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

1955年生于长春市，曾随父母到农村插队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做电影厂编辑。1985年迁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曾出版过多部诗集、随笔集和小说。近年作品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诗集）。《世界何以辽阔》（诗文集）、《安放》（随笔）、《一直向北》（随笔）、《倾听与诉说》（随笔）等。

铁葫芦｜文艺馆

铁 葫 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课记／王小妮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113-1931-9

Ⅰ．①上…　Ⅱ．①王…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3484号

●上课记

著　　者／王小妮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白　豫

封面设计／任凌云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5　字数／113千字

印　　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1931-9

定　　价／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010）82069015　传真：（010）8206900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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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2006　我该给他们什么才能心安

1．下面的眼睛

2．乡村少年们

3．一支秃笔

4．在一节课的同时

5．要去看看雷成虎的家

6．温暖

7．古惑仔

8．滚到两米以外的一只鸡蛋

9．余青娥的作业

2007　投入情感是最重要的

1．八十个学生

2．专业

3．哪儿来的优越

4．谁认识罗密欧、朱丽叶

5．好词好句

6．恢复语言原本的活力

7．这么写算不算流水账

8．恶搞

9．他们印象中的诗歌

10．什么是诗意

11．让我们开始使用活语言

12．一篇关于细节的作业

13．课上作业

14．张涛的质疑

15．机器崇拜

16．问题最多的小姑娘

17．他们看似安静的心里都在想什么

18．今天没有课，好无聊

19．卖力气

20．有人说，这个课轻松

21．新闻

22．物伤其类

23．自我意识

24．到大二就好了

25．责任

26．“吸血鬼”

27．钟点工

28．钱

29．我又说，钱不是最重要的

30．彩票中奖的刺激

31．午休·突然

32．“幸运”的王宝强

33．困倦

34．要一个模式

35．诧异

36．哈哈，同一首歌

37．失望

38．“导演”来电话

39．温暖

40．糖

41．去年《上课记》的反馈

42．最后一课（之一）

43．最后一课（之二）

44．单纯

2008年1月15日补记

2008　我们都是主角

1．第一课

2．有人去了文理科实验班

3．新闻

4．一个小事件

5．鼓掌

6．我们的班长

7．在角落里

8．女生们

9．我不喜欢老师

10．黄菊的故事

11．大地和土豆

12．霍乱来了

13．考试真不是个好东西

14．在太阳下面

15．困惑

2009　抵抗陈规戒律

1．迎新

2．墙

3．举手

4．点名和作弊

5．割裂的人

6．军训

7．方言和诗意

8．一篇演讲稿

9．我的动力

10．补记

2010　在生活的角落，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

1．“90”后长大成人

2．一场演讲比赛

3．诗歌课

4．认识两个诗人

5．一本书的传递——北岛《城门开》

6．新闻和历史

7．学生名单和一盘散沙

8．发问

9．给大四上课

10．迷茫

11．学习的权利

12．做客

13．李亚驹

14．晏恒瑶

15．邓伯超

16．梁毅麟

17．田舒夏

18．卢小平

19．何超

20．余青娥

21．那些默默无闻的老师

22．关于梦想

23．考试和作弊

24．你会说出真相吗

25．背景

26．唯有生命真实可贵

附录1：学生作业

“回家”四篇

“军训”两篇

卖粮

大地沉沉——一个大学生的“人物”作业

我想，我正在飞

附录2：学生邮件

王文慧的信

俞晓龙诗歌《自由》

邓伯超《我们没有北——文字篇》

前言

2005年8月底，我第一次在大学里上课。

本来在家里写作的，忽然去做老师，看来有点偶然。直接起因大约在2002年的春天，和崔卫平聊天，她说，你能做老师。当时听了感觉意外，从来没想过做老师。问她什么原因，她说看你能循循善诱。或者是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也许真的能做老师？

已经过去的很多年里只是做学生和学生家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切断了正常的连续的教育，记忆中的老师没留下特别印象，却实在是领教了做家长的难处，十几年里和孩子同步遭受学校和老师的管束，连孩子穿错了校服，家长都会被一个电话召去，立在教研室里受责问。老师就是权威，就是正确，就是面容僵硬色厉心硬不可反驳。而我从来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世纪90年代末，写过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文字《把孩子交出去》，当时我的孩子正读高中。

2004年，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听来似乎会有前景的诗歌研究中心，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既不悠久也无名气。这个教职或者成为潜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

2005年末，第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束。海岛上短促的寒冷季节，看学生们穿得厚厚的，排长队买回家的车票。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此终止了吗？留在我手里的只是一张快翻破了的学生名单，密麻麻的人名后面是四个月来随手标记的各种符号。别人看那就是一片名字，而哪个姓名背后不躲藏着能随时跳出来的活生生的面孔和表情？他们身上很多生动的细节，没能在发生的那一刻记下来，很快就淡掉了，失去了即时的鲜活和趣味，想再补记，无论怎么回想都不生动。

从2006年开始，在上课的间隙，随手记录下和他们相处时发现的有趣的部分，学期结束后，整理成了2006年“上课记”，当时它只是孤立的一篇文字，没想过这个题目可以持续写。新学期再开始，生动有趣的事情自然又冒出很多，又随手记录。这之后的一个春天，参加贵州北部的一个活动，在山区的林间走，阳光温暖，和《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田志凌一起坐下休息，遍地的树影光斑，她建议把上课的事连续写下去。是哦，那些乱七八糟无处不在的记录，过一段再看，连我这个记录者自己都有点陌生并感到新奇有趣，也许有人愿意从中认识了解今天的大学生。

现在，我有了从2006至2010年，连续五年的五篇“上课记”。

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体例、讲述风格、角度、篇幅、写作者的倾向都不同，因为都是原始记录的整理，我没有统一再修改和订正每一篇之间的不同，希望读者能从它们的最初原貌，渐渐看到写作者的情感和角度的变化，看到一届届大学生不同心态和自身处境的变化，以及在这背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一个过于急促的时代，这些变化很明显。

记录和写作的过程，也是审视反省自己的过程，从一节课的准备开始到一个学期的终止，不断地自我调整修正，从一个传统施教者的角色渐变成一个讲述倾听讨论观察者的角色，这变化丝毫没有被动性，我想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一个今天意义下的好老师。比如考试作弊，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对这类事的态度越来越软化了。我不觉得有软化，在看到更多的上行下效后，身处污秽遍地的泥塘中，强求随风飘零的小荷叶们独自保持洁净是需要强劲说服力和自我约束的。我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重申个人的洁净观，让他们感受到一个自由多元而无强制的小环境，我告诉他们我的底线，只是表述上有差异而已。

生活都是庸常的，而日常的才最本质，才水注石穿。一个人跳了楼，能震动一时，人们叹息十分钟后，生活还要继续。真正可怕和被忽略的往往是所有人都在悬空下坠的状态中而不觉，我得提醒他们，这姿势不正常，不管你长久以来多适应它。

同时，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自领责任，该告诉他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十二年义务教育中被忽略一带而过的事件人物；还有现在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事新闻，使他们不至于和学校大墙外面完全隔离。这些都比填空格背课本和考证书重要得多。

在高校做了六年老师，上了六年的课，我相信做一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而去上课更是个学习和自我梳理自我更新的过程。如果当初不是偶然写了“上课记”，不会这么有意识地去关注这些年轻人，并得到他们单纯又热烈的友情，我也因此而偏得，更多发现和感慨这些新生命身上天然的干净和纯洁。能连续写出“上课记”必须感谢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被这些新生命的琐细触动中，才发现自己看到和记录了这么多。

渐渐知道了，其实这远不是他们的全部，比起前辈，今天的年轻人可复杂多了。他们不是中国古人在诗词里空泛赞颂的莲花，没理由要求我们的孩子们身上不沾污秽，但是，发现了再微小的纯净，也一定要说出来，说给他自己和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在今天尤其重要。

我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对我说话，而我自己已经这么老了，这么多年始终被外来的力量摧毁着，又始终感觉自己依旧在，并没被毁掉，靠的正是纯净气息的不断补充滋润，所以，能站在他们中间真好，真是幸运。很多很多年来，从正被捧得火热的所谓“80年代”起，从来没有对我以外的世界投入过热忱和主动，自愿又快乐地参与到对现实的“建设”中，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一个悲观的人能在今天这么做，真是自我的拯救，多亏了这些年轻人不间断的提示和陪伴。

有很多时候，我和他们很一致，我们之间的差异都被掩盖着。在共同抨击嘲讽揭穿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同步很痛快很酣畅淋漓，我们变成了一体，对立的是某个第三者。可理想主义真正实施起来千难万难，对我对他们都有长久的难度。

我的最大优势和劣势都在我是过来者，我的失望比他们更真切更深厚，但我要说希望还在。可庆幸的是，很多温情的纯真的瞬间总是自然地冒出来，细细观察同一个我教过的学生，一年级时候和四年级时候，已经完全换过了不止一个人，已经变了好几个来回了。相信他们在自然长大的过程中自生出判断力，谁也不比谁高明，现实才是最高级的教授，是讲述希望的唯一导师。

很多次离开教室，和学生们结束闲谈分手在岔路口，变成我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超越一时一事的大悲哀扑上来，这是真实的深及精神的悲哀。他们不避讳我，当我是个倾听者，做不做某老师的线人，学生助学金分派中的奥妙和不公，学生社团中的猫腻……一般我不会直接说我的意见，满心的意见。一个人暂时保留自己的看法不一定难，但是，当一个人用了心力，滔滔宣讲两小时刚下来，听者想的说的做的，恰恰和刚刚宣讲者的“布道”背道而驰，甚至他们根本没想过这两者间该有什么关联和冲突。上课时候说得多了，喉咙还在发紧发燥，听了他们口无遮拦的只言片语，心里复杂，滋味很不好受，悲哀哦悲哀。我知道，我没一丝一毫的力量“顶”得住这些孩子，让他们在眼下和未来里，不害怕，不趋功利，不计个人得失。

激情敏锐引领潮流——中国的大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直是人群中的翘楚，是精神的尖顶锋刃，是真希望所在。现在，他们被死死地套进了现今的大学这人生游戏的重要一环。

世人看他们就是浑浑噩噩的一大团，其实仔细分辨每一个，都复杂，又幻想这样又幻想那样，都本能地渴望快速成功，而成功难上难，超出他们负担能力太多，真实地留给他们的只剩了纠结、恐惧、退却、茫然。遇到小事情或者还敢质疑和执拗，遇到大事情，就忍耐顺从，违心地接受，长久地积郁在心。能抗争的总是少数人，2010年毕业离校，现在已经漂在北京的自由影人邓伯超在大学毕业的班级聚会上，冲上台骂了一句巨脏的脏话。我在课上提示他们人活着不只有“向前向前再向前”这一个方向，我会始终关注珍视他们中间的少数，看这样的人怎样以鸡蛋撞墙的方式走自己的人生。

谁也没能力选择后人，唯一的真理是未来的方向只能把握在他们手中。

希望这些琐碎的记录，不仅是某人某校某年度的记录，也许它能启动更多的人了解关注我们后面的又一代。至于高等教育中的其他东西，我完全没能力没心情去涉及，应当有人写得出真实的“办学记”“保研记”“晋升记”“考核记”“评估记”“申报课题记”“论文辅导记”。写写这些被习惯的常态，不会比走近学生更难。

每一个做老师的都能写他的“上课记”，自由的书写本来就没有界限和门槛。不是我的课讲得多好，只是我对一项工作投入了情感和价值观，这样做的老师很多，无意中稍加留心就能发现他们，默默地以纯粹个人的品质和责任对待每一个学生，圣徒般的持守者是有的，只是他们自己没记录，也没被别人记录。像2010年“上课记”中徐飞同学记在我本子上的他的中学教师：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元通中学吕淑英老师，她不知觉中散发出对诗的热爱，熏陶影响着她身边的小孩子们，这和什么绩效工资升学率争先进完全无关，完全超越了生存的层面，外人可以不理解他们，却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

更多的时候，人们在各种媒介和网络上听到的是批评，老师、学生间互相的指责控诉抱怨。以人们的一般认识，教师是个终生职业，但首先它是个饭碗。很多人三十年宣讲同一本教材，重复同一类结论，专注所谓的知识传授，下课铃响转身就走，他完成了两个课时的活儿。我相信哪个人都有良知，同时，哪个人又都有苟且。现实正是我们每个人造就的，现状的令人沮丧是我们人人参与的结果。我们常常不是困惑太多，而是太过自私太过实用和太过明晰。谁都能判断对错，但是放弃了对和错的评判和应有的坚持，疲惫懈怠容身于现状，主动地成了它的推动者。一万种悲哀，这是最悲哀。

六年来的上课，多花费了力气，有课的几个月几乎不再写别的东西，尽量推掉校外活动，腾时间看更多的作业，听任何一个愿意说心事的学生的故事，普通的大学老师一般不这么做，太耗神，而这样做下来得到的内心回应常常是，越加感觉一个人的想法和力量太渺小太不切实际，一丝一毫的改变都是妄想，可是，再三投入其中的冲动又不可消灭，只好顺应它。比如这几天，已经准备好了两个新的本子，封面上分别写了“2011年诗歌课”和“2011年记录”，准备秋天一开学就推荐给学生的书，已经备齐。

在今天，一个自认的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总不能继续束手待亡。哪怕多数人都在侧目观望，认为我做的这些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2011年7月22日

2006年，在大学里上课的第二年。

开学第一天，要走进陌生的教室，头顶排列着冷光的日光灯管，风扇狂转，被满堂的陌生人望着，这时候还必须马上对他们张嘴说话，还得滔滔不绝，那感觉真不好。不知道别人，我在每个新学期的前几天，都要先克服这种抗拒感。现在我明白了，人最怕和最该稀罕的都是时间，是时间像春天化雪，让我和他们结识。

前一年很多有趣的片段没留记录，后来才觉得可惜，虽然都是小事情。2005年进入12月的一次课，来自江苏的钟科给大家讲他高中时候一个“诗意”的片段：很沉闷的数学课，数学老师是个老头，人人听得都要瞌睡了，忽然有谁轻声说，下雪了，全教室的人包括那数学老师全都“活”过来了，都拥到窗前看满天飘雪，教室里静得一点声响都没有。钟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的教室也忽然变得异常肃静，好像我们中间已经开始下雪。

也是在2005年，王宇琼在学期结束后，申请保留一年学籍，她要重新复习报考电影学院，我和她有两次交谈，当时谈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了，从此再没了她的消息。2005年，学生们做了十一次作业，批改之后，暂时留在我手里，期末时每人一沓订好，都发还给他们。他们写了什么，我写了什么，都无处可寻。

平日身边很多细小的东西被毫不在意地忽略了，所以，2006年的秋天一开学，开始留心那些有意思的事儿，简要地记下来。

现在，2006年入学的学生都已经离开这所海岛大学。使用秃笔写字的男生，是云南人，再没有联系。余青娥在三亚打工，偶尔有短信。我没写到卫然，学期结束，她曾经嚷着问我怎么没写她。她父亲和我都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他低我两届。所以卫然跟我很随便，她拎起我的手机说：老师的手机太老土了。后来，我总对学生说这事，说老土才是时尚。卫然已经读到研二了，研究生面试刚出考场她就发来短信说，面试老师让她谈谈什么是诗意，恰好用上了在我们这儿读过的一句诗“我的爱像针尖上的蜂蜜”，她猛发挥了一通，估计她对自己的回答很满意。这是我教书七年来，直接被派上“用场”的唯一事例。

雷成虎，一年后在食堂见过他，他说他将来要考研，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邓伯超该是这个班现在最有知名度的，他拍的纪录片《余光之下》刚刚在2011年9月18号获得第二届北京新青年影像年度展的“人道主义奖”。一个农民的后代靠自己用脑袋撞墙，或者能撞出他的未来。2011年夏天，我介绍邓伯超参加深圳圆筒艺术空间的影展，“圆筒”的头儿冯宇说：这个学生真够执拗的。我欣赏执拗的人，逢迎奉承的，直觉上拒而远之。

2005年和2006年，不是每个大学生都有手机，家境好的才能一入学就买一部。很快，大学生没手机已经不可思议了。

1．下面的眼睛

9月23日，第一次课。我看着教室下面这些眼睛。去年我面对的是三十四人，今年是四十二人，都是大一新生（后来又转来两个学生，一男一女）。他们的眼睛是成年人中间最清澈的。如果让我选择给大学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上课，我一点不犹豫，当然是大一新生。他们还相对单纯，可教。

曾经有个刚上高三的学生告诉我一次班会上的“搞笑”对话：

老师问：在你十岁以前，知道什么？

学生起立答：什么都不知道。

老师又问：现在呢？

学生答：什么都知道了！

教室里忽然一阵敲桌子跺脚跟，学生们哄堂大笑。

现在，这些就要接受所谓高等教育的孩子，眼睛里重新透出十岁似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光芒。我该给他们什么，才能心安，才对得起这满堂含着水分的注视。

2．乡村少年们

第一节课，我拿到一份来自十六个省份的学生名单。依旧按照我的惯例，想了解他们中间有多少人生活在县城以下的村镇。底下有二十几个人举手，超过一半。我又问，有多少人的读书费用必须依靠父母种田来维持，是通过土地，而不是靠外出打工之类其他方式。这回有大约十个人举手。来自种玉米种土豆种水稻种麦子的微薄收入，使这十个孩子，和那些脚踩滑板，手里玩着MP3进教室的学生坐在一起，他们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后来，一个学生干部告诉我，我上课的这个班，家庭月收入在1000以上的十一人，占25％，其中家庭月收入在4000以上的四人。除此之外的75％，都是纯粹靠种田或者靠出外打工收入供这些学生读书。

有个从湖南来的女生，她的父母都在广东打工，工厂生产塑料花。来上大学前，她去看父母，也做了一段短期工。只读过小学的母亲总是说她做的是“美国花”，仔细问过，女生才知道母亲一直都把“玫瑰花”读成“美国花”。母亲不知道玫瑰花是什么样子，她知道每天做的就是“美国花”。

3．一支秃笔

那个云南来的学生把他的作业夹在别人的作业下面，我找出来他那张纸，字迹太难辨认了，每个字不是写上去的，而是用了最大的力气刻上去的。几乎没有墨水的刻痕，想看清了挺不容易。

我有意选了他作业中比较生动的一段读给同学们，读得一点不流利，总停下来，辨认字迹。我说，有点可惜，这篇作业写得太不清楚了。我给他递过去一支笔。下课铃一响，他来还笔。我说，是送你的。他说谢谢。

其他同学说，开学以来，他用的都是几乎写不出字来的廉价圆珠笔。

课上，我讲到一个老农民独自离开老家进城打工，从没带他的老太婆进城看看，他说老太婆要留在四川老家给他种烟叶，每年春节后他都要扛着二十斤自家产的烟叶从农村回到城里。听我说到老汉卷烟叶的满意自得，从云南来的男生在下面笑得前仰后合，笑到最后，用额头去捣课桌。是什么这么可笑？我一直忘了抽空去问他。

我有点高兴，因为这个云南来的学生是个开朗愉快的人。后来，他和几个男生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份给宾馆做夜间保安的工作，晚间没有课的学生轮流去值班。宾馆方面提出一个要求：值班人员不能带书本到场。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每个学生每月能分到150块钱。

4．在一节课的同时

有一次课间休息，一个女生过来，对我夸奖课上讲评的一篇同学作业，我说你可以把你的看法告诉对方。她说，在课上就告诉了。我开始还有点奇怪，她们并没坐在一起。女生举举手机说，当时就给她发短信了。

我恍然大悟，一节课上，表面看来安静正常，一个人在上面滔滔地讲，满屋的人坐在下面听，有时候是典型的满堂灌。就在那些安静中，有多少手机短信通过虚拟空间暗中来往，自以为是的老师并不知道。

我有点好奇，那是一个潜行着的最鲜活的世界。我问她们，能收集到全班同学在一节课上所发布的全部短信吗？同学们说不容易，侵犯隐私权，怕大家不配合。如果把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截获下来，将是最真实生动的民间语文。

5．要去看看雷成虎的家

下课的路上，学生雷成虎赶过来，他是个小矮个，瘦弱。雷成虎说，老师，我们家乡实在太苦了，要不，我真想请你去我们家乡玩。

为什么他这么说，他以为我会怕苦？我问，你家在哪个省？他说，陕西。陕西什么地方？他说，汉中。我问为什么我去不了你家乡？他说，没通客车，要走几小时山路。

雷成虎并没有报考我们这个戏剧影视专业，他想学经济，但是，他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第一次上课，作为学习委员，他缺课了，听说去跑“转专业”的事。第二次下课，我问他跑的结果怎么样。他说，没转成。我问为什么，他脸色特灰暗，嘟嘟囔囔说又没权又没钱，就是没有办法！口气像个小老头，感觉这个十八岁的孩子涉世很深。我心里想，陕西汉中农民的生活总能比贵州宁夏一些偏远地区好些吧。但是，我没到过他的家乡，没有任何根据去凭空想象。

说过请我去他家乡以后，我和雷成虎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是在下了课的密集人群中间快步走，不断躲过女生们的遮阳伞。很快，他拿着计算机的课本去另一座教学楼，我直接回家。

当时，我想过找个时候要去雷成虎的家。

不久又在学生宿舍区见到他，刚想打招呼，他却急急地贴着墙边走掉了，像一只饱受惊吓的小鼹鼠。

我们的第三次作业是写一个人，他交上来的只有非常潦草的三行字，一共不足一百字，写他的母亲，我觉得他在应付了事。上课前，我拿了那张作业去问他，他没说什么，先把纸片接过去，揉在口袋里，然后说他会重新写，后来始终都没再交上来。

后面的一次课，讲一个四川贫困乡村出来的学生几年来使用四个化名，五次复读，六次取得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没去读完的参加高考的事情。雷成虎在下课以后，独自站在讲桌前，翻看刊登那篇文章的报纸，有人凑过来也想看看，他马上闪身离开，又缩回到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10月底，我在晚上有课，刚进教学楼，就看见他在教室门口的暗处靠着墙很孤独地站着，犹犹豫豫的，心神不定，见到我，他用一只手抱住腮，说他牙疼，想请假。问他去医院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可能是感染，应该去医院。他显然是应付我，点过头，颠颠地走了，感觉他一转身就如释重负。我想，他不是去医院，甚至也不主要是牙疼，这只是他不想上课的借口。后来几次没见他来上课。

有一次，他默默地出现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始终低头忙自己的。下课铃响以后，他一个人挡在教室门口，吭吭哧哧说他要对全班同学说点什么，他声音特小，班长敲着桌子，让大家安静。我离开教室的时候，听见雷成虎说，他不适合做学习委员，开学以来，没为大家做什么，他要辞职，很对不起大家……

后来，又不见他了。我问同学，都说他退学了。又有人说他还在学校，还在宿舍里住。我问，他每天做什么？他同宿舍的人说，他和任何人都不说话，不知道他每天做什么。

这样，就没可能去看雷成虎的家了。

6．温暖

今天的补课，临时调整到了二号教学楼的一间小教室。

我一进门就高兴，虽然这教室有点陈旧，空间显得局促，但是人和人离得那么近。

亲密无间就是这个意思。我说今天真好，这个教室真好，它让我们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学生们都笑了。天气有点冷，铃响的时候，教室前后分别有人起身去关了前后两扇门，教室显得更封闭紧凑了。

这天的课结束前，超出了我准备好的讲课范围，给他们读了一首短诗，是麦豆的《荷》：

远远地看见你落水

没来得及呼喊

留下一件绿色有香气的旗袍

八月中秋，闹市街头

我遇见一位桂花飘香的女子

臂挂菜篮，肌肤雪白

他们听得很安静，然后沉默，我没作多余的讲解就下课了。课后，三个同学发来电子邮件，都是他们自己写的诗。

很好，没有人要求讲解这首麦豆的《荷》，这是我最高兴的。没有正确和错误，没有这样或者那样，就像今天就是调到了一间小教室，没有原因。

我知道，这四十四个学生中三分之一的人，他们的求学生涯并不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的，父母要出外挣钱去。我觉得他们都需要一间小教室的温暖。

7．古惑仔

对于一个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专业的新生，我希望每个同学都来谈谈他喜欢什么电影。

小邓站起来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香港的片子《古惑仔》。他还没坐下，教室里就有点乱，有些同学在笑。如果有人说喜欢《泰坦尼克号》和《霸王别姬》，教室里一定很安静。学生们好像都没想到来自四川乡下的小邓会提到没什么“艺术品格”的《古惑仔》。

他没一点慌乱，也没坐下去，他转过身朝着教室后面说（他总是坐在面对讲桌的第一排）：就是《古惑仔》，那电影影响了我们那儿整整一代年轻人。古惑仔告诉我们做人要仗义，要忍辱负重。他讲了一阵道理才坐下，下面还是有笑声。

刚入学的时候，各个学生社团都在招新，小邓去报了街舞协会，没想到那个协会要收250块钱的会费，他当时交上了这笔钱。只有他自己知道，少了这250块钱，他很快就没有钱吃饭了。街舞，那是家境富裕的学生才有资格玩的，一个刚入校门的新生还没想过那么多，以为是中学生的兴趣班，是不收费的。后来，他告诉我，他把钱要回来了，退出了街舞协会，虽然，他挺喜欢街舞。

快放假前，我随口问他，春节回家不？他说，大学四年里，他都不回家。我很惊奇，问他为什么。他说，来上学之前就和家里说好了，他要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才回家。大学期间家长不用给他学费生活费，一切都由他自己解决，这也是离家前说好了的。

我问他，怎么解决这四年的费用？他说，他有养活自己的办法，他不惜力气，不计较报酬，不放过一切机会。几天前，我看见校内布告栏贴着假期小语种补习授课的海报，联系人就是他的名字。

8．滚到两米以外的一只鸡蛋

那个早上7点20分，我去上课。路上全是和我同方向的向着教学楼赶路的学生，经过我旁边的一个穿牛仔裤的女生快步走着，提着一只塑料袋，好像是想倒换出手来做什么，也许那袋子太薄了，里面的东西忽然全掉在地上，她停住了，把一盒豆浆捡起来，这时候一只鸡蛋正慢悠悠地滚，最后停在两米以外，她没理那只蛋，像什么也没发生，继续朝前走。虽然那只蛋完全没摔破，她也不准备理它，好像躬下身去捡那只蛋一定很丢人。

一进教室我就对学生说这事，我说，养大一只母鸡容易吗，母鸡下一只蛋容易吗？他们只是笑，不知道他们都在想什么。

9．余青娥的作业

整整一个学期，我只是在最后一次课结束以后，才和这个名叫余青娥的学生说过几句话。开始的一个月，我都不知道谁叫余青娥。在这个班级里，她跟不存在一样，上课总是埋着头的。但是，第二次作业，我就发现署名余青娥的文章好，有很多来自生活本身的灵动细节。

这个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下课了，我走向她。她一直都坐在最靠窗的一侧，上课的时候如果想关照到她所在的角落，我就要偏转过身，面朝着窗外，好像是想溜号去欣赏外面的树丛。

我说，余青娥，能把你这学期的六篇作业打出来，然后发到我的邮箱里吗？是这六篇，我都画出来了。她的脸忽然涨红了，有点紧张，刚抬一下头又马上低下去，她去翻本子，她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早就记着我的电话和邮箱。她问，是这个吗？我说是。她点头，再没抬头望我。

就是她最开始抬头的一瞬间，她的眼睛和面孔都满溢着幸福。原来，我也能给别人幸福的感受啊。

余青娥的高兴我看见了，我的高兴她一点都不知道。

2007年1月　海南岛

始终感觉2007年的课上得不够好，最初原因是听说学生人数一下子增加近一倍，心想我不可能认得全这么多人，这种内心的自我暗示不好，开学后，没及时调整应变，课就顺着时间上下去。虽然已经感到有问题，一时没找到扭转的办法。好像冥冥中要给我补救的机会，到2010年又能给这个班上课，间隔三年后还能再认识他们。中国有个词叫“秉性”，在这个班的学生身上，我看到了秉性这东西，残留着三年前印象的学生，机巧的依旧机巧，炫耀的依旧炫耀，憨厚的依旧憨厚。

2007年的课上得不满意，还很吃力，坚持“不插电”就得呼喊着上课。加倍的作业量也压人，想保证认真看每一份作业，只有减少作业次数，后面的几年一直都在减作业。听说，有的大学教授带不同年级的研究生，让学生之间互相批改作业，希望这么做是为了使学生间有更好的交流而不是教授图省事。

一直避免行文中太多渲染，但现在还能记得读出《南方周末》上那篇《考上大学的女儿，咋就变成了吸血鬼》的时候，教室里的反应真热烈，每读出一组数字，都招来一片唏嘘，七嘴八舌的，好像那会儿他们人人都成了那个“吸血鬼女孩”的父母。

2007年的课上了快一半的时候，感觉要调整，一直在找办法，一直收效不大。直到2009年终于明白，把课上要讲的内容设计好自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一个老师对他的学生要付出人和人之间的最平常朴素又真诚的情感，人文学科的课业，讲授者不投入情感，课是不可能上好的。

从2007年这一年开始，开始在课上加新闻，没再中断过。起因很偶然，是那次签字事件。

没有细写那个不来上课，又专门等在教室门口，下课铃一响就出现，想通过跟老师聊几句好话就获得学分的女生。好几次看见她顶着出去的人流想进教室，一看见我，马上露出笑脸，她得多累。而我心里多矛盾，不止一次闪过这念头：真聪明，真会取巧，中国社会真是个情感社会。

1．八十个学生

学院教务说，今年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招新生共八十人，两个班级。

我实在吓了一跳，这么多人！很快，他们都安静地坐在下面了，齐整整的。我把上课时间都选在晚上，现在的人到了晚上脑子才最好用。

在惨白的日光灯下面，扬着八十张刚被军训晒黑的脸。这些面孔年轻又完全陌生，能感到第一次面对满屋子陌生人的疏远、距离、隔阂。

虽然有人提议用麦克，免得课堂上对这八十人拼命呼喊，可我实在不喜欢“电”的声音。我对他们说，我走来走去给你们讲课。这个学期，我得做一个“移动哨”。

八十个人，在短短的三个月里，我不可能记住这么多名字。这个潜意识下的提示很不好，弄得到了学期末，我能叫得出名字的大约只有他们中间的十几个。不过，这些年轻的面孔都渐渐地熟悉、亲切、活灵活现了。

他们都安静着，第一排学生就坐在讲台下面的不到两米处，他们每一个都是这个国家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具体一员，农民的儿女超过一半。

下课路上，全无来由地想到很多年前有本小说的书名：《新儿女英雄传》。

2．专业

我问他们：喜欢这个专业吗？

回应很迟钝。和前两届新生差不多，2007届我的学生中大约只有10％选报了这个专业，其他都是被调剂来的，他们对这个专业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有人失望懊悔：如果高考分数能再高出几分，也许就能去学热门专业，经济、法律或者英语了。

80人来自中国的21个省区，来自乡村的超过城镇的。从乡村考上来的学生家境多贫困，其中，父母种田为生的占三分之一，父母常年外出打工的也占三分之一。

70％的学生，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八十个人中，进过剧场的只有两个，当然不是看歌剧话剧实验剧，是看地方戏。很多学生不能从类型上区分电影和电视。有人起身自报他最喜欢的电视剧是《冲出亚马逊》，有人在下面订正：那是电影。不少人都以为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故事片就是电视剧。

据说，当今已经是现代传媒最发达的时代。就我对学生的了解，他们人人有不离手的手机，偶尔跑到校外网吧去上QQ聊天，但是，对日渐发达的网络信息和纸质传媒几乎不关心。

我说，来自乡村的同学，不必为自己缺少见识而自卑，你们还没意识到，你的全部乡村经验就是你自己的宝库，那里面才有你自己的独到发现，你自己可能创造的全部故事和诗意，只有它是你的，别人编造不出来的。显然，他们一下子听不进去，隔一会儿，就眼睛向下扫一眼手机，他们现在最急切的是洗掉自己身上的全部“泥土气”。现在的学生即使出生在最偏远贫困的农村，也是“读书人”，从小到大都是农民眼里的“学生”，很少做土地里的劳动，没经历过春种秋收，没时间为田里的旱涝收成着急，既没有足够的兴趣情感去理解他的乡村，又急不可待地盼望着一步跨进大城市，享受时尚的新生活。

课间，几个同学的言谈透出了对海口这个边远省会城市的失望：它真够土气的。

有个学生说：在这个不时尚的地方，学上了这么个时尚的专业，搞笑吧。

这时候一个男生快步过来问：老师，不发教材吗？

我们这个课没有教材，不需要，我说。

那男生犹豫了一下，走出教室了。

3．哪儿来的优越

有两个学生分别过来对我说，老师，我从中学起就爱好文学。

两个人都说到自己准备写书，有一个都开始动笔了。很快，我注意到，他们有点特立独行。

半个学期下来，总是感到和他们接近起来有什么障碍。按理说，我该特别关注那些喜欢文学的孩子，我和他们的关系应当亲近，事实却相反，我总是感到这两个学生身上透出某些自鸣得意，能感到他们有异于普通同学的优越感。他们交上来的作业不够踏实，喜欢空洞的抒情，除了华丽的句子，丝毫没见到比别人突出。

文学难道是一件披在身上的漂亮锦衣？我没有再过问他们是不是在动笔写书。

4．谁认识罗密欧、朱丽叶

今天的作业是为俄国画家夏加尔的作品《小镇》写一篇短文。我事先说了，可不要写成罗密欧、朱丽叶，谁认识那些古老浪漫的外国人？我们就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作业交上来，几乎一塌糊涂，简直没有真实。开始我有点生气，觉得他们在应付。经过了提示，不见罗密欧和朱丽叶了，但是牛郎织女来了，有很多人交上来的通篇都是抒情，堆砌着假大空的“好词好句”。

整个晚上我都在想，他们看见夏加尔的画上一男一女飞在天上，心里的第一感觉可能就是不真实。这些孩子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全部人生经验都是绝对的现实主义，面对夏加尔的“空中飞人”，除了冥思苦想胡乱编造，很难想到别的。

他们不相信，也没想到过，在他的生活中能出现那些美好而超越现实的人物和事物，他们很难理解和描述“人的飞翔”。

你们的想象力呢？我忍不住说。

下面没一个人出声。

5．好词好句

大概，“敬业”的中学语文教师都要求学生们储备一些“好词好句”，万用的。在前三次作业中，大多数的开头都是“椰风蓝天”，“海浪涛声”，一大段铺垫，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篇幅的抒情辞藻，然后才进入正文，开头和正文没有丝毫关联。

我提示他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直接说出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原本的感觉。

我真怀疑他们还有没有“原本”的感觉，十二年的语文教育把这些感觉给彻底毁灭掉了？

我准备消灭毫无意义的“好词好句”，但是，他们接受起来很困难。一个女生说，她从来就觉得好文章要以好的景物描写开头。另一个女生有点儿庆幸，她的作文历来被初中高中老师都不看好，因为没好词好句，终于有了我这么个奇怪的老师不那么要求了！

一个男生在作业上写了他的疑问：老师不赞成我们写好词好句，但是，我正在看老师的一本书，你在书里也有很多好词好句啊！

我说，那本书里有些文章写在十年前，现在我认为没有力量的作品，也许能靠好词好句得到化妆品的作用，而扎扎实实的写作恰好相反。

6．恢复语言原本的活力

今天要讨论活着的语言。我记忆里很多老师会建议中学生背成语，作为应付考试的临时“炸弹”，显得文学，显得掌握很多“好词好句”，而语言恰恰被这种过度的实用性给毁坏着。我先写了三个成语：笔走龙蛇、掩耳盗铃、走火入魔，之后，请他们分成小组，每组找出有形象有动感的三个成语来，写到黑板上，大家再一起把它逐个拆成单个字，试试打破长久以来，程式化之后的黏着性和固定性，争取恢复它们最初产生的原始词义。他们想到的成语有八组：

火中取栗　落花流水　守株待兔　排山倒海

一针见血　灯红酒绿　望穿秋水　飞檐走壁

鹤立鸡群　鸡飞狗跳　杯弓蛇影　横刀夺爱

龙飞凤舞　怒发冲冠　妙笔生花　天马行空

闻鸡起舞　呆若木鸡　镜花水月　油尽灯枯

悬梁刺股　绞尽脑汁　对牛弹琴　蜻蜓点水

我们一起试着使这些长久以来早僵硬了的语言活起来，使蜻蜓恢复成能飞的蜻蜓，鸡狗兔蛇恢复成鸡狗兔蛇。跑着去黑板上写出“横刀夺爱”的男生得到了全班的哄笑和掌声，他转身下来的时候，挺胸抬头的，好像已经成为英雄豪杰了，当时那感觉应当很好啊。

恢复语言的原本活力并不容易，而对于词语的敏感，一下子培养不出来，但是，我要不断提示他们，要诋毁和清除“好词好句”。

7．这么写算不算流水账

今天恰好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短信，作为例子读给学生们：

严父有子四岁，秉慧而性顽，父恐不咎，久而成痼，遂择机训之：汝有缺点者三，一者不讲礼貌，二者不爱学习，三者乱买玩具，汝当改之，不改则条束及腚……童闻噤然，慑其威而颌（颔(1)）首，父及满意而去。见父已远，童诉祖母曰：父者缺点有三，一者乱骂人，二者乱打人，三者不听小孩话。祖母异之。

