从他的自传可以看出，他与那些因自己的命令造成的实际结果同样保持着一种奇怪的情感距离。在有关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担任司令官经历的一章中，结尾似乎带有一丝遗憾的语气，但他是对我们每个人都熟识的某种情感表示遗憾：

今天我深感遗憾，我认为我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家人。我一直相信我必须坚持干好工作。在这种夸大了的责任感的鞭策下，我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愈加艰难。

这段话不可避免地提到了责任——并且对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产生了绝对正常的抱怨。然而，在屠杀犹太人的特殊环境下，这种抱怨至少听上去是完全匪夷所思的。

纽伦堡审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为国际法原则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战争罪行和遵命行事并非是可以接受的借口。这一新的司法原则和一战后吊死德国皇帝的愤怒复仇不可同日而语。它标志着发展非常缓慢的人类共享的国际价值体系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它不但超越了国家利益，而且要求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它本身并没有促进德国人更全面地认识历史。事实上，它导致了德国人对历史的认识面临更加困难的风险。一方面，纽伦堡审判是一个由盟国——换言之，由胜利者——控制的过程。此外，它是选择性的，盟国的战争罪行不属于审判的对象（苏联法官试图清楚地表明，审判的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侵略战争，而是具体的纳粹侵略战争）。尽管很少有人提及这一点，但这种给德国人带来正义性的审判让许多德国人更加难以“承认”。更糟糕的是，许多大人物都已逃脱审判，或者似乎逃脱了审判——例如1945年5月，马丁·鲍曼在柏林废墟中失踪。他去了何处？据说，有几位罪大恶极的纳粹分子逃往了南美洲。如果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2]和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3]在遥远的他乡过着新生活，羞辱像威廉·富特文格勒一样的文人又有何意义？最后，只处决或监禁大人物会让许多德国人免于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些人包括几百万纳粹党党员、违反军事道德准则上任何合理解释的士兵，或者至少对其邻居的遭遇视而不见的普通公民。

对于仍然记得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以及在1968年要求了解他们当时所作所为的后代而言，后来举行的审判更具说服力，而且更令人不安，包括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艾希曼审判，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在西德法院分别举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不同的是，这些审判完全侧重于大屠杀，而不是更普遍的战争罪和战争展开的方式。这些审判不是胜利者的审判。比纽伦堡更有效的是，它们揭开了历史的面纱。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进入更加稳定、更加繁荣的时期，电视直播了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艾希曼审判，由此产生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对纽伦堡审判的文字报道。在西德，奥斯威辛集中营审判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审判都具有相同的效果。进入21世纪，审判依然在继续——2011年，约翰·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juk）[4]被定罪，但他在上诉之前就已死亡。

这些审判还带来一系列基于法院起诉或对被定罪者的采访而撰写的评论，这些评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针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一事件，她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重点强调了艾希曼的平庸性。她认为这不是心理变态，正如她的名言，这是“平庸之恶”。也有人认为她对艾希曼持有的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过于轻描淡写，但她肯定暴露和解剖了他的主张——一方面，他遵从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另一方面，领袖原则是否定其自治性的最重要责任的源头。正如她没有详细探讨的，康德的绝对命令包括个人自治性，而且和任何领袖原则完全不一致，但她对人类基本的平庸性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就像希特勒的私人秘书赫斯（Hess），也可以被认为是普通人中的一员。

在德国认识历史的旅途中，1958年在路德维希堡成立纳粹罪行中央调查机构中心办公室显然是一个里程碑。在之后的几十年，这个机构整理了各种资料，用于支持在德国法院内开展的一系列审判，并且一直延续至21世纪。德国乌尔姆市举行“行动队”审判之前，1958年还首次举行了与大屠杀有关的重要审判，而1963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审判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说纽伦堡审判的影响受到了多种因素的扭曲，因为它代表的是胜利者的正义，那么以色列实施的艾希曼审判的效果也会弱化，因为它代表的是被害者的正义。另一方面，联邦共和国主权管辖下的德国法院做出的判决带来的心理影响不会弱化，这些判决肯定会被接受——不仅会被被告接受，而且还会被德国社会更广泛地接受，因为它们被视为未被污染的正义，其影响不会受到任何掩盖。

或者仍然有其他可能？在接下来的20年里，德国又举行了和其他死亡集中营相关的审判，包括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贝尔泽克集中营、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以及索比堡集中营。总之，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在这些地方及其他地方犯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谋杀罪而受到审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审判的轰动性影响减弱了。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这些可怕事实的越来越熟悉、对受害者被屠杀方式的统计，甚至一再重复和难以形容的屠杀场景，都会削弱审判带来的震撼力。一旦越来越多的事实暴露在公众目光下，这些事实就似乎变得遥远起来。在法兰克福审判中，22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强迫犯人劳动并实施杀人的中低级别官员曾经是媒体的焦点，而证人的证词并没有引起公众对恐怖行径的具体细节产生深刻认识。在某种方式和某种程度上，德国社会（东德和西德）在战后大约第一个10年内都在避免面对这些恐怖历史。

然而，这种司法程序本身很难形成安全可靠的信念。在法律上，尚不清楚如何界定那些根据命令犯下的罪行。在集权主义制度下，那些执行死刑的机构显然犯下了谋杀罪，但如何看待那些根据上级直接命令执行杀戮的人？根据德国法律，这些人只能被起诉为共犯。因此，关注直接谋杀的努力私下激发并决定了个人在审判中的行为。于是，很多人不满这样的结果。曾经有一种普遍观念，认为许多有罪者被无罪释放，或者对被判有罪者的定罪过于宽松，或者，另一方面，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所谓的“玩忽职守者”——坐在办公桌前执行审判程序的管理者，以及那些从不面对受害者或正义的管理者。

不仅如此，到目前为止，因为媒体将那些被定罪者描绘成缺乏人性的食人魔，所以就存在将他们和国防军中的普通士兵或普通公民区别对待的风险。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传记作家基塔·瑟伦利曾经发表过一系列著名的采访，大力纠正媒体创造的错误印象。这些评论被集结成书，最后以英文出版，书名为《走进黑暗：从安乐死到大屠杀》，其德语书名为《深渊：良心的审判》——书中提到这些审判中的最臭名昭著的被告之一，弗里茨·斯塔格尔。他先是担任索比堡集中营司令官，后被调往波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1970年，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斯塔格尔出生于奥地利，家庭背景并不显赫。正常情况下，他会过上一种平凡的生活。后来，他当了一名警察，然后成为早期纳粹党党员。德奥合并之后，他首先被派往一个安乐死中心，然后一步一步地被擢升。统治者发现他办事效率高，组织能力强，最终将其任命为“最终解决方案”核心机构负责人。斯塔格尔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内偶然发现，自己似乎在重压之下工作——有时候，他似乎在逃避自己的职责，如果他有勇气那样做的话。但他显然承认自己并没有这样做的勇气。威廉·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对权力之恶做过深刻的剖析。麦克白：“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若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索然无味的。”斯塔格尔的行为几乎就是这段话的写照。几乎像赫斯和艾希曼一样，他已经变成没有人性的恶魔。事实甚至比这更加可怕。他将自己的生活隔离开来，并给自己的灵魂裹上一层厚厚的壳。

但瑟伦利的采访表明，这种做法并不令人费解。在一次真情流露、令人感动的交流中，她问道：“据说你最后感觉自己不是真正的人类，这是真的吗？”

他回答道：“几年之后我去了巴西。一次旅行时，我乘坐的火车停在屠宰场附近。围栏中的牛听到火车的噪音，使劲儿挤到篱笆旁，盯着火车。它们离我的窗户很近，一头挨着一头，透过篱笆看着我。看到这种情景，让我想起波兰，那些人当时就是这样的表情，十分顺从，但很快就会走进罐子……”

“你刚才说‘罐子’，”瑟伦利打断道，“你是指什么？”

但他没有听到，或者没有回答她，而是继续说道：“从那之后，我再也不吃牛肉罐头。那些瞪大的眼睛……看着我……丝毫不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去。”

他停顿了一下。他的脸扭曲了。此时，在瑟伦利看来，他显得非常苍老，面容扭曲，这是他的真情流露。

接下来是瑟伦利的最后记录：“我永远不会故意伤害任何人。”他说，语气显得不同，但没有刻意强调，然后再次停顿了很长时间。他用双手紧紧抓住桌子，仿佛是在抱着它，“但我就在那里，”他接着以一种奇怪的、干瘪无力的语气说道，“是的，在现实生活中，我感到内疚。”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诚实似乎更加真切，因为这样的话几乎是以不情愿的方式说出来的。

第二天，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然而，我们要面对的事实并不仅仅是追溯那些危害人类的直接犯罪。它还涉及更广泛的面对。无论这些将犯罪者绳之于法的审判有何种缺陷，它们肯定已经为大屠杀事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审判要求第三帝国的所有成年人、负责任的公民回答一个明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让其他人作为或不作为？这个问题就像在湖中扔下一颗小石子，激起的涟漪一圈圈地扩散开来——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被称为德国人的下一代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越来越坚决。

当然，20世纪4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所具有的归属性特征正在逐步下降，这也是整个西方世界存在的一种现象。1968年，新涌现的反政府情绪开始沸腾，其根本原因有多种：越南战争、美国民权运动、美苏互相确保摧毁的紧张局势、跨国企业、对战后社会赤裸裸的物质主义的不满、旧的形而上学确定性的丧失，以及无视苏联现实证据的自由派左翼理想主义等。不过，这些问题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这种难以驾驭的骚动在西德导致更多的扭曲，尤其是德国人的扭曲。从外部看，在许多年轻人的心目中，老阿登纳坚定的亲西方（亲美）立场已经失去了其实际或道德上的必要性。从内部看，他们需要回答关于第三帝国的问题：父亲（和母亲），在那些年代，你们正在做什么？你们知道些什么？

随后是《大屠杀》的上演。这是1979年在德国拍摄的一部关于一个虚构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及其毁灭过程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在好莱坞的华丽演绎和明星阵容之下，西德人之前从未像这样被发生过的事件所折射出的人性尺度而震动。也许一半的西德人看过这部电视剧。还有未知数量的东德人通过非法收看西德电视的方式看过它。此后，“大屠杀”一词开始用于描述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式屠杀。对于普遍存在的德国战争罪行，人们不再保持沉默，也不再反驳其确定性。少数极端主义者可能会继续否定其现实性，或者贬低其重要性。但这些人大多时候只会遭到愤怒的回应或嘲笑。不仅如此，在任何情况下——为避免任何可能的怀疑——否认大屠杀最终上升为一项刑事罪。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大屠杀的纪念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特征。关于大屠杀的警示牌悬挂在西德的大街小巷（德国统一之后，这些警示牌也传到东德。在此之前，东德的官方机构一直在淡化犹太人的苦难命运，同时大力宣扬那些参加过反法西斯运动的战士们的痛苦和功绩）。

事实上，这样的纪念太多了，以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当时逐渐演变成一种陈词滥调，因为这个大屠杀的代名词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描述符号，逐渐失去了它带给人的震撼力。可以肯定的是，大屠杀一词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宗教内涵。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原意是指燔祭，曾经是以色列信仰中的核心部分。但无论如何，公众的情绪已经彻底改变了，从普遍避免面对事实到普遍面对事实，再到普遍承认事实，进而产生羞耻感和罪恶感。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乐意坦率承认自己的干犯之罪和不作为之罪。1983年，德国作家安娜·罗斯姆斯（Anna Elisabeth Rosmus）[5]在伯绍县的巴伐利亚镇发现，挖掘本地历史可能引发人们的不适和怨恨，在恶名的重压之下，她最终选择移民美国。事实上，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一代人中，绝大多数成年人（逐渐成为老人）很可能会继续对自己说，他们在纳粹时期别无选择，不可能合理地或安全地选择其他行为。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本人甚至会否认和压抑一种潜在的反犹太主义，以提升他们对自己了解到邻居遭遇了什么的容忍度。但对于下一代人而言，这并非个人的主观性罪恶感，而是羞耻感和集体罪恶感，仍然没有消失。在他们的余生之中，他们的意识将受到他们的身份——父母的孩子、历史的继承人，以及孕育了第三帝国的文化的制约。

1996年，一位名叫丹尼尔·戈尔德哈根的美国政治科学家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他持有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形式的“特殊道路”，认为德国文化中曾长期弥漫着一种他所谓的“清除异己式的反犹主义”。19世纪末，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变得更具致命性，并引发了对大屠杀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共谋。这种反犹太主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几乎难以看出马丁·路德和希特勒在反犹太主义上有什么区别。它是德国身份的一部分，就像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化中的活人献祭一样。

戈尔德哈根的观点是由20世纪90年代稍早时期出版的另外一本著作引发的。这本著作是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撰写的《普通人》。它分析了一支特定的预备役警察部队。这支部队不仅组织过死亡行军，还参与了1942年发生的波兰大屠杀。布朗宁的主题是探讨每个普通人内心的潜在邪恶。戈尔德哈根则作出了激烈反应，认为这种潜在的邪恶特别潜伏于每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心灵中，以至于他们对“清除异己式的反犹主义”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敏感性。事实上，布朗宁的观点是人类的“蝇王”观点的例证——这是威廉·戈尔丁在其著名小说《蝇王》中探讨的主题——通过儿童的作恶能力将这一主题推向极致。相反，戈尔德哈根则认为德国整个文化中可能存在一种被称为“杀人罪”的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扭曲了普通德国人的身份。

