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法国大革命 • 论妥协 • 美法革命比较
Author: (英)埃德蒙·柏克 • (英)约翰·莫雷 • (德)弗雷德里希·根茨
Date: 201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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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法国大革命
论妥协
美法革命比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思法国大革命／（英）柏克著；张雅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7-5520-0585-1

Ⅰ．①反…　Ⅱ．①柏…②张…　Ⅲ．①法国大革命—研究　Ⅳ．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7029号

反思法国大革命

著　　者：（英）埃德蒙·柏克

译　　者：张雅楠

责任编辑：唐云松　李　慧

出 版 人：缪宏才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印　　刷：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开

印　　张：9.75

插　　页：4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585-1/K·239　定价：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埃德蒙·柏克肖像

出版说明

《反思法国大革命》自1790年出版以来，两百多年不断印行，在世界上有广泛持久的影响。

2003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欧洲思想史名家，耶鲁大学教授弗兰克·M．特纳（Frank M．Turner）领衔编辑整理的新校注本，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公认是当今《反思法国大革命》最为权威的善本。

启蒙编译所根据此版本安排翻译，力求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语言清晰，文风畅达，尽量展现出原著一气呵成的激昂文采。

启蒙编译所遴选译者较为严格，不慕虚名高位，只唯实力态度。译者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相当的文字功底，更有百万字的翻译经验，加之态度严谨，因此，这个译本达到了预期，是一个值得读者信赖的译本。

如此重要的学术经典，理应有多个译本共存。我们相信将来还会有更好的译本，所谓后出转精，这是读者的幸事，也是学术规律。

译者将柏克本人的注释标记为“原注”，将特纳教授的注释标记为“编者注”，以示区别。此书原是柏克写的一封长信，为方便阅读，我们按照内容划分了章节，拟定了标题，编辑了目录，并在书后附了译名对照表，供读者参考。

关于《反思法国大革命》的说明

一封意图寄给一位巴黎绅士的信——兼论在伦敦某些团体发生的相关事件

有必要告知读者，以下反思最初源自作者与巴黎一位年轻绅士之间的通信。这位绅士希望能够听取作者关于自那时以来一直受到全人类关注的那些重要社会变革的意见。这令作者感到荣幸。1789年10月，作者曾作出回复；但出于谨慎的考虑，此回复一直未寄出。(1)下文伊始所指的就是这封信件。之后这封信被寄至收信人处。其延迟的原因在另一封写给同一人的短函中作了解释。这一延误令此位年轻绅士对知晓作者的观感产生了新的迫切要求。

于是作者写了第二封信，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更全面的讨论。他之前曾想过要在上个春季刊印此信；但此事之难超出预期。他发现自己的任务远非信函的形式所能承担，同时需要他以当时并没有的充分闲暇予以更为详尽的思忖。但无论如何，由于已经将最初的思考以书信形式著成，且此次提笔，本意也是回复一封私人信件，因此虽然作者的观感在范围上已经扩大，在方向上也已有所不同，但却已难更改行文之架构。他虽已意识到另一种方式可以令此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却也只能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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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尔斯-让-弗朗索瓦•都彭（Charles-Jean-François Depont，1767—1796），柏克的一位年轻法国相识，当时已经成为国民议会的代表，曾于1789年11月4日致函柏克。但柏克将日期误记作了10月。——编者注

目录

出版说明

关于《反思法国大革命》的说明

第一部分

1　反驳“革命协会”的权利观

“革命协会”根据其权利观赞同革命
反对第一项权利
反对第二项权利
反对第三项权利

2　法国的错误选择
法国现状可悲

错误根源在国民议会的构成
第三等级：被低等法律人控制
教士：代表中有太多乡村有酬牧师
平等派：向自然开战

3　批判现代自然权利观
英国的制度

“革命协会”想要根据抽象人权摧毁英国政体
政府的基础不可能是自然权利
政治制度的安排是微妙而复杂的技术

4　古代文明和现代野蛮
理论家们好走极端

法国国王之暴死
当代的野蛮哲学
欧洲文明依赖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
现代学术和古代传统
法国人信哲学，英国人信宗教
“我们”决心维护现有的社会体制
英国的国教体制

5　批判法国对教会财产的剥夺
法国剥夺教会财产

这种剥夺背后的动力
这种剥夺是过分的
这种剥夺在财政上并不必要
这种剥夺有利于一小部分人

6　法国并非必须革命
法国政体正在变成一种有害的寡头制

改良法国旧制度而非革命是可能的
新体制大有缺点
法国贵族的旧时状况
法国教士的旧时状况
抨击对教士的掠夺

第二部分

7　法国国民议会强于破坏拙于建设
立法机构

执行机构
司法机构
军队
财政

8　现状说明英国改良胜过法国革命

结语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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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敬爱的先生：

您乐于再度来函，且急切询问我关于近期法国新进展的想法。我不希望让您误会我认为自己的情感值得与其有所牵连。急切地交流或是阻挡对这些事件影响甚微。当我收到您的第一封信时，出于对您——仅您一人——的关心，我对是否表达自己的想法产生了顾虑。在我有幸写给您并拖延再三终于发出的第一封信中，我没有提及或详细描写任何个人；此次亦然。我愿以我本人的名誉承担一切错误。

先生，您可以从我寄给您的长信中看出，我固然衷心期待法国能受到理性的自由精神的激励，并且相信贵国能通过一切正义的策略为这种精神提供一个持久的载体，以及一个可以让该精神发挥其作用的高效机构，但不幸的是，贵国近期的变化让我产生了几点实质性的怀疑。

您在上一封信中曾猜测我可能会位居法国新近事态发展的赞成者之列。事实上他们受到的庄重的公共部门的鼓励主要来自两个伦敦的俱乐部，名曰宪法协会和革命协会。

诚然，我确实有幸属于多个俱乐部，而这些俱乐部对王国的宪法与光荣革命的原则都怀着至高的敬意；我确定自己正站在保护宪法和那些原则的纯粹性并为之效力的最前线上。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认为此举不应有所差失，这对我是十分必要的事。那些有志挖掘我们对光荣革命记忆的人们，那些高度重视着王国的宪法的人们，定会以审慎的态度对待那些在激情的掩盖之下频繁地彷徨于宪法和革命的原则之外的人，以及那些随时会背叛创建了宪法且指引了革命的那股坚定、严谨而审慎的精神的人。在我开始回答您的来信中那些更为实质性的问题之前，我恳请能为您提供一些我所掌握的关于这两个俱乐部的信息——显然，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以社团的身份对法国的事宜进行全面干涉。首先，我需要向您保证，我从不属于这两个团体中的任何一个。

我想先谈谈那个自称为“宪法协会”——或者是“宪法信息协会”，又或者是诸如此类名称——的组织。我相信这一组织已经存在了七八年了。这个协会的制度看上去是慈善性的，直至目前为止其本质应算是值得赞扬：该协会的会员出资支持出版书籍，这些书籍鲜有人会出钱购买，结果也就滞留在书商的手中，造成这些重要实体的巨大损失。至于是否有人带着善意诵读过这些慈善出版的书籍，我就不得而知了。其中有些书可能被出口到了法国。在这里没有需求的货品，有可能在那边找到市场。我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些书如何带来启迪的言论。我不敢讲他们的字里行间能展现出多大程度的提升（据说有些酒在过了海之后都可以变得香醇），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人，或者至少知晓一些基本信息的人，褒奖过这个协会出版的书籍；而除了这个组织的某些成员外，也没人会认为他们的行为带来了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后果。

贵国的国民议会对这个可怜的慈善俱乐部的看法恐怕与我不谋而合。作为一个国家，法兰西似乎把全部感人的谢意都留给了革命协会；然而它的同伴组织，也就是宪法协会，只能略分得一杯羹而已。由于贵国将革命协会设定为感谢和褒奖的目标，那么我想你们也将能够原谅我将它近来的行为作为主要的观察对象。法兰西国民议会正式接受了这个组织，以表达对其重要性的认可，而作为回报，革命协会也担起了国民议会在英国的委员会的职责，以推广国民议会的原则。自此之后，我们必须将协会的成员看作是一些具有特殊地位的人，而非外交团体中无足重轻的小人物。这场革命竟是将光环赠予了身份不明者，将荣誉献给了德行难辨之人。直到近来我都怀疑自己之前是否真的知晓这个俱乐部的存在，也不认为任何该组织之外的人对其有所听闻。后来我经过查阅发现，有一群不知来自何种教派的持异议者一直都有一个传统，他们会在1688年光荣革命周年纪念那天到某个教堂里聆听讲道，然后在酒馆里齐聚一堂过完那一天，就像别的的俱乐部一样。但我并没听说这个组织的节日庆典过程会涉及任何公共政策，或是政治体系，更别说其他某国家的宪法精神了。直到有一次我才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以一种恭贺的方式向法国的国民议会表达了其权威性的认可。

在这个俱乐部所宣称的旧有原则和行为中，我并未发现有任何令我反感之处。我想或许有一些新成员出于某些目的加入了他们；又或许有些真正的基督徒政治家确实希望布施慈善，只是出于谨慎不希望暴露身份，便将此协会作为工具以完成他们虔诚的计划。不过无论我自己有怎样的理由去怀疑这背后的暗箱操作，对这样的公共事务我也不能发表任何确定性的言论。

对于我本人而言，被认为与他们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有所牵连，着实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诚然，与世界上的其他人一道，我也以自己的个人能力，对发生在古今任何地方包括罗马共和国或巴黎共和国的公共舞台上的、过往和当今的行动加以沉思；但我并无信徒的使命，作为一个特定国度的公民，我在某些程度上也受到了国家公众意愿的限制，我应该考虑到在没有本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自己至少不宜发表致实际存在的某个外国政府的正式的公开信件。

既然如此，我更不希望与这样一份意义不明的信件有所牵连，它会让不熟悉我们的人误会，仿佛它来自某些受到了王国法律承认的团体中的人物，他们的言论也仿佛表达了王国的某种意志。由于那些未经认可的描述含混不清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再加上它们带来了欺骗行为——这些行为显然不仅是形式上的，下议院定会驳回那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目标而进行的最为鬼祟的请愿，更不用说提出请愿的戏剧化场景：想象一下若是在英国，有些人堂而皇之地推开会议大厅的大门，排行列队地大踏步走进国民议会的会场，像一场仪式或是游行，更甚的是掌声雷动，就仿佛这支队伍是整个国家最尊贵的代表。如果这个协会传递的只是一份辩词，那么这恐怕也很难显现出这辩词出自何人的手笔了。不论它来自何方，都不能增加或是减少其说服力。但他们所传递的是一份简单的投票和决议。它立足于权威——在此情况下所谓权威也仅仅是一些个人的权威，而这些人也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他们的签名在我看来本应签署在他们的法律文件之上。那么整个世界便可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都是些什么人，同时也能够根据他们的知识、经历或者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来判断他们的意见究竟拥有多大价值。在我这样一个凡人看来，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有些过于细致而精明了，那感觉太接近于一种在崇高奉献的名义下的政治诡计；若有人近距离审视这些行为，就会发现此俱乐部向公众宣称的重要性是名不副实的。这种策略甚似诈骗。

我斗胆认为我对受约束的自由的热爱不亚于这个协会中的任何一位绅士，无论他是何方神圣；而且或许我可以将我的公共行为作为我对此种自由的热爱的佐证。同时，我猜想我对任何异国的自由鲜有嫉妒之情，这一点亦是和那些绅士无异。但我无法挺身而出，直接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彰扬或是批判，就如同它们是某个赤裸裸立于面前的物体，被剥离了任何关系牵连，也不拥有任何形而上学的概念。特殊的情形（此次的情形中，有些绅士并无可圈可点之处）会为现实中的每一个政治原则蒙上特殊的色彩，给它们带来彼此间相互区别的效果。正是这些情形造就了为人类带来益处或灾难的市民计划或政治策略。抽象地讲，政府与自由一样，本身是善的；但用常识来推断，10年前，我是否有可能并未做任何研究就草率地向法国建立的新政府表示恭贺之意，而对其政府的性质或是如何运行事实上并无清楚的概念；此刻，我又是否有可能祝贺同样一个国家获得了自由？难道只因为自由在抽象层面上意味着对人类的祝福，我就应该向一个从精神病院黑暗的囚室中、从对他的保护性限制中逃离出来的精神病患者表达我的庆贺之情，庆贺他终于得到了光明与自由？我是否应该恭喜一个越狱成功的拦路抢劫的强盗及杀人犯重获了他的自然权利？这简直就像是重新演绎了一次那些被判桨刑的罪犯与他们的英雄救星——那些侠胆柔肠的骑士(1)——之间的故事。

在我看来，自由的精神指引的行动需要强大原则的保障；在短时间内，这将是我对这一概念的全部所知。眼前疯狂的迷雾、凝固的空气，可谓是一团糟；但我们应该在最初的泡沫略有沉降、在酒液变得清澈、在我们可以对这混乱的表现进行深一步的挖掘之前，先悬置我们的判断。在我有勇气对那些蒙受福佑的人们进行公开恭贺之前，我需要确定他们真正得到了这份赐福。恭维不仅会伤害接受者，也同样会伤害施予者；而谄媚对国王或百姓均非幸事。因此，我确实应暂时搁置自己对法国新获得的自由的恭祝，直至我明白这自由是如何与政府联结在一起的，直到我看到与之匹配的军队纪律与服从，看到行之有效且分配公平的税收制度，看到道德与宗教，看到财产的稳固，看到和平与秩序，看到文明的社交礼仪。这一切（用他们的方式来进行）都与自由一样有益；况且若没有这一切的存在，自由最终也不会对社会有所裨益，更是难以恒久。自由之于个体的效果，在于人们可以做自己想做之事；在我们冒险表示恭祝之前便将看到，他们想做的事有朝一日会转换为抱怨悔恨。当分离而隔绝的个人面对自由时，审慎会占到上风；但若是集体行为，自由便会成为权力。慎重的人在表达立场之前会先观察权力将应用于何处，尤其是要观察新的人群对新的权力的应用；而这群新人的原则、秉性、意向几乎无人通晓，况且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在每次变动中显得最为突出的人恐怕并非事情真正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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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侠胆柔肠的骑士”：参阅《堂•吉诃德》，其中主人公堂•吉诃德为了被一些罪犯攻击而将他们解救了出来。——编者注

1　反驳“革命协会”的权利观

“革命协会”根据其权利观赞同革命

然而，这一切顾虑恐怕不能匹配革命协会无上的威严。我在贵国时，也就是我有幸写信给您的时候，我心中就开始形成了一些关于眼前这些变故的不完善想法。进城后，我曾索要了一些与该协会的行为相关的资料，包括普莱斯博士（Dr．Price）的讲道文章，还附带了德•罗什富科公爵（Duke de Rochefoucault）和艾克斯大主教（Archbishop of Aix）的信函，以及其他几份附件(1)。出版后的读物显然将英法两国的变动联系在了一起，将我们的历史描述成了国民议会行为的复制对象。这样的结果令我十分不安。眼前的变故对法国的权力、信誉、繁荣、安宁的影响已日益显现。宪法及未来政策制定的形式也是愈加清晰。我们此刻希望尽可能精准地辨别，眼前这个所谓复制品的本质究竟如何。虽然在某些情形下，基于体统的审慎会让我们保持缄默，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更高层面的审慎会促使我们说出自己所想。如今回顾英国革命充满困惑的早期阶段，的确会感觉到那时的我们着实脆弱不堪；但在贵国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虚弱的婴孩分分秒秒都在成长，朝向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迈进，终有一日将翻越一座又一座高山，甚至要向天堂宣战。邻家失火，我们有所反应实不为过。哪怕是被轻视为庸人自扰，总还是好过由于过度大意而蒙受灾难。

我承认自己主要是出于对自己国家和平的关心，但也绝非对贵国的利益毫无顾及。我希望可以如最初打算的那样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只为能够让您感到满意。我会观察贵国的事态进展，同时会随时与您沟通。我本人热衷于书信的自由本质，因此请允许我在信中能够直言不讳，尽情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注重任何正式的方法。我虽以革命协会的行为作为开端，却不应束缚于这个主题。又或者我真的应该仅谈此一个问题吗？在我看来，我仿佛身处重大危机之中，不仅是法国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欧洲的问题，甚至还不只是欧洲的问题。综观整个情势，法国大革命应算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生的最令人惊诧的事件。本该是最美好的事情，却来自最奇怪而荒谬的方式，以最奇怪而荒谬的形态存在，同时也出自最为可鄙的工具。在这场充满了轻率与凶残的混乱中，一切都是那样不合常理，所有的罪恶及愚昧的行径都汇集在一起。在这场畸形的悲喜剧中，最对立的情感竟是相互承袭，有时甚至会混为一谈：轻视与愤怒交替，欢笑与泪水混合，嘲笑与恐怖相伴。

但无论如何依然不可否认，此番荒谬的情景对一些人来讲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激发了他们的情感，让他们异常狂喜。他们看到的是一场为了追逐自由而进行的坚定而恰当的行动；对于他们来说，这场革命整体上保持着前后的一致，且充满了道德与虔诚，不仅值得干劲十足的权谋政治家恒久褒奖，更应为革命过程中那些层出不穷的神圣论辩提供一个适合的主题。

在之前那个11月4日的上午，理查德•普莱斯博士，一位地位显赫的非国教牧师，在老犹太的礼拜堂里向他的俱乐部或是协会进行了一次宣讲。那是一次涉及多方面的布道，其中包含着一些伟大的道德和宗教情感，同各类政治观念和反思混合在一起，却并未产生不自然的效果；而法国大革命在这场内容丰富的讲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我认为由革命协会通过斯坦厄普伯爵（Earl Stanhope）向国民议会传递的函件，应该是源自这次布道谈及的原则，可算是布道内容的延伸。这封函件得到了布道者的激励，所有经手者都沾染了那次布道的味道，这一点无需任何或明或暗的探查。如果那位与之有关的绅士希望将那次布道和那份正式决议分隔开来，那么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办法，知道如何承认其中一份而与另一份划清界限。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我不能。

我将那份布道看作一份公开的声明，声明者显然与那些国内外的文学阴谋家、好搞阴谋诡计的哲学家、政治神学家或是神学政治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知道是他们树立了他的圣贤形象，因为他所表达的“同情”(2)，他带着最大善意进行的布道，他高唱的预示未来的圣歌，正好应和了他们的设计。

那次布道所用的语气恐怕是这个王国中的任何人都未曾听到过的，无论在国家容忍或支持的任何讲坛上都如此，至少自1648年以来；那一年，普莱斯博士的前辈休•彼得斯牧师（Rev．Hugh Peters）享受着圣人们授予的荣誉与特权，把圣詹姆斯宫中国王的教堂变成了他的墓穴。那些圣人“口中颂扬上帝的美德，手中握着双刃剑，正准备执行对异教徒的判决和对人民的刑罚，要用锁链捆绑他们的国王，为他们的贵族戴上钢铁铸成的镣铐。”(3)除了贵国或英国的结盟或宣誓的日子外，很少有任何高谈阔论能够像老犹太礼拜堂的那场演讲一样，摒弃了所有的谦和节制。无论如何，即便这份政治布道中确有温和之处，政治和神坛之间也本应井水不犯河水。在教堂里，除了基督教义的慈善之外，不应有太多别的杂音。这样对个人责任的混淆，既不能给公民自由和公民的政府带来福祉，也不能对宗教有所裨益。抛弃了自身应有的特质，而去追寻不属于自己属性的人，恐怕对他们所摒弃的和所追求的都极为无知。这样的人本就对自己希望涉猎的那个世界全无概念，对其所牵涉的各项事务都不具备经验，却仿佛充满了自信。他们心中所有绝非政治本身，而只是满腔盲目的热情而已。当然，教会应该可以原谅这仅仅历时一日的人类的纷争与敌意。

这种在长久消失之后又得以重生的布道风格，让我感觉到一种新奇的气息，这种气息还包裹着危险的意味。我当然不认为整个演讲的每一部分都存在同等程度的危险。布道包含了向一位高尚而受人尊敬的牧师——这位先生应该在我们的大学系统中身居高职(4)——及另一位“身份和修养都甚高”的尊贵人士给出的暗示；这一暗示虽闻所未闻，但看起来合理并及时。如果尊贵的探寻者在那间国家教堂里，或是在其他异教人士收拾齐整的仓库里，没有寻觅到任何能满足他们虔诚的好奇心的食粮，那么普莱斯博士则建议他们调整一下自己不合群的特质，每个人还可再依照自己的原则建一座礼拜堂。(5)令人惊叹的是，这位神圣的牧师竟是这样热切地希望建造新教堂，却对在其中讲授的内容宗旨毫不关心。他的热情令人好奇。他的演说并非要传达他个人的看法，而是传达任何看法；不是为了传播真理，而是希望散布矛盾；任那些尊贵的导师们提出异议，不管是谁或者出于何故。这个伟大的观点只要得到确立，那么他们的宗教便是理性和人道的。我很怀疑教会是否可以从这位精于算计的圣贤提及的那些伟大传道者的伟大伙伴那里获得裨益。当然，这倒也算是给那些陈列着各纲、属、种齐全的漂亮的植物标本室（hortus siccus）(6)增加了一些平淡无奇的收藏品。一场来自尊贵的公爵、侯爵、伯爵或男爵的布道当然会为已经厌倦了那些放荡淫逸的陈词滥调的城市增添些趣致。我应该说得更明确些，这些身穿长袍、头戴宝冠的新“牧约翰”们（Mess-Johns）(7)应该给他们的民主平等原则设些界限，那也是他们顶着尊贵头衔的牧师前辈的期待。我敢说，新的福音传道者们必然要辜负长者的期望。他们不会因为训练自己的会众向兵营中的骑兵，还有步兵、炮兵兵营中的尸体传授他们的信条——如他们在之前更美好的时光里所做的一样，便可以变得或显得神圣。无论是从字面理解或只作比喻，皆是如此。这样的安排，虽然有利于实现世俗与宗教方面的强制性自由，却无法带来国家的安宁。我希望，对自由为数不多的限制，算不上过分严重的不宽容或专制的暴政。

对于我们的布道者，我想说的是：“utinam nugis tota illa dedisset tempora sævitiæ．”——他暴怒的言语绝非善意。(8)他的教条侵袭了我们宪法的重要部分。他在那份政治布道中告诉革命协会，国王陛下“几乎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国王，因为只有他是由他的臣民选举出来的”。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国王来说（除去一位之外），这份详尽且胆大无比的演说词，带着属于12世纪的极端热情和摧毁一切的力量，将他们卷入了一项充满否决与诅咒的条款，用纵横交错的经纬线将他们定义为王位的篡夺者。整个地球上的国王都需要思考如何在自己的领土内向这份布道俯首，向他们的臣民承认自己并非合法的国王。当然，这是他们的事。我们关心的是此刻属于我们国家的利益；需要认真考虑，这些绅士提出的大英帝国的国王获得他们拥护的唯一原则是否立得住脚。

这一原则如果应用在如今的英国国王身上，若非是完全的一派胡言——那样的话无论真假都再无关系，就会将其摆在一个无基础的、危险的、不合法的、违宪的位置上。根据这位政治上的精神医生的说法，如果陛下并非民选，那么他的王位将不具合法性。然而事实上，国王陛下绝非是通过那样的过程而戴上这个王国的皇冠的。因此，如果您跟随他们的逻辑便可以得出，绝非通过任何形式的民选而即位的大不列颠的国王，并不比任何一个在这个悲惨世界的见证下施尽抢夺之能事的篡位者、比那些无权拥有人民拥护与忠诚的人，拥有更多的尊重。这一普遍原则所包含的策略已经足够明显了。该政治信条的传播者希望他们抽象的原则（统治者的法律地位需建基于民众选举）可以被忽视，不会影响到英国国王；而同时，教堂中会众的耳朵会逐渐习惯这种说法，仿佛这是第一条毫无争议的原则。目前，它只是一种理论，在布道者滔滔不绝的雄辩中酝酿，以备未来之用。Condo et compono quæ mox depromere possim．(9)这一策略由于表达了对我们王国的赞同，而不会遭到反对，然而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其他任何政府一样——如果民众的想法意味着安全的话，已经岌岌可危了。

因此，这些政客就在别人并未对他们的策略产生怀疑的情况下，悄悄地开展他们的行为；而有朝一日当他们的措辞要接受审视、他们传播的原则的趋向性要受到质疑时，他们又可以用模棱两可的遣词造句蒙混过关。他们说“国王陛下由于是人民选出，因此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国王”，很可能只是想说，国王的某些先辈是通过某种选举方式得到了王位，因此也可以说他的王位是人民选举的结果。他们希望通过这样可悲的花招来保护自己原则的安全性，让它显得毫无价值。他们当然可以为自己的不逊言辞寻找避难所，用愚蠢的行为来躲灾避祸。因为如果你赞同他们的解释，那么他们关于选举的原则又与我们的继承原则有何区别呢？詹姆斯一世（James the First）传给布伦斯维克（Brunswick）一系的王位又与我们的王位获得方式有什么不同呢？在某段时间里，王朝初始的统治者确实得到了希望他们治理的人的推选。很久以前，欧洲的所有王国都是通过在有限的候选人中进行选举来确定王位的。但无论上千年前国王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英国和法国那时的王朝是如何开始的，都不能改变今日大不列颠的国王是依照王国的法律通过固定的继承制度产生这一事实；只要他拥有国家赋予他的合法统治权利，他无需革命协会的任何选举便理所当然地拥有了王位，而后者也不拥有哪怕是一张选票，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协会——虽然我确信，如果这份声明行之有效，待时机成熟，他们很快便会将自己升级为一个选举院。同样地，陛下的继承人及后裔会依序继承王位，且与陛下一样无视这个协会拥有何种选择。

无论他们怎样成功地对自己巨大的错误进行辩解——也就是假设陛下的王位来自人民的选举（虽然他获得王位确实是众望所归），也无法回避自己清晰的声明，即人民有权选举国王的原则；该权利直接得到了维护，并被恒久地嵌入了这一原则中。所有有关选举的含沙射影的措辞都在这句命题中尘埃落定，所有的含糊其辞在此处都找到了归宿。为了避免他们指出的国王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的根基被误认为只是关于自由的夸夸其谈，这位政治圣贤还固执地宣称，(10)根据革命原则，英国人民获得了三项基本权利，这三项权利组成了一个系统，可以用一个简短的句子表达，即我们获得了：

1．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的权利；

2．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当而对他们进行罢免的权利；

3．构造我们自己的政府的权利。

这个目前为止可谓闻所未闻的新版“人权宣言”虽然假借人民的名义，却只属于那些绅士和他们的团体。英国人民和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对此坚决否认。他们将拒绝这种关系到自己生命和财产的主张。在这个特别的大革命时期，面对革命协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虚假权利，他们有责任遵照法律作出这样的抉择。

反对第一项权利

这些老犹太绅士不仅在不断针对1688年的革命进行逻辑推理，还亲眼见证了40年前英国发生的革命，以及最近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太多的事件发生在他们眼前，存留在他们心里，以至他们会将三场革命混淆在一起。我们必须理清他们所混淆的东西。我们要回忆起他们对我们脑海里革命行为的错误猜想，以发现它真正的原则所在。1688年革命的原则只可能存在于《权利法案》中。在这部由伟大的法学家和政治家共同起草、而非基于无经验的热情的，最为明智、清醒而审慎的法案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或一项建议提及了关于“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或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当而对他们进行罢免，又或是建构我们自己的政府的普遍权利。

这份《权利法案》（威廉和玛丽统治的第1号法令，第2部分，第2章）是我们宪法的基石，在宪法中得到了巩固、解释和发展，并在其基本原则上得以体现。它被称为《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您可以看出，权利和王位继承被写入同一份文件，相互之间不能分割。

几年后，又出现了一次王位民选的机会。在威廉国王（King William）和公主也就是之后的安妮女王（Queen Anne）后继无人的情况下，王位继承和保证人民自由的问题又重新出现在议会面前。这一次，他们会像老犹太一样将王位继承建基于那些站不住脚的革命原则上吗？不会。他们依照《权利法案》的原则，寻找到最终可以延续新教徒血脉的继承人。根据同样的政策，他们再次将我们的自由与王位的承袭列入了同一项法案中。这一法案没有提出所谓的选举统治者的权利，而是宣称“为了国家的和平、安宁与安全”，必须选择同一支系的继承者（詹姆斯一世的新教徒后裔）。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要马上确保“维持继承制度的确定性，以保证国民能够安全地拥有保护者”。这两项法案都是确凿而清晰的革命诏谕，毫无支持任何虚妄而诡异的“选举统治者的权利”的言辞，这验证了一个国家的智慧是如何将一个历史事件转变成法律规则的。

无疑，在革命时期，威廉国王的即位有些出离了严格的王位继承规则；特殊事件中或针对某特殊个人建立的法律不能作为普遍原则的来源，那是对法律原则的完全背离。Privilegium non transit in exemplum．(11)如果当真有一个时刻为建立“民选的国王才具有合法性”这一原则提供了良机，那么这个时刻无疑只能是在光荣革命时期。然而即便在那时，这个原则也并未成为现实，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愿意实现这样的原则。没有人会对我们的历史如此无知，以至于不知道议会中的大多数人——无论属于哪一方——都不会对该原则产生任何兴趣。最初他们并没有打算将空置的王冠交予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而是想交给他的太太玛丽（Mary）——詹姆斯国王的女儿，也是国王最大的孩子，且他们可以确认玛丽确为国王所出。再把这个故事讲述一遍实在是老生常谈，但希望您能记起当时的情境，证明他们接受威廉国王的继承并非一个选择；若不希望召回詹姆斯国王，不想看到他们的国家再陷入血泊之中，不希望他们刚刚逃离危险的宗教、法律、自由再重新陷入险境，那么接受威廉国王就是必须要做的事，哪怕从最严苛的定义来讲，也是具有必要性的。

在这项法案中，议会仅此一次没有遵守严格的继承顺序，而是选择了离第一继承人较近的亲王。看到撰写了《权利法案》的萨默斯勋爵（Lord Somers）在这样微妙的情形下要作出这一决定，实在令人心生好奇。同样令人好奇的是，议会怎会得出这样一个出离了一直以来的承袭方式的临时解决方案。然而从这一必要的法案中可以看出，这位伟人和跟随着他的议院对王位继承法的精神进行了沿袭与发扬。他放弃了议会法案的干瘪形式，让上议院和下议院顿时充满了虔诚的立法激情，他们认为这一法案如同“伟大的神谕，充满了上帝向这个国家施予的仁慈，让他们的国王陛下们都保持尊贵，心甘情愿地接过他们祖先的王冠，并回赠给国家他们真心的感激与褒扬”。两议院当然也阅览过伊丽莎白女王法案的第三章以及詹姆斯一世法案的第一章，两份法案都强调了王位的继承原则；而事实上，议员们在撰拟法案时，很多部分都力求精准地沿袭这些旧法案中充满了感激的行文和形式。

关于威廉国王的法案，上议院及下议院并没有感激上帝赐给他们一个良机，以声张自己选择统治者的权利，更没有将“民选”作为取得王位的唯一合法途径。相反，有机会避免与对这种权利的声张扯上关系，在他们看来可以算是一种幸运的回避。他们为每一个有可能削弱这些权利的情景都蒙上了一层悉心装饰的政治帷幔，希望能在更改继承顺序的事件中使之不朽，或使这样的做法在未来需要修订他们创立的永恒性法律时，成为一项判例。由此，他们不但没有让自己的王国松弛下来，并与祖先的行为规范保持着一致，就如玛丽女王及伊丽莎白女王的解释性法令(12)中所注明的那样，如下的句子授予所有国王以其王位拥有的一切法定君权：“这些权利已被完全地、正当地且毫无保留地赋予给他们，被他们吸纳、与他们结合、并紧密相连。”在之后的句子里，为了防止对王位的承袭产生任何名义上的疑问，他们宣布（审慎学习了符合传统的政策和措辞方式后，他们的文字就如同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国王的红头法令的翻版），他们的决策是为了保证“在上帝之下，国家的统一、和平及安宁赖之以存的王位继承制度的确定性”。

他们知道，一次存在疑问的即位过程会让人感觉像是一次国王的选举，而选举最终将摧毁“国家的统一、和平与安宁”——这恰恰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价值。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平与安宁，就要打破老犹太所说的那套“选举我们自己的统治者”的原则。议员们写下了最为庄严的誓言，这誓言源自伊丽莎白女王的法案，那是现存的或可能存在的拥护世袭制的最庄重的宣誓，是对那个所谓的“协会”扣在他们身上的原则的最严正的拒绝。“上议院的宗教与世俗人士以及下议院的议员们，以上述全体人民之名，最谦卑也最虔诚地献上他们自己、他们的子孙后代；并同样虔诚地承诺，他们将用最大的力量维护和保卫他们的国王陛下，以及此文件中包含且具体规定了的对王位承袭的限制”。

事实和关于“革命给了我们选择自己国王的权利”的说法实在相距甚远。如果我们真的拥有过这样的权利，那么英国也已在那时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严正地将其否认并废除。这些绅士可以随意根据自己的辉格原则来进行自我评价，而我却从未希望被视为一个比萨默斯勋爵更加出色的辉格党人，没有期待自己能比撰写了这些革命原则的人们更理解它们的内涵，或者能在《权利法案》中读出那些已将自己具有洞察力的风格深深嵌入我们的各项条例、我们的内心和我们不朽的法律中的人们都没有解答的迷思。

诚然，在暴力和机会的协助下，那时的英国从某些程度上讲可以自由地选择以它希望的任何方式来承袭王位，但实现这样的自由就意味着人们要完全废除他们的君主制以及宪法的每一个部分。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允许这样莽撞大胆的改变。事实上，很难甚至不可能对至高权力（例如当时议会拥有的权力）的仅仅是抽象意义上的权能进行限制，但对道德权能进行限制，哪怕是针对更为无可争辩的统治权威——让偶尔的愿望服从于永恒的理性，服从于对信仰、正义及基本政策的坚定信念——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的限制可以加诸举国上下任何名义、头衔之下的权力执行者的身上。举例而言，上议院不拥有解散下议院的道德权能，也不能放弃——即使他们希望如此——自己在王国的议会中所占的席位。虽然国王可以代表他个人宣布退位，却不可以代表王国。无论有多强的逻辑支持，下议院都不可以放弃自己拥有的权威。社会的契约，也就是我们讲的宪法，禁止任何诸如此类的侵权或弃权。国家的各组成部分在对待彼此的事务上都有义务保持他们的公共信念，在对待那些在他们任职阶段获得了任何重大利益的人亦如此，如同国家有责任对每个独立群体守信一样。否则权能与权力很快便会混淆，法律会消失，一切只能听命于力量强大的一方所持的意愿。根据这一原则，王位的传承需永远尊重现存的程序，也就是法律规定的世袭继承制；旧体系里，这是一种依据习惯法的继承制度，而在新的成文法中，王位继承依然根据习惯法的原则操作，并未形成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只是在形式上加以规范，并对继承者进行了描述。两种法律描述都出自同样的推动机制，来自相同的权威，源自国家最初始的契约，communi sponsione reipublicæ(13)，在有效期限内，对国王和国民具有着同等约束力，并维持着同样的政体。

倘若我们不希望让自己纠缠在形而上学的诡辩迷雾中，那么便应该承认固定的规则与偶然的偏离绝非不可调和；我们的政府可以秉承世袭继承制的神圣原则，而在紧急情况下对该原则的应用进行调节。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革命时期实行我们的权力），这一改变也只能被限制在革命中罪恶的部分——正是那个部分使这一改变势在必行；但即便在那时，这一改变也不能以在原有的社会元素之外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而瓦解掉现存整个公民与政治群体。

不拥有某种改变方式的国家是无法自我保护的。没有这样的改变方式，很可能会导致我们遗失宪法最笃定地希望保留的部分。“保护”与“更正”这两项原则尤其在复辟和革命这两个阶段——也就是英国失去了自己的国王时——得到了应用。在这两个时期，国家都脱离了传统体系的轨道；然而即便如此，这两段特殊的时期也无法分裂整个社会结构。相反，这两次事件中，立法者们都通过旧宪法原有的部分，重新建立起其缺乏的部分，且没有对旧有内容造成任何损害。他们完整保留了宪法原有的元素，这样新生的部分才可能与之前的部分吻合。他们依照旧有的层级结构，以旧有的组织形式行驶他们的权力，而非将权力交由一些成群结伙的投机分子（moleculæ）(14)。或许没有任何时刻，国家的议会会像在革命时期那样对英国的宪法政策——对传统的世袭继承制度的出离——采取如此宽松的态度。王位确实没有完全依照它以前的轨迹传承下去，但新的脉络却出自同样的主干。继承的血统并未改变，虽然这一血统被加上了新教的限制。议会议员们这种在维护原则的基础上改变方向的行为，恰恰验证了他们对原则的不可侵犯性的坚持。

事实上，早在革命时代之前，继承法就已承认过某些修正。在“诺曼征服”（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社会上就出现了对继承血统的种种疑问。人们开始质疑究竟是以人计（per capita）进行继承还是以分支计（per stripes）进行继承。(15)但不论是当以分支计的继承法统领全局时以人计的继承方式便退而让位，还是新教后裔赢得青睐时天主教后裔便自然退隐，世袭继承的原则就是以这样轮回往复的方式不朽地存留了下来——multosque per annos stat fortuna domus，et avi numerantur avorum．(16)这就是我们宪法的精神，不仅在和平时期，即便是在所有战争阶段亦是如此。无论出现何人，也无论他以何种方式出现——是通过法律还是武力得到了王位，世袭继承法都必须被延续或采纳。

革命协会的绅士们从1688年的革命中只看到了对宪法的偏离，他们把对原则的偏离看作原则本身。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原则会带来怎样显著的后果，虽然他们一定看到了这个原则很少在这个国家积极的制度上留下什么正面效果。这样毫无法律依据的准则——也就是王位若非民选便不具有法律地位——一经建立，那么这个虚构的时代之前任何一位国王的行为便皆无法律效力。这些理论家真的希望仿效他们的某些祖先，将我们古代的统治者从安静的坟墓里拖拽出来吗？他们真的希望侮辱在革命前曾拥有过统治权威的所有先王，让他们的合法地位陷入泥沼，让英国的王位蒙受不断夺权篡位的污点？他们真的希望让我们王室的血脉被废止、否认或质疑，让在这些被他们当作篡夺者的国王的任期内通过的伟大成文法也随之成为废纸？希望将为我们的自由带来无法估量的价值的法律——至少和革命开始以来通过的法律具有相等价值——宣布为无效？如果那些并非民选的国王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那么《无承诺不课税法》（statute de tallagio non concedendo）(17)——或者《权利请愿书》，又或者《人身保障法》——又将从何而来呢？这些人权领域的新博士们是否认为可以断言，按照一条当时未经核准的继承法以旁系血脉即位的詹姆斯二世国王（King James the Second）在做出一些可以被解释为逊位的行为之前，就不能被看作英国的合法国王？如果他不是，那么议会在这些绅士们无限怀念的那个时期遇到的麻烦便都迎刃而解了。然而詹姆斯国王虽不令人称道，却享有合法的头衔，绝非篡位者。凡是根据议会的法令——正是这一法令将王位传予清教徒选帝侯的夫人索菲亚（Electress Sophia）及其后裔——即位的王子们都和詹姆斯国王一样拥有正当的合法地位。詹姆斯国王的王位是合法的，从他登基那天起就如此；而布伦斯维克家族的君主们的即位亦非民选，而是依法进行的，他们的新教后裔之后的即位亦然。我想我已经充分阐明了我的意思。

决定了王室即位命运的法律，就是威廉国王的第12及13项法案。(18)法案规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嗣、后代，以及他们和他们的子嗣、后代”都永远必须是新教徒，就如同《权利法案》用同样的语句规定我们要臣服于威廉国王和玛丽皇后一样。就这样，它保证了世袭的王位与“世袭”的忠诚。若非宪法政策能确保王位的传承方式，将民选的可能性永远排斥在外，议会又有什么理由一丝不苟地否决掉我们的国家呈现给他们的诸多公平的选择，而从异域的领土上找到一位外国亲王，以确定我们未来将要统领百万国民的王室后裔跟从于他的血脉？

威廉国王在第12及13项法案中提及索菲亚公主是因为她将承袭我们国王的王位，并非因为她作为临时职掌权力者所拥有的才能，而且她很可能、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没有真正执政过权力。选择她只有一个理由，正如法案所说：“汉诺威选帝侯公爵遗孀索菲娅王妃殿下，是詹姆斯一世国王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也就是之后的波西米亚女王——的女儿。于此宣布索菲亚公主殿下将成为新教世系的下一位继承人”，“王位将继续传给她所生的新教徒子嗣”。这一由议会作出的限制不仅规定索菲亚王妃之世系将延续下去，还希望通过索菲亚王妃将新的世系血脉与詹姆斯一世国王旧的继承世系联系起来，以保证王国的统治将沿着同一条血脉绵延不断地传承下去，而这种古老的继承方式也会经久不衰（同时要保证我们宗教的安全）；即便我们的自由处于险境时，它也会在君权与特权斗争中永远存留。它们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除了世袭的王位之外，还有什么能够保护我们的自由享有如世袭权利一样的神圣地位，并保证这种神圣永恒地存在下去呢？非常规的、突发的运动有可能带来非常规的、突发的病症，而世袭程序是英国宪法的健康习惯。议会真的希望通过詹姆斯一世的女性后裔将继承权授予汉诺威世系并限制于这一世袭中，以致让英国的王冠有可能会传递给两三位甚至更多的外国苗裔吗？不！他们非常清楚，这样将继承权交由外国的方式将有可能带来恶果。然而没有更确凿的明证可以说服英国国民，革命的原则允许他们不顾政府古往今来的任何基本准则而任意选择君主。所以他们只能从古代新教徒世系中选择继承的后裔，哪怕要冒着种种危险与不便，眼睁睁目睹外国苗裔接过王冠，并对他们实施自己的统治权威。

几年前，我可能会对自己如此繁冗地讨论这样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感到羞耻，但这个严肃却不符合宪法规定的信条已经得到了公开的讲授、声明和出版。各类革命和布道讲坛上整日发出的种种信号已令我厌烦之至；关于变革的精神亦已传播到了海外；在贵国盛行的对所有旧制度的轻蔑态度很可能将蔓延到我们的领土上，人们开始倾向于一种现代的便利观念。综上所述的顾虑让我感到有需要对此事提出自己的见解，呼吁人们重新审视我们国家法律中真正的原则；而您，我的来自法国的朋友，也应开始了解，我们事实上一直保持着对这些原则的珍视。身处海峡这边的我们，无法容忍一些人先将一些违禁仿品当作英国粗制滥造的商品非法传送到贵国——虽然我们对这些仿品根本毫不知晓，再根据新巴黎式的新自由进行加工，然后重新运回到我们的国家来。

英国人民不会模仿他们从没有尝试过的制度，也不会回到他们在尝试之后发现有害的制度中去。他们会将属于他们的合法王位继承制度看作自己的正当行为，而非过失；是福祉，而非委屈；是自由的保障，而非奴役的标记。在他们眼中，当前的国家政体拥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他们视这种王位承袭制度为保障宪法其他构成部分稳定和恒久的盟约。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希望可以请求您关注一些微不足道的诡计：事实上，这些鼓吹王位通过选举才有合法地位的教唆犯们，希望诱导民众怨恨那些支持我们宪法中公平原则的行为。这些诡辩家们编造着不存在的理由和不存在的人物，并将这些人物假定为捍卫王位继承制的幕后主使。他们将自己置身奴隶制的幻想中，而我确信今天已没有任何人在延续那样的制度。“王位通过神授的世袭制承袭，拥有不能废弃的权威。”——这些老一辈个人独裁拥护者武断地声称，世袭的王室是世界上唯一的合法政府，正如我们眼前这些民众独裁的拥护者认为民选才是王权的唯一合法来源一样。诚然，老一辈君权神授的狂热拥护者在叙述上略显蠢笨，也许还有些缺乏虔诚，仿佛君主制王国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都承蒙了更多神授的允可，仿佛落在任何人身上的世袭统治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废弃的，无论怎样的民权或政治权利都不能将其剥夺。然而对国王世袭权利的奇思妙想，并不能改变这种权利的正当性，更不能摧毁关于这种权利的坚实的法律和政策。如果所有这些律师和教士们的奇怪理论都可以影响他们所谈论的客体，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将不会有任何法律或宗教存在。但一个奇怪的理论一方面不可能印证某个虚假的事实；另一方面也不能宣扬某个有害的准则。

反对第二项权利

革命协会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拥有“因为他们（统治者）行为不当而对他们进行罢免的权利”。也许正是我们的祖先对制造这样一个“因为行为不当而罢免”的先例的担忧，使得暗示废黜詹姆斯国王的法令显得太过谨慎，或是太具特殊性。(19)然而这样的谨慎，这些特殊性的累加，才展示出国家的各级会议在这种人民因压迫而愤怒、因胜利而欢腾的时刻，依然可以让自己远离各种暴力和极端行为的审慎精神。这展现了那些可以在重大事件中影响国家行为的伟人们欲将此次革命树立为和解的先例而非未来革命的摇篮的强烈渴望。

如果只因民众随意认为其“行为不当”便可被轻松罢黜，那么没有任何政府可以维持哪怕短短一个瞬间。我们的革命领袖绝没有将罢免詹姆斯国王建立在这样轻巧而不具确定性的原则之上。他们的控告，已经被国王本人大量的非法行为所证实，证明他确实试图颠覆新教教会与国家，以及他们最基本的不容置疑的法律和自由——他们控告他打破了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初始契约。这绝不仅仅是行为不当。一种强大而沉重的必要性迫使他们必须要继续他们的进程，尽管带着不尽的犹豫，还是要在法律的无上尊荣下完成他们的使命。在他们的信念中，绝不是通过未来的革命让宪法不朽。根据他们的规则而形成的伟大政策是希望保证未来任何君主都不可能让王国求助于这样激烈的补救方式。在法律的注视和评判下，他们让王位保持了原先不受质疑的状态。为了让王位传承下去，他们将责任交给了国家的大臣们。根据威廉国王第1号法令的第2部分，也就是《臣民的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他们宣布大臣须按照这一宣言为国王服务。没多久，在议会日常会议之后，他们再次确保整个政府需要在王国的人民代表及显贵的常规监督和积极掌控下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后的伟大宪法法案，也就是威廉国王的第12及13号法令，进一步对王位进行了约束，以便更好地保证国民的权利与自由。他们提出，“在英国的伟大封玺之下，下院提出的弹劾不可被赦免”。显然在他们看来，《权利法案》中为政府提出的规则、议会的不断监控及实际的弹劾权力，都比一项难以实现的、无法确定的且经常会带来不幸后果的“对统治者进行罢免的权利”，更能保护他们的宪法自由，同时更正他们的行政纰漏。

普莱斯博士在他的布道宣讲中很恰当地指责了对国王言辞粗鄙不恭的行为。他没有采用恭维谄媚的口吻，而是建议应该在值得恭贺的时刻向陛下阐明，“他应自视为人民的仆人而非君主，这样才更加恰如其分”。(20)如果他真的意欲褒奖，那么显然这种新的颂扬形式并不太让人感到舒畅。名义上及实质上的仆人并不喜欢别人提醒他们所处的情境、身兼的职责和义务。在古典戏剧中，奴隶会告诉他的主人，“Hæc commemoratio est quasi exprobatio”。(21)这宣言不及颂词悦耳，也不似教诲般有益。无论怎样，如果国王希望回应这段式样新颖的演说，采用它的措辞，甚至接受了“人民的仆人”这个称呼作为王室的风格，无论他或者我们怎样调整，我都很难想象，在这封信的最后签署“您最谦卑的仆人”这一落款的情景。恐怕这世界上出现过的最骄傲的教派都会选择一个比这些“自由的信徒”们建议给君主的头衔更谦恭的称号。国王和国家就被这些将自己称为“仆人的仆人”的人物们践踏在脚下，如今废黜君主的命令文件上已经要盖上一个“渔夫”的印章了。

我应将这一切看作毫无意义的闲谈，或是自负的演说，然而在这乏味的空气中，一些人感到了自由精神在蒸发，却也有可能走向支持这一想法或是演说中蕴含的某部分阴谋——诸如“对统治者进行罢免的权利”——的阵营。因此我想还是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观察。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王确实是人民的仆人，因为他们的权力除了实现普罗大众的伟大利益之外再无其他理性的目的了。然而从通常意义上来看（至少根据我们的宪法来看），国王当然不是仆人；仆人的本质是服从别人的命令，在对方高兴的情况下可被取代。然而大不列颠的国王不会服从任何人的命令，所有其他人士，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在他之下，依法听命于他。法律不会奉承，也不会侮辱，只是中立地将我们国家的最高长官称为“我们尊贵的国王陛下”，而非“我们的仆人”；而我们自己也只曾习得法律最原初的语言，而非这位巴比伦神父混乱的行话。

他不会听命于我们，而我们则会听命于他所代表的法律，我们的宪法从未赋予他任何程度上的仆人身份。我们的宪法从不知晓阿拉贡执法官(22)那样的统治者，而任何法院也没有依法任命过国王履行属于仆人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他与上下院没有区别。后者所有的职责范围，都绝不包括接受有关自己行为的质问，虽然革命协会甘愿与我们宪法中最明智也最美好的部分对立，宣称“国王仅是公众的第一仆人，由公众设立，并对公众负责”。

如果我们在革命时期的祖先因为无法保障自由的安全，只能让政府碌碌无为、任职不稳，如果他们找不到任何比蛊惑民众更能制衡专制权力的良方，那么他们确实有负于明智的盛名。让这些绅士们清晰地指明，他们所说的国王作为仆人应对之负责的公众代表究竟是何方神圣吧。到那时，我就可以向他们展示我们的成文法是如何说明这些代表人物担不起他们被委以的重任了。

这些绅士们滔滔不绝地大谈的“罢黜国王的仪式”很难在没有武力强制的情况下进行，因此这将演化成一个属于战争而非宪法的案例。法律在战争中只能保持沉默，法庭与和平也将在其间土崩瓦解。1688年的革命源自一场公平的战争，而任何战争——尤其是内战——都很难是正义的，“Justa bella quibus necessaria．”(23)关于废黜国王的问题，或者用这些绅士们更喜欢的说法，“对他们进行罢免”，曾经是也将一直是国家性的超乎寻常的议题，而且完全是在法律之外的；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安排、策略和可能产生重大后果的问题（和国家的其他问题一样），而绝非仅仅属于某种权利而已。这个问题既然不是由民众的随意行为而产生，便更不能受到民众意识的鼓动。终止服从与开始反抗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难以确认的，非一个单独的行为或事件可以界定。在考虑罢黜行为之前，政府须已发生了混乱，对未来的预期须与之前的经历一样糟糕。当一切都进入令人惋惜的状态，病症的本质便是要将药方展示给那些自然授权处理极端情况者，让他们用这剂危险、含混的苦药解救混乱中的国家。时间、时局、激愤将给他们以教训。明智者将通过事情的严重性作出决定，而急躁者则执意用情感来进行压制；高尚者会沉浸于对不称职者滥用权威的不屑与愤怒，而胆大勇猛者则会坚守自己在宏大事件中对充满荣光的危险的热爱。然而，无论拥有或不拥有这样的利益，革命终将是善于思考者和心存善念者位列最后的选择。

反对第三项权利

老犹太的布道中所宣称的第三项权利，就是“构造我们自己的政府的权利”。在我们的革命中，或是任何之前的先例和原则中，几乎没有任何事例支持这项权利，正如没有事例支持过他们声张的前两项权利一样。光荣革命的目标是为了维护我们古老的、不容争议的法律和自由，同时保护让我们的法律和自由得以实现的古老宪法。如果您希望了解我们宪法的精神，以及从那段伟大的时光到此时此刻维护宪法精神的政策，那么请将目光投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记载、我们议会的法案和日志，而不要在老犹太的布道或是革命协会饭后酒会的祝酒词里去寻什么头绪。在老犹太的讲道中，您会看到另一种想法和语言。那些内容并不适合我们的情感与期待，也并不受到任何权威的支持。构造新政府的说法本身已经令我足够厌恶与恐惧了。无论在革命期间还是此刻，我们都希望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先辈的遗产。对于那份遗产，我们已竭尽全力不违反其本来面目，不在之前的枝干上增添任何外来的事物。至今我们进行的所有改良都植根于对古代原则的尊重，而且我希望且坚信，今后所有可能出现的改革也会谨慎地通过与先前案例、权威和典范的对照而生成。

我们最古老的改革便是《大宪章》的改革。您会看到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我们伟大的法律使者，事实上包括所有继他之后的伟人直至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都热切希望证明我们的自由的脉络。(24)他们竭力证明了，约翰国王（King John）的《大宪章》与亨利一世（Henry I）的另一部伟大的宪章有着密切的关联，两者都无一例外重申了王国更古老的法律。而更加伟大的是，这两位作者本就是圣明的贤士。也许不是永远正确，但如果这些法学家在某些地方出了差错，那至少是从侧面证明了我的立场；因为这证明了我们所有的法学家和立法者以及所有他们希望影响的人民的思想，都被古代的原则、这个王国对他们的神圣权利以及继承权的稳固政策占据了。

在查理一世国王第三号法令著名的《权利请愿书》中，议会曾对国王说：“您的臣民继承了这项权利”，他们没有用“属于人的权利”这样的抽象原则来承认政治权利，而是将此权利定义为“属于英国人民的权利”，是一项来自他们祖先的遗产。另一位声名远扬的伟人——撰写了《权利请愿书》的塞尔登（Selden）——对所有有关“人权”的普遍理论至少和我们的神坛或是贵国论坛上的演说家一样通晓——无论是普莱斯博士，还是西耶士神父（Abbe Sieyes）。然而，他们的实践智慧战胜了理论科学。相比那些被虚妄地揣测出的权利，他们更偏爱这种积极的、正式的、继承的头衔，这对人民或公民来说才是弥足珍贵的。而前者所蕴含的狂热而好斗的精神只会将他们原本确凿的继承权践踏于足下，撕成碎片。

所有的法律中都渗透着同样的政策，以维护我们的自由。在威廉与玛丽的第一编——那部著名的《权利法案》中，上下两院从未提到过任何一个和“构造我们自己的政府的权利”有关的音节。您可以看出，他们所有的心思都在保护最近陷入险境的宗教、法律和自由这一要务上。在“进行最为严肃的思考，以找出最好的方法，保证他们的宗教、法律及自由之后不会再处于险境”后，他们发展出一套行动进程，并提出一些最好的办法：“首先”要做的就是“仿效他们的祖先在同等情况下希望保护他们古老的权利和自由时所做的，对这些权利和自由进行宣告”；然后他们向国王和王后请求，“再次宣告并正式通过由这个古代的国王传承下来的、全体人民及每一个个体不容置疑的权利和自由”。(25)

您可以看出，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我们都是通过宪法的统一政策来宣称和维护我们的自由，也就是将其定义为传承自我们祖先的遗产以及只属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财产，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普遍或优先的权利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宪法用这样的方式保存了它各个部分的统一性。我们有继承的王位，继承的贵族头衔，一座下议院，以及从祖先那里继承了特权、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国民。

在我看来，这些政策若非来自深刻的反思，便是追随自然的幸福结果。追随自然是没有反思并且高于反思的智慧。改革的精神是自私的情绪和狭窄的视角带来的普遍恶果。人民将不再顾及后世子孙，也从不回望他们的祖先。英格兰人民非常清楚，继承制的思想为他们带来了维护和传承的原则，却也从未否认过改良。继承并不反对添加新的东西，却同时保证了它已获得的一切不会消散。无论一个国家从这些规条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益处，这些益处都会被妥善保存起来，就如同家庭的财产永远被紧握在手中。通过追随自然的榜样而成的宪法政策，我们得到、保护并传承了我们的政府和权益，其方式与我们传承自己的财产和生命的方式相同。政策制度、财富以及上帝的庇佑由祖辈传至我们手中，然后再经由我们以同样的过程、同样的顺序传递下去。我们的政治系统如一个包含了诸多临时部分的恒久的机体，正是对世界秩序的合理呼应，与其形成了美好的对称。超乎寻常的智慧让这个恒久的机体神奇地集合了人类各个种族，永恒地存在下去，这机体不会老迈，也无中年或青年时代可言，而会不断经历循环衰变、倾塌、更新和进步。因此，在国家行为中需保留自然的方法，这样无论我们发展出什么，它都不会是全新的。坚持我们祖先的行为方式和原则，并非对古代的盲信，而是一种明智的类比精神。选择继承制度，等于为我们的政策框架绘制出一幅以血缘关系相连的画面；用我们最宝贵的家族纽带将国家的宪法整合在一起；将我们最根本的法律纳入家庭情感的怀抱，让这种情感和法律在它们共同体现的善意中，在我们的国家中、宅邸内、墓园里或是祭坛上，相互依存，永不分割。

通过在设计制度时使其与自然一致，通过依靠来自自然的准确而强大的法则，我们强化了那些脆弱而易犯错的创新思维，在继承制的启迪下对我们的自由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而得到了很多意义重大的收获。那些仿佛由祖先在场佐证的自由精神，会令自己走向暴政与肆意妄为，以致带来严重的后果。自由传承这一概念用国家尊严的延续启发了我们，防止我们对那些最初的荣誉获得者显示出任何的不敬。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的自由转化为尊贵的自由权，被赋予了一种庄重的意味。它拥有了可以证明的祖先，以及自己的仪态与徽章。它拥有了一整座肖像画廊，还有它的纪念碑文，它的记录、证据和头衔。我们根据自然教给我们基于人们的年龄和祖辈血脉来尊重每一个人的法则，向我们的社会制度表示尊重。贵国所有的诡辩家都不可能找出比这更好的方式来维系理性且人性的自由了，因为我们选择依靠本性而非投机，相信我们的传统而非发明，以保存我们的权利与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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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柏克在这里所说的附件指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为了纪念英国光荣革命，于1789年4月在老犹太礼拜堂发表的《关于热爱我们祖国的演讲》，（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讲稿中附有《协会委员会报告》、一份对法国人口的说明，以及法国国民议会制定的《人权宣言》。讲稿的第三版（伦敦，1790）又收录了法国方面对《革命协会致法国国民议会的贺信》的回信。——编者注

(2) 原文此处用了“philippizes”一字：在古代雅典，雄辩家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曾多次警告要防止马其顿的侵略，他指责那些想法或意见不同的人，“philippizing”的意思是他们对马其顿的菲利普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抱有同情。——编者注

(3) 《旧约•诗篇》第169篇。——原注

(4) 理查德•普莱斯博士：《论对我们祖国的爱》，1789年11月4日，第三版，第17和18页。——原注

(5) “那些不喜欢公共权威设定的崇拜模式的人，如果他们无法满足于任何一座教堂的崇拜仪式，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建立起自己的崇拜场所；如果可以这样做，进而再向世人提供一种理性而人道的崇拜仪式的模版，那么这些身份显赫且高尚的人将为社会和世界作出最大的贡献。”——普莱斯博士的布道词，第18页。——原注

(6) hortus siccus：脱水植物或脱水植物的展览馆。编者的同事大卫•布拉米奇（David Bromwich）曾经提出，柏克这样措辞，可能是为了暗示，普莱斯等持不同政见者，像干燥的易燃物一样，可能会在火焰中爆燃。——编者注

(7) Mess-Johns：苏格兰名词，最初用来指普通教区牧师。——编者注

(8) “他所说的这一切胡话，是否会留下了野蛮人的反复无常，带走城中英明而卓越的灵魂。”原文为罗马诗人尤文纳尔（Juvenal）的诗句，出自《讽刺诗》第4章，第150—151节。——编者注

(9) “此刻我形成我的哲学知识，让它们成为我未来人生的财富。”出自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艺》，第1卷，第1章，第12节。——编者注

(10) 普赖斯博士：《论对我们祖国的爱》，第34页。——原注

(11) Privilegium non transit in exemplum：个例不能成为普遍准则。该概念是罗马法的一部分。——编者注

(12) 玛丽一世（1553—1558在位）的《会议集》，第3卷，第1章。——原注

(13) Communi sponsione republicæ：通过国家的共同意志。——编者注

(14) moleculæ：微粒、颗粒。——编者注

(15) E．J．佩恩（E．J．Payne）解释，柏克的意思是，两者的差别来自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认为继承王位是统治者家族的权利，而另一种则认为继承王位是统治者个人的权利。在持前一观点者看来，如果统治家族中的统治者去世，那么整个家族（capita）的成员都有权成为统治者，那么王位将由其中“最年长也最有价值者”承袭。而在持后一观点者看来，王位只能由统治者个人（per stirpem）的后裔或代表承袭。参阅E．J．佩恩编：《柏克选著》，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86年，第2卷，第308页。——编者注

(16) “多年以来这个家族的运势经久不衰，先人的先人们一代代承袭下来。”语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第4卷，第208、209节。如非特别注明，此处及别处的引文翻译均出自Loeb Classical Library版本。——编者注

(17) 1297年该法案确定了必须要通过议会同意才能收税的原则。——编者注

(18) 通过1700年的和解法案，议会决定，由于威廉三世没有子嗣，而未来的安妮女王也没有在世的子嗣，因此英国王位由德国汉诺威家族沿袭。——编者注

(19) “詹姆斯二世国王因为打破了国王与国民之间最原始的契约，因此破坏了王国的宪法，并依从耶稣会和其他邪恶者的建议，违犯了基本的法律，离开了自己的王国，放弃了政府，因此造成王位空置。”——原注

(20) 普莱斯博士著：《论对我们祖国的爱》，第22—24页。——原注

(21) “您对现状的不断提醒看上去像是对我不知感恩的责骂。”出自古罗马剧作家泰伦斯（Terence）的《安德瑞亚》（The Lady of Andria），第1幕，第1场。——编者注

(22) 相当于英国大法官的职位。——编者注

(23) “必要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出自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第9卷，第1章。——编者注

(24) 参见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大宪章》（牛津，1759年）。——原注

(25) 参见威廉与玛丽，第1编。——原注

2　法国的错误选择

法国现状可悲

如果贵国愿意的话，也可从我们的事例中获益，让贵国重获的自由得到同等的尊严。这样，你们的权益，虽不幸被斩断，却依然不会消失在记忆里。诚然，贵国的宪法从你们的手中被夺去后，已饱经损耗和倾圮，但你们手中依然把握着那座尊贵却摇摇欲坠的城堡的某几栋壁墙，还有最重要的根基。您可以修葺那些壁墙，可以夯实那些古老的基石。贵国的宪法在完善前一直暂停使用，但事实上那部宪法已经具备了你们可以期待的所有优秀的元素。贵国曾经的三级会议已拥有可以创造幸福生活的所有条件；你们拥有不同社会部分的整合、不同利益之间的对立；你们拥有行动和反抗行动，而正是自然与政治界中相矛盾的权力之间的纠葛对垒，才构成了宇宙间的和谐融洽。在您看来，这些存在于贵国的旧宪法和我们的现行宪法内的相互对抗的利益或许是非常严重的缺陷，然而这样的矛盾却在有可能仓促进行的决议之前插入了一个有益的检验步骤。利益的对抗使严谨的思考成为必须，而非仅仅想一种选择，并且让变化成为一种谦逊的妥协；他们制造出防止强硬、残暴、不具资格的改革的机制，让偶尔或是普遍存在的独裁权力的施行永远无法成功。人员与利益的多样化让各类观点和秩序能够百花齐放，让自由拥有了很多保障；如果任何力量意欲推倒整个王朝，那么王朝中包含的不同独立部分便将开始反抗，来保护自己的领地。

贵国古老的三级会议拥有综上所有优势，然而你们选择的行为却仿佛从未经历过任何文明的社会秩序，因此必须开天辟地，重新来过。这一切的开始已是谬误，因为你们轻视一切本属于自己的事物。你们开始的是一场无准备的战役。如果你们的上一代前辈在你们的眼中不具有任何荣誉，那么你们可以忽略他们，继续向前追溯。带着对更远祖先的虔诚尊重，你们最终会意识到他们的德性和智慧远胜于此刻粗鄙的行径，那时你们便会看到怎样的事例才是你们期待仿效的。只有尊重先人，才能懂得如何自尊。你们将不会把法国人民视为昨日之躯，视为一群等待1789年大革命的解放的卑微的可怜虫。为了给你们的那些辩护士找到开脱贵国巨大罪恶的借口，你们付出了自己的荣誉，被形容成黑奴帮派一般的团伙，突然被从奴役中解救出来，还没有习惯自己的自由，因此做出的暴行应该得到谅解。但我亲爱的朋友，在我看来，贵国一直是一个慷慨而伟大的国度，只是被你们对忠诚、荣誉和忠实等高尚而浪漫的情感引入了误区；这些事件并非你们所愿，而你们也从未生活在奴役或屈从之中；你们最诚挚的谦恭都出自公共精神的原则，你们崇尚自己的国家，尊重自己的国王。难道我这样的想法不比之前那种描述更为明智吗？贵国人民是否已意识到，在这种对可爱的谬误的幻想中，你们已经比你们明智的祖先走得更远；你们已经决心重新建立古老的特权，维护古老的与眼前的忠诚和荣誉的精神；如果你们缺乏这样的自信，无法记起那部几乎消失殆尽的祖辈的宪法，那么您可以求助于海峡对面的邻居——我们完好地保留了欧洲古老的习惯法的原则和模板，并将它应用到当今的国家运作中。通过跟随英明的前例，你们可以为世界创造新的智慧。您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每个头脑清楚的人面前，给自由一个尊贵的理由。您可以证明自由与法律不仅可以调和，而且如若约束得当，还可成为法律的辅佐，这样的证据会让专制无处遁形。同时，你们也可享有非压迫性且极富成效的税收制度。你们会拥有繁荣的商业以支持税收。你们会拥有一部自由的宪法，一个强大的王朝，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个崭新且受人崇敬的教士等级；一个和谐且生机勃勃的贵族等级，以引领而非颠覆贵国的德性；你们还会拥有一群受到保护的、满足的、勤劳而忠顺的国民，你们将教他们如何在德性中寻找和认识幸福。真正的德性包含了人类的道德平等，而非那些会在注定要辛勤劳作的人的脑海中勾起奇思妙想和虚荣期盼的恐怖神话——正是这样的神话积聚并加重了真正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才是永远挥之不去的；自然秩序创造了道德的平等，就是为了让身处谦卑位置的人们和享有更多荣光却非更多欢愉的人民能够得到同样的裨益。此刻，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一条通畅且轻松的、充满了福祉和光荣的事业征途，这一事业已经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记载；但你们已经证明，困境有益于人类。

请计算你们的所得；请看清那些夸张而自以为是的诡辩，那些让你们的领袖抛弃所有前人和同辈、甚至轻视他们自己、直至有一刻真正变得可鄙的说辞，究竟为贵国带来了怎样的好处。跟随着这种错误的指引，法兰西已经付出了比任何国家寻求庇佑时所付出的更大的代价，而迎来的却是今天无法掩盖的灾难。法兰西用罪行换来了贫困！法兰西并非为了利益而牺牲德性，而是抛弃了利益，也出卖了德性。所有其他国家都开始用更确切的方式，借助一些仪式或宗教来构建新政府，或是改革旧政府；而法兰西却在失去了她曾经的王权时，为一切混乱赋予了合法的执照，在观念与实际生活中表现出了对其宗教傲慢的蔑视。这疯狂的放荡扩散到各个等级中，仿佛这个国家获得了某些特权，探寻到了某些不曾见识到的福利，或是发现了以往权贵贪腐的事实。这便是法兰西关于自由的新原则。

由于领袖们的背叛，法兰西已经公然将王公内阁会议上宽宏的论调玷辱得一文不值，令其中最重要的论题都变得毫无意义。她赞颂那些黑暗而且充满武断的不信任言论，让国王在那些道德政治家充满迷惑性的辩词前颤抖。君主们会将那些向他们进言纳谏、让他们无限制地信任国民的人视为王位的掠夺者；那些背叛者会利用这些君主的善良本质，让他们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含混场合下承认，这些大胆而毫无信仰的人可以分享他们的统治权力。仅这一点（如果再没有其他的恶劣行径）就已经为你们和全人类带来了无法补救的灾难。请牢记，巴黎法院曾在三级会议时告诉国王，除了他们支持他统治的过度热情，他再无可畏惧。他们当然应该缩起头颅。他们应该在那片由他们的法律顾问制造的废墟中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此乐观的宣言甚至能为权威催眠，可以鼓励当权者莽撞地加入到对从未尝试过的政策的一场无畏的冒险中，它能让当权者完全忽视可以区分慈善和愚蠢的准备或预防工作；没有这样的宣言，便没人能解释眼下这些为了抽象的政府蓝图或抽象的自由而付出的努力会有任何正面的效果。为了获得这些抽象的概念，他们见证了国家的良药转变为毒药的过程。他们看到了整个法兰西带着罕见的愤怒和辱虐，背叛了他们温文而合法的君主，他们的怒火与谩骂更甚于这世界上任何人在对待暴戾与非法的昏君时的态度。他们反抗的是一直迁就他们的君王，他们背叛的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保护者，他们凌辱的目标是那只一直向他们施与优雅、慈善与宽赦的手。

这违背了自然。而其余的一切将接踵而来。他们在自己的成功中发现了惩罚。法律被倾轧；法庭被颠覆；生产失去了活力；商业奄奄一息；税款欠缴，而人民依然贫穷；一间教堂遭受抢掠，而国家却并未因此释怀；市民与军队的混乱造就了王国的宪法；一切属于人性和神圣的事物都牺牲给了公债的偶像，结果便是整个国家的破产。而比这一切更为可怖的，是这个摇摇欲坠、步履维艰的新政权发行的纸币，这些毫无信誉的纸币无疑是穷凶极恶的欺诈，是乞丐才会用的抢掠行径。这种以支持王国的名义发行的通货，代替了长久以来人类历史上的两种伟大通货（金与银）。纸币一经出现，这两种通货便消失了印记，从这一刻开始，人民的财产权便受到了系统性的侵袭。

难道这可怕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吗？难道这些意志坚定的爱国者为了得到和平与美好的自由权利而进行的歇斯底里的挣扎、在鲜血和骚乱中的跋涉，必会带来眼前这些恶果吗？不！绝非如此。让我们震撼的法兰西的废墟并非源自内战的摧毁；这一切确实悲伤，却可以让贵国人民在和平时代回想起曾经历经的那些冲动无知的建议，并以此为戒。这废墟展现了在无法抵挡也未加抵挡的权威的引诱下，不加思索地莽撞行事会带来的后果。那些挥霍了他们自己的罪恶可能给贵国带来的财富的人们，那些浪费掉公共灾难有可能带来的任何教育意义的人们（也是这个国家最后的赎罪机会），却并未在他们的进程中遭受到任何力量的阻挡，仿佛这支队伍代表的是胜利，而非战争。他们的先锋队更是先行一步，为他们扫清各个层级的障碍。他们洒下的鲜血中没有一滴是为了这个被他们摧毁的国家而流。在拘禁国王、谋杀公民、让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家庭陷入泪水和贫困的同时，他们却没有付出过任何超过他们鞋扣的价值的牺牲或代价。是他们的安全观念，让叛乱、抢掠、强奸、谋杀、屠杀、纵火遍布他们已经满目疮痍的国土。但这一切的伏笔在最初就已经埋下了。

错误根源在国民议会的构成

这种自由的选择、这种对邪恶的偏好，看上去仿佛难以解释。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国民议会的组成便可了解一二。我并非意指它的正式构成方式——虽然这种构成已足够引起争议了，而是指构成它的人选；这样的构成人选带来了比全世界任何程序都要严重一万倍的后果。如果我们只看这个议会的头衔和功能，便很难想象它有何不庄严尊贵的地方。作为一个探寻者，看到眼前全体人民的德行与智慧汇聚一处而制造的这个恐怖场面，一定不会急于谴责。他们并不该受到指责，而只是令人迷惑不解。没有任何名义、权利、功能或制度，可以如上帝、自然、教育或生活习惯那样塑造并组成某个权威体系的人民。人民不拥有超越上述元素的能力。他们作出选择很可能是希望获得美德与智慧，但他们的选择却没有将美德或智慧传予他们赋之以权的人。这些人不拥有自然的契约，也没有得到天启的承诺。

在我阅读过那张入选第三等级的人员名单以及关于他们的描述后，便明白他们随后所做的一切都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事实上，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一些富有声望的人，或是智慧超群之辈，但没有任何人拥有操作国家事务的经验。最佳的也只不过是一些理论家而已。况且无论这些出众者是何方人物，决定这一等级的性格及其之后的选择方向的，依然是它的核心且占大多数的代表。在所有的机构实体中，那些拥有领导地位的人，在某些程度上也需要服从。他们必须要在品味、智慧及性情方面与那些将要执行他们的主张的人取得一致；因此，如果该国民议会的绝大部分代表都是邪恶或软弱的，那么也就意味着高尚的德性很难在此胜出，当然也就很难防止才能较高的人变成各种光怪陆离的项目的资深工具！而如果——且很可能事实就是如此——这些才能较高者并不拥有高超的德性，而是充满凶险的野心和对世俗荣耀的贪恋，那么软弱的那一方——也就是这些杰出人物在最初会假装恭顺的代表们——便会沦为他们设计中的玩偶和工具。在这场政治交易里，领袖会向追随者的无知妥协，继而追随者又转身向领袖们的计划卑躬屈膝。

为了保证自己的主张能够在任何公开集会中保持其严肃性，这些领袖们应当尊重——甚至是畏惧——执行这些主张的人。如要避免被盲目耍弄，追随者即使没有演员的天分，也至少应该有法官的判断力；同时，他们还需要能够衡量自然的权重和权威。在这样的集会中，很难确保其成员能稳定谦逊地行事，然而至少这些集会的组成人员应该拥有某种条件的生活环境，拥有一些恒久的产业，拥有某种程度的教育水平，拥有拓展和放宽自己对事物理解的习惯。

第三等级：被低等法律人控制

在法兰西召集三级会议之时，第一件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事就是：其整个过程严重偏离了法国古代的程序。我发现第三等级拥有600个代表，这相当于前两个等级代表人数的总和。如果这些等级分开行动，那么代表的数量将不会对全局产生太大的影响，也就无需多虑了。然而事实上，三个等级已经混杂在一起，因此代表数量政策的意图及其带来的必然后果便昭然若揭了。(1)两个等级中极个别代表的弃权行为，都等于将权力交给了第三等级。事实上，整个国家的权力很快便集中在了那个部分，而第三等级的构成便更显得意义重大。

先生，您可以对我的惊奇作出评判——也就是当我发现国民议会的大多数代表（我相信是参加者中的大多数）都是法律执业者的时刻。成员中没有曾向国家宣誓贡献自己的知识、严谨和诚实的杰出法官，没有头顶光环的顶尖律师，亦没有大学里的知名教授；等级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处于较低层级、教育程度不高、从事机械性与工具性工作的人。当然存在一些例外，但普遍的代表成员都是省级律师，在规模微小的地方性法律机构做干事一类的工作，或是农村的律师、公证员；还有大把市政诉讼的代表人物，以及农村骚乱事件中的煽动和指挥者。我从开始阅读这份名单的那一刻起，便意识到近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

评判某些职业的程度已经变成了对这些从业者的评判标准。无论那些律师拥有多大的个人优势——事实上其中确实不乏优秀人士，在那个军事王国，除了最高层级——也就是那些将自己的职责与家族荣耀结合在一起的人，以及那些被授予了崇高的权力和权威的人，没有任何别的职业得到太多的重视。这些人当然得到了极高的尊重，甚至同等程度的畏惧。之下的等级几乎没有得到过评估，而机械性的职业所拥有的声望更低。

当至高的权威被授予到这些层级较低者的身上时，显然会造成拥有最高权威者并不足够尊重自己的习惯的情况。他们并未面临过财富岌岌可危的处境，因此也就不可能谦卑谨慎地面对交到自己手上的权力——不只是外人，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权力都来得出人意料。谁能哄骗自己说这些无比幸运地从最低的服从阶层一跃而起的人，不会沉醉于自己突如其来的伟大地位呢？谁又设想过这些好管闲事、喜欢挑衅、狡猾、积极、热衷是非的、头脑不安分的人们将多么容易重拾自己含混的争执或费力、低贱而利益微薄的诡计呢？又有谁会怀疑他们不惜牺牲这个他们本就知之甚微的国家的利益，而追求那些自己充分了解的一己私利呢？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无可避免的、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来源于事物的本性。他们必定要加入任何一项可以带给他们一部引发诉讼的宪法的计划（如果他们的能力不允许他们领导这个事件的话）；这样才可能在革命和骚乱后，尤其在财产的分配错位之后，为他们创造无数的工作机会。这些人的存在本就建基于财产的可疑、模糊与动荡，又怎能期待他们关注财产的稳定呢？随着地位提升，他们的目标也在放大，然而他们的性格与习惯，以及完成自己伟大蓝图的方式，将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好吧！但这些人将受到清醒且高远的力量的调教和约束。他们害怕的是那些拥有至高权力和恐怖尊严、目不识丁却在议会拥有一席之地的山野村民吗？还是那些数量相若、毕生所知不会超出会计室半步的小商小贩——虽比村民受了高些的指引，爬上了更显眼些的社会位置？不！这两种人都是律师们手中把玩的工具，受到他们的鼓动和支配，而不会与这些法律人士抗衡。在代表比例如此失衡的危机状况下，他们必会控制整个议会。法律界立刻同大量医学界人士结了盟。这些医学人士在法国并未得到比律师更公正的评价。因此，这里的“教授”们显然也具备了那些没有尊严的人物的特质。但假设如果他们得到了应得的社会地位，就像在英国的医学界从业者一样，那么病床边上就将不再是培养政治家或律师的学堂了。之后加入的股票基金的交易员，显然是迫不及待地想把手中的纸票换成更令人放心的土地财产。更多类型的人群陆续加入进来，这些人对这个伟大的国家一无所知，从未对她的利益或是任何机构的稳定给予过任何关注；这些集结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不是为了掌控时局，而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综上所述就是国民议会第三等级的组成情况；在这一情形中，我们恐怕找不到一丝国家的基本利益。

教士：代表中有太多乡村有酬牧师

我们知道英国的下议院从来不会拒绝贤才，无论他们来自哪个阶层。出身显赫者、血统高贵者、通过世袭或自我努力获得财富者、才华出众者、军人、市民、海军、政界人物，只要理由充足，操作过程合理，国家只要可以负担便都会接受。但请作一个假设——虽然那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如果下议院以法国第三等级同样的方式构成，那么这种诈骗者的统治是否会被容忍，甚至被安然接受？上帝不会允许我对这一高尚的职务进行如此不敬的暗示，它是另一种神职，行使着神圣的公正权利。不过我虽然对处于那些位置的人们万分尊敬，并会尽己所能让他们不被排斥在属于自己的任何一项职务之外，但我不能为了讨好他们而向天理说谎。作为一个整体的构成部分，他们可谓德才兼备，但如果他们越过了界限而成为全部，那么一定会引发灾难。他们在各自职责上表现出的才干并不能满足其他位置的需求。不能否认的是，当人们被局限于某种职业或领域的习惯中，在某些狭窄的职业循环中进行周而复始的工作时，他们便失去了从事那些基于人类知识的，需要对各类多样且复杂的内外部利益进行混合性、综合性和关联性观察的事务的能力，而这类事务的集合恰恰就构成了一个国家。

无论如何，如果下议院只是由专业人士构成，也就是说它将受到难以改变的法律、惯例、法律原则的正面规则及实践限制与束缚，并受到上议院的制衡，且它的存在会因国王的意愿而被延续、休止或解散，那么下议院的权力又何在呢？事实上，下议院的权力——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是相当伟大的；且只要它可以保持自己的伟大，维持其真正崇高的精神，便可消除印度的违法者成为英国法律制定者的可能性。然而，下议院的权力在受到最低限度的削减后，与你们的国民议会相比就如沧海一粟。彼岸的国民议会自从秩序瓦解后，就再没有过基本法律，没有过严格的公约，也没有受到尊重的惯例对其加以限制。他们不会再服从于一部固定的宪法，而是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制定一部宪法。无论是天堂中还是人世间都再无任何力量能够控制他们了。什么样的头脑、心灵或是性情才有资格或是胆量在既定宪法之下制定法律！更况乎是要瞬时为一个伟大的王国——包括她的每个部分，从在位的君主到教区的小礼拜堂——制定一部全新的宪法！但是，“愚者莽撞，智者三思”(2)。在这样一个权力漫无目标、无法界定且不受限制的国家里，社会事务的管理被道德和客观因素上极不恰当的人员掌控，恐怕是我们最易料想到的结局。

在对第三等级的原始构成框架进行思考时，我关注了一下教士等级的代表们。情况是相似的，其选择原则并没有考虑到财产的安全或者代表在从事公共事务方面所拥有的个人才干。选举过程虚假而造作，把这项重新建构国家的任务交给了大量的乡村教区牧师；这些人甚至只是在图画中见过国家样貌，他们长期生活在无望的贫穷中，因此在他们眼中，无论是世俗的或是教会的财产都让他们嫉妒不已；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定都抱着最微小也最卑鄙的希望，想要从这些财产中分到一杯羹，随时做好了瓜分抢掠的准备，然而在这场混乱中，他们几乎无望得到任何利益。这些代表们非但没有制衡另一个等级中那些生龙活虎的诈骗者们的权力，反而成为那些一直牵动着他们这些小村民的心思的人们的积极助手，或者至少是被动的工具。当然，这些代表本身也并非正大光明之辈，他们凭借着自己低下的理解能力，心心念念地希望通过小小的阴谋而获得信任，使自己解脱之前的社会关系而投降群众，离开曾经的活动领域，致力于王国的更生。这样过大的负担，再加上充满骗局诡计的第三等级的压力，让他们拥有了无知、莽撞、放肆以及抢掠的欲望和一切都无法阻挡的力量。

平等派：向自然开战

具有观察力的人一览则明，第三等级中的绝大部分人与综上所述的教士等级代表人物联合，希望摧毁王国的贵族阶层，这就意味着他们必将屈从于那个阶层中某些个体最为糟糕的计谋。那些人在毁坏并侮辱自己等级的过程中，需要有一大笔钱来打发这些新的追随者。对他们来说，只要能让这些随从开心，哪怕挥金如土也算不上什么牺牲。具备一定素质的性格强硬且心存不满的人们，尤其如果内心充满了骄傲甚至傲慢，通常会蔑视自己的同类。他们自私而充满恶意的野心所显示出的第一个症状，便是与他人一起大肆抛弃自己的尊严。与社会的某个部分建立联系，表现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热爱，是建立公共情感的第一步（是萌芽状态的公共情感）。只有这样才能引导我们走上对国家、对人类的爱。社会某一部分的利益就在于组成这一部分的人所具有的诚信。只有恶人才会报之以滥用挥霍，只有背叛者才会利用其满足一己私利。

英国在被内忧所困时，也出现过像荷兰伯爵（Earl of Holland）这样的几个人（不知这样的人在贵国的议会中是否存在）。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家庭由于大肆挥霍国王对他们的巨大赏赐，从而让王位蒙上了不满与憎恨。然而这些人随后却加入了那些因为他们而与王室为敌的反叛队伍；那几个人颠覆了有恩于他们的国王，其中的几位因国王的恩赐才得以生存，而另一些也是因为国王的仁德才拥有了当时得以摧毁这位恩主的全部权力。如果对这些人贪婪的欲望进行限制，或者其他人也可以分享他们孜孜追求的目标，那么复仇和嫉妒将迅速填平他们贪婪的欲望空洞。面对复杂的情感，他们的思维受到干扰；他们的眼光变得空旷而混乱，令别人感到莫名其妙，而对他们自己则是含糊迟疑。他们发现，在既定的秩序中，自己无原则的野心处处碰壁。但在这团思想的迷雾中，一切变得越来越宏大，已经失去了界限。

但当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惜牺牲所有尊严以成就一份没有目标的野心时，当他们期望用低廉的手段来达到低廉的目的时，这个阶层也将变得低下而卑贱。法国如今不是正在经历类似的境况吗？这种情形难道不会制造出大量卑鄙无耻的事故吗？难道它不会带来低劣的政策？不会由于个人的卑鄙而使国家丧失尊严和重要性吗？其他革命的发起者都是希望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催发变革，他们虽叨扰了人民的平静安宁，却也弘扬了人民的尊严，这使他们的野心也最终得到了净化。他们目光长远。他们的目标是为国家建立规则，而非摧毁国家本身。他们拥有在内政和军事方面的卓越才华。他们不似那些犹太经纪人一般，只能用虚假的货币流通或是贬值的债券来解救那个被堕落的议会代表们摧毁的国家。这些伟大的坏人中，曾有一位克伦威尔（Cromwell）得到了自己亲人的赞颂，这位亲人是当时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用一首诗来歌颂克伦威尔实现自己的野心，以及这份野心帮助他完成的伟业：

随着您静静地升起，国家也随之升腾，
在被您改变的过程中，从未发现任何疾恙；
如同这世界中伟大的景致，悄无声息，
让冉冉旭日打破黑夜庸俗的光亮。(3)

这些人与谋权篡位之辈不相同，他们只是维护自己在社会中本来的位置。他们的崛起照亮了世界，美化了天地。他们战胜了敌手，是因为他们更具雄韬伟略。如同毁灭天使一般，他们给国家以重击，将她正在承受的力量与能量传输到她的身上。我不能说（上帝不会允许我那样说），这些人的德性抹煞了他们的罪行，但这些德性确实纠正了罪恶的后果。比如我提到过的，我们的克伦威尔。又如你们的吉斯（Guises）家族(4)、孔代（Condes）家族(5)或是科利尼（Colignis）家族(6)。还有黎塞留家族（Richelieus）(7)，他们虽生于颇为平静的时代，却秉承着内战时的精神行事。还有人品较好、甚少可疑之处的亨利四世（Henry the Fourth）和苏利（Sully）(8)，虽然他们受到内战的影响，自身也不免沾染了些痕迹。如今该思考的是，法国将多么迅速地从这场最漫长也最可怖的内战中得以喘息、恢复并最终摆脱其侵扰。为什么？因为在他们所有的屠杀中，他们并没有摧毁这个国家的思想。清醒的尊严、尊贵的骄傲、对荣耀和楷模的恢宏情感都并未消失。相反，这些情感被激发。国家的各个构成部分虽支离破碎，却依然存在。所有荣耀和美德的赐予，所有的奖赏，所有的特质，都依然保留下来。而你们此刻的迷乱，如同瘫痪一般侵袭了生命的根基。而在这个本该用荣誉的原则激励的局势中，贵国的每个公民都被蒙上了羞耻，生命已失去了感知，拥有的只是被伤害被侮辱的愤慨之情。这一代人将很快老朽，而新一代贵族会承袭那些技工、小丑、货币兑换商、高利贷者和老犹太们的品行，变成他们的追随者，甚至可能会成为他们的领袖。相信我，先生，那些想要攀爬的人，不会真正得到平等。所有的社会都拥有各种类型的公民，而其中有一些必须要占据最高的领地。攀爬者只能改变事物的自然顺序；他们在社会上大兴土木，将本该置于地面的坚固基石移至空中。那些组成了共和国（诸如巴黎）的裁缝和木匠协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得到平等。你们强迫他们做的是最糟糕的篡权行为，篡夺本属于自然的权力。

法国的财政大臣在三级会议开幕时带着演说家的风范宣布：所有职业都是荣耀的。如果他是想说诚实的工作皆无耻辱可言，那么他并未言过其实。但在假设任何工作都充满光荣时，我们依然深谙不同工种之间的区别。美发师或是牛油杂货商这类工作，显然并不能被认为是某个人的荣耀，更别提其他更为卑躬屈膝的职业了。从事此类工作的人诚然不该受到国家的压迫，但如果允许这样的人——无论是个体或是群体——来统治这个国家，那么国家将受到这些人的压迫。你们认为这样做是在消除偏见，然而事实上你们已身处战争的漩涡。(9)

我亲爱的先生，我并不认为您是诡辩或强词夺理之人，又或者是隐晦沉闷之辈，因此不认为您会要求我对每一种普遍性的观察或情感都进行纠正性的细碎解释，或罗列出例外的情况，因为任何有理性的人在提出命题时都已将其逻辑推理包含其中了。您不会认为我希望用血脉、名称、头衔来禁锢权力、权威或是特殊地位。不，先生。只有德性与智慧——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假设——才能让一个政府合理存在。无论在何处能找到这些德性与智慧，在哪个国家，何种条件下或何种职业、行业中，他们都拥有通向人类世界和荣耀的天堂的通行证。因为恼怒而不敬地拒绝让这样优雅的德才兼备者为市政、军队或宗教领域服务，将这些围绕并照耀着国家的熠熠光芒贬斥至低微处，才是国家的灾难！相反，将高尚的头衔授予那些教育程度低下、眼界有限、职业肮脏且唯利是图者的国家，也是面临着灾难！一切机会都应是开放性的，但不能对所有人无区别地开放。对于要熟练处理广泛事务的政府来讲，职务的轮换、碰运气式的任命方式或带着轮值与抽签色彩的选举，都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为这样的方式不具备任何选出一个了解自己职责所在、或适合这一职责的人选的直接或间接的倾向性。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从卑微的境况走向显赫地位和权力的路途不应太过轻易，不应被铺垫为理所当然之事。如果罕有的德性是所有稀罕事物中最为难得的，那么它就会通过某种检验。荣誉的高塔应在高处矗立。如果它因德性而敞开大门，并让自己被永远铭记，那么这样的德性必是经历了艰难与挣扎的考验。

没有什么人能够充分而恰当地代表国家：既无法代表它的能力，也不能代表它的财产。但由于能力本身是一种充满活力而积极的准则，而财产则是惰性、静止且羞怯的，因此财产很难在能力的侵袭下维持安全，除非它的代表所占比重是具有支配地位的。同时，被代表的财产需要大量积聚，否则便无法得到恰当的保护。由于其获得原则与保留原则的共同作用，财产便具有了不平等这一独特本质。从而，这些激起了妒恨、引诱了贪婪的巨额财产必须得到保护以远离危机。这样，他们所属的全部等级皆形成了与财产较少者的天然壁垒。依照自然的方式分配给众人的同样数量的财产，会得到不同方式的操作。在这样的分配过程中，财产的防卫力量被削弱了。而在这个削弱的过程中，虽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通过消耗别人的财产而使自己的财富增加，却并不能如他所愿。少数人的抢掠事实上将整个财产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了多数人。但很多人都并不会做这道算术题，那些领导他们抢掠的人们也没有期待过这样的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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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级会议的第一等级为教士，第二等级为贵族，第三等级则包括除前两个等级之外的所有法国公民。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于1788年举行，法兰西王室决定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可以是其他任何一个等级的代表人数的两倍。结果，1789年6月，三级会议更名为国民议会，而之前的第三等级则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假使确实有少数教士和贵族加入他们。这便是事实经过。——编者注

(2) 亚历山大•蒲柏：《论批评》。第3卷，第1章。——编者注

(3) 出自埃德蒙•沃勒（1606—1687年）著《诗集》（伦敦，1730年），第119页。——译注

(4) 法国著名的贵族世家，其成员出任吉斯公爵及吉斯枢机主教，几代封爵。——译注

(5) 波旁家族的旁系，波旁王朝时期的贵族。——译注

(6) 16世纪法国政治家科利尼的家族，胡格诺派代表人物，对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有很大影响。——译注

(7) 16世纪法国黎塞留公爵的家族。黎塞留公爵是路易十三的宰相和枢机主教。——译注

(8) 亨利四世即纳瓦拉（Navarra）的亨利，是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苏利公爵是法国大臣。——译注

(9) 《便西拉智训》（也译《德训篇》或《次经传道书》或《西拉之子耶稣智慧书》），第38章，第24、25节：“闲暇的机会予人以智慧。无事缠身方可明智。”——“一个手持犁镐的人、一个因为可以呼喝牲口便洋洋自得的人、一个驱赶着牛群、终日劳作的人、一个话题只绕着阉牛转的人，怎能得到智慧呢？”

第27节：“每个木匠都在日以继夜的工作，”等等。

第33节：“他们不应给予公众提议，不应居于高位；他们不应坐在法官席上，也不会了解审判的含义；他们无法伸张正义与裁判，不能出现在任何引经据典传授箴言之所。”

第35节：“但他们会维持这个世界的状态。”

我不能确定这本书是否具有权威性——就像高卢教会最近声称的那样，又或者只是虚构的。此处也仅将其作为虚构来理解。但我相信这本书里依然包含了很多道理和事实。——原注

3　批判现代自然权利观

英国的制度

维护我们家族财产的权力，对于这些财产来讲是最有价值也最令人关注的事情了，对整个社会的维系亦如此。这种权力让我们的脆弱可以听命于我们的德性，它甚至将慈善植入贪婪者心中。家族财富的拥有者和那些将承袭这些财产的显赫人士，都是这一过程中的天然保障。在我们的国家，贵族院的创建拥有固定的原则，它的全部成员都是世袭遗产的继承者和拥有荣耀头衔的人，因此成为议会中的第三部分，同时，它也是对所有财产进行再分配的唯一审判官。下议院虽然并非必需，其绝大部分席位却亦是以同样方式构成。让那些大的产业主按其意愿行事，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做到最好；即使最糟的情况下，他们也是国家这艘巨轮的压舱之石。丰厚产业和与之并行的高贵头衔的继承者经常会被卑躬屈膝的谄媚者或盲目低贱的权力崇拜者当作偶像膜拜，正因如此，人们才会轻率地将他们推断为短视的纨绔膏粱。事实上，有时某些体面而有节制的高贵地位或对某些出身的偏好，并非是不自然、不公正抑或不恰当的。

有种说法认为，2400万理应压倒20万。是的，如果一个王国的宪法能够和算术题等同的话。这样的推理只适合“灯刑”这样的事件（大革命时期，经常会有暴徒将路灯柱作为绞刑架施行私刑）。对于可以冷静推理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就太荒谬了。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必然千差万别；尤其是要进行一个邪恶的决定时，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便会更大。一个由500个乡村律师和籍籍无名的郊区牧师组成的政府，不会给2400万人民带来什么好处，虽然这些人是被840万人选出来的；然而即使政府的引领者是为权力而背叛了信仰的十几个素质高超者，后果也不会好过前一种情况。此刻，贵国的情况看上去已经偏离了自然的轨道。法国的资产并未驾驭国家的步伐。财产已被摧毁，理性的自由荡然无存。你们眼前所有的只是那些流通的纸币和一部玩弄股票的宪法；放眼未来，您真的认为法国的疆界——这包含了83个市政辖区的共和国——能够被一个单一的实体统治吗？或是在协同一致的头脑冲动下行事吗？当国民议会完成其工作后，便会迎来自己灭亡的时刻。这些独立的辖区不再会甘愿臣服于“巴黎共和国”。他们将不会再忍受让这个统治实体来独霸对国王的禁锢，掌控所谓“国民”议会。每个辖区都会紧握自己从教会掠夺来的那一份赃物；他们无法忍受这些掠夺成果或他们自己生产出的果实、又或是他们的土地里的产物被送到巴黎，无法纵容傲慢者的傲慢以及娇惯奢靡者的奢靡。他们会看到，自己在诱骗下抛弃了对祖国及其历史悠久的宪法的忠诚，却并没有换来丝毫平等。曾经的宪法不可能允许他们近来制造的这座首都存在。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构建民主政府的同时，却肢解了自己的国家。而那个被他们继续称为国王的人，则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那权利的百分之一足以把这些共和国的碎片维系在一起。巴黎共和国会继续完成军队的沉沦，并延续议会的存在，却不会求助于其成员以便继续他们的专制统治。他们会努力成为无界限的纸币流通中心，以便包揽一切利益；只不过一切都是徒劳。所有的政策此刻有何等狂暴，最终便会变得同等虚弱无力。

“革命协会”想要根据抽象人权摧毁英国政体

如果这才是贵国的实际情况，而非上帝和人类期待的那样，那么我便无法发自内心地恭贺你们所作的选择，或庆祝你们竭尽全力获得的成功。我很难向任何其他国家推荐基于这样的理由，并带来了如此后果的行为。我必须把处理问题的自由留给那些比我更能洞察贵国事宜的人，那些知道贵国的行动怎样能更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人。革命协会的绅士们已经过早地表达了自己的恭贺之情，他们非常执着地认定贵国存在某种政治阴谋，那么你们所进行的行动应该会对此有所帮助。而普莱斯博士对这个主题也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并向他礼堂中的听众说出了以下不同凡响的言语：“我需要特别地提醒你们回忆一下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暗示过的、也很可能是你们一直在期待的一种考虑，这种考虑为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远非我所能描述。我指的就是对追求自由的努力最有利的那种思考。”

很明显，这位政治传道士心中正酝酿着某种非凡的计划；而且在他反思的问题上，以及在这种反思带来的所有后果中，那些比我更了解他的观众们很可能比他行进得还要超前。

在读这份布道之前，我真的认为自己曾居于一个自由的国度；而我珍视这个谬误，因为它给了我更爱我所在国家的理由。事实上我已经觉察到，我们最为高超的智慧，也是我们首要的责任，就是用一种不眠不休的戒备心理，去守卫自由这一伟大的财产不受侵袭、不会腐朽或堕落。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这种财富是一种要守护的财产，而不是去争夺的奖赏。我不能了解，目前如何变成了有利于所有追求自由的行为的良机。此刻与他时之不同，只在于在法国所发生的事项而已。如果法国的事例对我们的国家产生了如此影响，那么我可以很容易想象到，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包含了某些不愉快的内容，并且与人性、慷慨、善良和公正无法协调。而在演员们眼中，这一切负面的因素都化解为柔弱的善良本性；在受难者心里，这些行为更蕴含着英雄式的刚毅情怀。当然，败坏我们应该追随的典范的名誉是不谨慎的。但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自由的缘由是什么？这份唯独法国才擅长的自由事业需要怎样的努力？而我们的国家，这个拥有着一切法律、法庭和所有古老部门的王国会不会被此种努力颠覆？这个国家的每一处地标难道就因为一部基于几何和算术的宪法而被废弃吗？上议院已经被投票为无用了吗？主教制度已经被废除了吗？教堂的土地要被卖给犹太人和股票经纪人，还是要行贿给那些被新发明出来的市政共和国以亵渎圣贤？所有的税收都被表决为牢骚抱怨，财政收入也都化简为爱国主义的贡献，甚至是赠礼了吗？难道为了支持王国的海军力量，所有的银鞋扣就要代替土地税和麦芽税吗？难道所有的等级、层级和头衔都要被打乱，从一种普世的无政府状态里投入到全国性破产中，3000或4000个民主政府就应该变为83个，然后再在一种莫名的诱人权力的作用下化为唯一的一个？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军队是否应该先因为放荡淫逸、再由于被捐赠的高额收入引诱而放弃他们的戒律和忠诚？教区牧师会不会因为期盼跳出自己的层级而背弃他们的主教？伦敦的公民们是否会不惜牺牲自己同伴的利益以养活自己，叛离自己效忠的一切？那种强制性的纸币能否代替王国合法流通的硬币？难道掠夺来的公共税收要被用来让两支军队相互监视和相互讨伐？如果这便是革命协会的目的和手段，那么我承认他们与之非常相称；而法兰西则可以用她的前例为他们供应装备。

我了解，提出贵国的例子是为了让我们感到羞耻。我知道，我们被定位成了一个沉闷而无精打采的民族，只因为能够容忍现状而甘愿被动，因为享有平庸的自由所以从不会去追求它的完美境界。法兰西的领袖们首先假装崇拜甚至热爱英国的宪法，但随着事态发展，他们开始展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态度。贵国国民议会在我们这里的朋友们对他们国家之前被赞许的荣光有着完整而鄙俗的见解。革命协会发现英国并不自由。他们已被说服，相信我们的代表中存在的不平等是“我们宪法巨大而明显的缺陷，使它无法做到形式和理论上的杰出”。(1)王国议会中的代表不仅是所有宪法自由的基础，也是“独具合法性的政府；没有这一代表群体，政府便只是篡权者而已”；“如果代表是片面的，那么王国也只拥有片面的自由；如果这一群体是非常片面的，那么它所呈现的不过是假象而已；而倘若它不仅极其片面，而且其选举的过程还是腐败的，那么这一代表群体便会成为灾难”。普莱斯博士认为，我们国家最根本的灾难就是议会代表的不恰当；他期待这一败坏了的代表假象不要发展到完全堕落的地步。他恐惧“不到某种权利的滥施激起我们的憎恨的那一日，或是某些巨大的灾祸惊醒了我们的恐惧那一刻，又或者他国已经获得了纯粹且公平的代表，而我们却在阴影里被嘲笑，任凭对方的光芒点亮我们的耻辱的那天，我们都会一直坐以待毙，不求庇佑”。讲到这里他又补充了一句：“这些只是被财政部和几千个收了钱才去投票的人民中的糟粕选出的代表。”

看到这些民主主义者富有“一致性”的逻辑，您必是忍俊不禁了。没有戒备的时候，他们会马上表现出对那些更加卑微的民众最为严酷的歧视，而同时，却又装成要把所有权力都交给这些可怜人一样。如果要为您细数“不恰当的代表”这一概念的笼统概括和模糊本质中存在着多少的谬误，恐怕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我在这里只能说，在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尊崇的古老宪法中，我们的代议群体一直被认为是我们可以期待并获得的最为恰当的代表。对于我们国家宪法的敌人们所提出的相反观点，我要公然表示抗议。如果要罗列这一群体中的具体事例，以证明为何这个群体最终得以达到其目标，那恐怕需要一部对我们实际的宪法的研究专著。我在这里只谈革命者的原则，您和其他人可能会看到这些绅士对他们国家的宪法有着怎样的见解，以及为什么在他们眼中，某些对权力的滥施或某些真正的灾难却变成了对宪法的庇佑，因此反而显得无伤大雅了；你们可以看到，他们为什么如此贪恋平等且平均的代议制度，认为这样的制度一经达成，诸事便皆可获得同样效果。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将我们的下议院视为“一个假象”、“一种形式”、“一条理论”、“一个影子”、“一个笑柄”，或许还是“一场灾难”。

这些绅士自视非常系统化；他们并非无理取闹之辈，因此，他们一定是看到了这一代表群体巨大而明显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最根本的灾难”。在他们看来，这个群体不仅本身是有害的，而且还让我们整个政府陷入不合法的境地，甚至还不如一个彻底的篡权者。从而可以得出，如果有一场革命可以除去这个非法的篡权政府，那么这即使并非绝对必要，也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您只要留意观察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原理远非止步于下议院的选举；如果民众代表或者选举是政府合法性的必要前提的话，那么上议院在顷刻之间便可被捣毁，倾塌于血泊中。上议院绝不是人民的代表，无论是“假象还是形式上的”。将这一理论推及王位问题，结果也是一样。国王若希望借助革命建立起来的权威在这些先生面前掩饰自己，只会是徒劳一场。在他们的体系里，这场能赋予人们头衔的革命亦希望得到一个头衔。根据他们的理论，他们构想的革命的基础并不比我们目前拥有的任何程序更加坚固，因为它也发自于像我们的上议院一样的上议院，不代表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以及一个像我们的下议院一样的下议院——用他们的话来说，也不过是一个“影子与笑柄”般的代议实体而已。

他们必须要摧毁一些东西，否则自己的存在便了无目的了。一方面是要通过教会摧毁政权，另一方面要通过政权消灭教会。他们了解，如果完成了对教会和国家双方面的毁灭，那么有可能会带来最可怕的结果；但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太过热衷，已经暗示，这场毁灭及其可能带来的一切灾难——对他们来说这结果已经相当肯定了——在他们看来不仅并非是不可接受的，且和他们的希冀相距并不遥远。这些权重位高且智慧过人者中有一位在谈到教会和国家结盟的可能性时曾这样说过：“或许我们必须要等到统治权力倾塌，才会看到这一最不自然的联盟解体。那个时刻无疑是悲惨的。但如果能够得到如此令人期待的结果，政治世界的震动又有什么令人悲叹的呢？”(2)您可以看到，这些绅士们是用怎样镇静自若的心态等候他们的国家将遭受的灾难。

既然在他们眼中，自己故乡的宪法和政府都是这副模样，无论教会还是国家都是非法机构甚至篡位者，至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徒劳的笑柄而已，那么这些人自然而然会带着期盼而激昂的心情放眼海外了。当他们脑海里充满这些想法时，和他们谈论祖先的实践或祖国的基本法律，讲述宪法的固定形式及其长久以来经受住的时间考验，或是大谈公众力量的增进和国家的繁荣，恐怕都是徒劳的。他们将经验视为白丁的智慧；他们已经掘好了地下的矿藏会将一切传统、前例、公约和议会的法令炸为灰烬。他们拥有“人的权利”。没有任何训令法规能够与这些权利相对抗；没有任何协议对其具有约束作用；这些权利不会妥协，任何不能满足它们全部需求的事物都是欺诈和不公的。不满足“人的权利”，任何政府都别妄想长治久安，也难以实施公正与慈悲。这些演说家们的抗议言辞，即使在形式上没有同他们的理论保持一致，在内容上也表达了对这个悠久而仁慈的政府、这个“最暴力的独裁体制”与“最青涩的篡位者”的严正批驳。他们一直对政府抱有微词，但这并非指责其滥施权威，而是认为它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并且质疑它的头衔。我对他们在政治玄学上的拙劣伎俩无话可说。让他们自娱自乐吧——“Illa jactat in aula-Æolus，et clauso ventorum carcere regnet．”(3)但不要让他们像躲债人一样逃出监狱，用他们的飓风席卷地球，最终让我们错愕于天崩地裂之中。

政府的基础不可能是自然权利

我完全没有想过在理论或者实践中阻挠（即便我有足够的力量给予或阻挡）真正的人权的实现。我否认他们提出的对权利的虚假概念，并不意味着我希望伤害那些真实的权利。事实上他们声张的虚假权利会将真正的人权彻底毁灭。如果公民社会的崛起是为了人类的幸福，那么这些幸福就已经成为了人类的权利。这是一种仁慈的制度，而法律只有在依照规则行事时才是慈善的。人有依照规则生活的权利，他们有维持和同伴之间的公平公正的权利——无论他们的同伴拥有公职或只从事普通工作。他们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生产所得，同时有权让自己的生产硕果累累。他们有权获得家长留下的财产，有权让后代的生活得到提高；有权得到生的指引，死的悼念。如果人们可以力所能及地独自完成某事，且不会侵扰他人，那么他们就有权去做；他有权从社会通过技能和力量所获得的收益中分得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在这样一种合作关系中，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到同等的事物。在这种关系中有5先令的人可以得到其对等的所得，就如同有500英镑的人也可以得到与之对等的所得一样；但他无权均分这些财产，同样也无权均分权力、权威以及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人们所拥有的指示权——我必须声明，这一权利并非人们在公民社会中所拥有的原始权利；我认为这种权利只属于公民社会之内的人。它需要由惯例来做出安排。

如果公民社会是惯例的产物，那么惯例就必须是公民社会的法律。这一惯例必须限制和修正依照它所制定的宪法中的所有描述。所有关于立法、司法和执行的权力都经由这一惯例创造而成。在其他任何情境下，它们都不可能存在。人们怎么可能在公民社会的惯例下去要求一些本来并不存在的权利？况且这些权利本身就是和惯例相矛盾的！公民社会最原始的主旨之一，同时也是它最根本的规则，就是没有人可以裁决自己的事务。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即刻失去了那些未立契约的人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为自己作判断，断定自己的事务。他放弃了成为自己主人的权利。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我防卫的权利——也就是自然的第一法则。人们不能同时享受未开化状态和文明国家的权利。他放弃了自我抉择的权利，却获得了公正。他可以保留一些自由，但需要将自由这一整体交托出去。

政府并非在自然权利的精神上建立起来的。自然权利可以也确实独立存在，它存在于更加清澈的环境下，存在于更抽象的完美情境里；然而它们在抽象意义上的完美也正是它们在实际上的弱点。因为有了得到一切的权利，他们才想要得到一切。政府是人类智慧的发明物，为人们提供所需。人们有权让这些智慧满足他们的需求。在人类的所需中，存在着一种对公民社会里人们的热情进行限制的需求。社会要求制约人们的热情，无论是对群众、团体还是个人来说，爱好需要被挫败，意愿需要被管控，激情需要被降服。这一任务只能由他们之外的权力来完成，而不能在履行职责时屈从于人们的意愿和热情，因为这种权力的责任就是约束和征服。这样看来，对人类的限制同他们享有的自由一样，都属于他们的权利范畴。但由于自由与限制在不同的时间及情境下会有所不同，再加上无止境的修改调整，因此它们不能建基于某种抽象的规则；而且什么东西会如此愚蠢，以至要根据某个抽象规则来进行讨论呢？

政治制度的安排是微妙而复杂的技术

自您从人的完整权利中废除掉任意元素，让每个人自我管理，并忍受着加诸那些权利之上的正面而人为的限制的那一刻起，整个政府组织就变成了权宜之计。正因如此，国家的宪法以及权力的分配才成为微妙而复杂的技术。它需要对人类本性和需求的深刻理解，需要明白哪些事物可以协助或阻碍政治制度所追求的各种目标。国家将为增大力量而征兵买马，为治愈疾患而寻医问药。既然如此，又何必去讨论一个人在获得食物与药物方面所拥有的抽象权利呢？问题围绕的是获得并管理它们的方法路径。在这一讨论中，我总会建议求助于农民和医生，而非形而上学的教授们。

建构、修缮或改革共和国的学问就如同其他实验科学一样，并非是演绎的。而短暂的实验过程也不可能指引我们习得实际的科学知识，因为道德原因带来的实际后果有时很难即刻显示出来；而最初的“偏见”很可能在之后的运作过程中显现出完美的特质，它的杰出之处往往正是来自它开始时产生的糟糕效果。相反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开端完美的可行性计划最终却以令人惋惜的结果收场。很多国家都存在着一些朦胧或潜在的诱因，它们最初毫不起眼，然而其之后带来的伟大效果或恐怖灾难恰恰就是建基于最初的渺小萌芽。因此，政府运作的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实际的科学，指向一些实际的目标。这一科学甚至需要多于任何人一生能够获得的经验，无论他进行了多么精明而仔细的观察；因此，任何人若想冒险推倒一栋长久以来尚可满足社会存在的普遍目的的大厦，或想要在眼前没有任何已经通过使用认可的模型或范式就想将其重建起来，恐怕要做到无限谨慎了。

这些形而上的权利走入了普通生活，就如同光线刺进一种高密度的介质，根据物理法则，经过折射后偏离了自己本来的方向。事实上，在人类繁多而复杂的激情和焦虑中，最原始的人的权利已经经历了各类折射与反射，因此如果再将他们当作最初的那条直线来讨论，便会显得奇怪了。人类本性复杂，社会的目标也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因而没有任何一种简单的权力性质或方向可以适合人类的天性，或是人类事务的本质。当我听到有人意欲在任何新的政治体制内轻而易举地做出如是发明时，我都会十分确定这些能工巧匠显然对自己眼前的任务一无所知，或者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责任。简单的政府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有缺陷的，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的情况。如果贵国希望依从一种观点来建构一个社会，那么所有简单形式的国家政体都将具有无限的吸引力。诚然，每一种简单政体解决单一目标的效果，都要比那些复杂的政体解决复杂目标的效果更加完美。然而让社会的整体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哪怕是不够完美或不够恰当，也好过一部分得到了确切的处理，而另一部分却完全被忽略，甚至由于某个成员的过度关心而遭到了实质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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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对我们祖国的爱》，第三版，第39页。——原注

(2) 约瑟夫•普雷斯利：《基督教堕落史》，伯明翰，1782年，第2卷，第484页。——编者注

(3) “让风神埃俄罗斯在大堂中逞他的威风，在大风呼啸的监狱中实施他的统治吧。”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1卷，第140—141节。——编者注

4　古代文明和现代野蛮

理论家们好走极端

那些理论家们伪装出的权利都是十分极端的：在某些程度上，它们拥有形而上的正确性，但在道德和政治上却是错误的。人类的权利是一种中庸的权利，很难定义，但并非不能理解。政府中的人的权利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这些权利有时候要在不同的“善”之间求得平衡，有时候在善与恶之间妥协，有时候又要在恶与恶之间权衡利弊。政治推理是一种计算性的原则；这些加、减、乘、除是道德上的，而非形而上的，也不是数学上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运算。

那些理论家们几乎总是将人民的权利与他们的权力诡辩式地混为一谈。当团体展开行动时，很难会碰到真正有效的抵抗；但在权利与权力归为一体之前，他们从来没拥有过任何与美德以及美德中居于首位的“谨慎”相统一的权利。人们没有不合逻辑的权利，这样的权利也不会为他们带来裨益；虽然一位令人愉悦的作家曾经说过，Liceat perire poetis，当他们中的一员冷血地跳入革命火山的火焰中时，Ardentem frigidus Ætnam insiluit，我情愿将这样一场儿戏视为毫无道理的破格，而非诗坛上的特权；无论这个选择行使那种权力的人是一个诗人，或是教士，又或是政客，我想，更慈善且明智的想法将会敦促我去解救这个人，而不是留下他硬邦邦的拖鞋来纪念他的愚蠢。(1)

即便人们不会因为眼前的一切而感到羞耻，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的那些周年布道也会用人们所纪念的这场革命的原则来欺骗他们，剥夺他们在这场革命中的利益。我向您忏悔，先生，我从来都不喜欢此类关于反叛、革命或是把宪法的极端药物当作日常面包的行为的讨论。它让社会染了危险而脆弱的习惯：整个社会都在定期服用汞的升华物，不停地吞咽着斑蛰之类的刺激药品，以激发我们对自由的热爱。

这种几乎已成习惯的寻找治疗良方的瘟疫鄙俗地泛滥着，让本该发挥在重大事件中的精神源泉变得散漫疲惫，最终被消耗殆尽。在罗马对奴役表现出最大耐性的时期，诛弑暴君的理论却是学校里的男孩们的日常作业——cum perimit sævos classis numerosa tyrannos．(2)在正常状态下，即便是打着那些人用冠冕堂皇的设想大肆鼓吹的追求自由的旗号，这样的瘟疫依然会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最糟糕的结果。在我所处的时代，几乎所有身份显赫的共和主义者不久后都会变成坚决且心思缜密的侍臣；他们很快会将那份沉闷、中庸却切实可行的抵抗事业交由我们当中一些在他们眼中不比托利党人（英国保守党党员）高超多少的人来接管。当然，在最为庄重的畅想中，伪善总是惹人喜欢的；这些从来就只是纸上谈兵的空想，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将自己装扮得冠冕堂皇。但即使有时候这些假设并非欺诈而只是轻率言辞，其带来的后果基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教授们如果发现他们的极端原则无法适用于某些只需要恰当、文明且合法的抵制行为便可解决的事务，便会选择不作为。对他们来说，若非战争或革命，便是一无所有。在看到自己的政治策略与自己生活的国家和世界不相匹配之后，他们经常会开始蔑视所有的公共原则，并且为了满足自己心中那种价值渺小的微茫利益而随时准备将其丢弃。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拥有沉着而坚韧的品质，但这些人皆是国会之外的充满热望的政治家，他们并没有什么资本去引诱这些人抛弃他们向往已久的计划。在他们眼中，自己已经让教会或国家里的一些人做出了改变。即使真是这样的话，那些改变者通常也是不良公民，或是一些不可靠的关系。如果谁认为这些假想性设计价值无穷，将国家的实际安排看作一无是处，那么这样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冷漠之辈。在公共事务的运作中，他们分不清“善”中的精华和“恶”中的糟粕；他们情愿为后者欢欣喜悦，因为它更适合革命的爆发。若非与他们施展或延迟自己的变革计划相关，否则他们在任何人身上、任何行为或政治原则中都看不到优点或缺点；因此，他们有时会接受最为暴力且漫无止境的君权，有时又会接受那些最为疯狂的关于自由的民主想法，在两个极端之间举棋不定，从不考虑其因由、牵涉人群或派别。

法国国王之暴死

在法国，你们正深陷于一场政权交替的革命之中——您无法看到我们在这里所见的处于同等状态下的此种性格特质。这种特质在我们看来是激进好战的，而在贵国看来却是鼓舞人心的；而您知道，这种特质在如愿得到对应的权力时，会引来怎样的行动。我不应该将这样的观察限制在属于某个社会领域的人身上，又或者让所有领域的人都蒙上这样的阴影——不！绝非如此。我不会那样不公，而正因如此我才一直将讨论限定在那些教授极端理论、以宗教之名传播野蛮而危险的政治的人身上。最糟糕的革命政治就是：他们对人们的胸怀软硬兼施，以使其准备好面对极端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的歇斯底里的攻击。但这些情况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人们的思想却遭受了毫无必要的败坏；道德情感被严重伤害，却没有因为这种堕落而达到任何政治目标。此类人是那样坚守着自己关于人权的理论，以至于几乎忘记了本性。他们没有开辟出通向知识的大道，却成功地封闭了引向心灵的路径。他们胸怀中的同情心已经堕落，同时还导致了追随者的沉沦。

老犹太的著名布道中所有关于政治的部分都只充斥着这样的精神。阴谋、屠杀、行刺，在某些人看来仅仅是为了掀起革命而付出的渺小代价。一次代价低廉而没有流血的改革、一种没有罪责的自由，对他们的品味来讲太过平庸而乏味了。他们所要的必须是大场景的变革，必须目睹戏剧性的效果，必须有一场奇观来引发想象，让人们对60年安宁生活和缺乏动荡的社会繁荣感到麻痹厌倦。这位牧师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现了综上所述的一切。这场大革命让一股青春期式的萌动流过了他的构想框架。每讲完一段，他的热情便燃亮一分；当他完成这篇冗长的演说后，心中的激情便彻底爆发了。站在讲坛中的毗斯迦山上，他看到了一个自由、道德、愉悦、繁荣而光芒万丈的法兰西，就如同鸟瞰一方神圣的土地，他极度狂喜地发表了如下感慨：

“这真是一个充满了变数的时代！我对自己生于此刻充满了感激之情；我几乎可以这样说，主啊，请让您的仆人平静地离去吧，因为我的眼中已看到了您的救赎。在有生之年，我得以目睹知识的传播，它摇撼了迷信与谬误；我得以目睹人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解，以及本已忘却了自由的国家开始为之喘息律动；我得以目睹3000万愤慨而刚毅的民众用不可抵挡的声音拒绝奴役，要求自由。他们的国王引领着胜利的队伍，一个独裁的君王向他的臣民投了降。”(3)

继续随后的讨论之前，我希望强调一下，普莱斯博士实在是过度地夸张了他在这个年代所获得并传播的启迪之光。17世纪人类得到的启蒙在我看来与此刻并无差距。虽然情境不同，但它拥有的胜利和普莱斯博士所述一样让人记忆犹新。而那个时代的一些尊贵的牧师也抱着他对法国的胜利一样的热情参与到属于他们的事件中。在审判休•彼得斯牧师叛国罪的法庭上，有人宣誓证明当查理国王被带上自己的法庭时，那位自由的使徒可谓趾高气昂。“我看到了，”目击者说道，“陛下坐在六匹马拉的马车上，而彼得斯则骑着马走在国王前面，炫耀着胜利。”普莱斯博士的话仿佛在宣布自己的新发现，而他事实上也只不过是历史的追随者而已；因为在国王的审判开始后，同样是这位先驱彼得斯牧师，在白厅的皇家教堂进行了一次漫长的祷告（他带着胜利者的喜悦选择了这个地点）。他在祷告中说：“20年来，我一直在祷告与布道，而现在我可以和老西缅一起说，主啊，请让您的仆人平静地离去吧，因为我的眼中已看到了您的救赎。”(4)彼得斯没能得到他的布道所期待的结果；他没有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迅速离去，离去时也并不平静。他变成了自己引领的胜利征程的牺牲品（我真心希望他在这个国家中的跟随者都不会步他的后尘）。或许后来的复辟时期对这个可怜的老好人过于残酷了。但我们需要记住他的故事和不幸遭遇，要承认他同样带来了启迪，同样投入了热情，同样打击了所有的迷信与谬误——或许正是这些迷信与谬误让他参与的那次宏大的历史事件最终落败。而这个时代的那些自诩对人权及其光辉意义有着独一无二的见解的人，不过是彼得斯牧师的追随者和重复者而已。

在老犹太牧师完成了这场虽时过境迁、却与1648年的庆功演讲有着完全匹配的精神和措辞的奇妙宣讲后，那些政府的伪造者、王国的出纳员、政权的选举者还有王国趾高气昂的领导者，将会带着骄傲的忠诚炫耀自己得到的这份贵重的赠礼，迫不及待地希望无偿传播自己刚刚收获的信息。为了方便信息更大范围的传播，他们离开了老犹太的教堂，来到了伦敦旅店；而就在那里，同一位普莱斯博士没等自己那张尊贵的三角凳上的余温散尽，便已将解决方案连同对对方的恭贺之词通过斯坦诺普伯爵传给了法国的国民议会。

我发现一位福音传播者竟如此玷污了那声我们的救世主第一次出现在神殿时所高喊的美丽而充满预示的“西缅之颂”（nunc dimittis）(5)，带着极不自然且脱离人性的狂喜，将它应用于向人类的悲悯和愤怒展现的或许是最恐怖、最残暴且最令人痛苦的场面中。所谓“凯旋领袖”至佳也只能是个毫无气魄且亵渎信仰的位置，却让我们的布道者充满了污渎的狂喜。对于每一个拥有高尚的道德品味的人来说，这都是令人震惊的。有几个英国人成为了这场胜利的讶然而愤怒的观众。那场胜利游行更像是美国的野人在几场被他们称作“胜利”的谋杀后，进入了奥内达加，一路走到周围挂着战利品、吊着战俘的小茅屋里，被成群的和他们一样未开化的女人围得透不过气来，而非一场文明的军事国度中的凯旋仪式——不过一个文明国家，或任何了解慷慨一词含义的人，恐怕很难会向倒台或备受折磨的那一方耀武扬威吧。

我敬爱的先生，这绝非法兰西的胜利。我必须相信，它让耻辱和恐惧压倒了你们的国家。我必须相信，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因为不能严惩这场胜利的编剧和演员而感到了最大的屈辱；然而他们此刻可以选择的对这一事件进行探究的方式，哪怕是以自由或公正之名的调查，也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在那个议会的处境中看到了他们的歉意；但当我们承认他们不得不承受的压力时，我们的头脑已遭到损害，选择亦变了质。

带着表面上的审慎，他们在严峻的情势下进行了选举。他们仿佛正处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共和国的心脏位置——他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其宪法既非来源于国王的纲领，又不是来源于他们自己的立法权力。在那里，他们身边不是国王的军队，那些士兵完全不受国王的命令掌控；而如果他们命令它解散，自己反而会遭受被解散的命运。就在他们所坐之处，一伙亡命徒刚刚带走了几百个成员；而那些秉承温和的原则、富有更多耐心和希望的人们，则日复一日遭受着恶劣的侵犯和谋杀的威胁。在那里，大多数人皆是亦真亦幻的俘虏，却逼迫一位被俘虏的国王处理皇室的法令，同时在那些淫乱轻佻的咖啡馆里制造垃圾。他们的措施在辩论前就已内定，这一事实早已臭名远扬。无疑，在刺刀、灯柱以及房子里的火把的威胁下，他们当然会听取俱乐部的建议，采纳那些歇斯底里的粗陋措施以及掺入了各种身份、方言、民族特质的丑陋的混杂品。与他们中的有些人相比，喀提林（Catiline）(6)都可以变成谨慎小心的典范，而西第古斯（Cethegus）(7)则也可被称作清醒与镇定的代表人物。这些措施并非单单被这些俱乐部扭曲成了魔鬼。它们早已在那些在公共场所为这些俱乐部设立的学院里经历了一场折磨。在各式各样的会议中，每条建议都会根据它的勇猛、暴力及背信弃义的程度被标上天才的标签。人性与同情心在这些会议中被嘲弄为迷信和物质的果实。在已经实施或正在谋划的行刺、屠杀和充公行为中，他们为未来社会的优良秩序建构了各类计划。他们用双手怀抱着那些低级罪犯的尸体，宣扬着他们与这些罪行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迫人们用乞讨或犯罪的方式维持生计，将成百上千正直的人引向同一个终点。

这些人的傀儡机构，也就是那个国民议会，既不顾体面也毫无自由地在这些人面前上演了一出审慎评议的滑稽戏。他们如同集市上的喜剧演员，面对狂暴骚乱的观众，在强盗歹徒和无耻妇女的吵闹中倾力表演；而这些观众则根据自己的张狂怪想，对着台上的演员指手画脚、呼来喝去、鼓掌吆喝或粗暴驳斥，有时还会混乱地抢占了他们的位置，用一种任性、傲慢又专横的权威压制着他们。由于他们已经颠倒了所有事物的顺序，从而观众席也霸占了议会的地位。这个国民议会虽推翻了国王和王国，却完全不具备一个立法实体的庄重面貌——nec color imperii，nec frons ulla senatús（既无皇帝的姿态，又无元老的风度）。(8)他们被赋予了某种颠覆和摧毁的权力——如同一种魔鬼的法则，却没有建设的权力，除非建设那些有利于随后的颠覆和摧毁行为的机器。

即使发自内心地赞美、崇敬这些国民议会代表们的人民，在看到他们对这个神圣体制的不敬的模仿与可憎的曲解后，还有谁不会对其充满恐惧与厌恶呢？无论是王国的热爱者，还是共和国的热爱者，都会厌恶这样的行为。贵国议会中身受令他们所不齿的暴政的成员们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我确定其中很多成员——甚至绝大多数成员——都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虽然我们的革命协会一直在拍手称快。悲惨的国王！悲惨的议会！整个议会对那些可以在阴天里大赞“天色可真好！”（un beau jour！）(9)的成员将感到多么恼怒而无语！他们在听到别人自以为得体地向他们宣称“祖国的导航船将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向着她的新生前行”时，内心将会感到怎样地义愤填膺！这所谓的新生正是来自我们那位布道者高歌行进之前的那场背叛与谋杀的血雨腥风！在听到那些无知的先生们在他们的议院中对时事大肆抨击，喊叫着“流淌的鲜血可算不上纯洁”的时候，他们隐忍的外表下将会隐藏着怎样的怒火！当他们目睹人民对眼前这场摇撼国家根基的混乱怨声载道，却不得不冷静地告诉那些控诉者他们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议会将请求国王（被俘虏的国王）监督这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得以实施的时候，心中又将作何感想？而在被俘虏的国王的那些受到胁迫的大臣们最终宣布，再没有任何法律、权威或权力可以保护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又是如何呢？当他们不得不在庆贺新年之时，要求那位被俘虏的国王忘记去年的狂暴场面，着眼于他可以成就的善事——他们之前正是为了这等善事才终止了自己的忠诚，并向他保证自己将听命于他时——虽然他已不再拥有任何发号施令的权威，内心又将是怎样一番境况？

当然，这样一番说辞是出于善良的本意和情感。但在法国的各种革命中，必是存在着一场对“礼仪”的革命。英国人的礼仪被认为是从贵国那里学就的，对贵国而言，我们的行为可谓邯郸学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恐怕是不得教化，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跟上新巴黎的良好教养，无法想象要用最为优雅的语调向那位世界上最受屈辱的生灵述说，最大的公共利益竟是来自对他的臣民的杀戮、对他和他夫人的谋杀以及他本人所经受的各种窘迫、耻辱和潦倒。我们纽盖特监狱(10)的法官恐怕都不忍心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绞刑架下的囚徒。我在想巴黎的那位绞刑吏在因为国民议会的投票而得到自由，在人权的先驱队伍中拥有了属于他的等级和军队之后，或许也会变得慷慨高尚，充满了尊严，以至没办法砍下因为“叛国罪”(11)而交由他处置的人们的头颅了吧。

一个人在受到这般奉承时，事实上已经崩塌了。他在昏迷中服用的止痛剂事实上是一副毒药，药量经过了悉心计算，让他保持暴躁的状态，让这个活着的败坏者得到一段富有侵蚀性的记忆。这剂大赦的鸦片，再撒上一切讽刺和轻蔑的粉末，就这样被端到了他的唇边，代替了“创伤心灵的慰藉”(12)；他就这样被迫喝下了这杯满盈盈的人类的悲伤，连一点渣滓都不许剩。

带着和那些在新年时被迫献上颂词的人一样的无奈，这位法国国王因为种种原因屈服妥协了，他很可能真的会尝试忘记这些故事及那段赞颂。但记载了我们所有行为的历史，监控着所有国家统治者所有行动的历史，不会轻易将那些事遗忘。历史将记得1789年10月6日早晨，法国国王和王后在经历了一整日的困惑、警惕、惊愕、残杀之后，在公开允诺的安全中躺了下来，希望得到几个小时的歇息，哪怕是心惊而忧郁地睡上一会儿也好。然而门外的哨兵叫醒了她，让她赶快逃命。这位哨兵最后一次表现了自己的忠诚，结果成了他们的靶子，死于血泊中，瞬间被大卸八块。一伙散发着那位哨兵的鲜血味道的残忍的暴徒和杀手冲进了王后的卧室，用刺刀和短剑在她的床上无数次地猛刺。而那位险遭杀害的女子已经衣不遮体地从一条他们不知道的路逃离，去寻求丈夫即国王的救助。然而后者事实上也没有一分钟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国王——对他我就不再过多地评价了——和王后以及他们的孩子（本来应该是伟大而慷慨的人民的骄傲与希望）被迫放弃了这个世界上最华丽的王宫里的避难所，任它被淹没在血泊中，受到屠杀的玷污，到处散落着残缺不全的尸首。他们从那里被押解到自己王国的首都。同时，在一场没有缘由的、没有受到抵抗的、漫无目的的屠杀中，为了炫耀司法公正，暴徒从国王出身高贵的侍卫队里选了两名侍卫，将他们残忍地杀害，并将这两位先生当众拖到皇宫的广场上，在那里砍下了他们的头颅。有人把他们的头颅挑在长矛尖上，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而王室的俘虏就跟在这支游行大军的后面缓慢前行；周围满是恐怖的吵嚷、尖锐的嘶喊、发疯似的舞动、无耻的凌辱行为，还有那些形骸可怖、令人嫌恶的妇女所表现出的令人难以言喻的地狱般的怒火。在经历了历时6小时、路程长达12英里的缓慢煎熬后，在一点一点品尝过比死亡还要可怕的苦楚后，王室一家在那些主导了这次游行的士兵们的“引导”下，走进了巴黎一处老旧的皇宫——它已被改造成了国王的巴士底狱。

这是一场应该被奉上神坛的胜利吗？应该受到人们满怀感恩的纪念吗？应该在人们赤诚的祷告和热烈的欢呼中祭献给神圣的人道吗？我可以向您保证，法兰西上演的这场底比斯（古希腊城邦）与色雷斯（古希腊的野蛮国家）的狂欢节，除了得到老犹太的鼓掌庆贺之外，很难在我们这个王国点燃人们预言未来的激情；虽然一个本身可能得到天启的圣徒及使徒，一个已经战胜了内心所有卑鄙迷信的圣徒及使徒，或许会认为这场胜利可以与圣人先在圣殿中宣布、再由天使向安静无辜的牧羊人宣告的“和平王子”的降临相媲美。

我最初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动有些恍惚而不知所措。事实上，我明白君主的受难对某些口味来讲算得上一场盛宴。而一些反思可以让这种食欲被限制在有节制的程度内。但当我仔细考虑这一情形后，我便不得不承认应该给予这个社会更多的帮助，而眼前的引诱对于公众判断力来讲有些过于强烈了；我想说的是这艾奥•培安（Io Pæan）式的胜利、人们要“把所有主教都吊在灯柱上绞死”(13)的呼喊声——眼前这欢乐的一天会将众人的热情带到它所造成的可以预见的后果中。我允许人们在如此热情中些微地偏离严谨。我允许这位先知将教会的崩塌视为千禧年王国(14)的先兆，以至高唱赞美诗。然而（就像在所有的人类事务中一样），在这场欢娱中，有一些东西会考验这些位高权重的先生们的耐心，且会让他们的信仰受到漫长的煎熬。若想让那个“美好的日子”成为现实，需要的是对国王、王后和他们孩子的杀戮，对那些主教的杀戮——显然对这一点已经存在很多呼声了。一群弑君者和犯了渎圣罪的凶手，事实上已经大胆地绘制了计划，不过那只是粗略的计划。这一事业在经过这场对无辜人群的屠杀事件后依然没有完成。究竟是什么样的、从人权学院走出来的勇猛无敌的伟大人物可以完成这一使命，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这个时代传播的知识还不足以消除所有迷信和谬误，而考虑到法兰西国王本人所受灾难带来的一切裨益，以及这个启蒙时代萌生的爱国罪行，恐怕国王还需要再完成一两个目标才能被完全遗忘。(15)

虽然我们这场崭新的光明与启蒙并没有依照最初计划的那样发展下去，但我必须要说，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任何生命都会让除了为这场革命而生的人之外的每个人感到惊愕不已。我不能就此停止。我完全是受自己天性的驱使，全然没有感受过一丝这崭新的现代之光投射的光亮，因此我可以向您坦陈，先生，地位高贵的人们正在承受痛苦，多少个相貌美丽、性格可人的国王统领的男女后裔以及王室中稚嫩的孩童们，因为年龄尚浅而对自己的父母所经历的残忍暴行一无所知，而他们也不再是民众狂喜的理由，这一切让我对眼前这令人犹豫的情境感到更加难过。

我听说那位伟大的人物——他可是我们那位布道者所述的凯旋的主要目标——虽然一直坚强地支撑着自己，却承认自己对那个场面感到羞愧难当。作为一个男人，他为他的妻儿感到难过，为他那两位被冷血地杀害的忠诚侍卫感到难过；作为国君，他对自己原本文明的臣民所经历的变化感到奇怪和恐惧，他为他们感到的悲切，事实上甚至高于对自己的忧虑。这一事件并没有减少他的勇敢，却增加了他人性中无尽的荣耀。我非常遗憾地说——真的是非常遗憾，这样的伟人却被置于我们无法赞颂其伟大精神的情境之中。

我听到了，我开心地听到那位伟大的女性，也就是这场凯旋的另一个主要目标，也已经挺过了那一天（注定要受难的人们应好好地受难）。她用一种适合她身份与门第的沉静的耐力忍耐着随后的每一个日子，忍耐着自己的丈夫被囚禁——她自己也被囚禁，忍耐着她的朋友被流放，忍耐着那些演说中的阿谀谄媚，忍耐着自己长久以来积聚的过失的重负。就在这一过程中，她真正地彰显了作为那位以虔诚和勇敢著称的君主的后代之本色：和她的母亲一样，她有着高尚的情感和那位罗马女王的尊严；在最极端的时刻，她都可以让自己远离耻辱，而如果她真的要落败，也绝不会以卑贱的方式落败。

我在十六七年前见过那位法国王后，那时她还是身居凡尔赛宫的太子妃；而在那个属于王权的宝球上——她恐怕碰都没碰触过那个宝球，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令人赏心悦目的人。我看到她从地平线上升起，瞬时为她刚刚走进的这个空间带来了美妙和欢乐，如同晨星般闪耀，充满了生机、光芒和愉悦。哦！这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啊！我需要有一颗怎样的心，才可以不动感情地沉思它的起落！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她为那些对她充满热情和爱戴的人们授予可敬的头衔时，居然不得不为他们胸中隐藏的耻辱带上解毒的良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有生之年居然要看到这样一名女子在那个充满了勇士、绅士与骑士的国家里，经受那样的灾难。我以为哪怕只是有人向她投去威胁的目光，便会有成千上万支利剑出鞘为她报仇。但骑士气概当道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诡辩家、经济学家、算术家才是这个时代的主人。欧洲的荣光已经永远消褪了。我们再不会向头衔和性别表示忠诚，那些即使处于卑微地位时也让高贵的自由精神得以永生的有尊严的顺驯以及真心的服从，已经销声匿迹了。生命中天生的高贵，对国家不计代价的捍卫，那种对勇敢情操和英雄事业的呵护，再也没有了！一切都消逝了，对原则的感知，荣誉的纯洁，那种将一点瑕疵都视为伤口的精神，那种启迪勇气且能击退暴行的让一切都变得高尚、让罪恶都因为不再粗鄙而少了一半过错的情操，都消逝了。

这套理性和情感混杂的系统源自古老的骑士时代；其原则虽然因事物的不同状态而异，但长期以来得到了数代人的承袭，形成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一直遗留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如果这种精神真的绝迹了，那么我相信这将是很大的损失。正是骑士精神将它的特质赠予了现代的欧洲，是它让欧洲无论在何种政府之下，都可以一直保持属于它的优势，不同于亚洲国家，以及那些曾经在古典世界里达到了繁荣昌盛顶峰的国家。正是这种精神，在不混淆等级的条件下创造了高贵的平等，并将它一代代传承下去。正是这样一种思想让国王成为人民的伙伴，让人民变成了君主的朋友。没有强迫、没有反抗，骑士精神征服了骄傲和权力的凶猛，它让国君顺服于社会尊严温柔的束缚，让严正的权威值得屈从于优雅，并让威风的法律征服者拜在风范仪表的麾下。

当代的野蛮哲学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所有那些带来温柔的权力、自由而服从的美好幻境，那种可以协调不同人生轨迹、用一种温和的同化作用让政治与情感和谐共融、从而让世界变得美丽而温柔的力量，终将消逝于这场所谓带来光明和理性的、试图征服一切的崭新王国里。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修饰将被粗鲁地掀去。人心中拥有的用道德想象力的衣橱装点的新想法，以及那些能够遮盖我们赤裸而颤抖的身体上的瑕疵、将它引向尊严的理解力，将在这场奇怪、滑稽而过时的大潮中土崩瓦解。

在这样的格局里，国王只不过是一个男人，而王后也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女人只不过是一种动物，且并非最高级的动物。所有对女性所表达的敬意将一概被视为浪漫小说或是愚蠢行为。弑君、杀亲和渎圣反而成为了迷信杜撰，因为破坏了法理的简单性，便成了违反法理的概念。谋害国王、王后、主教或是父亲的人，只不过是普通的杀人者而已；而人民恰巧是这场谋杀的受益者，那么这罪行恐怕便是最可原谅的了。对此，我们实在不能太过谨慎地深究。

这种野蛮哲学是冷硬心肠和糊涂的理解力的产物，它是完全无用的智慧，不拥有任何品味和高贵。法律只能靠其自身的恐怖来支撑，每个人只会根据对自己的假想或对私人利益的担忧给法律以支持。在他们学院的小树林中，在每次展望后，你所见的除恐吓外再无他物。再没有什么可以激起这个共和国的情感了。在这种机械的哲学原则下，我们的制度没有办法在个人身上得到具体化（假如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的话），同时也不可能在我们心中创造出爱、尊敬、钦佩或依恋。但驱除这些情感的原因并不能满足他们所需。那些公众的情感和礼仪，有时是一种补充，有时起到修正作用，但归根结底都是法律的助手。一个智者针对诗歌创作问题进行的训诫和伟大的批判对国家而言同等真实：Non satis est pulchra esse poemata，dulcia sunto．(16)每个国家都应该建立一套礼仪体系，以便思想健康的人可以去品味欣赏。欲使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的国家首先应该可爱。

但各种各样的权力将延续这场让礼仪和思想消亡的震惊事件，它将找到更糟糕的方法来支持自己。旨在推翻古典制度的夺权篡位已经摧毁了古典的原则，而他们掌控权力的方式将与他们获得它的手段无异。属于封建时代的具有骑士风度的忠诚精神让国王可以免于恐惧，提高了君主与臣民对暴行的警惕，然而这种精神或许已经从人们的脑海中绝迹了，防卫性的杀戮与防卫性的没收充公将催生密谋和暗杀；还有那一系列催生了权力中政治密码的冷酷血腥的箴言警句，再不会立足于权力的荣誉，或是那些遵从权力者的荣誉。政策让国王成为暴君，而臣民将被那些原则塑造成反叛者。

欧洲文明依赖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

摧毁古老的思想和人生规则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从它们坍塌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失去了帮助我们自我治理的罗盘，同时也不再了解我们应该驶向哪一个港口。无疑，在贵国的革命完结的那一天，一团混乱的欧洲将重新面临欣欣向荣的前景。很难评价这片土地的繁荣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旧时的礼仪和见解，但既然这些元素不可能不对它们的运作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必须假设，它们的运作在整体上是有益的。

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注意到导致事情发展到目前状态并有可能会维持这一状态的原因时，便就事论事地对它的这一状态进行思考。我们可以确定，在我们的欧洲世界，我们的礼仪、文明以及与这两者相关的事物长久以来皆依赖于两个原则，且事实上是这两个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我指的是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贵族与教士，前者通过专业、后者承蒙恩惠一直在学习这两种原则——即便在喧嚣与困顿中，哪怕政府正是引起这些喧嚣困顿的原因，而非其造成的结果。学习为他们带来了贵族身份和神职，同时通过丰富他们的知识、充实他们的头脑而为他们自己带来了利益。如果他们能够继续了解他们之间不可分解的同盟以及他们恰当的位置，那么便万事大吉了！如果学术不会因野心而堕落，可以继续担当导师而非主人的角色，那么便万事大吉了！然而，与它的天然保护者、守卫者一起，学术将陷入泥沼，将被一群野猪践踏在脚下。(17)

现代学术和古代传统

假若正如我怀疑的一样，旧时的礼仪风范对现代学者的贡献大于他们希望从中得到的帮助，那么就连商业、贸易、制造业以及我们政治经济学家的神明本身，都很可能是这些礼仪风范的产物。它们本只是成果，但我们却选择将它们作为原因来崇拜祭献。它们当然会依照与学术相同的繁盛过程，在同样的阴影下发展。它们同样会在它们自然的保护原则下腐朽。至少到目前为止，贵族与宗教精神将随着贵国的洪流一起消失。在人民需要贸易和制造业的地方，贵族与宗教精神若得以保留，那么情感将会在大部分时间为它们提供位置；但如果在一次尝试国家在没有古老的基本原则的状态下如何运转的试验中，商业和艺术消失，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将是多么粗鄙、愚蠢而残忍；而同时，那些穷困肮脏，缺乏宗教、荣誉或气概的骄傲的野蛮人，现在会如何地一无所有，而对未来又将如何地茫然失措！

我希望贵国不会再通过最短的捷径而快速抵达那个恐怖而令人唾弃的情形。在国民议会的议事过程中，在他们的主导者的行为中，已经出现了构想的缺失，出现了粗劣和庸俗。他们的自由是不自由的。他们的科学是自以为是的无知。他们的人性是凶猛而野蛮的。

很难说是我们英国人从贵国那里学到了那些至今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痕迹的伟大而庄重的原则与风尚呢，还是贵国从我们这里习得了这些原则与风尚。但我个人认为，在贵国我们可以寻到它的最多踪迹。对我来讲，贵国可以算是“gentis incunabula nostræ”。(18)一直以来，法兰西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英格兰的礼仪风尚；而当你们的泉水遭到堵塞和污染后，我们这边的或是任何国家的溪流便再也无法长久流淌，或者不再清澈。在我看来，法国发生的一切对整个欧洲来讲都太过于切近相关了。因此，请原谅我对1789年10月6日那场残暴的景观如此喋喋不休、念念不忘，又或者对这场从那日开始的最重要革命作出了如此冗长的反思——我指的革命是一场情感上、礼数上和道德观念上的革命。此刻，贵国值得尊重的一切都已被摧毁，而摧毁属于我们值得尊重的原则的尝试也已经开始，人们几乎要被迫为自己拥有人类的正常情感而道歉了。

为什么我和牧师先生普莱斯博士以及那群选择跟随他的演说所表现出的情感的群众拥有如此不同的感受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应该和他们不同；因为我的天性让我会对这样的场景产生忧郁的情感，为它展现出的动荡而致命的“繁荣”以及可怕又无常的人类力量感到悲哀；因为在这样的自然情感中，我们得到了教训；因为在这样的事件中，我们的激情控制了我们的理性；因为在这场最高超的导演执导的戏剧中，国王被推下了他的王位，变成了被贬低侮辱的对象，让善良的人们感到悲伤同情。我们要在道德秩序的框架下深思这一事件，正如我们要在自然秩序的框架下审视奇迹一样。我们警觉地反思，我们的思想（就长期对它的观察来看）在恐怖和同情中得以净化，我们脆弱而不经思考的骄傲在神秘智慧的传播中变得谦卑。如果这一场景是在舞台上出演的话，我可能会洒下些泪水。我会为自己居然拥有这样做作而戏剧化的悲苦情感感到浅薄而羞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已为之狂喜雀跃。人民将认为那只是加里克（Garrick）（大卫•加里克：自然表演法创始人）或是西登斯（Siddons）（萨拉•西登斯：18世纪英国著名悲剧演员）的眼泪，是虚伪的泪水；我应该知道，那是愚蠢的泪水。

事实上，剧院是比教堂更好的教授道德情感的学校，在那里，人类的情感会被触犯。那些必须面对还没有从人权学校毕业的观众的诗人们，那些必须将心中的道德宪法应用在自己身上的诗人们，不会敢于将这样一场胜利演绎成一件惊天喜事。当人跟随自己自然的冲动时，他将无法承受马基雅维利政策中令人憎恶的格言准则，无论这些准则将应用于君主制抑或民主制的政体。在这个现代舞台上，他们将如同在古典舞台上一样，拒绝出演这样的剧目；因为哪怕那个假扮的暴君口中说的只是一些假设性的邪恶提议，哪怕这些言语恰如其分地符合了角色的性格，他们都是无法忍受的。雅典剧场里的观众不会接受那个凯旋日子里发生的那场真实的悲剧；最重要的演员操纵着天平，仿佛置身于一间贩售恐怖的商店——一边是实实在在的罪行，另一边则是可能带来的好处，在反复测量之后，他宣称好处胜过了罪行。雅典的观众们不会容忍眼睁睁看到新民主与旧专制统治在账簿中记下了同等的罪恶，而政治记账员会发现民主已欠下了太多债务，却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偿还。在剧场里，不用任何审慎的推理，只需凭直觉瞥上一眼，便可看到这种政治的称量方法将为每一种罪恶找到合适的理由。他们将看到，在这样的原则下，就算没有犯下最糟糕的罪行，这样的方法也将更愿意鼓吹阴谋者应得的财富，而吝于承认这一切带来的叛国与流血的代价。他们即刻将看到，曾经被容忍的罪恶的方式逐渐为人们所偏爱。他们喜欢这些方式呈现出的通向目标的捷径，因为这条路远比道德情操之路切近得多。为了公众利益将背信弃义和谋杀通通合理化，公共利益将很快成为借口与托词，而背信弃义和谋杀才是真正的目的，直到贪婪、怨恨、复仇以及比复仇还可怕的恐惧充分满足他们难调的胃口。在人权光辉的凯旋中失去对正确与错误最天然的判断力，必将导致如上后果。

然而，那位可尊敬的牧师却因这场凯旋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路易十六（Louis the Sixteenth）确实是一位“独断的君主”。换句话说，因为他是路易十六，因为他不幸成为法国的国王，享受了祖先交给他的特权，并长久以来得到了人民的许可，而非因为他本人进行了某些行为，以致身陷于此。生为法国的国君，他确实不幸。但不幸并非罪责，言行不慎也并非最严重的过失。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一位国君的整个统治都需要求得他的臣民首肯，而后者则一直希望削弱他的权威，免除他的君权，以求分享他们的祖先从不知晓或许也从没有期待过的自由。这样的君主，虽然得到了普通人和君主共通的脆弱的限制，虽然他应该想到在必要时动用武力来反抗这些针对他个人及其残存的统治权威的阴谋，虽然所有这一切都应该纳入他的考量，但我依然很难认同他应该经历如此残忍无礼的巴黎的凯旋、普莱斯博士的凯旋。看到如此一位君王的范例，我为自由的动机颤抖；看到最邪恶的人类所表现出的不受惩治的暴行，我为人性的动机颤抖。但有些人的思想却卑下而堕落，他们只会踌躇满志且充满敬佩地仰视那些稳坐江山、牢牢用君权掌控着臣民、警惕清醒地维护着自己的专制统治、防卫着任何一丝一毫有关自由的说法的国王们。而面对那些从来不会高声呵斥的君主，他们便会揭竿而起。背叛原则又喜得幸运，这些人从来不会看到隐忍者的美德，亦不明白夺权篡位罪在何处。

如果我看到法国的国王与王后（我的意思是在这场凯旋之前的国王与王后）真的是残忍无情的暴君，他们真的密谋要屠杀国民议会议员（我想我应该在某份出版物中看到有人暗示他们想要这样做），那么我会认为他们的被俘是公正的。如果这真的是事实，那么确实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过我认为，应该选择其他方法。对真正暴君的惩罚是为了维护公正而采取的高尚却也糟糕的行为，而且诚实地讲，这也是对人类心灵的慰藉。但如果要我去惩罚一位邪恶的国王，我会给予惩治罪行这一庄严行为应有的尊重。公正严肃而庄重，而它的刑罚是一种必需，而非一项选择。倘若尼禄（Nero）、阿格丽品娜（Agrippina）(19)、路易十一（Louis the Eleventh）又或者查理九世（Charles the Ninth）是要受到惩罚的君主；如果瑞典的卡尔十二世（Charles the Twelfth）在谋杀了帕特库尔（Patkul）之后，或是他的前辈克里斯蒂娜女王（Christina）在杀害了莫纳尔代斯基（Monaldeschi）之后，落到了您的手中，先生，或者落在了我的手上，我确定我们的行为会有所不同。

如果法国国王或说法国人民的国王（不管贵国的宪法用什么样的新词汇来称呼他）以及他的王后确实应该经受这些未经公开或彻查的谋杀行为——何况这些无耻行为比真正的谋杀还要残忍，那么这样的人将很难再被托付以行政方面的信任；然而据我了解，这位国王将被授予这方面的责任，同时他也不适合成为一个被他自己激怒且压迫的国家的领袖。这样一个崭新的共和国政府不可能作出比一个被罢黜的独裁者更加糟糕的决定。首先将一个人侮辱为最邪恶的罪犯，再将他作为忠贞、诚实、热情的人民公仆而委以信任，这样的政策既无逻辑，又轻率莽撞，且在实践中会充满危险。那些作出这等安排的人定会为自己如此骇人听闻地辜负了人民的信任而感到内疚万分，这次背信弃义可谓长久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既然这是贵国顶尖的政治家们犯下的唯一一起前后矛盾的罪行，那么我的结论是：他们这般令人厌恶的谄媚求宠是找不到立足点的。而对他们其他的污蔑中伤，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嫌恶。

在英国，我们对这些人毫无信任可言。我们是慷慨的敌人，我们是虔诚的同盟。对他们以自己肩上的百合纹章为证为我们创造的奇闻轶事，我们只会反感和愤慨。我们曾快速将乔治高登勋爵（Lord George Gordon）送进纽盖特监狱；无论是公然宣称要改革犹太教，还是利用自己对天主教神父和所有其他教士的热情教唆暴民（请原谅我使用这样的词汇，在英国我们依然这样称呼他们）推倒监狱，都没能帮他保住自己不加善用的自由。我们重建了纽盖特监狱，并租赁了那栋房子。对于那些胆敢诋毁法国王后的人，我们有着如巴士底狱一样坚固的监狱。那位身份高贵的诋毁者可以在这座精神的静居所里颐养天年了。就让他去修行他的犹太法典吧，直到有一天他习得一些更适合自己的出身与职责的行为，而不会再为他传宗的这一古老宗教带来耻辱；又或者直到有一天海水对岸贵国的某些人士为了讨好那些希伯来同胞，想赎他回去。那个时候，他便可以用犹太会堂的密窖再加上30个银币的利息中的九牛一毛（普莱斯博士在1790年曾向我们展现过复利可以产生怎样的奇迹(20)）买下那片最近发现被高卢教会篡夺的土地了。将巴黎的大主教派遣过来吧，我们会将我们的新教牧师派过去。我们以对待绅士和诚实之人的方式来对待贵国交换给我们的人，但请转告他带足可以换取热情、慷慨与慈善的资本；而我们也绝不会没收他那尊贵而虔诚的资本中哪怕一个先令，也不希望用贫瘠的募捐箱里的银子来充斥我们的国库。

我亲爱的先生，坦率地讲，我认为否认老犹太的协会和伦敦酒店的行为会对我们国家的荣誉带来影响。我并非任何人的代理人。我用尽一切可能否认自己与这些凯旋的演员或崇拜者有任何关系，我仅仅是代表我自己而已。当我因为担忧英格兰人民而作出任何断言时，我的依据来源于自己的观察，而非任何权威，我的判断基于从年轻时起长达四十余年的个人经历——这些年我曾经与这个王国的居民有过非常频密而复杂的沟通交流，包括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士。每每想到我们两国之间仅隔着24英里宽的狭长海峡，且近年来两国之间有着如此频繁的往来，我便会对贵国对我们知之甚少感到震惊不已。我怀疑这是因为你们只是通过阅读某些充满谬误——甚至有可能对英国普遍流行的想法和意向一无所知——的出版物，便对我们下了判断。几个虚荣、焦躁、任性、热爱阴谋的小集团，希望将他们的算计隐藏在喧闹和噪声背后，相互吹捧，彼此引证，只是为了让你们将我们对他们的蔑视当作对他们行为的默许。我向您保证，这是子虚乌有。因为虽有半打蚂蚱在植物的荫蔽下抱团取暖、长鸣叫嚣，但还有成千上万头壮硕的牲畜正在英国橡树下沉默地咀嚼着食物，所以不要以为那些聒噪吵闹者是这片田野里唯一的居住者；当然，他们为数不少，但无论多么吵闹和惹人厌烦，他们也只不过是瘦小、贫弱的秋后蚂蚱而已。

我几乎要冒险地肯定，我们之中参加过这场革命协会所谓的“凯旋”的人恐怕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若法国的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在任何一场战争中落到我们手中的话——即使当时我们之间存在着最强烈的敌意（我反对这样的事件，也反对这样的敌意），伦敦人民对待他们的方法也会是非常不同的。我们确实曾掌控过一位法国国王，您应该听说过那场战争的胜利者对待那位国王的方式，亦应对他之后在英格兰得到了怎样的礼遇有所知晓。距离那时已经400年了，但我相信与那时相比，我们并没有经历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幸好我们对革新具有悲观的抗拒心理，幸好这个国家的性格是这样迟缓滞后，我们才会一直保留着祖先的烙印。我们尚未（在我看来）丢失14世纪的那份慷慨而富有尊严的思维方式，也没有将我们自己退化为蛮夷之辈。我们不是卢梭（Rousseau）的皈依者，也非伏尔泰（Voltaire）的使徒，爱尔维修（Helvetius）的观点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无神论者不能成为我们的布道士，疯子更不能担任我们的立法者。我们知道，在道德方面，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新发现，也不认为有什么新鲜事物需要被发现，在政府的伟大原则和关于自由的想法上亦是如此。这一切早在我们出生前就已深入人心，且会流芳百世，待到我们坟墓上的泥土掩盖掉我们虚妄的傲慢，沉默的墓穴会用它的法则埋葬我们唐突而聒噪的言语。在英格兰，我们并没有完全被天然的五脏六腑掌控，我们依然遵循着内心的感受，依然珍视同时也在培养那些天然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正是我们忠诚的守卫者，我们责任的积极监控者，我们所有自由而阳刚的德行真正的支持者。我们还没有被淹没或捆绑，我们不想被填充成博物馆里的鸟雀标本，包裹着关于人权的破衣烂衫。我们保留着自己淳朴的、没有被迂腐和不忠世故化的完整情感。我们的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由血肉组成的真心。我们畏惧上帝，我们崇敬国王；我们热爱议会，也服从大臣的决定；我们敬畏牧师，也尊重贵族。(21)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想法早于我们的思想而存在，它们拥有先天的感染力；因为所有其他的感受都是错误而虚假的，会摧毁我们的头脑，败坏我们最原始的道德，让我们无法适应理性的自由；这些感受会教给我们缺乏独立性的、放荡且淫乱的傲慢态度，让我们得意忘形，最终变成理所当然的奴隶。

先生，您可以看到，在这个启蒙的年代，我可以大胆地承认，我们依然是保留着最原始情感的人类，我们没有丢弃旧有的“偏见”，反而非常珍惜；而且我想大言不惭地告诉您，事实上我们之所以珍视它们，恰恰因为它们是偏见。我们不敢让人类依据自己的原因生存和交易往来，因为我们怀疑人类自己的思想太过渺小，而国家的经验与时间的流逝会带给他们利益和机会。我们中很多善于思考的人并不会去摧毁那些普遍的偏见，用他们的卓越见解去发现在他们中盛行的观点里潜在的智慧。如果他们发现了自己搜寻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很少失败，他们通常会认为继续那些包含着合理原因的现存偏见，远好过脱去“偏见”的外衣，而空留下赤裸裸的原因；因为蕴含着原因的偏见是朝着它背后的原因这一目标采取行动的驱动力，它为这些原因提供了永恒的热情。偏见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得到及时的应用；它提早地将头脑注入了智慧与德行，让人们不至于在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刻彷徨犹豫、困惑不解。偏见让人们形成了依德行而作为的习惯，不会做出一系列不互相联系的行为。通过偏见，人们的责任转换成天性中的一部分。

贵国的智者和政客，再加上我们中那一伙受到了启蒙的人，在这一点上显得十分不同。他们并不尊重他人的智慧，但对自己抱有充分的自信。这些自信让他们拥有足够的动机去摧毁古老的事物格局，因为它们太过古老了。而面对新鲜的事物，他们可谓无所畏惧，可以瞬间平地起高楼；因为对那些将自己之前的一切皆视为粪土、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奇发现上的人来说，时间的长短根本不是问题。他们非常系统化地认为，世间恒长的万物都是有害的，因此必须要与眼前已经建构起的一切作战。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和服装一样多种多样，且这种不同不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同时，对于一个国家的宪法来说，也不需要建立什么附带的原则，只要方便即可。从他们平常说话的腔调判断，他们应该认为自己和执政者间只可能有一种协议，这协议约束了执政者，却没有对他们设置任何限制；同时拥有统治权的人民可以无缘无故单凭自己的意愿便结束这一协议。他们同国家之间的联系只基于他们现在制定的那些稍纵即逝的计划；而由于整个政体框架随着他们日益变换的意见起起落落，这种关系亦是时隐时现、若有若无。

这样的信条，或者说情感，在贵国的新政治家中显得颇为流行。但它们显然和我们国家普遍的行为方式十分不同。

我听说法国人民有时会认为，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是依照了英国的范例。我希望再次声明，贵国发生的事情和盛行的想法中，鲜有哪些元素真正源自这里人民的行为与思想。恳请让我再补充一句，正如我们无意向贵国传授这样的行为一样，我们很确定自己无意从贵国学习这些行为。在这里，那些分享着贵国风云变幻的小政治集团，人数非常有限。如果不幸他们通过自己的阴谋、布道、出版物以及与法国的律师和权力部门的联合给予他们的信心，最终得以让一些人加入了他们的组织，因此效仿了贵国发生的一切，那么我敢预言，他们虽然会为自己的国家带来些麻烦，却会很快完成对自我的摧毁。这里的人民出于对一贯无误的教皇的尊重而反对改变他们恒久的法律，如今也不会因为虔诚信仰一些哲学家的教条就去改变它们；虽然前者掌握着开除教籍和十字军这两种武器，而后者则以诽谤和路灯柱行事。

在此之前，贵国的事故只是你们自己的担忧，对此我们只拥有正常人类的情感；我们更愿意保持距离，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法国公民。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模型，我们必须要以英国人的身份去体会，也感到我们应以英国人的身份予以支持。不论我们作何感想，贵国的事件已经成为我们利益的一部分，至少在远离你们的灵药或是瘟疫时是如此。哪怕它是一剂灵药，我们也不需要它。我们知道它提供的毫无必要的医术。如果它是瘟疫，那么也一定是需要做好最充足的准备以应付其危害的那种瘟疫。