下面听得盎然，我说，这个用短信写儿子的朋友不是学文的，他是大学体育系武术专业毕业。

随后的作业是练习写人物，要求短小，干净，栩栩如生。一听到作业，下面又出现轻微的叹气。二班同学王书为的作业不错，全文不长：

父　亲

火车一路南下。车厢里，父亲把头仰靠在椅背上，眼微闭，嘴微张，发出轻微的鼾声。下午六点许，火车驶进海口火车站，减速时的震动惊醒了父亲，他睁开眼，问道：“到了？”“没有，在减速，还得等一会。”我说。

在火车减速的过程中，父亲的屁股一直没有完全落座，他的右手一直撑在座椅上，一会看看窗外，一会望望行李架。“咣当”一声，火车停稳了，我说：“到了！”“这回是真的到了！”说完他便直起身取行李箱。箱子很重。

我看见他憋红了脸，踮起脚，左手把箱子往上用力一顶，右手迅速地把箱子往外一拽，拉了下来。我们就裹在人堆里往门口挤。父亲在前，我在后。他把箱子扛在右肩上，右手紧握着提手，左手扶着箱子的左下角。他会不时地回头看我。有时他想从右边转头看我，但被箱子挡住了视线，他就迅速地转过头从左边看我，看到我以后又迅速地转回头继续往前挤……

王书为用细致的描述，写出了父亲不多的言语和动作，其中深藏着一个父亲送儿子到大学报到的心情。虽然，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早进了教科书，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亲，都能发现自己和父亲间的亲切和生动，没有新感受的不断发现，文学当然死路一条。

放学路上，几个学生都问我，王书为这么写算不算“流水账”？我让他们自行判断，我认为不是。我还强调，他写得细腻踏实，没有使用“好词好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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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括号内仿宋体为编者注，下同。本书中的引用为呈现学生文本的生动原貌，除错字病句用括号标注正确用法外，不做太大改动。

8．恶搞

整个学期前半段的几次写作练习，总有人来问我：恶搞，可以吗？我说可以。

他们有一阵热衷于“恶搞”。这几乎是他们能想到的超越现实的唯一手法，不然，就要老老实实写出上下衔接，合乎逻辑和人物情理的对话和情节。显然，恶搞更自由更没约束，更容易完成任务。

在课堂上表演“恶搞”也讨巧，总能引来哄堂大笑。太多年积压的“一本正经”了，一贯的作文训练，受尽规范和虚假的约束，试试“恶搞”也是解放。随着课程的进展，接近学期末，“恶搞”在他们的作业和课上练习中几乎完全消失，它自然而然消失了，我没提示过什么，作业中出现了更多的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这可是好事情。

“恶搞”从热衷到消失都是他们自觉的取舍，我很高兴。

9．他们印象中的诗歌

有些写现代诗的人面对这个现实恐怕又要悲哀了：在“诗意”这一环节，我们以“想象杜甫”做作业，好几个同学交上来的是诗歌，都是古典诗词，分行，七言或五言，老朽僵死的句子罗列，连“好词好句”都没有。

没有写现代诗的，一个都没有。

10．什么是诗意

首先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诗意，我不能一句话告诉你们，它是什么。但是，这门课有这个部分，而文字影像绘画音乐作品中常常确实能透露出某种可以叫做“诗意”的感觉，不能回避。

下面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觉得有点好笑，“诗意”在他们的理解中常常就是肉麻，是虚假做作，是空泛抒情，是舞台上耸动的表情手势和朗诵腔，长长的瘆人的一声“啊——”。多年以来，教科书、电视机、不同的老师灌输给他们的固定印象。

其实，诗意常常待在最没诗意的地方，因为真正的诗意必须是新鲜的，是那些还没有被赋予诗意的，只有偶然被赋予了新鲜的感受之后，它才忽然获得了诗意——听了我的解释，下面全是迷茫。我肯定解决不了他们的迷茫，他们只能靠自己。

11．让我们开始使用活语言

官话，在古代叫“雅言”，类似于今天的普通话。据说从秦朝起，中国的官僚阶层就被要求讲统一的“雅言”，不然，官员和官员之间没法沟通，政令没法上传下达。

去上课的路上，听到后面的几个男生聊天，居然全使用“假如”“坎坷”“然而”之类的书面语。三个人在劝解一个人，让他振奋起来。一上课，我就把刚听到的对话给学生们说了，经过我的转述，他们也感到满口书面语的好笑。

我告诉他们，在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尼日利亚，民间有250多种语言以“地下”的方式流传应用着，而中国的方言恐怕超过250种。我把不久前一个威尔士诗人发言的结束语转述给他们，威尔士诗人说：下面，我将用阅读《圣经》的虔诚，为大家读出威尔士语中“啄木鸟”的七种不同发音，请听听我们已近消失的古老而美丽的语言。

他们听进去了，从眼神看得出来。谁不想使用自己脱口而出的语言说话？

很快，表演自己写的小品，有人用了方言。有两个同桌女生同时起身回答一个小问题，竟然是用山东方言给大家表演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12．一篇关于细节的作业

这个学期，学校运动场有一场张学友演唱会，对于追星族，这是件大事。

课间，有人举着一张演唱会门票在推销：每个班只“配给”一张优惠票，才一百块钱。底下一片嗡嗡的，都喊贵。最后，八十个学生，除了维持秩序的几个“幸运儿”，没人能进入演唱会现场，一张优惠票也被社会上的人买走了。

而关于细节的作业练习，就是“张学友演唱会”。我说，你们可以从任何角度写，不是必须亲临现场。

下面是其中一篇，作者是一班的梁毅麟：

细节——张学友演唱会

（原注：细节细节，没有逻辑哦。）

1．我发现运支架运舞台的货车车牌有赣、苏、浙、粤、闽，还有两辆琼。我琢磨着那是从各地各厂订制，又用当地车运到海南。不过，司机有统一制服，看来是某大货运公司，涵盖了半个鸡肚子。

2．舞台像翻不过身的蟹，脚爪合拢如笼。

3．这次跟张学友合作的是英皇。香港产明星的“厂家”之一。

4．工作人员有大量香港人，这从他们说话的口音就清楚了。

5．有联通的网络应急车，大概有些地方能看到直播。

6．背屏测试时播的是《冰河世纪2》，梦工场这几年的东西总被用来作机能检测……

7．舞台背后有两排约24个高1米的巨大功放，垒成一个矩阵。这种程度的音箱两个就能轰遍我们的田径场。可以想象当时的音浪有多奔放……

8．听说张学友扮狼了。

9．看台上的柱子也印有座位号，后来擦掉……证明喷漆的家伙没用脑子。

10．结束的时候有公安机关的头儿上台指挥离场，嗓音沙哑碍耳，跟“张同学”比一人一兽，光听声音就能构出一个啤酒肚吃劣烟脸有横肉的大叔形象。

11．收场后，田径场的情况就很中国了……几万人，不，几万中国群众汹涌过的地方能有多和谐呢？嗯，秃笔难书……这好像是大节。

我给梁毅麟的批语是：

这应当是最细的观察和最原初的记录，不能算做“文学的细节”，却是“真实的细节”，是留心观察过的结果，而且，你的观察广泛宽阔有洞察力。

梁毅麟同学来自广州，名册上写着呢。他是个安静的人，我总是看见他耷拉着头，独自一人走，溜着边儿，在椰树下面，戴一顶没扣严的帽子，瘦嶙嶙的。上课时候常常低着头自言自语，几乎从来不挺胸抬头，偶尔抬眼向前快速无焦点地扫视一下，嘴里念念有词，很快又埋下头。但是，我知道他在听，听到有趣的地方，他对着桌面自己发笑或者嘟囔，两手并拢搭在桌边。

我问他怎么想到来海南上学。他嘤嘤地说，想离开广州，没考上别的学校。

期末，进入2008年了，他发短信问我的邮箱，说写了东西让我看看。但是，一直没见他有文字发过来。

13．课上作业

我把木雕面具摆在讲台上，插上一条新鲜的树枝。

“戴树枝的面具”是课上作业，要求他们在半小时里完成。这些“训练有素”的“作文高手”不用思索，沙沙沙埋头就写，只有三个人走到讲台前，顶多用半分钟时间观察这具木雕面具和有绿叶的树枝。

一星期后，有人来补交作业说，那天他没来上课。

我问他，没上课，你就没见到面具啊？

他马上承认没见到，表情真平静，好像觉得这没什么，他一定以为是不是亲眼看到了面具并不重要，交上了作业才重要。

我对他说，下次这种情况，可以不交作业，也可以写你亲眼观察到的别的东西，不应当凭空硬写。

靠想象就能写出“所见”，是他们的想象能力超强，还是无中生有随意编造的能力超强？亲眼所见，一直是我强调的，也是他们一直忽略的。

14．张涛的质疑

晚上快10点了，下课的路走了一半，和我同行的女生转去学生宿舍了，剩了我一个人继续走。后面气喘吁吁一个人赶上来叫老师，是我们班上的学生张涛。我以为他是偶然经过，就问他：你在跑步？他说不是，随便走走。

可我已经感觉到，他是一路跑步过来想追上我的。

他问：老师，你认为我们这次作业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有潜台词。我说，还不错。

他说，他认为不好，很不好。

没想到他这么直接地表达观点，我赶紧认真了，请他详细说说。他说，你讲评的很多作业都不好，写的什么呀，什么都不是。他认为多数作业都不及格。

为什么？我问。

能感觉到，他心里憋着很多想法，又非常在意地在选择有节制又有礼貌的表达。他说他在私下问了同学们对我们这门课的反应，好多同学说好。他问好在哪儿。那些人说，学会了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和自由的精神。而他认为这个课上得不好。

不好在哪里？我问。

他说，不能怎么写都行，怎么可能呢，怎么写都行？这简直是荒诞的，这样一来，同学摸不到方向了，像今天这个作业“戴树枝的面具”，不可能随意写，好作业就是要明明白白写出面具和树枝之间的关系，要突出这个主题思想，没有主题的文章还叫文章吗？

我说，写关系，是没错，是好的，但是，肯定还有别的角度和写法，而且，主题突出这个问题可要讨论，这是一门关于写作艺术的课。

他立刻反问：难道艺术和主题不是一致的？难道它们有冲突？

我说，艺术和你所说的“主题”常常是冲突的，主题不能等同于艺术。

他说，他认为艺术和主题不冲突。

显然，没法一下子说服他，我已经看到家里的灯光了，他的身体里显然还憋着一股劲，呼呼啦啦地迈着大步，带着我快走。

最后，谈到他的作业。他写了二百年后有新新人类的未来世界，我在评语里说有科幻色彩，而他强调他在表达很鲜明的主题。

我喜欢张涛的认真，他在乎他的学业，在乎这门课程。但是，从他的认真里，透出了他和我分别有哪些问题，我要静下来想一想。

15．机器崇拜

我发现，在学生中普遍出现一种机器崇拜，总认为能接触到机器才是学习的高境界。当然机器有比人强的地方，它是一块铁加电脑芯片，摸得着，给它指令，它绝对听从。而写作是一团雾气，不好控制把握。

两个2006届的学生分别告诉我，他们买了自己的摄像机，学校的机器太少，不能随意使用。邓伯超的机器是贷款买的，不仅买了机器，他还写了一个剧本，反复修改以后打印出来，请几个同学讨论了整整一下午，本子最后被批改得面目全非，但是邓伯超第一次感到了大家一起讨论的乐趣和提高。邓伯超说，这就是侃本子啊。

我说，光有机器，没有本子显然不行吧。

邓伯超说，很多东西，大一的时候都不懂。

16．问题最多的小姑娘

只要我碰见她，她一定跳过来问问题。她是从湖北考来的，个子不高，整个人跟一汪清水一样。她说，老师呦，写不出东西来，好没感觉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她，谁都有没感觉的时候。

又一天她问我，按老师的要求，会不会写成流水账啊，没有好词好句，不是很容易变成流水账呦。经过她的提醒，我多次在课上提到对“流水账”的再认识。

期末，在楼梯上她追上我。她说，老师呦，大学的考试好怪啊，为什么要拖这么久，就那几门考试，从7号考到22号，要知道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我们最会考试，狠命背啊背，一下子一两天全考完多轻松。

我说，也许是让知识更巩固吧。

她说，大学就是这样啊，真是不知道。

他们的“身经百战”有意义吗？

最后一次课，我们一起离开教室，她告诉我，这个城市超级让人懈怠，所有的人好像都在睡午觉。我说，一个年轻人当然不会被一个城市的节奏影响，要有自己的定力。她一阵点头，但是，看得出心里很疑惑。已经快陪我走到家了，她忽然说想复读。我劝她慎重做决定。她沿着黄暗的路灯慢慢转回学生宿舍区。

如果说，教师能够解惑，可是，我能够做的实在太少了。

17．他们看似安静的心里都在想什么

他们看似安静的心里都在想什么？

我能够看见的只是他们在上课响铃以后安静下来，坐直了，仰着脸，心神或乱或静。

通过几个星期对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片段阅读和人物分析，他们已经能够把握住人物的发展基调了，今天的作业是续写小说——当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妻子与别人生的儿子又打人闯祸，伤者家长三番五次催讨——我在这里放下小说，让学生们给出下面的故事进展。

十个人一组，热烈地讨论了一节课，开始发表看法了，居然有人想到，让许三观带上儿子去卖血：“反正不是自己的儿子。”而小说里，这个时候的一乐才九岁。还有人想到让许三观的妻子去做妓女：“干这个来钱比卖血还要快。”

肢体冲突、跳楼、自杀、刀砍、枪击，都被想到了，这些就是潜藏在他们内心里的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我看见，只有这些极端的想法，才让他们兴致盎然，平淡的解决方式显然没人有兴趣。是什么经历在暗中提示了他们，热衷于把痛苦推衍到极致？

温润、和善、柔软的力量，没有人从这些角度去想。

18．今天没有课，好无聊

这是最初两次作业中常见的句子：今天没有课，好无聊。

为什么无聊？一个同学说，高考太紧张了，终于考完了，一下子松下来，很难再抓紧。有课的时候没办法无聊。我理解他们离不开惯性中被动的强制的充实，一旦没有课，没有了强制，人就像在真空中浮着，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我说，希望你们尽快体会到：今天没有课，过得好充实。

19．卖力气

课间，那个学生慢悠悠走过来，匆匆说了一句：老师上课这么卖力气？

我还没弄懂他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他就走掉了。

这话我琢磨了好几天，没琢磨出结果，好像一种讥讽嘲笑，又好像一个旁观者看穿一切以后的大彻大悟。

不准备再琢磨了，我想，我是准备当一个好老师的，但是，不能要求他们八十个人中的每个人都准备当一个好学生，我们本来就不在一个对等的角度，付出不一定非要等同于收获。

每一次上课，我都能清理自己的思想，转述我对现实和写作的感受，分享自己的思索成果，这就是幸福的。不苛求他们一下子全理解。

卖力气，是高级的赞美。

20．有人说，这个课轻松

相信他们不是恶意的，甚至是在表扬我，可我拒绝这种表扬。

我说，对于你们每一个个人，我确实没给予压力，但是，对于你们全体，我丝毫没有放松过。

我的原则是，绝不会把一个没有准备的人突然拎起来回答问题，不会强加我的个人意愿给另一个人，更痛恨那种以各种招法羞辱惩治恐吓学生的老师，但是，如果把这理解为轻松，就是“奴性”思维。

很清楚，我不准备让哪个人不及格，但是，我的底线是持续不断地给他们以软压力，这是我的方法。

21．新闻

学生们对周围世界的冷漠和不关心实在超出想象。只要和自己无关，无论多么重大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我问起一个新闻，八十人中只有一个知道，细追问，他偶然捡了别人丢弃在石凳上的一张废报纸，顺便看了几眼。大一学生得到新闻资讯的渠道少得很，仅有的几台电视悬在学生食堂的高处，即使正播新闻，也随时会有人转台，换成肥皂剧。

那些重大或微小的时事新闻，在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时刻触碰着人们的底线，每个成年人都应当及时了解，得出他自己的判断。不能让这些生于1989年的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以为这世界上他准备承受的就是作业，就是分数，就是考试，就是学位证书，就是好工作，就是赚大钱过着人上人的日子。

我想，我有责任告诉他们最近世界上正在发生着的事情。进入11月，我们的课上加了“十分钟时事”。

22．物伤其类

11月26号，在电视上看到了“肖志军事件”(2)的报道。在看电视之前，我也只是扫过一眼报纸上的文字标题，没有特别关注。不能不承认影像的力量，我看到屏幕上那个猥琐的男子正守着白布裹着的尸体，想抚摸又不敢抚摸，想接近又很怕接近，想哭号已经哭号不出来，那一立一卧的是一生一死的两个人啊。

11月27号上课，我对学生们讲了我了解和看到的事件始末。我说，作为事件，它几乎包含了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所有关键词，而作为一个人，我有物伤其类的感觉。

下面有人在发笑。也许，他们觉得老师不该这么脆弱和感性？

我不能把我的感受强加给他们，我也没能力把我看到的完全用语言描述出来，我们不是在多媒体教室，不能给他们重现我所看到的画面。

当我说到，那个死去的叫李丽云的孕妇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们中间发出一阵叹息，很快下面平静了，我说，这个死去的女孩曾经在电影学校读过一段书，他们又叹息一下，很快又安静。

我已经注意到了，对于他们，很多社会新闻都好像遥远而孤立地存在着，而我们的大学生是“骄子”“学子”，高傲着呢，和那些社会芜杂茫茫人流似乎不搭界。我反问他们，谁敢说这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比如孙志刚(3)。

下面依旧没什么反应，很多人并不想知道孙志刚是谁，在孙的身上发生过什么。

我提醒他们，今晚下课以后，电视里还会播出这个“签字事件”专题节目的后半部分。

第三天，11月29号，又上课，我专门问了，居然没一个人主动跟进这件事。

他们平时没有电视看，新生宿舍不能马上开通网络，占地三千亩的校园里只有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报摊，主要卖英语报、电脑报、花花溜溜封面的《读者》杂志。当然，如果真正想关注，可以去街上找网吧，可一旦进了那里，更吸引他们的当然是上QQ聊天和打游戏。八十个人都没有去关心那个叫肖志军的人。我们具名为人文传播学院，人文就是这么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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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肖志军事件：2007年11月21日，孕妇李丽云因呼吸困难在同居男子肖志军陪同下赴医院检查，医生发现孕妇及胎儿均生命垂危。然而由于肖志军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医院无法作为，导致孕妇及胎儿均不治身亡。

(3) 孙志刚：湖北黄冈人，2003年因无暂住证，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引发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同年政府颁发新法规，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

23．自我意识

12月20号，用三分钟时间介绍了陕西镇坪“华南虎”(4)照片的进展和广州许霆恶意提款案(5)被判无期的一审结果。显然，对一只老虎的真假他们基本没兴趣，得知银行提款机能出错多吐了十几万人民币，他们的情绪明显高涨多了。

正常人使用提款机的概率当然大过遭遇老虎。至于追问真相，很多学生没想过，有人认为这是意义不大的过度较真。事实上，退几步说，一个学习戏剧影视的学生，追问真相是最起码的职业素质，不然，可能永远设置不出好的“悬念”和精彩的故事。

可惜，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那些，还只是关心和自己有关的事，其他的都缥缈离题。这也能解释在他们的作业中，几乎没有人使用过第三人称，总是出现第一人称：我。而这个我，显然不是虚构，必然是作者自己。对于长期被锁定的集体公共意识，也许他们现在的反应是生物的自然选择。但是，我提醒他们，关注真相，是更高的自我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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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华南虎事件：2007年10月3日，中国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文采村村民周正龙宣称于神猪湾拍摄到濒危动物野生华南虎的照片。陕西省林业厅于当月10号确认照片所拍确为华南虎，引发质疑，2008年6月29日陕西省政府新闻发布会通报周正龙所拍摄照片中“老虎”实为老虎纸画。

(5) 许霆恶意提款案：2007年广州市民许霆利用银行的ATM取款机发生故障，恶意取款17.5万元，广州市中级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无期徒刑，经上诉后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

24．到大二就好了

下课铃响过，我收拾笔记本的时候，听见班长在下面宣布，必须去听什么讲座，星期六晚上。下面一片抱怨声：星期六晚上要放电影啊！

班长也有点儿心软，连声说：到了大二就好了。

大一的学生成了“滥竽充数”的一群，再引申了说，他们一入校就不断地被提醒：你们大一生是小字辈，弱势群体，想享受自由，只有熬上大二。那么，谁来爱惜和保护这些最初的、单纯又懵懂的大一生？

没人想听的讲座就该让座位通通空着。

25．责任

晚上，一个同学拉着她的老乡来找我，在走廊里把老乡推到我前面替她说话：她的学籍注册出了点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敢告诉父母。

我问她父母是做什么的，终于她走到前面来自己说话了：他们都是农民。

我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关系你的命运，你不能靠别人，要去找去问，你要自己去跑。

她吭吭哧哧说还要上课。我忍不住问：你的学籍重要还是上课重要？

她们慢悠悠拉着手走了。这些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对社会负有责任，可是，自己的前途遇到问题，也能涣散淡漠，随其自然？

26．“吸血鬼”

临下课前的几分钟，我给他们读了《南方周末》上的一篇小短文《考上大学的女儿，咋就变成了吸血鬼》，因为内容和他们很相近，人人听得认真，每读出一笔钱数，下面一小阵议论。读完恰好铃响。

如果是一个农民家庭，供一个每年学费六千元的大学生，肯定不轻松。

27．钟点工

学期快结束了，一个女同学和我一起离开教室，她说，老师我很喜欢电视，听你讲了，才知道电影和电视的区别。

记得刚开学不久的一节课，她始终趴在桌子上，课间休息，我问她是睡眠不足？她红着脸说不舒服。天啊，额头烫得很，正发烧呢。让她回宿舍，她不肯。

现在，她欢蹦乱跳地说，老师我请你去学生食堂喝饮料。

她在食堂找了一份卖饮料的钟点工。她说时间过得快，没什么感觉就做了一个月，今天老板说会发工资呢。

每天晚上十点开始在食堂卖饮料，每天工作两小时，每月工资二百块。

我随着她上了学生食堂的露天吧，也没什么工作前的准备，她直接钻进小档口的挡板，再站起身，就笑呵呵地接待客人了。

那种饮料简直难喝透了，从塑料瓶子里挖点什么就加水勾兑。生活宽裕的学生才能常来喝这种东西，属于高消费，天上跑着海岛夜空特有的白云，喝饮料的学生们表情挺享受的。家庭贫困的绝对不会来这地方。

28．钱

“我想我需要钱。”——在学生作业中出现这样直露的句子让我吃惊。

讲评作业那个课间，人来人去，我找到了这个学生，确认了她个子高高的，一直都坐在最后排。

我说，想和她聊几句。我们避开人，到楼道里。我说，我看了你的作业。

我只是说了这句话，她顿时满脸的眼泪，扑扑拉拉的，不是流眼泪，是泪如泉涌。晚上，海风强劲，能感觉到她在向后用力抵靠住栏杆。那么多的眼泪，得忍了多久啊，这孩子哭得太难过了。不用听她解释，我相信她写的都是实话，她确实太缺钱了。

虽然哭得厉害，她还是口齿清晰，讲了她家里的情况。连连给她递纸巾，碰到了一只特别结实的手臂。

她在作业里说，别人都会说多么好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的校内活动，可是我学不进去，我需要钱。

她就是海南儋州人，家里三个女孩，姐姐刚去江西读大专，本来考试成绩不错的，但是再三选择，读了收费最低的一所学校。妹妹正准备报考职高。三个女孩同时读书，而这个家庭全靠她的母亲支撑。另一次，她和我提到了她父亲。在海南的乡间，经常能见到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做重体力活，比如扛钢筋，而壮年男人们常常聚在茶馆里跷着一双赤脚聊天喝茶，“老爸茶馆”遍布乡村，这是海南岛的地方民俗。

快期末了，她主动来告诉我，已经在申请助学贷款，也得到了来自捐助的每月一百元生活费。

期末考试临近，在路上碰见她，她笑着说：家里姐和妹都是性格很外向的，我妈妈总说怎么只有我一个内向。我爸爸那人对现实很有批判性的，我性格也不像他，他能写也能说。

2007年的最后几天，她在为期末的英语考试发愁。我问她，高中英语课学得怎么样？她说，高中老师就是让背书，考试时候，碰到那些填空题就胡乱填，总能碰对几道题，得到几分。现在她能做的就是背单词，不会英语语法，从中学到现在从来都没弄懂过。

也是因为她的作业，我在班里讲了几分钟金钱观：“钱”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活在世上，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很明显，能感到他们在下面的不认同。他们可能在想，老师啊老师，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也许只有当一个人不缺钱以后，才能开始理解钱远不是最重要的。

29．我又说，钱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这话他们听不进去，但是，必须告诉他们，还有另外的价值观。

他们带着善意摇头，左右议论，大约是说，钱不重要，还有什么重要？

我将把我的话寄存在他们那里，当他们衣食无忧的一天就会理解，有很多东西都比钱更重要，希望这“寓言”快一点兑现。

30．彩票中奖的刺激

在网上看到一个大二学生偶然买彩票中了大奖，预感到学生们肯定有兴趣听。事实上，他们的兴致盎然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我说，有一个大二学生买了彩票，有一个早上正刷牙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手里的彩票该兑奖了，结果他发现中了。

下面目光炯炯：多少？多少？多少？

他们极关心中奖数字。

我说，我们学了这个专业，都知道悬念有多重要，不能把“包袱”抖得太快了。这样，他们一直目光炯炯，直到我说出五百万这个数字，下面一片拍桌子晃头仰天叹息，好像那“馅饼”刚刚下坠，正和他们每个人失之交臂。据说，这个学生经过周折，兑现了奖金，很快就离开学校，没有消息了，同宿舍的人还以为他会请大家撮一顿，虽然有老师再三呼吁他能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听到这儿，下面一片的不屑声。最后我说，这个领走了奖金的学生没听从老师的召唤，“绝尘而去”了，教室里发出大声的赞许和感慨。

彩票中奖的故事，在当今，就是最引人入胜的悬念剧，不要说五百万，五十万，甚至五万，都会有人乱了方寸。

我说，现实一点说，换了我，是不会劝这学生再回到学校的，按中国目前的境况，他不可能安安静静地坐回教室。下面顿时都在点头。

本学期上课以来，这是我和学生之间呼应互动最好的五分钟，居然源于钱，而且是与这间教室里每个人都完全无关的一笔钱。

31．午休·突然

凡·高的油画《午休》：麦田，一对青年男女倚着麦垛睡着了。这次作业是让学生们在这个画面的基础上扩展出一个小片段，题目是“午休·突然”，写一个突发事件的降临。

他们来问我，能表演吗，大家分组讨论，写出剧本，再排练表演出来。

几天后，八个小组分别表演了“午休·突然”。

没想到，八组表演无一例外，都是灾难的突然降临。

我忍不住想，现实生活丝毫都没给这些孩子以安定感吗？

为什么突然发生的都是坏事？我问。

他们互相看看都不吭声，好像我的问题很怪异。

八十个人，居然没有一个想到好事情，幸福的事情也是可能“突然”而至的。

32．“幸运”的王宝强

课间休息，很多人传看一本《读者》，这就是阅读课外书了。他们说，我们上了这么多年的学，都上傻了，看见厚本大书就脑瓜疼。

有人说到了北方乡村里出来的演员“傻根”王宝强，学生们嘻嘻哈哈围过来，一提到“傻根”或者“许三多”就特兴奋，他们天生地不喜欢沉重的事物。

他们这代人的生命总不会不承受重量，只愿意享受娱乐和轻飘。我问他们，是不是出现一个“傻根”就够了，不可能遍地“傻根”？他们说，是啊，王宝强是幸运儿。

33．困倦

你们今天很困吗？

底下都说是啊是啊，好困啊！

很多人简直都睁不开眼睛了，眼皮耷得老长。

我问为什么？有人说是运动会散了心。可是，运动会已经结束了，不可能每个人都上去跑了一万米。谁知道呢，反正他们很困。我真想手里有一块惊堂木。

有人下课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总集中不起精神，从高考结束到现在，一直觉得人都散得不行。

他们好像没有感觉，大一的上学期就要在懵懂里过去，他们真以为未来无限长远吗？

34．要一个模式

课程快结束了，有同学对我说，他还是希望老师能给出一个准确固定的模式，比如，怎么开头，怎么结尾，怎么写对白，一段小品到底该怎么布局，得总结出个操作定式。

我说，我的目的就是消灭模式，我希望你们获得开放的眼界和思路，学会关注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时刻做一个有准备有头脑有创造力的人，我们不是要造八十块标准的红砖，我是没有模坯的。

他带着复杂的表情走远了，有点不满足，也许还包括质疑讲课人的诚意。我独自向另一个方向走，全程无语。

35．诧异

下课，叫上一班的崔佳南和我一起走。

看到这篇署名崔佳南的作业，很让人吃惊，只有一页的作业，词汇和内容都像强硬冰冷的“檄文”，这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体我太熟悉太憎恶了。感觉作者肯定是个男生，愣头小子。完全没想到，当我问谁是崔佳南的时候，立即看见她很红的脸，我愣了一下。

这张面孔早就熟悉了。一直以来，她听课都是最认真的，那张淳朴踏实的脸总是让我感到有信心，我一直以为这个学生应该从这门课上体味到了某种深意。简直没法把她和那篇“措辞强硬”的作业联系起来。

我说，我不知道你就是崔佳南，但是你听课的样子我印象深刻，感觉你的作业一定是温暖细腻动人的，我很意外。

她有点不安，说自己作文总是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写。

我建议她写写细小的事情。和崔佳南分手以后，我在想，是什么教育背景把另一个时代的思维和语言传授给了面前这个年轻人？

36．哈哈，同一首歌

张学友来唱歌，闹得校园里多处戒严四下警察。没过多久，“同一首歌”又来了，又是搭台，校园里停了一些货柜车。上课的时间，它那边放开了大喇叭嗷嗷试唱，同学纷纷起来关窗。外面一唱，只好等待，等号叫的试音者停下来，才能继续上课。他们在扰民。

37．失望

我去广州开会。有人问我，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让人失望？

我回答他，我现在的想法很单纯，给我什么学生，我就教什么学生。

我不失望。我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在大一的时候也混混沌沌。相信在四年的时间中，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理清思绪，自我完善，快速长大。我只负责启发，不拔苗助长。我想，我永远面对现实。

38．“导演”来电话

2006届的学生蔡为润打电话来，希望我能在晚上看他导演的话剧，只演一场。

我说，今晚有课啊，太可惜了。

他说，上一节就逃啊。

我说，学生可以逃，老师怎么逃呢？

我问他剧本。

他说，剧本不是他写的，是陕西的。

晚上上课，我说，就在现在，你们的师兄师姐正在演一出话剧，很可惜的是剧本来自陕西，不是自己的，一剧之本很重要。

下面没什么反应。

惊堂木其实没什么用，世上又从来没有惊心木。

39．温暖

2005届的蒲晋松来听课，我在两年前教过他。下课了，他对我说，他帮我拷了一张碟，都是他自己喜欢的电影，有《盲山》《盲井》《三峡好人》《美丽人生》等一共八部片子。蒲晋松说，今后要什么电影，我都刻给你，只要老师告诉我一声。

我觉得很温暖。

40．糖

12月25号我们有课。我提前说了，25号的课轻松一点，我们讲故事吧，他们听了很快乐，已经提前轻松了。如果我说12月25号要写作业，下面多半会闹哄哄中带着不情愿和沉重，他们太热爱轻松而惧怕压力了。

25号读两篇短小说。课间，一班班长歪戴着圣诞老人的红帽子给大家分发棒棒糖，我也得到一根，一班同学每人嘴里衔一根棒，很好笑。而二班没有准备糖，这样，半个教室的人含着糖，另半个教室的人有点失落。

铃响上课，我把糖放下了。

他们说，老师老师吃糖吧，吃吧！

我说，吃着糖上课会吐字不清。

41．去年《上课记》的反馈

我在海南岛的五指山区，连续收到三个2006届学生的短信，他们在刚出版的《读者》上看到我的2006年“上课记”。文章里提到的邓伯超和雷成虎都发来短信，雷成虎告诉我他已经转去读经济了。

又过了几天，在校园里遇到几个女生，她们跳跃着说，老师怎么没写到我们呀。

后来，见到2006届的卫然，她说，她也想上《读者》。

我说，你将来的目标远不止是让名字出现在《读者》上。

42．最后一课（之一）

一个女生上身搭在讲台上说，真想下雪啊，12月，我们家乡该下雪了。

期末考试的时间表一公布，很多学生开始想家。

一个重修我们这个课程的2006届女生一到下课，总是围着讲桌前后转，还没有一科开考呢，她就想打探她能不能过我们这门课。哪怕她没来上课，下课铃一响，她也会出现在教室门口，笑嘻嘻的，凑过来想找话说。孩子都要长大，保持单纯是少数，更多的可能正在学着油滑。

最后一次课，我占用了三分钟时间，偏离了课堂内容，几乎所有来自岛外的同学都要在广州换车北上，我告诉他们：广州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火车站。他们第一次经历春运，出门在外，“钱要贴着肉”。谁记录了放假回家的见闻，随时可以发给我看。最后说到考试无论如何不能作弊，我并不想恐吓他们，过多强调作弊的后果，一旦被发现，校方有哪些严厉处罚的条款，我更强调的是，永远不能偷偷摸摸地做人。

他们似听似不听的，心早都不专注了，毕竟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将要度过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假期。在今天这个时代，十八岁还常常被认为是孩子。

43．最后一课（之二）

铃响了，我说下课，然后转身向讲台走。他们中间有人鼓掌。

我从讲台上拿手表，平时这时候，下面一定是桌椅山响，众人拥出教室。

我回头，他们都没动，安静，下面一片扬着的年纪轻轻的脸，我随口说，怎么不走啊？这样，他们才动身收拾东西，从我身边离开。真喜欢这种感觉。再到9月，我面对的就将是2008届新生了。

一班班长经过讲台，傻笑着，从挂在脖子上的书包深处又翻出一个棒棒糖递给我，我当场就含上了棒棒糖。

海岛夜晚的天上，又跑着稀稀拉拉的白云彩。已经是2008年的第三天了。

44．单纯

学生们都在应付考试，操场上不少背书的，我已经没课了。

2006届的余青娥告诉我，有些同学准备考导游证，还有些想考会计证。

傍晚，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师，她问我：你真的以为他们很单纯吗？

很明显，她心里早有答案。

我说，我愿意相信他们个个都单纯透明。

又过了十几天，我偶然听说，我刚教过的八十个人中，有好几个因为违反考场纪律被抓，有人得了处分，我不愿意问具体人的名字，宁愿相信在我的课上，他们都是单纯透明的。

2007年10月10日—2008年3月31日　海南岛—深圳

2008年1月15日补记

我在网上看到有关高校教育讨论的一个只有八个字的跟帖：“教的痛心，学的反胃。”这话说得不好听，但是真实。

在这座海岛上的大学，我已经教了整整三届戏剧影视专业的写作课。我能体会到“教的痛心，学的反胃”，它部分地说出了高等教育在今天的无奈。教的和学的之间，有些完全不对接，完全的隔阂，完全的不信任，这其中没有谁正确，同样，没有谁错误，是更大的地方出了问题，传授方式、接受态度都有问题。教师不再认真诚挚地承担传承解惑的使命，年轻的学生们又需要足够的快乐，足够的娱乐性，足够的轻松。双方忽略了比知识积累和谋一份职业更深厚沉重的东西，人文学科尤其如此。我知道在这其中，一个人的力量过于渺小，却不等于什么都不能做。

2008年，我们之间有了更多情感交流，现在也会偶然想到他们中间的某一个。

我的变化是留心倾听他们的时候更多，淡化一些原来被我认为必须如此的东西，把我是主角渐渐转换成我们共同都是主角。

现在回想，这一年很多印象深刻的：闹霍乱封校，以为他们会有“笼中兽”的感觉，其实没有，他们挺温顺地接受了被困的现实。

题目叫“一个小事件”那事，后来越想越不是小事，它是一直隐藏在学生中间的常态之一，不留神被我给窥见了，纯粹偶然，让龌龊一展真容。不过占用课上十分钟的激辩，是我做老师以来唯一见到的学生间的真斗争，虽然我没弄懂他们具体在争什么，为什么突然热血贲张。那也是我做老师以来唯一打断了学生并真生了气的一次。

还有这些没记在这篇“上课记”正文中：

一天，陈小力在下面接我的话说：老师怎么总和余秋雨过不去？时隔不过三年，在“90后”学生中没再遇到这么发问的，应该相信十八岁的孩子也多是明眼人，他们已经有辨识能力了。当时我对学生们说了我理解的两个成语：“趋炎附势”和“摇身一变”。

讨论《闻香识女人》，有同学很认真地发言：这电影中的中学生，那个人物不真实，给他那么大的诱惑，而他要维护的又不是他的真朋友，没必要坚持这个原则啊。这位同学是站起来说的，足够认真，能看出他对那诱惑的惋惜。

临近期末，收到一份作业，后面有段附言：对不起老师，我觉得自己离单纯清澄越来越远了，坦诚讲，我真不想这样，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他的姓名），我要单纯。

有次课间休息，有女同学经过讲台问：老师是不是只用“心相印”纸巾？我正跟别人说话，没留心看她，随口说不是。铃又响之后，讲台一角出现方方正正“心相印”纸巾一包。

又一个课间，一个2006年我教过的同学来跟我说话，从口袋里打开一个折叠过几折的纸条递过来，是防止霍乱传染，学生们每天一日三次由专人监督吃下去的药片的说明书，药名“盐酸多西环素片”，当时学生干部只负责发事先拆散的药片，她在垃圾桶捡到这种药的说明书，她说我有权知道我吃了什么药，这药有什么副作用。我说你做得对。