很少有历史学家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事实上，世界各地的许多专业历史学家对戈尔德哈根的观点感到愤怒。不难发现，戈尔德哈根的论点和材料证据并不一致。但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接受了这本书。在戈尔德哈根前往柏林进行巡回演讲期间，听众座无虚席。1997年，《德国与国际政治通讯》杂志宣布授予他民主奖——多位学者对其称赞有加，其中包括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其他人注意到，人们对这本书的争论持一种开放心态，这表明德国已经准备正视自己的历史——这些人认为，这样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自豪之源。无论公众对这本书的基本论点持何种看法，至少显而易见的是，德国社会已经摆脱了1945年之后的几年间的情绪。现在，正视第三帝国的事实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做法。

当时甚至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审视纳粹德国之前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发现其中携带的邪恶种子。正如阿多诺（Adorno）[6]、哈贝马斯等人认为的那样，德国的新历史和新身份必须从零时重新开始。然而，德国的真正历史事实仍然存在，而且仍然为现在投下了阴影。不仅是第三帝国，在戈尔德哈根之前，德国历史学家已经在指控第二帝国。他们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德国在一战之前的战争目标和战争期间极度敏感的问题。

战争结束后的前几年，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不仅是德国，包括整个西方都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所有欧洲列强都扮演了各种角色。这种观点反过来支撑了二战后人们对《凡尔赛和约》的公认结论——认为它是一个失策的不公平的条约，而且绝对是导致纳粹主义在德国崛起的一个主要原因。1961年，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发表了他的论文《争夺世界强权》，但该文在译成英语时被篡改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目标》。这部引起争议的作品试图证明，自堕入1914年大灾难的“梦游者”[7]之列，德国就已经制定了扩张战略，而且从战争之初就开始系统地实施该战略。1914年9月，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在其制定的文件中已经确立了这一战略，因此它被称为“九月纲领”。后来，费歇尔在其《虚幻的战争》中进一步认为，早在1912年德皇威廉、陆军元帅冯·毛奇、海军元帅提尔皮茨（Tirpitz）召开军事会议时，德国就踏上了战争之路，尽管霍尔维格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费歇尔的修正主义观点在历史学家之间引起激烈争论。很少有人会否认战争开始后德国的战略思维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证据不仅是“九月纲领”，还包括兴登堡（Hindenburgund）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后来发表的种种观点。他们的确设想过征服东欧的全部土地，并强制将其德国化，因此他们的主张预示了第三帝国的大部分可怕行径。但很多人会争论说，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古怪多变的德皇（他的军事会议似乎与其效果不一致），或者整个统治集团制定过明确的战略意图——在1914年夏天到来之前的数月及数年内仓促发动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在这些重大历史时刻的100周年到来之际，大量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和文章纷纷出版，再次引发了这种争论。

这一切都表明历史的敏感性仍然存在。德国国内之所以会对戈尔德哈根产生共鸣，恰恰是因为这种和幽灵生活在一起的意识。在面对这些幽灵的过程中，学者们发掘了有关德国人在第三帝国之前及在第三帝国存续期间生活状况的文献，而且还在继续发掘。这些文献既有虚构的，也有非虚构的，时间跨度至少始于浪漫主义时期。例如在音乐界，至19世纪中叶，德国人都认为他们的经典作品达到了最高境界。现代音乐家则认为，这种至高无上的意识是霸权主义和特殊命运感的证据，它支撑或定义了德国的“特殊道路”。

因此，戈尔德哈根的遭遇只是德国人回应历史光谱中的一个极端案例。德国人越来越决意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罪恶的根源，以确保德国生活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再遭受责难。

当然，这并非是说面对历史已经没有任何争议，或者对德国罪恶的任何及全部性质的表述都已经被自动接受。人们对戈尔德哈根的反应很激烈，但令人怀疑的是，除了专业历史学家，一般公众是否能接受他的论点。实际上，承认德国人事实上做过可怕的事情以及大部分德国人身上存在普遍的、严重的道德失误是一回事，接受由其狂热支持的文化所决定的“清除异己式的反犹主义”是另外一回事。

还有一个问题：新德国是否有权或在多大程度上有权认为自己是“正常”国家？正视历史是否意味着承认德国的历史是完全独特的？诚实面对是否意味着今后要接受一种独特的集体罪恶感？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当然不可能背负一种个人罪责，那么在何种程度上人们不再期望他们怀有一种羞愧感？最后，以此方式面对历史，是否剥夺了承认数百万德国人也是受害者的能力？或者，如果提出其他国家罪责的问题，是否会导致推卸或削弱德国的罪责？

这种问题迟早会浮出水面。事实上，在戈尔德哈根的书出版之前，这些问题已经出现了。早在十年前，德国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已经卷入一场时常充斥着火药味的“历史学家之争”。这场争论是由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引发的。他认为纳粹主义的种族谋杀是对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内实施的阶级谋杀的一种反应——面对俄罗斯革命带来的恐怖，德国转向法西斯主义是解释得通的。其他人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热情地描述了东部土地的丧失和德国人的苦难——他的这种热情反映出他对失去东普鲁士故乡感到痛苦。

左翼思想家哈贝马斯和其他人的愤怒回应清晰表明，整个大屠杀问题现在已经变得令人大伤脑筋。任何并非特别可怕的观点——即使可能只是对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作出的可以理解的任何扭曲反应——都不再被人们所容忍，比如甚至低于人们对出版《我的奋斗》的容忍程度。当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开始冒险肯定德国身份中更多的自豪感时，更加剧了这种争论的敏感性。正如科尔著名的但不得体的说法，他是有幸太晚出生的一代人中的一员。现在，德国开始走出依靠个人罪恶感或愧疚感来保持集体罪恶感活力的时代。

事实上，更大的风险肯定不是在于以相对化方式看待或洗白德国公众心目中的大屠杀，而是在于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受德国历史的束缚：他们不具有否认、弱化或以相对化方式看待已发生历史的强迫性冲动，因为他们背负的罪恶感或愧疚感越来越少。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对于其他人类历史中的恐怖活动也会产生相同反应。但历史创伤尚未完全消失，这种创伤仍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深刻影响着新德国的文化创造性。现在，扎根于德国深处的反思内在意义、思考神秘事物的能力——在战后德国文化中的哲学和宗教辩论、艺术、文学，是的，还有音乐方面的能力——仍然和从前一样清晰可见。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第三帝国和大屠杀的影响显然是确凿无疑的。

德国战后的哲学辩论始终影响着政治事务，其灵感中存在广泛的左翼倾向。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哈贝马斯。他认为，他对人类自我定义及与其他人关系的看法不仅和传统的马克思理论不同，也不同于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这使其成为现代德国（及欧洲）身份讨论中的关键人物。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一点。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他在反对忽视大屠杀的重要性和拒绝在历史基础上构建德国身份中扮演的角色。他并非是孤独的：东德的建国原则——和阿登纳的建国方法形成鲜明对比——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公平社会，它和充斥着腐败、妥协、阶级污染的旧德国文化毫不相干。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奥斯威辛是一个休止符。东德从来没有接受它的含义，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似乎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加以解释。

尽管哈贝马斯的思想明显受到了遥远的康德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提出可以用于探索已发生的人类之谜的形而上学框架。也许除了哲学讨论之外，在清晰的基督教形而上学背景下，可以预料的是，神学争论可能会被对第三帝国时期释放出来的邪恶性质的反思所主导——更不必说基督教被动性证据，或者甚至是对政权的消极支持。

事实上，这种反思对德国神学思想和教会参与政治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瑞士德裔神学家卡尔·巴特是20世纪新教神学的天才，他对第三帝国的忏悔教派发挥了影响作用，曾经就灾难之前的德国人的精神状况撰写了一篇十分有力的分析文章。1945年，他出版了《论德国性格的复苏》一书，其德语书名故意借用19世纪中期诗人伊曼纽尔·盖贝尔的诗歌中的句子，这首诗之前已经变为第三帝国修辞艺术的一部分——“世界由德意志性格复苏！”

巴特在他的书中认为，大多数德国人不知道他们应在以奴性方式服务自俾斯麦到希特勒的统治者中承担多少责任，也不知道第三帝国的恐怖让其他国家感到多么震惊。在一篇惊人的文章中，巴特以更加微妙的语气回应了我们在第三章引用的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作者）的抨击，他继续说道：

他们有时喜欢将自己视为作恶者，有时又将自己视为命中注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很难进入一个冷静的视角，让自己以一种负责、健康、深刻的方式思考并做出自由的决定。我们最终必须应对德国的宗教沉思，它通过援引一条伟大的真理——“所有人和所有国家在上帝面前都有同等罪恶，同样需要原谅他们的罪恶”，试图轻易避免承认具体的个人罪恶，进而又得出这样大胆的结论：任何特殊的德国忏悔显然是不必要的，而且肯定是不合适的。

不久，新教教派走到一起，发表了著名的《斯图加特悔罪书》，其条文十分清晰，而且完全不同于四月份库达教士在魏玛发表的言论：

我们带着极大的痛苦宣告，我们给许多国家的人民和土地带来无尽的苦难……我们谴责自己，我们没有更勇敢地说出来，我们没有更忠诚地祈祷，我们没有信任更多喜乐，也没有展示更炽烈的爱。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忏悔文字和序言是某种强有力的辩论的结果。序言称赞了那些和遭受苦难的广大社群站在一起的教派，也赞扬了和其人民共同承担集体罪责的教派。有些人曾经希望逃避对罪责的忏悔，因为这种忏悔将是凡尔赛创伤留下的令人不适的回声。然而，《斯图加特悔罪书》最后不再持一种模糊的态度（尽管没有明确提及犹太人或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相反，它呼吁重新清理那些对基督教信仰带来不忠影响的教会，从而使其再次成为神的恩典和怜悯的工具。

这是一段旅程的开始。教会决心不再允许自己成为世俗权威、秩序和社会职责支持者的传声筒。在新的神学取向的强烈影响下，教会的声明逐渐受到社会参与行动主义的支持。和拯救个人灵魂的传统使命相比，教会更多关注人类历史演进中上帝目的之实现。“看哪，我让一切更新”（启示录21：5）。这种末世论思想（和东德早期的世俗末世论构成一种有趣的对比）成为二战后德国新教神学的主题。这种向前看的视角主要由尤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和沃尔夫哈特·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以不同的方式明确表达出来——两者在战争时期都是年轻人，都通过战败和灾难创伤中的皈依体验接受了宗教信仰。除卡尔·巴特明显影响过他们两人之外，潘霍华的拒绝“精神化”或福音书中淡化后的基督教义的含义也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莫尔特曼从左翼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源头获得灵感，出版了影响广泛的《希望神学》一书，但他呼吁一种极为开放的基督教参与人类历史。他曾通过宗教希望的视角看到了这种参与，这种希望承认社会遭受的痛苦和苦难，但最终会战胜它们。潘能伯格在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中看到上帝的目的在人类历史上的完全实现。这两位作家的视角和着重点各有不同，他们的灵感来源也不相同，但在这两个案例中，他们显然对德国新教派对自己角色的理解产生了广泛影响：教会有义务参与未来的实现——而这种未来就是上帝的未来。此外，教会有义务通过直接影响为实现正义与和解而工作。这和第二帝国时期普鲁士教会的自我认知角色完全不同——显然更不同于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摇尾乞怜的德国基督教运动。

当然，潘霍华一定会支持他们。事实上，新德国教会的新声音和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先驱们的声音截然不同。新的教会不断声称，必须永远不忘历史教训——教会几乎每周都会举行回顾大屠杀的邪恶和其中共谋之恶的布道——基督徒必须以积极、包容、严格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变成一种参与政治的声音，并以任何真正的精神维度为代价[8]，但吸取第三帝国教训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人们很难想象新教教会——如同旧的普鲁士教会——再次成为权力的工具或自满精英的传声筒。除了关于社会职责和秩序的清晰信息之外，许多精英人士当时并不希望从教会那里得到更多。

然而，就像基督教会在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中的影响力正在弱化一样，它们在德国更广大社区中的影响力一直在减弱。神学家的听众数量越来越有限——甚至比哲学家的听众还要少。即使是教会的会众也只能模糊地听懂宗教知识巨人的布道，更不必说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按照神学的主要框架去思考人类状况。

有人认为，德国战后直面历史的勇气在艺术领域（尤其是文学方面）比在神学领域更加直接，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但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然而，文学中的某些内容并不会令两个世纪之前的德国早期觉醒时期的浪漫主义感到吃惊）。