法国人信哲学，英国人信宗教

我听说一个小阴谋集团自称贤明，获得了眼前最新事件带来的所有荣耀，他们的意见和体系是激励每个成员的斗志的原动力。然而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英国有任何团体——无论学术团体还是政治团体——在任何时候符合这样的描述。贵国的那些团体并非是由这样的人组成吧？那些庸人会用迟钝而平庸的方式称自己为无神论者或是异教徒的人？如果真的是，那么我承认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符合这些特点的写手们，他们每天都要制造一些噪音。而此刻，他们正在进行最后的休憩。最近40年出生的人中，有谁曾读过柯林斯（Collins）、托兰（Toland）、廷德尔（Tindal）、查布（Chubb）或是摩尔根（Morgan）以及自称为自由思想家的人的只言片语呢？现在又有谁会愿意阅读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22)的著作呢？谁曾真正了解他的思想？请询问那些伦敦的书商们，如今世界启蒙的光亮又在哪里？几年之内，他们的后代将走入“凯普莱特”家族的墓穴。但无论他们曾经是谁、如今是谁，对我们来讲，他们曾经和现在都是与我们毫无牵连的独立个体。对我们来说，他们保存着他们的共同本性，却并不成群结伙。他们从来不会集结起来做事，也不会结党营私；不会以小团体的名义或性质制造影响，也不会以此为目的建立团伙，来左右我们的公共事务。这些团体是否应该存在，或者是否应该被允许存在，是另一个问题。正因为英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团体，因此他们的精神也不会对我们宪法原始的架构或目前正在进行的修订和改良造成任何影响。我们的宪法及其改良都获得了宗教信仰的吉兆的指引，并得到了司法体系的支持。整个宪法来自我们的国家性格中的简单特质，来自我们理解力中的原初的坦率与直接，正是这样的性格长久以来一直在约束那些成功获得权力的人们。这些性情依然存在，至少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身上。

我们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内心深深地感受到了，宗教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一切善与慰藉的源泉。(23)在英国，我们非常确定，世界上没有任何积聚了怪异思想的迷信的锈斑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将人类的头脑包裹起来，而每100个英国人中，有99个人都不会选择不敬。我们不该愚蠢到邀请敌人侵入任何体系去移除它的腐败，供给它的不足，或完善它的构造。如果宗教原则确实需要进一步阐明，我们也不该请无神论者来提供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该用污渎的火种来点燃圣殿。它完全可以选择别的光源。我们可以通过焚烧其他香料让这里馨香氤氲，而非采用那些贩售虚假的形而上学的走私贩们运来的污物。即使我们教会的建设需要调整，我们要的也绝不是来自公众或私人的贪婪和劫掠，我们会雇用专业人士进行审计、出示收据，或申请使用其神圣的收入。我们并不会激烈谴责希腊或亚美尼亚的教会，而随着激情的平静，我们也不会再谴责罗马的宗教体系，不过我们依然选择新教；这样做并非因为我们认为其中少有基督教精神，而是因为正相反，根据我们的判断，它拥有更多的基督教精神。我们是新教徒，这并非出于冷漠，而是出于热忱。

我们知道——并且骄傲地了解到，人类从构成来讲就是宗教的动物；无神论者反对的，不仅是我们的理性，而且是我们的本能，因此它不可能长久盛行下去。但如果在这个骚动的年代，在这个人类精神坠入地狱中的蒸馏器中的年代——法国的精神此刻便正在愤怒地沸腾着，倘若我们真的需要露出赤裸的躯体，扔掉基督教给予我们的自豪和安慰，扔掉属于我们自己与外国同胞的文明之源头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十分担心（因为了解人类的思想不会忍受完全的空白），某些粗野、险恶且有辱人格的迷信将取而代之。

正因如此，在抛弃自然的符合人本性的评估方式后，我们转而像贵国一样选择对其采取蔑视的态度，以致遭受贵国现在正在也应该遭受的惩罚之前，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其他的方法，以代替这样的选择。我们那时才能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决心维护现有的社会体制

我们不会将自己对制度的敌意发展为哲学和宗教，并与现存体制一决高下；正相反，我们对其深为依恋。我们希望保存一个建构完备的教会、一个建构完备的王朝、一个建构完备的贵族制度、一个建构完备的民族体系，并让它们都停留在目前的程度上，不想肆意加深扩大。我现在就可以向您展现我们拥有的一切。

这个年代的不幸（不是那些绅士认为的“荣耀”）就在于所有的事都需要讨论，如我们的宪法变成了一个需要被改变的目标，而不是我们的享受。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为了能让贵国一些人满意（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诸如一些希望获得利益的人，我冒昧希望能够谈一谈我关于这类体制的观点。我并不反对古罗马人因为需要新的法律模型，便派遣专员在职权范围内对这个被最完美地建构而成的共和国进行检验。我不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做法。

英国的国教体制

首先，请允许我谈一谈我们的教会体制，这应该算是我们的第一个偏好；它绝非一种缺乏理性思考的偏见，而且恰恰相反，它包含了深刻且丰富的智慧。我先来谈它。它贯穿了我们思维的始末。因为我们一直站在我们拥有的宗教体系的基础之上，持续不断地遵照我们早期接受且一直秉承的人类思维来行事。这样的思维不仅如一个聪明的建筑师，构架了一个庄严国家的整体架构，还像一位具有丰富远见的产业拥有者，维护这座建筑免于崩塌，让它远离欺诈、暴力、不公与暴虐，永远献身于民众和管理者的幸福安康。而所有掌控着政府管控权力的人们——那些代表上帝行使权力的人们，应该对自己的功能和使命秉持高尚而富有价值的想法。他们的愿望中应该充满了关于不朽的情怀；他们不应该只关注眼前微不足道的利益钱财，或者平庸者稍纵即逝的称赞，而应该专注于自己本性中那个永恒的部分里坚固而永恒的物质，专注于那些持久的名誉和荣光，将它们作为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丰富遗产。

应该将此类崇高的原则灌输给那些意气风发的人们，并且用宗教制度帮助这些原则延续下去，并得以实现。每一种道德的、文明的政治制度都只是帮助搭建了连接人类对神圣事物的理解力和情感的纽带，以便构建精良的社会结构的必需品而已，那些拥有特权的人，那些在自己创造的体系中居于高位的人，在整个创造物中注定不会渺小平凡。但无论这个人何时被安置在众生之上的位置，他都应该无限接近自己的完美状态，因为优秀的天性应一直主导（个体的行为），而在这一事例中便更是如此。

国家通过其宗教体制的神圣化管理一群自由且充满敬畏的公民，更是非常必要；因为为了捍卫他们的自由，他们必须拥有一部分决定性的权力。因此对人民来说，比起一个每人都被禁锢在自己私人情感之中、“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社会来说，他们更需要一个自己对之负有义务且与宗教紧密相连的国家。每一个拥有不同比例权力的人都应该深深铭记他们深信的理念：他们应该秉承对那位唯一的管理者、创作者和建设者的信任行事。

那些构成了集体主权的人们应该比某个单独的君主更深谙这一原则。没有了工具，君主们什么也做不了。使用工具寻求帮助的人们也会遇到障碍，因此他们的权力从来都不是完整的，且对权力极端的滥施会让权力本身变得岌岌可危。这样的人无论受到怎样的奉承，表现出多么固执的傲慢，或是拥有多么强势的自我见解，都应该了解到，无论实证法律有无提及，他们都应该为自己对信任的妄用负责。即使他们没有因为人民的反叛而身首异处，恐怕也会被那些保卫他们安全的禁卫军绞死。我们已经见证了法国国王因为士兵们想要增加薪饷的贪婪而惨遭出卖。但在那些公众权威不受限制的地方，人们变成了更伟大的一方，因为他们自己建立的权力存在着无穷大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工具。他们更接近自己的目标。同时，他们对这个世界上拥有最伟大的统治权力、享有最高荣誉感与尊严的国度，并不需要负什么责任。每个人的公共行为所分得的糟糕的名声，事实上也甚为微小；舆论的作用和滥用权力者的数目成反比。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欣赏让他们得到了看似利于自己的公共评判。因此，一个完美的民主政体就这样变成了世界上最无耻的事物。正因为它最无耻，因而也就最无畏。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可能变成惩罚的对象，居于大多数的人民当然就更不会了；因为所有的惩罚都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民而设置，所以大多数人民也就理所当然不会变成任何人施行惩罚的目标。(24)因此他们一定不能肆意想象自己的意愿比任何国王的意愿都更能作为标准来判断正确和错误。应该让他们理解到，他们不具备权利或资格进行独裁，这也是出于对他们自身安全考虑；也就是说表面上他们在展现自己的自由，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实施一种从掌管国家者手中强行掠夺而来的不自然的、本末倒置的控制权力，而这些权力的实施并非彻底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事实上那才是他们的权利），而只是偶尔的对他们意愿的卑微屈从。在摒弃了那些真正服务于他们的人身上所具备的道德原则、尊严、判断力和自始而终的性格的同时，他们还让自己变成了那些谄媚讨好者最卑下的俘虏。

当人们清空了内心所有自私的欲望时——除了宗教之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人们这样做；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行使的是一种更高层级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源自让意愿与逻辑和谐归一的永恒且不可变更的法律时，他们将会在把这份权力交由低下且无能者时表现出更多的审慎。他们在提名执行机构时，也不会再将这份权力仅仅视为一份可怜的工作，而是一项神圣的功能；不会只关注自己肮脏而自私的利益或是荒唐善变的性情，更不是控制一切的欲望；他们只会将这份权力（任何人都会因为被授予这样的权力而颤抖）交托给那些让他们看到了其德性和智慧的人们，那些适合在一起掌控大局的人们。在充满了缺陷与疾患的人群中，这样的人终将被发现。

当他们习惯性地确信，对于一个本质优良的人来说，任何邪恶的事物——无论是行为或是允诺——都不可被接受的时候，他将能够更好地把那些哪怕有一点点傲慢且目无法律的想法从司法、神职和军务人员的头脑中清除掉。

但国家和法律需要为社会奉献的第一项也是居于引领地位的原则，即是避免那些临时拥有者或终身租用者不去考虑自己从祖先那里得到了什么、以及应该为后人留下些什么，而仅仅将自己当作全能的掌管者。他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权利取消继承权，或者以随意摧毁整个社会架构的方式来浪费自己继承的财富；不能肆意将一片废墟而非安乐的居所留给后人，不能教给继承者藐视自己的生产发明——就像他们不尊重祖先留下的制度一样。如果改变一个国家变成了如此无原则且方便随意的事情——事实上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梦幻或时尚，那么国家的整个链条和延续性都会被切断。代际之间不再有任何关联，人类也就退化成为了夏日的蚊蝇。

首先，法理的科学、人类智慧中的骄傲，虽拥有各种瑕疵、繁冗和谬误，却是长久以来将最原初的司法原理与无限的人类忧虑结合在一起的逻辑。然而人们将不再学习这些科学与智慧了。个人的自我满足和傲慢（那些从来都没有见识过高于自己的智慧的侍从们）将侵占法庭上的高位。当然，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通过为希望和恐惧搭建基础，以将人们的行为约束在某个轨道之内，或者指引他们走向某一个终点。没有任何可以稳固地维护财产、执行职能的模式能够提供给父母以教育他们的后代，也没法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去建造未来的世界。没有任何原则可以提早融入他们的习惯中。最具才能的教导者在完成他关于制度的课程后，还没来得及让那些接受了德性训练并获得了他的关注和尊重的学生们直接投入实践，却发现一切都变了；他突然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受尽蔑视和嘲弄的可怜虫。在一个没有人知晓检验荣誉的标准为何物、且不停更改着货币标准的国度，谁能保证心脏最冲动的跳动会伴随着哪些娇柔、脆弱的荣誉感呢？人们不会再保留他们的收获。科学与文学的蛮荒、艺术与制造业的粗鄙将绝对无误地战胜对扎实的知识和固定的原则的渴求，因此在几代人之内，国家本身亦会隐退，陷入个人主义的阴霾里，消散于来自天堂的风中。

因此，为了避免断层与多变带来的灾难——这种灾难比顽固和盲目的偏见造成的恶果要严重千倍万倍，我们捍卫国家，阻止任何人鲁莽地对待它的缺点与腐败；他没有任何机会可以通过颠覆的方式发起改革，他只能如看待父亲的伤口一般看待国家的缺漏，满怀虔诚的敬畏和揪心的挂念。通过明智的“偏好”，我们了解如何带着恐惧审视那个国度的孩子们，他们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要将自己年迈的祖国父亲撕成碎片，将他放入一伙巫师的釜里，希望他们那些有毒的种子和狂野的诅咒可以更新父亲的血肉，让自己的父亲得以重生。

社会事实上是一部契约。附属于这部契约的其他条约可以因个人为了满足某些临时的利益而被解除，然而国家的契约却不能等同于胡椒、咖啡、棉布或烟草商的合作协议，或是处于同等低下地位的合约，为了一点点暂时性的利益、为了某些党派的幻想就可以被抛弃。它应该得到人们满怀崇敬的对待，因为这不是针对属于粗野动物的随时会灰飞烟灭的事宜达成的合作，而是一项包含了一切德性和完美的契约。这一契约关系会一代代延续下去。它并非仅是生者之间的协议，也是在世的、过世的以及尚未降生的人们之间的约定。每一个国家的契约都只是整个永恒社会契约中的一个条款，在让所有的身体和精神特质都各归其位的不可违反的誓言所允可的契约下，将天性高低不一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贯通于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世界。法律不会屈从于将个人期望强加于法律之人的意志。这个普世王国所拥有的市政机构并不拥有道德上的自由，也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愿发起任何改良运动，不能将其下属的社区撕为碎片，让国家的契约消失于非社会的、不文明的、分裂而混乱的稚嫩原则中。国家的契约是首要也是至高的必要存在，必要的存在不是选择出来的，而是要作出选择；它需要人们审慎对待，它不认可任何讨论，也不需要任何证据——证据只能将寻求无政府状态的行为合理化。这种必要的存在并非规则的例外，因为它本身就是事物的道德与身体特质的一部分，人们必须自愿或被迫遵从——除非选择的最终目标只是服从于这个必要性。法律被破坏，自然被违犯，背叛者会得到宣判，被驱逐、被流放，离开这个理性、秩序、和平、德性、悔过组成的世界，被抛入疯狂、混乱、邪恶、迷惑、徒劳无用的悲惨的敌对世界中。

我亲爱的先生，以上所述曾是、现在是、而我相信也将一直是这个王国中除了那些无知且不知反思者之外的人民的情感。符合这种描述的人们根据自己应该形成意见的方式而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而那些不太肯探索的人们则是从掌控权威者那里习得意见和想法。当然，注定需要依赖他人而生存的人们，并不需要因为自己依靠权威而感到羞愧。这两种人虽然处于不同地位，却都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都跟随着宇宙的秩序而运动。他们都能了解或能感受到一个伟大而古老的真理：“Quod illi principi et præpotenti Deo qui omnem hunc mundum regit，nihil eorum quæ quidem fiant in terris acceptius quam concilia et cætus hominum jure sociati quæ civitates appellantur．”(25)他们接受了这条关于头脑和心灵的准则，并非因为它包含的伟大名字，也不是出于它更加伟大的出处，而是因为它传授给他们的真知灼见，可以作为判断人类的任何想法、共性和关系的依据。他们已确信一切行为都应该有所参照，并习惯于在任何时刻都寻找参考物来跟从。他们无论是单独一人还是集体聚合时，都会认为自己不仅应时时铭记自己的出身和地位，更要向公民社会的缔造者、创立者和保护者奉献自己的爱国敬意；没有这样的敬意，公民社会中的人们不可能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完美境界，甚至连接近那个境界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了解，赐予我们本性并希望我们用德行来完善自己本性的上帝，对我们让这一本性变得完美的手段也有所希冀——他期待国家的建立，他期待国家与所有完美的来源和原型紧密相连。而了解他的意愿，也就是万法之法、万权之权的人们，绝不会谴责我们拥有的这份忠诚与敬意，绝不会非难我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承认。我甚至要说，对国家的奉献确实值得登上高高的祭坛受到赞颂，用公共的、庄严的形式进行，无论是楼宇、音乐、装饰、演讲，都应肃穆庄重，而参与者应具备符合人类习俗定义的、从天性中习得的尊严；对一个谦逊而低调的国家，应给予其温和、尊贵而冷静的盛况。出于这些原因，他们认为在刺激个人的奢侈心方面，国家的某部分财富已经派上了用场。这是公共的装饰。这是公众的慰藉。这是人民的期望。最贫穷的人在其中也可以找到重要性和尊严，而个人的财富与骄傲每一时刻都会让层级较低、财富较少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卑下身份，令他所处的境况受到更大的贬损。这一切对生活卑微者是有益的，它会培养他们的性情，将他们置于一个没有特权的状态中。他们将因为本性而获得平等，因为德行而获得高于平等的地位，而他的国家所花费的这一部分财富便也得到了神圣的洗礼。

我向您保证，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人。我表达的都是在我们的国度里已经得到了认可的观点——从很早以前一直到现在，经过了持续且普遍的考验。事实上这种理念对我的影响已十分深刻，以至于我很难辨别其中有哪几点是我从他人那里习得的，又有哪几点是我自己冥思的结果。

正是根据这样的理念，英格兰的绝大部分人民不但不认为国家性的宗教体系是非法的，甚至怀疑如果一个国家不拥有这一体系，便是违犯了法律。如果居于法国的你们不相信我们对宗教体系的依恋高于一切，且这种情感超越了任何其他国家，那么就真是大错特错了。尽管有些人会不明智且不公正地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比如最近他们做出的一些行为），但在这些错误中你们至少还可以发现他们对这一理念的热诚。

他们的整个政体都贯穿着这一原则。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教会系统仅是一种方便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作国家的必需品；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可以分离的附属品，不是补充物，不是他们可以根据偶然的想法保留或扔掉的东西。他们将其看作整个宪法的基础，有了这一系统，有了这一系统的每个部分，才能让这个联合体更加牢不可破。在他们脑海里，教会与国家是不可分割的，很难做到提起其中一个而忽略另一个。

我们的教育系统就是为了巩固和维护这样的想法。我们的教育事实上完全掌握在教会手中，从婴幼儿的教育一直到成人教育。即便在我们的年轻人离开中学和大学，走入他们人生最重要的将学习和经验相连接的阶段时，当他们带着这样的想法拜访其他国家时，陪伴在他们身边的不是年迈的家仆或管家，事实上陪伴我们的年轻贵族及绅士出国的人中，有四分之三都是神职人员；他们并非扮演着严肃的牧师或恭顺的随从的角色，而是作为这些年轻人的朋友，或是性格严谨的旅伴。这些神职人员中，有很多人本身就出身高贵。他们与这些家庭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贵族和教会紧密相连；而同时，教会与国家领袖人物之间的交往又让教会能够获得更多自由。

我们非常执着地坚持着自己古老的教会模式和体制，自14到15世纪起，这一制度几乎没有怎么变过：与对待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我们坚持古老的已经建构完善的信条，从不会完全或突然背离传统。我们发现这些古老制度整体上更有利于社会的道德和纪律；我们认为只要不改变根基，适度的修订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认为，这些制度可以接受新鲜元素或改良，并且最重要的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科学和文化遗产，正如上天相继将它们创造出来一样。这样的哥特式及教士式的教育（这就是这种教育体制的根基）让我们有机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宣布我们在为这个现代世界带来光明的科学、艺术、文学方面的发明与进步。我们认为这种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轻视自己的祖先遗留下来的知识遗产。

英国不认为将属于全体人民的巨大的根本性利益交托给他们并不信任的民事或军事服务系统——也就是交给那些来自个体的不稳定且不可靠的贡献——是明智之举，这种想法也是来自我们对教会制度的依赖。事实上，他们的想法不只这些。他们当然没有经历过——也永远不会经历——教会的不动产被转化为依赖国库的津贴，因为国家的财政危机而被延迟、被停付甚至被取消这样的灾难：事实上有些时候出于政治目的，人们会伪造困境，而且这些所谓的困境都是由政客的挥霍、渎职和贪婪造成的。英国的人民认为他们拥有基于宪法的动机，也有基于宗教的理由，来反对任何将他们独立的教士等级转化为接受国家津贴者的计划。如果教士依附于君王，他们将会为自己岌岌可危的自由而战栗；如果教士依附于君王之外的任何势力，他们则会因为恐惧社会安宁遭到宗教派系倾轧的叨扰而颤抖。因此，他们希望教会可以和他们的国王与贵族一样独立。

通过综合考虑宗教和宪法政策，秉承着要向弱小者提供慰藉、向无知者提供指引的想法，他们将教会的产业定义为私人财产，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教会的业主，不能使用或掌控教会，而只是其捍卫者或监督者。他们希望这一制度能够和整个地球一样永恒持久，不会随着国库存储的损益与行为的激流而跌宕起伏。

英国的人民——我指的是这个国家里的那些接受过启蒙的领袖人物，那些拥有开放而率直的智慧（如果他们确实拥有智慧的话）的人——会不耻于这样愚蠢的骗人把戏，不耻于名义上信奉任何宗教，却在行为上表现出藐视。如果他们的行为（身体语言很少会撒谎）显示出他们将道德与自然世界的伟大统治原则只视为让世俗者遵从的发明物，那么他们将担心这样的行为会挫败他们视野中的那个政治目标。他们会发现很难让别人信服这个连他们自己都不信任的体系。这片土地上的基督教政治家首先为大众服务，因为他们也是大众；因此，这也是基督教制度和其他所有制度的第一目标。他们已经习得，向贫穷者传授真理是对其使命的最伟大的考验之一。因此，他们认为，那些不认为应该向贫穷者传授真理的人，事实上也并不相信这一真理。然而，他们了解，慈善不应只针对某一类人，而应布施于所有拥有愿望的人，不应该剥夺那些悲惨的大人物应得且急需的悲悯。在这一事业中，他们不会在一连串的挑剔讲究中被击败，不会因为傲慢而放肆的恶臭而退缩，不会放弃对那些拥有愿望的人精神上的斑块或痛楚进行诊疗。他们也了解，对那些大人物来说，宗教的指引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有效；它可以将他们从眼前的巨大诱惑中解救出来，帮助他们面对自己的失误带来的重大后果，抵抗负面事例的感染，让他们在谦逊与德行的车辇前弯下骄傲和野心的颈项，让他们明白如今在法院、军队、议会甚至厂房或田野间都已遍布了对人类必须了解的事物的愚蠢和无知。

令英国人满意的是，对于大人物来说，宗教带来的慰藉与指引同等重要。他们同样生活在不快中。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痛苦，有源自家庭的悲伤。在这些方面，他们没有特权。他们必须支付道德所征收的全额赋税。他们需要更好的良药来排解这种折磨人的关心和焦虑，解救他们的良药与那些诊疗动物的需要有限的药方不同，前者范围广阔，在无边际的领域里拥有多种多样的形态及组合形式。我们不开心的兄弟们恰恰缺少某些慈善救济品，以填补自己无所希冀无所恐惧的头脑中留有的阴郁的空白。这些无事可做的人们需要用这些救济品来排解自己无精打采的情绪，用它们带来的欢愉刺激自己生存的欲望、击退心中的厌腻麻木；因为他们的本性里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欢愉，连欲望本身都变成了值得期待的事物，成就感被早已悉心设计好的一切所摧毁，而希望与成就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间隔或障碍。

英国人民知道，宗教的教师们在与那些长期以来位高权重的人交往时，其礼仪习惯需要与对方协调一致，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要拥有可以控制对方的权威，否则很难对其产生影响；对那些新贵们就更是如此了。如果这些精神上的教师与家仆地位无异，那么这些位高权重者又将对他们抱有怎样的印象呢？如果有人甘愿贫穷，那么情况或许有所不同。克己的案例可以在我们头脑中留下清晰的印象；没有欲望的人可以得到伟大的自由，得到坚韧果断，甚至得到尊严。因此，我们远见卓识的宪法非常关怀那些愿意指引自以为是的无知者的人们，那些愿意去搜寻傲慢恶习的人们，让这些人不会招致轻蔑，也无需从事体力劳动。正因如此，我们在帮助穷人的同时，还要带着家长式的关切心态来防止宗教被归入混乱模糊的市政机构或者穷乡僻壤的管辖范围。不！我们要让她在法庭或议会中昂首挺胸。我们要让她融入人民的生活，深入到社会的全部等级中。英国的人民将向世界上所有傲慢的君主和那些多言的诡辩家展示，一个自由、慷慨、见多识广的国家会尊重自己教会的崇高地位；不会让他们的教会遭受财富和权贵阶层或任何装腔作势者的傲慢对待，不会污蔑嘲讽他们本该尊敬地仰视的事物，同时也不会践踏获得了尊贵地位的阶层，因为这样的尊贵地位是学识、虔诚与美德的果实，而非给予他们的赏赐。他们看得到，大主教拥有高于公爵的地位，而这样的差距却完全不会引起痛苦或嫉恨；他们看得到，达拉谟(26)或是温切斯特(27)的主教每年可以得到1万英镑的收入。他们不明白的是，主教拥有这样的收入与伯爵或地主乡绅拥有同等数量的财产有什么差别——虽然前者确实不拥有那么多的犬只或马匹，而这些动物的食物恐怕好过很多人家的儿童的食物。诚然，教会的收入里，并非每一个先令都投到了慈善中——事实上也不该如此，但有一部分收入确实被用在了慈善事业上。如果想珍惜德性和人性，最好是留给它们自由的意志，即便不能百分之百达到目的，也好过将人彻底变成政治慈善里的机器和工具。自由会让世界在整体上有所收获；没有自由，德性便不可能存在。

国家一旦确认了教会对其不动产的所有权，就不会再接受其他任何看法。财产过多或过少都是对所有权的背离。当最高权威对此拥有完全且最高的监督权力——正如对其他所有财产一样——以防止任何类别的滥用、为它指引一个符合其制度目标的方向时，那么无论财产多寡，恐怕也不会带来什么恶果了。

在英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些对地位、荣誉和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人，是为实现美德而留出的）投以白眼的人，本质上是出于对新贵的嫉妒与恶意，而非对克己的热爱和对古典教会的耻辱感。英国人的耳朵是不同的，他们听到了那些人的粗俗言语。那些人的舌头背叛了他们，他们的语言是谬误的patois(28)，是虚伪的黑话与胡话：当这些空谈者要让教士阶层陷入最原初的传福音的穷困状态时，英国人一定会这样认为。事实上，在精神上，他们会一直铭记那种贫穷状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无论我们是否希望如此），然而在物质层面上，当这一阶层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时，当行为、礼仪、生活模式以及整个人类事务秩序都经历了完全的革命时，他们的财产状态也会有所不同。当我们看到那时的改革者将个人的财产奉献给了公众利益，恪守着传统教会的简朴理念时，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是诚实的热心者，而非此刻我们眼中的骗子。

大不列颠下议院拥有了这样的观念，便绝不会通过没收充公教会和穷人的财产来寻求资源。亵渎神圣和剥夺权利绝不是我们的委员惯于采取的方式和策略。哪怕是交易巷（Change Alley）里的老犹太们也没有胆大到敢用坎特伯雷大主教教区的财产来作抵押的地步。我不怕受到非难，可以向您保证，在这个王国里的任何派别或任何职业中，没有一个您可以引证的公众人物会不责怪国民议会在胁迫下做出的不诚实且残忍的没收行为，事实上他们没收的财产正是他们最先应该保护的东西。

我带着民族自豪感带来的欣喜告诉您，我们之中的那些希望用满杯子的可憎污物向巴黎的团体祝酒的人们已经遭到了打击。对贵国教会的抢掠恰恰证明了我们拥有的财产的安全。这一行为唤醒了我们的人民。他们恐惧而警醒地发现了大量无耻的剥夺权利的行为。贵国的事件打开了他们的双眼，且会让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那些阴险人物自私想法的膨胀，看到他们关于自由的狭隘情感，开始只是虚伪和谬误，而最终则变成了公开的暴力和劫掠。在这里我们拥有类似的起点。然而我们会杜绝走向类似的结局。

我希望我们不会失去社会法律赋予我们的所有责任感，不会以公共服务为借口，没收任何一个无害公民的财产。除了暴君（这是一个可以代表一切损害且贬低人类本性的名称）之外，又有谁会任成千上万来自各个阶层和职业的人获取他人财产，不指责、不过问、不审判？又有哪个还存留着些许人性遗迹的人，会让拥有高贵身份和神圣职责、用自己的土地财产维持着在国家中至高地位的人们——其中有一些人会即刻得到感激和同情——降格到贫穷、压抑、遭人蔑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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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诗人获得许可，然后再去杀戮，”就像是恩培多克勒那样，“冷酷地冲入了埃特纳的火焰中。”出自贺拉斯《诗艺》，第465—466节；选自《诗歌翻译》，第4章，第325节。——编者注

(2) “当你的阶级要推翻暴君时，会需要什么样的坚韧精神呢？”出自朱文纳尔《讽刺诗》，第7卷，第151节。选自朱文纳尔的《讽刺诗》，第97节。——编者注

(3) 这些绅士中另一位值得尊敬的牧师在见证了巴黎近期展示出的一些奇观后发表了如下感慨：“一个国王被打败他的臣民们押解在胜利的队伍中，这是人类社会中少有的壮观场景，也是我生命里鲜有的需要带着钦佩和满足来记忆的场面。”剩下的那些先生们非常赞同他的感受。（理查德•普莱斯后来称柏克引用的这段话事实上指的是1789年7月攻占巴士底狱后路易十六到访巴黎，并非1789年10月时被迫回到巴黎时的情境。）——原注

(4) 《国家审判》，第2卷，第360和363页。——原注

(5) 出自《圣路加福音》第2章，第29—30节，西缅之颂，通常在一个人允许自己离开时被引用。——编者注

(6) 罗马的阴谋反叛者，欲刺杀执政官西塞罗，却被发现。柏克将此人作为莽撞大意的代表。——译注

(7) 喀提林阴谋的参与者，最终被绞死。——译注

(8) “以后，再没有独裁者需要感到羞愧了，再没有军事命令的借口，而议会也不再会被作为屏障而遭受控诉。”出自卢肯《内战记》，第9卷，第206—207节。——编者注

(9) 1789年10月6日。——原注

(10) 伦敦的一间因残酷而臭名昭著的监狱。——译注

(11) 原文为“leze nation”：国民公会定义的背叛国家的罪行。——编者注

(12) 出自《麦克白》，第二场，第22幕。这里的“慰藉”暗示着睡眠。——编者注

(13) 原文中的口号为“Tous les Evêques à la lanterne．”——原注

(14) 大灾难后，撒旦被捆绑锁入无底坑，然后耶稣基督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王国，并亲自统治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无比美好，是天国在地球上的缩影。参阅《以赛亚书》。——译注

(15) 在这里可以提一下一位亲眼见证了这一事件的人所写的一封信。这位见证者是国民议会中最诚实、最有智慧也最有口才的代表，也是这个国家最活跃最热情的改革者之一。他自觉有义务退出国民议会。而且在亲历了虔诚凯旋的恐怖，看到整个国家位置错乱、从罪行中获得利益的人——或是引起这些罪行的人——掌握了引领公共事务的权力后，他主动成为了流亡者。

以下是德•拉利•拖勒达勒先生（M．de Lally Tollendal）写给一位朋友的第二封信函的摘录：

“让我们谈一谈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吧：以我的良心判断，我的角色是绝对正义的。这个罪恶的城市或这个更罪恶的国民议会都不值得我向他们自辩，但我真心希望能让您和那些与您想法相同的人们不会谴责我。我向您保证，我的健康状况让我没有办法再履行我的职责；但即使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我也已经无力再让眼前这些恐怖的情境流淌过我的血液，那些人群、险些遭到杀害的王后、如奴隶般的国王在杀手狂徒的推搡中走入了巴黎，前面便是可怜的侍卫被砍下的脑袋。满街尽是反叛的士兵、刺客、吃人的妇女、还有在国王和两个主教坐在马车上进入巴黎时人们‘将所有主教都吊在灯柱上绞死’的呼喊声。我看到有人向王后的某一辆马车射击。巴伊先生将这一天称为‘伟大的日子’。一早，国民议会就冷静地宣布，如果为了陪伴国王而休会，议会将会丧失它的尊严。而之后，米拉波又堂而皇之地说，国家这艘大船不会停止航行，而是会加速驶向它的新生。再接着，巴纳夫先生便与米拉波一起大笑起来。就在那时，我们身边已血流成河，善良的穆尼埃从20多个希望取他首级来炫耀另一场胜利的杀手的围困下奇迹般逃了出来。从这一刻开始，我便发誓绝不会再踏入那个食人兽的窑洞半步，因为在那里我早已失去了发声的权力，而事实上这6个星期的一切本也是徒劳。

“穆尼埃、所有诚实的人们还有我自己都必须利用所有的资源离开这里。没有任何恐惧可以压倒我。任何在这件事情上的自我辩解都会让我脸红。在那条路上，我看到了一些比那群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狂徒要少些罪恶的人向我鼓掌庆贺，这可能会让有些人感到骄傲，却令我浑身震颤。那满目的鲜血给我带来的愤慨、恐惧和身体的抽搐让我最终决定放弃。人们会冒生命之险，这种冒险是为了让人变成有用之才。然而普天之下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任何公众或私人意见有权宣判让我在每一分钟都要经历这场我完全无法阻挡的罪恶的胜利所带来的上千次折磨，让内心的绝望和愤怒将我毁灭。他们将排斥我；他们将没收我的财产。我在入土之前不应再见到这些人。这就是我的自辩书。您可以阅读，可以展示，可以将它复制传播。不能理解它的人实在是太可悲了。让他们得到它并不是我的错。”

这位军人没有老犹太先生们那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参阅穆尼埃先生对这段变故的叙述；这位先生充满了荣耀、美德与智慧，因此只能走上逃亡的道路。）

请注意：穆尼埃先生当时是国民议会的发言人。这位本是最坚定的自由维护者从那时起决定流亡。——原注

(16) 这并不够，你们书写，你们诱惑，用自在与优雅；一出戏剧要用温柔的关怀温暖人心。出自贺拉斯《诗艺》，第99节，选自《诗歌翻译》，第4章，第273节。——编者注

(17) 这里应该是特指巴伊和孔多塞的命运。对比之前的审判和执行与此处的预言。——原注

(18) “我们种族的摇篮。”出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3卷，第105节。——编者注

(19) 尼禄的母亲。——译注

(20) 理查德•普莱斯还是一位经济学家，曾经撰写过很多关于利息的著作。——编者注

(21) 据我所知，一封被认为是某持异议的大臣曾发表的信中对英国人的说法有所误传——他在向普莱斯博士提到巴黎现在盛行的思想时曾这样说：“这个地方的人们已经摒弃了他们的国王和贵族塞入他们头脑中的那些骄傲的等级区别；当他们谈论到国王、贵族或神职人员时，他们整个的语言体系都显现出英国人最为先进和自由的思想。”如果这位绅士所说的先进和自由只是特指英国人中的某个团体的话，那么他有可能是对的，但绝非普遍如此。——原注

(22) 英国政治家和政治作家，英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译注

(23) “所以公民首先应该信服，上帝是一切的主人和掌管者，应该完成的事已经在他的授意与权威下完成；同时，他还是人类的施予者，观察每个人所属的类别——他的行为与轻罪、态度以及对宗教的忠诚——并记下他们的虔诚和不虔诚。被这些事实影响的精神绝不会远离正确且健全的思想。”出自西塞罗《法律》，第2章，第15—16节。——原注

(24) Quicquid multis peccatur inultem．“成千上万人的罪恶不会被惩罚。”出自卢肯《内战记》第5卷，第260节。——原注

(25) “对于统治着宇宙万物的至高无上的上帝而言，没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发生在地上的）比那个被称为国家的通过公正将人们联合在一起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群体更受他的欢迎了。”出自西塞罗《论共和国》，第5卷，第13页。——编者注

(26) 英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译注

(27) 英国的城市，曾经是英格兰的首都。——译注

(28) 方言的意思。——编者注

5　批判法国对教会财产的剥夺

法国剥夺教会财产

没收命令的执行者在将这些受害者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餐桌旁赶走后，在饱览了眼前的饕餮盛宴后，确实会赏赐给那些受害者们一些本属于他们的餐桌上的残羹剩饭。但让本来经济独立的人们重新靠劳作生活实在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对于处于某种生活状态的人来讲，这也许可以容忍，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却是无法习惯的。环境发生改变后，这种情况有可能发展为可怕的革命；有德行者或许不愿意对罪责作出谴责，然而其他人则会想让冒犯者血债血还。从教育体制以及他们在行政机构肩负的职责中获得了双重“偏见”的人们，如今却要从那些毫无敬意和虔诚的掠夺者手中拿回自己财产的残渣。他们从此接受的（如果真的可以收到任何东西的话）不再是虔诚的信仰者的捐赠，而是已经公开声明了立场的无神论者带着傲慢的温和态度作出的施舍，以延续遭受到无限轻蔑和歧视的宗教；而这种安排只是为了让接受这份邪恶施舍的人们失去在大众眼中的一切地位。这无疑是不尽痛苦的累加。

但这种没收财产的行为，看上去仿佛是法律的裁决，而非充公行为。皇宫学会或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人们发现，上千年来那些依法拥有某些财产及其使用权和传承而来的职业的人们，事实上根本无权拥有这一切。他们说神职人员完全是国家虚构出来的产物，因此他们可以随意将其摧毁，更不用说限制和调整他们本不该拥有的、原属于这个虚构故事的创造者——也就是国家——的财产。因此我们也就毫无必要考虑这些有着自然人格的人们在其建设性的品格遭到如此回报之后，心中会产生怎样的自然情感了。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你们是以何种名义去伤害这些人，掠夺他们经过国家的允可甚至鼓励而从事某一职业所获得的报酬。更何况他们正是基于这份财产的稳定性来计划自己的生活、债务，并且让大众完全依赖于他们。

先生，您不用担心我会过于冗长地赞美这个可怜的阶层。关于暴政的辩论和它所施展的暴力一样可鄙。如果你们的充公执行者们在犯下最初的一系列罪责时，没有获得一种可以保障他们之后犯下或可以犯下的所有罪过不受惩罚的权力，那么此刻这些诡辩家将因为成为偷窃和谋杀的同谋而面对刽子手的皮鞭，而非逻辑学家的三段论。巴黎满口诡辩的独裁者大声驳斥着那些曾让全世界头疼的过往的皇室暴君们。他们这样勇敢，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曾经的统治者关入地牢或铁笼。而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独裁者在我们眼皮底下上演着更糟糕的悲剧时，是否也应该对他们温柔一些呢？如果诚实的代价是对那些行为可憎的人的观点表示轻蔑，我们是否应该放弃使用那些我们本可以使用的自由呢？

财产权利引发的愤怒最初被他们的行为体系中一些最令人震惊的借口托辞所掩盖，也就是关于国家信仰的托辞。财产的敌人们首先假惺惺地对国王和公共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温柔的、纤弱的、富有良心的焦虑。这些人权的教授们如此忙碌地教育着他人，反复强调他们没有自学的能力；否则他们将了解到，公民社会最初的信仰是对人民财产的承诺，而非听从国家债权人的命令。公民的需求拥有优先的权利和崇高的名誉，在任何裁决中都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个人的财产——无论是自己获得的，或者从家族里继承的，又或是因为在一些社区中从事善举而得到的——都不能成为债权人表面上或潜在的抵押品。他在任何讨价还价的时刻都不应该将这些财产纳入他的考虑之内。他非常清楚，无论由君主还是由议会代表的公权力，都只能抵押公共财产，而公权力拥有的所有公共财产也只能来自通过公平且强制性的方式向大众收取的税收。债权人可以参与运作的只是这些财产，再无其他。没有人可以将自己的不公作为抵押品以换取忠诚。

新的公共信仰中所共存的极端的严酷与极端的散漫之间的矛盾实在太过明显，以至于让人很难视而不见。这种矛盾影响到了这一交易的过程；同时它产生的影响不是基于义务的性质，而是基于参与交易的人的职业。在国民议会的议员们看来，法国国王的旧政府除了有关钱财的法案之外，没有一项法案是有效的，甚至是否合法都是模糊不清的。在他们眼中，那些法案是如此令人厌恶，以至于在那个时代提出索取薪金的需求都是一种罪恶。为国家服务而得到的报酬当然属于正当的财产来源，绝不会比借钱给国家而获得的任何抵押品缺乏正当性。事实上，这样的财产更具合法性，因为国家付出的钱财确实换来了服务。然而，我们已经见证了法国那些哪怕在最残酷的年代也没有被最暴戾的大臣们剥夺掉津贴的神职人员们，如今却遭到高举人权的议会最为无情地掠夺。而当他们要求拿回自己的血汗钱时，那些人却告诉他们，眼前的这个国家并不打算报答他们提供的服务。

公众信仰的散漫不仅只针对这些不幸的人们。国民议会为了维护其行为的前后一致，正在开展一场值得尊重的讨论，商榷前政府和其他国家建立的各项条约还拥有多大的约束力，而议会的委员会也将报告他们批准哪些条约，以及不批准哪些。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维护了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对外与对内同等程度的真实性。

很难想象，什么样的理性原则规定王室政府不拥有对服务进行报偿、或运用凭借君权签定条约的权力，反而要向债权人抵押国家实际的和可能的财产。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的财产都是法国国王乃至整个欧洲的任何国王都不能轻易施用君权而随意触及的。抵押公共收入则意味着国王的统治完全控制了公共财政。这远远超越了征收任何一种临时性或偶然性的赋税的委托权。然而这些蕴含着危险的权利法案（标志着没有界限的专制）已成为唯一被奉若神祉的原则。一个民主的议会怎么会将他们的偏好给予所有的君权中最该受到批判与谴责的权威？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调和这样的前后矛盾，也不可以用片面的偏好来代表公平的原则。而那些不承认任何正当理由的矛盾和以偏概全不会因为没有充分理由就显得合理而公正，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理由并不难找到。

这种剥夺背后的动力

法国的巨额债务推动了庞大的金融利益的滋长，也让利益者的受惠方拥有了巨大的权威。那个王国曾经盛行的传统习惯，是土地和货币之间的相互转换，而这一交换方式总会造成困难。法国的家庭分授财产的协定比英国要普遍而严格很多。Jus retractus(1)、国王拥有的被法国的法律规定不可转让的大量不动产以及教士等级的大量产业，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法国的土地和货币分离开来，且很难混合在一起，而分别拥有这两种类别的财产中任何一种的人们也不似在英国那样相互友好。

长久以来，人民一直都在用一种颇为邪恶的目光来审视金融财产。他们认为这些财产就是造成他们的生活压力的原因，并会不断加深他们的不幸。而同时，古老的地产拥有者们也同样对其抱有妒意，一方面是出于和人民同样的缘由，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财产奢华和炫目的光芒使得他们算不上得天独厚的血统和头顶上空泛的头衔顿时显得更加黯然失色了。即便代表了更为恒久的不动产利益的贵族通过婚姻与其他行业联合在一起，依靠对方的财富拯救这条血脉于水火，这些财富恐怕还是会污染和降低家族的身份。因此，平时那些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和解良方，反而会加深两者之间的仇恨与嫉妒。同时，并非贵族或新贵族的富人们内心的骄傲随着他们财富的积聚日益升腾。他们气愤地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而其中的理由是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的。为了报复对方的傲慢带给他们的屈辱，为了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外界的评判提升到与其财富相匹配的地位，他们愿意采取任何手段。他们通过国王和教会来打击贵族。他们找到对方最脆弱的地方——国王的赏赐基本上会成为贵族头上的教会财产，予以重击。除了少数例外，绝大部分的主教职位和大修道院的圣职都是由贵族担任的。

在法国发生的这场旧有的贵族土地利益与新兴的金融利益之间不易察觉却真实存在的战争中，后者掌握着最实用因此也最大的力量。金融利益在本质上更适合任何冒险，而这一利益的持有者也更乐于接受经营各类新型的企业和生意。由于他们的财富都是新近积累而成的，因此它们可以很自然地适应任何新鲜事物。正因为这样，此类财富将被那些希望改变的人所利用。

因为这一财富的积聚，一种新型的人诞生了。这些财富与这些人很快结成了一个紧密且引人注目的联盟，我指的是文人政客。文人喜欢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因此从来都不会反对创新。从路易十四的生命和光环走向黯然开始，路易十四本人、摄政者或是王位继承者都没有对文人们进行足够的栽培；同时这些文人也没有像在之前讲究排场且政策昌明的辉煌时代那样，能够系统化地效力于宫廷以获得恩宠和薪水。在失去了旧宫廷的荫蔽后，他们便希望通过加入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以作弥补；在这方面，法国的两个学院及之后由这些学院里的先生组织经营的一个百科全书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个文学小集团在几年前策划了一个摧毁基督教的计划。他们追求这一目标时的热情迄今为止只能在一些信仰体系的传播者身上才能发现。拥有这种热情的人，都狂热地沉浸在改宗精神中；而怀抱着这样的热情，改宗精神很快就发展成了迫害精神。(2)他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行为来促成自己目标的实现，而他们那些还在进行中的行为，最终也会通过比较温和中庸的方式在之后较长的时间段内如愿以偿。他们用高超的手段和坚定的毅力丰富自己，以获得文学大道上的全部殊荣。事实上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在文学与科学界占据了相当高的位置。世界赋予了他们公正，因为他们的天才而原谅了其原则中的邪恶倾向。这是真正的慷慨，他们的回报却是将对理性、学识与品位的声明全部聚集在了自己或其跟从者身上。我将冒险断言，这种狭隘而排他的精神对文学和品位造成的偏颇影响远小于其对道德与真正的哲学造成的影响。这些无神论的奠基者本身就拥有偏执的个性，他们学会了用教士的精神去驳斥教士。但在有些事务上，他们又是俗人。这些阴谋的资源会被用来支持辩论和智慧所蕴含的缺陷。这个文学垄断体系坚持不懈地诋毁及败坏那些不支持他们小集团的人的名声。在那些观察了他们行为所体现的精神的人们看来，很明显他们一直想要的除了用口头和笔头的权力来摧毁财产、自由及生命之外，再无其他。

针对他们的零散而脆弱的打击行为大部分是形式上和礼仪上的姿态，而并非出于憎恨，因此也没能削弱他们的力量，或是松懈他们的努力。事实上无论他们遇到的是反对还是成功，一种迄今为止举世未知的暴烈而恶毒的热情占据了他们的头脑，充斥了他们的整个谈话，让他们本应情趣盎然、颇有指导性的谈话变得十足可厌。小集团观念、阴谋、改宗的精神弥漫在他们的思想、言语和行动中。这种富有争议的热情很快将他们的想法转化为武力。他们开始逐渐和外国的统治势力建立联络，极尽奉承之能事，希望对方的权威能够带来他们希望的变化。对他们来说，这些变化是通过专制统治的雷电还是通过人民暴动的震荡来完成，都不重要。然而小集团与前普鲁士国王之间的联络将为他们的行动精神投下巨大的光芒。(3)抱着与密谋联络他国统治者相同的目的，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开发同法国金融势力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通过那些占据高位、拥有最频繁而确定的宣传机会的人，来小心地占据意见传播的路径。

作家们，尤其是以团体的形式行动、并指向同一个方向时，就会对公众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作家们和金融势力的联盟(4)在去除公众对财富拥有者的憎恨与嫉妒方面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和所有新奇事物的宣传者一样，这些作家假装表现出对穷人和下层的伟大同情，同时在自己的讽刺文章中夸张地宣扬着对法院的错误、对贵族、对神职人员的仇恨。他们变成了人民的煽动者。他们扮演着纽带的角色，将怀着同一目标的令人反感的财富实例与歇斯底里的贫民联合在一起。

由于这两种人成为了最近这些事件的领导人物，所以他们的切入点与政治纲领不会建基于任何法律或政策的原则，而是作为一种引发群众对教士等级不动产的仇恨与愤怒的导火线，从而导致这些财产遭到群众的攻击；同时，与他们谎称的原则相反，这些政策还要照顾到最初来自王室权威的金融利益。所有对财产和权力的憎恨都被特意导向了除了金融势力之外的其他富裕群体。除了我陈述的这样的原则之外，还有些什么原则可能带来这样超乎寻常且不自然的变故，让多年来经历了无数内忧外患都依然稳固地承袭下来的教士阶层的所有物在顷刻间受到了法律和偏见的制约，只能被作为一个饱受攻击和颠覆的政府借债的抵押品？

这种剥夺是过分的

公共产业足够偿还公共债务吗？如果不够的话，则一定会导致某一方群体的损失——当合约双方在合约签署时就已经纳入计算的、唯一合法所有的产业突然不够支付债务时，根据自然法则和法律公平，谁该来承担这一后果呢？答案只可能有三种：不是轻信的那一方，就是劝说对方信任自己的那一方，再不然就是两者都要负责任。不可能要与这项交易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方来负责。在任何破产事件中，那些不明智的进行不良贷款的人，或者那些提供无效抵押物的人，最终都应付出代价。法律不会承认任何其他的决定规则。但在这个鼓吹人权的新制度下，唯一理所当然应该承受这一后果的人，却是唯一被毫发无伤地拯救于危难的人：那些真正偿还债务者，既非借债者，也非债主；既非抵押人，也非承受抵押人。

神职人员和这些交易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和这些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债务问题的公共事务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他们自己的债务，他们不免要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责任。在这个崭新的公平和道德环境下，对于国民议会来说，再没什么能像他们针对教士债务的处理方式一样，能显示出他们真正的精神了，而这种精神与公共的没收行为达成了和谐一致。执行充公没收行为的机构对金融势力可谓忠于职守，而对其他所有利益体则极尽欺骗之能事。他们发现教士有能力负担一项法律债务。当然，他们会声明教士等级确实合法拥有他们可以用来抵押以偿还这笔债务的财产，用法案承认这些实际上遭到严重迫害的公民的权利。

假若如我所说，除了社会大众之外，还有什么人应该对国家的债权人作出补偿的话，那也应是那些作出这一交易安排的人。为什么没收那些财政监督官员的财产呢？(5)为什么不没收那些随着国家走向破产反而赚得盆满钵满的大臣、财政官员、银行家的财产呢？为什么与公共基金毫无关系的巴黎大主教的地产惨遭充公，而拉博德（Laborde）先生的产业却毫发无伤呢？或者如果贵国为了保护金融势力的利益而没收旧有地产的话，那么为何只针对教士等级呢？我不知道舒瓦瑟尔公爵（Duke de Choiseul）(6)在大肆挥霍后是否留下了任何国王曾经给予的赏赐，以偿还那个光辉时代的每一笔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庞大开支为法国所带来的债务。如果真的还有这样的遗留，那么为什么不没收这些财产？我在旧政府当政时曾经到过巴黎，当时艾吉永公爵（Duke d'Aiguillon）刚刚被保皇派从断头台上抢夺下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他曾任大臣，并且与那个铺张浪费的年代不无牵连。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他的地产直接被交给其所属的市政机构呢？诺阿耶（Noailles）家族一直都效命于法国国王（我承认他们算得上国王的优秀仆人），因此当然也得到过赏赐。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关将他们的产业没收充公以偿还债务的消息呢？为什么罗什富科公爵的产业就比罗什富科红衣大主教（Cardinal de Rochefoucault）的产业更加神圣呢？当然，我并不怀疑前者是一位可敬的人物，而且（如果我们谈论财富的使用并不会玷污这些产业的名声的话）他确实合理利用了他的收入；但如果这并未对他太过不敬的话，我想说——我所掌握的信息保证了我有权这样说——他的兄弟(7)，鲁昂的红衣大主教对自己财富的运用远比他更加值得赞许且富有公共精神。有没有谁在听说对教士等级的剥削之后，会不感到气愤和厌恶？他们不是对此类情境不会产生任何情感的人。如果他无权表达这样的情绪，就不能称为一个自由的人了。

哪怕野蛮的征服者，也很少会制造出这样一场财产上的革命。罗马小集团的头领们在他们的每一场抢掠之后将“crudelem illam hastam”(8)插入土地时，都从未对被征服的公民的财产进行过如此巨额的出售。相比之下，古代那些暴君的所作所为实在称不上冷血。只是他们的激情燃烧了，脾气暴戾了，思想困惑了；他们心中升腾着报复的怒火，要在眼前无尽的你争我夺的血腥战役中发起反击。他们害怕随着将财产归还给那些遭到他们不可原谅的伤害的家庭后，权力也会遭到剥夺，因此才会做出残暴的行为。

这些罗马的掠夺者只能算最早期阶段的暴君，况且也没有受到“人权”理念的指引——有了这一理念的指引，他们将可以不带任何冲动地向彼此施展一切最残酷的行为，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给这些不公正的举动涂抹些色彩。他们只是将被征服者看成装备了武器的卖国贼，或是对国家充满敌意的背叛者。在贵国已经得到改良的思想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形式。你们会紧紧抓住那500万英镑年租，把四五万人从自己的房子里赶出来，因为“这是你们的幸福”。英国的亨利八世（Henry the Eighth）不比罗马的马略（Mariuses）和苏拉（Sullas）更有眼界学识，也没有在贵国的新学校受过教育，因此不能在那本关于威力巨大的武器的杂志中找到“人权”这样有效的专制统治工具。但他决定掠夺修道院时——正如现在的雅各宾派掠夺一切教会财产一样，他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专门审查这些区域里的犯罪和渎职的情况。和料想的一样，委员会的汇报有真实，有夸张，亦有谎言。但无论真假，它确实报告了犯罪和渎职的案件。不过，因为渎职行为可以被改正，因为并非每次犯罪都需要用没收财产来进行制裁，因为就算在那样的黑暗年代，财产也没有被视为一种偏颇的产物，所以所有汇报出的案件（其数量已经足够多了）都不能构成他希望的没收行为的充分理由。因此，他只能设法让他们在形式上让出这些财产。一个被视为历史上最残暴的独裁者之一的暴君，都需要以这一系列艰难举措作为必要前提，再加上用土地贿赂其肮脏的两院议员，并保证让他们得到永久的免税权，最终才敢冒险要求议会通过他的法案。如果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四个技术名词就可以救他于水火；他只需念出这一咒语：“哲学，光明，慷慨，人权。”

我实在不能赞颂独裁者的行为，至今也没有任何声音曾赞颂过他们掩盖在虚假保护色之下的行为；但在这些保护色下，对裁决权力的专制却得到了敬意。凌驾于一切恐惧和悔恨之上的权力，却不能抛却羞愧。在羞耻心的监督下，心中的德性便不会完全灭绝，同时谦逊也不可能被彻底驱逐出暴君的头颅。

我相信任何一个诚实的人在反思了我们的政治诗人的行为后，都会心生同情，每每这些专制主义的行为勾当出现在他的眼前或脑海里时，都会祷告能够摆脱这样的征兆：

但愿不会有狂风暴雨
降临在我们的时代，在这里损伤便要改革。
告诉我（我的缪斯），
基督徒国王犯下了
怎样巨大的罪过，
奢侈？欲望？
他是有节制的、单纯的、公平的吗？
这是他们的罪行吗？相比来说更应算是他自己的罪行。
但如果财富对他来说都是罪行的话，
那么实在是太可悲了。(9)

这种剥夺在财政上并不必要

同样的财富——在所有时代、所有政体下，无论对于贫穷还是贪婪的专制权力来说，它都是忤逆和叛国——引诱你们顷刻间摧毁了所有权、法律和宗教。然而法兰西是否真的如此悲惨绝望，以至除了劫掠他人财产之外，便再不能维持生息？在这一方面，我确实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信息。三级会议召开时，法国的财政状况是否真的到了哪怕各个部门都依照原则节省开支，也不可能让各个等级分摊支出，以帮助国家恢复元气的地步？如果这样的平等税收就足以解决问题，那么你们应该清楚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内克先生（M．Necker）在向凡尔赛的三个等级提交预算案时，已经向整个法兰西阐明了个中细节。(10)

如果我们相信他，那么就没有必要为了维持法国的收支平衡而征收任何新的税赋了。他解释道，法国各种名目的常规性开支——包括新增的4亿贷款的利息——为531444000利弗尔；而固定收入则为475294000利弗尔，因此赤字为56150000利弗尔，大约等于220万英镑。为了平衡收支，他提出了节约开支并提高收入的计划（该计划被认为完全可以实现），得出的数目居然还高过了赤字的数目；之后他果断总结道（第39页）：“Quel pays，Messieurs，que celui，où，sans impçts et avec de simples objets inapperçus，on peut faire disparoître un deficit qui a fait tant de brui ten Europe．”(11)内克的演说中提到的偿还债务、消除赤字和其他公共债务及政治安排的伟大目标是不容怀疑的，只需对公民一视同仁地进行适度的按比例的评估，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如果内克先生的这种说法是虚假的，那么国民议会迫使国王接受内克作为其大臣的行为恐怕应该遭到最大的谴责了，况且废黜国王正是由于他雇用了一位在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居然滥用了君主以及议会代表们对自己的信任的人作为他们的大臣。但如果他所述属实（和你们一样，我一直都对内克先生甚为尊重，因此我并不怀疑他说的话），那么我们又怎能赞同那些置温和的、有理有据的全民贡献的方式于不顾，却偏偏要进行冷血且全无必要的偏颇而残忍的没收行为的人们呢？

难道是教士等级或贵族等级基于自己的特权而拒绝了这样的提案吗？当然不是。关于教士，他们的想法比第三等级的希冀更为超前。三级会议召开前，他们就已经委托代表们表达了放弃自己的一切豁免权的愿望。事实上在放弃豁免权的问题上，他们表现出了比贵族更明显的积极性。

但让我们假设赤字依然保持在内克先生所说的5600万利弗尔（220万英镑）的水平上，让我们假设他提出的所有偿还方式都是粗略而毫无证据的，让我们假设国民议会（或者他们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契约主宰者(12)）完全有理由将整个赤字负担加诸教士等级的身上。即便如此，220万英镑的赤字并不能将这价值500万利弗尔的没收款项合理化。虽然针对全民的220万英镑的强迫性征款对于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教士等级来讲确实有些沉重而不公，但至少不至于为被征收者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此显然，这一方案并没有满足那些国家管控者的真正需求。

或许对法兰西不熟悉的人们当听到教士和贵族在赋税方面享有的特权时，会想象这些人在大革命前恐怕对这个国家毫无贡献。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诚然，这两个等级内部做出的贡献并不是均等的，而同时他们与平民的贡献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无论如何，这两个等级的付出都是可观的。事实上，无论贵族还是教士都不能豁免消费税、关税或者任何形式的间接性征税，而这些税务在法国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公共费用。此外，贵族要缴纳人头税，还有一种被称为“20便士”的土地税——以英镑来计算的话，这项赋税有时候可以高达3—4先令。这些税务负担并不轻，且起到了重要作用。被法国兼并的各省（从领土上计算，这些省占法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然而在财富上所占比例却远高于此）的教士亦需要缴付人头税及“20便士”土地税，其税额比例与贵族相同。原有省份的教士不需要缴纳人头税，但他们已经付出了2400万（利弗尔）——相当于超过100万英镑——的代价。他们被豁免了“20便士”税，但他们提供了免费的礼物作为报偿；他们为国家还了债，同时还要缴付一些其他的费用，算起来要占掉他们整个收入的十三分之一。他们每年的支出可能要超过4万镑，以使自己与贵族的贡献持平。

当教士遭到了这一恐怖的剥削之后，他们通过爱克斯的大主教捐赠了大笔款项，事实上这样大额的款项是不该被接受的。但对于那些公共债权人来说，这笔款项比没收政策所作出的任何符合逻辑的承诺都更具理据优势。那么为什么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接受呢？原因很简单——他们并不需要教会的服务。为国家服务只是摧毁教会的借口。为了摧毁教会，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摧毁他们的国家；事实上他们已经将它摧毁了。如果这个敲诈方案取代了没收充公的阴谋，那么全盘计划中的一个伟大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了。那样的话，便无法为新的共和国创造出新的利益。这便是为什么那笔巨额捐款没有被接受的原因。

这种剥夺有利于一小部分人

没收计划出离了最初的伪装，越来越显露出疯狂的本质。为了尽快把这笔笨重的土地财产投入市场——在没收了本属于国王的领土之后，这笔财产便更为可观了——显然要否认没收所得的真正利润，贬低这些土地的价值，事实上应该说是贬低整个法国的不动产的价值。这种突然之间将货币的流通从交易引向土地的做法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祸患。应该如何执行呢？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计划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国民议会，会不会重新考虑教士等级的出价呢？恐怕没有任何压力能够迫使他们选择那条已经遭到司法系统羞辱的路径。在放弃了寄托于面向全民的紧急销售的希望后，他们看似成功地设计了另一项计划。他们提议用股票交换教会的土地。在这个计划中，如何均摊被交换的目标物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障碍，这使他们不得不再回到销售项目中去。此时，各市镇开始发出警告。他们不会再将全部王国的掠夺物拱手让予巴黎的公债持有者。很多市镇事实上已经沦入贫困状态，完全得不到任何资金。它们被推至了（谋划者）期待已久的状态：渴望得到一种可以重新振兴那些已经奄奄一息的生产的货币，什么样的货币都无所谓。这样，市镇分到了一部分掠夺品，这显然让最初的计划（内克先生的计划）变得完全不可能实现了（如果国民议会真的认真考虑过这个计划的话）。此时的公共开支可谓捉襟见肘。财政大臣发出了最紧急而焦虑的警告，希望得到支援。在种种压力下，他们没有将银行家转化为主教或修道院院长，也没有打算偿还旧债，而是进行了利息为3％的新借债，并以教会土地的最终销售为基础，创造出一种新的纸币。他们相信这种新纸币是为了满足贴现银行（bank of discount）对他们的要求——这个银行可谓是为他们制造虚幻财富的大机器，或者说是造币厂。

对教会的剥削变成了他们资本运作的唯一途径，是他们所有政治运作的终极原则，同时也是他们维持自己权力的核心保障。对于他们来说，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用尽一切手段将所有人拉入同一战壕，用这种充满罪恶的利益将整个国家集结在一起；他们支持这一行为，并支持进行这一行为的权力机构。为了强迫那些最不情愿的人加入他们的掠夺计划，他们强制性地让新的纸币在所有支付行为中流通。如果有谁看出这一目标在他们全盘计划中的核心地位，而他们之后的行为也是围绕这个核心进行，便不会认为我对国民议会的决策这一问题的论述实在冗长了。

为了撇清国王与公共司法系统表面上的所有关联，同时让司法体系完全听命于巴黎的独裁机构，他们废除了高等法院旧有的司法职能，它们的功过是非一并成了过眼云烟——当高等法院存在时，人民至少有可能会在某时求助于它们，从而诉诸古老的法律标准。此刻另一个问题又呈现在眼前：这些旧有法院中的治安官和职员曾花费了很高的价钱购买他们的位置，虽然他们因为提供了公共服务而得到一些回报，但这些回报却非常低微。简单的没收行为只是对教士等级的“恩惠”，但对律师来说，还是要显示出一种公平的表象的；他们将得到大额的补偿。他们的补偿成为国家的债务，而偿还这一债务的资金是取之不尽的。律师的补偿将以新教会纸币的形式发放，这些新纸币将与新的司法和立法原则同步前行。被遣散的治安官将从教会的殉难中分得自己的一杯羹，或者从这笔用于还债的资金中收到补偿。而这样的遣散方式对于那些习惯于古老的司法原则并发誓捍卫财产权利的人来说，可谓触目惊心。而教士阶层也将收到这些毫无价值的纸币作为他们可悲的津贴——纸币上烙着渎圣的印痕，代表了他们的毁灭；然而如果没有这笔津贴，他们必会饿死。任何时候，或者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像这种强迫性纸币这样充满了对信贷、财产和自由的暴力盘剥，在同一时刻显现出破产与独裁歇斯底里的纠葛的制度产物。

在这一操作过程中，伟大的“arcanum”（奥妙）出现了——现实中，公正地讲，教会的土地（根据他们可以被确定的行动来推断）完全没有被出售。根据国民议会的最新解决方案，它们被交托给了出价最高者。不过据观察，目前出价者只交付了一部分钱款，而剩下的款项会在12年内交付。而那些英明的购买者等于在交付了所谓的押金后就可以即刻拥有这些地产。这样，从某些程度上来看，这些地产等于是赠予他们的礼物，是封建制度为新制度准备的献礼。这一计划很明显让一些没有钱的人获得了购买的资格。结果是：这些买家——或许“受让人”这个称呼更加合适——可以用他们得到的地租（国家也会有所收益）、盘剥来的建筑材料、滥伐的木材或者从那些可怜的农民那里剥削来的任何钱财来偿还这笔款项。农民被置于这些人逐利而独断的决策之下。这些人将无止境地期待新的政治体系能让这份地产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而这种无止境的欲望将促使他们竭尽敲诈勒索之能事。

当这一切欺诈、行骗、暴力、劫掠、烧杀、没收、强制性货币及所有形式的独裁暴政都被应用于这场大革命，并自然而然震慑了所有善良而清醒者的道德情感时，这一政治体系的教唆犯们便即刻放开了声线，开始大肆反对法兰西旧有的君主政府。在完成了对旧政权的抹黑诋毁之后，他们开始设计这样一种辩论逻辑：仿佛所有不认可他们滥施权力的人都是旧政权的卫道士，所有反对他们的残忍和暴行的人都可以被视为奴役制度的拥趸。我承认，他们确实必须强迫这些人屈从于这样卑劣而可鄙的骗局。除了迫使大众相信这世上只存在两种选择——他们，或是被那些历史记录或诗人的发明描述得丑陋不堪的暴政——之外，再没什么方法能够让人们屈从于他们的计划了。这样的空谈闲扯真的连“诡辩”都算不上。那只是纯粹的无耻谰言。在世界的理论与实践的循环中，这些先生们难道真的不曾听说过在君主专制统治与群众专制统治之间，还存在着其他选项吗？他们真的没听说过那种受到法律指引并伟大地传承下来的财富与伟大的传承下来的国家尊严——而这两者又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理智和情感的检验，并由合适且恒久性的机构来执行——所控制的王国吗？难道就不存在一个没有任何犯罪意图或卑鄙的荒谬行为的人，会更期待一种集各家之长的温和政府，而非这两种极端情况吗？难道就真的没有人认为一个本可以平静地获得这样一个政府的国家——更确切地说是在拥有了这个政府后确认它的存在，一个为了避免这样的政府而不惜犯下无数罪行的国家，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智慧与德行吗？难道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都已经认为纯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唯一可以容忍的形式吗？认为人类不能怀疑这种制度的优势，不能去考虑自己是否已成为独裁的朋友——或者说是人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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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建领主买回曾经属于自己的封地的权利。——编者注

(2) 这句话（直到下一段话的第一句末为止）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句子是我去世的儿子阅读我的手稿时添加的。——原注

(3) 我并不想引用他们任何粗俗、卑下和不敬的言语来让道德高尚的读者感到震惊。——原注

(4) 他们与图尔格之间的联系以及与所有金融界人士的联络。——原注

(5) 他们后来也确实遭到了没收。——原注

(6) 法国军官，政治家、外交官。1758至1770年，他任国务大臣期间，极大的影响着法国的政策。——译注

(7) 并不是他的兄弟，也非任何亲戚；不过此处错误并不影响整个论述的逻辑。——原注

(8) 残忍的长矛。罗马习俗里，每次在拍卖从敌方掠夺来的战利品时，都会将长矛插在地上。——编者注

(9) 这段话的其他内容是：

谁花掉了国王的钱？
却谴责他人的奢侈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用奉献粉饰渎圣的罪行。
没有一种罪过可以如此无畏，却依然得到理解，
被视为真实的或至少是表面上的美德；
不怕做出恶行，却只怕落得恶名，
抛掉良心，却成为名望的仆从。
因此教会当然会即刻反抗，反抗这样的掠夺行为；
然而君主的宝剑比他们手上的武器锋利得多。
所以他作出修订。
他们用慈善歼敌，他们用信仰防卫。
接着宗教便住进懒散的囚牢，
陷入空洞的沉思；
如同一块永不会挪动的岩石；然而我们的思想，
却过于活跃，就像不停啄食的鹳鸟。
难道在他们的冷漠和我们的热情之间，
就再没有温和的区域了吗？
难道我们从昏睡中苏醒后，
就必须进入另一个亢奋无休的极端？
对昏沉来说难道就没有治愈的良方，
而只能将它变为热病？
知识难道如此没有疆界，
一定要前行到让我们渴求蒙昧的地步？
让我们希望自己依然在黑暗中摸索道路，
而非在白天受到错误的指引而迷失方向？
看到这一片阴沉灰暗的人们都会询问，
什么样的野蛮侵略者来洗劫这片土地？
但当他听到并非哥特人和土耳其人
带来了眼前的荒凉，而是一位基督教国王；
在我们最好的行为和他们最糟的行动之间，
铭刻的只是热情的名字，
当我们的虔诚奉献带来如此结果时，
他是否会宽恕我们渎圣的罪行？

——出自约翰·德纳姆爵士《库珀山》——原注

(10) 参阅财政总监先生于1789年5月5日作的报告。——原注

(11) “先生们，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做到不增加任何税赋，而只采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执行几项之前没有被关注到的任务，就让整个欧洲都知晓的严重赤字即刻消失呢？”——编者注

(12) 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的苏格兰设立了一个专门准备法案的委员会，没有这个委员会的批准，法案就不能通过。这个委员会被称为“契约主宰者”。——原注

6　法国并非必须革命

法国政体正在变成一种有害的寡头制

我不知道该如何将法国目前的统治权威进行归类。它假扮成为纯粹的民主制度，但我认为它正在向可悲亦可耻的寡头政治行进。就目前来讲，我承认它正躲藏在其意欲伪装的本质与效果中。有时候纯粹的民主形式可能确有必要性。或许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这种情况非常少，而且非常特殊），纯粹的民主是必要的。但我并不认为法兰西或任何其他伟大的国家属于这种特殊的情况。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见过关于这种民主体制的实例。事实上，古人对这样的制度更为熟悉。我也曾读过一些关于这类宪法的评述。我不禁和那些作者达成了共识：绝对的民主制度并不优于绝对的君主专制，这两者都不能被算作合法的政府形式。他们认为，这样的民主制度是共和国的腐朽和退化，而不是健康的构成方式。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据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观察，民主和独裁拥有很多惊人的互通之处。(1)对此我很确定，在民主制中，当强大的群体占上风时——事实上他们通常都会如此，居于大多数的公民便有可能对少数群体施行最残酷的压迫；而对少数人的压迫会逐渐蔓延到更大范围的群体中去，且其中的怒火会越来越盛，远远超越了我们异常恐惧的单一王权。在这样的群体性暴政下，个体遭受的痛苦将远高于任何政体所带来的伤害。在暴君的统治下，遭受灾难的人们至少可以赢得人们的安慰和同情来缓解伤痛，他们得到了人们的称赞，以激励他们在苦难中持之以恒的精神，但那些遭到大多数人残忍对待的人们却被剥夺了所有外界的慰藉。他们仿佛遭到了人类的抛弃，被一场由他们所属的物种所制造的阴谋彻底压垮了。

但假设民主并不是不可避免地与独裁为伍——事实上我认为它确实具有这样的倾向性，同时假设它在混合了其他形式后所拥有的优点与没有被混淆前所拥有的优点是同等的，那么君主制难道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吗？我并不经常引用博林布鲁克的话，他的作品也没给我留下什么恒久而深刻的印象。他不过是一个肤浅而自以为是的写作者。但在我看来，他有一项观察确实显得颇为深入确凿。他说，与其他形式的政府相比，他更喜欢君主制；因为您可以将任何形式的对共和制的描述灌输到君主政体中，却不可能将君主制的任何特征灌输到共和制里。我想，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事实已经经过了历史验证，而他的论述也是与之相符的。

我知道一个话题很容易会偏离开始的伟大初衷而走向谬误。经过这样一场国家的革命，那些曾经的乞怜谄媚者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今天义正言辞的批评家。而那些将政府的目标与全人类的目标一并严正思考的思想坚定者，绝不会屑于承袭这些讽刺作家或演说家的角色。他们将用评判人类性格的方法来评判人类的制度。他们会在这终将灭亡的万恶制度中寻到良善，就如在那些终将灭亡的人群中找到忠贤一样。

改良法国旧制度而非革命是可能的

公平地判断，法兰西政府虽然在那些无资格或不够资格的君主制中被称作是最好的，但依然充满了滥施权威的行为。这些不端行为可谓积存已久，就像在任何一个没有人民代表监督的君主制国家一样。对已经被颠覆了的法国政府存在的这些问题和瑕疵我并不陌生，而且我也并不希望颂扬那些确实应该受到公正而自然的指责的政府属性或政策。但眼前的问题并不是君主制拥有的问题，而是它的存在本身。难道法国政府就真的无药可救或不值得进行改良了吗？因此必须要扯断它的每一根纤维，以便为一个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试验性的架构的崛起腾出空间？自1789年年初，整个法国便开始出现各种意见。来自这个王国各个地区的三级会议代表，带来了无数的改革蓝图，然而并没有任何提案是希望摧毁这个政府的。我猜想哪怕有人胆敢暗示这样的想法，反对的声音便会不绝于耳，而且这样的声音会充满了批判与恐惧。人们有时会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或逼迫，而如果他们当初可以一览这些事项的全貌，便绝不会允许它哪怕一丝一毫的进展。当最初的命令下达时，他们只是感到政府有滥施权力的行为，希望进行改革；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在命令下达和大革命发生之间，事态改变了形状；正是因为这一改变，如今的问题则变成了：改革者与毁灭者，究竟谁是对的？

听到有些人谈起曾经的法兰西王朝，您可能会以为他们在谈论波斯在达赫玛斯·库里可汗（Tahmas Kouli Khan）(2)凶狠的刀剑下血流成河的故事，或者至少是在形容土耳其蛮荒的专制统治让一个世界上最美丽、气候最温和的国度在和平中凋零——甚至比其他在战火中销毁的国家更加凄凉，让艺术灭亡、生产衰败、科学绝迹、农作物枯萎，让人民竞相消失于旁观者的视野中。法国真是如此吗？我无法确定问题的答案，只能用事实作为依据。而事实并不支持这样的描述。即便这个国度确有诸多弊端，但毕竟存在一些好处，而且宗教、法律、习俗和见解会对弊端进行修正；因此，法国的政体（它不是自由的，所以也不会是一个优秀的体制）虽从表面上看是专制的，然而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

在所有衡量一个国家的政府效率的标准里，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口状况应该是其中比较确定的标准之一。一个国家如果人口繁盛，并在不断增长，那么其政府恐怕很难被评价为非常有害。大约60年前，法国各财政区的总督（法国的每个财政区都设有一个总督）均提交了一份有关他们所负责地区的人口报告，当然报告中还提及了一些其他的事宜。我手头上并没有这些大部头的文件，也不清楚到哪里可以获得（我不得不凭记忆来论述，因此也不能过于肯定），但我记得他们报告：在那个时候，法国的人口就已达到了2200万。17世纪末，法国的人口粗略估算应该是1800万左右。凭这两个数据就可以证明，法国的人口状况算不上糟糕。内克先生在他的任期内拥有的权力至少不逊于那些总督，而他也曾通过确凿的方式进行过估算：1780年，法国的人口大约为2467万。但这是旧政权下的最终数字吗？普莱斯博士认为，那一年法国的人口增长并没有达到acmé（顶峰）。我对普莱斯博士在这样的估算上的权威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他的政策规划的信任。这位绅士以内克先生的数据为基础，非常自信地认定，自那次估算后，法国的人口又有了快速增长；增长的速度之快让他认为截至1789年，法国的人口数量不会低于3000万。即便对普莱斯博士的乐观估计作出一些削减（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我也不怀疑法国人口在这段时间确实有了大幅度增长，但让我们假设它只是从之前的2467万增长到了2500万整，而不断增长的人口哪怕是平均到2.7万平方里格（旧时的长度单位，1里格大约为3英里或4.8公里）的土地上，也是甚为可观的。拿英国来比较，它已经高过了这里人口最多的地方的人口密度。

并不能说法国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国家。事实上，法国的很多土地都是荒芜的不毛之地，而在自然条件方面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过据我观察，在那些条件最优越的区域里，人口的分布和自然条件之间是吻合的(3)。比如，占地面积为404.5平方里格的利勒地区（我承认这应该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在10年前拥有734600人口，也就相当于每平方里格有1 772人。法国其他地区的中间值大概是每平方里格900人左右。

我不能把人口增长归功于已被罢免的政府，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省的贡献。但那个遭受了无尽的抨击和谴责的旧政府至少不可能阻止促成人口增长的成因（无论这些原因是什么）——无论是因为土地的自然属性，还是人民的勤劳传统，都为法兰西带来了繁盛的人口，在某些个别的区域甚至带来了人口奇迹。我从来没有设想过，这样一个有利于人类生存繁衍的国家的政治脉络居然可以被称为是已有实践中最糟糕的。

如果我们要评价一个政府从总体上来说具有保护性还是毁灭性，那么这个国家的财富则是另外一项不可忽视的标准。法国在人口上远远超越了英国，然而在财富上却远逊于我们；在分配上贵国并没有我们平均，而在流通上也没有我们那么便利得当。我相信这两个政府形式的区别是带来英法两国之间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这里我指的仅仅是英格兰，而不是整个不列颠领土；如果用整个不列颠来与法国对比的话，那么我们在财富上的优势也就没那么明显了。虽然逊于英国，但法国依然拥有不容小觑的财富。内克先生出版于1785年的著作(4)中罗列了大量关于公共经济和政治算术的准确而有趣的事实，他对这一问题的陈述亦是开明而充满智慧的。他在书中描述的法兰西，绝非一个政府邪恶破败、除了用革命推翻之外再无药可救的国度。他肯定了从1726年到1784年间，法国铸币厂铸造的金银货币总价值达到了约1亿英镑。(5)

对于铸币厂的铸币数量，内克先生应该是不会出错的。这是有官方记录可循的。不过在1785年撰写那本书时——也就是在法国国王惨遭废黜和囚禁的4年前，这位能力卓绝的财政家关于依然流通的金银钱币数量的推断就没有官方记录那么肯定确凿了。不过他的计算依然是基于坚实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很难否认他展现出的结果。他计算了numeraire（硬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specie——的数量：当时的法国存在的硬币约等于8800万英镑的价值。这是多大一笔财富啊，就如同这个国家一样伟大！在撰写那本著作时，内克先生从来没想过这一财富聚积的过程会就此终止。基于他进行计算的那段时间流入法国的货币量，他预设未来的年增长率应该可达到2％。

钱币流入法国这一现象背后肯定存在着充分的理由；而同样地，内克也一定是基于切实的原因才作出了这样的计算，从而得出了如此巨大的货币流通量。即使我们对内克先生的计算作出一些合理的削减，削减后余下的部分也依然相当可观。而如果法国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可以获得或保留它的财富，那么这个国家将不可能如形容的那样工业衰落、财产岌岌可危，而它的政府也不可能像描述的那样具有摧毁性。事实上，当我想到法兰西王国的样貌、想到它各个城市的广袤和富庶、想到它宽广的道路和壮观的桥梁、想到它为贯通那片广阔陆地的水上交通提供了便利的人工运河与航道；当我将目光投向它建造卓越的港口与海湾，饱览了那些无论军用还是商用的海军设备时；当我放眼它设计大胆而巧妙、不惜巨额维护的防御工事，看到这堵为防御各方敌人而建造的坚不可摧、毫无罅隙的军事壁垒时；当我回想到在这片广博无边的土地上，几乎没什么地方是未经开垦的，事实上法国通过其完美的农艺已经培育出最完美的果实时；当我想到它只在英国一国之下却屹立于万国之上的优秀制造业与纺织业时；当我注视着它无论属于公共还是私人的伟大的慈善根基时；当我查阅了它让人民的生活变得美好而精致的卓绝的艺术成就时；当我历数它曾培养出的战争英雄、政治家、无数律师及神学家、哲人、评论家、历史学家、古文化研究者、诗人和演说家——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之时：我看到了一种令人敬畏、令人萌生无限遐想的东西，这些东西会阻挡住那些轻率而鲁莽的苛责，让我们再作进一步严格的审视——它的恶行究竟是如何地巨大，以至于我们一定要把这样宏伟的巨物夷为平地？在我眼前的法兰西，完全没有土耳其专制主义的影子。而且我也没有发现，这个政府真的腐败渎职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任何改革都是枉费力气。相反我必须承认，这个政府完全值得推行自己的优势，接受对弊端的改革；其体制完全有能力改进成为英国的体制。

无论是谁，只要审阅了这个被废黜的政府几年前的作为，就不难发现：虽然王室经历了自然的起起落落，但这个国家却一直朝着繁荣和进步不懈努力着。他必须承认，它一直在尝试消除——在一些方面已经彻底清除了——国家运作过程中滥用职权的行为，甚至君主本来拥有的那些与法律和自由不相一致的对其臣民的无限权威，都已经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变得缓和了。政府从来也没有抗拒过改革，不仅如此，它对任何有关改革的计划和计划者都抱着开明的态度——它提供的便利程度已经到了会引来指责的地步。事实上，它确实对改革精神给予了过多支持，直至其倒戈相向，终将最初的支持者彻底毁灭。公正地说——虽然有些冷酷无情，多年以来，这个旧政体并非缺乏勤奋或公德心，而是在某些计划中显得过于轻率，缺乏自己的判断力。用十五六年前的法国政府与这段时期或任何时候的某个更为明智完善的政府相比较，是不公平的。但如果是在奢靡浪费、权力的实施方面与之前的统治者相比的话，那么我相信，凡是公正的人，绝不会相信，那些不断纠缠于路易十六时期对宠臣的赏赐、王室的巨大开销以及巴士底狱的恐怖的人有什么善意可言吧。(6)

新体制大有缺点

眼下这个建立在旧君主制的废墟上的体制——如果它能配得上“体制”这个称呼的话——是否可以为它管理的这个国家带来更繁盛的人口和更庞大的财富，是一件非常值得怀疑的事。在我看来，在这场变革带来任何进步之前，法国至少首先要花上漫长的时间从这场贤明的革命中恢复元气，站回它之前所在的位置。如果普莱斯博士愿意对几年内法国的人口数量作个估算，那么恐怕无论如何他也很难放言，按目前情况推算，法兰西的人口数量可以达到1789年预估的3000万，或是国民议会同年估算的2600万，甚至内克先生在1780年估测的2500万。我听说有很多人已经离开了法国；很多人甘愿放弃那里舒适的气候，放弃那种“喀尔客”(7)式的自由，情愿成为不列颠或加拿大管辖的高寒地区的逃难者。

看到眼前法国钱币消失殆尽的情景，谁也无法想象就在几年前，就在这个国家，财政大臣曾计算出这里拥有价值等同于8000万英镑的铸币。从一般的层面来看，人们可以总结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法国必是受到了勒普泰或巴尔尼巴比那些博学多才的院士们的指引。(8)巴黎的人口已经开始急剧减少，因此内克先生告知国民议会：如今只需向巴黎提供其之前生活需要的五分之四的资源即可。(9)据说（我至少没有听到过与之相反的说法）城中的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10万，虽然那里成为了被囚禁的王室和国民议会的所在地。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再没有什么可以比首都的行乞场面更让人震惊而厌恶的了。事实上，国民议会的投票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事实的存在。他们最近刚刚任命了一个针对行乞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会即刻为这一事项策划了警务行动，并为维持穷人的生活而征收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济贫税——这些穷人暂时的释怀在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公共开支在账面上的数字。(10)同时，立法俱乐部和咖啡馆的领导者正沉浸于对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的钦佩之中。他们每一次开口发言，都会显示出对除他们自己之外的整个世界的轻蔑与不屑。为了安抚那些拜他们所赐落得衣不蔽体的民众，他们声称法兰西是一个哲学家的国度；有时候，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地游行、表演、骚动、叫嚣等，甚至利用阴谋和外敌入侵的警告或民众贫苦的呼喊声，将旁观者的目光从眼前的废墟和破败中引开。勇敢的人民当然愿意选择德行与自由，哪怕要遭受贫困，也不希望在被奴役的富庶中过活。然而在抛弃了舒适和富裕的生活后，人们当然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购买到了真正的自由，再无须付出任何额外的代价。然而，我总是认为，没有智慧与正义相伴的自由是值得怀疑的，很难真正带来繁荣和富足。

法国贵族的旧时状况

这场大革命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夸大了旧政府的弊端就感到满足。他们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诋毁着自己国家的声誉，恨不能绘制出所有可以吸引陌生人——我指的是他们的贵族和教士——注意力的东西，这就是他们恐怖行为的目标。如果他们仅仅停留在诽谤上，那么还算不上严重。但事实上这一切已经带来了实际的后果。倘若贵国的贵族和绅士阶层——他们实际上在地产所有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以及军队可以像德国的上层人士和军队在汉萨诸城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联合反对贵族时所表现的一样，如果他们像意大利的奥尔西尼（Orsini）和维泰利（Vitelli）的雇佣军那样——他们在自己的城堡里伏击以抢劫过往的商人和游客，如果他们如同埃及的马穆鲁克（Mamelukes）(11)或是印度马拉巴尔海岸上的的奈瑞斯（Nayres）(12)，那么我承认，如果去质疑他们从灾难中解救人民的义举就显得太过苛责了。人们会暂时蒙上公正女神和慈善女神的眼睛。哪怕是最温和的人，在面临需要暂时停止遵循道德规条的危机关头，恐怕也要转过头去，任由夹杂了欺骗和暴力的洪流摧毁那个辱没并残害了人类天性的虚假的贵族阶层。即便是最恐惧流血、背叛和随意没收行为的人，在充满这种罪恶的内战面前，也会选择保持沉默。

但那些在1789年依从国王的命令聚集于凡尔赛宫的享有特权的贵族等级，真的应该被视为现代版的奈瑞斯或是马穆鲁克，或是古代版的奥尔西尼和维泰利吗？如果我在那个时候问了这样的问题，那么人们一定将我当作疯子一般对待。那么在那之后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要被流放？以至于和他们有关的人都要遭受追捕、砍杀、折磨？以至于他们的家庭要被驱赶，房屋要被付之一炬，身份要被废止，甚至关于这一切的记忆——如果可能的话——都要被彻底消除，而长久以来他们熟悉的名称头衔也要被强行更改？读一读他们写给自己的代表的指示吧。他们本对自由的精神充满了善意，和其他等级一样提倡社会的改良。他们甚至自愿放弃与赋税相关的特权；就如同国王那样，从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地卸下了对税务的所有掩饰。关于一个自由的体制，法国只有一种见解。绝对的君主制结束了。它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没有呻吟，没有挣扎，也没有抽搐。事实上所有的挣扎、所有的纠纷，都是因为之后有人情愿选择一个专制的民主政府，而非一个可以互惠互利的政府。战胜方宣告的是针对英国政体原则的凯旋。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观察巴黎盛行的这种情感——这种对贵国的亨利四世的崇拜情绪，已经达到了绝对幼稚的地步。对这位君主的潜滋暗长的赞美应该算得上是对王宫贵胄最令人感到无聊的美化了。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最为过火的人，反而转吹捧为攻击，推翻了这位国王的继承者和后裔——一个至少和亨利四世一样品行善良的人，一个热爱自己人民的人，一个比任何伟大的君主都更为尽心竭力地修正国家弊端的人（我们可以确定他至少希望如此）。对这些人来说，幸好他们眼下要对抗的不是亨利四世，因为纳瓦拉的亨利是一位坚定、积极而充满政治谋略的君主。他拥有伟大的人格和温柔的天性，但这种性情却绝不会阻挡他维护自己的利益。他在寻求人民的爱戴之前，永远都会先建立起自己的威慑力。他言辞温和，行动果敢。面对重大问题，他会果断地维护自己的权威；只有在细枝末节上，他才会作出让步。他高贵地支配着自己作为国王而获得的收入，但同时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为这笔资产带来损害；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属于自己的任何符合法律的诉求，也不惜让那些反对他的人血流成河——通常是在战场中，但有时也会是在断头台上。因为他知道如何让那些不知感恩的人尊重他的德性，因此他博得了眼前这些谄媚者的称赞——如果他们生活在他的年代，他一定会将其关进巴士底狱，等整个巴黎因为没有东西糊口而缴械投降之后，再把这些谄媚者和巴黎的弑君者一并绞死。

如果这些谄媚者对亨利四世的赞誉是发自内心的话，他们就应该知道，他们对亨利四世的赞誉不应该高于法国贵族，因为就连这位国王本人也一直在赞誉法国贵族的德行、荣誉、勇气、爱国精神和忠诚。

但自亨利四世当政起，法国的贵族就已经开始衰败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我并不认为他们的退化会有多么巨大。我不想和其他人一样佯装出对法国的状况一清二楚的样子，但我确实用毕生的时间潜心于了解人性；否则我根本无法胜任眼前这份服务于人类的哪怕并非位高权重的工作。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如果距离我所生活的这个岛屿的海岸仅仅24英里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变革，我是一定不会忽略的。根据我最为缜密的观察，并将之和我尽己所能得到的最确切的信息相较，我发现贵国的贵族中，绝大部分人都拥有高尚的情操和强烈的荣誉感，不论对他们个人来说，还是对这个阶层整体来讲都是如此。同时，他们还有着高度的自律精神，这完全超越了其他国家的状况。他们教养优良，心怀善意，仁慈博爱，热情好客；同时他们的谈话直率而豁达，带着一种近乎军人的腔调，且不失文学意味，尤其有一种他们母语作家的风范。事实上，很多人的样子看上去已经远远超过了上面所有描述。我说的是我们通常会见到的法国贵族。

面对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他们通常都会充满善意地慰藉；和英国的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的交往相比，他们的态度包含了更多的亲切感。哪怕在最卑下的场景里，殴打一个人都是闻所未闻的事，会被认为有辱身份。其他不正当地对待社会下层的行为在法国也是非常罕见的，更不用说对平民的财产或自由加以侵犯——这种事从来都没有进入过我的耳朵；况且在旧制度下的法国，这种对臣民的暴行也是为法律所不容的。他们是地产的拥有者，我并没有看到他们的行为有任何过失，虽然有些职位确实应该受到指责，而有些职位确实值得改进。在每一项租赁合同中，我并没有发现与他们签订合同的农民是受到逼迫的；而在他们与农民的合作关系中，我也没有听说哪个贵族不公正地占有了大部分的利益。利益的分配看上去并没有不公平的情况。当然一定会存在例外，但也只是例外而已。我没有理由去相信，法国贵族土地拥有者在这方面比我们的士绅土地拥有者还要恶劣，也不可能比他们自己国家的非贵族土地拥有者更糟。在城市里，贵族并不享有任何权力；在农村，他们的权力也是少之又少的。您了解的，先生，大部分的文官职务，还有大部分地区的警察职务，并没有掌控在贵族手中——虽然贵族是我们首先考虑到的人群。法国政府的税收系统和征收过程，也就是他们问题最严重的部分，并没有掌握在这些佩剑者的手中。因此他们也没有义务对这些原则的缺漏弊端或是在执行过程中引来的困扰负责。

我有理由否认法国的贵族曾经参与过压迫人民的行为——当然是在那些真正存在压迫行为的情况下，但同时我也承认，他们并非没有犯下严重的错误和过失。对英国的礼仪习俗邯郸学步式的拙劣模仿不仅损害了他们的自然秉性，同时也并未让他们习得他们希望模仿的东西：这显然导致了他们的退化。此外，和我们国家的贵族相比，法国的贵族更习惯于在告别了可以被宽恕的年龄后，依然保持着以往狂恣的行为；虽然这样的行为在表面的礼数教养的遮蔽下显得没有那么糟糕，但事实上已根深蒂固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他们过分纵容了那些放荡无德的哲学，这加速了他们的毁灭。此外，还有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平民中的那些拥有接近或超越了贵族财富的人们，并未被赐予在任何政策昌明合理的国家里财富可以带来的东西——虽然我并不认为在那些国家，拥有这类财富的人的所得与其他的贵族相等。而这两类“贵族”被小心地分开了；当然，并没有分隔到像德国或其他一些国家那种泾渭分明的程度。

正如我已冒昧向您阐述过的一样，这样的分隔在我看来是造成旧贵族毁灭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是军职完全地保留给了旧贵族，这种做法实在过于绝对了。但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见解上的谬误，是可以被纠正的。一个平民可以享有一定权力的常设议会将很快废除掉这种会招致不满的冒犯性的划分政策；即使贵族在道德上的偏差，也可以通过议会里行业和等级的多样化来加以纠正。

对我来说，眼前所有对贵族的怒斥仅仅是演戏而已。这种被我们国家的法律、民意和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所推崇而置于特殊地位的东西，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恐惧或愤怒。就算有人过分执着于这样的特权，也算不上什么罪行。每个个体对那些属于自己、并让自己同其他人有所区别的物品的坚守，是人类与不公和专制对抗的过程中维护安全的天性之一。这种天性使我们本能地保护财产，在一个国家中维系一个团体的存在。这又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呢？贵族是社会秩序中一个优雅的修饰，是精致的社会里的柯林斯柱(13)。Omnes boni nobilitati semper favemus.(14)这句话出自一个明智的善人。对贵族的偏爱，确实显现了自由而慈善的思想。只有那些心中毫无任何高尚原则的人，才会希望将所有为思想提供载体的制度和那些让捉摸不定的名声永远流传的制度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只有充满敌对情绪的、怀有恶意的、好妒的性情的人，只有那些对现实和对任何道德形象或表现没有任何品位的人，才会因为目睹了长久以来繁盛于无限光辉与荣耀之中的制度的衰亡而感到欣喜诺狂。我不喜欢看到任何事物被摧毁；不希望社会中出现任何空白，不喜欢面对土地的破败。因此，我并不会因为没有观察或探询到贵国的贵族曾犯的任何不可纠正的错误，或施行过的任何不能通过短期的改良行为来改变的滥施权威的行为而感到失望或不满。贵国的贵族并不应该受到惩罚，然而对他们的贬黜就是一种惩罚。

法国教士的旧时状况

同样令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发现贵国教士等级的状况和贵族并没有什么差别。听说人类中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阶层已经腐化，绝不是什么悦耳的消息。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时自然不会轻信；当他们讲到他们将要洗劫的那个等级所做过的恶行时，当贵国对其施行的惩罚蕴含着巨大的利益时，我情愿怀疑这些恶行是经过虚构或夸张的。敌人不是合适的证人，强盗就更不是。诚然，那个等级中无疑存在着恶行和滥用，这是确凿的事。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体系，并且没有经历过频繁的修正。但我并不认为这个等级中的个体罪大恶极到其财产应该遭受没收充公的地步，或者应该忍受这般残忍的侵犯和贬黜以及所有违反自然规律的迫害行为——这一切代替了改良的途径。

就算是真有任何公平的理由能够解释这场新的宗教洗劫，这些煽动百姓掠夺财物的无神论诽谤者也绝不会放过任何洋洋得意地宣扬现存教士的纰漏的机会。但他们还没有那么做。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在陈年旧事中（他们是那样充满恶意地努力搜索着）寻找这个等级压迫与迫害行为的蛛丝马迹，以便将那些极不公正——因为毫无逻辑可言——的报复原则合理化，将他们的没收计划合理化，同时将他们的残忍合理化。在摧毁了所有的谱系和家世区别之后，他们又发明了一种关于血统的罪行。因为某些人的祖先所犯的罪责而责罚这些人是有失公正的：但因为某个团体莫须有的共同祖先的过失，于是惩罚那些除了在名字与所处等级之外，和这些过失行为毫无关联的人，这便是我们这个启蒙时代的哲学对不公正的修饰。国民议会惩罚的很多人——甚至可能是绝大部分人——都和他们眼前的这些迫害者一样憎恨过往的教士们曾经的行为，如果他们不是已经深谙眼前的言论所包含的目的的话，恐怕已经义正言辞地大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了。

团体的存在本是为了成员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惩罚。国家本身也是一种团体。在英国，我们也理所当然地想过因为法国在那几段敌对时期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而向你们发动战争。站在贵国的角度上，你们也可能会因为我们的所有亨利和所有爱德华向你们进行的不义之举而攻击所有的英国人。诚然，我们双方都有理由展开这样的灭绝性战争，就如同你们可以因为旧日里一些名字相同的人做出的恶行，就毫无理由地惩罚你们眼前的同胞一样。

我们没能像我们应该做到的那样，从历史中吸取道德良训。相反，如果不小心的话，它们还可能被用来破坏我们的思想，摧毁我们的幸福。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指引，可以以人类曾经的错误和痛苦为戒，以累积未来的智慧。然而，如果被颠倒使用的话，它亦可以成为教会与国家进行攻击和防卫的武器，为生存、复兴、争端、敌对提供弹药，为内乱火上浇油。在历史中，有很大一部分错误与痛苦都是因为骄傲、野心、贪婪、报复、欲望、叛乱、虚伪、失控和所有失调无序的欲求带来的悲剧，这些悲剧用同样

巨大的风暴，冲击着

个人的生活，让生命充满苦难，(15)

从而震撼了公众。这些人类的恶行是风暴的源头。宗教、道德、法律、君权、特权、自由、人权，都是虚伪的托辞。人们经常会在一些看上去是善举的表象中找到这样的借口。您难道不希望去除人们脑海中这些骗人的借口，将他们从暴虐与煽动中拯救出来吗？然而如果您这样做了，您有可能会同时消除他们心中真正有价值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借口，因此社会中最大恶行之最普遍的扮演者和工具是国王、牧师、治安官、议员、国会、国民议会、法官和将军。您不能通过解散一切来解决问题，因为那样的话就再没有君主，没有大臣或者牧师，没有法律的阐释者，没有将官，也没有市政委员会。您可以改变他们的名字，而这些职务本身必须以某种状态存在下去。在一个团体里，某种份量的权力必须在某些人手中，以某些名号得以维持。明智者会用解药去治愈弊端，而非更改名目；去修正带来恶行的本源，而非改变某几个承载恶行的机体，或是它们临时假借的形式。否则，您本来是历史上的圣贤，却成为实践中的蠢材。很少有两段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拥有同样的借口托词，经历相同的灾难形态。邪恶总会进行一些创新。当您在讨论它的形状规律时，那些形状规律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本质相同的恶行已经钻入一个新的躯体中。它的精神已在这里得到了重生，然而它并没有因为改头换面就丢失了最初的生存原则，相反它又为这个新的机体注入了青春活力。当您以为自己鞭笞了它的尸体，摧毁了它的坟墓时，它早已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继续自己的肆虐蹂躏。当您还沉浸在对这些鬼魅幽灵的恐惧中时，您的宅邸早已成为窃贼的安乐窝。有人仅仅是一瞥历史的躯壳，便认定自己正在与不宽容、骄傲和残忍作战，然而在对那些已经蒙上了各种色彩的旧时各集团充满怒火的同时，他们其实已经允可并滋长了不同集团的同样罪行，或者更加糟糕也不可知。

巴黎的公民在以前臭名昭著的针对加尔文教追随者的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16)中，已经充当了一次工具。那么我们又要对那些想要把那时的憎恨和恐惧报复在今天巴黎人身上的人们说些什么呢？他们事实上也憎恨那次屠杀。凭着他们个性中的凶残，让他们讨厌这样的事并不困难，因为政客和紧随潮流的教育家们并没有兴趣赋予他们和以往同一个方向的热忱；但无论如何，这些政客和教育家还是希望可以保留他们野蛮的性情。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在舞台上上演了那场屠杀，以分散这些屠杀参与者的后代的注意力。在那场悲惨的闹剧中，他们展现了洛林的红衣大主教利用职权发起大规模屠杀的场面。这出戏是为了让巴黎市民憎恨迫害和流血吗？不；它是想引导他们屠杀自己的牧师；它是要让他们兴奋起来，激起他们对神职人员的厌恶和仇恨，让他们畅快淋漓地毁灭那个等级——如果教士等级应该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应该安全而有尊严地存在。这出戏想用更多的花样和调味品来激发他们嗜血的性情（在一般人看来这种性情已经发挥得十分充分了），让他们即刻警戒起来，准备投入全新的谋杀和屠杀——如果这能满足今天的“吉斯”（Guise）(17)们的目的的话。一个坐满了牧师与高级教士的议会，不得不在他们的门前忍受这样的羞辱。戏剧的作者或演出者并没有被判到船上服刑。这场“展出”刚过去没有多久，那些演出者便来到国民议会，要求为他们大胆揭露的那个教派举行仪式，在议会面前展现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就在那个时候，巴黎大主教——人们只是在祷告和接受布施时才知道他的职务，只是在他派发救济品时才目睹了他的财富——不得不丢弃自己的府邸，逃离自己的信徒（就像是逃离豺狼虎豹一般）——仅仅是因为在16世纪，洛林大主教是一个叛徒和杀人犯。(18)

那些目的险恶的人们对历史如此的扭曲同时歪曲了群众对其他部分的了解。然而依然有人会立足于理性的高地——只有这片高地可以将几个世纪的起落更迭呈现在我们眼前，将事实作出真实的对比，消除所有微不足道的名字，也擦去了为各个集团蒙上的浑浊色彩，而且在这片高地上，唯有人类行为的真正精神与道德可以居于上风——告诉皇家宫殿(19)中的教育家们：“洛林大主教是16世纪的杀人犯，而你们则拥有了18世纪杀人犯的殊荣，这是他和你们之间唯一的差别。”但我相信，19世纪的人们会更深入地了解和更合理地运用历史，他们会教育我们文明的后代去憎恨这两个野蛮时代的恶行。历史将教育未来的牧师和治安官，不要因为眼前为了一些谬见而采取行动的极端分子和充满愤怒的痴狂者们的行为，而报复未来那些只是思考而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的无神论者——此时的这些谬见在其平静的状态下若被人接受，就不只是受到惩罚了。它将教育我们的后代，不要因为顶着宗教和哲学名义的伪君子胡作非为，就对宗教或哲学本身发起任何战争——宗教和哲学是万能的主赐予我们的两样最宝贵的福祉，它们永恒地蕴含于一切事物中，给予人类保护与恩典。

如果贵国的教士阶层，或者任何教士，曾经犯下了能被宽恕的人类弱点范围之外的严重罪行，或是无法与职业道德分割开来的渎职罪责，那么虽然这些恶行依然不能使对他们的压迫得以公正化，但我承认，他们会使我们心中对那些残暴的专制者采取的偏离了公正的过激惩罚手段的愤慨心情有所减弱。我可以允许神职人员——无论来自哪一个派别——保留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对宣扬自己的见解维持着过度的热情，对自己的产业或职务有所偏爱，执着于自己所属的团体，或是对听从自己教条的信众和那些表现出贬损轻蔑的人不能做到一视同仁。我能容忍上述这一切，是因为我将对方视为同等的人类，而不愿通过宽容暴力而行至最不宽容的境地。我必须容忍弊端，直至它们发展成罪恶。

无疑，激情在从缺点演变为恶习的自然过程中，应该受到警觉的眼睛和有力的手臂的制止。但难道贵国的教士真的已经超出了受到公正容忍的极限了吗？贵国最近各类出版物的普遍风格，不难引导人们认为贵国的教士等级简直是恶魔，可谓是集迷信、物质、懒惰、欺骗、贪婪、暴政等一切可怕因素于一身。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难道时间的流逝、利益冲突的停止，外加党派肆虐带来的无限悲惨的经历，这一切都不能对他们产生哪怕一点儿影响，让他们的心灵有所改变吗？他们就真的会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侵犯着政府的权力，危害着国家的安宁，让政府变得脆弱而动荡？难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士就这样用铁掌压制着普通的信众，凡所到之处必纵起野蛮的迫害之火？难道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产业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做尽恶事？难道他们一直以来都要求得到超越了自己所需的产业？或者，他们是否真的会颠倒是非地将原本合法的诉求转化为令人愤怒的勒索行径？当不能拥有权力的时候，他们是否也做尽了那些嫉妒这些权力者所行的恶事？他们是否被一种暴力的好战理论冲昏了头脑？在对知识霸权的野心驱使下，他们是否也已准备好打击一切行政权威，焚烧教堂，屠杀其他派别的教士，推倒祭坛，在被颠覆的政府的废墟中为自己走向教条帝国杀出一条血路，从对自由的主张开始，以对权力的滥用为终结，用尽奉承或强迫之能事，让旧有的公共司法体制下的人民的良心唯他们个人权威之命是从？

这些，或这些中的一部分，确实是要被反对的恶行。当然对于先前一些神职人员来说，这并非空穴来风——这些神职人员属于两个伟大的派别（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与旧教），正是这两个派别分隔了欧洲，让它陷入了混乱。

如果和在其他国家一样，这些恶行在法国已呈现出明显消退的势头，那么就不应该用其他教士的错误、其他时代的人们所拥有的罪恶秉性来降罪于今日的神职人员；相反，应该颂扬、鼓励和支持他们抛却曾令他们的先人蒙羞的精神，培养一种更适合他们所从事的神圣工作的心性和修养。

在上一个王朝的统治末期，我有机会到法国一览，那时令我心生好奇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神职人员。和眼前这些出版物所表达的对那个等级的抱怨和不满相距甚远（除了有一部分人虽为数不多，却比较活跃），我完全没有感到他们为公共或私人领域带来了任何不适。深入了解后，我发现普遍来讲，这些教士都是性格温和、举止温文之人；我所指的包括了教俗两界，以及男女双方。我并没有那么幸运，能够认识足够多的教区教士，但总体来说，我还是得到了关于他们的德性和对履行职责情况的完备记录。此外，我还和一些级别较高的教士有一定的私交；而对这一等级的其他部分，我亦拥有良好的信息渠道。他们几乎都拥有尊贵的出身。他们的行为举止完全能够和自己同等社会地位的人达成一致；就算有所不同，更优秀的也总是他们。他们比军事贵族受过更高的教育，因此不会因为无知或希望更自如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玷污了他们的职务。在我看来，他们的自由精神和豁达性格已经超越了一般教士的标准；他们拥有绅士的胸襟和荣誉感；无论举止还是行为都没有任何傲慢或奉迎的痕迹。他们在我看来是一个优秀的等级，如果您在其中没有发现费奈隆（Fenelon）(20)式的人物，才会惊奇不已。我接触过的巴黎的教士阶层皆为学识广博、率直公正之人；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特征绝不会仅限于巴黎这座城市。而在其他地方我也发现了一些事情，我知道这只是偶然，因此也只能作为一个例证而已。我在一个外省的市镇中逗留了几天，那里的主教不在，因此我和三个教士，也就是他的主教代理人——会把荣誉带给任何一座教堂的人——度过了几个夜晚。他们的知识都非常丰富，其中两位可谓对古今中外的知识——尤其是对于他们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知识——有着深刻而广泛的了解。他们对英国神学的深入研究远远超越了我的预期；他们对一些作家的天才著作的批评更是精准得当。三位绅士中，有一位莫兰奇神父（Abbe Morangis）已经过世了。我希望能在此向这位高贵可敬、学富五车的杰出人物表达我的崇敬；当然，我应该带着同样的情感来赞颂另外两位据我所知依然在世者的美德，如果不怕伤害到那些我无法帮助的人的话。

法国的一些高级教士是完全值得大众崇敬的。他们值得我和很多英国人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如果这封信有朝一日能够到达他们手中，我希望他们可以相信，我们国家里的很多人都为他们遭到推翻的命运、对他们被没收的财产感到莫大的悲伤。我对他们的评价可以作为证词，虽然势单力薄，却是我应为真理做的事。无论何时，只要谈到对这个等级所遭受的违背自然的迫害，我将出示这番证言。没有人可以阻挡我坚持公正与感恩。此时正是我履行职责的时候；正是在那些原本值得我们甚至全人类给予尊重的人，正受到来自全民的谩骂和来自独裁者的欺压残害之时，我们才最该坚守自己的公正和感激。

大革命之前，贵国拥有大约220位主教。其中少数人是突出的贤德仁慈之辈。我相信，这些人突然走向腐化的例子恐怕和具有超越凡人的善良品质的人一样罕见。我不怀疑，那些乐于勘探巡查的人总能找到一些贪婪和放荡的实例。像我这个年龄的人，绝不会因为在各行各业的人群里看到有些人在财富和享乐方面没有安于本分地过着克己的生活而感到震惊——对于财富或享乐，没人不向往，有些人会特别期冀，然而只有那些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或是沉浸在自己的激情里的人，才会对这两样东西表现出特别的渴求。在法国的时候，我非常确定秉性恶毒的教士绝不在多数。其中有个别人虽不是生活检点的典范，却还是对严谨的品德孜孜以求，并拥有自由的思想，这些品质已经让他们对教会和国家有所贡献了。据我所知，除了一些特别的事例外，路易十六在提升教士职务的时候，比他的前辈【也就是路易十五（Louis the Fifteenth）】更看重人品；我相信（正如在他的整个统治期内盛行的改革精神一样）这应该并非虚言。而现在的统治权威却只显现了在掠夺教会方面的兴趣。它惩罚了所有的教士，这也就意味着对邪恶教士的纵容，至少在名誉方面如此。它创建了一种有辱人格的津贴制度，以至于没有一个拥有自由思想或自由生活条件的人愿意让他们的孩子面临这样的命运。它只能安置最低等的人群。由于在贵国，级别较低的神职人员数量不足以履行他们的职责，由于这些责任无法估计，且紧急而辛苦，因为贵国让中层的教士无法安逸生活，因此日后法国的天主教会，科学博雅将不复存在。为了完成这样一个工程，在完全没有顾及过圣职授予者的权利的情况下，国民议会提议进行圣职人员的选举；这样的安排将让所有头脑清明的人、所有在职责或行为上保持独立的人离开神职，会将整个公共精神的引导权交给那些放肆的、粗鄙的、奸诈的、好斗的、善于谄媚的卑鄙小人的手中，因为这样的生活条件和习惯使得他们可以为了那些少得可怜的津贴（相比之下税收官的薪俸已经算是丰厚而荣耀了）而谋划出低劣卑下的诡计来。这些被选出来的神职人员——他们现在仍称之为主教——所收的薪俸是相当微茫的。他们通过拉选票的方式，由那些人所共知的或被创造出来的教派的信众选出。新的立法者完全没有定出任何衡量他们资格的条规，无论是教理方面或德行方面都是一无所有，完全没有比对下层教士的标准多一分一毫；这样看来，无论是层级高些的还是低些的神职人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执行或宣传任何形式的宗教或敌视宗教的观点了。我没有发现上层的主教对其下属有什么样的管辖权，或者他们是否拥有任何管辖权。

抨击对教士的掠夺

简言之，先生，在我看来，这个新的宗教体制从开始就没打算维持下去，并已经做好了最终遭到废止的准备——无论以任何形式，只要人们在思想上作好准备对它进行最后的一击，并完成将它的主人们一起推向被全世界唾弃的深渊的计划。那些不相信领导了这一系列事项的哲学狂人们本就是作出了这样的筹谋的人，是因为全然不了解他们的性格与行为。那些狂热者毫无顾忌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认为一个国家最好没有任何宗教；此外他们还提供了一个计划，来提供宗教能够带来的任何益处——也就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一种建基于人类物质需求的教育，让人逐渐了解到自我利益；他们告诉我们，当这种知识完备之后，每个人的自我利益将扩张为公众的利益。这个教育的计谋可谓由来已久。而近来他们才为它冠上了新的名字（因为他们为一切技术性的词汇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命名法）：公民教育。

我希望他们在英国的支持者（我认为他们在行事前确实完全未经思考，这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但我却并不觉得这个可恶纲领的终极目标应该归罪于他们）无论是对教会的掠夺问题，还是对主教和教区牧师职位的民选事宜，都不要得逞。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这将是对教会的最后腐化，对教士品格的最终极毁灭，对经受了一系列宗教扭曲之后的国家的最危险的震憾。我非常清楚在王室和领主贵族的荫蔽之下，主教和牧师的职位有时候确实可以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就像现在的英国，以及不久前的法国一样；但是其他模式的选举方式会更肯定且更普遍地让这些职位陷入更低微的野心和更卑劣的手段中，而随着这些人数量的增加，更大规模的灾难便会来临。

你们中的那些抢掠了教士等级的人们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轻而易举地与所有新教国家取得和谐一致，因为那些遭受了他们的洗劫、侮辱、嘲笑、讽刺的教士全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这恰好和他们假装的信仰形成了对立。我并不怀疑，与其他地方相同，在这片土地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心胸狭隘者，他们对那些与自己教派或党派不同者的憎恨，远超过了对自己宗教实质的热爱；他们对于反对自己所支持的计划或体制的人的恼怒，亦超过了对攻击我们共同目标的人的不悦。这些人确实会写出或说出符合他们的脾气秉性的话来。1683年，伯内特（Burnet）身处法国的时候曾说过：“这就是将最优秀的人引至天主教会的方法——他们开始怀疑整个基督教。此举成功后，他们选择哪种派别或形式便已无关紧要了。”(21)如果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教士政策，那么他们确实有太多原因可以追悔了。面对一种他们并不认同的宗教理念，他们情愿选择无神论。他们成功地摧毁了那种形式，而无神论也成功地摧毁了他们。我可以非常笃定地赞同伯内特的理论，因为我已经在这里观察到太多类似的想法（因为哪怕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都算是太多太多了）。不过，这种精神状态并不算普遍。

那些改革了英格兰宗教的导师们与如今巴黎的改革博士们绝不可同日而语。或许他们（和他们反对的人一样）受到了比期待中更多的党派影响，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更加真诚的信仰者，拥有最为热情而高尚的虔诚精神；为了维护对基督教的信仰，他们随时可以像英雄一般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其中确实有一些人已经死去）；而同时，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坚毅性格和更加昂扬的斗志来捍卫真理的永存，捍卫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宗派。他们将充满厌恶地否认与这些仅因为他人与自己意见相左，便将其财产掠夺瓜分的恶棍有任何关联，也绝不会认可他们对公共宗教的鄙夷——为了这种宗教的纯粹性，他们曾投入了自己最大的热情，这无疑证明了他们对这个自己希望改革的宗教系统的实质依然充满了最高的敬意。他们的后代里很多人都保留着同样的热忱，只是（由于没有参与任何冲突事件）表现上温和了很多。他们没有忘记宗教最实质的部分其实是正义和仁慈。无信仰的人不会用邪恶或残忍的作为与自己的同伴交流的敲门砖。

我们听闻了这些新导师们在不停地吹嘘着自己的宽容精神。虽认为一切都不值得尊敬，却要容忍所有的意见，这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同等的忽视不等于无偏见的仁慈。由蔑视生出的善举，并不是真正的慈善。在英国，有无数人接纳了真正的宽容精神。他们认为各类宗教教义在不同程度上都拥有其自身的意义，在这些宗教之间，应该说在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之间，皆存在着一个正当的偏好理由。他们宽容，并不因为他们轻视意见，而是因为他们尊重公正。他们将恭敬地同时也充满情感地保护着所有的宗教，因为他们热爱并尊敬他们共同认可的伟大原则，以及他们一起追寻的伟大目标。他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我们拥有着同样的动因，反对着共同的敌人。他们不会被派系的意见误导，以至于无法区分有利于他们所属派系的行为和那些充满了敌意的、会通过某些具体的人群损害他们所在派系所归属的整个团体的行为。当然，我不能确定我们之中的每一类人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但我可以代言处于大多数的群体。关于这些人，我必须告诉您，渎圣罪绝非他们的工作教条；因此，如果贵国的教授确实被承认为这些人的同伴，那么他们恐怕应该小心谨慎地掩盖起那些将掠夺无辜人民财产视为合法的教条，同时他们必须把偷来的东西物归原主，否则他们便和我们毫无关系。

您可能会认为，我们否定贵国没收拥有独立产业的主教、司铎、受奖教士或者修士的财产，是因为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制度。根据这个逻辑，您可能会猜测，我们将不会反对没收教士与修女的财产，或是废除他们的等级。确实，贵国针对他们的没收对英国没有什么影响，也不能作为我们的前例，但这些行为背后的道理却是一样的，而且会带来很大的后患。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22)没收英国的司铎或教士的财产的想法，与贵国议会售卖教士等级的土地如出一辙。但其中的危险是在于这一举动所依据的不公正的原则，而非他们最先开始没收哪些人的财产。在这个与我们隔岸相望的国家中，我看到了一系列政策置人类普遍关怀的正义于不顾。对于法国的国民议会来说，人们的所有权可谓一文不值，法律和惯例也是轻如鸿毛。我看到国民议会公然摒弃了曾被他们自己一位最伟大的法学家(23)形容为自然法组成部分的惯例。他告诉我们，公民社会之所以建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惯例的限制及其免受侵犯的安全性。惯例一旦被动摇，那么将没有什么财产可以在成为穷困潦倒却掌握权力者的垂涎之物时，独善其身。我看到这些议员们对自然法中这一最根本的部分表现出全然的蔑视。我看到起始于主教、大教堂教士和全体教士的没收行动，但我也同时看到这种行为并未止步于此。我看到基于这个王国的最古老的惯例而获得了大量地产的王室亲王们被夺去了对自己固定的、独立的财产的所有权，沦为了领取国民议会不确定的慈善津贴的被接济者，而如后者这般对合法产业主充满了鄙夷的机构，又怎么会对被接济者的权利有所顾及呢？这些议员们被最初不光彩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同时又遭到了脑海中对污渎的巨额利润的欲望的驱赶，他们失望却没有丧失斗志，依然准备将那个伟大王国里所有人民的所有财产全盘颠覆。他们已经逼迫所有人，在所有商业交易过程中，在处置土地的事宜上，在民事买卖中，在整个生活流程里，接受他们制造出来的流通纸币——那是他们出售那些掠夺来的战利品的象征物。他们哪里留下了一点点自由或财产的痕迹呢？在我们的议会里，哪怕对菜园的租赁权，对一间小茅屋一年的利润，对小酒馆或面包店的信誉，或对最为微不足道的侵犯财产权的行为的处理方式，都要比贵国议会对那些占据着最令人尊重的地位的人们对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土地所有权的处理方式正规，或者比贵国对整个金融利益实体的运作方式郑重。我们对立法权威给予了甚高的尊重，但我们从来不会认为议会可以违犯财产权，可以否决惯例，或者可以强制性地用自己虚构出来的纸币来代替受到国家法律承认的真正货币。但贵国从最初的拒绝选择最为温和的限制，已经发展到建立了一套世人闻所未闻的掠夺制度。在我看来，贵国的没收者站在了这样一个立场上：他们的决定确实不能得到法律公正的支持，但惯例中的规则又没法约束一个立法议会。(24)因此，一个自由国度的立法议会的执政目的并非确保国家安全，而是要将财产摧毁殆尽——不仅是财产，而且还包括确保了稳定的每一条规则和箴言，还有全部能够让财产得以循环流通的工具。

在16世纪，明斯特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25)教徒用他们的平均主义体制和关于财产的狂妄思维混淆了德国的视听之后，又有哪个欧洲国家没有因为他们日益升级的怒火而拉响警报呢？在所有事物中，最恐惧这种流行病般的疯狂的便是智慧，因为她最没有办法用资源来武装自己。我们并不能对无神论者的狂热精神一无所知，这种精神受到了大量文章的鼓舞激励，多少人不畏劳苦不惜钱财将这种思想传播开来，在巴黎的街头和各个角落都有大量的说教讲演在对其进行宣传。这些文章和说教将黑暗而野蛮的残暴思想灌输给了民众，让这些思想取代了他们原本的自然性情，以及对道德和宗教的情感；在这样的密集游说之下，这些不幸的人在这种思想的诱导下，用充满悲哀的耐性和无法容忍的压力承受了加诸于他们身上的一系列由财产引发的暴力动乱。(26)而改宗的思想又加入了这种狂热中。各种团体在国内外对他们的信条进行宣传游说。伯尔尼共和国，全世界最幸福、最富饶、统治最昌明的国家之一，就被纳入了他们意欲摧毁的伟大目标之列。有人告诉我说他们用一些手段播下了不满的种子。他们在德国也没有得闲。西班牙和意大利同样没有逃脱他们的魔爪。英国当然不会被置于他们满怀恶意的慈善阴谋之外：在这里，我们发现已经有人向这些人敞开了怀抱；有人多次在神坛布道时宣扬以他们为榜样，不止一次在会面中公开与他们建立联系，为他们喝彩，将他们作为模仿的目标；有人从他们的仪式和神秘活动中得到了帮派的记号和旗帜；(27)这些人明知我们将权力交托于政府，使其维护这个王国，而政府也明确会与这些集团抗争到底，却依然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同他们结成了永久的盟友关系。

我并非害怕我们的国家会依照法国的范例来没收我们的教会财产，虽然我确实认为那绝对是巨大的恶行。我最为关心的是，英国不应该把任何类别的没收行为纳入关于获取资源的国家政策的考量中，或者将任何类别的公民作为他们财产掠夺的对象。(28)各国将在债务的海洋中越陷越深。公债最初本只是政府的抵押品，它可以引起处于祥和安宁中的大众参与的兴趣，而最后却变成了颠覆政府的途径。如果政府为偿还这些债务而征收赋税，便会引起人民的憎恨和厌恶；如果他们不去偿还这些债务，那么它将坍塌于各派别最危险的行为之下——我指的是那些虽受到伤害却并未被摧毁的巨大的、充满了不满的金融集团。这一集团的组成者首先在政府的忠诚里寻找自己的安全感，之后，便诉诸政府的权力。如果他们发现旧政府软弱无能，没办法满足他们的愿望，达成他们的目的，那么他们将去寻找一些更有生机的工具；而这种生机并非来自对资源的获取，而是源自对正义的藐视。革命喜欢没收充公的行为，很难想象下一场充公行为会假借怎样的名称。我敢肯定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原则已经渗透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的心中，他们认为无害地坐以待毙便是他们的安全了。这种天真的想法可以被视为无用，而无用则意味着他们并不适合保护自己的产业。欧洲的很多地区都已经陷入了公开的混乱中，而其他地区也传来了嗡嘤的响动。混乱的运动已经显现出先兆，这有可能引起政治世界地动山摇。在有些国家里，一些性质反常的结盟和联络露出了头脚。(29)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将自己保卫起来。在所有的大变革中（如果这些变革势必要来临的话），最能够挫钝它们的锋芒的便是我们对公正的坚持，以及对财产所有权的呵护。

但有人会争辩说，法国这种大规模的充公没收不至于引起其他国家的惶恐。他们说那种行为并非源自野蛮的贪婪，它是国家政策的伟大举措，可以铲除曾经根深蒂固的普遍存在的迷信思想。我很难将正义与政策截然分开。正义本身就是公民社会伟大而恒久的政策；而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背离了正义，恐怕就很难谈到有什么政策可言。

当人们被鼓励着依照现存法律采取某种生活方式，并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受到保护，就如同身处某种合法的职务一般时，当他们让自己所有的观念和习惯都与这样的生活方式形成一致时——当长期以来，法律已经为他们对此种生活方式的遵守赋予了声名荣誉，同时为他们的背离行为烙上耻辱的印记，甚至进行惩戒，我肯定立法机构不能用一条独断的法案来向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灌输凭空生出的暴力，强迫性地贬低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条件，用丑行和羞耻来污蔑他们曾认为是获得幸福与荣誉的途径的品质与习惯。如果这些还不够，他们还要将无辜的居民赶出自己的住所，没收他们所有的财产；那么我只能承认自己愚钝，无法了解这种利用他人情感、忠诚、偏见和财产所有权的暴虐行为，与史上最恶毒的暴君行径有什么区别。

如果法国遵循的路径已显示出清晰的不公，那么关于这条路径的政策——也就是公众利益之所系——至少应该同样清楚明白，同时也同样重要。对于一个行为不受任何激情影响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头脑里只有公共利益的人来说，在控制了此类体制最初引入的政策以及控制了涉及是否要全然废除这种体制这一问题的政策之间，应该感受到巨大的差别。通过长久以来的习惯，这些制度已深深植根于这些政策，并广泛蔓延开来，而那些比它们更有价值的东西也已经适应了它们，并和它们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那些诡辩家们在可鄙的辩论中所述属实，恐怕这个正直的人便会感到尴尬万分。但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问题上，事实上存在着中间地带，并非只有完全的摧毁或毫不改变地存在这两种选项。“Spartam nactus es; hanc exorna.”(30)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深邃的思想所秉承的规条，且不应该出离一个诚实改革者的思维。我不能构想，怎么会有人居然认为自己的国家只是“carte blanche”(31)，可以任他在上面随意乱写。一个内心充满温暖且带着好奇的仁者有可能希望自己的国家和目前的状态有所不同，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永远会考虑到他将怎样利用眼前的资源为国家作出最大的贡献。保留现有资源的意愿，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的能力，便是我对政治家所持的标准。其他的一切都是庸俗概念，或是冒险的行径。

在国家的命运中，有一些时刻，某些人会受到召唤，用伟大的精神力量进行革新。在这些时刻，即便他们看上去正在享受君主和国家对他们的信心，并获得了完全的权力，但事实上他们经常会缺少恰当的工具。一个要成就伟业的政客寻找着一种“力量”，就如同我们的工人寻找的用来借力的起重装置一样；如果他在政治中找到了这种力量，那么他在使用它时便会得心应手。在我看来，教士的体制中存在着政治善举可用的巨大力量。这一体制中，存在着社会监督下的财政收入；存在着因奉献于不同领域的公共目标而被完全分割开来、将公共的关联和原则之外的一切视之无物的人群；存在着绝不可能将属于某个群体的产业化为私产的人；存在着不顾自己的利益，所有的“贪婪”都是为了某个群体的人；对于其中的很多人来说，自己的贫寒是一种荣誉，绝对服从代替了自由的位置。想要什么就制造出什么，这样的想法完全是枉费工夫。风是随意地吹的。这些体制是激情的产物，是智慧的工具。智慧不会创造物质，她们是自然或好运馈赠的礼物。她的骄傲在于对她的使用。团体及其财富的长存只适合有远见的人，适合那些通过长时间搭建构想且能使这些构想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如果他在获得对现存团体的财富、规条、习惯——也就是贵国已经草率地摧毁的东西——的统帅和指挥的权力后，依然无法找到方法将其转换为国家伟大且长久的福利，那么他将不配拥有高贵的地位，甚至不配被列为伟大的政治家之列。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头脑灵活的人可以想出几千种利用这种力量的途径来。在道德世界里摧毁人类思想中对社会地位有所裨益的动力下生长壮大的任何一种权力，便等于在物质世界中摧毁了身体的任何富有积极功能的属性。这就如同尝试去摧毁（如果我们确实有能力摧毁的话）硝石中的固定空气(32)的膨胀力，或者是摧毁蒸汽、电或磁铁拥有的力量一样。这些能量永远存在于自然中，且永远都是可以辨识的。它们中有些看上去可能是无益的，有些甚至有害，有些只不过是儿童的游戏；然而当拥有思考力和实践技巧的人抑制了它们狂野的性质，让它们俯首称臣为他所用时，这些力量便转眼成为最强大且最易驯服的媒介，以支持这些拥有伟大视野和筹划的人们。难道可以由你们支配55000人的智慧与力量，再加上平均每年十几万的收入，对你们来说太过庞大了吗？这些人既不懒惰，也并非缺乏理性啊！难道贵国除了将教士变成接受补贴者之外，就再无其他良策了吗？难道你们除了眼前这样一场目光短浅的败家子式的变卖之外，就没办法将收入转化成利益了吗？如果你们精神上的资源如此缺乏，那贵国之前的一系列选择也就在所难免。你们的政客并不了解他们从事的事业，因此，他们变卖了自己的工具。

这些人的原则本身就充满了迷信的味道，而他们又用尽力气让这味道持之以恒并影响深远。我不想就这一点争论些什么，但这不应该阻止贵国从这些迷信里寻找资源以推动公众利益。人类思想中的诸多性情与激情可以向你们提供诸多裨益，以道德的眼光看，这些性情与激情本身就如同迷信一样蒙着颜色。然而，你们有责任纠正并缓解这些情感中有害的部分，正如要纠正和缓解所有类别的情感中有害的部分一样。但迷信是否是最重大的罪过呢？我想，过多的迷信可能会发展成巨大的罪恶。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一个道德客体，因此它具有不同的程度，也可以接受各类修正。迷信是脆弱的思想所信奉的宗教；这些混淆于大量迷信观念的思想必须要得到宽容，无论它们是以琐碎的、狂热的或其他什么形式存在都好，否则就等于是从这些脆弱的思想中夺走了强健的思想都需要的资源。所有真正的宗教都包含了对这个世界最高统治者的意愿的服从，包含了对他的教诲的笃信以及对他的完美的模仿。其余的事，便属于我们自己了。或许它们会损害那个伟大的目的，又或者有所裨益。明智的人，即使不是崇拜者（至少不是“Munera Terræ”(33)的崇拜者），也不会暴力地执着于它们，或是暴力地憎恨它们。智慧并不是愚蠢者最严厉的修正者。只有那些彼此相争的蠢人，才会针对彼此发起这样一场无情的战事，才会如此残忍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在争拗中随时动用粗俗无度的手段，无论是这边还是那边。审慎是中性的。但在对某些本不该制造此类争端的事物所产生的热情的眷恋与强烈的厌恶之间，如果一个审慎的人不得不作出一个选择，来决定他应该谴责或承受哪种过度的激情和错误，那么他或许会认为可以带来建设性意义的迷信，总比那些具有摧毁性的东西——那些让国家停滞不前，甚至将其全盘捣毁的事物——更值得容忍；赐予依然比掠夺更能被宽容；带来了错误的善行的事物，总比那些刺激了真正的不正义的存在更应被接受；使得人们否认自己合法幸福的制度，总比抢夺了他人最基本的朴素生活的来源的制度更可同情。我想，这样的对比应算是比较贴切地描述了教士迷信的远古创立者以及今天假扮的哲学家们的迷信之间的区别吧。

眼下，我暂且不去考虑那些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出售活动，虽然在我看来，那只是纯粹的欺骗。在这里，我只将它视为一种财产的转移。而关于转移的政策，我需要再烦扰您听一听的我的几点想法。

在每一个繁荣的群体中，在生产者的即时供给之外，总还会存在一些别的东西。正是这些剩余构成了土地资本家的收入。这些收入将由不用付出劳力的地产拥有者来支配。但他们的闲暇事实上本就是劳动的源泉，它扬起了驱动工业发展的马鞭。国家唯一所顾及的，便是土地租赁占用的资本要回归到工业生产中去，而资本的支出方式要尽可能地不损害支付者和最终收回资本者的道德。

在关于接受、支出及人力雇用的种种想法中，一个清醒的立法者需要审慎地在被他驱逐的所用者和将取而代之的陌生人之间作出比较。在大规模财产没收行为为暴力血腥的革命招致不便之前，我们应该先确定这些被没收财产的购买者较之之前的拥有者确实更加勤劳、更加清醒且少了些闲暇时光，以至于有权利占据劳动者绝大部分的收获，或去消费和他们不相匹配的财富，或者他们确实可以用更稳固更平均的方式来分配盈余，这样也就比旧有的财产拥有者——主教、司铎、受奖教士或者是修士，随你们怎么称呼他们都好——更能解决政治开支的问题。教士都是懒惰的，就算是这样吧，假设他们除了唱唱圣歌以外没有任何正经的营生。事实上他们和那些不唱也不说的人一样有用，甚至和那些在舞台上唱歌的人一样有用。他们和那些从早到晚日夜劳作，从事着最为屈从、卑贱、不得体而怯懦的工作，而且通常是最不卫生也最易传播疾病的工作的可怜人们——社会经济让无数人注定要拥有这样的命运——也是同样有用的。如果随意打乱事物的自然规律、在任意程度上阻碍那个由不幸的人们在陌生的指引力量的驱使下推动的巨大的循环的车轮是无关痛痒的事，那么我一定更倾向于去拯救他们离开那些悲惨的职业，而不是暴力地干扰教士们宁静的安详生活。人性，或许还有政策，会证明我的选择——而非后者——的合理性。这是一个我经常会反思的问题，而且每次反思，内心都会感触万千。我可以确定，在一个管理清明的社会，除了对奢华者的奴役和权贵们的专制的屈从之外——这些有财有权的人可以用自己专横的方式来分配土地的剩余产物——再没有什么能够解释他们对这样的交易和功用关系的容忍了。但对于这种分配的目的来说，在我看来，闲暇教士的开支与闲暇懒汉的开支应该同样是指向正确方向的。

当所有制的优势与计划的优势不相伯仲，改变的动力就缺失了。但在眼前的这次事件中，它们或许并不算不相伯仲，所有制的优势占了上风。在我看来，贵国要驱逐的这些人的花费事实上并不像那些被你们闯入家门的宠臣们的花费那么直接普遍地贬低或削弱了旁人的生活状况，又或是让所涉及的人们变得更加悲惨。一片广大地产的开销，事实上是对土地剩余产品的分配。若分配者将这些剩余花费在积累历史上的书卷以了解人类的力量与脆弱，花费在收集古籍、奖牌、钱币以更好地验证和解释法律与习俗，花费在临摹自然的画作和雕像以限制创作疆界，花费在为亡者立碑以寄托对墓中人的哀思，花费在收集自然标本以记录世界上各类生物类别——这些好奇心驱使我们走向科学探索的大道，那么你我又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如果能有一些永久性的制度保证这样的开销目标不受任何个人偶然性的任性与铺张的侵扰，难道这样的花费模式要比同样的品位遍布于七零八落的人群中更糟吗？难道那些为了换取农民辛勤工作的果实的石匠和木匠，在修建和维修恢弘的宗教建筑物时与为那些邪恶奢侈者修葺他们肮脏的棚屋陋宅时，居然可以怀着同样无怨的心情，淌着同样快乐的汗水？修整那些经历了无数历史变迁的神圣杰作，和修整眼前这样稍纵即逝而搔首弄姿的容身之所、妓院、赌场、俱乐部或战神广场的方尖碑，能让他们感到同样的荣耀、为他们带来同等的利润？用这些剩余的橄榄和葡萄作为那些因为虔诚的神话而被置于服务上帝的尊贵地位的人们的必要生活供给，难道比用它们来纵容大批屈从于骄横者的卑躬屈膝的无用家奴更糟糕吗？神圣场所的装饰难道还不如那些绶带、饰带、爱国勋章、小别墅、“小晚餐”(34)以及所有数不尽的耗尽了大量财富的纨绔行为和蠢事，值得一个明智者为之筹谋吗？

我们甚至可以容忍这些，并不因为我们喜爱它们，而是因为我们害怕更糟的行为。我们容忍它们，因为从某些程度上讲，财产和自由需要宽容。但无论如何，为什么不允许将前者作为更加值得赞美的财产使用方式呢？为什么要通过一系列违犯财产权利的行为，通过对每一项自由原则的震怒，将更佳的方式变成更糟糕的呢？

这种新的分散的个体与旧体制之间的对比实际上建基于一项假设，即后者是无法进行改革的。但是每每谈到改革的问题，我总想到集团，无论是单独的还是很多不同的集团，在使用财产和约束成员的生活模式和习惯方面，他们都比零散的公民更容易受到国家的引导，而且事实上也应该如此。在我看来，对那些会从事任何可称之为“政治事务”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比较现实的考虑——甚至与教士等级的财产一样现实。

关于主教、咏礼司铎(35)和受奖教士拥有的财产，我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除了继承之外，他们就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拥有这些产业？这些人出类拔萃的虔诚、德行和学识从理论上，而且通常在事实上，都与这些——或者说巨额的通过某些人承袭下来的——财产相匹配；这些基于德行进行分配的财产，给予了最尊贵的家庭新生与支持，给予了最卑下的百姓获得尊严与改善的途径。这些财产的延续是以履行责任的表现为前提的（无论你们对他们的职责作出了怎样的评价），并要求所有者拥有至少表面上的庄重与仪态；拥有者必须要表现出慷慨又有节制的热情；他的部分收入要用于慈善基金。这些拥有者哪怕确实辜负了别人的信任，确实偏离了自己原有的品行，退化成了一个平凡世俗的贵族或绅士，但又有哪些哲学掠夺者可以证明，由他们来拥有这些财产，会比那些如今获得了他们被剥夺的财产的人更糟呢？与这些身负重任的人相比，难道这些财产更应该落入那些毫无责任可言的人手中吗？让财产掌握在以德性为人格和最终目标的人手上，难道还不如让它们落入那些除了个人的意志和口味，再无任何开销原则与方向的人的手中吗？况且教会的地产，并不具备人们印象中那种“永久性产权”应具有的特点和弊端。它们是通过一种比任何其他财产都要迅速的循环方式传承下来的。过犹不及，太大规模的土地财产虽然有可能被终生正式地享有，但在我看来，如果有些产业能有机会通过之前获取钱财的方式之外的其他方式来获得，也未必会对公共福利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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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写的时候，是在读过那本著作很多年之后凭记忆引用。我的一位知识渊博的朋友找到了原文：“它们的伦理特征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对属于更优越等级的公民进行专制的统治；其中一个是用法令，而另一个则是通过命令和裁决。而煽动者与宫廷的宠臣亦属同类，两者经常可以进行类比；他们在各自所在的政体中皆拥有重要的权力，宠臣们属于绝对的君主制，而煽动者则是伴随着我形容过的那些群众。”出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4卷，第4章。——原注

(2) 波斯王朝皇帝。——译注

(3) 内克：《论法国财政管理》，第1卷，第288页。——原注

(4) 内克：《论法国财政管理》。——原注

(5) 内克：《论法国财政管理》，第3卷，第8、9章。——原注

(6) 全世界都应该感谢卡隆先生（M. de Calonne）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他竭力反驳了对王室花销的过度的夸张诽谤，发现了那些为了煽动群众犯下罪行的教唆者制造的关于各种津贴的虚假数字。——原注

(7)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美丽仙女，会巫术，此处指诱惑人心。——译注

(8) 关于被哲学家统治国家的想法，请参阅《格列佛游记》。——原注

(9) 卡隆先生曾说过，巴黎人口的减少是超乎想象的；与内克先生作出计算的那段时期相比较应该确实如此。——原注

(10)

本书付梓时，我对这份表格里最后一项的性质和范围持怀疑态度，因为它只有总项而没有任何细目。后来我读到了卡罗纳先生的著作——没有早点读到此书绝对是大损失。卡罗纳先生无法理解，为何谷物的价格和销售额之间会维持高达1661000英镑的差额。由于这项支出是生活必需品，卡罗纳先生似乎就把这笔钱归为革命的秘密开销。我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积极评价。读者可根据这些巨额支出的总数来判断法国目前的情势及其经济制度。在国民议会中，这些支出项目并未引起任何质疑和讨论。——原注

(11) 中世纪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的奴隶兵，主要效命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后来，随着哈里发的势微和阿尤布王朝的解体，他们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并建立了自己的布尔吉王朝，统治埃及达300年之久。——译注

(12) 印度马拉巴尔的军事贵族。——译注

(13) 希腊五种古典柱头中最华美的式样。——译注

(14) “好公民总会爱戴贵族。”出自西塞罗《为塞斯提乌斯辩护》，第9卷，第21页。——编者注

(15) 埃德蒙德·斯宾塞：《仙后》，第2卷，第7章，第14节。——编者注

(16) 法国宗教战争中天主教势力对基督新教的胡格诺派的大屠杀暴行，开始于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从巴黎扩散到其他一些城市，并持续了几个月。该事件成为法国宗教战争的转折点。——译注

(17) 洛林的一个大家族，上文提到的洛林红衣主教就是这个家族的名人。——译注

(18) 我们假设这个故事是真的，但事实上他当时并不在法国。同一个名字可以代表不同的人。——原注

(19) 革命派的活动中心。——译注

(20) 当过路易十四的孙子德·布高涅公爵的教师和冈布雷教区的大主教，法国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译注

(21) 吉尔伯特·伯内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伦敦：1723、1734年，第1卷，第567页。——编者注

(22)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召开的国会，相对于1640年4—5月的短期国会而言；关于长期国会时间有两种计法：1640年至1653年克伦威尔掌权，或至1660年皇室复辟。——译注

(23) 让·多马特（Jean Domat），17世纪法国法理学家。——原注

(24) 加谬的演讲，由国民议会命令出版。——原注

(25)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中一些主张成人洗礼的激进派别的总称。该派否认婴儿洗礼的效力，主张能够行使自由意志的成人受洗才为有效。——译注

(26) 我不知道如下这些描述是否绝对真实，但出版商为了影响读者，会同意它的真实性。一封来自图勒（Toul）的某家报纸提供的一封的信件中写道，他们那个地区的人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如下：

“在眼前这场大革命中，他们拒绝了所有偏执的引诱，拒绝了革命敌人的迫害和烦扰。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私利，效忠于支配着国民议会的普通等级所持的观点。他们毫无怨言地见证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神职机构被废止，甚至对唯一可以也是应该为他们维持公正的主教席位在没有听证的情况下便宣判为最可怖的悲剧；他们保持着对那种纯粹的爱国主义教条的信仰。他们依然准备好了为维护这一宪法抛头颅洒热血，而恰恰是这部宪法，将会把他们的城市变成一片糟糕至极的虚无。”

这些人不应该为追求自由而承受这样的痛苦与不公，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他们本就是自由的；他们对乞讨和废墟的耐性，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对眼前臭名昭著众所周知的不公表现出的毫无抗议的宽容，只可能是这场可怕的狂热盲信的结果。然而现在整个法兰西有无数人生活在同样的条件下，却拥有同样的精神状态。——原注

(27) 参阅南特（Nantz）同盟的活动。南特的“爱国者协会”是革命协会的联络成员，伦敦革命协会接受过南特爱国者协会赠予的旗帜。——原注

(28) “因此尽管对那些人来说，被错误地赏赐了财产的人数超过了被不公平地剥夺了财产的人数，但这不意味着前者就拥有了更多的影响力；因为在这样的事务上，影响力不由数量决定，而是由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决定的。让一个从来没拥有过任何财产的人去拥有那些多少年来或者几代人以来都属于他人的财产，难道是公平的吗？而难道那些本拥有这些财产的人必须要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又难道是公平的吗？现在，正是根据这种不义的原则，斯巴达人放逐了他们的监督官利桑德，并将他们的国王阿吉斯处死——这是斯巴达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行为。从那时起——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严重的内乱导致了暴君频出，贵族被放逐，那个光辉建立的伟大国家被撕成了碎片。倒下的不只是斯巴达，那只是一个开始，这种邪恶飞速蔓延，将希腊的其他地方也拖向了毁灭的深渊。”（西塞罗：《论责任》，第2卷，第79—80页。）“这是处理我们的人民的事务的正确方法，而不应该像我们所见证的那两种情况一样，将长矛插入土地，将他人的财产置于拍卖槌下。但这位明智而崇高的希腊绅士认为，他必须要关注所有人的福利。这是对一个优秀公民来讲可能拥有的最高尚的政治家品质，也是最高超的智慧：不去瓜分公民的利益，而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作为无偏颇的争议的基础。”（西塞罗：《论责任》，第2卷，第83页）——原注

(29) 参阅两本书：Einige Originalschriften des Illuminatenordens和System und Folgen des Illuminatenordens，慕尼黑，1787年。（这两本书报道了所谓的针对宗教的阴谋。）——原注

(30) “斯巴达是你们的命运，把它装扮起来吧。”这个评论的意义是，一个人应该充分利用环境，哪怕是身处在斯巴达那样严峻的环境之中。——编者注

(31) 空白的支票的意思。——编者注

(32)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二氧化碳。——译注

(33) 指大地的礼物，柏克在这里指的是不会持久的事物。出自贺拉斯的《歌集》，第2卷，第14章，第10章。——编者注

(34) 法国富人中盛行的极为昂贵的夜宵。——译注

(35) 咏礼司铎本来是那些在教堂里登记过的神职人员的头衔，后来，就用来称呼遵照修院规章而度过团体共同生活的司铎。——译注

第二部分

这封信实在写得太长了，虽然相对于它意欲讨论的无限庞大的主题来说，它实际上是很短的。我的脑海里经常会浮现出一些和这个主题相关的附加问题。我并不遗憾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观察，在眼前国民议会的措施里是否真的无法寻到一些可以改变或核实我最初情感的原因。结果一切都更确凿地证实了我最初的意见。我最初的目的本是希望了解一下国民议会和最基本体制相关的原则，并将你们用来代替你们摧毁掉的制度的整个体制，与我们英国宪法的一些元素作比较。但实际上这个计划比我最初估计的要宏大得多，而我发现你们并没有任何愿望要参考任何案例。现在，我必须用一些对贵国体制的评论聊以自慰，以将之保留下来作为我下一次讨论有关英国切实存在的君主制、贵族体制和民主制的精神时的参考资料。

7　法国国民议会强于破坏拙于建设

对法国统治权威所进行的事项，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我当然已经自由地表达过我的观点。那些蔑视古老的、恒久的人类观念，要将社会制度建立在全新原则上的人一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中那些认为全人类的判断力要高于他们自己的判断力的人，应该考虑到将他们和他们的装备作为自己的人力和谋略的试验品。他们一定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对他们的逻辑推理给予了过多的关注，却完全没有重视他们的权威。人类最具影响力的偏好并没有站在他们那边。他们公开声明了自己对不同意见的敌意。当然，他们不可能期待能从被他们从审判者的宝座上赶下来的权威和任何其他权威那里得到什么支持。

在我看来，这个议会无非就是一些利用情势变化带来的机会抓住国家权力的人自愿组成的联盟。他们已经没有了最初聚集时的那种资格和权威。他们获得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品质，并且完全更改和转化了最初的所有关系。他们不再高举曾经在国家宪法下施行的权力。他们出离了选举了他们的人民的指引——由于这个议会并未依任何古老惯例或成文法行事，因此这种指引便是他们所拥有权威的唯一来源。他们最重要的议案并非绝大多数人所订立，而这种只能代表对整体推定的权力的对等划分，恐怕会引得陌生人思考个中原因及其决议了。

如果他们将这个试验性的新政府作为一个被驱逐的暴虐政权的替代品，那么全人类将期待最初的解决方案在经过长期使用后最终成长为一个合法性政府——虽然它最初始于血腥暴力。所有在情感上更倾向于保留文明秩序的人们，都会承认从那些令人信服的便利原则中诞生的社会秩序的合法地位，哪怕它还只是在摇篮中；所有正当的政府都出自这样的秩序，并且要依靠这些将自己的继续存在合理化。但如果要他们对一些完全没有法律或必要性支持的、仅仅是来源于会扰乱甚至摧毁社会整体的恶行或危险的权力运作给予赞同的话，他们会拖延或犹疑。这个国民议会的运作还未满一年。我们听到他们声称自己制造了一场革命。制造革命（prima fronte）(1)是一种要求愧悔的方法。制造革命等于颠覆了我们国家以往的状态，而且很难找到任何寻常的原因来解释这样暴力的运作形式。人类的意识让我们有理由在检验获得新权力的模式以及评判对这种权力的使用时，表现出比审视已经建立起且受到认可的稳固权力时少一些的敬畏和尊崇。

为了得到并保护这些权力，贵国的议会选择依照与那些指导他们使用权力的原则截然相反的一些原则。对这两者之间差别的观察可以向我们指明他们的行为背后的真正精神。他们做出的以及将继续进行下去的旨在获取并维护权力的一切行为，都不过是最普通的手段。他们完全依照自己充满野心的祖先留下的范例来行事——学习了他们所有的诡计、欺诈和暴力，您很难从中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他们效仿辩护律师们的谨小慎微和精确无误。对于暴政和篡权的先例，他们从来不敢偏离一星半点儿。但那些和公共福利相关的规条的精神却完全被颠覆了。他们采用了一种完全没被尝试过的推测；他们抛弃了公众最重要的利益，而情愿选择那些模糊松散的理论——对于这些理论，这些人绝不会把自己的私人利益寄望其上。他们作出了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们希望彻头彻尾地获得并保住手上的权力；他们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途。对于那些他们丝毫不关心的公共利益，他们当然会弃之不顾，任其自生自灭——我之所以说自生自灭，是因为他们的筹谋看上去完全不能证明他们有任何为公众创造福利的倾向。

我们必须看到，同情和尊重已经被混杂在了一起，有些人太过羞怯或对自己太过怀疑，以至于不敢认定人类的幸福在何方。但是在这些绅士的心中，不存在任何温柔的家长式的关切，他们毫不害怕实验会伤到孩子。在他们宏大的承诺和预测中，这些先生们对自己的经验可谓竭尽夸大之能事。他们充满傲慢的虚张声势，煽动也挑战着我们进一步去探寻他们所言所行的根基。

我相信，国民议会的知名领袖中并不缺人才。他们在演说和作品里都表现出了雄辩的口才和卓越文采。这样的人一定拥有不凡的教养和才能。但辩才也有可能不与智慧共存。当我谈到能力的时候，我必须进行区分。他们为支持自己的体制所作的行为确实证明了他们绝非凡人。就这个体制本身来讲，若将它作为保障国民的富裕生活和人身安全以及国家强健发展的共和国蓝图，那么我只能说我实在无法从中找到任何元素——哪怕一个例子都好——来表现这出自具有综合性的周密思维的人群之手，它甚至连最平常的谨慎都谈不上。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避开任何困难。然而所有的伟人们恰恰是因为愿意直面并克服困难才会获得无上的荣光。当他们在克服了第一重困难后，会去寻找克服新挑战的工具，这让他们能够拓展自己的科学领域；同时，他们甚至会挑战自己最初的认识，提高全人类的理解能力。困难是一位严厉的导师，是我们慈爱的守护者和立法者为我们设置的最高法令——它对我们的了解远高于我们的自知，对我们的爱也胜于我们的自爱。Pater ipse colendi haud facilem esse viam voluit.(2)它与我们搏斗，强健了我们的精神，磨练了我们的技能。我们的对手亦是我们的助手。面对困难的可爱的斗争让我们不得不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目标，并驱使我们考虑它牵连的所有关系。这让我们不会停滞于肤浅。正因为缺乏了解和认知的勇气，并沉湎于对有害的捷径与虚妄的便利的热爱，才致使世界上诸多地区产生了独裁专制的政府。也正是这样的性格，创造了刚刚倒台的独裁的法兰西王朝。也正是这样的性格，创造了眼前独裁的巴黎共和国。强大的推动力让智慧中的瑕疵取之不绝、用之不尽。那些人从中可谓一无所获。他们的劳作起始于懒惰；他们和懒惰的人们有着同样的命运。曾避之不及的艰难险阻将在他们的路途中和他们再次对峙；他们让这些困难变得更大更强，他们陷入了由各种混乱的细节组成的迷宫，陷入了无限制的事务里，昏昏然失去了方向。总之，他们的整个工作变得脆弱不堪，邪恶凶残，且摇摇欲坠。

这种不敢与艰难搏斗的弱点让法国独裁的议会开始了一项用废除和毁灭建构的改革计划。(3)但在整个摧毁和推翻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任何技巧吗？事实上，贵国议会所做的一切，暴民们皆无一不能胜任。对于这样的事项来说，最肤浅的理解力或最粗鄙的手法都已足够。愤怒与疯狂甚至不需半小时，便可将审慎、讨论和远见用百年时间搭建的一切夷为平地。旧制度的弊端和瑕疵确实是明显可见的，并不需要什么高超的能力就可以将它们一一指出；在绝对的统治权威下，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将这些弊端和整个体制全部废除。而当这些政客们开始填补他们摧毁掉的一切所留下的空洞时，正是同样的热爱怠惰、憎恨平静的散漫却焦躁的性格引导着这些人执行他们的工作。将一切改变成和他们曾经所见截然相反的东西，其实和之前的摧毁行为同样容易。不尝试，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可言。针对这种从未存在过的事情的瑕疵而进行的批判，也几近挫败了；而充满盼望的激情和欺骗性的期待得到了想象力的严密保护，在这样的保护中，它们几乎不会遭遇反对的声音。

保持和改革又是全然不同的另一件事。如果能保留旧制度有用的元素，而让新加入的东西和以往的框架相匹配，那么就需要充满活力的头脑，需要有建设性的稳定的关注，需要能将事物进行对比或联合的各种能力，需要富有见解且具有成效的权宜之法；上述诸多元素还将会面对恶习累加起来形成的持续不断的矛盾阻力，以及对所有的改良提高持拒绝态度的顽固思想，还有另外一些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疲倦而只想延误的草率心态。但你们可能会反对——“这样的过程太慢了。这不适合一个要在几个月内完成需要几年时光的大任的议会。这样的改革模式，很可能要持续很多年的时间”。毫无疑问确实如此，而且也应该如此。这种方法的一个杰出之处，就在于时间是它的助手之一；就因为它过程缓慢，有时候甚至令人难以察觉。如果当我们的工作针对的是无生命的客体时，小心谨慎也属于智慧的一部分，那么当我们所拆毁或建筑的并非砖瓦，而是有感知能力的人类时，这种智慧便同时成为了我们的责任；因为这些行为在顷刻间使他们的国家、生活条件、习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使他们的生活顿时陷入悲惨之中。但在巴黎普遍流行的观点却仿佛认为，冷硬的内心和无须怀疑的自信正是衡量完美立法者的标杆。这和我对高级行政机构的概念可谓相去甚远。真正的法律制定者应该是心里充满了情感的人。他应该热爱并尊重自己的同类，并对自己充满了惶恐。他的性情可以允许他用最瞬间的直觉来发现最终的目标，但他对这一目标采取的行动却往往是谨小慎微的。为了达到某些社会目的的政治上的安排，必须通过社会手段去达成。因此，这需要思想与思想的筹谋协作。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时间是必需的元素。而只有这种共识，才能引领我们得到最佳结果。在走向目标的路途上，我们的耐心比力量更为关键。如果我能够大胆评价一下巴黎到底有些什么是如此不合乎潮流，那么我的答案便是“经验”两字。我要对您说，在我和伟人合作的经验中，根据我与这些人相处的方式，没有任何计划是从来没有根据他人的观察被修改更正过的，而这些根据观察给予意见的人，很多都是理解力远远低于这一事项的领导者的人。通过一个缓慢却持之以恒的过程，每一步效果便显现出来，前一个版本的良莠得失，都会给后一个版本以启迪；就这样，经过一次次启发，我们便安全地完成了整个过程。我们保证了政体和每个部分之间不会发生冲撞。显现最大前景的发明物背后的隐藏弊端一经出现，人们便作好了征服它的准备。优势的存在并非要建立在牺牲其他优势的基础上。我们弥补，我们协调，我们平衡。我们有能力联合起来，和谐一致地面对人类的思想和事务中存在的异常和彼此驳斥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卓越，而是一种远高于此的组成成分上的卓越。人类伟大的利益在漫长的代代承袭中得到实现，而这样的沿袭也应该被纳入这些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服务机构中。如果公正需要这样的过程，那么执行公正的工作本身也就要求更多代人的头脑聚集在一起，去完成绝非一个时代可以完成的使命。就因为带着这种观点，最好的立法者才会一直钟情于政府确凿的、稳固的统治原则，钟情于让某些哲学家具有“可塑性”的力量；他们建立好这样的原则之后，便可以让公正开始自我运作。

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运作——也就是根据指导性原则，带着强大的能量来操作事务，便是我对深厚的智慧的定义了。贵国的政客对勇猛大胆的天才的界定，恰恰是缺乏能力的可悲明证。由于他们的暴力、轻率性格和对自然规则的蔑视，他们会盲目地遭遇到每一个计谋家或冒险家，每一个炼金术士或江湖医生。他们会对一切平常的事物感到绝望。节制不是他们体系中的良药，最糟糕的是，他们不相信普通药物可以治疗普通疾病。这种绝望的态度，并不仅出于理解力的缺失，在我看来，还可能是出于某种恶毒的性格。一些讽刺作家的插科打诨看来已经让贵国的立法者对所有的职业、等级、官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如果前者被带到自己的文字面前，恐怕都会震惊不已。但因为偏信这些人的观点，贵国的领袖们便只会关注事物的瑕疵和纰漏，且对这些瑕疵和纰漏进行了各种放大与夸张。这虽然看来矛盾，却是毋庸置疑的；但总体上讲，那些习惯性地寻找并展示错误的人，并没有资格从事改革方面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思想里不仅没有装载公平和美好的形态，而且他们并没有习惯去思考任何公平与美好的存在。由于太过憎恨邪恶，他们也就很难再去热爱人类了。因此，他们显然也不应该且没有能力服务于这样的存在。由此便催生了你们的某些领袖想要撕碎一切的个性。在这样一场残忍邪恶的游戏里，他们展示了自己一整套“四脚动物”(4)般的行为。而对余下的那些人来说，那些雄辩的作家们的悖论完全是一种想象力游戏，来测验他们的智商，引起他们的关注，并激起他们的惊诧。然而利用这些游戏来培育人民的品位，推进他们的风格的人，恰恰是议会里的先生们，而非其作者本人。悖论日益变成了严肃的行动基础，他们根据这些理论开展自己的工作，解决国家最重要的问题。西塞罗（Cicero）(5)曾嘲笑加图（Cato）（罗马政治家和斯多葛派哲学家）亟不可待地，依照学校里训练学习斯多葛哲学的低年级学生们智力的校园悖论，来谋求公共福祉。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贵国的议员先生们便是用和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某些人的方式模仿他了——pede nudo Catonem。(6)休谟（Hume）先生告诉我，他曾听到卢梭自己坦言关于他写作原则的秘密。那位古怪却也敏锐的观察者发现，只有奇迹才能吸引公众的兴趣；浪漫故事里那些巨人、巫师、仙女和英雄们已经耗尽了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轻信，现在的作家除了奇迹之外也没有什么谈资能够引起特别的效果了——只是这些奇迹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也就是说，生活中的奇闻怪事，行为举止上的奇特之处，品格上的与众不同，社会情境的千奇百怪，可以带来政治和精神上令人始料未及的全新一击。我相信，如果卢梭还活着，在他某段意识清醒的时间内，他一定会为自己的同僚们所表现出的实际行动上的狂怒而震惊——在他们自己的悖论中，他们只是卑微的模仿者，甚至在他们自己的怀疑里，依然会存在不言自明的信仰。

从事伟业的人，哪怕只是用平凡的方式来成就，依然应该给我们一个立场来估测他们的才能。但这些一心想医治国家疾患的医生们，那些不满足于普通疾患的治疗方法、而是一定要重建国家体制的人，应该展现出一些不平常的力量来。一些非常不平凡的智慧应该在这些不希望诉诸实践、又不想要复制模版的设计者的外表上显露出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智慧吗？我应该看一看（对这个问题来说，只需一瞥就够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所作所为：首先看一看议会的组成；然后，再了解一下他们的执行权力；之后便是司法；然后是军队的模型；最后是金融体系；以便审视一下他们的计划里是否有任何部分存在这种具有预示性的能力，以便证明这些勇敢的行动者真的拥有他们自认的那种超越任何人的优越性。

立法机构

我们应该期待在这个新共和国的统治集团和领导组成的模型中，领略他们非凡的表演。在这里，他们应该证明他们配得起自己骄傲的主张。为了这个计划本身，也为了它所基于的原因，我参考了国民议会1789年9月29日的记录，还看了他们之后对计划的修改。虽是迷惑，我依然可以看到些光明，整个系统保持着它最初的核心框架。我想主要对它的精神、趋势以及他们构建共和国的合适程度——他们一直声称自己建设了一个共和国，而且任何共和国，特别是这样的共和国，都应该遵循他们的方式——简单说上几句。同时，我希望能够考虑一下它和它自己所持原则之间的一致性。

旧体制的效果已经得到了检验。如果人民幸福、团结、富裕且强大，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对其他方面进行推测了。我们会认为能带来福祉的制度都是好的制度。旧体制中的很多理论偏差都已经找到了修正的办法。事实上，它们是不同必要性和便利性的结果。它们并非总是根据某些理论建构而成；相反，理论优势甚至源自它们。在这些修正方法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最好的结果，而得到这些结果的方式并没有和最初计划中我们最喜欢的元素达成完美的一致。经验中得来的方法总是比最初的计划更能达成合适的政治目标。它们可以反作用于最初的体制，并且有时可以对偏离了设计本身的体制进行修正，以有所改进。我认为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英国宪法中得到证实。最糟糕的情况是，在错误和偏差都已经被发现并预估在内的情况下，国家的巨轮依然按照其原初的方向航行。这便是法国旧制度所经历的情形；但在新的且仅仅存在于理论上的体制中，我们需要预设所有类别的发明物都可能出现，以此作为达到其目标的方式；更不用说那些设计者全然没有一丝尴尬地将一座新的大厦置于旧制度的遗址上，无论是地基还是壁墙都没有改变。

