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2/63
Author: (美)斯蒂芬·金
Date: 2014-09-25 01:27:49.894000+00:00
Keywords: 斯蒂芬·金; 小说; 美国; 科幻; 外国文学; 美国文学; 历史; Stephen_King
Description: 1963年11月22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响起三声枪响，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世界随之改变。如果你能改变历史，一切将会怎样？斯蒂芬•金的新作扣人心弦，小说讲述男主人公穿越时空，阻止暗杀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行动。 继《穹顶之下》获得广泛赞誉和巨大成功之后，斯蒂芬•金这一次引领读者回到过去——一个真正的历史时刻…… 《11/22/63》悬念不断升级，是斯蒂芬•金的巅峰之作，更是对一个纯真时代的献礼。此书被选为《纽约时报》年度五优小说，《今日美国》年度十佳图书，并获《洛杉矶时报》优秀图书奖。 ———————— 美国最杰出的在世作家。 ——李•恰尔德 斯蒂芬•金的又一部史诗，他个人的巅峰代表作。 ——《星期日泰晤士报》 大师的笔又写出了另外一部非同一般的小说。 ——《独立报》 斯蒂芬•金最高水平之作。 ——《今日美国》
Publisher: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录

- 第一部 分水岭时刻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二部 门卫的爸爸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三部 回到过去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四部 萨迪与将军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五部 1963年11月22日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五章
- 第二十六章
- 第二十七章
- 第二十八章

- 第六部 绿卡人

- 第二十九章
- 第三十章
- 第三十一章
- 最后的笔记
- 世纪公民（2012）

- 后记

11／22／63

斯蒂芬·金

杰克是一个离异的中学老师，无意间发现了一扇可以回到过去的门。但无论他多少次走进这扇门，回到的总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点：1958年9月9号。发现自己可以改变历史后，杰克对阻止肯尼迪被刺一事产生了执念，在他看来，若是肯尼迪没有遇刺，之后也就不会有越战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害，世界也将更美好。

献给泽尔达

嗨，宝贝，欢迎来到聚会。

理性上，我们几乎无法接受一位不起眼的独行客放倒了一位伟人，而这位伟人处于其车队、军士、伙伴和保镖的重重保护之下。如果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家伙能够毁灭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元首，一个失衡的世界势必将我们吞没，我们注定生存在荒谬的寰宇之中。

——诺曼·梅勒

如果有爱，天花的疤痕会像酒窝一样美丽。

——日本谚语

舞蹈就是生命。

我不是一个轻易会哭的人。

前妻说，我缺乏情感梯度是她离开我的主要原因（仿佛她在匿名戒酒会[1]上认识的那个男人与此无关）。克里斯蒂说，她能原谅我在她父亲的葬礼上没有哭，毕竟我认识她父亲只有六年，还不知道他是个多么优秀、多么慷慨的人（例如，送女儿野马敞篷汽车作为高中毕业礼物）。但是后来，我在自己父母的葬礼上也没有哭——他们在两年内相继去世，父亲死于胃癌，母亲在佛罗里达海滩上散步时突发心脏病猝死——克里斯蒂开始意识到我“缺乏感情梯度”这档事。用她们匿名戒酒会的行话说，我“感觉不到自己的情感”。

“我压根儿没有见过你掉眼泪，”她语气平淡，是那种人们结束关系、分手时的决绝口气。“甚至在你告诉我说我必须去参加戒酒会，还有将我留在那里独自离开的时候，都没有见你掉过泪。”

这番谈话之后大约六个星期，她收拾好自己的全部东西，开车穿过镇子，搬去和梅尔·汤普森同居。

“匿名戒酒会，成就一对是一对，”戒酒会上也流行这种说法。

看着她离开，我没有哭。回到欠着一大笔按揭贷款的小房子里，我依然没有哭。这所房子未曾有过孩子，而且再也不会有了。我躺在如今属于我一个人的床上，拿胳膊盖住眼睛，哀恸不已。

没有流泪。

但我并非情感阻滞。克里斯蒂说得不对。

十一岁那年，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妈妈在家门口迎着我。她告诉我说，我的牧羊犬“塔格”被车撞死了，肇事车逃逸了。家人埋葬塔格的时候，我没有哭，尽管父亲说即便我哭了也没有人会因此瞧不起我。但是妈妈告诉我消息的时候，我的确哭了。一部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更主要的原因是把它安全地关在后院一直由我负责。

母亲的医生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在海滩上猝死时，我也哭了。“我很抱歉，但已经尽力了，”

他说，“心脏病猝死常常是转瞬之间的事情，从医生的角度看，这也算是一种福气吧。”

当时，克里斯蒂不在场——那天她得在学校呆到很晚，跟一位学生家长见面，那位家长对他儿子的成绩单有疑问——但我确实哭了。我走进小洗衣间，从篮子里抓起一条脏床单，蒙住脸哭起来。没有哭多久，但我确实掉了眼泪。事后，我本来可以告诉她这一切，但是觉得没有必要，一方面是因为她会觉得我“装可怜”（这不是匿名戒酒会里的行话，但应该收录进去），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并不认为在恰当的时候放声痛哭是成功婚姻的必要条件。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没看见爸爸哭过。情绪激动的时候，他会长叹一口气或是不自然地笑几声——威廉·埃平绝不会捶胸顿足或是捧腹大笑，他属于坚强而沉默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我妈妈也一样。所以，不轻易流泪是遗传下来的。说什么情感阻滞，感觉不到自己的情感？纯属无稽之谈。

除了惊闻母亲猝死那次，记忆中我长大之后只哭过一次——读到守门人的父亲那个故事时。

我独自一人坐在里斯本高中教员办公室，批改成人英语班学生写的作文。从办公室可以听到楼下打篮球的砰砰声，暂停休息的哨声，以及威猛运动健将厮杀的喊叫：里斯本灰狗队和杰伊老虎队。

谁能知道生活何时安危未定，以及何以如此？

我布置的作文题目是“改变我生活的一天”。

大部分作文虽然煽情，但写得很烂：不是写善良的阿姨收容了怀孕少女，就是写一名军人展示了勇敢的真正含义，要不就是写与一位名人不期而遇（我记得是智力游戏节目《冒险》主持人亚历克斯·特里伯克，也可能是卡尔·马尔登）。

靠教普通教育发展证书课程中的成年学生每年赚三四千元外快的老师肯定知道读这些作文多么没劲。评分过程根本毫无意义，至少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让所有人都通过，因为我从没遇到哪个成年学生不格外用功。如果你交的作文上面写有东西，你肯定能在里斯本高中英语系杰克·埃平老师那里得到一个钩；假如作文段落分明的话，至少能得个B‐。

这份工作难就难在红笔代替了嘴巴，成了主要的教学工具，我都把它用烂了。这份工作没劲的地方就在于你明知红笔教学很难坚持下去。如果你到了二十五岁或三十岁还不知道如何正确拼写（“全部”写成“全步”），什么时候区分大小写，如何在句中的名词前搭配动词，那么你可能永远也学不会了。但我们还是迎难而上，不屈不挠地圈出句子里用词不当的地方，例如“我丈夫对我的判断太仓促了”，或在句子“通常在那之后，我向浮板凫去”中，把写对了的“凫”划掉，改成“袅”字。

那天晚上我做的就是这么令人绝望、乏味冗长的工作。不远处，又一场高中篮球赛迎来终场哨声。没完没了的世界，阿门。克里斯蒂才脱离匿名戒酒协会不久，所以，如果我当时在想些什么，那就是期待回到家里，看到她清醒着（结果也果真如此；在坚守清醒方面，她做得要好过对丈夫保持忠贞）。我记得我当时有点儿头痛，揉了揉太阳穴。我当时盘算着：再看三本，就剩下三本了，看完我就可以离开了。回家后，我要倒一大杯速溶可可茶，然后钻进约翰·欧文[2]的新小说中，再也不去想这些煽情的滥作文。

当我从作文堆上把守门人的作文拿下来，摆在面前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征兆，我也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人生将从此改变。生活无法预知，可不是吗？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

作文是用劣质圆珠墨水写的，五页纸上有多处墨渍，字迹虽然潦草却也能够辨识得出。落笔一定很重，因为文字就像是被刻进了廉价的笔记本纸张里。假如我闭上眼睛，用指尖触摸这些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张背面，感觉肯定像盲人点字一样。在每个小写字母“y”的后面都有一个弯，仿佛他写的是花体字，这一点我记得格外清楚。

我还记得作文的第一段，每一个字都历历在目。

那不是白天，而是晚上。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晚上，我的爸爸杀死了我的妈妈和两个弟弟，打伤了我，也打伤了我的妹妹。妹妹伤得很重，深度昏迷。她昏迷了三年之后，还是死了。她的名字叫埃伦。我很爱她。她很喜欢摘花，然后插进花瓶。

第一页看到一半，我的眼睛就开始刺痛，我放下红笔。我读到他眼睛里流着血，在床底下爬时（一股血涌向我的喉咙，令人恶心的血腥味）

开始哭了——克里斯蒂定会对此感到自豪。我一口气读到结尾，没有做任何记号，擦了擦眼睛，避免眼泪落到他倾尽心力的作文上。我以前不是认为他比其他人愚钝，仅比通常所说“智力迟钝，勉强开蒙”的人稍稍强一点吗？唉，上帝啊，看来这一切是有原因的，不是吗？他跛脚也是有原因的。他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个奇迹了。他活了下来。

一个好人，总是面带笑容，从不对小孩子高声说话的好人。一个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的好人，正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卑微谨慎，满怀希望拿到高中文凭。也许他一辈子都只是个穿着绿色或褐色卡其布制服的守门人，用扫帚扫地或者用他经常放在后口袋里的油灰刀刮除地上黏着的口香糖。

或许他也曾有机会变成不一样的人，但是那个夜晚之后，他的人生彻底改变。观在，他只是个穿着卡哈特工作服、因为走路样子怪异被孩子们称作“蟾蜍哈里”的家伙。

想到这些，我哭了。伤恸的泪水流自心底最深处。我可以听见楼下里斯本乐队奏起了欢歌——毫无疑问，主队赢了，很好。哈里和他的几位同事可能稍后就会走上露天看台，清扫地上的垃圾。

我在他的作文上面划了个大大的红色A。我看了一会儿，又加了个大大的红“﹢”号。作文写得太好了，他的苦痛已经激起了他的读者——我情感上的共鸣。A﹢作文不就应该激起共鸣吗？

我希望克里斯蒂·埃平以前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真希望我确实患有情感阻滞症。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一切可怕的事情，都是这些眼泪带来的结果。

第一部 分水岭时刻

第一章

1

哈里·邓宁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应他的邀请，我参加了在里斯本高中体育馆举行的普通教育发展毕业典礼。他实在找不到别人，所以我欣然接受。

祝福祈祷之后（祈祷由神父班迪主持，他很少错过里斯本高中的庆典），我穿过拥挤的亲友群，走到哈里面前。他独自站着，身上罩着黑袍，一只手里攥着文凭，另一只拿着学位帽。我接过他的帽子，跟他握手。他咧嘴笑了，露出一排牙齿，牙缝很大，还有好几颗牙长歪了。尽管如此，他笑得很阳光，很可爱。

“谢谢您能来，埃平老师。太谢谢您了！”

“我很乐意。叫我杰克吧。只有那些年纪够当我爸爸的学生，我才允许他们这么叫。”

他愣了一下，接着大笑起来。“我想我够格了，对吗？哎唷！”我也笑了。周围很多人都在大笑。

当然，也有人在哭。对我那么难的事情对很多人却非常容易。

“还有那个A﹢！哎唷！我一辈子也没得过A﹢！想都没敢想过！”

“你当之无愧，哈里。高中毕业了，你想做的头一件事是什么？”

他脸上的笑容黯淡了片刻——他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事。“我想我会回到家里。你知道，我在高德街租了一处小房子。”他举起文凭，用指尖小心捏住，好像担心上面的墨迹会洇开。“我要把这个框裱起来，挂到墙上。然后我倒杯酒，坐在沙发上，好好看看这张文凭，看到上床睡觉为止。”

“听起来不错，”我说，“想不想先跟我一起去吃点汉堡和薯条？咱们去阿尔餐馆。”

我以为他会拒绝。当然，我这是以众同事之心度哈里之腹。更别提我们教的大多数孩子了，说起阿尔餐馆，他们避之不及，好像那是瘟疫。

他们喜欢光顾学校对面的冰雪皇后快餐店，或者老里斯本免下车餐馆所在地附近——196号公路上的高帽子餐厅。

“太好了，埃平老师。谢谢！”

“叫我杰克，记住了？”

“杰克，没问题！”

我带哈里去了阿尔餐馆。我是唯一经常光顾的教员。虽然那年夏天招了个女服务员，阿尔还是亲自为我们服务。跟往常一样，他嘴角叼着香烟（在公共餐饮机构吸烟是违法的，但这从来约束不了阿尔），眯着一只眼睛，怕被烟熏着。看到折叠起来的高中毕业服，他马上意识到今天是什么日子，执意要免单（算不上什么单；阿尔餐馆卖的肉总是出奇的便宜，于是人们谣传，附近走失动物的命运不言自明）。他还给我们照了张相，后来把照片挂在他所谓的城镇名人墙上。其他名人包括已故邓顿珠宝创始人艾伯特·邓顿；里斯本高中前任校长厄尔·希金斯；约翰·克拉夫茨汽车销售公司创始人约翰·克拉夫茨；当然，还有圣西里尔教堂的神父班迪（神父跟教皇约翰十三世的照片在一起，教皇不是本地人，但他备受阿尔·坦普尔顿尊敬，阿尔称自己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阿尔那天拍的照片中，哈里·邓宁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我站在他边上，一起捧着他的文凭。他的领带被挤得稍微倾斜。我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这让我想起他在小写字母y后面写的小弯钩。这些事情我都记得，记得很清楚。

2

两年后，学年的最后一天，我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审读美国诗歌荣誉研讨班写的一堆期末论文。学生已经离校，放纵一个暑假。很快，我也会这么做。但是眼下我很享受周遭一切，不同寻常的安静。我打算在离开前清理一下放点心的小橱。我想，总得有人清理。

那天早些时候，哈里·邓宁在班主任指导时间（当时特别吵闹，因为所有的指导教室和自习室都洋溢着最后一天的气氛）之后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手。

“我想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他说。

我咧嘴一笑，“我记得你已经谢过了。”

“是的，但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我退休了。所以我想再次感谢您。”

我跟他握手时，一个孩子从边上走过去——从新长出的青春痘和下巴上散乱着的企图蓄成山羊胡的胡须上看，顶多高二——压低嗓子说，“蟾蜍哈里，跳着过大街。”

我伸手去抓他，想让他道歉，哈里拦住我。

他从容地笑了，丝毫没有生气。“别！没事。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不过是孩子。”

“他们是孩子，”我说，“但管教他们是我们的工作。”

“我知道，你很在行。但是我的工作不是成为任何人的——怎么说来着——教育素材。尤其今天不能。埃平老师，我希望您能照顾好自己。”

论年纪他够当我爸爸，但是很显然，他总无法叫我杰克。

“哈里，你也一样。”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A﹢。我把作文也框裱起来了，挂在毕业证书旁边。”

“很好。”

是的，一切都很好。他的作文是简单的艺术，但每一处都跟摩斯奶奶的画作[3]一样真实有力，当然比我正在读的荣誉学生写的东西好。荣誉论文的拼写大抵正确，选词清晰（这些小心谨慎、即将步入大学殿堂、不愿冒险的学生们有一点令人恼火，那就是格外喜欢用被动语态），但是文章了无生气、枯燥乏味。我教三年级的荣誉学生——系主任马克·斯特德曼把四年级留给了自己——但是他们的文章像是小老头儿老太太写的，满嘴傲慢：噢，噢，噢！米尔德丽德，不要在那块冰上滑倒了。哈里·邓宁的文章尽管有不少语法错误，字迹潦草得令人叫苦，他却像英雄一样写作。至少，有一次是。

正当我思考进攻性写作和保守性写作的差别时，墙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响了。“埃平老师还在西边的办公室吗？杰克，你在吗？”

我站起来，用拇指压下按钮，回答说，“我在，格洛丽亚。有事情吗？”

“有电话找你。阿尔·坦普尔顿？我可以帮你转过来，或者，我也可以告诉他你已经下班了。”

阿尔·坦普尔顿是阿尔餐馆的业主和经营者。

除了我，里斯本高中所有的教员都拒绝光顾阿尔餐馆。就连受人尊敬的系主任——说话总是装出剑桥大学老师的样子，快到退休年龄了——也并不讳言把餐馆的特色产品“阿尔富客汉堡”称作“阿尔猫客汉堡”。

当然，不是真的猫肉，人们会说，或者可能不是猫肉，但也绝不是牛肉，一美元十九美分不可能买到牛肉汉堡。

“杰克？你睡着了吧？”

“没，醒着呢。”我很惊讶阿尔怎么会打电话到学校来。而且，他怎么会打电话给我？我们只不过是厨师和食客的关系。我欣赏他的食物，他感激我的光顾。“帮我接进来吧。”

“你怎么会还在学校？”

“用鞭子玩性虐呗。”

“噢！”格洛丽亚惊声说，我能想象出她眨动长长的睫毛。“你说下流话，真酷！别挂断，我给你接转进来。”

她放下电话。分机响了，我拿起话筒。

“杰克？是你吗，伙计？”

一开始我以为格洛丽亚报错名字了。电话里的声音不可能是阿尔。再严重的感冒也不可能把他的声音变得如此沙哑。

“你是哪一位？”

“阿尔·坦普尔顿，她没告诉你吗？天呐，电话里的等待音乐真令人讨厌！康妮·弗兰西斯[4]怎么回事儿？”他咳嗽起来，声音大得要命，我只好把听筒移开一点点。

“你听起来像是感冒了。”

他笑了，咳个不停。笑声和咳嗽声交织在一起，让人毛骨悚然。“我有点儿事。”

“你怎么那么快就感冒了！”我昨天还在他那里早早吃了晚餐。点了一个富客汉堡、薯条和草莓奶昔。我觉得一个独自生活的人什么东西都要吃一点。

“说快也快，说不快也不快。反正就那么回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在我光顾阿尔餐馆的六七年里，我跟阿尔有过很多对话。他是有些古怪——比方说，坚持把新英格兰爱国者橄榄球队说成波士顿爱国者；谈起特德·威廉斯[5]，就像是说他自家兄弟一般——可接下来才是他最古怪的时刻。

“杰克，我要见你。有重要事情。”

“我能问——”

“我知道你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我都会回答，但咱们别在电话里说。”

我不知道他在嗓子彻底哑掉之前能回答我多少问题，但我答应他一个小时内过去。

“谢谢，可能的话，尽量快一点来。时间太紧了。”说到这儿，他挂断电话，连再见也没说一声。

我又看了两篇荣誉论文，还剩下四篇就全部看完了，可我无法接着看下去，怎么也进入不了刚才的状态。我把论文丢进公文包，起身离开。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上楼去格洛丽亚的办公室跟她道个别，祝她假期愉快，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她下星期一直会在，给下学年的教材结账。而我也准备星期一回来打扫橱柜——这可是我对自己许下的承诺。不然的话，使用西侧办公室的暑假补习班老师肯定会发现橱柜里满是蟑螂。

我要是知道命运会如何安排，肯定会上楼去看看格洛丽亚。我可能还会吻她一下，其实，这个吻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在我们之间的空气中飘荡了很久。但是，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

3

阿尔餐馆坐落在美茵大街对面的银色拖车里，被老沃伦波毛纺厂挡着。这样的位置通常会显得破烂不堪，但阿尔用漂亮的花坛掩盖了餐馆下方的混凝土块。竟然还有一方修剪齐整的草坪，是阿尔亲自用一台老式割草机修剪的。剪草机跟花坛和草坪一样，被精心照管着，嗡嗡作响的刀片毫无锈迹、光可照人。割草机就像是上周刚从里斯本福尔斯镇的西部汽车公司经营店买回来的一样，如果西部汽车公司经营店还在的话。这家店确实存在过，但上个世纪末它被大型零售商场取代了。

我走上人行道，爬上台阶，停了一下，皱起眉头。写有“欢迎光临阿尔餐馆，富客汉堡之家”

的广告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店主生病，关门停业。谢谢您多年光顾本店，上帝保佑您！”

我还没有进入即将吞没我的虚幻迷雾，可它的触角已经开始伸向我，我感觉到了。让阿尔的声音变沙哑的不是夏季感冒，也不是连声不断的咳嗽，更不是流感。从纸板上写的内容来看，肯定有更糟糕的事。可是，二十四个小时时间里能患上什么更严重的病？不到二十四小时，现在两点二十三分，我昨晚五点四十五分离开阿尔餐馆，那时他还很好。真令人匪夷所思。我记得问过阿尔是不是喝多了自制咖啡，他否认了，他说自己不过是想去度假。一个生病的人——病到连二十年来一手打理的餐馆都不得不关门的程度——会谈论度假吗？这种人也许有，但肯定不多。

我正要伸手去抓门把手，门突然开了。阿尔站在门里面，凝视着我，脸上没有笑容。我回头看了一眼，感觉虚幻的迷雾笼聚在我身旁。天气很热，却能感觉到凉凉的雾意。此时此刻，我仍然可以转身走开，重新回到六月的阳光里，其实我有点儿想这么做。但我被惊奇和不安完全缚住。

还有恐惧，我最好承认还有恐惧。因为重病确实吓人，不是吗，阿尔病得很重。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他的情况像是大病将死。

他平常红润的脸颊变得肌肉松弛、面色蜡黄。

泪液覆盖了他蓝色的眼睛，双目枯竭、无神。甚至曾经乌黑的头发，现在几乎斑白——当然，他也可能一直在用染发产品，一时冲动想清洗干净恢复本来面貌。

而最令我难以置信的是，从我上次跟他见面到现在，二十二个小时里，阿尔·坦普尔顿看上去像是至少瘦了三十磅，甚至四十磅，可能瘦掉了体重的四分之一。没有人会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瘦掉三四十磅。绝对不可能。可眼下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我想，虚幻的迷雾已将我整个吞噬。

阿尔笑了笑，我留意到他不光瘦了，牙齿也脱落了，牙龈露出病态的惨白。“你觉得现在的我怎么样？”他开始咳嗽，一连串含混的声音从身体深处传来。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一个字。想逃走的念头再一次触动我脑子里怯懦和倦怠的神经，尽管这些神经仍然可感可控，我却无法逃开。我呆立在原地。

阿尔强压住咳嗽，从后口袋里扯出一块手帕。

他抹了抹嘴，又擦了下掌心。他把手帕放回去的时候，我发现上面沾染了红色。

“进来吧，”他说。“我有很多话要说，我想你可能是唯一愿意听的人。你愿意听吗？”

“阿尔，”我说。我的声音很低，有气无力，几乎连我自己都听不到，“出了什么事？”

“你愿意听吗？”

“当然。”

“你肯定会有问题，我会尽可能回答，但是问题尽量少点儿。我没有多少时间了。见鬼，我没有多少力气了。进来吧。”

我进到屋里。餐馆阴暗、清冷、空荡。柜台擦得锃亮，找不到一点面包屑，凳子上的镀铬闪闪发亮，咖啡壶擦得光可照人。“如果不喜欢我们小镇，那就一起去远方吧”的招牌依然放在时运达牌收银机旁。唯一的不同之处是没有了往日那帮食客。

当然，厨师兼业主阿尔·坦普尔顿也不同了，他变成了一个老病鬼。他转动插销锁上房门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大。

4

阿尔把我领到餐馆尽头的隔间后，淡淡地说了声“是肺癌”。他拍拍衬衣口袋，里面空无一物。

一向装在那里的骆驼牌无滤嘴香烟不见了。“没什么。我十一岁开始抽那玩意儿，一直抽到诊断出肺癌。抽了五十多年呐！2007年涨价之前每天抽三包。后来，只好减到每天两包。”他喘息着笑了笑。

我本来想告诉他算错了，我知道他的真实年龄。去年冬天有一次我来餐馆，问他为什么烧烤的时候戴着孩子的生日帽，他告诉我说“因为今天是我五十七岁生日，伙计。我成了亨氏集团的法定招牌咯[6]。”可他刚才已经告诉过我，除非万不得已，不要问问题。所以我想当然最好别插嘴纠正他。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真希望我是你，不过我从来没有希望从现在的样子变成你——我肯定会想，‘真是古怪，没有人会一夜之间得晚期肺癌。’对不对？”

我点点头。一点儿都没错。

“答案很简单。不是一夜之间。我七个月前就开始咳得厉害，从五月开始，肺都要咳出来了。”

这对我来说倒是新闻。要是他一直咳嗽，肯定没有当我的面。而且，他又算错了。“阿尔，你没事吧？现在是六月，七个月前还是去年十二月呢。”

他朝我挥了挥手——手指纤细，像是要说暂时忽略这一点，忽略这一点。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戒指吊在手指上，之前扣在手指上还很合适。

“开始我以为只是得了重感冒。不发烧，咳嗽不止，而且越来越严重。然后我就开始消瘦。嗯，伙计，我不傻，我知道我可能得了癌症……尽管我父母都是老烟枪，但都活到了八十多岁。我猜我们总会为戒不掉坏习惯寻找借口，不是吗？”

他又开始咳嗽，扯出手帕。干咳稍稍平息，他说：“你看，我又扯远了，我总是爱扯远，改也改不掉。比戒烟还难改掉。等一下我要是又扯远了，你就用手指做个割喉咙的手势提醒我，好吗？”

“好的，”我一口答应。我始终觉得像是在做梦。要真是个梦的话，也是个非常逼真的梦，就发生在旋转吊扇的投影下，写着“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的餐具垫旁。

“长话短说，我看了医生，拍了X光。照出两块大疙瘩。两块肿瘤。晚期坏死。不能手术。”

X光，我想——现在还用X光拍片来诊断癌症吗？

“我住了一段时间，但最后不得不回来。”

“从哪儿回来？路易斯顿？缅因州总医院？”

“度假回来。”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眼睛深深凹陷在眼眶中。“当然，不是在正常假期期间。”

“阿尔，我一点也不明白。昨天你还在这里，还很健康。”

“好好看看我的脸，从头发开始往下看。尽量忘记癌症的影响——毫无疑问，癌症能让人变得不堪入目——告诉我你昨天见到的确实是我本人。”

“哦，当然，你把染发剂洗掉了——”

“我从不染发。我不想把你的注意力引向我离开这段时间里脱落的牙齿上。我知道你已经看见了。你认为是X光造成的？或者是牛奶里的锶-90造成的？我根本不喝牛奶，除了在每天喝的最后一杯咖啡里放一丁点儿。”

“锶什么？”

“锶什么不重要。试着用女人的眼光观察。

就像一个女人判定其他女人年龄的那样，看看我。”

我照着他说的做了，我所观察到的情形绝不会成为呈堂证供，但我自己深信不疑。阿尔的眼角散射出网状皱纹，眼睑布满细小褶皱，这些褶皱通常会在走近影院票房时连老年优惠卡都不需要出示的人身上看到。昨天晚上还没有的皮沟现在在阿尔的眉毛上呈正弦波形。两条皱纹——更深的皱纹——将阿尔的嘴巴括起来。他的下巴更尖，脖子上的皮肤也变得松弛。瘦削的下巴和松垂的喉咙可能是由于阿尔灾难性的消瘦导致的，但这些皱纹……还有他的头发，如果他没有撒谎的话……

他微微笑了笑，笑容有些狰狞但不乏幽默。

但是，看起来更瘆人。“记得去年三月我过生日吗？

你当时说，‘阿尔，放心好了，你在烤架旁操作，要是那顶傻气的生日帽着火的话，我就拎起灭火器帮你灭火。’还记得吗？”

我记得。“你当时还说你是亨氏集团法定招牌了呢。”

“是啊，我今年六十二了。我知道癌症让我看起来更老，但是这里……还有这里……”他指着前额和一侧眼角说，“这些是真实的岁月痕迹。

在某种程度上，是荣誉徽章。”

“阿尔……我能喝杯水吗？”

“当然。很震惊，不是吗？”他同情地看着我。

“你准是在想，‘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他疯了，或者我们俩都疯了。’我知道，我也有过这种感受。”

他挣扎着起身走出隔间，右手按着左边腋窝，仿佛尽力让自己保持平衡。接着他把我领到柜台边。这时，我发现了这次虚幻遭遇的又一个重要线索：除了在圣西里尔教堂跟阿尔同坐在一条靠背长椅上（这种时候不多，我家人信教，但我自己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或者偶然在街上遇到他的时候之外，我还从没见过阿尔脱下他的厨师围裙。

他取下一只闪亮的玻璃杯，在闪亮的镀铬水龙头下帮我接了一杯水。我谢了他，转身回到隔间，但他拍拍我的肩膀。我真希望他没有这么做。

那感觉就好像柯勒律治《古舟子咏》中的古代老水手从三个行人中拦住了一人似的[7]。

“别着急坐下，我先给你看样东西。这样会更快些。不过看这个字用得不对。可能用‘体验’更准确一些。把水喝完，伙计。”

我喝了一半，水清凉甘甜，但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阿尔。我体内胆小的成分渐渐变弱，就像片名中总是含有数字的恐怖杀人电影中第一个不知情的受害者一样。阿尔就站在那里，一只手撑着柜台。他的手上布满皱纹，关节硕大。那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的手，即使是患了癌症——“是化疗造成的吗？”我突然问。

“造成什么？”

“你皮肤变黑了，手背上还有深色斑块，要么是因为化疗，要么是因为晒多了太阳。”

“嗯，我没做任何放射治疗，那就只能是晒多了太阳咯。四年来，太阳我可是没少晒。”

据我所知，阿尔过去四年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日光灯下翻烤汉堡或做奶昔，可我没有说出口。我喝完剩下的水。我把玻璃杯放回福米卡塑料贴面柜台上时，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抖动。

“喔，你想让我看什么？或者体验什么？”

“跟我来。”

他领着我走过狭长的厨房区域，穿过双层烤架、电炸锅、水槽、霜王冰箱，和嗡嗡作响、齐腰高的冷柜。他在一点声响也没有的洗碗机前停下来，指向厨房尽头的一扇门。门很矮，身高只有五英尺七英寸左右的阿尔都得低头才能经过。

而我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有的孩子管我叫高射炮埃平。

“就是那里，”他说，“穿过那扇门。”

“那不是你的食品储藏室吗？”我其实并不需要他回答。这些年我多次看见阿尔从里面拿出一罐罐食品、一袋袋的土豆和一包包干货。我太清楚那是什么地方了。

阿尔像是没听见。“你知不知道我当年在奥本就开了这家餐馆？”

“不知道。”

他点点头，接着又是一阵咳嗽，让我猝不及防。

他用那条益发瘆人的手帕止住咳嗽。当最后一阵咳嗽终于停下时，他把手帕扔进手边的垃圾桶，然后从柜台上的自动售货机上抓起一摞餐巾纸。

“这是铝材建筑，三十年代装饰派艺术兴起的时候被造出来的。自从父亲带我去过布卢明顿的‘咀嚼时光餐厅’之后，我就想要一个，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购进全套设备后，在派恩大街开张。我在那儿开了差不多一年，我发现要是继续经营下去，再过一年就得破产。附近快餐馆太多了。有些不错，有些不行，所有的餐馆都有自己的常客。我就像是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在一个已经有了十几个事业稳固、不择手段的律师的镇上，挂出自己的营业招牌一样。还有，那时候阿尔富客汉堡卖两美元五十美分。即便在1990年，两美元五十美分也是我能给的最便宜的价格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卖半价？难道真是猫肉？”

他哼了一声，引起胸腔一阵痰鸣。“伙计，我卖的是百分之百正宗美国牛肉，顶尖的。我知道别人怎么说我吗？当然知道。有什么关系呢？

我又能做什么？阻止别人谈论？那无异于想要阻止风吹动。”

我用手指比划了一下喉咙。阿尔笑了。

“唉，我又扯远了。我知道，不过也不算扯得太远，这跟我要说的故事多少有些关联。”

“我本来可能会在派恩大街傻干下去，可伊冯娜·坦普尔顿家养的孩子可不傻。‘形势不好咱先溜，等待时日再回头。’我们打小就常听她这么说。我带上仅剩的资金，花言巧语骗得银行再贷给我五千美元——别问我怎么贷到的——来到了福尔斯镇。尽管那时候经济形势不错，也没有什么阿尔猫肉汉堡、狗肉汉堡、臭鼬汉堡或任何勾起人们想象的无聊谣传，但生意还是不见起色。可是，后来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受经济形势牵制。

这一切全都仰赖储藏室门后的东西。我在奥本开业的时候还没有它。我敢对着一摞十英尺高的《圣经》起誓。搬到这里后，它才出现。”

“你在说些什么？”

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睛渗出泪水，愈显苍老。

“该说的都说完了。你得自己去寻找答案。去吧，打开门。”

我疑惑地看着他。

“就把它当做垂死之人的临终请求吧，”他说，“去吧，伙计。你要是真拿我当朋友的话就打开那扇门。”

5

要是我说转动门把手、拉开门的那一刻心跳没有加速的话，我肯定是撒谎。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尽管我脑海里迅速闪过死猫被剥了皮等着放进电动绞肉机的情景），但是当阿尔把手伸过我的肩膀，打开灯时，我看见——嗯，是储藏室。

储藏室很小，跟餐馆其他区域一样干净。里面摆放着货架，货架两边堆着餐馆里使用的大罐子。房间尽头，在屋顶呈弧形下降的地方摆着保洁用品，因为高度只有三英尺，扫帚和拖把只能平放。跟餐厅地面一样，这儿的地上也铺着深灰色油布毡，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烧肉的气味，而是散发出一种咖啡、蔬菜和调料的混合气味。还有一种淡淡的、不好闻的气味。

“没错，”我说。“是间储藏室。库存整洁又丰富。在供应管理上你可以得到A，要是有等级评定的话。”

“你闻到什么了吗？”

“主要是调料和咖啡的气味，可能还有空气清新剂的气味。我不确定。”

“嗯，我用了佳丽牌空气清新剂，因为有其他气味。你真没有闻到其他气味吗？”

“是有点儿，有点硫磺的气味。让我想起烧过的火柴。”还让我想起我妈妈星期六做了全豆晚餐之后全家放出的“毒气”，可我没有说。癌症治疗会让人放屁吗？

“确实有硫磺。还有其他东西。可绝对不是香奈儿5号之类的玩意儿。伙计，是毛纺厂的气味。”

更疯狂了。但我只用鸡尾酒聚会上荒诞的礼貌口气问了句，“是吗？”

他又笑了，露出大豁牙，昨天他还有着满口牙齿呢。“你很客气，克制住没说出口的是：沃伦波毛纺厂老早就已经关闭了。没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把大火把厂子几乎烧成废墟，那个地方”——他举起大拇指快速往肩后一指——“只不过是毛纺厂的零售店。现在成了游客中心，就像莫西软饮料狂欢节里人们光顾街角莫西店一样[8]。你是不是一直想着要拿起手机打电话给穿白大褂的那帮医生？是吧，伙计？”

“我没打算给任何人打电话，因为你没有疯。”

其实我心里并不确定。“可是，这确实只是一个储藏室。过去二十五年来，沃伦波毛纺厂再也没有生产过一匹布啊。”

“没打算给任何人打电话，那好，那就把你的手机、钱包、口袋里所有的钱，包括硬币，都给我。这不是抢劫，会还给你的。你愿意吗？”

“阿尔，还要多长时间？我还有荣誉论文要改，然后还要交学年成绩单。”

“得看你需要多长时间，”他说，“整个过程只要两分钟。每次都只用两分钟。你要是愿意的话，一个小时就可以四处好好看个遍。但我没有花那么长时间，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太震撼了。

去了就知道了。你还信不过我吗？”他从我脸上看到的表情让他抿紧了没有牙齿的嘴。“杰克，求你了。求你了。垂死之人的临终请求。”

我确信阿尔疯了，我也同样确信他刚才所说的身体状况是真的。就在我们谈话的这一小会儿，他的眼睛似乎陷得更深了，整个人精疲力竭。从餐馆一端的隔间到另一端的储藏室只有二十几步，却让他变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还有沾血的手帕，我提醒自己，还有那血乎乎的手帕。

还有……人有时候很容易顺着思维往下想，可不是吗？“放手交给上帝吧，”前妻常去的那些聚会上人人都喜欢说这句。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是“放手交给阿尔”。不管怎么说，就这样吧。

嘿，我告诉自己，这年月搭乘飞机的程序不是更繁琐吗？他至少没让我把鞋子放到传送带上。

我松开夹子，从腰带上取下手机，放在罐装金枪鱼纸箱上，又取下钱包、一小叠纸钞，大概一美元五十美分，都是零钱，还有我的钥匙圈。

“钥匙戴着吧，不要紧。”

钥匙对我可是要紧得很。但我什么也没说。

阿尔把手伸进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比我刚才放在纸箱上的明显厚很多。他把钱递给我，“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想买个纪念品什么的。

拿着吧。”

“我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钱去买呢？”我自认为问得很在理，好像我们这场疯狂的谈话很正常似的。

“现在别管那么多了，”他说，“我身体正常的时候，回答得也不如亲身经历能回答你那么好，且不说我现在身体情况很糟糕。把钱拿着吧。”

我接过钱，用大拇指点了点。上面是一摞一块面值的，看起来还行。然后我数到一张五块的，钱的样子令人起疑。亚伯拉罕·林肯的头像上方写着“银元券”，左边写着蓝色大字5。我把钱举到光线下。

“你这么举起来是想看看真伪吧？不是假币。”阿尔似乎被我的举动逗乐了，他的声音里透出疲惫。

或许不是——看起来像真的，摸起来也像真的。但是没有水印。

“就算是真钱，也够老的，”我说。

“把钱装到口袋里吧，杰克。”

我照做了。

“你带了便携计算器吗？其他什么电子产品呢？”

“没带。”

“那么，我想你可以出发了。转身看着储藏室的后面。”我还没转身，他拍了下额头说，“哦，上帝！瞧我这脑子！我忘了黄卡人了。”

“谁？什么？”

“黄卡人。我就是这么叫他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拿着这个。”他翻了翻口袋，递给我一枚五十美分的硬币。我好多年都没见过这个了。

可能从孩提时代之后就没再见到过。

我在手心掂了掂，“你不会想把这个给我吧？

没准很值钱呢。”

“当然很值钱，值半美元。”

他开始咳嗽，这次咳嗽像强风般摇撼着他。

但当我向他走去时，他挥手示意我离开。他靠在顶上放着我那些东西的纸箱堆上，朝餐巾纸里吐了口痰，看了一眼，畏缩了一下，攥紧拳头。他枯槁的脸上开始淌汗。

“有点像潮热症。该死的癌症正在毁坏我的自动调节体温功能和这把老骨头。说到黄卡人，他是个酒鬼，人不坏，跟别人不大一样。他好像知道点儿什么。我想这只是个巧合——他碰巧离你即将出现的地方不远——至于怎么对付这个人，我可以给你支支招。”

“好吧，你干得可不算太棒，”我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会说，‘我从绿色前线弄到一张黄卡，今天是双倍付费日，给我一美元。’你知道吗？”

“知道了。”我其实啥也不知道。

“他确实有一张黄卡，藏在帽子的边缘。可能只是张出租车公司卡或者是从排水沟里找到的红与白商店优惠券，但是他的大脑被劣质酒烧坏了，他一直把那张黄卡当成威利·旺卡金券[9]。所以你说，‘我没有一美元，只有半美元，’把这个给他。然后他会说……”阿尔举起一根瘦得只剩骨头的指头。“他可能会说‘你怎么会在这儿’或者‘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甚至会说‘你不是同一个人’。我不确定，但他可能这么问。

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地方我不太确定。不管他说什么，只管让他呆在烘干房边上——他坐在那里——然后走出门去。你走时他可能会说，‘我知道你有一美元，你这个杂种。’别理他。不要转身。

穿过道路你就到了里斯本大街的十字路口。”他朝我冷笑了一下。“之后，伙计，世界就是你的了。”

“烘干房？”我隐约记得餐馆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前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老沃伦波毛纺厂的烘干房。但不管是什么，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餐馆舒适的小储藏室后面有扇窗户的话，窗户外面肯定只有砖砌的庭院和一家叫“缅因舒适小站”

的外套商店。我曾经在圣诞节后在那儿给自己买了件乐斯菲斯牌皮大衣，价格很合算。

“别管烘干房，只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现在，转过身去——对——向前迈两三步。小步。婴儿的步伐。像是熄灯时寻找楼梯顶级——那样小心。”

我按照他说的做，感觉像是世界上最蠢的笨蛋。一步……我低下头，避免刮到铝质顶板……

两步……现在我有点儿像蹲着。再走几步，我就不得不跪下来。我可没打算跪下来，管他什么临终请求。

“阿尔，这太愚蠢了。除非你想让我帮你搬一箱水果鸡尾酒或者小包果冻，我什么都做不了，在这——”

突然，我的脚沉了下去，就像开始下楼时的感觉。只是我的脚还踏实地站在铺了深灰漆布的地面上。我看得见。

“下去吧，”阿尔说。他的声音不再沙哑，至少暂时是这样；声音轻柔，带着满足。“伙计，你找到了。”

但是，我找到什么了？我到底在干什么？细微的迹象貌似是最可能的答案，因为不管我感觉到什么，我能看得到脚还在地上。除非……

你知道，在晴朗的天气，无论你在看什么，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残留影像。此刻跟那个有点儿像。我朝脚看去，看到脚在地上。一眨眼——在眼睛闭上之前的一毫秒或者之后的一毫秒，我说不清哪一个——我瞥见我的脚站在台阶上。不是在六十瓦灯泡的微弱灯光下，而是在明亮的阳光里。

我呆住了。

“继续往前走，”阿尔说。“不会有事的，伙计。

只管往前走。”他咳得很刺耳，用一种带着绝望的声音低吼道：“我需要你这么做。”

我做了。

上帝保佑我，我做了。

第二章

1

我又向前迈了一步，向下走了一步。我能看到自己还站在阿尔餐馆储藏室的地面上，可是我保持直立的状态，头顶却没有再蹭着储藏室的天花板。这当然不可能。这种感觉上的混乱，弄得我胃里一阵翻腾。午饭时吃的鸡蛋沙拉三明治和苹果派随时可能喷涌而出。

阿尔在我身后比较远的地方——看起来似乎离我五十码而不是五英尺，说道，“闭上眼睛，伙计。

那样会舒服点。”

我闭上眼睛，视觉混乱感立刻消失了。就好像是矫正了斗鸡眼。或者更像看3D电影，戴上特制眼镜，感觉距离更近一样。我挪动右脚，又向下迈了一步。是楼梯。虽然闭着眼，我也能准确地感觉出来。

“再走两步，然后睁开眼睛，”阿尔说。他的声音听起来离得更远了。更像是从餐馆的另一头，而不是储藏室门边发出的声音。

我抬起左脚往下走，接着迈右脚。突然，脑袋里嗡的一声，就像坐在飞机上机舱压力突然变化时听到的声音一样。我眼皮里的黑暗区域变红了，皮肤一阵温暖。是阳光。毫无疑问。那淡淡的硫磺味变得越发浓烈，刚才还有些隐隐约约的气味现在变得异常难闻。这也确定无疑。

我睁开眼睛。

我已经不在储藏室了，也不在阿尔餐馆里。

储藏室没有通往外界的门，我却到了外面。我到了院子里。但院子不是砖砌的，周围也没有零售店。

我站在皴裂、肮脏的水泥地上。几只大金属罐子靠在从前“缅因雅舍”的白墙上。金属罐子里的东西堆得很高，上面盖着船帆大小的褐色粗麻布。

我转身去看开着阿尔餐馆的大银色拖车，可餐馆早就没了踪影。

2

银色拖车的位置矗立着狄更斯作品里才能见到的——沃伦波毛纺厂，工厂正全力生产。我能听到干燥机的轰鸣，听到摆满二楼的巨大织机发出“沙一呼，沙一呼”的声音（我曾在美茵大街里斯本历史学会的小楼里见过这种机器的照片，女工们头戴方巾、穿着工作服，照管机器）。

八十年代在风暴中倒塌的三根大烟囱里飘出灰白色的烟雾。

我正站在一幢巨大的绿色方形建筑旁——我猜是烘干房。绿色大房子占了院子一半的面积，约有二十英尺高。我刚才分明走下一段楼梯，但是现在楼梯不见了。回去的路消失了。我感到一阵惊慌。

“杰克？”是阿尔的声音，但非常微弱。声音听起来像是通过声学的戏法到达我耳朵的，就好像在狭长的峡谷里迂回了好几英里。“你能用同样的方法回来。摸索那些台阶。”

我抬起左脚，落下去，触到一级台阶。惊慌消减了。

“去吧。”声音微弱，像是靠回声传播。“四处看看，然后回来。”

一开始我哪儿也没去，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用手掌擦了下嘴巴。感觉眼球就要暴出眼眶，头皮和背上的皮肤紧绷。我很害怕——几乎吓坏了——但是与害怕抗衡、不让惊慌逼近（暂时）

的是一股强烈的好奇。我能在水泥墙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像从黑布上剪下的东西一样清晰。我能看见将烘干房与院子隔开的链条上的锈屑。我能闻到三根烟囱里排出的刺鼻废气，那种废气让人眼睛刺痛。美国环保署的官员闻一下这恶心的气味，肯定会立刻叫停所有生产。除非……除非周围没有美国环保署的官员。我甚至不确定当时美国环保署有没有成立。我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缅因州安德罗斯科金县正中心的里斯本市福尔斯镇。

可问题是，我身处什么年代？

3

一块字迹不清的告示牌吊在链子上——字朝着另一面。我朝吊牌走过去，然后转过身。我闭着眼睛，摸索着往前走，时时提醒自己步子迈小一点。当我左脚碰触到返回阿尔餐馆的楼梯底端时（或者，我衷心希望是通向那里的），我从后袋里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我尊贵的系主任写的提示录：“暑假愉快，别忘了七月份轮值的时间。”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杰克·埃平明年开设一门历时六周的穿越文学课，他会怎么看？我从提示录上端撕下一条小纸片，揉皱，丢在那个看不见的楼梯的第一阶台阶上。当然，小纸团落在了地上。但不管怎么样，纸团可以当作记号。

这是个温暖、宁静的下午，我知道小纸团不会被风吹走。可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找了一小块混凝土当镇纸。混凝土掉在台阶上，因为其实没有台阶，所以就掉在提示纸团上。几句老流行歌的歌词从我脑海里飘过：开始有座山，后来没了山。是座山啊……

四处看看，阿尔这么说的，我决定照做。既然我现在还没有失去理智，再呆久一点儿也应该不会有事。除非我看到一群粉红色大象或不明飞行物在约翰·克拉夫茨汽车销售公司上空盘旋。

我努力告诉自己，这事儿不会发生，不可能发生，可无论我如何用语言暗示自己都无济于事。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常会就什么是真实、什么不是争论不休，而大多数普通人理解并接受我们周围世界的构造。那事儿确确实实发生了。姑且不论其他，这里味道实在太臭了，不可能是幻觉。

我走到有大腿那么高的锁链旁，蹲下来。另一面用黑色油漆写着“管道维修，禁止穿越”。

我回头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即将开始维修的迹象，于是，我绕过烘干房拐角，差点被一个正在那儿晒太阳的男人绊倒。他在那里估计不是为了享受日光浴。那人穿着一件把他整个人都裹起来了的黑色旧外套，两只袖子上都有干燥皴裂的鼻涕印迹。裹在衣服里的身体骨瘦如柴，病怏怏的。

灰白色的头发耷拉到胡子拉碴的脸颊上。他一副十足的酒鬼相。

他的后脑勺上扣着一顶脏兮兮的软毡帽，他就像从20世纪50年代的黑色电影[10]里走出来的一样——那种电影中，女人都长着丰硕的乳房，男人都用嘴角叼着烟，说起话来噼里啪啦。没错，软毡帽帽圈处向上刺出一截黄色卡片，酷似从前的记者采访证。那张卡最初应该是艳黄色，但被脏兮兮的手反复摩挲后颜色变得晦暗。

我的影子落在黄卡人的膝盖前，他转过身，用浑浊的眼睛打量着我。

“你他妈的是谁？”他问道，声音听起来模糊不清，像是在问“妈的谁？”

阿尔没有教我具体该怎么回答，为了保险起见，我应道：“关你他妈的什么事？”

“去他妈的。”

“行啊，”我说，“我们扯平了。”

“嗯？”

“祝你过得愉快！”我朝大门走去，大门敞开着，立在钢轨上。门左边是个停车场，从前那里并没有这么个地方。停车场里停满破旧的车，车子旧得简直可以送去汽车博物馆了。有带舷窗的别克车，有带鱼雷形车头的福特车。这些汽车应该是毛纺厂工人的，我想，工人们此刻正在里面做着计时工作。

“我从绿色前线弄到一张黄卡，”酒鬼说，声音听起来恶狠狠的，又似乎透着苦恼。“今天要双倍付费，给我一美元。”

我把五十美分的硬币伸过去，我像是只有一句台词的戏剧演员，说，“我没有一美元，只有半美元。”

然后你就给他，阿尔告诉过我。不过用不着了。

黄卡人一把抢过硬币，举到眼前。我以为他要咬一下看看真假，但他只是握紧大手，把钱攥在掌心里。他又盯了我一眼，目光充满怀疑，他像个喜剧演员。

“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

“鬼才知道，”我说着，转身向大门走去。

我以为他会追过来问更多问题，但身后一片寂静。

我走出了大门。

4

停车场里最新的车是一台普利茅斯复仇女神老爷车，应该是——我想——五十年代中后期生产的。车牌跟我那台斯巴鲁后车牌一样，算得上珍藏版。在前妻的要求下，我那个车牌上系着乳腺癌公益活动的“粉红丝带”。眼前这车牌上确实写着度假胜地字样，不过是橙色的，不是白色。

跟很多州一样，缅因州车牌照现在都带字母——我的斯巴鲁牌照是23383IY——但这台还算新的红底白色复仇女神车后面挂的牌照却是90-811。没有字母。

我摸了摸后备箱，箱盖很坚硬，被太阳晒得发烫。这是真的。

穿过铁轨，你就到了美茵大街和里斯本大街交叉路口。伙计，走出去，世界就是你的了。

老毛纺厂前面以前没有铁轨——至少在我那个年代没有——可现在铁轨分明就在眼前。铁轨看起来不像是残迹。亮锃锃的。能听见远处火车“呜一刹”的声音。火车最后经过里斯本福尔斯镇是什么时候？可能在毛纺厂关闭、美国石膏公司（当地人称作美石膏）开始运转之后。

不会是石膏公司发出的轰鸣声，我想，这一点我敢打赌。只能是毛纺厂发出的轰鸣声。因为这已经不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了。

我又开始下意识地往前走——如梦游一般。

我正站在美茵大街和196号公路（也叫老路易斯顿路）拐角的地方。只是现在公路压根也不老。

在十字路口对面，对角的位置——是肯纳贝克果品公司，这家公司的名称未免有些浮夸。我在里斯本高中教书的十年里，这家公司似乎可有可无，或者在我看来是这样。不可思议的是，这家公司的存在的理由和仅有的意义似乎就是莫西，一种最怪诞的软饮料。果品公司的所有者叫弗兰克·阿尼塞，上了年纪，性格温和。

他曾对我说，世界上的人自然地（可能是通过基因遗传）分成两种：一种是为数很少、但被幸运眷顾的人，认为莫西胜过一切其他饮料；另一种就是剩下的人。弗兰克把剩下的人称作“不幸而弱智的大多数”。

在我生活的年代里，肯纳贝克果品公司是个黄绿相间、色泽斑驳的亭子，橱窗脏乱不堪，货品寥寥无几……除非经常睡在那里的猫也是摆来卖的。经过多年冬日大雪积压，屋顶已坍塌凹陷。

除了一些莫西商店纪念品外，店里出售的东西屈指可数：鲜亮的橙色T恤，上面写着“我有莫西啦！”，鲜亮的橙色帽子，仿古日历，锡制标牌看起来很老，但很可能是去年在中国制造的。一年中的多数时间，这个地方都没有顾客，多数货架上也没有货品……尽管你仍然能够买到一些甜点或是一袋薯片（要是你喜欢咸酸味薯片的话）。

冰箱里只有莫西饮料。啤酒冰箱里空着。

每年七月，里斯本福尔斯镇都举办缅因州莫西狂欢节。有乐队、烟火和游行。游行队伍里总是有——我发誓这是真的——莫西彩车和穿着莫西色罐状泳衣的当地选美皇后，鲜亮的橙色能灼伤人的视网膜。游行领队装扮成莫西节医生模样——穿着白大褂，脖子上吊着听诊器，头上戴着令人胆战心惊的视镜。两年前的那次游行，领队由里斯本高中校长斯特拉·兰利担任，真令人难忘。

狂欢节期间，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如获新生，生意兴隆，来光顾的主要是途经此地前往缅因州西部旅游胜地的傻游客。一年中的其余日子里，店子不过是充满莫西气味的外壳。大概是因为我属于那种不幸而弱智的大多数吧，这种气味总是让我想起——默司脱罗尔，我小时候感冒时妈妈一定要擦在我颈部和胸膛上的令我刺痛无比的东西。

此刻从老路易斯顿公路这一端望过去，我看到的是一幅生机勃勃、生意兴隆的景象。门上的标牌（上面写着“君饮七喜，提神醒脑”，下面写着“欢迎光临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光闪耀眼。

油漆是新做上去的，屋顶也没有凹陷。顾客进进出出。橱窗里面，从前躺着猫的地方是——橘子！天哪！肯纳贝克果品公司真的卖过水果！天知道！

我迈步穿过街道，一辆城际公共汽车呼啸着朝我开来，我赶紧退后。挡风玻璃上的线路标志是“路易斯顿快线”。汽车在铁轨岔道口停下来的时候，我看见多数乘客都在吸烟。车里面的空气肯定跟土星的大气层差不了多少。

汽车驶离以后（拖着一股未完全燃烧的柴油味，夹杂着沃伦波毛纺厂烟囱里冒出的臭鸡蛋味），我穿过大街。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要是被车撞了，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会瞬间消失，还是醒来躺在阿尔餐馆储藏室地上？可能都不会。

也许我会死在这儿，死在很多人可能会怀念的过去时光里。或许是因为他们早就忘记过去这里是如何臭气熏天，要么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把五十年代那点臭味当回事。

一个年轻人站在果品公司外面，穿着黑靴子，一只脚向后踩在木头墙板上。衬衫领子向后扯到颈背，我一眼认出（主要根据老电影）他留着埃尔维斯[11]年轻时那种发型。跟我在班上常看到的那些男孩不一样，他没有留山羊胡，下巴上甚至一撮胡子都没有。我意识到我正参观的世界里（但愿我只是参观而已），学生蓄胡须可能就会被踢出里斯本高中。立马就会。

我向他点头示意。詹姆斯·迪恩[12]也点头回敬，“嗨，帅哥。”

我走进店里。门上方的铃叮当作响。没有灰尘和腐烂的木头，我闻到的是橘子、苹果、咖啡和芬芳的烟草。我的右边是一架连环漫画册，封面尽已被撕掉——《阿奇》、《蝙蝠侠》、《神奇队长》、《塑胶人》、《墓穴惊魂》。这些藏书上方的手写标牌，可能会让任何易趣购买狂疾病发作，上面写着“连环漫画每本5美分三本10美分九本25美分不买请勿触摸”。

左边是一架报纸。没有《纽约时报》，但是有几份《波特兰新闻先驱报》和一份《波士顿环球报》。《波士顿环球报》上映入眼帘的标题是：如红色中国大陆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杜勒斯[13]暗示让步。两份报纸的日期都是1958年9月9日，星期二。

5

我花八美分买了份《环球报》，朝大理石台面的冷饮柜走去（我生活的时代没有这种柜机）。

弗兰克·阿尼塞站在冷饮柜后面。耳际两侧刺出的灰白色头发是弗兰克·阿尼塞的标志。不过，此刻的他，只能被称作弗兰克1.0——不那么肥胖，瘦骨嶙峋，戴着无框眼镜。他看起来也更高一点。

我感到身体不听使唤，跌坐在凳子上。

他朝报纸努努嘴。“看报纸，还是来点喝的？”

“除了莫西，随便什么冷饮都行，”我听到自己说。

弗兰克1.0笑了。“没问题，伙计。根汁汽水怎么样？[14]”

“听起来不错。”根汁汽水确实不错。我喉咙发干，脑袋发热。我感觉自己发烧了。

“五分还是十分？”

“什么？”

“啤酒要五美分的还是十美分的？”他对“啤酒”这个词的发音带着明显的缅因州口音。

“噢，我想十美分吧。”

“嗯，我想，你想得没错。”他打开一个冰淇淋冷冻柜，拿出一只柠檬水罐大小的冰酒杯。

弗兰克1.0拧开一个接饮料的龙头，我立刻闻到一股强烈的根汁汽水味，很冲。他用木勺柄将上面的泡沫刮掉，接了满满一大杯，放在柜台上。“可以喝了。汽水，加报纸，一共十八美分。再加一美分给州长。”

我从阿尔给的旧钞票中抽了一张递过去，弗兰克1.0找了零钱。

我抿了抿杯口的泡沫，惊呆了。味道……根足。

就是这个感觉。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才能更准确地表达这种感觉。这个距今五十年的世界的气味比我想象的糟，可这饮料却实在是好。

“味道好极了，”我说。

“呃，很高兴你喜欢。你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

“从别的州来？”

“威斯康星，”我说。不完全是撒谎；我们全家在密尔沃基住到我11岁，后来我父亲到南缅因大学教英文。从那以后，我在缅因州很多地方生活过。

“噢，你来得正是时候，”阿尼塞说。“一到夏天，大多数人都走了，物价就降了。比方说，你刚才喝的饮料。劳动节过后，一杯便宜的根汁汽水只要一角钱。”

门上方吊着的风铃响了；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地板的声响听起来好多了。我上一回来肯纳贝克果品公司，想要买一盒抗胃酸咀嚼钙片（结果没买到），地板踩上去嘎吱嘎吱、摇摇欲坠。

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溜到柜台后面。他的头发剪得很短，比小平头略长一点。他跟刚才卖东西给我的人长得很像，我突然意识到：这才是我认识的弗兰克·阿尼塞。帮我刮去根汁汽水泡沫的是他的父亲。弗兰克2.0只瞥了我一眼；对他来说，我只是个普通的顾客。

“泰特斯已经把卡车运到升降间了，”他告诉父亲。“说五点能准备好。”

“那好，”老阿尼塞说着，点燃一支烟。我第一次注意到冷饮柜的大理石台面上摆着小陶瓷烟灰缸。烟灰缸边上写着“烟草之味，尽在云斯顿！”他转身看着我说，“要不要加一勺香草糖浆？

不要钱。我们对游客不赖，尤其是晚到的游客。”

“不用了，这个非常够味，”我说的是实话。

再加点甜味我的头会要爆炸。味道很冲——像特浓碳酸咖啡。

男孩朝我咧嘴一笑，笑容跟冰啤酒杯里的饮料一样甜——毫不生疏的样子。“我们在学校读过一个故事，”他说，“旅游旺季结束以后来的游客会被当地人吃掉。”

“弗朗克，跟客人说这话可不好，”阿尼塞先生说。他虽然嘴上这么说，脸上却带着笑容。

“没关系，”我说。“我自己也教过这个故事。

雪莉·杰克逊[15]，对吧？《夏日来客》”。

“没错，”弗兰克应道。“我没太读懂，但是很喜欢。”

我又喝了一大口根汁汽水，放下杯子（杯子碰到大理石台面，发出砰的一声），果然，杯子几乎见底了。我会对这玩意儿上瘾的，我想，这玩意儿比莫西强多了。

老阿尼塞朝天花板呼出一缕烟，烟雾顿时被头顶上方的电风扇撕扯成蓝色的条带，缓缓升腾。

“你在威斯康星教书？叫——”

“叫埃平，”我说。问题很突然，我来不及编个假名字。“是的。但现在休假。”

“就是说，他一年都不要上班，”弗兰克说。

“我知道他休年假，”阿尼塞说。他竭力装出有些恼怒的样子，却没做到。我想我很喜欢这两个人，就像喜欢根汁汽水一样。我也喜欢外面那位少年，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少年之躯已经属于过去。这里有一种安全感，一种——也许是——预先注定的感觉。当然，这感觉是错误的，这个世界跟其他任何世界一样危险，但我有一种知觉，在今天下午之前我一直认为这种知觉只有上帝才会有：我知道那个微笑的、喜欢雪莉·杰克逊故事的男孩（虽然没“读懂”），将会活过那一天，再活五十年。他不会遭遇车祸，不会患上心脏病，也不会因为吸他爸爸的二手烟染上肺癌。弗兰克·阿尼塞会顺风顺水。

我瞥了一眼墙上的钟表（表盘上写着：“微笑开始每一天，喜乐咖啡伴你行”）。指针显示是12点22分。时间对我本来没什么意义，但我装出很吃惊的样子，把杯里剩下的饮料喝完，站起身来。“我得走了，约好了去罗克堡见朋友。”

“走117号公路，别着急，”阿尼塞说。“那条路很糟糕。”听起来像“杂糕”。我很多年没有听到这么重的缅因口音了。想想也真是这样，我忍不住失声大笑。

“好的，”我说，“谢谢。孩子，我要跟他讲讲雪莉·杰克逊的故事。”

“老师，什么事儿？”还称呼我老师呢。不过也对。1958年是个很好的年份。除了毛纺厂的恶臭和公车上的烟味之外。

“雪莉·杰克逊的故事没什么懂不懂的。”

“没有吗？马钱特先生可不是这样说的。”

“冒昧地说一句，你就告诉马钱特先生，杰克·埃平说有时候雪茄只是一阵烟雾，故事只是故事。”

他笑了。“我会告诉他的！明天上午第三节课！”

“好。”我朝那位父亲点点头，想要告诉他，有了莫西饮料（他当时还没有经营），他去世后很久他的生意还将屹立在美茵大街和老路易斯顿公路交界的地方。“感谢你的根汁汽水！”

“欢迎随时再来，伙计！我正考虑全面降价。”

“降到一角？”

他咧开嘴笑了。跟他儿子一样，笑得随意而坦率。“你可真逗。”

铃又响了，进来三位女士。她们穿的不是家常裤子，是过膝盖的裙子。还戴着帽子！其中两人的帽檐上饰有白色细绒面纱。她们翻捡柳条箱，找寻中意的水果。我起身离开冷饮柜，想了想，又转过身。

“你能告诉我绿色前线是什么意思吗？”

父子俩交换了一下好笑的眼神，让我想起一个老笑话——来自芝加哥、开着拉风跑车的游客行驶在乡村小道上，靠近一户农家停下来。老农坐在门廊里抽玉米芯烟斗。游客将身子探出捷豹跑车问道，“老人家，您能告诉我到东玛起亚斯市怎么走吗？”老农若有所思地吸了一两口，说道，“你一寸地也不用走，此处正是！”

“你真是外州来的，对吗？”弗兰克问道。

他的口音不像他父亲那么重。可能是因为他电视看得多，我想，说到侵蚀地方口音，没什么能与电视媲美。

“是的，”我说。

“太有意思了！我一下就听出了你的北方口音。”

“是犹普尔族口音，”我说。“你知道上半岛吧？”唉哟——糟糕——上半岛在密歇根。

但是他们俩谁也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小弗兰克已经转身开始洗餐具。我注意到他是用手在洗。

“绿色前线是家卖酒的商店，”阿尼塞说。“就在街对面，如果你想买酒的话。”

“根汁汽水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我说。“我只是随口问问。再见！”

“再见，朋友！有空再来！”

我走过正在挑选水果的三位妇女，低声说了句“女士们”。我希望也有顶帽子，向她们脱帽致意。哪怕是顶软呢帽。

就像在电影里常常看到的那些帽子。

6

热心的小伙子已经不在柜台后面了，我想去美茵大街上看看还有什么变化，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没必要再继续碰运气了。假如有人问起我的衣着呢？我想运动外套和裤子看起来还凑合，但是我敢确定吗？我的头发已经碰到衣领。在我自己的时代里，这对高中老师来说完全没问题——甚至还有些保守——但在这儿却很可能令人侧目。

在这个时代，理发时必刮后颈，只有乡村摇滚乐纨绔子弟们鬓角，比如称呼我为“帅哥”的那个人。

当然我可以说我是游客，在威斯康星州男人们的头发都留得长一点，可是，发型和衣服——那种格外显眼的感觉，就像外星人隐藏在并不能适应它的人体内——只是一部分。

主要是我有些心烦意乱。不是精神崩溃。我想人的心理经过适当调整就能接受很多陌生的东西，不会轻易崩溃，只是有些烦乱而已。我不停想起那些穿长裙、戴帽子的女士，她们若是在公共场合露出胸罩吊带会觉得无地自容。还有根汁汽水的味道。味道真是太冲了。

街道正对面是家普通临街铺面，小橱窗上方用凸起的字体写着“缅因州酒品商店”。没错，商铺正面是浅绿色。我一眼就看到烘干房边上那个家伙就在里面。他的黑色长外套松垮垮地披在肩上；他已经摘下帽子，头发散乱，就像卡通片里把手指插进电插座里的倒霉蛋。他正用两只手对店员比划着，能看到他将宝贝黄卡握在一只手中。我确信阿尔·坦普尔顿的半美元在另一只手中。

店员穿着白色束腰短装，面无表情，打扮得酷似年度游行中的莫西医生。

我走到街角，避让车辆，然后穿过街道回到老路易斯顿公路沃伦波毛纺厂所在的一侧。

几个男人正推着装满布匹的手推车穿过院子，边吸烟边说笑。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清楚吸烟和工厂污染加到一起会对他们的内脏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估计不清楚。或许这恰恰是一种福气，这本该是由哲学老师，而不是十六年如一日研读莎士比亚、斯坦贝克和雪莉·杰克逊挣饭吃的人考虑的问题。

他们推着手推车穿过三层楼高、锈迹斑斑的大铁门，走进工厂之后，我又回到挂着“禁止通行”

标牌的铁链旁。我告诫自己别走得太快，别四处张望——不要做任何令自己分神的事情——但是很难。现在我就要返回到我进来的地方，加快脚步的想法无比强烈。我口里发干，那一大杯根汁汽水在肚子里翻腾。要是回不去了怎么办？做下的标记要是不见了怎么办？要是标记还在，但台阶不在了呢？

别紧张，我告诉自己，别紧张。

钻过锁链之前，我忍不住迅速扫视了一眼。

院子里空无一人。远处传来柴油机的闷响：“呜——刹”，如同我在梦里听到过的声音。我想起另一首歌里的一句歌词：火车上正播放着行将消失的列车蓝调。

我沿着烘干房的绿色侧墙向前走，心跳越来越快。撕下的纸团还躺在原地，上面压着混凝土块；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不赖。我轻轻地踢了纸条一下，默祷：上帝保佑那办法行得通！上帝保佑我顺利返回！

我的鞋尖踢到混凝土块——我看着它被踢飞了弹到楼梯台阶上。这两种情形几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却同时发生了。我又朝周围看了一眼，院子里没有人能看见我所在的狭窄通道，除非他们碰巧从通道的两个端口经过。没有人经过。

我走上一级台阶。脚能感知到楼梯的存在，眼睛却告诉我——我仍然站在院子里的皴裂地面上。根汁汽水在我胃里又一阵翻涌。我闭上眼睛，感觉好些了。我上了第二级台阶，然后是第三级。

台阶不高。当我迈上第四级时，夏天的闷热从我脖子后面消失了，眼睑后的黑暗越来越深。我摸索着第五级，但压根儿没有第五级。我的头撞在储藏室的矮屋顶上。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差一点尖叫起来。

“放松，”阿尔说。“放松，杰克。你已经回来了！”

7

他给我倒了杯咖啡，但我摇了摇头。胃里还在翻涌。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接着我们回到隔间里，这趟疯狂的旅行就是从那儿开始的。我的钱包、手机和钱都堆在桌子中央。阿尔坐下来，忍着疼痛，松了一口气。他看起来不那么憔悴，也更放松了。

“现在，”他说，“你去了又回来了。感受如何？”

“阿尔，我不知道该如何感受。我彻头彻尾呆掉了。你是无意间发现这个的吗？”

“没错，在我搬到这儿之后不到一个月。我的鞋后跟儿上恐怕还沾着派恩大街的灰尘。实际上，第一次我是摔下楼梯的，就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一样。我以为我疯了。”

我想象得出。至少我有些准备，尽管准备得不很充分。但是，严格地说，一个穿越时空的人有办法充分准备吗？

“我呆了多长时间？”

“两分钟。我告诉过你，总是两分钟。不管你在那里多久。”他咳嗽一声，朝一张新餐巾纸里吐出一口痰，折起来装进口袋。“每次你走下台阶，都是1958年9月9日上午11点58分。每一次去感觉都像是第一次。你去了哪些地方？”

“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喝了根汁汽水。真是太妙了。”

“是的，那里的东西味道不错。没有防腐剂之类的东西。”

“你认识弗兰克·阿尼塞吗？我见到了他十七岁时的样子。”

我以为阿尔会笑，他却认为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当然，我见过弗兰克很多次。可他只见过我一次——我是说在那个年代。对弗兰克来说，每一次都是第一次。他从外面走进来，是吗？从他的雪佛兰车里下来。‘泰特斯已经把卡车运到升降间了，’他告诉他父亲。‘说五点能准备好。’我听过不下五十遍。我不是说每次回去我都会去果品公司，但是每次去都会听到。然后是女士们进来挑选水果。西蒙兹太太和她的朋友们。就像一遍又一遍看同一部电影。”

“每一次都是第一次，”我慢慢地说了一遍，一字一顿，尽量让这些字能让我的脑子理出个思路。

“没错。”

“你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第二次见你，不管你已经见过他们多少次。”

“没错。”

“我可以回去跟弗兰克和他的爸爸进行同样的对话，他们却不知道。”

“正是这样。或者你可以做些改变——不点根汁汽水，来份香蕉船冰激凌——当然，谈话也会随之不一样。唯一可能会怀疑这些变化的是黄卡人。但他喝得烂醉，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感觉了。

要是我说得没错的话，他肯定察觉到什么了。如果他察觉到了什么，那是因为他碰巧坐在兔子洞附近。或者不管是什么洞。可能它会释放出一种能量场。黄卡人——”

他又开始咳嗽，没法继续说下去。看着他俯下身，用手撑着身体，竭力不让我看到他有多痛——疾病如何在他身体里折磨他——这事儿本就令人心痛。再这样下去，他撑不了多久的，我想，他要不了一个星期就要进医院了，很可能只有几天。这难道不是他叫我来的原因吗？他得在癌症让他永远闭嘴之前将这个神奇的秘密告诉别人。

“我以为今天下午可以将所有情况都告诉你。

但是不行，”再次控制住自己之后，阿尔对我说道。

“我得回家吃点药，休息一下。我这辈子从没吃过比阿司匹林更烈的东西，奥施康定那玩意儿就像熄灭一盏灯一般把我放倒。我会睡六个小时左右，然后就感觉能好上一阵子。变得有力气些。

九点半你能到我家吗？”

“可以，不过我不知道你住哪儿，”我说。

“温宁街上的小房子，19号。门廊边上有个稻草人。很容易找到。稻草人手中挥舞着旗子。”

“我们要聊什么，阿尔？我的意思是……你已经向我展示过了。我现在相信你说的话。”话是这么说……可这相信能持续多久？我对1958年的造访如同梦境一般，已经开始模糊。几小时（多不过几天）后，我可能会深信自己只是做了一场梦。

“我们有很多要聊的，伙计。你会来吗？”

他没有再提垂死之人的临终请求，但我从他眼神中读出了这样的意思。

“好吧，要我开车送你回家吗？”

他眼睛一亮。“我有台卡车，只有五个街区远，我自己能开回去。”

“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说，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比实际感觉更有信心。我起身将我的东西装进口袋。摸到他给我的一沓钞票，掏了出来。

现在我发现了五元面值钞票的变化。可能其他面值的钞票也会有不同。

我递给他，他摇摇头。“不用，你拿去吧，我花不完。”

我还是把钱放在桌上。“如果每一次都是第一次，每次带回来的钱怎么保存？下一次去的时候不会少吗？”

“我也说不清，伙计。我告诉过你，有很多东西我也搞不懂。有很多规则，我只弄清了其中的一些，为数不多。”他的脸上露出惨淡而又真实的笑容。“你把根汁汽水带回来了，对吗？还在你的胃里折腾，对吧？”

事实的确如此。

“好，你去吧，杰克，晚上再见。等我休息好了我们聊个痛快。”

“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他朝我一挥手，似乎是说尽管问吧。我留意到，他一向格外干净的指甲变得枯黄干裂。又一个不祥之兆。虽然不像快速消瘦三十磅体重那么糟糕，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父亲常说，从一个人的指甲就能看出他或她的健康情况。

“有名的富客汉堡。”

“怎么了？”他的嘴角挂着微笑。

“你卖得便宜是因为你买得便宜，对吧？”

“从红加白日杂店买的牛颈肉，”他说，“五十四美分一磅。我每周都去。最近一次，我离开福尔斯镇去了很远的地方。我跟屠夫沃伦交易。如果我要十磅牛颈肉，他会说，‘立等可取！’如果要十二磅或者十四磅，他就会说，‘得等一会儿，我再帮你绞点儿新鲜的。家人聚餐吗？’”

“每次都这样。”

“是的。”

“因为总是第一次。”

“正确。想一想，就像《圣经》里面包和鱼的故事。我每周都买同样的牛颈肉，卖给成百上千的顾客，尽管有那些愚蠢的关于猫肉汉堡的传言，而且还传个没完。”

“你总买同样的牛肉，长期如此。”我想要理出个头绪。

“同样的牛肉，同样的时间，同一个屠夫。

同样的对白，除非我说点儿什么不一样的话。我承认，伙计，有时我想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沃伦先生，你过得怎么样，你这个老秃头？最近有没有操他妈的蛋？’他不会记得的。可我从来没这么问过。因为他是个好人。我在那里遇到的很多人都是好人。”说到这里，他似乎陷入了回忆。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够在那里买肉……在这里销售……然后再去买。”

“加入俱乐部吧，伙计。我非常高兴你还在这里——我本来以为会失去你的。比方说，我打电话到学校，你不一定会接。”

我隐隐有些希望自己没接那个电话，可却没说出口。也许我不必说。他病了，但不是瞎子。

“晚上去我家吧。我会告诉你我的想法，然后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你得快点儿拿主意，因为时间不多了。你不认为，我储藏室里出现隐形台阶是件讽刺的事情吗？”

我一字一顿，非常慢地说：“每……一……

次……都……是……第……一……次。”

他又笑了。“我想你已经搞清了这一点。晚上见，好吗？温宁街19号。找手中握着旗子的稻草人。”

8

我三点半离开阿尔餐馆。从那会儿到九点半的六个钟头，即便不像造访五十三年前的里斯本福尔斯镇那般怪诞，也相差无几。时间似乎停滞不前，又似乎加速逝去。我开车回到在萨巴特斯买的房子里（我和克里斯蒂在福尔斯镇的房子卖了，散伙时，我们把钱分了。）我以为我能打个盹，但是我肯定睡不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像拨火棍一样直挺挺地躺了二十分钟之后，我去卫生间撒了泡尿。看着小便在小便斗里飞溅，我想：这可是1958年的根汁汽水呀。我又转念想到，这真是瞎扯。阿尔准是对我施了催眠术。

可那两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

我试图评阅剩下的那些荣誉论文，却毫不意外地发现我根本就进入不了状态。挥动杰克·埃平可怕的红笔？大笔一挥写下批评意见？真是天大的笑话。我连词都拼不对。于是，我拧开电视机（还是五十年代的说法，现在的电视机早就不用拧开了），从一个频道换到另一个频道。电影频道正在上演老片子《列车女》。我发现自己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影里的老汽车和焦虑的青少年，看得头痛，然后我便把电视关了。我做了一份炒饭，虽然很饿却吃不下。我坐在那儿，看着盘子里的炒饭，想起阿尔·坦普尔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卖着十几磅汉堡。真有点儿像面包和鱼的传奇故事，价格那么低，没有那些猫肉汉堡和狗肉汉堡的流言才怪！就花那么点钱买肉，他每卖一只富客汉堡可着实赚得不少。

我发现自己在厨房里踱来踱去——无法睡觉、无法阅读、无法看电视，美味的炒饭也被我倒进水槽。然后我钻进车子，开回镇上。七点差一刻，美茵大街上有很多停车位。我把车停在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对面，坐在方向盘后面，看着油漆斑驳的房子——这可是小镇上一度生意兴隆的一家店。

店子已经打烊，从外面看，那就像栋即将被拆除的危房。唯一标明那是人类居所的是落满灰尘的橱窗上的一些莫西饮料广告（用最大号字体写着：“要健康，喝莫西”），非常陈旧，不知道是多少年前写上去的。

果品公司的影子延伸到街对面我停车的位置。

我的右边曾经是酒品商店所在地，现在是一栋整齐的砖砌建筑，里面有家科凯银行支行。如果能从容地进出全国任何一家食品杂货店买一品脱杰克丹尼威士忌或者一夸脱咖啡白兰地，谁还会去绿色前线？也不会有人愿意用易破裂的纸袋；我们现在使用塑料袋。一千年也不会烂。说到食品杂货店，我从来没听说过红加白日杂店。在福尔斯镇，你要是想买食品，会去196号公路一个街区外的IGA（美国国际食品杂货销售联盟）超市，在老火车站正对面。现在变成了T恤商店和文身店。

尽管如此，过去的气息仍然近在咫尺——可能是逐渐西斜的夏日投射的金色阳光，一直如同超自然的力量般震撼着我。仿佛1958年仍然停留在这里，只是遮蔽在一层薄膜之下。今天下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要么是出自我的想象，要么是真的。

他想让我做些什么。一些他本来可以自己去做，但是癌症让他无力实施之事。他说他回到过去呆了四年（至少我认为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四年依然不够长。

我会愿意走下台阶，呆上四年多吗？就住在那里？两分钟之后回来……我才40多岁，丝丝白发却要爬上鬓梢？我无法想象这么做的后果，也想不出那里有什么事让阿尔觉得那么重要。不过有件事情我想得十分清楚——要我生命中的四年、六年或者八年，这太过分了，垂死之人也不该提出这样的要求。

距离我跟阿尔约好去他家的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我决定回家再做顿饭，强迫自己吃一点。

之后，我会尽力改完论文。我可能是穿越时间回到过去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或许我和阿尔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有此创举的仅有的两位——可是诗歌班的学生还等着要他们的期末成绩呢。

驱车进城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开收音机。但现在我打开了它。跟电视一样，节目来自由电脑控制的、在两万两千英里高空围绕地球运转的太空传输器。这事要是发生在过去，肯定会让少年弗兰克·阿尼塞目瞪口呆（但可能不是完全不信）。

我调到5频道50赫兹，听到丹尼与孩子们组合[16]正在演唱《摇滚就此驻留》——三四个紧迫和谐的声音伴着钢琴演唱。然后是小理查德[17]高声尖叫《露西》，再来是厄尼·凯·多一曲如泣如诉的《岳母娘》：“她以为她的指点是贡献，但是她要是离开就是解决方案。”听起来新鲜甜美，就像西蒙兹太太和她的朋友们下午早些时候挑选的橘子一样。

听起来很新鲜。

我想要在过去的世界里逗留几年吗？不。但是我确实想回去。只想听听小理查德名震摇滚乐坛时的歌喉，想不用脱下鞋子、接受全身扫描、通过金属探测器就搭乘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

我还想再品尝根汁汽水。

第三章

1

稻草人确实挥舞着旗子，但不是美国国旗，也不是印着驼鹿的缅因州州旗。稻草人举着的这面旗上有一根蓝色竖条，两根粗横条，上面的粗横条是白色的，下面是红色的。还有一颗星。我经过稻草人时在它的尖帽子上拍了一下。我登上温宁街阿尔家房前的台阶，想起雷·怀利·哈伯德[18]一首有趣的歌：“去你的，我们来自得克萨斯。”

我还没按门铃，门就开了。阿尔穿着睡衣，睡衣外面裹着浴袍，新长出的白发乱糟糟地缠在一起——我从没看见过谁睡完觉起来后头发这么蓬乱。但是睡眠（当然还有止痛药）让他看起来好多了。他虽然仍显病态，但嘴边的皱纹没那么深了。他带我穿过走廊进入客厅时，步态也稳健了不少。他没再用右手压着左边腋窝，努力支撑着身体。

“我看起来是不是更像我自己的老年版？”

他坐进电视机前的安乐椅，声音沙哑地问道。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坐下，他只是找准位置跌进去而已。

“没错。医生怎么说？”

“波特兰的医生说没希望了，化疗、放疗也没用。跟达拉斯的医生说得一模一样。那是1962年。想到有些东西一直没有改变，也挺好的，不是吗？”

我张了张嘴，却又闭上了。有些时候你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些时候你就是开不了口。

“没必要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我知道死亡总是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要死的人是被自己的坏习惯害的，可我没时间矫情。恐怕不久我连上厕所这种事情都无法自理了，所以我会很快住进医院去。我整天这样坐着，咳得天昏地暗，估计也熬不了多久了。”

“餐馆怎么办？”

“餐馆关门了，伙计。即便我强壮如牛，餐馆到月底也得关门。你知道，我那块地方是租的。”

我不知道，不过他说得在理。虽然沃伦波这个名字仍在，但它现在是家时尚购物中心，这意味着阿尔一直在向某家公司支付租金。

“我的租赁到期，工厂合伙人想要回这个地方，租给一个——你肯定会喜欢的——里昂·比恩户外用品直销店[19]。而且，他们还说我的银色拖车太刺眼。”

“真是荒唐！”我的愤慨让阿尔忍不住笑了。

他笑得差一点又咳嗽起来，却又及时止住。现在在自己家里，他没有用纸巾、手绢或餐巾来捂住咳嗽；他椅子旁的小桌子上摆着一盒加长型卫生巾。我的眼睛落在上面。我竭力把眼睛移开，去看墙上阿尔搂着一位漂亮女人的照片，可是眼睛总是不听话地看向卫生巾。现在他的状况很明显：需要用娇爽加长型卫生巾来吸收身体里排出的痰，他的健康状况真他妈不容乐观。

“谢谢你这么说，伙计。我们可以边喝边聊。

我喝酒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但冰箱里有冰茶。你自己动手吧。”

2

他餐馆里用的都是普通而耐用的玻璃器皿，但家里装冰茶的罐子看起来像沃特福德产的水晶杯。一整只柠檬静静地浮在水面上，柠檬皮被削去，以便让味道溢入水中。我在两只玻璃杯中装上冰块，倒入柠檬水，回到客厅。阿尔深深地喝了一口，感激地闭上眼睛。

“哦，太棒了。此刻，对我阿尔而言，一切都那么美好。麻醉药当真是个好东西。肯定会上瘾，不过，非常好。还能止咳嗽呢。要到半夜才会又慢慢疼起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事情聊完。”

他又啜了一口水，用一种半可怜半搞笑的眼神看着我。“人类世界的事情真是太棒了。总是让人始料不及。”

“阿尔，要是他们把你的拖车弄走，在那里建销售店，那个，那个通向过去的洞……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就像当初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能一次次反复买到同样的肉一样。我猜会消失吧。

我想这事儿跟黄石公园的老忠实间歇泉、澳大利亚西部的平衡岩，或在某些月相会倒流的河流一样让人无法解释。伙计，那些东西都太玄妙。只要地壳稍稍移动，温度发生变化或者只消几根炸药，那些东西就不复存在了。”

“这么说你不认为那会是……我不知道……

某种灾难？”我脑子里勾勒的画面是在三万六千英尺高空巡航的飞机机舱突然破裂，所有东西，包括乘客，都被强大的气流吸出去。我在电影里看过一次。

“我不那么认为，但谁能说得清呢？我只知道我无能为力。除非你愿意我把这块地方转让给你。如果这么做了，你就可以去向国家历史保护协会报告——‘嗨，朋友们，不能让他们在沃伦波毛纺厂院子里建销售店，那里有条时空隧道。

我知道这令人难以置信，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

有那么一瞬间，我确实考虑这么做，阿尔可能说得没错：通往过去的裂缝非常有可能无比脆弱。就我所知（或许他也知道），如果铝房子摇晃得太厉害，它可能会像肥皂泡一样爆开。我转念又想到，联邦政府如果发现真相，会派特别行动队回到过去，为所欲为。我不知道这一切有多大的可能性，但要是真有可能，我最不愿意带着进入活生生、毫无戒备的历史之中的就是那些为我们发明生化武器和计算机制导智能炸弹一类的有趣玩意儿、而且心怀种种复杂动机的人。

这种想法出现的那一刻——不，是那一秒钟——我猜到阿尔的真实想法了。只是我还知之不详。我把冰茶放到一边，站起身来。

“不，绝对不会，嗯。”

他对我的反应一点也不吃惊。当然，我可以认为他被氧可酮麻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看得出，不管我说什么，我其实不会撒手不管。我的好奇心（更不消说我的迷狂）已经像豪猪的刺一样根根直立。我确实有点儿想问个究竟。

“我想我可以跳过开场白直奔主题，”阿尔说。

“很好。坐下，杰克，我会向你和盘托出这所有的一切。”我站着没动。“你知道自己想听这些。

能有什么害处呢？即便在眼下的2011年我能让你听命于我——而实际上我不能——我也没有能力指挥你在那里做任何事。一旦你回到过去，阿尔·坦普尔顿只是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一个四岁的孩子，戴着独行侠面具在后院里到处奔跑，还不能完全自理大小便呢。快坐下。就像专题广告片里说的，你不必非做不可。”

“没错。我妈妈一准会说，魔鬼的声音总是很甜美。”

我坐了下来。

3

“你知道分水岭时刻这个说法吗，伙计？”

我点点头。不当英语老师我也知道，甚至连文盲都知道这个说法。这是有线电视新闻上天天出现的令人讨厌的惯用词。其他的惯用表达还有“连连看”和“关键时刻”。最令人恼火的（我已经一次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在学生面前痛批这种用法）莫过于那些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的“他们说”，或者“很多人认为”之类的表达。

“你知道这个说法出自哪里吗，知道它的来源吗？”

“不知道。”

“出自制图法。分水岭通常指分隔河流的山岭或林地，河水从这里流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历史也是一条河，你说对吗？”

“我想是吧。”我喝了口茶。

“有些时候改变历史的事件会无限蔓延——就像分水岭地区的长时间大雨，容易造成河水泛滥。晴天甚至也会有水灾。分水岭地带的某一小片区域长时间下大雨就会造成水灾。历史这条河流中也常有这样突如其来的水灾。需要举几个例子吗？比如9·11恐怖袭击，又比如2000年布什击败戈尔。”

“你不能把全国大选比作突发而至的水灾，阿尔。”

“也许大多数全国大选不能算是，但2000年的总统大选却是个例外。如果你能回到2000年的秋天，在阿尔·戈尔[20]身上花二十万美元呢？”

“这么假设有几个问题，”我说，“首先，我根本没有二十万美元。其次，我是位老师。我说得清楚托马斯·沃尔夫[21]的恋母情结，但对政治我简直一窍不通。”

他冲我不耐烦地摆摆手，瘦削的手指上海军陆战队戒指差点飞出去。“钱不是问题。这一点你信我的没错。预先知情可以完胜经验之类的狗屎。佛罗里达州选票的差距不到六百票。你认为自己能在选举日拿二十万美元，用买通选民的方式，搞定六百张选票吗？”

“兴许吧，”我说。“很有可能。我想，我会把那些漠视选举和往届投票率不高的选区单列出来——这些不用花很大力气就可以调查清楚——然后带着钞票过去。”

阿尔笑了，露出残缺的牙齿和病态的牙龈。“可不是吗？这一招玩转了芝加哥很多年。”

用不到两辆奔驰的价格搞定美国总统的想法让我陷入了沉默。

“但是说到历史长河，最容易出现变化的分水岭时刻莫过于暗杀——成功的暗杀和失败的暗杀。奥地利的弗朗茨·费迪南德大公被精神失常的小人物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此外，1944年，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功亏一篑——战争持续进行，数百万人殒命。”

我也看了那部电影。

阿尔说，“对弗朗茨·费迪南德大公或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无能为力，实在是鞭长莫及。”

我本想责怪阿尔的想当然，但忍住了。那感觉就像是在看一本令人沮丧的小说。比方说，托马斯·哈代[22]的小说。你知道故事的结尾，但这不影响你阅读的乐趣，反而激发了你的好奇心。就像是看着小孩子开电动火车，越开越快，等着看火车在拐弯处冲出铁轨。

“要是你想要搞定9·11恐怖袭击的话，你得等43年。那时你都快八十岁了，如果你能活到那一天的话。”

这么着稻草人手里拿的孤星旗[23]就好理解了。

那是阿尔上次穿越回去时的纪念品。“63年的事情你搞不定，对不对？”

他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下午领我进餐馆时，他的双眼污浊模糊，现在变得炯炯有神。他甚至变年轻了。

“这就是你想说的，对吧？达拉斯，1963年？”

“没错，”他说。“我不得不退出。但是你没有病，伙计。身体健康，生机勃勃。你能回去，你能阻止它！”

他向前探过身子，眼睛清亮，闪耀着光芒。

“你能改变历史，杰克。你明白吗？约翰·肯尼迪能活下来。”

4

我知道悬疑小说的基本要素——理应如此，我这辈子读过不知多少本惊悚小说——其诀窍在于让读者不断猜测。可假如你已经通过那天的离奇事件对我的个性有了些许感知，你就会明白我特别希望被说服的心情。克里斯蒂·埃平当时还是克里斯蒂·汤普森（还记得成就一对是一对的匿名戒酒会吗？），我还是个单身汉。我们当时也没有第三者插足。我从事着一份自己很擅长的工作，如果我跟你说那工作挑战性很高，那我准是在骗你。我最大的冒险经历，估计是大学四年级跟一个哥们儿在加拿大境内搭便车旅行。但是，加拿大人大多乐善好施，所以那次旅行也算不上什么冒险。可现在，突然之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担任主要角色，不光要改变美国历史，还要改变世界历史。所以，是的，是的，是的，我想要被说服。

但我心中也充满恐惧。

“要是计划失败了呢？”我四大口就把剩下的冰茶喝光了，冰块咯着牙齿。“谁能知道要是我成功阻止那件事，事态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要是我穿越回来，却发现美国变成法西斯政权了怎么办？又或者污染异常严重，人人走路都戴着防毒面具，怎么办？”

“那你就再穿越回去一趟，”他说。“回到1958年9月9日11点58分。取消一切。每一次拜访都是第一次，记得吗？”

“听起来不错，但要是变化太彻底，你的小餐馆都不在了呢？”

他咧嘴笑了。“那你就得在过去生活了。有什么不好呢？作为英语老师，你仍然有抢手的技能傍身，即使没有也没关系。我在那儿呆了四年，杰克，发了点小财。你知道怎么弄的吗？”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学养猜一猜，但却直接摇了摇头。

“赌博。我很谨慎——我不想引人猜疑，更不想被输得精光的赌徒们跟风——不过你要是认真研究过1958年夏季到1963年秋季每一场重要体育赛事赌博的赢家，就有足够的余裕谨慎行事了。我不敢说你能过得像个国王，因为那样生活会很危险。但是你没理由过得不好。而且我想，餐馆还在那里。它一直都是我的，虽然我改变了很多事情。每个人都必将会改变过去。在那里四处走走，买一块面包和一夸脱牛奶就能改变未来。

听说过蝴蝶效应吗？那是个复杂的科学理论，其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

他又开始咳嗽，是他领我进来之后咳得最长的一次。他从盒子里抓起一片卫生巾，捂住嘴巴，然后对折起来。吓人的干呕声从他的胸腔传出。

听起来似乎他身体里一半的器官都散了架，像游乐园里的碰碰车一样哐当哐当响。咳嗽终于停止了。他看了一眼卫生巾，眼神畏缩了一下，折起来，扔掉了。

“对不起，伙计。口腔里来月经，真是活见鬼！”

“天哪！阿尔！”

他耸耸肩。“要是还不开开玩笑，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蝴蝶效应。”

“对。蝴蝶效应，意思是所有的小事件都能产生重大的，怎么说呢，连锁反应。比方说，有人在中国杀死一只蝴蝶，可能四十年后——或者四百年后——在秘鲁就会有一场地震。这在你听起来是不是跟对我来说一样不可思议？”

没错，但我想起一个年代久远的时空旅行悖论，并脱口而出。“是的，可要是你回到过去杀了自己的爷爷呢？”

他盯着我，陷入困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所以我让他接着说下去。

“今天下午你用很多细小的方式改变了历史，仅仅因为你走进了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但是通向储藏室、回到2011年的楼梯仍然在那里，不是吗？福尔斯镇还跟你离开的时候一样。”

“看起来确实如此。但你说的事情可要重大得多，是说，挽救约翰·肯尼迪的生命。”

“噢，因为那不是中国的什么蝴蝶，伙计。

我谈的还有救罗伯特·肯尼迪一命。因为如果约翰·肯尼迪逃过达拉斯一劫，罗伯特很可能不会参加1968年的总统大选，也不会被暗杀。国家不再需要用一位肯尼迪取代另一位肯尼迪。”

“你并不确定。”

“对，但你听我说。你认为，如果你救了约翰·肯尼迪的命，他的弟弟罗伯特1968年6月5日12点15分还会出现在大使酒店吗？即使他在大使酒店，西尔汗·西尔汗也还是会在厨房备餐吗？”

有这种可能，但几率很小。如果你向等式中引入一百万个变量，结果当然会发生变化。

“或者马丁·路德·金会怎么样？1968年4月他还会在孟菲斯吗？即使他在，他还会准时站在洛雷恩汽车旅馆的阳台上被詹姆斯·厄尔·雷射杀吗？你觉得呢？”

“如果那个蝴蝶理论成立的话，很可能不会。”

“这也正是我所想的。如果马丁·路德·金还活着，他死后的那场种族骚乱就不会发生。可能弗雷德·汉普顿[24]也许不会在芝加哥被枪杀。”

“谁？”

他没搭理我的问题。“如此一来，可能就不会有共生解放军[25]。没有共生解放军，就没有帕蒂·赫斯特[26]绑架案。没有帕蒂·赫斯特绑架案，中产阶级白人中的恐黑情绪就会弱化些许，这些许的差别可是至关重要，些许但很重要。”

“你把我说晕了。要知道，我只是个教英语的。”

“你听不懂，是因为你对十九世纪美国内战的了解，胜过对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暗杀以后分裂国家的另一场内战的了解。如果我问你谁主演了《毕业生》，你肯定能告诉我答案。但是如果我问你李·奥斯瓦尔德在刺杀肯尼迪几个月之前准备刺杀谁，你肯定会说‘啊？’因为所有这一切都被历史遗忘了。”

“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之前准备刺杀别人？”这我可是闻所未闻，但是我有关肯尼迪暗杀的知识多半来自奥利弗·斯通[27]的电影。阿尔对我的问题置若罔闻，他自顾自往下说着。

“又或者越南会怎么样？约翰逊才是让战争全面升级的家伙。诚然，肯尼迪是个冷战分子，但约翰逊却让事态发展到了下一步。他有小布什站在镜头前炫耀‘我的卵比你大’的情结，会说‘不信掏出来比比！’肯尼迪也许会改变观点，约翰逊和尼克松却不会。因为他们，我们在越南损失近六万美国士兵。越南南北方阵亡数百万人。如果肯尼迪没有命丧达拉斯，代价会有那么高吗？”

“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阿尔。”

“没错，但我非常熟悉美国近年的历史，我认为挽救了肯尼迪，改变事情的可能性非常大。

放心，不会有任何不利的方面。一旦事情不顺利，你就收回一切。跟擦去粉笔写的脏话一样容易。”

“万一出了什么不得而知的状况我回不来了呢。”

“废话。你还年轻。只要你不被出租车碾到或者心脏病发作，就会活着看到事情的结局。”

我一言不发地坐着，眼睛盯着膝盖，思考着。

阿尔由着我出神。最后我再次抬起头。

“你肯定看过很多有关暗杀和奥斯瓦尔德的东西。”

“但凡能找到的我都看过，伙计。”

“你有多确定是他干的？有上千条阴谋论。

连我都知道。要是我穿越回去成功阻止了奥斯瓦尔德，却出现了另外一个家伙从草山或别的什么地方朝肯尼迪开枪呢？”

“草丘。我基本能肯定是奥斯瓦尔德干的。

阴谋论一开始看起来就都很离奇，这么多年下来，大多已经被驳倒了。比如关于枪手不是奥斯瓦尔德，而是跟他长得很像的某人的说法。1981年，尸体被挖掘出来做了DNA测试。是他，没错。这个恶毒的杂种。”他停下来，然后接着说，“跟你说，我见到他了。”

我盯着他：“扯淡！”

“是真的，他还跟我说了话。在沃思堡。他和苏联妻子玛丽娜在沃思堡看望他的哥哥。要说奥斯瓦尔德曾经爱过谁，那就是他哥哥博比。我当时站在博比·奥斯瓦尔德院子的篱笆外面，靠着电话杆，抽着烟，装出正在看报纸的样子。我的心跳每分钟似乎有两百下。李和玛丽娜一起走出来。她抱着他们的女儿，琼。一点点大，不到一岁。孩子睡着了。奥斯瓦尔德穿着卡其布裤子，具有常春藤盟校气质的扣角领衬衫，衣领已经磨损。裤子的折痕依然明显，但很脏。他已经放弃了海军陆战队发型，但头发仍然短得用手很难抓住。玛丽娜——天哪，多迷人啊！黑色的秀发，明亮的蓝眼睛，光洁的皮肤。简直像个电影明星。

要是你穿越回去了的话，你会亲眼看到的。奥斯瓦尔德走下人行道时，她用俄语跟他说了些什么。

他回答了她，说话的时候面带微笑，然后推了她一把。她差点跌倒了。这时孩子醒了，开始哭。

从头至尾，奥斯瓦尔德一直在笑。”

“你看到过这些。你真的看到了。你看见他了！”尽管我自己也曾穿越回去过，但我还是将信将疑，猜想那要么是错觉，要么纯粹是谎言。

“我没有骗你。她从大门里走出来，低着头从我身边经过，怀里抱着孩子。就像我根本不在那里一样。但奥斯菲尔德朝我走过来，近到我能闻出他身上遮盖汗味的好时派男士香水味。他鼻子上长满黑头。看看他穿的衣服，还有后跟破损的鞋子，你会认为他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但看看他的脸就知道这完全没问题。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认为自己非同一般。”

阿尔想了一下，接着摇摇头。

“不，我收回那句话。他知道自己非同一般。

只需假以时日让世人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在这里，在我面前——令人窒息的距离，不要以为我脑子里没有闪过那个念头——”

“你为什么不，不直截了当干掉他？”

“在他的妻子和孩子面前这样做吗？你下得了手吗，杰克？”

这个问题我不需要考虑太久。“下不了手。”

“我也是。我还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讨厌国家监狱……或者说电椅。记住，我们在大街上。”

“哦。”

“想起来了吧？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容。半是傲慢半是拘谨。所有他的照片中都带着那种笑。他杀害肯尼迪后企图逃跑时碰巧经过的骑摩托车的巡警，被逮捕到达拉斯警局时，他也带着那种笑容。他问我，‘先生，你在看什么？’我说，‘朋友，没什么。’他又说，‘少管闲事。’”

“玛丽娜在人行道上二十英尺开外等着他，试图再次把孩子哄睡着。天气热得像地狱，她头上却还像当时大多数欧洲妇女那样戴着方巾。他走过去，抓住她的胳膊——像个警察，而不是丈夫——说，‘走吧，走吧。’玛丽娜对他说了些什么，可能是让他抱一会儿孩子。不过，这是我猜的。但他把玛丽娜推开了，‘走吧，娘的！’她就走了。他们朝汽车站走去。就这样。”

“你懂俄语吗？”

“不懂，但我听力不错，我有电脑。当然，是在这儿。”

“你还在其他时候见过他吗？”

“只是在远处见过，那时我已经病得很厉害。”

他咧嘴笑了。“整个得克萨斯州没有比沃思堡更好的烧烤，可我不能吃。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我去看医生，得到了我自己心里早就有数的诊断结果，然后穿越回到二十一世纪。整体说来，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看。只是个瘦削的虐妻者，等着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

他把身子靠上前来。

“你知道改变美国历史的那个家伙是什么样子吗？他是那种朝别的孩子扔石头然后撒腿就跑的孩子。在他像哥哥博比那样加入海军陆战队前——他崇拜博比——他已经在几十个地方居住过，从新奥尔良到纽约。他有伟大的构想但不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愿倾听。对此他心生怨恨，十分恼怒，但从未失去讨厌而拘谨的笑容。你知道威廉·曼彻斯特[28]怎么称呼他吗？”

“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威廉·曼彻斯特是谁。

“可恶的流浪汉。曼彻斯特讨论了暗杀之后……就是奥斯瓦尔德被人枪击之后盛行的种种阴谋论。你知道那次暗杀，对吗？”

“当然，”我有点儿恼怒地说。“一个叫杰克·鲁比的人干的。”但是由于我已经暴露出了这方面的知识欠缺，我想阿尔有足够的理由向我发问。

“曼彻斯特说如果把美国总统的被害放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是流浪汉奥斯瓦尔德，天平实在不平衡，所以你想在奥斯瓦尔德那边加些什么让天平平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阴谋论。

比如，有说是黑手党干的——卡洛斯·马塞洛[29]指使了这次暗杀。或者是克格勃干的。或者是卡斯特罗，以报复中情局用剧毒雪茄对他下手。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是林登·约翰逊[30]干的，因为他想当总统。谁料到，结果是……”阿尔摇了摇头。“几乎可以肯定是奥斯瓦尔德。你听说过奥卡姆剃刀原理[31]吗？”

能确切了解某样东西的感觉不错。“这是个称作省俭法则的真理。‘其他方面都一样的话，最简单的解释通常是最正确的。’那么当他没有跟他妻子和孩子一起走在街上时你为什么没有干掉他呢？你也是海军陆战队员。既然你知道自己病得很厉害，为什么不亲手杀死这个狗杂种？”

“因为百分之九十五的把握并不等于百分之百。因为不论他是否讨厌，他都是个有家室的人。

因为被捕以后，奥斯瓦尔德说他是个替罪羊，我想查证他是否撒了谎。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没有人能对任何事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我希望能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把握。我可不想等到11月22日才在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拦住他——那样太紧迫了。有个重要的原因，我会告诉你。”

他的眼神黯淡下来，脸上的皱纹再次变深。

我很怕他已经气力无多。

“我把所有东西都写下来了。想留给你看。

实际上，我希望你能像个混蛋似的把上面的内容硬背下来。就放在电视机上面，伙计。你愿意吗？”

他疲惫地笑笑，接着说，“我累了。”

那是本很厚的蓝色笔记本。纸质封面上印的价格是二十五美分，笔记本的牌子我没有听说过。

“克里斯基是什么？”

“百货连锁商店，现在叫凯马特。别管封面，只看里面的内容。这是奥斯瓦尔德年表，还有所有指控他的证据……你如果准备接手，不一定要看这些证据，因为你可以在1963年4月肯尼迪来到达拉斯之前半年多的时候，阻止这个家伙。”

“为什么是4月？”

“那时候有人想杀掉埃德温·沃克将军……

只不过他已经不是将军了。他于1961年被约翰·肯尼迪亲自撤职。埃德温将军正在向他的部队分发种族隔离印刷品，下令士兵们阅读。”

“是奥斯瓦尔德要杀他吗？”

“这正是你需要确认的。同样的步枪，毫无疑问，弹道测试证实了这一点。我正在等待他射击。

我可以不干涉，因为那一回奥斯瓦尔德失手了。

子弹偏离沃克厨房窗户中央的木条。偏得不多，但足够了。子弹贴着他的发梢飞过，门中梃碎木片伤了他的胳膊。这是他唯一的伤口。我不是说这个人该死——很少有人邪恶到应该被伏击射杀的程度——但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愿意拿沃克换肯尼迪。”

我没有太留意最后一句话。我正翻看阿尔的奥斯瓦尔德年表，一页页密密麻麻的笔记。开始笔迹十分清晰，后面就越来越潦草了。最后几页简直是危重病人的胡乱涂鸦。我合上笔记本说：“如果你能确定奥斯瓦尔德是试图枪击沃克将军的人，你的疑虑就会消除吗？”

“是的，我需要确认他有能力这么做。杰克，奥斯瓦尔德是个恶棍，1958年时人们会说他道德败坏。但仅凭虐待妻子、因为与妻子语言不通囚禁她这些，是不能证明他会谋杀肯尼迪的。还有一点，即使我没有染上肺癌，如果我杀了奥斯瓦尔德，而杀死总统的却另有其人，我知道我可能再没有机会改正了。一个人到了六十岁就不保险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非得要杀了他吗？你就不能只……我不确定……想办法困住他？”

“兴许吧，但那时我病了。即使我很健康，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办到。总的来说，一旦我确定是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结果他。就像在黄蜂叮你之前拍死它一样。”

我没说话，思考着。墙上的钟显示十点半了。

阿尔开始说他能说到午夜，但我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太乐观了。

我拿起他的杯子和我的杯子走进厨房，冲洗干净，放到沥水碗架上。我感觉额头后方有个旋风涡流，被吸进去的不是牛、篱笆桩和纸片，而是一堆名字：李·奥斯瓦尔德，玛丽娜·奥斯瓦尔德，埃德温·沃克，弗雷德·汉普顿，帕蒂·赫斯特。旋风涡流里还有如汽车铬合金引擎盖装饰般闪亮的姓名首字母缩写：JFK（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RFK（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MLK（马丁·路德·金），SLA（共生解放军）。旋风涡流里甚至还有声音：一个枯燥的南方口音一遍遍地说着两个俄语单词：“pokhoda，cyka。”

走啊，婊子！

5

“我有多长时间做决定？”

“不长。餐馆月底就到期了。我跟律师谈了，想争取些时间——通过诉讼什么的拖延时间——但他不太乐观。有没有见过家具店里的标牌‘门面到期，清仓甩卖’？”

“见过。”

“十家挂这种招牌的店家中有九家是用这一招来促销骗人的，但我是第十家。我说的不是那些时不时冒出来的一元折扣店，我说的是比恩直销店。说起缅因州的零售业，里昂·比恩直销店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到7月1日，我的餐馆就会像北美地区头号天然气和电力批发销售商安然公司一样消失。这没什么大不了。到7月1日，我可能也会消失。我可能会感冒，三天之内死于肺炎。

也可能会死于心脏病或中风。或者我可能会因为吃了这些该死的奥施康定突然一命呜呼。上门服务的护士每天叮嘱我小心服药，不要过量。我很小心，但我看得出，她非常担心自己某天早上走进来时发现我已经咽气了，可能是因为药物成瘾数错了药片。加上由于药片抑制呼吸，我的肺被毁了。最重要的是，我体重锐减。”

“是吗？我倒没发现。”

“伙计，没人喜欢自作聪明的人——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无论如何，我想让你把这个和笔记本一起拿去。”他掏出一把钥匙。“这是餐馆的钥匙。如果你明天打电话给我，从护士那里得知我晚上已经死了，你就得快点儿行动。

我一直假定你会决定接手。”

“阿尔，你不是打算——”

“只是以防万一。这事儿非常关键，杰克。

我个人觉得，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如果你想改变世界，这就是你的机会。拯救肯尼迪，拯救他弟弟。拯救马丁·路德·金。阻止种族骚乱。

可能的话，阻止越南战争。”他凑上前来。“除掉一个可恶的流浪汉，伙计，你就能拯救数百万生命。”

“这纯粹是你的促销伎俩，”我说。“我不需要那钥匙。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还会出现在蓝色巴士上。”

“会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但那不够。快拿着钥匙吧。”

我接过该死的钥匙，放进口袋里。“你休息一会儿吧。”

“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卡罗琳·波林和安迪·卡勒姆的故事。坐下，杰克。这得有一会儿。”

我站着没动。“呃，你身体太虚了，需要休息。”

“我死了以后会休息的。坐下吧。”

6

阿尔说，发现那个“兔子洞”之后，一开始他非常满足地进去买各种各样的物品，和他在路易斯顿发现的赌徒赌博，积攒了大把五十年代的现金。偶尔他周二、周三会去锡贝戈湖游玩，湖里盛产各种美味可口、绝对安全的鱼类。他说，那时人们担心原子弹实验的辐射微尘，但是担心受污染鱼类造成人类汞中毒还是未来的事。他把这些短途旅行（通常在星期二和星期三，但有时会一直待到星期五）称作小长假。天气通常绝佳（因为天气总是一样），钓鱼的成绩总是棒极了（他很可能一次又一次地钓起同一条鱼）。

“我很清楚你对这一切是什么感觉，杰克，因为开始那些年我也很震惊。你想知道什么叫幻觉吗？顶着一月狂烈的东北风走下楼梯，然后从九月明媚的阳光里走出来。只穿衬衣不穿外衣的天气，对吧？”

我点点头，让他接着说。我刚进来时在他双颊上看到的一点血色已荡然无存，他又开始不断咳嗽。

“但是假以时日，人会对一切司空见惯。当震惊逐渐减弱，我开始想，发现这个老兔子洞是有原因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肯尼迪。但是问题又来了：我能改变过去吗？我不在意结果——至少开始是这样——只关心是否行得通。有一次去锡贝戈湖，我掏出刀子在我住的小木屋旁的树上刻下‘阿尔·坦普尔顿，2007’。穿越回到现在后，我跳进车里，开到锡贝戈湖。我曾经住过的小木屋不见了，现在那儿是家旅游酒店。但那棵树还在。我刻的字也在。字迹陈旧光滑，却赫然在目：‘阿尔·坦普尔顿，2007’。因此我知道行得通。

然后我开始思考蝴蝶效应。”

“那时候，福尔斯镇有份报纸，《里斯本企业周刊》，2005年，本地图书馆把拍摄下报纸的所有缩微胶卷都扫进电脑。速度提高了很多。我在查找1958年秋天或初冬的二场事故。一场特别的事故。如有需要，我可能会一直查询到1959年春天，但我在1958年11月15日的报纸上找到了。一名叫卡罗琳·波林的十二岁女孩在河对面达拉姆地区的鲍伊山跟父亲一起打猎。大约下午两点——那天是星期六——来自达拉姆的猎人安迪·卡勒姆在同一片树林朝一头鹿开枪。他没有击中鹿，却打中了女孩。女孩距他有四分之一英里远，但被他打中了。我在想，奥斯瓦尔德朝沃克将军开枪时，距离不足一百码。但是子弹击中窗户中央的木框，他失手了。让波林瘫痪的子弹飞越了超过四百码——比杀害肯尼迪的子弹远得多——竟然避开了沿途的树干和树枝。子弹哪怕撞上一根细枝，肯定也不会打中她。我很肯定。”

这时，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这个想法第一次在我脑海里闪过。但不是最后一次。阿尔又抓起一张卫生巾，咳嗽，吐痰，然后把卫生巾扔进废纸篓里。他竭力深呼吸，挣扎着说下去。

我没有阻止他。我完全被他的故事吸引住了。

“我把她的名字输入《企业周刊》搜索数据库，找到了她的其他故事。1965年，她从里斯本高中毕业——比同班其他同学晚了一年，但她成功地毕了业——进入缅因大学，学的是商务管理。后来当了会计师。她住在格雷，距离我常去度个小假的锡贝戈湖不到十英里。她仍是个自由职业者。

猜猜看，她最大的客户是谁？”

我摇摇头。

“约翰·克拉夫茨汽车销售公司，就在福尔斯镇这里。斯奎基·惠顿，他们的一名销售员是餐馆的常客，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们正在进行年度盘点，‘数字女士’正在核对账目，我决计亲自过去瞧瞧。她现在六十五岁了……你能想到她那个年纪的女人会美成什么样吗？”

“能想象得到，”我说。我想起了克里斯蒂的妈妈，五十多岁了才真正进入花样年华。

“卡罗琳·波林就是这种类型。她面容姣好，是两三百年前画家喜欢的古典类型。银白色的头发一直垂到腰际。”

“听起来你像是坠入爱河了，阿尔。”

他虽孱弱，眼神却似乎能杀人。

“她身材也很好——你一准会这样期待，对吗？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每天上下轮椅，上下她开着的那辆经过特别改装的篷车，更不要说上床下床，进出浴室，还有其他一应琐事，她都自己搞定——斯奎基说她完全自理。我很钦佩。”

“所以你决定救她。当作一例测试。”

“我穿过兔子洞回去，不过这次我在锡贝戈湖小木屋呆了两个多月。对屋主人说，我叔叔死的时候，我继承了一笔钱。你要记住这个，伙计——经验证明有钱的叔叔这一招很好用。每个人都相信，因为每个人都想有个这样的叔叔。然后那一天到了：1958年11月15日。我没有跟波林一家厮混在一起。因为心怀阻止奥斯瓦尔德的念头，我对猎手卡勒姆更感兴趣。我也调查过他，得知他住在鲍伊山一英里外的地方，离达拉姆农庄宅院不远。我想我能在他动身去森林之前赶到那儿。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

“我很早离开锡贝戈湖小木屋，这真是个英明的决策，因为走了不到一英里，我从赫兹公司租来的汽车一只轮胎爆了。我拿出备胎装上。现在一切看上去完美无虞，但走了不到一英里车胎又爆了。

“我搭了个便车到了那普勒斯的埃索加油站，服务区工作人员跟我说他太忙，没时间出来给我租的雪佛兰换轮胎。我想他是怕耽误了星期六的打猎。二十美元小费让他改变了注意。过了中午我才到达拉姆。我走的是环湾公路，最近的路线。

猜猜怎么着？查口溪大桥掉到该死的水里了。巨大的红色白色跳板、烟熏罐，还有巨大的橙色告示牌‘道路封闭’。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情绪低落，我想我根本无法完成早上出发时定下的目标。别忘了，我早上八点钟出发，就是为了保险起见，没想到我四个多小时才走十八英里。

但我没有放弃。我改走卫理公会教堂公路，提高车速，车后扬起长长的公鸡尾巴般的尘土——那时候朝那个方向去的所有道路都还是泥土路。

“路边和森林入口到处停着汽车和卡车，猎人们肩上扛着可拆卸猎枪徒步前行。每个人都举手向我示意——1958年时人们更友好，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也朝他们挥手。我这样开下去肯定还会再次爆胎的。如果爆胎，汽车肯定会把我抛到路边沟里，因为我的时速不下六十英里。我记得有位猎人曾用双手拍打空气，示意我减速，但我没理会。

“我飞一般开上鲍伊山，刚过老贵格会教堂，就发现一辆皮卡停在墓地边。车门上写着‘波林建筑工、木工’。卡车上没人。波林和他的女儿在森林里，也许正坐在林间某块空地上吃午餐，父女两个边吃边聊天。至少他们会这样，尽管我跟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

又是一轮漫长的咳嗽，咳嗽中夹杂着可怕的痰音。

“噢，该死的！别这么痛了啊，”他呻吟着说。

“阿尔，你需要休息。”

他摇摇头，用掌根擦了擦嘴边上的血迹。“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把话说完。你就闭嘴让我把话说完吧。”

“我盯着卡车看了很久，同时仍以六十英里时速前进。当我把目光转向前方的道路时，看到一棵树倒下来横在路上。我及时刹车，差点撞上。

树不是很大。癌症侵袭之前，我还很强壮。再者，我当时气得够呛。我走下车，准备搬开那棵树。

我正费力搬树的时候——一边嘴里骂骂咧咧——从对面开过来一辆车。车主从车里走出来，他穿着件橙色猎装背心。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要找的人——《企业周刊》上从来没有登过他的照片——但他看上去跟我要找的人年纪相当。”

“他说，‘老伙计，我来帮你吧。’”

“‘太感谢了，’我一边伸出手跟他握手，一边说，‘我叫比尔·莱德劳’。”

“他跟我握了手，说，‘我叫安迪·卡勒姆’。

正是此人。我来达拉姆这一路波折不断，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感觉像是中了彩票。

我们抱住树干，合力把树移开。完了以后，我坐在路边，抓着胸口。他问我怎么了。‘不知道，’我说，‘我从来没有得过心脏病，但现在感觉像。’这就是为什么安迪·卡勒姆先生在那个十一月的下午根本没有打猎，也根本没有射中一个小女孩儿，杰克。他忙着把年迈的比尔·莱德劳送进路易斯顿的缅因州总医院。”

“真的吗？你真的做到了？”

“当然。在医院里我告诉他们我中午吃了一个特大号三明治——那时叫意大利三明治——诊断结果是‘急性消化不良’。我付了二十五美元现金，他们让我出院。卡勒姆一直在旁边陪着我，把我带回到我租来的汽车上。这种和谐的感觉怎么样？就在当天晚上，我穿越回到2011年……当然，我只用两分钟就回来了。那玩意就像还没有坐飞机就有了时差。”

“我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城里的图书馆，再次查寻1965年高中毕业的报道。之前，报道里有卡罗琳·波林的照片。那时的校长——厄尔·希金斯，他很早之前就已辞世——正俯身把毕业证递给坐在轮椅里的卡罗琳，她戴着毕业帽，穿着毕业服。照片下面写着，卡罗琳·波林漫长康复之路的重大成就。”

“报道还在吗？”

“关于毕业的报道还在。毕业日总是出现在城镇报纸的头版，你知道的，伙计。但是当我从1958年返回时，照片变成一个留着乱糟糟披头士拖把头的男孩站在讲台上，图片说明变成了学生代表特雷弗·巴迪·布里格斯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上面列着所有毕业生的名字——总共只有一百个左右——但卡罗琳·波林不在上面。因此，我查找了1964年的毕业档案，要是她没有因为被击中脊柱而忙于康复的话，她应该是1964年毕业。太棒了！没有照片，也没有特别说明。她的名字夹在戴维·普拉特和斯特凡妮·鲁蒂埃中间。”

“不过是另一个走向辉煌未来的孩子，对吗？”

“没错。接着，我把她的名字输入《企业周刊》搜索框，得到了一些1964年之后的结果。不是很多，三四条吧。你能想象得到的，一个普通女人的普通生活。她进了缅因大学，专攻商务管理，之后进了新罕布什尔的研究生院。‘我还找到一条《企业周刊》停刊前不久的信息，是1979年的。

报道说：前里斯本高中寄宿生在全国金针花竞赛中获胜。’还有她的一张照片，她腿好好地站在那里，拿着获奖花。她住在……曾经住在……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更对，可能都对吧……纽约州奥尔巴尼市外的一个镇上。”

“结婚没有？有孩子吗？”

“我想没有。照片上的她拿着花，左手上没有戒指。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除了能走路之外没什么不同。但谁知道呢？她住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天知道她影响了其他多少人的生活。要是卡勒姆射中了她，她呆在福尔斯镇，永远都不会遇到那些人。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但我同意他的话，我也想在他倒下之前结束这一切。我想在离开前看到他安稳地睡下。

“杰克，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能改变过去，但是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那天早上，我感觉就像一个人想从裹缠着的尼龙袜子里冲出来。先会松一点，接着又缠得跟之前一样紧。不过，最后我还是成功地突围出来了。”

“为什么会这么难？难道是过去不想被改变吗？”

“有些东西不想被改变，我很确信这一点。

但它确实有可能被改变。如果你把可能遭遇到的阻力也考虑到了的话，完全有可能改变。”阿尔看着我，晦暗脸上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神。“总之，卡罗琳·波林的故事就以‘从此她过着幸福的生活’结尾，不是吗？”

“是的。”

“看看我给你的笔记本的封底，伙计，你也许会改变主意。是我今天才打印出来的。”

我照他说的做了，发现了封底上的卡片袋。

估计是插办公备忘录和名片的地方。里面插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我拿出来，打开，看了很久。

这是《里斯本企业周刊》的一页电脑打印稿。报头下面的日期是1965年6月18日。标题是：里斯本高中65届毕业生在泪水和微笑中离校。照片上，一个秃顶男人（为了避免学位帽从头上掉下来，他把帽子夹在腋下）正俯身站在面带微笑的轮椅女孩身后。他握着毕业证书的一边；她握着另一边。

文字说明是：“卡罗琳·波林漫长康复之路的重大成就。”

我抬头看着阿尔，十分疑惑。“既然你改变了未来，拯救了她，这是怎么回事？”

“每一次拜访都是一次重置，伙计。还记得吗？”

“噢，上帝！你回去阻止奥斯瓦尔德的时候，你为拯救波林所做的一切都被抹掉了。”

“是……又不是。”

“是……又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拯救肯尼迪的旅行会是最后一次，我并不需要急着去得克萨斯。急什么？1958年9月，奥斯——他的海军陆战队战友都这样叫他——人不在美国。他正跟部队辗转于南太平洋各地，为日本和台湾的民主而战。所以我回到锡贝戈湖的莎迪赛德小木屋。我在那儿一直呆到11月15日。

一切都跟前一次一样。只不过当天早上我出发得更早，这对我来说真他妈有必要。这一次，我不仅多次遭遇爆胎。租来的那辆雪佛兰车还出了故障。最后，我花六十美元借那普勒斯服务区一个家伙的车子用了一天，还把我的海军陆战队戒指留下来作担保。那一天惊险不断，我就不一一赘述啦——”

“达拉姆的桥是坏的吗？”

“不知道，伙计。我根本没走那条路。我觉得，不懂得从过去吸取教训的人是白痴。我只关心安迪·卡勒姆会从哪条路过来，争分夺秒往那里赶。跟上次一样，树倒在大路上。跟上次一样，他出现的时候，我正在搬树。跟上次一样，我很快就胸腔疼痛。我们上演着一场喜剧，卡罗琳·波林整个周六都跟她父亲在森林里，几个星期之后，我一声欢呼，坐上火车去得克萨斯了。”

“可我手里她坐在轮椅里的毕业照又是怎么回事？”

“因为每一次走进兔子洞都是一次重置。”

说完，阿尔看着我，看我有没有弄明白。想了一会儿，我明白过来。

“难道是我——”

“没错，伙计。今天下午，你给自己买了一毛钱根汁汽水。同时也把卡罗琳·波林送回了轮椅。”

第四章

1

阿尔让我扶他回到卧室，由着我蹲下去帮他解鞋带、脱鞋子，他还不忘说声“谢谢，伙计”。

我要扶他上厕所时，他却拒绝了。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很重要，可是能够自己去上厕所也同样重要。”

“只要你确信你能做到。”

“我确信今晚能做到，至于明天如何，等到明天再说。回去吧，杰克。读读笔记——上面有很多东西。把问题留到明天解决。明天早上过来找我，告诉我你的决定。我还会在这儿。”

“百分之九十五的把握？”

“至少百分之九十七。总的来说，我现在感觉很不错。我先前都没有料到还能跟你讲这么多话。单只把这事情告诉你——并让你相信这一切——就已经让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我不太确定我是否相信这一切，即便有过那天下午的历险，但我没有说出来。我跟他道了晚安，提醒他别数错药（他回答说“好，好”），然后就走了。我站在外面，盯着稻草人举着的孤星旗，看了一会儿，走下人行道上了车。

千万别牵扯上得克萨斯，我暗暗告诫自己……

但看来很难躲过去。听到阿尔改变过去所遭遇的种种困难——轮胎爆裂、引擎故障、桥梁垮塌——我隐隐感觉到，要是我继续下去的话，得克萨斯迟早会把我牵扯进去。

2

经历过所有这一切后，我就没指望凌晨两三点之前能够入睡，很可能我一整夜都不会合眼。

但有时候，身体会平衡自身的需要。等回到家，小酌几杯后（能又在家里喝酒是我重返单身的福利之一），我顿感眼皮沉重。等到喝完苏格兰威士忌，看了九、十页阿尔写的奥斯瓦尔德纪事之后，我的眼睛几乎就睁不开了。

我把杯子放在水槽里冲了冲，走进卧室（随手把脱下来的衣服丢了一路，这定会让克里斯蒂深恶痛绝），倒在宽大的双人床上。我想伸手关掉床头灯，但胳膊感觉很沉重，很沉重。在异常安静的教员办公室里批改荣誉论文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这不足为奇；谁都知道，对于那桩不容宽恕的事情来说，时间存在着离奇的伸缩性。

我害得那个女孩瘫痪了。把她重新送回轮椅里。

今天下午从储藏室的台阶下去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卡罗琳·波林是谁，别傻了。而且，可能她现在还在某个地方走得好好的呢。也许穿过那个兔子洞创造了另类实景、时间流，或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卡罗琳·波林，坐在轮椅里，拿着毕业证书。

那一年，麦考伊家族的《扬帆起航》是流行音乐排行榜冠军。

卡罗琳·波林，1979年在百合花园里行走，那时村民组合的《基督教青年会》是流行音乐排行榜冠军；她偶尔会停下来俯身拔掉其间的杂草，然后起身继续向前走。

卡罗琳·波林，跟父亲一起在森林里，很快就会瘫痪。

卡罗琳·波林，跟父亲一起在森林里，很快就会像城里其他孩子一样进入青春期。真不知道，当收音机和电视新闻里宣告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在达拉斯被枪杀的时候，她在那个时间流里的什么地方。

约翰·肯尼迪会活着。你能挽救他的生命，杰克。

那样真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吗？没人能保证。

我感觉就像独自挣扎着摆脱尼龙袜子。

我闭上眼睛，看到日历一页页飞走——老电影里经常采用的老掉牙的时间过渡。我看见日历像鸟儿一样飞出我的卧室窗户。

入睡之前我最后想到的是：愚蠢的二年级学生，下巴上留着更加愚蠢而散乱的山羊胡子，咧着嘴，咕哝着说，蟾蜍哈里，跳着过大街。我正要斥责那孩子，哈里拦住我。别！没事。他说，我已经习惯了。

随后我沉沉睡去，精疲力竭。

3

我在清晨的阳光和鸟声啁啾中醒过来，摸摸自己的脸，醒前我肯定哭过。我做了个梦，虽然不记得梦到了什么，但肯定是个悲伤的梦，因为我不是一个轻易会哭的人。

脸上干干的。没有眼泪。

我枕在枕头上，扭头看床头柜上的钟——六点差两分。光线很好，美丽的六月清晨，学校也放假了。暑假第一天，老师跟学生一样高兴。但我却感到很悲伤。悲伤，不仅是因为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去盥洗室的途中，几个字兀地蹦进脑海：你好，布法罗·鲍勃[32]！

我停下来，光着身子，看着浴室镜里大睁着眼睛的自己。现在我想起了刚刚做的那个梦，难怪我醒来时很悲伤。我梦见自己坐在教员办公室里，读成人英语作文，楼下的体育馆里，随着最后一声哨响，另一场高中篮球赛落下帷幕。我太太刚刚戒酒归来。我希望回家的时候她在家里，而不是需要我花个把小时打电话到处找她，最后把她从某个当地酒吧里捞回家。

在梦里，我把哈里·邓宁的作文放到作文堆的顶上，开始阅读：那不是一个白天，而是一个晚上。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晚上，我的爸爸杀死了我的妈妈和两个哥哥……

猛不丁地，这作文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这样的句子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不是吗？读到他的穿着时，我的眼睛开始刺痛。着装非常能够激发情绪。孩子们在那个特别的秋日夜晚走出去，拿着空袋子，希望回来的时候袋子里装满糖果。

他们的装束总能反映出当下的流行。五年前，好像每两个出现在我家门口的男孩就有一个戴着哈里·波特眼镜，额头上贴着闪电疤痕贴纸。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出门讨糖的时候，装扮成《帝国反击战》里的雪地士兵，叮叮当当地走在人行道上（应我反复恳求，妈妈跟在我身后十英尺的地方）。所以，哈里·邓宁穿着鹿皮不让人觉得奇怪吗？

“你好，布法罗·鲍勃！”我对自己的影子说，突然冲进书房。我没有保留所有学生的作业，没有哪个老师会保留——你会被作业活埋！——但我有个习惯，把最好的作文复印下来。这些作文是极好的教学素材。我当然不会用哈里的作文当范文，他的作文太具私密性了。但我记得我还是把他的作文复印了下来，因为那篇文章激起了我强烈的情感。我拉开底层抽屉，开始翻找老鼠窝般杂乱的文件夹和活页纸。汗流浃背地翻找了十五分钟，终于找到了那篇作文。我坐在写字椅上，读了起来。

4

那不是一个白天，而是一个晚上。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晚上，我的爸爸杀死了我的妈妈和两个弟弟，打伤了我，也打伤了我的妹妹。妹妹伤得很重，深度昏迷。昏迷了三年之后，他还是死了。

她的名字叫埃伦。我很爱她。她很喜欢摘花，然后插进花瓶。整件事就像一场恐怖电影。我从来不看恐怖电影，因为1958年万圣节前夜，我亲身经历过。

我的哥哥特罗伊（十五岁）已经过了玩“不给糖就捣蛋”的年纪。他跟妈妈一起在看电视。

他说，等我们回来，他会帮我们吃糖果。埃伦说，不给你吃！想吃就自己化妆去讨。所有人都笑了，因为我们都喜欢埃伦。她只有七岁，但她真像露西尔·鲍尔[33]，能让所有人发笑，包括爸爸（如果他清醒着的话，醉酒时他异常暴躁）。埃伦打扮成夏秋·冬春公主（我查证了，是这么拼写的），我打扮成布法罗·鲍勃，两个角色都来自我们爱看的电视节目《好滴毒滴秀》。“孩子们，现在是什么时间？”“现在是皮纳·加勒瑞为你播报。”“你好，布法罗·鲍勃！”我和埃伦都喜欢那一档电视节目。她喜欢公主，我喜欢布法罗·鲍勃，我们都喜欢好滴。我们想让哥哥图加（他的名字叫阿瑟，但所有人都叫他图加，原因不得而知）

打扮成菲尼亚斯·T·布卢斯特市长。但他不愿意。

他说《好滴毒滴秀》是小孩子看的，他要扮弗兰肯斯坦，埃伦说那个面具太吓人了。图加取笑我不该带着菊花气枪，因为他说在电视里布法罗·鲍勃是不带枪的。妈妈说，“哈里，你要是想带就带着吧。又不是真枪，用的也不是真子弹，布法罗·鲍勃不会介意的。”这是妈妈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很高兴她说的这句话这么和蔼，要知道她素来严厉。

我们准备好了要出发，我说等一会儿，我想上个厕所，我太激动了。他们都笑话我，连坐在沙发里的妈妈和哥哥特罗伊也笑了起来。但是，去撒尿救了我的命，因为就在那时爸爸拎着锤子进来了。爸爸一喝酒就会变得面目可憎，就会一次又一次痛打妈妈。有一次，特罗伊和我想跟他吵，阻止他，他竟然打断了特罗伊的胳膊。那一次，他差点进了监狱。不管怎么说，我作文写到的这段时间里我妈和我爸已经“分居”了，她正打算要跟他离婚。可是，1958年离婚可没现在这么容易。

总之，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厕所撒尿。我听到妈妈喊“你给我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

接下来妈妈开始尖叫。紧接着，他们都开始尖叫。

还有更多内容——三页纸——可我实在无法读下去。

5

六点半还差几分钟，但我在电话簿里找到阿尔的电话，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我没有吵醒他。

铃声响了一次他就接了。他的声音不像人声，倒像是狗吠。

“嗨，伙计！你还真是早起的鸟儿！”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一篇学生作文。作者你认识。你应该认识，你的名人墙上面贴着他的照片。”

他咳了下说，“名人墙上有很多照片，伙计！

我想还有张弗兰克·阿尼塞的照片，第一届莫西软饮料狂欢节时拍的。给点提示吧。”

“我还是拿给你看吧。我可以过去吗？”

“你要是不介意我穿着浴袍的话就过来吧。

但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你，你已经考虑了一个晚上，拿定主意没有？”

“我想我得先再去一趟。”

我在他再度提问之前挂断了电话。

6

清晨的阳光透过客厅窗户照进来，他看起来异常糟糕。白色毛巾浴袍挂在身上，活像泄了气的降落伞。拒绝做化疗使他保住了头发，但他的头发却变得非常稀疏，如婴儿毛发般纤细。眼睛凹陷得更深了。他把哈里·邓宁的作文读了两遍，放下来，又读了一遍。最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说，“天呐！”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哭了。”

“我不会责备你。真正吸引我的地方是菊花牌气枪。五十年代，市面上所有连环漫画册背面都印着菊花牌气枪的广告。我们街区的每个孩子——当然，男孩——只想要两样东西：菊花牌气枪和大卫·克洛科特[34]浣熊皮帽。他说得对，没有子弹，甚至连假子弹也没有，但我们常常在枪管里装上强生婴儿润肤油。当你把空气压进去，扣动扳机时，就会看到一股蓝色的烟雾。”他又低头看着复印的作文。“狗杂种拿锤子杀了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天呐！”

他正杀红了眼，哈里写道，我跑回客厅，墙上满是血迹，沙发上到处是白乎乎的东西。那是我妈妈的脑浆。埃伦躺在地上，摇椅砸在她腿上，血从她的耳朵和头发里汩汩流出。电视机开着，正放着妈妈喜欢看的埃勒里·奎因关于犯罪问题的节目。

那晚的罪行压根不像埃勒里·奎因揭示的那些不见血迹的别致疑案；那是一场屠杀。那个准备去讨万圣节糖果前去撒尿的十岁男孩正好从厕所回来，看到他喝得酩酊大醉的爸爸劈开阿瑟·“图加”·邓宁的脑袋，图加正挣扎着朝厨房爬去。

那父亲转身，看到哈里。哈里举起菊花气枪，叫道，“别过来，爸爸，不然我开枪了！”

邓宁挥舞着血淋淋的锤子，冲向男孩。哈里朝他开了一枪（我仿佛听见气枪咔嗒的声音，尽管我从没玩过气枪），然后丢下枪朝他跟图加两人的卧室跑去。图加已经死了。他爸爸进来时忘记关前门了，某个地方——“听起来有1000英里之外，”门卫写道——传来邻居们的喊叫声，和讨糖果的孩子们的尖叫。

要是老邓宁没有被翻倒在地的摇椅绊倒，他肯定也会杀死仅存的儿子。他爬着，站起身，跑到小儿子的房间。哈里往床底下钻。他爸爸把他拖出来，照着脑门猛击一下，要不是他爸爸的手从沾满鲜血的锤柄上滑了一下，哈里必死无疑。

锤子没有劈开哈里的头颅，却在右耳上方锤了一个坑。

我没有死掉，不过也差不多了。我不停往床下钻，根本感觉不到他正在猛砸我的腿，砸断了四个地方。

正在这时，街区里一位带着女儿挨家挨户讨糖果的男子跑进来。看到客厅里的恐怖场面，这位邻居急忙抄起厨房木炉边工具桶里的灰铲。邓宁正要翻开床，扯出血流不止、几近昏迷的儿子，邻居朝他脑后一记猛击。

之后，我跟埃伦一样失去了知觉，不过幸运的是，我醒了过来。医生说可能要给我截肢，但后来没有这样做。

是的，他保住了腿，后来成为里斯本高中的门卫，是一届届学生中著名的“蟾蜍哈里”。孩子们要是知道他变跛的原因，会不会友善一些？

可能不会。尽管青少年情感脆弱、容易受伤，但还不善于同情别人。同情心要到年纪稍长时才会产生，如果它终究会产生的话。

“1958年10月，”阿尔用他狗吠般的声音说。

“这算不算是个巧合？”

我记起我对少年版弗兰克·阿尼塞讲起过的关于雪莉·杰克逊的故事，笑了。“有时候雪茄只是一阵烟雾，巧合只是巧合。我知道的是，我们正在谈论另一个分水岭时刻。”

“我在《企业周刊》里没找到这个故事，原因是？”

“故事没有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德里镇，缅因州北部。哈里康复出院以后，去了距德里约二十五英里的港湾镇，跟叔叔婶婶生活在一起。

他们收养了哈里，看着他在学校里明显跟不上，他们就让他在家庭农场里干活了。”

“听起来像《雾都孤儿》里会有的故事。”

“不，他们对他很好。记住，那时候没有补习班，‘精神障碍’这个词还没被造出来——”

“要知道，”阿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那时候，‘精神障碍’意味着你不是个蠢货、笨蛋，就是个十足的糊涂蛋。”

“但他那时候和现在都不是笨蛋，”我说。“不是。我想他顶多是被吓傻了，你知道吗？是心理创伤。他得花很多年才能从那晚的经历中恢复过来。他恢复过来时已经过了上学的年龄了。”

“至少到他重返学校拿普通教育发展证书时才恢复，可那时他已经人过中年步入老境。”阿尔摇了摇头。“真是浪费了。”

“别扯了，”我说。“美好人生永远不会被浪费。

他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吗？对。我能让这事儿发生吗？从昨天的情况来看，或许我能。但问题的关键真的不在这儿。”

“那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这对我来说跟卡罗琳·波林的例子非常相似，那个例子已经证明：是的，你能改变过去。不，当你改变过去时，世界并不会像气球一样爆炸。你能帮我倒一杯新煮的咖啡吗，杰克？你给自己也倒一杯吧。是热的，你看起来也需要来一杯。”

倒咖啡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甜面包。我给他拿了一个，他摇摇头。“固体事物下咽困难。

不过你要真想让我补充热量，冰箱里有六罐一条的雅培安素营养奶。我觉得味道像冷冻鼻涕，但我还咽得下去。”

我用碗橱里发现的高脚酒杯给他倒了一杯，他笑起来。“你认为这样喝起来味道会好些吗？”

“兴许吧，你要是把它当做黑比诺葡萄酒的话。”

他喝了一半，看得出，他每一口都咽得非常艰难。喝着喝着，他把酒杯放到一边，又拿起了咖啡。没有喝，只是用手握住杯子，似乎想要取暖。

这番情形让我重新估算了一下他可能剩下的时间。

“那么，”他说，“为什么这回不一样呢？”

要是他没有病得这么厉害，也许他会亲自去证明。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因为卡罗琳·波林从来就不是个理想的测试个案。你没有挽救她的生命，阿尔，只是挽救了她的腿。在两条路上，她都活得很好，但平庸无奇——一条路是卡勒姆击中了她，另一条路是你插手其中。在两条道路上她都没有结婚，都没有孩子。这就像是……”

我支吾起来。“不是冒犯你，阿尔，但是你所做的就像是医生挽救了被感染的阑尾。对阑尾自身来说是很棒，但即使阑尾很健康也没什么意义。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明白。”但我想他看起来有点儿不高兴。“对于卡罗琳·波林，我已经尽全力了，伙计。我这个年纪的人即使身体健康，剩的时间也不会多。

我的眼光更高远。”

“我不是在埋怨你。但邓宁一家更适合测试。

小姑娘瘫痪的事情，只不过对她本人和她的家庭而言非常悲惨。我们谈论的是四个人被杀死，第五个人终生走不出阴影。而且，那个人是我们俩认识的人。获得普通教育发展证书文凭之后，我带他去餐馆吃汉堡。你看到他的毕业服和毕业帽时，还给我们免了单。记得吗？”

“当然记得。我还给他拍了照片，准备贴到墙上。”

“要是我能做成这件事——要是我能阻止他爸爸挥舞那把锤子——你觉得照片还会在那儿吗？”

“我不知道，”阿尔说。“或许不会吧。我可能压根儿都不会记起有过那么张照片。”

这话似乎太具理论性了，我没做任何评论。

“想想另外三个孩子——特罗伊、埃伦和图加。

毫无疑问，他们中有人会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埃伦甚至可能成为喜剧明星。他不是说埃伦像露西尔·鲍尔吗？”我靠上前去。“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个更好的试验品，看看当你改变分水岭时刻之后会发生什么。我需要轻易阻止肯尼迪被暗杀这么重大的事情之前做个试验。你说呢，阿尔？”

“听着，我知道你的想法。”阿尔挣扎着站起身来。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很难受，可当我准备起身时，他却挥手示意我坐下，“别，坐着别动。

我给你看样东西。在另一间房里。我去拿。”

7

那是一只锡罐。他递给我，让我拿到厨房里。

他说这样好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放在餐桌上。我们坐下之后，他用戴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锡罐。他取出的第一件东西是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他打开封口，倒出一大堆脏兮兮的纸钞。我从里面抽出一张，惊奇地看着。这是张二十元纸币，但票面上印的不是安德鲁·杰克逊[35]，而是格罗弗·克利夫兰[36]，美国十大杰出总统怎么也数不着他。背面文字“联邦储备券”下方是相向行驶的火车头和汽船。

“看起来像‘大富翁’游戏钞票。”

“不是‘大富翁’游戏钞票。这些钱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多，没有面值超过二十的。现在，加一罐油就要三十到三十五美金，五十美金都不足以让便利店里的人抬一下眼皮。但那时候可不一样，不知多少人会为之心动呢。”

“是你的赌资吗？”

“一部分。主要还是我攒下来的积蓄。1958年到1962年，我当厨师，跟在这儿一样，一个人过日子，只要不花钱追求那些挥金如土的女人，便能存下不少钱。我没那爱好。即便要交往，也找些不太挥霍的女人。我跟每个人都处得很友好，但不会跟任何人走得格外近。我建议你也这样。

在德里如此，要是你去达拉斯的话，也如此。”

他用瘦削的手指拨弄了一下纸币。“这里有九千多美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相当于今天的六十倍。”

我盯着那堆钱。“钱可以带回来。不管你进兔子洞多少次，带回来的钱都不会消失。”虽然他已经说过这一点，但我一时半会儿没有拐过弯来。

“是的，尽管钱还会回来——彻底重置，还记得吗？”

“这不是个悖论吗？”

他看着我，有些抓狂，耐心即将耗尽。“我不知道。问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只会浪费时间，我没多少时间了。”

“对不起，对不起。里面还有些什么？”

“没什么了。但好在你不需要多少。杰克，那个时代跟现在完全不同。你可以在历史书中读到，但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正体会。”他递给我一张社保卡。卡号是005-52-0223。名字是乔治·T·安伯森。阿尔从锡罐里拿出一支钢笔，递给我，“签上名字。”

我接过钢笔，是一支促销赠品笔。笔管上写着“德士古之星，您的放心选择。”我签了社保卡，感觉有点儿像丹尼尔·韦伯斯特[37]与魔鬼签下契约。

我想把卡递还给他，但他摇了摇头。

接下来取出的是乔治·T·安伯森的缅因州驾照，上面写着我身高六英尺五英寸，蓝眼睛，棕头发，体重一百九十磅。生于1923年4月22日，住在萨巴特斯蓝鸟路19号，碰巧是我2011年的住址。

“约六英尺五英寸，对吧？”阿尔问道。“我估测的。”

“非常接近。”我在驾照上签了名。驾照是基本证件款。颜色：米色。“上面没有照片？”

“缅因州驾照贴照片还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呢，伙计。其他四十八个州也一样。”

“四十八个州？”

“夏威夷直到要再过一年才正式成为美国的州。”

“哦。”我感觉有点呼吸困难，好像有人朝我肚子捣了一拳。“这么说……你要是超速被拦下，驾驶证显示是谁，警察就会相信你是谁？”

“可不是吗？你要是在1958年谈论恐怖袭击，人们会以为你在谈论少年斗牛士。在这些地方也签上名。”

他递给我一张赫兹租车公司特别优惠券，一张城市石油服务公司的油卡，一张餐馆会员卡和一张美国运通卡。运通卡是人工合成塑料制成的，餐馆会员卡是纸制的。卡上都印有乔治·安伯森的名字。字是打字机打上去的，不是印在上面的。

“你要是想要的话，明年就能得到真正的塑料运通卡。”

我笑了。“没有支票簿吗？”

“我是可以帮你弄一本，但有什么用呢？我以乔治·安伯森的名义填写的任何纸制文件下次重置的时候都会消失。包括我存进账户的钱。”

“哦。”我感觉像个傻瓜。“噢。”

“你也犯不着自责，这些对你来说还很陌生。

不过，如果你想开个账户。我建议你别存超过一千的钱。尽可能地留现金，随身带着。”

“以防万一要仓促返回。”

“没错。信用卡只是个身份证明。当你回来时，我开设的账户都将被清除。可能这些账户也许能派得上用场——谁知道呢。”

“乔治在蓝鸟路19号取邮件吗？”

“1958年，蓝鸟路只是萨巴特斯地图上的一处地址，伙计。你现在住的社区还没建呢。不管谁问你这事儿，你就说这是商业机密。他们会相信的。1958年商业就像上帝——每个人都崇拜它，但没人了解它。拿着。”

他塞给我一只上好的男士钱包。我目瞪口呆。

“这是鸵鸟牌吗？”

“我想让你看起来像个有钱人，”阿尔说。“找几张照片跟身份证放在一起。我还给你准备了些别的零碎东西。几支圆珠笔，有一支很时尚，笔头上有开信刀和尺子。斯克里普托自动铅笔。一只笔袋。这些东西在1958年都是必须的，让你显得不蠢。一只宝路华手表，斯佩戴尔铬合金可调节表带——伙计，耍酷的人都会想方设法弄到一块。剩下的你自己挑吧。”他又咳了很长一段时间，痛得缩成一团。他停止咳嗽，脸上挂满豆大的汗珠。

“阿尔，你什么时候想到准备所有这些的？”

“当我意识到我回不到1963年的时候，我离开得克萨斯回到家。我已经想到你了。离异，没有孩子，聪明，最关键的是，年轻。噢，拿着这个，差点忘了。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名字是从圣西里尔公墓墓碑上借用的，向缅因州州务卿递交一份申请就弄到了。”

他递给我一张出生证明。我用手指抚摸着凸纹，摸起来很光滑，像官方文件。

我抬头，发现他又抽出一张纸放到桌子上。

标题是“1958—1963年体育赛事大全”。“别弄丢了，这可是你全部的身家了，要是落到坏人手中，你可得费一番口舌了。要是上面的事情被逐一证实，那就更麻烦。”

我准备把所有东西装进锡罐，他摇摇头。“我帮你准备了一个巴克斯顿勋爵公文包，放在壁橱里，公文包四周已经非常仔细地磨损过。”

“我不需要——我有背包，在我车后备箱里。”

他一下子乐了。“你要去的地方，除了童子军没人背背包。童子军也只在远足或集会的时候才会背。伙计，要学的东西还很多。不过，只要小心点，别心存侥幸，就不会出岔子。”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要去做这件事了，而且马上就要动身了，几乎毫无准备。我感觉就像一个要去游览十七世纪伦敦码头的游客，突然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我的工作是什么呢？”我无奈地问道。

他扬起眉毛——曾经浓密的眉毛现在跟头发一样稀疏、苍白。“你的工作是去拯救邓宁一家。

我们不是一直在谈论这事吗？”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如果别人问我靠什么谋生我怎么回答？”

“你的有钱叔叔死了，还记得吗？告诉他们，凭空得来的那笔遗产，足以支撑你的写书生涯。

每个英语老师心底不都隐藏着一位失意的作家吗？难道我弄错了？”

事实上，他没说错。

他坐在那儿，看着我——精神萎靡，瘦骨嶙峋，但满怀关切。可能还有怜悯。最后他声音轻柔地说：“任务很艰巨，对吧？”

“是的，”我说。“阿尔……哎……我只是个小人物。”

“可以说，奥斯瓦尔德也一样。一个放冷枪的小人物。根据哈里·邓宁的作文，他爸爸也只是个拿着锤子的可恶醉鬼。”

“他连那都算不上。他在肖申克监狱死于胃中毒。哈里说可能是由于劣质勾兑酒。那是——”

“我知道那种酒。我驻扎在菲律宾的时候见过很多。甚至还喝过一些。但是，你去的时候他还没死。奥斯瓦尔德也没死。”

“阿尔……我知道你病得很重，很痛苦。但是，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餐馆？我……”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了他常用的称呼，“伙计，我不想一个人去餐馆。我害怕。”

“没问题。”他一只手撑住腋下站起身，表情痛苦，嘴唇紧咬。“你拿公文包，我去换衣服。”

8

八点差一刻，阿尔打开富客汉堡所在的银色拖车。柜台后的铬合金器皿发出的微光看起来阴森吓人。凳子似乎在低语，没有人会再坐我们了。旧式大糖罐似乎低声应答，没有人会再倒糖了——聚会结束啦。

“给里昂·比恩让位，”我说。

“对，”阿尔说。“该死的发展。”

他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却没有停下来休息。他领我走到柜台后面储藏室门口。我跟着他，把公文包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公文包里面装着我的新生活。公文包是老式的，带搭钩。要是我把它带到里斯本高中课堂上，大多数学生肯定会嘲笑我。另外一些学生——那些有着敏锐时尚感的学生——可能会为公文包的怀旧风格鼓掌。

阿尔打开门，混合着蔬菜、调料和咖啡的气味扑面而来。他越过我的肩膀，伸手打开灯。我盯着铺着深灰色漆布的地板，仿佛看着满是饥饿鲨鱼的水池，阿尔拍拍我的肩膀，我就要跳下去了。

“抱歉，”他说，“你得带上这个。”他拿出一枚五角硬币。“黄卡人，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实际上，我已经全然不记得了。

心跳极快，我似乎能感觉到眼球在眼眶里脉动，舌头像块破地毯。他递给我硬币时，我差点没接住。

他最后打量我一番。“目前穿牛仔裤还行，但继续北上之前，得在美茵北大街上的梅森男装店买几条裤子。日常穿彭德顿或者卡其布都可以，正式场合穿班纶丝。”

“班纶丝？”

“你只管开口要，他们都知道。你还得买几件衬衫。然后是西装。几条领带，一个领带夹。

买顶帽子。不是棒球帽，那种好的遮阳草帽。”

他眼角有泪水滑落。他的眼泪比他的那些话更令我恐惧。

“阿尔，你怎么了？”

“我只是害怕，跟你一样。没必要生出这些离愁别绪。你要是能回来的话，不管你在1958年呆多久，这里都是两分钟。正好够我准备好煮咖啡。

要是顺利的话，我们好好喝一杯，听你聊你在那边的经历。”

要是顺利的话，多么沉重的字眼。

“你还可以做个祷告。时间来得及，不是吗？”

“当然。我会祈祷一切顺利。别被表象蒙蔽，别忘了你将要面对的是个危险人物。可能比奥斯瓦尔德更危险。”

“我会小心的。”

“好吧。在你听懂方言，找到感觉之前尽量闭嘴。慢慢来。别惹是生非。”

我竭力露出笑容，但不知道有没有笑出来。

公文包很沉，装的好像不是钱和伪造的身份证，而是石头。我想我会晕倒。然而，上帝保佑我，我还是有些想去的。迫不及待地想去。我想驾着雪佛兰看看美国；美国正向我发出召唤。

阿尔伸出瘦弱而颤抖的手。“祝你好运，杰克。

上帝保佑你。”

“是乔治。”

“对，乔治。去吧。就像那时人们说的，轮到你闪亮登场了。”

我转过身，一步步朝储藏室走去，像是用脚试探漆黑楼梯一般摸索着向前。

走到第三步，我触到了楼梯。

第二部 门卫的爸爸

第五章

1

我沿着烘干房边上走，跟上次一样。蹲着穿过“禁止通行”铁链，跟上次一样。绕过巨大的绿色立方体建筑一角，跟上次一样。突然，有东西撞到我。就我的身高来说，我不算重。但身上还有点儿肉——“再大的风也吹不走你，”我爸爸以前常说——然而黄卡人还是差点把我撞倒。

我仿佛遭到了黑色外套下藏着的一群拍着翅膀的鸟群的攻击。他嘴里吼着什么，我大吃一惊，来不及反应他在吼些什么（不是害怕，确切地说，还没来得及害怕）。

我用力一推，他踉跄着撞向烘干房，外套裹到腿上。他的后脑勺撞到金属，“砰”的一声，脏兮兮的软呢帽掉在地上。他也随之倒下，不是跌倒，而是顺势倒下。我的心一阵狂跳，继而觉得很对不住他，当他捡起帽子用一只脏手掸灰时，我的内疚感更强了。帽子再也不会变干净了，而且，很可能，他本人也将如此。

“没事吧？”我问道，我弯腰扶他的肩膀帮他起来时，他用力推开我，沿着烘干房边上迅速向后躲。可以说，他看上去像只跛腿蜘蛛，实际上当然不是。他的形象是：一个酒鬼，因为没喝酒脑袋耷拉着。他跟阿尔·坦普尔顿一样挣扎在死亡线上，五十多年前，美国还没有慈善收容所或疗养院来收留像他这样的人。要是他入过伍，退伍军人管理局可能会收留他，但谁会把他送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呢？很可能没人会这么做。

尽管有人——多半可能是工头——可能会叫警察来。他们会把他丢进醉汉拘留所，关上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要是他在那儿没有死于震颤性精神错乱引发的抽搐，他们就会放了他。如此周而复始。

我发现自己希望前妻在这儿——她能找个匿名戒酒会收留他——可是克里斯蒂二十一年以后才出生呢。

我把公文包夹在两脚之间，伸出手给他看我手上什么都没有。但他沿着烘干房的边墙迅速退到更远的地方。短胡茬上黏着口水。我四处张望了一下，确认我们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看到工厂的这块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便再次试图和解。“我推你只是因为被你吓到了。”

“你他妈的是谁？”他问，声音跨越五个八度音域。要是我上次来时没听到过他的问题的话，我根本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尽管发音相同，音调是不是变了？我不太确定，但猜想应该没错。他不会伤害你，但他跟别人不一样，阿尔曾经说过：他好像知道点儿什么。阿尔认为这是因为1958年9月9日上午11点58分，他碰巧在兔子洞附近晒太阳，很容易受到兔子洞的影响。就像你在电视机边上使用混合器会在电视屏幕上产生静电干扰一样。很可能会这样。或者，也可能只是因为他是个醉鬼。

“不是什么要人，”我用最令他放心的语气说道。“跟你完全没有任何牵连的人。我叫乔治。

你叫什么？”

“混蛋！”他厉声说道，跑到离我更远的地方。这俩字若是他的名字，倒真是不同寻常。“你不该来这儿！”

“别急，我就走，”我说着拿起公文包，以示诚意。他将瘦削的肩膀耸到耳际，好像等着我用公文包砸他。他像只经常挨打的狗，除了挨打不会期待别的际遇。“没事，没事，行了吧？”

“滚出去，混蛋！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别惹我！”

“放心好了。”我正从惊吓中缓过神来，残留的肾上腺素跟我的同情——或者说恼怒，混在一起。那种我对克里斯蒂产生过的恼怒，在我回家发现她一边嘴里答应改邪归正永远戒酒，一边却又酩酊大醉的时候。这些情绪，加上夏末中午时分的炎热，让我胃里一阵翻涌。就一场救援行动而言，这大概算不得一个好开场。

我想到肯纳贝克果品公司，想到根汁汽水的美妙味道；我似乎看到老弗兰克·阿尼塞拿出杯子时冰冻柜里冒出的冷气。而且，那里当真凉快。

闲言少叙，我朝那个方向走去，我的新公文包（边缘被故意做旧了）在膝盖边上蹭来蹭去。

“喂，喂！你，转过脸来！”

我转过身。那酒鬼撑着烘干房边缘，挣扎着站起来。他已经把帽子掸干净，攥在怀里。他在怀里摸索了半天。“我从绿色前线那儿得到一张黄卡，混蛋，给我一美元。今天双倍收费。”

我们又重新搭上话，真令人欣慰。不过，我尽量不靠他太近。我不想再吓到他，或者引起另一轮攻击。我在离他六英尺远的地方停下来，伸出手。阿尔给我的硬币在掌心闪着光。“要一美元我没有，我只有半美元。”

他犹豫了一下，左手拿着帽子。“别指望我会答应你。”

“是很有诱惑力，但我能抵制诱惑。”

“嗯？”他的视线从五角硬币转向我的脸，然后又转向硬币。他举起右手擦去下巴上的口水，我又看到了与上次不同的地方。虽然不算什么大事，但足以让我怀疑阿尔断言的可靠性——他认为每一次回来都是一次重置。

“我不管你收下还是丢下，可你得快点拿主意，”我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一把抓过硬币，又退回烘干房边上。他眼睛瞪得大大的，污浊不清。下巴上又流出口水。