1．第一课

因为是给新生上课，一开学我还没事，新生正军训，常在校园的各个角落见到他们傻乎乎地四处巡游，手里倒提着武装带。没见哪个穿那种草绿套装是合身的，个个显得格外傻。我的学生将在他们中间。

从这一届开始，我的学生全部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我问：1989年出生的有吗？没有人举手。这是我在大学四年里的第一次，20世纪80年代就这样被一笔勾销。

9月23号的晚上，给2008年新生上第一次课。我请他们在纸条上回答四个问题，是自愿的，可以不回答，问题是：

1．你来自县城以下的村镇？

2．你喜欢的书？

3．你喜欢的电影？

4．你相信这世界上有真理？

关于真理，是我在第一节课上的保留问题，过去三年都是举手，采用纸条是第一次。

一共46人，收上来的纸条有41份，统计结果是：

第一条：24人生活在县城以下，13人不在，其余未回答。

第二、第三条，回答很杂乱，不罗列。喜欢鲁迅的不多，反而余秋雨比鲁迅略多。最意外的是个男生，他最喜欢的书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我大觉好奇，找他来问，他赶紧解释说，并没看完，翻着看了几段，那书是他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老师认为他平时太毛躁，说这本书能磨炼性格，顺便推荐给他。这位毛躁的学生解释完了还追加了一句：那书没什么意思，真的，老师你说那个写书的人是不是有毛病？

第四条：关于相信真理。11人认为不确定。19人相信，女生多，其中有两个女生说坚信。10人不相信。一个人没回答。后来，我仔细查对了，这个没回答的学生叫黄菊，名字好记，但是，过了快两个月我才把这个名字和黄菊本人对上号，关于黄菊，在后面说。

第一节下课，感觉喜欢这个班的学生，比起前三届，他们更活泼欢腾兴致勃勃，特喜欢鼓掌，虽然刚经过军训，仍旧心气足，不疲惫。回来仔细看收上来的条子，他们的阅读实在芜杂苍白，他们难道只是些能考试的年轻人？

2．有人去了文理科实验班

听说，我教的戏剧影视专业大一学生中有三个考取了校文理科实验班。

据说这是今年校方推出的新举措，面对全体新生只招一个班，未来文理通读，前途远大。

下课后，就要转去实验班的三个学生之一曹昭明跟着我穿过草坪，她不断问我，要不要去读。我问她自己的意见。她喜欢我们这个专业，也喜欢这个集体，甚至想到将来自己拍第一部电视作品，一定要拉上全班同学做拍档，没想到，还没上第三次课，就要彻底离开了。曹昭明已经去法律系听了实验班的课。她说：好不一样啊。我们的课，你记得吗，你拿着收上来的条子举着对我们说，你喜欢这种感觉，长短不齐，带着每个人的个性。但是法律那边的老师收作业，我们全挨骂了，老师说看看你们交上来的都是什么，七长八短，一点都不规整。我问她家里的意见，曹昭明说，远在湖南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她再留在戏影。她说：那边的老师都忽悠我们，什么精英什么幸运儿的，好像天上掉馅饼了。我劝她留在那边，起码能学得更多。她撅着嘴走了。

过几天又遇见她，她说：我一个人这么远从湖南跑到海南来都没哭过，就是上这个实验班，我都哭了，好枯燥好没意思啊。11月她出现在我们教室后面，下课后对我吐舌头说那边的课逃了。12月，在草坪上上课，她又拉了另一个从我们班考走的同学来听课。

也许不是人人都适合那个只收“精英”的实验班。

3．新闻

今年依旧保持课上简短交流新闻的传统，他们不能再脱离现实读死书了。今年略有修改的是，上学期的新闻都是我一个人说，2008年改为大家一起谈，目的在于更多地参与。这个变动出自9月23号第一次课，那天我谈到一条新闻：9月22号，卫生部公布数据，“三鹿奶粉事件”已查出全国病儿5.3万。下面一个女生随口很不在意地接话说：是婴儿哦。她的意思是：这新闻和大学生们关系不大，出事的只是婴儿。我马上纠正她：每一个婴儿都是人啊，一个有起码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不能对自己以外的世界漠不关心。这样在课上就决定了，以后每次课都安排十分钟大家交流新闻。

虽然时间短，能说话的人少，但是，我注意到很多人都在本子上抄几条新闻来上课。渐渐还有人发明了偷懒的办法，直接带一份《环球时报》，现场读报。而齐仙姑同学总是把自己筛选过的要闻事先抄在本子上，以至后来，我上课的第一句话是：仙姑，你先来？

我有意提醒他们时刻关注身边的新闻事件，谁说那就与己无关？比如孙志刚，下面有人说谁是孙志刚，四十几个都不知道谁是孙志刚。

已经读大三的余青娥同学来听我们大一的课。课间，我和她靠在楼道的栏杆上吹海风，那天是2008年10月22号，她告诉我，她父亲在福建福州收废品，最近受金融危机影响，收购价格大幅下降，来电话说赚钱更难了。铃声再响，我对同学们说，在见到你们的师姐余青娥之前，金融危机对于我还只是报纸上的标题和消息，经过了她的描述，才感到这危机已经真切具体地影响到一个普通中国人了，新闻不是待在和我们完全无关的地方。

有些男生的军事兴趣格外浓，反而对日常新闻并不重视。12月下旬，班长说：咱校图书馆可以借书了，每次每人能借十本，期限一个月。班长坐下，下面几乎没反应，好像图书馆和他们没什么关系。而接近期末，班长说了另一条新闻：农业银行不同意给咱们贷款了，说原因是怪咱学生，咱校学生还款率低于50％。班长还没坐下，下面一阵混乱和议论，持续几分钟后又鸦雀无声。

也有人特别关注时事政治。11月20号晚上的课，我说感兴趣的人可以留意《求是》上的一篇文章……我的话还没说完，陈小力在下面大声喝彩：写得好！一下课，我过去问他：你看了文章？他连连翻着英语书，很随意地仰起脸说没有啊。

4．一个小事件

也许我觉得这算个事件，他们反而觉得挺正常。事后我再没问过这事，不愿意提它。

恰恰是闹霍乱期间，11月4号晚上的课，刚进教室，班长过来问，能不能给他几分钟时间，我以为发布什么通知，第二节上课后给他十分钟。第二节，班长宣布占用几分钟，教室里的气氛突变，学生们的神色和听课时候大不同，好像格外敏感郑重，好像有什么大戏要上演。

班长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接着是陈小力、班长和另三男二女轮番发言，剑拔弩张的，好像在争什么名额，有人说到弄虚作假，有人在解释，有人在推辞。我不断看表，其实我在生气。正好十分钟，我直接打断了想继续说话的，我说约定的时间到了。上课四年来，我第一次对学生生气。我说这是大学，是个应当干净的地方，不要把肮脏龌龊的东西拿到这个本该神圣的地方来，真希望你们每一个都能做个清澄单纯的人。他们刚凝聚的气氛被我给破坏了，能感觉到他们当中一部分根本听不进我的“圣经”，另一部分与己无关，但是观热闹的期待被打断。

不用听懂他们争的具体是什么，作为过来人，我在第一分钟就明白这场小争执的实质了，所以毫不关心其中任何细节。我也很清楚根本没什么干净神圣的地方，但是，他们还年轻，还不到二十岁，希望他们这代身上能保留某种幻想，能有人相信这世上还有清澄和单纯，不然，未来还有什么救？

响铃以后，整节课闷闷不乐的班长留给我一张字条，扭头就走，条子上写着：对不起，现在越来越迷惘了……班长离开后，我经过他刚坐过的桌子，上面留着一张废纸，我拿了，上面都是随手写上去的：气宇轩昂，慷慨激烈，醉翁之意不在酒，辩论，叫嚣……

5．鼓掌

很久了，我都没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鼓掌。

最初的几次课，凡是我的提议，他们的即兴发言，从宣布上课到宣布下课，他们随时都准备鼓掌，好像很盼望被哄堂而起的响声鼓舞一下。有点莫名其妙。

我曾经把这理解为这一代年轻人性格开朗，思维灵动，对课业充满兴趣。可是，调查了班上四十五个学生，填报我们这个专业的只有十个左右，其余都是调剂来的，他们原本想学的是法律、经济、外语等热门专业。坐在下面起劲地拍巴掌时，心里也许想的是怎么调换专业。直到期末，我才听说，班上还有没凑齐六千元学费的，听说拖欠学费的学生将没资格参加期末考试，甚至不能购买寒假回家的火车票。可以想象，他们个人的难处苦恼疑惑一点儿也不会少，但是，这一点儿都没妨碍他们仰着脸热烈地鼓掌。上课时间有教室传出掌声会显得异常热烈欢腾，有点儿一呼百应，甚至还透出某种励志的效果，恐怕做老师的不该反感这效果。但是，我总感到可疑。

第一个得到持久掌声的是陈小力。那天陈小力起来先读了一段新闻，紧接着自我发挥了一大段关于中国要低调，韬光养晦，振兴崛起的即兴演讲，照搬电视上“大专辩论会”的节奏和声调。激奋的演讲持续了三分钟，这三分钟他不是面对讲台，而是站在教室第一排侧转身始终对着教室后面全体同学。他们也最恰当地配合他的“激情表演”，随着他越说越快，越说越激昂，下面已经掌声四起，可以用雷鸣般形容，直到陈小力坐下，掌声还没断。这下，他再次起身，向教室后面各方向挥手致意，引来更热烈的掌声。

另一次，林乐庆在讲新闻的时候，加了他自己的一段评语：同学们不要忘了，在我们讨厌的国家里除了美国和日本，还有印尼，我最近才知道他们有过排华历史，现在证据就在我的手机里，同学们可以拿去传看一下。说到这儿，他已经把手里的电话递出去。随着林乐庆关于民族自强不屈的一大串结束语，下面又是“雷鸣般”的掌声。林乐庆坐下，掌声持续，他目光很久都炯炯的。下课后，他从同学那儿要过手机递给我说：老师你也了解一下，你光看前几张照片就行，不要看太多，后面有些照片很血腥，怕你受不了。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林乐庆同学不可能完全了解我这代人，我们什么没见过？

从陈小力和林乐庆开始，我开始对这种发自群体的响声格外敏感，在我过往的记忆里，这声音一直专属于收音机和大会场，激昂强势，不可抗拒的绝对声浪。

最能引起掌声的话题多数和民族有关。各种媒体上都报道抵制家乐福的时候，学生们讲新闻一提到抵制，掌声总是最热烈。等安静下来，我问，有不同意抵制家乐福的吗？马上有人大声说，当然没有。我说，不同意的可以举手。当天来上课的四十一个人有三个人举手，其中有赵朝举。下了课，我问他为什么不支持抵制。他说：家乐福的售货员是中国人，卖的是中国货，买东西的也是中国人，抵制就是抵制我们中国自己。正说着话，有两个女生凑过来，我问：你们都赞成抵制？她们只顾着笑。我说你们是不是都鼓掌了？仍旧只是笑。我问她们为什么鼓掌。一个牙齿很白的女生说：不知道哦。原来，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也鼓掌。

对于林乐庆我有留心观察，有时候他在座位上听别人讲新闻，涉及民族问题，他在下面自己忽然涨红了脸，直喘粗气。我在前面看得清楚，这个来自黑龙江的大男孩正自己跟自己攒劲呢。我忍不住想笑，我一去看林乐庆，学生们也去看他，紧接着常常又是鼓掌，是鼓励他继续攒劲？有一次下课，他过来对我说，他最受不了的就是中国人被欺负，一听到这种事，他就“来气”。作为东北人的林乐庆，对日本人有很深的成见，但是这并没妨碍他在课余时间自学日语，还很快结交了个日本留学生做朋友，说练习口语方便。林乐庆性格外向，喜欢说话，他说日本人怎么那么傻啊，老师，你都不知道他们的脑瓜也太不好使了。我问他为什么学日语，他说，在咱东北那边，会日语能多条出路，也许去日本打工啥的，你可不知道啊，他们那边工资老高了，老师。

丁传亮也是得到掌声比较多的一个。前半个学期，他并不显眼，渐渐地，他也愿意给大家介绍各种新闻。他讲新闻，不是枯燥地念完了事，经常随口加一两句评论，绝对简短明快，好像是他的自言自语，内心独白。有一次，他讲到受金融风暴影响，春运没到，已经有农民工提前返回家乡了。说到这，他卷起抄新闻的本子，忽然加了一句：我看叫农民工不好听，应该叫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这个名不好。说完，他就坐下了，教室笑声和掌声同时响起来。我在心里说，丁传亮啊丁传亮，这两个说法有本质区别吗？课间休息，我随便问一个来自城市的女生为什么给丁传亮鼓掌。她回答我：听他说得挺好笑。

如果“一言堂”是中国大学课堂上的常态，鼓掌，就是学生们除了发言以外，能主动做出的最快活的事情。鼓掌，能带来整齐划一的效果。也许，他们经过十二年的教育格外爱自己的民族，或者他们只是需要借一个集体仪式自我振奋，可能他们在这种集体动作中能得到荣誉感和安全感。还有相当多的时候，鼓掌是机械的，无意识的拍打，仅仅表达对周围气氛的呼应，为了自己和别人一样，而不用经过大脑就顺便拍拍手。渐渐地，我也在他们的掌声中体会到了讥讽嘲弄哄笑拆台和“算了吧”等多重隐喻。最后这类情形在后半学期会更多出现。

既然他们关注民族问题，我把萨特关于“二战”时期法国人境遇的随笔《占领下的巴黎》拷给他们，也选了一些段落读给他们，下面安静，没有掌声。我也把新近搜集到的海南历史资料中关于日军侵占海南岛的记录介绍给他们：1939年2月10日，日军三千人携伪军三千人趁夜晚渡过琼州海峡登陆海南岛，当时，被称做中国四大古炮台之一的海口秀英炮台上，几门德国造的满是锈迹的老炮，已经闲置了半个世纪，日军过海峡了，满城都找不到会放德国炮的，紧急请出几个退役的清朝老兵，有一种说法是：老兵们用仅有的百余枚老炮弹抵挡了日军，迫使他们改到离海口市更远的地点登陆，时间上大约延后了几十分钟，最终日军还是顺利登岛。据称，在被占领的第四天，海口市市面已经恢复正常，商贩开始营业，报馆开始出报，而占领者日本海军司令部就坐落在前海南大学旧址中。我对他们说，我查到的历史记录显然太少，很可能细节不准确，希望他们将来能去作新的发现和补充，把真相一点点找出来。这节课，同样没有掌声。

这学期的最后一课，我说，虽然只相处了不到四个月，我还是感觉到，你们长大了有心事了，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想事情了，不再像我们的第一次课上，我看到下面一片孩子，都扬着被军训晒得通红的脸对着我傻笑，我亲眼看着你们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年轻的知识分子，得祝贺你们。

下面，没有热烈的掌声了，这是我本学期的最大安慰。

6．我们的班长

班长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他热衷于点名，特别是突击点名。有两次，上课铃响了，他的点名还没结束，他不得不带遗憾地自我中止，说上课吧。我忍不住问，是学校要求点名？他说不是，是他自己要点的，预防有人逃课，防患于未然，他说。

第一次课上分组讨论，我刚说完“讨论”两个字，班长忽然起身发出最短促的口令：各小组准备好，一分钟之内就位，不要发出响声。他这一喊，让我感觉这一屋子都是军人，心里别扭，但是没表示。

一次课间休息，班长过来问我：老师怎么看大学生的自由？我说大学生应当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不赞成把中学思维带进大学。我想到了他的点名。他没回应我，显然心里有保留。他转过身对大家说，同学们现在讨论讨论啥是咱的自由。当时教室里乱哄哄的。有人随口说，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人说，自由就是不想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以不回答。没有得到丝毫的正面答复，班长的脸色变得难看，但是还在坚持：大伙都说说，咱大学生该怎么看自由。上课铃都响了，他还站着，还等待有人给他答案。后面的同学拉他说：上课了。马上有人迎合着喊：上课了！他才很不情愿地坐下，坐下还向后扭着身子对着同学们，直到我说上课，他才转回身来。那节课他没听进去，一个人在座位上较劲呢。

两个月过去，班长有了明显变化，口令少了，话也少了，不再突然点名。有一次他上课趴着，问他感冒了？他有点茫然地点头。

又有一次约他来取影碟，早上7点，海岛上阳光透明，他穿一双高筒的足球袜和运动鞋，满头是汗笑嘻嘻地跑过来，我心里想：就是一孩子。他说他坚持每天早上6点多起来跑步。

国庆假期结束，班长给我们讲他见到的大海：都说海是蓝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海，这回我特意到白沙门，捧起海水一看，这水咋一点也不蓝啊，再去西海岸，海水也不蓝，为什么海一捧起来就不蓝了呢？他说完并没坐下，好像在等待答案，教室里一片哄笑。

另一次，我问起谁这一生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四十一人中有六人举手，其中就有班长。12月底，有人给我两张《非诚勿扰》首映的票。我都送给他了，很快收到他在电影院发来的短信：“老师，谢谢给我第一次电影院的经历，电影很好看。”

可惜，来自山东的班长郭新超，如果他第一次进电影院，放的是《天堂电影院》该多好。

7．在角落里

和历届一样，学生当中总会有三分之一的人木讷寡言。直到学期结束，我都没能找到更自然恰当的机会和他们交流。教室前后各有一扇门，通常，老师的活动区域多在前门，总有学生一听到下课铃立即闷头收拾，快速从后门离开。

我们的学生大半来自农村，其中又有超过半数学生的家长常年离乡打工，孩子们独自留在乡间发奋读书应对高考。历届学生中，主动选择学习我们戏剧影视专业的不足10％，余下的都是被调剂过来的。会有性格活跃的学生把下巴搭在讲台上问：老师啊，学了这个专业，我们将来能做什么，我们有未来吗？经过些时间，大约一半的学生会渐渐喜欢上这个专业，理由很可能是“好玩”。

我们讨论时势新闻，讨论好莱坞的模式化，讨论《疯狂的石头》，讨论正在失去原始活力的成语，这些中国最年轻的知识分子之中，并不缺少热衷于表达个人观点的，而同在一间教室里，始终都有沉寂着的那个部分，像摆放在教室后面的几件道具。我非常不喜欢滥用教师的权威，强硬地要求学生必须做什么，也由于这样，我很难接触到他们中间的每一个。

8．女生们

在孤寂寡言的人中，会有几个女学生最沉默最边缘，她们习惯了默默地溜进教室，默默埋头坐在后排角落里，交作业的时候，把自己的那页纸反扣着，混夹到别人的作业里面。

和那些兴冲冲的，野心勃勃，或者还时刻心怀挑衅的男大学生相比，除了穿着打扮的不同，把那几个沉默的女学生搁进上世纪30年代的课堂上，一点也不显得突兀。

能感觉到有些男生们更愿意贴近外面那个社会，他们正学习着工于心计，左右逢源，讨好奉承，把握机遇。而大一的女生们，无论活泼的、沉默的，都透出更多的纯粹洁净，保留着一点“发傻”的理想主义。我不认为这是多年来严谨教育的结果，更相信它源于女性人类的某种基因残留。

去年曾经有个女生在下课后快速经过讲台，放下一张纸条，还没来得及看清她，人就飞一样出去了。纸条上写着：老师，你不能总是讲评写得好的作业，不太好的作业也应该讲评。从那个提醒开始，我尽量讲评更多人的作业。同时，我也在找谁递的纸条，恰恰她是平时最沉默的学生中的一个。

2008年底，学期快结束了，我连续收到一个陌生手机号码发来的七条短信息，其中有这样的段落：“老师，我是郑××，不知道您是否对得上号……我的妈妈是个简单的人，没多少文化，没工夫也没能力思考抽象的东西，当我对她说我不想读书了，我很茫然时，她只会说我不懂事。说知道吗，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出息。这些我都懂，我不想听，平时很少往家里打电话，因为每次她要说什么我都能预测到。在她看来，我只要健康地存在着就行。当然，我很爱她，从没怨过她，只是无法和她亲近。我常常有想找个人听我说话的愿望，可又找不到我愿意倾诉的人……”我没想到，这个在我印象里连面目都不清晰的学生，心里藏着这么多细腻的感受。

前面提到的学生余青娥，写了寒假纪事发给我看。她平时不言不语，从她的文字里，我知道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余青娥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一直到年三十晚上，才带着在城里上小学的弟弟赶回老家，她还在屋子里就听出了踩过雪地的脚步声是自己父母的。当时，天已经全黑了，弟弟进了门就脱棉袄，脱得热气腾腾，他解下贴身捆扎的两条鼓鼓的长丝袜，里面塞的全是钱。一条袜子里装的是她父母一年赚的钱，另一条是亲戚家委托他们带回来准备起新房的。这么鲜活，又喜又悲的景象，待在城里的作家怎么想象得出来？余青娥的老家在江西，她祖母到现在还会埋怨她父母说，不该让她念书，女孩念什么大学，还交那么多钱。老人这么说，是因为青娥下面还有弟弟，弟弟要长大要念书要成家立业，学费当然要早点给攒起。这组文章，我推荐给杂志发表了。2009年初，足够寒冷的一天收到余青娥的短信，意思是她收到了稿费，感觉拿在手里不敢花。

期末，一个大四女生来找我，问能不能帮忙改几篇她的小文章，她想投稿，为找工作创造条件。2005年，她只是上过我三个多月的课，后来再没有过接触。我问她参加毕业生招聘会没？她说去了，说得有点心虚，说长这么大没见过那种场面，连话都不敢说，准备了一大沓简历，根本不敢往前凑。我一听就急，我说你得往前挤啊，现在不是工作找你，是你要找工作，你要养活你自己。分手前，她有点恳求地说：老师，能不能不用专业眼光看我的文章，我知道写得超幼稚超幼稚。我说，如果现在你还在大一，当然我用老师的眼光，但是，你就要毕业了，除了专业的眼光，就没有第二种眼光。她叫杨秀碧，来自四川，不知道在2009年能不能找到工作。

9．我不喜欢老师

很偶然看到一个大学生论坛里，一个关于老师的帖子，有人跟帖说：我不喜欢老师。

今天的大学里，让一个学生在隐身状态下还能喜欢某老师，确实是苛刻。在我做学生时候也是一样，我曾经就很不喜欢老师。

但是一个老师不能说：我不喜欢学生。特别是今天的我。

10．黄菊的故事

那晚上没课，忽然接到班上同学的电话，非常着急，说她们几个女生正在海口火车站，班上的黄菊同学退学了，准备回陕西乡下老家复读重新参加高考，现在人已经上了火车，突然得到消息说，在老家复读必须把已经迁到大学的户口再迁回去，不然不能报名，她们紧急向我求助。我完全不懂迁户口的程序，甚至记不得班上哪个叫黄菊，除了着急，一点帮不上忙。电话那边一阵慌乱就挂断了。

我赶紧搜索对这个学生的记忆，只找到第一次课上收到的字条中有署名黄菊的。当时我给出的问题是：你最喜欢的书。她的回答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的问题：你最喜欢的电影。回答：《背着爸爸去上学》。只有这两行字，字迹非常工整，关于她是否来自乡村和是否相信真理，她没有回答。

第二天一进教室就问黄菊，他们说走了。大家谈新闻的时候，周坤婷起来说：我说发生在我们班上的新闻，黄菊同学退学了，一想这事就闹心，我们每个人都得懂得珍惜，一个农村出来的女生多不容易，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将影响一生。说着说着她就哭了。教室里特黯然。

比起国内国外所有大新闻，在那个上午，黄菊的离开最使我们触动。算算这时候，火车拉着她已经到中原大地了。我说不能这么轻率就退学，这么重大的决定要尽量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再参加一次高考太冒险，不喜欢某个专业还可以想办法调换。我说的这些，黄菊当然听不到。

一星期后，班长兴冲冲地告诉我，黄菊回来了，现在人已经在返程火车上，她申请复读不成，在家里考虑了几天，决定回来。班长还说：老师，下次课你来咱班上课，准能看见她。

再上课，我特地带了一小包椰子糖，但是，黄菊没来。又过了一星期，课间休息，有个矮小的女生慢慢过来说：老师，我是黄菊，谢谢你的糖。哦，是这张面孔，我有记忆的，但是，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她叫黄菊，更不知道她心里都在想什么。接下来，全是我在说废话，她默默听，默默点头。铃声一响，她又回到教室后排，从此，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有意往教室后排搜寻，才能看见她那张很容易变红的脸。她不复读了，但是能从此喜欢上我们这个专业吗？

我有点惊讶，中国传统妇女身上的含蓄、闪避、羞怯、温良、坚忍、倔犟，在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陕西女生黄菊的身上，居然全都有，并没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11．大地和土豆

第二次课一结束就认识了赵朝举，他主动跟上我说，他叫赵朝举，贵州毕节来的。我说你们那儿我去过，我去过织金县下面的好几个乡。他马上问我去过织金洞没。结果我和他都没去过那个洞，那是个旅游景点。他来海南上大学，是第一次离开贵州。一路先坐汽车从乡下到贵阳赶火车，火车到湛江，再从湛江搭长途大巴到海安转琼州海峡轮渡。

他说，从湛江坐汽车到海安，坐得真晕。

我随口说，看来你晕车。

他神色格外兴奋，说：从湛江一出来，那地哦，太平了，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平的地，客车上别的人都睡觉了，只有我一直看车窗外。

分手之后，我忽然想明白了，赵朝举说的晕，是晕平原，在上大学之前的十九年里他没出过山，没见过大片的平原。

下一次再注意到赵朝举，他和同学一起表演小品，他演孙悟空，本来，他的脸就有点红，再做出一连串搔首弓腰的滑稽动作，嘴里几声尖叫，简直惟妙惟肖。节目表演完，他获得掌声最多。赵朝举演孙悟空让我特高兴，说明他是个大方开朗的人。

关于观察的课，我讲到几年前在朝鲜的见闻，下了课，赵朝举过来问我一个问题，我发觉一下子说不清楚。后来，我们一起说到了毕节山区有大片新松林，当地人都知道那是加拿大的援助项目。除了赵朝举，没有别的学生来问朝鲜的问题。

下面是赵朝举的一次作业，题目是他自定的：

吃土豆的人

……土豆在我们那里叫洋芋，为什么叫洋芋呢？据村里的老人说是洋人的东西，是从洋人那儿传来的，所以就叫洋芋，就像火柴叫洋火一样。

……到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快要烧尽的火堆旁，刨开火堆的一角，把洋芋都一股脑儿地放进去，再盖上灰。老爸卷了一袋烟卷，吧吧地吸着，烟圈在他的嘴角转着圈。但现在老爸在（到）深圳打工去了，所以，很久没有看到他那样休闲地吸烟了。可老爸每次回家，都要带一大袋草烟去，他说外面的烟都不好吃了，那天听王老师您讲一个老汉每次回家都要带烟卷到打工的地方去，我听了之后，脑中立即出现老爸背着烟卷上车时的情景。

土豆在灰里发出香味，我用手去刨，发现时（是）烫手的，又缩了回来。老爸把我的小锄头递给我，终于看到发着香味儿的烤熟了的土豆。表皮皱得像刚洗过的衣服。剥开表层的皮，露出有点发黄的土豆，冒着热气，我们一家呼呼地吃着。

在我们村，电视机是个稀有的机器，而能够看上电视那就是更奢侈了。在我六年级的时候，村里买了第一台电视机，那是邻居家的孩子结婚时买的。刚买的那天晚上，调试了很久，电视上雪花一点一点地闪，然后又是一杠一杠地向上闪动，又向下闪动，滚动着一条一条的（地）向上又向下。最后终于出来了一个台，是贵州一个台，里面有个美丽的女孩在说着什么，因为没有东西，所以就只能看着里面的人物一个一个地闪动。我们村里几乎所有的小孩都挤在不大的屋子里，实在挤不进去了，就站到了门外，我从家里搬了个很高的凳子放到窗外，趴在窗台上，眼睛使劲地往电视机上挤，老爸说我眼睛都掉在电视上了。屋里放着一个火炉，火炉上的锅里煮着一锅土豆，水冒着泡，咕嘟咕嘟地响着，土豆煮熟了以后，主人剥了皮吃了起来，头也不抬。女主人看见我们都把眼睛移到她的手上，就给我分了一半，我就趴在窗台上吃着，这时，爸爸站起来，吸着烟斗说：“这个东西花的进去，白的跳出来，有什么好看的。”他说完后，嘴里吐了一口烟，烟在他脸上跳动着，随着他前进的头向他脸上贴上去。现在想想，爸爸对电视的理论是我现今为止听到的最好的论述了。

现在，每次当我看着电视的时候，就会闪现出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流着口水手里拿着洋芋趴在窗台上看黑白电视。

每次到食堂打饭，我都会望望是不是在白色的瓷砖台上（有没有）放着一盘土豆菜，可每次我都没去吃，我认为那已不是我的土豆了。我想，我一定是个吃着其他菜想着家里的土豆的人，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人。吃着土豆的人，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对学生们说：赵朝举的作业没什么好词好句，但是他写出了生动的生活场景，还有由毫不起眼的土豆带出来的穿透力，可见来自乡下的赵朝举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很多同学其实都有故事，只是你们还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体验比任何名著名言都更有价值，总有一天，你们能理解，你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金库。

12．霍乱来了

11月2号中午我刚在教工食堂吃过饭，一出门，见到一个研究生说我们系有学生拉肚子。事件很快演变，傍晚已经有人到教工区挨户敲门发药了。我没吃药，因为我不能无故服用抗菌素。当晚有人告诉我：学生不能到校外去，只能在学生区域活动。这个区域相当有限，几块草坪一个湖面，宿舍教室，学生宿舍每天四次有专人监督吃药。这么多活蹦乱跳的年轻人都困在一个区域里，还要吃药，能坚持多久呢？

课照样上，学校让老师安慰学生。我挺沉重地进教室，没想到气氛超正常，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其乐融融有说有笑。

我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女生骆晶夸张地喊了一声：老师啊，我要吃白米饭。疫情刚发的几天，学生食堂大半关了做清洁，学生们只能在校内买方便食品，白米饭成了理想。林乐庆趴在讲台上，想带点水果来，橘子啊，香蕉啊，好像他念诵的每一样都是仙山上的珍果。霍乱末期，听说有老师把学生藏在汽车里拉到校外去饱餐一顿，有点飞跃柏林墙的意味。

我对他们说，感谢所有的突发事件，从某个角度说，正是它丰富着我们的经历。比如我自己，我感谢我经历过的一切，因为生活本如此，它给我什么，我就承受什么，人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承受中得到历练，这话作为我对学生的安慰。本来这节课准备读一篇记录2008年春运的文章《被踩踏者李红霞的人生》，临时改了主意，我说我们换个内容，不要在这个特殊时期增加感伤，没想到下面都在说老师读吧，齐仙姑的声音最大，她说：“生活本如此。”这正是我刚随手写在黑板下边的五个字，还没擦掉呢。

下课，李博过来跟我说，这些天他都有写日记。我说我的日记也格外详细。另一个学生在后面说，现在这样好，到校外干什么，还不就是去花钱消费？现在挺好，钱都省下了。

霍乱闹了十天，11月12号恢复正常。我发现，刚进校的大一学生对自由的渴望最低，除了要白米饭要水果好像再没更多要求，而年级越高对限制自由的反应越强烈，有2007届的同学保留着服药说明书，有人想方设法跳墙开条子混出校园。外面没什么，但是有自由。

13．考试真不是个好东西

那天一进教室，就感觉气氛不对，本来我提前了十三分钟到，教室里居然坐得满满当当。天气凉，他们都穿得臃肿，黑乎乎的格外压抑又格外整齐。我一出现，全仰着脸望我。我有点糊涂，这是怎么了，再看每人桌前都端端正正摆着纸笔，忽然想起，是我说的今天“考试”。虽然之前早交代过，考试只是用一节课时间，写一篇作业，题目也是和他们再三商量过，开始是“火车”，有人说没坐过火车，最后改成“车”，有人说，车太不好写，最后的题目是“车或者其他”。

至于这么紧张吗？我问。平时的幽默感全没了，个个好像很怕被我误导迷惑，不管我说什么都百毒不侵，端坐不动，似乎我会忽然变脸，发布什么刻薄刁难的决定。

上课铃一响，下面奋笔疾书。度过了这学期绝对安静，绝对鸦雀无声的四十分钟。铃再响，有人看表，有人擦涂，有人翻来翻去再三核对，都舍不得把那张作业交上来。

直到手上没有那张纸，他们才会笑了，胳膊腿都能舒展了，恢复了正常年轻人的全部活力。我说，谁想把一件本不重要的事搞得煞有介事，那就是考试，它可真不是个好东西，我算是长见识了。

正是在我们考试这天，班长提醒：大伙都听好了，咱就是挂科了也不能作弊。他指的是后面的几科闭卷考试，又开除又记过地强调了几遍。

寒假期间，看到报纸上一篇安徽高中生的文章，说自己被中国考试逼疯了，我绝对赞同这说法。

14．在太阳下面

晴朗的上午，五楼教室门口的长廊上站了十几个晒太阳的学生，他们的脸都明亮，又年轻又好看，都是我们班的。我说太阳真好啊，第二节课我们到草坪上去，大家雀跃。自由好，太阳好。

就是那个在草坪继续上课的上午，总是有故事的赵朝举给大家讲：在家乡，他的村子里，有好几个右手缺食指的老头。同学们全问为什么。他说，听说都是早年怕当兵，自己弄残的。我问具体多少个？他说大约六七个。有人问：多大年龄的老头。赵朝举说，五十多岁。有对军事感兴趣的男生马上说：哦，是越战。在海岛的冬日阳光下面说到这个话题上，想到那些自断手指的山民，不知道该说什么。

起初，学生们对什么是文字的“张力”不理解，赵朝举在给我们讲过大地和土豆之后，又在这个晴朗的上午讲了自断手指的故事，我说，我们来体会这些互不相干的事物间包含的东西，大约接近了张力。

15．困惑

困惑是双重的，有他们的困惑，也有我的困惑。

接近2008年末，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已经很突出，未来的不可预料增加了学生的担忧，而作为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学生，高考的痛苦折腾还没过去，他们还想享受一下忽然解放了的轻闲。这样，他们的心态是既想悠闲又很不踏实。接近期末，我问他们有什么困惑。

一个同学的回答是：为什么到了大学里安静下来看书的时间反而太少，为什么对学习没了以前的热情，为什么再也没有紧迫感虽然明知将来就业形势不好，为什么开始喜欢和适应在外面吃饭喝醉唱歌？

另一同学说：很多时候，我的想法很少纯粹是自己的，大多是外界给的，有时候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容易受别人影响，听说看的书多了，人就充实，但有些人书看多了就变得极端了。

第三个同学回答：我觉得从小到大生活平平淡淡，没有精彩的内容，没有经历，觉得自己空空的。

放假前，遇到去买棉衣的学生周坤婷，她问我：在大学里能学到什么？将来能做什么？自己心里一点儿也不知道，很糊涂。

这个学期，三次遇见2006届的同学邓伯超，我还清晰记得他读大一时候，在课上发言，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古惑仔》，他家乡的学生们都崇尚古惑仔，引起哄堂大笑。现在他已经大三了。一次他在校邮局门口架机器，看见我，笑笑。另一次，还是正跟几个人一起忙着弄三脚架，没看见我。12月去旅游学院报告厅的路上碰见他，那天我参加朗诵，他做摄像。虽然是晚上，我还是明显感到他的情绪低沉郁闷，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是赶路，他身上机器电线的，挂了不少。后来我问，课程紧？他说不。又过了一会，他主动说：真不知道能学到什么，越学越没信心，没有方向，有的老师上课……我看老师自己都不懂。然后还是沉默。到了报告厅，他说老师我去干活了。我看他闷头架机器，人忙起来情绪会显得好一些。大四同学告诉我说，现在班上的男生有两种，脸黑黑的整天拍片子，脸白白的整天玩游戏。

一个学期下来，我在检讨我自己，我给了他们很多新鲜东西，但是，建树太少，没有巩固的时间，三个多月太短促。还有，我以为我给了他们，究竟有多少能被他们接受？进入2009年，见到余青娥，她问我：老师说生活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那得多大的勇气和坚定啊。我在想，我还应当有新办法，用好我有限的时间。

同时，我也很清楚，他们眼下最想要的就是怎样就业，怎样顺利轻松地融入这社会，怎样过上最好的生活，我不能给他们这个。我能给的也许恰恰不是他们现在正想要的。

我理解的教育是应当有承继性的，有相对一致的基准线，可是，我没在他们身上看到这个基准。而他们又太需要成功了，这成功甚至应当最快速最简捷地获得。而我自以为能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他们，结果会不会恰恰相反。假如，他们真的接受了我的影响，一旦离开这间教室和大学校园，很可能瞬间就被现实击溃。我的所有心思和努力，也许正在让他们变成一个个痛苦的人。

在吊着明晃晃日光灯的教室里，我和学生们度过了2008年度的六十五个课时，然后，他们再去其他教室听其他的老师讲课，然后，三年一眨眼，各奔东西。再然后就完全不知道了。