法国的建立者，将他们发现的一切都当作垃圾一样清理一空；与他们的园林装饰者一样，将一切都维持在一个确切的水平上，将普遍的立法机构建基在分属于三个类别的三个基础之上——三个类别分别是几何层面、算术层面和财政层面：几何层面的基础是地域基础；算术层面的基础是人口基础；而财政层面的基础则是赋税基础。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们将自己的国土分成83个规则的方形，每个方形的规格都是18平方里格。这些大的分区被称为省（Department）。然后，他们又继续划分了1720个小方块，称之为公社（Commune）。接下来便是更小的正方形，称之为区（Canton），总共有6400个之多。

最初看到他们的几何基础时，并不会发现有太多可以钦佩或批判的地方。对于这样一个计划，无非是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用他的测链、瞄准器和经纬仪进行准确测量，再没什么别的了。这个国家的旧有区域里，不同时间发生的不同事故，以及各类财产和管辖权的起起落落为它们设了界限。无疑，这些限制并非基于任何固定的体系。这种情况下，这种区域的划分确实会面临一些不便；但正是这样的不便，让办法在运作中应运而生，让适应性与耐心形成了习惯。然而在眼前这个根据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7)及布丰（Buffon）(8)式体系——而非按照政治原则——划分的，由一个个方块、组织半组织形成的新阵式里，想要阻止人们无法习惯的大量地区性问题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对这一点我不能多谈，因为这需要对那个国家准确的知识，而我并不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也不具备详述这些问题的资格。

当国家的土地测量员们审视自己使用的量度方式时，他们马上发现，在政治事项里，最大的谬误莫过于几何证明了。于是乎，他们便求助于另一个基础来支撑自己建起的那座摇摇欲坠的高楼大厦。显然，土地的优劣、人民的数量、人民的财富程度和缴纳赋税的多少，让不同方块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这使他们这种在几何学中学到的公平的测量法成为了对共和国力量和人均分配进行衡量的一种最荒谬的尺度和最不公平的标准。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将自己的政治与公民的代表制划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用这种划分方块的方式进行测量，完全没有去探寻地区的面积比例和代表数量的比例是否协调一致，或者是不是应该再设定一些其他的原则。不过既然已经确定用几何学的方式（和处理亡夫遗产的方式是一样的）来处理这个部分，那么我估计剩下的人口和赋税这两个基础恐怕会让另外那三分之二乱作一团了。

当他们考虑到人口问题时，他们的工作进程可就没有在几何学田地上进展得那么顺利了。此时，他们的算术技能还背上了形而上学的法理负担。假如他们真的要坚持纯粹的形而上原则的话，那么算术的过程倒真的可以很简单。对他们来说，每个人都是绝对同等的，那么也就应该从他们的政府那里得到完全同等的权利。每一个个体，在这个体制里，都拥有他的选举权，也就是可以直接投票给一个他希望在立法会中代表自己的人。“但轻轻地只是普通的程度，这依然不够。”(9)这种让法律、风俗、习惯、政策、逻辑都屈服于它的形而上的原则，却首先要屈服于那些大人们的意愿。代表与选民真正接触之前，还要经历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流程。事实上，正如我们马上要看到的那样，这两种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交流。首先，“区”级的选民先组成他们所说的初级议会。对初级议会的成员有一个资格限制。什么！对拥有不可剥夺的人权的人还要加什么限制？是的，但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限制。我们的不公平绝不能太具压迫感，只需要上缴与3天工作所得相等的钱数即可。无论怎么说，我都愿意承认，这样的做法并不算过分，只不过它彻底推翻了贵国声称的绝对平等原则。而哪怕仅仅是作为资格限定，这样的标准也实在枉费工夫，因为它完全不能满足限制资格所希望达到的任何一种目的；而站在你们的立场上看，这样的限定又排斥了那些最需要保护和捍卫的人进行选举的可能性——在我看来那些人除了天然的平等权利以外不拥有任何其他工具来保护自己。你们命令这样的人去购买他的权利，而在此之前你们却告诉他大自然从他降生的那一刻起便赋予了他这样的权利，且这世界上的任何权力机构都绝不可能将其剥夺。在那些被你们拦在市场外的人士看来，你们这些所谓的与贵族不共戴天的仇敌，居然在这个市场的入口处建立起了一个暴虐的贵族制。

这种分级的制度继续进行着。“区”初级议会选举出的代表将被派往“公社”；在每200名代表中，将选出1人。这便是初级选举者和立法代表者之间的第一个分界；此处又再一次出现了一个资格限制：如果不上缴与10天的工作所得相等的费用，就不能被选派至公社。事情到这里还远未结束。当然还会有下一个层级。(10)这些经过区选举的公社代表需要对省代表进行选举；而省代表要再选举国民议会的代表。第三道毫无逻辑的资格障碍就是每一个参加国民议会的代表必须直接缴纳1马克(11)银币。对于这所有的资格障碍，我们的想法可能是类似的：它们完全没有能力来捍卫独立，却强大到足以摧毁人权。

这一整套的过程表面上只是希望基于自然权利来考虑人口，却显示出对财产的特别关注；对于任何其他规划来讲，这种考虑完全是公平合理的，但在他们的计划里却绝对站不住脚。

当他们进展到自己设定的第三个基础——也就是赋税的基础——时，我发现他们几乎完全忽略了对人权的考量。这最后一个基础完全立足在财产之上。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所谓的人人平等原则相去甚远，且最终无法调和，然而却得到了认可；不过它刚刚得到认可，便即刻又被推翻了（这倒是经常发生的事），可是它被推翻的理由（正如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并不是希望让财富的不平等能够尽量接近自然的水平。这第三个部分所增添的代表名额，并不是根据个人缴纳的赋税进行分配，而是按照“区”的赋税额度进行分配。很容易看出，在他们的整个逻辑推理过程中，他们对自己在人权和富人特权之间制造出的矛盾悖论感到多么尴尬。宪法委员会几乎已经承认了两者的不可调和性。“如果要问及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政治权利的平衡——没有这种平衡，那么个人的平等将会被摧毁，富人的贵族政体将建立起来——赋税对此是没有效力的。然而如果只是基于整个群体的赋税比例来进行调配，只考虑省与省的区别，那么这种不便就可以完全消失了；它只是在各个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公正的比例，而并不会影响到公民的个人权利”。

在此，人与人之间的赋税原则被指责为“无效”，且会破坏平等；它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会导致富人的贵族政体。然而，这种原则绝不能摒弃。去伪存精的方式就是建立起省与省之间的不平等，而让每个省里的个人处于完全平等的状态。请注意，当省际的资格限制确立起来之后，个人之间的平等事实上已经遭到了破坏；然而个人的平等是受到集体性还是个体性的伤害，并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身处于少数的代表群体中的个人，与身处于多数的代表群体中的个人，所显示出的重要性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一个热爱平等的人来说，如果别人只能投票选出3位代表，而他却可以选出10位，那么这显然意味着不同的选举权。

现在请让我们采取另一种视角，让我们假设他们根据赋税来制定确定代表名额的原则——事实上是就是根据财富来确定——是想象得当的，也是建立他们口中所说的共和国的必要基础。在他们假设的这第三个基础中，富人应该受到尊重，而司法与政策都需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公共事务执行方面给他们以更大的份额；现在可以看到，贵国的国民议会是如何通过赋予富人所在地区——当然不是通过赋予他们本人——更大限度的权利，来为他们提供优越性乃至安全感的。我可以坚定地承认（事实上我已将其列为一项最根本的原则），在一个拥有民主基础的共和国政府中，富人需要得到的安全感确实多于在君主制国家所必需的安全感。他们是嫉妒和因受到嫉妒而被压迫的对象。在眼前这份计划中，很难根据不公平的代表制的建立基础——也就是贵族式的优越性——来推断富人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富人无法感觉到这样的好处，既无法用之支撑自己的尊严，又无法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财富；因为纯粹的民主原则制造出了一批“贵族”团体，而且总体代表配额方面的优越性，与财产的拥有者——这些财产是这种优越性的建立基础——可以说毫无关联。如果这个计划的筹谋者们真的希望能根据赋税带给富人更多的优越性，那么他们可以选择要么将特权给予某些富裕的个人，要么给予由一些富人组成的阶级［就像历史学家描述的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12)在罗马的早期体制中所做的那样］。因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团体与团体的较量，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较量；不是区域之间的竞赛，而是不同类别的个体之间的争斗。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这一计划的最初目标，也就是说群体间应该拥有同等的选举权，而群体中的个人可以根据赋税比例来进行分配。

让我们假设某个区域中某个人（这是一个简单的假设）的赋税与他的100个邻居的总体赋税一样多。但无论如何，他却只拥有投一票的权利。如果这个区有一个候选代表名额，那么他的穷邻居们当然会以100∶1的比例将他彻底击败。这已经够糟了。但对他来说，这还不是最糟的。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区域因为他上缴的财富获得了选出10名代表——而非1名——的特权，这也就是说，因为他缴纳了高额的税款，因此便要被他的穷邻居们在对10个候选人的投票中战胜10次，而非单独的1次投票。事实上，富人不仅没有因为更多的候选人名额而受益，反而经历了更多灾难。他所在省份内代表名额的增加让多出的那9个代表——或者远不止9个——进行密谋策划，并最终以牺牲他的利益为代价来讨好选民。对那些长期生活在卑微中的普罗大众来说，除了巴黎的生活、政府的高位之外，18利弗尔一天的工资也是另一个吸引他们的利益所在。野心的目标越具有引诱性，且形式上越是民主，那么富人面对的危险就越大。

因此，在那些被认为具有贵族性的省份中，穷人和富人之间必然要发生这样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些省份的内在关系却恰恰与“贵族性”的特征相反；至于它的外部关系，也就是它与别的省份之间的关联，我实在无法理解，此类不平等的代表制——也就是根据财富进行名额分配的制度——如何能够保护共和国的平衡与安宁。如果保护脆弱者无法被强壮者击倒是共和国的一个目标的话（所有的社会都希望达到这样的目标），那么（这样的安排）又怎样让更弱小、更贫穷的群体免受更富裕的群体的暴政呢？难道要向富裕者提供更进一步、更系统化的方法来压制穷人？当我们平衡了团体之间的代表名额时，各省的利益、竞争和嫉妒将在这些团体之间应运而生，就如同在个人之间一样；而团体的划分将激起更加激烈的纠纷，这会将社会引向战争的边缘。

我明白，贵族性群体是建立在所谓的“直接赋税”的基础上的。再没有什么可以比这样的标准更加不公正了。间接纳税来自消费的责任，这样的纳税方式显然要比直接纳税好很多。它以更自然的方式追踪并发现财富。要确定以哪种纳税额（或是两者都要）作为标准来抉择哪些省份可以获得更多代表名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些省份只是直接纳税额高些，另一些则是间接纳税高些，还有些可能两者都高于其他省份，但纳税额的差距并非基于本质性原因，而是因为某些区域的纳税额非常高。如果各群体都是独立的主权体，由富裕的代表群体向联邦财政部分缴纳赋税，而财政收入并没有如此繁多的针对政体的强制税收——这影响的是个人而非群体，同时也没有设置如此多的地域界别的限制，那么赋税基础倒是可以建基于群体。然而在一个将各区看作共和国这一整体的成员的国家中，根据赋税进行的代表分配制度建基于公平原则之上，可谓是无比艰难的任务。因为一个诸如波尔多或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仿佛缴纳了远远超过其他区域的税额。但事实上，这样大比例的赋税真的出自这些城市吗？不是的。遍及全法国的商品消费者都来到了波尔多，支付了波尔多的进口税。而吉耶讷和朗格多克的葡萄酒生产，刺激了这个城市的出口贸易，从而提高了其赋税。而在巴黎购置产业的地产主们，则是用自己的地租为巴黎纳了税。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基于直接赋税的代表名额配给制度：由于直接赋税要依据真实的或假定的财富来评估，而当地财富的累积并非源自当地，因此公平地讲，也就不应该给予当地名额上的优惠。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根据直接赋税进行代表名额配给的基本规定中，他们还没有确定如何分配直接赋税额。或许确实有什么潜在的政策规定了国民议会继续这一奇怪的流程，但无论如何，如果不先分配赋税额度，他们就不可能拥有任何确定的代表构成机制。这一机制必须要建立在赋税系统上，并且根据这一系统的变化而改变。由于他们的计划中存在着不自然的成分，因此其赋税对代表构成方式的依赖并没有代表构成对赋税分配的依赖那么深。这一定会为群众带来困扰，因为区域内部的选举资格问题一定会导致无休止的分歧和矛盾——如果这些所谓的竞争选举真正存在的话。

如果我们希望对比这三项基础——不仅对比它们的政治缘由，同时还想对比议会的运作原理——以检验这三项基础的一致性，那么我们便会无可避免地发现，那项被委员会称为“人口基础”的原则与另外两项带有贵族性质的“地域基础”和“赋税基础”原则拥有着不同的出发点。这一情况带来的结果是：当这三项原则共同运作时，人口基础便会为另外两项原则制造出荒谬的不平等状况。每个区包含了4平方里格的土地，平均每区拥有大约4000名居民，或是680名初级议会选民。当然，选民数量根据各区人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每200名选民中产生1名代表参加公社议会。每9个区组成一个公社。

现在假设这9个区中有一个区是拥有贸易港城镇或制造业城镇的大区。假定这个区拥有12 700名居民，或者2 193名选民，那么则能组成3个初级议会，并向公社派遣10名代表。

假设这个公社剩下的其余8个区中，有两个区和这个区情况相反。它们每个区都拥有4000名左右居民，680名选民；因此两个区共有8000名居民，1360名选民。这样一来它们只能组成2个初级议会，向公社派遣6名代表。

当公社议会要根据地域基础这一原则进行选举时，那么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区所占土地是后两个区地域之和的一半，却拥有10名代表来选举省议会的3名代表，而后两个区则总共只拥有6名代表参选。同时，省议会的选举依然是根据地域原则来进行选举。如果我们假设剩下几个区的平均人口数量少于那个大区的话，那么这样惊人的不公平情况便会继续积累下去。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赋税基础，这也是公社议会首先要执行的原则。我们还是以之前假定的那个大区为例。如果将一个拥有贸易或制造业市镇的大区的总赋税分摊到每个人头上，那么他们的赋税一定高于农村居民的平均赋税。前者的总赋税额必定大于后者的总赋税额——我们可以假定，前者会比后者多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这个区12700名居民或者2193名选民的赋税，相当于其他区19050名居民或3289名选民的赋税。粗略计算，这相当于5个其他选区的居民或选民的总赋税额。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2193名选民将派遣10名代表参加公社议会，而与之赋税相当的那3289名选民中将产生16名代表。在整个公社的代表选举事项上，16名代表的声音与10名代表的声音将会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力量。

根据同样的计算法则，我们将发现总共拥有15875名居民或者2741名选民的几个区虽然其总赋税额比拥有12700名居民或2193名选民的单个区少了六分之一，却在代表配给上多了3票的发言权。

在这一建立在土地和赋税基础上的令人好奇的代表配给原则的指引下，同上文阐述的不公相类似的情况可谓是比比皆是。这些所谓的代表资格事实上变成了负面的资格，反而剥夺了资格拥有者的权利。

在这项包含了三个基础的发明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思考，我都很难发现其中有哪些目标是和谐一致的，而只能看到贵国的哲学家们犹豫不决地将几个自相矛盾的原则硬生生地摆在一起。而这些原则如铁笼中的几头困兽，相互撕咬，最终俱败俱伤。

关于他们的代表构成方式，我恐怕说的有点儿多了。这里面包含了太多也太糟的形而上学，太多也太糟的几何学，还有太多且荒谬的比例算术；但事实上，如果他们应用的是真真正正的形而上学、几何学或算术的话，如果他们的计划内部确实具有一致性，那么便有可能得到公平且远见卓识的结果。对于一项关于人类的伟大安排来讲，他们的计划既没有基于任何道德或政治上的考量，又与人类的关怀、行动、热情或利益毫不相关。Hominem non sapiunt.(13)

您可以看到，我只讨论了代表构成制度的选举层面，也就是形成国民议会以前的流程。我还未审视省政府内部，以及它们与公社和区形成的整个体系。在最初的计划中，这些地方政府的构成方式应尽可能基于和选举议会相同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些政府的外围包含着和它们一样的组织实体。

在这样的一份计划里，您会感到法兰西被分成了很多个共和国，彼此之间完全独立，除了汇集于代表大会的那些“大使”之外，各个共和国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纽带或服从关系。这个代表大会便是国民议会。我承认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这样的政府，但它们的形式会更为恰当，而且也适合当地人民长久以来的习惯。这一联盟——而非政体——应该是“必要性”的结果，而非自主“选择”的产物；同时，我相信眼前掌控法兰西权力的公民，已经获得了根据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的全面权威，并且决定用最野蛮的方式使这个国家四分五裂。

从贵国国民议会的集合分配和算术安排所表达的意识中，我们很难不注意到，这些带着伪装的公民完全将法国视为等待被征服的猎物。而作为征服者，他们则将那些最残忍者所采用过的最残忍的政策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这些野蛮胜利者的政策蔑视了顺从的群众，侮辱了人民的情感，同时还毁掉了这个古老国家所有的宗教、政治、法律和惯例遗产，混淆了所有的界限；制造出普遍的贫穷，将人们的财产拿出来拍卖，摧毁了他们的统治者、贵族和主教，击溃了那些使这个国家可以高昂起头颅的东西，挫败了那些能够让散兵败将们在低靡时再次凝聚在一起的古老见解。这些政策用那些人类权利的挚友——罗马人——解放希腊、马其顿和其他国家所使用的方式解放了法国。在号称保护每个城市的独立性这一名头的掩盖下，它们摧毁了城市间的纽带。

当组成了这些新区、公社和省（这都是蓄意制造出的混乱安排）的成员开始行动后，他们便将发现彼此几乎都是陌生人。选举者和被选举者——尤其是来自乡郊各区的人们——通常都不具备市民社会的习俗或人脉联络，亦不拥有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所需要的自然的行为准则。治安官和税收人员现在对他们所在的区域已经不再熟悉，就如同主教和他们的教区、牧师和他们的牧区之间十分陌生一样。眼前这些人权的殖民地就像是塔西佗(14)（Tacitus）观察到的处于衰落中的罗马军事殖民地一样——在更好也更昌明的时期，（无论他们对外族采取了怎样的方针）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井然有序的从属关系和殖民开拓的并行；甚至把军事作为公民行为准则的基础。(15)但当所有美好的艺术品沦亡之后，就像贵国的国民议会所做的那样，他们继续着自己朝向人类平等的进程，且其间完全不作判断，也不去估计那些需要让一个共和国宽容或忍受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那些小共和国的每一步衰落腐化，你们的新共和国却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新生、给养和孕育。你们的婴儿在一个个标志着死亡的征兆下来到了这个世界；希波克拉底的面孔（facies Hippocratica）(16)便是它的容貌和它命运的征兆。

那些缔造了古老的共和国的立法者明白，他们的工作充满了艰辛，不可能由一个本科生的形而上学知识和一个税务官的数学与算术水平来完成。他们要处理的是人类的事务，因此他们不得不去研习人类的本性。他们要面对的是公民，因此他们需要学习公民在生活情境中的交流习惯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了解将后者操作于前者之上会产生新的混合物，从而萌生出更多的各异之处：出身、教育、职业、生活阶段、居住在城市或农村、获得固定产业的方式、财产本身的素质，等等。综上这一切将他们面对的人类划分成了无数不同种类的动物。正因为如此，这些立法者了解自己必须要根据公民本身具有的具体习惯，将公民分为不同的阶层，将他们置入到不同的状态中，并将他们所需要的特权按比例分配给他们——在复杂社会中，这些特权可以在不同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让每个阶层的公民得到恰当的保护。令立法者羞愧的是，连山野村夫都了解应该如何区分并使用自己的羊、马或牛，不会将它们抽象化或同等化为无区别的“动物”，而是给予每一种不同的动物恰当的食物、关照和劳作；而他，自己同类的管理者、安排者和保护者，却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形而上学家，只认识人类这个抽象的概念，而对自己的跟随者们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才公正地指出，古代立法者正是通过对公民的分类展现了自己最伟大的权威，这种权威甚至超越了他们本身。也恰恰是在这个方面，贵国的现代立法者却加入了负面的行列，沉入了深渊。在古代立法者关注不同类别的公民的需要，将他们整合到统一的国家中时，另一种形而上学和炼金术士立法者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路径。他们希望竭尽一切努力，将所有不同的公民混杂在一起，让他们成为均一的群体，然后再将眼前这团混合物划分成七零八落的多个共和国。他们将人贬斥为松散的筹码，仅仅为了计数之用，且并不在乎整个桌面上哪个部分的权力将会升腾起来。他们自己那套形而上学的元素可能已经教给了他们一些经验教训。他们的分类口诀或许让他们明白了这个世界上除了质与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他们可能已经从形而上学的手册中习得：在每一项复杂的思考中有8个要点——这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在全部10个要点中，这8项(17)便是人类操作任何事物的技能的基础。

这些当代的立法者不仅没有古代共和国立法者的才干心智——因此也就没有对人类道德状况和习性的准确把握与关切，而且还将他们发现的君主制下自然形成的粗糙等级全部捣毁，将一切都齐列于同一水平线上——而事实上，在君主政体下，公民的类别划分并没有在共和国里那样意义重大。不过事实上，只要划分得当，这种将公民分类的方式对任何一种政体都是有益的；它会形成一堵坚固的壁垒，以防御专制主义的暴行；同时这也是维护共和国有效而持久的必要手段。在缺少此类做法的情况下，如果共和国目前的计划失败了，那么对有节制的自由的所有保障也会随之落败，所有对暴政的间接性限制便也失去了效用；如果君主制还可能在法国获得全部的优势，无论是在波旁还是其他的王朝，如果不是从最初就有明君能够刻意地对权力加以限制的话，它便会成为历史上最独裁专断的权力。这将是一场最为歇斯底里的游戏。

他们甚至宣称，这所有的一切混乱都是他们的目标，而且他们希望用民众对罪恶的恐惧作为捍卫宪法的途径。“这样的方式，”他们说，“使国家的瓦解对（君主制的）当权者来讲成为了一件困难的事，当权者如果不瓦解掉整个国家，便很难将它打破。”他们假定，如果（君主制的）当权者拥有了和他们相同程度的权力，他将更为谨慎而严格地使用这些权力，不敢用他们所进行的野蛮行径来瓦解掉整个世界。他们期待，如果君主制真的会复辟，那么君主政府的德性也会让这些邪恶者的后代享受到安全的保障。

先生，我希望您和我的其他读者可以参阅德·卡罗纳（de Calonne）先生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那份作品不仅雄辩，而且充满了力量和教育性，堪称一部杰作。我本人只关注了他关于新国家的宪法及岁入情况的论述部分。至于这位大臣和他的对手们的辩论，我并不希望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不希望贸然评论他提出的解救自己的国家脱离眼前这番耻辱而可悲的境地，脱离奴役、混乱、破产、乞讨状态的途径和方法。我也无法做出如他那般乐观的预测；但他是一位法国人，相比我而言，他对这些目标有着更为切身的责任，当然也掌握着更好的方法来作出判断。我希望他所指的那份由国民议会的一位重要领袖发表的正式公开声明——在那份声明中，这位领袖公布了他们将如何让法国不仅从君主制过渡到共和国，还要从共和国变成纯粹的联邦的计划——确实可以获得特殊的关注和对待。那部著作为我的观察增添了新的力量：事实上，卡罗纳先生的作品用很多崭新且令人惊叹的论述补充了我这封信里对一些主题论述的缺陷。(18)

正是这项将他们的国家分裂为独立共和国的方法，为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苦难和矛盾。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那么所有那些关于人权、人口、税赋的绝对公平或绝对平衡的永远也不可能被解决的问题，也就完全无用了。虽然国民议会的代表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对整个国家的关注都是同等的。每个国民议会的代表都是法国的代表，也就是法国各色公民——无论多数还是少数、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大区还是小区——的代表。所有区域都要服从于某些独立于它们之外的常设权威机构；这些代表源于这一权威，并最终指向这一权威。这个恒久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性的政府会将全部疆域真实而恰当地统一在一起——它也是唯一可以做出这一行动的机构。对我们来说，当我们选举民众代表时，我们会将这些代表派往一个议会，在这个议会里，每人都是一个臣民，并服从于政府的全部日常职能。在贵国，选举出的议会便是主权者本身，而且是唯一的主权者；因此，其中所有的成员都是这个唯一主权者的组成部分。但在我们这里（英国），事情就全然不同了。我们的代表如果和其他部分割裂开来，便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甚至根本无法存在。政府是我们一些代表成员和区域成员进行咨询的集合点。这是我们这个统一整体的中心。这个咨询政府是全体的而非各个部分的托管者。事实上我们公共议会的其他机构——我指的是上议院——亦是如此。在我们的国家里，国王和贵族是维持各区域、各省份、各城市之间公平的保障。您何时听闻过大不列颠的任何省份遭受了代表制的不平等，或是哪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代表配额？我们的君主制和我们的贵族阶层不仅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维持统一稳定的基础，而且还是下议院的精神所在。或许恰恰是这种遭到愚蠢地抱怨的代表制的不平等，防止了我们从区域成员的角度思考或行动。康沃尔选举的成员和整个苏格兰一样多，但是康沃尔真的比苏格兰得到了更多的关照吗？你们得到的证据，出自那些轻佻的俱乐部未经深思的大脑。大部分根据任何动听的理由而期待变革的人，脑子里的想法都是不同的。

贵国的新宪法和我们的宪法原则完全相悖，而且我非常惊讶，怎么可能有人会期望其中的描述真能得以实现，以作为英国的模版。在贵国，最终的代表和最初的选民之间可谓联系甚微，或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参加国民议会的代表成员并非人们选举，也无需对人民负责。在他们入选之前，共进行了三次选举；两套地方行政机构介入到这些议会代表和初级会议之间，就像我说的，使他们成为了国家的大使，而非国家内部的人民代表。这样的流程改变了整个选举精神；而贵国的宪法贩子们设计的任何修正方式，都不能让这些代表得到除了大使之外的任何身份。这种尝试反而会毋庸置疑地带来比现在更可怖的困惑——如果情况还可能更糟的话。如果想在最初的选民和最终的代表之间建立联系，必须让候选人在一开始就使用迂回的方法成为初级选民，以便在他们的权威性指引下，所有初级选民会迫使随后的两个选举团体作出符合他们期待的选择。但这又将颠覆整个计划。这会让他们陷入人民选举的那种嘈杂与混乱中——他们最初希望进行分级选举，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混乱的状态——以致将整个国家的命运交托给那些对它毫无了解且全无兴趣的人手中。这是一种永恒的两难困境，而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邪恶、脆弱且自相矛盾的原则将他们推至这个境地。如果人民不能打破并铲平这种分级，他们显然在实质上就根本不拥有对国民议会的选举权；事实上他们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实质上几乎都没有真正选举过。

我们在选举中究竟寻求些什么呢？欲满足它真正的目的，您就必须有了解自己民众的方法，而之后，您必须利用个人的义务或依赖性来保留对他们的控制力。这些拥有选举权的选民为何得到恭维或嘲笑？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代表们的哪些本质有利于他们，代表们对他们也没有任何义务可言。这些拥有着真正的判断途径的人们最不适宜拥有的权力，便是个人的选择。如果权力被滥用，初级选民团体也不可能让代表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整个代表制的链条中，代表们已经与他们相隔千里。即便代表们在自己两年任期的最后时刻行为不当，也不会对他是否连任造成什么影响。根据法国的新宪法，最好也最明智的代表会与最恶劣的代表一起走入Limbus Patrum(19)。他们的根底本来就应该是污秽的，因此他们必须要到船坞中去重新改装。每个曾在国民议会任职的人都没有资格连任。也就是说这些行政官们刚刚熟悉了自己的业务，正如扫烟囱的工人刚刚习得了一些手法，却马上被剥夺了操练技能的资格。肤浅、初来乍到、学识粗陋，再加上断断续续的、支离破碎的、不健全的记忆力，这便是贵国未来管理者注定要具备的特质。贵国的宪法受到了太多嫉羡的困扰，以至于失去了逻辑。你们将代表得到的信任看得无比重要，以至于都忘记了他是否能够阻挡自己肩负的信任。

这段“净化期”对背信弃义的代表来说未必不是个恩典，他扮演拉票人这一角色，未必会比做个恶官来得逊色。这段时间，他可以让自己凌驾于最明智最富德行的人之上。因为到了最后，选举系统中的所有人都将消散，他们的存在只为了选举，而之后这些人可能完全不再是曾经选举过他的人，他再次希望争得新的信任时面对的也不再是同样一群人。让公社的所有二级选民负责任，是荒诞、不现实且不公平的；他们本身的选择可能都遭到了蒙骗，如同省中的三级选民一样。在贵国的选举中，责任根本就无法存在。

在刚说的几个新“共和国”的本质和宪法中，我找不到任何具有一致性的原则。于是我便开始思考，那些立法者是借用了外部材料来对其加以粘合。我从没关注过他们的联合、他们的戏剧、他们的公民盛宴和他们的热情洋溢，他们拥有的仅仅是一些把戏而已；但通过他们的行动来探究他们的政策，我想我可以辨识出他们希望用以粘合这些小“共和国”的方式。首先就是他们的没收政策及其附带的强制性纸币；其次便是巴黎城的至高权力；第三则是国家的整个军队。关于第三个工具，我暂且不谈。我将会以军队作为单独的一个主题进行论述。

至于第一种工具的运作（没收和纸币），我并不否认，如果他们在力求将各个部分统一为整体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疯狂和愚蠢并未制造出表面上的反抗的话，那么这两种存在依赖关系的事物确实在某些时候可以起到粘合剂的作用。虽然这一计划会有某种凝聚力，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在我看来，一段时间后，如果没收行为不足以支持那些纸币（凭良心讲，我相当确定它不能），那么它不仅不能再担任粘合剂的作用，而且会加剧这些联盟共和国的解体、分歧和混乱——无论在彼此的关系上还是在每个部分的内部事务上皆如此。但如果没收不断扩大化，以至淹没了纸币，那么粘合剂也就随着流通销声匿迹了。同时它的粘合力将非常不确定，随着纸币信用的变化而时松时紧。

这项计划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东西——我毫不怀疑，在那些从事这一事项的人的脑海里，这只能算是一种附带的、却也是直接的效果——就是它在每个“共和国”中都制造了一个寡头统治的政府。并非建基于任何真实的抵押或担保的货币之上的流通纸币，已经累计到了4400万英镑之多，而这种强制性货币却代替了这个王国钱币的位置，成为了它收入的实质，也就是它所有商业和民事的交易媒介。这一事实必然会将所有剩下的任何形式的权力、权威和影响力，都交由这一流通的管理者和执行者手中。

在英国，我们感受到了银行的影响力，虽然它仅仅是自愿交易的中心。它对金钱能对人类产生的影响知之甚少，不了解对货币事宜进行管理的力量所在，对它比我们对任何事务的管理都更为广泛，也更依赖它的管理者。它不仅仅关乎金钱本身。在这个体系里还存在着另一个与金钱管理密不可分的成员。它存在于随意抽取一些被没收土地进行拍卖的途径之中，以及整个将纸币变为土地，再将土地变为纸币的循环过程中。当我们观测整个过程及其达到的结果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支撑这一体系运作的力量之强大。通过这样的手段，金钱赢利和投机的意识便融入了土地，与之合为一体。这一操作手段使各类财产随之挥发；它意味着一种非自然的且有些古怪的活动，从而将所有金钱的代表物送到了巴黎或是外省的几个主要或附属的管理者手中，甚至再加上占整个法国大约十分之一的土地；这些土地和钱财已经沾染了纸币流通过程中最糟糕而有害的部分，也就是其价值最大程度的不稳定性。他们颠倒了拉托娜对德洛斯岛(20)的土地的善意。他们将自己的财产置于风中，如同破船的残骸，oras et littora circum.(21)

新的交易员们都是积习成性的冒险家，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习惯或地方性的喜好，因此只要纸币或是货币和地产显示出优势，他们便一定会再次购买以获取利益。虽然一位神圣的主教(22)认为农业会从“受到启蒙”的篡夺者购买教会没收产业的交易中获益，而我这个算不上优秀却年资够老的农民，不得不忍受着巨大的屈辱来告诉这位曾经的主教大人，篡夺绝不是农业的导师；而且如果要依照新词典来理解“受到启蒙”这个词，正如你们的新学校所作出的解释一样，那么我则无法想象对上帝的怀疑如何能够在没有任何额外的技能和鼓励的情况下教导他开垦这个世界。“Diis immortalibus sero”（我为永恒的上帝播种）(23)曾经有一位罗马人与死神各握犁辇的一端，说出了这样的话。虽然贵国将委派两个学院所有领导加入到贴现银行的运作中去，但事实上一位年龄够大、经验够多的农民就已经可以抵过他们所有人了。我曾和一位老卡尔杜西派的老人进行过一次简短的交谈，在那次谈话中，我得到的关于耕作的奇异而有趣的知识几乎超过了我从所有银行领导人员那里得到的全部信息。不过，也并没有必要恐惧货币交易员介入到农业经济中去。这些人在钱生钱上的脑筋是足够用的。最初，他们脆弱而易受影响的想象力有可能被乡郊生活带来的天真且与利益无关的快乐所俘获，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较之他们之前抛开的事业，农业是一项太过辛劳的交易，利益又相当微薄。在对其大加颂扬后，他们会像自己的前辈和模范一样，回到自己原先的行当里。他会开始高唱“Beatus ille”（幸福者），而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Hoec ubi locutus foenerator Alphius，
Jam jam futurus rusticus
Omnem relegit idibus pecuniam；
Quaerit calendis ponere.(24)

在这位主教的神圣占卜的教导下，他们将会培育出“Caisse d’Eglise”（教会银行）(25)，它能带来远高于葡萄园或玉米地的利益。 他们将根据自己的习惯来“招贤纳才”。只要能够掌控财政、威震一方，他们是绝不会耕田垦地的。

贵国的立法者眼前的一切都是崭新的，他们是将共和国建立在一场游戏之上的先行者，最早将这样的一种精神灌输到这个共和国的血脉中，如同决定其生死的空气一般。这所有计划的伟大目标，便是要将法兰西从一个伟大的君主制王国转化成一张大赌桌；将这个国家的国民变成一群赌徒；让各种预测假想充斥着整个生命；将这些估测与真正关于其利益的东西混淆为一团；并让人民的期待和恐惧偏离曾经的正常轨道，而变身成为属于机会主义者的冲动、激情和迷信。他们大声宣扬着自己的看法，告诉公众如果不拥有某些赌注，眼前这个所谓的共和国体系就无法延续下去；告诉公众这个共和国唯一的升级就源自这些推测。无疑，古老的现金赌博着实害人不浅，但它的危害仅仅是针对个人来说的。就算是在最严重的地方，密西西比和南海泡沫(26)依然只影响了相对少数人而已；即便它的范围有所扩大，如彩票发行，它的目标也是单一的。但如果法律本身已误入歧途——通常情况下法律是不支持赌博的——违背其本性和政策，通过将赌博的精神和符号渗透到眼前哪怕最细微的事务里，并让每个人参与其中，或者说公然强迫臣民聚集到那张具有摧毁性的赌桌旁，那么将会有一种更恐怖的、且前所未有的疾患在这个世界上蔓延开来。在贵国，如果不投机倒把，恐怕任何人都吃不起一顿晚餐了。他早晨收到的工钱到晚上便贬值了。他不得不拿去偿还旧债的东西再也抵不上他签订契约时需要偿还的价值；当然也抵不上他为了避免欠债而尽早偿付的款项的价值。工业必将凋零，经济必将被驱赶出您的国家。再没有谨慎条款的容身之所。谁会在不知道工资有多少的情况下便开始工作呢？谁会去学习增加那些无法被估量的东西呢？谁又会去积累那些价值不清的财富呢？如果你们希望将这些赌注从赌博中抽离出来，那么积累你们的纸币财富便不再是一个人的远见，而只是一只寒鸦生病后的本能反应。

这一系统化地将一个国家变成赌徒之城的政策最令人悲哀的地方在于，虽然这些人被迫参与这场游戏，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它，而懂得利用对它的了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也就是说，运作这场投机游戏的只是少数，而多数人则沦为了这些操控者的蒙骗对象。这样的事实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城里人可以一天天地计算自己的收入，而村民恐怕就没办法这样做了。当农民把自己的谷物运到市场上的时候，城里的官员会强迫他接受价值相等的纸币；而当他带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来到商店时，他会发现这些钱已经贬值了7％，再过上一条马路的功夫，情况便更糟了。恐怕他再也不会愿意去这个市场了。这时候城里人一定会发火；他们会强迫村民们带谷物过来。抵抗自此产生，巴黎和圣但尼（St Denis）的谋杀事件恐怕会再次席卷整个法国。

农村在贵国代表制中所分得的名额最好地证明了你们所给予他们的仅仅是空洞的赞美而已。在金钱和土地流通中，你们把真正的权力置于何处？你们又将控制公民自由的价值起落的途径置于何方？那些可以随意将每个法国人手中的财富夺走，或是加上10％的人，必然成为这个国家每个公民的主人。这场革命获得的所有权力将落入那些市民的手中，当然还有领导他们的富有的管理者手中。那些拥有土地的绅士、自耕农和农民中没有任何人拥有足够的习惯、爱好或经验，来领导他们这个群体分享法国剩下的权力或影响力。农村生活的本质，地产的本质，以及它们带来的所有快乐，不可能让农村的居民联合起来作出安排和规划（然而这却是获取和发挥影响力的唯一办法）。无论你们采用怎样的技巧，费多大的力气将他们聚拢在一起，他们最终还是会分散开来，还原成最初的个体。一切团结性的东西在他们这个团体中都是不切实际的。期待、恐惧、警醒、嫉妒，这些在一天之内就会烟消云散的故事本是领袖人物掌控随从者的缰绳和马刺，却对七零八落的民众起不到任何作用。让他们集合、武装或是行动，都是极困难的事，并且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的努力，即便可以开始，却也终不能够长久。他们不可能系统性地行事。即便乡绅尝试用他们微薄的财产收入制造影响，这对于那些可以随时出售比他们多10倍的产业、又能在市场上用掠夺来的赃物毁灭他们的财产的人来说，又算得上什么呢？如果土地拥有者希望进行抵押，他便等于贬低了自己土地的价值，从而抬高了纸币的价值。也就是说，他用自己不得不使用的和敌人对抗的手段增加了敌人的力量。因此，乡绅、海陆官员和拥有自由见解与习惯的不属于任何行业的人，将被自己国家的政府全然排斥在外，仿佛这样的排斥是合理合法的。显然，在城市里，所有针对乡绅的阴谋联合在一起都成了金钱管理者和执行者的筹码。在城镇，联合是非常自然的事；市民的习惯、职业、消遣、工作和懒惰都不断让他们拥有了相互接触的机会。他们的德行和恶习是可以交流的，他们总处于戒备中；因此，他们就这样接受了收编和半正规的训练，成为了那些希望利用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人们的掌中物。

这些思考让我们摒除了所有的怀疑，我确定倘若这一宪法的怪物能够存活下去的话，法国将完全陷入利益集团的煽动家的掌控，陷入纸币的管理者、出售教会土地的托管者、律师、代理人、金融骗子、投机者和冒险家组成的团伙的掌控中。这些人联合成了一个建立在王权、教会、贵族和人民的废墟上的寡头政府。那些充满了欺骗的关于人类平等和权利的梦幻与愿景将终结于此。在“赛博尼斯大沼泽”中，它们将被吞没，将沉沦，终将不复存在。

虽然人类的眼睛无法找到它们，但人民依然禁不住去思考。法国的某些巨大的过失将向上苍呐喊，上苍或曾认为应该用邪恶势力的统治来对其施以惩戒；在这样的统治里，没人能够找到任何慰藉或补偿——哪怕一点点让人们在遭到压迫时不至于感到羞辱的虚假荣光。我必须承认，对某些曾属于荣耀的阶层，甚至依然拥有伟大品格的人的行径，我的心中感受到一种混合了怒气的悲伤。他们被华而不实的虚名迷惑，正致力于一桩超出了自己理解力能够探测的范围的事业，他们让那些他们并不熟悉的人的诡计玷污了自己显赫的声名和至高的权威，并且让自己的德性加入了对国家的毁灭进程中。

关于第一种粘合原则，我暂且谈到这里。

第二种新共和国的粘合材料便是巴黎这座城市的至高地位——在我看来，这一点与纸币流通和没收充公这一粘合原则是密切相连的。我们正是要在整套计划的这个部分里寻找摧毁省份和司法辖区、神圣与世俗之间旧有的联系，瓦解所有事物之间原始关联的根源，以及这些毫不相关的小共和国形成的原因。巴黎城的权力显然是所有其他政治谋划的源泉。正是通过巴黎的权力——如今它已成了投机的中心和焦点，这些小集团领导着——或者应该说是命令着——整个立法机构及整个执行政府。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要确保这个城市对其他小“共和国”的统领权威。巴黎是坚实的，它拥有的巨大力量，是那些方块共和国无法比拟的。这种力量被累积和浓缩在一个狭小的疆域内。巴黎与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而轻易的联系，这不会被任何几何学规划所影响，同时它的代表比例也是无关紧要，因为所有的鱼都被网罗在了它的拖网中。即便这个王国的其他部分被撕成了碎片，并且偏离了自己曾经的一切习惯、途径与联合原则，都不可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同巴黎对抗。而留给那些附属成员的，除了脆弱、鼓励和困惑之外，再无其他了。为了确保计划的这个部分，国民议会最近刚刚找到了一个办法：没有人可以同时担任两个或更多小共和国的总指挥官。

对于一个着眼于整体的人来说，巴黎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的力量将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脆弱状态。他们扬言说采取了几何学政策后，所有地方性的观念就会消失，人们不再是加斯科涅人、皮卡德人、布列塔尼人或者诺曼人，而全部都只是法国人，拥有着同一个国家，同一颗心，以及同一个国民议会。但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人们不仅没有全部成为法国人，而且很快便会失去他们的国家。没有人会对这种测量出的方块单位产生任何自豪、偏好或者真切的情感。他绝不会因为自己属于第71号方格或任何其他编码的方格而感到荣耀。我们的公共情感起源于家庭。冷漠的家庭关系塑造不出热情的公民。我们把这种感情蔓延至我们的邻居，以及我们所处的地域。它是我们的休憩之所。我们国家的行政区划出自关系，而绝非突然的权威性命令。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人们的心找到了他们所依恋的那一个个微小的图景。对政体的爱与对其附属地区的偏爱之间并未隔绝。或许正是通过这样的“训练”，人们才拥有了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爱，才能全新地关怀着一个像法兰西一样广阔的王国的繁荣昌盛。对于这些疆域本身——以及这些疆域古老的名称——来说，公民的兴趣来自长久以来的偏好和无缘由的习惯，而非这些几何学划分后的土地产业。巴黎的权力与显赫地位当然会压制这些小共和国，并尽可能长久地将它们笼络在一起。但正如我刚才叙述的原因所解释那样，这种粘合恐怕维持不了太久。

从政治创造和粘合的宪法原则到国民议会——眼下它已扮演了一个主权者的角色，我们看到了这部宪法里的一切可能施展的权力，却没有看到任何外部控制机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拥有基本的法律、完善的原则、值得尊重的行事规则的实体，因此没什么力量能够让这个实体一直坚持某种体系而不偏离。它关于权力的概念通常来源于立法权力的无限扩张，同时它会从那些最紧急情况下的例外案例中获取自己的行事样本。它的未来会与眼前的国民议会无异；但通过新的选举模式和新的流通趋向，未来的国民议会只能复制存在于最初从各种利益集团选出的少数群体中的、保留了他们精神里的某些元素的很低程度的内部控制力。如果可能的话，下一届国民议会恐怕会比现在这一届更糟。眼前这一届，在更改甚至是摧毁了现存的一切之后，显然没给自己的继任者留下什么受欢迎的事情做。他们将依从自己的好胜心和前任的先例来进行最鲁莽而荒谬的冒险。如果这样的一个议会能够保持平静安宁，简直就是奇谈。

贵国的全能立法议员们恨不能在一瞬间完成所有事项，然而仓促中他们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而我也确信，从没有任何共和国的规划者曾经在理论中或是实践上忽略过这一事务。他们居然忘记了组建参议院，或者任何拥有参议院的属性和特质的机构。在此之前，从没有任何政治实体只包含一个活跃的立法议会及它的执行机构，却没有一个咨询会议；没有让外国与之相联系的设置；没有让人民了解政府日常细节的机构；没有某种让国家拥有自己的倾向性与稳定性，并维持政府行事一致性的实体。国王通常会拥有一个咨询会议来扮演这样的角色。没有这样的机构，君主制王国或许还可以存在，但对于共和国来说，它却是必不可少的。它占据了人民行使或直接委派（给代表机构）的最高权力和单纯的权力执行之间的中间地带。在贵国宪法里，却完全没有此类机构的踪影；而如果不提供这样的实体，那么贵国的梭伦(27)们（Solons） 或是努玛(28)们（Numas）便等于发现了一种统治权的无能，就像在其他任何事物中的发现一样。

执行机构

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看他们在执行权的构成上的所作所为。在这一事务上，他们选择了一位被废黜了的国王来充当傀儡。首先，他们的执行官必须是一台机器，不具备任何自由度量的功能。他最多也只能扮演一条向国民议会传输信息的通道。如果他真的成为独一无二的渠道，那么这种权力也不能说没有任何重要性，虽然要执行这样的权力恐怕是充满了危险的。但同等可靠的公共情报和事实的陈述依然会通过其他途径传到国民议会的耳中。因此，这种让被授权的报道者对国民议会的行动给予指导的情报机构，完全就是形同虚设。

我们从民事和政治两个自然的分支来了解这个针对执行官的计划。首先，我们会发现，根据新宪法，不管从哪个脉络追溯，最高司法权都不在国王手中。法国国王完全不是司法的源泉。无论初级法院还是高级法院的法官，亦都不听命于他。他不能提名候选人，也不能选择否决，甚至连一个公共的检察官都算不上。他只能扮演公证人的角色，认证不同地区对法官的选择，执行他的官员们的判决。当我们仔细审视他拥有的权威的本质时，便会发现他只不过是捕役、执杖警官、法警、狱卒和刽子手们的头头而已。对这样一幅令人屈辱的图景，实在无法扣上皇室的冠冕。对于这位忧伤的君主的尊严来讲，哪怕没有任何司法权限，哪怕被剥夺了发起任何审判的权力，哪怕没有悬置权、减刑权或赦免权，也要比现在这种情况好一千倍。司法过程中所有卑鄙可憎的事项都丢给了他。议会之所以把这位曾经的国王置于仅比刽子手高一级的地位，并为他设置了一个同样屈辱的机构，其实是在煞费苦心地抹去某些职务的污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这样的地位，那位法国国王很难尊重自己，亦不可能被他人尊重。

让我们再从政治能力方面来看一看这位在国民议会的命令下行事的新执行官。执行法律是君主的责任，而执行命令却非国王所为。然而，政治执行职能虽不过如此，却也算一项重大的委托。这一托付事实上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机构的主持者及其从属人员的忠诚且勤勉的表现。履行这一职责的方式应该源自法律，同时外部环境应该对承载这项托付的安排予以支持。它应该被环绕于尊严、权威和审慎的思考之中，并指引着通向荣光大道。执行机构的职务是艰辛的职务。我们不应看到权力上的无能。什么样的国王一方面要号令执行机构，而另一方面却不拥有任何报偿它的途径？他手上没有一份长久的职务，没有一笔可动用的土地赏赐，没有一笔50磅的年俸，甚至没有一个最空洞最卑微的头衔。在法国，国王既非荣誉之根源，亦非司法之基础。所有的赏赐、荣誉都归入了他人的掌控。那些服务国王的人唯一的动因便是恐惧——对除了他们主人之外的一切事物的恐惧。他在机构内部的胁迫性功能就如他在司法部门的权力一样可憎。如果要对任何辖区给予救济，那么将由国民议会来执行这样的政策；而派遣军队来遵从国民议会的成命，则是国王的责任，而且在他负责的每一个场合，都要染上人民的鲜血。他没有否定权，但在推行每一项严酷的法令时，国民议会都会借用他的名字作为权威来源。不仅如此，他还不得不同意屠杀那些将他从监狱里解救出来的人，表现出对自己的国民或曾经的权威的最大程度的冷淡。

行政机构的组成应该遵循这样的方式：组成这一机构的人员应该热爱和崇敬那位他们需要服从的长官。故意忽视——甚至是更糟糕的流于表面并带着恶意的服从——必定会摧毁哪怕是最为明智的见解。即便是法律也无法预见或跟随这种忽视或狡猾的关注——它的能力无法促使人民热情高涨地行动。国王，哪怕是真真正正的国王也好，亦可以而且应该容忍臣民们拥有令他厌恶的自由。同时，他们还可以在不让自己陷入屈辱的前提下，容忍这些人拥有权威，只要这有利于推进他们的服务。路易十三（Louis the Thirteenth）发自内心地憎恨黎塞留主教（Cardinal de Richelieu）(29)，但他支持这位臣子打败敌手的行为恰恰是他光辉统治的来源，也稳定了他王位的根基。路易十四即位时并不喜欢儒勒·马扎然主教（Cardinal Mazarin），但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却保留了那位主教的权力。当年至老迈时，他憎恶卢伏瓦（Louvois）(30)，但由于多年以来他的忠诚服务，这位君主依然忍受了这个人。当乔治二世（George the Second）将让他不快的皮特（Pitt）先生(31)召入了自己的御前会议时，也等于同时做出了没有玷辱自己英名的决断。但这些出于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的理念而被选中的大臣，也没有辜负国王的盛名和厚望，并没有把国王仅仅当作他们宣誓效忠的、宪法规定的、表面上的主人。我认为任何一位国王，在刚刚经历了致命的恐怖事件后，便可以将生机和活力注入那些被对他的臣民毫无情感的人所垄断的行政措施中，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而那些服务于这样的国王（或是任何其他称呼）的大臣——哪怕仅仅拥有表面上得体的尊重——又怎么会去服从那些他们曾经以国王之名将其押入巴士底狱的囚徒的命令呢？这些人在作恶时，却认为自己在广施慈悲；行使独裁时，却认为自己在提供避难所。难道这样的大臣会遵从他的命令？如果您期待有人会服从贵国的创新和更生，恐怕您真的需要一场自然本性的革命，并提供出一部关于人类心灵的新宪法才行。否则，贵国至高无上的政府恐怕永远无法和它的执行权威达成和谐一致。这种事务是不能用简单的名称或抽象的说辞来解决的。您可以将六七个让我们有理由又怕又恨的革命领袖视为一个民族。这除了让我们更加憎恶和恐惧他们之外，便再没有其他的收效了。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发动这样一场革命有什么道理或利益可言的话，那么你们更应该去完成10月5日和6日的事项（1789年10月5日和6日，巴黎的一大群妇女行至凡尔赛宫，逼迫法国国王和王后与她们一同回到巴黎）。新的行政长官会把他的情况归功于他这个职位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在罪恶的团体和感激之情面前（如果罪恶中还拥有善的成分的话），他会受到利益的牵制，需要服务于那些将他提升到这个拥有钱财和感官享受的地位上的人，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这些人既然创造了这样一个屈从的对手，便不会对他进行限制，因此他必然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

一位处于当前情况下的国王，如果他已被自己所经历的厄运击昏，以至于认为饮食起居并非生存的必须，而是一种额外的奖励或特权，以至于完全不去顾及自己的荣耀，那么他便真的不适合居于这一职位。如果他拥有正常人的感受，那么他一定能够体会到这样的职权恐怕不会为他带来任何光辉和名誉。没有什么重大利益会激励他采取行动。最好的情况下，他的行为都是被动和防卫性的。对层级较低的人们来说，这样的一个职位可能关乎荣誉。但荣升此位和被降格至此位置，绝对是两件不同的事，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情感。确实是他提名了这些大臣吗？他们会对他心存同情。他们是被强加于他左右的吗？他们和那位名存实亡的国王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相互抵抗。在所有其他的国家里，国家大臣这个位置都拥有最高的尊严。而在法国，这些位置充满了风险，不可能散发出任何光芒。无论他们的位置是多么虚无缥缈，他们依然会拥有对手，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着浅薄的野心，哪怕最微薄的工资都已经足够激励短视的贪婪燃起欲望。而贵国的宪法恰恰让这些大臣的竞争者有能力对他们的要害横加攻击。而后者除却犯罪者的落魄特征之外，再无任何方法能够驳斥对他们的指控。法国的大臣是举国上下唯一无权参与国家会议的人。这算是什么大臣！什么会议！什么国家！但他们却要肩负责任。这样的责任只能带来糟糕的服务。源自恐惧的思维，不可能换来国家的荣耀。问责可以防止罪行。它让所有违犯法律的行为处于险境。然而对于一种积极而充满热情的服务原则来说，只有白痴才会去思考这些。难道要把战争的指挥权交托到一个憎恨战争原则的人的手中吗？他的每一步胜利，无疑是确定了那些压迫他的人的权威。外国又会认真对待这个根本没有掌握战争与和平大权的人吗？无论是他或他的大臣，还是任何他能够影响的人，恐怕连一票的选举权都没有。一个充满了鄙夷的国家不是君主的国家；最好马上摆脱掉这个君主才好。

我知道会有人说法院和执行政府的滑稽事会终止于他们这一代；国王已经被迫宣布王储将受到符合他地位的教育。如果王储真要被塑造得符合他目前所处的地位的话，那么恐怕他什么教育也接受不了。他的教育一定比任何独裁君主的教育都要糟。如果他要阅读——事实上无论他是否阅读，总会有一些善良或邪恶的天才告诉他，他的祖先是国王。那么自此以后，他的目标必然是要为他的父母报仇雪恨。你们会说，那不是他的职责。或许是的，但这是天性；如果你们要挑衅人的“本性”来与你们作对，那么信任“责任”便是极不明智的事。在这场空洞的政体规划中，国家在自己的胸膛里培育了脆弱、混乱、逆反、无效和衰败的根源；它为自己最终的消亡备齐了手段。简言之，我在执行权中，找不到任何拥有哪怕是表面上的生机的东西，或者是与最高权威拥有哪怕最低程度的相关性、对称性或正面关联的事物；这些东西不仅现在不存在，而且在对未来的政府的筹划中，亦毫无影踪。

通过堕落的经济和政体，贵国建立起来两套政府体系——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则是虚拟的。(32)这两套体系的维持都是十分昂贵的；不过在我看来，虚拟政府体系的花费要更大一些。这样一部机器根本连它轮子上润滑油的价值都够不上。在这样庞大的开支下，这个体系无论外表还是功用都不抵这份开支的十分之一。哦！但我并没有污蔑这些立法者的智慧；正如我应该做的，我不能承认这样的行为具有必要性。他们关于执行权的计划并非他们的选择。这种装饰必须继续下去。人们不会同意和它分离开来。是的，我了解你们。虽然你们拥有各式宏大的理论——在你们看来，天堂和地狱在这些理论面前都要卑躬屈膝了，但你们依然应该了解如何让自己适应事物的本性和周遭的环境。当你们不得不为了适应而付出重大的努力时，你们尽力维持自己的顺从，让恰当的工具足以帮助你们达到目标。那是在你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举例来讲，在你们所拥有的诸多权能中，就包含了让你们的国王把持和平与战争权的权力。什么！怎么能让一个执行官掌握最危险的特权？在我看来，确实没有什么比这项特权更加危险了，然而也再没有什么人比这位先生更应该被托付了。我并非想说这份特权应被交托于你们的国王，除非他同样可以享受到从属于这份特权的权力。但是，如果他真的拥有这些权力——虽然它们确实是冒险的，那么这样的结构拥有的益处足以弥补它所带来的风险。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防止欧洲列强公然或暗地里与贵国的国民议会成员进行勾结，干预你们的所有事物，在贵国的心脏地带煽动那些最危险的集团派系——那些忠于外国的利益并为这些国家所指挥的派系。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这种极致的罪恶。贵国可以通过各种技巧——如果你们确实拥有任何技巧的话——寻找到各种间接的修正和控制方式。如果你们不喜欢目前英国作出的选择的话，你们的领袖可以用他们的能力找到更好的方案。如果有必要对你们现有的行政机构对于重大事件的管理可能带来的后果举出例证的话，我可以谈一谈最近蒙莫兰先生（M. de Montmorin）对国民议会作的报告，当然还有他们对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之间的分歧做出的所有其他行为。跟您讲这些，显然是对您的理解能力的一种不敬。

我听闻被称为大臣的那些人已经显露出辞去自己职务的意向。我倒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不早点辞职。哪怕把整个宇宙送给我，我恐怕也难以忍受他们之前12个月内所承受的一切。我相信，他们对大革命的期待是好的。但无论他们怎样期待，居于那样崇高的位置上——虽然这个位置遭到了同样程度的羞辱——他们都会首先看到这场革命制造出的邪恶，并感受到这种邪恶侵入到自己所在的部门中。他们走的每一步，或是克制着走的每一步，都必然让他们体会到国家蒙受的屈辱，以及面对眼前这一切时自己的无能为力。他们正处于屈从的奴役中，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地。他们对自己被迫屈从的统治者毫无信心，对国民议会毫无信心，他们的官职所承担的功能的执行权力都属于国民议会的委员会，而他们本身无论在个人还是在公务方面的权威皆遭了全然的忽视。他们需要行动，却没有权能；需要承担责任，却没有裁定的权限；需要商讨，却没有选择。在这样一种令人困惑的情况下，他们拥有两个统治者，却影响不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无论他们自己的意愿是怎样的）背叛其中一个，或者另一个；但无论如何，他们一直都在背叛自己。这就是他们所处的境地，这也必然是他们的继任者将处的境地。我对内克大人拥有无上崇敬，同时也有着最美好的期待。我感激他的关注。在我看来，当他的敌人将他赶离凡尔赛宫时，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sed multae urbes et publica vota vicerunt.(33)他如今正坐在国家财政和法国君主制的废墟上。

新政府执行部门的奇怪结构中还有很多值得观察的地方；但这样的讨论实在太令人疲倦了，因为它的问题恐怕是永无止境的。

司法机构

在国民议会创建的司法规划中，我实在看不到任何明智之处。根据他们不可变更的程序，贵国宪法的缔造者已经启动了对最高法院的最终废除计划，以作为一切行动的开始。这些可敬的机构和旧政府的其他部门一样，需要改革——哪怕在君主制下不应该有任何变动。它们要进行一些变更，以适应一套自由的宪法体系。但它们的组成具有特殊性，而且这些特殊性为数众多，且头脑清明者定会对此表示嘉许。它们拥有一项最根本的杰出之处，那便是它们的独立性。这些职位最可疑的特性——也就是它们的可买卖性——反而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些职位的独立性。它们是终身制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些职位是可继承的。这些职务由君主任命，因此君主也就被认为是它们的权力来源。这种对权威决绝的反对，反而证明了它的极端独立性。它们构成了恒久的政治实体，以拒绝任何专断的创新；通过它们的构成以及大多数的形式，它们足以向法律提供确凿性和稳定性。在革命的所有妄论和谬见面前，这些职位存在为法律提供了安全的避难所。它们在专制妄为的君王面前，在强权派系的倾轧中，挽救了国家的积淀。它们让对宪法的记忆与记录长存不息。它们是私人财产的伟大保障；可以说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其他国家（当个人自由已荡然无存时），私有财产可以因它们的存在而得到完善的保护。在一个国家里，无论至高权威掌握在什么样的实体手中，它都应该拥有这样的司法权威，这种权威不仅应该独立于最高权威，而且在某些程度上应该对其起到制衡作用。它应该确保最高统治机构不会被权力蒙蔽而失去了公允。它应该让司法——就像在过往一样——独立于国家运作之外。

这些高等法院虽然算不上最出色的，然而也曾经对君主制的过分行为和瑕疵进行过大量纠正。而在民主政府成为一个国家的绝对权威时，如此的一个独立机构便拥有了以往10倍以上的重要性。在贵国的宪法中，经过选举而上任的临时性的地方法官在一个狭小的社会中行使着他们具有依赖性的职能。这些人恐怕是所有法庭中最糟糕的一群人了。当他们面对异乡人时，面对令人不悦的富人时，面对被打败的少数派别时，面对选举中支持了失败的候选人的选民时，在他们的决议中寻找一丝半点的公正恐怕都是徒劳。根本没法让这些新的法庭审理不受到最糟糕的集团帮派的精神的影响。想用投票的方式来防止出现某些倾向性是无用且幼稚的。他们或许是掩盖某种目的最好的手段，却也是制造怀疑的良方，同时还是带来偏颇性的更有害的源头。

如果高等法院得以保留，而非像现在这样让其在具有毁灭性的变革中被驱散的话，那么它们还可能对这个新的共和国提供服务——与阿雷奥帕古斯(34)的元老院在雅典的作用相比，这种服务或许并非完全相同（我并未期待绝对的平行），或许只是近似；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对轻浮而不公允的民主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制衡和修正。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法庭曾经是那个国家的伟大支柱；每个人都知道它曾经得到了怎样的呵护，受到了如何神圣的敬畏。当然，我承认，曾经的高等法院并没有完全隔绝于派系的影响之外；但这种邪恶的力量是外部且偶然性的，并非源自其本身构成中的缺陷——并不像贵国新发明的6年一次选举产生的司法机构所拥有的缺陷。有几个英国人正在呼吁废除旧法院，仿佛这些法院的所有决定都建基于贿赂和腐败。但显然它们已经通过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严格测试。在1771年解散这些法院的时候，审判庭用尽方法希望证明它们的腐败——那些希望再次解散它们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也会使用完全相同的办法——但两次审讯均以失败告终。因此我的结论是，重大的腐败案件在这些法院中恐怕是极为罕见的。

审慎的做法是保留高等法院对国民议会的所有法令进行登记——或至少是可以进行抗辩——的古老权力，就像在君主制时期所做的那样。这将会成为让民主制的临时性法令能够与某些宏观司法原则保持一致的方法。古代民主制的缺陷——也就是让它们最终消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依据偶然性的法令即psephismata(35)进行判决，正如你们现在一样。这种实践很快打破了法律的进程和前后一致性；它降低了人民对它们的尊重，从而最终将自己彻底摧毁。

你们将君主制下本来属于高等法院的抗辩权力交给了你们主要的执行官员——也就是你们依然称之为国王的那位人士，这实在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你们实在不应该承受执行者的抗辩。这表明你们既不了解议会，也不了解执行；既不了解权威，也不了解服从。被你们称为国王的那个人，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力；如果拥有的话，应该拥有更多。

你们目前的安排旨在获得严格的司法性。你们没有模仿之前的君主制，让法官坐居于独立性的席位上，而是将其降格到了最难辨是非的屈从位置。让我假设这样的流程：首先，你们任命了法官，让他们依据法律来作出裁判，然而某一天你们会让他们知道，你们希望向他们提供一些法律以作为依据。他们的任何研究（如果他们真的进行了研究的话）都是无用的。但为了提供这些依据，他们必须发誓服从不时从国民议会发来的规则、命令和指引。如果他们真的服从了这样的规则，那么所谓的法律基础也就荡然无存了。他们成为统治权威手里最彻底也最危险的工具；无论是在诉讼过程中，还是在诉讼的预期上，他们都可能全然改变决定规则。如果国民议会的命令和人民——也就是地方性法官的选举者——的意志相违背，那么情况便会陷入恐怖的困惑中。法官们的官职要仰仗于权威机构，而他们发誓遵守的命令却来自对他们的任命毫无影响的议会。同时，沙特莱法院(36)鼓励也指引着他们行使自己的权能。那所法院会审判国民议会送来的或者受到其他指控的犯人。他们（那里的法官）坐在卫士的监督下，目标是拯救自己的性命。他们知道自己的审判所依据的并非法律，也不是他们执法的权威，更不是自己的任期。人们甚至会认为他们有时候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宣判。这种看法或许并不确凿，也无法被证实；但当他们离去时，我们知道他们看到了那些被他们释放的绝对清白者，却被吊死在法院的大门上。

事实上，国民议会承诺他们要建构一部法律，一部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清晰易读的法律。也就是说，这部简单的法律将留给法官很大空间的自由裁量权；然而同时，他们却毁掉了那些能让司法裁判（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危险的事物）配得上它健全而自主的称号的学术权威。

观察行政机构如何被小心翼翼地豁免于新法院的司法之外，着实是件令人好奇的事。那些最应该完全服从于法律的人，却被排除在法律权威的外面。职掌公共金融信托的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更严格地坚守自己的职责。人们应该会认为，如果你们不希望那些行政机构演化成真实的、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的话，那么最初就该想到建立和你们以前的高等法院相若，或是类似我们的皇家法院这样的令人生畏的的法庭，这样所有官员就可以在法律保护下行使自己的功能，同时在逾越了法律职责时也会遭到压制。然而，贵国的豁免理由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行政机构是目前贵国领袖们通过民主走向寡头政治进程中的伟大工具。因此它们必须被置于比法律更高的位置。有人会说，你们建立的法庭不适合强制这些机构的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不适用于任何理性的目标。还有人会说，行政机构将对整个议会负责。不过在我看来，这样说的人恐怕没有审慎考虑过议会的性质，或这些机构的性质。无论如何，服从贵国议会的意愿，绝不等于服从法律，无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还是限制。

这种法官的体系目前还缺少一些东西才能完备。它需要一个新型的法庭来加冕。这将是一个大型的国家司法机构；它将审判针对国家的罪行，即针对国民议会权力的罪行。看上去他们眼里的图景与英国在“大篡权时代”(37)建立的高等法院类似。由于他们尚未完成自己的计划，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不过，如果他们并未采取一种与处理国家级别的犯罪时的精神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实现这一筹划，那么这个屈从于“调查委员会”的审讯的法庭，将熄灭法兰西最后一点自由的火花，并建立起在任何国家都闻所未闻的恐怖与专断的暴政。如果他们希望这一法庭能够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自由或公正，就决不能随意将任何与自己成员相关的案件交给它处理。同时，他们还要把这个法庭的位置移至巴黎共和国之外。(38)

军队

贵国军队的构成是否能够表现出比司法机构的构成多一些的智慧呢？事实上这方面的安排更为复杂，需要更高的技巧和关注，这不仅关系到军队本身，而且还是新共和国——也就是你们口中的法兰西民族——的第三项粘合原则。诚然，猜测军队最后的模样并非易事。你们已经投票赞成组建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且待遇应该十分优厚，至少应该和你们公开的支付方式等同。但它的纪律原则是怎样的呢？又应该听命于谁呢？你们已经抓住了狼的耳朵，而我希望你们可以享受那个自己选择的愉快的位置，在那个位置上你们可以拥有自由的商讨权利——无论是商讨关于那支军队的事宜，还是其他什么事项。

国家军事部门的大臣和秘书是德·拉·杜尔·杜班先生（M. de la Tour du Pin）。这位绅士和他在其他行政部门的同僚一样，是一位革命的热情拥护者，也是源自革命的那部新宪法的诚挚崇拜者。他关于法国军事现实的陈述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因为他拥有丰富的官方和个人经验，还因为他的叙述清晰展现了法国军队的切实状况，同时对国民议会在实现其重要目标的行政过程中要依照的原则亦具有启迪作用。他的论述可以让我们作出一些判断，了解（我们的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仿效法国的军事政策才能有所裨益。

德·拉·杜尔·杜班先生在1790年6月4日对自己所在部门在国民议会主导下的进展情况进行了陈述，没人能比他了解得更多，没人能比他表达得更好。他对国民议会说：“陛下派我来向诸位阐述这一部门的混乱情况，他每天都会收到最令人忧虑的情报。军队（le corps militaire）即将陷入最恐怖的无政府状态。所有军团都敢于随时抛弃对法律、对国王、对各位颁布的法令以及对他们曾经以最庄重的态度宣誓捍卫的誓言的尊重。我有责任向诸位提供这些偏离了正轨的信息，当我想到是谁做出了眼前的行为时，我的心都在流血。我无权痛心谴责的这些人，本是我们曾经最光荣而尊贵的军队的一部分，是50年来和我一起生活的同志与挚友。”

是什么样不可思议的狂乱与幻觉将他们顷刻间引入歧途？当你们正在不知疲倦地让整个王朝达成一致时，当你们教育着法国人民尊重法律与人权时，军队的行政事务却呈现出一片骚动和混乱。我看到了不只一个军团的纪律变得松懈败坏：他们居然直截了当地提出闻所未闻的要求；条令失去了效力；长官失去了权威；军队金库和旗帜被人夺走；就连国王自己的权力（risum teneatis？）(39)都遭到了狂妄的挑衅；军官们受到了轻蔑、玷辱、威胁和驱赶，其中一些还成为自己军团的囚徒，在沉重的嫌恶与羞辱中苟且偷生。这样的恐怖手段还嫌不够，各地指挥官居然在自己下属的目睹下，或是在他们的怀抱中，被割断了喉咙。

这些罪恶是巨大的，但它们还算不上军队暴乱最坏的结果。这些暴乱迟早会危害到国家本身。军队本质上必须作工具之用，除此之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当他们将自己升至一个主动的实体，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为时，那么政府体制——无论什么形态的政府体制——便即刻沦陷为军队民主制；这种政治的怪物，最终会吞噬创造它的人。

一切发生后，谁又能不恐惧那些由普通士兵和未受任命的军官组成的非常规性协会与动荡的委员会呢？他们对上级的权威一无所知，并且充满了鄙夷，虽然上级的出席和认可确实不可能对那些光怪陆离的民主会议赋予任何权威。

已经没有必要为这幅画面再添加元素了，就那块画布所能容纳的内容来讲，这画作已是再完备不过了；但我担心这画面依然没能描述出军队民主混乱状况的本质和复杂性。正如那位睿智的军事大臣所述，这种情况无论存在于何处，冠以什么样的名称，都必然成为国家的真实构成部分。虽然他已告知国民议会，军队中的绝大多数还没有拒绝服从，依然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但在那些曾见过军队行为的旅行者看来，他们只是尚未叛乱，而并非存在着什么纪律。

我不禁要在这里暂停一下，以反思这位大臣在谈到他所得知的过分行为时表现出的惊诧之情。对他来说，军队对传统的忠诚和荣耀原则的抛弃实在是难以想象的。然而，那些听报告的人对个中原委恐怕相当清楚。他们深知自己曾鼓吹过的学说、通过的法令、支持的实践。军人们应该还记得10月6日发生的事。他们一定还记得法兰西卫队。他们没有忘记巴黎和马赛国王城堡被攻占的过程。两处的总管都没得到应有的制裁，这样的事实应该还没被他们抛诸脑后。他们并没有放弃如此大张旗鼓且费尽周折地订立的人类平等原则。他们不可能在法国贵族阶层被贬斥、绅士概念被压制的事实面前合上双眼。对头衔与等级的全盘废除同样会在他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就在国民议会的博士们教他们如何尊重法律的时候，德·拉·杜尔·杜班先生却依然惊讶于他们的不忠。我们可以轻易地判断，这些军人们会学习这两种课程中的哪一种。至于国王的权威，从这位大臣的报告中我们便可了解（如果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证并不肤浅的话），它对军队的影响并不比对任何一个机构的影响更大。“国王，”他说，“已经一次又一次重复过制止这样过激行为的命令，但是，在这样恐怖的危机中，你们（国民议会）在反对针对国家的罪恶行为方面的一致意见是必不可少的。你们要联合起整个立法权威，舆论的力量更为重要。”确实，军队对于国王的权力或权威不会有任何看法。或许这次军队已经懂得，国民议会本身也不比那位皇室人物享有更多的自由权限。

现在我们要看看在这个危急关头提出的方案；对一个国家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事关重大的了。大臣要求国民议会针对这些恐怖事件作出部署，调动自己最大的力量。他期待国民议会颁布的严肃原则能为国王的公告增加活力。在这之后，我们应该求助于民事和军事法庭；解散一些军团，对另一些则进行大规模削减，并且用在这种情况下所必须的一切手段来遏制那些最可怕的罪恶行为的蔓延；尤其要不负众望地彻查那些在士兵眼前公然谋杀指挥官的案件。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在了解到军方践踏了由国王颁布的国民议会所制定的法令之后，国民议会便通过了新的法令；他们授权国王颁布这项法令。在这位军事大臣揭露了军团无视那些prêtés avec la plus imposante solemnité(40)这一事实后，你们的议会又提出了些什么呢？不过是更多的誓言而已。他们更新了法令和公告——看到旧有法令的不足，他们想到的只是要求军队再次宣誓。他们在这方面的索求和对宗教虔诚的打压恰成反比。我希望这些士兵除了那些誓词之外，也能顺便收到伏尔泰、达朗贝尔（d'Alembert）、狄德罗（Diderot）和爱尔维修关于灵魂不朽、关于上帝的监督以及关于未来那个赏罚国度的精彩布道。对此我毫不质疑；我了解某些阅读对军队的训练来讲绝非无关紧要的部分，他们每天收到的宣传册恐怕和弹药的数量都不相上下了。

为避免由士兵的阴谋、不合法的协商、煽动叛乱的委员会和奇怪的“民主议会”（comitia，comices）所带来的灾难，以及由他们的懒惰、奢侈、放荡和反抗造成的混乱，我相信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惊的方法——哪怕是对这个多产的时代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已经得到了采用。此办法如下：国王在他向所有军团的公告中宣布了自己的直接权威和鼓励之词，他建议一些团队可直接加入到各市的俱乐部和联盟中去，参与他们的宴会和娱乐活动！这一令人愉悦的条规，仿佛希望能够缓解士兵们心中的狂躁之情，让他们与其他行业的酒肉朋友们相互融合，将阴谋之溪流汇入更广阔的江河之中。(41)这一方案将取悦士兵，正如德·拉·杜尔·杜班先生描述的一样，我非常确信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无论他们的反抗有多强烈，最终总是会义务地遵从这些来自皇室的公告。但我要质疑，这些公民的宣誓、聚会或庆典，是否真会让他们更愿意服从自己的上级长官？是否真能更好地教导他们去遵守军事纪律的严格规定？它们或许会让他们之后成为更受欢迎的法国式公民，但却不可能将他们变成出色的士兵，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一样。我们可能会怀疑，在推杯换盏之间的对话是否真的适合那位伟大的军官和政治家通过观察得出的军队应该扮演的“纯粹的工具”这一角色。

士兵与城市庆典组织的自由交流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军队纪律的恢复，以至受到王室权威的首肯，我们可以通过这位军事大臣描述的那些城市的现状作出判断。他对暂时解决军队秩序问题依然抱着乐观态度，但对未来却充满了隐忧。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眼前的混乱状况，“行政部门只要看到市政机构攫取了你们保留给君主的对军队的权威，就不可能听命于诸位。你们规定了军事权威和市政权威的界限。你们对曾许诺后者可以对前者施加的征用行为进行了限制。但你们的法令无论在文字上还是精神上都从来没有允许过这些城市的平民能够制服军官并对他们进行审讯，甚至向士兵下达命令，把他们逐离曾分配给他们的岗位，阻止他们在国王的命令下进军。你们从没允许过平民随心所欲奴役他们所经过的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市集的军队，为所欲为”。

这就是这些城市主张改造军队，让他们回归真正的“军事服从”原则，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手中的机器的真正意图！这就是法国部队的症结所在！这就是他们的良方！陆军如此，海军亦如此。城市的命令取代了国民议会的命令，而海员们的命令又反过来取代了城市的命令。我发自内心地同情那些令人尊敬的公仆们，比如这位军事大臣，虽年事已高却不得不向国民议会发出恳请，不得不满头白发地闯入这些年轻政客的荒诞想象之中。这样的谋划不似出自一个50岁的成年人之手。它们更像一些在通往国家政坛的路途上走了捷径的政治跳班生的所为——这些人对一切事项都抱有狂热的信心和自己的解读；对这样的激情，他们背后的博士们认为恰逢其时恰逢其地，即刻拍手称快，并提醒国民议会不要理会那位老大臣的言辞，或者不要理会任何经验丰富者的言辞。我猜所有的国家大臣都必须通过他们的测试，摒弃一切珍视经验和观察的“歪理邪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但我认为，如果我不能获得那样高超的智慧，我至少会维护年资所赋予我的尊严。革新是这些先生们的营生，但无论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恐怕都不会屈从于他们的更新理念，也不会在自己63岁这一关口（旧时通常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年龄）大吵大嚷或结结巴巴地宣扬他们那种野蛮的形而上学。(42)Si isti mihi largiantur ut repuerascam，et in eorum cunis vagiam，valde recusem！(43)

观察者需要了解其他与之相关部分的片面和危害之后，才能发现这一整套幼稚而迂腐的体系内在的无能。如果不展现出国民议会的无能，您便无法提出弥补国王的软弱的良方。同样，您如果无法揭露武装市镇的混乱，便难以讨论国家军队的问题。军队揭露了民政，而民政又反过来戳穿了军队。我希望每个人都仔细阅读德·拉·杜尔·杜班先生的那篇雄辩的演讲辞。他将拯救市镇的事业寄望于某些军队的良好表现上。这些军队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城市里那些意愿良好的人（同时也被认为是最脆弱的人）免于受到邪恶者（也就是最强的人）的欺凌。但这些城市却要扮演主权者的角色，要对这些起着必不可少的保护作用的军队发号施令。事实上，市政当局必须在指挥他们和讨好他们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处于目前的境地，掌握着受伤的共和权威，城市要么成为军队的主人，要么成为仆从，或是盟友，又或者相继扮演这三种角色；再不然便是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相时而动。除了城市之外，又有什么样的政府机构能够压制军队呢？而除了军队之外，又有什么系统能够胁迫这些城市呢？为了在真正的权威机构消失后保持社会的和谐，国民议会歇斯底里地决定以毒攻毒，他们希望通过在城市里给予军队堕落的利益以自保，不至陷入军事民主制中。

如果士兵们真的愿意走入城市的俱乐部、阴谋集团或各种各样的联盟，一种具有倾向性的吸引力将会让他们作出最糟糕的选择。继之而来便是他们的习惯、情感和同情。用公民的联盟来防止军队阴谋，同时用引诱国家军队的方法维持城市秩序，驯服那些反叛的城市；所有这一切奇怪而自命不凡的政策将积聚起混乱和困惑。流血必将随之而来。在各类力量和各种民事及司法权威的建设中表现出的缺乏判断，将会带来流血与牺牲。某时某处的混乱或许可以被制止，但他时他处却依然会再次爆发同样的混乱；因为罪恶是激烈的，是植根于本质中的。这一切关于让叛军和暴民混合在一起的计划必将让更多军队陷入堕落的境地，削弱士兵和他们的长官的关系，并且为那些暴动的设计者和农民武装了军事力量，增大了他们的胆魄。要建设一支真正的军队，就必须建立起长官在士兵心中的威信，让他们成为士兵眼中最初也是最后的权威，成为他们关注、追随和崇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人。作为长官，其最重要的性格便是冷静和耐性。他们要借鉴“竞选”的艺术来管理自己的部队。他们必须要像竞选者一样——而非发号施令者——来对待他们。在这样的方法下，他们手中的权利可能是偶然性的，因此具备获得提名所需要的权威便具有了高度重要性。

此刻还不清楚贵国最终会做出什么，不过在军队和共和国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与整体的奇特而矛盾的关系下，你们最终的做法已经无关紧要了。你们好像授予了国王临时的军官提名权，而国民议会则保留了最终批准权。那些有兴趣追根溯源的人，最终会发现权力的真正所在。他们将很快了解到，可以无限否决的人有着实质的提名权。因此，长官们必须在国民议会里寻找唯一可靠的升迁途径。此外，依照贵国的新宪法，他们必须从王室开始游说。依我所见，这种关于军阶的双重谈判原本就是为了推动国民议会内部的派系滋长而发明的军事荫庇制，将导致摧毁军队本身的能力、危害政府安全的派系倾轧，从而进一步毒害军官队伍。丧失了王权庇佑的军官，必定会联合起来成为反对他们提出诉求的国民议会的对抗集团，心中也会升腾起对统治权力的对抗情绪。另一方面，那些把自己的利益和国民议会捆绑在一起的军官明白对王权的善意最多也只能屈居第二，排在国民议会的后面，所以他们一定会轻视一个不能推进他们晋升的权威。如果要避免这些恶果，贵国只能用资历来作为聘用或晋升的标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这样你们便会拥有一支形式上的军队；同时，这支军队将会越来越独立，而一个军事共和国也就应运而生。国王而非军队将沦为国家的机器。国王是不能被免去部分职务的。如果在指挥军队时，他不能统领一切，那么事实上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一个只有表面上的头衔，却得不到士兵的感恩或畏惧的人，又怎么算得上权威的拥有者呢？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当然不适合拥有整个国家体系中最微妙的团体——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这个团体必须受到真实而主动的、有效的、果断的制约（他们的趋向性会引导他们获得自己必需的事物）。国民议会的权力会在这个他们自己选择的脆弱通道中被削弱。军队不会尊重一个充满虚假表演和欺骗行为的议会。他们更不会严肃地服从一个囚徒的指令。他们将蔑视或是怜悯那个被俘虏的国王。如果我没有错得离谱的话，那么贵国的军队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将成为贵国政体中一个巨大的两难问题。

除此之外，即便拥有另一个传达命令的机构，这样一个议会是否应该担当维护军纪的重任，依然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众所周知，军队迄今为止对任何参议院或民众组成的权威团体都只有过动荡而不稳定的服从，况且他们更不可能屈从于一个只有两年任期的议会。如果这些军官真的可以用完全屈从的心态与应有的崇敬来看待那些乞求者的统治权力的话——尤其当他们发现这些乞求者的军事政策（如果他们真的拥有所谓军事政策）在这一短暂的任期之内会随时变动后，那么恐怕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军人该有的性格。当某种权威脆弱不堪，而整个权威亦动荡不已时，军队的军官自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充满了反叛情绪，队伍里也会充满派系倾轧，直到有一天所有人的目光都将集中在那个懂得安抚军人的艺术、并拥有真正指挥能力的军官身上。军队将因为这个军官的个人特质听命于他。这样，便再没有任何方法能够确保军队遵从国家事务。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军队的指挥者便会成为贵国的统领，成为贵国国王的主人（这恐怕还算无关痛痒），也将成为你们的议会甚至整个共和国的主人。

你们的国民议会眼下对军队的统领权力是来自何方的呢？可以肯定的是，挑唆士兵不遵从他们的长官便是一个主要的权力来源。他们选择了一个最恐怖的开端。这样的行径已经触动了那个维持着军队各个分部的安宁的中心点。他们破坏了士兵和军官之间最为重大而关键的本质性关系，即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关系——这是军队服从链条的开端，也是整个系统之所倚。士兵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公民，拥有作为人和作为公民的权利。他了解到，人权让他可以自我管理，他只需服从于那些得到了自己授权的人。自然而然地，他可以自己选择向谁付出他最大程度的服从。因此，他很可能会作出目前偶尔会作出的行为；他至少会在选择长官的事项上施行自己的否决权。现在，哪怕是最好的情况下，军官们在人们眼中也仅仅是因为行为正当而被容忍而已。事实上，已有很多事例证明，其中有些人已经被自己的队伍革了职。其次，士兵们还拥有在选择国王问题上的否决权——这项权利至少与国民议的否决权会一样有效。士兵们已经了解到，国民议会已经在讨论士兵是否有直接选择长官的权利这一议题。当这样的问题被纳入讨论后，他们当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种见解——这应该不算什么过分的猜想。当他们和这个国家另一支被称为自由宪法之下的自由军队一起享受饕餮盛宴时，他们不会容忍被人视为囚徒国王的军队，而会将自己的目光投向那支更为恒久的队伍——我指的便是市镇的军队。他们很清楚，这些军人确实选举了自己的长官。他们可能搞不清自己为什么不去选举一位属于他们的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或是他的什么新名字？），如果这种选举权是他们拥有的人权的一部分，那他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他们看到了选举产生的保安官、法官、教区牧师、主教、市政长官以及巴黎军队的指挥官，为什么只有他们要被排斥在外？难道整个法国就只有这些勇士不够资格来选举自己的指挥官吗？难道是因为他们拿了国家的俸禄，因此便丧失了人权吗？可是难道国王没有拿俸禄吗？国民议会没有吗？那些国民议会代表的选举者没有吗？他们不认为军饷可以抵消掉自己的权利，在他们眼里，这些军饷反而保证了他们能够施行自己的权利。贵国所有的做法、所有的程序、所有的辩论、所有宗教以及政治领域的博士们进行的工作，都被处心积虑地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而你们却期望他们会如你们所愿将你们所有的学说和范例运用在与自己相关的事务上。

贵国政府拥有的一切都依赖于军队，因为你们已竭尽全力摧毁了所有支持政府的见解、偏好或本能。因此，一旦国民议会内部或国家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发生了分歧，你们便将不得不求助于武力。除此之外你们已经一无所有，或者说你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请看，贵国军事大臣的报告里已经说明，军队的部署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内部的控制。(44)你们必须用一支军队来进行统治，而且你们已经向这支军队甚至整个国家灌输了在一段时间之后将会使你们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的原则。当世人了解到军队不应该向公民开火，且这样的呼声尤在我们耳中回响时，国王却要召集军队来对抗他的臣民。殖民地也认为自己拥有了一部独立的宪法和自由贸易权。必须用军队来对他们进行约束。贵国的人权法案中又有哪一部分表明了让他们的商业为了他人利益而受到垄断和限制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呢？就如同殖民地反抗你们一样，黑奴开始反抗他们了。这时候又需要调动军队来镇压了——屠杀、折磨、绞刑！这就是你们的人权！这就是那些被无耻地收回的形而上学的放肆宣言所带来的苦果！就在不久前，贵国某省的农民拒绝向土地主缴纳某项地租，结果，贵国颁布了法令，命令除了那些被你们作为弊政废除的款项外，农民必须缴纳地租和欠款。如果他们依然拒绝缴付，你们会命令国王再次出兵。你们先宣扬那些会带来普遍性后果的形而上学的提议，然后再用专制来加以限制。目前这一体系的领导者们让人民了解到他们的人权，让他们了解自己有权在国民议会这个主权立法机构的眼皮底下攻破堡垒，屠杀侍卫，在毫无权力基础——哪怕是国民议会的权力——的情况下捉捕国王，然而正是这些领导者又号令正处于一片混乱中的军队，对根据那些被高举的原则和眼前频频发生的案例而行事的群众进行武力威胁。

这些领袖教导人民憎恨并反对野蛮的封建专制主义，然而之后又告诉他们需要继续忍受这样野蛮的封建专制主义。他们大肆宣扬人民的苦难，然而后者却发现他们对苦难的救赎异常悭吝。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赎回的免役税和个人税，相对于那些你们并未提供任何规定的负担来讲可谓微乎其微（况且也没有钱去赎回）。他们了解，整个土地财产体系究其根源本就是封建的，这些野蛮的征服者正在向他们野蛮的工具分配最初财产所有者的财物；毫无疑问，这一征服行径的最可悲的后果便是各种类型的地租。

农民很可能都是古代财产所有者——无论是罗马人还是高卢人——的后代，但如果他们的头衔没能满足那些古文物学家或律师们订立的原则，那么他们便将退回到人权的堡垒中去。在那里他们发现，人类应该是平等的，而地球则是一个和善而公平的母亲，不该被那些本质上绝不比他们优秀——如果他们没有自食其力，那么便更糟——的骄傲而奢侈者独霸。他们发现，依照自然法则，土地的占有者和开垦者才应该是它真正的主人；这并没有违反任何自然的规定，而且在奴隶制下与土地主达成的协定，都是胁迫和强制的结果。当人们重新走入人权的世界时，这些规定便失去了效用，就如同所有其他旧的封建及贵族暴政一样。他们会告诉您，他们看不出一个头顶帽子、佩戴着爱国勋章的懒汉和一个裹着头布、身着法袍的懒汉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们用继承或长期占有作为收取地租的资格，他们则会辩解：国民议会曾出版的加缪（Camus）先生的演讲已经指出，不能因为不合理地长期占有某些事物，便获得享有权；这些土地的领主从最一开始便是邪恶的；这样的强制力从根源上就等同于欺骗。至于继承的名头，他们会告诉您，如果继承的是开垦者的土地，而非那些破烂的羊皮卷宗或愚蠢的代替品，那才能叫真正的继承，但这些领主已经享受了太长时间自己所篡夺的东西；如果这些世俗的教士还能拿到任何慈善性年金的话，那么他们就该好好地感谢那些真正的财产所有者对他们的恩赐，感谢他们能够慷慨地面对这些假冒者对他们财产的索求。

当农民将刻有你们的肖像和诡辩逻辑的铜板还给你们时，你们却将其作为伪造的钱币而拒绝收纳，并告诉他们，你们将用法国卫队、龙骑兵和轻骑兵谱写他们的未来。为了惩罚他们，你们搬出国王的二手权威，让这位完全没有任何权力保护他的臣民甚至他自己的国王成为你们的破坏工具。通过他，你们会得到人民的服从。他们回答说：“是你们教导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绅士，况且你们又有哪条原则让我们向非民选的国王俯首帖耳呢？无需你们的教诲我们也能明白，那些土地的分配是为了维护封建尊严、封建头衔和封建官职。当你们出于这样的原因将其废除之后，为何又要将它更不利的后果保留下来呢？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世袭荣誉，没有任何尊贵家族，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纳税来维持那些你们告诉我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您废除了我们曾经的贵族领主所有的头衔与名誉，让他们成为了你们权威之下的收租者。你们曾尝试过让这些人受到我们的尊敬了吗？没有。你们折断了他们的武器，击碎了他们的盾牌，毁坏了他们的徽章，令他们变成了让我们难以辨认的无毛的两腿动物(45)。对我们来说，他们完全就是陌生人。他们甚至都不再以我们古老领主的名义行事了。在身体上，他们或许还是之前那些人——虽然从贵国对个人身份的新的哲学教条来看，连这一点我们恐怕都难以确认。而从所有其他方面来看，他们都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我们实在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拒绝付给他们地租，你们显然已经废除了他们的所有荣誉、头衔和特殊待遇。我们没有要你们这样做，而且这只是你们所行使的多项未经委托的权力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们看到了巴黎市民通过他们的俱乐部、暴民和国民军来肆意指挥你们，仿佛这便是法律，而你们再通过权威将这种‘法律’转嫁给我们。通过你们，这些市民支配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和财产。为什么你们对那些暴戾的市民们对头衔和殊荣的要求这般关心——事实上这几乎和我们全无关系——却不理会给我们农民带来最深重影响的地租问题呢？我们发现在你们看来，他们的奇思妙想比我们的生活必需要重要得多。向与自己平等的人缴纳地租，这难道是呵护人权吗？在这样的举措面前，我们恐怕不会觉得自己享受到了完全的平等；对那些土地领主，我们可能会怀着一些旧有的、习惯性的、无意义的偏见。但我们不能理解，你们制定这些贬低他们的法律，除了想要摧毁他们的一切尊严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们曾经禁止我们使用旧有的礼数对待他们，可现在却又派兵遣将地威逼我们屈服——显然你们并不指望我们会屈服于温和的舆论权威。”

对于理性者来说，此番推论中的某些论据是可怕而荒谬的；但对于那些开立了诡辩学院、确立了无政府状态的形而上学政治家来说，这些观点却是稳固而确凿的。显然，仅仅考虑到权利的话，国民议会的领袖们会毫不迟疑地废除地租和头衔。这样的行为完全符合他们的逻辑，是他们之前行为的合理类推。然而他们刚刚通过没收获得了一大笔土地财产；他们已经将这笔财产作为商品投入了市场。假如他们允许农民们沉浸于自己的设想中而进行什么暴乱行径的话，市场必将被彻底摧毁。唯一确保任何阶层的财产安全的方式，恰恰来自他们对其他阶层利益的贪婪。他们除了恣意地决定哪些财产权要受到保护、哪些又要被推翻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能耐了。

他们没有留下任何限制市镇的服从原则，甚至没办法迫使它们基于良心而不至于从共和国中独立出去，或者投奔他国。据说里昂的人民最近已经拒绝赋税了。为什么不呢？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合法的权威来向他们征税呢？国王征收了其中的一些。以等级划分的旧三级会议规定了更加古老的税种。他们可能会质问国民议会：“你们是谁？既不是国王，也不是我们选的三级会议，更没有遵循我们在选举时依照的原则。而我们又是谁？我们看到你们对拒缴‘盐税’及一切不服从行为全盘接纳。我们究竟是谁呢？我们既不能判断自己应该缴纳哪些税种，又没有使用你们在其他事务上曾赞同的权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们”会派兵。国王的最后一个解决方案却是贵国议会的第一举措。至于军队的救援，只要他们能感觉到报酬在增加且这种争端调停者的角色能让他们的虚荣得以满足，便可能会派上一阵子用场。但这样的武器只是暂时的，且不会对派遣他们的权威表示有任何忠诚。在这所国民议会开办的学校里，他们在不遗余力地系统性地教授着对所有军事和民事精神皆具破坏性的原则——然后再期待一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军队镇压这些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民众。

根据新政策，市镇的军队是为了制衡国民军而存在，而就其本身来讲，它的构成更为简单，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具有什么例外之处。它只是一个民主的实体，与君主或王国本身没有任何关联；各军团所在的地区可以对他们进行武装、训练、派给军官，同时，每个成员的服务和代替服务的罚款，都来自同一个权威机构。(46)没什么比这更加统一化了。不过，如果考虑到与国王、国民议会、公共论坛或其他军队之间的关系，或者审视军队各部分之间的凝聚力或联系，那么这支军队可谓是一个怪物，而且必然会终结于国家的灾难。它比克里特同盟(47)（古希腊克里特各城邦之间组成的防御同盟）或者波兰联盟(48)，又或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任何糟糕的政府体系所建立起的必要的纠正性手段都更为有害。

财政

在对贵国最高权力的组成——执行、立法和军队——以及这些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几点总结之后，我应该谈谈贵国立法者在财政收入方面展现出的能力了。

他们在这方面的行动恐怕更没有显示出任何政治判断或财政资源。当三级会议会面时，他们仿佛踌躇满志地要改善财政收入系统、扩大征收、清除压迫，并且是要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整个欧洲都对他们的目标充满了期冀。大家达成了共识，认为法国的存亡在此一举；而且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很适合用来检验国民议会掌控者的能力和爱国心。国家收入就是国家的一切。事实上一切都依赖于这些收入而存在，无论是为了支持国家的运作，还是要对其进行重建。每种职业的尊严都取决于这些收入所发挥的美德的量与质。在公共领域发挥的所有人性的优点——并非仅仅是承受苦难或是消极被动的——都需要靠这些收入作为背后的力量去支撑它们的呈现。我几乎要说，为了让这些德性得以存在，作为源泉的财政收入则变成了每一种美德的运作空间。拥有卓绝本质、可以带来伟大事物、引起重大关注的公共德行，需要足够的存在范围和空间，它不可能在制约中蔓延与成长，不能被压抑在窄小、狭隘而污秽的环境里。通过财政收入，政治体可以发挥它的天才与性格，从而展现出更多的集体智慧，以及背后那些塑造了它的生命和原则以至于让它拥有一份公平收入的推动者的德行。由此，不仅慷慨、大度、仁慈、刚毅、远见以及对一切美好艺术的保障机制得到了食粮给养，可以茁壮成长，而且节制、克己、勤勉、审慎和俭省以及所有其他一切超脱的精神，都可以在公共财政和分配的支援下获得其所需要的养分——对它们来说，再没有什么是比财政收入更好的保障了。正因如此，这门结合了理论与实践的财政科学——它需要辅助性知识分支的支撑——不仅在平常的学科里占领了至高地位，并且网罗了最为明智且优秀的人才；同时，随着这门科学的进步，它的目标也在不断推进。国家的繁荣和进步会随着财政收入的扩大而前行；只要对个人努力的支持和对国家努力的支撑这两个部分能够平衡，两者之间保持一个适宜的比例，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和沟通，那么国家的繁荣和财政的丰厚便会彼此推动，共达目标。或许恰恰因为财政收入的庞大和国家需要的急迫性，财政机构中旧有的滥用问题才得以被发现，且它们的真正性质和背后的理论才被更加准确地理解与把握；由此可见，在财富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某一时刻更小规模的收入可能会比另一时刻庞大得多的财政收入更令人苦恼。法国的国民议会发现在他们的岁入中，一些需要被保留、维护且明智地管理经营，而另一些则需要废止或进行调整。虽然他们骄傲的假设让我有理由对他们使用最严格的测试，但我依然只会考虑对于一个普通的财政大臣来讲最平凡而明显的责任都包括什么，然后判断他们完成这份责任的效果，而不会用理想而完美的模型作为测试的标准。

财政大臣的目标是要保证国家能够拥有一份庞大的财政收入，根据合理的判断与平等原则进行征收，节约地使用；同时当他被迫用信贷巩固国家根基时，也必须要清白而正直地行事，精准地计算，保证其基础的坚固。根据这些标准，我们可以简短地对国民议会致力于这项艰巨事业的各位大人们的德性与才能进行清算。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的韦尼耶（Vernier）先生在其8月2日的报告里指出，他们手中的岁入额度同大革命之前相比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亿，也就是800万英镑，这相当于总收入额的三分之一！

如果这便是伟大才能的管理结果，那恐怕这样的才华展示是相当罕见的，其后果也是相当强劲的。至今我们从来没见过任何普通的傻瓜、任何平庸的无能者、任何官员的平凡的玩忽职守行为，甚至没有见过任何执政者的罪行、腐败、盗用公款等等，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全摧毁一个伟大王国的财政，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国家力量。Cedò quî vestram rempublicam tantam amisistis tam cito？(49)

国民议会刚刚开幕时，那些诡辩家和演说家们便开始责难旧有财政运作的一些最根本的部分，比如国家对食盐的垄断。他们用一些设计拙劣的、带有压迫性和偏见的观点愚蠢地对这项制度进行挑战。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将这样的挑战限制在前期关于改革计划的演说中，还要以一种庄重的决议或公共的裁决的方式宣布，让大家看到这一挑战得到了司法过程的认可；同时，他们还将这样的观点传播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当他们通过这份法令时，还下令管理同样荒诞且具有压迫性和偏袒性的赋税，在他们发现另一项可以代替它的收入来源之前，人民必须缴纳这一税项。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之前一直豁免于食盐垄断的省份——其中有一些被课以其他方面（额度或许相等）的税项——完全不愿意缴纳。而至于国民议会本身，由于它正忙于在宣布人权的同时破坏人权，以及制定那些令人困惑的制度安排，因此毫无时间或能力来收回命令或强制执行这一税项的收缴工作，亦无法制定任何类别的政策代替这项赋税政策或让它看上去平等一些，或者对某些省份进行补偿，又或者想出任何针对那些减免税的地区的计划来。

产盐省份的人民很快就没了耐性，无法忍受这些权威机构压在他们身上的税赋。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破坏能力事实上和国民议会相差无几。他们扔掉了全部的负担，求得了自己的解放。在这一实例的推动下，每个区域，或是区域的某些部分，都开始随心所欲地判断自己受到的苦楚，并根据自己的想法寻找自救良方，对其他种类的赋税也采取了相似的行动。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指导自己设计平等赋税的——这样的赋税需要与公民的财富形成合理的比例，并要最小程度地依靠用于产生私人财富的活跃资本，因为私人资本是公共财富的来源。他们通过损害若干区域及每个区域里若干个人的利益，判断自己在旧有的财政收入中可以保留哪些部分，而非制定更公平的原则：一份最富压迫性的新原则就这样问世了。赋税的金额是可以随意调整的。这个王国中最温顺、最守秩序或者对共和国最具情感的那部分人民，却承受了最沉重的捐税。再没有什么比一个脆弱的政府更能显示出如此的不公和压迫了。为了填补旧的财政赤字和预期中的新赤字，一个丧失了权威的政府还能作出怎样的选择呢？国民议会呼吁人民进行自愿捐赠；根据缴纳者的荣誉来估计，这项收入占了公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他们的所获超过了理性计算，但和真正的实际需求还相距甚远，更少于他们的期待。理性的人绝不会寄望于掩盖在慈善面具下的税收——一份脆弱的、无效的、不平等的税收；这种税收掩盖了奢侈、贪婪和自私，把负担抛给了生产性的资本，抛给了政治、慷慨和公共精神——那是一份管制德性的税收。不过，这张面具就要被揭下来了；他们现在正在通过强制力进行收缴（逼迫依然鲜有成功）。

这一慈善行为，这种软骨病的产物，需要得到另一种资源的支持，两者可谓是同一种无能的双生兄弟。爱国捐赠是为了补偿爱国贡税的失败。约翰·多伊（John Doe）成了理查德·罗伊（Richard Roe）(50)的担保。通过这样的方案，他们从赠与者那里得到了更多的价值，而对于接受者来说，这些价值却相对较小；他们破坏了若干项贸易，掠夺了王室的华饰，掠夺了教会的捐款盘，甚至掠夺了人民的个人装饰品。这些幼稚的自由伪装者们事实上不过是在对老朽专制主义最糟糕策略进行毫无独立性的模仿。他们从路易十四过了时的衣柜里拿出了一顶陈旧的大假发，来遮盖国民议会过早显现出的秃顶。他们做出了这样一种老式的纯形式化的愚蠢行为，如果需要什么证据来证明它的危害和不足的话，恐怕《圣西蒙公爵回忆录》(51)早已将其揭露得清清楚楚了。事实上，路易十五也曾尝试过同样的诡计，但完全没有奏效。无论如何，进行摧毁性战争的必要性给歇斯底里的项目提供了某种借口。对灾难的考量甚少是明智的。但这恰恰是一个作出安排和筹备的时机。在这个维持了5年之久并很可能延续下去的和平时代，他们却求助于这种不可救药的轻率之举。在这样严峻的情势下，他们对金融事务的戏弄不可能在少得可怜的暂时性供给上得到补救，这必会让他们的名声更加受损。这些计划的采用者看上去完全不清楚自己所处的情境，或完全不能胜任这个职位的需求。这一计划无论有些什么样的优点——显然无论是爱国主义的馈赠，或是爱国主义的捐献——都再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了。愚蠢的公共行为很快便将资源散尽。整个财政收入计划事实上都是通过诡计来制造国库充足的假象；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同时也切断了长久收入的源头。内克先生不久前的报告无疑还表现出对前景的乐观期待。他针对目前的燃眉之急提出了颇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不过依然尽可能自然地表达了对未来的一些隐忧。由于在这最后一次预言中，内克先生没能有远见地去探讨产生这一隐忧的缘故，以便防患于未然，因此受到了国民议会议长态度友善的批评。

至于其他税收方案，很难说它们拥有任何确定性，因为目前这些方案还没真正运作过，不过没人会乐观地认为这些方案能够填补他们的岁入里的那个巨大缺口。目前，国库中的现今库存日复一日地下降，而他们虚假的代替品反而在无限膨胀。当全国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除了纸币再无其他的时候——这些纸币代表的不是财富而是财富的匮乏，不是信用而只是权力下的产物——他们便想象我们英国的繁荣要归功于银行票据，事实上正相反，银行票据的发行是基于我们的繁荣状况，基于我们牢固的信用体系以及交易双方的行为都可以免受权力的影响。他们忘记了，在英国，人们哪怕是要接受1先令的纸币，也是完全出于自愿；且纸币的发行要与储备的现金相对应，人们可以随时兑换，而不用蒙受一丁点损失。我们的纸币在商业中的价值，源自它在法律中的毫无价值。它在交易所中的力量，是基于它在威斯敏斯特大厅(52)中的无能。在偿还一笔20先令的债务时，债权人可能会拒绝接受英国银行的任何纸币。同样，在我们的国家里，不存在任何一种性质的被权威所强加的公共担保。简单来讲，我们的纸币财富并未减少真正的货币财富，反而使其拥有了增加的趋势。它不是货币的代替品，而是便利了货币的流入流出以及循环流通。它是繁荣的符号，而非萧条的徽章。在这个国家里，从来也没有过现金缺乏而纸币泛滥的情况。

好吧！有人会说对挥霍性开支的削减和善良明智的国民议会推行的节约措施填补了国家财政收入所蒙受的损失，认为国民议会最起码在这一点上没有辜负人们对财政官员的期待。但这样说的人是否真正审视过国民议会自身的开销，审视过市镇、巴黎的开销和两支军队新增军饷，还有新警察机构和新立法机构的开销？他们是否仔细对比过之前和现在的年金表？这些政客们确实残酷，却绝不节俭。对比曾经那个挥霍无度的旧政府的收支关系和目前这个新系统的收入与开支之间的差距，我相信目前的状况一定是应受指责的。(53)

接下来该考虑一下能证明法国目前的管理者们通过信贷增加财源方面的能力的证据了。然而说到这个话题，我便让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恰当地讲，他们并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事实上就连旧政府的信用也并不值得称颂；但无论如何，他们至少一直都能拿到钱，无论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从欧洲大部分积聚了大量剩余资本的国家那里，而且那个政府的信用正在逐步提高。一个自由系统的建立本该让其信用体系得到新的力量——当然，如果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自由体系，确实也会带来这样的效果。然而一个伪装着自由的政府又能用他们的纸币从荷兰、汉堡、瑞士、日内瓦、英国拿到些什么呢？这些商业和经济体为什么要和一些试图改变事物本质的人做交易呢？在这个国家里，他们看到债务人用刀尖指着债权人，以此作为还债的手段；他们看到这里的人们用一项财务来解除另一项财务所包含的义务——这些人用贫穷作为力量，用一些废纸来归还自己的利息。

他们在掠夺教会财产方面的疯狂信心让这些哲学家忽视了对公共财产的关照，正如对哲人石(54)的迷信让人们在炼金术的蒙蔽下忘记了增进财富的正规手段一样。在这些哲学财政家看来，用教会的木乃伊制成的良方，可以治愈全天下所有的病症。这些先生们不相信虔诚的奇迹，相反却对亵渎神明能带来的奇迹深信不疑。他们身上不是正背着债务的压力吗？那么就发行纸币吧。不是要对那些被掠夺了财产，或被夺走了工作的人们进行补给吗？发行纸币好了。要对舰队进行装备吗？发行纸币。如果1600万英镑的纸币依然不能将国家拯救出眼前的窘迫状况的话，那么就发行3000万英镑，还有人说8000万英镑。这些财政小集团之间唯一的意见分歧就在于纸币发行量的多少。他们都是专业的纸币发行家。就连那些拥有高超的商业知识和天资的人，那些没有被哲学抹杀掉天性的人，即便是对他们的论据进行了决断性的反驳，而最终的结论却依然是发行纸币。我猜他们不停地提及纸币，可能是因为其他语言已经不能为别人理解了。这些毫不见效的经验，却完全没有让他们气馁。Mais si maladia，opiniatria，non vult se garire，quid ili facere？assignare—postea assignare; ensuita assignare.(55)我对那句话中有些词作了修改。贵国的“医生”们的拉丁文可能好过剧中那个学生；不过他们的智慧和可用资源恐怕和那个学生没什么区别。他们歌曲中的音符应该不比布谷鸟多多少；而且他们的声音恐怕绝没有夏天和丰收的预告者那样柔美动听，反而像乌鸦一样刺耳而不祥。

除了这些歇斯底里的哲学和政治的冒险家之外，谁又会想到要摧毁国家的稳定岁入这一公共信用的唯一保障，再以被没收财产的原料对其进行重建呢？无论如何，如果说对国家的过度热忱会让一个虔诚却脆弱的主教（根据一个教堂教父(56)的预期）打劫自己的教派，并且为了教会和人民的利益，亲自担任主管没收的财政大臣以及亵渎神明的检察官，那么在我看来，他和他的助手们之后的行为应该会显示出对他们所处职位的了解。当他们决定把被自己征服的国家的地产分一部分给国库时，他们有义务让自己的银行拥有一笔实实在在的信用基金。

在任何情况下，建立一套基于土地银行的货币流通体系，一定都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尝试通常都会以破产告终。当国民议会从藐视道德走向不顾经济原则时，人们更不用去期待他们会为减少困难、防止破产而去除任何东西。不过为了让贵国的土地银行变得能够容忍，他们会尽可能采取各种方式在抵押报告中表明会采取公开公正的手段，恢复社会所需求的东西。最乐观地看，贵国的情况就如同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领主，希望将自己的土地用来还债，并支付某些服务的费用。然而土地没法马上售出，因此你们希望能够抵押。一个意图公正、脑筋清醒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样做呢？难道他不该先确定这笔产业的总值、管理费用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永久性或暂时性的负担，然后减得一个净值，从而得出这份抵押品的真正价值吗？当这个余下的数字（对债权人的唯一担保）被确定下来，且被委托给受托人后，这片土地便真正进入了市场，他将指明其出售的时间和条件；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会允许公共债权人将自己的股本划入这份新的基金里，或者他可能会收到那些想要购买他这笔产业的人支付的纸币。

整个过程看上去完全像是商人理性的行事，是基于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唯一原则进行的。交易者将很清楚地了解自己购买的商品，而他脑海里存有的唯一忧虑便是担心这笔赃款有一天会因为那些讨厌的卑鄙小人们亵渎神明的抱怨而遭到回收——这些人会变成无辜公民的拍卖会上的买家也说不定。

对财产价值、交易时间、场景、地点的公开而确切的陈述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清晰陈述可以抹去每个土地银行被烙上的污名。同时，因为他们之前表现出的忠诚，因此可以确定其对未来变数的恒久信念。当他们最终决定为了解决国家财源问题而掠夺教会财产后，1790年4月14日，他们达成了一项庄严的决定。他们向国家保证：“在每年的每条公共开支咨文中，都必须规定一笔支付给罗马天主教会的款项、对教坛牧师的支持款项、对穷人的补给以及各男女圣俗神职人员的年俸，以使国家支配的所有产业和物品能够用来偿还所有开支，同时由代表们或立法机构将这些产业和物品应用于国家最重大和最紧急的关头。”同一天，他们还决定提前确认1791年全年所需的总款项。

在这一决议中，他们承认自己有责任清楚地说明上述各项开销；按他们之前的决议，这方面的筹款应该位列整个筹款事务的首位。他们承认自己应该说明这笔地产已经偿清了所有的支出债务，且应该在第一时间便予以说明。但他们真的是在第一时间就说明了吗，或者是在任何时间？对于那些被没收的财产，他们提供过任何一份不动产的地租账目，或者公布过任何一份动产清单吗？既然都不能确定资产的价值和支出的额度，又怎能声称自己“用这笔资产偿还了所有债务”呢？我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他们的那些英国拥趸去解释吧。之后，他们又马上根据这一宣称漂漂亮亮地发行了价值1600万英镑的纸币，在此之前没有做出任何能保证其成功的步骤。这倒真是有气魄。在这样的举措后，谁又敢怀疑他们的财政运作能力呢？然而，在发行任何其他的财政沉溺品之前，他们至少应该顾及一下自己之前所作的承诺！至少我没有看到他们作出任何财产估算或债务估算。就连听都没听说过。

他们一开口，便暴露了自己将教会产业作为偿还债务或支付服务的抵押品这一骗局。他们的掠夺行为，只是为了进行蒙骗；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们的抢掠和欺诈这两个目的便统统失败了——因为虽然他们又制造了满足其他目的的计划，却一下子吹爆了他们的武力与欺骗的机器。我应该感激卡罗纳（de Calonne）先生为我提供了证明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实的参考文献——因为某些原因，我没有获得这方面的资料。至于对1790年4月14日的那份声明的违犯，事实上已经没必要再进行什么确认了。他们委员会的报告称，维持缩减后宗教机构的开支，以及其他和宗教相关的花在男女教士身上的开销（生活开支及年金）与随之而来同一性质的花费——这是他们设计的这场财产风波带来的结果——每年都会超过教会产业所带来的收入200万英镑之多，再加上一笔超过700万英镑的欠账。这就是这些骗子的计算能力！这就是财政操作的哲学！这就是引导那些悲惨的人民陷入背叛、谋杀、渎圣，将他们变成毁灭国家的迅猛而狂热的工具的错觉带来的结果！从没有一个国家曾通过没收公民的财产来让自己繁荣富足。这项新的试验和其他试验一样成功了。每个诚实的人、每个真正热爱自由和人性的人，都会高兴地发现不公正的政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好政策，而抢劫也绝不是通往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也要开心地补上一句卡罗纳先生对于这个主题的精辟而生动的观察。(57)

为了说服整个世界，教士阶层的没收行为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国民议会对那些享有公职的社会等级进行了没收；如果不用这一大规模的地产没收行为作为弥补的话，他们很难公然以平常的方式来完成这一行动。针对这笔钱，他们在偿还了所有债务后，又为剩余的那些钱派上了新的用场：即用来补偿被解散的司法机构和被取消的职务与官职；这笔费用的具体数字我无法确定，但无疑不会低于几百万法国货币。另一项新的费用是高达48万英镑的年度费用（每日进行支付），用以偿还首批纸币的利息。他们何时想过要公布管理教会土地的费用呢？他们将这些财产交给了一群无名氏手下来管理，充分信任他们的谨慎、能力和勤勉，而最终的结果南锡主教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

不过并无必要踟躇于这些再明显不过的债务。事实上，他们对这笔庞大的债务做过清晰的整理吗？我指的是全国以及市镇的全部支出，他们有没有拿这笔开支和日常的收入作一下对比？债权人在教堂的土地里种上白菜之前，每一项财政亏空都将被算在那笔没收的地产头上。除了这笔没收的产业外，好像再没什么能够让国家免于坍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故意将一切掩盖起来，用浓重的迷雾遮蔽了他们本该尽己所能呈现得一清二楚的东西；然后，他们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如同公牛在前进时闭上双眼一样，然后用刀尖驱赶着同样被蒙住了眼睛的奴隶们，让他们接受虚幻的货币，一口气吞下3400万英镑的纸药丸。然后，在发现过去的行为彻底失败之后，当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其中有任何一项事务是清晰的话）剩余下来的财产永远不可能偿还他们第一次抵押——我指的是那4亿（或者1600万英镑）纸币时，他们又骄傲地要求了一笔新的信贷。在整个过程中，我既没感受到任何平常交易的感觉，也看不出骗局的巧妙性。对这一打开骗局的洪水闸门的举动，国民议会内部的反对声亦得不到任何回应；不过街头上倒是有10万个金融家高声反对。这便是那些形而上学的算术家们计算出的结果。这便是法国公共债务依靠的伟大运算。他们无法增加供给，却可以增加暴民。让他们在邓迪(58)俱乐部的喝彩声中狂欢吧——他们的智慧和爱国心可以让他们将掠来的公民所得用来服务国家。我尚未听到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者评论这一事项，虽然他们的赞同恐怕会比邓迪俱乐部的多一些。但是，为了对这个俱乐部保持公正，我相信俱乐部里的先生们要比他们表面上显出的样子聪明些；而他们对钱的支配恐怕没有他们声称的那样慷慨，而且他们绝不会用一张皱巴巴的苏格兰纸币的一个角去换20张贵国的纸币。

今年早些时候，贵国的国民议会发行了价值1600万的纸币——这样一笔大额的纸币供给居然鲜有人察觉，可见你们的议会已经把贵国的财政状况搞到了怎样糟糕的地步！这批纸币几乎即刻贬值了5％，而不久后又加剧到7％。纸币对年收入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内克先生发现，岁入的征收者接收的是硬币，而交给国库的却是纸币。这意味着他们在转手间便赚取了7％利润。不难预见，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虽是如此，这依然令人尴尬。内克先生不得不为了铸币而购买金银（我相信，其中一大部分都源自伦敦市场），铸币总额应该比所获得的商品总价值高1.2万英镑。在这位大臣看来，无论支撑着他们的神秘美德是何物，这个国家决不能仅靠纸币生存；一定量的真金白银还是必要的，尤其是满足那些手里拿着武器的人的需要——当他们期待能得到更多真正的货币作为酬劳，却发现自己被再次贬值的纸币欺骗时，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耐性了。产生这样的压力是自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大臣向国民议会提出了请求，希望他们命令征收者交出自己接收的货币。他相当清楚：如果国库因为使用某种货币而支付了3％，而资金回笼后却比他发行这种货币时贬值了7％，那么公众恐怕从这样的交易中得不到任何利益。然而国民议会并未对他的提议给予重视。他们正处于两难的困境——如果他们继续接收纸币，那么国库必然会现金短缺；但如果他们在任何程度上削减对纸币的接收，那么必然会摧毁他们唯一收入来源的信用。之后他们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并通过亲自接收纸币而为这些废纸增加了点信用；同时，他们进行了一些讲话，声称金属货币和纸币之间没有任何价值上的区别，而就我看来，这样的讲话显然超越了立法机构本身的职能。这是由那些可敬的神父们在一场哲学宗教会议上作出的美好而勇敢的声明，以证明他们的信仰。谁愿意相信就去相信吧，反正犹太人阿培拉（Apella）是不会相信的。(59)

当你们那些受欢迎的领袖们听闻自己财政表演中的魔法灯笼被比作劳（Law）先生(60)的欺骗性表演时，一种高贵的怒火在他们心中勃然而起。他们无法接受人民将密西西比的沙地和作为他们整个体系基础的教会的岩石相比。在他们向整个世界展示这些纸币究竟有着多么坚实的基础前，还是请他们暂时压抑一下那种荣耀的精神吧。事实上，用他们这些变了质的仿品同那个著名的欺诈之母相比，才真是对后者的冒犯。在密西西比事件中，劳先生并非将一切都建基于对密西西比河的预期之上。东印度的贸易、非洲的交易还有法国所有的农耕收入，都是他计划中的收入来源。但显然，这一切都不足以支撑公共的热情——而非他的——所希望建筑于这些收入基础之上的东西。然而无论如何，相比眼前的情况，这些都应算是更加堂堂正正的欺骗。他们起码旨在带动法国的商业发展。他们为法兰西敞开了两个半球的疆域。他们没有想过用法国自己的所有物来喂养自己。他们利用广阔的想象力捕捉商业中飞翔的猎物。急需的钱财眩惑了鹰的眼睛。它不是为了诱惑鼹鼠的嗅觉——而贵国的议会就如鼹鼠一般，将自己的鼻子埋进了土地母亲的怀抱。那时人们自然天性还没有被卑下而有辱人格的哲学迷惑，以致愿意接受那些低劣而庸俗的欺骗行为。总之要记住的是，那时的体系管理者在诱导人们的想象时，至少还保留着对自由的尊重。在他们的欺骗里，并没有掺杂暴力。暴力被留给了我们这个时代，用以熄灭这个启蒙年代浓重的暗夜中那一星微弱的理性之火。

回想起来，我好像从来没有谈到过那项可以展示国民议会的先生们才能的财政计划——它当时被轰轰烈烈提出，最终却没有得到采纳。这一计划好像可以稳妥地挽救纸币的信用，而且其效用及巧妙之处受到了大范围的褒奖。我所指的就是用教堂的大钟铸币的计划。这可谓他们的炼金术。总是有一些傻瓜会扰乱人们的讨论；这样的想法简直已经非“滑稽”两字可描述。对我们来说，除了厌恶之外，再不可能产生任何情感，因此我也不想多言。

此外，他们的规划和再规划，他们为了推迟自己的末日而进行的发行流通，在国库与Caisse d'Escompte（贴现库）之间玩的游戏，以及那些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古老的早被破解的商业骗局，都是一样地不值一提。国家的岁入是不容轻视的。对人权的讨论不可能用一块饼干或者一磅火药来兑现。那些形而上学家们不再执着于虚无缥缈的推断，开始忠实地遵循先例。然而要遵循哪些先例呢？破产的先例。在经历了挫败、阻碍和耻辱后，当他们的呼吸、力量、发明、幻想都抛弃了他们，他们的信心却依然长存。自己能力上的不足已清晰地彰显出来时，他们却寄望于自己的慈善。虽然手中的岁入消失殆尽，他们却依然认为自己近来的方案缓解了人民的危难，并以此自勉。他们从没缓解人民的危难。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期待，那么又为什么命令大家交付那些可憎的赋税呢？事实上，人民是在自救，而非得救于国民议会。

但暂且撇开所有关于纾解了民众生活疾苦的党派的言论不谈，他们是否真的以任何形式救济了民众呢？巴伊（Bailly）先生是负责纸币发行的大经纪人之一，他可以让您了解这种救济的性质。他向国民议会发表的讲话表达了他对巴黎人民在压力和悲惨境况下的坚定意志与毫不动摇的决心的高度赞颂。好一幅幸福而美好的画面！什么！拥有伟大勇气和不可战胜的决心来“承受”福利或“忍受”补偿？听了这位学识渊博的市长大人的演讲，我们会以为在过去的12个月中，巴黎人民一直在经受着某种可怕的封锁，仿佛亨利四世阻挡了他们所有的供给，或是苏利在巴黎的城门上宣布了他的命令；事实上他们唯一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疯狂和愚蠢，是他们自己的轻信和乖张。但巴黎正在承受着虚假的哲学所制造的冷硬冰锤的捶打，对于巴伊先生来说，融化大西洋地区永恒的寒冰，都要快于温暖巴黎这座城市。不久后，也就是1790年8月13日，同样一位官员在同一个国民议会再次表达了他的看法：“在1789年7月（这是永远都值得纪念的一段日子），巴黎的财政秩序尚保持良好；收支平衡，当时巴黎在银行里拥有100万（40万英镑）利弗尔；革命之后，她被迫承担的支出高达250万利弗尔。由于这些支出，以及免税品生产量的巨大下降，巴黎便出现了非暂时性的全面财政短缺的状况。”这就是过去一年中全法国用巨大的金额所供养的巴黎。只要她一直处于古罗马的位置，她便将一直被各省供养着。这便是主权民主共和国统治下不可避免的附带品。这样的事例发生在罗马时，它可能会比那个催生了它的共和政权还要长命。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本身必须服从于大众性拥有的弊害。罗马在各个帝王的统治下，集结了专制和大众两者的罪恶，而这个不自然的组合便是给她带来毁灭的一个重大原因。

如果要告诉人民，他们是因为公共财产的坍塌而获救，那么这绝对是一个残酷而张狂的谎言。政治家们在自诩用摧毁岁入的方式为人民减轻了负担之前，首先应该认真审视一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让人民交付较大额度的赋税，然后获得成比例的收益更好呢，还是免除他们的所有税款，然后让他们几乎一无所得更好？我更倾向于第一种方案。根据我的经验，我相信这是最好的办法。保持公民获得的权力和国家需求之间的平衡，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具有的基本技能。好的秩序是一切之根本。为了取得权力，人民需要做到服从而不屈从。行政官员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威严，而法律则要拥有自身的权威。而人民则不能依从自己头脑里萌生出来的服从原则。他们必须尊重那些自己不该分享的财产。他们要用劳动去赚取那些可用劳动赚取的东西。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付出与最终的收获并不成比例时（而且他们通常会发现），那么就需要慰藉他们，告诉他们最后的公正终将到来。如果剥夺了他们的这份慰藉，便等于扼杀了他们的工作，从而击垮了所有收获与保存的根基。这样做的人必是残忍的压迫者，是贫穷而不幸者的残酷敌人；同时，他会用同样邪恶的推论方式将成功的果实和财富的积累暴露给那些无知者、失去信心者和没落者，任由他们抢掠。

有太多财政家除了银行、发行、生活年金、唐提式养老金、常年租金以及店铺的小商品之外，就再看不到其他了。在国家已确立的制度中，这些东西确实是不应被忽视的，而其中包含的技巧当然也不容小觑。它们确实挺好，但其效果只能在已确立的秩序中才能显现，且须建基于这样的秩序。但当有人希望用这样的小发明弥补公共秩序被打破后留下的恶果，解救财产原则被颠覆后所带来的困境，那么恐怕这些小伎俩将会在他们国家的废墟中留下一个悲伤且绵长的标志，来纪念曾经那场荒诞可笑的政治，以及政治家们冒失、短视且狭隘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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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ima fronte：表面上的意思。——编者注

(2) “伟大的天赋，（朱庇特主神）不愿让耕耘之路如此平坦无奇。”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农事诗》，第1卷，第12089节。——编者注

(3) 国民议会中的一位领袖人物，即拉博·德·圣艾蒂安先生（M. Rabaud de St. Etienne），曾经再清楚不过地解释了他们所有的行动原则“为了让所有在法国君主体制下生活的不幸福的人民能得到幸福，必须要让他们更生；改变他们的观念；改变他们的法律；改变他们的举止行为；改变所有人；改变所有事物；改变他们的语词……摧毁一切；是的，摧毁一切，然后再创造一切。”这位先生被选为国民议会的主席——那个议会并非坐落于医院或是难民营里；这个议会的成员都应该拥有起码的理性，但无论是他们的想法、语言或行为，都与议会内或议会外所产生的辩论、观点和行为无异。而正是这些人指引了如今整个法兰西这台机器的运行。——原注

(4) 原文为quadrimanous：意思是四只手的或是像猴子一般的。——编者注

(5) 罗马政治家和斯多葛派哲学家。——译注

(6) ……赤着双足，举止粗鄙

加图的短袍，被某些花花公子穿着

出自贺拉斯《书札》，第1卷，第19章，第12—13节。——编者注

(7)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四种最基本的元素，也就是土地、水、火和空气构成，受爱与恨两大动力的作用而轮流做主，就此循环往复下去。——译注

(8) 法国博物学家，将动物按照“种”与“属”进行了分类。——译注

(9) 出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道德论》，第4章，第129节。——编者注

(10) 议会在执行委员会的计划时，进行了一些修改。他们从分级中剔除了一项，因此也就消除了一部分反对意见，即初级议会的选民和代表配给制度的规则订立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其他还有一些更好或更糟的变动。但是对作者来说，规划本身就是荒诞而邪恶的，因此那些微小的变动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原注

(11) 欧洲旧时称量金银的重量单位，1马克相当于现在的8盎司。——译注

(12) 古代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六位国王，大约是在公元前578—534年当政，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和政治改革。——译注

(13) “他们不懂人类。”马提雅尔，出自古罗马铭辞作家马提雅尔的《格言集》，第10卷，第4章，第10节——编者注

(14)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译注

(15) “曾经的整个军团——护民官、百夫长、士兵——一起转移的日子已经不再了，他们之间不再有任何联系，而只是来自不同步兵中队的陌生人彼此毫无情感，突然聚集在一起，如同任何一群人一样，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而非一个殖民地。”塔西佗：《编年史》，第14卷，第27部分。以上描述比贵国那个个体之间毫无关联、组织规则混乱滑稽的每两年更替一次的国民议会更为适合。——原注

(16) 公元前5世纪名医借此说法指称将死之人的面容特征。——编者注

(17) 指质量、关系、行动、热情、地点、时间、状况、条件。——原注

(18) 参阅《论法兰西国家》，第363页。——原注

(19) 炼狱Limbus在英语中为limbo，在基督到来之前死去的善良者会居住在这个和地狱不同的临时的快乐之所，直到基督再临。——编者注

(20) 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个漂浮的岛屿，宙斯将其固定下来，以便让情人拉托娜在此分娩她的两个子女，即阿波罗（太阳神）和阿耳忒弥斯（月亮女神）。——译注

(21) “围绕着海岸与海滨。”出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3卷，第75页。——编者注

(22) 指法国欧坦的主教塔列朗，他是大革命的拥护者，后来被教皇驱逐出教门。——译注

(23) 这位年长的农民对“他在为谁播种”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为了永恒的上帝……”出自西塞罗《论老年》，第7卷，第25节。——编者注

(24) 高利贷债主阿尔弗乌斯这样说，

他总希望成为一个农夫，
他赚到了钱；而在一周之内，
他又会将它们投出去。

出自 贺拉斯《诗集》，第2章，第67—70节。——编者注

(25) 柏克在此对将他头脑里具有合法性的银行，也就是法国政府于1761年向其颁布执照的“教会银行”与被他描述为完全不具有合法性且不可靠的由革命政府允可的银行进行了区分，后者用没收的法国教会的财产发行了债券。教会银行于1793年被革命政府关闭。——编者注

(26) 密西西比和南海泡沫分别是18世纪早期法国和英国的金融丑闻，它们让当时的政府官员感到尴尬。——编者注

(27) 古希腊雅典著名法学家。——译注

(28) 古罗马第二个王，被认为是古罗马国家的创建者。——译注

(29) 参阅前文关于黎塞留家族的注释。——译注

(30) 卢伏瓦·弗朗索瓦·米歇尔（1641—1691年），路易十四之军事大臣，对法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有重大影响。——译注

(31) 威廉·皮特（1708—1778年）：英国辉格党政治家，曾任首相，七年战争中英国的实际领导人。这个人天生适合当领导人，却也是一个讨厌的同事、一个专横的上司。他的性格不大可能受到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欢迎。——译注

(32) 事实上有三套政府体系，应该把地方的共和制计算在内。——原注

(33) “与那些城市中焦虑的祈祷者相比，他应该更喜欢这场疾病。这些人让他恢复健康，然而他最终免于失败。”出自朱文纳尔《讽刺诗》，第10章，第284—285节。柏克的意思是，内克由于受到拥护而导致了自己的落马。——编者注

(34) 古希腊雅典城边的一座山，是元老院的聚集地。——译注

(35) 古雅典议会的法令。——编者注

(36) 沙特莱法院是巴黎聆讯最严重案件的法院。法庭所在区域还建立了一间同名的监狱。——编者注

(37) 指克伦威尔执政的共和国时代。——译注

(38) 更多关于所有司法机构和调查委员会的讨论，请参阅德·卡罗纳（de Calonne）先生的著作。——原注

(39) 柏克自己的插入语，希望读者发笑。——编者注

(40) 他们作出的最庄严的宣誓。——编者注

(41) “既然陛下认可的并非某种特殊团体，而是所有珍视自由和共同繁荣的法国人民的意愿的结盟，因此他认为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到这些节日的庆典中，来扩大其人际网络，增进军民之间的盟友关系。”——我引用了批准军队和民间组织共享盛宴的原文，以免读者怀疑我的可信性。——原注

(42) 那位军事大臣随后离开了学院，并辞了职。——原注

(43) “事实上，如果各方神祉有哪位愿意让我回归孩童时代，甚至成为摇篮中啼哭的婴儿，我恐怕会断然拒绝。”出自西塞罗《论老年》，第23卷，第83节。——编者注

(44) 《法国通讯》（Courier François），1790年7月30日。《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第210期。——原注

(45) 柏拉图定义，人类是拥有两条腿的无毛动物。——译注

(46) 我看到内克先生曾讲到，巴黎的国民军得到了超过他们城市征税总额的酬劳，价值大约14.5万英镑之多。我不清楚这是他们建军9个月内的实际支出，还是年度费用的估计额度。不过这也无所谓了，因为他们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支取费用。——原注

(47) 古希腊克里特各城邦组成的防御同盟。——译注

(48) 波兰在历史上一直是由许多独立、半独立的封建诸侯组成的联盟。——译注

(49) “请问你们是怎样丢失了你们那个伟大的国家的？”罗马戏剧家涅维乌斯（Naevius）转引于西塞罗《论老年》，第5卷，第20章，第15节。——编者注

(50) John Doe和Richard Roe是司法中常用的原告与被告双方的名字。——译注

(51) 圣西蒙公爵的这一作品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最完整的见证。——译注

(52) 当时的英国最高法院。——译注

(53) 读者将看到我只是蜻蜓点水般地触及了法国的财政状况（我本来也不希望涉及太深），以及其财政状况面临的需求。如果我希望深入探讨，那么恐怕目前我手上的资料就不够完备了。关于这个话题，我推荐大家参阅卡罗纳先生的著作；他卓越地展现了带着良好意愿的无知妄为对法国的公共财产和事务造成了怎样的灾难和毁灭性后果。事实上那样的行为总会带来此类结果。严格地甚至有些过于严格地审视这篇文章，去除那些作为一个退职财政官——他的敌人可能会认为他是希望成就自己的前程——必须讲的东西我相信在这篇报告中可以找到前所未有的针对那些胆大妄为的改革者的提醒和教训。——原注

(54) 中世纪炼丹术家所追求的能点石成金的石头。——译注

(55) 柏克模仿莫里哀的《幻想病》写下这一段蹩脚的拉丁文，是为了嘲笑国民议会基于没收教会财产而发行的纸币。如佩恩（Payne）所解释：“柏克开心地对比着国民议会发行纸币的愚蠢行为和剧中关于治疗病症的荒唐做法。”柏克：《文选》，3:383。（Burke: Select Works，3:383.）——译注

(56) 波舒哀（Bossuet，17世纪法国神学家，路易十四的宫廷牧师）笔下的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17世纪法国写讽刺作品的道德家）。——译注

(57) “我并不想针对整个国民议会；我不会向那些将一切引入歧途，将自己的真实目的掩藏在具有引诱性面具下的那些人提出请求。我只想告诉那些人，你们并没有否认过的那个目标，就是掠走僧侣等级的全部希望，让他们彻底毁灭。无需引起对贪婪阴谋或是用公众财产进行赌博的怀疑，我们当然了解你们的计划中一定存在这样的邪恶目的。这将是必然的结果。而你们所关心的人民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呢？你们无休止地以他们之名行事，却又为他们做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相反，你们却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你们因为偏见而拒绝了一笔高达4亿的捐赠，如果接受的话，国家的负担将会有所减轻。你们不使用合法而有利的财政来源，却情愿选择那种具有毁灭性的不公正手段，结果便是给国库，当然也就是给人民，增加了每年至少5000万的支出，以及1.5亿的债务。可怜的人们！这就是掠夺教会和对善良仁慈的神职人员征税带来的结果。从此，他们的一切都要由你们来负担了。为救助穷人的慈善，要用你们的税款来支付了！”——《论法国的国家》，第81页，观第92页及以下。——原注

(58) 英国城市，其俱乐部名为“自由之友”俱乐部。——译注

(59) 此句由贺拉斯《讽刺诗集》第5章第100节的“让犹太人阿培拉去相信吧，我才不会信呢”一句转化而来。——编者注

(60) 指John Law（1671—1729年），苏格兰经济学家，路易十五时期被任命为法国财政总掌事，是密密西比泡沫时的主要负责人。——译注

8　现状说明英国改良胜过法国革命

共和国里这些人民领袖的无能所带来的结果都被“自由”的名义掩盖。在一些人身上，我倒确实看到了自由；然而在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身上，我却只能看到被压迫的、卑下的屈从态度。没有智慧的自由，没有德行的自由，又算是什么呢？它只能是万恶之首，是不受指导和限制的愚蠢、邪恶以及疯狂。那些深晓德性的自由的人，将无法忍受无能者满嘴唱着高调将其玷辱。我坚信自己不会轻蔑关于自由的伟大情感。它们会温暖人心，它们会让我的心胸变得宽广浩瀚，它们会在发生冲突时激励我们的勇气。我虽老矣，却依然能欣赏卢肯和高乃依(1)的杰出作品。我并不全然地谴责那些受到人们追捧的小把戏或小装备，它们促进了很多观点的传播，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让心灵得到不断的滋养更新，为严肃的道德自由带来偶尔的欢愉。每个政治家都应该为慈悲做出牺牲，应将理性与顺从结合起来。但在法国的现状下，所有这些辅助性的情感和技巧都很难起到任何作用。建设一个政府需要的不是极度的审慎。安排好权力的位置，教授服从的要领，这便是一切了。给予自由更是简单。并不需要什么指引，它只需撒开缰绳便可以了。但如果希望建立一个自由政府，也就是说要把自由和限制这两个矛盾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让它们协同合作，那可需要深入的考虑与反思，需要精明、强大且具有综合能力的头脑。而显然，在国民公会各位先生的身上，我可看不到这样的特点。或许他们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糟——我情愿这样想。但当领袖们决定扮演公众拍卖中的出价者时，恐怕他们建构国家的智慧就已经弃他们而去了。与其说是立法者，他们更似逢迎拍马者；他们成为了人民的工具，而非引领者。如果他们之中有谁清醒地提出了任何关于有限自由的计划，用一些恰当的特征定义和规范它，那么这个人将很快被他的竞争者排斥在外——那些人会迅速制造出一些能赢得群众好感的东西。这个人的忠诚将会遭到质疑。谦逊温和会被耻笑为懦夫的表征，妥协则是背叛者的谨慎；而为了能够在某些场合起到一些调节或安抚的作用，这位民众的领袖不得不积极宣传教条、建立权威，然而这一过程却终将扼杀掉他最初希望达到的清晰目标。

但我难道真的这样缺乏理性，以至于看不到国民议会付出的值得赞许的辛勤努力吗？我并不否认，在无数暴力和愚蠢的行为中，确实夹杂着一些善举。这些力求毁灭一切的人当然会同时除掉一些邪恶的东西。在建立所有新秩序的同时，他们也可能会带来些许裨益。然而如果要称赞他们依仗篡夺来的权力做出的行为，或者原谅他们为了获得这些权力而犯下的罪行，恐怕就等于承认，如果没有这样一场革命，他们的事业便不可能得以完成。事实上，这些事项是一定可以被完成的。因为他们制定的每一项规则，几乎都是在国王弃权的情况下，在三级会议上自愿达成的，又或是在对每个等级的同时指引下达成的。一些已经基于公正立场的规则被废除，但就算它们一直存在，也不会对国家的幸福和繁荣产生任何影响。国民议会的发展是表面上的，然而他们的错误却是根本性的。

无论他们是什么，我依然希望我的同胞会向我们的邻居推荐英国宪法，而非将他们的经历作为我们自我改进的模板。在英国的宪法中，充溢着无尽的财富。当然，我想，他们并不是没什么令人担忧和抱怨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将其归咎于他们的宪法，而是归咎于他们的行为。我想我们能拥有如今的愉悦状态，应归功于我们的宪法——是整部宪法，而非它的某一个部分；要归功于在数次回顾和改进后，我们决定留下的那些部分，当然还有我们更改和添加的部分。我们的人民在捍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免受暴力侵犯的时候，充满了真正爱国的、自由的、独立的精神。我并不排斥改变；即便我真的改变了，这些改变也应该保持下去。巨大的痛苦应该引领我走向救赎。在行动时，我应该跟随祖先的先例。我会尽可能在那幢建筑物原有的风格上作出修改。政治的警惕性、有所保留的审慎态度、道德上的而非出于天性的小心翼翼，都是我们的祖先在作出他们决断的行为时所依照的统治原则。法国的那些绅士们骄傲地告诉我们他们享有无尽的启蒙之光，然而他们却并没有被这样的光亮指引，而是在人类的无知和错误的推动下行事。上帝使人类容易犯错，却会因为他们按天性行事而对他们进行褒奖。如果我们希望获得祖先们的幸运，或保存他们的遗产，便应该模仿他们的审慎态度。如果我们愿意，还可以做得更好，但首先请保存他们的遗产，并站立在英国宪法的牢固根基之上。让我们满足于崇拜敬仰，而不要跟随法兰西歇斯底里的飞行家所安排的航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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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剧作家。——译注

结语

我已经坦率地向您表明了我的观感。我想它们可能很难改变您的感受。当然我也不认为它们应该改变您。您那么年轻；您无法引导却只能跟随您祖国的命运。但今后，在贵国未来的存在形式中，现在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对您有所裨益。目前它很难维持下去，但在最终成形之前，它或许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正如我们的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走过各种从未尝试过的路径”，而它的所有轮回都会在火与血中得到净化。(1)

我很难提出什么见解，我所说的一切都只是漫长的观察所得，其中必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它们的主人不是权力的工具，亦不会对伟人谄媚；他希望他暮年的行为不会辜负他一生的宗旨。这位作者的一生都是在为别人的自由而斗争；除了对暴政的憎恶之外，他的胸腔中从未燃烧过持久的怒火或激情；当他谈及贵国的事务时，便已借用了善良者谴责富人压迫行为的视角；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告诉自己，他并未离开自己平日的岗位。这位作者也渴望荣誉、声名和酬劳，但所欲甚少，且从不期待；他并不轻视名望，亦不害怕责骂；虽然他回避争论，却愿意冒险表达意见；他希望维持行为的一致性，却愿意通过不同的方式达到最终目标的统一；而当他的船只因为一边超载而倾向一侧时，他愿意将一小部分理性移向另一侧，从而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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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艾迪生《卡图》，第5幕，第1场。——编者注

译名对照表

阿格丽品娜 | Agrippina
阿培拉 | Apella
艾奥·培安 | Io Paean
艾吉永公爵 | Duke d'Aiguillon
艾克斯大主教 | Archbishop of Aix's
爱德华·科克爵士 | Sir Edward Coke
爱尔维修 | Helvetius
安妮女王 | Queen Anne
奥尔西尼 | Orsini
奥兰治亲王 | Prince of Orange
巴伊 | Bailly
伯内特 | Burnet
博林布鲁克 | Bolingbroke
布丰 | Buffon
布莱克斯通 | Blackstone
布伦斯维克 | Brunswick
查布 | Chubb
查理九世 | Charles the Ninth
卡尔十二世 | Charles the Twelfth
达赫玛斯·库里可汗 | Tahmas Kouli Khan
达朗贝尔 | d'Alembert
德·卡罗纳 | de Calonne
德·拉·杜尔·杜班 | de la Tour du Pin
狄德罗 | Diderot
恩培多克勒 | Empedocles
伏尔泰 | Voltaire
荷兰伯爵 | Earl of Holland
亨利八世 | Henry the Eighth
亨利四世 | Henry the Fourth
亨利一世 | Henry I
吉斯 | Guises
加里克 | Garrick
加缪 | Camus
加图 | Cato
喀提林 | Catiline
卡罗纳 | de Calonne
柯林斯 | Collins
科利尼 | Colignis
克里斯蒂娜女王 | Christina
克伦威尔 | Cromwell
孔代 | Condes
拉博德 | Laborde
拉法耶特侯爵 | Marquis de la Fayette
劳 | Law
黎塞留　家族 | Richelieus
黎塞留主教 | Cardinal de Richelieu
理查德·罗伊 | Richard Roe
卢伏瓦 | Louvois
卢梭 | Rousseau
路易十六 | Louis the Sixteenth
路易十三 | Louis the Thirteenth
路易十五 | Louis the Fifteenth
路易十一 | Louis the Eleventh
罗什富科公爵 | Duke de Rochefoucault
罗什富科红衣大主教 | Cardinal de Rochefoucault
马略 | Mariuses
马穆鲁克 | Mamelukes
马扎然主教 | Cardinal Mazarin
玛丽 | Mary
蒙莫兰 | de Montmorin
孟德斯鸠 | Montesquieu
摩尔根 | Morgan
莫兰奇神父 | Abbe Morangis
莫纳尔代斯基 | Monaldeschi
内克 | Necker
奈瑞斯 | Nayres
尼禄 | Nero
努玛 | Numa
诺阿耶 | Noailles
帕特库尔 | Patkul
皮特 | Pitt
普莱斯 | Price
乔治二世 | George the Second
乔治高登勋爵 | Lord George Gordon
萨默斯勋爵 | Lord Somers
塞尔登 | Selden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 | Servius Tullius
舒瓦瑟尔公爵 | Duke de Choiseul
斯坦厄普伯爵 | Earl Stanhope
苏拉 | Sullas
苏利 | Sully
梭伦 | Solon
塔西佗 | Tacitus
廷德尔 | Tindal
托兰 | Toland
威廉国王 | King William
韦尼耶 | Vernier
维泰利 | Vitelli
西登斯 | Siddons
西第古斯 | Cethegus
西塞罗 | Cicero
西耶士神父 | Abbe Sieyes
希波克拉底的 | Hippocratica
休·彼得斯牧师 | Rev. Hugh Peters
休谟 | Hume
选帝侯的夫人索菲亚 | Electress Sophia
亚里士多德 | Aristotle
约翰·多伊 | John Doe
约翰国王 | King John
詹姆斯二世国王 | King James the Second
詹姆斯一世 | James the Firs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妥协／（英）莫雷著；

武汉启蒙编译所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7-5520-0613-1

Ⅰ．①论…　Ⅱ．①莫…　②武…　Ⅲ．①政治社会学—研究　Ⅳ．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1958号

论妥协

著　　者：（英）约翰·莫雷

译　　者：启蒙编译所

责任编辑：章斯睿　唐云松

出 版 人：缪宏才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开

印　　张：11.5

插　　页：4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613-1/DO·000　定价：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约翰·莫雷肖像

出版说明

《论妥协》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政治家及评论家约翰·莫雷（John Morley）的代表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急欲摆脱西方控制、追求独立的亚非洲国家，如中国、巴基斯坦等，有深切的影响。

“compromise”一词，胡适译成“姑息”，严复译成“得半”，民国初年章士钊译为“调和”；后来据日文翻译，定名为“妥协”，成为通行译法。

《论妥协》一书在民国初年，在知识界广泛阅读和引用，时被称为《调和论》。莫雷的“妥协”思想，与密尔（John Stuart Mill）、斯宾塞（Herbert Spenser）等人的类似思想一起，对“五四”时期的思想潮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思想界的人物在谈论革命的同时，也注意汲取英伦传统里崇尚宽容和妥协的政治精神。胡适尤其喜欢此书，大量抄录了其中的内容。他说：“友人以英人莫烈之《调和论》相假，读之不忍释手，至晨时二时半始毕，手抄数节。”1930年，胡适推荐给青年人的十本书里，《论妥协》就名列其中。

这本专门谈论“妥协”的经典著作，所述范围甚广，涉及政治观念、宗教思想、家庭伦理等领域。作者并非一味拥护妥协观念，他花了不少笔墨讲述妥协之原则，即何种情况下该妥协，何种情况不该妥协，依据为何。《论妥协》传达的思想和政治智慧，不论在当时还是现今，对个人生活还是社会政治，都很有参考价值。

遗憾的是，此书问近一百三十年，众多民国学者征引推介，却一直没有中译本问世。启蒙编译所克服困难，首次翻译成中文，以期填补思想文献的空白。同时将英文原文（1886年版）附在译文后，供研究者参考。

目录

出版说明
说明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错误的可能效用
第三章　理智的责任与政治精神
第四章　宗教方面的从众
第五章　意见的实现
自由理论（第139页的注解）
译名对照表
英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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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借推出新版本的机会，作者自己在脚注中添加了三四个注解。对第一版的批评无需回应，故而不予评论——或许除了一点，即这册小书只是随笔，没有过多的野心。它从未打算自命为运用诡辩的全面专著，所以请勿用那种标准去判断它的表现。本书只是为了引出问题，敞开讨论，提出事例，廓清纲要——与一般随笔所做的一样，这个过程可能适度地附带了其本身的用途和利益。

1877年5月4日

我们将真理置于首要还是次要位置，这决定了世间的一切差异。

——理查德·惠特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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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查德·惠特利（Richard Whateley，1787—1863年），英国修辞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和神学家，曾任爱尔兰都柏林的大主教。

第一章　导论

本书主旨；陈述的问题；英国当前的一些趋势所暗示的；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对这种比较的验证；特定优点的欠缺；近来一些抱负的历史与衰落；说明；当前心态的特征；对其成因的分析：（1）法国的影响；（2）历史方法的影响；（3）报纸新闻的影响；（4）物质繁荣的增进；（5）思想的精神基础之转变；（6）国教的影响。

我们在实践运用各种各样适应环境、功利算计、处事交往、从众或妥协的技能时，都受到合理理由的限制。本书计划以简略而直接的方式，讨论加诸于我们的一些限制。如今，凡是有最小可能性主导未来的思想学派，都在某种意义上接受了这种原则：人有自由思考和独立行动的权利，在运用理智时不过度敬畏权威，在决定生活方式时不盲目服从习俗。那么，在怎样的环境中，这种权利才得以行使和正当化，并在理论上得到认可，从而成为实践上的正面责任？假如多数人势必要容忍与主流意见和信念的分歧，那么在怎样的条件和限度下，这种容忍势必对持异议者有利？当天平的一边是当前的实际便利或者流行的偏见，一边是真理时，我们应当用怎样的方式权衡选择，应当作出多大程度的妥协让步？当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感情和信念作出重要决定、表述想法或行动的时候，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容许其他人的感情和信念影响自己？如果我们从中没有得出任何实用的推论，是否就只能维护一般的原则？任何思想都是屈从于现有条件、放弃优先权和绝对支配权吗？即刻的效果和普遍的可行性，是检验一项政策本质是否合适的主要标准吗？

要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就相当于尝试概括生活和责任的全部细节，综合论述良知的事例，为怀疑者提供全方位的指引。本书的作者并无野心，目标只是探寻一两种最普遍的原理，将之应用于实践，为解决某些困难指出方向。

这类研究需要一套既定的社会条件来匹配，这是相当常见的情形，好在它们比较容易理解。关于妥协和从众的权宜之计，存在一些共同规则，但是其运用牵涉到无止境的变化和最广泛的灵活性。发现这些不明确的规则与实际状况的关联，将其转换成实用指南和真正的诠释，并在遇到特殊而类型确定的紧急情况时，帮助我们在思考和行动中作出正确和最佳的选择，是既有趣又有益的事情。根据作家和说教者的流行论调，即使天崩地裂，人类也应当坚持真理和正义，这是凌驾一切的原则。理论上，人们普遍接受这个原则。无论对于权威和传统的拥趸，还是对那些最绝对、最坚定的唯理主义者而言，这已是陈词滥调。然而在实践中，所有学派都不得不承认，为了真理本身，有必要采取适应环境的措施。狂热者之所以声名狼藉，恰恰是由于他们拒绝让步，损害了善的事业，用不明智的办法推广自己的意见，激发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偏见；他们做事不留余地，不考虑动机，没有意识到那些符合条件的原则，而若要使自己的原则实现并适用于特定的社会，本来必须遵循那些原则。明智的做法是在形成意见时考虑再三，在表述意见时有所保留，在实现想法时谨慎持重，与之相反的态度，是不愿开诚布公而自我欺罔、自愿地虚饰、堕落和懦弱。这些就是妥协的三个部分或领域，显而易见，与妥协相关的有趣问题在于如何划分其间的界限。而这个界限就是我们的主题（参见第三章）。这个问题主要与时代和环境相关，如果围绕着我们最熟悉的时代和环境，或者至少是我们察觉的最迫切之需求和不足展开讨论，也许能得出最满意的结果。

尽管英格兰大胆的真理探索者们参与了大部分领域的探索，但整体而言，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仍然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明显的确证，即对于所有普遍原理的深切不信任，对于反复提及它们或者授予它们实际权威的任何安排都极度厌恶，沉默而最执拗地用政治手段检验哲学真理。“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一位实验者如是说，“要让一个英国人上升到教义信条的高度，可并不容易。”困难远远超出了神学教义的范畴。权宜之计与原则之间的假想对抗曾经也许拥有过真实的意义，可是那点意义早已不知所踪，如今它代表着至上的、最重要的智慧，将狭义的、当下的、个人的权宜之计视为一切，整体、普遍、终极和完全的权宜之计却毫无价值。所谓原则只是另一种代名词，相当于表示这种更大规模权宜之计的术语。当原则遭到蔑视并被放逐到哲学家和研究者的遥远梦境，就只剩下矫情的崇敬；而在物质主义时代，那实质上是最过分的轻蔑，这种情况只意味着人们过多地考虑当下利益，却几乎不去顾及未来更多的利益。这意味着不利的时代环境，既无法形成有洞察力的开阔视野，向我们揭示某种行动或意见所产生的后果，又无法养成公正无私和勇敢无畏的精神，使我们愿意牺牲自己当下的安逸或便利，寄希望于未来替自己或他人赢得更大的优势。

让我们以政治为例。如果从最广泛的层面上看待国民生活，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将是什么？德国人的梦想是他们伟大的祖国不仅统一强大，而且在适宜的时期赢得自由，变成不可侵犯的家园，让其他人也可以分享自由和秩序带来的温暖。西班牙人的梦想，或是以好战表示对上帝、圣徒以及被流放王族的忠诚，或是投身于新近赢得的自由，振兴他们没落的国家。尽管政治上的堕落掩盖了民主试验的伟大成就，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仍然足以激发一个美国人的幻想和热情，使他相信他们将在新世纪拥有美好的未来。尽管狂乱和“愚者之怒”曾经造成了红色或白色恐怖，法国人，无论是共和派，还是保皇派，仍然拥有希望、梦想和抱负，藉以充实自己的生活，跳出可悲的利己主义小圈子。那么我们英国人的希望和抱负又源于何处？无疑既不是来自上天也不来自大地。在想象力领域，英国人不属于易动感情的民族。不过尽管欠缺想象力，但我们已经开创出有益的事业，建立起一个强大而慈善的帝国；为正当的目标坚决斗争是我们极好的历史传统。虽然我们不可能总是追随外国盟友和拥护者的超越性脚步，但英国已然成为遗世独立的伟大事业之发源地。英国人即使不擅长想象，也擅长掌握解放的原则。如今英国从事的本国或与别国有关的重要政治事业是什么？如果说全部重要事业都已完成，那么这就意味着人类发展到达了最后阶段，人类进步历程的最后一页已翻过。当我们说出并相信这句话，就标志着国家或民族的终结。毕竟在突然爆发革命之后，致命的疲惫占据了天主教社会，也可能侵袭我们古老的新教徒精神，影响我们的理性和精准而稳定的政治能量。

我们不会忘记在欧洲大陆的现代政治进程中留下印记的那些愚蠢行径或邪恶罪行。我与其他人一样敏锐地意识到法国人的轻率和德国人的傲慢。在某些方面，普通的法国平民确实可能与普通的英国平民一样，是可悲的利己主义的牺牲品；若论对某些意见的宽宏大量，美国人也未曾超越我们。重要的不是普通人的思维和态度，而是非凡人物的思维和态度。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决定性标志，要从那些领袖或应当成为领袖的人物身上寻找。检验人民健康状况的手段，在于人民代言者的言论，在于被人民接受或选为首领的人的行动。我们必须注意最主要的思想者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精神达到的高度。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致力于什么事业？他们是无畏地扩大斗争规模和幅度，还是蹑手蹑脚、畏畏缩缩地前行？无论那些人才伟大抑或渺小，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样适用于其他问题。根据寻常规律，办事方式往往与办事结果同等重要。前人曾不止一次指出过，英国的行动虽然值得称赞，自我表现的方式却始终拙劣自私，以致欧洲其他国家只能从中看出诡计和凶险的企图。我们的公众舆论经常富于智慧，但是缺乏相应的勇气。我们实现了高尚的功业，然后自鸣得意地替自己寻找卑鄙的理由。

我们或许可以用堂皇这个词描述英国人的思维、表达方式和行动的某种特点。举例来说，我们注意到，培根（Francis Bacon）的作品里包含的某种崇高的构想或蓝图，比他的本质优点更能吸引和打动我们。这种特点并非毫无意义的虚饰。它不像戏剧的面具或半高统靴之类的巧妙道具那样，仅仅强加给我们不真实的高度或庄严的印象。堆砌起来的崇高是虚假的，高远的目标和高尚的表现才是真正的力量。它们渐渐变成我们的责任。崇高的最确定因素之一，是对个人价值抱有自豪感。假如狮子喜欢披上驴皮来伪装，那不是谦逊或矜持，而是愚蠢无能和自甘堕落。假如英格兰竟要屈尊俯就于微不足道的事业和平庸的理由，那就更加可悲可叹，因为我们的立国之本是如此威严，我们的王道在全世界无可匹敌。我们的语言使用范围最广泛，我们的文学无论种类还是影响力都不逊色于其他人。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两国的人民早已勇敢地实行自治，取代了暴君独裁的原始手段。我们理解，和平与工业是现代文明最不可或缺的两大条件，并根据这种信念制定我们的政策。不幸的是，由于祖先骁勇善战，我们不得不继承了统治成百上千万外族人民的任务。我们从事这个任务时不带偏私，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技巧实行管理，纵使时间将证明这种状况是无解的难题，其成果也依然令人赞赏。这一切都是真正不同凡响的表现：它们的作用是激发最崇高的民族生活意识；它们的激励理应让我们的言辞充满权威，让我们的行动慷慨大度而勇敢坚定，让我们的建议具有十足的分量和影响力。

然而在过去四十年里，英格兰逐步失去了那些热情——它们本来可能成为梦想，虽然其中一些无疑只是幻想，但至少证明了我们中间存在这种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积极相信有可能存在普遍适用的正确理论，同样相信我们有责任用理论指导实际的行为和欲望。上一代人曾经真切地同情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因为他们受到民族学说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待美洲黑奴贸易制度的态度却不够嫉恶如仇，因为他们内心的正义、人道和宗教信仰不够真实强大，无法听信美国政治家用来替顺应潮流、折中妥协辩解的政治借口。他们对议会改革有深厚感情，因为谬误的原理灌输进了他们的头脑——或是认为让社会的主体掌握政治权力是针对危险政府的唯一有效保障；或是认为让公众参政、即使只是以最适度的形式运用选举权，也能起到提升和指导的作用；或是认为社会正义要求让那些被迫遵守法律、向国家纳税的人在制定税收法律时应当也有发言权。

或许可以说，正是这些抱负致使公众的热情和感受热情的能力衰退了。如今它们大多数均已实现，从愿望转化成了现实，然而其结果却如此令人失望，以至我们不禁开始怀疑这些努力是否值得，我们的祈祷是否让世界进步了哪怕一点点？奥地利人退出了意大利；教皇不再是罗马的主人；匈牙利的爱国者现在拥有了他们的权利，变成了昔日敌手的朋友；黑奴被改造成了美国公民。而在本国，神明听取了我们的誓言。我们改革了议会，建立了期盼已久的选举自由的保障机制。我们完全不再追求这些事物，读者或许会说，那是因为我们的梦想已然成真，我们的愿望化作了现实。然而最后，展现在眼前的是比较平淡乏味的成果；可能在令人沮丧的同时，它们使我们的政治想象力冷静了下来。远观时如此辉煌的荣耀，一旦触手可及，却显得微不足道，因而摧折了政治幻想的锋芒。昔时的抱负已不复存在，却没有新的抱负填补空缺。不管原因为何，我都要如此表述这个变化：无论既存的是何种秩序，如今它都几乎无可争议地压倒了我们的思想，最粗糙的政治标准却没有受到怀疑，并最终运用于人类思维的整个领域。

了解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新闻界和统治阶层所处的立场，或许有助于阐明，是怎样的群体心态让我们比以往更坚定地贯彻了民族精神。那些同情南方各州的人只听取政治论据，而那些论据碰巧是非常狭隘而无效的，他们本应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政治观念，而且涉及道德和宗教观念。换言之，普通的政治检验不足以揭示出危机的全部重要意义，况且在衡量成败未见分晓的权宜之计时，政治标准是不适用的。支持蓄奴的州是否拥有合宪的权利去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支持废奴的州的动机究竟是博爱还是追求绝对支配权；分裂然后削弱美国是否符合英国的政治利益，这样的问题都不足以估量这场冲突。这些问题本身未必不合时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些情况下，它们不仅合适而且是决定性的。但是考虑到其背景，一种最高且不可废弃的权宜的价值超过了普通政治意义上的狭隘的权宜，它属于道德范畴。换言之，它更高级、更广泛、更具约束力，是掌控社会福祉的技艺中至高无上的部分。

最狭隘的政治视角取代了与人类事务相关的所有其他途径，实际的迫切需求可能限制了一般原则的应用，甚至威胁到原则本身，这种日益加剧的趋势只有一种说明：信仰的状况受限于更大规模或更杂乱的国家事务，并正在不断恶化。这种情况不可能理所当然。导致上述过程的因素影响了国民的整体精神，营造出的气氛彻底破坏了我们的判断力，这种变化不仅涉及政治而且涉及道德，不仅涉及道德而且涉及哲学、艺术和宗教领域。这种趋势表现出的攻击性最强的事例，或许是当我们伟大的博物学家提出关于人类起源的猜想时，全国最有地位的报纸从资产、智力和利害关系的角度批评他，严厉谴责他在巴黎公社的火焰和鲜血染红天空的时刻，竟敢向公众披露那种动物学的特殊结论。一切真理就是如此被转换成日常政治的次要附属品，很难找出比这更粗俗、更不得体的荒谬写照了。