世界上真没有什么能敌得过酒的魔力；我想不通为什么占边波本威士忌、施格兰金酒、迈克硬柠檬水不用酒鬼在杂志上做广告。比如：尽享占边，人生无限。

“你是谁？在这儿干什么？”

“工作，我想是这样。听着，你有没有去参加过匿名戒酒会治治你那毛——”

“滚蛋，吉姆拉！”

我不知道吉姆拉是什么，但滚蛋两个字响亮而清晰。我朝大门走去，希望他会追过来问更多问题。我上回来的时候，他没有追过来问，但这次见面显然跟上一回不一样。

因为他不是黄卡人，这次不是。在他举起手擦下巴时，手里握着的卡不再是黄色的。

这回的卡片同样脏兮兮的，但看得出是艳橙色。

2

我穿过工厂的停车坪，再一次拍拍红底白色的普利茅斯复仇女神老爷车后备箱，祈求好运。

我需要尽可能多的好运。我穿过铁轨，又一次听到火车“呜——刹”的声音。但这一次，声音听起来更遥远，因为这次跟黄卡人的见面——现在变成了橙卡人——花的时间稍微久一些。工厂废气发出的恶臭跟上次一样，同一辆城际公共汽车呼啸而过。因为这次我稍微晚了一点儿，没能看到线路标志，但我记得上面写着：“路易斯顿快线”。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问题，不知道阿尔看过这辆载着同一批乘客的巴士多少次？

我疾速穿过街道，尽可能挥走蓝色的车尾气。

山区乡村摇滚乐叛逆少年站在门外，我脑子突然一个闪念，要是我抢先用了他的问候语跟他打招呼，他会怎么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跟吓到烘干房边上的酒鬼一样不厚道；要是抢走原本属于孩子们的秘密语言，他们还剩下些什么呢。

这孩子甚至不能回去玩Xbox游戏机。所以，我只是冲他点点头。

他点头回敬。“嗨，帅哥。”

我走进店里。铃叮当作响。经过折扣连环画册，我径直走向弗兰克·阿尼塞身旁的冷饮柜。“朋友，今天想喝点儿什么？”

我突然被难住了，因为他上次不是这样问的。

我想起来了，他上次确实不是这么问的。上一次我从架子上拿了一份报纸。这一次没有。可能每次造访1958年都会将里程表全部归零（除了黄卡人），但如果一开始就改变某件事情，所有事情就都随之改变了。这种想法让人既惊恐又如释重负。

“来点根汁汽水，”我说。

“好嘞，按老规矩，看来咱们有共识，五分还是十分？”

“我想就十分吧。”

“好嘞，你想得没错。”

他取出冷冻柜里的冰酒杯。他用木勺柄将上面的泡沫刮掉，倒满杯子，放在柜台上。一切都跟上次一样。

“十美分，再加一美分给州长。”

我递给他一张阿尔的旧钞票，弗兰克1.0找零的时候，我扭头看到之前的黄卡人站在店门口——“绿色前线”——左摇右晃。他让我想起一场老电影里的印度教托钵僧，吹着喇叭哄逗柳条筐里的眼镜蛇。小弗兰克·阿尼塞从人行道上走来，时间分秒不差。

我转过身，品着我的根汁汽水，赞道：“真是惬意！”

“是啊，大热天来杯冰啤酒，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你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威斯康星的。”我伸出手。“乔治·安伯森。”

他跟我握手时，门上方的铃铛响了。“弗兰克·阿尼塞，我儿子。小弗兰克。弗兰基，这位是来自威斯康星的安伯森先生。”

“你好，先生！”他微笑着朝我点头，然后转向他爸爸。“泰特斯已经把卡车运到升降间了，说五点能准备好。”

“好，好的。”我等着看阿尼塞1.0点烟，果然没有失望。他吸了一口，转过身来。“你是来做生意还是旅游？”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不是因为我被难住了答不出。令我惊讶的是这个情景一直偏离，此刻终于又回到了上次的脚本。但阿尼塞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不管是旅游还是做生意，来得都正是时候。

夏天的人们大部分都走了，这时候我们就清闲了。

啤酒里要不要加一勺香草冰淇淋？通常要另外加收五美分，但星期二优惠，总共只收五美分。”

“这种老掉牙的话你已经说了十年了，老爸，”

小弗兰克嗔怪道。

“谢谢，不需要加，”我说。“实际上，我是来做生意的。我在……在萨巴特斯的房地产生意倒闭了。就这样。知道萨巴特斯吗？”

“当然知道，”弗兰克说。他从鼻孔里缓缓把烟吐出，看了我一眼，目光充满探究。“做垮房地产公司的经历颇多曲折吧？”

我笑了笑，意思是说你知我知。他肯定明白了我的意思，朝我挤挤眼睛。门上方的铃又响了，买水果的妇女走了进来。墙上挂钟提示现在是12点28分，表盘上写着：“微笑开始每一天，喜乐咖啡伴你行。”显然，小弗兰克和我讨论雪莉·杰克逊故事的那部分台词在这个版本中被删掉了。

我三大口就喝完了根汁汽水，肚子里一阵痉挛。

小说里的人物很少上厕所，但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压力通常会引起生理反应。

“我说，你们这儿会不会恰好有洗手间？”

“对不起，没有，”老弗兰克说。“一直打算盖一间，但夏天太忙，冬天又总是没有足够的现金翻修。”

“你可以去拐角处泰特斯那里，”小弗兰克说。他正把冰淇淋舀进金属圆筒里，准备给自己做一份奶昔。他上次没有这样做，我有点儿不安，想到了所谓的蝴蝶效应。我想我正看着那只蝴蝶在我眼前展开翅膀。我们在改变世界，只是以细小的方式——无法估算的方式——但的确，我们在改变世界。

“先生？”

“对不起，”我说。“看来我是患上老年失忆症了。”

他愣了一下，随后大笑起来。“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不过很有意思。”因为确实很有意思，下次他自己想不起事情的时候可能会用得上这个词。一个直到七八十年代才进入美国俚语的词眼已经初现端倪。不能说是过早登场，确切地说，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流里它出现得恰逢其时。

“泰特斯雪佛龙就在你右手边的街角上，”

老阿尼塞说。“要是……嗯……很急的话，你可以用我们楼上的盥洗室。”

“不用了，没事，”我说，虽然我已经看到了墙上的钟，却还是炫耀地看了一眼我那块配有斯佩戴尔表带的宝路华手表。幸好他们看不到正面——我忘记调时间了，手表还停留在2011年。

“我得走了。有事情要处理。弄不好，至少要呆上一天。这附近有没有比较好的汽车旅馆可以推荐？”

“你是说汽车旅社吗？”老阿尼塞问道。他在柜台上摆放的烟灰缸里掸了一下，烟灰缸上印着“烟草之味，尽在云斯顿！”。

“是的。”这一次我的笑容看上去一定很蠢……肚子里又一阵抽搐。要是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变成地地道道的9·11场景。“在威斯康星我们称作汽车旅馆。”

“我想推荐塔马拉克汽车旅社，沿196号公路开上五英里，在去路易斯顿的途中，”弗兰克·阿尼塞说。“离汽车影院很近。”

“谢谢你的推荐，”我一边说，一边起身。

“不客气。要是你想在商业会晤之前理个发修个面的话，可以去鲍默理发店。他手艺不错。”

“再次感谢您的好建议。”

“好建议免费，根汁汽水收费。祝你在缅因州过得愉快，安伯森先生。弗兰基？喝完奶昔赶紧回学校去。”

“好的，老爸。”这次小弗兰克朝我使了个眼色。

“弗兰克？”一位女士吆喝道，“橘子新鲜吗？”

“跟你的笑容一样新鲜，莱奥拉！”他答道，女士们会心一笑。这可不是我故作风雅，她们的确会心一笑。

我经过她们，喃喃地说了一声“女士们”。

铃响了一声，我又回到了我出生之前已经存在的世界。但这一次，没有穿过街道回到兔子洞所在的院子，我朝这个世界的深处走去。街道对面，穿着黑色长外套的酒鬼正在向身着束腰短装的店员打手势。他挥舞的卡片不是黄色，是橙色，不过，他说着同样的台词。

我视之为好兆头。

3

泰特斯雪佛龙在红加白商店边上，阿尔一次又一次从红加白商店为餐馆购买同样的补给。按照窗户上的标价，龙虾69美分一磅。超市对面，矗立在2011年一块闲置地上的是一个栗色仓库，门都敞开着，里面摆放有各式二手家具——婴儿床，藤摇椅，加有厚软垫的安乐椅尤其多。门上的标牌写着“快乐白象”，还有一块标牌，用A形框架支撑着，吸引着去路易斯顿路上的行人，内容大胆而创新，“没有找不到，只有不需要。”

看似店主的家伙坐在摇椅里，抽着烟斗，扫视着我。

他身穿横条T恤，肥大的褐色裤子，蓄着山羊胡子。

我想，在这个时间长河中特定的小岛上，这同样大胆而创新。他的头发梳到后面，用发蜡定了型，卷曲着垂到肩上，让我想起了看过的摇滚视频：杰瑞·李·刘易斯[38]在钢琴上跳动，吼着《大火球》。

快乐白象的店主可能是镇上出了名的垮掉的一代。

我朝他竖起一根手指，他轻轻点点头，继续抽烟斗。

在雪佛龙（普通汽油售价每加仑19.9美分，特级汽油每加仑多一美分），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剪着平头、精神焕发的员工正在修理一辆卡车——我猜是阿尼塞的卡车——车已经升起来了。

“泰特斯先生？”

他扭过头来看了一眼。“啊？”

“阿尼塞先生说我可以用一下你的厕所。”

“钥匙放在前门里。”“门”的发音很怪。

“谢谢！”

钥匙拴在一块木片上，上面印着“男人”。

另一把钥匙的木片上写着“女孩”。我的前妻肯定会特别鄙视这玩意儿，我想。

厕所很干净，但有股浓重的烟味。洗脸台边上有只水壶形状的烟灰缸。从立起的烟头数量可以想象，很多来这间整洁小屋的访客上厕所的时候都喜欢吸烟。

我走出来的时候看见二十多辆旧汽车停在加油站边上的小停车坪里。一串三角彩旗在汽车上空的微风中摆动。2011年可能售价数万元的汽车——这种经典款价格不会少过这个数——标价仅七十五和一百美元。一辆看似完好无损的凯迪拉克只卖八百美元。小销售亭（里面一位嚼着口香糖、梳着马尾辫的美女正沉浸在《电影故事》里）

上的标牌写着：“所有汽车性能完好，保留票据，泰特斯保证售后服务！”

我把钥匙挂好，谢谢泰特斯（他嗯了一声，盯着升降机上的卡车，头也没回）。我又朝美茵大街走去，心想去银行之前最好把头发理一下。

这让我想起了留着山羊胡子的垮掉的一代，我又心血来潮地穿过街道，朝二手家具市场走去。

“早啊！”我说。

“呃，已经下午了。但是，随你怎么说吧。”

他抽了口烟斗，夏末的微风裹挟着樱桃烟斗丝的香气。勾起了我对爷爷的记忆，我小的时候，他常吸。他有时候把烟吹到我耳朵里帮我治疗耳朵痛，这种治疗方法美国医药协会肯定不会批准。

“有手提箱卖吗？”

“噢，有一些，估计不超过两百个吧。一直往后走，往右看。”

“我要是买一个的话，能不能在这儿放几个小时，先去买点儿东西？”

“我五点钟关门，”他说，转过脸看看太阳。

“之后你得自己看管了。”

4

我花了阿尔的两张老美钞买了个皮质手提箱，放在垮掉的一代的柜台里，然后朝美茵大街走去，公文包不停蹭着膝侧。我朝绿色前线里面瞥了一眼，看见店员坐在收银机旁读报纸。没有看到穿着黑色外套的家伙。

购物区只有一个街区长，想迷路都难。我来到距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三四个店面的鲍默理发店。

一个红白相间的理发店招牌在玻璃橱窗里转动。

边上是一张政治海报，上面是埃德蒙·马斯基[39]。

我记得他是个疲惫不堪、肩膀倾斜的老人，但这个版本的他看上去年轻得像是还没到选举年龄，更不要说当选了。海报上说，“把埃德蒙·马斯基送进参议院！投民主党！”有人用明亮的白色带子在底下缠了一圈。上面用手工打印着“有人说缅因州做不到，但我们做到了！下一步：汉弗莱[40]，1960！”

里面，两个老头靠墙坐着，理发师正在给另一个年纪与他们相仿的老头剃光头。两位等待的人都像火车头一样喷着烟。理发师也是（我想是鲍默），一边理发一边眯着一只眼睛，躲开升腾的烟雾。四个人都用我很习惯的方式打量着我：不甚怀疑、又带着评价的表情，克里斯蒂曾经称之为美国佬的怒视。发现很多东西没有改变的感觉很棒。

“我不是镇上的，但是个朋友，”我对他们说。

“一辈子都投民主党。”我举起手，做了个“帮帮我吧上帝”的手势。

鲍默开心地哼了一声。烟灰从烟头上跌下来。

他把烟灰从工作服上掸到地上。地上几根被踩碎的烟头夹杂在碎发中。“哈罗德是个共和党。你得小心他咬你。”

“他没戴假牙，”另外一个人说，他们都笑了。

“打哪儿来的，先生？”共和党哈罗德问道。

“威斯康星。”我先发制人，拿起一份《男性的冒险》杂志，以防对话继续进行下去。封面上，一位近于人类的亚洲绅士一只手戴着手套，拿着鞭子，正在靠近一位优美地绑在柱子上的金发美女。与之对应的故事叫“日本太平洋上的性奴隶”。

理发店里，爽身粉、润发油的气味和烟味完美融合。

等到鲍默示意我坐到椅子上时，我已经深深扎进了性奴隶的故事里。故事没有封面上那么激动人心。

“来旅游吗，威斯康星先生？”他一边问，一边把一块白色人造纤维布铺到我胸前，又在我脖子上围了个纸垫圈。

“对，”我诚实地回答。

“那么，你真是来到了上帝的国度。想留多短？”

“短到我看起来不会像个”——嬉皮士，我差点说出口，但鲍默肯定听不懂那是什么——“像个垮掉的一代。”

“让它有点儿过界，我猜。”他开始修剪。“再修长一点儿你看起来就跟经营快乐白象的那个娘娘腔一样了。”

“我不想那样，”我说。

“不，先生，他的头发很难看，那个人。”

那个家伙。

鲍默完事后，用粉擦了下我脖子后面，问我要不要维坦丽思、布莱尔克里姆或者野根发乳，要价四十美分。

我付了账。

5

我在故乡信托存了一千美元，没有招来大惊小怪的目光。可能新理的头发帮了忙，但我想主要还是因为这是在使用现金购物、信用卡还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我可能被认为是节俭的北方佬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出纳员，头发扎成卷，脖子上戴着贝雕，数了我的钱，把数目登上账，把副经理叫过来。经理又数了一遍，看了一眼账目，然后写了一张收据，上面有存款金额和活期账户上的总额。

“您要是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随身携带的支票数额太大了，安伯森先生。您想开个储蓄账户吗？我们现在的利息是百分之三，按季度计算复利。”他睁大眼睛，向我展示这有多划算。他看起来像以前的古巴乐队指挥泽维尔·库加特[41]。

“谢谢，但是我有好几笔生意要交易。”我压低声音，“地产交易。或者我希望能交易。”

“祝您好运，”他说，也把声音降到保密的声调。“洛兰会帮您准备好支票。五十面额的可以吧？”

“五十的可以。”

“稍后，我们可以在支票上印上您的姓名和住址。”他扬起眉毛，变成了商榷的口气。

“我会在德里。保持联系。”

“好的，我会在德雷克塞尔，8-4777。”

直到他从窗口里丢出一张名片，我才知道他在说什么。上面印着格雷戈里·杜森，副经理，还有“德雷克塞尔，84777”。

洛兰准备好我的支票和一本人造鳄鱼皮支票簿。我谢过她，把东西放进公文包。几位出纳员正在用加法机工作，但其他的交易都是靠笔和体力完成。我突然想，除了个别情况外，查尔斯·狄更斯肯定很习惯这儿的生活。我还想，生活在过去就像生活在水下，通过一根管子呼吸。

6

我在梅森男装店买了阿尔推荐的衣服，店员告诉我说，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支票，只要能在当地银行支取。感谢洛兰，我能在这方面施惠。

我回到快乐白象家具店，把三袋东西装进新手提箱，垮掉的一代默默地看着我。我关上手提箱的时候，他终于给了意见。“有趣的购物方式啊。”

“我猜也是，”我说。“但这是个有趣的旧世界，不是吗？”

他咧嘴笑了。“我想，是个大赌注。来划我的手，杰克逊！”他伸出手，掌心朝上。

一时间，就像猜测德雷克塞尔后面加几位数字是什么意思一样，我突然想起了《列车女》，明白了垮掉的一代是在做五十年代版本的碰拳头。

我用手从他手上拉过，感觉到他的体温和汗，心想：这是真实的，这正在发生。

“皮肤，”我说。

7

我穿过马路，回到泰特斯雪佛龙，一只手提着新装满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拎着公文包。我上午才从2011年的世界来到这里，却已疲惫不堪。

加油站和邻近的停车场之间有间电话亭。我走进去，关上门，阅读老式公用电话上手工打印的标牌：“注意，电话现在承惠一角钱”。

我查看当地电话簿的黄页，找到了里斯本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公司的广告是一辆卡通出租车，前灯变成了眼睛，进风栅上有个大笑脸。广告承诺“快捷而文明的服务”。我觉得听起来不错。

我翻找零钱，找到的第一样东西却是本不该带到这儿来的东西：诺基亚手机。按照我出发的年代的标准来判断，手机很古老了——我已经打算换个iPhone——但在这儿根本无用武之地。要是有人看见的话，可能会问上百个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我把手机装进公文包里。目前放在里面是没问题的，我想，但我最终肯定得把它处理掉。带着它无异于带着未引爆的炸弹到处走。

我找到一角钱，塞进投币槽，硬币直接从返回槽里掉了下来。我把它取出，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跟我的诺基亚手机一样，它来自未来。

这是铜合金，实际上根本不超过一美分。我拿出所有的硬币，翻找出一枚1953年的一角硬币。很可能是我在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买根汁汽水时的找零。我把它投进去。突然，一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

要是我的2002年硬币卡在电话机里没有掉出来怎么办？要是维护里斯本公用电话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人员发现了怎么办？

他可能会以为这是个玩笑，仅此而已。只是个精心设计的闹剧。

我有点儿怀疑——硬币太完美了。他可能会给大家看；最终可能会成为新闻见诸报端。我这次真的是幸运，但下次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我得小心。我又想到了手机，更加不安。然后我把1953年的一角硬币投进币槽，电话出现了拨号音。

我缓慢小心地操作，回想自己是否用过旋转拨号盘。我想没有。每次我松开手指，拨号盘转回去时电话就发出奇怪的咯咯的声音。

“里斯本出租车，”一个女人应答道，“一切为您舒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等出租车的时候，我在泰特斯的停车场里浏览了一番。我被一辆1954年的福特敞篷汽车吸引了——驾驶座一侧的镀铬前灯下面写着“森利纳”。

这辆车配有白边轮胎，实实在在的帆布顶棚，《列车女》里的酷女郎肯定会把它称作敞篷汽车。

“这款车不错，先生，”比尔·泰特斯从我身后说道。“跑起来像着火的房子，这一点我可以亲自证明。”

我转过身。他正用一块红布擦手，布跟他的手看起来一样油。

“门槛板上生锈了，”我说。

“是的，嗯，这种天气。”他耸了耸肩，意思是“你有什么办法”。“关键是，发动机极好，轮胎也几乎是全新的。”

“V-8发动机？”

“Y型，”他说，我点点头，装做很懂的样子。

“从达拉姆的阿琳·哈德利那儿买的，在她丈夫死了之后。要是比尔·哈德利只晓得做一件事的话，那就是怎么养车……不过你不认识他们，你不是这儿的，对吧？”

“不是，威斯康星的。乔治·安伯森。”我伸出手。

他摇摇头，笑了。“很高兴见到您，安伯森先生。但我不想把您的手沾上油。就当握过了吧。

您是要买还是看看？”

“我还不知道，”我说，但这么说很不真诚。

我想，森利纳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酷的车。我张嘴想问他跑了多少里程，很快发现这个问题，在一个两美元就能加满油箱的世界里几乎毫无意义。

我改问他这是不是标准车型。

“噢，是的。要是开二档的话，您得小心警察。

这家伙跑起来飞快。想开出去遛遛吗？”

“不用了，”我说。“我刚叫了辆出租。”

“那可不是旅行的好办法，”泰特斯说。“您要是买下这辆车的话，您就能时髦地回威斯康星，再也不用担心火车了。”

“要多少钱？这辆车的挡风玻璃上没有标价。”

“没有，前天才买来的。还没来得及。”他掏出烟。“我想卖350，但实话实说，可以还价。”

我咬紧牙关，防止下巴掉下来。我告诉他我会考虑的。要是考虑合适的话，我说，我明天会回来。

“最好来早点儿，安伯森先生。这辆车不会停在这里很久的。”

我又感到安心了。我有公用电话没法识别的硬币，这儿的银行服务主要是手工进行，我拨号的时候电话会发出奇怪的咯咯声音，但有些事情没有变。

9

出租车司机是个胖子，戴着扁帽，帽子上写着“注册出租”。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好运牌香烟，收音机被调到WJAB电台。我们听了麦圭尔姐妹[42]的《甜蜜时光》，艾佛利兄弟[43]的《猎狗》，和一个叫做谢布·伍利[44]的家伙的《紫色食人兽》。那首我本来可以不听的。每放两首歌，一个跑调的女人三重唱就会唱：“1440，WJAB……大杰博电台！”我知道了罗曼劳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夏季季末大甩卖，F.W.伍尔沃思刚得到一笔新的呼啦圈订单，价格是1.39美元。

“鬼东西，只会教孩子们扭腰，”司机说。

他把烟塞出车窗，让风吹走烟灰。从泰特斯雪佛龙到塔马拉克汽车旅馆，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我摇下玻璃，逃离烟雾，看着一个不同的世界从眼前驶过。里斯本福尔斯镇和路易斯顿市界之间没有杂乱无章的城市边缘建筑。除了一些加油站，高帽子免下车餐馆和露天影院（屋顶上的招牌是双片连映，《迷魂记》和《夏日春情》——都是立体声宽银幕彩色电影）之外，剩下的是纯粹的缅因乡村。我看到的牛比人多。

汽车旅馆坐落在公路边上，被高大雄伟的榆树荫庇着，看起来并不像一群恐龙，却相差不大。

我呆呆地看着，注册出租先生又点了一支烟。“需要帮忙拿包吗，先生？”

“不用了，我能行。”计费表上的车费不像榆树那么壮观，但足以让人恍然大悟。我给了司机两美元，让他找我五十美分。他看上去很满意，小费足够他买一包好运牌香烟了。

10

我登了记（在这一点上没有问题；把现金放在柜台上，不需要身份证），在房间里好好睡了一觉。房间的空调只是台装在窗台上的风扇。我醒来感到很精神（好），之后却发现晚上睡不着了（不好）。太阳落山以后，路上的车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安静得令人不安。电视机是真力时牌台式机，重量肯定不止一百磅。顶上放着一对室内天线。靠在天线上的标牌上写着：“用手调节天线，请勿使用锡箔纸，管理员致谢！”

电视有三个台。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电视台上面有太多雪花，不管我怎么摆弄天线还是没法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台的图像不停跳动，调节垂直静止也没用；美国广播公司台十分清晰，正在播放《怀亚特·厄普的传奇人生》，由休·欧布莱思[45]主演。他杀了几个逃犯，然后总督香烟的广告就出现在屏幕上。史提夫·麦昆[46]说，总督烟有思想者的过滤嘴和吸烟者的品位。他点烟的时候，我起床关掉电视。

剩下的只有蟋蟀的声音了。

我脱得只剩短裤，躺下，努力睡着。我想起了爸爸妈妈。爸爸现在六岁，住在缅因州欧克莱尔；妈妈只有五岁，住在爱荷华州的农舍里，三四年后，农舍被大火夷为平地。她的家人会搬到威斯康星，离最终产生我的人生交叉路口更近了一步。

我疯了，我想，在某个地方的精神病医院里，疯了，产生严重的幻觉。或许医生会把我写进精神病杂志。不是《错把妻子当帽子》[47]，而是《错以为自己身处1958年的人》。

我用手抚摸拷花布床单，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想起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但奥斯瓦尔德仍然属于未来，在这博物馆一般的汽车旅馆房间里，让我烦恼的并不是他。

我坐在床沿上，打开公文包，拿出手机。这个穿越时空的物件在这儿毫无用武之地。尽管如此，我仍不由自主地翻开手机，按下电源键。“没有服务”的字样在屏幕上弹出来，当然——我期待什么呢？五格信号吗？一个悲哀的声音说道，回家吧，杰克，在你造成无法复原的损害之前回家吧。愚蠢、迷信的想法！即便我造成损害，我也能复原，因为每次拜访都是一次重置。你可以说，时空穿越有个内置的保险开关。

这令我相当鼓舞。但是，在彩色电视机是消费电子领域内最先进突破的世界里持有这样一款手机却丝毫不令人鼓舞。要是被人发现，我不会被视为巫师而处以绞刑，但很可能被当地警察逮捕，关进大牢，直到约翰·埃德加·胡佛[48]的爪牙来到华盛顿讯问我。

我把它放在床上，然后从右前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零钱。我把硬币分作两堆。将1958年以前的硬币放回口袋，之后的硬币装进我从桌屉里找出的信封里（一起放进去的还有吉迪恩圣经和高帽子餐馆外卖菜单）。我穿上衣服，拿起钥匙，离开房间。

外面蟋蟀的叫声更加响亮。一轮残月悬在空中。月辉之外，群星从未这么亮这么近。196号公路上一辆卡车嗡嗡驶过，其后公路又恢复宁静。

这就是乡村，沉睡中的乡村。远处，货运火车的呼啸撕裂了夜空。

院子里停了两辆车，周围黑漆漆的。办公室也是黑漆漆的。我像个罪犯似的走进汽车旅馆后面的田野里。修长的野草扫着我的牛仔裤脚，发出嘶嘶的声音。明天我就会换上新买的班纶丝宽腿裤。

光滑的铁丝栅栏围着塔马拉克汽车旅馆的边缘。外面是个小水池，农村人称之为水塘。水塘附近，五六头牛在温暖的夜里酣睡。当我从栅栏底下穿过朝水塘走去时，其中一头抬起头看着我。

但它很快就对我失去了兴趣，又把头低下去。当我把诺基亚手机扔进水塘时，它没有抬头。接着，我把装有硬币的信封封起来，也扔掉了。然后我原路返回，在汽车旅馆后面停了一下，以确认院子里没人。确实没人。

我走进屋子，脱下衣服，立刻就睡着了。

第六章

1

那个烟枪出租车司机第二天早上来接我。他把我载到泰特斯雪佛龙时，敞篷车还停在那里。

我已料到会是这样，却还是松了一口气。我穿着从梅森男装店买的毫无特征的灰色运动外套。新鸵鸟钱包妥当地放在里兜里，装着柯尔给的五百块现金。我正欣赏福特汽车时，泰特斯走上前来，一边用红布擦着手，看起来还是昨天那块。

“我想了一宿，决定要买，”我说。

“太好了，”他说，然后带着后悔的语气说，“我也想了一宿，安伯森先生。我想我跟你说还有还价的余地是在撒谎。你知道早上吃煎饼熏肉时我太太怎么说吗？她说，‘比尔，那辆森利纳要是不到三百五卖了你就是个蠢货。’事实上，她说我很蠢，不该一开始要价那么低。”

我点点头，好像我知道他会这么说。“好吧，”

我说。

他看起来很惊讶。

“我只能这么做，泰特斯先生。我可以给你写张三百五的支票——很好用的支票，故乡信托，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问问——或者，我可以从钱包里拿三百现金给你。这样会省去很多文书工作。

你看怎么样？”

他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威斯康星人真会还价。要是出三百二的话，我可以给你贴上标签和一个十四天的牌照，然后你就可以开走了。”

“三百一。”

“啊，别让我为难，”泰特斯说，但他没有为难，他很开心。“加五块我们成交。”

我伸出手。“三百一十五对我还好。”

“好。”这一次他跟我握手，没理会手上的油。

然后，他指向销售亭。今天，马尾辫美女正在读《机密》[49]。“你可以在年轻女士那儿付账，她是我女儿。

她会帮你开票。弄完回来，我帮你贴标签。再加一箱油。”

四十分钟之后，我开着属于我的1954款福特敞篷，往北朝德里开去。我学驾驶学的是标准车型，所以开这车没问题，但这是我第一次开竖排变速器汽车。开始很别扭，但习惯以后（我还得适应用左脚操纵变光器开关），我很喜欢。泰特斯对二挡的描述没错。挂二挡，森利纳跑得飞快。我在奥古斯塔停下车，把顶篷拽下来。在沃特维尔，我抢到95美分的肉糕晚餐，包括冰淇淋苹果派。

这个价格让富客汉堡都显得昂贵。我跟斯凯利纳、柯斯达、戴尔-维京、优雅汽车并肩狂飙。阳光温暖，微风吹拂着我新理的短发，收费公路（广告牌上又把它称作“一分钟一英里公路”）差不多是我一个人的天地。我好像把头天晚上的担心随着手机和未来的变化一起沉到了水塘里。感觉很好。

直到来到德里。

2

这个镇子有股邪气，我想刚到那里我就觉察到了。

“一分钟一英里公路”逐渐消失，福特进入沥青修补的双车道，我上了7号公路。我在纽波特往北大约二十英里的地方开上一处高地，看到德里赫然出现在肯达斯奇格溪西岸，笼罩在无数造纸厂和纺织厂污浊的烟云之下，厂子正满负荷运转。一条绿色的动脉从镇中心穿过。远远看去，仿佛一条伤疤。参差不齐的绿带周围只有烟熏的灰色和黑色。天空被烟囱里涌出的烟雾染成尿黄色。

我开过几个农产品摊位，在一旁照看着的摊主（当我开车经过时，他们只是站在路边喘气）

看起来更像是《激流四勇士》[50]里天生的山地内部的贫农，而不是缅因州的农民。经过最后一个摊位“路边凉亭农产品”的时候，一条高大的杂种狗从几篮子堆起来的西红柿后面冲出来追我，撕咬我的汽车后胎。看起来像只畸形的斗牛犬。我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拿一块板子击打它，随后它从我的视野消失。

这就是哈里·邓宁长大的镇子，第一眼就让我心生厌恶。没有具体原因；只是厌恶。中心购物区坐落在三个陡峭山丘脚下，感觉像个深坑，幽闭恐怖。我的樱红色福特看上去是街上最明亮的物体，让人分心的（而且不受欢迎，根据它招来的多数眼神可以看出）颜色混杂在黑色的普利茅斯、棕色的雪佛兰和肮脏的货车中间。一条运河穿过镇子中央，黑水几乎注满苔迹斑斑的混凝土护堤之内。

我在运河街找到一处停车位。一角钱换得一个小时的购物时间。我在里斯本福尔斯镇忘了买帽子，走过两三家店面后，我看到一家店写着“德里服装日用品店，缅因州中部最吸引人的男子服饰用品店”。我疑心中西部是否有很多男子服饰用品店。

我把车停在药店门口，停下来查看橱窗里的标牌。标牌莫名其妙地总结了我对德里的印象——那种乖戾、狐疑，那种勉强按捺的暴力感——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准确，虽然我在那儿待了差不多两个月，（可能除了我偶然遇见的少数几个人之外）

我不喜欢德里的一切。标牌上写着：

入店行窃不是“刺激”，不是“好玩”，不是“有趣”，而是“犯罪”，我们决不姑息！

业主及经理诺伯特·基恩

那个身材瘦弱、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朝外面打量着我的人，肯定是基恩先生。他的表情不是说：进来吧，陌生人，到处逛逛，买点儿什么。或者来杯冰淇淋苏打。那冷酷的眼神和翘起的嘴巴在说：走开，这儿没你这种人什么事儿。我一边想这是我的想象，但又知道这不是。我试着伸出手，做出打招呼的姿势。

穿白大褂的人没有朝我伸手。

我意识到我看到的运河肯定从这个奇怪的沉陷市区底下流过，我正站在运河顶上。我能感觉到脚底隐藏的水流轻轻地敲打着人行道。这是种隐约不快的感觉，好像这片世界软化了。

一个身穿晚礼服的男模站在德里服装日用品店橱窗里。一只眼戴着单片眼镜，一只石膏手里拿着一面学校锦旗。锦旗上写着：“德里老虎会痛宰班戈公羊！”尽管我是学校精神的粉丝，但这也太惊人了。打败班戈公羊，没问题——痛宰？

只是个比喻，我告诉自己，走了进去。

一位脖子上绕着卷尺的店员走上前来。他的衣服比我的好看多了，但头顶微弱的灯泡让他的表情泛出黄色。我迫不及待地问，能卖给我一顶漂亮的夏天草帽吗，或者我应该滚蛋？他笑了，问他能帮我做什么，一切看起来基本正常。这里有我要的帽子，我花三美元七十美分买了一顶。

“很可惜，天气转凉，没多少时间戴了，”他说。

我戴上帽子，在柜台旁的镜子前正了正。“或许我们应该有印度那样漫长的夏天。”

他把帽子斜到另一边，动作轻柔而略带歉意。

转动了不到两英寸，却让我不再像个乡巴佬进城，而变得像……嗯……缅因州中部最得意的时空穿越者。我谢了他。

“不用谢，您叫——”

“安伯森，”我伸出手。他的握手简洁、无力，有如滑石粉一般。他松开手后，我有在运动服上擦手的欲望。

“来德里做生意？”

“是的，你是本地人吗？”

“在这儿待了一辈子，”他说着，叹了口气，好像这是个负担。基于我的第一印象，我想他也许就是这么想的。“您做什么生意，安伯森先生，要是您不介意我这么问的话？”

“房地产。但我既然来了，还想看一位老战友。

姓邓宁，名字我不记得了，我们都叫他‘斯基普’。”

斯基普一说是编造的，但我真不知道哈里·邓宁父亲的名字。哈里在作文里提到了哥哥和妹妹的名字，但拿着锤子的男人一直被称作“我的爸爸”。

“恐怕我帮不了您，先生！”现在他听起来很冷漠。生意完成了，虽然店里没有其他顾客，但他希望我离开。

“不过，可能你能帮我别的事情。镇上最好的酒店是哪家？”

“德里宾馆。往回走到肯达斯奇格大街，向右转，走上阿普米尔丘，到中央大街。找门前的马车灯。”

“阿普米尔丘？”

“我们这样叫，是的。要是没有别的事，我后面还有几件服装要改。”

我离开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1958年9月到10月间，我关于德里的记忆中最历历在目的一件事就是夜晚总是很早降临。

跟德里服装日用品店一店之隔的是梅琴体育用品店，秋季枪支销售正火热进行。两个男人正在店里调试猎枪，一位戴着蝶形领结（配着蝶形领子）的年长店员满意地旁观。运河的另一边被工人酒吧占据，那是你可以花五十美分喝杯啤酒聊聊天的地方。洛克奥拉上所有的音乐都是乡村和西部音乐。有《幸福角落》，《祝福成功》（常客们称作《血流成河》，我后来才知道），《两兄弟》，《金轮辐》和《沉睡的银元》。四位蓝领绅士站在酒吧外面，呼吸着下午的空气，盯着我的敞篷车看。他们的脸被花呢和棉花平顶帽子遮住，脚上都穿着巨大的无色工作靴，我2011年的学生称之为“狗屎靴”。四位中间有三位穿着背带裤。

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想了想追着我的汽车的边流口水边撕咬的杂种狗，然后穿过街道。

“先生们，”我说。“里面有什么卖的？”

有那么一会儿，没人回答我。正当我以为没人会回答时，没穿背带裤的那位说：“啤酒，还能有什么？你不是这儿的吧？”

“威斯康星的，”我说。

“好样的，”其中的一个小声说。

“现在旅游很晚了，”另一个说。

“我来镇上做生意，但我想待在这儿时先看位老战友。”没人应答。有个人把烟头丢到人行道上，然后用贻贝大小的一团鼻涕弄灭，或许这是他对我的回应。尽管如此，我仍继续往下说：“他叫斯基普·邓宁。你们有谁认识姓邓宁的不？”

“我真想笑着亲吻猪，”没穿背带裤的家伙说。

“什么？”

他眼睛转动了一下，撇撇嘴，一种对蠢得不可救药的人不耐烦的表情。“德里有很多邓宁。

去看看该死的电话簿吧。”他朝里走去，他的伙计们跟着他。没穿背带裤的家伙给他们打开门，然后转身朝我说：“那辆福特里面是什么发动机？

V-8吗？”

“Y型。”我希望自己听起来很懂行。

“不错啊。”

“或许你该向上开，上那个山丘。那里有些高档的场所。这些酒吧只适合工人。”没穿背带裤的家伙冷淡地评判着我，刚到德里时我预料到了这一切，但是一直不习惯。“你会很惹人注目的。

等到斯特里亚和布蒂利耶上午十一点上班晚上七点下班的人出来以后，更是如此。”

“谢谢，你人太好了！”

仍然冷淡的评价又开始了：“你不太熟悉情况，对吧？”他说着，走了进去。

我回到敞篷车里。灰色街上的空气中弥漫着工业废气的味道。随着下午结束晚上开始，德里市区看起来只比教堂长椅里的死掉的妓女有吸引力点儿。

我上了车，踩下离合器，发动汽车，有种强烈的欲望开车离开。开回里斯本福尔斯镇，爬出兔子洞，告诉阿尔·坦普尔顿重新找个人。只是他找不到了，不是吗？他已经精疲力竭，也没有时间了。我算是，用新英格兰的话说，捕猎手的最后一枪。

我行驶到中央大街，看到马车灯（我看过去时，恰逢晚灯亮起），把车开到德里宾馆前的转盘。

五分钟后，我就登记完了。我的德里时光正式开始。

3

等我拆包好新买的东西（剩下的现金一部分放进钱包，余下的放到新手提箱的衬里里面）时，我感觉很饿。下楼吃饭之前，我查了一下电话簿。

看到的情况让我心碎。没穿背带裤的那个人可能不是很热情，但他说得对，电话簿里，德里以及周围四五个村子里姓邓宁的有很多。差不多有一整页。这不奇怪，在小镇上某些姓就跟六月草坪里的蒲公英一样泛滥成灾。我在里斯本教书的过去五年间，肯定遇到过几十个斯塔伯德和莱姆基，其中有些是同胞，很多是第一代、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堂表兄妹。他们相互通婚，又生了更多。

出发之前我应该抽时间问哈里·邓宁他爸爸的名字叫什么——本来是很容易的事情。要不是被阿尔展示给我看和要我做的事情彻底惊呆了，我肯定要问的。不过，我想，能有多难呢？要找到一个有特罗伊、阿瑟（又名图加）、埃伦和哈里这几个孩子的家庭，应该不至于只有夏洛克·福尔摩斯才能办到吧。

有了这个想法的鼓舞，我走进宾馆的饭店，点了一顿海鲜，有蛤蜊和舷外马达大小的龙虾。

没有要甜点，我更想去酒吧喝杯啤酒。在我读过的侦探小说里，酒吧服务员通常消息灵通。当然，要是宾馆里的招待跟我在这个无情的小镇上遇到的其他人一样，那我不会有什么收获。

幸好他不一样。放下手上擦酒杯的活儿来招待我的是个年轻人，长得很结实。留着平头，面如满月，性格爽快。“朋友，喝点儿什么？”

朋友两个字听起来很舒服，我也热情地朝他笑笑。“米勒清啤？”

他看上去很疑惑。“没听说过，但是有美乐。”

他当然没有听说过米勒清啤；还没发明呢。“可以。我想我这会儿忘了自己是在东部。”

“您从哪儿来？”他用三角起子打开瓶盖，放了只玻璃杯在我面前。

“威斯康星，但我会在这儿待一阵子。”虽然旁边没有别人，我还是压低声音。这句话似乎提振了我的信心：“房地产生意。周边随便看看。”

他崇敬地点点头，又给我倒上啤酒。“祝您好运！谁知道，这些地方有很多房产出售，大部分很便宜。我本人正准备离开。月底就走。找个不那么边缘的地方。”

“这儿看起来不那么热情，”我说，“但我想北方人就这样。威斯康星人更友好，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给你买一杯。”

“上班时我从不喝酒，我还是喝杯可乐吧。”

“尽管随意。”

“非常感谢！漫漫长夜，遇到一位绅士真是太好了！”我看着他往杯子里注入糖浆，加上汽水，然后搅拌。他尝了一口，咂了咂嘴唇。“我喜欢喝甜的。”

从他的肚子可以看出来，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不过，说北方人待人冷淡是扯淡，”他说。“我在福克肯特长大，那会是你见过的最友好的小镇。

为什么，游客从波士顿、缅因州出发到那儿，我们就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我在那儿上的酒吧服务学校，然后来南方谋生。这里看上去是不错的创业之地，工资不错，但是——”他扫了一眼周围，旁无一人，但还是压低了声音。“你想听实话吗，朋友？这镇子令人厌恶。”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太多工厂了。”

“不光是这个。四处看看，你看到什么了？”

我按照他说的做。角落里有个家伙，看起来像是个推销员，喝着威士忌鸡尾酒，仅此而已。

“没看到什么，”我说。

“整个星期都这样。工资不错是因为没有小费。市区的啤酒吧生意兴隆，我们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有点儿人，不过，差不多就这样了。上流人士在家里喝酒，我猜。”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很快，他就变成了耳语。“这里夏季很糟糕，朋友。当地人尽量保持沉默——连报纸都不大肆宣传——但却有些残忍的勾当。谋杀。至少有六起。

都是孩子。最近在荒地有一起。他的名字叫帕特里克·赫克斯泰特。尸体已经完全腐烂了。”

“荒地？”

“就是横穿镇中心的沼泽带。飞机降落时您可能已经看见了。”

我是开车来的，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酒吧招待瞪大眼睛。“这不会是你感兴趣的地产吧？”

“不能说，”我告诉他。“要是谣言传播出去，我可能得另谋职业了。”

“了解，了解。”他把可乐喝了一半，然后用手背捂住嘴打嗝。“但我希望如此。他们应该把那些该死的东西重新铺平。那里只有臭水和蚊子。你会帮这个镇子一个忙。让它变得愉快点儿。”

“那儿还有其他孩子死掉吗？”我问道。连环杀婴案足以解释我一跨进小镇就感觉到的阴暗气氛。

“这我不知道。但人们说有些人是在那儿失踪的，因为那里有巨大的污水泵站。我听人们说，德里下面有很多污水管——多半是大萧条时期铺的——没有人知道在哪儿。你知道小孩子。”

“喜欢冒险。”

他用力点点头。“对。有人说是流浪汉干的。

也有人说是当地人，穿成小丑的样子以防被人认出。第一个受害者——去年，我来这儿之前——在威彻姆和杰克逊交叉路口找到的，胳膊被撕掉了。他的名字叫丹布劳。乔治·丹布劳。可怜的小家伙。”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被发现时，正好在一根排水管旁边。排进荒地的水管。”

“天啊！”

“没错。”

“我听到你用的都是过去时。”

我准备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很明显，这家伙除了上酒吧服务学校，还上过英语课。“现在好像停止了，但愿老走这种好运。”他用指头敲了敲吧台。“或许干这件事的人已经打包离开了。

或许这个狗杂种自杀了，有时他们会这样做。那就好了。但是杀害小男孩科科伦的可不是个穿着小丑服的杀人狂。杀害他的是他自己的爸爸，你要是相信的话。”

这足以解释我为什么在这儿感觉是命运的安排而非巧合。我小心地咂了一口啤酒。“真的吗？”

“当然。小孩名叫多尔西·科科伦。只有四岁。

你知道他那狗杂种爸爸是怎么做的吗？用锤子把他打死了。”

锤子。他用的是锤子。我保持着礼貌而好奇的表情——至少我希望如此——但我感觉到鸡皮疙瘩顺着胳膊在往上爬。“太可怕了！”

“是的，这还不算最糟——”他停下来，往我肩膀后看去。“再给您来一杯，先生？”

是那个商人。“我不用了，”他说，递过一美元。

“我要睡觉了，明天我要炸掉那家当铺。我希望他们知道怎么在沃特维尔和奥古斯塔采购五金。

因为他们肯定不知道。不用找了，孩子，给你自己买辆迪索托吧。”他低着头，缓步走了出去。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绿洲完美的例子。”

酒吧招待悲哀地看着顾客离去。“喝杯酒，睡一觉，明天见，短吻鳄，过一会儿，鳄鱼。继续这样下去，这个小镇会变成鬼城。”他站直了，想正正肩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肩膀跟身体别的地方一样圆。“但是管他呢？10月1日我就走了。沿路往下。祝您愉快，有机会再见。”

“这个孩子，多尔西的爸爸……他没有杀别的孩子吗？”

“没有，他不在犯罪现场。现在想起来，我猜他是孩子的继父。名叫迪基·麦克林。前台的约翰尼·凯森——可能是他帮你登的记——告诉我，他过去常来喝酒。他想搭讪一个女服务员谈恋爱，但女服务员却让他走开后，他就变得越来越下流，然后就被这儿拒之门外了。之后，我猜他在斯波克和布克特喝酒。这些地方什么人都让进。”

他靠得很近，我能闻到他脸上阿卡瓦·维百须后水的气味。

“想知道最糟的一起吗？”

我不想，但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所以我点点头。

“在那个该死的家庭里还有个年长的哥哥。

埃迪。他去年六月失踪。证据充分。失踪了，没有下文，你要是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有人怀疑他离家出走以躲开麦克林，但是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是这样的话，他肯定会在波特兰、罗克堡或者朴次茅斯出现——一个十岁的孩子不可能长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依我看，埃迪·科科伦跟他的弟弟一样，也吃了锤子。只是麦克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笑了，笑得很突然，很阳光，满月般的脸更英俊了。“我是不是说得您不想在德里投资房地产了，先生？”

“这不由我说了算，”我说。我的思绪此时开始自动飞行模式。我没有听过或读过缅因州这个地区发生的系列杀婴案吗？或者在电视上看过，留着四分之一的神，剩下的精力等待着我的问题妻子结束另一个“女孩的夜晚”走着——或者是摇晃着——回家？我想的确没有，有关德里我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洪水，洪水几乎毁了半个镇。

“不是你说了算？”

“是的，我只是中间人。”

“噢，祝你好运。这个镇子也不像曾经那么糟糕——去年七月，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多丽丝·黛[51]的贞操带一样松垮——但离健康还任重而道远。我是个友好的人，喜欢友好的人。我正在分裂。”

“也祝你好运，”我说，放了两美元在吧台上。

“哎呀，先生，太多了！”

“我总是为开心的聊天支付附加费。”实际上，附加费是为了友好的面孔。聊天内容很令我不安。

“噢，谢谢！”他微笑着伸出手。“我还没有介绍自己。我叫弗雷德·图米。”

“幸会，弗雷德。我叫乔治·安伯森。”他握得很紧，没有滑石粉的感觉。

“需要建议吗？”

“当然。”

“在镇上，跟孩子们说话的时候要小心。从去年夏天开始，陌生人跟孩子聊天，要是被人看见的话，很可能会被警察盘问。甚至可能挨打。

不无可能。”

“即使没有穿小丑服？”

“嗯，那是全身装扮，不是吗？”他的笑容不见了。现在那张脸看起来苍白而冷酷。换句话说，跟德里的其他人一样。“要是你穿上小丑服，戴上橡胶鼻子，没人知道里面的你是什么样子。”

4

我坐着老式电梯一路咯吱咯吱上到三楼时一直在想。那是真的。要是弗雷德·图米所说的其他事情也是真的，如果邓宁拿着锤子锤死家人，还有人会感到惊讶吗？我想不会。我想人们会说这只是说明德里就是德里的另一例证。他们也许是对的。

进屋时，我有了个真实而恐怖的念头：如果我在未来七个星期改变一些事情，刚好让哈里的爸爸正好杀死了哈里，而不是让他变成了跛脚的轻度智障呢？

不会的，我告诉自己，我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就像希拉里·克林顿2008年说的，我来了，就是要赢。

不过，她失败了。

5

第二天早上，我在宾馆的河景餐厅吃早餐，只有我和昨晚的五金推销员。他正埋头看当地报纸。当他把报纸丢到桌上时，我一把抓起来。我对头版不感兴趣，头版是关于菲律宾战争的叫嚣（虽然我一闪念想过奥斯瓦尔德会不会就在附近）。

我想看的是当地版面。2011年，我是路易斯顿《太阳报》的读者，第二版的最后一页标题总是“学校新闻”。要是孩子得了奖，参加班级旅游，或者加入社区清洁工作，自豪的家长总能在这里看到孩子们的名字。要是德里《每日新闻》有这样的特写，我在其中发现某个邓宁的孩子也不无可能。

然而，“新闻”版的最后一页只有讣告。

我看了看体育版面，读了周末即将到来的重大足球赛：德里老虎对阵班戈公羊。根据门卫的作文，特罗伊·邓宁今年十五岁。十五岁的男孩很可能出现在队里，尽管不一定是首发。

我没有找到他的名字。我逐字阅读了有关镇上小矮人足球队（老虎俱乐部）的一篇小故事，但也没找到阿瑟·“图加”·邓宁的名字。

我付了早餐费，走回房间，胳膊下面夹着借来的报纸，心想我成了恶心的侦探。在数了数电话簿里的邓宁之后（九十六个），另一个念头突然闪现：我已经被无处不在、过度依赖、引以为然的因特网社会束缚、甚至弄残了。在2011年，要想找到正确的邓宁有多难？只需要把“图加·邓宁”和“德里”输入我喜欢的搜索引擎可能就行了；按回车，让谷歌，二十一世纪的老大哥，接管一切。

在1958年的德里，最新的电脑有小住宅区那么大，当地的报纸毫无帮助。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位社会学教授——一个酷爱讥讽的老家伙——常说，别无选择的时候，干脆放弃，去图书馆。

我去了图书馆。

6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希望已经破灭（至少暂时是这样），我慢步走上阿普米尔丘，在杰克逊路和威彻姆路交汇处短暂地停了一下，看着名叫乔治·丹布劳的小男孩失去胳膊和生命（至少弗雷德·图米是这么说的）的下水管。我爬到山顶时，心跳加速，气喘吁吁。不是身体状况不佳，而是工厂的臭气使然。

我很沮丧，也有点儿害怕。不错，我有充足的时间找到正确的邓宁家庭，我很自信我会找到——如果有必要给电话簿里所有姓邓宁的人打电话的话，我会这样做，即使冒着改变哈里父亲这枚定时炸弹的风险——但我开始意识到阿尔已经意识到的问题：有东西在阻碍我。

我沿着堪萨斯街往前走，专心思考，一开始都没注意到右边已经没有房屋了。地面陡然坠入乱蓬蓬的沼泽地，图米称为荒地的地方。只有一排摇摇晃晃的白色栅栏将人行道与陡坡隔开。我把手放在栅栏上，盯着下面杂乱的植被。看到黑暗的水潭若隐若现。成片的芦苇长得很高，像是史前时代就存在了。还有杂乱如波浪的荆棘。树木在这儿会发育不全，争夺阳光。有毒葛，有倾倒的垃圾，很可能还有流浪汉的住所。还有当地小孩儿才知道的小径。那些喜欢冒险的小孩儿。

我站在那儿，痴痴地看着，隐约听到微弱的轻快曲调——长号的声音依稀可辨。我在想今天早上的工作收效甚微。你能改变过去，阿尔告诉过我，但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

那是什么音乐？有点儿欢快，有点儿跳跃。

让我想起克里斯蒂，早年的时候，当我迷恋着她的时候。当我们彼此迷恋的时候。“吧哒哒……

吧哒哒迪咚”……格伦·米勒[52]，是吧？

我去图书馆是想看看人口普查记录。上次全国人口普查还是在八年前的1950年进行的，普查记录可能会显示邓宁四个孩子中的三个：特罗伊，阿瑟和哈罗德。只有命案发生时年仅七岁的埃伦1950年还没有出生。会有家庭地址。没错，邓宁家在这八年中间可能会搬迁，但即使这样，邻居中也可能有人知道他们搬去了哪儿。德里地方不大。

不过人口普查记录不在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惹人喜欢的斯塔雷特太太告诉我说，她认为这些记录理所当然属于图书馆，但出于某种原因镇议会认为记录属于镇政府。1954年就转到了镇政府，她说。

“听起来不妙，”我笑着告诉她。“你知道人们怎么说——老百姓斗不过官府。”

斯塔雷特太太没有笑。她乐于助人，甚至很迷人，但她跟我在这儿遇到的任何人一样，警惕地有所保留——弗雷德·图米之外的所有人都证实了这条规则。“别傻了，安伯森先生。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没什么私密的。你只管去那儿，告诉书记员，是雷吉娜·斯塔雷特让你来的。她叫马西娅·瓜伊。她会帮你的。他们可能把记录放在地下室了，真不该放在地下室。地下室里很潮，如果有老鼠我也不觉得奇怪。你要是有问题——任何问题——可以回来找我。”

我去了镇政府，大厅的海报上写着：“家长请提醒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只跟伙伴玩儿。”

几个人在窗口前排队（当然，多数都在吸烟）。

马西娅·瓜伊向我打招呼，笑容略显尴尬。斯塔雷特太太已经代我给她打了电话，马西娅·瓜伊把此刻跟我说的情况告诉斯塔雷特时，斯塔雷特被吓坏了：195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跟放在政府地下室的所有其他文件一起，已经不复存在。

“去年雨下得很凶，”马亚娅说。“整整一个星期。运河溢流了，镇上的低地——前辈们这么称呼市中心，安伯森先生——一切都被淹了。

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地下室就像威尼斯的大运河。斯塔雷特太太说得对，这些记录根本不该挪来，好像没人知道为什么被转移过来，谁批准的。我很抱歉。”

我不可能体会不到阿尔努力拯救卡罗琳·波林时的感觉：我被关在某种带有弹性墙壁的监狱中。我是不是该在当地学校附近闲荡，指望着看到一个男孩长得像现在六十多岁已经退休的门卫？找到一个让同学大笑的七岁女孩？等着听哪个小孩儿喊：“嗨，图加，等等”？

对。一个新来者在学校附近闲荡，而在镇政府大厅映入眼帘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提醒父母警惕陌生人的海报。要是有什么东西最先进入雷达，那就是这样的行为了。

有件事很确定——我得离开德里宾馆。按照1958年的价格，住上几个星期我能付得起钱，但这会招来口舌。我打算浏览分类广告，找间按月出租的房子。我转身朝市中心走去，然后停了下来。

“吧哒哒……吧哒哒迪咚……”

是格伦·米勒。《喜悦心情》，我再熟悉不过的曲子。出于好奇，我循着音乐传来的方向走去。

7

在堪萨斯街人行道和坠入荒地的陡坡中间，白色栅栏的尽头，有一小块野餐区域。一个石头烤架，两张野餐桌，中间放着一个生了锈的垃圾桶。

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手提唱机。一张巨大的黑色唱片在转盘上旋转，每分钟78转。

草地上，一个身材瘦高、戴着粘了胶带的眼镜的男孩和一个非常漂亮的红发女孩正在跳舞。

在里斯本高中，我们把刚入学的新生称作“夹层青少年”，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年龄。但他们跳得颇有成人的气质。不是吉特巴舞，是摇摆舞。

我着迷了，但我也……怎么说呢？害怕了？可能有一点儿吧。我在德里时差不多一直担惊受怕。

但这次不同，比之前更严重。是一种恐惧，仿佛我已经触到了彻悟的边缘。或者（透过玻璃，模糊地，你知道）瞥见了宇宙的发条装置。

因为，你知道，我正是在路易斯顿摇摆舞蹈班遇到克里斯蒂的，这是我们一起学习过的曲子。

之后——在我们感情最好的一年时间里，婚前六个月到婚后六个月——我们还参加了舞蹈比赛，有一次获得了新英格兰摇摆舞大赛第四名（用克里斯蒂的话说，也叫“第一败者”）。我们的曲子是稍微放慢节奏的凯西与阳光乐队混合舞曲《摇滚鞋》。

这不是巧合，我一边看着他们一边想。男的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圆领衫；女的穿着白短衫，短衫下摆垂到褪了色的红色牛仔七分裤上，引人注目的头发向后扎成娇小可爱的马尾辫。我和克里斯蒂参加跳舞比赛时，她也一直这么扎。当然，克里斯蒂还穿着短袜和最有特色的蓬蓬裙。

这不可能是巧合。

他们在跳林迪舞的变化动作，据我所知，叫“喧闹起来”。属于快舞——快如闪电，要是你有足够的体力、耐力和魅力完成的话——但他们跳得很慢，因为他们还在学步子。我能分清每一个动作。所有动作我都知道，尽管我有五年甚至更久没有跳过了。走到一起，双手扣紧。男孩稍稍前倾，踢左脚，女孩做同样的动作。两个人腰部都在旋转，看上去朝相反的方向移动。移开的时候，手仍然扣在一起，然后女孩旋转，先朝左转然后朝右转——但回转的时候他们搞乱了，女孩四肢朝上倒在了草地上。“耶稣啊！里奇，这地方你总是跳不对！上帝啊，你真是不可救药！”但她笑了。她躺到地上，盯着天空。

“对不起，斯卡利特小姐！”男孩用尖锐的黑人小孩的声音喊道，那种声音在政治立场中立的二十一世纪会让人很反感。“我只是个乡下的土孩子，但我想学这舞蹈，即便它折磨着我。”

“我才是可能被折磨的人，”她说。“再放一遍唱片，在我快受——”突然他们同时看到我。

那是奇怪的一瞬间。德里蒙了一层面纱——我开始了解这层面纱，几乎看见了它的存在。当地人在一边；外来人（比方说弗雷德·图米，比方说我）在另一边。有时候当地人从纱布背后走出来，比方图书管理员斯塔雷特太太，得知普查记录被放错地方时她表示愤怒；但你要是问太多的问题——当然，要是你惊扰了他们的话——他们又退到纱布背后。

不过，我惊扰了这两个孩子，但他们没有退到纱布背后。表情没有收敛，他们的脸仍然绽放，充满好奇。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不想打扰你们。

我听到音乐，然后看到你们跳林迪。”

“想跳林迪，你的意思是，”男孩说着，拉女孩站起来。他鞠了一躬。“里奇·托齐尔，乐意为您效劳。我的朋友们都说‘里奇，里奇，山沟里去’。他们知道什么呢？”

“幸会，”我说，“乔治·安伯森。”然后——我的嘴里不由自主地蹦出来一句话：“我的朋友们都说‘乔吉，乔吉，洗衣裳去北极！’他们又知道什么呢？”

女孩坐到一张餐桌旁的长凳上，吃吃地笑。

男孩把双手举到空中，拖着深沉悠长的声音说：“陌生人真有意思！好好好！太可爱了！艾德·麦克马洪[53]，我们有什么给这个出色的家伙？噢，伙计，今天的《你相信谁？》奖品是一整套《英国大百科全书》和一台伊莱克斯真空吸尘器，吸——”

“嘟嘟嘟嘟，里奇，”女孩说。她在擦眼角。

这又引起了不幸的黑人小孩般的尖叫。“对不起，斯卡利特小姐！不要责备我了，我身上还有上次的伤疤呢！”

“小姐，你贵姓？”我问。

“贝维，贝维，住在大堤，”她说，又开始吃吃地笑。“抱歉——里奇是个呆子，但我没有恶意。贝弗利·马什。你不是本地人吧？”

似乎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这一点来。“不是的。

你们两位看起来也不像这儿的人。你们是我遇到的头两个看起来……脾气不暴躁的人。”

“是的，这是个脾气暴躁的镇子，”里奇说着，把唱臂从唱片上移开。唱臂一直在最后一个凹槽上反复撞击。

“我知道人们很担心孩子，”我说。“请注意，我跟你们保持着距离。你们在草地上，我在人行道上。”

“凶杀发生的时候他们可没那么担心，”里奇抱怨地说。“你知道凶杀吗？”

我点点头。“我住在德里宾馆。那儿的员工告诉我了。”

“对。现在凶杀停止了，人们倒担心起孩子了。”他坐到住在堤上的贝弗利边上。“但是当凶杀发生的时候，你没有听见人们说什么。”

“里奇，”她说。“嘟嘟嘟嘟。”

这一次男孩真的尝试模仿亨弗莱·鲍嘉[54]。“没错，亲爱的。你知道没错。”

“一切都结束了，”贝弗利告诉我。她跟商会支持者一样坚定。“他们只是还不知道。”

“他们是指镇上的人还是泛指成人？”

她耸耸肩，意思是说有什么分别呢。

“但是你肯定知道。”

“事实上，我们知道，”里奇说。他挑衅地看着我，但修理过的眼镜后面，眼睛里还闪烁着疯狂的幽默。我想幽默从没有完全离开他的眼睛。

我踏上草地，两个孩子都没有惊叫着跑开。

事实上，贝弗利在长椅上往边上移（还用胳膊肘示意里奇也往边上移），给我腾出位置。他们要么非常勇敢，要么非常愚蠢，但他们看起来并不愚蠢。

之后，女孩说的话让我目瞪口呆。“我认识你吗？我们认识你吗？”

我说话之前，里奇开口了。“不是这样的，是……我不知道。你想打听什么吗，安伯森先生？

是不是？”

“说实话，是的。需要一些信息。不过，你怎么知道？你又怎么知道我不危险？”

他们彼此看了一眼，传递了什么信息。我不可能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信息，但有两件事我可以肯定：他们已经在我身上感觉到了跟其他来镇上的陌生人不同的地方……但是，不像黄卡人，他们不怕我。恰恰相反，他们对此很着迷。我想这两个迷人、无畏的孩子能告诉我一些故事，要是他们愿意的话。我一直好奇那些故事究竟是什么样子。

“你不危险，”里奇说。当他朝女孩看过去时，女孩点头表示同意。

“你们肯定……糟糕的时期……结束了？”

“差不多吧，”贝弗利说。“我想，德里的糟糕时期不会彻底结束，安伯森先生——在很多方面，这是个艰苦的地方，但情况会好起来的。”

“假如我告诉你们——只是假如——即将发生一件糟糕的事情呢？像发生在小男孩多尔西·科科伦身上的一样。”

他们畏缩了一下，好像我掐到了他们的痛处。

贝弗利转向里奇，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我不敢断定她说了什么，她说得很快，声音很低，但可能说的是这不是那个小丑。然后，她看着我。

“什么糟糕的事情？像是，当多尔西的爸爸——”

“没关系，你没必要知道。”是时候岔开话题了。这就是那些故事。我不清楚我是如何知道的，但我确实知道。“你们认识姓邓宁的孩子吗？”

我扳着手指头数他们的名字。“特罗伊，阿瑟，哈里和埃伦。只是阿瑟也叫——”

“图加，”贝弗利很自然地说。“我们当然认识他，他跟我们在一所学校。我们俩正在为学校的‘达人秀’排练林迪舞。演出在感恩节前——”

“斯卡利特小姐坚持提早排练，”里奇说。

贝弗利·马什没有注意他。“图加也报名参加演出了。他要假唱《水花四溅》。”她转动眼睛，这个她很擅长。

“他住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他们确实知道，但都不说。要是我不给他们更多的信息，他们是不会说的。我从他们脸上看得出。

“要是我告诉你们，图加很可能永远不会在演出上出现，除非有人密切地看顾他呢？还有他的弟弟妹妹？你们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吗？”

两个孩子又相互对视，眼神交流了一下。持续了很久——十秒钟，可能有吧。那是情人间的长时间凝视，但这两个夹层青少年不可能是情人。

但肯定是朋友。亲密的朋友，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

“图加家住在科苏特街。”里奇终于开口了。

他说的好像是科苏特。

“科苏特？”

“这附近的人都这么叫，”贝弗利告诉我。

“K-O-S-S-U-T-H，科苏特。”

“知道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孩子会把我们这场在荒地周围进行的古怪交谈透露出去多少。

贝弗利用坚定、困惑的眼神看着我。“但是，安伯森先生。我见过图加的爸爸。他在中心街道菜市场工作。是个大好人。总是笑嘻嘻的。他——”

“大好人已经不在家里住了，”里奇打断她。

“被他老婆撵了出去。”

她转向他，睁大眼睛。“图加告诉你的？”

“不是。本·汉斯科姆。图加告诉他的。”

“他就是个大好人，”贝弗利小声说。“总是爱开玩笑，从不暴躁贪婪。”

“小丑也很爱开玩笑，”我说。他们马上准备反驳，好像我又掐到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爱开玩笑不会让小丑变成好人。”

“我们知道，”贝弗利低声说。她看着自己的手，然后抬起眼睛看我。“你知道海龟吗？”

她说“海龟”的方式让它听起来像个专有名词。

我想说“我知道忍者神龟”，但我没说。莱昂纳多、多那太罗、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尚未诞生。

所以我只摇摇头。

她怀疑地看着里奇。里奇看看我，然后看看她。“但他很好，我很确信他很好。”她把手放到我的手腕上。手指冰凉。“邓宁先生是个好人。

他不住在家里不能说明他不是好人。”

说得好。我的妻子离我而去，但不是因为我不好。“我知道。”我站起身。“我会在德里待一段时间，但是引起太多人注意不太好。你们两个能为我保密吗？我知道这样对你们要求太过分，但是——”

他们相视一下，突然笑了。

笑罢之后，贝弗利说，“我们会保密的。”

我点点头。“我相信你们会保密。我敢肯定，你们这个夏天保留了不少秘密吧。”

他们没有回应。

我竖起一根拇指指向荒地。“下去玩过吗？”

“去过一次，”里奇说。“再也没去了。”

他站起身，拍拍蓝色牛仔裤屁股后面。“跟你聊天很高兴，安伯森先生。多加小心，别再上当。”

他犹豫了一下。“在德里小心点。现在好一点儿，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德里永远都不会彻底变好。”

“谢谢，谢谢你们两位！或许有一天邓宁一家也会感谢你们的。但如果事情像我期望的那样，他们会——”

“——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贝弗利替我说完了。

“没错。”然后我想起弗雷德·图米说过的话。

“对。你们两个照顾好自己。”

“我们会的，”贝弗利说，又开始吃吃地笑。

“继续去北极洗衣服，乔吉。”

我在新草帽帽檐敬了个礼，之后走开。然后我一闪念，转身向他们走去。“那个电唱机是33-1/3转速吗？”

“像慢转密纹唱片吗？”里奇问道。“不是的。

我们家里的高保真可以，但贝弗利的只是用电池的小玩意儿。”

“小心点儿，你是怎么称呼我的唱机的，托齐尔，”贝弗里说。“我可是存钱买的。”然后，她对我说：“只能播放78转和45转的。可是我把45转孔里的塑料件弄丢了，所以现在只能播放78转的了。”

“45转应该可以，”我说。“再放一遍唱片，但是用45转的。”在掌握摇摆舞的窍门时放慢节拍是克里斯蒂和我在课堂上学到的。

“太疯狂了，先生，”里奇说。他把转盘旁边的速度控制杆调了一下，开始播放。这一次，听起来就像格伦·米勒乐队里的所有人都吃了安眠酮。

“好。”我朝贝弗利伸出手。“里奇，你看着。”

她完全信任地接过我的手，抬起头，张大高兴的蓝色眼睛看着我。我想，2011年的时候她在哪儿？她是谁？她是否还活着？要是活着的话，她是否还记得一个陌生人曾问她很多奇怪的问题，还跟她一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九月的下午，伴着拖沓版的《喜悦心情》跳舞？

我说：“你们之前跳得很慢，这次会更慢，但你们能跟上拍子。每一步有很多时间。”

时间。很多时间。重放唱片，但放慢速度。

我把她拉向我，手扣着手。将她往后推。我们都弯下腰，像是在水下，然后朝左踢脚。格伦·米勒乐队演奏着：“吧……哒……哒……吧……

哒……哒……迪……咚……”在这种慢节奏下，她宛如发条已经松开的玩具，在我举起的手下向左旋转。

“停！”我说，她突然停下来，背朝着我，我们的手还握在一起。“现在挤压我的右手提醒我下一步是什么。”

她挤了一下，然后流畅地回转，一直转到右边。

“太酷了！”她说。“现在我要往下，然后你把我带回去。我翻转。这就是我们在草地上练的原因，万一搞砸了我不至于扭断脖子。”

“我会让你自己来，”我说。“我太老了，除了翻转汉堡，没翻过别的。”

里奇再一次把手举到脸边，“好好好！陌生成年人又——”

“哔哔哔哔，里奇，”我说。这让他笑了起来。

“现在你试试。设计其他动作的手势，当地汽水店里人们跳的两步吉特巴之外的舞蹈动作。练成了这个，你们即使没有赢得演出比赛，看上去也很精彩。”

里奇牵着贝弗利的手试了一下。进，出，左，右，向左转，向右转。很完美。她先在里奇张开的腿间翻转，轻快得像条鱼。然后，里奇把她拉回来。

贝弗利用一个精彩的回转起身结束。里奇接过她的手，他们重复了一遍。第二次做得更漂亮。

“我们在下去和出来的地方跟丢了拍子，”

里奇抱怨道。

“唱片按正常速度播放你们就不会了，相信我。”

“我很喜欢，”贝弗利说。“就像在温室里面完成的。”她踮起穿着帆布鞋的脚尖旋转了一圈。

“我感觉像是洛丽泰·扬[55]登台演出，穿着蜗旋形裙子。”

“他们叫我阿瑟·穆雷[56]，我来自密——索——里，”里奇说，看上去也很开心。

“我要给唱片加速，”我说。“记住你们的手势。

跟上拍子。关键就是拍子。”

格伦·米勒演奏着那首甜蜜的老歌，两个孩子跳着舞。草地上，他们的影子在身下跳舞。出……进……倾斜……踢脚……向左转……向右转……向下……伸出……翻转。这一次不算完美，在最终彻底掌握之前（如果那能算彻底掌握的话），他们很多次都扭歪了脚，但他们跳得不赖。

噢，让那句话见鬼去吧。他们跳得很好。自从我爬上7号公路的那个高地，看见德里赫然出现在肯达斯奇格溪西岸之后，我第一次感到开心。

这种心情对继续走下去很有利，所以我从他们身边走开。一边走一边提醒自己那个古老的建议：不要回头，永远别回头。人们在体会一次格外愉快（或者格外悲伤）的经历之后会多频繁地这样告诉自己？经常，我想。但建议总是被忽视。人类生来就要回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脖子有旋轴的原因。

我走了半个街区远，然后转过身，心想他们肯定在盯着我。但他们没有。他们依然跳着舞。

很好。

8

沿着堪萨斯街往下过一两个街区有家城市服务公司加油站，我走进办公室问科苏特街怎么走。

我能听见空气压缩机呼呼的响声和车库里传来的流行音乐的噪音，但办公室里没人。这对我正好，因为我看到收银机旁放着有用的东西：金属架上满是地图。顶层槽里放着一张肮脏的被遗忘的城市地图。封面是保罗·班扬[57]的塑料雕像，奇丑无比。保罗肩上扛着斧头，冲夏日的骄阳咧着嘴笑。只有德里，我想，会把神秘伐木工的塑料雕像当作圣像。

气泵边上有台自动售报机。我拿起一份《每日新闻》，抛了一枚五分硬币到报纸堆上，上面散落着很多硬币。我不知道1958年人们是不是更讲诚信，但他们的确更靠得住。

地图显示科苏特街位于镇上堪萨斯街一边，距离加油站步行只需要十五分钟，走路让我很舒服。我漫步在榆树荫下，树叶还跟七月时节一样青葱可人。这些榆树七十年代时几乎被病虫害损毁殆尽。孩子们有的骑着车子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有的在车行道上玩游戏。几小群成年人聚拢在街角处的公共汽车站旁，站旁的电话杆上刷有白色条纹标记。德里忙着他自己的事，我忙着我的——我只是个穿着没有特征的运动外套，头上的草帽略微向后倾斜，手里拿着折起的报纸的家伙。这个家伙可能在寻找待售的场院或者车库；这个家伙可能在调查最高端的房地产。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家伙看起来跟这里很融洽。

我希望如此。

科苏特街两边，树篱尽头，盖满新英格兰老式盐盒状房子。喷水器在草坪上转动着。两个男孩，来回颠着球，从我身边跑过。一个扎着头巾的女人（下嘴唇上衔着香烟）正在洗私家车。她偶尔用喷头冲一下无聊的狗，狗一边后退一边吠叫。

科苏特街看起来就像某些模糊的老电视连续剧中的外景。

两个小女孩正甩动一根跳绳，另一个小女孩敏捷地跳进跳出，边跳边毫不费力地唱着：“查理·卓别林，跑到法国去！为了看女人们跳舞！

向舰长敬礼！向女王敬礼！我老子开潜水艇！”

跳绳啪啪地拍打着人行道。我感到有人在看我。

戴头巾的女人停下手上的活儿，一只手拿着水管，另一只手拿着一大块蘸满肥皂的海绵。她看着我走近正在跳绳的女孩儿们。我离开女孩儿们，然后看见女人又继续手上的活儿。

跟堪萨斯街上的孩子们说话你得冒很大的风险，我想。只是我不相信这句话。走得离这些跳绳的女孩太近……就是冒很大的风险。但里奇和贝弗利不一样。我差不多第一眼看到他们就能肯定，他们也并不觉得我危险。我们彼此意见一致。

“我们认识你吗？”女孩问道。贝维贝维，住在堤上的女孩。

科苏特街的尽头是一幢叫做西区娱乐中心的巨大建筑。建筑已经闲置，杂草丛生的草坪上竖着“市政府出售”的牌子。显然，这是任何一位房地产买家都会感兴趣的目标。距离中心右边两栋房子远的地方，一个小女孩，胡萝卜色头发，满脸雀斑，正在铺了沥青的车行道上来回骑自行车，车子还带有初学者用的保护轮。她一边骑，嘴里一边用不同的调子重复唱着同一句歌词：“乒乓，我看到一大帮；叮当，我看到一大帮；铃啷，我看到一大帮……”

我朝娱乐中心走去，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值得我留意，但眼角的余光继续追随着胡萝卜色头发的女孩。她在自行车座上左右扭动身子，看翻下车之前能骑多远。从她胫部结的疤不难看出，这很可能不是她第一次骑车了。她家的邮箱上没有写名字，只有一个数字，379。

我走到写着“出售”的牌子前，匆匆地将信息记录在报纸上，然后转身沿原路返回。经过科苏特街379号时（在街道另一边，假装一本正经地看报纸），一个女人走出来，站到门阶上。一个男孩跟着她，正大口嚼着餐巾里包裹的东西，另一只手里拿着菊花牌气枪。不久之后，他会拿着这把枪吓退他狂躁的爸爸。

“埃伦！”女人喊道。“别摔倒了！赶快下来！

进屋吃饼干！”

埃伦·邓宁下了车，将自行车扔到车行道边，跑进屋子，一边用尽浑身力气吹着口哨：“歌唱，我看到一大帮！”

女人的头发一团红色，比贝弗利·马什的头发更令人不爽，像弹起的弹簧床面一样乱蹦。

男孩跟着她。他就是长大后满怀悲痛写下让我潸然泪下作文的那个男孩。他将成为家里唯一幸存的成员。

除非我改变这一切。既然我已经亲眼见到他们，鲜活的面孔过着真实的生活，我似乎别无选择。

第七章

1

我该怎么讲述我在德里七周的生活呢？又怎么描述我对它憎畏交织的感觉？

我这么说不是因为它保守着秘密（尽管它的确保守着秘密），也不是因为这儿发生过残忍的犯罪，有些至今还悬而未决。“一切都结束了，”

叫贝弗利的女孩说。叫里奇的男孩表示同意，我开始也这么认为……但我相信这座中心下沉的古怪城市一直阴云未散。

让我对德里感到憎恨的是一种逼近的挫败感，以及身陷弹性墙壁监狱的幻觉。要是我想离开，它不会阻拦（还会乐意放开我！），但要是我留下，它就会朝我挤得更紧，直到我无法呼吸。糟糕的是，我无法选择离开，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到哈里变跛之前的样子，看到他真挚而略显迷人的笑容。

看到他变成“蟾蜍哈里，跳着过大街”之前的样子。

我还看到了他妹妹。现在，她不止是满怀悲痛的作文里的一个名字，一个没有表情，喜欢摘花插到瓶里的小女孩。有时我醒着躺在床上，猜想她打算怎么装扮成夏秋·冬春公主玩“不给糖就捣蛋”。除非我采取行动，否则那一幕永远都不会出现。经历一轮漫长而无谓的挣扎之后，等待着她的将是死亡。死亡也等待着她的妈妈，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死亡同样等待着特洛伊，等待着阿瑟，被称作图加的男孩。

要是我任由一切发生的话，我不知道我该如何保持自尊。所以我留下了，但留下绝非易事。

每次想到我得在达拉斯再次经历这一切，我就不敢再想下去。至少，我告诉自己，达拉斯不会像德里一样。世上没有哪个地方会像德里。

我到底该怎么说呢？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我致力于推崇简单的思想。小说也好，非小说也罢，只有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发生了什么事？”读者问。“事情是这样的。”作者回答。“这样……这样……然后这样。”让一切来得简单点儿。这就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会尽量简约，尽管你必须时刻记住，在德里，事实只是整湖深水上层的一层薄冰。但是，还是那句话：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这样……然后这样。

2

星期五，到德里的第二天，我去了中心市场。

等到下午五点，因为我认为下午五点这地方最忙——毕竟，星期五是发薪日，对很多人来说（我指的是太太们；1958年的生活规则之一是男人不买日用品），也是购物日。逛街的人多，我很容易混迹其中。为了装得像那么回事，我专门去W.T.格兰特那儿买了卡其布裤子和蓝色工作衫。

想起沉睡的银元酒吧门外没穿背带裤的人和他的伙计们，我还买了一双狼獾皮工作靴。去市场的路上，我不停用鞋尖踢路边的石头，直到脚趾的位置都磨坏了。

市场跟我预料的一样繁忙，三台收银机前都排着长队，走廊里满是推着购物车的女人。仅有的几个男人只提着篮子，因此我也拿了个篮子。

我拿一袋苹果放进篮子里（苹果好便宜），一袋橘子（差不多跟2011年一样贵）。脚下涂了油的木地板吱吱作响。

邓宁先生到底在中心市场里干什么？住在堤上的贝维没有说。他不是经理；我朝农产品区旁边的玻璃亭里看了一眼，看到一位白发绅士，他能当埃伦·邓宁的爷爷，而不是爸爸。桌上的标牌写着“柯里先生”。

我沿着商店后边走，经过奶制品货架时（写着“你尝过‘酸奶’吗？如果没有，尝了你会喜欢的”广告牌让我感到很滑稽），突然听到笑声。

女人的笑声。清晰可辨、“噢，你这个流氓”的那种笑声。我走进远处的过道，看到一群妇女，跟肯纳贝克水果店里女人的穿着大体一样，围着鲜肉柜台。一块手工制作的木牌上写着“鲜宰”，标牌悬挂在镀铬链子上。“包切包剁”底下写着“弗兰克·邓宁，首席屠夫”。

有时，生活中出现的巧合，连小说作家都不敢复制。

逗女人们发笑的正是弗兰克·邓宁。跟选读我的普通教育发展证书英语课程的门卫长相相似得几乎让我震惊。他简直就是哈里在世，不过他的头发几乎黝黑，而非几乎完全灰白。还有，甜蜜而略带困惑的笑容变成了轻浮得让人眼花缭乱的荡笑。难怪女人们都很激动。住在堤上的贝维都觉得他很棒，为什么不呢？她或许只有十二三岁，但她也是个女的，而弗兰克·邓宁是个有魅力的人。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德里的女人们拿着丈夫的工资支票来市中心的市场，而不去更便宜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商场，肯定是有原因的，而原因之一就在这儿。邓宁先生仪表堂堂，穿着时髦而干净的白色衣服（袖口略微沾着血迹，毕竟他是个屠夫），戴着时髦的白色帽子，看上去既像厨师的帽子，又像艺术家的贝雷帽。帽子直扣到一只眉毛上方。天哪，简直就是时尚达人。

总而言之，弗兰克·邓宁先生粉红色的脸颊刮得很干净，加上理得整洁无瑕的黑色头发，他简直就是上帝赐给小女人们的礼物。

我缓步朝他走去，他从放在秤边的线轴上抽下一截细绳，扎住一包肉，用黑笔在上面挥舞着写下价格。他把肉递给一位年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女人穿着便服，衣服上绽放着硕大的粉色玫瑰，长筒尼龙丝袜起皱了，脸上带着女孩的红晕。

“这是你的，莱韦斯克太太，一磅德国大红肠，切成薄片。”他私密地俯身靠向柜台，近到莱韦斯克太太（包括其他女人）能闻到科隆香水令人神魂颠倒的香气。是不是阿卡瓦·维百，弗雷德·图米使用的牌子？我想不是。我觉得弗兰克·邓宁这样让人神魂颠倒的家伙会用更贵的牌子。“你知道德国大红肠有什么问题吗？”

“不知道，”她说，有点拖着腔调，听起来变成了“不知道噢”。其他女人吃吃地笑了。

邓宁的眼睛轻轻地瞄了我一眼，没有产生任何兴趣。他的目光回到莱韦斯克太太身上时，双眼再次闪现出他独有的光芒。

“你吃完大红肠一个小时，就会渴望力量。”

我不确定女人们是否都听懂了，她们都赞赏地尖叫起来。邓宁送莱韦斯克太太欢欢喜喜地回去了。我走到听不清他说话的地方时，他把注意力转向了鲍威太太。我敢肯定，鲍威太太对此十分高兴。

他是个好人。总是有说有笑的。

但是，这个好人有双冷酷的眼睛。跟他迷人的女伴们眉来眼去的时候，眼睛是蓝色的；但当他把目光投向我时——尽管短暂——我敢发誓他的眼睛变成了灰色，天快下雪时水面的颜色。

3

市场下午六点关门，我带着买的几样东西离开时，还只有五点二十。威彻姆街上有家“你的午餐”餐厅，就在拐角上。我点了一个汉堡，一杯可乐和一块巧克力派。巧克力派很棒——货真价实的巧克力，货真价实的奶油。吃进嘴里跟弗兰克·阿尼塞的根汁汽水一样棒。我尽情闲荡，漫步朝运河走去，走到一处有长凳的地方。视线——尽管狭窄却还充分——还能看到中心市场。

我吃得很饱，不过还是吃了一个橘子，把一片片的橘子皮扔到水泥筑堤上，看着水把它们冲走。

到了六点，市场的巨大前窗里的灯熄灭了。

六点一刻，最后一拨女客走了出来，拎着大包小袋，爬上阿普梅尔丘，或是聚拢在刷有白色条纹的电话杆旁。一辆标着“一元迂回线路”的公共汽车到达，将她们载走了。六点四十五，市场员工开始离开。最后离开的两个是柯里先生和邓宁。他们握了手，然后分开。柯里走入市场和鞋店之间的小巷，很可能是去开车，邓宁则走向公交车站。

当时，只有另外两个人在那里，因此我不想走过去。幸好德里低区是单向交通，我也不必过去。我走到另一根白漆电话杆旁等车，这一根靠近河滨影院（正在上映的两部影片是《机关枪凯利》和《感化院女孩》；屋顶凸出的招牌上写着“打斗激烈”），一群上班族谈论着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我可以跟他们聊很多，但没有开口。

一辆城市客车开了过来，停在中心市场对面。

邓宁上了车。车沿着马路向坡下开，在电影院站停下来。我跟在工人们后面，这样我就能看见他们投多少钱进投币箱，投币箱固定在驾驶座旁的杆子上。我感觉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试图化装成地球人。有点儿愚蠢——我想乘城市客车，而不是用致命光线烧毁白宫——但改变不了那种感觉。

前面上车的家伙迅速刷了一下淡黄色的公交卡，这时黄卡人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其他人向投币箱里扔进十五美分，箱子里发出滴答叮当的声响。我也照着他们的样子做，不过我花的时间更久，因为我的硬币粘在了出汗的手心里。我感觉所有眼睛都在盯着我，但我一抬头，大家要么在读报纸，要么目光呆滞地看着窗外。车厢内弥漫着蓝灰色烟雾。

弗兰克·邓宁站在右边靠中间的位置，穿着剪裁讲究的灰色裤子，白色衬衫和深蓝色领带，衣装整洁。我从他身旁经过走到后面的座位上坐下时，他正忙着点烟，没有看我。汽车在低区迂回的单向街道上吱吱嘎嘎地开着，然后开上威彻姆的阿普梅尔丘。到了西区住宅区，乘客们陆续下车。都是男乘客，女人们大概已经回到家里，收拾买回的杂货，把晚饭端上餐桌。汽车渐渐空了，弗兰克·邓宁仍然坐在那儿，抽着烟，我在想我们会不会是最后下车的两个乘客。

我本来不必担心的。当汽车转弯朝威彻姆街和慈善大道拐角的车站驶去时（德里还有信仰大道、希望大道，我后来才知道），邓宁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踩灭，起身离开座位。他轻易地走进过道，没有抓把手，身体随着减速的汽车轻微摇晃。有的男人直到晚年才会失去年轻时身体的优雅。邓宁看起来就是其中之一。他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摇摆舞者。

他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开始对他讲笑话。笑话很短，大部分都被噗噗的气刹声淹没了，但我听到了三个黑人困在了电梯里，发现不是他对穿着便服的女人讲的那个笑话。司机一阵大笑，然后猛拉镀铬控制杆，打开车前门。“星期一再见，弗兰克，”他说。

“要是小溪不涨水的话，”邓宁回应道。跑下两级台阶，跳过人行道边缘的杂草。我能看到衬衫底下肌肉的形状。一个女人和四个孩子在他手下逃生的机会有多大？我首先想到的是机会不大，但我错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毫无机会。

汽车开走时，我看到邓宁爬上慈善大街街角第一幢建筑的台阶。宽阔的前廊上，摇椅里坐着八九个男人女人。好几个都跟屠夫打了招呼，屠夫则像个政客，跟他们握手。房子是一栋三层新英格兰维多利亚式建筑，门廊屋檐下悬挂着一块牌子。我刚好来得及在车上读上面的文字：

埃德娜·普里斯房屋出租

按周或按月付租

带厨房

谢绝宠物！

大标牌下面钩了一块橙色小标牌，写着“已经住满”。

继续坐了两站后，我下了车。我谢谢司机，他也哼声回应了一下。我发现，这就是缅因州德里镇礼貌谈话的模式。除非，当然，你碰巧知道一些有关黑人被困在电梯里或者有关波兰海军的笑话。

我漫步朝镇里走去，绕了两个街区以避开埃德娜·普里斯的房屋，那里面的住户晚饭后会聚在门廊上，就像雷·布拉德伯里[58]的小说中伊利诺伊斯州具有田园风格的格林镇上的人们一样。弗兰克·邓宁不像这些好人中的一个吗？他像，他像。

但是，布拉德伯里的格林镇上也暗藏恐怖。

大好人再也不住在家里了，住到沟里去的里奇说。他有这个人的内幕消息。大好人住在出租屋内，那里人人似乎都觉得他像猫的屁股那样可爱。

按照我的估计，普里斯的出租屋距离科苏特街379号西边不超过五个街区，也可能更近。当其他租户睡觉以后，弗兰克·邓宁有没有坐在出租屋内，像虔诚的圣徒一样脸朝东方？果真如此的话，他的脸上是不是带着“嗨，见到你很高兴”

那种笑容？我想不会。他的眼睛是蓝色的，还是变成冷酷且若有所思的灰色？他怎么向晚上坐在埃德娜·普里斯的门廊里纳凉的那些人解释自己为何抛弃家庭？他是不是有自己的故事，说他的妻子是个精神失常的女人，或者是个彻底的祸首？

我想会的。那么，人们相信他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不管你说的是1958年、1985年还是2011年。在美国这个表象通常被当做实质的国家，人们总是相信弗兰克·邓宁这样的家伙。

4

接下来的星期二，我租了一间在《德里新闻》上做了广告的公寓，广告上说“有简单家具，小区邻里和睦”。星期三，九月十七日，乔治·安伯森先生搬了进去。再见，德里宾馆！你好，哈里斯大街！我已经在1958年住了一个多星期，也许还没完全与当地人融为一体，但开始感觉自在了。

所谓的简单家具包括一张床（床垫有点儿脏，没有床单），一张沙发，一张餐桌，餐桌的一条腿得垫起来才不会摇摇欲坠，还有一张黄色塑料单人椅，它在不情愿地松开坐在上面的人的裤子时，会发出奇怪的声音。还有一个炉子和一台隆隆作响的冰箱。在厨房的储藏室里，我发现了公寓的空调装置：通用牌电扇，插头已经磨损，看起来绝对能电死人。

我感觉，这个正好位于德里机场航班降落航线下方的公寓，要价每个月六十五美元有点儿贵，但还是同意了，因为女房东乔普林太太同意忽略安伯森先生缺少证明这一情况。能用现金交三个月的房租还是很有用的。不过，她坚持要抄下我驾照上的信息。即便她发现了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房地产业者奇怪地带着缅因州的驾照，她也没有说出来。

我很庆幸阿尔给了我大量现金。现金能给陌生人带来很大慰藉。

现金在1958年更有用。只花了三百美元，我就把仅有简单家具的公寓变得一应俱全。三百块中的九十花在了一台二手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台式电视机上。那天晚上，我看了完美的黑白版《斯蒂夫·艾伦秀》，然后关掉电视，坐在餐桌旁，聆听一架飞机呼啸着往东降落。我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本从低区药店购买的蓝马笔记本（那个人店行窃不是“刺激”，不是“好玩”，不是“有趣”的药店）。我翻到第一页，噼啪地按出崭新的派克圆珠笔笔尖。就这样坐了大概十五分钟——时间足够另一架飞机向东落下，听起来非常接近，我几乎准备好飞机轮子刮过屋顶，发出砰的声响。

笔记本还是一片空白。跟我的大脑一样。每次我想开动脑子，唯一明确的想法就是过去不想被改变。

毫无用处。

最后我站起来，将风扇从储藏室里的架子上取下来，放在餐桌上。不知道行不行，结果居然可以。风扇的嗡嗡声格外让人镇定。而且，风扇的嗡嗡声遮盖了冰箱令人恼火的隆隆声。

再次坐下来时，我的脑子清醒了很多。这一次，有一些词句冒了出来。

方案

1. 报警

2. 打匿名电话给屠夫（说“我在注意你，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要是你做出什么不轨的事情，我会告发你”）

3. 想办法陷害屠夫

4. 以某种方式让屠夫变成残疾

写到这里我停住了。冰箱的响声消失了。没有飞机降落的声音，哈里斯大街上也没有车。暂时，只有我、风扇和未完成的列表。最终，我写下了最后一条：

5. 杀了屠夫

然后我把纸揉皱了，打开放在炉子旁边的火柴盒，划了一根。电扇立即将它吹灭了。我不禁想到，要改变事情真难哪。我关上电扇，又划了一根火柴，凑到笔记本纸团上。纸团烧着后，我把它丢进水槽，等它熄灭，然后将纸灰冲进下水道。

之后，乔治·安伯森先生就睡下了。

但很久没有睡着。

5

晚上十二点半，最后一架飞机掠过屋顶，我仍然醒着，思量着我的可选方案。报警被排除了。

对奥斯瓦尔德可能有用。奥斯瓦尔德曾在达拉斯和新奥尔良公开宣称他热爱菲德尔·卡斯特罗。

但是邓宁就不同了。他是社区里备受喜爱和尊敬的家伙。而我算什么？一向对外来人不感冒的小镇上的外来人。那天下午，从药店出来之后，我又在沉睡的银元酒吧外面看见没有穿背带裤的家伙和他的同伴。我当时穿着工人装，他们仍然用“你他妈是谁”的表情看着我。

即便我在德里呆了八年而不是八天，我该对警察怎么说呢？说我料想弗兰克·邓宁在万圣节晚上会杀害他的家人？那肯定太过分了。

我比较喜欢打匿名电话给屠夫，但这个选择怪吓人的。一旦我打电话给弗兰克·邓宁——不管他在上班的地方还是在埃德娜的出租屋，他肯定会被叫到起居室的公用电话边——我就能改变事件。打个电话可能会阻止他杀害自己的家人，但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也可能起相反的作用，让乔治·克鲁尼[59]般和蔼可亲的笑容背后的那颗不安的心翻覆。不仅不能阻止凶杀，还可能会让凶杀来得更快。原本，我知道何时何地。要是我警告他的话，一切赌注就都没了。

想办法陷害他？在侦探小说里可能行得通，可我不是中情局特工；我他妈的只是个英语老师。

单子上下一条是“让屠夫变成残疾”。不错，但怎么实现呢？等他手里拿着锤子，脑子里带着杀人的念头，从慈善大道向科苏特街走时，用森利纳撞他？除非我走狗屎运，否则我会被逮住送进监狱。还有一点。残疾人通常还会恢复。他要是恢复了可能还会杀人。因为过去不想被改变。

过去就是这样执拗。

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跟着他，等他一个人的时候，干掉他。让一切来得简单点儿，笨蛋。

但这样做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我能否承受。我想我脾气暴躁的时候可以——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保护别人——但脾气平和的时候呢？即使我知道要是不阻止他，我这个潜在的受害者要杀害他的妻小。

还有……如果我杀了他，却在回到未来之前被抓住了呢？我可是杰克·埃平而不是乔治·安伯森。我会被审讯、问罪，送进肖申克州立监狱。

一直在那呆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

这也还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站起身，穿过厨房，朝电话亭般的浴室走去，进到厕所里，在马桶上坐下来，掌根撑着前额。我一直假定阿尔的作文是真实的。阿尔也这么认为。很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哈里偏离常人两到三度，这样的人不太可能把杀害一家人这样的幻想当成事实。不过……

百分之九十五的概率不等于百分之百，阿尔说过，他谈论的是奥斯瓦尔德。一旦排除有关阴谋的胡乱猜测，凶手只能是一个人，但阿尔还是一直心存怀疑。

在2011年，要从电脑世界里查查哈里的故事易如反掌。问题是我没有查。即使故事完全真实，仍然可能有些细节他弄错了或者根本没有提到。

这些细节可能导致我功亏一篑。跟格拉海德[60]骑士英勇赴救不一样，要是我跟他们一起被杀了怎么办？这倒挺有趣，未来被改变，但我就看不到了。

一个新的想法突然钻进我的脑海里，一个疯狂而吸引人的想法。我可以在万圣节晚上在科苏特街379号对面埋伏下来……静观其变。确定事情是真的，对！同时留意所有的细节，唯一幸存的目击者——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孩子——可能忽略的细节。然后我可以开车回里斯本福尔斯镇，走进兔子洞，然后立即返回9月9日上午11点58分。再买森利纳，回到德里，这一次信息充分。

没错，我已经花了阿尔不少现金，但剩下来的钱足够用了。

想法起跑时无懈可击，但还没到第一个拐弯就绊倒了。我此行的根本目的就是弄清拯救门卫的爸爸对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是我让弗兰克·邓宁径自杀了家人，我就不可能知道了。我必须把所做的一切再重来一遍，因为当——如果——我从兔子洞回去时阻止奥斯瓦尔德时，这也会是被重置的所有事情中的一件。一次已经很糟糕了。两次更糟糕。三次简直无法想象。

还有一点。哈里·邓宁的家人已经死了一次。

我是不是要再次诅咒他们，让他们再死一次？即使每一次都是一次重置，他们根本不会知道？谁能保证在某种更深的层面他们真的不知道？

痛苦。流血。胡萝卜色头发的小女孩躺在地上，被压在摇椅底下。哈里试图用菊花牌气枪吓退这个疯子：“走开，爸爸！不然我要开枪了！”

我慢吞吞地穿过厨房，停下来看着黄色塑料椅子。“椅子，我恨你！”我说，然后我又去睡觉了。

这一次我马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九点钟的太阳透过还没装窗帘的卧室窗户照进来。鸟儿妄自尊大地鸣叫着，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让一切简单点儿，笨蛋。

6

中午时分，我系上领带，戴上潇洒的草帽，去梅琴体育用品商店，秋季枪展还在继续。我告诉店员想买把手枪，因为我干的是房地产生意，不时得带大量现金。他向我展示了几款，包括一支柯尔特38式警用左轮手枪。标价9.99美元。出奇的便宜。不过我记得在阿尔的笔记上，奥斯瓦尔德从意大利邮购的、改变了历史的步枪也只不到20美元。

“防身首选，”店员说着，掰开枪管，旋动转轮：“咔嗒咔嗒咔嗒”。“保证十五码之内必死无疑，任何试图抢劫你现金的蠢货肯定走得比十五码远。”

“买了。”

我又忘了自己此时身处的美国气氛还不紧张，还没有遭到威胁，所以准备了并不充分的文书以应对检查。但不需要什么文书，没有什么等候审核期。我甚至不需要告诉他我现在的住址。

奥斯瓦尔德把枪裹在毯子里，藏在房子的车库。房子是他的妻子和一个叫鲁思·佩因的女人一起在住。但当我把枪装在公文包里走出梅琴体育用品商店时，我想我体会到了奥斯瓦尔德一定会有的感觉：像个揣着巨大秘密的男人。一个拥有巨大破坏力量的男人。

一个本该在工厂上班的家伙站在沉睡的银元酒吧门口，一边抽烟，一边看报纸。至少，看样子像在看报纸。我不敢发誓说他在看着我，但我也不敢发誓说他没有看着我。

这个家伙就是没穿背带裤的那个。

7

那天晚上，我再次选了个靠近河滨影院的地方，屋顶凸出的招牌上写着“明天上演《火车大劫案》（米彻姆[61]主演）和《海盗》（道格拉斯[62]主演）！”德里影迷即将看到更精彩的打斗。

邓宁再次穿过马路，走到公交车站，上了车。

这一次我没有跟着。没有必要再跟着，我知道他要去哪儿。我走回我的新公寓，时不时环顾四周，找寻没有穿背带裤的那个家伙。没有看到他的影子。我告诉自己，在体育用品店对面看到他只是个巧合。一个不算很大的巧合。毕竟，沉睡的银元酒吧是他常去的地方。因为德里的工厂每周上六天班，工人们轮流休假。星期四可能轮到这个家伙休息。下周，他可能星期五出现在沉睡的银元。

或者是星期二。

第二天傍晚我又来到河滨影院，假装正在读《火车大劫案》的海报（“罗伯特·米彻姆在地球上最热的公路上狂吼！”），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距离万圣节还有六个星期，我似乎已经进入了消磨时间的阶段。但这一次弗兰克·邓宁没有穿过马路走到公交车站，而是走到了中心街、堪萨斯街和威彻姆街三岔路口，他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他穿着黑色裤子，白色衬衫，蓝色领带，浅灰色窗格图案运动外套。他的帽子在头上向后竖起。一时间我以为他要去看电影，察看地球上最热的公路，那样的话，我就会去运河街闲逛。但他向左转，上了威彻姆街。我能听到他吹口哨，吹得很棒。

没有必要跟着他。9月19日，他不会拿锤子杀人犯罪。但我很好奇，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事干。

他走进一家名叫点灯人的酒吧兼烧烤店。不像德里宾馆旁边的一家那样高档，但也不像运河街边的那些酒吧一样低劣。每座小城市里都有一两家顾客定位不那么明确的酒吧，蓝领和白领和平相处。这家酒吧就属于这种。通常，菜单上会有一些地方美食，让外来人摸不着头脑。点灯人酒吧里的特色美食是一种叫做油炸小龙虾的菜肴。

我穿过宽敞的前窗，闲荡着进去，看见邓宁一路打招呼进了屋。他跟人握手；拍拍人的脸；取下一个人的帽子抛给一个站在保龄球自动服务机旁边的家伙。那个家伙敏捷而高兴地接过帽子。

大好人。总是有说有笑的。那种你笑，整个世界也对你笑的类型。

我看到他坐在保龄球机旁的一张桌子边，差点走了上去。但我口渴了。一杯啤酒下肚肯定会让我感觉很好。点灯人酒吧里座无虚席，邓宁坐在一张全是男客的大桌子边。他看不到我，但我可以从镜子里看到他。不是说我想要看到什么惊人的事情。

此外，我要想继续在这儿呆上六个星期，是时候融入这里了。因此，我转身融入了高兴的欢呼，微醉的笑声，以及迪安·马丁[63]的歌声《那就是爱情》。女服务员端着成杯的啤酒和大盘堆起来的所谓的油炸小龙虾来回穿梭。当然，酒吧里腾起阵阵烟雾。

1958年，到处都是烟雾。

8

“看到你在观察后面那桌，”一个声音在我肘边说道。我到点灯人酒吧的时间已经该点第二杯啤酒和一小份小龙虾了。我猜，要是不尝尝的话，我会一直耿耿于怀。

我环顾周围，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整洁的黑色头发，圆脸，炯炯有神的黑色眼睛看起来像只高兴的花鼠。他朝我咧嘴，伸出一只孩子般的手。他的前臂上文着一条袒胸的美人鱼，拍打着柔软的尾巴，眨着一只眼睛。“查尔斯·弗拉蒂。但你可以叫我查兹。人们都这么叫。”

我跟他握了手。“乔治·安伯森。但你可以叫我乔治。人们都这么叫。”

他笑了，我也笑了。自己讲笑话自己笑是讨厌的行为（特别是很小的笑话），但有些人很有魅力，他们从来都会引起别人发笑。查兹·弗拉蒂就是这种人。女服务员给他端来一杯啤酒，他举起杯。“为你干杯，乔治！”

“干杯，”我说，用酒杯的边缘跟他的杯子碰了一下。

“认识他们吗？”他问，一边看着后面镜子里靠后的一大桌人。

“不认识。”我擦掉下嘴唇上的泡沫。“不过他们看起来比这里其他的人更开心，仅此而已。”

查兹笑了。“那是托尼·特拉克的桌子。桌子上可能刻有他的名字。托尼和他的弟弟菲尔拥有一家货运公司。他们在镇上还拥有很多土地——还有周围的镇子——比卡特牌肝病药丸还多。菲尔不怎么来这儿，他多数时间在路上，但是托尼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基本上都在。有很多朋友。

他们总是玩得很开心，但没有人像弗兰克·邓宁这样会来事儿。他是讲笑话的家伙。每个人都喜欢老托恩，但他们欣赏弗兰克。”

“听起来，这些人你都认识。”

“认识很多年了。德里大多数人我都认识。

但我不认识你。”

“因为我刚到这儿。我做房地产。”

“我猜，商业地产？”

“没错。”女服务员放下我的小龙虾，然后挤开了。

盘子上的菜肴看上去像路上被撞死的动物，但闻起来很棒，吃起来更棒。可能每一口都有亿万克胆固醇，但在1958年，没有人担心胆固醇，这让人很放松。“一起吃吧，”我说。

“不用了，你自己吃吧。你是波士顿的？纽约的？”

我耸耸肩，他笑了。

“很谨慎啊？不怪你，朋友。祸从口出。但我很清楚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嘴边停下了叉着小龙虾的叉子。点灯人酒吧里很暖和，但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是吗？”

他靠近我。我能闻到他整洁的头发上散发维坦丽思牌护发素的气味，以及呼吸中的森森牌口气清新剂的香气。“我要是说‘购物中心选址’，算猜对了吗？”

我舒了一口气。来德里找块地方建一家购物中心，这想法我从没有过，但是个不错的主意。

我朝查兹·弗拉蒂使了个眼色，“不能说。”

“对，对，你当然不能说。生意就是生意，我总是说。我们换个话题吧。不过你要是什么时候考虑让当地的乡巴佬参与一件好事的话，我很愿意听听。为了显示我的诚心，我想给你一个小提示。你要是还没有去基奇纳钢铁厂的话，我建议你去看看。完美的地段。购物中心？你知道购物中心吗，朋友？”

“未来的潮流，”我说。

他用一只手指做成枪的姿势指着我，眨了眨眼睛。我又笑了，忍俊不禁。我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放松，发现德里不是所有成人都忘记了如何对陌生人保持友好。“一杆进洞。”

“基奇纳钢铁厂的地是谁的，查兹？特拉克兄弟俩吗？”

“我说他们拥有这儿的大部分土地，但不是全部。”他低头看着美人鱼。“美人儿，我该不该告诉乔治，那个距离市中心只有两英里的一流商业区地块属于谁呢？”

美人鱼摇摆着带鳞的尾巴，微微晃动着茶杯般的乳房。查兹·弗拉蒂并没有握紧拳头制造这一效果；他前臂上的肌肉能自己动。这招很诡异。

我在想他会不会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

“好吧，亲爱的。”他又抬头看我。“实际上，就是我自己。我买下最好的地，剩下的留给特拉克兄弟。我能给你我的名片吗，乔治？”

“当然。”

他递过名片。上面写着“查尔斯·‘查兹’·弗拉蒂买卖贸易”。我把名片塞进衬衫口袋。

“既然你认识所有这些人，他们也认识你，那你在酒吧里怎么不坐在那边，而是跟新面孔坐在一起？”我问道。

他看上去很惊讶，然后又乐了。“你是在后备箱里出生，然后被丢下火车的吗，朋友？”

“只是初来乍到，还没弄清情况。别见怪。”

“不会。他们跟我做生意是因为我拥有这个镇上一半的汽车旅馆，市中心的电影院和路边餐馆，一家银行，缅因东部和中部所有的当铺。但他们不跟我在一起吃喝或者邀请我去他们家或者他们的俱乐部是因为我是以色列分支的成员。”

“我没听懂。”

“我是犹太人，朋友。”

他看到我的表情，咧嘴笑了。“你不知道。

我都不吃你的龙虾，你还不知道。我真是要发疯了。”

“我只是想知道这有什么要紧。”我说。

他笑了，好像这是他今年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那你简直是在卷心菜叶子底下出生的，而不是在后备箱里。”

镜子里，弗兰克·邓宁正聊得起劲。托尼·特拉克和他的朋友们一边听一边咧着嘴笑。当他们爆发出一阵大笑时，我在想他讲的是不是三个黑人被困在电梯里或者更有意思更讽刺的笑话——或许是三个犹太人在高尔夫球场上。

查兹留意到我在看。“弗兰克确实深知怎么让聚会继续下去。你知道他在哪儿上班吗？不，你是新来的，我忘了。中心市场。他是首席屠夫。

也是半个业主，虽然他不怎么张扬。你知道吗？

那个地方能站得住脚并赚钱，一半得归功于他。

吸引女人就像花蜜吸引蜜蜂一样。”

“他吗，现在？”

“对，连男人也喜欢他。不总是这样。人们不总是喜欢好与女人打交道的男人。”

这让我想起我前妻对约翰尼·德普的痴迷。

“但是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会跟他们一起喝酒直到关门，然后去货站玩扑克到天亮。

这些日子，他只喝一杯啤酒——或者两杯——然后出门。你看着吧。”

这是一种行为模式，我最先是从克里斯蒂时有时无地努力控制饮酒、而不是彻底戒掉而获知的。在一段时间内这么做有效，但迟早她总会走向极端。

“酗酒的问题吗？”我问道。

“不知道，但他的脾气肯定有问题。”他低头看前臂上的刺青。“美人儿，你有没有注意很多有趣的家伙却冷酷无情？”

美人鱼扭动着尾巴。查兹严肃地看着我。“看到了吗？女人总是知道。”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小龙虾，眼睛滑稽地左右晃动。他是个很有趣的家伙。我从没想过他跟自己声称的有何不同。不过，正如查兹所暗示的，我有点儿过于天真了。当然是指在德里而言。“不能对爱打呼噜的拉比说。”

“你的秘密在我这里很安全。”

顺便说一句，特拉克桌上的人又将身子凑到弗兰克边上，他讲了另一个笑话。他是那种交谈用很多手势的人。一双大手。不难想象其中一只握着工匠牌锤子手柄的情形。

“他在高中时犯下了很可恶的事，”查兹说。

“我很了解他，因为我跟他是老县城联合学校的同学。但我通常避着他。左一个留校察看，右一个留校察看，总是因为打架。他应该上缅因大学，但他把一个女生肚子搞大了，最后结了婚。一两年后，女人带着孩子滚了。可能是个英明的决定，根据他那时的情况来说。弗兰克这种人，跟德国人或日本人打仗可能很适合——有那么疯狂，你知道的。但他有四项不及格。我从没听说为什么。

扁平足？心脏杂音？血压偏高？不得而知。但你可能不想听这些陈词滥调。”

“我想听，”我说。“很有意思。”是很有意思。

我来点灯人酒吧润润喉，没想到误入了一座金矿。

“再来一份小龙虾。”

“你这是让我为难，”他说着，突然拿起一只放进嘴里。他一边嚼一边朝镜子竖起一根大拇指。“我为什么不呢？看看后面那些家伙——有一半是天主教徒，不还是在嚼着碎肉夹饼、三明治和香肠？星期五，谁还记得宗教，朋友？”

“你真了解我，”我说。“我是个堕落的循道宗信徒。我猜邓宁先生从没接受过大学教育，嗬？”

“没有，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去‘午夜飞行’[64]时，他正在拿切肉的学位。他的肉切得很好。遇到了麻烦——没错，据我听说，与酗酒有关，人们谣传得很厉害，你知道的。一位当铺老板深知内情——沃兰德尔先生，那时市场还属于他。他坐下来直率地跟弗兰克谈了。”查兹摇摇头，又拿起一只龙虾。“要是本尼·沃兰德尔知道到朝鲜战争结束时，弗兰克·邓宁成了那地方的半个业主的话，他很可能会大脑出血。我们无法预见未来，这点很好，不是吗？”

“如果能预见未来事情会变得复杂，的确。”

查兹正讲得起劲，因此，当我告诉服务员再来几杯啤酒时，他没有推辞。

“本尼·沃兰德尔说，弗兰克是他见过最棒的学徒屠夫。但要是他再跟警察惹上麻烦——换句话说，打架——他就不得不让他滚蛋。聪明人一点就破，人们说，弗兰克有所好转。跟第一任妻子离了婚，在妻子失踪了一两年之后，理由是抛弃丈夫，不久之后弗兰克又结婚了。那时，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女人他本可以信手拈来——他有那个魅力，你知道的，毕竟，多数的竞争对手都在海外——但他相中了多丽丝·麦金尼。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现在仍然可爱，我敢肯定。”

“说得对，朋友。美丽如画。他们生了三四个孩子。幸福的家庭。”查兹又凑过来。“但是弗兰克还是时不时地发脾气，今年春天他肯定对她发脾气了，因为她去教堂时脸上有瘀伤，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出门了。他现在住在出租房里，离家近得不能再近。希望妻子回心转意，我猜。

迟早多丽丝会让他回去的。他有那种魅力——哎哟，那边有个美人儿，我该怎么跟你说呢？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家伙。”

邓宁正要站起身。其他人大声叫他坐回去，但他摇摇头，指指手表。喝完最后一口啤酒，然后弯腰亲了一个男人的秃顶。这下惹来哄堂大笑。

邓宁趁着笑声朝门口走去。

他经过时，照查兹背上拍了一下说，“把鼻子洗干净，查兹。你鼻子太长，可不能弄脏了。”

然后他就离开了。查兹看着我，如花鼠般高兴地咧嘴一笑，但他的眼睛没有笑。“他不算个引人发笑的怪人吗？”

“当然算，”我说。

9

我是那种不写下来就没法真正理清自己想法的人。所以那个周末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记录在德里的见闻、作为和打算。最后延伸到我是怎么来到德里的，到了星期天，我意识到我开始了一项浩大的工程，口袋笔记本和圆珠笔是难以胜任了。星期一，我出去买了台便携式打字机。我本来想去当地的商务用品商店，但随后我看到了餐桌上查兹·弗拉蒂的名片，便去了他的当铺。当铺位于东区大道，跟百货商店一样阔气。

门上挂着三颗金球，经典造型，但还有别的东西：一尊石膏美人鱼，拍打着柔软的尾巴，眨着一只眼睛。这尊摆在外面，穿着抹胸。弗拉蒂本人不在，但我花十二美元买了台极好的史密斯·科罗娜牌打字机。我让店员告诉弗拉蒂先生搞房地产的乔治来过。

“很乐意为您转达，先生。您能留张名片吗？”

狗屎。我本该打些名片的……那意味着终究还是得去趟德里商务用品店。“忘在另一件衣服里了，”我说。“但我想他记得我。我们一起在点灯人酒吧喝过酒。”

那天下午，我开始扩充我的笔记。

10

我习惯了飞机在头顶上掠过后降落。我订了报纸和牛奶：厚玻璃瓶，直接送到门口。就像第一次来1958年旅游时弗兰克·阿尼塞的根汁汽水一样，牛奶的味道令人难以置信：完美醇厚。乳脂更棒。我不知道人工乳脂分离器发明了没有，也无意追究。我无意追究这些玩意儿。

日子悄然流逝。我读阿尔·坦普尔顿有关奥斯瓦尔德的笔记，直到能大段默念。我去了图书馆，看了1957年和1958年困扰德里的凶杀和失踪案。

我寻找有关弗兰克·邓宁和他的坏脾气的报道，但什么也没找到。他曾经被捕过，但详情并没有进入报纸的警方独家报道栏。多数的日子里，专栏都很详细，星期一则扩展成一整个版面，内容包括一周的恶作剧摘要（多数发生在酒吧关门之后）。我找到的有关门卫爸爸的唯一报道是1955年的慈善活动。中心市场将那年秋季利润的百分之十捐给了红十字会，提供援助。飓风康妮和戴安袭击美国东海岸，造成两百人死亡并在新英格兰造成巨大洪灾。有一张哈里爸爸的照片，他将一张放大的支票递给红十字会地方负责人。邓宁闪着电影明星般的笑容。

我没有再去中心市场购物，但在两个周末——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和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跟踪了德里最受欢迎的屠夫，在他星期六结束了鲜肉柜台的半天工作之后。我为这项杂务从机场租了一辆赫兹公司最不显眼的雪佛兰车。我感觉开着森利纳有点儿太惹人注意了。

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邓宁开着庞蒂亚克去了布鲁尔跳蚤市场，他的车停在市中心按月付租的车库，上班时他很少开车。第二个星期天，他开车去了科苏特街的家，然后载着孩子们去看阿拉丁的迪斯尼双片连映。即使从远处也能看到，特洛伊，年纪最大的那个孩子，看起来很烦，进出影院时心不在焉。

邓宁接送孩子都没有进屋。他到家门口的时候，是按喇叭叫孩子们。回来后，他让他们在路边下车，看着四个孩子都进了屋才离开。他甚至没有立即把车开走，而是懒散地坐在庞蒂亚克博纳维尔牌汽车的方向盘后面，抽根烟。或许是希望可爱的多丽丝能走出来跟他说说话。他确定多丽丝不会出来时，便在邻居的车行道上掉头，然后加速开走了。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冒出小股蓝烟。

我躲进租来的车的座位里，但我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他经过时，根本没有朝我这个方向看。

当他走上威彻姆街有一段距离之后，我跟上他。

他把车停进车库，走进点灯人酒吧喝了杯啤酒，酒吧里几乎已经没人了，然后他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慈善大街上埃德娜·普里斯的出租屋。

接下来的星期六，10月4日，他带着孩子去了三十英里外的奥罗诺缅因大学足球赛。我把车停在斯蒂尔沃特大街，等待比赛结束。回家的路上，他们在九十五人餐馆吃晚餐。我把车停在停车场的远端，等着他们出来。我想，不管电影怎么美化，私家侦探的生活肯定无聊至极。

邓宁把孩子送回家后，黑夜已经悄然降临科苏特街。显然，跟灰姑娘历险记相比，特洛伊更喜欢足球赛。他从爸爸的庞蒂亚克上下来，脸上带着笑容，挥舞着一面黑熊队三角旗。图加和哈里也有三角旗，看起来也很兴奋。埃伦不怎么兴奋。

她睡着了。邓宁双手抱着她把她送到门口。这一次，邓宁太太露了一下面，但只是把小女孩接过去。

邓宁对多丽丝说了些什么。多丽丝的回答没有让他高兴。距离太远了，看不清邓宁的表情，但他说话时摆动着一根手指。多丽丝听他说，摇摇头，转过身，进了屋。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脱下帽子，在腿上拍了拍。

一切都很有意思——很能说明他们的关系——但于事无补。不是我期望看到的画面。

第二天我得到了我需要的。我已经决定那个星期天只做两次侦察。我认为即使是开着租来的茶褐色、几乎跟环境融为一体的汽车，跟的次数多了也有被发现的危险。第一次我什么都没看见，以为他白天可能会呆在家里，为什么不呢？天气已经变得阴沉。他可能跟其他租户一起在电视上看体育节目，他们在门廊里吸烟吸得烟雾缭绕。

但是我错了。正当我转弯上威彻姆大街开始第二次尝试时，我看见他朝市中心走去。他今天穿着蓝色牛仔裤，一件风衣，戴一顶宽边防水帽。

我开车超过他，停在中央大街上，离他停车的车库一个街区远处。二十分钟后，我跟着他出城向西。

车不多，我轻松地跟在后面。

他的目的地原来是朗维尤墓地，德里路边餐馆过去两英里的地方。他停在了墓地对面的一家花店，我开车经过时，看见他从一位老妇那儿买了两篮秋花，交易过程中老妇人手里撑着一把大黑伞，遮着两个人。我从后视镜里观察着，他把花篮放在了乘客座上，回到车里，然后开上了墓地通道。

我掉头开到朗维尤。这是在冒险，但我必须碰碰运气，因为看起来这件事里面有名堂。停车场基本空着，只有两辆皮卡，车上装着墓地管理设备，用油布盖着，还装着一台老运输装载机，看样子像作战剩余物资。没有看到邓宁的庞蒂亚克。我开车穿过停车场，朝通向墓地的砂石路开去。

墓地很大，绵延超过十二英亩，丘陵起伏。

墓地内，很多岔路从主路分出。低雾从斜坡和山谷里腾起，毛毛细雨逐渐集结，雨势加大。

总而言之，这不是追悼亲爱的逝者的好日子。邓宁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他的庞蒂亚克停在一条岔路的半路上，一眼就能看到。他把花篮摆在紧紧相依的两个墓前。我猜是他的爸爸妈妈。但我不太关心。我掉转车头，让他一个人呆着。

等我回到哈里斯大街的公寓时，那年秋天的第一场暴雨冲刷着城市。市中心的运河即将咆哮，那奇怪的撞击穿过低区的混凝土，变得异常明显。

印度的夏天貌似要结束了。这个我也不太关心。

我打开笔记本，差不多翻到最后才找到一页空白纸，我在上面写道，“10月5日，下午3点45分，邓宁去了朗维尤墓地，把花摆在爸妈（？）墓前。

下雨了。”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第八章

1

万圣节前的几个星期，乔治·安伯森先生几乎查看了德里和周边几个镇上所有的商业地产。

我很清楚，我不可能突然被当成镇上的一分子，但我想让当地人习惯看见我开着红色森利纳敞篷跑车，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这就是那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家伙，来这儿差不多一个月了。要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某些人有可能就有钱赚了。

当人们问我在找什么时，我就眨眨眼，笑一笑。

当人们问我要待多久时，我就告诉他们很难说。

我熟悉了镇上的地形，并开始熟悉1958年的口语。

比方说，我得知“战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冲突”指的是朝鲜战争。两者都结束了，可喜的摆脱。

人们担心苏联和所谓的“导弹差距”，但也不是很担心。人们担心青少年犯罪，但也不是很担心。

经济有些不景气，但人们见过更糟的情况。当你跟人做生意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说上当了（被骗了）。一分钱一粒的糖果包括圆点糖、嘴唇糖和黑婴儿糖。在南方，《吉姆·克劳法》[65]大行其道。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威胁叫嚣；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总统暗自乐观。

跟查兹·弗拉蒂聊过不久，我很上心地检查了已经不存在的基奇纳钢铁厂。工厂坐落在镇子北边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不错，要是“每分钟一英里公路”延伸到这里的话，这里会是购物中心的绝佳地点。但我去的那天——当道路变成颠簸的碎石时，我弃车步行——那里看上去像古代文明的废墟：独特但令人绝望。成堆的砖块和生锈的废旧机器耸立在深深的草丛中。中间是一根久已倒塌的陶瓷烟囱，边上被煤灰熏得乌黑，巨大的管孔内一片漆黑。我要是低下头弯下腰，肯定能走进去。我的个子可不矮。

万圣节前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德里看了很多地方，对德里有了很多感触。这儿的老居民让我感觉愉快，但是——除了一个人之外——从不亲密。这个人就是查兹·弗拉蒂。回想起来，他主动泄露了很多事情，这很奇怪，但我脑子里有很多事情，弗拉蒂看起来没那么重要。我想，有时你就是会遇到一个友好的人，仅此而已。随它去吧。当然，我根本不知道，是一个叫比尔·图尔考特的人教唆弗拉蒂这么干的。

比尔·图尔考特就是没有穿背带裤的那个家伙。

2

住在堤上的贝维曾说过，她认为德里糟糕的日子结束了，但我看到的越多（尤其是感触到的越多），越是相信德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德里不对劲。开始，我努力告诉自己是我自己不对劲，不是德里。我是个脱节的人，一个暂时的流浪者，我对任何地方都会感觉有点怪，有点儿别扭——就像保尔·鲍尔斯[66]那些奇怪的小说里看起来总像噩梦的城市。一开始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断探索这个新的环境，越来越不这么觉得。我甚至开始质疑贝弗利·马什认为糟糕时期已经结束的断言，并且猜想（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这样的晚上为数不少）她也开始质疑自己。我在她眼中没有瞥见一丝怀疑吗？

那种不太相信却期望如此、甚至需要如此的表情？

有些不对劲，有些邪恶。

一些空房子看起来很显眼，就像严重精神病患者的脸颊。在镇上的郊区有间空荡荡的畜棚，干草棚的门在生了锈的铰链上缓慢地开合，一会呈现里面的黑暗，一会又将其掩藏，一会再次将其呈现。科苏特街上距离邓宁太太和孩子的住宅一个街区远的地方，一处栅栏裂成了碎片。我觉得看上去像有东西——有人——被从栅栏中间扔进荒地里。一处空荡荡的运动场，上面的转盘在缓慢旋转，尽管没有小孩推它，也没有明显的风吹动它。它在隐藏的底座上转动时发出刺耳的声音。有一天，我看见一尊雕刻粗糙的耶稣像沿着运河漂流而下，钻进运河街底下的隧道中。雕像有三英尺高，咧着嘴笑，唇间露出牙齿。一顶荆棘王冠歪斜着套在额上；那东西诡异的白色眼睛下方画着血淋淋的眼泪。看起来就像是符咒偶像。

在巴希公园里所谓的亲吻桥上，在学校精神和永恒的爱情宣言中间，有人刻下了“我很快就要杀了我妈妈”这几个字。下面有人加上了“再不快点她就浑身是病了”。一天下午我走过荒地东边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恐怖的尖叫。我抬头一看，一个瘦削男人的轮廓正站在不远处GS&WM铁路高架桥上，手里的棍棒上下挥动。他在抽打什么。

尖叫声停止了，我想，是条狗，已经被他打死了。他用皮带绳拴住狗，拖到外面，把它打死了。当然，我不可能知道这些……但我确实知道。我当时很确信，现在依然确信。

有些不对劲。

有些邪恶。

这些事情跟我要讲的故事有关吗？我要讲的是门卫爸爸的故事，以及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那种得意的“我知道一个秘密”的笑，以及从不看你的灰色眼睛）的故事？我不太确信。但我可以再给你讲一件事：在基奇纳钢铁厂倒下的烟囱里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想知道，但在那东西的嘴里我看到一堆被啃食的骨头，和一枚被啃食的小项圈，上面还有一只铃铛。项圈肯定是哪个小孩亲爱的小猫的。管道里面——在巨大的管孔里面——有东西在移动。

进来看看吧，那东西似乎在我脑海里低语，别管其他的，杰克——进来看看吧。进来参观一下。时间在这里无所谓的；在这里，时间径自流逝。你知道，你想进来看看；你知道，你很好奇。这甚至可能是另外一个兔子洞。另外一个时间入口。

可能是的，但我不这么想。我想里面是德里——一切都不对劲，一切都歪斜着，隐藏在那管道之中。在冬眠。让人们相信糟糕的时期已经结束了，等待人们放松，甚至忘记德里曾经有过糟糕的时期。

我赶紧走开，德里的那个地方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3

十月的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此时，科苏特街上的橡树和榆树已经染上金黄，色彩斑斓——我再次造访了已经闲置的西区娱乐中心。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房地产买家会错过充分调查这个一流地址的可能性，我向街上好几个人询问了里面的情况（当然，门上了锁），以及它是什么时候关张的。

跟我聊天的人之一就是多丽丝·邓宁。“美丽如画，”查兹·弗拉蒂曾经说过。通常这是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这次却名副其实。岁月在她眼角增添了细纹，嘴角的皱纹更深，但她皮肤细腻，乳房丰满，身材火辣（在1958年，杰恩·曼斯菲尔德[67]全盛的时期，丰满的乳房被视为迷人而非尴尬的特征）。我们在门阶上说话。房子里没有别人，孩子们去学校了，邀请我进屋肯定是不合适的，毫无疑问会成为邻居们非议的话题，特别是她的丈夫“在外面住”。她一只手拿着灰掸，另一只手拿着烟，围裙口袋里露出一瓶家具擦光油。

跟德里多数人一样，她礼貌而冷漠。

是的，她说，西区娱乐中心还在运营的时候，是孩子们很好的去处。附近有这么个地方让孩子们放学后去玩、随心所欲到处奔跑的确很棒。她能从厨房的窗户看到运动场和篮球场，看到那里空着她很难过。她说，她认为娱乐中心是因为预算削减而被关闭的，但她游移的眼睛和拼命吸烟的嘴巴似乎另有暗示：中心在儿童凶杀和失踪期间被关闭。预算可能只是次要原因。

我谢谢她，并递给她我新近打印的名片。她接过名片，心不在焉地朝我笑了一下，然后关上门。

动作很轻，没有发出“砰”的一响。但我听见门后咔嗒一声，知道她挂上了门链。

我想，万圣节到来时，娱乐中心兴许能满足我的需要，尽管我不完全喜欢这个地方。我想进去是不成问题的，透过一扇前窗能够清楚地看到街道上的情况。邓宁可能会开车来，而不是步行，但我知道他的车是什么样的。按照哈里的作文，那时天可能已经黑了，但街上有灯。

当然，能见度对双方都很关键。除非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意图上，否则邓宁肯定会看到我朝他跑去。我有手枪，但只有在十五码之内开枪才能确保击毙。我可能需要走得更近，才敢冒险射击，因为万圣节晚上，科苏特街肯定满是小鬼和妖精。不过我得等他走进屋子之前从藏身处突然冒出来。因为，根据作文，多丽丝·邓宁疏远的丈夫直接行凶。等到哈里从浴室出来时，所有人都倒下了，除了埃伦剩下的人都死了。我要是稍有迟疑的话，很可能看到哈里看到的情景：他妈妈的脑浆渗进沙发。

我穿越了大半个世纪，不止是要救出他们其中的一个。因此，要是他看见我走过来怎么办？

我拿着枪，他拿着锤子——很可能是从他的出租屋的工具抽屉内偷的。要是他朝我跑过来，那一切就好办了。我会像牛仔竞技表演上的小丑，转移牛的注意力。我会跳跃、呼喊，直到他走进射程，然后朝他胸口开两枪。

问题是，假定我能扣动扳机的话。

假定枪没有出问题。我已经在镇子郊外的一处沙砾堆里试射了一次，看上去没问题……但历史很执拗。

它不想被改变。

4

经过慎重考虑，我想可能会有更好的地点适合万圣节晚上的监视行动。我需要一点儿运气，兴许不用太多。“上帝知道，这片区域有很多在售的地产，”酒吧男招待弗雷德·图米在我来到德里的第一个晚上就告诉过我。我的勘察也证实了这一点。凶杀发生之后（再加上1957年的大洪水，别忘了这一点），貌似半个镇子都在待售状态。

在一个不这么冷淡的镇上，像我这样的房地产买家，到现在为止可能已经拿到城市钥匙，跟德里小姐度过了一个狂野的周末。

我还没有察看的一条街道叫怀莫巷，在科苏特街往南一个街区。这就意味着怀莫巷的后院紧挨着科苏特的后院。去看看也无妨。

尽管怀莫巷206号、邓宁家正后方的房子有人住了，但206号左边紧邻的房子——202号——看起来像是我祈祷应验了。灰色的墙漆还很新鲜，屋顶板也很新，但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新近耙平的草坪上竖着一块黄绿色牌子，这种牌子在镇上随处可见，“德里住宅地产专业人员出售”。

这块牌子邀请我打电话给专员基思·黑尼，商量筹措资金的事。但我不想那样做，我把森利纳停在新铺的沥青车道上（山穷水尽的人才会卖这处房子），走进后院，昂首挺胸，目空一切。

我在探索新环境时，发现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要是你表现得像是你属于某个地方，人们也会认为你属于这个地方。

后院草坪修剪得很整齐，草叶被耙走了，露出柔和的绿色。一台推式剪草机放在车库里，车库上方挂着一块绿色帆布，帆布整齐地折在旋转刀片上。地下室隔壁是一个狗窝，上面的标牌表明，基思·黑尼最拿手的就是不放过一个恶搞的机会：“你的狗属于这里”。里面是一堆没有用过的草袋，一把移植铲和一把大剪刀压在上面。2011年，这些工具本应该锁起来；1958年，有人在照看它们，避免淋雨。我确信房子上了锁，不过没关系。

我没兴趣破开门闯进去。

怀莫巷202号后院的远端是一片树篱，大概六英尺高。也就是说，没有我高。虽然长得十分茂盛，人还是可以挤过去，要是不怕身上被擦伤的话。最好的地方是，当我朝车库背后右边的角落走去时，能看到斜对面的邓宁家的后院。我看到两辆自行车。一辆是男孩的施文自行车，用脚架支着。另一辆是埃伦·邓宁的，像死了的矮种马一样倒在一边。车上还带有初学者用的保护轮，我不会认错的。

院子里还有一大堆玩具。其中一件就是哈里·邓宁的菊花牌气枪。

5

你要是在业余演艺公司表演过——或者执导过学生戏剧演出，我在里斯本高中的时候做过几次——你就能体会到我对万圣节前那些日子是什么感受。首先，排练的感觉很随意。有即兴创作，有说笑，有嬉闹，由于性别对立已经建立，还有很多调情在里头。在这些早期排练中，要是有人说错了一句台词或者错过了一个提示，就会惹来一阵狂笑。要是哪个演员迟到十五分钟，他或她可能会被严厉训斥，但仅此而已。

开演临近，一切变得现实，而不再像荒唐的梦。

即兴创作开始消失，玩闹没有了，虽然还有说笑，笑声却带着紧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错台词或者错过提示不再滑稽好玩，而是令人恼怒。一旦布景搭好、距离开幕的夜晚只有几天时间，排练迟到的演员肯定会被导演一阵猛批。

盛大的夜晚到来了。演员穿上服装，化上妆。

有些人紧张过度；所有人都感觉没有准备好。很快他们就得面对前来看他们大显身手的满堂观众。

舞台没有装饰的日子里看上去很遥远一切，最终来临了。大幕开启之前，一些哈姆雷特、威利·洛曼[68]、或者布兰奇·迪布瓦[69]不得不冲进最近的洗手间并感觉不适。从来都是这样。

相信我说的关于会感觉不适的那部分。我知道的。

6

万圣节凌晨，我发现自己不在德里，而在海上，风暴肆虐的海上。我抓着一艘大船的栏杆——我想，是一艘游艇——船即将沉没。狂风吼叫着，夹杂着雨滴，打在我脸上。巨大的浪花，浪底一片漆黑，浪头充满泡沫、呈现出凝固的绿色，朝我涌来。游艇升起来，扭动着，然后疯狂地转动着再次垂直坠下。

我从梦中惊醒，心怦怦地跳着，双手紧握，努力抓住大脑想象中的栏杆。也不光是大脑的想象，因为床还在上下起伏。我的胃似乎已经从固定它的肌肉上脱离。

在这种时候，身体总是比大脑更聪明。我掀开被子，冲向浴室，加速穿过厨房时，一脚踢翻了可恶的黄色椅子。我的脚趾头很快就会痛，但当时我几乎觉察不到。我努力关闭喉咙，但没有完全成功。我能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穿过喉咙钻进嘴里。那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呕——呕——呕——呕”。我的胃就是那艘游艇，先升起来，然后疯狂地转动着坠下。我在马桶前跪下，将晚饭吐了出来。接下来是午饭和昨天的早饭：噢，上帝！火腿和鸡蛋。想到那发亮的油脂，我又是一阵呕吐。我稍微停了一下，然后感觉像是我上周吃的所有东西都离开了这栋建筑物。

正当我开始以为要结束的时候，我的肠道内一阵痛苦的绞痛。我蹒跚着站起身，拍打一下马桶的拉环，试图在所有东西被水流冲下去之前成功地坐起来。

但是，没用。还没有吐完所有的东西。肠道刚恢复正常，胃又再一次爽约。只能做一件事：靠上前去，吐进水槽。

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万圣节中午。到那时，我的两个排出口排出的只有粥一样的液体。每一次呕吐，每一次绞痛，我都想到同一件事：过去不想被改变。过去很执拗。

但是当弗兰克邓宁今晚到达的时候，我要在那儿。

即便我正边吐边拉，我还是要在那儿。

7

“那个星期五的下午，当我走进中央大街药店的时候，店主诺伯特·基恩先生站在柜台后面。

顶上木质扇叶的风扇将他仅剩的头发吹得左右摇摆，像是夏日微风中的蜘蛛网。看到这一幕我的胃又一阵警惕地翻腾。他白色棉布工作服下的身体瘦得皮包骨头，近乎羸弱。看到我进来，他苍白的嘴唇皱起一丝笑容。

“你看起来有些不舒服，朋友。”

“高岭土果胶，”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声音。“有吗？”我心想，不知道有没有发明出来。

“是不是胃肠感染？”头顶的电灯映在他的无框眼镜镜片上，当他移动身体的时候，电灯也随着晃动。好像黄油在平底锅里晃动一样，我想。这让我的胃又一阵刺痛。“镇上正在流行。

你恐怕已经得上二十四个小时了。很可能是种细菌，但你可能用了公共厕所忘了洗手。很多人都懒……”

“你有高岭土果胶还是没有？”

“当然。第二排。”

“自控短裤——那些呢？”

薄嘴唇的笑舒展开来。自控短裤很好笑，当然好笑。除非，当然，是你自己需要它们。“第五排。如果你离家很近，你不需要他们。但是看你脸色苍白，先生……还有你正在流汗……穿上可能更明智。”

“谢谢，”我说，想象照他嘴巴一记重击，打得他把假牙往喉咙里咽。舔点儿保丽净假牙清洁剂吧，伙计。

我慢慢买东西，不想不必要地摇晃我变成液态的内脏。找到高岭土果胶（巨大的实惠包装？好），然后是自控短裤（成人尺寸？好）。短裤在造口用品那边，位于灌肠袋和成卷的黄色塑料软管中间，软管我不想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还有成人尿布，但这个我拒绝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在自控短裤内放上擦盘巾。尽管我很难受，这让我觉得好笑，我得强忍着不笑出来。我现在这种脆弱的状态下要是笑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骨瘦如柴的药剂师好像感到了我的痛苦，慢吞吞地在收银机上录入药品项。我拿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付账，拿钱的手明显在颤抖。

“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吗？”

“只有一点。我很痛苦，你看到了我很痛苦，你到底为什么还咧着嘴笑？”

基恩先生上前一步，嘴唇上的笑容不见了。“我向你保证，我没有笑。我当然希望你感觉舒服点儿。”

我的肚子一阵绞痛。我有点儿摇摇晃晃，一手抓住装药的袋子，另一只手扶住柜台。“你有洗手间吗？”

笑容又出现了。“恐怕不能给顾客用。为什么不看看……街对面的店面？”

“你真是个混蛋！恶心的德里人！”

他板起脸，转过身，昂首阔步地走到下面存放药片、散剂和糖浆的区域。

我缓步经过冷饮柜，走出门。我感觉自己像玻璃人一样脆弱。天气凉爽，不超过华氏四十五度，但太阳晒在皮肤上感觉很烫。很闷热。我的肚子又一阵绞痛。我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低着头，一只脚站在人行道上，一只脚站在排水沟里。绞痛过去了。我穿过街道，看也没看路上的车。有人朝我按喇叭。我按捺自己别对按喇叭的人发飙，因为我已经有够多麻烦了。我不能冒险打架，我已经有要打架的对象了。

绞痛再次袭来，下腹痛如刀绞。我一路小跑。

沉睡的银元酒吧离得最近，于是我迅速拉开门，拖着不适的身子挤进光线阴暗、散发着啤酒气味的酒吧。自动唱机上，康韦·特威蒂[70]正呜咽着：“一切只是假装”。我希望他是对的。

酒吧内空荡荡的，只有一位顾客坐在一张空桌上，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酒吧男招待靠在柜台末端，正在做日报上的填字游戏。他抬头看我。

“洗手间，”我说，“快！”

他朝后指了下，我往写有“男”和“女”的门冲去。我伸直手臂推开“男”门，就像进攻后卫寻找空档般冲进去。里面发出粪便的臭味、烟味，还有刺眼的氯味。唯一的厕位没有门，正好。我扯开短裤，就像在银行抢劫时迟到了的超人，转身，蹲下。

刚好来得及。

当最后的阵痛过去，我从纸袋中拿出大瓶高岭土果胶，狼吞虎咽了三大口。我的胃腾起来，我把它抵回去。当我确信第一剂药停在了胃里，我又吃了一剂，打了个嗝，慢慢地把瓶盖拧紧。

我左边的墙壁上，有人画了阴茎和睾丸。睾丸被劈开，血从里面涌出来。在这部迷人的画作下面，艺术家写着：“亨利·卡斯顿圭，下次你再干我老婆，这就是你的下场。”

我闭上眼睛。当我把眼睛闭上时，仿佛看见惊讶的顾客看着我冲进卫生间。但他是顾客吗？

他的桌子上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坐在那里。眼睛闭着，我能清楚地看清那张脸。我认得那张脸。

回到酒吧里，康韦·特威蒂的歌声已经换成了费林·赫斯基[71]的，没穿背带裤的家伙已经不见了。我走向酒吧男招待，问道：“我进来的时候有个人坐在那儿，是谁？”

他从字谜上抬起头看我。“我没看见有谁。”

我拿出钱包，掏出一张五元钞票，放在吧台上纳拉干族雪橇旁边。“叫什么名字？”

他喃喃自语一阵，看了一眼腌蛋罐子旁边的小费罐，看到里面只有一角钱硬币，然后拿走五元钞票。“是比尔·图尔考特。”

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空桌子对我来说也毫无意义。但……

我又放了一张林肯在吧台上。“他来这是不是监视我？”如果答案是“是”，那就意味着他一直在跟踪我。可能不止是今天。但为什么呢？

男招待把五块钱推回来。“我只知道他经常来喝啤酒，喝很多。”

“那他为什么没喝一杯就离开了？”

“可能他朝钱包一看，发现里面除了借书证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看起来像他妈的布里代·墨菲[72]吗？你已经把我的洗手间弄得臭气熏天，你为什么不点点儿什么或者离开？”

“我来之前里面就够臭了，朋友。”

不是很好的退场辞，但这是我在此情此景下能想到的最好应变。我走出去，站在人行道上，寻找图尔考特。没有他的影子，但诺伯特·基恩正站在药店窗户里，双手扣在后面，观察着我。

他的笑容不见了。

8

那天下午五点二十，我把森利纳停在邻近威彻姆街浸信会教堂的停车场内。教堂里有很多人；布告板上写着，下午五点整该教堂有个匿名戒酒会。在福特车的后备箱里装着七个星期来我作为这个奇怪小城的居民，我收集到的所有物品。唯一不可或缺的物品就是阿尔送给我的巴克斯顿勋爵公文包：他的笔记，我的笔记，还有剩下的现金。

感谢上帝，我把大部分现金带在身上了。

我身旁的座位上放着一个纸袋，里面放着我的高岭土果胶瓶——现在空了四分之三——和自控短裤。非常感激，我想现在我不需要了。我的胃和肠道看似已经平静下来，手上的颤抖也消失了。手套箱里，警用手枪上放着五六颗糖果。我把这些东西放进袋子里。稍后，当我在怀莫巷202号的车库和树篱中间就位时，我把枪推上膛，别进皮带里，像是河滨影院里上映的劣质电影里粗鄙的歹徒。

手套箱里还有一样东西：一份《电视指南》，封面上是弗雷德·阿斯泰尔[73]和巴里·蔡斯[74]。自我在中央大街报摊上买了这份杂志后，我可能已经是第十二次翻到星期五的节目单：

晚上八点，2频道：《埃勒里·奎因新历险记》，乔治·纳德尔，莱斯·崔梅恩。“如此华丽，如此可爱，如此突然。”一位心怀鬼胎的股票经纪人（惠特·比斯尔[75]扮演）暗中追踪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伊娃·嘉宝[76]扮演），艾勒里和他的父亲展开调查。

我把《电视指南》装进袋子，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主要是为了好运——然后下了车，锁上车门，朝怀莫巷走去。一些爸爸妈妈带着年纪太小、还不能独自玩“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

很多门阶上，雕刻过的南瓜高兴地咧着嘴笑，一些戴着草帽的假人毫无表情地盯着我。

我沿着怀莫巷，走在人行道中间，好像我就该走中间。一位父亲走近我，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女孩戴着摇晃的吉普赛耳坠，擦着妈妈的鲜红色口红，巨大的黑色塑料耳朵拍打着卷曲的假发。

我摘下帽子朝爸爸致意，然后朝小女孩弯下腰，女孩自己提着一个纸袋。

“你是谁啊，亲爱的？”

“安妮特·冯妮杰罗，”她说。“她是米老鼠俱乐部最漂亮的成员。”

“你也一样漂亮，”我对她说。“你该怎么说？”

她看起来很疑惑，于是她的爸爸靠过来，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她露出了笑容。“不给糖就捣蛋！”

“对了，”我说。“但是今晚别捣蛋。”除了跟那个拿着锤子的家伙。

我从包里拿出一枚Payday牌糖果（为了拿到糖果，我不得不拨开手枪），递了过去。她打开纸袋，我把糖丢了进去。我只是街上的行人，不久前刚被犯罪困扰的镇上的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但我在爸爸和女儿的脸上看到同样的孩子般的信任。

糖果里涂上迷幻药的日子很久以后才出现——就像“包装如有破损，请勿食用”这几个字一样。

爸爸又悄悄地说了什么。

“谢谢，先生！”安妮特说。

“不用谢。”我朝爸爸使了个眼色。“祝你们今晚过得愉快！”

“她明天很可能会肚子痛，”爸爸说，但是面带笑容。“快点儿，南瓜。”

“我是安妮特！”她说。

“对不起，对不起。快点儿，安妮特。”父亲朝我笑了，脱下自己的帽子，然后走开，继续寻找战利品。

我继续走向202号，步子不快。若不是嘴唇干涩，我肯定吹起了口哨。我在人行道上冒险四处张望了一下。我看到一些“不给糖就捣蛋的人”

在街道的另一边，但根本没人注意我。太棒了。

我轻快地走上车行道。一走到房子后面，我放松地长舒一口气，好像气流是从脚跟上来的。我找好后院远处右边的角落，安全地躲在车库和树篱中间。至少我认为很安全。

我朝邓宁的后院看去。自行车不见了。玩具多数还在——一款儿童弓，一些箭头带吸盘的箭，一只棒球棒，把手用胶带裹着，一个绿色的呼啦圈——但菊花牌气枪不见了。哈里把它拿进去了。

他打算出去玩“不给糖就捣蛋”扮演布法罗·鲍勃的时候带着。

图加取笑过他了吗？他的妈妈是否已经说了“你要是想带就带上吧，反正不是真枪”？如果没有，他们会这样做的。他们的台词已经赫然写在纸上。我的胃一阵绞痛，这一次不是因为已经蔓延了二十四小时的细菌，而是由于真正认识到——那种你肚子里感觉到的——一切终于来临了。这真要发生了。事实上，已经在发生了。演出开始了。

我看了一眼手表。我感觉自己已经离开教堂停车场有一个小时了，但实际上现在只有五点四十五。邓宁家里，家人会坐下来吃晚餐……我知道孩子们，小点儿的孩子们应该很激动，根本吃不下什么。埃伦应该已经穿上她的夏秋·冬春公主的装束。她很可能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穿上了，肯定缠着妈妈给她身上涂上彩色颜料。

我坐下来，背靠车库后墙，在包里翻了翻，掏出一块糖。我拿起来，想起了可怜的老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77]。我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敢吃这块塘。但另一方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左右，我有很多事要做，现在我的胃轱辘轱辘地响着。

他妈的！我想，打开了糖果。味道很棒——甜甜的，咸咸的，很有嚼头。我两口就吞下一大半。

我正准备把剩下的塞进嘴里（我心想，上帝啊，我为什么没有带上三明治和可乐呢），左眼眼角突然看见有东西在动。我开始转身，同时把手伸进袋子掏枪，但为时已晚。一件冰冷尖利的东西抵住我的左边太阳穴。

“把手从袋子里拿出来。”

我马上听出了声音。“希望笑着亲吻猪，”当我问他或者他的朋友认不认识一个姓邓宁的人时，这个人曾经这样回答。他说过德里有很多邓宁，我不久后也验证了这一事实，但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要找的是哪一个，不是吗？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刀尖抵得更深了，我感到一滴血从我的脸上淌下来。血在冰冷的皮肤上感觉很温暖。甚至发烫。

“把手拿出来，朋友。我想我知道里面是什么，要是你的手不空着拿出来，你的万圣节礼物就会是十八英寸长的日本钢刀。这东西可锋利得很。

我会直接从你脑袋另一侧捅出来。”

我把手从袋子里拿出来——空着手——转身看着没有穿背带裤的人。他的头发蓬乱地盖住耳朵和前额，油油的，纠缠在一起。深色的眼睛在苍白、粗短的脸上游移。我感到一阵惊慌，近乎绝望。近乎……但不是完全绝望。即使他杀了我，我又想，即使他杀了我。

“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糖果，”我温和地说。“你要是想吃一个的话，图尔考特先生，说一声就行了。我给你拿一个。”

在我够到袋子之前，他一把抓了过去。他用的是没有拿武器的那只手，武器是一把刺刀。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刺刀，但那把刀在朦胧的暮色中发出闪光。我相信，非常锋利。

他翻了翻，拿出我的警用手枪。“什么都没有，只有糖果，啊？这看起来不像是糖果，安伯森先生？”

“我需要这个。”

“是的。地狱里的人需要冰水，但他们得不到。”

“说话小声点儿，”我说。

他把我的枪别进皮带——还是我挤过树篱走进邓宁的后院之后盘算着要放的地方——然后用刺刀抵着我的眼睛。不退缩是需要意志力的。“不要告诉我该……”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揉了揉肚子，又揉了揉胸口，以及满是须茬的脖子，好像有东西卡在那儿了。他咽下去的时候，我听见喉咙里发出滴答一声。

“图尔考特先生，你没事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然后，没等我回答他又问，“是不是彼得，沉睡的银元酒吧的招待告诉你的？”

“没错。现在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跟踪我多久了？为什么要跟踪我？”

他一脸严肃地笑了，他的牙齿少了两颗。“这是两个问题。”

“回答我。”

“你搞得好像”——他又退缩了一下，吞了一口，靠到车库后墙上——“好像得听你的。”

我看出了图尔考特脸色苍白，充满痛苦。基恩先生可能是个有点儿残忍的混蛋，但我想，作为一名诊断医生，他还不错。毕竟，谁会比当地的药剂师更清楚周围发生了什么？我很确信我不需要剩下的高岭土果胶，但比尔·图尔考特可能需要。一旦细菌真的发威，可能还需要自控短裤。

这下要么很好，要么很糟糕，我心想。这真是胡说。不会有什么好事。

没关系，让他说他的。一旦开始绞痛——假定在他用刀割断我的喉咙或者用我自己的枪打死我之前开始痛的话——突然袭击他。

“只管告诉我，”我说。“我想我有权利知道，因为我从未招惹你。”

“我想，你是想招惹他。你在镇上滔滔不绝地讲什么房地产——一派胡言。你来这儿是为了找他。”他朝树篱另一边房子的方向点头。“你刚说出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了。”

“你怎么可能知道？这镇上有很多邓宁，你自己说的。”

“是的，但我只关注一个。”他举起拿着刺刀的手，用袖子擦掉眉毛上的汗珠。那一刻我本可以抓住他，但我怕扭打的声音会引起别人注意。

要是枪响了的话，很可能吃子弹的那个人是我。

还有一点，我很好奇。

“他肯定对你施了很大恩惠，让你成了他的守护天使，”我说。

他一脸严肃地发出一声吼笑。“很大的恩惠，朋友。但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想我就是他的守护天使。至少现在是。”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是我的，安伯森先生。那个狗杂种杀了我妹妹，要是有人拿枪或者刀杀他……”——他拿起刺刀在苍白恐怖的脸前挥舞着——“那个人应该是我。”

9

我盯着他，张大了嘴。远处响起一阵爆炸声，哪个万圣节歹徒点燃了一挂鞭炮。孩子们喊叫着在威彻姆大街上来来往往。但这里只有我们俩。

克里斯蒂和她的酒友们把自己称作比尔的朋友；我们则是弗兰克的敌人。完美的一对，你会说……

只是“没有穿背带裤”的比尔·图尔考特看起来不像是队友。

“你……”我停下来，摇摇头。“告诉我。”

“你要是有你认为的一半聪明，应该已经想到了。再说，查兹没有告诉你吗？”

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稍后才想明白。那个前臂上文着美人鱼、长着高兴的花鼠脸的矮个子男人。弗兰克·邓宁照他身后拍拍，对他说把鼻子洗干净，他的鼻子太长，可不能弄脏了时，他的脸看起来不那么得意了。在那之前，当弗兰克还在点灯人酒吧里特拉克兄弟的桌上讲笑话的时候，查兹·弗拉蒂对我满嘴讲的都是邓宁的坏脾气……因为看了门卫的作文，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新鲜。“他把一个女孩肚子搞大了。一两年后，女人带着孩子滚了。”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从无线电波上传来了，科迪船长？看上去像是。”

“弗兰克·邓宁的第一任妻子是你的妹妹。”

“对了。这个人猜对了秘密，赢一百块。”

“弗拉蒂先生说她带走孩子，抛弃了弗兰克，因为受够了他醉酒后的臭嘴脸。”

“是的，他是这样告诉你的，镇上很多人都相信——查兹的说法，据我所知——但我知道得更清楚。克莱拉和我很亲密。从小到大，我对她如此，她对我也是如此。你可能不懂这样的事。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冷淡的人，但我们就是这样。”

我想起了我和克里斯蒂度过的美好的一年——婚前六个月到婚后六个月那年。“没有那么冷淡。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又开始揉自己，但我认为他自己还没意识到：从肚子揉到胸口，从胸口到喉咙，又回到胸口。他的脸异常苍白。我想知道他午餐吃了什么，但我想要不了多久我就能亲眼目睹了。

“是吗？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儿荒诞，她和米基在某个地方安下身来以后再没给我写过信。连张明信片也没有。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荒诞。因为她会写信。她知道我对她的感觉。她也知道我多么喜欢那孩子。那个王八蛋开玩笑地报告他们失踪的时候，她二十岁，米基十六个月大。

那是1938年夏天。她现在有四十了，我的外甥也有二十一了。到了他妈的选举年龄。而你要跟我说她从不会写一句话给她的兄弟？那个小时候阻止大鼻子罗伊斯用满是皱纹的皮肤戳她的背的兄弟。或是要点儿钱可以让她在波士顿或者纽黑文，或者随便哪个地方安顿下来？先生，我本来可以——”

他退缩了一下，发出“呕——呕”的声音，这声音我很熟悉。然后他踉跄着倒上车库的墙壁。

“你得坐下来，”我说。“你生病了。”

“我从不生病。从六年级到现在连感冒都没有得过。”

要是这样的话，细菌会很快击垮他，就像德国席卷华沙一样。

“这是胃肠流感，图尔考特。折腾了我一个晚上。药店的基恩先生说现在流感正在流行。”

“那个小屁眼儿娘们儿什么都不懂。我没事。”

他把油油的头发撩起来，让我看他有多健康。他的脸色愈加苍白。拿着日本刺刀的手正在颤抖，跟我中午之前一样。“你想不想听？”

“当然想听。”我偷偷朝手表看了一眼。六点十分。一直拖曳着前行的时间现在开始加速了。

弗兰克·邓宁现在在哪儿？还在市场吗？我想不在。我想他今天会很早离开，可能声称要带孩子去玩“不给糖就捣蛋”。但那可不是他的计划。

他在哪家酒吧，不是点灯人酒吧，在那儿他只点一杯啤酒，最多两杯。喝这点儿他不会有事，虽然——我妻子的酒量算是普通，但我想她也会如此——他总会口干舌燥地离开，大脑强烈地渴望喝更多。

不，如果他觉得真有必要喝个够，他会去德里下流的酒吧：金轮辐，沉睡的银元，酒桶。

甚至可能是被污染的肯达斯奇格溪上最低级的酒馆——沃利酒吧或是下流的派拉蒙娱乐室，里面脸色蜡黄的年老妓女依然活跃在几乎每张凳子上。

他有没有讲笑话，让整个地方一阵欢笑？当他把酒精浇上他大脑后面愤怒的煤块时，人们会不会靠近他？不会，除非他们想接受即兴的牙齿手术。

“我妹妹和外甥消失之前和邓宁住在卡什曼城郊一处小出租房内。他喝得很凶。喝得凶时，他就乱动他娘的拳头。我看见过克莱拉脸上的瘀伤。有一次，米基右边的小胳膊上，从手腕到肘关节全都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说，‘妹妹，他是不是打你和孩子？要是真的话，我就揍他。’她说不要，但她说这话的时候不敢看我。她说，‘你离他远点儿，比利。他很强壮。你也很强壮，我知道的。但你太瘦了。一阵强风就能把你吹走。

他会伤害你的。’不到半年她就消失了。跑了，姓邓宁的说。但镇子那边只有树林。树林和沼泽。

你知道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吗？”

我知道。其他人可能不会相信，因为邓宁现在是位备受尊敬的市民，好像很久以前就控制住了酒瘾。还因为他有魅力。但我有内幕消息，不是吗？

“我想邓宁崩溃了。我想邓宁喝醉了回到家，我妹妹说了过分的话，可能说了什么完全无伤大雅的话——”

“无伤什么？”

我从树篱中间朝后院看去。远处，一个女人经过厨房窗户，然后消失了。邓宁家的房子里，晚餐准备好了。他们有甜点吗？吉露果子冻配上香草牛奶？乐之派？我想没有。谁万圣节晚上还吃甜点？“我想说的是他杀了他们，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对……”他既吃惊又怀疑。我想，当令他们漫漫长夜辗转反侧的事情被说出来，而且被证实之时，鬼迷心窍的人总会这样。“这肯定是恶作剧，”他们认为。这可不是恶作剧。这肯定不是恶作剧。

我说，“邓宁多大，二十二？人生才刚刚开始。

他肯定会想，‘啊，我在这儿犯下大错，但我可以清理干净。我们在树林里，最近的邻居在一英里之外……’有没有一英里远，图尔考特？”

“至少一英里。”他不情愿地说，用一只手按摩着喉咙根部。刺刀垂了下来。我用右手抓住刺刀易如反掌，另一只手从他的皮带里掏出左轮手枪也不无可能。但我不想这么做。我想，细菌会搞定比尔·图尔考特先生。我真认为事情就会这么简单。你看忘掉过去的执拗是多么容易？

“所以他把尸体拖到树林里埋掉，说他们跑了。不可能有太多调查。”