战后德国艺术一直充满活力，时常含有辛辣尖刻的讽刺。就其大部分而言，它们和战后西方艺术在整体上并无二致，很多艺术形式并没有清晰可辨的日耳曼根源（尽管现代德国艺术的两个主要分支——概念主义和新表现主义——有其历史传承，后者肯定至少源自20世纪初德国内地的表现主义）。然而，第三帝国的幽灵和战争体验仍然潜伏在一些德国最著名的现代艺术家身上。例如，马丁·基彭伯格于1986年创作的摄影装置“马丁·鲍曼加油站”。他声称这件作品的灵感源自他在巴西购买的一个真实的加油站，这座加油站是以假想中的著名纳粹逃犯马丁·鲍曼的名字命名的。除基彭伯格之外，格哈德·里希特也许是德国战后最伟大的艺术家，而且绝对是最有才华的艺术家。从他创作的景观艺术上可以看出，他身上带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影子。他还创作了纳粹家族的写实主义肖像，还建立了一座他常用的蜡烛形象的纪念碑，用于纪念他的故乡德累斯顿遭受的毁灭。

但受到第三帝国幽灵影响最明显的艺术家肯定是安塞尔姆·基弗。生于战争末期的基弗时常将语言和视觉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绘画作品有时通过语言清晰地表达出德国历史和文化主题——因此常被视为一种对德国历史的直接或间接的评论。他的《世界智慧之路——赫尔曼的战斗》是最最明显的案例之一。这部绘画作品中的日耳曼主题十分明显：赫尔曼位于中心，点燃了不断蔓延的火焰，周围是日耳曼历史上一系列可以辨识的人物，其背景是德国的森林——所有这一切都以木刻技巧表现出来，其德国艺术传承可以追溯至画家丢勒。

基弗受到一首诗的深刻影响，其中“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这一名句已经成为德国战后意识的一部分。这一诗行出自罗马尼亚犹太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笔下。策兰的父母曾经被纳粹驱逐，最后死于集中营。作为一名天才诗人，他永远没有找到内心的宁静。1970年，他自杀身亡。他的《死亡赋格》是少数尝试表达大量言外之意的诗歌之一。这首诗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节奏、生动的隐喻意象，以及令人不寒而栗的叠唱，概括了令许多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杀景象：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傍晚喝下它

我们在中午喝下它，我们在夜间喝下它

我们喝啊，喝啊

我们在空中掘一个墓，那里不拥挤

男人住在那屋里玩着他的蛇，他在写信

他在写信，当黄昏降临到德国，你的金色头发呀

玛格丽特

他写信后步出门外群星闪烁，他吹响口哨唤出他的狼狗

他吹响口哨唤出他的犹太人，让他们在地上掘一座坟墓

他命令我们开始表演跳舞……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傍晚喝下你

我们在中午喝下你，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在晚上喝下你，我们在清晨喝下你，我们喝啊，喝啊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他开枪用一颗铅弹射向你

他的目标是真实的

一个男人住在屋子里，你的金发玛格丽特

他放出猎狗扑向我们，他让我们在空中挖一座坟墓

他在摆弄他的毒蛇，梦到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金色的头发玛格丽特，你灰白的头发苏拉密斯[9]

这首诗经常被人引用，其中生动的意象可能已经让人失去了新鲜感。然而，当你首次读到它时，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力量。诗中死亡大师在给家中的女人写信时（渴望写信？），甚至在他残忍折磨和屠杀他的犹太俘虏时，他具有的人性是确凿无疑的。这里的意象包括各种典故：苏拉密斯是国王所罗门的黑发美人，但她的头发现在是灰白的；玛格丽特的金色头发是雅利安美女的缩影，但她的名字也让我们想起被签下魔鬼契约的浮士德引诱的格雷琴。（她的头发是否还让我们想起海涅诗歌中邪恶的“死神罗蕾莱”的金发？莱茵河上的船夫常常在她的笛声引诱下送命。）闪闪发光的星星是否让我们想起康德对宇宙奥秘发出的惊叹，或者让我们想起“大卫之星”？然后是战后德国文学反复引用（更不用说公共场合的涂鸦）的跳跃韵律：“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同战后德国其他主要艺术家相比，基弗被这首诗惊呆了（它恰好证明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著名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在他的论文《文化批判与社会》中提出的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一个谎言或者存在例外）。在一系列绘画中，他探讨了金色和黑色头发产生的复杂共鸣。他在画布上反复使用成熟玉米的形象传达金色头发的意象，而用稻草——有时是焚烧过的稻草——代表黑色头发，这些画看上去几乎就像浮雕。

虽然保罗·策兰用德语写作，但他并不是德国人。不仅如此，他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受害者——但不是来自产生迫害者的社会。对那些来自该社会的人——第三帝国的孩子们——而言，不能回避对过去的反思。借用科尔总理的不恰当的表述，这一代作家有幸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但也不能太迟，以至于无法在党卫军中当差，因为其中最伟大的作家，如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后来曾不安地承认道，他曾应征参加过党卫军］，他们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在围绕这个国家写作，而死神的确曾经是这里的大师。事实上，它成为一种成见，或者一种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到处都是它的阴影。

海因里希·伯尔反复描写的主题是纳粹时代对普通城市生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也许最令人感动的作品是他于1972年发表的《女士及众生相》——其中一位简单朴实的反英雄人物莱尼在战争年代受到摧残，但却保留了应付战争和超越战争的能力，而且冒着挑起敌意和遭受嘲笑的风险追寻爱情。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则在二战结束25年后出版了他的《迸涌的流泉》。此时，大屠杀已经占据了德国战后意识舞台的中心。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国博登湖小镇上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它描述了一种常态，从中可以辨识出“源泉的意象”，但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常态却变得完全不正常了。有人批评它没有关注大屠杀，甚至没有提到大屠杀。的确，此后不久，瓦尔泽被迫卷入一场争论：纳粹时期德国人是否有正常生活，或者曾经被纳粹污染的德国人是否有正常生活。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小说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但不同于其他小说的是，作者的中心主题是再现恐怖、承认罪恶，以及寻求宽恕或和解的困难——或者不可能性，而不是通过死亡来消解一切。施林克的这部小说是第一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的德国小说。

当然，关于第三帝国的最经久不衰的小说肯定是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这部小说创作于1959年（1979年，导演沃克·施隆多夫将其拍摄成同名电影），主要描写了拒绝长大的男孩奥斯卡·马采拉特的故事。这部小说意蕴微妙，内涵复杂，不仅含有隐喻、辩论，还具有怪诞的成长小说的特点。它对德国的民族心理提供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批判，而且批判的对象并非仅限于第三帝国（尤其是儿子通过犀利的非雅利安人的双眼看到他父亲的可怜形象）。此外，它还涉及战后的物质主义、美国化，以及对过去的压制。在奥斯卡的刺耳尖叫声和他的铁皮鼓伴随下，一段始于不正常的战前的但泽家庭的喜剧旅程开始了。在战争时期，奥斯卡加入一个侏儒乐队，为军队表演。战争结束后，他和几百万东部居民一样，定居在西德的杜塞尔多夫（乏味的新联邦共和国的成功故事的化身？），然后成为了一名爵士乐鼓手和表演者。最后，他为了进入精神病院，主动去警局自首，谎称自己犯下了谋杀案。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故事，类似于彼得·潘主题的噩梦般的扭曲，伴随着《同步画派》的回声，对社会的描述令人不适，但又准确无误。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德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在于：虽然重新走向繁荣，但对历史却安之若泰。这部小说刚出版时，很多人感到愤怒。但在战后德国文学中，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比这个男孩的永恒的尖叫声、吵闹声、不停的敲鼓声更有力，更令人不安。

战后德国的音乐又会呈现何种面貌？《最德国的艺术》如何帮助德国精神面对过去？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它为德国人提供了一种逃避途径。德国施拉格尔音乐——源自德国文化内部的平民主义的劲爆音乐——宣扬的是一种传统生活体验，而且通常是农村地区的生活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农村生活是永恒的，没有受到城市态度或战争创伤的影响。施拉格尔音乐最后的作用是引发人们的思考或让人产生怀旧感。其角色相当于美国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它们以一种更简单的节拍将城市社会与其根源连接起来，从而使几乎已经消失的生活状态理想化了。或者，这是美国化的时代——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大行其道，因此德国音乐也受其影响。如果施拉格尔音乐创造的是不真实的延续性，这种趋势就会完全否定任何延续性。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种正视过去的工具。

或许是我们过于渴望音乐中出现正视过去的反思？在叔本华看来，音乐是让人类精神脱离纯粹现实的艺术形式，这样的观点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吗？很难说是正确的。即使是纯粹的器乐也可能和生活的现实强烈契合——例如古典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创作的冷酷无情的《列宁格勒交响曲》便是如此。歌唱可以赋予文字更多力量，例如德国人曾经演出从巴赫到瓦格纳的音乐剧，以及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通过其《战争安魂曲》展示的非常个性化和充满激情的和平主义。在俄罗斯和英国文化环境中，音乐给战争体验带来深深的共鸣。在德国能找到这样的音乐吗？

的确，战后德国音乐发展的故事具有很强的启迪性。在古典音乐中，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地方，节拍的情绪完全不同于半个世纪之前。沿着“表现主义”乐派代表人物阿诺尔德·勋伯格开创的音乐之路，在无调性创作世界里，关于音乐模式、电子音乐、超音乐和静默的实验，以及摆脱传统调子或韵律框架的自由，让音乐更倾向于智力方向，而不是一种美学体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战后作曲家比德国作曲家更愿意吸收这些可能性，例如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的作品。就像过去一样，德国的音乐发展仍然伴随着哲学的发展。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是一位积极的音乐发展推动者，曾经为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带来巨大影响。他主张放弃受污染的音调和个性表达路径，因为第三帝国给任何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东西都套上了人民事业的枷锁。作曲家欣德米特（Hindemith）也做过类似色调的创作。事实上，他曾经受到“国家音乐室”的种种迫害，但他仍然受到了注重历史延续性的阿多诺和其他人的指责。1938年，他离开了德国。在此之前，无调性音乐之父勋伯格已于1933年离开德国。现在，他已经对新一代作曲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非延续性成为某种压倒一切的目标——一方面它是零时思维的真实表现，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以不同方式宣示了东德的基本意识形态和战后新教神学——但另一方面，它是作为音乐精神独立性的更基本的再主张。汉斯·维尔纳·亨策（Hans Werner Henze）很可能是战后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他将自己的音乐描述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真空,一种社会中性现象，一种神秘现象，不能用理性加以合理解释”——认为音乐是唯一一种无法判断或指责的艺术。于是，德国关于音乐的哲学思考继续传承下来。因此，在一个似乎被连根拔起的新世界，叔本华继续存在下来。

然而，叔本华将音乐的特殊力量视为美学上的力量，而不是智力上的力量。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在战后联邦德国（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持续几十年的繁荣期内，音乐厅和歌剧院内一再上演韦伯恩或施托克豪森的作品，甚至欣德米特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传统曲目，包括从巴赫到施特劳斯的各种宗教曲目和世俗曲目。勋伯格的作品也再次上演，但仅限于他拒绝调性音乐之前的早期作品，他的这些作品享有最广泛的共鸣，包括明显受到瓦格纳和马勒影响的《古雷之歌》或者《升华之夜》——它们具有一种空灵之美。在所有战后作曲家中，或许只有亨策能以更自然的方式诠释德国精神的曲调。亨策的才艺是多方面的，包括调性音乐和非调性音乐、爵士乐、那不勒斯和弦，尽管存在上述评论，但它们通常都很令人着迷。他的歌剧是基于克莱斯特的戏剧《德国洪堡亲王》创作而成，但公开反对其中灌输的军国主义和肩负责任的民族主义。他采用传统的和声表现亲王的梦幻世界，并将刺耳的序列技法用于清醒、真实世界中的军事音乐，这样就不会混淆需要传递的信息。

也许并非巧合的是，亨策还创作了和第三帝国体验直接相关的主要作品——《第九合唱交响曲》。这部作品不可避免地参考了贝多芬和席勒的作品——两者在其所在时代都是高度参与政治的评论家。这首贯穿着合唱的交响乐是对当时政权奉行的残酷极权主义的回应。其歌唱文本来自女作家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于1942年在美国发表的《第七个十字架》。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战前德国集中营里七个逃犯的故事，其中只有一人得以逃脱。亨策将这首交响曲献给“德国反法西斯主义的英雄和烈士”。这部交响曲也许可以和肖斯塔科维奇及布里顿的充满情感且尖锐的战争反思相媲美。

总之，这是一个关于不断正视其历史的社会的故事。但正视历史的过程并不容易，其进展并不迅速。毫无疑问的是，仍然有许多人在走进坟墓时也没有承认自己的不作为和过失导致的罪恶。尽管它存在种种不完美之处，但和那些充斥着罪恶记忆的国家相比，这里的赎罪更加彻底。尤其是，如果将德国对其罪恶的清除和日本或俄罗斯仍未系统面对自己的创伤进行对比，差异非常明显。