将社会当前的便利置于首位，将尊重真理置于次要位置，如前所述，这种转换的后果就是国民生活水平显而易见地降低了；公众舆论呈现出懈怠消极的特征；物质的、暂时的、自私的目标占据越来越多的优势，压倒了精神的、长远的、慷慨无私的目标；最后还致命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信誉，削弱了熠熠生辉的道德启迪，甚至打击了某种坚定的自尊心，而英格兰曾经以这种自尊闻名于世。普通人越来越不信任平易而绝对确定的见解。他们至少是草率地希望同时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了。在宗教、道德和政治领域，只要不是为了谋取职位而故意作出虚假的表现，压抑自己的真实意见几乎不会被视为罪过，有时甚至被当成美德和可靠的智慧。社会号召我们尊重别人的信仰，但是禁止我们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信仰。

考虑到对超高水准证据的执念，或者对真理的相对性和暂时性的深切担忧，畏惧绝对确定的观点的态度也许值得称赞。人类既能做出积极理性的判断，又有感情或情绪化的、冥想或超验的一面，后者构成了各种宗教神秘主义的基础——两者相较，假如那种畏惧来源于对前者的程式化的不信任，甚至可能有人为之巧言辩解。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前的群体心态，就会发现其中的首要成分是对“现状”消极顺从的产物，不仅仅是声称不要轻率处事——每位认真的人都如此承认，而且把“现状”当成真理和正义的最后言语和最终考验。我们认为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出的结论都是精确、合理和明晰的，而在道德和政治领域，却不承认这些学科同样具有自身的逻辑；我们先入为主地怀疑所有原则，实际否认根据已获证明的前提得出的严谨推论。在罪恶获胜的第一个瞬间，或者施行正义第一次遇到挫折之前，对于给定的通用正义理论的稳固信念就烟消云散了。

凭借健全的政治意识，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好政府的秘密，因而同时拥有秩序和自由，以及受欢迎而不腐败的管理机构，对法律和个人权利保持不可变更的永久尊重；长期以来这一直是我们的长处，如今却在迅速变成我们的弱点和失败的缘由。如果将政治上正确的思维方式扩展到政治以外的问题上，就意味着政治意识本身的堕落。人应当掌握生活和思想的多种真相，这不仅是令众多其他观点黯然失色的社会权宜之计——社会权宜之计的概念本身来自于一个相形见绌且匮乏的概念。我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热爱持续不断的改良，因为我们对于革命的恐惧较轻。然而我们设想出的政治技巧正变得与其他国家的一样卑劣。在选举中，全国性候选人与地方候选人对抗的机会并不常见，有原则的人也很少有机会与阶级地位高的人竞争。在议会里，我们听到关于高级权威的训诫：“党的上策是绝不单独提出任何执行意见，而是达成整体的普遍共识”，用一种圣职者的态度表示，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党的原则是另一回事，为了在某件几乎或完全不关心的事情上取得成功，他们必须放弃所有关心的事物，并且不抱期待。这就是我们指引政治家前进的现代方式，激励他们坚毅而有自尊心，相信自己事业的价值，热情地追逐成功。行事彻底是一种失策，是将旗帜钉在虚妄的英雄主义桅杆上：人们只为今天着想，完全不考虑明天；小心高处，紧紧抓牢保险绳吧；摒弃坚定的信念，学着全体达成共识；没有激情、没有信仰、没有简明敏锐的智慧，只要你们高兴，就尽情展示卑鄙下流的亲切和毫无价值的殷勤吧。

当然，所有这些特征并非只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所有社会都有这种趋势。它们经常来源于困扰着某些人群的懒惰和萎靡，无论精神气候的总体状况可能如何。我们正在讨论的是，除了自然科学领域，精神气候的总体状况不复往日的生机；相对地，它使人们养成了更可耻的秉性，助长了天生的一种倾向，即懒散地顺应形势，默认将错就错，卑鄙地精于算计而不顾真相，为了暂时的利益背弃普遍原理，进行邪恶的妥协，损害永久的利益。

对于造成精神作风萎靡不振的原因，这里不准备进行复杂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政治历史、文化历史以及这一代宗教历史中的一两个事件，这或许有助于理解我们这种热衷于修正的有趣现象。

姑且让我们从最接近表层的地方入手。在当代一些事件中，可以发现一种最明显的能动作用，它使人们将政治夸大成检验真理的普适标准。自1848年革命后，在政治、道德和宗教方面，英国受到法国的影响，倾向于拒绝相信抽象理论和普遍论断。正是从1848年而不是1789年开始，影响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组织条件的问题第一次变得极端重要。在他们眼中，那些问题和答案前所未有地变成了清楚明确的公式和理论。法国人不仅是写书而已；他们为空想着迷，为时代的希望狂热，成千上万人竟然走上街头，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宏大梦想甘愿献出鲜血和生命。其后也出现过同样的景象，即使我们没有看到，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同样的情绪正在如地底的火焰一般慢慢燃烧。他们试图将浅陋的抱负转变为政治现实，从全人类幸福的抽象原则演绎出毫不妥协的结论，再据此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可惜那些尝试都操之过急，自然而然的结果是，英国人对普适理论的厌恶进一步加深了，即使那个理论只是宣告了一种轻微的意向，与当前努力的直接目标无关。

由于法国的前车之鉴，政治普遍论的精神在其他国家没落了，败坏名声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于社会主义者。密尔先生在一段著名的文章中描述过所有法国党派领袖的缺陷，同样指出了民主派和其他派别的弱点。他写道：“规模巨大、包罗万象的实用准则，是法国政治的陈词滥调，人们以它们为终极前提，理性沦落至特定的用途，人们却称之为符合逻辑、前后一致。举例来说，他们不断主张应当采取如此这般的措施，因为根据政府体制赖以建立的原则以及正统原则或者最高统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那是必然的结果。他们或许会回应，如果这些原则果真实用，就必定具备思辨的基础。例如人民的最高统治权必定是政府的正确根基，因为如此构成的政府肯定倾向于产生有益的效果。然而任何政府都无法产生所有可能的益处，同时所有政府都会带来或多或少的麻烦；既然不可能从导致问题的原因里找出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在做一些实际安排时，不遵循所谓的政体普适原则，就往往是更有力更可取的做法。”[1]

在好的意义上，英国人对真理的认识是精明而注重实际的，虽然是非正式的，却造就了他们对妥协的感情；作者在这里使用“方法”（Method）这个术语表述这种认识。法国的政治活动反复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可惜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忽视了它，直到我们注意到它具有决定性且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它使我们的注意力从正确的妥协转向错误和有害的妥协。

前任法国君主曾经重要的生平，在尘埃落定的今日看来只是次要事件，但是依旧对正在恶化的道德判断具有真实影响。尽管同时伴随着一些表面上的利益，但这个时代的统治源于暴力和背信弃义的篡权，并且用道德败坏、政治腐朽和军事镇压等全部手段维持统治。其优势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以至这个国家里产生了一股稳定而强大的舆论，认为表面上的繁荣足以补偿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早年的罪行。这种过早的宽恕肤浅得令人震惊，醒目到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地步。“道德是人的本性”，这个伟大真理在历史上很少得到过如此迅速而合乎时宜的证明。我们不需要致力于相信乐观或感情用事的假说，比如邪恶总是遭到挫败，或者从另一方面讲，任何人只要勤于倾听神圣启示、遵行所有戒律，他的食粮自然会得到保障，他的所有工作都会得到祝福。只要有稳固确立的规矩，道德对于我们忠诚的要求就与我们对自然规律的信仰一样建立在正面积极的基础上。道德准则如果是正确的，归根结底就只是来自经验的普遍论。它们记录了人类行为领域内的先例与后果的某些前后一致性。不相信纯粹自然法则的人会立刻显得愚昧，相应在道德法则方面，不相信这些持续一致性的人的愚昧程度也与其相差无几。在道德和自然法则方面，有着太多这样的愚昧，人们乐于相信，河流曾经按照我们的意志流向山顶，我们可以生活在未受污染的空气中，政府可以压制国民的精力、自恃和公民精神，而当政府可能垮台的时候，却又指望倚仗这些优点，在这些资源经过长期的剧烈消耗之后，还可以任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就是“道德是人的本性”的意义所在。在同样意义上，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体制是不道德的。除非人类全部的经验教训都毫无效用，否则政治道德的全部原则仅仅是学究纸上谈兵；这种体制会无可避免地带来灾难，而且我们或许已经发现它播下了灾难的种子。然而由于灾祸慢慢消失了，英国舆论开始认同这次因祸得福的可能性，超出希望或诉求，简单认为谴责帝制以及所有类似体制的道德和政治原则，都是反叛的借口或急躁的乌托邦式幻想。

然而这仅仅是更表层的影响之一，它们给深层因素的运作推波助澜，打击了人们的抱负，削弱了道德力量，用畏首畏尾的信念和默许异见的宗教自由主义，替代了昔日全心全意的信仰。在这些更深层的因素中，盛行的思想和观点在理智方面得到了发展，其中历史方法的发展是最重要的。让我们简单考虑一下这种方法如何被滥用，人们未经许可就随意扩展和诠释其结论，舆论意见失去活力的情况可能与之存在关联。

我们可以将历史方法描述成思想、惯例或信仰的比较，即对照它们在任何给定时期的形式与更早的源流、或是从中发展出的更晚形式，再据此确立上升和下降的规律。历史方法在于将现存的社会框架与过去的框架中一些相应的部分联系起来并加以解释，在于从过去的形式中辨别出现在、从现在的形式中辨别出过去。其主要过程是从不同的社会团体中察觉互相对应的习俗、意见、法律、信仰，根据共同特征将它们归入一般的类别。根据通用的演化学说探寻各种起源问题，这种方法可以运用于道德和社会形式，就像它如此灵活地运用于一系列组织问题一样。无论处于演化的哪个特定阶段，每个社会都可以参考历史的思想观念。无论是法律、道德、宗教、历史、物质世界还是社会组织本身，所有思想的发展都协调一致、内部互相依存而有条理。

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出于各种理由，涉及起源的好奇心是最突出的要素。它涵盖全部研究领域，包括道德、智力和自然界，从一个人微笑或者皱眉的表情，到他头脑里最复杂的想法，从情感的外在表现，到潜藏于他内心最深层构造的根源及相互关系。一位过早去世的有独创性的政治学作家曾经说过：“如果要描述近来思潮的最突出后果之一（也许可以去掉‘之一’），我们可以说，它使一切都变为陈迹。在我们祖先的时代，古文物研究者收集硬币、奖章和凯尔特族德鲁伊教（Druid）的石头。然而如今遗迹的概念不同了；事实上所有事物尽皆如此。用科学眼光来看，人本身已是陈迹。他尝试和开始阅读，并知道他应当理解，通过每个人生平的全部经历，了解那个人以及造就他的东西。”[2]人们感兴趣的是点缀着原型、残骸或被继承的场景，较少关注涉及到绝对性的特征。意见更多地被看成有待解释的现象，而不是有待分辨真实和虚假的问题。按照惯例，我们首先考虑它们的来源，其次考虑在可能范围内它们是否最合适、最方便让人们接受。在上个世纪，人们询问一种信仰或一个故事是否真实，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人们如何把它们当成真实？简而言之，如今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吸引了最多的关注，它们更多是原始资料的关系，而不是理论一致性与实践适当性的关系。热爱现行方法的人更关心一种习俗或思想的背景和传承，而非它们的好坏或对错、长处或弱点。

这种方法的系统应用公平地受到了限制，同时懈怠和草率的人相对于明确的思想，更喜欢模糊的整体形式，尽管其间没有必然性或逻辑上的真正关联；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种导致退缩的趋势，即便未经调整，它使人们避免将具有绝对性的任何事物引入他们的论点。我们还能看到更糟的后果，这种趋势倾向于按照剩余物品来安排个人的健全性和主动性，符合演化规则的世界有了剩余物品能够运转得非常好。对于自己的看法，人们总是容易看到清晰和正面的性质，坚持己见并为之辩护，热烈地付诸行动，虽然其优点模棱两可而且非常可疑，毕竟每种恶习都有辩解理由；我们必须承认在那种状况下，相对于其他包含错误的信念，每个错误都曾经是正确的；生活的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密切关联，以至除非你同时抨击多种罪恶，单独抨击一种罪恶将徒劳无功。对于我们正在谈论的历史方法的真正教义，这样的描述有些夸张；但是由于大多数人理智中固有的迷障和天生的懒惰，他们非常倾向于误以为那就是真正的哲学。

还有报刊新闻界，这台巨大的发动机终结了政治试验，使讨论保持在肤浅的水准。撤销知识的负担，就是给独立见解施加沉重的负担。报刊发行量的增长，就是“促使人们整天厚颜无耻地就万事万物争吵不休”，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公众意见中原本就稀有的个性。从早到晚，从年初到年末，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构想和重复老套的见解，促使人们用越来越庸俗的方式看待和谈论事物，并且越来越高调。一家报刊必须生存，为此必须取悦读者，于是主管就猜想——虽然可能不完全正确，取悦读者的方法只能是热烈欢迎偏见、冷漠对待普适理论、高傲地蔑视有原则的人。他们提倡改良，是出于某种精明的“糊涂”，认识到政见的可行性是有限的，并看到了让理论适应实际的必要性。仿佛采取比一般大众更开阔、更明智的视角，就失去了理解一般大众的视角的资格，失去了为实际用途正确估计其价值的能力。为何只有那些对改良绝望的人，才具备明辨实用性的天赋？然而道理可能太简单了，以至无法理解，为何一家报刊只要存在一天，其视野就要受限于那一天的可能性，为何在最近距离接触事件细节的人，就要冷漠地拒绝从全面或宏观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很容易理解，这种理智上的胆怯对普通读者的精神造成了反作用，他们天生的力量和教养，不足以抗拒那些目光短浅的陈词滥调在日复一日中造成狭隘而致命的影响。

这些影响正在损害我们这一代人的道德和智力，不过我们还未提及其中最具穿透力的两种。首先是物质生活的极大繁荣，其次是对精神追求的兴趣极度衰退。两者互为表里，前者引起的祸害加剧了精神的衰退，后者又加剧了物质的祸害。尽管有过短暂的衰落，兴隆的生意和高额的利润在这个时代达到高潮，而贸易是产生对宗教异见之宽容态度的最有利环境。有格言说，私人财产、特别是新近获得的财产导致的结果是道德约束力的松弛。我们的新财富几乎没有蕴含任何公共义务的传统，比如正在英国贵族中间慢慢消失的那种传统，还有为公共事业献身的共同习惯，比如正在美国存在和成长的那种习惯。在这种环境下，新财富使人们喜好奢侈、贪图安逸，最重要的是人民乐意相信上帝赐予我们地球上最好的位置，从而削弱了对人们的意志和追求目标的坚定决心。娱乐消耗很大，削弱了对高尚目标的兴趣，又无可置疑地给娱乐留下了更多空间。处事技巧和妥协从得到认可的能力中产生，因为它们倾向于舒适，而舒适是最终的目标，包括了一切结果。判断标准不是真理，而是考虑周到的言行和声誉。难道我们要假设：坚定信仰伟大《圣经》的主教制度，能让那些在繁忙的兰开夏郡各持己见的第二代产品制造商变成了虔诚的国教徒？虽然他们改变了宗教信仰，但这种皈依却没有违背他们的良心，因为他们在理智上不关心信仰，是精神上的中立者。

由此我们触及了问题的根源，一场革命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卑鄙无耻到了无法言喻的程度。这个根源引起的缓慢转变，如今正影响着整个思想的精神基础。每个时代都会发生某种变迁，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是最典型和主要的，它改变了信仰和人类行为的根基。旧日的希望已黯然失色，古老的恐惧还晦暗不明；曾经强大的约束力变得软弱无用，曾经鲜活的信仰变得麻木不仁。无论宗教将会迎来何种命运，至少目前它几乎不再具有组织性力量。宗教曾至高无上、具有穿透力、控制和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如今却已面目全非，且永远无法复原。对于胆怯的灵魂而言，这种破坏格外令人不安，甚至会困扰刚强的人，因为破坏的过程间接、难以捉摸，几乎悄无声息，仿佛有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操纵。那些居住在古老信仰高塔中的人们好似在地震的威胁下仓皇不安，带着始终不变的忧虑、疑惧和惊异四处环顾。他们如同惊弓之鸟，对任何事物都怀疑踌躇，并伴随着战战兢兢的期待。因此他们皆不情不愿。良知失去了强大和迫切的力量，而个人责任感缺乏锐利的锋芒。动摇、迷乱和惶惑的思维黯淡地映照和掩盖了我们民族本色的坚毅精神。人们的灵魂变得空虚，俗世的七宗罪于是乘虚而入。

人们犹豫不决，由于恐惧其后果而胡乱篡改信念，对最高问题的信仰逐渐衰微，而且由于国教的存在，这些问题不断加剧、恶化并深入心灵内部，在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部分引起了致命的混乱。在思想受到刺激和知识不断拓展的同时，古老的公式牢牢地拴住了教会。人类的精神进一步寻找新的灵光，人类的感官积极地寻找新的真理，与此同时，教会的精神永远埋葬在了议会法令的范围之内，它还未完全成熟，大臣们就郑重宣告不会再继续追求。实际上在有时间思考或了解其他思想之前，他们就发誓坚持当时的信念直至死亡。换而言之，他们的誓言就是带头残害生命。假如他们不能遵守这个神圣的承诺，至少普通人的一切动机都可以促使他们隐瞒违背承诺的事实。同样的做法是在最初就将懒得动脑思考视为美德，将狭隘的智识视为神圣，然后以在某些类似于伪善的东西上付出额外的代价而告终。考虑到这些纽带牢固地束缚住了这个国家里教育水平最高、最聪明的阶级——那数千人本来可以是最合适的人选，有机会协助完成转变舆论这项长期艰难又明显无法回避的工作，这个问题显然非同小可。再考虑到智力的浪费，还有完全的重负和密集的障碍——肯定不会轻松，如此组织起来的官方统治集团必然会破坏一个社会的精神独立性。

我们知道这种体制喜欢将荣誉授予哪种人。三十五年前，一位大师已经为我们描述过：“模糊是智慧之母。如果一个人能列举六个常规论点，避免掺进陈词滥调而互相损毁，不需要支点或支柱就能在对立的事物之间保持巧妙的平衡，在清楚地说明真理时，保持警惕并排除自相矛盾的危险——他认为《圣经》是独一无二的权威，连教会也要服从；信仰必定是合理的，虽然要通过行为来验证；上帝的恩典并非取决于圣礼，但是圣礼也不能缺少；主教代表着神圣的律令，然而不管有无律令，他们的信仰都同样虔诚——那样的可靠人士才是教会的希望。据说教会需要这种人才，他们不做派别之争，而是明智、克己、冷静、具有良好判断力，引领教会走出进退两难的无意义困境”[3]。接着作者认为这种类型的人才无法持久，教会必须更加现实一些。其实恰恰相反，教会的现状比过去更像幻影了。关于精神领域的政治方法以及让思想从属于现状，教会的管理和统治模式是成功的典范。

所有其他有组织的神职人员团体的活动确实比当权的教会受到更多规矩的制约。但是它们既没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又没有足够的诱惑让自己不惜一切代价。它们影响了很多人的理智性情，但是受到影响的人们与国民生活的更大组织之间的区别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在最有权势阶层的心目中，国家教会与社会安排的一种特定秩序关系紧密，其后果是国教的传教者反映出对这些安排的责任感，从而掩盖了他们的灵性，妨碍他们的头脑进行开放的思考，使他们变成了替政治服务、阻挠新思想的机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感到自己摆脱了辨明宗教领域里混乱冲突的责任，对周围发生的争斗视而不见，假装自己只是暂时管理主教教区的神职人员，只关心如何维护当前的秩序。但真正的个人教会决非如此。他们的传教者和成员认为，信仰与世俗社会的秩序完全无关。无论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见识多么浅薄，无论他们多么敌视某些试图取代其地位的异己思想，他们至少代表了一种重大的原则，即个人应该对自己意见的真实性承担责任。有一两个学派仍然知道如何支持国教圣公会的教规、举行圣公会的仪式，与那些学派相比，他们得出的结论也许与现代的趋势不太一致。不过，他们至少承认自己作出判断是义不容辞的个人职责，在履行这项职责时不需要考虑任何外部因素，无论是政治还是别的什么。这是一种鼓舞人心的、令人欣喜的原则，如果缺乏文化修养，其运用领域就可能变得狭隘。因为国教这个概念本身与这种原则背道而驰，我们有理由把它与个人教会及其种种缺点区别看待，认为它属于反动机构，导致国民良知萎缩，抑制了智慧之光活跃和运用的自由。

现在我们可以列出一些关于研究妥协界限的条件，妥协向来是一个有趣而重要的主题，特别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是否只要原则的神圣性得以修复，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补救我们国家正在恶化的状况？在世人成长至拥有新的教义之前，它们不会消失。而当我们拥有新的教义，其他方面亦将好转。我们必须铭记，新的理论绝不会从天而降，除非我们的精神倾向于追求自我解放。这个充满狗苟蝇营、私心算计的时代必须终止，我们关于真正的权宜之计的梦想必须更深入、更高远，放弃一切追寻至高真理的决心必须首先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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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约翰·密尔的《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第6卷第11章。

2．引自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

3．引自纽曼博士（J． H． Newman）的《批评和历史随笔》（Essays Critical and Historical）第1卷第301页。

*译注：原句是“between the Scylla and Charybdis of Aye and No”，斯库拉是位于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之间的墨西拿海峡一侧的一块危险的巨岩，它的对面是著名的卡律布狄斯大漩涡，希腊神话中的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是两大海妖，引申为无论如何选择都会遇险的意思。

第二章　错误的可能效用

双重学说的问题是我们研究的开端；确切阐述这个学说；记下现状的胜利；该学说的心理学证明；流行信仰的教义特性的论断作为回应；支持此教义的教士对社会的有害影响；双重学说维护者的思想根源；本章论题，针对前述思想；对错误的一些借口的考查：（1）错误意见可能以有益的联合为外皮；（2）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理性思考；（3）考虑到一般的心理态度，过早推翻错误意见导致的伤害可能更大；（4）单纯消极的真理并非指南；（5）错误是真理的垫脚石，我们无法说清已经错过多少真相，必然性与效用不同。

我们必须经常反复地宣讲真理，因为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谬误，并且那些人并非个别，而是为数甚众。

——歌德（Goethe）

我们应当在多大限度内允许既存事实推翻与之相矛盾的思想和原理？在研究的开端，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初步的问题，它似乎比较容易展开讨论。这是一个双重学说的问题。直白地说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中比较开明的阶层是否应该满足于默默地拥有智慧之光？如果他们认为一种学说虽然是不正确的，却对不那么幸运的阶层是不可或缺的助益，是否应当采取开放的态度，在未受启蒙的阶层中推广那种学说？这种办法是否属于权宜之计？一位知名人士告诉我们，他曾经成功地在自己头脑里重塑必要性原则，使其仿佛伴随着自由意志原则的所有优势，“他的目标是改造意见，以前总是发现一种学说是正确的，相反的学说却在道德上更有益，现在他再也不用承受这种沉重负担的折磨了”[1]。被这位作家视为沉重负担的矛盾，又作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的基础，给其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再没有什么更胜于守住宁静的高原

自身为圣贤的教训所武装

从那里你能辽望下面别的人民

看他们四处漂泊，全都迷途[2]

有学问的人掌握正确的学说，没有文化的人学到的是与其相反但在道德上有益的学说。这位作者写道：“让教会承认信徒分成两类，一类是为了文化，另一类是为了守住灵魂。理性文明达到某个阶段后，超自然信仰变得相当不可能；无须强迫这样的人穿上修士服。不要干涉我们的教育或写作，这样我们就不会为普通人的信仰起争执；不要在学校或研究院与我们争夺地盘，这样我们就会把乡村学校让给你们。”[3]有许多造诣不如他的人也动过同样的念头，勒南只是以十分勇敢而明确的方式将想法付诸了语言，而且这种思想在英国比在法国传播更广。举例来说，他们不相信地狱，但是他们认为地狱对于下层社会的民众是有用的虚构产物。他们对精神层面或公共教育机构的任何变化都感到深切遗憾，因为那些变化让下层社会的民众摆脱了如此有利于和谐的错误。说到底，关于超自然体系的其他教规同样如此：有一种超验的存在，通过天国的权柄许诺在未来对善恶施与公平的赏罚报应，且永远感知每个人的个性，警觉地监督我们的行为以及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欲望；诸如此类。

让我们理性客观地讨论这个问题，不涉及自己的见解，也不引用支持或反对别人的真理的证据。有些人认定所有这些观念都确定无疑或极有可能正确，同时又不经意地坚持，这些观念对于巩固道德观、塑造美德的楷模是非常有用的，他们不在我讨论的范围内，因为，双重学说的问题对他们而言不存在。他们对自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自然就会渴望对其他人施加影响。不过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另一种类型的主张。让我用其中最重要的事例来说明，它所代表的观念认为，超自然力量干预人类事务的流行观念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存在在死后得以延续是为了达成超自然力量的目的，这种观念也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是认为那些观念正确的可能性极低，任何有理性的人一旦发觉它们不可能是真的，就无法继续接受信仰的有效制约或指导，从此慢慢堕落到怀疑臆测的水平。现在我们谈论的那些人，一边如此看待某些学说，一边仍旧宣称它们是必要的，可以帮助不够敏锐或者教育程度不够、无法看透它们的人，约束他们不去做反社会的事。换而言之，他们认为错误是有用的，愚民是必要的，让群众带着最热诚的愿望和最深厚的信心欺骗自己，可能对于社会是最佳选择。在可以想象的范围内，这是既存事实绝对支配原理的最极端情况。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关于合法的妥协或顺应形势与明显的伪善之间的差别或界限的全部讨论。

读者可能会说，根据勒南所代表的那个学派的理论，普通人不会真的欺骗自己或者受蒙骗。勒南本人确实详细叙述过在贫穷村舍中看到理想人物并深受吸引的经历之类，可是想象并不代表真实。他大声高呼：“在持续六天干着报酬微末的辛苦工作之后，那个精疲力竭的人终于在第七天坐下休憩，凝视着教堂高耸的圆柱、穹顶、拱门和祭坛，倾听赞美诗的合唱，聆听讲道和慰籍的话语，那是多么强烈的欣喜！”[4]对那些穷人而言，受到批判和攻击的教义不是需要“明确证实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会受害；“对宗教的纯粹感情赋予他们不受伤害的特权，使他们出淤泥而不染”。换言之，教义是虚假的，但是礼拜仪式作为一场表演，旨在激发人们内心的敬畏、尊崇以及感受各种美的敏锐感性，它诉诸并满足的感情既是真实的，也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在人生的两三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诞生、婚礼以及死亡，迈过人生的门槛，人们回顾往事、展望未来，教会的作用就是赋予这种时刻某种神圣庄严的魅力。有教养的人就是如此看待教会的功能，尽管他们自己不再信奉宗教，却将其视为解决各种问题的真理。

他们提出种种理由，主张明明是虚假的教义对普通人是有益的，根据维持警察部队同样的理由维持教会，但是我们能够察觉，那不是确切的理由。它并非基于政治，而是心理上的理由。总体而言这是一种更加真实也崇高得多的立场。他们说，人类的灵魂具有追求美好和崇高的强烈愿望；如果得不到满足，人类就只是渺小的生物。既然这种体系任凭你用真实的方式满足自己，用虚假但是基本无害的方式，让被迫坐在外面一片黑暗的庭院之中的不幸人们得到更大的满足，那么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至于天主教或者其他任何培养、慰籍人们的宗教冲动的特定方法是否充分有用，现在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恰当时机。我们必须假设，有教养的阶层相信天主教的教义是虚假的，但是仍希望在这些教义是至真至善的这一理论基础上，依靠这种体系指引未受教育的阶层。在平常人看来，这种计划是在蓄意纵容谬误的传播——姑且假定如同我所说的那样，这些信仰的教义是错误的，违背了事实和证据。但是我们被告知，一般人不需要明确地证实教义；他们不关心证明，证明对他们毫无意义。对这个论述人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例如，我们或许会问，是否有人曾明确地证实过教义，还是像现在假设的那样，教义一直是含糊不清的，没有人关心？如果回答是后者，那么我们是否不得不彻底重塑有关基督教文明演变方式的最基本概念？如果有人曾经证实过教义，那么人们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不再寻求证明？

当宗教是支配和组织人类行为的重要力量，当人们以最积极坚定的真实信仰接受首要和基本的教义，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是显而易见的。优秀的宗教理论家勤奋地运用智慧，巧妙地依据《圣经》和传统的简明前提做出推论，虽然我不会假定普通人遵循所有这些推论，但是宗教整体构造的基础是确定无疑的教义。教义的证明是何时停止的？当状况改变之后，我们用什么支撑宗教的结构？

除历史的问题外，对于支持二元性宗教的借口，我们还会提出另一些简单而重要的疑问：如此吸引人的宗教仪式这种力量，在此刻实际上是否完全来源于教义和传统；其真相在没有文化的人群中是否未曾得到明确证实；教义与仪式这种不可分割的关联是否始终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教给人们双重体系和秩序的精神导师是否永远指导着他们？如果任何一位贤明的批评者愿意不厌其烦地聆听几场当今的布道，同时注意观察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他将发现那里没有抚慰人的“道德和慰藉的言语”，取而代之的是热烈的论战，教士们常常在讲坛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维护古老的教义、反对现代科学。至于那些教士遵循的方式是否最明智，我不予置评。我只是强调这个事实，虽然那些反对者希望我们相信，在流行信仰中的教义无足轻重，因此没有必要为其影响感到不安。

其次，虽然那些人认为只要将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有权使用自己的头脑，另一个有权让神职人员支配他们的头脑，那样一切就都会变好。但有人会指出，他们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条件，即对于天生属于另一个领域的问题，这些维护教义体系的专业人士也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现代政治界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论战，政治家们发现自己与真实或假想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与这些宗教体系的积极或消极态度也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如果有教养或明智的特权阶层高兴地开放该领域，任凭那些据说是缺乏教育、比较狭隘、不能运用理性、难以理喻的人们活动以及教条的党羽与精神作对，那么就会造成这种后果。为了正确运用这种权力，论判断力、经验和性情都最不称职的人们反而得到有意的培养。他们得以加强的不仅有处理宗教问题的能力，而且有处理不断变化的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能力，后者甚至更重要。我们不可能确切地规定一个人应该将其影响力发挥至何等程度，或者应该被严格限制在多大范围内。如果人在一个方面具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宗教信仰和仪式方面，就实在不可能不扩展并多少影响到其他方面，无需为了宗教意图而费力组织神职人员或者发生争执，只要选择向普通人妥协，其影响力就可以扩展至整个行为领域。即使目标完全相同，也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大量其他的意图。在处理某些现存情况时，比如允许天主教徒拥有天主教大学是否妥当或公正，这是丝毫不带偏见的实用方法。这个论点只是反对确立一种完整而明确的规则，将社会划分成两大等级，一个等级拥有精神信仰，而另一个等级只拥有字面的教条。

此外，假定开明的社会等级同意放任普通人去信奉据称是更低级更狭隘的真理——那毕竟只是美化虚假的漂亮说辞而已，但是那个等级的首要原则是他们占据并主宰真理本身，不是低等或高等的真理，而是绝对、完全、终极、天赐的真理，极其精确不可能出错，那么我们如何想象那个等级竟会接受这种妥协，哪怕只有一瞬间？那不是最没有意义的想象吗？相对主义的信徒或许能够同意妥协，绝对主义的信徒则永远不会。

少数人掌握着正确意见，放任多数人相信虚假，在继续这个话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其他的反对理由。鼓吹双重学说的人，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是：犯错误是无害的，即使有害处，心灵平静的显著效果也会包容遮掩他们的错误，弥补那些损害。这种想法不单说明了出于理智的错误是精神的病态需求，而且必须避免这种需求，否则主体会受尽折磨并最终毁掉。从历史角度看，它是真实的。它认为在某个充满错误的时期，错误会以某种方式达成好的结果，就好比疾病疫苗。

然而，本章的论题是，错误的意见或信念单凭自身是永远不可能有用的。这看似是自明之理，每个人都愿意毫无异议地接受；但是它属于那种人们习惯忘记并在实践中否定的道理，因为他们从未考虑和回应那些可能用于反对它的理由，从未真正实现它。我们每天都目睹人们否定它。举例来说，父母在理论上理所当然地相信错误不可能有用，同时又教导子女——或者允许别人教导——他们相信的事情是不正确的。于是丈夫们一边认为一般宗教理论既无根据又无意义，一边却希望他们的妻子不要质疑宗教理论、不要忽略宗教仪式。在日常生活中，承认错误可能对他人非常有用的例子不计其数，这里只举其中两个。就如本章反复指出的，我几乎不需要强调，那种做法同否认在给定时期允许发生错误的权宜之计是不同的。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你可能有一个彻底邪恶而危险的敌人，选择合适的时机和理由去攻击他也许是权宜的办法。用孔多塞（Condorcet）的话来说：“从错误通往真理的道路可能伴随着某种罪恶。每个重要变化必然带来这样的副产品，尽管它们总是掩藏在人们打算消灭的罪恶背后，但仍然应当尽一切可能使之减少。不足以保证好的结果，也必须用好的方式改造它。无疑我们应当消灭所有错误，但是既然错误不可能在顷刻间全部消失，我们就应当模仿有先见之明的设计师，如果不得不摧毁一座建筑，只要先了解其结构，就可以用安全的方式拆毁它以免造成危险。”[5]

让我们顺便说明，有些人习惯认为，18世纪的道德基调与19世纪相比显得低下而粗劣，若与公平审慎的评价对照，也许会得到有用的启示。谨慎地根除错误，根据勒南的建议，他尽管认为那些人对宗教的诠释是错误的，但仍然任凭他们散播错误，尽可能产生广泛强烈的影响；此外尽管料想他们意志消沉，抑或可能过早地放弃，但仍然默认那些在道德上错误的人进入大学。然而除了勒南之外，孔多塞只是断言，审慎地帮助纠正错误意见是一种义务，每位明智的人都承认这一点。我们的态度是在估计形势、计算和平衡权宜，在抨击某个错误观点的时候，对错误本身不能给予认可，也没有任何因素的运作或影响使错误有资格得到缓刑。在自然界真理的范畴之内，任何人都会立刻同意这一点，虽然有些人说，如果将用于探究自然界真理的一部分时间投入到社会问题方面，就会产生更多收获。然而一旦涉及道德和宗教的真理与谬误，即便承认不能认可错误的任何价值，在错误的可能用途与可能存在的暂时不触及错误的权宜之计之间，人们始终感到一种难以捉摸的的困惑。这种迷乱带来的结果就是如此。人们不去触及错误，因为他们以不严密的方式认同了信仰可以“在道德上是有用的，即使在理智上站不住脚”的观点。他们假装对流行的主张没有异议，因为他们觉得那种主张对其他人有用。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些人信奉自己的信条，理由是虽然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并让人理解，但是他们发现其中蕴含着道德和鼓舞人心的特征。我们在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想法，即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参与其中，自己的信条在道德方面的用途与理智方面的可用性就不相上下。那是他们的一个单纯而未经弥补的错误，对自己有用的错误也可以是对别人有用的。出于这种含糊而笼统的想法，他们尽力坚持维护和传播错误，将错误奉为神圣的作为。那么他们如何解决问题？他们猜测益处，有意忽视不利条件。他们从虚假的信仰或陈腐的制度中发现和反复谈论一两项效用，故意忽视了所有指向另一方向的因素。

设想一下这种含糊的劝导造成了多大影响，它鼓励出于好意的伪善，造成社会深度停滞，我们或许应该从稍微全面的角度检验问题。让我们试着估量，一些最常用的错误借口有什么效用。

一、或许有人会说，一种错误看法的周围通常集中了大量出色的伴生产物，它们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支持它们的错误看法的弊端。例如在中世纪，人们相信虔诚的人具有打倒魔鬼的天赋，还会引发治愈病人、水面行走之类的奇迹。如果这种信仰是假的，如果飞入教堂的数量惊人的苍蝇会突然死亡并非归功于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的驱除，那么事情又如何解释？错误的想法仍然与对德行和神圣的深切崇敬联系在一起，与其错误地解释苍蝇的死亡是有害或丢脸的，还是这样更有价值。

对此我的回答如下。首先，如果用错误观念证明正确观念或与之伴生，就是放任错误观念毁掉正确观念。举例来说，如果你利用对地狱之火的恐惧，将正直、勤奋、诚实等观念输进孩子或仆人的头脑中，然后假如这种恐惧消失了——既然不是以事实为根据，就始终存在这种风险——那么曾经建立的联系越强，相关的德行就越有可能减损。

其次，照常理，所有良好的思维或行为习惯都有好的和真实的理由。任凭这些习惯依附于错误的观念，就等于削减了这些自然或自发理由的影响力，即使抹消它们会带来暂时的好处，从长远角度看也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人类性格中的卓越之处基本都源于我们自发的天性。况且即使是不好的天性，针对它们也总是存在有效而真实的外在防御机制。不真实的防御必定比真实的弱，如果在需要防御的地方用弱小的取代强大的，非但不起作用，而且适得其反。

二、反对者接着可能提出，行为的所有优点确实都具有理性的防御机制，正如习俗制度中值得保卫和适当的内容都得到了保护。但理性防御机制的力量取决于其运用者的理性。让人培养科学思维习惯的劝告，只能触动同一类人。性格远非单纯的理由。据称适当性是良好习惯的基础，它或许是天生的，或许通过其他途径而非演绎推理对人产生提醒作用。你可以假设存在一个社会，由训练有素的辩论者和博览群书的学者构成。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粗鲁还是优雅的象征，广大民众都习惯于盲目的习俗、偏见、迷信，不管是否错误，不管是否足以表达真理，它们都是公共美德唯一的安全保障。那么在这层意义上，错误或许具有其效用。

一百年前，那些高傲而令人感兴趣的法国人遇到了需要为此认错的情况，根据他们的典型信条——卢梭（Jean JacquesRousseau）就是其热心论述者，他们相信人类的完善性，人类天生具备清晰纯朴的精神，完全有能力辨明一切朴素的真理，从而凭自身的力量指导一般的行为。他的动机纯粹而无私，他的智慧毫无阴霾，直到神父和暴君戕害他的身体，使他的精神堕落。如果参照历史方法，不得不考虑从一个人降生于世开始围绕他的环境，更不必说同时从过去继承的一切，那么这个理由就站不住脚。我们不可能主张每个人的灵光与生俱来，不需要习俗制度的教育，就足以看清他的理性防御机制。为了回应目前正在讨论的为错误辩解的借口，我们主张，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削弱了人类自身拥有的光芒，非但无用而且有害。有些人替错误辩解，理由是相对而言，理性对普通人的作用十分有限。我们的回应是这样的：那些太过愚昧、无法接受好的观念并理解其价值的人，如果放弃正确而独立地运用自己的头脑，一味迷信或盲目地服从习俗，可能会偶然或在少数方面接受那些观念。然而迷信本身正是无知愚昧的主要原因。坚持错误就意味着姑息所有的错误思维方式；人的智慧会变得迟钝，不易接受任何种类的真理。正是错误本身要求我们默许用错误代替正确的理性，从而使我们不能察觉理性的防御机制，无法感知理性的动机和好的习惯。孔多塞是如此表述这个问题的：“错误的动机另外附带一个缺点，即强化替错误找理由的习惯。你争辩的主题越重要，你越是专心地投入，这种习惯就会带来更多危险的影响。尤其是当涉及的主题是你错误地思考，或者习惯性地联想，这种缺陷就会扩散得更快、更有力。因此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有义务遵循他觉得对别人有用的真理，同时却将这种义务归因于错误的动机，那么让他非常正确地思考真理本身就是极端困难的；他越是关注这种动机，越是赋予其重要性，他就越容易犯错误。”[6]简而言之，迷信通过妨碍理性思考的方式造成巨大的危害，尽管在一两件事情上，它偶尔也会带来一点点好处。然而与它强加的罪恶相比，它可以补救的罪恶就显得微不足道。称错误为有用，这终究就是权宜之计的权衡给我们做出的保证！

三、现在还有第三种反对理由，我希望尽可能有力地陈述它。他们会声称：“即使无论有哪种好习惯可能与之关联，错误的意见本身都不可能比正确的更有益，然而相对于一群人的普遍心态，相对于他们的其他概念和准则，简单地推翻错误的意见导致的损害可能更大。有些错误的意见与思维和感知的全部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有可能引入一两种超然的正确意见代替它们，结果也只会破坏人的特性和行为的连续性，而那种连续性是伟大的生活方式产生的，也是道德家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按照常理，正确的意见会带来伴生的有益产物，但是并非必定如此。相反地，在信仰的历史上恶名昭著的事实证明，不仅在个人之间，整个社会也能同时持有针锋相对的矛盾意见和彼此水火不容的原则。另一方面，实际上错误的意见也未必会导致从中推论出的所有罪恶后果。由于人类的前后矛盾的结果并非都是不幸的，即便我们并不总是遵循道德的原则行动，行动的结果也不会总是符合邪恶原则的每个最极端的推论。宗教迫害的支持者能够转而赞成容忍的惯例，始终是由于人类的前后矛盾而不是伪善。

“相较而言，说服一个迷信者放弃迷信或迷信的教规，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舍弃一种教规的时候，你无法确定是否会排斥另一种教规，而且很可能导致人们更热烈地支持所有隐藏在背后的东西。因此根据这种考虑，想必可以承认，错误至少具有暂时的效用。”

现在我们知道，否定错误无疑与接受真理完全是两回事。人们经常看到辩论的力量，它可以消灭一种给定的意见，却没有看到辩论也能使正面意见取代错误。仅仅确信一个概念是错的而另一个概念是对的还不够，人们还必须用普遍正确的思维方式代替普遍错误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清楚认识到这两点。因此如果我们坚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也应该让其他人接受，那么显然真正重要的目标必须是触及人的一般思维方式，激发对真理的热爱，养成分辨证据质量的意识，让人们愿意倾听批评和新的意见；或许首先要教导人们不辞日常的烦难，心甘情愿地说明他们所使用术语的确切含义。

因此可知，错误意见与错误动机一样，甚至几乎不可能具有暂时的效用。除非是通过细节，亦即单一的错误意见的某个方面，否则不可能抨击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每种错误意见都是例证或典型，它们长期支持或怂恿某种错误论断，虽然它们的程度不尽相同，也不是同样有教益。其实恰恰由于这种逐步置换错误的方法，社会在少数阶段的进步速度仍然迂回曲折。即便相应的真理或至少是比较接近真理的思想不会立刻取代错误的思想，这种消除错误的方式是完全消极的，但也可能发展出积极的成果。这是为什么？一个出色的理由是，无论是否成功，都必须消除一种容易传播的错误因素，否则它会倾向于使周围的大量错误愈加根深蒂固。用生理学术语来说，所有错误都具备“分裂繁殖”的能力，我们在消灭一种错误意见的过程中，可能将无数错误思想扼杀于萌芽状态。

维持意见和动机的连贯性、系统性和互相依存，据说是为了使性格有条理，因而得到了一些思想学派的高度评价。人的特性由多种多样的来源构成，如果其中一部分的构造松散，无疑容易影响到整体。但是我们不要迎合现成的说法。构造上的一致性会带来什么？简短地描述，一般情况下它意味着：人性中的智力、道德与实用部分协调一致；理性、感性与意志不受干扰地合作；感性不会背叛理性的任何指示，理性不会按照感情的渴望做出指示；而意志遵循这两种指导力量的共同推动，不会倾向于反复无常，也不会过度扰乱其指引。那么，如果理性在分析信息和条理方面是完善的，感性的推动作用也无懈可击，那么人性构造的统一就是人类所有进步的最终极致状态，破坏这种无比重要的结构基础就是罪恶的，假如有可能破坏的话。但是如果缺少它，连贯性和协调性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价值了。只要错误包含在人性中，整体产物就是受到损坏的次品。然而我们发现社会道德与思维的错误和最严重的智力缺陷并存不悖，这是毋庸置疑又值得庆幸的事实。正如希伯来学者在犹太法典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可以将归咎于上帝的思想运用于人性，犹太法典中说，上帝也作祈祷：“愿我的正义服膺于我的仁慈。”这也是上帝对人类的希望，无论他们的意志如何，愿仁慈和宽恕压服理性和逻辑，而且也愿人类所有向善的冲动压服理性和逻辑。重复一下借反对者之口说过的话，我们并非总是从邪恶的准则归结出最极端的推论。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承认，不是连贯性而是其对立面拯救了人性；只能承认错误不是有用的，虽然有时可以避免错误的损害或将其损害降至最低限度，但那完全是两码事。

替错误辩解的人或许会反驳，他的意思不是说答案来自行为的连贯性。要衡量效用，不仅要考虑满足当前对象的需求，而且必须考虑对未来发展和进步的贡献。从这个角度而言，谈论人性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颂扬停滞而已，他们没有考虑让人类的进步无止境延续所必需的条件。现在无论社会或宗教的错误可能给予个人或一代人怎样的安慰，至少这样的错误都无益于促进人类的发展。那至少不是错误的可能效用。

这也是对如下借口的回应之一：“虽然每种积极的事实都是有用的知识，但是当这个学说运用于消极的事实时，我们就不得不有所保留。当唯一确定的事实是一切皆不可知时，我们就无法从中得出任何新的事实，用以指引我们的行动。”[7]逻辑上的一致，或某种日常实践的一致性，虽然也许会引出上千种抽象的反对理由，却确保了个人和社会的大量益处，而意见或动机的任何纷扰都会危及那些利益。要将错误的意见和动机逐出头脑，选择方法和时机无疑总是需要小心谨慎和长远考虑的问题。只是在考虑这种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以任何形式认同错误是有用的，哪怕只是暂时的作用。因为我们希望维护的益处不是错误给予的，而是来自正确的意见或合理的动机或高尚诚实的态度，它们起源于人类对于事物的真实关系，自发和非系统性地认识，即使面对错误，它们仍然存在、成长和运作。在人类社会初期阶段，这种认识还非常模糊。不过每前进一步，它就变得更加清晰而稳固。在一个尚属文明的时代，我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确信依赖这种认识。

于是这里引出了中心论点，即“一切皆不可知”这个消极的事实是能够指引我们前进的真理。它引导我们远离没有成效、没有发展余地的思想和情绪，必然迫使原本会被浪费的能量发挥作用，朝更有益的方向去摸索和感知。如果不去触动古老的路标，虽然目前这一代人可能得到安逸，却要付出未来发展的代价。失去对特定时期的宗教或政治旧制度的信仰，是竭力追求新制度的首要条件。

道德和宗教方面的错误意见，或是行为的错误动机，似乎都可以成为真理的垫脚石，历史上无疑有大量类似的事例。然而这绝对无法证明错误的效用。因为在所有事例中，那些错误意见或动机远非完全谬误，多少都包含一些真理和真实的因素。即便错误帮助加快发展或修正了前进的方向，也必定是归功于其中的正面因素。错误的成分是完全无用的，甚至比废物更有害。通过教义和礼拜仪式，宗教感情确实披上了多种与之不相称、不适当、压抑人性和具有误导性的外衣。整体而言，宗教感情的确给文明带来了极大益处。但是这不能证明，教义或礼拜仪式这些形式强加给人们的错误指示就是有用的。恰恰相反，错误的教义和衰微的礼拜仪式造成的影响太大，部分抵消了宗教情绪本身的价值带来的益处，削减了它无价的能力[8]。

反对者还会极力主张，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差异，真理的表达形式也可能是错误的，只有通过错误的表达，人类追求永恒价值的动机才能确定。对此我再次强调，从绝大多数最重要的例子来看，这种主张错误的形式和表达必要性的观点是自我衍生的产物，是以前的道德和宗教错误造成的不良后果。培根告诉过我们：“在经院派神学地位岌岌可危的特兰托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上，一些高级教士严肃地声称，经院派学者的学说动摇不定，他们就像占星术师，装模作样地编造出奇怪的偏心圆、本轮、星盘和天球仪来勉强解释天文现象，虽然他们明白那些都不是真的。他们用类似的方法构架出一系列微妙而错综复杂的规律和定理，试图挽救教会的惯例。”除了学术规律和定理，这段话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方面。人们创造次要的错误并需要它，理由是错误具有一些先存的主要积蓄，可以挽救教会，因此我们经常提及某种教义给人类精神带来的安慰。然而如果正是这种体系产生的恐怖使人们没有安慰就无法承受苦难结论又将如何？既然炼狱的教义来源于更古老、更严厉的永恒地狱理论，又有多少必要表现教会的宽宏仁慈？

此外，所谓掺杂在纯粹真理中的错误是必要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权势的社会等级或团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错误的体制而作出的解释？——即使他们无法抵制，或者不愿意抵制输入更新、更好的学说。不过那不是蓄意犯罪，也没有致命的危险。从更确切也更宽厚的角度解释，是人性的弱点让我们非常乐意地相信其他方便相信的理由。没有人认为，那些团体——例如法学家——反对消除冗余和碍手碍脚的陈规陋习纯粹是出于强烈的恶意；他们不得不将那些惯例视为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因此各种有影响力的教师和传教士已经无意识地倾向于认为，有必要尽可能维护那些我们明知其谬误的东西——即使它们不是真实存在，甚至同时引入一些有益的修正。这就是人类精神的保守主义，虽然坦率却会造成损害。我们无权谴责我们的先辈；上一个世纪的非历史学派热衷于毫不吝啬地给他们戴上冒名顶替、冒充内行、骗子强盗之类的邪恶帽子，那未免太过火了。不过我们有权利指出，他们与如今那些模仿他们的策略的人一样，其保守主义并不能证明错误的效用。那些人希望灌输给人们一种完整的宗教意识体系，而有文化的人却公开声明放弃它，那种做法尤其没有任何正当性。况且我认为，教士们想必也放弃了它，否则他们几乎不会受到蓄意的引诱，以致放弃传教的职责；他们在那个职位上传教的影响力是最重要、最广泛的。

同时，我们的观点是，虽然有人致力于改造思想，实现旧瓶装新酒的计划，即用真理取代迷信，这样做尽管无损于改革者的诚挚或名誉，却无法证明错误是有用的，哪怕只是暂时的作用。那些人缺乏远见，无法预见到未来的事。他们忘记了错误长期延续造成的祸害，加入的少量真实成分也可能带来新的活力。他们忽略了暂时得意兴奋的代价常常是最终失去活力。

最后，他们没有认识到，错误就是这样妨碍真理产生的。近来有一种反对我的争议较难应付，它断言“可能实现的范围超越了理智思考的限制”[9]。这种见解确实过分乐观了，以至坚持时代的倒退。无论如何，人类历史在我眼中都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艰巨选择，正如我们这个时代；实验造成了惊人的浪费，虽然也获取了某些珍贵的成果，但是无论在当前还是过去任何时候，它都不是衡量一切可能性的最终标准。这与科学的历史观念并无矛盾之处，亦非否认社会进步具有某种顺序的重要法则，只是主张在唯一可能的秩序范围内，总是留有一些余地，以进行各种程度的改进和创造，接受幸运或不幸的偶然事件。任何可以发现的规律都不能精确地符合其中的某个部分；它们也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它们符合的时间也不能确定。我们必须分清可能性与必要性。在给定的时期，只有某些发展的步骤是可能实现的；潜在的可能性并非必然全部实现。难道有人会假定，天生具有的创造和发展才能全部使人类获益了？比如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所做的工作超出了社会容许的范围，从而帮助社会免除了一场大灾难，他是历史上唯一的例子吗？答案是否定的。历史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原因和结果的互动关系，历史肯定不会变迁；历史是社会的成长和状况的记录，也记录了中断、微小的异变和不幸的遭遇。追溯历史，可以发现从各个方面塑造人类形态的一系列线索。但是可能造成一切差异的那些失落的环节在哪里？那些对早已湮灭的事物的记述在哪里？那些过早问世的多种多样的天赋，它们的成果在何处？我们根据与相信太阳系规律一样的理由接受过去，尽管如同孔德（Auguste Comte）所说的那样，“我们能够轻易地设想它们在某些方面得以改善”。过去就像太阳系一样，超出了人力所及的范围，我们无法更改。但是如果有人带着哲学式的自鸣得意，以为我们已经通过想象得到的最短、最轻松的路径抵达了目前所处的阶段，沿途未曾浪费、未曾失去亦未曾残酷地摧毁任何东西，那肯定只是愚蠢至极的梦呓。我们失去了“可能实现的”范围中的一切，因而有正当理由考虑它、重视它，仔细思考并尝试寻找这种损失的原因。原因之一是人类的智慧缺乏自由；另一个原因与我们讨论的主题有关，即迷信和错误意见的长期存在，以及对粗劣象征的长期依附，它们原本可能衰败或被成功地消除，却由于对其效用的错误政治观念而得以存续。如果公正地评价这种效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错误的意见、狭隘的迷信和粗劣的象征阻碍了智慧的自由运用，妨碍人们培养更相称的情感，那么我们就理应将未知的损失视为真实而最重要的因素，并归咎于那些错误。

简言之，错误的思想和动机在人类成长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成分，若要替它们辩解，说到这个地步就是极限了。但是“必然”并不等同于“效用”。凡人不可能避开痛苦伤害，可是错误的思想和动机就像痛苦一样，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和利益造成了可怕而无法补偿的损失，是这个世界顺利进步的过程中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之一。本书论点的教育意义涉及到我们实际上应当以何种心境看待错误的学说和误导的动机。如果我们满足于给错误的学说或者误导的动机找到好理由，那么我们需要自问的问题就只有一个：通过与自由学说相容的方法，是否有可能打破或祛除它。认为错误可能对其他人有用，这种隐隐若现的观念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弱点，且只是让问题愈加复杂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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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密尔的《自传》（Autobiography），第170页。

2．*译注：引自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第2卷，原文是拉丁文诗歌，译文选自商务印书馆1981年方书春的译本，第2卷，“序诗（1—61）”。

3．引自勒南（Ernest Renan）的《法国的道德和理智改造》（La 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 de la France），第98页。

4．引自勒南的《宗教史研究》（Etudes d'Histoire Religieuse）前言，第16页。

5．1779年，普鲁士科学院宣布以《欺骗对人是否有用》（“S'il est utile au peuple d'être trompé”）为题征集年度有奖论文。他们收到了33篇文章，其中20篇表明它没有用，13篇表明它有用。活动在巴黎和柏林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科学院本着不偏不倚的态度颁奖给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最好地证明了正方观点，另一篇最好地证明了反方观点。参见巴托洛美斯（Christian Bartholmèss），《普鲁士哲学科学院历史》（Hist．Philosophique de l'Académie de Prusse），第1卷281页和第2卷278页。孔多塞实际上没有参与奖金的竞争，不过他写了一篇十分深刻的文章谈论到这个主题，出版于1790年（Oeuvres complètes．第5章，第 343页）。为了说明在给定时期流行思潮的共同真相，我们可以提及在1770年出版的另一位法国作家席努·杜·马萨（César Chesneau Dumarsais，1676—1756年）的遗著，题为《有关成见的随笔；或道德习俗对意见的影响与人的幸福》（“Essai sur les Préjugés；ou de l'influence des Opinions sur les Moeurs et sur le Bonheur des Hommes”）。他在书中指出的主要成见被分类为古代习惯、世系、祖国、宗教以及对财富的尊重。其中一些论断的措辞几乎与孔多塞的论述完全相同。关于马萨的记述，参见达伦伯特（Jean le Rond d'Alembert），Oeuvres complètes．第3章，第481页。

6．Oeuvres complètes，第5章，第354页。

7．引自密尔的《关于宗教的三篇随笔》（Three Essays on Religion），第73页。我对整篇文章所做的一些评论参见《第二系列批评文摘》（Critical Miscellanies，Second Series），第300—304页。

8．“最后，让我们姑且假定来生的教义具有某种益处，并且确实制止了一小部分人，然而如果与我们见到的这种教义产生的一大堆坏处相比，这些微薄的益处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观念能控制一个胆怯的人，相对地却有成千上万无法控制的人；它令千百万人变得糊涂迷信、凶残狂热、无用而邪恶，令千百万人背弃了自己对群体的义务，还令无数人受尽折磨、混乱不安，对于社会却没有任何实际的益处。”——出自霍尔巴赫（Paul Henri Dietrich d'Holbach）的《自然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第1卷第13章。

9．引自斯蒂芬爵士（Sir J．F．Stephen）的《自由、平等、博爱》（Liberty，Equality，and Fraternity）第2版，第19页注释。

第三章　理智的责任与政治精神

现代“神秘法则”；休谟的不道德见解；不道德妥协在智性上的负面影响；更粗俗的准则伴随着堕落；妥协的三种领域；分开三种妥协是极度重要的；在实际政治中将它们混淆的后果；在意见形成过程中的处事交往或功利算计；其合法性开启了多数派与少数派彼此当仁不让；本章的论题；其重要性归因于政治精神在英国至高无上；政治精神占主导地位的后果；与有理智责任感的时代相比较；反对政治精神的现代运动；考虑到的一个异议；具有合理信念和理想品格的重要性；品格的缺失削弱了行为；现代政治中的例证；现代的宗教自由主义；两个最高问题的说明；帕斯卡对怀疑状态的评述；纽曼博士对同一主题的评述；处理这两大问题的三种方法；理智上不诚实行为的另一种说明；萨瓦牧师（Savoyard Vicar）；用精神上的自我放纵取代理性造成的损害。

我们已经讨论了乐意将社会划分成两大等级的人的立场；其中一方受过教育、善于思考、自由地运用他们的理智，却以严格保守的态度捍卫他们的结论；另一方目不识丁或从不自省，他们被教导接受某些看法和惯例，原因并非他们忠诚或者他们确实就像修道士们相信的那样，而是那些社会中地位较高的智者们认为，灌输这种信仰在所有方面都对他们自己有益。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恰恰相反，它公正地描述了当前社会的状况。早期基督教的古老“神秘规则”（disciplina arcani）在我们中间与早期的教会一样具有充分的影响力，但是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差别。基督教的创始人采取保守策略，更多是为了引导侍祭司铎追求真理的完满。而近代那些精于算计的人持保留意见，或者掩饰自己的真正理由，却是为了让他们的邻人贪图安逸、不求改变，沉溺于偏见、迷信和低俗理想的一潭死水之中。我们援引圣保罗（Saint Paul）的话，他说自己回应所有人的祈祷，成为犹太教徒，仿佛关于异教徒的法律从不存在。然而我们实际上只是为了将自己的行动正当化，任凭犹太人依旧是犹太人，异教徒依旧是异教徒。我们模仿那些使徒，在古旧的圣餐桌前向未识之神[1]领受圣餐。我们忘记了，古老象征仪式的起点是彻底变革的教义。一方是有判断力的传道先驱的保守派，他们满怀顾虑、饱含泪水，本着纤细敏感的良心，温和地处理问题；另一方是理智怯懦的保守派，他们凭着狭隘的思维，自以为是替社会的和平安宁着想，伪善地处理问题，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两类人是截然不同的。古老的“神秘规则”意味着透露出一线光明，从而揭示更多的真实。而新的“神秘规则”意味着掩盖真实，从而使谬误永世长存。然后考虑一下这两种妥协方式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对个人妥协的精神和特性的影响。前一种情况下，热情、希望和对伟大事业的奉献完全可以共存；后一种情况下，欺骗压制了人的个性，妨碍了自由热情的梦想，造就出平庸的凡人——并非总是互相理解，而是有强烈欲望和目标的平庸之人，那甚至更糟。

休谟（David Hume）的一段文章，或许适合用来说明从众论所呈现的最粗糙、最令人厌恶的形态，以及对人格造成的耻辱影响。与近来那些感情用事而支持妥协的人不同，他用更加实际的方式看待事物。身为怀疑论者的休谟写过一封有名的信，推荐一位年轻人担任教士，理由是在民间很难找到一份还算过得去的工作。那时正值布特勋爵（John Stuart 3rd Earl of Bute）当权，可以让他的朋友得到优先关照。那个年轻人对于教规之类的问题有所顾虑，休谟是这样回应的：

人们太过重视下层百姓和他们的迷信在激发忠诚心方面的作用了。如果这件事值得严肃对待，我会告诉年轻人，色诺芬（Xenophon）认可过的阿波罗神谕（Pythian oracle）建议每个人崇拜偶像（希腊语：nhomô pholeôs）。在这件事上我希望仍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当伪善者。那是社会共同义务的一般需求；从事基督教会的职业，只不过是略微增加一点无害的伪装——或者说模仿，我们没有它就不能在社会上混下去。[2]

这种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无数人，大大超出了想象的范畴，休谟的叙述方式只是格外坦率而已。面对如此粗俗的准则，人们大概会退缩，不敢用它指导自己的行为。他们会举手质疑这段语录。我们对自己内心隐藏的东西奇怪地视而不见，当其他人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它们、阐明行为和动机的时候，我们甚至会震惊。现在令我们厌恶的不仅仅是这些事例所显示的不诚实——教士们郑重其事地发表诸多虚伪的声明，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声称为了赚钱或社会地位，可以接受许多他们实际上绝对排斥的主张；他们明确地宣布发自内心地受到圣灵的感召，因而选择从事这份公职、服侍上帝，可是他们的真实动机只是不希望失去从布特勋爵那里得到帮助的机会。伪装的这一方面已经足够骇人听闻。对于虔诚的信徒和怀疑圣灵是否真的存在的人而言，这种想法同样令人惊骇。有些人不再将超越和凌驾人类的力量视为最高信仰，另一些人珍视人类自身的价值和完善性，前者的私心比后者更重，原因即在于此。凡是有丝毫诚实之意的人，都绝对不会尝试这种经过周密算计的伪善，哪怕只是一瞬间；然而这种行为除了不道德外，还引入了理智方面的不诚实，意味着不忠于真理、不诚于自身的智慧。因为下层百姓容易迷信，有学问的人就有能力当牧师，通过做迷信的帮凶赚钱——人一旦玩弄花招，说服自己的良心认同那种思想，他的理解能力就会衰退麻木。如果有人能够看透下层百姓和他们的信仰，那么凭他的聪明，也就相当有可能不时看透自己。他将开始怀疑自己是个骗子。当他运用自己的头脑寻求自我启发的时候，这种怀疑将使他渐渐变得怯懦。拥有真正优秀能力的人不可能摆脱这些怀疑，他会为此悔恨不已。随着自身的进步，他的能力应当完全成熟，他的智力成果应当达到全盛期，同时生活也越来越严肃，使这种怀疑以同样的程度增多，悔恨也以同样的程度加深，于是智慧之光预示着有望慢慢走出徒劳挣扎的困境，或者寻求自我安慰，任凭许多资源闲置，或者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会变成冷漠无情的犬儒主义者。

我们终于发现理智也具有敏感性，至少是在能够运用于较高目标的时候。然而为时已晚。到处充斥着平庸的意图和低俗化神圣的事实真相，理智在这种环境里失去了它的个性、潜力和美好光彩。在察觉权宜方面，低等的原动力甚至在理智领域也能产生更大的效果，优秀的认知恰好被不公平地戴上了追逐私利的帽子，大家都注意到这种状况了。休谟希望自己尽可能地充当伪善者，不过假如他在多产的早年已经是伪善者，那么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欧洲就将失去一位重量级的哲学家。人们经常说，他在早年不得不压制自己的信念，而在晚年时，他很可能已经没有需要压制的信念了。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句，休谟起初阐述的观念是，下层百姓不关心真实与谎言之间的差别。他很可能迟早会得出同源的观念，即那种差别与他自己也毫无关系。

前面谈到的那些人深思熟虑、老成世故，为了换取物质享受出卖与生俱来的智力，厚颜无耻地向他们觉得可鄙的人妥协，以免被迫靠诚实劳动赚取面包。姑且随他们去吧，我们没有必要耗费精力、义正辞严地表示愤慨。他们自有他们的地狱，言语并不能增加其苦难。为了确保生计，必须戴上面具和口罩生活，没有言论自由，那也不是轻松的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被迫复述古老信仰的图腾，大声附和古老的希望，同时他们衰颓的思想却明白信仰只是谎言，希望只是愚民而已；在举行庄严的涂油礼的时候，每年数百次地重复天主鼓舞人心的启示，可那些话语对他们来说就像魔术师的咒语一样毫无意义；他们替单纯的百姓主持纪念和安慰的神圣仪式时，满心只是想着这些受骗的百姓多么单纯，仪式又是多么令人厌烦的仿制品，直到一天工作结束。他熟知这些事情，在他出卖才能的生活中真正要紧的事情只有一件，即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能绝望地回顾那些枯燥乏味的可恨的表演——这正是真相（希腊语：bdhelygma tês erêmhôseôs），是对人类精神的令人深恶痛绝的毁坏。

谁都不会以为这是正常神职人员的意图。但是我们应当了解这种趋势酿成的极端灾祸。伪权宜拥有上千种假面——金钱、地位、权力、博爱，在其众多形态之中，这种灾祸可能让人不再热爱真理，内心却又未受损害。追逐金钱导致理智的不自由和自尊心的堕落，各有不同程度的理由：或是背离真理的客观性，或是为了公众或私人的便利替代真理。无论目的如何，做出这种妥协的都是失败者。世人提供恩惠，并用缄默来保证决不过问随波逐流者内心真实的精神状态，拥有才能的随波逐流者获得自身安宁的保障，然而前者的损失并不少于后者。这样仿佛是社会在惩罚机械地创造和探索新物质资源，却慷慨地奖赏古老的文化和生产方式的最坚定的拥护者。在前一种情况下，对物质财富的损害与另一种情况下对道德的损害同样严重。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关于放弃理智责任的不那么危险的形式。在第一章开头我们谈到，明智的做法是在形成意见时考虑再三、在表述意见时有所保留、在实现想法时谨慎持重。我们的意思是指出妥协的三个独立领域，每一个都是思考的主题，任何一个都不适用于其他两个，对不同的程度也不适合。不愿开诚布公和自我欺罔的态度来源于令人压抑的顺从——或是对现存状态，或是对即时可行性，或是由于担心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之后会如何看待自己，结果导致在形成和发表意见时做出妥协。其次，积极的模仿是来自一种不合法的意愿，因而在公开发表意见时妥协。最后，怯懦或缺乏信心的弱点要归咎于在行动和认识方面的不合法妥协。这种划分不是仅为了便于讨论。它涉及行为和性格的根源，是解读当前社会心态的关键。用简单模式归纳一个复杂问题总是困难的，不过正如我们抱怨过的那样，当代舆论缺乏活力和确定性，应当主要归咎于下述观念：假如实际论述一个对象的时机尚未成熟，我们厘清相关思想的责任就得以免除。假如大多数人都坚持某种意见，我们又何必计较那种意见是明智正确还是相反？这种观念来源于对妥协的三个领域的混淆，如今它悄悄占据了主导地位，却几乎没有引起争论。人们过度重视真理的实用方面，以至当他们碰巧没有能力实现它的时候，就习惯性地否认据此形成的意见，理由是不可能直接吸引足够多的人来支持它。“我们十分愿意认为您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会引起您期待的全部进步；但是我们无法说服任何一位有能力推行这种观点的人，连最小的机会都没有；那么何必浪费时间讨论它？”——这类谈话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好似一种观点如果仅有正确的可能性，就没有资格付诸讨论；好似讨论是可能诱导人们接受该观点的唯一途径，或者是最终不再考虑它的好理由。

这恰恰是因为我们相信，舆论，且只有舆论意见能够引起重要的永久性变化，所以我们应当小心谨慎，使这股最强大的力量保持正直、无畏、有益和独立。就政治领域而言，政治家和报纸新闻几乎有默契地拒绝谈论新思想，使议案无法立刻采纳新思想，当然也不可能在下一个8月获得皇室的首肯。从知识分子正直的标准来看，还有一些相当卑劣的事情，一位在职的牧师无法判断某种给定的标准本身及其优点是否可取——比如废除爱尔兰教会，直到政府官员在台前幕后勤奋地来回奔忙，告诉他该标准实际可行并且符合集体利益，他才能下定决心。一方面，领导者的高尚情操被过度吹捧，被迫改造党派的信念，使他自己受罪。另一方面，追随者由于政治上的老练受到颂扬，被迫接受其领导者的信念，同样使自己受罪。这两种情况很难说哪一种更丢脸、更令人消沉。追随者和首领互相教导，在短时间内放弃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或一生的原则，从而可能有利于社会机器飞速轻易地运转。它无疑标志着政治精神的胜利，或许会博得《君主论》作者的赞赏。它对理智自尊的习惯肯定有致命的影响，使社会上的人遭到谎言劝诱、沉溺于玩弄花招、享受其支配者的自我诡辩。

政治家执着于实际事务的管理，注意力局限于身边的工作，当然这种做法有充足理由。不过政治家需要如此关注当前任务，这一事实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另外还有如此多的人忙于助长虽不常见却重要而有希望实现的意见，乐意不断讨论其价值或优点并为实际应用做准备。事实上，最忙碌的人通常不是最不愿意听取新思想的人；压制讨论最积极的反而是那些游手好闲的政客和那些无所事事、爱凑热闹、搬弄是非并热衷传播八卦的家伙，他们反对浪费时间精力去谈论那些并不准备进行投票表决的提议。从现状看，每个人都知道，问题未经充分讨论的理由在于找出解决方法的时机还没有到。于是当一些预料之外的小纷扰或事情的自然进程迫使人们下定决心时，考虑到目前舆论尚未准备好有效而完善的解决方案，那么解决方式就常常显得草率、不完善或邪恶。人们拒绝审查所谓不能实行的想法，国民教育问题的所谓“解决”就是近期最可叹的写照。我们或许可以大胆预言，没收国家教会的基金将以令人难忘的规模提供下一个实例。此外，免费的初等教育和重新分配选举权显然也是重要问题，相较之下，极少有人愿意认真而耐心地讨论它们，将来我们想必会痛感这种漠视是个错误。曾经有位明智冷静的作家这样写道：“一位有见识和学问的人严肃地公开提出一种意见，总是需要得到尊重和关注，那些由于自身的见识和学问而拥有相关权利的人确实那样做；触犯这种礼貌规矩的人，无论是谁，都会公平地丧失它保障的特权。”[3]那只是最小的麻烦。最严重的危害是会导致好想法的损失、流产和浪费。

前面谈到的祸害来自对这一重要真理视而不见：为了寻找完成给定任务的最佳途径，辛苦也是值得的，即使你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其方向最终是错误的。除了政治领域，思维领域同样如此，为了尽可能确保我们的意见最佳，值得“对快乐不屑一顾，每天辛勤劳作”，即便我们知道，这种意见流传并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可能性无限小，甚至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无人接受。真理和智慧不得不等待时机，最终把握住机会。个人能做到的就是即使独自一人也要探寻真理。这是最高也最基本的任务。然而在当前的社会心态下，我们似乎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们考虑的方向正确，本可以正确地指导实践，为了确保一些需求而放弃一些欲望，为了避免停滞或倒退而正确地默认选择次优的行动方案。可是我们在这上面都存在误解，继续根据同样的理由误以为自己应当默认次优意见，应当将约定俗成的表述与高纯度的信念混杂起来，应当接受一种信仰——我们虽然在心里觉得它模棱两可，怀疑其真实性，却对追根究底没有太大兴趣，只因为它在普通民众中间有牢固的基础。这就是我们谈论的妥协、处事交往、功利算计的三种类型之一。功利算计在意见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妥协或处事交往对作决定的过程发挥影响。

与另外两种妥协类型一样，合法性或权宜之计主要取决于多数人与少数人的相对权利，以及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尊重。如果具有狂热的性情，或者由于习惯从裁判视角排外地审视社会从而灰心沮丧，就会很容易地坚信根本不存在什么尊重——除非给予尊重的一方太弱而无法随心所欲，否则双方彼此尊重是不可能的。这种肤浅而有害的观念基础曲解了文明社会的经验，甚至更糟糕，它只不过是来自主观臆断、不知反思的性情。凡是十分仔细公正地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同意：先进的社会在实行权宜之计的过程里，任何一部分成员都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部分成员，除非涉及维护社会统一这类至关重要的问题。至于这种重要例外的开端，还有待更多的讨论。合法干涉的领域的边界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划分，或是根据利己主义行动，或是根据行为的其他条件和要素。无论界线划在何处，决定其位置的不仅是抽象的思索，而且是世人注重实际的品性和自发的老练，如同多数与少数的利益之争，维护一方的权利就会妨碍另一方。换言之，在某些情况下，束缚多数人的意志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在规则不同的情况下，它什么都算不上，或者几乎什么都不是，正如一个人对同伴的社会性依赖所允许的那样。

我们的论点如下：在实现一种主张和将理论付诸实践的积极努力的过程中，为了遵从多数人的成见，进展会非常缓慢。屈从现状条件的限制，极度节制地行事，自我约束以及安抚调解，这些权宜都可能存在，而且往往如此。其次，公开宣布与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之间存在分歧，拒绝盲目地认同这种观念，仅仅表述意见就要依靠不同的基础。尊重多数人的愿望和感情的理由远远不够有力，但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理由肯定存在，所有善于思考的人都会加以权衡。最后，关于一个行动方案的相对可取性，或者关于一种主张的真假或正确意义，在一种意见的构成之中，同时代多数人倾向的意义等于零，在天平上的分量等若微尘。在决定可行的最明智的路线时，实际不可行的环境条件就与我们无关。在我们判断事实问题的建议是否准备妥当的时候，必须考虑它们和证据的一致程度。人们信以为真，其他人或我们自己可能会从中感到安慰，那种舒适或慰藉也与我们无关。

即便是在实践中彻底漠视这种真理的人，也会立即在名义上赞同它。在我们这样的社会，要让人们转变态度真心实意地赞成是非常困难的。在罗马共和国以后的所有社会中——甚至包括罗马共和国本身，英格兰是本质上在政治方面最活跃的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经历过军事时期和宗教时期，不过都相当短暂，如今国民生活的主流已经进入政治通道。政治生活的影响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强大、更深刻、更广泛、更持久、更成功。我们通过战争建立起疆域广阔的帝国，不过战争的本意并非军事征服，其目标主要是开拓市场。我们历史上16和17世纪的那场伟大的精神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是偶发事件，也是阴谋诡计，是贵族们为了寻求战利品而发动的突然袭击。几乎直到经过改革的教义与类似的思想以及相应的治理规范相结合之后，人们才从中找到归属感，开始对其真正感兴趣。

我国进步的重要根本在于自我治理的发展，或者审议机构组成的政体，它代表互相矛盾的原则和互相冲突的利益。在自治的制度下，人们养成的习惯恰恰不是宽容；因为一本正经的英国人与法国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不热爱宽容，他们只是向大多数人的意志让步——只要他们仍然占多数。由此推出了被误会的简单理由，即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如果让大量人参与管理和安排公共事务，工作将立刻变得无法进行。权力逐渐集中到一个最高审议机构，成千上万人积极地参与选择和管理其成员，密切注意和观察议会的议程，它处理的事务的重要性给议会的尊严增添光彩；所有这些趋势既确定了我们对政治的最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又影响了我们的整体心理素质和内心性格，使我们适应政治的精神习惯远比其他习惯更加根深蒂固。

因此政治精神已成长为我们国民生活中的最强要素；这股支配力量的影响遍及我们全部的思维方式，包括与政治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的事情。因而我们心中产生了一种真实的政治责任感。而在相应的程度上，理智方面的责任感却遭受挫折——这正是本章所极力主张的论题。假如这两种责任感互不相容，一种变强另一种就不可避免地变弱，假如精神上的欣悦和伯里克利（Perikles，约前495—前429年）时代的思想开放必须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年）时代的政治无能为代价，那些与社会的精神趋向关系最大的人就很难决定应当优先激发哪一种责任感。一个长期维持的帝国社会——例如罗马——必定是保守而严厉的，敌视一切新颖的思想和事物并积极消灭它们。但是罗马政权的持久对于人类毕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确保了某些文明思想的传播。创造出这些思想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十分典型地缺乏政治一贯性的统治才能。我们确实发现，希腊不仅产生了最高级的富于思辨的思想，而且还有实际的政治制度。希腊历史上那些稳定运转的最有利的例证就几乎不需要指出了。根据历史事实，一个社会很少在世俗和精神两方面同时繁荣，也很少在探寻真理和培养政治精神两方面同样成功，总是有一个方面占据决定性的优势。社会中自由活跃的思想与前后一致的政治活力之间，似乎很难维持平衡。举例来说，当德国人热情地致力于研究抽象的真理和深奥的学问、发表新的批判时，德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而且人们极少期盼它们。在路易十五（Lovis XV，1710—1774年）统治时期，法国人对政治和民族的兴趣前所未有地减弱，几近消失，同时他们对理智的兴趣前所未有地高涨、富有成效并且影响广泛。

仅仅如此还好。此外，在政治责任感与理智责任感之间，以及重视即时可行性与探寻重要思想意义的问题之间的鸿沟，不应当太彻底、太普遍，这是社会福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使没有其他反对理由，如果政治精神占据毫无异议的优势，就会引起一种明显的倾向，限制那些激发人们真正兴趣的事物。更有甚者，除了对社会物质和结构性福利多少有直接影响或者存在明显关联的事情，人们会忽视其他所有问题，或至少将其置于次要地位。如此一来，社会成员就失去了塑造伟大特质的全部影响中最令人振奋、最广泛、最崇高的东西。

首先，他们失去了对更高问题的真诚关注，那是人类精神的自身发展所必需的。其次，他们失去了寻找真实答案的无畏渴望，或者如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那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他们就至少要找一些好的理由自我满足。平庸之人无法立刻辨明这些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含义。因此，它们及其他所有与社会机构体系无明显关联的问题，只能退居次要位置，让公众以一种不可能出错的方式去关心那些有关联的事情。

再者，即使不平庸的人也会受到这种精神的恶劣影响。他们意识到思考伟大论题的存在和重要性，但由于政治精神的压力，他们害怕自由研究那些问题可能得出的结论。相应地，他们摒弃了探究，下决心成了他们最惧怕的事情。他们给自己找理由，以为假如认真致力于在某个领域形成真实见解，得出的结论虽然可能在今后几个世纪里得以实现，在当前却完全不受欢迎，任何被怀疑接受那种意见，甚至只是有那种倾向的人都可能为此断送前程。他们考虑到人生苦短；传教士不会被当成受欢迎的阶层，殉道者又不会被当成明智的阶层；即使尽力而为，也只能给世界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即便如此，放弃任何贡献机会也是道德意义上的自取灭亡；因此为了维护世间的和平与肤浅的善意，最好的选择是绝不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且万勿费心去把握某个方面的正确看法，要与正确思想或其领域彻底划清界限。

如果谴责这种思想追逐私利和伪善，可能太严苛了。它是政治精神的自然产物，而政治精神只是不断考虑当前的结果和即时的可行性。如果仅仅是害怕失去，并不会妨碍它得到更好利用，只要它起作用就行。一个人与组成他的小圈子的同伴之间达成没有明言的协议，对于这种特定处事技巧造成的负面后果，我们几乎不能作出乐观的估计。如果他可以保留传道者或教师的地位，那么他愿意舍弃与生俱来的自由解释的权利；对于涉及人类利益的最重要的课题，拥有清楚的想法——纵然只是暂时的，深思熟虑地反对对立的思想——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这是属于每位聪明人的义务，然而他对这种义务视而不见。如果自由思考的范围受到这种致命的限制，那么不管个人还是群体都会相形见绌。规定这种限制的缘由，既非专注于某一类问题而不是另一类，亦非对特定主题的讨论没有充分准备，亦非懒散或缺乏好奇心，而是因为担忧过于勇敢的探索者经过思考可能得出的结论。纵然没有其他负面影响，这种局限至少还有彻底的害处，它致使责任感麻木迟钝，削弱个人责任的敏锐感觉，削弱个人或是对上帝、或是对社会、或是对自己的良心以及理智的自尊心。

通过仔细思索时而照亮旧时代的人性特征，我们可以最清楚地了解这种害处有多么严重。那时人们虔诚地相信，他们的永恒救赎取决于是否拥有真实的信仰。人们必须找出真正的信仰，若有懈怠，就必定在全能的上帝面前遭到报应，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永远坠入地狱的威胁。在16世纪的德国与17世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教义规定新教徒具有无法废弃的责任，这使大无畏的精神变得重要；按照这段历史记载，在巨大的历史苍穹下，带着受到激励和鼓舞的信念，我们的眼光能转向哪个部分，并对人类生活和受信仰的严肃性影响最深的人的价值有更高评价？在我们看来，英格兰的清教徒首领和苏格兰长老会中严苛遵守《国民誓约》的成员最具有英雄气概，原因不是他们的宗教狂热，更不是他们的宗教理论，而是因为他们探索并追求真理，既不考虑可行性又没有谨小慎微地算计多数少数，只是深思熟虑，从“伟大考验者的目光中”探寻。

这还不足以解答，为何这种神圣的存在和监督的惊人觉悟曾经是活生生的事实，如今却消失了。上天永远警觉的眼睛，并非唯一可信的刺激责任感的因素。从那些严厉无情的新教英雄到上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在许多方面都是跨度很大的飞跃，然而理智和责任感同样刺激了他们。他们的教义沉闷而不充分，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那样，有时甚至直白而残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衣衫褴褛、鄙俗低贱。话说回来，毕竟无论诱惑或威胁，还是思考某些论题的痛苦或惩罚，还是思考其他事情的报酬，都无法转变伏尔泰（Voltaire）和狄德罗（Diderot）那样的人。在有缺陷的智慧之光所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仍会机警而费力地探索真理。在此过程中确实发生了灾难，但是伴随的不幸应该更多地归咎于传统和权威的捍卫者，而不是思想解放的卫士。甚至在后一种情况下，应当归咎于不恰当的教义，与自由思考和研究的意识完全无关，也不能怪罪他们勇敢地服从这种高贵意识的驱策。

近来有相当多的尝试，试图将政治精神压制到非政治的范围内，这场著名的运动或许起源于一代人之前牛津的灰色四方院子和古老花园，“可爱的城市与她梦幻般的教堂尖顶”；那里曾经是脱离尘世喧嚣的地方，同时伴随着最粗野、最激烈的争斗，追逐世间更粗俗的赏金。对于“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复兴的方向，本书作者比任何人都无动于衷；在牛津的岁月里，纽曼那颗星辰已经落下，取而代之的是密尔这轮太阳。我们需要分清热烈而强大的精神与近来重新开始流行的对名人的模仿之间的区别。牛津运动的时机无疑完全是政治性的。其领导者感到恐慌，因为新近改革的议会有废除圣公会的国教地位的意图。他们自问（引用原话，短文1）：“为了得到会众教徒的尊敬和关注，这个国家的政府难道应该如此忽视上帝，实行政教分离隔离教会，剥夺教会在现世的荣耀和本体吗？”我们可以预见，他们在解答问题时，很快会发现自己走向了从政治角度思考事情相反的极端。高尚而枯燥的乐观主义以为现存的秩序是可能范围内最高尚的，未受干扰的大多数人的路线就是拯救的途径，然而人们已经厌倦了这种乐观，那些人对教会成员的呼吁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使徒式的继承和圣礼主义本来或许不是先进的思想。乐于接受那些思想的人至少有一个优点：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虽然牛津运动在理智上的过错显而易见，不过至少用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方式承认了一条教义，即属于政治范畴的议会无权决断精神范畴的事情。他们承认，一个人不管是发现还是失去了真理，都应自己承担风险责任。他必须估计到法官既不考虑现状又不考虑内阁会议的便利，这是一种告诫，也是默认神学上的错误或无所作为的好借口。在决定故意闭上理解的眼睛之后，在其最有力的捍卫者的事例中，这场运动结束了。最后一次主张个人责任的行动只是轻率地认同了教会和传统的责任。这已足够可悲。牛津运动有一些偶然附带的益处，比如引起了对历史以及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关注，不过除此之外，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它还有效地反驳了所谓的下议院对人类生活的观点：在其位置上是优秀的，但是如果不得其所就相形见绌并且引起衰退。与每个人心中善良诚实的精神一致，它总是有效地反对世俗之人的沉重苛政和所谓注重实际的人们。深谙世故之人鄙视天主教，因为他们的宗教未经证明就信任传统并受传统的奴役。仿佛他最重要的思想是自己形成的，既不是通过宗教也不是通过其他途径。他嘲笑他们对教会的敬畏和迷信，仿佛他自己内心对大多数的敬畏与迷信毫不沾边。他嘲弄他们对过去的尊重，仿佛他自己相对当下的一味遵从更高级一点，或者更值得尊敬一点。如果现状是上天特许的专制权威仍然牢牢束缚着我们，如果我们放下古老的《圣经》，代之以多数人全体参与的灵感，那么现代的解放带给我们的利益就非常有限。

正如本章叙述的主题，可能有人极力主张，有些意见应当让它自己形成，或许还有一些权宜之计，不仅应当在实际生活中慢慢尝试认识，而且有时应当不急于表达——那相当于要求履行一项麻烦的义务，同时又剥夺了真正使人履行那项义务的唯一动机。或许有人会问，假如我既不打算将自己的念头付诸实践，又不试图劝诱别人接受它，甚至不想冒失地公开它，那么何必以功利算计的全部名义，要求我如此辛苦地形成自己的意见？毕竟在这种条件下，我的意见非常有可能彻底落空。我的回答是：意见不会落空，即便其持有者认为它永远不适合公开。如同我们在下一段将看到的那样：首先，如果坦白说出我们的信念，遭到反对的状况很少发生；此外，信念可以对我们的行为发挥最具决定性的影响，即使我们有理由——或似乎有理由避免——将其强加给别人。尽管外部世界看不见我们的想法，但其运作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其他信仰以及相关的全部行为。无论我们是好是坏，思想仅仅是我们整体人格的不完整、不连续的片断，即使是亲密的至交——遑论其他普通人——也无法涉足我们的内心领域。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尽可能保持人格的完整连贯，使之免于支离破碎；用理智而一贯的意见支持坚定的意志，用独立的信念鼓舞理智方面的自尊心，努力保持冷静自控，无论大多数人是喧闹还是沉默，甚或现状的压力，同样无法使我们动摇。

性格的重要性无疑远远超过理智的意见。我们经常看到，意志软弱或动机低微的人却拥有高度合理化的信念。尽管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世间还是有“不信神的智者”或“智慧的魔鬼”的说法——虽然当追逐私利的政治家或高级教士使用这种说法时它们并不真实，但其根源却来自可能存在的现实；话说回来，我们最好记住一个非常明显的真理，即意见至少是性格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部分。正如前人时而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思维与我们的人格具有异常密切的关系。认真而令人信服地表达社会或精神方面的重要问题，这种意识有助于人的尊严，同时又无损于谦逊。在这层意义上，思考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境界[4]。我们可能没有感到义不容辞，或者觉得不适合将之强加给其他人，但是那些意见作为潜在的力量却不可小觑。它们塑造理想，进而鼓舞行动，尽管其持有者不会贸然信任世人，它们仍然从远距离发挥着作用。最后，一个人唯有贯彻自己的想法直至得出完全的结论而且不畏惧其结果，否则无论他是否认为公开表明自己的思想及其目标属于权宜之计，他都不可能掌握原则。无论是否公开思想，掌握原则正是性格的一贯性的根基所在。假如天才的性格中的某些因素竟然不断地允许微不足道的审慎掩盖永恒法则的光芒，那么这种一贯性就能帮助平庸之人达到接近天才的最高水准。这种固执仿佛是令人信服而有价值的行为指南，一个人一旦满足于这种指导，精通其内容和用途，那么无论是“向市民和世界”公开表明，还是认为其他人难以接受它们，它们都会变成根深蒂固的习惯，从而让人失去面对意外的真理的勇气。

与大多数或我们周围的其他一部分人可能抱有的感情无关，由于未能看到我们意见的根基所在，一个明显的结果是：无论政治事务还是任何意见的其他严肃分支，这些最崇高或最遥不可及的形式都无法吸引我们。有关政府或社会的特定理论的提倡者受到误导，严重误解了在应用理论时做出公正和明智的妥协的惯例，以至遗忘了那些理论有可能呈现的最高尚、最鼓舞人心的形态。政治上最糟糕的无知之错就是坚持实行一套理想的原则，而其他人却有持异议的权利，如果得不到其他人的赞成，那些计划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如果由于恐惧或羞耻而排斥这种理想化的原则，内心缺乏这种最高级最抽象的表现，那么这种状况会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严重地妨碍或麻痹人们性格中的一些要素，致使生活失去诸多滋味。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是保守派，很遗憾他不得不更多地思考同伴或对手在想什么，而不是更广泛、更高级的思想，即有关生活和人类社会的保守派哲学。那些思想是这样的：社会的团结明确地体现了神意的创造和秩序，其运动遵循神秘和稳定的体制；教会和政府的关系是可改变的，政府的每位公民都是属于教会的成员；如果良心受到错误思想的指引而荒谬地固执己见，那么这个人就没有权利违抗国家正确的命令；无论是积极的煽动还是带有疑问的不安，扰乱社会的和平秩序都是最可憎的罪行；追溯历史发现，地位显赫的古老祖先能给人生增添一些尊贵的成分，同时人生也要被迫接受许多更重大的责任。这些以及其余一些主张构成了保守派信条的真正理论基础，我不会说它们适用于竞选活动，或者在选举或议会发表演说时是有用的权宜之计。我想说的是，单凭这些并非深奥难解的高级原则，就能给极端保守的同行赋予任何价值或意义；如果现在那些使用极端保守语言的人的头脑里存有这些原则，我们的国家就能免于蒙羞，不必眼看着某些真正的社会真理沦落到贵族投机者和富豪寄生虫的手中，变成可悲的“换汤不换药的辉格党”。

由于政治精神在其常规领域之外的这场胜利，我国的目标变得贫瘠，原则变得堕落。不幸的是，这种变化不可能局限于国家的任何一群人。它是环境的改变，无法用卫生隔离带加以限制。自由主义可以是某种更宽宏大量、更有吸引力的事物——没错，如果那些教授和捍卫者能够接受一种更自由却私密而含蓄的理论思想，从而给他们的社会信条赋予生命和连贯性，愿意重新认识和放宽可行性的含义，那么它实际上还能更有效。这里所说的思想是这样的：社会团结的条件并非神秘难解，或者只涉及奇迹，而是可说明的原因导致的结果，并容易受到不断发生的变化的影响；明智和爱国人士的思想应当永远致力于从每个方面改进那些条件；自私和反社会的人才会满足地默认从过去传承至今的秩序，因为在一个成长着的有机体中，不停的变化是无可避免的，过去的惯例、制度需要改进和再适应；通过限制官方权力的范围，扩展自由个性的领域，在事物本质所容许的限度内，在取得平等的机会之后坚定地奋斗，这种改进才最可能得到最充分的保障；尽管有尊贵的祖先，唯有唤起公众的事业心并发挥其才能，现代社会才有相应的安全，这样持久的社会必然要发展；政治进步的意义超过其他任何事，公正作为一种治理思想代替了特权，让最有可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参与自己的政府管理，是公共事务中公正的最佳保证。这不是对进步理论的全面描述，我们也尚未谈及它的合理性。我们只是主张，如果那些使用自由主义口号的人回归其原则，而不是一味拘泥于实际的妥协方法，那么公共生活的格调将得到无限提升。如此一来，面对最值得赢取的胜利，社会进步的事业不会再那么彻底地畏缩不前。进步将具有更多意义，而不是只在办公室门口进进出出。议会议员是一种重要的职业，但凡有一点雄心，几乎每位英国公民都是事实上的或潜在的候选人。不过在满大街的候选人中间，我们不应当看到那种严肃的焦虑、冷静的严厉、极度的谨慎，这些态度都如此荒唐可笑，因为那么多人只知忧虑不安，唯恐犯错误，一心揣摩大多数选民希望他们如何思考；他们严厉反对那些“轻率”到敢于与政党纪律委员或幕后操纵者针锋相对的人；他们谨小慎微，唯恐自己的意见错误，或者得不到回报。

由于懒惰和胆怯，一种软弱的宗教自由主义在我们中间得以推广，自认为是温和有益地宽容不同意见。事实上它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形式，并未解决我们的意见纠纷，甚至没有解决问题的欲望。我们这个时代的思考无疑缺乏积极性，却没人抱怨。在某种社会高度上，如今的社会与以前一样充斥着各种思想、理论、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法，有人提出疑问，也有人提供答案。但是它们太过笼统，缺乏凝聚力，非常容易倾向于无趣的对象，甚至较有教养的人对它们也仅有浅薄的兴趣。我们在解答中看到大量的信念，而人们认为没必要解析这些信念的形式。我们不断听到人们的赞美，因为它的宽容，因为它的坦率，因为它思想开放，因为它愿意听取新思想；仅在四十年前——甚至不到四十年，被怀疑持那种思想的人还会遭到注重传统的群体的排斥，而且确实遭到过排挤。然而在热烈庆幸之前，让我们先确认一下是否误解了宽容的概念，其实它并不比漠不关心更值得称赞。这两种态度的特点是如此迥然相异，其表象又是如此难以分辨。

经过下述的考虑过程，我们会怀疑那种看似理性的宽容，其正确名字是“不关心”。可以公平地说，在有关现代社会的所有重要讨论的根底，都存在着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是上帝是否存在，第二是灵魂是否不朽。换言之，我们是不是对人类这种生物感兴趣的最高级存在，或者是否需要对最高存在感兴趣；此世的生命是否是我们唯一能够自觉的生命。对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们谈论进化和物种起源，来自经验或直觉的思想，道德义务的功利主义的或超验的基础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虽说科学在积极发展，但如今人们面对这两个最大奥秘时，谁都不会声称，自己的灵魂敏锐感受到了精神烦恼时深切紧张的压力。如今，由于意义远非如此重大的问题，整个社会已经陷入挣扎苦斗，人们感到苦闷折磨，可是面对那两个问题他们却泰然处之。诚如前人所言，这是一个“大声争论和软弱无力的信念的时代”。如果这一代人受到理智责任感的深刻影响，就不可能发生这种状况。既然如此，甚至优秀的人物也满足于玩弄这些辩论，在繁忙的智力游戏中从一边跑到另一边，从一面换到另一面，而不是专心致志地解决问题，找出讨论的源头，解答当讲述和听取过程结束时，真理的天平将倾向哪边。滑稽之事和讽刺警句总是太多；人们怀着同样的好奇心，过于积极地看待互相敌视的意见，如同在小动物园里互相敌视的野兽。在两者之间，他们几乎没有偏爱。如果他们真正意识到令人信服的义务，或者象征性地占据他们思维的论题具有无法形容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空口说白话，那么这种简洁的极端怀疑主义（Pyrrhonism）就不可能存在——这种随便的中立是最难以容忍的。

杰出的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经如此提及现代论战的两大主题之一：“灵魂的不朽，这个问题与我们的关系最密切、触动我们最深，如果有人竟对这件事漠不关心，那么他必定失去了全部感情。我们是否可以寄希望于永恒的存在？按照答案的不同，我们的所有行动和思想必然演变出截然不同的轨迹，因此它应当是我们的首要论题和终极目标，除非根据它来调整自己的步伐，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意义和判断从而采取任何步骤……对那些由于这种疑虑而饱受痛苦折磨的人，我唯有表示最诚挚的同情；他们将其视为最糟糕的不幸，即使逃避也无法免除痛苦。这项研究构成了他们最主要和最严肃的事业……然而如果有人既怀疑又不去探索，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同时也是非常不幸的人。与此同时，如果他对此泰然处之、自我满足，公开表示满意并引以为荣，如果正是怀疑的状态构成了他的乐趣和自负的原因，那么我就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放肆的存在了。”[5]除了属于这种放肆存在的学派成员以外，还有谁能否认，帕斯卡的话虽然惹人恼火却是正当而有益的呢？

为了回应上述观点，或许应该指出，关于理智责任的学说原意并非如此，而是与那种解释完全相反。我们可能想起，有一系列困难妨碍我们了解那件重大事情，在选择这种或那种答案时出现诸多反对的理由迷惑我们。最后我们被小心谨慎的颂词所打发，或者遭到热衷于必然性的非难。我们的回答是，帕斯卡指责更卑微和轻浮浅薄的怀疑是正确的，但是此外还有一种不同的怀疑，即并非不进行探索，而是在探索结束后产生怀疑。有一位同属于帕斯卡学派的有辨别力的博士曾经描述过这种怀疑：“怀疑是否与推断结果和赞成一样带来愉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如果怀疑意味着愚昧无知、不确定或没有希望的悬念，那么它确实不会带来愉悦；但是无知之中存在某种严肃的默认，承认我们无力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它本身能带来一种满足。强烈的愿望，继续竭尽全力，无用而报酬微薄的辛苦工作，长久的迷失，希望、努力、厌倦、失败，痛苦地交替和再生，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精疲力竭的灵魂如果能够承认‘我终于明白一切皆不可知’，那将是一种极大的慰藉……无知保留了曾经的祸害，不过通过了解最坏的情况，并让精神忍耐它，我们获得了某种确信的安宁。”[6]的确如此，而我们这个时代不愿意直面最坏的情况并深思熟虑。因此不仅错失了确信的安宁，而且错失了完全接受最坏的可能性之后随之而来的力量和一致性——毕竟在最坏的情况下，那就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那些郑重其事地指责别人太急于追寻确定性的人，只不过是为了迎合低俗的意见，实际上本意是要别人信奉确定性。他们只看到如果在论战中你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就会遇到异常的困难。如果他们怀疑无畏和对令人信服的论证的热爱有可能导向不受欢迎的结果，他们就只会颂扬谨慎、严格地防备。然而无论那些人幸运还是不幸，对于民族智慧最活跃的部分，他们已经不再具有多少影响力。无论是否永久持续，虽然正统观念看似在众多缺乏教养的富人中间颇为流行，但坚定的正统信仰已经无法支配思想。因为思想具有发散性，在认真思考的人中间，思维的离心力占据了优势，正变得至关重要。虽然如今基督教正在继续复兴，但我认为谁都不会设想，竟会有任何真实合理的信仰随之复兴，也没有哪位富裕的制造业者会被《援助信仰》中的辩护和基督教证言协会感动，慷慨捐助重建大教堂的建筑之类。

关于我们前面谈到的重要问题，显然只有三种处理方式可以与坚强而有底蕴的性格相容并存。我们或许可以断言，具有可定义属性的神是存在的；在人的肉体消亡之后，自觉的意识和连续的人格仍然存在。我们可以否定，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但是不管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没有能力找到好的证据。理智上的自尊心以及所有来源于此的特性，都可以与这三种方式的任何一种互相协调，果断地遵循其进程并始终如一地发挥作用，建构生活的规律以及生活目标和动机的固定不变的方案。我们为什么说，理智上的自尊心不够有力，即使具有敏锐而易激发的理智责任感以及诚实和一致性，它们也一样不够有力？因为有太多的人——甚至那些可以期待懂得更多知识的人，都在坚持徒劳的尝试，企图调和那三种方式的进程，而不是将目标固定在一种上，稳定持久地遵循那种方式。听其言，他们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观其行，他们的答案似乎又是否定的；他们只在内心抱有一种草率的怀疑，以致我们既无法否认亦无法证实。或许有人会说，如此一来结果就仿佛是他们在最终或中立的意义上已经正式决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三种互相矛盾的方式的合并是不合理的，结果会浪费人的特性，将其打破成互不调和的碎片，溶解成反复无常的流体；人性中应该掺入诚实、自由和欢乐的勇敢的因素，它们来源于信仰和行动的和谐原则，如果没有它们，人就会永远失去自信和对正义、真理的热爱。

希腊安布罗斯（Ambrose）神话中有一句著名格言：“即使用辩证法拯救万民，神明也不会满意。”这句话的深奥含义远远超过了神学上的用途。千真万确，我们占支配地位的信仰更多地是同情、想象、习俗、传统的产物，而不是逻辑推理的产物。但是从中并不能推论出应当阻碍理性思考能力的发展。恰恰相反，正因为其他因素很强大，足以自我维护，所以特别支持理智方面的习性是权宜的做法，理智的习性介于感情和惯例之间，能够制约和矫正不断发生偏差的趋势。这让我们注意到另一种典型，因为与主题并非毫不相干，不妨在这里简短地说明。政治精神引起的后果并非都是直接的，虽然它纵容一些不太体面的性格要素，比如倦怠、极度圆滑和浅薄，它们却不是政治精神的唯一力量源泉。恰恰相反，政治精神的间接影响解除了对我们的一些过分特性的唯一有效的抑制力，如果加以适当的指引和限制，那些特性本应属于我们心理素质的最宝贵的部分。由于政治精神这股强大力量，对真理和精确论断的热爱被抛到了次要位置。祸害还不止于此。由于一个与政治不相干的学派的成就，它间接导致了理智责任感的减少，推迟了理智方法的普及。

宗教理论借鉴和歪曲了那些原则，第一次将时尚引入政治。如果说在一个领域中，首先考虑便利，其次考虑真理是流行的方式，那么在另一个领域中，将感情的慰藉置于首位，真理置于次要位置就是相应的流行方式。如果说为了获利，有些人会选择妥协，放弃真正的意见或掌握真理的机会，那么为了不触动某种奢侈的精神敏感性，有更多的人选择退缩，而不是自由地运用他们的智慧。面对真理表现出高兴的情绪，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认识，这样的性格无疑会招致嫌恶，远远不如那些将自己的智力完全奉献给物质便利的人。道德上的缺陷不易感知也不那么明显。然而理智方面的不诚实行为也是一种玷污，而且造成的损害或许更大，尽管得意洋洋的精神表象部分地掩盖了它。

关于这种有魅力的典型人物，文学作品中最具魅力的阐释当属卢梭笔下的有名角色——萨瓦牧师；该作品中充满了对于神的属性、神圣仪式的意义以及宗教文献的权威性的怀疑论，然而对于既无法驳斥又无法理解的事物，他满怀尊重甚至崇敬。他写道：“实质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崇拜。无论崇拜的形式如何，上帝从不会拒绝这种敬意……过去我做圣餐祷告时习惯草率行事，因为即使最严肃的事情如果重复次数太多也会失去意义，迟早会造成影响。可是自从明白了新原理（即可敬的怀疑论）之后，我能够带着更多的敬意赞美主：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精神是如此不完善，人类对自己的造物主又是如此无知，这一切都压倒了我……当举行献祭仪式的时刻临近，我镇定下来集中精神，按照教会和圣礼要求的种种表现去奉献圣体。在至高存在的智慧面前，我努力使理性停止运作，常言道，‘你算什么人，竟想估量主的无限权能？’”[7]

萨瓦牧师并非纯属虚构。为了安抚情感，默许用含糊的思想欺骗自己，为了给自由和丰富的流露留下余地，放弃坚定的信念；这些做法给我们指出了再熟悉不过的现实。这种被普遍接受的学说是自欺欺人的日常借口，甚至一些比较杰出的人也籍此辩解。他们不仅说服自己相信，依赖宗教情感是最高级的生活方式，而且与历史偶然与之发生联系的智力形式无关。为了维护灵魂的温和安详、不受惊扰，他们去粗取精，变得老练世故，毁坏了平常而诚实的诠释。

现在我们完全不与这些观点争论：感情是道德教育的正确出发点；性格吸引力应当来自内心而不是认知；感性对理性的优势，是得以协调组织我们的能力的唯一基础。这些主张可引发更严肃、更复杂的讨论，不过我们的意图不在于此。我们只希望指出那种观念的祸害，它认为一个人必须先除去宗教感性的障碍，清空头脑中一切确定的、准确的、明晰而可界定的意义，然后才能从教义和公式中得到安慰的保证。在未来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不管是理性还是感性，如果理性可能无助于我们在道德和宗教领域寻得新发现，它也许会荣誉退休并退居次要地位——好比替一个家庭服务的导师，在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就不再被需要了。无论情况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人类的精神生活同等地需要理性的指引和感性的推动，需要多少光明就需要多少力量。自由而有活力地运用智慧，是安全获得指引和领悟的唯一方法。但是凡人害怕得出的结论会扰乱精神的平和安宁；只要这种恐惧存在，智慧就不得自由。一个人只要留在直接的绝对正确的主张和明确条件的范围内，只要在接受主要和次要的前提后，不否认从中推出的正确结论，就总是有希望的。这种优点看似不足，这种条件看似太轻易，然而经验表明，有些人为了沉溺于温和的精神放纵而不被演绎推理打断，竟擅自干预公正无私的信仰；这种人一定难以获得自由。确实在生活中和历史上，高尚公正的性格间或出现，天生的纯正，如星星一般坚定不移；伟大的奉献精神，他们无声的教导和潜移默化的榜样，确实引领世人获得更好的生活方式，超过了通过推理演绎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这些无可挑剔的圣人极少出现在晦暗的地平线上，为我们的世界制定法则。现在的规律是：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那些胡乱篡改真实的人都是在用不当手段削弱人类发展所必需的力量。来自宗教空想的安慰和快乐并不比自我放纵的形式更好，既然获得它们要以失去对真理的热爱作为代价，而且光明的增加和人的幸福首先必须取决于这种热爱。我们不得不终生坚持斗争，反对无知愚昧以及任何有损于理性锋刃的事物；理性是我们最可靠、最有效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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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注：Unknown God，即Agnostos Theos，源于古希腊，与其说是具体的神，不如说是一种位格或象征。

2．引自伯顿（John Hill Burton）的《大卫·休谟的生活与书信》（Lift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Hume），第2章，第186—188页。

3．引自艾萨克·泰勒（Isaac Taylor）的《热情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Enthusiasm），第226页。

4．*译注：《圣经》中的原文是“And which of you by being anxious can add a cubit to his stature？”原文的stature是身高的意思，这里是双关。

5．引自帕斯卡的《思想录》（Pensées），第2编。

6．引自纽曼博士的《同意的语法书》（Grammar of Assent），第201页。

7．引自卢梭的《爱弥儿》（Emile），第4卷。

第四章　宗教方面的从众

表达上的妥协；涉及宗教而非政治；休谟对不抵抗理论的看法；言论自由的权利与思想自由的权利不完全一致的原因；从言论自由问题发散开去；意见分歧不再伴随责备和辱骂；现代思想自由同化古老信仰的若干要素之趋势；分歧依旧广泛存在；然而异端不再被描述成堕落行径；怀疑论中的宽容未必等于默许；前文题外话的目的；难得直言不讳说出痛苦的原因；亲子关系里的顺从；夫妻之间的顺从；关于教育儿童；不信教教士的事例；害怕失去影响力的人的事例；既非无害亦非无足轻重的顺从。

谈到表达意见和公开声明方面的妥协，讨论的主要范围在于宗教信仰的领域。在政治活动中没有人会真心声称，为了尊重其他人的感情和成见，我们有必要保持沉默不说出自己的意见。举例来说，一个共和主义者完全有宣布自己立场的自由。如果他觉得值得冒险运用这种自由，没有人会认为他没那种权利；但是当然，如果他的意见与更加感情外露、更有话语权的公众不同，就不得不面对指责攻击。确实在每个安定的社会里，占优势的是正常的信仰，可能招致麻烦的过激分子只是少数，且始终暴露在政体的基础之上。关于社会团结的理论基础的不停讨论，自然被视为比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更糟糕。很多明智的人觉得，政治思想家的主要职责是研究一般论，以便用一种尚可接受的直率引导影响深远而持久的实际改善。因此有些人认为抽象原则不值得费力应付，毕竟它们只是笨拙地表现了维持社会团结的真实条件，然而甚至连那些人也从不会考虑假装沉默或限制别人自由讨论这些原则。让人们注意到理论与现实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的人，不太可能获得感激，然而如今没有人会赞同政治潜规则的概念。对于休谟谈及不抵抗理论时所采取的路线，我们一笑置之。他并不否认一个民族确实有反抗暴君统治的权利，但是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如果对平民百姓隐瞒真理是值得赞许的做法，那么反抗论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所有善于思辨的人都应当注意到，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府都在法律里规定了这个原则，保持同样谨慎的沉默。”按照这种理论，仿佛只要保持谨慎的沉默，政治思想家就能防止平民百姓感觉到压迫的沉重，不去力求摆脱不公正的负担。好似反抗论才是麻烦的根本原因，只要不让他们知道这个思考命题就万无一失，殊不知任何民族只要天生拥有足够的独立精神，即使没有这个思考命题，也会赞成反抗的权利。凭休谟的敏锐头脑，竟未能察觉这些非常简单明白的道理，而且他犯了极其荒谬的错误，一边承认反抗的权利，一边断言不让民众知道这个真理是值得赞许的做法。我只能认为，自从他一度陷入功利算计的迷宫之后，就变得如此小心谨慎了。[1]

在宗教方面，将类似的谨慎和沉默强加于人的非理智的习惯尚未完全确立，它在实践中的恶劣影响也尚未清楚地显示出来。若是换成其他问题，许多处事技巧和功利算计的做法会受到谴责，被视为怯懦卑鄙，而若是关乎这些重要的问题，人们就会认为同样的做法值得赞扬。在初级阶段的社会，公众舆论准许每个人拥有形成自己信仰的不受限制的权利，独立于周围的人，可是我们事实上连初级阶段都几乎没有达到。举例来说，任何女人如果怀疑或忘记加诸于她的所有奉献的惯例以及《圣经》和常见信条的基本教规，那么她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甚至同类中有着无畏精神的男人也会怀疑她。不仅如此，有些男人自己已经抛弃了迷信观念，却希望女人仍旧保留那些迷信，将其奉为律法和福音。只要成年人中的任何阶层确实失望了，放弃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有根据说，思想自由的时代尚未发展成熟，自然地紧随其后的言论自由也无法实现。

言论自由的责任和权利无疑与独立思考的责任和权利完全不同。其中大致的理由还算简单明了。意见的表达直接影响其他人，而意见的形成仅仅影响我们自己。因此在表达方面，妥协的限度相对较为宽松和自由，它直接关系到可能听取我们发言或阅读我们文章的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在形成意见的过程中，我们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或群体。真实是唯一的客体。真实在良心的讲坛上要求得到全心全意的忠诚。发表意见的立足点就不同了。它是一种面向外部的行为，与其他的外部行为一样，对行为者本身和处于影响范围内的每个人都可能造成某些后果。此外，其后果还可能影响意见本身受欢迎的程度。[2]

由于这种联系，出现了上百个有关适当性、适时性以及互相抵触的权宜的问题，对一位持有与当前成见相反的观念的明智人士而言，如何达到正确目标是最令人忧虑不安的。怎样才能使理智的完善和先见之明、坚定不移和明智的保守都精确地互相一致？虽然看来愚蠢而不合理，但如果我们宣布的意见与劳苦联系在一起——在强烈反对的人眼里它们甚至是某种堕落，那么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一些最有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感到疑惑，追求真理的义务是否可能要求我们将强烈的苦恼强加于身边的人，通过一种最脆弱又最神圣的纽带，将他们与我们联系在一起。除非已经沉醉于粗陋而绝对的逻辑酿成的淡薄的苦酒，否则没有人会拒绝考虑这一点，这是完全诚实的态度。不过在尝试用这种方式说明良心的事例之前，让我们先冒险稍微岔开话题，谈一下与言论自由截然不同的问题。人们思考宗教问题的方式发生了一两个重要变化，直接影响到他们可能允许自己和其他人谈论这个主题的条件。

当今的宗教信条有名无实，存在各种各样的意见分歧，由于这种奇怪的特征，如果我们试图在保持坚定无畏的诚实的同时，对那些要求我们容忍的人的感情给予公平适宜的尊重，这已经比一百年前容易不少。“如今基督教受到攻击不是什么新鲜事”，不久之前有一位重要的基督教权威承认道，“一个彬彬有礼的冷笑算是好的，更不用说粗鲁的抨击或粗野的言词了”。在教会人士为攻击性质的好转而过分热情地庆贺之前，他们或许应当自问，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替宗教辩护的一方的地位的改变？真相是，粗鲁和现实主义的批评确实起作用了，伏尔泰就是完美运用批评的大师。古老信仰的辩护者们被迫适应更温和更友善的环境，转向非自然的诠释、历史意识以及对教义的某种灵活的相对论观念。旧式的批评胜利了，然后又消失了。原因之一在于，那些粗鲁和现实主义的信仰形式或是在此之前已经绝迹，或是弃绝了老式的主张，披上了比较谦和的外衣。这个以及其他可知原因引起的后果就是新式的攻击，它与过去一样严肃且激进得多，只不过其形式庄严、得体而可敬。如今只要稍具见识或学问，没有人会以为基督教起源于蓄意行骗。现代的自由思想者不攻击宗教，只是进行解说。而且他说明并指出宗教的发展对人性的益处，而不是害处。他追根溯源，发现宗教的根源是人类对更高道德的渴求，是人们对于无可比拟的事物的感情及其更高尚的表现的强烈愿望；众人共有和广泛分布的宗教信仰网络，具有多种多样互相交织的模式，其背后确实存在着无可比拟的事物。

一个人如果用这种方式看待自己不再相信的宗教信条，就能够从历史角度带着敬意耐心地谈论它。他能够公开表示异议，不会说令人难堪的客套话或者在细节问题上非难对方而招致怨恨，导致正统派的态度更恶劣。现在我们领悟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对某种细节的迷信是无理性的精神状态导致的后果，合乎逻辑地来源于迷信的前提。我们看到它从错误的目标出发，攻击推理过程的不可能，而不是勤奋地确立一种精神状态，使那种不可能性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

如果在摒弃宗教的教义和文献的同时，按照这种观点谈论宗教，就会带来巨大的变化，除此之外在相同方向上还有进一步的考虑。现代自由思想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地从古老信仰中汲取最初和更具永久性的因素，从而构成新信仰的纯净材料。关于孔德的体系是天主教减去基督教，康格里夫博士（William Congreve）读到这段著名讽刺时回应说，其实是天主教加上科学；他用独创的表达方式指出了一个方向，在取代科学和批评削弱宗教的力量之后，不管是用什么非正式的方法，凡是试图替自己构筑可起作用的信仰体系的人，几乎必定都会选择这个方向。现在谁都无法知道，这些尝试最后将以哪种终极形式令绝大多数人接受并流传下去。我们本应像古希伯来人那样，生于信仰之中，死于信仰之中：“我们并非得到应许，而是见其从远方来，被其说服，向其皈依，承认我们是大地上的异乡人和朝圣者。”理性对迷信揭起反旗是公正而必要的，与此同时，最初的狂热和激情犹如黎明时分激动人心的光辉，慢慢淡去，在正午时分相当黯淡的无色天空中消散，于是人们逐渐重拾西方古老宗教的一些思想，愿意甚至高兴地容许一些古老精神再次获得新生。基督教是最后的重要综合宗教。它与我们最切近。有些人在期待圣保罗的人道主义信仰实现的同时，无法满足于理智分析，就暂时收集新信仰的只鳞片爪的例证。如同发现旧信仰的记录一样，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些预言家将极端深刻的感情和崇高纯粹的生活与擅长理性思维和高贵雄辩的才能结合起来，无论他们最终可能给我们在宗教方面的含糊志向强加什么形式，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即它会与基督教保持密切关系，正如基督教与古老的犹太教体制密切关联一样。根据通常的假设，拒绝流行宗教的人直接面对它，就像帝国的基督徒直接面对异教的信仰和仪式。这种类推是不准确的。现代的否定论者——姑且假设他比这更好，或是对某种信条抱有希望的人，更加接近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立场[3]。科学在自身秩序之内实现了一切胜利后，将不得不重新回归，协助建立一种让人类得以生存的新信条。而其建立者将不得不从净化和升华的思想中寻找材料，它们用更加粗俗的方式表现基督教派的告解和仪式。正如宗教或政治新制度曾经的劝诫，“犹太人与犹太人中的犹太人”（a Judaeos ad Judaeos apud Judaeos），也就是说，新的信仰也必然拥有基督教徒的导师和听众。它几乎就是对隐藏在陈旧形式背后的所有道德和精神之真理的拓张、发展和再适应。真理与我们的理智观念必定和谐一致，适合指导我们的行为举止。“人们对坐倾听彼此的愁叹……思绪微动，心中就充满忧伤和铅灰色的绝望”[4]，在那样的世界里，很难设想我们竟会对怜悯的主权传说漠不关心。我们不得不将其纳入公正和进步的信条，扩充福音的内容。

希望读者不会怀疑我打算将事情预言得过于顺利。我的目标不是填补庸俗的宗教信仰理论与怀疑论之间的鸿沟；我也从未假装如此。尽管在善意所允许的范围内，自命清高的信仰与自命清高的怀疑论必定进行了接触，但严重的分歧和论战毕竟依旧存在，有些人热烈地坚持正统信仰的一切慰藉、神秘和个性，而我们决心面对最坏的状况，尽可能形成一种生活方式，令普遍信条的最主要的事实无处容身。信仰在未来将一如既往，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引起争斗。那不是和睦共处的故事，而是同室操戈的事实。有些人出于慈善的意图不懈努力，试图用旧瓶装新酒，调和水火不容的观念，让《圣经》和各派教义与历史学和批评家友好相处[5]。同情和温和的担忧会缓和打击，中断突兀的重要变迁。我们知道，这就像儿子反抗父亲，婆婆看不惯媳妇。究竟承认还是否认超自然事物的启示，即使温和的说话方式也无法掩饰双方分歧的不祥征兆。一方宣称如果没有一位永恒存在、具备可理解属性的造物主，这个世界就空虚而毫无意义；而另一方坚持认为，人类有限的智力永远无法理解造物主的任何属性，无论仁慈还是善意都无法弥合理智上的分歧[6]。通过主张历史的、半保守的、几乎带有同情色彩的无信仰特征，分清当今与一百年前的无信仰的区别，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想表明，无神论者如果不局限于充满仇恨地攻击细节问题，那么即使是最难应付的直言不讳的言论，对虔诚信徒的感情造成的伤害也比较少。简而言之，除了纯粹消极和完全破坏性的流派，现在所有自由思想者都能够用恰当的方式对待他们不以为然的信仰，因此耐心而无偏私的论战并非完全不可能。

我们应当提起更重要的一点。异端信仰是故意作恶的堕落的结果，这种信念已经快要绝迹了。如今人们再也不会当真以为错误的思维与邪恶的道德必定相互关联，或者错误的思想是不道德生活的结果或原因。即使是地位确立的信仰的正式代言人，通常也只是将不道德的心灵描述成不信上帝的诸多可能原因之一。无知愚昧、肤浅的理智、花言巧语的异教首领的不幸影响、罪恶的其他非正统根源，不同缘由的祸害得到了划分。如此就留下了开脱的余地，让人们相信别人即使与自己信仰相异仍然可以拥有善良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些人“无法理解，那些经过仔细考虑拒绝罗马天主教的人，为何在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眼里，必定是上帝的叛逆者”。他们想让我们相信，“随着意见得以更清楚地表示并与行动相联系，明确表示异议就多少暗示了对持有坚定信仰的人的责难，每个人都察觉到这个明显的事实”。无疑，在新教徒和怀疑论者看来，天主教信仰是对信徒的理解力的责难。而当一个人的全部信仰依赖于奇迹和超自然力量的干预时，在他看来讲究严谨、明确和科学的思想者就是粗陋狭隘的逻辑的附庸。但是如今那不再伴随着道德扭曲的含义。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认为异教徒总是死于名称特别的可怕疾病，而如今只有基督教世界的渣滓才会保留这种相当荒诞的信念。

“宗教差异渐渐成为——并被人们视为——单纯的意见分歧，这是因为论战实际上由怀疑的意义决定”，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例如赞同本书作者的人就不是怀疑论者。他们非常坚定、绝对、毫无保留地拒绝构成流行信仰的客观论点的整个体系，认为它及其所有神学上的表述一概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该体系造成的后果对社会有害，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它倾向于转移和误导人性之中最具力量的才能。然而他们并未由此怀疑，那些选择相信养育他们成长的信条的人是否动机不良或者道德品行有问题。差异只是意见的差异，如同我们拒绝接受光的波动性理论一样纯粹；我们也如此对待它。那么反过来思考：那些仍留在神学阶段的人，他们没有哪怕最小程度的怀疑，发自内心深处、毫无疑虑地信奉一切宗教神秘，他们的信念与我们一样坚定，为什么他们就不可能像我们那样对待最激进的异议呢？按照常理，责怪他们的矛盾表现或许不难，但是正如我们经常说的那样，矛盾与不诚实、带着怀疑的支持或者沉默的怀疑论完全不同。普通人的信仰是非常微妙的材料组成的复杂产物，让它们结合成整体的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缺失，不是演绎推理或者诡辩法，而是模糊的不确定性。

通过事实和观察的简单资料，我们可能都察觉到，宗教看法方面的异议中包含的带着严肃意味的责难越来越少了。我们全都了解那些讲究自由主义的天主教徒和不拘泥于教义形式的新教徒，他们抱有相当程度的信仰，与既非自由主义者又不讲宗教宽容的信徒一样坚定和不怀疑。虽然对他们来说，信仰方面的错误与行为方面的美德之间的相容性是难以理解的，其实那是无法解决的邪恶问题的一个分支，得到过全能至善的存在的允许。不管是虔诚的恶徒，还是鄙视神赐真理的有德之人，严格的逻辑可以迅速处理任一种事实。可是在相信神秘奇迹的环境中，逻辑的矛盾会消解。信仰认可对异端者的容忍、对其性格进行宽厚的判断；异端者迎来了真正的春天，部分是因为我们借以互相束缚的人类共有的同情，部分是因为经验教导我们，现实中的正义与思辨范畴的正统观念并非总是发源于同一块土地。世界每天都在成长变大。通过博物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旅行家和评论家的工作，人种的范围事实上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以更大量同时又更有规则的比例，人类过去多种多样的经验每天都向我们展现出来。甚至那些坚持认为在这些经验中，基督教是最高贵、最强大并且独一无二的最终信念的人，也被迫承认在漫长而错综复杂的历史长河中，它只是单一的现象。

前面这些离题的论述，只是意图说明不赞同流行信仰的人越来越少地被迫感受到任何类型或程度的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并思考这种现象的原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隐瞒这种异议变成了更平常和更容易的任务。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举例来说，假如一位信徒发现自己的儿子不再相信上帝，他不会因为这种怀疑是粗野和不敬的而强行阻止，他也不会以为不信神的儿子必定变成行为不检的浪子，而且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事例中，他至少不会以为自己的亲属或熟人中的异教徒将被永远禁锢在燃烧的硫磺湖里。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公开声明的异端主张令很多人真的感到震惊和痛苦，原因之一正是这种声明十分罕见。如果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更加勇敢，信徒就不会那么胆怯。因为他们生活在日渐衰朽的愚者乐园之中，只看到同意和盲从，诚实和直言不讳的声音才会如此强烈地打击伤害他们的感情。如果他们没有被鼓励相信整个世界是自己精神的投影，如果他们被迫离开充满自我放纵的沉默和伪善的保守环境，摆脱那些系统性灌输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可以养成更强健的精神习性。他们将学会判断不同意见的价值。如果异议正巧是重要或有教益的，那么他们既不会随便巩固或放弃自己的意见，也不会驳斥异议没有确实根据，或因其无价值而忽略。只要他们仍在妥协的帷幕遮蔽之下看不清真正的信仰，他们就将继续脆弱不堪，而他们的邻人却敢于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运用自己的头脑、拥有真正的信仰。如果他们接触那些在适当时机毫不畏缩地说出自己想法的人，即使只是非常短暂的关系，也足以改变听到真话就过度受惊的倾向，只是因为真话太少见，才会经常令人震惊。

无论不信上帝的公开声明造成了多大的苦难，在本书作者看来，生活中只有一种情况是我们保持沉默的正当理由，在其他情况下说真话才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就是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最明智的父母在养育儿女时总是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思考和言论自由——他们从不灌输教义，而是谆谆教诲形成意见的正确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从不假装如果一种意见是正确的，与之相反的意见就不可能正确，而且必定是谎言、必定带有谎言的全部罪恶性质，而是以身作则，让儿女耐心直率地倾听不受欢迎的意见。然而也有不明智的父母，除了自己的信仰之外，他们不能忍受任何不同的宗教意见。如果听说儿女公开宣布不相信上帝或《圣经》的启示之类，他们会感到真实而深刻的痛苦，于是年轻人似乎就有理由克制自己，即使不接受某种教义也不说出来。当然，前提是儿女对父母的感情是温柔真诚的。如果没有这种感情，父母是自私、冷漠或者残酷的，那么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特殊的忍耐就几乎不可能存在了。不过在一般情况下，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权要求的，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父母面前退缩不敢扮演使徒，那么他的自尊几乎不会受到伤害。

其实读者可以想象上述设定不成立的情况。如果你被说服相信，荣耀的福音之光和天恩在面前显现，那么向身边最亲近的人传播这种福音的热切渴望恐怕是不可能遏止的。我们的处境并非如此。这种壮丽、明确、动人、“笼罩着无数星辰之美”的幻想还与我们无缘，因此我们不会热衷于用挑衅的争论糟蹋掉亲情的所有甜蜜。人们都同意这一点。可是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些属于更高尚典型的先辈们保持宽宏大量的自由，对希伯来人用古老语言表述的真理的宽宏大量的信心使他们强大，如果《圣经》是人类的忠告或作品，它将一无所是，如果来自上帝，人就不可能推翻它。

即便在父母儿女的场合，尽管我们的新信条仅有基本的雏形，仍然没有好的理由解释我们为何不按照功利算计的方法更进一步，而是保持沉默。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资格期待我们放弃公开表达异议的权利，并对不真实和伪装的信念十分肯定地表示赞同。对伤害别人的恐惧，抚慰那些我们亏欠最多的人的希望，对执着坚持信仰的先辈的尊重——那种信仰始终伴随着他们的高尚生活，这些都不是颠倒是非真假的理由，不能让我们去相信明知错误的东西。最不严格的道德家也认为谎言是不正当的，即使其动机是无私的，来源于让那些我们有义务取悦的人高兴的愿望。故意公然说谎的行为不会到此为止，因为它涉及心灵。即使说出谎言的人不关心所有心灵方面的事物，其错误也不会减少。信神的谎言像其他种类的谎言一样带有自私的污染，假如有哪种动机能够除去一些这种污染，那就是子女的感情，它倾向于影响性格。这种动机或许可以让行动显得高贵，虽然行动仍然属于被禁止的范畴。但是即便从最好的方面来说，讨好的同意和虚假的确认这两种动机相对而言仍旧比较低等。如果一个人愿意将家族感情的地位置于信仰之上，养成随意看待虚假的习惯，以免真相打击到他的父母或其他任何人的不合逻辑、过分严苛的感性，那么他的精神就不可能真正提升。我们可以理解出于感情的合理想法的意义，承认它适合矫正过于极端的利己主义。然而当感情被利用，让家庭的利己主义代替略微狭隘的个人利己主义时，相对于人类的最大利益，它就基本上只是自我放纵和冷漠无情的好听的代名词而已。

由此我们想到了另一种情况，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关系经常被利用，或者用来证明宗教方面的因循守旧和从众妥协的合理性。丈夫彻底不再相信宗教，而妻子却坚持信仰决不动摇，这种情况在世间一直发生。我们没必要讨论，为什么众多有文化的男性或是放弃信仰，或是转向先验的、非自然意义的信仰形式，而女性却依然甘受束缚。我们关心的唯一问题是，当男人知道妻子厌恶自己的信念时，他应该在多大限度内自由地主张和实践自己的信念。与父母的问题类似，保持沉默是否合理？实际上抛弃了宗教的人积极肯定地或通过暗示误导自己的妻子，让她以为丈夫和自己的信仰一致，这种做法是否合理？

如果事关正直诚实的人的日常实践和准则，那么我们无法设想任何自诩讲原则或者稍有自尊心的人对这两个问题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从现状看，我们都知道有人经过仔细考虑，拒绝了整个基督教体系，却每天早晚准时放置好周围的全部陈设，下跪献上精心准备的程式化祈祷，尽管其意义对他而言无异于古罗马的异教徒僧侣奉上内脏作为献祭的牺牲品，同时仍然认为这种做法不违背正直的原则。我们看到同一个人勤勉地参与宗教服务，绝对同意做忏悔——虽然他实际上完全拒绝相信，用欺骗别人的庄严方式跪下、起立、鞠躬，甚至带着完美的虔诚参加圣礼；这对于所有不知内情的人非常有教育意义，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只是在愚弄自己的理性和诚实，发自内心地怜悯和鄙视他们试图取悦的对象的错误信仰。

从表面上看，这种行为与明显恶劣的伪善肯定无法辨别。那么表面下是否存在消解这种情况的方法？根据答案的种类及其影响，是否可以指责他们的从众既是非常丢脸的欺骗，也是造成格外伤害的背叛？分担精神上的不愉快的愿望，对其他人来说是否属于有充分依据和可以容许的借口？在我们看来答案都是否定的，接下来将陈述理由。

如果丈夫吸引妻子是由于命运或者其他任何双方都无法控制的方式，或许他会巧言善辩地声称，为了给妻子某种有限的保护，他理应有所保留，正如父母的事例那样，我们承认他应当保护父母。但这里情况不同。至少在我们这个国家，婚姻是双方相互选择的结果。假使事实上，男人和女人通常不幸地未曾完全了解对方的资料和性格就草率地作出选择，这也不是诉诸不合法的权宜之计来补救过失的恰当依据。如果一个女人非常在乎宗教信仰，以至当得知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另一半持异议时会感到强烈的悲痛，那么在她准备与另一个人共度一生时，想必有理由不辞辛苦，预先查明那个人的宗教态度。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男人对自己的意见有任何程度的重视，如果他的见解在任何实际意义上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在结婚之前互相熟悉的交往中，即使对方未曾怀疑他的异议，即使他表里不一，蓄意而有计划地瞒骗对方也必定会有罪恶感。如果混社会的人在结婚之前伪装自己，假装相信原本没有的信仰，往后也不得不继续欺骗的丢脸行为，那么他们无疑只能责怪自己。假设一位新教徒遇到一名信仰天主教的女子，因为希望与她结婚就冒充天主教徒，那么每个人都会同意用十分刺耳的词语称呼他。既然如此，如果一位自由思想者不轻易表露想法并且从众，冒充信徒，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更加宽容地评判他呢？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差异，肯定小于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差异。我们都承认前一种伪装很卑鄙，为什么后一种伪装的卑鄙程度就较轻？

然而结婚经常是匆忙或未经审视的，或是在人生早期，那时男人或女人对信仰的方式还没有深刻的感知和理解。女人既不知道自己对信仰有何等程度的需求，也不知道它可以带给自己什么安慰。男人不知道反对宗教的全部理由，直到成年后才可能得知并理解它们。最令人遗憾的准则总是发生作用，不言而喻地影响着行为，在一百场婚礼中的九十九场，重要的是金钱、社会地位、人际关系、身体健康、礼仪举止和漂亮的外表，唯一不重要的是观念以及理智和性情方面的特性。现在假如男女双方在结婚时都不关心信仰问题，那么有什么理由预期他们其中一方拥有了认真的信仰，而另一方将仅仅为了讨好就虚伪地自称也有那种信仰？害怕伤害女性对宗教的敏感只是不足为凭的借口，为了证明这点，我们只要设想一两个超出常见经验的事例，即使有适当的依据，也无法利用那个借口。

如果我的妻子改信天主教，为了避免让她以为我注定受到永远毁灭的惩罚而万分痛苦，我应该假装也皈依天主教吗？或者如果她选择信奉来自上天直接启示的教义，听到有声音命令她离开或前去，去做或者被禁止做某些事，我应该也遵照这些幻想的告诫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吗？如果她全心全意地信奉招魂论的奇迹，为了避免伤害她，我应该装作放弃自己有理的看法，假装转变所有关于人生和超越人生的价值观念，如同去教堂一样正规和严肃地参加降灵会吗？当然在这些例子中，除非恰巧具有给定的特别信仰，否则每个人都会同意，无论意见分歧对妻子的伤害可能有多么严重，可能使她承受多大的痛苦烦恼，与其牺牲丈夫的诚实和自尊，不如让她受苦。那么在更平常的状况下，有什么理由认为虚伪的从众就不那么丢脸呢。如果这种从众原则终究是有益的，它应当同样适用于不常见的事例，就像常见的事例那样。其实在礼貌方面有更多支持从众的理由，女人经历一些重要的变化之后，别人可能以为她的心灵已经深深定位于这个问题。尽管如此，这个借口也会不管用。但是如果我们被要求付出言论自由的代价尊重别人的感情或意见，其动机却不值得赞赏，只是因为害怕背离宗教信仰的一般常规，或是不容异议和非理性的偏执，抑或仅仅由于类型最庸俗的愚蠢，那么借口就会更加无可争议地失去作用[7]。

对了，读者会说，你忘记了女人没有宗教就活不下去。本书作者同意这个观点，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没有宗教就无法幸福。不过问题不在于此。女人没有宗教就不幸福，可是不能由此推论说，除非丈夫与她的信仰相同，否则她就不可能幸福。更不能说，不诚实的丈夫伪装信仰就可以让她幸福。退一步说，即使以上论点皆可信，即使是为了她的幸福，他也没有义务过一种欺诈的生活；这种做法只是增加了欺骗在世间的总体影响力，越来越不利于真理、光明和人类的发展进步。目前拥有健全智慧和正确判断事物的习惯的女人比男人少得多。因为女人接受最好的文学和科学训练的机会比男人少得多，更加重要的是，按照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所有公共活动都将她们排除在外，而正是公共活动的强大原动力促使男人做出理智判断，并且养成作出理智判断的责任感；在这种环境里女性如何能改变。

读者或许会主张，女性的这种据说更强的宗教虔诚，虽然在形式上粗糙低级，但如果作为反对维护人类性格和生活中宗教成分的理由，却具有始终不变的价值，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它比碰巧与这种宗教虔诚相关联的教义的真实性重要得多。对此无需费力乏味地论证，我就敢于用下述评论作为回应。

首先，不论教义的外表形式及其实践惯例的善恶，宗教虔诚或者虔诚的精神本身具有价值，这种观点不堪一击。在我们的社会里，伊斯兰教或印度教的苦行者基本不会仅仅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巧是宗教精神的体现，便被视为值得尊敬的人物。如果宗教精神引导我们过一种有价值而美好的生活，如果它表现出欢乐、同情、仁慈、忍耐和宽恕，表现出博大和神秘的感觉，让灵魂得到鼓舞提升，感激和敬畏某种至高存在的权威，那么无论迷信的教义习惯可能有什么缺陷，整体而言，这样的精神仍然是善的存在。反之，即使迷信的精神是善的，没有迷信也将会更好。然而如果宗教精神只是漂亮的装饰，实质上代表了肤浅的认知、不容异议的顽固、徒具形式的社交礼节，由于害怕失去那一点可怜的体面，自己的思想言行就要严格仿效周围人的思想言行，那么宗教精神就不是好东西，而是彻底错误而可憎的东西。我们不应对其使用任何种类的交际手段。任何隐瞒真实的意见而假装从众、在家里出于尊重而顺从宗教精神的人，都应当坦率地对自己和别人承认，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安逸舒适和不受打扰，而不是真理和保持正直。那才是他“伪善”的真正理由，而不是对神圣事物的顾虑。

现在提到宗教精神更高尚的形式。任何真诚受其激励的人，如果知道她最亲爱的伴侣一生都戴着假面具，静静地扮演角色，虚伪地从事职业，尽力用一种令人震惊的精神上的虚构信仰欺骗她和世间的其他人，我们很难相信她会得到抚慰。有人设想，如果她的宗教感情无法通过这种形式得到满足，那么再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受到如此苦涩的伤害，或是感到不可原谅的愤怒。如果知道她的感性在破坏男人天性的完整性，摧毁他对她以及对真理的忠诚，还有自由、专一和勇气，那么对一个优秀的人而言，这种痛苦想必不亚于异端邪说将让他堕入地狱的怀疑，或者夫妻之间连表面上的宗教共识都没有就空度一生的失落感。如果有人极力主张，女人永远不会发现男人的虔诚是伪装的，那么我的回答是，除非她自己的虔诚仅仅流于形式，否则她肯定会发现真相。在古老的传说中，化装的魔鬼滔滔不绝地发表关于宗教的辩辞，教堂里的会众却无动于衷，因为那是虚情假意。无神论者在口头上的遵从也是虚情假意，在真正信徒的敏感领悟力面前，其虚伪立刻就会无处遁形[8]。

请不要以为我们赞同在家庭内部用辩证法不停地争斗。家庭生活应当亲切平静，带来精神上的和谐，而争斗是最具破坏性的，但是大型机构和工具的破坏性有时可能更大。我们的意思并非主张，不论对方是男是女，是亲属还是陌生人，只要他们的信仰与自己不一致，自由思想者有权利时时刻刻地嘲弄、讥笑认真地举行仪式的虔诚信徒。“能够伤害我们的不仅是古老的思想烙印，”帕斯卡说，“新奇事物的魅力也有同样的力量。”新生的怀疑论絮絮叨叨，可能与正统信仰的老套说辞同样令人厌烦。不管是攻击者还是辩护者，都不能总是强迫我们讨论宗教问题。我们的全部请求是：当自由思想者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应该自由讲述自己的想法，仅此而已。平常人养成这种适度的圆融就不会遇到麻烦。我们可以写下自己喜欢的内容，因为是否倾听完全取决于其他人。不过家庭中的情况不同。如果一个男人习惯性地对女人保留的传统信仰横加指责，态度无礼而令人讨厌，那只不过表明自由思想者也可能是个偏执狭隘的人，容不得不同看法。思想观念不一致的人也未必就不可能共同生活，这种条件对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一个男人不能允许他的家人平和地拥有自己的信仰，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他的信念有些肤浅急躁。

另一方面，如果保持沉默就会被视为持有本人并不同意的见解，那他应当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对每位有自尊心和重视真理的人来说，这都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更加确定的是，无论是通过在工作中造假的直接方式，还是间接地卷入并从事被他视为心灵幻影或迷信象征的公共或私人服务，一个人都不应受被伪誓的义务约束。诚实地生活，维护这种正当权利几乎不需要任何英雄式的勇气。我们只需要一点正直，人们习惯称之为男子气概；还有一点在精神方面坦白的勇气，在世俗的事情上，男人通常都愿意这样对待妻子。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为了不伤害妻子无法拒绝去教堂和做祈祷，却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事无巨细地，在家庭经济的所有问题上大胆阻碍她的愿望、反驳她的意见，这种人肯定让愤世嫉俗者感到非常愉悦。

事情的真相是，伴侣关系中引起痛苦的要素不是意见的差异，而是性情的不协调。关键不在于两人是否抱有相同的信仰，而在于两人应当具备高尚可敬的精神，进而拥有各自的信仰。在生活中达成共识的秘密，在于目标的协调而不是结论的一致，加上保持同样的道德水准——如果可能就尽量高尚，同样满足于对生活和世界的目的和意义的不同解释。虔诚的信仰与虔诚的怀疑这两种的可能性无疑是相当的。应当保持精神的一致，灵魂的自由和崇高相互匹配，对秘密的惊人深度有类似的感知，区别只是一方相信秘密可以得到解答，另一方怀疑秘密永远无解——据说女性比男性更敏感的精神感性在这些方面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而不是依靠丢脸和伪善的从众。只要彼此之间存在这种一致，即使在头脑中仍可能介意对方的迷信或怀疑，那也是宽宏大量的介意，在某种状态下属于人类较好天性中必然包含的部分，可以产生某些效果。

如果有女人脾性不好或者闹别扭，坚持提出比这种和谐更多的要求，大概是因为她们的神学体系与悍妇的特性相差无几。男人必定会拒绝这种要求，正如必定会拒绝挥霍金钱或者性格中的其他恶习一样。如果他屈从，压制了自己的意见，转向伪善从众，那一定是由于意志和原则的软弱。对那种人我们无话可说。男女群体中同样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是无脊椎动物，他们必须尽全力站起来继续努力。不过让我们至少提一个条件，他们不应该把根据自己的软弱制定的标准确立为常规，强加给比他们更勇敢、原则更坚定的人。此外，由于个人错误而意外造成的迫切需要，不应成为普遍理论的基础。只因悍妇支持可敬的宗教信仰，真诚的精神就要从世间消失，那只是一个笑话。

对于儿童教育中与一般宗教信仰相关的从众，或许应当在这里略谈几句。如果父母意见不同，一方是信徒，另一方不信上帝，几乎任何人都不可能给这种家庭制定一种普适的规则。本书作者无疑没有野心尝试挑战棘手的任务，给观念混合的婚姻编写一份指南。一切取决于那个笃信宗教的人所希望灌输的信仰的性质，或许这么说就足够了。考虑到让孩子在何种信仰环境中成长的问题，女人与男人在道义上拥有绝对同等的决定权；考虑到孩子的感情和冲动的发展过程中，母亲发挥着何等重要的积极作用，最坚决的否定者或许也会认为，把事情交给母亲的益处要超过迷信偏见可能给孩子的头脑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这种复杂的事例中，诚实公正的男人的直觉或天性倾向于引导他采取正确的做法，而不是不能变通的规则。关于支持妻子负责早期教育的问题，每位郑重对待宗教的人都可能提出两个保留意见。首先，如果女人希望灌输给孩子的宗教理论中包含任何邪恶堕落的教义——经由一些公开宣讲者，那么无论天主教还是加尔文教派都有那种成分；如果该宗教要求身体上的残害，丈夫完全有正当理由将教导孩子的权利运用至最大限度。第二，男人不会亲自参加洗礼或其他宗教仪式，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只是哑剧表演，不管孩子的年龄多大，他永远不会做任何误导孩子以为他相信宗教的事。在思考有关道德和良知的问题时，都应当考虑这些限制。

让我们转向更平常的事例。如果男人没有明智的远见因而受到束缚，被迫伪装成自己不相信的宗教的热心信徒，或者父母意见一致，都相信流行的信仰，那么无论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遇到什么困难，应当遵循的原则想必如同正午的太阳一般昭然。于是不可能再有借口把明知其虚假的观点故意灌输给孩子了。这种做法不是在敌人的田地里撒播莠草，而是在损害你最珍视的其他一切事物以及对未来的最完整的希望。许可这种做法，结果只不过是让孩子在老套的模式化思想中成长，让年轻一代永远记住老一辈人的盲目和沉闷的精神状况，只是在竭力让虚伪和空洞的职业无限期地逐步消耗社会能量，而不是诚实和全心全意地促进成长[9]。

在这里与本章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们没有试图让家庭变成无休止的论战场所。维持生活的材料、承受物质的压力、激情的游戏、繁忙地补充感情能量、对健康的焦虑，以及别的各种牵挂，无论善良还是卑鄙，每天都吸引着普通民众的注意力，凡是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都不可能以为这种理想可取或者可能实现。尤其是在可塑性最强的时候，给人的性格设置喜好辩论的趋向是否可行。仔细地了解我们使用的语言的意义，从中寻找我们持有的信仰的证据，这种习惯与引起争议和否定性的精神状态是不同的。我们有可能培养这种习惯而避免前者。我们也可能在与常见信仰意见相异或不关心信仰的环境中养育下一代，同时避免让年轻人为自己的反常而骄傲，毕竟不管年轻年老，那都不是招人喜欢的特性。然而这种趋向略有过火的风险。对于违背主流而招致的惩罚，年轻人甚至比老人更加焦虑。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在他们的场合，类似的惩罚通常更加切近、更加严厉。如果知道那只不过是习俗的一般形式，那么只要具备程度非常适中的坚韧就足以承受和抵抗社会的反对。可惜年轻人来不及发现这一点，虽然老年人有或者应该有时间发现。

我们重要的目标是在宗教问题上让年轻人的思想尽可能保持开放，让他们养成某种源于自我意识的率直和自由，不需要周围的宗教信仰和惯例就能发现自我，将这些方面的差异视为十分自然和平常的事情，容易接受简单的解释。孩子除非在与世隔绝没有纷争的环境中成长，否则当然会无可避免地听说许多各种各样的信仰，尽管我们担心他们不应接受那些观念。他们会问你，创世纪的传说是不是真的，故事里的奇迹是否真的发生过，某个人物是否实际存在，他的那些事迹是否属实。显然正确的做法是告诉他们，这些问题所包含的朴素真理正如自己头脑中所领悟的，不带任何煽动、夸张或强烈情感，也不要太繁杂。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像了解《圣经》的精华内容一样了解《伊利亚特》（Iliad）或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作品，实际上阅读后者的理由更多。有些人喜欢用怀疑论满足智力上的虚荣，同时又用表面上的从众确保自身的安适，可是他们始终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如果用《圣经》教育孩子的唯一理由是它作为文学作品的崇高和雄伟的纪念价值，那么教育就不应超出这个界限。如果一个人仅仅将其视为最高的文学作品，却要让孩子以为《圣经》是上帝的超自然和启示性的语言以及客观事件的准确记录，那就是最彻底、最令人震惊的不诚实行为。让我们用可以理解和推测的对真理的简单直接的认识培养年轻人，而不是利用关于终极的神秘事物的任何保证。让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年轻人的想象力和敬畏感，它们源于自然而非超自然的途径，所以仍然是丰富充足的。让我们教他们了解宗教的历史地位和源头，又不强求他们接受宗教，除非有证据让他们渐渐改变主意。用这种方式培养孩子，他们就有无限机会养成真正的宗教精神和倾向，并使之自然融入他们的性格，远远好过让无神论者用孩子无法理解的准则教育他们。

有些人在承诺投身于特定宗教的职业后才醒悟过来，震惊地发现那些信条对他们来说不再真实，这是构成普遍教条的基础的个人错误的最常见例证。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夫人的通俗现代小说《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里面有一段情节，描述一位教士的信仰遭到颠覆，结果他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导致自己的身体严重损害，也让亲人蒙受强烈的痛苦。根据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见、尤其是文化阶层的法，恐怕会将这种牺牲归咎于他感情错置的过度顾虑和一丝不苟的性格。他们会说，既然说真话要付出维生之道的代价，没有人要求他公开宣布自己的意见。这取决于他认为不得不说出的意见有多少价值。如果这种论点是正确的，那么世人一定忘记了自己曾经习惯赞美昔日的殉教者和英雄，他们与其用虚伪的表白玷污自己，宁可接受死亡。莫非只有过去的英雄精神才值得赞赏，如今的英雄精神就变得可笑了？无论如何，谁都没有权利要求全世界都表现出英雄气概；如果一个人放弃了原来在名义上拥有的信仰并且公开了异见从而被贬为卑劣，那么人道的宽容命令我们尽可能缄口不言。我们可以任凭那些人面对不幸的命运，若有可能，希望他们因祸得福。姑且不谈论它们。这些事例仅仅表明圣职在本质上是彻底不道德的——这里指所有形式的宗教职业，与教派或者教义完全无关——它让人的生计取决于能否放弃他的思维能力，或者隐瞒通过理智思考得出的结论。从事圣职的人应该靠宗教谋生，未来社会的人们回顾这种教义的时候，将认为它是野蛮和堕落的。

可是如果一个人拒绝向古老的神祇表示丝毫的敬意，就应当被剥夺从事圣职的机会，无法对公共舆论或某些社会团体发挥无疑有益的影响，那么为了维持影响力，他是否有正当理由在必要限度内做出一些妥协？我们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进行如下论述。首先，在我们这个时代，持宗教异端思想是否必然意味着失去在宗教领域的影响力，这一点很难确定。不过对此的担忧更多地归咎于胆怯以及靠沉默保守得到安逸的愿望，那只是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已。如果一位教师有科学、哲学或历史方面的知识要告诉世人，即使人们知道他的思想路线与传统神学体系无关，也不会拒绝倾听。其次，在最具决定性和最重要的思想领域，反对他认为是错误的意见，对他而言可能存在比这更有益的影响吗？当然，如果任何人被说服相信——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他的同伴正在为了梦想和幻觉耗费最好的想象力和感情，而且他们在不明确的程度上减缓了光明和幸福的广泛传播，那么在他看来，相比于给他们讲解化学、心理学或历史学，最重要的义务是告诉他们：如果认真的人放弃在他看来最主要的目标，只在次要目标的领域中发挥影响，那么他既不会得到益处也不会有诚心的快乐。事实上，给世间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所发挥的影响反而微乎其微。他们只追寻光明，对自己的影响则任其自然。假如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sa）或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路德（Martin Luther）或帕斯卡听到某个伪善的骗子发表演说，用现代的方法高谈阔论社会义务和政治的微妙之处，我们能否想象他们混合着困惑和鄙视的感受？我们不必实现这些伟人们的成就，每个人都可以出力，使理智方面的诚实维持一个极高的水平，给社会提供一个诚实对待自己的良心和同伴的榜样，试问还有比这更好的贡献吗？即使是最平凡的人至少也拥有这种才能[10]。

为了赢得世人的赞美，我们不惜牺牲道德的勇气；由于惧怕世人的蹙眉，我们不惜任凭真理之花凋谢，灵魂之光慢慢熄灭。那些琐碎的日常、言谈和意图，绝大部分只不过是为了博取大众的赏识，吸引人们的关注。如果可能办到，你不妨来衡量毫无理性成分的偏见对他们的绝对支配，你不妨来估量毫无新鲜思想的习俗造成的沉重负担。让我们思考在维护被禁止怀疑的意见的力量中，有多少自私和喜好安逸的成分。设想一下无情的宇宙物体正从我们头顶扫过广漠荒凉的空间，倾听一下永远无法传入装聋作哑的诸神耳中的痛苦哀号，计算一下将我们与永恒的沉寂分隔的微不足道的岁月，这些只知对习俗赞同或反对、惯例的生物将显得多么可怜可悲！由此看来，在人类的短暂一生中，确实应当敢于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不听从一般言论对自己的评价，他应当关心的只是生活是否充满真实，他的言谈是否完全出自真心。

如果有人认为，在我们讨论过的这些方面，从众是无害且无足轻重的，那么他们必定是漠不关心或者绝望了。我们很难说服沾染这两种恶劣精神的人。人们一旦接受那种人生观，就不会轻易放弃，它们能让人摆脱勇气和努力之类义务的束缚。我们对漠不关心的人无话可说。我们只能默认那句深刻而可怖的经文：“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至于那些面对蛮横偏见的巨大障碍，对人类的进步或光明的传播已经绝望的人，我们只能极力劝说；正因为无根据的偏见和虚伪的陈词滥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且牢牢控制着人们，不属于夜晚或愚昧无知的人更应努力坚持在日光下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一点很重要。最后，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绝望，却认为新信仰兴起的速度很慢，所以让可怜的凡人充当殉道者是不值得的；我们可以提示他们，新信仰出现的时候除非经过了几代正直勇敢的人的塑造，而且能够找到正直勇敢的人接受它，否则它就没有价值。我们不是提倡过一种固执地争论或忙于说服别人改变信仰的生活，只是认为我们应当用无愧而坚定的眼光看待彼此，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毫不动摇地前进，笔直向前。无论是改造一个人的信仰还是另一个人的成长，最初的进步必定是抛弃伪善的从众和顺从的习惯，那种风气曾经与令人不快的模糊雾气一起弥漫在今日的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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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人可能说，休谟的意思仅仅是指，当两个民族受到同样压迫，其中一个接受的教育是赞成反抗理论，而在另一个民族那里反抗论被隐瞒，于是前者就比后者更有可能履行“起义的神圣责任”。换言之，当压迫达到某种程度，前一个民族会起来反抗，而后一个民族好像还可以忍受。若以这种方式解释，我对休谟论点的回应是：如果先按照其真正形态向平民百姓介绍反抗理论——假如它像休谟承认的那样是“真理”——再实践运用，那么它就与其他真理一样，实际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该段论述的主旨是说，平民百姓特别容易错误地应用这种真理，造成无知愚昧、激情和轻率的后果，那么我可以回答，回顾历史记录，我们看到的是地球上各个民族的过度忍耐，而不是过度易怒。

2．区分持有和表达意见的条件，还有另一个理由。它取决于心理学上的因素，即信仰独立于意志。虽然认知的任何状态都可以是无意识或非故意的，这种状态的显现却并非如此，而是自愿行为，“根据发生的环境不同，保持自身中立既值得称赞，也应受谴责。”（出自贝利［Samuel Bailey］的《论意见的形成和公布》［Essay on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pinion］，第7章）

3．随后的句子说明了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连续性，教导一些人，让他们思索基督教与未来的替代品之间可能存在的连续性：“不仅体制和法令同等地从属于福音如同以往，而且过去的惯例更多地转化于其中，而不是被福音律令取代。依循法律发生的是形式，根据福音支配的是规则。实质性的东西得以保留，应用、意义、环境和利益发生改变；它输入生活方式，增加了主的恩泽：‘这些原是未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译注：出自《新约圣经·歌罗西书》）；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主降临之前的存在是相同的实体。福音没有被弃之不顾，它吸收同化了以前的天启。它活用了《旧约》，如同基督教利用犹太教一样。它没有摈弃它，而是施行了它。人们有时极力主张，《新约》中并没有关于责任、仪式和教会政治规则的内容。那么为何教会仍然继续使用《旧约》？我们所寻求的体制、仪式、政治，惟有福音书加以阐释、调解和精神化。优先的东西保留下来，改变的是奉行的方式。”——引自纽曼博士的《关于现今课题的布道》（Sermon on Subjects of the Day），第205页。

4．*译注：出自济慈（John Keats）的《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

5．关于这个问题，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的《论自由思想和坦率言论》（Essays on Free-Thinking and Plain-Speaking）（朗曼出版社，1873年）中有一套最敏锐的具体研究和评论。其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为直言不讳致歉》（An Apology for Plain-Speaking）对奸诈地玩弄文字的行为作了引人注目的决定性阐述，认为那种做法的最有力的影响甚至使旧信条的成语和准则包含了新信仰的实际内容。

6．对于这个句子有过如下批评：“当然，绝大多数思考这个主题的人都慎重地证实了这些所谓的矛盾。正统信仰的维护者相信‘具备可理解的属性的造物主’无所不在，可是他们从未主张‘人类能够理解’这种属性。”毫无疑问，正统的维护者确实未曾主张人类能够理解神圣存在的属性，但是他们习惯将其视为可以理解的；而且由于用语言表达的论点的主题是该属性被设计成可理解的，与他们通常的立场肯定不一致，因此他们的保留态度是有名无实的。虔诚的信徒会向你最郑重地发出警告，身为虫豸和虫豸的子孙，人类不可能用渺小的理解力度量作为神圣存在的上帝的属性，而与此同时，他们也会仿佛街坊邻居一般与你熟稔地交谈——如同一位不在神圣秩序中的受尊崇的圣人说过的那样。

7．已故的约翰·埃利奥特·凯恩司（John Elliot Cairnes，1823—1875年），这位有才干的人曾经对这个段落提出如下的反对意见。如果两个人结婚，就存在一种合理的期望——几乎等同于共识，双方都会坚持自己的信仰，正如双方都默认在处理诸多比较次要的社会问题时遵循世间的方式。因此，如果双方中有一个人改变信条，也就是说那个人破坏了约定，宽容忍耐就是他或她所能主张的极限。如果女人信奉天主教，她可以寻求宽容，但是她没有权利强求丈夫与她一致。如果男人变得不信上帝，就是用类似方式打破了协约，阻止他炫耀自己的罪过也许是正当的要求。

我对此的回答取决于公共舆论如何臆断这种绝非权宜性的默认协约。根据当前的舆论状况，在变革精神活跃的地方，只要认真对待他或她的人生，就没有人会承认那种臆断，因为它意味着消除性格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即对真理的热爱。

8．读者还记得在卢梭的《新爱洛绮丝》（New Heloïsa）中，朱丽（Julie）的丈夫、无神论者沃尔玛（Wolmar）由于自己的无信仰伤害了虔诚的妻子而感到悔恨，“他告诉我，他曾经时常想要顺从她的主张，为了安抚她的感情，假装相信并不相信的东西。但是这种灵魂的卑鄙与他无缘。他从未蒙骗过朱丽，掩饰只会给她增加新的折磨。只要两人之间存在善意、坦白和心灵的一致，烦恼本可以得到安慰，伪装会使其失去效用。只有通过减少妻子对他的敬重才能消解她的疑惧吗？在她面前他没有掩饰，而是用自然率直的语气真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第5章，第126页。

9．自由思想者藉以辩解的常见理由是，如果不通过正统的方式培养孩子，他们会被视为污染源，其他父母会禁止自己的孩子与他们交朋友。这个理由在别的时代可能有一些效力。不过如今信仰的力量已经变弱，我怀疑年轻人会不会仅仅因为得到某些非传统准则的培养，就被同龄人排除在伙伴群体之外。况且即便他们受到正统派圈子的排斥，也肯定有一些补偿这种劣势的途径。

我听说过一种更有趣的理由，即相对于所处的时代，年轻人的历史立场会发生某种扭曲，除非他们接受当时的流行信仰的训练：就算有此经历，他们还是会错过一些常规的先例。我不认为这个借口是充分的。年轻人应当了解各种各样作为过去产物的错误信仰和意见，这一点或许可取，然而从任何程度上说，他们都不应该将它们当成真理。就算没有其他反对理由，我还可以说，即使在他们固有的人格中加入其他毫无根据的观念可能带来益处，但无论其确切性质可能是什么，当他们成年之后，在摆脱童年时灌输进头脑的错误意见的过程中，浪费的力量和造成的困扰足以抵消任何有利因素。

10．读玛蒂诺（Harriet Martineau）小姐提出过出色的抗议，反对“抛弃原则的表现，假定有任何‘理由’比忠于真理更重要，或者在其他方面比联系缺乏证明的真理更重要。它让我回想起在美国遇到的一个事件，当时发生了对废奴主义者最严厉的审判。由于采用反对奴隶制的议题，一位来自南部的牧师对另一位来自北部的教友发出悲叹，因为他们教派的意见‘以前是那么顺利！’，‘顺利？！’北方的牧师叫道，‘船长和货物已经都给扔下海了，船运行顺利又有什么用？’与反对奴隶制和妇女问题等指定的问题一样，自由是论战的精髓和运动的原则，同样意味着从事改革，只是换了表现形式，那么何必要悲叹呢？无论导向何方都追随真理，只有那样的人才能有效地倡导这类改革。”——出自《自传》（Autobiography），第2章，第442页。

第五章　意见的实现

意见在行为上的应用；调和各种想法；类推不可太远；我们实现自己意见的行动取决于我们的社会理论；鉴于正当和不正当的妥协；演化理论中同样合理的区别；渐进改变的条件；请求经过考查的妥协；第二个请求；主张经过考查的暂时效用；宗教制度的说明；政治制度的说明；伯克对政治妥协的赞赏；俗话说细小的改良是重大改革的最糟糕的敌人；它在何种意义上正确；“基础教育法令”的说明；社会忍耐的智慧；适用于政治实践却不适用于自己生活的想法；也不适用于发表社会意见；一个团体中的良心的多少；减少这种要素的害处；用历史事例说明；讨论的新方面；信仰的热诚对于向其他人让步的自由是致命的吗；在肯定回答基础上的两个论点；信仰的热诚与对错误的责任感一致；相信自己没有过错未必导致不容异议；社会讨论中由法理学类推产生的对立观念；自由理论与社会演化之间的联系；胆小妥协者多余的忧虑；物质对道德思辨之影响的限制；以奴隶制度的历史为例说明；以法国历史为例说明；信仰对一个社会的自我保护特性的实际影响；结论。

在形成自己的意见和信仰的过程中，不辞劳苦的人会感到，他无需为自己的信念对大多数人负责。如果他真诚地热爱真理，如果他受到如实看待事物的神圣激情的激发，对不符合事实的思想感到神圣的厌恶，那么周围人的赞同或反对就与他完全无关。不过当他将信念运用到实际生活的行为中时，状况就不同了。现在有合适的理由说明，他的态度应该在某些方面比较灵活一点。他所处的社会是非常古老而混杂的产物。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意见、习俗和制度并非从单纯的偶然中产生。那些意见和习俗的起源都具有某种真实或料想的适当性。它们深深植根于这个时代一部分人的生活。它们满足人类需求的功能或许已经消失，它们或许也不再互相适应。不过那只是真相的一方面。最热忱的传道也不可能深入其中。能够在不同的土壤和气候之间移植的特性并不常见，即使在它原本存在的地方也远非无穷无尽。