2009年1—2月　海口—深圳

这一年，印象最深的是我教的大一学生中，极喜欢这个偏重艺术专业的人，和极不喜欢的人都不多。喜欢的自然好办，更多的都是被调剂到这个专业。高考录取中的“调剂”常常是对这些十八岁青年青春幻想的最严重打击，没有丝毫的问询知会，就把想学法律的学经济的都调来学文学。有人会辩解说，这些只认家门校门的高中生根本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干什么，既然填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服从”，就没有权利再有怨言，退一万步说，谁让你不发挥好一点，多考几分，考那些热门专业，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

没人会从他们才生下来十八年的角度去度量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十八年，从来没有过任何选择的权利，未来完全被强制而失控。

我注意到三个男生，经常来上课，穿黑衣服，坐后排，挨在一起，听着课又向窗外扭着脸，似乎就等着脱窗而逃，有时候感觉他们听课的表情里带着悲壮和义愤，这时候对他们讲什么都不入耳。看他们实在受着上课的折磨，甚至会心里掠过愧疚，可是，好几次都矛盾，做老师的总不能去劝学生逃课吧。

其实，老师把真实的建议告诉给自己的学生才正常。2011年秋天刚开始上课，我就对学生说：如果这个课给不了你想要的，你们有权利选择去做别的。

1．迎新

每年9月，大学新生入学第一道程序，过去叫“注册”，现在改称“迎新”了。

2009年9月11日，我经过以往接新生的地方。离得还远，先遇到封路，警察保安多人把守，机动车一律绕行。今年的迎新气氛异常热闹，红色的充气广告横在头顶，轰鸣的电动机把它鼓胀得圆滚滚的，不同的高音喇叭震撼着水泥路面。迎新区域设在学生区中心大路上，两边突然冒出许多摊位，推销手机的，联通电信入网的，卖饮料日用品化妆品的，每个摊位前放射出多名热情的推销员，有戴着耳麦的，有穿超短裙的，临时形成的百米“商业街”水泄不通。新生们所属的各学院旗帜让位于这个阵势的后面，显得很次要很边缘，这就是“迎新”和“注册”的不同含义吧。好几个小女生和她们的父母手拉手生怕被人群冲散，有个男生正打电话，差点被地上纵横的电线绊倒，还兴冲冲地继续：爽，我现在一抬头就是椰子树啊！

在商业意识几乎渗透每个社会细胞的现实中，类似的隆重喧闹遍布中国城乡，近几年在山西洪洞、河南安阳、深圳龙华、京郊昌平，我都见过，把它平行移动到任何一地都和谐适用。据我现场观察，这场面丝毫没败坏人们的兴致，相反，刚踏进大学门槛的年轻人和紧随左右的家长们都挺坦然，甚至受用，他们交了钱来念书，多隆重的贴身服务都应该。迎新是投入产出链条中一个必要环节，所谓的高等学府精神殿堂都被这水泼油锅似的热烈一扫而光，那传说中的骨灰级气氛以新大学生们十八年的人生经历当然没机会见识，所以应视同不存在。

被震得发慌，我赶紧逃。路上碰见参加迎新的大二学生告诉我：这些“90后”，好傲气好自我啊，说句话把人顶得一愣一愣的。

我从来喜欢内心高傲的年轻人，最怕他们小白鼠一样任人摆布。希望我的新学生是欢腾雀跃的一群。

第一课，铃声响过，我问他们：从小到大读了十二年书，有被压抑的感觉吗？

下面齐声回答：没有。

诧异，正好前一天的新闻里有温家宝在教师节谈教育改革，我反问他们：他都认为中国的教育有问题，作为亲历者，你们没感觉？

他们有点迟疑，好像在体会掂量着我所希望的答案。有人说：早麻木了。

只有用网络语言才能转述那一刻的感受：我被他们给“雷了”。2009年全国进入大学的新生是500多万，那天我面对的只是其中的五十个人，这五十张鲜活可见的面孔让我有点失望。随后的两个月，不断感到大一这个班的沉闷。班长是个高瘦男生，来自陕北靖边，他站在讲台前用他特有的普通话说：很多人我还不认识，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来主动认识我，不要我一个个认识你们。

在紧接着的问卷调查中我得到了下面一组数字（自愿填写，可以不署名，可以不回答）：

关于真理：相信有真理存在的7人，其他42人（有人没答，十几人附了简洁的阐述）。

喜欢的课外书：答案最凌乱，排第一位的是路遥，共5人。同为4人的并列有《红楼梦》、《哈利·波特》、余秋雨。郭敬明和鲁迅同为3人。

对于作弊的看法，在后面我会专门谈。

夜里，翻看这些问卷，虽然字迹都还陌生，但是能感受到其中潜动着的少年激情，后来的三个月中，他们中的大部分渐渐和我“见字如面”了。我面对的五十个年轻人（不久因考去文理科实验班，转走一人），可能没读过很多名著，心里正郁闷着被调剂到这个偏向艺术的戏剧影视专业，对于自己的未来完全心里没底，但是，仅凭这些写在长短不一字条上的回答或者能得到安慰，他们懂得怀疑，有自己的见解，再沉重的教育都没能撼动这些基本的生命本能。

我们互相审视互相选择的一个新学期开始了。

2．墙

本学期新鲜事多，比如封校。为严控甲流，新生入校后的例行军训无限期拖延，新生一入校就上课，这是十九年来第一次。开学不久就开始封校，通向校外的三座大门日夜都有专人把守，凡出校的必须凭假条，进入校内的都要测体温。从9月到12月，大半个学期里，学生只能在学生宿舍区和各教学楼之间活动，只能享受有限的院墙内的自由。想出校不容易，按班长的说法，假条不能轻易给开，你去学工办跟老师磨上半小时，最后结果照样是：不行。

除假条外，离开学校的途径还有两个：步行二十多分钟，走一条偏僻土路绕出学校，新生多数不熟悉这路径，他们更多的选择是跳围墙。11月11日前，有男生在班上说光棍节要到了，他约同学们去海边烧烤。有人问怎么出去？他说，跳墙啊。一听跳墙，一片泄气的哀叹。后来我问了几个女生，那天晚上她们都待在宿舍里，据说最终谁也没去烧烤。

守门的保安不再跷着脚睡在值班室，要整天拿一把尺寸近似短枪的器械测体温，径直过去顶住学生们的额头。我遇见几次，急着赶回去上课的学生多，量体温要排队，还隔着好几个人，就有学生挺着满头大汗的脑袋努力朝那“枪”凑过去，和抢着挨枪子没两样。他们从没想过测体温也涉及尊重。

“闯关”是一个常新的叙事角度，大二学生做了“巧出校门”的写作练习，作业交上来，普遍枯燥干瘪想象力匮乏。其中的原因不在写作能力，首先在态度。“巧出校门”仅限于一个练习，他们远没把它和真正被剥夺了自由联系起来。不能出校门难不住大二学生，他们可以绕道可以跳墙，办法多了，一份作业远不足以调动他们去想象一个人对自由的渴望，不足以驱使他们虚构被封闭隔绝的痛苦，“没感觉”很正常。对于今天的他们，封学校的杀伤力远不如封网络，顶多像林乐庆对我说的：老师啊，要是不让出去我就总想出去，要是随便出去我还真就不想出去了。另外，十几年来他们早习惯了应付被布置的一切，“没感觉”的东西自然写不好。我很清楚，只要把某次作业和期末考核挂上钩，情况立刻会大变，但是过度的重视紧随着的大多是虚假空泛，没感觉依旧没感觉，我当然不想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惩治和被惩治。

封校的结果，反而放大了他们身上的惰性和被动性。随遇而安吧，反正哪儿也去不了，生活简单化到了只剩宿舍和教室，前一个涉及生存，后一个涉及学分，都减免不掉。我做了一个试验，带一个响声很大的秒表去上课，当场设定每十五分钟铃声暴响一次，在秒表的滴答声里让他们做课上练习，十五分钟的最后时刻给出下一个题目，五个十五分钟接力一样一共完成五篇作业。交作业时，有人急得直流汗，说老师啊，这个表走得吓人啊，嗒嗒的好像随时倒计时结束，将要被砍头。果然如我设想，一只带响铃的秒表因为直接切近，带给人的压力远大过学校封闭。有限时间内完成的作业并不比时间充足写得差，也是之前没想到的。那秒表只用过一次。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封校依旧。那天的课，我给他们带去了八年前的收藏：在柏林“查理检查站”博物馆买的一小块柏林墙碎片和两种不同版本的柏林墙地图，他们当新鲜看。林乐庆在那幅立体街图上找菩提树大街，还摸着那些楼说这么多高楼。又问哪个是威廉二世教堂，他说这个教堂可出名了。

这些年轻的生命还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逼迫，还很难感同身受。

3．举手

11月13日，大一的课在晚上。去教学楼的路上，决定不当众读这次关于人物的几篇不错的作业，因为写得太真切了。特别是写父亲收谷子和跟父亲去集市上摆摊卖菜的两篇。虽然当众读出来对写作者肯定是鼓励，但也许有另外的效果。这担心源于前些天，大二同学交作业，有一篇写暑假和母亲去卖粮，写得踏实心酸而历历在目。刚在课上提到这个学生的作业，就看见他在靠墙的角落满面通红坐立不安。赶紧改口说，他的作业不详细读给大家了，有点长，但是，他确实写得很好。下课后，还没出教室，就收到他的短信：

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作业的评价，我很高兴，真的，我想我的作业最好别被我们班同学看到。我怕以后在班里有压力，对不起了，请原谅我，老师。

第二天又收到他一条短信：

……其实我的顾虑也是多余的，只是我不想大家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或许我太敏感了吧。

11月13日，提前十三分钟进教室，见到黑板右下角有两行字：

一等助学金7人

二等助学金6人

讲台前，几个平时活跃的学生在弄电脑，投影上画面文字不断翻页，见我来了，他们嘻嘻哈哈说，看看大二都上什么课。

一女生上来说老师我说点事，我随口说没上课，时间是你们的。看来她是班干部，她站在讲台上说要申请助学金的同学举手。

我放书包，下意识看一眼，下面这么多人举手。

女生又说：都先别放下，我数数人数，从靠门开始数。

我在她的数数声里作课前准备，她还在纸上飞速记每个举手者的名字。我再往下面看举手的，都老老实实的，手不是举得很高，但没人放下。大约过了几分钟，我拿书拿U盘，没感觉那段时间太长。

女生说：都放下吧，十七个，我们班的名额只有十三个。她好像很为难。

班长也来到讲台前，他们并肩站着，好像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理多出来的几个人。

有个男生过来，讲台边这时候站了我们四个人。男生小声嘀咕了几句。女生说：你要说什么，大点声。男生重新又嘀咕，眼睛始终盯着讲台下面某个位置。女生又说：能大点声不？嘴里咕咕噜噜的男生更不安了。我想他应该是想说他退出申请了。女生还想问。班长从后面直接伸过拿笔的手，在女生按着的十七人名单中间划掉一行名字。男生马上转身，超安静地往教室后面走。这时候我注意到，刚才默默举了很久的那些手，都散布在教室的角落和后部，正是平时课上沉闷无声的那些角落。

不容多想，上课铃响了，起初的十分钟“今日新闻”是河北、山西、河南大雪的图片。教室前排发出哇哇的惊叹，因为大雪压城确实有气势确实好看。可是，我得补充一句，就在关掉电脑准备来上课的时候，网上已经出现大雪造成校舍倒塌学生伤亡的新闻了。

课间休息，有来自广州的学生过来问放音乐行吗？几个人很快围着电脑找音乐。班长有点为难，在过道上来回走，我问他，一等和二等助学金各多少钱。班长说还不知道。他问我：十七人举手十三个名额，怎么分配呢，平均分了行不行。我说我没发言权，但是应该尽量听十七个人的意见，大家一起商量个办法。

下课铃响，班长说，同学们留一下。站起来的又都坐下，班长补充说：是申请助学金的留下。教室的前排都长出一口气，椅子一阵响，他们和我一起离开，这就是经常下课和我走在一起的学生们，两个月的相处，对于他们的面孔姓名甚至字迹都熟悉了，而留在教室里的，恰恰是一些朦胧僵硬的面孔，很多还叫不出名字，那就是平时沉默着的。

离开学生宿舍区，只剩了我一个人，又想起那些无声的举手画面。今天的两节课，对那十七个举手者，无论怎么讲，都效果有限。他们在举手几分钟后才知道名额不够分配，可能得不到助学金。在这种心情里，不可能安详平静地听课。这种感觉忽然让我很难受。终于，我找到了这难受的源头，在我上小学的上世纪60年代，交学生登记表的时候，那种恨不能从这世上立刻消失的绝望窘迫，整张表格上最突出显眼的家庭出身一栏，那一厘米乘两厘米大小的框子带来的笼罩一切的心惊胆战。庆幸啊，当时我的老师没让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把手举起来一一清点。

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拿一千万存进银行，后者会严守规定，保护他的财产安全和隐私不外泄。那个据说买彩票得到三亿多的人始终都受到保护，相关部门以隐私权为理由，丝毫没有透露他的个人信息。但是，如果一个人家徒四壁了，他是不是就不再需要任何保护，他就随时可以“被裸露”，被要求长时间举手给别人看清楚？

一定会有人反驳说，只有财富才招惹是非，只有富人才有不安全感，你都贫困了还怕什么，你都家徒四壁了，没人偷你抢你，你当然没权利要求保护。“家徒四壁”就不属于隐私，就随时可以被满大街公开公布公示？

我不是想评价我的学生的工作方式，他们应该是无意的。使他们无意的原因是社会普遍通行的价值观。你家里没钱，想申请额外的一份救济，你就要准备低人一等，让你举一下手太正常了。而由贫困带来的羞辱感、卑微感，比起三亿人民币带来的不安全感，就什么也不是，根本不值一提。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因为家境贫寒就得长时间当众举着手，他们的心理不需要安全感？

这些几乎总是坐在角落里的安静谦卑的影视专业编导方向学生，因为贫困举着手，不肯因一时的羞辱放弃申领助学金的机会。他们会不会从此一生都埋头躲避在边缘，未来，谁会请这些人做编导？他们存在的舞台，除了长时间举手被清点，还能在哪儿？

4．点名和作弊

我的课从来不点名，学生都知道，来不来听课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关于点名，本学期有三件事要记下来：

第一件：从电视新闻来的“新闻”

2009年11月24日午间新闻说湖北一所大学学生，代人点名收费五块，代人上课并记课堂笔记收费十块，据最先开拓这项“业务”的学生说，原本他是不收费的，后来“生意”实在好，一个人忙不过来，才叫上更多同学参与并衍变出了收费标准。我把这事当做“当日新闻”在大二课上讲了，我说这学生真有创新，生意开拓到身边了。下面反响热烈，有人拍着桌子恍然大悟状：这样的都有，不仗义嘛，帮个忙还收钱？

自以为抓到一条新鲜事，下课后，有人告诉我，我们学校小广告栏里现在就有“代人喊到”的条子。

第二件：我在场的代点名

大二的写作课，课间休息，有个中文的小女生客客气气来点名，是抽查逃课的。我告诉她有一人请假，看一眼她手上的名单，担心铃响前点不完。没想她点名神速流畅，下面的呼应更是奇妙，同样神速流畅行云流水的配合，恰好铃响，小女生仰着脸说都到齐了，立马离开。课在继续，可是我头脑间隙里有什么疑惑，忽然想起，今天起码两个人不在场，可是，小女生离开前明确说的是都到齐了。

我问他们，是哪个人替别人喊了到，那声“到”在脱口而出的时候心慌不，你们之间是怎么分工默契的，如果几个人同时替人喊了到，会不会穿帮露馅？那几分钟里，教室安静死了，与平时上课的安静很不同，站在空教室里一样，空旷中能感到紧张在暗行。除我之外，他们每一个都是知情者，一个临时的沉默同盟。我说，今天的事情很小，看你们都已经是熟练的老手了，今天能替别人喊到的，未来也许就会抄别人的论文，虚报统计数字，做假账，虽然我早说过不会把我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但是，这次，我提醒你们认准你的底线。

第三件：误会带来的狂奔

还是大二的事，朱俊材向我借安哲罗普洛斯的《永远的一天》，我答应下次课带光碟给他，同时在心里重新定位这个外表老实的男生。这部片子常被赞誉为充满诗意，但更多的人当它大闷片，难得朱俊材会喜欢它。

应该带碟去上课那天走得急，忘了这事，铃声响过才想起来，问朱俊材，有人说他没来。心里的自责稍有缓解，想下次一定不能忘。过了十几分钟，朱俊材连呼带喘满头是汗冲进教室，腰都跑得直不起来了，我暗想，坏了，他来了。课间休息，正有学生和我说话，朱俊材凑到讲桌前满脸赔笑问：老师，点名了？一下子我全明白了，是有人通风报信说刚点你名了，朱俊材才一路狂奔成那样。

多讽刺啊，在我自责的时候，这个喜欢安哲罗普洛斯的学生担心点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放下尊严努力向我笑着。什么叫南辕北辙，什么叫心灰意冷。站在旁边的学生蔡青说，王老师怎么会那样！

我见过太多的惩治了，绝不会拿来用在我的学生身上，希望朱俊材的害怕不再发生，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不该在怯懦赔笑中长大。

大学教师可以用点名、挂科等名目惩罚他的学生，而学生也自有应对，如果教学双方都接受和麻木于猫和老鼠的游戏，还有什么教育可言。

对于作弊，我承认我的坚守有点僵硬，2005年，第一次以教师身份“沉痛地”谈论作弊等于偷窃，直到2009年的秋天，我的态度也在逐渐被环境推移转换着。

2009年9月新生入校第一课，我在问卷调查中有意加了一项“你对作弊的看法”。他们有三项选择：不可、中性、可以。50人，有26人回答“不可”，刚超过半数，其他回答有：可以接受、中性。或视情况决定，或未回答。

关于作弊，一些学生附了自己简短的看法，我把它们分成了三类：

一、作弊不可耻

▲作弊有很多种，我基本不作弊，除非某些超具中国特色的课程，但我不鄙视作弊。

▲因为考试这东西吧，如果在某种利益上实在没办法的话，作弊是可取的，不过最好有可成立的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否则，作弊是有损形象的，但不是可耻的，没必要把作弊评得那么低俗。

二、有时作弊可以接受

▲考试作弊有时可以接受，当危险系数低时会一试，当然要有冒险的意义。

▲由考试的类型规模决定，正规的大考，比如高考就肯定不可以。

▲个人认为大学的很多课程是浪费时间的，一个人应有选择地有重点地面对自己的专业课程，虽然我考试真的从未作弊，但以我的观点，作弊如果是有选择的，可以理解接受。

三、不被抓住就行

▲老师的课讲得不好，照本宣科，考试时候治学生，作弊没什么。

▲不喜欢的课程作弊很正常。

▲大家都理解，不被抓住就行。

这个调查，源于开学初和教务陈老师的一句对话。

我问：2008戏影学生上学期期末考试没有作弊的吧？

陈老师说：没有。

我刚要安心走开，旁边一个年轻老师随口说：没发现就是了，您不是班主任吧？

我说：不是。

当我把这个场面向这个班的学生转述，教室里一片欣然会心的笑，明显带着成功过后的默契庆幸和欢快。

到了大一的课，再把这前后两个场面原原本本讲给新生。我说，对之前的学生我已经说过，不会再以我个人的道德标准衡量和规定你们，学校方面对于作弊的惩治条款一定足够明确严厉，任何道理在结果面前都只是苍白，请你们每个人确定和修正你自己的标准。

到了期末，作弊成了管理者常挂嘴边的词，班长再三强调考试纪律，他说学工办又提醒了，作弊后果严重，还说这事他听也听烦了，说也说烦了。下面都在笑，笑班长的靖边普通话。

2010年2月25日，新学期报到，我又去问教务小王老师：上学期2009戏影考试没作弊的吧？回答是没有。现在轮到我会心地替他们笑了，也许这已经是这些被动的弱者最后和唯一的抗拒方式。

寒假刚到，有亲戚的孩子来度假，闲聊时说到他表弟在外省读大学，每学期花掉不少冤枉钱，一直瞒着父母，表弟的老师明码实价：确保考试不挂科收费二百元，一律考前先交钱。据他说：表弟没少二百、二百地买“及格”。这事听得我心惊。随后想到一次无意中听到几个男生议论活动经费不足：那都是我们交的钱，都给老师们拿去吃酒楼泡温泉了……听那语气，大学教师早已等同于肥头大耳的盘剥者。作为这样的教师，你讲出来的话还有影响力吗？至于教师报销单据上赫然列出“版面费”一栏，早该心惊的不应当只我一人。

所有这些身边的平日常态，如果论责任，都不该由学生独自承担，如果说我在2009年9月到12月之间，又碰到几只恶果，树根枝叶土壤空气通通难逃其责。

把这个片段写完，发给儿子看，收到他的短信，照抄如下：

作弊文看了，冷静记录的感觉好，缺点是新信息少，对于年轻人来说没啥新奇滴，一个大学教授的角度亲历呵呵。

新奇，还有多少奇思异想正被更年轻的后人们创造应用着，我想象力太有限。他又说有大把生动生猛事例可提供，我说我还是紧守个人见闻的界限，在《上课记》中，坚持只写我亲眼所见的。

5．割裂的人

别以为他们对我说的都是真的。

有大三学生告诉我，刚被我们这所大学录取，百分之百的学生都失落抱怨，对这城市这学校都有不满。有人假期去广州连跑几所大学，回来恨自己高考没多考几分，无论城市时尚还是校园设施，我们跟广州都不能比。我反问他，你觉得上了第一流大学比如北大清华就个个心满意足踌躇满志？他承认那也不一定。

给大一转述这位学长的失落抱怨，大家都说没有啊，现场异口同声的。到期末最后一课，石宏刚当着全班同学说，老师那天问我们失落不，当时我们没说真话，上这所大学，我敢说80％的同学都后悔了。随后，他从后悔转向自我激励作发言结尾。

我说的话他们当然有权利不认可。

大一的第二次课，一个男生跑上来抢在响铃的时候说：同学们都听着，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请大家踊跃写入党志愿书。说完扑棱棱跑回座位。下面有几声议论，有的人说写了就报效祖国了？这事让我耿耿于怀，几次忍不住拿它说事，本是一句平常的通知，后来几乎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典故。在心里我不断想，这些孩子心中的“祖国”和“报效”究竟意味什么。

祖国，是当今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随时就能溜到许多人嘴边，用得太多，损耗也大。有些时候，祖国被大学生们附加了群体激励性，充当一下青春和激情的即兴载体。有女生在作业里写到国庆假日，男生宿舍窗口插出国旗，看起来很酷，很激动，因为一块红布呼啦啦在海风里飘而激动。除色彩和动感外，再直接地牵涉到每个个人，他和“祖国”的关系就不确定了。甚至他们还从没认真考虑过什么是个人，什么是国家，在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切实的关联。

他们问我，老师，是不是你那代人理解的祖国和我们不同？

我渐渐发现在他们的内心和现实之间留有一个空间，一个缓冲带，他们早适应了在自我和现实间随意游离，那是一条由生物本能和现实环境共同塑造出来的切换通道。他们学会了在多种不同的立场观念角度间凭着惯性自如转换，不留痕迹，毫无尴尬、勉强和被迫，他们也由此得到保护，避免内心的痛苦纠结。比如他们脱口而出的祖国，常常就是一个稳妥正面的词汇。经常，这个空间的底线和上限都不确定，他们游移藏身在这个弹性无限的空隙里，灵活转身，呈现自己的多面性，从而获得安全感，使他们的犬儒境界自然而然地享受快乐而这观的宽度。

上一代人与现实之间形成的某些如芒如刺的感受，几乎被他们化解干净了。在我的课上，他们发现身边细微的生活；转过身去另一个教室参加辩论赛，照样通篇空话套话，词如泉涌毫无阻碍，用他们的话说：开头一定要大排比轰炸，然后就紧扣主题漂亮结尾，OK。

跟他们比，我就显得笨拙。特别是不要表达义愤，他们觉得义愤既好笑又无效，在这些不过二十岁的青年身上看到过早的世故成熟之后，也有戏谑超脱的另一面。有一次讨论到《鬼子来了》，有人说，那个片子太搞笑了。

我问过他们，哪些同学干过田地里的活儿，撒过种子，拔过草，收割庄稼，超过80％的人举手。我总强调一个人和土地的关系很重要，少数几个城市来的感觉郁闷，成都的王诗亿说真的好羡慕他们啊，哈尔滨的尹泽淞追着我问：老师老师，种花算不算？放学路上，我们的班长说：真奇怪，还有没种过地的。

真正的现实是，即使再多地接触土地，也不表明他们对土地感情更深，不同的人对土地有不同的感受，正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祖国”。那些来自乡村的农民后代，土地正是他们必须“斩立决”的背景，苦读十二年考进大学的第一目的当然是逃离土地。

期末，我对他们说，三个多月来，我几次从我的角度提到“报效祖国”，我一直在思索这个词组究竟有哪些含义，今天说说我的理解。祖国更接近“身土不二”，人的身体和生育他的土地没办法割裂，它更像人身体上的某一部件，比如胃肠。这种关系，不是一句简单的“报效”能承载的，今天我对你们说了我的观点，而你们的观点，还要靠你们自己去找。

下了课，他们说老师，你得让我们长大，你不能代替我们，我们经历少，不能现在就让我们的想法和你一致。他们是对的。说完这些话，他们心里发笑，想这个老师也太认真了呵呵。他们是对的。

历来都有人要重复说：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没有可比性，这一代不说上一代的事，因为背景变了。不久前有人责问：现在的大学生有几个读过《安娜·卡列尼娜》？我专门在大一的课上问了，四十九人只有一人看过这本书，是个女生，再问，只看了一半。我也没完整地看过这本名著。任何一本书都不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明年高考试题中确定要考托尔斯泰，下届学生一定人人倒背如流。谁的作品被选中谁的厄运就来了，他会被快速败坏，变成嚼蜡。

每个面目完整的人，内心都冲突顶逆着，我和他们也许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这才是现实的残酷。

6．军训

一直以来，我理解的大学新生军训就是个“下马威”，从没想过它还有其他功能。躲过了热带海岛上的9月，大一的军训跟狼来了一样，不断传来新消息。有人问，老师啊，为什么要军训？我当然不能解释。正式通知军训已经12月了，停课军训的第一天，几个女生提着武装带和水瓶，丢盔卸甲地迎面晃过来说，挺好玩的。还说，那教官说便宜了我们，阴天下雨没把女生们晒黑他很不甘心。

一周的军训刚结束，晚上去上课，走到运动场正门前，忽然发觉被包围了，黑森林一样包抄过来，身边全是气喘吁吁奔跑的黑影。催促呼唤训斥，夹杂口令声，四面八方的人聚集整队，左右全是穿制服的。明知道他们不过是军训的学生，但是那种灭顶的黑压压，我发现我有“制服恐惧症”。看错了课表？今天继续军训？赶紧打电话给学生，太嘈杂什么也听不见。终于突破重围，远离了运动场，校园照样是往日的散淡，前面不远一个穿大拖鞋的女生正是我班上的，这才脱离了惊恐，获救一样进了灯光如灼的教室，除了男生的头发普遍剪短，一没什么大变化。

你们都还挺好。

回答，好啊。

问什么人还在军训。

回答，轮到别的学院，有他们好受的。

问军训感受。

几个抢着说，没训够啊，比上课有意思！

军训期间的作业早布置了：以军训教官为第一人称写军训故事。收上作业才知道，教官来自本校，两年前入伍，现在退役又回来读书，同样是大学生，所以远不够“凶狠恶毒”，因此他们之间生出特有的故事。讲评作业那天偶然想到，如果这位教官在场听听大家怎么写他，会很有现场感。刚一提议，学生一个短信就把在旅游学院读大三的教官请来了。他叫陈挺富，上身是T恤，下面穿军裤，刚在教室门口露头就赢得欢呼，他们起哄让他坐在教室中间当堂候审，坚持了一会，他默默退到一侧。一个笑面大哥，听不同人怎么写那几天的故事。

曾经让人紧张了三个月的军训看来以喜剧收尾。一星期的军训过去，整个班级换了面孔似的，暮气消减，欢快上升。在他们自拍的DV短片中，一张张大脸争抢着凑到镜头前傻笑，头顶戴着伪装，像时装节上的模特，炫耀满头的红花绿叶，海边拉练成了本学期唯一一次集体出游。有人说，军训后她叫得出更多同学的名字了。

谁能想到一群大一学生和一个大三学生（当过两年兵），他们不知觉中的颠覆性，把军训也娱乐化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消弭解构能力真强。另一个让人意外的是，这些大学新生居然是借助军训才完成了最初的结识和交往，已经过去的那三个月中，他们只是上课睡觉的人形机器？

2009年的最后一天，夜里的课，隔壁海洋学院的教室一片欢腾，有人过去刺探了，他们的联欢会也请到了军训教官陈挺富，他已经成了人气明星。探子回来，喜气洋洋，带回红气球，拴在我们教室的门把手上。来自湖南的周含大声说，真希望我们的课就这么一直一直上，直到2010年新年钟声响起。

7．方言和诗意

这学期有两次课上得好，这个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因此也是不能预期和不可复制的。

他们对陈词滥调早习惯到麻木了，这是新生第一课的第一印象，五年来都如此，“80后”“90后”无例外。

大一的课第一次讲新闻，照例被两个同学讲成了“新闻联播”，气宇轩昂，学得还真像。我决定拿出一节课来让他们说说家乡，自由发言，唯一要求是要他们使用平时和父母、玩伴间的语言。我强调，这是你最初的母语，是你们根儿上的语言。广州把街头商贩叫“走鬼”，山东把外来工叫“草灰”，重庆把打零工的叫“棒棒”，这些被平凡人日常使用着的语言才是活语言。

大家商定从最北方哈尔滨的尹泽淞开始，由北至南，直到三亚的卓怀如。南北跨越三千公里。

尹泽淞说，老师，说方言是要气场的。我说，让我们试试，共同创造这个气场。没想到他们异常踊跃，争先恐后，从每人仅限一句话，渐渐衍变成舍不得结束，开始大段大段的方言表演。

魏婧说了一段绕口又生动的河南话：日头呵，你清早从东边哧溜哧溜地咕噜上去，你待黑从西边哧溜哧溜地秃噜下来。

来自内蒙古的杨杨教大家用蒙古语从一数到十。

来自宁波的周凤婷不知不觉地一会方言一会普通话，她说从小被强迫说普通话，现在反而说不好家乡话了，怎么说都觉着别扭。

有人一上来就忍不住笑，捂着嘴，怎么使劲都发不出声，好像方言当众说不出口。

朴香美是朝鲜族，小时候会说朝鲜话，现在全忘了，正准备重新学。

江西的卢小平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民间故事里，自说自话，一会严肃一会笑，带动作加表演，全不顾别人听不懂，说了很久不愿下去。

有个女生说了几句，忽然用普通话结尾：我想家。我怕她要哭。

贵州的四个女生一起上来，每人一句介绍家乡，轮到第三个，越急越发不出声来，急得跺脚，另三个人又都扭头盯着她，下面又笑，她更张不开嘴。成都的王诗亿赶紧跑上来帮忙。

来自海南的文呈平说的一段话，本地人也不懂，他的家乡话叫付马话，因为他们村子叫付马村，除本村人外，任何人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世界语言学家说他们村子的方言是语言活化石。

什么叫幅员辽阔，什么叫缤纷各异，他们惊讶不同方言的差异，我惊讶这么丰富的方言被彻底边缘化，它在生活中依然顽强地被使用着，又永远上不了台面，它在民间活着，而多少套话正是在众口一词中僵死。从这一课开始，让我们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事，用自己的脑子思想。

12月2日晚上，讲到“诗意”。过去主讲诗意的是我，他们是听者。这次我准备用一节课听听他们说，题目是“你心中的诗意是什么”。其实，我早先入为主，甚至是准备适当时候开始“扭转乾坤”的。过去几年在课上讨论过“诗意”，结论是，这一代人理解的诗意或者是“消失了的”，“古典诗歌中才有的”，或者，诗意就是“肉麻”，“酸溜溜的文艺腔”，“虚假做作”，一提诗意，学生们的态度或攻击或排斥或不屑。我准备在他们说过之后，启示焕发他们对诗意的新认识，先让他们开个头。

讨论从坐在后排的同学开始（从那次举手之后，多次讨论都从后排开始），自愿发言，可以在座位上坐着说，也可以上讲台，他们多数选择上台。第一个跑上讲台的是石宏刚，他说诗意很难说，太空泛，诗意渗透在生活中各个角落，他来说几件小事，他讲了三个亲眼看见的画面，其中有一对老夫妇互相搀扶过十字路口的一瞬间。

后来我才意识到石宏刚的头儿开得好，他彻底离开概念和空洞，抓住人内心一闪而过的感受，不下结论只有画面。接下去，被启动了的学生们争着发言，前一个还在讲，将要轮到的已经坐不住，跃跃着，脸发红，身子攒动，发言还没结束，下一个已经离座直接奔向台前了。

向玲玲以自己在人行天桥上的经历说，这会儿是诗意的，一转身诗意就没了。周凤婷也说了类似感受。

有人说自己在天桥上看见个迎风吹笛子的，觉得那画面很有诗意，再向前走几步，发现演奏者身后立着小广告牌子写着教人吹笛子，诗意一下子全没了。

有人说，有树林有小木屋有大草原有一条路，自己在路上骑自行车很诗意。

有人说，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就是有诗意。

有人说，有钱才能有诗意。

诗意是真实的，就是一个人观察到了别人观察不到的。

诗意是值得回味的。

诗意是人心或自然中的美。

诗意就是心里暖一下，亮一下。

我们在这个教室里讨论诗意本身就是诗意。

魏荣辉说，生活本身的大部分是无聊的，完全没诗意，人活着不一定是为了诗意。

卢小平说，什么都可以带有诗意，我穿一双拖鞋站在这儿是诗意，老师穿着白衬衫坐在那儿也是诗意。

尹泽淞说，大伙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我来说说什么没有诗意，上数学课没诗意，整天打篮球就没诗意，除了我不喜欢的事，其他的都有诗意。

像一场将近三小时的接力赛，我坐在下面，只是个听客，他们把我覆盖了，是这些十八岁的孩子创造了这温暖的课，我只是个提议者和倾听者，是他们的踊跃把两节课拖到了第三节，不延时就会有人没机会说出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不全同意他们所说，虽然诗意被泛化，虽然我依旧以为诗意是稀有的，但是我更看重眼前这些小动物身上鼓动起来的纯情和能量。我和他们像一群围猎者，假设诗意是林中晃动无形的麋鹿，不断有人拍马突进，缩小包围圈，最后那活灵灵的叫诗意的动物已经在我们的大网中了。我们共同完成了寻找诗意的过程。

一堂好课像一部作品，有不可操纵性，它在进行中自我定位，自动选择脉络走向，参与者互相启发互相映照，在诗意这种人自身很原初的感知面前，谁也不是老师。

诗意讨论在同学们自发的鼓掌声中结束，这是大一学生在我今年课上的第一次鼓掌。我认为类似讨论在大二以后的学生中很难发生，他们正在脆弱多变的年纪，一年时间足以面目全非。

8．一篇演讲稿

下面是2009年12月5日获得校演讲比赛最高奖的一篇演讲稿，演讲者为应用科技学院2009级注册会计专业学生罗阳，原文照抄：

今天，请允许我带大家走进下面这张账单（原注：感兴趣的同学不妨准备好手机的计算器）：

学费：6820元／年

住宿费：800元／年

生活费：600元／月

其他费用：150元／月

如果每年在校时间算为9个月的话，那么每年我们除去路费之后，仅在校期间共计花费14370元，对，14370。当然，我无意让大家记住这个数字。让我们继续：每学期约18个周，大致每周28节课，则总课时为504节，用14370除以504，请大家注意，我们平均每节课则须花费28.5119元，人民币28.5119元。请在座的所有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大学生，悄悄地问问自己，我们有谁充分利用了这28.5119元呢？

当我们连这昂贵的一节课都不知道珍惜的时候，我们还讲什么歌颂与立志呢？

朋友们，凭什么？我们凭什么站在这里高谈阔论？又凭什么坐在这里安然静听？就凭我们是大学生吗？凭我们是天之骄子吗？凭我们是所谓的未来与希望吗？

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没有责任感、没有使命感的一代，急功近利、蝇营狗苟的一代。大学生，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状，这就是人们对当今大学生的理解与诠释。

我还希望大家记住下面两个数据：63，2008年全国高校共发生63起大学生自杀事件；55％，迄今为止，全国还有55％的09级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

面对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用什么挑起这份重担？希望与激情，信念与经验……这里没有动摇，更没有屈服！我们讲立志海大，立什么志呢，这种志叫修身、齐家，这种志叫治国、平天下，这种志就要万丈长缨符（缚）鲲鹏，这种志就要环球人类同沐汉唐雄风。立志海大，恰同学少年，我们没有回头！

然而，我们却明白，志字前面还有一个立字。现在我带着欣慰与自豪来告诉大家最后一个数字，13万，2009年13万大学生下乡任职，13万大学生入伍参军。远去了，那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年代，我们依然没有回头！

用行动与事实为自己正名。为自己正名，假如我们不做，谁来做？假如现在不做，何时做？为自己正名，我们没有回头！

存在还是毁灭。消亡还是新生。来吧，同仁们，一起来！就在此时，就在此刻！战斗已经开始，我们没有回头！！！

这篇演讲稿在众多励志的高谈阔论中显得特别，主要是拿数据说话，虽然在数据后面同样没少堆砌空洞无力的大口号，而正是透过这些空荡口号袒露了他们的急迫焦虑无着无落。

我的学生多数不知道有那场演讲比赛，一上课，我先请他们算算28.5119×2的结果，几个人同时拿出手机报出结果：57.0238。这个数字不绝对准，各专业学费不同，但这大约就是他们来上一次课的价格，我把它写在黑板上。下面是感叹：坐在这儿一动不动两小时，就消费了57块多人民币，一天要是8节课就是400多，真是一算吓一跳。