与此同时，自德国统一之后，“学习历史，分析历史，避免历史重演”的浪潮不断涌现。第一次浪潮是出于不断坚持反思德国受害者心理的需要。从一开始，这种反思就陷入了困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英国人对盟军轰炸行动也持矛盾和不安的态度，但德国人始终很难占据道德愤怒的高地。事实上，正如著名作家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Winfried Georg Sebald）所观察到的，很少有文学或艺术作品反思这方面的整体体验。与此类似的是，东德地区被驱逐者的故事和苏联红军占领德国期间的暴行同样令人感到震惊。尽管事实已经广为人知，但在西德，人们拒绝以相对化的方式关注大屠杀，因此不愿探讨德国人也是受害者这一观点的任何意义。与此相反的是，由于进入东部的苏联红军官方宣传自己是人民的解放者和朋友，以至于讨论四处肆虐的强奸和屠杀行为被列为一种禁忌。因此，在统一之前，双方发出的痛苦和愤怒的声音都被掩盖了。

在德国统一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有可能说出东部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探索德国所遭受的苦难时，没有个人罪恶感的战后几代人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因此，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org Friedrich）在其2004年出版的《火焰》一书中谴责了盟国对德国实施的文化阉割。这和希特勒威胁犹太人时所使用的字眼是完全一样的。甚至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将那些轰炸机描述为特别行动部队。

在更深层面上，相对而言，人们几乎没有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大毁灭中的完整体验进行反思——而且更不愿反思经历过大毁灭的个体和整个德国社会在精神和道德维度上发生了什么，或者这种创伤对个体或社会心理产生何种影响。为什么这是真实的？这是泽巴尔德在其1999年出版的《空战与文学》（该书英文名为《关于毁灭的自然历史》）中思考的问题。这部作品对汉堡遭受的火焰风暴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其详细程度甚至会让读者感到反胃。但它真正的主题是关于集体失忆，其中探讨了失忆本身是否是一种压制机制，以便能够让人继续生存下去，并实现新联邦德国后来的成功。

弗里德里希的这部作品十分畅销，就像格拉斯于2002年发表的关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鱼雷击沉的中篇小说《蟹行》一样，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也许说明泽巴尔德的集体失忆消失了。但也许它会重新点燃受害者的正义感，也许时间的流逝会让人们更容易承认正义感，但同时不会否认或以任何方式淡化第三帝国的罪行。不过，最令人吃惊的首先是，它几乎没有唤醒怨恨的恶龙，更不用说报复或复仇的意愿——当然，证据是德国在这条不平凡的赎罪和重生之路上究竟走了多远。

西德吸纳东部之后，随着东德的现实和秘密大白于天下，再一次反省的浪潮随之而来。所有人都看到了理想或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鸿沟究竟有多宽。现在，东德领导人的偏执程度也变得一清二楚——只需要看看他们给自己的人民（和其他人）保留了多少秘密档案就会明白这一点。事实上，在统一之前，许许多多的东德人，甚至包括抗议运动的领导成员，一直在和东德政权进行非官方的合作，这样的真相令人感到不安。

最近几十年的电影和文学反映了东西德分裂带来的创伤。自修建柏林墙起，这种人为的分离激发了人们对文化被从根部阉割的哀伤反思。1963年，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发表了《分裂的天空》，这是早期在东德出现的一个尖锐案例。在这部作品中，女主角拒绝跟随她的情人前往西柏林，在柏林墙的隔离下，她和他永远分离了：她把赌注押在新社会上，虽然知道它并不完美，但她相信它是一条更好的道路。1973年，布里奇特·莱曼的遗稿《弗兰齐斯卡·林可汉德》在其去世后终于出版。莱曼因罹患癌症而中断了她的写作生涯，去世时年仅39岁。在这部作品中，她描述了一位年轻女士的漫长而复杂的故事，具有抒情诗般的美感。女主人公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但这种理想和真实的民主德国的实用主义目标相冲突。不仅如此，她在寻找爱情时遇到困难，最后无果而终。这是一个因失败的人际关系导致理想破灭的故事。这部作品一开始受到严格审查，直至1998年，全文才得以出版。这部作品是有关信仰丧失的一个悲哀而微妙的标记。

无论如何，东德的文化生活仍然保留了一种独立精神，这和第三帝国的扼杀和控制完全不同，但也正在慢慢让人窒息。最后再看看另外一个案例。对于东德当局而言，东德诗人兼歌手沃尔夫·毕尔曼（Wolf Biermann）是一个莫大的讽刺。1976年，他获准前往西德参加音乐会。在音乐会期间，东德政府突然宣布取消他的国籍。在东德，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控制性偏执、担心社会主义失败、国家分裂的痛苦、对异己的虐待，以及对自由和旅行的向往——所有这一切导致越来越多的创伤，包括虚耗、愤怒，以及需要悔罪的罪恶感。

德国统一之后，一大批电影和小说涌现出来。电影如倾向于恶搞的《再见列宁》，或者更严肃、犹豫的《窃听风暴》，小说如乌韦·特尔卡普（Uwe Tellkamp）的《塔》。在《塔》这部作品中，作者详细讲述了重建之前生活在东德德累斯顿地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及其朋友们的故事，最后以1989年的示威和对新未来的不确定感作为结尾。此外，还有一些需要讲述的真实故事。在安娜·丰德（Anna Funder）创作的真实感极强的《斯塔西》（斯塔西是东德安全局的名称）中，作者以人性化的角度描述了为政权服务或同政权合作的人——理想、妥协和个人利益考量构成了这些人的各种生活动机。当然，还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正视个人历史的作品，尤其是克里斯塔·沃尔夫的作品。在电影《天使之城》中，看到自己在斯塔西的档案，她感到失望和遗憾，然后痛苦地回忆自己如何变成了一名告密者。毕尔曼被驱逐之后，丰德成为东德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她忘掉或故意隐瞒了曾经的告密经历。

与此同时，在这些反省努力背后——无论是极其艰巨的正视纳粹历史的任务，还是困难性稍低，但非常真实的正视东德现实的任务——始终存在着对常态的更多渴望。这是那些经历过第三帝国的成年人永远不会了解的常态，这是他们的孩子——1968年的一代人在指责其父母时拒绝的常态，也是东德人在统一中无法轻易找到的常态，但这也是下一代人会看到的常态——不是因为这样的常态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是正常的。

然而，德国不会被允许走向正常。如果那样的话，那将意味着它会成为一个集体肩膀上不承担任何期待的国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奥地利已经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但德国仍然害怕自己会逐渐重拾自信，它仍然流露出一种焦虑感，并重点关注新德国在新欧洲的短期、中期、长期问题。

首先，德国会关注自己在欧元区的领导角色——它以存在主义方式致力于完成好这一角色，但该角色同时又会常年召唤出货币价值的噩梦。1949年之后的半个世纪，德国马克在德国人（东部和西部）心目中一直是价值和稳定的重要象征。他们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曾经出现过一次超级通货膨胀。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德国再次出现货币崩溃——这些痛苦经历从来没有在民间记忆中消失（在德国马克的整个历史中，西德中央银行显然在利用这样的事实支撑其在货币政策上的强硬立场，同时还在欧洲央行委员会中延续了这一做法）。正是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支持并充分解释了德国在面临欧元区问题时的态度。对于德国人而言，这些问题不仅是技术性财务问题或预算问题，也不仅是对地中海地区职业道德的刻板印象做出的反应，他们对深埋的记忆一直感到惴惴不安，就像大萧条仍然潜伏在美国人的浅层意识里一样。

其次，和欧元区内其他国家相比，德国人发展绿色经济的决心似乎更加坚定。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难发生后，德国做出的反应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果断、更倾向于本能（同时也存在争议）——事实上，它的做法完全不同于英国或法国的反应。德国人之所以对核灾难感到普遍恐惧，不愿在“核怪物”身上冒任何风险，无论它离德国人多么遥远，至少部分原因肯定是由灾难和崩溃的深层记忆造成的。对于德国人和少数其他欧洲人而言，“世界大毁灭”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而福岛灾难就是一次令人不安的提醒。

第三，德国人——就像其他欧洲社会一样——担心人口模式和开放边界会带来长期影响。当德国人看到本国低于更替水平的出生率和人口中不断增加的移民时，他们会提出几个世纪之前曾经提出过的完全相同的问题。在前几次的疑惑中，这个问题是关于德国是否可以在缺乏政治身份的情况下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确定自己的身份，现在这个问题则变成：德国的身份只可能和具体边界的政治身份相关吗？德国的文化和语言身份面临何种生存威胁？它的文化身份是否已经让位于“宪法爱国主义”（费希特哲学已被哈贝马斯哲学替代）？[10]或者正如德国著名的历史政治学家阿努尔夫·巴林（Arnulf Baring）教授以略带苦涩的语气说的：“希特勒虽然没有导致德国的肉体灭亡，却导致了德国的精神灭亡。”[11]

当然，这种担心并不仅限于德国，而且也不是对社会价值观世俗化结果的担忧——尤其不是对年轻人价值观的担忧。但对于一个经历零时和分裂创伤的社会而言，探寻问题的根源更加困难。旧的社会融合机制已经被希特勒青年团之类的实体带来的体验彻底终结了（东德也有令人不安的类似机构）。

20世纪60年代，在西德地区，父母们的道德权威受到质疑。在这个动荡的十年里，当地年轻人的迷茫程度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的年轻人。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被削弱了。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是一个大众时代，所有道德权威都被削弱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文化当局的妥协历史给其声望造成了明显的破坏。

与此同时，路德派教会的舆论呼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作为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一种宗教观念上的制度化守护者——已经通过一种坚决的政治参与对自己的历史做出了回应。然而，教会同时坚守着一种特别笨重的信仰结构和风格，对现代化、城市化了的一代人的情绪和兴趣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作为一种内在生活的表现，虔敬主义已经大部分消失。如同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各种各样的替代选择争相在一个宗教超级市场上兜售。但对于相当多的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古老的音乐食粮仍然是传统宗教时刻触及灵魂的最强大的手段，例如巴赫的《圣诞节清唱剧》《马太受难曲》，以及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对于许许多多的德国人而言，音乐通常保留了叔本华所说的特性。在一个去神秘化的时代，这也许可以或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内在生活，但肯定足以支持任何更宽泛意义上的归属感。

总之，现代德国的焦虑感仍然与众不同。一方面，这种焦虑感是许多其他欧洲人共有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德国人特有的。现在，曾经的受害感不再是侵略性的催化剂，这是否意味着德国人失去了目的或命运的任何意义？这种失去带来的威胁是否意味着身份的丢失？因此，焦虑感——对真空的恐惧——仍然存在。对事物意义的苦苦追寻是一种珍贵的德国传统，而遵循这种传统的人们也怀有这种焦虑感。让他们烦恼的问题逐渐从关注过去、反省历史转移至关注未来、关注在世俗化、城市化的欧洲广泛涌现的一系列问题上来。（尽管亚洲地区目前处于不同的地理空间，但随着城市化和世俗化波及全球，没有理由相信这些问题不会在这里抬头——肯定如此。）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意义上，新崛起的统一的德国在21世纪终将走向正常。

因此，德国在走向正常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可供其他国家借鉴。有些教训是非常具体的——20世纪的德国并不是唯一因历史上的受害而影响与邻国关系的国家。例如国土面积十分辽阔，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具有遭受过西方伤害和获得其资助的独特感受，后来又在一个半世纪的糟糕历史时期内受到日本的残酷对待，毛泽东于1949年在紫禁城的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这样的历史才最终结束。现在，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拿回自己应有的地位。正如19世纪的德国，经过一切都被贬低的一段时期之后，中国正在自己的古老文化中重新寻找自豪感。当然，如果过分强调两者的相似性，问题就会变得过于简单化，但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新的国际力量在这种情绪下给自己和其他国家带来的挑战。

或者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极其深刻的案例——以色列。以色列虽然是一个小国，却是一个意志坚定、拥有技术天赋的国家。因为欧洲发生的一切，加上面临阿拉伯世界中盛行的“应该将其从地图上抹去”情绪的影响，它继承了一种极易理解的受害感。以色列面临的传统风险是，攻击性防御（结合扩张性定居政策）加重了它正在应对的敌意。在此方面，东普鲁士人的心态是否有些许呼应？——或者类似于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待法国的态度？同样地，如果过分强调两者的相似性，那将是一种挑衅性的胡说八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以色列必须实现和邻国的和平共处。

还有一些教训更具有普遍性。令德国感到痛苦的不仅是第三帝国的精神遗产。这种痛苦感还涉及城市化和世俗化的普遍影响，以及关于价值观和身份的普遍性人类问题。这个国家正在成为新欧洲的不情愿的领导人，它正在努力克服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给其带来的在现代世界中寻找其已被削弱的新地位的问题。事实上，在这个全球化的21世纪，全世界都在面临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停留在新德国的未来道路上，但我们所有人都和这些问题息息相关——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问题。

[1]纳粹“二号战犯”，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

[2]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

[3]人称“死亡天使”，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师”。

[4]二战时期的纳粹嫌犯，涉嫌在1943年担任索比堡集中营看守期间协助纳粹杀害2.79万名犹太人。

[5]安娜·罗斯姆斯的故事见于伊恩·布鲁玛的《罪恶的代价》（伦敦：海角出版社，1994年）。1990年，描写其经历的小说被翻拍成荣获高度评价的电影《讨厌的女孩》（Das Schreckliche M dchen）。——作者注