当我们谈起同时代人，常见的描述是具有某种精确的一致性，似乎所有的部分和成员性质相同。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它是一个整体，但是处于不断发生改变的状态。其因素和成分永远在变动。它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世代。大致上是以每七年为单位彼此相隔。最年长的序列已经错开进入了最后的深渊，而最年轻的新成员还在形成不可名状的无数愿望。每一代的传统、倾向和潜力不同。每个群体里只有一部分人既有足够的胆量扬起新真理的旗帜，又有足够的忍耐力去走崎岖不平、杳无人迹的路径。

然后如同前面说过的，人必须记得构成生活的材料，必须考虑到社会只有专注于关心物质和关怀情感之间，才能具有最持久的活力和最集中的兴趣之压倒性优势。失去耐性而对着时间发怒显然是不理智的，因为脱离制度和信仰的过程十分缓慢，实现转变也是个长期问题。男人女人都要生活。这个任务对大多数人都太艰巨，由于对宗教和制度的存在习以为常，即使是有缺陷的庇护所，他们也能满足。如果新习惯和新思想刚刚开始被当时最进步的思想者接受，就坚持要整个社会的公众立刻服从其主导地位——即使理论上有可能做到，也会使生活变得举步维艰，加速社会的解体。

“我如此断言想必不会太武断，”最有影响力的近代思想家中的某位曾经说过，“妥协的策略在英国尤其典型，无论在制度、行动还是信仰方面，作为一个由于连续的成长和发展而正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妥协是不可或缺的。有些思想和制度适合过去的社会却与新的社会状况不相称，但是它们有必要继续保留，直至新的社会确立起自己的思想和制度；在过渡时期，与新的思想制度发生冲突亦属必然，那种矛盾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附属因素。为了继续维持社会生活，在新事物尚未成熟期间必须保留旧的，所以不断妥协与正常发展必然相伴相随。”[1]

然而我们决不能将这种论证及相应的感情状态进一步类推得太远而超出适度的范围。最大的危险隐藏在天性的这一面，我们的偏见和好逸恶劳也属于这一面。刚才引用的这段文章的作者将妥协描述成一种自然状态以及互相分歧的力量的必然产物。他没有明确地界定妥协作为实际责任的条件或限制。他最详尽和系统化地阐述了社会演化学说，无论是该学说还是他的言论，都没有赞成在研究或表达方面故意牺牲真理，而那种做法正是我们在前面两章中所反对的[2]。斯宾塞谈到新社会确立自己的思想时，他的意思当然是——也只可能是——指男人和女人确立自己的思想，显然他们在某个时刻构想出的新思想必须与旧思想没有特别亲密的联系，然后完全取代它们。当然更不用说，新的社会无法确立其思想，除非有人公开承认它们，并且给予诚实有效的支持。

讨论更基本的行为原则时，无论是以明确还是暗示的方式，必然涉及社会团结的性质和制度的一般性理论。简短地概括，就是似乎控制了这个时代最大量的直接和类似的证据。直接和明确地引用这个理论来讨论我们的目标或许格外重要，因为在一些人那里它已经成为一种借口，以便对任何专横政策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且有计划地避免采取活跃和直率的行动。

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如今被合理地比作成长中的有机体。它在这方面的活力包括思想和制度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从社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运作中自发产生。理解、感情和欲望总是作用于本国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它们影响宗教的态度，还触及社会外部的关系。相应地，它们也受到所有这些因素的反作用。在正常和不间断地进步的社会，这种运动和相互作用是生活的标志和实质。如我们通常所知，它是新的适应和再适应的长期过程，也是用更正确的思想和改善的制度去改变传统和习俗的长期过程。其间可能存在休止期，活跃和外露的变革显得迟缓甚至停滞，不过即使在那种时期，变化的力量也只是潜在并难以觉察。在社会结构变得僵化滞涩之前，进一步的发展要依靠变革复兴的能量。文明的历史，是更适合现实的新观念取代旧观念的历史。它是消除旧制度和旧生活方式的记录，有利于其他更方便、更合适的制度即时增加并满足人类的需求。

那么根据前面提到的社会进步的理论，妥协可以有两种方式，其中一种是合情合理的，另一种则不然。它可以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态度，一种阻碍发展，一种促进发展。它可能意味着故意压制或残害某种思想，以便使其符合传统思想或者对特定对象的流行偏见，无论它是什么。它还可能表示理性地默认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同时代人尚未准备好接纳新思想，或者按照新思想改变生活方式。在前一种情况下，妥协者舍弃了最高真理，或者假装自己不赞同它。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为了自己的旗号和策略勇敢地坚持真理，但是既不强迫又不期待世人全部立刻接受它。前者延长了偏见的支配时间，减缓了改革的速度。后者尽全力缩短偏见的统治，加速并明确改革，如果需要大众的积极支持但时机尚未成熟，他们不会坚持匆忙进行改变。合情合理的妥协是这样的：“目前我不期待你们实现这种改善，或放弃那种偏见。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情况仍未改善或遭到拒斥，那不是我的错。至少应当有一个人放弃偏见，不隐藏真实”；而不合情合理的妥协是这样的：“我无法说服你接受我的真实，因此我就假装接受你的谎言。”

根据社会演化理论，这种区别十分明显。如果说以改变为进化基础的理论居然禁止我们尝试改变，未免太奇怪了。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各种连续变化是自发地出现和完善的，这里的“自发”决不是指它们与人类的意志、选择和努力无关。恰恰相反，社会成员的能力是自发的要素之一。即使实际上不是更重要，它也与其他因素一样必不可少。进步取决于社会团体的趋势和力量，可是显然必须从社会团体的成员中找到这些趋势和力量的机构和代表，而且不可能从别的地方寻找。进步不是自动的，在这个意义上，假如我们全部在宇宙空间进入休眠，那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醒来，我们不可能发现社会状况突然进步了。世界变好——即使变好的程度不算大——的唯一原因是人们希望它变好，并且采取了正确的行动步骤。演化不是一种力量，而是一个过程；不是动因，而是法则。它说明缘由，给社会能量规定不可变更的限制。但是演化或其他任何东西都绝不可能取代社会能量本身。

无法实行和虚伪的指责不是针对那些坚持不懈、决不动摇、毫不妥协地致力于消除恶习的人，而是针对完全不同的阶层，即那些轻信地以为滥用、坏习惯和浪费行为会自动消失的人。这种轻信是懒惰、无知或愚蠢的伪装，忽略了事实上当绝大多数人不得不维护这些欺诈成性的习惯时，或多或少都是自私自利的。边沁（Jeremy Bentham）说过：“如果缺乏个人利益动机的充分刺激，一个计划可能很好却无法实行，它的实现就需要一些个人或阶层愿意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在部分群体或许多个人中间随机决定由谁来承担这种牺牲，那么谈论这个计划时使用乌托邦这个词也许是妥当的。”这正是那些误解了演化理论的人必须预见的那种牺牲，他们相信某些神秘和自动的规律促使这个世界进步，为此有必要固执地攻击已经过时的陈旧制度和已经失去正当性的权益。

于是引出了我们的立场，即社会只有通过一系列变化的方式才能延续正常的进程，那些变化的肇始者必然是个人或非常小的群体。如果没有干扰思考的自私自利，也没有错误地运用正确的社会哲学，只是观察实际发生的事件，其实谁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进步的趋势只是趋势而已，只有通过具备特殊进步思想的人的努力，才可能克服前进路上无法避免的障碍。而思想不会从虚空中无缘无故、无条件地产生出来。它们有明确的起源和有序的前身。它们与过去直接关联。它们在某个人身上或小群体中出现，由于环境因素或者优秀洞察力的机遇，使得那个人或群体遇见那种思想。在社会改革方面，要解释为何是某人而不是别人灵机一动发现了进步点，最常见的理由是他碰巧比别人更直接地接触未经改良的惯例；或者他拥有罕见的智慧、行动力、警觉性和创造力，出于先天素质或训练，发现用有规律和严肃的态度思考处事方法是最大的幸福。无论是哪种情况，实践或思辨领域的新思想只是用明确的语言表达了其他人的需求，而这些人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实践经验教导我们，这就是传播名声、博得大众欢迎的规则。一个人得到的赞誉并非与他的正常才能相称，而是因为他的言行碰巧适应了当时的需求。

由此直接导向我们当前的论题。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取决于这种值得信赖的人。如果他沉默不语，对有害要素的修正就受到压制，陈旧的信仰和废弃的制度继续使社会衰弱，正如无用的代谢产物或毒药留在体内使人衰弱一样。沉默，可能是出于真诚的谦逊精神，虽然经常只是偏好安逸的掩饰，他会问为什么应该是他而不是别人出面发言，为什么他应该先于别人拒绝顺从、弃绝从众，答案是尽管多数人最终会被触动，总有一个人率先离开旧阵营。如果妥协的准则是合理的，它应当能够被普遍运用。在这件事情上，谁都没有权利为自己的退缩道歉，因为他也不会允许其他人那样做。如果一个人有权利隐瞒自己的真实意见，采取模棱两可的从众，那么所有人都有这个权利。免除义务的借口同样适用于别的情况。他娶了妻子，买了牛轭必须试用，他要开宴会招待客人——任何借口都与别的借口处于同样水平。对于有见识的人出于良心的慷慨请求，所有借口都同样不起作用。那么假设接受新思想启示的每个人都轮流借用妥协者的托辞并仿效他，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没人愿意当开拓者，新事业永远无法完成。就算你愿意等待足够的人支持你，以便拥护新思想、反对旧思想的人组成有效的党派，可既然前提是严格地保持私密，这个团体的成员要如何互相结识？况且为了形成有效的改革力量，这个团体需要很多成员。如果一个教会的服务人员有一半不是信徒，那是否成为退出教会的理由？抑或我们应当暂时观望，直到伪装的信徒比例达到三分之二？同时设想一下你的谨慎是否可以给社会团体的道德完善增光。如果那一天终于来临，你和那三分之二的人可以振作起来表示谎言和恶习已经日暮途穷，最终必定被清扫到外面的愚昧无知中去，不妨事先估量一下通往真理和进步的道路上横亘的巨大障碍。考虑一下当变化真的发生，冲击将愈加令人震惊，人们将多么无能为力，以至真理无法成功地显现。

妥协者退缩的原因或许不是害怕独自战斗，而是因为虽然他确信自己的思想是进步的并且希望必定有一天它会获得胜利，却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这种托辞可能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时机是指什么的时机？也许是生活或制度方面的积极变化，那是思想方面的变化最终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其中之一。或者是尽全力普及、详细说明和推行新思想，使尽可能多的人接受一种理论状态，最后确保必要的变化得以安全成功地实行。这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情况。在这两种过程的初期，时机或许还没到。或许还不是发动积极攻势的时候。但是对于宣告一种有效果的思想，永远不存在时机未到这种事。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只要不会伤害邻人，随时都是实现一种思想的时机。如果生活方式或制度的改变需要许多人赞成和协助，问题显然在于人们是否乐意给予赞同或者协助。虽然变化的理由及必要性的表述有时可能不甚恰当，但为时过早的说法绝不可能成立。一个人头脑中产生了新思想，这个事实就标志着它正在传播。因此改革者既是时代之子，也是保守者的后代。异端者与正统派、异端者与先前环境之间有同样直接的关系。培根曾经说，真理是时间的女儿。新思想不是奇迹，亦非无源之水。如果我领悟了新思想，那么其他人必定也能，只不过错失了机会。如果我发现了光明，那么近旁必定有其他人在黑暗中摸索。我的发现是他们的目标。虽然他们不准备自己发现，却愿意接受新思想。即使群众尚未准备好接受或者发现，这个事实也不能成为新思想的掌握者应当倾向于藏而不露的理由。纵然对其他人而言时机未到，至少他的时机已经到了。没有人知道他的邻人是否准备好改变。不过他至少可以如此确信：他自己准备改变；他相信改变是有益和慈善的；除非有人开始准备工作，否则改变肯定无法圆满完成；如果他放弃参与这件事，其他人就没有理由不效仿他，于是这项任务就永远无人执行。对于这些问题，妥协者自欺欺人地视而不见，假装不了解真相，隐藏自己同意的思想，这正是敏锐的宗教迫害者对待厌恶的思想的方式，即将其斩草除根，扼杀在萌芽状态。

很多人认为，尽管现存制度注定将被更好的制度代替，但在那之前它仍然可以暂时发挥有用的功能，这种想法实在没有说中关键之处。它出色地解释了在公众舆论成熟到足以进行特定的改革之前，为何不能消除或从根本上修改旧制度。但是这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渴望进步的人应当做出虚伪的表现，假装自己认为改变是没有必要且不符合意愿的；也无法解释为何那些人认可一种信仰或制度或生活习惯的暂时效用，只注意效用本身却忘记了同等重要的暂时性——而暂时性正是每个察觉这一要素的人着手采取相应行动的基础。换言之，正是这个理由让他通过一切途径——言论、选举、行为和生活方式——吸取意见，导向新的真理和更好的实践。我们不能因为相信某件东西在当下是有用的，就装作它将永远有用。自私的人类总是在现存环境中尽可能地寻求舒适安逸和享乐，正如那句不顾一切的格言：“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不过他们并不比那些贪图目前舒适安逸的人更坏，后者随遇而安，面临末日抱着愚昧和自欺欺人的希望：“我死之后，就是幸福时代。”拒绝为防止洪水做任何奉献的人，与未曾做任何事促使幸福时代来临的人，其道德水平是相同的。前者至少不会比他们公开承认的原则更坏；而后者的从众仅仅适用于加深世人的满足或加深世人的绝望，于是这种从众抵消了假装的希望。非但如此，他们似乎还相信这种仅仅属于思辨范畴的希望具有某些价值。他们以为对人类的普遍进步保持乐观是一种德行，可以免除实际致力于改善的麻烦。

如果替特定制度辩护的人一直在努力工作，那么不赞成该制度并且怀疑其长久效力的人也有理由好好工作。不妨以基督教会为例。如果你愿意，假设它们提供各种有用的功能。如果仅此而已，那的确是顺从的理由。但是我们谈论的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假如你相信教义是不真实的；意识到教义之虚假的人数正在稳步增加；随着宗教失去可靠性，它作为精神生活基础的效力亦以同等程度降低；更高级形式的信仰必定将慢慢取代教义和教会，即使那不是更有效的组织机构；那些持有这些观点又像教会的维护者和牧师那样在社会中具有明确职能的人，后者的热忱只不过是编造最令人震惊、最不堪一击的借口，替前者的放弃职责道歉。

纵然正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目前的某些需求，但只有那些现在被视为异端的思想能够满足未来的其他需求。就算我们正在审视的借口有益于它主张的意图，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述：制度的运作如预定的一样完善，或者如任何代替品所可能做到的一样，因此不需要用任何语言或行为去干涉它。照此思考和行动的人是社会里始终如一的保守派。缺少这个的人无论从事什么职务，他的从众、默认和惰性将立刻显得不协调，并且应受谴责。除非制度或信仰完全适应现状，否则所有确信这一点的人都有责任认清其缺陷，至少应唤起别人的关注，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机会或能力提出补救的办法。根据假设，我们正在讨论的人不愿承认，即使替换现存社会中确保所有益处的这种或那种因素，其他因素也足以取代它们的作用。我们正在谈论的各种各样的异议者都认为，纵然在它们被认为具有暂时价值的时期，通行的宗教信仰、地位确立的教派、君主统治或者寡头统治的共和政体都是不好的、低级的体制。不能只看到它们履行功能的事实，却忘记了这些功能的基本的缺陷或滥觞。如果有人真的认为，通行的宗教理论使冒充善意的堕落概念成为必然结果，令智慧受到限制变得狭隘，误导宗教的想象力，因而无力指导行为，那么它产生的环境如何能够不造成无法挽回和完全恶劣的影响，如何能够消除异议者对于自己观点的所有担忧或不安——如我们所见，他以为自己的观点是不充分和有害的。一个相信关于超自然现象的普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人，肯定很难认为自己的观点利多于弊，即使他持这种态度，他要如何履行这项他自己承认有害并注定带来耻辱的任务？

让我们再次引用英国君主制度的事例。如果你愿意，不妨假定该制度具有某种功能，并且目前主要的行政管理者都值得尊敬并胜任这项功能。然而如果我们相信，从英国在其他方面已经达到的文明阶段来看，君主制度是阻碍或者有害的，或者只是单纯的装饰，而这种装饰性的君主制度倾向于养成卑屈的习性，滋长低级的社会理想，贬低大众身为公民的自尊，那么我们的义务肯定是抓住一切机会去推广自己的信念。为此没有必要表现得太急切，仿佛打算立刻废除王权，把王冠抛进政治古迹博物馆。在这个方面我们没有急切而实际的渴望，根据浅显易懂的原则，自由的人民总会拥护他们应得的好政府。根据这个假设，我们的信念不是将君主制度清除出英国，而是消除君主制度对人们的公共精神产生的某些有害后果。因此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决不隐瞒这种信念；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人场合，都一丝不苟地奉行原则，避免对存在于宫廷并向外传播的卑鄙和耻辱的风气漠不关心；不管我们的影响力多么微不足道，都要全力运用它引导公众舆论形成正确的态度，轻视和厌恶这些卑鄙和耻辱的因素及其导致的行为。类似的政策并不干预君主制度所声称的优势，其效果是尽可能地减少君主制度的所谓短处带来的危害。至于能否让其他人赞同我们，这个问题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我们急于立刻推翻君主制度，它就是最至关紧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仍处于初步阶段，还在准备按照意见行动。我们行动的理由正是其他人还不同意我们的见解。只有当我们的原则在任何方面可能产生持久效果，才能说服其他人同意我们。除了胆怯或庸俗的性质之外，这种持久性在过去和未来都始终与外部的赞成或协作无关。我们永远不惮对自己复述，成功的历史是少数派的历史。况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上的起义恰恰是针对当时的世俗精神——无论它可能是什么，相信对于琐碎小事和意外事件，明智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费力去为之争辩。

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说：“在思维方面哈利法克斯（George Savile 1st Marquess of Halifax）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并且从不隐瞒这一点。世袭君主制度和贵族精神经常是他敏锐的客套话的主题，同时他在宫廷中作战，逐步为自己赢得了高级贵族的爵位。”我们完全熟悉这种类型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具有哈利法克斯那样才华横溢的特质。这种人公开表明在生活、性格和社会制度方面保持很高的理想，但是在决定实际达成的目标时，他们从不考虑这些理想。有人会问他们，既然不用于指导实践，不作为处理实际事物的界标，理想又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明白如何让理想趋近于现实，哪怕只是前进最微不足道的一步，那么他的最崇高最理想化的念头必然是非凡和虚无缥缈的——直白说就是无意义的。如果一种理想与现存的事物完全没有联系，它可能仅仅是智力或精神的自我放纵的无聊结果。如果存在这种联系，那么为了实现愿望，那个人肯定能够做一些事情。他不可能用新的国教取代旧的，不过他至少能够做一些事，防止人们误以为旧事物的支持者非常多，向人们表明古老的体制并使有益的思想消耗殆尽。他不可能让君主政体转变成共和政体，但是他至少能够确定一位公民应以共和政体的长处为目标，不假装恭顺，避免泯然众人。

法国大革命之前多年，伯克（Edmund Burke）曾经最荒唐地声称疏远自由主义：“以为无论是关于治理还是自由，只要能够通过论辩和逻辑推理的验证，人类就会实际遵循任何思辨的原则，这种设想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所有的政府以至每个人的利益和享受，每种德行和每种有先见之明的行动，都建立在妥协和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我们权衡便宜和麻烦；我们彼此互相迁就；我们免除一些权利以便享有其他权利……人的行为动机与自我利益相关，而不是基于形而上学的思辨。”[3]这段话可以是智慧和真实的，前提是我们能够确信人们将完整地解释其中的含义，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断章取义，只选择其中符合他们对安逸喜好的指导原则。这种话在法国得到的待遇将是用大写字母印刷在每份报纸上，描成烫金的文字装饰每个派别的议会，镶嵌在政府的每个行政机构的大门上。而在英国，还需要补充一段表明非常简单的真理的评注，即妥协和等价交换并不意味着一套原则毋庸置疑的胜利。另一方面，它的意思不是说，分割两套原则只是为了通过制造包括两者短处的中间物，令两者的长处都得不到保障。伯克的意思是指，我们绝不可以不考虑运用思想的条件，就从我们的思想推导出逻辑上最极端的结论。我们有政治活动的技能。政治的成功与其他技能一样，显然首先必然包含我们不得不处理的材料的知识，以及关于材料质量的必要让步。最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我们有能力，只需较小的改变就可以发展。这是保守理论的真实一面。匆忙追求逻辑上的完美，就是显露对于政治家必须处理的社会结构的材料的无知。如果缺少思想方面的组织性变化或制度方面的冲动变革，就会不屑于做任何事。即使存在那种可能性，过于频繁地引起这些变化的意愿也太莽撞了。法国有句格言，细小的改良是重大改革的最糟糕的敌人，在其通常使用的意义上，它是描述社会毁灭的公式。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不要忘记，这句格言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另一层意义。细小和暂时的改良或许确实是重大和永久性改进的最大敌人，除非前者的路线和方向与后者一致。因此如果它成功地蒙骗社会，确实变成后者，就可能是敌人。在类似的事例以及我们的立法提供的例子中，小规模改革如果没有参照一些先进的原则，并进一步扩展变革的范围，当再次需要改进的时候，就愈加难以回归正确的路线和方向。现在举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实例。1870年的教育法令属于小规模改革，没人假装它有可能接近一个复杂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然而政府坚持认为，无论正确还是错误，只要当时公众舆论愿意支持，他们的法令就是大规模推行的措施。与此同时，政府及其背后的整个党派都明确地赞成，或迟或早，如果要在某个时候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共教学系统，就必须用国立的体系取代私有的、义务的或者受教派控制的体系。准备这种根本的替换是头脑中产生的最坚定的想法之一，虽然实施想法可能是缓慢和充满试探的过程。与此相反，该法令的制定者故意采用的条款却延续和巩固了本来必须最终取消的体系。于是他们的小规模改革令未来的大规模改革变得更难完成。毫无疑问，这不是伯克意指的妥协和等价交换或者彼此互相迁就。伯克以及每位真诚的政治家所理解的妥协，是指仅仅因为与“论辩和逻辑推理”的结果不协调就干预某种制度或惯例，可能是最不妥当的做法。这完全不同于一边假装给某种制度签署死刑判决书，一边赋予它新的援助和力量的做法。

在另一方面，如果小规模的改革被当成解决问题的表现，那么它的第二种可能的罪恶也许同样有害。与前面考虑的情况不同，这种危害不在于使我们偏离进步的路线，而在于使思想固定在满足的状态。实际上，根据完成的工作量本来不应该满足，当时机不可避免地来临，唤醒人们作出新的努力就格外困难。

那么基于上述方式，妥协的意思或许不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就屈服并默许渐进，而是要么认可渐进是最终的结果，事实上放弃希望和努力，要么可能意味着错误的转向或倒退，绕来绕去最终增加了路程。在这些意义上，小规模的改革可能成为重大改革的敌人。但政治方法的正确观念的基础是建立在正确解读所体验的环境状况的基础上，使社会的进步和秩序得以统一，引导明智的保守派接受小规模的改革，以免发生更糟糕的事，同时明智的改革者抓住细小的进步机会，朝着重大改革的方向不停地努力。重要的是双方自始至终都不能忽略自己的最终理想，还不能忘记从全局角度观察细节，同时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致失去全面性和远见。

如果变化的进程慢得无法容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回顾过去纠正自己的急躁。人们很少意识到，思想中的每个变化都需要耗费多么漫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我们用一种断然而确定的方式谈论这些变化，仿佛它们仅仅涉及了数年时间。因此我们谈论宗教改革时代，如同谈论“议会选举法修正案”或者“废除谷物法”一样。然而，“宗教改革”是指欧洲北部的一场思想运动，前后延续了三个世纪。如果用这种方式转向谈论更加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基督教的兴起和地位确立，听者可能以为我们所说的是在半个世纪之内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在基督教的全部组织和教义的上层结构之基础完全确立之前，至少经历了四个世纪。接下来以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为例，从古罗马的民主体制过渡到东罗马帝国——我们用拜占庭（Byzantine）这个专有名词称呼它，这个过程的重要性远远小于前面提到的两场运动，可是它仍然花费了两百年以上的时间。谈话的语境要求我们必须使用明确和简要的词来命名既缓慢又复杂的运动。我们不得不用看似单一的词命名漫长的系列性事件。不过如果我们失去历史的真实，就无法识别出人类事务最突出的一种面貌，最重要的是我们将错失关于忍耐的最宝贵的实践教训，除非我们回忆起历史上的重大变化都耗费了漫长时间，如同巨大的地质变化一般，人类的短暂一生与之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知道在更适应环境的植物或动物出现之后，老的物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绝迹。思想、习俗、信仰和制度在继任者出现后也不会立刻消失，竞争同样激烈，过程同样缓慢，因为其中之一的绝望是注定无可避免的。历史与地质一样需要运用想象力，正如人们有力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思考过去，我们对于未来发生的变化有同样宏大的构想，为了完美地实现这些构想，需要付出相应长度的时间和相应程度的努力[4]。

在政治实践中，这与自我节制有很大关系。在考虑影响我们的生活或者关于公布我们的社会意见的问题时，我们不会这样想。不管是通过法律还是其他方式，在这个领域我们都不会强制命令别人。如果有人严肃地看待自己的理想与通行的想法之间的差异，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生活试验”预示着真实的价值，只要引导更多的人仿效他，一部分的人类就能由此获得更好的幸福，那就是为了物质享受出卖与生俱来的权利，仅仅为了避免社会的暂时和偶然的反对或惩罚，就抛弃如此丰富的希望。如果不听从对更好自我的召唤，这种退缩就是双重的罪恶，无论其形式是无条件地压制思想和愿望，抑或只是胆怯和残缺不全的表演。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特定变化可能带来的益处。此外我们还将失去维持或增进良知责任心带来的某种益处。每个人都能察觉这种良知责任心在社会中减少所招致的损失。社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道德价值的进步或提高，而且要依靠道德敏感性的复苏。当借助具备某种卓越个人品质的导师，道德敏感性在大范围内产生效果时，它的工作就大部分完成了。他们不改进行为的理论，但是他们能够刺激别人的热情愿望，为了他们可能接受的任何理论投身于日常的实践。热爱美德、义务、神圣，无论我们如何称呼这种有力的情感，总之绝大多数人都拥有它，而且和说理论证无关。它是涉及感情、同情、交往、抱负的范畴。因此即使在质量上责任感是不变的因素，其数量也始终在变化。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或者同一个社会群体的不同时期之间，良心的数量有无限的变化。社会在道德秩序方面的衰退，直接起因是良心的数量减少以及道德敏感性减弱，而不是理论上道德规范的堕落。希腊人腐败衰落的原因不在于缺少伦理学，而在于真正活在真实之中、受伦理义务约束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我们可以暂时脱离总体环境，单独讨论道德条件，就要承认伊斯兰教徒在远东和西班牙战胜基督徒，原因不是他们的责任方案更崇高或更综合，而是他们更努力、更热烈地尊重责任。

让这种无价的因素在社会中保持自由、敏锐和尽可能地活跃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作为挽救社会的原则，支持强制、反对自由的思想家却忽视了它。直接针对一种意见或者生活方式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在这个范围内意味着减少良心的数量，尽管在社会中这种行动十分常见。当然，如果生活方式干扰了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如果不是在所有细节上都严格地只与自己相关，就有必要强制异议者，不管他们的态度可能多么认真。与其允许一群人以其他所有人为代价实现他们关于幸福的想法，不如削弱那群人的害处。但是如果能够不非法干扰其他人就实现想法，那么强行阻碍其实现就等于直接削弱社会共有的良心的力量。一个值得记忆的历史事件可以说明这一点。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又于1724年颁布了更加残酷的法令，不仅用暴力驱逐了法国最讲道德良心的一部分群众，而且实质上向那些不够严格和坚定的人提供了最大的诱惑，使他们假装皈依正统信仰。这种处理是将良心当成没有价值的东西，相当于使社会的道德资源白白化为乌有。“南特敕令”废止后一百年，当法国陷入革命风暴时，假如新教徒的子孙已经养成与新教相关的个人责任感的习惯，有这支强大力量的援助，法国又将会如何？

这段思考引出了讨论的新的一面。读者或许会觉得，我们在无意识中既坚决主张有力的社会保守主义，又支持固执己见的社会改良精神。前面的论述看起来似乎都像是模棱两可地脚踩两条船。如果改革者应当拒绝保持沉默或有所保留，为什么掌握权力的人不应该同样地坚定，为什么不应该用权力强制别人沉默？如果异端者应该在表述意见和据此行动时毫不妥协，完全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统派在决心根除异端观念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时，就不应该同样毫不妥协，完全确信后者是彻底错误的？对此的回答是，无论对于正统还是异端，虚伪的妥协都同样恶劣，真诚和彻底对于真理都同样有益。不过这两个相对立的派别之间争议的重点在于我们给根除过程赋予的意义。坚持自由信条的那些人严格贯彻劝说的做法，同样限制多数人和少数人的行动。厌恶自由的那些人则坚持不管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只要信仰足够热诚，就有理由在劝说之外使用暴力的手段。我建议在这里不要涉及密尔再次向这一代人提出的重大问题。每位读者都熟悉他的论点，他得出的结论几乎来自于这段文章中的假设[5]。这些章节的目标是反复重申对强制原则的自作主张、坚韧和积极进取的重要性，这篇论文一方面是在证明宗教迫害的正当性，以及通过暴力和法律的有力武器，抑或用其他任何可以支配的有效手段实行压制，干预新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如果少数派不肯放弃探寻和实现他们认定的真理，那么多数派为什么要妥协？这里暗示了两个论点。首先这等于说，信仰的热诚与我们相信自己没有过错之间没有区别；其次，相信自己没有过错与不容异议必然联系在一起。

这两个论点都不正确。让我们轮流来看。信仰的热诚与对错误的责任感完全可以并存。对此以前的一位作家有过精彩的阐述，我们最好还是直接引用：“当然，每个人必定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他认为它们是错的，它们就不再是他的意见了。但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犯错，与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信条的正确性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当一个人反省某种特定的学说时，他也许会彻底地坚信它出错的可能性很低甚至不可能是错误的；当他分别深思自己的其他所有意见时，也可能有同样的感觉。然而当他从总体上思考，当他反省世界上没有任何存在与自己完全相同，当他审视过去的历史和人类的现状，观察不同时代和国家的各种信条，以及个人、群体和宗派的独特思维模式时，曾经坚定不移的观念已经被推翻，曾经广泛流行的偏见已经被消除，以追求真理为毕生事业的人被无休止的论战分散了精力；当他进一步考虑到，他的许多同类与他一样坚信各自的意见是正确的时，他只能得出明显的推论，即他自己的意见几乎不可能不包含错误的成分；他在某些方面犯错的可能性无限大于完全正确的可能性。”[6]

当然，这不是描述普通人思维的实际模式。他们从未将自己的意见从总体角度与其他人的集体意见比较，也从未得出这种反思所暗示的结论。不过这种思维模式是完全可以获致的，而且才能远远低于第一流的人经常具备这种模式。如此看来，拥有主见的所有社会阶层都有理由坚持欣赏和仿效这种思维。因此它将成为时代心态确立的要素。我们也不必担心结果会导致信仰的软弱或者行动的懒散。人依旧会认定自己关于特定问题的意见的正确性，并且尽可能在实践中推广它。但是至少他不会再允许自己用暴力压制其他人的任何意见，即使它们与自己的意见针锋相对；也不会再用暴力压制任何行为，即使它们与自己的行为方式南辕北辙，条件是只与自己本身相关。如果对自己容易犯错有了理性的认知，这种宽容就是自然的结果。

其次，相信自己没有过错也未必导致不容异议。有人会说，虽然理智的人不会断言绝不会犯错，但是在每个特定的情况下，他十分确定自己没有错，因此这种特定的信心积累起来，无异于总体上没有过失的感觉。即使确实如此，不宽容的产生或者合理性也不是必然结果。某种特定的思想可能是让其他人与你意见一致的最好方法，但是任何这种思想都与对自己的意见属于真实的确信无关。劝说与强制的问题仍然互相分离，除非我们可以说，自由讨论的习惯在社会里已经开始扎根；那些对自己意见把握最小的人经常最不愿意相信劝说能让别人转变，最倾向于使用粗鲁的强制工具，无论是法律的还是仅仅社会的手段。“要么成为兄弟，否则就杀光你们”，这句话标志着对友爱的价值的信心非常薄弱却又十分暴躁。最有信心的人有最充分的理由依靠劝说，有最强的动机抗拒一切冲动之下使用暴力的诱惑。用暴力代替劝说的做法有种种短处，从我们当前的观点来看，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削弱社会的良心，并且滋长伪善。让一个人沉默并不能改变他。意见与强制力属于不同要素。你不能通过社会的反对或者其他强制手段消灭一个人的意见，除非你能用大口径短枪射中天上的星星。通行的观念得到法律或暴躁易怒的社会反对力量的保护，默认它们毫无用处，又是本质上的伪善，正如爱尔兰贫民为了施粥券皈依新教，或者野蛮人为了一串珠子项链皈依基督教一样。有些人极力主张必须用承诺和威胁激发他们认为的正面意见、思想和感情，同时防止他们认为的负面意见、思想和感情，那是极端错误的见解。承诺和威胁可以影响行动。道德和政治等方面的意见和思想一旦在头脑中形成，承诺和威胁就不可能影响它们，正如雪是白的、冰是冷的之类的知识不会改变一样。你可以制定法令强行禁止我说“雪是白的”或者表现得好像认为“冰是冷的”，惩罚可以影响我的行动。但是法律不会也不可能让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有丝毫变更。因此不容异议的后果之一是产生伪君子。根据这个以及其他维护自由理论的理由，从罗马教皇到报纸杂志的编辑，认为自己在总体上或特定问题上绝对不会犯错的人，也许仍然倾向于摈除任何形式的强迫。反面理由只有一个，如果有人愚蠢到以为自己不会出错，那么这个笨蛋很可能无法理解，强制本身或许就是一种错误的方式。

通行的观念认为，对意见和行为理想的热诚与不容异议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这种观念与法律或法理学的类推在社会讨论中占优势地位直接相关。首先，法学家不得不主要与其打交道，而且是通过压制的方式。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行为，其次才是行为者的思想。由于这样的思维习惯，他们在强制领域中同等地看待意见和行动。此外更重要的是，法理学家对社会观念的根源是统治者与受支配者、立法者与法律约束的人之间的关系。行使权力者属于一方，服从者属于另一方，这就是他对社会团体的状况的认知。对社会问题讨论的成果和进展取决于用进化观点代替法律上的观念。法学家的论点类型是绝对的，这里就不必赘述各种理由了，它还无意识地参照较低级的社会状态，而不是受到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状态的启迪。在较低级的社会状态下，维持社会团结和一致的条件是法律、惩罚、强制、强迫、武力、严苛和压制异议的公共舆论。但是当社会群体变得越来越复杂，来源多样化，组织更特殊——概括起来就是文明程度更加复杂时，这些类推所暗示的思路将有相应的改变，普遍在社会讨论中变得越来越不恰当。根据进化论者对社会的观念，法律的历史地位和实际角色得到了承认。但是这种观念直接导致用错误方式看待社会，将以自由代替法律视为达到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条件。

自由理论属于本章的论题，因为实现自己意见的认真愿望与为此采取的任何类似强制的手段之间缺乏联系，而自由理论只是这一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如果背离妥协继续推行我们的思想是正确的，暗示我们可以使用力所能及的全部手段去阻碍其他人推行敌对的思想，那么我们就是接受了一种否定自由原则精神的说教。我们的主旨是，人应当拒绝为了现状或其他人的偏见牺牲自己的意见和生活方式（在只关乎自身的范围内）。作为路线问题，这不包括强制或希望其他人为我们作出这种牺牲的权利。于是将社会视为成长和发展的有机体系的观念是自由理论的第一块基石。这是它的真实基础，不包括其他可能被引用来组织完成论证的许多次要的权宜之计。在组织结构已经达到我们这种错综复杂的程度的社会里，应当容许思想得到解放和自由，并在只关乎自身的范围内自由行动，这是一种基本的优势。其理由大致如下：如果现存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没有某些不足之处，新思想和新的“生活试验”就不会出现。它们或许没有指向处理不足之处的正确模式，但是它们的确指向其存在及意识。它们起源于社会的成长能力。容许这些新事物（限制条件是有正当有效的理由，在只关乎自身的行为范围之内）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首先，因为无论立法机构还是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确知哪些新事物在未来有长久的价值。第二，因为即使我们能够确知特定的新事物是反常的产物，不会正常发展且无任何价值，消灭它们所需的压制仍然牵涉到严重的风险，可能致使社会倒退，并且给发展的方向造成无法修正的扭曲。让我们再次强调，当一个社会的阶层、部门和分支变得更复合化，生产、商业和物质安排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时，很明显这种风险会相应变得更严重。

在我们谈论的这种意义上，自由作为一种积极力量只相当于平稳的铁路而已[7]。它是一种状态。作为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自由确实是负面的。作为状态，虽然自由仍可能是负面的，却可能是产生某些正面结果所不可或缺的。耗竭的接收者的空虚不是力量，但是它是某些积极因素运作必不可少的条件。自由也许与其反对者所断言的一样无能为力。缺少束缚是负面的，但对于理智的人的活动却是一种有利条件。无疑对行为的外部干涉的缺失必须有明确的限度，至于这个限度应该确定在哪个点，不同的思想者有各种想法。自由或者不存在强制，或者任凭人们随心所欲地思考、说话和行动，本身是一件好事，在更加复杂的社会中，任何人如果没有掌握这个基本的先入之见，让他决定自由的限度就是不明智的，现在我们的主张仅此而已。它是一个有利的推断对象。希望用强制手段——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剥夺它的人，总是必须完全承担证明其不妥当的任务。

人们不情愿承认这个真相的理由之一，是对高度发达和健全的社会中不合理的自我保护特性缺乏信心。一方面胆怯地妥协，另一方面提倡强制的约束，同样都是忧虑过剩的结果。出于相同理由，前者害怕运用自由，而后者害怕承认自由。这个共同的理由就是缺乏合情理的信心，不相信在已经发展至我们这种阶段的西方自由社会中，只要没有受到其他正当权利的干涉或者强迫因素的影响而变质，宗教、道德和社会的新事物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基准。在一个社会里，道德和智力条件不是唯一的动机，甚至也不是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思辨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决定其界限的是政治和物质条件。下面让我们解释，道德思想如何不能对物质环境置之不顾；我们将冒险采取比较完整的形式向读者说明。

现代文明社会和古代社会的区别，最重要的事实是后者依靠奴隶制度，而前者废除了奴隶制度。由此产生了一个几乎最有趣的问题：是什么能动作用导致社会的根本状况发生了如此惊人的转变？流行的答案非常易于接受，令人们十分满意。答案是教会的教育使人的思想和精神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迈向自由劳动重要的第一步，即个人奴隶身份向农奴身份的转变。毫无疑问，教会的影响有利于减轻奴隶制的罪恶，使主人与奴隶、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趋向人性化，然而那些关系的根本转变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系，我们就可以立刻理解，如果没有社会体系的其他重要部分的协作，就不可能实现如此巨大的变化，就像如果整体的一系列器官不发生变化，动物的营养器官就不可能发生关键的进化。因此，只改造人的思想，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以及改变对某些人类关系的合法性或不合法性的看法，还不足以使奴隶制演变成农奴制和自由劳动。此外，必须改变经济和物质条件。历史证实了我们由此抱有的期待。类似事实表明，单凭精神和道德的能动作用，无法引起如此重要的本质转变。新信仰得到巩固之后的数世纪以来，奴隶制从未被人们如此深恶痛绝过，如今将人作为私有财产的行为却激起了空前强烈的憎恶。在9至10世纪，奴隶贸易是地中海沿岸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甚至时至今日，奴隶仍是欧洲输出到非洲、叙利亚和埃及的主要商品，用于交换来自东方其他国家的产品。随着旧体系瓦解，欧洲的人口和财富减少，自由主人的生活水平降低，从而使奴隶制度不复存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差异也缩小了。罗马执政者为充实帝国国库颁布了特定的法律，这些法律首次将权利赋予奴隶。而由于自由农对财政贡献不足，这些法律使得他们每况愈下，逐渐沦为奴隶。9至10世纪，由于瘟疫和饥荒蔓延，自由人口再次大量减少，加速了土地农奴制的绝迹。拥有十足权威的芬莱（Finlay）先生告诉我们：“历史证明，在通过奴隶劳动有利可图的土地上，无论基督教教义还是人道感情，都从未成功地消灭奴隶制度。蓄奴的基督教团体也从未自愿废除奴隶制度。在它占优势的国家，农奴制从不会自动终结，除非奴隶劳动能够制造的产品价格太低以至奴隶主无利可图。”

这些教育意义是尚可接受的明显真相，即一种抽象思想的繁荣既要依靠传播的媒介，又要依靠本身特点。稳定的社会具有充足的力量，足以对抗所有破坏性的势力。人们很少过分担心，在我们国家，人们甚至几乎完全不担心轻率的改革者可能太激进，担心他们反对属于健康和结构良好之社会的无意识的保守主义。如果有分解力的思想获得成功，那是因为社会已经成熟至消亡的程度了。如果不是已经深度紊乱的社会，无论新思想如何热烈地说教，都不会引起社会的瓦解。作为说明，我们也许只能列举两个值得记忆的事例，虽然解释其全部影响需要冗长详尽的讨论。如同当时那些胆怯的反动派一样，人们一直认为，基督教在各方面逐渐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力量，为北方蛮族开启了通路。事实上，如今最细心、最有能力的研究者都知道罗马帝国是慢慢崩溃瓦解的，部分原因是其处理政治问题的办法既狠毒又不充分，不过主要原因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各行政区的财政和经济状况渐次恶化，人口随之减少。正是帝国的分裂让基督教有机会发展，而不是基督教瓦解了帝国。另一个同类型的错误是以为一百年前法国哲学家们的破坏性批判是导致终结旧社会制度的那场灾难的关键原因。假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都从未出世，抑或他们的作品一发表即遭到查禁，他们的思想就不会赋予农业新的生机，不会刺激贸易，也不会充实国库，不会令特权阶层与民众合并，不会做任何事去补救那个所有部分都无法履行正常功能的社会组织。正是统治制度造成了物质上的苦难和政治上的绝望，将愿意接受那些思想的人推向了其反对者。而那些导师根据理性和自然法的简单原则凭空构建出仁慈的政府，因为现实情况令人绝望，他们就纸上谈兵，只专注于抽象的政治理论。他们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在自己的意识中设想社会的演变进步。如果政治主体要在实际或历史结构的基础上重新构成社会，可以作为起点的健全机构并非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方法造成的危害是明显而无可否认的。但由于旧制度的祸害，这种方法的运用无可避免[8]。

只要政治环境稳定，经济或营养状况健全，仅凭意见无法破坏社会的本质结构，历史上从未有过那种事例。如果有位专制的君主突然下定慈善的决心，打算改变似乎可以任他摆布的社会秩序，如果一生坚持不懈，他可能成功使社会陷入长久的混乱。在这个方向上，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或许做了现代君王所能做的一切。然而无论损益，他的努力几乎没有任何成果。不过即使没有国王的权力和一整套政治机器，一个人仅凭纯思辨意见的影响，几乎不需要多少努力，也可以在无意识间造成相应的危害，不管他对此可能有什么忧虑。如果通常情况下，最热诚的进步改革的先驱者对他们致力的善举所作出的贡献确实非常少，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对于有时令他们遭到痛斥的许多危害，他们应当也不必负责。在可以不受制约地进行充分讨论的国家，除非新思想确实具有值得赞许的某些暂时或永久性价值的特点，否则它根本不可能胜过反对其新颖性的理由而取得成功。因此在公布新原则的问题上，只要发挥作用的是仅与自身相关的行动，如果一个人具有最敏锐的社会责任感、性格一丝不苟、最害怕减缓或者干扰社会的成长进程，他仍然可以向世人公开自己严肃信奉的任何思想并贯彻始终。如果社会环境正常，他可以安全地相信，无论自己的想法被吸收还是拒斥都是公正的。很少有人觉得新颖是可取的特点。这些人在将新颖视为绊脚石的大众中间会如何？旧思想得以存续，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们的陈旧。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如果仅仅因为它是新的，新思想肯定不会赢得相当多数人的赞同。

认识社会的自我保护特性，意义不仅在于强调思辨的重要性。它能直接影响实践，因为它让最支持统治秩序的人更加勇敢无畏。只要那些人能够抛弃无意义和神经过敏的忧虑，不再担心社会的根基在于本质的协调与适当性，随之产生的秩序一向是依靠摇摇欲坠和难以预料的平衡来维系，那么他们不仅会获得自尊和社会中其他人的尊重，而且所有讨论都会变得健全现实。他们声称为安定问题感到焦虑，如果他们对社会的稳定性更有信心，就可以更自由地理解并用宽宏大量、诚实而有效的心态对待那些被他们认为鲁莽的改革者。在立法机构接受建议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再转向议会辩论或者强制推行一些改革建议，是最有趣和有教益的事情。盟友的热情希望，敌手疯狂的乃至不顾一切的预言，结果都缺乏确实的根据。计划措施一方面取决于重大的善事，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凶兆的罪恶，结果却是只完成了许诺的一部分好事，也没有犯下所预示的罪恶。这里的真正教训是，致力于进步的人应当坚持不懈并且彻底，保守派应当信任健康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后者的主要错误在于，以为人的主要行为动机是激情而不是利益，并且假定所有激情都是自私和破坏性的，最直接的利益关系者反而很少能充分理解自己的利益。

对于尝试实现我们的原则，本章考虑了社会条件对它的一些限制。总体结论与前一章完全一致。原则如果是正确的，就代表了更大规模的权宜之计。为了当下一些表面上的权宜之计而放弃原则，就是为了小利牺牲大善，而最可取的理由只是前者比较方便得到。在完全认识自己的思想之前，我们最好等待，延迟它的实现，而不是为了确保当前的不完全胜利，就凭借削足适履的手段骗取前途。与其遏制信念、削减原则，令它们变得虚伪而毫无价值，不如承受难以实现它们的负担。使意见的效用推迟、作用范围变窄，又有什么意义或者符合什么道德？丧失高尚的行为和提升修养的欲望，是一个时代变得贫乏的最确定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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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Sociology），第396页。

2．举例来说，有关不消极地接纳现行宗教理论的责任，斯宾塞的表述是最有力、最有决定性的。参见他的《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s），第一部分第6章，第34页，段落开头：“如果有人害怕太超前于时代，对说出自己认为的最高真理犹豫不决，他可以从客观的视角考察自己的行动，藉以恢复信心”，等等。

3．引自《与美国和解的演讲》（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4．参见圣伯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年）的自传体小说《情欲》（Volupté），262页。

5．有时再次记下熟悉的论据是方便的，因此我大胆地在本章末尾转载了一段关于“自由理论”的简短注解，那是我曾经思考斯蒂芬爵士对那种理论的有力抨击时所作的阐述。

6．引自塞缪尔·贝利的《论意见的形成和公布》（Essays on the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pinions，1826），第138页。

7．在最重要的一种意义上，自由是正面积极的力量。它对性格的影响是全面和振奋人心的，使明智的人珍惜自由，力求扩大其作用领域。密尔曾如此表述：“重要的不仅是做什么，而且在于做事的方式。”在下面这段文章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指出了自由对性格的积极影响：“设想通过消除罪恶的载体来消灭罪恶，这种考虑人类事务的方式过于笨拙……纵然夺去一个贪婪人的财物，他拥有的宝石仍旧原封未动；我们不可能剥夺他的贪婪本性。纵然驱除一切欲望的对象，把所有年轻人禁闭起来，用在任何修道院可能存在的最严苛的纪律训练他们，也不可能迫使他们清心寡欲，让不纯洁的人变得纯洁。纵然我们能够用这种手段消灭罪恶，可是在排除多少罪恶的同时，也排除了多少美德，因为德与恶本是一体……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要一点一滴的善行，而不是用暴力阻止恶行。因为与管制十个邪恶之徒相比，上帝无疑更加器重一个善良人的成长和完善。”——引自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Speech for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8．我想这个段落的内容与托克维尔（Tocqueville）著名而引人注目的文章没有真正的不一致之处：“文人成为国家的政要，发挥影响并导致政治上的后果。”（《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编，第1章）因此赛纳·德·梅昂（Gabriel Sènac de Meilhan）在1795年写道：“革命刚开始时，人们在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和卢梭等人的作品中寻找武器，用以维护激发少数大胆之人起来行动的理论体系。不过我提及的作者们并非始作俑者，内克尔（Jacques Necker）一个人就引起了这种效果，并决定了它的爆发，”……“伏尔泰的著作无疑损害了宗教，挑战了相当多人的信仰，但是它们与政府事务无关，在其他方面毋宁说是有利于君主制度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实在深奥难解和抽象，只适合极少数读者”；马布利：“几乎不流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政府、惯例和社会状况》（De Gouvernment，etc.，en France页），第129页，等等。

自由理论（第139页的注解）

密尔为社会自由找的借口基本上只是一种扩充——尽管非常重要，补充了弥尔顿的更著名的《论出版自由》，后者在两个世纪之前颂扬了英国的自由。弥尔顿主张发表意见的自由，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对立的制度暗示，出版许可制检查员“不是既傲慢专横又玩忽职守，就是卑鄙地贪图钱财”。第二，在教士和会众两方面，书籍出版禁令都会造成思维的懒散和停滞的形式主义，导致“实行许可制的教会变得懒惰”。第三，它“阻碍和延缓了我们最有价值的商品——真理的输入”；出版许可制必然命令检查员，除非作品已经被普遍接受否则一律不允许通过，“如果我们采用查禁制度，最可能遭到查禁的是真理本身，因为偏见和习俗模糊和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最初看见真理时，我们可能误以为它比许多错误更不堪入目，更令人不快，甚至伟人也可能显得微不足道或卑劣”。第四，自由本身是真正美德的组成部分，“设想通过消除罪恶的载体来消灭罪恶，这种考虑人类事务的方式过于笨拙……能够理解并估计到恶的全部习性和表面的愉悦，同时又能自制，经过辨别而选择真正的善，那样的人才是真正富于战斗精神的基督徒。因此，如果善在恶的面前只是不解世事的少年，未曾见识过恶用来诱惑堕落者的承诺之极限就拒绝了恶，那就不是纯粹的善，只是一种无知的善，其纯洁无瑕只是表面的虚饰；正因为如此，我们贤明真诚的诗人斯宾塞——我冒昧认为他是比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或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更好的导师——通过奎恩（Guion）描绘真正的节制时，那位朝圣者是经过贪婪之洞（Cave of Mammon）和人间幸福之亭出场的，说明他能在目睹和了解世间的一切之后，依旧保持节制。”

密尔主张，为了维护人类精神的健康，表述意见的自由是必需的，他的四条理由实质上可以概括如下：（1）保持沉默的意见可以是正确的；（2）它可以包含一部分真理，对于流行的意见是必不可少的补充；（3）即使意见完全正确，互相争论是预防它们堕落成无法理解的偏见的唯一方法；（4）如果没有这种争论，理论学说就会失去对人的性格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力。

但是弥尔顿给自由划定的界限位于他所谓的“近邻分歧，或者毋宁说是漠不关心”。由于论战，阿米尼乌斯派（Arminian）与新近获得解放的改革派教会解除了关系，又匆忙地束缚自己，削弱了告解的权威性，虽然它曾经取代了更古老却更不容异议的普世性教派的权威。在17世纪上半叶持续的那些激烈论战——天主教与新教、主教制与长老制、拒斥三位一体和原罪的索齐尼派（socinian）与三位一体论的信徒、宗教自由主义者与清教徒和重视圣餐的圣礼主义者——都趋向于削弱神学的垄断性。然而这种放松是不完全的。事实上早在1631年，来自威尔士的罗德岛开拓者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牧师就宣讲过无条件的信仰自由，将这个原则扩展至天主教、犹太教甚至无神论者。弥尔顿的观点与之相去甚远。他的意思“并非宽容教皇制度和公开的迷信，既然它们意图消灭一切宗教的和世俗的主权，那么只要想用宽厚和有同情心的措施去挽救软弱和误入歧途的人，我们就必须消灭它们。同理，任何法律如果要成为法律，就绝对不可能宽容那些反对信仰或破坏规矩的、不虔诚或罪恶的事情”。

四十五年前，洛克（John Locke）在作品中稍微放宽了这些限制。他的议题不局限于是否应当自由表达意见，还提出了是否应当允许崇拜和宗教联合的自由。他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理由不是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的半怀疑论——那也是密尔的理由之一，即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而是他对世俗管理者的职责范围的定义。他主张世俗管理者的全部裁判权应当仅限于世俗事务的范围，“所有非宗教的权力、权利和统治权都应当被限制于关心和促进此世的事情，不涉及来世；无论以何种方式它都不能也不应该涉及到灵魂的拯救。这主要是因为世俗管理者的权力仅由外部的力量构成，而真正的信仰和救赎只存在于内心精神世界，没有信仰就不会得到上帝的接纳，这就是理解的本质，外部力量不可能强迫人相信任何东西……只有领悟和证据能改变人的意见；而领悟不可能来自身体的痛苦或者其他形式的外部惩罚”。“这种技能可以让我致富，虽然它无法让我快乐；那些治疗方法可能治愈我的疾病，虽然我不信任它们；然而如果我不相信某种宗教，厌恶宗教仪式，它就不可能拯救我。”[1]此外还有更多一脉相承的优秀内容。不过洛克给信仰自由设定了限制。（1）世俗管理者不会容许任何与人类社会对立或者违背维持文明社会所必需的道德规则的意见。因此，以当今的事情为例，保守派的大臣会认为根据这个原则镇压土地与劳工联盟是正确的；天主教派的大臣会认为解散教育联盟是正确的；任何大臣都会把加入摩门教派列为一种刑事犯罪。（2）“那些自认为有信仰和虔诚、正统的人，用直白的话来说，就是认为他们自己在世俗事务方面拥有比其他人优越的特殊权益或权力；或者以宗教信仰为借口，在他们的基督教派中对与他们立场相异的人要求行使任何形式的权力”，对那些人不应该宽容。除了教友派（贵格会）之外，我很少听说哪个教派没有尽可能地挑战权威，对不相关的民众行使权力，这可以归结为宗教的普遍排斥；不过无论如何，在一些环境中我们可以援引洛克的原则来反对教宗至高无上论（Ultramontanism）。（3）完全不要宽容那些否认上帝存在的人。即使只是在思想上摒除上帝，也会消解一切社会关系；承诺、契约、誓言这些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对无神论者没有约束力。因此警方应当关闭布拉德洛（Charles Bradlaugh）先生的科学会堂，在某些时候或许还应该取缔实证主义学派。

洛克的原则取决于区分他尝试定义的世俗事务与其他所有事务。从这一点出发，沃伯顿勋爵（Sir Howard Warburton Elphinstone）主张教会与政府结盟，曾经著名的班戈大辩论（Bangorian Controversy）同样如此。这种区分符合密尔的最主要立场，它存在于只影响行动者或思想者的事物与同样影响其他人的事物之间的区别。洛克尝试分离世俗事务与涉及救赎的事务，就他展开讨论的相对狭隘的目标而言，他的努力足够令人满意。密尔对非宗教事务的记述更加广泛且明确；这理所当然，因为他不得不在复杂得多的社会环境中维护宽容的理由，尽管思辨的多样化程度远远超出了洛克那个时代的任何想象。密尔主张，世俗管理者的职责应当限于压制立即和直接伤害其他人的行动，而不是行为者。包括表达意见在内，任何行动只要完全是关乎自身的，管理者就不应该加以干预，他认为从长远角度看这样才是权宜之计。他还更进一步，认为不仅关乎自身的行动不应该受到干预，而且任何意见都不应受到行政管理者的干预，此外还要尽可能减少公众舆论的影响，除非使用的方式是从相反方向进行有力的论证和郑重的劝说；或者用无言而具有最深刻印象的关心树立高尚的榜样；或者明智而细心地培养下一代，以便他们成长为高尚的成年人，可以最恰当地选择正确的主张、遵循正确的动机。

他主张严格限制政府的外部干涉或者无组织社会成员的所谓公众舆论，对于自我保护的情况，他的理由如下（其中一些前文已经陈述过）：

1、通过干预压制意见或者生活方式的尝试，可能或多或少地阻碍真理和进步。

2、为了让人类所思的真理生机勃勃，维持它对人类行为和动机的持久影响力，唯一可靠的手段是不断地讨论。

3、个性是健康幸福的最有价值的要素之一，只有当社会的环境自由，鼓励自由发展和扩张，个性才能确实发挥最大的作用。

4、采取强制手段压制意见、影响行为的习惯比任何东西都更容易挫败好的方法——诸如教育、好榜样之类，使其失去信任。

（引自《论自由》，第148页）

从这些想法推论出的原则是：

无论以个别还是集体的形式，人类干涉任何社会成员的行动自由，唯一合理的目标只能是自我保护；亦即对文明社会的任何成员，只有为了防止他伤害别人的时候，运用权力强制他才是正当的。若为了那个人自身的利益，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方面的，都不构成充分的理由。我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做某件事或者克制自己不做某件事，即使那样会让他幸福，或者在其他人看来是明智的甚至正确的，强制也不是公正的做法。如果是为了规劝他，或者为了辨明道理，或者说服他，或者恳求他，那么这些理由都是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强迫他，或者说如果他拒绝那样做就会有某种灾祸降临。使强制正当化的唯一理由必须是如果不阻止他，他的行为就会对其他人造成祸害。（引自《论自由》，第22页）

稍具批判眼光的读者也许立刻就能指出上述理论中两个有争议的观点。第一，该理论似乎要抑制表达反对意见的自由；任何对严肃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必须履行这项最有助益和不可或缺的义务，对于轻浮愚蠢或荒谬的看法和令人反感的行为，表示反对是最适当和自然的惩罚，故而必须履行这项义务。密尔如此处理这个难题：

我们有权利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对我们否定的任何人的意见发生作用，既不压制对方的个性，又能运用自己的个性。举例来说，我们并非必须与自己不认同的人合群；我们有权利避免与之合群（虽然无需过度显示这种回避），因为我们有权利选择最能接受自己的群体。假如我们认为他的榜样或谈话可能对与他结交的人产生有害的后果，我们也有权利，或许还是我们的义务，去告诫别人提防他。在可以选择的有益职务方面，除了帮助他自我改善的那些职务之外，我们也可以优先选择别人而不选择他。通过这些不同模式，一个具有某些仅与自身直接相关的缺点的人，可以从别人那里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不过他受到的惩罚只是那些缺点本身的自然的、也可说是自发的后果，而不是为了惩罚而有意图地强加于他。（引自《论自由》，第139页）

这种对待异议的方式似乎令人满意。因为无论是故意施加的，还是自然和自发地降临于反对的对象身上的惩罚，反对的惩罚可能是相同的，但是两个过程对相关双方的影响仍然存在非常清楚的差别。一个人被密尔的原则所激发，可能更加认真地感受到审查的责任，可能更加仔细和坦率地反思那些他认为错误的行为或意见，可能更加警惕地防备伪善的审查制度，以及互相评判的欲望；弥尔顿称之为“伪善大本营”。这种人的反对是一丝不苟、严肃、自尊而矜持的，与喜欢以显示权力为出发点的人的同等程度的反对完全不相容；后者的原则是，如果我们确信自己是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认定是错误的人立刻幡然醒悟。这种反对将以同样的方式给受它影响的人留下深刻得多的印象。如果反对是合理的，他会像一个倔强的孩子，虽然愤怒的责骂和激烈的惩罚总是很少产生效果——假如他有可能被改造，只要他愿意就让他继续坚持任性妄为，冷漠和严峻的不快神色反而能产生较大效果。

该理论的第二个欠缺之处在于对自我保护和关乎自身的定义极度含糊。这些词的定义是实际困难的开端。我们可能将任何意见或者认真的行为看成真正和专门的自我保护吗？在《论自由》之中，关于这个核心部分的讨论似乎不够充分。然而恰恰是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需要通过论战加以澄清，最有理由需要阐明，无论我们可能对自由的固有优点持何种看法——我们是认为自由是单纯的负面因素，还是获得人类最高级的卓越品质的最有力的积极条件之一。

在一些人看来，整个自由理论所依赖的人类行为分析似乎太主观和形而上学了。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存在任何仅与自身相关的行动。这种不愿意暗示了一个完全可以成立的论点，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宗教团体处于非自由主义阶段时都曾经坚持这一论点。他们主张，区别仅与自身相关的行为与其他行为的做法不仅不科学，而且会在道德和社会方面造成损害。他们坚持认为每个人的行动中既有社会的又有个人的要素，虽然比例大相径庭。他们声称，在个人要素占决定性优势的场合，划分行动的不同种类的尝试不仅无益，而且可能十分有害。可是密尔就是如此区分行动，而且用于区分的依据既非主观亦非形而上学。行动作为观察的对象，也是道德作用于实践的产物，有许多种行动的后果并不会超出行动者的意图。读者无疑可以说，通过在任何特定时刻参与这些行动，行动者忽略了社会要素占优势的情况，因此即使看似关乎自身的行动，也会对其他人造成间接和负面的后果。但是这种思考方式会阻止我们运用常识、根据个人要素所占的比例将行为分类，这是不合情理的，好比由于物理的守恒理论或者力量模式的演变理论，就阻止我们将物质作用划分成光、热、运动等独立的种类。对于用来表明所有私人行为中的公共要素的大多数例证，显然有一个反对理由。行动与其影响之间的联系虽然很疏远（如法定的意思），却相当确定、清晰和容易追溯，以至只有实质上否定任何类别的存在，才能将行动排除出关乎自身的类别。洛克称类似的借口为“间接和迂回的论证”，你必须给它设定一个界限，那也是对密尔“简单原则”的自然补充。

对关乎自身的行动的划分取决于对其实际结果的观察。为什么密尔急于将关乎自身的行动归入一个界线分明而重要的类别，并且如此重视它，用自由的特殊原则谨慎而勤勉地确保？因为通过观察人类有记录的经验，我们懂得认识这种独立的规定对于扩展人类的才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否认或者缩窄这种范围，坚持排他性行为的每个部分都具有社会性质，就是限制动机的作用，挫败“根据其他人规定的规则和条件，每个人追求各自的幸福时，与每个人以别人的利益为唯一的目标时相比，人类能获得更多的幸福”的理论。否认或者缩窄这种范围，就意味着强化多数对少数的控制，增强任何教会或立法机构代表多数人的权力。无论立法者是议会中的外行人，还是运用精神力量的仁慈的牧师，结果都一样。

要评价自由理论的价值和意义，或许我们最好先考虑导向它的言论和思想路线。首先，密尔的自由理论中有一些内容与法国革命学派所宣讲的自由相去甚远。事实上考虑到一百年前的法国理论，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反动”。它没有依靠任何抽象的正确原则，而是与作者的其他看法一样，建立在效用和经验原则的基础上。阿诺德（Thomas Arnold）博士曾经将改革者分成两类：大众派与自由主义者。根据他的定义，前者寻求的是自由，后者寻求的是发展进步；前者是山羊，后者是绵羊。密尔的理论否定了这两种改革者的互相排他性，因为它在表明自由是手段的同时，又以改进为检验标准和最终目标。如今每位思想家都察觉到，在所有西方社会，最强、最持久的影响力都倾向于民主，并且或多或少地快速将社会组织的支配权交给用数字代表的多数。有很多人相信，只要使统治机构的规模足够大，它就肯定会非常明智，抑或非常渴望选择明智的领导者。任何熟悉密尔的著作的读者都十分清楚，那不是他的观点。与梅斯特、歌德或者卡莱尔（Alexander Carlyle）相比，他决不更加偏爱暴民的统治。他比这些名人更清醒地意识到暴民统治的祸害，因为他有更科学的眼光，而且在大范围地区担任过非常受尊敬的职位，拥有宝贵的行政管理经验。不过他没有满足于看清那些祸害，也没有浪费精力去激烈谴责它们，因为事实必定证明那是无效的。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谈到托克维尔时说，他是接受自己失败的贵族。密尔受大众同情的影响太深，无法成为德·托克维尔那种贵族，但是他同样认为并且希望，不受制约或指导的民主进程终将失败而且没有补偿的机会。他接受这个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卡莱尔及一两位口头的模仿者诅咒那些平民百姓，还带着相当可耻的急切坚决宣称，人类唯一的希望在于发现和服从强大的人物——国王、英雄或者独裁者。至于如何发现那位人物，无论原作者还是比他更愤怒、更急切的模仿者都从未告诉过我们。

现在密尔的理论设定了发现英雄的主要条件，亦即向他敞开所有路径，因为个人或多数人都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救星注定从哪条路偶尔出现。智者用夸张的语言描述过这个问题，问我们放任稗草生长是否可以让小麦的收成更好。它与通常的隐喻一样是种误导。自由理论的基础是通过观察人类进步吸取经验而形成的信心，虽然我们知道小麦有用而稗草无用，可是在人性这片广大的苗床上，存在着无数初等的微生物——不是小麦也不是稗草，我们还没有适当机会确认它们的特性。如果太急切地拔掉稗草，同时就很可能除掉这些人类卓越品质的未经尝试的可能性，此外还很可能伤害到正在生长的小麦。证据就存在于人类有记录的经验之中。

这还不是全部。密尔的理论丝毫没有支持上个世纪的一些作家的最重要的意见，即人类性格和社会制度的唯一需求是放任自流。他从未说过我们不必耕种土地，应该让有机会生根的所有植物随意生长。恰恰相反，他主张为了防止稗草生长，应该用最大限度的关心和知识耕种土地，只不过要使用某些方法。你可以使用宗教审判的方法，效仿更残酷的清教徒，比如德·梅斯特和卡莱尔，或者选择密尔的培养方法。根据自由理论，我们致力于防患于未然，那是根除稗草的最有把握、最有益的方式。说服、辩论、做出德行高尚的榜样，决定你的社会如何安排，以便激发性格的最好部分。通过这些手段，你将赢得英雄和合法的武力强迫可能得到的全部优势，而且还能得到他们从未获得过的很多益处。

密尔说，这样有利于人类，此外，与他们对真理的尊重相称。现在他们对所有可能性都持开放观念，与此同时对已证实的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除非有更好的反面证据，从而立刻证明和加强他们对真理的尊重。在如此构成的头脑中，不存在任何混乱、不确定和暂时性的麻痹气氛。只要它对忠诚或者尊敬是决定性的，明智的统治者或导师愿意激发的忠诚只能来源于理性的信念，它是那种忠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部分，在向所有人开放的领域中，那种人是人们能够找到的最好选择。只有在自由不受限制的条件下，才有把握找到最有能力和最有帮助的“英雄”；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英雄的追随者才能确定其价值。必须拥有权威才能令人服从。最高尚、最深刻、最仁慈的权威所依靠的是自发和理性的服从。

卡莱尔以及影响力较弱的模仿者的政治言论同样急切而无效，不过由于作者的训练或性格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他们坚持，如果多数人可以用法律手段防止不道德行径，不采取那些手段就是愚蠢和软弱的。这种浅薄的理论吸引力很明显。自由理论暗示了更广泛、更有耐心的观点。它说，宗教和政治迫害的历史表明，在准备下判断之前必须十分谨慎，即使你能够确定你认为的恶就是恶，即使结论确实毫无疑问；如果采取这种简单粗暴的压制手段，这种法律引起的必然趋势就是忽略更有效、更人道、更持久的预防手段。假设你能够通过一部法令禁止酗酒，这种办法清晰简洁，对冲动急切的性格非常有吸引力。如果你不去制定这种法律，而是勤奋地致力于改造经常醉酒的人的住所，供应可能与含酒精饮料竞争的其他娱乐，扩充设施、提升教学水平之类工作，你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你或许会说，这些事情应该做，但是另一些措施也必须采取；然而历史事实表明，做一方面的工作总是伴随着对另一方面的忽略，在根据道德制定禁欲主义法律的时期，人们从未由于制定法律或者任何其他方式让道德变得比较宽松或者吸引人。只有在认识到惩罚的作用微不足道之后，人们才能不受影响地认识到社会的预防作用有多重要。我相信，那些可耻的法学家和激情的慈善家认为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实际上只是错觉，只是来源于非常肤浅的急躁，由于加入了对人性和人类存在价值的怀疑论式的轻蔑，有时他们变得更加热切。

如果人们相信这本即将完成的关于社会或道德知识的书籍，当我们翻过最后一页，看完最后一行字，密尔的理论的许多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可是那些拥有它的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假如那是对的，假如政府准备接受那个原则，即对强制实行多数人的道德标准的唯一限制只是每个特例的狭隘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最广的范围进行考虑，参照任何深刻而综合的原则，那么我们为何不去钦佩、羡慕9至10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奉其为典范社会，那时精神力量处于彻底从属地位的拜占庭体制曾经稳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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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注：本段中洛克的相关论述都引自《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第一封信》（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译名对照表

A

Aids to Faith《援助信仰》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

Ambrose 安布罗斯

An Apology for Plain-Speaking《为直言不讳致歉》

Aquinas，Thomas 托马斯·阿奎那

Arminian 阿米尼乌斯派

Arnold，Thomas 阿诺德

Autobiography《自传》

B

Bacon，Francis 培根

Bagehot，Walter 沃尔特·白芝浩

Bailey，Samuel 塞缪尔·贝利

Bangorian Controversy 班戈大辩论

Bartholmess，Christian 巴托洛美斯

Bentham，Jeremy 边沁

Bradlaugh，Charles 布拉德洛

Burke，Edmund 伯克

Burton，John Hill 伯顿

Bute，John Stuart，3rd Earl of 布特

Byzantine 拜占庭

C

Cairnes，John Elliot 约翰·埃利奥特·凯恩司

Carlyle，Alexander 卡莱尔

Cave of Mammon 贪婪之词

Charybdis 卡律布狄斯

Comte，Auguste 孔德

Condorcet 孔多塞

Congreve，Willian 康格里夫

Critical Miscellanies《批评文摘》

D
d'Alembert，Jean le Rond 达伦伯特

De Gouvernment，etc.，en France《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政府、惯例和社会状况》

Demosthenes 德摩斯梯尼

Descartes，René 笛卡尔

Diderot，Denis 狄德罗
disciplina arcani 神秘规则

Druid 德鲁伊教

De Rerum Natura《物性论》

Dumarsais，César Chesneau 席努·杜·马萨

E

Emile《爱弥儿》

Essai sur les Préjugés; ou de l'influence des Opinions sur les Moeurs et sur le Bonheur des Hommes《有关成见的随笔；或道德习俗对意见的影响与人的幸福》

Essay on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pinion《论意见的形成和公布》

Essays Critical and Historical《批评和历史随笔》

Essays on Free-Thinking and Plain-Speaking《论自由思想和坦率言论》

Etudes d'Histoire Religieuse《宗教史研究》

F

Finlay 芬莱

First Principles《第一原则》

G

Gaskell，Elizabeth 盖斯凯尔

Goethe 歌德

Grammar of Assent《同意的语法书》

Guion 奎恩

Guizot，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基佐

H

Halifax，George Savile lst Marquess of 哈利法克斯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ist. Philosophique de l'Académie de Prusse《普鲁士哲学科学院历史》

Holbach，Paul Henri Dietrich d' 霍尔巴赫

Hume，David 休谟

I

Iliad《伊利亚特》

J

Joseph Ⅱ 约瑟夫二世

Julie 朱丽

K

Keats，John 济慈

L

La 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 de la France《法国的道德和理智改造》

Leslie Stephen 莱斯利·斯蒂芬

Liberty《论自由》

Liberty，Equality，and Fraternity《自由、平等、博爱》

Lift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Hume《大卫·休谟的生活与书信》

Locke，John 洛克

Lucretius 卢克莱修

Luther，Martin 路德

M

Renan，Ernest 勒南

Mably，Gabriel Bonnot de 马布利

Macaulay，Thomas Babington 麦考莱

Maistre，Joseph de 梅斯特

Martineau，Harriet 玛蒂诺

Meilhan，Gabriel Sènac de 塞纳·德·梅昂

Mill，John Stuart 约翰·密尔

Milton，John 约翰·弥尔顿

N

Napoléon Ⅲ 拿破仑三世

Natural History of Enthusiasm《热情的自然史》

Necker，Jacques 内克尔

New Heloïsa《新爱洛绮丝》

Newman，J. H. 纽曼

North and South《南方与北方》

O

Ode to a Nightingale《夜莺颂》

Oxford Movement 牛津运动

P

Pascal，Blaise 帕斯卡

Pensées《思想录》

Perikles 伯里克利

Pyrrhonism 极端怀疑主义

Pythian oracle 阿波罗神谕

R

Rousseau，Jean Jacques 卢梭

S

Sainte Bernard of Clairvaux 圣伯纳德

Sainte Paul 圣保罗

Sainte-Beuve，Charles-Augustin 圣伯夫

Savoyard Vicar 萨瓦牧师

Scotus，John Duns 司各脱

Scylla 斯库拉

Sermon on Subjects of the Day《关于现今课题的布道》

socinian 索齐尼派

Speech for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论出版自由》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与美国和解的演讲》

Spencer，Herbert 斯宾塞

Spinosa，Benedictus 斯宾诺莎

Stephen，Sir J. F. 斯蒂芬爵士

System of Logic《逻辑体系》

Système de la Nature《自然体系》

T

Taylor，Issac 艾萨克· 泰勒

Taylor，Jeremy 杰里米· 泰勒

The Council of Trent 特兰托宗教会议

The Study of Sociology《社会学研究》

Three Essays on Religion《关于宗教的三篇随笔》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

Turgot，Anne Robert Jacques 杜尔哥

V

Voltaire 伏尔泰

Volupté《情欲》

W

Warburton Elphinstone，Sir Howard 沃伯顿勋爵

Whatley，Richard 理查德·惠特利

Williams，Roger 罗杰·威廉姆斯

Wolmar 沃尔玛

X

Xenophon 色诺芬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whether we put Truth in the first place or in the second place.'

WHATLEY

NOTE

The writer has availed himself of the opportunity of a new edition to add three or four additional illustrations in the footnotes. The criticisms on the first edition call for no remark，excepting this，perhaps，that the present little volume has no pretensions to be anything more than an Essay. To judge such it performance as if it professed to be an exhaustive Treatise in casuistry，is to subject it to tests which it was never designed to bear. Merely to open questions，to indicate points，to suggest cases，to sketch outlines，—as an Essay does all these things，—may often be a process not without its own modest usefulness and interest.

May 4，1877.

CONTENTS

CHAPTER I. INTRODUCTORY

Design of this Essay

The question stated

Suggested by some existing tendencies in Engl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est of this comparison
The absent quality specifically defined
History and decay of some recent aspirations
Illustrations
Characteristics of one present mood

Analysis of its causes

(1) Influence of French examples
(2) Influence of the Historic Method
(3) Influence of the Newspaper Press
(4) Increase of material prosperity

(5)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iritual basis of thought

(6) Influence of a State Church

CHAPTER II. OF THE POSSIBLE UTILITY OF ERROR

Questions of a dual doctrine lies at the outset of our inquiry

This doctrine formulated
Marks the triumph of status quo
Psychological vindication of such a doctrine

Answered by assertion of the dogmatic character of popular belief

And the pernicious social influence of its priests

The root idea of the defenders of a dual doctrine

Thesis of the present chapter，against that idea

Examination of some of the pleas for error

I. That a false opinion may be clothed with good associations

II. That all minds are not open to reason

III. That a false opinion，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general mental attitude，may be less hurtful than its premature demolition

IV. That mere negative truth is not a guide

V. That error has been a stepping-stone to truth

We cannot tell how much truth has been missed

Inevitableness is not utility

CHAPTER III.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OLITICAL SPIRIT

The modern disciplina arcani

Hume's immoral advice

Evil intellectual effects of immoral compromise

Depravation that follows its grosser forms
The three provinces of compromise
Radical importance of their separation

Effects of their confusion in practical politics

Economy or manage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opinion

Its lawfulness turns on the claims of majority and minority ove r one another

Thesis of the present chapter

Its importance，owing to the supremacy of the political spirit in England

Effects of the predominance of this spirit

Contrasted with epochs of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A modern movement against the political spirit

An objection considered

Importance to character of rationalised conviction，and of idea ls

The absence of them attenuates conduct
Illustrations in modern politics
Modern latitudinarianism
Illustration in two supreme issues
Pascal's remarks upon a state of Doubt
Dr. Newman on the same
Three ways of dealing with the issues

Another illustration of intellectual improbity

The Savoyard Vicar

Mischievousness of substituting spiritual self-indulgence for r eason

CHAPTER IV. RELIGIOUS CONFORMITY

Compromise in Expression
Touches religion rather than politics
Hume on non-resistance

Reason why rights of free speech do not exactly coincide with r ights of free thought

Digression into the matter of free speech

Dissent no longer railing and vituperative

Tendency of modern free thought to assimilate some elements from the old faith

A wide breach still remains

Heresy，however，no longer traced to depravity

Tolerance not necessarily acquiescence in scepticism

Object of the foregoing digression

The rarity of plain-speaking a reason why it is painful

Conform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and paren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The case of an unbelieving priest

The case of one who fears to lose his influence

Conformity not harmless nor unimportant

CHAPTER V. THE REALISATION OF OPINION

The application of opinion to conduct
Tempering considerations
Not to be pressed too far

Our action in realising our opinions depends on our social theo ry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compromise in view of that

The distinction equally sound on the evolutional theory

Condition of progressive change
A plea for compromise examined
A second plea

The allegation of provisional usefulness examined

Illustrated in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urke's commendation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The saying that small reforms may be the worst enemies of great ones

In what sense true
Illustration in 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Wisdom of social patience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apply to political practice do not apply to our own lives

Nor to the publication of social opinions
The amount of conscience in a community
Evil of attenuating this element
Historic illustration
New side of the discussion

Is earnestness of conviction fatal to concession of liberty to others?

Two propositions at the base of an affirmative answer

Earnestness of conviction consistent with sense of liability to error

Belief in one's own infallibility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intolerance

The contrary notion due to juristic analogies in social discuss ion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and social evolution

The timid compromisers superfluous apprehension

Material limits to the effect of moral speculation

Illustra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Slavery

Illustration from French history

Practical influence of a faith in the self-protecting quality of a society

Conclusion

NOTE TO PAGE 326

CHAPTER I　INTRODUCTORY

The design of the following essay is to consider，in a short and direct way，some of the limits that are set by sound reason to the practice of the various arts of accommodation，economy，management，conformity，or compromise. The right of thinking freely and acting independently，of using our minds without excessive awe of authority，and shaping our lives without unquestioning obedience to custom，is now a finally accepted principle in some sense or other with every school of thought that has the smallest chance of commanding the future.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does the exercise and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thus conceded in theory，become a positive duty in practice? If the majority are bound to tolerate dissent from the ruling opinions and beliefs，under what conditions and within what limitations is the dissentient imperatively bound to avail himself of this toleration? How far，and in what way，ought respect either for immediate practical convenience，or for current prejudices，to weigh against respect for truth? For how much is it well that the individual should allow the feelings and convictions of the many to count，when he comes to shape，to express，and to act upon his own feelings and convictions? Are we only to be permitted to defend general principles，on condition that we draw no practical inferences from them? Is every other idea to yield precedence and empire to existing circumstances，and is the immediate and universal workableness of a policy to be the main test of its intrinsic fitness?

To attempt to answer all these questions fully would be nothing less than to attempt a compendium of life and duty in all their details，a Summa of cases of conscience，a guide to doubters at every point of the compas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writer is a comparatively modest one; namely，to seek one or two of the most general principles which ought to regulate the practic e of compliance，and to suggest some of the bearings which they may have in their application to certain difficulties in modern matters of conduct.

It is pretty plain that an inquiry of this kind needs to be fixed by reference to a given set of social circumstances tolerably well understood. There are some common rules as to the expediency of compromise and conformity，but their application is a matter of endless variety and the widest elasticity. Th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thing is to find the relation of these too vague rules to actual conditions; to transform them into practical guides and real interpreters of what is right and best in thought and conduct，in a special and definite kind of emergenc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assumptions of the writer and the preacher，the one commanding law is that men should cling to truth and right，if the very heavens fall. In principle this is universally accepted. To the partisans of authority and tradition it is as much a commonplace as to the partisans of the most absolute and unflinching rationalism. Yet in practice all schools alike are forced to admit the necessity of a measure of accommodation in the very interests of truth itself. Fanatic is a name of such ill repute，exactly because one who deserves to be called by it injures good causes by refusing timely and harmless concession; by irritating prejudices that a wiser way of urging his own opinion might have turned aside; by making no allowances，respecting no motives，and recognising none of those qualifying principles，which are nothing less than necessary to make his own principle true and fitting in a given society. The interesting question in connection with compromise obviously turns upon the placing of the boundary that divides wise suspense in forming opinions，wise reserve in expressing them，and wise tardiness in trying to realise them，from unavowed disingenuousness and selfillusion，from voluntary dissimulation，and from indolence and pusillanimity. These are the three departments or provinces of compromise. Our subject is a question of boundaries.[1] And this question，being mainly one of time and circumstance，may be most satisfactorily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the time and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we know best，or at least whose deficiencies and requirements are most pressingly visible to us.

Though England counts her full share of fearless truth-seekers in most departments of inquiry，yet there is on the whole no weakening，but a rather marked confirmation，of what has become an inveterat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and has long been recognised as such; a profound distrust，namely，of all general principles; a profound dislike both of much reference to them，and of any disposition to invest them with practical authority; and a silent but most pertinacious measurement of philosophic truths by political tests. 'It is not at all easy，humanly speaking,' says one who has tried the experiment，'to wind an Englishman up to the level of dogma.' The difficulty has extended further than the dogma of theology. The supposed antagonism between expediency and principle has been pressed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the little piece of true meaning that it ever could be rightly allowed to have，until it has now come to signify the paramount wisdom of counting the narrow，immediate，and personal expediency for everything，and the whole，general，ultimate，and completed expediency for nothing. Principle is only another name for a proposition stating the terms of one of these larger expediencies. When principle is held in contempt，or banished to the far dreamland of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student，with an affectation of reverence that in a materialist generation is in truth the most overweening kind of contempt，this only means that men are thinking much of the interests of today，and little of the more ample interests of the many days to come. It means that the conditions of the time are unfriendly to the penetration and the breadth of vision which disclose to us the whole range of consequences that follow on certain kinds of action or opinion，and unfriendly to the intrepidity and disinterestedness which make us willing to sacrifice our own present ease or near convenience，in the hope of securing higher advantages for others or for ourselves in the future.

Let us take politics，for example. What is the state of the case with us，if we look at national life in its broadest aspect? A German has his dream of a great fatherland which shall not only be one and consolidated，but shall in due season win freedom for itself，and be as a sacred hearth whence others may borrow the warmth of freedom and order for themselves. A Spaniard has his vision either of militant loyalty to God and the saints and the exiled line of his kings，or else of devotion to the newly won liberty and to the raising up of his fallen nation. An American，in the midst of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which for the moment obscures the great democratic experiment，yet has his imagination kindled by the size and resources of his land，and his enthusiasm fired by the high destinies which he believes to await its people in the centuries to come. A Frenchman，republican or royalist，with all his frenzies and 'fool-fury' of red or white，still has his hope and dream and aspiration，with which to enlarge his life and lift him on an ample pinion out from the circle of a poor egoism. What stirs the hope and moves the aspiration of our Englishman? Surely nothing either in the heavens above or on the earth beneath. The English are as a people little susceptible in the region of the imagination. But they have done good work in the world，acquired a splendid historic tradition of stout combat for good causes，founded a mighty and beneficent empire; and they have done all this notwithstanding their deficiencies of imagination. Their lands have been the home of great and forlorn causes，though they could not always follow the transcendental flights of their foreign allies and champions. If Englishmen were not strong in imagination，they were what is better and surer，strong in their hold of the great emancipating principles. What great political cause，her own or another's，is England befriending to-day? To say that no great cause is left，is to tell us that we have reached the final stage of human progress，and turned over the last leaf in the volume of human improvements. The day when this is said and believed marks the end of a nation's life. Is it possible that，after all，our old protestant spirit，with its rationality，its austerity，its steady political energy，has been struck with something of the mortal fatigue that seizes catholic societies after their fits o f revolution?

We need not forget either the atrocities or the imbecilities which mark the course of modern politics on the Continent. I am as keenly alive as any one to the levity of France，and the [Greek: hubris] of Germany. It may be true that the ordinary Frenchman is in some respects the victim of as poor an egoism as that of the ordinary Englishman; and that the American has no advantage over us in certain kinds of magnanimous sentiment.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mind and attitude，not of the ordinary man，but of those who should be extraordinary. The decisive sign of the elevation of a nation's life is to be sought among those who lead or ought to lead. The test of the health of a people is to be found in the utterances of those who are its spokesmen，and in the action of those whom it accepts or chooses to be its chiefs. We have to look to the magnitude of the issues and the height of the interests which engage its foremost spirits. What are the best men in a country striving for? And is the struggle pursued intrepidly and with a sense of its size and amplitude，or with creeping foot and blinking eye? The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is the answer to the other question，whether the best men in the country are small or great. It is a commonplace that the manner of doing things is often as important as the things done. And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more than once that England's most creditable national action constantly shows itself so poor and mean in expression that the rest of Europe can discern nothing in it but craft and sinister interest. Our public opinion is often rich in wisdom，but we lack the courage of our wisdom. We execute noble achievements，and then are best pleased to find shabby reasons for them.

There is a certain quality attaching alike to thought and expression and action，for which we may borrow the name of grandeur. It has been noticed，for instance，that Bacon strikes and impresses us，not merely by the substantial merit of what he achieved，but still more by a certain greatness of scheme and conception. This quality is not a mere idle decoration. It is not a theatrical artifice of mask or buskin，to impose upon us unreal impressions of height and dignity. The added greatness is real. Height of aim and nobility of expression are true forces. They grow to be an obligation upon us. A lofty sense of personal worth is one of the surest elements of greatness. That the lion should love to masquerade in the ass's skin is not modesty and reserve，but imbecility and degradation. And that England should wrap herself in the robe of small causes and mean reasons is the more deplorable，because there is no nation in the world the substantial elements of whose power are so majestic and imperial as our own. Our language is the most widely spoken of all tongues，its literature is second to none in variety and power. Our people，whether English or American，have long ago superseded the barbarous device of dictator and Caesar by the manly arts of self-government. We understand that peace and industry are the two most indispensable conditions of modern civilisation，and we draw the lines of our policy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a conviction. We have had imposed upon us by the unlucky prowess of our ancestors the task of ruling a vast number of millions of alien dependents. We undertake it with a disinterestedness，and execute it with a skill of administration，to which history supplies no parallel，and which，even if time should show that the conditions of the problem were insoluble，will still remain for ever admirable. All these are elements of true pre-eminence. They are calculated to inspire us with the loftiest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life. They ought to clothe our voice with authority，to nerve our action by generous resolution，and to fill our counsels with weightiness and power.

Within the last forty years England has lost one by one each of those enthusiasms which may have been illusions,—some of them undoubtedly were so,—but which at least testified to the existence among us，in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of a vivid belief in the possibility of certain broad general theories being true and right，as well as in the obligation of making them lights to practical conduct and desire. People a generation ago had eager sympathy with Hungary，with Italy，with Poland，because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doctrine of nationalities. They had again a generous and energetic hatred of such an institution as the negro slavery of America，because justice and humanity and religion were too real and potent forces within their breasts to allow them to listen to thos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by which American statesmen used to justify temporising and compromise. They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Parliamentary Reform，because they were penetrated by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ossession of political power by the bulk of a society is the only effective security against sinister government; or else by the principle that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ctivity，even in the modest form of an exercise of the elective franchise，is an elevating and instructing agency; or perhaps by the principle that justice demands that those who are compelled to obey laws and pay national taxes should have a voice in making the one and imposing the other.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very fate of these aspirations has had a blighting effect on public enthusiasm and the capacity of feeling it. Not only have most of them now been fulfilled，and so passed from aspiration to actuality，but the results of their fulfilment have been so disappointing as to make us wonder whether it is really worth while to pray，when to have our prayers granted carries the world so very slight a way forward. The Austrian is no longer in Italy; the Pope has ceased to be master in Rome; the patriots of Hungary are now in possession of their rights，and have become friends of their old oppressors; the negro slave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n American citizen. At home，again，the gods have listened to our vows. Parliament has been reformed，and the long-desired mechanical security provided for the voter's freedom. We no longer aspire after all these things，you may say，because our hopes have been realised and our dreams have come tru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omparatively prosaic results before our eyes at the end of all have thrown a chill over our political imagination. What seemed so glorious when it was far off，seems perhaps a little poor now that it is near; and this has damped the wing of political fancy. The old aspirations have vanished，and no new ones have arisen in their place. Be the cause what it may，I should express the change in this way，that the existing order of facts，whatever it may be，now takes a hardly disputed precedence with us over ideas，and that the coarsest political standard is undoubtingly and finally applied over the whole realm of human thought.

The line taken up by the press and the governing classes of England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may serve to illustrate the kind of mood which we conceive to be gaining firmer hold than ever of the national mind. Those who sympathised with the Southern States listened only to political arguments，and very narrow and inefficient political arguments，as it happened，when they ought to have seen that here was an issue which involved not only political ideas，but moral and religious ideas as well. That is to say，the ordinary political tests were not enough to reveal the entire significance of the crisis，nor were the political standards proper for measuring the whole of the expediencies hanging in the balance. The conflict could not be adequately gauged by such questions as whether the Slave States had or had not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government; whether the Free States were animated by philanthropy or by love of empire; whether it was to the political advantage of England that the American Union should be divided and consequently weakened. Such questions were not necessarily improper in themselves，and we can imagin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might be not only proper but decisive. But，the circumstances being what they were，the narrower expediencies of ordinary politics were outweighed by one of those supreme and indefeasible expediencies which are classified as moral. These are，in other words，the higher，wider，more binding，and transcendent part of the master art of social wellbeing.

Here was only one illustration of the growing tendency to substitute the narrowest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for all the other ways of regarding the course of human affairs，and to raise the limitations which practical exigencies may happen to set to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l principles，into the very pla ce of the principles themselves. Nor is the process of deteriorating conviction confined to the greater or noisier transactions of nations. It is impossible that it should be so. That process is due to causes which affect the mental temper an a whole，and pour round us an atmosphere that enervates our judgment from end to end，not more in politics than in morality，and not more in morality than in philosophy，in art，and in religion. Perhaps this tendency never showed itself more offensively than when the most important newspaper in the country criticised our great naturalist's scientific speculations as to the descent of man，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roperty，intelligence，and a stake in the country，and severely censured him for revealing his particular zoological conclusions to the general public，at a moment when the sky of Paris was red with the incendiary flames of the Commune. It would be hard to redu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l truth into a subordinate department of daily politics，to a more gross and unseemly absurdity.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a transformation，of putting immediate social convenience in the first place，and respect for truth in the second，are seen，as we have said，in a distinct and unmistakable lowering of the level of national life; a slack and lethargic quality about public opinion; a growing predominance of material，temporary，and selfish aims，over those which are generous，far-reaching，and spiritual; a deadly weakening of intellectual conclusiveness，and clear-shining moral illumination，and，lastly，of a certain stoutness of self-respect for which England was once especially famous. A plain categorical proposition is becoming less and less credible to average minds. Or at least the slovenly willingness to hold two directly contradictory propositions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In religion，morals，and politics，the suppression of your true opinion，if not the positive profession of what you hold to be a false opinion，is hardly ever counted a vice，and not seldom even goes for virtue and solid wisdom. One is conjured to respect the beliefs of others，but forbidden to claim the same respect for one's own.

This dread of the categorical proposition might be creditable，if it sprang from attachment to a very high standard of evidence，or from a deep sense of the relative and provisional quality of truth. There might even be a plausible defence set up for it，if it sprang from that formulated distrust of the energetic rational judgmen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motional，affective，contemplative parts of man，which underlies the various forms of religious mysticism. If you look closely into our present mood，it is seen to be the product mainly and above all of a shrinking deference to the status quo，not merely as having a claim not to be lightly dealt with，which every serious man concedes，but as being the last word and final test of truth and justice. Physical science is allowed to be the sphere of accurate reasoning and distinct conclusions，but in morals and politics，instead of admitting that these subjects have equally a logic of their own，we silently suspect all first principles，and practically deny the strict inferences from demonstrated premisses. Faith in the soundness of given general theories of right and wrong melts away before the first momentary triumph of wrong，or the first passing discouragement in enforcing right.

Our robust political sense，which has discovered so many of the secrets of good government，which has given us freedom with order，and popular administration without corruption，and unalterable respect for law along with indelible respect for individual right，this，which has so long been our strong point，is fast becoming our weakness and undoing. For the extension of the ways of thinking which are proper in politics，to other than political matter，mean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pravation of the political sense itself. Not only is social expediency effacing the many other points of view that men ought to take of the various facts of life and thought: the idea of social expediency itself is becoming a dwarfed and pinched idea. Ours is the country where love of constant improvement ought to be greater than anywhere else，because fear of revolution is less. Yet the art of politics is growing to be as meanly conceived as all the rest At elections the national candidate has not often a chance against the local candidate，nor the man of a principle against the man of a class. In parliament we are admonished on high authority that 'the policy of a party is not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opinion of any section of it，but the general consensus of the whole,' which seems to be a hierophantic manner of saying that the policy of a party is one thing，and the principle which makes it a party is another thing，and that men who care very strongly about anything are to surrender that and the hope of it，for the sake of succeeding in something about which they care very little or not at all. This is our modern way of giving politicians heart for their voyage，of inspiring them with resoluteness and self-respect，with confidence in the worth of their cause and enthusiasm for its success. Thoroughness is a mistake，and nailing your flag to the mast a bit of delusive heroics. Think wholly of to-day，and not at all of tomorrow. Beware of the high and hold fast to the safe. Dismiss conviction，and study general consensus. No zeal，no faith，no intellectual trenchancy，but as much low-minded geniality and trivial complaisance as you please.

Of course，a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own society mark tendencies that are common enough in all societies. They often spring from an indolence and enervation that besets a certain number of people，however invigorating the general mental climate may be. What we are now saying is that the general mental climate itself has，outside of the domain of physical science，ceased to be invigorating; that，on the contrary，it fosters the more inglorious predispositions of men，and encourages a native willingness，already so strong，to acquiesce in a lazy accommodation with error，an ignoble economy of truth，and a vicious compromise of the permanent gains of adhering to a sound general principle，for the sake of the temporary gains of departing from it.

Without attempting an elaborat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that have brought about this debilitation of mental tone，we may shortly remind ourselves of one or two facts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and in the religious history of this generation，which perhaps help us to understand a phenomenon that we have all so keen an interest both in understanding and in modifying.

To begin with what lies nearest to the surface. The most obvious agency at work in the present exaggeration of the political standard as the universal test of truth，is to be found in some contemporary incidents. The influence of France upon England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848 has tended wholly to the discredit of abstract theory and general reasoning among us，in all that relates to politics，morals，and religion. In 1848，not in 1789，questions affecting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and organic condition of the social union came for the first time into formidable prominence. For the first time those questions and the answers to them were stated in articulate formulas and distinct theories. They were not merely written in books; they so fascinated the imagination and inflamed the hopes of the time，that thousands of men were willing actually to go down into the streets and to shed their blood for the realisation of their generous dream of a renovated society. The same sight has been seen since，and even when we do not see it，we are perfectly aware that the same temper is smouldering. Those were premature attempts to convert a crude aspiration into a political reality，and to found a new social order on a number of umcompromising deductions from abstract principles of the common weal. They have had the natural effect of deepening the English dislike of a general theory，even when such a theory did no more than profess to announce a remote object of desire，and not the present goal of immediate effort.

It is not only the Socialist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low esteem into which a spirit of political generalisation has fallen in other countries，in consequence of French experience. Mr. Mill has described in a well-known passage the characteristic vice of the leaders of all French parties，and not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more than any other. 'The commonplaces of politics in France,' he says，'are large and sweeping practical maxims，from which，as ultimate premisses，men reason downwards to particular applications，and this they call being logical and consistent. For instance，they are perpetually arguing that such and such a measure ought to be adopted，because it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principle on which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s founded; of the principle of legitimacy，or the principle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To which it may be answered that if these be really practical principles，they must rest on speculative ground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for example) must be a right foundation for government，because a government thus constituted tends to produce certain beneficial effects. Inasmuch，however，as no government produces all possible beneficial effects，but all are attended with more or fewer inconveniences; and since these cannot be combated by means drawn from the very causes which produce them，it would often be a much stronger recommendation of some practical arrangement that it does not follow from what is called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he government，than that it does,'[2]

The English feeling for compromise is on its better side the result of a shrewd and practical，though informal，recognition of a truth which the writer has here expressed in terms of Method. The disregard which the political action of France has repeatedly betrayed of a principle really so important has hitherto strengthened our own regard for it，until it has not only made us look on its importance as exclusive and final，but has extended our respect for the right kind of compromise to wrong and injurious kinds.

A minor event，which now looks much less important than it did not many years ago，but which still had real influence in deteriorating moral judgment，was the career of a late sovereign of France. Some apparent advantages followed for a season from a rule which had its origin in a violent and perfidious usurpation，and which was upheld by all the arts of moral corruption，political enervation，and military repression. The advantages lasted long enough to create in this country a steady and powerful opinion that Napoleon the Third's early crime was redeemed by the seeming prosperity which followed. The shocking prematureness of this shallow condonation is now too glaringly visible for any one to deny it. Not often in history has the great truth that 'morality is the nature of things' received corroboration so prompt and timely. We need not commit ourselves to the optimistic or sentimental hypothesis that wickedness always fares ill in the world，or on the other hand that whoso hearkens diligently to the divine voice，and observes all the commandments to do them，shall be blessed in his basket and his store and all the work of his hand. The claims of morality to our allegiance，so far as its precepts are solidly established，rest on the same positive base as our faith in the truth of physical laws. Moral principles，when they are true，are at bottom only registered generalisations from experience. They record certain uniformities of antecedence and consequence in the region of human conduct Want of faith in the persistency of these uniformities is only a little less fatuous in the moral order than a corresponding want of faith would instantly disclose itself to be in the purely physical order. In both orders alike there is only too much of this kind of fatuousness，this readiness to believe that for once in our favour the stream shall flow up hill，that we may live in miasmatic air unpoisoned，that a government may depress the energy，the self-reliance，the public spirit of its citizens，and yet be able to count on these qualities whenever the government itself may have broken down，and left the country to make the best of such resources as are left after so severe and prolonged a drain. This is the sense in which morality is the nature of things. The system of the Second Empire was in the same sense an immoral system. Unless all the lessons of human experience were futile，and all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morality mere articles of pedantry，such a system must inevitably bring disaster，as we might have seen that it was sowing the seeds of disaster. Yet because the catastrophe lingered，opinion in England began to admit the possibility of evil being for this once good，and to treat any reference to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which condemned the imperial system，and all systems like it，beyond hope or appeal，as simply the pretext of a mutinous or Utopian impatience.

This，however，is only one of the more superficial influences which have helped and fallen in with the working of profounder causes of weakened aspiration and impoverished moral energy，and of the substitution of latitudinarian acquiescence and faltering conviction for the whole-hearted assurance of better times. Of these deeper causes，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prevailing forms of thought and sentiment is the growth of the Historic Method. Let us consider very shortly how the abuse of this method，and an unauthorised ext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its conclusions，are likely to hav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enervation of opinion.

The Historic Method may be described as the comparison of the forms of an idea，or a usage，or a belief，at any given time，with the earlier forms from which they were evolved，or the later forms into which they were developed，and the establishment，from such a comparison，of an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rder among the facts. It consists in the explanation of existing parts in the frame of society by connecting them with corresponding parts in some earlier frame;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esent forms in the past，and past forms in the present. Its main process is the detection of corresponding customs，opinions，laws，beliefs，among different communities，and a grouping of them into general classes with reference to some one common feature. It is a certain way of seeking answers to various questions of origin，resting on the same general doctrine of evolution，applied to moral and social forms，as that which is being applied with so much ingenuity to the series of organic matter. The historic conception is a reference of every state of society to a particular stage in the evolution of its general conditions. Ideas of law，of virtue，of religion，of the physical universe，of history，of the social union itself，all march in a harmonious and inter-dependent order.

Curiosity with reference to origins is for various reasons the most marked element among modern scientific tendencies. It covers the whole field，moral，intellectual，and physical，from the smile or the frown on a man's face，up to the most complex of the ideas in his mind; from the expression of his emotions，to their root and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in his inmost organisation. As an ingenious writer，too soon lost to our political literature，has put it:—'If we wanted to describe one of the most marked results，perhaps the most marked result，of late thought，we should say that by it everything is made an antiquity. When in former times our ancestors thought of an antiquarian，they described him as occupied with coins and medals and Druids' stones. But now there are other relics; indeed all matter is become such. Man himself has to the eye of science become an antiquity. She tries to read，is beginning to read，knows she ought to read，in the frame of each man the result of a whole history of all his life，and what he is and what makes him so.'[3] Character is considered less with reference to its absolute qualities than as an interesting scene strewn with scattered rudiments，survivals，inherited predispositions. Opinions are counted rather as phenomena to be explained than as matters of truth and falsehood. Of usages，we are beginning first of all to think where they came from，and secondarily whether they are the most fitting and convenient that men could be got to accept. In the last century men asked of a belief or a story，Is it true? We now ask，How did men come to take it for true? In short the relations among social phenomena which now engage most attention，are relations of original source，rather than those of actual consistency in theory and actual fitness in practice. The devotees of the current method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pedigree and genealogical connections of a custom or an idea than with its own proper goodness or badness，its strength or its weakness.

Though there is no necessary or truly logical association between systematic use of this method rightly limited，and a slack and slipshod preference of vague general forms over definite ideas，yet every one can see its tendency，if uncorrected，to make men shrink from importing anything like absolute quality into their propositions. We can see also，what is still worse，its tendency to place individual robustness and initiative in the light of superfluities，with which a world that goes by evolution can very well dispense. Men easily come to consider clearness and positiveness in their opinions，staunchness in holding and defending them，and fervour in carrying them into action，as equivocal virtues of very doubtful perfection，in a state of things where every abuse has after all had a defensible origin; where every error has，we must confess，once been true relatively to other parts of belief in those who held the error; and where all parts of life are so bound up with one another，that it is of no avail to attack one evil，unless you attack many more at the same time. This is a caricature of the real teaching of the Historic Method，of which we shall have to speak presently; but it is one of those caricatures which the natural sloth in such matters，and the indigenous intellectual haziness of the majority of men，make them very willing to take for the true philosophy of things.

Then there is the newspaper press，that huge engine for keeping discussion on a low level，and making the political test final. To take off the taxes on knowledge was to place a heavy tax on broad and independent opinion. The multiplication of journals 'delivering brawling judgments unashamed on all things all day long,' has done much to deaden the small stock of individuality in public verdicts. It has done much to make vulgar ways of looking at things and vulgar ways of speaking of them stronger and stronger，by formulating and repeating and stereotyping them incessantly from morning until afternoon，and from year's end to year's end. For a newspaper must live，and to live it must please，and its conductors suppose，perhaps not altogether rightly，that it can only please by being very cheerful towards prejudices，very chilly to general theories，loftily disdainful to the men of a principle. Their one cry to an advocate of improvement is some sagacious silliness about recognising the limits of the practicable in politics，and seeing the necessity of adapting theories to facts. As if the fact of taking a broader and wiser view than the common crowd disqualifies a man from knowing what the view of the common crowd happens to be，and from estimating it at the proper value for practical purposes. Why are the men who despair of improvement to be the only persons endowed with the gift of discerning the practicable? It is，however，only too easy to understand how a journal，existing for a day，should limit its view to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day，and how，being most closely affected by the particular，it should coldly turn its back upon all that is general. And it is easy，too，to understand the reaction of this intellectual timorousness upon the minds of ordinary readers，who have too little natural force and too little cultivation to be able to resist the narrowing and deadly effect of the daily iteration of short-sighted commonplaces.

Far the most penetrating of all the influences that are impairing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nerve of our generation，remain still to be mentioned. The first of these is the immense increase of material prosperity，and the second is the immense decline in sincerity of spiritual interest. The evil wrought by the one fills up the measure of the evil wrought by the other. We have been，in spite of momentary declensions，on a flood tide of high profits and a roaring trade，and there is nothing like a roaring trade for engendering latitudinarians. The effect of many possessions，especially if they be newly acquired，in slackening moral vigour，is a proverb. Our new wealth is hardly leavened by any tradition of public duty such as lingers among the English nobles，nor as yet by any common custom of devotion to public causes，such as seems to live and grow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such conditions，with new wealth come luxury and love of ease and that fatal readiness to believe that God has placed us in the best of possible worlds，which so lowers men's aims and unstrings their firmness of purpose. Pleasure saps high interests，and the weakening of high interests leaves more undisputed room for pleasure. Management and compromise appear among the permitted arts，because they tend to comfort，and comfort is the end of ends，comprehending all ends. Not truth is the standard，but the politic and the reputable. Are we to suppose that it is firm persuasion of the greater scripturalness of episcopacy that turn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dissenting manufacturers in our busy Lancashire into churchmen? Certainly such conversions do no violence to the conscience of the proselyte，for he is intellectually indifferent，a spiritual neuter.

That brings us to the root of the matter，the serious side of a revolution that in this social consequence is so unspeakably ignoble. This root of the matter is the slow transformation now at work of the whole spiritual basis of thought. Every age is in some sort an age of transition，but our own is characteristically and cardinally an epoch of transition in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belief and conduct. The old hopes have grown pale，the old fears dim; strong sanctions are become weak，and once vivid faiths very numb. Religion，whatever destinies may be in store for it，is at least for the present hardly any longer an organic power. It is not that supreme，penetrating，controlling，decisive part of a man's life，which it has been，and will be again. The work of destruction is all the more perturbing to timorous spirits，and more harassing even to doughtier spirits，for being done impalpably，indirectly，almost silently and as if by unseen hands. Those who dwell in the tower of ancient faiths look about them in constant apprehension，misgiving，and wonder，with the hurried uneasy mien of people living amid earthquakes. The air seems to their alarms to be full of missiles，and all is doubt，hesitation，and shivering expectancy. Hence a decisive reluctance to commit one's self. Conscience has lost its strong and on-pressing energy，and the sense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lacks sharpness of edge. The native hue of spiritual resolution is sicklied o'er with the pale cast of distracted，wavering，confused thought. The souls of men have become void. Into the void have entered in triumph the seven devils of Secularity.

And all this hesitancy，this tampering with conviction for fear of its consequences，this want of faithful dealing in the highest matters，is being intensified，aggravated，driven inwards like a fatal disorder toward the vital parts，by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Church. While thought stirs and knowledge extends，she remains fast moored by ancient formularies. While the spirit of man expands in search after new light，and feels energetically for new truth，the spirit of the Church is eternally entombed within the four corners of acts of parliament. Her ministers vow almost before they have crossed the threshold of manhood that they will search no more. They virtually swear that they will to the end of their days believe what they believe then，before they have had time either to think or to know the thoughts of others. They take oath，in other words，to lead mutilated lives. If they cannot keep this solemn promise，they have at least every inducement that ordinary human motives can supply，to conceal their breach of it. The same system which begins by making mental indolence a virtue and intellectual narrowness a part of sanctity，ends by putting a premium on something too like hypocrisy. Consider the seriousness of fastening up in these bonds some thousands of the most instructed and intelligent classes in the country，the very men who would otherwise be best fitted from posit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aiding a little in the long，difficult，and plainly inevitable work of transforming opinion. Consider the waste of intelligence，and what is assuredly not less grave，the positive dead-weight and thick obstruction，by which an official hierarchy so organised must paralyse mental independence in a community.

We know the kind of man whom this system delights to honour. He was described for us five and thirty years ago by a master hand. 'Mistiness is the mother of wisdom. A man who can set down half a dozen general propositions which escape from destroying one another only by being diluted into truisms; who can hold the balance between opposites so skilfully as to do without fulcrum or beam; who never enunciates a truth without guarding himself against being supposed to exclude the contradictory,—who holds that scripture is the only authority，yet that the Church is to be deferred to，that faith only justifies，yet that it does not justify without works，that grace does not depend upon the sacraments，yet is not given without them，that bishops are a divine ordinance，yet that those who have them not are in the same religious condition as those who have,—this is your safe man and the hope of the Church; this is what the Church is said to want，not party men，but sensible，temperate，sober，well-judging persons，to guide it through the channel of no meaning，between the Scylla and Charybdis of Aye and No.'[4] The writer then thought that such a type could not endure，and that the Church must become more real. On the contrary，her reality is more phantom-like now than it was then. She is the sovereign pattern and exemplar of management，of the triumph of the political method in spiritual things，and of the subordination of ideas to the status quo.

It is true that all other organised priesthoods are also bodies which move within formularies even more inelastic than those of the Establishment. But then they have not the same immense social power，nor the same temptations to make all sacrifices to preserve it. They affect the intellectual temper of large numbers of people，but the people whom they affect are not so strongly identified with the greater organs of the national life. The State Church is bound up in the minds of the most powerful classes with a given ordering of social arrangements，and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is that the teachers of the Church have reflected back upon thorn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arrangements，which obscures their spirituality，clogs their intellectual energy and mental openness，and turns them into a political army of obstruction to new ideas. They feel themselves to a certain extent discharged from the necessity of recognising the tremendous conflict in the region of belief that goes on around them，just as if they were purely civil administrators，concerned only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the present order. None of this is true of the private Churches. Their teachers and members regard belief as something wholly independent of the civil ordering of things. However little enlightened in some respects，however hostile to certain of the ideas by which it is sought to replace their own，they are at leas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mentous principle of our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truth of our opinions. They may bring their judgments to conclusions that are less in accord with modern tendencies than those of one or two schools that still see their way to subscribing Anglican articles and administering Anglican rites. At any rate，they admit that the use of his judgment is a duty incumbent on the individual，and a duty to be discharged without reference to any external considerations whatever，political or otherwise. This is an elevating，an exhilarating principle，however deficiencies of culture may have narrowed the sphere of its operations. It is because a State Church is by its very conception hostile to such a principle，that we are justified in counting it apart from the private Churches with all their faults，and placing it among the agencies that weaken the vigour of a national conscience and check the free play and access of intellectual light.

Here we may leave the conditions that have made an inquiry as to some of the limits of compromise，which must always be an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subject，one of especial interest and importance to ourselves at present. Is any renovation of the sacredness of principle a possible remedy for some of these elements of national deterioration? They will not disappear until the world has grown into possession of a new doctrine. When that comes，all other good things will follow. What we have to remember is that the new doctrine itself will never come，except to spirits predisposed to their own liberation. Our day of small calculations and petty utilities must first pass away; our vision of the true expediencies must reach further and deeper; our resolution to search for the highest verities，to give up all and follow them，must first become the supreme part of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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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below，ch. iii.

[2] System of Logic，bk. vi. ch. xi.

[3] Bagehot.

[4] Dr. J.H. Newman's Essays Critical and Historical，vol. i. p. 301.

CHAPTER II　OF THE POSSIBLE UTILITY OF ERROR

Das Wahre f rdert; aus dem Irrthum entwickelt sich nichts，er verwickeltuns nur.

GOETHE.

At the outset of an inquiry how far existing facts ought to be allowed to overrule ideas and principles that are at variance with them，a preliminary question lies in our way，about which it may be well to say something. This is the question of a dual doctrine. In plainer words，the question whether it is expedient that the more enlightened classes in a community should upon system not only possess their light in silence，but whether they should openly encourage a doctrine for the less enlightened classes which they do not believe to be true for themselves，while they regard it as indispensably useful in the case of less fortunate people. An eminent teacher tells us how after he had once succeeded in presenting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 to his own mind in a shape which seemed to bring with it all the advantages of the principle of Free Will，he 'no longer suffered under the burden so heavy to one who aims at being a reformer in opinions，of thinking one doctrine true，and the contrary doctrine morally beneficial.'[1] The discrepancy which this writer thought a heavy burden has struck others as the basis of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Nil dulcius est bene quam munita tenere

Edita doctrina sapientum templa serena,

Despicere unde queas alios passimque videre

Errare atque viam palantes quaerere vitae.

The learned are to hold the true doctrine; the unlearned are to be taught its morally beneficial contrary. 'Let the Church,' it has been said，'admit two descriptions of believers，those who are for the letter，and those who hold by the spirit. At a certain point in rational culture，belief in the supernatural becomes for many an impossibility; do not force such persons to wear a cowl of lead. Do not you meddle with what we teach or write，and then we will not dispute the common people with you; do not contest our place in the school and the academy，and then we will surrender to your hands the country school.'[2] This is only a very courageous and definite way of saying what a great many less accomplished persons than M. Renan have silently in their hearts，and in England quite as extensively as in France. They do not believe in hell，for instance，but they think hell a useful fiction for the lower classes. They would deeply regret any change in the spirit or the machine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which would release the lower classes from so wholesome an error. And as with hell，so with other articles of the supernatural system; the existence of a Being who will distribute rewards and penalties in a future state，the permanent sentience of each human personality，the vigilant supervision of our conduct，as well as our inmost thoughts and desires，by the heavenly powers; and so forth.

Let us discuss this matter impersonally，without reference to our own opinions and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evidence for or against their truth. I am not speaking now of those who hold all these ideas to be certainly true，or highly probable，and who at the same time incidentally insist on the great usefulness of such ideas in confirming morality and producing virtuous types of character. With such persons，of course，there is no question of a dual doctrine. They entertain certain convictions themselves，and naturally desire to have their influence extended over others. The proposition which we have to consider is of another kind. It expresses the notions of those who— to take the most important kind of illustration —think untrue the popular ideas of supernatural interference in our obscure human affairs; who think untrue the notion of the prolongation of our existence after death to fulfil the purpose of the supernatural powers; or at least who think them so extremely improbable that no reasonable man or woman，once awakened to a conviction of this improbability，would thenceforth be capable of receiving effective check or guidance from beliefs，that would have sunk slowly down to the level of doubtful guesses. We have now to deal with those who while taking this view of certain doctrines，still declare them to be indispensable for restraining from anti-social conduct all who are not acute or instructed enough to see through them. In other words，they think error useful，and that it may be the best thing for society that masses of men should cheat and deceive themselves in their most fervent aspirations and their deepest assurances. This is the furthest extreme to which the empire of existing facts over principles can well be imagined to go. It lies at the root of every discussion upon the limits which separate lawful compromise or accommodation from palpable hypocrisy.

It will probably be said tha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he school of which M. Renan is the most eloquent representative，the common people are not really cheating themselves or being cheated. Indeed M. Renan himself has expatiated on the charm of seeing figures of the ideal in the cottages of the poor，images representing no reality，and so forth. 'What a delight,' he cries，'for the man who is borne down by six days of toil to come on the seventh to rest upon his knees，to contemplate the tall columns，a vault，arches，an altar; to listen to the chanting，to hear moral and consoling words!'[3] The dogmas which criticism attacks are not for these poor people 'the object of an explicit affirm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no harm in them; 'it is the privilege of pure sentiment to be invulnerable，and to play with poison without being hurt by it.' In other words，the dogmas are false，but the liturgy，as a performance stirring the senses of awe，reverence，susceptibility to beauty of various kinds，appeals to and satisfies a sentiment that is both true and indispensable in the human mind. More than this，in the two or three supreme moments of life to which men look forward and on which they look back，—at birth，at the passing of the threshold into fulness of life，at marriage，at death，—the Church is present to invest the hour with a certain solemn and dignified charm. That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instructed are to look at the services of a Church，after they have themselves ceased to believe its faith，us a true account of various matters which it professes to account for truly.

It will be perceived that this is not exactly the ground of those who think a number of what they confess to be untruths，wholesome for the common people for reasons of police，and who would maintain churches on the same principle on which they maintain the county constabulary. It is a psychological，not a political ground. It is on the whole a more true，as well as a far more exalted position. The human soul，they say，has these lovely and elevating aspirations; not to satisfy them is to leave man a dwarfed creature. Why quarrel with a system that leaves you to satisfy them in the true way，and does much to satisfy thorn in a false but not very harmful way among those who unfortunately have to sit in the darkness of the outer court?

This is not a proper occasion for saying anything about the adequateness of the catholic，or any other special manner of fostering and solacing the religious impulses of men. We have to assume that the instructed class believe the catholic dogmas to be untrue，and yet wishes the uninstructed to be handed over to a system that reposes on the theory that these dogmas are superlatively true. What then is to be said of the tenableness of such a position? To the plain man it looks like a deliberate connivance at a pla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error—assuming，as I say，for the moment，that these articles of belief are erroneous and contrary to fact and evidence. Ah，but，we are told，the people make no explicit affirmation of dogma; that does nothing for them; they are indifferent to it. A great variety of things might be said to this statement. We might ask，for instance，whether the people ever made an explicit affirmation of dogma in the past，or whether it was always the hazy indifferent matter which it is supposed to be now. If so，whether we shall not have to re-cast our most fundamental notions of the way in which Christian civilisation has been evolved. If not，and if people did once explicitly affirm dogma，when exactly was it that they ceased to do so?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ould all go to show that at the time when religion was the great controlling and organising force in conduct，the prime elemental dogmas were accepted with the most vivid conviction of reality. I do not pretend that the common people followed all the inferences which the intellectual subtlety of the master-spirits of theology drew so industriously from the simple premisses of scripture and tradition. But assuredly dogma was 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whole structure. When did it cease to be so? How was the structure supported，after you had altered this condition of things?

Apart from this historic issue，the main question one would like to put to the upholder of duality of religion on this plea，is the simple one，whether the power of the ceremonial which charms him so much is not actually at this moment drawn wholly from dogma and the tradition of dogma; whether its truth is not explicitly affirmed to the unlettered man，and whether the insepar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ogma and the ceremonial is not constantly impressed upon him by the spiritual teachers to whom the dual system hands him and his order over for all time? If any one of those philosophic critics will take the trouble to listen to a few courses of sermons at the present day，and the remark applies not less to protestant than to catholic churches，he will find that instead of that 'parole morale et consolante' which is so soothing to think of，the pulpit is now the home of fervid controversy and often exacerbated declamation in favour of ancient dogma against modern science. We do not say whether this is or is not the wisest line for the clergy to follow. We only press the fact against those who wish us to believe that dogma counts for nothing in the popular faith，and that therefore we need not be uneasy as to its effects.

Next，one would say to those who think that all will go well if you divide the community into two classes，one privileged to use its own mind，the other privileged to have its mind used by a priesthood，that they overlook the momentous circumstance of these professional upholders of dogmatic systems being also possessed of a vast social influence in questions that naturally belong to another sphere. There is hardly a single great controversy in modern politics，where the statesman does not find himself in immediate contact with the real or supposed interests，and with the active or passive sentiment，of one of these religious systems. Therefore if the instructed or intellectually privileged class cheerfully leave the field open to men who，exhypothesi，are presumed to be less instructed，narrower，more impenetrable by reason，and the partisans of the letter against the spirit，then this result follows. They are deliberately strengthening the hands of the persons least fitted by judgment，experience，and temper，for using such power rightly. And they are strengthening them not merely in dealing with religious matters，but，what is of more importance，in dealing with an endless variety of the gravest social and political matters. It is impossible to map out the exact dimensions of the field in which a man shall exercise his influence，and to which he is to be rigorously confined. Give men influence in one matter，especially if that be such a matter as religious belief and ceremonial，and it is simply impossible that this influence shall not extend with more or less effect over as much of the whole sphere of conduct as they may choose surrendering the common people without dispute or effort to organised priesthoods for religious purposes，you would be inevitably including a vast number of other purposes in the self-same destination. This does not in the least prejudice practical ways of dealing with certain existing circumstances，such as the propriety or justice of allowing a catholic people to have a catholic university. It is only an argument against erecting into a complete and definite formula the division of a society into two great castes，the one with a religion of the spirit，the other with a creed of the letter.

Again，supposing that the enlightened caste were to consent to abandon the common people to what are assumed to be lower and narrower forms of truth，which is after all little more than a fine phrase for forms of falsehood，—what can be more futile than to suppose that such a compromise will be listened to for a single moment by a caste whose first principle is that they are the possessors and ministers，not of an inferior or superior form of truth，but of the very truth itself，absolute，final，complete，divinely sent，infallibly interpreted? The disciples of the relative may afford to compromise. The disciples of the absolute，never.

We shall see other objections as we go on to this state of things，in which a minority holds true opinions and abandons the majority to false ones. At the bottom of the advocacy of a dual doctrine slumbers the idea that there is no harm in men being mistaken，or at least only so little harm as is more than compensated for by the marked tranquillity in which their mistake may wrap them. This is not an idea merely that intellectual error is a pathological necessity of the mind，no more to be escaped than the pathological necessities which afflict and finally dissolve the body. That is historically true. It is an idea that error somehow in certain stages，where there is enough of it，actually does good，like vaccination. Well，the thesis of the present chapter is that erroneous opinion or belief，in itself and as such，can never be useful. This may seem a truism which everybody is willing to accept without demur. But it is one of those truisms which persons habitually forget and repudiate in practice，just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made it real to themselves by considering and answering the objections that may be brought against it. We see this repudiation before our eyes every day. Thus for instance，parents theoretically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error cannot be useful，while they are teaching or allowing others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what they，the parents，believe to be untrue. Thus husbands who think the common theology baseless and unmeaning，are found to prefer that their wives shall not question this theology nor neglect its rites. These are only two out of a hundred examples of the daily admission that error may be very useful to other people. I need hardly say that to deny this，as the commonplace to which this chapter is devoted denies it，is a different thing from denying the expediency of letting errors alone at a given time. That is another question，to be discussed afterwards. You may have a thoroughly vicious and dangerous enemy，and yet it may be expedient to choose your own hour and occasion for attacking him. 'The passage from error to truth,' in the words of Condorcet，'may be accompanied by certain evils. Every great change necessarily brings some of these in its train; and though they may be always far below the evil you are for destroying，yet it ought to do what is possible to diminish them. It is not enough to do good; one must do it in a good way. No doubt we should destroy all errors，but as it is impossible to destroy them all in an instant，we should imitate a prudent architect who，when obliged to destroy a building，and knowing how its parts are united together，sets about its demolition in such a way as to prevent its fall from being dangerous.'[4]

Those，let us note by the way，who are accustomed to think the moral ton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w and gros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nineteenth，may usefully contrast these just and prudent word? of caution in extirpating error，with M. Renan's invitation to men whom he considers wrong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to plant their error as widely and deeply as they can; and who are moreover themselves supposed to be demoralised，or else they would not be likely to acquiesce in a previous surrender of the universities to men whom they think in mortal error. Apart however from M. Renan，Condorcet's words merely assert the duty of setting to work to help on the change from false to true opinions with prudence，and this every sensible man admits. Our position is that in estimating the situation，in counting up and balancing the expediencies of an attack upon error at this or that point，nothing is to be set to the credit of error as such，nor is there anything in its own operations or effects to entitle it to a moment's respite. Every one would admit this at once in the case of physical truths，though there are those who say that some of the time spen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physical truths might be more advantageously devoted to social problems. But in the case of moral and religious truths or errors，people，if they admit that nothing is to be set to the credit of error as such，still constantly have a subtle and practically mischievous confusion in their minds between the possible usefulness of error，and the possible expediency of leaving it temporarily undisturbed. What happens in consequence of such a confusion is this. Men leave error undisturbed，because they accept in a loose way the proposition that a belief may be 'morally useful without being intellectually sustainable,' They disguise their own dissent from popular opinions，because they regard such opinions as useful to other people. We are not now discussing the case of those who embrace a creed for themselves，on the ground that，though they cannot demonstrate its truth to the understanding，yet they find it pregnant with moralising and elevating characteristics. We are thinking of a very different attitude—that，namely，of persons who believe a creed to be not more morally useful than it is intellectually sustainable，so far as they themselves are concerned. To them it is pure and uncompensated error. Yet from a vague and general idea that what is useless error to them may be useful to others，they insist on doing their best to perpetuate the system which spreads and consecrates the error. And how do they settle the question? They reckon up the advantages，and forget the drawbacks. They detect and dwell on one or two elements of utility in the false belief or the worn-out institution，and leave out of all account the elements that make in the other direction.

Considering how much influence this vague persuasion has in encouraging a well-meaning hypocrisy in individuals，and a profound stagnation in societies，it may be well to examine the matter somewhat generally. Let us try to measure the force of some of the most usual pleas for error.

I. A false opinion，it may be said，is frequently found to have clustering around it a multitude of excellent associations，which do far more good than the false opinion that supports them，does harm. In the middle ages，for instance，there was a belief that a holy man had the gift of routing demons，of healing the sick，and of working divers other miracles. Supposing that this belief was untrue，supposing that it was an error to attribute the sudden death of an incredible multitude of troublesome flies in a church to the fact of Saint Bernard having excommunicated them，what then? The mistaken opinion was still associated with a deep reverence for virtue and sanctity，and this was more valuable，than the error of the explanation of the death of the flies was noxious or degrading.

The answer to this seems to be as follows. First，in making false notions the proofs or close associates of true ones，you are exposing the latter to the ruin which awaits the former. For example，if you have in the minds of children or servants associated honesty，industry，truthfulness，with the fear of hellfire，then supposing this fear to become extinct in their minds，—which，being unfounded in truth，it is in constant risk of doing—the virtues associated with it are likely to be weakened exactly in proportion as that association was strong.

Second，for all good habits in thought or conduct there are good and real reason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o leave such habits attached to false opinions is to lessen the weight of these natural or spontaneous reasons，and so to do more harm in the long run than effacement of them seems for a time to do good. Most excellences in human character have a spontaneous root in our nature. Moreover if they had not，and where they have not，there is always a valid and real external defence for them. The unreal defence must be weaker than the real one，and the substitution of a weak for a strong defence，where both are to be had，is not useful but the very opposite.

II. It is true，the objector would probably continue，that there is a rational defence for all excellences of conduct，as there is for all that is worthy and fitting in institutions. But the force of a rational defence lies i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man to whom it is proffered. The arguments which persuade one trained in scientific habits of thought，only touch persons of the same kind. Character is not all pure reason. That fitness of things which you pronounce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good habits，may be borne in upon men，and may speak to them，through other channels than the syllogism. You assume a community of highly-trained wranglers and proficient sophisters. The plain fact is that，for the mass of men，use and wont，rude or gracious symbols，blind custom，prejudices，superstitions，however erroneous in themselves，—however inadequate to the conveyance of the best truth，—are the only safe guardians of the common virtues. In this sense，then，error may have its usefulness.

A hundred years ago this apology for error was met by those high-minded and interesting men，the French believers in human perfectibility，with their characteristic dogma，—of which Rousseau was the ardent expounder，—that man is born with a clear and unsophisticated spirit，perfectly able to discern all the simple truths necessary for common conduct by its own unaided light. His motives are all pure and unselfish and his intelligence is unclouded，until priests and tyrants mutilate the one and corrupt the other. We who have the benefit of the historic method，and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medium that surrounds a human creature the moment it comes into the world，to say nothing of all the inheritance from the past which it brings within it into the world at the same moment，cannot take up this ground. We cannot maintain that everybody is born with light enough to see the rational defences of things for himself，without the education of institutions. What we do maintain is —and this is the answer to the plea for error at present under consideration —that whatever impairs the brightness of such light as a man has，is not useful but hurtful. Our reply to those who contend for the usefulness of error on the ground of the comparative impotence of rationality over ordinary minds，is something of this kind. Superstition，blind obedience to custom，and the other substitutes for a right and independent use of the mind，may accidentally and in some few respects impress good ideas upon persons who are too darkened to accept those ideas on their real merits. But then superstition itself is the main cause of this very darkness. To hold error is in so far to foster erroneous ways of thinking on all subjects; is to make the intelligence less and less ready to receive truth in all matters whatever. Men are made incapable of perceiving the rational defences，and of feeling rational motives，for good habits，—so far as they are thus incapable，—by the very errors which we are asked silently to countenance as useful substitutes for right reason. 'Erroneous motives,' as Condorcet has expressed this matter，'have an additional drawback attached to them，the habit which they strengthen of reasoning ill. The more important the subject on which you reason ill，and the more you busy yourself about it，by so much the more dangerous do the influences of such a habit become. It is especially on subjects analogous to that on which you reason wrongly，or which you connect with it by habit，that such a defect extends most powerfully and most rapidly. Hence it is extremely hard for the man who believes himself obliged to conform in his conduct to what he considers truths useful to men，but who attributes the obligation to erroneous motives，to reason very correctly on the truths themselves; the more attention he pays to such motives，and the more importance he comes to attach to them，the more likely he will be to go wrong.'[5] So，in short，superstition does an immense harm by enfeebling rational ways of thinking; it does a little good by accidentally endorsing rational conclusions in one or two matters. And yet，though the evil which it is said to repair is a trifle beside the evil which it is admitted to inflict，the balance of expediencies is after all declared to be such as to warrant us in calling errors useful!

III. A third objection now presents itself to me，which I wish to state as strongly as possible. 'Even if a false opinion cannot in itself be more useful than a true one，whatever good habits may seem to be connected with it，yet,' it may be contended，'relatively to the general mental attitude of a set of men，to their other notions and maxims，the false opinion may entail less harm than would be wrought by its mere demolition. There are false opinions so intimately bound up with the whole way of thinking and feeling，that to introduce one or two detached true opinions in their stead，would，even if it were possible，only serve to break up that coherency of character and conduct which it is one of the chief objects of moralists and the great art of living to produce. For a true opin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bring in its train all the other true opinions that are logically connected with it. On the contrary，it is only too notorious a fact in the history of belief，that not merely individuals but whole societies are capable of holding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contradictory opinions and mutually destructive principles. On the other hand，neither does a false opinion involve practically all the evil consequences deducible from it. For the results of human inconsistency are not all unhappy，and if we do not always act up to virtuous principle，no more do we always work out to its remotest inference every vicious principle. Not insincerity，but inconsistency，has constantly turned the adherents of persecuting precepts into friends of tolerant practice.'

'It is a comparatively small thing to persuade a superstitious person to abandon this or that article of his superstition. You have no security that the rejection of the one article which you have displaced will lead to the rejection of any other，and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it may lead to all the more fervid an adhesion to what remains behind. Error，therefore，in view of such considerations may surely be allowed to have at least a provisional utility.'

Now undoubtedly the repudiation of error is not at all the same thing as embracing truth. People are often able to see the force of arguments that destroy a given opinion，without being able to see the force of arguments for the positive opinion that ought to replace it. They can only be quite sure of seeing both，when they have acquired not merely a conviction that one notion is false and another true，but have furthermore exchanged a generally erroneous way of thinking for a generally correct way. Hence the truly important object with every one who holds opinions which he deems it of the highest moment that others should accept，must obviously be to reach people's general ways of thinking; to stir their love of truth; to penetrate them with a sense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quality of evidence; to make them willing to listen to criticism and new opinion; and perhaps above all to teach them to take ungrudging and daily trouble to clear up in their minds the exact sense of the terms they use.

If this be so，a false opinion，like an erroneous motive，can hardly have even a provisional usefulness. For how can you attack an erroneous way of thinking except in detail，that is to say through the sides of this or that single wrong opinion? Each of these wrong opinions is an illustration and type，as it is a standing support and abettor，of some kind of wrong reasoning，though they are not all on the same scale nor all of them equally instructive. It is precisely by this method of gradual displacement of error step by step，that the few stages of progress which the race has yet traversed，have been actually achieved. Even if the place of the erroneous idea is not immediately taken by the corresponding true one，or by the idea which is at least one or two degrees nearer to the true one，still the removal of error in this purely negative way amounts to a positive gain. Why? For the excellent reason that it is the removal of a bad element which otherwise tends to propagate itself，or even if it fails to do that，tends at the best to make the surrounding mass of error more inveterate. All error is what physiologists term fissiparous，and in exterminating one false opinion you may be hindering the growth of an uncounted brood of false opinions.

Then as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at coherency，interdependence，and systematisation of opinions and motives，which is said to make character organic，and is therefore so highly prized by some schools of thought. No doubt the loosening of this or that part of the fabric of heterogeneous origin，which constitutes the character of a man or woman，tends to loosen the whole. But do not let us feed ourselves upon phrases. This organic coherency，what does it come to? It signifies in a general way，to describe it briefly，a harmony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the moral，and the practical parts of human nature; an undisturbed cooperation between reason，affection，and will; the reason prescribing nothing against which the affections revolt，and proscribing nothing which they crave; and the will obeying the joint impulses of these two directing forces，without liability to capricious or extravagant disturbance of their direction. Well，if the reason were perfect in information and method，and the affections faultless in their impulse，then organic unity of character would be the final consummation of all human improvement，and it would be criminal，even if it were possible，to undermine a structure of such priceless value. But short of this there can be no value in coherency and harmonious consistency as such. So long as error is an element in it，then for so long the whole product is vitiated. Undeniably and most fortunately，social virtues are found side by side with speculative mistakes and the gravest intellectual imperfections. We may apply to humanity the idea which，as Hebrew students tell us，is imputed in the Talmud to the Supreme Being. God prays，the Talmud says; and his prayer is this,—'Be it my will that my mercy overpower my justice.' And so with men，with or without their will，their mercifulness overpowers their logic. And not their mercifulness only，but all their good impulses overpower their logic. To repeat the words which I have put into the objector's mouth，we do not always work out every vicious principle to its remotest inference. What，however，is this but to say that in such cases character is saved，not by its coherency，but by the opposite; to say not that error is useful，but what is a very different thing，that its mischievousness is sometimes capable of being averted or minimised?

The apologist may retort that he did not mean answer to the argument from coherency of conduct. In measuring utility you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not merely the service rendered to the objects of the present hour，but the contribution to growth，progress，and the futur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most of the talk about unity of character is not much more than a glorifying of stagnation. It leaves out of sight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the continuance of the unending task of human improvement. Now whatever ease may be given to an individual or a generation by social or religious error，such error at any rate can conduce nothing to further advancement That，at least，is not one of its possible utilities.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answers to the following plea. 'Though the knowledge of every positive truth is an useful acquisition，this doctrine cannot without reservation he applied to negative truth. When the only truth ascertainable is that nothing can be known，we do not，by this knowledge，gain any new fact by which to guide ourselves.'[6] But logical coherency，but a kind of practical everyday coherency，which may be open to a thousand abstract objections，yet which still secures both to the individual and to society a number of advantages that might be endangered by any disturbance of opinion or motive. No doubt，and the method and season of chasing erroneous opinions and motives out of the mind must always be a matter of much careful and farseeing consideration. Only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nsideration，let us not admit the notion in any form that error can have even provisional utility. For it is not the error which confers the advantages that we desire to preserve，but some true opinion or just motive or high or honest sentiment，which exists and thrives and operates in spite of the error and in face of it，springing from man's spontaneous and unformulated recognition of the real relations of things. This recognition is very faint in the beginnings of society. It grows clearer and firmer with each step forward. And in a tolerably civilised age it has become a force on which you can fairly lean with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assurance.

And this leads to the central point of the the negative truth that nothing can be known is in fact a truth that guides us. [Transcriber's note: sic.] It leads us away from sterile and irreclaimable tracts of thought and emotion，and so inevitably compels the energies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wasted，to feel after a more profitable direction. By leaving the old guide-marks undisturbed，you may give ease to an existing generation，but the present ease is purchased at the cost of future growth. To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e faith of the old dispensation，is the first condition of strenuous endeavour after the new.

No doubt history abounds with cases in which a false opinion on moral or religious subjects，or an erroneous motive in conduct，has seemed to be a stepping-stone to truth. But this is in no sense a demonstration of the utility of error. For in all such cases the erroneous opinion or motive was far from being wholly erroneous，or wholly without elements of truth and reality. If it helped to quicken the speed or mend the direction of progress，that must have been by virtue of some such elements within it. All that was error in it was pure waste，or worse than waste. It is true that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has clothed itself in a great number of unworthy，inadequate，depressing，and otherwise misleading shapes，dogmatic and liturgic. Yet on the whole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has conferred enormous benefits on civilisation. This is no proof of the utility of the mistaken direction which these dogmatic or liturgic shapes imposed upon it. On the contrary，the effect of the false dogmas and enervating liturgies is so much that has to be deducted from the advantages conferred by a sentiment in itself valuable and of priceless capability.[7]

Yes，it will be urged，but from the historic conditions of the time，truth could only be conveyed in erroneous forms，and motives of permanent price for humanity could only be secured in these mistaken expressions. Here I would again press the point of this necessity for erroneous forms and mistaken expressions being，in a great 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stances，itself derivative，one among other ill consequences of previous moral and religious error. 'It was gravely said,' Bacon tells us，'by some of the prelates in the Council of Trent，where the doctrines of the Schoolmen have great sway; that the schoolmen were like Astronomers，which did faigne Eccentricks and Epicycles and Engines of Orbs to save the Phenomena; though they know there were no such Things; and in like manner that the Schoolmen had framed a number of subtile and intricate Axioms and Theorems，to save the practice of the Church.' This is true of much else besides scholastic axioms and theorems. Subordinate error was made necessary and invented，by reason of some pro-existent main stock of error，and to save the practice of the Church. Thus we are often referred to the consolation which this or that doctrine has brought to the human spirit. But what if the same system had produced the terror which made absence of consolation intolerable? How much of the necessity for expressing the enlarged humanity of the Church in the doctrine of purgatory，arose from the existence of the older unsoftened doctrine of eternal hell?

Again，how much of this alleged necessity of error，as alloy for the too pure metal of sterling truth，is to be explained by the interest which powerful castes or corporations have had in preserving the erroneous forms，even when they could not resist，or did not wish to resist，their impregnation by newer and better doctrine? This interest was not deliberately sinister or malignant. It may be more correctly as well as more charitably explained by that infirmity of human nature，which makes us very ready to believe what it is on other grounds convenient to us to believe. Nobody attributes to pure malevolence the heartiness with which the great corporation of lawyers，for example，resist the removal of superfluous and obstructive forms in their practice; they have come to look on such forms as indispensable safeguards. Hence powerful teachers and preachers of all kinds have been spontaneously inclined to suppose a necessity，which had no real existence，of preserving as much as was possible of what we know to be error，even while introducing wholesome modification of it. This is the honest，though mischievous，conservatism of the human mind. We have no right to condemn our foregoers; far less to lavish on them the evil names of impostor，charlatan，and brigand，which the zealous unhistoric school of the last century used so profusely. But we have a right to say of them，as we say of those who imitate their policy now，that their conservatism is no additional proof of the utility of error. Least of all is it any justification for those who wish to have impressed upon the people a complete system of religious opinion which men of culture have avowedly put away. And，moreover，the very priests must，I should think，be supposed to have put it away also. Else they would hardly be invited deliberately to abdicate their teaching functions in the very seats where teaching is of the weightiest and most far-spreading influence.

Meanwhile our point is that the reforms in opinion which have been effected on the plan of pouring the new wine of truth into the old bottles of superstition though not dishonourable to the sincerity of the reformers—are no testimony to even the temporary usefulness of error. Those who think otherwise do not look far enough in front of the event. They forget the evil wrought by the prolonged duration of the error，to which the added particle of truth may have given new vitality. They overlook the ultimate enervation that is so often the price paid for the temporary exaltation.

Nor，finally，can they know the truths which the error thus prolonged has hindered from coming to the birth. A strenuous disputant has recently asserted against me that 'the region of the might have been lies beyond the limits of sane speculation.'[8] It in surely extending optimism too far to insist on carrying it back right through the ages. To me at any rate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s a huge pis-aller，just as our present society is; a prodigious wasteful experiment，from which a certain number of precious results have been extracted，but which is not now，nor ever has been at any other time，a final measure of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time. This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it is not to deny the great law that society has a certain order of progress; but only to urge that within that，the only possible order，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all kinds and degrees of invention，improvement，and happy or unhappy accident. There is no discoverable law fixing precisely the more or the less of these; nor how much of each of them a community shall meet with，nor exactly when it shall meet with them. We hav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nly certain steps in advance are possible at a given time; but it is not inevitable that those potential advances should all be realised. Does anybody suppose that humanity has had the profit of all the inventive and improving capacity born into the world? That Turgot，for example，was the only man that ever lived who might have done more for society than he was allowed to do，and spared society a cataclysm? No,—history is a pis-aller. It has assuredly not moved without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it is a record of social growth and its conditions; but it is also a record of interruption and misadventure and perturbation. You trace the long chain which has made us what we are in this aspect and that. But where are the dropped links that might have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Ubi sunt eorum tabulae qui post vota nuncupate perierunt? Where is the fruit of those multitudinous gifts which came into the world in untimely seasons? We accept the past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we accept the laws of the solar system，though，as Comte says，'we can easily conceive them improved in certain respects.' The past，like the solar system，is beyond reach of modification at our hands，and we cannot help it. But it is surely the mere midsummer madness of philosophic complacency to think that we have come by the shortest and easiest of all imaginable routes to our present point in the march; to suppose that we have wasted nothing，lost nothing，cruelly destroyed nothing，on the road. What we have lost is all in the region of the 'might have been,' and we are justified in taking this into account，and thinking much of it，and in trying to find causes for the loss. One of them has been want of liberty for the human intelligence; and another，to return to our proper subject，has been the prolonged existence of superstition，of false opinions，and of attachment to gross symbols，beyond the time when they might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ttacked，and would have fallen into decay but for the mistaken political notion of their utility. In making a just estimate of this utility，if we se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se false opinions，narrow superstitions，gross symbols，have been an impediment to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a worthier culture of the emotions，then we are justified in placing the unknown loss as a real and most weighty item in the account against them.

In short，then，the utmost that can be said on behalf of errors in opinion and motive，is that they are inevitable elements in human growth. But the inevitable does not coincide with the useful. Pain can be avoided by none of the sons of men，yet the horrible and uncompensated subtraction which it makes from the value and usefulness of human life，is one of the most formidable obstacles to the smoother progress of the world. And as with pain，so with error. The moral of our contention has reference to the temper in which practically we ought to regard false doctrine and ill-directed motive. It goes to show that if we have satisfied ourselves on good grounds that the doctrine is false，or the motive ill directed，then the only question that we need ask ourselves turns solely upon the possibility of breaking it up and dispersing it，by methods compatible with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Any embarrassment in dealing with it，due to a semi-latent notion that it may be useful to some one else is a weakness that hinders soci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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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ll's Autobiography p. 170.

[2] M. Renan's 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 de la France, p. 98.

[3] Etudes d'Histoire Religieuse, Preface，p. xvi.

[4] In 1779 the Academy of Prussia announced this as the question for their annual prize essay:—'S'il est utile au peuple d'être trompé.' They received thirty-three essays; twenty showing that it is not useful，thirteen showing that it is. The Academy，with an impartiality that caused much amusement in Paris and Berlin，awarded two prizes，one to the best proof of the negative answer，another to the best proof of the affirmative. See Bartholmess，Hist. Philosophique de l'Académie de Prusse，i. 281，and ii. 278. Condorcet did not actually compete for the prize，but he wrote a very acute piece，suggested by the theme，which was printed in 1790. Oeuv. v. 343.

To illustrate the common fact of certain currents of thought being in the air at given times，we may mention that in 1770 was published the posthumous work of another Frenchman，Chesneau du Marsais (1676-1756) entitled:—'Essai sur les Préjugés; ou de l'influence des Opinions sur les Moeurs et sur le Bonheur des Hommes.' The principal prejudices to which he refers are classed under Antiquity—Ancestry—Native Country—Religion—Respect for Wealth. Some of the reasoning is almost verbally identical with Condorcet's. For an account of Du Marsais，see D'Alembert，Oeuv. iii 481.

[5] Oeuv. v. 354.

[6] Mill's Three Essays on Religion，p. 73. I have offered some criticisms on the whole passage in Critical Miscellanies，Second Series，pp. 300-304.

[7] 'Enfin，supposons pour un instant que le dogme de l'autre vie soit de quelqu'utilité，et qu'il retienne vraiment un petit nombre d'individus，qu'estce que ces foibles avantages comparés à la foule de maux que l'on en voir découler? Contre un homme timide que cette idée contient，il en est des millions qu'elle ne peut contenir; il en des millions qu'elle rend insensés，farouches，fanatiques，inutiles et méchants; il en est des millions qu'elle d étourne de leurs devoirs envers la société; il en est une infinité qu'elle afflige et qu'elle trouble，sans aucun bien réel pour leurs associés.—Système de la Nature，i. xiii.

[8] Sir J.F. Stephen's Liberty，Equality，and Fraternity，2d. ed.，p. 19，note.

CHAPTER III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OLITICAL SPIRIT

We have been considering the position of those who would fain divide the community into two great castes; the one of thoughtful and instructed persons using their minds freely，but guarding their conclusions in strict reserve; the other of the illiterate or unreflecting，who should have certain opinions and practices taught them，not because they are true or are really what their votaries are made to believe them to be，but because the intellectual superiors of the community think the inculcation of such a belief useful in all cases save their own. Nor is this a mere theory. On the contrary，it is a fair description of an existing state of things. We have the old disciplina arcani among us in as full force as in the primitive church，but with an all-important difference. The Christian fathers practised reserve for the sake of leading the acolyte the more surely to the fulness of truth. The modern economiser keeps back his opinions，or dissembles the grounds of them，for the sake of leaving his neighbours the more at their ease in the peaceful sloughs of prejudice and superstition and low ideals. We quote Saint Paul when he talked of making himself all things to all men，and of becoming to the Jews a Jew，and as without the Law to the heathen. But then we do so with a view to justifying ourselves for leaving the Jew to remain a Jew，and the heathen to remain heathen. We imitate the same apostle in accepting old time-worn altars dedicated to the Unknown God. We forget that he made the ancient symbol the starting-point of a revolutionised doctrine. There is，as anybody can see，a whole world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erve of sagacious apostleship，on the one hand，dealing tenderly with scruple and tearfulness and fine sensibility of conscience，and the reserve of intellectual cowardice on the other hand，dealing hypocritically with narrow minds in the supposed interests of social peace and quietness. The old disciplina arcani signified the disclosure of a little light with a view to the disclosure of more. The new means the dissimulation of truth with a view to the perpetuation of error. Consid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fashions of compromise，in their effects upon the mind and character of the person compromising. The one is fully compatible with fervour and hopefulness and devotion to great causes. The other stamps a man with artifice，and hinders the free eagerness of his vision，and wraps him about with mediocrity，—not always of understanding，but that still worse thing，mediocrity of aspiration and purpose.

The coarsest and most revolting shape which the doctrine of conformity can assume，and its degrading consequences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conformer，may be conveniently illustrated by a passage in the life of Hume. He looked at things in a more practical manner than would find favour with the sentimental champions of compromise in nearer times. There is a well-known letter of Hume's，in which he recommends a young man to become a clergyman，on the ground that it was very hard to got any tolerable civil employment，and that as Lord Bute was then all powerful，his friend would be certain of preferment. In answer to the young man's scruples as to the Articles and the rest，Hume says:— 'It is putting too great a respect on the vulgar and their superstitions to pique one's self on sincerity with regard to them. If the thing were worthy of being treated gravely，I should tell him [the young man] that the Pythian oracle with the approbation of Xenophon advised every one to worship the gods [Greek: nhomô pholeôs]. I wish it were still in my power to be a hypocrite in this particular. The common duties of society usually require it; and the ecclesiastical profession only adds a little more to an innocent dissimulation，or rather simulation，without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pass through the world.'[1]

This is a singularly straightforward way of stating a view which silently influences a much greater number of men than it is pleasant to think of. They would shrink from throwing their conduct into so gross a formula. They will lift up their hands at this quotation，so strangely blind are we to the hiding-places of our own hearts，even when others flash upon them the terrible illumination that comes of calling conduct and motives by plain names. Now it is not merely the moral improbity of these cases which revolts us—the improbity of making in solemn form a number of false statements for the sake of earning a livelihood; of saying in order to get money or social position that you accept a number of propositions which in fact you utterly reject; of declaring expressly that you trust you are inwardly moved to take upon you this office and ministration by the Holy Ghost，when the real motive is a desire not to miss the chance of making something out of the Earl of Bute. This side of such dissimulation is shocking enough. And it is not any more shocking to the most devout believer than it is to people who doubt whether there be any Holy Ghost or not. Those who no longer place their highest faith in powers above and beyond men，are for that very reason more deeply interested than others in cherishing the integrity and worthiness of man himself. Apart，however，from the immorality of such reasoned hypocrisy，which no man with a particle of honesty will attempt to blink，there is the intellectual improbity which it brings in its train，the infidelity to truth，the disloyalty to one's own intelligence. Gifts of understanding are numbed and enfeebled in a man，who has once played such a trick with his own conscience as to persuade himself that，because the vulgar are superstitious，it is right for the learned to earn money by turning themselves into the ministers and accomplices of superstition. If he is clever enough to see through the vulgar and their beliefs，he is tolerably sure to be clever enough from time to time and in his better moments to see through himself. He begins to suspect himself of being an impostor. That suspicion gradually unmans him when he comes to use his mind in the sphere of his own enlightenment. One of really superior power cannot escape these better moments and the remorse that they bring. As he advances in life，as his powers ought to be coming to fuller maturity and his intellectual productiveness to its prime，just in the same degree the increasing seriousness of life multiplies such moments and deepens their remorse，and so the light of intellectual promise slowly goes out in impotent endeavour，or else in taking comfort that much goods are laid up，or，what is deadliest of all，in a soulless cynicism.

We do not find out until it is too late that the intellect too，at least where it is capable of being exercised on the higher objects，has its sensitiveness. It loses its colour and potency and finer fragrance in an atmosphere of mean purpose and low conception of the sacredness of fact and reality. Who has not observed inferior original power achieving greater results even in the intellectual field itself，where the superior understanding happens to have been unequally yoked with a self-seeking character，over scenting the expedient? If Hume had been in the early productive part of his life the hypocrite which he wished it were in his power to show himself in its latter part，we may be tolerably sure that European philosophy would have missed one of its foremost figures. It has been often said that he who begins life by stifling his convictions is in a fair way for ending it without any convictions to stifle. We may，perhaps，add that he who sets out with the notion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uth and falsehood is a thing of no concern to the vulgar，is very likely sooner or later to come to the kindred notion that it is not a thing of any supreme concern to himself.

Let thus much have been said as to those who deliberately and knowingly sell their intellectual birthright for a mess of pottage，making a brazen compromise with what they hold despicable，lest they should have to win their bread honourably. Men need to expend no declamatory indignation upon them. They have a hell of their own; words can add no bitterness to it. It is no light thing to have secured a livelihood on condition of going through life masked and gagged. To be compelled，week after week，and year after year，to recite the symbols of ancient faith and lift up his voice in the echoes of old hopes，with the blighting thought in his soul that the faith is a lie，and the hope no more than the folly of the crowd; to read hundreds of times in a twelvemonth with solemn unction as the inspired word of the Supreme what to him are meaningless as the Abracadabras of the conjuror in a booth; to go on to the end of his days administering to simple folk holy rites of commemoration and solace，when he has in his mind at each phrase what dupes are those simple folk and how wearisomely counterfeit their rites: and to know through all that this is really to be the one business of his prostituted life，that so dreary and hateful a piece of play-acting will make the desperate retrospect of his last hours—of a truth here is the very [Greek: bdhelygma tês erêmhôseôs]，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of the human spirit indeed.

No one will suppose that this is designed for the normal type of priest. But it is well to study tendencies in their extreme catastrophe. This is only the catastrophe，in one of its many shapes，of the fatal doctrine that money，position，power，philanthropy，or any of the thousand seductive masks of the pseudo-expedient，may carry a man away from love of truth and yet leave him internally unharmed. The depravation that follows the trucking for money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self-respect，attends in its degree each other departure from disinterested following of truth，and each other substitution of convenience，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in its place. And both parties to such a compromise are losers. The world which offers gifts and tacitly undertakes to ask no questions as to the real state of the timeserver's inner mind，loses no less than the timeserver himself who receives the gifts and promises to hold his peace. It is as though a society placed penalties on mechanical invention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new material resources，and offered bounties for the steadiest adherence to all ancient processes in culture and production. The injury to wealth in the one case would not be any deeper than the injury to morality is in the other.

To pass on to less sinister forms of this abnegation of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opening sentences of the first chapter we spoke of a wise suspense in forming opinions，a wise reserve in expressing them，and a wise tardiness in trying to realise them. Thus we meant to mark out the three independent provinces of compromise，each of them being the subject of considerations that either do not apply at all to the other two，or else apply in a different degree. Disingenuousness or self-illusion，arising from a depressing deference to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ings，or to what is immediately practicable，or to what other people would think of us if they knew our thoughts，is the result of compromising truth in the matter of forming and holding opinions. Secondly，positive simulation is what comes of an unlawful willingness to compromise in the matter of avowing and publishing them. Finally，pusillanimity or want of faith is the vice that belongs to unlawful compromise in the department of action and realisation. This is not merely a division arranged for convenience of discussion. It goes to the root of conduct and character，and is the key to the present mood of our society. It is always a hardy thing to attempt to throw a complex matter into very simple form，but we should say that the want of energy and definiteness in contemporary opinions，of which we first complained，is due mainly to the following notion; that if a subject is not ripe for practical treatment，you and I are therefore entirely relieved from the duty of having clear ideas about it. If the majority cling to an opinion，why should we ask whether that is the sound and right opinion or the reverse? Now this notion，which springs from a confusion of the three fields of compromise with one another，quietly reigns almost without dispute. The devotion to the practical aspect of truth is in such excess，as to make people habitually deny that it can be worth while to form an opinion，when it happens at the moment to be incapable of realisation，for the reason that there is no direct prospect of inducing a sufficient number of persons to share it. 'We are quite willing to think that your view is the right one，and would produce all the improvements for which you hope; but then there is not the smallest chance of persuading the only persons able to carry out such a view; why therefore discuss it?' No talk is more familiar to us than this. As if the mere possibility of the view being a right one did not obviously entitle it to discussion; discussion being the only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are likely to be induced to accept it，or else to find good grounds for finally dismissing i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opinion，and nothing but opinion，can effect great permanent changes，that we ought to be careful to keep this most potent force honest，wholesome，fearless，and independent. Take the political field. Politicians and newspapers almost systematically refuse to talk about a new idea，which is not capable of being at once embodied in a bill，and receiving the royal assent before the following August. There is something rather contemptible，seen from the ordinary standards of intellectual integrity，in the position of a minister who waits to make up his mind whether a given measure，say the disestablishment of the Irish Church，is in itself and on the merits desirable，until the official who runs diligently up and down the backstairs of the party，tells him that the measure is practicable and require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band. On the one hand，a leader is lavishly panegyrised for his highmindedness，in suffering himself to be driven into his convictions by his party. On the other，a party is extolled for its political tact，in suffering itself to be forced out of its convictions by its leader. It is hard to decide which is the more discreditable and demoralising sight. The education of chiefs by followers，and of followers by chiefs，into the abandonment in a month of the traditions of centuries or the principles of a lifetime may conduce to the rapid and easy working of the machine. It certainly marks a triumph of the political spirit which the author of The Prince might have admired. It is assuredly mortal to habits of intellectual self-respect in the society which allows itself to be amused by the cajolery and legerdemain and self-sophistication of its rulers.

Of course there are excellent reasons why a statesman immersed in the actual conduct of affairs，should confine his attention to the work which his hands find to do. But the fact that leading statesmen are of necessity so absorbed in the tasks of the hour furnishes all the better reason why as many other people as possible should busy themselves in helping to prepare opinion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unfamiliar but weighty and promising suggestions，by constant and ready discussion of them upon their merits.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not the men most occupied who are usually most deaf to new ideas. It is the loungers of politics，the quidnuncs，gossips，bustling idlers，who are most industrious in stifling discussion by protests against the waste of time and the loss of force involved in talking about proposals which are not exactly ready to be voted on. As it is，everybody knows that questions are inadequately discussed，or often not discussed at all，on the ground that the time is not yet come for their solution. Then when some unforeseen perturbation，or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forces on the time for their resolution，they are settled in a slovenly，imperfect，and often downright vicious manner，from the fact that opinion has not been prepared for solving them in an efficient and perfect manner. The so-called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most recent and most deplorable illustration of what comes of refusing to examine ideas alleged to be impracticable. Perhaps we may venture to prophesy that the disendowment of the national church will supply the next illustration on an imposing scale. Gratuitous primary instruction，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electoral power，are other matters of signal importance，which comparatively few men will consent to discuss seriously and patiently，and for our indifference to which we shall one day surely smart. A judicious and cool writer has said that 'an opinion gravely professed by a man of sense and education demands always respectful consideration—demands and actually receives it from those whose own sense and education give them a correlative right; and whoever offends against this sort of courtesy may fairly be deemed to have forfeited the privileges it secures.'[2] That is the least part of the matter. The serious mischief is the eventual miscarriage and loss and prodigal waste of good ideas.

The evil of which we have been speaking comes of not seeing the great truth，that it is worth while to take pains to find out the best way of doing a given task，even if you have strong grounds for suspecting that it will ultimately be done in a worse way. And so also in spheres of thought away from the political sphere，it is worth while 'to scorn delights and live laborious days' in order to make as sure as we can of having the best opinion，even if we know that this opinion has an infinitely small chance of being speedily or ever accepted by the majority，or by anybody but ourselves. Truth and wisdom have to bide their time，and then take their chance after all. The most that the individual can do is to seek them for himself，even if he seek alone. And if it is the most，it is also the least. Yet in our present mood we seem not to feel this. We misunderstand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should rightly lead us in practice to surrender some of what we desire，in order to secure the rest; and rightly make us acquiesce in a second-best course of action，in order to avoid stagnation or retrogression. We misunderstand all this，and go on to suppose that there are the same grounds why we should in our own minds acquiesce in second-best opinions; why we should mix a little alloy of conventional expression with the too fine ore of conviction; why we should adopt beliefs that we suspect in our hearts to be of more than equivocal authenticity，but into whose antecedents we do not greatly care to inquire，because they stand so well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is compromise or economy or management of the first of the three kinds of which we are talking. It is economy applied to the formation of opinion; compromise or management in making up one's mind.

The lawfulness or expediency of it turns mainly，as with the other two kinds of compromise，upon the relative rights of the majority and the minority，and upon the respect which is owing from the latter to the former. It is a very easy thing for people endowed with the fanatical temperament，or demoralised by the habit of looking at society exclusively from the juridical point of view，to insist that no respect at all，except the respect that arises from being too weak to have your own way，is due from either to the other. This shallow and mischievous notion rests either on a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civilised societies，or else on nothing more creditable than an arbitrary and unreflecting temper. Those who have thought most carefully and disinterestedly about the matter，are agreed that in advanced societies the expedient course is that no portion of the community should insist on imposing its own will upon any other portion，except in matters which are vitally connected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ocial union. The question where this vital connection begins is open to much discussion. The line defining the sphere of legitimate interference may be drawn variously，whether at self-regarding acts，or in some other condition and element of conduct. Wherever this line may be best taken，not only abstract speculation，but the practical and spontaneous tact of the world，has decided that there are limits，alike in the interest of majority and minority，to the rights of either to disturb the other. In other words，it is expedient in certain affairs that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should be absolutely binding，while in affairs of a different order it should count for nothing，or as nearly nothing，as the sociable dependence of a man on his fellows will permit.

Our thesis is this. In the positive endeavour to realise an opinion，to convert a theory into practice，it may be，and very often is，highly expedient to defer to the prejudices of the majority，to move very slowly，to bow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status quo，to practise the very utmost sobriety，self-restraint，and conciliatoriness. The mere expression of opinion，in the next place，the avowal of dissent from received notions，the refusal to conform to language which implies the acceptance of such notions，this rests on a different footing. Here the reasons for respecting the wishes and sentiments of the majority are far less strong，though，as we shall presently see，such reasons certainly exist，and will weigh with all well-considering men. Finally，in the formation of an opinion as to the abstract preferableness of one course of action over another，or as to the truth or falsehood or right significance of a proposition，the fact that the majority of one's contemporaries lean in the other direction is naught，and no more than dust in the balance. In making up our minds as to what would be the wisest line of policy if it were practicable，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ircumstance that it is not practicable. And in settling with ourselves whether propositions purporting to state matters of fact are trim or not，we have to consider how far they are conformable to the evidence.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mfort and solace which they would be likely to bring to others or ourselves，if they were taken as true.