图尔考特转过头，吐了一口痰。“他来自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德里家庭。我们家则是坐着生锈的小卡车，从圣约翰山谷来的。当时我十岁，克莱拉八岁。坐在一堆垃圾上。你觉得他们会相信谁呢？”

我觉得这是德里之所以成为德里的另一个例证——我是这么想的。虽然我理解图尔考特的爱，同情他的悲痛，但他说的是一起陈年的犯罪。我所关心的，是不到两个小时内即将发生的犯罪。

“弗拉蒂是你设的陷阱，对不对？”这一点现在很明显了，但还是令人沮丧。我以为那个家伙只是友好，就着啤酒和龙虾说点儿当地的谣言。

我错了。“他是你朋友吗？”

图尔考特笑了，但那表情看起来更像是愁眉苦脸。“我和一位富有的犹太当铺老板是朋友？

真好笑。你想听个小故事吗？”

我又偷看了一眼手表，我还有时间。图尔考特讲故事的时候，在胃里盘踞已久的病毒就会发作。我准备在他第一次弯下腰呕吐时突袭他。

“为什么不呢？”

“我、邓宁和查兹·弗拉蒂同龄——都是四十二岁。你相信吗？”

“当然。”但是图尔考特生活得很艰苦（现在又有病在身，虽然他不想承认），看起来比另外两个老十岁。

“我们都在老联合学校读高三时，我是足球队的助理经理。老虎比尔，他们这么叫我——很可爱的名字吧？高一的时候我就参加足球队的选拔，高二的时候又参加了，但两次都被刷下来。

打前锋太瘦，打后卫太慢。我该死的故事，先生。

但我喜欢足球，却花不起一角钱买张票——我的家庭一无所有——所以我当了助理经理。名头很好听，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在杰克·埃平的人生里，我不是房地产老板，而是高中老师，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你是给运动员送饮水的男孩。”

“是的，我给他们送水。要是有人在热天跑圈之后出现不适或者蛋蛋被头盔撞到，我还要端着呕吐桶。我还得等到很晚，捡拾球场上丢下的所有脏东西，搜寻丢在浴室地面上沾满脏污的绷带。”

他愁眉苦脸。我想象着他的胃变成风暴肆虐的海上的游艇。升起来，很好……然后旋转着落下。

“1934年九月或十月的一天，训练结束之后，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捡拾护垫、弹性绷带和他们扔下来的其他垃圾，装进垃圾车。我看到什么了？

查兹·弗拉蒂在足球场上，把书扔到身后。一群男孩正在追赶他——耶稣啊，怎么回事？”

他脸色惨白，眼睛四处张望。我又有机会抓住手枪，当然还有刺刀，但我没有这样做。他又用手揉胸口。不是揉肚子，而是揉胸口。这或许已经告诉了我一些什么，但我脑子里太乱了。我对他的故事也并非毫不关心。这就是读书人的祸根。我们即使在最不恰当的时候仍可能被一个好听的故事引诱。

“放松，图尔考特。这只是孩子们在放鞭炮。

今天是万圣节，还记得吗？”

“我感觉不舒服。或许你说的细菌那回事是对的。”

要是他感觉自己病得很厉害，会让他失去能力，他可能会采取过激举动。“现在别管细菌。

告诉我弗拉蒂怎么了。”

他笑了。那张粗短同时惨白、流汗的脸上露出不安的表情。“尽管查兹没命地跑，却还是被他们抓住了。足球场上球门柱南边二十码远的地方有条沟，他们把查兹推进沟里。你是否想知道弗兰克·邓宁也在其中？”

我摇摇头。

“他们把他推下去，扒了他的裤子。然后他们把他推来推去，拍打他。我大声喊叫，让他们住手，其中一个抬起头看着我，吼了一声：‘下来，妈的！我们要加倍揍你！’于是我跑到衣帽间，告诉一些足球队员，一群小混混正在欺负一个小孩儿，或许他们可以管管。他们根本没问谁在欺负谁，这些家伙时刻准备着打架。他们跑出去，有的只穿着内裤。你想不想知道真正有趣的地方，安伯森先生？”

“当然想。”我再次快速朝手表看了一眼。

快七点一刻了。邓宁的房子里，多丽丝可能正在洗碗，可能正在电视上收听亨特利-布林克利[78]报道。

“你要迟到了吗？”图尔考特问道。“要赶他妈的火车吗？”

“你正要给我讲有趣的地方。”

“噢，是的。他们唱着校歌！你觉得怎么样？”

在想象的画面中，我看见八九个身材结实、半身赤裸的男孩跑过操场，迫不及待地进行训练后的击打，唱着“德里老虎万岁，我们高举你的旗帜”。有点儿好笑。

图尔考特看到我在笑也笑了。他笑得很紧张，但很真实。“那些足球队员好好地教训了那几个家伙。不过，没有教训到弗兰克·邓宁；那个胆小鬼看到他们寡不敌众，溜进了树林里。查兹躺在地上，抱着胳膊。胳膊断了。本来可能会更糟糕。

他们本该把他送进医院。其中一个足球队员看着他躺在那儿，用脚趾头踏着他——就像你用脚趾头踏你差点踩上去的牛粪一样——说道，‘我们一路跑来，就是为了救一个犹太男孩的咸猪肉？’那群队员都笑了，因为这是个笑话，你知道的。

犹太男孩？咸猪肉？”他透过缠结在一起、涂了百利发乳、油光闪亮的头发看着我。

“我明白，”我说。

“‘唉，谁管它，’另一个说。‘有屁股给我踢，这就够了。’他们回去了，我帮查兹从沟里爬上来。

还跟他一起走回家，我想他可能会晕倒或者怎么的。我很害怕，弗兰克和他的朋友可能会回来——他也很害怕——但我跟他紧紧走在一起。真操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你肯定见过他住的房子——简直是他妈的宫殿。那家当铺的生意可真来钱。我们到他家时，他感谢我。真的很感激。

他正要放声痛哭，我说，‘别提了，我只是不想看见六打一。’这是真话。但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犹太人吗：他们从不忘记欠债或者人情。”

“你就靠着人情叫他监视我在干什么。”

“我很清楚你在干什么，朋友。我只是想确定一下。查兹告诉我别插手——他说他觉得你是个好人——但事关弗兰克·邓宁，我必须插手。

他是我的。”

他退缩了一下，又开始揉胸口。这一次，他忍不住了。

“图尔考特——是你的肚子吗？”

“不是，是胸口。感觉很闷。”

听起来不妙。我脑中一闪而过的想法是：现在他也被困在尼龙袜子里。

“坐下，不然你会倒下的。”我朝他走去。

他掏出枪。我的乳头之间的皮肤——子弹会射进的地方——开始痒得要命。我本来可以解除他的武装，我想，我真应该这么做。但是不行，我必须听故事。我必须知道。

“你给我坐下，兄弟。放松，像笑话书上说的一样。”

“你要是心脏病发作——”

“我他妈的没有心脏病。你给我坐下！”

我坐了下来，看着他靠向车库，他的嘴唇已经笼上一层蓝灰的阴影，我想这可不是健康的迹象。

“你想把他怎么样？”图尔考特问道。“我想知道。我必须知道，在我决定怎么处置你之前。”

我仔细想了想怎么回答他。好像这决定了我的性命。可能真会决定。我想图尔考特不会直接杀了他，尽管他认为弗兰克·邓宁很久以前就该跟他爸妈睡到一起。但图尔考特拿着我的枪，他是个病人。他可能不经意扣动扳机。有种维持一切保持原状的力量，无论是什么，可能会帮他扣动扳机。

要是我用对的方式告诉他——换句话说，略去其中那些疯狂的部分——他可能会相信。因为他已经相信一些事实。他心中感知到了那些事实。

“他又要故技重施了。”

他开始问我什么意思，然后又觉得没有必要问了。他睁大眼睛。“你是说……她？”他朝树篱看过去。直到那时，我还不确定他是否知道远处是什么。

“不光是她。”

“还包括一个孩子？”

“不是一个孩子，所有孩子。他现在正在外面喝酒，图尔考特。他又会让自己变得醉酒狂暴。

你知道这一切，不是吗？不过这次，可不会有什么事后的掩盖。他已经不在乎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上次多丽丝终于厌倦了他的虐待。多丽丝把他赶了出去，你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他现在住在慈善大道的出租房里。”

“他一直想法挽回多丽丝的爱，但他的魅力对她不再奏效了。她想离婚。他最终明白不能说服多丽丝放弃离婚的念头，他决定用锤子杀了她。

他也准备解决孩子们。”

他皱起眉头。一只手攥着刺刀，另一只手握着手枪。“一阵强风就会把你吹走”，他的妹妹很多年前就对他说，但我想今晚的微风就能把他吹走。“你怎么知道？”

“我没时间解释了，但我的确知道。我来这儿就是要阻止他。请把枪还给我，让我来解决他。

为了你妹妹。为了你外甥。因为我慎重地思考了一下，你是个好人。”这简直就是胡扯！不过，你要是拍马屁的话，我爸爸过去经常说，你就使劲拍。“你为什么阻止邓宁和他的朋友把查兹·弗拉蒂打个半死？”

他在思考。我几乎能听到轮子在转动，齿轮发出咔嗒声。随后，他的眼里燃起一阵光亮。兴许只是落日的余晖，但对我来说，看起来像是全镇空心南瓜灯里正跳动闪烁的烛光。他开始笑。

接下来他说的话，只能是出自一个精神病人之口……或是一个在德里生活太久的人之口……或者两者都是。

“他是不是要准备跟随他们娘儿俩？好吧，由他去吧。”

“什么？”

他拿38式手枪指着我。“坐回去，安伯森。

坐下来休息下。”

我不情愿地坐回去。现在已经过了七点。他正变为一个影子战士。“图尔考特——比尔先生，我知道你不舒服，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里面有一个女人和四个孩子。小女孩儿只有七岁，看在上帝的面上。”

“我的外甥比你说的这个小女孩小多了。”

图尔考特沉重地说，这个人说出的这个重要的事实，解释了一切。也让我的所有行动变得正当。“我病得很厉害，没法杀了他。你也没有胆量这样做。

我一看你就知道。”

我想这一点他说错了。他的话放在里斯本福尔斯镇的杰克·埃平身上可能是对的，但那家伙已经变了。“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对你有什么坏处？”

“因为即使你杀了这狗杂种，也远远不够。

我已经想过了。这事的出现对我来说就像——”

他捻动他的手指。“像是无中生有。”

“你这理由根本讲不通。”

“这是因为你没有二十年里看着托尼和菲尔·特拉克这样的人把他当做国王一样。二十年里，看着女人们朝他眨动眼睛，好像他是弗兰克·西纳特拉[79]一样。他开着庞蒂亚克，而我却在六家不同的工厂拼命干活儿，挣着最低工资，将纤维吸进喉咙，直到早上连床都起不来。”他把手放在胸口。不停揉动。他的脸仿佛怀莫巷202号昏暗后院中一个苍白的污点。“只是杀掉太便宜了这个王八蛋。他应该在肖申克被关上四十年。他是要在淋浴间里把肥皂掉在地上，都他妈的不敢弯腰去捡。里面他唯一能喝到的就是西梅榨汁。”

他的声音降下来。“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什么？”我感到浑身发冷。

“当他清醒过来，会想念他们，会很后悔这么做，会希望挽回一切。”现在，他几乎是在低语——声音嘶哑，夹着痰鸣。这就是当药物作用消失时，不可救药的疯子深夜在杜松丘对自己说话的样子。“可能不会为妻子很后悔，但他肯定会为孩子感到后悔。”他笑了，面部扭曲，好像很痛。“你可能很生气，但你知道吗？我希望你别生气。我们等着看。”

“图尔考特，这些孩子是无辜的。”

“克莱拉也是无辜的。小米基也是无辜的。”

他肩膀位置的影子上下耸动。“去他们的。”

“你不会连他们——”

“闭嘴。我们等着看。”

10

阿尔送我的手表的指针在黑暗中能发光，我带着恐惧和顺从，看着长针朝表盘尾端移动，然后重新再来。距离《埃勒里·奎因新历险记》开始还有二十五分钟。然后是二十分钟。十五分钟。

我尝试跟他聊天，但他叫我闭嘴。他不停地揉胸口，这一动作只在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烟时才会稍停片刻。

“噢，不错的主意，”我说。“这对你的心脏大有好处。”

“闭上你的臭嘴！”

他把刀插在车库后的沙砾中，拿一支用旧了的芝宝打火机把烟点着。火苗蹿动的一瞬间，我看见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尽管晚上很冷。他的眼睛似乎已经深深地陷进眼眶，让他的脸看起来像个骷髅。他把烟吸进去，然后咳出来。单薄的身体晃动着，但枪端得很稳。抵着我的胸口。

头顶上，星星已经出来了。现在是八点差十分。

邓宁到达的时候，“埃勒里·奎因”已经放了多久了？哈里的作文里没有说，但我猜不久。明天不用上课，但多丽丝·邓宁依然不想七岁大的埃伦超过十点睡觉，即使她是跟图加和哈里在一起。

八点差五分。

一个想法突然钻进我的脑子。跟无可置辩的事实一样清晰，趁着还明白我开口了。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什么？”他直起身，好像被人刺了一样。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我模仿他。“‘除了我没人能动弗兰克·邓宁一根毫毛。他是我的。’这话你已经对自己说了二十年，不是吗？你到现在还没有动他一根毫毛。”

“我叫你闭嘴。”

“天哪！二十二年！他追查兹·弗拉蒂的时候也没动他，对吧？你像个娘们儿一样跑开，去叫足球队员。”

“他们有六个人！”

“不错，但是此后邓宁无数次一个人出现，你甚至没有在他的人行道上放根香蕉皮，让他跌倒。你真是个没用的胆小鬼，图尔考特。躲在这儿，像躲在洞里的兔子。”

“闭嘴！”

“你告诉自己些废话，说什么看见他坐牢是最好的报复，这样你就不用面对事实——”

“闭嘴！”

“——你是个胆小的奇才，让杀了妹妹的凶手大摇大摆地游荡了二十多年——”

“我警告你！”他扳起左轮的击锤。

我把胸口抵上去。“来吧，开枪吧。大家都能听到枪声，警察会来。邓宁会看到骚动，转身离开。然后你会成为进肖申克的那个人。我肯定那里也有工厂。你干一个小时能挣五分钱，而不是一块二。不过你会喜欢的，因为你不用再向自己解释这些年为什么你只是袖手旁观了。要是你妹妹还活着的话，她会朝你吐——”

他把枪向前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却绊倒在他该死的刺刀上。我用手背打了一下手枪，枪响了。子弹射进土里，离我的腿不到一英寸，一小团石头打在我的裤子上。我抓起枪，对准他，要是他稍微一动，去拿倒在地上的刺刀，我就准备开枪。

他倒向车库墙壁。双手按着胸口左边，发出低沉哽咽的声音。

不远处的地方——科苏特街上，不是怀莫巷——一个男人吼叫着：“玩闹归玩闹，你们这些小鬼！要是再放樱桃爆竹我就报警了！明白人用不着多说！”

我舒了一口气，图尔考特也舒了一口气，但他急促地喘着气。伴随着持续的哽咽声，他向车库一边滑落，倒在沙砾上。我拔过刺刀，准备别进我的皮带里，却一转念想到，挤过树篱时，它只会划伤我的腿：过去正在千方百计试图阻止我。

我把刀扔进漆黑的院子，听见一声低沉的响动，刺刀打在什么东西上。可能是写着“你的狗属于这里”的狗窝。

“叫救护车，”图尔考特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说，眼里闪烁着泪水似的东西。“求你了，安伯森先生。

好痛！”

救护车。好主意。说得轻松。我在德里——1958年——已经待了近两个月，但我还是把手伸进前面的裤兜，没穿运动外套时总是把手机放在里面。除了一些零钱和森利纳的钥匙，我的手指什么都没有摸到。

“对不起，图尔考特。找急救，你可生错了时候。”

“什么？”

根据宝路华手表上的时间，《埃勒里·奎因新历险记》正开始向迫不及待的美国人播放。“忍着吧，”我一边说，一边挤过树篱，没有拿枪的那只手举了起来，避免眼睛被坚硬、歪斜的树枝扎到。

11

我被邓宁后院中间的沙盒绊倒，直直地摔在地上，面前摆着一个目无表情的洋娃娃，除了头饰，洋娃娃什么都没有穿。左轮手枪从手里甩了出去。

我用手和膝盖撑着身体，去摸手枪。心想我永远都不会找到；这就是执拗的过去最后的恶作剧。

跟令人恼火的胃肠感冒和比尔·图尔考特这两个恶作剧相比，只是个小恶作剧，不过来得真是时候。

稍后，正当我看到手枪躺在透过厨房窗户的一片梯形光亮边上时，我听到一辆汽车从科苏特街开过来。车速很快，毫无疑问，任何有理性的司机都不敢在满是戴着面具、拿着“不给糖就捣蛋”袋子的孩子的街上开这么快。在车发出尖锐的响声停下之前，我就知道那是谁了。

379号房子里，多丽丝·邓宁跟特洛伊坐在沙发上，埃伦则一身印第安公主的装束，到处欢呼雀跃。特洛伊刚刚告诉她，等她、图加和哈里回来，他会帮忙吃他们的糖果。埃伦则回答说，“不，不给你吃！穿上衣服，自己去讨糖吧。”所有人都会笑，甚至在浴室里做最后准备的哈里也笑了。

因为埃伦真像露西尔·鲍尔，能让任何人发笑。

我伸手去抓枪。但它从出汗而变得光滑的手指间滑落。我的胫部擦到沙盒边上的地方一阵疼痛。房子的另一边，汽车门砰地一声关上，混凝土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我记得当时在想，闩上门呀，妈妈。这次不止是你那脾气暴躁的丈夫；来到人行道上的是德里自身。

我抓起枪，摇晃着站起来，被自己的笨脚绊了一下，差点又摔倒了。我站稳身子，朝后门跑去。

地下室的隔墙挡在路中间，我绕了过去，心想，要是我用身体撞上去；肯定能把它撞开。空气似乎变成糖浆，要减慢我的速度。

我想，即使我丢掉性命，奥斯瓦尔德得手，数百万人丧命。即使那样。现在最重要，他们最重要。

我以为后门肯定锁了。所以把手转动门朝外打开时，我差点跌下门阶。我踏进了厨房，里面还弥漫着邓宁夫人在热点牌罐子里焖牛肉的香气。

水槽里堆满盘子。台子上放着一个酱油壶；旁边是一盘冷面条。电视上传来颤抖的小提琴声——克里斯蒂过去常常称之为“杀人音乐”。十分应景。柜台上还放着一张橡胶的弗兰肯斯坦[80]面具，图加准备戴上它去玩“不给糖就捣蛋”。旁边是一个纸的礼品袋，边上用蜡笔写着“图加的糖果，不许碰！”

在作文里，哈里引用他妈妈的话说：“拿着那东西滚出去！你不该来这儿！”我穿过油地毡，朝厨房和客厅之间的拱门跑去时，听到她实际上说的是：“弗兰克？你来干什么？”她的声音开始升高。“你拿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滚出去！”

然后她开始尖叫。

12

我穿过拱门时，一个小孩说：“你是谁？我妈妈为什么在呼叫？我爸爸来这儿了吗？”

我转过头，看到十岁大的哈里·邓宁站在厨房远角小厕所的门口。他身着鹿皮，一只手拿着气枪，另一只手正在拉裤子上的拉链。正在这时，多丽丝·邓宁又尖叫了一声。另外两个男孩也在喊叫。砰的一声——响声巨大而令人厌恶——尖叫中止了。

“不要，爸爸！不要啊，你在伤害她！”埃伦尖叫着。

我跑过拱门，站在那儿，张大了嘴。根据哈里的作文，我一直以为我要阻止的人挥舞的是人们放在工具箱里的那种锤子。他拿的可不是那种，而是锤头足有二十磅重的长柄大锤，他挥舞的姿势像是在玩玩具。他把袖子卷了起来，我能看见膨胀的肌肉，这是二十多年剁肉和扛动物尸体锻炼所致。多丽丝倒在客厅地毯上。胳膊已经被他打断了——骨头从裙子撕裂的袖子中伸出来——看起来肩膀也被打脱臼了。她脸色惨白，头晕眼花，在电视机前的地毯上爬，头发披在脸上。邓宁正把锤子往后挥。这一次，他会击中她的头，砸碎头骨，让她的脑浆溅到沙发垫子上。

埃伦有点儿疯狂，想要把他推出门。“住手，爸爸！住手啊！”

他抓住埃伦的头发，把她举起来。她一阵摇晃，羽毛从她的头饰上飞出来。她撞上摇椅，摇椅翻覆在地。

“邓宁！”我大吼一声。“住手！”

他看着我，睁着血红、湿润的眼睛。他喝醉了。

他在流泪。鼻涕从鼻孔里淌下来，唾液粘在下巴上。

他满脸愤怒、悲伤和疑惑。

“你他妈的是谁？”他问道，没等我回答就朝我冲过来。

我扣动了左轮手枪的扳机。我心想，这次不会响，这是德里的枪，不会响的。

但是，枪响了。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膀。白色的衬衫上绽开一朵红色的玫瑰。他受到冲击，朝一边扭动，接着又冲过来，举起锤子。衬衫上的玫瑰绽放得更加灿烂，但他浑然不觉。

我又开了一枪，但扣动扳机时有人推了我一下，子弹打飞了。是哈里。“住手，爸爸！”他的声音尖锐。“住手，不然我开枪了！”

阿瑟·“图加”·邓宁朝我爬过来，爬向厨房。

正当哈里扣动气枪时——“咔嚓”——邓宁的锤子落在了图加的头上。男孩的脸顿时淹没在血注之中。骨头碎片和成团的头发溅到空中，血滴溅在头顶的灯上。埃伦和邓宁夫人不停尖叫，尖叫。

我站稳身子，又开了一枪。这一枪将邓宁左脸一直到耳朵全部撕开，但还没有让他停下来。

那一刻，我脑子里想的是，他简直不是人类，我现在依然这么想。我从他迸着火焰的眼睛和咬紧牙关的嘴巴里看到的只有——他看似在咀嚼空气，而不是在呼吸——一种空虚。

“你他妈的是谁？”他重复了一遍，接着说，“你多管闲事。”

他把锤子收回去，然后甩回来，锤子画着平弧线呼啸着砸来。我弯下膝盖，迅速蹲下去，尽管二十四磅重的锤子看似完全闪过我——我没感到疼痛，那时还没有——一股热浪从我头顶掠过。

枪从我手里飞出去，撞在墙上，弹进角落里。一股暖流从我的脸边淌下来。我知不知道他挥得很近，在我头皮上削了一个六英寸长的口子？我知不知道他只差八分之一英寸就把我打晕或者干脆打死？我不好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到一分钟内发生的；可能只有三十秒。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转瞬即逝。

“快出去！”我朝特洛伊喊道，“带你妹妹出去！喊救命！一直喊——”

邓宁舞起锤子。我往后一跳，锤头夯进墙里，砸碎木板条，溅起一阵石灰，跟空气中枪的烟雾混到一起。电视还在播放。依然是小提琴。依然是杀人音乐。

邓宁挣扎着从墙上拉出锤子时，一样东西从我眼前飞过。是菊花牌气枪。哈里扔的。枪管砸在弗兰克·邓宁撕开的脸上，他疼痛地尖叫一声。

“你这个小杂种！我要杀了你！”

特洛伊正把埃伦带到门口。因此没关系，我想，我至少改变了这么些——

但他把埃伦带出去之前，有人先挡在了门口，然后冲了进来，把特洛伊·邓宁和小女孩撞倒在地。

我几乎来不及看清是怎么回事，因为弗兰克已经把锤子拉了出来，正朝我奔来。我往后退，一只手把哈里推进厨房。

“从后门出去，孩子！快！我会拖住他，等你——”

弗兰克·邓宁尖叫着僵直了身子。一瞬间有东西从他胸口穿过来。就像是魔术。那东西沾满了血，过了一秒钟，我才看见是刺刀的刀尖。

“这一刀是为我妹妹刺的，狗杂种！”，比尔·图尔考特喘着粗气说，“为了克莱拉！”

13

邓宁倒了下去，脚伸入客厅，头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的拱道里。他没有完全倒地。刀尖插进地板，撑住了他。他的一只脚踢了一下，之后他就一动不动了。他看上去像是在要做俯卧撑时死掉的一般。

所有人都在尖叫。空气中弥漫着弹药、石灰和血的味道。多丽丝歪斜着朝死去的儿子蹒跚走去，头发披在脸上。我不想让她看见——图加的头被劈开，一直到下巴——但我无法阻止。

“下次我会做得更好，邓宁太太，”我嘶哑着说。“我保证。”

我满脸是血；我不得不擦左眼，才能看清左边。

因为我还清醒，我想我伤得不重，我知道头皮上的伤口疼得要命。但我搞砸了，要是想有下一次的话，这一次我必须离开这儿，别让人看见，赶快。

但我离开之前得跟图尔考特谈谈。至少试着跟他谈谈。他倒在墙边，在邓宁张开的腿旁。他抱着胸口喘着气。他的脸像死尸般惨白，但他的嘴唇如吃了越橘的孩子的嘴唇般发紫。我伸手去够他的手。他惊慌失措，紧紧抓住我的手。但他的眼里露出一丝幽默的闪光。

“现在谁是胆小鬼，安伯森？”

“你不是，”我说。“你是个英雄。”

“哈哈，”他气喘吁吁地说。“把该死的奖章扔到我的棺材里吧。”

多丽丝怀抱着死去的儿子。在她身后，特洛伊左右徘徊着，埃伦的头紧紧靠在他胸前。他没有看我们，好像我们不在场。小女孩号啕大哭。

“你们会没事的，”我说。“现在听着，这很重要：忘了我的名字。”

“什么名字？你从来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对了。还有……我的车。”

“福特。”他嗓子哑了，但眼睛仍然盯着我的眼睛。“很好的汽车。敞篷。Y型发动机。

1944年或者1945年款的。”

“你从没看过那辆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图尔考特。我今天晚上就得往南走，路上会走收费公路，因为我不认识别的路。要是我能到中央缅因州，我就会没事了。你知道我在跟你说什么吗？”

“从没见过你的车，”他一边说，一边龇牙咧嘴地惊叫。“啊！妈的，痛死了！”

我把手指放在他满是须茬的喉咙上，探查他的脉搏。脉动速度很快，很不均匀。我能听见远处呼啸的警报声。“你做得对。”

他的眼睛转了转。“差点没做对。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肯定疯了。听着，老兄。要是他们真的追捕到你，别告诉他们我……你知道，我……”

“我不会的。你杀了他，图尔考特。他像条疯狗，你把他杀了。你妹妹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他笑了，闭上眼睛。

14

我走进浴室，抓起一条毛巾，浸到水池里，把满是血迹的脸擦干净。把毛巾扔进浴盆，又抓起两条毛巾，走进厨房。

把我带到这里的小男孩儿正站在炉边褪了色的油毯上看着我。此刻他正吮着拇指，尽管他很可能六年前就开始吮了。他双眼圆睁，一脸严肃，泪光闪烁。血滴溅到他的脸颊和眉毛上。这个小男孩刚刚经历的事情，毫无疑问会给他的精神带来创伤，但这个男孩长大后再也不会变成蟾蜍一哈里。或者写一篇让我潸然泪下的作文。

“先生，你是谁？”他问道。

“谁也不是。”我从他身边经过，朝门口走去。尽管他应当得到更好的回答。警报声更近了，但我转过身。“我是你的守护天使，”我说。然后我溜出后门，走进1958年万圣节的夜晚。

15

我从怀莫巷走到威彻姆大街，看见蓝色闪光朝科苏特街驶去。我继续往前，走过了这一住宅区的两个街区，向右拐进杰勒德大街。人们站在人行道上，朝警报声响起的方向扭头看。

“先生，知道出什么事了吗？”一个男人问我。

他牵着一个穿着运动鞋的白雪公主的手。

“我听见孩子们放樱桃爆竹，”我说。“可能着火了吧。”我继续前行，确保左边的脸不被他们看见，因为附近有街灯，我的头皮仍然在流血。

走过四个街区后，我返身走向威彻姆大街。

在科苏特大街南端这边，威彻姆街上漆黑安静。

所有的警车可能都在现场。很好。我快到格罗夫和威彻姆的转角时，膝盖突然变得僵硬。我环顾四周，没有看见“不给糖就捣蛋”的人，便在路边坐下来。我不能停下来，但别无选择。我已经把胃吐空了，除了一枚恶心的糖果（我不记得图尔考特出现之前，我有没有把它吃完），一整天我什么都没吃。刚刚经历了一场暴力间奏曲，还受了伤——伤得多重我还不知道。我只能现在停下来让身体重新调整一下，不然肯定会在人行道上晕死过去。

我把头埋在膝盖之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这是我在大学里为取得救生员证书而选修的红十字会课程上学到的。首先，我不断看见图加·邓宁的头在砸下的锤子下爆裂，这让我的头晕得更厉害。然后，我想到了哈里，他脸上溅着哥哥的血，却毫发无伤。还有埃伦，没有陷入深度昏迷且永不苏醒。还有特洛伊。还有多丽丝。她严重受伤的胳膊可能会给她的余生带来伤痛，但至少她活了下来。

“我办到了，阿尔，”我低声说。

但我在2011年做了什么？我对2011年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亟待回答。如果因为蝴蝶效应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我总是可以回来消除它……

除非，在改变邓宁一家生活的过程中，我也以某种方式改变了阿尔·坦普尔顿的生活。假如我来的那间餐馆已不复存在怎么办？假如结果是他从来没有从奥本搬过来怎么办？或者从没有开餐馆？看起来不太可能……但现在我在这里，坐在1958年的路边，血从我1958年的发型中流出来，这件事又有多大的可能性？

我站起身，开始蹒跚着移动。在我的右边，威彻姆大街上远处有蓝色灯光频繁闪烁。一大群人聚集在科苏特街拐角，但他们背对着我。我停车的教堂就在街对面。森利纳现在孤独地呆在停车场里，但看起来平安无事；没有哪个万圣节恶作剧者把我轮胎的气给放了。然后，我看见挡风玻璃刮水器上有张黄色的方形物。我突然想起黄卡人，胃里一阵紧张。我抓起来，当看到上面写着以下内容时，我放松地舒了一口气：“加入你的朋友和邻居，一起参加星期天上午九点的礼拜。

随时欢迎新人！记住，‘生命是个问题，耶稣才是答案’。”

“我想麻醉药才是答案，我现在肯定能用点儿，”我喃喃自语，打开驾驶室的门。我想起了落在怀莫巷房子车库后面的纸袋。调查那个区域的警察肯定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些糖果，一瓶快空了的高岭土果胶……还有一堆类似成人尿布的玩意儿。

我想着他们会怎么理解。

但没想太久。

16

到了收费公路上时，我的头剧痛不已，便利店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时代还没有来临，但我不敢停车。我的衬衫上左手边，血渐渐干了，衣服也变硬了。至少，我记得把油箱加满了油。

有一次，我试着用指尖触摸头上的伤口，一阵刺痛传来，我再也不敢摸第二下。

我的确在奥古斯塔外的休息区停了一下。当时已经十点多，那儿空无一人。我打开顶灯，在观后镜里检查了一下瞳孔。瞳孔大小如常，我舒了口气。男厕所外有台小吃自动贩卖机，我花了十美分，买了个涂有奶油的巧克力派。我一边开车一边狼吞虎咽，头痛逐渐消退。

我到里斯本福尔斯镇时已经过了半夜。美茵大街上一片漆黑，但沃伦波毛纺厂和美国石膏厂正全速运行，喷出闷燃产生的热气，将臭味排到空气中，把酸性废弃物排到河里。成串的闪烁灯光让它们看起来就像飞船。我把森利纳停在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外面，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有人朝里面窥视，看到座位、驾驶员车门和方向盘上的血迹。我猜他们会把粉末撒在福特上，提取指纹。很可能他们会把指纹跟在德里杀人现场发现的38式警用手枪上的指纹匹配成功。乔治·安伯森的名字可能会在德里出现，然后在福尔斯镇出现。但是如果我来的兔子洞还在的话，乔治就不会留下任何踪迹，指纹属于一个十八年之后才出生的人。

我打开后备厢，拿出公文包，决定留下其余所有的东西。就我所知，它们会被卖到快乐白象，离泰特斯的雪佛龙二手商店不远。我穿过街道，朝工厂的“龙息”走去，“沙——呼，沙——呼”

的声音昼夜不停地响着，直到里根时代自由贸易淘汰昂贵的美国纺织。

白色荧光从肮脏的染坊窗户中透出来，照亮了烘干房。我看到把烘干房跟院子其他地方隔开的铁链，光线太暗，看不清上面挂着的标牌，离我上次看到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但我记得上面写着“管道维修，禁止穿越”。没有看到黄卡人的影子——或许现在变成了橙卡人。

照明灯点亮了整个院子，照得我像是盘子上的一只蚂蚁。我瘦长的影子在我前面蹦跳。在一辆运输车朝我逼近时我呆住了。我以为司机会停下来，探出身，问我究竟在这儿干什么。他减了速，却没有停下来。他向我举起一只手。我也向他举起手。他继续朝装卸台开去，在斗里几十个空桶发出沉闷的响声。我朝铁链走去，迅速朝四周看了看，然后从铁链钻了过去。

我穿过烘干房的侧面，心怦怦地跳着。头上的伤口也以同样的节奏跳动着。这一次，没有混凝土块标记那个地方。慢点儿，我告诉自己，慢点儿。台阶就在……这儿。

可是台阶不在那里。我试着轻叩鞋子的下面，什么都没有。

我又朝前挪了一点儿，还是什么都没有。天气很冷，我呼气时能看见一层薄薄的蒸汽。但是我的胳膊和脖子上已经出了一层粘汗。我又向前走了一点儿，但几乎敢肯定我已经走过了。兔子洞要么不见了，要么根本就不在那里，这就意味着我作为杰克·埃平的全部生活——一切，从上小学时获得美国未来农场主组织奖的花园，到我大学时放弃小说，娶了一个还算甜美的女人，这个女人差点把我的爱溺死在酒精里——简直是个疯狂的幻觉。你永远是乔治·安伯森。

我又向前走了一点儿，停下来，使劲呼吸。

某个地方——可能是染坊，也可能是编织房——有人喊道“侧着操我！”我吓了一跳，紧跟着这声惊呼响起一阵公牛咆哮般的大笑，我又吓了一跳。

不在这儿。

不见了。

或者从来就没存在过。

我失望了吗？恐惧？惊慌失措？实际上，都不是。我感到一阵释然。我想到，我可以在这儿住下来。很轻松。甚至很幸福。

真的吗？是的。是的。

靠近工厂的地方和公共汽车上，人们拼命吸烟，空气恶臭。但在多数地方，空气异常清甜。

异常新鲜。食物味道好极了；牛奶直接送到门口。

从电脑前撤离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了我对那玩意儿多么上瘾，每天花数小时读那些愚蠢邮件的附件，浏览网页，而我这么做的原因跟攀登珠峰的登山家一样：因为它们就在那里。我的手机从来不响，因为我没有手机。真是轻松啊。除了大城市以外，很多人还使用电话合用线。多数人晚上锁门吗？他们才不呢。他们担心核战争，但我清楚地知道，1958年，人们会自然老死，除了试验，从没听说过原子弹爆炸。没有人担心全球气候变暖或者是自杀式炸弹爆炸者劫持飞机撞向摩天大楼。

如果我2011年的生活不是幻觉的话（我心里明白这一点），我仍然可以阻止奥斯瓦尔德。我只是不知道最终结果。我想我可以忍受这一点。

好吧。第一件事是回到森利纳，离开里斯本福尔斯镇。我会驱车开往路易斯顿，找到汽车站，买张票去纽约。从那里坐火车去达拉斯……或者，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我还有足够的现金，航空公司的职工根本不会索要带照片的身份证。我只需交出票钱，环球航空就会欢迎我登机。

这个决定让我备感轻松，但我的双腿又变得跟橡胶似的。腿不像在德里时那样糟糕得只能坐下，但我靠在烘干房的墙上，撑住身体。我的手肘撞在上面，发出柔和的声响。一个声音无中生有地朝我说话。声音很沙哑。几乎是在低吼。那好像是来自未来的声音。

“杰克？是你吗？”声音后面紧接着是一阵连续的干咳。

我几乎保持着沉默。我本来可以保持沉默。

然后我想到阿尔在这个事情上投入了多少心血，我现在是他仅存的希望。

我转向咳嗽声传来的方向，低声说：“阿尔，跟我说话。报数！”我本来可以加上一句，或者继续咳嗽。

他开始数数。我朝着数字的方向走去，感觉着自己的脚步。十步之后——离我放弃的地方很远——我的鞋尖向前迈了一步，同时撞在什么东西上面，停了下来。我环顾一下四周。又吸了一口发出化学品恶臭的空气。然后，我闭上眼睛，开始攀登无形的台阶。爬上第四级台阶时，夜晚清冷的空气变成了令人窒息而温暖的咖啡和调料的气味。至少我上半身是这样。我的腰部以下还能感觉到晚上的清凉。

我在那儿站了足有三秒钟。一半站在现在，一半站在过去。然后我睁开眼，看见阿尔憔悴、焦急而消瘦的脸庞，踏进2011年。

第三部 回到过去

第九章

1

我本来要说那时我已经惊讶不已，但阿尔左边的东西更是让我惊掉了下巴：一支烟正在烟灰缸里闷烧。我从他身边伸过手去，把烟掐灭了。“你想把仅剩的肺组织咳出来吗？”

他没有应声。我不确定他是否听到了我的话。

他盯着我，双眼圆睁。“上帝！杰克——谁把你的头皮削开了？”

“没有谁。我们先出去吧，不然我会被你的二手烟呛死。”但这是无聊的责备。在德里的几个星期里，我已经习惯了香烟燃烧的气味。很快我就会染上这个习惯，要是我不当心的话。

“你的头皮被剥开了，”他说。“你还不知道。

有一绺头发从你耳朵后面垂下来，你……究竟流了多少血？一夸脱？谁干的？”

“A，不到一夸脱。B，弗兰克·邓宁。要是这回答了你的问题，现在我有个问题。你说你会祈祷，可你为什么却在抽烟？”

“因为我很紧张。因为现在没关系了。马儿已经跑出马厩。”

关于这一点，我几乎无法辩驳。

2

阿尔缓缓地走到柜台后面，打开一个橱柜，拿出一只塑料箱，上面有个红色的十字。我坐在凳子上，看着表。阿尔打开门带我走进餐馆时是八点差一刻。我走下兔子洞，出现在1958年的仙境里时大概是八点差五分。阿尔说，每次造访需要整整两分钟，墙上的钟表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我在1958年呆了五十二天，但这里，只是早上7点59分。

阿尔正在摆弄纱布、胶带和消毒剂。“弯下腰，让我看看，”他说。“把下巴放在柜台上。”

“可以不用过氧化氢。已经伤了四个小时，现在凝固了。看到了吗？”

“保险点儿比较好，”他说，然后把我的头顶放在火上。

“啊！”

“痛吧？因为伤口还开着。在你去达拉斯之前，你想让1958年的外科医生治疗你感染的头皮吗？相信我，伙计，你不想的。别动。我得剪掉一点儿头发，不然胶带缠不住。谢谢上帝，你的头发不长。”

剪——剪——剪。随后他火上浇油——正如人们所说的，在伤口上撒盐——把纱布按在伤口上用胶带缠住。

“一到两天后就可以取下纱布了，但在那之前你肯定宁愿戴着帽子。头顶暂时看起来有点儿寒碜，不过，如果那儿的头发不长出来，你可以把下面的往上梳。想吃点儿阿司匹林吗？”

“想。再来杯咖啡。你能搞定吗？”不过咖啡只能暂时缓解疼痛。我需要的是睡眠。

“能。”他轻轻地按了一下邦恩咖啡机上的开关，然后又开始翻急救包。“看起来你好像瘦了。”

你自己也是，我想。“我生病了，患上了二十四小时——”我突然停了下来。

“杰克，怎么了？”

我盯着阿尔装了框的照片。我走下兔子洞的时候，上面有一张我和哈里·邓宁的照片。我们微笑着，拿着哈里的普通教育发展证书毕业证，看着相机。

现在那张照片不见了。

3

“杰克？伙计？怎么了？”

我拿起他放在柜台上的阿司匹林，塞进嘴里，直接干吞了。然后我站起身，慢慢朝名人墙走去。

我感觉像是个玻璃人。在过去两年里，挂着我和哈里照片的地方，现在挂着的是一张哈里在跟迈克·米肖——缅因州第二区的美国代表——握手的照片。米肖肯定是在寻求连任，因为阿尔的厨师围裙上戴着两个纽扣。一个写着“米肖进入国会”。另一个写着“里斯本爱迈克”。光荣的代表穿着亮橙色莫西狂欢节T恤，手里拿着滴油的富客汉堡，对着镜头。

我把照片从钉上取下来。“这幅照片在这儿挂多久了？”

他看着照片，皱起眉头。“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张照片。天晓得我在米肖最后的两轮竞选中支持过他——见鬼，我支持任何没有被抓住诈骗选举资助的民主党——我在一次聚会上见过他，但那是在洛克堡。他从没来过餐馆。”

“很明显他来过。那是你的柜台，不是吗？”

他把照片拿在手里，他的手骨瘦如柴，跟爪子差不了多少。他把照片拿到脸边。“是的，”

他说。“当然是的。”

所以存在蝴蝶效应。照片就是证据。

他的眼睛盯着照片，露出微笑。那是诧异的微笑，我想，或许是敬畏。然后，他把照片递给我，走到柜台后面去倒咖啡。

“阿尔？你还记得哈里，对吧？哈里·邓宁？”

“我当然记得。你不就是为了他才去德里，还差点丢了脑袋的吗？”

“为了他，还有他的家人，没错。”

“你救了他们吗？”

“是的，只有一个没救下来。他爸爸抢在我们阻止之前杀了图加。”

“我们指的是谁？”

“我会告诉你一切的，但现在我想回家睡觉。”

“伙计，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知道，”我说，心想，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看着你，阿尔。“但我困死了。对我来说，现在是凌晨一点半，我已经过了……”我张开嘴，打了个大哈欠——“疲惫的一晚。”

“好吧。”他端出咖啡——满满一大杯黑咖啡。

他给自己倒了半杯，明显加了奶油。“边喝咖啡边聊，能说多少就说多少。”

“首先，告诉我，如果哈里从来没有在里斯本高中当过门卫，从来没有在你这买过富客汉堡，你怎么会记得他？其次，告诉我，米肖来过你的餐馆，你怎么会不记得？”

“你不确定哈里·邓宁如今在不在镇上，”

阿尔说。“事实上，你也不确定他如今在不在里斯本高中当门卫。”

“他要是在的话，真是惊人的巧合。我改变了过去，阿尔——在一个叫比尔·图尔考特的家伙的帮助下。哈里不用去纽黑文跟他的伯伯婶婶住，因为他妈没有死。他哥哥特洛伊和妹妹埃伦都没有死。拿着锤子的邓宁根本没能靠近哈里。

要是哈里在这么多改变之后仍然生活在福尔斯镇，我肯定会是世界上最惊讶的人了。”

“可以查一下，”阿尔说。“我办公室里有台笔记本电脑。来吧。”他走在前面，一边咳嗽一边扶着东西。我端着我的咖啡，他则把他的留下了。

“办公室”这个词对于厨房尽头厕所大小的房间来说未免言过其实。这儿几乎都容纳不下我们两个人。墙上贴着备忘录、许可证以及缅因州和联邦政府的卫生指示。要是那些散布所谓著名的猫肉汉堡之类谣言的家伙看到所有的文书——包括一张缅因州饭店委员会终审之后出具的A级卫生证明——他们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哈里的苹果MacBook笔记本放在桌上，我记得上三年级时用过那种桌子。他倒进几乎和桌子同样大小的椅子里，带着疼痛和轻松哼了一声。“高中有网站，对吧？”

“当然。”

笔记本启动的间隙，我在想，在我离开的五十二天里，我的邮箱里堆积了多少邮件啊。然后，我记起来我只离开了两分钟。真是太蠢了。“我想我有点混乱，阿尔，”我说。

“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坚持住，伙计，你会——等等，有了。看。课程……夏季……教师……

管理员……保管人员。”

“对了，”我说。

他按着触控板，嘟哝着，点点头，点击了什么，然后盯着电脑屏幕，好似大师在探询他的水晶球。

“好了，别吊我胃口了。”

他把笔记本转过来让我看。屏幕上显示的是“里斯本高中保管人员，缅因州最棒的保管人员！”

上面有两男一女的照片，站在体育馆中央的球场上。三个人都面带笑容。都穿着里斯本灰熊队的运动衫。哈里·邓宁不在其中。

4

“你记得他当过门卫和你的学生，是因为你是那个进了兔子洞的人，”阿尔说。我们又回到车型餐馆，坐在一个隔间里。“我记得他，要么是因为我自己也进过兔子洞，要么只是因为我离兔子洞很近。”他想了想。“很可能是这样。是一种辐射。黄卡人也离得很近，不过是在另一边，他也感觉到了。你见过他，所以你明白的。”

“他现在变成了橙卡人。”

“你说什么？”

我又打了个哈欠。“我要是现在告诉你的话，我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想开车把你送回家，然后自己回家。我想弄点东西吃，因为我饿得像头熊——”

“我帮你弄点儿鸡蛋吃，”他说着站起身，又砰地坐回去，开始咳嗽。每一次吸气他都喘得厉害，整个身体都摇撼着。有什么东西在他的喉咙里发出响声，就像自行车轮辐条里卷进了一张扑克牌。

我把手放到他的胳膊上。“你该回家，吃药，休息。如果睡得着就尽量睡觉。我知道我能睡着。

睡上八个小时。我帮你设闹钟。”

他停止咳嗽，但我仍然能听到那张扑克牌在他喉咙里响。“睡觉。好好地睡。我记得。我真羡慕你，伙计。”

“我今天晚上七点会到你那里。不，晚上八点吧。这样我就有时间在因特网上查点东西。”

“要是一切令人满意呢？”他为自己的双关语无力地笑了……这个双关语，我当然听过不下千遍了。

“那我明天就回去，准备行动。”

“不，”他说。“你要回去取消行动。”他捏了捏我的手。他的指头很细，但却很有力道。“这就是关键所在。找到奥斯瓦尔德，取消他干的蠢事，把他那自鸣得意的假笑从脸上抹掉。”

5

发动汽车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去摸粗短的福特竖排变速器，用左脚踩有弹性的福特离合器。我的手指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抓到，鞋子除了脚垫什么也没踩到，我笑了。情不自禁。

“笑什么？”阿尔坐在副驾驶座上说。

我想念我拉风的福特森利纳，就是这样，不过没关系；很快我就会再买一辆。虽然从下次开始我的钱会较少，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我在故乡信托的存款会消失，在下次重置时消失），我也许要跟比尔·泰特斯多还些价。

我想我能办到。

我现在跟上次不同了。

“杰克？有什么好笑的事情？”

“没事。”

我留意美茵大街上有什么变化，但所有常见的建筑都在，包括肯纳贝克水果店，看起来——跟平常一样——距离金融危机仅一步之遥。沃伦波的雕像仍然矗立在福尔斯镇公园里，卡贝尔家具店窗户里的旗帜仍然向世界保证“没有人售价会比我们低”。

“阿尔，你还记得回兔子洞时要钻过的铁链吗？”

“当然。”

“上面挂着的标牌呢？”

“有关水管的。”他像个假定路上布满地雷的士兵一般端坐着，每次车身颠簸，他都畏缩一下。

“你从达拉斯回来的时候——当你意识到你病得太厉害，没法办到的时候——那个标牌还在吗？”

“在，”他沉思片刻后回答说。“在的。这很滑稽，不是吗？谁需要花四年时间修理折断的排水管？”

“不会的。在工厂院子里，手推车日夜来往的地方，不会的。那它怎么没有引起人注意呢？”

他摇摇头。“搞不清。”

“标牌在那里可能是为了阻止人们不小心走进兔子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谁放的呢？”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你说得对不对。”

我转弯把车开上他家所在的街道，我希望能看到他安全地走进家门，再继续开七八英里到萨巴特斯，在这段时间里不会在方向盘后睡着。但还有一件事在我脑子里，我得说出来。只有这样，也许他才不会期望过高。

“历史很执拗，阿尔。它不想被改变。”

“我知道。我跟你说过。”

“你是说过。但我现在想的是，阻力的大小跟事件对未来的改变程度成正比。”

他看着我。他眼睛下面的眼袋比以前更暗了，眼睛本身也闪着痛苦。“你能用英语说吗？”

“改变邓宁一家的未来比改变卡罗琳·波林的未来更难，一方面是因为牵扯的人更多，但主要是因为不管怎么样，波林都会活下来。多丽丝·邓宁和她的孩子们本来都会死……当然，现在还是死了一个，尽管我尽力补救。”

他的嘴唇上露出幽灵般的笑容。“很好。记住下次往下蹲一点儿。不然你还得面对一个难堪的伤疤，头发可能再也长不出来了。”

我有想法，但没有说出来。我把车开入他家的车道。“我想说的是，我可能阻止不了奥斯瓦尔德。至少第一次可能办不到。”我笑了。“见鬼，我第一次考驾照也没过。”

“我想也是，但他们不会让我等五年后再重来一次。”

他说到重点了。

“你多大了，杰克？三十？三十二？”

“三十五。”比今天上午早些时候离三十六又近了两个月，但朋友之间，几个月时间算什么？

“要是你把事情搞砸了，不得不重新来过，在旋转木马第二次回到黄铜圈时，你就四十五岁了。十年内会发生很多事情，特别是如果过去要跟你作对的话。”

“我知道，”我说。“看看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得肺癌是吸烟造成的，如此而已。”他咳嗽起来，像是要证明这一点。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怀疑和痛苦。

“也许只是这样吧。我希望只是这样。但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他的前门砰地开了。一个身材肥胖的年轻女人，穿着石灰绿的工作服和白色南茜护士鞋，沿着车道一路小跑过来。她看见阿尔躺在我的丰田车乘客座椅里，猛拉开车门。“坦普尔顿先生，你去哪儿了？我来给你送药，我看到房子里没人，我还以为——”

他努力笑了笑。“我知道你怎么以为的，但我没事。不算好，但没事。”

她看着我。“还有你，你带着他到处转悠什么？

你没看到他多虚弱吗？”

我当然看到了。但是，既然我不能告诉她我们在干什么，就只有闭嘴，打算像个男人一样忍受责备。

“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商量，”阿尔说。“行吗？

明白了吧？”

“都一样——”

他打开车门。“扶我进去，多丽丝。杰克得回家了。”

多丽丝。

跟邓宁的老婆名字一样。

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巧合——当然，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叮当作响。

6

我平安地把车开到家，这一次我发现自己伸手去够的是森利纳的紧急制动器。熄灭发动机时，我想，我的丰田车跟我在德里已经习惯开的车相比，简直是个狭促、寒碜、令人讨厌的塑料与玻璃纤维盒。我走进屋，开始喂我的猫，看到它的盘子里食物还很新鲜。为什么不新鲜呢？在2011年，食物在盘子里只放了一个半小时。

“来吃，爱勒谟，”我说。“中国有一些饥肠辘辘的猫，肯定会很乐意吃一碗喜跃牌精选猫粮。”

爱勒谟看了我一眼，从猫洞里溜了出去。我用微波炉加热斯托佛冷冻食物（像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学说话一般思考：微波炉很好，现代汽车不好）。我吃了个精光，丢掉垃圾，走进卧室。脱下1958年的纯白衬衫（感谢上帝，阿尔的多丽丝太激动了，没有留意我衬衫上的血滴），坐在床边上，脱下在1958年十分合宜的鞋子，然后躺倒。

我很确定，我还没完全躺下去就睡着了。

7

我彻底忘了定闹钟这回事儿，原本五点肯定醒不来，但四点一刻，爱勒谟跳上我胸口，开始嗅闻我的脸上。那意味着它已经吃光了食物，在要求添补。我给猫添了食，用冷水冲了把脸，吃了一碗家乐氏香脆麦米片，心想，得花几天时间才能重新调整好三餐的时间。

填饱肚子，我走进书房，启动电脑。我第一个访问的网站是福尔斯镇图书馆。阿尔说得对——数据库有所有发行过的《里斯本企业周刊》。我得成为博物馆之友，才能获取这些资料，这需要花上十美元，但基于目前的情况，十美元价格不高。

我寻找的《企业周刊》是11月7日的那一期。

在第2页，夹在一条致命汽车事故和一起怀疑纵火案之间，有篇新闻的标题是“当地人寻找神秘人”。神秘人就是我……或者，我的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密友。森利纳敞篷跑车已经被找到，上面的血迹也被发现了。比尔·泰特斯证实，汽车是他卖给一个叫乔治·安伯森的人的。文章的口吻让我感动：带有单纯的对一个失踪者（可能受了伤）

下落的关注。乔治·杜森，故乡信托的银行职员，把我描述成一个“谈吐文雅、举止礼貌的人”。

埃迪·鲍默，鲍默理发店的老板的观点和银行职员也基本一致。安伯森这个名字没有引起丝毫怀疑。要是我跟德里一起敏感的案件扯上关系，事情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但我没有卷入这样的案子。

我在接下来那一期周刊上也没有卷进案子，我只是在警方公告中被随笔带过：“对消失的威斯康星人的搜寻还在继续”。再往后一期，《企业周刊》已经在热衷于即将来临的假期，乔治·安伯森的名字从报纸上彻底消失了。但我确实去过那里。阿尔把他的名字刻在树上。我在一份老报纸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我早已料到，但亲眼看到证明，还是十分惊讶。

接下来，我访问了德里每日新闻的网站。我花了更多钱才进到了他们的存档文件里——34.5美元——但只消几分钟，我就看到了1958年11月1日那期报纸的封面。

你可能会期待一起耸人听闻的当地罪案成为当地报纸的头版，但在德里——奇怪的小城——他们总是尽量隐藏自己的暴行。那天的要闻是苏联、英国和美国在日内瓦开会，讨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可行性。这一条下面，是关于一个十四岁男孩，国际象棋天才博比·费希尔的报道。

在头版的最下面，左手边（媒体专家告诉我们，那是人们最后才看的地方，如果他们会看的话），有条新闻的标题是“疯狂杀人案最终导致两人死亡”。报道说，弗兰克·邓宁，“商业街有名的成员，积极响应众多慈善活动”，星期五晚上刚过八点，“喝醉酒”，回到与他不和的妻子家中。

跟妻子一阵争吵之后（这我肯定没有听到……我可是在现场），邓宁用锤子砸向她，打断了她的胳膊，杀死了十二岁的儿子，阿瑟·邓宁，当时，阿瑟正准备保护他的妈妈。

报道在第12页继续。在翻到第12页时，我看到一张我的老朋友比尔·图尔考特的快照。报道说，“图尔考特先生正好经过，听到邓宁家里发出呼喊和尖叫。”他冲上人行道，从敞开的门里看到里面的情景，他告诉邓宁先生“放下手中的锤子”。邓宁拒绝了。图尔考特先生看到邓宁的皮带上装了鞘的猎刀，便将它拔了出来。邓宁冲向图尔考特先生，图尔考特跟他扭打起来；在接下来的搏斗中，邓宁被刺死。片刻之后，英勇的图尔考特先生心脏病发。

我坐下来，看着老旧的快照——图尔考特一只脚自豪地踏在四十年代末出产的私家轿车的保险杠上，嘴角叼着香烟——我的手指敲打着大腿。

邓宁是从背后被捅的，不是从前面。图尔考特用的是日本刺刀，不是猎刀。邓宁根本没有猎刀。

长柄大锤一已被证实并不确切——是他唯一的武器。警察会弄错这么明显的细节吗？我不明白为什么，除非他们是雷·查尔斯那样的睁眼瞎。不过就我已开始了解的德里而言，这一切看上去天衣无缝。

我想我在笑。报道如此疯狂，实在令人钦佩。

所有的零碎材料都被嫁接。疯狂的醉酒丈夫，畏缩、恐惧的家人，英勇的路人（没有说他为什么会经过那里）。你还指望读到什么呢？文章没有提到一个神秘的陌生人出现在现场。一切作派都是如此德里风格。

我在冰箱里翻了一阵，找到剩下的巧克力布丁，站在灶台前吃了下去，朝我的后院看去。我抱起爱勒谟，抚弄它，直到它扭动身子要下去。

我回到电脑旁，按了一个键，驱散屏幕保护，又看了一眼比尔·图尔考特的照片。英勇的介入者挽救了一家人的生命，却由于心脏病发作而倒下。

最后，我走到电话旁，拨通查号台的电话。

8

德里的电话名录里没有多丽丝、特洛伊或者哈罗德·邓宁。最后，我试了试埃伦的名字，没抱什么希望。即使她仍然在镇上，也很可能已经随了夫姓。但有时候，风险大的赌注恰恰是幸运的赌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就是个穷凶极恶的例证）。电话机器人说出一串电话号码时，我非常吃惊，铅笔差点从手中滑落。我没有再次拨打查号台的电话，而是按了1，然后直接拨打我查询的电话。要是停下来想想，我不确定我还会不会这么做。有时候，我们不想知道，不是吗？

有时候我们害怕知道。我们只是径直向前，然后回头。但我勇敢地拿着听筒，听着德里的一台电话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再响一次，电话应答机也许就会接通，我不想留言。我不知道在留言里说什么好。

但第四声响到一半，一个女人说话了：“你好？”

“是埃伦·邓宁吗？”

“嗯，那要看在给我打电话的是谁。”她的话里有一种克制的风趣。声音有点儿烟味儿，有点儿妩媚。要不是我知道的话，会以为这是个三十岁的女人，而不是年约六旬的老妇人。有这把嗓音的，我想，该是相当专业的人。一位歌手？一位女演员？也许是位喜剧演员（或是女谐星）？这些似乎都跟德里不搭。

“我是乔治·安伯森。我很久以前认识你哥哥哈里。我回到缅因了，我想或许我可以试试跟你们联系。”

“哈里？”她听起来很惊讶。“噢，我的上帝啊！你们是在军队里认识的吗？”

是吗？我迅速思考了一下，发现这不是我的故事。太多潜在的陷阱了。

“不，不，早前在德里，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灵感闪现了。“我们常常在娱乐中心玩。同一个队的。经常一起玩。”

“哦，很抱歉地告诉你，安伯森先生。哈里死了。”

一时间，我哑口无言。不过，在电话上这样可不行。我费劲地说：“噢，上帝，真抱歉！”

“很久了，在越南死的。春节进攻时死的。”

我坐了下来，胃里一阵难受。我救了他，让他没有跛脚，没有精神障碍，却把他的寿命缩短了四十年？太好了。手术成功，病人却死了。

但表演不得不继续。

“特洛伊呢？还有你，你好吗？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骑着带保护轮的自行车，唱着歌。

你总是唱着歌。”我无力地笑笑。“哎，你过去简直把我们弄疯了！”

“这些日子里，我唯一一次唱歌是在班尼根酒馆的卡拉OK之夜。但我从来不讨厌动嘴。我是班戈WKIT的播音员。你知道吗，流行音乐节播音员？”

“啊哈。特洛伊呢？”

“住在帕姆斯普林。他可是家里的有钱人。

在电脑生意上赚了很多。七十年代从底层做起。

跟斯蒂夫·乔布斯吃过午饭之类的。”她笑了。

笑得很灿烂。我敢打赌缅因州东部所有的人都会调到她的频道，只为听到她的笑声。但是，她再次开口时声调变得低沉，所有的幽默荡然无存。

就像太阳被乌云笼罩。“你到底是谁，安伯森先生？”

“你是什么意思？”

“我在周末做热线节目秀，在周六做旧货甩卖秀——‘我有台旋耕机，埃伦，差不多是崭新的，但我付不起贷款，我想五千以上卖掉，越高越好。’诸如此类。星期天的主题是政治。人们打进热线，痛斥拉什·林博[81]或者谈论格伦·贝克[82]如何竞选总统。我能分辨声音。你要是哈里在娱乐中心时代的朋友，你该有六十岁了，但你不到六十。你的声音听起来不超过三十五岁。”

耶稣啊，说得丝毫不差。“人们都说，我的声音听起来比我的年龄年轻很多。我敢打赌他们也是这么说你的。”

“得了吧，”她语气平淡地说，声音立刻变得苍老起来。“我经过多年的训练，声音里才带着阳光。你也练过？”

我想不出怎么回答，于是干脆保持沉默。

“况且，没有人会打电话问候小学时的玩伴。

不会在五十年之后打电话，断然不会。”

我可以挂断电话，我想，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而且比我指望的更多。但是电话就像粘在了我的耳朵上。我不知道要是看见火苗蹿上客厅窗帘，我能不能把电话扔掉。

当她再次开口时，声音里一丝领悟。“你是他吗？”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

“那天晚上还有别人在。哈里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你是他吗？”

“哪天晚上？”说出来的是‘哪晚’，因为我的嘴唇已经麻木了。仿佛有人在我脸上罩上了面具。结满雪片的面具。

“哈里说是他的天使。我想你就是他。你去哪儿了？”

“夫人……埃伦……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接到命令后，我把他送到机场，他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他要去越南，我告诉他小心他的屁股。他说，‘别担心，妹妹，我有个守护天使看护着我，还记得吗？’1968年2月6日，天使先生，你在哪儿？我哥哥在溪山牺牲的时候，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你这个狗娘养的？”

她还说了些别的，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那时，她哭得很厉害。我挂断电话，回到浴室。我躺进浴缸，拉上窗帘，把头埋到膝盖之间，看着橡胶垫上的黄色水仙。然后我狂啸起来。一声。两声。三声。这是最糟糕的：我希望阿尔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该死的兔子洞。不仅如此，我希望他已经死了。

9

当我把车开进他的车行道、看见屋内一片漆黑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当我试图开门，发现门没锁后，我感觉更糟。

“阿尔？”

没人应答。

我找到电灯开关，轻轻地弹了一下。房间的主要区域毫无生气，定期打扫但不再使用。墙壁用装了框的照片覆盖着。几乎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我想，是阿尔的亲戚——但我认识挂在沙发上的夫妻：约翰和杰奎琳·肯尼迪。他们在海滩上，可能是海恩尼斯港口，双手环抱着对方的脖子。空气中弥漫着佳丽香水的味道，却没能掩盖住屋子深处传来的病房气息。某处传来诱惑乐队低沉的歌声，唱着《我的女孩》。灰暗多云天里的阳光，都是这样的。

“阿尔，你在吗？”

他不在这里还能在哪儿？波特兰第九舞蹈房，跳着迪斯科，想要邂逅大学女生？我知道当然不会。我许了个愿，有时候愿望会实现。

我摸索着厨房开关，找到后打开了荧光灯，屋子里顿时明亮起来，亮度足够做阑尾切除手术。

桌子上放着塑料药罐，那种能盛一周剂量药丸的药罐。很多这种药罐很小巧，能装进口袋或者钱包，但是这一个有百科全书那么大。药罐旁边有张兹齐牌便笺条，上面潦草地写着：“要是你忘记八点钟要吃药，我会杀了你！多丽丝。”

《我的女孩儿》结束了，《只是我的幻想》开始。

我循着音乐走入病房的恶臭之中。阿尔躺在床上。

他看起来很安静。两只闭上的眼睛眼角外各滴下过一滴泪珠。泪痕仍然湿润，闪着微光。多片CD播放器放在他左边的床头柜上。床头柜上也有一张便笺条，上面放着一只药瓶压着。那个药瓶遇到微风就会失去纸镇的功能，因为它是空的。我看着上面的标签：奥施康定，二十毫克。我拿起纸条。

对不起，伙计，等不及了。太痛了。你有餐馆的钥匙，知道该怎么做。也别骗自己说还能再试一次。因为太多事情会发生。一次成功。或许你很恼怒我让你陷入这一切。站在你的角度，我也会这么想的。但是，别放弃！请别放弃！锡盒放在床下。里面还有五百美元左右，我存下的。

靠你了，伙计。明天早上多丽丝找到我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房东可能会给餐馆上锁，所以，务必今晚就去。救救他，好吗？拯救肯尼迪，一切都会改变。

求你了。

阿尔

你这个混蛋，我想，你知道我可能会重新考虑。这就是你对付我的伎俩，对吧？

当然，我会再三考虑。但考虑不是选择。要是他以为我会放弃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阻止奥斯瓦尔德？当然。但是那一刻，奥斯瓦尔德严格地说还排在第二位，只是云遮雾绕的未来的一部分。1963年已经是过去，所以这么说很滑稽，但完全准确。我脑子里想着的是邓宁一家。

阿瑟，也叫图加：我可以挽救他。我也可以救哈里。

肯尼迪可能会改变主意，阿尔说过。他指的是越南。

即使肯尼迪没有改变主意，出了兵，哈里1968年2月6日还会在同样的时间出现在同样的地点吗？我想不会。

“好的，”我说。“好的。”我弯下腰，亲吻他的脸。我能尝到最后一滴眼泪淡淡的咸味。“好好睡吧，老兄！”

10

我回到住处，清点了一下我的巴克斯顿勋爵公文包和精美的鸵鸟钱包。我有阿尔的笔记，上面有奥斯瓦尔德1959年9月11日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之后详尽的行动记录。我的身份证还在，现金比我想象的要多。有了阿尔额外存下的钱，再加上我手头上的余钱，我拥有的现金仍然超过五千美元。

冰箱的抽屉里还有汉堡。我煮了一些，放到爱勒谟的盘子里。它吃的时候，我抚摸着它。“要是我回不来了，你就去隔壁的里特家，”我说。“他们会照顾你的。”

当然，爱勒谟没有注意听，但我知道，我要是没喂它的话，它会去的。猫是求生专家。我拎起公文包，走出门，坚决抵抗着一股短暂而强烈的欲望：冲进卧室，躲到被子底下。要是我成功地达成出发时设定的目标，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的猫和房子还会在这儿吗？如果它们都在，它们还属于我吗？没法说。想知道有趣之处在哪儿吗？

能够穿越到过去生活的人也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嗨，奥齐，”我轻声说。“我来找你了，你这个狗杂种！”

我关上门，走了出去。

11

餐馆少了阿尔，变得很奇怪。因为我感觉阿尔仍然在那里——他的鬼魂，我是说。他的城镇名人墙上的脸似乎都朝下盯着我，问我来这里干什么，告诉我我不属于这里，劝诫我在折断宇宙的发条之前离开。阿尔和米肖的照片上有些东西让人特别不安，那个位置曾经挂着哈利和我的照片。

我走进储藏室，开始迈着细小的步子向前滑动。就像熄灯时你在寻找楼梯最上面那级台阶，阿尔曾经说，闭上眼睛，伙计，这样好受点儿。

我这样做了。向下走了两步，我听到耳道深处压力调整发出的爆裂声。皮肤一阵灼热；阳光透过我闭着的眼皮射进来；我听见织布机发出“沙——呼，沙——呼”的声响。时间是1958年9月9日，正午之前两分钟。图加·邓宁又活了，邓宁太太的胳膊还没有被打断。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在泰特斯雪佛龙那儿，一辆拉风的红色福特森利纳敞篷跑车正等着我。

但是，首先，依然有个黄卡人需要搞定。这一次，他会得到他要的一美元，因为我忘了在口袋里放上五十美分的硬币。我从链子底下钻过去，停了一会儿，时间足够我把一美元钞票放进裤子右边前兜里。

那张钞票就一直揣在那儿了，因为，我转过烘干房的拐角时，看见黄卡人四肢伸开，躺在混凝土地面上，圆睁着眼睛，一摊血从他头部散开。

他的喉咙被砍开。一只手里拿着他过去常常喝的绿色酒瓶的锯齿状碎片。另一只手里拿着他的卡，一张被视为与绿色前线酒吧双倍日有关的卡。卡以前是黄色，之后变成橙色，这一次却成了完完全全的黑色。

第十章

1

我第三次穿过员工停车场，没怎么跑。我再一次拍拍我经过的一辆红底白色普利茅斯复仇女神的后备厢。为了好运，我猜。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里，我需要我能得到的所有好运气。

这一次，我没有进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也不想买衣服或者买车。明天或者后天或许可以，但福尔斯镇的今天对陌生人来说是个倒霉的日子。

很快，就会有人在工厂院子里发现尸体，陌生人会被讯问。乔治·安伯森的身份证可经不起讯问，尤其是他驾照上的地址写的是蓝鸟街上一栋还没有建起来的房子。

我成功地走到停车场外的工厂工人公交车站，目的地窗口写着“路易斯顿快线”的公共汽车正好呼啸着开过来。我上了车，把本来准备给黄卡人的一美元递过去。司机从皮带上的镀铬找零机里敲出一把银币。我丢十五美分进投币箱，穿过摇晃的走道，朝靠后的一个位置走去，坐在两个满脸粉刺的水手后面——很可能是从不伦瑞克海军航空基地来的，他们在聊冬青树脱衣舞俱乐部邂逅的女孩儿。他们的对话时不时被猛击对方肌肉发达肩膀的拳头，以及阵阵大笑声打断。

我望着196号公路向前延伸，但几乎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不停想着那个死人。还有他那现在变成了黑色的卡。我想尽快拉开与那具会惹麻烦的尸体之间的距离，但我停留得够久，我摸了下那张卡。不是纸板，跟我开始想的一样。也不是塑料。可能是赛璐珞……不过感觉不完全像。仿佛是死人的皮肤——从老茧上修掉的那种皮肤。

上面没有字，至少我没看见字。

阿尔曾经以为黄卡人只是个酒鬼，不幸被酒精和身边的兔子洞逼疯了。直到卡变成了橙色我才开始质疑这一点。现在我不光是质疑，我承认我完全不信了。他究竟是谁？

死人一个，他现在。仅此而已。随他去吧。

你有很多事要做。

当我们经过里斯本路边餐馆时，我猛拉一下停车绳。司机把车停在下一根刷了白漆的电话杆旁。

“祝你今天愉快，”司机拉动控制杆打开车门时我对他说。

“这差事没什么愉快的，除了下班时喝杯冰啤酒，”他说着，点了一根烟。

几秒钟以后，我站在沙砾路肩上，公文包提在左手里，看着汽车朝路易斯顿笨重地开去，后面拖着一阵黑烟。车后有一张广告，一位家庭主妇，一只手拿着发亮的罐子，另一只手拿着S.O.S神奇百洁布。她长着蓝色的大眼睛，涂了口红，咧着嘴笑，露出两排牙齿。这个女人离悲惨的精神崩溃只有几分钟之遥了。

天空晴朗无云。蟋蟀在草丛中歌唱。不知在什么地方，牛儿发出低吟。柴油的味道被一阵微风吹散，空气变得甜美清新起来。我朝塔马拉克汽车旅馆走去，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很短的路程。但我到达目的地之前，有两个人停到路边，问我需不需要载一程。我向他们道谢，说我很好。

我确实很好。等我到达塔马拉克汽车旅馆时，我吹起了口哨。

1958年9月，美国。

不管有没有黄卡人，回来的感觉真好。

2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呆在房间里，无数次读阿尔的奥斯瓦尔德笔记。这一次，我特别留意最后两页，标题是“关于如何处置的结论”。我试着看电视，电视实际上只有一个台，真荒谬。因此，黄昏降临时，我悠闲地走到汽车影院，花三十美分买了张散客特价票。快餐部前面有几张打开的折叠椅。我买了一袋爆米花，外加一种叫“派氏”、散发着可口的肉桂香味的软饮料。我跟其他几名散客一起看了《夏日春情》，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彼此认识，友善地聊着天。《迷魂记》开演时，空气已经变得寒冷，我没穿夹克。我走回汽车旅馆，一场酣睡。

第二天早上，我坐汽车返回里斯本福尔斯镇（没有乘出租车；我想节省费用，至少目前这样），第一站去了快乐白象。天还早，空气还很凉爽，所以垮掉的一代，坐在一只破烂的沙发上读《商船队》[83]。

“嗨，老乡，”他说。

“嗨。我猜你卖手提箱？”

“噢，我有些存货。不超过两三百个。一直走到后面去——”

“朝右边看，”我说。

“对。你来过这儿吗？”

“我们都来过这儿，”我说。“这东西可比职业橄榄球大多了。”

他笑了。“很好，杰克逊。尽管挑吧。”

我选了同样的皮质手提箱。然后穿过街道，再次买下森利纳。这一次，我还价还得更厉害，花三百块买下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比尔·泰特斯把我送到他女儿身边。

“听口音你不像是本地的，”她说。

“老家是威斯康星的，但我在这儿呆了很长时间。做生意。”

“我猜你昨天不在福尔斯镇吧？”当我说我不在时，她吹爆了泡泡糖，“那你错过了精彩的一幕。他们发现一个老酒鬼死在工厂的烘干房外面。”她放低声音。“自杀。用一片玻璃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你能想象吗？”

“太可怕了，”我说，把森利纳的销售证明塞进钱包。我用车钥匙敲打着手掌。“本地人吗？”

“不是，没有身份证。他很可能是坐闷罐车从县里来这儿的，我爸爸是这么说的。可能是要去洛克堡干挑选苹果的活儿。卡迪先生——是绿色前线酒吧的店员——告诉我爸爸，那家伙昨天早上走进来，想买一品脱酒，但他喝醉了，一身酒味，所以卡迪先生把他踢了出去。之后，他肯定跑到工厂的院子里，喝了剩下的酒。喝完之后，把瓶子摔碎，用一片玻璃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她又问：“你能想象吗？”

我没有理发，没有去银行，但又一次在梅森男装店买了衣服。

“你肯定喜欢那种蓝色图案，”店员说着把衬衫放在一大堆衣服上面。“跟你身上穿的颜色一样。”

实际上，就是我穿的那件，但我没有这样说。

那只会让我们两个都陷入疑惑。

3

那个星期四的下午，我开上“每分钟一英里公路”。这一次，到德里时我不用买帽子了，因为在梅森的店里购物时，我已经买了一顶漂亮的夏日草帽。我在德里宾馆登了记，在餐厅吃了饭，然后去酒吧，从弗雷德·图米那里点了一杯啤酒。

这一回，我没打算跟他聊天。

第二天，我在哈里斯大街租了我的老公寓。

降落的飞机不仅没有吵得我睡不着，反而助我入眠。第三天，我去了梅琴体育用品商店，我告诉店员想买把手枪，因为我干的是房地产生意，诸如此类。店员拿出我的点38警用手枪，再次告诉我是防身首选。我买下了它，装进公文包。我想走出堪萨斯街，走到野餐区域，以便能看到住到沟里的里奇和住在堤上的贝维练习他们的跳街动作，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很想他们。我真希望自己在2011年短暂停留期间查阅过《每日新闻》十一月下旬的报纸；我本可以知道他们有没有在“达人秀”中胜出。

我养成习惯，每天傍晚去点灯人酒吧喝上一杯啤酒，在酒吧渐渐坐满人之前就去。有时我也点油炸小龙虾。我从没在那儿见到弗兰克·邓宁，也不想见到他。我经常光顾点灯人酒吧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很快就会去得克萨斯，我想在去之前先积攒点个人财富。我跟酒吧男招待杰夫交上了朋友，九月末的一天晚上，他提出了我期待已久的话题。

“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你看好哪一队，乔治？”

“当然是扬基队，”我说。

“你会这么说？你可是威斯康星人。”

“对家乡的自豪感跟这个可没关系。纽约扬基队今年肯定赢。”

“不可能。他们的投手老了。防守漏洞百出。

曼托[84]的腿受了伤。布朗克斯轰炸机的时代结束了。

密尔沃基可能会大获全胜。”

我笑了。“你有几点说得很好，杰夫，我能看得出你有点眼光，但老实说——你跟新英格兰所有人一样讨厌扬基队，这影响了你的洞察力。”

“你敢按你的想法押点钱吗？”

“当然。五美元。我不想从工资奴隶手上赢太多。怎么样？”

“一言为定。”我们握了握手。

“行，”我说，“那我们就说好了，既然聊到棒球和赌博——美国人最大的两样消遣——你能不能告诉我镇上哪里能找到可以认真赌一把的地方。说得文雅点儿，我想下个大点儿的赌注。

再给我来杯啤酒，给你自己也来一杯。”

说到“大点儿的赌注”时，我用的是缅因州的语调——他笑了，倒了几杯纳拉干族（我学着将其称作难闻干族；入了乡，人就得尽量随俗）。

我们碰了杯，杰夫问我认真赌一把是什么意思。我假装考虑了一下，然后告诉了他。

“五百美元？押扬基队？勇士队可是有斯潘[85]和伯德特[86]呀？更不要说汉克·阿伦[87]和稳健的埃迪·马修斯[88]了？你真是疯了。”

“或许是，或许不是。10月1日开始，对吧？

德里有没有人愿意赌这么大？”

我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吗？不知道。我可没那么有先见之明。我惊讶吗？也不惊讶。因为过去不仅执拗；而且跟自身和未来很和谐。我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过那种和谐。

“查兹·弗拉蒂。你可能在这儿见过他。他有一大堆当铺。我不敢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赌徒，但他在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和高中足球和篮球赛季里总是很忙。”

“你觉得他会接受我的赌注？”

“当然。给你赔率。不过……”他环顾一下四周，酒吧里依然只有我们两个，但他还是把声音低到近乎窃窃私语的程度。“只是别失信，乔治。

他认识很多人。有势力的人。”

“我明白了，”我说。“谢谢你的提醒。实际上，我打算回报你一下，如果扬基队赢了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你不用给我那五块钱了。”

4

第二天，我去了查兹·弗拉蒂的美人鱼典当和贷款行，遇到一个身材肥胖、表面无情的女人，她大约有三百磅重。她穿着紫色裙子，戴着印第安项链，肿胀的脚上穿着印第安软皮鞋。我告诉她我有兴趣跟弗拉蒂先生谈一桩数额巨大、跟体育有关的生意。

“你是不是说想赌球？”她问。

“你是条子吗？”我问她。

“是的，”她说。她从裙子的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支帝帕里罗雪茄，用芝宝打火机点着了。“我是J·埃德加·胡佛，朋友。”

“好，胡佛先生，你说对了。我说的是赌球。”

“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还是老虎队足球？”

“我不是本镇的，我可分不清德里老虎和班戈狒狒。赌棒球。”

女人把头伸进屋子后面用帘子遮起来的通道，把她那在中部缅因州排得上号的大屁股对着我，大声叫喊着：“嗨，查兹，出来一下。有个冤大头来了。”

弗拉蒂出来，照胖女人的脸上亲了一下。“谢谢你，亲爱的。”他的袖子卷了起来，我能看见那条美人鱼。“能帮上什么忙吗？”

“希望如此。我是乔治·安伯森。”我伸出手。

“从威斯康星来的。尽管我的心跟家乡的孩子们站在一边，但说到世界职业棒球比赛，我的钱包跟扬基队一边。”

他朝身后的架子转过身，但胖女人已经拿到他想找的东西——一册磨损了的分类账本，封面上写着“个人贷款”。他打开账本，翻到空白页，不时舔一下手指。“你能从钱包里拿出多少钱，朋友？”

“我押五百块赢，赔率能到多少？”

胖女人笑了，吐了一口烟。

“押轰炸机吗？相等。完全相等。”

“我要是押五百块，扬基队一赔七怎么样？”

他考虑了一下，转向胖女人。胖女人摇摇头，仍然很开心。“不行，”她说。“你要是不信，可以发封电报，查查纽约的胜算。”

我叹了口气，用手指不断敲打着一只玻璃容器，玻璃容器里面装满了手表和戒指。“好吧，这么着吧——五百块，扬基队三胜一负。”

弗拉蒂笑了。“让我跟老板商量下。”

他和胖女人（弗拉蒂在她身旁看起来像是托尔金[89]笔下的矮人）低声商量了一阵子，然后回到柜台边。“你要是说得跟我想的一致的话，我可以给你一赔四。但如果扬基队不是三胜一负，一路败北的话，你的钱就没了。我喜欢把赌注的条件弄得干脆点儿。”

“越干脆越好，”我说。“还有——我无意冒犯你或者你的朋友——”

“我们结婚了，”胖女人说，“所以别把我们叫朋友。”她又笑了。

“不想冒犯你或者你的太太，但一赔四不行。

一赔八，倒是……对双方都好的赌注。”

“我可以给你一赔五，不能再多了，”弗拉蒂说。“对我来说，这只是副业。你要想刺激，就去维加斯。”

“一赔七，”我说。“来吧，弗拉蒂先生，跟我玩玩儿。”

他和胖女人商量了一下。然后他回来，说一赔六，我接受了。对如此疯狂的赌法来说这赔率还是很低，但我不想把弗拉蒂宰得太厉害。不错，他是帮比尔·图尔考特给我设了陷阱，但他也是情非得已。

而且，那是在另一个人生中。

5

那时候，棒球打得真地道——在下午灿烂的阳光下，早秋的日子感觉仍像是夏天。人们聚集在低区本顿家电商店门口，从橱窗里立在底座上的三台二十一英寸真力时电视上看比赛。悬挂的标牌上写着“能在家里看比赛，为什么还要到街上看？贷款条件宽松！”

啊，是的。贷款条件宽松。这更像我成长年代的美国。

10月1日，密尔沃基一比零击败了扬基队，前提是有华伦·斯潘作后盾。10月2日，密尔沃基十三比五埋葬了轰炸机。10月4日，当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回到布朗克斯时，唐·拉尔森[90]四比零阻止对手得分，在后援投手赖尼·杜伦[91]的帮助下，球一脱手，根本不知道飞到了哪里，结果是把不得不面对他的击球手吓得够呛。完美的后援投手，换句话说。

我在房间里，从收音机上听了这场比赛的前半部分，然后在本顿商店前跟大伙儿一起看了最后几次击球。比赛结束后，我进药店买了高岭土果胶（很可能是跟我上次造访时同样的巨大优惠包装）。基恩先生再次问我是否感染上了细菌。

当我告诉他我感觉很好时，那个老混蛋看上去很失望。我确实感觉很好，我不希望过去会投给我同样的赖尼·杜伦快球，但我觉得最好未雨绸缪。

走出药店的路上，我的目光被一个陈列吸引了，一块标牌写着“把缅因州带回去”。有明信片，可充气的玩具龙虾，散发着甜美气味的袋装软松树叶，镇上保罗·班扬雕塑的复制品，上面带有管体式水塔的装饰性枕头——管体式水塔是镇上装饮用水的圆形塔。我买了一只枕头。

“给俄克拉荷马城的侄子买的，”我对基恩说。

等我把车开进哈里斯大街延长线上的德士古加油站时，扬基队已经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的第三场比赛。气泵前有个标牌，上面写着“技工每周七天上班——放心地把您的汽车交给带星的人！”

气泵操作员一边加油，一边清洗森利纳的挡风玻璃。我走进汽修间，找到一个名叫兰迪·贝克的值班技工，跟他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贝克很疑惑，但同意了我的提议。二十美元换了主人。

他给了我加油站和他家里的电话。我离开加油站，带着满满一箱汽油，干净的挡风玻璃，还有满足的心情。嗯……相对满足。不可能计划好所有的紧急情况。

由于要为第二天做准备，我到点灯人酒吧去喝杯啤酒的时间比平时略晚了些，但仍然不会有碰到弗兰克·邓宁的风险。今天是他带孩子们去奥罗诺看足球比赛的日子，回来的路上他们会在九十五人餐馆吃油炸蛤蜊和奶昔。

查兹·弗拉蒂在酒吧里，品尝着黑麦威士忌。

“你最好期待勇士队明天能赢，不然你的五百块就泡汤了，”他说。

他们会赢的，但我的脑子里有更大的打算。

我准备在德里呆上一段时间，直到我从弗拉蒂先生那里搜刮三千美元。但我想第二天就办完我的正事。如果一切如愿，我就会在密尔沃基得到他们在第六局需要的唯一的垒得分。

“嗯，”我说着，点了一杯啤酒和一些小龙虾，“我们只需要等着瞧，对吧？”

“没错，朋友。这就是赌球的乐趣所在。介意我问你个问题吗？”

“不介意。不过要是我不回答，你也别介意。”

“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朋友——那种幽默感。一定是威斯康星的性格。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来我们这个美丽的城市。”

“房地产。我想我跟你说过吧。”

他凑过来。我能闻到他整洁的头发上维坦丽思的味道，以及呼吸中森森牌口气清新剂的味道。

“要是我说‘购物中心选址’，算猜对了吗？”

于是我们聊了一会儿，但你已经知道这部分内容了。

6

我说过，我觉得弗兰克·邓宁可能要出现时，就离开点灯人酒吧，因为我已经得知我需要了解的有关他的一切。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

我需要说明这一点。不然，你永远不会理解我在得克萨斯州的行为。

想象你走进一间屋子，看见桌上摆着复杂的多层纸牌屋。你的任务是把它推倒。如果仅此而已，那很容易，不是吗？使劲跺下脚或者吹口气——就像吹灭生日蜡烛——就足以完成任务了。但这不是全部。任务是，你必须在特定的时刻及时地把纸牌屋推倒。在那之前，屋子必须矗立着。

我知道邓宁星期天下午会去哪里，1958年10月5日，我不想冒险改变他的行程一丁点儿。而在点灯人酒吧哪怕跟他对视一眼都可能带来改变。

你可以轻蔑地哼一声，说我谨慎过度；你可以说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太可能改变事情的进程。

但是过去脆弱得有如蝴蝶的翅膀，或者纸牌屋。

我来德里就是为了推倒弗兰克·邓宁的纸牌屋。

7

我跟查兹·弗拉蒂道了晚安，回到寓处。我的高岭土果胶瓶在浴室的药箱里，用金线绣着管体式水塔的枕头这一新纪念品放在餐桌上。我从装银餐具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刀，小心翼翼地将枕头沿对角线切开。我把左轮手枪放进去，塞进填充物里。

我不知道我能否睡着，但我睡着了，睡得很沉。尽最大的努力，让上帝照管剩下的，这是克里斯蒂从匿名戒酒会上带回的众多格言之一。我不知道是否有上帝存在——对杰克·埃平来说，陪审团仍然在外面就这一点争论不休——但我那晚睡着时，我很肯定我已经尽力了。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好好睡一觉，希望我尽力就足够了。

8

没有胃肠流感。这一次，我在黎明时醒来，感受到了一生中最严重的头痛。偏头痛，我猜是。

我不太确定，因为以前从没出现过。见到哪怕是微弱的光线，从脖后到鼻窦根部就会产生起伏的阵痛。眼睛里不知不觉涌出眼泪。

我爬起床（忍着疼痛），戴上一副在北上德里途中购买的便宜太阳镜，吃了五片阿司匹林。

这才勉强能穿上衣服和外套。我得穿外套，因为早上很冷。天气阴沉，要下雨了。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个有利因素。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在阳光下存活。

胡子该刮了，但我懒得刮。我想，站在明亮的灯下——灯在浴室镜子里变成了两盏——可能会直接让我大脑分裂。我真无法想象怎么熬过这一天，所以干脆没有去想。每次走一级，我缓步走下楼梯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一只手抓着护栏，另一只手拿着我的纪念品枕头。我看上去肯定像个拿着玩具熊的大孩子。每次走一级——

扶手突然断了。

刹那间，我的身体向前倾斜，脑袋轰的一声，手在空中疯狂挥舞。我把枕头扔了（里面的枪发出闷响），伸手抓头顶的墙壁。在倾斜身姿变成可能会让我骨折的摔跤前最后一秒，我的手指抓住了装在墙上的老式灯架，灯架用螺栓钉进石灰里。灯架脱落了，但电线足够长，让我恢复了平衡。

我坐在台阶上，把一阵阵作痛的头埋在膝盖上。疼痛跟手提钻般振动的心跳同步。我感觉湿润的眼睛要从眼眶中蹦了出来。我可以告诉你，我想爬回公寓，放弃一切，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想死在这台阶上，结束这一切。有人不是偶尔，而是频繁这样头痛吗？如果有的话，上帝救救他们吧。

只有一样东西能让我强忍着头痛，站起身，我不仅能想到它，而且能看见它：图加·邓宁朝我爬过来时，他的脸突然没有了。头发和脑浆溅到空中。

“好吧，”我说。“好吧，是的，好吧。”

我捡起纪念品枕头，踉跄着走下楼梯。我走出来，是个多云天，看起来跟撒哈拉沙漠的下午一样明亮。我伸手去摸钥匙。钥匙不见了。我在右前裤兜里摸到的是个大洞。前一天晚上还没有，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我摇晃着慢慢转身。钥匙正躺在门阶上散落的零钱中间。我弯下腰，脑子里一阵剧痛，我畏缩了一下。捡起钥匙，朝森利纳走去。我打火，之前一直非常可靠的福特车却启动不了。螺线管里响了一声，仅此而已。

我对可能发生的事已经有所防备。但我始料未及的是我不得不拖着疼痛的头再次爬上楼梯。

我一生中从未有如此热切地渴望过我的诺基亚手机。有了它，我本可以坐在方向盘后面打个电话，然后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兰迪·贝克过来。

我不知是怎么走上楼梯的，经过了已被弄坏了的扶手和灯具。电灯组件悬在破碎的石灰墙上，就像死人的头悬在断裂的脖子上。加油站没人接电话——太早了，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我打了贝克家里的电话。

他可能死了，我想。半夜时分心脏病发作。被执拗的过去杀死了，杰克·埃平则充当了未被起诉的共谋。

我的技工没有死。电话响第二声他就接了，声音睡意蒙眬。我告诉他我的汽车发动不了，他问了个很有逻辑的问题：“你怎么昨天就能料到？”

“我料事如神，”我说。“赶快过来吧，越快越好，怎么样？要是你能让它启动的话，我再给你二十块。”

9

贝克更换了蓄电池缆线，缆线昨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松脱了（可能跟我的裤兜出现破洞发生在同一时间），森利纳还是启动不了。他检查了火花塞，发现两个火花塞严重腐蚀。他的绿色大工具箱里有备用火花塞。他换好火花塞之后，我的座驾如获新生。

“可能是我多管闲事，但你唯一该做的就是回去睡觉。或者去看医生。你的脸像死尸一样惨白。”

“只是偏头痛。我没事。我们看看后备箱吧。

我想检查一下备胎。”

我们检查了备胎。没气了。

我跟着他到了德士古加油站，天下起毛毛细雨。我们碰到的车都开了头灯，即使戴了太阳镜，每二对头灯似乎都要把我大脑射穿。贝克打开汽修间的门，试着给我的轮胎充气。不行。轮胎有五六个裂缝漏气，裂缝跟人的毛孔一样细小。

“哎，”他说。“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况。

轮胎肯定有缺陷。”

“在轮缘上再套一个吧，”我说。

他换轮胎的时候我绕到加油站后面。我实在受不了压缩机的声音。我靠在炉渣砖上，抬起脸，让冷雾落在我燥热的皮肤上。每次走一级，我告诉自己。每次走一级。

我准备付轮胎钱给兰迪·贝克，他摇摇头。“你已经给了我半个星期的工资了。再要我就猪狗都不如了。我只是担心你会冲下公路，或者出点什么事儿。你要办的事儿真有那么要紧吗？”

“亲戚病了。”

“你自己也病了，朋友。”

我无法否认。

10

我从7号公路开出镇子，每经过一个交叉路口，都减慢速度，左右察看，确认走对了路。结果证明此举极为英明，因为一辆满载沙石的卡车在7号公路和老德里公路的交叉路口闯了红灯。

要不是我尽管遇到的是绿灯仍几乎完全停了下来，我的福特车可能就得报废。而车里的我肯定成了汉堡。我强忍着头痛，猛按喇叭，但卡车司机丝毫没有注意。他看起来就像个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僵尸。

我永远不可能办到，我想。可我要是连弗兰克·邓宁都阻止不了，怎么能期望阻止奥斯瓦尔德呢？那我还去得克萨斯州干什么？

但这不是驱动我继续的理由。我之所以要继续，是因为想到了图加。更不要说其他三个孩子了。我已经救过他们一次。要是不再次拯救他们，我怎能逃脱确凿的认知：仅仅因为触发了又一次重置，我成了杀害他们的帮凶？

我经过德里路边影院，开上砂石路，砂石路通往关着门的影院售票处。路两边栽满杉树。我在树后面停下，熄了发动机，准备下车。我没办到，车门打不开了。我用肩膀撞了好几次，还是没撞开。我看到锁落下了，但现在离自动锁汽车的时代还远着呢。锁也不是我放下的。我把锁往上拉，拉不上来。把锁左右摇晃，还是拉不上来。我摇下玻璃，把头伸出去，试图用钥匙打开外面把手上、镀铬按钮下方的车门锁。这一次，锁跳起来了。

我下了车，伸手去够纪念品枕头。

阻力的大小跟事件对未来的改变程度成正比，我曾经用最完美的给学生上课的腔调告诉阿尔，这话千真万确。但我没有想到个人要付出的代价。

现在我知道了。

我慢慢走上7号公路，把衣领竖起来挡雨，帽檐拉得很低，盖着耳朵。有车开过来的时候——车不多——我就隐藏到靠找这边的路边树林里。

我记得，有一两回，我把手放到头的两侧，看看头有没有胀大。好像是胀大了。

最后，树被甩在后面，接着出现了一堵石墙。

墙外是绵延的山丘，草坪刚修剪过，点缀着墓石和墓碑。我已经到达朗维尤墓地。我面对着一座山丘，路的另一边有间卖花的亭子。亭子关着门，里面一片漆黑。周末通常有很多人来这儿缅怀死者。但是，在像这样的天气里，生意很冷清，我猜经营这家花店的老妇人在里面打盹。但晚一点儿她会开门，我已经亲眼见过那一幕。

我爬上墙，心想它会给我让路，但它没有。

而一到朗维尤，令人惊奇的事情便发生了：我的头痛开始消退，我坐在一株榆树下的墓石上，闭上眼睛，感受疼痛的程度。从一开始歇斯底里的10级——甚至上升到11级，像脊髓穿刺的痛感被放大——降到了8级。

“我想我突破了，阿尔，”我说。“我想我可能到了另一边。”

我依然小心翼翼地前进，提防更多的恶作剧——树倒下来，遭遇盗墓的歹徒，甚至燃烧的流星。但什么都没有。等我走到并排的两个写着“阿尔泰亚·皮尔斯·邓宁和詹姆斯·艾伦·邓宁”

的墓前时，我的头痛等级已经降到了5级。

我环顾四周，看到一座陵墓，粉色的花岗岩上刻着一个熟悉的名字：“特立克”。我走上前，推了推铁门。要是在2011年，门肯定上了锁。但这是1958年，门轻易打开了……伴随着恐怖电影中生锈的铰链发出的刺耳声音。

我走进去，趟过一层干枯的落叶。一条石制冥想长椅通向墓穴中央，两边摆放着石涵，放着特拉克家族从1831年至今的尸骸。第一个前面的铜牌上写着，让·保罗·特莱彻先生的尸骸躺在里面。

我闭上眼睛。

躺到冥想长椅上打盹。

睡着了。

等我醒来，已经接近中午。我走到特拉克墓地门口，等着邓宁……就像奥斯瓦尔德五年后，无疑会在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射击埋伏处等待着肯尼迪的车队一样。

我的头痛消失了。

11

差不多在雷德·舍恩丁斯特[92]为密尔沃基勇士队获得当天制胜得分的同一时间，邓宁的庞蒂亚克出现了。他把车停在最近的岔路上，下了车，把衣领竖起来，弯腰钻进车里拿花篮。他下山丘朝他爸妈的墓地走去，两只手里各拿着一只花篮。

现在时机到了，我也状态颇佳。我已经越过了所有一直试图阻挠我的力量。纪念品枕头就在我的外套下面。我的手放在里面。潮湿的草地湮没了我的脚步声。也没有太阳照出我的影子。直到我叫出他的名字，他才发现我在他身后。他转过身。

“我拜访亲属的时候，不喜欢有人跟着，”

他说。“你他妈到底是谁？那是什么？”他看着枕头，枕头已经被我拿了出来，像戴手套一样戴在手上。

我选择只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叫杰克·埃平。

我来这儿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赶快问吧，问完走开。”雨滴从他的帽檐滑下来，也从我的帽檐滑下来。

“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邓宁？”

“什么？”

“对一个男人来说，我是说。”

“你是谁，疯子？枕头里是什么？”

“听我说话。回答我的问题。”

他耸耸肩。“他的家人，我想。”

“我也这样认为，”我说着，扣了两次扳机。

第一次是微弱的砰的一声，像是用地毯拍打器击打地毯。第二枪声音稍微响一些。我以为枕头可能会着火——我在《教父2》中见过这个场景——但它只冒了点烟。邓宁倒下去，压垮了他放在爸爸墓前的花篮。我蹲在他身边，膝盖将潮湿的地面压出了水。我把枕头撕开的一端抵到他的太阳穴上，又开了一枪。只不过为保险起见。

12

我把邓宁拖入特拉克的陵寝，把烧焦的枕头扔到他的脸上。我离开的时候，几辆汽车正缓缓穿过墓地，几个人打着伞，站在墓地边上，但谁也没有留意我。我不慌不忙地朝石墙走去，不时停下来看看墓穴和墓碑。刚走进树林隐蔽处，我便立即一路小跑，往我的福特车奔去。听到有车开过来，我就溜进树林。有次一次隐蔽时，我把枪埋在一英尺深的泥土和树叶里。森利纳还安然无恙地停在原地，一下就启动了。我开回公寓，收听棒球比赛的结尾。我哭了一小会儿，我想。

那些眼泪是因为放松，而不是懊悔。不管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邓宁一家安全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像个孩子。

13

星期一的德里《每日新闻》中，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的相关报道很多，包括舍恩丁斯特的一张漂亮的照片，他在托尼·库贝克[93]出现失误之后朝本垒倒地滑行，赢得制胜分。根据雷德·巴伯[94]的专栏文章，布朗克斯轰炸机完了。“彻底击溃他们！”他发表评论说。“扬基队已死，扬基队万岁。”

星期一没有关于弗兰克·邓宁的报道。但星期二他上了报纸的封面新闻，附着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他带着“女人们喜欢我”的自得。他那邪恶的乔治·克鲁尼式魅力展露无遗。

商人在墓地被谋杀

邓宁在众多慈善活动中表现活跃

按照德里镇警察局局长的说法，警局正全力追踪所有线索，抓捕指日可待。电话采访中，多丽丝·邓宁声称，听到消息她“既震惊又崩溃”。

报道没有提及她和死者已经分居。中心市场的很多朋友和同事也表示出类似的震惊。似乎所有人都认为弗兰克·邓宁是个棒极了的家伙，没有人能料到会有谁想射杀他。

托尼·特拉克尤其愤怒（可能是因为尸体是在他家的墓地中被发现的）。“找到凶手，应该判他死刑，”他说。

星期三，10月8日，扬基队在县体育馆二比一险胜勇士队；星期四，他们在第八局打破二比二的僵局，赢得四分，结束了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的赛程。星期五，我回到美人鱼典当和贷款行，期待着见到愠怒太太和郁闷先生。胖女人的表现出乎我的预料——她看到我时，翘起嘴唇喊道：“查兹！钱袋先生来了！”然后他钻进遮着窗帘的走道，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

弗拉蒂走出来，带着花鼠般的笑容，正如我上次造访德里、第一次在点灯人酒吧见到他时那样。他单手拿着一只装得鼓鼓的信封，正面印着“乔治·安伯森”。

“这是给你的，兄弟，”他说，“与原物一般大小，但是原物的两倍。这是你的战利品。随便数。”

“我信得过你，”我一边说一边把信封装进口袋。“作为一个刚刚损失三千块的人，你未免太高兴了些。”

“我不否认你减少了我今年的世界锦标赛收入，”他说。“严重减少，尽管我还能赚几千块。

我总能赚几千块。但我玩儿这个主要是因为，怎么说呢，服务大众吧。人们愿意赌，人们总愿意赌，该付清时我立马给他们付清。还有，我喜欢赌。这像是我的爱好。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喜欢赌吗？”

“不知道。”

“像你这样的人来的时候。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冲破障碍取得成功。这又重建了我对宇宙任意性本质的信念。”

我想知道，要是他能看见阿尔·坦普尔顿的作弊表，会觉得任意性有多大。

“你太太的观点貌似大相径庭啊，天主教徒。”

他笑了，小而黑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不论输赢，还是平局，胳膊上刺着美人鱼的矮个儿男人完全享受生活。我很羡慕这一点。“噢，你说马乔里啊。

当有些悲伤的可怜虫来这儿，戴着妻子的订婚戒指和一个伤感的故事时，她会哭哭啼啼。但事关体育比赛，她就换了个人。她就是这么个性子。”

“你很爱她，对吧，弗拉蒂？”

“就像月亮和星星，朋友。就像月亮和星星。”

马乔里之前在读当天的报纸，报纸依然摆在柜台上，柜台里装着戒指等物品，上面覆有玻璃。

标题是“警方继续追捕神秘杀手，弗兰克·邓宁入土安息”。

“你怎么预测这件事？”我问他。

“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些内情。”他靠上前来，笑容消失了。“他可不是本地小报描绘的那种圣人。我可以给你讲几个故事，兄弟。”

“讲吧。我一整天都有空。”

笑容又出现了。“不。在德里，我们家丑不外扬。”

“我注意到了，”我说。

14

我想回科苏特街。我知道警察可能在盯着邓宁家，看看有没有人对他的家人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但是这股想去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我不是想去看哈里，而是想看他的小妹妹。我有些事想告诉她。

她应该在万圣节晚上出去玩儿“不给糖就捣蛋”，不管爸爸的死有多么让她难过。

她会成为所有人见过的最漂亮、最神奇的印第安公主，回到家时会得到一大堆糖果。

她至少能再活漫长而忙碌的五十三年，或许更长。

尤其是，某一天他的哥哥哈里将穿上军装参军，她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劝阻他。

不过孩子们记不住。每个老师都知道这一点。

而他们以为自己会永远活着。

15

是时候离开德里了，但我离开之前还有最后一件小事要办。我等到星期一。那天下午，10月13日，我把手提箱扔进森利纳的后备厢，坐在方向盘后面，奋笔疾书，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然后把它塞进信封，封上口，在正面写上收信人的名字。

我驱车来到低区，停好车，走进沉睡的银元酒吧。除了酒吧男招待彼得，里面空荡荡的，跟我期待的一样。他一边清洗眼镜，一边在电视机上看《一生之爱》。他不情愿地朝我转过脸，一只眼睛看着约翰和玛莎，或是管他叫什么名字的角色。

“需要来点儿什么吗？”

“不用，不过你可以帮我个忙。我给你五美元报酬。”

他看起来波澜不惊的样子。“真的？帮什么忙？”

我把信封放到柜台上。“这个人来的时候交给他。”

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名字。“你找比尔·图尔考特干什么？怎么不亲自给他呢？”

“任务很简单，彼得。你想不想要五美元？”

“当然。只要对他没害处。比尔是个好人。”

“这对他没害处。还会对他有益。”

我把五块钱放在信封上。彼得收起钱，注意力又回到肥皂剧上。我离开酒吧。图尔考特很可能收到信。他读完后采没采取什么行动是另一回事，答案我永远不得而知。我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比尔，

你的心脏有点儿问题。你必须尽快去看医生，否则后悔莫及。你或许以为这是个玩笑，但绝对不是。你或许以为我不可能知道这样的事情，但我的确知道。我知道这一点，就像你知道弗兰克·邓宁杀了你妹妹克莱拉和你侄子米基一样。请相信我，去看医生！

你的朋友

我上了森利纳，当我从倾斜的停车道上往后倒车时，看见基恩先生刻板而怀疑的脸正从药店里凝视着我。我摇下车窗玻璃，伸出胳膊，朝他做了个手势。

然后我开上阿普梅尔丘，最后一次离开德里。

第十一章

1

在“每分钟一英里公路”上向南开时，我努力说服自己，我没必要插手卡罗琳·波林的事。

我告诉自己，她是阿尔·坦普尔顿的一次试验，与我无关。现在，他的试验跟他的生命一样，已经结束了。我提醒自己，名叫波林的女孩儿的情况跟多丽丝、特洛伊、图加和埃伦的情况截然不同。

是的，卡罗琳会腰部以下瘫痪；是的，这很恐怖。

但被子弹打残跟被锤子砸死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是否坐进轮椅，卡罗琳·波林都会享受完整而成功的一生。我告诉自己，拿着我该干的正事儿冒险，再次挑战执拗的过去，让它伸出手，抓住我，咀嚼我，那太疯狂了。

全然行不通。

我本来打算第一天晚上在波士顿的路上度过，但邓宁在他爸爸墓前压垮花篮的画面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涌现。他死有余辜——见鬼，该死——但10月5日，他还没对家人做任何事情。至少对他的第二个家庭还没有。我可以告诉自己（确实这样做了！）他对第一个家庭做了很多，1958年10月13日，他已经杀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受害者几乎是个婴儿，但我只是从比尔·图尔考特那里听说的。

我猜，到最后我想用些感觉好的事情，来平衡感觉糟糕的事情——无论做这件坏事多么有必要。所以，我没有去波士顿，而是在奥本下了收费公路，向西开到了缅因州滨湖区域。我登记住进了阿尔曾经住过的小木屋，夜幕已然降临。我用不可思议的淡季价格租下临水的四间小屋中最大的一间。

那五个星期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除了经营当地商店的一对夫妻（我一个星期去商店买两次生活用品）和小木屋的主人温切尔先生，我谁都没看到。温切尔星期天会顺便过来拜访一下，确保我一切都好，玩得开心。每次他问我，我都告诉他我很开心。这不是谎话。他给了我一把设备棚的钥匙，每天清晨和傍晚，水面平静如画的时候，我就去划上一会儿独木舟。记得有天晚上，一轮满月恬静地爬上树梢，在水面铺出一条银色大道，独木舟在水面投下美丽的倒影。远处，水鸟一声惊叫，引来同伴或配偶的应答。很快，其他水鸟也随声附和。我收起桨，静静坐在离湖岸三百码的小舟上，欣赏皎洁的月光，聆听水鸟的对话。我记得自己当时心想，要是某处有片天堂，没有如此美丽的话，我是不愿去的。

缅因州的又一个夏天离去，秋天的色彩悄然绽放——首先是淡黄，然后是橘红，接下来是火红。

市场上，有满箱满箱不带封皮的平装书，我读了三十几本，或许更多：艾德·麦克班恩，约翰·D.麦克唐纳，切斯特·海姆斯和里加德·S·普拉查的推理小说；情色故事，像《冷暖人间》和《丹尼·费希尔》；二十部西部小说；还有本名为《林肯探寻者》的科幻小说，讲的是时空穿越者试图记录亚伯拉罕·林肯“被遗忘”的演讲。

除了读书划船，我还去树林里散步。秋天漫长的下午经常是雾蒙蒙的，温暖舒适。朦胧的金色阳光斜着透过树梢。晚上，无边无际的寂静在山林间回荡。114号公路上少有车行。晚上十点以后，路上连车影子都看不到。十点以后，这片世界只属于水鸟和冷杉。渐渐地，邓宁躺在他爸爸墓前的画面消失了。我发现，闲暇时，我也不再回想在那个怪异的时刻，回想我如何把还在焖烧的纪念品枕头扔到特拉克陵墓里睁着眼睛的邓宁身上。

十月底，坚守到最后的叶子从树上纷纷落下，夜间气温开始降到华氏三十度以下，我驱车启程去往达勒姆，熟悉鲍伊山附近的地形。两个星期之后，另一起枪击即将在那里上演。阿尔提到的公谊会教堂是幢很容易找到的地标建筑。开过教堂不远，一颗枯树斜向公路，很可能就是安德鲁·卡勒姆穿着橙色狩猎服出现时阿尔挣扎着搬动的那棵树。我也打算寻找那位偶然出现的枪手家在哪里，想追踪他去鲍伊山可能的线路。

我的计划算不上什么计划，真的；我只是追寻阿尔标记的踪迹。到那一天，我会很早开车去达勒姆，在倒下的树附近停车，挣扎着搬动那棵树，当卡勒姆出现时假装心脏病发作，让他提供帮助。

但在找到卡勒姆的家之后，我一时兴起，在距离他家半英里远的布朗尼商店停下来喝杯冷饮。商店橱窗里的一张海报让我灵机一动。那个念头有点儿疯狂，却也有点儿意思。

海报的标题是“安德罗斯科金县克里比奇牌锦标赛结果”。下面列了大概五十个名字。比赛冠军，来自西迈诺特，赢了一万“钉”，不知道“钉”是什么意思。亚军赢了九千五百钉。第三名，八千七百二十二钉——名字用红笔圈了起来，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安迪·卡勒姆。

巧合的确存在，但我已经认定，巧合是非常少见的东西。冥冥之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操纵，明白呜？宇宙之中（或者是宇宙之外），一定有一台庞大的机器转动着无比精巧的齿轮，滴答，滴答。

第二天下午，五点不到，我又驱车回到卡勒姆的住处。我把车停在他的福特旅行车后面（福特车外面镶着木板），然后走到门前。

一个面容讨人喜欢的女人开了门，她穿着带褶边的围裙，臂弯里抱着一个婴儿。看到她的脸，我就知道我做对了选择。因为，卡罗琳·波林不是11月15日唯一的受害者，只是一个坐进轮椅的受害者。

“什么事？”

“夫人，我叫乔治·安伯森。”我摘下帽子向她致意。“不知道能否跟您丈夫谈谈。”

我当然可以。达勒姆已经来到她身后，一只胳膊绕到她肩膀上。这家伙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脸上带着愉快而疑惑的表情。孩子伸手去够他的脸，卡勒姆亲了亲孩子的手指，他老婆笑了。卡勒姆朝我伸出手，我跟他握握手。

“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安伯森先生？”

我举起克里比奇牌木板。“我在布朗尼那里看到你是个高手。所以我有个提议。”

卡勒姆太太看起来很警觉。“我和我丈夫都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参加锦标赛纯粹是为了好玩。

他赢了个奖杯，我很乐意帮他擦洗，摆在壁炉架上闪闪发亮。不过你要是为了赌钱打牌，那你就来错地方了。”她笑着说。我能看出她笑得很勉强，但仍然不失体面。我喜欢她。他们两个我都喜欢。

“她说得对。”卡勒姆的语气很遗憾但很坚定。

“我过去在树林里干活儿的时候经常玩一分钱一钉，但遇到马尼之后就再也没玩了。”

“想跟你玩钱，我一定是疯了，”我说。“因为我根本不会玩。我想跟你学。”

“要是这样的话，进来吧，”他说。“我很乐意教你。最多十五分钟。我们一个小时后吃晚饭。

加法能到十五，数数能到三十一，你就能玩克里比奇牌。”

“我敢肯定不止加加数数这么简单，不然你不可能赢得安德罗斯科金县锦标赛第三名，”我说。

“实际上，我不止是想学点儿规则。我想买你一天时间。确切地说，是11月15日。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

他的妻子看起来有点儿担心。她把孩子紧紧抱在胸前。

“牺牲你六个小时，我付给你两百美元。”

卡勒姆皱起了眉头。“你的目的是什么，先生？”

“我想玩克里比奇牌。”然而，这个理由还不充分。我能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出来。“看吧，我不想欺骗你们，说没有别的理由，但我要是解释的话，你们肯定会认为我疯了。”

“我就知道，”马尼·卡勒姆说。“请他离开，安迪。”

我转向她。“没什么不好的目的，不违法，不诈骗，也不危险。我发誓。”但我开始想，发不发誓没什么用。这是个坏主意。卡勒姆15日下午在公谊会教堂附近见到我的时候会更起疑心。

但我继续怂恿。这是我在德里学到的。

“不过是克里比奇牌，”我说。“你教我玩，我们玩几个小时，我给你两百美元，然后好聚好散。”

“你是从哪儿来的，安伯森先生？”

“州北部，德里，最近刚来。我是做商业地产的。现在锡贝戈湖度假，不久就回南方。要我说些名字吗？可以作为证人的名字？”我笑了。“能告诉你我不是在胡说的人？”

“现在正值狩猎季节，他星期六下午会去树林里，”卡勒姆太太说。“这是他仅有的机会，因为他整个星期都在工作，回到家天都快黑了，不值得装子弹。”

她看上去仍然满腹狐疑，但此刻我从她脸上看到了一些什么，让我燃起希望。当你在年纪尚轻又养着孩子时，当你的丈夫干的是体力活儿时——从他开裂起茧的手能看得出——两百美元意味着一大堆日用品。或是两个半月的房租，在1958年。

“我可以放弃一个下午，不去树林，”卡勒姆说。“反正镇上已经被猎手搜寻遍了。唯一能猎到该死的鹿的地方是鲍伊山。”

“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儿，卡勒姆先生，”

她说，声调很尖，但他在她脸上亲吻一下后，她笑了。

“安伯森先生，我得跟我太太谈谈，”卡勒姆说。“你介不介意在门口站一两分钟？”

“我会做得更好，”我说。“我去布朗尼那儿，喝杯迷幻药。”多数德里人这么称呼汽水。“我能给你们带杯冷饮吗？”

他们感激地拒绝了，然后马尼·卡勒姆当着我的面关上门。我把车开到布朗尼那儿，给自己买了杯橙汁，给孩子买了甘草糖点心，我想孩子会喜欢的，要是她到了吃这种东西的年纪的话。

卡勒姆夫妇会拒绝我的，我想。带着谢意，但很坚定。我是个陌生人，带着奇怪的提议。我原本希望这一次改变过去会容易点儿，因为阿尔已经改变过两次。很明显，情况并非如此。

但我得到了一个惊喜。卡勒姆说没问题，她的太太也允许我把甘草糖给小女孩儿，小女孩儿得意地接过糖，舔了舔，然后像梳子一样插进头发。他们甚至邀请我留下来吃晚饭，但我谢绝了。

我还给安迪·卡勒姆留下五十美元定金，他不愿收……直到他太太坚持让他收下。

我回到锡贝戈，洋洋得意。但当我11月15日上午开回达勒姆时（原野上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霜，穿着橙色狩猎服的猎人们已经成群结队地出来，留下了足迹），我的心情突然变了。他肯定打了电话给州警察或者地方治安官了，我想，当他们在最近的警察局讯问我，看我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疯子时，卡勒姆已经出发，在鲍伊山里狩猎。

但是，车道上没有警车，只有安迪·卡勒姆镶了木板的福特。我拿着新克里比奇牌木板，走到门口。他打开门说，“准备好来上课了，安伯森先生？”

我笑了。“是的，老师，准备好了。”

他把我带到后面的门廊。我想他太太不喜欢我跟她和孩子呆在一起。纸牌规则很简单。钉就是分。一局就是绕木板两圈。我学会了右楔，双跳，陷入泥坑，还有安迪称作“神秘十九”的——出奇制胜的一招。然后我们开始玩。开始我记着得分。但卡勒姆领先四百分之后我就停止计分了。

每次远处传来一声狩猎的枪响时，卡勒姆就会朝小后院外面的树林里看一眼。

“下个星期六再去，”有一次当他朝后看的时候我说。“下个星期六你肯定会去，肯定的。”

“下周可能会下雨，”他说着，笑了。“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啊？我现在很开心，还在挣钱。

你越来越棒了，乔治。”

马尼准备了午餐——巨大的三文鱼三明治和自制的西红柿汤。我们在厨房吃的，吃完后，她建议我们进屋玩。她已经觉得我一点儿都不危险。

这让我很开心。他们都是好人，卡勒姆夫妇。一对好夫妻，加上一个好孩子。当我听到李和玛丽娜·奥斯瓦尔德在他们的低档公寓里相互喊叫……

或者在看见他们——至少有一次——带着忿恨走到街上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卡勒姆夫妇。过去相当配合；它也努力平衡，差不多就成功了。卡勒姆夫妇在跷跷板的一端；奥斯瓦尔德夫妇则在另一端。

而杰克·埃平，也就是乔治·安伯森呢？他就是分界点。

在我们的马拉松式训练临近结束时，我赢了第一局。三局之后，四点刚过时，我竟然让他惨败，我开心地笑了。小女孩詹纳也跟我一起笑了，然后从她的高脚椅子上靠过来，友好地拉了一下我的头发。

“这就对了！”我叫起来，笑了。卡勒姆一家也跟着笑了。“到此为止吧！”我掏出钱包，拿出三张五十的，放在餐桌上铺着的红白格子油布上。“值！”

安迪把钱推到我这边。“把钱装回去吧，乔治。

我玩得很开心，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我点点头，好像我同意了，然后把钞票推给马尼。她抓起钱。“谢谢你，安伯森先生。”她责备地看着丈夫，然后看着我说，“我们真能用得上。”

“很好。”我站起身，伸伸腰，听到脊骨劈啪作响。不远处——距离这里五英里，或者七英里——卡罗琳·波林和他的爸爸正返回一辆车门上写着“波林建筑、木工”的皮卡。或许他们打到一只鹿，或许没有。无论如何，我想他们都在树林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谈论着父亲和女儿会谈论的、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留下来吃晚饭吧，乔治，”马尼说。“我准备了豆子和热狗。”我留了下来，之后我们在卡勒姆家的台式小电视上看新闻。新罕布什尔州发生一起狩猎事故，但缅因州没有。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我同意再吃一盘马尼做的苹果馅饼，尽管我的肚皮已经快要被撑爆了。之后，我站起身，感谢他们的盛情款待。

安迪·卡勒姆伸出手。“下次我们免费玩，怎么样？”

“一定。”不会有下一次了，我想他知道这一点。

实际上，他的太太也知道。在我上车之前，她追上我。她用毯子包着孩子，还在孩子头上戴了顶小帽子，但马尼自己没有穿外套。我能看见她呼出的白气，她在发抖。

“卡勒姆太太，你应该进去，不然你会得——”

“你为什么要救他？”

“你说什么？”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来。你和安迪在门廊上玩的时候我向上帝祈祷了。上帝给了我答案，但不完整。你为什么要救他？”

我把双手放到她发抖的肩膀上，看着她的眼睛。“马尼……要是上帝想让你知道的话，他肯定已经告诉你了。”

突然，她双手绕过我的脖子，抱住了我。我很惊讶，抱住了她的背。小詹纳夹在中间，瞪着眼睛看着。

“不管是为了什么，谢谢你，”马尼在我耳边说。她温暖的鼻息让我起了鸡皮疙瘩。

“进去吧，亲爱的，别冻着了。”

前门开了。安迪站在那儿，拿着一罐啤酒。“马尼？马——”

她往后退，张大乌黑的眼睛。“上帝给我们派来了守护天使，”她说。“我们不会说出去，但我们会记住。牢记在心里。”然后她跑过人行道站到丈夫的身边。

“天使”。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个词了，晚上我躺在小木屋里等待着入睡时，在心里玩味着这个词；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划着独木舟在早冬寒冷而湛蓝的天空下平静的湖面上漂流时，这个词仍然在我的脑海里。

守护天使。

星期一，10月17日，第一场雪降临，我把这当成预兆。我收拾好行李，开车下山到锡贝戈村，看到温切尔先生正在湖滨餐馆喝咖啡，吃油炸圈饼（1958年，人们吃很多油炸圈饼）。我把钥匙还给他，告诉他我度过了一段完美的康复时光。

他的脸灿烂起来。

“那很好，安伯森先生。理应如此。你的钱付到了月底。请留下你的地址，我把最后两个星期的钱退给你。我会在信里放上支票。”

“我得等总公司的领导集体决定以后才能确定接下来会去哪儿，”我说，“但我肯定会给你写信的。”时光穿越者们满嘴谎言。

他伸出手。“很高兴认识你。”

我握了握他的手。“我也很高兴。”

我上了车，一路向南。那天晚上，我在波士顿的帕克豪斯酒店住下，逛了逛声名狼藉的混乱区。在锡贝戈经历了几个星期的宁静之后，霓虹灯刺激着我的眼睛，成群的夜猫子——多数是年轻人，多数是男性，很多穿着制服——让我对西部缅因州宁静的夜晚感到既恐惧又怀念。在那里，屈指可数的几家商店傍晚六点就打烊了，晚上十点路上杳无人迹。

第二天晚上我在华盛顿的哈灵顿酒店住宿。

三天之后，我到了佛罗里达西海岸。

第十二章

1

我开上1号国道往南走。我光顾了很多妈妈家庭厨房风格的路边餐馆，这些餐馆的蓝盘特餐包含作为前菜的水果杯，还有饭后甜点加冰淇淋的派，要价八十美分。我从没见到一家快餐店，除非把有二十八种口味、以傻瓜西蒙为标识的霍华德·约翰逊餐馆算在里面。我看到一队童子军在团长的带领下照管着一堆燃着秋叶的篝火。我看到女人们穿着大衣和套鞋，在阴沉的下午取回洗好的衣服。我看到长长的客运列车，名字是“南方快车”或“坦帕之星”之类，朝着没有冬天的地域飞驰。我看到老人在城镇广场上吸着烟斗。

我看到成千上万的教堂和一片墓地。一堆人，至少有上百个，围成一圈站在敞开的墓地边，齐声唱着《古旧十架》。我看到男人们修建谷仓。我看到人们相互帮助。我的森利纳散热器爆了，车在路边抛了锚，一辆皮卡停下，下来两个人帮我。

那是在弗吉尼亚州，大概下午四点钟，其中一个问我是否需要睡觉的地方。我猜我能想象2011年发生这样的事，但那是吹牛。

还有一件事。在北卡罗来纳州，我在一家亨布尔加油站停下来加油，然后走到拐角处上厕所。

那儿有两扇门，三个标识。“男”字工整地印在一扇门上，另一扇上是“女”。第三个标识是一根木棒上的箭头。箭头指向加油站后面掩映在灌木丛中的斜坡。箭头上面写着“黑人”。出于好奇，我沿着小路走下去，小心翼翼地避开一两处显然是毒葛的绿色和栗色树叶。我真希望带孩子经过这里去往不知有什么设施在等着的斜坡底部时，他们的爸爸妈妈能够辨认出这些讨厌的灌木，因为在五十年代末，多数孩子穿的都是短裤。

根本没有什么设施。小路的尽头是一条狭窄的小溪，上面横着一块木板，木板架在几根破裂的混凝土柱上。内急的男人只需站在岸边，解开拉链，对着河尿。女人可以拉住灌木丛（假如不是毒葛或者毒橡的话），蹲下去。木板是需要大便时用的。哪怕下着滂沱大雨。

我要是给你灌输过这样的思想，让你觉得1958年一切都跟安迪与奥皮[95]中的一样，那么记住这条小路，好吗？这条布满毒葛的路。还有小溪上的木板。

2

我在坦帕以南六十英里的森塞特波因特镇安顿下来。在我见过的最美的海滩（而且几乎空无一人）上租了间半圆形穹顶小屋，八十美元一个月。

这片沙滩上，有四间类似的小屋，都跟我的一样简易。后来在佛罗里达这个地区像雨后春笋般兴起的那种丑陋的暴发户风格的麦克豪宅，在这儿我一个也没见着。往南十英里，诺科米斯有家超级市场，威尼斯有购物中心，了无生气。41号公路，塔米亚米公路，比乡间小路好不到哪里去。你得慢慢地开车，特别是临近黄昏的时候，因为短鼻鳄鱼和犰狳喜欢穿越公路。在萨拉索塔和威尼斯之间有水果店、路边摊、几家酒吧和一家叫布莱基的舞厅。过了威尼斯，兄弟，你就只有自己了，至少到迈尔斯堡之前是如此。

我把乔治·安伯森的房地产商角色抛到身后。

1959年春，美国进入衰退期。在佛罗里达的海湾沿岸，所有人都在出售，没人购买，所以乔治·安伯森完全变成了阿尔预想的样子：一个渴望成为作家的人，他有钱的叔叔给他留下的遗产足够他生活，至少生活上一阵子。

我确实写书，不是写一本而是写两本。早上，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我开始写你正在读的手稿（要是有你的话）。晚上我写一本小说，暂时把它命名为《凶杀地》。当然讲述的是德里，我在书中称之为道森。写这本小说完全是为了装腔作势，这样，我要是跟人交朋友，别人问我在做什么，我好有东西给他看（我把“早上写的手稿”放在枕头底下上锁的铁盒里）。最终，《凶杀地》不仅仅是做做样子，我开始觉得写得很好，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看到它付梓。

早上写一个小时回忆录，晚上写一个小时小说，我还剩下大量的时间。我尝试钓鱼，鱼很多，但我不喜欢，放弃了。清晨和日落时分散步很好，但白天出太阳的时候就不好了。我成了萨拉索塔一家书店的常客，在诺科米斯和奥斯普里的小图书馆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多半是快乐的时光）。

我翻来覆去地读阿尔的奥斯瓦尔德笔记。最后我意识到，我简直像着了魔一般，我把笔记本跟我“早上的手稿”一起放到铁盒里。我说这些笔记详尽无遗，看起来的确如此，但当时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乘坐的传送带——引领我渐渐逼近我与年轻刺客生命的交汇地时，笔记变得越来越差强人意，漏洞百出。

有时候，我诅咒阿尔逼迫我手忙脚乱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头脑清醒的时候，我意识到额外的时间也不会导致什么变化。也许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阿尔很可能知道这一点。即使他没有自杀，我也只有一两周时间，其间，又出版了多少本关于导致达拉斯之日的连锁事件的书？一百本？

三百本？很可能接近一千本。有人同意阿尔的观点，奥斯瓦尔德是一人所为；有人认为他是精心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有人肯定地说他根本没有扣动扳机，跟他被捕后自己声称的一样，他只不过是替罪羊。通过自杀，阿尔带走了学者最大的弱点：拖沓、失焦，因此研究永远得不出结论。

3

我偶尔去坦帕，经过小心探询，见到了一位赌注登记经纪人，名叫爱德华多·古铁雷斯。确信我不是警察后，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赌注。我首先赌1959年篮球锦标赛中，明尼阿波利斯湖人击败凯尔特人，由此建立起我的菜鸟形象。湖人一场都没赢。我押了四百块，赌冰球斯坦利杯赛中加拿大人队击败枫叶队，结果赢了……但两场赌注同额。不过是些零钱，兄弟，我的好朋友查兹·弗拉蒂肯定会说。

我1960年春天下了一票大注，在肯塔基州备受关注的赛马德比大战中，赌威尼斯路击败巴利·阿切，古铁雷斯说，押一千美元，他可以给我一赔四，押两千一赔五。我适当地犹豫之后，押了两千，离开时赢了一万。他像弗拉蒂一样高兴地付了钱，但眼睛里闪着冷酷的光，对此我毫不在乎。

古铁雷斯是古巴人，充其量不到一百四十磅重，也是被新奥尔良匪帮驱逐出来的家伙，新奥尔良匪帮那时候由一个叫卡洛斯·马尔切洛的恶棍领头。这些流言我是在古铁雷斯的理发店旁的台球室听人说的（理发店的密室之中，在一张黛安娜·多丝近乎赤裸的照片底下，开设着一桌显然是永无止歇的牌局）。跟我一起玩九球的家伙凑上前来，看看四周，确认角落的桌子上只有我们两个之后，低声说：“你知道人们怎么形容匪帮吗，乔治？一旦进去，别想出来。”

我本来想跟古铁雷斯谈谈他在新奥尔良的经历，但转念一想，觉得过于好奇很不明智，尤其是在我赢了德比大战之后。我要是敢提起的话——如果我能想到一个貌似合理的由头引起话题——我肯定会问古铁雷斯是否认识马尔切洛匪帮里另一位赫赫有名的成员，之前是位拳师，名叫查尔斯·“杜茨”·穆雷。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过去跟自身相处和谐。杜茨·穆雷的妻子是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的妹妹。也就是说他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姨父。

4

1959年春的一天（佛罗里达有春天；当地人告诉我说，有时春天长达一个星期），我打开邮箱，发现一张诺科米斯公共图书馆的索书卡。我预定了一本《醒着的梦》，巴德·舒尔伯格[96]的新作，书已经到了。我跳进森利纳——不逊于后来闻名的阳光海岸——开车去取书。

从图书馆出来，我留意到大厅乱糟糟的布告栏上贴了一张新海报。很难被人忽略；明亮的蓝色海报上有个打哆嗦的卡通人，正看着一支特大的温度计，里面的水银对准零下十度。“有温度（学位）[97]的问题吗？”海报上写着。“你可能够条件从俄克拉荷马联合大学得到一张邮购文凭！欲知详情，请来函咨询！”

俄克拉荷马联合大学听起来比炖鲭鱼更靠不住，但让我有了个主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厌烦了。奥斯瓦尔德还在海军陆战队，到九月才会退役，届时他会去苏联。他的第一个举动将是努力弃绝他的美国公民身份。他不会成功，但在莫斯科酒店尝试了一次表演性的——很可能是伪造的——自杀之后，苏联人准备让他留在他们的国家。可以说是“官方批准”。他会在那儿待三十个月左右，在明斯克的一家无线电工厂上班。一次聚会上，他会遇见一个名叫玛丽娜·普鲁沙科娃的女孩。穿着红色裙子，白色拖鞋，阿尔在笔记中写道，风姿绰约，一袭舞会装扮。

奥斯瓦尔德有艳福了，而此时我该做些什么呢？联合大学提供了一个选择。我写信咨询详情，并迅速得到答复。目录上兜售了一大堆学位。我惊奇地发现，花三百美元（现金或者汇票），我就能拿个英语学士文凭。只需通过一项仅有五十道选择题的测验就行。

我准备好汇票，默默地跟我的三百美元吻别，递交了申请。两周之后，我从联合大学收到一张薄薄的马尼拉纸信封。里面是两张满是污点的油印纸。问题很棒。下面两道题目我最喜欢：

22.“莫比”姓什么？

A. 汤姆

B. 迪克

C. 哈里

D. 约翰

23.《七个尖角的阁楼》是谁写的？

A. 查尔斯·狄更斯

B. 亨利·詹姆斯

C. 安·布拉德斯特里特

D. 纳撒尼尔·霍桑

E. 以上都不对

我一边填答案一边享受这场完美的测验（偶尔大喊一声，“你们肯定在耍我！”），发回俄克拉荷马州伊尼德。我收到一封明信片，恭喜我通过了测验。又交了五十块“管理费”之后，我被告知会收到文凭。他们是这么说的，瞧，还真兑现了！文凭比之前的测验好看多了，上面盖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印。当我把文凭递给萨拉索塔县城学校的代表时，那个大人物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把我的名字填在代课教师名单上。

这样一来，1959至1960学年，我每周又教一两天课。回到学校感觉很好。我喜欢学生——男孩儿们留着平头，女孩儿们留着马尾辫，穿着过膝的蓬蓬裙——尽管我痛苦地发现，我在各间教室里看到的面孔都是普通的类型。这些代课的日子让我重新认识到我性格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我喜欢写作，并且文笔不错，但我热爱的是教书。

教书以某种我无法言喻的方式，或者说，某种我想要的方式上让我更加充实。我的描述不足以形容那种感觉。

我当代课老师最完美的一天是在西萨拉索塔高中，我在一堂美国文学课上讲完《麦田里的守望者》（当然，这本书被学校图书馆列为禁书。

要是哪个学生把它带进神圣的课堂，肯定会被没收）的基本情节之后，鼓励学生讨论霍尔顿·考尔菲德[98]最大的不满：学校、成人和美国人的整个生活都是虚伪的。学生们开始还不活跃，但等到铃响的时候，所有人都想发表意见，有五六个同学冒着下节课迟到的危险，就他们从周围社会里看到的，以及父母为他们设计的人生道路中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他们眼睛闪烁着光芒，脸上洋溢着激动。我确信，这一带的书店会掀起抢购某本暗红平装书的热潮。最后离开的是个肌肉结实的男孩，穿一身足球运动衫。对我来说，他看起来像是《阿奇》连环画册中的穆斯·梅森。

“我希望您能一直在这里，安伯森先生，”

他用温和的南方口音说。“我最喜欢您。”

他不只是喜欢我，是最喜欢我。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从一个十七岁大的孩子口中听到这样的话更让人欣慰，他看起来像是出现了其学生生涯中第一次醍醐灌顶。

那个月稍晚的时候，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客套一番，倒了杯可口可乐，然后问我：“你是个危险分子吗，孩子？”我向他保证我不是。

我告诉他我还投了艾克一票。他看起来很满意，但建议我以后还是严格选用“更广为接受的阅读书目”。发型会改变，裙子的长度会改变，俚语会改变，但高中的管理永不会变。

5

有一次在大学课堂上（在缅因大学，一所真正的大学，我在那儿拿到了真正的理学学士学位），我听见一位心理学教授发表高见说，人类真的拥有第六感。他称之为直觉。还说直觉神秘主义者和不法分子的直觉最发达。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但我既算是从我的时代被放逐的人，又算是个杀人犯（我可能认为杀死弗兰克·邓宁是正当的，但警察当然不会这么认为）。要是这两样还不能让我成为不法分子，那就没什么东西能了。

“危险逼近的情况下，我给你们的建议是，”

那位教授1995年的一天说，“听凭直觉。”

我决定1960年夏天就这么办。我开始对爱德华多·古铁雷斯越来越感到不安。他是个小角色，但风传中他与匪帮的关联值得考虑……还有，支付我的德比赌注时，他眼露凶光。现在想想，我的赌注实在是大得离谱。我为什么要去赌呢？那时我还一点儿都不缺钱。这不是贪婪；我想这更像是一个优秀的击球手遇到一记悬空的曲线球时的感觉。有些时候，你只是情不自禁，追求全垒打。

我挥棒了，就像巧舌如簧的利奥·迪罗谢[99]过去常常在收音机广播里绘声绘色地形容的一样，但我现在后悔了。

我故意输掉了在古铁雷斯那儿押的最后两次赌注，尽量让自己显得愚蠢，像个只是偶尔中了一次彩，立即又统统输掉的普通投机客。但直觉告诉我演得不像。当古铁雷斯开始问候我“噢，看呐！我的从新英格兰来的美国人来了！”时，我的直觉感到不喜欢。他没有说“美国人”，说的是“我的美国人”。

要是他派个玩扑克的朋友从坦帕跟着我到森塞特波因特怎么办？他有没有可能派另一个玩扑克的朋友——或者几个肌肉发达、急于想从古铁雷斯的高利贷深渊中挣扎出来的年轻人——干点儿财产抢救工作，把一万元花剩下的部分拿回去？

我想到了《日落大道77号》里那些蹩脚的情节，但直觉告诉我不是这么回事。直觉说，那个身材矮小、头发稀疏的家伙很有可能侵入我的住宅，我要是胆敢反抗的话，他会把我打个半死。我不想被痛打一顿，我不想被人抢劫。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冒险让体育赛事记录落入跟匪帮有牵连的赌注登记人手中。我不喜欢夹着尾巴逃跑的想法，但是，该死的，早晚我得去得克萨斯，为什么不早点去呢？还有，谨慎也是勇敢的一部分。这是我还在妈妈膝下时就学会了的。

因此，经历了一个近乎无眠、直觉的信号愈来愈强的七月之夜后，我打包所有的东西（上锁的盒子里装着备忘录和现金，藏在森利纳的备胎下面），给房东留下一张便条和房租支票，然后从19号公路北上了。第一天晚上是在路边一家破烂的迪富尼亚克斯普林斯汽车旅馆度过的。纱窗上有洞，等我熄灭房间的灯（一盏没有遮盖的灯泡悬挂在一截电线上），战斗机大小的蚊子朝我袭来。

不过，我睡得像个孩子。没有做噩梦，脑子里雷达的声响也停止了。这让我十分满足。

我在路易斯安那的加佛港度过了八月的第一个夜晚，尽管我在市郊第一次停下来的地方拒绝接受我。红顶旅馆的服务员告诉我说那里只接受黑人，并指引我去南方盛情酒店，他认为那是“加佛港最好的酒店”。或许是吧，但总的来说，我更喜欢红顶旅馆。隔壁烤肉酒吧传来的滑棒吉他声棒极了。

6

新奥尔良并不在去达拉斯的路上，但直觉的声纳安静了下来，我便有了观光者的心境……尽管不是我想参观的法国区、比安维尔汽船码头或者老广场。

我从街头小贩手上买了张地图，找好去我的确感兴趣的目的地的路线。我把车停好，步行五分钟，来到弹药库街4905号跟前，这里就是李和玛丽娜·奥斯瓦尔德还有他们的女儿琼，在约翰·肯尼迪人生的最后一个春天和夏天里生活的地方。

这是一幢聊胜于残骸的破败建筑，长满杂草的院子周围是齐腰高的铁栅栏。下面一层曾经呈白色的墙漆现在已经剥落，露出尿黄色。上面一层是灰色的谷仓板，没有刷漆。一块纸板遮挡着一扇破烂的窗户，上面写着“租房请拨MU3-4192”。

生锈的纱窗围住门廊。1963年9月，李·奥斯瓦尔德会在天黑后穿着内裤坐在上面，低声说着“乒！乒！乒！”朝行人打空枪。他用的是那支后来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步枪。

我正琢磨着这些，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差点惊叫出来。我肯定吓了一跳，因为跟我搭话的年轻黑人尊敬地往后退了一步，摊开空着的双手。

“对不起，先生。对不起，不是故意要吓到您。”

“没关系，”我说。“怪我自己。”

这么说似乎让他很不安，但想必满脑子都是官司……但他得再次靠近，因为他从事的生意必须得用比交谈更低调的方式介绍。他想知道我有没有兴趣买些游戏棒。我想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直到他附上一句“高质量水陆坦克，先生”，我才完全明白。

我告诉他不用了，不过，要是他能带我去“南方巴黎”的高档酒店，我可以出五角钱。他再次开口时，声音变得更加清晰，“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但是我觉得蒙泰莱昂内酒店不错。”他详细地告诉我要怎么走。

“谢谢，”我说，递过硬币。硬币消失在他的众多口袋中。

“先生，您为什么看着那个地方？”他朝着摇摇欲坠的公寓楼点头。“您想买下来？”

乔治·安伯森又灵光乍现。“你肯定住在附近。

你觉得这会是个好买卖吗？”

“这条街上有些房子不错，但这栋不好。依我看，像是闹鬼的房子。”

“离闹鬼还早着呢，”我说着朝汽车走去，他在后面看着我，不知所措。

7

我把上锁的盒子从后备厢里拿出来，放在森利纳的乘客座椅上，想拿到蒙泰莱昂内酒店房间里。但是，当门卫去拿剩下的袋子时，我在后座上看到一样东西，生出一阵与此物件全然不相称的脸红心跳的负疚感。但是，儿时的教育最根深蒂固，我在妈妈膝下学到的另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记得按时把书还给图书馆。

“门卫先生，请你把那本书递给我好吗？”

我问道。

“好的，先生！乐意效劳！”

书名是《查普曼报告》，是我在决定跑路之前一个星期左右从诺科米斯公共图书馆借的。透明保护封皮一角的标签上的字——“借期七天，请为其他借阅人考虑！”——让我非常自责。

进入房间时，我看了下表，才下午六点。夏天，图书馆中午才开门，晚上八点关闭。长途电话在1960年是很少几样比在2011年昂贵的东西之一，但那种幼稚的负罪感仍然压在我心头。我打电话给酒店接线员，告诉她诺科米斯公共图书馆的电话号码，号码是我从书后衬页上粘贴的纸袋上看到的。下面写着一行小字，“迟还超过三天，请拨打以上号码。”这行字比之前那行字更让我自觉像只狼狈的狗。

我的接线员接通了另一位接线员。他们说话时，背景里微弱的声音含糊不清。我意识到，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些长途接线员大多已经作古。然后，另一端的电话响了。

“你好，诺科米斯公共图书馆。”是哈蒂·威尔克森的声音，但是甜美的老妇人听起来像是被困在一个大铁桶里。

“你好，威尔克森太太——”

“喂？喂？听得见吗？该死的长途！”

“哈蒂？”我吼了起来。“我是乔治·安伯森！”

“乔治·安伯森？噢，我的天呐！你是从哪儿打来的，乔治？”

我差点说了实话，但直觉的雷达发出一记响亮的声音，我喊着说，“巴吞鲁日！”

“路易斯安那？”

“是的！我这儿有本书，我刚才发现！我会把书寄回去——”

“你不用喊，乔治，现在线路好多了。接线员肯定没有把插头完全插进去。我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上帝保佑，你已经离开了。虽然消防队长说房子里没人，我们还是很担心你！”

“你说什么，哈蒂？我海滩上的房子吗？”

但说真的，哪里还有别的房子呢？

“是啊！有人从窗户扔进一只燃烧的汽油瓶！整栋房子几分钟就烧着了。消防队长杜兰德认为是在外面饮酒狂欢的孩子干的。现在坏家伙很多。这是因为他们害怕核威慑，我丈夫是这样说的。”

哦。

“乔治，你还在吗？”

“在，”我说。

“你手里是哪本书？”

“什么？”

“你手里是哪本书？别让我去查卡片目录。”

“噢，是《查普曼报告》。”

“嗯，尽快寄回来，好吗？我们这儿有不少人等那本书。欧文·华莱士[100]非常火。”

“是的，”我说。“我肯定会的。”

“我对你的房子出事感到非常难过。你有什么财物损失吗？”

“重要的东西都在我身边。”

“感谢上帝。你会不会很快回——”

电话里响起了刺耳的滴答声，然后是空线的蜂鸣声。我把话筒放回支架。我会不会很快回去？

我觉得没必要打过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会当心过去，因为它察觉到了促变者，而且它长着牙齿。

我第二天一大早把《查普曼报告》寄回诺科米斯公共图书馆。

然后去了达拉斯。

8

三天之后，我坐在迪利广场的一条长凳上，看着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的立方形砖体建筑。

时值傍晚，天气炎热。我已经拉下领带（在1960年，要是不系领带，即使天气很热，你也必定会招来不必要的注意），解开纯白衬衫领口的扣子，但还是无济于事。凳子后面榆树有限的树荫也没什么用。

我在商业街上的阿道弗斯酒店登记入住时，酒店提供了一个选择：带空调或者不带空调。我多付了五美元，要了有窗式空调无休无止地努力将温度降到华氏七十八度的一间房。我要是有脑子的话，应该现在就去房间，免得中暑。夜晚降临时可能会变凉。一点点儿。

但立方形砖体建筑久久地吸引着我的目光。

窗户——特别是六楼右角上的窗户——仿佛正凝视着我。这栋建筑明显有些不对劲。你——假设有你的话——可能会不屑一顾，觉得这只是因为我预先知道一切，但这不足以让我冒着酷热停留在长凳上。我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我感觉之前见过这栋建筑。

它让我想起了德里的基奇纳钢铁厂。

教科书仓库大楼尚未破败，但它传递了同样的威胁感。我记得偶然遇见那根浸在水中、被煤灰熏得乌黑的烟囱。它躺在草丛中，像条在阳光中打盹的史前巨蛇。我记得朝漆黑的管孔里看了一眼，管孔大到人能钻进去。我还记得，我感觉里面有东西。活的东西。那东西想让我走进去，参观一下。或许，参观很久，很久。

进来吧，六楼的窗户低声说，进来看看。这里现在空着，夏天在这工作的船员已经回家了。不过，你要是沿着铁道去码头看看，你会看到门开着，这一点我很肯定。毕竟，这里有什么需要保护呢？什么都没有，只有教科书，连学生们都不稀罕。你很清楚，杰克。进来吧。来六楼。在你的时代里，这儿有间博物馆，人们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有些还会为被杀害的人以及他可能成就的一切伤心落泪。但现在是1960年，肯尼迪还是个参议员，杰克·埃平还不存在。只有乔治·安伯森存在，一个留着短发、穿着汗湿的衬衫、领带已经拉下来的男人。可以说是一个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男人。那么，上来吧。你怕鬼吗？你怎么会呢？罪行还没有发生。

但上面有鬼。可能鬼不是在新奥尔良的弹药库街，而是在这儿？噢，是的。只是我没必要面对他们。因为我进入教科书仓库大楼，跟冒险进入德里倒下的烟囱一样。奥斯瓦尔德在实施暗杀之前一个月左右会找到堆书的工作，我在那时候再行动可能会把时间卡得太紧。不，我打算按照阿尔在笔记结尾部分草拟的计划行事，标题是“关于如何处置的结论”的那一部分。

尽管阿尔对他的孤独枪手理论很肯定，但阿尔错误地遵循着一个很小、但统计上很重要的可能性。在他的笔记里，他称之为“不确定的窗户”。

就像六楼的窗户。

他打算在1963年4月10日，肯尼迪造访达拉斯之前半年多时，永久地关上那扇窗户。我想这个主意有意义。可能在四月份晚些时候，更可能是10日的晚上——还等什么呢——我会杀了玛丽娜的丈夫，琼的爸爸，就跟我杀弗兰克·邓宁一样。而且不再内疚。要是你看见一只蜘蛛从地上匆匆地爬向婴儿床，你可能会犹豫。你甚至会考虑把它装进瓶子，放回院子里，让它继续它的小生命。不过，你要是确定这只蜘蛛有毒呢？黑寡妇？要是那样的话，你不会犹豫。如果你心智正常。

你会伸出脚，将它踩得粉碎。

9

对于1960年8月到1963年4月这段时间，我有自己的计划。等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以后，我会盯着他，但不会干涉他的生活。因为蝴蝶效应我承受不起。我不知道英语里是否还有比“事件之链”更愚蠢的暗喻。链条（我想，不是那种我们在幼儿园里都学着做过的彩纸带链条）很坚固。我们用链条把发动机组从卡车里拉出来，我们用链条缚住危险犯罪分子的手脚。这不再是我理解的现实。事件很脆弱，我告诉你，它们就是纸牌屋，逼近奥斯瓦尔德——更不要说试图警告他放弃他还没有产生的犯罪设想——无异于放弃我仅有的优势。蝴蝶会张开翅膀，奥斯瓦尔德事件的进展也会改变。

首先可能是细小的改变，但就像布鲁斯·史普林斯汀[101]的歌里唱到的，姑娘，小事有一天会变成大事。这些变化可能是好的，可能会拯救现在是马萨诸塞州年轻参议员的肯尼迪。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历史很执拗。1962年，按照阿尔潦草的笔记，肯尼迪会去休斯敦莱斯大学，做一场关于登月的演讲。露天会堂，没有防弹讲台，阿尔写道。

休斯敦距离达拉斯不足三百英里。要是奥斯瓦尔德打算在那儿射杀总统怎么办？

或者假如奥斯瓦尔德正如他所声称的，是个替罪羊呢？要是他被我吓到，离开达拉斯，又回到新奥尔良，肯尼迪死在疯狂的黑手党手中或者中情局的阴谋之下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勇气穿过兔子洞回去，让一切重来一遍？再次拯救邓宁一家？再次拯救卡罗琳·波林？为了这个任务，我已经耗了近两年。我是否愿意再投入五年，而结果同样捉摸不定？

最好不必追究。

最好能够确定。

在从新奥尔良来得克萨斯的路上，我已经决定，监视奥斯瓦尔德而不惊动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当他在达拉斯的姐妹城市沃斯堡时，我在达拉斯住下。而当他把家搬到达拉斯时，我再转移到沃斯堡。这个想法很简单，却行不通。在初次凝视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并强烈地感觉到它——就像尼采所说的深渊[102]——也在凝视着我之后的几个星期后，我意识到这一点。

那个总统选举年的八月和九月，我开着森利纳在达拉斯闲逛，寻找公寓（这里没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我经常得停下来问路）。没有一间合适。

开始我以为问题出在公寓身上。后来，随着我对这个城市认识的加深，我意识到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不喜欢达拉斯。八个星期的努力钻研足以让我相信有很多东西让人不喜欢。《时代先锋报》（很多达拉斯人习惯称之为《失败先锋报》）是浅薄追随者们无聊的权威。

《达拉斯新闻早报》则会大肆渲染，谈论达拉斯和休斯敦如何“争先恐后，建造摩天大楼”，但社论中所说的摩天大楼，是一个被我逐渐视为“伟大的美国楼房崇拜”重重包围的建筑孤岛。报纸忽略了贫民窟。在贫民窟，种族之间的分界线已经开始熔化。再外围是无边无际的中产阶级住房，多半为二战和朝鲜战争老兵所有。这些老兵的妻子们成天用碧丽珠护理家具，用美泰克洗衣机洗衣服。平均每家有两个半孩子。青少年修剪草坪，用自行车送《失败先锋报》，用龟牌车蜡打理汽车，在晶体管收音机上鬼鬼祟祟地听查克·贝里的节目。

郊区带旋转喷水头草坪的房子外面，是广阔平坦的空地。转动的灌溉器四处可见，浇灌着棉花作物，但多数金字棉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垠的玉米和大豆。地道的达拉斯县特产是电子器件、纺织品、牛粪和黑色收入石油美元。

这个地区没有多少油井架，但是，当风从西边的二叠纪盆地吹来时，两座姊妹城市便散发出石油和天然气的气味。

市中心商业区挤满衣着华丽的人，尽显我认定的达拉斯风格：格子运动外衫，窄领带，奢华的领带夹（这些领带夹是金光闪闪的六十年代版，中间通常带有发光的钻石或者以假乱真的假钻石），白色桑撒贝特裤子，带有复杂针脚的花哨靴子。这些人在银行和投资公司上班。他们向城市西边出售大豆期货、石油租赁权和房地产。西边的土地上只生长着曼陀罗和风滚草。他们用戴着戒指的手拍打对方的肩膀，互称“朋友”。他们的皮带上，在2011年的商人挂手机的地方，大多是装着手枪的手工制作皮套。

到处是宣扬弹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广告牌，展示着正在咆哮的赫鲁晓夫的广告牌（上面文字说明是：“不，赫鲁晓夫同志！我们会埋葬你！”）；西商业街上有一则广告牌上写着“美国共产党赞成融合。考虑一下吧！”那张广告是由名叫茶党协会的机构赞助的。有两次，在表明属于犹太人的公司名上，我看见了被肥皂擦洗掉的纳粹万十字章。

我不喜欢达拉斯。不，不，决不！从我在阿道弗斯酒店登记入住，看见饭店餐厅领班抓住一个畏畏缩缩的年轻服务员的胳膊、朝他的脸大吼大叫那一刻起，我就不喜欢这座城市。然而，我的任务在这里，我得在这儿留下来。那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10

9月22日，我终于找到一处看似能住的地方。

位于达拉斯北布莱克韦尔街。一处由独立车库改建的漂亮二联式公寓。最大的优点是：有空调。

最大的缺点是：房东雷·麦克·约翰逊是个种族主义者。他跟我说，要是我想住这里，最好离附近的格林维尔大道远点儿，那儿有很多黑人白人混杂出没的小酒馆，黑人们都带着刀，他称之为“弹簧刀”。

“我不惜一切反对黑鬼，”他告诉我。“是上帝将他们诅咒到这个地步，不是我。你知道的，不是吗？”

“我想我在《圣经》里没看到这个部分。”

他斜着眼睛，不相信地看着我。“你是什么，卫理公会派教徒？”

“是的，”我说。这么说似乎比说我什么也不信安全得多。

“你得融入浸信会礼拜，朋友。我们的教会欢迎新人。你住在这里，或许哪个星期天你可以跟我和我太太一起去。”

“或许吧，”我赞同地说，提醒自己在那个星期天得陷入昏迷。或许死掉。

此时，约翰逊先生回到了《圣经》上。

“你知道，诺亚有一次在方舟上喝醉了，他躺在床上，浑身赤裸。他的两个儿子不愿意看他，他们把脸转到另一个方向，在他身上盖了条毯子。

我不知道，或许是张床单。但是含姆——他是家里的黑人——对他父亲赤裸的身体袖手旁观，于是上帝诅咒他和他的种族变成伐木人和取水者。

背后的故事，就是这样了。《创世纪》，第九章。

你可以去查，安伯森先生。”

“啊，”我说，告诉自己一定得找个住处，我负担不起无限期地住在阿道弗斯酒店。告诉自己我可以跟有点儿种族主义的人住在一起，我不会受影响。告诉自己，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很可能到处都是这样。只是我不太相信。“我会考虑一下，一两天之内给你答复，约翰逊先生。”

“你不会想等太久的，朋友。这个地方很抢手。

你今天运气不错。”

11

运气不错的这天又是个大热天，寻找住处让人口渴难耐。离开雷·麦克·约翰逊以后，我想喝杯啤酒。我决定去格林维尔大道。约翰逊先生劝我远离这个社区，但我想我应该去看个究竟。

他有两点是对的：街上没有种族界限（大体上），很喧闹，也很有生气。我停了车，在街上闲荡，尽情享受巡回演艺团的氛围。我走过二十几家酒吧，一些二轮电影院（进来吧，里面很“凉爽”，屋顶招牌上的旗帜在得克萨斯闷热而充斥着石油气味的风中拍打着），一家脱衣舞酒吧，街边的叫卖人大喊着“美女！美女！美女！世界上最棒的滑稽表演！你见过的最棒的滑稽表演！这些美女们都剃了毛，明白了吧？”我还经过了三四家“支票兑现和快速贷款”的店面。一家店门口的黑板上厚颜无耻地写着“诚信金融，信任是我们的口号”，上面写着“每日均线”，下面写着“仅供消遣”。戴着草帽、穿着背带裤的男士们（表情堪比专注的船夫）围着黑板站立，讨论着已经张贴出来的赔率。有些拿着赛马消息报，有的拿着《达拉斯新闻早报》体育版。

仅供消遣，我想，是的，没错。一时间我想起我的海滩小屋在夜里燃烧，火焰在海湾的风中冲向布满繁星的夜空。消遣有它的坏处，特别是赌博的时候。

音乐声混杂着啤酒味一齐从敞开的门廊里飘出来。我听见一间音乐小酒吧里传来杰瑞·李·刘易斯[103]的歌声《洛塔·夏金的一切》，隔壁的另一家酒吧则传来费林·赫斯基的《鸽子的翅膀》。

四个妓女提出要跟我私下交易，一个路边小贩向我兜售汽车轮毂罩，晶光闪亮的人造钻石装饰的折叠式剃须刀，得克萨斯州旗帜，旗帜上面的浮雕文字写着“别惹得克萨斯”。试着把这句话翻译成拉丁文看看吧。

这种令人烦恼、似曾相识的感觉非常强烈，这儿的一切仿佛都不对劲，一直都不对劲。这不可思议——我这辈子从没来过格林维尔大道——但不可否认，它关乎感性，而非理性。突然间，我不想喝啤酒了。我也不想租约翰逊先生改建的车库了，不管空调多棒。

我刚刚经过一间名叫沙漠玫瑰的酒吧，里面洛克-奥拉点播机上传来马迪·沃特斯[104]尖锐的歌声。我正要转身朝停车的地方走去，一个男人从里面飞跑出来。绊倒了，摔了个四肢朝天，引来黑暗的酒吧里一阵大笑。一个女人吼道：“别回来了，你这个没鸡巴的奇才！”这招致了更多（也更热烈的）笑声。

被逐出的顾客鼻子在流血——鼻子朝一边歪得厉害——左边脸上从太阳穴到下巴口子也在流血。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惊恐万分。他抓住一根灯柱，拉着站起身时，被撕开的衬衫几乎拍打着膝盖。一站起身，他立刻四处张望，但什么都没看见。

我朝他走了一两步，走近他之前，先前问我要不要约会的妓女中的一个，穿着细高跟，摇摇摆摆地走上前来。她还算不上是女人，真的。她肯定不超过十六岁，长着一双深色的大眼睛，光滑的咖啡色皮肤。她在笑，但笑得不那么刻薄，当满脸是血的男人摇摇晃晃时，小姑娘抓住他的胳膊。“慢点儿，亲爱的，”她说。“你得坐下来，不然——”

他把衬衫拢到一起。装饰着珍珠的手枪——比我在梅琴体育用品店买的那支小很多，真比玩具枪大不了多少——挂在他没有系皮带的华达呢裤子肥胖的腰边。他裤子前裆的拉链有一半没拉上，我能看见剪裁宽大的短衬裤上印有红色的赛车。这一点我清楚地记得。他掏出枪，将枪口抵住妓女的腹部，扣动了扳机。手枪发出一声钝响，不会比“女人指”爆竹在锡罐里爆炸的声音更响。

女人尖叫着坐到人行道上，双手紧紧捂住肚子。

“你开枪射我！”声音听起来愤怒超过疼痛，但血开始从她手指间溢出。“你开枪射我，你这个杂种，你为什么开枪射我？”