如果按《南方周末》2010年1月27日刊发文章《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中的调查数据，甘肃省会宁县，有80％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子女读大学，这些家庭平均负债五万到八万元，这需要整个家庭不吃不喝还款十年以上，因而当地有了“读书赌博论”。面对现实，批评今天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如果他们不焦急，不知道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的生活，反而有问题。同样面对现实，我完全不知道，怎么避免他们的理想根基或读书的根基不漂浮在无望之上。

我的大二学生中就有同时打两份工的，听说高年级因外出打工不得不逃课的并不少见。

已经高年级的同学常常跟我说到就业的压力。有天上课前，我坐在讲台上翻书，一个男生过来蹲在讲台下面和我说话，很不舒服，我没法儿坐得再低了。他说他很痛苦，昨天晚上在校园里一个人快步走，走到了凌晨四点多，他说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郭新川和同宿舍的同学讨论，假设现在就出宿舍，看谁能在一小时里赚到一块钱，最后的结论是想从别人手里拿过来一块钱其实很难，即使去捡矿泉水瓶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卖。

已经大二的周坤婷随我一起下课，她说学这个专业一点信心没有，很多课都没什么理论。

我知道有人喜欢理论是因为理论能抽离出条款，条款可供背诵，死记硬背能把人的时间精力占满，从而获得充实感，感觉时光没被荒废。

周坤婷问，老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在干什么呢？

我说，我下乡插队了，正在种地，累得要死，这个季节在收割。

老师那时候就看了很多书？

哪儿有书，炕上有半本杂志很快给人扯了卷烟了。

老师那时候就喜欢文学？

是。

说到这，后面是一阵无声地走。

任何一代人都没这么快地出现苍老感。一个学期没见到，见面就问，老师看我是不是老了，自己感觉老了很多，都变了好几个人了。

和高年级的焦虑不同，大一学生正不习惯忽然来的自由，时间太多，没人管了，手上没什么要背的书，悬梁刺股的感觉一下子没了，反而不适应，人空了，什么也抓不住，飘，每一天都感到在虚度。

来自城市的学生明显更从容自如，起码城里有他们的父母。乡村的学生最想进城，但是城市举目无亲，想落脚就一定要赶紧有份工作。余青娥已经大四了，想去支教又没得到机会，刚在家乐福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她对我说，看看周围人哪个不是大学生，出了校门才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

我教的第一届学生已经毕业了，有人再来听课，我抽空问他就业情况，他说，只要在校四年好好读书，有了自信，不挑剔，应该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先养活自己再说。我把他的话转述给新生们，有大半还因为被调剂到这个专业懊恼呢，过来者的话无论如何都不能解决眼下的问题，对于未来，他们没有丝毫的掌控力。

9．我的动力

一定有人疑虑，你到底要干什么？

开始，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也许和十二年前写过一篇关于教育的随笔《把孩子们交出去》有关，也许有一种潜意识，很想知道这世上有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好老师。

出任这个大学教职以后，我也在试探我自己究竟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除了做好老师之外。现在清晰了，我想试试，在后一代人身上，理想主义还有没有最后的空间，在21世纪中国，一个偏远的海岛上，一个最平常的教育机构，一些平民百姓的子女，是否能让他们在十八岁的时候见到那闪光的片刻乍现。我也需要从他们身上得到动力，每次课都准备最新资讯和对于作业的各种想法奔跑着去和人讨论。

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两个理由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让这徒劳发生。总不能什么也不做，任由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人随着现实的惯性，被一路推搡着跑。

当然，怀疑的时候，失望的时候，想一撤了之的时候很多，不断再攒起动力的起因有二：

一、年轻的潜力。

二、这社会的未来。

下面是一篇课上练习：

题目：三个人一起堆雪人（课上布置，事先无准备，来源于一张雪人图片）

写作时间：20分钟（从出题目到交稿）

雪，下得很大，也很认真，梁山泊白茫茫一片。

林冲一大早起来后，看见半尺深的雪，露出了微笑。他的心里盘算，因为他的大仇人高俅此时就在梁山上。

他算准高俅的必经之地，然后让宋江哥哥把他做成个雪人，宋江很不解地问原因，林冲说他觉得好玩。为了伪装得天衣无缝，他还让宋江在雪人脖子上挂了条火红的围巾，这样高俅一看觉得好玩，戒备之心就松了。

宋江离开时，觉得林冲不太对劲，又想着那地方人来人往的，别人碰坏他的作品怎么办，于是，他在林冲身上写了四个字：他是林冲，另加“宋江之作”，然后拍拍手，得意洋洋地走了，林冲因为一说话一低头就做不了雪人了，虽然他很好奇，但总归不知道哥哥做了什么。

高俅要经过时，老远看见了栩栩如生的雪人以及雪人身上的字，便让随从端来许多水泼向雪人。

林冲因为要等高俅靠近他，所以一直忍着，直到水冻成冰。

宋江因为看到自己的作品定型，很是欣赏地捋着胡须。

高俅因为知道底细，一边和宋江聊天，一边等林冲被冻死。

林冲最后死了，不知道哥哥做了什么。

宋江最后很惋惜，自己怎么没想到呢，林冲大病过，不能冻太久。

高俅一身轻松地回去给皇帝踢球去了。

看到这篇作业真高兴，讲评的时候我叫它“水浒版”，作者没署名就交上来了，所以最后没人“认领”。有学生说，那天有几个高年级学长来听课，这么一说大家都释然了，如此有创意的作业肯定出自学长，这样理解，匿名作者就成了一位外来的高人。又过了几天，我说我们悬赏吧，一定把这神秘的作者找出来。课间，有个平时很少言语的男生从后排过来说，老师那天交作业我忘了写名，你讲评那次我又没来。原来“水浒版”堆雪人的作者就是我们班的石宏刚，他之前写过一些作品，父母都是陕西农民。

本学期最后一课，大家讨论这门课上的收获和困惑。

李洁梅说，她发现原来她什么也不知道，除了教材，过去从没看过任何一本课外书，大学第一学期她读了平生第一本不是教材的书：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

而宋晓玲说，上大学后经常和爸爸通电话讲学校里的事，讲到练习写人物，她爸爸问，你知道你爸爸都干过什么？她说你干过四种工作。爸爸纠正她说自己干过十种工作，然后说，你连你爸爸都不了解，怎么能写好生活中的人？

杨绅豪说，可悲啊，那次老师问过我们被压抑了吗，当时感觉没什么压抑，一个人连被压抑都没感觉。

周凤婷和梁远南快喊口号了，他们说解放了。

我获得了机会，不断地提示年轻人关注生活中埋藏着的鲜活现实，启动他们的思维，调动本能的创造力去抵抗惯有的陈规戒律，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显然这比读过全部托尔斯泰都重要。

第二个动力潜藏在未来。

来到这个地处边缘的海岛城市有六年了，平时遇到送快递的、订机票的、卖空调的、推销保险的、做导游的，很多都毕业于我们这所大学，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一所地道的底层的大学，它的生源大半来自底层，他们将来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未来公民社会的根基。他们个性中的淳朴务实很多是天然的，如果他们能清晰设定做人的基本的底线，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这幻想常常耸动，觉得认真地去上两节课变得有意义。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更多的平凡的好人。也许付出努力能启动这些年轻人身上潜行的未知的力量，也许他们能在漫长的日常中坚守自己，也许如李提摩太所说，现代教育二十年可见成效。

10．补记

书中有些学生的姓名有意隐去，很多他们发给我的短信和邮件有私人内容，不能公开，虽然内容丰富真实。

已经读到大四的邓伯超（在2006年“上课记”中就写到过他）在2009年秋天获得四川电影节大学生板块两项提名，他受邀去成都参加颁奖活动。由于身上只有八百块钱，没敢入住电影节统一安排的酒店，他和在成都打工的母亲一起住进一个小招待所，母亲想去看看颁奖现场，被他劝阻，结果母亲“闹情绪”了。他说这次只是被提名了，将来拿个大的（奖）。我说你应该多参加电影节安排的活动，他说：我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

邓伯超的成都之行是坐飞机去的，我说深圳宝安机场附近有人整天守在路边观看飞机起降，他说，他就看过。期末，邓伯超放弃了和省电视台一个栏目签约的工作机会，跟中文系一位同学去他在海南儋州的老家，拍摄客家生活的纪录片，春节也在那里过的。我去看过他，在那个颓败的小镇子上还残留一座茅草丛生的电影院。

王雪娟原来是2008级海洋学院的学生，去年读大一时候就一直来听课，最后决定转来我们这个专业（按规定，转专业条件是大一的两个学期考试排名班级前五名），今年已经正式以我们学院学生的身份来听课了。不止一个学生对我说，雪娟才是最幸福的，她有目标，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最后选择学自己喜欢的。

大二的余庆、吴敏、赵朝举都是农家孩子，都喜欢上了自己的专业，现在常常连睡觉都不够，他们在剪自己拍的片子。有一次吴敏在课上说，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让我们互相帮助，学长提携我们，我们提携学弟，干一番事业。

已经毕业的亢松在准备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有时来听课，依旧是他五年前的老习惯，听一会睡一会。

我去了大一学生文呈平家，那村子距离学校两个多小时车程，并不靠海滨，但是全村没有土只有沙子。这是我见过的唯一没有土壤的村庄，除了几棵苍老的杨桃树酸枣树，没有绿色，不能种菜也不生草。文呈平读书的小学校已经荒弃。他家不高的院门上残留着半年前他高考发榜后贴的对联：金榜题名时如何如何。在见到我之前，他一直在远离村子的地里弄花生，沙土种不了别的。

大一的安飞虎有一次课上发言，慷慨激昂的，大家都能感到他内心的不平和不谙现实，也知道了他抱有很大的理想。

有人从深圳来自驾游，偶然问到我，你们学校有几个门。我说三个。又问哪个门有酒吧。我说不太知道。他说，听说你们学校女生在酒吧陪聊，一小时收费六十块，很划算啊。我说我不知道。这人五十刚过，肚子腆着，问话时一直笑，笑得沉稳隐秘。他的意思似乎是你不要装糊涂。

2010年3月　深圳

这是经历最大变化的一年。

再不敢想能记住他们每一个的名字了。开课前三天，领到八张纸的学生名册，将近四百人，不同的四个专业方向。即使全部十七次课都到场，到期末，多数人也只能是一张熟识的面孔。好在叫不叫得出名字并不阻碍我们之间的交流和情感。

课也变了，由讲写作变成讲诗歌。按我自己的意愿，最不想讲诗歌，因为我觉得诗是不可以讲授的。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一起慢慢阅读，我的想法只是三言两语，加括号附在诗句后面，我强调我只提供一种理解，每个人都应该有不一样的理解。好诗歌必然多向度。

五篇“上课记”里，唯有这篇“主题先行”。11月底看作业的时候，看到“在生活的角落，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马上把这个句子抄在我的本子上，准备作未来“2011年上课记”的题记，记忆里始终没和这位周超同学说过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的位置已经转移到了他们中间。

想想我正是在十九岁的那个春天去农村插队，在谷地里拔草，只知道干农活真辛苦，丝毫看不见未来。现在的“90后”复杂多了，“我不相信”在上世纪70年代末是一句好诗，现在“我不相信”已经是常态，是现实。为什么“90后”招来的批评者不拿这些年轻人和自己的同龄时期去对比？“茫然”和“盲从”两个境界完全不同，也许希望早已潜藏，只是还没全显露。

1．“90后”长大成人

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对他们的批评。他们毫无准备，刚一露头人间就被密集的贬义词团团围紧。但是，吃着这土地上的粮喝着这土地上的水，他们自然要长大要成人。

2010年秋季起的这个学期，有十八周课，整天在我眼前活蹦乱跳的几乎都是“90后”。上课去的路上，四个男生正大步从后面超过我，听到片断对话：

都说“90后”堕落。

不对，“80后”才堕落。

那“70后”“60后”就不堕落？

都堕落，都堕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呵呵。

堕落咋了？堕落不是什么坏词啊。

跟在他们后面，我想，这种淡定和戏谑感，其他年代的人身上恐怕不多。

大学就是流水的营盘。草地上总有谈情说爱的，社团一条街上架子鼓从早敲打到晚。我看见他们还会恋爱，还喜欢音乐，还能跑能跳能唱能呼喊。

一个晚上，和一个学生聊天，他自称“我们这些小可怜虫”。我很想知道，“小可怜虫”这自我定位怎样形成又从何而来。

2．一场演讲比赛

周末，有一场校演讲比赛让我当评委，我答应了。一进报告厅就见到几个我的学生，表情惊奇：“老师你怎么来了？以为你不会来这种场合。”呵呵，我应该什么场合都看看。

“创先争优”是这场演讲比赛的名号，其实，内容都类似，适合安插搭配任何的名号。现场有慷慨陈词，有亲友团啦啦队，有激昂点评，有鼓掌握手敬礼颁奖，全程模式化。我记忆最深的一个场景，是那白衣黑裙小个女生怎么能发出那么高亢那么强有力的尖声，她背完台词鞠躬后一转身，强光打满的那张年轻的脸一瞬间变得衰弱疲惫灰暗，人还是她，脸却不是她了。我一直看着她吐一口长气砰砰砰奔进侧幕，想到汉语的一个词汇“摇身一变”。

比赛看起来像模像样，足够热闹，台上台下几百人，谁都知道这是一出戏，一个活动，评出名次，奏乐发奖，涌出礼堂，烟消云散，辩论演讲的内容和每个人的内心情感完全割裂无关。离开会场，学生们立刻嘻嘻哈哈，散散漫漫。参与比赛的学生告诉我，从初赛复赛到决赛，时间拖得太长，太累了，早点结束就好，得第几名都行。

只要离开“场合”，他们多坦诚直接率真，私下里有什么说什么，很少欲言又止。也有更直露的，比如助学金分配，有个男生直冲过去，对女班干部咆哮，就在我面前。

本学期毕业班的最后一课是大家读诗，课后，梁宵递给我一张字条：

“感动了，直觉这玩意要坚持，但理性他妈的醒了，疯狂地给老子带（戴）上那该死的面具！”

正是在面具和非面具之间，他们长大成人初涉世事。而他们中有人对这两者之间的转换已经纯熟和习惯。

有一次，我问一个平时谈得来的学生：你真以为能言无顾忌？

他反问我：我怕什么，我家三代贫农。

这回答让我太吃惊了。我紧盯了他一眼，确认他是认真的，没半点儿玩笑色彩。眼下可供他们应用的诸多面具中居然还有“三代贫农”？

3．诗歌课

本学期被安排上新课“新时期诗歌导读”。如果就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一无所用的现代诗歌课显然很难上。我有点担心，好在是选修课，如果一个班只来十个人，这课反而好上反而有收效。没想到一进教室满满当当地眼晕，原来当今的限选课已等同于必修课，这个后面说。

某种意义上说，诗歌课和其他课相比没任何特殊，同样仿佛一出戏。怎样能让这个无用的课在曲终散场之后，在他们内心有些微遗留，能触碰一下他们的内存，这是个难题，也是我接受这课的私下目的。我的最低期待，是想他们了解近三十多年间，这块土地上层出不穷的诗人们各自写过什么样的作品，这些诗是怎么从纷杂沉重的现实中被抽离并衍变至今的。我还想告诉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诗性。

一个学期下来，发现了中小学教材的灌输作用，古典诗歌对中国学生的影响相当深，鲜嫩纯净的新生命们，给予什么就接纳什么就根深蒂固。古典诗歌的地位对于很多人就是“现在时”而非“过去时”，尽管使它得以兴盛丰厚的语境已经逐渐消失，古人的山河不再是今天的山河，十二年的教育在他们心里形成了超稳定的概念：唯古典诗歌才至深至美，无可超越。忽然在大学课堂切入现代诗，让很多人抵触甚至反感，好像这些白话诗要争夺古典诗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很多人抱着既然开这个课就听听的态度来了。渐渐地，才能感到他们中间的不同。有人从这个课听1976年以来的历史；有人愿意了解或者能喜欢上现代诗；有人从初中开始坚持抄写现代诗；有人随身携带着小本子，经常即兴写几句短诗。“90后”也是无数的个体，不能一概而论。

李国成说他每天早上都一个人跑到大草地上大声背诵十遍《相信未来》。这时候，《相信未来》的作者已经不再是食指，已经变成了大学生李国成。

郑贝芳说：干啥要背名篇名句，干啥一定要喜欢诗歌，能打动人的某一句脏话也是我自己的诗歌——我没有好得惊天动地的文采，可是我有感觉！

王宾在作业中说，高中时候，上语文课，老师提到诗人顾城：你们知不知道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诗。一个同学大声说知道。老师让他说，那同学得意地起来说：黑板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满堂大笑。

还有一个学生说：当年，我父母就是靠互相写诗谈恋爱的，所以我知道曾经现代诗很火。

开学第二周周四的课，恰好是教师节。从张郎郎关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回忆讲起：在监狱中，一群人照例又围着张郎郎，听他编造故事，有个青年人突然打断他们，大声背诵起了诗歌，张郎郎惊问这是什么诗？青年说，你们这些井底之蛙，这是著名诗人食指写的《相信未来》。讲到这，我在投影上打开了《相信未来》全诗，刚读出了第一句，教室各角落都有人跟着读出了声，很快变成了全教室的齐声朗读。这个自发的齐诵场面自然随性，只有现场亲历才能感受到那异样的温暖，那感觉不好描述也不能复制，再次记录就显得矫情。过了六次教师节，这是我领受的最好的礼物。

一个学期的课下来，平时自愿报名在课上读诗的，占学生总数的20％。临近期末有一次专题读诗，上来报名的人拥满讲台，有人怕名字太靠后自己没机会读，再三返回来把自己的名字往前面插。结果，一个116个学生的班，有76人上台读诗，由于太踊跃，临时决定多加一次课，才一个报名者也没落下。这76人中，选择用方言读诗的占一半。不去模仿朗诵腔的超过90％。

甄淑静给大家读的诗，题目是《一首写在3教505未完成的诗》：

这一年，朋友爬上一座山

他让春风捎来一封信

我在山路上读，在田野里读

用心情读，用乡情读

我终于读懂了

爬山的政治，与童年无关

因此，他留在山下的一些事情

我得努力去做

为死去的乡亲烧些纸钱

抽空去看看他乡的初恋情人

还有老家的那口古井

那些蜷缩在墙根下晒暖暖儿的老人

做完了这些

我也开始爬上那座山

找到一棵挂满丝带的许愿树

在她沧桑干瘪的身躯上

温柔地抚上一把

她给大家讲了这首诗的由来：去年底，上课超无聊，她正想趴课桌睡觉，偶然发现桌面上一些小字，是一段诗，她觉得好玩，当场续写了一段，还抄在本子上，加了题目。于是就有了这首两节的诗，前一节的作者是课桌作者无名氏，后一节是甄淑静。

另一次，海子专题课，来自安徽怀宁的陈吉在座位说他和海子是一个镇上的，全场一片哇声，要求他用家乡话读海子的诗，陈吉是在呼喊声鼓掌声里上的台。

10月8日是顾城专题，大一的董铮铮来蹭课，下课后她提醒我：今天是顾城的忌日。哦，作为顾城的同代人和朋友，我没记起这一天，是被董铮铮提醒才想到的。

只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我没能力也不准备让他们喜欢上现代诗，但是，相信他们该了解这段特殊的历史，未来几十年，他们或者还有机会接触现代诗。

4．认识两个诗人

11月，请诗人江非来给学生们读读他的诗。那天下雨，江非从四十多公里外搭长途车来，是义务读诗，是私人邀请，没报酬。我很想让学生听听诗人自己读诗。得谢谢江非，这个曾经的首都师大第一位驻校诗人让这所偏远学校的学生们听见了诗人的声音。在这之前，学生们听到的诗歌朗诵就是电视广播里高亢调门的长呼短叹。眼前这个踏踏实实的普通人的生活是白天上班夜里写诗。有个女生说，想不到啊，像个大哥哥，好有安全感的人啊。更多的人说，原来有这么“不像诗人”的诗人。

另一个请他们认识的诗人，是宁夏盐池农民张联。三年前，我去探访诗人张联和他的县城他的村庄，拍了一些照片，选其中五十多张做了幻灯在课上放。没想到反响那么强烈，每翻开一张新图片，下面都在呼应：哦是羊，是鸡，是灶台，是锅，是集市，是店铺，是老柜子，是荒地，从疯子似的老榆树，到风沙四起的古长城，到蹲守街头卖羊羔的农老汉，能感到下面很多眼睛闪着光，好像被展示的是他们每个人的家乡。

下课了，丁小丽过来问张联的电话，她家和张联是临县，她准备寒假抽空去盐池，看看这位叫张联的诗人。王婷婷还当场给张联发了条短信息。

农民张联对学生们有特别的打动，因为他们很难想象，在春天不下一场透雨这一年就不能种庄稼的荒漠中，也能发现诗歌。来自乡村的学生对农民诗人张联惺惺相惜，心有尊敬。

在上这个课之前，他们以为诗人就是些特殊的人，印刷品上的名字，不食人间烟火，酸腐张狂的疯子。我很想他们通过诗歌课了解这世上除了大多数人之外，还有另外的个体，敏感脆弱艰辛，不苟同地存活于世，诗人多是后者。

5．一本书的传递——北岛《城门开》

带了香港牛津版的《七十年代》去上课，一个学生翻看它。我说可以借给你看。他拿到手上说：哎呀，这么沉啊！

一个女生告诉我，她平时读书，文学少，厚书少，多数是图片什么的。

网络时代加剧了对图书的忽视，典籍和名著都有退后和失效，学生也不再唯老师是听，由个人兴趣引发的对某些信息的探求和研究，很多都远超过老师。在诗歌课上，我尽量带去相关资料：海子手抄的诗稿，顾城的信，1979年的《今天》和《这一代》，在有图有真相的时代，实物更有说服力。

有学生向我借北岛的《城门开》，书交他之前，我急着往《城门开》里夹几页白纸，嘱咐他记记感想。大约三个月后书还回来，没留只言片语，那几页纸也没了。这事让我想测试一下，像《城门开》这本不厚的书，一个学生要看多久。有二十个人自愿报名读它。我说有两个条件：一、要写书评；二、我要测试你们的阅读速度，抓紧看，抓紧传递。他们突然来了兴致，跃跃欲试：老师，就像传一只漂流瓶吗？原本，我想到的只是传递一本书，没想到这其中的游戏感。

第一个星期过去，我问了，只有一个人看完了，我催他们说这可是测试。一个月过去，有十二个人读完这本书，平均每个人两天多，都写了读书笔记。余亨报名晚了，排在最后，他自己去买了三联版的《城门开》，读后，写了相当有见解的书评。

即使想读书的学生，也常常不知道该读什么书。买书太贵，他们承担不起。图书馆匮乏，听说书籍混乱，每本书都待在它不应该待的书架上。而图书馆阅览室被考研大军霸占了，只要占座人说考研，其他人就得让位，秋天以后，这成了校图书馆的潜规则。年底的校园，考研的组成了最盛大壮观的群体。体育馆看台一角有个背英语的，一经过，我就想到对天狂吠。

四个学生在研究生考试结束后和我联系，都说终于结束了。很多人好像是被外星球力量推动着才去考，好像和自己没关系，一个程序，它完成了，对自己有交代了，拜拜。

本学期还介绍另四本书给学生：《夹边沟记事》《寻找家园》《国家记忆——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中国在梁庄》。

6．新闻和历史

从2007年在课上偶然加入新闻环节，后来就发现它其实必不可少。

2010年9月到12月，社会新闻照例多，且猝不及防惊心动魄。最初的一个月由我来说新闻，后来大家自愿参与，大约十分之一的学生上台讲过新闻。他们课下做准备，有配图，有加音乐，也有带个人观点的时事短评。他们选的新闻，比我的更活泼更时尚，有的更尖锐犀利。网络时代信息过剩，好玩的东西和本人直接相关的都看不过来，有人看页面上一跳出新闻框就关闭，现在课上大家一起谈论新闻，超过90％的学生表示赞同和有兴趣，甚至有人就是奔着这个环节来的。我希望他们关注新闻关注现实，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事件，都关乎我们活着的背景和我们的未来。

和新闻同样重要的还有历史。所有的新闻事件在发生之后自然成为历史，我们的此刻在下一刻就进入历史。历史的真实绝不是锁定在书本上，而是存活在具体的每个个人的鲜活记忆中，听我这么说，有人赞同，有人迟疑。关于历史，和学生之间曾经有过这段对话：

学生问：老师你平时看什么书？

我说：历史的多。

学生转过头来问：是我们书上的？

从她的神色我确信，她说的是历史教材。

很多历史事件和细节，因为中考高考都不会涉及，多数中学老师会提示这些不用记，该记的内容还记不过来，何况不会考的？开学初我们有调查“你知道什么新时期的细节”，有人直接回答不知道。我要让他们知道。

7．学生名单和一盘散沙

我保留着2005年起每一届教过的学生名单。2005年，教师拿到的名单有以下九项：学号、学生姓名、性别、宿舍编号、个人电话、宿舍电话、家庭地址、家庭邮编、家长电话。后来逐年简略，到了2010年，下发给老师的学生名单只剩两项：前面一串数字学号，后面是学生姓名，是男是女都不再标出。

报名读诗的时候，有个班的学生先写学号，后面才写自己名字。我几次提醒不用写学号，直接写名字。少数几个改正了，很快，后面的又自觉恢复了学号。

我问为什么。

他们说：习惯了，老师都要求写学号。

每个学生对应一组数字，方便老师在电子档名单和纸质名单上查找和填写分数。但是，人被数字取代，老师不再方便记住和认识每一个学生。

正是这个“酷爱”填学号的班，有学生告诉我：我们这个班从刚入学的军训就被校领导骂过，说我们一盘散沙，后来所有老师一提我们这个班就头疼，都说这班将来出不来什么人，太散了，集体活动搞不起来，各干各的。

我认真观察了这个班，作为个体足够活泼灵动，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

一盘散沙是惯用贬义词，我读书时候就常听，常反感。一盘散沙，正是现代人的最通常状态，一盘散沙就是不趋同不凑热闹不非理性不一锅端。

而很多学生对被定格为一盘散沙，倒是很在意，很不情愿，多人和我讨论这说法。年龄出身经济条件和未知的未来，让人格外感到弱小，格外渴望集体，渴望从更多的人那儿获得温暖和力量。梁纪元和李亚驹都和我强调过这种渴望。

8．发问

我擦黑板，一男生过来说应该他来擦。我说，谁写的字谁擦，很正常啊。他说，老师说的，学生就该给老师擦黑板。我问，哪个老师？他说，老师都这么说。

事实上，和2005年相比，唯唯诺诺的学生正逐年减少。

沙嘉在作业中说：我尊重所有有脑袋的人，但别用别人的脑袋来衡量我，我的脑袋就是三角形的，怎么了！

有一次课上要讲的内容多，挤掉了新闻，课下多人来问，为什么今天没新闻？

对新闻内容他们也会较真，有学生问：今天新闻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贵州六盘水的学生食堂？

梁纪元问我：老师说最后一课放黄家驹的《海阔天空》，为什么没有放？

期末，梁纪元给我发了两封邮件，第一封较委婉，第二封较直接，探讨熵以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正是他的邮件，让我感到他们对人群间合力和集体感的渴求。

我们的课上作业中有一项：给一幅图配写诗歌或有诗意的文字。课间，肖会会过来问：老师，没有感觉怎么能写好诗，诗意是很难说的，即使我们读过的很多诗也不是全有感觉啊。我说，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你是在维护个人感觉的真实性、纯洁性，今天的练习只作为替代考试的思维训练。

期末考试前，我提示他们考试作弊后果严重，下面有个女生猛然站起来，很大声地说：谁说作弊就是坏人！

旅游学院的吕翼和赵一帆、陈帅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我参加了第一次活动，学生不多，自由也有新意。读书会是学生间自发的，有严谨的章程，大家交流图书和读书心得，不挂靠任何学校社团组织。现场有个发言环节，材料化学一男生发言；他太紧张了，有点手足无措，相信平时他发言的机会一定相当少。记得当时吕翼说了一句：理科学生被害更深。

一个学生发言说：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改变社会。

下面有人插言：你一个人能改变吗？

另有人接话：要是真能改变，就不是人了。

冷峻的赵一帆让我看到大学生中间的行动力，是从他那儿我知道了“喷嚏网”，此后每天都要去那儿看看。

认识吕翼有点小传奇。那天课上有作业，教室安静得很，一男生中途进来，找个空位坐下，摊开纸笔就写。下课后，他自我介绍是旅游学院大三的学生，正构思一个计划，用他的话说是建立一个激励机制，提前预支大学生未来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给大学老师的奖励基金，鼓励老师们把课上得更好更灵活生动。他正为这个计划忙着征询各方意见。我很高兴督促激励老师的动力能由吕翼们发出，而不是大学的法定管理者。吕翼的计划让我想到刚开学不久的一次课前，我正等铃响，一女老师大步进来，直奔讲台，从包里掏出水瓶放下，又掏本子，她竟然对讲台前已经站了一个老师视而不见，我侧身看她，她才猛然发现不对，急忙翻出一表格，密密的全是数字，应该是不同课的上课时间和教室。她忙说：不是这个教室？收拾收拾急奔而去。为了工作量，有的老师每周上课超过三十次，课太多，疲劳奔波，容易搞混教室。

年轻人内心里不是没有问题和质疑，只是交流多在同伴之间，此外很难求解和表达，他们一旦发现自由表达的空间，会全无忌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空间的稀缺狭闭，使他们失去对对话环境的信任，发觉话不投机，会立即打住话头退避，维持井水不犯河水的常态。当一件事情的决定权完全在对方，很多的人会选择投其所好，免得自己受损。

正选择毕业论文选题的学生间有过这样的对话：

网络文学？不好写，资料太少，提醒你，可别写韩寒啊。

回答：知道，某某老师不喜欢韩寒。

也别写张爱玲啊。

又回答：是啊，某某老师也不喜欢张爱玲。

人类身上的发问本能，不该因某某某不喜欢而退化消失。

9．给大四上课

刚看到课表上有大四的课，就想这课不好上。毕业班已经基本没课，考研的，找工作的，实习的，早已各寻出路，大学管理者制定的所有奖惩条例对他们都已经失效，只等离校的人，很难再关心什么诗歌。

虽然早有准备，不上大四的课还是很难体验那种“冰冷”。平时来听课的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超级安静，默默进来默默离开，除了同出同进的几对男女生，其他人互相之间都很少说话。这个班刚入学我教过，三年前的他们绝没这么沉闷。课间休息，教室里无声无神，我很想把这些年轻的脸一张张还原回刚进大学的样子。甚至我脑子里出现了奇怪的想法：他们身上还流着血？那血还红吗？会不会已经变成了白色蓝色？如果眼前这些年轻的身体里已经没有激情了，人生的后几十年该怎么过，从他们身体的哪些部位还能调动出新的力量，支撑这些生命继续活下去？

我曾想过，取消这个班期末的“读诗专题”，担心没人报名，担心冷场。虽然，尽力不表露失望，但是我有灰心。

变化发生在课上。那天讲到歌手崔健和黄家驹的诗意作品。崔已经很少人知道，而黄的照片一出现，有人叫出来：黄家驹！很多人紧跟着振奋。那次课选了黄家驹的几首歌词和一段演唱音频《海阔天空》。放到《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下面从个别的轻声跟唱到很低沉的多人跟唱。我很意外，像有一道光亮划过，照见这夜晚教室里的每个人。临时决定把这首歌放第二遍，大家一起轻声哼唱完这首《海阔天空》。我祝福他们：希望你们将来不要怕跌倒，无论怎样都别忘了你还存有理想。下课后，有五个人过来对我说：黄家驹啊，是他陪我度过中学时光。

并不是课上得好，是黄家驹意外地成为媒介，让这些即将离校的大学生回到自己的中学时光，越是看不到未来，旧时光越显得珍贵，越值得回味，越能抚慰“苍老”的他们。

黄家驹之后，心不在焉的课照旧。我早注意到，教室靠门一侧坐的人，总是多过靠窗的。我想，靠门的位置受欢迎，大概铃声一响冲出教室的距离最短吧。快期末了，我说，幸亏这是教室，要是飞机机舱，恐怕空姐要请你们坐得更均匀，都靠一侧，怕压偏了飞机。梁村在下面说：老师你看看投影。我转身看装在黑板一侧的投影屏幕，它偏装在靠门一侧。梁村说：坐到这边看得更清楚。原来是我一直在错怪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准备夺门而逃。

最后的读诗课没取消，全班76人，有15个人给大家读诗歌。那晚上我收到一个他们集体送出的本子，上面写满吉祥话。天啊，四十多年前，我刚上初中就要全家下乡，当时收过类似的本子，2010年底又收到了平生第二本。

12月3日早上，远远看见一个穿西装的人正走近，眼熟，应该是我的学生。越近反而越不敢认，校园的早上，穿西装的年轻人太少见了。他也在看我，有点不自在，人瘦，西装有点大，不合身，两只手直拉衣襟。是毕业班的王强。

我问他，去应聘？

他说是，要求穿西装。

我问，不准备考研？

他说，不了。

实在没忍住，我说：不习惯看人穿西装了，这身衣服一穿，真把人显老。

他淡淡地笑一下。

后来，王强没再来上课，我问了，他应聘成功上班了。不知道他是不是今后将整日套着西装上班，知道他能自食其力了。在王强作业中找到以下三段：

1．（梦想）在你面前我是君子，在钱面前我是小人，我很想做君子，但是，钱给我戴上了小人的面具。

2．（解读一幅画）

太阳照得大地风平浪静

我们看太阳时波涛汹涌

3．（一段诗歌记忆）初三刚开始，我就不停地写所谓的诗，每一次作文作业和考试都是用诗来完成的，一方面我不爱写作文，另一方面我觉得诗歌可以表达我的想法。我一直在坚持，但到了中考我退缩了，害怕了，怕因为写诗影响成绩以至（致）考不上高中，我无奈地放弃了。我后悔过，真的，我多么希望自己当时坚持住！

这就是我和毕业班学生间的一些事情。有人打击我说，不管你做什么最终都会白费，他们走出校门，很快会被社会吞没，丧失自我，随波逐流。我不相信人人如此。后面还会提到这个班的晏恒瑶和梁毅麟，他们或者能作为我的支撑和力量。

10．迷茫

有个口号叫“知识改变命运”，显然，今天它过时了，甚至大学生之间再议论“迷茫”都落俗套。如果能看到命运被改变的可能性，他们或者会努力，或者不再自称“小可怜虫”。统计数字说，2010年中国在读高中生中能考取大学的占24％，其余的76％没机会受高等教育。很显然，从高中进入大学，挤进这24％，是人生的第一次淘汰。作为“90后”的父母，没有选择，这是他们唯一还能参与的竞争。惯性使他们还在信守“唯有读书高”，他们辛勤工作辛苦积蓄，供儿女读大学。至于读完大学以后再怎样，超出了他们的设想和掌控。人活着总得为点什么，他们选择了为子女。哪怕读大学不一定是他的孩子所期盼的和最恰当的，眼下的他们却需要这个悲壮的过程，需要在这过程中看见自己也有价值，哪怕过程最后是无望。历朝历代，中国农民辛苦劳作的奔头是购置土地，只有今天是舍弃家园供养后代离开土地，这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在我的学生中间，超过70％贫困家庭的孩子，80％是农民的孩子。这是一个悲壮的连锁，父辈付出越多，后辈越沉重内疚，越急于回报越发觉回报无门。

和上一代相比，今天的年轻人机会更少，如果知识不再能改变命运，他们只好把对未来的期待降到最低。有个女生在一段新闻后面加过这样的点评：即使将来我只能做个街头小商贩，也要成为有知识的小商贩。

看不到远方，很多人缩短和回收视线，只看眼前，让电脑游戏和恋爱统领大学四年。宿舍里人人都忙着上网，只听键盘响，听不见人说话。同宿舍的人宁愿QQ聊天，也懒得回头望对方一眼。一个女生告诉我，2010年3月到7月的一个学期有12个男生对她表示好感，她都拒绝了：那些男生啊，才不在乎被拒绝，跟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生活还继续，转身再去追求别人。

另有一些学生外出打工，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冬天临近，各地出现招工难，恰好大学生填补这个空缺。一次和人出去吃饭，感觉点菜的服务生声音压得很低，细一看，是去年教过的学生，她跟我说，特怕被老师认出来。离开时候，她又叫来一个男服务生，也是本校学生。

父母辛苦打工攒学费的压力和不可预期的未来，被夹在中间的他们显然处于弱势。

期末将近，有个女生说，哎呀，我要减肥了。

我说你又不胖，为什么减肥。

她说，快放假了，回家我爸爸要是发现我胖了，一定要骂我没好好念书。

大三的曹红萍和我说她去过售楼部。

我问，你想当售楼小姐？

她期盼着问，老师，你看我行吗？

11．学习的权利

新学期的第一课在4教211教室，刚好有个来应聘的海归老师被安排占用我一节课来试讲，我坐在这些还没来得及认识的学生中间，变成一个听课的。很快发现我面前这张课桌一角有三个斜的描黑小字：“真难受”。每个字黄豆大，黑墨水写的，学生写的。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者显然很难了解这些“课下文化”。