A nominal assent to this truth will be instantly given even by those who in practice systematically disregard it. The difficulty of transforming that nominal assent into a reality is enormous in such a community as ours. Of all societies since the Roman Republic，and not even excepting the Roman Republic，England has been the most emphatically and essentially political. She has passed through military phases and through religious phases，but they have been transitory，and the great central stream of national life has flowed in political channels. The political life has been stronger than any other，deeper，wider，more persistent，more successful. The wars which built up our far-spreading empire were not waged with designs of military conquest; they were mostly wars for a market. The great spiritual emancipation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figures in our history partly as an accident，partly as an intrigue，partly as a raid of nobles in search of spoil. It was hardly until the reformed doctrine became associated with analogous ideas and corresponding precepts in government，that people felt at home with it，and became really interested in it.

One great tap-root of our national increase has been the growth of self-government，or government by deliberative bodies，representing opposed principles and conflicting interests. With the system of self-government has grown the habit not of tolerance precisely，for Englishmen when in earnest are as little in love with tolerance as Frenchmen or any other people，but—of giving way to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so long as they remain a majority. This has come to pass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on any other terms，the participation of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in the control and arran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immediately becomes unworkable. The gradual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the hands of a supreme deliberative body，the active share of so many thousands of persons in choosing and controlling its members，the close attention with which the proceedings of parliament are followed and watched，the kind of dignity that has been lent to parliamentary methods by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he transactions，have all tend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y have all helped both to fix our strongest and most constant interests upon politics，and to ingrain the mental habits proper to politics，far more deeply than any other，into our general constitution and inmost character.

Thus the political spirit has grown to be the strongest element in our national life; the dominant force，extending its influence over all our ways of thinking in matters that have least to do with politics，or even nothing at all to do with them. There has thus been engendered among us the real sense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In a corresponding degree has been discouraged，what it is the object of the present chapter to urge，the sense of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If it were inevitable that one of these two should always enfeeble or exclude the other，if the price of the mental alacrity and open-mindedness of the age of Pericles must always be paid in the political incompetence of the age of Demosthenes，it would be hard to settle which quality ought to be most eagerly encouraged by those who have most to do with the spiritual direction of a community. No doubt the tone of a long-enduring and imperial society，such as Rome was，must be conservative，drastic，positive，hostile to the death to every speculative novelty. But then，after all，the permanence of Roman power was only valuable to mankind because it ensured the spread of certain civilising ideas. And these ideas had originated among people so characteristically devoid of the sovereign faculty of political coherency as were the Greeks and the Jews. In the Greeks，it is true，we find not only ideas of the highest speculative fertility，but actu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till we should hardly point to Greek history for the most favourable examples of their stable working. Practically and as a matter of history，a society is seldom at the same time successfully energetic both in temporals and spirituals; seldom prosperous alike in seeking abstract truth and nursing the political spirit. There is a decisive preponderance in one direction or the other，and the equal balance between free and active thinking，and coherent practical energy in a community，seems too hard to sustain. The vas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trength of Germany，for instance，did not exist，and was scarcely anticipated in men's minds，during the time of her most strenuous passion for abstract truth and deeper learning and new criticism. In France never was political and national interest so debilitated，so extinct，as it was during the reign of Lewis the Fifteenth: her intellectual interest was never so vivid，so fruitful，or so widely felt.

Yet it is at least well，and more than that，it is an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of social wellbeing，that the divorce between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between respect for what is instantly practicable and search after what is only important in thought，should not be too complete and universal. Even if there were no other objection，the undisputed predominance of the political spirit has a plain tendency to limit the subjects in which the men animated by it can take a real interest. All matters fall out of sight，or at least fall into a secondary place，which do not bear more or less directly and patently upon the material and structural welfare of the community. In this way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miss the most bracing，widening，and elevated of the whole range of influences that create great characters. First，they lose sincere concern about the larger questions which the human mind has raised up for itself. Second，they lose a fearless desire to reach the true answers to them，or if no certain answers should prove to be within reach，then at any rate to be satisfied on good grounds that this is so. Such questions are not immediately discerned by commonplace minds to be of social import. Consequently they，and all else that is not obviously connected with the machinery of society，give way in the public consideration to what is so connected with it，in a manner that cannot be mistaken.

Again，even minds that are not commonplace are affected for the worse by the same spirit. They are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great speculative subjects and of their importance，but the pressure of the political spirit on such men makes them afraid of the conclusions to which free inquiry might bring them. Accordingly they abstain from inquiry，and dread nothing so much as making up their minds. They see reasons for thinking that，if they applied themselves seriously to the formation of true opinions in this or that department，they would come to conclusions which，though likely to make their way in the course of some centuries，are wholly unpopular now，and which might ruin the influence of anybody suspected of accepting，or even of so much as leaning towards，them. Life，they reflect，is short; missionaries do not pass for a very agreeable class，nor martyrs for a very sensible class; one can only do a trifling amount of good in the world，at best; it is moral suicide to throw away any chance of achieving even that trifle; and therefore it is best not only not to express，but not to take the trouble to acquire，right views in this quarter or that，and to draw clear away from such or such a region of thought，for the sake of keeping peace on earth and superficial good will among men.

It would be too harsh to stigmatise such a train of thought as self-seeking and hypocritical. It is the natural product of the political spirit，which is incessantly thinking of present consequences and the immediately feasible.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mere dread of losing it，to hinder influence from being well employed，so far as it goes. But one can hardly overrate the ill consequences of this particular kind of management，this unspoken bargaining with the little circle of his fellows which constitutes the world of a man. If he may retain his place among them as preacher or teacher，he is willing to forego his birthright of free explanation; he consents to be blind to the duty which attaches to every intelligent man of having some clear ideas，even though only provisional ones，upon the greatest subjects of human interest，and of deliberately preferring these，whatever they may be，to their opposites. Either an individual or a community is fatally dwarfed by any such limitation of the field in which one is free to use his mind. For it is a limitation，not prescribed by absorption in one set of subjects rather than another，nor by insufficient preparation for the discussion of certain subjects，nor by indolence nor incuriousness，but solely by apprehension of the conclusions to which such use of the mind might bring the too courageous seeker. If there were no other ill effect，this kind of limitation would at least have the radical disadvantage of dulling the edge of responsibility，of deadening the sharp sense of personal answerableness either to a God，or to society，or to a man's own conscience and intellectual self-respect.

How momentous a disadvantage this is，we can best know by contemplating the characters which have sometimes lighted up the old times. Men were then devoutly persuaded that their eternal salvation depended on their having true beliefs. Any slackness in finding out which beliefs are the true ones would have to be answered for before the throne of Almighty God，at the sure risk and peril of everlasting damnation. To what quarter in the large historic firmament can we turn our eyes with such certainty of being stirred and elevated，of thinking better of human life and the worth of those who have been most deeply penetrated by its seriousness，as to the annals of the intrepid spirits whom the protestant doctrine of indefeasibl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brought to the front in German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and in England and Scotland in the seventeenth? It is not their fanaticism，still less is it their theology，which makes the great Puritan chiefs of England and the stern Covenanters of Scotland so heroic in our sight. It is the fact that they sought truth and ensued it，not thinking of the practicable nor cautiously counting majorities and minorities，but each man pondering and searching so 'as ever in the great Taskmaster's eye.'

It is no adequate answer to urge that this awful consciousness of a divine presence and supervision has ceased to be the living fact it once was. That partly explains，but it certainly does not justify，our present lassitude. For the ever-wakeful eye of celestial power is not the only conceivable stimulus to responsibility. To pass from those grim heroes of protestantism to the French philosophers of the last century is a wide leap in a hundred respects，yet they too were pricked by the oestrus of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Their doctrine was dismally insufficient，and sometimes，as the present writer has often pointed out，it was directly vicious. Their daily lives were surrounded by much shabbiness and many meannesses. But，after all，no temptation and no menace，no pains or penalties for thinking about certain subjects，and no rewards for turning to think about something else，could divert such men as Voltaire and Diderot from their alert and strenuous search after such truth as could be vouchsafed to their imperfect lights. A catastrophe followed，it is true，but the misfortunes which attended it were due more to the champions of tradition and authority than to the soldiers of emancipation. Even in the case of the latter，they were due to an inadequate doctrine，and not at all either to their sense of the necessity of free speculation and inquiry，or to the intrepidity with which they obeyed the promptings of that ennobling sense.

Perhaps the latest attempt of a considerable kind to suppress the political spirit in non-political concerns was the famous movement which had its birth a generation ago among the gray quadrangles and ancient gardens of Oxford，'the sweet city with her dreaming spires,' where there has ever been so much detachment from the world，alongside of the coarsest and fiercest hunt after the grosser prizes of the world. No one has much less sympathy with the direction of the tractarian revival than the present writer，in whose Oxford days the star of Newman had set，and the sun of Mill had risen in its stead. And it is needful to distinguish the fervid and strong spirits with whom the revival began from the mimics of our later day. No doubt the mere occasion of tractarianism was political. Its leaders were alarmed at the designs imputed to the newly reformed parliament of disestablishing the Anglican Church. They asked themselves the question，which I will put in their own words (Tract i.)—'Should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so far forget their God as to cut off the Church，to deprive it of its temporal honours and substance，on what will you rest the claims to respect and attention which you make upon your flock? I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they speedily found themselves，a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at the opposite pole of thought from things political. The whole strength of their appeal to members of the Church lay in men's weariness of the high and dry optimism，which presents the existing order of things as the noblest possible，and the undisturbed way of the majority as the way of salvation. Apostolical succession and Sacramentalism may not have been in themselves progressive ideas. The spirit which welcomed them had at least the virtue of taking away from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not Caesar's.

Glaring as were the intellectual faults of the Oxford movement，it was at any rate a recognition in a very forcible way of the doctrine that spiritual matters are not to be settled by the dicta of a political council. It acknowledged that a man is answerable at his own peril for having found or lost the truth. It was a warning that he must reckon with a judge who will not account the status quo，nor the convenience of a cabinet，a good plea for indolent acquiescence in theological error. It ended，in the case of its most vigorous champions，in a final and deliberate putting out of the eyes of the understanding. The last act of assertion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was a headlong acceptanc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radition and the Church. This was deplorable enough. But apart from other advantages incidental to the tractarian movement，such as the attention which it was the means of drawing to history and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present and past，it had，we repeat，the merit of being an effective protest against what may be called the House of Commons' view of human life a view excellent in its place，but most blighting and dwarfing out of it. It was，what every sincere uprising of the better spirit in men and women must always be，an effective protest against the leaden tyranny of the man of the world and the so-called practical person. The man of the world despises catholics for taking their religious opinions on trust and being the slaves of tradition. As if he had himself formed his own most important opinions either in religion or anything else. He laughs at them for their superstitious awe of the Church. As if his own inward awe of the Greater Number were one whit less of a superstition. He mocks their deference for the past. As if his own absorbing deference to the present were one tittle better bottomed or a jot more respectable. The modern emancipation will profit us very little if the status quo is to be fastened round our necks with the despotic authority of a heavenly dispensation，and if in the stead of ancient Scriptures we are to accept the plenary inspiration of Majorities.

It may be urged that if，as it is the object of the present chapter to state，there are opinions which a man should form for himself，and which it may yet be expedient that he should not only be slow to attempt to realise in practical life，but sometimes even slow to express,—then we are demanding from him the performance of a troublesome duty，while we are taking from him the only motives which could really induce him to perform it. If，it may be asked，I am not to carry my notions into practice，nor try to induce others to accept them，nor even boldly publish them，why in the name of all economy of force should I take so much pains in forming opinions which are，after all，on these conditions so very likely to come to naught? The answer to this is that opinions do not come to naught，even if the man who holds them should never think fit to publish them. For one thing，as we shall see in our next division，the conditions which make against frank declaration of our convictions are of rare occurrence. And，apart from this，convictions may well exert a most decisive influence over our conduct，even if reasons exist，or seem to exist，for not pressing them on others. Though themselves invisible to the outer world，they may yet operate with magnetic force both upon other parts of our belief which the outer world does see，and upon the whole of our dealings with it. Whether we are good or bad，it is only a broken and incoherent fragment of our whole personality that even those who are intimate with us，much less the common world，can ever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personality itself should be as little as possible broken，incoherent，and fragmentary; that reasoned and consistent opinions should back a firm will，and independent convictions inspire the intellectual self-respect and strenuous self-possession which the clamour of majorities and the silent yet ever-pressing force of the status quo are equally powerless to shake.

Character is doubtless of far more importance than mere intellectual opinion. We only too often see highly rationalised convictions in persons of weak purpose or low motives. But while fully recognising this，and the sort of possible reality which lies at the root of such a phrase as 'godless intellect' or 'intellectual devils'—though the phrase has no reality when it is used by self-seeking politicians or prelates—yet it is well to remember the very obvious truth that opinions are at least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of character. As it is sometimes put，what we think has a prodigiously close connection with what we are. The consciousness of having reflected seriously and conclusively on important questions，whether social or spiritual，augments dignity while it does not lessen humility. In this sense，taking thought can and does add a cubit to our stature. Opinions which we may not feel bound or even permitted to press on other people，are not the less forces for being latent. They shape ideals，and it is ideals that inspire conduct. They do this，though from afar，and though he who possesses them may not presume to take the world into his confidence. Finally，unless a man follows out ideas to their full conclusion without fear what the conclusion may be，whether he thinks it expedient to make his thought and its goal fully known or not，it is impossible that he should acquire a commanding grasp of principles. And a commanding grasp of principles，whether they are public or not，is at the very root of coherency of character. It raises mediocrity near to a level with the highest talents，if those talents are in company with a disposition that allows the little prudences of the hour incessantly to obscure the persistent laws of things. These persistencies，if a man has once satisfied himself of their direction and mastered their bearings and application，are just as cogent and valuable a guide to conduct，whether he publishes them ad urbem et orbem，or esteems them too strong meat for people who have，through indurated use and wont，lost the courage of facing unexpected truths.

One conspicuous result of the failure to see that our opinions have roots to them，independently of the feelings which either majorities or other portions of the people around us may entertain about them，is that neither political matters nor any other serious branches of opinion，engage us in their loftiest or most deep-reaching forms. The advocate of a given theory of government or society is so misled by a wrong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ctice of just and wise compromise in applying it，as to forget the noblest and most inspiring shape which his theory can be made to assume. It is the worst of political blunders to insist on carrying an ideal set of principles into execution，where others have rights of dissent，and those others persons whose assent is as indispensable to success，as it is impossible to attain. But to be afraid or ashamed of holding such an ideal set of principles in one's mind in their highest and most abstract expression，does more than any one other cause to stunt or petrify those elements in character to which life should owe most of its savour.

If a man happens to be a Conservative，for instance，it is pitiful that he should think so much more of what other people on his side or the other think，than of the widest and highest of the ideas on which a conservativ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human society reposes. Such ideas are these，—that the social union is the express creation and ordering of the Deity: that its movements follow his mysterious and fixed dispensation: that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are convertible terms，and each citizen of the latter is an incorporated member of the former: that conscience，if perversely and misguidedly self-asserting，has no rights against the decrees of the conscience of the nation: that it is the most detestable of crimes to perturb the pacific order of society either by active agitation or speculative restlessness; that descent from a long line of ancestors in great station adds an element of dignity to life，and imposes many high obligations. We do not say that these and the rest of the propositions which make up the true theoretic basis of a conservative creed，are proper for the hustings，or expedient in an election address or a speech in parliament. We do say that if these high and not unintelligible principles，which alone can give to reactionary professions any worth or significance，were present in the minds of men who speak reactionary language，the country would be spared the ignominy of seeing certain real truths of society degraded at the hands of aristocratic adventurers and plutocratic parasites into some miserable process of 'dishing Whigs.'

This impoverishment of aims and depravation of principles by the triumph of the political spirit outside of its proper sphere，cannot unfortunately be restricted to any one se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It is something in the very atmosphere，which no sanitary cordon can limit. Liberalism，too，would be something more generous，more attractive —yes，and more practically effective，if its professors and champions could allow their sense of what is feasible to be refreshed and widened by a more free recognition，however private and undemonstrative，of the theoretic ideas which give their social creed whatever life and consistency it may have. Such ideas are these: That the conditions of the social union are not a mystery，only to be touched by miracle，but the results of explicable causes，and susceptible of constant modification: that the thoughts of wise and patriotic men should be perpetually turned towards the improvement of these conditions in every direction: that contented acquiescence in the ordering that has come down to us from the past is selfish and anti-social，because amid the ceaseless change that is inevitable in a growing organism，the institutions of the past demand progressive readaptations: that such improvements are most likely to be secured in the greatest abundance by limiting the sphere of authority，extending that of free individuality，and steadily striving after the bestowal，so far as the nature of things will ever permit it，of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hat while there is dignity in ancestry，a modern society is only safe in proportion as it summons capacity to its public counsels and enterprises; that such a society to endure must progress: that progress on its political side mean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 substitution of Justice as a governing idea，instead of Privilege，and that the best guarantee for justice in public dealings is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ir own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most likely to suffer from injustice. This is not an exhaustive account of the progressive doctrine，and we have here nothing to say as to its soundness. We only submit that if those who use the watchwords of Liberalism were to return upon its principles，instead of dwelling exclusively on practical compromises，the tone of public life would be immeasurably raised. The cause of social improvement would be less systematically balked of the victories that are best worth gaining. Progress would mean something more than mere entrances and exits on the theatre of office. We should not see in the mass of parliamentary candidates—and they are important people，because nearly every Englishman with any ambition is a parliamentary candidate，actual or potential—that grave anxiety，that sober rigour，that immense caution，which are all so really laughable，because so many of those men are only anxious lest they should make a mistake in finding out what the majority of their constituents would like them to think; only rigorous against those who are indiscreet enough to press a principle against the beck of a whip or a wire-puller; and only very cautious not so much lest their opinion should be wrong，as lest it should not pay.

Indolence and timidity have united to popularise among us a flaccid latitudinarianism，which thinks itself a benign tolerance for the opinions of others. It is in truth only a pretentious form of being without settled opinions of our own，and without any desire to settle them. No one can complain of the want of speculative activity at the present time in a certain way. The air，at a certain social elevation，is as full as it has ever been of ideas，theories，problems，possible solutions，suggested questions，and proffered answers. But then they are at large，without cohesion，and very apt to be the objects even in the more instructed minds of not much more than dilettante interest. We see in solution an immense number of notions，which people think it quite unnecessary to precipitate in the form of convictions. We constantly hear the age lauded for its tolerance，for its candour，for its openness of mind，for the readiness with which a hearing is given to ideas that forty years ago，or even less than that，would have excluded persons suspected of holding them from decent society，and in fact did so exclude them. Before，however，we congratulate ourselves too warmly on this，let us be quite sure that we are not mistaking for tolerance what is really nothing more creditable than indifference. These two attitudes of mind，which are so vitally unlike in their real quality，are so hard to distinguish in their outer seeming.

One is led to suspect that carelessness is the right name for what looks like reasoned toleration，by such a line of consideration as the following. It is justly said that at the bottom of all the great discussions of modern society lie the two momentous questions，first whether there is a God，and second whether the soul is immortal. In other words，whether our fellow-creatures are the highest beings who take an interest in us，or in whom we need take an interest; and，then，whether life in this world is the only life of which we shall ever be conscious. It is true of most people that when they are talking of evolution，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and the experiential or intuitional source of ideas，and the utilitarian or transcendental basis of moral obligation，these are the questions which they really have in their minds. Now，in spite of the scientific activity of the day，nobody is likely to contend that men are pressed keenly in their souls by any poignant stress of spiritual tribul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two supreme enigmas. Nobody will say that there is much of that striving and wrestling and bitter agonising，which whole societies of men have felt before now on questions of far less tremendous import. Ours，as has been truly said，is 'a time of loud disputes and weak convictions,' In a generation deeply impressed by a sense of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this could not be. As it is，even superior men are better pleased to play about the height of these great arguments，to fly in busy intellectual sport from side to side，from aspect to aspect，than they are intent on resolving what it is，after all，that the discussion comes to and to which solution，when everything has been said and heard，the balance of truth really to incline. There are too many giggling epigrams; people are too willing to look on collections of mutually hostile opinions with the same kind of curiosity which they bestow on a collection of mutually hostile beasts in a menagerie. They have very faint predilections for one rather than another. If they were truly alive to the duty of conclusiveness，or to the inexpressible magnitude of the subjects which nominally occupy their minds，but really only exercise their tongues，this elegant Pyrrhonism would be impossible，and this light-hearted neutrality most unendurable.

Well has the illustrious Pascal said with reference to one of the two great issues of the modern controversy:—'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is a thing that concerns us so closely and touches us so profoundly，that one must have lost all feeling to be indifferent as to knowing how the matter is. All our actions and all our thoughts must follow such different paths，according as there are eternal goods to hope for or are not，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take a step with sense and judgment，without regulating it in view of this point，which ought to be our first object.... I can have nothing but compassion for those who groan and travail in this doubt with all sincerity，who look on it as the worst of misfortunes，and who，sparing no pains to escape from it，make of this search their chief and most serious employment.... But he who doubts and searches not is at the same time a grievous wrongdoer，and a grievously unfortunate man. If along with this he is tranquil and self-satisfied，if he publishes his contentment to the world and plumes himself upon it，and if it is this very state of doubt which he makes the subject of his joy and vanity—I have no terms in which to describe so extravagant a creature.'[3] Who，except a member of the school of extravagant creatures themselves，would deny that Pascal's irritation is most wholesome and righteous?

Perhaps in reply to this，we may be confronted by our own doctrine of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interpreted in a directly opposite sense. We may be reminded of the long array of difficulties that interfere between us and knowledge in that tremendous matter，and of objections that rise in such perplexing force to an answer either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finally we may be despatched with a eulogy of caution and a censure of too great heat after certainty. The answer is that there is a kind of Doubt not without search，but after and at the end of search，which is not open to Pascal's just reproaches against the more ignoble and frivolous kind. And this too has been described for us by a subtle doctor of Pascal's communion. 'Are there pleasures of Doubt，as well as of Inference and Assent? In one sense there are. Not indeed if doubt means ignorance，uncertainty，or hopeless suspense; but there is a certain grave acquiescence in ignorance，a recognition of our impotence to solve momentous and urgent questions，which has a satisfaction of its own. After high aspirations，after renewed endeavours，after bootless toil，after long wanderings，after hope，effort，weariness，failure，painfully alternating and recurring，it is an immense relief to the exhausted mind to be able to say，"At length I know that I can know nothing about anything." ... Ignorance remains the evil which it ever was，but something of the peace of certitude is gained in knowing the worst，and in having reconciled the mind to the endurance of it.'[4] Precisely，and what one would say of our own age is that it will not deliberately face this knowledge of the worst. So it misses the peace of certitude，and not only its peace，but the strength and coherency that follow strict acceptance of the worst，when the worst is after all the best within reach.

Those who are in earnest when they blame too great haste after certainty，do in reality mean us to embrace certainty，but in favour of the vulgar opinions. They only see the prodigious difficulties of the controversy when you do not incline to their own side in it. They only panegyrise caution and the strictly provisional when they suspect that intrepidity and love of the conclusive would lead them to unwelcome shores. These persons，however，whether fortunately or unfortunately，have no longer much influence over the most active par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Whether permanently or not，resolute orthodoxy，however prosperous it may seem among many of the uncultivated rich，has lost its hold upon thought. For thought has become dispersive，and the centrifugal forces of the human mind，among those who think seriously，have for the time become dominant and supreme. No one，I suppose，imagines that the singular ecclesiastical revival which is now going on，is accompanied by any revival of real and reasoned belief; or that the opulent manufacturers who subscribe so generously for restored cathedral fabrics and the like，have been moved by the apologetics of Aids to Faith and the Christian Evidence Society.

Obviously only three ways of dealing with the great problems of which we have spoken are compatible with a strong and well-bottomed character. We may affirm that there is a deity with definable attributes; and that there is a conscious state and continued personality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ody. Or we may deny. Or we may assure ourselves that we have no faculties enabling us on good evidence either to deny or affirm. Intellectual self-respect and all the qualities that are derived from that，may well go with any one of these three courses，decisively followed and consistently applied in framing a rule of life and a settled scheme of its aims and motives. Why do we say that intellectual self-respect is not vigorous，nor the sense of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and truthfulness and coherency quick and wakeful among us? Because so many people，even among those who might be expected to know better，insist on the futile attempt to reconcile all those courses，instead of fixing on one and steadily abiding in it. They speak as if they affirmed，and they act as if they denied，and in their hearts they cherish a slovenly sort of suspicion that we can neither deny nor affirm. It may be said that this comes to much the same thing as if they had formally decided in the last or neutral sense. It is not so. This illegitimate union of three contradictories fritters character away，breaks it up into discordant parts，and dissolves into mercurial fluidity that leavening sincerity and free and cheerful boldness，which come of harmonious principles of faith and action，and without which men can never walk as confident lovers of justice and truth.

Ambrose's famous saying，that 'it hath not pleased the Lord to give his people salvation in dialectic,' has a profound meaning far beyo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ology. It is deeply true that our ruling convictions are less the product of ratiocination than of sympathy，imagination，usage，tradition. But from thi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 reasoning faculties are to be further discouraged. On the contrary，just because the other elements are so strong that they can be trusted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it is expedient to give special countenance to the intellectual habits，which alone can check and rectify the constantly aberrating tendencies of sentiment on the one side，and custom on the other. This remark brings us to another type，of whom it is not irrelevant to speak shortly in this plac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trength of the political spirit are not all direct，nor does its strength by any means spring solely from its indulgence to the less respectable elements of character，such as languor，extreme pliableness，superficiality. On the contrary，it has an indirect influence in removing the only effective restraint on the excesses of some qualities which，when duly directed and limited，are among the most precious parts of our mental constitution. The political spirit is the great force in throwing love of truth and accurate reasoning into a secondary place. The evil does not stop here. This achievement has indirectly countenanced the postponement of intellectual methods，and the diminution of the sense of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by a school that is anything rather than political.

Theology has borrowed，and coloured for her own use，the principles which were first brought into vogue in politics. If in the one field it is the fashion to consider convenience first and truth second，in the other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fashion of placing truth second and emotional comfort first. If there are some who compromise their real opinions，or the chance of reaching truth，for the sake of gain，there are far more who shrink from giving their intelligence free play，for the sake of keeping undisturbed certain luxurious spiritual sensibilities. This choice of emotional gratification before truth and upright dealing with one's own understanding，creates a character that is certainly far less unlovely than those who sacrifice their intellectual integrity to more material convenience. The moral flaw is less palpable and less gross. Yet here too there is the stain of intellectual improbity，and it is perhaps all the more mischievous for being partly hidden under the mien of spiritual exaltation.

There is in literature no more seductive illustration of this seductive type than Rousseau's renowned character of the Savoyard Vicar—penetrated with scepticism as to the attributes of the deity，the meaning of the holy rites，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acred documents; yet full of reverence，and ever respecting in silence what he could neither reject nor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worship,' he says，'is the worship of the heart. God never rejects this homage，under whatever form it be offered to him. In old days I used to say mass with the levity which in time infects even the gravest things when we do them too often. Since acquiring my new principles [of reverential scepticism] I celebrate it with more veneration: I am overcome by the majesty of the Supreme Being，by his presence，by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human mind，which conceives so ill what pertains to its author. When I approach the moment of consecration，I collect myself for performing the act with all the feelings required by the church and the majesty of the sacrament. I strive to annihilate my reason before the Supreme Intelligence，saying，Who art thou that thou shouldst measure infinite power?'[5]

The Savoyard Vicar is not imaginary. The acquiescence in indefinite ideas for the sake of comforted emotions，and the abnegation of strong convictions in order to make room for free and plenteous effusion，have for us all the marks of a too familiar reality. Such a doctrine is an everyday plea for self-deception，and a current justification for illusion even among some of the finer spirits. They have persuaded themselves not only that the life of the religious emotions is the highest life，but that it is independent of the intellectual forms with which history happens to have associated it. And so they refine and sophisticate and make havoc with plain and honest interpretation，in order to preserve a soft serenity of soul unperturbed.

Now，we are not at all concerned to dispute such positions as that Feeling is the right starting-point of moral education; that in forming character appeal should be to the heart rather than to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only basis on which our faculties can be harmoniously ordered is the preponderance of affection over reason. These propositions open much grave and complex discussion，and they are not to our present purpose. We only desire to state the evil of the notion that a man is warranted in comforting himself with dogmas and formularies，which he has first to empty of all definite，precise，and clearly determinable significance，before he can get them out of the way of his religious sensibilities. Whether Reason or Affection is to have the empire in the society of the future，when Reason may possibly have no more to discover for us in the region of morals and religion，and so will have become emeritus and taken a lower place，as of a tutor whose services the human family，being now grown up，no longer requires，however this may be，it is at least certain that in the meantime the spiritual life of man needs direction quite as much as it needs impulse，and light quite as much as force. This direction and light can only be safely procured by the free and vigorous use of the intelligence. But the intelligence is not free in the presence of a mortal fear lest its conclusions should trouble soft tranquillity of spirit. There is always hope of a man so long as he dwells in the region of the direct categorical proposition and the unambiguous term; so long as he does not deny the rightly drawn conclusion after accepting the major and minor premisses. This may seem a scanty virtue and very easy grace. Yet experience shows it to be too hard of attainment for those who tamper with disinterestedness of conviction，for the sake of luxuriating in the softness of spiritual transport without interruption from a syllogism.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now and then in life as in history noble and fair natures，that by the silent teaching and unconscious example of their inborn purity，star-like constancy，and great devotion，do carry the world about them to further heights of living than can be attained by ratiocination. But these，the blameless and loved saints of the earth，rise too rarely on our dull horizons to make a rule for the world. The law of things is that they who tamper with veracity，from whatever motive，are tampering with the vital force of human progress. Our comfort and the delight of the religious imagination are no better than forms of self-indulgence，when they are secured at the cost of that love of truth on which，more than on anything else，the increase of light and happiness among men must depend. We have to fight and do lifelong battle against the forces of darkness，and anything that turns the edge of reason blunts the surest and most potent of our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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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rton's Lift of Hume，ii. 186-188

[2] Isaac Taylor's Natural History of Enthusiasm，p. 226.

[3] Pensées，II. Art ii.

[4] Dr. Newman's Grammar of Assent，p. 201.

[5] Emile，bk. iv.

CHAPTER IV　RELIGIOUS CONFORMITY

The main field of discussion touching Compromise in expression and avowal lies in the region of religious belief. In politics no one seriously contends that respect for the feelings and prejudices of other people requires us to be silent about our opinions. A republican，for instance，is at perfect liberty to declare himself so. Nobody will say that he is not within his rights if he should think it worth while to practise this liberty，though of course he will have to face the obloquy which attends all opinion that is not shared by the more demonstrative and vocal portions of the public. It is true that in every stable society a general conviction prevails of the extreme undesirableness of constantly laying bare the foundations of government. Incessant discussion of the theoretical bases of the social union is naturally considered worse than idle. It is felt by many wise men that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political thinker is to interest himself in generalisations of such a sort as leads with tolerable straightness to practical improvements of a far-reaching and durable kind. Even among those，however，who thus feel it not to be worth while to be for ever handling the abstract principles which are，after all，only clumsy expressions of the real conditions that bring and keep men together in society，yet nobody of any consideration pretends to silence or limit the free discussion of these principles. Although a man is not likely to be thanked who calls attention to the vast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titution，yet nobody now would countenance the notion of an inner doctrine in politics. We smile at the line that Hume took in speaking of the doctrine of non-resistance. He did not deny that the right of resistance to a tyrannical sovereign does actually belong to a nation. But，he said，'if ever on any occasion it were laudable to conceal truth from the populace，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 doctrine of resistance affords such an example; and that all speculative reasoners ought to observe with regard to this principle the same cautious silence which the laws，in every species of government，have ever prescribed to themselves.' As if the cautious silence of the political writer could prevent a populace from feeling the heaviness of an oppressor's hand，and striving to find relief from unjust burdens. As if any nation endowed with enough of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to assent to the right of resistance when offered to them as a speculative theorem，would not infallibly be led by the same spirit to assert the right without the speculative theorem. That so acute a head as Hume's should have failed to perceive these very plain considerations，and that he should moreover have perpetrated the absurdity of declaring the right of resistance，in the same breath in which he declares the laudableness of keeping it a secret，only allows how carefully a man need steer after he has once involved himself in the labyrinths of Economy.[1]

In religion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imposing a similar cautious silence is not yet fully established，nor the vicious effects of practising it clearly recognised. In these high matters an amount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is held praiseworthy，which in any other subject would be universally condemned as cowardly and ignoble. Indeed the preliminary stage has scarcely been reached the stage in which public opinion grants to every one the unrestricted right of shaping his own beliefs，independently of those of the people who surround him. Any woman，for instance，suspected of having cast behind her the Bible and all practices of devotion and the elementary articles of the common creed，would be distrustfully regarded even by those who wink at the same kind of mental boldness in men. Nay，she would be so regarded even by some of the very men who have themselves discarded as superstition what they still wish women to retain for law and gospel. So long as any class of adults are effectually discouraged in the free use of their minds upon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s，we are warranted in saying that the era of free thought，which naturally precedes the era of free speech，is still imperfectly developed.

The duties and rights of free speech are by no means identical with those of independent thought. One general reason for this is tolerably plain. The expression of opinion directly affects other people，while its mere formation directly affects no one but ourselves. Therefore the limits of compromise in expression are less widely and freely placed，becaus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who may be made listeners to our spoken or written words are immediately concerned. In forming opinions，a man or woman owes no consideration to any person or persons whatever. Truth is the single object. It is truth that in the forum of conscience claims an undivided allegiance. The publication of opinion stands on another footing. That is an external act，with possible consequences，like all other external acts，both to the doer and to every one within the sphere of his influence. And，besides these，it has possible consequences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opinion itself.[2]

A hundred questions of fitness，of seasonableness，of conflicting expediencies，present themselves in this connection，and nothing gives more anxiety to a sensible man who holds notions opposed to the current prejudices，than to hit the right mark where intellectual integrity and prudence，firmness and wise reserve，are in exact accord. When we come to declaring opinions that are，however foolishly and unreasonably，associated with pain and even a kind of turpitude in the minds of those who strongly object to them，then some of our most powerful sympathies are naturally engaged. We wonder whether duty to truth can possibly require us to inflict keen distress on those to whom we are bound by the tenderest and most consecrated ties. This is so wholly honourable a sentiment，that no one who has not made himself drunk with the thin sour wine of a crude and absolute logic will refuse to consider it. Before，however，attempting to illustrate cases of conscience in this order，we venture to make a short digression into the region of the matter，as distinct from the manner of free speech. One or two change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way in which men think about religion，bear directly upon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they may permit themselves and others to speak about it.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all the best kinds of dissent from the nominal creed of the time，makes it rather less difficult for us to try to reconcile unflinching honesty with a just and becoming regard for the feelings of those who have claims upon our forbearance，than would have been the case a hundred years ago. 'It is not now with a polite sneer,' as a high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lately admitted，'still less with a rude buffet or coarse words，that Christianity is assailed.' Before churchmen congratulate themselves too warmly on this improvement in the nature of the attack，perhaps they ought to ask themselves how far it is due to the change in the position of the defending party. The truth is that the coarse and realistic criticism of which Voltaire was the consummate master，has done its work. It has driven the defenders of the old faith into the milder and more genial climate of non-natural interpretations，and the historic sense，and a certain elastic relativity of dogma. The old criticism was victorious，but after victory it vanished. One reason of this was that the coarse and realistic forms of belief had either vanished before it，or else they forsook their ancient pretensions and clothed themselves in more modest robes. The consequence of this，and of other causes which might be named，is that the modern attack，while fully as serious and much more radical，has a certain gravity，decorum，and worthiness of form. No one of any sense or knowledge now think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had its origin in deliberate imposture. The modern freethinker does not attack it; he explains it. And what is more，he explains it by referring its growth to the better，and not to the worse part of human nature. He traces it to men's cravings for a higher morality. He finds its source in their aspirations after nobler expression of that feeling for the incommensurable things，which is in truth under so many varieties of inwoven pattern the common universal web of religious faith.

The result of this way of looking at a creed which a man no longer accepts，is that he is able to speak of it with patience and historic respect. He can openly mark his dissent from it，without exacerbating the orthodox sentiment by galling pleasantries or bitter animadversion upon details. We are now awake to the all-important truth that belief in this or that detail of superstition is the result of an irrational state of mind，and flows logically from superstitious premisses. We see that it is to begin at the wrong end，to assail the deductions as impossible，instead of sedulously building up a state of mind in which their impossibility would become spontaneously visible.

Besides the great change which such a point of view makes in men's way of speaking of a religion，whose dogmas and documents they reject，there is this further consideration lean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tendency of modern free thought is more and more visibly towards the extraction of the first and more permanent elements of the old faith，to make the purified material of the new. When Dr. Congreve met the famous epigram about Comte's system being Catholicism minus Christianity，by the reply that it is Catholicism plus Science，he gave an ingenious expression to the direction which is almost necessarily taken by all who attempt，in however informal a manner，to construct for themselves some working system of faith，in place of the faith which science and criticism have sapped. In what ultimate form，acceptable to great multitudes of men，these attempts will at last issue，no one can now tell. For we，like the Hebrews of old，shall all have to live and die in faith，'not having received the promises，but having seen them afar off，and being persuaded of them，and embracing them，and confessing that we are strangers and pilgrims on the earth.' Meanwhile，after the first great glow and passion of the just and necessary revolt of reason against superstition have slowly lost the exciting splendour of the dawn，and become diffused in the colourless space of a rather bleak noonday，the mind gradually collects again some of the ideas of the old religion of the West，and willingly，or even joyfully，suffers itself to be once more breathed upon by something of its spirit. Christianity was the last great religious synthesis. It is the one nearest to us. Nothing is more natural than that those who cannot rest content with intellectual analysis，while awaiting the advent of the Saint Paul of the humanitarian faith of the future，should gather up provisionally such fragmentary illustrations of this new faith as are to be found in the records of the old. Whatever form may be ultimately imposed on our vague religious aspirations by some prophet to come，who shall unite sublime depth of feeling and lofty purity of life with strong intellectual grasp and the gift of a noble eloquence，we may at least be sure of this，that it will stand as closely related to Christianity as Christianity stoo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ld Judaic dispensation. It is commonly assumed that the rejecters of the popular religion stand in face of it，as the Christians stood in face of the pagan belief and pagan rites in the Empire. The analogy is inexact. The modern denier，if he is anything better than that，or entertains hopes of a creed to come，is nearer to the position of the Christianising Jew.[3] Science，when she has accomplished all her triumphs in her own order，will still have to go back，when the time comes，to assist in the building up of a new creed by which men can live. The builders will have to seek material in the purified and sublimated ideas，of which the confessions and rite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have been the grosser expression. Just as what was once the new dispensation was preached a Judaeos ad Judaeos apud Judaeos，so must the new，that is to be，find a Christian teacher and Christian hearers. It can hardly be other than an expansion，a development，a readaptation，of all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truth that lay hidden under the worn-out forms. It must be such a harmonising of the truth with our intellectual conceptions as shall fit it to be an active guide to conduct. In a world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where but to think is to be full of sorrow,' it is hard to imagine a time when we shall be indifferent to that sovereign legend of Pity. We have to incorporate it in some wider gospel of Justice and Progress.

I shall not，I hope，be suspected of any desire to prophesy too smooth things. It is no object of ours to bridge over the gulf between belief in the vulgar theology and disbelief. Nor for a single moment do we pretend that，when all the points of contact between virtuous belief and virtuous disbelief are made the most of that good faith will allow，there will not still and after all remain a terrible controversy between those who cling passionately to all the consolations，mysteries，personalities，of the orthodox faith，and us who have made up our minds to face the worst，and to shape，as best we can，a life in which the cardinal verities of the common creed shall have no place. The future faith，like the faith of the past，brings not peace but a sword. It is a tale not of concord，but of households divided against themselves. Those who are incessantly striving to make the old bottles hold the new wine，to reconcile the irreconcilable，to bring the Bible and the dogmas of the churches to be good friends with history and criticism，are prompted by the humanest intention.[4] One sympathises with this amiable anxiety to soften shocks，and break the rudeness of a vital transition. In this essay，at any rate，there is no such attempt. We know that it is the son against the father，and the mother-in-law against the daughter-in-law. No softness of speech will disguise the portent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who admit a supernatural revelation and those who deny it. No charity nor goodwill can narrow the intellectual breach between those who declare that a world without an ever-present Creator with intelligible attributes would be to them empty and void，and those who insist that none of the attributes of a Creator can ever be grasped by the finite intelligence of men.[5] Our object in urging the historic，semi-conservative，and almost sympathetic quality，which distinguishes the unbelief of today from the unbelief of a hundred years ago，is only to show that the most strenuous and upright of plain-speakers is less likely to shock and wound the lawful sensibilities of devout persons than he would have been so long as unbelief went no further than bitter attack on small details. In short，all save the purely negative and purely destructive school of freethinkers，are now able to deal with the beliefs from which they dissent，in a way which makes patient and disinterested controversy not wholly impossible.

One more point of much importance ought to be mentioned. The belief that heresy is the result of wilful depravity is fast dying out. People no longer seriously think that speculative error is bound up with moral iniquity，or that mistaken thinking is either the result or the cause of wicked living. Even the official mouthpieces of established beliefs now usually represent a bad heart as only one among other possible causes of unbelief. It divides the curse with ignorance，intellectual shallowness，the unfortunate influence of plausible heresiarchs，and other alternative roots of evil. They thus leave a way of escape，by which the person who does not share their own convictions may still be credited with a good moral character. Some persons，it is true，'cannot see how a man who deliberately rejects the Roman Catholic religion can，in the eyes of those who earnestly believe it，be other than a rebel against God.' They assure us that，'as opinions become better marked and more distinctly connected with action，the truth that decided dissent from them implies more or less of a reproach upon those who hold them decidedly，becomes so obvious that every one perceives it.' No doubt a protestant or a sceptic regards the beliefs of a catholic as a reproach upon the believer's understanding. So the man whose whole faith rests on the miraculous and on acts of special intervention，regards the strictly positive and scientific thinker as the dupe of a crude and narrow logic. But this now carries with it no implication of moral obliquity. De Maistre's rather grotesque conviction that infidels always die of horrible diseases with special names，could now only be held among the very dregs of the ecclesiastical world.

Nor is it correct to say that 'when religious differences come to be，and are regarded as，mere differences of opinion，it is because the controversy is really decided in the sceptical sense.' Those who agree with the present writer，for example，are not sceptics. They positively，absolutely，and without reserve，reject as false the whole system of objective propositions which make up the popular belief of the day，in one and all of its theological expressions. They look upon that system as mischievous in its consequences to society，for many reasons,—among others because it tends to divert and misdirect the most energetic faculties of human nature. This，however，does not make them suspect the motives or the habitual morality of those who remain in the creed in which they were nurtured. The difference is a difference of opinion，as purely as if we refused to accept the undulatory theory of light; and we treat it as such. Then reverse this. Why is it any more impossible for those who remain in the theological stage，who are not in the smallest degree sceptical，who in their heart of hearts embrace without a shadow of misgiving all the mysteries of the faith，why is it any more impossible for them than for us，whose convictions are as strong as theirs，to treat the most radical dissidence as that and nothing other or worse? Logically，it perhaps might not be hard to convict them of inconsistency，but then，as has been so often said，inconsistency is a totally different thing from insincerity，or doubting adherence，or silent scepticism. The beliefs of an ordinary man are a complex structure of very subtle materials，all compacted into a whole，not by logic，but by lack of logic; not by syllogism or sorites，but by the vague.

As a plain matter of fact and observation，we may all perceive that dissent from religious opinion less and less implies reproach in any serious sense. We all of us know in the flesh liberal catholics and latitudinarian protestants，who hold the very considerable number of beliefs that remain to them，quite as firmly and undoubtingly as believers who are neither liberal nor latitudinarian. The compatibility of error in faith with virtue in conduct is to them only a mystery the more，a branch of the insoluble problem of Evil，permitted by a Being at once all-powerful and all-benevolent. Stringent logic may make short work of either fact,—a benevolent author of evil，or a virtuous despiser of divine truth. But in an atmosphere of mystery，logical contradictions melt away. Faith gives a sanction to that tolerant and charitable judgment of the character of heretics，which has its real springs partly in common human sympathy whereby we are all bound to one another，and partly in experience，which teaches us that practical righteousness and speculative orthodoxy do not always have their roots in the same soil. The world is every day growing larger. The range of the facts of the human race is being enormously extended by naturalists，by historians，by philologists，by travellers，by critics. The manifold past experiences of humanity are daily opening out to us in vaster and at the same time more ordered proportions. And so even those who hold fast to Christianity as the noblest，strongest，and only final conclusion of these experiences，are yet constrained to admit that it is no more than a single term in a very long and intricate series.

The object of the foregoing digression is to show some cause for thinking that dissent from the current beliefs is less and less likely to inflict upon those who retain them any very intolerable kind or degree of mental pain. Therefore it is in so far all the plainer，as well as easier，a duty not to conceal such dissent. What we have been saying comes to this. If a believer finds that his son，for instance，has ceased to believe，he no longer has this disbelief thrust upon him in gross and irreverent forms. Nor does he any longer suppose that the unbelieving son must necessarily be a profligate. And moreover，in ninety-nine cases out of a hundred，he no longer supposes that infidels，of his own family or acquaintance at any rate，will consume for eternal ages in lakes of burning marl.

Let us add another consideration. One reason why so many persons are really shocked and pained by the avowal of heretical opinions is the very fact that such avowal is uncommon. If unbelievers and doubters were more courageous，believers would be less timorous. It is because they live in an enervating fool's paradise of seeming assent and conformity，that the breath of an honest and outspoken word strikes so eager and nipping on their sensibilities. If they were not encouraged to suppose that all the world is of their own mind，if they were forced out of that atmosphere of self-indulgent silences and hypocritical reserves，which is systematically poured round them，they would acquire a robuster mental habit. They would learn to take dissents for what they are worth. They would be led either to strengthen or to discard their own opinions，if the dissents happened to be weighty or instructive; either to refute or neglect such dissents as should be ill-founded or insignificant. They will remain valetudinarians，so long as a curtain of compromise shelters them from the real belief of those of their neighbours who have ventured to use their minds with some measure of independence. A very brief contact with people who，when the occasion comes，do not shrink from saying what they think，is enough to modify that excessive liability to be shocked at truth-speaking，which is only so common because truth-speaking itself is so unfamiliar.

Now，however great the pain inflicted by the avowal of unbelief，it seems to the present writer that one relationship in life，and one only，justifies us in being silent where otherwise it would be right to speak. This relationship is that between child and parents. Those parents are wisest who train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in the utmost liberty both of thought and speech; who do not instill dogmas into them，but inculcate upon them the sovereign importance of correct ways of forming opinions; who，while never dissembling the great fact that if one opinion is true，its contradictory cannot be true also，but must be a lie and must partake of all the evil qualities of a lie，yet always set them the example of listening to unwelcome opinions with patience and candour. Still all parents are not wise. They cannot all endure to hear of any religious opinions except their own. Where it would give them sincere and deep pain to hear a son or daughter avow disbelief in the inspiration of the Bible and so forth，then it seems that the younger person is warranted in refraining from saying that he or she does not accept such and such doctrines. This，of course，only where the son or daughter feels a tender and genuine attachment to the parent. Where the parent has not earned this attachment，has been selfish，indifferent，or cruel，the title to the special kind of forbearance of which we are speaking can hardly exist. In an ordinary way，however，a parent has a claim on us which no other person in the world can have，and a man's self-respect ought scarcely to be injured if he finds himself shrinking from playing the apostle to his own father and mother.

One can indeed imagine circumstances where this would not be true. If you are persuaded that you have had revealed to you a glorious gospel of light and blessedness，it is impossible not to thirst to impart such tidings most eagerly to those who are closest about your heart. We are not in that position. We have as yet no magnificent vision，so definite，so touching，so 'clothed with the beauty of a thousand stars,' as to make us eager，for the sake of it，to murder all the sweetnesses of filial piety in an aggressive eristic. This much one concedes. Yet let us ever remember that those elders are of nobler type who have kept their minds in a generous freedom，and have made themselves strong with that magnanimous confidence in truth，which the Hebrew expressed in old phrase，that if counsel or work be of men it will come to nought，but if it be of God ye cannot overthrow it.

Even in the case of parents，and even though our new creed is but rudimentary，there can be no good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further in the way of economy than mere silence. Neither they nor any other human being can possibly have a right to expect us，not merely to abstain from the open expression of dissents，but positively to profess unreal and feigned assents. No fear of giving pain，no wish to soothe the alarms of those to whom we owe much，no respect for the natural clinging of the old to the faith which has accompanied them through honourable lives，can warrant us in saying that we believe to be true what we are convinced is false. The most lax moralist counts a lie wrong，even when the motive is unselfish，and springs from the desire to give pleasure to those whom it is our duty to please. A deliberate lie avowedly does not cease to be one because it concerns spiritual things. Nor is it the less wrong because it is uttered by one to whom all spiritual things have become indifferent. Filial affection is a motive which would，if any motive could，remove some of the taint of meanness with which pious lying，like every other kind of lying，tends to infect character. The motive may no doubt ennoble the act，though the act remains in the category of forbidden things. But the motive of these complaisant assents and false affirmations，taken at their very best，is still comparatively a poor motive. No real elevation of spirit is possible for a man who is willing to subordinate his convictions to his domestic affections，and to bring himself to a habit of viewing falsehood lightly，lest the truth should shock the illegitimate and over-exacting sensibilities either of his parents or any one else. We may understand what is meant by the logic of the feelings，and accept it as the proper corrective for a too intense egoism. But when the logic of the feelings is invoked to substitute the egoism of the family for the slightly narrower egoism of the individual，it can hardly be more than a fine name for self-indulgence and a callous indifference to all the largest human interests.

This brings us to consider the case of another no less momentous relationship，and the kind of compromise in the matter of religious conformity which it justifies or imposes. It constantly happens that the husband has wholly ceased to believe the religion to which his wife clings with unshaken faith. We need not enter into the causes why women remain in bondage to opinions which so many cultivated men either reject or else hold in a transcendental and non-natural sense. The only question with which we are concerned is the amount of free assertion of his own convictions which a man should claim and practise，when he knows that such convictions are distasteful to his wife. Is it lawful，as it seems to be in dealing with parents，to hold his conviction silently? Is it lawful either positively or by implication to lead his wife to suppose that he shares her opinions，when in truth he rejects them?

If it were not for the maxims and practice in daily use among men otherwise honourable，one would not suppose it possible that two answers could be given to these questions by any one with the smallest pretence of principle or self-respect. As it is，we all of us know men who deliberately reject the entire Christian system，and still think it compatible with uprightness to summon their whole establishments round them at morning and evening，and on their knees to offer up elaborately formulated prayers，which have just as much meaning to them as the entrails of the sacrificial victim had to an infidel haruspex. We see the same men diligently attending religious services; uttering assents to confessions of which they really reject every syllable; kneeling，rising，bowing，with deceptive solemnity; even partaking of the sacrament with a consummate devoutness that is very edifying to all who are not in the secret，and who do not know that they are acting a part，and making a mock both of their own reason and their own probity，merely to please persons whose delusions they pity and despise from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s.

On the surface there is certainly nothing to distinguish this kind of conduct from the grossest hypocrisy. Is there anything under the surface to relieve it from this complexion? Is there any weight in the sort of answer which such men make to the accusation that their conformity is a very degrading form of deceit，and a singularly mischievous kind of treachery? Is the plea of a wish to spare mental discomfort to others an admissible and valid plea? It seems to us to be none of these things，and for the following among other reasons.

If a man drew his wife by lot，or by any other method over which neither he nor she has any control，as in the case of parents，perhaps he might with some plausibleness contend that he owed her certain limited deferences and reserves，just as we admit that he may owe them to his parents.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Marriage，in this country at least，is the result of mutual choice. If men and women do as a matter of fact usually make this choice hastily and on wofully imperfect information of one another's characters，that is no warrant for a resort to unlawful expedients to remedy the blunder. If a woman cares ardently enough about religion to feel keen distress at the idea of dissent from it on the part of thos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er，she surely may be expected to take reasonable pains to ascertain beforehand the religious attitude of one with whom she is about to unite herself for life. On the other hand，if a man sets any value on his own opinions，if they are in any real sense a part of himself，he must be guilty of something like deliberate and systematic duplicity during the acquaintance preceding marriage，if his dissent has remained unsuspected. Certainly if men go through society before marriage under false colours，and feign beliefs which they do not hold，they have only themselves to thank for the degradation of having to keep up the imposture afterwards. Suppose a protestant were to pass himself off for a catholic because he happened to meet a catholic lady whom he desired to marry. Everybody would agree in calling such a man by a very harsh name. It is hard to see why a freethinker，who by reticence and conformity passes himself off for a believer，should be more leniently judg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catholic and a protestant are assuredly not any greater than those between a believer and an unbeliever. We all admit the baseness of dissimulation in the former case. Why is it any less base in the latter?

Marriages，however，are often made in haste，or heedlessly，or early in life，before either man or woman has come to feel very deeply about religion either one way or another. The woman does not know how much she will need religion，nor what comfort it may bring to her. The man does not know all the objections to it which may disclose themselves to his understanding as the years ripen. There is always at work that most unfortunate maxim，tacitly held and acted upon in ninety-nine marriages out of a hundred，that money is of importance，and social position is of importance，and good connections are of importance，and health and manners and comely looks，and that the only thing which is of no importance whatever is opinion and intellectual quality and temper. Now granting that both man and woman are indifferent at the time of their union，is that any reason why upon either of them acquiring serious convictions，the other should be expected，out of mere complaisance，to make a false and hypocritical pretence of sharing them? To see how flimsy is this plea of fearing to give pain to the religious sensitiveness of women，we have only to imagine one or two cases which go beyond the common experience，yet which ought not to strain the plea，if it be valid.

Thus，if my wife turns catholic，am I to pretend to turn catholic too，to save her the horrible distress of thinking that I am doomed to eternal perdition? Or if she chooses to embrace the doctrine of direct illumination from heaven，and to hear voices bidding her to go or come，to do or abstain from doing，am I too to shape my conduct after these fancied monitions? Or if it comes into her mind to serve tables，and to listen in all faith to the miracles of spiritualism，am I，lest I should pain her，to feign a surrender of all my notions of evidence，to pretend a transformation of all my ideas of worthiness in life and beyond life，and to go to s ances with the same regularity and seriousness with which you go to church? Of course in each of these cases everybody who does not happen to share the given peculiarity of belief，will agree that however severely a husband's dissent might pain the wife，whatever distress and discomfort it might inflict upon her，yet he would be bound to let her suffer，rather than sacrifice his veracity and self-respect. Why then is it any less discreditable to practise an insincere conformity in more ordinary circumstances? If the principle of such conformity is good for anything at all，it ought to cover these less usual cases as completely as the others which are more usual. Indeed there would be more to be said on behalf of conformity for politeness' sake，where the woman had gone through some great process of change，for then one might suppose that her heart was deeply set on the matter. Even then the plea would be worthless，but it is more indisputably worthless still where the sentiment which we are bidden to respect at the cost of our own freedom of speech is nothing more laudable than a fear of moving out of the common groove of religious opinion，or an intolerant and unreasoned bigotry，or mere stupidity and silliness of the vulgarest type.[6]

Ah，it is said，you forget that women cannot live without religion. The present writer is equally of this opinion that women cannot be happy without a religion，nor men either.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It does not follow because a woman cannot be happy without a religion，that therefore she cannot be happy unless her husband is of the same religion. Still less，that she would be made happy by his insincerely pretending to be of the same religion. And least of all is it true，if both these propositions were credible，that even then for the sake of her happiness he is bound not merely to live a life of imposture，but in so doing to augment the general forces of imposture in the world，and to make the chances of truth，light，and human improvement more and more unfavourable. Women are at present far less likely than men to possess a sound intelligence and a habit of correct judgment. They will remain so，while they have less ready access than men to the best kinds of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training，and —what is far more important—while social arrangements exclude them from all those kinds of public activity，which are such powerful agents both in fitting men to judge soundly，and in forming in them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judgments being sound.

It may be contended that this alleged stronger religiosity of women，however coarse and poor in its formulae，is yet of constant value as a protest in favour of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eligious element in human character and life，and that this is a far more important thing for us all than the greater or less truth of the dogmas with which such religiosity happens to be associated. In reply to this，without tediously labouring the argument，I venture to mak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In the first place，it is an untenable idea that religiosity or devoutness of spirit is valuable in itself，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goodness or badness of the dogmatic forms and the practices in which it clothes itself. A fakir would hardly be an estimable figure in our society，merely because his way of living happens to be a manifestation of the religious spirit. If the religious spirit leads to a worthy and beautiful life，if it shows itself in cheerfulness，in pity，in charity and tolerance，in forgiveness，in a sense of the largeness and the mystery of things，in a lifting up of the soul in gratitude and awe to some supreme power and sovereign force，then whatever drawback there may be in the way of superstitious dogma，still such a spirit is on the whole a good thing. If not，not. It would be better without the superstition: even with the superstition it is good. But if the religious spirit is only a fine name for narrowness of understanding，for stubborn intolerance，for mere social formality，for a dread of losing that poor respectability which means thinking and doing exactly as the people around us think and do，then the religious spirit is not a good thing，but a thoroughly bad and hateful thing. To that we owe no management of any kind. Any one who suppresses his real opinions，and feigns others，out of deference to such a spirit as this in his household，ought to say plainly both to himself and to us that he cares more for his own ease and undisturbed comfort than he cares for truth and uprightness. For it is that，and not any tenderness for holy things，which is the real ground of his hypocrisy.

Now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ligious spirit in its nobler form，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any one genuinely animated by it would be soothed by the knowledge that her dearest companion is going through life with a mask on，quietly playing a part，uttering untrue professions，doing his best to cheat her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a monstrous spiritual make-believe. One would suppose that instead of having her religious feeling gratified by conformity on these terms，nothing could wound it so bitterly nor outrage it so unpardonably. To know that her sensibility is destroying the entireness of the man's nature，its loyalty alike to herself and to truth，its freedom and singleness and courage—surely this can hardly be less distressing to a fine spirit than the suspicion that his heresies may bring him to the pit，or than the void of going through life without even the semblance of religious sympathy between them. If it be urged that the woman would never discover the piety of the man to be a counterfeit，we reply that unless her own piety were of the merely formal kind，she would be sure to make the discovery. The congregation in the old story were untouched by the disguised devil's eloquence on behalf of religion: it lacked unction. The verbal conformity of the unbeliever lacks unction，and its hollowness is speedily revealed to the quick apprehension of true faith.[7]

Let us not be supposed to be arguing in favour of incessant battle of high dialectic in the household. Nothing could be more destructive of the gracious composure and mental harmony，of which household life ought to be，but perhaps seldom is，the great organ and instrument. Still less are we pleading for the freethinker's right at every hour of day or night to mock，sneer，and gibe at the sincere beliefs and conscientiously performed rites of those，whether men or women，whether strangers or kinsfolk，from whose religion he disagrees. 'It is not ancient impressions only,' said Pascal，'which are capable of abusing us. The charm of novelty has the same power.' The prate of new-born scepticism may be as tiresome and as odious as the cant of gray orthodoxy. Religious discussion is not to be foisted upon us at every turn either by defenders or assailants. All we plead for is that when the opportunity meets the freethinker full in front，he is called upon to speak as freely as he thinks. Not more than this. A plain man has no trouble in acquiring this tact of reasonableness. We may all write what we please，because it i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ether they will hearken or not. But in the family this is not so. If a man systematically intrudes disrespectful and unwelcome criticism upon a woman who retains the ancient belief，he is only showing that freethinker may be no more than bigot differently writ. It ought to be essential to no one's self-respect that he cannot consent to live with people who do not think as he thinks. We may be sur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shallow and convulsive about the beliefs of a man who cannot allow his house-mates to possess their own beliefs in peace.

On the other hand，it is essential to the self-respect of every one with the least love of truth that he should be free to express his opinions on every occasion，where silence would be taken for an assent which he does not really give. Still more unquestionably，he should be free from any obligation to forswear himself either directly，as by false professions，or by implication，as when he attend services，public or private，which are to him the symbol of superstition and mere spiritual phantasmagoria. The vindication of this simple right of living one's life honestly can hardly demand any heroic virtue. A little of the straightforwardness which men are accustomed to call manly，is the only quality that is needed; a little of that frank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in spiritual things，which men are usually so ready to practise towards their wives in temporal things. It must be a keen delight to a cynic to see a man who owns that he cannot bear to pain his wife by not going to church and saying prayers，yet insisting on having his own way，fearlessly thwarting her wishes，and contradicting her opinions，in every other detail，small and great，of the domestic economy.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e painful element in companionship is not difference of opinion，but discord of temperamen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hat two people should be inspired by the same convictions，but rather that each of them should hold his and her own convictions in a high and worthy spirit. Harmony of aim，not identity of conclusion，is the secret of the sympathetic life; to stand on the same moral plane，and that，if possible，a high one; to find satisfaction in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life and the universe，and yet the same satisfaction. It is certainly not less possible to disbelieve religiously than to believe religiously. This accord of mind，this emulation in freedom and loftiness of soul，this kindred sense of the awful depth of the enigma which the one believes to be answered，and the other suspects to be for ever unanswerable—here，and not in a degrading and hypocritical conformity，is the true gratification of those spiritual sensibilities which are alleged to be so much higher in women than in men. Where such an accord exists，there may still be solicitude left in the mind of either at the superstition or the incredulity of the other，but it will be solicitude of that magnanimous sort which is in some shape or other the inevitable and not unfruitful portion of every better nature.

If there are women who petulantly or sourly insist on more than this kind of harmony，it is probable that their system of divinity is little better than a special manifestation of shrewishness. The man is as much bound to resist that，as he is bound to resist extravagance in spending money，or any other vice of character. If he does not resist it，if he suppresses his opinions，and practices a hypocritical conformity，it must be from weakness of will and principle. Against this we have nothing to say.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people，men no less than women，are born invertebrate，and they must got on as they best can. But let us at least bargain that they shall not erect the maxims of their own feebleness into a rule for those who are braver and of stronger principle than themselves. And do not let the accidental exigencies of a personal mistake be made the foundation of a general doctrine. It is a poor saying，that the world is to become void of spiritual sincerity，because Xanthippe has a turn for respectable theology.

One or two words should perhaps be said in this place as to conformity to common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Where the parents differ，the one being an unbeliever，the other a believer，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anybody to lay down a general rule. The present writer certainly has no ambition to attempt the thorny task of compiling a manual for mixed marriages. It is perhaps enough to say that all would depend upon the nature of the beliefs which the religious person wished to inculcate. Considering that the woman has an absolutely equal moral right with the man to decide in what faith the child shall be brought up，and considering how important it is that the mother shoul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s affections and impulses，the most resolute of deniers may perhaps think that the advantages of leaving the matter to her，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of having a superstitious bias given to the young mind. In these complex cases an honest and fair-minded man's own instincts are more likely to lead him right than any hard and fast rule. Two reserves in assenting to the wife's control of early teaching will probably suggest themselves to everybody who is in earnest about religion. First，if the theology which the woman desires to instill contains any of those wicked and depraving doctrines which neither Catholicism nor Calvinism is without，in the hands of some professors，the husband is as much justified in pressing his legal rights over the child to the uttermost，as he would be if the proposed religion demanded physical mutilation. Secondly，he will not himself take part in baptismal or other ceremonies which are to him no better than mere mummeries，nor will he ever do anything to lead his children at any age to suppose that he believes what he does not believe. Such limitations as these are commanded by all considerations alike of morality and good sense.

To turn to the more normal case where either the man has had the wise forethought not to yoke himself unequally with a person of ardent belief which he does not share，or where both parents dissent from the popular creed. Here，whatever difficulties may attend its application，the principle is surely as clear as the sun at noonday. There can be no good plea for the deliberate and formal inculcation upon the young of a number of propositions which you believe to be false. To do this is to sow tares not in your enemy's field，but in the very ground which is most precious of all others to you and most full of hope for the future. To allow it to be done merely that children may grow up in the stereotyped mould，is simply to perpetuate in new generations the present thick-sighted and dead-heavy state of our spirits. It is to do one's best to keep society for an indefinite time sapped by hollow and void professions，instead of being nourished by sincerity and whole-heartedness.[8]

Nor here，more than elsewhere in this chapter，are we trying to turn the family into a field of ceaseless polemic. No one who knows the stuff of which life is made，the pressure of material cares，the play of passion，the busy energising of the affections，the anxieties of health，and all the other solicitudes，generous or ignoble，which naturally absorb the days of the common multitude of men— is likely to think such an ideal either desirable or attainable. Least of all is it desirable to give character a strong set in this polemical direction in its most plastic days. The controversial and denying humour is a different thing from the habit of being careful to know what we mean by the words we use，and what evidence there is for the beliefs we hold. It is possible to foster the latter habit without creating the former. And it is possible to bring up the young in dissent from the common beliefs around them，or in indifference to them，without engendering any of that pride in eccentricity for its own sake，which is so little likeable a quality in either young or old. There is，however，little risk of an excess in this direction. The young tremble even more than the old at the penalties of nonconformity. There is more excuse for them in this. Such penalties in their case usually come closer and in more stringent forms. Neither have they had time to find out，as their elders have or ought to have found out，what a very moderate degree of fortitude enables us to bear up against social disapproval，when we know that it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common form of convention.

The great object is to keep the minds of the young as open as possible in the matter of religion; to breed in them a certain simplicity and freedom from self-consciousness，in finding themselves without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stoms of those around them; to make them regard differences in these respects as very natural and ordinary matters，susceptible of an easy explanation. It is of course inevitable，unless they are brought up in cloistered seclusion，that they should hear much of the various articles of belief which we are anxious that they should not share. They will ask you whether the story of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s true; whether such and such miracles really happened; whether this person or that actually lived，and actually did all that he is said to have done. Plainly the right course is to tell them，without any agitation or excess or vehemence or too much elaboration，the simple truth in such matters exactly as it appears to one's own mind.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y should not know the best parts of the Bible as well as they know the Iliad or Herodotu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they should know them better. But one most important condition of this is constantly overlooked by people，who like to satisfy their intellectual vanity by scepticism，and at the same time to make their comfort safe by external conformity. If the Bible is to be taught only because it is a noble and most majestic monument of literature，it should be taught as that and no more. That a man who regards it solely us supreme literature，should impress it upon the young as the supernaturally inspired word of God and the accurate record of objective occurrences，is a piece of the plainest and most shocking dishonesty. Let a youth be trained in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recognition of the truth that we can know，and can conjecture，nothing with any assurance as to the ultimate mysteries of things. Let his imagination and his sense of awe be fed from those springs，which are none the less bounteous because they flow in natural rather than supernatural channels. Let him be taught the historic place and source of the religions which he is not bound to accept，unless the evidence for their authority by and by brings him to another mind. A boy or girl trained in this way has an infinitely better chance of growing up with the true spirit and leanings of religion implanted in the character，than if they had been educated in formulae which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by people who do not believe them.

The most common illustration of a personal mistake being made the base of a general doctrine，is found in the case of those who，after committing themselves for life to the profession of a given creed，awake to the shocking discovery that the creed has ceased to be true for them. The action of a popular modern story，Mrs. Gaskell's North and South，turns upon the case of a clergyman whoso faith is overthrown，and who in consequence abandons his calling，to his own serious material detriment and under circumstances of severe suffering to his family. I am afraid that current opinion，especially among the cultivated class，would condemn such a sacrifice as a piece of misplaced scrupulosity. No man，it would be said，is called upon to proclaim his opinions，when to do so will cost him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is will depend upon the value which he sets upon the opinions that be has to proclaim. If such a proposition is true，the world must efface its habit of admiration for the martyrs and heroes of the past，who embraced violent death rather than defile themselves by a lying confession. Or is present heroism ridiculous，and only past heroism admirable? However，nobody has a right to demand the heroic from all the world; and if to publish his dissent from the opinions which he nominally holds would reduce a man to beggary，human charity bids us say as little as may be. We may leave such men to their unfortunate destiny，hoping that they will make what good use of it may be possible. Non ragioniam di lor. These cases only show the essential and profound immorality of the priestly profession in all its forms，and no matter in connection with what church or what dogma which makes a man's living depend on his abstaining from using his mind，or concealing the conclusions to which use of his mind has brought him.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society will look back on the doctrine，that they who serve the altar should live by the altar，as a doctrine of barbarism and degradation.

But if one，by refusing to offer a pinch of incense to the elder gods，should thus strip himself of a marked opportunity of exerting an undoubtedly useful influence over public opinion，or over a certain section of society，is he not justified in compromising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preserve this influence? Instead of answering this directly，we would make the following remarks. First，it can seldom be clear in times like our own that religious heterodoxy must involve the loss of influence in other than religious spheres. The apprehension that it will do so is due rather to timorousness and a desire to find a fair reason for the comforts of silence and reserve. If a teacher has anything to tell the world in science，philosophy，history，the world will not be deterred from listening to him by knowing that he does not walk in the paths of conventional theology. Second，what influence can a man exert，that should seem to him more useful than that of a protester against what he counts false opinions，in the most decisive and important of all regions of thought? Surely if any one is persuaded，whether rightly or wrongly，that his fellows are expending the best part of their imaginations and feelings on a dream and a delusion，and that by so doing moreover they are retarding to an indefinite degree the wider spread of light and happiness，then nothing that he can tell them about chemistry or psychology or history can in his eyes be comparable in importance to the duty of telling them this. There is no advantage nor honest delight in influence，if it is only to be exerted in the sphere of secondary objects，and at the cost of the objects which ought to be foremost in the eyes of serious people. In truth the men who have done most for the world have taken very little heed of influence. They have sought light，and left their influence to fare as it might list. Can we not imagine the mingled mystification and disdain with which a Spinosa or a Descartes，a Luther or a Pascal，would have listened to an exhortation in our persuasive modern manner on the niceties of the politic and the social obligation of pious fraud? It is not given to many to perform the achievements of such giants as these，but every one may help to keep the standard of intellectual honesty at a lofty pitch，and what better service can a man render than to furnish the world with an example of faithful dealing with his own conscience and with his fellows? This at least is the one talent that is placed in the hands of the obscurest of us all.[9]

And what is this smile of the world，to win which we are bidden to sacrifice our moral manhood; this frown of the world，whose terrors are more awful than the withering up of truth and the slow going out of light within the souls of us? Consider the triviality of life and conversation and purpose，in the bulk of those whose approval is held out for our prize and the mark of our high calling. Measure，if you can，the empire over them of prejudice unadulterated by a single element of rationality，and weigh，if you can，the huge burden of custom，unrelieved by a single leavening particle of fresh thought. Ponder the share which selfishness and love of ease have in the vitalit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opinions that we are forbidden to dispute. Then how pitiful a thing seems the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of these creatures of the conventions of the hour，as one figures the merciless vastness of the universe of matter sweeping us headlong through viewless space; as one hears the wail of misery that is for ever ascending to the deaf gods; as one counts the little tale of the years that separate us from eternal silence. In the light of these things，a man should surely dare to live his small span of life with little heed of the common speech upon him or his life，only caring that his days may be full of reality，and his conversation of truth-speaking and wholeness.

Those who think conformity in the matters of which we have been speaking harmless and unimportant，must do so either from indifference or else from despair. It is difficult to convince any one who is possessed by either one or other of these two evil spirits. Men who have once accepted them，do not easily relinquish philosophies that relieve their professors from disagreeable obligations of courage and endeavour. To the indifferent person one can say nothing. We can only acquiesce in that deep and terrible scripture，'He that is filthy，let him be filthy still.' To those who despair of human improvement or the spread of light in the face of the huge mass of brute prejudice，we can only urge that the enormous weight and the firm hold of baseless prejudice and false commonplace are the very reasons which make it so important that those who are not of the night nor of the darkness should the more strenuously insist on living their own lives in the daylight. To those，finally，who do not despair，but think that the new faith will come so slowly that it is not worth while for the poor mortal of a day to make himself a martyr，we may suggest that the new faith when it comes will be of little worth，unless it has been shaped by generations of honest and fearless men，and unless it finds in those who are to receive it an honest and fearless temper. Our plea is not for a life of perverse disputings or busy proselytising，but only that we should learn to look at one another with a clear and steadfast eye，and march forward along the paths we choose with firm step and erect front. The first advance towards either the renovation of one faith or the growth of another，must be the abandonment of those habits of hypocritical conformity and compliance which have filled the air of the England of to-day with gross and obscuring m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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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t may be said that Hume meant no more than this: that of two equally oppressed nations，the one which had been taught to assent to the doctrine of resistance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practise 'the sacred duty of insurrection' than the other，from whom the doctrine had been concealed. Or，in other words，that the first would rise against oppression，when the oppression had reached a pitch which to the second would still seem bearable. The answer to answer to Hume's proposition，interpreted in this way，would be that if the doctrine of resistance be presented to the populace in its true shape,—if it be 'truth,' as he admits,—then the application of it in practice should be as little likely to prove mischievous as that of any other truth. If the gist of the remark be that this is a truth which the populace is especially likely to apply wrongly，in consequence of its ignorance，passion，and heedlessness，we may answer by appealing to history，which is rather a record of excessive patience in the various nations of the earth than of excessive petulance.

[2] There is another ground fo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nditions of holding and those of expressing opinion. This depends upon the psychological proposition that belief is independent of the will. Though this or any other state of the understanding may be involuntary，the manifestation of such a state is not so，but is a voluntary act，and，'being neutral in itself，may be commendable or reprehensible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it takes place.' (Bailey's Essay on Formation of Opinion,§ 7).

[3] The following words，illustrating the continuity between the Christian and Jewish churches，are not without instruction to those who meditate on the possible continuity between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that which is one day to grow into the place of it:—'Not only do forms and ordinances remain under the Gospel equally as before; but，what was in use before is not so much superseded by the Gospel ordinances as changed into them. What took place under the Law is a pattern，what was commanded is a rule，under the Gospel. The substance remains，the use，the meaning，the circumstances，the benefit is changed; grace is added，life is infused: "the body is of Christ;" but it is in great measure that same body which was in being before He came. The Gospel has not put aside，it has incorporated into itself the revelation which went before it. It avails itself of the Old Testament，as a great gift to Christian as well as to Jew. It does not dispense with it，but it dispenses it. Persons sometimes urge that there is no code of duty in the New Testament，no ceremonial，no rules for Church polity. Certainly not; they are unnecessary; they are already given in the Old. Why should the Old Testament remain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but to be used? There we are to look for our forms，our rites，our polity; only illustrated，tempered，spiritualised by the Gospel. The preempts remain，the observance of them is changed,' Dr. J.H. Newman; Sermon on Subjects of the Day，p. 205.

[4] There is a set of most acute and searching criticisms on this matter in Mr. Leslie Stephen's Essays on Free-Thinking and Plain-Speaking (Longmans，1873). The last essay in the volume，An Apology for Plain-Speaking, is a decisive and remarkable exposition of the treacherous playing with words，which underlies even the most vigorous efforts to make the phrases and formula of the old creed hold the reality of new faith.

[5] Upon this sentence the following criticism has been made:—'Surely both of these so–called contradictions are deliberately affirmed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all thinkers upon the subject. What orthodox asserter of the omnipresence of a "Creator with intelligible attributes" ever maintained that these attributes could be "grasped by men"?'—The orthodox asserter，no doubt，says that he does not maintain that the divine attributes can be grasped by men; but his habitual treatment of them as intelligible，and as the subjects of propositions made in languages that is designed to be intelligible，shows that his first reservation is merely nominal，as it is certainly inconsistent with his general position. Religious people who warn you most solemnly that man who is a worm and the son of a worm cannot possibly compass in his puny understanding the attributes of the Divine Being，will yet—as an eminent divine not in holy orders has truly said—tell you all about him，as if he were the man who lives in the next street.

[6] That able man，the late J.E. Cairnes，suggested the following objection to this paragraph. When two persons marry，there is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almost amounting to an understanding，that they will both of them adhere to their religion，just as both of them tacitly agree to follow the ways of the world in the host of minor social matters. If，therefore，either of them turns to some other creed，the person so turning has，so to speak，broken the contract. The utmost he or she can contend for is forbearance. If a woman embraces catholicism，she may seek tolerance，but she has no right to exact conformity. If the man becomes an unbeliever，he in like manner breaks the bargain，and may be justly asked not to flaunt his misdemeanour.

My answer to this would turn upon the absolute inexpediency of such silent bargains being assumed by public opinion.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opinion，where the whole air is alive with the spirit of change，nobody who takes his life or her life seriously，could allow an assumption which means reduction of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character，the love of truth，to a nullity.

[7] The reader remembers how Wolmar，the atheistic husband of Julie in Rousseau's New Heloïsa，is distressed by the chagrin which his unbelief inflicts on the piety of his wife. 'He told me that he had been frequently tempted to make a feint of yielding to her arguments，and to pretend，for the sake of calming her sentiments that he did not really hold. But such baseness of soul is too far from him. Without for a moment imposing on Julie，such dissimulation would only have been a new torment to her. The good faith，the frankness，the union of heart，that console for so many troubles，would have been eclipsed between them. Was it by lessening his wife's esteem for him that he could reassure her? Instead of using any disguise，he tells her sincerely what he thinks，but he says it in so simple a tone，etc.—V. v. 126.

[8] The common reason alleged by freethinkers for having their children brought up in the orthodox ways is that，if they were not so brought up，they would be looked on as contaminating agents whom other parents would take care to keep away from the companionship of their children. This excuse may have had some force at another time. At the present day，when belief is so weak，we doubt whether the young would be excluded from the companionship of their equals in age，merely because they had not been trained in some of the conventional shibboleths. Even if it were so，there are certainly some ways of compensating for the disadvantages of exclusion from orthodox circles.

I have heard of a more interesting reason; namely，that the historic position of the young，relatively to the time in which they are placed，is in some sort falsified，unless they have gone through a training in the current beliefs of their age: unless they have undergone that，they miss，as it were，some of the normal antecedents. I do not think this plea will hold good. However desirable it may be that the young should know all sorts of erroneous beliefs and opinions as products of the past，it can hardly be in any degree desirable that they should take them for truths. If there were no other objection，there would be this，that the disturbance and waste of force involved in shaking off in their riper years the erroneous opinions which had been instilled into them in childhood，would more than counter-balance any advantages，whatever their precise nature may be，to be derived from having shared in their own proper persons the ungrounded notions of others.

[9] Miss Martineau has an excellent protest against 'the dereliction of principle shown in supposing that any "Cause" can be of so much importance as fidelity to truth，or can be important at all otherwise than in its relation to truth which wants vindicating. It reminds me of an incident which happened when I was in America，at the time of the severest trials of the Abolitionists. A pastor from the southern States lamented to a brother clergyman in the Nor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nti-slavery question，because the views of their sect were "getting on so well before!" "Getting on!" cried the northern minister. "What is the use of getting your vessel on when you have thrown both captain and cargo overboard?" Thus，what signifies the pursuit of any one reform，like those specified,—Anti-slavery and the Woman question,—when the freedom which is the very soul of the controversy，the very principle of the movement，—is mourned over in any other of its many manifestations? The only effectual advocates of such reforms as those are people who follow truth wherever it leads.'—Autobiography，ii. 442.

CHAPTER V　THE REALISATION OF OPINION

A person who takes the trouble to form his own opinions and beliefs will feel that he owes no responsibility to the majority for his conclusions. If he is a genuine lover of truth，if he is inspired by the divine passion for seeing things as they are，and a divine abhorrence of holding ideas which do not conform to the facts，he will be wholly independent of the approval or assent of the persons around him. When he proceeds to apply his beliefs in the practical conduct of life，the position is different. There are now good reasons why his attitude should be in some ways less inflexible. The society in which he is placed is a very ancient and composite growth. The people from whom he dissents have not come by their opinions，customs，and institutions by a process of mere haphazard. These opinions and customs all had their origin in a certain real or supposed fitness. They have a certain depth of root in the lives of a proportion of the existing generation. Their fitness for satisfying human needs may have vanished，and their congruity with one another may have come to an end. That is only one side of the truth. The most zealous propagandism cannot penetrate to them. The quality of bearing to be transplanted from one kind of soil and climate to another is not very common，and it is far from being inexhaustible even where it exists.

In common language we speak of a generation as something possessed of a kind of exact unity，with all its parts and members one and homogeneous. Yet very plainly it is not this. It is a whole，but a whole in a state of constant flux. Its factors and elements are eternally shifting. It is not one，but many generations. Each of the seven ages of man is neighbour to all the rest. The column of the veterans is already staggering over into the last abyss，while the column of the newest recruits is forming with all its nameless and uncounted hopes. To each its tradition，its tendency，its possibilities. Only a proportion of each in one society can have nerve enough to grasp the banner of a new truth，and endurance enough to bear it along rugged and untrodden ways.

And then，as we have said，one must remember the stuff of which life is made. One must consider what an overwhelming preponderance of the most tenacious energies and most concentrated interests of a society must be absorbed between material cares and the solicitude of the affections. It is obviously unreasonable to lose patience and quarrel with one's time，because it is tardy in throwing off its institutions and beliefs，and slow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the problem in front of it. Men and women have to live. The task for most of them is arduous enough to make them well pleased with even such imperfect shelter as they find in the use and wont of daily existence. To insist on a whole community being made at once to submit to the reign of new practices and new ideas，which have just begun to commend themselves to the most advanced speculative intelligence of the time,—this，even if it were a possible process，would do much to make life impracticable and to hurry on social dissolution.

'It cannot be too emphatically asserted,' as has been said by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modern thinkers，'that this policy of compromise，alike in institutions，in actions，and in beliefs，which especially characterises English life，is a policy essential to a society goi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s caused by continu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deas and institutions proper to a past social state，but incongruous with the new social state that has grown out of it，surviving into this new social state they have made possible，and disappearing only as this new social state establishes its own ideas and institutions，are necessarily，during their survival，in conflict with these new ideas and institutions—necessarily furnish elements of contradiction in men's thoughts and deeds. And yet，as for the carrying on of social life，the old must continue so long as the new is not ready，this perpetual compromise is an indispensable accompaniment of a normal development.'[1]

Yet we must not press this argument，and the state of feeling that belongs to it，further than they may be fairly made to go. The danger in most natures lies on this side，for on this side our love of ease works，and our prejudices. The writer in the passage we have just quoted is describing compromise as a natural state of things，the resultant of divergent forces. He is not professing to define its conditions or limits as a practical duty. Nor is there anything in his words，or in the doctrine of social evolution of which he is the most elaborate and systematic expounder，to favour that deliberate sacrifice of truth，either in search or in expression，against which our two previous chapters were meant to protest.[2] When Mr. Spencer talks of a new social state establishing its own ideas，of course he means，and can only mean，that men and women establish their own ideas，and to do that，it is obvious that they must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conceived them without any special friendliness of reference to the old ideas，which they were in the fulness of time to supersede. Still less，of course，can a new social state ever establish its ideas，unless the persons who hold them confess them openly，and give to them an honest and effective adherence.

Every discussion of the mor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nduct must contain，expressly or by implication，some general theory of the nature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social union. Let us state in a few words that which seems to command the greatest amount both of direct and analogical evidence in our time. It is perhap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to discuss our subject with immediate and express reference to this theory，because it has become in some minds a plea for a kind of philosophic indifference towards any policy of Thorough，as well as an excuse for systematic abstention from vigorous and downright courses of action.

A progressive society is now constantly and justly compared to a growing organism. Its vitality in this aspect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changes in ideas and institutions. These changes arise spontaneously from the operation of the whole body of social conditions，external and internal.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affections and desires are always acting on the domestic，political，and economic ordering. They influence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They touch relations with societies outside. In turn they are constantly being acted on by all these elements. In a society progressing in a normal and uninterrupted course，this play and interaction is the sign and essence of life. It is，as we are so often told，a long process of new adaptations and re-adaptations; of the modification of tradition and usage by truer ideas and improved institutions. There may be，and there are，epochs of rest，when this modification in its active and demonstrative shape slackens or ceases to be visible. But even then the modifying forces are only latent. Further progress depends on the revival of their energy，before there has been time for the social structure to become ossified and inelastic. The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is the history of the displacement of old conceptions by new ones more conformable to the facts. It is the record of the removal of old institutions and ways of living，in favour of others of greater convenience and ampler capacity，at once multiplying and satisfying human requirements.

Now compromise，in view of the foregoing theory of social advance，may be of two kinds，and of these two kinds one is legitimate and the other not. It may stand for two distinct attitudes of mind，one of them obstructive and the other not. It may mean the deliberate suppression or mutilation of an idea，in order to make it congruous with the traditional idea or the current prejudice on the given subject，whatever that may be. Or else it may mean a rational acquiescence in the fact that the bulk of your contemporaries are not yet prepared either to embrace the new idea，or to change their ways of living in conformity to it. In the one case，the compromiser rejects the highest truth，or dissembles his own acceptance of it. In the other，he holds it courageously for his ensign and device，but neither forces nor expects the whole world straightway to follow. The first prolongs the duration of the empire of prejudice，and retards the arrival of improvement. The second does his best to abbreviate the one，and to hasten and make definite the other，yet he does not insist on hurrying changes which，to be effective，would require the active support of numbers of persons not yet ripe for them. It is legitimate compromise to say:—'I do not expect you to execute this improvement，or to surrender that prejudice，in my time. But at any rate it shall not be my fault if the improvement remains unknown or rejected. There shall be one man at least who has surrendered the prejudice，and who does not hide that fact.' It is illegitimate compromise to say:—'I cannot persuade you to accept my truth; therefore I will pretend to accept your falsehood.'

That this distinction is as sound on the evolutional theory of society as on any other is quite evident. It would be odd if the theory which makes progress depend on modification forbade us to attempt to modify. When it is said that the various successive changes in thought and institution present and consummate themselves spontaneously，no one means by spontaneity that they come to pass independently of human effort and volition. On the contrary，this energy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is one of the spontaneous elements. It is quite as indispensable as any other of them，if indeed it be not more so. Progress depends upon tendencies and forces in a community. But of these tendencies and forces，the organs and representatives must plainly be found among the men and women of the community，and cannot possibly be found anywhere else. Progress is not automatic，in the sense that if we were all to be cast into a deep slumber for the space of a generation，we should awake to find ourselves in a greatly improved social state. The world only grows better，even in the moderate degree in which it does grow better，because people wish that it should，and take the right steps to make it better. Evolution is not a force，but a process; not a cause，but a law. It explains the source，and marks the immovable limitations，of social energy. But social energy itself can never be superseded either by evolution or by anything else.

The reproach of being impracticable and artificial attaches by rights not to those who insist on resolute，persistent，and uncompromising efforts to remove abuses，but to a very different class—to those，namely，who are credulous enough to suppose that abuses and bad customs and wasteful ways of doing things will remove themselves. This credulity，which is a cloak for indolence or ignorance or stupidity，overlooks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bodies of men，more or less numerous，attached by every selfish interest they have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se abusive customs. 'A plan,' says Bentham，'may be said to be too good to be practicable，where，without adequate inducement in the shape of personal interest，it requires for its accomplishment that some individual or class of individuals shall have made a sacrifice of his or their personal interest to the interest of the whole. When it is on the part of a body of men or a multitude of individuals taken at random that any such sacrifice is reckoned upon，then it is that in speaking of the plan the term Utopian may without impropriety be applied.' And this is the very kind of sacrifice which must be anticipated by those who so misunderstand the doctrine of evolution as to believe that the world is improved by some mystic and self-acting social discipline，which dispenses with the necessity of pertinacious attack upon institutions that have outlived their time，and interests that have lost their justification.

We are thus brought to the position—to which，indeed，bare observation of actual occurrences might well bring us，if it were not for the clouding disturbances of selfishness，or of a true philosophy of society wrongly applied—that a society can only pursue its normal course by means of a certain progression of changes，and that these changes can only be initiated by individuals or very small groups of individuals. The progressive tendency can only be a tendency，it can only work its way through the inevitable obstructions around it，by means of persons who are possessed by the special progressive idea. Such ideas do not spring up uncaused and unconditioned in vacant space. They have had a definite origin and ordered antecedents. They are in direct relation with the past.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to one person or little group of persons rather than to another，because circumstances，or the accident of a superior faculty of penetration，have placed the person or group in the way of such ideas. In matters of social improvement the most common reason why one hits upon a point of progress and not another，is that the one happens to be more directly touched than the other by the unimproved practice. Or he is one of those rare intelligences，active，alert，inventive，which by constitution or training find their chief happiness in thinking in a disciplined and serious manner how things can be better done. In all cases the possession of a new idea，whether practical or speculative，only raises into definite speech what others have needed without being able to make their need articulate. This is the principle on which experience shows us that fame and popularity are distributed. A man does not become celebrated in proportion to his general capacity，but because he does or says something which happened to need doing or saying at the moment.

This brings us directly to our immediate subject. For such a man is the holder of a trust It is upon him and those who are like him that the advance of a community depends. If he is silent，then repair is checked，and the hurtful elements of worn-out beliefs and waste institutions remain to enfeeble the society，just as the retention of waste products enfeebles or poisons the body. If in a spirit of modesty which is often genuine，though it is often only a veil for love of ease，he asks why he rather than another should speak，why he before others should refuse compliance and abstain from conformity，the answer is that though the many are ultimately moved，it is always one who is first to leave the old encampment. If the maxim of the compromiser were sound，it ought to be capable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 Nobody has a right to make an apology for himself in this matter，which he will not allow to be valid for others. If one has a right to conceal his true opinions，and to practice equivocal conformities，then all have a right. One plea for exemption is in this case as good as another，and no better. That he has married a wife，that he has bought a yoke of oxen and must prove them，that he has bidden guests to a feast—one excuse lies on the same level as the rest. All are equally worthless as answers to the generous solicitation of enlightened conscience. Suppose，then，that each man on whom in turn the new ideas dawned wore to borrow the compromiser's plea and imitate his example. We know what would happen. The exploit in which no one will consent to go first，remains unachieved. You wait until there are persons enough agreeing with you to form an effective party? But how are the members of the band to know one another，if all are to keep their dissent from the old，and their adherence to the new，rigorously private? And how many members constitute the innovating band an effective force! When one-half of the attendants at a church are unbelievers，will that warrant us in ceasing to attend，or shall we tarry until the dissemblers number two-thirds? Conceive the additions which your caution has made to the moral integrity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meantime. Measure the enormous hindrances that will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way of truth and improvement，when the day at last arrives on which you and your two-thirds take heart to say that falsehood and abuse have now reached their final term，and must at length be swept away into the outer darkness. Consider how much more terrible the shock of change will be when it does come，and how much less able will men be to meet it，and to emerge successfully from it.

Perhaps the compromiser shrinks，not because he fears to march alone，but because he thinks that the time has not yet come for the progressive idea which he has made his own，and for whose triumph one day he confidently hopes. This plea may mean two wholly different states of the case. The time has not yet come for what? For making those positive changes in life or institution，which the change in idea must ultimately involve? That is one thing. Or for propagating，elaborating，enforcing the new idea，and strenuously doing all that one can to bring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a state of theory，which will at last permit the requisite change in practice to be made with safety and success? This is another and entirely different thing. The time may not have come for the first of these two courses. The season may not be advanced enough for us to push on to active conquest. But the time has always come，and the season is never unripe，fo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fruitful idea.

We must go further than that. In so far as it can be done by one man without harming his neighbours，the time has always come for the realisation of an idea. When the change in way of living or in institution is one which requires the assent and co-operation of numbers of people，it may clearly be a matter for question whether men enough are ready to yield assent and co-operation. But the expression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change and the grounds of it，though it may not always be appropriate，can never be premature，and for these reasons. The fact of a new idea having come to one man is a sign that it is in the air. The innovator is as much the son of his generation as the conservative. Heretics have as direct a relation to antecedent conditions as the orthodox. Truth，said Bacon，has been rightly named the daughter of Time. The new idea does not spring up uncaused and by miracle. If it has come to me，there must be others to whom it has only just missed coming. If I have found my way to the light，there must be others groping after it very close in my neighbourhood. My discovery is their goal. They are prepared to receive the new truth，which they were not prepared to find for themselves. The fact that the mass are not yet ready to receive，any more than to find，is no reason why the possessor of the new truth should run to hide under a bushel the candle which has been lighted for him. If the time has not come for them，at least it has come for him. No man can ever know whether his neighbours are ready for change or not. He has all the following certainties，at least:—that he himself is ready for the change; that he believes it would be a good and beneficent one; that unless some one begins the work of preparation，assuredly there will be no consummation; and that if he declines to take a part in the matter，there can be no reason why every one else in turn should not decline in like manner，and so the work remain for ever unperformed. The compromiser who blinds himself to all those points，and acts just as if the truth were not in him，does for ideas with which he agrees，the very thing which the acute persecutor does for ideas which he dislikes—he extinguishes beginnings and kills the germs.

The consideration on which so many persons rely，that an existing institution，though destined to be replaced by a better，performs useful functions provisionally，is really not to the point. It is an excellent reason why the institution should not be removed or fundamentally modified，until public opinion is ripe for the given piece of improvement. But it is no reason at all why those who are anxious for the improvement，should speak and act just as they would do if they thought the change perfectly needless and undesirable. It is no reason why those who allow the provisional utility of a belief or an institution or a custom of living，should think solely of the utility and forget the equally important element of its provisionalness. For the fact of its being provisional is the very ground why every one who perceives this element，should set himself to act accordingly. It is the ground why he should set himself，in other words，to draw opinion in every way open to him—by speech，by voting，by manner of life and conduct—in the direction of new truth and the better practice. Let us not，because we deem a thing to be useful for the hour，act as if it were to be useful for ever. The people who selfishly seek to enjoy as much comfort and ease as they can in an existing state of things，with the desperate maxim，'After us，the deluge,' are not any worse than those who cherish present comfort and case and take the world as it comes，in the fatuous and self-deluding hope，'After us，the millennium.' Those who make no sacrifice to avert the deluge，and those who make none to hasten their millennium，are on the same moral level. And the former have at least the quality of being no worse than their avowed principle，while the latter nullify their pretended hopes by conformities which are only proper either to profound social contentment，or to profound social despair. Nay，they seem to think that there is some merit in this merely speculative hopefulness. They act as if they supposed that to be very sanguine about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mankind，is a virtue that relieves them from taking trouble about any improvement in particular.

If those who defend a given institution are doing their work well，that furnishes the better reason why those who disapprove of it and disbelieve in its enduring efficacy，should do their work well also. Take the Christian churches，for instance. Assume，if you will，that they are serving a variety of useful functions. If that were all，it would be a reason for conforming. But we are speaking of those for whom the matter does not end here. If you are convinced that the dogma is not true; that a steadily increasing number of persons are becoming aware that it is not true; that its efficacy as a basis of spiritual life is being lowered in the same degree as its credibility; that both dogma and church must be slowly replaced by higher forms of faith，if not also by more effective organisations; then，all who hold such views as these have as distinctly a function in the community as the ministers and upholders of the churches，and the zeal of the latter is simply the most monstrously untenable apology that could be invented for dereliction of duty by the former.

If the orthodox to some extent satisfy certain of the necessities of the present，there are other necessities of the future which can only be satisfied by those who now pass for heretical. The plea which we are examining，if it is good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is urged，would have to be expressed in this way: —The institution is working as perfectly as it can be made to do，or as any other in its place would be likely to do，and therefore I will do nothing by word or deed towards meddling with it. Those who think this，and act accordingly，are the consistent conservatives of the community. If a man takes up any position short of this，his conformity，acquiescence，and inertia at once become inconsistent and culpable. For unless the institution or belief is entirely adequate，it must be the duty of all who have satisfied themselves that it is not so，to recognise its deficiences，and at least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m，even if they lack opportunity or capacity to suggest remedies. Now we are dealing with persons who，from the hypothesis，do not admit that this or that factor in an existing social state secures all the advantages which might be secured if instead of that factor there were some other. We are speaking of all the various kinds of dissidents，who think that the current theology，or an established church，or a monarchy，or an oligarchic republic，is a bad thing and a lower form，even at the moment while they attribute provisional merit to it. They can mean nothing by classing each of these as bad things，except that they either bring with them certain serious drawbacks，or exclude certain valuable advantages. The fact that they perform their functions well，such as they are，leaves the fundamental vice or defect of these functions just where it was. If any one really thinks that the current theology involves depraved notions of the supreme impersonation of good，restricts and narrows the intelligence，misdirects the religious imagination，and has become powerless to guide conduct，then how does the circumstance that it happens not to be wholly and unredeemedly bad in its influence，relieve our dissident from all care or anxiety as to the points in which，as we have seen，he does count it inadequate and mischievous? Even if he thinks it does more good than harm—a position which must be very difficult for one who believes the common supernatural conception of it to be entirely false—even then，how is he discharged from the duty of stigmatising the harm which he admits that it does?

Again，take the case of the English monarchy. Grant，if you will，that this institution has a certain function，and that by the present chief magistrate this function is estimably performed. Yet if we are of those who believe that in the stage of civilisation which England has reached in other matters，the monarchy must be either obstructive and injurious，or else merely decorative; and that a merely decorative monarchy tends in divers ways to engender habits of abasement，to nourish lower social ideals，to lessen a high civil self-respect in the community; then it must surely be our duty not to lose any opportunity of pressing these convictions. To do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o act as if one were anxious for the immediate removal of the throne and the crown into the museum of political antiquities. We may have no urgent practical solicitude in this direction，on the intelligible principle that a free people always gets as good a kind of government as it deserves. Our conviction is not，on the present hypothesis，that monarchy ought to be swept away in England，but that monarchy produces certain mischievous consequences to the public spirit of the community. And so what we are bound to do is to take care not to conceal this conviction; to abstain scrupulously from all kinds of action and observance，public or private，which tend ever so remotely to foster the ignoble and degrading elements that exist in a court and spread from it outwards; and to use all the influence we have，however slight it may be，in loading public opinion to a right attitude of contempt and dislike for these ignoble and degrading elements，and the conduct engendered by them. A policy like this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the monarchy，such as they are asserted to be，and it has the effect of making what are supposed to be its disadvantages as little noxious as possible. The question whether we can get others to agree with us is not relevant. If we were eager for instant overthrow，it would be the most relevant of all questions. But we are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the stage for acting on opinion. The fact that others do not yet share our opinion，is the very reason for our action. We can only bring them to agree with us，if it be possible on any terms，by persistency in our principles. This persistency，in all but either very timid or very vulgar natures，always has been and always will be independent of external assent or co-operation. The history of success，as we can never too often repeat to ourselves，is the history of minorities. And what is more，it is for the most part the history of insurrection exactly against what the worldly spirits of the time，whenever it may have been，deemed mere trifles and accidents，with which sensible men should on no account dream of taking the trouble to quarrel.

'Halifax,' says Macaulay，'was in speculation a strong republican and did not conceal it. He often made hereditary monarchy and aristocracy the subjects of his keen pleasantry，while he was fighting the battles of the court and obtaining for himself step after step in the peerage.' We are perfectly familiar with this type，both in men who have，and men who have not，such brilliant parts as Halifax. Such men profess to nourish high ideals of life，of character，of social institutions. Yet they never think of these ideals，when they are deciding what is practically attainable. One would like to ask them what purpose is served by an ideal，if it is not to make a guide for practice and a landmark in dealing with the real. A man's loftiest and most ideal notions must be of a singularly ethereal and，shall we not say，senseless kind，if he can never see how to take a single step that may tend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towards making them more real. If an ideal has no point of contact with what exists，it is probably not much more than the vapid outcome of intellectual or spiritual self-indulgence. If it has such a point of contact，then there is sure to be something which a man can do towards the fulfilment of his hopes. He cannot substitute a new national religion for the old，but he can at least do something to prevent people from supposing that the adherents of the old are more numerous than they really are，and something to show them that good ideas are not all exhausted by the ancient forms. He cannot transform a monarchy into a republic，but he can make sure that one citizen at least shall aim at republican virtues，and abstain from the debasing complaisance of the crowd.

'It is a very great mistake，said Burke，many year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 alleged，and most unreasonably alleged，to have alienated him from liberalism: 'it is a very great mistake to imagine that mankind follow up practically any speculative principle，either of government or of freedom，as far as it will go in argument and logical illation. All government，indeed every human benefit and enjoyment，every virtue，and every prudent act，is founded on compromise and barter. We balance inconveniences; we give and take;—we remit some rights that we may enjoy others.... Man acts from motives relative to his interests; and not on metaphysical speculations.[3] These are the words of wisdom and truth，if we can be sure that men will interpret them in all the fulness of their meaning，and not be content to take only that part of the meaning which falls in with the dictates of their own love of ease. In France such words ought to be printed in capitals on the front of every newspaper，and written up in letters of burnished gold over each faction of the Assembly，and on the door of every bureau in the Administration. In England they need a commentary which shall bring out the very simple truth，that compromise and barter do not mean the undisputed triumph of one set of principles. Nor，on the other hand，do they mean the mutilation of both sets of principles，with a view to producing a tertium quid that shall involve the disadvantages of each，without securing the advantages of either. What Burke means is that we ought never to press our ideas up to their remotest logical issues，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we are applying them. In politics we have an art. Success in politics，as in every other art，obviously before all else implies both knowledge of the material with which we have to deal，and also such concession as is necessary to the qualities of the material. Above all，in politics we have an art in which development depends upon small modifications. That is the true side of the conservative theory. To hurry on after logical perfection is to show one's self ignorant of the material of that social structure with which the politician has to deal. To disdain anything short of an organic change in thought or institution in infatuation. To be willing to make such changes too frequently，even when they are possible，is foolhardiness. That fatal French saying about small reforms being the worst enemies of great reforms is，in the sense in which it is commonly used，a formula of social ruin.

On the other hand，let us not forget that 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this very saying is profoundly true. A small and temporary improvement may really be the worst enemy of a great and permanent improvement，unless the first is made on the lines an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second. And so it may，if it be successfully palmed off upon a society as actually being the second. In such a case as this，and our legislation presents instances of the kind，the small reform，if it be not made with reference to some large progressive principle and with a view to further extension of its scope，makes it all the more difficult to return to the right line and direction when improvement is again demanded. To take an example which is now very familiar to us all. The Education Act of 1870 was of the nature of a small reform. No one pretends that it is anything approaching to a final solution of a complex problem. But the government insisted，whether rightly or wrongly，that their Act was as large a measure as public opinion was at that moment ready to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clearly agreed amo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whole of the party at their backs，that at some time or other，near or remote，if public instruction was to be made genuinely effective，the private，voluntary，or denominational system would have to be replaced by a national system. To prepare for this ultimate replacement was one of the points to be most steadily borne in mind，however slowly and tentatively the process might be conducted. Instead of that，the authors of the Act deliberately introduced provisions for exten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very system which will have eventually to be superseded. They thus by their small reform made the future great reform the more difficult of achievement. Assuredly this is not the compromise and barter，the give and take，which Burke intended. What Burke means by compromise，and what every true statesman understands by it，is that it may be most inexpedient to meddle with an institution merely because it does not harmonise with 'argument and logical illation.' This is a very different thing from giving new comfort and strength with one hand，to an institution whose death-warrant you pretend to be signing with the other.

In a different way the second possible evil of a small reform may be equally mischievous—where the small reform is represented as settling the question. The mischief here is not that it takes us out of the progressive course，as in the case we have just been considering，but that it sets men's minds in a posture of contentment，which is not justified by the amount of what has been done，and which makes it all the harder to arouse them to new effort when the inevitable time arrives.

In these ways，then，compromise may mean，not acquiescence in an instalment，on the ground that the time is not ripe to yield us more than an instalment，but either the acceptance of the instalment as final，followed by the virtual abandonment of hope and effort; or else it may mean a mistaken reversal of direction，which augments the distance that has ultimately to be traversed. In either of these senses，the small reform may become the enemy of the great one. But a right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method，based on a rightly interpreted experience of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societies unite progress with order，leads the wise conservative to accept the small change，lest a worse thing befall him，and the wise innovator to seize the chance of a small improvement，while incessantly working in the direction of great one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roughout the process neither of them should lose sight of his ultimate ideal; nor fail to look at the detai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whole; nor allow the near particular to bulk so unduly large as to obscure the general and distant.

If the process seems intolerably slow，we may correct our impatience by looking back upon the past. People seldom realise the enormous period of time which each change in men's ideas requires for its full accomplishment. We speak of these changes with a peremptory kind of definiteness，as if they had covered no more than the space of a few years. Thus we talk of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as we might talk of the Reform Bill or the Repeal of the Corn Duties. Yet the Reformation is the name for a movement of the mind of northern Europe，which went on for three centuries. Then if we turn to that still more momentous set of events，the rise and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one might suppose from current speech that we could fix that within a space of half a century or so. Yet it was at least four hundred years before all the foundations of that great superstructure of doctrine and organisation were completely laid. Again，to descend to less imposing occurrences，the transition in the Eastern Empire from the old Roman system of national organisation to that other system to which we give the specific name of Byzantine,—this transition，so infinitely less important as it was than either of the two other movements，yet occupied no less than a couple of hundred years. The conditions of speech make it indispensable for us to use definite and compendious names for movements that were both tardy and complex. We are forced to name a long series of events as if they were a single event. But we lose the reality of history，we fail to recognise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aspects of human affairs，and above all we miss that most invaluable practical lesson，the lesson of patience，unless we remember that the great changes of history took up long periods of time which，when measured by the little life of a man，are almost colossal，like the vast changes of geology. We know how long it takes before a species of plant or animal disappears in face of a better adapted species. Ideas and customs，beliefs and institutions，have always lingered just as long in face of their successors，and the competition is not less keen nor less prolonged，because it is for one or other inevitably destined to be hopeless. History，like geology，demands the use of the imagination，and in proportion as the exercise of the historic imagination is vigorously performed in thinking of the past，will be the breadth of our conception of the changes which the future has in store for us，as well as of the length of time and the magnitude of effort required for their perfect achievement[4].

This much，concerning moderation in political practice. No such considerations present themselves in the matters which concern the shaping of our own lives，or the publications of our social opinions. In this region we are not imposing charges upon others，either by law or otherwise. We therefore owe nothing to the prejudices or habits of others. If any one sets serious value upon the poi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his own ideal and that which is current，if he thinks that his 'experiment in living' has promise of real worth，and that if more persons could be induced to imitate it，some portion of mankind would be thus put in possession of a better kind of happiness，then it is selling a birthright for a mess of pottage to abandon hopes so rich and generous，merely in order to avoid the passing and casual penalties of social disapproval. And there is a double evil in this kind of flinching from obedience to the voice of our better selves，whether it takes the form of absolute suppression of what we think and hope，or only of timorous and mutilated presentation. We lose not only the possible advantage of the given change. Besides that，we lose also the certain advantage of maintaining or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conscientiousness in the world. And everybody can perceive the loss incurred in a society where diminution of the latter sort takes place. The advance of the community depends not merely on the improvement and elevation of its moral maxima，but also on the quickening of moral sensibility. The latter work has mostly been effected，when it has been effected on a large scale，by teachers of a certain singular personal quality. They do nothing to improve the theory of conduct，but they have the art of stimulating men to a more enthusiastic willingness to rise in daily practic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whatever theory they may accept. The love of virtue，of duty，of holiness，or by whatever name we call this powerful sentiment，exists in the majority of men，where it exists at all，independently of argument. It is a matter of affection，sympathy，association，aspiration. Hence，even while，in quality，sense of duty is a stationary factor，it is constantly changing in quantity. The amount of conscience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or in the same community at different times，varies infinitely.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 decline of a society in the order of morals is a decline in the quantity of its conscience，a deadening of its moral sensitiveness，and not a depravation of its theoretical ethics. The Greeks became corrupt and enfeebled，not for lack of ethical science，but through the decay in the numbers of those who were actually alive to the reality and force of ethical obligations. Mahometans triumphed over Christians in the East and in Spain—if we may for a moment isolate moral conditions from the rest of the total circumstances—not because their scheme of duty was more elevated or comprehensive，but because their respect for duty was more strenuous and fervid.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leaving this priceless element in a community as free，as keen，and as active as possible，is overlooked by the thinkers who uphold coercion against liberty，as a saving social principle. Every act of coercion directed against an opinion or a way of living is in so far calculated to lessen the quantity of conscience in the society where such acts are practised. Of course，where ways of living interfere with the lawful rights of others，where they are not strictly self-regarding in all their details，it is necessary to force the dissidents，however strong may be their conscientious sentiment. The evil of attenuating that sentiment is smaller than the evil of allowing one set of persons to realise their own notions of happiness，at the expense of all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where these notions can be realised without unlawful interference of that kind，then the forcible hindrance of such realisation is a direct weakening of the force and amount of conscience on which the community may count. There is one memorable historic case to illustrate this. Lewis XIV.，in revoking the Edict of Nantes，and the author of the still more cruel law of 1724，not only violently drove out multitudes of the most scrupulous part of the French nation; they virtually offered the most tremendous bribes to those of less stern resolution，to feign conversion to the orthodox faith. This was to treat conscience as a thing of mean value. It was to scatter to the wind with both hands the moral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ty. And who can fail to see the strength which would have been given to France in her hour of storm，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revocation of the Edict of Nantes，if her protestant sons，fortified by the training in the habits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which protestantism involves，had only been there to aid?

This consideration brings us to a new side of the discussion. We may seem to have been unconsciously arguing as strongly in favour of a vigorous social conservatism as of a self-asserting spirit of social improvement. All that we have been saying may appear to cut both ways. If the innovator should decline to practise silence or reserve，why should the possessor of power be less uncompromising，and why should he not impose silence by force? If the heretic ought to be uncompromising in expressing his opinions，and in acting upon them，in the fulness of his conviction that they are right，why should not the orthodox be equally uncompromising in his resolution to stamp out the heretical notions and unusual ways of living，in the fulness of his conviction that they are thoroughly wrong? To this question the answer is that the hollow kinds of compromise are as bad in the orthodox as in the heretical. Truth has as much to gain from sincerity and thoroughness in one as in the other. But the issue between the partisans of the two opposed schools turns upon the sense which we design to give to the process of stamping out. Those who cling to the tenets of liberty limit the action of the majority，as of the minority，strictly to persuasion. Those who dislike liberty，insist that earnestness of conviction justifies either a majority or a minority in using not persuasion only，but force. I do not propose here to enter into the great question which Mr. Mill pressed anew upon the minds of this generation. His arguments are familiar to every reader，and the conclusion at which he arrived is almost taken for a postulate in the present essay.[5] The object of these chapters is to reiterate the importance of self-assertion，tenacity，and positiveness of principlesan of coercion will argue that this thesis is on one side of it a justification of persecution，and other modes of interfering with new opinions and new ways of living by force，and the strong arm of the law，and whatever other energetic means of repression may be at command. If the minority are to be uncompromising alike in seeking and realising what they take for truth，why not the majority? Now this implies two propositions. It is the same as to say，first，that earnestness of conviction is not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a belief in our own infallibility; second，that faith in our infallibility is necessarily bound up with intolerance.

Neither of these propositions is true. Let us take them in turn. Earnestness of conviction is perfectly compatible with a sense of liability to error. This has been so excellently put by a former writer that we need not attempt to better his exposition. 'Every one must，of course，think his own opinions right; for if he thought them wrong，they would no longer be his opinions: but there is a wide difference between regarding ourselves as infallible，and being firmly convinced of the truth of our creed. When a man reflects on any particular doctrine，he may be impressed with a thorough conviction of the improbability or even impossibility of its being false: and so he may feel with regard to all his other opinions，when he makes them objects of separate contemplation. And yet when he views them in the aggregate，when he reflects that not a single being on the earth holds collectively the same，when he looks at the past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mankind，and observes the various creeds of different ages and nations，the peculiar modes of thinking of sects and bodies and individuals，the notions once firmly held，which have been exploded，the prejudices once universally prevalent，which have been removed，and the endless controversies which have distracted those who have made it the business of their lives to arrive at the truth; and when he further dwells on the consideration that many of these，his fellow-creatures，have had a conviction of the justness of their respective sentiments equal to his own，he cannot help the obvious inference，that in his own opinion it is next to impossible that there is not an admixture of error; that there is an infinitely greater probability of his being wrong in some than right in all.'[6]

Of course this is not an account of the actual frame of mind of ordinary men. They never do think of their opinions in the aggregat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llective opinions of others，nor ever draw the conclusions which such reflections would suggest. But such a frame of mind is perfectly attainable，and has often been attained，by persons of far lower than first-rate capacity. And if this is so，there is no reason why it should not be held up for the admiration and imitation of all those classes of society which profess to have opinions. It would thus become an established element in the temper of the age. Nor need we fear that the result of this would be any flaccidity of conviction，or lethargy in act. A man would still be penetrated with the rightness of his own opinion on a given issue，and would still do all that he could to make it prevail in practice. But among the things which he would no longer permit himself to do，would be the forcible repression in others of any opinions，however hostile to his own，or of any kind of conduct，however widely it diverged from his own，and provided that it concerned themselves only. This widening of his tolerance would be the natural result of a rational and realised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general fallibility.

Next，even belief in one's own infallibility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intolerance. For it may be said that though no man in his senses would claim to be incapable of error，yet in every given case he is quite sure that he is not in error，and therefore this assurance in particular is tantamount by process of cumulation to a sense of infallibility in general. Now even if this were so，it would not of necessity either produce or justify intolerance. The certainty of the truth of your own opinions is independent of any special idea as to the means by which others may best be brought to share them. The question between persuasion and force remains apart—unless，indeed，we may say that in societies where habits of free discussion have once begun to take root，those who are least really sure about their opinions，are often most unwilling to trust to persuasion to bring them converts，and most disposed to grasp the rude implements of coercion，whether legal or merely social. The cry，'Be my brother，or I slay thee,' was the sign of a very weak，though very fiery，faith in the worth of fraternity. He whose faith is most assured，has the best reason for relying on persuasion，and the strongest motive to thrust from him all temptations to use angry force. The substitution of force for persuasion，among its other disadvantages，has this further drawback，from our present point of view，that it lessens the conscience of a society and breeds hypocrisy. You have not converted a man，because you have silenced him. Opinion and force belong to different elements. To think that you are able by social disapproval or other coercive means to crush a man's opinion，is as one who should fire a blunderbuss to put out a star. The acquiescence in current notions which is secured by law or by petulant social disapproval，is as worthless and as essentially hypocritical，as the conversion of an Irish pauper to protestantism by means of soup-tickets，or that of a savage to Christianity by the gift of a string of beads. Here is the radical fallacy of those who urge that people must use promises and threats in order to encourage opinions，thoughts，and feelings which they think good，and to prevent others which they think bad. Promises and threats can influence acts. Opinions and thoughts on morals，politics，and the rest，after they have once grown in a man's mind，can no more be influenced by promises and threats than can my knowledge that snow is white or that ice is cold. You may impose penalties on me by statute for saying that snow is white，or acting as if I thought ice cold，and the penalties may affect my conduct. They will not，because they cannot，modify my beliefs in the matter by a single iota. One result therefore of intolerance is to make hypocrites. On this，as on the rest of the grounds which vindicate the doctrine of liberty，a man who thought himself infallible either in particular or in general，from the Pope of Rome down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newspaper，might still be inclined to abstain from any form of compulsion. The only reason to the contrary is that a man who is so silly as to think himself incapable of going wrong，is very likely to be too silly to perceive that coercion may be one way of going wrong.

The currency of the notion that earnest sincerity about one's opinions and ideals of conduct is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intolerance，is indirectly due to the predominance of legal or juristic analogies in social discussion. For one thing，the lawyer has to deal mainly with acts，and to deal with them by way of repression. His attention is primarily fixed on the deed，and only secondarily on the mind of the doer. And so a habit of thought is created，which treats opinion as something equally in the sphere of coercion with ac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favours coercive ways of affecting opinion. Then，what is still more important，the jurist's conception of society has its root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sovereign and subject，between lawmaker and those whom law restrains. Exertion of power on one hand，and compliance on the other—this is his type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social union. The fertility and advance of discussion on social issues depends on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evolutional for the legal conception. The lawyer's type of proposition is absolute. It is also，for various reasons which need not be given here，inspired by involuntary reference to the lower，rather than to the more highly developed，social states. In the lower states law，penalties，coercion，compulsion，the strong hand，a sternly repressive public opinion，were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the community was united and held together. But the line of thought which these analogies suggest，becomes less and less generally appropriate in social discussion，in proportion as the community becomes more complex，more various in resource，more special in its organisation，in a word，more elaborately civilised. The evolutionist's idea of society concedes to law its historic place and its actual part. But then this idea leads directly to a way of looking at society，which makes the replacement of law by liberty a condition of reaching the higher stag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belongs to the subject of this chapter，because it is only another way of expressing the want of connection between earnestness in realising our opinions，and anything like coercion in their favour. If it were true that aversion from compromise，in carrying out our ideas，implied the rightfulness of using all the means in our power to hinder others from carrying out ideas hostile to them，then we should have been preaching in a spirit unfavourable to the principle of liberty. Our main text has been that men should refuse to sacrifice their opinions and ways of living (in the self-regarding sphere) out of regard to the status quo，or the prejudices of others. And this，as a matter of course，excludes the right of forcing or wishing any one else to make such a sacrifice to us. Well，the first foundation-stone for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is to be sought in the conception of society as a growing and developing organism. This is its true base，apart from the numerous minor expediencies which may be adduced to complete the structure of the argument. It is fundamentally advantageous that in societies which have reached our degree of complex and intricate organisation，unfettered liberty should be conceded to ideas and，within the self-regarding sphere，to conduct also.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of some such kind as the following. New ideas and new 'experiments in living' would not arise，if there were not a certain inadequateness in existing ideas and ways of living. They may not point to the right mode of meeting inadequateness，but they do point to the existence and consciousness of it. They originate in the social capability of growth. Society can only develop itself on condition that all such novelties (within the limit laid down，for good and valid reasons，at self regarding conduct) are allowed to present themselves. First，because neither the legislature nor any one else can ever know for certain what novelties will prove of enduring value. Second，because even if we did know for certain that given novelties were pathological growths and not normal developments，and that they never would be of any value，still the repression necessary to extirpate them would involve too serious a risk both of keeping back social growth at some other point，and of giving the direction of that growth an irreparable warp. And let us repeat once more，in proportion as a community grows more complex in its classes，divisions，and subdivisions，more intricate in its productive，commercial，or material arrangements，so does this risk very obviously wax more grave.

In the sense in which we are speaking of it，liberty is not a positive force，any more than the smoothness of a railroad is a positive force.[7] It is a condition. As a force，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it is true to call liberty a negation. As a condition，though it may still be a negation，yet it may be indispensa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certain positive results. The vacuity of an exhausted receiver is not a force，but it is the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of certain positive operations. Liberty as a force may be as impotent as its opponents allege. This does not affect its value as a preliminary or accompanying condition. The absence of a strait-waistcoat is a negation; but it is a useful condition for the activity of sane men. No doubt there must be a definite limit to this absenc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with conduct，and that limit will be fixed at various points by different thinkers. We are now only urging that it cannot be wisely fixed for the more complex societies by any one who has not grasped this fundamental preconception，that liberty，or the absence of coercion，or the leaving people to think，speak，and act as they please，is in itself a good thing. It is the object of a favourable presumption. The burden of proving it inexpedient always lies，and wholly lies，on those who wish to abridge it by coercion，whether direct or indirect.

One reason why this truth is so reluctantly admitted，is men's irrational want of faith in the self-protective quality of a highly developed and healthy community. The timid compromiser on the one hand，and the advocate of coercive restriction on the other，are equally the victims of a superfluous apprehension. The one fears to use his liberty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makes the other fearful of permitting liberty. This common reason is the want of a sensible confidence that，in a free western community，which has reached our stage of development，religious，moral，and social novelties—provided they are tainted by no element of compulsion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just rights of others，may be trusted to find their own level. Moral and intellectual conditions are not the only motive forces in a community，nor are they even the most decisive. Political and material conditions fix the limits at which speculation can do either good or harm. Let us take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mpotence of moral ideas to override material circumstances; and we shall venture to place this illustration somewhat fully before the reader.

There is no more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modern civilised communities and the ancient communities than the fact that the latter rested on Slavery，while the former have abolished it. Hence there can hardly be a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than this—by what agencies so prodigious a transformation of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s of society was brought about. The popular answer is of a very ready kind，and it passes quite satisfactorily. This answer is that the first great step towards free labour，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sonal slavery into serfdom，was the result of the spiritual change which was wrought in men's minds by the teaching of the Church. It is unquestionable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Church tended to mitigate the evils of slavery，to humanise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ster and slave，between the lord and the serf. But this is a very different thing from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ose relations. If we think of society as an organism we instantly understand that so immense a change as this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been effected without the co-operation of the other great parts of the social system，any more than a critical evolution could take place in the nutritive apparatus of an animal，without a change in the whole series of its organs. Thus in order that serfage should be evolved from slavery，and free labour again from serfage，it could not be enough that an alteration should have been wrought in men's ideas as to their common brotherhood，and the connected ideas as to the lawfulness or unlawfulness of certain human relations. There must have been an alteration also of the economic and material conditions. History confirms the expectations which we should thus have been led to entertain. The impotence of spiritual and moral agencies alone in bringing about this great metamorphosis，is shown by such facts as these. For centuries after the new faith had consolidated itself，slavery was regarded without a particle of that deep abhorrence which the possession of man by man excites in us now.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the slave trade was the most profitable branch of the commerce that was carried on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historian tells us that，even so late as this，slaves were the principal article of European export to Africa，Syria，and Egypt，in payment for the produce of the East which was brought from those countries. It was the crumbling of the old social system which，by reducing the population，lessening the wealth，and lower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mong the free masters，tended to extinguish slavery，by diminish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sters and their bondsmen. Again，it was certain laws enacted by the Roman governmen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mperial fisc，which first conferred rights on the slave. The same laws brought the free farmer，whose position was less satisfactory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revenue，down nearer and nearer to a servile condition. Again，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pestilence and famine accelerated the extinction of predial slavery by weakening the numbers of the free population. 'History,' we are told by that thoroughly competent authority，Mr. Finlay，'affords its testimony that neither the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nor the sentiments of humanity，have ever yet succeeded in extinguishing slavery，where the soil could be cultivated with profit by slave labour. No Christian community of slave-holders has yet voluntarily abolished slavery. In no country where it prevailed has rural slavery ceased，until the price of productions raised by slave labour has fallen so low as to leave no profit to the slave-owner.'

The moral of all this is the tolerably obvious truth，that the prosperity of an abstract idea depends as much on the medium into which it is launched，as upon any quality of its own. Stable societies are amply furnished with force enough to resist all effort in a destructive direction. There is seldom much fear，and in our own country there is hardly any fear at all，of hasty reformers making too much way against the spontaneous conservatism which belongs to a healthy and well-organised community. If dissolvent ideas do make their way，it is because the society was already ripe for dissolution. New ideas，however ardently preached，will dissolve no society which was not already in a condition of profound disorganisation. We may be allowed just to point to two memorable instances，by way of illustration，though a long and elaborate discussion would be needed to bring out their full force. It has often been thought since，as it was thought by timorous reactionaries at the time，that Christianity in various ways sapped the strength of the Roman Empire，and opened the way for the barbarians. In truth，the most careful and competent students know now that the Empire slowly fell to pieces，partly because the political arrangements were vicious and inadequate，but mainly because the fiscal and economic system impoverished and depopulated one district of the vast empire after another. It was the break-up of the Empire that gave the Church its chance; not the Church that broke up the Empire. It is a mistake of the same kind to suppose that the destructive criticism of the French philosophers a hundred years ago was the great operative cause of the catastrophe which befel the old social r gime. If Voltaire，Diderot，Rousseau，had never lived，or if their works had all been suppressed as soon as they were printed，their absence would have given no new life to agriculture，would not have stimulated trade，nor replenished the bankrupt fisc，nor incorporated the privileged classes with the bulk of the nation，nor done anything else to repair an organisation of which every single part had become incompetent for its proper function. It was the material misery and the political despair engendered by the reigning system，which brought willing listeners to the feet of the teachers who framed beneficent governments on the simple principles of reason and the natural law. And these teachers only busied themselves with abstract politics，because the real situation was desperate. They had no alternative but to evolve social improvements out of their own consciousness. There was not a single sound organ in the body politic，which they could have made the starting-point of a reconstitution of a society on the base of its actual or historic structure. The mischiefs which resulted from their method are patent and undeniable. But the method was made inevitable by the curse of the old r gime.[8]

Nor is there any instance in history of mere opinion making a breach in the essential constitution of a community，so long as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were stable and the economic or nutritive conditions sound. If some absolute monarch were to be seized by a philanthropic resolution to transform the ordering of a society which seemed to be at his disposal，he might possibly，by the perseverance of a lifetime，succeed in throwing the community into permanent confusion. Joseph II. perhaps did as much as a modern sovereign can do in this direction. Yet little came of his efforts，either for good or harm. But a man without the whole political machinery in his power need hardly labour under any apprehension that he may，by the mere force of speculative opinion，involuntarily work a corresponding mischief. If it is true that the most fervent apostles of progress usually do very little of the good on which they congratulate themselves，they ought surely on the same ground to be acquitted of much of the harm for which they are sometimes reviled. In a country of unchecked and abundant discussion，a new idea is not at all likely to make much way against the objection of its novelty，unless it is really commended by some quality of temporary or permanent value. So far therefore as the mere publication of new principles is concerned，and so far also as merely self-regarding action goes，one who has the keenest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is most scrupulously afraid of doing anything to slacken or perturb the process of social growth，may still consistently give to the world whatever ideas he has gravely embraced. He may safely trust，if the society be in a normal condition，to its justice of assimilation and rejection. There are a few individuals for whom newness is a recommendation. But what are these few among the many to whom newness is a stumbling-block? Old ideas may survive merely because they are old. A new one will certainly not，among a considerable body of men in a healthy social state，gain any acceptance worth speaking of，merely because it is new.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elf-protecting quality of society is something more than a point of speculative importance. It has a direct practical influence. For it would add to the courage and intrepidity of the men who are most attached to the reigning order of things. If such men could only divest themselves of a futile and nervous apprehension，that things as they are have no root in their essential fitness and harmony，and that order consequently is ever hanging on a trembling and doubtful balance，they would not only gain by the self-respect which would be added to them and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but all discussion would become more robust and real. If they had a larger faith in the stability for which they profess so great an anxiety，they would be more free alike in understanding and temper to deal generously，honestly，and effectively with those whom they count imprudent innovators. There is nothing more amusing or more instructive than to turn to the debates in parliament or the press upon some innovating proposal，after an interval since the proposal was accepted by the legislature. The flaming hopes of its friends，the wild and desperate prophecies of its antagonists，are found to be each as ill-founded as the other. The measure which was to do such vast good according to the one，such portentous evil according to the other，has done only a part of the promised good，and has done none of the threatened evil. The true lesson from this is one of perseverance and thoroughness for the improver，and one of faith in the self-protectiveness of a healthy society for the conservative. The master error of the latter is to suppose that men are moved mainly by their passions rather than their interests，that all their passions are presumably selfish and destructive，and that their own interests can seldom be adequately understood by the persons most directly concerned. How many fallacies are involved in this group of propositions，the reader may well be left to judge for himself.

We have in this chapter considered some of the limitations which are set by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on the duty of trying to realise our principles in action. The general conclusion is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that of the previous chapters. A principle，if it be sound，represents one of the larger expediencies. To abandon that for the sake of some seeming expediency of the hour，is to sacrifice the greater good for the less，on no more creditable ground than that the less is nearer. It is better to wait，and to defer the realisation of our ideas until we can realise them fully，than to defraud the future by truncating them，if truncate them we must，in order to secure a partial triumph for them in the immediate present. It is better to bear the burden of impracticableness，than to stifle conviction and to pare away principle until it becomes more hollowness and triviality. What is the sense，and what is the morality，of postponing the wider utility to the narrower? Nothing is so sure to impoverish an epoch，to deprive conduct of nobleness，and character of ele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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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Study of Sociology，p. 396.

[2] No one，for instance，has given more forcible or decisive expression than Mr. Spencer has done to the duty of not passively accepting the current theology. See his First Principles，pt. i. ch. vi，§ 34; paragraph beginning,—'Whoever hesitates to utter that which he thinks the highest truth，lest it should be too much in advance of the time，may reassure himself by looking at his acts from an impersonal point of view,' etc.

[3]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4] 'Toute énormité dans les esprits d'un certain ordre n'est souvent qu'une grande vue prise hors du temps et du lieu，et ne gardant aucun rapport réel avec les objets environnants. Le propre de certaines prunelles ardentes est de franchir du regard les intervalles et de les supprimer. Tantôt c'est une idée qui retarde de plusieurs siècles，et que ces vigoureux esprits se figurent encore pr sente et vivante; tantôt c'est une idée qui avance，et qu'ils croient incontinent réalisable. M. de Couaën était ainsi; il voyait 1814 dès 1804，et de là une supériorité; mais il jugeait 1814 possible dès 1804 ou 1805，et de là tout un chimérique entassement. Voilà un point blanc à l'horizon，chacun jurerait que c'est un nuage. "C'est une montagne," dit le voyageur à l'oeil d'aigle; mais s'il ajoute: "Nous y arriverons ce soir，dans deux heures;" si，à chaque heure de marche，il crie avec emportement: "Nous y sommes," et le veut démontrer，il choque les voisins avec sa poutre，et donne l'avantage aux yeux moins perçants et plus habitués à la plaine.' Ste. Beuve's Volupté，p. 262

[5] It is sometimes convenient to set familiar arguments down once more; so I venture to reprint in a note 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 a short exposition of the doctrine of liberty，which I had occasion to make in considering Sir J.F. Stephen's vigorous attack on that doctrine.

[6] Mr. Samuel Bailey's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pinions，etc.，p. 138，(1826.)

[7] There is a sense，and a most important sense，in which liberty is a positive force. It is its robust and bracing influence on character，which makes wise men prize freedom and strive for the enlargement of its province. As Mr. Mill expressed this:—'It is of importance not only what men do，but what manner of men they are that do it,' Milton pointed to the positive effect of liberty on character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They are not skilful considerers of human things who imagine to remove sin by removing the matter of sin. Though ye take from a covetous man his treasure，he has yet one jewel left; ye cannot bereave him of his covetousness. Banish all objects of lust，shut up all youth into the severest discipline that can be exercised in any hermitage，ye cannot make them chaste that came not thither so. Suppose we could expel sin by this means; look how much we thus expel of sin，so much we expel of virtue. And were I the chooser，a dram of well-doing should be preferred before many times as much the forcible hindrance of evil-doing. For God sure esteems the growth and completing of one virtuous person，more than the restraint of ten vicious.'

[8] There is，I think，nothing in this paragraph really inconsistent with De Tocqueville's well-known and striking chapter，'Comment les hommes de lettres devinrent les principaux hommes politiques du pays，et des effets qui en résultèrent.' (Ancien Régime，iii. i.) Thus Sénac de Meilhan writes in 1795;—'C'est quand la Révolution a été entamée qu'on a cherché dans Mably，dans Rousseau，des armes pour sustenter le système vers lequel entrainait l'effervescence de quelques esprits hardis. Mais ce ne sont point les auteurs que j'ai cités qui ont enflamme les têtes; M. Necker seul a produit cet effet，et déterminé l'explosion,' ... 'Les écrits de Voltaire ont certainement nui à la religion，et ébranlé la croyance dans un assez grand nombre; mais ils n'ont aucun rapport avec les affaires du gouvernement，et sont plus favorables que contraires à la monarchie....' Of Rousseau's Social Contract:—'Ce livre profond et abstrait tait peu lu，et etendu de bien peu de gens.' Mably—'avait peu de vogue.' De Gouvernment，etc.，en France，p. 129，etc.

NOTE TO PAGE 326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Mr. Mill's memorable plea for social liberty was little more than an enlargement，though a very important enlargement，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still more famous Speech for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with which Milton ennobled English literature two centuries before. Milton contended for free publication of opinion mainly on these grounds: First，that the opposite system implied the 'grace of infallibility and incorruptibleness' in the licensers. Second，that the prohibition of bold books led to mental indolence and stagnant formalism both in teachers and congregations，producing the 'laziness of a licensing church.' Third，that it 'hinders and retards the importation of our richest merchandise，truth;' for the commission of the licenser enjoins him to let nothing pass which is not vulgarly received already，and 'if it come to prohibiting，there is not aught more likely to be prohibited than truth itself，whose first appearance to our eyes，bleared and dimmed with prejudice and custom，is more unsightly and unplausible than many errors，even as the person is of many a great man slight and contemptible to see to.' Fourth，that freedom is in itself an ingredient of true virtue，and 'they are not skilful considerers of human things who imagine to remove sin by removing the matter of sin; that virtue therefore，which is but a youngling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evil，and knows not the utmost that vice promises to her followers，and rejects it，is but a blank virtue，not a pure; her virtue is but an excremental virtue，which was the reason why our sage and serious poet Spenser，whom I dare be known to think a better teacher than Scotus or Aquinas，describing true temperance under the form of Guion，brings him in with his palmer through the cave of Mammon and the tower of earthly bliss，that he might see and know and yet abstain.'

The four grounds on which Mr. Mill contends for the necessity of freedom in the expression of opinion to the mental wellbeing of mankind，are virtually contained in these. His four grounds are，(1) that the silenced opinion may be true; (2) it may contain a portion of truth，essential to supplement the prevailing opinion; (3) vigorous contesting of opinions that are even wholly true，is the only way of preventing them from sinking to the level of uncomprehended prejudices; (4) without such contesting，the doctrine will lose its vital effect on character and conduct.

But Milton drew the line of liberty at what he calls 'neighbouring differences，or rather indifferences.' The Arminian controversy had loosened the bonds with which the newly liberated churches of the Reformation，had made haste to bind themselves again，and weakened that authority of confessions，which had replaced the older but not more intolerant authority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Other controversies which raged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ose between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between prelatists and presbyterians，between socinians and trinitarians，between latitudinarians，puritans，and sacramentalists，all tended to weaken theological exclusiveness. This slackening，however，was no more than partial. Roger Williams，indeed，the Welsh founder of Rhode Island，preached，as early as 1631，the principles of an unlimited toleration，extending to catholics，Jews，and even infidels. Milton stopped a long way short of this. He did not mean 'tolerated popery and open superstition，which，as it extirpates all religious and civil supremacies，so itself should be extirpate，provided first that all charitable and compassionate means be used to win and regain the weak and the misled: that also which is impious or evil absolutely either against faith or manners no law can possibly permit that intends not to unlaw itself.'

Locke，writing five-and-forty years later，somewhat widened these limitations. His question was not merely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free expression of opinion，but whether there should furthermore be freedom of worship and of religious union. He answered both questions affirmatively,—not on the semi-sceptical ground of Jeremy Taylor，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grounds taken by Mr. Mill，that we cannot be sure that our own opinion is the true one，—but on the strength of his definition of the province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Locke held that the magistrate's whole jurisdiction reached only to civil concernments，and that 'all civil power，right，and dominion is bounded to that only care of promoting these things; and that it neither can nor ought in any manner to be extended to the saving of souls. This chiefly because the power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consists only in outward force，while true and saving religion consists in the inward persuasion of the mind，without which nothing can be acceptable to God，and such is the nature of the understanding that it cannot he compelled to the belief of anything by outward force.... It is only light and evidence that can work a change in men's opinions; and that light can in no manner proceed from corporal sufferings，or any other outward penalties.' 'I may grow rich by an art that I take not delight in; I may be cured of some disease by remedies that I have not faith in; but I cannot be saved by a religion that at I distrust and a ritual that I abhor.' (First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And much more in the same excellent vein. But Locke fixed limits to toleration. 1. No opinions contrary to human society，or to those moral rule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the preservation of civil society，are to be tolerated by the magistrate. Thus，to take examples from our own day，a conservative minister would think himself right on this principle in suppressing the Land and Labour League; a catholic minister in dissolving the Education League; and any minister in making mere membership of the Mormon sect a penal offence. 2. No tolerance ought to be extended to 'those who attribute unto the faithful，religious，and orthodox，that is in plain terms unto themselves，any peculiar privilege or power above other mortals，in civil concernments; or who，upon pretence of religion，do challenge any manner of authority over such as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m in their ecclesiastical communion.' As I have seldom heard of any sect，except the Friends，who did not challenge as much authority as it could possibly get over persons not associated with it，this would amount to a universal proscription of religion; but Locke's principle might at any rate be invoked against Ultra-montanism in some circumstances. 3. Those are not at all to be tolerated who deny the being of God. The taking away of God，though but even in thought，dissolves all society; and promises，covenants，and oaths，which are the bonds of human society，have no hold on such. Thus the police ought to close Mr. Bradlaugh's Hall of Science，and perhaps on some occasions the Positivist School.

Locke's principles depended on a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concernments，which he tries to define，and all other concernments. Warburton's arguments on the alliance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turned on the same point，as did the once-famous Bangorian controversy. This distinction would fit into Mr. Mill's cardinal position，which consists in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hings that only affect the doer or thinker of them，and the things that affect other persons as well. Locke's attempt to divide civil affairs from affairs of salvation，was satisfactory enough for the comparatively narrow object with which he opened his discussion. Mr. Mill's account of civil affairs is both wider and more definite; naturally so，as he had to maintain the cause of tolerance in a much more complex set of social conditions，and amid a far greater diversity of speculative energy，than any one dreamed of in Locke's time. Mr. Mill limits the province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to the repression of acts that directly and immediately injure others than the doer of them. So long as acts，including the expression of opinions，are purely self-regarding，it seems to him expedient in the long run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interfered with by the magistrate. He goes much further than this. Self-regarding acts should not be interfered with by the magistrate. Not only self-regarding acts，but all opinions whatever，should，moreover，be as little interfered with as possible by public opinion，except in the way of vigorous argumentation and earnest persuasion in a contrary direction; the silent but most impressive solicitation of virtuous example; the wise and careful upbringing of the young，so that when they enter life they may be most nobly fitted to choose the right opinions and obey the right motives.

The consideration by which he supports this rigorous confinement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on the part of government，or the unorganised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se opinion is called public opinion，to cases of self-protection，are these，some of which have been already stated:—

1. By interfering to suppress opinions or experiments in living，you may resist truths and improvements in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2. Constant discussion is the only certain means of preserving the freshness of truth in men's minds，and the vitality of its influence upon their conduct and motives.

3. Individuality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elements of wellbeing，and you can only be sure of making the most of individuality，if you have an atmosphere of freedom，encouraging fre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4. Habitual resort to repressive means of influencing conduct tend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o discredit and frustrate the better means，such as education，good example，and the like. (Liberty，148.)

The principle which he deduces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is—'that the sole end for which mankind are warranted，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in interfering with the liberty of action of any of their number is self-protection; the only purpose for which power can be rightfully exercised over any member of a civilised community，is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s. His own good，either physical or moral，is not a sufficient warrant. He cannot be rightfully compelled to do or forbear because it will make him happier，because in the opinion of others to do so would be wise or even right. These are good reasons for remonstrating with him，or reasoning with him，or persuading him，or entreating him，but not for compelling him，or visiting him with any evil in case he do otherwise. To justify that，the conduct from which it is desired to deter him must be calculated to produce evil to others.' (Liberty，22.)

Two disputable points in the above doctrine are likely at once to reveal themselves to the least critical eye. First，that doctrine would seem to check the free expression of disapproval; one of the most wholesome and indispensable duties which anybody with interest in serious questions has to perform，and the non-performance of which would remove the most proper and natural penalty from frivolous or perverse opinions and obnoxious conduct. Mr. Mill deals with this difficulty as follows:—'We have a right in various ways to act upon our unfavourable opinion of any one，not to the oppression of his individuality，but in the exercise of ours. We are not bound，for example，to seek his society; we have a right to avoid it (though not to parade the avoidance) for we have a right to choose the society most acceptable to us. We have a right，and it may be our duty，to caution others against him，if we think his example or conversation likely to have a pernicious effect on those with whom he associates. We may give others a preference over him in optional good offices，except those which tend to his improvement. In these various modes a person may suffer very severe penalties at the hands of others for faults which directly concern only himself; but he suffers these penalties only in so far as they are the natural，and as it were the spontaneous，consequences of the faults themselves，not because they are purposely inflicted on him for the sake of punishment.' (Liberty，139.) This appears to be a satisfactory way of meeting the objection. For though the penalties of disapproval may be just the same，whether deliberately inflicted，or naturally and spontaneously falling on the object of such disapproval，yet there is a very intelligi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rocesses in their effect on the two parties concerned. A person imbued with Mr. Mill's principle would feel the responsibility of censorship much more seriously; would reflect more carefully and candidly about the conduct or opinion of which he thought ill; would be more on his guard against pharisaic censoriousness，and that desire to be ever judging one another，which Milton well called the stronghold of our hypocrisy. The disapproval of such a person would have an austere colour，a gravity，a self-respecting reserve，which could never belong to an equal degree of disapproval in a person who had started from the officious principle，that if we are sure we are right，it is straightway our business to make the person whom we think wrong smart for his error. And in the same way such disapproval would be much more impressive to the person whom it affected. If it was justified，he would be like a froward child who is always less effectively reformed—if reformable at all—by angry chidings and passionate punishments than by the sight of a cool and austere displeasure which lets him persist in his frowardness if he chooses.

The second weak point in the doctrine lies in the extreme vagueness of the terms，protective and self-regarding. The practical difficulty begin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these terms. Can any opinion，or any serious part of conduct，be looked upon as truly and exclusively self-regarding? This central ingredient in the discussion seems insufficiently laboured in the essay on Liberty. Yet it is here more than anywhere else that controversy is needed to clear up what is in just as much need of elucidation，whatever view we may take of the inherent virtue of freedom—whether we look on freedom as a mere negation，or a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positive conditions of attaining the highest kind of human excellence.

To some persons the analysis of conduct，on which the whole doctrine of liberty rests，seems metaphysical and arbitrary. They are reluctant to admit there are any self-regarding acts at all. This reluctance implies a perfectly tenable proposition，a proposition which has been maintained by nearly all religious bodies in the world's history in their non-latitudinarian stages. To distinguish the self-regarding from the other parts of conduct，strikes them not only as unscientific，but as morally and socially mischievous. They insist that there is a social as well as a personal element in every human act，though in very different proportions. There is no gain，they contend，and there may be much harm，in trying to mark off actions，in which the personal element decisively preponderates，from actions of another sort. Mr. Mill did so distinguish actions，nor was his distinction either metaphysical or arbitrary in its source. As a matter of observation，and for the practical purposes of morality，there are kinds of action whose consequences do not go beyond the doer of them. No doubt，you may say that by engaging in these kinds in any given moment，the doer is neglecting the actions in which the social element preponderates，and therefore even acts that seem purely self-regarding have indirect and negative consequence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to allow considerations of this sort to prevent us from using a common-sense classification of acts by the proportion of the personal element in them，is as unreasonable as if we allowed the doctrine of the conservation of physical force，or the evolution of one mode of force into another，to prevent us from classifying the affections of matter independently，as light，heat，motion，and the rest. There is one objection obviously to be made to most of the illustrations which are designed to show the public element in all private condu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ct and its influence on others is so remote (using the word in a legal sense)，though quite certain，distinct，and traceable，that you can only take the act out of the self-regarding category，by a process which virtually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any such category. You must set a limit to this 'indirect and at-a-distance argument,' as Locke called a similar plea，and the setting of this limit is the natural supplement to Mr. Mill's 'simple principle.'

The division between self-regarding acts and others then，rests on observation of their actual consequences. And why was Mr. Mill so anxious to erect self-regarding acts into a distinct and important class，so important as to be carefully and diligently secured by a special principle of liberty? Because observation of the recorded experience of mankind teaches us，that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independent provision is essential to the richest expansion of human faculty. To narrow or to repudiate such a province，and to insist exclusively on the social bearing of each part of conduct，is to limit the play of motives，and to thwart the doctrine that 'mankind obtain a greater sum of happiness when each pursues his own，under the rules and conditions required by the rest，than when each makes the good of the rest his only object.' To narrow or to repudiate such a province is to tighten the power of the majority over the minority，and to augment the authority of whatever sacerdotal or legislative body may represent the majority. Whether the lawmakers be laymen in parliament，or priests of humanity exercising the spiritual power，it matters not.

We may best estimate the worth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by considering the line of thought and observation which led to it. To begin with，it is in Mr. Mill's hand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ame doctrine as preached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school; indeed one might even call it reactionary，in respect of the French theory of a hundred years back. It reposes on no principle of abstract right，but，like the rest of its author's opinions，on principles of utility and experience. Dr. Arnold used to divide reformers into two classes，popular and liberal. The first he defined as seekers of liberty，the second as seekers of improvement; the first were the goats，and the second were the sheep. Mr. Mill's doctrine denied the mutual exclusiveness of the two parts of this classification，for it made improvement the end and the test，while it proclaimed liberty to be the means. Every thinker now perceives that the strongest and most durable influences in every western society lead in the direction of democracy，and tend with more or less rapidity to throw the control of social organisation into the hands of numerical majorities.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if you only make the ruling body big enough，it is sure to be either very wise itself，or very eager to choose wise leaders. Mr. Mill，as any one who is familiar with his writings is well aware，did not hold this opinion. He had no more partiality for mob rule than De Maistre or Goethe or Mr. Carlyle. He saw its evils more clearly than any of these eminent men，because he had a more scientific eye，and because he had had the invaluable training of a political administrator on a large scale，and in a very responsible post. But he did not content himself with seeing these evils，and he wasted no energy in passionate denunciation of them，which he knew must prove futile. Guizot said of De Tocqueville，that he was an aristocrat who accepted his defeat. Mr. Mill was too penetrated by popular sympathies to be an aristocrat in De Tocqueville's sense，but he likewise was full of ideas and hopes which the unchecked or undirected course of democracy would defeat without chance of reparation. This fact he accepted，and from this he started. Mr. Carlyle，and one or two rhetorical imitators，poured malediction on the many-headed populace，and with a rather pitiful impatience insisted that the only hope for men lay in their finding and obeying a strong man，a king，a hero，a dictator. How he was to be found，neither the master nor his still angrier and more impatient mimics could ever tell us.

Now Mr. Mill's doctrine laid down the main condition of finding your hero; namely，that all ways should be left open to him，because no man，nor majority of men，could possibly tell by which of these ways their deliverers were from time to time destined to present themselves. Wits have caricatured all this，by asking us whether by encouraging the tares to grow，you give the wheat a better chance. This is as misleading as such metaphors usually are.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rests on a faith drawn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human progress，that though we know wheat to be serviceable and tares to be worthless，yet there are in the great seed-plot of human nature a thousand rudimentary germs，not wheat and not tares，of whose properties we have not had a fair opportunity of assuring ourselves. If you are too eager to pluck up the tares，you are very likely to pluck up with them these untried possibilities of human excellence，and you are，moreover，very likely to injure the growing wheat as well. The demonstration of this lies in the recorded experience of mankind.

Nor is this all. Mr. Mill's doctrine does not lend the least countenance to the cardinal opinion of some writers in the last century，that the only need of human character and of social institutions is to be let alone. He never said that we were to leave the ground uncultivated，to bring up whatever might chance to grow. On the contrary，the ground was to be cultivated with the utmost care and knowledge，with a view to prevent the growth of tares but cultivated in a certain manner. You may take the method of the Inquisition，of the more cruel of the Puritans，of De Maistre，of Mr. Carlyle; or you may take Mr. Mill's method of cultivation. According to the doctrine of Liberty，we are to devote ourselves to prevention，as the surest and most wholesome mode of extirpation. Persuade; argue; cherish virtuous example; bring up the young in habits of right opinion and right motive; shape your social arrangement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best parts of character. By these means you will gain all the advantages that could possibly have come of heroes and legislative dragooning，as well as a great many more which neither heroes nor legislative dragooning could ever have secured.

It is well with men，Mr. Mill said，moreover，in proportion as they respect truth. Now they at once prove and strengthen their respect for truth，by having an open mind to all its possibilities，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y hold firmly to their own proved convictions，until they hear better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re is no anarchy，nor uncertainty，nor paralysing air of provisionalness in such a frame of mind. So far is it from being fatal to loyalty or reverence，that i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groundwork of the only loyalty that a wise ruler or teacher would care to inspire—the loyalty springing from a rational conviction that，in a field open to all comers，he is the best man they can find. Only on condition of liberty without limit is the ablest and most helpful of 'heroes' sure to be found; and only on condition of liberty without limit are his followers sure to be worthy of him. You must have authority，and yet must have obedience. The noblest and deepest and most beneficent kind of authority is that which rests on an obedience that is rational and spontaneous.

The same futile impatience which animates the political utterances of Mr. Carlyle and his more weak-voiced imitators，takes another form in men of a different training or temperament. They insist that if the majority has the means of preventing vice by law，it is folly and weakness not to resort to those means. The superficial attractiveness of such a doctrine is obvious.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implies a broader and a more patient view. It says: —Even if you could be sure that what you take for vice is so—and the history of persecution shows how careful you should be in this preliminary point —even then it is an undoubted and，indeed，a necessary tendency of this facile repressive legislation，to make those who resort to it neglect the more effective，humane，and durable kinds of preventive legislation. You pass a law (if you can) putting down drunkenness; there is a neatness in such a method very attractive to fervid and impatient natures. Would you not have done better to leave that law unpassed，and apply yourselves sedulously instea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wellings of the more drunken class，to the provision of amusements that might compete with the ale-house，to the extension and elevation of instruction，and so on? You may say that this should be done，and yet the other should not be left undone; but，as matter of fact and history，the doing of the one has always gone with the neglect of the other，and ascetic law-making in the interests of virtue has never been accompanied either by law-making or any other kinds of activity for making virtue easier or more attractive. It is the recognition how little punishment can do，that leaves men free to see how much social prevention can do. I believe，then，that what seems to the criminal lawyers and passionate philanthropists self-evident，is in truth an illusion，springing from a very shallow kind of impatience，heated in some of them by the addition of a cynical contempt for human nature and the worth of human existence.