他全然没有在意，只是猛地拉开沙漠玫瑰的门。我还站在他射杀漂亮年轻妓女的地方，部分是因为我被吓懵了，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比奥斯瓦尔德杀害美国总统的时间可能长点儿，但不会长很多。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琳达？”他叫喊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我成全你！”

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耳朵，扣动了扳机。

12

我把手帕折起来，轻轻按住年轻女孩儿红色裙子上的洞。我不知道她伤势有多重，但她能连续清醒地说出一串生动的话，这些话肯定不是从她妈妈那里学来的（但谁知道呢）。当聚集的人群中一个男人朝她走得太近，让她觉得不爽时，她咆哮着说，“别看我的裙子，你这爱管闲事的混蛋。再看你得付钱。”

“这个狗娘养的可怜家伙死定了，”有人说。

他跪在刚刚被逐出沙漠玫瑰的男人身边。一个女人开始尖叫。

警报声渐渐接近：它们也在尖叫。我注意到一个红色头发、穿着卡普里裤子的女人，她是我在格林维尔大道上闲逛时靠近我的另一个女人。

我朝她招手。她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做出“谁？

我吗”的手势。我点点头。是的，就是你。“拿这块手帕捂住伤口，”我对她说。“尽量止住血。

我得走了。”

她机灵地朝我笑笑。“听到警察来了，你就想溜？”

“其实不是。我不认识这些人。我只是路过。”

红发女人跪在人行道上一边流着血一边谩骂不止的女孩身边，按着被血浸透的手帕。“亲爱的，”

她对我说，“我们所有人不都是路过吗？”

13

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我开始神思恍惚，然后看见了雷·麦克·约翰逊那张泛着油汗的脸，带着他将两千年的奴隶制、杀戮和剥削归结于一个青少年目睹了他父亲的阴茎时的那种得意。我突然惊醒，仰坐着，神思恍惚……看到矮个子男人敞开的裤子前裆，隐藏的手枪枪口对准自己的耳朵。“这就是你想要的吗，琳达？”临死之前最后的脾气。我再次惊醒。这一次是黑色轿车里的男人朝我在森塞特波因特的房子前窗扔汽油炸弹：爱德华多·古铁雷斯意图除掉新英格兰来的美国人。但他不想损失太多。对他来说，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了。

最后我干脆放弃睡觉，坐到窗边，酒店的空调在耳边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在缅因州，夜晚已经非常凉爽，树叶开始染上颜色，但在达拉斯这里，凌晨两点半还有华氏七十五度。还很潮湿。

“达拉斯，德里，”我一边说，一边朝下面寂静的商业街看去。教科书仓库大楼的立方形砖体建筑遁形了，但它就在附近。仅仅几步之遥。

“德里，达拉斯。”

每个名字都有两个音节，两个音节都是从重复的字母中间分开[105]，就像弯曲膝盖中间的一根引火柴。我不能呆在这儿。再在达拉斯呆三十个月我会疯掉。距离我开始看到“我很快就会杀了我妈妈”之类的涂鸦，或者特里尼蒂河上飘过一尊耶稣雕像还得多久？沃斯堡可能会好点儿，但沃斯堡还是离得太近了。

我为什么非得呆在这两个城市呢？

这个想法在凌晨三点刚过的时候，好像启示一般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有辆好车——说实话，我已经开始爱上这辆车——得克萨斯中部也不缺路况很好的高速公路，很多都是新近建设的。到二十一世纪，这些公路上将会严重堵塞，但在1960年，路上几乎没车。公路有限速，不过没有执行。在得克萨斯，甚至连州警察都相信把汽车油门踩到底让车咆哮是种福音。

我可以离开这座城市令人窒息的阴影。我可以找个更小也不那么令人畏惧的地方。一个不会让人感觉充满仇恨和暴力的地方。在大白天我可以告诉自己我是在凭空想象，但在凌晨我不会这样想。毫无疑问，达拉斯有好人存在，成千上万，大多数人都是，但不和谐音就在那里，有时会爆发出来。就像沙漠玫瑰门口那一幕。

我想，德里的糟糕时期不会彻底结束。住在堤上的贝维曾经说过。我想达拉斯也是如此，尽管现在距离最糟糕的一天还有三年。

“我得坐车往返，”我说。“乔治想要个安静漂亮的地方写书。不过，既然这本书有关城市——一座闹鬼的城市——他真得坐车往返，不是吗？搜集素材。”

想清楚这一点花了我近两个月时间，这并不奇怪：人生最简单的答案往往最容易被忽视。我上床睡觉，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14

第二天我离开达拉斯，向南开上77号公路。

一个半小时之后，就到了德诺姆县。我往西拐，上了109号州道，因为我喜欢十字路口的广告牌。

上面是一位英勇的年轻橄榄球运动员，戴着金色头盔，穿着黑色运动衫，绑着金色护腿。广告牌上写着：德诺姆狮子，三次区冠军！毫无疑问的1960年州冠军！“我们拥有吉姆的力量！”

管他是什么，我想。不过当然，每所高中都有它秘密的标志和口号。这些标志和口号让孩子们自觉身处集体之中。

沿着109号州道再开上五英里，就来到了约迪镇。人口1280，标牌上写着。“欢迎您的到来！”

宽阔的主干道大街两边栽满树木，我看到一家小餐馆，橱窗玻璃招牌上写着“得克萨斯州最好的奶昔、炸薯条和汉堡！”餐馆名叫阿尔餐馆。

当然是阿尔餐馆。

我在门前一块倾斜的地上停下车，走进餐馆，点了份叉角羚肉特色菜，结果上的是加了烧烤酱的两个干酪汉堡包，加上麦斯基德炸薯条和罗迪欧浓奶昔——你可以选择香草精，巧克力或者草莓口味。叉角羚肉汉堡不如富客汉堡好吃，但也不赖。炸薯条正合我的口味：脆，咸，有点儿老。

阿尔的全名叫阿尔·史蒂文斯，是个瘦骨嶙峋的中年男人，长得一点儿都不像阿尔·坦普尔顿。

他留着乡村摇滚乐发型，灰色的八字胡，说话时拉长调子，带有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一顶纸帽子时髦地翘到一只眼睛上方。我问他约迪镇出租房多不多，他笑着说：“随便你挑。但说到工作，这里其实算不上商业中心。主要是大牧场，请原谅我这么说，你看起来可不像当牛仔的料。”

“我不是，”我说。“实际上，我更像是写书的料。”

“透露一下吧！我可能读过你的书？”

“还没有，”我说。“我还在尝试。我的小说已经写了一半，有几家出版商表示很感兴趣。

我正在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它写完。”

“噢，约迪倒是安静。”阿尔转动眼睛。“说到安静，我认为我们可以申请专利。只有星期五晚上有些吵闹。”

“因为橄榄球吗？”

“是的，先生，整个镇子都看。中场休息时，人们像狮子一样狂吼，精疲力竭地吼着‘吉姆’。

你在两英里外就能听得到。这很滑稽。”

“吉姆是谁？”

“拉杜，打的是四分卫。我们有过优秀的队伍，但德诺姆球队中从没有过像拉杜这样的四分卫。

他只是个高三学生。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州赛冠军了。我觉得这有点儿过于乐观，前面还有很强的达拉斯校队，但有点儿希望终究不是坏事，这是我的观点。”

“除了橄榄球之外，学校怎么样？”

“很不错。很多人刚开始怀疑学校合并这回事——我也是其中之一——但事实证明并校是件好事。今年有超过七百名学生。有些得坐一个小时或者更久的校车，但他们似乎并不介意。很可能是因为这样他们就不用在家做家务了。你的书跟高中生有关吗？像《黑板丛林》之类的？因为这里可没有帮派什么的。这里的孩子们很有教养。”

“不是那一类的书。我有存款，但我也不介意代点课，贴补花费。我不能一边当个全职教师，一边写书。”

“当然不能，”他尊敬地说。

“我的学位是从俄克拉荷马拿到的，但是……”我耸耸肩，想说俄克拉荷马跟得克萨斯并不在一个联盟，但人可以抱有希望。

“这样的话，你应该跟德凯·西蒙斯谈谈。

他是校长。晚上经常来吃晚餐。他的太太几年前去世了。”

“很遗憾，”我说。

“我们都很遗憾。校长是个好人。这里很多人都是好人，怎么称呼您——”

“安伯森。乔治·安伯森。”

“哦，乔治，这里很安静，星期五晚上除外。

但你可能更疯，说不定会在中场休息时像狮子一样狂吼。”

“我也许会吧，”我说。

“你六点钟左右再来吧。德凯通常都是那个时候过来。”他把胳膊放到柜台上，身体靠在胳膊上。“需要点提示吗？”

“当然。”

“他可能会带情人来。科科伦小姐，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校长好像从去年圣诞节开始追求她。

我听说真正掌管德诺姆联合学校的人是米米·科科伦，因为她掌管着校长。我想你要是能给她留个好印象，就铁定能如愿。”

“我会牢记的，”我说。

15

我在达拉斯花了几个星期寻找住处，最终找到一个可行的地方，结果却发现房子却属于一个我不想打交道的房东。在约迪，我花了三个小时就找到了一处看似不错的地方。不是公寓，而是一栋整洁的五房间排屋。房屋在出售中，但房产中介告诉我说，房主夫妻愿意出租给合适的人。

房子有个榆树荫蔽的后院，一个能停下森利纳的车库……当然，还有空调。考虑到房子的舒适程度，房租很合理。

房产代理人的名字叫弗雷迪·昆兰。他对我很好奇——我想我汽车上的缅因州车牌让他感觉很奇怪——但并不过分。最棒的是，我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在达拉斯、德里和森塞特波因特时笼罩头顶的阴影。我在森塞特波因特的出租房现在已经化成作一堆灰烬。

“嗯，”昆兰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租下来，但我今天下午不能给你准信。

我首先得见个人。我想你明天不会开门吧？”

“不，会开门。星期六我开到中午。然后回家在电视上看这一周的比赛。看来今年有好多场比赛可看。”

“是的，”我说。“肯定有。”

昆兰伸出手。“认识你很高兴，安伯森先生。

我敢保证你会喜欢约迪的。这里人很好。希望能让你满意。”

我跟他握手。“我也是。”

就像那个人说的，有点儿希望终究不是坏事。

16

那天晚上，我回到阿尔餐馆，向德诺姆联合学校校长和他的女友毛遂自荐。他们邀请我一起吃饭。德凯·西蒙斯个头很高，秃了顶，六十多岁。

米米·科科伦戴着眼镜，皮肤晒成褐色。眼镜后面非常犀利的蓝色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寻找线索。

她走路时借助拐杖，但她对拐杖漫不经心（几乎是轻蔑的），显然她用拐杖很久了，熟能生巧。

我很开心地发现，他们两个都拿着德诺姆队的三角旗，带着金色徽章，上面写着“我们有吉姆的力量！”现在是得克萨斯州星期五的晚上。

西蒙斯问我觉得有多喜欢约迪（非常喜欢），我来达拉斯多久了（八月份来的），是否热衷高中橄榄球（确实热衷）。他问到的跟代课老师最相关的问题是我有没有信心让孩子们“专心”。

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很多代课老师存在这个问题。

“这些年轻的老师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办公室，好像我们别无他事可做，”他说，然后大声地咀嚼叉角羚肉汉堡。

“酱，德凯，”米米说。他顺从地从纸盒里取出一张纸巾，擦了擦嘴角。

与此同时，米米在继续盘点着我：运动外衫，发型。我走近他们的座位时，她已经仔细打量过我的鞋子。“你有介绍信吗，安伯森先生？”

“有，夫人。我在萨拉索塔县当了很长时间的代课老师。”

“在缅因州呢？”

“不是很多，但是我在威斯康星当了三年老师，然后辞职专门写作。或者说，尽我的财力所能，全职写作。”我确实有张麦迪逊的圣文森特高中的介绍信。介绍信很好，我自己写的。当然，要是有人回去查证，我就死定了。德凯·西蒙斯不会这样做，但是眼光犀利、长着坚韧的牛仔皮肤的米米可能会。

“你的小说是关于什么的？”

这也会让我死翘翘，但我决定实话实说。考虑到我目前的特殊处境，我得尽可能地诚实。“系列谋杀，及其对发生谋杀的社区的影响。”

“噢，天呐，”德凯说。

米米拍拍他的手腕。“嘘。继续，安伯森先生。”

“我最初的背景是缅因州一个假想的城市——我取名为道森——但后来我觉得如果以真实的城市为背景会显得更逼真。一个大点的城市。起先，我想到坦帕，但不知怎么，不合适——”

她挥挥手，“太柔和了。太多游客。你想找的是更孤立保守的地方，我猜。”

“对！所以我决定试试达拉斯。我想达拉斯很合适，不过……”

“不过你不想住在那里？”

“完全正确。”

“我明白了。”她吃了一小口炸得很老的鱼片。

德凯带着被斧子砍到般震惊的表情看着她。当他在余生的弯道里慢跑时，不管他需要什么，似乎米米都能给予。没什么奇怪的；每个人在某个时间都会爱上某个人，迪安·马丁曾颇有见地地说过。

但再过些年，就不会了。“你不写作的时候喜欢读些什么，安伯森先生？”

“噢，什么都读。”

“你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吗？”

啊哦，我想。

“读过，夫人。”

她看起来有些不耐烦。“哦，叫我米米。连学生都叫我米米。尽管我坚持让他们在后面加个‘女士’，这样更得体。你怎么看塞林格的满腹牢骚？”

是说谎，还是实话实说？不过这不是个严肃的问题。这个女人能识破谎言，就像我能识破……

嗯……“弹劾厄尔·沃伦”的广告牌一样。

“我想这本书说了很多关于五十年代多么龌龊、六十年代多么美好。如果美国的霍尔顿·考尔菲德们没有丢掉他们的愤慨，还有他们的勇气。”

“嗯。”米米挑起一大块鱼，但一点儿都没吃。

难怪她看起来好像你可以在她裙子后面钉上一根线，将她像风筝一样放飞。“你觉得这本书应该出现在学校图书馆吗？”

我叹了口气，心想，我会多么享受在约迪镇兼职教书的生活啊。“说句实话，夫人——米米——我觉得是的。不过我相信应该只供部分学生借阅，由图书管理员来判定。”

“由管理员判定？不是家长？”

“不，夫人。由家长来决定太危险。”

米米·科科伦放声大笑，转向她的情郎。“德凯，这家伙不能出现在代课老师名单上。他应该做全职教师。”

“米米——”

“我知道英语系没有全职空缺了。不过，要是他留下，兴许等到菲尔·贝特曼这个白痴退休他就能插进来。”

“米米，这样做很轻率。”

“是的，”她说，朝我使了个眼色。“但很对。

把你那封来自佛罗里的介绍信寄给德凯，安伯森先生。希望介绍信很漂亮。你要是下个星期能亲自带过来就更好。学年已经开始了。没必要浪费时间。”

“叫我乔治吧，”我说。

“是的，”她说，把盘子推开。“德凯，这东西真糟糕。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吃？”

“因为我喜欢这儿的汉堡，你喜欢阿尔的草莓酥饼。”

“噢，没错，”她说。“草莓酥饼。端上来吧。

安伯森先生，你要留下来看橄榄球比赛吗？”

“今晚不行，”我说。“我得回达拉斯。或许可以看下周的比赛。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用我的话。”

“要是米米喜欢你的话，我也喜欢你，”德凯·西蒙斯说。“我不能保证你每周都有一天课，但有时候一周有两天甚至三天课。平均下来每周都会有一天课。”

“我肯定会的。”

“代课工资恐怕不高——”

“我知道，先生。我只是想找个工作贴补收入。”

“那本《守望者》的书不准出现在我们图书馆里，”德凯遗憾地斜视了一眼他皱起嘴唇的情妇。

“学校董事会不会允许。米米也知道。”德凯又咬了一大口叉角羚肉汉堡。

“时代在变，”米米·科科伦说，先指向纸巾盒，然后指着他的嘴角。“德凯，酱！”

17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犯了个错误。我本来应该知道；经历完这一切之后，再豪赌一场的想法最不该有。你会说，我应该提高警惕。

我确实知道存在风险，不过我很担心钱。来到得克萨斯州时，我身上剩下不足一万六千美元。

有些是阿尔的投资，但大多数是两场豪赌的收益，一次在德里，一次在坦帕。但是在阿道弗斯酒店住七个星期左右花了我一千多块；在一个新的镇上安身很轻易就会花掉四五百。食物，房租和用品除外，我还需要买很多衣服——更有品位的衣服——要是我想在教室里显得更体面的话。在我结束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任务之前，我得在约迪待上两年半。一万四千美元不够。代课工资？

一天十五美元五十美分。

好吧，或许我能靠一万四千美元勉强度日，再加上代课收入每星期三十美元，有时候甚至五十美元。但是我得保持健康，不出任何意外。

可是我不敢如此奢望。是的，或许有贪婪的因素存在。要是这样的话，与其说我是出于对钱的热爱，倒不如说是出于兴奋，无论何时，我都可以打败通场战无不胜的赌场。

我现在想：要是阿尔像研究谁赢了所有的棒球比赛、橄榄球比赛和赛马一样彻底研究了股市……

但是他没有研究。

我现在想：要是弗雷迪·昆兰没有说过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会成发展为不寻常的事物……

但是他说了。

我回到格林维尔大道。

我告诉自己，我看见站在诚信金融（“信任是我们的口号”）门口的所有这些戴着草帽的顾客都在赌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有些人会下大赌注。我告诉自己，我也会成为众人中的一位，乔治·安伯森先生——要是有人问起的话，我会说自己住在达拉斯的布莱克韦尔街，一处由车库改建的复式住宅——的一个中等赌注不会吸引太多注意。见鬼去吧，我告诉自己，诚信金融的老板很可能不知道爱德华多·古铁雷斯先生跟亚当有什么区别。或者跟诺亚的儿子含姆有什么区别。

噢，我告诉了自己很多事。它们最终归结为两点：这么做非常安全；尽管我现在的钱还够花，但渴望得到更多钱，这么做相当合理。愚蠢！但是愚蠢是我们回顾过去时清楚看到的两样东西之一。另一样就是错失良机。

18

9月28日，距离锦标赛开赛一个星期，我走进诚信金融——经过一番踌躇——押了六百美元赌匹兹堡海盗队七比零打败扬基队。我接受二比一的赔率。考虑到扬基队多么受人追捧，这么赌简直不可容忍。那一天，当比尔·马泽洛斯基[106]在第九局中击出一计惊世骇俗的全垒打，搞定了那群欺凌弱小的家伙之后，我把车开回达拉斯的格林维尔大道。我想，如果诚信金融背弃承诺，我会掉转头直接开回约迪……或许这只是我现在给自己的说法。我不太确定。

我确实知道的是，诚信金融门口，下赌注的人排着队等待收款，我也站了进去。这群人那架势，俨然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已经实现：百分之五十的黑人，百分之五十的白人，百分之百都很高兴。很多人出来的时候拿着一些五元、或者一两张二十元的钞票，不过我看见几个人数着百元大钞。持枪匪徒要是选择这一天抢劫诚信金融肯定会大有斩获，真的。

金融家是个矮壮结实的家伙，戴着绿色眼罩。

他问了我标准的第一个问题（“你是条子吗？如果你是的话，你得把身份证拿给我看看”，）我说不是，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把驾驶证给他看看。

驾驶证很新，是一周前用挂号信寄来的；最后我又加上一张得克萨斯州身份证明才拿到了钱。我小心地用大拇指盖住我在约迪的住址。

他付给我一千二百元。我把钱装进口袋，迅速走向我的车。我回到77号公路，车轮每转一圈，达拉斯就被在身后抛得越远，而约迪愈来愈近，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是个笨蛋。

19

时间得再次向前跳跃（故事也包含兔子洞，要是你停下来细想的话），但首先我得详细叙述一下1960年的另一件事情。

沃斯堡。1960年11月16日。肯尼迪已当选总统一个多星期。巴林杰街和西七街拐角处。天气寒冷阴沉。汽车喷着白烟。KLIF电台（“全部流行音乐，全天连续播放”）上的气象员预报说，午夜时小雨会转成雨夹雪，请所有的驾驶员在公路上小心驾驶。

我穿着生牛皮牧场外套，毡帽包裹着耳朵。

我坐在得克萨斯州养牛协会前的长凳上，朝西七街看着。我到那里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我以为那个年轻人不会跟他母亲聊这么久；根据阿尔坦普尔顿的笔记，她的三个儿子翅膀一长硬，就都离开了她。我希望见到的是，她能跟儿子一起从公寓楼里出来。她最近才回到这个地方，之前在韦科待了七个月，给家庭主妇们作伴讨生计。

我的耐心终于有了回报。罗塔里公寓的门开了，一位身材瘦削、长得极像奥斯瓦尔德的男人走了出来。他拉着门，等穿着格子呢短大衣、斑驳的白色护士鞋的女人出来。女人只有他的肩膀高，但长得很结实。泛灰的头发从布满皱纹的脸旁边梳到后面。她戴着红色头巾。色调和谐的口红勾勒出一张小嘴，看起来不满而好斗——这个女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在跟她作对，而且有很多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李·奥斯瓦尔德的大哥快步走到混凝土通道上。女人匆匆地跟在他身后，手拽着他的衣背。他把身子转向站在人行道上的她。

他们看上去在争吵，但主要是女人在说。女人对着他的脸挥舞手指。我不可能知道她在责备什么；我很谨慎，离得有一个半街区远。然后，儿子开始朝西七街和萨米特大街的拐角走，跟我预料的一样。他是坐公交车来的，那里正是最近的公交车站所在地。

女人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似乎犹豫不决。快点，妈妈，我想。你不会这么轻易让他离开，对吧？

他只走了半个街区远。为了逃脱那左右挥舞的手指，李不得不远去苏联。

她追上儿子，当他们走近拐角时，她抬高嗓门。

我清楚地听到她喊：“站住，罗伯特！别走那么快，我还没说完！”

他扭头看了一眼，继续往前走。她在公交车站追上儿子，用力拉住他的袖子，直到他看着她。

她的手指又开始左右挥舞。我只听到断断续续的几个词：你答应过我，还有给了你一切以及——我估计是——你没资格评判我。我看不到奥斯瓦尔德的脸，他背对着我，但他耷拉的肩膀透露的已经够多了。我怀疑这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在街上追着他，嘴里喋喋不休，丝毫不顾周围人的存在。

她把一只手摊在胸前，做出永恒的母亲的手势，意思是说，看着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孩子。

奥斯瓦尔德把手伸进背后的口袋，掏出钱包，给了她一张钞票。她看都没看一眼，就把钱塞进钱包，转身朝罗塔里公寓走去。然后，她又想起什么，再次转过身。我听得很清楚。他们之间现在有十五到二十码的距离，她提高嗓门，那尖锐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指甲在石质黑板上划过。

“你要是又有李的消息，打电话给我，听见了吗？我还有跟人合用的电话线，在找到更好的工作之前，我只负担得起这个。那个姓赛克斯的女人整天霸着电话。我跟她说了，告诉了她我真实的想法，‘赛克斯太太，’我说——”

一个男人从她身边经过。他夸张地把一根手指塞进耳朵，咧着嘴笑。无论妈妈有没有看见，都没有理会。她当然也没有留意他儿子尴尬痛苦的表情。

“‘赛克斯太太，’我说，‘你不是唯一需要打电话的人，你打电话的时间要是能短点儿的话，我会很感激你。你要是不情愿这么做，我就只好打电话给电话公司，请他们让你这么做了。’我是这么说的。打电话给我，罗布。你知道，我想听到李的消息。”

公交车来了。车停下的时候，他抬高声音，免得被气刹的声音盖过：“他是个可恶的共产党，妈！而且他不会回家了，学着习惯吧。”

“你打电话给我！”她尖叫着。严厉的脸非常坚决。她双腿分开站立，好像拳击手准备接受击打。任何击打。每一记击打。她的眼睛在黑边丑角眼镜后面怒视着。头巾在下巴下面打了两个结。雨已经下下来，但她丝毫没有留意。她吸了口气，把声音抬高到惊叫的程度：“我要听到我好儿子的消息，你听到没有？”

罗伯特·奥斯瓦尔德没有回答，他跑上台阶，钻进车里。公共汽车拖着蓝烟开走了。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笑容竟然在她脸上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让她变得既年轻又丑陋。

一个工人从她身边经过。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有撞到甚至擦到她，但她呵斥道：“走路的时候看着点儿！人行道不是你们家的！”

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开始朝公寓走。当她把脸从我这边转过去时，她还在笑。

那天下午，我开车回到约迪，颇受震动，耿耿于怀。一年半之内我不会看见李·奥斯瓦尔德。

我仍然决心阻止他。但对于他，我已经产生了比对弗兰克·邓宁更深的同情。

第十三章

1

时间到了1961年5月18日晚上7点45分。

得克萨斯州漫长黄昏的光线栖息在我的后院里。

窗户敞着，窗帘在柔和的微风中摆动。收音机上，特洛伊·肖恩德尔[107]唱着《这一次》。我坐在小房子的第二间卧室里，现在这儿成了我的书房。书桌是高中学校的淘汰品。有一条腿稍短，我已经垫平了。打字机是韦伯斯特牌便携式的。我正在修改小说《凶杀地》的前一百五十页，主要是因为米米·科科伦纠缠着要读。我已经发现，米米是那种你别指望用编造的借口可以敷衍很久的人。

小说写得不错。在我的一稿中，把德里变成想象的道森没有问题，把道森再换成达拉斯就更简单了。我已经开始做一些调整，以便最后让米米读的时候，这个半成品紧扣封面主题。但是现在修改显得既重要又必然。仿佛这本书一直就是为达拉斯写的。

门铃响了。我在手稿上压了一个镇纸，防止被风吹得到处都是，去看看是谁来了。我清楚地记得所有这一切：飞舞的窗帘，光滑的河石纸镇，收音机上播放着《这一次》，我已经迷恋上了的得克萨斯黄昏悠长的光线。我应该记得。直到此时，我才停止活在过去，真正开始生活。

我打开门，迈克·科斯劳站在外面。他正在流泪。“我不行，安伯森先生，”他说，“我真的不行。”

“嗯，进来，迈克，”我说。“我们谈谈。”

2

见到他我并不奇怪。跑到这个烟雾笼罩的时代之前，我主管里斯本高中的小戏剧表演部长达五年，这期间见过很多怯场的例子。指导青少年演员就像移动装有硝化甘油的罐子：令人兴奋又充满危险。我见过有的女孩儿排练时学得飞快，极其自然，到了台上却完全僵住；我见过傻不愣登的小子在第一次说出台词引来观众发笑时，兴奋得好像长高了一英尺。我指导过专心而勤奋的学生，偶尔遇到颇有天赋的孩子。但我从没遇到过像迈克·科斯劳这样的孩子。我甚至怀疑有些一辈子都在负责演剧活动的高中和大学老师也从来没遇到过像他这样的孩子。

米米·科科伦确实掌管着德诺姆联合高中。

多年来一直负责演剧活动的数学老师阿尔菲·诺顿，被诊断出患有急性骨髓白血病。他去休斯敦治疗时，是米米劝我接管高年级的戏剧。我竭力拒绝，原因是我还在达拉斯做调查，但冬天和1961年的春天去得不多。米米知道这一点，因为在这半个学年里，德凯无论何时需要英语代课老师，我总是能抽出空。说到达拉斯，我基本上毫无进展。李还在明斯克，很快就要娶玛丽娜·普鲁沙科娃，穿着红色裙子和白色拖鞋的女孩。

“你手头有很多时间，”米米曾经说。她双手攥成拳头，贴在瘦削的臀边：她那天是处于很难对付的模式。“还有钱拿。”

“哦，是的，”我说。“我跟德凯核对过了。

五十美元。我会在城里过得很阔气。”

“什么？”

“别在意，米米。目前我的钱还够花。能不能就此打住？”

不。不行。米米女士是个人体推土机，当遇到一个看似推不动的物体时，她只会把刮板放低，加大油门。没有我，她说，这所高中的历史上将首次出现高年级缺席演出的情况。家长们会非常遗憾。学校董事会也非常遗憾。“还有，”她说，眉头紧锁，“我会很失望。”

“上帝不会让你失望，米米女士，”我说。“跟你说吧。要是你让我接手戏剧的话——这件事不值得争论，我保证——我会做的。”

她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变成了灿烂的米米·科科伦式笑容，这笑容总能把德凯·西蒙斯变成一碗沸腾的燕麦粥（从气质上讲，这并不是很大的转变）。“太棒了！谁知道呢，你可能会在我们的课堂上发现优秀的戏剧演员。”

“是的，”我说。“猪也会吹口哨。”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笑话——我已经找到一位优秀的演员。一位天生的演员。现在他正坐在我的客厅里，现在是我们四场演出的第一场即将开始的前一天晚上。他几乎占据了整个沙发（沙发在他两百七十磅重的身体下向下弯曲），放声痛哭。迈克·科斯劳，也是乔治·安伯森为高中生量身改编的约翰·斯坦贝克[108]的《人鼠之间》里雷尼·斯莫尔的扮演者。

如果我能说服他明天参加演出的话。

3

我想递给他克里内克丝纸巾，但觉得无济于事。我从厨房抽屉里拿了一块擦盘子的干抹布。

他用抹布把脸擦干净，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自己，然后可怜兮兮地看着我，眼睛红肿。他不是走到我门前才开始哭；看起来他似乎已经哭了一下午。

“好吧，迈克。告诉我怎么回事。”

“队里所有人都在嘲笑我，安伯森先生。开始是教练叫我克拉克·盖博[109]——从‘狮子的荣耀’春游开始——现在所有人都这么叫。连吉米也开始这么叫。”吉米指的是吉姆·拉杜，队里的四分卫，迈克最要好的朋友。

我对教练博尔曼的反应一点都不惊讶。他竭力鼓吹同心协力，不管赛季有没有开始，他都不喜欢任何人侵入他的领地。迈克还被取过更难听的名字。在课堂上，我曾听见他被叫做粗汉迈克，森林泰山和哥斯拉。这些绰号他都一笑置之。对蔑称和玩笑轻松甚至心不在焉的反应，是身高和体格带给大男孩们最大的礼物。身高6英尺7英寸，体重270磅，迈克让我看上去像米基·鲁尼[110]。

狮子橄榄球队只有一位球星，那就是吉姆·拉杜——他不是在77号州道和109号国道交叉路口有自己的广告牌吗？但要说有什么队员让吉姆的出名成为可能的话，那就是迈克·科斯劳。迈克计划高中四年级赛季一结束就跟得克萨斯州A&M大学签约。拉杜会加入阿拉巴马大学红潮橄榄球队（他和他爸爸都会很高兴地这么告诉你），但要是有人让我挑选最有可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我会把注押在迈克身上。我喜欢吉姆，但是对我来说，他看起来好像随时会膝盖受伤或者肩膀脱臼。迈克就不同了，他看上去生来就适合打持久战。

“博比·吉尔是怎么说的？”迈克和博比·吉尔·奥尔纳特实际上是死党。靓女？对！金发碧眼？对！拉拉队长？还用问吗？

他咧嘴笑了。“博比·吉尔百分之一千地站在我这边。她说拿出男子汉的样儿来，不许别人继续惹我。”

“听起来像个明智的女孩儿。”

“是的，她绝对是最棒的。”

“不管怎么样，我猜你真正在意的并不是一个绰号。”他没有回答我，“迈克，怎么不说话？”

“我会站到所有人面前，把自己弄得像个傻子。吉米是这么跟我说的。”

“吉米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四分卫，我知道你们两个是好朋友。但说到演戏，他狗屁不通。”

迈克眨了眨眼睛。1961年，老师是不怎么说“狗屁”

的，即使他们平时满嘴狗屁。不过，我只是个代课老师，我比其他老师自由。“我想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就像这个地区的人们所说的，你可能会犹豫，但你并不愚蠢。”

“人们觉得我愚蠢，”他的声音很低。“我只是个C类学生。可能你不知道，可能代课老师看不到成绩单，但我确实是。”

“排练了两个星期，当我看到你在舞台上的表现后，我特意看过你的成绩单。你是个C类学生，因为，作为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你就应当是个C类学生。社会思潮就是这样。”

“社会什么？”

“按照语境去琢磨吧，为了你的朋友们，别傻了。别提博尔曼教练了，他可能得在哨子上拴根绳子，否则他都不记得要吹哪头。”

迈克偷笑了一下，眼睛红红的。

“听我说。人们自然地以为所有像你这么高大的人都很愚蠢。你要是有异议就告诉我。据说你从十二岁开始就这么壮，所以你应该知道。”

他没有提出异议。他说的是：“队里所有人都想演雷尼。这很荒唐。很愚蠢。”他慌忙补充道：“他们不是反对你，安伯森先生。队里所有人都喜欢你。连教练都喜欢你。”

一群队员不请自来，参加选拔，逼得更有学者气质的选手保持沉默，所有人都声称他们想读乔治·米尔顿的大傻朋友的台词。当然是个笑话，但迈克对雷尼的台词的朗读是世界上最不好笑的。

那简直就是个意外！我本来可以用电动赶牛棍把他困在房间里，如果需要的话。不过，当然，没必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措施。想知道当教书先生最棒的地方在哪里吗？那就是看到孩子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地球上没有什么感觉比这更美。迈克知道他的队友会取笑他，但他还是选择参与。

当然，博尔曼教练不高兴。世上的博尔曼教练们永远不会高兴。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无计可施。尤其是米米·科科伦站在我这边。他当然不能说四月和五月迈克要进行橄榄球训练。

所以他只能被迫把自己最好的前锋叫做克拉克·盖博。有些人总是不能摆脱自己的偏见，以为演戏只适合女人或者希望变成女人的同性恋。加文·博尔曼就是那种人。在唐哈格蒂每年一度的愚人节饮酒聚会上，他抱怨我“让那个大傻瓜得意忘形”。

我告诉他，他当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意见就像屁眼一样，每个人都有。然后我走开了，留下端着纸杯、满脸惊讶的他。世上的博尔曼教练们习惯了诙谐地恐吓别人。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招在卑微的代课教师身上行不通。这位代课教师在最后一刻接替了阿尔菲·诺顿导演的职位。

我无法告诉博尔曼，射杀一个家伙以阻止他杀害妻儿会让一个人发生改变。

基本上，教练永远没有机会。我分派其他一些球员扮演镇民，但迈克一开口我就有意让他演雷尼：“我记得那些兔子，乔治！”

他成了雷尼。他俘获的不光是你的眼睛——因为他的大块头——还有你的心。你忘了其他的一切，就像吉姆·拉杜从前锋线上后退传球时人们会忘记日常琐事一样。迈克也许已练成了撕裂对方脆弱防线的好手，但他生来——拜上帝所赐，如果有这么个神灵存在的话；如果没有，那就是由于基因骰子的转动——就是要站在舞台上，融入另一个角色。

“这对别人很愚蠢，但对你不是，”我说。

“对我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

“是的，我不知道。”声音沙哑。近乎低语。

他低下头，因为眼泪又流出来了，他不想让我看见。

教练把他叫做克拉克·盖博，如果我为此向教练抗议，他会声称这只是个玩笑。一个傻瓜。一个笑话。仿佛他不知道队里的其他人会学着不停地叫。仿佛他不知道这样会以不同于被叫做粗汉迈克的方式伤害迈克。为什么人们会对有天赋的人这样做？是出于嫉妒吗？害怕？或许两者都有吧。

但这孩子有个优点，他知道自己有多棒。我们都清楚博尔曼教练不是问题。唯一能够阻止迈克明天晚上上台的人就是迈克自己。

“你已经在观众面前打过橄榄球赛，观众的人数甚至超过礼堂人数的九倍。见鬼，你们这些孩子去年十一月去达拉斯打区赛的时候，观众多达一万到一万二。而且他们还不友善。”

“橄榄球不一样。我们上场时，都穿着同样的队服，戴着同样的头盔。人们只能从编号分辨谁是谁。所有人都在一边——”

“演出中还有九个人跟你一起，迈克，那还不包括你的橄榄球队兄弟们，我把他们加进去当镇民，让他们有些事干。他们也是一个队伍。”

“还是不一样。”

“可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如果你辜负了他们，演出就会土崩瓦解，所有人都会失败。演员、剧务、从事宣传的活力俱乐部的女孩儿，以及所有的观众，有些人可是从五十英里外的牧场赶来的。更不要说我了，我也会一败涂地。”

“我猜会是这样，”他说。他看着自己的脚，一双硕大的脚。

“我能忍受失去斯利姆或者柯利。我可以派别人拿着书读那一部分。我猜我甚至能忍受失去柯利的妻子——”

“我希望桑迪能做得更好，”迈克说。“她美极了，但她要是在台上能走对位置，那肯定是个意外。”

我谨慎地笑了笑。我开始认为这事儿没问题了。“我不能忍受的——也是整场演出不能忍受的——就是失去你或者文斯·诺尔斯。”

文斯演的是雷尼的同路兄弟乔治。事实上，如果他得了感冒，或者在交通事故中摔断脖子（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根据他开他父亲的农场拖拉机的架势），我们能够承受这个损失。如果情势所迫，我可以顶替文斯的位置，尽管我对这个角色来说年纪太大了。而且我不需要只对着剧本朗读。经过六个星期的排练，我跟所有的演员一样能记住台词。甚至比有些演员记得还熟。但我不能顶替迈克。没人能顶替他，他具有独特的身型和实实在在的天赋。他是关键。

“我要是他妈的搞砸了呢？”他问道，听到自己的话后，他又伸出一只手拍打自己的嘴巴。

我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坐下来，空间不大，但我能挤下。此时此刻，我没有想约翰·肯尼迪、阿尔·坦普尔顿、弗兰克·邓宁，或者我来自的世界。此时此刻，我心无旁骛，只有这个大男孩……

和我的演出。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变成我的了，就像这个更早的时代，有着合用电话线和便宜汽油的时代，已经变成了我自己的时代。此时此刻，我对《人鼠之间》比对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还要关心。

但我更在乎迈克。

我把他的手从他的嘴边移开，放在他粗大的腿上。把我的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看着他的眼睛。

“听着，”我说。“你在听吗？”

“是的，先生。”

“你不会搞砸的，告诉我。”

“我……”

“告诉我。”

“我不会搞砸的。”

“你会把他们震住。我向你保证，迈克。”

我抓紧他的肩膀。像是要把手指嵌进骨头里。他本可以抓起我，在膝盖上把我折断，但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用一双充满惭愧、希望和泪水的眼睛。“你听到了吗？我保证。”

4

舞台是灯光的着陆地。舞台下面，观众席里一片漆黑。乔治和雷尼站在幻想河流的岸边。其他人已经下场，但不会离开很久。如果体型庞大、面带笑容、穿着宽松裤子的大个子乔治想死得有点儿尊严，但他只能靠自己了。

“乔治，其他人去哪儿了？”

米米·科科伦坐在我右边。她时不时拿起我的手，握在手里。握得很紧，很紧，很紧。我们坐在第一排。紧挨着她的另一边坐着德凯·西蒙斯，他盯着舞台，嘴巴微张。表情仿佛一个农民看见恐龙在他的田间吃草。

“打猎。他们去打猎了。坐下，雷尼。”

文斯·诺尔斯永远不可能成为演员——他有可能，最有可能，成为朱迪·克莱斯勒一道奇的销售员，像他父亲一样——但是，一场出色的演出能激发所有的演员。而这种情况在今天晚上发生了。文斯在排练中只有一两次达到低水平的可信度（主要得益于他那张像老鼠一样精明的小脸酷似斯坦贝克的乔治·米尔顿）。他受到了迈克的感染。突然之间，第一幕演到一半的时候，他似乎终于认识到与雷尼这位唯一的朋友一起漫游人生意味着什么，他终于进入了角色。现在，看着他推着头顶后面的旧毡帽，我想文斯看起来就像《愤怒的葡萄》中的亨利·方达[111]。

“乔治！”

“嗯？”

“你不是让我受罪吗？”

“什么意思？”

“你知道的，乔治。”他微笑着。那笑容仿佛在说，是的，我知道我是个笨蛋，但我们都知道我没有办法。他在幻想的河流边乔治的身旁坐下来。取下他自己的帽子，扔到一边，把金黄色的短发弄得凌乱。模仿着乔治的声音。迈克在第一次排练时就轻松地搞定了这一点。“‘如果我只身一人，我会活得很轻松。我能找份工作，再也不会出岔子。’”他变回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是雷尼的声音。“我可以离开。我可以走进山里，找个山洞，如果你不想跟我在一起的话。”

文斯·诺尔斯低下头，当他抬起头说下一句台词的时候，他的声音含混纠结。在排练中他发挥最好的时候都不曾达到这种痛苦的程度。“不，雷尼，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待在这里。”

“那就像以前一样告诉我！关于其他人，关于我们。”

这时我听到观众席上传来第一声抽泣。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这点我没有料到，即使在最疯狂的梦中也没有料到。我的背后逼来一阵寒意，我偷偷朝米米看了一眼。她还没有哭，但她眼睛里液体的闪光告诉我，她就要哭了。是的，连她这个坚强的老小孩也哭了。

乔治犹豫了一下，然后抓住雷尼的手，文斯在排练中从来不会这么做。这是同性恋的行为，他会说。

“像我们这样……雷尼，像我们这样无父无母的孩子。没有人关心。”他另一只手摸着藏在他上衣里面的道具枪。拿出一半。放到身后。然后直起身，把枪整个拔了出来。放在腿边。

“但不是我们两个，乔治！不是我们两个。

不是吗？”

迈克不见了。舞台不见了。现在只有他们两个，在雷尼要乔治告诉他小牧场、兔子，以及富足的生活时，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一半观众都在哭泣。

文斯哭得很厉害，几乎无法说完他最后的台词：告诉可怜的雷尼朝那边看，他们即将要去的牧场，如果他看得够仔细，他能看见。

舞台完全暗了下来。辛迪·麦克康麦斯这次总算把灯光控制得很完美。伯迪·贾米森，学校的门卫，放了声空枪。观众中有女人轻声尖叫了一声。这种反应通常会引来紧张的大笑，但是今晚，只有人们坐在座位上哭泣的声音。除此之外，一片寂静。寂静持续了十秒钟。或许只有五秒。但不管多久，对我来说，感觉就像是永远。然后掌声响起来。礼堂的灯亮了。全体观众站起来。头两排座位是留给教师的。我偶然瞥见博尔曼教练。

他要是没有哭就见鬼了。

后面两排，在学校所有的运动员坐的地方，吉姆·拉杜跳起来。“你真屌，科斯劳！”他大喊一声。这引来一阵欢呼和笑声。

演员们出来谢幕：首先是橄榄球运动员扮演的镇民，之后是柯利和柯利的妻子，然后是坎迪和斯利姆，以及其他农场工人。掌声开始稍稍平息，然后文斯登台，既害羞又高兴，他的脸颊仍然挂着泪痕。迈克·科斯劳最后出场，慢慢吞吞，好像很腼腆的样子，然后当米米叫“太棒了”的时候，他带着滑稽的惊愕朝外面看。

其他人也应和着反复叫好，很快整个礼堂充满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迈克鞠了一躬，帽子挥舞得很低，扫到了舞台。当他再次站起身时，他面带笑容。不止是笑容，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那些最后达到目标的人的幸福。

然后他喊道：“安伯森先生，上来吧！安伯森先生！”

演员们喊着：“导演！导演！”

“别辜负掌声，”米米在我身边抱怨说。“上去吧，你这个呆子！”

于是我走上台，掌声再次响起来。迈克抓住我，拥抱我，把我抱离地面，然后放下，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所有人都笑了，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把手牵在一起，举向观众，鞠了一躬。听着台下的掌声，一个想法突然蹦进我的脑海，让我心里充满忧伤。在明斯克有一对新人，李和玛丽娜，已经结婚整整十九天。

5

三个星期后，暑期结束前，我去达拉斯李和玛丽娜即将入住的三处公寓拍了些照片。我用的是一款小型美乐时牌照相机。我将照相机握在掌心里，让镜头在两根伸开的手指间拍摄。我感觉很荒唐——我更像是模仿漫画杂志《疯狂》上的“间谍对间谍”栏目而不是詹姆斯·邦德——但我已经学会了做这些事情时要小心。

当我回到自己的居所时，米米·科科伦那辆天蓝色纳什漫步者汽车停在路边，米米正往方向盘后面坐。看见我，她又钻出来。脸上很快地掠过一丝愁苦的表情——由于痛苦或者是用力——不过，当她走上车行道时，脸上挂着平时的干涩笑容。好像是我逗笑她的，不过是以一种很好的方式。她手里拿着一只巨大的马尼拉纸信封，里面装着《凶杀地》的一百五十页书稿。在她的纠缠下，我最终屈服交给她了……但这只是前一天的事。

“要么你超喜欢，要么你根本没读过十页，”

我说着，接过信封。“是哪种情况？”

她的笑容现在变得既神秘又开心。“跟多数图书管理员一样，我读书速度很快。我们能进屋谈谈吗？现在还不到六月中旬，但已经很热了。”

是的，她在淌汗，我之前从没见过她流汗。

还有，她看起来好像瘦了。这对她可不好，她身上可没多少肉可瘦。

我们坐在我的客厅里，面前摆着大杯冰镇咖啡——我坐在安乐椅里，她坐在沙发上——米米谈了她的看法。“我很喜欢杀手伪装成小丑的地方。

你可以说我变态，但我觉得这既美妙又恐怖。”

“你要是变态的话，我也一样。”

她笑了。“我敢肯定你能找到出版商。总体来说，我很喜欢。”

我感觉有点受伤。《凶杀地》一开始是为了伪装而写的，但随着写作不断深入，它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重要。就像是秘密的备忘录。一个敏感处。“那个‘总体来说’让我想起了亚历山大·蒲柏——你知道的，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沉吟。“只不过……

哎，乔治，你不该写这个。你该教书。如果你出版这样一本书，美国没有哪个学校会雇你。”她停顿了一下。“或许，马萨诸塞州除外。”

我没有回答。无话可说。

“你跟迈克·科斯劳的作为——你为迈克·科斯劳所做的——是我见过的最神奇最美妙的事情。”

“米米，那不是由于我。他恰好有天——”

“我知道他有些天赋，这从他走上舞台一开口就表露无遗，但是，听我说，朋友。在高中工作四十年，活了六十岁，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艺术天分远比培养艺术天分更常见。任何一个冷酷无情的家长都可能毁掉艺术天分，但是，要培养它可是难上加难。这是你的天赋，比写这东西的天赋要高得多。”她拍拍面前咖啡桌上的一堆文稿。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谢谢，表扬我敏锐的判断。”

“谢谢。你的洞察力只有你的美丽外表能超得过。”

这让笑容又到了她脸上，只是比以前更干涩。

“不要偏离重点，乔治。”

“是，米米女士！”

笑容消失了。她靠上前来。眼镜后那双硕大的蓝色眼睛在她脸上游动。晒黑的皮肤之下有些泛黄，之前紧绷的脸颊变得凹陷。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德凯留意到了吗？我突然觉得很好笑，因为想起孩子们说的笑话：德凯只有到晚上脱袜子的时候才会发现穿的袜子不是一对。可能到晚上都不会发现。

她说，“菲尔·贝特曼不再是威胁着要退休了，用我们可爱的博尔曼教练的话说，他已经拉了拉环，扔了手榴弹。也就是说，英语系现在有个空缺。来德诺姆联合高中当全职老师吧，乔治。孩子们喜欢你。高年级的演出结束后，社区的人们觉得你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第二。德凯就等着你的申请了——他昨天晚上跟我说的。求你了。

这本书匿名发表吧，要是不得不发表的话，但是，来我们这里教书。你生来就是干这个的。”

我极其想说好，因为她说得对。我的工作不是写书，当然，也不是杀人，不管那些人多么该死。

我还有约迪镇。我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从自己的时代和家乡漂泊而来的陌生人，但是在这里听到的第一句话——在餐馆里，阿尔·史蒂文斯说的——就是友善的言辞。如果你曾经有过思乡的经历，或者远离抚育你的人和事、有过漂泊异乡的感觉，你就会知道欢迎的话或者友好的笑容有多大的意义。约迪是与达拉斯迥然不同的地方。

现在，镇上一位重要的公民请我常住下来，不再只作为访客。但是，分水岭时刻正在逼近。只是还没有来到这里。或许……

“乔治？你脸上的表情真奇怪。”

“这叫思考。能让我想想吗？”

她把手举到脸边，将嘴巴变成一个滑稽的圈，表示抱歉。“编好我的头发，叫我荞麦[112]吧。”

我没有理会，因为我正忙着梳理阿尔的笔记。

我不再需要看着笔记。九月份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奥斯瓦尔德还在苏联，虽然他为了要跟他的妻子和女儿琼返回美国，已经开始了后来旷日持久的纸笔之战。玛丽娜可能已经怀上琼。这场战斗奥斯瓦尔德最终会赢，他靠着天生的聪明（要是尚未发育完全的话），让一个超级大国的官僚机构跟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官僚机构争斗，但他们直到第二年年中才走下“S·S·马斯丹”号远洋班轮，踏上美国的领土。至于说得克萨斯……

“米米，学年通常是在六月的第一周结束，对吧？”

“总是第一周。夏天需要打工的孩子们必须敲定日期。”

奥斯瓦尔德一家1962年6月14日才会到达得克萨斯州。

“我签的任何教学合同都是试用的，对吧？

比如说，一年？”

“如果各方满意，还可以续签，是的。”

“那你们就可以多一位试用英语老师了。”

她笑了，拍拍手，站起身，伸出胳膊。“太棒了！

米米女士的拥抱！”

我抱住她，听到她喘气，迅速放开她。“你到底怎么了，夫人？”

她回到沙发上，端起冰镇咖啡，咂了一口。“让我给你两条建议，乔治。第一条，如果你来自北方的话，永远别把得克萨斯女人叫夫人。这个词听起来很讽刺。第二条，永远别问任何一个女人‘你到底怎么了’。试着问些更优雅的问题，像是‘你觉得还好吗’？”

“那你觉得还好吗？”

“为什么不好呢？我要结婚了。”

开始，我无法将这个奇怪的弯和那个弯对接起来。不过她眼睛里严肃的表情似乎在说，她根本没有绕弯子。她围绕着什么事情转圈子。可能不是什么好事。

“说‘恭喜你，米米女士’。”

“恭喜你，米米女士。”

“德凯差不多一年前提过这个问题。我打断他，说他妻子才去世不久，这太快了，会引人议论。

时间流逝，这么说已经没用了。我怀疑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是否会有这么多议论。小镇上的人意识到，像德凯和我这样的人，到了一定的，怎么说呢，成熟的水平，便顾不得这么多繁文缛节。

事实是，我喜欢顺其自然。那个老家伙喜欢我比我喜欢他多一些，但我很喜欢他，还有——不怕让你笑话——即便到了一定成熟的水平的女人，也不反对在星期六晚上来一场酣畅的性爱。有没有让你觉得尴尬？”

“没有，”我说。“实际上，我听你说话很愉快。”

干涩的笑容。“很有趣。因为当我早上把脚从床上拿下来，放到地上时我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有没有让乔治安伯森觉得愉快的方法呢？如果有的话，我该怎么着手呢？’”

“不要偏离你的重点，米米女士。”

“这样才像个男人。”她咂了一口冰镇咖啡。

“我今天来这里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我已经达到了。

现在我想说第二个，说完你还要忙你的事。德凯和我准备7月21日结婚，星期五。婚礼在他家，小型聚会——只有我们，牧师，加上一些家人和亲戚。他的父母——就恐龙来说还算很有活力——会从阿拉巴马过来，我的妹妹从圣迭戈过来。接待会第二天在我家举行，草坪聚会。下午两点开始，一醉方休。我们在邀请镇上几乎所有的人。到时会有给小孩吃的皮纳塔和柠檬，大点的孩子吃烧烤喝啤酒，还有来自圣安的乐队。不像一般的乐队，我想他们会演奏《路易，路易》和《白鸽》。

如果你不来的话——”

“你会很失望？”

“是的。你会记住日期吗？”

“当然。”

“好的。德凯和我星期天会去墨西哥，到时他的宿醉应该会消退。我们玩蜜月旅行年纪有点太大了。但是，南边有得克萨斯州没有的资源。

一些实验治疗。我怀疑是否有效，但德凯满怀信心。

该死的，值得一试。生命……”她懊悔地叹了口气。

“生命很美好，不能不做抗争就轻易放弃，你觉得呢？”

“对，”我说。

“对。所以人得坚持住。”她紧盯着我说。“你会哭吗，乔治？”

“不会。”

“好。因为那样会让我觉得尴尬。我自己也许会哭，但我的哭相可不好看。没人会为我的眼泪写诗。我只是呱呱地叫。”

“有多糟糕？我能问吗？”

“很糟糕。”她立即说。“我可能有八个月的时间。也可能是一年。假如草药治疗、桃核，或者去墨西哥路上的不管什么，不会产生神奇疗效的话。”

“很抱歉。”

“谢谢你，乔治。就说到这里，恰到好处。

再说就多余了。”

我笑了。

“我邀请你来接待会，还有一个原因：尽管毫无疑问有你有趣的陪伴和巧妙的应变就足够了。

菲尔·贝特曼不是唯一要退休的人。”

“米米，别这样。如果逼不得已的话，你可以请个假，但是别——”

她坚定地摇摇头。“不管有没有生病，四十年已经足够。是时候让位给年轻的双手，年轻的眼睛，和年轻的思想了。在我的推荐下，德凯已经雇了一位来自佐治亚州资质优异的年轻女士。

她的名字叫萨迪·克莱顿。她会来接替我，她谁都不认识，我希望你能尤其善待她。”

“克莱顿太太？”

“我不会这样叫。”米米坦率地看着我。“我相信她很快就会恢复她的婚前姓。在走完一定的法律程序之后。”

“米米，你是在做媒吗？”

“完全不是，”她说……偷笑了一下。“几乎从不给人做媒。不过你是英语系目前唯一没有成家的老师，所以很自然地要你给她些指导。”

我想这在逻辑上是个很大的跳跃，特别是对一个如此富有条理的头脑来说。但我陪着她走到门口，什么都没说。然后我说：“如果实际状况跟你说的一样严重的话，你现在就应该接受治疗。

不该请华雷斯城的庸医，应该去克利夫兰医院。”

我不知道克利夫兰医院是否已经存在，但那时我根本不在乎。

“我想不用。选择在医院病房的某个角落挣扎，浑身插满管子和电线，还是在墨西哥的海滨庄园……这简直——你喜欢说的——显而易见。

还有别的原因。”她果敢地看着我。“现在疼痛还不厉害，但医生告诉我以后会很痛。在墨西哥，人们不太从道德上谴责大量使用吗啡。或者耐波他，如果有必要的话。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基于阿尔·坦普尔顿身上发生的事，我猜这话没错。我把胳膊绕过她的肩膀，这一次轻轻地抱着她。我吻了她皮革般的脸。

她欣然接受，面带微笑，然后溜开。她的眼睛探寻着我的脸。“我想知道你的故事，朋友。”

我耸耸肩。“我是本敞开的书，米米女士。”

她笑了。“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说你来自威斯康星，但你出现在约迪镇，嘴里带着新英格兰的口音，汽车上挂着佛罗里达的车牌。你说你乘车往返达拉斯为了做调查，你的书稿就是关于达拉斯的，但里面的人说话却像新英格兰人。事实上，人物说了好几次‘啊呀’。你可能得改改这些地方。”

我想我的修改很聪明。

“事实上，米米，新英格兰人说‘啊呀’，不说‘咿呀’。”

“注意到了。”她继续探寻我的脸。想做到不垂下目光很难，但我办到了。“有时我想你是不是外星人，像《地球停转之日》中的迈克·雷尼。

你来这分析当地人，然后向半人马座阿尔法报告，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是否还有希望，或者在我们能够将生殖细胞扩展到星系其他地方之前是否应当被等离子射线炸死。”

“想象力真丰富，”我笑着说。

“很好。我讨厌用得克萨斯州来评判我们的整个星球。”

“如果约迪被抽作样本，我肯定地球能得到及格分。”

“你喜欢这里，不是吗？”

“是的。”

“乔治·安伯森是你的真名吗？”

“不是。我改了名字，原因对我很重要，对别人一点儿都不重要。我希望你能保守秘密。原因很简单。”

她点点头。“我能办到。我会再见你的，乔治。

在餐馆，图书馆……当然还有聚会。你会对萨迪·克莱顿好的，对吧？”

“很好，”我拖着得克萨斯腔调，逗得她发笑。

她走了以后，我在客厅里坐了很久，没有读书，没有看电视。脑子里一点儿也不想继续写我的两本书。我在想我已经答应的工作：在德诺姆联合高中当一年全职英语教师。我觉得没有遗憾。

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在中场休息时大声吼叫。

不过，确实有一个遗憾。但不是为自己遗憾。

当我想到米米和她现在的情形时，我很遗憾。

6

说到一见钟情，我跟甲壳虫乐队的意见一致：我相信这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但我和萨迪之间不是这样，尽管第一次见到她我就扶住她，右手握住她的左边乳房。所以，我猜我跟米基和西尔维娅[113]的观点一致，他们说过，爱情很奇怪。

七月中旬，得克萨斯州中南部通常格外炎热。

但婚后聚会的星期六，天气近乎完美。气温只有华氏七十多度，大片的白云浮在色彩如褪色罩衫般的天空中。狭长而交织的阳光和阴影落在米米的后院，后院坐落在一个缓和的山坡上，坡的尽头是块有涓涓溪流淌过的泥泞地，她称之为无名丘。

树上挂着黄色和银色——德诺姆高中的颜色——的纸带。真有个皮纳塔，挂在糖松突出的树枝上，挂得很低，很诱人，所有经过的小孩儿都带着渴望的眼神驻足观看。

“吃完饭后，孩子们会拿棍子把它打掉，”

有人从我左边肩膀后面说。“给所有儿童的糖果和玩具。”

我转过身，看见迈克·科斯劳，外表华丽（有点儿让人产生幻觉），穿着紧身黑牛仔裤，颈部开口的白色衬衫。宽边帽挂在身后，束着彩色腰带。我看到很多其他橄榄球队员，包括吉姆·拉杜，穿着同样有点儿滑稽，端着盘子到处转。迈克伸出手，有点不老实地笑笑，“开胃饼干，安伯森先生？”

我用牙签挑起一只小虾，在酱里蘸了一下。“打扮得不错。有点儿像飞毛腿冈萨雷斯。”

“别惊讶。如果你想见识真正的打扮，看看文斯·诺尔斯吧。”他指向球网，一群老师玩着排球，动作笨拙，但很热情。我看到文斯穿着燕尾服，戴着大礼帽。他被一群好奇的孩子围住，孩子们看着他从稀薄的空气中拉出丝巾。干得很漂亮，要是你还年幼，没有注意到他袖子里露出的一条丝巾的话。他鞋油般的胡须在阳光下闪光。

“总的来说，我喜欢西斯科·基德[114]的装扮，”

迈克说。

“我敢肯定你们都是很棒的服务生。但是，天呐，究竟是谁说服你们盛装出席的？教练知道吗？”

“他应该知道，他在这儿。”

“哦？我没看见他。”

“他在烧烤台那边，忙于应酬加油俱乐部。

至于服装……米米女士很善于游说。”

我想起我签下的合同。“我知道。”

迈克放低声音说：“我们都知道她病了。还有……我把这当做演戏。”他做了个斗牛士的姿势——端着一盘开胃饼干时这可不容易。“加油！”

“不错，但是——”

“我知道，我还没有真正入戏。必须忘我，对吧？”

“只有白兰度那样的演员才容易忘我。你们今年秋天怎么打算，迈克？”

“高四吗？吉姆很好。我，汉克·阿尔瓦雷斯，奇普·威金斯和卡尔·克罗克特在犹豫不决。

我们想去州队，务必将金球收入囊中。”

“我欣赏你的态度。”

“你今年秋天会导演一场戏剧吗，安伯森先生？”

“计划是这样。”

“好的，太棒了。给我留个角色……但是，有橄榄球赛要打，到时候只能演个小角色。去看看乐队吧，不错的。”

乐队岂止“不错”。小鼓上面的标识写着“骑士”。一位青年领唱倒数开始后，乐队唱起了流行歌曲《噢，我的头！》，老里奇·瓦伦斯[115]的歌——在1961年夏天，不算真老，不过已经死了近两年。

我端起装着啤酒的纸杯，走近音乐台。年轻人的声音很熟悉。键盘乐器的声音也很熟悉，听起来好像拼命想变成手风琴。突然发出咔嗒声。

这个年轻人是道格·萨姆，用不了几年他就会有自己的畅销单曲。一首是《她是一个先行者》，另一首是《门多西诺》。那是英国音乐入侵美国的时候，所以这支乐队基本上演奏的是特加诺摇滚，取个假的英国名称：道格拉斯爵士六重奏。

“乔治，过来见个人，好吗？”

我转过身。米米跟一位女士一起，从草坡上走下来。我对萨迪的第一印象——所有人对她的第一印象，我敢肯定——是她的身高。她穿着平底鞋，跟这里大多数女人一样，知道她们下午和晚上会在外面闲逛。但这个女人上次穿高跟鞋可能还是在她的婚礼上。即便是在她的婚礼上，她也很可能精心挑选了一件能遮住低跟或者无跟鞋的婚纱，这样一来，站在圣坛前面时，她才不会戏剧性地高过新郎。她少说有六英尺三英寸，但是，除了波尔曼教练和历史系的格雷格·安德伍德，我可能是聚会上唯一的男人。格雷格是根豆秆。

用当时的话说，萨迪的身材真好。她自己很清楚，但并不骄傲。从她走路的姿势能看得出来。

我知道我太高了，不能算是正常，她走路的姿势似乎在说。她的肩膀似乎说得更多：不是我的错。我就长成这样。像托普希一样。她穿着无袖裙，上面印着玫瑰。胳膊被晒成褐色。涂了点粉色的口红，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妆扮了。

不是一见钟情，我很确定，但第一印象我记得格外清楚。要是我告诉你我同样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克里斯蒂·埃平的话，那是在撒谎。当然，当时是在舞蹈俱乐部，我们都在干杯，所以我大体记得。

萨迪的好看属于所见即所得那一类自然型美国女孩的路子。她还有些别的什么。聚会那天，我想所谓“别的什么”就是司空见惯的高个子的笨拙。后来我发现，她一点儿也不笨。实际上，完全不笨。

米米看起来很好——至少不比去我家、劝我当全职教师的那一天差——但她化了妆，这倒是不太正常。化妆既没有遮住她眼睛下面的凹陷，凹陷可能是由睡眠不足和疼痛共同造就的；也没能遮住她嘴角新添的皱纹。但她在笑，为什么不呢？她嫁给了她的男人，成功地办了聚会，还带来了一位穿着可爱夏裙的可爱女孩，来见学校唯一合她意的英语老师。

“嗨，米米，”我说，沿着柔和的坡迎上去。

挥着手绕过牌桌（桌子是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厅借来的），等会儿人们会坐在桌边吃烧烤边看日落。“恭喜！我想现在得习惯叫你西蒙斯太太了。”

她露出了干涩的笑容。“还是叫米米吧，我已经习惯了。我有位新员工想让你认识一下。这是——”

有人忘记把一张折叠椅放回去，这个高大的金发女孩，已经朝我伸出手，面带“很高兴见到你”

的微笑，她绊在椅子上面，倒向前来。椅子跟她一起一边翘起，我看到，如果一条椅腿刺进她肚子，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把啤酒杯扔到草地上，大步向前一跃，在她跌倒前抓住了她。我的左胳膊扶住了她的腰，右手落在更高的位置，抓住了一处暖暖的，圆圆的，软软的地方。在我的手和她的乳房之间，她的棉布裙从裙子里光滑的尼龙或者丝绸，或者不知道是什么上面滑过。这是场颇富有生气的引见，不过我们撞到了椅脚。尽管我在她一百五十磅左右的冲力下蹒跚了一下，但我站住了，她也站住了。

我把手从她身上陌生双方刚认识时很少会碰的地方移开，说道，“你好，我是——”杰克。我差点儿说出了我二十一世纪的名字，但在最后一刻刹住了。“我是乔治。真高兴认识你。”

她的脸红到了发根。我可能也是如此。但她很有气质地笑了。

“很高兴认识你。我想你刚才救了我，否则我会摔得很惨。”

可能是的。因为就是这样，你看见了吗？萨迪并不笨，她容易出些状况。这很好笑，除非你意识到事情的真相：就像中了邪。她后来告诉我，当她和她的约会对象到达高四舞会时，她曾把裙子褶边卡在车门里，朝体育馆走时，成功地把裙子扯掉。她身边的饮水器曾经出现故障，喷了她一脸水。她点烟的时候，往往会把整盒火柴点着，烧到她的手指，烧焦她的头发。在家长之夜她文胸的带子会断掉。或者在安排有她讲话的学校集会开始之前，在长袜里发现两条巨大的脱丝。

她经过门的时候很小心头（所有敏感的高个子都学会了这一点），但人们总是在她走近门的时候鲁莽地把门撞到她脸上。她曾三次被困在电梯里，一次困了两个小时。一年前，在一家萨凡纳百货商店，新装的电梯卡住了她的鞋子。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切。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七月的那个下午，一位金发蓝眼的美丽女人倒在了我的怀里。

“我看你和邓希尔小姐已经相处得极好，”

米米说。“你们好好认识认识吧。”

于是，我想，从克莱顿太太到邓希尔小姐的转变已经实现了，不管走没走法律程序。椅子的一条腿戳进了草地。萨迪试着把它拉出来，开始没有拉动。最终拉出来的时候，椅背径自撞到她的大腿，飞向她的裙子，掀起她的袜子顶端直到吊袜带。袜带跟她裙子上的玫瑰颜色一样，是粉色的。她有点儿恼怒地叫出声。脸红变成了令人担忧的耐火砖的黑暗。

我接过椅子，安稳地放到一边。“邓希尔小姐……萨迪……我要是见过能喝杯冰啤的女人的话，那就非你莫属了。跟我来吧。”

“谢谢你，”她说。“真抱歉。我妈妈告诉我永远别向男人猛扑过去，可我总是学不会。”

我领着她走向啤酒桶，沿路指着各位同事（我抓住她的胳膊绕开一个玩排球的人，他往后击高球时好像要撞到她），我敢肯定一件事：我们可以成为同事，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或许是好朋友，但我们不会更进一步，不管米米是如何盘算的。

在洛克·哈德森[116]和多丽丝·黛主演的戏剧中，我们的见面毫无疑问算得上是“浪漫的邂逅”，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咧着嘴笑的人群面前，这只能是难看和尴尬的。没错，她很美。没错，跟这么高的女孩一起走，而自己的身材更高的感觉很妙。

不可否认，我很喜欢那柔软的乳房，罩在薄薄的一层棉布和性感的尼龙里面。但除非你只有十五岁，否则在草坪聚会上意外的一摸算不上一见钟情。

我给刚刚获得这一称呼的（或再次获得这一称呼的）邓希尔小姐端了杯啤酒，我们站在临时的吧台边聊了一段必要长的时间。当文斯·诺尔斯特地租来的鸽子把头伸出他的大礼帽啄他的手指时，我们都笑了。我指了更多的德诺姆教师（很多已经坐着酒精特快离开了清醒城市）给她看，她说她永远不可能认识所有人，我向她保证她会认识的。我告诉她需要任何帮助只管打电话给我。

必要长的几分钟时间，意料之中的聊天话题。然后她再次感谢我救了她免于重摔，然后她去看能否把孩子们聚到一起去打皮纳塔。我看着她离开，没有坠入爱河，却起了强烈的性冲动。我坦白，我短暂回忆了长袜顶端和粉色的吊袜带。

那天晚上我准备睡觉的时候，思绪又飞到她的身上。她美妙地填补了大量的空白，追踪着她穿着印花裙子摇摆前进的并非只有我的眼睛。但说真的，就是这样。还能有什么呢？在我开始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旅行前不久，我读过一本书，叫做《可靠的妻子》。爬上床的时候，小说中的一句台词在我脑海中闪过：“他已经失落了浪漫的习惯。”

我就是如此，熄灭电灯时我想，完全没了习惯。然后，蟋蟀的歌声将我送入梦乡：不光是她美妙的乳房。还有她的重量。她在我怀里的重量。

结果是，我根本没有失落浪漫的习惯。

7

约迪的8月酷似火炉，每天的气温至少有华氏九十度，经常飙上一百度。我在梅瑟巷的出租房里的空调还不错，但仍无法抵挡热气持久的袭击。有时候——如果下场暴雨的话——晚上会凉快点儿，但也不会凉快多少。

8月27日早上，我坐在桌旁写《凶杀地》。

门铃突然响了，我身着篮球短裤，别的什么都没穿。

我皱起眉头。今天是星期天，我刚刚听见教堂竞相响起的钟声，我认识的人大多去了镇上四五处做礼拜的地方。

我穿上一件T恤，走到门口。来者是博尔曼教练跟埃伦·多克蒂。埃伦是家庭经济系前任主任，在接下来的学年里担任德诺姆联合高中的代理校长。这丝毫不令人惊讶，就在米米正式提交辞职信的同一天，德凯也提交了他的辞职信。教练穿着深蓝色西装，花哨的领带似乎要勒断他的脖子。

埃伦穿着整洁的灰色套装，领口一圈蕾丝。他们看起来十分严肃。我的第一感觉，既有说服力又很疯狂：他们知道了。不知怎么，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我从哪来。他们是来告诉我的。

博尔曼教练的嘴唇在颤抖，虽然埃伦没有哭出来，但是眼泪充盈着眼眶。这时，我明白了。

“是米米吗？”

教练点点头。“德凯打电话给我。我叫上埃利——我通常带她去教堂——我们在通知大家。

她喜欢的人优先通知。”

“很抱歉，”我说。“德凯怎么样？”

“他似乎在硬撑，”埃伦说，然后严厉地看着教练。“他说的，至少是。”

“是的，他还好，”教练说。“崩溃，是肯定的。”

“肯定的，”我说。

“他准备将她火化。”埃伦的嘴唇不赞成地紧缩着。“说这是米米的意思。”

我思考片刻。“我们应该在开学时举行一场特别的聚会。我们能办到吗？可以让大家发表演讲。或许我们可以整理一些幻灯片？人们肯定有很多她的照片。”

“这个主意太棒了，”埃伦说。“你能组织吗，乔治？”

“我很乐意试试。”

“让邓希尔小姐帮你。”在更多有关做媒的怀疑掠过我的脑海之前，她又说：“我想这会让喜欢米米的男孩女孩们知道她亲手挑选的新兵在帮忙计划追思会。这也会帮助萨迪。”

当然会。初来乍到，她可以表达出一些善意，开始新的学年。

“好的，我会跟她谈。谢谢你们两位。你们还好吗？”

“当然，”教练坚决地说，但他的嘴唇仍然在颤抖。他能这样我很欣慰。他们缓步走向他停在路边的车。教练的手搀着埃伦的胳膊。他能这样我也很欣慰。

我关上门，坐在小前厅里的凳子上，想起米米曾说，如果我不接手高年级的演出，她会很失望。

要是我不在为期至少一年的全职教师合约上签字，她会很失望。要是我不能参加她的婚礼，她也会很失望。米米觉得《麦田里的守望者》应该出现在图书馆里，她也不反对星期六晚上来一场美妙的性爱。她是教职员工当中学生们毕业以后还会久久怀念的一位。当他们不再是孩子的时候，他们有时还会回来看望她。她属于那种会在问题学生的人生关键时刻出现，并让他们做出重要转变的老师。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圣经》箴言篇里说，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寻找羊毛和亚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还有比你身上所穿更多的衣服，所有的老师都知道这一点，食物也远不止你放入口中的那些。

米米女士已经喂养和装扮了许多人。包括我。我坐在从沃斯堡跳蚤市场买来的凳子上，低着头，脸埋在手里。我想着她，非常忧伤，但我的眼睛还是干的。

我不是一个轻易会哭的人。

8

萨迪毫不犹豫地同意帮我组织一场追思会。

我们在炎热八月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一直在做这件事，开车在镇上转，安排发言人。我怂恿迈克·科斯劳读《圣经》箴言篇第31章中，对有德行的女人的描述。阿尔·史蒂文斯主动请缨讲述她的生平——我从来没有从米米自己的口中听过——关于她如何给他的拿手菜叉角羚肉汉堡取名。我们还收集了两百余张照片。我最喜欢的照片是，米米和德凯在学校舞会上跳扭摆舞。米米看起来玩得很开心；德凯看起来像是屁股上长了根粗棍子。

我们在学校图书馆精心挑选了照片，图书馆里，桌上的名牌由“米米女士”变成了“邓希尔小姐”。

在此期间，我和萨迪从没亲吻过，从没牵过手，除了匆匆一瞥，从没长时间看着对方的眼睛。她只字不提她失败的婚姻，或者为什么从佐治亚来到得克萨斯。我只字未提我的小说，或者我大部分是杜撰的过去。我们谈论书。我们谈论肯尼迪，她认为他的外交政策具有侵略性。我们讨论崭露头角的民权运动。我跟她谈到北卡罗来纳州亨布尔加油站后面小径底下的木板。她说她在佐治亚州看见过为黑人设置的类似厕所，但是相信他们的好日子不远了。她认为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时日将至，但可能要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告诉她，有新总统和他当司法部长的弟弟推动，会来得更快。

她哼了一声。“你比我更尊敬那个咧着嘴笑的爱尔兰人。告诉我，他理过发吗？”

我们没有成为情人，但我们成了朋友。有时，她绊倒在什么东西上（包括她自己的脚，一双大脚），有两次我稳住她，但没有第一次抓住她那么让人难忘的地方。有时她会说，她得抽支烟，我会陪着她去外面金属制品店后面的吸烟区。

“我会很遗憾不能穿着我的蓝色旧牛仔裤来这儿，在板凳上四肢伸开坐着，”有一天她说。

此时距离开学不到一个星期。“办公室里的空气总是很污浊。”

“有一天这会得到改变的。校园内会禁止吸烟。包括老师和学生。”

她笑了。笑得很美，因为她的嘴唇很丰润。

牛仔裤，我不得不说，穿在她身上很好看。她的腿修长。更不要说她丰满的屁股。“一个无烟的社会……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肩并肩和谐地坐在一起学习……难怪你会写小说，你的想象力真丰富。你在你的水晶球里还看到了什么，乔治？登月火箭吗？”

“当然有，但是可能会比种族融合需要的时间长点儿。谁跟你说我在写小说？”

“米米女士，”她一边说一边把烟头摁进摆在一起的五六只沙瓮烟灰缸中。“她说写得很好。

说起米米女士，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工作上来。

我想照片差不多搞定了，你说呢？”

“对。”

“你确信放幻灯片时播放《西城故事》这首歌不会太伤感吗？”

我觉得“有些地方”比艾奥瓦和内布拉斯加加在一起更伤感，但按照埃伦·多克蒂的说法，这是米米最喜欢的歌。

我告诉萨迪这一点，她怀疑地笑笑。“我没有那么了解她，但那非常不像是她喜欢的歌。可能是埃利最喜欢的。”

“现在想想，似乎很有这个可能。听着，萨迪，想不想星期五跟我一起去看橄榄球？在星期一开学前向孩子们秀一下你在这儿？”

“想啊。”然后她停顿了一下，看起来有点儿不自在。“只要你没有打歪主意。我还没有准备好跟人约会。或许很长时间里都不会。”

“我也不会。”她可能想起了前夫，而我在想李·奥斯瓦尔德。很快他就会拿回美国护照。

之后剩下的麻烦就只有为他的妻子骗一张苏联出境签证了。“但是朋友有时会一起去看球。”

“没错，朋友会一起去。而且我喜欢跟你一起出去，乔治。”

“因为我比你高。”

她开玩笑地用拳头捶了我一下——像个大姐姐似的捶了一下。“说得对，朋友。你是我可以仰视的男人。”

9

在比赛现场，几乎所有人都抬头看我们两个，带着些许敬畏——好像我们是不同的人种。我想，这很好，这一次萨迪不必无精打采地适应。她穿着“狮子荣耀”运动衫和褪色牛仔裤。金色的头发梳到后面，扎成了马尾辫。看起来也像个高年级高中生。个头很高的学生，或许是女子篮球队的中锋。

我们坐在教师席，在吉姆·拉杜洞穿阿内特熊队的防守，成功实施六次传球，最后完成一记六码远的长传，全场观众都站起来欢呼时，我们也一起喝彩。中场休息时，德诺姆的得分是31，阿内特是6分。当球员跑下球场，德诺姆乐队挥舞着大号和长号上场，我问萨迪想不想要热狗和可乐。

“当然想啊，但是现在队肯定排到停车场了。

等到第三节暂停或者有什么其他情况时再去吧。

我们还要像狮子一样大吼，还要做吉姆的欢呼呢。”

“我想你自己能搞定这些。”

她朝我笑笑，抓住我的胳膊。“不，我需要你帮我。我对这儿还不熟，记得吗？”

她触摸我时，我感到一阵暖暖的颤抖，我无法将其解读为友谊。为什么呢？她的脸颊红了，眼睛闪着光。在灯光和得克萨斯州黄昏的天空下，她异常美丽。我们之间可能会发展得更快，若不是中场休息时发生了那一幕。

乐队像所有的高中乐队一样前进，踩着步伐，但并非整齐划一，演奏着无法分辨的歌曲集锦。

演奏完之后，拉拉队长们跑到五十码线上，把塑料丝球放在脚前，双手放在髋部。“跟我说L！”

我们照着她们的要求做，在她的要求下，我们又喊“I”“O”“N”“S”。

“拼在一起念什么？”

“狮子！”主场看台上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

“谁是赢家？”

“狮子！”根据半场的比分，这一点毫无悬念。

“那就听听你们的叫喊！”

我们用传统的方式叫喊，先朝左，再朝右。

萨迪竭力喊叫，用手罩着嘴巴，马尾辫从一只肩膀甩到另一只肩膀。

接下来是吉姆的欢呼。此前的三年——是的，我们的拉杜先生还是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开始打四分卫——这非常简单。拉拉队长会喊“让我们听听你们的‘狮子的荣耀’！谁领导我们的球队？”主场观众喊“吉姆！吉姆！吉姆！”之后，拉拉队长会继续做几个侧翻跳，然后下场，以便其他球队的乐队能上来吹一两首曲子。但是今年，可能是为了向吉姆的告别赛季表示敬意，口号已经改了。

每次观众大喊“吉姆”，拉拉队长就用他的姓的第一个音节回应，拉长的声音就像音符。这很新鲜，但不复杂。观众急急忙忙地跟着呼喊。

萨迪跟着喊得最好的观众一起喊着口号。直到她意识到我没有喊。我只是站在那儿，张着嘴巴。

“乔治，你还好吗？”

我没法回答。事实上，我根本没听见她的话。

因为我的大部分身体已经回到了里斯本福尔斯。

我已经穿过兔子洞。我已经沿着烘干房的边上走，从铁链底下钻过去。我已经准备好了遭遇黄卡人，但不会被他攻击到。只是，他不再是黄卡人。现在，他是橙卡人。“你不该来这儿，”他曾经说，“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当我开始问他有没有试过匿名戒酒会时，他说——“乔治？”此刻萨迪的声音听起来既焦急又关心。“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球迷们已经完全沉醉在叫喊呼应的游戏之中。

拉拉队长们喊“吉姆”，露天看台上的人则回应“拉”。

“滚蛋，吉姆拉！”这是由黄卡人变成橙卡人的家伙（尽管还没有变成死在自己手上的黑卡人）对我咆哮着说的，这也是我现在听到的，在拉拉队长和两千五百名球迷之间投来掷去，像个实心球一样：

“吉姆拉！吉姆拉！吉姆拉！”

萨迪抓住我的胳膊，摇晃我。“说话呀，先生！

说话呀，我真的害怕了！”

我把脸转向他，勉强笑了笑。笑得不容易，相信我。“我猜，只是低血糖。我去买可乐。”

“你不会晕倒吧？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救护站，要是你——”

“我很好，”我说，然后想都没想我在做什么，就亲了一下她的鼻尖。有个孩子喊：“加油，安伯森先生！”

不仅没有生气，她像兔子一样扭动鼻子，然后笑了。“给我带根香辣热狗。多放点奶酪。”

“是，夫人！”

过去跟自身很和谐，我已经非常了解。但这是什么歌？我不知道，这让我很着急。在通往饮料摊的混凝土跑道上，口号声被放大了，让我想用双手盖住耳朵。

“吉姆拉！吉姆拉！吉姆拉！”

第四部 萨迪与将军

第十四章

1

追思会是在新学年第一天的晚上开的。如果能用眼泪沾湿的手帕来衡量成功的话，我和萨迪组织的活动可谓大获成功。我肯定孩子们的情绪得到了痛快的宣泄，米米女士本人也会喜欢的。“挖苦的人往往是盔甲下的胆小鬼，”她曾经对我说，“我也一样。”

在追思的大部分时间里，教师们忍着没有流泪。直到迈克开始打动他们，迈克冷静、诚挚地朗诵着箴言第31章。此后，放映幻灯片的时候，伴着极其伤感的音乐《西城故事》，教师们也哭了。我发现波尔曼教练尤其有趣。眼泪从他涨红的脸上流下，高声的哭泣从他宽大的胸膛中传来，德诺姆的橄榄球领袖让我想起了大家第二喜欢的卡通鸭子，鸭宝宝休易。

我站在滚动着米米女士照片的大屏幕前，将观察到的这一幕悄悄地告诉萨迪。她也哭了，但不得不下台，走进旁边的房间里，笑容战胜了她的眼泪。她安全地站在影子里，责备地看着我……

然后把手指伸过来。我认为我配得上这个。我在想是不是米米女士仍然认为萨迪和我会相处得极好。

我想她很可能会这么认为。

我挑选了《十二怒汉》作为秋天要演出的戏，既是偶然，也是故意疏忽，没有通知塞缪尔·弗伦奇公司我想将我们的版本改名为《陪审团》，这样我就能用些女演员。我会在十月下旬挑选演员，11月13日开始排练，届时狮子队的最后一场橄榄球常规赛业已结束。我有意让文斯·诺尔斯出演8号陪审员——坚持己见的家伙，在电影中由亨利·方达出演——迈克·科斯劳则出演我认为最棒的角色：盛气凌人、粗暴无礼的3号陪审员。

但我已经开始关注一场更重要的演出，让弗兰克·邓宁事件相比之下像是毫无价值的杂耍短剧。这场演出名为《杰克和李在达拉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其中的一幕会是悲剧。时机成熟时，我必须准备登场，这意味着演出会提前开始。

2

10月6日，德诺姆狮子队赢得了第五场橄榄球赛，朝着献给文斯·诺尔斯的全胜赛季前进。

文斯在《人鼠之间》中扮演了乔治，他永远没有机会在乔治·安伯森版的《十二怒汉》中出演角色了——这一点稍后再说。那是个为期三天的周末的开始，因为接下来的星期一是哥伦布日。

假期我开车去了达拉斯。很多商店都开着，我的第一站就是格林维尔大道上的一家当铺。我告诉柜台后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我想买他手里最便宜的结婚戒指。从店里走出来，我的左手第三根手指上戴着八元的金戒指（至少看起来像金的）。然后我开到市中心中央大街下游的一处地方，我在达拉斯黄页上搜索到的：沉默的迈克卫星电子。在那里，一位穿着整齐、身材矮小的男人接待了我。他戴着角质架眼镜，衣服上挂着一枚既古怪又前卫的徽章，上面写着“别相信任何人”。

“你是沉默的迈克吗？”

“是的。”

“你真的沉默寡言吗？”

他笑了。“那要看是谁想听我说话。”

“假定没有人想听，”我说，告诉他我想要什么。结果是，我本可以省下八块钱。因为他根本没兴趣了解我所谓的不忠的妻子。倒是我想买的装备引起了卫星电子商店老板的兴趣。在那个话题上，他是多话的迈克。

“先生，不管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你们可能有那样的装备，但我这里肯定没有。”

这又让我想起米米女士把我比作《地球停转之日》里的外星访客。“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想要台小型无线收听设备？好吧。我有很多，在你左边的玻璃盒子里。它们叫晶体管收音机。牌子有摩托罗拉和通用，但是日本制造的质量最好。”他嘟起下嘴唇，把一缕头发从额头上吹开。“这不是当头一棒吗？十五年前，我们将他们的两个城市炸成了放射性尘埃，将他们打败，但他们死了吗？没有！他们藏在洞里，直到灰尘落下来，然后爬出来，拿着电路板和烙铁，而非日本南部机关枪。到1985年，他们会拥有全世界。至少我居住的地方。”

“所以，你帮不了我？”

“你开什么玩笑？我当然能。沉默的迈克·麦凯克伦总是乐意满足顾客的电子需求。但是得花钱。”

“我很情愿花上一笔。等我把这个撒谎的婊子拽上法庭我能省更多钱。”

“啊哈。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去后面拿点儿东西出来。把门上的牌子翻成‘关门打烊’，好吗？我想给你看样东西，可能不……嗯，可能是合法的，但谁知道呢？沉默的迈克·麦凯克伦是律师吗？”

“我猜不是。”

我的这位六十年代电子产品导购再次露面时，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外观奇怪的装置，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纸板盒。盒子上印的是日文。装置看起来像给少妇用的仿真阴茎，安装在黑色的塑料圆盘上。圆盘有三英寸厚，直径跟二角五分硬币差不多，一团电线从里面穿出来。他把这玩意儿放在柜台上。

“这是个回声器。就是在达拉斯造的，朋友。

要是有人能打败日本人的子孙，那就是我们。到1970年，达拉斯的电子会取代银行业。记住我说的话吧。”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指着天说，“上帝保佑得克萨斯。”

我拿起那玩意儿。“这东西的脚立在脚垫上放在家里，算是什么回声器？”

“这是最接近你跟我描述的你想要的窃听器之类的玩意儿。体积很小是因为它没有真空管，也不使用电池。用的是普通的家庭交流电。”

“把它插在墙上吗？”

“当然，为什么不能呢？你的妻子和她的男朋友可以看着它说，‘太棒了，我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在这里装了窃听器，让我们来场闹腾的性交，然后聊聊我们所有的私事。’”

他是个怪诞可笑的人，好吧。不过，忍耐是种美德。我想要我想要的。

“这玩意儿怎么用？”

他敲了敲圆盘。“这里装进灯座。不是落地灯，除非你想录下老鼠在踢脚板内跑动的声音，你明白吗？是台灯，人们说话的地方。”他拂了一下电线。“红线和黄线连接到电灯线，电灯线插在墙上。打开灯，窃听器才会打开。如果他们打开的话，嘿，你就开始啦。”

“这是麦克风吗？”

“对，在美国货里算不错的。现在——你看见剩下两根电线了吗？蓝色和绿色的？”

“嗯。”

他打开印着日文的纸板盒，取出一台盘式录音机。体积比萨迪的云斯顿香烟包大一点儿，但没有大很多。

“这些电线连到这里。底座部分装在灯里，录音机放在办公桌抽屉里，或者放在你妻子的短裤中。或者在墙上钻个小洞，装在厕所里。”

“录音机总是从电灯线里取电吗？”

“那是自然。”

“我能买两个这种回声器吗？”

“四个都可以，如果你需要的话。但是要一个星期。”

“两个就够了。多少钱？”

“这类东西可不便宜。一对要一百四十块。

最低价了。必须现金支付。”他说话的口气中带着遗憾，仿佛是说我们刚才做了个美妙的电子技术梦，现在梦该结束了。

“请你安装的话得加多少钱？”我看到他一阵惊慌，赶紧消除他的紧张。“我不是让你干黑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是把窃听器装在几只台灯里，连在录音机上——行不行？”

“当然可以，怎么称呼？”

“叫我无名先生吧。”

他的眼睛一亮，就像E·霍华德·亨特[117]第一次遭遇水门酒店的挑战时一样。“不错的名字。”

“谢谢。有必要多带点电线。要是我装得近，就短点儿；要是我不得不藏到橱柜里或者墙的另一边，就得长点儿。”

“可以，但线不能超过十英尺，否则声音就不清楚了。还有，你用的线越多，被人发现的几率就越大。”

即使一个英语老师也能明白这一点。

“一共多少钱？”

“嗯……一百八。”

他准备好讨价还价，但我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爱好。我放五张面值二十元的钞票在柜台上，然后说，“等我拿到货再给你余款。但事先得试试能不能正常工作，怎么样？”

“好的，可以。”

“还有一件事。用旧台灯。很旧的那种。”

“很旧的？”

“像是从旧货甩卖或者跳蚤市场上两毛五一盏那种。”在导过一些戏之后——算上我在里斯本高中导演的，《人鼠之间》已经是第五场了——你就对背景布置有了些了解。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有人从带简单家具的公寓里偷走装有窃听器的台灯。

有一小会儿，他看起来很疑惑，然后心领神会的笑容出现在他脸上。“我明白了。真实。”

“计划就是这样，斯坦。”我朝门口走去，然后走回来，胳膊靠在晶体管收音机展示柜上，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敢发誓说他看见的是杀害弗兰克·邓宁的那个人，但我也不敢发誓说他没有看见。“你不会跟人乱说，对吧？”

“不会，当然不会！”他用两根手指盖住嘴唇。

“这就对了，”我说。“什么时候能好？”

“得几天时间。”

“我下星期一回来。你什么时候关门？”

“五点。”

我算了算从约迪到达拉斯的距离，然后说：“再加二十块，开到七点。我最快也要那个时候。

怎么样？”

“好的。”

“很好。把东西都准备好。”

“我会的。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有。你到底为什么叫沉默的迈克？”

我期待他说“因为我会保守秘密”，但他没这样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以为圣诞颂歌是在唱我。有点儿卡住了。”

我没有问为什么，但朝我的车走去的半道上，我突然领悟，笑了起来。

沉默的迈克，神圣的迈克。[118]

有时候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3

等李和玛丽娜回到美国，他们会住进很多租金便宜的公寓，包括在奥尔良我已经拜访过的一间。但是，根据阿尔的笔记，我想只有两处我需要注意。一处位于达拉斯西尼利街214号。另一处位于沃斯堡，这一处正是我拜访沉默的迈克之后要去的地方。

虽然我有张城市地图，但还是问了三次路。

最后，是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一家小零售铺的店员，给我指对了路。等我最终找到地方时，对这儿的方位为什么那么难确定便不感到惊讶了。

梅赛德斯街尽头是尚未铺砌的沙砾路，两边挤满比小佃农的窝棚好不了多少的破烂房屋。街道通向一片巨大而几乎空着的停车场，风滚草在破烂的沥青间拂动。停车场外是一家空心砖仓库的后墙。墙上用白灰写着十英尺高的字：“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地块”，“闲人勿入，违者必究”，以及“警方监控”。

空气中弥漫着从敖德萨一米德兰方向传来的石油气味。敞开的窗户传出摇滚乐的声音。我听到了多维尔斯，约翰尼·伯内特，李·多尔西，查比·切克……这是在开始的四十码左右。女人们在生锈的旋转木马上晾衣服。她们都穿着罩衣，很可能是从扎耶尔的马默斯马特市场买的。看起来都像是怀孕了。一个肮脏的小男孩和一个同样肮脏的小女孩站在开裂的泥土车道上，看着我开过去。他们手牵着手，长得太像了，肯定是双胞胎。

男孩只穿了一只短袜，拿着一支玩具枪。女孩穿着米老鼠T恤，下面穿着一块松弛的尿裤。她抱着一个跟她一样脏的塑料娃娃。两个光着上身的男人在各自的院子之间踢着球，嘴角都叼着香烟。

在他们旁边，一只公鸡和两只浑身污泥的母鸡在灰地上啄食，旁边是只骨瘦如柴的狗，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死了。

我把车停在2703号门口，李无法忍受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让人窒息的爱之后，就会带着妻子和女儿搬来这里住。两块混凝土板通向一块油污的地面。要是在城市更富庶的地方，这块地方肯定会变成车库。一块可能被当做草坪的荒地上长满杂草，散放着便宜的塑料玩具。一个穿着破烂粉色短裤的女孩正对着房子墙壁不停地踢足球，每次球击中木头墙板，她就高喊一声。

一个女人，头发卷在巨大的蓝色卷发筒上，嘴里叼着烟，把头从窗户里挤出来喊道：“你再踢得话，罗塞特，我就出来把你这个讨厌鬼打一顿！”然后那个女人看见了我。“你想干什么？

你要是来收钱的话，我帮不了你。都是我丈夫管。

今天他上班了。”

“不是来收钱，”我说。罗塞特大吼着把球踢向我，我用脚边接住球，然后轻轻地踢回去，她的吼叫变成了勉强的微笑。“我只想跟你聊聊。”

“那你等一下。我穿衣服。”

她的头不见了。我等着。罗塞特这次把球踢得很高，但在球撞到房子之前我用手掌接住了。

“不准用手，你这个肮脏的老王八蛋，”她说。

“要罚球！”

“罗塞特，我是怎么说你张那该死的嘴的！”

妈妈走出来，站到门阶上。用黄色薄纱巾盖住卷发筒。这让她看起来像被茧包裹的昆虫，那种有毒的昆虫。

“肮脏的、狗杂种老王八蛋！”罗塞特尖叫着，然后朝蒙哥马利一沃德百货公司仓库方向的梅赛德斯街上跑去，一边踢球，一边疯笑。

“你想干什么？”妈妈22岁，看起来却像是50岁。好几颗牙都没有了，黑色的眼睛也褪了色。

“想问几个问题，”我说。

“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掏出钱包，拿出一张五块的。“别问问题，我会跟你说实话。”

“你不是这一带的。听口音像北方人。”

“你想不想要钱，女士？”

“那要看是什么问题。我可不会告诉你我胸罩的尺寸。”

“首先，我想知道你在这里住多久了。”

“这个地方吗？六个星期吧，我猜。哈里以为他能在蒙哥马利一沃德百货公司仓库找到活儿，但是他们不招人。所以他去了万宝盛华人力资源公司。你明白吗？”

“临时工吗？”

“对，他跟一群黑人一起干活。”不过她说的不是“干活”，是“干话”。“跟一群黑人一起在路边干活，每天九块钱。他说像是又回到了西得克萨斯劳教所。”

“你们的房租是多少？”

“五十块钱一个月。”

“有家具吗？”

“简单家具。可以这样说吧。有张该死的床，一个该死的煤气炉子，炉子迟早会把我们都害死。

我不会让你进去看的，别指望了。我他妈的都不知道你是谁。”

“有没有台灯？”

“你疯了，先生。”

“有没有？”

“有，两个。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我不会呆在这儿的，我要是呆在这儿真是他妈的见鬼了！他说怎么怎么不想搬回莫泽尔跟我妈妈一起住，但不至于那么糟吧。我不会呆在这的。你闻到这地方的气味了吗？”

“是的，夫人。”

“那简直是屎。不是猫屎，不是狗屎，是人屎。

跟黑人一起工作是一回事，但像黑人一样生活？

不。问完了吗？”

还没有，尽管我希望问完了。我对她厌烦了，对自己敢于评判也厌烦了。她是她的时代、她的选择以及这个臭气熏天的街上的囚犯。但我留意的是黄色头巾下面的卷发筒。肥胖的蓝色昆虫等待孵化。

“没有人会在这儿住很久，对吧？”

“在梅赛德斯街上吗？”她挥挥烟头，烟头指向通往废弃停车场和巨大仓库的沙砾路，仓库里面装着她永远不可能拥有的好东西。指向拥挤而简陋的小屋，破烂的空心砖台阶，用纸板挡住的破烂窗户。指向愤怒的孩子。指向老旧而锈迹斑斑的福特、哈德逊和斯图贝克百灵鸟汽车。指向无情的得克萨斯天空。然后，她发出可怕的笑声，笑声既好笑又绝望。

“先生，这是通往不存在之地路上的一个公交车站。我和布拉蒂·休准备回莫泽尔。如果哈里不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就自己去。”

我把地图从裤子口袋中拿出来，撕下一小片，然后把我在约迪的电话写在上面。又掏出五块钱，递给她。她看了一眼，但没有接。

“我要你的电话号码干什么？我又没他妈的电话。没有达拉斯沃斯堡电话交换机。那是他妈的长途。”

“你要是准备搬出去就打电话给我。这就是我想要的。你打电话说，‘先生，我是罗塞特的妈妈，我们准备搬走了。’仅此而已。”

我能看出她在盘算。但没用很久。十美元比她丈夫在得克萨斯的烈日下干一整天活挣的钱还要多。因为万宝盛华根本不知道节假日付一倍半的加班费。而这十美元他根本不会知道。

“再给我几美分，”她说。“我要打长途。”

“拿去，再给你一块。记着点儿，别忘了。”

“不会忘的。”

“不，你不会忘记。因为你要是忘了的话，我就去找你丈夫说。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事儿，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艾维·坦普尔顿。”

我站在泥土和草丛中，闻着屎臭、半熟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的气味。

“先生？你怎么了？你突然头晕了！”

“没什么，”我说。可能没什么。坦普尔顿远远算不上是个罕见的名字。当然，一个人可以说服自己任何事，只要他尽力的话。我此刻的行走、谈论正证明着这一点。

“你叫什么名字？”

“普通人，”我说。“再问一遍我还是这么说。”

在这种小学生式玩笑的逗趣下，她终于笑了。

“是的，好吧。走吧。你出去的路上会撞见我那个小婊子，你也许会帮我个忙。”

我驾车回到约迪，在门上发现一张便条。

乔治——

能打电话给我吗？需要帮个忙。

萨迪（而这就是麻烦所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进屋打电话给她弄明白了。

4

博尔曼教练的妈妈住在艾比利尼的一家疗养院里，髋部骨折，这个星期六是德诺姆联合高中的萨迪·霍金斯舞会[119]。

“教练说服我陪他跳舞！他说，引用他的原话，‘你怎能拒绝参加这个以你的名字命名的舞会？’他上周说的。像个傻子一样，我同意了。

现在他要去艾比利尼，我怎么办呢？陪两百个性饥渴的十六岁男孩一起跳扭摆舞和菲利舞吗？我想不要！要是有的男孩带了啤酒呢？”

我想他们要是没带就太人让意外了，但觉得最好别这么说。

“或者要是停车场有人打架怎么办？埃利·多克蒂说，去年一群来自亨德森高中的男孩砸了舞会，两所学校分别有两个孩子进了医院。乔治，你能帮我吗？求你了！”

“我刚刚被萨迪·邓希尔变成萨迪·霍金斯了吗？”我笑着说。跟她一起去舞会的想法并没有让我情绪低落。

“别开玩笑了！一点都不好笑！”

“萨迪，我很高兴跟你一起去。你能帮我带朵胸花吗？”

“我会帮你带瓶香槟，如果需要的话。”她沉思了一下。“不，不能花我的工资。就一瓶科达克酒吧。”

“是七点半开门吗？”实际上我知道。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海报。

“对。”

“只是场录音舞会。没有乐队。这很好。”

“为什么？”

“现场乐队会带来问题。我有次参加一场舞会，推销员在休息的时候卖了些啤酒。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有人打架吗？”她听起来很恐惧，也很着迷。

“没有。但是到处呕吐。真是灿烂啊。”

“这是在佛罗里达吗？”

是在里斯本高中，2009年。于是我告诉她是的，在佛罗里达。还告诉她，我很高兴陪她去舞会。

“非常感谢，乔治。”

“我很荣幸，夫人。”

这绝对属实。

5

萨迪·霍金斯舞会由加油俱乐部承办，准备工作非常出色：体育馆的椽子（当然，是银色和金色的）上挂满飘带，提供大量姜汁汽水饮料、柠檬小脆饼，还有美国未来的家庭主妇们准备的红色天鹅绒纸托蛋糕。艺术系——尽管很小，却很有献身精神——贡献了一份卡通壁画，上面是不朽的霍金斯小姐本人，在多帕奇追逐心仪的单身汉。大部分工作是马蒂·肖和迈克的女朋友博比·吉尔做的，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此而自豪。

我在想七八年之后，她们是否还会同样自豪。那时，第一波拥护妇女解放的人开始烧掉她们的乳罩，参加游行，要求她们充分的生育权。更不要说穿着的T恤上还写有“我不是财产”，“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不需要自行车”。

那晚的DJ和节目主持人是唐纳德·贝林厄姆，二年级学生。他过来时带着很酷的唱片集，两只新秀丽手提箱。在我的授意下（萨迪看起来很疑惑），他把韦伯科牌留声机和他爸爸的放大器连上学校的公共广播系统。体育馆很大，自然地产生混响。几声回应的尖叫之后，隆隆的音乐开始播放。唐纳德虽然生在约迪，却住在马里兰州罗克维尔。他戴着粉边眼镜，镜片很厚，休闲裤的皮带扣在后面，穿着奇异的鞍脊鞋，真是疯狂啊。

涂着百利发乳的鲍比·莱德尔[120]鸭屁股发型下面，满脸青春痘。看起来似乎他得到一个来自活生生的女孩的初吻大约会在年约四十二岁时。他在麦克风前既敏捷又风趣，他的唱片集（他称之为“唱片堆”和“唐纳德·贝林厄姆的声音圆垛”）像之前看到的一样，奇酷无比。

“让我们用岁月尘封的声响揭开舞会的序幕，一首炫酷至极、堪称金曲、举足轻重的摇滚经典，跟着‘丹尼与孩子们’的节奏，舞动你的脚步吧！”

《舞步回旋》震撼着整个体育馆。舞会像六十年代早期常见的那样开始，只有女孩跟女孩一起跳吉特巴舞。穿着矮腰皮鞋的脚飞舞着。裙裾摇摆。不过不一会儿，舞池中间就充满了一对对的男孩女孩……在快舞的部分，至少，还有像《负心的杰克》和《凌晨两点三刻》这样更时髦的乐曲。

没有多少孩子能达到《与星共舞》的水平，但他们很年轻，很有激情，显而易见，跳得很疯狂。

看到他们这样我很高兴。稍后，要是唐纳德·贝林厄姆没有意识把灯光稍稍调暗一点的话，我肯定会这样做。萨迪开始很紧张，准备好面对乱子。

但这些孩子们只是来开心的。没有从亨德森高中或者其他学校来捣乱的人。她看到这一切，逐渐放松下来。

音乐接连不断地放了四十分钟，我吃了四个红色天鹅绒纸托蛋糕，靠向萨迪说：“该安德森学监进行第一轮巡视了，看看场内有没有人行为不检。”

“想让我跟你一起吗？”

“我想让你留心点潘趣酒盆。要是哪个年轻男孩端着一杯什么东西靠近它，哪怕是止咳糖浆，我想让你用电刑或者阉割来吓唬他，随便哪个你觉得更有效的。”

她靠到墙上，笑到眼角闪着泪光。“滚吧，乔治，你真下流。”

我走开了。我很高兴逗笑了她，不过，即便三年之后，我还是很容易忘记带点儿黄色的笑话在以前的时代会产生多大效果。

我看到一对男女在体育馆东边比较隐蔽的地方有逾矩之举——男的在女的羊毛衫里乱摸，女的显然要把男的嘴唇吸掉——我拍了拍乱摸的家伙的肩膀，他们跳开了。“留到舞会之后吧，”

我说，“现在，回到体育馆去。慢点走。冷静下来。

喝点潘趣酒。”

他们走开了，女孩扣上羊毛衫，男孩弯着腰走路，那青春期男孩的步态众所周知，叫“扭着蛋疼的步子”。

二十几只红色的萤火虫在金属制品店后面闪烁。我挥挥手，吸烟区的几个孩子也朝我挥挥手。

我把头伸向木制品店东边的角落，看到让我不悦的一幕。迈克·科斯劳、吉姆·拉杜和文斯·诺尔斯挤在那儿，互相传递着什么东西。我一把抢过来，在他们弄清状况之前扔到链子围起来的篱笆外面。

吉姆有点儿惊讶，然后露出那懒散的橄榄球英雄的笑容。“你好，安伯森先生。”

“省省吧，吉姆。我不是被你迷得神魂颠倒的女生，我也不是你的教练。”

他很震惊，有点害怕了。但我从他脸上没有看到不服的表情。我想，要是在达拉斯的校园里，我看到的肯定是不服。文斯朝后退了一步。迈克站在原地，看起来垂头丧气，局促不安。不，不止是局促不安。简直是羞愧难当。

“在录音舞会来一瓶，”我说。“我没指望你们遵守所有的纪律，但为什么你们违反纪律时总是这么愚蠢？吉米，你被抓住喝酒，被球队开除了，你的‘阿拉巴马大学奖学金’会怎么样？”

“也许会被罚退出校队一年，我猜，”他说，“就这样。”

“对，观战一年。但是你必须有比赛成绩才能拿到奖学金。你也一样，迈克。你会被踢出戏剧俱乐部。你想这样吗？”

“不，先生。”简直就是低语。

“你呢，文斯？”

“不，嘿嘿，安伯森先生。绝对不。我们还能演陪审团这部剧吗？因为如果我们能——”

“你不知道在老师批评你时要闭上嘴吗？”

“是，安伯森先生。”

“你们几个下次不会得到我的原谅了，今天晚上算你们走运。你们今天晚上得到的是宝贵的建议：别糟蹋了你们自己的前途。不能为了一年后你们甚至不会记得的学校舞会上喝过的一品脱五星威士忌。你们明白吗？”

“记住了，先生，”迈克说，“对不起。”

“我也是，”文斯说，“真的。”画了个十字，咧嘴笑了。有些人就是这德性。也许世上需要一帮聪明人，让世界更有生气，谁知道呢？

“吉姆？”

“明白了，先生，”他说，“请别告诉我爸。”

“不会，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我看着他们。

“明年到了大学你们可以找到很多地方喝酒。但在我们学校不行。听到了吗？”

这次，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听到了。

“那进去吧。喝点果汁，把你们的满嘴酒气漱干净。”

他们走了。等了一会，我远远地跟在后面。

低着头，双手深深地插在裤兜里，陷入深思。在我们学校不行，我说的是，我们学校。

“来我们这里教书，”米米曾经说，“你生来就是干这个的。”

这一刻，2011年从未显得如此遥远。见鬼，杰克·埃平从未显得如此遥远。低沉的次中音萨克斯从得克萨斯州腹地一个正在聚会的体育馆里响起。甜蜜的微风将乐声吹散在夜空中。鼓手击打着诱人的节奏，吸引人们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舞动脚步。

我想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我决定我永远不再回到未来。

6

低沉的萨克斯和刺激的鼓点来自钻石乐队。

歌曲是他们的《漫步》。孩子们没有跳这支舞。

没怎么跳。

这是我和克里斯蒂去星期四晚上的舞蹈班学的第一支舞。是成双成对跳的舞蹈，为了缓和气氛，每对男女从拍手的男人和女人中间的过道扭过去。而我回到体育馆里看到的情况却迥然不同。

这里，男孩和女孩们一起跳，在彼此的怀中转动，好像跳华尔兹一样，然后分开，最后回到起始位置。

他们分开时以脚跟支地，髋部摆向前方，动作既迷人又性感。

我从餐桌后面看到迈克、吉姆和文斯加入男人的一边。文斯没什么——要说他跳得像个白人男孩，简直是对所有白人男孩的侮辱——但吉姆和迈克跳得很有运动员的气势，有种不经意的魅力。很快另一边的女孩们就开始看着他们。

“我开始担心你了！”萨迪的吼声盖过了音乐，“外面一切还好吗？”

“很好！”我吼着答道，“这支舞是什么？”

“麦迪逊！他们整个月都在室外演奏台上跳！想让我教你吗？”

“小姐，”我一边说一边拉起她的胳膊，“我来教你吧。”

孩子们看我们上场，腾出地方，一边鼓掌一边喊“加油，安伯森先生！”，“秀给他看看，邓希尔小姐！”。萨迪一边笑，一边把马尾辫扎紧。

脸上泛起红晕，显得异常美丽。她脚跟踩地，拍着手，跟其他女孩一起摇动肩膀，然后向前进入到我怀里，眼睛向上看着我的眼睛。我很惬意个子足够高，能够让她仰视。我们像结婚蛋糕上的新娘和新郎一样旋转，然后分开。我身子向下沉得很低，在趾尖上旋转，双手像艾尔·乔森[121]唱《保姆》时一样伸出来。这引来更多掌声，并且，先于披头士乐队，引来女孩们的尖叫。我不是在炫耀（好吧，就算有一点）；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跳舞。

很久没这么跳了。

歌曲结束了，低沉的萨克斯回响消失，又回到了那永恒的摇滚，DJ喜欢称之为“墓场”。我们开始走下场地。

“上帝，真过瘾，”她说。她抓起我的胳膊挤了一下。“你真带劲。”

我没来得及回应，这时，唐纳德通过公共广播说：“为了向两位真正会跳舞的监护人——事实上，这在我们学校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致敬，现在来一首经典老歌，虽已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却铭记在我们的心里。一首举足轻重、从我老爸的唱片集中挑出来的歌曲。我把老爸的唱片集拿来，他可不知道。你们谁要是告诉他，我可就惨了。明白吗，你们这些摇滚乐迷，这是安伯森先生和邓希尔女士上高中时的音乐！”

他们都把目光集中到我们两个身上，嗯……

好吧……

你知道吗？晚上在外面看见云彩的边缘被照成明亮的金色时，你会知道月亮一两秒钟就会出来。我此时就是这种感觉，站在绉纱彩带轻舞飞扬的德诺姆体育馆里。我知道他要放什么歌，我知道我们会随歌起舞，我知道我们会怎么跳。紧接着，音乐的引子开始了：“吧哒哒……吧哒哒迪咚……”

格伦·米勒。《喜悦心情》。

萨迪把手伸到背后，扯下橡皮筋，松开马尾辫。

笑容依旧，开始扭臀。头发平稳地从一个肩膀晃到另一个肩膀。

“你会跳摇摆舞吗？”我的声音盖过了音乐声。我明知道她会。也知道她想跳。

“你是说林迪舞吗？”她问道。

“对。”

“嗯……”

“跳吧，邓希尔女士，”一个女生喊道。“我们要看。”这个女孩的两个朋友将萨迪推向我。

她犹豫了一下。我又旋转一圈，伸出双手。

我们朝场地上走去时，孩子们一阵欢呼，让开地方。

我把萨迪拉向我，在片刻迟疑之后，她开始向左旋转，然后向右旋转。A字形套头衫让她刚好能换脚。我们跳的正是住到沟里的里奇和住在堤上的贝维1958年秋天学跳的林迪舞变化动作。“喧闹起来”。当然是的。因为历史很和谐。

我们双手紧扣，我把她拉到我身边，然后放回去，两个人打开。然后，就像已经练习了几个月的舞伴一样（可能是在废弃的野餐区域跟着放慢的唱片），我们弯腰踢脚，先向左踢，再向右踢。

孩子们跳跃着，欢呼着，一边拍手，一边在我们周围磨光的地板中央围成一个圈。

我们一起跳，她像跳起的芭蕾舞女一样旋转。

“现在推我，提醒我往左还是往右。”

我的右手被轻轻地推了一下，她的这个动作仿佛在我的意念的召唤下如期而至。她像螺旋桨一样转回去，秀发飘飘，在灯光下一会闪着红光，一会闪着蓝光。我听到好几个女生在喘气。我抓住萨迪，一只脚跟站着，弯下身，萨迪俯在我的胳膊上，不停祈祷别把膝盖弄骨折。

我站起来，她跟我一道起来。她钻出来，然后回到我的怀中。我们在灯光下尽情舞蹈。

舞蹈就是生命。

7

舞蹈十一点结束，但直到星期天凌晨零点一刻我才把森利纳开上萨迪的车行道。监督青少年舞会这项迷人的工作还包括一个没人会告诉你的部分，就是音乐结束以后，要保证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并锁起来。

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虽然唐纳德又放了几首很诱人的爵士乐曲，孩子们也纠缠着让我们继续跳，但我们拒绝了。一次记忆会很难忘，两次记忆可能就抹不掉了。这在小镇上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对我来说，记忆已经无法抹掉了。

我无法停止想象她在我怀里的感觉，以及她在我脸边急促的呼吸。

我熄灭发动机，转向她。现在她会说“谢谢你带我出来”，或者“谢谢你，我今晚过得很开心”，那样。

但是她没有这么说。她什么都没说。头发披在肩上。只是看着我。套头衫里面，牛津纺衬衫上面的两个扣子没有扣。耳环闪闪发光。我们凑到一起，一开始有些迟疑，然后紧紧抱在一起。

亲吻着，但又不止是亲吻。就像是饥饿时吃东西，或者口渴时喝水。我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还有香水下面的汗味。我能尝到她的嘴唇和舌头上烟草的味道，很淡，却很刺激。她的手指从我的头发间滑落（一只小手指在我的耳朵上搔痒，让我的耳朵一阵酥麻），然后扣住我的背。她的拇指在移动，移动。抚摸着我后颈光滑的皮肤。在我的另一个生命中，本来后颈被修着的长发盖住。

我的手伸进她的衣服，抚摸她丰满的乳房。她低声说：“噢，谢谢你，我想我受不了了。”

“很荣幸，”我说着，轻轻揉捏着她的乳房。

我们热吻了有五分钟，爱抚越来越大胆，呼吸越来越急促。我的福特车挡风玻璃上出现了雾气。然后，她推开我，我看见她的脸已经湿了。

上帝啊，她什么时候开始哭的？

“乔治，对不起，”她说，“我办不到。我太害怕了。”她的套头衫放在膝盖上，露出吊袜带、衬裙的边缘和短裤的花边。她把裙子脱到了膝盖。

我猜是因为她的婚姻，尽管婚姻已经结束，但还是有影响——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不是二十一世纪。也有可能是顾虑邻居。房子看起来很暗，仿佛已经熟睡，但你说不准。在小镇上，新牧师和新教师总是人们乐于谈论的话题。结果我的两种揣测都不对，但我无从知道。

“萨迪，你没必要做你不想做的事。我不是——”

“你不明白。不是我不想。这不是我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从没做过。”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已经下了车，朝房子跑去，手在钱包里摸着钥匙。头也没回一下。

8

我十二点四十回到家，从车库往屋里走，扭着蛋疼的步子。我刚打开厨房的灯，电话就响了。

1961年距离来电显示技术还有四十年，但此时此刻，经过这样一个夜晚之后，打电话给我的只可能是一个人。

“乔治，是我。”她听起来很镇静，声音含糊不清。她哭过。哭得很厉害，听得出来。

“嗨，萨迪。你还没给我机会谢谢你给了我这段快乐的时光。舞会当中，还有舞会之后。”

“我也很开心。我很久没有跳舞了。我真害怕告诉你我是跟谁一起学的。”

“嗯，”我说，“我是跟前妻一起学的。我猜你可能是跟你合不来的丈夫学的。”只不过这不是猜测，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已经不再对此感到意外，但我要是跟你说我习惯了这一连串的怪事，我肯定在撒谎。

“是的。”她的语气很平淡，“是他。萨凡纳克莱顿家族的约翰·克莱顿。‘合不来’这个词说得正好。因为他这个人很奇怪。”

“你们结婚多久？”

“很久，你要是把我们的关系称为婚姻的话。”

她笑了。是艾维·坦普尔顿那种笑，既幽默又绝望。

“对我来说，很久是指四年多。六月学校放假以后，我准备去里诺[122]做一趟谨慎的旅行。我想找份暑期工作，当个服务员或者什么的。要得到州民身份所需居住的时限是六个星期。这就意味着到七月下旬或者八月上旬我就能……我习惯开玩笑说……像打死一只断腿的马一样搞定。”

“我能等，”我说，但话一出口，我就怀疑那是否属实。因为演员们已经聚集在舞台两侧，演出即将开始。到1962年6月，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会回到美国，先跟罗伯特一家住在一起，然后跟他妈妈住。到8月，他会来到沃斯堡的梅赛德斯街，在附近的莱斯利焊接厂上班，组装铝窗和防风门。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她的声音很低，凡欲离婚者，只须在那儿住满三个月，即可离婚。

我不得不用力才能听见。“我二十三岁时做了处女新娘，现在我是二十八岁的离异处女。果实挂在树上时间太长了，用我们那儿的话说。尤其是，人们——我自己的妈妈也算一个——以为四年前我已经有了蜂飞蝶舞的经验。我从没告诉任何人，如果你再说的话，我想我会死的。”

“除了我们俩不会有人知道的，萨迪。永远不会。是他不行吗？”

“不完全是——”她停了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再次开口的时候，声音里充满了恐惧。“乔治……

这是共用电话线吗？”

“不是。我多付了三美元五十美分一个月，这宝贝完全归我一个人用。”

“谢天谢地。但是电话上还是不好说这件事。

当然，在阿尔餐馆吃叉角羚肉汉堡时就更不适合说了。你能来吃晚饭吗？我们可以在我的后院里来个小型野餐，五点钟左右怎么样？”

“那样很好。我会带个奶油蛋糕或者什么的。”

“我想让你带点别的。”

“那带什么？”

“虽然这不是共用电话线，我还是不能在电话上说。你在药店里买的东西。但别在约迪药店。”

“萨迪——”

“什么都不要说，求你了。我要挂电话，往脸上浇点凉水了。感觉脸上火烧火燎的。”

耳朵里滴答一声，她挂断了。我脱衣上床，在床上醒着躺了很久，思考着很多问题：时间、爱与死亡。

第十五章

1

星期天上午十点，我跳进森利纳，驱车二十英里去了朗德希尔。主干道上有家药店，正在营业。我看见门上的广告“我们为德诺姆狮子队呐喊！”时突然想起来，朗德希尔也属于第四联合区。

我继续开到基林。在那里，一位上了年纪的药剂师——长得碰巧像德里的基恩先生——朝我使了个眼色，然后递给我一只棕色袋子，找了零钱。“别干违法的事，年轻人。”

我随机应变，也朝他使了个眼色，然后开回约迪镇。头天晚上我很晚才睡，但是等我躺下准备睡的时候，又根本睡不着了。所以，我还是去了温加滕商场，买了个奶油蛋糕。看起来不怎么新鲜，但我并不在意。我想，萨迪也不会在意。

有野餐也好，没野餐也罢，我敢肯定吃饭不是今天的首要议题。我敲她的门时心里七上八下。

萨迪脸上没有化妆。甚至连口红都没有抹。

眼睛睁得大大的，泛着黑眼圈，充满恐惧。一时间，我想她肯定会关上门，我会听到她跑开，尽她那双长腿所能，有多快跑多快。一定是这样。

但她没有跑。“进来吧，”她说，“我做了鸡肉沙拉。”她的嘴唇开始颤抖。“我希望你会喜——你会足够喜欢我的——”

她的膝盖开始往下弯。我把蛋糕盒丢在门里面的地板上，扶住了她。我以为她会晕倒，但她没有。她双手紧紧抱住我的脖子，就像是落水的女人抱着一根木头。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抖动。

我踩在了该死的蛋糕上。然后她也踩了上去。踩得稀烂。

“我很害怕，”她说，“我要是不行怎么办？”

“如果不行的是我呢？”这不完全是开玩笑。

很长时间了。至少有四年了。

她好像根本没听见。“他从来不想要我。不是我希望的方式。我只知道他的套路。抚摸，然后就是扫帚。”

“冷静点，萨迪。深吸一口气。”

“你去药店了吗？”

“是的，基林的药店。但我们不一定要——”

“我们要。我要。趁我还没有失去这仅存的一点勇气。来吧。”

她的卧室在客厅的尽头。卧室很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墙上有几只脚印，印花棉布窗帘在窗式空调的气息下摆动着，空调开得很低。窗帘就像是在跳奇怪的摇摆舞。地面上甚至有阿瑟·穆雷舞蹈教程图块。蛋糕。我亲吻她，她的嘴唇，干燥却很疯狂，紧紧咬着我的嘴唇。

我轻轻地把她往后推，她的背靠在厕所门上。

她严肃地看着我，头发遮住了眼睛。我撩开她的头发，然后——轻柔地——开始用舌尖舔她干燥的嘴唇。我的动作很舒缓，连她的唇角也没有放过。

“好些了吗？”我问她。

她没有说话，而是用舌头回答了我。我没有压到她身上，而是开始慢慢用手从上到下抚摸她颀长的身体。从她的喉咙两边，能感觉到脉搏剧烈跳动的地方开始，到胸口，乳房，肚子，耻骨处翘起的平坦部位，再到一边屁股。她穿着牛仔裤。

裤子的纤维在我的手掌下发出窸窣的响声。她往后仰，头砰的一声碰在门上。

“哎哟！”我说，“你还好吗？”

她闭上眼睛。“我没事。别停下来。继续吻我。”

然后她摇摇头。“不，别吻我。继续舔我的嘴唇。

舔我的嘴唇。我很喜欢这样。”

我按她说的做。她叹了口气，手指滑到我后腰的皮带下面。然后，绕到前面带扣的位置。

2

我想加快进度，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喊加快速度，呼唤我深深地插入，抓住那美妙无比的诱人感觉，这正是性爱的核心所在，但我动作很慢。至少开始很慢。然后她说：“别让我再等了。我已经等不及了。”于是我亲吻她流汗的太阳穴，把髋部凑上前去。好像我们在跳横躺着的麦迪逊舞。她喘着气，往后退了一点，然后抬起屁股迎上我。

“萨迪？好了吗？”

“噢，上帝，好！”她说，我笑了。她睁开眼睛，朝上面好奇而渴望地看着我。“是结束了，还是能继续？”

“继续一会儿，”我说。“我不知道多久。

我很久没有跟女人在一起了。”

事实上，比一会儿长很多。真实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但有时时间不一样——这一点没人比我更清楚。最后，她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啊，亲爱的！哦，亲爱的！啊，我的上帝啊！哦，亲亲！”

是她声音之中贪婪的探求把我推到了倾泻的边缘，所以没有同时发生。但几秒钟之后，她抬起头，把脸埋在我的肩膀里。一只握紧拳头的小手捶打着我的肩胛，一次，两次……然后她的拳头像一朵花一样打开，静静地展在床上。她躺回枕头上。一脸惊讶地盯着我，眼睛睁得很大，看上去有点恐怖。

“我来了，”她说。

“我注意到了。”

“我妈妈说女人不会来的，只有男人才能体会到。她说高潮对女人来说是个神话。”她颤抖着笑了。“噢，我的上帝啊，她错过了多么美好的感觉啊。”

她一只肘撑住身体，然后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她的乳房上。乳房下面，她的心正怦怦跳。“告诉我，安伯森先生——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做？”

3

夕阳西坠，没入永不消散的油气烟雾，我和萨迪坐在她的小后院里一株美丽的山胡桃下，吃鸡肉沙拉三明治，喝冰茶。当然，没有蛋糕。蛋糕全部浪费了。

“你是不是很不喜欢，戴着这些……嗯，这些药店里买的东西？”

“还好，”我说。实际上，不好，从来都不喜欢。

1961年到2011年之间，美国很多产品都有改进，但那种橡胶制品还是大同小异。或许名字取得更好听，甚至还加了不同的味道（满足有特殊口味的人），但大体上还是套在鸡巴上的袋子。

“我曾经有个子宫帽，”她说。没有野餐桌，所以她在草地上铺了块毯子。现在，她拿起一只特百惠盒子，里面盛着黄瓜洋葱沙拉，然后不停地开合盒盖，那会被一些人视作弗洛伊德心理学中典型的不安表现。包括我。

“我和约翰尼结婚前一个月我妈给我的。她还告诉我放进去，但是她没法看着我的眼睛。要是你泼一滴水到她脸上，我敢肯定水会嘶嘶作响。

‘头十八个月别要孩子，’她说。‘要是能让他等的话，就等两年。那样的话，你就能靠他的工资生活，把自己的省下。’”

“这不算世界上最糟糕的建议。”我谨慎地说。

我们身处雷区。我清楚这一点，她也一样。

“约翰尼是个科学老师。他很高，不过没有你高。我讨厌跟比我矮的男人一起出去，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他约我出去我会答应他的原因。

最终，跟他出去成了一种习惯。我以为他很好，到了晚上约会结束时，他似乎从来不知道用手做点什么。那时候，我以为那就是爱。我很天真，不是吗？”

我用手做了个跷跷板的手势。

“我们在南佐治亚大学相识，然后在萨凡纳同一所高中任职。夫妻同校，不过是秘密的。我敢确定他爸爸在幕后操纵，有意这样安排。克莱顿家没有钱——不再是有钱家庭了，尽管他们一度很有钱——但是在萨凡纳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贫穷的上流社会，明白吗？”

我不明白——关于谁是上流社会，谁不是上流社会的问题在我长大的地方向来无足轻重——但我还是低声表示理解。她已置身回忆中太久，看起来像被催眠了一样。

“所以，我有个子宫帽，是的。放在女用小塑料盒子里，盖子上有朵玫瑰。不过我从没用过。

没必要用。最后，在有次‘轻松轻松’之后扔到了垃圾堆里。他是这么叫的，‘轻松轻松’，以前经常说。然后就是扫帚。明白吗？”

我一点都不明白。

萨迪笑了，这又让我想起艾维·坦普尔顿。“等两年，她说！我们可以等二十年，子宫帽都用不上！”

“怎么了？”我轻轻抓住她胳膊上边，“他打你吗？用扫帚把打你？”扫帚把还有一个用途——我读过《布鲁克林黑街》[123]——但很显然，他没有这么做。她还是个处女；证据就在床单上。

“没有，”她说。“扫帚不是用来打人的。

乔治，我想我说不下去了。现在不行。我觉得……

我不知道……像是一瓶被猛烈摇晃的汽水。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

我想我知道，但我礼貌地问她想干什么。

“我想让你把我抱进去，拿掉安全套。”她把双手举过头顶，伸展开来。她没有把胸罩穿上，我能看见她衬衫下面高耸的乳房。乳头是两个小黑点，在黄昏的光线下就像是衣服上的两个标点符号。

她说：“今天我不想再重复过去。今天我只想爽个够。”

4

一个小时之后，我看到她开始打瞌睡。我亲她的额头，然后是她的鼻子，让她醒来。“我得走了。在你的邻居给她们的朋友打电话之前，我得把车开出你的私人车道。”

“我想是的。隔壁是桑福德一家。莱拉·桑福德是这个月的学生图书管理员。”

我很确定，莱拉的爸爸在学校董事会，但我没说。萨迪正热情高涨，没必要让她扫兴。桑福德一家都知道，我们促膝坐在沙发上，等着《淘气阿丹》结束，《埃德·沙利文秀》上演。如果我的车十一点还停在车道上，他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她看我穿上衣服。“我们之间，现在是什么情况，乔治？”

“如果你想跟我在一起，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这是你想要的回答吗？”

她坐起来，床单缠在腰上。伸手去拿烟。“是的。但是我结婚了，要等到明年夏天去过里诺之后才能离婚。要是我试图让法院宣告婚姻无效，约翰尼肯定会打我。见鬼，他的父母会打我。”

“要是我们小心点儿，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们必须小心。你知道的，对吧？”

她笑着点着烟。“对，我知道。”

“萨迪，你在图书馆违反纪律吗？”

“啊？有时会，肯定的。经常。”她耸耸肩，乳房上下摆动。我真希望我没有这么快穿上衣服。

而另一方面，我在欺骗谁？詹姆斯·邦德可以再战第三轮，但杰克／乔治已经被抽干了。“我是学校的新人。他们在考验我。这就是烦恼的根源，不过在我的预料之中。怎么了？”

“我想你的烦恼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学生们喜欢老师之间谈恋爱。连男生也喜欢。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电视秀。”

“他们会不会知道我们已经……”

我想了想。“有些女生会知道。有经验的女生。”

她吐出一阵烟雾。“太好了。”但她看起来并非全然不高兴。

“去朗德希尔的萨德尔餐馆吃饭怎么样？让大家习惯看见我们在一起。”

“好的。明天吗？”

“明天不行，我有事要去达拉斯。”

“为你的书采风吗？”

“嗯。”我们才建立崭新的关系，我已经开始撒谎了。我不想这样，但没有办法。至于未来……

我现在不愿去想。我有我自己的事要照管。“星期二？”

“好的。乔治？”

“什么？”

“我们得想办法继续。”

我笑了。“爱自有办法。”

“我想这样更刺激。”

“或许是吧。”

“你真是个好人，乔治·安伯森。”

耶稣啊，连名字都是假的。

“我会告诉你我和约翰尼的事。等到合适的时候，如果你想听的话。”

“我想听。”我想我不得不听。如果这样有用的话，我必须得理解。关于她。关于他。关于扫帚把。“等你做好准备吧。”

“就像我们备受尊重的校长说的：‘同学们，这很有挑战性，但非常值得。’”

我笑了。

她把烟头熄灭了。“有件事我想知道。米米女士会赞同我们吗？”

“我肯定她会。”

“我想也是。开车小心，亲爱的。你最好把这些拿上。”

她指着从基林药店带来的纸袋，放在她的梳妆台上。“要是好管闲事的人翻看我的药箱，我就得费些口舌了。”

“好主意。”

“但是放在手边，亲爱的。”

她使了个眼色。

5

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在想这些橡胶。特洛伊牌……带螺纹，让她更愉悦，盒子上这么写。

这个女人不再戴子宫帽了（虽然我猜她下次去达拉斯时可能会买一只），避孕药丸一两年后才得到广泛使用。即便如此，医生们开处方的时候还是会小心谨慎，如果我没记错从现代社会学课上所学的内容的话。所以，现在用的是特洛伊。我戴它们不是为了她的愉悦，而是防止她怀孕。这很好笑，要是想到我自己十五年之后才会出生的话。

考虑未来从方方面面都让人很疑惑。

6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沉默的迈克那里。门上换上了“关门打烊”的招牌，里面空荡荡的，但我一敲门，电子达人老兄就把我放进去。

“刚好准时，无名先生，刚好准时，”他说，“让我想想你在想什么。我嘛，我想我超水平发挥了。”

我站在摆满晶体管收音机的玻璃橱前等着，他消失在后面的屋子里。回来时，两手各拿着一盏台灯。灯罩肮脏不堪，仿佛被无数肮脏的手指调整过。其中一盏的灯座有个缺口，灯身倾斜着摆在柜台上：比萨斜灯。太完美了，我告诉他。

他笑着把两台用盒子装起来的录音机摆在台灯边上。还有一只束绳袋，装着几截电线。电线很细，肉眼几乎看不见。

“需要指导一下吗？”

“我想我会用，”我一边说一边在柜台上放下五张二十的钞票。他试图退回来一张，这让我有些感动。

“一百八，我们说过的。”

“剩下这二十块是让你忘记我来过这里。”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把一只大拇指放在这张落单的钞票上，将它和它的朋友们放到一起。“我已经忘记了。为什么不把这当成小费呢？”

他把东西装进褐色纸袋时，纯粹出于好奇，我问了个问题。

“肯尼迪？我没有选他。不过，只要他不听从教皇的命令，我想他就没事。国家需要年轻人。

时代不同了，明白吗？”

“要是他来到达拉斯，你觉得他会没事吗？”

“可能吧。不过说不准。总的来说，我要是他的话，我会呆在梅森-迪克松一线以北。”

我笑了。“那儿一切平静，一切光明？”

沉默的迈克（神圣的迈克）说：“别唱歌。”

7

一楼教师办公室里有个文件架，用来堆放邮件和通知。星期二早晨，第一节自习课上，我发现我的信架上有只小信封。

亲爱的乔治——

你今晚要是还想带我出去吃晚饭的话，得到五点多，因为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我得起早，准备秋季售书会。或许我们可以回我的地方吃甜点。

我有奶油蛋糕，要是你想来一片的话。

萨迪

“你在笑什么，安伯森先生？”丹尼·莱弗蒂问道。他正在改作文，眼睛盯着作文，眼眶深深地凹了进去，明显昨晚喝醉了。“跟我说说，让我也乐乐。”

“不行，”我说，“私人笑话，不能让你知道。”

8

但我们明白，奶油蛋糕成了我们的暗语，那年秋天我们吃了很多。

我们很小心，但是，当然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有些传言，不过没有丑闻。小镇上鲜有吝啬之徒。他们知道萨迪的处境，至少总的来说理解我们不会公开承诺，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她没有来我的住处；那样会引起风言风语。我从未在她那儿呆到十点以后；那样也会引起风言风语。

我没办法把森利纳停在她的车库，在那儿过夜，因为她的大众甲壳虫虽然很小，已经把车库塞得严严实实。不管怎么样，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总有人会知道。在小镇上，人们总会知道。

我放学后去她那里。我停下来吃她所谓的晚餐。有时我们去阿尔餐馆吃叉角羚肉汉堡或者鲶鱼片；有时我们去萨德尔餐馆；有两次我带她去当地农场星期六晚上的舞会。我们一起看电影，在镇上的杰姆影院，朗德希尔的梅萨影院，或者基林的蓝锆石免下车影院（孩子们称之为“潜水族”）。在萨德尔这样体面的餐馆，她饭前会喝杯红酒，我则喝杯啤酒，但我们很小心，不让人看见我们光顾当地的酒馆，当然更不能去红鸡酒吧，约迪唯一的小酒店，学生渴望而又恐惧谈论的地方。1961年，种族隔离可能终于在中部有所缓解——达拉斯、沃斯堡和休斯敦的黑人已经赢得坐在伍尔沃斯连锁店柜台边的权利——但学校老师还是不去红鸡喝酒。要是他们想保住饭碗的话，绝对绝对绝对不会。

我们在萨迪的卧室里做爱时，她总是在身边放一条裤子，一件毛衣和一双软拖鞋。她称之为应急装备。有一次，门铃响了，我们都光着身子（一种她称为“正在作案”的状态），她十秒之内就钻进这些衣服。她回来时，吃吃地笑，挥舞着一本《守望台》。“耶和华见证会。我告诉他们我得救了，他们就离开了。”

还有一次，我们事后在她的厨房吃火腿牛排和秋葵，她说我们的恋爱让她想起奥黛丽·赫本和贾利·库珀主演的电影——《黄昏之恋》。“有时我想晚上会不会更好。”她渴望地说。“在人们常规做这个的时候。”

“你会有机会知道的，”我说。“别泄气，宝贝。”

她笑着吻一下我的嘴角。“你说话很酷，乔治。”

“噢，没错，”我说，“我很有创意。”

她把碟子推到一边。“我准备吃甜点了。你呢？”

9

耶和华见证会来拜访萨迪后不久——这肯定是在十一月初，因为我已经选好了我自编的《十二怒汉》的演员——我正在外面整理草坪，突然有人喊道：“嗨，乔治，你怎么样？”

我转过身，看到德凯·西蒙斯，现在他再度成为鳏夫。他在墨西哥呆得比大家预料的都要久，正当人们开始以为他要继续呆下去的时候，他突然回来了。这是他结婚后我第一次见他。晒得很黑，但无比瘦削。衣服松荡荡地穿在身上。他的头发——婚礼那天还是铁灰色——现在已几近斑白，发顶稀疏。

我放下草耙，迅速朝他走去。我准备跟他握手，却情不自禁地抱住他。这让他很是惊讶——1961年，男人没有拥抱的习惯——但很快他笑了。

我双手抱住他的肩膀说：“你看起来很棒！”

“不错的尝试，乔治。但我感觉比之前好些了。

米米的死……我知道迟早会来，但还是让我很受打击。心里总是无法释怀，我想。”

“进来吧，喝杯咖啡。”

“我很乐意。”

我们聊他在墨西哥的时光，聊学校的情况，聊橄榄球队大获全胜，聊即将到来的秋季戏剧。

随后，他放下杯子说：“埃伦·多克蒂让我捎一两句话给你和萨迪·克莱顿。”

啊哦。我以为我们做得很隐蔽。

“她现在叫邓希尔了。这是她的婚前姓。”

“我很清楚她的情况。聘用她的时候就知道。

她是个好女孩，你是个好男人，乔治。根据埃利告诉我的情况，你们两个现在面临的情况非常棘手，但处理得十分体面。”

我放松了些。

“埃利说她肯定你们俩都不知道基林外面的坎德尔伍德小屋。她不好意思告诉你们，所以问我能不能代劳。”

“坎德尔伍德小屋？”

“我以前星期六晚上经常带米米去那儿。”

他拨弄着咖啡杯，杯子在他手里显得很大。“一对来自阿肯色州或者阿拉巴马州的退休教师开的，反正首字母是A的州。两位退休的男老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我想我明白了。”

“他们人很好，对自己的关系和有些客人的关系守口如瓶。”他的眼神从咖啡杯上抬起来。

他有点脸红，但始终带着微笑。“这不是家热门酒店，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一点都不是。房间很好，价格也合理，路边的小餐馆价格也便宜。有时候女孩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或许男人也需要。这样，他们就不必慌张。也不会觉得难为情。”

“谢谢你，”我说。

“不客气。我和米米在坎德尔伍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夜晚。有时我们只是穿着睡衣看电视，然后上床睡觉。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这已跟其他事情一样美好。”他悲伤地笑了。“或者近似。

我们躺着听蟋蟀叫。或者有时候听丛林狼的嗥叫，从远处的草丛中传来。狼对着月亮嚎叫。它们真是这样。对着月亮嚎叫。”

他缓慢地从后面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擦了擦脸。

我伸出手，德凯顺势抓住。

“她喜欢你，虽然她一直不知道怎么对待你。

她说，你让她想起了三十年代老电影里的鬼魂。‘他很聪明，很有耀眼，但还没有完全投入，’她说。”

“我不是鬼魂，”我说，“我向你保证。”

他笑了。“不是吗？我终于腾出时间检查你的推荐信。那是你在我们这当一阵代课老师，并且演剧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之后。萨拉索塔的推荐信没问题，但是……”他摇摇头，仍然微笑着，“你的学历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文凭制造厂。”

清嗓子也无济于事。我哑口无言。

“你会问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没什么大不了。在以前那个时代，若是有人来到世界上的这个偏僻小镇，挂包里装着几本书，鼻子上架着眼镜，脖子上系着领带，他就可能被聘为校长，干上二十年。很久以前就不是这样了。你是位该死的好老师。孩子们知道，我知道，米米也知道。

这对我很重要。”

“埃伦知道我伪造了其他推荐信吗？因为埃伦·多克蒂是代理校长，学校董事会一月份开会后，她可能会成为正式校长。根本没有其他候选人。”

“没有。她不会知道的。至少不会从我这里知道。我觉得她没必要知道。”他站起身，“但有个人务必知道真相，你从哪里来，你于了些什么，她是某个女图书管理员。如果你对她是认真的话，就该这样。你是吗？”

“是的，”我说，德凯点点头，好像这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只能希望果真如此。

10

感谢德凯·西蒙斯，萨迪终于领略了日落之后做爱的滋味。我问她感觉如何，她说太爽了。“但我期待有更多的早晨醒来时有你在我身边。你听到风声了吗？”

我听到了。风在屋檐下呼啸。

“这声音让你感到温暖吗？”

“是的。”

“我这会儿想说点事。希望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说吧。”

“我想我已经爱上你了。也许只是性的缘故，我听说这是人们会犯的错误。但我认为不是。”

“萨迪？”

“嗯？”她努力微笑，但看起来很害怕。

“我也爱你。这其中没有什么也许或者错误。”

“感谢上帝，”她一边说一边偎到我身边。

第二次去坎德尔伍德时，她准备好了讲约翰尼·克莱顿的故事。“但是请关上灯，好吗？”

我按她说的做了。讲故事的过程中，她抽了三支烟。讲到结尾，她哭得很厉害，与其说是痛苦的记忆，不如说是纯粹的尴尬。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想，承认自己犯错比承认自己愚蠢要来得更容易。愚蠢和天真，有很多不同。像成长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好女孩儿一样，萨迪对性一无所知。她说，在我之前，她从没看过阴茎。她瞥过约翰尼的，但她说，要是约翰尼发现她在看，会抓住她的脸转过去。

“总是抓得很痛，”她说。“你明白吗？”

约翰·克莱顿来自一个传统的宗教家庭，他们没什么古怪的。他讨人喜欢，很体贴，很有魅力。他没有世上最强的幽默感（几乎没有人能接近这个水平），但他似乎爱慕着萨迪。萨迪的父母钦佩他。克莱尔·邓希尔对他尤其痴狂。当然，他比萨迪高，即使她穿着高跟鞋。在被人们开玩笑地唤作豆秆多年之后，这一点很重要。

“结婚前唯一令我烦恼的是他难以抑制的洁癖，”萨迪说，“他把所有的书按字母顺序编上号，要是你把书挪个地方他会心烦。要是你从书架上取一本下来他就很紧张——你能感觉到他神经紧张。他一天刮三次胡子，不断地洗手。要是有人跟他握手，他就会找个借口跑到洗手间，尽快把手洗干净。”

“还有，把衣服按颜色分类，”我说。“身上也好，壁橱里也好，一动他的衣服他就惊慌失措。

他有没有把食品储藏室的东西按字母顺序排列？

或者是半夜起来检查一下火炉有没有关、门有没有锁？”

她转身朝着我，黑暗之中，眼睛瞪得很大，一脸惊愕。床发出悦耳的吱吱声；狂风肆虐着；一块没上紧的窗玻璃叮当作响。“你怎么知道？”

“这是种综合病症。强迫性官能症，简称OCD。霍华德——”我停了下来。霍华德·休斯[124]就是这种病症的重症患者。我开始要这么说来着，但可能这在当时还并不属实。即便是真的，可能人们也不知道。“我的一位老朋友得的就是这种病。

霍华德·坦普尔。没关系。他有没有伤害你，萨迪？”

“那倒没有。没有打我。有一次扇了我一个耳光，仅此而已。但是人们有别的伤害人的方式，不是吗？”

“没错。”

“我没办法跟任何人说，包括我妈妈。你知道她在我的婚礼当天怎么说吗？说要是我在之前和之中各做一半祈祷，一切就会好的。‘之中’是她说的最接近‘性交’的词。我尝试跟我的朋友鲁西说，但只提过一次。那是在放学之后，她帮我整理图书馆的时候。‘不管卧室门后发生什么，都不关我的事。’她说。我就此打住。因为我也不太想说，羞于启齿。”

随后，她说得很快。她说的有些话，夹杂着眼泪，模模糊糊，但我听到了要领。有些晚上——可能一周一次，或者两次——他会告诉萨迪他得‘轻松轻松’。那就是肩并着肩躺在床上，她穿着睡衣（他坚持让她穿不透明的睡衣），他穿着短裤。她见过的他最裸露的时候就是穿着短裤。

他会把床单推到腰部，她能看见他勃起的阴茎把床单撑起来，像个小帐篷。

“有一次他自己看着小帐篷。我记得只有一次。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不知道。”

“我们多恶心啊。然后他说：‘赶紧弄吧，我得睡觉。’。”

萨迪会把手伸到床单底下，帮他手淫。从来用不了多久，有时只有几秒钟。只有很少几次，萨迪帮他手淫时他也抚摸她的乳房，但多数时间他总是把手高高地放在自己胸前。完了以后，他会走进浴室，冲洗干净，穿上睡衣。他有七件睡衣，都是蓝色的。

然后，轮到萨迪去浴室洗手了。他坚持让萨迪至少洗三分钟，水必须热到能把她的皮肤烫红。

萨迪回到床上时，得把手举到他面前。要是救生圈牌洗手皂的味道不够强烈，他不满意的话，萨迪就得重洗一次。

“等我回来时，扫帚就会放在那儿。”

夏天，他把扫帚放在床单上，冬天就放在毯子上。放在床中间，他和她中间。

“要是我睡不着，不小心碰到扫帚，他就会醒，不管他睡得多熟。他会把我往我这边推。使劲推。

他称之为‘侵犯扫帚’。”

克莱顿打她那次是因为她问他，要是他总是不进去的话，他们怎么会有孩子。“他非常恼怒。

这就是他扇我耳光的原因。他后来道了歉，不过他说，‘你觉得我会把自己放进你那细菌滋生的下体里面，把孩子带到这个肮脏的世界上来吗？’何况一切都会爆炸，凡是读报纸的人都能看得出，死期将至，辐射会杀害我们所有人。我们会浑身疼痛而死，抑或咳嗽而死。这些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耶稣啊。难怪你会离开他，萨迪。”

“可惜是在浪费了四年之后。我四年之后才说服自己，我应该得到更多，不仅是将我丈夫抽屉里的袜子按颜色整理好，一个星期给做两次手淫，跟该死的扫帚一起睡觉。这是最丢脸的地方，这一点我肯定永远没法跟人说……因为这太荒唐了。”

我觉得这不光是荒唐。我觉得这是介于神经官能症和彻底的神经病之间的过渡地带。我也感觉我在听五十年代的寓言故事。很容易想象洛克·哈德森和多丽丝·黛睡觉时中间放着扫帚[125]。前提是，洛克不是同性恋。

“他一直没来找你吗？”

“没有。我申请了五六所学校，回信都寄到邮局信箱里。我感觉像个出轨的女人，走到哪里都鬼鬼祟祟。我爸妈发现以后就以为是我出轨。

我爸爸似乎有点同情——我想他在怀疑事情有多糟，虽然，当然，他不想知道任何细节——但我妈妈呢？她可不会。她对我很愤怒。她不得不换教堂，退出缝纫茶会。因为，按她的话说，她抬不起头做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跟扫帚一样残酷和疯狂，但我没这么说。整件事的另一个方面比萨迪传统的南方爸妈让我更感兴趣。“克莱顿没有告诉他们你离开了吗？我理解得没错吧？从来没有去看他们？”

“没有。我妈妈当然理解。”萨迪平时隐隐约约的南方口音现在变得更重了，“我已经给这个可怜的孩子蒙上太多羞耻，他不想向任何人提及。”她不再拉长调子。“我也不是在讥讽。我妈妈理解他的耻辱，理解他的掩盖。在这两样事情上，约翰尼和我妈妈非常和谐。她才是他应该娶的人。”她有点儿歇斯底里地笑了。“妈妈可能会爱上那把老扫帚。”

“从来没有他的信吗？连张明信片——说‘嗨，萨迪，让我们收拾残局，继续生活’——都没有吗？”

“怎么可能有呢？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儿，我敢肯定他也不在乎。”

“你想从他那里拿回什么吗？因为，我想律师——”

她吻了我。“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你跟我睡在一起。”

我把床单踢到脚踝处。“尽情看吧，萨迪。

免费。”

她看着我，伸手抚摸起来。

12

之后，我开始打瞌睡。不是很沉——我还能听见风的声音和窗户玻璃呼啦作响——但我已经开始做梦。我和萨迪在一间空房子里。我们光着身子。楼上有东西在移动——震动不安的噪音。

可能是脚步挪动的声音，不过听起来好像有很多只脚。我没有罪恶感，哪怕被人发现没穿衣服。

我有的是种恐惧感。一面墙壁剥落的石膏上用木炭写着“很快我就要杀了总统”。下面，有人加了一句“不久他就会浑身是病”。字是用深色口红写的。或者，是蘸血写的。

“砰，哒，砰。”

声音从头顶传来。

“我想这是弗兰克·邓宁，”我低声对萨迪说。

我抓住她的胳膊。她的手冰凉。我像是抓住了死人的胳膊。可能是个被长柄大锤砸死的女人。

萨迪摇摇头。她朝上看着天花板，嘴巴不停颤抖。

“砰，哒，砰。”

石膏粉末筛糠似的纷纷下落。

“这个是约翰·克莱顿，”我低声说。

“不，”她说，“我想这是黄卡人。他带了吉姆拉。”

在我们上方，震动突然停止了。

她抓住我的胳膊，开始摇晃。她瞪大双眼。“是的！是吉姆拉！他听见我们了！吉姆拉知道我们在这里！”

13

“快醒醒，乔治！醒醒！”

我睁开眼睛。她一只胳膊肘撑着身子，躺在我旁边，她的脸苍白而模糊。“怎么了？几点了？

我们要走了吗？”天还是黑的，风依旧很大。

“不是。还不到半夜呢。你刚刚做了个噩梦。”

她笑了，有点儿不安。“可能是橄榄球吧？因为你在说，‘吉姆拉，吉姆拉。’”

“是吗？”我坐起来。她擦燃一根火柴，点烟的一瞬间，脸被照亮了。

“是的，你是这么说的。还说了很多。”

这可不妙。“还说些什么？”

“很多我听不懂，但有一样很清晰。‘德里就是达拉斯，’你说。然后倒过来说。‘达拉斯就是德里。’这是什么意思，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但刚刚睡醒——哪怕是打盹——的时候撒谎很难有说服力。我看到她脸上的怀疑。怀疑演变成不信任之前，门口响起了敲门声。十二点差一刻，响起了敲门声。

我们彼此对视一眼。

敲门声又响了。

是吉姆拉。这个想法非常清晰，非常肯定。

萨迪把烟放在烟灰缸里，围上床单，一个字没说就跑到洗手间里，随手关上门。

“是谁？”我问道。

“先生，是约里蒂——巴德·约里蒂？”

开这家店的一位同性恋老师。

我起床穿上裤子。“怎么了，约里蒂先生？”

“我给你捎个信，先生。女士说很紧急。”

我打开门。他身材矮小，穿着破旧的睡衣。

头发睡得很卷曲，蓬在头上。手里攥着一张纸条。

“哪位女士？”

“埃伦·多克蒂。”

我感谢他费心，然后关上门，展开纸条。

萨迪从洗手间出来，还抱着床单。眼睛睁得很大，看起来很害怕。“怎么了？”

“出事了，”我说。“文斯·诺尔斯的皮卡货车在镇外翻车了。迈克·科斯劳和博比·吉尔跟他在一起。迈克被甩了出去，胳膊骨折。博比·吉尔脸上严重受伤。不过埃利说博比没事。”

“文斯呢？”

我想起大家对文斯开车的描述——好像不要命了似的。现在命真的没了。“他死了，萨迪。”

她的嘴巴张得老大。“不可能！他才十八岁！”

“我知道。”

床单从她松开的手中落下，掉在脚上。她用手捂住脸。

14

我修订的《十二怒汉》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之死》，一部三幕剧：殡仪馆探视，卫理公会派教堂仪式，以及西山墓地葬礼。这场悲哀的演出引来全镇人观瞻，或者几乎是全镇的人。

文斯的爸爸妈妈和他目瞪口呆的小妹妹是主角，他们坐在棺材旁边的折叠椅上。我走近他们，萨迪陪在我身边，诺尔斯太太站起身，用胳膊抱住我。我差点被“白肩膀”香水和尤德拉止汗剂的味道熏倒了。

“你改变了他的人生，”她在我耳边低声说。

“他这样跟我说过。平生第一次达到要求，因为他想表演。”

“诺尔斯太太，我很抱歉，”我说。随后，一个恐怖的念头涌上心头，我紧紧地抱住她，好像拥抱能将这个念头驱散：可能是蝴蝶效应在作祟。可能文斯的死是因为我来到了约迪。

棺材两侧摆放着文斯短暂一生的照片集锦。

棺材前面的一个画架上单独放着一张，上面文斯穿着演出《人鼠之间》时的服装，戴一顶道具旧毡帽。如老鼠般精明的脸从帽子下凝视着镜头。

文斯其实算不上好演员，但那张照片捕捉到了他自以为是的笑容。萨迪开始啜泣，我知道为什么。

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有时候，朝我们转来，但更多的时候，却远离我们而去，一边转，一边发出闪光：到目前为止，亲爱的，一切还顺利，对吧？

约迪真好，对我很好。在德里我是个局外人，但约迪就像家乡。这里就是家：有鼠尾草的芬芳。

夏季，山峦变成橙色，仿佛印第安手织毛毯。有萨迪舌头上淡淡的烟草香味，以及我的主教室里木地板的吱吱声。有埃利·多克蒂贴心地半夜送信，于是我们有可能让人毫无察觉地返回镇上，也可能只有我们这么认为。有诺尔斯太太的拥抱，香水和止汗剂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几乎令人窒息。

有迈克在墓地的拥抱——用那只没有打石膏的手——然后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直到他又重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博比·吉尔脸上丑陋的伤口也给人家的感觉，除非她做整容手术（她家负担不起），否则她脸上的伤口会在她的余生里永远提醒她，曾经见过一个男孩死在路边，头几乎从脖子上断掉。家，就是一周之后萨迪戴着，我戴着，全体教职员工都戴着的黑色臂章。就是阿尔·史蒂文斯将文斯的照片贴在餐馆的橱窗里。就是吉米·拉杜站在全校师生面前，将一场未败的赛绩奉献给文斯·诺尔斯时流下的眼泪。

还有很多很多。人们在街上说“您好”，人们从车里向我挥手。阿尔·史蒂文斯把我和萨迪带到后面的桌子，将其称之为“我们的桌子”。

星期五下午在教师办公室里跟丹尼·莱弗蒂一起玩桥牌，一分钱一点。跟年长的迈耶小姐争论谁新闻播报得更好，是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还是沃尔特·克朗凯特。我的街道，我的排屋，重新用惯打字机。有个很棒的女孩儿相伴。

得到斯佩里和赫钦森绿色购物优惠券。看电影时吃的爆米花上的黄油货真价实。

家就是看着月亮从沉睡的广袤大地上冉冉升起，是有人为伴，一起赏月。家就是能与人共舞，而舞蹈就是生命。

15

公元1961年就要结束了。圣诞节前两个星期左右的一天，下着毛毛细雨，放学后我回到家里。

再次裹上我的生牛皮牧场大衣，突然听到电话响了。

“我是艾维·坦普尔顿，”女人的声音，“你可能不记得我了，对吧？”

“我记得很清楚，坦普尔顿女士。”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电话，那该死的十块钱早就花完了。只是有件事一直憋在我心里。罗塞特也是。她把你叫做‘抓住我的球的那个男人’。”

“你要搬出去了吗，坦普尔顿女士？”

“百分之百正确。我妈妈明天坐货车从莫泽尔过来。”

“你不是有汽车吗？是不是出了故障？”

“破车倒是还好，不过哈里永远不能坐，也永远不能开了。上个月他正在万宝盛华干活，突然跌到沟里，一辆砂石车正在倒车，从他身上碾了过去，把他的脊骨压断了。”

我闭上眼睛，看见文斯撞得稀烂的卡车在戈吉的太阳石油公司施救车后面被拖下中央大街。

破碎的挡风玻璃后面溅满鲜血。“我很难过，坦普尔顿女士。”

“他能活下来，但永远走不了路了。他得坐在轮椅里，在袋子里撒尿，他就得过这样的日子。

但首先，他得坐在我妈妈的卡车后面，回到莫泽尔。

我们得偷走卧室的床垫给他躺着。就像度假时带着狗一样，不是吗？”

她开始哭。

“我拖欠了两个月的房租，但令我焦心的不是这个。你知道让我焦心的是什么吗，普通人先生——‘再问一遍我还是这么说’？我有三十五块钱，该死的，只剩下这么多了。该死的哈里，要是他能站稳脚跟，我就不会陷入这般困境。我想我以前就够糟糕了，现在看看吧！”

我的耳朵里响起一声长长的擤鼻涕的声音。

“你知道吗？邮差一直向我抛媚眼，我想，如果他给我二十块钱，我就让他在该死的客厅地板上干一次，要是街对面该死的邻居看不到我们干的话。不能把他带到卧室，对吧？我那断了脊梁的死鬼躺在里面。”她勉强笑了笑。“跟你说吧，你为什么不开着你心爱的敞篷车过来？把我带到汽车旅馆去，再花点钱，弄间带客厅的屋子。

罗塞特可以看电视，你可以干我。看起来你过得不错。”

我沉默不语。刚刚一个好主意像闪光灯泡一样亮了一下。

要是街对面该死的邻居看不到我们干的话。

除了奥斯瓦尔德本人，还有个男人我得盯着。

一个名字碰巧也叫乔治的人，他是奥斯瓦尔德唯一的朋友。

不要相信他，阿尔在笔记中写到。

“普通人先生，你还在吗？挂了？你要是不在的话，去你的，再——”

“别挂，坦普尔顿女士。要是我帮你付拖欠的房租，再加上一百块呢？”要得到我想要的，我根本没必要付这么多。但我有钱，她缺钱。

“先生，给两百块，哪怕我爸爸在旁边看着，你都可以干我。”

“你压根儿用不着跟我干，坦普尔顿女士。

你只需要在街尽头的停车场跟我见个面。帮我带样东西。”