[6]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文艺理论家和音乐理论家。

[7]请比较,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撰写的关于欧洲列强在一战前的各种行动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梦游者：欧洲如何在1914年走向战争》（伦敦：企鹅出版社，2013年）。——作者注

[8]福岛悲剧之后的几个星期，作者在复活节的早晨在柏林倾听了一场主要关于核电站危险的布道。——作者注

[9]北岛译。

[10]尽管这一概念不是哈贝马斯的原创，但是由他普及的——他认为政治身份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对自由民主的承诺），而不是共同的历史或种族。——作者注

[11]这是和作者的一次对话。——作者注

第十章 新欧洲不情愿的领导者

德国的广袤面积和中心位置曾经一度使自己和其他国家面临风险，现在当它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新欧洲的中心，反倒使它对担当欧洲领导者的想法产生了畏缩心理。在新德国的民族心理上深深铭刻着对领袖原则死灰复燃的强烈反感。

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德国的土地一直是欧洲强权政治的游乐场。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一个防御性和侵略性兼而有之的统一德国开始在欧洲舞台上寻求展示自己的权威，但它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此后是1945年至1989年的一段分裂时期——现在来看，这段分裂时期只是持续时间不长的一段插曲。一个分裂的德国曾经在政治选择上处于弱势，同时还要满足东方和西方邻国的渴求——无论它是清晰的或暗示性的。因此，德国的能量被导向追求卓越技术这个方面。于是，西德（加上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明星。东德曾经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典范，它在苏联面前就像一个被调教好的宠物。

但现在，在新的千年和柏林墙倒塌后的时代，新统一的联邦共和国正在成为新欧洲的一位不情愿的领导人。与此同时，它面临一个关于其身份和整个欧洲未来的严肃问题——这是一个存在主义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所有欧洲国家回答的问题，但它的重量必然会压在这个无法逃避的、不情愿的欧洲领导人肩上。

今天，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正处于长期相对衰落的时期。它不再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在海上抢掠、贸易和殖民统治时充满活力、野心勃勃、勇于进取的欧洲大陆；不再是1793年麦卡特尼勋爵（Macartney）为寻求中国开放贸易而展示的杰出技术受到乾隆皇帝不屑一顾时的欧洲大陆；不再是侵略成性的德国寻求在东方定居、德国化斯拉夫的广袤土地，并为达到目标而发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战争时的欧洲大陆；也不再是冷战时期不仅有能力互相摧毁而且有能力将其他国家摧毁多次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角力时的最前线。它已经放弃了自我定义的世界中心地位，退回至15世纪之前的状态——欧亚大陆板块的一角。尽管它仍然是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国家富裕的大陆，但仍然难以完全确定自己的身份和未来。

法国和英国——曾经都是超级大国——如今仍然宣称有能力远距离投射军事力量，仍然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永久投票席位的形式保留着它们之前留下的全球角色遗产。但两者都不具备单独支撑一次重大军事行动的力量或体量。在21世纪的开放年代的不愉快经历降低了这两个国家可能追求重大军事冒险行动的胃口和能力。在战后几十年间，欧洲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发展出任何可信的集体能力来投射独立力量。展望未来，基于我们即将谈到的原因，显然它并不希望这样做。

作为一支政治力量，欧洲坠入了下降通道；作为一支经济力量，它也进入了相对衰落阶段。19世纪，欧洲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领导着全世界。20世纪初，特别是在一战之后，世界的重心从欧洲转移至大西洋彼岸。二战导致欧洲遭受大规模破坏之后，美国就稳稳地获得了主导经济力量的压倒性地位。这至少意味着欧洲（西欧）也可以将自己定位为跨大西洋关系的一部分——双方拥有共同的利益，致力于共同的民主，乃至采用共同的经济模式。当欧洲从破坏中恢复过来时，经济在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欧洲人获得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普遍繁荣。

但这段繁荣期已被证明只是一段小插曲。自划时代的1989年以来，亚洲的崛起已经驱动全球经济重心出现新的历史性转移，这次它转向了东方。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走上世界舞台之外，在亚洲和在上一个时代曾被帝国主义力量主导的其他大陆上，许多国家正迈向现代化和城市化——这和西欧持续低迷的旧经济构成强烈的对比。对于欧洲人而言，即使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在世界收入中的份额仍然在下降，他们未来必须习惯于和世界舞台上的新演员打交道。然而，欧洲的表现证明它们事实上已经被削弱了——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内部的极端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越来越紧迫，另一方面是因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和许多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兴国家相比，爆发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欧洲国家陷入了更加弱势的地位。因此，如果说这场危机与之前的危机有任何区别的话，就在于它加速了经济重心历史性地向东方转移。欧洲正在这个越来越相互交织的全球市场上苦苦寻找一个安全的立足点。面对这个全球性市场，更加精明的亚洲竞争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时代来临了。中国和美国可能互相提防对方，但双方都明白正在发生什么，而且明白欧洲已经丧失了它的大部分重要性。

当然，市场份额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所有早期发展者的命运。这是历史回归常态的结果。19世纪之前，一个国家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大约等于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和今天一样，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1820年左右，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工业革命开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让部分经济体的生产持续高于温饱水平，进而造成了两个比率之间的分化。因此，在世界市场上，首先是欧洲，然后是美国，再后来是日本，均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了巨大的份额增长。在鼎盛时期，这些拥有不到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创造了大约3/4的世界产值。但现在差距再次缩小，不仅是中国，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纷纷赶上欧洲人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水平。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将于2020年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次大融合及其带来的影响将是21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事实。

欧洲面对新的现实——世界舞台上日益削弱的地位、新的经济竞争，以及这些竞争为其变革带来的挑战——一直表现平庸。首先，欧盟的复杂性绊住了它。欧盟目前包括28个成员国。[1]未来20年内，成员国的数量将超过30个。然而，欧盟的管理模式基本上只适合相当于它目前规模的一半的政治体量，最初成员国之间的财富和发展不一致性远低于当前情况。它的庞大笨重、功能失调的结构现状强烈呼唤变革，但为变革达成共识的过程慢得令人痛苦。事实上，在缺乏重大危机的情况下，面对全球挑战时，为了效率和灵活性利益而彻底改变欧盟在实际上并不可行。其次，各国公民之间一直存在广泛的不满，他们经常希望欧盟能够确保可预测的延续性，但这在实际上无法实现。

与此同时，他们感觉自己距离权力的走廊非常遥远。再次，由于缺乏基于欧盟层面民主授权的结构清晰的强力领导层，欧盟无法随时正确调整有关欧洲在变化的世界中所处地位的愿景和不快事实，结果导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反欧投票数量的急剧上升——最明显的是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投票。

这一切病态行为背后是有关欧洲身份的固有的不确定性。亚洲的崛起加重了欧洲的身份危机。欧洲对现代亚洲取得的成就感到钦佩和紧张，由此导致欧洲对自身地位在世界上的不确定性完全凸显出来。欧洲人对亚洲人将挑战并最终超越他们感到惶恐不安。亚洲不再无限供给勤劳而廉价的劳动力。欧洲人担心亚洲的卓越技术可能在一些让欧洲引以为傲的领域压倒他们。

所有这些风险孕育出一种自卑感和对欧洲人真正身份的不确定感。例如，许多人都陶醉于新加坡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和西方民主社会的自私自利、短期主义的社会结构相比，新加坡和中国的社会群体结合更紧密，利己主义者更少，在发展方向上更具有长期性，而且，是的，人们更加爱国。几乎所有制定过重大国际战略的欧洲公司都会吟诵“到东方去”的咒语。许多领导人都悄悄地——或实际上公开地——同意亚洲人对欧洲社会做出的这种批判。更普遍的是，许多欧洲人接受了它的大部分评判，即使他们可能不喜欢自己被视为和美国完全一样的“西方民主国家”。总之，西方对这条可能被称之为“特殊道路”的亚洲道路有一种广泛的尊重，而不是将其视为19世纪新登上舞台的第二帝国。

从整个地区的新兴中产阶层需求的形成来判断，这并不是因为这条亚洲特殊道路在物质利益上追求较少。从麦当劳到尊尼获加，从奔驰、捷豹到流行音乐，再到品牌时尚配饰，他们对西方生活用品的胃口似乎是无限的。这些具有悠久和丰富传统的社会在文化真实性和创造性方面可能会呈现出什么结果呢？真相是，这些社会整体上正在大量生产媚俗和浮华的产品。尤其是，一些亚洲古城正在以现代发展的名义被改造，多数情况下，这些做法完全是一场悲剧。未来几代人肯定会痛恨所有的这些破坏——例如消失的老北京。新亚洲的许多大城市也面临类似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拷问亚洲的特殊道路：它的真实性如何？在其社会文化身份上，它将持续多久？根植多深？实际上，显而易见的是，越来越多的亚洲社会的领导阶层正在意识到拼命奔向现代化而导致的精神真空。

然而，虽然部分21世纪最重要的新挑战者宣称自己在走一条新的特殊道路，但欧洲人却感到烦恼。20年之后的新欧洲在21世纪到底拥有何种身份？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欧洲将如何迎接来自亚洲的挑战？它必须为这个新的全球化世界做出何种贡献？如今的欧洲意味着28种不同的文化，因此存在28种不同的身份。在全球竞争中，每种身份都在开创自己的道路吗？或者28个成员国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基本的共性，这种共性是否为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带来共同的愿景？换言之，是否存在一种欧洲身份？是否存在欧洲的特殊道路？

德国“特殊道路”的历史回响诱使我们避开这样的问题。然而，我们却不能对其置之不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关于身份的问题。如果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很容易看出答案是否定的。欧洲的确存在多种差异——最重要的是语言上的巨大差异。事实上，这一原因也部分导致了整体生活方式的差异，例如谁也不会将南方的意大利小镇和北方的德国小镇混为一谈，因为它们在语言、外貌、风气、生活方式上根本不同。如果将其和著名的美国大熔炉的物质表现形式——美国东、西部城市之间广泛而乏味的相似性进行强烈对比，这种多样性就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的确存在一种欧洲身份，而多样性本身就是这种身份的一个关键元素——从爱尔兰西海岸到希腊岛，从马耳他到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里的一切犹如万花筒一般多姿多彩。它的多样性不仅包括各种地理地貌，还包括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多样性。正是这种丰富的多样性造就了欧洲。

这是真的吗？它真的能够成为一种身份的基础吗？

也许吧。如果这种多样性是和所谓的社会“颜色”有关，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一种身份的基础。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身份开始承受近年来欧盟内部自东向西的移民增长带来的真正压力。从表面上看，这种多样性的身份意味着人们要求实现至少一定程度上的财富均等，而过去20年来，欧盟的不断扩大导致其内部出现了巨大的不平等。但还有一个更考验人的问题：如果这种关键的多样性在更深层面上存在，结果将会如何呢？如果它是一种不仅仅是由地方色彩构成的多样性，还包括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关于个人、社会性质、自然，以及国家作用下的不同的元叙事，结果又会如何呢？它会不会妨碍共同或共享身份的形成？它会不会损害认同欧洲特殊道路的任何主张？

这是否恰恰正是欧洲的特点？在欧盟三个最大的成员国内，显然存在不同的世界观，它们的源头牢固地镶嵌在它们的历史之中，极大地影响了它们今天的行为。众所周知，英国到处充斥着个人主义和继承自洛克和休谟的持怀疑态度的经验主义；同样，法国人则奉行倾向精英社会工程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追溯至笛卡儿、启蒙运动学者、法国大革命，直至拿破仑。那么德国呢？它不一直是形而上学和浪漫主义——思想家和诗人的家园吗？在这里，甚至音乐——最德国的艺术——在处理宇宙盲目意志时，也有自己的哲学家叔本华来解释它的精神意义。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一个共同身份和欧洲特殊道路的概念在三个国家中引发了担忧。英国不喜欢宏伟的计划，对大陆上的纠葛怀有长期的恐惧。法国人不喜欢一体化的野心，除非它能反映法国自己的世界观，并且建立在由法国人领导的前提之上。（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圆点广场上，矗立着夏尔·戴高乐的雕像。雕像上镌刻的是戴高乐的名言，这句名言完美地总结了上述观点：“在法国的伟大和世界的自由之间，有一个重复二十次的百年协定。”）至于德国，它的广袤面积和中心位置曾经一度使自己和其他国家面临风险，现在当它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新欧洲的中心，反倒使它对担当欧洲领导者的想法产生了畏缩心理。在新德国的民族心理上深深铭刻着对领袖原则死灰复燃的强烈反感。

那么，这一切是否意味着在这种丰富的层面上不存在共同的身份？这是否意味着这三个最大的欧洲国家（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在世界观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因此也存在身份差异，以至于没有机会成功发展为有意义的统一的欧洲身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差异不可能仅和欧洲身份的存在相关。反之也是荒谬的。坦率而言，欧洲的概念不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欧洲人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最后并不会被差异所掩盖，尽管它们显然都很重要。英国人也深知他们不同于美国人。最近50年以来，虽然在战后的最初几年曾出现过美国化的狂热现象，但欧洲人在整体上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跨大西洋的差异。不仅如此，没有人会对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之间的差异产生任何错觉。