If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book of social or moral knowledge is now completed，that we have turned over the last page and heard the last word，much of the foundation of Mr. Mill's doctrine would disappear. But those who hold this can hardly have much to congratulate themselves upon. If it were so，and if governments were to accept the principle that the only limits to the enforcement of the moral standard of the majority are the narrow expediencies of each special case，without reference to any deep and comprehensive principle covering all the largest considerations，why，then，the society to which we ought to look with most admiration and envy，is the Eastern Empire during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when the Byzantine system of a thorough subordination of the spiritual power had fully consolidated itself!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法革命比较／（德）根茨著；刘仲敬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7-5520-0584-4

Ⅰ．①美…　Ⅱ．①根…　②刘…　Ⅲ．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比研究－美国、法国　Ⅳ．①K712.41②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6557号

美法革命比较

著　　者：（德）弗雷德里希•根茨

译　　者：刘仲敬

责任编辑：唐云松　李　慧

出 版 人：缪宏才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印　　刷：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开

印　　张：8

插　　页：4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584-4/K•238　定价：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弗雷德里希·根茨（1764—1832）

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希·根茨是一位德国外交家和政治家，也是一名秉持保守主义思想立场的政治评论家和观察家。他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最早观察者之一，首次对两场革命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和分析；《美法革命比较》是当时欧洲重要的研究成果。

本书实际上是1800年5月到6月间在作者自办刊物上连载的长篇政论文章，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正主持美国与普鲁士外交事务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后为美国第六任总统）的注意，小亚当斯立刻翻译成英文，当年就在美国出版，供美国学界政界参考。

有学者将根茨的《美法革命比较》与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并列；认为本书是已知最早将美法革命从各个层面进行比较的著作，是重要的学术文献，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但一直没有中译本，致使此书长期在研究者视野之外，极少被引用。有鉴于此，启蒙编译所不顾位卑力薄，毅然立项，组织翻译出版，以满足学术研究之需。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和经济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重新对亚当斯的英译本进行编辑整理，并作了详细的注释，于2010年出版，诚为当今权威版本。启蒙编译所即据此为底本。译者刘仲敬先生是近年十分瞩目的学术新秀，实力超群，是担纲翻译此书的合适人选。

原书名直译为《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我们将书名简化为《美法革命比较》。书后添加了三篇相关文章作为附录，另附小亚当斯的英译文本，供读者参考。

目录

出版说明
引言（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前言（约翰·昆西·亚当斯）
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
编者注释（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索引
附录一　反对法国革命的斗争（保罗·F．雷夫）
附录二　弗雷德里希·根茨论革命（罗素·柯克）
附录三　弗雷德里希·根茨与亚当斯家族（刘仲敬）
英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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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弗雷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封爵后就是弗雷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于1764年5月2日生于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Breslau）【当时属于普鲁士，现在是波兰的瓦洛克劳（Wroclaw）】，1832年6月9日卒于奥地利维也纳附近的魏因豪斯（Weinhaus）。根茨母系出自流亡普鲁士的法兰西胡格诺派家庭，是普鲁士大臣弗雷德里希·安茨隆（Friedrich Ancillon）的亲戚。根茨的英语和法语都很流利，对他的外交家事业颇有裨益。他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件用当时的外交语言——精练的法语写成。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冲击，在历史上大概无与伦比。前者肇造新邦，150年后发展为世界领导力量。后者在一代人当中取威定霸，君临欧洲约20年，永远改变了它所有的邻邦。法国革命的继承人拿破仑着手统治全欧洲，直到欧洲所有列强联合起来，将他打败。

不过，这两次革命及其理念不仅改变了力量，而且改变了思想。美国革命和独立的“1776年理念”形成了西方的宪制主义和代议制民主。法国革命的“1789年理念”导致了欧洲大陆各邦的世俗新法律，重新理解政体和政教关系，实现基于人民主权的民主政府。法国革命还产生了革命的精神和理念，相信邦国可以彻底推翻过去和历史继承的特色，进入全新的社会机体。这种革命精神影响了此后所有的激进革命，尤其是1917年俄国革命。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仅研究世界史，研究两国革命诞生的时刻，也研究理念的生成。这种理念塑造了西方各邦，也塑造了寻找自由民主宪制的世界各国。

弗雷德里希·根茨是这两次革命的最早观察者之一。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更注重法国革命。法国革命距他们更近，促使领袖群伦的主要欧洲国家革命化。美利坚合众国从地理上讲就远离欧洲，位于世界另一侧。前往美国的欧洲移民通常无意返回。根茨预见到襁褓中的合众国地位重要，然而他的同胞仍然视合众国为半文明的遥远国度。后者的看法类似后来的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认为奥、英、法、德、俄五强将会塑造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面貌。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所有西欧国家中，德国人移民美国最多，了解美国却最少。德国人没有能力领会美国的潜力，根茨是值得注意的例外。在以后的几世纪，这种缺陷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德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未能充分了解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根茨在100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

英国在18世纪变得更加强大，但仍然是海权国家，既在欧洲之内，又在欧洲之外。欧洲人心目中的第一号大陆强权不是英国，而是法国。法国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一再打败奥地利。根茨写到英国付给神圣罗马皇帝的补助金。最后，拿破仑肢解德国，一如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瓜分波兰。他评论说，拿破仑对待德国人，正如德国人对待波兰人，只不过俄罗斯在瓜分波兰中获得了最大的份额。根茨竭尽全力论证和说服，反对拿破仑将法国革命扩张合法化的企图。根茨承认，瓜分波兰或任何欧洲邦国都是不公正的。他虽然生于普鲁士，却认为德国人不应该自己分割为普鲁士和奥地利，法国革命更不该企图将普鲁士和其他各邦逐出旧神圣罗马帝国。根茨像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一样，认为欧洲各邦无权瓜分一个欧洲邦国。

18世纪末，不列颠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欧洲大陆。不列颠扩张殖民地，似乎破坏了势力均衡的原则。不列颠在欧洲继续坚持势力均衡原则，即使世界更多地方根本不存在势力均衡。英国人统治海洋，除了促使北美殖民地叛乱，没有为恢复势力均衡做任何事情。

根茨是少数为大不列颠辩护的知识分子之一，论证英国优势源于工商业，并非行恶。根茨写道，英美对欧洲大陆的经济优势不是因为他们的阴谋诡计，而是他们的商业勇气和天赋。在这方面欧洲各邦有充分的自由模仿不列颠，所有欧洲各邦都能够而且应该这么做。不过，根茨发现，自由贸易和不列颠航海法案很难协调，法案只准不列颠船只运货到不列颠和美洲。他意识到，美洲正在贸易和工业上追随不列颠。根茨为英美辩护，因而大受批评，他甚至被人称为盎格鲁派。英国外交部为他送交伦敦的报告支付丰厚的月俸。

不过，根茨从来不是英国代理人。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是奥地利外交大臣，促成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根茨为梅特涅工作时，向英国人坚持，他送交英国政府的所有报告和信件都必须让梅特涅过目。

根茨认识到，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导致军费日益增加。1795年，军费登峰造极。这时，法军占领了尼德兰，企图将骄傲的商业强国变成法国的一部分。1795年9月，激进的督政府执掌最高权力。此后，对外战争开支进一步增加。1796年，革命家进攻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向维也纳和米兰进军。法国革命继续推进路易十四开始的扩张事业。法国征服了西属尼德兰（比利时）和德国莱茵河左岸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哈布斯堡皇室的阿尔萨斯领地。但他并未实现将法兰西东方边界扩张至莱茵河左岸的野心，1796年法国革命战争完成了路易十四的未竟之业。古老的法兰西王朝在七年战争中丧失了权力和扩张主义，法国革命又将它们带回法兰西。在北美，七年战争通称“法兰西和印第安战争”。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称之为第一次世界性战争：战场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两个半球。欧洲列强展开超越国界的战争，争夺殖民地和欧洲优势地位。

法国支持美国革命，虽然有助于殖民地脱离母国不列颠，但在1763—1788年的战争后，却对法国本身产生了复杂的后果。除了确保美国独立，法国并没有从美国独立战争取得任何实质收获。相反，战争开支损害了法国国家财政，促成了法国革命。

根茨在他的文章最后写道，他的目的是根据四种基本理念，研究两个世界的革命。“思考起源的合法性、手段的特征、目标的性质、抵抗的范围。”（p．57）

我们能不能根据一般性原则判断独特的历史事件，例如这些大革命？革命是一个分类术语。革命遵循同一类型的行动模式。发动革命遵循一种行动模式，同时对特定的历史形势作出反应。评判革命就象评判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必须依据革命爆发前既存的条件和革命的起源，依据革命者施政和举措的特征和性质，进而依据革命意图实现的目标，最终依据国民对革命抵抗或支持的程度。在一切行动中，目的和意图是开端，实现目的是行动的功德圆满。评判行动，必须依据产生行动的条件和行动的起源，进而依据行动的实施方式，最终依据行动的结果。当然，革命不仅是蓄意的行动。在革命事件中，行动者经常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驱使。但革命也是政治行动，据此受到评判。根茨的意图是，评判作为政治行动和历史事件的两场革命。

北美殖民者在英国内外开始跟母邦冲突时，发现自己的处境颇为奇特。他们必须交税，但税款如何使用，他们却没有发言权。他们是不列颠王室的臣民，在不列颠国会中却没有议席。他们不得不接受不列颠的殖民地贸易垄断，却不能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不列颠。

根茨指出，美洲税收仅仅用于不列颠，这自相矛盾。这种措施很像反复无常的贸易垄断——北美殖民地只能购买英国货物。根茨比较不列颠的殖民地贸易垄断和北美税收，引用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措辞“在所有贡赋中最为沉重”。根茨强调两种冲动有内在联系：其一是控制殖民地政治，其二是控制殖民地市场，只能通过母国才能进入。母邦希望贸易垄断，殖民地希望改变处境，这是双方固有的立场。根茨清楚地意识到殖民关系合法性的限度：“许多问题经不起认真分析，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p．9）美国革命将紧张关系推到极限，从自然法的观点看，这是一种尴尬的关系。殖民地和母邦的关系几乎没有明确的合法边界，因此美国革命无须破坏许多法律。殖民地只需诉诸母邦自身应用的宪制原则——国会代议制。

法国革命发生在精密、有效的法律体系下，统治他们的国王愿意颁布法律，推行宪政改革。革命破坏法律，杀害国王。法兰西毁法的程度和严重性远超殖民地。最后，根茨以两场革命破坏“真正权利”的多少为评判依据。如果针对抵抗的政治暴行跟抵抗本身不成比例，它就是真正权利的破坏。法国革命（以及更大程度上的俄国革命）需要穷凶极恶的暴行和为数众多的受害者。（在这种意义上，纳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是不是一场革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革命需要杀害大批国民才能压制全民的抵抗，从这些方面考虑，不可能合法，因为革命的手段与目的不成比例。根茨评判18世纪革命的标准对20世纪革命甚至更加适用。

1989年，法国革命200年后，当代捷克和东德发生了最近的革命，分别称为“天鹅绒革命”和“宁静革命”。它们是革命吗？有些人声称，它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前华沙条约组织两国的内溃。罗森斯托克-胡塞称这一类革命为“半革命”。[1]

根茨是保守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保守派一样，他对革命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因为他确信社会需要延续性和传统。运用激烈的政治暴力，以便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也是保守派痛恨的对象。最后，根茨得出结论：美国革命是一场正当合法的革命，因为它不是真正的革命。它的目的是根据英国传统宪政原则，建立宪制政体。美国革命没有释放大范围的暴力，它的目的明确而有限。这些目的一旦实现，革命就完成了。它在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中，大体上保持了文明的做法。它无意将自己的原则强加于其他邦国。

根据根茨的意见，所有这些在法国革命中都谈不上。法国革命大幅度使用暴力。它面对国内的激烈抵抗，只能以残暴的镇压平定。（巴黎人民经常说，罗伯斯庇尔想把法兰西共和国的人口减少到革命前的一半。）法国革命的目的或目标在各种革命党派千变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变化无常。法国革命没有良好的表现，它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结束于拿破仑的暴发。最后，它企图将自己的原则强加于其他邦国。

根茨不仅批评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历史表现，而且批评它的核心政治理念。他认为，天赋和不可让渡的人权宣言、人民主权的概念在美国革命中，是浮华的修辞，在法国革命中，是幻觉和错误。法国革命从美国革命接受了这两种理念，体现在拉法耶特接受了杰斐逊的建议，但根据根茨的意见，它们在法国革命中仅仅造成了严重谬误、政治灾难和人类苦难。

根茨相信，如果将所谓人权用于抽象的要求，反对具体和真实的权利，就是错误的。人权不可能存在于邦国的真实权利之外。法国革命以抽象和空想的革命原则，攻击邦国的“真实权利”。如果法兰西共和国废除欧洲各邦臣民对其合法政府的服从义务，就会产生类似宗教战争的形势。那时，教派团体声称，他们有神圣的权利免除其信徒作为臣民或公民的服从义务。

同样不存在抽象的人民主权。因为法律高于上帝以外的任何主权，甚至必须认为上帝也遵循自己设定的权利。因此，人民或邦国不可能仅仅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时产生法律，而法国革命就有这种企图。美国革命和合众国宪法都遵循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被赋予权利，也受到权利的约束。法律高于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根茨指出，对人民主权有不同理解，表面上微不足道，实际上关系重大。根茨洞察力的核心在此。还可以说，美国革命的最大遗产在此，法国人民在法国革命中领受的最重要教训同样在此。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1952—2012），德国著名的思想家、经济伦理学家，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曾任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管理组织哲学和现代哲学史教授、德国汉诺威哲学研究所伦理经济和商业文化中心主任、“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ISBEE）执行委员以及德国哲学协会商业伦理及商业文化委员会主席，并在德国、英国、日本多所大学任教。他在伦理经济原理以及市场经济伦理等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已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哲学、宗教、经济学、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等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其中许多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和中文，在我国经济伦理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科斯洛夫斯基的主要著作有：

《后现代主义文化》（Die Postmoderne Kultur），1987

《资本主义伦理学》（Ethik des Kapitalismus），1982

《伦理经济学原理》（Prinzipien der Ethischen konomie），1988

《银行业的道德：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Ethik der Banken．Folgerungen aus der Finanzkrise），2009

前言

约翰·昆西·亚当斯

这里翻译的文章首先发表在柏林《历史研究》月刊上，作者根茨先生是德国最杰出的政治作家之一。美国人对此高度关注，原因有二。其一，文章最清晰地记录了美国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这场革命奠定了美国的独立，却一向没有多少人介绍。其二，文章洗刷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遵循同样原则的可耻诬蔑。这种谬论在美国本土流毒最广，为害最烈。根茨先生指出，在欧洲，这种谬论不外乎陈词滥调。然而，美国的情况更有甚者。权威人士已经认可谬论，他们以才能受人敬仰，本该了解得更清楚一点。[1]

本书从各种角度展示了两大事件产生、发展和结束的根本性差异。对于诚实的人，任何一种角度都足够了。一位当代哲人可能会主张，郡长诛杀罪犯和盗贼谋害旅客基于同一原则，但人类的淳朴常识仍然足以看出二者的区别。本书就是这样，证明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不同——正确与错误的不同。

我们推测，本书会给每一位真正爱国的美国读者提供纯粹、真诚的精神满足。[2]他们由此看到，一位天资卓绝、博学多才、不偏不倚的外国人正直地证明了本国革命的原则和行为。美国本地人的判断自然偏向本国，美国公民只有勉为其难，不以史家自任。外国人的心灵更远离爱憎之情的影响，因此他的判断必然有更多的内在价值。本国史家总会以某种方式居于辩护人的位置，不偏不倚的外国人却居于法官的位置。

根茨先生这样一位作者的赞许尤为珍贵，因为他的资格毋庸置疑。他温和地责备我们的某些步骤，最有力地证明了他确实不偏不倚。他对许多政治推测的观点，我们美国人不能苟同，但他有所责难之处，我们自己其实同样不惬于心。例外鲜有，甚至根本没有。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长子，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继父亲之后成为总统的人，他在职业、气质和观点许多方面上和他杰出的父亲十分相似。小亚当斯20岁就成为有名的外交官，曾出使欧洲多年，熟悉欧洲事务。1817年门罗总统上台以后，他被任命为国务卿，任职8年，曾协助起草《门罗宣言》，解决与英国的许多纠纷，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罗里达，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国务卿之一”。1825年，小亚当斯当选为总统，1829年卸任后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直至逝世。

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1)

北美革命的历程最接近法兰西革命。[1]北美革命的亲历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国革命的同时代人和见证人。法兰西革命的某些要角曾经在差不多10年前的美洲舞台上大显身手。[2]美国革命事业大获全胜的完美范例势必对法国旧政体的毁灭者产生直接而有力的影响，超过任何更早的欧洲革命先例。引发法国革命的条件，有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源于法兰西对美国革命的大力介入。大多数法国革命奠基者的辞令和举措只能设想为刻意模仿美国革命的进程、计划、举措、形式、甚至一部分语言。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踟躇地将美国革命视为范例，借此论证自己举措的正当性。

所有这些原因都在发挥作用，尤其是人人都对美国革命记忆犹新。美国革命的原则仍然四处流传，人人顺耳；欧洲各地民心激荡、一日千里，事先就偏爱所有相似甚至仅仅表面上相似的事业。因此，某些人显然有兴趣在同样的基础上肤浅地比较两国革命，将其混为一谈。诱导大部分公众接受根本错误的观点并非难事，在这个大动乱和活跃、激烈、广泛争论的时期，只有极少数天赋卓绝者能够洞察事件的本质，承担艰难的任务，以长期思索和不懈研究为基础，形成判断。或许，只有为数更少的人愿意这样做。两场革命的相似性取信于人，许多有才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并断然宣布，他们喜欢美国革命。因为根据公认的共同依据，“在美国正当的事物，在欧洲不可能不正当”。[3]美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至高意义上的光荣和辉煌成就，给美国和大多数其他邦国，乃至英格兰本身带来了毋庸置疑的利益。时间和宁静总会给人们带来判断力。美国革命以更大的温和与公正，终于让最激烈的反对者心悦诚服。依靠这种无法抗拒的类比，法兰西类似的期望似乎获得了正当理由。第二种共同依据远比第一种更危险，因为它取材于空洞的遥远未来，以虚幻的希望蛊惑很大一部分人：“在美国造福于公众的事物，早晚且一定会以类似方式造福于法兰西乃至全欧洲的公众。”

10年灾难的经验[4]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冷却了这种信仰，但还没有彻底消除它。无论如何，甚至动摇、犹疑的人也没有否定法国革命原则，他们用这种原则为自己辩护，以免自己陷于混乱。他们重新评估外在和偶然的条件，这些条件妨害了革命本来可以带来的利益，借口革命尚未充分完成，归咎于其他同样琐屑的潜在因素。他们设想，两场革命起源的正当性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其中一场革命的后果比另一场更有益，他们就归因于幸运的青睐，无视人谋不臧。[5]总而言之，两场革命的奠基者同样睿智，理所当然同样正直。

因此，比较两场革命的基本特征、来龙去脉和首要原则，肯定不是忘恩负义的任务。不过为了给这种比较做准备，简要介绍美国革命起源的特征，并非无益。这种准备确乎理所当然，因为过去10年几乎耗尽了所有注意力和记忆，革命起源和最初进展的特征即使在同时代人的心中都不再清晰醒目。何况这项大业的画卷有许多要点，在发生当时逃过了几乎所有观察者的注意，后来才有深思、老练的眼睛见著知微，充分领会其生动色彩。(2)

英属北美殖民地缺乏欧洲智慧设计的正规典章和未来规划，是欧洲短视和不义的更纯粹产物。政治和宗教的不宽容和动乱驱使第一批殖民者背井离乡，这是他们自力更生的唯一理由。他们筚路经营不及200年，就形成了一个伟大的邦国，[6]为全世界提供了新的政体。那些将他们逐出家园的欧洲人比他们自己更能体会其中的新意。

最初的殖民者人微言轻，欧洲对遥远领地的价值极度无知，因而举措乖方。殖民地突飞猛进、出人意料，肇因于是。这时，北美殖民地居民已经是新移民的两三代子孙了。当时，只有金银才能吸引欧洲各邦政府的注意。他们毫不犹豫，让没有发现这些矿藏的遥远领地听天由命。这样的国家没有希望提供收益，不能立刻增加邦国的岁入，没有理由给予扶植或特殊照顾。

然而，辽阔、多产、宜居的土地青睐积极进取和不屈不挠的人民，他们在这里迅速繁衍，人口众多，特别富于创造。他们的政体简朴，符合他们的需要。这些殖民地不受母国重视，几乎完全遭到遗忘，享受深厚的和平安宁。他们度过了短暂的襁褓时期，飞速成长起来，大踏步走向圆满、协调、光辉灿烂的青春期。他们出乎意料的伟大奇迹唤醒了欧洲人，后者突然从轻率、冷漠的麻木状态转向激烈的侵犯。欧洲人不久就看清了真正的新世界。美洲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跟旧世界一决雌雄。不过，美洲同时也是欧洲财富和幸福的无尽源泉。甚至早在18世纪中叶，欧洲所有海上强国都已经发现了要害之处：欧洲海外领地的唯一价值就是为母国的工业开放不断扩大的市场。英国比其他所有国家更有体会，因为其殖民地正好最接近良治的原则。在所有造福人类的事件当中，美洲的发现名列前茅，原因并不在于君临辽阔领地的空洞主权和开发金银矿藏的无益财产权，而仅仅在于，销售欧洲产品、交换远方产品的便利和利益日益增长。[7]

人们一旦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个伟大的真理，母国就竭尽全力将殖民地贸易集中到本国，给本国和殖民地贸易提供最大程度和最为有利的指导。甚至就在本书写作前不久，他们还认为，实现这一目的，捷径莫过于垄断。他们只要强迫殖民地居民只能从母国购买他们想要的所有欧洲必需品，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产品卖给母国，就可望确保母国商人的利益。殖民地市场广阔，重要性年年增加。他们设想，只要采取这样的垄断措施，就能在最优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展殖民地市场。

这种体制存在根本性错误，不过他们的错误情有可原。财富性质和来源的真正原理，商业国家的真正利益所在，仅仅在极少数天才的脑海中萌芽，甚至还未成熟，更不用说获得普遍认可了。不仅如此，如果哪个国家为时过早地奉行这些卓越的原理，一方面放弃所有偏见，另一方面断绝所有琐屑的嫉妒，切实有力地确信：一切真正的贸易政策和殖民地贸易最明智的原则必须以自由权利和普遍竞争为基础，它就不可能不为这些原则牺牲自己。它单方面开放自己的殖民地，其他国家却不对它开放自己的市场，那么它的殖民地就有落入其他国家之手的危险。如果商业大国普遍一致地愚蠢，它就没有单独明智的特权。因此，基于垄断的殖民地贸易体系聊胜于无。一个国家如果处在英格兰的地位，即使有幸根据长期的经验和深刻的反思而预见到垄断体制的后果，仍然别无选择。

在这些条件下，英格兰政策的最高目的必然是确保自己独占殖民地贸易。垄断贸易体制从殖民地和母国的原有关系中自然产生，对邦国并无困难，因为移民从来不曾获得丝毫支持。殖民地垄断的建立代价不菲，维持更加昂贵。占据殖民地构成了战争的理由。法兰西和英格兰鏖战8年，1762年法兰西与西班牙签订了《枫丹白露条约》。[8]仅仅为殖民利益，英国国债增加了一亿斯特林（sterling）。加拿大的征服本身不值此数的十分之一。如此靡费，巩固贸易垄断体制才是合理的最终目的。[9]

甚至英法战争结束后造成北美独立的不幸分歧，对英格兰是否害多益少。法兰西在北美的势力灰飞烟灭，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存在由此功德圆满。殖民地的财富和活力仍然飞速增长，早晚会危及他们和母国的联系，他们却自觉安若磐石。这种联系永远维持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微乎其微。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这种联系也很难再延续100年。没有任何邦国统治殖民地的原则比英格兰更自由、更平等，但违反自然的体制束缚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成长并将垄断贸易的利益交给远在1000里格（长度单位，1里格约为3英里或3海里）以外的国家，即使最自由的体制也不可能永远这样维持下去。(3)不过若非英格兰陷入最可鄙的迷狂，除了垄断贸易之利还要从美洲公共税收谋取另一项眼前利益，垄断体制肯定还能自己维持50年，解散的方式会比现在更温和，更愉快。[10]

难以判断，当时的大臣最初施行这种有害的计划，是出于哪一种隐秘的动机和哪方面的估算。他们最情有可原的理由是，希望减轻大不列颠居民特别是地主的税负——战争大大加重了这种当时最为不合时宜的负担。北美恰好最缺乏正币[11]，这个国家几乎不可能征收英国人闻所未闻的真正重要税收。如此征税势必遭遇成千种障碍，最终的财政收益会化为乌有，几乎不可能逃过任何财经行家的明鉴。如果我们留心所有各方面，细心评判大臣的表述和他们后来喜爱的已知观念和美洲事务的全过程，我们几乎不能不相信，人们通常认为，猜忌国会无限主权是最初财政计划的结果，其实倒不如说是这种计划的合理动机。他们暗中担心美国人渐渐厌倦了枷锁，因此误入歧途，想进一步收紧美国人身上的链条。

1763年条约刚刚缔结，这种肆无忌惮的事业就迈出了第一步，预示着最不祥的前景。财政大臣乔治·格兰维尔[12]虽然在一切方面都是可敬而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的心灵或是不够伟大，或是有欠灵活，没有面面俱到地考虑新体制，却自认为能强行贯彻。就在当时，他借助各种苛刻的国会法案，尽可能恢复英格兰和殖民地的垄断贸易原则，运用最具压迫性的规章，追查美洲人的走私贸易。由此，众心不悦，民怨鼎沸。他提出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对法庭记录、新闻报纸等项目征收印花税。1765年初，国会予以批准。

迄今为止，殖民地除了必需的内部管理开支，不纳任何其他税。这些相应的固定费用都微不足道，每个殖民地都有几个代表会议审核开支。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例如最近的战争，殖民地就会召集这些会议，向政府提供非常和自愿的捐献，但国会通过法案征收公共税款，北美一向无此前例。如果国会立法规范贸易，往往会开启一个微不足道的先例或明显的义务，却不会在公共事务中留下丝毫策划的痕迹。策划的目的是，让美洲人立刻为不列颠帝国共同的亟需而捐输。

长期和庄严的惯例已经承认了殖民地的豁免权[13]。成千种公正的考虑和上述因素都说明，不列颠贸易垄断本身就相当于沉重和高昂的课税，并使这种惯例具有正当性。最重要的是，即使国会的权威侵犯这种豁免权，也会遭到英国宪政精神本身装备的武器反驳。英国宪制最宝贵的箴言就是：未经英国人自己的代表议决，不得强迫任何英国人纳税。下议院的全部宪法权力都建立在这条箴言上。在任何一种意义上，殖民地居民都是英国人，无人质疑。国会即使承认他们是同辈公民，仍然自以为有权威向他们征税。不过他们在国会没有代表，归因于距离，并不能构成充分合理的借口。因此，在殖民地的问题上，如果贯彻宪法原则，他们的捐输只能由殖民地会议确定。不列颠国会对他们的征税权并不多于对爱尔兰人民的征税权。

但如果这种权利本身就有疑问，在任何情况下讨论它都是虚伪和冒险的行动。如果没有最紧急的必要性，掀起邦国最高权力界限的论战，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违背了邦国政策的最简单规则。此处的争论涉及宪法，宪法的性质和边界从来没有清楚的界定，或许原本就不宜明确界定，因此这种论战就有双倍的危险性。许多问题经不起认真分析，殖民地和母邦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主权者极其特殊非凡的权利，经常在那些剖析者的手下消失。既然母邦有英国这样的宪制，宗藩关系就很难同时满足理解力和权利观念，彼此和谐。国会涉及殖民地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围内享有权威，从未经过验证。不过殖民地承认而且愿意继续长期承认，国会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充分权力指导和约束他们的贸易。只有这一点是明确的，但只有这一点对英格兰是必要的。显然，再进一步就会陷入巨大的风险。

印花税在美洲出现，释放了全面骚乱的信号。反对走私贸易的新法律已经触犯众怒，因为它公然暴露了英国人竭尽全力坚持贸易垄断的意图。但美洲人在沉默中接受了这些法律，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反对的正当理由。现在，迄今尚无前例的新体制以殖民地居民深恶痛绝的形式建立起来，为英格兰国库的利益向北美课税。殖民地居民反感的原因是，在各种地方性理由当中，印花税在北美一直是压迫性的征敛。短短几天内，反感在所有各阶级人民当中蔓延开来。下层阶级以种种逾分的行径发泄愤怒。上层阶级坚定而周详地抵抗，尤其是一致同意，印花税撤销以前，不再从大不列颠进口商品。敌意从殖民地一端传到另一端，策划者众所周知的坚定近乎顽固，若非当时英格兰政府更迭，第一次斗争可能就会以彻底分离为结局。

1765年夏天接管国务的大臣拒绝立刻向美洲全面征税的新体制。罗金汉侯爵[14]的准则是温和、亲民，因此他反对仅仅依靠武力实现目标的方法。问题首次提交到国会时，国务秘书康威将军曾经是格兰维尔最有力、最热忱的反对者。1766年国会第一次会议撤销了印花税，但为了保护国会颜面，撤销法案与《确保殖民地依赖法案》一起宣布。后者庄严坚持，殖民地事无巨细，大不列颠都有权立法。

美洲人对这最后一步不可能漠不关心，但他们沉浸于印花税撤销的狂喜中，没有考虑补偿撤销的法案可能有什么后果。若非英国大臣在一个不幸的时刻，重新提出征敛美洲的致命计划，殖民地的和平与和谐大概会长期恢复和巩固。罗金汉侯爵的政府撤销印花税不久就解散了，继任首相确实有查塔姆伯爵[15]的名号，却没有他的天才。财政大臣查理·汤森德（Charles Townsend）天赋卓绝，但为人轻佻无恒，他图谋邦国影响力的顶峰，但1767年英年早逝，壮志成空。对殖民地进口玻璃、纸张、绘画颜料和茶叶征税的提案虽然受到几位大臣包括财政部首脑格拉夫顿公爵的暗中反对，却还是在国会通过，成为法律。新计划的辩护者以虚弱的论证自圆其说：国会虽然撤销印花税，从而放弃直接向殖民地征税，但从未放弃以后间接征税的权利，间接征税权与贸易管制权关系密切。

这种论证即使能让国会反对派闭口，却丝毫没有考虑到安抚殖民地。最目光短浅的人也能看出新法案的敌意。规定的税负仅仅宣布为进口关税，字面上确实符合殖民地念念不忘的豁免权，但新税暗中的意图不过是用权术实现武力无法实现的目的而已。税额不过两万镑左右，英格兰获益甚微，却有力地坐实了殖民地的怀疑。新章程的特殊性，勒索国民的不义，母国任意强加其需要的一切条款，整个举措因此完全臭名昭著。1767年进口税实施的方式与印花税完全相同。所有殖民地再度一致抵制进口。殖民地议会和王室总督展开痛苦的争论。各地市民与军队兵戎相见，一方抵抗，另一方威胁，预示动摇大英帝国根基的打击已经迫在眉睫。

大臣似乎无论如何，准备再度悬崖勒马。1769年，大臣对殖民地问题的传阅信件递交殖民地议会，信中提出了令人欣慰的前景——迅速撤销臭名昭著的关税。格拉夫顿公爵坚决反对向美洲征税，似乎鼓励了信中唤起的希望。但公爵于1770年初辞职，事态急转直下。他的继承人诺斯勋爵[16]刚上任时确实打算撤销美洲关税，却为了表明国会的合法权威，保留一个特例——继续征收茶叶税。罗金汉和格兰维尔两派激烈反对，极力渲染放弃利益后却偏要继续争执的愚蠢，竭尽全力抨击这个可鄙的计划。(4)从这时起，显然大臣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殖民地感受他们的枷锁。这个如履薄冰的事业第一步就建立在虚假的陈述和偏私的判断上。现在，危险的激情取代了这些谬误，邦国的和平与福利就要为谬误的野心和毁灭性的嫉妒而牺牲。

在此期间，所有殖民地已经做好了根深蒂固的抵抗准备。母邦的举措越来越远离初衷，美洲人的抵抗越来越面目全非。他们一开始只否认国会对殖民地的征税权，反对的范围渐渐扩大，他们开始连国会的权威一并质疑。他们一旦奠定了这个基础，就再也不会离开。他们的恒心，他们与英格兰的距离，他们对英国人祖传法律的自豪感，他们列祖列宗出亡美洲的回忆，他们在150年间化荒野为盛地的见证，不以怀柔减轻依赖和压迫反而与日俱增的不义与苛政——他们的观念和希望产生的新冲动受到所有这些因素的鼓励。大不列颠愚不可及，为了可疑权利的无益讨论，抛弃太平无忧的宗藩关系。殖民关系即使模糊不清，仍然利莫大焉，一向未曾经历分析和解剖，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宗邦非但不能怀柔远人，治愈危险的创伤，反而变本加厉、火上浇油。政府在这段不幸的时期内，采取了种种步骤，涉及殖民地内政、法庭、地方议会、民政与军政当局的关系。这些举措似乎处心积虑，都以立刻激怒和鼓舞不满分子为目的。人人思乱，为时已久。在大臣的新政挑动下，最激烈的冲突刹那爆发。

只要1767年法案规定的茶叶税在1770年故意保留并不予撤销，美洲人就坚持抵制茶叶输入殖民地。东印度公司[17]因此大受损失。大批茶叶在仓库中腐烂，无人消费。茶叶进口税不过每磅区区三便士，在殖民地却如此臭名昭著。他们向大臣提议加倍支付出口税。这个有益的提议开辟了解决危机的体面出路，却遭到大臣的厌恶和拒斥，因为它不符合迫使美洲人无条件臣服的计划。但东印度公司的窘迫日益恶化，因此提出另一项自救计划：用公司的船只为美洲人运茶，美国人自己付账，自己派代理人付进口税，然后自己发售。同时，国会法案免除了美洲海运出口税。进口税虽然保留，但比以前更低廉。他们希望，美洲人不再犹豫，对商品附加的税款不再有切肤之感，放弃一切抵抗。

事态很快就证明这种希望何其徒劳。殖民者一有时间就回顾自己的处境，看清了大臣的做法只能有一种解释。美国人一致抵制不列颠茶叶进口。在此期间，走私外国茶叶的商人大发横财。这些商人也许仅仅从商业考虑出发，厌恶东印度公司的生意有政府支持，但美洲大多数民众和开明的爱国者看到并谴责东印度公司的生意，完全因为他们明显有意遵奉不列颠国会拟定的税则。英格兰拒绝在不列颠港口征收出口税，以保证美洲大大减少进口税。这种情况值得注意，暴露了尖刻的恶意，再加上其他不怀好意的迹象，预示着殖民地阴暗的未来。

运茶船抵达的第一批报道传遍美洲，从新罕布什尔到佐治亚。所有殖民地区同仇敌忾，准备抗争。在纽约、费城和其他许多市镇，公司代理人不敢收货。船只面对抵制卸货的有力抗议，只得满载原货调头返回。在波士顿，抗争的精神一开始就最为激烈。赫钦森（Governor Hutchinson）总督采取措施，不准船只在卸货完成前返回，但他的严厉仅仅促使事态恶化，一小撮坚定的反对派登上甲板，打开三百四十二箱茶叶，抛进大海，没有破坏别的东西。

1774年国会刚刚开幕，这些骚乱的纪录就送达英格兰。复仇的渴望立刻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感情，所有其他委员会都热衷于维护政府的权利与荣誉，大臣乃至举国心中都充满了这种热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忘了，殖民地忍受了10年之久，受到一系列不怀好意、行险侥幸的措施驱迫，一再受到攻击，对系统的烦扰忍无可忍，正当的义愤才以非法的形式爆发出来。

现在即使对温和派而言，严厉措施的必要性也已经一目了然。然而不幸的是，愤怒冲破了正义的界限，骄傲受到刺激，逾越了策略的限度。波士顿过火行动的肇事者可以受到公正的惩罚，东印度公司可以向殖民地索取正当的补偿，美洲人的暴行显然将自己置于不利地位，他们的错误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可以运用智慧迫使他们就范。但英格兰似乎对目前的一切有利形势不屑一顾，宁愿发动战争，而这场战争对他们自己福利和安全的损害，超过对殖民地反对派的打击。诺斯勋爵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提出法案——在国王陛下认为适当的时候，关闭波士顿港口，将该地繁荣的商业海关转移到别处。随即提出的第二项法律更深地打击殖民地的首要原则，国会权威最夸张的观念都无法提供正当理由，除了不可避免地驱使因进口税而濒临叛乱的人们铤而走险，不可能有其他后果。这项苛刻的法律宣布马萨诸塞海湾地区的特许状无效，该地应当臣服于绝对依附王室的新政体。迄今为止，对政府而言，马萨诸塞的财富、宪制和居民立场似乎比其他所有地方更危险。同时颁布的另一项国会法案规定，任何人在美洲骚乱当中攻击官吏，总督有理由担心当地可能不公正审判，就应该遣送到英格兰受审。根据不列颠的观念，这项法案完全有资格称为暴政。最后，大臣向国会提交法案：赋予加拿大一部宪法，完全不同于其他殖民地的政体。当时，加拿大仍然处于临时政府管理下。无论政府鉴于最近的事态，采取这种步骤有多少正当理由，只会在殖民地产生最不利的后果。后者相信，邻邦的待遇预示了自己的命运。

皇家军队增援波士顿，各种不愉快事件和压迫随之而来，群情激愤。不列颠国会这些举措传到美洲，民愤更受刺激，并达到最高最危险的地步。一时间，所有殖民地只听到一种声音：美洲和英格兰的争论只能用宝剑裁决。各地不遗余力，最坚定地备战。军事操练变成了公民的唯一事业。1774年9月4日，所有各地区的51位代表在费城集会，会议商议他们共同的苦情和防范共同危险的途径。会议第一项措施就是发布庄严的宣言：国会对波士顿市和马萨诸塞海湾地区的不义压迫，所有殖民地感同身受，建议北美全体居民断绝他们跟大不列颠的一切贸易，直到殖民地的冤情获得公正的补偿。会议就此决定，分别向不列颠国民和英格兰国王陈情。他们的陈情书一面描述北美的苦情，一面以温和节制的语言，继续指斥脱离母邦为大逆不道。

最迟钝的观察者都不会看不出，殖民地争议呈现出可怕的新特征，已经发展到威胁整个不列颠帝国的程度。不过，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尘埃落定仍然有赖于国会收工结穴。消弭巨祸，至少必须废除1766年以来颁布的所有法律，但美洲丧亡只在旦夕之间，理应说服人人接受唯一的补救之道。不幸的是，深厚的懊恼、顽固的骄傲、虚假的雄心、一切狂暴的激情占了上风，引进、滋养、维持了这种残酷的体制。所有这些激情形成不神圣的联盟，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以为征服殖民地毫无悬念且并不困难。1775年初召集的国会破格向国王陈情，两院确信马萨诸塞海湾地区正式爆发叛乱，准备矢忠国王并竭尽全力镇压叛乱臣民。接着，多数派通过了苛刻残酷的法律：剥夺殖民地一切外贸，甚至包括他们生存必不可少的纽芬兰沿岸鱼类。一些最明智、最可敬的政治家反对这些孤注一掷的决策，他们是：上议院的查塔姆勋爵（Chatham）(5)、卡姆登勋爵（Camden）、谢尔本勋爵（Shelburne）；下议院的埃德蒙·柏克[18]、巴里上校（Barré）和其他议员。他们都是卓越的雄辩家，或许后无来者。他们提出几种和解计划，遭到始终不悦、时常轻蔑的拒绝。诺斯勋爵（North）提出的唯一和平步骤显然不能胜任，在争执开始时都满足不了殖民地的要求，在1775年肯定会失败。

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宣布：“鉴于马萨诸塞海湾地区特许状遭到践踏，殖民地与王室脱离关系。”诺斯勋爵的和解法案遭到拒绝。大陆军和纸币产生，华盛顿上校奉命出任大陆军总司令，诸如此类。这时，战争事实上已经爆发。4月10日，战斗在列克星敦打响。[19]大陆会议采纳这些决策时，秘密而更加血腥的战斗已经在邦克山展开。英军损失惨重，但不幸没有收到丝毫教训。他们对美洲人的抵抗和军事才能颇有轻蔑之意。

虽然和平的希望已经消失，大陆会议无论受到多少挫折，在这时仍然没有拒绝最后的和平尝试。他们决定第二次向国王陈情，极力保证臣服，并无意废除殖民地与大不列颠的现有联盟，以及迫切恳求国王陛下首肯任何意在平息当前可悲争执的计划。1775年9月1日，陈情书由宾夕法尼亚的宾先生[20]提交。宾先生是北美最受尊重的公民，获悉“没有任何答复”。大臣向国会提交断绝殖民地贸易的法案不久后，宣布美洲殖民地船只为合法的战利品。人们公正地认为，这项法律就是向美洲公开宣战，正式放弃了统治殖民地的权利。同时，国王跟几位德国君侯结盟，而后者派自己的军队参加大战。每种准备都证明，不列颠帝国的命运就要完全由武力决定了。1776年2月，国会闭幕，积怨登峰造极。大臣和国会甚至没有考虑到外国势力介入美洲乱局的危险性，尤其是法兰西完全可能利用英格兰的窘困处境。1776年初，一些反对党议员宣称，根据非常可靠的纪录，费城大陆会议和法兰西宫廷已经开始谈判。有充分证据否定此说的真实性，甚至可能性。有人坚持说，任何邦国都不可能设想这种“没有先例的乱政”，“任何政府想要维持本国臣民的服从，就不可能支持殖民地”。这种论证本身基于非常公正的原则，在那些始作俑者口中却完全丧失了决定性的分量。他们施行极其相似的乱政，以其愚不可及的顽固，将最珍贵的领地、现存的半个帝国孤注一掷。

1775年最后一个月后，战争风暴在殖民地内部激荡。国会1775—1776年冬季的辞令和决策已经让美洲人明白，这将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一切联合的纽带都破裂了。命运无情的铁手已经关闭了往日幸福时光的所有门户。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宣布十三联合邦独立。

进一步概述历史纲要，并非本文目的所在，因为我在此仅限于谈论美国革命的起源。无论如何，只要了解这一点就够了：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完全证实了反对派的预见，他们主张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战争的后果如何让所有党派的预测信誉扫地，同样众所周知。支持派的基本原则是，为了维持殖民地的占有，一切都可以孤注一掷。反对派的基本原则是，为了避免殖民地的丧失，一切都可以牺牲。因此，双方一致同意，不列颠帝国遭受了惨重的、大概无法挽回的损失。经验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英格兰丧失殖民地几年后，就恢复了强大和繁荣，甚至比以往更强大繁荣。[21]无论此事对欧洲事务有什么害处，法兰西独受其弊。根据一般的看法，法兰西在美国革命中获益最大。

如果我们适当考虑刚才简要概括的一系列事实，以及其他同样确凿、可靠、影响后继事态的事实，以下的对照就会产生，最清楚地暴露了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基本差异。

1．美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另一部分无论是否正确，至少非常可疑，自始至终无人能够清楚而确定地界定是非。法国革命是无法分割的一连串步骤，不可能有片刻怀疑其严格的原则性谬误。

涉及革命权利的问题，由于革命时期琐屑的思索、肤浅的诡辩、巨大的破坏、愚蠢的冷漠，已经落入学究的空洞消遣范畴。有些人以政治家自恃，认为不值得为此多费事，但明智善良的思想者自始至终关注这个问题。[22]

一方是遥远殖民地居民和母邦政府的关系，另一方是政府和直接臣民的关系，二者在一切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前者总是存在某些张力、模糊、违背自然之处，因为无可否认，一切主权最坚实的基础都在于统治的必要。政府远在千里以外，统治的必要性更弱，服从其法律就更成问题。必要性自行取消，所见所感自行表达。此外，欧洲所有邦国或者亲自、或者鼓励在地球另一边建立殖民地。它们多多少少认为这些殖民地仅仅是自己富国强兵的手段，而殖民地居民仅仅为自己的幸福和舒适而存在。这种准则不大可能符合社会的总体目的。殖民地的明智不下于母邦，早晚会产生恒久的独立意识。因此，欧洲各邦君临殖民地的权利必然始终动摇不定，模糊不清，经常无法界定。如果母邦政体简单，殖民地建立的条件清楚明确，那么无法避免的扭曲关系就更难觉察。反之，如果母邦有复杂的宪制，而且一开始没有最精确地界定各种规范，困难就会更大，冲突就会更常见，更严重。这些规范是：殖民地和母邦联系的条件，殖民地享受母邦特有宪制的民德，以及殖民地在母邦宪制中所处的地位。

北美英国殖民地同时具备所有这些特点。不列颠人肇造的新邦，在不列颠宪制内理应享有多少权利和自由？新邦居民跟不列颠宪制各组成部分各有什么特定关系？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应该引起最大的注意。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殖民地起源时，不列颠宪制本身尚未实现最终的完美与协调。(6)各殖民地的特许状全都来自王室。国会从未参与任何殖民地的建立。[23]

这些殖民地的内部形式与其建立或形成的环境一样千差万别。授予私人的世袭产业构成了某些最重要的殖民地，业主及其继承人可以完全随心所欲地施行统治，他们对王权的依赖极少超过有名无实的程度。以这种方式，马里兰授予巴尔的摩勋爵（Baltimore），南北卡罗莱纳授予克拉林敦勋爵（Clarendon）。以这种方式，宾夕法尼亚和德拉瓦属于著名的宾家族，其他殖民地称为皇家地区，例如新罕布什尔、纽约、新泽西、弗吉尼亚。在这些殖民地，国王视同直接统治者。最后，还有第三种特权殖民地，王权受到最初特许状的限制。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的宪制就是这样。

王室总督和各地议会的关系，在每个殖民地都有不同的界定和模式，但无论各地源于特许状、王权还是遗产，地方议会到处都惯于行使以下权利：颁布内政治安法律，征税以应本邦急务亟需，参与一切必要国务管理。殖民地对王室的依附各不相同，但政体组织无一遵循不列颠国会授权的合宪、合法形式。特许状缺乏内容，大不列颠从来没有明确颁布的法律，甚至局部的章程宣告，更何况提及这些殖民地当局。

一开始，国会认为，殖民地由王权统治，他们完全排除在外，他们对这些地方极其漠不关心。后来上百年时间里，他们一般性权力的边界几乎未曾明确划定。国王亲自统治或委任他人统治辽阔的美洲大陆，随心所欲赐予、授予、构建、特许、统治的权威没有受到丝毫质疑。这块土地遥远且未开化，极其受人轻视，他们并不关心其宪制。但1688年革命[24]后，一方面，国会对一切政务的影响越来越强大、坚定、普遍，另一方面，殖民地人口迅速增长，文化不断进步，繁荣昌盛出乎意料，其高度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大家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殖民地是不列颠帝国极其重要且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即使迄今为止的公共事务从未提及，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国会最高权力的统治。

国会始终对殖民地一切进出口贸易事务行使立法权。这是一项特例，但确实非常重要。殖民地的全部价值似乎就在于强固的垄断权。另一方面，垄断对他们的发展永远不会像自由一样有利。然而，殖民地仍然甘心屈从于国会大量施予他们的所有规章和约束。帝国最高权力规划和指导一项不限于美洲且更大程度上也关系到英格兰的利益，似乎顺理成章。因此，国会制定殖民地贸易以及一切相关事务法律的权利从未受到质疑。

然而，国会一旦逾越这项权利，未经殖民地议会的同意就向美洲征税，就无法遏制最激烈的抵抗的爆发。争执愈演愈烈，冲突几乎肯定会升级。国会依据所谓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法定最高主权，通过束缚美洲的法案，构成了争执的口实。国会一再大肆宣扬全权，随即引起殖民地的反响。国会主权的原则在英格兰非常正当，在美洲却几乎不堪一击。国会通过贸易制裁的法律，希望殖民地出于理智和需要而屈服，而美洲人几乎置若罔闻。美洲人在国会没有代表。国会不经极大困难，也一向无从对殖民地行使权力。虽然如此，殖民地仍然享有不列颠宪制的一切利益，甚至主要形式。几乎每一个殖民地都有相当于下议院的代表会议和相当于上议院的参议院。这些议会经王权认可，执掌一切政务，其范围与国会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施政相当。他们颁布法律，征收税款，商议紧急情况，管理自己的地区。他们加上国王及其总督，就根据英国宪制的精神一起构成完整的政府，无需英国国会的合作。各地方宪制只知国王和地方议会，参照大不列颠国会并不多于参照法兰西国会。他们存在了100多年，除贸易规章外，不知有英国国会。至于贸易规章，他们远不是一贯衷心赞同。国会声称有权对殖民地立法、征税，但根据一切合法原则，都是针对他们的武断僭越。这种做法确切地相当于美洲各地方议会在国王的赞同下，对英格兰或苏格兰征税、废除伦敦或威斯敏斯特的自治政府。英国国会废除马萨诸塞海湾地区特许状就是这样。

接二连三的攻击最终引起了殖民地的抵抗，叛乱不可避免。正由于他们尊重国会，所以抵抗完全正当。殖民地视国会为外邦权力。只要这种权力保持在默认的施行范围内，殖民地就会继续服从。逾越这个范围的立法几乎毫无权威可言，无异于外邦立法权。美洲人有权利抵制英国国会，正如他们有同等权利抵制荷兰的联省执政官和马德里的西印度枢密院对他们强加工业规范，征收印花税。

下面的问题似乎更加困难：殖民地是否同样有权抵抗国王？无论如何，国王是他们合法、公认的君主。不过，如果他们这方面的合法性很成问题，至少在一处要点上，他们的不合法性不可能清楚地证明。我们通过更精审的核查，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利于殖民地举措的合法化。

叛乱发生在单一宪制内，还是发生在复合或混合宪制内，区别甚大。在单一宪制内，针对最高权力的每一种抵抗都绝对不合法，无须进一步核查就可以定罪。可以想象，在混合宪制内，情况非常错综复杂，因此判断是可疑和暧昧的。

在混合宪制内，最高权力或合法主权者总是由几个部分联合组成并由宪法规范。每一部分各有其宪法权利与特权，即使自身更加重要，都不可能比其他部分更为神圣。一旦其中某一部分逾越合法边界，压迫或企图毁灭另一部分，除非宪法只是空洞的名义，后者必定有权抵抗，除非另有幸运的权宜手段，战争无法避免。如果原有的平衡不能恢复，宪制解体就是争执必然而合法的结局。一国最高权力的两个独立组成部分起衅，正如两个邦国开战，不可能存在仲裁法官。不言而喻，这是整个邦国最不幸的情况。毫无疑问，最可怕的处境势必随之而来：在这种争执当中，国民永远不知道应该服从谁、抵抗谁、拥戴谁、反对谁。一切权利和义务都陷于混乱，地位不清。谁在叛乱一方，谁不在叛乱一方，本身就难以确定。这是混合政体不可避免的害处。(7)无论政体多么伟大，出于宪制的原因，这种可能性永远无法排除。例如，不列颠国会两院企图不经国王批准颁布法律，或是国王未经国会同意颁布法律。这样，受害的一方无疑会积极有力地抵抗。即使这种抵抗以内战和宪制毁灭为结局，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其合法性毫无瑕疵。

在这方面，美洲殖民地的处境完全相同，至少非常相似。他们革命前的宪制显然是，君主多多少少受到地方议会影响力的限制，类似国王和国会两院在英格兰的地位。国王及其总督只有立法否决权。大多数殖民地议会享有相当重要的参政权。所有地区（1700年以后的宾夕法尼亚例外）都分为两院，相应的职能酷似不列颠国会两院。各地下议院或代表会议都独占了征税权。在许多殖民地，国王在特许状中已经明确放弃了征税权，马里兰就是这样。在其他几处殖民地，国王明文规定，只保留君主的虚衔。康涅狄格和罗德岛是纯粹的民主制。这些殖民地的议会自己选举总督，无须国王批准，国王也不能随意解散他们。殖民地法庭有终审权，不允许进一步上诉。他们的法律无须王室首肯。不仅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特许状甚至授予他们战争与和平的权利，证明他们享有绝对的独立。[25]

因此，国王的权力在所有殖民地都多多少少受到限制。他在某些殖民地的权力完全不足以跟他在大不列颠的合法权力相比。如果国王侵犯殖民地议会的宪法权力，他们有抵抗国王的宪法权利。1764年以来，诸位大臣的举措明显是在攻击这些权力。如前所述，国会有没有建议或批准这些攻击，对殖民地而言，完全无关紧要，他们只能跟国王交涉。根据他们的宪法，国王不能征税，只有地区议会才能提议征税。因此，1764年印花税侵犯了他们的权利。1767年进口税侵犯了他们的权利。1770年法案为国会最高权力保留茶叶税，显然恶劣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公然践踏他们的权利。他们护宪抵抗这些违宪决定，遭到惩罚，这是叛逆性质的不公不义。惩罚的方式（波士顿港口法案，撤销马萨诸塞海湾地区特许状之类）不仅侵犯，而且完全废除了他们的权利。恶劣之尤，莫过于1776年国会宣言的事实：“撤销马萨诸塞特许状，解除该地与王室的关系。”除了以暴制暴，别无救济之道。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召集本身并不是非法的举措。会议最初仅仅行使了同样的权利，无疑没有逾越所有地区议会的权限。会议提出合法抵抗，谋求保存美洲迄今为止享有的宪制。大臣蔑视和平，拒绝所有和解建议，最后要求无条件臣服，也就是废除宪法，大陆会议才进而宣布，以新政体取代遭到破坏的旧政体。

如果殖民地在整个争执过程中策划（不可否认，他们表现得很清楚）将国王完全从国会分化出来，那么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根据这种以分化为基础的体系规范自己的举措。大臣和国会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不可能抵抗一个却不跟另一个争执。国王批准了国会的敌对法案，就不再是殖民地的立宪君主，而是加入了大臣和国会的联盟。殖民地从合法观念出发，将这种联盟视为篡夺者。[26]如果英格兰国王与外邦权力结盟（在宪法意义上，国会对殖民地就是外邦权力），反对大不列颠国会，国会拿起武器抵抗外邦权力，怎么可能放过英格兰国王？或者不如说，仅仅同意加盟的事实就立刻证明了受害方一切防御措施的正当性，完全解散了宪制。

我想，我在这里已经充分阐明了拟议的比较研究第一点——北美的相关举措。现在只剩下比较容易的任务，即展示第二点——法兰西的相关举措。

法兰西动乱唯一涉及权利的时期就是国会参与的1787年和1788年。如果这些国会的特权不像他们表明的那样巨大和毋庸置疑，他们诉诸这些特权，至少可以给自己的举措增加一些合法的色彩。不过，公认这个时期只能视为真正革命的预备。[27]

革命爆发以后，民众领袖的合法性问题就再也没有（这个事实非常奇怪，但毋庸置疑）提出过。权利一词从法兰西语言中消失了，只剩下想象的国民权利。他们无论做什么或是表达什么，都以此替代所有其他权利。

这里不是分析国民权利的地方，这个术语往往也称为——人权某种魔法符咒。与此同时，邦国和人类的一切纽带都遭到无情的消解。有些人认真地推进人民主权的妄诞原则，我已经在其他场合尽力予以阐明。由此相当肯定，革命领袖们在这个符箓的庇护下，免除了审视自己和其他人程序合法性的麻烦，因为在他们的体系中，以人民或人类名义决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根据他们的行为，给予应得的裁决，就要撇开他们为自己设立的法庭，安置另一个审判席。这里的法律有更好的依据：不可腐蚀的理性指示和真正权利的永恒法则。

各等级代表1789年集会时，他们无疑有权利对政府甚至对法兰西君主国的宪制施行重大的改革。不过他们只有遵循以下三项条件，才能行使这种权利。第一，在法兰西邦国议会的普遍形式以合法方式废除或修改以前，他们应该遵守这些形式。第二，君主批准他们的立法以前，这些法律不应生效。第三，他们应该遵守选民的指示。

不到6周，他们就已经破坏了这三项基本条件。第三等级代表没有获得丝毫授权，就可耻地践踏了其他等级的权利，宣布他们自己单独构成国民议会。

国王试图将他们从这种荒谬的篡夺带回正当的界限内。这时，他们公然对国王坚持己见，正式拒绝服从他，最终迫使他只得命令另外两个等级承认篡夺。

两项僭越初步成功，开启了无法测度的大业。此后，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抵抗。他们公然宣布，选民的指示不能约束他们。

他们做得如此过分，原因部分在于他们的影响和先例，部分在于宫廷的错误。这里无须考虑这些因素，只关心涉及权利的问题。巴黎和所有各省普遍叛乱，与美洲人民的起义相反，与国民会议的合法目标没有丝毫联系。国民会议执政期间，他们始终没有反对这种叛乱，反而赞赏、纵容，赋予他们合法的力量和支持，授予肇事者公民荣誉，称之为神圣和美德的叛乱，刻意维持叛乱的火焰继续燃烧。

在叛乱的阴影下，他们自居为叛乱首脑并自己承担一切责任。两年来，他们惊人的暴行循环升级，践踏一切公私权利，此乃全世界见所未见。他们从未根据所谓的宪法，征求国王出于本意的批准。这部宪法极其不孚众望、不切实际、荒谬绝伦，甚至连宪法制定者（另一个史无前例但毋庸置疑的事实）都没有一人曾经认真维护它。他们强迫国王签署这部宪法并宣誓遵守，然后立刻践踏无遗。

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的继承者还可以依靠这部宪法享有某种合法资格，多少具有类似权威的表象。然而这些人非但没有依据这部宪法安邦定国，反而暗怀不轨之心，逆谋变本加厉，以一切政治措施促成宪法的毁灭。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就成功地实现这次新的篡夺。他们没有什么合法的借口，就悬置宪法，废黜国王，独揽大权。他们的权力仍然尊奉人民的名义，称为国民公会。国民公会宣布成立共和国，几乎没有什么合法程序，比一个人换衣服更轻率随意。他们早已习惯了一切权利观的废弃，受到一切狂乱的折磨，陷于自己的妄诞举措不能自拔。他们的罪行和最低贱、罪恶的愚蠢顽固为自己招致了种种灾难。现在，他们公然宣布，正式向人性及其一切权利发动不可调和的战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他们关闭了身后可以返回的每一道门，拉断了联接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线，最后在国王身上谋杀了正义本身。这位国王是自古以来最有良心，最正直的君主。[28]

因此，法国革命一开始就侵犯权利，每一步发展都侵犯权利。只有到绝对的谬误确定为邦国最高和公认的准则，邦国完全解体并只剩一片血腥的废墟，这一切才会停止。

2．美国革命自始至终局限于美国人当中，仅仅是一场防御性革命。法国革命自始至终，体现了侵略性革命一词的最高意义。

这个差别本身至关紧要，具有决定意义。在两场革命的种种特性当中，这一项或许比其他所有差别都更重要。

不列颠政府决心表明美洲人没有权利，从而激起革命。殖民地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击退他们。殖民地想要保存他们原有的宪制，政府加以破坏。在这场不幸争执的每一个阶段，殖民地反对母邦的举措跟他们受到的攻击分量恰好相当。他们直到古老制度已经完全不可能保存，才决定彻底分离。

印花税使美洲陷入最激烈的骚乱。所有地区都爆发民变，不过没有伴随血腥的暴行。(8)但各地立法机关无一正式予以认可。1765年，几处殖民地的28名代表在纽约召开小型会议，为后来更大规模的会议提供了范例。这次会议仅仅通过了一项决议：“只有殖民地自己的代表才能向殖民地征税。”他们向国王请愿，表明这项决议完全合法。殖民地随后提出的唯一普遍性措施就是一致停止进口。这是基于自愿的联合，没有政治权威的支持。

1766年宣示法案撤销了所有的印花税。法案明确而严肃地坚持，不列颠国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利通过法律约束他们，不可能让殖民地满意。如果不列颠政府事先放弃他们不幸的创新，继续依据古老宪制原则统治殖民地，那么宣示法案根本不会引起任何抱怨。殖民地一再遭到种种不遗余力的进攻，为时已久。马萨诸塞海湾地区议会这才宣布法案为压迫。

抵抗1767年进口税，方式与抵抗印花税完全相同。殖民地的新怨伴随着最可憎的情况——增兵。部分军队的行径，某些总督的苛政，地区议会遭到频繁的休会和横暴的解散，所有这一切危险地耗尽了美洲人的耐心。然而，他们丝毫没有逾越宪法和法律为他们划定的边界。他们为数众多的陈情和抗议严格遵循法律允许的范围。1770年，一些皇家军队士兵和几位波士顿市民激烈争执，终于酿成了殖民地和英格兰纠纷期间第一次流血事件。法庭以光荣的不偏不倚，宣布受到指控和起诉的大部分士兵无罪释放。

1770年，国会决定继续征收茶叶税。唯一的后果就是加强了抵制英国茶叶进口的自愿联盟。1773年，东印度公司获得授权，出口他们的茶叶存货，免征关税。执行这个决策就是莫大的不幸。这种举措完全是有计划地挑动殖民地的全面叛乱。然而，他们仍然谨守必要防御的界限。事实上，波士顿倾茶事件不外乎防御性行动。这批茶叶或部分茶叶销售涉及强制征税问题，殖民地宪制和他们的一切权利都会因此而丧失。然而，甚至在那时，他们仍然没有逾越不可避免行动的限度，他们采取抵抗的程度恰好相当于受到攻击的程度。他们只把茶叶倒进海里，再也没有进一步的敌对行动。不仅如此，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全区当局以及所有公民都认为这是必要的行动。他们却言之凿凿，保证自己充分赔偿东印度公司的损失。

这时的大臣本来可以满足于公正的补偿。如果他们一定要惩罚，本来可以满足于从宽定刑、罚当其罪。如果情况是这样，美洲人无疑会保留原有的宪制。虽然大批殖民地居民预期风暴将临、来日大难，敦促大家鼓起勇气、拿起武器。但这种态度仍然远非普遍。例如，确凿的事实是：若非国会逾分和不智的苛政在短时间内触犯众怒、为渊驱鱼，重要地区宾夕法尼亚的大多数公民将会投票反对参加波士顿的行动。

国会就此决定，撤销马萨诸塞特许状，随即通过法案，关闭波士顿港口。通过的所有法案似乎不可能清除根深蒂固的怨怼。所有这些条件一起发挥作用，很有可能引起爆炸性后果。但各地议会满足于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共同的会议。在这个艰难困顿的时期，没有一个殖民地采取轻率的步骤破坏他们举措的和平与合法特征。

大陆会议在费城召集。[29]他们讨论殖民地的宪法权利和国会的压迫手段，慷慨激昂、肆无忌惮。但会议最初的决定极其温和，或许比英格兰预期的更温和。他们只允许自己采取一项积极措施：邀请各殖民地一致抵制所有大不列颠贸易。国会赶尽杀绝以后，这个步骤无足轻重。甚至在那时，他们仍然远没有走到彻底分离的地步。大陆会议在濒临分离前向国王陈情。从下面这份值得注意的陈情书可以看出，殖民地的举措多么配得上合法抵抗的名分：

我们仅仅要求和平、自由与安全。我们无意贬损王室特权，没有新的权利要求。我们寄希望于陛下和国会的慷慨公正，能够补救我们的苦情。我们坚信，一旦目前的怨尤得以解决，我们未来的表现将不至于配不上更温和的待遇。我们在更好的日子里，已经习惯了更温和的待遇。我们衷心呼唤上帝为我们作证：除了恐惧威胁我们的毁灭，我们的决策没有别的原因。陛下身为全体人民的慈父，与人民有血缘、法律、感情和忠诚的纽带相系。因此，我们恳请陛下，不要进一步践踏这些神圣的纽带，这样势必招致不幸，绝非含混的期望所能补赎。愿陛下享国长久、荣耀，享尽尘世一切福佑，愿陛下洪福齐天、君威无损，传诸后嗣、万世无尽。

美洲驻伦敦代理人博兰（Bollan）、富兰克林（Franklin）和李（Lee）请求出席国会，发言支持陈情。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

不久后，国会通过了残酷的法案：以法律的力量剥夺殖民地一切海运甚至渔业。这项苛法通过时，国会恰好提出了唯一的和解议案，史称诺斯勋爵的和解计划。[30]这项提案规定，所有殖民地根据他们对帝国亟需的贡献比例选出自己的代表，内政开支筹款不计入内。只要国王和国会认可殖民地提供的捐输，他们就可以保证豁免任何其他征敛。英国以武力向殖民地提出这个臭名昭著的计划，唯一目标就是附加条款。一旦有了附加条款，接受和解的有利后果都变得极其可疑了。条款正好确定了争执的真正要点，其方式完全违背了美洲人的基本原则。国会放弃了一项权利，众所周知，这项权利根本就不属于他们。不过，他们放弃这项权利，只是为了移花接木，从而一劳永逸地僭越大权。这项提议不公不义、自相矛盾，没有片刻逃过殖民地的注意。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31]召集。会议拒绝了英国的提议，每一个不偏不倚的心灵都能理解他们的正当依据。“如果我们同意这项提议，”他们在答复中说，

“就无异于公然宣布：我们愿意购买国会的青睐，却不知道代价有多大。我们坚持，为了满足邦国一般性亟需，用暴力或威胁勒索我们，纯属多此一举。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国会自己一定也明白，无论什么时候有需要，我们都已经以合宪的方式，作出了充分的贡献。只要大不列颠拥有贸易垄断权，向殖民地索取永久性赋税就是不公正的。这种垄断本身就是最沉重的赋税。希望我们承担双重税负，这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必须跟帝国其他部分缴纳同样比例的赋税，请允许我们像他们一样，跟全世界自由贸易。”

这些论据无可争辩，跟骄横的叛乱语言有天壤之别。

最后，大陆会议决定举国武装，防御仍然是他们独一无二的目的。宪制早已破裂，并非他们的过失。他们本来可以在旧宪制的废墟上立刻宣布建立新宪制，但他们付诸武力，还是为了保护殖民地曾经享有但横遭剥夺的宪制。

这种光荣的节制有最确凿的证据：他们自己实际上已经反目成仇后，大多数美洲居民呼吁更有力措施时，还是没有忽略再一次试图通过请愿和进谏，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最积极地准备孤注一掷的防御。在此期间，他们在1775年7月(9)决定：再度向国王请愿。这次请愿享有富于魅力和意义的橄榄枝名义。我们惊讶地读到，甚至在最后的陈情当中，仍然有这样的内容：

我们忠于陛下个人、王室和政府。只有这种原则和感情能激发结合人类社会的最有力纽带，将我们和大不列颠连在一起。每一件事都在削弱这种联系，我们因此深感痛苦。我们最严肃地向陛下保证，我们最热忱的衷心希望莫过于：恢复英格兰和殖民地原有的和谐；在持久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联盟，延续福佑的和谐、直至千秋万代，让陛下的美名流传到感恩戴德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享受人民救星的不朽光荣。我们向陛下断言，虽然我们在这场不幸的争执中遭受了种种痛苦，您忠诚的殖民地人民仍然衷心反对下面这种和解条件。这种条件跟国家的荣耀与福利不能相容。这个国家养育了他们，他们对这个国家满怀柔情。我们现在蒙受的痛苦已经无以复加、无法言喻。只要苦情得以解除，陛下在任何时候都能在北美找到忠心耿耿的臣民。他们心甘情愿、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维护、保存、守卫君主和母邦的权利和利益。

1775年9月1日，宾先生将陈情书交给达特茅茨伯爵（Dartmouth）。几天后，他获悉：没有回复。事实证明，最后的尝试毫无结果。苛刻的法案剥夺了美洲船只的法律保护。外国军队正在征集。此后，殖民地别无选择：要么无条件臣服，解除宪法契约；要么自由选择新宪制，同样解除宪法契约。大陆会议遵循理性和必要的指示，宣布殖民地独立，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依附于武断意志，毋宁独立。他们依据旧法律，极力维护、极力守卫。但大势已去，永远无法挽回。

因此，美国革命在一切意义上都是必要的革命。英格兰单方面的侵犯造成了革命，美洲抗争了10年，不反对英格兰，只反对革命。美洲没有发动革命，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革命。它的革命不是为了改善原有的条件，而是为了避免为它准备的更坏条件。

在所有这些方面，法兰西的情况都正好相反。法国革命有攻击性的起源和发展，全部范围和时时刻刻的每一项特征都有攻击性。正如美国革命在防御中体现了节制的典范，法国革命在攻击中，为激烈狂暴、势不可当的愤怒体现了无与伦比的典范。正如前者一直谨守藩篱，对紧急情况采取精确的防御措施；后者遭遇的抵抗越来越弱、温和的理由越来越多，却变得越来越狂暴、可怕。

王座的毁灭者是革命时代的主角。他们自己形同君主，对治下的国度施行可怕的实验。从来没有比前任更好的成绩。残酷的命运将前任国王送进了他们手中。路易十六[32]通过他性格中一切善良和软弱的方面，促成了革命。国王不得不施政的环境和不得不克服的危险，肯定不是他能够胜任的。但他缺乏活力之所以致命，原因恰好在于他的美德。如果他少一些荣誉感、不那么仁慈、不那么人道、少一点良心，或许还能拯救君主制。不幸他肯定做不了暴君，因此陷本人和邦国于最可耻、最狂悖的暴政，全世界闻所未闻。他人格高尚、从谏如流，因而鼓励了一切号称改革的事物，导致他犯下动摇王位的第一个错误。他厌恶暴力，别人才能从他仁慈的手中夺走王杖。他的正直是所有这些美德最好的帮凶，将法兰西和他本人推下悬崖。

他对国会的召集心满意足，而后者心怀不轨、蓄谋已久。他们的回报是：颁布法令，从王国一切政务中排除国王。他不忍用军队镇压第一次叛乱。他们的回报是：在首都和所有各省发动全面叛乱。他甚至在丧失了一切权力，尝到只有废君才能理解的最大痛苦以后，仍然试图转恶为善。他们毫不踟躇，进而给不可征服的人君之德、纯粹和真正的公民精神[33]定罪。在此期间，他仍然希望：目前忍辱负重，可以指望更好的未来。

人们几乎可以大胆地断言，宫廷和显贵的抵抗以及他们反对革命的密谋和阴谋，不外乎可鄙的无稽之谈。伤害、压迫、掠夺的受害者不可能是压迫者和掠夺者的朋友，这是不证自明的。如果仅仅仇恨就是抵抗，反对革命的抵抗确实为数众多。革命领袖经常抱怨这些内部的秘密仇恨，但这种形势就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只有灭绝人性本身，才能保证自己受到宽恕，残暴的行径受到青睐。然而，他们在整个事业期间没有遭遇积极的抵抗。他们没完没了地编造阴谋和反革命之类故事，只有一点可以为这些虚构营造可信的表面：他们假装遭遇的一切抵抗，都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我们依次探究革命的每一个时期，就会发现篡夺、不义、犯罪愈演愈烈的最强烈动力，始终是后来的大恶取代先前的小恶。迫害的唯一动力是，受害者已经遭受了其他迫害。无论整体还是细节，这都是法国革命的特征。受害者应该受到惩罚，仅仅因为他们已经受害。他们在这场最狠毒的进攻性战争中，似乎刻意避免一切显示抵抗的场面，因此更快地宽恕竭力抗争的敌人，而不是毫无防御的敌人。

旧宪制的遗迹根本不能约束革命无限的破坏性权力，正如边界标志阻止不了它胜利的进军。1791年宪法仅仅是一个短暂和蓄意的间歇，某种休息地点。没有人打算在此长期停留。第二届国民会议直接跨过这部宪法，不再攻击君主制的断壁残垣。共和国的建立满足不了始作俑者的胃口。国王的处决几乎片刻没有平息屠夫的贪欲。1793年，毁灭的饥渴走火入魔。众所周知的俗语说：罗伯斯庇尔[34]想要将法兰西人口减少一半。迄今为止，这样活生生的不可思议的场面不下于血祭屠场，尚且无法餍足革命的胃口。

等到国内的攻击目标荡然无存，侵略性的狂暴就转向邻邦，最后郑重地向全体文明社会宣战。如果欧洲除了“面包和铁”还保存了什么，那肯定不是因为战争的指挥者缺乏意志。幸运的是，没有任何力量强大到足以长期维持这种意志。社会之所以得救，不是因为抵抗一方的力量和美德，而是因为攻击一方不可避免地耗尽了力量。最后，锻造毁灭性武器的战争机制重新回到有益的约束限制下。

美国革命是防御性革命，因此一旦击退了曾经受到的攻击，自然就会即刻停止。法国革命的性质肯定是最激烈的侵略性革命，只要还有攻击目标存在，自己还有攻击力量，就只能继续进行。

3．美国革命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固定和明确的目的，在明确的限度内活动，指向明确的目的。法国革命从来没有明确的目标，成千上万种不同方向始终彼此冲突，穿行在武断意志空想的无限天地间和无政府状态的无底深渊中。

美国革命这样的防御性革命，其本性就是：始于明确的对象，追求明确的目标。北美的特殊形势和特殊性格加强和巩固了这场革命发展的温和、有益的特性。

美国革命进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1765年爆发争执，终于1776年《独立宣言》。第二个时期始于《独立宣言》，终于英美达成和议。

在第一个时期，各市镇、地区，然后是大陆会议代表公开宣布：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拯救他们的宪制、权利与自由，因为他们当时正在抵抗不列颠国会的压迫性篡夺。我想，我在本文前面的段落里，已经清楚地展示了他们采取的所有步骤。在这个关键时期，他们的目的不是征服，而是保存；不是革新，而是抵抗革新；不是进攻，而是防御。

在第二个时期，新的目标确实取代了他们当时的目标。不列颠国会迫使大陆会议宣布殖民地独立，但甚至这个决定性的举措都没有将美洲推下法律荡然的悬崖绝壁，陷入过渡时期的弥天巨祸或是狂乱和妄诞理论的可疑事业。政制依然如故，一切井井有条。革命夺走了国王的立法否决权，这几乎是国王对殖民地直接行使的唯一统治权。但所有各区都特意将这项重要职能移交给立法机构以外的其他权威，只有佐治亚和宾夕法尼亚将立法权委托给单一的议院。王室总督当时仍然是行政首脑，由各区选出的人选代替。原先的王室总督由于母邦距离遥远，施政一向具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和独立，因此这一变化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社会生活重大和亟需的紧急事务、地方行政、治安、司法诉讼程序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只有美洲和英格兰的纽带断裂，内部关系并没有解体。所有法律继续执行。除了革命自身带来的必要，人身和财产没有遭遇任何其他剧变！博闻强记的美国史家拉姆塞博士[35]说：“人民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政治宪制已经革故鼎新。”

美国革命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一开始就确切地知道他们要走多远，止步于何处。新邦的肇造、几个地区的宪制，甚至联邦政府的组织，至少原则上已有明确规划。他们的目的不是创造，只是保存；不是树立新建筑，而是拆除旧建筑外面沉重累赘、碍手碍脚的脚手架。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严格意义上的改革，即使仅限于本国而不是全世界。他们逃过了威胁当代任何大革命奠基者的最危险的悬崖峭壁：根据抽象概括的理论和未经实验的体制进行政治实验的致命激情。最重要的是，评判美国革命，绝不能忽略这一点。法国革命第一批领导人特别经常地诉诸大陆会议早期的决议和个别作家的准则，由此推波助澜，将这些观点传播到海外，并开辟了革命思辨和系统性无政府混乱的广阔领域。确实，大陆会议以殖民地的名义发布了《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绪论将天赋和不可让渡的人权视为一切政府的基础。这种宣示极其含混，极易遭到最严重的歪曲。接下来是几项特定原则，同样含混、易受滥用。从人民的无限权力可以推出改变政体形式的权力，革命术语称之为人民主权。同样确实，空洞无物的《权利宣言》先于合众国大部分宪制。这些辞令应用起来极其危险，后来在法兰西和整个文明世界造成了众多的不幸。[36]不过，不出所料，美洲立法者鄙弃这种空洞浮华的辞令，明确将他们的抵抗理据局限在清楚、合法的范围内。他们的抵抗一开始是合宪的，后来是必要的，仅限于他们无可争议的权利范围内。然而，留心革命的观察者不可能看不到：他们不允许这些思辨观念对实际举措和决策产生可见的影响。他们错误地相信，有必要为他们最初步骤的正当性辩护，(10)但这里永远抛弃了空洞思辨的统治。美国革命全程从未诉诸人权、破坏公民权；从未借口人民主权，侵蚀法律应得的尊重或社会安定的基础；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个人、全阶级乃至一个等级或其代表，援引《权利宣言》逃避明确的义务或是拒绝服从共同的统治者。最后，美国立法者或政治家从未考虑打击外邦宪制的合法性并将美国革命确立为文明社会普遍关系的新纪元。

一方面是个别作家在各处留下的片言只句，另一方面是美洲元宿，尤其是新政府参与者考虑事务的原则和方式。这些人作为典范和权威，受到普遍认可和尊重。确实，美洲有一位托马斯·潘恩[37]，他的名著影响了某些阶级的人民，以致有促成革命之功。(11)但根据这部著作判断美国革命的精神和原则，并不公正，正如讽刺斯图亚特王室的通俗作者、反对查塔姆伯爵的威尔克斯先生[38]都不能跟1688年英国革命最敏锐活跃的头脑相提并论。1776年，潘恩的著作问世。这时，美国革命早已设定了全部形式、内容和原则，永远确立了牢不可破的特征。政治决议、政治争论、大陆会议官方文件都没有丝毫迹象正式或默示同意系统的革命原则。潘恩的雄辩充满放纵、浮华、狂想，华盛顿[39]的言论和文字语气温和、节制、体贴，二者形成鲜明对照。

目标明确、手段一致、原则温和，一直是美国革命所有阶段的突出特征。由此，产生和完成美国革命的战争同样具有明确、有限、不太可怕的特征。一般的战争，尤其是内战，通常确实牵涉到林林总总的邪恶。但美国革命只有一个目的，众所周知且边界明确，在任何情况下，可能的结局、后果、延续时间都不出人们预料。美洲不是维护就是放弃它的独立；在冲突中，只有这一点仍然悬而未决。无论遥远未来的事态如何发展，胜利属于不列颠国会（一开始这种可能性更大）还是大陆会议，都不会动摇欧洲均衡，威胁和平。我们东半球的政府可以严守中立、心平气和，观察遥远冲突的发展结果。冲突不会危害我们的内外政治关系，它为欧洲贸易开辟了有利可图的前景。大陆会议甚至可能跟欧洲最大君主国之一结成联盟，因为他们只希望保存明确而有限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生存有赖于外力强加于殖民地的革命，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同样没有质疑，更不用说攻击其他邦国的宪制，因为他们并没有对君主制原则宣战，战争仅仅针对不列颠大臣的压迫性举措。法兰西和他们[40]签订盟约，本身并不违反自然，并不叛逆可憎，并不彰明昭著地不容于万国公法和自我保存的法则。(12)

美洲战争达成的和议保证了殖民地脱离英格兰独立并建立新的联邦共和国，这是美洲人唯一和仅有的斗争目的。此后，共和国立刻跟所有其他邦国甚至英格兰本身建立了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关系，各文明国家有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万国公法。确实，后来美国革命对欧洲此刻怨声载道的浩劫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41]但我们若不承认这种影响纯属偶然，那就是最大的不公正。这场革命的起源不能证明另一场革命的正当性，甚至不能证明一般性革命的正当性。有些人以美洲为例，论证类似做法的正当性，接受美洲人首先提出的原则。他们理应考虑：因缘巧合，殖民地同时具备种种不寻常的条件，而其他各邦无一能够重演。美洲人的目标明确而合法，拒绝为实现目标而将这些原则用于革命的所有做法。革命不可能展示同样有限的目标和同样清晰的权利。美国革命领袖将明智的温和注入他们所有的宣言和每一个步骤。他们光荣地憎恶一切逾分行径，即使这些做法源于最情有可原的热忱。他们始终不渝，跟一切可以称为传教、改宗的宣传劝诱活动保持距离。从合法的观点看，美国革命事业具备所有这些可喜的特征，可以永远确保人道，反对这场革命的一切恶果。只有从这个伟大民族日益繁荣昌盛的前景，才能探寻到这些美德的草蛇灰线。归根结底，美洲人给全世界所有权力提供了健全的教训，反对基于野心或革新精神并攻击各邦权利和宪制的一切行径。误解、误用美国革命的先例，产生了后来法国革命的邪恶，以此归咎于美国革命，仅此就是最苛刻的不公。这是魔鬼恶意的产物，仿佛给18世纪的尾声定罪。最慈悲的善行义举生出了毁灭性的胚芽，最美丽的希望之花结出了最恶毒的果实。[42]

对照法、美革命的目标，结果跟对照二者的起源和发展一样惊人。美国革命全过程的突出特点就是：目标极为明确，因此原则和方法同样如此。法国革命最顽强、最基本、肯定也是最可怕的特点之一就是：极其缺乏明确的目的，因此选择方法、修正原则永远动摇不定、反复无常。法国革命史不外乎一系列这种异常现象长期、连续的发展。在一切革命当中，这种情况可能是独一无二、没有先例的。人们如果思考过革命的起源和性质，就不会有多少惊奇。只要大业当中有一个步骤逾越了权利的明确边界，虚构的必要、脱缰的激情全部宣布为合法；只要武断意志施加于无法测度的领域，这样一场革命除了攻击既成宪制，别无其他原则，势必一发而不可收拾，将空想和罪恶推到极端。

由于政府的无能与罪恶，由于初次进犯得手，敌人的大胆受到了鼓励，法兰西旧宪制瓦解了。许多人的利益系于赞助革命。（他们人数众多，原因恰好就是：谁都不知道他所指的革命是什么意思。）这些人全都同意邦国的整个政治体制必须进行必要和广泛的变革。但变革的范围应该有多大，旧秩序应该保存多少，新体制应该如何组织，自诩受命从政的各路人马多如牛毛，却没有任何两个人对这些问题意见一致。在这个纲常解纽的无政府间歇期，这些人马公开鼓唇摇舌。如果我们只限于考虑这些人的观点，那很快就会确定：当时的法兰西不是仅有三个、四个、十个党派，而是有成千上万个政党和派别。个别差异、独特性、次级独特性、种种深浅色调为数众多，数不胜数。同时代人不得不用几个主要标签给无穷无尽的观点分类，那些对宏大场面有直接兴趣的人尤其如此。这些就此泯灭的标签包括：各种程度的纯粹保王党、全君主派和半君主派、斐扬派[43]、雅各宾派[44]，诸如此类。不过，这些党派几乎全都是党内有派，差不多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派。

在众多政体当中，有些以不列颠意义上的有限君主制为基础，另一些将宪法修改了一千次，君主制仅存虚名。有些人一开始就仅仅以革命为过渡，最终目的是彻底废除君主制。这些人将所有较高等级的特权判处死刑，另一些人希望保存他们的等级特权。一个人想要改革教会体制，另一个人想要消灭宗教。一个人想在分崩离析的残局中表现宽厚，至少保存财产权，另一个人想要挥舞平等的镰刀，横扫一切确定的权利。1791年宪法企图通过普遍的协议，调和所有这些相互冲突的理论及其无限复杂的动机，牵涉到利益、野心、虚荣。这次尝试竭尽全力，然而力不从心。宪法由于绝对和完全的模糊不清，自然归于失败。我还可以补充一项失败的原因：无法确定革命的最终目的。法兰西人人深信不疑，自己有充分权利跻身制宪委员会之列，坚持己见，奉行己见。甚至直接制宪者是否将这部不切实际的宪法视为最终结果，都是极其可疑的。

在一片难以形容的混乱庇护下，第一次论战的风暴席卷全国。论战一开始还比较犹疑，但从1791年最后一个月开始，不断产生更大胆、更强有力、一心一德的党派。他们始终坚持的观点是：无论给法国革命划定什么边界，都是愚不可及。确实，这个党派跟其他党派一样，党内有派，多如牛毛。他们特别频繁地修改体制，彼此经常激烈斗争。但他们所有成员都公开拥护和赞成至关紧要的伟大观点：革命不应视为地方性事务，而应视为文明社会革旧鼎新的动力之一，必然将全人类卷入漩涡。这个党派的野心或热忱永不餍足，法兰西的舞台不够大，满足不了他们的破坏欲。他们想要将全世界翻个底朝天，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45]法国革命一开始，甚至开始以前，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我们无须了解这些先知的传道改宗故事和虚构的阴谋集团。他们已经在著述中用简明的措辞展开自己的原则，提出了全面的证明和反驳。

他们为了进一步施行如此庞大的计划，首先就要毁灭法国君主制政体的一切遗迹。毕竟，1789年诸事件发生以后，很难继续坚持——既然所谓君主派已经引入王室民主，他们为什么没有差不多相同的权利建立共和国。【中译者按：所谓君主派不是保王党，也不是泛指的保守派，而是法国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派。他们推翻了旧制度，而后又被更激进的共和派推翻。在根茨这样的保守派看来，他们是革命的始作俑者，自作自受。他们首先践踏别人的权利，才导致自己的权利随即遭到更激进派别的践踏。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用同样的论据指责临时政府首脑、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为布尔什维克扫清了道路。根茨的文字很容易让比较粗心的读者误以为，他主张国民公会的共和国跟制宪会议的君主立宪制（王室民主）差不多一样好。其实他的意思是：制宪会议的君主立宪制（王室民主）跟国民公会的共和国差不多一样坏，而且还是恶例的开创者。】从权利的观点看，他们似乎只有一点可以指责：他们曾经跟其他人一起，宣誓支持1791年宪法。可是这么多纽带已经横遭践踏，只有低能的头脑才会欺骗自己相信宪法的空洞形式能够约束革命的湍流。“宪法已死！”哀音乍起之时，他们只须压制寥寥无几的轻信者，并继续永不安宁地挖掘，为时未久就破坏了整个结构。

然而，法国革命本性难移，完全没有明确的目标。恰好在这个伟大和重要的时刻，产生了可怕的新表现。他们宣布成立共和国，[46]但这个共和国只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词。人人将自己的倾向和奇想称为自己的原则，都认为以此为依据，可以随意解释共和国的涵义。各式各样的共和制层出不穷，互争雄长，跟君主派各党原先的情况一模一样。法兰西浸透了鲜血，为的是决定国本大计：共和国宪制应该由布里索还是马拉、联邦派还是统一派、吉伦特党还是山岳党、丹东派还是赫伯特派来规定。[47]这场可怕斗争的结局只能由暴力来决定。国家腹心四分五裂，以后将近一年，无法就共和国的政体形式达成一致。一个大胆的党派终于出奇制胜，建立和组织革命国家，革命政权本身就构成临时政体。他们以革命政权的名义，带来了所谓的恐怖时期[48]。这是人类谬误和疯狂的纪念碑，荒谬绝伦、史无前例，子孙后代很可能会因此将我们时代的历史贬为无稽之谈。这种弥天大罪的发明者推翻和谋害了不那么残暴的党派。不久后，号称共和三年宪法的新一部无政府法典编撰完成。[49]众所周知，这部宪法经过连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同样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灾难性毁灭。

就在共和党执掌最高权力的时期，他们和欧洲大部分邦国爆发了血腥的冲突。[50]他们公然宣布废除一切政府，革命与其反抗者就此势不两立，不再有交涉余地。他们严肃地解除了所有臣民服从本国政府的义务。[51]革命准备反对欧洲，欧洲准备反对革命。只有曾经蹂躏世界的宗教战争，才能与此相提并论。[52]同盟一方无疑有正当的战争目的，即使不幸常有可疑之处，至少并非始终如此。但在法兰西一方，战争目的和革命目的一样无限。有些人，如罗伯斯庇尔，目前仅仅希望维持不受惩罚地将法兰西化为屠场，减少其半数居民的权利。另一些人提出大规模征服的计划，希望为法兰西共和国实现路易十四一切雄心勃勃的计划。[53]其他人发誓，绝不放下武器，直到革命的原则征服整个文明世界，或是至少要从里斯本到北冰洋和达达尼尔，到处播下自由之树的种子。

这场战争涂炭大地，迄今已有8年之久。其间有过几度短暂的局部停火，和平既不稳定，也不可靠。无疑，革命战争历时既久，原有的特征和强度颇有损失，几乎衰减为寻常的战争。但它什么时候结束、如何结束，仍然是一个问题。全人类的洞察力都会为之汗颜。法国革命的命运与这场战争息息相关，但最终结局还有赖于其他无穷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或许，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想象结局会怎样。在物理世界中，大质量物体离开安静的重力中心并突然以惊人的冲击力量投入空旷的大气，推断它运动的延续性容易，推断它运动的终点难。事实上，一个严肃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谁有权开始一场革命？没有什么能比同样严肃的问题更难回答了：结束这场革命的权利属于谁？

4．美国革命有大量的抵抗，相对而言，战斗少得多。因此，它形成、巩固自身的方式更容易、更单纯。法国革命几乎向所有的人类感情和激情挑战，遭遇了最激烈的抵抗，因此只能借助暴力和犯罪开辟道路。

美洲殖民地早在革命前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稳定性。不列颠政府对美洲的主权是一种上级保护者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统治。因此，美国革命更多地具有对外战争而非内战的外表。

共同的正义感支持他们的事业，共同的利益随后激发了压倒多数的北美居民。王室总督跟他们有更直接的联系，寥寥无几的王室军队构成唯一永久性的反对党。即使某些独立公民基于原则或倾向，站在大臣一边，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是势单力孤，不足以威胁其他人。他们的软弱地位本身就保护了他们，免遭国人的仇恨和不宽容之害。

殖民地内部除了行使公共职务相关的权利，没有各种信仰或个人的特权，没有其他等级区别。那里的市民社会刚刚出现，因此财产分布比古老的国家更平等。富人和劳动阶级的关系更单纯，因而更慈惠。革命几乎没有改变殖民地内部组织，只取消了一种外邦联系。美洲人一直认为这种联系是负担，而不是利益。行政首脑的职务寥寥无几，因此没有多少人对保存旧政体有直接和重要的利益。旧政体的优点和益处得以保存，革命仅仅取消了压迫性的部分。

在这方面，法兰西的形势真是天差地别！即使法国革命满足于仅仅摧毁旧宪制的暴政工具，没有攻击个人权利和财产，[54]它无论如何都会跟重要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这些人为数众多，在各方面地位显要。旧政体突然瓦解，他们因此丧失了官职、收入、尊重和一切社会地位，自身就构成强有力的反对派。然而，革命进一步发展，不再放过任何个人权利。这时，革命公开宣布：一切政治特权都是篡夺。革命不仅剥夺了贵族真正的特权，还同样夺走了他们的等级和爵位。革命抢劫教士的产业、社会声望甚至尊严的外表。革命通过武断的法律，夺走了业主一半收入。革命不断践踏财产权，将财产变成模糊、可疑、极其狭窄的乐趣。革命公然认可最危险的原则。凡是有东西可以失去的人，无不人人自危。革命到处嘲弄和侮辱一切号称财产或特权的事物，加重了必然的邪恶。于是，革命确实积累了大量针对自己的抵抗，通常的手段不可能征服。

法国革命的朋友宣称：这样重要的因素纯属偶然。他们仅仅归因于美国国民的好运和法国人的噩运。美国的新宪制没有遭遇国内的障碍，法国人必须跟许多顽固的对手斗争。他们认为，前者仅仅值得羡慕，后者仅仅值得同情。但不偏不倚的观察者从来不会忘记，多少功德牵涉到善良，多少罪恶栖身于噩运。一方面有权利的界限，另一方面有围绕事物本性的界限。美洲人足够明智，谨守分际。法国人轻浮成性，不再承认最明确权利和事物本性的规范。他们如此骄狂，自以为仗着暴力，就能扭曲不可能性本身。[55]他们如此蛮勇，自以为最明确的权利都必须屈从于武断意志的准则。他们抱怨的抵抗，本可以清楚地预见到。人类感情和激情的法则不可改变，早已注定抵抗会发生。抵抗是正义的、必要的，没有抵抗才会难以置信。这些抵抗源于最残酷的伤害，成千上万受害者唯一的罪行就是拒绝庆祝自己的毁灭。革命宣称可以惩罚、也确实惩罚了他们。但双重的不义准备了新的抵抗，只能以新的暴力来压制。因此最后，在野蛮的革命法典中，受害本身就构成不能饶恕的冒犯。这些压迫者恐惧正义的反动，因此以变本加厉的残酷对待他们最初犯罪的受害者。不出所料，这些罪行到处都唤起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仇恨。在压迫者看来，这就构成了充分的依据：任何人只要没有立刻积极地跟他们结盟，就被视为罪该万死的冒犯。

美国革命从未陷入这种可怕的迷宫：只有必要的罪行才能掩盖自愿的邪恶，只有接下来的上百项罪行才能使每一项早期的罪行合法化。但它并没有完全避免不幸。大凡政治和民间的社会关系发生突然和激烈的变革，似乎总是少不了这种不幸。美国革命遭遇的抵抗小，手段温和，防止了大规模残酷、极端、可耻的举措，这些做法玷污了其他革命。但美国革命最热心的朋友也不会冒险断言它完全避免了不义与暴行。反对英国政府的怨恨经常堕落为迫害的精神，在反对暴政的公开驱逐当中，牵连了有罪的冷漠和秘密的通谋嫌疑。独立的朋友和大臣的党羽借用了古老英国党派辉格和托利[56]的名义。两派往往爆发暴力冲突，在战争的危险中尤其如此。乡邻起衅，甚至家庭反目。双方都时常对俘虏施暴。可想而知，从来没有完全抛弃内战的特殊性格。个别邦和个别社区同样经常践踏财产权，在极少数事例中，甚至获得了最高权力的合作。伟大仁慈的宾家后人就遭到了这种命运，被逐出先人首创的乐园，不得不跟其他保王党一样，依靠英格兰的慷慨和宽宏避难。这段历史给北美编年史留下了不光荣的一页。

然而，所有这些不义和压迫只是个别事例。法国革命给法兰西及其所有邻国带来了悲惨和毁灭，全世界鲜血长流。二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在美国，即使私人恩怨或地方性因素威胁财产或人身安全，即使各地当局沦为不义、报复、迫害精神的工具，毒药也绝不会流入社会机体的每一根脉管，绝没有像法国一样蔑视一切权利和人性最基本的规律，制定最普遍的立法准则，推行系统的恶劣暴政。在美国，即使短暂的混乱、必然的冲动、激情的爆发有时会给无辜者带来不幸，至少不会像法国革命的乱局一样，把自己合理化，滥用理性、侮辱理性，登上悲剧的舞台，严肃地运用原则和义务为冷血的罪行辩护。在美国，即使个别家庭和地区惨遭革命和战争的打击，绝没有如法国一样，出现大规模的没收、流放、监禁和死亡。

美国革命一结束，就迅速步入幸福、繁荣的新宪制，而法国革命只留下深仇大恨。公共秩序的纽带在长期的浴血斗争中多多少少松弛了。和平的记忆一再遭到暴力打断。财产关系是文明的土壤，和国内外贸易、公私信贷一起，遭到革命风暴、外务动荡，尤其是纸币灾难的沉重打击。(13)甚至人民的道德和性格都受到革命并非处处有益的影响。我们虽然不能对未来下结论，但史册理应注意并仔细保存一份记录。作者是真心诚意、不偏不倚的见证人，美国革命迄今的最佳作者（拉姆塞）[57]：“经过这场革命，合众国人民的政治、军事和文学天才得以发展，但他们的道德素质恶化了。”

革命给法兰西留下的图景远为重大、复杂、可畏，即使在此刻也不便触及。这样一场革命最终的后果就是革命观念本身。观念本身仍然肯定没有明确的边界，很可能意味着难以把握的风险。因此，无论任何信誓旦旦，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后果在这方面无从比较。

我本来可以继续对照其他各方面，或许深入某个具体的细节，但我相信，前面提出的四项要点已经足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了。这些要点是：起源的合法性、手段的特征、目标的性质、抵抗的范围。至少在我看来，显而易见：两场革命的每一项对照都更多地暴露了它们的差异，而不是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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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这篇文章里，星号代表作者注释，阿拉伯数字代表编者注释。

(2)  例如，所有发言或写作、支持或反对美国革命的政治家和文人中，只有两个人甚至在那时就预见到，丧失殖民地对英格兰未始非福。一位是亚当·斯密，当时几乎无人阅读他的著作，能够理解的人大概更少。另一位是塔克教务长，他有先知的奇特洞见。

(3) 只要殖民者以开化大陆为首要利益，他们就能够忍受依附状态。但随着社会的自然发展，大都市的重要部分用于制造业，转折时期就会来临——英国的垄断就会不受欢迎。

(4) 诺斯勋爵正式向国会宣布，在事情已经发生后不可能完全撤销所有新税，除非美洲人首先向大不列颠屈膝。

(5) 这位伟人忠于古代政治的原则，对祖国的光荣和福利怀有无限的热忱。在他治下，英国的伟大登峰造极。他认为，最大的邪恶莫过于殖民地与英格兰分离。1775年1月20日，他发表了一次最震撼的演讲。他在其中提出动议：从波士顿撤军。“诸位爵爷，我正告诸君，有朝一日，我们会被迫撤销这些压迫性的规章。它们一定会撤销，你们自己就会撤销它们。我发誓，我就会这么做，我以名誉保证。如果无法撤销，我自己都会走上街头。”

此外，值得注意：针对美洲的举措不仅受到当时反对党的非议，几位重要大臣同样不以为然。1766—1770年，格拉夫顿公爵（Grafton）任财政部第一大臣。接下来的1771—1775年，他任掌玺大臣。格拉夫顿一直反对当时盛行的体制。国务秘书达特茅茨伯爵对美洲的态度相同。据说，1770年以后公认的首辅诺斯勋爵（North）在阁议中表达的原则经常跟他对国会的发言不同。不过，最惊人的发言莫过于1775年2月的国会辩论。曼斯菲尔德勋爵（Mansfield）深孚众望、天资卓绝，在辉格党内以极端王权派和美洲最坚决的敌人著称。甚至连他都为热烈的辩论所动，公然宣称，1767年引入的进口税是有史以来设计的最荒谬、最有害举措，是此后一切不幸的真正原因。

(6) 大部分殖民地奠基于17世纪中叶以前，全都建立于1688年革命以前。殖民地最南端的佐治亚地区原先是南卡罗莱纳的一部分，只有它从18世纪开始（1732年）就有单独的宪法。佐治亚也是不列颠政府曾经支付过成本的唯一殖民地。

(7) 无疑，这是混合政体最大的弱点。不过，幸运的是，政体接近完美状态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解体的可能性。宪法权威的一部分由于自身有适当的分量，能够抵抗另一部分的侵凌，这种可能性更大。某一部分迫于无奈，拿起武器，可能性更小。在这方面，人们有正当理由断定：英国宪制相对于任何其他曾经存在过或可能设计出的复合政体，享有决定性的优势。

(8) 在许多地方，奉命征收印花税的政府官员被绞死或斩首，但受刑的只是他们的模拟像。

(9) 不久前，据说大陆会议已经决定根据殖民地的授权宣布：“如果殖民地获准自由贸易，他们不仅愿意将来承担战时特别税，而且愿意缴纳年赋100年、足以偿清不列颠此间的全部国债。”他们只是因为国会采取了新的敌对行动，才没有最后批准发布宣言。这个事实非常值得注意，但我只有一位作者的孤证。他是大臣严厉的反对者，不过在其他方面消息灵通。参见Belsham's Memoirs of George III. Vol．2．p．166．(58)

(10) 我相信：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充分展示了，美国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合法原则的基础上。然而，由此处的分析可见，不可让渡的人权、人民主权和类似原则的范围一次都没有触及。

(11) 所有论述美国事务的著名作者普遍认为并一致证明：虽然我为了美洲人的荣誉愿意质疑，但以下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潘恩的《常识》不过是一部无足轻重的小册子，几乎从头到尾都远离人类的健全常识。后来他多次以这个名字称呼的所有其他著作也是这样。此书一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判和充分的定论：它仅仅策划打动乌合大众，尤其是在美洲分布甚广的几个教派。读者为了领会此书的特征和倾向，只需要注意作者论证和推理的精神即可。他偏爱的论证全都来自《旧约》。他荒谬的推理并不是攻击英格兰国王，而是普遍攻击君主制，他视君主制为忤逆神明的发明。如果美国革命居然由这样一部书造就，明达之士就犯不着费心关注这一事件了。不过可以肯定，更明智、更优秀的人士重视、忍受甚至鼓励此书，无非为共同事业争取更软弱的心灵。

这位作者不同于美国革命的伟大权威，如迪金森、约翰·亚当斯、约翰·杰伊、本杰明·富兰克林[59]等人。如果我们参照英格兰两党类似的不同，这种差异就尤为显著。英格兰两党正好关注同样的对象，但他们选择的论证和方法彼此天差地别。例如，任何人只要比较普莱斯博士[60]的著作（他虽然犯下了无数的错误，无论如何还不至于划入潘恩同样的层次）和柏克在美国革命期间的言论和著作，就会经常感到难以置信：两个人为之辩护的对象居然会是同一事物。确实，他们论证维护的对象仅仅在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相同。

这里有必要指出，这种差异还有另一项间接但并非不重要的证据。毋庸置疑，大多数伟大的美国政治家憎恶法国革命和1789年以后称为革命原则的一切。布里索先生（Brissot）见证过一件值得注意的奇闻轶事；他日后声名卓著，这方面的证词不会受到质疑。轶闻证明，这种敌意起源甚早。法国革命前不久，他跟现任合众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先生一起出席社交场所。这位绅士言之凿凿，他确信法兰西日益接近革命，甚至得不到英格兰享有的政治自由。最重要的是，亚当斯否认法国人有权利 鱼目混珠——假装他们倾向的革命完全符合亚当斯自己纯洁而严格的原则。布里索援引原始契约、无文默喻的人权和诸如此类的革命咆哮反驳他，然而徒劳无益。参见P．Nouveau Voyage dans les Etats Unis de l'Amérique，par Brissot．Vol．I．p．147．[61]

(12) 我有意强调，法美联盟本身并无非法之处。因为法兰西和美洲人结盟时，发现殖民地独立已经是既成事实，无须为合法性疑问而退缩。联盟本身并无违反自然、自我毁灭的性质，因为美洲人的原则对法兰西君主国并无直接危险。法兰西君主国的贸易利益似乎以某种方式支持它参与美国革命。

虽然有这一切因素，我还是笃信不疑：德·维吉尼伯爵[62]老谋深算，无人可及。他的深谋远虑原本有可能阻止法兰西缔结这份盟约。更不用说，谋国不臧：为了给对手造成难以确定的损害，借助最有利的偶然机遇；原已相当紊乱的财政新增国债高达10亿里弗。庙算全局始末，对结盟的远期后果没有真正的政治谋略。如果一个人能够判断美国革命的起源并赞赏其基础，就会始终明了这场革命的合法性。如果不考虑殖民地的特殊形势，就会仅仅以他们的革命为依据，推论出无限和普遍的叛乱原则，藉此将最危险的犯罪合法化。美洲人一直非常谨慎，严守分际，从未主张或刻意将他们的原则用于其他邦国。大动乱一开始，法兰西内阁派往共和学校的人员和经美洲祝圣的政体形式将欧洲所有政府送上了审判席，宣布仅仅在特定情况下可行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法、甚至有效的。法兰西经营可能造成的这些后果并没有逃过真正伟大政治家的洞察。世界忽视了他们的忠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3) 美、法两国革命领袖的举措当中，最引人注目的类似莫过于此。但不要忘记，美洲人的败笔部分源于缺乏经验，部分源于真正的必须。而法国人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却刻意自投罗网、雪上加霜。

美国指券[63]符合字面意义，只用于小额货币，没有伴随着法国指券历史上惊人的残酷。第一批指券一开始享有它不配享有的信用，突然从200万美元增加到2亿美元。然后，它们迅速贬值。因此，指券相对于正币的价值在1777年已经降至1∶3，1778年降至1∶6，1779年降至1∶28，1780年初降至1∶60，随后立刻降至1∶150，最后一文不值。当局为了替换磨损的旧指券，试图发行新券，最终不得不正式贬值。当局通过苛法维持纸币价值，规定征发和食品的（最高）价格。财产受到普遍的损害，民间交易陷入全面混乱。民生困苦和道德败坏接踵而来。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图景，法国革命领袖似乎以此为模板。值得注意，他们只在两方面近乎精确地模仿了美洲人的榜样：在革命全程中最空洞无物的《人权宣言》和最遭人反感的纸币。

编者注释

● 引言注释 ●

1．尤金·罗森斯托克-胡塞（Eugen Rosenstock-Huessy），《革命之外：西方人的传记》（Out of Revolution：Autobiography of Western Man，Providence and Oxford：Berg Publishers，1993）。德文原本Die Europäischen Revolutionen und der Charakter der Nationen（1931）（Stuttgart：W．Kohlhammer，3rd ed.，1961）。

● 前言注释 ●

1．日后出任总统的美国博雅人士翻译欧洲作者的著作，颇为罕见，甚至仅此一例。1825年3月4日至1829年3月4日，约翰·昆西·亚当斯出任美国第六任总统。大约1800年前后，他担任美国驻普鲁士公使并在柏林遇见根茨。1794年，乔治·华盛顿派亚当斯（当时26岁）出使荷兰。1796年，亚当斯出使葡萄牙。以后，亚当斯升到驻柏林公使馆。约翰·亚当斯出任总统时，在华盛顿的敦促下，于1797年派儿子出使普鲁士。亚当斯在那里和普鲁士外交大臣卡尔-威廉·芬克·冯·芬肯施泰因伯爵（Karl-Wilhelm Finck von Finckenstein）谈判，然后续订了慷慨的《普鲁士—美国友好通商条约》。他继续担任公使，直到1801年。

从亚当斯写给根茨的一封信看，他尊重根茨，对其作品高度评价。这封信涉及本书的翻译，全文如下。（约翰·昆西·亚当斯，“致弗雷德里克·根茨书”，柏林，1800年6月16日。载于《约翰·昆西·亚当斯文集》ed．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New York：Macmillan，1913］，vol．2，1796—1801，pp．463—464）

先生：

我已经收到你好心送来的前两个月《历史杂志》抄本，怀着巨大的喜悦之情，细心研读大作《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每一个爱护国家荣誉的美国人看到本国革命得以洗脱原来蒙受的诬蔑，唯有心满意足。这种诬蔑声称：美国革命来自法国革命同样的原则，甚至造成了同样的举措。我身为美国公民，对你感激不尽，因为你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你光荣地证明了我国革命建立在纯正的基本原则上。我恳求你，先生，为了你尽善尽美的礼物，接受我最衷心的谢意。我向美国有识之士传播、介绍这篇论文，不亦乐乎。

1800年6月，亚当斯致信根茨。同年，他的译文在费城出版。1800年夏天，亚当斯全速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他写信给弟弟托马斯·博伊斯敦·亚当斯（Thomas Boylston Adams），提到这部译作。

我亲爱的兄弟：

根茨文章的译作出版了，一丝不苟，井井有条。我不能更加满意了。我们精心简选字体和纸张，即使外国人的眼睛也不至于迷惑。我唯一的遗憾是，出版时你不在场，没有改掉那些德国式表述法和修正风格错误。鉴于种种条件限制，我现在才麻烦你。我根据你在修正本和许多其他抄本上所作的标记，亲自校订了送往英格兰出版的抄本。（约翰·昆西·亚当斯，“致托马斯·博伊斯敦·亚当斯书”，柏林，1801年3月21日。载于《约翰·昆西·亚当斯文集》，loc．cit.，p．520.）

2．亚当斯感到遗憾，因为英国书商发现英国公众兴趣不大。他们不乐意回忆失败，不足为奇。无论如何，美国人最初的反应是有利的。亚当斯给弟弟的信接着说：

书商认为本书有许多显著的优点，但他们觉得题材不大对英国公众的胃口。小册子的语言和倾向确实不怎么顺英国人的心，原因显而易见。我宁愿书商以其精敏对付公众，但无意责备他们的谨慎。你听到的声音是一致的赞赏，我深感欣慰。译文没有什么优点，甚至更糟。我们虽然捧场推荐，其实大部分不过劳役堆砌而成，照例不值一哂。但原作者的优点众所周知，在全欧洲各地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声誉。因此，设若吾国书商出版这部小册子居然得不偿失，我对吾辈公民的品味乃至爱国心都不免顾而绝望……因此，我为国家荣誉计，希望你的书商朋友不会懊悔自己参加这篇论文的出版。（Ibid.，520—521.）

● 正文注释 ●

1．美国革命是指18世纪末叶的政治进程：大不列颠王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形成了主权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他们首先抵制大不列颠国会的统治，继而抵制不列颠君主自身。殖民地驱逐了所有王室官员。1774年，十三个地区成立国会或相当于国会的会议，组成独立自治政府。1775年，他们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联合起来，保卫各自的自治政府并以武力对抗不列颠，通常称为美国革命战争（1775—1783年，也称美国独立战争）。各邦集体决定：不列颠君主国施行暴政，不再有合法的资格要求他们效忠。1776年7月，会议发布《独立宣言》，否定君主国对美洲联盟各邦的统治。这时，他们合众为一，完全脱离不列颠帝国。1781年10月，战争以美国的实际胜利结束。英国在1783年《巴黎和约》中放弃了对合众国的所有要求。1788年，各邦一致批准合众国宪法（撰写于1787年），奠定了邦国政体的基本规则。因此，美国宪法的制定完成了美国独立或美国革命。一年后的1789年，法国革命开始。由此可见，美国革命的结束差不多正巧赶上法国革命的开始。

2．一些重要的法国历史人物活跃在美、法两场革命中，其中包括法国贵族和军官德·拉法耶特侯爵马利-约瑟·保罗·伊夫·洛赫·吉尔伯特·杜·莫蒂埃【Marie-Joseph Paul Yves Roch Gilbert du Motier，Marquis de La Fayette，或称拉法耶特（Lafayette），1757—1834年】。拉法耶特是美国革命的将领和法国革命期间的国民卫队（Garde Nationale）首脑。由于他对美国革命的贡献，美国到处都有以他命名的城市和纪念碑，如北卡罗莱纳的拉法耶特，只有这座城市是拉法耶特本人真正去过的地方。他第一个获得美国荣誉公民资格。在拿破仑时代以后的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中，拉法耶特拒绝了出任法国独裁者的建议，相反，他支持争取做立宪君主。

几位法国制宪会议（l'Assemblée Constituante）代表或是参加过美国革命，如拉法耶特，或是极其仰慕美国革命，如孔多塞。孔多塞侯爵马利·让·安东尼·尼古拉·德·卡里塔（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年）通称尼古拉·德·孔多塞，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早期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在法国革命中属于自由派。

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给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of August 1789）提供了灵感。1788年11月，拉法耶特为法国编撰人权宣言并向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求教。

在美国一方，两位国父的名字不能不提。第一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他在美国革命当中积极活动，在法国革命前几年对法国影响很大。他在美国革命期间担任外交官，1776—1785年出使法国，确保帮助美国独立的法美联盟。1778年，他巩固了至关紧要的军事同盟，从而非常成功地处置了法美事务。1783年，他参加《巴黎和约》的谈判。1785年，富兰克林最终返回美国。在美国独立斗士当中，他的地位仅次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美国国父当中，只有他签署了所有四份主要建国文献：《独立宣言》《巴黎和约》《美法联盟条约》《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还有另一位主要国父同样支持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他就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85—1789年，杰斐逊出任美国驻法公使（代表）。1789年9月法国革命爆发后不久，他离开巴黎。杰斐逊在外交任务许可的范围内，支持革命者。

3．还有一种老生常谈的历史理论“大西洋革命论”，将北大西洋沿岸各国的所有革命归为一类，即“大西洋革命”。

4．根茨指的是1789年7月法国革命开始后雅各宾恐怖统治的时代。

5．根茨将有益的后果归诸美国革命，提醒读者不要将法国革命的恶果仅仅归咎于时运不济、环境不利。

6．亚当·斯密建议让北美殖民地在英国国会中享有代表权。他甚至毫无怨恨地预言：不列颠帝国的首都最终将会迁往美洲。（斯密著书时，美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ed．R．H．Campbell，A．S．Skinner，and W．B．Todd（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IV.，VII．c．74，pp．621—622.

经济学家和政治作家约书亚·塔克（Josiah Tucker，1713—1799年）以塔克教务长（Dean Tucker）的名号著称，出版了《法兰西与大不列颠利弊简论》（A Brief Essay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which Respectively Attend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1749）。塔克论及埃德蒙·柏克和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对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政纲和美国独立战争有独到的见解。他早在1766年就认为分离不可避免。然而，他对美国人也怀有敌意。他写过几部小册子，包括《答复一系列反对叛乱殖民地分离的特定流行意见》（A Series of Answers to Certain Popular Objections against Separating from the Rebellious Colonies，1776）。

7．根据根茨的意见，北美殖民地与合众国的重要性与西班牙南美殖民地相反，并不在于可以汲取金银，而在于为欧洲和本地商品形成一个巨大的新市场。根茨早在1795年的论文《论美洲发现对人类财富与文明的影响》中就已经就此展开论述。这篇论文首先发表在1795年8月Neue Deutsche Monatsschrift，pp．269—319上；后来发表在Friedrich Gentz，Gesammelte Schriften（选集）ed．Günther Kronenbitter，（Hildesheim，Zürich，New York：Olms-Weidmann，1998），vol．7，Kleine Schriften，pp．168—217上。

8．根茨提到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在北美称为“法兰西与印第安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有些人认为这场战争是第一次“世界性战争”，也就是说，在不止一个大洲进行的战争。这是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领土和欧洲霸权的斗争。1763年《巴黎和约》结束了这场战争。1762年，英、法、西班牙就北美领地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和加拿大分别秘密议和。1762年《枫丹白露条约》甚至在《巴黎和约》签署时仍然保密，直到1764年。无论如何，合理的考虑是：将《枫丹白露条约》视为七年战争的一部分。在这场战争中，普鲁士夺取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目前大部分划归波兰），并跻身欧洲强权之列。

9．根茨强调，控制殖民地政治的冲动和控制殖民地市场的欲望之间存在联系，后者促使母国对殖民地实施贸易垄断。

10．根茨指出，英国总体政策是限制美国人对英贸易，以便偏袒英国商品在北美销售。在美洲征收英国习见的税款，支付公共费用，是上述总体政策的一部分。（前文p．19）根茨比较了英国在殖民地的贸易垄断和北美殖民地征税，（前文p．60）他在这里引用各邦联盟第二届大陆会议的措辞，称英国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是“最沉重的贡赋”。

11．“正币”（specie）是指硬通货——金银。

12．乔治·格兰维尔（George Grenville，1712—1770年）是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在相对较短的7年时间内为政府服务。1763年4月，他出任财政部首席大臣和大司库。1763年4月6日至1765年7月13日，他出任大不列颠首相。在此期间，他面对了英属北美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情况最后演变为公开的叛乱。

13．殖民地豁免权在此意味着殖民地居民无须缴税支付母国的开支。

14．罗金汉（Rockingham）侯爵天资卓越，罗金汉在德国汉诺威（Hanover）赫林汉森（Herrenhausen）遇见乔治二世（当时汉诺威是大不列颠的共主邦，汉诺威国王也是大不列颠的国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国王对罗金汉的叔父亨利·芬奇（Henry Finch）说，他从未见过如此优秀且前途无量的青年。

15．第一任查塔姆伯爵（Chatham）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年）是英国辉格党政治家，七年战争期间领导英国，由此声名卓著。1766—1768年，他再度（以掌玺大臣身份）领导国家。人们通常称他为老皮特，以便跟他儿子小威廉·皮特相区别。他还以伟大的下议院议员著称，久居下院。1766年以前一直拒绝接受贵族爵位。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以他的名字命名，合众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许多城市和市镇也是这样。

16．第二任吉尔福德伯爵（Guilford）弗雷德里克·诺斯（Frederick North，1732—1792年）以经常使用他在1752—1790年的礼仪性头衔诺斯勋爵（Lord North）而著称。1770—1782年，他出任大不列颠首相。他在独立战争大部分时间内领导国家。他也担任过其他一些内阁职位，包括内政国务秘书和司库大臣。

17．东印度公司，又称东印度贸易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后来称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是一家英国早期合股公司。公司一开始从事东印度贸易，但最后事实上主要从事印度次大陆和中国的贸易。

18．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年）是盎格鲁-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多年任英国下议院辉格党议员。他青史留名，主要因为反对法国大革命。他由此成为辉格党保守派首脑，称自己这一派为“老辉格党”，相对于以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为首、赞成法国大革命的“新辉格党”。柏克和查塔姆勋爵威廉·皮特都是公认的伟大国会演说家。柏克的核心著作是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Considera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是第一批以政治哲学批评法国革命的著作之一。根茨将该书翻译成德文，1793—1794年分两卷出版。

19．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是美国革命战争的第一次军事交锋。战斗在1775年4月19日爆发，地点在马萨诸塞海湾地区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波士顿附近的列克星敦、康科德、林肯、蒙诺托梅【Menotomy，今天的阿尔林顿（Arlington）】范围内。战役标志着大不列颠王国和英属北美大陆13个殖民地公开爆发武装冲突。

20．这封信以“橄榄枝请愿”著称。48位国会议员签署了请愿书，委托给宾夕法尼亚的理查德·宾（Richard Penn）。他是宾州殖民地创始人威廉·宾（William Penn）的后裔。根茨在文中（pp．36—37）大量引用该信。

21．历史理论主张：英国丧失北美领地后，转向印度。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无须在北美用兵，因此可以集中力量巩固它在印度的势力。据说，小威廉·皮特和理查德·威斯利（Richard Marquis Wellesley）为不列颠计，以印度代替北美。1797—1805年，威斯利担任东印度总经理。1809—1812年，他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小皮特（1759—1806）于1783年出任英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相时，年仅24岁。他于1801年离任，但1804年再度拜相，直到1806年卒于任所。

22．纵观全部历史，革命的权利（ius resistendi，抵抗不公正统治的权利，或称抵抗权）一直有争议。在美国革命前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论证美国人抵抗的正当性：一旦“市民社会基本原则”遭到破坏，“全体国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就需要根据“自然法则”进行抵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农场主的反驳》（The Farmer Refuted），1775年（2月23日）。载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ed．Harold C．Syrett and Jacob E．Cook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vol．1，p．136.】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主张，《独立宣言》是受压迫人民的最后救济。1776年，许多美国人都是这个态度。杰斐逊列举殖民地冤情试图证明，美国人无非是履行自然权利而已。通常，革命权并不列为明示权利（虽然美国某些州，如马萨诸塞州，甚至将它插入宪法），而是视为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如果政府破坏自己的法律，侵犯自然权利，那么自然权利就高于明示权利，可以否定明示权利。革命权的批评者，如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质疑明示权利是否能够提供不守法律的权利依据。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虽然确信抵抗权，其他人却指出：如果暴政随时恐惧革命的权利，统治可能更加恶化、更有压迫性。根茨指出种种困难，要求极其谨慎地对待下面这个问题：在特定的历史形势下，是否存在革命的权利。

23．根茨强调，不列颠和北美殖民地宪制发展步调不一致。有时殖民地落在英国后面，有时殖民地率先走向宪政主义。根茨在前文（p．21）强调，北美殖民地处于王室法律治下，没有“不列颠国会既定的合宪合法统治迹象”。有鉴于此，在不列颠和殖民地对立双方之间，各项权利确立于哪一方，甚至更难判断。

24．光荣革命，又称1688年革命，国会党人与荷兰执政威廉·奥兰治-拿骚三世【William III of Orange-Nassau，威廉·奥兰治（William of Orange）】的侵略军联合，推翻了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七世和爱尔兰国王詹姆斯二世）。结果，威廉登基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1688年革命确定了英格兰的国会统治。

25．这些特许状有没有这么多授权以保证殖民地议会享有和平与战争的权利，还有待验证。无论如何，和平与战争的权利是针对外敌，而非英国王室。

26．从殖民地的观点看，不列颠国会不是他们的国会。不列颠国会对殖民地的举措犹如外国或篡位者。如果不列颠国王和国会联盟，他的举措就像外国的盟友与北美殖民地为敌。根据根茨的意见，他由于这种敌对行动，不再是殖民地的国王。

27．1789年7月14日，巴黎政治犯监狱巴士底狱的风暴开启了真正的法国革命。1799年11月9日，或称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执政府，结束了法国革命。雾月政变导致波拿巴独裁，最后（1804年）称帝，结束了法国革命的共和时期。（共和三年雾月十八日是法兰西共和历或革命历的一部分。）

28．1774—1791年，路易十六（1754—1793年）是法兰西和纳瓦拉（Navarre）国王。接下来的1791—1792年，路易十六是法兰西国王。他在1792年8月10日暴动期间遭到停职和逮捕，受到国民公会的审判，定为叛国罪，1793年1月21日斩于断头台。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路易十六是个诚实的人，有良好的意图，但没有能力完成改造君主国的艰巨任务。根茨对他性格的描写，参见前文（pp．37—38）。

29．根茨指的是第一次大陆会议。1774年9月5日，会议在费城卡彭特大厅（Carpenters' Hall）举行，代表来自北美13个殖民地的12个。会议召集的目的是应对英国政府的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在美洲殖民地也称为不宽容法案（Intolerable Acts）】。13个殖民地的12个派出了56名代表，只有佐治亚省区没有派出代表。

30．不列颠国会通过和解决议，企图抢在美国革命战争爆发前跟13个殖民地达成和平安排。

1775年1月，不列颠国会商议殖民地关于强制法案的请愿书，包括第一届大陆会议给国王的请愿书，讨论如何解决英国跟13个殖民地的危机。威廉·皮特提议承认殖民地自治政府，遭到上议院拒绝。皮特随后提议从波士顿撤军，提议遭到驳回。2月，皮特提出基于双方让步的和解计划，但再次遭到驳回。2月2日，国会不顾某些议员的激烈抗议，宣布新英格兰处于叛乱状态。诺斯勋爵出人意料地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起草和解决议。2月20日，决议通过。2月27日，决议登记备案。

和解决议宣布：任何殖民地只要为共同防务出力，支持文治和法治（表面上反对针对王室的叛乱），除商业常规的需要外，可以免除一切税收和关税。

决议递交各殖民地，意图撇开大陆会议、否定其合法性。诺斯勋爵希望藉此分化殖民者，由此削弱任何革命独立运动，尤其是大陆会议代表的革命独立运动。事实证明，决议让步太少，为时太晚。1775年4月19日，美国革命战争在列克星敦开始。

31．1775年5月10日，美国革命战争开始后不久，13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举行第二届大陆会议。第二届大陆会议协调各殖民地的战争努力，采取了导致独立的举措。1776年7月2日，会议采纳了《独立宣言》。会议的举动犹如美国的事实政府。会议于1781年批准了《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因此后来称为邦联会议（Congress of the Confederation）。

32．W．贝尔斯汉姆，《乔治三世王朝到1793年国会闭幕的回忆录》（Memoirs of the Reign of George III．to the Session of Parliament Ending A.D．1793）第一卷（伦敦，1795）。

33．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六，见前文注释28。

34．公民精神，“公心”（civism）是公共精神的古语。

35．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马利·伊西多尔·德·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1758—1794年）是法国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主导治安委员会，导致了通称的恐怖时期，在这期间大批国民死于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被捕，次日处决，恐怖时期随之结束。

36．根茨指的是大卫·拉姆塞（David Ramsay），《美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89。新版有莱斯特·H.科恩（Lester H．Cohen）的序言（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90），第二卷。

37．根茨认为，天赋和不可让渡的《人权宣言》、人民主权的概念在美国革命中是浮华的修辞，在法国革命中是幻觉和错误。法国革命接受了美国革命的理念，体现于拉法耶特接受了杰斐逊的建议。但根据根茨的意见，它们在法国革命中仅仅造成了严重谬误、政治灾难和人类苦难。

38．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年），作家、小册子作者、发明家、美国国父之一，也对法国革命有重大影响。他主要的贡献有：读者众多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1776），鼓动殖民地居民脱离大不列颠王国；《人权论》（Rights of Man，1791），介绍启蒙思想。他虽然不会讲法语，仍然于1792年当选为法国国民公会议员。

39．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1732—180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和德拉瓦州（Delaware）威明顿（Wilmington）的律师和政治家。他相继担任：美国革命期间的民兵指挥官，宾夕法尼亚州和德拉瓦州的大陆会议代表，1787年制宪会议代表，德拉瓦州州长，宾夕法尼亚州州长。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年）是美国政治家，两度担任乔治·华盛顿的首任副总统（1789—1797年）以后，出任合众国第二任总统（1797—1801年）。公认他是最有影响力的国父之一。他的儿子就是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根茨著作的英译者、日后的合众国第六任总统。

约翰·杰伊（John Jay，1745—1829年）是美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国父之一、1778—1779年大陆会议主席、1789—1795年美国第一任首席法官。美国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他出使西班牙和法兰西，促进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他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合作，发表系列论文，通称《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参见注释2。

40．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1723—1791年）属于不信奉国教者传统的英国道德哲学家和传道士、政治小册子作者，活跃于激进派、共和派、自由派的事业中，如美国革命。他交往的许多人包括美国宪法的作者。理查德·普莱斯支持法国革命。他在伦敦革命社发表演说，支持新任法国国民公会。埃德蒙·柏克读到普莱斯演说的副本后，立刻着手撰写《法国革命论》。

41．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1754—1793年），承袭德·瓦维尔（de Warville）爵位，是吉伦特派（参见下文注释52，法国革命的不同派别）议员领袖之一。1792年，布里索发表了主要著作三卷本《北美合众国旅程新志》（Nouveau voyage dans les États-Unis de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是根茨的参考书之一。布里索是法国革命期间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通过早期立法工作、许多小册子、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演讲，传播法国革命的原则。丹东和其他人将布里索付诸审判，在断头台上斩首。

42．第一位查塔姆伯爵、老威廉·皮特（1708—1778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参见注释15。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5—1797年）是英国激进派、记者、政治家。

查塔姆伯爵和威尔克斯的论战涉及了威尔克斯受到毁谤指控及其因此被逐出下议院之事。

43．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国父之首，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根茨在《历史杂志》（柏林，1800） pp.300—316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华盛顿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同样主张，美国革命完全不同于法国革命（ibid.p．303）。

44．他们，是指美国国会议员。

45．德·维吉尼伯爵，查理·格雷夫伯爵（Charles Gravier，comte de Vergennes，1717—1787年）是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在路易十六朝尤其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担任驻外使节，从1774年直到1787年去世。（在同一时期内，大不列颠大约八易外交大臣以及首相。）维吉尼希望法国支持美国叛乱，这样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削弱不列颠的主导地位。不列颠在七年战争中赢得胜利，奠定了其国际优势地位。

今天的历史学家同意，法国支持美国革命，产生了复杂的后果。他们证实了根茨的论断——法国支持美国革命，影响了法国自身。法国虽然巩固了美国独立，却无法从美国新政府获得任何重要收获。可以说，战争开支损害了法国国家财政，促进了法国革命爆发。

46．根茨指的是法国革命在国内造成的破坏，以及法国革命军对邻邦开战造成的国际破坏。

47．根茨承认美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但他认为美国方面是无意的，法国方面“魔鬼的恶意”歪曲了美国的理念。

48．斐扬派（The Feuillants）是雅各宾派分裂产生的政治团体。他们反对推翻国王，支持立宪君主制。1791年7月16日，他们公开发表小册子，跟雅各宾派决裂。这个团体在巴黎圣奥诺尔路（the rue Saint-Honoré）以前的斐扬修道院集会，通常称为斐扬俱乐部（Club des Feuillants）。他们自称“宪法之友社”（Amis de la Constitution）。

49．雅各宾派（The Jacobins）就是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1789—1794年）成员，传播激进、民主、平等的理念。法国革命期间，这个术语经常滥用到所有革命宣传家身上。

50．法国革命自称有权促使全欧洲和全世界革命化，根茨在他一生中和大部分著作中反对这种主张。法兰西共和国在革命时期和随后的拿破仑时期怀着侵略性传教精神，一次又一次将战争带给欧洲大陆。这种精神就是根茨的攻击目标。

1801年，法国革命后拿破仑执政府时期，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欧洲形势的判断，参见约翰·昆西·亚当斯，《致托马斯·博伊斯顿·亚当斯书》（Letter to Thomas Boylston Adams，柏林，1801年2月14日）。载于《约翰·昆西·亚当斯文集》（The Writings of John Quincy Adams，loc．cit.，vol．2，pp．500—501）：

10年来，多少君主国由于软弱无能之罪，无力抵抗入侵军队，在漩涡中惨遭灭顶之灾！多少君主国还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欧洲显然走向兼并统一。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转折，不出几年时间，曾经覆盖这部分地球的几百个主权国家就会只剩下四五个。因此，任何欧洲国家若欲长期存在，就必须保持一支军队，正如肺部运动必须有空气。法兰西在革命全过程当中，对此深信不疑，以至它至今仍然以一支武装的群众大军为国本，还在和平时期保持了欧洲最大的军队建制之一。征集、补充、供给这样一支大军，不能没有对国民持续施加强制的理论和手段。因此法兰西在共和国体下以征兵、征发、贷款名义实施强制，比它最专制的敌人更甚。

至于美国，他期望，“我们永远不需要庞大的常备军。只有抵抗外敌，才需要强大的军队。由于我国人口和实力不断增长，这种危险正在日益减少”。（粗体字是原文所加）

51．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从未正式宣布成立。1792年9月21日，新成立的国民公会首次集议，决定在法国废除君主制。1792年9月22日，国民公会决议，法案日期登记为共和元年。通常以此为共和国的开端。1792年9月25日，他们宣布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1804年，拿破仑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一共和国就此结束。

52．参见关于布里索的注释41。

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年）是瑞士出生的医生、政治理论家、科学家，但更主要以法国革命的激进派记者和政治家著称。他在新闻事业中以毫不妥协的立场著称——主张新政体，反对“革命的敌人”，鼓吹为穷人的利益改革社会。他一开始深受国民的信任，是他们和雅各宾俱乐部非正式的联系人。1793年6月，雅各宾俱乐部掌握了政权。1795年6月，导致吉伦特派倒台的两个月内，他和乔治·丹东（George Danton）、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并列法国三巨头。吉伦特派同情者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在浴盆里将他谋杀。

联邦派：1795年6月，吉伦特派倒台。马赛、里昂、波尔多等各省市一致同意削减巴黎革命政府的权力，偏好更有联邦性质的政府。争论的焦点是：谁代表法兰西国民主权？各省国民还是巴黎国民？

统一派：根茨用统一派这个术语指联邦派的对立面、法国革命的中央集权派，由巴黎的革命俱乐部代表。

吉伦特派【法语Girondins；或者根据他们最著名的领袖命名，称布里索派（Brissotins）；或长棍面包派（Baguettes）】：法国革命时期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内的政治派别。吉伦特派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明确的有组织政党，不如说是松散的个人联合。这个非正式的名字一开始是因为他们最著名的代表来自波尔多的吉伦特行省。（行省或法语的départements是法国地方行政区，类似各郡。法国革命用行省取代传统各省。）吉伦特派不如雅各宾派激进，但仍支持法国大革命。

山地派（les Montagnards）或山岳派（La Montagne）：国民公会中支持共和国、反对吉伦特派的团体。他们的代表在1791年立法议会中坐在左面的席位，因为位居立法议会最高处而得名“山岳派”。相应的，更温和的议员坐在立法议会较低的席位，因此得名“平原派”（Plaine）或“沼地派”（Marais）。

丹东派：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1759—1794年）的追随者。丹东跟山岳派结盟，对他们施加温和的影响。他还多次支持吉伦特派。根茨以丹东为例，证明法国革命期间党派斗争翻云覆雨。

赫伯特派（法语Hébertistes）：雅克·勒内·赫伯特（Jacques René Hébert，1757—1794年）的追随者。赫伯特是极端激进派报纸《杜歇老爹报》（Le Père Duchesne）的编辑。他自己有时根据报纸自称“杜歇老爹”。赫伯特的无神论运动开启了宗教斗争，目的是法国社会的去基督教化。

53．恐怖统治（或恐怖体制）始于1793年9月5日，终于1794年7月27日。这是法国革命开始后的暴行时期，原因在于敌对政治派别（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冲突，以大批处决“革命的敌人”为标志。遇害者数目的估计值差别很大，自1万6千人至4万人不等。断头台（国民的剃刀）象征一系列著名的死刑：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王后、吉伦特派议员、路易·菲利普第二（Louis Philippe II）、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现代化学之父”），还有其他许多人。

54．1795年8月17日，国民会议投票通过了共和三年宪法。1795年9月，元老院予以批准。宪法从同年9月26日开始生效，将最高权力交给督政府（Directoire）。

55．根茨承认：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后，战争不断升级。1795年法军进攻荷兰，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战争登峰造极。1795年9月，激进的督政府掌握了最高权力。此后，对外战争的开支不断增加。1776年，革命军进攻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向维也纳和米兰进军，军费甚至进一步增加。

56．法兰西共和国根据人民主权和人权的革命原则，取消了君主国臣民服从合法君主及其政府的义务。

57．根据根茨的意见，法国革命以抽象和虚构的革命原则为口实，攻击真实的邦国权利。如果法兰西共和国废除欧洲各邦臣民服从合法政府的义务，就会产生类似宗教战争的形势。那时，教派团体声称：他们有神圣的权利免除信徒作为臣民或公民的服从义务。

58．路易十四，就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他开始攻击法国的邻邦，征服了西属尼德兰和德国莱茵河左岸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哈布斯堡皇室的阿尔萨斯领地（Habsburg land of Alsace）。但他并未实现将法兰西东方边界扩张至莱茵河左岸的野心，1776年法国革命战争后来予以实现。

59．根茨指出，事实是：美国革命跟法国革命相反，并不攻击个人权利和财产。它没有触动财产权和相对于公法的欧洲民法和私法传统。以下的论证可以反驳根茨的论调：美国革命并没有攻击财产权秩序，因为英国革命已经完成了相对于贵族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任务。（中译者按：英国革命没有完成贵族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在19世纪中叶和末叶的几次国会改革前，包括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时期，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仍然是贵族主导的社会，下议院通常受到上议院贵族小集团操纵。19世纪30年代的废除谷物法—自由贸易运动和国会改革运动正是由此产生的。）

60．照根茨的观点，法国革命是一次激烈的反叛，它反对真实权利的边界和事物的本性，反对可靠和确定的权利及历史依据。

61．在英国政治中，术语“托利”（Tories）用于更保守和支持王权的党派，而术语“辉格”（Whigs）用于更自由和支持国会的党派。这些措辞用于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美国托利党支持英国王室，反对独立战争，而美国辉格党支持北美大陆会议的权利并视之为殖民地的“国会”，公开宣布脱离英国独立。

62．法国革命引入了术语“指券”（assignat）。政府用这种信用单据代替硬通货，支付开支和债务。美国革命甚至更早使用同样供应独立战争的开销——信用券（可以用于未来缴税的纸币）。两场革命都使用特殊的纸币支付战争费用。两国纸币都迅速贬值。参见H．A.斯托克·塔拉斯克（H．A．Scott Trask），《通货膨胀与美国革命》（Inflati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米塞斯日报》（Mises Daily），2003年7月18日（http://mises.org/story/1273）；以及威廉·格雷汉姆·萨默（William Graham Sumner），《美国革命的财政与金融家》（The Financier and the Financ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两卷本，1891（reprint New York：Burt Franklin，1970）。

63．关于拉姆塞，参见注释36。

索　引

A

旨在维护殖民地附属性质的1766年宣示法案（“An Act for Securing the Dependence of the Colonies”［Declaratory Act，1766］）

约翰·亚当斯（Adams，John）

约翰·昆西·亚当斯（Adams，John Quincy）

履历（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论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on Europe after French Revolution）

与根茨的关系（Gentz，relationship to）

为根茨的文章作序（preface to essay by）

翻译和出版了根茨的文章（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essay by）

托马斯·博伊斯敦·亚当斯（Adams，Thomas Boylston）

美国革命，见北美殖民地；美法革命相似性之错误（American Revolution．See also colonial America；United States false similarities drawn between French Revolution and）

法国革命受其影响（French Revolution influenced by）

法国援助（French support for）

影响和意义（impact and significance）

纸币（paper money in）

根茨对美国革命的论断（American Revolution，Gentz's judgment of）

有利于大不列颠（advantageousness for Great Britain）

运用英国法律下的宪法原则（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under British law，application of）

王权（crown，authority of）

作为防御性革命（as defensive revolution）

政府原则（governmental principles）

源起的合法性（lawfulness of origins）

对道德和品格的影响（morals and character，effect on）

对抵抗和社会转型的狭隘指南（narrow compass of resistanc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对象和目的的定性（objects and ends，definiteness of）

议会的权威（parliament，authority of）

政治理想（political ideals）

财产权利（property rights in）

美国革命的起源，发展和进展（American Revolution，origins，development，and progress of）

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

邦克山战役（Bunker Hill，battle of）

关闭波士顿港（closure of port of Boston）

强制法案（不宽容法案）（Coercive Acts［Intolerable Acts］）

商业和贸易问题（commerce and trade issues）

安抚决议（Conciliatory Resolution）

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

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宣示法案（DeclaratoryAct），

大不列颠勒令封港、关闭渔业（fisheries closure and embargo imposed by Great Britain）

德国雇佣军（German mercenaries in）

对大不列颠的反抗愈演愈烈（growth of resistance to Great Britain）

1767年的关税（impost duties of 1767）

源起的合法性（lawfulness of origins），

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Lexington and Concord，battles of）

反独立派（loyalists in）

撤销马萨诸塞特许状（Massachusetts charter，voiding of）

禁止进口协议（non-importa tionagreements）

橄榄枝请愿（Olive Branch petition）

关于议会辩论（parliamentary debate regarding）

省代表大会（Provincial Congresses）

代表权问题（representation issues）

税收问题（taxation issues）

茶叶案（tea party）

巴黎条约终止（Treaty of Paris ending）

美国革命，暴力和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violence and warfare in）

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

波士顿茶叶案（Boston tea party）

开始敌对（commencement of hostilities）

皇家官员的模拟像受刑（effigy，American hanging of crown officers in）

冒犯皇家官员（offenses against crown officers）

《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指券（信用单据）（assignats［bills of credit or paper Money］）

“大西洋革命”的概念（“Atlantic Revolutions，”concept of）

奥地利（Austria）

法国攻打奥地利（French attacks on）

瓜分波兰（Poland，division of）

德国自分为普鲁士和奥地利（self-partition of Germany into Prussia and）

普鲁士人占领西里西亚（Silesia，Prussian seizure of）

B

均势（balance of power）

巴尔的摩勋爵（Baltimore，Lord）

巴里上校（Barré，Colonel）

攻占巴士底狱（Bastille，storming of）

巴达维亚共和国成立（Batavian Republic，founding of）

法国征服比利时（西属尼德兰）（Belgium［Spanish Netherlands］，French conquests in）

信用单据（纸币）（bills of credit［paper money］）

威廉·博兰（Bollan，William）

波士顿（Boston）

邦克山战役（Bunker Hill，battle of）

封港（port，closureof）

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

波士顿茶叶案（Boston tea party）

雅克·皮埃尔·布里索（Brissot，Jacques Pierre）

邦克山战役（Bunker Hill，battle of）

埃德蒙·柏克（Burke，Edmund）

C

加拿大（Canada）

英国征服加拿大（British conquest of）

英国省份加拿大的新宪法（new constitution for British province of）

根茨看待美国革命对其品格的影响（character and morals，Gentz's view of effect of American Revolution on）

第一任查塔姆伯爵老威廉·皮特（Chatham，William Pitt the Elder，first earl of）

温斯顿·丘吉尔（Churchill，Winston）

克拉林敦勋爵（Clarendon，Lord）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根茨（classical liberal，Gentz as）

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

北美殖民地，见美国革命；美国（colonial America．See also American Revolution；United States）

英美商贸（commerce and trade，Anglo-American）

建立殖民地（founding of colonies）

政府原则（governmental principles of）

初步发展（initial development of）

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s in）

欧洲殖民主义（colonialism，European）

商业贸易和美国独立战争（commercial trade and American Revolution）

《常识》（潘恩，1776）（Common Sense［Paine，1776］）

受到的阻力（compass of resistance）

美国革命（in American Revolution）

法国革命（in French Revolution）

复杂或混合形式的政府（complicated or mixed forms of government）

安抚决议（Conciliatory Resolution）

康科德战役（1775）（Concord，battle of［1775］）

孔多塞侯爵马利·让·安东尼·尼古拉·德·卡里塔（Condorcet，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marquis de）

康涅狄格州的治理权（Connecticut，governance of）

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根茨（conservative，Gentz as）

《法国革命论》（柏克，1790）（Considera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Burke，1790］）

宪法问题（constitutional issues）

美国革命对英国法律下宪法原则的应用（American Revolution's applica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under British law）

作为英国省份的加拿大的宪法（Canada，constitution of British province of）

法国大革命后的宪法（French Revolution，constitution following）

州宪法（state constitutions）

美国宪法（U.S．Constitution）

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

美洲的违禁品贸易和走私（contraband trade and smuggling in America）

康威将军（Conway，General）

夏洛蒂·科黛（Corday，Charlotte）

信用券（纸币）（credit，bills of［paper money］）

王权，见君主政体（crown authority．See monarchy）

美洲的皇室官员（crown officers in America）

塑像受刑（hanged in effigy）

冒犯（offenses against）

捷克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Czech Republic，Velvet Revolution in［1989］）

D

乔治·雅克·丹东（Danton，Georges Jacques）

丹东党人（Dantonians）

达特茅茨伯爵（Dartmouth，earl of）

1776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

1789年《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1789］）

宣布法案（“确保殖民地依赖法案”，1766）（Declaratory Act［“An Act for Securing the Dependence of the Colonies，”1766］）

被视为“防御性革命”的美国革命（defensive revolution，American Revolution viewed as）

统治特拉华州（Delaware，governance of）

约翰·迪金森（Dickinson，John）

欧洲国家的划分（division of European nations）

E

1989年东德的和平革命（East Germany，Peaceful Revolution of［1989］）

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美洲人将政府官员的塑像施以绞刑（effigy，American hanging of crown officers in）

大不列颠关闭渔业施行禁运（embargo and fisheries closure imposed by Great Britain）

目的和对象（ends and objects）

美国革命（of American Revolution）

法国革命（of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革命军向欧洲其他地区散播革命的种子（Europe，French Revolutionary Army's efforts to spread revolution to rest of）

欧洲殖民主义（European colonialism）

欧洲史学将聚焦于法国革命而非美国革命（European histori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n French rather than American Revolution）

欧洲国家的划分（European nations，division of）

F

《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

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s［French］）

斐扬派（Feuillants）

亨利·芬奇（Finch，Henry）

卡尔-威廉·芬克·冯·芬肯施泰因伯爵（Finck von Finckenstein，Count Karl-Wilhelm）

大不列颠关闭渔业施行禁运（fisheries closure and embargo imposed by Great Britain）

1762年《枫丹白露条约》（Fontainebleau，Peace of［1762］）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Fox，Charles James）

法国（France）

支持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support for）

作为首个主要内陆强国（as first major continental power）

富兰克林担任驻法大使（Franklin as ambassador to）

杰斐逊担任大使（Jefferson as ambassador to）

本杰明·富兰克林（Franklin，Benjamin）

法印战争（七年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Seven Years' War］）

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

美国革命的影响（American Revolution influencing）

美国政治家反感（American statesmen's aversion to）

毁坏法律（breach of law by）

柏克的反对（Burke's opposition to）

宪法（constitution following）

美法革命的伪相似性（false similarities drawn between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根茨的评判（Gentz's judgment of）

德国自我分割（German self-partition and）

影响和意义（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主要事件（main events of）

作为革命继承人的拿破仑（Napoleon as heir of）

对象和目的（objects and ends of）

作为攻击性革命（as offensive revolution）

纸币（paper money in）

根茨对政治理想的批评（political ideals，Gentz's critique of）

政治教派激增（political sects，proliferation of）

财产权（property rights in）

作为违反国家“物权”的法国革命（“real right”of states，as violation of）

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

宣布共和国成立（Republic，proclamation of）

与革命相关的暴力和战争（violence and warfare associated with）

抵抗和社会转型的广阔范围（wide compass of resistanc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以世界革命为目标（world revolution as aim of）

G

弗雷德里希·根茨（Gentz，Friedrich）．See also Origin and Principles ．．.

与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关系（Adams，John Quincy relationship to）

履历资料（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将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译成德文（Burke's Considera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translated into German by）

论殖民主义（on colonialism generally）

作为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者（as conservative and classical liberal）

欧洲国家划分（on division of European nations）

用来评判革命的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 used to judge revolutions by）

根茨和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 and）

关于美国重要性的先见之明（importance of United States，prescience regarding）

美法革命的合法性比较（on legitimacy of American versus French Revolution）

论人权（on rights of man）

《论美洲发现对人类财富与文明的影响》（1795）（Ueber den Einfuβ der Entdeckung von Amerika auf den Wohlstand und die Cultur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1795］）

英格兰国王乔治二世（George II［king of England］）

佐治亚（Georgia）

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absence from

统治（governance of）

德国（Germany）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柏林使馆（Adams，John Quincy，in Berlin Legation）

美国革命中的德国雇佣军（American Revolution，German mercenaries in）

法国的攻击（French attacks on）

继续漠视美国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United States，continuing failure to recognize）

拿破仑瓜分德国（Napoleon's division of）

作为革命运动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National Socialism［Nazism］，a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989年东德的和平革命（Peaceful Revolution of East Germany［1989］）

自我分割（self-partition of）

吉龙党人（Girondists）

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

政府原则（governmental principles）

美国殖民地（of American colonies）

美国独立宣言后（of United States after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格拉夫顿公爵（Grafton，duke of）

大不列颠，见不列颠议会（Great Britain．See also parliament，British）

美国革命对不列颠的有利之处（advantageousness of American Revolution for）

适用于美国革命的宪法原则（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f，applied in American Revolution）

笼罩在美洲殖民地上的皇权（crown authority over American colonies）

停止渔业和封闭港口（fisheries closure and embargo imposed by）

法印之战（七年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Seven Years' War］）

根茨和不列颠（Gentz and）

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

美洲抗英不断升级（growth of American resistance to）

在印度（in India）

海上殖民霸权（as maritime，colonial power）

对美洲殖民地的垄断性贸易（monopolistic trade arrangements with American colonies）

接收文章（reception of essay in）

代表权（representational rights in）

美洲殖民地的税收（taxation of American colonies by）

乔治·格伦维尔（Grenville，George）

H

半革命（Halbrevolutionen［semirevolutions］）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Hamilton，Alexander）

雅克·勒内·赫伯特（Hébert，Jacques René）

赫伯特派（Hebertists）

19世纪欧洲历史聚焦于法国革命而非美国革命（historical concentration on French rather than American Revolution in 19th century Europe）

《历史杂志》（Historisches Journal）

根茨论华盛顿的文章（Gentz's essay on Washington in）

《美法革命比较》初版（original publication of Origins and Principles in）

《美国革命史》（拉姆塞，1789）（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amsay，1789］）

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托马斯·赫钦森（Hutchinson，Thomas）

I

1767年关税税（impost duties of 1767）

不列颠在印度（India，Britain in）

不宽容法案（IntolerableActs）

爱尔兰（Ireland）

法国进攻意大利（Italy，French attacks on）

革命的权利（ius resistendi）

J

雅各宾派（Jacobins）

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king of England］）

约翰·杰伊（Jay，John）

托马斯·杰斐逊（Jefferson，Thomas）

K

伊曼纽尔·康德（Kant，Immanuel）

王权，见君主制（king's authority．See monarchy）

L

拉法耶特（德·拉法耶特侯爵马利-约瑟·保罗·伊夫·洛赫·吉尔伯特·杜·莫蒂埃）（Lafayette［Marie-Joseph Paul Yves Roch Gilbert du Motier，Marquis de La Fayette］）

安托万·拉瓦锡（Lavoisier，Antoine）

合法性（Lawfulness）

美国革命的合法性（of American Revolution）

法美同盟的合法性（of French-American alliance）

法国革命违法（French Revolution，breach of law by）

阿瑟·李（Lee，Arthur）

路易斯，见路易条目（Lewis．See entries at Louis）

1775年列克星敦战役（Lexington，battle of［1775］）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根茨（liberal，Gentz as classical version of）

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 I［king of France］）

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Louis-Philippe II［duc d'Orleans］）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king of France］）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king of France］）

美国革命中的保皇派（loyalists in American Revolution）

M

詹姆斯·麦迪逊（Madison，James）

曼斯菲尔德勋爵（Mansfield，Lord）

让-保罗·马拉（Marat，Jean-Paul）

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queen of France］）

统治马里兰州（Maryland，governance of）

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

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

关闭波士顿港口（Boston port，closure of）

波士顿茶叶案（Boston tea party）

废除特许状（charter，voiding of）

统治（governance of）

州宪法中革命的权利（ius resistendi in constitution of）

1775年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Lexington and Concord，battles of ［1775］）

梅特涅伯爵（Metternich，Count）

混合或复合形式的政府（mixed or complicated forms of government）

君主制（monarchy）

英国王权笼罩美洲殖民地（British crown authority over American colonies）

法国政党的意见（French political parties'views on）

法国革命推翻了法权的君主制（French Revolution's overthrow of lawful authority of）

潘恩的攻击（Paine's attacks on）

货币（money）

指券（信用或纸币的单据）（assignats［bills of credit or paper money］）

正币（硬通货）（specie［hard currency］）

垄断贸易和美国革命（monopolistic trade and American Revolution）

根茨如何看待美国革命对品德的影响（morals and character，Gentz's view of effect of American Revolution on）

山地人（山民）（Mountaineers［Montagnards］）

N

拿破仑（Napoleon）

瓜分德国（Germany，division of）

法国革命继承人（as heir of French Revolution）

作为革命运动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National Socialism［Nazism］，a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抵抗权利作为自然法的一部分（natural law，right of resistance as part of）

大不列颠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Great Britain］）

荷兰（Netherlands）

荷兰大使约翰·昆西·亚当斯（Adams，John Quincy，as ambassador to）

法国的政府和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建立（French conquest and creation of Batavian Republic）

法国政府西属荷兰（比利时）（Spanish Netherlands［Belgium］，French conquests in）

统治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governance of）

统治新泽西（New Jersey，governance of）

统治纽约（New York，governance of）

非进口协议（non-importation agreements）

统治北卡罗莱纳（North Carolina，governance of）

弗雷德里克·诺斯（诺斯勋爵，第二任吉尔福德伯爵）North，Frederick，（Lord North，later second earl of Guilford）

《北美合众国旅程新志》（布里索，1791）（Nouveau voyage dans les Etats-Unis de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Brissot，1791］）

O

对象和目的（objects and ends）

美国革命（of American Revolution）

法国革命（of French Revolution）

将法国大革命视为进攻性革命（offensive revolution，French Revolution viewed as）

橄榄枝请愿（Olive Branch petition）

《美法革命比较》（根茨）（Origin and Principles ．．．［Gentz］）

亚当斯的前言（Adams' preface）

亚当斯翻译出版此书（Adams'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美法革命的伪相似性（on false similarities drawn between French and American Revolutions）

美国革命的起源、发展和进步（on origins，development，and progress of American Revolution）

在《历史杂志》上发表的原创文章（publication of original essay in Historical Journal）

P

托马斯·潘恩（Paine，Thomas）

纸币（paper money）

1763年巴黎条约（Paris，Treaty of［1763］）

1783年巴黎条约（Paris，Treaty of［1783］）

英国议会（parliament，British）

关于美国革命的辩论（American Revolution，debate regarding）

对美洲殖民地的权力（authority over American colonies）

调和决议（Conciliatory Resolution）

美洲对英国的抵抗与日俱增（growth of American resistance to Britain and）

不可能与王权脱离（impossibility of separating crown from）

议会和法国人的不合法行为（parliaments，French，unlawfulness of actions of）

1989年东德的和平革命（Peaceful Revolution of East Germany［1989］）

理查德·宾（Penn，Richard）

威廉·宾（Penn，William）

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影响参与革命行动的因素（factors affecting involvement in revolutionary actions）

治理（governance of）

宾一家被流放（Penn family，exile of）

根茨对人民主权的看法（people，Gentz's views on sovereignty of）

杜歇老爹（Le Père Duchesne）

第一任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Pitt，William，the Elder，first earl of Chatham）

小威廉·皮特（Pitt，William，theYounger）

波兰（Poland）

瓜分波兰（division of）

普鲁士占领西里西亚（Silesia，Prussian seizure of）

根茨对美法革命政治理想的批评（political ideals of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Gentz's critique of）

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葡萄牙大使（Portugal，John Quincy Adams as ambassador to）

理查德·普莱斯（Price，Richard）

财产权（property rights）

省议会（provincial assemblies）

美洲的省议会（Provincial Congresses in America）

普鲁士（Prussia）

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普鲁士大使（Adams，John Quincy，as ambassador to）

瓜分波兰（Poland，division of）

德国自我分裂为奥地利和普鲁士（self-partition of Germany into Austria and）

占领西里西亚（Silesia，seizure of）

1785年普美友好通商条约（Prussian-American 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1785］）

《美法革命比较》出版（publication of Origins and Principles）

亚当斯翻译出版此书（Adams'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在《历史杂志》上（in Historical Journal）

R

大卫·拉姆塞（Ramsay，David）

利奥波德·兰克（Ranke，Leopold）

国家的“物权”（“real right”of states）

美法违反国家“物权”比较（American versus French breach of）

法国革命违背权利（French Revolution as violation of）

根茨对人权概念的批判（rights of man，Gentz's critique of concept of）

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

美国革命中的代表权问题（representation issues in American Revolution）

抵抗的范围（resistance，compass of）

在美国革命中（in American Revolution）

在法国革命中（in French Revolution）

抵抗权（resistance，right of）

革命，见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revolutions．See also American Revolution；French Revolution）

“大西洋革命论”（“Atlantic Revolutions，”concept of）

根茨用来判断的一般性原则（Gentz's general principles used to judge）

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

作为革命运动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National Socialism［Nazism］），a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989年东德的和平革命（Peaceful Revolution of East Germany［1989］）

抵抗权（right of resistance）

1917年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1917］）

半革命（semirevolutions［Halbrevolutionen］）

捷克共和国的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 in Czech Republic［1989］）

统治罗德岛（Rhode Island，governance of）

权利，见国家“物权”（rights．See also“real right”of States）

违反权利的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 as violation of）

人权（of man）

财产权（property）

革命/抵抗的权利（of resistance/revolution）

人民主权（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人权论》（潘恩，1791）（Rights of Man［Paine，1791］）

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马利·伊西多尔·德·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罗金汉（Rockingham，marquess of）

罗兰夫人（Roland，Madame）

尤金·罗森斯托克-胡塞（Rosenstock-Huessy，Eugen）

皇权，见君主制（royal authority．See monarchy）

俄国（Russia）

瓜分波兰（Poland，division of）

1917年俄国革命（Revolution of 1917）

S

半革命（semirevolutions［Halbrevolutionen］）

七年战争（法印之战）（Seven Years' War［French and Indian War］）

谢尔本勋爵（Shelburne，Lord）

普鲁士占领西里西亚（Silesia，Prussian seizure of）

单一形式的政府（simple forms of government）

亚当·斯密（Smith，Adam）

美洲的走私和违禁贸易（smuggling and contraband trade in America）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

美国革命（in American Revolution）

法国革命（in French Revolution）

南卡罗莱纳（South Carolina）

原属南卡的佐治亚（Georgia formerly part of）

统治（governance of）

根茨对人民主权的看法（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Gentz's views on）

美洲西属殖民地（Spanish colonies in America）

西属荷兰（比利时）（Spanish Netherlands［Belgium］），法国征服西属荷兰（French conquests in）

正币（硬通货）（specie［hard currency］）

印花税法案（Stamp Act）

T

美国革命中的税收问题（taxation issues in American Revolution）

茶叶案（tea party）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托利党（Tories）

查理·汤森德（Townsend，Charles）

贸易，垄断和美国革命（trade，monopolistic，and American Revolution）

小亚当斯翻译出版此文（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essay by John Quincy Adams）

1763年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1763］）

1783年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1783］）

约书亚·塔克（塔克教务长）（Tucker，Josiah［Dean Tucker］）

U

《论美洲发现对人类财富与文明的影响》（根茨，1795）（Ueber den Einfuβder Entdeckung von Amerika auf den Wohlstand und die Cultur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Gentz，1795］）

美国，见美国革命；美洲殖民地（United States．See also American Revolution；colonial America）

《联邦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宪法（Constitution）

美国政治家厌恶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aversion of American statesmen to）

根茨预见美国的重要性（Gentz's prescience regarding importance of）

小亚当斯反对常备军（permanent army，John Quincy Adam's opposition to）

1785年普美友好通商条约（Prussian-American 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1785］）

联合主义者（Unitists）

V

1989年捷克共和国的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 in Czech Republic［1989］）

德·维吉尼伯爵查理·格雷夫伯爵（Vergennes，Charles Gravier，comte de）

1815年维也纳会议（Vienna Congress［1815］）

暴力和战争（violence and warfare）

在美国革命中，见美国革命中的暴力与战争条目（inAmerican Revolution．SeeAmerican Revolution，violence and warfare in）

在法国革命中（in French Revolution）

路易十四大征服（Louis XIV，conquests of）

七年战争（法印之战）（Seven Years' War［French and Indian War］）

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宣言（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1776］）

统治弗吉尼亚（Virginia，governance of）

W

战争，见暴力与战争条目（warfare．See violence and warfare）

乔治·华盛顿（Washington，George）

《国富论》（斯密，1776）（Wealth of Nations［Smith，1776］）

理查德·威斯利（Wellesley，Richard Marquis）

辉格党（Whigs）

约翰·威尔克斯（Wilkes，John）

威廉·奥兰治（后来的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 of Orange［later William III，king of England］）

作为法国革命目标的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 as aim of French Revolution）

附录一
反对法国革命的斗争(1)

保罗·F．雷夫

一、斗争之前：1780—1792

1787和1788年间，莱茵河右岸到处草木皆兵，担心欧洲已经处在动乱的前夜。但法国革命当真爆发时，甚至那些预见到革命的人都感到惊讶。1789年以后，事态愈演愈烈。大幕早已拉开，惊异和坚持仍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甚至在1793年，埃兴霍尔茨（Archenholz）在他的《米涅瓦》（Minerva）中写道：“法国革命雷霆万钧，排挤了所有其他事物。最好的诗歌无人阅读。”[2]1794年，根茨同样评论说：“在那些属于全人类的事件当中，法国革命占据了一席之地。革命如此重要，以至于革命期间的次要事件不太可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3]

一开始，革命热情在德国广泛传播。不过，这种热情并非到处相同。即使在革命热情盛行的地方，差异仍然甚大。[4]西部和南部——也就是说，最接近法国的地方——似乎受到的影响最大。今天，这些地方仍然是德国民主势力的大本营，帕拉丁、黑森、莱茵河左岸的教会领地和许多帝国城市尤其如此。从1789年底到1790年春，德国这些地方爆发了许多小型叛乱，但当局没有费多少力气就通过谈判或武力予以平息。到1791年春，第一波热情已经消退。然后，闻所未闻的事件接踵而来。结果是，1792至1795年，对革命的同情迅速减弱。1791年6月20日（国王逃亡失败）已经促使许多人摇摆不定，而1792年8月13日（国王停职）、9月2日至9月7日（大屠杀）、9月21日（废除君主制）、最后的整个恐怖时期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印象。罗伯斯庇尔倒台后，同情革命的情绪又一次增长。随着波拿巴在意大利连战皆捷，这种同情进一步增长。

德国知识阶级似乎比其他阶级更执着于革命事业。他们从革命中看到了人类进步运动的必然性，倾向于忽视革命的逾分行径，或是寻找环境因素为其开脱。根茨晚至1794年恐怖期间，还在抱怨这一点。[5]贵族大体上反对革命，对普鲁士乡村地区意义重大。当然，牧师和政府很快就坚定地敌视一切革命倾向。农民的态度千变万化。在北方，他们大致保持平静，原因在于他们天然的保守主义、当地土地贵族和牧师的影响、普鲁士古老纪律的本能和远离法兰西的地理位置。不过，西部和南部一开始就动摇不安。法定劳役和打猎造成的损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不出以前所料。斯瓦比亚（Swabia）农民直到1796年仍然忠于革命事业，只有在法军进驻德国以后，他们的感情才发生变化。[6]法军入侵德国边境，也冷却了其他地区的革命热情。例如，库斯蒂（Custine）掠劫帝国城市法兰克福，给几乎所有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富裕商业中心的德国人尤其如此。我们为了展示当时德国流行的观点，不妨引用两位同时代人的意见。他们一个是南德人，一个是北德人。1798年，斯瓦比亚人Z．L.胡贝尔（Z．L．Huber）写道，他的国家和德国其他各地都有3个党派：一派敌视革命，另一派同情革命，最后是中间派。他解释说：敌人除了在炼狱以外，不愿意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革命及其原则和影响。他首先把所有统治者、政府和贵族纳入这一派。另一方面，同情者对革命及其许多手段感到满意。中间派赞同革命的原则，却惋惜革命的手段。[7]汉诺威人（Hanoverian）E.布兰德斯（E．Brandes）认为，贵族和许多官吏不仅厌恶，甚至相当恐惧革命。另一方面，少数官吏和大多数政治理论家同情革命。[8]就普鲁士特殊情况而言，现代历史学家设想：贵族和军队多多少少敌视革命，而一些高级官员和许多低级官员至少相信改革有其必要。[9]

支持和反对革命的冲突中心在北德的汉堡、柏林和哥廷根，南德的图宾根，中德的耶拿。在哥廷根，布兰德斯、舒伦泽和吉坦纳自1791年以来一直在撰文反对革命。同时在图宾根，不知疲倦的波塞特（Posselt）自1795年以来一直为革命效力。1793年，革命唤起了新的反对者——年轻的弗雷德里希·根茨。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根茨自始对革命的态度，就要设身处地体会他的心理状态。如前所述，他对人类文化进步，至少对笼统意义上的公正、自由和平等极有兴趣。他以后始终相信：革命前的法兰西确实不足为训，需要改革。[10]他听得到法国国民的怨言，但也看得到，或是自以为看得到国王和政府不仅准备改革，甚至采取了实现改革的步骤。[11]而且他即使在斗争当中，对法兰西民族性仍然评价颇高。那他除了改革完成，还能期望什么？完成改革可能免不了动荡，但血流成河、颠覆法律并非无法避免。根茨期望改革，循西塞罗建议的路线前进，并非全无可能。1793年，他引证了西塞罗这篇文章。[12]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切证明他是否抱有这种希望。[13]确实，如果根茨更有经验，他甚至当时就能看出：事态经历的时间如此之长，涉及群众及其心理学，预见未来根本不可能。

因此，我们有鉴于此，不会对根茨一开始欢迎革命感到惊讶。根据亨利埃塔·赫茨（Henrietta Herz）的叙述，[14]他甚至早在1787年就热衷于自由的事业。我们可以依据他在1791年4月19日以前写给卡弗（Garve）的信件，追踪他同情革命的历程。[15]他表示，他会把革命失败视为人类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不幸之一。他将革命定义为“哲学的第一次实际胜利，政体第一次真正地建立在原则和始终如一、符合逻辑的体系之上”。他称革命为“在大尺度上改善人性的尝试”、“历史能够展现的最伟大作品”。他真诚地哀悼米拉波之死。但他的表达很快就沾染了悲观的色彩。1791年4月，他开始担心革命可能最终会失败。[16]

从1791年4月中旬到1792年底，根茨对革命是什么态度，我们没有直接材料。原因在于，从这时起，他写给卡弗的信件没有保存下来，其他材料又没有。不过我们知道，他的慧眼一直在追踪法兰西的事态发展。1790年初，他正在读马勒·杜·潘（Mallet du Pan）的《法兰西墨丘利》（Mercure de France）、米拉波的《普罗旺斯通讯》（Courier de Provence）和国民会议召集的报道。[17]他赞美《墨丘利》的风格，但不可能同意杂志的倾向。不过，3年后，他称这份刊物为伏尔泰去世后最出色的法国出版物。[18]他高度评价国民会议报道，视之为研究革命的第一流材料。[19]他还提到其他著作和报刊，包括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箴言报》（Moniteur）、《巴黎纪事》（Journal de Paris），然后泛泛提及布兰德斯和吉坦纳（Girtanner）。他对最后这两位并不喜欢。他对柏克的喜爱仅仅源于陈述性介绍。[20]他对1788年8月至1789年6月法国政治文献的评论发表在1799年《历史研究》（Historisches Journal）上。无论如何，除了上面提到的书刊以外，他的革命研究还借助了许多其他出版物。1796年，他向魏玛图书馆要求特权——使用他们的革命文献。1798年，他定期研读许多报纸和摘要，其中包括许多德国报刊、5种法国报刊、3种英国报刊。[21]显然，他心中时刻不忘关注法兰西的事态发展。1790年和1798年，他自己两次承认这一点。[22]

无论如何，根茨对革命的同情态度没有持续多久。他早在1793年初就翻译了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自己还写了5篇政治论文，证明他是革命的敌人。[23]这些论文包括：《论法兰西政情》（Über politische Freihcit）、《论邦国革命的道德》（Über die Moralität inden Staats revolutionen）、《论人权宣言》（Über die Deklaration der Rechte）、《试驳麦金托什先生的辩护》（Versuch einer Widerlegung der Apologie des Herra Malcintosh）、《论法兰西国民教育》（Über die Nationalerzichung in Frankreich）。据我们所知，他在1791年4月以后就不再有同情革命的表达。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设想：他从1792年底开始翻译柏克，撰写论文。他改变态度，一定发生在这两者之间。确切的时间和原因难以判断，也并不重要。阅读柏克著作无疑有一定影响。不过，我们无从判断柏克的理论在许多要点上有多大的重要性。这些要点明确倾向于政治保守主义，体现在他们强调普遍正义，尤其是财产权；他们的平等观；他们对所有的理论漠不关心；他们对智慧和经验赞不绝口。这些特质正相当于根茨早已在西塞罗和卡弗著作中熟悉的概念。不过，柏克对根茨的影响大概非同小可。根茨估量法兰西事态，决心挺身战斗，都与此有关。马勒·杜·潘大概也发挥了同样的影响。当然，在这方面，法国革命自身进程的作用最为重要。根茨不久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革命运动不仅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反而使现状更加恶化。他开始怀疑革命诠释的自由平等价值。反感日积月累，终于急转直下。转折点什么时候出现，难以准确界定。不过，一切迹象都显示，1792年8月10日至13日的事件促成了这种转变。1792年剩下的日子，9月2日至7日的屠杀和“恐怖巅峰”，只是促使根茨的态度永久化而已。[24]1794年，他说：“8月10日的恐怖开启了法国革命最后、最可怖的时期”。这种看法完全正确。这些日子确实标志着根茨所谓“系统颠覆一切社会条件”的开端。[25]莱茵河外有许多德国观察者从同情革命转向反对革命，他们的看法多多少少也是这样。根茨自己的证词说，德国人民公开赞成民主的时期结束于1789年10月5日立法会议召开、1792年8月10日国王处决之类事件。[26]不过，对大多数德国民主派而言，8月10日标志着他们对革命态度的转折点。[27]

二、1793—1801

根茨这时已经是革命的敌人，以后10年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无所作为，不合他的天性。他随即披挂上阵。

很难说他反对革命的言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在这方面缺乏材料来源。幸而他根本没有必要用言论反对革命。这场斗争期间，他一直在柏林担任普鲁士文官。他远不是重要人物，但他依靠开始的关系和自己的才智，在柏林迅速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到1797年，他的信中特别提及来往的中等阶级家庭。例如，昂西雍（Ancillon）、斯波尔丁（Spalding）、恩格尔（Engel）、吉利（Gilly）、海因彻林（Hainchelin）、梅里安（Merian）、赫茨（Herz）和其他人。不过，信中也提到贵族的名字。例如，W.冯·洪堡德（W．von Humboldt）。根茨的社会地位渐渐上升，进入最上层的圈子。这时，他熟识普鲁士的路易·裴迪南（Prince Louis Ferdinand）王子、不伦瑞克公爵（Braunschweig-Öls，）和许多外邦使臣。例如，英格兰的卡里斯福德（Carisford）勋爵、奥地利的罗伊斯（Reuss）亲王和斯塔迪（Stadion）伯爵、俄罗斯的帕林（Panin）伯爵、瑞典的布林克曼（Brinckmann）、日后的普鲁士驻巴黎代表卢凯西尼（Lucchesini）、豪格维茨（Haugwitz）[28]。根茨将毋庸置疑的成功归因于有利的环境。1779年以后，他父亲担任王家铸币局长，一位昂西雍家的叔叔在柏林担任监督法庭参事。此外，一批恩主和朋友提携他升迁。例如，冯·沙克上校（Captain von Schack）、瑞典全权公使布林克曼、卢凯西尼侯爵夫人。[29]最后，我们理应考虑到根茨本人的社交天赋、他日益增长的名气和慷慨大方的支付。这些钱来自英国外交部金库和善意的资助者。不过，无论根茨在这些社交圈内如何反对革命，他的反革命活动中心肯定还是在别处——他出版的反革命著作中。如前所述，第一批反革命书籍是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译本和自己的5篇论文。1794年，他发表了马勒·杜·潘论法国革命著作的译本。1795年，他又发表了穆尼埃（Mounier）《阻碍法兰西获得自由的因素》部分译文。1797年，他翻译并补充了迪夫诺斯（d'lvernois）《1796年期间的法兰西财务史》。他自己的著作有：1794年的《法兰西宪制原则》（Über die Grundpricipien der jetzigen französiehen Verfassung，nach Robespierre's und St．Just's Darstellung derselben）；1801年的《法兰西革命的爆发和特征》（Über den Ursprung und Charakter des Krieges gegen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欧洲政情与法兰西革命》（Von dem politischen Zustande von Europa vor und nach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最后，《新德月刊》（Neue teutsche Monatsschrift）和《历史杂志》（Historisches Journal）的大部分文章都出自根茨自己的手笔。《历史杂志》更重要，从1799年到1800年，内容完全是政治和财政问题。根茨1790年代关于法国革命史的著作从未发表，但已经集结成准备出版的5卷本。[30]这些著作包括《历史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法兰西革命残破欧洲的历程》（Über den Gany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in Europa in Rücksicht auf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和《反思法兰西革命的爆发》（Betrachtungen über die Entstchung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清楚地展示了根茨对法国革命第一阶段原因的看法。