一次晚上的课，一个学生课间来跟我说话，我一直以为她就是我班上的。她说这是最后一次来听课了，她是经管学生，今天来告别。原来，上周她来听诗歌课，经管的老师点名发现她逃课，扣了她十分。我不懂十分对她的意义，忙问能补救吗？她很平静地说，没关系的。后来几个学生听说有人被扣十分，都惊得张大着嘴巴说不出话，他们说，平时成绩全被扣了？这十分是不能补的。她不再来以后，我才知道她叫王秀珍。那个来告别的晚上她很快乐，说了暑假时骑车环游海南岛的见闻，还说下一个假期准备独自坐火车出游，最后，她说，怕老师再点名，以后不能来听课了。

学广告的曹红萍去听了金融的课，听她描述，那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授课了：是小班啊，一共才四十多人……老师上课都用板书，老师一步步带着学生做……老师是手把手教，好像师傅教徒弟学手艺……好想像他们那样上课。

很多课虽然名义是选修，但学生没有任意选择课程的权利和空间。要凑够拿学位的规定学分，就得不能漏选任何课，这样，选修课也成了必修课。真凭兴趣自由选课，你根本毕不了业。

尽管学校一刻不停地强调和抽查出勤率，逃课的仍旧不少。一年一年，课就是这么上的，课就是这么逃的。学生、老师多少意见都出不了一间教室的门。

12．做客

这学期请学生正式来做客有三次。每次都很不同。

第一次，来了四个女生。那天好夕阳，她们先到处摸摸到处看看，然后七扭八歪在沙发上，话题散漫，聊得最热烈的是小时候的蹊跷事和鬼故事。我听得有趣，像插队时候那些阴雨不停的晚上。

又一次，有男生有女生，我弄吃的，让他们打开电视，才几秒钟，他们就转到了湖南卫视，跟着娱乐节目笑得前仰后合。

2010年最后一天是第三次，太阳又很好。我答应请曾维洁来玩，怕她一个人孤单，事先告诉她可以带同伴。门一开，呼呼啦啦，进来了十一个，来自四个班，三个年级，三个专业。他们分成两伙，一伙交流看什么书，唐诗宋词元曲海阔天空。另一伙面色渐见凝重，我过去，听坐在窗前的男生说：我们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最新鲜的群体，我们要有行动力。始终站着的女生说到我们的作业“你的梦想”：人不仅要有梦想，更重要的是实现梦想。那天交作业以后，我一直在想，梦想，其实是实现它的一个过程，梦想和梦想的实施，就是行动力的体现。当时，我没多插言，主要在听。

第二天，客人之一曹蕾把一组文案发给我。

曹蕾的邮件选摘：

……玉树地震没几天我们几个班委坐在一起开班委会，聊到了玉树地震。安力说她有朋友已经去玉树做志愿者了，我说我也想去，可课程总不能放着不上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安力说，咱们弄个街头募捐给玉树捐款怎么样，咱们通过红十字会把钱送到灾区。

……这次活动有40位同学自愿参与。手工做了600多个黄丝带。街头募捐10021.4元。

前后三次做客，每一次都真实，每一次被单独记录都可能片面理解他们。

邀他们来，我没说过有主题，其实我心里早有设计，每次我都备了片子，试图“引导”他们讨论或聊读书心得，每次我都遏制住“引导”的意图，让他们放松随意，在我家里的几小时全由年轻人做主。

13．李亚驹

这个男生脑子不停地转，好像总在思索，思索的都是大问题：

老师，从昨儿到今天，我想明白了人生的目的，有人说人活着是为了父母，这个我不赞成，人活着应该是为自己，这和为父母本来不矛盾。

老师，昨晚我的思考结果是，我这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在生活中寻找那些美好的事物，我的目标终于清晰了。

老师，我发现我更喜欢顾城那种诗歌，有很多好的诗句，我把好句子都抄下来。那天和同学闲聊，说着说着，发现我们平时说的话记下来就是诗啊。我们开始回忆到底哪一句像诗，又都记不出来了。

老师，你的课告诉我，曾经有些人走过那样一条路，可现在没那条路了，是路没了。

老师，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把我们骗了，原来我以为海子多浪漫，全不是那么回事啊。

老师，有个集体多好，上了大学，发现周围的人太散了，真希望有那么一件事，就那么一件，齐心协力，大家就干好这一件事，那多好。

老师，我们在宿舍讨论你想生活在哪个年代，有人说春秋战国。我其实想活在你们那个时代，那年代单纯。

李亚驹，来自山西昔阳。他说昔阳过去很出名，昔阳出煤，他姥爷小时候就是挖煤的，现在的农村到处都是坑，有些地塌了，有些村子卖掉了，回到乡下去看看，那才是伤心呢。

李亚驹从小受父亲影响，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有人告诉我，李亚驹对传统文化有点痴迷，曾经用花八十元在网上买了一把中国大折扇，摆在床头。

李亚驹给我另一个深刻印象，是这个年纪和阅历的群体本性里正渴求集体的美，整齐而崇高，个人虽弱小，一旦聚集起来就能互相温暖就能有力量。另有一个同学梁纪元也给我写过很长的邮件，探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他认为应该有“社会机制去指导人类的行为”以减缓个人存在形成的“混乱度增大”。

14．晏恒瑶

我穿过教室的时候看见她的本子上抄的是诗，问了，是顾城。大一虽然教过她，没留下太深的印象。下课和她一起走，听她讲暑假在云南大理苍山一个茶场工作的见闻，她喜欢那儿的简朴生活，在那儿学会了茶道。她就要回来上课前，在网上找到一个南京学天文的女大学生接替自己，学天文的带着星图到了苍山，两人一起望夜空，认识星星。听她详细描述那个有瀑布的山谷，她其实很想留下，同住茶场的一个台湾作家说，怎么来这儿的不是学影视的就是学天文的。作家劝她别急着住进山里，人还太年轻，不能马上过这种生活。

晏恒瑶是湖南湘潭农村的姑娘，很安静，总是默默的。2011年春节一过，收到她的邮件说她在深圳，跟做家政的妈妈住在一起，想找实习单位。我恰好也在深圳家里，先帮她问了报社，朋友说不缺人手。我问，白帮忙哦。回答是，想交钱实习的都推不掉，真要来得走程序打报告报领导审批。我一听审批就头疼。改找做杂志的同学接收了她。就要去上班了，她说要来跟我聊聊，约了在小区门口见。那天不小的雨，她怕我看不见她，就在门外的雨里站着。

我问她，干过农活没？家里还有没有地？

她说上学时候双抢，十几天里要收割了再种第二茬庄稼，小时候干活不觉得累，看隔壁家的小孩都是在土里玩大的，后来才知道累了。家里原来有七亩田，怕父母太劳累了，很不想要那么多土地。考上大学以后，急着把户口迁到学校，一迁户口，村里就会收走她名下的一亩地，父母就能轻松一点。后来奶奶去世又减少了一亩地。现在回去才懂得有土地的好。她给我讲述她家前面是水塘，水塘后面是菜地，菜地后面是房子，房子后面是竹林，再后面满山坡的茶树，水田在最前面更远处。爷爷在家种了很多的菜。春节镇上的芹菜卖到四块钱一斤，爷爷只卖两块，村上的人都来抢。爸爸养了很多鸡，每天收两斤鸡蛋。她妈妈在深圳做家政两年多，爸爸一直留在家乡帮人安装热水器修上下水，他脑子很灵的，不管什么活儿，一看就会，他平时骑着摩托到处走，总有活儿干。她还有个弟弟在湖南打工，开挖掘机。

2011年春节，晏的妈妈回老家，把老房子打扫了好几天，她爸爸一个男人在家，总是不干净。

我问，回到乡下老房子，有反差吧。

她说，有啊，她使劲擦洗，城里太干净了，妈妈做家政那家太干净了，连擦地的抹布都是白的。

她说，出来念书三年多，现在才发现家里菜好，风景好，这就是别墅啊。

我说是啊，地是好东西，有个帖子说，二十万带回家，盖一栋别墅再买一辆经济的小车，就是好生活。

她说，她妈妈想早点儿回去把房子装修了，和爸爸在一起。

晏家现在还有五亩地。她说，她家的老房子是小时候自己看着父母动手盖的，他们就在地上挖了个坑，开始烧砖，现在房子旧了，真要翻修了。父母将来只想守在乡下，让孩子们出去。

我想到我的另一个学生蒲晋松说，有些同学毕业回老家，发现自己名下的土地已经没了，大学毕业回乡，户口要落在镇上，就是过去的吃红本，户口回不到村里，土地就没了。

闲话说了两个多小时，期间她都是低声细语，只有三次语速变快。

一次听见火车鸣笛。她说：老师，旁边有火车吗？对于火车的特殊敏感，当时我想是春运的记忆还在吧，过后再想，对于上亿的中国人，火车就是父母，火车就是家乡。

后来，我们去最近的湘菜馆吃午饭，看见一次性碗筷，她赶紧说：老师不能用这个，我妈妈做过这个，不干净！

分手前，她给我一条自家做的腊肉。我说，带给我同学吧，谢谢他留你实习。她显出了为难：从来没送过礼。我赶紧说，这不算送礼，农产品就是尝尝鲜。她始终迟疑，不自在。一周后她发来邮件说，腊肉还放在住处。我忽视了一个二十岁青年人的感受，他们纯洁干净，送人一块腊肉是有心理障碍的。

晏恒瑶写了很多在深圳的感受，我只抄一段：

每每看到一些在街头艰难生存下去的人我都有种要流泪的冲动，眼睛一红热乎乎的，然后再慢慢抑制下去，或许是因为妈妈说过的那些她和爸爸在外打工的经历让我对他们感同身受，在菜市场挑最便宜的蔬菜，甚至是人家不要的，在冬天奔波于北方的冷风中，差不多的苦难经历有那么多人在重复着，看似没有差别的人生背后细细拨开又是一段段不同的悲欢离合，我觉得许多都有同感。一个朋友家在东门大市场那边的湖贝旧村，典型的城中村，低矮破旧的楼，生活气息无比浓烈，街上到处挂着衣服，麻将声声，乱窜的孩子大笑着，不安分的青年游走着。不到大概三平方米大小的房间曾经在春节住了她家四个人，上下床她和妈妈睡，弟弟和爸爸睡，很多时候人的想象力敌不过现实，一栋小小的楼里有九个房间，却只有顶楼一个卫生间，一个台子给每家做饭，工具要自带，她感慨现在用电磁炉就是方便，但是这不足以作为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吧，我们聊天时还有一只老鼠悠哉地爬过那个做饭的台子。我可以想象他们一家人晚上窝在那个小房子里开心地看电视的场景，空间的狭小让几个人靠在一起，这样的时刻很温暖，生活的艰辛之外至少还有可以慰藉的东西。

很多表面沉默的年轻人心里可能藏有丰富纯净开阔的世界，只看你愿不愿意去了解。

15．邓伯超

一直没有好好写写邓伯超。从他一年级起，我的“上课记”，里总会提到他，直到他毕业去北京进修，始终没专门写过他。没别的原因，他让我感觉活着的沉重。我的文档里有好几万字都来自他，包括剧本和信。一想到邓伯超，就能看见他黑幽幽的笑，他的笑里也没什么轻松的内容。一年前他在海南儋州乡下做客家人纪录片时候，一边说话一边在手臂上写备忘录，一抬左手一片青蓝的圆珠笔印记，成了我记忆中的“邓氏文身”。

邓伯超学影视之前，倾心于古惑仔。这个四川农民的后代身上奔突着粗粝亢奋的生命力。他的文字也一样。我要摘抄他的两封信：

邓伯超的邮件一（童年）：

有一次，半夜的时候父母打架，爸爸说我妈妈不忠，喊我妈妈赌咒，如果没有跟别的男人有染的话，就砍掉自己一根手指。他们一人砍掉了一根手指。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们把门窗全部关严了，拿着菜刀在里面吵，地上放着一个菜板，上面有两根手指头。我很害怕。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幼儿园的同学，头一天还跟我一起玩，第二天到学校就听说她被她的爸爸杀了，他（她）们全家都被他（她）爸爸杀了，当时他（她）不过六岁。我也怕我爸爸把我的妈妈杀了，然后又来杀我们。我就是从哪（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一回到家里就觉得好冷，很害怕，特别的怕黑，现在都怕黑。但是我还是鼓足了勇气，敲碎了玻璃，跳了进去，跪在地上，跪在玻璃上求他们，他们没有理我，继续吵。

邓伯超邮件二（2010年冬天在北京进修期间）：

我在北京是跟群众演员住在一起的，房租每个月180元。

刚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了很多事情，当时我准备给你发短信的，但是一条短信肯定表达不完，后来我手写了好多文字，就是没有整理出来，乱乱的。

拆迁是亲眼所见了，去的当天遇见一个戏头（原注：后来我才知道是戏头），他们群众演员现在都不是专门干演员了，没事的时候就去做场工干苦力当保安，群众演员就是去充人数的……我就被那个戏头给当群众拉去当保安了，不过我没有要钱，我表明了是去帮忙，并不是来北京干活的。我的主页（主业，他在学影视培训班，听说交了3万多的学费，都是借的）是学习，呵呵。当晚凌晨被叫出去，天微亮的时候混杂在队伍里，去拆迁……我在想啊，你们城里人其实一点都不幸福，因为你们就没有根。中国老百姓都不愿意火化，入土为安入土为安啊，也就是对自己根源的一种回归。你们城里人没有根，我做（作）为一个农民是自豪的，虽然我穷了点。哈哈……

邓伯超的文字跟舞文弄墨的相比，更原始更鲜活有力，和他这条生命最相关。如果世间有文学，我觉得他写的该是今天真正的文学。

农民儿子邓伯超，一个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的青年人，两年间得了以下的影视奖项：

2009年海南省首届DV视频大赛，感动类二等奖《毒》。

2009年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大学生影视节目评选剧情类最佳创意奖提名。

2009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短片大赛入围纪录类。

2011年第五届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入围竞赛单元《余光之下》。

16．梁毅麟

江非来读诗当天，梁毅麟约好了来拍自己的影像作业，过后我和他有非常简短的几句对话。

我说，我没通知你们来听江非读诗，担心大四同学没这兴趣了。

他说，这不是他们的错，本本分分读下来的人都会是这样吧。中国的教育最后下来人都会差不多，有人已经把多少岁结婚多少岁生孩子都计划好了。

他的淡然和宽容提醒我，不能只以我的角度去理解别人。

梁毅麟来自广州，一个瘦弱男生，独往独来，常在窗口看见他在荷塘边很窄的堤岸上一个人走，好像下一刻就要落水。迎面遇见他，没有应酬话，直统统就过去了。可梁毅麟的文字在几届学生中最灵动。

最后一课读诗，他先用普通话读，下面一片呼唤：广东话广东话。他停顿一会儿，换成了粤语。粤语在二十年前曾经被北方人戏称“鸟语”，现在成了受欢迎的时尚用语，和粤语歌曲有关，也和经济有关。梁毅麟轻声读完第一首粤语诗，大家摇头说，太好听了。

梁毅麟读的是叶芝的诗《当你老了》，乔叟的《鸟儿回旋曲》，最后一首是波德莱尔。

在梁毅麟的作业中，关于“梦想”是这样写的：保持正直，清醒和善良，到死。死时能向自己微笑，不对任何人怀有愧疚。

梁毅麟真是个有境界的人。

17．田舒夏

甜美的河南姑娘田舒夏，眼睛滴溜溜转着，内心里潜藏着和外表不大相称的激情。上课的时候，感觉她随时准备从座位上蹿起来提问。平时她也总有问题。还有她一听到北大，眼睛必放光。

田舒夏给我看一只U盘。新的，她说。原来这U盘是校图书馆发给全校借阅图书第一名的奖励。我很感兴趣问她读了多少本书。有人替她答：一个学期270多本。我说多好啊，又看书又得到奖品。田舒夏说她不在意这个，新U盘当然好，但是……她觉得那些书并没带给她太多。

田舒夏很容易激动也很容易失望。因为她家乡是河南，我介绍她看《中国在梁庄》，还书时候她说这本书不是她喜欢的，她期待读到优美的文字，在这本书里没有。美和真实，她觉得它们二者有冲突。我一时没想出什么书才合她的要求。很多大学生认为美和真实无关，真实不能写，够书写水准的应当是美文。这肯定和以往的教材只选虚妄美文有关，可见教材害人多深。

期末，田舒夏很兴奋地告诉我，她去听了一场讲座，主讲是外校的老师，讲得很好，她很激动。讲座结束，她跑过去问那位老师，能拥抱你一下吗？当时那老师什么也没说，立刻就张开了怀抱。旁边我们学校的老师看愣了，说了一句：还来这个？

看田舒夏快乐地比画着，想重现那个拥抱过程，我很高兴，在这个边缘地域的岛屿学校，它内敛朴实的风气中，一个小女生能有这种大胆快意的表达多好，这种好，胜过读很多美文。

田舒夏问我喜欢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房子。她忽然说，我好想有自己的房子啊，我的房子啊，现在还不知道它在哪。

18．卢小平

2009年秋天，我教过他这个班，刚入学的新生。那个国庆假期结束，他给我看了三篇他写的短文，类似杂感和日记，是他去一个亲戚开的汽修店的见闻，描写细腻。他说，他在练笔，强令自己每天完成一篇作品。我建议他别强制性地写东西，有了感觉再写。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和周围的散漫风气不同，他特用功。

后来，发现他在课上瞌睡。我问他。他说晚上看书太晚了。我说，时间都是你的，你要安排好。他点头。有人说，卢小平发力太猛了，这个课看下一个课的内容，熬夜看书，上课发困。

那年的圣诞节晚上下课，后面扑扑的脚步声，是卢小平追上来，递给我一只苹果，说平平安安。我知道那天晚上校园里卖的苹果有多贵，就想2010年圣诞一定要给卢小平一袋苹果。

这学期总没见他，几个学生说他挂科了。上课总瞌睡。身体明显比刚入学差。现在忙着打工，在肯德基送外卖。忙得很，下班回来夜里十一点多，自己煮一点白粥喝。

卢小平，江西人，家境贫困，敏感，像个胆小的白兔，晃着无辜的透明的大眼睛。他老远看见我，加紧跑几步，他那么年轻，我和他只谈身体，身体才是本钱。

19．何超

关于“诗歌记忆”，何超在作业中说，初中时候，他所在的农村学校唯一一次筹办诗歌朗诵比赛，他很兴奋，从小学三年级课本中选了一首《囚歌》，整日背诵，洗澡的时候也大声朗读。初赛当天，他到台前，把“我要为大家朗诵囚歌”，说成了为大家“演诵囚歌”。年纪小，还不知道说朗诵。没想到被老师喝住说，你连朗诵都不会说，你别念了。他没有读成《囚歌》，后来经过初选进入全校比赛，他们班有人上台正是朗诵《囚歌》，还获了奖。他始终觉得那《囚歌》是他的，是被人给偷去了，一直耿耿于怀。

在作业的结尾，何超工工整整全文抄上了《囚歌》，说这首诗他永远忘不了。在诗的后面，还斜飘画着一团云朵做的框。框里写着：

谢谢老师，重新开启了我对现代诗歌的那份最初的原始激情，今夜我开始读诗，以我自己的方式，以最原始的萌动。

12.21　六面碰壁居士

我一定要给何超机会，他几个月后就毕业，也许今后再不能朗诵诗歌了。最后一课，何超正式上台给我们读《囚歌》。他很郑重地说了《囚歌》的故事，然后说：先用当年一个初中生的高亢的官腔给大家读一遍。然后再读一遍，用我现在的声音和理解，读方言版的《囚歌》。

我第一次听人用安徽宣城方言读这首老诗，用细碎轻快的齿间音演绎它，急促而细密。

20．余青娥

我一直觉得青娥是我朋友，不是我学生。想听她讲家乡鄱阳湖的故事，也喜欢她淳朴真切的文字。曾经想帮助她实现去支教的愿望，当时学校对报名支教者提出的要求中有提前还贷交上全部学费这一条。她再三犹豫，最后联系在福建打工的父母很艰难地凑足这笔钱。结果，青娥第一轮就被淘汰，理由是普通话不合格。青娥告诉我这个结果时，长叹一口气说，真没想到普通话不过。我没说什么，因为原因不是普通话。

青娥已经毕业了，没能去支教，她到三亚找了家公司上班。

我曾经问过青娥，每年春运为什么千辛万苦一定要回家。

她说，在别处你怎么打工怎么赚钱吃多少辛苦，老家人是不知道看不见的，只有回到老家，只有这地方人人认识你，春节一到，家家外出的人都回来了，你走在街头，穿上最好的衣服，风风光光的，再叫上几个人在太阳里打打牌，人人就都觉得你在外面混得好，穿得洋气。只有在老家，才没人笑话你土，嫌你脏，说你是乡下人，老家人人都是乡下人。这种感觉只有老家有。

也是余青娥告诉我的，她跟爸爸说到过我，她爸爸让她给这老师送点礼。她说我老师不是那种人。爸爸骂她：什么样的人，礼都是好东西。

余青娥写她家乡鄱阳湖小村子里过年的真切细节，多有想象力的作家都编造不出来。

2010年春天，还有她的消息，到秋天就没了。她毕业后给我的电话打不通了。

21．那些默默无闻的老师

徐飞说，他的中学老师很喜欢诗歌，经常让学生读诗歌，还鼓励他们站到书桌上大声朗读。我说，学《死亡诗社》吧。他说可能。后来，徐飞又说，他中学老师的丈夫也喜欢诗歌。我想，哦，原来是位女老师。徐飞说：中学时候，我们学生教室在三楼，老师家就住四楼，我们经常能听到老师和她的丈夫在家里朗诵诗歌。这事一直没忘，想想眼前这些学生正是从那些素不相识的老师身边来的，再僵硬刻板的教学都没扼杀得了这些老师的个性，我感激他们。

我请徐飞把他读书的学校和这位老师的名字写在我的本子上：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元通中学 吕淑英

又后来，郜楠也在作业中谈到自己的中学老师：

我的语文老师是我的偶像，一手点烟，一手执粉笔，讲到兴奋之处下了课，一拍满是粉笔末的手收拾东西，边出教室边念“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亦师亦友，这样一个抛弃很多条条框框的老师是我敬仰的，他同我坐在一张长椅上，聊余华聊顾城聊方鸿渐聊老子聊佛学。

这两件事提示我，我想记录下这些老师的名字。课间，我约学生们自愿写下曾经对自己价值观有影响的中小学老师。上课铃响，收到23张字条，占当天来上课学生的四分之一。下面是原始抄录：

1．（推荐者未署名）浙江湖州四中英语教师　姚群——草根奋斗的哲学。

2．（推荐者未署名）海南三亚荔枝沟南亚中学历史教师　马小佳——我们喊他小马，他的课我们可以自主选择听或不听，总教我们自己思考，不要想着答案，因为答案不止一个。你们全部都按我的方式去做的话，我的教学就失败了。

3．（推荐者未署名）四川宜宾县二中语文教师　李隆成——严厉，把人训哭或弄得比较沉，回教室前一定要对他笑一笑，严父。

4．何杏推荐：湖南省泪罗市泪罗镇甘坪小学　黄红——一个小学三年纪（级）的老师会直到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关心学生的成长。

5．（推荐者未署名）安徽省繁昌县繁昌一中语文教师　罗文林。

同上，繁昌田家炳中学　语文教师　高宗保。

6．吴济凤推荐：海南海口市华侨中学政治教师　王双燕——女生要爱自己，连自己都不爱，还奢望谁爱你？

7．明炜推荐：湖北十堰市竹溪县延坝中学　刘永芳——把我从一个别人眼中的“不成器”变成一个踏实向上的人，教授给我的是良心。

同学校语文教师方德敏　让我了解文学，特别是文学中的“隐士”，宁愿被众人遗弃冷落也不要丧失自身的独立高洁。

8．（推荐者未署名）海南澄迈县澄迈中学历史教师　黎吉标——他让我知道无论什么事，都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要人云亦云。生活中简朴，课堂上狂妄偏激个性有点叛逆，不怎么被领导待见，但学生中最受待见。

9．贺如妍推荐：湖南郴州市第一中学　钟大乾——教给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谈谈很多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让我感到讲台上矮矮平凡的他是散发光芒的。

10．谭硕推荐：湖北宜昌市红领巾艺术小学数学教师　胡兴鹤——潜能被挖掘，自信被发现。

11．阎晓晨推荐：内蒙古包头市第九中学历史教师　刘凤玲——好老师，传奇的一生。让我一心只想着拼搏。

12．范平金推荐：海南文昌华侨中学　王良广——将自我感觉渺小卑微的我带进了另外一个殿堂。

海南文昌文昌市中学　张熙锐——带给我最初的哲学的积极的人生价值。

13．（推荐者未署名）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城关中学　语文教师　蔡峥嵘。

14．付晓玲推荐：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木瓜中学　周定球——在资源匮乏的学校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我们。优秀的朗诵者。以他的能力绝对可以选择一所好的学校，但他始终坚守在农村中学，启迪着一颗颗懵懂的心。

15．黎春景推荐：海南三亚第二中学何珊玲　周志民——何老师和蔼可亲；周老师催人奋进。

16．潘盈羽推荐：海南省海口市华侨中学地理教师　符永欢——私下同学叫他地瓜，总爱给我们讲社会现实。

17．（推荐者未署名）山西省离石市中阳县中阳一中　语文教师　任杰才——他总是给我们讲很多事情，某一部电视某一部电影某个事件，都让我们去思考。

18．梁伟推荐：海南省儋州市八一总场中学地理教师　卓正涛——这个固执古板的可爱“小老头”，他教地理常常说到别的学科上去，上课虽带课本却不看，经常诗兴大发，想到一些好句子立马在黑板写下来。

19．林梦推荐：初中数学教师　曾子玉——我和同学聊天说了一句粗话，他刚好经过听见了，转身就给我一巴掌，当着全班的面，我觉得委屈和丢脸，哭了，事后老师叫我去他办公室，给我讲良好的语言习惯对女孩子修养的重要性。

20．王若媚推荐：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　王小羽——她给我们思考的自由，各抒己见，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课堂。

21．（推荐者未署名）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八甲刘中学语文教师（编者注：原件此处缺姓名）。

22．（推荐者未署名）安徽省天长市天长二中语文教师　张达河——第一课送我们两句话：知识改变命运，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一直都说：人贵在思想独立，一直以来我都在践行他的话。或许离他说的思想独立的境界还很远，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对我影响很大，我将感谢他那么早就告诉我这么深的道理。

23．黎诗婷推荐：海南儋州木棠镇木棠中学　黎皓——他被陷害了，给我们读很多诗，不知人现在在何处。

22．关于梦想

我们的作业中有一题：写写“你的梦想”。最后以一个班102份作业作统计的结果是：梦想去旅游（流浪）的20人，占20％。梦想隐居11人，占11％。其他如健康舒适安宁11人，开小店9人，更自由更公正地生活4人，有一份工作的3人，有爱情3人，自在随便3人，活出自己3人，敢拼敢闯自主创业2人，说不清楚4人，等等。以我的归类，保守退却逃避的选择占了95％。

下面是从397份作业中选出的：

1．我想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下，不以金钱与社会地位来判断成功与否，快乐，随心而行就是我想要的。不想考研，为什么中国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年轻人应该更自由奔放活力四射，go with my heard!!

2．我迫切希望全国高校取消英语四级成绩与学位证挂钩。凭什么中国学生的能力要通过英语来印证。

3．我希望真的可以求同存异，希望个体更自信一点，更宽容更自由（编者注：此处有删节）。如果可以选择一个回去的年代，我希望是战国，虽然存在纷乱，但思想和语言上的（是）百家争鸣的。

4．我想买一套80平左右的房子，把我老妈接到我工作的城市中，早上能吃豆腐脑、油条或烧饼，然后我去上班，晚上和她一起看电视。

5．如果有一天能安顿好家人，希望能踏上淳朴而贫瘠的清（青）藏高原，为缺乏爱与教育的孤童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关怀与帮助。

6．我想以最快的速度成为富婆，然后带父母移民新加坡。

7．我有一群伙伴，大家出生入死，每天都很搞笑。我们是一群海贼，寻找传说中的宝岛，找到了，哈哈（附自画图示：朵朵浮云，云上坐落城堡）。

8．我要真实。

9．我想去远方，很远很远。

10．保持正直，清醒和善良，到死。死时能向自己微笑，不对任何人有愧疚。

11．我要穿越时空，到古代当帝王，用现代的武器和管理领兵征服地球。

12．我希望文艺作品中另有一个世界，那些虚拟的形象在那个时空中是真实存在的。

13．我想有一所很大的滨海房子，有四面落地窗，铺着木头香味的地板，然后在上面打滚。

14．我想为我们的家族写一本书，记录奶奶爷爷到我们这辈三代人之间的故事。

15．在每天的任何时候，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促膝长谈。

16．我不期待……不期待……不期待……我只希望自己变得强大，强大到可以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好爱我和我爱的人，并督促大家不要仗势欺人。

17．我想回到自己生长的村庄，为家乡的教育作出努力，愿村里每个孩子都有上学的机会。

18．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有约束，不需要精彩，只求无遗憾。

19．我要靠自己的努力给家里买一套房一辆小车，有足够的钱应对所有突发事件。

20．世界不要逼我，世界不要太多潜规则，做一自然人。

21．一套单身公寓，地点：北京，哈哈哈哈……

22．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做个心理咨询师，为那些被烦恼困扰的人解开心结，另一梦想是有一天汉语取代英语成为国际语言，让外国人都参加汉语四六级考试。

23．背上行囊去旅游，一路走走停停，放弃怕挂科、怕找不到工作、怕没有高品质的生活的枷锁，把奋斗向上争取一张红色荣誉证书的努力抛掉，做自己想做的那个自己。

24．希望有一天拎着老旧的藤摇椅，到母校操场上躺着晒冬天的太阳。

25．到一个没有被现代社会（服）腐蚀过的偏僻美丽小地方，盖一座二楼小房，有自己的花园苹果园，空闲时读些书。

26．我的梦想是去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过平平淡淡的生活，像古代隐士一样。

27．我的梦想很自私，只关乎我自己，我深知我的天赋是什么，我常开玩笑说，我能看见人们的灵魂，真的，所以我的 梦想是用文字去持久地忠诚地表达每一个人的内在，让活着的人得到印证，肯定又或者温暖。

28．如果说人因梦想而伟大，但中国式的教育却说陶艺是玩泥巴，这份伟大在小时候就发生了变化。

29．想去英格兰超级联赛的利物浦对（队）踢球，成为顶级足球运动员，为中国足球赢得荣誉。

30．我的心很小，所以梦也小，我希望可以和爱的人组成一个家，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然后把家布置成一个最温馨的窝。

31．我想做一个自由的人，不畏来自生活的束缚，摆脱迷茫。

32．如果可以的话，穿越时空回到古代，因为我很没计划性，我想不到我的未来，也不想去想，但现在，我最想的就是减肥，瘦回和去年一样！

33．不希望父母失望，虽然并不真如他们眼中看到的那么乖，那么有能力有主见，但我还是不愿他们失望，只想实现我爸爸希望我实现的。

34．我希望我的大学生活不再迷茫，希望大学教育能更具有指导性。

35．我想让自己活得更心安理得，不再陷入痛苦，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

36．我希望来年的生源地助学货款能顺利申请通过，那样我就不用为学费发愁了。

37．我要去的地方很多，瑞典、札幌、蒙特利尔、米兰、布里斯班，我想28岁环游世界，我要完成我的流浪梦想。我想有一座很（多）好的房子，不一定有汽车，自行车也行，我的生活要有相机、画笔、小提琴、钢琴，还有凯拉·奈特的电影，我的房子要有两座，其中一座要建在大树上的木房子还有软梯，我住的房子前面要有小溪，一段绿草坡地，后面种满向日葵，我要努力挣钱帮助那些为了奉献的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要同腐败贪污的人斗争到底，我要替我老爸报仇。我有很多梦想，写不完了，写的这些一定会努力成就的。

38．我希望开一家店，里面全都买（卖）我自己做的东西，衣服包还有盒子，让我的想法也可以在别人心中产生共鸣。

39．我想给海口所有小偷开个座谈会，给他们足够多的钱，让他们不必再以偷别人手机为生（原注：我在海口短短一年时间已经被偷两部手机）。

40．穿越回到古代，用现代人思维生活，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习得一身好功夫。

41．世界大同。

42．坐在月光下，喝着老酒，就着酷（醋）花生与猪头肉，舒展自己的灵魂（原注：我想写min着，可那个字不会写，就用喝了）。

43．不解释。我希望真正听到军歌嘹亮，在钓鱼岛和南海上（编者注：此处有删节）。

44．拥有自己的农场，在那儿种上大树，盖上一层小平房，养一群鸽和两匹骏马，和枚子在黄昏时分想着西边的天空，悠闲地散步。

45．农妇，山泉，有点田（蒲晋松说他在巴中县的家乡落不成农村户口，有些同学没有田了）。

46．在我的故乡重庆寻找一座山，在山上建一座小屋，坡上种满向日葵，养一条狗或一条蛇，陪我看日落日出。

47．在大学生活中，我感到的不是充实，更多的是无奈，迷茫，我希望能早点找到前行的方向，不要再堕落下去！同时也希望有个和谐的宿舍！

48．开一家2元蛋糕坊，让很多人都可以吃上蛋糕。

49．曾经想过要成为一个能言善辫的律师，被分配到这个非我所属的专业后成为泡影，现在的我希望以后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一份可以让自己做自己的工作。

50．希望这个社会不要在（再）那么忙碌，那么物质化，希望父母不要再以金钱和权力去评定我未来的老公。

51．让穷孩子严重没有形状的梦想变得有希望。穿上vera wang设计的婚纱结婚，这是信仰。

52．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站在大学的讲台上，教会我的学生“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不是告诉他们为什么。

53．我的梦想：成为让父母骄傲的孩子，成为自由职业者，环游世界，学习学习再学习，赚钱赚钱再赚钱。

54．我希望爸爸可以不再受病痛折磨，弟弟能安心上学，妈妈不再为我们唉声叹气，而我能活出真正的自己。

55．没有人会勉强我做任何事。

56．更公平更自由。

57．我的梦想太多太多太多了，最伟大最空洞的是希望人人都有一颗博爱的心。还想写一个自己的梦想，我想不结婚，没有小孩，有一份一般收入的工作，用假期去自己想去的所有城市，既（寄）美丽的明信片给自己。

58．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呆在依山傍水的大山里。

59．赚足够的钱，然后和××学长一起坐着飞机，听着“lolita”，到希腊逛一圈。

60．在未来一年自己挣钱买一百本书，然后把它们认认真真看完。

61．一天夜里，我可以坐在满壁是书的书房，看到我想看的书。

62．我想知道一个有愿望的人能走多远。

63．我希望有自己的积蓄，把我们家残破的屋子修一修。虽然这个家在别人都想逃避的农村，但是我喜欢这里，这里拥有我最单纯浪漫的回忆。

64．前三十年，至（志）于求学，此后三十年，勇为商王，再来余年，泛舟碧波，任游天下。

65．做个干干净净的人，即使下一刻就是末日，也能无悔地离世。

66．家里穷，不能成为富二代，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孩子成为富二代，更重要的是，我想左右自己的命运，不想被命运左右。

67．盛世寻静向课堂，乱世建功在战场。

68．长大是个迷茫的过程，随着心智的逐渐成熟，突然发现梦想里（离）我越来越远。

69．我的最大愿望是人生不用为了物质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

70．我希望能顺利地供我弟弟上完大学。

71．我希望取消我的课程安排，不要把我的时间以节为单位地划分为一小块一小块。听一些老师讲不知所云的东西，我要一间冬暖夏凉的配电脑的图书馆，把所有有关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之类的书都放进去，让我自己安静去读吧。

72．变成上帝，主宰世界，闲的时候，世界各地，微服私访。

73．让孩子们回归自然，让老人们回归根宿，让学生们回归自由，让情人们回归free love。

74．我希望神能饶恕我们人类，神的忍耐是有限的，神的宽恕是无限的。

75．登顶珠穆朗玛峰。

76．我不愿看到这个世界的熵朝着一个坏的方向增长，我不愿人类和世界的结局最终是悲剧的，还想明白存在因果吗？现在最迫切的梦想是让我的想象力丰富足以理解四维乃至五维，希望我的旅行者号载着人类求知的眼睛去发现整个我们生活着的宇宙。

77．一下子看透人事，包括自己。

78．我不喜欢上大学，毕业后，我要当个厨师，开个私家菜馆，做自己喜欢的菜。

79．每个人都有想什么怎么想的自由，不受约束，不被否定和非议。没有正确答案，也不存在错误。

80．希望我哥哥在这两年找个合适的对象，不是为结婚而结婚，而是因为爱。

81．我想一辈子跟着妈妈。

82．赚足了钱把户口弄到香港，逃离，我不能改变什么，只有选择逃离。

课后，丘悦颖找我谈到梦想，她觉得自己的梦想被同化了，怎么样不被这社会所压倒，离梦想更近一些，她刚打电话到湖北问自己的爷爷。

他们的梦想多不远大，具体实际，只是让老妈“早上能吃豆腐脑、油条或烧饼”，现实已经不容他们空想。现实可能销蚀掉知识、理念、幻想，最后遗留下来的只有人的本性。

23．考试和作弊

这个学期，以大作业的形式完成考试，要提书面申请并经批准。

教务陈老师问：怎么能保证他们不是从网上“荡”一篇来充数。

我说：课上作业，铃响才公布题目，没处可“荡”。

考试那天有点壮观。教室满当当，有几个久未露面的陌生脸孔。临近响铃，已经找不到空位，有人准备把窗台当课桌。凝重诡异的气氛，被拉严的宽幅蓝窗帘在风里无声地鼓动，有人在桌面正中摆着表。我觉得有人期待这久违的紧张，和平日的松散比，甚至有人正享受其中。