无论如何，欧洲人通过地理和历史事实捆绑在一起，不仅包括更久远的事实，也包括最近的事实。地理事实最后导致了共同利益，而地理事实和历史事实一起导致欧洲启动了多项共同计划，这些计划已经创造了新的历史和共同的未来，其中不仅蕴含着潜力，也存在各种风险。

这些共同利益是明确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欧盟已经清晰实现的和平与统一愿景（现代欧洲也许认为这样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欧洲和其庞大的东方邻居俄罗斯之间一直存在龃龉。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近年来俄罗斯为欧盟或北约涉足的势力范围划定红线的决心越来越坚定。能源政治让这种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欧洲缺乏能源，在战略上依赖俄罗斯的供给，但俄罗斯目前正在开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此它在收入来源上对欧洲的依赖正在降低。

此外，尽管不同欧洲国家的能量方程可能会有明显的不同，但这些国家在打造绿色经济方面面临的挑战并无二致。所有国家都面临这样的挑战，各国在解决这项任务上单打独斗显然是荒谬的。最后，欧洲南方和东南方的近邻将带来持续的人口压力和不安全感，整个大陆正在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这种邻居关系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及其他更多方面将欧洲人结成了共同的命运体。我们稍稍套用英国诗人兼牧师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话：“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居……”[2]

欧洲的共同价值观将会如何发展呢？在某个层面上，这些价值观对于西方民主而言的确是相同的——而且被分享给美国——对于那些生活中从未缺少过它们，从未为它们而奋斗的人而言，这些价值观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些价值观又存在重要和显著的差异——社会态度差异和政策差异。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差异在于地理和社会的流动程度、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的范围、关于隐私权的假定范围，或者在于提供医疗保健的正确途径，以及关于死刑或枪支管控的法律条文——这一切都提醒了我们，美国人的关注重心完全不同于欧洲人的关注重心。（它们还提醒我们，英国人比其他欧洲人更倾向于忽略这些差异。实际上，他们和自己的大陆邻国有更多共同点，但和跨大西洋朋友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通常认为的要少。）

打造新欧洲的共同计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这一直是一项困难重重、进展缓慢的旅程，其间多次出现错误的起点和转向。唯一可能的情况是，当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政治共同体悬而未决时，最初可能出现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某种形式。众所周知，丘吉尔早在1946年就在一次演讲中提出过这一概念，虽然他从未设想过英国也将参与其中。真相是，这一设想注定会实施，即使作为旁观者的英国也会乐见其成。但很容易忽视的是，这一想法事实上已经取得了进展。1952年，已经形成煤炭和钢铁共同体的六个国家签署成立了欧洲防务共同体，这些国家后来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国。在计划中，欧洲政治共同体将建立直接民选产生的众议院和国家议会间接选举产生的上议院。

但在法国议会拒绝批准《欧洲防务集团（EDC）条约》后，这项计划夭折了。反过来，这趟旅程开始通过一系列条约来不断增加欧洲一体化的程度，从经济起点出发，走向煤钢共同体，走过统一市场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后到达现在的欧盟。但该计划的本质是什么？何处是它的目的地？这些问题暴露出关于欧洲身份的分歧和裂隙。这个分歧的一端是英国人，他们将欧盟视为一个客户联盟和单一的市场，而且仅此而已。另一端是那些看到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欧盟人。这种一体化以日益和谐的社会经济模式为基础，并以欧元区为核心，这种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符合人们的期待。显然，即使从英国的立场来看，这个市场也涉及一个强大的联盟，因为一个单一市场的全面实施要求欧盟整体上实现更加一体化的领导和管理，而不是来自英国的许多欧洲统一怀疑论者设想的样子。但这个分歧两端之间的差异相当大：欧盟仅仅是一个贸易区？或者它的确是一个增加政治凝聚力并在极端情况下向欧罗巴合众国靠拢的计划？

事实是，在这个分歧的两端，这些替代选项都不是对任何欧盟国家的实际演变或广大欧盟公民预期的充分描述（尽管早期是如此）。无论新兴的欧洲身份是什么模样，这两端的观念都没有捕捉到它。因为欧洲的现实显然是介于两者之间——它是某种自成一体的东西：为治理和管理做出一套不断演变的安排，旨在识别一种更广泛的共性和具体的身份。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我们都找不到和它完全类似的区域。当然，我们很难定义它，而且会回避有关它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一系列问题。它必然会涉及成员国或地区间的哪些关系？在集中化、区域化和本地化倾向之间应该如何保持平衡？民主过程如何才能在欧盟、成员国、地区及本地层面上表达公众的民意？这个新兴的欧洲能赢得其人民的真正忠诚吗？

身份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尖锐问题。2008年，《里斯本条约》签署国曾设想实现“欧洲内部人民之间更紧密的团结”，但现在这一愿望在欧洲许多地方受到了公开挑战。很少有人相信欧盟是一个“尽可能公开做出决策，并尽可能接近公民”（引自该条约中直接表达该愿望的声明）的联盟。很少有人对真正可以留住人民忠心的欧洲身份的形成抱有强烈的信心。

身份一直是一种综合体。它可以包括很多元素：地理、历史、文化、语言、共同利益、社会自治的方式。没有任何单一元素是它必不可少的部分（例如犹太人在其大部分历史中没有自己的地理身份，瑞士人没有自己的统一语言）。没有任何单一元素足以支撑它（在英语或西班牙语人群中，语言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共同身份）。有时候，这些身份的来源——特别是历史——会带来问题，但它们是不可避免的，而德国对此非常清楚。它们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正如奥地利人所展示的。至关重要的是，这些不同要素构成的身份可以重叠，而且并不互相排斥。社群可以为了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自己。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种舒适的组合。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它是潜在的或实际的紧张之源（宗教或意识形态的隶属关系在欧洲往往被视为对地理忠诚度的挑战——正如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的经历和19世纪俾斯麦统治下的天主教的经历。进入20世纪，这一点又以不同方式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上，目前又逐渐出现在许多穆斯林社区内）。

无论好或坏，德国人在心理上对这种复杂性的熟悉程度令人感到震惊。这种感受是对神圣罗马帝国内长期存在的复杂平衡的历史共鸣。在德国土地上，人们从悠久的历史中获得了多重身份。在这些身份中，最重要的是故乡，然后是地域身份，以及由他们的语言界定的德国文化身份。在英国人的经历中，很难准确复制故乡带来的共鸣。通常情况下，尤其当人们离开自己的故乡所在的城镇或乡村时，或者在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城市化过程中，或者在二战结束时完全不同的驱逐环境中，家乡便会成为身份的焦点。在现代德国，这是一种衰落的力量，但它已经在文学和施拉格尔音乐中沉淀下来。然后是一些具有自己独特性和傲人历史的地域身份，例如巴伐利亚州、重新设立的萨克森州、汉堡自由汉萨市等。第三帝国试图以自己的标准压制所有单独的身份，后来高度集权的东德也是这样做的。但新德国清楚地表明，德国土地上古老而强大的地域特征仍然是德国身份的一种充满活力的来源，它承载着真正的政治意义。

战后的德国除了在历史和统一困境中挣扎之外，还将注意力集中在德国身份的真正事实上，无论这样的事实在20世纪（零时之前及之后）曾经多么复杂、带来多少问题。德国在担任领导角色时，可能仍然会怀疑自己，但显然比其他欧盟成员国更习惯于接受多层重叠的身份。然而，这和没有自己的身份并非一回事。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阿登纳的西方政策也不等同于拒绝德国的身份。当然，第三帝国灭亡以来，经过两代人和半个世纪之后，德国的身份感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

近年来，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民族品牌”指数排行榜上，德国位列第二位，仅次于排名第一的美国。[3]各种因素导致了这种看上去令人惊讶的结果：德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卓越技术带来的形象、众多国家如中国对其工程技术的羡慕、安吉拉·默克尔在欧洲及世界各地的形象、2006年世界杯的成功、柏林在新欧洲十字路口上的活力等等。许多德国人对这种身份一直持有一种矛盾心态，然而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众所周知，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德国唯一可接受的身份或忠诚是“宪法爱国主义”。他认为，美国和瑞士是以此为基础形成国家身份的绝佳案例。这种身份不是以历史或民族为基础，而是以民主宪法内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但是他的说法显然没有占上风，因为德国的身份当然不止于此。

引人注目的是，德国人这种多重身份的长期经历非常利于他们适应新的欧洲，它需要囊括或拥抱各种特定身份，同时又不会贬低或消除它们。更重要的是，和缺乏耐心、务实精神的英国或信奉笛卡儿主义的法国相比，这个新的德国更愿意接受和更广泛现实相关的身份，今天它不可避免地会在逐渐形成的独特的欧盟中发挥核心作用。

从统一那一刻起，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当合并东德以及不可避免的精神文化库存盘点尚未到来之时，新的德国——现在仍然沉浸在自己最终长期存在并渴望统一的满足中——再次迈开本质意义上的重要步伐，走向未知领域。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仅走来一个新的德国，还诞生了全新的欧洲。欧盟向东扩展的趋势将改变欧洲计划，这和德国统一带来的改变一样巨大。这些影响是深刻的，因为新的联盟寻求推动东部社会的现代化，并将其纳入新的欧洲。

这种一体化的主要载体是两项旗舰计划：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长达40年的铁幕为经济上薄弱的新成员国造成挑战，因此还需要从根本上加强区域发展援助）。在充分落实允许四种基本要素——货物、服务、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情况下，应该允许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向欧盟内的任何地区销售商品或服务，这显然是整个计划存在的核心理由。另一方面，单一的共同货币更具争议性。有人认为它显然和欧洲计划带来的影响一样巨大，一旦做好单一货币准备之后，所有新成员国必须承诺同意加入。但也有其他人——尤其是英国人——将单一货币视为迈得过远的一体化步伐。但结果是，更具雄心的看法占了上风：英国确保退出欧元区的权利，但欧洲同时开启了这两项计划。

然而，这两项计划对欧盟的可持续性及成功所需的政策、行政一体化的程度带来的影响大不相同。单一市场是一个度的问题：它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工作，其优点是每次将其扩大一点——从商品到服务，再到网上商务世界——都将增加价值。但其缺点也源自同一事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强行推进其实施步伐。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消除部门之间阻碍四种基本要素自由流动的藩篱，通常还需要克服传统地域上根深蒂固的利益保护。对于欧盟创造就业以及在新的全球舞台上参与竞争的长期能力而言，这项计划至关重要，但目前该计划进展缓慢。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施共同货币计划正处于孤注一掷的进程中。对于欧元区内的成员国而言，在货币和债务市场的坚持不懈的逻辑促使下，形成了一条财政和金融决策一体化之路，但它却不能避免国家主权的实质性稀释。

当冷战造成的欧洲分裂似乎将永远存在时，单一货币的推动力在欧盟东扩之前正在不断积蓄力量。第一个具体步骤是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汇率机制，这一步骤被视为单一货币的准备阶段。然而，它始终面临争议——对于英国人而言，欧洲计划的核心焦点始终被视为是为实现商业利益而创造一个单一市场，此外再无其他目的——对于德国人而言，它意味着德国马克的投降。换言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德国马克作为一切成功之源的优势和稳定性正遭到逆转。

英国对这一计划的怀疑不仅有其哲学根源（基于对一体化的深层反感），也有其实用主义考虑（很多人认为，共同货币应该在市场一体化过程的最后阶段推出，而不是在一开始就推出）。德国的两难处境变得更加复杂。战后德国制度的所有本能都是主张消除种族隔离。在经历第三帝国的恐怖后，赎罪之路在于实施欧洲计划。但这一计划要求放弃他们心爱的马克，在德国人的潜意识里，超级通胀的恶魔开始蠕动身体。唯有一个足够大的奖励才能弥补这种牺牲：东西德统一。实际上，这是科尔支持的交易：以欧元换取统一。最终，四位政治巨头走到一起，在东西德统一和柏林整体并入联邦德国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德国便将其重负完全抛置在欧元计划之后。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了欧盟的诞生，同时致力于建立共同货币。

正是这项共同货币计划首先保证了德国走上新欧洲领导者的位置。如果欧洲一体化围绕着胎死腹中的欧洲防务共同体结构发展，德国肯定不可能获得这一角色。单一市场并没有实现欧盟制度下的一致性领导（尽管在处于领导地位的成员国中，英国人是其最天然的盟主）——这成为它进展缓慢的部分原因。但欧元区毫无疑问是由一个迄今最强大的国家主导。它的监护体制——欧洲中央银行继承了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全部严密性和公信力。欧元区加强了德国，但削弱了法国，而英国则将自己排除在外。因此，一方面，德国开启的这项计划是一个经济和货币架构，但在另一方面，它对德国在21世纪的自我意识产生了存在主义影响。它带来的后果将和德国统一或者1949年新的联邦德国成立一样深刻而持久。