16

我赶到蒙哥马利一沃德百货公司仓库的停车场时，天已经黑了，雨势也开始稍稍变大了些，下雪前天气总是这样。这在达拉斯南部的丘陵地区并不常见，但不常见不等于从来没有。我希望能安全返回约迪，别滑下公路。

艾维坐在一辆十分陈旧的轿车里，车门板上锈迹斑斑，一块后窗玻璃也破了。她钻进我的福特车，立即凑到热风口边，热风开得很大。她穿着两件法兰绒衬衫，没有穿外套，身子瑟瑟发抖。

“感觉真好。那辆雪佛兰简直比女人的奶子还要冷。加热器坏了。带钱了吗，普通人先生？”

我给她一只信封。她打开信封，翻着二十的钞票，这些钞票我一直放在壁橱顶层的格子里，是我一年多以前在诚信金融赌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时赢的。她把丰满的屁股从座位上抬起来，信封塞进牛仔裤后面的口袋，然后在贴胸的口袋里乱摸一阵，掏出一片钥匙，猛地拍在我手上。

“这样就行了吗？”

这样很好。“这是配的，对吧？”

“按你说的做的，在麦克拉伦街上的五金店配的。你为什么要这么狗屎的房子的钥匙？花两百块，你可以租四个月。”

“我有我的用处。说说街对面的邻居。能看到你和邮差在客厅地板上干事的那些邻居。”

她不安地挪动一下，把衬衫往丰满的乳房上拉了一下。“我那是在开玩笑。”

“我知道。”其实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只想知道你的邻居是不是真能看到你的客厅。”

“当然能，我也能看到他们的客厅，要是他们不拉窗帘的话。我本来也该买窗帘的，要是我有钱的话。我想我可以挂上粗麻布窗帘。粗麻布从那里捡”——她指向仓库东边排列的垃圾箱——“但看起来太邋遢了。”

“能看见你客厅的邻居住在哪一栋？2704？”

“2706。以前是斯莱德·伯内特和他的家人。

但他们万圣节以后就搬走了。他是个替身小丑，你能相信吗？居然还有这样的工作？现在住的是个叫哈泽德的家伙和他的两个孩子，还有他妈妈。

罗塞特不跟他的孩子们玩，说他们很脏。这就是有关那间猪舍的新闻报道。有时老奶奶主动搭讪，但说的都是废话。她的脸两侧都很僵硬，不知道她能帮上他什么忙，像她那样动作拖沓。唉，像狗一样！”她摇摇头。“告诉你吧，他们不会在那呆多久。没有人愿意呆在梅赛德斯街。有烟吗？

我真得戒掉了。你要是连两毛五的香烟都买不起，你肯定知道你他妈的山穷水尽了。”

“我不抽烟。”

她耸耸肩。“管他妈的。我现在能买得起了，对吧？我他妈的有钱了。你还没结婚，是吧？”

“没有。”

“有女朋友了吧。我能闻到车这边香水的味道。香水不错。”

听到这里，我笑了。“是的，我有女朋友。”

“你真幸运。她知道你天黑之后还溜到沃斯堡南边，干有意思的勾当吗？”

我没做声，但有时没做声就是回答。

“没关系。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我暖过来了，所以我得回去了。要是明天还像这样下雨、这么冷的话，真不知道把哈里放在我妈的卡车后面会有什么结果。”她笑着看我。“小时候我常常想长大后我会成为金·诺瓦克[126]。现在，罗塞特梦想着她会取代米老鼠俱乐部成员中的达琳。这个该死的小婊子。”

她正要打开车门，我说：“等等。”

我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救生圈糖果，克里内克丝纸巾，一盒火柴（是萨迪塞进来的），我准备在圣诞节假期之前发下去的一年级英语测验笔记——然后把牧场大衣给她。“把这个拿着。”

“我才不要你这该死的大衣！”她很惊讶。

“我家里还有一件。”其实家里没有，但我可以再买一件，她就没办法买了。

“我要怎么跟哈里说呢？说我在他妈的卷心菜叶底下发现的？”

我笑了。“你就说你让邮差干了，用邮差给你的钱买的。他能把你怎么样？撵到门外把你打一顿？”

她笑了，笑声就像报雨鸟的叫声一样沙哑，但又格外迷人。她接过大衣。

“向罗塞特问好，”我说。“告诉她我会在梦里见到她。”

她的笑容突然消失了。“我可不希望这样，先生。她做了个跟你有关的梦，是噩梦。惊叫声差点把房子震塌了。她说抓她球的男人汽车后座里坐了个怪物，她害怕怪物会吃了她。吓死我了，叫得确实很吓人。”

“怪物有名字吗？”当然有。

“她说叫吉姆拉。可能说的是小美人，就像阿拉丁和七面纱中的一样。无论如何，我得走了。

你保重。”

“你也保重，艾维。圣诞快乐！”

她又发出报雨鸟般的笑声。“差点忘了。你也快乐。别忘了给女朋友买份礼物。”

她快步走到自己的车里，把我的大衣——现在成了她的——披在肩膀上。我再也没见过她。

17

雨只会在桥上结冰，从另一半人生中我已经清楚——在新英格兰的那一半——务必小心，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回约迪。我刚倒上水准备泡茶，电话就响了。这次是萨迪打来的。

“从晚饭时间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打你的电话，想问问你去不去博尔曼教练的平安夜狂欢。

三点开始。你要是愿意带我去的话，我就去，因为这样我们就能早点离开。借口我们在萨德尔餐馆订了晚餐，或者什么的。请回复。”

我看见我的邀请信放在打字机旁，感到一阵愧疚。已经放了三天了，我都还没打开过。

“你想去吗？”我问道。

“我不介意去露个面。”她停顿了一下。“你之前都去哪了？”

“沃斯堡。”我差点加了一句，圣诞节购物。

但我没有说。我在沃斯堡买的唯一商品就是信息。

还有一把钥匙。

“你去购物吗？”

又一次，我心里打鼓，别对她撒谎。“我……

萨迪，我不能说。”

这次，她停顿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希望自己会吸烟。或许我已经染上了接触性上瘾。上帝知道，我整天都在接触烟，天天如此。教师办公室简直就是蓝烟弥漫。

“是不是有女人，乔治？另外一个女人？还是我太多心了？”

嗯，有个艾维，但不是她所指的那种女人。

“要说女人的话，只有你一个。”

又停顿了很长很长时间。在现实中，萨迪可能行动马虎；但在心里，她从来不马虎。最后她说：“你了解我很多，很多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事，但我对你一无所知。我想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萨迪很愚蠢，乔治，不是吗？”

“你不愚蠢。有件事你肯定知道，那就是我爱你。”

“是的……”她的话音充满怀疑。我想起那晚在坎德尔伍德小屋做的噩梦，还有我告诉她我不记得梦到什么时她脸上的谨慎。现在她的脸上是不是挂着同样的表情？抑或是种比谨慎更沉重的表情？

“萨迪？我们还好吗？”

“是的。”听起来更加坚定。“当然。除了教练的聚会。你想怎么办？记住，全校老师都会去，等到教练夫人奉上自助餐时，很多人都会醉得一塌糊涂。”

“我们去吧，”我热情地说，“狂欢派对，摆脱冏境。”

“什么？”

“玩个痛快。我的意思是。我们进去晃悠一个小时，然后晃悠出来。去萨德尔餐馆吃晚饭。

你说怎么样？”

“好的。”我们就像一对恋人在第一次约会没有结果之后商量第二次约会一样，“我们会玩得开心的。”

我想起艾维·坦普尔顿闻到萨迪香水的味道，问我女朋友是否知道我天黑之后溜到沃斯堡南边，干有意思的勾当。我想起德凯·西蒙斯说的话，有个人应该知道真相，我去哪儿了，干了什么。

但是，我是否要告诉萨迪，我残忍地杀害了弗兰克·邓宁，这样他才不会杀害他的妻子儿女？告诉她我来到得克萨斯是为了阻止暗杀、改变历史？

告诉她我知道我能办到，因为我来自未来，我们已经能够在电脑上进行以上的对话？

“萨迪，我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我向你保证。”

她又说：“好的。”然后说：“明天见，乔治，学校见。”她挂断了电话，声音很轻，很有礼貌。

我手里攥着话筒，好几秒钟，眼睛呆呆看着前方。对着后院的窗户开始呼啦作响，外面，雨最终变成了冰雹。

第十六章

1

博尔曼教练的平安夜狂欢最终流产了，文斯·诺尔斯的鬼魂并不是唯一原因。十二月二十一日，博比·吉尔·奥尔纳特厌倦了脸上从左边脸颊一直到下颌的红色伤疤，吃了一大把她妈妈的安眠药。人没有死，但在柏龄纪念医院住了两晚，这家医院就是总统和刺客断气的地方，除非我能改变历史。2011年，可能有离得更近的医院——基林肯定有，甚至朗德希尔也会有——但我在德诺姆联合高中当全职老师教书的那一年还没有。

萨德尔餐馆的晚餐也不尽兴。餐馆里挤满了人，充满圣诞节前的欢乐气氛，但萨迪拒绝了甜点，想要早点回家。她说她头痛。对此我不相信。

元旦前夜在慷慨的7号农场的舞会好点儿。

有个来自奥斯丁的乐队，叫王牌乐队。我和萨迪在装满气球的网兜下跳舞，一直跳到脚痛。午夜时分，乐队开始演唱一首冒险家乐团风格的《一路平安》，领唱高声吼着：“愿你们所有人，一九六二年梦想成真！”

气球在我们周围落下来。我们跳华尔兹时，我吻了下萨迪，祝她新年快乐。但是，尽管她整晚都很开心，一直在笑，我从她的嘴唇上却没有感到微笑。“也祝你新年快乐，乔治。我能喝杯潘趣酒吗？太渴了。”

加了酒精的潘趣酒盆前排着长队，没有加酒精的盆前人少些。我把粉色柠檬水和姜汁汽水混合物舀到迪克西牌纸杯里。但是，等我把杯子端到萨迪刚才站着的地方时，她人却不见了。

“我想她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了，伙计。”卡尔·雅各比说。他是高中四位工艺课老师之一，可能是最优秀的。但那天晚上，我肯定不会让他走到离任何电动工具两百码的范围之内。

我看了围在安全出口边的吸烟者，萨迪不在其中。我走到森利纳边上。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宽大的裙子一直吹到了仪表板上。上帝知道她穿了多少件衬裙。她一边抽烟，一边流泪。

我坐进车里，抓住她的胳膊。“萨迪，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亲爱的？”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装作我有一段时间不知道的样子。

“没什么。”她哭得更厉害了。“我来例假了，仅此而已。载我回去吧。”

三英里远的路程，却似乎开了很久。我们什么话都没说。我把车转进家的行车道，熄灭发动机。

她已经停止哭泣，但还是什么都没说。我也一样。

有时候，沉默让人愉悦。但此刻，沉默令人窒息。

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云斯顿，看了一眼，又装了回去。拿烟的声音特别大。她看着我。黑色的头发拢着白色的椭圆形脸蛋。“你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乔治？”

我最想告诉她的是，我不叫乔治。我已经开始对这个名字感到厌倦。甚至憎恶。

“两件事。其一，我爱你。其二，我没有做任何愧对自己的事。噢，还有二点五：没有做任何愧对你的事。”

“好。那太好了。我也爱你，乔治。但我想跟你说点事儿，你要是愿意听的话。”

“我永远愿意听。”但她盯着我。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能保持原样……我还是约翰·克莱顿的妻子，尽管只是纸上婚姻，从来没有夫妻之实。有些事情我觉得我没有权利请你……或者要求你。”

“萨迪——”

她用手指盖住我的嘴唇。“现在还不能。但我永远不会再让一个男人在床上放一把扫帚。你明白吗？”

她在刚才放手指的地方迅速亲了一下，然后冲上台阶走到门边，掏出钥匙。

1962年就这样对这个自称为乔治·安伯森的人揭开了序幕。

2

新年第一天破晓，天气晴冷。《早间农场报道》的天气预报员说低地区域会出现冷雾。我之前把两盏装了窃听器的台灯收到了车库里。我拿了一盏放在车上，开车去沃斯堡。我想，要是有一天梅赛德斯街上邋遢鬼们的狂欢会停歇，那就是今天。我猜对了。街上沉默得像……嗯，像我把弗兰克·邓宁的尸体搬进特拉克陵墓时一般安静。

光秃秃的前院里，散落着翻倒的三轮车和玩具。

哪个聚会男把一辆大型玩具——一辆巨大的老款福特水星——停在门廊边。车门还开着。街上没有铺沥青的沙砾路上还有些剩下的哀伤的绉纱飘带，阴沟里躺着很多啤酒罐——大多是孤星牌啤酒。

我朝对面的2706房看去，没看到有人从巨大的前窗往外看，但艾维说得对：所有站在那儿的人都能清楚地看见2703房的客厅。

我把车停在被当做车道的混凝土块上，好像我理所当然应当出现在不幸的坦普尔顿一家曾经的住所。我拿起台灯和全新的工具箱，走到门口。

钥匙打不开锁，我郁闷了一会儿，不过钥匙是新的。

我用唾液润了润钥匙，又轻轻摇了摇，钥匙转动，我进了屋。

算上浴室，一共有四间房。浴室铰链门开着，能看到里面。最大的房间是合在一起的客厅和厨房。另外两间是卧室。在较大的卧室里，床上的床垫不见了。我记得艾维说过，“就像度假时带着狗一样，不是吗？”在较小的卧室里，罗塞特在墙上石膏腐烂、露出板条的地方画上了蜡笔女孩。她们都穿着绿色短上衣，硕大的黑色鞋子。

她们的辫子不成比例，跟腿一样长，很多还踢着英式足球。其中一位头上戴着美国小姐的冠状头饰，涂着口红，面带笑容。房子里还残存着淡淡的烤肉气味，可能是艾维做的最后一顿饭，之后他们就回莫泽尔跟她妈妈、她的小捣蛋鬼和她断了脊梁的男人一起住。

这就是李和玛丽娜开始美国婚姻生活的地方。

他们会在较大的一间卧室里做爱。同样在这里，他会对她拳脚相向。在这里，李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安装防风门的白天之后，醒着躺在床上，思考自己他妈的为什么不能扬名立万。他没有试过吗？

他没有努力尝试吗？

就是在地板凹凸不平，铺着破旧的胆汁绿地毯的客厅里，李第一次遇见我不该相信的男人、这个男人能解决阿尔有关奥斯瓦尔德作为孤独枪手的大部分疑虑，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这个男人的名字叫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我急切地想知道他和奥斯瓦尔德之间说过些什么。

主要房间最靠近厨房的一边有个陈旧的五斗橱。抽屉里散乱地装着不匹配的银餐具和毫无价值的烹饪用具。我把五斗橱从墙边拉开，看见一个电插座。好极了。我把台灯放在橱顶上，插上插座。我知道奥斯瓦尔德一家搬进来之前别人可能会搬进来住一段时间，但我想没有人会在搬走的时候拿走比萨斜灯。要是他们拿走的话，我的车库里还有只备用的。

我用小钻头在墙上钻了个洞，一直通到外面，把五斗橱放回原位，试了试台灯。台灯没问题。

我收拾东西，离开屋子，小心地锁上房门。然后把车开回约迪。

萨迪打电话给我，问我想不想过去吃晚饭。

只有冷切肠，她说，但是甜点有蛋糕，要是我想来点的话。我过去了。甜点跟平时一样完美，但情况跟以前有所不同。因为她说得对。床上有把扫帚。就像罗塞特在我汽车后座上看见的吉姆拉，是无形的……但是就在那里。有形也好，无形也罢，它投下了阴影。

3

有时候，男人和女人走到交叉路口，徘徊不前，不想往左走，也不想往右走，知道错误的选择就意味着结束……知道有很多东西值得挽留。

这就是我和萨迪在1962年持续昏暗的冬天所处的状态。我们还一起出去吃晚饭，每周一两次。我们偶尔星期六晚上还去坎德尔伍德。萨迪享受性爱，这是我们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有三次，我们一起跳了舞。唐纳德·贝林厄姆总是主持人，我们总是迟早会被要求跳我们第一次跳过的林迪舞。我们起舞时孩子们总是鼓掌吹哨。但并不失礼。他们是由衷地叫好，有些人还开始学我们的动作。

我们开心吗？当然，因为模仿实在是最真诚的恭维。但我们跳得再也没有第一次跳得那么好，再没有那么自然和流畅。萨迪的优雅动摇了。有一次，萨迪飞身离开的时候没有抓住，要不是附近站着几个身体健壮、反应敏捷的橄榄球员，她可能会摔到地上。她一笑了之，但我能看到她脸上的尴尬，还有责备。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我的错。

一切注定会爆发。要不是约迪狂欢会的话，肯定会来得更快。这就是我们恢复活力的机会，让我们停下来，在被迫作出双方都不想接受的决定之前仔细想想。

4

埃伦·多克蒂二月份的时候来找我，问我两件事：第一，问我愿不愿意重新考虑，续签1962到1963学年的合同；第二，问我愿不愿意再次指导高年级的戏剧，因为去年的剧大受欢迎。两个请求都被我拒绝了，当然，并非没有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

“要是为了你的书的话，你整个夏天都可以写。”她劝说道。

“时间还是不够长。”我说，其实那时《凶杀地》我一点都没再写。

“萨迪·邓希尔说她觉得你一点儿都不在乎你的小说。”

这个真知灼见她可从来没跟我分享过。这让我很是震惊，但我尽力掩饰。“埃尔，萨迪不是什么都知道。”

“那么戏剧呢，至少指导戏剧吧。只要不让我脱衣服，我会尽一切可能支持你。基于学校董事会目前的情况，以及我目前只有两年校长聘约的事实，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承诺。你可以把这场戏献给文斯·诺尔斯，如果你喜欢的话。”

“已经有一个橄榄球赛季献给文斯以纪念他了，埃利。我想那足够了。”

她走了，彻底被击溃。

第二次请求来自迈克·科斯劳。他六月份就要毕业，告诉我说他准备申请大学戏剧专业。“我真想在这里再次参演一场戏剧。跟你一起，安伯森先生。因为你为我指引了方向。”

不像埃利·多克蒂，他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我伪造的有关小说的借口，然而，这让我感觉非常糟糕：极其糟糕。对于一个不爱撒谎的人来说——亲眼看着自己的婚姻毁在妻子编造的谎言之中，她声称“酒瘾，想戒就能戒掉”——在约迪的日子里，我显然说了很多谎。

我跟迈克一起走出去，走到学生停车坪，他的奖品停在里面（一辆带挡泥板的老别克汽车），我问他现在石膏拆下后，他的胳膊感觉怎么样。

他说很好，肯定能参加夏天的橄榄球训练。“不过，”

他说，“要是我被刷下来的话，我也不会伤心。

那样的话，或许我可以在社区剧院和学校剧团参加演出。我想从头到尾学习——场景设计、灯光，甚至服装。”他笑了。“人们开始称我怪人了。”

“专心打球，争取好成绩，第一学期别太想家，”我说，“拜托，不要鬼混。”

他学着弗兰肯斯坦的声音说：“是……主人……”

“博比怎么样？”

“好些了，”他说，“她来了。”

博比·吉尔在迈克的别克旁等着。她朝迈克挥手，然后看见我，立即转过身去，好像对空旷的橄榄球场和外面的牧场很感兴趣。这是学校所有人都已经司空见惯的行为。事故中留下的伤疤已经变成一条红色的线。她竭力用化妆品把伤疤遮住，却有些欲盖弥彰。

迈克说：“我已经叫她别再擦粉了，看起来像索姆太平间的广告，但她不听。我还对她说，我不是出于同情或者为了让她别吞更多的安眠药才跟她在一起。她说她相信我，或许相信吧，在晴朗的天气里。”

我看着他飞速跑到博比·吉尔身边，扶住她的腰，把她转过来。我叹了口气，感觉迈克既有些愚蠢，又相当固执。我有些想接手戏剧。即使没什么用，也能在我等待自己的演出开始之前填补时间的空白。但我不想更深地陷入约迪的生活，我已经身陷其中了。就像控制我跟萨迪之间可能的任何未来一样，我对自己跟约迪的关系得有所控制。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我有可能完成跟萨迪、金表以及一切的关系。但是，不管我计划得多么周密，我也不能完全指望如此。即使我成功达到目的，我可能也得逃命，要是我跑不掉的话，很有可能，我为世界所做出的牺牲换来的却是终身监禁。甚至是亨茨维尔的电椅。

5

最终是德凯·西蒙斯设计让我答应。他是通过跟我说我哪怕是想想都是傻子而办到的。我应该识破那种“噢，狐狸兄弟，别把我扔进石楠地里”

的小噱头。但他非常狡猾。非常狡猾。一个兔子兄弟，你可能会说。

星期六下午，我们在我的客厅里喝咖啡，电视屏幕满是雪花，正在播放老电影——好莱坞堡的牛仔避开两千左右印第安人的进攻。外面下着雨。1962年的冬季肯定也有些晴天，但我一天都不记得了。我能记得的就是，尽管我穿着羊皮夹克——牧场大衣送人之后买的——竖起领子，细雨冰冷的手指还是一个劲地往刮干净的脖子里伸。

“你不会仅仅因为埃伦·多克蒂大发脾气就操心那该死的戏剧，”德凯说。“写完你的书，一路畅销，永不回头。去纽约享受生活。跟诺曼·梅勒[127]和欧文·肖[128]一起在白马酒馆喝酒。”

“嗯，嗯，”我说。电视上约翰·韦恩[129]正在吹喇叭。“我觉得诺曼·梅勒用不着担心我。欧文·肖也不用。”

“还有，你的《人鼠之间》已经取得巨大成功，”

他说。“不管你再做什么，可能都会相形见绌——噢，哎呀，看！约翰·韦恩的帽子被箭射穿了！幸好是二十加仑的高帽子！”

我的第二次努力可能达不到预想的效果，这种想法让我愈加恼火。这让我想起我和萨迪为什么无法超越在舞池中央的第一次表现，尽管我们非常努力。

德凯看似完全沉醉在电视节目之中，说道：“还有，拉蒂·西尔维斯特对高年级表现出了浓烈的兴趣。他在考虑《毒药与老妇》。说他和妻子两年前在达拉斯看过，是部能让人笑得拍大腿的喜剧。”

上帝啊，那种陈词滥调。科学系的弗雷德·西尔维斯特当导演？我真不敢确定我会让拉蒂导演小学的消防演习。要是像迈克·科斯劳这样有天赋但还稚嫩的演员，最后被拉蒂掌舵，那他的成长道路倒退五年。拉蒂导演《毒药与老妇》。耶稣哭了。

“反正也没时间演出什么真正的好戏，”德凯继续说。“所以我说让拉蒂负责秋季的戏剧。

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个狗杂种，走起路来急急忙忙。”

没有人真正喜欢他，在我看来，也许只有在他身边裹着蝉翼纱，急急忙忙赶往每间教室和科系的拉蒂太太除外。但他不能负责秋季演出。那简直是开玩笑。

“他们可以来场综艺秀，”我说。“准备这个的时间足够。”

“噢，耶稣啊，乔治！华莱士·比里刚才肩膀中箭了！我想他没救了！”

“德凯？”

“不，约翰·韦恩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了。

这场枪战一点都不靠谱，但我喜欢看，你呢？”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广告时间。基南·怀恩[130]爬下推土机，脱下安全帽，向全世界宣称，为了买包骆驼香烟，他愿意走一英里。德凯转向我说：“没有，恐怕没听见。”

狡猾的老狐狸。真像。

“我说可能有时间来场综艺秀。一场讽刺剧。

唱歌，跳舞，讲笑话，加上几段滑稽短剧。”

“除了让女孩跳色情舞蹈什么都有？还是你想把那也包括在内？”

“别傻了。”

“那就来场轻歌舞剧。我一直喜欢轻歌舞剧。

‘晚安，卡拉巴什太太，不管你在哪里’，诸如此类。”

他从开襟衫里掏出烟斗，装上太子香草味烟斗丝，点起来。

“你知道，实际上，我们过去在农场常常做这类活动。演出叫‘约迪狂欢会’。不过四十年代以后就再也没演了。人们觉得有些尴尬，尽管没有人站起来这样说。而且我们不把它称为轻歌舞剧。”

“你在说什么？”

“是滑稽说唱表演，乔治。所有的牛仔和农场工人都加入进来。他们把脸化装成黑人，载歌载舞，用想象的黑人方言讲笑话。或多或少是以《阿莫斯和安迪》为原型。”

我开始笑。“有人演奏班卓琴吗？”

“实际上，有时我们的校长会演奏。”

“埃伦在歌舞杂耍上演奏班卓琴？”

“小心点儿，你在用抑扬五步格诗的口气说话。这会给人高贵的错觉，伙计。”

我靠上前去。“笑话讲个来听听。”

德凯清清嗓子，然后开始用两种低沉的声音说话。

“亲爱的，坦博兄弟，你买那罐凡士林是为了干什么？”[131]

“我想是四十九美分！”

他期待地看着我，我意识到笑点就在这里。

“他们笑了吗？”我几乎害怕听到答案。

“肚皮都笑破了，大声叫喊继续再来。几个星期以后还能在广场上听到这些笑话。”他严肃地看着我，但他的眼睛像圣诞节的彩灯一样闪烁。

“这是个小镇子。我们喜欢的幽默非常粗俗。我们对拉伯雷式幽默的理解就是一个家伙踩到香蕉皮跌倒。”

我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西部片又继续上演，不过德凯似乎失去了兴趣。他正看着我。

“那种东西还有市场。”我说。

“乔治，那种东西永远都有市场。”

“也没必要调侃黑人。”

“不能再那样搞了，”他说，“或许在路易斯安那州或者阿拉巴马州可以，但在奥斯丁不行，《时代先锋报》把奥斯丁称为同情共产党的城市。

你不想这样吧？”

“不。你可以说我心肠软，但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可憎。再说，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粗俗的笑话……男孩穿着带垫肩的宽大黑西装，而不是质朴的工作服……女孩穿着带重重饰边的及膝裙……我在想迈克·科斯劳出演喜剧小品会怎么样……”

“噢，他能胜任，”德凯说，好像这是个必然的结论。“主意相当好。太可惜了，你没时间付诸实施。”

我准备说些什么，但又一道灵光一闪而过。

跟艾维·坦普尔顿说街对面的邻居能看到她的卧室时，从我大脑中一闪而过的灵光一样明亮。

“乔治？你干吗张着嘴？想法很好，但不至于让你食指大动。”

“我可以抽空，”我说，“要是你能让埃利·多克蒂答应我一个条件的话。”

他站起身，看都没看一眼就关掉了电视机，虽然韦恩公爵和印第安波尼族之间的打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背景中，好莱坞堡像地狱般在燃烧。

“说吧。”

我说了，然后道：“我得跟萨迪谈谈。现在就去。”

6

一开始她很严肃，然后她开始微笑，紧接着张开嘴笑。当我告诉她，跟德凯的聊天接近尾声时我突如其来的想法时，她用胳膊抱住我。这还不够，她爬上来，腿骑在我身上。现在，我们之间没有了扫帚。

“太棒了！你真是个天才！你写剧本吗？”

“当然了。又用不了多久。”粗俗的笑话早已萦绕在我脑海中：博尔曼教练盯着橙汁看了二十分钟，因为罐体上写着“浓缩（注意看）”。我们的狗有条朝里长的尾巴，想知道它开不开心的话，我们得给它拍x光。我坐一架很老的飞机，一个洗手间标着奥维尔，另一个洗手间标着威尔伯（怀特兄弟）。“但我还有很多事需要帮忙。我希望你能出手相助。”

“当然可以。”她滑到地板上，但身体还压在我身上。她的裙子掀起来，一瞬间露出光着的大腿。她开始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猛烈地吸烟。

她绊在安乐椅上（这可能是我们之间建立亲密关系之后第六次或者第八次了），又下意识地找回平衡，不过等到晚上，她的胫骨上就会一片青肿。

“你要是想要二十年代轻佻女郎风格的东西，我可以让乔·彼得搞定服装。”乔是家庭经济系的新主任，是在埃伦·多克蒂确认当上校长之后连任的。

“那太棒了！”

“家庭经济系的多数女孩都喜欢缝纫……和烹饪。乔治，我们得提供晚餐，对吧？要是排练时间格外长的话？肯定会很长，因为我们开始得太晚了。”

“好的，不过只吃三明治——”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很多很多。还有音乐！

我们需要音乐！必须得录好，因为乐队永远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全部排练好。”然后，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唐纳德·贝林厄姆”的名字。

“广告呢？”我说。我们听起来有点像米基·鲁尼和朱迪·加兰[132]，准备在米莉姨妈的空房子里演出。

“卡尔·雅各比和图形设计的孩子们。海报不仅在这里贴，还要在满镇子里贴。因为我们希望全镇人都来，不光是演员的亲戚朋友。观众多到只有站的地方。”

“好极了。”我一边说一边亲她的鼻子。我喜欢她兴奋的样子。我自己也变得异常兴奋。

“收益方面怎么说？”萨迪说。

“在肯定能赚到足够的钱之前，什么都别说。

我们不想煽起起任何虚妄的期待。明天跟我一起去一趟达拉斯，咨询一下怎么样？”

“明天是星期天，亲爱的。星期一放学吧。

或许放学前也行，要是你第七节没课的话。”

“我会让德凯出山，代我上英语补习课。”

7

我和萨迪星期一去了达拉斯，车开得很快，在下班前赶到了那里。我们要找的办公室在哈里海因斯大道，距离帕克兰纪念医院不远。在那里，我们咨询了许多问题，萨迪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要求。回答让我们非常满意。两天之后，倒数第二次演艺冒险开始，我会担任一场全新而欢闹的轻歌舞剧——约迪狂欢会的导演。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理由而奉献。我们没有说究竟是什么理由，也没有人问。

过去的世界有两样值得一提：文书更少；信任多得多。

8

全镇上的人的确都出席了。有件事德凯·西蒙斯说得对：这些蹩脚的笑话似乎永远不会过时。

至少，在距离百老汇一千五百英里的地方不会。

以吉姆·拉杜（不错，还会唱点歌）和迈克·科斯劳（非常欢闹）为代表，我们的演出更像迪安·马丁和杰里·刘易斯，而非邦斯先生和坦博先生。

滑稽短剧属于欢闹的类型，加上演员是一群运动员，演出效果出奇的好。观众中间，人们拍打膝盖，衣服扣子都笑绷了。可能有些人的腰带都笑断了。

埃伦·多克蒂拿出尘封已久的班卓琴。迈克和吉姆说服橄榄球队来了支精神饱满的康康舞，下身穿着女士衬裙和内衣裤，上身什么都没有穿。

乔·彼得给他们找了假发，他们的演出引来阵阵掌声。镇上的女人们对这些光着上身的年轻人和假发似乎格外痴狂。

结尾时，全体演员成对走上体育馆的舞台，在喇叭里播放的《喜悦心情》乐曲声中跳着疯狂的摇摆舞。裙子飞舞着，脚跳动着，球员们（现在换上了佐特套服和窄边帽子）扭转着身体柔软的女孩。很多女孩都是拉拉队队长，对摇摆舞知晓一二。

音乐结束，演员们微笑着，喘着气，走上前来，鞠躬致意。观众站起来，这已经是幕布开启之后第三次站起来（或者是第四次），唐纳德又开始播放《喜悦心情》。这一次，男孩女孩跑到舞台两边，拿起桌上等候多时的奶油派，开始朝彼此扔去。观众发出了开心的欢呼。

这一部分，我们的演员早已料到，而且非常期待，尽管在排练过程中我们没有抛过真正的派，我也不知道是否可行。当然，效果非常好，奶油派大战总会如此。孩子们以为这就是高潮，但我还有个秘密的花招。

他们第二次上前鞠躬，脸上、衣服上沾满奶油，《喜悦心情》第三次响起。孩子们四处张望，疑惑不解，因此，没有看见教师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拿着我和萨迪藏在座位底下的奶油派。教师们把奶油派扔过去，又洒了演员们一身。博尔曼教练拿着两个奶油派，他的目标非常致命：击中了四分卫和他的明星防守队员。

迈克·科斯劳脸上滴着奶油，突然喊道：“安先生！邓小姐！安先生！邓小姐！”

其他演员和观众也跟着喊起来，一边有节奏地拍手。我们手牵着手走上舞台，贝林厄姆又开始播放那该死的音乐。孩子们在我们两边排成队，大声吼着：“跳一个！跳一个！跳一个！”

我们别无选择，尽管我很担心我的女朋友会在奶油上滑倒摔断脖子。这是继萨迪·霍金斯节之后跳得最完美的一次。结尾的时候，我推萨迪的双手，看见她轻微地点头——来吧，我相信你——把她抛到我的双腿之间。她的两只鞋子飞到了前排座位边，裙裾飞到大腿上面……她奇迹般地站起来，双手伸向观众——非常疯狂——然后放到沾满奶油的裙子边，做了个女士屈膝礼。

孩子们也有他们的密谋，肯定是迈克·科斯劳唆使的。他们留了些奶油派，我们站在那里，淹没在掌声之中，至少五六个派从各个方向袭来。

所有的观众，几近疯狂。

萨迪把我的耳朵拉到她的嘴边，用手指擦掉我耳朵上的奶油，低声说：“你怎能抛下这一切呢？”

9

一切还没有结束。

德凯和埃伦走到舞台中央，奇迹般地避开满地的奶油。没有人想到朝他们扔一块奶油派。

德凯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埃伦·多克蒂走上前，用在教室上课的声音开始讲话，声音轻易地盖过了观众中的私语和笑声。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的约迪狂欢演出之后还有三场。”这又引起了一阵掌声。

“这是义演，”掌声停下，埃利继续说道。“我很高兴——是的，我非常高兴——告诉大家这场义演是为了谁。去年秋天，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学生，我们都哀悼文斯·诺尔斯的离去。他走得太匆忙，太匆忙，太匆忙。”

这时，观众一片寂静。

“大家都知道，一个女孩，一位学生中的佼佼者，在那场事故中留下了严重的伤疤。安伯森先生和邓希尔小姐已经安排罗伯塔·吉莉安·奥尔纳特今年六月在达拉斯接受外科整形手术。奥尔纳特一家不用出钱。约迪狂欢会会计西尔维斯特先生告诉我说，博比·吉尔的同学——以及整个镇子——已经保证，全额支付手术的所有费用。”

观众先是沉默，然后跳起来。掌声雷动。我看到博比·吉尔在露天看台上掩面哭泣。她的家人抱住她。

这是小镇上的一个夜晚，一处远离主要公路的小镇，除了住在这里的居民，没有人会关心。

不过没关系，他们自己关心。我看着博比·吉尔掩面哭泣。我看着萨迪头发上沾满奶油。她笑了。

我也笑了。她做出“我爱你，乔治”的口型。我做出“我也爱你”的口型。那天晚上，我爱所有人，我跟他们融在了一起。我从未感觉到如此有活力，活得如此开心。的确，我怎能抛弃这一切？

爆发发生在两周之后。

10

星期六，购物日。我和萨迪已经习惯一起去77号公路上的温加滕商场购物。我们肩并着肩，推着购物车，头顶播放着曼托瓦尼[133]的音乐。我们查看水果的价格，寻找最合算的肉类。牛肉和鸡肉，想要哪一块就能买到哪一块。这对我来说很不错，即便在这里生活了三年，我还是为便宜的价格感到惊叹。

那天，除了食物和日用品，我脑子里还想着别的：住在梅赛德斯街2706号的哈泽德一家，街对面的简陋排屋，就在李·奥斯瓦尔德即将安家的破烂二联公寓左边一点点。约迪狂欢会让我忙得焦头烂额，但那年春天我还是抽出时间回到梅赛德斯街三次。我把福特停在沃斯堡市中心的一处停车场，然后在温斯考特路坐公交车，在不足半英里开外下车。这三次去的时候，我总是穿着牛仔裤，磨损的鞋，和在旧货甩卖上买的斜纹棉布夹克。要是有人问起我的故事，我就说自己在寻找廉价出租房，因为我在西沃斯堡的得克萨斯金属板材公司找到一份守夜人的工作。这让我变成值得相信的人（只要没有人去查验），也解释了为什么大白天房子拉着窗帘，异常安静。

我在往返于梅赛德斯街与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的过程中（总是拿着报纸，打开到房屋出租版面），我看到哈泽德先生，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大个子，罗塞特不愿意一起玩的两个孩子，以及一个表情僵硬、走路时拖着一条腿的老妇人。

有一次，我无聊地经过充当人行道的车辙时，哈泽德的妈妈在邮箱边怀疑地瞅着我，但她什么都没说。

第三次侦察时，我看见哈泽德的皮卡货车后面钩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老拖车。他和孩子们正在往拖车上搬箱子，老妇人则站在旁边刚刚变绿的马唐草边，靠在拐杖上，面带冷笑，那笑容可谓百味杂陈。我打赌是冷漠。我感觉到的却是开心。

哈泽德一家要搬走了。他们一走，一个叫乔治·安伯森的蓝领工人就会租下2706房。关键是要确保我排在第一位。

星期六购物的时候，我正在想有没有什么完美的办法处理这件事。一方面，我得回应萨迪，发表适当的意见，当她在奶制品旁花太久时间时我得跟她开玩笑，把装满杂货的购物车推到外面的停车场上，把大包小包装进福特的后备箱。但我做这些事情都是自动进行的，我的大脑主要还是在思考沃斯堡的细节部署，结果这成了我失败的原因。我没留意嘴巴里说出来的话。如果你过着双重的生活的话，这非常危险。

往回开的路上，萨迪安静地（异常安静）坐在我旁边，我哼着歌，因为福特车的收音机坏掉了。

阀门也发出呼哧呼哧的声响。森利纳看起来依然生机勃勃，由于种种原因，我仍然非常喜欢它。

但是，它毕竟走下装配线已经七年了，里程表也超过了九万英里。

我一趟就把萨迪的东西搬进厨房，故意摇摇晃晃，发出呼噜呼噜的夸张声音。我没有注意到萨迪没有笑，也不知道我们的一小段和平时期结束了。我还在想梅赛德斯街，想着我得如何演出——或者，演到什么程度。我想成为熟悉的脸孔，因为熟悉感会让人丧失兴趣，甚至不屑，我不想不合群。然后是奥斯瓦尔德夫妇。她不会说英语，他则天生态度冷淡，一切都很有利。但2706还是离得太近了。历史可能很执拗，但未来却很脆弱，像个纸牌屋，我得小心从事，等我准备好了才能改变。所以，我得——这时，萨迪开口说话了，我逐渐了解（并逐渐爱上）的约迪生活开始崩溃了。

11

“乔治？来一下客厅好吗？我想跟你谈谈。”

“是不是最好把汉堡和猪肉放进冰箱？我想我看见冰淇——”

“让它化掉吧！”她吼了一声，这让我仓皇间不知所措。

我转向她，但她已经走进客厅。她从沙发边桌上拿起烟，点了一支。在我温和的劝说下，她已经开始减少吸烟（至少我在她身边时），但这跟她抬高的声音相比，更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走进客厅。“怎么了，亲爱的？出什么事了？”

“大事。那首歌是什么？”

她的脸苍白而坚决，烟在嘴前仿佛是块盾牌。

我开始意识到我犯了错误，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错误，何时犯的，这让我惊慌失措。“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

“我们回家时你唱的那首歌。你引吭高歌的那首。”

我努力回忆，但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我能想起来的是，我在想我总是穿得像梅赛德斯街上落魄的工人，以便我能混迹其中。我当然在唱歌，但我想别的事情时总喜欢唱歌——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不过是一首摇滚歌曲，我从KLIF上听到的。

不留心就记住了。你知道歌曲会这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紧张。”

“你在KLIFE上听到的。歌词是‘我在孟菲斯遇到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女人，她要带我去楼上消遣’？”

不光我的心崩溃了，脖子以下一切都崩溃了。

我唱的是《酒吧女郎》。七八年之后才录制的歌曲，直到歌曲录完三年之后乐团才在美国风靡。我的脑子想着别的事情，不过——我怎么会这么愚蠢呢？

“她吹我的鼻子，吹走我的心”？收音机上播放的歌曲？联邦通讯委员会会关闭播放这种歌曲的电台！

我开始生气了。主要是生自己的气……但又不完全是生自己的气。我在拉紧的绳索上走，她用盖过滚石乐队的调子朝我大吼。

“冷静点，萨迪。不过是一首歌罢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听到的。”

“你在撒谎，我们都清楚。”

“你有点儿过度焦虑。我想我最好拿上我的东西，开车回家。”我尽力保持冷静。声音非常熟悉。这是克里斯蒂带着酒气回到家时我习惯跟她说话的口气。裙子歪斜着，上衣解开一半，头发一团糟。更不要说模糊不清的口红了。是玻璃杯的边缘，还是哪个酒鬼的嘴唇弄的？

想到这里，我就更加生气。又错了，我想。

我不知道我是在说萨迪、克里斯蒂还是我自己。

此时此刻，我也毫不在乎。我们从来不会比被人抓住时更加疯狂，不是吗？

“我想，要是你还想回到这儿来的话，你最好解释清楚那首歌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还有结账的孩子对你说，他给你的鸡肉套上两只袋子时你对他说的话是从哪里听来的。”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你说的是‘好极了，哥们。’我想，你最好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还有‘摆脱囧境’。

还有‘《摇滚鞋》’。还有‘扭腰拧胯’、‘扫兴’和‘过度焦虑’。我想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这些词的。为什么你这么说，而别人都不这么说。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害怕那个愚蠢的口号吉姆拉，连睡觉都不停念叨。我想知道德里是哪里，为什么像达拉斯。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结的婚，跟谁结的，婚姻持续了多久。我想知道你到佛罗里达之前在哪里，因为埃利·多克蒂说她不知道，因为你的推荐信有些是假的。她原话说的是‘看上去不真实’。”

我敢肯定，埃伦不是从德凯那里知道的……

但她毕竟知道了。实际上，我并不惊讶，但我很愤怒，她不该在萨迪耳边嚼舌头。“她没有权利告诉你！”

她把烟碾碎，挥挥手，燃烧的烟灰跳起来，落在她的手上。“有时候觉得你来自……我不知道……别的星球！会唱‘我在孟菲斯遇到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女人’的星球。我努力告诉自己，告诉自己这都没关系，爱情能征服一切。然而，爱情无法征服一切，爱情不能征服谎言。”她的声音带着颤抖，但她没有哭出来。她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眼睛。要是眼神中含有愤怒的话，事情倒还好办。可是那其中还夹杂着请求。

“萨迪，只要你还——”

“我不会了。所以，别再来那一套，说什么你没有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

这些事情得由我自己来决定。现在情况是这样：要么把扫帚拿走，要么你走。”

“你要是知道的话，你就不会——”

“那就告诉我，让我知道！”

“我不能。”愤怒像刺破的气球一样爆炸，心里一片空白。我的眼睛从她的脸上移开，碰巧看到桌子，桌上的东西让我屏住呼吸。

桌上是一小叠求职信，信是为即将到来的夏天她去里诺准备的。最上面一张来自哈拉赌场酒店。第一行，她用整齐的印刷体打上了自己的名字。

她的全名，包括中间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她中间名的意思。

我把求职信拿过来，用双手拇指缓慢地盖住她名字的第一个单词和最后一个单词的第二个音节。剩下的部分是“多丽丝·邓”。

我记得那天我跟弗兰克·邓宁的妻子搭话，假装成对西区娱乐中心感兴趣的房地产投机商。

她比萨迪·多丽丝·克莱顿（娘家姓邓希尔）老二十岁，但两个女人都长着蓝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肤，丰满的乳房和姣好的身材。两个女人都吸烟。

这一切都可能是巧合，但又不仅是巧合。我知道。

“你在干什么？”强调的语气意味着问的其实是“你为什么一直闪躲逃避？”但我不再生气了。

一点儿都不。

“你确定他不知道你在哪儿吗？”我问道。

“谁？约翰尼吗？你是说约翰尼吗？为什么……”她觉得说什么都没用。我从她脸上看得出来。“乔治，你走吧。”

“但是他会找到你，”我说，“因为你爸妈知道，而且，你爸妈认为他出类拔萃，是你自己这么说的。”

我朝她走一步。她向后退一步。就像你遇到脑子有问题的人时往后退一样。我看见了她眼睛里的恐惧，不解。但我无法阻止自己。记住，我自己也很害怕。

“即便你告诉你爸妈别说，他也会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因为他很有魅力。不是吗，萨迪？当他没有强迫性地洗手，将书按字母顺序排列，或者谈论勃起有多么恶心时，他很有魅力。他肯定吸引了你。”

“请你走吧，乔治。”她声音颤抖。

我又朝她走了一步。她朝后退了一步，撞在墙上……畏缩了一下。看见她这样，就像是给了疯子脸上一记耳光或者是朝梦游症患者脸上泼一杯凉水。我退到客厅和厨房之间的拱门，双手举到脸的两边，做出投降的姿势。我是在投降。

“我就走。但是，萨迪——”

“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做得出，”她说。眼泪夺眶而出，顺着双颊滚下来。“也不明白你为什么拒绝解释。我们曾经过得多么愉快。”

“我们仍然可以。”

她摇摇头。动作缓慢，但很坚定。

我走过厨房，感觉像是在漂浮，而不是行走。

我从柜台上的袋子里拿出香草冰淇淋，放进她的冰点冰箱里。我想一切只是噩梦，很快就会醒来。

但我更清楚，这不是。

萨迪站在拱门里，看着我。一只手拿着新点燃的烟，另一只手拿着求职信。现在看着她，感觉跟多丽丝·邓宁惊人的相似。问题是，我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呢。是因为我一直在专注于其他事情？抑或是因为我还远未完全掌握我所摆弄的事情的浩瀚无垠？

我穿过纱门，站在门阶上，透过网丝看着她。

“提防着他，萨迪。”

“约翰尼把很多事情都弄乱了，但是他不危险，”她说，“我爸妈永远不会告诉他我在哪儿。

他们答应过我。”

“人们有时会食言的，人们会崩溃。尤其是在一直承受巨大压力，精神上难以自持的时候。”

“你走吧，乔治。”

“答应我，提防着他，我就走。”

她喊道：“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香烟在她手指间剧烈地抖动，红色的眼睛里充满震惊、失落、悲伤和愤怒。我能感觉到，那双眼睛一直追随着我，直到我上车。

该死的滚石乐队。

第十七章

1

期末考试开始前几天，埃伦·多克蒂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关上门，然后说：“我很抱歉给你惹了麻烦，乔治。不过，要是能重来一次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换种方式。”

我一言未发。我已经不再生气，但仍然十分惊讶。分手之后，我几乎夜不能寐。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凌晨四点肯定会成为我的亲密好友。

“得克萨斯州学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她说，好像这能说明一切。

“您说什么，埃莉？”

“是尼娜·沃林福德提醒我的。”尼娜是这个地区的护士。她每个学年都开着福特旅行车，行驶成千上万英里，在德诺姆县的八所学校之间穿梭，其中的三所只有一两间校舍。“第二十五条是州政府关于学校免疫的条款。包括学生，也包括老师，尼娜说，她没有你的任何免疫记录。

实际上，没有你的任何医疗记录。”

问题就在这儿。冒牌老师，由于没有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而被揭穿了。不过，至少不是因为我提前知道滚石乐队、或者迪斯科俚语使用不当而被揭穿。

“你一直忙着狂欢会，我想我替你向你执教过的学校写信，省去你的麻烦。但我从佛罗里达得到的回信说，他们不要求代课老师的免疫记录。

缅因州和威斯康里州的回复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她从桌子后面靠上前来，看着我。我无法正视她的眼睛。我将目光转移到我的手背之前，从她脸上看到的是难以忍受的同情。

“州教育委员会在意我们雇佣了冒名顶替的老师吗？当然会。甚至有可能采取法律行动，要求你偿还这一年的薪水。我在意吗？完全不在意。

你在德诺姆联合高中的工作很值得效法。你和萨迪为博比·吉尔·奥尔纳特所做的一切实在太完美了，你们能赢得‘全州年度最佳教师’提名。”

“谢谢夸奖，”我低声说，“兴许吧。”

“我问自己，米米·科科伦会怎么处理。米米对我说的是：‘要是他签下合同，明年和后年继续执教，你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但是既然他一个月后就要离开，什么都不说对你——包括对学校——都更好。’然后她说：‘但是有个人必须知道他言行不一。’”

埃利停顿下来。

“我告诉萨迪说，我敢肯定你会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好像你没有。”

我瞥一眼手表。“你要是不准备开除我，埃利女士，我得回去上第五节课。我们正在图解句子。

我在想，让他们试试这个复合句：‘我在这件事上是无辜的，但我说不清为什么’。你觉得呢？

会太难吗？”

“对我来说太难，当然了。”她幽默地说。

“还有一件事，”我说。“萨迪的婚姻很艰难。

她的丈夫很怪，我不想细说。名字叫约翰·克莱顿。

我想，他有点儿危险。你得问问萨迪，有没有他的照片，这样你就知道他长什么样，以便他出现问你问题时你能认出他。”

“你这样想是因为？”

“因为我之前见过类似的情形。这样说够了吗？”

“我想不够也得够，对吧？”

这不是个够好的答案。“你会问萨迪吗？”

“会的，乔治。”她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只是敷衍我。我搞不清。

我走到门边，她说，语气像是在寒暄：“你伤了那位年轻女士的心。”

“我知道。”我一边说一边离开。

梅赛德斯街。五月下旬。

2

“焊接工，对吧？”

我正跟房东一起站在2706号的门廊，房东是位善良的美国人，杰伊·贝克先生。他长得健壮结实，挺着个啤酒肚。我们刚刚快速参观了一下房子，用贝克的话说，房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离公交车站很近”，好像这足以弥补下垂的屋顶，浸水的墙壁，开裂的马桶水槽，以及无处不在的破败气息。

“守夜人。”我说。

“是吗？工作不错。像这样的工作，有很多时间操狗。”

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回答。

“没有老婆孩子吗？”

“离了婚。他们在东部。”

“支付该死的赡养费，对吧？”

我耸耸肩。

他不再说了。“所以，你想要这地方，安伯森？”

“我猜是吧。”我说着，叹了口气。

他从后口袋里掏出一本长长的租金册，皮质封面松松垮垮。“第一个月，最后一个月，损耗押金。”

“损耗押金？你肯定是开玩笑。”

贝克继续说，仿佛没听见我说话。“房租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到期。少付或者迟付你就得睡大街，这是沃斯堡警察局的规矩。人们跟他们处得很融洽。”

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烧焦了的雪茄头，把嚼过的一端塞进嘴里，用拇指指甲点着一根火柴。

门廊里很热。我想，这个夏天将会酷热而漫长。

我又叹了口气。然后——故作勉强——掏出钱包，取出二十美元。“我们信仰上帝，”我说。

“和闲杂人等一概现金交易。”

他笑了，喷出令人不快的蓝色烟雾。“这句话不错。我会记住的。尤其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我无法相信，我要住在这处令人绝望的简陋小屋，之前我住的可是南方的美丽房子——在那儿，我曾为自己能坚持修剪草坪而自豪。尽管我还没有离开约迪，却感到一波思乡之情涌起。

“请给我一张收据。”我说。

我能免费得到的只有这么多。

3

学期的最后一天。教室和走廊里空空如也。

头顶的电扇吹着闷热的空气，虽然才7月8日。

奥斯瓦尔德一家却已经离开苏联。根据阿尔·坦普尔顿的笔记，再过五天，“马斯丹”号远洋班轮就会驶入霍波肯。他们将走下跳板，踏上美国领土。

教师办公室里，除了丹尼·莱弗蒂，别无他人。

“嗨，伙计。听说你准备去达拉斯完成你的书。”

“计划是这样。”实际上，计划是去沃斯堡，至少开始是去沃斯堡。我开始清理我的文件格，里面装满了期末的公报。

“我要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而不是被一个老婆和三个淘气鬼拴住的话，我也会试试写本书，”丹尼说，“我参加过二战，你知道的。”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通常只需认识他十分钟就能知道。

“钱够花吗？”

“我会没事的。”

钱足够我用到明年四月，我计划跟李·奥斯瓦尔德算账的时候。我没必要去格林维尔大道的诚信金融冒更多险。去那儿一次已经是愚蠢至极。

要是我想去的话，我可以尽力告诉自己，发生在我佛罗里达住处的灾难只是出于恶作剧。但是，我也尽力告诉自己，我和萨迪曾经很好，看看到头来结果如何。

我把文件格里的文书扔进废纸篓……看见一个小小信封，封口尚未撕开，可能是我漏拆了。

我知道谁习惯使用这种信封。里面的笔记本纸上没有称呼，除了她淡淡的香水味道（可能只是我的想象）之外，也没有签名。消息很简短。

谢谢你让我知道有些事情有多么美好。请不要离开。

我攥在手里，想了一会儿，然后塞进身后的口袋里，快步下楼去图书馆。我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办，也不知道我打算跟她说什么，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图书馆一片昏暗，椅子摆在桌子上。我还是试图拧了拧门把手，但是门锁了。

4

停车场上，教职工停车位这一端只剩下两辆车，丹尼·莱弗蒂的普利茅斯轿车和我的福特。

我的敞篷汽车现在看上去颇显破旧。我也同样，自觉有点儿邋遢。

“安伯森先生！等等，安伯森先生！”

是迈克和博比·吉尔，他们急匆匆穿过闷热的停车场，朝我走来。迈克拿着一个包起来的小礼物，伸出手递过来。“我和博比给你准备了样东西。”

“你们不用给我买东西，迈克。”

“我们一定要买，先生。”

我很感动，看到博比·吉尔在流泪，又很高兴，她脸上厚厚的蜜丝佛陀涂层不见了。现在，既然她知道损毁容貌的疤痕即将消失，她也停止了遮盖。她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非常感谢您，安伯森先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她看着迈克。“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您。”

他们很可能不会。这是件好事。无法弥补落了锁、黑洞洞的图书馆，但是——这是件好事。

“打开吧，”迈克说。“我们希望您能喜欢。

这是为您的书买的。”

我打开包装。里面是个八英寸长，两英寸宽的木盒，木盒里面，真丝包裹着一支威迪文钢笔，我的名字首字母GA印在笔夹上。

“噢，迈克，”我说，“这太珍贵了！”

“即使是纯金的，也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

他说。“您改变了我的人生。”他看着博比。“我们的人生。”

“迈克，”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拥抱了我，在1962年，这在男人之间非常难得。我很高兴，也回抱一下。

“保持联系，”博比·吉尔说。“达拉斯不是远，”

她停顿一下，纠正自己的语法错误。“不是很远。”

“我会的。”我说，但我不会，他们可能也不会。

他们会开始他们的生活，要是幸运的话，他们的生活会光芒闪耀。

他们开始离开，然后博比转过身。“很遗憾你们分手了。这让我很伤心。”

“我也很伤心，”我说，“不过，可能这样是出于好意。”

我往回走，打包打字机和其他物品，我想，东西仍然很少，一只手提箱和几个纸板箱就能装下。在中央大街上等红灯的时候，我打开小盒子，看着钢笔，钢笔精美极了。我非常感动，他们能送给我这件礼物。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等着跟我说再见。红灯变绿了，我合上盒盖，继续开车。

嗓子里有点儿堵，但我的眼睛是干的。

5

生活在梅赛德斯街上并非令人振奋的体验。

日子并不十分糟糕。充斥着放学孩子的喊叫声，孩子们都穿着宽大的旧衣服；家庭主妇在邮箱或者后院晒衣绳边牢骚满腹；青少年开着锈迹斑斑、带玻璃丝消声器的打浆机，收音机里播放着KLIFE。凌晨两点到六点之间不那么糟糕。当孩子们最终在婴儿床（或者梳妆台抽屉）里入睡，他们的爸爸在鼾声中迎接第二天商店、工厂或者偏远的农场里按时计酬的工作时，一片令人震惊的寂静便笼罩了整条街道。

下午四点到六点之间，街上闹腾了起来，妈妈喊孩子进屋帮忙做家务，爸爸回到家对着妻子大声嚷嚷，或许除了妻子他们再无嚷嚷的对象。

喝醉的爸爸们八点钟左右蜂拥而至。十一点前后最是吵闹，要么是因为酒馆打烊，要么是因为金钱散尽。之后，就听到砰声关门，玻璃破碎，或者是惨声尖叫，醉酒的爸爸对着妻子、孩子或者同时对妻子和孩子发飙。警察到达时，红灯的闪光常会透进我拉下的窗帘。有几次，枪声响起，可能是朝天发射的，也可能不是。有一天凌晨，我出去取报纸时看见一个女人下巴上的血迹已经干结。她坐在与我的仅隔四栋的一幢房子前面的路边，正在喝一罐孤星牌啤酒。我差点下去看她，尽管我知道插手这个底层社区的生活是多么不明智。随后，她看见我在观察她，便举起中指，我又走回屋子里。

没有欢迎礼车，没有名叫玛菲或者巴菲的女人去参加青年女子协会的会议。住在梅赛德斯街上有的是大量的时间，有时间进行思考，有时间怀念约迪的朋友，有时间思念一直分散我精力的工作，这工作让我忘了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我意识到教学不仅仅是打发时间，实际上教学已经填补了我的思想，仿佛你真的在乎，仿佛你感觉你真的能够带来改变。

我甚至有时间对之前很漂亮的敞篷跑车感到厌倦。除了出了故障的收音机和呼哧作响的阀门，锈迹斑斑的排气管发出刺耳的逆火声，挡风玻璃上也出现了一条裂纹，裂纹是被笨重的沥青罐车上掉下来的石头砸的。我已经不再洗车，现在——很遗憾地说——它跟梅赛德斯街上其他的破旧汽车看起来非常和谐。

关键是，有时间想念萨迪。

你伤了那位年轻女士的心。埃伦·多克蒂说。

我心里也很不好受。向萨迪倾诉一切的想法有天晚上突然进入我的脑海，那天晚上我醒着躺在床上，听着隔壁醉酒的吵闹：你有，我没有，你有，我没有，操你妈的。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但第二天晚上，它再次出现。我能想见跟她一起坐在餐桌前，一起喝咖啡，下午强烈的阳光倾斜着穿透窗户，照在水槽上。冷静地开口。告诉她我的真名叫雅各布·埃平，我直到十四年之后才会出生。

我来自2011年，是穿越一条时间裂缝来到这里，我已故的朋友阿尔·坦普尔顿把它称为兔子洞。

我如何能够说服她相信这回事呢？告诉她某个背叛美国的家伙已经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很快就会跟他的苏联妻子和小女儿搬进我现在的住处对面？告诉她达拉斯德州人队——还不是牛仔队，还不是美国之队——今年秋天会在第二场加时赛中以20比17击败休斯敦油工队？太荒唐了。

但是，对于立等可见的未来，我还知道些什么呢？

我知道的并不多，因为我没时间仔细研究。我对奥斯瓦尔德颇为了解，仅此而已。

她可能会以为我疯了。我可以唱十几首还没有录制的流行歌曲，她还是会以为我疯了。她可能会说是我自己编造的——归根到底，我不是个作家吗？假定她相信我？我想把她也拽进鲨鱼口中？在她八月份回到约迪时，如果约翰·克莱顿是弗兰克·邓宁的翻版，或许会来找她，难道这还不够糟糕吗？

“好吧，滚出去！”一个女人在街上喊，一辆汽车朝温斯考特路的方向开去。一束灯光快速透过我拉上的窗帘，从天花板上闪过。

“你这个舔鸡巴的家伙！”她在后面喊道。

一个男人的声音紧随其后，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喊道：“娘们儿，你可以舔我的鸡巴，或许那能让你安静下来。”

这就是1962年夏天梅赛德斯街上的生活。

别把她牵扯进来。这是理性的声音。太危险了。或许在某个时间点，她能再次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甚至在约迪那样的生活也会回来——但不是现在。

不过，在约迪永远不可能再有我的生活了。

现在埃伦知道了我的过去，在高中教书无异于痴人说梦。我还准备做什么呢？灌注混凝土吗？

一天早上，我把咖啡壶放到火上，去门口取报纸。打开前门时，我发现森利纳的两个后胎都没气了。哪个无聊的孩子用刀把轮胎割破了。这也是1962年梅赛德斯街上的生活。

6

星期四，7月14日，我穿上牛仔裤，蓝色工作衫，和一件旧背心，背心是从坎普鲍伊路上的二手商店买的。然后，我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消磨早上的时光。没有电视，但我听了收音机。新闻上说，肯尼迪总统打算这个月晚些时候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晴朗，气温适宜。DJ大喊大叫了一通，然后播放了《帕利萨德斯公园》。唱片里的尖叫和过山车音效在我头脑里回响。

最后，我无法忍受。时间还早，但我不在乎。

我坐进森利纳——现在两个翻新的黑色轮缘搭配着前轮的白色轮缘——开了四十多英里去达拉斯西北的拉菲尔德机场。没有所谓短时或者长时停车，只有停车。每天七十五美分。我把旧的夏日草帽盖在头上，跋涉了大约半英里，到了候机室。

几位达拉斯警察站在路边喝咖啡，但是没有保安，也没有金属探测器。乘客们只向站在门边的人出示机票，然后穿过闷热的停机坪，登上五家航空公司之一：美国航空，达美航空，环球航空，边疆航空，得克萨斯航空。

我检查了达美航空柜台后墙上安装的黑板，上面说194号航班准点。我向工作人员确认，她笑着告诉我说，飞机刚刚离开亚特兰大。“但是你来得太早了！”

“我情不自禁，”我说，“我可能会很早参加自己的葬礼！”

她笑着祝我顺心。我买了本《时代》杂志，走进餐馆，点了九号云主厨沙拉。沙拉分量很足，我太紧张了，并不饿——不是每天都能看见即将改变世界历史的人——但是，我想在等待载着奥斯瓦尔德一家的飞机抵达时有东西可吃。

我坐的卡座能清楚地看到主出站口。人流并不大，一位身着深蓝旅行装的年轻女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她的头发盘成整洁的发髻。两只手各拎着一只手提箱。一位黑人脚夫走到她身前。她微笑着摇摇头，接着在经过旅行者协助站时，胳膊撞在柜台边缘。一只箱子掉在地上，擦到了她的手肘，她拾起箱子，继续前进。

萨迪正要离开，开始她在里诺六个星期的生活。

我惊讶吗？一点都不。这又是汇合点在作怪。

我已经习惯了。我是否有冲出饭店，及时追上她的冲动？当然有。

一时间，我觉得这不仅貌似可行，而且必要。

我会告诉她是命运（而非奇怪的时空穿越谐波）

安排我们在机场再次相遇。在电影里这一套通常会奏效，不是吗？我会让她等我，买张票跟她一起去里诺。我们一到那里我就告诉她，我会解释一切。六个星期之后，我可以请准许她离婚、然后让我们结婚的法官喝上一杯。

实际上，我准备好了起身。正要起身时，我碰巧看到了我在报摊买的《时代》杂志的封面。

封面是杰奎琳·肯尼迪。面带微笑，容光焕发，穿着V领无袖连衣裙。标题是“总统夫人身着夏装”。我看着照片，颜色转为黑白，表情也从开心的笑容变成了茫然的凝视。现在她在“空军一号”上，站在林登·约翰逊身边，不再穿着漂亮（而且有点儿性感）的夏装。而是一件溅满鲜血的羊毛套装。我记得读过——不是阿尔的笔记，是在别的地方——肯尼迪夫人的丈夫被宣告死亡不久，“小瓢虫”·约翰逊[134]在医院走廊里拥抱她，看见了那套衣服上溅染着已经殒命的总统的一滴脑浆。

一枪爆头的总统。后来死去的所有人站在他身后，如鬼影一般站成一排，延伸到无限远处。

我又坐回去，看着萨迪提着箱子走向边疆航空的前台。袋子明显很沉，但是她精力充沛，背挺得很直，鞋子的低跟发出清脆的响声。工作人员检查了她的行李，放上行李搬运车。萨迪跟他交流了几句，她把两个月前通过一家旅行社购买的机票递过去。然后她把机票拿回来，转身朝登机口走去。我低下头，确保她看不到我。我再次抬起头时，她已经消失了。

7

经历了漫长的四十分钟等待之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经过餐馆。

男孩抓着他爸爸的手，喋喋不休。爸爸朝下看着他，不住点头，面带微笑。爸爸就是罗伯特·奥斯瓦尔德。

扩音喇叭大声宣布：“来自纽华克和亚特兰大市机场的达美航空公司194号航班已经抵达。

请在4号出口接机。达美航空194号航班已经抵达。”

罗伯特的妻子——根据阿尔的笔记，名叫瓦达——把小女孩抱起来，加快脚步往前走。没有看到玛格丽特的影子。

我挑起一些沙拉，大口咀嚼，根本顾不上是什么味道。心怦怦地跳。

飞机靠近出口的时候，我能听见越来越近的引擎咆哮声，看得见道格拉斯DC-8型飞机的机头。

接机的人们在门口围成一圈。一位女服务员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差点惊叫出来。

“对不起，先生，”她的得克萨斯口音十分明显。“我只是想问问您是否还需要别的什么。”

“不用了，”我说，“我很好。”

“那好。”

第一批乘客开始通过出口。都是男乘客，穿着西装，留着成功人士的发型。

当然。第一批下机的乘客总是来自头等舱。

“您确定不想来点桃子派吗？新鲜的。”

“不用了。”

“确定吗，亲爱的？”

现在，经济舱的乘客开始蜂拥而出，所有人都提着手提箱。我听到一个女人长声尖叫。是不是瓦达在叫她的小叔子？

“我确定。”我说，抓起杂志。

她明白了我的暗示。我坐在那儿，把剩下的沙拉搅进法式沙律酱调味的橙羹里，一边观察。

此时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出现了。

但是，这个小孩已经学会走路，不可能是琼，琼没有这么大。乘客经过餐馆，跟前来接机的亲友们热情聊天。我看见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用手拍他女朋友的屁股。女孩笑了，打他的手，踮起脚尖亲吻他。

大约五分钟，出口便挤满了人。然后，人群开始消散。还是没有奥斯瓦尔德一家的身影。一种强烈的必然性向我袭来：他们不在飞机上。我不仅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而且跳进了某种平行的宇宙。或许，黄卡人本打算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黄卡人死了，而我脱身了。没有奥斯瓦尔德？

太好了，任务取消。肯尼迪会在其他版本中死去，但是不在这个版本中。我可以追上萨迪，从此以后跟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念头刚刚涌起，我突然第一次看见了我的目标。罗伯特和李肩并着肩，愉快地谈话。李摇晃着什么，要么是个特大的公文包，要么是个小背包。罗伯特提着粉色手提箱，圆形边角，宛如出自从芭比的橱柜买的东西。瓦达和玛丽娜紧随其后。瓦达拿着一只拼缝布袋，玛丽娜将另一只拼缝布袋扛在肩上。她还将此时四个月大的琼抱在怀里，竭力追赶。罗伯特和瓦达的两个孩子一左一右，带着惊讶的表情看着她。

瓦达朝两个男人喊，他们几乎是在餐馆门前停下。罗伯特咧嘴一笑，取下马丽娜的袋子。李的表情……高兴？狡猾？两者兼有。最轻微的笑意点缀着他的嘴角。毫无特征的头发梳得很整齐。

他穿着平整的白色衬衫，卡其布裤子，闪亮的鞋子，他宛如完美的水兵。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刚刚航行了大半个地球的旅客。他的身上没有半条皱纹，脸上没有一丝须茬。他只有二十二岁，看起来更加年轻——就像我教的上个美国文学班上的青少年。

玛丽娜也是。再过一个月她才到购买酒精饮料的法定年纪。她疲惫不堪，惊慌失措，审视着一切。她也异常美丽，头发乌黑发亮，蓝色的眼睛惹人怜爱。

琼的胳膊和腿用布片裹着。连她的脖子也被包起来，虽然她没有哭，她的脸红扑扑、汗淋淋的。

李接过孩子。玛丽娜感激地笑笑，她的嘴唇分开时，我看见她的一颗牙齿不见了。其他牙齿也已经变色，有一颗几乎变成了黑色。跟她滑腻的皮肤和曼妙的眼睛形成鲜明的对比。

奥斯瓦尔德靠近她，说了些什么，她脸上的笑容顿时灰飞烟灭。她警惕地看着他。他又说了些什么，一边说，一边用一根手指捅她的肩膀。

我记得阿尔的故事，想知道奥斯瓦尔德现在跟他妻子说的是不是：pokhoda，cyka——走吧，婊子！

不过不是。是琼层层包裹让他恼火。他把包裹扯开——首先是胳膊，然后是腿——把布片扔向玛丽娜，玛丽娜笨拙地接住。然后玛丽娜四处张望，看是否有人在看他们。

瓦达转过身，碰了碰李的胳膊。他丝毫没有留意瓦达，只是扯开围在琼脖子上的棉毛围巾，扔向玛丽娜。围巾掉在出口的地上。玛丽娜弯下腰捡起来，一声不吭。

罗伯特走近他们，在他弟弟的肩膀上友好地捅了一拳。出口此时几乎空无一人——最后下机的乘客已经走到奥斯瓦尔德一家前面——我清楚地听见了罗伯特说的话：“让她喘口气，她才刚到这儿。她甚至不知道这是哪儿。”

“看看这孩子，”李说着，把孩子举起来检查一番。这时，孩子哭了起来。“她把孩子裹得像具埃及木乃伊。因为他们在家乡是这么做的。

我真是哭笑不得。Staryj baba！老娘儿们！”他怀里抱着大声哭叫的孩子，转向玛丽娜。她惊恐地看着他。“Staryj baba！”

她想笑，是知道自己被取笑了，却不明所以。

我突然想起了《人鼠之间》中的雷尼。然后，李咧开嘴，自信而有些歪斜的大笑在他脸上绽开。

这让他近乎显得潇洒。他轻轻地亲吻妻子，先是一边脸颊，然后是另一边。

“美国！”他说，又亲了她一下。“美国，丽娜！

自由的国度，狗屎的国度！”

玛丽娜的笑容灿烂起来。李开始用俄语跟她讲话，一边把孩子递回去。他们走出我的视野时，玛丽娜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把孩子抱到肩上，以便能腾出手，牵着李的手。

8

我回到家——要是能把梅赛德斯街称为家的话——试图打个盹。我睡不着，于是把双手垫在脑后，听着街上嘈杂的噪音，跟阿尔·坦普尔顿对话。我发现，我现在一个人住的时候经常这样做。

就一个已死亡人来说，他要说的话还真多。

“我真愚蠢，来到沃斯堡。”我告诉他，“要是我把窃听器挂到录音机上，有人可能会发现我。

奥斯瓦尔德本人可能发现我，那样的话，一切都会改变。他已经变成了偏执狂，你在笔记中提过。

他知道在明斯克克格勃和苏联内务部在监视他，他肯定害怕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会在这儿监视他。联邦调查局确实会监视他，至少在某些时候。”

“没错，你得格外小心，”阿尔同意地说，“很不容易，但我相信你，伙计。这也是一开始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原因。”

“我甚至不想靠近他。在机场看见他我就觉得极度紧张不安。”

“我知道你不想，但你别无选择。我做了一辈子烹饪，我可以告诉你，不打碎鸡蛋是做不成煎蛋卷的。过高地估计这个家伙也是个错误。他不是个超级罪犯。还有，他会被人弄得心烦意乱，主要是他精神错乱的妈妈。除了对他的妻子大喊大叫，或者喊叫也不足以泄愤时虐待她之外，他还有什么强项呢？”

“我想李是爱她的，阿尔。至少有点儿爱，可能很爱。尽管他大喊大叫。”

“是的，像他这样的家伙最有可能侵害他们的女人。看看弗兰克·邓宁吧。你只管做好你的事，伙计。”

“即便能成功地安装窃听器，我又能得到什么呢？争吵录音？用俄语争吵？那还真是有趣。”

“你不用解码这个男人的家庭生活。你需要弄清的是乔治·德·莫伦斯乔特。你要确定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没有参与谋杀沃克将军。一旦你完成这一点，不确定的窗户就会关闭。请看看积极的一面吧。如果奥斯瓦尔德发现你在监视他，他未来的行动也许会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他可能不会尝试刺杀肯尼迪。”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不，实际上不是。”

“我也不这么认为。过去很执拗。它不想被改变。”

他说：“伙计，现在该你烹饪了……”

“用天然气，”我听见自己嘟哝道。“现在我用天然气烹饪。”

我睁开眼睛。我居然睡着了。傍晚的阳光透过窗帘射进来。不远处，沃斯堡的达文波特街上，奥斯瓦尔德兄弟和他们的妻子正坐在餐桌边享用晚餐——李重新踏上故土后的第一顿饭。

在我自己的沃斯堡屋外，我能听见跳绳的歌唱。听起来非常熟悉。我起床，穿过昏暗的客厅（里面除了从旧货店里买来的两把安乐椅之外别无他物），把窗帘拉开一英寸左右。我最先安装的就是这些窗帘，我想观察别人，但不想被人看见。

2703号房子依然空着，“房屋出租”的标牌钉在摇摇欲坠的门廊栏杆上。但是草坪并未废弃。

草坪上，两个女孩正在甩动一根跳绳，第三个女孩跳进跳出。当然，她们不是我在德里科苏特街上看到的女孩——这三个穿着打补丁的褪色牛仔裤，而不是崭新的短裤，看起来身材矮小，营养不良——但歌曲是一样的，只是带着得克萨斯口音。

“查理·卓别林，跑到法国去！为了看女人们跳舞！向舰长敬礼！向女王敬礼！我老子开着潜水艇！”

跳绳的女孩绊住脚摔倒在2703号屋前草坪上，草坪上长满马唐草。其他女孩压到她的身上，三个女孩在灰里乱滚。然后站起身，迅速跑开了。

我看着她们离开，心想：我看到她们但她们看不到我。这是关键。这是个开始。但是阿尔，什么时候我才能结束？

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唯一阻止我在奥斯瓦尔德一搬到街对面就干掉他的因素。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是位石油地质学家，投机石油租赁。过着花花公子式的生活，主要是得益于他妻子的钱财。跟玛丽娜一样，他也是背井离乡，离开苏联。但跟玛丽娜不一样，他来自一个贵族家庭——实际上，他是莫伦斯乔特男爵。这个男人即将成为李·奥斯瓦尔德仅剩的几个月生命中唯一的朋友。这个男人即将说服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某个之前担任将军的种族主义右翼分子的存在，整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如果德·莫伦斯乔特真的参与了奥斯瓦尔德对埃德温·沃克的暗杀，我的处境就会相当复杂。所有疯狂的阴谋理论都会上演。不过，阿尔坚信这位苏联地质学家所做的一切（即将做出的一切；就像我所说的，生活在过去很让人错乱）就是怂恿一个已经被名声困扰、精神失常的家伙。

阿尔已经在日记中写下：如果1963年4月10日晚上奥斯瓦尔德是孤身一人，那么有另外一个人参与了七个月之后刺杀肯尼迪的几率几乎为零。

在这行字的下面，他用大写字母加上了最后的判决：干掉这个狗杂种的好机会！

9

我看到小女孩儿们，她们却没看到我，这让我想起了老吉米·斯图尔特[135]的惊悚电影，《后窗》。

一个人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客厅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他有适当的工具的话。

第二天，我去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对博士伦望远镜。我提醒自己小心镜片上的反光。由于2703号房子在梅赛德斯街的东边，我想午后的任何时间我都很安全。我把镜片放在窗帘中间的缝隙里，然后调整聚焦旋钮，可怜的客厅和厨房变得格外清晰，我几乎可以站进去。

比萨斜灯依然放在陈旧的五斗橱上，橱桌上摆着厨房用具，房间等待着有人打开台灯，激活窃听器。但是，这对我毫无用处，除非挂上巧妙的小型日本盘式录音机。以最慢的速度来录音的话可以录十二小时。我已经试验过了，实际上对着备用的装了窃听器的台灯（这让我感觉像是伍迪·艾伦[136]喜剧中的角色）。尽管录音重放有些拖拉，但词语能听得懂。一切对我行事都非常有利。

要是我有胆量的话。

10

七月四日，梅赛德斯街上十分繁忙。在家休息的男人们浇灌着已经无可救药的草坪——除了下午和傍晚偶尔的雷雨，天气闷热而干燥——然后倒进草坪上的椅子里，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棒球比赛，一边喝啤酒。

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朝流浪的狗和鸡身上扔爆竹。一只鸡被樱桃爆竹击中，炸成一摊血和羽毛。

扔爆竹的孩子尖叫着，被他的妈妈拽进街上的房子里，妈妈只穿着一件长衬裙，戴着法摩尔棒球帽。

从她摇晃的步态我可以猜出，她刚刚喝了些啤酒。

最接近烟花的东西出现在十点钟之后，有人，可能是割破我敞篷跑车轮胎的那个小孩，点燃了一辆停在蒙哥马利一沃德百货公司停车场内一个多星期、被人抛弃的老斯图贝克汽车。沃斯堡警察局来把火扑灭了，大家都出来围观。

美国万岁！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去看烧毁的废车，它悲伤地躺在轮胎的残迹上。我看见靠近一个装卸间的地方有个电话亭，出于冲动，我打电话给埃利·多克蒂，让接线员找到号码，帮我接通。我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很孤独，很想家，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想听到萨迪的消息。

电话响第二声，埃利就接了。她好像很高兴听到我的声音。站在那儿，一间闷热难耐的电话亭里，身后梅赛德斯街在光荣的七月四日沉睡，烧焦的汽车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孔，我的脸上漾起笑容。

“萨迪很好。我收到她两张明信片和一封信。

她在哈拉酒店当服务员。”她放低声音。“我想是鸡尾酒女招待，但我永远不会告诉学校董事会。”

“她问了你的情况，”埃利说，这又让我笑了。

“我不想告诉她，根据约迪镇民的消息，你已经从人间蒸发，所以我说你忙着写书，过得很好。”

在近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凶杀地》只字未动。有两次，我拿起文稿，努力阅读，感觉稿子完全像是三世纪的古迦太基人写的。“我很高兴她很好。”

“到月底她就能达到定居要求，但是她已经决定在那儿呆到假期结束。她说小费很不错。”

“你有没有向她要一张很快就要成为她的前夫的照片？”

“她离开之前向她要过，但是她说没有。她想她爸妈有几张，但她不想给他们写信索取。萨迪说她父母从未放弃婚姻，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虚假的希望。她还说，她相信你反应过激。她用的词儿是反应极度过激。”

这听起来就像我的萨迪。不过，她现在不是我的了。现在，她只是个“嗨，服务员，再给我们来一杯……这一次把腰弯低点儿”。每个男人都有一颗嫉妒心。现在，我的嫉妒心在7月5日早上不停颤动。

“乔治？我毫不怀疑，她仍然爱着你，现在收拾残局还不太晚。”

我想起李·奥斯瓦尔德。还得九个月他才会尝试刺杀埃德温·沃克将军。“还太早了。”我说。

“你说什么？”

“没什么。很高兴跟你聊天，埃利女士。但是很快接线员就会让我加钱，我身上已经没有二角五分硬币了。”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来吃点汉堡和奶昔？在餐馆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邀请德凯·西蒙斯一起。他几乎天天打听你的消息。”

返回约迪见见学校里的朋友的念头可能是那天早上唯一能让我高兴的事。“当然。今天晚上是不是太快了？五点钟怎么样？”

“太棒了，我们这些乡巴佬吃得很早。”

“很好，我会去的。我请客。”

“我会跟你争着买单的。”

11

阿尔·史蒂文斯雇佣了一个商务英语系的女孩，我认识。她看见是谁跟埃利和德凯坐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脸灿烂起来，我很感动。“安伯森先生！哇，很高兴看到您！您还好吗？”

“很好，德里小姐。”我说。

“噢，多点些吧。您瘦了。”

“是啊，”埃利说。“你得好好照顾自己。”

德凯在墨西哥时晒黑的皮肤已经褪色，这说明他退休之后的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室内。我瘦了多少，他就胖了多少。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摇晃着，告诉我见到我有多么高兴。这个人毫不虚伪。埃利·多克蒂也是如此。离开这儿去梅赛德斯街，那个人们用炸鸡来庆祝7月4日的地方，我觉得似乎越来越疯狂，无论对于未来我知晓些什么。

我无疑希望肯尼迪值得我付出这一切。

我们一起吃汉堡，法式炸薯条加黄油，苹果派加冰淇淋。我们谈论谁在做些什么，笑丹尼·莱弗蒂，终于开始写他嚷嚷着要写的书。埃利说，用丹尼老婆的话说，第一章的标题叫“我参加了争斗”。

吃到最后，德凯在烟斗里装上太子香味烟斗丝，埃利拎起一直放在桌下的手提包，拿出一大本书。从杯盘狼藉的桌子上递过来。“第八十九页。

请推开那一团番茄酱。这本书是借的，我希望还的时候还保持原样。”

这是本年鉴，书名叫《虎尾巴》，来自一所比德诺姆联合高中更高级的学校。《虎尾巴》的封面用的是皮革而不是布面。书页厚实而光滑，书后的广告足有一百页厚。纪念的机构——“赞扬”

一词或许更准确——是萨凡纳的朗埃克走读学校。

我翻阅泛着均匀的香草味道的高年级部分，心想到1990年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两张黑人的面孔。

或许吧。

“好家伙，”我说。“萨迪从这儿来约迪的时候钱包肯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我相信她急切地想要离开，”德凯平静地说。

“我敢肯定她有她的原因。”

我翻到第八十九页。标题是“朗埃克科学系”。

有张陈旧的集体照，四位教师穿着白色的实验外套，手里拿着冒泡的烧杯——化身博士[137]——的照片下面是四张办公室照片。约翰·克莱顿长得一点儿都不像李·奥斯瓦尔德，但他同样长着一张容易让人忘记的脸，嘴角两边同样泛着笑意。这到底是伪装的高兴还是隐藏的轻蔑？见鬼，可能只是摄影师告诉他说“茄子”时这个患了强迫症的混蛋的尴尬表情？唯一典型的特征就是太阳穴附近的凹陷，跟嘴角的酒窝相映成趣。照片不是彩色的，但是他的眼睛颜色很淡，足以让我确定他的眼睛要么是蓝色的，要么是灰色的。

我把书翻给朋友们看。“看见他头上的这些凹痕了吗？是生来就有的吗，像鹰钩鼻或者下巴上的酒窝？”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这有点儿滑稽。

“这些是钳子痕迹，”德凯说。“医生最终等烦了，直接把他从他妈妈体内拽出来时留下的。

这些痕迹通常会消失，但不一定总是会消失。要是他两鬓的头发没有变稀的话，你根本看不见它们，对吧？”

“他还没有来这儿，打听萨迪的下落吧？”

我问道。

“没有。”他们又一致答道。埃伦接着说：“没有人在打听她。除了你，乔治。你这个傻瓜。”

她像人们说笑话时那样笑着，但这不是笑话。

我看了看表说：“我已经搅扰你们够久了，我想回去了。”

“走之前想到橄榄球场溜一圈吗？”德凯提议。“博尔曼教练说，要是我有机会，就带你去转转。

当然，他已经让队员开始训练了。”

“至少在这个凉爽的夜晚，”埃利说着，站起身。“感谢上帝无微不至的关爱。记得三年前黑斯廷斯男孩中暑那次吗，德凯？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是心脏病呢？”

“我无法想象他为什么想见我，”我说。“我把他的一张王牌防守队员送进了宇宙黑暗的深渊。”我压低声音，沙哑地说，“戏剧艺术！”

德凯笑了。“但你拯救了另一位球员，可能会被阿拉巴马取消比赛资格的球员。至少博尔曼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朋友，吉姆·拉杜是这么告诉他的。”

一开始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我想起了萨迪·霍金斯节，咧嘴笑了。“我做的只不过是抓住他们三个偷饮一瓶烈酒。我把酒扔到了围栏外面。”

德凯止住了笑容。“其中一个就是文斯·诺尔斯。你知不知道他的卡车翻车时他喝醉了？”

“我不知道。”但我并不惊讶。车和酒一直都是在高中备受追捧、有时又非常致命的开胃菜。

“是的，先生。这件事，加上你在舞会上说的一番话，让拉杜发誓戒酒。”

“你是怎么说的？”埃利说。她正从手提包里摸索钱包，但我沉浸在那晚的记忆中，没有来得及跟她争。“别糟蹋了你们自己的前途”，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吉姆·拉杜，面带懒散的“世界尽在我掌握之中”的笑容，我的话他听了进去。

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影响哪些人的人生，何时影响，缘何影响。直到未来吞噬现在。等我们知道为时已晚。

“我不记得了。”我说。

埃利走开去买单。

我说，“告诉多克蒂女士留心照片中的那个男人，德凯。你也是。他可能不会来，我开始觉得我可能是错的，但他也可能会来。他没有被束缚得过紧。”

德凯答应说他会的。

12

我差点没有走到橄榄球场。七月上旬傍晚的夕阳下，约迪显得格外美丽。我有些想转头回沃斯堡，否则我可能会再也不想回去。我在想，要是我错过了那次造访，有多少东西会发生改变？

也许没什么，也许很多很多。

教练正在跟特别组的孩子们进行最后两轮或者三轮训练，剩下的球员则坐在板凳上，脱下头盔，汗珠从脸上滑落。“红色2号，红色2号！”

教练喊着。他看见德凯和我，举起一只手：还有五分钟。然后他转向还在场上的一小队疲倦的球员。“再来一次！让我看看你们取得大胆的飞跃，从狗屁不是变得像那么回事儿，怎么样？”

我扫视球场，看见一个人穿着刺眼的运动外衫。他在边线走来走去，头上戴着耳机，手上拿着色拉盘似的东西。他的眼睛让我想起一个人。

一开始，我还联系不到一起，然后我想起来：他看起来有点儿像沉默的迈克·麦凯克伦。我的奇才先生。

“那是谁？”我问德凯。

德凯瞟了一眼，“鬼知道。”

教练拍拍手，让孩子们去冲澡。他走上露天看台，在我背后拍一下。“过得怎么样，莎士比亚？”

“很好。”我说，精神抖擞地笑笑。

“莎士比亚，照屁股一脚踢趴下，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经常说。”他开心地笑了。

“我们过去常常说，教练，教练，一脚踩上臭鸡蛋。”

博尔曼教练一脸疑惑，“真的吗？”

“没有，只是跟你瞎扯。”我有点儿希望自己已经冲动之下晚饭之后迅速离开了镇上。“球队怎么样？”

“啊，孩子们不错，非常努力。但是，少了吉米就不一样了。你看到109号公路和77号公路岔路口的新广告牌了吗？”七十七他说的是“七七”。

“我想，我对太常见的东西熟视无睹。”

“嗯，那回去的时候记得看看，朋友。活力俱乐部做得不错。吉米的妈妈看见之后差点哭了。

我知道我欠你一个道谢，谢谢你让那个年轻人发誓戒酒。”他脱下帽子，帽子上有个大写字母“C”。

他用胳膊擦去额头的汗水，戴上帽子，深深地叹口气。“或许也欠狗杂种文斯·诺尔斯一个道谢，但是我能做的只有为他祈祷。”

我想起来教练是顽固的浸信会教徒。除了祈祷之外，他很可能相信诺亚儿子那一套。

“不用谢，”我说。“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

他敏锐地看着我。“你应该继续履行职责，而不是甩手写书。很抱歉话说得这么坦率，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没关系。”确实是这样。他这样说，我更欣慰。

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能是对的。我指向球场，沉默的迈克·麦凯克伦正在把沙拉盘装进一个铁盒子。耳机仍然挂在他的脖子上。“那是谁，教练？”

教练哼了一声。“我想他的名字叫黑尔·达夫。要么就是凯尔。大达姆电台的新体育解说员。”他说的是K-DAM，德诺姆县的一家小小的业余广播电台，上午播放农场报道，下午播放乡村音乐，放学之后播放摇滚乐。孩子们对电台间歇时段的喜爱，不亚于对音乐的钟情。间歇时段，一阵爆炸声之后，一位年老牛仔的声音就会说：“K-DAM！真正的乐趣所在！”在过去的国度里，这被视为极其伤风败俗。

“他拿的是什么东西，教练？”德凯问道。“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教练说，“要是他以为我会让他在比赛广播的时候使用，那他就太不机灵了。他以为我会让所有有收音机的人听到，我在球员们没能守住三线时骂他们娘们儿吗？”

我慢慢地转向他。“你在说什么？”

“我不相信他，所以我自己试，”教练道。然后，他满怀愤慨地说：“我听见博夫·雷德福对一个新学生说我的卵比头大！”

“真的吗。”我说。我的心跳明显加快。

“那个废物说他把东西装在该死的车库里，”

教练嘟囔说。“他说完全打开的时候，你能听见一个街区远的汽车尾气声音。当然是胡扯了。但是，雷德福发表这番聪明的言论时，站在足球场的另一边。”

这位体育解说员，看起来不下二十四岁，捡起他的铁盒子，闲着的一只手朝这边挥舞。教练也朝他挥手，然后低声嘀咕道：“我让他拿着那东西出现的比赛日，会是我拿着肯尼迪尖刀刺进我该死的道奇车的那一天。”

13

我到达77号公路和109号公路交叉路口时，天已经快黑了。但是，一轮橙色的圆月正从东方升起，清楚地照见广告牌。上面是吉姆·拉杜，面带笑容，一只手拿着橄榄球头盔，另一只手拿着橄榄球，一缕黑发英俊地拂在额头。照片上方，用星光灿烂的字体写着“热烈祝贺吉姆·拉杜，1960年和1961年全州四分卫！祝你在阿拉巴马好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下面，红色的字母似乎在喊：

“吉姆拉！”

14

两天之后，我走进卫星电子，店主正在卖一款iPod大小的晶体管收音机给一位嚼着口香糖的孩子。那个孩子走出门后（已经把收音机的耳机插进耳朵），沉默的迈克转向我。“哇，是我的老朋友。今天有什么能效劳的吗？”然后他放低声音，图谋不轨般低语，“想要更多装窃听器的台灯吗？”

“今天不要，”我说，“告诉我，你听说过全方位扩音器这种东西吗？”

他咧开嘴笑了，露出牙齿。“朋友，”他说，“你又找对地方了。”

第十八章

1

我接进一部电话，第一个打给埃伦·多克蒂。

她很高兴告诉我萨迪在里诺的地址。“我还有她公寓的电话号码，”埃伦说，“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当然需要，但是，一旦有了电话，我肯定会忍不住打过去。有个声音告诉我这是错误的。

“只要地址就好了。”

挂断电话，我马上给她写信。我讨厌虚伪而做作的轻松口吻，但又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口吻。

我们之间的扫帚依然存在。要是她在那里遇到一位有钱的大款，早已将我忘得无影无踪呢？这不可能吗？她肯定知道怎么让他享受床笫之欢，她学得很快，在床上跟在舞池里一样敏捷。这又是嫉妒心在作祟，我匆匆忙忙写完信，我知道我的语气可能显得既痛苦又毫不在乎。如果我试图消除做作，表达诚心的话。

我想你。我们两个到这个地步，我后悔不已。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手头有事，要到明年春天才能完成。或许那时也完不成，但我想能完成。希望能完成。请别忘记我。我爱你，萨迪。

我签的名字是乔治，这名字似乎把我可怜的诚心全部消解。名字下面我加了一行：“若是你想打电话，这是我的新电话号码。”然后，我走到本布鲁克图书馆，把信投进图书馆前面的蓝色大邮筒里。当前，我能做的，仅此而已。

2

阿尔的笔记本里夹着三张照片，是用不同的电脑印制的。一张是乔治·德·莫伦斯乔特，穿一身灰色西装，胸前口袋里嵌着一方白色手帕。

前额的头发整齐地分开，那个时代典型的管理人员发型。厚实的嘴唇皱起微笑，让我想起熊宝宝的床：既不太硬，又不太软，刚好合适。笑容尚未露出疯狂的蛛丝马迹。那种我很快将在梅赛德斯街2703号门廊里看到的令他撕开衬衫的疯狂。

或许，蛛丝马迹已有显露。是那深色的眼睛里的某种东西。一股傲慢。一丝操蛋。

第二张照片是无耻枪手的掩体，用装书的纸箱构成，位于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

第三张是奥斯瓦尔德，身穿黑色衣服，一只手握着邮购的步枪，另一只手拿着左翼杂志。奥齐仓皇逃跑时——除非我阻止他——用来杀害达拉斯警官J.D.提彼得的左轮手枪，别在他的腰带里。这张照片是由玛丽娜拍摄的，时间在袭击沃克将军之前两周。地点位于达拉斯西尼利街214号一幢双户住宅的封闭侧院。

当我旷费时日等待着奥斯瓦尔德一家搬进我在沃斯堡的家对面的简陋房子时，我经常造访西尼利街214号。我2011年的学生会说，达拉斯多数地方无疑都烂透了，但是西尼利街附近比梅赛德斯街稍好些。当然，有股恶臭——在1962年，得克萨斯中部很多地方都像出了故障的冶炼炉一样——但是没有大便和污水的气味。街道破破烂烂但毕竟铺过水泥。也没有养鸡。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住在214号楼上。他们搬走之后，奥斯瓦尔德一家就会搬进来。

我关注的是楼下的住户，因为当李、玛丽娜和琼搬来楼上时，我想住在楼下。

1962年7月，一楼公寓住着两个女的和一个男的。两个女的身体肥胖，动作迟缓，偏爱穿带褶的无袖裙。一个六十多岁，步态明显蹒跚。另一个三十多岁四十出头。从脸型的相似度可以看出她们是一对母女。男的瘦得皮包骨头，坐在轮椅里。一袋浑浊的尿液连接着膝上的一根粗导尿管。他不停吸烟，把烟灰敲进夹在轮椅扶手上的烟灰缸里。整个夏天我看他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红色缎纹篮球短裤，露出衰弱的大腿，直到胯部。

条纹T恤，几乎跟导尿管里的尿液一样昏黄，宽胶布粘起来的运动鞋，一顶黑色大牛仔帽，帽圈看上去像是蛇皮的。帽子前面是交叉的骑兵剑。

他的妻子或者女儿会把他推到外面的草坪上，他就懒散地坐在树底下，一动不动，宛如雕像。我从他身边经过时向他举手致意，但他从未举手回敬，尽管他认得我的车。或许他害怕向我挥手。

或许他认为死亡天使正在打量他，死亡天使坐着一辆老旧的福特敞篷车而不是骑着一匹黑马在达拉斯巡视。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确是死亡天使。

看起来这三个人在这儿已经住了一阵子。明年我需要这地方的时候，他们还会住下去吗？不得而知。阿尔的笔记里只字未提。目前，我能做的只有观察和等待。

我拿起沉默的迈克亲手制作的新装备。等待着电话铃声响起。响了三次。每次我都跳起来，满怀希望。两次是埃利女士，打来聊聊天。一次是德凯，请我吃晚饭，我欣然接受了。

萨迪没有打电话。

3

8月3日，一辆1958年款的贝尔艾尔轿车停进2703号房子的车道，后面跟着一辆闪亮的克莱斯勒。奥斯瓦尔德兄弟从贝尔艾尔里下来，并排站着，没有说话。

我透过窗帘看去——窗帘很长，将前窗遮得严严实实——街上的噪音以及一股暗淡的湿热空气钻了进来。然后，我跑进卧室，从床底下把我的新装备拿出来。沉默的迈克在一只特百惠碗底挖了一个洞，把一个全方位扩音器——他向我保证是顶级的——粘进去，扩音器像根手指一样突出来。我把麦克风的线连接到录音机背面的接口。

是个耳机插孔，沉默的迈克说这是第一流的。

我朝外窥视，看到奥斯瓦尔德兄弟跟克莱斯勒车里下来的家伙说话。那个家伙戴着斯泰森毡帽，系着牧场主领带，穿着华丽的缝合靴子。比我的房东穿得还好，但是属于同一族群。我没必要听他们谈些什么，那家伙的动作是典型的教科书动作。我知道这地方不怎么样，但是，你得到的也不多。对吧，兄弟？对于李这样的世界旅行者，一个相信自己即便不能拥有财富也定会得到名声的人来说，这肯定是艰难的经文。

踢脚板里有个电源插座，我把录音机插上插座，希望不会触电或是把保险丝熔断。录音机的红灯亮了。我戴上耳机，把特百惠碗塞进窗帘之间的缝隙。如果他们朝这里看，太阳就会斜着照向他们。加上窗户上方屋檐投下的阴影，他们要么什么都看不到，要么只能看到朦朦胧胧的白点，分辨不清是什么东西。不过，我提醒自己用黑胶带把碗包了起来。确保安全，不留遗憾。

但我什么都听不见。

街上的声音也减弱了。

噢，耶！太棒了！我想，这真是他妈的太牛了。太感谢了，沉默的迈——

突然，我发现录音机的音量控制还停在0。我把它朝+号方向一直拧底，一阵尖啸传来。我从头上扯下耳机，咒骂着把音量调到一半，又试了一下。效果很显著。就像是耳朵的望远镜。

“一个月六十对我来说有点儿高，先生，”

李·奥斯瓦尔德说（考虑到坦普尔顿一家每个月少付十美元，这个数字也让我有点儿吃惊）。他的声音带着尊敬，夹杂着一丝南方口音。“要是五十五可以的话……”

“我能接受你讨价还价，但是，不用白费口舌了，”蛇皮靴说。他穿着叠层鞋跟，晃前晃后，像是急着要离开。“我要多少就是多少。如果你出不了这么多，别人能出。”

李和罗伯特对视了一下。

“还是进去看看吧。”李说。

“这是居家街上一处不错的地方，”蛇皮靴说。

“当心门廊的第一级台阶，需要一点儿修缮。有很多这种地方的人很坏。之前的那帮人，啊呀！”

小心点儿，混蛋，我想，你们说的是艾维一家。

他们走进去。声音消失了，当蛇皮靴走到前室的窗边时声音又出现了——模模糊糊的。就是艾维曾经说过对面的邻居能看见的房间，在这一点上她百分之百正确。

李问他未来的房东准备如何处理墙上的洞。

质问之中没有愤怒，没有讽刺，也没有奉承，尽管每句话结尾都加了“先生”。这可能是他在海军陆战队里学到的尊敬而平淡的口气。“毫无色彩”

也许是最适当的词眼。他的脸和声音就像善于钻空子的人。至少，在公众面前如此。是玛丽娜看到了他的另一副面孔，另一种声音。

蛇皮靴含糊答应，信誓旦旦地保证主卧里添一张新床垫，由于“之前那帮人已经走了，还偷走了”之前的一张床垫。他重申说，如果李不想住这地方，有人会住（说得好像房子没有空在那里一整年似的），然后请两兄弟参观卧室。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罗塞特的艺术创造。

声音失踪了，等他们走到厨房附近时，声音再度出现。我很庆幸，他们经过比萨斜灯时看都没看一眼。

“——地下室？”罗伯特问道。

“没有地下室！”蛇皮靴回答说，拉长声音，仿佛没有地下室倒成了优点。显然他就是这么觉得的。“在像这样的街区，地下室唯一的功能就是装水。那个潮湿噢！”这时，他打开后门带他们去后院，声音又消失了。那与其说是后院，不如说是一块空地。

五分钟之后，他们又回到前面。这一次，是哥哥罗伯特试图讲价。跟李一样没有战果。

“给我们几分钟好吗？”罗伯特说。

蛇皮靴看着他笨重的镀铬手表，勉强答应了。

“我在教堂街约了人，所以你们得赶快拿主意。”

罗伯特和李走到罗伯特的贝尔艾尔后面，尽管他们压低声音避免蛇皮靴听见，当我把碗对着他们的方向时，我还是听了个十之八九。罗伯特想再看看别的地方。李说他就想要这儿。开始住这里还不错。

“李，这是个洞，”罗伯特说。“它会吞掉你的……”钱，也许是。

李说了些什么，我分辨不清。罗伯特叹了口气，屈服地举起双手。他们回到蛇皮靴身边，蛇皮靴握了一下李的手，赞赏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他宣布了房东的圣经：第一个月，最后一个月，损耗押金。罗伯特插进来说，损耗押金不交，除非修好墙壁并添一张新床垫。

“新床垫当然要添，”蛇皮靴说。“我会确保把那台阶修好，小女人不会扭到脚踝。但要是我把墙壁修好，我得每个月加五块钱房租。”

我从阿尔的笔记上得知，李会租下这地方，但我仍然期待着他生气离开。可是相反，他从身后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软塌塌的钱包，抽出一小叠钞票，把其中的多半放到新房东伸出的手里。罗伯特回到他的车里，厌烦地摇头。他的目光短暂地转向街对面我的房子，然后移开，毫无兴趣。

蛇皮靴再次拍了一下李的手，然后跳进他的克莱斯勒，疾驰而去，后面扬起一团灰尘。

一个跳绳女孩骑着生锈的踏板车冲上前来。

“你要搬进罗塞特的房子吗，先生？”她问罗伯特。

“不是我，是他。”罗伯特一边说一边朝弟弟竖起拇指。

小女孩把踏板车推到李身边，问准备打爆杰克·肯尼迪右边脑袋的那个家伙有没有孩子。

“我有个小女儿。”李说。他把手放到膝盖上，把腰弯到小女孩的高度。

“她长得漂亮吗？”

“没有你漂亮，也没有你大。”

“她会跳绳吗？”

“宝贝儿，她还不会走路呢。”他将“不会”

说成了“贝会”。

“那就让她背牛粪去吧。”她朝温斯考特路跑去。

两兄弟朝转身向房子走去。这时声音变得模糊，不过我调大音量后，还能够听到个七七八八。

“吃了……大亏，”罗伯特告诉他。“等玛丽娜看到，她会像苍蝇叮狗屎一样对你。”

“我会……丽娜，”李说。“但是，罗伯特，如果我不从妈妈那里、从那栋小房子……出来，我可能会杀了她。”

“她可能有点儿……但是……爱你的，李。”

罗伯特朝街上走了几步。李跟上他，他们的声音如洪钟般响亮。

“我知道，但她控制不了自己。有天晚上我和玛丽娜正做爱的时候，她从折叠沙发那里朝我们喊叫，她睡在客厅里，你知道。‘别着急，你们两个，’她喊道，‘要第二个孩子现在还为时太早。等到你们养得起这个再说吧。’”

“我理解。她可能不好相处。”

“她不停买东西，罗伯特。说是给丽娜买的，却推到我的脸上。”李笑着走回贝尔艾尔。这一次是他的眼睛扫过2706，我尽一切努力在窗帘后面保持不动。并且保持碗一动不动。

罗伯特跟他走到一起。他们靠到后保险杠上，两人穿着蓝色衬衫和工人裤。李系着领带，领带现在拉了下来。

“听着。妈妈去李奥纳多百货商场，回来带着所有这些衣服给丽娜。她扯出一条短裤，有灯笼裤那么长，不过是佩兹利涡旋纹花呢。‘看，雷尼，不好看吗？’她说。”李模仿的他妈妈的口音很无礼。

“丽娜怎么说？”罗伯特笑了。

“她说，‘不，妈，不，谢谢你，但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这样的。’然后，她把手放在腿上。”李把手内侧放在他自己的腿上，大腿一半的地方。

罗伯特咧大了嘴笑。“这么说妈肯定喜欢。”

“她说，‘玛丽娜，那样的短裤适合年轻女孩儿，在街上招摇，找男朋友，不适合已婚妇女。’伙计，你别告诉她我们在哪儿。别说。怎么样？”

罗伯特一时间什么都没说。或许他正在回想1960年十一月的一个寒冷日子。他妈在西七街上快步跟着他，一边喊：“站住，罗伯特！别走那么快，我还没说完！”尽管阿尔的笔记没有提及，我怀疑她跟李也没有说完。毕竟，李是他真正在意的儿子。家里的宝贝。那个跟她在同一张床上睡到十一岁的孩子。那个需要经常查看他的蛋周围是否长了毛的孩子。这些事情记录在阿尔的笔记里。旁边的空白处，写着一个你通常不以为会出自快餐店厨子之手的词语：固着歇斯底里症。

“我们没问题，李，但是这座城市不大。她会找到你的。”

“我会把她打发走的，相信我。”

他们钻进贝尔艾尔开走了。门廊栏杆上的“房屋出租”标牌已经消失。李和玛丽娜的新房东离开时把牌子带走了。

我走到五金店，买了一卷黑胶带，把特百惠碗里里外外全裹起来。总体上说，这天过得不错。

但是，我已经进入了危险区域。我意识到了。

4

8月10日，大约下午五点钟，贝尔艾尔再次出现，这一次拖着一辆小木头拖车。李和罗伯特花了不到十分钟把奥斯瓦尔德一家的所有家什搬进新宅（小心翼翼地避开还没修好的松垮的门廊板）。在往里搬的过程中，玛丽娜站在杂草丛生的草坪上，怀里抱着琼，看着新家，脸上的沮丧无需翻译。

这一次，三个跳绳女孩同时出现，两个走路，剩下的一个推着踏板车。她们要看小孩，玛丽娜笑着同意了。

“她叫什么名字？”其中一个女孩问道。

“琼。”玛丽娜说。

然后，她们都插起话来。“几岁了？会走了吗？

她怎么不笑？她有洋娃娃吗？”

玛丽娜摇摇头。依然带着笑。“对不起，我说不会。”

三个女孩飞奔而去，一边喊着：“我说不会！我说不会！”梅赛德斯街尚存活着的一只鸡从她们身前飞过，一阵尖叫。玛丽娜看着她们跑开，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李来到草坪上玛丽娜身边。他脱了上衣，大汗淋漓。他的肤色呈鱼肚白，胳膊精瘦，软弱无力。他一只胳膊绕过玛丽娜的腰，然后弯下腰亲琼。我以为玛丽娜会指着房子说“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两句英语她应该会说——但她只是把孩子递给李，爬上门廊，在松垮的台阶上踉跄了一下，然后恢复了平衡。我突然想到，如果是萨迪，很可能会摔趴下，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天里瘸着扭坏的脚踝。

我也想到，玛丽娜跟她丈夫一样，急于挣脱玛格丽特。

5

10日是星期五。星期一，李离开家去装铝纱门之后两个小时左右，一辆泥土色的旅行车在2703号房前的路边停下来。车子停稳之前，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已经从乘客座椅上下来。今天，红色的头巾换成了白色带黑色圆点花纹的，但是护士鞋依然没变，一成不变的还有好斗的表情。

她已经找到他们了，正如罗伯特所说的，她会找到的。

天猎[138]，我想到，天猎。

我正从窗帘中间的缝隙朝外看，觉得没必要打开麦克风。这个故事不需要音轨。

开车把她送到这里来的朋友——一个肥胖的女孩——笨拙地从驾驶座位上下来，扇着裙领。

那天又是个大热天，但是玛格丽特丝毫没有在意。

她把司机推到旅行车的后备箱边。里面装着一把小孩吃饭时坐的高脚椅子和一袋食物和日用品。

玛格丽特把椅子拿出来，她的朋友把日用品提起来。

踏板车女孩骑过来，但是玛格丽特没有理会。

我听见她说了一句“走开，孩子！”，跳绳女孩鼓起下嘴唇，骑走了。

玛格丽特踏上门前用做人行道的光秃秃的车辙。正当她注视着松垮的台阶时，玛丽娜走了出来。她穿着衬衫和奥斯瓦尔德妈妈难以接受已婚妇女穿的短裤。我不奇怪玛丽娜喜欢这样的短裤。

她的腿很美。她表情惊慌，我根本不需要扩音器就能听到。

“不，妈妈——妈妈，不！李说不要！李说不要！李说——”然后是一阵快速的喋喋不休的俄语，玛丽娜只能用俄语重复她丈夫的话。

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属于那种美国人，他们相信外国人能听懂你说的话，只要你说得很慢……而且很大声……

“是的……李……有……他的……自尊！”

她吼道。爬上门廊（敏捷地避开损坏的台阶），直接对着儿媳妇惊讶的脸吼道：“这……没……

什么……问题……但是他不能……让……我的孙女……付出……代价！”

她很结实。玛丽娜很柔韧。“妈妈”怒气冲冲进去，再也没看她一眼。之后是一阵安静，然后又是一阵码头工人的咆哮。

“我亲爱的小美人呢？”

房间深处，很可能是罗塞特从前的卧室里，琼开始哭叫。

开车送玛格丽特过来的女人朝玛丽娜勉强一笑，提着杂货袋进了屋。

6

五点半，李从汽车站沿着梅赛德斯街走回来，拿一个黑色饭盒敲打着大腿。他爬上台阶，忘记了损坏的那一级。台阶晃了一下，他一个趔趄，饭盒掉到地上，他弯身捡了起来。

这会让他心情更糟，我想。

他走进屋。我看到他穿过客厅，把饭盒放在厨房柜台上。他转过身，看到了新高脚椅。他显然知道他妈妈一贯的方法，因为接下来他打开了生锈的冰箱。玛丽娜从婴儿房里出来时，他还盯着冰箱看。她的肩上背着一片尿布，借助望远镜，能清楚地看到上面还有呕吐物。

玛丽娜带着笑容，跟他说话，李转身朝着她。

他皮肤白皙，皮肤白简直是每个轻易脸红的人的致命伤，皱着眉头的脸一直红到了头发逐渐稀疏的头皮。他开始朝玛丽娜大吼，一边指着冰箱（冰箱的门还开着，冒出雾气）。玛丽娜转身走向婴儿房，李抓住她的肩膀，把她转过来，开始摇晃她。

玛丽娜的头前后甩动。

我不想看到这一幕，我没有理由看这一幕。

我也完全不需要知道这一幕。他是个施暴者，是的，但是玛丽娜会在他手下生存下来，就此而言，比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或者提彼得警官下场要好。所以，不，我不需要看。但有时你的目光无法移开。

他们吵来吵去，毫无疑问，玛丽娜想解释她不知道玛格丽特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她也没办法把“妈妈”挡在门外。当然，李最后照她的脸打了一拳，因为他不能打他妈妈。即便他妈妈还在那里，李也不可能朝她举起拳头。

玛丽娜哭了出来。李任由她哭。玛丽娜激动地跟他说话，摊开双手。李试图抓住她的手，但是被她甩开了。然后，玛丽娜把手举向天花板，放下来，走出前门。两兄弟在门廊上放了两把破烂陈旧的草坪椅。玛丽娜坐进其中的一张。她的左眼下面有条刮痕，脸已经开始肿胀。她看向街上，以及街对面。我感到一丝内疚和恐惧，尽管我客厅里的灯熄了，我也知道她看不见我。我还是小心翼翼地保持不动，望远镜贴在脸边。

李在厨房桌子边坐下来，掌根撑着前额。这样过了一会儿，然后他听到了什么，走进小卧室里。出来时，怀里抱着琼，开始在客厅里来回走动，轻拍她的背，抚慰她。玛丽娜走了进来。琼看到妈妈，伸出胖乎乎的胳膊。玛丽娜走近他们，李把孩子递给她。然后，等玛丽娜走开之前，李拥抱了她。玛丽娜在李怀里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然后将孩子换个手，腾出一只胳膊拥抱他。李的嘴埋在她的头发里，我确信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俄语的“对不起”。毫无疑问，就是这么说的。

下一次他还会说对不起。还有再下一次。

玛丽娜把琼带回罗塞特从前的房间。李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走到冰箱边，拿出什么，吃了起来。

7

第二天傍晚，正当李和玛丽娜坐着吃晚饭的时候（琼躺在客厅地面上，在毯子上踢着腿），玛格丽特从温斯考特路公共汽车站一阵风般走来。

今天晚上，她穿的是蓝色的裤子，由于屁股很大，裤子很不合身。她背着一只大布袋。顶上露出玩具小屋的红色塑料屋顶。她走上门廊台阶（再一次敏捷地避开损坏的台阶），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

我犹豫着是否要拿定向麦克风——这是又一个我不需要知道的场景——但最终妥协了。没有什么能像家庭争吵这般诱人，我想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或者可能是强纳森·法兰森[139]说的。

等我把线插进去，从敞开的窗户缝里对准街对面敞开的窗户时，争吵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想让你知道我们在哪儿的话，见鬼，我就会告诉你！”

“瓦达告诉我了，她是个好女孩。”玛格丽特平静地说。李的怒火像夏天的暴雨一样将她从头到脚冲刷了一遍。她正在把杂乱的盘子放到柜台上，速度宛如赌场的发牌人。玛丽娜看着她，充满惊讶。玩具小屋放在地上，琼的婴儿毯旁边。

琼踢着腿，忽略了小屋的存在。她当然会忽略。

四个月大的婴儿能对玩具小屋做什么呢？

“妈，你让我们自己过吧！你不要买东西来了！我能照顾好我的家庭！”

玛丽娜也附和说：“妈，李说不。”

玛格丽特开心地笑了。“‘李说不，李说不。’亲爱的，李总是在说不。这个家伙一辈子都在这么说，一点用都没有。妈会搞定他的。”她捏了一下李的脸，就像是一位母亲在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做了什么淘气又可爱的事情之后在他脸上捏一下一样。要是玛丽娜尝试这么做，我敢肯定李会把她的脑袋敲碎。

不知什么时候，那帮跳绳女孩来到了这片被称作草坪的空地。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吵架，就像环球剧场的站票观众聚精会神地观看莎士比亚最新的戏剧。不过在我们正观看的这部剧中，泼妇成了主角。

“晚饭她给你做的是什么，宝贝儿？好不好吃？”

“我们吃的是炖肉。格雷戈里那家伙送了些莱特超市的优惠券。”李的嘴在咀嚼。玛格丽特等他继续说。“你想来点儿吗，妈？”

“炖肉很不错，妈。”玛丽娜笑容之中带着希望。

“不吃，我吃不下那样的东西。”玛格丽特说。

“天呐，妈，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李的话跟没说一样。“我的胃会受不了。还有，我不想等到八点以后坐公交车。八点以后车上有很多醉鬼。李，宝贝儿，你得把那台阶修好，免得有人摔断腿。”

李嘟囔着说了什么，但是玛格丽特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她像老鹰捉田鼠一样扑过去，抓起琼。从望远镜里看，婴儿惊吓的表情十分清晰。

“今晚我的小美人儿怎么样？我的小甜心？我的小宝贝儿？”

她的小宝贝儿极度恐惧，开始号啕大哭。

李走过去想接过孩子。玛格丽特的红嘴唇被牙齿劈开，算是咧嘴笑吧，如果你想仁慈一些的话。

那看上去更像是一阵咆哮，冲着我来的，也是冲着他儿子来的，因为他退了回去。玛丽娜咬住嘴唇，眼睛圆瞪，充满沮丧。

“噢噢噢噢，琼！琼——莫尼——斯波尼！”

玛格丽特在破旧的绿地毯上前后走动，没有意识到琼哭得越来越悲伤，也没有意识到李越来越生气。难道哭声让她很满足吗？在我看来的确如此。过了一会儿，玛丽娜受不了了。她站起身，走到玛格丽特身边，而玛格丽特快速走开，把孩子抱在胸前。即使在街对面，我也能想象她的白色大护士鞋的声音：“卡塔卡塔卡塔。”玛丽娜跟着她。玛格丽特可能觉得她的目的已经达到，最后把孩子递回去。她指着李，又指着玛丽娜，用她大嗓门英语教师的声音说：

“你们跟我住一起的时候……他长胖了……因为我照顾他……一切他喜欢的东西……但他现在……见鬼……太瘦！”

玛丽娜从孩子头顶上看着她，圆睁着大眼睛。

玛格丽特也瞪大眼睛，要么是因为不耐烦，要么纯属恶心，然后她把脸转向玛丽娜。比萨斜灯被打开了，灯光从玛格丽特的猫眼镜片上滑过。

“照顾他……他吃什么！没有……酸……奶油！没有……酸奶！他……太……瘦了！”

“瘦。”玛丽娜怀疑地说。琼安详地躺在妈妈的怀里，哭泣声已经平息下去。

“是的！”玛格丽特说。然后，她跑到李身边。“把台阶修好！”

她说完就走了，只是停下来在孙女的头上拍了一下。她朝公交车站走回去时笑着，显得年轻了许多。

8

玛格丽特买玩具小屋的第二天早上，我六点起床，不假思索地走到掩着的窗帘边，透过缝隙往外看——窥视对面的房子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玛丽娜坐在一张草坪椅里抽烟。她穿着粉色人造丝睡衣，十分宽大。她眼圈发黑，上衣沾着血点。

她慢慢抽烟，狠狠吸气，目光呆滞。

过了一会儿，她进屋去做早饭。很快，李出来吃早饭。他没有看玛丽娜，拿起一本书读。

9

“格雷戈里那家伙送了些绍普莱特超市的优惠券。”李告诉他妈，很可能是为了解释炖肉的来源，或许只是告诉她他和玛丽娜在沃斯堡并不孤独，并不是没有朋友。这被妈妈忽略了，却没有被我忽略。彼得·格雷戈里是链条当中即将引领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在梅赛德斯街出现的第一环。

跟德·莫伦斯乔特一样，格雷戈里也是石油行业中一个流亡国外的苏联人。他来自西伯利亚，在沃斯堡图书馆教俄语，每周一个晚上。李得知后，打电话约他，问自己是否有可能当个翻译。格雷戈里对他进行了测试，发现他的俄语“还过得去”。

格雷戈里真正感兴趣的——所有流亡分子感兴趣的，李肯定察觉到了——是从前的玛丽娜·普鲁沙科娃，一位来自明斯克的年轻女孩儿，不知怎么，成功地从苏联棕熊的爪子底下逃脱，却落到了一个美国野人的爪子之下。

李没有得到翻译工作，格雷戈里雇了玛丽娜——给他的儿子保罗上俄语课。奥斯瓦尔德一家急需要钱。李却也痛恨别的东西。玛丽娜在给一个富人的孩子上课，每周两次，而他自己却不得不安装纱窗门。

我观察玛丽娜在门廊上吸烟的那天早上，保罗·格雷戈里，相貌堂堂，跟玛丽娜年纪相仿，开着全新别克停下来。他敲敲门，玛丽娜——画着浓妆，让我想起了博比·吉尔——开了门。要么是因为不相信李的自制力，要么是因为她在家乡学到的礼节的约束，她在门廊上给保罗上课。

上课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琼在他们之间的毯子上躺着，当她哭闹时，两个人轮流抱她。这是个愉快的小场景，尽管奥斯瓦尔德先生可能不这么觉得。

临近中午，保罗的爸爸在别克车后停了下来。

跟他一起来的有两男两女。他们带了食物和日用品。老格雷戈里跟儿子拥抱一下，然后亲了玛丽娜的脸颊（没有肿胀的那边）。用俄语聊了很多。

小格雷戈里不知所云，但玛丽娜很来劲：她像霓虹灯一样兴高采烈，邀请他们进屋。很快，他们坐在客厅里，一边喝冰茶一边聊天。玛丽娜的手像激动的小鸟一样飞舞。琼被从一个人的怀里递到另一个人的怀里，从一个膝盖传到另一个膝盖。

我很着迷。苏联流亡群体发现了这个即将成为他们宠儿的女孩——女人。她怎么可能成为别的呢？她年纪轻轻，一个陌生国度里的陌生人，模样俊俏。当然，美女碰巧嫁给了野兽——一个对她施暴的美国人（不妙），热情地相信一种中上层社会激烈反对的体制（更糟）。

不过李接受他们的日用品，只是偶尔发脾气。

当他们带来家具时——一张新床，一张给孩子的鲜亮的粉色婴儿床——他也收下了。他希望苏联人帮助他摆脱困境。但他不喜欢他们，在1962年11月他把家搬到达拉斯时，他肯定已经知道他的感情获得了热情的回应。为什么他们会喜欢他，他肯定想过。他的思想意识单纯。他们是懦夫，当祖国苏联1943年深陷水深火热时，他们抛弃了祖国，舔着德国人的军靴，然后当战争结束时他们逃到了美国，迅速拥抱美国的生活方式……而对奥斯瓦尔德来说美国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武力威胁，少数人压迫，以及剥削工人的秘密法西斯主义。

这里的有些内容我是从阿尔的笔记中得知的。

大部分我是从街对面的舞台剧中看到，或者是通过我的台灯窃听器选播的重要对话中推论出来的。

10

8月25日，星期六晚上，玛丽娜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一件美丽的蓝色裙子，给琼穿上一件灯芯绒连衫裤，衣服前面戴着缝花。李表情乖戾，从卧室里出来，穿着他唯一的西装。这是一身普通而有趣的羊毛西装，只能是在苏联制造的。那天晚上很热，我在想他回来之前西装肯定能拧出汗来。他们小心地走下门廊台阶（损坏的那一级依然没有修好），出发去公共汽车站。我钻进我的汽车，开到梅赛德斯街和温斯考特路交叉路口。

我能看见他们站在刷有白色条纹标记的电话杆旁，争吵着。路人应该会很惊讶吧。汽车来了。奥斯瓦尔德一家上了车。我跟了上去，就像我在德里跟踪弗兰克·邓宁一样。

历史重复自身，是历史跟自身很和谐的另一种表述。

他们在达拉斯北边的居民区下了车。我停下车，看着他们走向一幢小巧而别致的石木都铎风格的房子。人行道尽头的路灯在黄昏中发光。这处草坪上没有马唐草。这地方的一切都在高呼“美国不错！”。玛丽娜怀里抱着孩子在前面带路，李缓慢地跟在后面，表情疑惑，穿着双排扣上衣，上衣几乎垂到膝盖下面。

玛丽娜把李推到身前，指了指门铃。他按了下去。彼得·格雷戈里和他的儿子走出来，当琼把胳膊伸向保罗时，年轻人笑着接过她。看到这一幕，李的嘴向下抽动了一下。

另一个男人走出来。我认得他，保罗·格雷戈里第一次上语言课的那天来的那群人中的一个，之后他去了奥斯瓦尔德家三次或者四次，带着日用品或者给琼买的玩具，或者既带了日用品又带玩具。我很确信他的名字叫乔治·布埃（是的，又一个乔治，从各种角度讲，过去很和谐），尽管他年近六十，我猜想他对玛丽娜却相当着迷。

根据引我来这儿的快餐店厨师的观点，布埃就是说服彼得·格雷戈里安排这个见面会的人。

乔治·德·莫伦斯乔特不在那儿，但是他很快就会听说。布埃会告诉德·莫伦斯乔特奥斯瓦尔德一家奇怪的婚姻。他还会告诉德·莫伦斯乔特李也来到聚会，赞扬社会主义和苏联集体。“这个年轻人给我的印象是很疯狂。”布埃会说。德·莫伦斯乔特，对于疯狂是个一辈子的行家，会决定他得亲自会会这奇怪的一对。

为什么奥斯瓦尔德会在彼得·格雷戈里的聚会上发脾气，惹恼好心的流亡分子们，而他们本可以帮助他？我不太确定，但我有些想象。玛丽娜穿着蓝色裙子，吸引了所有人（尤其是男人）。

琼穿着带缝花的连衫裤，像伍尔沃斯商场里的宝宝照一样漂亮。李穿着丑陋的西装，汗流浃背地追赶着起起落落、速度飞快的俄语，比保罗·格雷戈里略胜一筹，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跟不上。

他肯定很愤怒得向这些人卑躬屈膝，得依赖他们。

我希望他很愤怒。我希望他很受伤。

我没有逗留。我关心的是德·莫伦斯乔特，链条当中的下一环。他很快就会登场。同时，奥斯瓦尔德一家三口终于都离开了2703，直到十点钟才会回来。由于第二天是星期天，可能回来得还会更晚。

我把车开回去，激活他们客厅里的窃听器。

11

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梅赛德斯街在尽情狂欢，但是奥斯瓦尔德房子后面的空地安静而荒凉。我想我的钥匙既能打开后门又能打开前门，但这只是个假设，并未得到验证，因为后门没锁。我在沃斯堡期间，一次也没用过从艾维·坦普尔顿那里买来的钥匙。生活充满讽刺。

房子里非常整洁。高脚椅安放在厨房餐桌边爸妈座位的中间，盘子擦得铮亮。灶台剥落的表面和带着一圈硬水渍的水槽都被擦得干净发亮。

我跟自己打赌，玛丽娜会保留罗塞特画的穿着连衫裤的女孩儿。我走进琼现在住的房间查看。果然，壁画还在那里，尽管在黑暗之中看起来很诡异，令人不适。琼躺在婴儿床里舔她的小羚羊时肯定看着这画。我好奇在脑海深处，她今后会不会记住这些画。蜡笔女孩。

吉姆拉，我毫无缘由地想，然后一阵哆嗦。

我移开衣柜，把电线接到台灯的插头上，从墙上钻的孔里穿过去。一切顺利，但我经历了一个糟糕的时刻。极其糟糕。我把衣柜移回原位时，衣柜撞在了墙上，比萨斜灯翻倒了。

要是我有时间思考的话，我肯定会僵在那里，那鬼东西肯定会掉到地上摔碎。然后呢？取下窃听器，留下碎片？希望他们以为，台灯一开始就放得不稳，自己掉了下来？多数人会买账，但是多数人没理由被联邦调查局怀疑。李可能会发现我在墙上钻的洞。要是他发现的话，蝴蝶就会张开翅膀。

但是我没有时间思考。我伸手接住了坠落的台灯。然后，我站在那里，紧紧握住它，不停地颤抖。小房子里像火炉一样闷热，我能闻到自己的汗臭。要是他们回来闻到了怎么办？他们怎么会闻不到呢？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疯了。当然，聪明的做法是取走窃听器……然后溜之大吉。我可以来年4月10日再接近奥斯瓦尔德，旁观他试图干掉埃德温·沃克将军，要是只有他一个人的话，到时我就想办法杀了他，就像杀弗兰克·邓宁一样。就像他们在克里斯蒂的匿名戒酒会上说的一样，简单点儿，笨蛋。上帝啊，为什么当世界的未来危如累卵之际，我却在摆弄一盏装了窃听器的旧货店里的台灯？

是阿尔·坦普尔顿回答了我。你在这儿是因为不确定的窗户仍然敞开着。你在这儿是因为乔治·德·莫伦斯乔特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那么奥斯瓦尔德可能不是幕后真凶。你在这儿是为了拯救肯尼迪，为了有一个可靠的开始。所以，把那该死的台灯放回该放的地方。

我把台灯放回该放的地方，尽管我很担心不稳当。要是李自己把它从衣柜上碰下来，等陶瓷底座摔碎之后看到里面的窃听器呢？或者要是李和德·莫伦斯乔特在屋里谈话时没有开台灯而且声音太低，我的远程麦克风收不到怎么办？那样的话，一切都是徒劳。

那样想的话，你是永远做不成煎蛋卷的，伙计。

最终说服我的是我想到了萨迪。我爱她，她也爱我——至少她曾经爱过——我已经抛开那一切来到这条臭狗屎似的街道。看在耶稣的分上，离开之前我至少得听听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有什么说的。

我溜进后门，嘴里含着笔形电筒，把窃听电线接到录音机上。我把录音机丢进一个生锈的克罗斯克起酥油罐子里保护起来，把罐子藏在我已经准备好的墙砖与木板的隐蔽处。

然后，我回到自己在同一条臭狗屎似的街上的臭狗屎似的小房子，开始等待。

12

他们只有到天很黑的时候才会使用台灯。是为了节省电费吧，我想。此外，李是个工人。他睡得早，他睡觉后玛丽娜也就睡了。我第一次检查磁带时，听到的差不多都是俄语——死气沉沉的俄语，因为录音机的速度超慢。要是玛丽娜尝试说英语词汇，李就会训斥她。不过，有时候，如果琼烦躁，他就对琼说英语，总是用低沉抚慰的腔调。有时候他还唱歌给琼听。超慢的录音让他听起来像是魔鬼在说：“乖乖睡，宝贝。”

有两次我听到他打玛丽娜，第二次，俄语不足以表达他的愤怒。“你这个讨厌的贱货！我想我妈那么说你，可能是对的！”之后是摔门的声音，以及玛丽娜的哭声。当她关掉台灯时，声音戛然而止。

9月4日晚上，我看到一个十三岁上下的小孩来到奥斯瓦尔德的门口，肩上扛着一只帆布袋。

李光着脚，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开了门。他们说了些什么。李请他进屋。他们又聊了一会儿。李拿起一本书给孩子看，那孩子怀疑地看着书。没法用定向麦克风，因为天气转凉了，窗户都关着。

但是比萨斜灯打开了，当我第二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取回磁带时，听到了一段有趣的对话。播放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几乎听不到那慢吞吞的声音了。

那个小孩是推销订阅报纸——或者是份杂志——的，报纸名字叫《格利特报》。他告诉奥斯瓦尔德一家，上面有各种各样有趣的内容，《纽约时报》不屑一顾的内容（他将其标榜为“乡村新闻”），加上体育和园艺常识。还有他所谓的“小说故事”和连环漫画。“你在《时代先驱报》上是看不到《摩登姑娘》的，”他对他们说。“我妈妈喜欢看《摩登姑娘》。”

“孩子，这不错，”李说，“你是个小商人，对吧？”

“呃……是吧，先生？”

“告诉我你挣多少钱。”

“每一角钱我只挣四分，但这不是关键，先生。

我最在乎的是奖品。奖品比卖克罗芙兰油膏的孩子得到的好些。见鬼去吧！我会得到一把点22步枪！我爸说我能得到一把。”

“孩子，你知道你被剥削了吗？”

“嗯？”

“他们拿走了一角的硬币。你得到的是几分钱，还有步枪的承诺。”

“李，他好孩子，”玛丽娜说，“乖。走吧。”

李没管她。“你得看看这本书，孩子。你能读懂封面吗？”

“能，先生。上面写的是《工人阶级的状况》，作者是弗雷德里希……英格斯？”

“恩格斯。里面谈的正是希望通过挨家挨户兜售东西成为百万富翁的男孩儿身上发生的事。”

“我不想成为百万富翁，”男孩反驳说。“我只想要把点22步枪，那我就能像我的朋友汉克一样在垃圾堆里射老鼠了。”

“你给他们卖报纸赚几分钱，他们大把赚钱，卖你的汗水，卖成千上万像你这样的孩子的汗水。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你得教导自己，孩子。我就这样做了，我像你这个年纪已经开始教导自己了。”

李给《格利特报》报童上了十分钟的课，讲资本主义的罪恶，最后以卡尔·马克思的名言结尾。

男孩耐心地听完，然后问道：“那你准备订一份吗？”

“孩子，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一个词了吗？”

“是的，先生！”

“那你应该知道，这个社会从我身上窃取一切，也正在从你和你的家人身上偷窃一切！”

“你破产了吗？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我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为什么我破产了。”

“噢，得了吧！我本来可以多去三家的，但是现在我不得不空手回家了，因为快到我的宵禁时间了！”

“祝你好运。”玛丽娜说。

前门铰链老旧，尖叫着打开，然后嘎吱嘎吱地关上（门已经太累了，无法砰声关上）。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李用平和的声音说：“你看。

这就是我们要奋起反对的。”

不久之后，台灯灭了。

13

我的新电话几乎没响过。德凯打来一次——很短暂，你过得怎么样呀这样的问候电话——仅此而已。我告诉自己，别期待太多。学校又开学了，头几个星期总是焦头烂额。德凯很忙是因为埃利女士又返聘了他。发了几句牢骚之后，他说，他允许埃利把他的名字写在代课名单上。埃利没有打电话是因为她有五千件事情要做，很可能有五百起小型灌木林火要扑灭。

德凯挂断电话之后我才意识到，他没有提萨迪……李给小男孩上课的两个晚上之后，我决定，我得跟萨迪聊聊。我得听听她的声音，哪怕她只说一句：“请别打电话给我，乔治，已经结束了。”

我正要伸手去拿电话，电话响了。我抓起电话说——百分之百确定：“你好，萨迪。你好，亲爱的。”

14

一阵短暂的沉默，但是却给了我足够的时间，让我想我是不是弄错了，对方可能会说：“我不是萨迪，我只是个拨错号码的白痴。”然后她说：“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差点说是心有灵犀。她可能听得懂。但是，光可能还不够。这是个重要的电话，我不想搞砸。

绝对不想搞砸。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电话上有两个我在说话，乔治说得很大声，杰克在默默低语，说出一切乔治说不出口的话。或许，当恋情成败未决时，对话的两端总是分别有两个人。

“因为我整天都在想你。”我说。（我整个夏天都在想你。）

“你怎么样？”

“还好。”（我很寂寞。）“你呢？夏天过得怎么样？事情办了吗？”（你跟你古怪的丈夫解除法律关系了吗？）

“是的，”她说，“搞定了。这不是你的用词吗，乔治？搞定了？”

“我想是吧。学校怎么样？图书馆呢？”

“乔治？我们要继续这样聊下去吗？或者，我们有必要聊吗？”

“好吧。”我坐进凹凸不平的二手沙发，“别绕弯子了。你好吗？”

“是的，但是不高兴。我很疑惑。”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现在在哈拉赌场酒店，你可能有所耳闻。当鸡尾酒女招待。我遇到了一个人。”

“哦？”（噢，狗屎！）

“是的，人很好。很迷人。一位绅士。不到四十岁。名叫罗杰·比顿。他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基克尔的助手。他是参议院里的少数党督导。基克尔，我指的是，不是罗杰。”

她笑了，但是不是遇到好笑的事情时的那种笑。

“我该不该开心，因为你遇到了好人？”

“我不知道，乔治……你开心吗？”

“不。”（我想杀了他。）

“罗杰长得很潇洒，”她用陈述事实的平淡口气说。“他很讨人喜欢。他上过耶鲁大学。他知道怎么讨女孩欢心。还有，他个子高。”

第二个我再也无法沉默了。“我想杀了他。”

这让她笑了，放松的声音。“我告诉你，不是为了伤害你，或者让你觉得不舒服。”

“真的吗？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们一起出去过三四次。他吻了我……我们做了一些……搂脖子亲嘴，像孩子一样……”

（我不仅想杀了他，我想让他一点一点死去。）

“但是不一样。或许一样吧，等到合适的时候。

或许不会。他给了我他在华盛顿的号码，让我打给他，要是我……他是怎么说的？‘如果你厌倦了整理书籍，厌倦了单恋离你而去的人。’我想这就是关键。他说他正获得成功，身边需要一个好女人。他觉得我可能就是那个女人。当然，男人就是这样。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天真了。但是，有时候，男人是认真的。”

“萨迪……”

“还不完全一样。”她听起来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我第一次想她是不是出问题了，除了对她个人生活的疑问之外。她是不是生病了。“积极的一面是，没有明显的扫帚。当然，有时男人会把扫帚藏起来，不是吗？约翰尼如此。你也是如此，乔治。”

“萨迪？”

“怎么了？”

“你是不是也在隐藏扫帚？”

一阵长长的沉默。比接到电话喊出她的名字时我沉默的时间更长，比我想象的更长。最后她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听起来不像你自己，就是这意思。”

“我告诉过你，我很疑惑。很伤心。因为你还没准备告诉我真相，不是吗？”

“能说的话，我会说的。”

“你知道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吗？你在约迪有好朋友——不只是我——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住哪儿。”

“萨迪——”

“你说住在达拉斯，但是你在埃尔姆赫斯特电话交换台上，埃尔姆赫斯特在沃斯堡。”

这一点我始料未及。还有什么我没有考虑到的？

“萨迪，我能告诉你的只有我现在做的事情非常重——”

“噢，我敢肯定很重要。参议员基克尔正在做的事情也很重要。罗杰尽力告诉我说，如果我……跟他一起去华盛顿，我或多或少会沾上伟大的边……或者在历史的门口……或者诸如此类。

权力让他激动。这是我很难喜欢他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我想的——我仍然在想——是，我算什么，沾上伟大的边？我只是个离婚的图书管理员。”

“我算什么，站到历史的门口？”

“什么？你说什么，乔治？”

“没什么，亲爱的。”

“你最好别这么叫我。”

“对不起。”（我并无不妥。）“我们到底在谈什么？”

“你和我，还算不算是我们。如果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来到得克萨斯，可能还有补救。因为我知道你不是来写书或者教书的。”

“告诉你会很危险。”

“我们都在危险之中，”她说。“约翰尼说得对。

要我告诉你罗杰跟我说的话吗？”

“好吧。”（他是在哪里告诉你的？你们两个聊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躺着的？）

“他喝了一两杯酒，开始闲谈。我们在他的酒店房间里，不过别担心——我的脚站在地上，穿着衣服。”

“我没有担心。”

“如果你没有，我倒是对你很遗憾。”

“好吧，我担心。他说什么？”

“他说，有传言，今年秋天或者冬天加勒比海会有什么大动作。一个爆发点，他是这么说的。

我猜他指的是古巴。他说：‘肯尼迪那个白痴准备把我们都丢到汤里，只是为了证明他有胆识。’”

我想起了她前夫灌输给她的所有关于世界末日的废话。“凡是读报纸的人都能看得出，”他跟她说，“我们会浑身疼痛而死，抑或咳嗽而死。”

这类东西会留下印象，尤其是当说话人的口气带着科学的确定性时。留下印象？留下伤疤倒更形象些。

“萨迪，那是胡说。”

“噢？”她听起来有些愤怒。“是不是你有内部消息，参议员基克尔没有？”

“就算我有吧。”

“不算。我会再等等，等你说出实话，但不会等太久。或许只是因为你的舞跳得好。”

“那我们去跳舞吧！”我有点儿激动地说。“晚安，乔治。”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她就挂了电话。

15

我给她打回去，但是，当接线员说“请告诉我号码？”时，我又恢复了神智。我把电话放回支架。她想说的都说了。再让她说些什么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我努力告诉自己，她的电话只是个计谋，要让我别拖延，马上行动，类似于“你为什么不替自己说话呢，约翰·奥登[140]？”，这不会得逞的，因为对方是萨迪。那看上去更像是求救。

我又抓起电话，这一次，当接线员问我要电话号码时，我给了她一个。电话那头响了两声，然后埃伦·多克蒂说：“喂？请问是谁？”

“嗨，埃利女士。是我。乔治。”

或许沉默的时刻那玩意儿又来了。我等待着。

然后她说：“你好，乔治。我没想到是你，不是吗？

我只是非常——”

“忙，当然。我知道开学第一二周是什么情况，埃利。我打电话是因为萨迪打电话给我了。”

“噢？”她听起来很谨慎。

“要是你告诉她我的电话在沃斯堡而不是达拉斯的电话交换台上，没事。”

“我不是要说长道短。我希望你理解。我觉得她有权知道。我关心萨迪。当然，我也关心你，乔治……但是你走了。她没走。”

我确实理解，尽管埃伦的行为伤害了我。身处太空舱驶往外太空的感觉再次出现。“我没事，埃利。这只是个无关紧要的谎话。我准备很快搬去达拉斯。”

没有反应。她能说什么呢？很可能你会吧，但我们都知道你说了太多假话。

“我觉得她不怎么好。你觉得她看起来还好吗？”

“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要是我说不好的话，你肯定嚷着要来看她。可是她不想看到你。

现在这样，她不想见你。”

实际上，她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她回来的时候还好吗？”

“她还好，很高兴见到我们大家。”

“但是现在她听起来心不在焉，还说她很伤心。”

“这很奇怪吗？”埃利女士刻薄地说。“萨迪在这里有很多记忆，很多都跟一个她还在乎的男人有关。一个优秀的男人，一位可爱的老师，却是一个披着伪装色的人。”

这句话真的很伤人。

“看起来好像是因为别的。她说有什么即将到来的危机，她是从——”从坐在历史门口的耶鲁大学毕业生那里听到的？“从她在内华达遇到的一个人那里听到的。她的丈夫在她的脑袋里灌输了很多废话——”

“她的脑袋？她的漂亮脑袋？”现在她不只是刻薄，简直是愤怒。这让我觉得自己渺小而残忍。

“乔治，我面前摆着一英里厚的文件夹，我得工作了。你不能用心理分析远距离治疗萨迪·邓希尔，你的爱情生活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建议你，如果你爱他，就说出实话。早说比晚说好。”

“你没有看到她丈夫吧，我想？”

“没有！晚安，乔治！”

第二次，同一天晚上，我在意的女人挂断了电话。这可是个新的个人记录。

我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她来的时候还好。

很高兴回到约迪的朋友身边。现在不怎么好。因为她正夹在长得很潇洒、走在成功路上的新人和一个高个子、黑面皮，有着不可告人过去的陌生人中间吗？这可能是浪漫小说中的情节，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回来时为什么很悲伤呢？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或许她在喝酒。

酗酒。偷偷酗酒。没有可能吗？我的妻子曾是一个隐藏的资深酒鬼——实际上，在我们结婚之前就是——过去跟自身很和谐。人们很容易忽略这一点，但埃利女士可能看出了苗头，但是酒鬼往往很聪明。有时候，过了好几年人们才开始发现。

要是萨迪按时上班，埃利可能没有发现她眼睛布满血丝，呼吸里有薄荷味。

这种想法可能很荒谬。我所有的假设都是怀疑，每一个都表明我仍然多么在乎她。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客厅里，煤油炉咕咕作响——又是一个凉爽的夜晚。

“随它去吧，伙计，”阿尔说，“你不得不这么做。记住，你来这儿不是为了——”

女孩，金表和一切。对，阿尔，明白。

“还有，她可能很好。有问题的是你。”

问题不止一个。实际上，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睡着。

16

接下来的星期一，当我照旧开车经过位于达拉斯的西尼利街214号时，我看见车行道里有一辆长长的灰色送葬马车。两个胖女人站在门廊里，看着几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把担架抬进车后面。

担架上是一张床单。门廊上方看似摇摇欲坠的阳台上，一对年轻夫妇也在观看。他们最小的孩子在妈妈的怀里睡觉。

扶手上夹着烟灰缸的轮椅孤独地待在树下，老人今年夏天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的地方。

我把车开到路边，一直站在我的车边等柩车离开。然后（虽然我意识到时机选择得非常，怎么说呢，愚蠢），我穿过街道，走向门廊。我站在台阶下面，脱下帽子。“女士们，对于你们失去亲人，我非常遗憾。”

年纪较大的一个——现在成了寡妇了，我想——说：“你以前来过这儿。”

我的确来过，我想说，我的个头可比橄榄球大多了。

“他见过你。”没有责问，只是陈述事实。

“我一直在附近找房子。你们会继续住这儿吗？”

“不，”年轻的一个说。“他有保险。但那差不多是他的全部了。除了盒子里的一些奖章之外。”她吸了一口气。我告诉你，看到这两位女士那么伤心我也有点儿心碎。

“他说你是个幽灵，”寡妇对我说。“他说他能看透你。当然，他跟厕所里的老鼠一样疯狂。

他自从中风就戴上了尿袋，三年了。我和艾达准备回俄克拉荷马。”

去莫泽尔看看，我想，离开这栋房子之后你们该去那儿。

“你想干什么？”年轻的那个问，“我们得去殡仪馆给他送件衣服。”

“我想要你们房东的号码。”我说。

“我会免费给你！”二楼阳台上的年轻女人说。

失去亲人的女儿朝上看一眼，告诉她闭上她该死的嘴。这就是达拉斯。德里也是这样。

与邻为善。

第十九章

1

9月15日，一个昏暗阴雨的星期六下午，德·莫伦斯乔特隆重登场。他开着咖啡色的凯迪拉克，听着查克·贝里[141]的歌。跟他一起的男人一个我认识，乔治·布埃，一个我不认识——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家伙，长着一丝白发，背部笔直，像是在部队呆了很久、仍然喜欢部队生活。德·莫伦斯乔特转到车后面，打开后备箱。我冲过去拿我的远程麦克风。

等我拿好装备回来时，布埃胳膊下夹着一个折起来的游戏围栏，那个军人相貌的男人拿着一大包玩具。德·莫伦斯乔特空着双手，走上台阶，昂首挺胸地走在两人前面。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

发白的头发从宽阔的前额斜着梳到后面，似乎在说——至少，在我看来——“功业盖物，强者折服。[142]因为我是乔治。”

我插上录音机，戴上耳机，把装有麦克风的碗对准街对面。

玛丽娜没有出现在视野里。李坐在沙发上，借着衣柜上的台灯读一本厚厚的平装书。他听到门廊上的脚步声时，皱起眉毛抬头看了一眼，把书丢到咖啡桌上。又是该死的流亡分子，他可能在想。

但他起身去开门。他朝门廊上满头银发的陌生人伸出手，但是德·莫伦斯乔特让他吃了一惊——也让我吃了一惊——把李拉入怀中，亲了他的双颊。然后抓住他的肩膀。他的声音低沉而深重——说的是德语而不是俄语，我想。“让我看看这位远渡重洋、归来之际还能完整保留自己理想的年轻人！”然后，他又给了李一个拥抱。

奥斯瓦尔德的头从高个子的肩上露出来，我看见了更令我吃惊的事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笑。

2

玛丽娜从婴儿房里出来，怀里抱着琼。看到布埃时，她十分惊喜，然后感谢他带的游戏围栏，她用她那僵硬的英语称之为“孩子的玩物”。布埃介绍说那个瘦子是劳伦斯·奥尔洛夫——请称呼劳伦斯·奥尔洛上校，德·莫伦斯乔特则是“苏联社会的一位友人”。

布埃和奥尔洛夫开始在地板中央安装游戏围栏。玛丽娜跟他们站在一起，用俄语聊天。跟布埃一样，奥尔洛夫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年轻的苏联妈妈。玛丽娜上身穿着衬衫，下身穿着短裤，腿永远露出一截。李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恢复了平时的忧郁。

只是德·莫伦斯乔特不肯任由他忧郁。他看到了李的平装书，从咖啡桌上起身拿起书。“《阿特拉斯耸耸肩》？”他跟李说话。完全忽略了其他人的存在，其他人都在看着新的游戏围栏。

“安·兰德[143]？一位年轻的革命者读这本书干什么？”

“了解你的敌人。”李说，当德·莫伦斯乔特放声大笑时，李的笑容又出现了。

“你怎么看安小姐的满腹牢骚？”当我回放磁带的时候这问题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已经听了两遍他的评论：简直跟米米·科科伦问我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感受时使用的词眼完全一样。

“我想她吞下了毒饵，”奥斯瓦尔德说。“现在，她靠将毒饵出售给别人来挣钱。”

“的确如此，朋友。我从没听到如此精辟的论断。总会有一天，世界上的兰德们会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代价。你相信吗？”

“我知道。”李道。他说得实事求是。

德·莫伦斯乔特拍拍沙发。“坐到我边上来。

我想听听你在祖国的冒险。”

但是首先，布埃和奥尔洛夫走近李和德·莫伦斯乔特。他们用俄语对答了很长一段。李似乎有些怀疑，但是德·莫伦斯乔特对他说了些什么，也是用俄语，李点点头，跟玛丽娜简短地交待了几句。他朝门挥手的姿势用意相当明显：去吧，那就。

德·莫伦斯乔特把他的车钥匙扔给布埃，布埃摸到钥匙。看着布埃从肮脏的绿地毯上摸索钥匙时，德·莫伦斯乔特和李交换了一个开心的表情。

然后他们离开了，玛丽娜怀里抱着孩子，坐进德·莫伦斯乔特的凯迪拉克走了。

“现在我们安宁了，朋友，”德·莫伦斯乔特说，“男人掏钱买安宁。不错吧？”

“我讨厌他们总是掏钱，”李说，“丽娜忘记了我们回到美国不仅仅是为了买一台冰箱和一大堆裙子。”

德·莫伦斯乔特挥挥手。“资本主义这头猪背上的汗水。朋友，你住在这么沉闷的地方还不够吗？”

李说：“这当然不够，不是吗？”

德·莫伦斯乔特照他背上拍了一下，差点把这个小个子男人从沙发上拍下来。“振奋点儿！

你现在索取的，以后得上千倍偿还。你不是如此坚信的吗？”等李点头之后，他又说，“现在告诉我苏联的情况，同志——我能叫你同志吗，或者你已经拒绝接受这种称呼？”

“等到晚饭之后，你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

奥斯瓦尔德笑着说。我能看得出，他对德·莫伦斯乔特敞开了心扉，就像久雨初晴之后花儿在阳光下绽放一般。

李谈论苏联。他喋喋不休，自命不凡。他斥责共产主义官僚制度如何绑架了国家一切完美的战前社会主义理想（他忽略了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我并非真感兴趣。对他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个白痴的论断我也不感兴趣，有关美国领导人的这种无聊的废话在这里的随便一家理发店或者擦鞋店都能听到。奥斯瓦尔德可能会在十四个月之内改变历史，但他是个令人厌烦的人。

让我感兴趣的是德·莫伦斯乔特聆听的方式。

他像世上非常魅力的那些人一样，总是在适当的时机提出适当的问题，毫不烦躁，眼睛从不从说话人的脸上移开，让另外一个家伙感觉自己像是地球上最有见识、才华横溢、精明能干的人。这可能是李一生当中第一次被人如此倾听。

“我看社会主义只有一个希望，”李总结说，“那就是古巴。那里的革命还很纯洁。我希望有一天能去那儿。可以成为公民。”

德·莫伦斯乔特严肃地点点头。“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在现任政府阻止美国人去那儿之前，我去过很多次。真是个美丽的国家……现在，感谢菲德尔，那是个属于那里人民的美丽国家。”

“我知道。”李的脸闪着光芒。

“但是！”德·莫伦斯乔特像演讲者一样竖起一根手指。“如果相信美国资本主义者会让菲德尔和劳尔切创造他们的奇迹而不横加干预，那你简直就是生活在梦境中。行动已经开始。你知道沃克这个家伙吗？”

我的耳朵竖了起来。

“埃德温·沃克？被撤职的那个将军？”

“就是那位。”

“我知道他。住在达拉斯。竞选州长，被踢了下来。然后，詹姆斯·梅雷迪思[144]联合密西西比州大学时，他去密西西比跟罗斯·巴尼特站到了一起。他就是另一个种族隔离主义的小希特勒。”

“种族主义者是肯定的，但是对他来说种族隔离主义理想与三K党中产阶级只是一个挡箭牌。

他将推进黑人权利视为一个打击让他和他的同类困窘的社会主义棍棒。詹姆斯·梅雷迪思？一个共产主义者！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个幌子！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表面是黑色的，里面是红色的！”

“当然，”李说，“这就是他们的伎俩。”

我不知道德·莫伦斯乔特对他所谈论的事情是否真正投入，或者是否正把李绕进去，仅仅为了捣乱。“沃克们，巴尼特们，以及欢呼雀跃的宗教复兴传教士们，诸如比利·葛拉罕[145]和比利·詹姆斯·哈吉斯[146]，认为这个邪恶的热爱黑鬼的共产主义怪物的心脏是什么？苏联！”

“我知道。”

“他们从哪儿看到共产主义的触手，距离美国海岸仅九十英里？古巴！沃克已经不穿军装了，但是他的朋友穿着。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李摇摇头，眼睛一刻也没离开德·莫伦斯乔特的脸。

“柯蒂斯·李梅。也是种族主义者，认为每片灌木丛中都有共产主义者。沃克和李梅坚持让肯尼迪怎么做？轰炸古巴！然后攻占古巴！然后让古巴成为第五十一个州！蒙受猪湾之耻只是让他们更加坚定！”德·莫伦斯乔特用拳头捶自己的大腿，表示感叹。“李梅和沃克这样的人比兰德这婊子更危险，不是因为他们有枪，而是因为他们有追随者。”

“我知道危险，”李说，“我已经着手在沃斯堡这里组织一个名为‘放开古巴’的团体。我已经有了十几个感兴趣的成员。”

这很大胆。据我所知，他在沃斯堡唯一组织起来的就是一群安装铝窗和防风门的工人，加上偶尔几次，玛丽娜成功地劝他晾尿片的后院旋转木马。

“你最好快点行动，”德·莫伦斯乔特严厉地说，“古巴是革命的广告牌。当尼加拉瓜、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苦难的人民放眼古巴时，他们会看到和平的农业社会主义国家里，独裁者被推翻，秘密警察被解雇，有时警棍夹在肥屁股底下！”

李大笑起来。

“他们看到联合水果公司巨大的甘蔗种植园和奴隶苦役农场转给农民。他们看到标准石油公司解散。他们看到赌场，都是由兰斯基黑帮经营——”

“我知道。”李说。

“——被关闭。性表演停止了，朋友，过去出卖肉体的女人……以及出卖她们女儿肉体的女人——又找到了正当的工作。可能会在猪猡巴蒂斯塔[147]领导下横尸街头的苦工现在能走进医院，被当做人来治疗。为什么？因为在菲德尔的领导下，医生和苦工身份平等！”

“我知道。”李说。这是他一贯的立场。

德·莫伦斯乔特从沙发上跳起来，开始在新游戏围栏周围踱步。“你认为肯尼迪和他的爱尔兰阴谋集团会让这张广告牌树立吗？那座闪着希望之光的灯塔会同意吗？”

“我有点儿喜欢肯尼迪，”李说，貌似有点儿尴尬地承认，“尽管有猪湾之耻。那是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你知道的。”

“多数GSA都喜欢肯尼迪总统。你知道我说的GSA是什么意思吗？我可以向你保证，写《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母黄鼠狼知道。伟大愚蠢的美国[148]，我的意思是。美国民众只要有台能制冰的冰箱，车库里有两辆汽车，电视机上有《77号日落大道》，他们就满心欢喜，死而无憾了。伟大愚蠢的美国喜欢肯尼迪的微笑。是的。确实是。他笑得很有魅力，我承认。但你没听莎士比亚不是说过，一个会笑、爱笑的人，也可以是一个恶棍吗？

你知道肯尼迪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刺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吗？是的！他们已经尝试——但是失败了，谢天谢地——三四次。我是从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石油接触中获取的信息。李，这是好消息。”

李表情沮丧。

“但是菲德尔在苏联有位强悍的朋友，”德·莫伦斯乔特继续说道，仍然踱着步子。“不是列宁梦想中的苏联——也不是你我梦想中的苏联——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由跟菲德尔站在一起，如果美国试图再次入侵的话。记住我的话：肯尼迪可能会尝试，很快。他会听从李梅的建议。他会听从中情局杜勒斯和安格尔顿的建议。他需要的只是正当的借口，然后他会发起攻击，只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他有种。”

他们继续谈论古巴。当凯迪拉克返回时，后座上装满了食物和日用品——看起来，足够一月之用。

“狗屎，”李说。“他们回来了。”

“我们很高兴见到他们。”德·莫伦斯乔特高兴地说。

“留下来吃晚饭吧，”李说。“丽娜菜做得不怎么样，但是——”

“我得走了。我太太急着等我汇报呢，我会好好汇报！我下次带她来，怎么样？”

“当然好了。”

他们走到门口。玛丽娜在跟布埃和奥尔洛夫聊天，两位男士正从后备箱把成箱的罐头搬出来。

但是，她不光在聊天，还有点儿卖俏。布埃看起来恨不能俯首帖耳。

在门廊上，李谈到了联邦调查局。德·莫伦斯乔特问他联邦调查局来过多少次。李举起三根指头。“一个特工名叫费恩，来过两次。另一个叫霍斯蒂。”

“直视他们的眼睛，回答他们的问题！”德·莫伦斯乔特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李，因为你不仅是清白的，而且是正义的！”

现在其他人看着他……不光是他们。跳绳女孩儿们也出现了，站在梅赛德斯街上我们这个街区被用作人行道的车辙上。德·莫伦斯乔特有了观众，正对着观众演讲。

“你如此热衷于意识形态问题，年轻的奥斯瓦尔德先生，所以他们当然会来。胡佛帮！据我所知，他们正在监视，可能隐藏在另一个街区，也可能隐藏在正对面的房子里！”

德·莫伦斯乔特一根手指指向我放下的窗帘。

李转过脸来。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阴影里，庆幸自己已经把扩音器特百惠碗放了下来，尽管现在碗已经用黑色胶带缠好。

“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和他们中情局的堂兄弟姐妹们不是已经几次找我，想威胁我告发我在苏联和南美的朋友吗？战争之后，他们不是把我称为秘密的纳粹吗？他们不是污蔑说我雇佣秘密警察部队通顿马库特打击和折磨我的竞争对手，赢得在海地的石油租期吗？他们不是控告我贿赂‘爸爸医生’杜瓦利埃暗杀特鲁希略吗？是的，是的，远远不止这一切！”