同样在1790年代，根茨开始跟外邦政府和外邦人交往。后者在他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他跟各邦驻柏林宫廷的使臣越来越熟悉。他将柏克著作的译文赠给弗朗西斯皇帝，后来获准在奥地利境内发售《历史杂志》，从此开始奥地利方面的交往。[31]1800年5月，他的日记提到沙皇馈赠的礼物，说明他必定已经结识了俄罗斯帝国的要人。[32]

1795年，根茨第一次跟英格兰建立关系。他在《新德月刊》上发表了迪夫诺斯研究共和国财务的部分论文，引起了庇特首相的兴趣。庇特敦促他再接再厉。[33]1799年，根茨向英国国务秘书格兰维尔（Granville）勋爵递交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杂志》上，探讨庇特的财政政策。他还请求将文章呈递给国王。格兰维尔写了回信，还寄了一张支票。[34]1800年11月，根茨将两份记录送往伦敦。第一份描绘了欧洲大陆对英格兰的普遍看法。第二份建议由他本人向英国政府提供通讯报道。英国政府似乎接受了这项建议。[35]1802年10月，根茨亲自前往英格兰，在那里逗留了3个月。他个人特别适应英国当时的社交生活，自然大获成功。[36]他是才华横溢的保守主义者，有大庄园主的本能，寻欢作乐一概不在话下。他自己欣喜若狂，因为他第一次尝到了雄心壮志如愿以偿的滋味。他在短时期内，跟公卿显贵平起平坐。同时，他跟英国政府达成了协议。他接到什么指令，无从考查，但一般性内容应该是：他担任英国政府在欧洲大陆的代理人。[37]这一步骤后来使他蒙受嫌疑。但他即使在极大的压力下，也从来没有出卖过自己的判断。毕竟，英国的政策针对法国，大体上符合他自己的观点。他真心相信，为英格兰效力就是为欧洲效力。他论功取酬不仅完全合理，甚至非常必要，因为他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就不能进入塑造外交政策的圈子。

于是，根茨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渐渐形成了多面人格。我们已经知道，他天生就对政治感兴趣，这种兴趣日益增长。他食普鲁士俸禄，不能随心所欲，因此只有用笔才能发泄自己的感情。何况，他雄心勃勃、所欲甚奢。他对亚当·穆勒（Adam Müller）解释说，无论他为普鲁士邦效力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这些倾向，他至多希望官至财政参事，俸禄2000塔勒。[38]笔耕乐在其中，他永远不会放弃。他勤奋地编织一张大网，跟自己的前途纠结在一起，但肯定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甚至不是为了原则。归根结底，他在各方面的活动都是为了同一个反革命目的。他认为，无论个人倾向如何，反革命是他必须完成的神圣义务。[39]亲革命的作品洪水滔天，是非不分、真伪莫辨；因此他并不指望自己的努力能有确定的成果。[40]但他仍然希望进一步奉行善功，或许能有某些用途，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很难说根茨受到柏克多大的影响，但后者的范例几乎不可能毫无影响。似乎根茨本人就指出了这种影响的存在，因为他的柏克译文有这样一段话：“在当时的重要议程中，柏克是大臣的反对派，因为宫廷的影响逾越了适当的均衡界限，威胁要毁灭或削弱国民代表的权力。柏克不负盛名，热诚地接受了美洲人的理由。原因在于：虽然他们是英国人，却否认英国宪法。他根据英国政体的真正准则，断定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他预见到反对的力量、强加给他们的不幸战争可能有什么后果，比盲目的内阁更准确。”[41]根茨对柏克的赞美同样适用于他自己。人们不妨回顾他严峻的正义感。他最初同情宪法，后来反对柯本泽（Cobenzl），也丢下一句“盲目”的评价。确实，他不是反对而是争取宫廷的主导地位。因此，柏克很可能就是根茨反对革命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因为柏克的范例告诉根茨，维护权利的事业可望博取盛名。从他的观点看，反革命就是维护权利的斗争。

马勒·杜·潘对根茨的影响更难确定。1793年以后，根茨和马勒的政见非常接近。他们都抵制人民主权的原则，捍卫更强的政府。另一方面，他们对后者的特定形式漠不关心。两人都跟大臣和君主交往，都出版杂志，都跟英格兰关系密切。相似性甚至延伸到两人的性格：他们在一切事务中都偏好秩序和节制，强烈地喜爱独立，断然反对一切喧哗与暴力。还有，根茨在书信中[42]不断提到他翻译、评论马勒的某些著作。[43]根据他自己的证词，他办《历史杂志》，有马勒《不列颠墨丘利》（Mercure Brittannique）的启发和建议之功。[44]最后，根茨在1799年跟这位当时流亡的政治作家通信。[45]马勒对根茨有影响，可能性甚大。确实，这种影响的确切范围难以判断。或许，只有以下几点能为我们提供坚实的依据。1793以后的几年，马勒是深受多国政府信任的顾问。这些国家都对革命的法国开战。他一直向柏林和维也纳宫廷提交政治报告，直到1798年。1800年，马勒去世，同年，根茨明确向英国政府提议担任他们的政治作家，报道欧洲大陆的政情。因此，根茨并非不希望接手已故马勒的衣钵。

好吧，我们不妨提问：根茨心目中的法国革命是什么样？他反对革命的哪些东西？

如果我们从革命的起源开始，首先就会遇见他对近因和远因的界别。根茨称前者为“可能的条件”，称后者为“现实的条件”。[46]这种界别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形成根茨对革命一般性态度的基础。他确信，法国绝对需要改革；但另一方面，实际发生的革命可以、而且应该避免。[47]他当时似乎认为，解决困难的适当方法应该是他后来表达的“温和革命”。[48]

根茨描述革命前的法兰西，体现了坚持客观的史家本能，将真理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将文明的欧洲视为整体，断定文明在革命前夜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完美境界，而且有充分理由更上一层楼。[49]他认为，法兰西是欧洲文明的中心。[50]因此，欧洲文明的卓越造诣，法兰西必然与有力焉。任何事物未能恰如其分，都逃不过根茨的慧眼卓识。他特别指出，法兰西的税收体系不足为训。而且，他提到法国农业从属于工业的利益。他似乎认为，法国农业人口肯定已经过多。[51]无论如何，他只赋予“逮捕密令”相当次要的意义。[52]他认为，路易十六终究是有道明君。不过，他忍不住要责备这位君主软弱无能、不能应对时局。[53]他特别强调，国王和政府有推动根本性改革的诚意。他解释说，杜尔哥（Turgot）提议的改革“为人君闻所未闻者”。[54]

以根茨之见，革命应该归咎于他所谓的“现实条件”。他探究各方面造成的严重错误，包括国王、政府、国民代表，最后还有国民自身。他认为，国民及其代表理应承担最大的责任。政府的失职在于：没有压制普遍的不满情绪并以明智的建议引导舆论走向适当的渠道；[55]但归根结底，这都是软弱无能和目光短浅的结果。[56]当时的情况是，政府面临永久性反对。他们有义务打开局面，结果却无所作为，更不用说成功了。[57]召集王国各等级共议，是个好主意，从财政和其他方面考虑，都有其必要。然而，不幸的是，政府没有深思熟虑、预先规划。于是，混乱几乎立刻产生。[58]我们如果转向另一方面就会发现，根茨特别强调革命文学的影响、国民会议的态度、革命领袖的活动。[59]他倾向于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革命领袖，但国民也难辞其咎。他在1799年写道：“1789年革命来临时，这个国家（法国）的友善和蔼大为减色……根深蒂固的不满、破坏性革新的焦躁渴望取代了过去平静的醇厚性情……举国民情日益倾向于仇恨、沮丧、冥想和悲痛。革命的来临、爆发与全过程都浸染这些情绪。肤浅的观察者会以为这种情绪是重大事件的后果。但情绪先于事件，可以说是造成事件的原因之一。”[60]确实，根茨并未忽视以下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为反叛而反叛本身就是革命的原因。反叛一浪接一浪，越走越远。

根茨对革命领袖特别反感，当然因为他们是叛乱的精华所系。对他而言，西耶士（Sieyès）是革命早期的主要人物。[61]另一方面，马拉（Marat）大概是整个革命时期最可怕的产物。[62]根茨对卢梭的判断并不总是一致。我们知道，他一度对这位名士很感兴趣，在作家的深情中提神养气。年轻时，他多愁善感的心灵仍然能够毫无保留地向友谊与自然祥和之乐敞开。1792年，他对卢梭的敬重渐渐衰退。根茨仍然认为，卢梭体现了简朴、纯洁和真实自然人的福佑，真心倾向于他的所有观点。[63]不过，他在1794年的观点就大相径庭了。这时，他纯粹从政治角度考虑卢梭。因此，他现在对自己原先非常尊重的人颇为反感，甚至深恶痛绝。但还能怎样呢？旧制度的所有敌人言必称卢梭。卢梭是人民无限主权论之父，出身平民。他思想深邃、感情丰富，但在一般意义上仍然是粗人。不足为奇，根茨这时憎恶这种人，指控他流毒无穷。从西耶士和马拉开始，法国革命家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他手指上沾满了革命受害者的鲜血。[64]

革命的近因不同于远因，因此根茨难以确定革命从何时开始。他认为，转折点位于1792年下半年。这个血腥的秋季使他永远敌视新纪元。但革命的起点呢？很难找到确定的时间点，因此根茨在不同时间分别强调1789年多事之夏的不同事件：6月17日，7月14日，6月至10月期间，10月5日至6日。他在1793年宣布，第三等级僭取代表权是革命真正的起点。他指内克尔为始作俑者，[65]因为内克尔在1788年12月17日向枢密院提出了这种观念。由此，法国革命的真正起点应该定在这一天。同年，根茨在评论苏格兰作家麦金托什（Makintosh）的陈述时，提出了这个日期。这种方式多多少少与众不同。他在这里特别提及5月5日、6月17日（他认为是6月15日）和7月14日，设想革命完成于国民会议对巴士底风暴的认可。[66]1794年，他看到了国民会议从1789年7月到国民公会的一切逾分举措。[67]1799年，他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认定了6月17日（不再是6月15日）。他宣称，这一天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可怕的新纪元”。[68]

根茨从未真正试图确定革命结束的时间。1794年，他还相信革命就要结束，[69]但很快放弃了这种推测。1798年，他甚至担忧革命可能蔓延到东欧。[70]政变再次唤起了他的希望，但不久又再次让他大失所望。[71]毕竟，他不能永远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波拿巴不仅是革命的征服者，而且是革命的继承者。

根茨未曾有片刻怀疑，革命具有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我们可以引证他的马勒·杜·潘译文序。同时，这篇序言从特殊角度阐明了他对此事的整体态度。[72]他在序言里写道：“法国革命是属于全人类的大事之一。兹事体大，几乎不容琐细的利益分庭抗礼。因此，18世纪末所有各国国民的想法、感受、推论和举措会引起子孙后代极大的好奇心。即使革命没有直接影响其他国家，仍然值得全世界给予全面、始终和热忱的注意。因为革命击中了最著名的文明国家和欧洲真正的心脏。法兰西引导我们半球所有外在的文明和大部分内在的文化。因为革命为2500万最活跃、文明、开明、天才、聪慧、和蔼的人民许诺了宪政。大凡有思考能力的生灵最向往的目标莫过于此。因为法兰西虽然从古至今远离这一光荣的目标，至少还拥有最广泛的经验。这些经验源于业已发展、矫正、确定的政治理论。”[73]

根茨有时强调，法兰西的事态发展极其复杂。但他似乎并不觉得混乱局面已经毫无希望。他鉴别基本和必需的现象，从大量材料中筛选出“革命的首要原则”。[74]他的攻击主要针对这些原则。

那么，在根茨看来，革命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1793年，他还没有真正地全面阐述观点。不过，他对革命的怨言已经多如牛毛。他强调，欧洲面临来自西部的重大威胁。[75]他进而指责革命狂热的不宽容，蔑视财产权，虚荣和伪善，嗜好破坏，普遍无法无天，不信宗教，对一切崇高事物根深蒂固的仇恨，甚至敌视精神贵族。[76]当然，他特别反感人民主权的原则。他1793年的论文几乎每一页都在尖刻攻击“自由”和“平等”。根茨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切邪恶的根源。这时，他说：“没有绝对的不治之症，除非病人喜爱病痛。然而，法兰西人民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只要他们能梦想自治政府，一切苦难对他们都是甜蜜的。他们的幸福是疯子的幸福。他们幻想自己是王中王，因此感觉不到狱卒的鞭子。如果有人在这种政治梦想中走火入魔，那么支离破碎的高调修辞就会消失，只剩下虚荣的狂热。”[77]

根茨在1793年和1780年两次评论《人权宣言》，态度如出一辙。[78]他做出了极其负面的判断。《宣言》的主要理念使他大为不悦，因为他认为：逐一列举和分类单项的人权，不仅窒碍难行，而且付诸实施就会造成极大的危险。他认为，称这些基本权利为“人权与公民权”，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照他的意见，这种综合不外乎荒谬而已。《宣言》各项条款几乎无一能免受攻击。他特别强调，“天赋人权”只是大量妥协的结果。根茨并非不承认《宣言》整体具有极大的历史重要性，但不难想象，他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哪一种。事实上，他毫不犹豫地断定：《宣言》是随后无政府状态的罪魁祸首。

1794年，根茨对革命做出了这个极端严厉的判断。他在马勒·杜·潘译文的序言和注释中列举了革命的种种罪恶。这时，革命已经罪恶昭彰、罄竹难书。根茨无法克制他对革命领袖的痛恨。他提到：每天都在处决犯人；王室成员遇害；无神论庙宇建立；马拉的邪祟祭典；革命的世俗化倾向；旺代和里昂的毁灭；人民领袖思维肤浅、自以为是；掠夺富人而且愈演愈烈；蔑视一切道德原则；践踏一切崇高事物。根茨最后补充说，他会亲眼看到“乱民肆无忌惮的疯狂与邪恶”将会导致什么结果。这话并非没有尖刻的满足感。[79]事实上，到处的革命运动及其领袖都残酷、空谈、虚荣、无法无天、普遍粗鄙。[80]碰巧，根茨时而将这些革命特征概括为“暴民专制”或“系统地颠倒社会形态”。[81]

根茨的1799年《历史杂志》相当自信满满。自信源于事态发展证实了他原先的预见。他在这里也提到革命的不义与暴政、早期反对上层阶级、敌视有产者，尤其是革命的基本原则——人民主权论。[82]他批评革命文件完全没有考虑到个人权利，倾向于走极端，求新求异，不相信节制和经验的价值，缺乏历史感。不出所料，他又批评了人民主权论。[83]根茨重申，革命相当于倒退回野蛮状态。1792年同盟国宣言已经表达了这种理念，后来马勒再度提出。[84]无论如何，他格外满意地提到特派员弗朗索瓦（François）1798年6月21日的报告。报告指责督政府压制法兰西一切形式的自由：政治自由、民事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和财产安全。[85]他还提到特派员特雷夫（Trouvé）1798年8月30日的报道，报道描绘了阿尔卑斯共和国的状况。从他的观点看，他认为不可能指望更好的情况了。特雷夫认为，该国的现状是：“政府无财无力，既不能行善，又不能止恶。当局蒙昧无知，完全有害无益。军事机器虽然靡费甚重，仍然百无一用。财政完全解体。没有共和体制。没有公共教育。民事法律支离破碎。四面八方都在反叛。浪费公款无人关心，不受惩罚。一派彻头彻尾、惨不忍睹的无政府状态。”[86]革命造福人类，原来不过如此！

根茨长期没有注意革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只担心革命理论侵入欧洲。1792年以后，战争已经断断续续地展开。根茨直到1794年，仍然觉得总体上意义不大。同盟国还没有获得任何成功，战争也不大可能更有力地打下去。因此，根茨断定：最好让法兰西自生自灭。[87]不过，西面的火山还没有燃尽。恰恰相反，欧洲面临的危险越来越严重。1792年，儒尔丹（Jourdan）和莫罗（Moreau）入侵德国中部和南部；波拿巴在意大利所向披靡。1797年，坎波-福米奥（Campo Formio）条约签订；拉施塔特（Rastadt）会议召开。1798年，法国人占领罗马、干涉瑞士；法国大军准备在英格兰登陆；波拿巴远征埃及。最后（1798年战局逆转后），法国人在1800年两战两捷。根茨认为，这是革命军最出色的战役。[88]1800年底，法国人征服的欧洲土地比上一次更多。这时，法国为首的联盟占据了欧洲南部的半壁江山。共和国的边界已经推进到莱茵河，波拿巴领袖群伦。根茨认为，此人是第一个真正重要的革命人物。[89]此外，《吕内维尔和约》使德国面临重划边界的重任。德国亟需喘息；法国插手其间，无须片刻怀疑。深谋远虑的警觉已经刻不容缓，因为革命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威胁了。

只有1798年3月和4月写给卡弗（Garve）的两封信显示，根茨已经有所警觉。[90]这位收信的法国政治家仍然是他非常敬重的朋友。卡弗这时已经“飞黄腾达”，他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倍关注形势。1798年甚至在这时就是革命全程最重要的一年，预期还有更重大的事件将会接踵而来：针对英格兰的远征将会决定欧洲的命运。如果远征成功，接下来6个月内没有爆发新的大陆战争，那么18世纪结束以前，三色旗就会飘扬在维斯杜拉（Vistula）河上。欧洲似乎在劫难逃，要在当前这一年内遭遇新的风暴和更多的破坏。革命的结束似乎仍然遥遥无期。根茨加倍关注西方形势，不仅是一时的想法，他卷入欧洲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确实越来越深。1799年《历史杂志》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几篇文章。以后几年，根茨几乎改弦易辙，转而研究这些新问题。他觉得，这场伟大戏剧的第一幕已经结束了。如果他以前希望革命自己把自己消耗殆尽，现在肯定不再抱有这种想法了。

因此，他笔下的1800年下半年欧洲形势不可避免地笼罩着阴郁色彩。[91]这时，战争已经持续了8年。他自己为正当理由而战，然而，收效不过如此而已！革命仍然没有结束。相反，它已经在欧洲大家庭内站稳了脚跟，比以往更危险。确实，根茨一度相信，政变已经正式终结了革命，[92]但他很快就抛弃了这种希望。他甚至在尚未绝望的时候，也主要是寄希望于法兰西内政而非欧洲列强对法关系，因为他即使在1799年以后，仍然对列强持怀疑和担忧的态度。未来将会怎样发展？他认为，法兰西迄今为止是欧洲的中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情况仍将如此。只要法兰西仍然保有永不安宁的精神和军事侵略性，欧洲就会继续战栗。由此，流血的日子还没有走到尽头。法兰西的宝剑刚刚靠在剑鞘上，随时可以将剑鞘抛开。一个武士之邦已经在欧洲大陆西部站稳脚跟，其财政资源确已无法挽救，而实力扩张方兴未艾。这个国家的贸易就是战争，没有战争它就无法存在。至于现状？已经够糟了。根茨在1800年底描述说：革命已经破坏了欧洲原有的政治体系——各邦精妙绝伦的势力均衡，使强权压倒权利，使战争普世化，使世界习惯于篡夺和暴力。和平之路势必穿过许多斗争。他得出结论：“18世纪末年给目前的世代留下了恶劣的遗产，或许还有更多的灾难接踵而来。”

解开共和国成功的秘密有极为现实的必要性。对根茨这样的人物，这种任务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的著作不止一次地涉及这个问题。1801年，他出版了《法兰西革命的爆发与特征》（Über den Ursprung und Charakter des Krieges gegen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书中的表述如下。[93]他开宗明义就指出：法兰西位居形胜之地，土地肥沃，民富且庶。他认为，答案部分在此。不过，事实上这种解释并不充分。他在最后的分析中发现，共和国的成功只能用两个因素解释：革命自身的精神和敌人的错误。那么，革命自身发挥了多大作用？或许，革命还没有真正发挥法国原有天赋的巨大效力。根茨最多准备承认，革命产生了军事天赋。革命的军事业绩出自一群资质平庸的暴发户，波拿巴以前没有出现真正伟大的人物。法国原有的军事天才得以充分利用，构成胜利的一大原因。法国以全新的方式进行战争，欧洲其他列强不得不适应。法兰西的资源面临最严酷的考验，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濒临山穷水尽；但它不顾损失惨重，支撑自己的局面，顶住了各方面的攻击。原因在于：它及时学到了进行战争甚至无须金钱的课程。革命军走到哪里，就能在哪里找到适于播种的土地。他们到处都能遇见自己的党羽。革命军的第一击落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头上，恐怖随即降临到其他各邦。毕竟，革命确实唤起了法兰西国民的热忱。这种热忱虽然起伏不定，却从未完全消失。他们的热忱至少足以满足当时条件的需要，因为同盟国军队的热忱非常有限。拯救国家，解放世界，报仇雪恨。前进吧，以自由的名义！谁能抵制这样的号召？革命军就这样出师迎敌。他们的训练和装备都很差，但革命信仰的魔力充满了他们内心和四周。最后，他们渐渐产生了同样强有力的制胜新法宝：战无不胜的雄心。不过，根茨推断，即使有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同盟各邦没有犯下严重错误，革命军仍然不可能胜利。残酷的命运给欧洲带来了重大的危机，不是屈服，就是全力抗争。同盟各邦选择了抵抗，却没有竭尽全力。同盟国选择公开迎战的时机，铸成大错；低估了敌人的资源；没有真正出色的将帅；没有协调一致的行动。结果自然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可是现在怎么办？毕竟，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继续作战，还是听其自然？根茨主张前者。但只要墨守成规，他就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改弦易辙，势在必行。他相信，自己能另辟蹊径。[94]革命战争的进程已经向他展示了，如果一个国家准备不惜任何牺牲能够做到什么。因此，他要求各邦在此如法炮制。要唤醒公众的热情，让关于革命的论战印成布道文和通俗小册子。淘汰不合格的，支持有天赋的。要改变战争方式！不过，他认为这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同盟国应该以共和国的精力进行战争，足够坚强，以便保证成功。但各邦应该形成怎样的同盟呢？在根茨的心目中，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盟格外重要。这个联盟一旦形成，不仅自身坚不可摧，而且能吸引除法国以外的全欧洲加入。普鲁士必须放弃中立政策。这就是根茨当时提出的建议，完全不同于他以前的倾向。1797年，[95]甚至1799年初，[96]他仍然建议普鲁士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然而，到1799年5月，他似乎多少希望普鲁士采取更果断、更好战的行动。[97]1800年，他责难普鲁士前一年的举措。[98]1801年，他最终公开赞成普奥联盟。他甚至准备暂停帝国宪法，只要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德国的力量。革命战争爆发时，至少在革命战争期间，他认为皇帝应该获得正式授权，在“帝国”南半部行使临时独裁权。普鲁士国王应该获得同样的授权，在北半部行使临时独裁权。[99]他考虑，将来不应允许瑞士保持中立。至少，他本人不会赞成这种政策。他宣称任何人如不能自愿加入正义事业一方，就可以而且应该受到强制；因为在当前形势下，只有一种权利才能获得承认：必要性。

在根茨看来，英格兰当然是最优先考虑的求援对象。他谋求英国尽快跟大陆同盟国联合。这甚至是他衷心的愿望，因为他只有在说起英格兰的时候，才会应用夸张的修辞：正义的磐石、宗教的家园、敬畏先人遗俗的故乡、一切善行的源泉、四海大业的真正起点、工商业的中心、善解自身利益的所有各邦天然和永久的盟友。在他心目中，英格兰体现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100]根茨不可能不知道，同一个英格兰也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但他特意指出，这些不过是愚蠢和恶意的诽谤而已。[101]英格兰当时受到什么指控？垄断工商业，让欧洲大陆挨饿，毁灭海洋自由？根茨并不否认，英格兰在这个世纪末垄断工商业，统治大洋；但他强调，英格兰的力量不会威胁法兰西以外的任何欧洲国家，特别指出这种力量只是革命本身造成的结果。他支持这种论点的推理过程如下：

1．英国的工商业垄断和海上霸权主要是法国内政山穷水尽的结果，英国自身力量只是次要的原因。

2．英格兰为自身利益着想，并不希望欧洲大陆贫困，因为穷邻居也是穷客户。

3．英格兰由于高度发展和高尚原则，不可能真正威胁任何国家。

4．法兰西取代英格兰，对欧洲并不有利。英国倒台只会带来灾难，不会同时提供任何补偿。

5．理想状况是：英、法、荷兰3个商业大国分享海上贸易，二流国家分享转口贸易。革命前存在这种均衡，真正的和平实现后，这种均衡可望恢复。因此，英格兰目前是全世界的福佑和最后希望。

“因此，”根茨宣称，“任何人只要有思想，衷心希望人类幸福，即使迄今为止的个人利益跟英国毫无关系，都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活跃的兴趣。每一个开明的欧洲人想到英格兰的繁荣昌盛，都不可能不像那位爱国者临终时一样叫道：‘愿它永远如此！’”[102]

根茨对英国及其国民的评价确实很高，但并不因此有损真诚。我们对此应该如何解释呢？根茨当时跟英国政府的关系更为紧密，为英国政府效力。这肯定不是原因。这一点可能有些重要性，但肯定不是根本原因。不，赞美是真心实意的。作者只有在自己确实心悦诚服的情况下才会说出溢美之词。归根结底，钦佩不列颠的伟大，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许多人都有这种感受，为什么根茨不可以有？为什么他跟其他所有人不一样？他法眼无差，英格兰确实是抵御法兰西洪水的最后壁垒，永远保卫着他珍爱的欧洲势力的均衡。英格兰有协调良好的政体，不断给反革命斗争提供补助金，使之保持活力，并保存了旧制度贵族政治的浓厚气息。根茨怎么可能不钦佩这样的国家！事实上，他对英格兰的爱慕超出了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晚至1819年，他还为英格兰的政策辩护，反驳普拉达修道院长。[103]再后来，他的偏爱有所减退。

当然，根茨的判断是否公正无私、明察秋毫，由此可能受到怀疑。他早已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后不可能轻易改变。何况，他仅仅大略了解内阁机要，直到官方报告公布。然而，以此为依据，不可能准确地预见形势。最后，我们可以称根茨为大陆派。他的目光总是转向西方，因为他在那里看到德国和欧洲大陆的潜在危险。但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同一个西方，就是法兰西，可能反过来注视北方，并感到来自那个方向的威胁和挑战。

从1792年到1801年的大约10年时间内，根茨怀着仇恨和恐惧，以笔为武器，跟法兰西共和国作斗争。然后，他暂时沉默了。他相信，自己有理由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了，而且，他的政务也暂时陷于混乱。然而，1803年，他又拿起阔别的笔，投入新的斗争。归根结底，看来他欺骗了自己，革命显然还没有结束。因此他重新投入战斗。不过，他这一次的敌人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法国的继承人拿破仑·波拿巴。

注释：

1．为了更好地理解后面的内容，我们最好在此回顾法国革命的主要事件：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成立国民会议。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风暴。

1789年8月27日，《人权宣言》发表。

1789年10月5日至6日，暴民进军凡尔赛，将王室和国民议会迁往巴黎。

1791年6月20日，国王逃往瓦雷纳，然后返回巴黎。

1791年10月至1792年9月，立法议会。

1792年4月20日，向奥地利宣战。

1792年5月，真正的革命战争开始。

1792年8月10日，杜伊勒里宫风暴。

1792年8月13日，国王停职、监禁。雅各宾党掌权。

1792年9月2日至7日，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屠杀保王党和立宪派囚犯。

1792年9月至1795年10月，国民公会。

1792年9月21日，废除君主制。

1793年1月21日，处决国王。（中译者注：原文作1792年，显然有误。）

1793年2月1日，向荷兰、英国、西班牙宣战。（中译者注：原文作1792年，显然有误。）

1793年3月至1794年7月，恐怖时期。

1795年10月至1799年11月，督政府。

1799年10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政变。

2．八月号，199页

3．译自Mallet du Pan，pref.，xvi.

4．Cf．for the following：Wenck，Deutschland vor hundert Jahren.

5．译自Mallet du Pan，pref.，v.

6．Lang，Von und aus Schwaben，III，88.

7．Ibid.，III，67.

8．Wenck，Deutschland vor hundert Jahren，II，4.

9．Wittichen，Forschungen zur brand，und preuss．Geschichte，XIX，6 ff.

10．Cf．p．67.

11．Cf．p．67 f.

12．Weick，I，258 f.，note.

13．Ibid，II，45，note.

14．Guglia，Friedrich von Gentz，98.

15．Briefe v．u．a．Fr．v．Gentz，I，178 ff.，203 ff.

16．Briefe v．u．a．Fr．v．Gentz，I，205.

17．Ibid.，I，178 ff.

18．Ibid.，II，40.

19．译自Mallet du Pan，pref.，xxvii.

20．Briefe v．u．a．Fr．v．Gentz，I，203 ff.

21．H．J.，1709，II，176 ff．Briefe v．u．a．Fr，v．Gentz，I，206 f.，220 f.，223，note，224.

22．Briefe v．u．a．fr．v．Gentz，I．180，207.

23．这两部著作实际上完成于1792年底，但日期标注为1793年。

24．Weick，II，301，159．译自Mallet du Pan，45，note，74，note，97，note，142，note.

25．译自 Mallet du Pan，75，note.

26．Ibid.，pref.，xxi.

27．Lang，Von und aus Schwaben，III，69.

28．Schlesier，V，24 ff.

29．根茨本人的说法是，侯爵夫人将他介绍给柏林上流社会（Festschrift zu Gustav Schmollers 70．Geburtstag，249）；不过他也许只想奉承一下。

30．Briefe v．u．a．Fr．v．Gentz，I，245，246，note 1.

31．Guglia，Friedrich von Gentz. 137.

32．Togebücher I．1.

33．Schmidt-Weissenfels，Friedrich Gentz，I，84.

34．Preuss．Jahrb.，CX．466.

35．Ibid.，CX，467.

36．Schlesier．V，28.

37．Preuss．Jahrb.，CX，468.

38．Briefe v．u．a．Fr．v．Gents，II．369.

39．Weick，I．2，14，18．译自Mallet du Pan，pref.，xiv ff．xix.

40．Weick，I，7–14.

41．Ibid.，I，22.

42．Briefe v．u．a．Fr．v．Gentz. I．179 f.，255.

43．H．J.，1799 and 1800.

44．Briefe v．u．a．Fr．v．Gentz. I．327.

45．Ibid.，326 ff.

46．H．J. 1799，I，38，196.

47．Ibid.，I．198 ff.．229 ff.

48．译自Mallet du Pan，33，note.

49．H．J.，1799，I，18.

50．译自Mallet du Pan，pref.，xvii.

51．H．J.，1799．I．208 ff.

52．Ibid.，I，215 f.

53．Ibid.，I，272ff.

54．Ibid.，I．229，235 ff.，293，304 f.

55．Ibid.，I，31 ff.

56．Ibid.，I，298，321；II，30，55 ff.，245.

57．Ibid. I．301.

58．Ibid，II，15 ff.，25 ff.，56 ff.

59．Ibid.，II，138 ff.，172 ff．译自Mallet du Pan，pref.，xxiv.

60．H．J.，1799，II，160 ff.

61．Ibid.．II，297，306 ff．译自Mallet du Pan，66 ff．note.

62．译自Mallet du Pan，92，note.

63．Weick，I，138 ff.，note.

64．译自Mallet du Pan，20 ff.，note.

65．Weick，I，84．note.

66．Ibid.，II，116–128.

67．译自 Mallet du Pan，pref.，xxiv ff.

68．H．J.，1799，II，308.

69．译自Mallet du Pan，pref.，xxxiii f.

70．Briefe v．u．a．Fr．v．Gentz，I，210.

71．Cf．p．86 f.

72．Of 1794.

73．译自Mallet du Pan，pref.，xvi ff.

74．Ibid.，pref．xxiii f．H．J.，1799，II，335 ff.

75． Weick，I，20.

76．Ibid.，I．15 ff.，186 ff.，note，257 f.，note，312，note，281，note；II，34.

77．Ibid.，I，257 f.，note.

78．Ibid.，II．61 ff.，H．J.，1800，I，58．ff.

79．译自Mallet du Pan，pref.，vi f.，x.

80．Ibid.，25 f.，note，56，note，94 ff.，note，150 f.，note.

81．Ibid.，pref.，xii，74 f.，note.

82．H．J.，1799，I，57 ff.，343，note．II，145 ff.，464 f.

83．Ibid.，II，138 ff.

84．Ibid.，I，29 f.，note.

85．Ibid.，II，431 ff.

86．Ibid.，I，338 ff.

87．译自Mallet du Pan，pref.，xxxiii ff.

88．Weick，II，333.

89．Ibid.，II，372，note.

90．Briefe v．u．a．Fr．v．Gentz，I，206，210.

91．H．J.，1800，II，394 ff.，III，788 ff.

92．Cf．p 86f.

93．Weick，II，306 ff.，371 ff

94．Weick，II，355 ff.，367 ff.，373 ff.，von dem politischen Zustande von Europa Vor und nach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cf．Guglia．Friedrich von Gentz，168 f.

95．Weick，V，7，9.

96．Briefe v．u．a．Fr．v．Gentz，I，323.

97．Ibid.，I，332.

98．Histor．Zeitschr.，LXXXIX，245 ff.

99．Weick，II．369 f.

100．H．J.，1800，III，492 ff.

101．Ibid.，1799，I，395–439；III，380 f.；1800，III，496 f.

102．H．J.，1799，III，381.

103．Weick，V，289 ff.，298 ff.

(1) 此文是历史学者保罗·F.雷夫（Paul F．Reiff）博士所著《弗雷德里希·根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反对者》（Friedrich Gentz：an Oppone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的第二章，整本书于1912年12月由伊利诺伊大学出版，被列为其社会科学研究资料第一卷第四号。

附录二　弗雷德里希·根茨论革命

罗素·柯克

根茨的小书《美法革命比较》经历了150年的遗忘，最近在美国重版(1)。20世纪革命频仍，赋予此书全新意义的19 世纪第一年，年仅33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美国驻普鲁士全权公使。亚当斯毕生致力于自我教育，他驻节柏林期间，一面完善德语学习，一面翻译根茨的著作。弗雷德里希·根茨是普鲁士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新秀，比大器早成的亚当斯大3岁，他论美法革命的长文发表在《柏林历史杂志》（1800年4月和5月）上。亚当斯翻译的作品就是这篇文章。根茨是《历史杂志》创始人、编者和杂志卓越理念的唯一贡献者。他们都是人中龙凤：亚当斯是未来的美国总统；根茨辅佐梅特涅，是欧洲保守主义的建筑师。“每一个爱护国家荣誉的美国人看到本国革命得以洗脱原来蒙受的诬蔑，唯有心满意足。”亚当斯写信给根茨说：“这种诬蔑声称，美国革命来自法国革命同样的原则，甚至造成了同样的举措。”

根茨一度受教于康德，但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改变了年轻人的思想，使他憎恶法国革命的理论和后果。根茨将《法国革命论》译为德文，由此第一次影响了欧洲政治，奠定了自己的名望。年轻的亚当斯像根茨一样，深受柏克影响。他虽然试图在柏克和潘恩之间扮演仲裁人，其实已经对柏克的主要论证心悦诚服。1791年，亚当斯发表《国事传信录》（Letters of Publicola），驳斥潘恩的《人权论》并痛击法国革命党人，因而激怒了杰斐逊。年轻的亚当斯写道：美国人没有落入激进抽象原则的陷阱。“美洲人民有幸，三倍地有幸。他们举措温和，循例守德，足以保证邦家太平安宁，自己安享自然权利之福。他们的宗教自由原则并非源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蔑视一切宗教。他们立法机构的平等代表权以国民之间真正存在的平等为基础，而不以空想政治家的形而上学推测为基础。后者跟事物的永恒进程和自然的既定秩序作斗争，可怜无补费精神。”

由此，亚当斯和根茨同气相求。他在根茨的论文中看到了最简洁有力的对照。一方是美洲殖民地的温和政治，以尊重原有的权利和习俗为基础；另一方是法国激进主义的平等化理论。亚当斯觉得，两个新政权只有一个词共通——“共和”。法兰西共和国已经不再有任何真正的代议制政体成分。同年，亚当斯翻译的根茨著作在费城匿名出版。此书直到1955年才再版。这部小书的译文有强烈的亚当斯风格，但柏克《法国革命论》和席勒《三十年战争史》给根茨著作的思想和结构留下了印迹。无巧不成书，根茨和目前的编者早年都受这些著作的影响。根茨从1791年到生命的终点，一切思想和活动都围绕着一项重大主旨：真正和彻底的革命愚不可及，美国独立战争不在此列。1827年，他受到情人的非难。这时，他为自己辩护，极其诚实地总结了自己信服的原则：

我25岁时就已做出选择。当时，我对德国新哲学如痴如醉；无疑，也对政治学领域某些新见解心驰神往。不过，我那时对政治学还不是非常熟悉。法国革命爆发后，我立刻清楚明确地认出了自己的使命。我一开始只是感觉到，后来才认清楚，自然授予我的天赋和才干是什么性质。天降大任于我，卫护成规、抵制革新。我的选择不是因为当时的地位、环境和前途，不是因为我的生活方式，不是因为任何天生和习得的偏见，也不是因为任何世俗利益。在那以前，我的政治论文都没有逾越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我跟国内外任何政界要人都没有丝毫联系。只不过因为我写了某些文章，高层人士的圈子自然熟知我的名字。

根茨藉笔墨之力平步青云，结交各国君侯和欧洲协调设计者。最后，他未能胜过革命的提坦之力。但他像加图在乌提卡一样，做出选择：为了维护真理，公然蔑视命运。

我一直明白，虽然君长威势赫赫、实力雄厚，我军一再赢得孤立的胜利；最后，时代精神比我们都更强。我无限鄙视媒体的铺张夸大，但媒体仍然不会丧失优势，凌驾于我们的一切智慧之上。你的文笔同时体现了真与美，但无论你的技巧还是力量，都留不住时间的巨轮。但我一旦受命，就不能以此为理由，不再恪尽职守、始终不渝。只有不称职的军人才会在机运似乎不利时抛弃军旗。即使在更黑暗的时刻，我都可以自豪地说：“胜利者的事业虽有诸神青睐，失败者的斗争自有加图惠顾。”

不过，战斗的胜利并不总是属于强者。在某种意义上，加图以其死亡征服了恺撒。根茨的理念就是这样，在20世纪证明了自身。19 世纪主流自由派史家接受的观念是：法国革命形成了高贵而不可逆的潮流，终将导向普遍的和平、启蒙和兄弟情谊。他们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混为一谈，视为同一个进步运动，表现几乎相同。甚至格莱斯顿把柏克的著作读得滚瓜烂熟，也断定柏克及其学派完全误解了法国革命的性质。自由派认为，法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体现为仁慈和开明，拿破仑的插曲仅仅是短暂的反动。只有经历了20世纪的浩劫，自由派才会相信，法国革新家的最初原则可能有误。塔尔蒙（Talmon）教授将这种卷土重来的暴政称为“极权主义民主”，纽卡斯尔的佩尔西勋爵（Lord Percy of Newcastle）称之为“全能主义民主”。

根茨、柏克和亚当斯总统都意识到：从杜尔戈、孔多塞、卢梭和潘恩的谬论出发，灾难不可避免。这部小册子包含了根茨毕生论战的精华。他极力主张，美国革命“不是人为的、而是防范性的革命”——柏克对1688年光荣革命也是这样评价的。美洲殖民者维护他们原有的特权，他们的要求和期望温和节制，基于人性和自然权利的正确理解。他们有保守的宪制，而法国革命家希望重新改造人性和社会，跟过去决裂。他们蔑视历史，拥护武断的教条，因此落入宏大意识形态的暴政之下。美洲人的举措受到审慎和惯例的指引，只是保存和延续了英国代议制政体和个人权利的传统。法国人在狂热和虚荣的期望引导下，走向自我毁灭。美国革命一开始，柏克就公开宣称：殖民地的意图是守成，而非破坏；他们期望保全在整个历史经验中赢得的自由权利，而非索取哲学家向壁虚造的自由权利。他们“致力于自由，而且他们的自由符合英国理念和英国原则。这里没有抽象的自由，正如没有其他的纯粹抽象概念。自由存在于某些可以感知的客体。”

根茨一再触及美法两国革命原则的深刻差异，20世纪学者从1776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差异。例如，他对比美法两国的权利观。一方面，美洲人对自然权利有健全的理解。另一方面，法国人幻想抽象的“人权”——“一种符咒，不知不觉地解除了所有邦国和人性的纽带”。纽卡斯尔的佩尔西勋爵最近在《民主邪教》（Heresy of Democracy）中分析了法国人的异端邪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根茨断定，虚假的“人民”权利自诩可以为所欲为，势必吞没所有古老、宝贵、辛苦赢得的团体和个人权利。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美洲人追求自身安全。法国人武力传教，追求不负责任的权力。“美国革命是防御性革命，因此一旦击退了曾经受到的攻击，自然就会即刻停止。法国革命的性质肯定是最激烈的侵略性革命，只要还有攻击目标存在，自己还有攻击力量，就只能继续进行。”

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史家都已经得出了根茨同样的结论。“1776年的美洲人，”克林顿· 罗思达（Clinton Rossiter）先生写道，“开辟了现代史的先例。他们不是追求而是守卫开放社会和宪政自由。因此，他们诉诸武力支持的信念惊人地清醒……或许，这种政治理论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它深深根植于保守主义。无论在世界其他地方看来美国革命的原则多么激进，但在美洲殖民地人民心目中，革命纯属守成、尊重过去……美国革命的政治理论跟法国革命相反，不以改造世界为目的。”路易斯·哈兹（Louis Hartz）先生在许多地方都跟罗思达教授有分歧，在这一点上却所见略同：“美国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象征，自己却并不是真正的革命……美洲人受惠于过去，他们心里有数。美国革命没有点燃边沁和伏尔泰的怒火，却经常产生天意指引的神秘意义，酷似梅斯特（Maistre）(2)的学说。”

法国人对历史、延续性和社会永恒契约的整个态度跟美洲人有天壤之别。“于是，法兰西受够了君主制的斋戒，”泰涅说，“狂饮社会契约的劣药和无数掺假烈酒，酩酊大醉。刹那，他们的大脑瘫痪了。同时，法兰西器官紊乱、四肢颤抖，行动互不协调，抽搐来回颠倒。这时，它在疯狂的极乐中翻滚，即将陷于阴郁的谵妄。它肆无忌惮，受苦受难，无恶不作；成就不可思议的壮举，施展十恶不赦的暴行。它的向导和它自己一样颠倒错乱，时时为自己的狂暴寻找敌人或障碍。”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先生在《美国政治精神》（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中得出结论：“美国革命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孕育于英国的过去，保证了美国的未来。英国的过去保存在古老的活宪法当中，而不是保存在教条当中。美国的未来绝不能由一种理论涵盖。因此，革命源于有原则人士的审慎决定，而非某种理论的断言。”而法国人正如托克维尔著作所说：才下了一半楼梯，就从窗口跳出去，以便更快落地。

法国革命似乎不仅想要改造法兰西，还想将全人类推倒重来。革命唤起了原本不会产生的最激烈政治革命。革命激发传道改宗活动，产生布道宣传活动，由此具有半宗教特征，见者无不骇怪。或者不如说，革命变成了一种新宗教。确实，这种宗教不完整。它没有上帝、祭拜或来世，却仍然将它的士兵、使徒、殉道者遍布大地。

根茨对照审慎和狂想的不同原则和观念，一方是自古相传的历史权利，另一方是逾分的野心；一方是历史的智慧，另一方是乌托邦主义；一方是自由政体，另一方是民众专制。这两种对抗的力量仍然在全世界交战。英美政治墨守成例的权威，狂热的雅各宾党穷凶极恶，掀起了平等化理念的风暴。二者短兵相接。

罗素·柯克（Russell Kirk，1918—1994年）出身于密歇根州普利茅茨一个工程师家庭，1953年毕业于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Andrews），是该校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唯一美国人。柯克是美国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对20世纪的美国保守主义有深刻的影响。1953年，他出版了《保守主义的心灵：从柏克到桑塔亚纳》（The Conservative Mind：From Burke to Santayana），梳理盎格鲁保守主义的草蛇灰线，格外尊崇埃德蒙·柏克。1955年，他协助创立了美国右派的核心刊物《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1957年，他又参加了《现代》（Modern Age）的创办，并担任该刊的编辑，直到195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散漫的保守主义得以成型，柯克居功至伟。1963年，柯克改宗天主教。1989年，罗纳德·里根授予他总统公民奖章（the Presidential Citizens Medal）。

柯克的主要政治学和历史学著作有：

《洛诺克的约翰·伦道夫： 美国政治研究》（John Randolph of Roanoke：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1951

《保守主义的心灵：从柏克到桑塔亚纳》（The Conservative Mind：From Burke to Santayana），1953

《保守主义的前景》（Prospects for Conservatives），1954

《论学术自由的定义》（Academic Freedom：An Essay inDefinition），1955

《美国的事业》（The American Cause），1957

《一位波西米亚托利党人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Bohemian Tory），1963

《罗伯特·A．塔夫脱及詹姆斯·麦克莱伦的政治原则》（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Robert A．Taft，with James McClellan），1967

《埃德蒙·柏克：一位天才的再认识》（Edmund Burke：A Genius Reconsidered），1967

《永恒事物的敌人：文学和政治的异常现象》（Enemies of the Permanent Things：Observations of Abnormity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1969

《美国秩序的根源》（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1974

《保守主义便携式读本》（The Portable Conservative Reader），1982

《英国文化在美洲》（America's British Culture），1993

《审慎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udence），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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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发表于1956年11月的《当代评论》（Contemperary Review），190卷，283—287 页。译者注

(2) 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年），伯爵，法语裁判官，山麓撒丁岛王国的参议员，也是哲学家、作家、律师和外交官，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梅斯特捍卫旧制度下的等级社会和君主国，反对启蒙，激烈抨击卢梭和弗兰西斯·培根。他将君主制视为神圣和唯一稳定的政府形式，认为革命是天意，虽然恐怖，但却是国王回归必不可少的前奏——后来波旁王朝果然复辟，他也得了个“政治预言家”的头衔。梅斯特相信教皇应拥有对世俗事务的终极权威，声称由于理性主义者抛弃了基督教，才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混乱和血腥。译者注

附录三　弗雷德里希·根茨与亚当斯家族：日耳曼自由主义与盎格鲁保守主义

刘仲敬

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和世界制造了许多奇观：家族反目成仇，路人同仇敌忾。老辉格党俱乐部再也无法同时包容保守派和激进派。老庇特在他的极盛时期，以人民之友和最伟大的下议员著称。小庇特在他临终前，却履行了摩西的使命：为伟大的保守党和全欧洲的反动奠定了基础（自己却没能活到目睹胜利的那一天）。请勿误会：即将在威廉和维多利亚王朝诞生的新保守党跟安妮和乔治王朝的托利党鲜有共同之处；后者主要由不忠诚的反对派（斯图亚特正统派和主教制拥护者）组成，更乐于干杯祝愿查理·爱德华国王归来而非汉诺威的乔治选侯健康。事实上，新保守党的班底（考虑到英格兰贵族政治的家族性质）和政策大体相当于上个世纪（18世纪）的辉格党。西马库斯家族不曾改变，世风变了。庇特家族也是这样。

在大西洋彼岸，亚当斯家族和民主共和党人拷贝了英国辉格党故事，分别演化为美国式保守和激进传统。陈寅恪先生论证中古门第与政治，提出家世门风对政治立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论断是否可以解释牛李党争，姑且不论；用于封建贵族将亡未亡、大众民主将兴未兴之际，颇有启发性。亚当斯家族对杰斐逊、汉密尔顿对艾伦·伯尔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对“门风不正”、“浮薄浪荡”的反感。早在1800年大选之际，阿比盖尔夫人就给老亚当斯写信，把丈夫比作寒霜不改劲节的苍松，把杰斐逊比作随风俯仰腰肢的蒲柳。

无疑，这种反感很有“赵老太爷鄙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气息，日后注定会引起中西一切开明人士的嘲讽，当时也挽回不了联邦党的败局。但我们不应该忘记：阿比盖尔·亚当斯是基督徒妇女懿德的化身，从来不出妄语。她眼中的杰斐逊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后世宣传性传记读者眼中的堂皇雕像。

这位血肉之躯的行径足以招致任何时代“社会体面人士”的反感。他在独立战争爆发前留下了煽情的斗争言论，以此获得了不小的政治资本；在英军来犯时正好担任州长，却弃城而逃。英军一撤退，他就不顾弗吉尼亚议会的抗议，匆匆辞去原本就只有两年任期的州长职务，将支撑危局的责任推卸给别人。他在邦联初期的政治实验期间，为佛蒙特的“人民直接司法”鼓起双掌。这种激进尝试在几年之内就声誉扫地；他又忽然做180度的急转弯，赞美杰伊和纽约州制宪的保守主义。他声情并茂地谴责黑奴制度的罪恶，哀叹弗吉尼亚子孙难逃上帝的正义裁决，自己却背弃种植园主的家长责任，（奴隶制正当性的主要论据在于：黑人没有能力在自由竞争中生存，只有在家长式保护下才能安居乐业。）非但出售黑奴，而且使他们母子分离。他跟女黑奴的奸情纵然纯属虚构，在巴黎沾花惹草的行径却是铁证如山——这些情书是杰斐逊文学天才的最好证明。

这种行径恰好符合保守派心目中的“浮薄文人”刻板印象：言大而夸，缺乏责任感；喜欢滥许无原则的诺言，却不能或不愿履行；一面借口公共利益嘲笑传统行为准则，一面在自己的私生活当中，为道德马基雅维利主义开脱；抽象地主张平等、同情弱者，具体地放弃精英责任、享受精英地位。保守派的箴言永远是“责任、荣誉、信仰”，“不妄作承诺，但总是做得比说得多”，“背弃信赖你的人，毋宁死”。他们轻视抽象的理论著述，重视具体的个人操守尤其是家庭责任感；理论上否认平等，质疑弱者的自身素质，实际上却扶危济困，并视之为精英应尽的责任。解放纽约州黑奴的人，是杰斐逊的敌人汉密尔顿。解救黑人奈特的人，是奴隶制的同情者约翰逊博士。罗伯特·李将军对待庄园黑奴的理论与实际，恰好跟杰斐逊相反：解放自己的黑奴，维护南方的特殊地位。

政治上，保守派的责任观主要体现于他们对人民代表的看法：人民选举代表，不是需要应声虫和谄媚者，而是需要品德和判断力高于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人民代表应该以人民的忠臣自居，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惜冒犯人民的感情。人民代表是辛辛那提，不是卡提林；是伯里克利，不是亚西比德；是华盛顿，不是艾伦·伯尔！托克维尔对美国革命的评价最能反映这种价值观。他说，在美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人民坚定地选出了最值得他们尊重的人，而不是他们最喜爱的人。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建国关键时刻的舵手恰好是这样一批人（联邦党人）。承平日久，美国政治家的素质也退化了。民主制度容易培养一种人民的佞臣，他们对待人民就像路易十四的廷臣对待君主：奉承主人的虚荣，损害主人的利益。

在亚当斯夫妇的历史版本中，杰斐逊就是这种缺乏原则的政治家：为了博取民望，不断修改自己的意见，追赶反复无常、不负责任的民意。亚当斯恰好相反。他在殖民地群情激愤、暴民滥用私刑之际，挺身为枪杀市民的英军士兵辩护，为他们争取到无罪释放的判决。（根茨在书中提到此事）英军来犯之际，他的家乡是最早的战场。他在本地组织义勇，并没有抛弃职守然后远漂海外。亚当斯父子夫妇都是基督教家庭美德的化身。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法国革命的风暴波及美国国内时，幸而有他辅弼华盛顿，抵制人民的一时冲动。否则，如果杰斐逊一伙人如愿以偿，对内破坏社会秩序，对外甘做法国的小兄弟，反对大不列颠及其欧洲盟国，谁敢担保美国的下场会好过巴达维亚共和国、海尔维希亚共和国和美因茨共和国？杰斐逊的私生活本来经不住攻击，但亚当斯在竞选中仍然对事不对人。亚当斯的人品本来没有弱点，杰斐逊手下的小报和竞选干事却不肯投桃报李，甚至攻击亚当斯的体型和夫妻关系。阿比盖尔夫人在信中嘲笑道：这两者只有她说了才算；但亚当斯毕生耿耿于怀。直到两人都已经风烛残年，杰斐逊写信请求和解，亚当斯仍然不能释怀。他相信，杰斐逊肯定事先知道而且默许此事。这不是政见问题，而是人品问题。

精英主义和草根民主的张力贯穿美国历史前半期，并没有随着联邦党的消失而结束。亚当斯家族几乎就是精英主义在北美的道成肉身。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杰克逊短暂而勉强的胜利和持久而彻底的失败，重演了老亚当斯对杰斐逊的剧本。随着辉格党的没落，在北美拷贝英国“绅士俱乐部政治”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亚当斯家族的政治生涯就此告一段落。约翰·昆西的孙子亨利·亚当斯得以名垂青史，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外交使命（外交官和军官显然是绅士传统在民主时代的最后避难所），而是因为他留下了两部大作：《民主》和《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前者从欧洲贵族外交官的视角，嘲笑失去原则的美国民主政治日趋腐败。（当然，他所谓的腐败是罗马意义上的腐败：政客罔顾公共和长远的利益，以自私和短期的恩惠收买选票；跟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腐败相比，行贿者和受贿者恰好交换了位置。）后者哀叹自己在工业和群众的时代越来越丧失方向感，人类也越来越陷入无法掌握命运的无力感。另一位保守派切斯特顿宣称：偏见是智慧之母，伟大的偏见蕴含着比事实更深刻的智慧。小亨利·亚当斯的著作就是这一类偏见的结晶。

保守派一向轻视理论著述，重视具体的经验和个人。如果你仅仅通过政治思想史理解历史，就会得出颇为偏颇的结论，因为绝大多数政治理论家都是保守派心目中的“浮薄文人”，他们统治着“思想的王国”，但也仅此而已。在激进派著作的汪洋大海中，保守派只留下寥寥无几的珊瑚礁。根茨的著作就是这样一座珊瑚礁。约翰·昆西·亚当斯引进此书，主要是为了反驳美国国内“流毒甚广”（本书序言）的谬论——即杰斐逊式的激进派历史版本。这种史观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视为同一原则的产物，企图用抽象、不可靠的人类权利取代具体、可靠的盎格鲁传统自由。华盛顿、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最忧心忡忡的，就是这种发展倾向。

不过，我们不能片刻忘记：盎格鲁的保守主义只有在英语世界才是保守主义。它跟欧洲大陆的天主教—正统君主派保守主义鲜有共同语言，跟西欧以外的所谓保守主义就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不顾历史背景，仅仅按照字面意义移植盎格鲁保守主义，产生的后果大概恰恰是保守的反面。亚当斯家族将日耳曼自由主义视为盟友，其实跟杰斐逊将法国激进主义视为盟友差不多：符合当时美国国内政争的理论需要，但不能掩盖双方在思想史脉络上的重大分歧。它们不久就产生了面目迥异的思想后裔。

欧洲保守派的背景不同于盎格鲁新教徒，他们以天主教会和正统绝对君主制为根基。在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当中，新教徒和改信新教的犹太人占据了畸高的比例。盎格鲁世界用于巩固即成体制的教义，在他们手中往往只是一种打击天主教多数派的武器。如果将“自由主义者”改成“普鲁士王国”，将“天主教正统派”改成“哈布斯堡帝国”，以上陈述就可以适用于从哈登堡到俾斯麦时代的普奥关系。日耳曼自由主义与普鲁士的诡异情缘就建立在这种歌德式“选择亲和力”上，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单相思体现了这种关系的最高峰。最后，自由主义随着弗里德里希- 威廉太子的影子内阁一起没落，将德语世界留作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战场。这条路径打开了战争和革命的大门，最终毁灭了欧洲对世界的统治。

在法国革命最初的蜜月期，以下的蓝图似乎并非不可能实现：将霍亨索伦王朝改造为德语世界的奥兰治家族，实现（北德）新教徒与自由主义的英国式合流，让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保守派落到斯图亚特王朝的下场。这种希望在德国知识分子当中极为普遍，艾克曼和海涅都对此念兹在兹。他们一再欺骗自己，将普鲁士王国的每一次变法解释为自由主义，但这些改革最终全都演变为强化国家主义的举措。耶拿战败后的改革部分实现了教育世俗化，但主要结果是军事动员体系和文官制度的合理化。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劝进计划由俾斯麦付诸实施，但前提是毁灭“国会通过财政控制权主宰国家”的英国式路径。1880年代的法律改革起步太晚，先天不合时宜，在民族法学和福利国家的两面夹击之下粉身碎骨。威廉二世登基时，形势已经很明朗：政权属于国家主义，民间属于社会主义。同样，国家主义各党和社会主义各党占据魏玛共和国的大半壁江山，自由主义各党势力还不如天主教和少数民族的党派。希特勒将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怪胎中，结束了这场游戏，证明日耳曼自由主义只有依靠外力才有可能胜利。

弗雷德里希·根茨是法国胡格诺派流亡者的后裔，依靠新教的普鲁士保护。门第背景对政治选择的影响之大，往往超乎当事人和后世史论家愿意承认的程度。根茨虽然在柯尼斯堡上过康德的课，但他的教育底色仍然属于洛可可时代。按塔列朗亲王的经典论述，他属于体验过“甜蜜生活”的最后一代人。他们属于旧制度，游历、交际、寻欢作乐才是他们真正的教育。君子不器。严肃地对待抽象理论和书本知识，那是“布尔乔亚世纪”优等生的做法，暴露了小市民的出身和眼界。绅士即使涉猎群书，也仅仅是为了培养品味，并不尊重学究意义上的知识。他们在精英小圈子内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通过经验理解各邦活的宪制运作而非纸上的死宪法。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宪制本身。圣西门公爵说全法兰西都在国王的客厅里，就是这个意思。对他们而言，自由权利就是柏克所谓“欧洲共同的古法”——封建意义上的自由和各等级共治的传统惯例。

根据这种自由观，法兰西和西班牙的绝对君主制侵犯了各等级古老的特权。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并非通向民主的不彻底革命，而是针对新兴绝对君主制的拨乱反正：恢复各等级共治的混合宪制。大不列颠国王和上下两院完美地体现了混合宪制的平衡。根茨写道：

在混合宪制内，最高权力或合法主权者总是由几个部分联合组成并由宪法规范。每一部分各有其宪法权利与特权，即使自身更加重要，都不可能比其他部分更为神圣。一旦其中某一部分逾越合法边界，压迫或企图毁灭另一部分，除非宪法只是空洞的名义，后者必定有权抵抗，除非另有幸运的权宜手段，战争无法避免。如果原有的平衡不能恢复，宪制解体就是争执必然而合法的结局。一国最高权力的两个独立组成部分起衅，正如两个邦国开战，不可能存在仲裁法官。不言而喻，这是整个邦国最不幸的情况。毫无疑问，最可怕的处境势必随之而来：在这种争执当中，国民永远不知道应该服从谁、抵抗谁、拥戴谁、反对谁。一切权利和义务都陷于混乱，地位不清。谁在叛乱一方，谁不在叛乱一方，本身就难以确定。这是混合政体不可避免的害处。无论政体多么伟大，出于宪制的原因，这种可能性永远无法排除。例如，不列颠国会两院企图不经国王批准，颁布法律，或是国王未经国会同意颁布法律，这样，受害的一方无疑会积极有力地抵抗。即使这种抵抗以内战和宪制毁灭为结局，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其合法性毫无瑕疵。

无疑，这是混合政体最大的弱点。不过，幸运的是，政体接近完美状态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解体的可能性。宪法权威的一部分由于自身有适当的分量，能够抵抗另一部分的侵凌，这种可能性更大。某一部分迫于无奈，拿起武器，可能性更小。在这方面，人们有正当理由断定：英国宪制相对于任何其他曾经存在过、或可能设计出的复合政体，享有决定性的优势。

因此，法兰西如果恢复古老的三级会议，将绝对君主制的武断权力收回等级君主制的有限范围内，无疑值得庆幸。但是，法国第三等级

不到六周，他们就已经破坏了这三项基本条件。第三等级代表没有获得丝毫授权，就可耻地践踏了其他等级的权利，宣布他们自己单独构成国民议会。

这不是混合政体的复辟，而是以另一种绝对权力（人民主权）取代原先的绝对权力（朕即国家）。而且两相比较，前者对权利的破坏远远超过后者。

一旦越过这个阶段，根茨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就由康德式同情转为柏克式反对。他第一个（1794年）将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翻译成德文。1795年以后，他在柏林出版的《历史研究》月刊可以概括为：根据“老辉格党”史观解读并宣扬英国宪制的奥妙。《美法革命比较》（1800）就属于《历史研究》系列文章，其主旨在于：美国革命不是法国革命的先驱，而是英国宪法的复辟。（这也是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观点。）他的假想敌无疑是欧洲大陆的激进分子，后者愿意依靠法军推翻本国政府。约翰·昆西·亚当斯刻不容缓地将这篇文章介绍到美国，无疑是针对1800年大选的对手——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人。

在此期间，根茨不仅通过文字宣扬保守自由主义理念，而且直接向普鲁士政府提出改革建议。1797年，他上书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三世，要求保障贸易自由和出版自由。这种出格的举动对他的仕途没有好处，却为他赢得了相当大的公众声望。

1801年，根茨厌倦了定期出版《历史研究》杂志，但他鼓吹英国宪制的热情不减，发表了另一篇公认的经典著作：《法国革命的产生和特征》。这些活动不仅为他赢得了收入和声誉，还确定了他在现实政治中的角色。他作为法国革命公开和积极的敌人，难以在中立的普鲁士获致要津，转而投奔英奥联盟。

1802年，根茨受奥地利驻柏林大使斯塔迪安伯爵引荐，前往维也纳，就任帝国枢密。他途经伦敦，会晤英国重臣庇特和格兰维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国政府意识到他的笔杆子可以为反法联盟作出极大贡献，从此为他支付丰厚的年金。奥地利大败后，根茨撰写了两篇新论文《英格兰和西班牙两强开战前的关系》、《欧洲势力均衡的碎片》（1806）。在后一篇文章中，他以先知式的热情预言：“欧洲通过日耳曼毁灭，也将通过日耳曼复兴。”这时，他极力促成普鲁士放弃中立，加入英奥联盟。拿破仑愤怒地说：“无行文人图财卖身，根茨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耶拿大败再度粉碎了根茨的希望。

1809年，奥地利再度向法国开战，不旋踵而败。1810年，根茨的政治保护人斯塔迪安伯爵倒台；他联袂辞职。梅特涅亲王继任后，根茨再度出任帝国顾问。莫斯科和滑铁卢似乎实现了根茨的外交理想，他却偏偏在这时向梅特涅建议：维持拿破仑的地位，以法奥联盟保障欧洲均衡。前一项建议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梅特涅和格雷在维也纳和会上奉行的宗旨确实是：避免过分削弱战败国法国，避免过分加强战胜国俄罗斯，在欧洲维持五大国势力均衡，在海外听任英国所向披靡。这一体系给欧洲带来了近代最长久的和平，证明根茨作为外交家确有独到的眼光。

从1812年维也纳会议到1822年维罗纳会议，根茨一直担任梅特涅的助手，身居欧洲政治的中心。他在毕生事业的顶峰，内心却充满了玩世不恭的绝望情绪，完全丧失了早年先知般的热情和严正的道德感。从他留下的片断记录看，他似乎经历太多、了解太多，以至于看透了人性和时代，相信身逢叔世，事无可为，唯有延缓断壁残垣的进一步颓坏而已。在1812年维也纳会议上，他接受了塔列朗亲王和卡斯尔雷勋爵馈赠的巨款。在1819年维也纳会议上，他漠然抛弃了自己十几年前不顾利害鼓吹的日耳曼再联合。在《卡尔斯巴德法令》中，他断然否定了自己1797年上书力争的言论自由。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与妻子分居，充满了天主教各国常见、新教各国少见、美国新教徒社会中尤其罕见的风流韵事。

1832年6月，根茨在维也纳去世。这时，他的日记和文稿仍然是堪与柏克媲美的杰作，但约翰·昆西·亚当斯或美国任何党派都不可能将他引为同道了。或许，在没有自由主义历史基础的地方，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只能是一批自由主义理论鉴赏家。他们是无根的游士，精神上的异邦人。既然有足够的智力理解精微复杂的盎格鲁宪制理论，必然就有足够的智力理解自己的地位、利益与自己的爱好、倾向早晚不能相容。这种分裂自然会造就玩世不恭的态度和道德相对主义，鄙视自己、同胞和人类本身。俄罗斯的纳博科夫、卢金，日本的币原重喜郎在这方面与根茨非常相似。他们和他们的国家一样，无法具备盎格鲁世界作为自由基础的信仰、道德、社会责任感；最糟糕的是，他们自己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他们注定是知识世界的孤星、历史世界的流星、政治世界的装饰品。

流星一批接一批掠过中欧晦暗的天空，一次又一次照亮另一种可能发生的历史。但日耳曼民族浑然不觉，一步步穿过小径分叉的花园，走向自己的命运。

The Origin and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ompared with the Origin and Principl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iedrich Gentz

Translated by John Quincy Adams

Contents

Preface，by John Quincy Adams

The Origin and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ompared with the Origin and Principl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eface

The Essay，of which a translation is here given，was published in the Historic Journal，a monthly print which appears at Berlin；and was written by Mr．Gentz，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olitical writers in Germany．It is for two reasons highly interesting to Americans：First，because it contains the clearest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revolution which established their independence，that has ever appeared within so small a compass；and secondly，because it rescues that revolution from the disgraceful imputation of having proceeded from the same principles as that of France．This error has no where been more frequently repeated，no where of more pernicious tendency than in America itself．It has been，here not simply a commonplace argument，as Mr．Gentz represents it to have been in Europe，but has been sanctioned by the authority of men，revered for their talents，and who at least ought to have known better.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eat events，in their rise，their progress，and their termination，is here shewn in various lights，one of which alone is sufficient for an honest man．A modern philosopher may contend that the sheriff，who executes a criminal，and the highwayman，who murders a traveller，act upon the same principles；the plain sense of mankind will still see the sa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that is here proved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We presume it will afford a pure and honest gratification to the mind of every truly patriotic American reader，to see the honourable testimony borne by an ingenious，well-informed，and impartial foreigner to the principles and conduct of our country's revolution．The judgment of a native American will naturally be biassed by those partialities in favour of his country，from which it is so difficult for the citizen to divest himself as an historian．The causes of hatred and affection must be more remote from the mind of a foreigner，and his decisions must therefore have a greater intrinsic value．The historian of his own country must always in some sort be considered as its advocate；but an impartial foreigner is its judge.

The approbation of such a writer as Mr．Gentz is the more precious too，for not being unqualified．The mild censure，which he passes upon certain parts of our proceedings is the strongest proof of his real impartiality；and though our sentiments as Americans may differ from his，upon various points of political speculation，we shall find very few，if any instances，that have incurred his censure，which our own candour will not equally disapprove.

Origin and Principles，&c.

The Revolution of North America，had，in the course of events，been the nearest neighbour to that of France．A ver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ose，who were cotemporaries and witnesses of the latter had likewise survived the former．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ages，who made a figur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scarce ten years before，had been active on the theatre of that in America．The example of this undertaking，crowned with the most complete success，must have had a more immediate and powerful influence upon those，who destroyed the old government of France，than the example of any earlier European revolution：the circumstances，in which France was，at the breaking out of her revolution，had been，if not wholly，yet for the greatest part brought on by the part she had taken in that of America．In the conduct and language of most of the found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it was impossible not to perceive an endeavour to imitate the course，the plans，the measures，the forms，and，in part，the language of those，who had conducted that of America；and to consider this，upon all occasions，as at once the model，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ir own.

From all these causes，but especially because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as yet fresh in every mind；because the principles to which it had given currency still sounded in every ear；because the preparatory temper of mind，which it had every where in Europe excited and left behind，favoured every similar，or only seemingly similar undertaking，it became so easy for those，who felt an evident interest in see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superficially compared，and thereby placed on the same ground，and confounded with that of America，to draw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public into this fundamentally false point of view．At the period of great commotions，and of animated，vehement，widely grasping discussions，a very small number of men are able，and，perhaps，a still smaller number willing，with vigorous native energy，to penetrate into the essence of events，and take upon themselves the painful task of forming a judgment founded upon long meditation and persevering study．The similarity of the two revolutions was taken upon trust，and as many persons of respectable understanding and discernment had loudly and decisively declared themselves in favour of the American，it became a sort of accredited commonplace，“that what had been just in America，could not be unjust in Europe.”As，further，the last resul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ad been in the highest degree splendid and glorious；as its issue had been undoubtedly advantageous for America，undoubtedly advantageous for most other states，was undoubtedly advantageous for England herself；as this most important circumstance，and the greater moderation and impartiality which time and tranquillity always bring to the judgments of men，had at last reconciled with this revolution its most violent opponents；an irresistable analogy seemed to justify a similar expectation in respect to that of France；and a second commonplace，far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first，because it seized its materials，in the empty space of distant futurity，gathered a great portion of the human race under the spell of the delusive hope，that“what in America，had conduced to the public benefit，will，and must，sooner or later，in France and throughout Europe conduce in like manner to the public benefit.”

The melancholy experience of ten disasterous years，has indeed considerably cooled down this belief；but it is not yet altogether extinguished；and even those who，have begun to totter in the faith，without，however，renouncing the principles，by which they justify the French revolution，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their perplexity，by recurring to external and accidental circumstances，which have hindered all the good that might have ensued，to the pretence that the revolution is not yet wholly completed，and to other equally nugatory subterfuges．The justice of the origin of both revolutions，they suppose to be taken for granted；and if one of them has produced more salutary consequences than the other，they impute this to Fortune，which here favours，and there abandons the undertakings of men．An equality of wisdom in the founders of the two revolutions，upon the whole，is as much taken for granted，as an equality of integrity.

Hence，it will certainly be no ungrateful task to compare the two revolutions in their essential features，in their originating causes，and in their first principles with each other．But in order to prepare the way for such a comparison，it will not be superfluous to exhibit in a small compass，the principal features of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It may justly be taken for granted，that since the last ten years have almost exhausted all the powers of attention and of memory，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origin and first progress of that revolution are no longer distinctly present in the minds even of many of its cotemporaries：there are，besides，some points in the picture of this great event，which，at the time when it happened，escaped almost every observer；and which，not until a later period，discovered themselves in all their vivid colours to the piercing eyes of meditation and experience.(1)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North-America，far from being a designed regular institution of European wisdom，calculated for futurity，had been much more the pure production of European short-sightedness and injustice．Political and religious intolerance，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onvulsions，had driven the first settlers from their country：the single favour indulged them was to leave them to themselves．That their establishments were，in less than two hundred years，to form a great nation，and to give the world a new form，was concealed no less to their own eyes，than to the eyes of those who had ejected them from their bosom.

In the apparent insignificance of those settlements，and in the false measure，by which the profound ignorance of the Europeans estimated the value of such distant possessions，lay the first ground of the extraordinary progress which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had already made under the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s of their new inhabitants．Gold and silver alone could then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European governments．A distant land，where neither of these was to be found，was，without hesitation，abandoned to its fortunes．From such a country was expected no revenue；and what increases not immediately the revenues of the state，could make no pretensions to its support，or to its particular care.

Nevertheless，by the peculiar，creative energy of a rapidly growing mass of enterprising and indefatigably active men，favoured by an extensive，fruitful，and happily situated territory；by simple forms of government，well adapted to their ends，and by profound peace，these colonies，thus neglected，and well nigh forgotten by the mother country，sprang up，after a short infancy，with giant strides，to the fulness and consistency of a brilliant youth．The phenomenon of their unexpected greatness，roused the Europeans，with sudden violence，from the slumber of a thoughtless indifference，and，at length，displayed to them a real new world，fully prepared to rivalize with the old；for which，however，at the same time，it wa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wealth and enjoyment．Even before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every maritime power of Europe，but England more than all the rest，because the foundation of her colonies had accidentally departed the least from good principles，had discovered，that the peculiar，and only worth of all external European possessions，consisted in the extended market they opened to the industry of the mother country；that it was not the empty sovereignty over enormous territories；not the barren right of property to gold and silver mines；but solely the encreased facility of sale for European productions，and an advantageous exchange of them for the productions of the most distant regions，which gave to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first rank among all the events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No sooner had this great truth begun to be so much as obscurely perceived，than necessarily all the exertions of the mother country concentrated themselves，in giving to their trade with the colonies the greatest extent，and the most advantageous direction；and for this end，even in times so little remote from the present，as those of which I speak，no other means were devised，than a Monopoly．In compelling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lonies to receive exclusively from the mother country，all the necessary European articles they required，and to sell exclusively to her all the productions，by the circulation of which the merchants of the mother country might hope a certain profit，it was supposed that vast market，whose importance became more evident from year to year，would be improved in its whole extent，and under the most profitable conditions.

The error，which lay at the bottom of this system was pardonable．The genuine principles of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wealth，and of the true interests of commercial nations had scarcely yet germed in a few distinguished heads，and were not even developed，much less acknowledged．Nay，if at that early period，a single state could have soared to the elevation of these principles；on one side；had renounced all prejudices，on the other，every paltry jealousy，and felt a lively conviction，that liberty and general competition must be the basis of all true commercial policy，and the wisest principle of trade with the colonies，yet could she not，without sacrificing herself，have listened to this principle．For in leaving her colonies free，she would have run the risque of seeing them fall into the hands of another，who would exclude her from their market．She was not privileged to be wise alone，and to have expected a general concert among the commercial powers would have been folly．As therefore a colonial trade，grounded upon monopoly，was yet better than none，there remained for a state，in the situation of England，even had she most fortunately anticipated the result of a long experience，and of profound meditation，no other system than that of monopoly.

To secure to herself the exclusive trade of the colonies wa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necessarily the highest aim of England's policy．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exclusive trade，which naturally arose from the origi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lonies and the mother country，had not been difficult to the state；for the emigrants had never received the smallest support．By so much the more expensive had it been to keep them．The possession of the colonies was the occasion of wars．The war of eight years between France and England，which concluded in the year 1763，by the peace of Fontainebleau，and which encreased the English national debt nearly an hundred millions sterling，had the colonial interest for its sole object．The conquest of Canada would not in itself have been worth a tenth part of the sums，which that war cost；the firm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ercial monopoly was properly the final purpose，for which they were expended.

It is a great question，whether even independent of the unhappy differences，which broke out immediately after the close of that war，its consequences would not have been rather pernicious than salutary to England．The annihilation of the French power in North-America completed the political existence of the English colonies，and supported by the still accelerating progress of their wealth，and of their vigor，gave them a consciousness of security and of stability，which must have become sooner or later dangerous to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mother country．It is more than improbable that this connection would have been perpetual．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under the most 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it would have lasted another century．No nation governed its colonies upon more liberal and equitable principles than England；but the unnatural system，which chained the growth of a great people to the exclusive commercial interest of a country，distant from them a thousand leagues，even with the most liberal organization of which it was capable，could not have lasted forever.(2) Yet it would certainly have maintained itself for the next fifty years，and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dissolved in a milder and happier way than has now happened，had not England，under the most wretched of fascinations，fallen upon the idea of procuring in addition to the benefit of an exclusive trade，another immediate benefit，by an American public revenue.

It is hard to decide，which of the secret motives，which on either side were imputed to the ministry of that time first gave existence to this pernicious project．The most pardonable of all，the wish of alleviating the burthen of taxes upon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and especially upon the landholders；a burthen，which the war had so much aggravated，is unluckily at the same time the most improbable．Specie was exactly that in which North America least abounded；to have levied in that country a tax of any real importance could scarcely have occurred to any Englishman with the least smattering of information；and that，amidst the thousand obstacles which must necessarily have opposed the collection of such a tax，its nett produce for the treasury would always have melted to nothing，could scarcely escape the sagacity of any person versed in the subject．If we consider it attentively on all sides；if we carefully remark certain expressions of the ministers of that day，and what were afterwards known to be their favourite ideas，as well as the whole course of transactions upon American affairs，we can hardly avoid the belief，that wha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first treasury plan，the jealousy of the parliament's unlimited supremacy was rather the proper motive for this plan；and the secret apprehension that America might grow weary of her fetters，misled them to the dangerous experiment of fastening still narrower chains upon her.

The first step in this untrodden career was taken immediately after the peace of 1763，and under the most unfavourable auspices．The minister of finance，George Grenville，else in every respect an estimable and excellent statesman，but whose mind was either not great or not flexible enough to consider the new system in all its points of view，thought he could force down its execution，just at the period when，by various severe acts of parliament，he had brought back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the colonies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principles of monopoly；had pursued the American contraband trade，with the most oppressive regulations，and thereby had excited a great discontent in all minds．The tax with which he proposed to make his first essay，was a stamp-tax upon judicial records，newspapers，&c．to which the parliament，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year 1765，gave its assent.

The colonies had hitherto paid no other taxes，than those，which were necessary for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and these proportionably insignificant charges had been prescribed and assessed by the several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 of each colony．In cases of urgency，for instance，in the course of the late war，these assemblies had raised，and presented to the government，extraordinary and voluntary contributions；but of a public tax，raised by act of parliament，there had been in North America no example．If the parliament，in the laws regulating trade，had sometimes introduced a trifling entrance，or clearance duty，the most distant trace had never appeared in any public transaction，of a design to make America contribute immediately to the general exigenci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A long and venerable observance had sanctioned this colonial immunity；a thousand equitable considerations，and this above all，that the British commercial monopoly was of itself equivalent to a heavy and invaluable tax，justified this observance；and what was most important of all，even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liament to violate this immunity，was controvertible with weapons furnished by the spirit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itself．It had always been a favourite maxim of this constitution，that no Briton could be compelled to pay taxes，not imposed by his own representatives，and upon this maxim rested the whole constitutional power of the lower house in parliament．That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lonies，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were Britons，no man questioned；and the parliament，which thought itself authorised to tax them，even in that，recognized them as fellow citizens．Yet had they no representatives in parliament，and，owing to their distance，could properly make no pretensions to it．If，therefore，in respect to them，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retained its force，their contributions could only be prescribed by their colonial assemblies，and the British parliament was no more entitled to exercise the right of taxation over them，than over the people of Ireland.

But had this right been only questionable，it was at all events a false and hazardous step to bring it into discussion．To raise a controversy，concerning the bounds of the supreme power in the state，without the most urgent necessity，is in every case contrary to the simplest rules of state policy．Doubly dangerous must such a controversy here be，where it concerned a constitution，whose nature and boundaries had never yet been defined，and were，perhaps，not susceptible of definition．The relation between a colony and the mother country is one of those，which will not bear a strong elucidation；rights of sovereignty，of so peculiar and extraordinary a nature often vanish under the hands of those，who would dissect them．Now，when the mother country has a constitution like that of Britain，it becomes infinitely difficult to introduce into that relation a harmony，which satisfies the understanding，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idea of right．It had never been examined how far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of parliament，in respect to the colonies，extended；thus much，however，the colonies admitted，and would have continued long to admit，that the parliament was fully authorised to direct and to restrain their trade，in the widest extent of the word．This alone was clear；but this alone was essential to England．An attempt to go further was manifestly to set all at stake.

The appearance of the stamp-act in America was the signal for an universal commotion．The new laws against contraband trade had already irritated the minds of the people，because they plainly manifested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British commercial monopoly in its greatest vigour；but these laws were received in silence，because there was no pretention to the right of complaining against them．Now，a new，and hitherto unexampled system，that of raising in North-America a tax for the treasury of England，was to be introduced，and in a form necessarily odious to the colonies；for a stamp-tax，from various local causes，had always been in North-America an oppressive tax．The opposition spread in a few days among all classes of people；in the lower，it burst forth in excesses of every kind；in the higher，by a stubborn and deliberate resistance，especially by a general agreement to import no merchandize from Great-Britain，until the stamp-act should be repealed．With the temper，which prevailed from one end of the colonies to the other，and with the well known perseverance，bordering upon obstinacy，of the author of the project，perhaps this first struggle might have ended in the total separation，had not just at that time the administration in England fallen into other hands.

The ministry，which in the summer of 1765，took the affairs of the nation in hand，rejected the new system of immediate taxation in America entirely．The mild principles，and the popular maxims of the marquis of Rockingham，made him averse to a path，in which violence alone could lead to the goal；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general Conway，had been，when the business was first transacted in parliament，Grenville's most powerful and ardent opposer．The stamp-act，in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year 1766，was repealed；but to preserve the honour of parliament from sinking altogether，with this repeal was connected a declaratory act，intituled，“An Act for securing the Dependence of the Colonies；”in which the right of Great-Britain to legislate for the colonies in all cases whatsoever，was solemnly maintained.

This last step could not，in itself，be indifferent to the Americans；yet the joy at the repeal of the stamp-act was so great，that no regard was paid to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the act，which was attached as a counterbalancing weight to this appeal；and probably peace and concord would have been for a long time restored and secured，had not the English ministry，in a luckless hour，brought again to light the fatal project of raising a revenue from America．The marquis of Rockingham's administration had been dissolved，soon after the repeal of the stamp-act，and had been succeeded by another，at the head of which was indeed the name，but no longer the genius of the earl of Chatham．Charles Townsend，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a man of splendid talents，but of a frivolous and unsafe character，who was aiming to attain the highest summit of influence in the state，when an early death snatched him away from the career，proposed，in the year 1767，a tax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glass，paper，painters' colours and tea into the colonies，and this proposal，although several of the ministers，and among the rest the duke of Grafton，who was at the head of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had silently contended against it，was by parliament adopted as a law．The defenders of this new plan entrenched themselves behind the feeble argument，that although parliament，by repealing the stamp-act，had renounced a direct taxation of the colonies，yet no renunciation could thence be inferred of indirect taxation，which wa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right of regulating trade.

Had this reasoning even silenced the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it was by no means calculated to satisfy the colonies．The hostile object of the new statute could not escape the shortest sight．The taxes prescribed，being announced merely as impost duties，were indeed reconcileable with the letter of that immunity，which lays so near the heart of the colonists，but their secret object could scarcely be any other，than to wrest by artifice，what was not ventured to be maintained by force．The insignificance of the benefit England could derive from these taxes，which would have produced only about £．20，000，but too strongly confirmed this suspicion；and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the new regulations，the iniquity of exacting from a people，compelled to receive all the articles they needed，exclusively from the mother country，a tax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such articles，rendered the undertaking completely odious．The imposts of 1767 operated in exactly the same manner as the stamp-act；the general non-importation agreement was renewed in all the colonies；bitter controversies between the colonial assemblies and the royal governors，violent scenes between the citizens of divers towns and the military，resistance on the one part，menaces on the other foreboded the stroke，which was soon to shake the British empire to its foundations.

The ministry seemed however to make one more stand，upon the very border of the precipice．In the year 1769，by a circular letter of the minister for the colonies，the pleasing prospect of a speedy relief from the odious impost duties was opened to the colonial assemblies，and the decided aversion of the duke of Grafton to the taxation of America，seemed to encourage the hopes which this letter had raised．But no sooner had he，in the beginning of 1770，resigned his office，than the affair took another turn．His successor，lord North，did indeed in the first days of his administration formally propose the repeal of the American imposts，but with the unfortunate exception，that the tax upon tea should be continued as a proof of the legitimate authority of parliament；nor could the most vehement opposition of the united Rockingham and Grenville parties，who painted in the strongest colours the folly of continuing the contest，after the benefit was abandoned，avail any thing against this wretched plan.(3) From that hour it was clear that the ministry had no other object than to make the colonies feel their chains．The first steps in this slippery career had their grounds in false representations and partial judgments；instead of these errors dangerous passions were now introduced，and the peace and welfare of the nation were to be sacrificed to a mistaken ambition，and a destructive jealousy.

Meanwhile，the disposition to resistance had struck deep roots in all the colonies；and the wider the mother country's undertakings departed from their first object，the more the resistance of the Americans departed from its original character．They had at first only denied the right of parliament to tax them；by degrees，the sphere of their opposition extended，and they began to call in question the authority of parliament altogether．When they had once taken this ground，it was in vain to hope to drive them from it．The consciousness of their stability，and their distance from England，their lawful pride in the rights，derived from their British descent，the recollec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had led their forefathers to America，the sight of the flourishing state into which in a period of 150 years they had turned an uninhabitable desert，the injustice，and the harshness of those，who instead of alleviating their dependence by gentle treatment，were daily seeking to render it more oppressive；—all this encouraged the new impulse，which their ideas and their wishes had taken．The folly of Great-Britain in abandoning，for the useless discussion of a problematic right，the undisturbed enjoyment of a connection，which though never analysed and dissected with theoretic accuracy，was even in its undefined state so advantageous，became continually more visible；but far from endeavouring with tender caution to heal the dangerous wound，measure upon measure was taken to inflame it．Almost every step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is unhappy period，in respect to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lonies，to the courts of justice，to the provincial assemblies，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ivil and military authorities，seemed expressly calculated at once to embitter and to embolden discontent；and the spirit of insurrection had long been in full possession of every mind，when a new attempt of the ministry，made it suddenly burst forth with the utmost violence.

The persevering refusal of the Americans to import tea into the colonies，so long as the tax upon it，prescribed in the year 1767，and purposely retained in 1770，should not be repealed，had occasioned a considerable loss to the East-India company，in whose magazines，great quantities of this article perished unconsumed．They had offered the minister to pay upon the exportation double the trifling tax of three pence upon the pound，which was yet so odious to the colonies；but this proposal，advantageous as it was，and which opened so honourable an issue from the crisis，was disapproved and rejected，as not according with the system of reducing America to unconditional submission．But as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company was continually growing greater，they sought to help themselves by another project，and concluded to ship the tea for America upon their own account，there to pay the impost by their own agents and then make their sales．As at the same time，by act of parliament，the exportation was made duty free，whereby the tea，notwithstanding the impost in America，would be at a cheaper market than it had before been，it was hoped that the Americans would abandon all their scruples，and not feeling immediately the tax lurking in the price of the article，would give up all resistance.

The event soon discovered how vain this hope had been．Time had been allowed the colonies to reflect upon their situation，and to judge of the ministerial proceeding in the point of view which was alone essential．The merchants，who during the American agreement against the importation of British tea，had enriched themselves by the contraband trade of foreign teas，might，perhaps，only from mercantile considerations，abhor the undertaking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anctioned by the government；but the great mass of the people，and the most enlightend patriots in America，saw and condemned，in this undertaking，nothing but the evident purpose of carrying through the taxing right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The remarkable circumstance，that England had refused the larger revenue，which the taxes upon exportation from the British ports would have produced，to secure the levying of the much smaller entrance duty in America，betrayed a bitter passionate obstinacy，which together with so many other symptoms of hostility threatened the colonies with a gloomy futurity.

When the first report of these tea-ships having been sent arrived in America，from Newhampshire to Georgia，universal preparations for the most animated resistance were made．The agents of the company no where dared to receive the goods；in New York，Philadelphia，and many other towns，such strong protestations against unlading the ships were made，that they were compelled to return untouched．In Boston，where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had been from the beginning the most violent，Governor Hutchinson adopted measures to make the return of the ships impossible before the object should be attained；but his rigor on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 evil．A small number of decided opponents，went on board the ship，and，without doing any other damage，broke open 342 chests of tea，and threw it into the sea.

The account of these tumultuous proceedings，soon after the opening of parliament，in the year 1774，reached England，where，immediately，the thirst for revenge silenced every other feeling；the zeal to maintain the honour and the rights of government，every other council，not only in the minds of the ministers，but likewise in the general opinion of the nation．In this critical moment it was forgotten，that it was not until after the colonies for ten years long，had been driven by a series of vicious and hazardous measures，by attacks continually repeated，and by studied systematic vexations to the utmost extremity，that their just indignation had burst forth in illegal acts.

The necessity for severe measures was indeed now evident，even to the moderate．But unfortunately，resentment overstepped the bounds of equity，and provoked pride the bounds of policy．The immediate authors of the excesses in Boston，might justly have been punished；the East- India company might justly claim to be indemnified by the colonies；the Americans，by their acts of violence，had evidently placed themselves at a disadvantage；and their faults gave the most favourable opportunity to bring them，with wisdom，back within their bounds．But England seemed herself to spurn all the advantages of her present situation，and to have commenced a war，rather against her own welfare and security，than against the opposition in the colonies．The first measure，proposed by lord North，was a law，to close as long as the king should think necessary，the port of Boston，and to transfer the customhouse of that flourishing and important commercial town to another place．Immediately after，appeared a second law，which struck still deeper at the vital principle of the colonies，which scarcely could be justified by the most exaggerated ideas of the parliament's authority，and which could not but unavoidably drive to despair，men，who had already been almost impelled to insurrection by an impost tax．This harsh law declared the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 Bay's charter void，and subjected this province，which by its wealth，its constitution hitherto，and the sentiments of its inhabitants，seemed to be more dangerous to the government，than all the rest，to a new organization，grounded on an absolute dependence upon the crown．At the same time，another act of parliament ordained，that persons，who during the tumults in America，had committed offences against public officers，in every case，where the governor should have reason to apprehend that they could have no impartial trial there，should be sent to England for trial；a statute，which according to British ideas，deserved the epithet of tyrannical．Finally，the minister brought into parliament a law，giving to the province of Canada，which had been until then under a merely temporary administration，a constitution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e forms of the other colonial governments；and however the most recent experience might seem to justify the government in this step，it could not but produce the most unfavourable operation in the colonies，who believed to read their own future destiny in the treatment of that neighbouring country.

As soon as these measures were known in America，the general indignation，irritated yet further by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royal troops in Boston，and by various unpleasant circumstances and oppressions，inseparable from this event，was raised to the highest and most dangerous pitch．Instantaneously，through all the colonies but one voice was heard；that the contest with England could be decided only by the sword．Preparations for the most resolute defence were every where the great occupation；exercises of arms became the sole employment of the citizens．A congress of fifty-one deputies from all the provinces assembled on the 4th of September，1774，at Philadelphia，to consult upon the common grievances，and upon the means of averting the common danger．The first measures of this assembly consisted in a solemn declaration，that the unjust and oppressive proceeding of parliament against the town of Boston，and the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Bay，was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cause of all the colonies；and in a recommendation to the inhabitants of North-America to suspend all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Great-Britain，until the just grievances of the colonies should be redressed．Hereupon，the congress resolved upon an address to the British nation，and another to the king of England，in which the distressed situation of North America was delineated with boldness and energy，but at the same time with evident moderation，and in a language，which still deprecated a separation from the mother country，as a very great evil.

It could no longer be concealed to the dullest eye，that the contest with the colonies had assumed a new and formidable character，and had spread to such an extent，as threatened the whole British empire．Yet，nothing is more certain，than that at this decisive moment，it still depended upon the parliament to finish it happily．No resolution，less than that of a total repeal of all the laws，promulgated since 1766，was commensurate with the greatness of the danger；but the thought that the immediate loss of America was at stake，should have reconciled every mind to this only remaining mean of salvation．Unfortunately，the deep exasperation，the inflexible pride，the false ambition，all the angry passions，which this cruel system had introduced and nourished，maintained now likewise their predominance；and a fatal error，the opinion that the victory over the colonies would be infallible and easy，entered into an unholy league with all those passions．The parliamen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1775，in a remarkable address to the king，declared，that both houses，convinced that a formal rebellion had broken out in the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Bay，would faithfully support him in every measure against rebellious subjects．Immediately afterwards，several laws of unmerciful severity，by which the colonies were deprived of all foreign commerce，and，what was yet harder，even of that fishery upon the coasts of New-foundland so highly essential to their subsistence，passed by great majorities．Some of the wisest and most venerable statesmen，lord Chatham，(4) lord Camden，lord Shelburne，in the upper house，Edmund Burke，colonel Barré，and other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exerted in vain against these desperate resolutions，all the powers of an astonishing eloquence；such as perhaps had never been surpassed．The several plans of conciliation，which they proposed，were rejected，always with displeasure，sometimes with contempt；the only step towards peace that ever was attempted，rested upon a project of lord North，evidently incompetent to the end；which would scarcely have satisfied the colonies at the outset of the dispute，and certainly could not content them in the year 1775.

The congress assembled，for the second time，in May，1775，and declared，“that by the violation of the charter of Massachusetts-Bay，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at colony and the crown was dissolved.”The conciliatory bills of lord North were rejected；a continental army and a paper currency were created；colonel Washington was appointed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merican troops，&c．The war at this period had，in fact，broken out；it had been opened by the battle of Lexington，on the 19th of April，and while the congress were adopting these resolutions，a second and much bloodier action took place at Bunker's hill，where the loss suffered by the English army gave a severe，though unfortunately，a fruitless lesson to those，who had treated with so much contempt the resistance，and the military talents of the Americans.

Although every hope of peace had now well nigh vanished，the Congress were not however so far discouraged，as to decline venturing，even at this period，a last attempt at conciliation．They resolved a second address to the king，in which the colonies under the most forcible assurances of their submission，and of their unabated wish to remain united with Great Britain，intreated in the most urgent manner，that his majesty would give his assent to any plan whatsoever，calculated to pacify this wretched contest．The address was presented on the 1st．of September 1775，by Mr．Penn，of Pennsylvania，one of the most respectable citizens of North America，who was informed“that no answer would be given to it.”Soon after the minister brought into parliament the law，which prohibited all intercourse with the colonies，and declared their ships to be lawful prize；a law，which was justly considered as a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America，and by some as a formal ab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government over the colonies．At the same time，the king concluded alliances with several German princes，who engaged their troops for a great undertaking；and preparations of every kind announced that force alone was to decide the destiny of the British empire．At the close of the session of parliament in February 1776，the bitterness had attained its highest pitch．Even the evident danger，that foreign powers，and France in particular，might take a part in the disturbances in America，and take advantage of England's embarrassment，made no impression upon the ministers and the parliament．When some members of the opposi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1776，asserted that according to very authentic accounts，a negociation between the Congress at Philadelphia，and the French court，was already commenced，not only the truth，but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but too well grounded fact was denied．It was maintained“that，such an unexampled fascination，”could not be supposed in any nation，“holding colonies itself，in any government wishing to retain the obedience of their own subjects.”A reasoning，which in itself rested upon very just principles，but which lost all its conclusive weight in the mouth of those，who，by a fascination entirely similar，had come to the point of setting at stake，from mere stupid obstinacy，one of their most precious possessions，and half the existence of their empire.

Since the last months of the year 1775，the war was raging in the bowels of the colonies．The language and the resolves of Parliament in the winter of 1775–1776，taught the Americans that it would be a war for life and death—Every bond of union was broken．Against the return of the old happy days the iron hand of inexorable destiny had barred every gate．On the 4th of July 1776，the Congress declar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It belongs not to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essay to continue further this cursory historical recapitulation，since I am here speaking only of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It is however sufficiently known，that the progress and the issue of the war，completely justified the anticipations of those，who would have avoided it at any price．It is equally well known，how much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war，have put to shame the expectations of all parties．The supporters of the war，went upon the principle，that every thing must be hazarded to mainta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colonies，its opponents，upon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 thing must be sacrificed not to lose them；both concurred therefore in the opinion that this loss would give a deep，and perhaps incurable wound to the British empire．Experience has decided．In a few years after the loss of the colonies，England has again become as powerful and flourishing，nay more powerful and flourishing than ever．And whatever of a hurtful nature，that lay in the influence of this event upon the affairs of Europe，has fallen upon France alone；upon France，who，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opinion，was to derive the greatest advantages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f we duly meditate upon the series of facts，which have been here summarily exhibited，and upon some others equally certain and authentic，which will be touched upon in the sequel，the following points of comparison will arise，to show in its clearest ligh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as grounded partly upon principles，of which the right was evident，partly upon such，as it was at least very questionable，whether they were not right，and from beginning to end upon no one that was clearly and decidedly wrong；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an uninterrupted series of steps，the wrong of which could not，upon rigorous principles，for a moment be doubted.

The question，concerning the right of a revolution，has，by the frivolous way of thinking，by the shallow sophistry，and even by the immense devastations，and the stupid indifference arisen from them，of this revolutionary age，been in a manner discarded among the idle amusements of scholastic pedants；many who hold themselves for statesmen，think it no longer worth while so much as to start the question；yet in the eyes of the thinking，of the wise and the good，will it ever remain，the first and the las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habitants of a distant colony，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mother country，is never to be compared in all respects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ir immediate subjects．In the former，there lies always something strained，something equivocal，something unnatural；for it cannot be denied，the firmest foundation of all sovereignty is in the wants of the governed，and those wants are weaker，are more questionable，withdraw themselves，to express myself so，from the eyes and the feeling，when the government is a thousand leagues distant from the country，which must obey their laws．Besides，all the European states，which founded，or encouraged the foundation of colonies in the other quarters of the globe，considered these colonies，more or less，as mere instruments to enrich and strengthen the seat of their own power，and treated the people，who inhabited them，merely as the means of an happier，or more agreeable existence for their own．A maxim，which could not easily be reconciled with the general purposes of society，for which the colonies must have as keen a sense as the mother country，and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t stability，to which they must sooner or later attain．Hence，the right of an European nation over their colonies must necessarily always be a wavering，insecure，undefined，and often undefinable right．If，however，the form of government in the mother country be simple，and the conditions，upon which the colony was founded，were in themselves clear and definite，then that unavoidable misrelation will be less perceptible．The difficulties on the other hand must be much greater，the collisions more frequent and momentous，when the mother country has a complicated constitution，and whe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colonies are connected with her，the rights，which they enjoy by virtue of her particular constitution，the place which they are to hold in that constitution，are not in the precisest manner defined at their very origin.

This was in both points the case with the English colonies，in North America．How far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a new state，founded by Britons，under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should extend，and in what particular relation the inhabitants of such a state should stand，with the several component parts of that mixed constitution? this was a question，which at their origin sh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with the utmost attention．This question was never once thought of．The colonies originated at a time，when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itself had not yet attained its last perfection and consistence.(5) Their charters all proceeded from the crown．The parliament had never taken any part in their settlement.

The internal forms of government of these colonies were as various，as the circumstances，under which they had been founded，or formed．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ad been granted as hereditary property to private persons，so that these，and their heirs，might govern them entirely as they pleased，and were scarcely more than under a nominal dependence upon the crown．In this manner had Maryland been granted to lord Baltimore；North and South-Carolina to lord Clarendon；in this manner Pennsylvania and Delaware belonged to the family of the celebrated Penn．Others，as New Hampshire，New York，New Jersey，and Virginia，were called royal provinces，and in these the king was considered as the immediate sovereign．Lastly，there was a third class of colonies，which were called privileged，and in which the power of the monarch was limited by the original charters．Such was 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of Rhode Island，and of Connectic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oyal governors，and the provincial assemblies，were in every colony differently defined and modified；but the provincial assemblies were accustomed every where，whether the province was originally privileged，royal，or hereditary，more or less，to exercise the right of enacting laws for the internal police of the province，of levying taxes for meeting the public exigences of the state，and of taking an essential part in every thing belong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In no single colony，however its constitution，in respect to its dependance upon the crown，was organized，was there a trace of 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authority，vested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The charters contained none；no definite law，not so much as a partial statute，enacted in Great-Britain，had ever proclaimed，or even made mention of such an authority.

In the beginning，the parliament considered this their absolute exclusion from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colonies with great indifference；in the preceding century，the bounds of their power in general were so little defined，that not the smallest doubt has been started against the authority of the king，at his pleasure to give，to grant，to constitute，to privilege，to govern，by himself，or allow to be governed by others，an immense continent in America；this distant and uncultivated land，was besides far too much despised for them to concern themselves about its constitution．But when，on the one side，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688，the influence of parliament upon all the affairs of government had become greater，firmer，and more general；and when，on the other side，the extraordinary importance of the colonies，in their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in their constantly improving culture，in their unexpected and splendid flourishing state，was daily more evident，the idea by degrees crept into every mind，that so great and essential a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could not possibly be altogether withdrawn from the superintendency of parliament，even though nothing should have been said of it hitherto in the public transactions.

In one single，though truly important point，the parliament had always exercised the legislative power over the colonies，in every thing which concerned trade，whether of export，or of import．Although this was precisely the seat of that mighty monopoly，which seemed to give the colonies their whole value，and which，on the other side，could never be so favourable to their progress as liberty would have been，yet they willingly submitted to the regulations and restraints of all kinds，with which the parliament in ample measure provided them．It appeared natural and equitable to themselves，that the supreme legislative power in the empire，should regulate and direct a concern，which interested not exclusively America，but England too，in a much higher degree．The right of the parliament，therefore，to prescribe laws to the colonies relating to commerce，and to every thing connected with it，was never called in question.

But，as soon as the parliament determined to overstep this right，and to levy taxes in America，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local representatives，the most vehement resistance could not fail to break out，and this resistance could as little fail to increase，when，in the progress of the contest，the pretention to bind America by act of parliament，in all cases whatsoever，was advanced，and formally derived from what was called the legal supremacy of parliament．The omnipotence of parliament，so often，and so loudly，then resounded by the antagonists of the colonies，was a very just principle for England，but a very invalid one for America．With the parliament，bating the trade laws，to which the colonists submitted from reason and necessity，America had not the least to do．America sent no representatives to parliament，nor did it ever occur to parliament to offer her that power，which would indeed not have been without great difficulties carried into effect．The colonies，nevertheless，possessed all the benefits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and even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ir forms．Almost in every one of them，there was a representative assembly，which supplied the place of a lower house，and a senate，which answered to the house of peers．These assemblies transacted，under the sanction of the monarch，all the affairs，which in England and Ireland were done by the parliaments．They enacted laws，levied taxes，deliberated upon the exigencies，and up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ir provinces．They formed，in concurrence with the king and his governors，a complete government，organized altogether in the spirit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and needed no co-operation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everal provinces，knew only the king，and the provincial representative bodies，and had no more reference to the parliament of Great-Britain，than to the parliaments of France．They had existed more than a century，without knowing any thing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otherwise than by its commercial regulations，which had not always been to them the most agreeable．The pretended right of parliament to prescribe laws and taxes for them，was an arbitrary assumption，against which the colonies，according to all legal principles，might proceed exactly as Great-Britain would have done，had any of the provincial assemblies undertaken，with the concurrence of the king，to levy taxes in England or Scotland，or to overthrow the municipal constitution of London or Westminster，as the parliament had overthrown the charter of Massachusetts-Bay.

The resistance of the colonies，and the unavoidable insurrection，which was finally produced by the continuance of the attack，were，therefore，inasmuch as they respected the parliament，perfectly right．The parliament was，in regard to the colonies，to be considered as a foreign power．So long as this power had remained within the bounds of its silently acknowledged sphere of operation，the colonies had submitted to it．To give laws beyond those bounds，it was as little authorised，as would have been the legislative power of any other nation．The Americans could resist it with the same right，as they might have resisted the States-General of Holland，or the council of the Indies in Madrid，had these undertaken to impose upon them their manufacturing regulations，or stamp taxes.

The question seems to be more difficult，with what right the colonies could likewise resist the king，who，at any rate，was their legal and acknowledged sovereign? But，if in this respect the lawfulness of their conduct be doubtful，it would at least remain a great point，that its unlawfulness could not be clearly proved，and a closer examination will lead us to a result yet far more favourable to the justification of this conduct.

For there is a very evident distinction between an insurrection in a simple，and one in a complicated，or mixed constitution．In a simple government，every resistance against the supreme power，is absolutely illegal，and requires no further examination to be condemned．In a mixed government，cases may be imagined，in which the matter is very intricate，and therefore problematic and dubious.

In a mixed government，the supreme power，or the proper sovereign，consists always of several component parts connected together and regulated by the constitution．Each of these parts has i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prerogatives；and those of any one part，though in themselves more important，cannot be more sacred than those of any other．When either of them exceeds its legal bounds，and oppresses，or endeavours to destroy another，this latter，unless the constitution be an empty name，must have the right of resisting；and，unless the war，arising from this resistance，be not averted by some fortunate expedient；if the old balance cannot again be restored，the contest must necessarily，and legally end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nstitution．For between two independent component parts of the supreme power in a state，there can no more be a judge，than between two independent states．That this is a most unfortunate situation for the whole nation，interested in it，is self evident．The most dreadful circumstance it brings with it，is unquestionably this，that the people in such a controversy never know whom to obey，and whom to resist；for whom to declare，and against whom to act；that all rights and duties are thrown into confusion，and involved in obscurity，and that it becomes a problem，who is within，and who is without the line of insurrection．This evil is inseparable from mixed forms of government；(6) and however great it may be，its possibility can never be excluded from such constitutions．If，for example，the two house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should make the attempt to enact laws，without the sanction of the king，or the king，without the concurrence of parliament，the injured party would beyond all doubt resist，and resist with energy；nor could any one deny that this resistance，even though it should end in civil war and the ruin of the constitution，was perfectly lawful.

The American colonies were precisely in this，or at least in an extremely similar situation．Their constitution before the revolution was evidently a monarchy，more or less limited by the influence of their provincial assemblies．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s were divided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provincial assemblies，as in England，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two houses of parliament．The king and his governor had only a negative upon acts of legislation，and the provincial assemblies in most of the colonies had a considerable share in the government．In all the provinces（Pennsylvania since 1700 excepted） these assembli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houses，closely corresponding in their functions，with the two branche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The lower house，or the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possessed every where the exclusive right of prescribing taxes．In some colonies，for instance，in Maryland，the king，by the charter，had expressly renounced all right of taxation．In several others he had，in the literal sense of the word，only reserved the empty title of sovereignty．Connecticut and Rhode-Island were perfect democracies．The colonial assemblies of these provinces chose their governors without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king，and dismissed them at pleasure；they allowed no appeals from their courts of justice；their laws required no royal assent；nay，what is more remarkable，and a proof of their absolute independence，their charters granted them even the right of peace and war.

The king's power was，therefore，in all the colonies，more or less limited；in some，to such a degree that it could not be compared with his legitimate power in Great-Britain；and the colonial assemblies had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resist him，when he violated their constitutional powers．Now，the measures of the ministry，from 1764，were evident attacks，upon those powers．Whether the parliament had advised，or confirmed those attacks，was，as we have before shewn，nothing to the colonies；they had to do only with the king，and the king，according to their constitutions，could levy no taxes，but such as the provincial assemblies proposed．The stamp-act of 1764，was，therefore，a violation of their rights；the impost act of 1767，was a violation of their rights；the act of 1770，which maintained the tea-tax to support the supremacy of parliament，was a gross，and what was worst of all，an insulting violation of their rights．To punish them for their constitutional resistance against these unconstitutional resolves，was a revolting injustice；the mode of punishment（the Boston port-bill，the bill to abolish the Massachusetts charter，&c.） was not merely a violation，it was an entire dissolution of their rights．It was nothing more，than the proclamation of a fact，when the congress，in 1775，declared，“that by the abolition of the Massachusetts charter，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at province and the crown was dissolved.”No resource was left but that of repelling force by force．The convocation of their first congress，was in itself not an illegal measure．This congress exercised originally only the same rights，which were unquestionably within the powers of every provincial assembly．It represented a legal resistance，and sought the means of preserving to America the constitution she had hitherto possessed．It was not until after the ministry had spurned at peace，rejected every proposal of conciliation，and finally required unconditional submission，that is，had dissolved the constitution，that the congress proceeded to the declaration，which substituted a new government，in the stead of that which was destroyed.

Had the colonies had the design（and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y manifested it clearly enough） in this whole contest to separate the king completely from the parliament，all the means were taken away from them of regulating their conduct，according to a system founded upon such a separation．The most intimate union subsisted between the ministry and the parliament；nor was it possible to resist the one，without quarrelling with the other．The king confirmed the hostile acts of parliament；he ceased to be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 of the colonies，and entered into an alliance with those，whom they considered as usurpers in a legal point of view．Had the king of England allied himself with a foreign power（and in a constitutional sense the parliament was no other to the colonies） against the parliament of Great-Britain，how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the parliament to arm against this foreign power，and yet spare the king of England? Or rather，would not the mere undertaking of such an alliance include within itself an immediate justification of every defensive measure taken by the injured party，and an absolute renunci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 think I have here sufficiently developed the first point in the comparison I proposed，that which relates to the conduct of North-America；there now remains only the easy task of exhibiting the second，which relates to the conduct of France.

The single period of the disturbances in France，when mention was made of militating rights，was that in which the parliaments took part，in 1787 and 1788．If the prerogatives of these parliaments were not so great and so unquestionable，as they would have represented them，yet their appeal to them gave at least a colour of lawfulness to their undertakings．That period，however，is to be considered only as preparatory to the real revolution.

From the breaking out of this revolution，the question as to the lawfulness of what the popular leaders did，was never（an extraordinary，yet an indubitable fact!） started．The word right would have vanished from the French language，had not an imaginary right of the nation，to do whatever they，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should please，appeared as a sort of substitute for all other rights.

This is not the place to analyse this right of the nation，sometimes likewise called right of man，a sort of magic spell，with which all the ties of nations and of humanity were insensibly dissolved．Those，who were serious in advancing，grounded it upon the chimerical principle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which I have endeavoured upon another occasion to elucidate．Thus much is certain，that the leaders of the revolution，under the shelter of this talisman，spared themselves and others the trouble of enquiring into the lawfulness of their proceedings；for in their system，all was right，which they resolved upon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or in the name of mankind.

In order to judge of their actions，according to their deserts，they must be snatched away from the tribunal they have erected for themselves，and placed at another bar，whose laws accord better with the dictates of uncorrupted reason，and the eternal prescriptions of real right.

When the deputies of the states，assembled together in the year 1789，they had beyond all doubt the right，to undertake great reforms in the government，and even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rench monarchy．This right，however，they could exercise only under the three following conditions．First，that they should observe the general forms of an assembly of the states in France，until these forms should in a lawful manner be abolished，or changed．Secondly，that their laws should not have the force of laws，until assented to by the monarch．And，thirdly，that they shoul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given them by their constituents.

In less than six weeks，they had broken through these three fundamental conditions．The deputies of the third state，without the least authority，and with a shameful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other states，declared that themselves alone constituted the national assembly.

When the king endeavoured to bring them back from this monstrous usurpation to their proper limits，they declared to him that they persisted in it，formally renounced obedience to him，and reduced him finally to the necessity of commanding the two other estates to acknowledge the usurpation.

That in the immeasurable career，which these two first successful acts of violence，had opened，they might no longer meet resistance from any quarter，they declared that the instructions of their constituents were not binding upon them.

They had proceeded thus far，when，partly by their influence and example，partly by faults of the court，which need not be considered here，where the question only relates to right，the general rebellion broke out in Paris，and in all the provinces．Far from disapproving this rebellion，which，in perfect contrast with the rising of the people in America，had not the most distant connection with the lawful object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they cherished and fostered it，gave it legislative force and consistence，conferred civic crowns upon its authors，called it an holy and virtuous insurrection，and took care to have it maintained in a continual flame，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their government.

Under the shadow of this insurrection，they，who had placed themselves at its head，and taken upon themselves all responsibility，in a period of two years ran through the most remarkable circle of violation of all rights，public and private，that the world ever beheld．They drew up，without ever so much as asking the free assent of the king，a constitution so called，the incompetency，the impracticability，the ridiculous absurdity of which was so great，that，even among its authors—（another unexampled yet indubitable fact） not a single man would ever have seriously defended it．This constitution they compelled the king，upon pain of being immediately dethroned，to subscribe and swear to.

Scarcely had this happened，when their successors，who by virtue of this constitution alone，had a sort of legal existence，and held something resembling an authority to shew，instead of governing and quieting the state according to this constitution，directed all their secret，and what was still more revolting，all their public measures to its destruction．In less than a year they succeeded in effecting this new usurpation．Without so much as having a legal pretext，they suspended the constitution，dethroned the king，assumed to themselves，still forsooth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the power of calling a national convention，and proclaimed the republic，with fewer formalities，than a man would use to change his dress．By long habit dead to every sentiment of right，tormented by all the furies，plunged by their frantic measures，by crimes，and calamities of every kind into the lowest depth of criminal fool-hardiness，they now proclaimed against humanity and all its rights，a formal，irreconcileable war；and to shut behind them every door for return，and to snap the last thread by which they still held together with a lawful existence，they finally murdered justice herself，in the person of the most conscientious and upright monarch，who had ever adorned a throne.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refore，began by a violation of rights，every step of its progress was a violation of rights，and it was never easy，until it had succeeded to establish absolute wrong，as the supreme and acknowledged maxim of a state completely dissolved，and yet existing only in bloody ruins.

2．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as from beginning to end，on the part of the Americans，merely a defensive revolution；the French was from beginning to end，in the highest sense of the word，an offensive revolution.

This difference of itself is essential and decisive；upon it rests，perhaps more than upon any other，the peculiar character，which has distinguished these two revolution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began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 by resolves，for which they could shew no right；the colonies endeavoured by all means in their power to repel them．The colonies wished to maintain their old constitution；the government destroyed it．The resistance，which the colonies opposed against the mother country，was，in every period of this unhappy contest，exactly commensurate with the attack；the total separation was not resolved，until the utter impossibility of preserving the ancient condition was proved.

The stamp-act threw America into the most violent commotion；tumultuous scenes，though attended with no acts of bloody violence，broke out in all the provinces.(7) But they were no where formally sanctioned by the approb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ies．The little congress of 28 deputies of several colonies，who in the year 1765 assembled at New-York，and served as the model for the subsequent larger assembly，passed no other resolution than that“the colonies could only be taxed by their representatives，”and expressed this perfectly lawful resolve，in petitions to the king．The single general measure，which was then offered，the non-importation agreement，was a voluntary engagement，sanctioned by no public authority.

The declaratory act，which appeared in the year 1766，together with the repeal of the stamp-tax，could not possibly be agreeable to the colonies since it expressly and solemnly maintained the right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to bind them by law in all cases whatsoever．Yet was this act received with great and remarkable tranquillity；and had the British government，from that time forward，given up forever their unhappy innovations；had they continued to govern the colonies，according to the old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there never would have been uttered a complaint against the declaratory act．It was long afterwards，and when the colonies had been provoked by repeated attacks of every kind，to the utmost extremity，that the provincial assembly of Massachusetts-Bay，declared that statute，an oppression.

Th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impost taxes of 1767，was of the same nature，as that which the stamp-tax had experienced．This new grievance of the colonies，was accompanied with circumstances of the most odious kind：the augmentation of the troops，the conduct of a part of them，the harshness of some governors，the frequent adjournments and violent dissolution of the provincial assemblies，all was calculated to put the patience of the Americans to dangerous proof．And yet they never overstepped the boundaries，whic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prescribed to them；and in their numerous addresses and protestations，adhered rigorously to what was allowed by law．When in the year 1770，a violent quarrel arose between some of the royal soldiers，and certain citizens of Boston，which ended in the first bloody scene the colonies had in their contest with England yet witnessed，the courts of law，with a glorious impartiality，acquitt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accused and indicted soldier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tax upon tea in the year 1770，had no other consequence than to strengthen the voluntary agreement against the importation of English tea；the resolve in the year 1773，which authorised the East-India company to the exportation of their stores of tea，free from duty，and the actual execution of this resolve，could not，indeed but produce a still more unfavourable operation．This measure was altogether calculated to provoke the colonies to a general insurrection．Yet did they keep themselves rigorously within the limits of a necessary defence．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a at Boston was，in fact，no other than a defensive operation．The sale of this tea，or only a part of it，would have involved the compulsive levy of a tax，by the payment of whic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lonies and all their rights would have been lost．Yet，even then，they proceeded not beyond what was unavoidable，and measured the resistance as exactly as possible by the attack．The tea was thrown into the sea，and not a single hostile step followed upon this undertaking．Nay，although the public authorities of Boston，and of the whole province，held it for necessary，as much as every single citizen，yet they always undeniably discovered themselves ready to grant the fullest indemnity to the East-India company.

Had the ministry，at this period，been contented with an equitable satisfaction；had they，if they must punish，been content to inflict tolerable and proportionable punishments，there is no doubt but America would have remained with her old constitution．Although a great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lonies，in expectation of a distressing and stormy futurity，urged for energy and for arming，yet was this temper still far from being common．It is，for example，a certain fact，that in the important province of Pennsylvania，the majority of the citizens would have voted against taking a part in the measures at Boston，had not the excessive and unwise harshness of the parliament，in a short time，inflamed and united all minds.

The appearance of the act，which closed the port of Boston，of that which，immediately after，took away the Massachusetts charter，the account of all what had passed in parliament upon that occasion，the visible impossibility of eradicating peaceably such deep rooted bitterness—all these circumstances concurred to render a sudden explosion probable；many of the resolves of parliament were indisputably of a nature to furnish sufficient motive for such an explosion．But the provincial assemblies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sending deputies to a general congress．Not one over hasty step disturbed the pacific and lawful character of their conduct in this hard and trying period.

The congress，which assembled at Philadelphia，spoke with energetic freedom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lonies，and of the oppressive measures of parliament；but their first resolves were more moderate，than perhaps England herself had expected．An invitation to a general agreement against all trade with Great-Britain was the only active step they allowed themselves；and after all what the parliament had done，this step was of little importance．How far they were remote，even then，from a total separation，and how much the conduct of the colonies deserved the name of a lawful defence，may be learned from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of the remarkable address，which this congress immediately before separating，sent to the king.

We ask only for peace，liberty and security．We wish no diminution of royal prerogatives，we demand no new rights．From the magnanimity and justice of your majesty，and the parliament，we promise ourselves the redress of our grievances；firmly convinced，that when once the causes of our present complaints are removed，our future conduct will not be undeserving of the milder treatment，to which we were in better days accustomed．We call that Being，who tries the inmost heart，to witness，that no other motive，than the fear of the destruction，which threatens us，has had any influence upon our resolutions．We therefore intreat your majesty as the loving father of all your people，bound to you by the ties of blood，by laws，affection，and fidelity，not to permit，in the uncertain expectation of a result，which never can compen-sate for the wretchedness by which it must be attained，any further violation of those sacred ties．So may your majesty in a long and glorious reign，enjoy every earthly bliss，and this bliss，and your undiminished authority descend upon your heirs and their heirs，till time shall be no more.

The American agents in London，Bollan，Franklin and Lee，petitioned to be heard in support of this address，at the bar of the parliament．Their request was rejected.

Soon after，this cruel act，which deprived the colonies of all navigation，and even of the fishery，obtained the force of law；and the very moment，when this harsh law was past，was chosen to make the only proposal of conciliation，which the parliament had ever offered．According to this proposal，which is known by the name of lord North's Conciliatory Plan，every colony，whose representatives would engage to deliver their proportional contribution to the exigencies of the empire，and raise besides the costs of their internal administration，provided their offers should be approved by the king and parliament，was to be secured in the exemption from all further taxation．Not to mention that the only object of this plan notoriously was to divide the colonies，that it was offered them by an armed hand，that the suspicious proviso made the favourable consequences of its acceptance extremely doubtful，it properly decided the true point of contest，in a manner wholly contradictory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s．The parliament renounced a right which notoriously did not belong to them．But they renounced it，only to exercise，once for all，what they had wished to exercise by piece-meal．The injustice and inconsistency of this proposal could not for a moment escape the notice of the colonies．The second general congress，which assembled on the 10th of May，1775，rejected it upon grounds，the force of which must be felt by every impartial mind．“Should we accede，”say they，in their answer to this proposal，

we should expressly declare a wish to purchase the favour of parliament，without knowing at what price it would be set．We hold it superfluous to extort from us，by violence or threats a proportional contribution，to meet the general exigencies of the state，since all the world knows，and the parliament must themselves acknowledge，that whenever thereto required，in a constitutional manner，we have always richly contributed．It is unjust to require permanent contributions of the colonies，so long as Great-Britain possesses the monopoly of their trade；this monopoly is，in itself，the heaviest of all contributions．It is unjust to wish to tax us doubly．If we must contribute in like proportion with the other parts of the empire，allow us，like them too，a free trade with all the world.

These unanswerable arguments were at an immeasurable distance from the language of insolent rebellion.

When，finally，the congress resolved upon the general arming of the country，defence was still their single，and exclusive object．The constitution had been long since，without their fault，torn to pieces；they might have proclaimed immediately a new one upon its ruins；but they appealed to arms，to maintain the same constitution，of which the colonies had been，with so much violence，deprived.

The surest proof of this glorious moderation was，that they themselves，after the actual breaking out of hostilities，and when a great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urged for more energetic measures，did not omit another attempt by petitions and remonstrances，to attain the end of their wishes．In the midst of the most vigorous preparations for a desperate defence，they resolved，in the month of July，1775，(8) another address to the king，to which was given the inviting and significant name of the olive branch．Even in this last address，we read with astonishment，among other things，as follows：

Devoted to the person，the family，and the government of your majesty，with all the attachment，which only principle and feeling can inspire，connected with Great-Britain，by the strongest ties that can unite human societies together，deeply afflicted at every event that may weaken this connection，we most solemnly assure your majesty，that we wish nothing more ardently tha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former harmony between England and the colonies，and a new union，founded upon a lasting basis，capable of propagating that blessed harmony to the latest generations，and transmit to a grateful posterity your majesty's name，surrounded with that immortal glory which was in every age bestowed upon the saviours of the people．We protest to your majesty，that notwithstanding all our sufferings in this unhappy contest，the hearts of your faithful colonists are far from wishing a reconciliation upon conditions，which could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dignity，or the welfare of the state from which they sprung，and which they love with filial tenderness．If the grievances，which now bow us down with inexpressible pain to the ground，could in any manner be removed，your majesty will at all times find your faithful subjects in America，willing and ready，with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to maintain，preserve，and defen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ir sovereign，and of their mother country.

This was the address，which Mr．Penn，on the 1st of September，1775，delivered to the earl of Dartmouth，upon which，some days after，he was informed，that no answer could be given．It was not until after this last attempt had proved fruitless，after an unmerciful statute had outlawed American ships，and the levying of foreign troops left them only the choice between the dissolution of their constitution，with unconditional submission，and the same dissolution with the free choice of a new one，that the congress passed the resolve，which reason and necessity prescribed，and declared the colonies independent，because independence was a smaller evil than dependence upon arbitrary will；and their painfully maintained，and painfully defended dependence upon the old laws，was lost forever.

The revolution of America was，therefore，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a revolution of necessity：England，alone，had by violence effected it：America had contended ten years long，not against England，but against the revolution：America sought not a revolution；she yielded to it，compelled by necessity，not because she wished to extort a better condition than she had before enjoyed，but because she wished to avert a worse one，prepared for her.

Exactly the contrary of all this，was the case in France．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offensive in its origin，offensive in its progress，offensive in its whole compass，and in every single characteristic moment of its existence．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ad exhibited a model of moderation in defence，so the French one displayed an unparalleled example of violence and inexorable fury in attack．As the former had always kept the vigour of its defensive measures in rigorous proportion to the exigency，so the latter，from the weakness of the resistance made against it，became more and more violent and terrible，the more cause it had to grow milder.

Could the destroyers of a throne，could the teachers and heroes of a revolutionary age，themselves have formed the character of a prince，under whom they would begin their dreadful experiment，they never could have succeeded better，than in that，which a cruel destiny delivered into their hands．Lewis the 16th promoted the revolution by all the good，and by all the weak sides of his character．He was certainly not equal to the circumstances，under which he had to act，and to the dangers，which he was to overcome；but what rendered his want of energy truly fatal，were his virtues．Had he been less honourable，less benevolent，less humane，less conscientious，perhaps he might yet have saved the monarchy．The unhappy certainty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him，so much as for a moment，to be a tyrant，made him and the state the victims of the most shameful and most revolting tyranny that the world had ever seen．His noble readiness to encourage every thing，which assumed the name of reform，drew him into the first false steps，which shook his throne．His horror of violence tore the sceptre from his benevolent hands．His integrity was the best ally of those，who plunged France and him into the precipice.

He looked with satisfaction towards that assembly of the states，whose effects had in the council of the wicked been long prepared．They rewarded him by the decrees，which excluded him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He would not suffer his troops to use force against the first insurgents．They rewarded him by the general insurrection of the capital and of all the provinces．He endeavoured，even after having lost all his power，and tasted the bitterest afflictions，such as a dethroned monarch only can know，still to turn the evil to good．They improved this insurmountable royal temper，this pure and real civism，to be guilty with less interruption，while he continued to hope；and to crush him with the load of their present crimes，while he looked forward to a better futurity.

It may boldly be maintained almost every thing that has been said of the resistance of the court and of the great，of their conspiracies，of their cabals against the revolution，was merely a wretched fable．That the injured，the oppressed，the plundered could be no friends to their oppressors and plunderers is self-evident；as far as mere hatred is resistance，there was an enormous mas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revolution；the leaders had themselves created these internal，these secret hostilities，of which they so often complained．They must have extirpated human nature herself to secure to themselves forgiveness，or a disposition to favour their cruel operations．But，throughout their whole career，they met with no active resistance，and the only circumstance，which could spread a varnish of credibility over their incessant fictions of plots，counter-revolutions，&c．was，that they deserved all，that they pretended to suffer.

If we follow this revolution through all its periods，we shall find that the strongest motive for effecting any greater usurpation，for maintaining any greater injustice，for committing any greater crime，constantly was，that a smaller one had immediately before succeeded．The single motive for using persecutions，was，that the victims had already suffered others．This was the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in wholesale and in retail．The sufferers were punishable，merely because they had suffered；in this bitterest of all offensive wars，they seemed so cautiously to shun every thing that made a shew of resistance，that they sooner forgave a struggling，than a defenceless，enemy.

The relics of the old constitution were not so much boundaries to the omnipotent desolating power of the revolution，as landmarks，designating its victorious progress．The constitution，of 1791，was only a short and voluntary pause；a sort of resting point，at which nobody meant long to wait．The second national assembly did not make a pass，no，not one，which was not an attack upon some ruin or other of the monarchy．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did not satisfy its authors．The execution of the king scarcely appeased the ravenousness of his butchers，for a single instant．In the year 1793 the thirst for destruction had gone so far，that it was at a loss for an object．The well known saying，that Robespierre meant to reduce the population of France by one half，had its foundation in the lively sense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satisfying the hitherto insatiate revolution，with any thing less，than such a hecatomb.

When there was nothing more left in the country to attack，the offensive frenzy turned itself against the neighbouring states，and finally declared war in solemn decrees against all civil society．It was certainly not the want of will in those，who then conducted this war，if Europe preserved any thing，besides“bread and iron.”Fortunately，no strength was great enough long to support such a will．The unavoidable exhaustion of the assailants，and not the power or the merit of the resistance made，saved society；and，finally，brought the work shops themselves，where the weapons for its destruction were forged，within its beneficent bonds again.

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as a defensive revolution，it was of course finished，at the moment，when it had overcome the attack，by which it had been occasioned．The French revolution，true to the character of a most violent offensive revolution，could not but proceed so long as there remained objects for it to attack，and it retained strength for the assault.

3．The American revolution，at every stage of its duration，had a fixed and definite object，and moved within definite limits，and by a definite direction towards this object．The French revolution never had a definite object；and，in a thousand various directions，continually crossing each other，ran through the unbounded space of a fantastic arbitrary will，and of a bottomless anarchy.

It lay in the very nature of a defensive revolution，like that of America，to proceed from definite objects，and to pursue definite ends．The peculiar situation，and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the North-Americans confirmed and secured this moderate and beneficent quality to the progress of their revolution.

In the course of it，two principal periods may be observed；that，from the first breaking out of the contests in 1765，until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1776，and that，from this declaration，until the peace with England.

In the first period，the single towns and provinces，and afterwards the members of the general congress，had for their declared and sole object the salvation of their constitution，and of their rights and liberties，as they then stood，from the oppressive usurpation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And I think I have clearly shown，in the former sections of this essay，that every step they took，during that critical period was calculated for preservation，not for conquest，for resistance against innovations，not for ardour after them；for defence，not for attack.

In the second period，indeed，a new object came in the place of that，which they had until then pursued：the British parliament had compelled the congress to proclaim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lonies；but，even this decisive measure by no means threw America into the precipice of lawlessness，into the horrible gulph of an unmeasurable interregnum，or into the slippery career of wild and chimerical theories—The machine of government was，and remained，completely organized：the revolution had taken from the king his negative upon legislative acts，almost the only essential prerogative，which as sovereign of the colonies he immediately exercised：but every province took care that this important function should be performed by another authority，distinct from the legislature，and Georgia and Pennsylvania，were the only ones，which entrusted the legislative powers to an undivided senate．The royal governors，who till then had stood at the head of the executive power，were replaced by others，chosen by the provinces themselves；and as the former governors，owing to their great distance from the mother country，had always held powers in the highest degree discretionary and independent，this alteration could not be much felt—The great and immediate exigences of social life，the local administration，the police，and course of judicial proceeding were continued as before．Nothing but the loose tie，which had connected America with England，was broken；none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 were discomposed；all the laws remained in force；the condition of persons and of property suffered no other revolution，than that which was necessarily brought with it!“The people，”says that very well informed American historian Dr．Ramsay，“scarcely perceived that an alteration in their political constitution had taken place.”

As the founders and conduc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from the beginning，knew exactly how far they were to go，and where they must stop；as the new existence of their country，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everal provinces，and eve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at least in its principles was definitely prescribed to them；as their purpose was in no sort to create，but only to preserve，not to erect a new building，but to free the old one from an external，burdensome，straitening scaffolding，and as it never occurred to them，in the rigorous sense of the word，to reform，even their own country，much less the whole world，they escaped the most dangerous of all the rocks，which in our times threaten the founders of any great revolution，the deadly passion for making political experiments with abstract theories，and untried systems．It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in judg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ver to lose sight of this point，and by so much the more important，as certain expressions in the early resolves of congress，the maxims of single writers，but especially the frequent appeals of the first lead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example of their predecessors in America，have encouraged，and spread abroad the opinion that these，in truth，opened the wide field of revolutionary speculations，and of systematic anarchy—True it is，that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published by the congress，in the name of the colonies，is proceeded by an introduction，in which the natural and unalienable rights of mankind are considered as the foundation of all government；that after this assertion，so indefinite，and so exposed to the greatest misconstructions，follow certain principles，no less indefinite，no less liable to be abused，from which an inference might be drawn of the unlimited right of the people to change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and what in the new revolutionary language，is called their sovereignty．It is likewise true，that most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are preceded by those idle declaration of rights，so dangerous in their application，from which so much misery has at a later period been derived upon France，and the whole civilized world．Much，however，as it were to be wished，that the legislators of America had disdained this empty pomp of words，that they had exclusively confined themselves within the clear and lawful motives of their resistance；a resistance at first constitutional，and afterwards necessary，and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ir uncontrovertible rights，yet it cannot escape the observation of those，who attentively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ir revolution，that they allowed to these speculative ideas，no visible influence upon their practical measures and resolves—They erroneously believed them necessary to justify their first steps；(9) but here the dominion of empty speculation，was forever abandoned—Never，in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were the rights of man，appealed to，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ights of a citizen；never wa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used as a pretext to undermine the respect，due to the laws，or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security；no example was ever seen of an individual，or a whole class of individuals，or ev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is，or that single state，who recurred to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to escape from positive obligation，or to renounce obedience to the common sovereign；finally，never did it enter the head of any legislator，or statesman in America，to combat the lawfulness of foreign constitutions，and to set up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s a new epocha in the general relations of civil society.

What was here and there occasionally said by single writers，must carefully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principles and way of thinking of those Americans，who were acknowledged and revered as examples and authorities，but especially from those，who took an active part in the new government．There certainly was in America，a Thomas Paine；and I will not deny but that his celebrated work had influence among certain classes of people，and so far contributed to promote the revolution.(10)But to judge of the spirit and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y this work，would be as unjust，as to confound the efficaciously active heads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of 1688，with the authors of some popular lampoon against the house of Stewart；or the opposition of lord Chatham，with that of Mr．Wilkes．When Paine's work appeared，in the year 1776，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ad long since assumed its whole form and consistence，and the principles，which will forever characterize it stood firm．In no public resolve，in no public debate，in no state paper of congress，is the most distant expression to be found，which discovers either a formal，or a tacit approbation of a systematical revolutionary policy．And what a contrast between the wild，extravagant，rhapsodical declamation of a Paine，and the mild，moderate，and considerate tone in the speeches and letters of a Washington.

The preciseness of objects，the uniformity of means，and the moderation of principles，which distinguish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rough all its periods，gave likewise to the war，which was carried on for its establishment and completion，a precise and definite，and，therefore，a less formidable character．With this war indeed，the whole train of evils，which usually attend upon war in general，and especially upon civil war，were connected．But as it had only one object，and that was clearly known，and confined within narrow bounds，its possible results，its possible consequences，and its possible duration，could in every case be calculated．America had either to maintain or to give up her independence；in this single alternative was included the whole fate of the contest；and whatever consequence either event might operate upon a distant futurity，neither the victory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nor that（which very early became more probable） of the American congress，could discompose the balance of Europe，or threaten its peace．The governments of our hemisphere could，with all the tranquillity of a perfect neutrality，look forward to the issue of a remote contest，which，without further danger to their external and internal political relations，opened an advantageous prospect to the European commerce．The congress might even form an alliance with one of the greatest European monarchies；for as they only wished to maintain clear and definite rights，as they owed their existence to a revolution，which was forced upon the colonies by external violence，as they had at no time，and in no way，so much as called in question，much less attacked，the lawfulness of other constitutions，and as they had declared war，not against monarchical principles，but only against the oppressive measures of the British ministry，there was，in itself，nothing unnatural，nothing revolting，nothing plainly irreconcileable with the maxims of the law of nations，and the laws of self-preservation，in the alliance，which France contracted with them．(11)

The peace，which concluded the American war，secured that existence independent of England，to the new federal republic，for which she had alone and exclusively contended，and immediately after，this republic entered into those peaceable and beneficent relations with all other states，and even with England herself，which the common wants，and the common laws of nations have founded between civilized states．It is true；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ad in latter times a decisive influence upon the great devastations under which Europe groans to this hour；but it would be the highest injustice not to acknowledge that this influence was only accidental．In the origin of that revolution there was nothing that could justify another，or even revolutions in general；no state，other than one，in which all the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concurring in the case of the colonies，should again concur，could consider the conduct observed by these，as legitimating a similar conduct，and adopt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ey proceeded．The precision and lawfulness of their object refused every applica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to revolutions，which could not exhibit an object equally definite，and a right equally clear，to the pursuit of that object．The wise moderation，which the lead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troduced into all their declarations，and into every step they took，their glorious abhorrence of every extravagance，even of those proceeding from the most pardonable enthusiasm，the constant distance at which they kept from every thing that may be called proselyting and propagandism—all these happy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undertaking must in a legal point of view forever secure humanity against all evil consequences of this revolution；whose only traces remaining，should be in the growing prosperity of a great people，spread over extensive and fertile regions，and above all in the wholesome lesson it gave to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against every attack upon the rights and constitutions of states，from ambition，or a spirit of innovation．The harshest injustice alone could impute to the Americans，what the ill-understood and misused example of their revolution has produced of evil in latter times；it was the work of an hostile demon，who seems to have condemned the clos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 see the buds of destruction shoot from the most beneficent events，and the most poisonous fruits from the blossoms of its fairest hopes.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French and American revolutions，when you compare them with each other in respect to their objects is no less striking than that which has resulted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eir origin and progress．As the utmost precision of object，and consequently of principles and of means，distinguish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rough its whole duration，so the utmost want of precision in the object，and consequently a perpetual mutability in the choice of the means and in the modification of principles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stubborn，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and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terri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Its history was nothing but a long series of uninterrupted developments of this extraordinary phenomenon；single and unexampled in its whole compass as this circumstance may be，it will not much astonish the man，who shall reflect upon its origin，and its nature．For so soon as in a great undertaking，a step is taken wholly out of the boundaries of definite rights，and every thing is declared lawful，which imaginary necessity，or unbridled passion inspires，so soon is the immeasurable field of arbitrary will entered upon；and a revolution，which has no other principle than to attack the existing constitution，must necessarily proceed to the last extremities of imagination and of criminal guilt.

When，by the impotence and the faults of the government，and by the success which crowned the hardiness of its first antagonists，the old constitution of France was dissolved，all those who took an interest in favour of the revolution（and their number was infinitely great，precisely because no one knew exactly what he meant by a revolution） concurred，that an essential and wide spreading alteration must be effected in the whol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But how far this alteration should extend，how far the old order of things should be preserved，and how the new one should be organized，with regard to all this，no two persons of the legions，who thought themselves called to public activity，were agreed．If we confine ourselves merely to the opinions of those，who in this interval of unbounded anarchy，publicly wrote，or spoke，we shall soon be convinced，that there were then in France，not three，or four，or ten，but thousands of political sects and parties．The impossibility of taking notice of so many individual variations，distinctions，sub-distinctions，and shades of every kind，compelled the contemporaries，and especially those immediately interested in the great spectacle，to class the infinite mass of opinions under certain known principal titles，and thus erase the names of pure royalists，of whole and half monarchists，of feuillants，of jacobins，of every degree，&c．Each of these parties，however，could have exhibited almost as many subordinate parties as it contained members.

In this number of political systems，some were built upon a limited monarchy，in the British sense of the word，others upon a thousand-fold new modification of a constitution，monarchical only in name；some wished from the beginning，to treat the revolution merely as a passage to the utter abolition of the monarchy．These pronounced sentence of death upon all the privileges of the higher orders；others wished to leave them the prerogatives of rank．One was for reform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es；another for extirpating religion：one would have shewn mercy in this general overthrow，at least to the rights of property；another was for passing all positive right，under the sickle of equality．The constitution of 1791，was a desperate and impotent attempt to reconcile together，by a sort of general capitulation，all these contending theories，and the infinitely multiplied motives of interest，of ambition，and of vanity，connected with them；this attempt of course failed，for in the absolute and total indefiniteness，and I might add，the impossibility of ascertaining the last object of the revolution，every individual in France felt but too well，that he had as much right to maintain his private opinion，and to carry through his private purposes，as the members of a committee had to establish theirs；it was，besides，more than doubtful，whether，even the immediate authors of this impracticable constitution，seriously considered it as a last result.

Under the shelter of the inexpressible confusion，in which the storm of these first debates involved the whole country，arose，at first，more timid，but from the last months of the year 1791，growing constantly bolder，and more powerful，the only consistent party；that which had always been of opinion，that it was folly to prescrib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any bounds whatsoever．This party had，indeed，like all the rest，a multitude of subdivisions，and of systems peculiarly modified，and often at violent strife with each other；but all who declared themselves for it，concurred in the great and decisive point of view，that the revolution was to be considered，not as a local transaction，but as one of those，which give a new form to civil society，and which must draw all mankind within its vortex．For the ambition，or for the enthusiasm of this insatiable party，the theatre，which France offered to their thirst for destruction，was too small；they wished to tear up the world from its poles，and commence a new era for the whole human race．That this was their purpose，from the very breaking out，and even before the breaking ou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we need not learn from proselyting tales and imaginary cabals of the illuminati；the writings in which they have unfolded their principles in plain terms，have proved it beyond all contradiction.

To draw nearer the execution of so gigantic a plan，they had first of all to destroy the last trace of a monarchical form of government in France．It would be hard to maintain，that，after all what had happened since 1789，they had not nearly about the same right to found a republic，as the monarchists，so called，had to introduce a royal democracy．The only thing which seemed against them，in point of right，was the oath which，in common with all the rest，they had taken，to support the constitution of 1791．But，after so many bands had been torn，none but weak heads could flatter themselves，that an empty form would arrest the torrent in its course．At the very time，while，with the cry of“The constitution or death!”they hushed a few credulous souls to repose，they were working with restless activity the mine，which in one instant was to blow up the whole fabric.

But，precisely at this great and important moment，the absolute indefinitude of object，that inextinguishable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discovered itself in a new and terrible light．The republic had been proclaimed；but this republic was a word without definite meaning，which every one believed he might explain，according to his inclinations，and according to the fantastic whims，which he called his principles．There were just as many republican systems contending for the mastery，as there had been monarchical parties．France was drenched in blood，to decide the great question，whether Brissot，or Marat，the federalists，or the unitists，the Girondists，or the mountaineers，the Dantonians，or the Hebertists，should prescribe a republican constitution．Force alone could determine the issue of this horrible contest；and the victory must necessarily remain to the most resolute．After having torn，for nearly a year，the inmost bowels of their country，without being able to agree upon the form of their republic，a daring faction，at length，fell upon the strange expedient of settling and organizing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tself，as a provisional government，and，under the name of a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brought into play what was called the system of terror；a monstrous and unexampled monument of human error and human frenzy，which in the eyes of posterity will almost degrade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 to a fable．A less cruel faction overthrew and murdered the inventors of this gigantic wickedness；not long afterwards，another devised a new code of anarchy，which was calle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third year．It is well known，by what an uninterrupted series of revolutions，and counter-revolutions，this constitution was likewise conducted to the unavoidable catastrophe of its destruction.

Just at the period，when the republican party obtained possession of the supreme power，the bloody contest broke out between them an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European states．They had denounced the destruction of all governments；they had declared，that between their revolution and those who rejected it，no further intercourse could exist；they had solemnly absolved all subjects from obedience to their governments．The revolution prepared against Europe，and Europe against the revolution，a war，with which only the most dreadful religious wars，that ever scourged the world，can be compared．On the side of the coalesced powers，the proper object of this war could not be doubtful；and if，unfortunately，it often was，at least it ought never to have been so．But，on the side of France，it was always as indefinite as the object of the revolution itself．Some，as for instance，Robespierre，wished for the present，only to maintain the right of turning their own country into a butchery，with impunity，and to reduce by one half the number of its inhabitants；others had projected extensive plans of conquest，and wished to realize for the French republic，all the dreams，which the ambition of Lewis the XIVth，had formerly inspired；others yet had sworn never to lay down their arms，until they should have led the principles of the revolution in triumph over the whole civilized world，or have planted，at least，the tree of liberty，from Lisbon to the frozen sea，and to the Dardanelles.

This war has now，with short and local intervals of insecure and treacherous peace，already desolated the earth eight years long；it has，undoubtedly，for some time past，lost much of its extent，and very much of its original character，and has now nearly declined to a common war；yet when and how it will end，is still a problem，which puts all human penetration to the blush．The fat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in a great measure，connected with the fate of this war；but its last result depends，besides，upon an infinity of other combinations．There has，perhaps，never yet been a man，who could even imagine，with any clearness，what this result will be．When one of the great masses of the physical world is suddenly started from its quiet centre of gravitation，and hurled with a prodigious impetus into the empty space of air，the point at which it will stop is much harder to conceive，than the continuance of its motion．And，in truth，after the serious question，Who could have a right to begin such a revolution? has remained unanswered，nothing is more difficult than to answer that，which is equally serious：to whom belongs the right of ending it?

4．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ad a mass of resistance，comparatively much smaller to combat，and，therefore，could form and consolidate itself in a manner comparatively much easier，and more simple：the French revolution challenged almost every human feeling，and every human passion，to the most vehement resistance，and could therefore only force its way by violence and crimes.

The American colonies had already，before their revolution，attained a high degree of stability；and the supremacy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America，was the relation，not so much of an immediate sovereign，as of a superior protector．Hence，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ad more the appearance of a foreign，than of a civil war.

A common feeling of the uprightness of their cause，and a common interest in its issue must necessarily have animated a great and overpowering major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North America．The royal governors，the persons more 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them，and the inconsiderable number of royal troops constituted the only permanent and great opposition party．If a certain number of independent citizens，from principle，or from inclination took the side of the ministry，they were however much too weak to become dangerous to the rest；and their impotence itself protected them against the hatred and intolerance of their countrymen.

There were in the interior of the colonies no sort of zeal or personal prerogatives，and no other distinction of ranks，than what proceeded from the exercise of public functions．Property owing to the novelty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country，was much more equally distributed than can be the case in old countries，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wealthy and the labouring classes were more simple and therefore more beneficent．As the revolution altered little in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colonies，as it only dissolved an external connection，which the Americans must always have considered rather as a burden，than an advantage；there was nobody，except the few，who took a share in the administration at the head of the country，who was immediately and essentially interested i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ancient form．What this form contained of good and useful remained untouched；the revolution only removed that in which it had been oppressive.

How infinitely different was in this point of view the situation of France! I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d been content merely to destroy with violent hands the old Constitution，without making any attack upon the rights and possessions of private persons，it would，however，have been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 of a numerous，and in every respect important class of people，who by the sudden dissolution of the old form of Government，having lost their offices，their incomes，their estimation and their whole civil existence，would of themselves have formed a powerful opposition—But，when in its further progress，it no longer spared any private right whatsoever，when it declared all political prerogatives to be usurpations，deprived the nobility not only of their real privileges，but likewise of their rank and title，robbed the clergy of their possessions，of their influence，and even of their external dignity；by arbitrary laws took from the holders of estates half their revenues；by incessant breaches of the rights of property，converted property itself into an uncertain，equivocal，narrowly straitened enjoyment，by recognizing publicly principles of the most dangerous tendency，held the sword hovering over the head of every one，who had any thing to lose，and aggravated the essential wretchedness，which it every where spread by the ridicule and contempt it shed over every thing that bore the name of possessions，or priviledges— then truly it could not fail to accumulate against itself a mass of resistance，which was not to be subdued by ordinary means.

Should the friend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eclare this important circumstance to be merely accidental；should they impute solely to the good fortune of the American nation，that they found no domestic impediments in the way to their new constitution；and to the ill fortune of the French，that they had to struggle with so many obstinate antagonists；should they consider the former case only as enviable，and the latter only as deserving compassion，yet will the impartial observer，never forget how much merit there was involved in that good，and how much guilt in this ill fortune．The Americans were wise enough to circumscribe themselves within the bounds，which right，on one side，and the nature of things，on the other，had drawn round them．The French in their giddiness no longer acknowledged the prescriptions of the clearest right，nor the prescriptions of nature．They were so proud as to think they could bend impossibility itself，under the arm of their violence，and so daring that they thought the clearest right must yield to the maxims of their arbitrary will．The resistance of which they complained，was with perfect certainty to be foreseen；it lay in the unalterable laws of human feelings，and human passions；it was just，it was necessary；it was impossible to believe that it would not take place．Those，who had called it forth by the most cruel injuries，did not fail to be sure to declare it punishable，and did punish thousands，whose only crime consisted in refusing to rejoice at their own ruin．But this double injustice prepared a new resistance，which could be overcome only by new acts of violence．Thus at last，in the barbarous law book of the revolution，suffering itself was made an unpardonable offence；the fear of a just reaction drove the authors of these oppressions to measures of still deepening cruelty against the victims of their first crimes；and the presumption of the natural and inevitable hatred，which these crimes must every where rouse against them，was a sufficient ground to them to treat as an offender deserving death，every man，who did not immediately and actively associate with them.

Although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ver involved itself in this horrible labyrinth，where voluntary iniquities can only be covered by necessary misdeeds，and where every earlier crime became the only justification of an hundred later ones；yet did it not altogether escape the misfortune，which seems inseparable from all sudden and violent changes in the civi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of society．The smallness of the resistance it met with，and the moderation of those who conducted it，preserved it from a multitude of cruel，desperate，and dishonorable measures，which have sullied other revolutions；but its warmest friends will not venture to maintain that it was wholly exempt from injustice and violence．The bitterness against the English government，often degenerated into a spirit of persecution，and involved those，who were suspected of a punishable indifference，or of secret connivance，in the sentence of proscription pronounced against tyranny．The hatred between the friends of independence，and the partizans of the ministry，the whigs and the tories，as they were distinguished by names taken from old English parties，broke out，especially amidst the dangers of the war，sometimes in violent scenes，which tore to pieces the internal harmony of neighbourhoods，and sometimes even of families．The reciprocal cruelties，which from time to time were practised upon prisoners，called to mind the peculiar character，which had never wholly abandoned a civil war．The rights of property likewise were often violated by single communities and single states，and，in some few instances，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supreme authority．The history of the descendents，of the great and benevolent Penn，driven from the paradise，which he had created，and compelled，like other loyalists，to take refuge in the generosity and magnanimity of England，is no honorable page in the annals of North-America.

But what are all these single instances of injustice and oppression，compared with the universal flood of misery and ruin，which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t loose upon France，and all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If，even in America，private hatred，or local circumstances，threatened property or personal security；if here and there even the public authorities became the instruments of injustice，of revenge，and of a persecuting spirit，yet did the poison never flow into every vein of the social body；never，as in France，was the contempt of all rights，and of the very simplest precepts of humanity，made the general maxim of legislation，and the unqualified prescription of systematic tyranny．If in America，the confusion of the moment，the impulse of necessity，or the eruption of the passions，sometimes inflicted misfortune upon innocence，never at least，never as in France，did reason herself，abused，desecrated reason，ascend the theatre of misery，solemnly to justify，by cold blooded，criminal appeals to principles and duties，these revolutionary confusions；and if in America，single families and districts，felt the heavy hand of the revolution and of war，never at least，as in France，were confiscations，banishments，imprisonments，and death，decreed in a mass.

Whe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as concluded，the country proceeded with rapid steps to a new，a happy，and a flourishing constitution．Not but that the revolution had left behind it many great and essential ravages：the ties of public order，had，in a long and bloody contest，been on all sides more or less relaxed；peaceful industry had suffered many a violent interruption；the relations of property，the culture of the soil，the internal and foreign trade，the public and private credit，had all considerably suffered by the revolutionary storms，by the insecurity of the external relations，and especially by the devastations of paper money.(12)Even the moral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had been essentially，and not in every respect advantageously affected by the revolution．Although we can draw no conclusion from this circumstance with regard to futurity，yet history must remark with attention，and preserve with care，the confession，which comes from the pen of a calm and impartial witness，the best of all the writers up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itherto（Ramsay）：“That by this revolution，the political，military，and literary talents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were improved，but their moral qualities were deteriorated.”

A picture of the condition in which the revolution has left France，is by far too great，too complicated，and too formidable a subject to be touched upon even transiently here．The idea itself of a final result from such a revolution as this，must still be in some sort an indefinite，and perhaps a hazarded idea．Thus much，however，may be asserted with confidence，that between the results of the American and thos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no sort of comparison can so much as be conceived.

I might have continued the above parallel through many other respects，and perhaps into single points of detail．I believe，however，that the four principal points of view in which I have treated it，with regard to the lawfulness of the origin，character of the conduct，quality of the object，and compass of resistance，sufficiently answer the purpose，I proposed to myself，and it appears，at least to me，evident enough，that every parallel between these two revolutions，will serve much more to display the contrast，than the resemblance between them.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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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us，for example，among all the statesmen and literati，who spoke or wrote，either for or agains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there were only two，who even then foresaw that the loss of the colonies would be no misfortune to England：The one，Adam Smith，was at that time little read，and，perhaps，little understood：The other，Dean Tucker，was held an eccentric visionary.

(2) So long as the colonists had found a paramount advantage in the culture of the land，they would probably have borne their dependence．But when the critical period had arrived，when in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society，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capitals would have been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the English monopoly would have become insupportable.

(3) Lord North formally declared in parliament，that after what had happened，an entire repeal of all the new taxes could not take place，until America should be brought to the feet of Great-Britain.

(4) This great man，who，faithful to the principles of antient policy，and animated with the most unbounded zeal for the glory and welfare of his country，which under his administration had reached the zenith of her greatness，consider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colonies from England，as the greatest of all evils，said among other things，in a most impressive speech，with which on the 20th of January，1775，he introduced the motion for withdrawing the troops from Boston．“I announce it to you now，my lords，we shall one day be compelled to repeal these oppressive regulations，they must be repealed；you yourselves will retract them．I pledge myself for it；I stake my reputation upon it；I am content to pass for a blockhead，if they are not retracted.”

It is furthermore very remarkable，that the disapprobation of the measures against America，was not confined to the then opposition parties，but was equally shown by several of the principal ministers．The duke of Grafton，who from 1766，to 1770，was 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and afterwards，from 1771，to 1775，keeper of the seals，had at all times declared himself against the prevailing system；the same sentiments were ascribed to the earl of Dartmouth，secretary of state for America；lord North himself，who from 1770，was considered as first minister，is said to have manifested often i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cabinet，different principles from those he afterwards supported in parliament．But nothing can be more surprising，than that in one of the most violent debates，which took place in the house of lords，in February 1775，even lord Mansfield，a man in high consideration，and of great talents，but whom the whig party considered as an exaggerated partizan of the crown's rights，and as one of the most decided enemies of the Americans，carried away by the heat of the contest，formally declared，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imposts，in the year 1767，was the most absurd and most pernicious measure that could have been devised，and had been the real cause of all the subsequent misfortunes.

(5) Most of the colonies were founded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all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688．The province of Georgia，the most southern of the colonies，and which was originally part of South Carolina，was the only one，which received her separate constitu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in 1732）；and was likewise the only one for the settl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whic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d been at any cost.

(6) This is undoubtedly the greatest failing that can be objected against mixed governments．Fortunately，however，it must be acknowledged，that the probability of such a dissolution is more remote in proportion as the constitution approaches nearer to perfection．For the more easily one of the constituted authorities can resist the other，by its appropriate weight，the less will be the necessity of appealing to arms．On the other hand，the more imperfect the balance is，the greater will be the danger of a civil war．In this lies properly the decided superiority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above all other complicated forms of government，that ever were，or probably ever will be devised constituted authorities can resist the other，by its appropriate weight，the less will be the necessity of appealing to arms．On the other hand，the more imperfect the balance is，the greater will be the danger of a civil war．In this lies properly the decided superiority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above all other complicated forms of government，that ever were，or probably ever will be devised.

(7) In many places the public officers appointed to collect the stamp-tax，were hanged up，or beheaded；but all，only in effigy.

(8) Shortly before，the congress are said to have resolved upon a declaration，by virtue of which，the colonies offered，“not only for the future，in time of war，to pay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s，but likewise，provided they were allowed a free trade，for an hundred years，to pay an annual sum，sufficient in that period to extinguish the whole British national debt，”and to have been deterred from giving their last sanction to this declaration，only by the account of new hostile measures of the parliament．This highly remarkable fact I mention however only upon the authority of a single writer，a very severe antagonist of the ministry，though otherwise very well informed．Belsham's Memoirs of George III．Vol．2．p．166.

(9) I believe that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Essay，I have completely shown the lawfulnes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upon legal principles；and yet in that analysis，it will be found，that the sphere of unalienable rights of man，an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and the like principles，are not once touched upon.

(10) The general opinion，and the unanimous testimony of all the known writers upon American affairs，leave scarce room for a doubt of this fact，though for the honour of the Americans I would most willingly call it in question．His“Common Sense，”is a pamphlet just as contemptible，almost throughout just as remote from sound human sense，as all the others by which，in later times，he has made himself a name．To appreciate the character and tendency of this work，which，perhaps，has never been judged as it deserves，and to obtain a full conviction that it was solely calculated to make an impression upon the mass of the people，and especially upon certain religious sects very extensively spread in America，the reader has only to remark the spirit of the author's favourite arguments，which are all drawn from the Old Testament，and the absurd reasoning，with which he attacks，not the king of England，but monarchy in general，which he treats as an ungodly invention．If such a work could have produc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it would have been best for reasonable men to concern themselves no longer with that event．But it was certainly at all times，by the wiser and better men，considered，endured，and perhaps encouraged，only as an instrument to gain over weaker minds to the common cau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writer and the great authoriti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uch as Dickenson，John Adams，Jay，Franklin，&c．will be still more apparent，if we remark a simila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England，which accidentally concurring in the same object，but differing infinitely from each other in the choice of means and arguments，declared themselves there in favour of that revolution．Whoever compares，for example，the writings of Dr．Price，（who not withstanding his numerous errors，deserves not，however，to be put in the same class with Paine，） with th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Burke during the American war，will sometimes be scarcely able to convince himself，that both were contending for one and the same thing．And，indeed，it was only nominally，and not substantially，one and the same thing，for which they argued.

Another indirect，but not unimportant，proof of the accuracy and necessity of the distinction here pointed out，lies in the unquestionable aversion of most of the great statesmen in America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and to all what since 1789，has been called revolutionary principles．A remarkable anecdote occurs，testified by a witness unobjectionable upon this point，by Brissot，a man afterwards but too famous；an anecdote which proves how early this aversion had taken place．In a conversation which，shortly before the breaking ou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he had with Mr．John Adams，no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this gentleman assured him he was firmly convinced，that France，by the approaching revolution，would not even attain the degree of political liberty enjoyed by England；and what is most important，he denied，in perfect consistency with his pure and rigorous principles，that the French had a right to affect such a revolution as they intended．Brissot attempted in vain by appeals to the original compact，to the imprescriptibility of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and the like revolutionary rant，to combat him.—P．Nouveau Voyage dans les Etats Unis de l'Amérique，par Brissot．Vol．I．p．147.

(11) I purposely say，there was nothing of itself illegal in this alliance．For France fou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lonies already founded，when she contracted an alliance with them，and might besides not shrink from the question as to the lawfulness of this independence．Nothing of itself，unnatural，or self destructive；for the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s contained immediately nothing，which could in any manner be dangerous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French monarchy：and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this monarchy seemed in a manner to force its taking a part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ll this however notwithstanding，I believe，with the most intimate conviction，that a more profound policy than that of the count de Vergennes，and a larg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into futurity，would have prevented France from contracting that alliance．Not to mention the false calculation which burdened with a new debt of one thousand millions of livres，a state already very much disordered in its finances，in order to do its rival，in the most favourable contingency，an uncertain damage．The whole undertaking was resolved on without any real political regard to its remote consequences．The lawfulnes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might be ever so clearly demonstrated to a man capable of judging of its origin，and of appreciating the grounds upon which it was supported；the time might come，when without regard to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of the colonies，the general indefinite principle of insurrection might be taken alone，from their revolution，and applied to justify the most dangerous crimes．The Americans might ever so cautiously keep within their rigorous limits；and neither maintain，nor car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principles to other states；at the first great commotion，those whom the French cabinet had sent into the republican school，might with the forms consecrated in America，put all the European governments to the ban，and declare lawful and even virtuou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what had been allowable onl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Thes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the co-operation of France would not have escaped the penetration of a truly great statesman，and the world has paid dearly enough for their having been overlooked.

(12) In no one point is the analogy between the conduct of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in America and in France，so striking as in this；yet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that the Americans failed partly from inexperience and partly from real necessity；whereas in France they knew very well what they were about，and opened and widened the precipice with desig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assignats，is almost word for word，only upon a smaller scale，and not attended with circumstances of such shocking cruelty，as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ones．The sudden start from two millions to two hundred millions of dollars；the credulity with which the first assignats were received，the undeserved credit which they for a time enjoyed，their subsequent rapid fall，so that in the year 1777，they already stood with specie in the proportion of 1 to 3；in 1778，of 1 to 6；in 1779，of 1 to 28；in the beginning of 1780，of 1 to 60；fell immediately afterwards to that of 1 to 150，and finally would pass for nothing at all；the attempt to substitute a new emission of assignats，instead of those which were worn out，continued until at last it became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formal depreciation；the harsh laws made to support the value of the paper；the regulation of the price of provisions（the maximum） and the requisitions，which they occasioned；the general devastation of property，and disturbance of all civil intercourse；the wretchedness and immorality which ensued upon them—all this goes to compose a picture，which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leaders seem to have taken for a model．It is remarkable，that they closely copied the Americans only in two points，of which one was the idlest，and the other the most objectionable of any throughout their revolution；in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and in paper-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