当然，这些后果尚未完全显现出来。作为欧盟的主要出纳员，德国发现自己逐渐承担了欧元区领导角色，这反过来意味着它在整个欧盟内逐渐占据主导角色。欧洲重心的转移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法国而言，这种转变是困难的；对于英国而言，这是一种挑战。法国已经习惯于从一开始就在欧洲计划中占据政治主导地位，但现在它已经失去了这个位置。英国将会受到广泛欢迎——不仅是因为对领导角色感到不适的德国会欢迎它，还因为它是支持欧洲所需的改革和开放的一支力量。然而，英国对于其是否应承诺有效担负这一职责感到举棋不定。

欧元的引入在技术上是成功的。但在最初几年内，当法国和德国都忽略欧元机制的约束性时，旨在确保欧元区成员国财政职责的粗糙机制——所谓的稳定公约——便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不足为奇的是，其他实力较弱的成员国也会选择忽略欧元机制的约束性。始于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将这个体系内积聚的不平衡和压力彻底暴露出来。因此，稳定和加强该区域的努力此后一直是成员国政府主要关注的议题——涉及实力较弱的经济体的痛苦转型、实力较强经济体（首先是德国）提供的代价高昂的金融救助、全力实施的稳健的财政监督措施，以及以欧洲央行货币火力为后盾的综合性银行联盟——这些议题是欧洲央行信用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

自这场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而带来巨大压力以来，欧元已经成为德国人（及其他欧洲人）的忧虑之源。德国自身曾从欧元中获益，因为强大的德国工业机器曾利用价值比单独的德国马克更低的欧元进行国际贸易。但欧元区内许多成员国正日益遭受相反问题的折磨，随着危机不断发展，这些压力越来越明显。德国人对于德国必须扮演出纳员的角色存在广泛的低级别的不满，同时还对部分地中海国家的指责感到沮丧，因为德国已经被重新视为一个霸气十足的欺凌者。无论在德国还是其他地方，都有许多人预言和（或）希望欧元消亡。

但事实是，欧元的动力强弱从来不只关乎货币联盟的技术性利弊。尤其在德国主角的心目中，它是迈向未来之旅的重要一步。这趟旅程不仅是走向货币一体化，而是走向更宽广、更深刻的一体化，同时远离这片大陆上沾满血渍的历史。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欧元区是新欧洲的核心——尽管欧元区显然为这两个国家带来不同的政策和治理意义。

每当欧元区内部发生危机时，成员国都会在德国逐渐公开的带领下，摸索着迈向一体化的新高度，从而使该区域按照连贯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形成越来越稳定的经济整体。许多人将此视为随波逐流，而不是在寻求一项清晰的战略——如果将每个阶段拼凑起来，就如同船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修补一艘漏水的船。然而，这种观点是对已发生情况的误判，这趟旅程没有回头路可走。从技术角度看，欧元区逐渐一体化是一条不归之路，但更根本的是，德国绝不可能从这个计划中撤退，因为这个计划一旦崩溃，那么自1949年以来一直努力编织的整个欧洲一体化组织将会土崩瓦解。德国的真实处境也就代表着欧洲计划创始国（《罗马条约》签署国）的处境——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多半也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欧盟将不可避免地为欧元区一体化付出代价。实力较弱的经济体需要做出痛苦调整，而实力较强的成员国需要提供金融救助——这两者当然都是不受欢迎的。但欧盟一定会付出这些代价，因为没有实际的或现存的替代性选择。这趟旅程将永远改变德国，而最强大的国家将会成为这趟旅途的最不情愿的领导者。

德国的领导地位完全是不情愿的，也不是争取来的，更遑论会对这一地位紧抓不放。德国的领导地位已经牢固地嵌入新欧洲国家联盟中，它扮演的推动角色主要是由其经济决定的，而不是由任何意义上的命运决定的。

这种不情愿的领导地位与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在1945年之前数年谋求的欧洲主导地位完全无关。德国不愿担任领导者的部分原因在于，普通德国人抱怨德国充当了欧盟的出纳员。在更深层面上，这是因为德国人在心理上仍然对唤起第三帝国领导人记忆的任何事物都十分敏感。这种不情愿感有时几乎是有形的，以至于波兰外相——所有国家的外相——会公开敦促德国接受其地位和责任，承担起欧洲需要的领导职责。时代竟然完全变了！

今天，这种领导职责也仅限于政治、经济方面。在世界外交事务中，德国丝毫没有表现出希望扮演英国人和法国人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战略角色的意愿。德国联邦国防军在欧洲核心之外（包括阿富汗）的北约行动中扮演了一种多少有点低调的角色。众所周知的是，德国在2011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成员国空袭利比亚的议题上投了弃权票——这只是在外交事务中所谓的不愿跟从，更不用说充当领导者的一个标志。以乌克兰为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德国有胃口对俄罗斯采取激进的姿态（在这个地区，令人不安的历史回声和目前的能源依赖让德国在参与上选择了一种极为敏感和小心的策略）。

然而，事实是，德国在欧洲治理中担任的领导角色越来越明显，在其宏观经济管理中尤为如此。当然，这趟旅程对欧盟和所有主要欧洲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欧元区保持稳定并自我巩固，加上继续努力推进单一市场的实施，欧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持马戏表演的盘子继续旋转下去。在各个主要成员国之间，欧元区一体化给法国带来令人极其不安的影响，而英国也正在勉强做出一项令人忐忑的清晰选择。半个世纪来，它一直在设法逃避这样的选择。

另一方面，对于德国而言，尽管欧元区给它带来的各种影响较小，但它们更易于被德国人接受。从表面上看，当德国获得了稳定的地理身份并进入和邻国和平相处的历史时刻时，这些影响才会让德国的身份发挥作用（事实上完全如此，现在的德国和邻国发生冲突是无法想象的）。但一千年以来的德国历史的全部教训在于其身份只和其政体松散地捆绑在一起。此外，零时的全部经历及其后果使德国人民对德国身份的任何全民自信性理解都深恶痛绝。因此，和法国相比，这种进入更广阔框架的逐渐一体化的前景给德国带来的心理恐惧更少。事实上，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点让人如释重负。德国人将发现，和可能面对一体化的英国人或必须面对一体化的法国人相比，这趟旅程要轻松得多。

那么，新欧洲的最终结构将会如何？过去6年来，这项计划已经不再根据一份清晰的蓝图演化，而是朝着一个大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始终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且还伴有大量的即兴发挥。未来还会有更多同样的东西出现。然而，欧盟的演化就像修建一座欧洲中世纪时期的伟大教堂，那些抛下奠基石的人知道自己不会活着看到教堂的竣工，而且也知道后代将会更改建筑的设计。有些大教堂坍塌了，因为它们太过宏伟；有些大教堂历经数百年仍未竣工，如著名的科隆大教堂；还有一些大教堂永远也不会竣工。许多大教堂几乎会让承建它们的城市濒临破产。然而，还有许多大教堂最终超越了那些奠基者的最大胆的想象。

这让我们想到欧洲计划。欧洲人已经为此奋斗了60多年。多年来，它在不断地演变，但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在有生之年可能不会看到它的完成或者它的最终形式。

上述比喻还有另外一层意义：除了蜂拥而至的亚洲游客之外，许多大教堂现在几乎空无一人。这又让我们想到欧洲人面临的身份问题。一方面，今天在多个国家存在地域身份认同问题。英国是由什么组成的？作为英国人意味着什么？进入21世纪，这样的问题也已经被推向几个成员国的政治中心（例如西班牙和比利时）。德国可能不会有这些问题，但身份不仅关乎地域，还和历史有关——德国当然和历史有着更复杂的关系。但无论是否存在这种地理和历史的复杂性，在其建立更密切的联盟的基本假设上，欧洲显然面临着一项重大挑战。在所有成员国中，经过大量讨论的民主赤字几乎已经达到了严重的比例。政治和知识精英们沮丧地发现，各种形式的右翼民族主义正在不断增长。

那么，这项计划还有用吗？欧洲是否能够成为新亚洲巨人的一位灵活、团结、强大的经济和文化竞争者？答案并不清楚。也许大教堂会倒塌？也许它会让建设者破产？

大部分德国人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为了建造这座大教堂，值得人们为之冒险和奋斗。近年出现的危机和挑战尚未改变这种答案。德国人对身份问题的回答是，欧洲人的确有一条共同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很难被定义，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文化对比后才能认识它。但欧洲人拥有重要的共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将欧洲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同时还为世界做出了诸多贡献。德国人还认为，欧洲迫切需要确保它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和竞争力，从而使欧洲人的头脑和管理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成功，因为共同努力比单打独斗更能满足这种需要。因此，没错，这是一项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

那么，德国会继续保持它不情愿的领导地位吗？有人认为它不会。因为德国社会不能自我更新，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德国人口问题将缓慢削弱其经济；或者因为能源依赖问题继续受到威胁，从而作出政治决策：关闭所有核电站——当然是不可逆转的；或者因为经济过度依赖汽车产业和资本货物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尽管目前这似乎是全世界所需要的；或者因为德国可能对支持欧元区内实力较弱的成员国感到厌倦（也许会要求恢复其钟爱的德国马克）；[4]或者因为更普遍的原因——德国政治可能会失去其稳定性，这是过去60年来它具有的最显著的特征，以至于该国可能再次陷入僵局……

的确，德国正面临一些新的风险。德国人口问题可能会使其在一代人之内成为欧洲第三或第四大国（英国和法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取决于欧洲面临的另外一个历史问题的答案——是否同意土耳其加入欧盟）。但这本身不会损害德国的经济实力，它正是决定了德国地位的秘密。它也不会对中国人的欧洲观产生影响，因为中国对欧盟整体并不太感兴趣，而对于单个国家能提供的东西更感兴趣，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将德国视为其关键的战略合作伙伴。因此，的确存在风险（中国经济已经对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变得非常重要，这种风险不仅来自由中国经济的任何削弱或动荡带来的影响）。但核心预测肯定是德国在逐渐一体化的欧洲将会继续占据优势地位。

有人推测认为，所有这一切结果将会导致欧盟更像神圣罗马帝国的重生。在欧盟层面上，大国之间的复杂博弈让人联想起宗教改革时代之前的帝都、教会，以及选帝侯之间的互动模式。（但谁相当于皇帝？）也许以德国为核心的日益一体化的欧元区将会被视为统治神圣罗马帝国最后几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

然而，这种类比的价值有限。在比较这两种最被视为自成一体的政体时，除任何其他局限性之外，这种看法显然低估了欧盟将继续影响其个别成员国的政治生活的程度。神圣罗马帝国的故事曾经是一个中央集权逐渐分解的过程（但重要的是，不要夸大这种趋势，或者忽视帝国法律制度在整个18世纪的持续运作）。但从整体上看，这不太可能是欧盟的命运，当然尤其不会是欧元区的命运。

欧盟和神圣罗马帝国真正共同的地方在于，欧盟成员国将继续拥有单独的国家目标、各自的国际关系及影响，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将继续追求自己的外交政策，并保留拥有独立军事力量的权力（即使自信心和效果逐渐减弱）。更普遍的是，各成员国将继续积极推销自己（至少将自己视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商业对手）。在此过程中，它们通常会依靠旧的联系（例如西班牙在拉美地区的做法）。借用一句营销术语来说就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欧盟品牌会替代或超越欧盟内部单一国家品牌。尤其是德国，它将继续在世界各地打造自己极其强大的品牌。

所有这一切只能让我们想起神圣罗马帝国境内18世纪时期的成员国——尤其是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普鲁士。但这个比喻的相关性也非常有限，因为在经历20世纪的演变之后，德国在本质上已经和神圣罗马帝国不同。从路德时代到神圣罗马帝国崩溃，一种共同的德国身份感变得越来越强烈，最后逐渐转变成为一种政治身份诉求。

相比之下，现在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一个共同的欧洲身份将会出现，以至于欧盟在整体上可以合理地成为在世界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身份。进入21世纪，欧洲人可能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历史和价值观意识，但这些价值观距离转化成类似于费希特倡导的欧洲层面的“国家”身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有的欧洲结构或欧元区的新兴框架没有加强——或者没有阻碍——一种渴望自我表达的更强大的欧洲身份。

这种强大的基本欧洲身份的缺席一直是欧洲知识分子们的困惑和忧虑之源。哈贝马斯和许多其他学者就曾哀叹过在欧洲公共空间内进行跨国讨论及辩论存在缺点。让许多人感到恼火的是，欧洲各国人对国家身份的认同感非常牢固。更重要的是，跨大西洋公共空间可能比欧洲公共空间更大（或者，更直白地说，美国人对一切都有一个好胃口）。有些人非常现实，不仅认识到这种情况的不可避免性，而且质疑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基本欧洲身份是否是正确的目标。