跳绳女孩儿们盯着他，张大了嘴巴。玛丽娜也张大了嘴巴。乔治·德·莫伦斯乔特一旦开口，便能席卷面前的一切。

“鼓起勇气，李！等他们来的时候，挺身向前！给他们看！”他抓起衬衫，撕开前胸。扣子砰声爆开，哗哗啦啦地掉在地上。跳绳女孩儿们喘着粗气，笑都没敢笑一声。跟那个时代多数的美国人不一样，德·莫伦斯乔特衬衫底下没有穿汗衫。他的皮肤宛如涂了油的红木。肥胖的胸脯悬在苍老的肌肉上。他右手拳头捶着左边乳头上方。“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心，我的心是清白的，我的心属于我的理想！’告诉他们：‘即使胡佛把我的心剜出来，它还会跳动，一千颗心会同时跳动！然后是一万颗！十万颗！一百万颗！’”

奥尔洛夫放下手上的罐头箱子，轻声而讽刺地鼓掌。玛丽娜的脸上洋溢着光芒。李的脸最有趣。就像大数的扫罗走在大马士革路上一般[149]，得到了启示。

他眼里的盲目已然消失。

3

德·莫伦斯乔特的布道和撕裂衬衫的滑稽动作——跟他斥责的右翼福音传教士的帐篷秀鬼把戏没有什么不同——让我非常不安。我本来以为如果我偷听到两人的私密谈话，可能会大有帮助，把德·莫伦斯乔特从刺杀沃克的潜在因素中剔除，进而从暗杀肯尼迪案中剔除。现在我已经偷听到两人的私密谈话，但是，事情不仅没有变得简单，反而更复杂了。

有一件事似乎明朗起来：是时候跟梅赛德斯街并不动情地道别了。我已经租下西尼利街214号一层的公寓。9月24日，我把几件衣服、书和打字机装进陈旧的福特森利纳，搬到了达拉斯。

两个胖女人留下的是一个散发着病房臭味的猪圈。我自己打扫卫生，感谢上帝，阿尔的兔子洞带我来到的时代已经有了空气清新气雾剂。我在二手市集上买了一台便携式电视机，把它扔在厨房柜台上的炉子边（炉子让我想起陈年油脂仓库）。我一边扫、洗、擦、喷，一边看犯罪片《不可触碰》和连续剧《笑弹总动员》。晚上，等到楼上孩子的震动和叫喊偃旗息鼓时，我上床睡觉。睡得很沉，数夜无梦。

我继续留守梅赛德斯街上的住处，但是在2703号没有看到什么异常。有时候，玛丽娜把琼放进一辆婴儿车（她年长的爱慕者布埃先生送的另一个礼物），把她推到仓库停车场，然后推回来。下午，放学之后，跳绳女孩儿们经常陪着她们。玛丽娜还一边哼着俄语一边跳几下。看着妈妈披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跳上跳下，小孩儿总是笑。跳绳女孩儿们也笑了。玛丽娜并不介意。她跟女孩儿们聊很多，当她们笑着纠正她时，她也从不生气。她看起来很开心，实际上。李不想让她学英语，但是她还是在学。这对她挺好。

1962年10月2日，我在西尼利街的公寓里一片神秘的安静中醒来：头顶没有脚步声，没有年轻妈妈催促较大的两个孩子准备上学的喊声。他们半夜已经搬了出去。

我走上楼，试图用我的钥匙开他们的门。门打不开，但是锁是弹簧锁，被我轻易地用衣架撬开了。我发现客厅里有个空书架。我在地板上钻了个小孔，把第二个装了窃听器的台灯插上电源，将窃听电线从小孔里穿进楼下的房间。然后把书架压在上面。

窃听器工作正常，但是小日本精巧的录音机转轴只有当潜在的租客来看房、碰巧打开台灯的时候才会转动。他们是看房的，不是租房的。奥斯瓦尔德一家搬进来之前，整个尼利街只属于我一个人。在经历了梅赛德斯街热闹的狂欢之后，这真是种解脱，尽管我有点儿想念跳绳女孩儿们。她们是我的希腊戏剧合唱队。

4

我晚上在达拉斯的房子里睡觉，白天在沃斯堡看着玛丽娜推孩子玩。在我正忙个不停的时候，另一个六十年代的分水岭时刻悄然而至，但是被我忽略了。我正对奥斯瓦尔德一家全神贯注，他们正经历另一场家庭痉挛。

十月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李很早下班回家。

玛丽娜正在外面带着琼散步。他们在街对面的车道上说话。说到最后，玛丽娜开始说英语：“‘下岗’是什么意思？”

他用俄语解释。玛丽娜做出无奈的手势，拥抱了他。李亲吻她的脸颊，然后把孩子从婴儿车里抱出来。当他把琼举高时，琼笑了，她的手伸下来扯他的头发。他们一起进了屋。幸福的小家庭，忍耐着暂时的逆境。

幸福持续到了下午五点。我正要开车回尼利街，突然看到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从温斯考特路上的公共汽车站走来。

麻烦来了，我想。我的判断多英明啊。

玛格丽特再次避开尚未修缮的台阶。她再次没有敲门就进了屋。紧接着是一阵鞭炮声。那是个温暖的晚上，窗户都敞着。我根本不用费事使用远程麦克风。李和她妈妈的争吵开足了音量。

貌似他没有被莱斯利焊接厂解雇，是他自己跑路了。老板名叫瓦达·奥斯瓦尔德，正在找他，因为他们缺人手。他没能从罗伯特的太太那里得到帮助，便给玛格丽特打了电话。

“我为你撒了谎，李！”玛格丽特吼道。“我说你得了感冒！你为什么总是让我为你撒谎？”

“我没有让你为我做任何事！”他也吼叫着回应。他们在客厅里面对面站着。“我没有让你为我做任何事！你还是要做！”

“李，你准备不准备养家糊口？你需要工作！”

“噢，我会找工作的！你别操心了，妈！”

“到哪儿找？”

“我不知道——”

“噢，李！可你怎么付房租？”

“——但是她有很多朋友。”他大拇指朝玛丽娜指了下，玛丽娜退缩了一下。“他们帮不上很多忙，但是房租足够了。你得离开这儿，妈。回家吧。让我喘口气。”

玛格丽特奔向游戏围栏。“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我跟你说的朋友送的。他们有一半很有钱，剩下的很快就会有钱。他们喜欢跟丽娜聊天。”

李冷笑一声。“年纪大的喜欢盯着她的奶子看。”

“李！”惊讶的声音，但是她脸上的表情……

是高兴吗？妈妈从儿子的声音里听出了愤怒，她能高兴吗？

“走吧，妈。让我们安宁安宁。”

“她明不明白男人付出东西总是想要回报的？她明白吗，李？”

“走吧！”拳头挥舞着。几乎像是在无力的愤怒中跳舞。

玛格丽特笑了。“你很烦躁。当然。等你能控制自己了我再回来。我会帮忙。我总是想帮忙。”

然后，她突然冲向玛丽娜和孩子。看起来像是要准备攻击她们。她亲吻琼的脸，然后大步走过房间。走到门口，她转身指着游戏围栏。“告诉她把这擦洗干净，李。别人抛弃的东西上总是有很多细菌。要是孩子生病的话，你可没钱看医生。”

“妈，走吧！”

“我正在走。”她像小女孩儿一样把手指捻起来做成再见的手势，走了。

玛丽娜走到李身边，像抱着盾牌一样抱着孩子。他们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他们争吵起来。

家庭团结随风而逝。由玛格丽特一手促成。李接过孩子，一只臂弯摇晃着她，然后——丝毫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一拳打在妻子的脸上。玛丽娜倒了下去，嘴和鼻子流出血来，她大声哭泣。李看着她。孩子也在哭。李摩挲着琼的细发，亲吻她的脸颊，又摇晃几下孩子。李踢了玛丽娜身侧一脚，她又倒了下去。我只能看见她浓密的头发。

离开他，我想，尽管我知道她不会的，带上孩子，离开他。去找乔治·布埃。不得已的话，去给他暖被窝。但是，离开那个瘦骨嶙峋、受他妈妈支配的怪物。

但是，是李离开了她，至少暂时如此。我再也没有在梅赛德斯街看到他。

5

这是他们第一次分开。李去了达拉斯找工作。

我不知道他呆在哪儿。根据阿尔的笔记，是在某某地方，但事实证明不对。或许，他在市中心的便宜公寓里找了个地方。我不关心。我知道，他们会一起出现，租住我楼上的公寓。目前，我已经受够他了。不必听他每次对话都会出现十几次的、慢吞吞的“我知道”也是种乐事。

感谢乔治·布埃，玛丽娜安然脱险。玛格丽特造访以及李离开之后不久，布埃和另外一个男人开着雪佛兰卡车过来接她。当皮卡车离开梅赛德斯街2703号时，母女两人在车里睡觉。玛丽娜从苏联带回来的粉色手提箱里铺着毯子，琼在这临时的巢里熟睡。卡车开动时，玛丽娜将一只手放在小女孩儿的胸口。跳绳女孩儿们在一旁观看，玛丽娜朝她们挥手。她们也挥起手来。

6

我在达拉斯黄页里找到乔治·德·莫伦斯乔特的地址，跟踪了他几次。我好奇他会跟谁见面，但如果是中情局的人，兰斯基黑帮的部下，或者别的同谋者，我怀疑我可能已经知道。我只能说他没有见任何我觉得可疑的人。他去上班，去达拉斯乡村俱乐部打网球或者跟他妻子游泳，他们去了好几家脱衣舞夜总会。他没有骚扰脱衣舞者，但是偏爱在公共场合摸他妻子的胸脯和屁股。她似乎也不介意。

有两次他跟李见了面。一次是在德·莫伦斯乔特钟爱的脱衣舞夜总会。李看起来对周围环境感到不自在，他们没有呆多久。第二次，他们在布劳德街上一家咖啡店一起吃中饭。在那儿待到差不多下午两点，聊天，喝了无数杯咖啡。李开始站起身，又考虑了一下，点了些别的。女招待给他拿来一份派，他递给她什么东西，她草草地看了一眼，放进围裙口袋。他们离开后我没有跟踪，而是走到女招待身边，问她我是否能看一眼年轻人给了她什么。

“你不能拿走，”她说着，递给我一张黄纸，顶上用黑色小报字体写着“放开古巴！”，报纸敦促“热心人士”加入这个精密组织在达拉斯——沃斯堡的分支。“不要让山姆大叔欺骗你！来信寄1919邮政信箱，索取未来会议详情。”

“他们谈了些什么？”我问道。

“你是警察吗？”

“不是，但我比警察给的小费更多。”我说着，递给她一张五元的钞票。

“那东西，”她一边说，一边指着传单，奥斯瓦尔德肯定是在他新的工作地点复印的。“古巴。

好像我只有一点点在乎。”

但是，10月22日晚上，不到一周之后，肯尼迪总统也在谈论古巴。然后，每个人都有一点点在乎了。

7

一个令人沮丧的真理就是，井干方知水珍贵。

但是，1962年秋天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摇撼你天花板的小脚丫的脚步声。楼上一家搬走之后，西尼利街214号蒙上了一层恐怖的诡异。我想念萨迪，极度担心她。深思熟虑之后，你几乎能够猜个十有八九。我对于她丈夫的担心，埃利·多克蒂和德凯·西蒙斯没有严肃对待。萨迪自己也没有严肃对待。就我所知，她以为我是要拿约翰·克莱顿来吓唬她，好阻止她把我从她的生活中完全挤出去。他们没有一个人清楚，如果把萨迪这部分去掉，她的名字跟多丽丝·邓宁的名字只有一个音节之差。没有一个人清楚和谐效应。而这效应看起来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就因为我出现在了过去的国度。既然如此，要是萨迪身上发生什么事，到底是谁的错呢？

噩梦再度出现。有关吉姆拉的梦。

我停止监听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开始长距离地散步，下午开始，直到晚上九点甚至十点才回到西尼利街。一边散步，一边思考李。他现在在达拉斯一家名叫贾加尔斯一奇利斯斯托瓦尔的形象艺术公司当影印实习工人。或者思考玛丽娜，她暂时跟一个新近离婚名叫埃琳娜·霍尔的女人住在一起。霍尔在乔治·布埃的牙医诊所工作。

那天开皮卡车把玛丽娜和琼从梅赛德斯街的垃圾堆里接出去的正是牙医。

主要思考的还是萨迪。萨迪。还是萨迪。

有一次散步时，感到又口渴又沮丧，我停下来，走进附近一家名叫常春藤小屋的酒店。自动唱片点唱机关掉了，顾客异乎寻常的安静。当服务员把啤酒摆在我面前，然后立即转身看吧台上的电视机时，我意识到大家都在观看我要拯救的人。

他脸色苍白，神情严肃。眼睛下面现出深深的眼圈。

“为了阻止这种侵略性的军备增加，已经启动了针对所有运输到古巴的进攻性装备的严格封锁。驶往古巴的不论什么种类的船只，如果发现载有进攻性武器，将一律被遣返。”

“耶稣啊！”一个戴着牛仔帽的男人惊叹道。

“他知道苏联人会怎么应对吗？”

“闭嘴，比尔，”酒吧招待说，“让我们继续听。”

“我们的国家政策是，”肯尼迪继续说，“把从古巴对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任何核导弹看成是苏联对美国的进攻，需要对苏联作出充分的报复性的反应。”

酒吧一端，一个女人呜咽了一声，抱住肚子。

她身边的男人用一只胳膊揽住她，女人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在肯尼迪脸上看到的恐惧和决心参半。我看到的还有生命——一种对当前任务的高度投入。

距离他被枪杀的日子还有整整十三个月。

“作为一种必要的军事警戒措施，我已加强我们在关塔那摩的基地，今天从那里撤离了我们全体人员的家属。”

“大家的酒钱由我付，”那个叫比尔的牛仔突然高声宣布，“因为看起来世界末日不远了，朋友。”他放两张二十的钞票在他的酒杯边，但是酒吧男招待没有去拿。他盯着肯尼迪，后者正在呼吁赫鲁晓夫取消对世界和平的“这种秘密鲁莽并富有挑衅意味的威胁”。

给我端酒的女服务员，一个五十岁上下、看起来精疲力竭的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突然大哭起来。这让我下定决心。我从凳子上起身，从坐满男男女女的桌子旁边绕过去，他们正在看电视，严肃得像孩子一样。我溜进冰激凌机器边上的一间电话亭里。

接线员让我前三分钟投五十美分。我丢进两枚二角五分硬币。公用电话发出洪亮而柔和的声音。隐隐约约地，我还能听见肯尼迪用那带着新英格兰鼻音的声音在讲话。现在，他正控诉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是个骗子。这不是胡扯。

“正在连接，先生，”接线员说。然后她脱口而出：“你在听总统演讲吗？你要是没有听的话，你应该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

“我在听。”我说。萨迪肯定也在听。萨迪的丈夫打着科学的幌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大量预告世界末日的废话。萨迪耶鲁大学毕业的政治家朋友告诉过她加勒比海将爆发重大事件。一个爆发点，可能是古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抚慰她，但这不是问题。

电话响了很久。我不喜欢。在约迪她星期一晚上八点半能去哪儿呢？在看电影？我不相信。

“先生，您拨打的号码无人接听。”

“我知道了。”我说，听着李的口头禅从我嘴里冒出来，我做了个鬼脸。

挂断电话时，我的二角五分硬币掉进了返回槽里。我准备再投进去，然后又想了想。打电话给埃利女士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已经失去了埃利女士的欢心。德凯也是。他们会告诉我别管闲事。

等我走回酒吧时，沃尔特·克朗凯特正在展示U-2拍到的苏联在建的导弹基地照片。他说，很多国会议员都在敦促肯尼迪立即发动轰炸行动或者全面侵袭。美国导弹基地和战略空军在历史上第一次进入戒备状态。

“美国B-52轰炸机即将飞临苏联领土附近盘旋，”克朗凯特用他那低沉而怪异的声音说道。“而且——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很明显，我们在过去七年里经历着日益恐怖的冷战——犯错误的机会，犯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错误的机会，随着每一次事态的升级——”

“别等了！、”站在桌球台旁边的一个男人喊道，“现在就把这些共产主义鸟人的屎炸出来！”

对于这种嗜杀的情绪，人群里出现了反对的呼声，但仍淹没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我离开常春藤小屋，漫步朝尼利街走去。一到那里，我跳进森利纳，朝约迪开去。

8

汽车广播现在又正常工作了，但是，当我开着头灯在77号公路上疾驰时，广播里除了大堆厄运之外没有别的内容。连DJ都得了核流感，说起“上帝保佑美国”和“做好一切准备”之类的话。当KLIFE的流行音乐播音员播放强尼·霍顿哀怨的《共和国战歌》时，我关掉了收音机。光景太像9·11事件发生后的那天。

我把油门踩到底，尽管森利纳的发动机磨损越来越严重，发动机温度刻度盘上的指针不断偏向“H”。路上空无一人。我转进萨迪的车道时，23日凌晨十二点半刚过。她的黄色大众甲壳虫停在关闭的车库门前，楼下的灯还亮着。我按下门铃，却没有人来开门。我转到后面去敲厨房的门，仍然没有反应。我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她在后面台阶下藏了一把备用钥匙。我找出来，开门进去。一股确凿的威士忌味扑面袭来，还有陈腐的香烟气味。

“萨迪？”

没人应答。我穿过厨房走进客厅。沙发前面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已经装得满满当当，液体浸到摊开的《生活》杂志和《瞭望》杂志里。我用手指蘸了下，凑到鼻子边。苏格兰威士忌。妈的。

“萨迪？”

现在我能闻到一股别的气味，我记忆犹新的克里斯蒂酗酒时的气味：刺鼻的呕吐气味。

我穿过客厅另一端的小厅。两扇门正对着，一扇通向她的卧室，另一扇通向书房。门都紧闭着，但是小厅尽头浴室的门开着。刺眼的灯光照亮了抽水马桶外圈上散落的呕吐物。粉色的地砖和浴缸边上还有更多。水槽上的肥皂盒边放着一瓶药丸。瓶盖不见了。我冲进卧室。

她身体呈十字躺在乱七八糟的床单上，穿着衬裙和一只麂皮软拖鞋。另一只掉在了地上。她皮肤蜡黄，看上去没有呼吸。胸口整整四秒钟没有起伏，然后突然呼吸了一口。床头柜上放着的烟灰缸里也已经满满当当。一盒皱巴巴的云斯顿香烟，一端被一支残断的香烟熏黑了，躺在空酒瓶口上。烟灰缸旁边是喝了一半的杯子和一瓶格伦利物威士忌。威士忌喝得不多——感谢上帝的小恩惠——但我真正担心的不是威士忌，而是药丸。床头柜上还放着一只棕色的马尼拉纸信封，从里面露出来的好像是照片，但是我无暇顾及。

此刻无暇顾及。

我用胳膊抱住她，想让她坐起来。衬裙是丝质的，从我的手中滑落了。她又倒回床上，艰难地呼吸了一口。她的头发从一只闭上的眼睛上垂落。

“萨迪，醒醒！”

没有反应。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向床头。

床头嘭的一声，颤抖了一下。

“别管我。”声音模糊而虚弱，但是总比没有好。

“醒醒，萨迪！你快醒醒！”

我开始轻拍她的脸颊。她的眼睛仍然闭着，但是抬起手来，试图——无力地——赶我走。

“醒醒！醒醒，该死！”

她睁开眼睛，没有认出我是谁，又闭上眼睛。

但是，她的呼吸更趋正常。现在她坐了起来，可怕的喘息消失了。

我回到浴室，把她的牙刷从粉色的塑料杯中倒出来，打开水龙头。装满杯子的间隙，我看了一眼药瓶的标签。耐波他。还剩下十粒或者十二粒胶囊，所以，不是企图自杀。至少，企图不明显。

我把胶囊倒进马桶，然后跑回卧室。她从坐着的姿势往下溜，头和下巴往前倾，贴着胸骨。呼吸又变得刺耳起来。

我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看到信封里露出的一张照片时，怔了一下。可能是一个女人——剩下的头发很长——但是很难确定。脸本来所在的地方，现在只剩一些肉，下巴处还有个洞。小洞似乎在嘶喊。

我把萨迪拉起来，抓起一把她的头发，把她的头扶正。她呻吟着，似乎在说“别，好痛”。

然后把杯子里的水泼在她脸上。她惊了一下，睁开眼睛。

“乔？你来干什么？乔？我怎么湿了？”

“醒醒。醒醒，萨迪。”我又开始拍她的脸，但是动作更轻，几乎是抚摸。不奏效。她的眼睛又开始合上。

“走……开！”

“除非你让我打电话叫救护车。那样的话你的名字就会上报纸。学校董事会很高兴。起来没事啦。”

我成功地把手扣到她身后，将她从床上拉起来。她的衬裙起皱了，在她蹲到地毯上时又恢复原位。她的眼睛突然睁开，疼得哭了，但我把她扶起来。她前后摇晃，扇我的脸，力气比之前更大了。

“滚出去！滚出去，乔！”

“别，小姐。”我用胳膊抱住她的腰，朝门口走去，一半是扶，一半是抬。我们转向浴室，然后她的膝盖瘫了下去。我撑住她，基于她的身高和体型，这可不是件轻松差事。感谢上帝赐予的肾上腺素。我把马桶垫圈放下来，让她坐上去，立刻感觉到自己的膝盖精疲力竭。我喘着气，可能是因为劳累，主要还是因为惊吓。她开始往右倾斜，我拍打她的光胳膊——“啪”。

“坐起来！”我对着她的脸喊。“坐起来，克里斯蒂，该死！”

她挣扎着睁开眼睛，里面严重充血。“克里斯蒂是谁？”

“滚石乐队他妈的领唱，”我说，“你吃耐波他多久了？今天晚上吃了几粒？”

她说，“不关你的事，乔。”

“吃了几粒？喝了多少酒？”

“走吧。”

我把冷水龙头转到底，然后拉开杆子打开淋浴。她看到我的意图，又开始拍打。

“不，乔！不！”

我没理会她。这不是第一次我把衣衫单薄的女人推到冷水淋浴头底下。有些事情就像骑单车一样。我用明天就会让我的腰背尝到后果的一记快速挺举把她举到淋浴底下，然后再用水冲击她，在她开始四处乱打时紧紧地按住她。她伸手去抓毛巾杆，大声呼喊着。此刻，她睁开双眼，头发里溅满水珠。衬裙变得透明。即使身处这样的情境之下，她身体毕露的曲线也不难让我感觉一阵冲动。

她试图出来。我把她推回去。

“站在那儿，萨迪。站在那儿冲吧。”

“多，多久？太冷了！”

“等我看到你的脸颊出现血色。”

“你，你为什么要这，这么做？”她的牙齿格格作响。

“因为你差点害死自己！”我吼了一声。

她往后退缩，脚下一滑，但她抓住毛巾杆，站稳身子。反射恢复了。好。

“药，药片没效果，所以我喝，喝了酒。就是这样。让我出去，我好冷。求你了，乔，乔治。

请让我出去。”她的头发粘在脸颊上，看起来像只落水的耗子，但她脸上正恢复一些气色。只是微微的红晕，不过，是个好兆头。

我关掉淋浴，当她在浴盆边摇摇欲坠时，我用胳膊抱住她。她湿透的衬裙上的水滴滴答答地落在地垫上。我对着她的耳朵轻声说：“我以为你死了。我走进来看到你躺在那儿的那一刻，我以为你他妈的死了。你永远体会不到那种感觉。”

我放开她。她盯着我，眼睛睁大，充满惊讶。

然后她说：“约翰说得对。罗，罗杰也说得对。

他今晚在肯尼迪演讲之前打了电话给我。从华盛顿打的。有什么关系呢？等到下个星期这个时候，我们都死了。或者，我们都会宁愿死去。”

一开始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看到克里斯蒂站在那儿，浑身湿透，不断滴水，满嘴胡话，我分外气愤。你这个胆小的婊子，我想。她肯定从我眼中看出了什么，因为她向后退缩。

这让我头脑清醒过来。仅仅因为我碰巧知道未来的景象是什么样就能叫她胆小鬼吗？

我从马桶上方的架子上扯下一条浴巾递给她。

“脱掉裙子，擦干身子。”我说。

“那你出去。给我留点隐私。”

“告诉我你是清醒的我就出去。”

“我很清醒。”她无礼而愤恨地看着我——或许——还带着一丝幽默。“你显然知道如何闪亮登场，乔治。”

我转向医药箱。

“没有了，”她说。“除了我吃掉的，剩下的都在马桶里。”

跟克里斯蒂的四年婚姻让我还是检查了一眼，然后冲了马桶。料理好这一切后，我从她身边蹭过，走出浴室门。“给你三分钟时间。”我说。

9

马尼拉纸信封上的回信地址写的是佐治亚州萨凡纳市东奥格尔绍普大街79号，约翰·克莱顿。

你当然不能控告这个混蛋在伪装或者走匿名路线。

邮戳时间是8月28日，所以这封信很可能打她从里诺回来时就在等着她。她有差不多两个月时间考虑信上的内容。9月6日晚上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听起来是不是既悲伤又沮丧？好吧，看了前夫精心寄来的照片，这也难怪。

“我们都在危险中，”上次她在打电话的时候说，“约翰尼说得对。”

照片上是日本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广岛，长崎，两地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受害者。有些人瞎了眼睛。很多人秃了头。多数人被放射线烧伤。

少数人，像无脸女鬼一样，被烤焦了。一张照片展示了四个蜷缩姿势的黑色人形。原子弹爆炸时，四个人正站在墙边。人蒸发了，大部分墙体也蒸发了。仅存的是被人体挡住的部分。外形变黑是因为表面被烧焦的肌肉覆盖了。

每张照片的背后，他都用他那清晰、整洁的笔迹写下了同样的文字：“很快就轮到美国了。

统计分析不会说谎。”

“照片不错，嗯？”

她的声音平淡沉闷，站在门口，围着浴巾。

潮湿的发卷垂落到坦露的肩膀上。

“你喝了多少酒，萨迪？”

“只有药丸没效果时才喝几杯。我想，你摇晃拍打我的时候我就努力告诉你了。”

“你要是等着我道歉的话，你会等很久。巴比妥类药物和酒精一起服用很危险。”

“没关系，”她说，“我以前也被抽过。”

这让我想起了玛丽娜，我退缩了。情况不一样，但是拍打就是拍打。我当时既生气又害怕。

她走到角落的椅子边，坐下来，身上的浴巾按得更紧。看起来像个生气的孩子。“我的朋友罗杰·比顿打电话给我了。我跟你说了吗？”

“说了。”

“我的好朋友罗杰。”她的眼神挑衅地看着我，让我以为这很重要。但我没有。归根结底，这是她的生活。我只想确定她还有生命。

“好吧，你的好朋友罗杰。”

“他告诉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关注爱尔兰狗屎的演讲。他是这么称呼的。然后他问我约迪距离达拉斯有多远。我告诉他之后他说：‘这应该足够远了，要看风从什么方向吹。’他自己正准备离开华盛顿，很多人都在离开，但我想这无济于事。你逃不过核战争的。”然后，她开始哭泣，刺耳而痛苦的哭泣撼动她的整个身体。“这群白痴要摧毁这个美丽的世界！他们要杀死孩子们！

我恨他们！我恨他们所有人！肯尼迪，赫鲁晓夫，卡斯特罗，我希望他们下地狱，死无全尸！”

她用双手蒙住脸。我像准备求婚的古板绅士一样跪下，抱住她。她的胳膊绕过我的脖子，紧紧搂住我，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因为冷水，她的身体仍然冰凉，但是她靠在我胳膊上的脸却在发烫。

那一刻，我也恨这群人，最恨的是约翰·克莱顿，将这种子埋在如此缺乏安全感、心理如此脆弱的女人身上。他播下这种子，浇灌，除草，看着它生长。

在这个恐惧的夜晚，萨迪是唯一服药酗酒的人吗？现在他们在常春藤小屋里是怎么拼命喝酒的？我曾经做过愚蠢的假设，人们对待古巴导弹危机会跟对待其他任何暂时性的国际骚动一样，因为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下一次考试需要背诵的一系列名字和日期而已。但对于当下身处谷底（深不可测的谷底）的人来说，情况完全不同。

“我从里诺回来后照片就在这儿。”她看着我，眼睛痛苦，布满血丝。“我想把它们扔掉，但是我做不到。我一直看着它们。”

“这就是那个混蛋的企图。这就是他把照片寄来的目的。”

她似乎没有听见。“统计分析是他的爱好。

他说，有朝一日，等到电脑足够先进，统计分析将成为最重要的科学，因为它从来不会出错。”

“不对。”在我的脑海中，我看见了乔治·德·莫伦斯乔特，这个有魅力的家伙，李唯一的朋友。“总是有扇不确定的窗户。”

“我猜约翰尼的超级电脑时代永远不会到来，”她说，“幸存下来的人们——如果有的话——将会生活在洞穴中。天空必然……不再湛蓝。核黑暗，约翰尼是这么称呼的。”

“他一派胡言，萨迪。你的好朋友罗杰也是。”

她摇摇头。充血的眼睛悲伤地看着我。“约翰尼知道苏联人要发射一颗太空卫星。我们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他夏天告诉我，果然，他们十月份就发送了‘史泼尼克’。‘下一步他们会搭载一只狗或者一只猴子，’约翰尼说。‘之后，他们会搭载人。然后会搭载两个人和一颗炸弹。’”

“他们那么做了吗？做了吗，萨迪？”

“他们搭载了一条狗，也搭载了一个人。那条狗的名字叫莱卡。死在了上面。可怜的狗狗。

他们没必要把两个人和炸弹送上去，不是吗？他们会使用导弹。我们也使用导弹。导弹已经遍布他们生产雪茄的狗屎岛屿。”

“你知道魔术师们怎么说吗？”

“魔——？你在说什么？”

“他们说你可以糊弄一位科学家，但是你永远不能糊弄一位魔术师。你的前夫可以教科学，但他肯定不是魔术师。相反，苏联人是。”

“你说的没道理。约翰尼说苏联人必须战斗，很快就会，因为现在他们有导弹优势，但是优势不会持续很久。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会放弃古巴。

这是一个借口。”

“约翰尼看到太多有关导弹从红场滚过的新闻镜头。他不知道的是——很可能，参议员基克尔也不知道——这些导弹中超过半数里面都没有引擎。”

“你不……你怎么可能……”

“他不知道因为他们的火箭专家的无能，有多少洲际弹道导弹在西伯利亚的发射台上发生爆炸。他不知道，我们U-2飞机拍摄的照片中超过半数的导弹实际上只是涂了颜色的树干加上纸板翼。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萨迪。这能糊弄约翰尼这样的科学家以及基克尔这样的政客，却永远也糊弄不了一位魔术师。”

“这不……这不可能……”她沉默了片刻，砸着嘴唇。然后她说：“你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情？”

“我不能告诉你。”

“那我就不能相信你。约翰尼说肯尼迪会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尽管别的所有人都认为候选人会是汉弗莱，因为肯尼迪是个天主教徒。他通过第一手资料分析形势，统计数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说约翰逊会成为肯尼迪的竞选伙伴，因为约翰逊是梅森——迪克松一线以北唯一接受的南方人。这一点他的判断也是对的。肯尼迪当选了，但是现在他要杀了我们所有人。统计分析不会说谎。”

我深深吸了口气。“萨迪，我想让你听我说。

仔细听着。你还清醒吗？”

开始没有反应。然后我感觉到她在我胳膊上点头。

“现在是星期二凌晨。这种状态会继续三天。

或者是四天，我不记得了。”

“你什么意思，你不记得了？”

我的意思是阿尔的笔记里没有关于这些的记录，我仅有的大学美国历史课还是差不多二十年前上的。能记得这么多我已经很惊讶了。

“我们会封锁古巴，但是我们即将截获的唯一一艘苏联船只里面除了食品和贸易货品之外别无他物。苏联人会气势汹汹，但是等到星期四或者星期五他们会吓得魂不附体，寻找出路。一位苏联外交官会跟一些电视人发起秘密外交会议。”

不知怎么的，就像有时候字谜的答案会不请自来，我想起了名字。或者差点想了起来。“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斯科拉里，或者跟这个名字有点像——”

“斯卡利？你说的是约翰·斯卡利，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吗？”

“是的，就是他。这将发生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在全世界——包括你的前夫和耶鲁毕业的好友——正等待着把头放在两腿之间滚蛋的命令时。”

她令人鼓舞地哈哈大笑。

“这个苏联人大概会说……”说到这儿，我模仿着苏联口音。这是从李的妻子，还有《飞鼠洛奇和驯鹿布尔温克》中的鲍里斯和娜塔莎身上学的。“‘转告你们总统，我们想有尊严地撤出。

你们答应撤出你们在土耳其的核导弹。你们答应永远不入侵古巴。我们同意拆除古巴的导弹。’萨迪，这才是将要发生的一切。”

她现在没有笑。睁着碟子般的大眼睛盯着我。

“你是胡编乱造，哄我开心。”

我保持沉默。

“你没有编造，”她低声说，“你真是这么认为。”

“错误，”我说，“我是知道。有本质区别。”

“乔治……没有人知道未来。”

“约翰·克莱顿声称他知道，你相信他。罗杰声称他知道，你也相信他。”

“你嫉妒他了，对吧？”

“你他妈的说对了！”

“我从没跟他上床。我甚至从来没想过。”

她继续严肃地说，“我永远不会跟洒那么多古龙香水的男人上床。”

“这很好。但我还是很嫉妒。”

“我能不能问你你怎么——”

“不能。我不会回答的。”或许我不该告诉她这么多，但我控制不住自己。实际上，我又开始说：“但是我会告诉你另一件事，这件事过几天你能亲自验证。阿德莱·史蒂文森[150]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将在联合国大会当面对峙。史蒂文森会展示苏联人正在古巴修建的导弹基地的巨幅照片，让那家伙解释他们声称不在的东西是从何而来的。

苏联那家伙会这么说：‘你必须等等，没有完整的翻译我不能回应你。’史蒂文森知道那家伙英语说得很好，会说一通进入历史书的话，跟‘等他们非常靠近时再射击’这样的话一样。史蒂文森会告诉苏联那家伙他可以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

她怀疑地看着我，把脸转向床头柜，看到烧焦的云斯顿香烟盒放在一堆捻皱的烟头上，说道：“我想我没烟了。”

“等到天亮你就会好起来，”我冷淡地说，“在我看来，你提前消费了一个星期的量。”

“乔治？”她的声音十分微弱，犹豫不决，“你今晚会留下来陪我吗？”

“我的车停在你的——”

“要是多嘴的邻居说什么，我会告诉他们你看完总统的演讲之后来看我，但是车发动不了。”

考虑到森利纳这些日子的辛苦奔波，这也合情合理。“你突然考虑到礼节，是不是说你已经不担心世界末日核战争了？”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想一个人睡。为了让你留下来，我甚至愿意跟你做爱。但我觉得这对我们可能都不怎么好。我的头痛得厉害。”

“你不必跟我做爱，亲爱的。这不是做买卖。”

“我不是说——”

“嘘。我去拿阿司匹林。”

“看一下医药箱上面，好吗？有时候我会在上面放包烟。”

确实放了一包，但等到我给她点上一支吸了三口后，她就开始眼睛恍惚着打起了瞌睡。我从她的指间把烟拿下来，在致癌小山[151]的矮坡上捻灭。

然后，我将她抱在怀里，把枕头往后靠。我们就这样睡着了。

10

当我在清晨的阳光中醒来时，我裤子的拉链被拉开，一只熟练的手正在我的内裤里摸索。我转向她。她正冷静地看着我。“世界还在这里，乔治。我们也是。来吧。动作轻点儿。我的头还在痛。”

我动作轻柔，坚持了许久。我们刻意持久。

最后，她抬起屁股，手指嵌进我的肩胛骨。发出“哦，亲爱的！啊，我的上帝啊！哦，亲亲”的呻吟。

“随便你干什么。”她低声说，对着我的耳朵呼吸，我一阵颤抖，射了。“随便你是谁。随便你干什么。只要你说留下来。只要你还爱我。”

“萨迪……我从没有三心二意。”

11

我们在厨房吃了早餐，然后我回到达拉斯。

我告诉她，现在真是在达拉斯，尽管还没有电话。

等我有了电话我会尽快告诉她号码。

她点点头，用指尖掰着鸡蛋。“我说的是认真的。我再也不会过问你的事了。”

“这样最好。不要问，不要说。”

“呃？”

“算了。”

“只要告诉我你做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是的，”我说，“我站在好人这一边。”

“会不会有一天你能告诉我？”

“希望如此，”我说，“萨迪，他寄来的这些照片——”

“我今天早上都撕了。我不想再谈了。”

“不一定要这么做。但是我要你告诉我，这是你和他之间的全部联系。他没有在附近出现。”

“他没有。信封上的邮戳是萨凡纳。”

我留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我还留意到，邮戳盖了差不多两个月了。

“他不喜欢肢体冲突。他在思想上很勇敢，但是，我觉得他在行动上是个懦夫。”

这个评价对我来说非常准确，邮寄照片是教科书式的被动攻击型人格障碍的表现。然而，她确信克莱顿不会找到她现在居住和教学的地方，这一点她错了。“精神不正常的人很难捉摸，亲爱的。如果你看到他，就打电话报警，好吗？”

“好的，乔治。”语气之中带着她一贯的不耐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等准备好了再回答我。如果你有准备好的时候的话。”

“问吧。”我努力准备回答势必会来的问题：“你来自未来吗，乔治？”

“可能有点儿疯狂。”

“昨晚一直很疯狂。问吧。”

“你……”她笑了，然后开始收拾盘子。她把盘子放到水槽里，转过身，问道：“你是人类吗？

是不是来自地球？”

我走到她身边，双手罩住她的乳房，亲吻她的后颈。“绝对是人类。”

她转过身。眼睛很严肃。“我能再问一个吗？”

我叹了口气。“快点。”

“我得穿好衣服去上课前至少还有四十分钟。

你恰好还有一个安全套吗？我想我发现了治疗头痛的好办法。”

第二十章

1

于是，到了最后，只有核战争威胁才能让我们重归于好——这有多浪漫啊？

好吧，或许不浪漫。

德凯·西蒙斯，那种看悲剧电影会多带一条手帕的人，衷心赞成。埃利·多克蒂却不买账。

我留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女人更善于保守秘密，而男人对于秘密更加坦然。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一周左右，埃利把萨迪叫到她的办公室，关上门——势头不妙。她非常直率，问萨迪会否比之前更加了解我。

“没有。”萨迪说。

“但是，你们又开始了。”

“是的。”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不知道，但我有个电话号码。”

埃利翻了个白眼，可是谁能责怪她呢。“他有没有告诉你他的过去？他以前有没有结过婚？

因为我相信他肯定结过。”

萨迪一言不发。

“他有没有偶尔提到他在哪里还有一两个小犊子？因为男人有时会这样，有了一回，就会毫不犹豫有——”

“埃利女士，我现在能回图书馆吗？我请学生帮我看着。虽然海伦很负责，但我不想让他们太——”

“去吧，去吧。”埃利朝门挥挥手。

“我想你以前喜欢乔治。”萨迪起身时说道。

“我喜欢他，”埃利回答说——口气是说，萨迪后来对我说，“以前是。”“我会更喜欢他——为了你，我会更喜欢他——如果我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和他要干什么的话。”

“不要问，不要说。”萨迪走到门口时说。

“那是什么意思？”

“我爱他。他救了我的命。我必须回报给他的是我的信任，我准备给他信任。”

埃利女士属于那种习惯在多数场合强辩到底的女人，但是那一次，她没有。

2

那年秋天和冬天我们形成一种模式。星期五下午我会开车去约迪。有时候，半路上，我会在朗德希尔的花店买束花。有时候，我会在约迪的理发店理发，那地方最容易听到当地的闲言碎语。

还有，我已经习惯了留短发。我记得以前头发长得扫到眼睛的感觉，但已不记得我为何要忍受那样的烦恼。穿惯了拳击短裤再来适应乔基内裤更吃力些，但是不久之后，我的蛋就不那么紧勒了。

晚上我们通常在阿尔餐馆吃饭，然后去看橄榄球赛。橄榄球赛季结束以后是篮球。有时候，德凯跟我们一起看，穿着校园毛衣，前面印着登同市斗士布莱恩。

埃利女士，则从来没有加入过。

她不买账并未阻止我们星期五看完比赛之后去坎德尔伍德小屋。星期六晚上我通常独自呆在那里，星期天我会跟萨迪一起参加约迪第一个卫理公会教堂的仪式。我们对着同一本赞美诗集，唱着不同版本的《收成归天家歌》。种子撒于早晨，撒出慈爱善种……那种旋律和善良的情感仍然驻留在我的脑海中。

从教堂回来，我们在她的住处吃午饭，之后我开车回达拉斯。每次走这趟路，路看起来都更加漫长，更加难熬。最终，十二月中旬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的福特车断了一根连杆，仿佛在抱怨我们开错了方向。我想把它修好——那辆森利纳敞篷是我唯一真正钟情的汽车——但是基林汽车修理店的那个家伙告诉我说，得换一台发动机，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去弄一台来。

我动用我还算耐用的（嗯……相对耐用）的现金储备，买了一台1959年款雪佛兰，那种带海鸥尾大胆设计的车型。是辆好车。萨迪说她绝对喜欢，但是对我来说，它永远不可能与阿森纳同日而语。

节礼日[152]，我们在她的住处吃晚餐。我正摆餐具的时候，德凯的旅行车开进车道。这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萨迪可没说还有别人。看到埃利女士坐在乘客座上，我更加诧异。她双臂交叉、站在那里看我新车的表情，表明我不是唯一一个不知道来客名单的人。但是——该称赞的就得称赞——她装作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她戴着编织的滑雪帽，看起来像个老小孩儿。当我把帽子从她头上取下时，她勉强笑了一下，以示感谢。

“我也毫不知情。”我说。

德凯拉起我的手。“圣诞快乐，乔治！很高兴见到你。天呐，什么东西这么香！”

他转到厨房里。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萨迪笑着说，“把你的手从里面拿出来，德凯！你妈妈没教你吗？”

埃利正缓慢地解开外套上的桶状纽扣，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这明智吗，乔治？”她问道，“你和萨迪现在这样——明智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萨迪就端着火鸡走进来，打我们从坎德尔伍德小屋回来之后，她就一直在准备火鸡。我们坐下来，牵起手。“尊敬的主啊，请将这美食赐予我们的身体享用，”萨迪说，“也请保佑我们之间的友谊，存在于我们的心底和灵魂之中。”

我准备放开手，但是她的左手仍然抓着我的手，右手抓着埃利的手。“请保佑乔治和埃利友谊长存。让乔治记得她的善良，让埃利记得，如果没有乔治，这座小镇上仍会有位女孩儿脸上带着恐怖的伤疤。我热爱两位，看到他们彼此眼中的不信任，是件很痛苦的事。看在耶稣的分上，阿门。”

“阿门！”德凯热情地说。“说得真好！”

他朝埃利使了个眼色。

我想，埃利有点儿想起身离开。可能是因为提到博比·吉尔让她留了下来。或者可能是因为她尊重她的新图书管理员。可能跟我也有点关系。

我喜欢这么想。

萨迪用她一贯焦虑的眼神看着埃利女士。

“火鸡看起来绝对棒极了，”埃利说着，把她的盘子递过来，“能帮我盛点鸡腿吗，乔治？

别忘了馅儿！”

萨迪可能很脆弱，萨迪可能很笨拙，但是，萨迪也非常非常勇敢。

我是多么爱她。

3

李·玛丽娜和琼去了莫伦斯乔特家里，迎接新年的到来。我孤独地守候着我的装备，但是，当萨迪打电话来问我能否带她去约迪的慷慨农场参加元旦前夜舞会时，我犹豫了。

“我知道你想什么，”她说，“但是会比去年更好。我们会比去年过得更好，乔治。”

于是，我们八点到了那里，又一次在在装满气球的网兜下跳舞。今年的乐队叫做多米诺。乐队是萨克斯四人组，跟去年舞会上迪克·戴尔[153]风格的冲浪乐吉他迥然不同，但是他们知道怎么营造气氛。同样有两盆粉色柠檬水和姜汁汽水，一盆不含酒精，另一盆含有酒精。同样有一群吸烟者聚集在防火梯下面，外面空气凛冽。但是，比去年更好。有一种强烈的轻松和幸福的感觉。世界已经从十月的核阴影中走出来……但是，阴影很快又会再次降临。我听到好几个人谈论肯尼迪如何让那只脾气暴躁的苏联老灰熊撤了退。

九点左右，在缓慢的舞蹈节奏中，萨迪突然尖叫着从我身边挣脱。

我敢肯定他看到约翰·克莱顿了，我的心一下跳到了嗓子眼儿里。但那只是一声兴奋的尖叫，因为她看见的两位是迈克·科斯劳——穿着粗花呢大衣，看上去格外帅气——和博比·吉尔·奥尔纳特。萨迪朝他们跑去……却绊在了别人的脚上。迈克抓住她，扶着她转了个身。博比·吉尔有点儿害羞地朝我挥挥手。

我握了握迈克的手，亲吻了博比·吉尔的脸颊。

脸上的伤疤现在已经变成一条细微的红线。“医生说，明年夏天疤痕会完全消失，”她说，“他说我是他恢复最快的病人。谢谢你。”

“我在《推销员之死》中饰演了角色，安先生，”

迈克说，“我演的是毕甫。”

“注定了的，”我说，“只是要小心飞来的派。”

休息期间，我看到他跟乐队的一位领唱在说话，我已然清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当他们回到台上时，歌手说道：“我收到一个特别的请求。

乔治·安伯森先生和萨迪·邓希尔女士在吗？乔治和萨迪？上这里来吧。乔治和萨迪，站起来。”

我们在潮水般的掌声中走向舞台。萨迪笑了，脸上泛起红晕。她朝迈克挥挥拳头。他咧嘴笑了。

男孩儿的面容消失了，男人的脸正逐渐凸现。有点儿害羞，但正趋成型。歌手倒数几秒，铜管组合滑入节拍，那节拍依然在我梦里呈现。

“吧哒哒……吧哒哒迪咚……”

我向她伸出手。她摇摇头，但是同时开始摇晃臀部。

“去吧，萨迪小姐！”博比吉尔吼道，“跳吧！”

观众一起喊起来。“去吧！去吧！去吧！”

她妥协地接过我的手。我们开始跳舞。

4

午夜时分，乐队演奏了《友谊地久天长》——跟去年的安排不同，是一首甜蜜的歌——气球飘落而下。我们周围，情侣们一起拥吻。我们也在其中。

“新年快乐，乔——”她推开我，皱起眉头。

“怎么了？”

我突然看到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的图像，一幢丑陋的立方体建筑，窗户酷似眼睛。这一年将成为给美国留下印记的一年。

不会。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李。你永远不会出现在六楼的那扇窗户。我保证。

“乔治？”

“我是有些疲惫了，我想，”我说，“新年快乐！”

我试图亲吻她，但是她躲开我一会儿。“时间快到了，对吗？你来这儿的任务。”

“是的，”我说。“但不是今晚。因为今晚只有我们。吻我吧，亲爱的。跟我跳舞。”

5

1962年年末和1963年年初我过着双重生活。

快乐的生活在约迪，也在基林的坎德尔伍德。另一重是在达拉斯。

李和玛丽娜又复合了。他们在达拉斯的第一站是西尼利街拐角的一处破烂的地方。德·莫伦斯乔特帮他们搬进去。乔治·布埃没有出现。其他苏联流亡分子也没有出现。李把他们赶走了。

他们恨他，阿尔在笔记里写道：他想让他们恨他。

艾尔斯贝特街604号布满碎屑的红砖建筑被分割成四五户公寓，里面住满穷人。这些人辛苦上班，拼命喝酒，养着成群结队、流着鼻涕、大声吼叫的孩子。相比之下这地方实在让奥斯瓦尔德在沃斯堡的住处显得不错。

我不需要借助电子设备监控他们每况愈下的婚姻生活。天气已经转凉，玛丽娜却依然穿着短裤，像是在用她的瘀伤奚落他。当然，还有她的性感。

琼通常坐在婴儿车里，摆放在他们中间。他们彼此吼叫时，琼不再哭得那么厉害，只是看着他们，舔她的拇指或者橡皮奶头。

1962年11月的一天，我从图书馆回来，看到李和玛丽娜在西尼利街和艾尔斯贝特街的拐角，对着彼此咆哮。几个人（在那个时间，多半是女人）

跑到走廊上观看。琼坐在婴儿车里，包裹在粉色细绒毛毯里，静静地被遗忘。

他们用俄语争吵，但是最近争论的焦点从李戳起手指的手势显而易见。她穿一条纯黑的裙子——我不知道那个时代是否叫铅笔裙——左边臀部的拉链拉下了一半。很可能是卡在了布料上，但是听着他的咆哮，你可能以为她在勾引男人。

她把头发往后捋，指着琼，然后指着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破烂的屋檐滴着黑水，光秃秃的前坪上布满垃圾和啤酒罐——用英语朝他吼道：“你编造幸福的谎言，然后把妻子和女儿带到这个猪圈里！”

他的脸一直红到了发际线，胳膊交叉抱在瘦弱的胸前，像是要缚住双手，以免造成伤害。他本来就要成功了——至少，那次是——如果她没有笑，然后一根手指捻弄自己耳朵的话，这种手势可能在所有文化之中都很常见。她开始转身离开。他把她拉回来，撞到婴儿车上，差点把车子撞翻。然后，给了她一拳。她倒在破烂的人行道上，当他弯下腰时，她捂住脸。“别，李，别！不要再打我了！”

他没有打她。他把她拉起来，摇晃她。她的头前后甩动。

“嗨！”一个沙哑的声音从我左边传来。我惊了一跳。“嗨，小伙子！”

是位上了年纪靠着助步器的妇人。她正站在她的门廊上，穿一件粉色法兰绒睡衣，上面套着一件棉袄。发白的头发径直竖起，让我想起爱尔莎·兰切斯特[154]在《弗兰肯斯坦的新娘》中的两万伏特家庭烫发。

“那男的在打女人！过去劝开他们！”

“我不去，夫人，”我说。我的声音颤抖着。

我想再加一句“我不会插手两口子的事”，但那可能是撒谎。事实是，我不想做任何可能改变未来的事。

“你这个胆小鬼。”她说。

“打电话给警察。”我差点说了出来，但及时吞了回去。如果老妇人的脑子里没有这个想法，而我强加给她，这也可能会改变未来的进程。警察来了吗？来过吗？阿尔的笔记没有说。我所知道的是奥斯瓦尔德从未因家庭纠纷而坐过牢。我猜，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很少有男人会。

他一只手把她拖到房子前面的人行道，另一只手拉着婴儿车。老妇人又无力地看我一眼，笨拙地进了屋。其他观众也是如此。演出结束。

从客厅里，我用望远镜对准对角的畸形红砖建筑。两个小时之后，正当我准备放弃监视时，玛丽娜出现了，一只手里提着粉色小手提箱，另一只手里抱着裹紧毯子的孩子。她已经把裙子换成了裤子，似乎穿着两件毛衣——天气已经转冷。

她匆匆地走到街上，几次转头看李。当我确定李不会跟来时，我跟了上去。

她沿着西戴维斯街走了四个街区远，到了汽车清洁店，在那里打了公用电话。我坐在街对面的公交车站，报纸摊在面前。二十分钟之后，值得信赖的老乔治·布埃出现了。她认真地跟他聊了会儿。他带着她绕到乘客座那边，替她打开车门。她微笑着在他嘴角亲了一下。我相信，他对微笑和亲吻都很珍惜。然后，他坐到方向盘后面，车开走了。

6

那天晚上，艾尔斯贝特街的房子前面还有一场争吵，又一次，多数近邻都出来观看。人很多，感觉很安全，我也钻进人群。

有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布埃——派了乔治和珍妮·德·莫伦斯乔特来取玛丽娜剩下的东西。

布埃可能以为他们是仅有的能够在不对李实施身体约束的情况下进门的人。

“我要是交出任何东西我就是他妈的混蛋！”

李吼道，丝毫没有留意全神贯注的邻居们清楚听到了每一个字。青筋在他脖子上突起，他的脸再一次变得通红。他得多痛恨那种像小女孩儿传递情书被抓住般脸红的脾性啊。

德·莫伦斯乔特准备以理服人。“想一想，朋友。

这样还有机会。如果她叫警察的话……”他耸耸肩，双手举到空中。

“给我一个小时，那就，”李说。他的牙龇了一下，但那种表情绝不是在笑。“给我留点儿时间，用刀把她所有的裙子划烂，或者把那些大款为了收买我女儿送来的玩具割碎。”

“这是怎么了？”一位年轻人问我。年纪二十上下，停下他的施文自行车。

“家庭纠纷，我猜是。”

“他的名字叫奥斯蒙特，还是别的什么，对吧？苏联老婆跑了？迟早的事，照我说。那家伙是个疯子。他是个共产党，你知道吗？”

“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过。”

李正沿着门廊台阶往上走，转过头，脊梁笔直——仿佛从莫斯科撤退的拿破仑——珍妮·德·莫伦斯乔特对他大声吼叫。“站住，你这个蠢货！”

李转向她，眼睛圆睁，不敢相信……表情痛苦。

他看着德·莫伦斯乔特，表情像是在说“能不能管管你女人”。但是德·莫伦斯乔特什么都没说。

他看起来很开心。像是一位经常看戏但很疲惫的人在看一场并不十分糟糕的戏剧。不十分精彩，赶不上莎剧，但也足以打发时间。

珍妮说：“如果你爱你老婆，李，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再像个被宠坏的小子一样。注意你的言行。”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压力之下，他的南方口音愈发明显。“别”和“这样”都变了味儿。

“我能这样说，我想这样说，我要这样说，”

她说，“让我们把她的东西拿走，不然我来叫警察。”

李说，“叫她闭嘴，少管闲事，乔治。”

德·莫伦斯乔特开心地笑了。“今天，你就是我们的闲事，李。”然后，他变得严肃起来。“你正在丧失我对你的尊重，同志。现在，让我们进去吧。如果你像我尊重你的友谊一样尊重我的友谊，让我们进去吧。”

李的肩膀垂了下去，站到一边，珍妮走上台阶，看都没看他一眼。但是德·莫伦斯乔特停下来，用力抱住他，现在的李十分消瘦。过了一会儿，奥斯瓦尔德也拥抱了他。我意识到（混杂着同情与厌恶）那孩子——实际上，他就是个孩子——开始流泪。“他们是什么，”骑单车的年轻人问道，“怪异的同性恋吗？”

“对，他们是很怪异，”我说，“但不是你说的同性恋。”

7

当月晚些时候的一个周末；我从萨迪那里回来，发现玛丽娜和琼回到了艾尔斯贝特街上屎坑里的房子。开始一小会儿，家里似乎风平浪静。

李去上班了——现在复制大幅照片，而不是安装铝窗和防风门——回家时有时带着鲜花，玛丽娜跟他亲吻打招呼。有一次，她带他看屋前的草坪，她把所有的垃圾都清理了。李鼓掌称赞。这让她笑了，笑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牙已经镶好。我不知道为此乔治·布埃做了些什么，但我猜想了很多。

我从角落看着这一幕，再一次被拄着助步器的老妇人沙哑的声音惊了一跳。“不会持久的，你知道的。”

“你可能是对的。”我说。

“他很可能会杀了她。我见过这样的。”她高耸的头发下面，冷酷而不屑的眼睛打量着我。“你不会插手做些什么，对吧，小女人？”

“我会的，”我告诉她，“要是事情够糟糕的话，我会插手的。”

这个承诺我会信守，尽管不是为了玛丽娜。

8

萨迪节礼日晚餐的第二天，我的邮箱里收到一张奥斯瓦尔德寄来的便条，尽管上面签的是A.希德尔。这个化名阿尔的笔记里提到了。A代表阿列克，是在明斯克时玛丽娜对他的爱称。

邮件并没有让我陷入不安，因为整条街上似乎每个人都收到了相同的邮件。传单用的是热墨印刷纸（可能是从奥斯瓦尔德目前工作的地方偷来的），我能看见十几张或者更多传单在水沟里飘动。达拉斯橡木崖的居民不习惯将垃圾整洁堆放。

反对9频道的法西斯主义！

种族隔离主义者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的大本营！

反对法西斯主义者前将军埃德温·沃克！

星期四晚比利·詹姆斯·哈吉斯所谓的“基督教十字军”电视节目上，9频道将把直播时段交给埃德温·沃克将军，一名右翼法西斯分子，他鼓动肯尼迪侵略古巴和平的人民，还在南方组织了反对黑人、反对种族融合的“仇恨对话组织”。（如果你对以上信息持有疑问，请查阅《电视指南》。）

这两个人正实施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冒死反对的罪行，他们的法西斯主义疯话在我们的直播信号上没有立足之地。埃德温·沃克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他试图阻止詹姆斯·梅雷迪思去密西西比大学。如果你热爱美国，反对将自由的直播交给鼓吹仇恨和暴力的人。写信反对！更好的选择是，12月7日来9频道“静坐！”

放手古巴组织达拉斯——沃斯堡分支主席

阿列克·希德尔

我短暂地思考了一下传单上的拼写错误，然后把它折起来，装进我放手稿的盒子里。

要是电视台那儿出现了示威活动的话，哈吉斯——沃克电视广播第二天的《失败先锋报》并没有报道。我怀疑是否有人出现，包括李自己。

我当然没有去，但是星期四晚上我调到9频道，焦急地看着李——很可能是李——即将谋害的人。

首先只有哈吉斯，坐在办公桌后面，假装在记重要的笔记，一队刻板的唱诗班正唱着《共和国战歌》。这家伙身材肥胖，一头黑发平整地梳到后面。歌声停下来之后，他放下笔，看着摄像头，说道：“欢迎来到基督教十字军，邻居们。我带来了好消息——耶稣爱你们。是的，你们每一位。你们愿意跟我一起祈祷吗？”

哈吉斯对着上帝喋喋不休了至少十分钟，说了些例行套话，感谢上帝赐予传递福音的机会，让上帝保佑送来供品的人。然后，他言归正传，请求上帝用正义之剑和正义之盾武装这些“上帝的选民”，让我们击溃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佛罗里达海岸之外仅九十公里的地方露出丑恶的头脸。他请求上帝赋予肯尼迪总统智慧（哈吉斯作为离上帝更近的人，已经具备了智慧），去进驻去拔掉邪恶的稗草。他还请求上帝终结美国大学校园里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恐慌——这似乎跟民间音乐有关，但是在这一点上哈吉斯有点儿头绪不清。最后，他感谢今晚的嘉宾，安奇奥[155]和长津湖战役中的英雄，埃德温·安德森·沃克将军。

沃克没有穿军装，而是穿着酷似军装的卡其布西装。裤子油光锃亮，看起来锋利得足以用来刮脸。他冷漠的表情让我想起牛仔演员兰道夫·斯科特[156]他跟哈吉斯握手，然后他们聊起了不仅在大学校园里，而且在国会大厅以及科学团体中也很流行的共产主义。他们还说到了水氟化处理。然后谈到古巴，沃克称之为“加勒比海的癌瘤”。

我能看出为何沃克在上年竞选得克萨斯州长时一败涂地。在高中教室里，他可能会让上第一堂课，本该处于最新鲜状态的孩子们睡着。但是，哈吉斯缓缓地将他往前推进，在每次话锋阻滞时，都会插一句“感谢耶稣！”或者“上帝是见证，兄弟！”他们谈论即将来临的南方巡回演讲，“夜奔行动”，之后哈吉斯邀请沃克对“已经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媒体浮出水面的某些关于宗族隔离主义的恶意诽谤”予以澄清。

沃克终于忘记了他是在电视上，变得活跃起来。“你知道，这只是一轮共产主义宣传攻势。”

“我知道！”哈吉斯感叹道，“上帝想让你说一说，兄弟。”

“我在美国军队里服过役，在心底我永远是一名军人，直到我死去。”（如果李得手的话，死不过是大约三个月之后的事情。）“作为一名军人，我总是履行职责。1957年内乱期间，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我去小石城时——这跟中央高度的强制融合有关，你知道——我履行我的职责。但是，比利，我也是上帝的军人——”

“一名基督教战士！感谢耶稣！”

“——作为一名基督徒，我知道强制融合是完全错误的。这违背《宪法》，违背州法，也违背《圣经》。”

“继续说。”哈吉斯说着，从脸上拭去一滴眼泪。或者，只是从他的妆底里渗出的一滴汗水。

“我恨黑人种族吗？如此说的人——还有那些努力将我从深爱的军队排挤出来的人——是骗子和共产主义者。你更明白，跟我一起服役的人更明白，上帝也更明白。”他从嘉宾椅里往前靠。“你觉得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还有伟大的得克萨斯州的黑人教师们愿意融合吗？

他们会认为这是对其技艺和辛勤劳动当脸扫来的一记耳光。你觉得黑人学生愿意跟天生在阅读、写作和算术上更有优势的白人一起上学吗？你觉得真正的美国人想要那种可能会导致混合的种族杂交吗？”

“当然不想！感谢耶——稣！”

我想起在北卡罗来纳看到的标识，指向掩映在灌木丛中的斜坡的标识。上面写着“黑人”。沃克不该被杀，但吓吓他理所应当。不论是谁这么做，我都会说声“感谢耶稣”。

我的注意力正在分散，但是沃克正在说的话又让我迅速回过神来。

“是上帝，不是埃德温·沃克将军铸就了黑人在他的世界中的位置，上帝赋予他们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才干。更适于运动的才干。《圣经》对这种不同是怎么说的，为什么黑人种族遭受如此多的苦痛和艰辛？我们只需要看看《创世纪》的第九章，比利。”

“赞美上帝的神圣语言。”

沃克闭上眼睛，举起右手，仿佛在法庭作证。

“‘挪亚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

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但是闪和雅弗——一个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一个是白人的祖先，我知道这个，比利，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在母亲膝前把《圣经》学得滚瓜烂熟——”

“赞美信奉基督的母亲们，你继续说吧！”

“闪和雅弗没有看。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作的事，他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

我关上电视。

9

1963年一月和二月之间我在李和玛丽娜身上看到的，让我想起了我的婚姻最后一年里克里斯蒂经常穿着的T恤衫。前面是咧嘴大笑的海盗图像，下面是一行文字：“秉性不改，殴打不停。”

那年冬天，艾尔斯贝特街604号里，殴打简直是家常便饭。我们这些邻里听到李的咆哮和玛丽娜的嚎叫——有时充满愤怒，有时饱含痛苦。没有人制止，包括我在内。

不是说她是橡木崖唯一遭到殴打的妻子。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打架似乎是当地的风俗。在这些忧郁的灰色月份里，记得我唯一想要的就是赶快结束这悲惨而又没完没了的肥皂剧，跟萨迪整天待在一起。我会证实李试图杀害沃克将军时是只身一人，然后结束我的任务。奥斯瓦尔德一次单独行动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两次都是一个人干的，但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考虑完每一个细节——绝大多数的细节，当然——我会挑个时间和地点无情地射杀李·奥斯瓦尔德，就像我射杀弗兰克·邓宁一样。

时间在流逝。虽然很慢，但是在流逝。奥斯瓦尔德一家搬到尼利街我的楼上之前不久的一天，我看见玛丽娜跟拄着助步器、留着爱尔莎·兰切斯特发型的老妇人聊天。她们都在微笑。老妇人问了她什么。玛丽娜笑着点头，伸出双手，放在肚子前面。

我站在窗边，窗帘卷了起来，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张大了嘴巴。阿尔的笔记对这一点只字未提，要么是因为他不知道，要么是他不在意。但是我在意。

我等待四年准备除掉的男人的妻子再一次有了身孕。

第二十一章

1

1963年3月2日，奥斯瓦尔德一家成了我楼上的邻居。他们徒手搬进从艾尔斯贝特街上的破碎砖房里转移的物品，大多用酒店纸箱装着。很快，日本录音机的转轴开始平稳地转动，但是我主要是借助耳机在听。这样的话，楼上的对话语速正常，而不会慢下来。当然，大部分我还是听不懂。

奥斯瓦尔德一家搬进新居一周之后，我去了格林维尔大道上的一家当铺买了把枪。当铺老板拿给我看的第一把左轮手枪跟我在德里买的柯尔特38式手枪一样。

“对付歹徒和入室抢劫的防身首选，”当铺老板说，“保证二十码之内必死无疑。”

“十五码，”我说。“我听说是十五码。”

老板扬起眉毛。“好吧，就算十五码。任何——”

——试图抢劫我现金的蠢货肯定走得比十五码近。

“——试图拦住你的人肯定会离得很近。你看怎么样？”

我一开始的冲动，只是为了打破那种协调而又略不一致的和谐，是想告诉他我想要别的，比方说点45手枪，但是打破和谐可能是个坏主意。

谁知道呢？我确实知道的是，我在德里买的38式手枪很实用。

“多少钱？”

“十二块钱卖给你吧。”

这比我在德里买的贵了两块，当然，那是四年半之前的事了。考虑到通货膨胀，十二块钱差不多。我告诉他加一盒子弹，他同意了。

老板看着我把枪和子弹装进一起买的公文包时，他说：“为什么不买只皮套呢，伙计？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你可以合法持有枪支，如果你没有严重犯罪前科的话，不需要持有许可证。你有前科吗？”

“没有。但是我不认为青天白日会有人抢劫。”

老板诡笑起来。“在格林维尔大道上，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在几年前，一个半街区外，一个家伙把自己的头爆掉了。”

“真的吗？”

“是的，先生。在一家名叫沙漠玫瑰的酒吧门前。因为一个女人，当然。不这么想吗？”

“我猜是吧，”我说。“不过有时是为了政治。”

“不，不，归根结底总是因为女人，伙计。”

我之前在当铺西边四个街区远找到个停车位，为了回到我的新车上（对我来说是新的），我必须经过诚信金融。1960年秋天，我把赌注下在奇迹海盗队身上。付给我一千二百块的那个狡猾的家伙站在门口，抽着烟。他戴着绿色眼罩。眼睛从我身上掠过，看起来似乎毫无兴趣，也没有认出我。

2

那是星期五下午，我直接从格林维尔大道开车去基林，萨迪在坎德尔伍德小屋跟我会面。我们一起过夜，这是我们那年冬天的习惯。第二天，她开车回约迪，我跟她一起去教堂。祝福祈祷之后，我们跟周围的人握手道别、相互问候“愿平安与你同在”的时候，我的思绪——不安地——转到放在后备箱里的手枪上。

星期天中午吃饭时，萨迪问道：“你什么时候履行你的使命？”

“如果一切按我希望的推进的话，不会超过一个月。”

“如果没有呢？”

我用手理了一下头发，走到窗户边上。“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还在想着什么吗？”

“是的，”她平静地说。“还有饭后樱桃冷饮，你的加不加生奶油？”

“加，”我说，“我爱你，亲爱的。”

“最好如此，”她说着，起身去拿甜点。“因为我在这儿有点儿孤立无援。”

我待在窗户边上。一辆车从街上缓慢开过——陈旧，但还不错，用KLIFE上播音员的话说——我感觉那和谐的声响又来了。但是，现在我经常感觉到它，有时它似乎毫无意义。克里斯蒂的匿名戒酒会的一个口号蹦进我的脑海里：FEAR，意思是假证似真。[157]不过，这一次，联想咔哒响了一声。汽车是辆红底白色复仇女神，跟我在进入1958年的兔子洞出口烘干房不远处、沃伦波毛纺厂的停车场里看到的一样。这一辆是阿肯色州而不是缅因州车牌，不过，还是那……声响。那和谐的声响。

有时，我感觉要是我明白那声响的含义，我就会明白一切。这也许有些愚蠢，但是是真的。

黄卡人知道，我想，他知道，但为此丢了性命。

我最新的和谐开启左转灯，在停止标志处转弯，消失在主街上。

“过来吃甜点吧。”萨迪从我身后说，我惊了一跳。

匿名戒酒会上的人们说，FEAR还有别的意思：操完跑人。[158]

3

我那天晚上回到尼利街，戴上耳机听最新的录音。我以为除了俄语没有别的，但这一次我还听到了英语。以及水花溅起的声音。

玛丽娜：（俄语。）

李：我不行，妈妈，我跟琼在澡盆里！

（更多水花溅起的声音，还有笑声——李和婴儿的欢笑。）

李：妈妈，我们把水弄到地上了！琼乱拍！

坏女孩儿！

玛丽娜：把水擦干！我忙！忙！（但她也在笑。）

李：我不能，你想让孩子……（俄语。）

玛丽娜：（俄语——一边责备一边笑。）

（又是一阵溅水的声音。玛丽娜哼着KLIF上的流行歌曲。听起来很甜美。）

李：妈妈，把我们的玩具拿来！

玛丽娜：是，是，你总是要你的玩具！

（大声拍水。浴室的门肯定大开着。）

玛丽娜：（俄语。）

李（生气的小男孩儿的声音）：妈妈，你忘了我们的橡皮球。

（大声拍水——孩子高兴地尖叫着。）

玛丽娜：那，王子和公主的全部玩具。

（三个人的笑声——他们的快乐让我一阵冷战。）

李：妈妈，给我们拿个（俄语。）我们耳朵里进水了。

玛丽娜（笑着）：哦，我的天哪！还有什么？

那天晚上我醒着躺了很久，想着这一家三口。就这一次很幸福，不是吗？西尼利街214号算不上什么，但也是一步提升。或许他们甚至睡在一张床上，就这一次，琼非常开心，而不是吓得要死。

而现在床上还有第四个，正在玛丽娜肚子里生长着的那个。

4

跟在德里的情形一样，时间的节奏开始加快，不过现在时间之箭正飞向4月10日，而不是万圣节。我一直依赖阿尔的笔记走到这一步，但笔记的作用日渐减弱。关于谋害沃克的性命，笔记主要关注的是李的活动，那年冬天还有更多的内容充斥着他们的生活，尤其是玛丽娜的生活。

一方面，玛丽娜最终交了个朋友——不是乔治·布埃那样渴望成为大款的人，而是一个女性朋友——她的名字叫鲁思·佩因，是个公谊会教徒。

“会说俄语，”阿尔言简意赅地写道，跟他之前的笔记风格大相径庭。“在1963年2月？日的聚会上碰到的。肯尼迪暗杀发生时玛丽娜跟李分开了，跟佩因住在一起。”还有一句，好像是事后补记的话：“李在佩因的车库里藏了一支M-C。包在毯子里。”

他用M-C指李邮购的是曼利夏—卡尔卡诺狙击步枪，计划杀害沃克将军的那一支。

我不知道是在谁举行的宴会上李和玛丽娜遇见了佩因一家。我不知道谁当的介绍人。德·莫伦斯乔特？布埃？可能是两者中的一个，因为剩下的流亡分子都在躲避奥斯瓦尔德一家。丈夫假装无所不知，对一切嗤之以鼻，妻子是个受气的拳击沙包，拒绝了不知道多少次离开他寻求幸福的机会。

我知道的是，玛丽娜·奥斯瓦尔德的“逃生出口”在三月中旬的一个下雨天开着雪佛兰旅行车——红底白色——出现了。她停在路边，怀疑地打量四周，好像不确定有没有找对地址。鲁思·佩因身材很高（不过没有萨迪高），但非常瘦削。

棕色的头发，一部分在前面宽阔的额头上修着刘海，一部分扎成在脑后轻弹的马尾，发型不太适合她。长满雀斑的鼻子上戴着无边眼镜。对我来说，从窗帘的缝隙里看去，她就像是拒绝吃肉并参加禁止核武器示威游行的那种女人……这正是鲁思·佩因的性格，我想，属于新时代到来之前的新时代女性。

玛丽娜肯定在盼着她，因为她咔哒咔哒地走下屋外的台阶，怀里抱着婴儿，毯子在琼的头上摆来摆去，挡住飘落的细雨。鲁思·佩因略带笑容，说话小心翼翼，每个词后面都顿一下。“你好，奥斯瓦尔德夫人。我是鲁思·佩因。你记得我吗？”

“是，”玛丽娜说。“记得。”然后又说了句俄语。鲁思也用俄语回答……尽管说得结结巴巴。

玛丽娜请她进屋。我等到听见她们的脚步声在我头顶响起后，才戴上连着台灯窃听器的耳机。

我听到的是夹杂着英语和俄语的对话。玛丽娜纠正鲁思好几次，有时带着笑声。我听到的内容足以让我弄清鲁思·佩因来这儿的目的。跟保罗·格雷戈一样，她想学俄语。我还从她们频繁的笑声和越来越放松的言谈中听出一点：她们喜欢对方。

我为玛丽娜高兴。如果李杀害沃克将军未遂之后我杀了他，新时代女性鲁思·佩因可能会收留她。我可以寄予希望。

5

鲁思只来尼利街上了两次课。之后，玛丽娜和琼坐进旅行车，鲁思开车把她们带走了。可能开到位于欧文镇的漂亮（至少按照橡木崖的标准来说）郊区的家里。那个地址阿尔的笔记里没有记录——他似乎不怎么关心玛丽娜跟鲁思的关系，很可能是因为他想在步枪被放进佩因一家的车库之前就结果李——但是我在电话号码簿里找到了这个地址：西五街2515号。

三月一个多云的下午，玛丽娜和鲁思分别之后大约两个小时，李和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坐着德·莫伦斯乔特的车出现了。李抱着一只棕色的纸袋下了车，袋子边上印着宽边帽和“佩皮诺餐厅墨西哥特色食物”的字样。德·莫伦斯乔特拿着六瓶装的双x啤酒。他们走上屋外的台阶，边聊边笑。我抓住耳机，心怦怦地跳。开始没声音，但是稍后他们不知是谁打开了台灯。之后，我仿佛是置身于他们屋子之中隐形的第三个人。

别图谋杀害沃克，我想，请不要让我的工作更艰难，已经够艰难了。

“不好意思，这么乱，”李说，“这些日子，她什么都不做，只知道睡觉，看电视，唠叨跟她学俄语的那个女人。”

德·莫伦斯乔特聊了一会儿他想在海地得手的油田租赁业务，言辞激烈地谈到杜瓦利埃的高压政权。“那天傍晚，卡车从市场穿过，载走了尸体。很多都是活活饿死的儿童。”

“卡斯特罗和他的战线会结束这局面。”李冷酷地说。

“愿上帝保佑这一天尽快到来！”接下来是瓶子的叮当声，很可能是为了庆祝上帝保佑这一天尽快到来这想法。“工作怎么样，同志？今天下午你为什么没在那儿？”

他没在那儿，李说，因为他想来这儿。就这么简单。他露了个面，然后走人。“他们能怎么办呢？我是博比·斯托瓦尔手上他妈的最棒的影印技师，他知道这一点。名字叫（我不会写——格拉夫？格雷夫？）的工头说‘别再当劳工组织者了，李。’你知道我怎么应对吗？我笑着说：‘好的，傻屌，’然后走开了。他是个白痴，大家都知道。”

不过，很明显李喜爱他的工作，尽管他抱怨那种家长式的态度，以及资历比天分更加重要的制度。他说：“你知道，在明斯克，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我一年之内就能成为主管。”

“我知道你会的，伙计——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撩拨他。激怒他。我敢肯定。我不喜欢这样。

“你看了今天早上的报纸吗？”李问道。

“今天早上我只看到了电报和备忘录。你认为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如果不是为了休息一下？”

“沃克做了，”李说。“他加入了哈吉斯的十字军——或者是沃克的十字军，哈吉斯加入了。

我说不清。无论如何，那该死的夜奔行动。这两个傻子准备周游南方，告诉人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共产党的前线。他们会让融合和选举权倒退二十年。”

“肯定的！还有发酵的愤怒。距离大屠杀开始还要多久？”

“或许等到有人射杀拉尔夫·阿伯内亚[159]和马丁·路德·金！”

“金肯定会被射杀，”德·莫伦斯乔特几乎是在笑着说。此刻，我站立着，双手紧紧将耳机按在耳朵上，汗水从脸上往下滴。这是危险的话题，的确——处于阴谋的边缘。“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们中不知是谁用开罐器又打开了一罐墨西哥啤酒，李说：“得有人阻止这些混蛋。”

“你不该把我们的沃克将军称作傻子，”德·莫伦斯乔特用演讲的口气说道。“至于哈吉斯，是的，没错。哈吉斯不值一提。我听到的是他是个——跟他的很多同类一样——性变态，早上在小女孩的阴道里晃悠，晚上又在小男孩儿屁眼里摇动。”

“啊，太恶心了！”李像青少年一样，在说最后一个词时发出破嗓子的声音。然后，他笑了。

“但是沃克，啊，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他在伯奇社[160]里威望很高——”

“这些憎恨犹太人的法西斯分子！”

“——我能预见有一天，要不了多久，他会成为领袖。一旦他得到其他右翼狂热组织的信赖和支持，他可能又会竞选公职……但是这一次，不是得克萨斯州州长。我怀疑他的目光会放得更高。参议院？有可能。甚至是白宫？”

“这绝对不可能。”但是李听起来不确定。

“不太可能发生，”德·莫伦斯乔特纠正说。

“但是永远不要低估了美国资产阶级以民粹主义的名义信奉法西斯主义的能力。或许是电视的力量。没有电视，肯尼迪永远不可能战胜尼克松。”

“肯尼迪和他的强权统治，”李说。他对现任总统的赞同似乎跟他的麂皮鞋一样消失了。“永远别想安宁，只要菲德尔还在巴蒂斯塔的厕所里拉屎。”

“还有，永远别低估美国白人对于种族平等成为国家法律这种设想的恐惧。”

“黑鬼，黑鬼，黑鬼，屁鬼[161]，屁鬼，屁鬼！”

李大喊道，怒不可遏，几近痛苦。“上班的地方全是这些话！”

“绝对如此。当《新闻早报》说‘伟大的得克萨斯州’时，他们的意思是‘愤怒的得克萨斯州。’人们听到了！对于沃克这样的人——一位战争英雄——哈吉斯这样的小丑只是块垫脚石。

就像冯·兴登堡[162]是希特勒的垫脚石一样。借助与公众的适当联系消除不利影响，他能走得更远。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干掉‘种族主义美国’埃德温·沃克将军的人将是美国社会的功臣。”

我沉重地坐进椅子里，椅子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录音机，转轴在不停旋转。

“如果你真的相信——”李开始说，突然一声巨大的嗡鸣响起，我迅速扯下耳机。楼上没有警告的喊声，也没有愤怒，没有脚步敏捷的移动声，所以——除非他们格外擅长掩饰那一刻的刺激——我想我可以相信台灯窃听器没有被发现。

我又戴上耳机。没有声音。我试了试远距离麦克风，站在椅子上，手上的特百惠碗几乎要抵到天花板。

我能听到李在说话，德·莫伦斯乔特偶尔回应，但是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我在奥斯瓦尔德家的耳朵聋了。

过去很执拗。

另一个十分钟的交谈过后——可能是谈论政治，可能是谈论妻子的可恶，可能是谈论新出炉的杀掉埃德温·沃克将军的计划——德·莫伦斯乔特跳跃着走下屋外的台阶，开车走了。

李的脚步在我头顶掠过——“啪，嗒，啪。”

我跟随脚步声走进我的卧室，把远程麦克风对准脚步停下的地方。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然后响起了微弱但确凿无疑的鼾声。两个小时之后，鲁思·佩因把玛丽娜和琼从车里放下来，他还睡在双X啤酒的梦里。玛丽娜没有叫醒他。是我的话，也不会叫醒这个暴脾气的混蛋。

6

那天之后，奥斯瓦尔德缺工更勤。即使玛丽娜知道，她也不会在乎。也许她根本没注意到这一点。她沉迷在新朋友鲁思身上。殴打稍微减少了些，不是因为秉性改了，而是因为李几乎跟她一样频繁外出。李经常带着他的相机。有了阿尔的笔记，我很清楚他要去哪儿，干些什么。

有一天，他往汽车站走时，我跳进汽车，驶往橡坪大街。我想超过李坐的穿过市中心的汽车，我做到了。轻而易举。橡坪大街上有很多倾斜式停车位，但我的红色海鸥尾雪佛兰很显眼，我不想冒险让李看到。我把它开到威克利夫大道，停在阿尔法贝塔百货店的停车场里。然后，漫步走到特特尔克里克大道。那里的房子是新庄园风格，带拱门和灰泥墙板。有两边栽满棕榈树的车道，宽阔的草坪，甚至有一两处喷泉。

401号前面，一个整洁的男人（跟牛仔演员兰道夫·斯科特惊人相似）正用一台推式割草机工作。埃德温·沃克发现我正在看他，简单地在眉边向我做了个敬礼的手势。我回敬一下。李·奥斯瓦尔德的目标又开始割草，我则继续前行。

7

达拉斯街区的街道包括特特尔克里克大道（将军居住的地方），威克利夫大道（我停车的地方），艾文戴尔大道（我跟沃克挥手之后去的地方），以及橡坪大道，紧邻将军房子后面的一条布满小商行的街道。这一片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橡坪是我最感兴趣的街道，因为这将是4月10日晚上李前来和逃跑的路径。

我站在得克萨斯鞋靴店门口，粗斜纹棉布夹克的衣领竖起，双手插在兜里。我站着等了大约三分钟，公共汽车停在橡坪和威克利夫大道的拐角。车门一打开，两个提着布质购物袋的女人立即走下车。然后，李下车走到人行道上。他提着一只棕色的纸袋，像是工人的午餐袋。

拐角处有一栋巨大的石头教堂。李漫步到教堂前的铁栏杆边，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草草地记下什么。然后，他朝我的方向走来，一边走一边把笔记本塞进口袋。阿尔相信李会把步枪藏匿在橡坪大道另一边的铁轨里，足足半英里远。但是笔记可能是错的，因为李根本没有朝那个方向看。他在七八十码开外迅速朝我的方向逼近。

他会注意到我，跟我搭话，我想。他会说：“你不是住在我楼下的那个家伙吗？你在这儿干什么？”如果他这样做，未来会朝新的方向偏斜。

不妙。

我盯着橱窗里的鞋和靴子看，汗水浸湿了我的后脖颈，从背上滚下去。当我最终伺机将眼睛转到左边时，李不见了。简直像是魔术戏法一般。

我沿着街道漫步。真希望我戴了帽子，哪怕太阳镜也好——为什么没戴呢？我算是哪门子的半吊子秘密特工？

我走了半个街区远，来到一间咖啡店，橱窗的广告上写着“全天供应早餐”。李没有在里面。

咖啡店旁边是巷口。我缓步穿过巷口，朝右瞥了一眼，看到了他。他背对着我。已经把相机从纸袋里拿出来，但是没有照相，至少现在没有。他在查看垃圾桶。他把桶盖拿下来，朝里面看，然后放回去。

我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我的意思是脑子里的每一个直觉，我想——都催促我在他转身看见我之前继续前行，但是一种强烈的诱惑让我在原地又驻足了一会儿。我想，多数人都会驻足。

毕竟，我们能有多少机会亲眼目睹一个计划冷血谋杀的家伙一步一步着手行动呢？

他朝巷子深处走去，然后在一块安在混凝土上的圆形铁板前停了下来。他试图把铁板提起来。

但是提不动。

巷子路面没有铺水泥，坑坑洼洼的，大约两百码长。一百码的地方，围着长满杂草的后院和空地的铁丝网变成了高大的木板栅栏，上面覆盖着常春藤，经历了寒冷阴暗的冬天，常春藤一动不动。李扒开一块藤叶，试了试木板。木板露出一个洞，他朝里面看去。

不打碎鸡蛋是做不成煎蛋卷的公理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我必须碰碰运气。我继续往前走。走到街区尽头，在吸引了李的教堂前停了下来。这是橡坪摩门教会。布告牌上说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有常规仪式，每个星期三晚上七点有特别的欢迎新人仪式，之后是一个小时的社交时间。提供点心饮料。

4月10日是星期三，李的计划（假定不是德·莫伦斯乔特的计划）现在看起来很明确：提前将枪藏在巷子里，然后等待新人仪式——还有社交时间，当然——结束。参加礼拜的人出来时，他会听到他们说笑着朝公共汽车站走去。公共汽车十五分钟一趟，总是有车过来。李会开完枪，再把枪藏到松开的木板里（不是铁轨边），然后混进从教堂出来的人群。下一趟汽车来到时，他就溜之大吉。

我朝右边看了一眼，正好看到他从巷子里出现。相机已放回纸袋，他走到汽车站，靠在柱子上。一个人走过来，向他询问什么。很快，他们聊了起来。跟陌生人闲聊，抑或这是德·莫伦斯乔特的另一个朋友？只是街上的行人，抑或同谋？

或者甚至是著名的无名枪手——根据阴谋家们的观点——肯尼迪的车队到达时，正潜伏在迪利广场附近草丘上的那个？我告诉自己这太疯狂了，但是无法确定。让人受不了的就在这里。

没办法对所有事情绝对确定，在我4月10日亲眼看到奥斯瓦尔德独自一人之前没有办法。即便亲眼看到，也不足以打消我所有的疑虑，但是那会让我有足够的理由继续行动。

让我有足够的理由干掉琼的爸爸。

公共汽车咆哮着进了站。特工X-19——也就是有名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闻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殴打妻子的人——上了车。汽车驶离视线之后，我回到巷子，朝深处走去。小巷尽头是没有栅栏的宽大后院。一个天然气泵站旁边停着一辆1957年或者1958年款的雪佛兰比斯坎湾。

一个烤肉锅放在三脚架上。烤肉架旁边是一幢深棕色房屋的背面。房屋是将军的。

我往下看，看到泥土上有新的拖痕。一个垃圾桶伫立在院子尽头。我没有看到李移动垃圾桶，但我知道是他干的。10日的晚上，他会把步枪枪管架在那上面。

8

星期一，3月25日，李走上尼利街，拿着一个长长的棕色纸包裹。我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瞥我能看见上面用红色的大字写着“已登记”和“已投保”。我第一次觉得他看起来鬼鬼祟祟、神情紧张，切实打量着四周的环境，而不是他脑海深处阴森的装置。我知道包裹里面是什么：6.5毫米卡尔卡诺式步枪——也称作曼利夏—卡尔卡诺式步枪——带瞄准镜，从芝加哥的克莱因体育用品店购买的。李爬上屋外的台阶上到二楼之后五分钟，即将改变历史的枪支被放在了我头顶上的衣柜里。六天之后，就在我的卧室窗户外面，玛丽娜拍了那张有名的李抱枪的照片，但是我没有亲眼目睹。那是个星期天，我在约迪。随着10日逐渐逼近，跟萨迪共度的这些周末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最珍视之物。

9

我突然惊醒，听见有人低声嘟哝着“还不算太晚”。我意识到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于是闭上了嘴。

萨迪含糊不清地嘀咕了些什么，在床上翻个身。床垫熟悉的吱吱声把我锁定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1963年4月5日，坎德尔伍德小屋。我用手在床头柜上摸我的手表，看了一眼发光的数字。

凌晨两点一刻，这意味着实际上已经是4月6日了。

还不算太晚。

干什么不算太晚？退后，以免弄巧成拙？还是，太糟糕了，非动手不可？后退的想法很诱人，上帝知道。要是我继续前行，事情一旦失利，这也许是我跟萨迪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也许。

即使你不得不杀了他，你也不一定要马上下手。

一点儿不假。袭击将军之后奥斯瓦尔德会搬到新奥尔良一段时间——又是一处破烂的房屋，我已经看过了——住不止两个星期。这将给我足够的时间干掉他。但是我感觉等太久将是个错误。

我可能会找借口继续等下去。最好的借口正睡在我的身边：颀长，可爱，全身赤裸。或许她正是执拗的过去设下的又一处陷阱，但是没关系，因为我爱她。我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十分清晰——杀掉奥斯瓦尔德之后我必须逃跑。跑到哪里去？

回到缅因州，当然是。希望我能赶在警察前面及时到达兔子洞，逃回未来，那时萨迪·邓希尔……

哎……大概有八十岁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考虑到她吸烟的嗜好，这得有像掷骰子掷出六点来的运气。

我起身走到窗边。在这个早春的周末，只有少数小屋里有人。有辆溅满泥土或者肥料的皮卡，车斗里装满农具。一辆带边斗的印第安摩托车。

几辆旅行车。一台双色的普利茅斯复仇女神。月亮在稀薄的云层中穿梭，朦胧的光线中看不清汽车下半部分的颜色，但我很肯定它的颜色。

我穿上裤子、汗衫和鞋，然后溜出小屋，朝院子走去。凛冽的空气吹拂着我从热被窝里出来的肌肤，但我几乎毫无感觉。是的，这辆车是复仇女神，是的，红底白色。但是这辆车既非来自缅因州也非来自阿肯色州，车牌是俄克拉荷马州，后窗的贴纸上写着“出发吧，俄克拉荷马人”。

我往车里瞄了一眼，里面散放着教科书。某个学生，春假期间来南方看他的伙伴。或者是一对饥渴的老师充分利用坎德尔伍德宽大的政策。

在过去跟自身的一团和气中，这是又一个不和谐音。跟在里斯本福尔斯一样，我摸摸后备箱，然后回到小屋。萨迪把床单蹬到腰间。我进来的时候，冷空气把她冻醒了。她坐起来，用床单盖着胸脯，看到是我进来，她放下床单。

“睡不着吗，亲爱的？”

“我做了个噩梦，出去透透气。”

“什么梦？”

我解开牛仔裤，甩掉鞋子。“不记得了。”

“好好想想。我妈妈经常说，要是你把噩梦说出来，就不会成真了。”

我钻进被窝，她穿着我的内裤，别的什么都没穿。“我妈妈经常说你要是亲吻你的爱人，噩梦就不会成真。”

“她真这么说了吗？”

“没有。”

“嗯，”她若有所思地说，“听起来有可能。

我们试试吧。”

我们试了。

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发生。

10

事后，她点燃一支烟。我躺着看烟雾腾起，偶尔有月光透过半掩的窗帘射进来，烟雾变成蓝色。在尼利街我永远不会把窗帘半掩着，我想，在尼利街，在我的另一重生活中，我总是孤身一人，但是仍然精心把窗帘紧闭着。当然，偷窥的时候除外。潜伏。

这时，我开始厌烦自己。

“乔治？”

我叹口气。“这不是我的名字。”

“我知道。”

我看着她。她深深地吸口气，坦然地享受着香烟，跟过去的国度里所有人一样。“我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如果你正这么想的话。但是这一点显而易见。你的过去的其他信息归根结底是编造的。我很高兴。我不怎么喜欢乔治。有点儿……

你经常用的那个词是怎么说的来着？……有点儿缺心眼儿。”

“杰克对你来说怎么样？”

“雅各布的俗称吗？”

“正是。”

“我喜欢。”她转向我。“《圣经》中，雅各布与天使摔跤。你也在摔跤。对吗？”

“我想是的，但不是与天使摔跤。”尽管李·奥斯瓦尔德也算不上是恶魔。我觉得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更像恶魔。《圣经》中，撒旦是诱惑者，他引诱别人，然后袖手旁观。我觉得德·莫伦斯乔特就是这样。

萨迪熄灭了香烟。声音很镇静，但是眼神很模糊。“你会受伤吗？”

“我不知道。”

“你会离开吗？因为如果你不得不离开，我不知道我能否承受。说那句话之前，我很可能已经死在那儿，因为里诺[163]是个噩梦。永远失去你……”她轻轻地摇头，“不，我不知道我能否承受。”

“我想娶你。”我说。

“天呐，”她轻声说。“正当我要说这永远都不会发生的时候，杰克·化名·乔治现在这样说了。”

“不是现在，但是下个星期如果一切如我所料的话……好吗？”

“当然好。但是我必须问个小小的问题。”

“我单身吗？法律上是否单身？你是不是想知道这个？”

她点点头。

“我是单身。”我说。

她幽默地叹口气，像个孩子一样笑了。然后，她啜泣起来。“我能帮你吗？让我帮你吧。”

这个想法让我打了个寒战，她肯定看到了。

她用牙齿咬住下嘴唇。“这样不好，肯定是。”

她沉思着说。

“这样说吧：我现在正接近一台长满尖牙的机器，机器正全速运转。我摆弄它的时候不允许你靠近我。”

“什么时候？”她问道，“你……怎么说呢……

你跟命运约定的时刻？”

“还没有确定。”我感觉我已经说得太多，但是，既然说到这里，我决定就再透露一点，“这个星期三晚上有些事情会发生。我必须见证的事情。然后，我会做决定。”

“没办法让我帮你吗？”

“我想没有，亲爱的。”

“要是我能的话——”

“谢谢，”我说。“我很感激。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

“既然我知道了你的名字叫杰克，当然愿意。”

11

星期一上午，十点钟左右，旅行车停到路边，玛丽娜跟鲁思·佩恩一起去了欧文镇。我有自己的事要做。我正准备离开房子时，突然听到屋外的台阶上响起下楼的脚步声。是李，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头发凌乱，脸上布满后青春期的粉刺。

穿着牛仔裤，滑稽的胶布雨衣一直遮到胫部。走路的时候，他的一只手抱在胸前，好像肋骨疼痛。

或者，好像雨衣里面藏了什么东西。“袭击之前，李在拉菲尔德机场外面的某个地方校准了他的新步枪。”阿尔写道。他在哪里校准的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我差点跟他多么近距离地面对面遭遇。我做了粗心的假定，以为他去上班了，我不会撞见他，而且——为什么星期一上午他没有上班呢？

我撇下这个问题，拿着学校公文包走了出去。

里面是我永远不会完成的小说，阿尔的笔记，还有记录我在过去的国度历险经历的半成品日记。

如果4月10日晚上李不是独自一人的话，我可能被他的一个同谋，有可能就是德·莫伦斯乔特本人发现并射杀。我仍然觉得这种几率不大，但杀掉奥斯瓦尔德之后必须逃跑的可能性很大。

不管哪种情况发生，我都不想让任何人——警方，比如说——找到阿尔的笔记或者我的备忘录。

4月10日晚上我的当务之急是把我的文书从屋里拿走，拿到远离住在楼上的那个困惑而好斗的年轻人的地方。我开车来到达拉斯第一玉米银行，并不惊讶地发现为我服务的银行职员跟在里斯本福尔斯镇故乡信托接待我的银行职员长得格外相似。这家伙的名字叫林克而不是杜森，但还是长得像古巴乐队指挥泽维尔·库加特。

我咨询了一下银行的保管箱业务。很快，手稿放进了775号箱。我开车回到尼利街，发现找不到该死的保管箱钥匙了，着实惊慌了一阵。

放松，我告诉自己，就在你口袋里某个地方，即使不在口袋里，你的新朋友理查德·林克也会给你另配一把。只不过也许会收你五角钱而已。

仿佛这种想法将钥匙召唤了出来，我发现钥匙藏在口袋的角落里，躲进了零钱下面。我把保险箱钥匙穿到钥匙圈上，妥妥当当。如果我必须得跑回兔子洞，在回到未来之后再次踏进过去，钥匙会还在那里……尽管过去四年半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都会重置，现在放在保管箱里的手稿可能会消失。这也许是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萨迪也会消失。

第二十二章

1

4月10日的下午晴朗而温暖，预示着夏天即将到来。我穿上裤子和我在德诺姆联合高中教书期间购买的一件运动外套。点38式警用手枪已经装满子弹，在我的公文包里。我不记得我有紧张的感觉，现在这一时刻来临了，我感觉自己像是个包裹在冰冷封袋里的人。我看了看表：3点30分。

我的计划是再一次把车停在威克利夫大道阿尔法贝塔百货店的停车场。尽管城市道路拥挤，我最迟4点15分就能赶到那里。我会仔细查看那条巷子。如果在那个时间点巷子里如我预计那样没人的话，我会查看那块松垮的木板后面。如果阿尔的笔记上有关李提前藏匿卡尔卡诺步枪的记录正确无误（即便他记录的地方有所差池），枪应该就在那里。

我会回到车上，待一会儿，看着公共汽车站，以免李提前出现。等到晚上7点摩门教会欢迎新人的仪式开始时，我会漫步走到全天供应早餐的咖啡店，挑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尽管不饿，我会吃点东西，磨磨蹭蹭，看着公共汽车抵达，希望看见李最终从一辆车上下来时，是孤身一人。

我希望不要看到乔治·德·莫伦斯乔特的座驾。

这就是我的计划。

我拿起公文包，同时又瞥了一眼手表。3点33分。雪佛兰加好了油，等候出发。要是我此时按照计划跑出去钻进车里，我的电话将会在空房子里响起。但是我没有出去，因为我正要伸手去抓门把手时，有人在门口敲门。

我开了门，玛丽娜·奥斯瓦尔德站在那里。

2

刹那间我目瞪口呆，一动不动，无法言语。

很可能是因为这位不速之客，但也可能有别的原因。直到她站在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到她蓝色的大眼睛跟萨迪的眼睛长得何其相似。

玛丽娜要么是忽略了我诧异的表情，要么是根本没有留意。她有自己的问题。“打扰一下，你看到我丈夫了吗？”她咬住嘴唇，摇摇头。“丈夫。”她想笑，她的牙齿修补得很漂亮，但是她没笑出来。“对不起，先生，英语说不好。是白俄罗斯人。”

我听到有人——我猜是我自己——问她是不是说楼上住的那个男人。

“是的，请问，我的丈夫，李。我们住楼上。

这是我的——孩子。”她指着琼，琼坐在助步车的底端，得意地舔着橡皮奶头。“他丢工作以后现在整天在外面。”她又想笑，当她的眼睛皱起来时，一滴眼泪从左眼眼角溢出来，顺着脸颊流淌。

所以。少了他最棒的影印技师，看起来奥利·博比·斯托瓦尔仍然可以继续生活。

“我没有看见他，太太……”“奥斯瓦尔德”

这个名字差点蹦了出来，但我及时吞了回去。这很好，因为我怎么知道呢？看起来他们没有申请送货到门服务。门廊上有两个邮箱，但是上面都没有他们的名字。也没有我的名字。我也没申请送货到门服务。

“奥斯瓦，”她说着，伸出一只手。我跟她握手，更加确信我正处在梦中。但是她瘦小而干燥的手掌太过真实了。“玛丽娜·奥斯瓦，很高兴见到你，先生。”

“很抱歉，奥斯瓦尔德夫人。我今天没有看到他。”不对，中午之后我看到他出门，就在鲁思·佩因的旅行车把玛丽娜和琼载去欧文镇之后不久。

“我很抱歉，”她说，“他……我不知道……

抱歉。不想打扰你。”她又笑了——最甜美、最悲伤的微笑——然后轻轻地从脸上拭去眼泪。

“要是我看到他——”

现在她好像警觉起来。“不，不，什么都别说。

他不想让我跟陌生人说话。他回来吃晚饭，也许一定会。”她走下台阶，跟孩子说着俄语，孩子笑着朝她妈妈伸出胖乎乎的胳膊。“再见，先生。

非常感谢。你什么都不说？”

“好的，”我说，“沉默。”她没有听懂，但是看到我拿手指盖住嘴唇，她点点头，舒了口气。

我关上门，汗流浃背。我听到某个地方有遮天蔽日的蝴蝶在拍打着翅膀。

或许没什么关系。

我看着玛丽娜把琼的婴儿车推上人行道，朝公交车站走去，她很可能想在那里等丈夫……最近有点怪怪的丈夫。她知道的就这么多。全都写在她脸上。

等她从视线中消失时，我伸手去够门把手，突然，电话响了。我差点没有去接，但是只有几个人知道我的号码，其中一个是我非常在意的女人。

“喂？”

“喂，安伯森先生，”一个男人的声音。悦耳的南方口音。我不确定我是否立刻意识到是谁。

我不记得了。我想我意识到了。“这里有人想跟你说句话。”

1962年年末和1963年年初我过着双重生活，一重在达拉斯，另一重在约迪。4月10日下午3点39分，这双重生活重叠到了一起。耳朵里，萨迪开始嘶喊。

3

她住在蜜蜂树巷一栋一层活动房屋里，位于约迪西部，社区有四五个街区大小，由相同样式的房屋组成。从2011年历史书里的航拍照片上看，这个社区可能会被加上“二十世纪中叶过渡房”

的说明。那天下午，在跟她图书馆的学生助理放学见面之后，她大概三点钟到达那里。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见了停在街区附近路边的红底白色普利茅斯复仇女神。

街对面，四五栋房子之外，霍洛韦太太正在洗车（一辆雷诺王妃汽车，邻居们对此车抱有种种猜忌）。萨迪走出大众甲壳虫的时候朝她招手。

霍洛韦也向她招手。街区里仅有的拥有外国（有点儿另类）车辆的两位，她们不经意地有了共同之处。

萨迪走上门前的人行道，站了一会儿，皱起眉头。门半开着。是她自己没有关严吗？她走进去，从身后关上门。门没有合上，因为锁被撬开了，但是她没有注意到。此时，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沙发上方的墙壁上。那里，用她自己的口红写着两个三英尺高的大字：“贱货”。

她本来可以跑开的，但是她无比惊慌愤怒，简直没有之间。她知道是谁干的，但是约翰尼肯定走了。她以前的男人不喜欢肢体冲突。噢，有过很多脏话和一次掌掴，但是没有别的。

还有，她的内裤在地上撒得到处都是。

从客厅到通向卧室的小厅一路撒来。各种衣服——长衬裙、半裙、胸罩、内裤，她不需要但有时也会穿的束腹——都被割开了。毛巾架被扯了下来。毛巾架所在的瓷砖上，也用她的口红写着：“婊子”。

卧室的门也开着。她走了进去，丝毫没有意识到约翰·克莱顿站在门后面，一只手拿着刀，另一只手拿着史密斯—韦森胜利型38式手枪。那天他拿着的左轮手枪跟李·奥斯瓦尔德杀害达拉斯警官J.D.提彼得的手枪制式和型号完全一样。

她的小手袋在床上敞开着，里面的东西，主要是化妆品，散落在被单上。橱柜的折叠门开着。

几件衣服悲伤地从衣架上垂下来，多数衣服都在地上。所有的衣服都被割烂了。

“约翰尼，你这个混蛋！”她想喊出声，但是惊讶过度，语不成声。

她朝橱柜走去，但是没走几步，一只胳膊便扼住了她的脖子，一枚小钢圈顶在她的太阳穴上。

“别动，别反抗。不然我杀了你。”

萨迪试图挣开，但是他用左轮手枪的枪管对着她头顶一记重击。与此同时，绕在她脖子上的胳膊也勒得更紧。她看到了勒住她脖子的胳膊末端拳头里的匕首，停止了挣扎。是约翰尼——她听出了声音——但真不该是他。他变了。

我真该听他的，她想——指的是我，我为什么不听他的？

克莱顿把她逼到客厅，胳膊仍然勒住她的喉咙，然后把她转过身推到沙发上，她摔了一下，腿张开了。

“拉下你的裙子。我能看见你的吊袜带了，你这个婊子。”

他穿着工装裤（这一点就足以让萨迪感觉像是在做梦），把头发染成了奇怪的橙色。她差点笑了。

克莱顿坐在她面前的踏脚垫上。枪指着萨迪的上腹。“我们打电话给你的凯子。”

“我不知道你说——”

“安伯森。跟你一起在基林逍遥之所野战的家伙。我都知道了。我观察你们很久了。”

“约翰尼，要是你现在离开，我不会报警。

我保证。尽管你毁坏了我的衣服。”

“婊子的衣服。”他鄙视地说。

“我不……不知道他的号码。”

萨迪的地址簿通常放在她的小办公室打字机旁边，现在摊开着摆在电话机边。“我知道。在第一页。我在字母C开头的一栏里找，没有找到。

我来打电话，所以你别想对接线员说任何东西。

然后你跟他说话。”

“我不，约翰尼，如果你想伤害他的话，我不。”

他靠上前来，奇怪的橙色头发遮住眼睛，他用握枪的手把头发撩开。然后用拿刀的手从架子上拔下话筒。枪依然稳稳地抵住萨迪的上腹。“情况是这样，萨迪，”他说，现在他听起来几乎很理智。

“我要杀了你们中的一个。另一个可以活下来。

由你决定谁活下来。”

他是认真的。萨迪能从他脸上看得出来。“要是……要是他不在家呢？”

克莱顿嘲笑她的愚蠢。“那你就去死，萨迪。”

她肯定在想：我可以浪费些时间。从达拉斯到约迪至少得三个小时，如果交通拥挤的话还要更久。有足够的时间让约翰尼清醒过来。或许。或者让他的注意力分散，然后朝他扔东西，然后跑出门。

他看都没看地址簿就拨了个0（他的记忆力向来近乎完美），然后询问威斯布鲁克7-5430。

然后他说：“谢谢你，接线员。”

之后，一阵沉默。北方超过一百英里远的某处地方，电话铃声响起。她肯定在想铃声响多少次没人接的话约翰尼就会挂上电话朝她的肚子开枪。

然后，克莱顿聆听的表情变了，愉快地笑了。

萨迪注意到，他的牙齿跟以前一样白，为什么不是呢？他总是一天刷五六遍。“你好，安伯森先生，这里有人想跟你说句话。”

他走下踏脚垫，把话筒递给萨迪。当她把电话放到耳边时，克莱顿猛掣刀子，快如蛇信，在她脸边划开一道口子。

4

“你把她怎么了？”我吼道。“你把她怎么了，你这个混蛋？”

“安静，安伯森先生。”他的声音很得意。

萨迪停止了嘶喊，但是我能听到她在啜泣。“她很好。血流得很厉害，不过会止住的。”克莱顿顿了一下，然后用明智而体贴的口吻说道：“当然，她再也不漂亮了。现在她看起来真如其人，只值四美元的贱货。我妈妈说她是贱货，我妈妈说对了。”

“放开她，克莱顿，”我说，“求你。”

“我是想放开她，既然我已经给她做了记号，我是想放开他。但是现在，我已经告诉她了，安伯森先生。我要杀了你们中的一个。她让我失去了工作，你知道。我必须辞职去医院接受电疗，否则他们会逮捕我。”他顿了一下。“我把一个小女孩儿推下楼梯。她准备碰我。都是这个脏婊子的错，现在血已经流到膝盖的这个婊子。我手上也沾了她的血。我得用点儿消毒剂。”他笑了。

“克莱顿——”

“我给你三个半小时。等到7点30分。7点半你还没到，我就让她吃两颗枪子儿。一颗射到肚子上，一颗射到她那肮脏的下体里。”

我听到萨迪在背景里喊：“别来，雅各布！”

“闭嘴！”克莱顿对她吼道，“闭上你的嘴！”然后他用冷冷的聊天的口气对我说：“谁是雅各布？”

“是我，”我说，“我的中间名。”

“她在床上舔你鸡巴的时候也这么叫你吗，小子？”

“克莱顿，”我说，“约翰尼。想想你在干什么。”

“我已经想了一年多了。他们在电疗医院里对我进行休克疗法，你知道。他们说已经阻止了做梦，但他们没有。他们让我做梦更凶。”

“她的伤口怎么样？让我跟她说话。”

“不行。”

“如果你让我跟她说话，或许我会按照你说的做。如果你不让，我肯定不会。你是不是被休克疗法电晕了，听不懂了？”

看起来他没有。我的耳朵里响起一阵杂乱的声音，然后萨迪接了电话。她的声音微弱而颤抖。

“很糟糕，但是我死不了。”她的声音沉了下去，“他没有划到我的眼睛——”

然后克莱顿又接过电话。“听到了吗？你的婊子很好。现在你只需跳进你的雪佛兰赛车，尽快滚到这儿来，怎么样？但是，你给我仔细听着，乔治·雅各布·安伯森·凯子先生：如果你叫警察的话，如果我看到蓝色或红色灯光的话，我会杀了这个婊子，然后自杀。你相信吗？”

“相信。”

“好。我现在看到一个等式，数值平衡：凯子和妓女。我在中间。我就是等号，安伯森，但是你必须选择。哪个数值得消去。由你决定。”

“不！”她叫道，“不要！如果你出现的话，他会杀了我们俩——”

我的耳朵里响起了滴声。

5

到目前为止，我说的都是真相，我会继续实话实说，即使这会让我陷入最糟糕的境地。当我麻木的手将电话放回架子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错了，数值并不平衡。在天平一端的托盘里是一位美丽的高中图书管理员。另一端是一位知晓未来——至少在理论上——具有改变未来力量的人。有一会儿，我真有点儿想牺牲萨迪，穿过城市，去观察橡坪大街和特特尔克里克大道之间的巷子，看看改变美国历史的家伙到底是不是只身一人。

但我最终钻进雪佛兰，朝约迪开去。一上77号公路，我就把速度定在七十英里每小时。我一边开车一边用拇指拨开公文包的闭锁，掏出手枪，放进运动外套里面的口袋。

我意识到我必须让德凯加入。他年纪大了，腿脚不稳，但是没有别的人选了。他会愿意加入，我告诉自己。他爱萨迪。我从他每次看萨迪的表情能看得出来。

他也充分享受过人生，我冷酷地想，萨迪还没有。当然，那个疯子提供的选择同样适用于他。

他不一定要去。

但是他会去。有时候我们貌似有选择，其实根本无从选择。

我从来没有像从达拉斯开往约迪这段路上这般渴望我早已消失的手机。我能用的只有109乡间邮路上的加油站电话亭，距离橄榄球广告牌大约半英里远。另一端的电话响了三次……四次……

五次……

我正要挂断的时候，德凯说话了：“喂？喂？”

他听起来很恼怒，上气不接下气。

“德凯，是乔治。”

“嗨，兄弟！”此刻，今天晚上的比尔·图尔考特（广受欢迎、长期上演的戏剧《行凶丈夫》中的角色）听起来很高兴，而不是愤怒。“我在外面的小花园里。我差点没准备接，但还是——”

“听我说。出大事了。正在发生。萨迪已经受伤了。可能很严重。”

片刻的停顿，然后他开口说话，声音显得年轻许多：就像四十年前、两度结婚之前的猛男。

或者，那只是我的希望。今晚，希望，加上一位六十几岁的老人，成了我全部的资本。“你是说她的丈夫，对吧？这是我的错，我想我看见他了，不过是几个星期之前。他的头发比年鉴上长出很多。颜色也不一样。差不多是橙色。”停顿片刻，一个他从未说过的词脱口而出：“操！”

我告诉他克莱顿想要什么，我打算怎么做。

计划很简单。过去跟自身很和谐吗？好吧，由它去吧。我知道德凯可能会心脏病发作——图尔考特就是这样——但是我不会让这个阻止我。我不会让任何东西阻止我。那是萨迪。

我等着他问是不是交给警察处理更好，但是他当然更清楚。约迪的警员道格·里姆斯眼睛不好，一条腿上戴着矫形器，比德凯的年龄还大。德凯也没问我为什么没有叫达拉斯的州警察。如果他问的话，我会告诉他我相信，克莱顿说看到闪光就杀掉萨迪的话是认真的。这是真的，但不是真正的原因。我想自己搞定这个狗娘养的。

我很生气。

“他叫你什么时候到，乔治？”

“7点30分之前。”

“现在时间是……一刻，根据我的手表。我只有一丁点儿时间。蜜蜂树巷后面的街道是苹果什么街。我不记得了。你会在那儿吗？”

“对。她的房子后面。”

“我五分钟之后到那儿跟你会面。”

“当然，如果你开得像个疯子一样的话。十分钟吧。带上个道具，他要是从客厅窗户往外看的话能看见的东西。我不知道，或许——”

“砂锅什锦怎么样？”

“好的。十分钟后见。”

挂断电话之前，他问道：“你有枪吗？”

“有。”

他的回答就像狗的吼声：“好。”

6

多丽丝·邓宁屋后的街道是怀莫巷。萨迪屋后的街道是苹果花巷。怀莫巷202号正在出售。

苹果花巷140号的草坪上没有“出售”的牌子，但是屋子里一片黑暗，草坪蓬乱不堪，长满蒲公英。

我在140号前停车，看看表。6点50分。

两分钟之后，德凯把旅行车停在我的雪佛兰后面，下了车。他穿着牛仔裤，格子衬衫，系着蝶形领结。双手捧着一只边上有花的什锦炖菜砂锅。锅子带有玻璃盖，看上去装着三四夸脱的炒什锦。

“德凯，我没办法谢你——”

“我不需要感谢，我甚至应该受到斥责。我看到他的那天，他从西部汽车公司商店里出来，我正从外面进去。我肯定他是克莱顿。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起来，一瞬间我看到他太阳穴的凹陷。但是头发……很长，颜色也不对……他穿着牛仔服……奇怪了，妈的！”他摇摇头。“我老了。

要是萨迪受伤的话，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

“你感觉还好吗？有没有胸口疼痛或者什么的？”

他看着我，像是觉得我疯了。“我们是要站在这儿讨论我的健康，还是尝试救萨迪？”

“我们不只要尝试。你绕到她的屋子前面。

与此同时，我会从这个后院抄近路，穿过树篱，进到她的房子里。”我想的是科苏特街上邓宁的房子，当然，正如我所说的，我记得萨迪小后院的边上有片树篱。“你去敲门，说点儿高兴的事。

大点儿声，让我能听见。你说话的时候我就进到厨房了。”

“要是后门锁了呢？”

“她在台阶下留了把钥匙。”

“好的。”德凯想了一会儿，皱起眉头，然后抬起头。“我会喊‘阿冯到了，砂锅什锦送到。’然后端起盘子，他要是从客厅窗户往外看的话能看见。怎么样？”

“好的。我只想让你分散他的注意力几秒钟。”

“如果有可能伤到萨迪的话你就别开枪。抓住那个混蛋。你能行的。我见过那个家伙，瘦得像根竹竿。”

我们彼此默默看了一眼。这样的计划在电视剧《硝烟》或者电影《超级王牌》里可能行得通，但这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好人——女孩儿——有时会被打败。甚至被杀害。

7

苹果花巷后面的院子跟邓宁家的后院不一样，但也有相似之处。其中之一是都有狗窝，尽管没有“你的狗属于这里”的标牌。相反，圆门型入口上方用孩子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布奇之家”。

没有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不是那样的时节。

不过，树篱看上去完全一样。

我推开树篱，根本没有留意尖锐的枝条划开了我的胳膊。我蹲着跑过萨迪的后院，推了推门。

门锁了。我把手伸到台阶下面去摸，心想钥匙肯定消失不见了，因为过去很和谐但是很执拗。

钥匙在那里。我摸出钥匙，插进锁里，轻轻扭动。锁弹开时门里发出微弱的声响。我僵住了，等着警告的吼声。但是，没有反应。客厅里灯亮着，但是没有声音传来。萨迪可能已经死了，克莱顿已经逃跑。

上帝啊，不要。

但我一松开门，就听到他的声音。他高声自言自语，听起来就像是比利·詹姆斯·哈吉斯吃了镇静剂。他告诉萨迪她是个什么样的婊子，萨迪如何毁了他的生活。或者他说的是准备碰他的那个女孩儿。对约翰尼·克莱顿来说她们都一样：饥渴的性病携带者。你必须定下规矩。当然，还要放下扫帚。

我脱下鞋，放在地毯上。水槽上的灯亮着。

我察看我的影子，确保不会投到门口。我从运动外套口袋里掏出枪，慢慢穿过厨房，准备站到通道后面，等着“阿冯访”来。然后冲进去。

可是这没有发生。德凯喊出来时，一点儿兴奋劲都没有。只有一声愤怒的惊呼。而且不是来自前门外，而就在屋里。

“哦，我的天哪！萨迪！”

之后形势发展得非常非常迅速。

8

克莱顿撬了前门的锁，因此门没有关紧。萨迪没有注意到，但是德凯发现了。他没有敲门，直接推开门，双手端着砂锅什锦走了进来。克莱顿还坐在踏脚垫上，枪还指着萨迪，但他已经把刀放在身边的地上。德凯后来说他根本不知道克莱顿还有把刀。我怀疑他连枪都没注意到。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萨迪身上。蓝色的裙子上部已经染成浑浊的栗色。她的胳膊和胳膊一侧的沙发都被血覆盖。但最糟糕的是她朝他转过来的那张脸。左边脸颊耷拉下两瓣，像是划开的窗帘。

“哦，我的天哪！萨迪！”喊声不由自主，纯粹是出于震惊。

克莱顿转过身，上嘴唇噘起来。他举起枪。

看到这里，我冲过厨房和客厅之间的通道。我看到萨迪伸出一只脚，踢了一下踏脚垫。克莱顿开了一枪，但是子弹射到天花板上。克莱顿准备爬起来时，德凯扔掉砂锅什锦。盖子飞起来。面条，汉堡，青椒，番茄酱溅到电扇里。仍然装有剩下一半食物的砂锅击中了克莱顿的右胳膊。炒什锦倒了出来。枪被撞飞了。

我看到血，看到萨迪毁坏的脸颊。看到克莱顿蜷缩在沾满血渍的毯子上。我举起我的枪。

“不要！”萨迪惊叫道，“不要，不要，请不要开枪！”

萨迪的叫声像一记耳光让我清醒过来。要是我杀了他，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我都会成为警察审问的对象。我乔治·安伯森的身份会土崩瓦解，11月阻止暗杀的机会荡然无存。实际上，杀掉他的理由有多正当？这个人已经没有凶器了。

或者我以为是这样，因为我也没看见刀。刀藏在翻过来的踏脚垫下。即使摆在外面，我也有可能看不见。

我把枪放回口袋，把他拽起来。

“别打我！”唾沫从他的嘴唇间溅出来。他的眼睛像癫痫病人发作时一样跳动。小便失禁了，我能听到尿打在地板上的声音。“我是个精神病人，我没有罪，我不会承担责任，我有证明，放在我车上的手套箱里，我可以给你们看——”

他的哀鸣声，他放下凶器之后脸上可怜兮兮恐惧不已的表情，他染成橙色的头发现纠结着盖在脸上的样子，还有炒什锦的味道……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愤怒。但最让人愤怒的是萨迪，蜷缩在沙发上，浸在血泊中。她的头发散乱着，左边严重受伤的脸侧的头发凝成了一块。在跟博比·吉尔同样的地方她将留下伤疤。当然她会留下伤疤，过去很和谐，但是萨迪的伤口看上去如此糟糕。

我照他右脸一巴掌，打得唾沫从他左边嘴角飞出。“你这个疯子，这一巴掌是为了扫帚！”

我回手又是一巴掌，这一次打得唾沫从他右边嘴角飞出，他发出痛苦而悲惨的号叫，那是只有在极度悲惨、无法抵挡邪恶时才发出的惨叫。“这一巴掌是为了萨迪！”

我缩起拳头。在另一个世界里，德凯正朝电话里大叫。他是不是也在揉搓胸口，就像图尔考特揉搓胸口一样？没有。至少现在没有。在同一个世界里，萨迪正在呻吟。“这一拳是为了我！”

我拳头向前挥舞，而且——我说过我会实话实说，每一处细节——当他的鼻子碎裂的时候，他疼痛的尖叫在我耳朵里如音乐般动听。我放过他，他瘫倒在地。

然后我转向萨迪。

她试图从沙发上下来，但是又摔了回去。她试图向我伸出她的胳膊，但是也没能做到。胳膊垂到浸透血渍的裙子上。她的眼睛开始向上翻，我敢确定她要晕过去了，但是她保持着清醒。“你来了，”她低声说。“噢，杰克，你为我来了。

你们都来了。”

“蜜蜂树巷！”德凯对着电话大喊。“不，我不知道门牌号，我不记得了。但是你们会看见一个鞋上沾有炒杂烩的老人站在外面挥舞胳膊！

快点！她失血严重！”

“坐着别动，”我说，“别想——”

她的眼睛瞪大。眼睛从我肩膀看过去。“当心！杰克，当心！”

我转过身，伸手去口袋里掏枪。德凯也转过身，患有关节炎的双手握住电话听筒，就像是握着一根棒子。尽管克莱顿捡起了让萨迪毁容的匕首，但他攻击任何人的日子结束了。任何人，除了他自己。

这是我参演的另一幕剧，这一幕发生在格林维尔大道，在我来到得克萨斯州之后不久。没有从沙漠玫瑰泼出的浑水，但是又有一位严重受伤的女人和一位鼻子流血的男人，他的衬衫敞开，几乎到了膝盖。他拿着一把刀，而不是一把枪，但其他的完全一样。

“不要，克莱顿！”我喊道，“放下刀！”

他眼睛鼓胀，透过成绺的头发依稀可见，看着沙发上头晕眼花、即将昏厥的女人。“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萨迪？”他吼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我就成全你！”

他绝望地笑着，举起刀子向自己的喉咙……

割去。

第五部 1963年11月22日

第二十三章

1

1963年4月11日达拉斯《新闻早报》（头版）：

步枪射手朝沃克射击

埃迪·休斯撰稿

星期三晚上，一位枪手持高杀伤力步枪试图射杀位于家中的前少校埃德温·安德森·沃克将军，警方表示，子弹偏离不足一英寸，没有击中这位具有争议的十字军战士。

晚上9点，沃克正在填写收入所得税表格，子弹穿过后窗，射进他身边的墙壁里。

警方表示，沃克一个细小的举动显然挽救了他的性命。

“有人瞄准了他，”侦探艾拉·范克利夫说，“无论是谁，肯定是想置他于死地。”

沃克从他右边袖子里找出了几块弹壳碎片，记者赶到时，他还在抖落头发上的玻璃和弹壳碎片。

沃克说他是于星期一完成名为“夜奔行动”

的巡回演讲第一站之后回到达拉斯的住所的。他还向记者透露……

1963年4月12日达拉斯《新闻早报》（第7版）：

精神病人砍伤前妻，之后自杀

麦克·杜加斯撰稿

（约迪）77岁的迪肯·“德凯”·西蒙斯星期三晚上迟来一步，未能阻止萨迪·邓希尔受伤。

但是，结果对于28岁的邓希尔来说本来可能会更加糟糕，邓希尔是德诺姆联合高中备受欢迎的图书管理员。

据约迪镇警官道格拉斯·里姆斯描述：“如果德凯没有及时赶到的话，邓希尔小姐几乎肯定会丧命。”面对记者，西蒙斯只说：“我不想再说了，结束了。”

据里姆斯警官透露，西蒙斯制伏了比自己年轻许多的约翰·克莱顿，扭打中卸下了他的一把小型左轮手枪。克莱顿随即掏出伤害他妻子的匕首割断了自己的喉管。西蒙斯和另一名当事人，达拉斯的乔治·安伯森，试图阻止流血，但是无能为力。克莱顿宣告当场死亡。

安伯森先生是德诺姆联合高中学区的前任教师，在克莱顿被解除武装之后很快赶到。他不愿就此事发表评论，但是在现场告诉里姆斯警官克莱顿——精神病人——可能已经跟踪他的前妻好几个月了。德诺姆联合高中的职员已经得到过警示，校长埃伦·多克蒂还收有一张照片，但是据称克莱顿伪饰过自己的外貌。

邓希尔女士被救护车转移到达拉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已无大碍。

2

我直到星期六才见到她。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我在等候室里，拿着一本书，但根本看不进去。

不过还好，有很多人陪伴——德诺姆联合高中的大部分老师都来探望萨迪，还有近百名学生，没有驾照的由他们的家长开车送来。很多人留下来献血，萨迪用了好几品脱。很快，我的公文包里塞满了早日康复的贺卡和关切的信件。送来的花把护士站变成了花房。

我想我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过去，但是当我最终获准进入萨迪在帕克兰医院的病房时，我还是惊呆了。那是一个闷热的单间，不过洗手间大小。

没有浴室。一尊丑陋的、只有侏儒才能使用的便桶蹲在角落，半透明的塑料窗帘可以拉开（为了一部分隐私）。升降病床用的不是按钮，而是一个曲柄，白色的油漆已经被无数只手磨得精光。

当然，没有显示器显示电脑生成的重要指标，病人也没有电视看。

一玻璃瓶的什么药品——可能是生理盐水——挂在金属架上。一根管子从瓶子连接到她的左手，她的左手上缠着笨重的绷带。

当然，没有包裹她左边头部的绷带庞大。头部左边的一束头发已经被剪掉，看起来是不对称、受到惩罚的样子……当然，她受到了惩罚。医生为她的眼睛留了一道细小的缝隙。听到我的脚步声，这只眼睛和没有打绷带、没有受伤的一侧脸上的那只眼睛睁开了。尽管她被麻醉了，两只眼睛流露出一瞬恐惧，这恐惧让我心痛不已。

之后，她疲惫地将脸转向墙壁。

“萨迪——亲爱的，是我。”

“嗨，我。”她说，没有转身。

我抚摸着她的肩膀，睡衣没有遮住的地方，她抽开身。“请不要看我。”

“萨迪，没关系。”

她转过身。伤心欲绝，吗啡效力之下的眼睛看着我，其中一只是透过纱布的缝隙窥视。肮脏的黄红色污渍浸透了绷带，我想是血水和某种药膏。

“有关系，”她说，“这跟博比·吉尔的情况不同。”她开始笑。“你知道棒球那些红色的针脚吗？那就是萨迪现在的样子。从上到下，到处都是。”

“会消失的。”

“你不明白。他从我的脸一直割到口腔里面。”

“但是你还活着。而且我爱你。”

“等绷带拿下来你再说吧，”她用沮丧、麻醉的声音说道。“弗兰肯斯坦的新娘跟我比起来像是伊丽莎白·泰勒。”

我抓起她的手。“我曾经读过——”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讨论文学，杰克。”

她又准备转过身，但是我抓紧她的手。“一句日本谚语。‘如果有爱存在，天花的疤痕会像酒窝一样美丽。’我爱你的脸，不管它变成什么样。

因为脸是你的。”

她开始哭，我抓紧她的肩膀，直到她平静下来。

实际上，我以为她睡着了，她却开口说：“我知道，这是我的错，我嫁给他，但是——”

“这不是你的错，萨迪。你根本不知道。”

“我知道他有些不正常。但我还是嫁给了他。

我想主要是因为我爸妈殷切地期望这样。他们还没来，我真庆幸。因为我埋怨他们。这很可怕，不是吗？”

“你要指责的话，也有我的一份。我确信无疑至少两次看到他开的那辆该死的普利茅斯，去了。”

“你不必对此自责。询问我的州警局侦探和得克萨斯巡逻队员说约翰尼的后备箱里装满了车牌。他很可能是在汽车旅馆偷的，他们说。还有很多张贴纸，你称作什么来着——”

“标贴。”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在坎德尔伍德欺骗过我的那一张。“出发吧，俄克拉荷马人”。

我错误地以为反复出现在我面前的红底白色普利茅斯只是过去的又一处和谐。我本来应该知道的。

我可以知道的，如果我一半的注意力不是在达拉斯跟李·奥斯瓦尔德和沃克将军在一起的话。如果要指责的话，德凯也有份。毕竟，他看到了那家伙，甚至看清了他额头两边明显的凹陷。

随它去吧，我想，已经发生了。无法改变。

实际上，可以改变。

“杰克，警察知不知道你不是……你说的人？”

我拂开她右脸旁的头发，依然很长的那部分。

“没关系。”

医生把萨迪推进手术室之前询问她的警官也询问了我和德凯。州警局侦探温和地谴责了看太多电视西部片的人。巡逻队员表示赞成，然后握着我们的手说：“如果我是你们的话，我也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反应。”

“德凯尽力不让我卷入其中。他想确保下一年你回到学校时学校董事会不会有流言蜚语。对我来说，被疯子划了一刀可能意味着被以道德败坏为由而免职实在不可思议，但是德凯好像觉得最好——”

“我不能回去。我不能以现在的模样面对孩子。”

“萨迪，要是你知道有多少学生来这里——”

“这很甜蜜，很重要，但是他们正是我无法面对的人。你不明白吗？我想我能应付嘲弄我的人。在佐治亚州，我跟一个长兔唇的女老师一起教书，我从她身上学到很多应对青少年的冷酷的办法。让我不安的正是剩下的那些学生。心怀好意的那些。同情的眼神……那些无法直视我的人。”

她颤抖着深吸一口气，然后大声说道：“还有，我很生气。我知道人生很艰难，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它就得如此残酷？

就得如此痛苦？”

我把她抱进怀里。没有受伤的一侧脸颊滚烫，不停颤动。“不知道为什么，亲爱的。”

“为什么没有第二次机会？”

我抱紧她。等到她的呼吸变得均匀，我放开她，轻轻地起身离开。她没有睁眼，说道：“你跟我说星期三晚上要见证什么事情。我想不是约翰尼·克莱顿割断自己的喉咙吧？”

“不是。”

“你错过了吗？”

我想撒谎，但是没有。“嗯。”

现在她努力睁着眼睛，但很快又闭上了。“你有第二次机会吗？”

“不知道。没关系。”

这不是事实。因为这对约翰·肯尼迪和他的妻子儿女关系重大。对他的兄弟也是。可能还有马丁·路德·金。几乎肯定对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关系重大，他们现在还在读高中，如果历史进程不被改变，他们会应国家要求穿上军装，飞到世界的另一端，蹲下屁股，坐在名为越南的绿色鸡巴上。

她闭上眼睛。我离开病房。

3

我走下电梯时，大厅里没有德诺姆联合高中在校学生，但是有几位校友。迈克·科斯劳和博比·吉尔·奥尔纳特正坐在硬塑料椅子上，膝上摊着没有翻开的杂志。迈克跳起来跟我握手。博比·吉尔给我一个有力的拥抱。

“伤势有多重？”她问道，“我的意思是”——她用手指抚摸她自己的伤疤——“能消除吗？”

“我不知道。”

“你跟埃勒顿医生谈过吗？”迈克问道。埃勒顿是得克萨斯州中部最有名的外科医生，是他在博比·吉尔身上创造了奇迹。

“他今天下午在医院里巡查。我、德凯和埃利女士约了他——”我看了看表——“二十分钟之后见面。你们两个想不想参加？”

“当然，”博比·吉尔说。“我只知道他能治愈萨迪。他是个天才。”

“那么来吧。我们看看天才能做些什么。”

迈克肯定看到了我的表情。因为他捏了捏我的胳膊说：“或许没你想象的那么糟，安先生。”

4

情况比我想象的更糟。

埃勒顿传看了相片——纯黑白相片，让我想起了维吉和戴安娜·阿尔比斯[164]。博比·吉尔呜咽着转过身。德凯轻声哼了一下，好像被打了一拳。

埃利女士坚忍地从他们中间曳步走开，但是她脸上除了脸颊上的胭脂之外，别处已无血色。

头两张照片中，萨迪的脸撕成两片耷拉着。

这一点，星期三晚上我已经看到，也已有心理准备。但是我始料未及的是她中风般下垂的嘴巴和左边眼睛下面松弛的肉团。这让她的面容滑稽可笑，我想在医生准备的小会议室的桌上撞头。或者可能——这样会更好——冲到停尸房约翰尼·克莱顿躺着的地方再揍他一顿。

“今天晚上这位年轻女士的父母来的时候，”

埃勒顿说，“我会含蓄应对，满怀希望。因为家长需要机敏和希望。”他皱起眉头。“不过希望他们快点到来，考虑到克莱顿太太的情况——”

“邓希尔小姐，”埃利平静而凶狠地说，“她跟那个禽兽已经正式离婚了。”

“是的，确实如此。无论如何，你们是她的朋友。我相信你们不想要什么含蓄，需要知道更多真相。”他冷静地看着其中一幅照片，用短而整洁的指头拍打萨迪撕开的面颊。“以我目前掌握的技术来说，这可以矫正，但永远无法复位。

或许一年之后，等到组织完全复原，我可以修复大部分的不对称。”

眼泪开始顺着博比·吉尔的脸颊流淌。她抓起迈克的手。

“她脸上的永久伤害很不幸，”埃勒顿说，“但还有别的问题。脸部神经被割断了。她嘴巴左边吃东西会有问题。你们在这些照片上看到了眼睛下垂，这可能会伴随她下半生。还有，她的部分泪腺也受损了。但是她的视力不会变弱。希望不会。”

他叹了口气，摊开双手。

“有了显微手术和神经再生，二三十年之后对这类情况我们可能会有更多作为。至于现在，我能说的是，我会尽力修复可以修复的损伤。”

迈克第一次开口说话，声音非常痛苦：“很可惜我们没有生活在1990年，对吧？”

5

那天下午走出医院的这一小拨人沉默不语，神情沮丧。在停车场旁边，埃利女士碰一下我的袖子。“我该听你的话，乔治。真是，真是对不起。”

“我不知道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两样，”我说，“但是，如果你想补救的话，请让弗雷迪·昆兰给我打个电话。他是我第一次来到约迪时帮过我的房产代理人。今年夏天我想跟萨迪住得近些，这意味着我得租一处房子。”

“你可以跟我一起住，”德凯说，“我的地方很宽敞。”

我转向他。“真的吗？”

“谢你帮我的忙。”

“我会付你——”

他挥挥手。“你可以付点儿钱买日用品。这样就行。”

他和埃利是坐德凯的旅行车来的。我看着他们离去，然后走到我的雪佛兰边，现在车看起来——可能这么说不公平——是辆倒霉车。回到西尼利街的那根弦从未松动过，回去我毫无疑问会听到李将袭击沃克将军失手的怨气发泄在玛丽娜身上。

“安先生？”是迈克。博比·吉尔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她看起来冷淡而不高兴。

“迈克。”

“谁来付邓希尔小姐的医疗费？还有医生说的这一切手术费？她有保险吗？”

“有一点儿。”但远远不够，对这样的情况远远不够。我想起她的父母，但他们至今尚未出现的事实让人揪心。他们不能为克莱顿的所作所为责备她……不是吗？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来自女人总的来说被视为跟男人平等的世界。对我来说，1963年从未如此刻一般像是陌生的国度。

“我会尽力帮忙。”我说。但是尽多大努力？

我的现金储备足够我敷衍几个月，但是不够支付五六次面部修复手术。我不想回去格林维尔大道上的诚信金融，但是我觉得别无选择。肯塔基州德比大战不到一个月即将上演，根据阿尔笔记中有关赛马赌注的那部分信息，赢家会是夏德凯，一匹没什么希望取胜的马。一千美元可能会净赚七千或者八千美元，足够支付萨迪的住院费以及——按照1963年的价格——接下来的至少几次手术费。

“我有个主意，”迈克说，然后朝肩膀后面看去，博比·吉尔朝他鼓励地笑了笑。“那就是，我和博比·吉尔有办法。”

“博比·吉尔和我[165]，迈克。你不是个小孩子了，说话别像小孩子。”

“是，是，对不起。如果你能回来，在咖啡店待十来分钟，我们就告诉你。”

我去了。我们喝了咖啡。我听了他们的主意。同意了。有时候，当过去跟自身很和谐的时候，聪明人会清清嗓子，跟着一起歌唱。

6

那天晚上，我头顶的房子里吵得天翻地覆。

琼也添油加醋，号啕大哭。我犯不着偷听，当然，吼声多半是俄语。之后，八点钟左右，一阵不同寻常的安静。我以为他们比平时大概提早了两个多小时上床睡觉了，真是令人欣慰。

我正要睡觉，德·莫伦斯乔特的凯迪拉克停在了路边。珍妮下了车，乔治带着他一贯的玩偶盒奇异小人的活力蹦出车子。他打开驾驶座后面的门，拿出一只硕大的玩具填充兔子，颜色是不太真实的紫色。我透过窗帘的缝隙呆呆看着这一幕，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明白：明天是复活节。

他们朝屋外的台阶走去。她在走，乔治在前面一路小跑。摇摇欲坠的台阶上咚咚的脚步声震撼着整栋楼。

我听到头顶惊讶的声响，咕咕哝哝然而十分清晰的质问。奥斯瓦尔德夫妇是不是以为达拉斯警察过来抓捕他？或者是他们住在梅赛德斯街上时联邦调查局探员一直在监视他们？我但愿这个小杂种的心蹦到嗓子眼里，噎死他。

楼梯尽头响起一阵敲门声，德·莫伦斯乔特高兴地喊道：“开门，李！开门，你这个家伙！”

门开了。我戴上耳机，但是什么都没听见。

之后，我正准备试试装在特百惠碗里的麦克风时，不知道是李还是玛丽娜打开了装有窃听器的台灯。

耳机又恢复正常，至少暂时正常。

“——给孩子的。”珍妮说道。

“噢，谢谢！”玛丽娜说，“非常感谢，珍妮，真好！”

“别只顾站在这儿，同志，拿点儿喝的！”

德·莫伦斯乔特说。他听起来像是已经喝了些酒。

“我只有茶。”李说。他听起来毫无礼貌，半睡半醒。

“茶就行了。我有办法让情况好起来。”我几乎能看见他使眼色。

玛丽娜和珍妮开始讲俄语。李和德·莫伦斯乔特——他们无疑有着更重的脚步声——朝厨房走去，我知道我会失去他们的声音。两个女人站在靠近台灯的地方，她们的声音会盖过男人的谈话。

稍后，珍妮用英语说：“哦我的天哪，这不是枪吗？”

一切停止下来，包括——我感觉是这样——我的心跳。

玛丽娜笑了。是清脆的鸡尾酒舞会上的那种笑声，“呵呵呵”，矫揉造作的笑声。“他失业，我们没钱，这个疯子买了枪。我说：‘放到衣橱里，你这个疯子，别让我惊了胎。’”

“我想玩标靶射击，仅此而已，”李说。“我在海军陆战队里非常出色。射击从来没有脱过靶。”

又是一阵沉默。沉默似乎要永远持续下去。

然后，德·莫伦斯乔特发出一阵友好的大笑。“行了，别吹了！你在他身上怎么失手了，李？”

“我不知道你究竟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沃克将军，伙计！在他位于特特尔克里克大道的家中，有人差点儿让他的脑浆溅到办公室的墙上！你敢说你不知道？”

“我还没有读最新的报纸。”

“噢？”珍妮说，“我看凳子上不是有《时代先驱报》吗？”

“我是说我没有读新闻。太压抑了。只读了有趣的版面和招聘广告。老大哥说得找个工作，不然孩子得挨饿。”

“所以那个射手不是你，对吧？”德·莫伦斯乔特问道。

戏弄地说。引诱地说。

问题是为什么。因为德·莫伦斯乔特永远不会相信奥齐·拉比特这样的小人物会是星期三晚上的枪手……或者因为他知道李就是凶手？或许因为珍妮注意到了步枪？我真希望两个女人不在那里。有机会听到李和他古怪朋友的坦率交谈，我的疑问可能会得到解答。跟之前一样，我还是不能确定。

“你以为我愚蠢到在约翰·埃德加·胡佛眼皮底下搞暗杀吗？”李的语气很认真，是跟乔治一起说笑而不是跟米奇一起歌唱[166]，但是他演得不像。

“没有人以为你杀了任何人，李，”珍妮安抚地说，“不过等孩子开始走路了，你得找个更安全的地方把枪放起来。”

玛丽娜用俄语接过话茬，但我有时从侧院里瞥见孩子，明白了她在说什么——琼已经会走了。

“琼会喜欢这个漂亮的礼物，”李说，“但是我们不庆祝复活节。我们不信神。”

或许他不信，但是根据阿尔的笔记，玛丽娜——在她的崇拜者乔治·布埃的帮助下——正好在导弹危机期间偷偷地让琼受了洗礼。

“我们也不信，”德·莫伦斯乔特说。“所以我们庆祝复活节兔子！”他挪到离台灯更近的位置，洪亮的笑声几乎将我震聋。

他们又聊了十分钟，英语和俄语并用。之后珍妮说：“让你们清静清静吧。我想我们打扰你们睡觉了。”

“没有，没有，我们没睡，”李说，“谢谢你们过来。”

乔治说：“我们尽快再聊吧，李？你可以来乡村俱乐部。我们会把服务员组织成一个集体！”

“好，好。”客人现在朝门口走去。

德·莫伦斯乔特又说了些什么，但是声音太小，只听到几个字眼。他们可能“拿回来”。或者“要你的背”，我觉得这不是六十年代的俚语。

你什么时候拿回来？他是这么说的吗？整句话是“你什么时候把步枪拿回来的”？

我重放了五六次磁带，但在速度超慢的情况下，还是听不清楚。奥斯瓦尔德一家睡觉之后很久，我醒着躺在床上。凌晨两点我还醒着，琼哭起来，又被她妈妈哄入梦乡。我想着萨迪，打了吗啡，在帕克兰医院里，难以入眠。房间粗陋，病床狭窄，但我本来可以睡在那里，我确定。

我想着德·莫伦斯乔特，那个疯狂撕裂衬衫的舞台表演家。你说的是什么，乔治？你最后说的是什么？是不是“你什么时候拿回来的”？是不是“振作起来，事情没有那么悲惨”？是不是不要因这件事受挫？或者是些别的什么？

最后我睡着了。我梦到我跟萨迪在参加狂欢。

我们去了一个射击场，李站在那里，步枪抵着他的肩膀。柜台后面的家伙是乔治·德·莫伦斯乔特。

李连开三枪，都没有击中靶子。

“很遗憾，伙计，”德·莫伦斯乔特说，“脱靶的家伙没有奖品。”

然后乔治向我转过身，咧嘴笑起来。

“加紧啊，伙计，你的运气会好起来。有人会杀了总统，为什么不是你？”

我在黎明的曙光中惊醒。楼上，奥斯瓦尔德一家还在沉睡。

7

复活节下午我回到迪利广场，坐在公园的一张长凳上，看着可怕的立方形教科书仓库大楼，思考着下一步怎么走。

十天后李将离开达拉斯，前往出生地新奥尔良。他会在一家咖啡公司找到给机器擦油的工作，并在弹药库街租下住房。玛丽娜和琼在欧文镇跟鲁思·佩因和她的孩子们一起住两个星期左右之后，会跟李住到一起。我不会跟去。在萨迪正处于漫长复原期、情况还不太明朗之际，我不会跟去。

我会不会在复活节到24日之间杀掉李？很可能会。自打他从贾加尔斯—奇利斯斯托瓦尔的印刷公司失业之后，大部分时间他要么呆在家里，要么在达拉斯市中心散发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的传单。他偶尔会去公共图书馆，暂时放弃安·兰德和卡尔·马克思，捡起赞恩·格雷[167]的西部小说。

在大街上或者中央大街上的图书馆里杀了他我马上就会入狱，但我要是等玛丽娜在欧文镇帮鲁思·佩因补习俄语时在楼上的房子里干掉他呢？

我可以去敲门，他开门之后我朝他脑袋开一枪。

大功告成。没有近距离脱靶的风险。问题是开枪之后，我得逃跑。如果不跑的话，我会成为警方第一个盘问的人。毕竟，我是楼下的紧邻。

我可以声称事发时我不在场，一时之间他们可能会买账，但是他们需要多长时间发现西尼利街的乔治·安伯森跟约迪蜜蜂树巷不久之前发生的一起暴力事件现场出现的乔治·安伯森碰巧是同一个人？这就有必要调查了，而调查很快就会发现乔治·安伯森的教师证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文凭制造厂，乔治·安伯森的履历也是伪造的。

警方会带着法院的命令打开我在银行的保管箱。

如果他们发现我有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发现。理查德·林克，我的银行职员，会在文书里看到我的名字和／或照片，然后出现。警方会如何面对我的备忘录？我有动机射杀奥斯瓦尔德，不管这动机多么荒谬。

不，我必须跑回兔子洞，把雪佛兰汽车丢弃在俄克拉荷马州或者阿肯色州的某处地方，然后乘汽车或者火车。如果我回到2011年，就再也无法在不重置的情况下使用兔子洞了。那将意味着永远抛开萨迪，已知毁容的孤独的萨迪。他当然会抛弃我，她会想，他说得好听，天花的疤痕就像酒窝一样美丽。但是他一听到埃勒顿的预言——现在很丑陋，永远很丑陋——他就溜之大吉了。

她甚至不会责备我。这种可能才是最令我难受的。

但这不是我最难接受的事。不是。我能想到更糟糕的情况。假如我回到2011年，发现肯尼迪11月22日被人暗杀了怎么办？我还是不能确定奥斯瓦尔德是独自行事。我算什么，仅凭我潜伏收集到的有限信息就能说成千上万的阴谋论都错了吗？

或许我得查查维基百科，发现射手隐藏在草丘上。或者隐藏在休斯顿大街上监狱和县法院连在一起的楼顶上，拿的是狙击步枪而不是邮购来的曼利夏—卡尔卡诺式步枪。或者隐藏在埃尔姆大街的下水道里，用潜望镜窥伺肯尼迪接近，有些疯狂的阴谋论正是这么认为的。

德·莫伦斯乔特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就连几乎确定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的阿尔·坦普尔顿也知道这一点。阿尔坚信他只是一个小间谍，在南美和中美之间传递一点儿闲言碎语，保持自己的石油投机立于不败之地。但要是他不止如此呢？自肯尼迪拒绝派兵增援猪湾的游击队开始，中央情报局就开始讨厌肯尼迪。肯尼迪得体地处理导弹危机更是加重了这种厌恶。间谍们想利用这一危机作为永远结束冷战的前奏，因为他们确信大肆宣传的“导弹差距”只是虚构。你能从每天的报纸当中读到很多这样的内容，有时藏在新闻故事的字里行间，有时就在专栏文章直截了当的陈述里。

假如中情局中的某些流氓势力说服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参与更加危险的任务呢？不是让他亲自杀害肯尼迪，而是招募几个忿忿不平、更加愿意实施行动的人呢？德·莫伦斯乔特会不会同意这样的要求？我想他会。他和珍妮生活得很奢侈，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负担得起凯迪拉克汽车，乡村俱乐部花费，还有辛普森斯图尔特路上的豪宅。充当一个保险装置，目标美国总统和理论上执行总统吩咐的情报局之间的短路器……

是一件危险的工作，但是如果潜在的利益丰厚，一个生活得过分高调、入不敷出的人会被引诱。

而且，根本不需要现金支付，好就好在这一点。

只是委内瑞拉、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石油租赁权。还有，这工作也可能吸引德·莫伦斯乔特这样虚荣心强的人。他喜欢战事，不关心肯尼迪。

由于约翰·克莱顿，我甚至不能排除德·莫伦斯乔特参与了袭击沃克。是奥斯瓦尔德的步枪没错，但是设想李发现时机来临时他无法开枪呢？

我觉得这就像关键时候掉链子。我能看见德·莫伦斯乔特从李颤抖的手中夺过卡尔卡诺步枪，吼道：“把枪给我，我自己来。”

德·莫伦斯乔特觉得他能从李用作狙击枪座的垃圾桶处一枪中的吗？阿尔的笔记中有一行让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1961年乡村俱乐部飞碟射击冠军。

如果我杀了奥斯瓦尔德，而肯尼迪依然被刺，那一切都是徒劳。之后呢？重置？再次杀了弗兰克·邓宁？再次拯救卡罗琳·波林？再次驱车前往达拉斯？

再次遇见萨迪？

她不会被毁容，这固然好。我会认得她疯狂的前夫，染发什么的尽在掌握，在他靠近之前就阻止他，这也很好。但是，单只想想重历这一切我就心力交瘁。我也不想残忍地杀害李，至少基于我现在掌握的证据还不行。对于弗兰克·邓宁，我证据确凿。亲眼目睹。

所以——下一步怎么走？

四点一刻，我决定下一步去看萨迪。我朝汽车走去，车停在中央大街上。在中央大街和休斯顿街的拐角，老县法院过去一点的地方，我感觉有人跟踪我，于是转过身去。身后的人行道上没有人。是仓库大楼盯着我，那些空荡荡、俯视埃尔姆大街的窗户，总统的车队在这个复活节两百天之后就会到达埃尔姆大街。

8

我赶到时，他们正送来萨迪的晚餐：炒什锦。

那股气味让人清晰地想起约翰克·莱顿倒向地毯时（可怜，面部朝下）溅到手和胳膊上的血。

“嗨，安伯森先生，”我登记时护士长说道。

她头发泛灰，戴着古板的白色护士帽，穿着白色护士服。一只表袋别在令人生畏的巨乳上。她正从一大堆花后面打量我。“昨天晚上里面传出很多喊叫。我只告诉你，因为你是他的未婚夫，对吧？”

“对。”我说。当然，我希望如此，无论萨迪脸有没有被割伤。

护士从两个插得满满的花瓶中间往前凑近我。

几支雏菊戳进她的头发。“你看，我通常不会对我的病人说三道四，我也禁止年轻护士们这么做。

但是她父母对她的态度不正常。我猜我并不想指责他们跟那个疯子的家人从佐治亚州一同赶来，但是——”

“等等。你是说邓希尔一家和克莱顿一家一起开车来的？”

“我猜他们以前关系很亲密，所以行吧，没问题，但是他们探视自己的女儿时告诉她，他们的好朋友克莱顿一家正在楼下签字，从太平间把儿子的尸体转移出来……”她摇摇头。“父亲什么都没说，但是那个女人……”

她向周围张望，确定没有其他人，看到只有我们两个，又把脸转过来。她普通的圆脸上充满了可怕的愤怒。

“她一直啰嗦个没完。问了一下她女儿感觉如何，然后就是可怜的克莱顿，这可怜的克莱顿那。

你的邓希尔小姐一直缄口不言，直到她妈妈说他们又要换教堂了，多丢人啊。然后，女儿发了脾气，大喊叫他们出去。”

“做得好。”我说。

“我听到她喊叫，‘想看看你好朋友的儿子是怎么对我的吗？’，还有蜂蜜派，然后我就开始跑。她想扯掉绷带。妈妈……倾身向前，安伯森先生。迫不及待。她真想看看。我把他们赶了出去，让一个医生给邓希尔小姐打了一针，让她镇定下来。父亲——胆小如鼠的家伙——想替他妻子道歉。‘她不知道她让萨迪受刺激了，’他说。‘啊，’我回答说，‘那你呢？你哑巴了吗？’你知道那个女人走进电梯之前怎么说吗？”

我摇摇头。

“她说：‘我不能责怪他，我怎么能责怪他呢？

他过去经常在我们的院子里玩，他是个可爱的孩子。’你能相信吗？”

我能。因为我想我已经见过邓希尔夫人，跟她说过话。在西七街，追赶着她的大儿子，歇斯底里地大声喊叫。“站住，罗伯特！别走那么快，我还没说完！”

“你会发现她……情绪过分激动，”护士说。

“我只想让你知道这是有原因的。”

9

她没有过分激动。如果她过分激动，我会更高兴。如果存在所谓平静的抑郁的话，那个复活节的晚上萨迪的大脑就处于这种状态。无论如何，她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碟没有碰过的炒什锦。

她瘦了，颀长的身体看似漂浮在白色的病号服里，看到我走进来，她用病号服裹紧身体。

她笑了——用她还能微笑的半边脸——把完好的一边脸颊转过来让我亲吻。“你好，乔治——我最好这样称呼你，你觉得呢？”

“或许吧。你怎么样，亲爱的？”

“他们说我好些了，但是我的脸感觉像是被人浸在煤油里然后点着了一样。这是因为他们停用了止痛药。上帝不准我依赖麻醉药。”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找人说。”

她摇摇头。“麻醉药让我头晕，我得思考。而且，麻醉药让我很难控制情绪。我跟爸妈对骂了一场。”

只有一张椅子——除非你把墙角的便桶也算上——于是我坐到床上。“护士长跟我说了。按照她的说法，你绝对有理由发脾气。”

“或许吧，但是有什么用呢？妈妈永远不会变。她能连续几个小时喋喋不休，说我如何差点要了她的命，但是她不考虑别人。她缺乏分寸，更是缺乏别的什么。有个词，但是我记不得了。”

“同情？”

“正是。她的嘴巴像刀子。这么些年，把我爸爸都削平了。他都不讲什么了。”

“你没必要再见他们了。”

“我想有必要。”我越来越不喜欢她那平静而超然的腔调。“妈妈说他们会为我安排好以前的老房间，我真的也别无去处了。”

“你的家在约迪。你的工作也是。”

“我想我们讨论过了。我准备辞职。”

“不，萨迪，不。这个主意不好。”

她努力笑了。“你的口气就像是埃利女士。

你说约翰尼是个危险分子时她不信你。”她停顿片刻，说道：“当然，我也不信。我在他面前一直是个傻子，对吧？”

“你有房子住。”

“不假。但抵押贷款我付不起。我只能放弃。”

“我来付。”

这话说完，她似乎惊呆了。“你也付不起！”

“我能付得起，真的。”至少，这一刻……

是真的。再说总是有肯塔基州德比大战和夏德凯。

“我准备从达拉斯搬来跟德凯一起住。他不收我房租，这能省下很多钱付房屋贷款。”

一滴眼泪滚到她右眼眼角，在那里颤动着。“你有点儿没搞明白。我没办法照顾自己，现在还不行。

我也不会被接纳，除非是在家里，妈妈请个护士帮忙干肮脏活儿。我还有点儿自尊。不是很多，至少有一点儿。”

“我会照顾你。”

她看着我，瞪大眼睛。“什么？”

“你听到我的话了。对我来说，萨迪，你可以私下保持你的尊严。我碰巧爱上你。如果你也爱我，那就别再说要回到你那鳄鱼般的妈妈家里那些疯话了。”

她勉强微笑，然后静静地坐在那里，沉思，双手放在轻薄罩衫上的膝盖部位。“你来得克萨斯有事在身，不是为了照顾一个身处险境却浑然不知的愚蠢图书管理员。”

“我在达拉斯的事情暂时中断。”

“是吗？”

“是的。”就这么简单，决定了。李准备去新奥尔良，我则准备回约迪。过去不断跟我斗争，这一轮它赢了。“你需要时间，萨迪，我有的是时间。

我们可以共同度过时间。”

“你不可能想要我。”她几乎是在低语，“要我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我想。”

她看着我的眼睛，不敢抱有希望，却又抱着希望。“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最美好的经历。”

她嘴巴完好的一边开始颤抖。那滴眼泪滑落到脸颊上，更多的泪珠接踵而至。“要是我不用回到萨凡纳……要是我不用跟他们住在一起……

跟她住在一起……或许我就可以，我不知道，感觉好点儿。”

我把她抱在怀里。“你会好很多。”

“杰克？”她的声音被泪水淹没，“你离开前能为我做件事吗？”

“什么事，亲爱的？”

“把那该死的炒什锦端走。那气味让我恶心。”

10

长着丰满肩膀、胸前挂着手表的护士叫朗达·麦金利。4月18日，她坚持推着萨迪的轮椅，不仅推进电梯，还一直推到路边，德凯在那里等候，旅行车的乘客门开着。

“别让我再看见你回来，甜心派。”我们帮萨迪上车之后麦金利护士说道。

萨迪心不在焉地笑笑，什么也没说。她——不客气地说——被麻醉得飘飘欲仙了。埃勒顿医生那天早上检查过她的脸，过程会让萨迪极其痛苦，医生不得不再次使用止痛药。

麦金利转向我。“接下来几个月她需要很多温柔和体贴。”

“我会尽力。”

我们开车了。在达拉斯以南十英里的地方，德凯说：“给它拿开，扔到窗户外面去。我在留心这该死的车流。”

萨迪睡着了，手指之间的香烟还在闷烧。我把头伸到座位前面，把烟摘掉。她呻吟了一句：“啊，不要，约翰尼，求你了！”

我跟德凯对视一眼。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我能看得出我们在想同样的事情：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11

我搬入山姆休斯顿路上德凯的西班牙式房屋是为了掩人耳目。事实上，我搬进了蜜蜂树巷135号跟萨迪住到一起。我们扶她进屋时，我对眼前可能出现的景象担心不已。我想，萨迪也很担心，不管有没有飘飘欲仙。但是埃利女士和家庭经济系的乔·彼得已经请了几个可靠的女生，在萨迪回来之前花了一整天打扫、擦拭和清洗克莱顿留在墙上的每一处污秽。客厅的地毯也被换掉了。

新的地毯是工业灰色，算不上令人兴奋的颜色，但很可能是精心挑选的；灰色不会保留记忆。她被毁坏的衣物也被悉数收走，被崭新的衣服取代。

萨迪对新地毯和新衣服未置一词。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

12

我呆在那里，给她准备一日三餐，在她的小花园（在得克萨斯州中部的炎热夏天里花朵会蔫但不会凋零）里劳动，给她读《荒凉山庄》。我们还看了好几部下午肥皂剧；《秘密风暴》、《年轻医生马隆》、《根》，以及我们的最爱，《夜的边缘》。

她把头发从中分改成右边分，维若妮卡·蕾克[168]式的发型，等绷带最终取下时头发会遮住伤疤最难看的部分。不是说伤疤会存留很长时间，她的第一次修复手术——由四位医生组成的团队进行——安排在8月5日。埃勒顿说至少还要再做四次。