我说，只要真实生动地阐述你的观点就合格，不用这么如临大敌。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为所动毫不懈怠。铃一响，下面沙沙地只顾着写。很多人手边出现一小卷胶纸，1999年我去过一些乡村学校，在黔西南和陕北都见过孩子们用这种方法代替橡皮擦清除书写错误，一下课，胶纸就都挂在腰带上。眼前的他们在十一年前都还是小学生，一转眼，就坐在大学里了。

下课我说，只要注明“没写完”就可以交上来。有十几个学生趴在桌上，始终在擦，在写，在改，拖十几分钟后才肯交卷。

两个女生同时完成作业，一个问另一个：你怎么写得满脸通红，连鼻子都红了！我在旁边想，呵呵，也许和我选的那张图有关：一对少年男女手牵手走路并向远方眺望。

这次考试出现很多让我高兴的细节：有人在答卷上配了漫画。有人在没完成的作业后面直接写：“没写完，呜呜……”有人交上卷，伸着懒腰说终于可以写点自己想写的了。

即使这种形式的考试，照样有人抄袭。我发现两份作业观点完全相同，仔细对照，能发现这两个人是互抄，技巧足够隐蔽，两人都有一些完全相同的段落夹杂在文字中间。

期末，英语四六级考试和期末考刚结束，有学生说：老师你不知道，这回四六级多少作弊的，胆子真大，什么办法都有，连藏耳朵眼的高科技都见识了。

也有学生说，学生不喜欢的课，勉强他学，勉强他来考试，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我又想到那女生的话：谁说作弊的就是坏人！

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一颗脱离了身体的人头，表情痛苦歪立桌上。后注文字：监考老师说，把和考试无关的东西放在桌上。

同样是在网上看到贵州一所学校考试过后的垃圾桶被丢弃的作弊条子埋上了，一片雪白，真是够规模够气势。

24．你会说出真相吗

我们讨论一条新闻，我问，如果你知道一件事的隐情，在需要你站出来作证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沉默还是说出真相？两个班的学生反应截然不同，大三的教室里顿时安静，鸦雀无声。

下课后，一个女生对我说：老师，出来作证的人比死了的还惨。

另一女生说：我得问我爸爸，他让我说我就说。

而大二这个班特踊跃，几乎没经思索，有三分之一的人跳着举手：说真相！

沉默和雀跃，大三和大二，难道这就是多接受一年高等教育的不同？

我对刚放下手的他们说：请你们设身处地，我相信真的事到临头你们会害怕，当举手没有丝毫风险的时候，这个选择不难，而坚持正义必定有风险。一个人的本性里既害怕，也渴望做英雄，和后者比，害怕更该是人之常态。这正是向你们推荐影片《闻香识女人》的初衷，别只把它看做励志片。现实往往以理想主义的失败收场，因为人不能不害怕，不能不自保，但你得坚信，世上是存在对和错的。

听我这样说，刚刚雀跃的教室恢复了常态。能感觉到，我的话并没通达几个人的心，他们还没面临真选择。

一天，两个学生在我面前聊天：

一个说，听说某老师在学生中发展耳目。

另一个说，真的啊，当他的耳目就好了。

我问：为什么？

回答说：当耳目才安全啊。

前一个学生说：那你还不得把我供出去，还是我当耳目好了。

说出真相和获得安全感，表面看两件事互不搭界，而多年来不断被安排和设置人生的一代，也终有独自面临选择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中会有人坚持自己的抉择。

25．背景

我们的诗歌课，一直强调文字后面的背景，作业中有过一题“谈生活背景对人内心的影响”，我的本意是谈文学，没想到很多人“跑了题”，很多人有感而发，谈的是个人正面对的现实背景：

1．农村的孩子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读书考上大学，他们内心都挺坚强挺善良的，但如果他们被人骗过，再不敢去相信人，城里孩子生活条件好，视野开阔，能说会道，不会轻易相信人，不会把自己的心轻易地吐露出去，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知道分享，我在海口给一个10岁女孩做家教，有人来给他们家修微波炉，她妈妈给了那人一瓶牛奶，那人修完微波炉没有要牛奶，女孩问她妈妈：凭什么要把牛奶给他？她用的是：凭什么。

2．单亲家庭的孩子很多都对感情抱有怀疑，贫困家庭的孩子对社会阴暗面多一丝敏感，不能说一定的环境一定出什么样的人，但这种影响一定存在。

3．像我这种来自农村的孩子，对什么事都看得很重，比如大自然、亲情、友谊等等，而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由于不稳定的生活和繁华的世界，对人情看得轻一点，而生活在破裂家庭的孩子则更悲观一点。

4．整天坐享其成的人是不知道那些劳动的人的辛劳，习惯支使的人不知道卑微看人眼色的人的苦楚，生活背景对人的内心善恶有很大影响。

5．生活在小镇的我就缺乏了一些自信。

6．我自己就是一个从头到脚连心脏脑神经都是被赤裸裸影响的人，我对世界总是悲观的，总爱幻想不敢面对现实，但相信生活的背景总有一天全都换掉，变成一望无垠的天蓝色！

7．上海居民楼大火，通过新闻大家纷纷悼念，还记得那满地的菊花，记得一对父子，记得哭泣的记者，记得那乐队，这不正是生活背景对人心的影响？

8．安全，安生地，活着真不容易！

9．一个人在微博上发言说：上海市民自发悼念是好的伟大的，有人文精神的，而山西河南矿工和家属对生命已经麻木，我厌烦他对上海人的无限褒扬和对我家乡的无限贬低，难道贫穷落后就表明我们麻木？谁看见他们难言的泪？

10．我从小在农场长大，没见过什么世面，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庭条件不怎么样，长大以后就觉得有些自卑了，在与人交往中会不自觉地想到，噢，他家里很有钱，应该很难相处吧，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跟朋友一起进一些高档店就会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11．有时候，我们连自己的生活背景都不十分清楚，更别提插手别人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很薄弱，改变不了别人的命运，有的只是一把同情泪。

12．一个家庭背景好的人，他做许多事情不用顾虑那么多，因为他输得起，相对而言，就豪爽乐观自信，而一个家庭条件差的人，每走一步必须小心谨慎，考虑太多，sixiang难免保守。

13．我们终究会被这世界污染，变得不再是原来的我们，我们永远处在被动的状态，永远是我们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社会适应我们。

14．众所周知的许多事情，比如官二代的内心里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权利（力）不能办到，《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让我这贫家子弟感受很深……

15．家境殷实的人很难理解贫寒人有些近乎拼命的举动，他们无法理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觉，生活背景让我的内心有了对生活艰辛痛苦的感觉。

16．好背景意味着内心足够自信强大，敢拼敢闯，因为有退路，普通背景就怯一点，害怕失败，别人输了，输的只是钱，我输了输的是生活，没有那么多青山可以留着烧柴，内心就会保守。

17．我认为一个人离开母体之后就是靠着生活背景塑造，所以在类似环境下长成人的我们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共同点，因此生活背景对人的内心有影响。

18．不是说一个人家庭条件好就可以无视别人，而是因为不在乎某些生活所累，就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你自然可以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曾经问过一个家庭背景不很好的人，她是个开朗的女孩，她就表示虽然她看上去无忧无虑，不在乎所谓的背景，可是内心深处她还是感觉自卑，或多或少没有那么自信。

19．那些认为自己贫穷的人可能回（会）更悲悯自己或是憎恶世界。但我认为人的内心更多来自身体里的血液，那些因子已经既定地生长在你的骨头里，你的牙齿里，你的皮肤头发里，如果贫穷而不以为耻，这个人是骄傲的。

20．每个人都是一盏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燃亮而是期待别人点燃，社会背景将永远都是黑的。

21．我不认为一个放牛的孩子他的生日愿望会是国富民强社会和谐，成长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就注定了他内心想法必然无法达到那个高度。

22．很多人都说，从农村来了城市就不想回去了，但也有拼命想回到过去的人，你现在生活安逸了，稳定了，小资了，你就想着要更好了，害怕艰难困苦了，喜欢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了。但当你贫穷的时候，你闻着工厂的废气，才觉得那里有生存的希望。

26．唯有生命真实可贵

何旭萍发短信来问怎样才能拍到我说的“活着就是挣扎”，她正急呢，快交不上影像作业了。我建议她去附近的码头看看，结果她被看守码头的给轰出来。

一个月后，春运刚开始的一个夜晚，连续收到她的三条短信：

老师，我在挤火车，现在挤在厕所旁。

厕所的连接口洗脸这里，真是看到了好多人好多事，真是一大奇迹，人肉火车啊，没有任何可动的地方。

厕所里就有五个了，中国啊，我上车的时候就恐惧，坐立不安。

听说何旭萍北上买的高价站票，花了700多。

何旭萍啊何旭萍，现在她该清楚，现实可不是一篇作业，哪个真实哪个虚幻，你将不学自通。

和我读大学时候比，现在的学生看起来轻松懈怠。但我的邮箱里常收到他们发来的诗歌、散文、剧本、书评、影评、感想、意见、求职信、策划书。春运期间学生们在火车站整夜排队却买不到车票的维权信，经多人以不同方式转给我。所有这些都和大学课堂无关，这些也是他们正自觉“学习着”的行动力。

我个人不欣赏激昂愤慨，拍案而起，我那代人的特征不该平移切换给下一代，他们有理由更理性更淡定更包容，具有多向度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也听到这样的故事：

学生：老师，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上学期就为争当学生会的头儿，两伙人在校运动场看台上打起来了。

我：谁打谁？

学生：一个男生被一女生叫来的一大帮男生追打，真打啊，都有人打电话报警了。

我：为什么打，就为争着当头儿？

学生：真开眼了，恐怖吧。

我：当头的吸引力那么大？

学生：当然，有权有钱啊。

就在类似故事发生的同时，更多的是下面的故事：

老师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大一问题特多的小姑娘啊，老师，后来我得忧郁症了。

一个男生告诉我，那天有个同学发短信说：咱们俩一起去死吧。男生回答：好啊，你快来吧，我先把你杀了。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超平静。我说：怎么就说到了死，这不是随口说着玩的。他说：就是嘛，所以我没搭理他。

刚开学，有个即将毕业的女生跳楼轻生。虽然我不认识她，仍旧有四个和死者相识的学生跟我谈起这事。唐惠子手搭在讲桌上说：老师，她到底为什么呀，漂漂亮亮的，平时可爱说话了，当过主持人，一直很阳光一个人啊，说走就走了？

上课铃都响了，唐惠子还不离开，好像要追问出结果。我完全无语。也有人流着眼泪告诉我，跳楼者得了忧郁症。

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之后，这些在黯淡的角落里的年轻人靠自身散布的微小光泽存在，他们最后可依赖的只有生命的本能，以求得自己的精神支撑。如果有人要说“90后”注定了就是一代可怜虫，他们又是被如何造就的？四下里看看，哪个人不是可怜虫。我们的“90后”不是来自火星，不是来自恐龙蛋，每个都是这土地上平常父母所生。在生命面前，谁有道德优势？

我想用两段选自网络的话作结尾：

署名“不想说这事”的网友帖子：为什么各个年代的人都要受上代人的指责呢，为什么总要说一代不如一代呢，就不能反过来说说吗？总的来说还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呀！

微博：不是因为那个年代多么好，而是那个时候你年轻。

2011年3月30日　深圳

“回家”四篇

回家

王艳芳

记得上次回家已经是去年放暑（寒）假快过春节的时候了，一路上转大巴，转轮船，转火车，到我们那儿的县城汽车站已经是第三天晚上的七点多了，刚一下车就把我冻清醒了，这三天在车上昏昏沉沉的感觉一下子都没了，穿在身上的衣服感觉像纸片一样单薄，根本抵挡不了北方惯有的寒冷，手脚冻得也有点颤抖，但心里还是说不出的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了。（批语：这里就应当写一大碗热拉面的吸引，这样，通篇都是以拉面为主线了。）随后我带上行李走出了车站，顺手拦了一辆的士（原注：在家那面打的超便宜，起步价才3块钱，但在学校这儿感觉就是一种奢侈，起步价就10块钱，很不划算），那个司机师傅帮我把行李放好，我顺口说：“师傅麻烦去广场路（。）”说完就感觉怎么这么别扭，突然意识到：原来到家了，可以说正宗的民勤话了。自己不由的（得）笑着对司机说：“讲个来，还没转过弯来。”司机嘿嘿的（地）笑了，然后说：“介个丫头，木啥，哈哈……”出现了方言，于是，来自“家”的那种亲切自然倍生，坐在车上，看窗外，街道还是老样子，但感觉很亲切，很熟悉，反正就是看着很舒服，不像在海口逛街，看着什么都麻木了，就是感觉什么都不是真真（正）属于自己的。不到十分钟就到家门口了，一下车就看到老爸站在巷子口等我，那会儿我真的有种想哭的冲动，老爸看到我下了车，赶紧过来给我披了件棉衣，说：“怎么这么晚，冷吧？”我看着老爸傻笑，没说什么，可能是乐的（得）不知道说什么了，爸见我笑，他也笑，然后我们提着行李就回家了。

到家里，老妈就赶紧让我坐到火炉旁暧暧身子，我刚坐下来就说：“妈，我不是很冷，我只想吃拉面，呵呵。”“好的，好的，我这就去给你端过来，早都已经做好了，就知道吃啊你，真是的。”老妈边“抱怨”边给我（给）把面端过来，我接过来就大口大口吃了起来，还是原来的样，一点不差，没放葱花，因为我不吃葱，面条还是小拇指那么宽，很薄，里面加了韭菜、羊肉片、土豆片等等。“你慢点吃，不了（要）呛了。”“恩（嗯），恩（嗯），知道。”我头也不抬，依旧只顾吃，爸妈问一些学校的事，我就随便答几句，没多久一大碗就见底了，其实吃的（得）急，我也没尝明白味道好不好，只是一个劲的（地）吃，感觉那真是一种满足，然后我又加了一碗，觉得还想吃，可是已经饱了，又硬撑着吃了一点，我老妈看着我直笑，说：（“）不要吃了，明天再给你做，还真怕你吃坏了。（”）（批语：这后面这几句似乎可以删掉。）“恩（嗯），呵呵，其实我早饱了但就是想吃，好久没吃了。”随后就陪老爸看电视，老妈呢就帮我收拾行李，整理床。

一直不知道我到底是想家呢，还是想吃我妈做的拉面，反正每次想家都想（的）我妈的拉面（想得）直流口水，每次想吃拉面就会想起爸妈。唉，其实要是我老妈知道我在这个问题上犹豫，（批语：犹豫这个词不太准确，也许有更准确的词。）她不气爆了才怪，哈哈……

（批语：拉面使这篇不长的作品活起来了，其实，家，妈妈和从小的食物，都是同一个概念——就是亲切如童年。所以，老妈知道了也是高兴的，我觉得是这样。选择拉面作为切入点很不错，如果稍稍改改，能是一篇不错的作品，因为真切感人。）

回家

刘帆

第一个寒假回家，总的（得）给他们带点什么。经过一番盘算我准备了椰子粉、木瓜粉、奶茶、椰子糖。根据每家一人一袋椰子粉一袋木瓜粉一袋奶茶两颗糖的原则，趴在桌子上制定了以下的表格：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椰子粉总计46（50）袋，折合大袋要4袋，需要60元左右；木瓜粉总计46（50）袋，折合大袋要4袋，需要60元左右；奶荼总计46（50）袋，折合大袋要4袋，需要70元左右：椰子糖总计100颗，折合成斤估计是3斤左右，需要30左右，最后预算220元左右。当然就这么拿给他们估计彼此都不好看，我的心意也会被他们误解。考试眼看就要玩（完）了，我也该要回家了，我那几天就整天趴在桌子上一封一封的（地）写信。宿舍的伙伴就这样质疑：（“）你这样弄你好意思吗？（”）我没钱我只能这样去兼顾大家。（“）都什么年代了还写信？有必要吗？（”）我知道我的感情全在里面了，它们的价值重于那些商品。19封就这样写完了，我将他（它）们小心翼翼的（地）放在我的行李箱底部。这些信长短不一内容各不相同：

大爹：哎呦，家里的那头水牛还经不经常发脾气啊？有没有半夜从我家逃到你家去诉苦啊？它还是不让别人骑它吧？有空要好好调教调教它……

魁哥：魁哥哥，什么时候我就可以当叔叔或舅舅了啊？什么时候到百里洲要叫上我啊，我还想看看长江，体验在江中小岛的感觉……

梅涛：梅肥，你在家玩了（得）也别他妈的太嚣张了，别把鱼给钓完了，还给我留点，我还想吃我们烤的红烧鱼呢……

当然，更不能忘了我自己的父母。从商业街走到南国超市再坐到明珠，东西倒是看了不少，但普遍比较贵，对于每年都难添一件新衣服的他们来说那是奢侈的摆设品，再说我也是穷蛋一个。从上午到下午到晚上，最终我舒心的（地）打开我那足可以装下2个台式大机箱的红色行李箱放下了2件用口袋就可以装下的物件：椰子壳做的烟灰缸、黎族手艺的新围裙。

在拥挤的人群中我挤上了水泄不通的火车车厢，我第一次坐上了北上回家的火车。

“爸妈，我在湛江上火车了，估计24小时后就会到家了！”

“路上主义（注意）安全（。）”父亲在5分钟后回了短信（。）

中途有人上有人下，我还没有到家我没有下。我花了将近20分钟穿过一个车厢来到厕所，等我再脚踏着别人的鞋子回来的时候40分钟已经过去了。这是（时）我发现我旁边有一个大叔在我留出来仅仅只能放下一双手的地方钻了进来。我没有不高兴，大家都是要回家的。大家都是老乡。这样我们一排就额外多了一人。我挤在中间无法睡眠，我看着窗外的树木，它们都已经换成黄色的外套了，我想坚持坚持不睡。我还是躺在大叔背着我的背上睡了下去，我不想动，我感到一种时（似）曾相似（识）的体温，我想起了父亲。

“到那（哪）了（？）”——短信打破了我的安静。

“爸，我到张家界了，快到我们省了！”天黑中的张家界视（似）乎没有什么除了山上太刺眼的白炽灯，但这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骚动。

……

“川（穿）好衣服，家里很冷！”

我伸头看见了，枯黄的大地似乎被一层薄薄的白纱给盖住，霜！！我摸了摸我的衣服，很厚很结实。它可是三件长袖两件外套一件棉袄组建的啊！我怕什么。

“亲爱的乘客朋友们，枝城站到了……”

“快看，这就是枝城大桥，下面就是长江，我的家就在长江边……”

滚滾东流的长江水，火车疾驰的声音，一望无际的广阔田地，余晖下炊烟摇摇而上的乡村，那是另一种别于热带风情的故乡美。

“爸妈，我到市区了，买了到县城的汽车票，一小时后到。”

一路高速汽车以100km／h（公里／小时）飞向县城。家乡特有的口音、宽敞整洁平坦的高速公路、桔黄叶子中橘红的柑橘、路边啃草的老牛、玩耍的孩子，这一些景象让我真正知道：我回来了。

“爸，我到县城了，没有到我们村的车了，我坐车到江口，你去那接我吧。”

站在桥头，吹来的北风让我颤抖，我拉紧衣服的拉链，但我还是要紧紧的（地）收缩着身体。天黑了，除了微弱的路灯没有我期待的熟悉的WY－125A的车灯灯光。我将大箱子放在北面，自己躲在后面，眼睛左右扫描，耳朵不知寒冷的（地）收（搜）索熟悉的发动机声。

一束亮光打破微弱的路灯光射在我的红色的行李箱上。

“喂，是刘帆吗？”

那分明是父亲的声音，我从箱子后面跳出来，大喊：“爸，我在这！！”他将车子转了个头，帮我把红色的大行李箱捆在车子后面。

“什么东西，这么重。”

我没有说话，我已经冷的（得）直打啰（哆）嗦，车子启动了，我的耳朵终于完成升级任务。我抱着父亲，脸放在父亲背上。这就是我父亲的体温，我终于再次寻回。

“妈，我回来了！妈……”从村口我就开始喊，我只想让母亲最快的（地）听见我的声音，结果引来一群狗的追赶。

刚回到家，我家的那两只狗都摇着尾巴向我扑来。

“哦，回来就好！冷不冷啊？到厨房来烤烤吧。饭马上就好，在火车上饿坏了吧？”

我丢下父亲就跑了进去。

“妈，什么这么香？”

“你揭开锅盖看看（。）”

我用抹布包住手，小心翼翼（地）掲开上面带点灰烬的银白色锅盖。一阵热气将我的眼睛蒙住了。我取下眼镜，努力的（地）睁大眼睛，看见了藕还有猪蹄。他们一直没忘记我的最爱！

爸爸也围过来。妈妈还是围着我初中就看见她用的那条颜色都退去（褪至）没有色的围裙，爸爸还是喜欢不停的（地）抽烟还是那样喜欢乱扔烟头烟灰。我笑了。

“我有一样好东西给你们！”

我走进卧室，打开灯，灯是明亮的，宽大的床上整整齐齐没有一丝褶皱，干干净净还有阳光的味道。箱子就放在床边。

我拿出我带给我的父母的礼物，走向温暖的厨房，那里有我的父亲母亲。

回家

王光辉

说起回家，没有人比我更期待了。算起来我来海南上学已经有一年半了，还没回过家，其中滋味很难说得清。究其原因，就是为了省下路费，从海南到河南有几千里路程，一来回路费就要600元左右，这已经够我两个月以上的生活费了。爸妈也为了这个同意我留在学校了。就连哥哥今年5月9号结婚，爸妈也没让我回去。我一直感觉很对不起哥哥，因为哥哥已经跟我说过了，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今年春节回去好好道个歉。在此先跟亲爱的哥哥说一声：对不起！

为了这次作业，我不得不再次提起另一次感触很深的经历。我家深处河南中部的一个小村庄中，是一个只有120来户人家的小村子。是周遭唯一一个没有柏油路，只有4栋楼房，土地少的（得）可怜的小村庄。这里的人很淳朴，做生意的人也不多，所以一直是我们大队中最穷的。而我家则为了供应我和孪生姐姐上学，早已经习惯了。所幸的是我和姐姐都考上了大学，所以爸妈一直很欣慰，在村里时常“炫耀”，也许他们真的把这作为一种投资了。

高三的生活枯燥而繁重，河南的更甚。幸运的是那年国家政策强制要求提前放春假，我才得以在腊月廿三回到了家。其实对我来说回家不见得是一种放松，但那里毕竟是一个温暧的“窝”，只有在那里我才感觉到自在，所以还是很高兴地背着书包回去了。那天没下雪，天气很干燥，在零下七八度的情况下，一点小风就把我冻得受不了，但我的心还是被回家的喜悦暖的（得）热呼呼（乎乎）的。

坐了一小时的车，终于到了我们乡汽车站，还有五里的路程，为了省下一块钱的路费，我选择了步行。虽然很冷，虽然很饿，但我没多费一点思考，就朝着家里奔去。那时的我比现在要懂事多了，做什么都想着家里。想起现在的我。从没把一块钱当回事，真感觉惭愧！回到家，我直接打开大门，喊了一声“妈”，听到我的声音，妈很快就走了出来，接过我的书包，幸福地笑着说：“回来啦，看你满头大汗的，快去洗洗再吃饭。”我随便应了一声就进了屋，饭已经盛好了。晚上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和爸妈有一句每（没）一句地聊着天，和平时一样，不必细说。

抛开了学习，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原注：24号）一大早，妈就叫醒了我，说：“辉，今个你跟你爸出去卖东西吧，现在春节生意好，不能耽误。我在家里做饺子馅，还得洗衣服，中吧？”我一听心直往下沉，我是真的不愿出去卖东西，不是因为这活有多累，而是得坐在车上一个村子挨一个村了地转悠着卖东西，还得吆喝。偶尔还会碰到老同学，老朋友，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已经是准大学生了，竟然在抛头露面地卖东西，总不能一个一个地给他们解释吧。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可于情于理我都无话可说，只有苦着脸一句话不吭，算是默认吧。虽然没下雪，可是温度实在太低，还刮着小风，坐在车上冲西北风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尽管带（戴）着手套，但寒风依然无孔不入地渗进去，两只手一会就冻得疼痛难忍。就这样，我和爸一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来，午饭也没吃，早把我饿坏了，妈和姐早把饭盛好了，我坐下就吃，心里稍微好受了点，手还有点痛。想起爸妈每天都是这么过的，心里感觉更是难受。暗地里发誓，将来无论如何都要努力赚钱，至少不用让爸妈像这样遭罪。实在是很困了，已经顾不得疼痛的双手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澡也没洗。

第三天（原注：25号），妈没有来叫醒我，已和爸出去卖蔬菜了。我一直睡到上午11点才起来，把早饭当做午饭匆匆地吃了，又看了会电视，听了几首歌，帮姐姐做好了晚饭，等着爸妈回来一起吃，热水也准备好了，我知道老爸老妈都有风湿病，手脚关节一遇到寒风就生疼。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第四天（原注：26号）是个特别的日子，是我和孪生姐姐共同的19岁生日。甶于家里穷，我和姐姐从来没有过过真正意义上的生日。今晚在外打工的哥哥要回来，说要给我和姐姐带回来一个大蛋糕，当时我真的快高兴坏了，终于可以过一次真正的生日了，还能吃上梦寐已久的蛋糕了。说真的我以前从没吃过蛋糕，有时候和同学一起过生日都感到自卑，这种感觉直到现在上大学了都没有稍稍改变一点。对我来说吃一次蛋糕就是奢侈，我甚至感到老天对我不公平。可这就是事实。本以为今天终于可以偷懒一次了，可马上我就知道那对我这样的农村孩子来说只是个梦，还赖在床上的我不一会就听到脚步声传来。妈轻轻地打开门，有点犹豫地走进来，坐在我的床沿边，轻轻地喊了我一声，我当时正在假寐，但又不想骗妈妈，只好睁开眼睛。妈有点难为情地对我说：“辉，你今天还和你爸一起出去吧，你二姑刚才打电话说要来，家里不能没人。今天你生日，我让你爸早点回来，行吗？”我当时真的快要崩溃了，这算什么？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竟然还得出去干活，想起我的同学过生日，我不禁委屈地想哭出声来，强忍着对妈说：“妈，我感觉好累，真的不想去了。”妈一脸的不忍，沉默了一会，但又有点无奈地说：“妈知道，这对你不公平，但这就是咱的命。要是咱家很有钱，妈心疼你还来不及，咋会强迫你呢？你看家里还有那么多菜没卖，再停两天就卖不成了。还有你二姑要来，谁给他（她）做饭？去吧，就这一次，回来你想吃什么妈就给你做什么，中吗？”看着面带恳求，眼里充满歉疚的妈妈，我的心都软了，这是第一次妈妈对自己的儿子的恳求，那表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突然感觉自己是长大了，不再是什么都要依靠爸妈的小孩了，甚至爸妈都要反而依靠我，爸妈心疼了我一辈子，可他们谁疼过？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但我还能说什么，只能委屈地点点头。妈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出去了。

这一天坐在车上，我什么都感觉不到，心里一直堵的（得）慌。为什么这就是我和家人的命？为什么大冬天里我的家人还要出去卖东西？为什么穷字要注定缠着我的家人？我的命运是什么？难道说我要和爸妈一样辛劳一辈子吗？我想不出来，一直想不出来。我的心在挣扎，我明年就要进大学了，我肯定有机会离开这里，离开贫穷。我要追求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生活，谁都主宰不了我，我就是我，王光辉。我不能像爸妈那样被贫穷吓破了追求梦想的胆，我必须战胜自己的懦弱，带上勇敢踏上命运的征程。我突然明白了妈妈临走时的那个眼神，不仅仅是对我的同情、溺爱、担心，还饱含着对我的期待。也许爸妈心中早已把生命的赌注压在了我的身上，但他们始终不愿说出来，是怕我接受不了太大的压力？还是仅仅是想让我一个人幸福起来，他们都无所谓？我还想不明白，也许他们是把我看做了一件艺术品，只要我生活得精彩，过的（得）有价值，他们就会感到欣慰，就像一个艺术家创作一件艺术品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自我升华，自我欣赏。

爸爸果然遵守承诺，下午5点多就回家了。我先洗了洗荡在身上的泥土，随便吃了点饭，就坐在电视旁看新闻，不知觉中竟然就歪在床沿边睡着了。这几天真是累坏我了。大概10点左右，妈叫醒了我，说：“你哥回来了，给你带了个大蛋糕，你不是早想吃了吗，快去看看吧！”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冲到大屋里一看，爸，哥，姐都已经围着圆桌坐好了，桌子上放慢（满）了各色各样的菜，都是清一色的农家菜，还有一个盖着的小锅，我问爸：“这是啥？”老爸笑着说：“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我急忙打开，哇，里面竟然放着一只炖好的兔子，油黄油黄的，太诱人了，妤久没吃过兔肉了，今天竟然这么有福。这时妈妈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大蛋糕，笑呵呵放在桌子中间，哥帮着点燃了19支蜡烛，妈说：“娟（原注：我姐姐），辉，今个你姐弟俩生日，快许个愿吧，一会蜡烛就烧完了。”我还是有点激动，第一次过生日啊，感觉虽然比不上我的同学过生日那么奢侈，但对我来说已经不能再好了。赶紧闭上眼睛许了个长长地（的）愿望。我到现在还能记得那个愿望的大概，好像是祝爷爷身体永远健康，长命百岁；祝我的家人幸福美满，万事兴隆；祝我和姐姐都能考上好大学；祝哥哥早日得到美满婚姻。现在想起来，这个愿望已经快实现三个了，爷爷今年已经85岁高龄了，但身体还算健康；哥哥今年5月7日完婚，嫂子人很好，和家里人很和睦，还跟我说等我春节回去要给我个大红包，呵呵；我和姐姐也分别考上了海南大学和焦作大学，虽然不是很满意，但总算愿望没有落空。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家里的经济更加困难，这个我已经真的不想再多说了。每次申请贫困补助我都很无奈，总感觉是在和别人争，还衬得自己追名逐利，这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帮一把贫困的人，这不是我现在才有的想法，我在初中时就跟我的同学讨论过，这就是我的梦想。可我现在呢？我真的快麻木了，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唯一能做的就是平时多节省点钱，做做兼职。我想这最后一个愿望也只能由我和姐姐来完成了吧！再过几年就毕业了，我想考验我的一天终将到来，我要努力了。

伤心不堪往日事，拭目以待今朝人。明天的事就让我们这些属于明天的人奋斗吧！

两次回家之比较

蔡青

不知不觉中在海南的这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从山海关到海口，再从海口回山海关，四次几乎跨越了袓国南北的旅程，两次回家的经历，现在自己似乎更加明白如何好好“回家”了。所以觉得有句话说的（得）真对：不管什么事，经验都是慢慢积累的。确实，就连回家都不例外。两次回家经历相隔了半年，现在仔细回想起来，虽然平淡如水，但比较起来还是让我感喟不已，启示颇多。

两次回家之相同

两次回家都是坐飞机来回，旅途很轻松很愉快，有些遗憾没有体会过客运高峰的恐怖。

两次回家都是老舅开车把我从飞机场接回家的，下了飞机就能看见家人的感觉真好。

两次回家都坐火车去昌黎参加高中同学聚会，见到了很多很久没见的同学。

其实两次回家最大的相同就是家人的爱，在我心中那是真正永恒不变的东西。

两次回家之不词

第一次回家机票1080，三折；第二次回家有经验，买到了更加优惠的机票，660，很开心。

第一次回家老舅是开着自己的出租车接我回家；第二次回家老舅用一辆奔驰接我回家，我很惊讶的（地）问：“换车了？！”老舅笑着说：“哈哈，是为了接你回家特地借的！这样来接我侄女多有面子！”接完我当天晚上老舅就把车还回去了。从那天起我多了一个对未来的计划，一定要给我老舅买辆好车。

第一次回家参加同学聚会，班主任到场了，全班所有的同学都到了，大家在一起开心的（地）聊着大学的生活，回想着高中快乐的日子，聚会结束时谁也舍不得离开；第二次同学聚会的时候，班主任没有来，全班同学只到了一半左右，大家好像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我觉得好无聊，心里期盼着赶快结束。第二次聚会结束后我觉得有种悲凉感。

第一次回家刚推开家，阿黄飞速的（地）向我扑来，使劲地揺着它肥肥的小屁股，那兴奋劲就好像要把自己的尾巴摇下来一般。爸说：“你看不管你走多久它都认得你跟你亲。”我跟妈妈看到久未见面的儿子一样，一把将它抱了起来，放进怀里使劲的（地）揉搓，几乎一下午都没撒手，还去超巿买了一个大鸡腿喂它；第二次回家时推开家门，一条黑色的狗冲我狂吠不止，妈妈呵斥它并把它栓（拴）了起来我才进屋。我问阿黄哪去了，妈说：“它一个月前死了，埋了。”我低头，回答：“哦。”妈妈欲言又止，我抬头笑着说：“饭好了吧，我们开饭吧，坐了一天飞机，饿了。”但这个假期我从来没有抚摸过那条黑狗。

第二次回家的时候家没了。因为拆迁，我们家搬到了新的楼房里，新家恰好离旧家不远，但是我一次都没有回去看看，甚至每次路过时都刻意低头快步走过，因为不敢面对自己曾经美好的家，那个度过整个童年的地方现在变成一片废墟。原来的家是平房，我们整个家族都住在一个院心里，院子好大啊，爷爷种了一片向日葵、十二棵香椿树、四棵桃树、四棵樱桃树、一棵枣树、一棵山楂树，还养了五十只鸽子、四只鸡、两只珍珠鸡、两只兔子、两条狗。奶奶还种了好多花，每当花开的时候整个院心都是香的。我们所有的孩子天天在一起玩，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是那么快乐，那么无忧无虑……可是第二次回家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了，我们现在每家间隔得好远，一个假期也不能见几次面，原来的（的）果树和家禽都没有了，我感觉到一种被抽空的无力感，尽管住楼房也很舒服，但是曾经的快乐也许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第一次回家是寒假，家里气温好冷，不喜欢出门，在家里宅了一假期，哪也没去，什么也不爱干，每天就是玩电脑、看电视、睡觉，浪费了大把的时间，每次妈妈赶我出去我都不愿意出去；第二次回家我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了，可能是在下半学期太忙了吧，已经完全闲不住了，我先去社会实践，到一个商场当了一个月收银员，看电影之后会试着写一些东西，每天都爱出去走走，看看最近家乡的变化，而且每晚去公园散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妈妈都很惊奇我的改变，而我也喜欢自己的改变。

比较下来，总体上不同点比相同点要多，我也在两次回家的比较中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和家的温暖。在外面呆的（得）久了才更加深刻的（地）体会到家的可贵与美好。我珍视自己这两次回家的经历，也期盼着下次回家给我的美好依旧和全新感受。

“军训”两篇

升旗记

梁毅麟

醒的时候，天是孔雀蓝。人们带着睡意和一身腻汗的气味慢慢地汇集在田径场外。手机的光在这里亮得割眼，照得周边的脸面青白。抱怨，询问，扯嗓叫唤的声音棉实地罩着耳朵。五颜六色的裤腿在昏黄灯光和夜黑下前后弯曲摆动，最后汇立成列。相熟的人站在了一起，嗡嗡地嘻（嬉）笑咒骂，不断有来晚的人匆忙入列。空气里骚动饱和。

既而入场，沙沙拉拉拖着草皮，抬头四面是人，隔一肩膀，人鬼难分。大灯没亮，天的边上一片悸动的白。晨风扫着树影，散碎高大的黑浪头。

听到肃立的时候，很多手都忙着把手机塞回裤。前头传来隐约的脚步声。国歌响起，男音隆隆振（震）耳。敬礼，看着红旗悠悠上杆，才发现背景的天已偷偷地亮了些，蓝和黑退居天脚，东方一片荔枝白。

当学校召唤的时候

陈挺富

今年真是特殊，09级新生的军训推迟到了十二月中旬，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学校居然让我们这些在校的退伍士兵担任09级新生军训的教官。说实话，对于能否驯服这一群已经经历过差不多一个学期的大学生活的所谓大学新生，心里还真是没底。但学校已经发出召唤了，只好挺身而出了。

今年整个海大的新生军训分为四批，第一批我所担任的是人文传播学院影视班的教官，即六中队五分队。见面后我是这样介绍自己的：陈挺富，陈是耳东陈，挺是叶挺的挺，富是富贵的富。事后想想挺后悔的，不应该这么说的，因为接下来他们都拿这来开我玩笑。为了给他们个下马威，我第一个就罚了他们班长，让班长做俯卧撑。

我的普通话也不标准，所以第一次见面我就跟他们说，免得伤害到我幼小的心灵，但后来还是伤害到了。我教他们唱歌，他们有人居然说我唱的歌没有调，唉，打击到我那幼小的心灵了。