真相是，很难看到这个目标如何被实现，因为在一个世俗化和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启蒙时期——一个共同的欧洲身份所拥有的合理而安全的基础在定义上并非具有专属性。在现代，尽管欧洲有其基督教历史，但欧洲身份显然不能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因为所有社会都在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大部分还成为了拥有多元化宗教信仰的社会。如果说存在一个与现代欧洲的宗教意识平行的东西，这种东西既不是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也不是神圣罗马帝国宗教改革之后奉行的“在谁的地盘,信谁的宗教”,它更类似于罗马帝国晚期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嘲讽：“对于人民而言，所有宗教都一样真实；对于哲学家而言，所有宗教都一样虚假；对于政府而言，所有宗教都一样有用。”[5]

至于用于表示欧洲身份的同一种语言，很难看到它会在欧洲层面如何产生。如果有任何语言可以候选作为欧洲身份的基础，当然首推作为通用语的英语——这不仅是因为商务界和政界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还因为学术和研究领域也在广泛地使用它。当然，这种语言肯定不会是德语。但身份可能建立在一种通用语基础上吗？很可能不会。我们经常会看到通用语变成文明的语言，但很难看到它变成文化的语言。无论如何，现在英语已经是世界通用语，而不仅仅是欧洲的通用语。

欧洲所拥有的是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源自启蒙时代，反过来又受到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广泛影响——欧洲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天主教神学家兼牧师若瑟·拉青格曾反复强调这一点。后来拉青格当选为教皇本笃十六世，成为一千多年来首位德国教皇。但欧洲对理性主义、民主和人权的承诺，从定义上看，是某种被视为普世性的东西：欧洲甚至不希望让这些价值观被视为用来区别于其他身份的欧洲人的鲜明特征。在天主教传统中，另一位思想家汉斯·昆（Hans Kung）[6]曾追溯过这种价值观的部分影响，并在对世界各种宗教的道德和社会的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一种全球伦理。

从另一面看，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基于哈贝马斯和其他人主张的宪法爱国主义的欧洲身份将会出现——尽管基于历史、文化和语言的更复杂的身份将继续定义国家、区域和本地的忠诚度。对于德国人而言，这是一种他们熟悉已久的复杂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和德国人已经或即将摆脱身份问题的麻烦。在发达世界中，德国拥有的移民数量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在法国和英国，移民在人口中占有相同的比例，但德国移民获得公民身份的比例低于其他两国，部分原因至少是德国国籍法的限制。国籍法让移民获得公民身份变得更加困难，尤其（不像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允许德国公民正常拥有其他国籍。这种限制对德国已建立的大片土耳其社区产生尤为严重的影响，它和德国准备接纳多元化、多层次身份生活的理念相抵触。当然，其根本原因是长久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感受：德国身份已深深嵌入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中，并且具有一种连续的谱系和身份——它以此种形式呈现，至少部分应归咎于长久以来缺乏任何地理上定义的统一性。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偶尔会有新纳粹分子攻击或谋杀移民，这就导致了移民们的合理愤怒。这种愤怒特别令人敏感，部分原因在于这类插曲会激起人们对源自第三帝国的恶魔的恐惧——尽管其他欧洲国家显然同样遭受到了此类祸害——但这种愤怒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更深层次上的原因。换言之，德国身份的可塑性有其局限性。接受复杂、多层次的地理和文化身份比接受进入德国文化的外来者更容易——与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同的是，德国人似乎更易于这样做。

与此同时，随着因特网接入的快速升级，加上世界经济中心继续自西向东、自南向北转移，欧洲周围更广阔的世界正在发生改变。德国将在多重身份基础上逐渐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种多重身份将包括欧洲人身份、德国人身份、各种区域身份、本地身份，以及其他身份。

对于德国贸易商而言，这意味着机会。在中世纪时代，德国土地是贸易的交汇点。一些城市，如莱比锡、纽伦堡、奥格斯堡等，都曾经是大型贸易中心，并在贸易过程中日益走向繁荣富裕。波罗的海周围的汉萨同盟曾经接受过德国汉堡和吕贝克的领导。后来随着海上贸易路线打开，大西洋沿岸国家取代了德国的大陆角色。然而，如果看看温克尔曼、施里曼、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7]等人的旅行笔记和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德国人对更广阔的世界拥有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曾几何时，第二帝国不仅在欧洲感到自己受到包围，还掣肘于英国掌控的海上霸权，但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在21世纪，德国人随时可以去任何地方从事贸易（或度假），他们不会再感受到任何限制，无论这些限制是想象的，还是现实的。因此，他们的国际化步伐骤然加快。之所以会出现德国贸易博览会（如同其出口产品）与其拥有的世界产出份额严重不符的情况是有原因的。这是德国各种经历中的另外一种延续——这种情况不仅可以追溯至第二帝国之前，甚至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时期。

这也意味着德国的身份不仅仍然和欧洲有重大关系，而且也和更广阔的世界关系密切。尽管商业十分重要，而且德国也擅长商业，但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单极或两极世界，而是一个多极世界，新欧洲也具有多层重叠身份，因此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更深的层面上了解德国文化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意味着什么。尽管德国的卓越技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仍将是德国身份的主要特点，但这种身份仍然只是文化身份，而不是文明身份。自零时之后，德国的确发生了彻底改变。德国不再是日耳曼尼亚。今天，它最不愿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过去神圣化。此外，德国身份不再主要是由其语言定义的（可能对于其自身是如此，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当然也是如此）。但历史的连续性依然存在。这不仅仅是宪法爱国主义。

事实上，德国身份有三个显著特征，这种身份肯定普遍和人类经历相关，并带来持久的共鸣。所有三个特征都产生于德国文化的经历之中，因为它是从近几个世纪的辉煌和悲剧中演化而来的。

首先是古典音乐。德国音乐遗产比文学遗产更具有传播性，而且比视觉艺术更独特。它在全世界仍然占据显著地位。在亚洲新生力量中，无论是国际巡回演出，还是购物商场内播放的有线音乐，德国音乐对于人类精神的普遍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也许人们不再有音乐是德国主要艺术的相同感受，或者不再像19世纪德国音乐学家相信的那样，认为德国经典音乐在音乐界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在施特劳斯之后，我们很难再认为德国乐曲主导了近代经典音乐的创作——更不用说由爵士乐和流行音乐构成的新世界。然而，世界永远不会厌倦非凡的德国经典作品，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耗尽的遗产。从完美的巴赫到多才多艺的莫扎特，从贝多芬的热情到肖邦的抒情，从勃拉姆斯秋天般的美到瓦格纳的雄伟，再到20世纪施特劳斯和勋伯格的前卫——德国音乐始终在音乐厅、歌剧院、无线电波中持续回响。此外，它还是普及德语和德国思维模式的工具：无论是巴赫采用路德宗文本作为音乐背景，还是贝多芬借用席勒的《欢乐颂》，无论是舒伯特引用歌德的诗歌，还是瓦格纳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展示的辉煌的爱情音乐，德国音乐总是能够引发人们与德语产生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普遍共鸣。

其次是全部德国哲学。无论在何时何地，人类总是在追寻意义和价值。在此过程中，一个关联性更强的世界将会拥有可供人类利用的更多资源。亚洲正在迅速走向现代化，并将科技教育摆在一切之上。但它逐渐意识到它正在冒险创建一种空洞的物质主义生活，而且几乎没有承担共同义务的意识。人们越是想设法克服这一现象提出的深层次问题，越会倾向于探讨不同的人类反应——当然，它不仅是指亚洲人在自身文化历史中的反应，还包括最先创造现代社会的欧洲人的反应。当人们这样做时，他们会发现德国的传统在其关联性上是独特的、丰富的、鲜活的——而且是持久的。康德试图解决的问题将继续成为哲学辩论的核心，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德国思想遗产将继续让来自各种文化的人们费神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将能够平衡性地评价各类伟大的德国思想家给20世纪带来的深远影响。）此外，当代德国思想家将继续发挥重大影响，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尤其是关于身份的争论——例如哈贝马斯和神学家们，如教宗本笃一世、汉斯·昆，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身份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再次，由于零时体验直接导致的结果，人们对邪恶有了认知，并对宪法爱国主义做出承诺。这段历史不是——或者不应是——一个经历独特的道德灾难之后完成特别救赎的故事。第三帝国的确十分恐怖，但处理和克服历史的需求是人类的普遍共性，这不仅涉及全民族层面，还涉及个人层面。没有哪一个国家比德国更诚实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无法找到其他赎罪途径。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也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清晰教训。这样的国家有一长串，但肯定包括日本和俄罗斯。

这两个国家缺乏开放和坦诚的德国式正视历史的勇气，这将继续毒害它们和邻国的关系，更不用说还将阻碍本国社会的心理发展。（也许还有其他国家需要更加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例如，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英国从未在导致爱尔兰危机的态度和失败上做出适当让步，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危害着国家认同。）过去60年来，德国的历史当然并非完美无憾或者没有遭遇过任何麻烦——永远不可能有完全坦诚的认罪和赎罪过程。尽管如此，它仍然是送给世界的一份珍贵礼物。

最后，还要再次提到《浮士德》……

第十一章 变形与神化？

德国的故事既不完整也不完美，因为现实中从来没有尽善尽美之事。但它毕竟是一个非凡的故事，而且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

如果有一部德国文学作品超越任何其他作品，并且成为人类遗产的一部分，那么这部作品一定是歌德的《浮士德》。这是一个根植于德国的历史和神话之中的非常德国的故事，如今已经变成我们每个人的主题。我们见过贯穿浮士德生活的狂暴行为——他希望获得体验和满足，甚至通过和魔鬼讨价还价来达到目的；我们已经见过邪恶，见过它带来的痛苦（格雷琴是其象征）；我们还见过他在自我发现时具有的模棱两可。但在这部奇特作品的最后一幕，经过漫长的精神之旅后，我们如何理解他的神秘变形以及被尊奉为神的结局呢？

如果将这部戏剧视为德国历史的某种寓言，其目的会被歪曲，而且会变得平庸，因为它是对人类状况产生的一种普遍性共鸣。歌德脑海中的最后一件事是日耳曼尼亚。不仅如此，尽管它非常模糊不清，但仍然可以被看见——它不是任何形式上刻意讲述的寓言，而是作为德国故事，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隐喻。这是因为，在最终分析中，浮士德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人物，而且这个德国故事也具有普遍意义。

故事的高潮——浮士德的神化——是他在最后时刻将自己从魔鬼手中解救出来。他之所以能将自己解救出来，不是因为他做了任何善事，而是因为靡菲斯特[1]似乎未能让他完全满意，而这正是这场交易的基础。当天使们把浮士德送往天堂时，最初出现在天堂里的老天神却缺席了。浮士德迎来的不是谴责和审判，而是温柔的宽恕和重生，曾经被他击垮的格雷琴的灵魂宣告了他的救赎：

尊贵的精灵围绕在身旁，

新来者似乎已经忘却自己。

他几乎感受不到新鲜的生活，

因为他已经类似天堂的主人。

看呐,他脱离旧躯壳，

以及尘俗的一切羁绊。

他新鲜而年轻的精力，

从轻盈的衣裳里涌现。

让我来告诉他：

新的日光仍使他晕眩。

最后是引发学者们不断分析和反思的神秘诗行：

变化无常的一切，

不过是一个隐喻。

无法达成的愿望，

在这里已经实现。

难以名状的奇事，

在这里已经完成。

永恒的女性，

引领我们飞升。[2]

对于歌德而言，狂暴的男性身份被其自身的全部努力和进攻撕裂了——作为被无情驱使的男性的原型，浮士德被自己的贪得无厌和冷酷野心从根部撕裂了。正如他以德国文学中曾经被引用最多的诗行之一呼喊道：“啊，有两个灵魂居住在我的胸底！”如果希望从这种撕裂的身份以及所有焦躁不安的紧张和诱惑中获得救赎，只能通过歌德眼中的女性所代表的圆满、和谐、容忍、神秘来实现。最后的诗行提供了一种转变愿景，所有攻击性都逐渐消逝了，浮士德也被引入一种更宽阔的现实，这种现实首次为他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宁静。

这其中包含的某种东西不仅为德国历史和今天的21世纪带来启迪，还为所有人类社会带来启迪。如果认为新德国已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这当然是一派胡言。但显而易见的是，在歌德对人类状况做出伟大预言之后，德国已经踏上了发现真理的旅程。从19世纪开始，德国屈服于浮士德式的扭曲自信：当时它肯定是一种非常具有男性特征的社会。德意志第三帝国便是它带来的可怕后果。但新德国被改变了，人们似乎仍然被蒙住了双眼，通常很难感知这种变化有多么剧烈。如果德国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和圆满，那么部分原因在于它已经从可怕的创伤中走了出来，现在它拥有了更多的平衡，拥有更多曾被歌德视为本质上已经女性化了的特征。

这一主题显然具有普遍意义。这也是德国之旅的故事和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及人类社会如此密切相关的原因所在。一方面，这则寓言当然只能是不完美的——至少不是因为歌德的《浮士德》最后以这种神秘的圆满而结束。另一方面，德国的故事既不完整也不完美——因为现实中从来没有尽善尽美之事——但它毕竟是一个非凡的故事，而且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不仅如此，这个故事还在继续。

[1]靡菲斯特是《浮士德》中魔鬼的名字。

[2]引自《浮士德》，周学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