跟萨迪吃完晚饭（她只是随便吃几口）之后我会开车去德凯家，因为小镇上到处是无聊的眼睛和多话的嘴巴。最好让这些无聊的眼睛在太阳落山之后看到我的车停在德凯的车道。一旦天黑，我会再步行两英里回到萨迪的住处，睡在带折叠床的沙发上，直到凌晨五点。我们几乎没睡过整晚的觉，因为只有很少几个夜晚，萨迪没有惊叫拍打着从噩梦中惊醒。白天，约翰尼·克莱顿死了。

到了晚上，他又用枪和刀威胁萨迪。

我会走到她身边，尽力安抚她。有时她会跟着我从卧室蹒跚走进客厅，抽支烟，然后拖曳着脚步回到床上，总是出于保护把头发压在损伤的一侧脸上。她不让我帮她换纱布。她自己换，在浴室里，关上门。

有一回，她做了个极度恐怖的噩梦之后，我走进去，看到她赤裸着身体，站在床边啜泣。她已经瘦得吓人。睡衣凌乱地散落在脚边。听到我进来，她转过身，一只胳膊遮住胸脯，另一只遮住胯部。头发披在右肩上，原来所在的位置。我看到肿胀的伤疤，深深的针脚，还有颧骨上凌乱下坠的肉。

“出去！”她叫道，“别这样看着我，你为什么不能出去？”

“萨迪，怎么了？你怎么把睡衣脱了？怎么了？”

“我尿床了，行吧？我得换一件，所以请你出去让我穿上衣服！”

我走到床尾，抓起叠在那里的被子，把她裹起来。等我拿起被子一角把她的脸遮起来后，她安静下来。

“去客厅，别绊倒了。抽支烟。我来换床单。”

“别，杰克，很脏。”

我抓住她的肩膀。“克莱顿才会这样说，但他已经死了。不过是一点尿液而已。”

“你确定吗？”

“确定，但是在你走之前……”

我掀开被角，她畏缩着闭上眼睛，一动不动。

只是强忍着，但是我仍然觉得这是进步。我亲吻了已变成一块耷拉皮肉的她曾经的脸颊，又翻起被角将它盖住。

“你怎么能做到？”她没有睁开眼睛问道，“太恐怖了。”

“不。这只是我爱的你的一部分，萨迪。现在，去外面呆一会儿，我来换床单。”

换完床单，我提出陪她一起睡，直到她睡着。

当我掀开被子轻摇她的头时，她畏缩了。“我不能，杰克。对不起。”

一点一点慢慢来，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凌晨的第一缕阳光中穿过镇子朝德凯的住处走去时我对自己说，一点一点慢慢来。

13

4月24日，我告诉德凯我在达拉斯有事要做，问他能不能陪萨迪，我大概九点钟回来。他满口答应，那天下午五点，我坐在南波克街灰狗长途汽车终点站对面，终点站在77号公路和依然很新的四车道1-20公路的交叉路口附近。我在读（假装在读）最新的詹姆斯·邦德影片海报，《海底城》。

五点半，一辆旅行车停在终点站旁边的停车场。开车的是鲁思·佩因。李走下车，绕到后面，打开车门。玛丽娜怀里抱着琼，从后座下车。鲁思·佩因呆在方向盘后面。

李只有两件行李：一只橄榄绿粗呢包，一个垫着棉花的枪盒，带把手的那种。他把行李搬到豪华长途旅游汽车上。驾驶员粗略地看了一眼李的车票，接过手提箱和步枪，放在露天行李架上。

李走向车门，然后转身跟妻子拥抱，亲吻她两边脸颊，还有嘴巴。他接过孩子，用鼻子拱了拱她的下巴。琼笑了。李也笑起来，但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泪水。他亲了一下琼的额头，抱了抱，然后递给玛丽娜，冲上台阶，头也没回一下。

玛丽娜走向旅行车，鲁思·佩因正站在一旁。

琼把手伸向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鲁思笑着接过来。她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乘客上车，然后长途汽车开走。

我呆在原地，直到长途汽车在下午6点准时驶离。血色的太阳正在西沉，在窗玻璃上的目的地标牌上闪过，短暂地遮住了字迹。之后，我终于看清，上面的几个字表明奥斯瓦尔德走出了我的生活，至少暂时如此：

新奥尔良快线

我目送汽车爬上1-20公路的坡道入口往东开去，然后我走过两个街区，来到停车处，驾车回约迪。

14

直觉，又一次。

我付了西尼利街公寓五月的租金，尽管我得看紧钱包，更没什么具体的理由这么做。我心里的感觉虽然模糊，却很强烈，我应该保留在达拉斯的行动基地。

肯塔基州德比大战开始前两天，我开车去格林维尔大道，做好充分的准备押五百美元赌夏德凯取得名次。我想，这么做与赌这匹老马获得冠军相比，不会那么惹眼。我把车停在距离诚信金融四个街区远的地方，锁上汽车。在市里这片区域，即使中午十一点锁车也是必要之举。一开始我走得很轻快，但是突然——再一次，没什么具体的理由——我的脚步开始慢下来。在距离伪装成借贷机构的赌博窝点半个街区远的地方，我完全停下脚步。再一次，我看见赌注登记人——今天上午没有戴眼罩——靠在店面门口，抽着烟。

站在强烈的光照下，两边的门影中间，他看起来像爱德华·霍普[169]画作中的人物。那天他不可能看见我，因为他正盯着街对面停着的一辆汽车。是一辆奶油色的林肯，挂着绿色牌照。数字上面写着“阳光之州”。这并不意味一切很和谐。这肯定不意味着汽车属于坦帕的爱德华多·古铁雷斯，那个经常微笑着说“我的从新英格兰来的美国人来了！”的家伙。几乎可以肯定，是那个家伙烧掉了我在海滩的房子。

然而，我还是转身回到车里，兜里装着准备下注的五百块。

直觉。

第二十四章

1

历史偏爱不断重复自己，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你不难想象，迈克·科斯劳支付萨迪医疗费的计划就是再次上演约迪狂欢会。他说，他觉得他能找回原来的演员重扮他们的角色，只要我们把时间安排在仲夏时节，他就能实现诺言——几乎所有人都能参加。埃利居然答应弹班卓琴再唱一次毫不含糊的《开普敦赛马》和《克林奇山乡村舞》，尽管她说上次演出结束后她的手指至今还疼。时间定在7月12日和13日，但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

第一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是萨迪自己，她听到这个想法惊骇不已。她称之为“寻求施舍”。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从你妈妈那里学来的。”

我说。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眼睛，用手捋头发，遮住损伤的一边脸。“就算是又怎么样？

我说错了吗？”

“唉，让我想想。你说的是那女人的人生教诲，那个看到女儿被人砍伤、几乎丧命之后最关心是她的教会的女人。”

“这太卑贱了，”她低声说。“博取全镇人的同情，这太卑贱了。”

“博比·吉尔出事那会儿你没这么想！”

“你在逼我，杰克。请别这样。”

我坐在她身边，抓起她的手。她把手抽开。

我再次抓起来。这一次，她任由我抓着。

“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容易，亲爱的。但是有付出，就有索取。我不知道《传道书》中是不是这么写的，但意思应该完全一样。你的健康保险只是句玩笑。埃勒顿医生给了我们优惠——”

“我从没要求——”

“嘘，萨迪。求你了。这叫无偿服务，他想这么做。但是还有其他医生。你的手术费数目会很庞大，我的资源只够敷衍当前。”

“我真希望他杀了我。”她低声说。

“再也不准你这么说。”听到我话音中带着愤怒，她缩成一团，泪水开始掉落。现在她只能用一只眼睛哭泣。“亲爱的，大家想为你这么做。

由他们做吧。我知道你妈妈活在你的脑子里——我想几乎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妈妈——但是在这件事上你不能让她插手。”

“这些医生也无能为力。不可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埃勒顿跟我说了。”

“他们能改善很多。”这听起来比说他们能改善少许要好一些。

她叹口气。“你比我勇敢，杰克。”

“你很勇敢。你愿意做吗？”

“萨迪·邓希尔慈善表演。我妈妈要是知道了，准会吃惊不小。”

“我得说那举办这次活动的理由就更充分了。

我们要给她寄些剧照。”

这让她笑了，不过只有几秒钟。她用微微颤抖的手指点燃一支香烟，然后又开始捋一边脸颊上的头发。“我一定要去吗？让大家看看他们的钱花在哪里？就像拍卖台上的美国波克夏猪一样？”

“当然不是。我相信不会有人晕倒。这里很多人都看过更糟的情况。”作为这个农牧区的教员，我们看到过更糟糕的情况——例如，布丽塔·卡尔森在房屋大火中严重烧伤，或者达菲·亨德里克森，在他爸车库里吊着卡车发动机的起重吊架滑落下来之后，他的左手变得像只蹄子。

“我没准备好接受那种目光。我想我永远都没法准备好。”

我真心希望情况不会果真如此。世界上的疯子——约翰·克莱顿们，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些人——不应该获胜。在他们确实取得些许胜利之后，如果上帝不愿他们继续得逞，那普通人就必须赢得胜利。至少他们得尝试。但现在就这个问题跟她讲道理还不是时候。

“要是我说埃勒顿医生自己也同意参加演出怎么样？”

她暂时忘掉了头发，盯着我。“什么？”

“他想扮演伯莎的屁股。跳舞的矮种马伯莎是艺术系孩子们的创造。在几个滑稽短剧中间，她四处闲逛，但她的招牌动作是伴着吉恩·奥特里[170]的《重上马鞍》摇尾巴的快步舞。”（尾巴由伯莎团队尾部的成员用细绳控制。）乡村人并不以高雅的幽默感著称，觉得她很欢闹。

萨迪开始笑。我看得出笑刺痛了她，但她情不自禁。她躺回沙发里，一只手掌压住额头中央，像是要阻止脑袋爆开。“好吧！”等她最终能开口的时候她说，“我由你这么做，只为了看到那一幕。”然后她盯着我。“但是我会在彩排时看。

你不能让我站到舞台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我，窃窃私语地说‘噢，看那个可怜的姑娘’。我们说定了吗？”

“我们当然说定了。”我说着，吻了她。这只是一重障碍。下一重障碍就是说服达拉斯最好的外科手术医生在七月的酷暑中来到约迪，钻到三十磅重的帆布服装底下充当马屁股左右腾跃。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征得他的同意。

结果，这不成问题。当我把想法告诉他时，埃勒顿像个孩子般兴奋起来。“我有亲身经验，”

他说，“我太太这些年一直说我就是个完美的马屁股[171]。”

2

演出地点成了最后一重障碍。七月中旬，正当李在新奥尔良因为试图向美国军舰“黄蜂”号上的水手散发支持卡斯特罗的传单而被踢下码头时，德凯来到萨迪的住处。他亲吻她完好的一边脸颊（不管是谁来探望，她都转开受损的一边脸），问我想不想出去喝杯冰啤。

“去吧，”萨迪说，“我没事。”

德凯开车把我带到一家貌似装了空调的餐厅，名叫草原松鸡，位于镇子南面九英里的地方。时间是下午三点左右，酒吧里除了两位孤独的客人在喝酒之外，几乎空着，自动唱机也没有亮。德凯递给我一块钱。“我出钱，你出力。怎么样？”

我走到吧台，抓起两瓶鹿角啤酒。

“我要是知道你拿鹿角，我就自己去了，”

德凯说，“伙计，这玩意儿跟马尿一样。”

“我碰巧喜欢喝，”我说，“当然，我想你在家喝了酒。‘地方酒吧里的混蛋对我来说品位太高了，’我想你说过。”

“我根本不想喝这该死的啤酒。”现在萨迪不在我们身边，我能看出他怒不可遏。“我想做的就是照弗雷德·米勒脸上一拳，毫无疑问还要对杰西卡·卡尔特罗普穿着蕾丝的屁股上踢一脚。”

我知道这些名字，但是，作为卑微的工资奴隶，我从来没有跟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说过话。米勒和卡尔特罗普在德诺姆高中学校董事会中占了三分之二。

“说下去，”我接话道，“既然你怒不可遏，告诉我你想把德怀特·罗森怎么办。他不是剩下的那个吗？”

“是罗林斯，”德凯气愤地说，“我会放过他。

他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们不让我们用学校体育馆来举行狂欢会。

尽管我们说时间定在仲夏，体育馆闲在那里。”

“你开玩笑吗？”萨迪之前告诉我镇上有些人会反对她，我还不信。愚蠢的老杰克·埃平，依然停留在21世纪的科幻奇想之中。

“孩子，我真希望我是在开玩笑。他们说担心会发生火灾。我指出当初为了为学生募款时他们没有过这种的担忧，卡尔特罗普那女人——那只干枯的老猫——说：‘哦，是的，德凯，但那是在学期当中。’”

“他们担忧的，好吧，主要是他们的一名员工何以被她的疯丈夫用刀划开脸。他们担心报纸会报道，或者，但愿不会，在达拉斯的电视台上曝光。”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问道，“他……耶稣啊，杰克，他根本不是这里的人！他来自佐治亚！”

“这他们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他死在了这儿，他们担心这会给学校带来不良影响。给镇子带来不良影响。给他们自己带来不良影响。”

我听到自己发出哀鸣，对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来说这声音实在不雅，但我情不自禁。“这简直毫无道理！”

“如果可能，他们会开除她，纯粹为了消除尴尬。既然他们不能，他们就希望在孩子们看到克莱顿在她脸上留下的伤疤之前让她能辞职。该死的小镇，狗屎的虚伪，伙计。弗雷德二十岁的时候，经常去墨西哥新拉雷多市的妓院鬼混，两个月一次。要是能从他爸爸那里提前得到零花钱的话，他会去得更勤。我还有可靠的消息渠道证明，杰西卡·卡尔特罗普还是斯威特沃特牧场上名不见经传的杰西·特拉普时，她十六岁那年变得超胖，大概九个月之后又找回了苗条的身材[172]。我打算告诉他们我的记忆比他们该死的鼻子还要长，我可以尽力羞辱他们，不用费吹灰之力。”

“他们真的不能因为萨迪前夫的疯狂责怪萨迪……不是吗？”

“成熟点儿吧，乔治。有时候，你看起来像是从马厩里出生的，或者是从哪个直心眼儿的国家出生的。对他们来说这关乎性。对弗雷德和杰西卡这样的人来说，一切总是关乎性。他们很可能认为《小顽童》中的阿尔法尔法和斯潘基闲暇时在马厩外面对达拉手淫，而布克维特在一旁加油。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总是女人的错。他们不会直截了当这么说，但他们心里认为男人是野兽，女人不能驯服他们。好吧，让他们这么想吧，伙计，让他们这么想吧。我不会让他们得逞。”

“你必须这么做，”我说，“不这么做的话，又会闹到萨迪那里。她现在很脆弱。这可能会让她彻底崩溃。”

“是的，”他说。他从胸前口袋里摸出烟袋。“是的，我知道。我只是泄泄火。埃利昨天跟农庄大厅的业主在交涉。他们很乐意让我们在那里演出，里面能多容纳五十个人。因为有阳台，你知道。”

“那里不错，”我放心地说，“头脑冷静就能胜出。”

“只有一个问题。两个晚上他们索要四百块。

如果我出两百，你能不能凑剩下的两百？不能从收到的善款中拿回来，你知道的。善款只能用于治疗萨迪。”

我十分清楚萨迪的医疗费用。我已经付了三百美元支付她在医院的花费，她那可恶的保险无效的部分。尽管有埃勒顿的好心帮助，其他的花费仍不停疯长。我还没到捉襟见肘的程度，但也快了。

“乔治？你怎么想？”

“五五分。”我同意了。

“那就喝光你的劣质啤酒。我想回镇上了。”

3

我们离开酒吧时，窗户上的一张海报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

在闭路电视上观看世纪之战！

来自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直播！

达拉斯的汤姆·“铁锤”·凯斯对阵迪克·泰格！

达拉斯体育馆4月29日

此处预售门票

下面并排贴着两张袒露胸脯的肌肉男照片，戴着手套的拳头举起来。一位年轻而没有伤痕。

另一位年长很多，鼻子好像碎过多次。他们的名字让我停下脚步。我在别的地方见过他们。

“想都不要想，”德凯说着，摇摇头。“你去看喇叭狗和小猎狗打斗会有趣得多。汤米只是一只老猎狗。”

“真的吗？”

“汤米很有热情，但现在是四十岁的心，加上四十岁的身体。他现在一副啤酒肚，动起来都困难。泰格年纪轻，动作快。要是安排体育比赛的人不出差错，几年之内他就会夺冠。他们通过碾碎凯斯这样的人来激发泰格，保持他的状态。”

听起来就像是洛奇·巴尔博厄对阵阿波罗·克里德，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有时候生活会仿效艺术作品。

德凯说：“你花钱在体育馆里看电视。好吧，接下来呢？”

“未来的潮流，我认为是。”我说。

“票可能会卖完——在达拉斯，至少是——但是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汤姆·凯斯是过去的潮流。泰格会像切冷盘一般将他切碎。农庄大厅的事你确定吗？”

“当然。”

4

那是个奇怪的六月。一方面，我很高兴跟狂欢会原班人马一起排练。这是最美好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怀疑，我是否真的打算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从历史的公式中消除。我不敢相信我缺乏胆量——我已经杀了一个坏人，手段残忍——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将奥斯瓦尔德纳入了我的视野，却又让他溜了。我告诉自己，这得归因于不确定原则，而不是他的家庭，但是我不断看见玛丽娜微笑着双手伸到腹部前比划。我不断思考他是否并非只是个替罪羊。我提醒自己他十月会回来。到那时，当然，我问自己会有什么不同。他的妻子依然怀着孩子，不确定之窗依然敞开。

同时，还有萨迪缓慢的康复需要照管，还有账单要付，还有保险单要填（1963年的官僚机构跟2011年的一样让人愤怒），还有排练。埃勒顿医生只能到场排练一次，但是他的接受能力很强，把他那一部分跳舞的矮种马伯莎演得活灵活现。排练一遍之后，他告诉我说想把另一位医生拉进来，一位来自麻省总医院的面部专家。我告诉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另一位医生加入是个极好的主意。

“你能付得起吗？”他问道。“马克·安德森可不便宜。”

“我们想办法。”我说。

演出日期临近时我邀请萨迪来参加排练。她温柔但坚定地拒绝了，尽管之前她答应至少参加一次彩排。她很少离开屋子，即便离开，也只不过是进入后院的花园。从约翰·克莱顿割伤她的脸然后割喉自杀的那天晚上开始，她再没去过学校——或者镇上。

5

7月12日，从临近中午到下午早些时候，我呆在农庄大厅，进行最后的合成彩排。迈克·科斯劳自然地承担起主持人的角色，就像此前他自然地成为闹剧中的喜剧演员一样。他告诉我说星期六晚上演出的票已经售完，今晚的票售出百分之九十。“我们会有很多临时观众装满这地方，安伯森先生放心。我只希望我和博比·吉尔不会将这次重演搞砸。”

“博比·吉尔和我，迈克。你不会搞砸的。”

一切顺利。不那么顺利的是往蜜蜂树巷里拐的时候，埃伦·多克蒂的车正好从巷子出来。稍后，我发现萨迪坐在客厅里，没有受伤的一边脸颊上挂着泪水。一只拳头攥着手帕。

“怎么了？”我问道，“她对你说什么了？”

萨迪咧嘴笑了一下，让我吃惊不已。笑得不对称，但也不完全缺乏妖艳女人的魅力。“说的都是实话。请别担心。我给你做个三明治，你告诉我进行得怎么样。”

于是我告诉她。我确实担心，当然，但是我把担心留给自己。也把对爱管闲事的高中校长的评论留给了自己。那天晚上六点钟，萨迪检查了我的穿着，重系了我的领带，然后刷了刷我运动外套肩膀上的棉绒，不知道真有棉绒还是她的想象。“我祝愿你演出成功，你放手去做吧。”

她穿着旧牛仔裤和衬衫，掩盖了她——至少一点点——消瘦的身躯。我发现自己记起了上次约迪狂欢会上她穿的美丽裙子。那天晚上，美丽的裙子里面是美丽的人儿。那是以前了。今晚，女孩儿——一边仍然美丽——在大幕开启的时候将呆在家里，观看再度上映的电视连续剧《66号公路》。

“怎么了？”她问道。

“希望你能去那儿，仅此而已。”

话一说出口，我就开始后悔，但是结果还好。

她的笑容消失，但很快又出现在脸上。就像太阳穿过一小片云层。“你去那儿，就意味着我也会去。”

她带着胆怯，维若妮卡·蕾克发型下露出的那只眼睛看着我。“如果你爱我的话。”

“我非常爱你。”

“是的，我想是的。”她亲吻了我的嘴角。“我也爱你。所以祝愿你演出成功，替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我会的。你一个人呆在家里不害怕吗？”

“我没事。”这实际上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目前她只能如此。

6

迈克关于临时观众的说法没错。我们在星期五晚上演出之前一个小时把票卖完了。唐纳德·贝林厄姆，我们的舞台总监，八点钟把灯光聚到舞台。

经历了上次壮观的扔派大战（我们准备只在星期六晚上再这么干，我们决定打扫农庄大厅舞台——加前面几排座位——就打扫一次），我以为这次会相形见绌，但是这一次同样出色。对我来说，喜剧的亮点在于该死的舞马。有一回，埃勒顿的前半部分搭档，热心过度的博尔曼教练，差点把伯莎摇下了舞台。

观众以为这二三十秒钟绕着脚灯的游走是演出的一部分，为这一逞能之举尽情鼓掌。更清楚真相的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矛盾情绪中。我站在舞台边厢处，紧靠近乎瘫痪的唐纳德·贝林厄姆，大笑不已，同时惊吓得心吊到了嗓子眼儿。

那晚的和谐出现在重演的环节。迈克和博比·吉尔手牵着手走到舞台中央。博比对观众说：“邓希尔女士对我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她的善良与她基督徒的博爱。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慷慨伸手，她让我学到我们现在正为你们所做的事情。谢谢你们今晚的到来，以及你们展现的基督徒的博爱。对吧，迈克？”

“对，”他说，“你们是最优秀的。”

他看着舞台左侧。我指向唐纳德，唐纳德正把头埋在电唱机上，唱臂已经抬起，准备播放。

这一次，唐纳德的老爸肯定知道他偷了自己的唱片，因为他老爸也在观众中间。

格伦·米勒，那久违的炮手，又唱起了《喜悦心情》。舞台上，和着观众有节奏的掌声，迈克·科斯劳和博比·吉尔跳起了强劲的林迪，跳得比我和萨迪或者克里斯蒂任何一次都热烈。这都是因为年轻，快乐与激情，让舞蹈绚丽夺目。看到迈克推动博比·吉尔的手，示意她反向旋转从他胯下穿过，我感觉突然回到了德里，看着住在堤上的贝弗利和住到沟里去的里奇。

一切谐然一致，我想，回声如此接近，你分不清哪个是人声，哪个是鬼声。

霎时间一切都变得明白，此时，你发现世界已经不在那里。我们不都暗暗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吗？这是一个完美平衡的机械装置，呼喊和回声充当轮子和齿轮，是一只在我们称为生命的神秘玻璃下面鸣响的梦想时钟。后面呢？下面呢，还有周围呢？一片混沌，一阵风暴。男人们拿着锤子、刀、枪。女人们扭曲她们不能支配的东西，蔑视她们不能理解的东西。一个恐惧与失落夹杂的宇宙，围绕着一方仅由一盏灯照明的狭小舞台，舞台上人们在无视黑暗地舞蹈。

迈克·科斯劳和博比·吉尔在他们的时代里舞蹈，时间是1963年，那个小平头的时代，落地式电视机的时代，车库摇滚的时代。他们舞蹈的那一天，肯尼迪总统承诺签署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向记者声称他“无意让我们的军队陷入东南亚神秘的政治和长久的怨恨之中”。他们像贝弗利和里奇一样舞蹈，像萨迪和我一样舞蹈。舞姿优美，而且，我并非不顾其脆弱而爱着他们，我是因其脆弱而爱着他们。我仍然爱他们。

他们完美结束，双手上举，呼吸急促，面对观众，观众早已起立。迈克给了他们足足四十秒钟鼓掌（很神奇，脚灯能迅速地将谦卑的左内边锋变得如此有型），然后请大家安静。最终，大家安静下来。

“我们的导演，乔治·安伯森先生想说几句话。

他为这次演出倾注了很多心血和创意，所以我请大家热烈鼓掌。”

我在掌声中走出来。跟迈克握手，亲吻博比·吉尔的脸颊。他们蹦下舞台。我举起双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开始了精心准备的演讲，告诉大家萨迪今晚无法来到现场，但是我代表她感谢大家。

任何一位称职的演说家都知道要把焦点聚集到观众中的特别成员上，而我的焦点选定为第三排的一对夫妻，看上去像油画《美国的哥特式建筑》[173]中的男女。那就是弗雷德·米勒和杰西卡·卡尔特罗普，学校教育董事会的成员，认为萨迪被前夫袭击很不得体、应当不予理睬，从而拒绝我们使用学校体育馆的人。

才讲到第四句，我就被惊叹声打断。随后是掌声——一开始是零星的掌声，然后掌声。观众再次站起来。我不知道他们为何鼓掌，直到我感觉到一只手轻轻地抓住我的胳膊。我转身看见萨迪站在我身边，穿着红色裙子。她的脸——两边脸颊——充分暴露。我惊讶地发现，一旦袒露，剩下的伤疤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这其中或许有某种普遍的原因，但我太过惊讶，无法弄清是什么。当然，那深而粗糙的凹陷，加上逐渐减轻但杂乱无章的针脚的确让人难以直视。还有那松弛的肌肉，再也无法跟右眼一起和谐眨动、大得不自然的左眼，再也不能跟右眼一起和谐眨动。

但是她在笑，一边脸颊在笑，笑得很迷人。

在我的眼里，她简直美如海伦。我拥抱她，她也回抱我，一边在笑，一边又在哭。她的裙子里面，整个身体像紧绷的电线一样弹动。当她再次面对观众的时候，每个人都站立起来，都在喝彩，除了弗雷德·米勒和杰西卡·卡尔特罗普。他们两个环顾四周，看到只有他们两个还坐着，不情愿地跟其他人一道站了起来。

“谢谢你们，”观众安静下来之后萨迪说，“我发自肺腑地感谢大家。尤其要感谢埃伦·多克蒂女士。是她提醒我，要是我不来这儿亲眼看看大家，我将终身遗憾。最感谢的是……”

最细微的停顿。我敢确定观众没有留意，这让我成了唯一知道萨迪差点在五百名观众的面前说出我真名的人。

“……是乔治·安伯森。我爱你，乔治。”

这句话博得全场喝彩，毫无疑问。在黑暗的时刻，连舞台都模糊不清时，爱的宣言总有这样的魔力。

7

十点半埃伦将萨迪——她已精疲力竭——送回家。半夜时分，迈克和我关上农庄大厅的灯，步入小径。“还想聚聚吗，安伯森先生？阿尔说他的餐馆一直营业到凌晨两点，他买了几桶酒。

尽管他没有卖酒执照，但我想没有人会逮捕他。”

“我不去了，”我说，“我已经疲惫不堪。

明天晚上见吧，迈克。”

我回家之前把车开上德凯的车道。他穿着睡衣坐在门廊里，抽着烟袋。

“非常特别的夜晚。”他说。

“是啊。”

“这位年轻女士展示了勇气。很有勇气。”

“确实。”

“你会好好对她吗，伙计？”

“我会尽力。”

他点点头。“这是她应得的，经历了上次婚姻之后。目前为止，你表现不错。”他扫了一眼我的雪佛兰。“今晚你或许该把车开着，停在她门前。过了今晚，我觉得镇上任何人都不会眨一下眼睛。”

他可能说得对，但保险起见，我还是走了回去，就像之前的很多个晚上一样。我需要时间让自己的思绪冷静下来。我不断看见脚灯照耀下的她。穿着红色的裙子。优雅的脖颈弧线。平滑的脸颊……还有粗糙的半边脸颊。

等我到达蜜蜂树巷，走进屋子时，沙发床被折叠起来。我站在那里，疑惑地看着，不知如何是好。然后，萨迪在卧室叫了我的名字——我的真名。声音非常轻柔。

灯亮着，在她袒露的肩膀和一边脸颊映着柔和的光线。她的眼睛明亮而严肃。“我想你该睡这儿，”她说，“我想让你睡这儿。你想吗？”

我脱下衣服，钻到她身边。她的手伸到床单底下，摸到那地方，爱抚起来。“你饿吗？要是你饿的话，我有奶油蛋糕。”

“啊，萨迪，我已经饿坏了。”

“那就关上灯吧。”

8

在萨迪床上的那个夜晚是我一生之中最快乐的时光——不是因为这一晚关上了约翰·克莱顿的门，而是因为又开启了我们的门。

做爱之后，几个月来，我第一次陷入沉睡。

我早上八点钟醒来。太阳已经升起，厨房的收音机里，天使们正唱着《我的男友回来了》。我能闻到煎熏肉的味道。很快她会叫我吃早餐，但还没到时候。还没有。

我把双手垫到脑后，看着天花板，吃惊地想我多么愚蠢——多么固执而盲目——那天我让李踏上去新奥尔良的汽车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他。我是否需要知道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对袭击埃德温·沃克参与更多，而不仅仅是唆使一个性情多变的小人物下手？实际上，要确定这一点有很简单的办法，不是吗？

我问他就是了。

9

自克莱顿夜闯她家之后，萨迪到现在才恢复胃口，我自己也是。我们一起吃了六个鸡蛋，加上烤面包和熏肉。等盘子收进水槽，她抽着烟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我说我想问她点事儿。

“如果是说今晚再去演出现场的话，我觉得我没办法再去第二次。”

“是别的事。但是既然你提到了，埃利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

“说是时候停止顾影自怜，该重新加入大游行了。”

“很犀利。”

萨迪往受伤的一侧脸颊捋着头发——不由自主的动作。“埃利女士向来不是圆滑世故或者机智老练的人。她走到这里来，告诉我别浪费时间，这让我惊讶吗？是的。她说得对吗？对。”她停止捋头发，突然用掌根把头发捋回去。“以后我的形象就是这样——有了一些改善——所以我想我最好习惯。萨迪准备检验一下那句‘美是肤浅的’的谚语是否正确。”

“这正是我想跟你聊的。”

“好吧。”她从鼻孔喷出烟雾。

“假如我能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医生能修复你脸上的创伤——不是完美修复，但是比埃勒顿医生和他的团队强很多。你愿意去吗？即使你知道我们永远再也回不来了？”

她皱起眉头。“我们是在假想吗？”

“实际上不是。”

她轻轻地、但是专注地熄灭烟头，思考着。

“是不是像米米女士去墨西哥进行癌症实验治疗一样？我不认为——”

“我说的是美国，亲爱的。”

“嗯，如果是美国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

“情况是这样：我可能必须离开。跟你一起，或者独自一人。”

“再也不回来吗？”她警觉起来。

“永远不能。我们两个都不能。原因很难解释。我想你会觉得我疯了。”

“我知道你没有疯。”她的眼神很困惑，但是说话毫不迟疑。

“我可能不得不做些在执法人员看来非常恶劣的事情。其实并不恶劣，但是永远不会有人相信并不恶劣。”

“这……杰克，这是不是跟你告诉我的有关阿德莱·史蒂文森的那件事有关？他说的地狱整个结冰？”

“从某种角度上讲，是的。但是问题在这儿。

即使我能够完成使命而不被抓住——我想我能做到——也并不会改变你的处境。你的脸依然会带着严重或者轻微创伤。我要带你去的地方，有埃勒顿做梦才能想见的医疗资源。”

“但是我们永远回不来了。”她不是在对我说话。她是想在脑子里理清思路。

“是。”撇开别的不说，如果我们回1958年9月9日，原来版本的萨迪·邓宁会业已存在。这是我想都不愿想的神智错乱。

她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我在那儿站了很久。我等待着。

“杰克？”

“亲爱的。”

“你能预测未来吗？你能，对吧？”

我沉默不语。

她从窗边转过身。脸色惨白。“杰克，你能吗？”

“能。”感觉好像七十磅重的石头从我胸中落下。与此同时，我一阵恐惧。为了我，但主要是为了她。

“多长……多长时间？”

“亲爱的，你确定你——”

“确定。多长时间？”

“差不多四十八年。”

“我是不是……死了？”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一起。”

她想了想。她的伤口附近的红色印记已经变得惨白，我想走到她身边，但是我不敢动。要是她尖叫着跑开怎么办？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为了阻止一个人的行动。如果有必要，我会杀了他。要是我能确定他该杀的话。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确定。”

“什么行动？”

“四个月之后，我很肯定他准备刺杀总统。他会杀了约翰·肯——”

我看到她的膝盖开始弯曲，但是她尽力撑住，时间刚好够我在她倒下之前抱住她。

10

我把她抱到卧室，然后走进浴室用冷水浸湿一条毛巾。回来的时候，她的眼睛已经睁开。她看着我，我说不清那是什么眼神。

“我不该告诉你的。”

“或许不该，”她说。但是当我在她身边的床上坐下时，她没有畏缩。我开始用冷毛巾擦拭她的脸颊，绕开创伤，她发出愉快的叹息。创伤处除了深深的、单纯的疼痛之外，别的感觉早已不复存在。擦完之后，她严肃地看着我。“告诉我将要发生的一件事吧。我想如果要我相信你，你必须这么做。像阿德莱·史蒂文森和地狱会整个结冰一样的事情。”

“我说不来。我的专业是英语，不是美国历史。我在高中学的是缅因州历史——这是必修课——但是对于得克萨斯州我几乎一无所知。我不知——”但是我意识到我确实知道一件事。我知道阿尔·坦普尔顿笔记中有关赌博部分的最后一件事，因为我复核过了。“万一你需要最后的资金注入。”他写道。

“杰克？”

“我知道下个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职业拳击赛上谁将获胜。他的名字叫汤姆·凯斯，他会在第五轮中击倒迪克·泰格。要是与事实不符的话，我想你可以打电话给白大褂了。但是，你能不能把我们的秘密保守到那个时候？很多事情就仰赖这一点。”

“是的，我能做到。”

11

我几乎期待着德凯或者埃利女士在第二天晚上的演出结束之后强留我谈话，表情严肃地告诉我他们接到萨迪的电话，说我失去了理智。但这没有发生。等我回到萨迪的住处时，桌上有张便条，写的是：“如果你想来点儿午夜甜点，就叫醒我。”

不是午夜——还没到——她还没有睡着。接下来的大概四十分钟非常舒坦。之后，在黑暗之中，她说：“现在我不必作出任何决定，对吧？”

“不必。”

“我们现在不必谈论这个。”

“不必。”

“或许等到拳击比赛之后。你告诉我的那场比赛。”

“或许。”

“我相信你，杰克。我不知道这是否让我变得疯狂了，但是我相信。我爱你。”

“我也爱你。”

她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出闪光——那只杏仁形状的美丽眼睛，那只萎缩但仍然能看见的眼睛。

“我不想你发生任何事，我也不想你伤害任何人，除非你必须那么做。永远不要犯错。永远不要。

你能发誓吗？”

“能。”这很容易。这就是李·奥斯瓦尔德还在苟延残喘的原因。

“你会当心吗？”

“是的。我会很——”

她用嘴巴盖住我的嘴。“因为不管你来自哪里，没有你，我也没有未来。现在我们睡觉吧。”

12

我以为早上对话会继续。我不知道对话继续的话我会告诉她什么——多少内容。但是，后来我什么都不用告诉她了，因为她没有再问。她问的是萨迪·邓希尔慈善演出募集了多少钱。我告诉她，门票收入加上大厅里的捐款箱，只有三千多块，她把头退回去，发出一声洪亮的美妙笑声。

三千块不够她的全部花费，但是听到她的笑声值一百万……没有听到她说些“没必要麻烦，我可以在未来搞定它”之类的话。因为我不完全确定，即使她真的相信，她到底会不会跟我走，也因为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想带她走。

我想跟她在一起，没错。尽可能地接近永远。

但是1963年……以及1963年之后上帝或者众神赐予我们的那些年代或许更好。对我们可能更好。

我可以想见她在2011年的失落，带着恐惧和不安看着一身身露股装和电脑屏幕。我永远不会打她或者对她大喊大叫——不会，对萨迪不会——但是她依然会成为我的玛丽娜·普鲁沙科娃，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永远离开自己的故土。

13

约迪有个人可能知道我怎么样能够把阿尔最后的赌博选项付诸实践。那就是弗雷迪·昆兰，房产代理人。他在自己家里经营扑克牌游戏，花五分钱就能玩个一刻钟的样子。我去玩过几次。

有几次打牌的时候，他吹嘘自己在两个方面高超的赌技：职业橄榄球和得克萨斯州篮球锦标赛。

他之所以在办公室里见我只是因为，他说，天气太他妈的热，没办法打高尔夫。

“我们在这儿要说什么，乔治？是中等的赌注还是赌上全部家当？”

“我想押五百美元。”

他吹起口哨，然后靠回椅子里。双手抱在整齐的小肚子前面。时间才刚上午九点，但是空调已经开足全副马力。成堆的房地产宣传手册在凉爽的气流中鼓动着。“这可是严肃的事情。有好事想要跟我一起分享吗？”

既然他在帮我的忙——至少我希望如此——我便告诉了他。他的眉毛高高扬起，差不多够到发际。

“天啊！你为什么不干脆把钱扔进下水道里？”

“我有预感，仅此而已。”

“乔治，听老头子的话。凯斯和泰格的比赛算不上体育赛事，只是为了新的闭路电视这玩意儿推出的舆论试探。前奏比赛可能有些看头，但是主要的回合只是个玩笑。泰格会得到指令，第七局或者第八局击败那个老家伙，然后将他干掉。

除非……”

他靠上前来。椅子下面某个地方发出刺耳的声音。“除非你知道些什么。”他又靠回去，撅起嘴唇。“但是你怎么可能知道？上帝啊，你住在约迪。但是如果你知道，你会让朋友分享的，对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直视他的脸说谎（并且很高兴这样做）。“只是一种预感，但是上次我有这种强烈的预感时，我赌的是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中海盗队打败扬基队，结果赢了一大笔。”

“不错，但你知道有句老话——停摆的时钟一天也能撞对两次。”

“你到底能不能帮我，弗雷迪？”

他安慰地笑笑，然后说傻子和他的钱很快就会分别了。“达拉斯有个家伙，可能会乐意接受。

他名叫阿基瓦·罗思。在格林维尔大道上的诚信金融外面。五六年前从他爸爸手里接管生意。”

他压低声音。“问题是，跟匪帮有牵连。”他把声音压得更低。“卡洛斯·马塞洛。”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因为这跟有关爱德华多·古铁雷斯的警告一样。我又想起了诚信金融街对面停着的挂着佛罗里达州车牌的林肯汽车。

“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让人看见我出现在那种地方。我可能还想继续教书，学校董事会里至少有两人已经对我感到厌倦了。”

“你可以试试弗兰克·弗拉蒂，就在沃斯堡。

他有一家当铺。”他向前靠，仔细看着我的脸，椅子发出一声尖响。“我说什么了？你吸进虫子了吗？”

“哦。只是我曾经认识一个弗拉蒂。也经营一家当铺，接受赌注。”

“很可能他们都来自罗马尼亚同一个存贷款家族。无论如何，他可能会跟进五把——尤其你这种菜鸟的赌注。但是，你得不到你应得的赔率。

当然，你从罗思那里也得不到，但是比弗兰克·弗拉蒂那里要多点儿。”

“但是，在弗兰克那里我不会跟匪帮有牵连。

对吧？”

“我想不会，但是谁知道呢？即使是业余的赌注登记人，赖以生存的也不是正当业务。”

“或许我该听从你的建议，看紧自己的钱。”

昆兰看起来很惊骇。“不，不，不，别这样。

你可以赌国家足联芝加哥熊队赢。那样的话你能赚一笔。我敢保证。”

14

7月22日，我告诉萨迪我要到达拉斯去办点儿事，我已经让德凯看护她。她说没必要，她没事。

她正在恢复从前的自己。一点儿一点儿，很慢很慢，但是，确实在恢复。

她没有问我去办什么事。

我的第一站是第一玉米银行，打开我在那儿设的保管箱，再三查阅阿尔的笔记，确认我真的记住了我以为我已经记住的内容。没错，汤姆·凯斯会成为意外的赢家，在第五回合击倒迪克·泰格。

阿尔肯定是从网上找到这条比赛信息的，因为在那之前很久——敏感的六十年代——他就离开了达拉斯。

“今天还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安伯森先生？”我的银行职员陪我走到门口时说道。

嗯，你可以来一段祷告，祈祷我的老兄阿尔坦普尔顿没有轻信一堆网络垃圾。

“或许吧。你知道我能在哪儿找到演出服装店吗？我要出席我外甥的生日聚会，我的角色是魔术师。”

林克先生的秘书，迅速浏览了一下黄页，指给我中央大街上的一处地址。在那儿我能买到我想要的。我把它放在西尼利街的住处——只要我还在付租金，总有些用处。我还留下我的左轮手枪，放在衣柜上面的格子里。从楼上的台灯上拆下来的窃听器，放进了车内的手套箱，跟可爱的日本录音机在一起。我会在回约迪的路上找处灌木丛把它们处理掉。它们对我已经没有价值。楼上的房子还没人租住，房子如幽灵般寂静。

离开尼利街之前，我沿着围起来的侧院走了一圈。就在三个月之前，玛丽娜拍下李抱着步枪的照片。除了饱经践踏的土地和几丛杂草之外，别无他物。然后，我正要转身离开时，确实看到了什么：屋外的台阶上发出红色的闪光。是婴儿的拨浪鼓。我捡起来放进雪佛兰的手套箱，跟窃听器放到一起。但是，跟窃听器不一样，我把它留了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15

我的下一站是辛普森斯图尔特路上的农场主房屋，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和他的妻子珍妮住在那儿。一看到房子，我就放弃了我计划的会面。

一方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珍妮在家什么时候不在，而这场特别的对话只能发生在两个人之间。

另一方面，这里不够隐蔽。保罗奎因学院，一所全黑人学校，就在附近。夏季课程肯定继续开着。

没有成群的孩子，但是我看到的也不少，有的走路，有的骑单车。不适合实施我的计划。我们的对话有可能会很吵闹。有可能根本不是讨论——至少，不是韦氏词典中定义的那种。

有东西吸引了我的眼球。那东西位于莫伦斯乔特宽大的屋前草坪上。草坪中洒水喷头在空中优雅地旋转，制造出众多小小彩虹，彩虹似乎能装进口袋。1963年不是选举年，但是在4月上旬——正当某人袭击埃德温·沃克将军之际——第五区的代表突发心脏病死亡。8月6日会有一场针对该空缺的第二轮选举。

标牌上写着：“选詹金斯进入第五区！罗伯特·‘罗比’·詹金斯，达拉斯的白人骑士！”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詹金斯确实是这样的人，一名跟沃克和沃克的精神顾问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看法完全一致的右翼分子。罗比·詹金斯代表的是各州的权利，学校隔离但是平等，还有在古巴周围重新建立导弹危机封锁。正是德·莫伦斯乔特称为“美丽岛屿”的古巴。这个标牌进一步加固了我对德·莫伦斯乔特业已形成的感觉。

他从根本上说是个半吊子，根本没有政治信仰。

无论是谁，只要让他高兴或者把钱放进他的口袋，他都会支持。后者李奥斯瓦尔德办不到——他穷困潦倒——却对社会主义一本正经的专注，野心勃勃，充分满足了德·莫伦斯乔特的第一方面需要。

有个推测似乎显而易见：李那贫穷的脚从来没有踏上这片草坪或者这栋房子的地毯。这是德·莫伦斯乔特的另一重生活……或者多重生活之一。我有种预感，他可能有好几重生活，每一重都无比私密。但这还是没有回答我的核心问题：他是不是无聊之极，陪李一起刺杀法西斯怪兽埃德温·沃克？我对他的了解还不足以让我做有根据的判断。

但是，我会的。我铁了心要弄个明白。

16

弗兰克·弗拉蒂的当铺窗户上贴着“欢迎光临吉他总汇”，里面有很多吉他出售：声学吉他，电子吉他，十二弦吉他，有一只还带着双音桥板，让我想起了在克鲁小丑乐团录像里看到的东西。

当然，还有其他因为破产而留下来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戒指，胸针，收音机，小家电。接待我的女人身材清瘦（和上次不同），穿着裤子和“船与岸”品牌女衫，而不是紫色裙子和拖鞋。但是冷酷的表情跟我在德里遇到的女人别无二致。我听到同样的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总之，很像是在从事政府工作。

“我想跟弗拉蒂先生谈一桩数额巨大、跟体育有关的生意。”

“是吗？是不是赌博啊？”

“你是条子吗？”

“是的，我是达拉斯警察局的柯里局长。你从眼镜和面相上看不出来吗？”

“我没看到眼镜和面相，夫人。”

“那是因为我伪装了。你想赌什么？现在已经是仲夏了，伙计。没什么好赌的。”

“凯斯对泰格。”

“哪个拳击手赢？”

“凯斯。”

她翻了翻眼睛，朝背后喊了一声。“最好出来一下，爸爸。有个冤大头来了。”

弗兰克·弗拉蒂的年纪至少有查兹·弗拉蒂的两倍，但是长相仍然存在相似之处。他们有关系，肯定的。要是我说起我曾经在缅因州德里市的一位弗拉蒂先生那里赌过，我们肯定会开心地聊一会儿，感叹这个世界多么狭小。

我没有这样做，而是直奔主题。我可不可以押五百块赌麦迪逊广场公园里汤姆·凯斯打败迪克·泰格？

“当然可以，”弗拉蒂说，“你还可以拿通红的烙铁戳自己的屁股，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女儿发出短暂却响亮的笑声。

“能给我什么样的赔率？”

他看着女儿。她举起双手。左边举起两根手指，右边举起一根手指。

“二比一？这太荒谬了。”

“人生本来就很荒谬，朋友。你要是不相信我，就去看尤内斯库[174]的戏剧吧，我推荐《责任的牺牲者》。”

不过，最后他没有像他德里的伙计一样，称我伙计。

“跟我一起玩玩儿吧，弗拉蒂先生。”

他拿起一把蜂鸟民谣吉他，开始弹奏。弹得非常快。“那就让我也有的玩儿，不然的话，你就去达拉斯，那里有个地方叫做——”

“我知道达拉斯那个地方。我更喜欢沃斯堡。我在这儿住过。”

“你选择我这里比你赌汤姆·凯斯更明智。”

“我赌凯斯七局之内击倒对方怎么样？这样能有多大赔率？”

他看着女儿。这一次，她左手举起三根手指。

“五局之内击倒对方呢？”

她慎重思考一阵，然后举起第四根手指。我决定不再继续。我在登记簿上写下我的名字，给他看我的驾照上的地址，用拇指遮住了在约迪的地址，跟近三年前在诚信金融赌海盗队获胜时如出一辙。然后，我递过现金，这几乎是我剩下的流动资金的四分之一，把收据塞进我的钱包。两千块足够支付萨迪剩下的花费，并让我度过在得克萨斯州残余的时间。而且，我不想象痛宰查兹·弗拉蒂一样痛宰这个弗拉蒂，尽管查兹给我设下比尔·图尔考特的陷阱。

“我会在比赛第二天回来，”我说。“把我的钱准备好。”

女儿笑着点支烟。“这不是合唱队女孩儿对大教主说的话吗？”

“你的名字是不是碰巧叫玛乔丽？”我问。

她僵住了，香烟叼在嘴里，烟雾从嘴唇中间往外冒。“你怎么知道？”她看到我的表情后笑了。

“事实上，我叫旺达，赌徒。我希望你的手气比你猜名字的运气好。”

朝汽车走回去的路上，我也如此希望。

第二十五章

1

8月5日上午我跟萨迪在一起，直到他们把她放上推床，推进手术室。埃勒顿医生在里面等着她，还有其他几位医生，人数足够组建一支篮球队。

她的眼睛涂满外用麻醉剂。

“祝我好运吧。”

我弯下身亲吻她。“愿世界上所有的好运与你相伴。”

过了三个小时，她被推回病房——同样的病房，墙上挂着同样的图片，同样恐怖的蹲式便桶——睡得很沉，打着鼾，左脸被新绷带包裹着。

长着丰满肩膀的朗达·麦金利护士让我跟她呆在一起，直到她恢复一些意识，这严重违反了医院的规定。在过去的国度里，探视时间更加严格。

当然，除非护士长对你有好感。

“你怎么样？”我抓住萨迪的手问道。

“痛。想睡觉。”

“那就继续睡吧，亲爱的。”

“或许下次……”她的话音拖着沙哑的嘶嘶声。眼睛闭上，但是她挣扎着睁开眼睛。“……会好点儿。在你的地方。”

然后，她睡着了。而我有一些事情要考虑。

等我回到护士站时，朗达告诉我埃勒顿医生在楼下的自助餐厅里等我。

“我们今晚对她留观，很可能明天也是，”

他说，“我们最不想看见的是发生任何形式的感染。”（我后来想起这个，当然——这些事情中的这一件有些滑稽，但不是非常滑稽。）

“怎么样？”

“跟预想的一样顺利，但是克莱顿造成的创伤非常严重。看她的恢复情况，我准备把第二轮手术安排在十一月或者十二月。”他点支烟，吐了一口，说道：“这是个强大的外科队伍，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但是，事情总有限度。”

“是的，我明白。”我很确定我还知道别的事情：再也不会有手术了。在这里不会有了，至少。

萨迪的下一次手术不会用到刀。会是激光。

在我的地方。

2

经济拮据总是会来咬你的屁股。为了每个月能省八块到十块钱，我把尼利街住房的电话停掉了，而现在我需要用电话。但是，在四个街区外的一间U-Tote-M连锁便利店，可乐冰柜旁边有个电话亭。我把德·莫伦斯乔特的号码写在一片纸上。扔进一角硬币，拨通了号码。

“德·莫伦斯乔特家，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

不是珍妮的声音。女佣，可能是——莫伦斯乔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找乔治接电话。”

“恐怕他不在办公室，先生。”

我从胸前口袋里抓出一支笔。“你能告诉我他的电话吗？”

“可以，先生，查佩尔5-6323。”

“谢谢。”我把号码写在手背上。

“我能说是谁打来的吗，如果你联系不上他的话，先生？”

我挂断电话。一阵寒意又将我包裹。我坦然接受。如果说我需要过冷静和清晰，那就是现在。

我又丢进一枚一角硬币，这一次秘书告诉我我接通的是电话公司。我告诉她我要找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她当然想知道有什么事。

“告诉他事关让—克洛德·杜瓦利埃[175]和李·奥斯瓦尔德。告诉他这对他有好处。”

“您贵姓，先生？”

“普通人”肯定说不过去，“约翰·列侬。”

“请稍等，列侬先生。我看他在不在。”

等候时间没有预录音乐，总体来说算是个进步。我靠在滚烫的电话亭侧壁上，盯着标牌上的字“吸烟请开风扇”。我没有吸烟，还是打开了风扇。无济于事。

耳朵里喀达响了一声，吓得我一阵畏缩，秘书说：“已经接通了，先生。”

“喂？”那个热情的演员的声音。“喂？列侬先生？”

“你好。电话线路安全吗？”

“你什么意……当然安全了。等一下。我去关上门。”

停顿了一下，然后他又回来了。“什么事？”

“有关海地，朋友。石油租赁。”

“跟杜瓦利埃先生和奥斯瓦尔德那家伙有什么关系？”他的声音里没有担心，只有好奇。

“噢，你对他们都很了解，”我说。“怎么不继续叫他们的绰号，杜小子或者李？”

“我今天很忙，列侬先生。如果你不告诉我是什么事，我恐怕得——”

“杜小子可以批准你想了五年多的海地石油租赁权。这一点你知道。他是他爸爸的得力助手，掌管秘密警察部队通顿马库特，是大位的接班者。

他喜欢你，我们喜欢你——”

德·莫伦斯乔特声音变得不再像演员，更像是个真实的人物。“你说我们，是不是——”

“我们都喜欢你，德·莫伦斯乔特，但是你跟奥斯瓦尔德的牵连让我们担心。”

“耶稣啊，我几乎不认识那家伙！我六个月或者八个月都没见他了！”

“你复活节见过他。还给他女儿买了只玩具兔子。”

停顿了很久。“好吧，我想是的。我忘记了。”

“你忘记有人袭击埃德温·沃克吗？”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跟我的生意有什么关系？”他疑惑的愤怒几乎不容置疑。关键词：几乎。

“得了吧，现在，”我说。“你说过是他干的。”

“我是在开玩笑，去他妈的！”

我停顿了两秒，然后说：“你知道我为谁的公司效力吗，德·莫伦斯乔特？我会给你点儿提示——不是标准石油公司。”

电话线上一阵沉默，德·莫伦斯乔特正在思考我的胡说八道。除非不是胡说八道，不完全是。

我知道玩具兔子，我知道他的妻子看到步枪之后，他说李在他身上怎么失手了的大笑。结论很清晰。

我的公司就是中央情报局。现在德·莫伦斯乔特脑子中唯一的问题就是——希望如此——毫无疑问，他非常有趣的生活有多少被我们窃听了。

“这里有误会，列侬先生。”

“希望如此，为了你好。因为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你鼓励他发动袭击。不停说沃克是个什么样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会怎么成为美国的希特勒。”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我没有理会。“但这不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最担心的是4月10日你参与了奥斯瓦尔德先生的行动。”

“噢，我的天哪！疯了！”

“如果你能证明这一点——如果你发誓将来远离那个不安的奥斯瓦尔德先生——”

“他在新奥尔良，上帝啊！”

“闭嘴！”我说，“我们知道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散发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的传单。如果他不立即停止，他会进监狱。”他当然会。而且一个星期之内。他的舅舅杜茨——跟卡洛斯·马尔切洛有联系——会保释他。“他很快就会回达拉斯，但是你不能再见他。你的把戏结束了。”

“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

“石油租赁权可以给你，但是你要证明4月10日你没有跟奥斯瓦尔德在一起。你能做到吗？”

“我……让我想想。”停顿了许久。“是的，是的，我想我能。”

“那我们见个面吧。”

“什么时候？”

“今晚。九点。我要向上头报告。如果我给你时间编个由头他们会很不高兴。”

“来我家吧。我会让珍妮和她的女伴们去看电影。”

“我想好了另外的地点。你不用问路就能找到。”我告诉他我的想法。

“为什么去那里？”他听起来实在很疑惑。

“只管来就是了。如果你不想让杜瓦利埃父子对你发火，朋友，一个人过来。”

我挂断电话。

3

我六点钟准时回到医院，探视萨迪半个小时。

她又清醒过来，说疼痛不很严重。六点半，我亲吻她完好的脸颊，告诉她我得走了。

“执行任务吗？”她问道，“关键任务吗？”

“是的。”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伤害任何人。对吧？”

我点点头。“永远不出差错。”

“当心。”

“就像在鸡蛋上行走。”

她想笑。结果变成了畏缩，左边脸颊上新剥去的皮肤绷得很紧。我转身走向门口的德凯和埃利。他们穿着异常整齐，德凯身着夏日西装，系着蝶形领结，戴着牛仔帽，埃利穿着粉色丝裙。

“我们可以等，要是你需要再呆一会儿的话。”

埃利说。

“不，进来吧。我正要离开。但是别呆太久，她累了。”

我亲了萨迪两次——干燥的嘴唇和湿润的额头。然后我开车回西尼利街。摊开从演出服装饰品店里买来的衣物。我在浴室镜子前面小心翼翼地工作，反复查看说明，我希望萨迪能在这里帮我。

我不担心德·莫伦斯乔特会看我一眼，说“我不是见过你吗”；我想确保的是他以后不会认出“约翰·列侬”来。考虑到他的可信度，我可能还得回来找他。若是那样的话，我想出其不意。

我先粘上胡子。胡子很浓密，让我变得像是约翰·福德[176]西部电影中的不法之徒。接下来是化妆，脸上和手上，涂上牛仔的肤色。戴上角质架镜框、白玻璃镜片的眼镜。我突然想到染发，但我又想到翰·克莱顿，我无法接受。我戴上圣安东尼奥子弹队棒球帽。完成之后，我差点认不出镜子里的自己。

“不要伤害任何人，除非逼不得已，”我对镜子里的陌生人说，“永远不出差错。明白吗？”

陌生人点点头，但是假眼镜后面的眼睛非常酷。

离开之前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从衣柜格子里取下左轮手枪，装进口袋。

4

我提前二十分钟到达梅赛德斯街尽头废弃的停车场，但是德·莫伦斯乔特已经在那儿，他华丽而俗气的凯迪拉克抵着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仓库后面的砖墙。这意味着他很焦急。很好。

我环顾四周，以为会看到跳绳女孩儿们，但是晚上她们肯定在家里——可能正睡觉，梦见查理·卓别林跑到法国去！为了看女人们跳舞！

我把车停在德·莫伦斯乔特座驾边上，摇下窗户，伸出左手，弯曲食指做出召唤的姿势。开始，德·莫伦斯乔特坐在原地，好像不确定要怎么办。

随后，他下了车。昂首阔步的气势已然不再。他看起来充满恐惧，鬼鬼祟祟。这很好。他一只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从厚度来看，里面的内容不多。

我希望那不会仅仅是个道具。如果是的话，我们得一起跳舞了，而且不会是林迪舞。

他打开车门，侧身进来，然后说：“你看，你不会杀了我什么的吧？”

“不会，”我说，希望声音听起来不耐烦。“我要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你可能得有所顾虑。但我不是，而且你知道我不是。你之前已经跟我们做过生意。”恳求上帝，阿尔笔记上的相关记录是正确的。

“这辆车安了窃听器，对吧？”

“如果你当心你说的话，就不必继续担心了，好吗？进来吧。”

他坐上车，关上车门。“有关租赁权——”

“你可以换个时间讨论这个，跟别人讨论。

石油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对付不明智的人。

你跟奥斯瓦尔德的关系就很不明智。”

“我很好奇，仅此而已。他这个人，成功地投奔苏联，之后再次投奔美国。他是个受了点教育的乡下人，但他又令人惊奇的狡黠。还有……”

他清清嗓子，“我有个朋友想上他老婆。”

“我们知道，”我一边说一边想起布埃——另一个乔治，似乎有一大堆乔治。多么高兴，我将逃离过去的回声室。“我唯一的兴趣就是确定你跟袭击沃克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看看这个。从我太太的剪贴簿里拿出来的。”

他打开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递过来。

我打开雪佛兰的顶灯，希望我的肤色看起来不像是化妆。不过，谁在乎呢？这对德·莫伦斯乔特来说，可能不过是又一个间谍的小伎俩。

那张纸取自4月12日的《新闻早报》。我认得这个特辑。“城市周边”很可能比世界和全国新闻更受大多数达拉斯人关注。有很多粗体字印刷的人名，还有很多穿着晚礼服的男人和女人的照片。德·莫伦斯乔特已经用红笔圈了页面中间的一小段文字。在相应的照片上，乔治和珍妮确凿无误。他穿着男士晚礼服，咧着嘴笑，露出的牙齿似乎跟钢琴上的琴键一样多。珍妮大胆地露出乳沟，桌边第三个人似乎正盯着看。三个人都端着香槟玻璃酒杯。

“这是星期五的报纸，”我说，“沃克枪击发生在星期三。”

“这些‘城市周边’新闻总是滞后两天。因为关乎夜生活，明白吗？还有……别只看照片，请看内容，兄弟。就在那里，白纸黑字！”

我瞅了一眼，一看到报纸上粗体字印刷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和声的回音宛如混响设备上的吉他放大器一般响亮。

星期三晚上，当地石油大亨德·莫伦斯乔特携妻子珍妮在旋转木马夜总会举杯（或许是十几杯！）庆祝美丽夫人的生日。多大年纪？这对恩爱夫妻没有说，但是她看起来不超过二十三岁（走开！）。旋转木马快乐的大亨杰克·鲁比是他们的东道主，杰克送了一瓶香槟酒，然后跟他们一起祝酒。生日快乐，珍妮，愿你长命百岁！

“香槟很劣质，我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才从宿醉中清醒，但是如果你满意那也值了。”

我满意。同时也很好奇。“你跟鲁比这家伙关系怎么样？”

德·莫伦斯乔特吸了下鼻子——通过张开鼻孔的一次简单呼吸，将他全部的势利展露无遗。“不怎么熟，也不想跟他熟识。他是个疯狂的犹太人，靠免掉酒钱来收买警察，以换取在他动粗时警察能睁只眼闭只眼。他喜欢动粗。有一天他的脾气会给他惹麻烦。珍妮喜欢脱衣舞表演。她觉得很性感。”他耸耸肩，好像要说谁能理解女人呢。

“现在你是否——”他往下看，看到我手里的枪，停止说话。眼睛瞪大，伸出舌头舔着嘴唇。舌头缩回嘴里时发出奇怪的吞咽声。

“我是否满意？你是不是想这么问？”我用枪管抵着他，听到他的喘息，我开心不已。杀人会改变一个人，我告诉你，会让他变得粗野。不过，我得辩解说，要说有什么人适合被恐吓的话，那可非此人莫属。玛格丽特对小儿子的未来负有一部分责任，李自己负有很大的责任——那尚未形成的光荣梦想——但是德·莫伦斯乔特难辞其咎。

这是不是中央情报局内部策划的复杂阴谋？不是。

贫困戏弄了他。李的变态人格电炉里烘烤的愤怒和失望也戏弄了他。

“求你了。”德·莫伦斯乔特低声说。

“我满意。但是听着，你这个空话连篇的家伙：永远不准再跟李·奥斯瓦尔德见面。永远不准再给他打电话。永远不准将今天的对话向他妻子、母亲、乔治·布埃，或者其他任何流亡分子透露一个字。你明白吗？”

“明白。当然明白。我对他也厌倦了。”

“我对你加倍厌倦。如果我发现你跟李聊天，我会杀了你。明白？”

“明白。租赁权……”

“会有人跟你联系。现在给我滚下车去。”

他下了车，动作飞快。等他坐到凯迪拉克的方向盘后面后，我再次伸出左手。这一次不是召唤他，而是用食指指向梅赛德斯街。他走了。

我在原地又坐了一会儿，看着他慌忙之中忘了带走的剪报。德·莫伦斯乔特和杰克·鲁比举起酒杯。这到底是不是指向阴谋的一个路标？相信枪手会突然从下水道里冒出来或者奥斯瓦尔德们会阴魂不散这类事情的蠢货们可能会这么想。

但我更清楚。这只是又一个和声。这是过去的国度，这里一切都在回响。

我感觉我已经将阿尔不确定的窗户关到了最小。奥斯瓦尔德将于10月3日回到达拉斯。根据阿尔的笔记，他将于10月中旬被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雇为普通劳工。这件事有可能不会发生，因为3日到15日的某个时间，我准备结束这个可怜而又危险的生命。

5

8月7日，我得到允许，将萨迪从医院接出来。

回约迪的路上她沉默不语。我能看见她仍然经受着巨大疼痛。但是，几乎在开车的全程中，她都将一只手搁在我的大腿上。当我们在德诺姆狮子队广告牌处转下77号公路时，她说：“我准备九月回学校。”

“确定吗？”

“是的。我能在农庄站在全镇人面前，我想我也能面对学校图书馆里的一群学生。此外，我觉得我们需要钱。除非你有我不知道的收入来源，不然你应该快要破产了。都是因为我。”

“这个月底我应该有笔钱进账。”

“拳击比赛吗？”

我点点头。

“好。我只需要听一小会儿别人的私语和窃笑。因为你去的话，我会陪你。”她停顿一下，“如果你仍然想要我陪的话。”

“萨迪，那是我想要的全部。”

我们转上主街。杰姆·尼达姆的运奶卡车正结束他的送奶巡回。比尔·加弗里正端出盖着棉纱的新鲜面包放到面包店前。一辆驶过的汽车里简和迪安乐队正唱着“在海浪城市每个男孩儿都有两个女友”。

“我会喜欢吗，杰克？你的地方？”

“希望如此，亲爱的。”

“有很大不同吗？”

我笑了。“汽油更贵，按钮更多。除此之外，大同小异。”

6

那个炎热的八月近似我们心中的蜜月，格外甜美。任何我跟德凯·西蒙斯友好同住的借口都变得不重要，尽管我晚上仍然把车停在他的车道上。

萨迪从之前的创伤迅速恢复，尽管她的眼睛下垂，脸颊依然留有伤疤，克莱顿割穿到嘴巴里的地方深深凹陷，但她有了明显的改善。埃勒顿和他的团队基于现有条件把活干得很棒。

我们肩并肩坐在她的沙发上读书，电扇将我们的头发吹到后面——她读《群体》，我读《无名的裘德》。我们在后院珍贵的中国黄木树下用餐，喝很多冰咖啡。萨迪吸烟再次开始减少。我们看电视剧《皮鞭》、《本·凯西》和《66号公路》。

一天晚上，她调到《埃勒里·奎因新历险记》，但是我让她换个台。我不喜欢推理剧，我说。

睡觉之前，我小心翼翼地在她受伤的脸上抹上药膏，一旦我们上床……很不错。适可而止吧。

有一天在杂货店外面，我撞见那位正直的学校董事会成员杰西卡·卡尔特罗普。她说想跟我聊聊她所谓“微妙的话题”。

“聊什么，卡尔特罗普女士？”我问，“因为我这儿有冰淇淋，我想尽快回去，免得化了。”

她冷冷地笑了一下，那冷气足以让我的法国香草冰淇淋几个小时不化。“家是不是在蜜蜂树巷上，安伯森先生？跟不幸的邓希尔小姐在一起？”

“这关你什么事？”

笑容变得更冷。“作为学校董事会成员，我得确定我们的教员没有道德问题。如果你和邓希尔小姐同居的话，这就跟我密切相关了。青少年容易受到影响。他们看到成年人做什么，就会模仿。”

“你觉得？教了十五年左右的书之后，我会说他们观察成人的行为，然后赶紧转身跑向另外的路。”

“我相信我们可以就你如何看待青少年心理进行一场启发式的讨论，安伯森先生。但这不是我想跟你聊的，尽管我觉得局促不安。”她看起来一点儿都没有不安。“如果你跟邓希尔小姐未婚同居——”

“未婚同居，”我说，“有句话很有趣。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你没有罪吗，卡尔特罗普女士？”

“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我。”

“但我们可以引领大家讨论你。我可以让大家讨论你。我可以，比方说，我们可以谈谈你从前抛弃的私生子。”

她有些退却，好像被抽了一巴掌，朝市场的砖墙退了两步。我上前两步，杂货袋子在我胳膊里卷了起来。

“我觉得这很可憎，我很气愤。如果你继续说，我会——”

“我敢肯定你会，但是我不会，所以你给我听仔细了。我知道你十六岁住在斯威特沃特牧场的时候就怀了孩子。我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不是你的校友，一个淫棍，还是你自己的爸爸——”

“你真恶心！”

的确。有时候做这种事让我很开心。

“我不关心孩子的父亲是谁，我只关心萨迪。

她经历的痛苦和伤心比你一辈子经历的都多。”

现在我已经把她按在砖墙上。她抬头看着我，眼里充满恐惧。在另一个时空里，我可能会为她感到难过。但不是现在。“如果你说萨迪一个字——对任何人说一个字——我会去找出你那孩子现在在哪儿，我会将绯闻从城市的一端传到另一端。

你听到了吗？”

“闪开！让我走！”

“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

“很好。”我往后退，“过你的日子，卡尔特罗普女士。我怀疑你十六岁之后一直很阴郁——尽管很忙，调查别人的家丑确实让一个人很忙——但是你过你的日子，让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她往左边侧身，沿着砖墙朝市场后面的停车场走去。眼睛鼓胀，一刻也没从我身上离开。

我愉快地笑了。“在我当这次聊天从来没有发生之前，我想给你点儿建议，小妇人。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爱她，你不会惹恋爱中的男人。

如果你把我的事——或者萨迪的事——搞砸了，我会尽最大努力让你成为得克萨斯州最可怜的下流婊子。这是我对你的真心承诺。”

她朝停车场跑去。跑得很难看，就像一个人一直庄严地行走，很久没有以这么快的速度移动过。穿着她那长及胫骨的褐色裙子，不透明的肉色长筒袜，惹眼的褐色鞋子，她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她的发髻正变得有些松散。毫无疑问，从前她披过头发，男人喜欢的发式，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过得开心！”我在她身后喊道。

7

我正把东西收进冰箱时，萨迪走进厨房。“你去了很久。我开始担心了。”

“我跟人聊天。你知道约迪就是这样。总是有人寒暄。”

她笑了。现在笑容更加自然。“你真是个可爱的人。”

我谢谢萨迪这么说，告诉她她是个可爱的女孩。我在想卡尔特罗普女士会不会向弗雷德·米勒——学校董事会里的另一名成员，自视为城市道德的守护者——报告。我不这么认为。我不仅知道她年轻时的孟浪之举。我还对她进行了恐吓。

这对莫伦斯乔特有用，对她也有用。恐吓别人并不光彩，但是对有的人必须被恐吓。

萨迪穿过厨房，一只胳膊抱住我。“学期开始之前去坎德尔伍德小屋待一个周末怎么样？就像以前一样？我想萨迪很冒失，不是吗？”

“嗯，现在的话，看情况。”我抱住她，“我们是在谈一个下流的周末吗？”

她的脸除了伤疤之处都红了。伤疤处的肌肉仍然惨白发亮。“绝对下流，先生。”

“那么，越快越好。”

8

实际上那并不是个下流的周末，除非你觉得——像世上的杰西卡·卡尔特罗普们那样——做爱很下流。确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床上，但是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户外。萨迪走路从不觉得累，坎德尔伍德后面小山的一侧有片开阔的田野。

夏末的野花竞相开放。我们星期六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野里。萨迪可以叫出一些花的名字——凤尾兰，蓟罂粟，一种叫丝兰草的花——但是对其他的她只能摇摇头，弯下腰闻闻香气。我们手牵着手散步，颀长的野草轻拂着我们的牛仔裤，蓬松的云彩飘荡在高高的得克萨斯天空。长长的光影在田间滑动。那天还刮着微风，空气中没有炼油厂的气味。走到山顶，我们转身往回看。树木点缀的草原上，平房显得格外渺小，公路宛如一条丝带。

萨迪坐下来，膝盖顶着前胸，胳膊抱住小腿。

我在她身旁坐下。

“我想问你点儿事。”

“问吧。”

“不是问……你知道，你从哪里来……我现在还没那个心思。要问的是你要阻止的人。你说会杀害总统的那个人。”

我思忖一下。“很微妙的话题，亲爱的。你记不记得我告诉你我正接近一台巨大而长满尖牙的机器？”

“记得——”

“我说我摆弄它时不想你站在我身边。我已经说得太多，超过了我应该说的。因为过去不想被改变。你试图改变时它会反击。潜在的改变越大，反击就越厉害。我不想让你受伤。”

“我已经受伤了。”她平静地说。

“你是不是要问是不是我的错？”

“不，亲爱的。”她一只手放到我的脸上，“不。”

“嗯，可能是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种东西，叫做蝴蝶效应——”在我们前面，有成百上千只蝴蝶飞舞，仿佛要解释这一效应。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她说。“雷·布拉德伯里有本小说跟这有关。”

“真的吗？”

“名叫《一声惊雷》。很美妙，但很揪心。

但是杰克——你出场之前很久约翰尼就疯了。你出场之前很久我就离开他了。如果你没有出现的话，别的人兴许会。我敢肯定这个人不会像你这么好，但是我无从知道，不是吗？时间就是长满枝桠的树。”

“你想了解那家伙哪方面的信息，萨迪？”

“主要是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警察——当然，打匿名电话——告发他呢。”

我扯下一根草，一边咀嚼，一边思考。进入我脑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德·莫伦斯乔特在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停车场里所说的话：“他是个受了点教育的乡下人，但他又令人惊奇的狡黠。”

这个评价非常到位。李厌倦苏联之后逃离苏联。他在射杀总统之后也会狡猾地逃离教科书仓库大楼，尽管警察和特务机关的反应很快。反应当然很快，很多人会看见枪声从哪里传来。

甚至在加速的车队将垂死的总统送到帕克兰医院之前，李就会被枪顶着，在二楼的休息室里被盘问。负责盘问的警官后来会回忆说这个年轻人的话很有道理，很可信。一旦工头罗伊·特鲁利担保他是职工，警察就会放走奥齐·拉比特，然后快速冲向楼顶，寻找开枪的地点。有可能相信，如果不是提皮特巡警，李可能得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后才能被抓住。

“萨迪，达拉斯警方会成为举世闻名的无能之辈。相信他们，我简直疯了。他们甚至不会对情报采取行动。”

“但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呢？”

“现在是因为这家伙根本不在达拉斯，他不准备回来。他准备投奔古巴。”

“古巴？为什么去古巴？”

我摇摇头。“没关系，因为他去不成古巴。

他会返回达拉斯，但是没有计划杀害总统。他甚至不知道总统要来达拉斯。肯尼迪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行程还没有拟定。”

“但是你知道。”

“是的。”

“因为在你的时代里，这一切都写在历史书上。”

“大体上说是这样。我从送我来这里的朋友那里得知细节。等这一切结束之后某一天，我再原原本本告诉你，但不是现在。不能是正当这台长满尖牙的机器仍然全速运转的时候。关键是：如果警察在11月中旬之前的任何时间讯问那家伙，会觉得那家伙似乎完全无辜，因为他本来就很无辜。”又一片云彩从我们头上飘过，温度瞬时降了十度上下。“据我所知，他可能直到扣动扳机那一刻才下定决心。”

“你说得简直就像是已经发生了一样。”她惊叹道。

“在我的世界里，已经发生了。”

“11月中旬有什么重要的事？”

“16日，《新闻早报》会向达拉斯宣告肯尼迪的车队要穿过主街。李——那个家伙会读到报纸，并意识到汽车正好从他上班的地方经过。他可能会以为这是上帝的信息。或是卡尔·马克思的灵魂。”

“他在哪里上班？”

我再次摇摇头。她知道了不安全。当然，这些都不安全。但是（我之前已经说过，但是值得重复）跟人说出来一些我感觉轻松多了。

“如果警察找他谈话，他们至少会吓得他放弃念头吧。”

她说得对，但是有很大的风险。我已经冒险跟德·莫伦斯乔特谈话，但是德·莫伦斯乔特希望得到石油租赁权。还有，我不仅是恐吓他——我把他吓坏了。我想他会保持沉默。但是，李……

我抓起萨迪的手。“现在我还能像预测行驶中的火车一样预测这家伙的行为，因为它不会偏离轨道。一旦我插手，一旦我干涉，我的胜算就都没了。”

“如果你自己跟他谈呢？”

一幅噩梦似的景象进入我的脑海。我看见李对警察说：这个想法是一个叫乔治·安伯森的家伙塞进我的脑子里的。如果没有他，我从来都不会想到。

“我觉得这样也不行。”

她声音很低，说道：“你必须杀了他吗？”

我没有回答。当然，没有回答本身就是回答。

“你的确知道这会发生。”

“是的。”

“就像你知道汤姆·凯斯29日会赢得比赛。”

“是的。”

“尽管每个了解拳击的人都说泰格会彻底击败他。”

我笑了。“你在读体育新闻。”

“是的，我在读。”她从我嘴里把草拿出来，放到她嘴里。“我从来没看过职业拳击赛。你想带我去吗？”

“不是现场比赛，你知道。是看电视大屏幕。”

“我知道。你想带我去吗？”

9

拳击之夜达拉斯体育场里美女如云，但是萨迪也吸引了应有的关注。为了这次机会她精心装扮，但是最灵巧的化妆也只能减少脸上的创伤，无法彻底掩盖。她的裙子也吸引一部分目光。平滑地贴在身上，裙子有个深深的凹领。

关键在于埃伦·多克蒂送给她的毡帽，萨迪告诉她要跟我一起去看职业拳击赛之后，埃伦送给她的。帽子跟《卡萨布兰卡》最后一场里英格丽·褒曼戴的帽子不相上下。帽子漫不经心地斜着，完美地遮住了她的脸颊……当然斜向左边脸颊，在受伤的脸上投下深深的三角形阴影。这比化妆效果更胜一筹。当她从卧室出来让我看时，我告诉她美极了。她脸上放松的表情和眼睛里的闪光表明，她知道我不止是恭维。

通往达拉斯的交通非常拥堵，等我们坐下来的时候，五场前导比赛中的第三场正在进行——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另一个身材更高大的白人正在缓慢地用拳头击打对方，观众席传来阵阵喝彩。不是一个，而是四个巨大的屏幕，悬在磨光的硬木地板上方。在篮球赛季，达拉斯马刺队在这里打球（打得很烂）。图像是由多重后屏幕投影系统提供，尽管色彩不清——简直是非常差——图像本身还算清晰。萨迪很是惊讶。实际上，我也很惊讶。

“你紧张吗？”她问道。

“紧张。”

“尽管——”

“尽管。当我在1960年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中赌海盗队获胜时我知道。而现在我完全是依赖我的朋友从网上获取的信息。”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科幻。就像雷·布拉德伯里。”

“噢……好吧。”然后她把手指放在唇间，吹了个口哨。“嗨，啤酒！”

啤酒服务生穿着马甲，戴着牛仔帽，系着布满银饰的腰带。卖给我们两瓶孤星啤酒（玻璃瓶，不是塑料瓶），瓶口上套着纸杯。我给他一美元，告诉他零钱不用找了。

萨迪拿起她的杯子，跟我的碰了一下，说道：“祝你好运，杰克。”

“如果我得靠运气的话，那麻烦就大了。”

她点支烟，烟雾飘进灯光周围的蓝色浓雾。

我在她右边，从我坐的位置看，她异常美丽。

我拍拍她的肩膀，当她转身时，我轻轻地亲吻她分开的嘴唇。“美女，”我说，“我们将永远拥有巴黎。[177]”

她咧嘴笑了。“达拉斯，或许是。”

观众当中响起一声叹息。黑人拳击手已经将白人击倒在地。

10

关键较量9点30分开始。屏幕上充满拳击手的特写，当摄影机聚焦在汤姆·凯斯身上时，我心碎了。卷曲的黑色头发中间已经出现斑斑银丝。

脸颊松弛。上腹垂到裤子上。最糟糕的是，他那不知所措的眼睛从伤痕累累、肿胀的眼袋里凝视着。他看起来不十分清楚自己在哪里。一千五百名左右的观众多数都在喝彩——毕竟，汤姆·凯斯是当地人——但是我也听到响亮的嘘声。他坐在凳子上，戴着手套的双手抓着绳索，看起来像是已经输掉了比赛。与他相反，迪克·泰格站立着，穿着黑色的高帮鞋，机敏地出拳、跳跃。

萨迪靠紧我低声说：“形势看起来不妙，亲爱的。”

这是本世纪的保守用词。眼前的情形糟透了。

前方（屏幕看起来肯定就像是投射在海市蜃楼的山崖上的模糊的移动人形），我看见阿基瓦·罗思陪伴着一位系着水貂皮围巾、戴着嘉宝太阳镜的美人儿走进比赛场地，如果比赛不是在屏幕上的话，那里肯定是最前排的座位。在我和萨迪前面，一个吸着雪茄的胖子转身说道：“支持谁啊，美人儿？”

“凯斯！”萨迪勇敢地说。

胖子笑了。“嗯，你心肠不错。想赌十块钱吗？”

“你愿意出四比一吗？如果凯斯将他击倒？”

“如果凯斯击倒泰格？美人儿，行！”他伸出一只手。萨迪跟他握手。然后她转向我，完好的一侧嘴角挂着挑衅的笑容。

“很有胆量。”我说。

“没什么，”她说，“五回合之内泰格就会倒地。

我能看到未来。”

11

场内解说穿着晚礼服，涂了一磅重的育发露，疾步走到拳击场中央，扯下一支带银色软线的麦克风，用巡回演出叫卖者的声音喊出两位拳击手的战况。国歌奏响。男人们扯下帽子，手贴在胸前。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也在加速跳动，至少每分钟一百二十下，甚至更快。体育馆里开了空调，但是汗珠从我的后脖颈往下淌，打湿了腋窝。

一位身着泳衣和高跟鞋的女子大摇大摆地绕场地中央走动一周，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大大的“第一回合”。

叮当一声铃响。汤姆·凯斯笨拙地进场，带着听天由命的表情。迪克·泰格高兴地跳上前来跟他照面，用右手佯攻，然后释放一记左勾拳，在比赛开始十二秒之后就将凯斯击倒。观众——这里的观众加上两千英里之外、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观众——发出厌烦的叹息。萨迪放在我的大腿上的手似乎捏得更紧，抠进我的肉里。

“数十个数，跟他的朋友说再见，美人儿。”

抽雪茄的胖子欢喜地说。

阿尔，你他妈的在想什么？

迪克·泰格回到自己的边角，站在那里若无其事地跺着脚，裁判开始计数。泰格引人注意地上下挥舞右胳膊。数到三，凯斯动了一下。数到五，他坐了起来。数到七，他抬起一只膝盖。数到九，他站起来，举起手套。裁判双手抱住凯斯的脸，问了个问题。凯斯回答了。裁判点点头，召唤泰格过来，然后闪到一边。

泰格那家伙，兴许是急于赶赴等待着他的萨尔迪餐厅牛排大餐，冲了过来。凯斯没有躲避——可能自一系列小城镇比赛开始，在伊利诺伊斯州的莫林市，或者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参加的那些，他的速度就已不复存在——但他能够掩护……

并扭住对手。他经常扭住对手，把头靠在泰格的肩膀上，像是筋疲力尽的探戈舞者，用手套无力地击打泰格的后背。观众发出嘘声。铃声响起，凯斯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凳子上，低着头，手套耷拉着，嘘声愈加响亮。

“他烂透了，美人儿。”胖男人说道。

萨迪焦急地看着我。“你觉得呢？”

“我想他挺过了第一回合，无论如何。”我实际上想的是有人应该拿叉子插进汤姆·凯斯下垂的屁股，因为在我看来，他已经完了。

身着健增牌泳装的女人再度出现，这一次举的是“第二回合”。叮当一声铃响。再一次，泰格跳起来，凯斯曳步走来，向那家伙继续贴近，以便随时扭住对方，但是我注意到现在他能成功地闪开在第一回合重创他的左勾拳。泰格用活塞般的右拳击打年长拳击手的肚子，但是在那个部位似乎有大量的肌肉，因为击打看似没怎么伤到凯斯。有一刻，泰格把凯斯往后推，用双手做出“来吧，来吧”的手势。观众开始喝彩。凯斯只是盯着他，于是泰格逼上去。凯斯立即扭住他。观众开始叹息。铃声响起。

“我奶奶可以跟泰格打得更精彩。”雪茄男抱怨道。

“有可能，”萨迪说着，点燃她的第三支烟，“但是他还站着，对吧？”

“不会站多久的，美人儿。下次一记左勾拳击中他，他就玩完了。”他得意地笑起来。

第三回合扭得更紧。但是第四回合，凯斯稍稍放松防守，泰格用一连串的左右拳击打他的头部，引得观众站立起来，大声吼叫。阿基瓦·罗思的女友也跟着站起来。罗思先生依然坐着，但是费力地用戴着戒指的右手托着女友的屁股。

凯斯往后倒在绳索上，朝泰格几记右拳，其中一记击中了。看起来很无力，但我看见泰格甩头时汗滴从他头发上飞溅。脸上出现了不知所措的“那一拳是从哪里来的”表情。然后泰格又冲上前。凯斯左眼旁的一处伤口开始流血。在泰格扩大伤害将淌血变成喷血之前，铃声再次响起。

“如果你现在把十块钱拿来，美人儿，”矮胖的雪茄男说道，“你和你男朋友就能避开交通拥堵。”

“告诉你吧，”萨迪说。“我给你一次机会反悔，省下你那四十块。”

矮胖的雪茄男笑了。“美人儿还挺幽默。如果你的高个子直升机对你不好的话，美人儿，跟我一起回家吧。”

在凯斯的边角，教练快速救治受伤的眼睛，从一管药膏里挤出什么东西，用指尖抹匀。我觉得那看起来像是快干胶，但快干胶可能还没有发明出来。然后他用一条湿毛巾拍了拍凯斯的两腮。

铃声响起。

迪克·泰格逼过来，用右拳直击，左手勾拳。

凯斯躲开一记左勾，整场比赛中第一次，泰格对着年长的拳击手打出一记上切拳。凯斯顺利往后退，避免完全被击中下颌，但还是被击中了脸颊。

力道扭曲了他的整张脸，将其变成恐怖屋里的扭曲脸型。他踉跄着后退。泰格紧逼而来。观众又站起来，呼喊着血腥的战斗。我们跟他们一起站起来。萨迪双手捂着嘴巴。

泰格将凯斯逼在一个角落里，用锤子般的左右拳击打他。我能看到凯斯精神消沉。我能看到他眼睛里的闪光变得暗淡。再来一记左勾拳——或者是炮弹般的右拳——他的眼睛就会熄灭。

“击倒他！”抽雪茄的胖子叫道，“击倒他，迪克！敲碎他的脑袋！”

泰格袭击他的下身，腰带以下的部位。很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裁判走上前来。当裁判警告泰格不能击打下身时，我观察着凯斯，看他如何利用这一短暂的间歇。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我熟悉的表情。在李痛骂玛丽娜裙子拉链拉开那天我曾在李脸上见过同样的表情。在玛丽娜朝李走回来，斥责他把她和孩子带到猪圈一般的地方，并用手指捻弄耳朵、做出你疯了的手势时。

霎时间，这对汤姆·凯斯来说再也不是个发薪日。

裁判闪到一边。泰格挺过来，但这一次凯斯迎上前去。接下来的二十秒里发生的事情是我看到的最震惊也是最恐怖的比赛场景。他们两个直接脚尖对脚尖站着，猛击对方的脸颊、前胸、肩膀和肚子。没有移动，没有迂回，没有花哨的步法。

宛如草原上的两头公牛。凯斯的鼻子断了，血流如注。泰格的下唇撞在自己的牙齿上，裂成两瓣。

鲜血从他的两边嘴角流出来，让他看起来像是刚刚饱餐了一顿的吸血鬼。

体育馆里，每个人都站起来，高声尖叫。萨迪上下跳动。她的帽子掉落下来，露出布满伤疤的脸。她没有注意。别人也没有注意。巨大的屏幕上，第三次世界大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凯斯低下头避开火箭筒般的右拳，我看到泰格的右手击中硬骨时凯斯脸上痛苦的表情。泰格往后退一步，凯斯释放一记下切拳。泰格转过头，避开最大的力道，但是他的牙套飞了出去，在地板上翻滚。

凯斯逼了上去，左右拳头轮番出击。毫无技巧可言，只是直接而又愤怒的击打。泰格向后躲开，绊在自己的脚上，倒了下去。凯斯站在泰格身边，显然不知所措——或者——不知道身处何地。一边大吼一边发出信号的教练吸引了凯斯的注意，凯斯缓慢地走回自己的边角。裁判开始计数。

数到四，泰格一只膝盖立起来，数到六，泰格站起身。数到必不可少的八时，比赛再次开始。

我看着屏幕一角的钟表，看到这一回合只剩下十五秒。

没时间了，没时间了。

凯斯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前来。泰格使出一记毁灭性的左勾拳。凯斯将头侧到一边，当手套从他脸边掠过时，他甩出右拳。这一次，是迪克·泰格的脸发生了扭曲，他倒下之后，再也没有起来。

胖子看着被他撕碎扔到地上的雪茄。“耶稣哭了！”

“是的！”萨迪吱喳地叫起来，漫不经心地重新将毡帽斜戴好。“对着一堆蓝莓烤饼，门徒们说这是他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饼！给钱吧！”

12

等我们回到约迪时，8月29日已经变成了8月30日，但我们两个都太兴奋了，睡不着。我们做爱，然后穿着内裤到厨房吃派。

“嗯，”我说，“觉得怎么样？”

“我永远不想再看职业拳击比赛了。太血腥了。我站起来，跟其他人一起喝彩。有几秒钟——或许足有一分钟之久——我希望凯斯杀了那个独自跳舞的花花公子。然后我迫不及待地回到这里，跟你上床。刚才不止是做爱。更是燃烧。”

我什么都没说。有时候你就是无话可说。

她把手伸过餐桌，从我下巴上摘下一片面包屑，塞进我嘴里。“告诉我这不是憎恨。”

“什么不是？”

“你觉得你必须单独阻止这家伙的原因。”

她看到我准备张嘴，举起一只手拦住我。“我听到了你说的一切，你的原因，但是你得告诉我这些是原因，而泰格击中凯斯的短裤时我从凯斯眼里看到的东西不是原因。如果你是个人我可以爱你，如果你是个英雄我可以爱你——我这么想，尽管由于某种原因这看起来更难——但是我想我不会爱一个义务警员。”

我想起李没有发狂时看妻子的眼神。我想起李和他女儿在浴室玩水时我偷听到的对话。我想起他在汽车站外的眼泪，前往新奥尔良之前抱着琼，用鼻子爱抚她的下巴。

“这不是憎恨，”我说，“我对他的感觉是……”

我压低声音。她看着我。

“对一个被毁掉的生命的惋惜。你也会为得了狂犬病的狗感到悲哀。但这并不会阻止你杀了它。”

她看着我的眼睛。“我又想要你了。但是这一次是为了爱，你知道吗？不是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两个人往死里打对方，而我们的人赢了。”

“好的，”我说，“好的。这很好。”

的确很好。

13

“看吧，”星期五中午我走进典当行时，弗兰克·弗拉蒂的女儿说道。“带新英格兰口音的拳击大师来了。”她朝我灿烂地笑笑，然后转过头喊道，“爸爸！你的汤姆·凯斯来了！”

弗拉蒂曳步走出来。“你好，安伯森先生，”

他说，“星期六晚上逍遥得像撒旦一样。我敢说今天你感觉精神饱满，对吧？”

“当然了，”我说，“为什么不呢？我有幸中了。”

“我是被击中了。”他从肥大的华达呢裤子后面口袋里抽出一只棕色信封，比普通的商务信封稍大。“两千。随你数。”

“没问题，”我说，“我信得过你。”

他开始递过信封，然后又收回去，用信封拍拍自己的脸。蓝色的眼睛已经褪色，却依旧精明，打量着我。“有没有兴趣继续投资？橄榄球赛季即将来临，还有职业棒球锦标赛。”

“我对橄榄球一窍不通，洛杉矶道奇对阵纽约扬基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拿过来吧。”

他递了过来。

“很高兴跟你打交道。”我一边说一边走出去。

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眼睛盯着我，现在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非常不适的感觉。我找不出原因。我钻进汽车，希望永远不用再回到沃斯堡的这个地方。

或者回到达拉斯的格林维尔大道。或者再跟另一个叫弗拉蒂的赌注登记人赌博。

这是我的三个愿望，而它们全部成真了。

14

我的下一站是西尼利街214号。我已经打电话给房东，告诉他八月份是我的最后一个月。他企图劝说我别退房，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房客很难找。这很可能是真话——警察从来没有因为我来过一回，他们经常来这个社区，特别是周末——但是我怀疑这主要是跟房源很多租客不足有关。

达拉斯正经历周期性的低谷。

路上，我在第一玉米银行停了下来，把弗拉蒂的两千块存到活期账户里。很幸运。我后来——很久以后——意识到要是我去尼利街的时候把钱带在身上，我肯定会把钱弄没了。

我的计划是检查四个房间里我可能落下的任何物品，特别留意容易储藏垃圾的角落，沙发垫下面，床底下，以及衣柜抽屉后面。当然，我会带着警用手枪。跟李打交道的时候我需要枪。我现在有杀掉他的充足意愿，只要他返回达拉斯，只要我有机可乘。与此同时，我不想留下乔治·安伯森的踪迹。

当我接近尼利街的时候，那种被困在时间的回音室中的感觉异常强烈。我不断想着两位弗拉蒂，一位的妻子名叫马乔里，一位的女儿名叫旺达。

马乔里：你是不是说想赌球？

旺达：是不是赌博啊？

马乔里：我是J·埃德加·胡佛，朋友。

旺达：我是达拉斯警察局的柯里局长。

那又怎么样？这就是和谐，仅此而已。和声。

穿越时空的副作用。

尽管如此，我的脑袋后面却响起了警告的铃声，当我转向尼利街的时候，铃声转移到了前脑。

历史重复出现，过去和谐一致，这就是我的感觉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全部的内容。当我转进李的房子——李曾在此拟定刺杀埃德温·沃克的欠妥计划——前面的车道时，我真切地听到警告的铃声。因为现在很接近。铃声变成尖叫。

阿基瓦·罗思出现在拳击比赛上，但不是一个人。跟他在一起的是戴着嘉宝眼镜的甜心伴侣，系着水貂皮围巾。八月的达拉斯还没有到系围巾的时节，但是体育馆里开着空调，而且——就像我的时代里人们说的——有时候你得装装门面。

摘下眼镜，取下围巾。你想到什么？

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听着发动机冷却的滴答声，我还是没想到。然后我意识到如果你把水貂皮围巾换成“船与岸”品牌女衫，你得到的就是旺达·弗拉蒂。

德里的查兹·弗拉蒂曾经派比尔·图尔考特跟踪我。那种想法一扫而过……但我抛开了这种想法。想法很糟。

沃斯堡的弗兰克·弗拉蒂派了谁跟踪我？嗯，他肯定认识诚信金融的阿基瓦·罗思。毕竟，罗思是他女儿的男朋友。

突然之间，我需要我的枪，我想立马拿到枪。

我走下雪佛兰，疾步走上门廊台阶，手里攥着钥匙。我在钥匙串里摸索着钥匙，一辆全封闭式小型邮递卡车呼啸着从海因斯大道拐角驶来，吱吱嘎嘎地停在214号门前，左边的车轮碾上了路缘。

我四处张望。没看到人。整条街道冷冷清清。

这儿没有一个你可以呼救的路人。更不要说警察了。

我把钥匙插进锁里，转动一下，心想我把他们锁在外面——不管他们是谁——然后打电话给警察。我在屋内，呼吸空荡荡的房子里闷热、发霉的空气，突然想起来屋里没有电话。

几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跑过草坪。三个人。一个叼着一小截烟斗，烟斗看起来像是裹在什么东西里面。

不是，实际上人手足够一桌桥牌。第四个人是阿基瓦·罗思，他没有跑。他缓步走上人行道，双手插在兜里，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我甩上门。扭上门闩。刚扭上，门就被撞开了。

我朝卧室跑去，但只跑到一半。

15

罗思的两个打手将我拽到厨房。第三个叼着烟斗。烟斗用黑毛毡裹着。是在他把烟斗小心翼翼地放到桌上时我看到的。我曾经多次在那张桌上用餐。他戴上黄色生牛皮手套。

罗思靠在门口，仍然在得意地笑。“爱德华多·古铁雷斯染上了梅毒，”他说道，“已经蔓延到大脑里面。十八个月之内就会死，但是你知道吗？他不在乎。他相信自己会回来，成为阿拉伯酋长或者什么狗屎。怎么样，嗯？”

回应不合逻辑的推论——在鸡尾酒聚会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电影院排队购票的时候——本来就很冒险，而当两个人将你抓住而第三个人正准备打你的时候，也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于是我什么都没说。

“问题是，你让他上心了。你赢了不该赢的钱。有时候你输掉。但是埃迪·古铁雷斯有个疯狂的想法，你输的时候是故意的。你知道吗？然后你就豪赌德比大战。他认定，我不知道对不对，你有某种能够预见未来的心灵感应的小玩意儿。

你知道他烧了你的房子吗？”

我什么都没说。

“之后，”罗思说，“当那些小蠕虫真的开始吞噬他的大脑时，他开始觉得你是某种食尸鬼，或者魔鬼。他跟南部、西部还有中西部都打了招呼。‘找到安伯森这个家伙，打死他。杀了他。

这家伙不正常。我能闻到但是我没注意。看看我，大病将死。就是这个家伙惹的祸。他是个食尸鬼，魔鬼，或者什么狗屎。’很疯狂，你知道吗？阁楼里的玩具。”

我什么都没说。

“卡尔莫，我觉得我们的朋友乔吉没有听到。

我想他在打瞌睡。把他叫醒吧。”

戴着黄色生牛皮手套的家伙释放一记上切拳，拳头从髋处直冲我的左脸。疼痛在我的脑袋里爆开，就一小会儿，那一侧我看见的东西都蒙上了猩红的颜色。

“好，你看起来更清醒了，”罗思说，“我在哪儿？哦，我知道。你是怎么变成埃迪·古铁雷斯的恶巫？因为梅毒，我们都知道。要不是你的话，肯定是什么理发店的母狗。或者是他十六岁时对他手淫过度的小妞儿。有时候，他不记得自己的住址，他得打电话叫人接他。很悲惨，对吧？

是因为他脑子里的蠕虫。但是每个人都迁就他，因为他是个好人。他会讲笑话，小子，能笑到你流眼泪。没有人想过你真的存在。埃迪·古铁雷斯的恶巫赌海盗队击败扬基队，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发生，在七场比赛之内，大家都知道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不会走那么远。”

“这不光是运气，”我说。我的声音听起来很愤怒，因为我的嘴角肿胀起来。“是冲动。”

“这很愚蠢，愚蠢总是要付出代价。卡尔莫，打断这个愚蠢的狗杂种的膝盖！”

“不要！”我说，“不要，求你们不要！”

卡尔莫笑了，仿佛我说了什么好笑的话，他从桌子上抓起毛毡包裹的烟斗，朝我的左边膝盖挥来。我听到下面有什么东西发出爆裂的声响。

就像是巨大关节的声音。疼痛非常剧烈。我忍住尖叫，瘫到抓紧我的人身上。他们又把我拉起来。

罗思站在门口，双手插在口袋里，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好，酷。会肿起来。你无法相信会肿到多大。但是，你买了，你付了钱，你得到了。

与此同时，事实，小妞，只有事实。”抓紧我的打手们笑了。

“事实是走进我们店里像你那般穿着的人，不会那样赌。像你那般穿着的人，冲动之下顶多会赌十块钱，最多二十块钱。但是海盗队成功了，这也是事实。我开始想埃迪·古铁雷斯可能是对的。

不是说你是个魔鬼，食尸鬼，或者有心灵感应的小玩意儿，但是，是不是你认识什么人，知道什么内部消息？像是经过贿赂，海盗队七场之内必赢？”

“没有人操纵棒球比赛，罗思。自1919年的‘黑袜丑闻’之后再也没人操纵棒球比赛。你是赌注登记人，你肯定知道。”

他扬起眉毛。“你知道我的名字！嘿，或许你真是个有心灵感应的家伙。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

他看看表，好像是确认一下。表盘大而笨重，很可能是劳力士。

“你来收钱时我想看你住哪儿，但是你用大拇指盖住地址。这没问题。买彩票的人都会这么做。

我决定放了你。我应该派人到街上揍死你，甚至杀了你，让埃迪·古铁雷斯的脑子——剩下的脑子——能够安宁？去他的，埃迪·古铁雷斯不知道的东西不会伤害他。还有，没有了你，他就会想别的东西。或许亨利·福特是安妮·克赖斯特之类什么狗屎。卡尔莫，他又分神了，这让我很生气！”

卡尔莫拿烟斗挥向我的上腹。烟斗带着足以致残的力量，击中我的肋骨下面。先是一阵刺痛，紧接着一阵火辣蔓延开来，仿佛一团火球。

“痛吧？”卡尔莫说，“正中了你的要害。”

“我想你击穿了什么东西。”我说。我听到一声蒸汽机声响，然后意识到是我自己在喘气。

“我希望他该死的办到了，”罗思说，“我放了你，你这个笨蛋！我他妈的放了你！我把你忘掉了！然后你出现在沃斯堡的弗兰克那里，要赌该死的凯斯对泰格拳击比赛。完全相同的方式——大价钱押居于下风的人，赢最高的赔率。这一次你精准地预测到比赛回合。所以，接下来这样，朋友：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如果你照办的话，我把你现在的样子照几张照片，然后埃迪·古铁雷斯就会满意。他知道他不能杀了你，因为卡洛斯告诉他不能，他听卡洛斯的，即便是现在。但要是他看见你变惨……哦，你现在还没有变得很惨。再给他点儿厉害，卡尔莫。脸上。”

于是另外两个人抓紧我，卡尔莫捶打我的脸。卡尔莫打断了我的鼻子，打得我左眼看不见了，打掉了几颗牙，还打破了我的左脸。我不断在想，我会晕过去，或者他们会杀了我，不管怎样疼痛都会停止。但是我没有晕过去，终于，卡尔莫停了下来。他喘着粗气，黄色的生牛皮手套上沾了红色的斑点。阳光从厨房窗户照进来，在油毡上投下长方形光带。

“这样好些了，”罗思说，“把宝丽来相机从卡车里拿出来，卡尔莫。我想到此结束。”

离开之前，卡尔莫脱下手套，放到桌上的铅质烟斗旁边。烟斗上的有些毛布条已经松脱。被血浸透了。我的脸发出悸痛，但是肚子情况更糟。肚子上，火辣的感觉继续蔓延。下面出了大麻烦。

“再说一次，安伯森先生。你怎么知道有人操纵？谁告诉你的？说实话。”

“我只是猜的。”我想告诉自己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得了感冒，但我没有。我听起来像是被打得臭死的人。

他捡起烟斗，敲着胖嘟嘟的一只手。“谁告诉你的，他妈的？”

“没人。古铁雷斯说得对。我是个魔鬼。魔鬼能看到未来。”

“你的机会已经用完了。”

“旺达对你来说太高了，罗思。也太瘦了。

你趴在她身上的时候，看起来肯定像是癞蛤蟆想干原木。或者像——”

他满意的脸顷刻变得愤怒。这是个彻底的转变，时间不到一秒钟。他把烟斗甩向我的头。我举起左胳膊，听到胳膊裂开的声音，就像结冰的桦树枝折断了似的。这一次，我跌下去时，打手们任由我倒在地上。

“妈的，自作聪明的家伙，我最恨他妈的自作聪明的家伙。”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从远处传来。或者从很高的地方传来。也许是很远而且很高的地方。我最终准备晕死过去，而且有生以来，从未如此感激能够晕死过去。但是我眼睛的余光能看见卡尔莫带着宝丽来相机回来了。相机硕大，镜头像手风琴一样伸出来的那种款式。

“把他翻过来，”罗思说，“照完好的一边。”

打手们照做的时候，卡尔莫把相机递给罗思，罗思把烟斗递给卡尔莫。然后罗思把相机举到脸边，说道，“看这边，你这个狗杂种。这张是给埃迪·古铁雷斯的……”

闪光。

“……这张我自己收藏。我并不收藏照片，但是我可以从现在开始……”

闪光。

“……这一张给你。让你记住，有人问你问题时，你得回答。”

闪光。

他把第三张照片从相机里扯出来，朝我扔过来。相片落在我左手边……他踩到我左手上。骨头碎了。我抽泣着，把受伤的手缩到胸前。他至少踩断了一根指头，有可能是三根。

“你应该记得六十秒之内将皮剥掉，否则就会肿得够呛。如果你醒着的话。”

“现在他已经变老实了，你想不想继续问他？”

“你开玩笑吗？看他那熊样。他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去他妈的。”他开始转身离开，然后又回过头。“嗨，笨蛋。让你长长记性。”

他用坚硬如铁的鞋尖踢我的一边脑袋。我的眼前直冒火星。然后，我的后脑勺撞到护壁板上，我晕了过去。

16

我想我失去意识没有多久，因为油毡布上的长方形光带看起来没有移动。我嘴里满是铜的味道。我把半凝的血团吐到地板上，里面掺着半颗牙齿。我准备站起身。我得用完好的一只手撑住厨房的椅子，然后撑着桌子（桌子差点砸到我身上），但是总体来说，比我想象的要容易。我感到左腿麻木，裤腿中间感觉很紧，膝盖已经肿胀，但是我想肯定不止肿胀这么简单。

我朝窗外看去，确定卡车已经开走，然后缓慢蹩进卧室。心脏在胸腔内缓慢而沉重地撞击。

每跳一次，都给我断裂的鼻子带来悸痛，震动肿胀的左脸，左脸的颧骨差点被打碎。后脑勺也发出阵痛。脖子酸疼不已。

本来可能会更糟。曳脚走进卧室时我提醒自己，你还站着，不是吗？拿到该死的手枪，放进手套箱里，然后开车去急救室。你基本没什么大事。很可能比迪克·泰格今天早上的情况好多了。

我继续对自己这么说，直到我抬起手去够衣柜格子。这么做的时候，肚子里首先有东西扯了一下……随后感觉像是有东西在滚动。迟钝的火辣感集中在我的左边，有点儿像火上浇油的感觉。

我的指尖碰到了枪把，把枪转个方向，用大拇指勾住扳机护环从架子上取下。枪掉在地上，撞进了卧室里。

很可能还没有装弹。我弯腰去捡。我的左膝盖发出类似尖叫的声音，然后垮了下去。我倒在地上，肚子里的疼痛再次袭来。我捡起枪，转动弹膛。枪装了子弹。每个枪膛里都有子弹。我把枪放进口袋，试图爬到厨房，但是膝盖疼痛难忍。头痛愈发严重，隐秘的触手从颈背上方的小洞窟里伸展出来。

我用游泳的姿势爬到床边。到了床边，我又用我的右手和右腿把自己拉起来。左腿支撑着我，但是膝盖处不能活动。我必须离开那儿，越快越好。

我走出卧室，穿过厨房，走到前门的模样，看起来肯定像《硝烟》中瘸腿的切斯特。前门洞开，门锁周围木屑散裂着。我甚至记起其中的台词：“狄龙先生，狄龙先生，朗布朗奇那里有麻烦！”

我穿过门廊，右手抓紧栏杆，侧身走下人行道。

只有四级台阶，但是每次颠簸着走下一级，头痛都会加剧。我似乎丧失了周围视觉，情况肯定不妙。我想扭头看我的雪佛兰，但是脖子不听使唤。

我努力转动整个身体，当我看到汽车时，却意识到我根本不可能开车。甚至不可能打开乘客一侧的车门把手枪装进手套箱：一弯腰，我身体一侧的疼痛和火辣感觉就会散开。

我从口袋里搜出点38式手枪，回到门廊上。

我抓住台阶的栏杆，把枪藏到台阶底下。必须这样。我又直起身，缓慢地走下人行道，朝街上走去。迈着婴儿的步伐，我告诉自己，婴儿的细小步伐。

两个孩子骑着单车过来。我想告诉他们我需要帮助，但是我肿胀的嘴巴只发出了干巴巴的“帮”的声音。他们彼此对视一眼，然后快速蹬着脚踏板，从我身边转开了。

我向右转（肿胀的膝盖让左转变成世界上最坏的主意）开始沿人行道蹒跚走去。我的视野不断缩小，现在我似乎是从枪槽，或者是从管道口往外看。一时间，这让我想起在德里时见到过的基奇纳钢铁厂里倒塌的烟囱。

去海因斯大道，我告诉自己，海因斯大道上会有行人。你至少要到那里去。

但是，我是在朝海因斯大道走，还是远离那里？我不记得了。我的视野已经降到了只有直径六英寸大的圆圈。我倒地的时候，就像是慢动作，人行道就像羽毛枕头一样柔软。

我昏死之前，什么东西戳着我。坚硬的金属之类的东西。距离我上面八英里或者十英里远，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嗨，嗨，孩子！你怎么了？”

我翻过身。耗尽全部力气，但我成功地翻了过来。站在我面前的是拉链事件那天，我拒绝插手李和玛丽娜的争吵时，叫我胆小鬼的老妇。可能是那一天，因为，不管是不是八月流火，她仍然穿一件粉色法兰绒睡衣和一件棉袄。可能因为我的脑子里仍然想着拳击，她竖直的头发让我想起了著名拳击推广人唐·金而不是爱尔莎·兰切斯特。她用助步器的一只前腿戳了我。

“噢，我的天哪！”她说，“谁把你打成这样？”

说来话长，我无法开口。黑暗已经逼近，我很高兴，因为脑子里的疼痛即将送我去死。阿尔得了肺癌，我想，我遇到了阿基瓦·罗思。不管怎样，游戏结束。奥齐赢了。

如果我能插手，他不会获胜。

我拼尽全力，对身前的妇人，黑暗侵蚀之中唯一的光明说道，“打……911。”

“什么？”

她当然不知道。911还没有使用。我继续坚持了几秒。“救护车。”

我想我可能得重复一遍，但我不确定。然后，黑暗将我完全吞噬。

17

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是不是孩子们偷了我的车，或者是罗思的打手们干的。什么时候干的。无论如何，窃贼没有把它当垃圾扔掉或者把它损毁。

德凯·西蒙斯在达拉斯警察局拖吊场里找到了它。

车的情况比我的情况好得多。

第二十六章

1

接下来的十一个星期我再次过上双重生活。

其中的一重我几乎一无所知——外界的生活——另一重我心知肚明。那是我身体里面的生活，我经常梦见黄卡人。

在外界的生活中，拄着助步器的老妇（艾伯塔·希钦森。萨迪找到她，给她买了一束花）在人行道上站在我身边，大声呼喊，直到一位邻居出来，看到情况之后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把我载到帕克兰医院。救治我的医生名叫马尔科姆·佩里，后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死前都经他救治。在我身上，他的运气更好，尽管情形差不了多少。

我牙齿脱落，鼻子骨折，颧骨骨折，左膝盖骨折，左胳膊骨折，手指错位，腹部损伤。还有大脑创伤，这是佩里医生最焦虑的。

我被告知，触诊肚子时我醒了过来，大声号叫，但是我都不记得了。我被插入导管，立刻就开始尿拳击解说们称之为“红葡萄酒”的东西。我的重要器官开始还稳定，但稍后衰弱。我被验了血型，进行配对，然后输了整整四个单位的血……萨迪后来告诉我说，约迪居民九月下旬在一次献血行动中献了四百多个单位。萨迪得不断重复告诉我这一点，因为我不断忘记。他们准备给我做腹部手术，但是之前要进行神经咨询和脊椎穿刺——在过去的国度里，还没有CT扫描或者核磁共振成像这类东西。

我还被告知，我跟为我做穿刺的两位护士聊了一会儿。我告诉他们我的妻子酗酒成瘾。其中一个说这很不好，问我她的名字叫什么。我告诉他们她是一条鱼，名叫旺达，然后开心地笑了。

然后我又晕了过去。

我的脾脏毁坏。他们做了切除。

我还处于昏迷中，我的脾脏不再发挥作用、但是重要的脏器却去了不会去的地方时，我被送到整形外科。在那里，我断掉的胳膊被上了夹板，断腿被打上石膏。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很多人签名前来探望。有时候我认识这些名字，多数时间又不认识。

我被灌下镇静剂，保持脑袋稳固，床被立起三十度。服用苯巴比安不是因为我清醒了（尽管有时候我含糊不清地说话，萨迪说）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我可能突然恢复知觉，继续伤害自己。总的来说，佩里和其他医生（埃勒顿也经常来检测我的情况）治疗我这个被打碎的笨蛋就像对待未爆炸的炸弹。

至今我还不完全确定血球密度和血红蛋白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的指标开始上升，这让每个人都感到高兴。三天后我又接受了一次脊椎穿刺。

这一次显示有旧血的迹象。对脊椎穿刺来说，旧血比新血要好。这表明我确实遭受了严重的脑创伤，但是他们不用在我颅骨上钻一个孔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我的身体正在其他阵地上奋力抗争。

但是过去执拗地保护着自身不被改变。我入院五天之后，脾切除手术切口附近的肌肉开始变红发热。第二天切口再次裂开，我开始发高烧。我的情况，在第二次脊椎穿刺之后本来已经从危重变成严重，现在重新回到了危重。我的病历显示，我“按照佩里医生的意见服了镇静剂，神经反应达到最低限度”。

9月7日，我短暂地恢复意识。或者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一个脸上有疤但很漂亮的女人，以及一个膝盖上放着牛仔帽的老男人，正坐在我的床边。

“你记得你的名字吗？”女人问。

“普通人，”我说，“再问我还是这么说。”

杰克·乔治·“普通人”·埃平·安伯森先生在帕克兰医院住了七个星期，之后被转移到康复中心——一处小型患者住所——位于达拉斯市北边。在这七个星期里，我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之前是脾脏的地方现在被感染盘踞。胳膊上的夹板被替换成一个长长的石膏模，也充满各种我不知道名称的东西。在转移到伊登法洛斯康复中心之前，胳膊上的石膏模减小了。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位外科医生开始折腾我的膝盖，膝盖似乎恢复了一些活动能力。别人告诉我，整个过程中我鬼哭狼嚎，但我不记得了。

马尔科姆·佩里和帕克兰医院的其他医职人员挽救了我的生命，对此我毫不怀疑。他们还无意送给我一个并不受欢迎的礼物，这个礼物一直陪伴着我在伊登法洛斯的时光。这就是输进我身体对抗第一次感染的抗生素造成的二次感染。我模糊地记得，呕吐不断，屁股整天都坐在便盆上。我记得曾经想到我得回到德里去拜访基恩先生。我需要高岭土果胶。但是基恩先生是谁，德里又在哪里？

当我肚子里能够盛得住食物时，他们让我出院，但是腹泻停止之前我在伊登法洛斯差不多已经呆了两个星期。那时，已经逼近十月末。萨迪（通常，我记得她的名字，有时名字又从我的脑子里溜走了）给我带来一盏南瓜灯。这个记忆非常深刻，因为看到灯的时候我惊叫起来。那惊叫是某人忘记非常重要的事情时的惊叫。

“怎么了？”她问我，“怎么了，亲爱的？出什么事了？是肯尼迪吗？跟肯尼迪有关吗？”

“他准备用锤子把他们都杀了！”我对她喊道，“就在万圣节晚上！我得阻止他！”

“谁？”她抓住我挥舞的双手，脸上充满恐惧，“阻止谁？”

但是我不记得，我睡着了。我睡了很多，不仅是因为脑伤痊愈缓慢。还因为我很疲劳，跟之前自己的鬼魂相差无几。被打那天，我还有一百八十五磅重。等到我从医院出来进入伊登法洛斯时，我只剩一百三十八磅了。

这就是杰克·埃平——一个被打得呜呼哀哉，差点在医院里丧命的人——外界的生活。我身体里面的生活是黑暗，各种声音以及雷电般的意识的闪光：它们完美地遮住我的视线，然后我借助闪光，刚要看到一丝风景，一切旋即又消失了。

发现自己热得要死，一个女人喂我吃冰片，尝起来凉爽极了。就是“脸上长疤的女人”，有时候我认得是萨迪。

我坐在房间角落的便桶上，搞不清我是怎么到那里的，释放开好几加仑火辣辣的稀水，肋部痒痛不已，膝盖发出吼叫。我记得我希望有人能杀了我。

我发现自己想从床上起来，因为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貌似整个世界都等待着我做这件事。“戴牛仔帽的男人”在那儿。他抓住我，在我摔倒之前将我放到床上。“还不是时候，伙计，”他说。“你还远远没有康复。”

我发现自己跟两位身着制服的警察谈话——或者说试图谈话，他们来询问有关我被打的情况。

其中一个的姓名标签上写着“提皮特”。我想告诉他他很危险。我想告诉他记住11月5日。月份没错，但是日期错了。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开始沮丧地捶自己的头。警察面面相觑，疑惑不已。

“不叫提皮特的那位警察”叫了护士。护士带了医生过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我又失去了知觉。

我发现我自己听着萨迪读书给我听，首先是《无名的裘德》，然后是《德伯家的苔丝》。我知道这些小说，再次听到真的很舒服。有一次读《苔丝》的时候，我记起了什么。

“我让苔西卡·卡尔特罗普别管我们。”

萨迪抬头看我。“你是说杰西卡吗？杰西卡·卡尔特罗普？你说的是她？怎么回事？你记起来了？”

但是我不记得。记忆又消失了。

我发现自己看着萨迪，她站在小窗户前，一边看着窗外的雨，一边哭泣。

但是多数时间里，我都没有记忆。

“戴牛仔帽的男人”是德凯，但是有一次我以为他是我爷爷，这让我感到异常恐惧，因为格兰佩·埃平已经死了，而且——埃平，这是我的姓。等等，我告诉自己，但是一开始我做不到。

有好几次，“一位红唇年长女人”过来看我。

有时我想她的名字是米米女士，有时我想是埃利女士。又一次我很确定她叫艾琳·赖安，在《贝弗利山人》中饰演克莱佩奶奶的女人。我告诉她我把手机扔进了一个池塘。“现在它跟鱼儿一起睡觉。我真的希望能把那玩意儿拿回来。”

“一对年轻夫妻”来了。萨迪说：“你看，迈克和博比·吉尔来了。”

我说，“迈克·科斯劳。”

“年轻男子”说：“很接近了，安伯森先生。”

他笑了。他笑的时候，一滴眼泪从脸颊上滑落。

稍后，萨迪和德凯来到伊登法洛斯。他们跟我一起坐在沙发上。萨迪会抓着我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杰克？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

要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者他要去哪里，我们怎么能够阻止他呢？”

我说：“我要阻止他。”我使劲尝试。这让我的头一阵疼痛，但是我使出更大力气。“阻止他。”

但是萨迪太亲近，而德凯年纪又太大。她压根就不应该告诉德凯。或许没问题，因为他不怎么相信。

“如果你们插手的话，黄卡人会阻止你们，”

我说，“我是他唯一不能阻止的人。”

“黄卡人是谁？”萨迪问道，靠上前来抓住我的手。

“我不记得了，但是他无法阻止我，因为我不属于这里。”

不过他会阻止我。或者有东西要阻止我。佩里医生说我的失忆程度很轻，只是暂时的，他说得没错……但是只说对了一点。要是我过分努力回忆最关键的东西，我的头就会疼得要命，我的步履更加蹒跚，视线也愈加模糊。最糟糕的是，我容易突然睡着。萨迪问佩里医生是不是发作性嗜睡症。他说很可能不是，但是我认为他似乎很担心。

“叫他或者摇晃他他会醒来吗？”

“总是会醒来。”萨迪说。

“当他记不起来事情，很焦虑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萨迪同意地说是。

“那我很肯定这会好起来的，就像他的失忆症一样。”

最后——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我身体里面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开始融合。我以前叫雅各布·埃平，是一位教师，不知怎么我穿越时空回到过去，阻止暗杀总统肯尼迪。开始我想抛开这个想法，但是我知道这些年间发生的太多事情，这些事情不是幻象，而是记忆。滚石乐队，克林顿弹劾听证会，世贸中心一片火海。克里斯蒂，我麻烦而又讨厌的前妻。

一天晚上，萨迪和我一起看电视剧《战役》时，我记起我对弗兰克·邓宁做过的事。

“萨迪，我来到得克萨斯州之前杀了一个人。

是在一个墓地里。我别无选择。他要杀害他的整个家庭。”

她看着我，目瞪口呆。

“关上电视，”我说，“那个扮演桑德斯军士的家伙——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会被直升机桨片削去头颅。求你了，萨迪，关掉吧。”

萨迪关掉电视，然后跪在我面前。

“谁会杀了肯尼迪？他会在哪里行动？”

我想了又想，没有睡着，但是想不起来。我从缅因州去了佛罗里达州，我记得。开着福特森利纳，一辆出色的汽车。我从佛罗里达去了新奥尔良，再离开新奥尔良，然后来到得克萨斯。我记得穿过州境线时，我正从广播上听《大地天使》这首歌，在20号公路上时速70英里每小时。我记得“得克萨斯欢迎你”的标牌。还有一块广告牌上写着“宝贝烧烤，27英里”。之后，就是胶卷上的一个洞。洞的另一边，在约迪教书和生活的记忆逐渐恢复。更辉煌的是跟萨迪一起跳摇摆舞，以及跟她在坎德尔伍德小屋一起在床上的美好记忆。萨迪告诉我我还在沃斯堡和达拉斯居住过，但她不知道在哪里。她所知道的只有两个电话号码，现在也打不通了。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尽管我想其中一处地方可能是在凯迪拉克街。她查看了公路图，两座城市都没有凯迪拉克街。

我现在能记得很多东西，但是不记得刺客的名字，或者他会在哪儿行动。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在阻止我。执拗的过去。

“刺客有个孩子，”我说，“我想她的名字叫阿普丽尔。”

“杰克，我想问你件事。可能会让你抓狂，但是这关系重大——关系到世界的未来，用你的话说——我必须问。”

“问吧。”我想不出她会问什么能让我生气的问题。

“你在跟我撒谎吗？”

“没有。”我说。是真的，到目前为止。

“我告诉德凯我们得报警。他给我看《新闻早报》里的一条新闻，说已经有两百条死亡威胁和有关潜在刺客的小道消息。他说达拉斯和沃斯堡的右翼分子，以及圣安东尼奥的左翼分子都想把肯尼迪从得克萨斯吓走。他说达拉斯警察局把所有的威胁和小道消息都交给联邦调查局，但是他们无动于衷。他说约翰·埃德加·胡佛比肯尼迪更恨的唯一一个人就是肯尼迪的弟弟博比。”

我不怎么关心约翰·埃德加·胡佛恨的是谁。“你相信我吗？”

“相信，”她说着，叹口气。“维克·莫罗[178]真的会死吗？”

他的名字叫莫罗，当然。“是的。”

“拍电视剧《战役》的时候吗？”

“不是，拍一场电影的时候。”

她突然大哭起来。“你不要死，杰克——求你了。我只想让你好起来。”

我做了很多噩梦。地点频繁变换——有时候是在一条空旷的大街上，像是里斯本福尔斯镇的美茵大街。有时候是在墓地里，我在那里杀了弗兰克·邓宁。有时候是在安迪·卡勒姆的厨房，那位克里比奇牌高手——但是通常是在阿尔·坦普尔顿的餐馆里。我们坐在一处隔间里，城镇名人墙上的照片盯着我们。阿尔病了——大病将死——但是他的目光炯炯有神。

“黄卡人就是执拗的过去的化身，”阿尔说，“你知道这一点，不是吗？”

是的，我知道。

“他以为你会被打死，但是你没死。他以为你会死于感染，但是你没死。现在他要阻断你的记忆——关键的记忆——因为他知道这是他阻止你的最后希望。”

“他怎么可能呢？他已经死了。”

阿尔摇摇头。“不是，死的是我。”

“他是谁？他是什么？他怎么能死而复生？他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卡片变成了黑色！我亲眼所见！”

“不知道，伙计。我只知道如果你不停下脚步的话，他无法阻止你。你必须找回这些记忆。”

“那就帮帮我！”我喊道，抓住他坚硬如爪的手。“告诉我那家伙的名字！是不是查普曼？还是梅森？这两个名字都能引起我的回忆，但是两个都不像。你让我来这里的，那就帮帮我！”

梦到这里，阿尔张开嘴，正要告诉我，黄卡人插手了。要是我们在美茵大街上，他就会从绿色前线或者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出来。要是在墓地，他就从一处敞开的坟墓中爬出来，就像导演乔治·罗梅罗[179]电影中的僵尸。要是在餐馆里，餐馆的门就会突然打开。他的毡帽帽圈里的卡片颜色漆黑，就像是宇宙的长方形黑洞。他死了，正在分解。破旧的外套上已经起了霉斑。眼眶里是两团蠕动的虫子。

“他什么都不能告诉你，因为今天要付双倍！”黄卡人现在已经变为了黑卡人，尖声喊道。

我转向阿尔，不过阿尔已经成了一具骷髅，牙齿上衔着一支烟，我突然惊醒，汗流浃背。我寻找记忆，但是记忆已经不在那里。

德凯给我拿来了报纸，有关肯尼迪来访日渐临近的消息，希望这能让我想起什么。但是没用。

有一次，我躺在沙发上（我刚从突然睡去中醒来），我听到他们两个又在争论是否报警。德凯说匿名的小道消息没人理会，实名举报又会让我们大家都陷入麻烦。

“我不在乎！”萨迪喊道，“我知道你以为他在胡说，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要是肯尼迪被装在棺材里从达拉斯抬回华盛顿你感觉怎么样？”

“如果你把警察惹来的话，他们会注意杰克的，亲爱的。按你说的，他来这儿之前在新英格兰杀了个人。”

萨迪啊萨迪，我真希望你没有告诉他这个。

萨迪停止争论，却没有放弃。有时候她想惊吓我，让我重拾记忆，就像你能惊吓某人，让他停止打嗝一样。但是没用。

“我该拿你怎么办呢？”萨迪悲伤地说。

“我不知道。”

“试试别的办法。试着悄悄接近记忆。”

“我试了。我想那家伙当过兵，或者当过海军陆战队员。”我摩挲着后脑勺，那里又开始疼痛。

“但是也可能是海军。该死的，克里斯蒂，我不知道。”

“萨迪。杰克。我是萨迪。”

“我不是这样说的吗？”

她摇摇头，想笑。

11月12日，退伍军人节之后的星期二，《新闻早报》刊载了长篇社论，关于临近的肯尼迪来访，以及对这座城市的意义。“多数市民似乎准备好了敞开胸怀迎接这位年轻、涉世未深的总统，”

新闻上说，“情绪高涨。当然他美丽又魅力超凡的妻子陪他一起乘车更是好消息。”

“昨晚又梦到黄卡人了吗？”萨迪进来时问我。她在约迪度过了假期，主要是在屋内浇浇花，也是为了“露一下脸”，用她的话说。

我摇摇头。“亲爱的，你在这儿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你在约迪的时间。你的工作怎么样？”

“埃利女士给我安排的是兼职。我能混过去，等我跟你一起走……要是我们会走的话……我想我得看看会发生什么。”

她的眼神从我身上移开，点了支烟。看着她花很长时间在咖啡桌上拍打香烟，然后用火柴拨弄着它，我意识到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萨迪本人也有疑问。我预料到了导弹危机和平解决，我知道迪克·泰格会在第五回合倒下……但是，她仍心存疑虑。我不怪她。如果我们的位置互换的话，我可能也有我的顾虑。

然后她笑了。“但是我有一大堆很优秀的替身，我敢肯定你能猜到是谁。”

我笑了。“是不是……”我想不起名字。我能看见他——饱经沧桑、被太阳晒黑的脸，牛仔帽，蝴蝶领结——但是星期二早上我无法说得更准确。

我的后脑勺，之前撞到墙脚板上的地方开始痛——但是什么墙脚板？在哪里？不知道这一点真是糟糕透了。

肯尼迪十天之内就会来，我却他妈的连那家伙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尽力，杰克。”

“我在尽力，”我说。“我在尽力，萨迪！”

“等一下，我有个办法。”

她把闷烧的香烟放到烟灰缸的一个槽里，站起身，走出前门，在身后关上门。然后她打开门，用滑稽的粗哑深沉的声音，像每次那个老男人过来看我时那样说道：“今天感觉怎么样，伙计？

吃东西了没？”

“德凯，”我说，“德凯·西蒙斯。他娶了米米女士。但是她在墨西哥去世了。我们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头痛不见了。就是这样。

萨迪一边拍手，一边跑向我。我们久久地美美地吻了一次。

“看到了吗？”她退回去时说道，“你能做到。

还不算太晚。他叫什么名字，杰克？那个疯狂的坏蛋？”

但是我想不起来。

11月16日，《时代先锋报》公布了肯尼迪车队的路线。车队会从拉菲尔德机场出发，最终抵达贸易中心，在那里他会向达拉斯市政委员会及受邀嘉宾讲话。他的演讲名义上是赞扬毕业生研究中心的工作，并对达拉斯过去十年在经济上取得的发展表示祝贺，但是《时代先锋报》很得意地告诉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其实此举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得克萨斯州1960年支持肯尼迪，但是1964年看起来有些摇摆不定，尽管选票上有个不错的约翰逊城老男孩儿。嘲笑挖苦者们依然把副总统称作“一边倒林登”，指的是1948年他，以87票当选参议员这一极富寓意的决定性事件。

这是遥远的历史，但是这个绰号长期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得克萨斯人对他的复杂感觉。肯尼迪的工作——当然，杰基的工作也是——就是帮助林登和得克萨斯州长约翰·康纳利燃起忠心。

“看这儿，”萨迪说，一根指尖沿着路线追踪。

“主街上的一个又一个街区。然后是休斯敦街。

这一块沿街都是高楼。这家伙会不会在主街上？

他只能是在大街上，你不觉得吗？”

我根本没有听，因为我看到了别的东西。“看，萨迪，车队会沿着特特尔克里克大道前进！”

她的眼睛发出闪光。“是在那里发生的吧？”

我怀疑地摇摇头。很可能不是。但是我知道特特尔克里克大道与此有关，跟我要阻止的人有关。我想到这一点时，有东西浮出了水面。

“他会把步枪藏起来，之后再回来拿。”

“藏在哪里？”

“没关系，因为这一事件已经发生。已经成为历史了。”我双手盖住脸，因为房间里的灯光突然变得耀眼起来。

“现在别想了，”她说着，把报纸抓走。“放松，不然你又会头痛，又得吃药。药会让你变得伤感。”

“是的，”我说。“我知道。”

“你需要咖啡。浓咖啡。”

她去厨房泡咖啡。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打鼾。

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本来要在睡眠的国度里呆更久，但是她把我摇醒了。“你记得来达拉斯路上的最后一件事干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你住在哪里？酒店？汽车旅馆？还是出租屋？”

一时间我隐约记得一个院子和很多窗户。一位看门人？或许是吧。然后又不记得了。头痛再次袭来。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20号公路上穿过州境线时看到了烧烤广告。那里距离达拉斯还有不少英里。”

“我知道，但是我们不用去那么远，因为如果你在20号公路上，你就呆在20号公路上。”

她看了一眼手表。“今天太晚了，但是明天我们来个星期天自驾游吧。”

“很可能没用。”但是我看到了一丝希望，还是一样。

她晚上留了下来，第二天早上，我们驾车开上人们所称的蜜蜂公路，离开达拉斯，往东朝路易斯安那开去。萨迪坐在我的雪佛兰方向盘后面，汽车被撬开的点火开关更换后恢复了原貌。是德凯帮我修的。她把车开到了特雷尔，然后开下20号公路，在一家路边教堂坑坑洼洼、满是泥土的停车场里掉个头。“基督之血教堂”，枯萎的草坪里留言板上写着。名字下面贴着白字。本来写的是“你今天读了圣经吗？”但是有些字母已经掉落了，只剩下“你天读经吗（AVE YOU REATHE WORD OF ALIGHTY GOD TODY）？”

她带着一丝惊恐看着我。“你能开回去吗，亲爱的？”

我很确定我能。这很简单，而且雪佛兰是自动的。我根本不需要用到酸痛的左腿。只是……

“萨迪？”我坐进驾驶座时问道，这是我八月以来第一次开车，我把车座尽量往后调。

“怎么了？”

“要是我睡着的话，握住方向盘，拔掉车钥匙。”

她紧张地笑笑。“嗯，相信我。”

我察看有没有来车，然后开了出去。一开始我没敢超过四十五码，但这是星期天中午，路上几乎没人。我开始放松。

“放松心情，杰克。什么都别想，顺其自然。”

“真想开我的森利纳。”我说。

“那么就当你在开你的森利纳吧。顺其自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好的，不过……”

“没有不过。今天天气很好。你来到一个新地方，你不想操心肯尼迪被暗杀，因为那是很久之后的事。还有好几年呢。”

是的，天气很好。而且，我没有睡着，尽管我很疲劳——挨打之后我已经很久没出门了。我的思绪不断地回到那所路边小教堂。很可能是间黑人教堂。很可能他们唱赞美歌跟白人大不一样，读《圣经》的时候肯定频繁赞美上帝，赞美耶稣。

我们现在来到了达拉斯。我左转右转——很可能往右转得更多，因为我的左胳膊还很虚弱，即使借助动力方向盘，往左转胳膊还是会疼。很快我就在小巷里迷路了。

我迷路了，好吧，我想，我需要有人给我指明方向，就像在新奥尔良一样。去月亮石酒店的时候。

不过不是月亮石酒店，而是蒙特莱昂。我来到达拉斯时住的酒店是……是……

一时间我以为记忆会随风飘走，就像如今萨迪的名字偶尔还会这样。但是，稍后，我看到了看门人，以及俯视商业街的那些闪光的窗户。想起来了。

我住的是阿道弗斯酒店。是的，因为它靠近……

就是想不起来。那一小块依然阻塞不通。

“亲爱的？还好吗？”

“还好，”我说，“怎么了？”

“开得有点儿跳跃。”

“是我的腿。有点儿抽筋。”

“对这些都没印象吗？”

“没有，”我说，“都没有。”

萨迪叹口气。“又一个彻底失败的主意。我想我们最好回去。我来开好吗？”

“最好你来开。”

我瘸着走到乘客座，想着：阿道弗斯酒店。回到伊登法洛斯后把它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忘了。

当我们回到那个有坡道、病床，厕所两边带着把手的三房小套间时，萨迪说我应该躺一会儿。“吃一片药。”

我上了床，脱掉鞋子——动作缓慢——躺了下来。不过，我没吃药。我想保持大脑清醒。从现在开始我必须保持大脑清醒。肯尼迪距达拉斯仅有五天之遥。

你住在阿道弗斯酒店是因为酒店靠近什么。什么呢？

嗯，靠近报纸里公布的车队路线，这就缩小了范围……哎呀，不超过两千幢建筑。不要说假定的狙击手能藏身的所有雕塑、纪念碑和墙壁。

路线上有多少巷子？几十条。有多少天桥上露天的消防管线，一直垂到特特尔克里克大道莱蒙街西麦金柏巷上的通过点？主街和休斯敦街上还有多少？

你得记起他是谁，或者他在哪里开的枪。

如果我能记起一件，就能想起另一件。这我清楚。但是我的记忆不断重复的是20号公路上的教堂，我们调头的地方。蜜蜂公路上的基督之血教堂。很多人把肯尼迪当作救世主。当然，阿尔·坦普尔顿就是一个。他——我眼睛瞪大，屏住呼吸。

在另一个房间里，电话响了，我听到萨迪接的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因为她以为我睡着了。

经（THE
WORD OF AL IGHTY GOD）。

我想起那天，我看到萨迪名字的全拼部分被遮挡起来，所以我能看到的是“多丽丝·邓”。

这就是那种和声。我闭上眼睛，想象教堂的招牌。

然后我想象着用手挡住“IGHTY GOD”这几个字母。

剩下的就变成了 THE WORD OF AL。阿尔的笔记。

阿尔的笔记。我有他的笔记！

但是笔记呢？笔记在哪里？

卧室的门打开了。萨迪往里看。“杰克，你睡着了吗？”

“没有，”我说，“对不起。”

“还有时间。”

“是的。我每天都在回忆起新的东西。”

“亲爱的，是德凯。学校里流感正在蔓延，他染上了。他问我明天和星期二能不能去。可能星期三也要去。”

“去吧，”我说，“如果你不去的话，他会自己去的。他已经不年轻了。”我的脑子里，五个字不断地像霓虹灯一样闪烁：阿尔的笔记，阿尔的笔记，阿尔的笔记。

她坐到我身边的床上。“你确定吗？”

“我没事。还有很多人陪着。达文明天会来，记得吗？”达文指的是达拉斯地方上门服务护士。

对于我这种情况，她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确认我没有胡言乱语，这就表明我的大脑没有出血。

“对。九点钟。写在日历上，免得你忘了。

还有埃勒顿医生——”

“来吃中饭。我记得。”

“好的，杰克。那就好。”

“他说他会给我带三明治。还有奶昔。想把我养肥。”

“你是得长肉。”

“还有星期三的治疗。上午治腿，下午治胳膊。”

“我不想离开你，在你这么接近……你知道的。”

“要是有事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萨迪。”

她抓起我的手，弯下腰，我能闻到她的香水味以及呼吸中隐隐约约的烟味。“你能答应我这么做吗？”

“能。当然。”

“我最迟星期三晚上回来。要是德凯星期四还回不来的话，图书馆就得关门了。”

“我没事。”

她轻轻地吻我一下，开始往外走，然后回过头。

“我真希望德凯说的是对的，整件事情只是一种错觉。我真受不了我们知道，却无法阻止。我们可能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而有人——”

“我会想起来的。”我说。

“是吗，杰克？”

“必需的。”

她点点头，但是即便帘子拉着，我仍然能看到她脸上的怀疑。“我走之前我们还能吃晚饭。

你闭上眼睛，让药片发挥药效吧。睡一会儿。”

我闭上眼睛，当然睡不着。这还好，因为我需要考虑阿尔的笔记。过了一小会儿，我能闻到食物的味道。闻起来很香。我刚出院的时候，每隔十分钟左右就要上吐下泻，任何味道都让我恶心。现在情况已经好多了。

我开始神游。我能看见在餐馆的一处隔间里，阿尔坐在我的对面。他的纸帽斜到左边眉毛上方。

小镇要人们的照片向下俯视我们，但是哈里·邓宁已经不在墙上。我已经救了他。可能第二次，我还将他从越南战争中挽救出来。但是没办法确切地知道这一点。

他还在阻碍着你，对吧，伙计？阿尔问道。

是的。他还在阻碍我。

但是你很接近了。

还不够接近。我不知道我把你那该死的笔记放哪儿去了。

你把它放到了安全的地方。这有没有缩小范围？

我正要说没有，然后想：阿尔的笔记很安全。安全。因为——

我睁开眼睛，貌似是几个星期的时间里的第一次，笑容在我脸上绽放。

放在保管箱里。

门开了。“你饿了吗？饭还在保温。”

“啊？”

“杰克，你已经睡了两个多钟头了。”

我坐起来，把腿放到地上。“我们吃饭吧。”

第二十七章

1

1963年11月17日（星期天）580

吃完萨迪所说的晚饭、我所谓的正餐之后，萨迪想去洗碗，但是我让她打包过夜用的小提箱。

手提箱很小，是蓝色的，带圆角。

“你的膝盖——”

“洗几只碗还站得住。你现在就得上路，要是你晚上想睡个好觉的话。”

十分钟之后，碗洗好了。我的指尖感觉僵痛。

萨迪站在门口。双手提着小手提箱，头发在脸侧卷曲着，她看起来从未如此美丽。

“杰克？告诉我一件关于未来的乐事吧。”

令我惊奇的是，没想到几件事。手机？不算。

自杀式炸弹？可能不好。冰山融化？还是换个时间吧。

然后我咧开嘴。“我买一送一，告诉你两件。

冷战结束，总统是黑人。”

她开始笑，然后看到我没有开玩笑。她张开嘴。

“你是说白宫里有个黑人吗？”

“是的。尽管在我们的时代里，这群人更喜欢被称为非裔美国人。”

“你说真的吗？”

“是的。”

“噢，我的天哪！”

“选举结束之后第二天很多人都发出这种感叹。”

“他干得……怎么样？”

“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问我的话，他做得很出色，考虑到复杂的形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还是开车回约迪吧。”她心不在焉地笑笑。“在恍惚中。”

她走下坡道，把手提箱放在甲壳虫的后备箱，然后跟我飞吻。她开始上车，但是我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我不能跑——佩里医生说要过八个月，甚至是一年之后才能跑——但是我瘸着腿，以最快速度走下坡道。

“等等，萨迪，等一下！”

我的邻居克诺彭斯基先生坐在轮椅里，裹着夹克，膝盖上握着电池驱动的摩托罗拉遥控器。

人行道上，诺曼·惠滕正拄着滑雪杖般的拐杖慢慢走向角落的邮箱。她转身朝我们挥手，僵硬的左脸试图挤出笑容。

萨迪在黄昏之中不解地看着我。

“我只想告诉你点儿事，”我说，“我想告诉你，你是我该死的最好的经历。”

她笑着拥抱我。“你对我来说也是，亲爱的。”

我们久久地吻在一起，要不是右边传来干巴巴的掌声，我们还会吻得更久。克诺彭斯基先生在鼓掌。

萨迪抽开身，握住我的手腕。“打电话给我，好吗？让我始终……你怎么说的来着？知情？”

“是的，我会的。”我不想让她知情。也不想让德凯或者警察知情。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做不了，杰克。你太虚弱了。”

“我知道，”我说，心想：我最好能别那么无能。

“给我打电话，让我知道你平安到家了。”

当她的甲壳虫驶过拐角消失之后，克诺彭斯基先生说：“小心点儿，安伯森先生。看守人在那儿。”

“我知道。”我在车道底下站了很久，确保惠滕女士能从邮箱那儿安全返回，而不摔倒。

她做到了。

我回到屋里。

2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梳妆台顶上取下钥匙圈，数了数钥匙，很惊讶萨迪从没有把钥匙拿给我看，看是否能激起回忆……不过，她当然不可能什么都想到。有十几片钥匙。多数钥匙我都不知道是哪里的，尽管我很确定一片西勒奇钥匙是我房子前门的钥匙，房子位于……萨巴特斯？我想是对的，但我不确定。

钥匙圈上还有一片小钥匙。上面贴FC和775号。这是一片保管箱的钥匙，没错，但是是哪家银行呢？第一商业银行？听起来挺像银行的名字，但是不对。

我闭上眼睛，朝黑暗中看去。等待着，几乎可以肯定我想要的会到来……的确到来了。我看见一本人造鳄鱼皮封面的支票簿。我看到我亲自打开支票簿。这简直容易得出奇。支票上不仅印着我在过去国度里的名字，还有我在过去的国度里最后的正式地址。

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西尼利街214号，1单元

我想起来：我的车就是在那儿被偷的。

还想起来：奥斯瓦尔德。刺客的名字叫奥斯瓦尔德·拉比特。

不，当然不是。他是个人，不是个卡通人物。但是，很接近了。

“我来找你了，拉比特先生，”我说，“还在走向你。”

3

接近9点30分，电话响了。萨迪安全到家。“没想起什么吧？我很麻烦，你知道的。”

“想不起来。你一点儿都不麻烦。”她是这个世界上跟奥斯瓦尔德·拉比特最没有关系的人，要是我跟它有关系的话。更不要说他的妻子，名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叫玛丽，他的小女儿，我确信叫阿普丽尔。

“你是在逗我，说黑人进白宫，对吧？”

我笑了。“等一阵子。你就能亲眼看见了。”

4

1963年11月18日（星期一）

上门服务护士，一位又老又丑，一位年轻漂亮，九点钟准时来到。她们履行了职责。当老护士觉得我痛苦、抽搐、呻吟够了的时候，递给我一个纸包，里面包着两片药丸。“止痛药。”

“我想我实际上不需——”

“拿着，”她说——她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免费的。”

我把药塞进嘴里，藏到舌下，喝了一口水，然后去了浴室。在浴室里我把药吐出来。

我回到厨房时，老护士说：“恢复得不错，不要太累了。”

“绝对没累着。”

“抓住了吗？”

“什么？”

“打你的混蛋？”

“噢……还没。”

“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吗？”

我咧嘴大笑，克里斯蒂过去经常说我笑起来像电视知识竞赛里说俏皮话的主持人。“我不记得了。”

5

埃勒顿医生过来吃午饭，带了巨大的烤牛肉三明治，滴着油的松脆炸薯条，还有他答应给我带的奶昔。我尽量吃，真的吃了很多。我的胃口正在恢复。

“迈克有再演一次综艺秀的想法，”他说，“这一次是为了你。到最后，还是更明智的人说得在理。一座小镇能给的只有这么多了。”他点支烟，把火柴放到桌上的烟灰缸里，兴致勃勃地吸起来。

“警察有没有可能抓住袭击你的暴徒？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但是我很怀疑。他们搜光了我的钱包，偷了我的车，扬长而去。”

“不过，你去达拉斯那种地方干什么？那儿可不是达拉斯的什么高尚社区？”

嗯，很明显我住在那里。

“我不记得了。找人吧，或许是。”

“你休息得多吗？没有累着膝盖吧？”

“没有。”尽管我怀疑不久之前我的膝盖很累。

“还会突然睡着吗？”

“好多了。”

“太好了。我想——”

电话响了。“应该是萨迪，”我说，“她吃完午饭打过来。”

“我得走了。很高兴看到你长肉了，乔治。

代我向那位美女问好。”

我照办了。她问我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记忆冒出来。根据她谨慎的措辞我能判断出她是从学校的办公室打来的——打完之后要付给科尔里奇太太长途话费。除了掌管德诺姆联合高中的金库之外，科尔里奇太太还有双尖耳朵。

我告诉她没有，没有记起新的东西。但是我准备打个盹儿，希望醒来会想起什么。我告诉她我爱她（能说出真心话，感觉真的很美），询问了德凯的情况，祝她下午开心，然后挂断电话。

但是我没有睡觉。我拿上车钥匙和公文包，开车去了城里。我向上帝祈祷，回来时公文包里能装上东西。

6

我缓慢而小心地开车，但是当我走进第一玉米银行，递上保管箱钥匙时，膝盖仍然痛得厉害。

银行职员从办公室里出来接待我，他的名字我马上回想起来：理查德·林克。我瘸着走上前去的时候，他瞪大眼睛，十分关心。“发生什么了，安伯森先生？”

“车祸。”希望他没有读或者忘了《新闻早报》上“警方直击”版面的短文。我自己也没有读，但的确有那么一条：约迪镇乔治·安伯森先生，遭人殴打施暴，失去意识，被人发现并送到帕克兰医院。“我恢复得很好。”

“那就好。”

保管箱放在地下室。我跳着走下楼梯。我们用了钥匙，林克把保管箱拿到一个小房间里，放到一张小桌上，小桌仅能容下箱子，然后他指着墙上的按钮。

“完了之后叫梅尔文，他会帮你。”

我谢谢他。他离开之后，我拉上小房间门口的窗帘。我们已经打开保管箱的锁，但是箱子还关着。我盯着箱子，心跳加速。里面装着约翰·肯尼迪的未来。

我打开箱子。上面是一捆现金和尼利街公寓里的杂物，包括我的第一玉米银行的支票簿。下面是一扎手稿，用两根橡皮筋捆着。上面一张赫然印着《凶杀地》。没有作者，就是我的大作。

我把它拿在手上，心里坚信我一打开，里面都会是空白。黄卡人已经把字迹抹去了。

求求你，不要。

我翻开手稿。第一页上，一张照片正看着我。

很窄但是很帅的脸。嘴唇弯成了笑容，这笑容我非常熟悉——我不是亲眼看见过吗？是那种“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不知道，你这个可怜的笨蛋的”笑容。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将要改变世界的可怜虫。

7

我坐在小房间里，记忆汹涌袭来，令我呼吸困难。

梅赛德斯街上的艾维和罗塞特。姓坦普尔顿，跟阿尔一个姓。

跳绳女孩儿们：“我老子开着潜水艇。”

卫星电子沉默的迈克（神圣的迈克）。

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像超人一样撕开衬衫。

比利·詹姆斯·哈吉斯和埃德温·安德森·沃克将军。

玛丽娜·奥斯瓦尔德，刺客美丽的人质，站在西尼利街214号我的门口：“打扰一下，你看到我丈夫了吗？”

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

六楼，东南窗户。视野最好的窗户，能看到迪利广场和埃尔姆大街，弯向三岔地下通道。

我开始颤抖。我拿双手抱住胳膊，胳膊紧紧抱在胸前。左胳膊——被毛布包裹的烟袋打断的胳膊——开始疼痛，但我没有理会。我很高兴。

它将我跟世界绑在了一起。

颤抖消退之后，我将没有完成的书稿，珍贵的蓝色笔记本和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装进公文包，然后检查了一下保管箱的后面。又发现两样东西。

一件是当铺买来的便宜婚戒，为了遮人耳目，帮助我在卫星电子编故事用的。另一件是一只红色的婴儿拨浪鼓。是奥斯瓦尔德家的小女孩儿的（琼，不是叫阿普丽尔）。我把拨浪鼓放进公文包，戒指放进裤腰上的表袋里。我开车回去的时候会扔掉。如果时机来到，萨迪会得到一枚更好的。

8

敲玻璃的声音响起。然后有个声音说：“——还好吗？先生，你还好吗？”

我睁开眼，一开始不知道我身处何地。我往左看，一位身穿制服的巡警在敲我雪佛兰汽车驾驶侧的窗玻璃。然后我想起来了。是在回伊登法洛斯的半路上。因为我又累又兴奋又恐惧，那种我想睡觉的感觉又钻进脑子里。我立即把车停进了就近的停车场。那时是两点钟左右。现在，从倾斜的阳光来看，得有四点了。

我摇下窗玻璃，说道：“抱歉啊，警官。我突然开始犯困，安全起见，我停了下来。”

他点点头。“嗯，嗯，喝了酒就会这样。上车之前喝了多少？”

“没喝。我几个月前脑袋受伤了。”我把脖子转过来，让他看到头发还没长起来的地方。

他有点儿将信将疑，让我对着他的脸呼气。这回他彻底相信。

“让我看看你的驾照。”他说。

我拿给他我的得克萨斯驾照。

“你不打算一路开回约迪吧？”

“没有，警官。只开到达拉斯城北。我待在一家名叫伊登法洛斯的康复中心。”

我在出汗。我希望如果他看到的话，会以为这只是因为在温暖的十一月天气里闷在车里瞌睡的缘故。我也希望——强烈希望——他不会问我身边座椅上公文包里装的是什么。要是在2011年，我可以拒绝这样的要求，告诉他不能因为我在车里睡觉就要搜我的包。天哪，停车场甚至没有咪表。但是在1963年，警察可以立即搜包。他不会找到毒品，但是他会找到现金，标题里带有“凶杀”二字的书稿，以及有关达拉斯和肯尼迪的奇怪幻想的笔记本。我会不会被带到就近的警察局接受盘问，或者带到帕克兰医院进行精神评估？跟沃尔顿一家[180]一样，由于路途遥远而很难道一声晚安吗？

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圆脸通红，就像诺曼·洛克威尔[181]刊登在《周六晚报》封面上的警察。然后他把驾照递过来。“好吧，安伯森先生。回到法洛斯去吧，我建议你到那里之后停下车。你看起来很虚弱，不管有没有打瞌睡。”

“我正是这么打算的。”

我把车开走的时候从观后镜里能看见他，他注视着我。我敢确定，开出他的视线之前我会再次睡着。这一次毫无先兆。我会突然冲向人行道，或许碾压两三个行人，然后撞上一家家具店的橱窗。

最终，当我把车停在门口带坡道的小房子前时，头疼得厉害，眼睛开始冒水，膝盖不停悸痛……

但是有关奥斯瓦尔德的记忆牢固而清晰。我把公文包扔到餐桌上，给萨迪打了个电话。

“我从学校回来后给你打了个电话，但是你不在，”她说，“我很担心。”

“我在隔壁，跟克诺彭斯基先生一起玩克里比奇牌。”这些谎言是必要的。我得记住。谎得撒得圆满，因为她对我了如指掌。

“哦，那就好。”然后，她没有停顿，也没有改变语调就继续说道：“他叫什么名字？那家伙叫什么名字？”

李·奥斯瓦尔德。萨迪差点突袭得手。

“我……我还是没记起来。”

“你犹豫了。我听得出来。”

我等着她的责备，紧紧抓住话筒。

“这一次差点就出现在你的脑子里，对吧？”

“是有东西。”我谨慎地表示同意。

我们聊了十五分钟，我一边和她说话一边看着装有阿尔的笔记的公文包。她让我晚上晚些时候再给她打电话。我答应说我会打的。

9

我决定等到新闻栏目《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之后再打开笔记本。我想这个时候我不会找到很多有实际价值的信息。阿尔的笔记最后一部分很不完整，写得很仓促。他从朱料到奥斯瓦尔德行动会持续到现在。我也没料到。接触那个忿忿不平、无足轻重的家伙就像是在满是倒下的树枝的道路上开车。因为过去会成功地自我保护。

但是我阻止了邓宁，这给了我希望。我看到了一丝曙光，我能阻止奥斯瓦尔德，而不用进亨茨维尔的监狱或者电椅。我有足够的理由渴望自由。

最重要的一个今晚就在约迪，很可能在于喂德凯·西蒙斯喝鸡汤。

我在供病人使用的舒适的小公寓里有条不紊地工作，收拾东西。除了老打字机外，我离开之前不想留下任何乔治·安伯森的痕迹。我希望等到星期三，但是如果萨迪说德凯好些了，她星期二晚上准备回来的话，我得加快进度。我要躲到哪里去，直到任务完成呢？这个问题非常好。

小号响起，开始广播新闻。切特·亨特利出现了。“肯尼迪总统在佛罗里达度过了周末，观看了北极星导弹试射，并探望了他生病的父亲，之后度过了一个忙碌的星期一，在九个小时内发表了五场演讲。”

一架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降落，等待的人群欢呼起来。下一个镜头里，肯尼迪走近临时障碍背后的人群，一只手拂了下蓬松的头发，另一只手拂了下领带。他大步走在特勤局队员的前面，队员们慢跑着跟上他。我看着他，非常着迷，实际上，他溜过障碍的一个缺口，走进等待的人群，跟左右两边的人握手。特勤队员们快步跟上时，神情紧张。

“这是在坦帕的情景，”亨特利继续说道，“肯尼迪在那里握手近十分钟。他让负责他安全的人焦急万分，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人们很喜欢如此。

他也同样，戴维——尽管大家公认他态度超然，但他乐于迎合政治的要求。”

肯尼迪现在正向他的轿车移动，不断跟群众握手，偶尔跟女士拥抱。轿车是辆车顶收起来的敞篷车，跟他从拉菲尔德前往被奥斯瓦尔德袭击地时乘坐的敞篷车一模一样。可能就是同一辆车。

一时间，模糊不清的黑白镜头在人群中捕捉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美国总统跟我之前在坦帕遇到的赌注登记人握手。

我不知道罗思说的“梅毒”是真的，还是在重复别人的谣言，不过爱德华多·古铁雷斯瘦了很多，头发变得稀疏，眼神看起来也很疑惑，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跟肯尼迪的特勤队员一样，他两边的人都穿着笨重的西装上衣，尽管佛罗里达热气逼人。镜头只是匆匆一瞥，然后又转到肯尼迪，坐在敞篷车里的他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他仍然在挥手，脸上洋溢着笑容。

回到亨特利，他长满皱纹的脸上现在挂着困惑的笑容。“那天确实有有趣的一面，戴维。总统走进国际旅馆的舞厅，坦帕商会人员正在那里等待他的演讲……嗯，还是你自己听吧。”

回到镜头。肯尼迪进来时，对着站着的观众挥手。一位戴着登山帽、穿着皮短裤，上了年纪的男人开始用手风琴演奏《向统帅致敬》[182]，手风琴比他的个头还大。总统心不在焉，然后恍然大悟，举起双手，做出和蔼可亲的神圣的手势。第一次，跟看到奥斯瓦尔德一样，我看到他——真实的一面。在那心不在焉、恍然大悟以及之后的手势之中，我看到了比幽默感更加美妙的东西：一种对荒谬生活的感激。

戴维·布林克利也在笑。“如果肯尼迪再次当选，可能那位先生会被邀请去就职典礼的舞会演奏。可能演奏《啤酒桶波尔卡》而不是《向统帅致敬》。与此同时，在日内瓦……”

我关上电视，回到沙发上，打开阿尔的笔记。

当我翻到后面时，我不断地看到那心不在焉和恍然大悟的表情。那笑容。一种幽默感，一种荒谬感。

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窗户里的那家伙两者都没有。

奥斯瓦尔德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这种人不该改变历史。

10

我很沮丧，阿尔笔记本最后的六页，有五页关乎李在新奥尔良的活动，以及他想从墨西哥辗转去古巴，却无果而终。只有最后一页聚焦于暗杀的前奏，最后的这些笔记敷衍了事。毫无疑问，阿尔肯定将这部分内容熟记于心，很可能以为如果到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我还没有干掉奥斯瓦尔德的话，就会措手不及。

1963年10月3日：奥回到得克萨斯。他和玛丽娜“好像”分居了。玛丽娜住在鲁思·佩因的房子里，奥主要是周末出现。鲁思通过一位邻居（比尔·弗雷泽）帮奥在教科书仓库大楼找到一份工作。

鲁思称奥是“很棒的年轻人。”