第一天训练，我就一直对他们强调纪律，特别是队列纪律。但没想到第二天早操，他们来的（得）都很晚，很多班都开始集合训练了，还有几个没来。我很恼火，就罚他们蹲下。说是罚其实更重要的是我想考验考验他们的意志，他们也很不赖，都挺过来了。在野外拉练的那天他们是一路高歌猛进，没有一点疲劳的样子。我也一直强调，他们是一个整体，要同一条心，要站在同一条线上。他们的悟性还是很好的，那些动作要领说一遍基本都会了，因此我也常夸他们冰雪聪明，聪明透顶。他们在队列里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我看了都想笑，但我也不能笑，只好说：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有时他们又很呆板，脑筋转不过弯，于是我又说他们木瓜脑袋。

有一个男生让我印象最深。我让他做俯卧撑，他说不知道怎样做，我就让他学着我做，没想到做到最后我都坚持不住了，他还能坚持着，搞的（得）我输了，在他们面前出丑了，我真怀疑他是不是学习《孙子兵法》了。

日子就在我们之间苦中有乐的训练中过去了，很快，他们都完成了军训任务，我们也完成了第一批的训练任务。在最后那天下午，本来还有一些话最后想跟他们说的，但进行完阅兵式后，大队长就把我们教官集合起来，从主席台经过，然后再从他们中间缓步走出会场。特定的场合配上特定的音乐《祝你一路顺风》，使的（得）气氛很是伤感。我看到他们的表情很失落，有些女生还哭了。看他们这样我们教官也很难受，但还是假装微笑，和他们挥手致意，算是告别吧。

我突然觉得我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表现都很不错，让我对接下来几批的训练更有信心了。明天，我们就要开始第二批的训练了。希望，明年，当学校召唤你们的时候，你们也能挺身而出！

卖粮

丁传亮

母亲对我说：“明儿咱们娘儿俩去到粮站卖麦子。”

“干吗要卖麦子？”我抱怨道。

“都八月份了，你又该用钱了，不卖咋办？”母亲答道。

第二天早饭后，天儿就已经很热了。母亲从她整理好的一卷蛇皮袋里面抽出二十多个，我们通常叫它们“化肥袋”，因为它们最开始是装化肥用的。母亲又找来一个小高凳，于是她左胳膊夹着袋子右胳膊提着凳子来到粮囤旁。粮囤是圆形的，用芦苇蔑（篾）编成长长的宽条，再一圈一圈螺旋上升就形成了粮囤。它前一天晚上就给揭了盖，既为了节省时间又为了可以放放其中的热气和麦蛾。粮囤很高，比母亲高。母亲先放下凳子，然后很小心地站到凳子上；慢慢地她直起身子，把手上的袋子一甩就甩到粮囤顶端的小麦上；接着她抬起自己的左脚，把它轻轻地搭在圆囤的顶部边沿，同时双手紧紧地抓住囤的边沿，右腿支撑着全身，显得微微有些颤抖；最后母亲的右腿一使劲，一下子就滚到粮囤顶上。

母亲做这些并不麻利，甚至还可以说是有点吃力。做完这些，她拿起一只空袋子，把它平放在麦子上面，这时她蹲下来，左手提着袋口，右手不断地往袋子里面扒麦子；当扒到袋口已经很满了，不能再扒的时候，她就站起身把袋子提起来，这时看那袋子才刚刚装到小半袋。母亲再用葫芦瓢，一瓢一瓢地往袋子里面舀麦子，直到把袋子装满到半袋。然后我就站在那只凳子（上）把那半袋小麦接下来放到地上。哎呀！那半袋麦子可不轻，我必须双手紧握袋口，咬紧牙使劲地才能把它提下来。母亲那时穿一件蓝色的上衣，肩上搭着一条白色的毛巾。灌小麦，装小麦所腾起呛人的烟尘充满了整个房间，母亲发白的头发和脸上都落了一屋，母亲的上衣甚至都分不清是什么颜色了，这样母亲显得更加苍老了。母亲干活时的神情很专注，很执着，没有疲惫的样子，还不时微笑着问我“累不累？”“渴不渴？”等类的话。我虽然看到母亲蓝色上衣已经湿透，又不断地用毛巾擦汗，却没有问问她是不是渴了。

我们就这样装了大概有十六袋的样子，我把母亲从囤上抱下来，母亲很轻，也很痩。然后母亲就双手撑着一只袋的袋口，我提起另一半袋倒进母亲所撑的那个半袋，刚好是一满袋，接着就把它包扎紧。我们一共装了八袋，大概一千斤左右。我推来了我家的架子车，母亲又找来一张平时晒麦子用的被单把它铺在架子车的车厢里，防止车厢里的钉子扎破麦袋子。我先把麦袋子倾斜，左手抓紧它的头，右手抓紧它的尾，咬着牙使劲把它搬起，然后迅速地把它放到车厢里。等我把麦子全部装好后，时间快到中午了。母亲用毛巾拍拍自己的衣服，前后左右，顿时她的上衣又是蓝色的了；然后她又到水盆边洗把脸，捋捋头发，锁好门，我们就出发了。

日头很毒。我双手抓紧车把，挎着车索，前腿弓，后腿蹬，像头老牛一样使劲向前拉车，我现在体会到了怪不得父母亲腰和背弯得那么厉害了。母亲在后面推车。我不一会儿手心和身上全是汗，脸上的汗直往下滴，有时会滴进我的眼里，我会使劲地揺摇头；有时会滴进我的嘴里，我会很痛（很）快的（地）吐一口痰。母亲怎么样，我没工夫回头看，只不时地听她说“手巾给你擦擦汗”，我没要，继续往前走。

终于到站了。天哪！那么多卖麦的，都排起了很长的队伍了，而且他们都是开着三轮车、四轮车，只有我们是用平时用的架子车，不免觉得有些寒伧。

“俺妈，今儿咋那多卖麦的？”我问。

“谁不卖哩？国家收，又比去年贵了一毛多。”母亲答道。

我们就在队伍后面排队，看到前面的队伍我心里很没底，这得排多久啊！在太阳底下暴晒可不是个滋味，母亲被晒得脸上发红，头发更白了，对我说：“你到那边凉（快）一会儿。”不过，我没同意，我让她去了。

快到我们了，谢天谢地！一个工作人员拿着一把锥子和一个测量湿度的仪器走到我们面前，问：

“这是谁的？”

“俺的。”母亲说，那时她已经回来了。

他拿起锥子，像杀猪一样捅进麦袋子里面，然后拔出一管麦子把它们倒进测量仪的小斗里面，接着又捅了一下，又倒了进去，那个小斗装满了。顿时，那玩意儿“嘀嘀嘀”叫了起来。

“这麦子不行，潮。”那人冷冷地说。

“俺这是去年的老麦，咋会潮呢？”母亲问。

“就是去年的才会潮呢，那么长时间不晒，快推到那边凉凉（晾晾）去。”说着他又到了下一家。

我心里凉了半截，老不爽了，直在心里骂他是禽兽、畜生，我辛辛苦苦给你拉来了，你他妈的还挑三拣四的，真气人！

正在难受，一位中年人说：“没事儿，到那边的空地上去稍微晒一下就好了，你这少，不费啥事儿，你看还有几家用手扶拉过来的，不也在那吗？”

没办法，认了！我们把车子拉（倒）到仓库的一块水泥地上，那里果然有人在那晾粮食。

我们找到一块地方，我又一袋袋把它们卸下来，把它们在地下撒散地（得）很开很开，薄薄的一层贴在地上。

已经是午饭时间了，我又渴又饿。母亲对我说：“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把猪喂喂，再给你带上午饭来。”

我同意了。母亲走了，我就双腿盘坐在墙角的阴凉处，眼看着一辆辆三轮车、四轮车呼啸着来了又去。我也很困，但就是不敢闭眼，生怕车子被人家推走了。

时间真的好慢，我昏昏沉沉在等着母亲的到来。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母亲终于来了。她提着一个小筐，筐里面有三个大白馍，一碗鸡蛋炒辣椒，还有一盒白米稀饭。我顿时来了精神，立刻狼吞虎咽了起来，不一会儿，吃得只剩下了一个白馍。啊，那感觉太舒服了，我的怨气也没有了。

吃过后，我和母亲开始收麦子。我们先用扫把、木锨把麦子拢成一个小山堆，再用木锨一锨锨把它们灌进袋子里面。还是母亲撑袋口，我来灌麦。扫把、木锨都是从粮站里借的。灌完包扎好后我又把它们搬进车厢里。这些麦子真费周折，不过下面发生的意外就更令我不但苦恼而且束手无策。当我刚准备拉走的时候，只听到“砰”的一声，吓了我一大跳，原来一只车轮子的内胎放炮了。哎呀！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母亲和我都没有了主意，最后母亲说：

“我到工地上给你爸叫来，让他办。”

“他来能咋办呢？拉着走吧，反正没多远。那人再不要，我也不要了，管它呢！”我太气愤了。

“你那说的是啥，不要咋弄？”母亲很心疼。

“走吧!”我说，我有点不耐烦。

于是我就拉着一架一只轮子有气另一只轮子没气的驮麦架子车向仓库走去。那车子老不好拉了，老向没气的一边偏，我得十分用力地顶着它才能走得很正，真费力。

又到了检测点，队伍已经不是很长了，都下午四点了，人自然少了。这时母亲发现那些检测人员中有一位是我们村的支书，于是母亲走上前对他说：

“刘书记，您也在这？您看俺这麦晒也晒了，这车子也没气了，你给出个主意吧。”

“你是哪里的？”支书问。

“就咱妈（们）楼的，丁庄的。”母亲赶紧答道。

“赶快拉过来过磅！”支书命令道。

我就把车子拉了过去。有一个台磅在我们面前，后面坐着两个工作人员，一男一女，在一个很大的阳伞下。他们是掌管台磅和负责开发票的。我一袋一袋把那八袋小麦抱到台磅上，一层先竖着躺两袋，再一层横着两袋，一共四层，垒得好高。接着我看见那女的把所有的磅砣都放到一个吊着的托盘上，又很小心的（地）左右移动着游码，最后终于平衡了。

“一共1082斤。”那女的说，男的在一张单上记录着。

接下来的工作是我要把那八袋麦子扛到仓库里面去。这是件很吃力的活儿，因为仓库很大，里面堆满很高很高的麦子，我必须扛着袋子爬上去。我搬起袋子，很使劲地往上一送，就用肩膀接住了，然后趔趔趄趄地向上走。我又害怕耽误人家用磅，便拼了命，马不停蹄地来回好几次。我满身是汗，两眼昏黑，每次把袋子一咬牙送往肩上时就会有好多小星星在我的眼前乱闪，还大口喘着气。

“亮，你慢点，别慌。”母亲心疼死了 。

也有人说：“好力气，小伙子!”可我并没在意。

终于完成了，母亲接过收据对我说：“你先回去吧，我到那边领钱，这是门钥匙。”我接过钥匙，推着空车慢慢地回家了。

回到家，我倒头睡着了。

大地沉沉——一个大学生的“人物”作业

（本文发表于《特区文学》杂志）

余青娥

我和我妈

我妈在一个食品厂里洗厂服，妈说她第一次去上班见经理时，喊了一声老板娘。那经理不冷不热，也不正眼看妈，说了一句：我这没有老板娘。妈当时就怵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后来听也在那厂里干活的姨爹讲，那人不喜欢人叫她老板娘，以后见着了要喊经理。

跟妈在一起，有时侯很好玩。一次我们洗衣服得（的）手套漏水了，妈拿着破手套去换了两副新的来，她说她戴一号的，我戴二号的。我拿着手套包装袋一看，原来“1”号是“L”，英语单词“大”的缩写，“2”号是“S”，英语单词“小”的缩写。像这样好玩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一次晚上，我们全家人都在一边吃着饭一边看动画片，妈突然问我：（“）动画片里得（的）人是真人吗？（”）我当时很想笑，但没敢笑出来。我正正经经地告诉妈：动画片里得（的）人物都是假的，都是画出来，然后通过电脑等一些技术弄出来的。妈“哦”了一声说：（“）我还以为是真人穿了动物的衣服演出来得（的）呢。（”）

遥控器每天都被弟弟抢在手里，家里人没办法，都得跟着他看动画片。但最近的动画片，爸妈也喜欢看，叫《大英雄狄青》，我问他们为什么喜欢看，妈说因为里面讲的都是一个一个故事。我说：跟真人演的相比，你们更喜欢看哪个呢？妈说当然是真人演的了。

阿姨回家了，我顶阿姨的班去厂里洗衣服，妈跟我说她厂里人的事，从不说谁谁谁，而是说几号几号。在妈眼里，厂服号码就是他们的名字。一次我正在洗帽子，妈说：“二十三号怎么了，几天都没来上班？”我当时以为，妈只知道这个号码几天不见了，衣服主人是谁，她是不知道的。洗完衣服，我们就赶回家吃饭去了。在路上碰到一个人，妈跟他打招呼：（“）怎么几天都没去上班？（”）过后我问妈那人是谁，妈说那就是二十三号。

男人衣服和女人衣服是用筐子分开装的，从棚子里拿到天台上晾晒时，也是分开拿的。我每天都要朝妈喊：（“）几号衣服是男的？（”）而她总是像背顺口溜一样说出一大串号码。妈还告诉我，二十五号和五十三号是一对夫妇。她每天都会说一些有关号码的事，比如说：九十四号回家了，今天没衣服。六十六号不是早回家了吗，今天怎么又有衣服？有时侯我在心里笑妈，都快成厂里的监管员了，清晰得（地）了解厂里一切员工的动向。

妈说阿姨在的时候，最喜欢干的活就是记下每天所洗衣服的套数。记账的也不是什么帐（账）本，而是几张类似厂里生产货单什么的几张纸。她们在序号下面用铅笔写着：1号、2号、3号……在毛重下面记着衣服的套数，写满一个月就拿着那张纸去办公室兑工资。

阿姨每天都会叠加一次，我去的那天，帐（账）本上写着483套。

妈说挺喜欢这份工作，没人管束，很自由。虽然每天晚上睡觉得（的）时候，手会很酸胀。

我和我爸

爸原来是泥水匠，现在拉起大板车收废品了。妈说爸第一天收废品，拉着板车到处转，“收废品”三个字就是喊不出口。急的（得）妈气也不能，笑也不能。这就是我爸。

刚回家的时候，我告诉爸，有个老师要推荐我的文章去发表，他没什么反应，但我知道他很高兴。他说：“一辈子都在担心，以前担心你考不上大学，考上了大学又担心你找不到好的工作。”爸顿了顿又接着说，“咱家没靠山，只能靠自己。你那老师对你好，你就要多跟老师联系联系。俗话说‘怀里的果子不如嘴里的果子甜’。有时候漂亮话也要说两句。”

“我老师不是那样得（的）人。”我说（。）

“就像咱们疼人一样，你疼他他知道好才有味。”爸说（。）

其实爸也是个不太讲话得（的）人，很少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只是偶尔跑出一两句来，有一次我跟他一起走路，他突然说了一句：现在社会就是这样，有什么能耐都要说出来，不说出来，谁也不知道你的厉害。还有一次，我跟着爸出去收废品。一路上我问了一些他身边人的事，也都是收废品的。爸一般都不太愿意跟我讲他的事，只是随随便便的（地）说一些，听完后我问他：“怎么会？他们怎么会那么坏？平常看起来都挺好的呀？”爸说：“世上得（的）人并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你不要看电视就真的相信世上真有那么好得（的）人。”

一天我跟妈把垃圾装上车，刚一抓着垃圾袋，我就把手收了回来，感觉被狠狠的（地）刺了一下，原来里面装的都是虾壳。爸看见我的样子，笑着摇了揺头，一把抓过垃圾袋，跟妈抬上了拉货车。我看着目瞪口呆，问爸：“不痛吗？”爸说：“我的手皮厚，刺不到。”后来我问妈：“爸真的不怕痛吗？”妈说：“你就信他呀？他就是故意装那个样。”爸会那样，只是因为我太没用了。

爸有个毛病，好赌。每天中午一不回来吃饭，我们就知道，准是在外面打牌了。都是一些收废品的人，有时候去老人馆，有时干脆就在路边，席地而坐，也不管人来人往，打的（得）入了神，好象（像）整个世界都与他们没有关系了。有时也听爸与人讲，不能再打牌了，家里有这么重的负担，要好好养家。但他从没兑过现，一次打牌，竟然从早上出去，直到晚上十二点多才回来。

妈那天很生气，我们没看电视，早早的就睡了。妹妹说：“姐你在我就不怕了，以前爸妈吵架的时候，我就想‘姐在就好了’，今天我敢睡觉了。”睡前妈跟我说，如果爸叫门，不要起来开。结果那天我睡的（得）迷迷糊糊，被爸捶门的声音惊醒。我翻身起来就去开门，迷糊中我听到妈在叫：就把他关在外面，别开门。打开门我吓了一跳，一点睡意也没了。爸就站在外面嘿嘿地冲我笑。原来爸已经撬开了院子的门，我以为他还在院子外面呢。回来爸让妈骂了几句，也就都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跟妈说被爸吓着了，妈说：“我就知道你会被吓着，以前我也是，半夜三更起来给他开门，以为他在院子外面敲门，结果他就站在屋门口。你也是，说了别开还跑去。”妈就是这样，其实我不去开，她自己也会去。

妈说在爸面前，就应该让他知道家里的窘况，不然他以为家里的钱够花，就会不认真干活，老想着赌。这次来学校，我跟爸去买车票。车费要655，当时爸的钱包里只有500多，我说：“爸，回去吧，从没听说过这么贵的车费，等春运过了以后我再去学校。”其实有些原因也是因为我不想去学校。爸训我说：“到学校去怎么能晚呢？学校里要上课的。”还说他的钱够。我以为他故意安慰我，结果他真的从钱包的一个最小的夹子里，掏出一张折的很小很小的一百块钱。爸说那是他过年打牌的时候，从臝得（的）钱里面拿出来藏的。留着以后打牌，怕被妈发现了。

我突然很恨车站，为什么定这么高的票价。

在我来学校的前几天，爸说要陪我到银行去把钱打到卡里。记得他从装衣服的袋子里拿出那份用报纸包好的钱，笑着对我说：“咱家的钱是一点一点的（地）攒起来，一沓一沓的（地）花出去。”是啊！那一沓一沓的钱好重，重的（得）我不敢碰它们。

爸有时候会给我们将（讲）他小时侯的事情，有一件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他小时侯，过一次年，要过病很多人。因为人们一年到头没吃过一次肉，过年难得放开肚子吃一次，消化惯了粗粮的胃却消化不了它们，就给吃病了。那天，他夹着一块肉说：“现在吃几块肉就撑的（得）慌，真是老了。”

我想，我正在飞

（作业题目：夏加尔的画——村庄引发的关于飞的想象）

孙占领

为了高考，为了能够考上大学，我是铁了决心要努力学习的。十年寒窗苦读，只是为了跨进那个理想中的大学门槛，但是它究竟为何物，在我的脑海中还是模糊的，像是被一层纱裹着，使我看不清楚。它总是在我的耳畔缠绕着！“你一定要考上大学！”所以，我也不去多想什么，只是把它当作（做）一个使命，拼命地学习，努力地去完成它。因为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而（且）是我的家人，老师，还有学校，仿佛一下子全世界的重担都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生了，可是一个多月的大学生活走了过来，我是没有了一点成就感了！好像一切都发生在梦中，而我就好像在天空中飞一般，找不到一个可以挺（停）落的支点。大学的确是一片“自甶”的天地，在这里，没有人整天地督促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引导着你，似乎一切（都）有形无形地（的）压力也全部解冻，于是我学会了睡懒觉，学会了玩电子游戏，甚至还想学怎样花心思去博得女生的欢心……

但我那骨子里的永远不甘心就此泯灭了的不断上进的意识时时把我从梦中惊醒：“你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你要振作起来！”可每当我想要重新站起来的时候，耳畔却总会想起那可怕的声音：

“这个专业，你们大部分人可能是被调剂的罢……”

“这个专业，想做导演，希望几乎没有……”

“大学毕业，学这个专业，找不到工作的很……”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难道我拼尽全力考上的大学就是这个样子吗？我真的感到很迷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前途摆在我面前就像是一团迷雾，真想回到从前备战高考的那些时候，每个日日夜夜都从早学到晚，虽然紧张和劳累，但是我的目标很明确——考大学，于是便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动力，自然也就觉得每天过得很充实。

而在大学，我无论如何地努力也无法找到那种充实的感觉了，只是觉得自己像是飞在一个飘渺（缥缈）的空间里，找不到一个可以挺（停）落的支点。

王文慧的信

王老师：您好！

请恕我冒昧给您写信。我是07级中文系学生王文慧。我初次听说您的名字是在大一的时候，见到您是在大二的时候，当初在起点草坪诗歌讨论的时候，您坐在学生中间，和蔼可亲。然而一直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您是中文老师，却给戏影和广告上课，不给我们上课呢？我觉得学校捉弄了我们，而不是老师您。

我在学院的资料室里看书的时候，能经常看到您的文章，最近我在《读者》上看到您的《鼓掌》，《人民文学》上《二〇〇八上课记》（原注：2009年，第9期），还有《文艺争鸣》上《论王小妮》（原注：当代文学版，2009年第4期），好像我随手拿出一本不是读到您的佳作，就是看到别人对您的评论（原注：希望您不要认为这是我的恭维之词）。今天我看到的（了）《二〇〇八上课记》，对此感触颇深。

我深刻感觉到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是因考试而扭曲和盲目的“非人”。您说：“考试有那么可怕吗？”是的，考试很可怕。然而（编者注：此处有删节）考试就是这样的：无论我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执着而坚定地（的）行动，其目的都是为了考试。突兀的思想和怪诞的行为都会因为考试而被剪裁掉，就像校园里别（边）整齐划一的花草树木一样。不论是千里马还是骡子，不论是白天鹅还是鸭子，要上大学就只有这一个门路——考试。所以我们被统一化了，思想也是统一化，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编者注：此处有删节），我们的思想都是受到“净化”的，是放在漂白剂里净化的。不论先前有多少思想，一律都会“纯净”。因此我们这一辈人就成了无知的一辈，没有灵魂的一辈。

老师，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听完我的牢骚。这些牢骚我埋在心里很久了，别人的牢骚已经在心底腐烂了，可是我的牢骚（还）好没有腐烂，我痛恨考试，可是又无能为力。

学生：王文慧

俞晓龙诗歌《自由》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为了什么必须接受的理由

在必须认可的时间里

耕种一片必须开出花朵的荒野？

即使它

根本长不出一片有颜色的花瓣！

为什么幸福？

为什么对与错？

为什么法庭和审判？

为什么眼泪总是滴落在子弹后面？

我们为什么还在地上！

……

——看吧

夕阳似一口哽咽的痰

云朵那肿起的铅块

我可以任时间流淌

慢得像一堆笨重的废铁

抑或飞快如一匹幻想

就当我在练习死亡，借一双

乌鸦的眼睛，欣赏荧幕上生动的人生

——看啊

头轻脚重的人们，正贴着地面沉重地爬行

光阴啊，这个最忙碌的女人

正把我们打磨成最相似的模样

光阴，这个最精明的女人

正把我们雕刻成相同的模样。

邓伯超《我们没有北——文字篇》

我们没有北 分为文字和视频两部分 利用空余时间 记录自己 记录周围

他（它）包括过去 包括现在 也包括未来

没有北并不一定是在北方 是在北京 他（它）可以是一种没有的方向 我们在思考 在进步 在成长 但是我们没有北 我们没有底 我们对自己的前途 自己的未来 一无所知 但是我可以记录下我们这种没有北的成长

以下文字是我到北京后几天记下的文字 现整理出来

四月二十九日 我剃了一个光头

开始了漫长的剪辑

闭关138个日夜终于完成了《余光之下》

冲（匆）忙之中11日试映11日12日修改 12日晚上首映小范围的

12日到14日 刻光盘

14到15日中午 在儋州送光盘 很多老人都不久于人世 我必须要把自己的心意送达 即使天空（公）不作美

15日下午四点快到五点的时候 我收拾好东西出发 走的时候我说 不要吃饭 不要送 不要煽情 结果大家都很实在 真的没有吃饭 没直说有 没有送

我拧（拎）着四年前来这里时拧（拎）着的那个包 走了 头也没有回（原注：特别的平静——余庆）

余庆和邱恒星实在不忍心看到我离去时背影的孤单 送我出了东门

一个叫王雪的挚友 从公司请假来到东门的公交站台 见我一面 然后回去上班 感动

路上 我给所有该道别但是没法子当面道别的人发了短信叉叉or叉叉叉 我走了

七点十五分 飞机 起飞了

整个过程中 只有飞机上的电视机显示着飞机从电视机里跨过黄河的时候 我激动了一下 跨过下面这条沟 我就到了北方了 以后常吃东北米了可以

十点过 下了飞机 没有人接 我按照郭的提示 坐了五号线巴士 到哪里 未知

路上遇见一个83年的美女 我帮她提了行李 一道坐车一路聊天 互留了电话 不留神之中我们到了终点站 实话 不到终点站 中途我也不知在哪里下

她把我带去了中科院：叫她认的弟弟给我开了一个房间一百块 相对于这个城市来说 算便宜了 没有热水我用冷水洗了脸洗了脚

那天晚上是我一个人睡的

半夜的时候给小骗子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一直思索自己的下一歩该于（如）何 得出一个结论 我什么都不是 用现在的话来说 邓伯超 你就是一坨屎

快要睡着的时候 我想到了另一个王雪 孙老师给我说过 她在北京的 我立马短信之（给）她 王雪办事就是利索 16日一早就发来信息说房子找到了 每月180元 不用想 环境肯定差的（得）要老命

我买了一张地图 结果看不懂 折腾地问到中午才找到地方 其实也就两个公交站

我走走路 坐坐车 到约定好的政法大学南门等房东 电话没钱了（原注：头晚挥霍过度了）路边上买了一张卡 旁边的人说30就行 我花40后来发现 还有人花了50呢

接我的人是个89年的小伙子 很精神 路过一条小街 进入一个巷子 上了一个楼梯 过了一个街道进一个门 好了 随便选个床

环境 的确 要老命

这就是传说中的公寓 妈的

原本一直以为公寓就是别墅的

现在才知道 公寓就是公共寓所 大家住一个人口流动极其严重到惊人地步的房间or床铺 社会闲杂人士混居 三教九流 无所不有 我那个房间住七个人 整个楼道住了 上百人

也正因此 我决定住下了 而且决定长住这里 存在着一个社会 并决定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她（它）

住在那 最大的（顾）虑就是财产安全 可以说 简直不安全 流动人口不仅大 而且他们不关门

但是为了学到东西 我愿意堵（赌）上这一年 他能偷得我分文不剩Maybe 那我还有个人在嘛

中午与三教九流结识

李涛 其实姓马 我们叫他小马 也就是接我的那个人 所谓房东 之所以所谓 因为实质上的屋主另有其人

小马从屋主那里租下整间屋子 再租给散户 零时工 群众演员

这些人有个特点就是 住不长 所以按天算也行 按月算也行 一天十元 一个月180元or200元 包水电 屋子里有个水槽 洗脸 洗脚在屋子里 洗澡在公用厕所里 去澡堂也行 一次十元二十元

按规定是不能用热得快的 我们偷着用 不然冬天就很难熬 他们很多人都去了澡堂 或者用热得快烧热水洗澡 我是一直洗冷水 坚持到了11月份 才开始洗热得快烧的水 去海口的头一天 孙浩请我去了一次澡堂

孙浩是后来认识的 刚在《中国地》里演了一个小角色

很多群众演员因为没钱都会流落街头 但只要有十块钱 哪怕九块钱 你都可以来这里住一个晚上 条件差了点 但起码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小马虽然是个很精的人 但过后 你会感谢他 不是他 你只有睡马路 睡草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还能算得上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当然前提 你得教（交）钱 也不多了

戏头以接活 带人 抽油水为生（原注：跟我正在剪辑的《麦客》中 车主与领车人的关系类似）

戏头之上有大戏头 戏头之下有小戏头 树形结构 一层吃一层

100的群演 到群演手里就只有30了 而且 不一定能拿到手

林茂 重庆人 从上海来此半月 厌烦了当保安等工作 欲专以接戏为生 应知 保安一天40到50元 发单一天60到80元（原注：钱多钱少就看带你的人抽多抽少了 小马没事也去带人发单）演戏一天 30元 知道什么叫贱了吗

北京的消费 早中晚 均吃面条 每顿最贱5元 一天三顿15元 如果只接一个活 剩15元 太饿了 那得在某顿吃两份 就是20元 如果只接一个活剩10元

他们必须不断的（地）工作 不分（分）昼夜的（地）工作 也就是接活 一个接一个 不停的（地）接活 且不一定能拿到钱的那种

不演戏的时候 就去当保安 假保安 充人数 或者去发单

否则 就只能剩10元到15元 一月300到450元 冬天将至 意见（一件）羽绒服的钱是300or天价 他们只有裹着二手市场里五十块钱一条的棉被过冬 睡觉出门

即使有台词 戏份多 钱多钱少还得看洗（戏）头的脸色

除非单独接戏 演特约 这样一天可以拿到200到500一次

这就是演员

但演戏不是理想 生存才是王道

我那个房间 我那条走道 我按（那）个巷子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 年龄已（以）87到92的居多 长的有七几年的

中午与林茂吃饭 右边桌子一哥们说话提到一个戏字 只因提到一个戏字 立马搭话 一搭话 嗨 挺爽快 合一桌吃吧 一聊 嗨 聊得来 立马称兄道弟

哥们姓王 叫王建 河北人79年的 也不知真的假的 出来混的人 好像都有一个真名 另外还有一个艺名 或者江湖称号

何必猜疑 四海之内兼（皆）兄弟

再一聊 口气好似做大事之人 能接活 能接大活 演戏我没兴趣 但做真人实验我倒有点兴趣 不就是吃吃药 打打针 还能把我给弄死了不成 直截了当 有这活 找我 有钱拿 而且还挺多 妈的

（编者注：此处有删节）

其他的 没兴趣 但他自认为我什么都有兴趣 而且都笞应了干

很多不靠谱的话后 互留电话 再联系

哥们一走 我问老板 这厮常在这吃饭 老板说 是

问 这厮干啥的

答 不知

心想 不会他妈搞传销的吧

饭后我去北电报名 林茂去背（北）影扒活 有点像站街 现在我经常路过那里 总是看见很多人在等着洗头（戏头）或者剧组的亲耐（青睐） 可以 嘿 走呗 开房一样去演戏 或许真的开房 或许真的演戏 兼为猜测 演艺圈 不就是那么一回事

报名 没交钱 无证 无课本 只有课表（原注：后来补了学费是三万九教（交）了一年 年后基本上就没有去上课）

20日班会 21日体检 下午开始上课 周一到周五都有课 而且很满 只周三下午无课

11门课6门有用 5门想学 录音课没有 共34节课

在校内 认识了一个91出生的小子 乐贤泽 湖北人 跟我妹 一样大 未参加高考 直接来了北京 刚到几天 准备考北电演员 有志青年啊

我们一起去了北影 看看站街到底于（如）何 是否如我猜测 结果未曾证实 但那气氛 让我坚信了我的猜测 后来还听说 半夜都有在哪（那）儿等的 女的 现在我住北影小区 偶尔半夜从大门过 也会注意一下这种情况 我没有看到过女的

林茂没找到活 应该是没被挑上

王建出现在此

乐贤泽打听到17号早晨五点过（多）有戏 要找人

其实 每天五点以后都有戏 雨天人少 更容易被挑选到（编者注：此处有删节）

王建过来 保安 做不

我操 老子来北电学习的 你让老子去当保安 我不是干不来 也不是嫌弃以前大一的时候不也干过

不去他说那好明天的事别给我耽误了

我再操 什么事 什么耽误了

我何时答应你明天早上还有的事

乐贤泽一路跟走 看了我们的环境后 转身就走 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也知道 这他妈的确不是人住的地方

而人住的地方 哪（有）又有呢

往后看

我思索如何拒绝王建 结论是开门尖（见）山

王哥 我不去 你自己找人吧 找不到人 我去 就当帮忙 不要钱

心想 以后别他妈烦我了

他的那个事事（是）17号早上五点 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去当保安

我觉得大家还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号（好） 虽然我看出了他的虚伪 但一时无法拒绝

他答应了 还来我宿舍找我 世界又真他妈小 居然他就住在我街对面的隔壁 操

下午小睡了一会儿 晩上准备出去吃饭 又他妈遇见王建省去

但是那个饭的分量还是值得一提的6元的盖浇饭 能撑死人 好大好多啊 以后天天都吃

我去海南 有人说 海南很乱 消费很高

我去贵州 也是 云南也是

来北京 也是

其实 都一样嘛 都是人 消费 哪的（那得）看你如何消费了十块 十几块 还不是吃的（得）饱 当然 贵州安顺那 的确是贵出很多

回宿舍又睡 随机一个床 一直思索如何入住的问题

还是财产问题 直至十二点左右 结论还是如前 人生没有风险就不会有胜算 赌了

完了 王建来电 现在出去 还让我叫上林贸（茂） 半夜三斤（更）的干嘛（吗）呢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又下着雨 我没有叫林贸（茂） 一人来打（到） 大街上 见王建 上出租 到郊区车停了好几次 时正与邱恒星发信息 正在一个叫聚焦摄影的牌子附近 立马补上

聚焦摄影 记住 明早无信息与你 我就出事了

他妈的 我以为进了传销组织了 估摸着被拉去关了 没吭声我想看个究竟 也没想过报警 报警有用的话 就不会有《一个孤僻的（的）人》等（等）了

再走再停如贼 转弯转弯又转弯 进入一个工地 绕道后面一建筑 那里全是穿警服的 不行了 他们都勾结到这地步了 那个吓的

有人喊道 进去 换衣服 还有人问我 你也是吧

我说是

那进去吧

临时保安 何谓临时保安

老板 保安队长 经理 保安头（原注：或者戏头）

老板有事 让保安队长找100个保安负责治安 队长只找30个 与经理勾结 付以油水 很好 天天30个保安轮流值班 并这样禀告老板 老板一看 嘿 人数对 其实都他妈同样的30个人 经理不说 把老板当傻X耍 也倒还是蛮容易的

那天需要加人手 戏头来了 找几个演戏的 换上保安服筹（凑）人数去 没（每）人100到假保安手里就变成40到50了 我那天要了工钱应该是五十 如果我要了 我又五十 我没有要 王建就多一百

以后大家看到有穿旅游鞋的保安 都别怕 这是筹（凑）人数的 不是真保安 更不是真的兵

刚好 我穿上保安服以后 也是一个筹（凑） 人数的 庆幸好歹没进传销组织 而真正的保安（编者注：此处有删节）在干嘛（吗）呢

换衣服 过通道 抬头一看 拆迁办 非常醒目的几个打（大）字牌牌

我在过道里躺着到凌晨

估摸着六点左右 天没亮 叫醒后集合 立队 有模有样的 还立正 稍息 向左看 向右看 齐步走

（编者注：此处有删节）

齐步走 到了一块空地 好开阔 不愿（远）处有一建筑 屋顶插着五颗星的红旗 三条横幅

一 依法拆除叉叉叉 坚决抵制违法叉叉

二 用我们的生命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三 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

叉叉为我不记得了的字

（编者注：此处有删节）

天下着小雨 我衣服已经湿了 头发滴水 有两个假保安想走了 我电王建 无回应 很好 那我就当他已经走了 本来我也是来帮忙的 没想过要钱 我随两个假保安回了

（编者注：此处有删节）

之后 我与王建闹了点小矛盾 因为我提前走的事情 但是没大碍

故事操蛋的（得）不行 而且住宿条件差到我至今无法洗一个澡

我想要用自己的镜头去记录下一切

接下来的一年 我用命去陪他们玩

记于：2010.09.18日前后

整理：2011.05.07

年后我搬到了北影小区住宿环境改善了很多

记录的事情 也在做 但是懈怠了 因为很多个人的原因 心理的原因

课也没有去上了 我正在剪辑跟一个叫宋贝贝的人合作的纪录片 算我半个作品 就是第二部长片吧估计五月底出炉

片名 麦客 片长 130mins

导演 宋贝贝 邓伯超

关键词 收割机 麦子 车主 司机 农民 领车人 地痞

内容 麦客一路收麦的故事

阐述 在我们眼里 那是生活 是世界

在上帝眼里 那是一场游戏

文艺馆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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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葫 芦

上课记

人与土地

王小妮

阮义忠

这是一本难得一见的“教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们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王小妮的文字，让我们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重新想起“理想主义”这个几乎被遗忘、又被误读无数的词汇。

《人与土地》是“中国摄影教父”阮义忠最著名的摄影系列，拍摄于1974年至1986年，该系列以黑白画面记录台湾乡土风光及少数民族生活场景，反映了作者对自己成长的土地的价值和美的再发现。2011年初，作者在《南方都市报》副刊部开设摄影专栏，首次执笔道出《人与土地》拍摄背后的故事。本书为该专栏结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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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葫 芦

铁肩担道义　葫芦藏好书

铁　葫　芦

文　艺　馆

《人与土地》是“中国摄影教父”阮义忠最著名的摄影系列，拍摄于1974年至1986年，该系列以黑白画面记录台湾乡土风光及少数民族生活场景，也反映了作者对自己成长的土地的价值和美的再发现。2011年初，作者在《南方都市报》副刊部开设摄影专栏，首次执笔道出《人与土地》拍摄背后的故事。本书为该专栏结集而成，阮义忠朴实、浑厚的文笔，证明他不仅是中国摄影的启蒙者，也是一位文字高手。

铁肩担道义　葫芦藏好书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白　豫

特约监制：马　加　特约编辑：黄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