奥上班的日子住在达拉斯。出租房里。

1963年10月17日：奥开始在仓库大楼搬书，卸车，等等。

1963年10月18日：奥24岁。鲁思和玛丽娜给了他一个惊喜，办了生日聚会。奥谢谢他们。流泪了。

1963年10月20日：第二个女儿出生：奥德丽·雷切尔。鲁恩把玛丽娜送到医院（帕克兰），奥在上班。步枪藏在佩因的车库，用毯子裹着。

联邦调查局特工詹姆斯·霍斯蒂反复造访奥。让他更加偏执。

1963年11月21日：来到佩因的房子。请求玛丽娜复合。玛拒绝了。奥的最后一根稻草。

1963年11月22日：奥把所有的钱放在玛丽娜的梳妆台上。还有结婚戒指。跟比尔·弗雷泽一起从欧文去了教科书仓库大楼。比尔问他拿的是什么。“新房的窗帘杆。”奥告诉他。卡尔卡诺步枪很可能已经拆散了。比尔停在距离教科书仓库大楼两个街区远的公共停车场。走路过去三分钟。

上午11点50分：奥在六楼东南角搭好狙击手的掩体，用纸板箱挡住另一边的工人，他们正在搬下用来铺设新地板的胶合板。中饭时间。除了他别无他人。大家都在守候总统。

上午11点55分：奥组装好卡尔卡诺步枪，并装上子弹。

下午12点29分：车队抵达迪利广场。

下午12点30分：奥连开三枪。第三枪射杀了肯尼迪。

我最想要的信息——奥斯瓦尔德出租房的位置——阿尔的笔记里没有。我想把笔记扔掉，但是按捺住了。我站起来，穿上外套，走出屋子。

天几乎黑了，大半轮月亮冉冉升起。借助月光，我看见克诺彭斯基先生躺在轮椅里。他的摩托罗拉放在膝盖上。

我走下坡道，瘸着走上前去。“克诺彭斯基先生？你还好吗？”

开始，他没有回答，甚至动都没动一下，我敢肯定他死了。然后，他抬起头，笑了。“我在听音乐，伙计。KMAT上播放的是摇摆乐，真的让我回到过去。过去我能跳林迪，跳兔子舞，跳得非常出色。尽管从我现在的样子，你绝对看不出来。月亮很漂亮吧？”

非常漂亮。我们欣赏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

我盘算着我必须完成的任务。或许我不知道李今晚待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他的步枪在哪里：在鲁思·佩因的车库里，用毯子裹着。要是我去那里把枪拿走呢？我甚至不需要闯进去。这是在过去的国度，在这穷乡僻壤，人们连房门都不上锁，更不要说车库。

不过，要是阿尔弄错了呢？他已经把袭击沃克之前的步枪隐藏处弄错了。即便在那里……

“你在想什么，伙计？”克诺彭斯基先生问道，“你的表情很苦恼。我看，不是因为女人吧。”

“不是。”至少现在还没有，“有什么建议吗？”

“是的，有。既不能荡绳又不能骑车的老家伙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假如你认识一个人，他要干一件坏事。铁了心要干。要是你阻止了这个人一次——劝说他别做，比方说——你觉得他会继续尝试，还是会永远打消念头？”

“很难说。你是不是在想把你女朋友的脸划伤的人会不会回来结束一切？”

“有点儿像这种事。”

“疯狂的家伙。”这不算个回答。

“是的。”

“正常人通常会醒悟，”克诺彭斯基先生说，“疯狂的人很少会醒悟。有电灯电话之前，烧蒿草的日子里看到过很多这种人。你把他们吓走，他们又会回来。痛打他们，他们发动突击——先是对你，然后是对他们真正寻找的人。把他们关在县里，他们就坐等出去。对于疯狂的人，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把他们长时间关在监狱里。或者杀了他们。”

“我也是这么想的。”

“别让他回来继续伤害她，要是他有这打算的话。要是你真像你看起来那么爱她的话，你有责任。”

我当然有，尽管克莱顿已经不再是问题所在。

我回到我小小的组合式公寓，煮了份浓咖啡，坐下来，打开笔记簿。我的计划现在更清晰了，我想开始写下细节。

但是我一阵乱画，然后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接近午夜，脸颊压在格子花纹桌布上的地方一阵疼痛。我看着笔记簿。我不知道是睡着之前画上去的，还是睡醒之后画的，不记得了。

上面画着一把枪。不是曼利夏—卡尔卡诺步枪，而是一把手枪。我的手枪。扔在西尼利街214号门廊台阶下的手枪。可能还在那里。希望还在那里。

我需要枪。

11

1963年11月19日（星期二）

萨迪早上打电话说德凯好些了，但是她想让德凯明天继续呆在家里。“他要来的话病又会复发。

但是我明天早上去学校之前会打包东西，第六节课一结束我就去你那里。”

第六节课中午一点十分结束。这就是说最迟明天下午四点钟我就得离开伊登法洛斯。要是我知道去哪里的话。“我迫不及待想见你。”

“你听起来很不自然，很好笑。头又痛了吗？”

“一点点。”我说。这是真的。

“去躺下，用湿毛巾盖住眼睛。”

“我会的。”我根本不想那么做。

“你想起什么了吗？”

实际上想起了。我想到，拿走李的步枪并不够。

在佩因的房子里杀了他是个很糟糕的选择。不只是因为我很可能会被抓住。算上鲁思的两个孩子，屋子里有四个孩子。要是李从附近的公共汽车站走来的话，我也可以尝试，但是跟他一起坐车的还有比尔·弗雷泽，在鲁思·佩因的请求下给他找到工作的那位邻居。

“没有，”我说，“还没有。”

“我们会想起来的。你等着瞧吧。”

12

我开车（仍然开得很慢，但是信心倍增）穿过城市，到了西尼利街，盘算着如果一楼住房已经有人租住我该怎么办。买把新枪，我在想……

但是点38式警用手枪才是我想要的，仅仅是因为我在德里有把同样的枪，而且那次任务成功完成。

按照《今日秀》的新闻广播员弗兰克·布莱尔的说法，肯尼迪已经到了迈阿密，遇到一大群“古巴佬”。有的举着“肯尼迪万岁”的牌子，有的则打着“肯尼迪是我们的事业的叛徒”。要是一切不做改变的话，他只剩下七十二小时的生命。

奥斯瓦尔德——生命稍微更长——正在教科书仓库大楼里，可能正在把纸箱装进货梯，抑或在休息室里喝咖啡。

我有可能去那里干掉他——只需走到他面前，开一枪——完成射杀之后，如果我够幸运的话，我会被抓住，按到地上或者之前，要是我不够幸运的话。不管怎样，下次我看到萨迪·邓希尔将是隔着镀锌铁丝网保护的玻璃。要是为了阻止瓦尔德，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话——“牺牲自己。”

用英雄的话来说——我想我会做的。但是我不想这样结束。我想要萨迪，我还想吃奶油蛋糕。

西尼利街214号有个烧烤锅，门廊上有把新摇椅，但是窗帘拉着，车道上没有车。我把车停在屋前，告诉自己大胆的举止很帅，然后爬上台阶。我站在4月10日玛丽娜来找我的时候站的位置，像她一样敲门。要是有人开门的话，我就是弗兰克·安德森，代表《大英百科全书》（对《格利特报》来说，我太老了）对这个社区进行调查。

要是屋里的女士感兴趣，我会答应她明天回来的时候给她带一份样本。

没人应答。或许女主人也在上班。或许她在小区里串门儿。或许她在卧室——不久前还是我的卧室——醉酒酣睡。这对我来说都一个样儿，我们在过去的国度里。那地方很安静，这很关键，人行道空无一人。甚至艾伯塔·希钦森太太，撑着助步器的邻居守卫，也不见踪影。

我从门廊下来，一瘸一拐，走下人行道，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似的转过身，朝台阶下瞥了一眼。点38式还在，一半掩埋在树叶底下，短枪管露在外面。我弯下健康的一边膝盖，抓起枪，丢进运动外套的口袋。我四下张望，周围杳无人迹。

我瘸着走向汽车，把枪放进手套箱，然后驾车离开。

13

我没有回伊登法洛斯，而是把车开到达拉斯市中心，在路上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停下来，买了一套手枪清洁工具和一盒新子弹。我最不希望的是点38式手枪无法启动或是对着我的脸爆炸。

我的下一站是阿道弗斯酒店。没有房间，要下个星期才有，门卫告诉我——总统来访，达拉斯的所有酒店都住满了——但是花了一美元小费后，他屁颠屁颠地把我的汽车泊在酒店停车场里。

“但是四点之前必须开走。那时入住登记高峰开始。”

但是现在还是中午。这里距离迪利广场只有三四个街区远，但是我无法充分享受去那里的时光。我很疲劳，尽管吃了止痛药，头痛还是愈加厉害。得克萨斯人开车不断鸣笛，每一声鸣响都刺激着我的大脑。我频繁休息，靠在建筑侧墙上，用健康的一只腿站立，宛如苍鹭一般。一位不当班的出租车司机问我怎么样，我告诉他我没事。

这是撒谎。我心烦意乱，郁闷万分。膝盖有毛病的人真不应该肩负这世界的未来。

我感激地把屁股坐在1960年刚到达拉斯几天时曾经坐过的一条板凳上。曾经荫蔽我的榆树如今树叶已经落了，枝干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我伸开疼痛的膝盖，放松地叹口气，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教科书仓库大楼丑陋的立方形砖体建筑上。

俯视休斯敦街和埃尔姆大街的窗户在寒冷的下午阳光中闪耀着光芒。我们知道一个秘密，它们说道，我们即将出名，特别是六楼东南角的那扇窗户。我们即将出名，你阻止不了我们。一种愚蠢的威胁感萦绕着整幢建筑。只有我这么想吗？我看着好几个人穿过埃尔姆大街，从另一边经过这幢建筑，我想不会。李现在正在那幢建筑里，我敢肯定他在想我正考虑的很多事情。我能做到吗？我想这么做吗？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吗？

罗伯特再也不是你的哥哥了，我想，现在我是你的哥哥，李，你的持枪兄弟。只是你不知道。

仓库大楼后面的火车站里，一台发动机发出轰响。一群斑尾鸽展翅高飞，短暂地在仓库大楼顶赫兹公司标志上空盘旋，然后朝沃斯堡飞去。

要是我在22日之前干掉他，肯尼迪会得救，但是我几乎肯定会进监狱或者精神病医院，待上二三十年。但是如果我在22日杀了他呢？正当他组装步枪之际？

在这场游戏中，我竭尽全力避免冒险，而等到如此之晚是非常冒险的。但是我认为能够做到，而且可能是我最佳的机会。有个帮手跟我一起参加游戏会更安全，但是只有萨迪，我不会让她卷进来。甚至，我苍凉地意识到，即便这意味着肯尼迪必须牺牲，或者我必须进监狱，也决不能。

她已经受过太大的伤害。

我开始慢慢回到酒店去取车。我回头最后看一眼教科书仓库大楼。它正盯着我。毫无疑问。

当然，游戏肯定会在那里结束。我很愚蠢，还在想别的。我被驱赶到那幢砖砌的庞然大物，就像一头牛被赶下屠宰场的斜道。

14

1963年11月20日（星期三）

清晨，我从梦中醒来，梦已经不记得，心跳得很快。

她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你一直在对她撒谎，说所有这些事情你没有回忆起来。

“没有。”我说。我的声音还带着瞌睡的沙哑。

是的。她很小心地说她准备第六节课之后出发，因为她不想让你知道她准备早点儿出发。她想让你等到她出现时才知道。实际上，她可能已经在路上。你正接受上午的治疗，她会突然来到。

我不想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感觉那么真切。

那么我准备去哪里呢？星期三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来临，我坐在床上。仿佛我的下意识自始至终都知道。过去有共鸣，它有回声。

但是首先我还有件事，要在我的老打字机上完成。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15

亲爱的萨迪，

我一直都在对你撒谎。我想你怀疑这一点已经有段时间了。我想你打算今天早点儿过来。因此你只能等到后天肯尼迪造访达拉斯之后才能见到我。

如果事情跟我预期的一样，我们会去另一个地方，一起长久而幸福地生活。一开始你会觉得那地方很陌生，但是我想你能适应。我会帮你。

我爱你，这就是我不让你卷进来的原因。

请相信我，请耐心等，如果你在报纸里看到我的名字和照片，请不要惊讶——如果事情跟我期待的一样，这很可能会发生。不管怎样，不要找我。

爱你的，

杰克

1963年11月20日

Ps：把信烧掉。

16

我把乔治·安伯森的人生打包装进海鸥尾雪佛兰汽车的后备箱，在门上给医生留下一张纸条，带着沉重而依恋的心情驾车离开了。萨迪比我想象的更早出发——天亮之前。我九点离开伊登法洛斯。她九点一刻就把甲壳虫停到了路边，看到了取消治疗的便条，用我给她的钥匙开门进屋。

打字机的滚杆上支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她的名字。她撕开信封，读了内容，坐在没有信号的电视机前的沙发上，放声痛哭。医生来到时她还在哭……但是按照我的要求，她已经把信烧了。

17

阴沉的天空下，梅赛德斯街一片寂静。跳绳女孩儿们踪影全无——她们可能在上学，可能正全神贯注地听老师告诉他们总统即将到访——但是“房屋出租”的牌子再次挂上摇摇欲坠的门廊栏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上面有联系电话。我把车开到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仓库的停车场，从装车处附近的电话亭里拨打电话。毫无疑问，接起电话、简洁明了地说“对，我是梅里特”的，就是把2703房租给李和玛丽娜的那个家伙。我仍然记得他戴着斯泰森毡帽，穿着华丽的缝合靴子。

我告诉他我的要求，他不敢相信地笑笑。“我不按星期出租。那可是套好房子呀，兄弟。”

“是个垃圾场，”我说，“我进去过。我知道。”

“听着，等一下，他妈的——”

“不，你等一下。我给你五十块，只在你那屎坑里蹲一个周末。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房租了。

你星期一来的时候再把你那标牌挂上。”

“你为什么要——”

“因为肯尼迪要来，达拉斯一沃斯堡的每一家酒店都满了。我大老远开车来看他，我可不想在美丽公园或者迪利广场露宿。”

梅里特考虑时，我听到打火机的滴答声和火焰冒出的声音。

“时间在流逝，”我说，“滴答滴答。”

“你叫什么名字，兄弟？”

“乔治·安伯森。”我有点儿不想打电话，直接搬进去。我差一点儿这样做了，但是沃斯堡警察局是我最不想去的地方。我怀疑有时炸死活鸡庆祝节日的人会不会理会擅闯民居的人，但是保险总比遗憾好。我不再绕着纸牌屋行走，我就住在纸牌屋里面。

“我半个小时后到门口跟你见面，45分钟。”

“我会在屋里等，”我说，“我有钥匙。”

沉默更久。然后说道：“你从哪里弄的？”

我不想告发艾维，尽管她现在在莫泽尔。“从李那里。李·奥斯瓦尔德。他给我钥匙，让我进去帮他浇花。”

“那个吹毛求疵的家伙养花吗？”

我挂断电话，开回2703号。我的临时房东，可能是受好奇心的驱使，十五分钟之后就开着克莱斯勒赶到。他仍戴着斯泰森毡帽，穿着华丽的缝合靴子。我坐在前厅里，听着活人的鬼魂不断争吵。他们有很多话要说。

梅里特想从我这里打听奥斯瓦尔德的消息——他真是该死的共产党？我说不是，他是个听话的路易斯安那男孩儿，工作的地方星期五正好俯视总统的车队。我说我希望李可以让我一起分享他的有利地形。

“去他妈的肯尼迪！”梅里特差点喊了出来，“现在他肯定是个共产党。得有人杀了那个狗杂种，让他没法摇尾巴。”

“祝你过得开心，再见。”我一边说，一边打开门。

他走了出去，但并不开心。这家伙习惯了租客对他点头哈腰。他走下破烂的混凝土人行道。“你离开的时候，要保持房屋原模原样，听到了吗？”

我看了看卧室，腐烂的地毯，崩落的石膏，以及一张断掉的安乐椅。“没问题。”我说。

我坐下来，想再次调到鬼魂的争吵：李和玛丽娜，玛格丽特和德·莫伦斯乔特。却突然睡着了。

醒来时，我想叫喊声肯定是来自梦里。

“查理·卓别林，跑到法国去！为了看女人们跳舞！”

我睁开眼睛时，喊声还在那里。我走到窗前，往外看去。跳绳女孩儿们显得个头略高，年纪略大，但是还是她们，好吧，恐怖三人组。中间的那个长了很多斑点，尽管她看起来距离长青春期粉刺的年龄至少还有四年以上。或许是麻疹。

“向舰长敬礼！”

“向女王敬礼！”我嘟哝着说，走进浴室洗脸。

水龙头喷出来的水生了锈，但是冰凉的水让我彻底清醒过来。我把破表换成一只便宜的天美时手表，看到现在时间是两点半。我不饿，但是得吃点儿东西，于是我开车去李记烧烤店。回来的路上，我在一家药店门口停下来，又买了一盒古迪牌强效头痛粉。我还买了几本约翰·D·麦克唐纳的平装小说。

跳绳女孩儿们已经消失。梅赛德斯街通常嘈杂不堪，现在却出奇的安静。就像戏剧最后一幕幕布开启的时刻。我进屋开吃，但是，尽管烤排香浓鲜嫩，我最后还是把大部分都扔掉了。

18

我想在主卧睡觉，但是李和玛丽娜的鬼影鲜活地出现在那儿。临近半夜，我又换到了小卧室里。

罗塞特·坦普尔顿的蜡笔女孩仍然在墙上，不知何故，我觉得她们一样的短上衣（森林绿肯定是罗塞特最喜欢的蜡笔）和硕大的黑色鞋子很舒适。

我想这些女孩儿，特别是戴着美国小姐花冠的那位，会让萨迪发笑。

“我爱你，亲爱的。”我说道，然后睡着了。

19

1963年11月21日（星期四）

我不想吃早饭，就像我头天晚上不想吃晚饭一样。但是到了上午11点，我极度想喝咖啡。一加仑的咖啡可能才够。我抓起一本新书——名叫《关上大门》——开到布拉多克公路上的“欢乐蛋”。

柜台后面的电视开着，我看了一则有关肯尼迪即将到达圣安东尼奥的新闻，在那里林登和“小瓢虫”·约翰逊会迎接他。肯尼迪还要参加聚会，与约翰·康纳利州长和他的妻子内利。

镜头上，肯尼迪和妻子穿过华盛顿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停机坪，一位记者声音听起来好像要尿裤子，谈论着杰基“松弛的”发型。开始说是“整洁的黑色贝雷帽”，然后流畅地说“束腰裙衫，是由她钟爱的设计师奥列格·卡西尼[183]设计的。”卡西尼可能确实是她钟爱的设计师，但是我知道肯尼迪夫人在飞机上还有一套装备。那套衣服的设计师是可可·香奈儿[184]。粉色羊毛材质，搭配黑色衣领。当然上面还搭配粉色筒状女帽。

那套衣服跟她在拉菲尔德接过的玫瑰十分搭调，但是跟很快就会溅到她裙子、袜子和鞋子上的血迹就不那么搭调了。

20

我回到梅赛德斯街，读平装小说。我等待着执拗的过去像拍讨厌的苍蝇一样拍我——房顶塌下来，或者污水坑裂开，把2703房吞下去。我清理我的点38式手枪，装上子弹，又把子弹倒出来，继续清理。我真希望自己突然睡着——至少能打发时间——但是没有。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不情愿地聚成几个小时，每个小时过去，都将肯尼迪往休斯敦街和埃尔姆大街交汇处拉进一步。

今天不会突然睡着，我想，这种情况明天才会发生。当关键时刻来临时，我会失去知觉。等我再次睁开眼睛，事情已经发生，过去会自我保护。

这会发生，我知道这会发生。果真如此的话，我得做出选择：找到萨迪，娶她，或者回去重新来过。想想吧，我发现实际上不用做出选择。我已经没有勇气回去重新来过。不管怎样，就这一次。

捕猎手的最后一枪。

那天晚上，肯尼迪夫妇、约翰逊夫妇以及康纳利夫妇在休斯敦共享晚宴，是由拉丁美洲公民联盟举办的晚宴。美食具有阿根廷风味：土豆沙拉和炖肉。杰基饭后发表了演讲——用西班牙语。

我吃外卖汉堡包和炸薯条……尽力吃下。我吃了几口，又把食物丢进外面的垃圾桶里。

我读完了麦克唐纳的两本小说。我想把我自己没有完成的小说从车后备箱里拿出来，但是读下去的想法让人恶心。最后，我只是坐在一半折断的扶手椅子里，直到外面天黑。然后我走进罗塞特·坦普尔顿和琼·奥斯瓦尔德曾经睡过的小卧室。我躺到床上，脱了鞋子，穿着衣服，用客厅里的坐垫当枕头。我把门开着，客厅里的灯亮着。

借助灯光，我能看见穿着绿色短上衣的蜡笔女孩儿。我知道这个夜晚将比刚刚经过的白天更加漫长，我会醒着躺在那里，我的脚悬在床尾，几乎到了地上，直到11月23日的第一缕阳光透进窗户。

夜很漫长。我被如果……怎么样，本来应该……怎么样，以及对萨迪的思念折磨着。最糟糕的是这些思念。对她的思念和需要如此之深，几乎相思成病。有一刻，很可能是半夜过后很久（我已经不再看手表，指针缓慢的移动太让人沮丧），我陷入了没有梦境的沉睡。鬼知道要是不被叫醒的话我会睡多久。有人轻轻地摇动我。

“快点儿，杰克。睁开眼睛。”

我睁开眼睛，尽管当我看见坐在我旁边的人时，我一开始很肯定我是在做梦。我肯定在做梦。

但是，随后我伸出手，触摸她穿着褪色牛仔裤的腿，感觉到手掌下面的纤维。她的头发扎了起来，她的脸上几乎毫无妆饰。她左脸上的破相清晰而奇异。是萨迪。她找到我了。

第二十八章

1

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

我坐起来，想都没想就抱住她。她也紧紧抱住我。然后我亲吻她，品尝着她真实的存在——烟草香味和雅芳混杂的味道。口红变淡了。紧张之中，她几乎把口红咬光了。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波、除臭剂以及紧张的汗水的味道。尤其是，我抚摸着她：臀部、胸脯和脸颊上的伤皱。她就在那里。

“几点了？”我可靠的天美时手表停了。

“八点一刻。”

“你开玩笑吗？不可能！”

“是的。我并不惊讶，尽管你很惊讶。你从不再突然昏睡几个小时这种状况中恢复了多久？”

我还在想萨迪怎么来到这里，李和玛丽娜在沃斯堡住过的地方。怎么可能呢？上帝啊，怎么来的？还不止这一点。肯尼迪也在沃斯堡，此时此刻正在得克萨斯酒店给当地商会做早餐演讲。

“我的手提箱在车里，”她说，“我们是开我的甲壳虫，还是开你的雪佛兰去？不管去你想去的哪个地方。甲壳虫可能好点儿，停车方便。

我们可能要付不少钱找个车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赶紧出发。黄牛党们已经出发了，挥舞着旗子。我看到他们了。”

“萨迪……”我摇摇头，想让脑袋清醒过来，抓住鞋子。我脑子里有想法，很多想法，但是就像龙卷风里的纸片一样，我一片都抓不住。

“我在这儿。”她说。

是的。问题就在这儿。“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太危险了。我想我已经解释了，但是或许我说得不够清楚。当你试图改变过去时，过去会咬你。

要是你给它机会，它会撕开你的喉咙。”

“你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你不能单独行动。

面对现实吧，杰克。你已经长了几磅肉，但是你还像个稻草人。你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瘸得很严重，每走两三百步就要歇歇膝盖。要是你得逃跑的话怎么办？”

我什么都没说。但我在听。我一边听一边给表上发条，调时间。

“这还不是最糟的地方。你——哎呀！你在干什么？”我抓住了她的大腿。

“确定一下你是真的。我仍然不敢相信。”“空军一号”三个多小时之后即将降落在拉菲尔德机场。有人会献玫瑰花给杰基·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其他几站，她会收到黄玫瑰，但是达拉斯的花束是红色的。

“我很真实，我就在这里。听我说，杰克。

最糟的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最糟的是你会突然睡着。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想了很多。

“如果过去像你所说的一样坏，要是你在他扣动扳机之前成功地接近你要寻获的那个家伙，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

过去并不坏，这个词用得不对，但是我明白她的意思，也没有辩驳。

“你真不知道你自己身处何种险境。”

“我当然知道。你忘了很重要的事情。”她抓起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我不止是你最好的女人，杰克……如果对你来说我依然是的话……”

“但你现在在最可怕的地方。”

“你说有人要射杀总统，根据你已经预测并成功实现的其他事情来看，我有理由相信你。连德凯都有些相信了。‘他知道肯尼迪会来，比肯尼迪本人知道得都早’，他说，‘准确到日期和小时。他还知道夫人会与他同行。’但是你说得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关心。不止你一个人。德凯也关心，他要不是烧到三十八度的话。我也关心。

我没有投他的票，但是我碰巧是美国人，他不仅是总统，也是我的总统。这种想法对你来说很过时吗？”

“不。”

“好。”她的眼睛突然发亮。“我不想让一个疯子杀了他，我不想睡着。”

“萨迪——”

“让我说完。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你得掏干净你的耳朵。你的耳朵掏干净了吗？”

“是的。”

“那好。你甩不掉我的。我再说一遍，没门儿。

我要去。你要是不让我上你的雪佛兰，我就自己开着甲壳虫跟着你。”

“耶稣啊。”我说，不知道是在咒骂还是在祈祷。

“要是我们结婚了，我会听你的话，只要你对我好。我生来就相信那是妻子的责任。”（噢，你这个六十年代的孩子，我想。）“我准备好了告别我熟知的一切，跟你一起去面对未来。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相信你所说的未来真的存在。我很可能不会再给你最后的通牒，但是我现在要给你一个。你要么跟我一起做，要么别想做。”

我想了想，仔细思考。我问自己她是否是认真的。答案跟她脸上的伤疤一样清晰。

与此同时，萨迪正看着蜡笔女孩儿。“你觉得是谁画的？画得真不错。”

“罗塞特画的，”我说，“罗塞特·坦普尔顿。她的爸爸出了事故之后她就跟她妈妈回莫泽尔了。”

“然后你就搬进来了？”

“没有，住在对面。一个姓奥斯瓦尔德的小家庭搬到这里。”

“那就是他的姓对吧，杰克？奥斯瓦尔德。”

“是的。李·奥斯瓦尔德。”

“我跟你一起去吗？”

“我有选择吗？”

她笑着把手放到我脸上。看到她放松的微笑之前，我不知道她在摇醒我时有多么害怕。“没有，亲爱的，”她说，“依我看没有。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称之为最后通牒。”

2

我们把她的手提箱放进雪佛兰。如果我们阻止了奥斯瓦尔德（而且不被逮捕），我们之后能坐她的甲壳虫，她能开回约迪，在她家的车道上看起来一切正常。要是不顺利的话——要是我们失败了，或是成功了，却发现我们得为谋杀李负责——我们就得逃命。开着V-8雪佛兰比开着甲壳虫可以跑得更快、更远，更加隐蔽。

她看到我把枪放进运动外套的里面口袋时说：“不，放在外面口袋。”

我扬起眉毛。

“要是你突然之间累了或者想打盹的话我能拿到。”

我们走下人行道，萨迪把手提包挂在肩上。

天气预报说有雨，但是在我看来，好像天气预报员得吃一张红牌。天气晴空万里。

萨迪坐进乘客椅之前，一个声音从我身后响起。“那是你的女朋友吧，先生？”

我转过身。是脸上长斑的跳绳女孩。不过不是斑，而是麻疹，我没必要问她为什么没上学。

她出了水痘。“是的。”

“她真漂亮。除了——”她发出奇怪的“咦”

声，有点儿可爱——“她的脸。”

萨迪笑了。我对她的勇气的钦佩持续增长……

从未降低过。“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萨迪，”跳绳女孩答道。“萨迪·范欧文。

你呢？”

“噢，你肯定不会相信，我也叫萨迪。”

女孩儿带着所有梅赛德斯街上野姑娘那种不信任讥嘲的眼光打量着她。“真是巧啊，你说是吗，乔治？”

我不会说，实际上，我没时间讨论这个。“想问你件事，萨迪……范欧文小姐。你知道温斯考特路上的公交车站怎么走吗？”

“当然。”她转动眼睛，好像是要问“你觉得我很蠢吗？”，“你们两个出过水痘吗？”

萨迪点点头。

“我也出过，”我说。“所以没问题。你知道哪趟车去达拉斯市中心吗？”

“3路。”

“3路车多久发一趟？”

“我想半个钟头一趟吧，但是也可能十五分钟一趟。你有车为什么要坐公交车呢？你们有两辆车。”

从大萨迪的表情我可以看出她在想同样的问题。“我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老子开潜水艇。”

萨迪·范欧文咧嘴大笑。“你也会这个？”

“会了很多年了，”我说，“上车吧，萨迪。

我们得走了。”

我看了看新手表。8点40分。

3

“告诉我你为什么对公交车感兴趣。”萨迪说。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赶到伊登法洛斯你已经走了，我按你说的，烧掉信，然后问了问隔壁的老头儿。”

“克诺彭斯基先生。”

“是的。他什么都不知道。那时，医生正坐在你的门口。看到你不在，她很不高兴。她说她跟多琳医生换了班，让多琳今天能去看肯尼迪。”

温斯考特路公交车站就在前面。我减慢车速，看柱子旁边的小棚子里有没有时间表，没有。我把车开进车站前方一百码的一个停车位。

“你在干什么？”

“买个保险。要是公交车9点不来的话，我们继续开。讲你的故事吧。”

“我打电话给达拉斯市中心的酒店，但是没人想跟我说话。他们都很忙。接下来我打电话给德凯，他打电话给警察。告诉他们他有可靠信息，有人准备射杀总统。”

我一直在观后镜里看着公交车，但是现在我震惊地看着萨迪。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德凯。我不知道萨迪告诉他的内容他相信多少，但是他还是冒险行动了。“发生什么了？他留了名字吗？”

“他根本没机会。他们挂断了他的电话。我想这时我真的开始相信你说的过去会自我保护。

一切对你来说就是这样，对吧？只是鲜活的历史教科书。”

“不再是了。”

动作迟缓的公交车来了，黄底绿色。目的地窗口上显示着“3路达拉斯主街3路”。车停了，前后门打开。两三个人上了车，但是根本找不到座位。车从我们身边缓慢经过时，我看到座位都满了。我瞥见一个女人，帽子上别着一排肯尼迪纽扣。她高兴地朝我挥手，尽管我们的眼神只交会一秒，我仍感觉到了她的兴奋、高兴和期待。

我把雪佛兰挂上挡，跟上公交车。隔着公交车喷出的褐色尾气，车尾的广告上，一位伊卡璐美女声称，要是她只能活一次的话，她想成为金发美女。萨迪夸张地挥手。“妈的！别跟这么近！

真难闻！”

“这真算是好批评，来自一位每天抽一包烟的女人。”我说，但是她说得对，柴油的恶臭很难闻。我往后退。现在没有必要跟得太紧，既然我知道跳绳的萨迪把线路说对了。她可能连发车的间隔时间说的都是对的。公交车可能平时半小时一趟，但这会儿可不是平时。

“我又哭了一阵，因为我以为你消失了。我很担心你，但是我也恨你。”

我能理解，但还是觉得自己做得对，所以我最好什么都别说。

“我又打电话给德凯。他问我你有没有说过什么别的避难所的信息，或许在达拉斯，更可能在沃斯堡。我说我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什么。他说很可能是在你住院期间、糊涂的时候说的。他让我认真想想。好像我不认真似的。我回到克诺彭斯基先生那里，希望你对他说了什么。那时已是晚饭时间，天要黑了。他说没有，但正在那时，他儿子带了一锅炖肉，请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餐。克诺彭斯基先生说——他知道过去所有的故事——”

“我知道。”前方，公交车往东拐上维克里大道。我打转向灯跟了上去，距离足够远，所以我们不用吃柴油。“我至少听了三十几个故事。

血染马鞍之类的。”

“听他讲故事是我最应该做的，因为我不用绞尽脑汁，可以休息一会儿，有时候当你放松下来，事情就会自然地浮出脑海。当我走回你的小房子时，我突然想起来你说过在凯迪拉克街住过一段时间。不过我知道地址不准确。”

“噢，我的天哪。我全忘了。”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再次打电话给德凯。

他没有详细的城市地图。但是他知道学校图书馆里有。他开车——可能头都要咳掉了，他病得还很重——去拿，从办公室里打电话给我。他发现达拉斯有个福特大街，有个克莱斯勒公园，还有好几条道奇街。但是没有一个像凯迪拉克，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然后他发现了沃斯堡的梅赛德斯街。我想立即出发。但是他告诉我等到天亮我更容易看到你或者你的车。”

她抓住我的胳膊。她的手冰凉。

“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你这个讨厌鬼。

我几乎没合眼。”

“我补偿你。尽管我直到凌晨才睡着。要是你不出现的话，我可能一直要睡过该死的暗杀。”

那样结局多郁闷呐！

“梅赛德斯街有好几个街区，我往前开呀开呀。然后我能看见街的尽头，好像是百货商店背后的巨大建筑的停车场。”

“接近了。是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仓库。”

“还是没有你的踪迹。我没法告诉你我多么失望。然后……”她咧嘴笑起来。尽管脸上有疤，笑得依然很灿烂。“然后我看见带海鸥尾的红色雪佛兰，尾巴好像女人的眉毛，像霓虹灯一般闪亮。

我喊叫着，拍打着小甲壳虫汽车的仪表板，直到我的手都拍酸了。现在，我就在这——”

雪佛兰右前方发出一声低沉的吱嘎吱嘎的声响，突然之间我们冲向一根灯柱。车下方发出一连串的碰击声。我扭转方向盘。方向盘在我手里非常松弛，但是我幸而避免直接撞上灯柱。萨迪那边刮在柱子上，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金属的声音。她那侧的车门弯向里面，我把她从座椅上往我这边拉。我们停了下来，引擎罩悬在人行道上，汽车则向右倾斜。不光是爆胎，我想，这简直是他妈的致命损伤。

萨迪看着我，目瞪口呆。我笑了。就像之前已经说过的，有时候你别无选择。

“欢迎来到过去，萨迪，”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4

从她那一侧没法下车，得用撬棍把乘客车门撬开。她从座位上溜过来，从我这一侧下了车。

有几个人在一旁观看，不算很多。

“天呐，怎么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问道。

我们走到车前，情况一目了然。右前轮突然折断。躺在我们身后二十英尺远处，沥青道路弯沟的尽头。参差不齐断成一半的轮轴在阳光下闪光。

“轮轴断了。”我告诉推婴儿车的女人。

“噢，天呐！”

“我们怎么办？”萨迪低声问道。

“我们上了保险，现在我们用得上了。最近的公交车站。”

“我的手提箱——”

是的，我想，还有阿尔的笔记本。我的手稿——无关紧要的狗屁小说和至关重要的备忘录。再加上我仅有的现金。我瞥了一眼手表。九点一刻。在得克萨斯酒店，杰基正穿着她的粉色套装。再过一个小时左右，政治活动结束，车队就会前往卡斯韦尔空军基地，大飞机停在那里。以沃斯堡到达拉斯的距离来说，飞行员几乎都来不及把轮子收起来。

我想了想。

“你们想用我的电话叫人吗？”推着婴儿车的女人问道，“我家就在前面。”她打量我们，看到我腿脚不便，萨迪脸上有疤。“你们受伤了吗？”

“我们没事，”我说，我抓住萨迪的胳膊。“你能打电话给加油站请他们把车拖走吗？我知道这么要求太过分了，但是我们有急事。”

“我告诉过他前端有些摇晃，”萨迪说。她带着佐治亚口音，拉长腔调。“谢天谢地，我们不在高速公路上。”

“前面大约两个街区有家埃索加油站。”她指向北面。“我想我可以把孩子推到那边……”

“噢，那就帮了我们大忙，夫人，”萨迪说。

她打开手提包，掏出钱包，拿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

“先付给他们二十吧。真抱歉这么要求您，但是我要是看不到肯尼迪的话，就不活了。”这让推婴儿车的女人笑了起来。

“哎呀，二十块拖两次车都够了。如果你的包里有纸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写张收条——”

“没事，”我说，“我们相信你。但是我们会在雨刷下面写张字条。”

萨迪怀疑地看着我……但她拿出一支笔和一小本便签簿，封面是个斜视的小孩儿。呆头呆脑的笑容下面写着“学生时代，可爱而又陈旧的学生黄金时代”。

字条上写了很多，但是没时间考虑措辞。我草草写完，折起来放到雨刷下面。一会儿之后，我们转过街角，消失了。

5

“杰克？你还好吗？”

“还好。你呢？”

“我撞到车门上，肩膀可能擦伤了，但是除此之外，还好。要是我们撞到柱子上，我可能就不妙了。你也是。字条给谁写的？”

“谁拖走雪佛兰就给谁。”我向上帝祈祷这个谁会按照字条的要求做。“等我们回来再操心这个吧。”

如果我们能回来的话。

下一个公交车站站牌在街区的中央。三个黑女人，两个白女人，还有一个西班牙裔男人站在站牌旁。种族比例如此平衡，看起来像是《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剧组在招募演员。我们加入他们。我坐到棚子里的条凳上，坐在第六个女人旁边，一位非洲裔美国女人，她硕大的身体包裹着一身白色的人造丝制服，显然是富有的白人家庭的女管家。胸前佩戴的纽扣上写着“64年与肯尼迪一路相伴！”

“腿不好吗？”她问我。

“是的。”我的运动服外套口袋里有四包古迪头痛粉。我拨开手枪，拿出两包，撕开口子，倒进嘴里。

“这么吃会伤肾。”她说。

“我知道。但是我得让这条腿撑到我看见总统。”

她大笑起来。“没听过这样的话。”

萨迪站在路边，焦急地往回看，等待着3路车。

“今天车很慢，”女管家说道，“但是下一辆就要来了。我不会错过肯尼迪的，绝对不会！”

九点半，还是没有公交车，但是我膝盖的疼痛已经变成隐隐的悸动。上帝保佑古迪头痛粉。

萨迪走过来。“杰克，我们恐怕要——”

“来了一辆，”女管家说着，站起身。这是个恐怖的女人，黑得像乌木，比萨迪至少高了一英寸，头发笔直闪亮。“你——好，我准备在迪利广场找个位置。我袋子里有三明治。我喊的话他能听到吗？”

“我敢肯定他能听到。”我说。

她笑了。“你最好相信他能！他和杰基都能！”

车上人满了，但是站台上的人挤了进去。萨迪和我最后上车，司机着急得像是黑色星期五的股票经纪人，伸出手掌。“别上了！满了！挤得像沙丁鱼！等下一趟吧！”

萨迪痛苦地看了我一眼，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那位大个子女士替我们说话了。“不，不，让他们上吧。这个男的腿脚不便，女的也有问题，你们都能看到。还有，女的很瘦，男的更瘦。你让他们上，不然我会把你们拉下来，我自己来开。

我会开呢。我在我爸爸的斗牛犬车上学过。”

公交车司机看着她朝他逼近，翻了翻眼睛，示意我们上车。当我们伸手去拿硬币准备丢进投币箱时，他用肉乎乎的手掌把投币箱盖起来。“别投了，退到白线以后吧。尽量。”他摇摇头，“今天为什么不多发十几台车，我真不明白。”他拉了镀铬把手。前门后门相继关上。气刹松开，发出噗噗的声音，汽车开动，很慢，但是很稳。

我的天使还没完。她开始威吓两名工人：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坐在司机后面，膝盖上放着饭盒。“起来，赶紧把座位让给这位女士和先生！

你看不到他的腿不好吗？他还要去看肯尼迪呢！”

“夫人，没关系。”我说。

她没有理会。“起来吧，赶紧，你们是在柴房里长大的吗？”

他们站起来，胳膊肘推搡着走进过道里令人窒息的人群中。黑人工人给了女管家一个臭脸。

“1963年了，我还在给白人让座位。”

“噢，呼！”他的白人朋友说道。

黑人看着我的脸，先是心不在焉，然后恍然大悟。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但是他指着空位子说。“坐下，别摔倒了，杰克逊。”

我坐到窗边。萨迪低声说了谢谢，然后坐在我旁边。公交车像一头老象，笨重前行，但若有足够的时间，它也能飞奔起来。女管家在我们身边悬着，抓紧一根拉手吊带，转弯的时候臀部甩动起来。甩了很多次。我再次看表。指针似乎朝着上午十点跳动。很快就会跳过去。

萨迪靠近我，头发扎得我的脸和脖子一阵刺痒。“我们要去哪里？到了那里我们要怎么做？”

我想把脸转向她，但是眼睛直视着前方，等待着故障。等待着下一次冲击。我们现在到了西区街道，也就是180号公路。很快我们就会到阿灵顿，未来的乔治·沃克·布什的德州游骑兵棒球队的大本营。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十点半会到达达拉斯城郊，比奥斯瓦尔德给他该死的意大利步枪进行第一轮装弹领先两个小时。只是，当你试图改变过去时，事情很少会顺利推进。

6

我们穿过欧文镇南，一个月前刚生了第二个女儿的玛丽娜正在这里休养复原。车行缓慢，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味道。拥挤的汽车上一半的乘客都在吸烟。外面（空气稍微新鲜些）的街上挤满返程的汽车。我们看见一辆小汽车后窗上写着“杰基，我们爱你！”，另一辆相同的位置写着“滚出得克萨斯，你这个共产党叛徒！”公交车突然倾斜，摇摆起来。大群大群的人站在车站。

当我们这辆拥挤的汽车甚至都没有减速就开过时，他们挥舞起拳头。

十点一刻，我们到达哈里海因斯大道，经过一个指向拉菲尔德的路标。事故发生在三分钟之后。我一直期待不要发生，但一直在密切留意，悄然等待，当那辆翻斗车在海因斯大道和因伍德大道交叉路口闯过红灯时，我至少有所准备。我之前见过类似的情况，那是在德里的朗维尤墓地。

我抓住萨迪的脖子，把她的头按到膝盖上。“趴下！”

一秒钟之后，我们被抛到驾驶员座椅和乘客区之间。玻璃破碎。金属发出刺耳的尖响。站着的乘客们甩向前方，挥舞的胳膊、手提包、帽子乱作一团。之前发出呼号的白人工人身体撞向走廊尽头的投币箱。肥胖的女管家直接消失了，被人体雪崩掩埋。

萨迪的鼻子在流血，右眼下方的擦伤肿胀起来，像是做面包用的生面团。司机被甩到方向盘一侧。巨大的前窗玻璃破裂，玻璃外面的街景消失，被锈迹斑斑的金属取代。我能看到上面写着“达拉斯公共工程”。卡车装载的沥青发出刺鼻的恶臭。

我把萨迪转过身。“你还好吗？脑袋还清醒吗？”

“我没事，只是摇晃了一下。要是你别这么大声吼的话，我的脑袋应该还清醒。”

车厢前面的人堆传来呻吟和哭喊。一位撞断胳膊的男人从人堆中挣脱出来，晃了晃司机，司机从座位里滚了出来，前额中央插进一块玻璃。

“噢，天呐！”断胳膊的男人喊道，“我想他已经死了！”

萨迪走向撞到投币箱的家伙身边，帮他退回到我们就坐的地方。他面色惨白，不断呻吟。我猜他的蛋蛋撞到柱子。高度正好差不多。他的黑人朋友跟我一道帮助女管家站起身，但是如果她不是意识完全清醒，配合我们出来的话，恐怕我们也爱莫能助。她活活有三百磅重。她的太阳穴在不停流血，那件制服永远也没法再穿了。我问她伤得怎么样。

“我想没什么事。但是我的头被猛撞了一下。

天哪！”

我们身后的车厢一片骚乱。很快人们就会惊慌逃窜。我站在萨迪前面，让她用胳膊抱住我的腰。考虑到我膝盖的情况，本来应该是我拉住她，但是本能就是本能。

“我们得让这些人下车，”我告诉黑人工人，“拉手柄。”

他试了试，但是手柄一动不动。“卡住了。”

我想，这真是太狗屎了。我想，过去将它关上了。我也不能帮他拉，我只有一只胳膊正常。

女管家——现在，她的制服一边被血浸透了——从我身边挤过去，差点儿将我撞倒。我感觉萨迪的胳膊松开一下，紧接着又抱紧了。女管家的帽子歪到一边，帽檐的薄纱也沾上了血珠。帽子看起来非常怪异，像是红色的莓果。她把帽子拨正，然后跟黑人工人一起抓住镀铬门把手。“我数三下，然后我们一起拉，”女管家对他说，“准备好了吗？”

他点点头。

“一……二……三！”

他们使劲拉……或者说女管家在使劲拉，差点没把胳膊底下的裙子撕裂。门噗的一声开了。

我们身后传来无力的欢呼声。

“谢谢你们——”萨迪说道，但是我已经开始移动。

“快点。不然我们要被踩到。别放开我。”

我们是最先下车的人。我把萨迪转向达拉斯的方向。“我们走。”

“杰克，这些人需要帮助！”

“我敢确定救援已经在路上了。别回头。朝前看，因为下一个障碍就在前面。”

“多少障碍？还会有多少？”

“过去能给我们制造的所有障碍。”我说。

7

我们花了二十分钟，从3路公交车出事故的地方前进了四个街区。我能感觉到膝盖肿痛。心脏每跳动一次，膝盖都会抽痛。我们走到一条长椅边，萨迪让我坐下。

“没时间了。”

“坐下吧，先生。”她出其不意地推我一下，我倒在长椅上，长椅背面有张当地殡仪馆的广告。

萨迪轻快地点点头，就像女人完成了一件繁琐的杂务之后那样，然后她走向哈里海因斯大道，一边打开手提包，伸手探摸。当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里并在那儿停下时，膝盖的悸痛也暂时休止。

一辆汽车突然转向她，鸣响喇叭。汽车差一英尺就撞上她。司机挥舞着拳头，继续往前开，然后突然伸出中指。我对萨迪大声喊叫，让她回来，她看都没朝我看一眼。她拿出钱包，汽车从她身边疾驰而过，在她受伤的脸上，头发被风吹起。

她像春天的早晨一样冷酷。她拿出钞票，把钱包扔进手提包，然后将一张钞票高举过头顶。她看起来就像是高中赛前动员会上的啦啦队队长。

“五十块！”她喊道，“五十块去达拉斯！主街！主街！去看肯尼迪！五十块！”

这样没用的，我想，唯一可能发生的就是她会被执拗的过去碾压——

一辆锈迹斑斑的斯图贝克汽车呼啸着停在她面前。引擎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一侧前灯只剩下一个空洞。一位身着宽松短裤和T恤的男人下了车。头上戴着（一直往下拉到耳际）绿色牛仔毡帽，帽圈上点缀一根印第安羽毛。他咧着嘴。

笑容暴露出他至少掉了六颗牙。我看了一眼，心想，麻烦来了。

“小姐，你疯了。”斯图贝克牛仔说道。

“你想不想要五十块？只需要把我们带到达拉斯。”

那家伙瞟一眼钞票，跟萨迪一样，全然没有理会鸣响喇叭驶开的汽车。他摘下帽子，拍打鸡骨头般屁股上的短裤，又戴上帽子，再次把帽檐拉到耳际。“小姐，你拿的不是五十，是十块的。”

“剩下的在我钱夹里。”

“那我为什么不要呢？”他抓住她大手提包的一根带子。我走下路沿，但是我想在我走近萨迪之前，他会把包抢到手。如果我真能走近萨迪的话，他可能会狠揍我一顿。尽管他瘦得像只猴子，但仍然比我重。他的胳膊是完好的。

萨迪抓紧手提包。手提包被扯得像只极度痛苦的嘴巴。她一只闲着的手伸进去，掏出一把我似曾相识的匕首，朝他抹去，划开了他的前臂。

伤口从手腕上方延续到肘关节内侧。他痛苦而惊讶地尖叫起来，松开手提包带，往后退却几步，瞪着她。“你这个疯狂的婊子，拿刀刺我！”

他跳进敞开车门的汽车里，汽车仍然狂抖。

萨迪冲上前去，在他面前挥了一刀。她的头发已经披到眼睛上，嘴唇令人生畏。鲜血从斯图贝克牛仔受伤的胳膊上流下来，滴在人行道上。难以置信的是，我听到有人喊，“给他好看，美女！”

斯图贝克牛仔往人行道上退，眼睛一直没离开匕首。萨迪看都没看我一眼，说道：“朝你来了，杰克。”

那一秒钟，我还没反应，然后想起点38式手枪，从口袋里掏出来，指着他。“看到这个了吗，得州佬？上膛了。”

“你跟她一样是他妈的疯子。”他把胳膊抱在胸前，鲜血染红了T恤。萨迪飞快地转到斯图贝克的乘客座一边，打开车门。她从车顶上朝我看过来，一只手急躁地朝我做了个手势。我原以为我没办法再爱她更多，但是那一刻我想我错了。

“你本该要么把钱拿去，要么继续开车的，”

我说，“现在让我看看你怎么跑开。马上给我滚，不然我会照你腿上来一枪让你根本没法跑。”

“你他妈的混蛋。”他说。

“我就是混蛋。你就是要吃枪子儿的蟊贼。”

我扳起击铁。他没有犹豫，转过身，往西朝海因斯大道奔去，低着头抱着胳膊，咒骂着，身后留下一道血痕。

“不要停，一直跑到拉菲尔德！”我在他身后喊道，“跑三英里，去向总统问好吧！”

“上车，杰克！趁警察还没到，我们赶紧走！”

我坐进斯图贝克的方向盘后面，膝盖肿痛，十分痛苦。汽车是标准档位，意味着我得用受伤的腿踩离合。我把座椅尽量往后调，听到后面宛如倒垃圾般吱嘎作响，然后汽车开动起来。

“那把刀，”我说，“是不是——”

“约翰尼砍我的那把刀，是的。琼斯长官讯问之后还给我的。他以为刀是我的，他可能是对的。

但不是从我在蜜蜂树巷的住处拿的。我几乎可以肯定是约翰尼从我们在萨凡纳的房子里带来的。

之后我就一直带在身边。因为我需要保护自己，以防万一……”她泪水盈眶，“这就是万一，不是吗？如果有万一的话，这就是。”

“把刀放回手提包。”我踩下生涩得出奇的离合器，成功挂上二挡车里闻起来像是十年没有清理的鸡笼一般。

“会把包里的东西染得全是血。”

“收进去吧。你总不能挥舞着匕首四处晃吧，尤其是在总统要进城的时候。亲爱的，那有点勇敢过头了。”

她把匕首收起来，然后用拳头擦拭双眼，像是蹭了膝盖的小女孩儿。“几点了？”

“十一点差十分。肯尼迪四十分钟之后在拉菲尔德机场降落。”

“一切都在跟我们作对，”她说，“是吧？”

我瞥了她一眼，说道：“现在你明白了。”

8

斯图贝克汽车的发动机爆缸之前，我们成功抵达北珍珠街。引擎盖下冒出白烟。路上发出叮当的金属声。萨迪沮丧地吼叫起来，攥紧拳头狠捶大腿，一连骂了几句脏话，但是我几乎放松了下来。至少我们再也不用跟离合器较劲了。我把车退回空挡，溜到路边。车停在一条巷子前面，鹅卵石上写着“请勿泊车”，但是在经历了持枪袭击和抢劫汽车之后，这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

我下了车，蹒跚着走到路边，萨迪已经站在那里。“现在几点？”她问道。

“十一点二十。”

“我们还有多远？”

“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在休斯敦街和埃尔姆大街的拐角。三英里。或许多点儿。”话音几乎全被遮盖，只剩下口型，因为我们突然听见喷气飞机引擎的声音从我们身后呼啸而过。我们抬起头，看见“空军一号”正在降落。

萨迪疲惫地将头发往后捋。“我们怎么办？”

“现在，我们得步行，”我说。“把你的胳膊搭在我肩膀上。让我分担一些你的重量。”

“没必要，亲爱的。”

走了一个街区之后，我发现确有必要。

9

我们十一点三十分抵达北珍珠街和罗斯大道的交叉路口，正当此时，肯尼迪的波音707已经降落，当地官员还在迎接他……当然，将要手捧玫瑰花的肯尼迪夫人也在场。前面的街角是瓜达卢佩大教堂。台阶上，一尊胳膊舒展的圣像下面，坐着一个男人，一侧放着木制拐杖，另一侧放着珐琅罐子。靠在罐子上的标牌上写着“我是重度残废！做个行善的撒玛利亚人，酌情施舍，上帝眷顾你！”

“你的拐杖呢，杰克？”

“落在伊登法洛斯了，卧室衣柜里。”

“你忘了你的拐杖吗？”

女人善于质问，不是吗？

“我最近一直没用。短距离走路的话，我还行。”这比承认当时我满脑子的想法就是在萨迪到来之前赶紧离开康复中心听起来要好一些。

“嗯，你现在肯定需要拐杖。”

她冲上前去，速度惊人，跟教堂台阶上的乞丐攀谈起来。等我一瘸一拐凑上前去时，她已经在跟他讨价还价。“这样一副拐杖顶多九块钱，你要五十块钱一根？”

“我至少需要一根回家，”他说得很有道理，“你的朋友看起来需要一根赶往什么地方。”

“上帝眷顾你，做个行善的撒玛利亚人怎么样？”

“好吧，”乞丐一边说，一边若有所思地揉搓长满胡须的下巴。“上帝眷顾你们，但是我只是个可怜的残废。如果你们不喜欢我开的价格，就像伪君子那样从另一边过去吧。我就会这样做。”

“我敢打赌你会这样做。要是我直接抢过来呢，你这个挖空心思抢钱的家伙？”

“我猜你能做得出，但是那样的话上帝就不会眷顾你们了。”他说着，大笑起来。就一个严重残废的人来说，这声音高兴得有点出奇。他的牙比斯图贝克牛仔好些，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

“给他钱，”我说，“我只需要一根。”

“噢，我会给他钱。我只是讨厌乘人之危。”

“小姐，这对地球上的男性居民来说是个羞辱，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

“注意你的嘴，”我说，“你说的可是我的未婚妻。”现在已经十一点四十。

乞丐没有留意我。他打量着萨迪的钱包。“钱包上有血。你剃毛的时候受伤了吗？”

“还没到参加《沙利文表演秀》选拔的时候，亲爱的，你不是阿兰·金[185]。”萨迪拿出之前对着开来的汽车挥舞的十块钱，加上两张二十的。“拿去，”她说，乞丐接过钱。“我没钱了。你满意了吧？”

“你帮助了一位可怜的残废，”乞丐说，“你是唯一应该感到满足的人。”

“噢，我不满足！”萨迪喊道。“我真希望你该死的眼睛从你丑陋的头上掉下来！”

乞丐严肃地用男人对男人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最好把她带回家，阳光吉姆[186]。我想她的月事就要来了。”

我把拐杖夹到右边胳膊下——骨头完好的人会以为你要把拐杖架在受伤的一边，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左手抓住萨迪的胳膊。“快点。

没时间了。”

我们走开时，萨迪拍了一下穿着牛仔裤的屁股，回头喊道：“亲亲它吧！”

乞丐喊道：“屁股拿回来，翘到我这边，亲爱的，免费！”

10

我们沿着北珍珠街向前走……或者说，萨迪在走，我撑着拐杖。有了拐杖，好了百倍，但是十二点半之前不可能到达休斯敦街和埃尔姆大街的交叉路口。

前面有个脚手架。人行道从下面穿过。我推着萨迪穿过街道。

“杰克，究竟为什么——”

“因为已经落到我们身上了。记住我说的话。”

“我们得坐车。我们真得……杰克？你怎么停下来了？”

我停下来是因为生活是一首歌，过去很和谐。

通常，这种和谐毫无意义（那时我这么想），但是偶尔，回到过去国度的勇猛造访者可以利用这一点。我虔心祈祷，希望此刻能成为这样的时刻。

在北珍珠街和圣哈辛托街拐角停着一辆1954年款的福特森利纳敞篷汽车。我的是红色，这一辆是深蓝色，但是，仍然……或许……

我赶紧走过去，试了试乘客门。锁了。当然。

有时候你运气不错，但是想得到免费赠品吗？没门儿。

“你要跳火点火吗？”

我不知道怎么点，怀疑可能比《波旁街乐拍》上看起来更困难。但是我知道怎么举起拐杖，用腋窝支架猛敲窗户，直到窗户破碎，凹进里面。

没人注意我们，因为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所有的活动都在东南方。从那个方向我们能听到此刻正聚集在主街的人群的呼声，他们正期待着肯尼迪总统的到来。

安全玻璃陷了进去。我把拐杖掉个头，用橡胶的一端把玻璃往里推。我们有一个人要坐在后座，如果这样行得通的话。成功了。在德里的时候，我配了一把森利纳的点火钥匙，粘在了手套箱底部，文书的下面。或许这家伙也会这么做。

或许这个具体的和谐能够延伸到这么远。机会很渺茫……但是萨迪在梅赛德斯街找到我的机会也很渺茫，但是毕竟成功了。我用大拇指按开森利纳手套箱的镀铬按钮，开始在里面摸。

和谐，你这个狗杂种。和谐，求你了。帮我个小忙，只此一次。

“杰克？你怎么会以为——”

我的指头碰到什么东西，拿了出来，是个锡质塞克雷茨牌润喉糖盒子。打开一看，不是一把钥匙，而是四把。我不知道其他三把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对我需要的那把确定无疑。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依靠形状摸出它来。

天哪，我喜欢那辆车。

“看吧！”我说，她拥抱我的时候我差点翻倒，“你开吧，亲爱的。我坐到后面，休息休息膝盖。”

11

我很清楚，不能尝试走主街。那里会被锯木架和警车堵死。“走太平洋街，绕得越远越好，之后走边道。让人群的喊声始终在你的左边，我想就行了。”

“我们还剩多少时间？”

“半个小时。”实际上只有二十五分钟，但是我想半个小时听起来更让人放松。而且，我不想让她表演飙车特技，冒险出事。我们还有时间——至少理论上如此——不过再出一次岔子我们就没机会了。

她没有表演任何特技，但是她开得很勇敢。

我们遇到一棵倒下的树，挡住了一条街道（我们当然会遇到），她开上路缘，从人行道上越过。

我们一直开到北列考德街和黑弗里尔街的交叉路口。再也没法继续开了，因为黑弗里尔街的最后两个街区——跟埃尔姆大街交叉的地方——已经不复存在。那里变成了停车场。一个举着橙色旗子的男人示意我们往前。

“五块钱，”他说，“到主街只需要走两分钟，还有很多时间。”尽管他说话时，眼睛怀疑地看着我的拐杖。

“我真的没钱了，”她说，“我没有撒谎。”

我掏出钱包，给了那家伙五块钱。“停在克莱斯勒后面，”他说，“停好，停近点儿。”

萨迪把钥匙扔过去。“你来停，停好，停近点儿。

来吧，亲爱的。”

“嘿，不是那个方向，”停车男吼道。“那里是埃尔姆大街！你们要去主街！他会到那里！”

“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萨迪喊道。我希望她是对的。我们穿过停下的车辆，萨迪走在前面。我用拐杖扭动挥打着，尽力避开突出的观后镜，跟上萨迪。现在我能听到教科书仓库大楼后面的火车站里火车头的声音和货运列车叮当叮当的响声。

“我们留下了很多破绽。”

“我知道。我有个计划。”大言不惭，但听起来不错。

我们走出埃尔姆大街，我指着街对面两个街区外的一幢建筑。“在那儿。他就在那儿。”

她看着带有那扇仿如正在凝视的窗户的立方形红砖建筑，然后转过身，神情惊慌，眼睛圆瞪。

我观察到——有点儿像临床检查——巨大的白色鸡皮疙瘩已经蔓延到她的脖子。“杰克，太恐怖了！”

“我知道。”

“但是……哪里出问题了？”

“哪里都有问题。萨迪，我们得赶快。我们快没时间了。”

12

我们斜着穿过埃尔姆大街，我撑着拐杖，一路小跑。人群大多聚集在主街，但是更多人聚拢在迪利广场和教科书仓库大楼前的埃尔姆街道边。

他们把一直延伸到高架桥的路缘挤得水泄不通。

女孩儿们骑在男朋友肩上。很快就会陷入惊慌和喊叫的孩子们正往嘴边涂抹着冰淇淋。我看见一个男人叫卖甜筒，一个留着蓬松发型的女人兜售一美元一张的杰克和杰基的照片，照片上杰基穿着晚礼服。

等我们到达仓库大楼的阴影之中时，我在流汗，腋窝被拐杖的支架顶得叫苦不迭，左边膝盖火辣辣的疼。膝盖几乎无法弯曲。我抬起头，看见仓库大楼的员工们纷纷从窗口探头观看。六楼东南角的窗户里没人，但是李会出现在那里。

我看了看手表。十二点二十。根据主街远处传来的呼声，我们能判断车队的行进位置。

萨迪试了试门，然后痛苦地看了我一眼。“锁了！”

我看见里面有个戴鸭舌帽的黑人，帽子时髦地斜戴着。他正在吸烟。阿尔对次要的东西很关注，在笔记的结尾——非常潦草，几近胡乱涂抹——他写下了李的几位同事的名字。我没有费力研究，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名字究竟有何用处。在其中一个名字旁边——是戴鸭舌帽的那个人，毫无疑问——阿尔写道：“第一个他们视为有嫌疑的人（很可能因为是黑人）”。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名字，但是我仍然没记住。要么是因为罗思和他的打手们把它从我脑子里打掉了（连同其他事情一起），要么是因为我一开始根本就没留意。

抑或是因为过去很执拗。这有关系吗？就是想不起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萨迪敲敲门。戴鸭舌帽的黑人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她。他吸了一口烟，然后朝她挥挥手背：“走吧，小姐，走吧。”

“杰克，赶紧想想吧！求你了！”

十二点二十一。

不同寻常的名字，没错，但是为何不同寻常？

我惊讶地发现，我知道其中的原因。

“因为是女孩儿的名字。”我说。

萨迪转向我。她的脸除了伤疤所在的地方都涨红起来，伤疤变成了白色的花纹。“什么？”

突然，我敲响玻璃。“邦妮！”我喊道。“嗨，邦妮·雷！放我们进去！我们认识李！李·奥斯瓦尔德！”

他知道这个名字，迈着缓慢的步子，穿过大厅。

“我不知道骨瘦如柴的狗杂种李还有朋友，”

邦妮·雷·威廉斯一边开门一边说道，我们冲进去时，他走到一边。“他可能在休息室，跟别的人一起看总统——”

“听我说，”我说，“我不是他的朋友，他也不在休息室。他在六楼。我想他要刺杀总统肯尼迪。”

这个大个子高兴地笑了。他把烟头扔到地上，用工作靴踩灭。“那个吹毛求疵的家伙连溺死一只装进袋里的小猫都不敢。他能做的只有坐在角落里读书。”

“我跟你说——”

“我准备上二楼去。如果你们想跟我一起来，我想我会欢迎你们。但是别再扯那些关于李伢的瞎话了。我们都这么叫他，李伢。刺杀总统！天哪！”他挥挥手，踱着步子走开了。

我想，你属于德里，邦妮·雷。德里人很擅长对眼前的事物视而不见。

“走楼梯。”我告诉萨迪。

“电梯会更——”

我们仅存的机会可能会葬送于此。

“电梯会卡在两层楼中间。走楼梯。”

我抓起她的手，拉着她冲向楼梯。楼道很窄，木质踏板经年累月变得凹凸不平。左边是锈迹斑斑的铁栏杆。在楼梯口，萨迪转向我。“把枪给我。”

“不行。”

“你赶不及了。我能。把枪给我。”

我差点给她。我不是觉得我应该拿枪，现在关键的分水岭时刻已经来临，无论谁阻止奥斯瓦尔德都没关系，只要有人阻止他就行。但是我们距离过去那咆哮的机器仅一步之遥，如果我让萨迪在我前面冒这最后一步的危险，被卷进高速旋转的传送带轮或叶片，我就该死。

我笑了笑，然后弯腰亲吻她。“我们比赛，”

我说，然后开始冲上台阶。我扭头喊道：“如果我睡着了，他就归你！”

13

“你们疯了。”我听见邦妮·雷·威廉斯用略带抗议的腔调说。然后是轻轻的脚步碰击声，萨迪跟着我。我用右腿支撑身体——不再靠在右腿上，而是绷在右腿上——用力拉左边的栏杆。

运动外套口袋里的手枪左右摆动，击打我的髋部。

膝盖在怒吼。我任它吼叫。

等我到达二楼平台时，我瞥了一眼手表。

十二点二十五。不是，是十二点二十六。我能听见人群的呼喊正在逼近，即将爆发。车队已经通过主街和埃尔维街，主街和阿卡尔德街，主街和菲尔德街的交叉路口。两分钟之后——最多三分钟——就会抵达休斯敦街，向右转，以十五英里的时速经过古老的达拉斯法院。从那里开始，美国总统就进入了可被袭击的领域。在曼利夏—卡尔卡诺步枪的4倍瞄准镜里，肯尼迪夫妇和康纳利夫妇看起来就像里斯本路边影院银幕上的演员一样大。但是李会再等一会儿。他不想自寻死路，他想逃跑。如果开枪太早，车队头车上的警卫就会看到枪火，予以还击。他会等到那辆车——总统的座驾——向左急转上埃尔姆大街的时候。他不仅是个狙击手，还是个背后放枪的狗杂种。

我还有三分钟。

或者只有两分半钟。

我攻占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台阶，忽略疼痛的膝盖，像马拉松运动员接近比赛终点一样逼迫自己往上爬。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场马拉松。

在我们下面，我能听见邦妮·雷·威廉斯喊叫“疯子”，“说李会刺杀”之类的话。

爬到三楼的一半，我能感觉到萨迪击打我的背，就像马夫催马跑快点儿，但是，之后，她落到后面。我听见她喘气，心想，烟吸多了，亲爱的。

我的膝盖不再疼痛，疼痛暂时淹没在急剧上升的肾上腺素中。我尽量保持左腿伸直，撑着拐杖走。

绕过弯。抵达四楼。现在我也开始喘气，台阶看起来越来越陡。就像一座高山。乞丐的拐杖顶端的支架被汗水浸得粘糊糊的。我的头开始阵痛，耳朵里萦绕着下面人群欢呼的声音。想象的眼睛睁得很大，我能看见车队到来：警卫车，然后是总统的轿车，两边是担任护卫责任的达拉斯警察局的哈雷戴—维森牌摩托车，摩托上的警察戴着白色系带的头盔和太阳镜。

绕过角落。拐杖滑了一下，但我稳住了。继续爬。拐杖发出重击声。现在我能闻到六楼翻修的锯末的味道：工人们把旧侧板换成新的。但不是在李那一边。李独自一人在东南边。

我到达五楼平台，最后一次转弯，我张大嘴巴吸气，衬衫湿透了，贴在膨胀的胸前。汗水刺痛我的双眼，我使劲眨眼把汗水挤掉。

三个书箱，上面印着“《通往任何地方的道路》”

和“四五年级读物”，挡住了通向六楼的台阶。

我用右腿站立，用拐杖的脚猛击其中的一只箱子，把箱子转了过去。在我身后，我能听到萨迪现在在四楼和五楼之间。所以，貌似我拿着枪是对的，但是谁知道呢？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明确改变未来的主要责任在你身上会让你跑得更快。

我从缝隙中挤过去。为了挤过去，我得在一秒钟的时间里把身体的重量全部压在左腿上。这引来一阵剧痛。我呻吟着，抓住栏杆，避免倒在台阶上。看了一下手表。十二点二十八，但是，如果表慢了呢？人群已经开始吼叫。

“杰克……看在上帝的分上，快点儿……”

萨迪仍然停留在五楼的平台上。

我开始爬最后一段楼梯，人群的呼声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静默。等我到达楼梯顶端时，除了我的喘息和负担过重的心跳之外，唯有一片阒寂无声。

14

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是一块模糊不清的场地，上面散布着几堆书箱。正在更换地板的地方，头顶的灯亮着。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计划在不到一百秒之内创造历史的地方，灯没有开。七扇窗户俯视埃尔姆大街，中间的五扇是宽大的半圆形窗户，两端的窗户是方形。六楼楼梯顶端附近非常阴暗，但是俯瞰埃尔姆大街的区域充满朦胧的光线。由于地板工程制造的锯末浮尘，从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看似非常密集。光线透过东南角的窗户，却被一堆书箱截断。狙击手的掩体就在地板的斜对面，从西北到东南的对角线位置。

在掩体后面，阳光之中，一名持枪的男子站在窗前。他弯着腰，往外窥探。窗户开着。微风拂动他的头发和衬衫衣领。他开始举起步枪。

我拖沓着往前跑，绕过成堆的书箱，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掏点38式手枪。

“李！”我喊道，“住手，你这个狗杂种！”

他转过头看着我，双目圆睁，嘴巴大张。一时间他只是李——那个跟琼在浴室一起欢笑玩水的家伙，那个有时候拥抱妻子亲吻她脸颊的家伙——之后，他的下巴和拘谨的嘴巴突然咆哮起来，露出上面的牙齿。如此一来，他就变成了丑陋的怪物。我怀疑你不敢相信，但我发誓是真的。

他已经不是人，而是变成了一个恶魔，从此笼罩整个美国，逞凶发威，无恶不作。

如果我任它横行的话。

人群的喧闹声再次传上来，数千人的掌声、欢呼和喊叫，歇斯底里。我听到他们的叫声，李也听到。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现在动手，或者再无机会。他转身朝向窗前，把步枪的枪托抵进肩膀。

我有手枪，用来干掉弗兰克·邓宁的同一款枪。

不仅相像，在那一刻，就是同一把枪。我当时这么想，现在仍然这么想。击铁卡在衣袋里，但是我把点38式手枪扯了出来，听到布料撕开的声音。

我开了一枪。射高了，只打爆了窗框顶端的木屑，但这足以拯救约翰·肯尼迪的生命。奥斯瓦尔德听到爆炸声，惊了一下，曼利夏—卡尔卡诺的160粒子弹射高了，击碎了县法院的一扇窗玻璃。

楼下传来惊叫和混乱的呼喊。李再次转向我，他的脸上满是愤怒、仇恨和失望。他再次举起步枪，这一次他瞄准的不是美国总统。他拉动枪栓——“咔嗒”——我又朝他开了一枪。尽管我距他只有四分之三个房间，不足二十五英尺，我再次失手。

我看到他的衬衫一侧骤然一动，但是仅此而已。

我的拐杖摔向一堆书箱。我酿跄着跌向左边，用持枪的手找回平衡，但是几乎没有可能。顷刻之间，我在想我看到萨迪的那一天，她是如何倒进我怀里的。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它奏响的是和声，通常是魔鬼的音乐。这一次，绊倒的是我，关键的区别在这里。

她已经不在楼梯上……但是我能听到她急速的脚步。

“萨迪，趴下！”我喊道，但是喊声淹没在奥斯瓦尔德步枪的爆裂声中。

我听到子弹从我头顶飞过。我听到她惊叫一声。

然后，是无数枪声，这一次枪声从外面传来。

总统的轿车已经离开，以极快的速度朝立交桥开去，车里的两对夫妇仍然蹲着，彼此拥抱。但是警卫车已经停在埃尔姆大街靠近迪利广场的远端。

摩托车上的警察也在街道中间停了下来，至少有四十几个人在观察，指着六楼的窗户，那里，一名骨瘦如柴、身着蓝色衬衫的男子清晰可见。

我听到一串砰砰的声音，仿佛冰雹打在泥土上。这声音来自偏离窗户击中上方和两边砖墙的子弹。很多子弹没有打偏。我看到李的衬衫波浪翻滚，仿佛一阵风从里面吹出来——红色的波浪，在布料上撕开小洞：一处位于右边乳头上方，一处位于胸骨处，第三处位于肚脐。第四处撕开了他的脖子。他像玩偶一样在模糊而飘满锯末的光线中舞蹈，那恐怖的咆哮从未离开他的脸。最后，他不是人，我跟你说了，他是别的东西。当我们听命于最邪恶的天使时，钻进我们身体的东西。

一颗子弹不偏不倚打在头顶的一盏灯上，击碎了灯泡，灯绳摆动起来。然后，一颗子弹击碎了刺客的头顶，就像在我来到的世界里李的一颗子弹击碎了肯尼迪的头顶一样。他倒在书箱上，书箱倒向地面。

下面响起喊声。有人喊道：“倒了！我看见他倒下了！”

跑步声冲上楼来。我把点38式手枪扔到李身旁。我还有意识，明白如果上楼的人发现我手里拿着枪，他们会将我一阵痛打，甚至会杀了我。

我准备起身，但是膝盖已经难以支撑。这样可能倒有好处。从埃尔姆大街上可能看不到我，而如果能看到的话，他们可能会朝我开火。于是，我爬到萨迪躺倒的地方，用双手支撑着身体的重量，像拖动锚一般拖着我的左腿。

她的短衫前胸浸透鲜血，但是我能看到枪洞。

正中胸腔，乳房上方的位置。嘴里流出更多血。

她已经被血哽住呼吸。我把胳膊放到她身下，抱起她。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我的眼睛。眼睛在朦胧的光线中闪闪发亮。

“杰克。”她喘着粗气。

“亲爱的，别说话。”

但是，她没有听我的话——她何尝听过？“杰克，总统！”

“安然无恙。”轿车疾驰而去时，我根本没有看到他。但是李开了唯一的一枪时，我看到他惊了一下，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告诉萨迪他安然无恙。

她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现在，脚步声更加逼近，从五楼的平台朝最后一段台阶冲来。在下面远处，人群既惊慌，又疑惑。

“杰克。”

“哎，亲爱的。”

她笑了。“我们的舞跳得多得劲啊！”

当邦妮·雷和其他人赶到时，我坐在地上，怀抱着萨迪。他们从我身边冲过去。多少人我不知道。四个，可能是。或者是八个。抑或是十二。我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我抱着萨迪，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胸口，她的血浸透了我的衬衫。

她死了。我的萨迪。她掉进了机器里。

我不是一个轻易会哭的人，但是几乎任何一个失去心爱女人的男人都会哭，不是吗？是的。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要做什么。

第六部 绿卡人

第二十九章

1

我并没有被拘捕，但是我被羁押，并被一辆警车带到达拉斯警察局。在最后一个街区，人们——有些是记者，多数是普通市民——拍打窗户玻璃，朝里观看。我心底冷静地考虑着，我会不会被从车里拽出去，因为暗杀总统而被处以死刑。我不在乎。我最在乎的是我沾满血迹的衬衫。

我想脱下来。我又想永远穿着它。因为沾的是萨迪的血。

坐在前排的警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我想有人已经告诉他们不要问问题。即使他们问了，我也不会回答。我在思考。我能思考是因为寒意再次袭来。我把它当成是盔甲。我可以搞定这个。

我要搞定这个。但是首先，我得接受盘问。

2

他们把我带进一间雪白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四张椅子。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外面，很多台电话响起，电传打字机咔嗒作响。人们走来走去，大声说话，有时喊叫，有时大笑。笑声歇斯底里。幸免于难的那种笑声。躲开子弹，可以这么说。可能4月10日晚上埃德温·沃克一边从头发上拂去玻璃碎片，一边跟记者谈话时就是这么笑。

将我从教科书仓库大楼带来的两位警官搜了搜我身上，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我问他能不能别拿我最后两包头痛药。两位警官交换了一下意见，把药包撕开，倒在桌子上，桌上刻着大写字母，还有烟头烧过的痕迹。一位警官舔了一下指头，尝了尝药粉，点了点头。“想喝水吗？”

“不想。”我把药粉舀起来，倒进嘴里。药很苦，但是我觉得还好。

一位警官离开了。另一位问我要沾满血的衬衫。我不情愿地脱了下来，递给他。然后我指着他。“我知道这是证据，但是对衣服放尊重点儿。

上面是我心爱女人的血。这对你们来说没什么，但这也是帮助阻止暗杀肯尼迪总统的女人，这对你们来说应该意义非凡。”

“我们只想做个血型测试。”

“好的。但是这得在我个人物品的收条上。

我还想要回来。”

“当然。”

离开的警察又回来了，穿着纯白汗衫。看起来像是奥斯瓦尔德穿着的那件汗衫——或者说他将要穿着的——在得克萨斯剧院被捕之后拍摄的大头照上。

3

我一点二十分到达白色的小问讯室。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不能确定，因为没有钟表，我的新天美时手表也跟其他随身物品一起被拿走），同样的两位警官给我带来了同伴。实际上，是一位老相识：马尔科姆·佩里医生，提着一只黑色的乡村医生医疗包。我略带惊讶地跟他打招呼。

他在这里，来警察局探望我，因为他不必去帕克兰医院，从约翰·肯尼迪的大脑里取出子弹碎片。

历史的长河已经流进新的河道。

“你好，佩里医生。”

他点点头。“安伯森先生。”上次见我，他叫我乔治。他这个称呼表明我还在被监视。但我并不以为意。我在那里，我知道会发生什么。邦妮·雷·威廉斯可能已经告诉他们。

“我想你又伤了膝盖。”

“很不幸，是的。”

“给我看看。”

他想卷起我的左边裤腿，但是卷不起来。关节肿得太大了。当他拿出一把剪刀时，两位警官走上前来，掏出枪，指着地面，手指放在扳机保险开关旁边。佩里先生略带惊讶地看着他们，然后沿着缝线剪开我的裤腿。他看了看，摸一摸，拿出一根皮下注射器的针头，抽出液体。我咬紧牙关，等待结束。然后他在包里摸了一阵，拿出弹性绷带，紧紧包住膝盖。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可以给你点儿止痛药，如果警官们不介意的话。”

他们不介意，但是我介意。我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也是萨迪最关键的时刻——就在眼前。

我不想时间流逝时麻醉药麻痹我的大脑。

“你有头痛药粉吗？”

佩里耸耸鼻子，好像闻到什么异味。“我有拜耳阿司匹林和恩普林。恩普林效果更强。”

“那就给我来点儿。佩里医生？”

他的眼睛从医疗包上抬起来。

“萨迪和我没有做任何错事。她为了她的国家献出了生命……我差点为她付出我的生命。我只是没机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第一个感谢你。代表整个国家。”

“总统。他人呢？你们知道吗？”

佩里医生看着警察，扬起眉毛。他们彼此看了一眼，然后其中一位说道：“他去了德州首府奥斯丁，发表晚宴讲话，一切照原计划进行。我不知道这让他显得英勇还是愚蠢。”

或许吧，我想，“空军一号”会坠机，杀死肯尼迪和机上的所有人。或许他会突发心脏病或者致命中风。或许别的狗屎亡命之徒会打爆他潇洒的头。执拗的过去对抗已经改变的事情会不会跟对抗促变者一样？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从现在开始，肯尼迪身上发生什么已经不受我的控制。

“我从收音机上听说杰基没有跟他在一起，”

佩里平静地说，“肯尼迪已经提前送她去约翰逊城，副总统的农场。按照计划，肯尼迪周末会到那里跟她会面。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乔治——”

“我想这已经足够了，医生。”其中一位警官说。对我来说当然也已经足够。对马尔科姆·佩里来说，我又变成了乔治。

佩里医生——有医生的高傲——忽略了他。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看你会造访华盛顿。很可能出席玫瑰花园的颁奖仪式。”

他离开之后，我又剩下一个人。不过并非如此，萨迪也在那里。“我们的舞跳得多得劲啊。”

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她说。我能闭上眼睛，看到她跟其他女孩儿站在一起，抖动肩膀，跳麦迪逊舞。

在这个记忆里，她带着微笑，头发飘舞，面容完好。2011年的外科技术能大大修复约翰·克莱顿在她脸上留下的伤疤，但是我想我有更好的技术。

要是我有机会使用的话。

4

我独自一人痛苦地煎熬了两个小时，然后讯问室的门再次打开。两名男子走进来。戴着斯泰森帽子、长着贝塞猎狗脸的人自我介绍说，他是达拉斯警察局的威尔·弗里茨队长。他拿了一个公文包——但不是我的公文包，所以，没问题。

另一名男子长着双下巴，酒鬼肤色，短头发上的发油闪闪发亮。他眼神犀利，好奇而又略显焦急。他从西装外套的里面口袋掏出身份证夹，轻轻弹开。“我是詹姆斯·霍斯蒂，安伯森先生。来自联邦调查局。”

你有足够的理由略显焦急，我想，你就是负责监视李的人，对吧，霍斯蒂特工？

威尔·弗里茨说，“想问你几个问题，安伯森先生。”

“问吧，”我说，“我还想出去呢。拯救美国总统性命的人通常不会受到犯人般的待遇。”

“噢，噢，”霍斯蒂特工说，“我们为你请了医生，不是吗？不是随便找个医生，是你的医生。”

“问你的问题吧。”我说。

我准备好了对抗。

5

弗里茨打开他的公文包，掏出一只塑料袋，上面贴着证据标签。里面是我的点38式手枪。“我们在奥斯瓦尔德垒起的书堆边找到这把枪，安伯森先生。枪是他的吗，你觉得？”

“不，这是警用手枪。枪是我的。李有把点38式手枪，不过是胜利型。如果不在他身上的话，你可能会从他躺着的地方找到。”

弗里茨和霍斯蒂惊讶地交换了眼神，然后看着我。

“也就是说，你承认认识奥斯瓦尔德。”弗里茨说。

“是的，虽然不熟。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不然我会去找他。”

“实际上，”霍斯蒂说，“他在贝克利街有间住房。他以O·H·李的名字登记。他好像还有个化名。阿列克·希德尔。他用这个化名接收邮件。”

“妻子和孩子没有跟他一起住吗？”

霍斯蒂笑了。笑容让他的下巴向左右分别伸展了半英里。“谁在这里问问题，安伯森先生？”

“我们都可以问，”我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总统，我的未婚妻还献出了生命。所以我想我有权提问。”

然后我等着看他们会多么强硬。如果足够强硬的话，他们肯定相信我也参与其中。如果很轻松，他们只不过想确定。结果是既不那么强硬，也不那么轻松。

弗里茨用一根迟钝的手指转动装着手枪的袋子。“我会告诉你可能发生的情况，安伯森先生。

我不敢咬定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你得说服我们并非如此。”

“嗯。你们打电话给萨迪的家人没有？他们住在萨凡纳。你们还应该打电话给迪肯·西蒙斯和埃伦·多克蒂，他们在约迪，如同她的代父母。”

我想了想，“我们的代父母，真的。我打算在我们的婚礼上请德凯做我们的男傧相。”

弗里茨没有留意这一点。“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你和你的女朋友跟奥斯瓦尔德一起参与其中。

或许在最后一刻，你们临阵畏缩。”

曾经很流行的阴谋论。家喻户晓。

“或许，在最后一刻，你意识到你们准备射杀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霍斯蒂说，“你们清醒过来。所以你们阻止了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会得到宽恕。”

是的。宽恕包括在莱文沃斯待上四十年，或许五十年，吃麦当劳和奶酪，而不是死在得克萨斯的电椅上。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跟他一起在里面，霍斯蒂特工？而是敲门进去？”

霍斯蒂耸耸肩。你来告诉我。

“如果我们在策划一场谋杀，你肯定看见过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你们对他进行了至少部分监视。”我凑上前去，“你为什么不阻止他，霍斯蒂？这是你的职责。”

他退了回去，仿佛我朝他举起一只拳头。他下巴涨红。

至少有那么一刻，我的悲痛变成了一种恶毒的开心。“联邦调查局密切注视着他是因为他投奔苏联，转而又投奔美国，然后准备投奔古巴。

他在今天的恐怖表演之前在街头巷尾发了几个月的支持菲德尔的传单。”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霍斯蒂咆哮着说。

“因为他告诉过我。之后发生什么了？穷尽一切办法想击倒卡斯特罗的总统来到达拉斯。李在教科书仓库大楼上班，正处在靠近车队的理想位置。你知道这一点，却毫无作为。”

弗里茨面带恐惧地看着霍斯蒂。我敢肯定霍斯蒂很后悔达拉斯警察也在屋里。但他能做什么呢？这是弗里茨的警察局。

“我们不认为他是个威胁。”霍斯蒂顽固地说。

“啊，那绝对是个错误。他给你的便条里说了什么，霍斯蒂？我知道李去过你的办公室，当他被告知你不在时，给你留下一张便条。但他不愿意告诉我里面写了什么。他只是他妈的笑笑。

我们在谈论那个杀了我心爱女人的杂种，所以我想我有权知道。他有没有说他要干一件让整个世界坐直了关注的事？我敢说他说了。”

“不是这样！”

“那就把便条给我看看。有胆吗？”

“跟奥斯瓦尔德先生的任何交往都是联邦调查局的事儿。”

“我想你拿不出来。我猜烧掉的灰烬已经冲进了你的马桶，按照胡佛先生的指示。”

即使还没有，也将会如是。阿尔的笔记里写了。

“如果你是无辜的，”弗里茨说，“你得告诉我们你怎么认识奥斯瓦尔德，你为什么带着枪。”

“还有，为什么那位女士带着一把沾满鲜血的匕首。”霍斯蒂点点头。

我发怒了。“那位女士身上到处都是血！”我叫道，“衣服上，鞋子上，提包上！那个狗杂种朝她胸口开了一枪，你们没看见吗？”

弗里茨：“冷静，安伯森先生。没有人指控你什么。”潜台词是：到目前为止。

我深深地吸口气。“你们跟佩里医生谈过吗？

你们请他来给我做检查，治疗我的膝盖，所以你们肯定跟他谈过。这就是说，你们知道我八月份时被打得差点儿丧命。下令打我的——并且参与其中——是一位名叫阿基瓦·罗思的赌注登记人。

我想他原本没打算伤我伤得那么重，但很可能是因为我挑衅了他，让他发了疯。我不记得了。自从那一天之后，我有很多东西都不记得了。”

“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你为什么不报警？”

“因为我陷入昏迷，弗里茨侦探。等我醒过来时，我不记得了。当我再次记起来时——至少，记起一部分——我想起来罗思说他跟我在坦帕打过交道的一名赌注登记人，还有新奥尔良的匪帮成员卡洛斯·马塞洛有牵连。那样的话，报警就很冒险。”

“你是说达拉斯警察局很腐败？”我不知道弗里茨的愤怒是真的还是假装的，但是我不怎么在乎。

“我是说我看过《天罗地网》，我知道匪帮不喜欢被出卖。我买了把枪防身——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我就带在身上。”我指着证据袋说。“就是那把枪。”

霍斯蒂：“你在哪里买的？”

“不记得了。”

弗里茨：“你的失忆症很好用，对吧？就像《秘密风暴》或者《地球照转》中一样。”

“跟佩里谈谈吧，”我重复道，“再看一眼我的膝盖。我跑了六层楼梯，膝盖受伤，拯救总统的性命。我会告诉媒体。我会告诉他们我履行一位美国公民的义务的奖赏就是在一间闷热的小房子里被询问，连杯水都没有。”

“你想喝水吗？”弗里茨问道，我知道这可能就没问题了，如果我没出错的话。总统侥幸逃过了暗杀。这两个人——不要说达拉斯警察局的杰西·柯里局长——会处在提供一位英雄的巨大压力之下。既然萨迪已经死了，我是他们仅存的英雄。

“不用，”我说，“但是来杯可口可乐会很不错。”

6

等待可乐的时候，我想起萨迪说“我们留下了很多破绽”。的确如此。但是，或许我可以利用这一点为我说话。前提是，来自沃斯堡的某家埃索加油站的某位拖车司机照雪佛兰挡风玻璃雨刷下面纸条上的说明做了。

弗里茨点了根烟，把烟包朝我推了过来。我摇摇头，他把烟拿了回去。“告诉我们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他说。

我说我是在梅赛德斯街上遇见李，我们偶然相识。我听他夸夸其谈法西斯帝国主义美国的种种罪恶以及古巴即将出现的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

古巴是一种理想，他说。苏联已经被卑鄙的官僚统治，这是他离开苏联的原因。古巴有菲德尔大叔。李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菲德尔大叔在创造奇迹，但是他言下之意就是如此。

“我想他是胡说，但是我喜欢他的家人。”

这一点是真的。我的确喜欢他的家人，也的确认为他是胡说。

“你这样一位职业教育者怎么会住在沃斯堡那种臭地方？”弗里茨问。

“我打算写本小说。我发现教书的时候没办法写。梅赛德斯街像个垃圾堆，但是租金便宜。

我想，这本书至少要花一年时间，这就意味着我得省着花存款。当我对邻居们感到沮丧时，我假装我住在左岸的一处阁楼。”

弗里茨：“你的存款包不包括从赌注登记人那里赢来的钱？”

“根据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听到这里，弗里茨笑了。

霍斯蒂：“所以你遇到奥斯瓦尔德，跟他成了好朋友。”

“不算是好朋友。你不会跟疯狂的人交朋友。至少我不会。”

“继续说。”

李和他的家人搬走了，我留了下来。之后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和玛丽娜住在达拉斯的艾尔斯贝特街。他说环境不错，租金便宜房源又多。我告诉弗里茨和霍斯蒂，到那时候我已经厌倦了梅赛德斯街，所以我搬到达拉斯，跟李一起在伍尔沃斯的柜台吃了午餐，然后绕小区走了一圈。我租下了西尼利街214号的一楼住房，当楼上住客搬走之后，我告诉了李。礼尚往来。

“他妻子不喜欢艾尔斯贝特那地方，”我说，“西尼利街住房就在街角，条件好得多。于是他们就搬了进去。”

我不知道他们会多仔细地验证这个故事，时间顺序是否完全站得住脚，或者玛丽娜会跟他们说什么，但是这些事情对我已经不再重要。我只需要时间。看上去似是而非的故事对我来说就够了，特别是霍斯蒂特工有足够的理由审慎地对待我。如果我说出他跟奥斯瓦尔德的关系，他可能得在能把他的屁股冻掉的法戈度过余生。

“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竖起耳朵。时间是今年四月。复活节前后。我坐在餐桌旁，写我的书，一辆豪华的汽车——我想，是辆凯迪拉克——停了下来，两个人下了车。一男一女。穿着讲究。他们给琼买了个玩具。琼是——”

弗里茨：“我们知道琼·奥斯瓦尔德是谁。”

“他们走上台阶，我听到那家伙——德国口音，洪亮低沉而有回响——我听到他说：‘你在他身上怎么失手了，李？’”

霍斯蒂凑上前来，肥胖的脸上眼睛睁得老大。

“什么？”

“你听到了。于是我查了查报纸，猜猜怎么着？有人四天或者五天前袭击了退役的将军。将军是右翼分子头目。正是李憎恨的那种人。”

“你是怎么做的？”

“什么都没做。我知道他有把手枪——他有一天拿给我看——但是报纸上说袭击沃克的家伙使用的是步枪。而且，那时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我的女朋友身上。你问我她的提包里为什么有把刀。答案很简单——她被吓怕了。还被攻击过，不过不是罗思。是她的前夫。他把她的脸严重毁容。”

“我们看到了伤疤，”霍斯蒂说，“我们对你的损失深表遗憾，安伯森先生。”

“谢谢你。”你看起来并不怎么遗憾，我想。“她携带的刀正是她的前夫——名叫约翰·克莱顿——砍她的那把。她随身携带。”我想到她说：“以防万一。”我想到她说：“如果有万一的话，这就是。”

我双手捂住脸颊，过了一分钟。他们等待着。我把双手放到膝盖上，继续用乔·弗雷迪[187]那枯燥沉闷的腔调讲故事。实事求是，女士。

“我租着西尼利街的住房，但我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约迪，照顾萨迪。我几乎放弃了写书，开始考虑重新申请到德诺姆联合高中教书。然后我就遇到了阿基瓦·罗思和他的打手。结果自己进了医院。出院以后，去了伊登法洛斯康复中心。”

“我知道，”弗里茨说，“那是某种提供护理服务的机构。”

“是的，萨迪是我的主要帮手。她丈夫砍伤她之后我照顾她。罗思和他的伙计们打伤我之后她照顾我。事情就这样来来去去。成了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和谐。”

“事情发生都有原因。”霍斯蒂严肃地说。一时间，我想冲起来抽他涨红的胖脸。不过，不是因为他说错了。依我的愚见，事情的发生的确都有原因，但是我们喜欢原因吗？很少。

“接近十月底，佩里先生允许我在短距离内开车。”这是明目张胆的谎言，但是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向佩里求证……如果他们把我当成真正的美国的英雄，他们根本不会去求证。“我这个星期二去达拉斯去看了西尼利街的住房。主要是一时兴起。我想看看那栋房子会不会激发更多的记忆。”

我的确去了西尼利街，不过是为了拿藏在门廊下的枪。

“之后，我想在伍尔沃斯吃中饭，跟过去一样。在柜台除了李还会看见谁呢？他正在吃黑麦配金枪鱼。我坐下来，问他怎么样，他告诉我联邦调查局正在折磨他和他的妻子。他说：‘我想教教这些混蛋不要给我操蛋，乔治。如果你星期五下午看电视的话，或许你能看到什么。’”

“天呐，”弗里茨说道，“你有没有把这跟总统来访联系起来？”

“一开始没有。我没怎么密切关注过肯尼迪的动向。我是个共和党人。”一连两个谎言。“还有，李又继续他热爱的话题。”

霍斯蒂：“古巴。”

“对。古巴和菲德尔万岁。他甚至没有问我为什么瘸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你明白吗？但是那就是李。我给他买了份牛乳布丁——哎呀，伍尔沃斯的牛乳布丁做得真棒，才两毛五分钱——并问他在哪里上班。他告诉我在埃尔姆大街的教科书仓库大楼。说的时候笑容很灿烂，好像卸车搬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职业。”

我将他的大部分胡话抛诸脑后，因为我的腿在痛，头也开始痛起来。我开回伊登法洛斯，睡了一觉。但是，当我醒来时，德国人的“你怎么在他身上失手了”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我打开电视，上面正在谈论总统的造访。那时，我说，我才开始担心。我在卧室的一堆报纸里翻找，找到车队的路线，看到车队正好经过教科书仓库大楼。

“我星期三一整天都在思考。”他们现在靠上前来，全神贯注地听着每一个字。霍斯蒂在做笔记，看都没看一眼笔记本。我在想他之后是否能够看明白。“我对自己说，或许他是认真的。然后我又说，不会，李只会吹嘘，不会行动。就这么思前想后。昨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萨迪，前前后后都告诉她，然后问她怎么看。她打电话给德凯——德凯·西蒙斯，我称作替代她的父亲角色的人——然后打电话给我。她说我应该报警。”

弗里茨说：“我不是要往你伤口上撒盐，伙计，但是如果你报警的话，你的女朋友会活下来。”

“等等，你还没听完整个故事。”当然，我也没听完。我一边讲，一边还在编。“我告诉她和德凯不能报警，因为如果李是无辜的，他会被逼疯。你得明白那家伙只是在勉强支撑。梅赛德斯街是个垃圾堆，西尼利街只是稍微好些，但这对我来说还好——我是个单身，我还有书可以写。加上银行里的一点儿存款。但是，李……他有位美丽妻子和两个女儿，第二个女儿刚刚出生，他几乎无处栖身。他不是个坏人——”

说到这里，我有种冲动，想摸摸自己的鼻子，看有没有变长。

“——但他是个世界级的混蛋，原谅我法语说得不好。他的疯狂想法让他很难找到工作。他说他找到工作的话，联邦调查局会插手将事情搞砸。他说，他在印刷工厂的工作就是这样。”

“一派胡言！”霍斯蒂说，“那小子将他的问题都怪罪到别人头上。但是有些事情我们的观点一致，安伯森先生。他是个世界级的混蛋，我对他的妻女感到遗憾。无比遗憾。”

“是吗？那好。无论怎样，他有份工作，我不想害他丢掉工作，如果他仅仅是胡说八道的话……他很善于胡说八道。我告诉萨迪我想明天——今天，现在来说——去教科书仓库大楼，只是想确认一下。她说她想跟我一起去。我说不行，如果李真的发疯了，决意要干点儿什么，她就会身处危险之中。”

“你跟他一起吃中饭时他看上去像发疯的样子吗？”弗里茨问。

“没有，泰然自若，但是他向来如此。”我凑向他，“我想让你仔细听着这个地方，弗里茨侦探。我知道她决心跟我一起去，不管我怎么跟她说。我能从她的腔调中听得出来。所以我离开了。那么做是为了保护她。以防万一。”

“如果有万一的话，这就算是。”我脑子里的萨迪低声说。在我看到她的尸体之前，她会一直活在我的脑子里。我发誓我会看到的，无论如何。

“我想我会在酒店里过夜，但是酒店都满了。

然后我想到梅赛德斯街。我已经归还了我住过的2706号的钥匙，但是我还有一片街对面2703号、李的住房的钥匙。他给我钥匙，让我进去帮他浇花。”

霍斯蒂：“他还养花吗？”

我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威尔·弗里茨身上。“萨迪发现我离开伊登法洛斯就警觉起来。德凯也是。所以他打电话报警。打了不止一次，打了好几次。每一次，接他电话的警察都告诉他不要胡扯，然后挂断电话。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将这些电话记录下来，但是德凯会告诉你们，他没有理由撒谎。”

现在轮到弗里茨脸皮涨红。“如果你知道我们接到过多少死亡威胁……”

“我敢肯定。而且，只有这么多人手。别告诉我如果我们报了警，萨迪会活下来。别这么说，好吗？”

他沉默无言。

“她是怎么找到你的？”霍斯蒂问道。

这件事我没有必要撒谎，我也没有撒谎。然而，接下来，他们会问从沃斯堡的梅赛德斯街到达拉斯的教科书仓库大楼一路的情况。这正是我的故事中充满危险的部分。我并不担心斯图贝克牛仔，萨迪砍伤了他，不过是因为他要抢萨迪的包。汽车已经濒临报废，我觉得牛仔可能不会报失。当然，我们还偷了另一辆车，但是考虑到我们要做的事的紧迫性，警方当然不会提起诉讼。如果他们那么做，媒体也会抵制他们。我真正担心的是那辆红色的雪佛兰汽车，海鸥尾巴好像女人眉毛的那辆车。里面放几只手提箱可以解释得通。我们之前在坎德尔伍德小屋度过了逍遥的周末。但是，如果他们看一眼阿尔的笔记……我想都不敢想。

问讯室的门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带进警察局的一位警察探进头来。坐在巡逻车的方向盘后面，包括和他的同事搜查我的个人物品时，他看起来神情严肃，非常危险，是犯罪影片中的警察形象。现在的他，缺乏自信，目瞪口呆。我看得出，他不超过二十三岁，还长有最后一轮青春期的粉刺。在他身后，我看见很多人——有的身着制服，有的没有——伸长脖子，要看我一眼。弗里茨和霍斯蒂不耐烦地转向这位不速之客。

“先生们，我很抱歉打扰你们，但是安伯森先生有电话。”

霍斯蒂的下巴再次涨红。“小子，我们在这里问话。我不在乎！是美国总统打来的电话又怎么样？”

警察吞了一口痰。喉结像竹竿上的猴子一样上下翻动。“噢，先生们……正是美国总统。”

看来，他们还是在乎的。

7

他们把我带到楼下柯里局长的办公室。弗里茨架着我一只胳膊，霍斯蒂架着另一只。有了他们在两边支持我六七十磅的重量，我几乎一点儿都不瘸了。记者、电视摄像机、巨大的灯泡一定把那里的温度抬高到华氏一百度。这些人——比没有固定职业的摄影师高级一点儿——暗杀行动之后在警察局没有立足之地，但是我毫不惊讶。

在另一个时间表里，在奥斯瓦尔德被捕之后，他们冲进来，没有人把他们踢出去。据我所知，甚至没人建议这么做。

霍斯蒂和弗里茨在人堆中推开一条路，表情严肃。问题向他们和我袭来。霍斯蒂喊道：“安伯森先生接受完官方的询问之后会发表声明。”

“什么时候？”有人喊。

“明天，后天，或者下周！”

一片嘘声。霍斯蒂笑起来。

“或许是下个月。现在肯尼迪总统在电话上等着他，所以你们给我退后！”

他们往后退，像鹊鸟一样叽叽喳喳。

柯里局长的办公室里唯一的降温设备就是书架上的电扇，经历了讯问室，以及大厅里的媒体微波炉后，流动的空气让人心存感激。记录本上放着一个硕大的黑色电话听筒。旁边是一份文件，标签上印着“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文件很薄。

我拿起电话。“喂？”

电话里传来的新英格兰鼻音让我的背上生出一阵寒意。如果没有萨迪和我，这个人现在已经躺在停尸房里。“安伯森先生？我是杰克·肯尼迪……我……呃……知道我和我太太要感谢你……呃……让我们得以幸存。我也知道你失去了非常心爱的人。”心爱的说的是相爱的，我从小到大早已习惯的口音。

“她的名字叫萨迪·邓希尔，总统先生。奥斯瓦尔德杀了她。”

“对你的损失……呃……我深感遗憾，安伯森先生。我能叫你……呃……乔治吗？”

“如果你喜欢这么叫的话。”我心想：我根本不是在跟总统打电话。是在做梦。

“她的国家会向她致以深厚的谢意……并对你致以深切的慰问，我敢肯定。让我……呃……

首先向你表示感谢和慰问。”

“谢谢您，总统先生。”我的喉咙紧闭，语不成声。我看见她的眼睛，躺在我的怀里，眼睛炯炯有神。“我们的舞跳得多得劲啊！”总统们会在意这个吗？他们会知道这些吗？或许最好的总统会在意。或许这就是他们任职的原因。

“这里……呃……还有人想谢谢你，乔治。我爱人现在不在这儿，但是她……呃……打算今天晚上打电话给你。”

“总统先生，我还不确定今天晚上我会在哪儿。”

“她会找到到你的。她……呃……想感谢别人的时候会很坚决。现在告诉我，乔治，你怎么样？”

我告诉他我很好，实际上不是这样。他答应很快在白宫见我，我感谢他，但是觉得白宫之旅不会发生。在那梦境般的谈话过程中，电扇吹着我流汗的脸，柯里局长办公室门上的石英玻璃上透出外面的电视发出的非自然的光亮，几个词蹦进了我的脑海里。

我安全了。我安全了。我安全了。

美国总统从奥斯丁打来电话，感谢我拯救了他的生命。我安全了。我能做我要做的事。

8

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梦幻般的对话结束五分钟之后，霍斯蒂和弗里茨推着我走下后面的楼梯，走进奥斯瓦尔德本来会被杰克·鲁比枪杀的车库。那个时候，车库里挤满了等待将刺客转移到县监狱的人群。此时这儿空无一人，我们的脚步发出回响。看守人开车送我到阿道弗斯酒店，我毫不惊讶地发现我入住了第一次来达拉斯时入住的那间客房。因果轮回，圣人说。尽管我永远不知道这些神秘的圣人是谁，但是对于穿越时空来说，他们的话显然是对的。

弗里茨告诉我，走廊以及楼下大厅里站岗的警察，是为了严格保护我的安全，也是为了阻止媒体靠近。嗯。然后他握了我的手。霍斯蒂特工也握了我的手，当他跟我握手时，我感觉到一张折叠的纸条从他的手里传到我的掌心。“好好休息，”他说，“你应得的。”

他们离开之后，我打开纸条。是从他的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他写了三句话，可能是我跟杰克·肯尼迪打电话的时候写的。

“你的电话被窃听了。晚上九点我来见你。烧掉纸条，用水冲掉。”

我烧了纸条，像萨迪烧了我写的纸条一样，然后拿起电话，旋松话筒。里面，连接在电线上的，是一个小型蓝色圆筒，体积不超过一节5号电池。很高兴看到上面写着日语——这让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沉默的迈克。

我把它拧下来，放进口袋，把话筒旋上，拨通了0。报上名字之后，接线员那一端听了很久。我正要挂断电话重拨，她开始哭泣着感谢我拯救了总统。如果她能效劳的话，她说，如果酒店里的任何人能够效劳的话，我只需给她打个电话，她名叫玛丽，为了感谢我，她可以为我做任何事。

“首先你能不能帮我接通约迪。”我说，我给了她德凯的电话。

“当然，安伯森先生。上帝保佑你，先生。我马上帮你接。”

电话响了两声，然后德凯接了电话。他的嗓音很重，好像感冒愈加沉重。“如果又是他妈的记者的话——”

“不是，德凯。是我。乔治。”我停顿一下，“杰克。”

“噢，杰克，”他悲伤地说，开始哭泣。我等待着，紧握话筒的手开始酸痛。我的太阳穴也痛起来。白天即将过去，但是阳光穿过窗户，房间里依然明亮。我听到远处轰隆的雷声。最后他说：“你还好吗？”

“还好，但是萨迪——”

“我知道。新闻上报道了。我在去沃斯堡的路上听到的。”

所以，推婴儿车的女人和埃索加油站的拖车司机像我希望的那么办了。感谢上帝。现在我坐在那里听着心碎的老人试图抑制自己的泪水，我感觉自己当时的希望不再那么重要。

“德凯……你怪我吗？如果你怪的话，我能理解你。”

“不，”他最后说，“埃利也不怪你。当萨迪下定决心做一件事，她会坚持到底。如果你们在沃斯堡的梅赛德斯街的话，我就是告诉他怎么找你的人。”

“我在那里。”

“那个狗杂种开枪射她吗？新闻报道上是这么说的。”

“是的。他想射我，但是我的腿……我绊倒在箱子或者什么东西上，倒了下去。她正好在我身后。”

“耶稣啊。”他的声音加强了一点儿，“但她是为正当的理由而死。这就是我得坚强挺住的原因。这也是你必须坚强的原因。”

“如果没有她，我永远都赶不到那里。如果你看到她……多么坚定……多么勇敢……”

“耶稣啊，”他重复说道，叹了口气，声音听起来非常非常苍老。“这都是真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她说的有关你的话都是真的。你真的来自未来，对吧？”

我多么庆幸窃听器装在我的口袋里。我怀疑他们是否有时间在房间里装上窃听装置，但是我仍然用手罩住听筒，压低声音。“别对警察和记者说一个字。”

“天哪，肯定不会！”他对这个想法很愤怒，“不然你就永远没法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你有没有把我们的行李从雪佛兰里拿出去？即使后来——”

“你放心。我知道很重要，因为我一听说，就知道你会被怀疑。”

“我想我会没事，”我说，“但你得打开我的公文包……你有焚烧炉吗？”

“有，在车库后面。”

“公文包里有个笔记本。丢到炉子里烧掉。能为我做这件事吗？”也为萨迪。我们都靠你了。

“好的，我能。杰克。我对你的损失感到难过。”

“对你的损失，我也感到难过。你和埃利女士的损失。”

“这不公平！”他喊出来，“我可不管他是不是总统，这个交换不公平！”

“不公平，”我说，“是不公平。但是德凯……

不光是总统。还有，如果总统死掉的话会发生的一系列噩梦。”

“我想我得听你的。尽管很难。”

“我知道。”

他们会不会在高中为萨迪举行一场纪念聚会，就像为米米女士举行的一样？他们当然会。电视台会派出摄影师，美国人人都会落泪。但是等到演出结束，萨迪依然不会活过来。

除非我改变它。这就意味着重新经历一切，但是为了萨迪我会这么做。即使在我遇见她的聚会上，她看我一眼后觉得我太老了不适合她（不过我会尽最大努力改变她的这种想法）。还有一个好的一面：现在我知道了李真的是独自行事，我根本不需要等这么久才解决这个混蛋。

“杰克，你还在吗？”

“在。记住，跟我说话的时候叫我乔治。”

“这个别担心。我可能老了，但是我的脑子还很清楚。我能再见到你吗？”

如果霍斯蒂特工告诉我我想听到的事情的话，就不能了，我想。

“如果不能的话，说明事情很顺利。”

“好的。杰克……乔治……她……临终前有没有说什么？”

我不准备告诉他萨迪最后说的话，那很隐私，但是我可以告诉他些什么。他会带信给埃利，埃利会带信给萨迪在约迪的朋友。她有很多朋友。

“她问了总统是否安全。当我告诉她总统安然无恙时，她闭上眼睛，离开了人世。”

德凯又开始哭。我的脸也开始颤抖。眼泪可能是种解脱，但是我的眼睛无比干涩。

“再见，”我说，“再见，老朋友。”

我轻轻地挂上电话，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看着达拉斯的夕阳从窗户投进火红的霞光。“晚霞行千里。”老话这么说……但我又听见一阵雷鸣。五分钟之后，等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我拿起已经卸下窃听器的电话，再次拨通了0。我告诉玛丽我准备睡觉，请她早上八点钟打电话叫我起床。我还告诉她那之前在电话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

“噢，这已经安排好了，”她激动地说，“不准打电话到你的房间，警察局长的命令。”她的声音降了一个八度。“他很疯狂吗，安伯森先生？我的意思是，他肯定是，但是他看起来是吗？”

我想起那欺骗的眼睛和恶魔般的咆哮。“啊，是的，”我说，“他看上去肯定很疯狂。八点钟。之前不要打扰。”

在她说话之前，我挂断电话。然后我脱下鞋子（脱左脚的鞋子动作很慢，也很痛苦），躺到床上，胳膊盖住双眼。我看到萨迪跳着麦迪逊舞。我看到萨迪问我，进来吧，先生，你想吃奶油蛋糕吗？我看到她躺在我怀里，临终之际，抬起头，明亮的眼睛看着我的脸。

我想起兔子洞，每一次用它都是一次彻底的重置。

最后，我睡着了。

9

霍斯蒂的敲门声九点钟响起。我打开门，他溜了进来，一只手提着公文包（但不是我的公文包，所以一切还好），另一只手握着一瓶香槟。好东西，酩悦，瓶颈绑着红色、白色和蓝色相间的蝴蝶结。

他看起来精疲力竭。

“安伯森。”他说。

“霍斯蒂。”我回应道。

他关上门，然后指着电话。我把窃听器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他看。他点点头。

“没有别的吗？”我问道。

“没有。那个窃听器是达拉斯警察局的，这案子现在归我们。胡佛直接下的命令。如果任何人问起窃听器，就说是你自己找到的。”

“好的。”

他举起香槟。“领导奖励的。他们坚持让我拿来。想不想为美国总统干一杯？”

想到美丽的萨迪现在躺在县太平间的石板上，我没兴趣为任何人干一杯。我成功了，但是成功的感觉味同嚼蜡。

“不想。”

“我也不想。但是我很高兴他活着。想听一个秘密吗？”

“当然。”

“我投了他的票。我可能是联邦调查局里唯一投他票的人。”

我什么都没说。

霍斯蒂自己坐进房间两把扶手椅中的一把，深深地舒了口气。公文包放在两脚中间，然后转过酒瓶读了读上面的标签。“1958。爱喝酒的人可能知道这一年的酒好不好，但是我不是酒鬼。”

“我也不是。”

“那你可能会喜欢楼下他们帮你保管着的孤星啤酒。有一大箱。有封信承诺在你的余生中每个月为你提供一箱。还有更多的香槟。我看见至少有十二瓶。从达拉斯商会到市旅游局，每个人都在送。还有装在箱子里的真力时牌电视机，卡洛威珠宝店送来的一枚镶有总统照片的纯金图章戒指，达拉斯男装店的三套新西装凭证，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东西，包括一把达拉斯市的钥匙。

管理人员已经在一楼专门安排一间房存放你的财物，我猜等到明天天亮，他们得再开一间。还有各种好吃的！人们带来蛋糕，派，焙盘，烤牛肉，烤鸡，还有墨西哥食物，足够你吃上五年。我们让他们走，但他们不想走，让我告诉你。一群女士，就在酒店外面门口……嗯，这么说吧，杰克·肯尼迪自己都会嫉妒，传说他是个好色之徒。如果你知道局长的档案中有关他性生活的部分，你肯定不敢相信。”

“我在相信方面的容量恐怕会让你惊讶。”

“达拉斯敬爱你，安伯森。嗨，整个国家敬爱你。”他笑了。笑声变成了咳嗽。咳嗽过后，他点燃一支烟。然后看看表。“1963年11月22日晚上，中部标准时间九点零七分，你成了美国的金发男孩儿。”

“你呢，霍斯蒂？你敬爱我吗？胡佛局长呢？”

他只吸了一口就把烟放到烟灰缸里，然后靠上前来，眼睛盯着我。眼睛深邃而疲惫，但是炯炯有神，非常机警。

“看着我，安伯森。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告诉我你们跟奥斯瓦尔德是不是一起的。说实话，因为我能分辨谎言。”

基于他在奥斯瓦尔德身上犯下的弥天大错，我不相信这一点，但是我相信他自己相信。于是我盯着他说：“我不是。”

有一会儿时间，他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叹口气，身子往后仰，又捡起烟。“不，你不是。”他的鼻孔里喷出烟雾。“那么，你替谁工作？中情局？或许是苏联人？我自己不这么认为，但是局长认为苏联人会愿意牺牲深藏不露的间谍来阻止暗杀行动，因为暗杀行动可能会引燃国际灾难。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奥斯瓦尔德在苏联待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发音是“苏良”，就像电视福音传道者哈吉斯在电视广播中说的一样。或许这就是霍斯蒂开的玩笑。

我说：“我没有替任何人工作。我只是个普通人，霍斯蒂。”

他用香烟指着我。“打住这个想法。”他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文件，比我在柯里的办公室看到的那份文件薄一些。这份文件会是我的，会变厚……但是不会像在电脑驱动的二十一世纪里那么快。

“来达拉斯之前，你在佛罗里达。森赛特波音特镇。”

“是。”

“你在萨拉索塔当代课老师。”

“正确。”

“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你在……德伦待了一段时间？缅因州的德伦镇？”

“德里。”

“在那里到底干了什么？”

“在那里开始写书。”

“嗯，在那之前呢？”

“东逛西逛，四处闲荡。”

“我对奥斯瓦尔德的行动你知道多少，安伯森？”

我沉默不语。

“别这么酷。只有我们两个。”

“足以给你和你的局长制造麻烦。”

“除非？”

“让我这样说吧。我给你制造的麻烦跟你给我制造的麻烦成正比。”

“要说制造麻烦，能不能说你会编造你根本不知道的内容……损害我们？”

我一言未发。

他说，好像在自言自语：“你在写书我并不惊讶。你应该继续写，安伯森。可能会成为畅销书。因为你很善于编故事，我承认这一点。今天下午你看似很有道理。你知道你不该知道的事，这就让我们相信你绝非普通百姓。告诉我，谁说服你的？是不是中情局的安格尔顿？是的，对吧？

他是个狡猾的种玫瑰的混蛋。”

“只有我一个，”我说，“可能我知道的没有你想象的多。但是不假，我知道的足以让联邦调查局难堪。比方说，李告诉我，他如何直截了当告诉你他要射杀肯尼迪。”

霍斯蒂使劲捻熄烟头，迸出闪闪火星。有些落在他的手背上，但他似乎毫无察觉。“这是他妈的撒谎！”

“我知道，”我说，“我会表情严肃地撒谎。

如果你逼我的话。有没有萌生除掉我的想法，霍斯蒂？”

“不要说连环画册上的那一套。我们不会杀人灭口。”

“你去跟越南的吴廷琰兄弟说去吧。”

他看我的表情就像看一只看似不会伤人却突然咬人一口的老鼠。长着尖牙的老鼠。“你怎么知道美国跟吴廷琰兄弟有瓜葛？根据我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我们很清白。”

“我们别岔开话题好吧。问题是，我现在太受欢迎，不能除掉。或者我说得不对？”

“没人想除掉你，安伯森。没有人想在你的故事里挑刺。”他勉强地笑了。“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整件事情就会分崩离析。就是这么脆弱。”

“信手拈来的虚构是她的专长。”我说。

“嗯？”

“赫克托·休·芒罗[188]，笔名萨基。小说的名字叫做《敞开的窗户》。去查查吧。关于不假思索地胡编乱造的艺术。非常有启发性。”

他打量我一遍，犀利的眼睛异常焦急。“我完全不理解你。这让我很担心。”西边，米德兰的方向，油井不断发出捶击声，气体燃烧的火焰让星光变得暗淡，雷声再度响起。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问道。

“我想当我们往后追踪你的出处时，在德伦或者德里或者不论哪里，我们……什么都找不到。好像你是从空气中来一样。”

这非常逼近事实，差点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们想让你做的是，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媒体的流言蜚语会网罗常见的怀疑和阴谋理论，但是我们能保证你干净脱身。前提是如果你在意这些事情的话。玛丽娜·奥斯瓦尔德会支完全持你的故事。”

“你已经跟她谈了，我想。”

“你想得对。她知道如果她不配合的话就会被驱逐出境。媒体的先生们还没有看清你，明天报纸上的照片只有模糊的影像。”

我知道他是对的。我只是在快速通过大厅去柯里办公室的途中被照相机拍到。而弗里茨和霍斯蒂，两个大个子，用胳膊夹着我，挡住了照相机最佳的光线。还有，我还低着头，因为灯光太强。在约迪有很多我的照片——我当全职教师的那一年年鉴里甚至还有张肖像照——但是在这个时代，还没有JPEG图甚至传真，所以要到下周二或者周三他们才能找到并发布。

“这里有个适合你的故事，”霍斯蒂说道，“你喜欢故事，对吧？像《敞开的窗户》之类的？”

“我是个英语老师，我喜欢故事。”

“这个家伙，乔治·安伯森，失去女朋友之后悲伤而震惊——”

“未婚妻。”

“对，未婚妻更好。他如此悲伤，抛开一切，直接消失。不想要宣传，免费的香槟，总统的奖章，或者盛大的游行。他只想离开，独自哀悼。这是美国人喜欢的故事类型。他们在电视上时常看到。不叫《敞开的窗户》，叫《谦虚的英雄》。还有这位联邦调查局特工乐意证明每一句话，甚至朗读你留下来的声明。这听起来怎么样？”

听起来像是天降甘霖，但我仍然保持一本正经的样子。“你很肯定我能消失。”

“我们很肯定。”

“你真是这个意思，我不会消失在特尼提河底吗，按照局长的命令？”

“绝没有那个意思。”他笑了。他笑是要让我放心，但是让我想起了青少年时代的一句老歌词：“别担心，你不会怀孕。我十四岁的时候得过腮腺炎。”

“因为我会留点儿保险，霍斯蒂特工。”

一只眉毛抽动一下。这是唯一显示他担心的迹象。“我们相信你能消失是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就说你会请求帮助吧，一旦你离开达拉斯的话。”

“没有记者招待会吗？”

“那是我们最不想要的。”

他再次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本黄色的拍纸本。他把本子递过来，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写封信，安伯森。明天早上弗里茨和我来接你的时候，会看到信，但是称呼你可以写‘致有关人员’。写好点儿，写得漂亮点儿。你能做到，对吧？”

“当然，”我说，“信手拈来的虚构是我的专长。”

他毫不幽默地笑了，拿起香槟酒瓶。“或许你虚构的时候我可以试试这个。不过你别喝。你会忙上一晚。睡觉之前还得赶很多英里路。”

10

我谨慎措辞，但是没花多久。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像这样的情况），我想，越短越好。我首先记住霍斯蒂的谦虚的英雄的主意。我很高兴我有机会睡几个小时。这种睡眠穿插着邪恶的梦境，但是我的头脑还算清醒。

等到写完之后，霍斯蒂正在喝第三杯香槟。他已经从公文包里拿出几样东西摆在咖啡桌上。我把拍纸本递给他，他开始读。外面，雷声再度响起，闪电划过夜空，我想风暴还要过很久才会来临。

他读的时候，我查看了一下咖啡桌上的物品。有我的天美时手表，是离开警察局时他们拿走的，但他们没把其他东西还给我。还有一副牛角边眼镜。我拿起眼镜，试戴了一下。镜片是普通玻璃。一把带有空筒而非凹槽的钥匙。一个信封，看起来装着大约一千美元、面值为二十和五十的旧钞。一只发网。还有一套服装——裤子和套衫。棉布看起来就像霍斯蒂声称过的我的故事一样薄。

“信写得不错，”霍斯蒂说着，放下拍纸本，“你撞上了有点儿悲伤的事，就像《亡命天涯》中的理查德·金博尔。你看过吗？”

我看了汤米·李·琼斯[189]主演的电影版本，但是现在显然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没有。”

“你会成为逃亡者，好吧，不过只是逃开媒体以及想了解你一切——从你早晨喝什么样的果汁到你内衣的尺寸——的美国公众。你是个人们感兴趣的故事，安伯森，但你跟警方没关系。你没有射杀你的女朋友，你甚至没有射杀奥斯瓦尔德。”

“我试过了。要是我没有失手的话，她会活下来。”

“我不会苛责你这一点。那个房间很大，点38式手枪在那么远的距离下精确度不高。”

的确如此。你得身处十五码之内。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不止一次。但是我没有这么说。我想我跟詹姆斯·霍斯蒂特工的短暂相识几近结束。总的来说，我迫不及待了。

“你是清白的。你需要的只是去一个你的同类能接走你的地方，载你回到你的虚无之地。你能办到吗？”

我的虚无之地就是兔子洞，带我穿越四十八年回到未来。假设兔子洞还在那里的话。

“我想我会没事的。”

“你最好没事，因为如果你想伤害我们，我们会加倍还给你。胡佛先生……这样说吧，局长可不是个仁慈的人。”

“告诉我怎么离开酒店。”

“你得穿上这些白色的厨师服，戴上眼镜，还有发网。钥匙可以打开服务电梯。电梯会带你去负一楼。你直走穿过厨房，从后门出去。到现在为止都清楚吗？”

“清楚。”

“会有辆联邦调查局的车等着你。坐到后座上。别跟司机说话。这不是服务客车。车送你去汽车站。司机可以为你提供三张车票：11点40分去坦帕，11点50分去小石城，0点20分去阿尔伯克基。我不想知道哪一趟。你只需知道，我们的联系到此为止。你的责任是从视野里消失，独自一人。当然，不管你在替谁工作。”

“当然。”

电话响了。“如果是个聪明的记者找到了门路打进来的话，摆脱他，”霍斯蒂说，“如果你提一个字说我在这里的话，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我想他是在开玩笑，但是不太确定。我接起电话。“我不知道是谁打来的，但是我现在很困，所以——”

电话另一端带着喘息的声音说不会耽误我很久。我对霍斯蒂做了个口型，杰基·肯尼迪。他点点头，又倒了一点儿香槟。我转过身，好像背对着霍斯蒂就能防止他听到我们的对话。

“肯尼迪夫人，您真的没必要打电话来，”

我说，“但我还是很荣幸听到您的声音。”

“我想感谢你所做的，”她说，“我知道我丈夫已经代我感谢你，但是……安伯森先生……”

第一夫人开始哭泣。“我想代表孩子们感谢你，他们今晚能跟妈妈和爸爸道一声晚安。”

卡罗琳和约翰——约翰。直到那一刻他们才从我的脑海浮现。

“肯尼迪夫人，不客气。”

“我知道那位死去的年轻女子即将成为你妻子。”

“是的。”

“你肯定很心碎。请接受我的哀悼——尽管远远不够，我知道，但是我务必表示哀悼。”

“谢谢您。”

“如果我能改变……如果，用任何方式，我能扭转时钟……”

不，我想，那是我的任务，杰基女士。

“我能理解，谢谢。”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这次电话比在警察局跟肯尼迪的通话更加艰难。可能是因为那个电话仿佛梦境，而这个不是，但主要是因为我从杰基·肯尼迪的声音中听到恐惧依然存在。她似乎真正理解她丈夫是多么侥幸。我从肯尼迪本人身上没有听出来。他看起来坚信自己得到了苍天应许的护佑、祝福甚至永生。在电话的最后我记得请她确保她的丈夫任职期间别再坐敞篷车。

她说这一点我可以放心，然后再次感谢我。我再次告诉她别客气，然后挂断电话。当我转过身时，我发现屋内只剩我一个人。我跟杰奎琳·肯尼迪打电话的当儿，霍斯蒂已经离开。剩下的只有烟灰缸里的两只烟屁股，一杯喝了一半的香槟酒，另一张潦草的纸条，躺在我的黄色拍纸本旁，拍纸本里是“致有关人员”的信。

“进汽车站之前把窃听器处理掉，”上面写道。下面写着：“祝你好运，安伯森。对你的损失深感遗憾。霍。”

或许他很遗憾。但是遗憾不值钱，不是吗？

遗憾很不值钱。

11

我穿上厨房侍者的伪装，乘电梯下到负一楼，电梯里一股鸡汤、烧烤汁和杰克·丹尼威士忌的气味。门打开时，我迅速穿过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厨房。我想甚至没有人会看我一眼。

我从一条巷子里出来，几个酒鬼正在垃圾桶里捡东西。他们也没有看我，尽管片状闪电划亮天空时他们抬头瞅了一眼。一辆没有明显特征的福特轿车停在巷口，发动机在空转。我钻进后座，车旋即开动。车停到灰狗长途汽车站之前，方向盘后面的人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好像要下雨了。”

他像拿扑克牌一样拿出三张车票给我。我挑了去小石城的那张。还有一个小时。我去了家礼品商店，买了只便宜的手提箱。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最终有东西要装进去。我不需要很多东西，在萨巴特斯我的家里有很多衣服，尽管那个住址位于近五十年后的未来，我希望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它还在那里。爱因斯坦可能会喜欢的悖论，我疲惫而悲伤的脑子却从未想过——考虑到蝴蝶效应——它几乎可以肯定已经不再属于我。如果它还在那里的话。

我还买了份报纸，《失败先锋报》，只有一张照片，可能是专业摄影师拍的，更可能是看热闹的幸运儿拍的。照片上面，肯尼迪俯身护住不久之前跟我打电话的女人，那位今天晚上最后脱下粉色西装而且上面不会被血渍浸染的女人。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英勇护妻，总统轿车加速驶离，险酿国家灾难。”标题上说。在这行字上面是36磅大字标题。空间很大，因为只有两个字：

获救！

我翻到第2页，又看到一张。这张是萨迪的照片，看起来格外年轻，格外漂亮。她在微笑。“我还有远大前程呢。”笑容似乎在说。

我坐在一张板条木椅上，深夜的旅客从我身边涌过，婴儿在哭，身着粗呢的军人在笑，生意人脸上洋溢着光彩，头顶的喇叭传来到站和开动的广播，我小心翼翼地沿着照片的边缘将报纸折起来，将照片从报纸上撕下，小心不撕到脸。完成之后，我对着照片看了许久，然后折起来放进钱包。剩下的报纸被我扔掉。里面没有我想阅读的内容。

11点20分广播说前往小石城的汽车开始上车，我加入检票口的人群之中。除了戴上假眼镜之外，我并没有隐藏自己的脸，但是没人好奇看我。我只是美国运输系统血流中的一个细胞而已，不比别的任何人更有用处。

今天我改变了你们的生活，在新一天即将到来之际，看着这些人时我想。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胜利感或者新奇可言。似乎根本不带任何情绪，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我上了车，坐进靠后的位置。前面有很多人穿着军装，很可能是要去小石城空军基地。如果没有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丧命越南。其他人可能会负残归国。而现在呢？谁又知道？

汽车开动。当我们离开达拉斯时，雷声更加响亮，闪电愈加明亮，但是还是没有下雨。等我们到萨尔弗斯普林斯市时，风暴已经被甩在后面，天空亮起万千繁星，如冰片般晶莹闪亮，比冰片更加寒意逼人。我看了会儿星星，然后躺到靠背上，闭上眼睛，听着大狗牌汽车的轮胎吞没30号州际公路。

“萨迪，”轮胎在歌唱，“萨迪，萨迪，萨迪。”

最终，凌晨两点之后，我睡着了。

12

在小石城，我买了张中午去匹兹堡的汽车票，只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停一站。我在车站餐馆吃了早餐，坐在一位老年乘客旁边。他在吃饭，桌子上摆着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收音机体积很大，调谐钮闪闪发亮。广播仍然主要围绕着暗杀，当然……还有萨迪。萨迪是关键新闻。她会被赐予国葬，然后会被安埋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有人觉得肯尼迪会亲自致悼词。在相关的事态发展中，邓希尔小姐的未婚夫，乔治·安伯森，也是得克萨斯州约迪镇人，根据安排会在上午十点跟媒体见面，但是被推迟到下午晚些时候——原因不明。

霍斯蒂是在尽最大努力为我赢得足够的时间逃走。

这对我很好。对他也好，当然。还有他尊贵的局长。

“总统和他英勇的救命恩人不是今早得克萨斯新闻唯一的内容，”老家伙的收音机上说，我端着一杯黑咖啡的手停在了盘子和嘴唇中间。嘴里尝到一种酸酸的刺痛。心理学家可能将之归结为“预感”——当奇怪的事情发生时，人们有时会产生的感觉——但是我的理解很简单：和谐。

“凌晨一点之后，在暴风雨的威势下，一股捉摸不定的龙卷风袭击了沃斯堡，摧毁了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仓库和十几幢房屋。已确定两人遇难，四人失踪。”

其中两幢房屋就是梅赛德斯街上的2703号和2706号，我深信不疑。一股狂风像消除等式一样消除了它们。

第三十章

1

我在缅因州奥本市迈诺特大道车站下了灰狗汽车，时间是11月26日午时刚过。在经历了超过八十个小时的颠簸之后——期间只有短暂的几次睡眠——我感觉整个人晕晕乎乎。天气很冷。

上帝清清嗓子，从阴沉的灰色天空中吐落片片雪花。我已经买了几件牛仔服，还有几件蓝色格子工作衫，替换厨师的白色外套，但这些衣服还不够。

在达拉斯的时光让我忘记了缅因州的气候，但是我的身体迅速回想起来，开始哆嗦。我第一站去了路易男装店，挑了件合身的衬羊皮外套，拿到店员那里。

他放下路易斯顿《太阳报》，等着我，我看到我的照片——是的，从德诺姆联合高中年鉴上找来的照片——出现在头版上。标题是“乔治·安伯森去了哪里？”店员把钱录入收款机，开了张收据。我拍拍我的照片。“你觉得那个家伙到底怎么了？”

店员看着我，耸耸肩。“他不想公开，我不责怪他。我很爱我妻子，如果她突然死去，我也不想人们把我的照片放到报纸上，或者把我哭泣的脸放到电视上。你会吗？”

“不会，”我说，“我想不会。”

“如果我是那家伙，我会等到1970年再出来。等骚动平息下来。给那件外套配个帽子怎么样？我昨天才进了一批法兰绒帽子。耳罩又好又厚。”

于是我买顶帽子配上我的新外套。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两个街区，回到汽车站，完好的一只胳膊挥动着手提箱。我有点儿想立刻回去里斯本福尔斯镇，确定一下兔子洞是否还在那里。但是如果在那里的话，我就会钻进去，我无法抵制诱惑。在过去的国度待了五年之后，我身上理性的成分明白，我没有准备好接受突如其来的、在我脑海里已经变成了未来的国度的全面袭击。我首先需要休息一下。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在孩子哭闹、醉汉喧笑的汽车里打盹。

路边停着四五辆出租车，现在已经是大雪纷飞。我坐进第一辆出租车，享受加热器吹出的热风。司机转过身，他身材肥胖，扁帽子的徽章上写着“注册出租”。他对我完全陌生，但是我知道，当他打开收音机，收音机会调到波特兰的WJAB，当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香烟，肯定是好彩牌。这就是因果轮回。

“去哪儿，老板？”

我让他把我带到塔马拉克汽车旅馆，在196号公路边。

“好的。”

他打开收音机，奇迹乐队正在唱着《米奇的猴子》。

“这些现代舞！”他哼了一声，抓起烟。“就知道教孩子们摇来扭去。”

“舞蹈就是生命。”我说。

2

这一次的接待员不是同一个人，但是给了我同一个房间。肯定是同一个房间。这个几率更高。旧电视机已经被换成新的，但是靠在天线上的同样的标牌上写着：“请勿使用锡箔纸！”信号还是很差。没有新闻，只有电视剧。

我关上电视。在门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拉上窗帘。然后脱衣钻进被窝——除了在睡梦中走进浴室放松膀胱之外——足足睡了十二个小时。醒来时，已是午夜，停电了，外面刮着强劲的西北风。一轮明亮的月牙悬在高空。我从衣柜拿出另加的毯子，又睡了五个小时。

再次醒来时，黎明已经点亮塔马拉克汽车旅馆，清晰的光影宛如《国家地理》杂志上的照片。四散停着的汽车上已经结霜，我能看见自己呼出的气。我试了试电话，以为没人接，但是办公室一位年轻人迅速接了电话，尽管他听起来还没完全睡醒。当然，他说，电话没问题，他很乐意帮我叫辆的士——问我想去哪里。

里斯本福尔斯镇，我告诉他。美茵大街和老路易斯顿路的拐角。

“果品公司？”他问道。

我离开了这么久，一时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然后电话发出嘀嗒声。“对。肯纳贝克果品公司。”

回家了，我告诉自己，上帝保佑我。我回家了。

不过这一点错了——回到2011年不是回家，我只会在那里呆一小会儿——假如，当然，我能到达那里的话。可能只呆几分钟。现在约迪才是家。或将会成为家，一旦萨迪到那里。处女萨迪。长着修长的双腿，颀长的秀发，容易绊倒在面前的任何东西上……只是在关键时刻，我抱住了她。

脸上还没有伤疤的萨迪。

她就是我的家。

3

那天早上的出租车司机是位身材结实的妇女，五十来岁，裹一身陈旧的黑皮大衣，戴着红袜棒球队的帽子，没有戴“注册出租”的徽章。当我们往左转上196号公路，朝里斯本的方向开去时，她说：“听新闻了吗？我敢打赌你没听——这一路上停电了，对吧？”

“什么新闻？”我问，尽管我已经非常肯定：肯尼迪死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事故，心脏病发作还是暗杀，但他肯定死了。过去很执拗，肯尼迪必死无疑。

“洛杉矶发地震了。”她的发音是拉三矶。“人们已经谣传很多年，加利福尼亚会沉进大洋，貌似他们的预言是对的。”她摇摇头。“我不想说这是因为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那些电影明星什么的——但是我是个善良的浸信会教徒，我也不会说不是。”

我们正穿过里斯本路边餐馆。“本季关闭”，招牌上写着，“64年再见”。

“情况有多糟糕？”

“他们说七千人死亡，但是当你听到这样的数字时，你就知道还会上升。该死的桥梁多半坍塌，高速公路支离破碎，火灾四处蔓延。黑鬼居住区好像被烧为平地。疣区！这名字对一个城市片区来说不是太狗屎了吗？我的意思是，即便是黑鬼住的地方？疣区！嗨！”

我没有回答。我想起拉格斯，我九岁时住在威斯康星养的杂种狗。我得到允许，上学的早上在后院里陪它玩耍，直到校车来到。我正教它坐下、含物、打滚之类的动作，它在学习——聪明的小狗！我很爱它。

汽车来到时，我得关上后院的门，然后跑上汽车。拉格斯总是躺在厨房门廊上。妈妈将爸爸送到当地的火车站之后回来就会叫它，喂它吃早餐。我总是记得关上门——至少，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忘过——但是有一天，当我从学校回来时，妈妈告诉我拉格斯死了。他跑到街上，一辆货运卡车将它碾死。她从没有用嘴巴责备我，但她用眼睛责备我。因为她也爱拉格斯。

“我像平时一样把它关住。”我流着泪说，而且——我已经说过——我以为我关了。或许因为我平时都关了。那天晚上爸爸和我把它埋在后院。可能不合法，爸爸说，但是如果你不说我也不会说。

那天晚上我醒着躺了很久很久，不记得的事困扰着我，可能犯下的错误让我感到恐惧。不用提愧疚感。那种愧疚持续很久，一年甚至更长。如果我能肯定记得，不管关还是没关，我想也不会内疚那么久。但是我想不起来。我关了门，还是没关？一次又一次我回想小狗的最后一个早上，但是，除了举起牛皮带喊“叼过来，拉格斯，叼过来！”之外什么都记不清了。

坐出租车去福尔斯的路上情况就是这样。首先我想告诉自己1963年11月底的确有场地震。这只是我错过的另一起事实之一——就像关于埃德温·沃克的暗杀袭击一样。正如我告诉阿尔·坦普尔顿的，我的专业是英语，不是历史。

这站不住脚。如果像这样的地震发生在我走下兔子洞之前生活的美国，我肯定会知道。还有更加严重的灾难——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夺去了超过二十万生命——但是七千对于美国来说是个巨大的数字，比9·11的遇难人数的两倍还多。

接下来我问自己我在达拉斯的行为可能如何影响了这位结实的女士声称的在洛杉矶发生的事件。我想到的唯一答案就是蝴蝶效应，但是怎么可能如此迅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两件事情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联系。

我脑子里还有个声音低声说，这是你造成的。你导致了拉格斯的死亡，要么是因为后院的门没关，要么是没有关严……这是你造成的。你和阿尔滔滔不绝地说拯救越南成千上万条生命，但是这是你对新的历史的第一个真实的贡献：洛杉矶的七千人命。

这根本不可能。即使是……

没有不利的方面，阿尔曾经说，一旦事情不顺利，你就收回一切。

跟擦去粉笔写的脏话一样容易——“先生？”司机说，“我们到了。”她转头好奇地看着我，“我们已经到这儿快三分钟了。现在逛街还太早。你确定要到这里吗？”

我只知道我必须到这里。我按表付费，大方地给了小费（毕竟，这是联邦调查局的钱），祝她开心，然后下车。

4

里斯本福尔斯跟之前一样发出恶臭，但是至少电力正常。交叉路口的闪光信号灯在西北风中摇曳闪烁。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一片漆黑，前窗还没有苹果、橘子和香蕉，但是很快就会摆上。绿色前线门上的标牌上写着“上午十点开门”。几辆汽车在美茵大街上行驶，少许行人急促前行，衣领竖起。街对面，沃伦波毛纺厂正满负荷运转。从我站着的地方就能听到织机发出的“沙——呼，沙——呼”的声音。然后我听到别的声音：有人在叫我，尽管不是叫我的两个名字。

“吉姆拉！嗨！吉姆拉！”

我转向毛纺厂，心想：他回来了。黄卡人起死回生，就像总统肯尼迪一样。

不过不是黄卡人。就像在汽车站接我的出租车司机不是1958年将我从里斯本福尔斯送去塔马拉克汽车旅馆的那一位一样。不过两位司机几乎一样，因为过去很和谐，街对面的家伙跟绿色前线问我要一美元因为今天要付双倍的家伙相似。他的黑外套更新，更干净……但几乎是同一件外套。

“吉姆拉！在这儿！”他示意我。风卷起他外套的衣襟。他左边的标牌在链子上摆动，就像闪光信号灯在电线上摆动一样。但是，我依然能看清上面的字：“管道维修，禁止穿越”。

五年了，我想，那条该死的管道还没有修好。

“吉姆拉！不要让我走过去抓住你！”

他可能会来，他自杀的前任一直追到了绿色前线。但是我很确定如果我瘸着迅速走过老路易斯顿路的话，这个新版本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他可能会跟着我到红加白商店，阿尔买肉的地方，但是如果我能到泰特斯雪佛龙或者快乐白象的话，我就能转身对他张开手掌。他被困在兔子洞附近。否则的话，我会在达拉斯看到他。我对这一点很肯定，就像我知道引力会阻止人们漂浮到太空中一样。

好像是要确定这一点，他喊道：“吉姆拉，求你了！”我在他脸上看到的绝望跟风一样：微弱但很持久。

我左右张望，看到没车，便穿过街道，走到他站立的地方。接近他时，我看到了另外两处不同。

跟他的前任一样，他戴着毡帽，但是帽子干干净净，并不肮脏。跟他的前任一样，一张彩色卡片从软呢帽的帽圈上伸出来，像张过时的记者采访通行证。不过这一张不是黄色，不是橙色，也不是黑色。

是绿色的。

5

“感谢上帝。”他说。他双手捧起我的一只手，捏了捏。掌心的肉跟空气一样冰凉。我把手缩回来，动作轻柔。我没有感觉到他危险，只有一种微弱但是持久的绝望。尽管这本身可能很危险。可能像约翰·克莱顿划伤萨迪脸颊的刀锋一样尖利。

“你是谁？”我问，“你为什么叫我吉姆拉？

吉姆·拉杜离这里很远，先生。”

“我不知道吉姆·拉杜是谁，”绿卡人说，“我已经尽量远离你的丝弦——”

他停了下来。表情痛苦而扭曲。他抬起双手，手侧按住太阳穴，仿佛大脑即将爆裂。但是最吸引我注意的是插在帽圈上的卡片。颜色不完全确定，一会儿，旋转得令人眩晕，让我想起闲置了十五分钟的电脑屏保。绿色又旋转成淡黄色。之后，当他慢慢放下双手时，又回到绿色。但是可能不是我第一次留意时那么明亮的绿。

“我已经尽量远离你的丝弦，”穿着黑色外套的男子说道，“但是这并非完全可能。此外，现在有这么多丝弦。感谢你和你的厨师朋友，有这么多废物。”

“我根本不明白这一切。”我说，但这不完全真实。我至少知道这个人（还有他脑水肿的前任）的卡片。就像核电站工作人员戴的徽章。不过，除了测量辐射之外，这些卡片监测的是……什么呢？心智？绿色，你的弹子袋满了。黄色，你开始损失弹子。橙色，叫穿白大褂的人。当你的卡片发黑时……

绿卡人仔细打量着我。从街对面看，他不超过三十岁。从这里看，他看起来更接近四十五岁。只是，当你足够接近，看着他的眼睛时，他看起来未老先衰，而且大脑失常。

“你是某种守卫吗？你是不是守卫兔子洞？”

他笑了……或者想笑。“你的朋友这么称呼。”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上面没有标签。这可是我从未见过的事，无论是在这过去的国度还是在未来的国度。

“这是唯一一个兔子洞吗？”

他掏出打火机，用手捂住，防止风将火吹灭，然后把火焰凑到烟上。气味很香，像是大麻而不是香烟。但不是大麻。尽管他从没说过，我相信那东西具有药效。很可能跟我的古迪头痛粉类似。

“有一些。想象一杯被遗忘的姜汁汽水吧。”

“好的……”

“经过两三天之后，几乎所有的碳酸都会消失，但是仍然有少许气泡留下来。你称为兔子洞的东西根本不是个洞。只是个气泡。至于说守卫……不是。不是真的。那样很好，但是我们能做而且不让事情变得更糟的事情几乎没有。这就是穿越时空的问题，吉姆拉。”

“我叫杰克。”

“好吧。我们做的，杰克，就是观察。有时候我们会警告。就像凯尔试图警告你的厨师朋友一样。”

这么说那个疯狂的家伙有名字。非常普通的名字。凯尔，天哪。这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这让事情变得更真实。

“他从未尝试警告阿尔！他做的只是索要一美元买便宜酒水！”

绿卡人深深地吸了口烟，看着地上皴裂的混凝土，皱起眉头，好像上面写着什么。织机发出“沙——呼，沙——呼”的声音。“一开始他警告了，”他说，“像这样。你的朋友对他发现的新世界太激动了，没有注意。到那个时候，凯尔已经摇摇欲坠。这是个……怎么说呢？职业病。我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摇头。

“想一想。你的厨师朋友想到去达拉斯阻止奥斯瓦尔德之前进行了多少次旅行和购物？五十次？一百次？两百次？”

我试着回想阿尔餐馆在毛纺厂的院子里经营了多久，但是想不起来。“可能不止两百次。”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每一次拜访都是第一次？”

“是的。彻底的重置。”

他疲惫地笑道。“肯定是。人们相信他们的眼睛。还有，我们应该更加清楚。你应该更加清楚。每一次旅行都会创造出相应的丝弦，当你有足够的丝弦，它们总会缠结在一起。你的朋友有没有想过他怎么能日复一日购买同样的肉？或者为什么他下次旅行的时候从1958年购买的东西从来没有消失？”

“我问了他。他不知道，所以他没有考虑。”

他开始笑，但笑容畏缩。帽子上插着的卡片上的绿色再次开始消褪。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散发着香味的香烟。卡片颜色恢复，变得稳定。“是的，对显而易见的事视若无睹。我们都会这样。即使在他的心智开始摇摇欲坠之后，凯尔无疑也知道他去那边的贩酒店会让他的情况变得更糟糕，但是他还是我行我素，毫不顾忌。我不责备他，我敢确定酒精减轻了他的痛苦。特别是临近终了时。如果无法到达贩酒店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些——如果在圈子外面的话——但是没有在圈子外面。真的，谁说得定呢？这里没有责备，杰克。没有谴责。”

这听起来很好，但仅仅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能谈论这个疯狂的话题，像半个疯子一样，而不是他的感觉对我很重要。我仍然要做我不得不做的事。“你叫什么名字？”

“扎克·朗。本来来自西雅图。”

“西雅图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跟我们当前的话题没有关系。”

“来到这里你受到了伤害，对吧？”

“是的。我自己的心智也不会持续太久，如果我不回去的话。剩余效应将会永远陪伴着我。

我们的种族自杀率很高，杰克。很高。人们——我们是人类，不是异形或者超自然生物，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大脑无法接受多重现实的丝弦。这不像是你发挥想象。跟那一点儿都不像。我们接受了培训，当然，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它在腐蚀你，就像酸腐蚀一样。”

“这么说每一次拜访并非彻底重置。”

“是也不是。会留下残留。每一次你的厨师朋友——”

“他叫阿尔。”

“对，我想我知道，但是我的记忆力开始衰竭。这就像阿尔茨海默病，不过不是阿尔茨海默病。这是因为大脑会不由自主调和所有这些重叠的脆弱的现实。这些丝弦创造出未来的多重影像。有些很清晰，有些很模糊。这很可能是为什么凯尔以为你的名字是吉姆拉。他肯定是从其中的一根丝弦中听来的。”

他没有听到，我想，他是从某种视野的丝弦中看到的。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广告牌上。或者甚至是通过我的眼睛。

“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杰克。对你来说，时空穿越如此简单。”

根本没那么简单，我想。

“存在悖论，”我说，“各种悖论。是吧？”

“不是，这个词用得不对。是残留。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他看起来真不怎么确定。“它会弄坏机器。最终会有一刻，机器会……停下来。”

我想起萨迪和我偷来的斯图贝克里的发动机是如何爆缸的。

“在1958年反复买肉并不糟糕，”扎克·朗说道，“哦，它引起了麻烦，但是还能忍受。然后巨大的改变随即开始。拯救肯尼迪就是最大的改变。”

我想说话，却开不了口。

“你开始理解了吗？”

不完全理解，但是我能看清整体框架，这把我吓得要死。未来悬在丝弦上。就像木偶。上帝啊！

“地震……我的确引起了地震。当我拯救肯尼迪时，我……什么？撕裂了时空的连续体？”

这听起来应该很荒谬，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听起来很严肃。我的头开始阵痛。

“你现在得回去，杰克。”他温和地说，“你得回去看看你到底干了什么。你艰苦卓绝并且毫无疑问出于善意的付出到底造就了什么。”

我沉默不言。我一直担心回不去，但是现在我又害怕回去。有什么比“你得回去看看你到底干了什么”更不详的话语吗？一时间我想不出来。

“去吧。看一看。呆一小会儿。不过就一小会儿。如果不及时纠正，势必成为灾难。”

“有多严重？”

他言辞冷静。“有可能摧毁一切。”

“整个地球？太阳系？”我得把手靠在烘干房的墙上撑住身子。“整个星系？整个宇宙？”

“更加严重。”他停顿一下，想确信我能理解。他帽圈上的卡片在旋动，变成黄色，又旋成绿色。“现实本身。”

6

我走到铁链边。“管道维修，禁止穿越”的标志在风中发出吱吱的尖叫。我回头看着扎克·朗，穿越者从他身上得知身处何时。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黑色外套的衣襟拍打着胫部。

“朗！这些和谐……都是我造成的。对吧？”

他可能点了头。我不太确定。

过去抵抗着改变，因为改变会破坏未来。改变创造了——

我想起美莫雷克斯牌录音磁带的一则老广告。广告通过声音振动播放了水晶玻璃被打碎。仅仅通过和声。

“我每成功做出一个改变，这些和谐就会增加。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不是吗。这些该死的和谐。”

没有回答。可能他知道但已经忘记，可能他根本不知道。

放松，我告诉自己……就像我五年前，当我的头发中开始出现第一缕银丝时一样。尽管放松。

我钻到铁链下面，左边膝盖发出叫喊，然后站定一秒，烘干房高耸的绿色侧面在我左边。这一次没有混凝土块标记隐形台阶开始的地方。台阶距离链子到底多远？我不记得了。

我缓慢地，缓慢地往前走，鞋子摩擦着干裂的混凝土。织机发出“沙——呼，沙——呼”的声音……当我迈出第六步，第七步时，声音变得逐渐遥远。我又迈了一步。然后又是一步。很快我就会到达烘干房的尽头，进到院子里。不见了。泡沫已经爆掉。

我又走了一步，尽管没有阶梯起步，顷刻间我看到我的鞋变成两个影子。鞋子站在混凝土上，同时站在肮脏的绿色漆布上。我继续往前一步，我也变成了两个影子。我的身体大部分站在1963年11月底沃伦波毛纺厂的烘干房旁，但是另一部分身处别处，而那不是阿尔餐馆的储藏室。

要是我出来的地方不是缅因州，甚至不是地球，而是别的什么奇异空间怎么办？某种有着疯狂的红色天空和空气，让我肺部中毒心脏停止跳动的地方。

我又回头看了一眼。朗站在那里，外套在风中摆动。依然面无表情。你得靠自己了，茫然的脸似乎在说。我不能让你做任何事情。

这是真的，但是除非我穿过兔子洞进入未来的国度，否则我无法回到过去的国度。萨迪会永远死去。

我闭上眼睛，再次向前一步。突然我闻到微弱的氨水气味，以及别的更令人不适的味道。坐在很多灰狗汽车后面穿越国土之后，再次闻到时我确定无疑。是卫生间里的那种气味，仅在墙上喷洒佳丽牌空气清新剂还无法遮挡那味道。

我闭上眼睛，又走一步，听到脑子里奇怪的爆裂声。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身处一间狭小肮脏的浴室里。没有马桶，马桶已经被移走，留下肮脏的印记。一块尿酸形成的硬饼，已经从明亮的颜色褪成冷淡的灰色，躺在角落。蚂蚁在上面爬来爬去。我钻出来的角落被装满空瓶空罐的箱子堵住。这让我想起了李的狙击手掩体。

我推开几只箱子，挤进浴室。朝门口走去，然后重新堆好箱子。我不想让人轻易掉进兔子洞。

然后我走了出来，回到2011。

7

我上次走下兔子洞时天是黑的，所以，当然，现在天也是黑的，因为只过了两分钟。尽管在这两分钟里很多东西已经改变。即使在黑暗之中，我依然能看得出来。在过去四十八年间的某个时间，毛纺厂在大火中被夷为平地。剩下的只有一些焦黑的墙壁，一堆断壁残垣（毫无疑问，这让我想起我在德里看到的基奇纳钢铁厂），还有几堆碎石。没有“缅因舒适小屋”，里昂·比恩或者任何高档商店。这里，在安德罗斯科金县河岸，只有破败的毛纺厂。别无其他。

我投身拯救肯尼迪的五年任务的那个六月的夜晚，气温非常宜人。现在却酷热难当。我脱下在奥本买的衬羊皮外套，把它扔进充满异味的浴室。当我再次关上门时，我看到了门上的标牌：浴室故障！没有马桶！管道下水管破裂！

漂亮而年轻的总统死了，漂亮而年轻的总统活着，漂亮而年轻的姑娘活着，然后死去，但是老沃伦波毛纺厂院子地下破裂的下水管显然是永存的。

链子也还在那里。我沿着肮脏的空心砖老建筑——原来是烘干房——侧面走到链子那儿。当我从链子底下钻过去，绕到建筑的前面时，我看到这是幢被遗弃的便利商店名叫快闪。窗户破碎，所有的货架都被移走。这地方看起来像只空弹壳，一盏应急灯，电池几乎耗尽，像冬天的窗玻璃上垂死的苍蝇般嗡嗡鸣叫。残留的地板上有乱七八糟的喷画，在微弱的光线中依稀可辨：滚出城去，你这个巴基斯坦杂种！

我穿过院子里破裂的混凝土地面。毛纺厂工人的停车场不见了。上面什么都没建，只是一块长方形空地，布满破碎的瓶子，陈旧的沥青块，以及丛生的杂草。我抬头仰望，没有看到一颗星星。低空中笼着云层，仅容些许月光透过。美茵大街和196号公路（以前叫老路易斯顿路）交叉路口的闪光信号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替换成交通信号灯，但是灯没亮。这就对了，两个方向都没有车辆。

果品公司消失了。建筑移除后地面上留下穴洞。对面，1958年绿色前线所在的地方，2011年应该是家银行，现在却变成了缅因州食品合作社。

除了这些窗户也破碎之外，里面陈列的所有商品可能早已荡然无存。这个地方跟快闪便利商店一样破败。

走到被遗弃的交叉路口中间，一阵巨大的冰块撕裂声让我僵在原地。以我的想象，唯一能够发出这声音的是某种奇异的冰面，融化着突破音障。我脚下的地面短暂地震动了一下。一辆汽车的报警器响起，然后停下。狗吠了一阵，一只接着一只又安静下来。

洛杉矶的地震，我想，七千人死亡。

汽车前灯照到196号公路远处，我快步走到远端的人行道。是辆巴士，亮灯的目的地窗口上写着“环线”。这又敲响了隐约的钟声，但是我不知为何。我猜是某种和声或其他的什么。车顶上有几个旋转机件，看起来像是暖气和空调机。风力涡轮机，或许是？这可能吗？没有内燃机的声响，只有隐约的电流的嗡嗡声。我看着汽车，直到它唯一的宽阔新月形尾灯消失在视野之中。

好吧，在这个版本的未来——这根“丝弦”，用扎克·朗的话说——之中，内燃机已经被淘汰。这是件好事，不是吗？

可能是，但是当我把空气吸入肺中时，有种沉重的死亡气息。还有种味道，让我想起小时候我用力推我的莱昂内尔火车变压器时散发的味道。“该关掉电源让它休息一会儿了。”我爸爸会说。

美茵大街上有些生意看上去还在经营，但是多数已然沦为废墟。人行道布满裂缝，垃圾遍地。我看到五六辆停着的汽车，要么是油电混合动力，要么带有车顶旋转装置。其中一辆是本田“西风”，一辆是拓郎勇气[190]，另一辆是福特“轻风”。看起来很旧，几辆严重毁损。所有的汽车挡风玻璃上都有贴着粉色的广告，黑色的大字即便在黑暗中都看得很清：“在缅因州广告总会充当购货证。”

一群孩子在街对面闲逛，边说边笑。“嗨！”我从对面喊道，“图书馆还开着吗？”

他们看过来。我看到香烟发出的萤火虫般的闪烁……不过飘到我这边的气味几乎可以肯定是大麻。“滚你妈的！”其中一个喊道。

另一个转过身，脱下裤子，屁股对着我，说道：“你要是能从里面找到书的话，都归你了！”

激起一阵笑声，然后他们走开了，小声说话，回头看我。

我并不介意别人拿屁股对着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不喜欢这些表情，我更不喜欢小声说话。可能会有些阴谋。杰克·埃平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但是乔治·安伯森会。乔治想了很多，乔治还蹲下去，捡起两块拳头大小的混凝土块，装进前面口袋，仅为防身。杰克觉得乔治很荒谬但是没有反对。

我又走了一个街区，商业区（之前是）突然到了尽头。我看见一位年长的女子快步前行，紧张地瞥了一眼这群孩子，孩子们在美茵大街另一侧已经走到更远的地方。她戴着头巾，看起来像是口罩——患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肺气肿晚期的人使用的东西。

“夫人，你知道图书馆是否还——”

“走开！”她眼睛圆瞪，恐惧不已。月光短暂地从云层缝隙中射下来，我看到她的脸上满是伤口。右眼下面的一处伤口已经侵蚀到骨头。“我有张证明说我可以出来，上面有政务会的公章，所以走开！我要去看我妹妹！这些孩子很坏，他们很快就会开始撒野。如果你敢碰我的话，我就会吹响我的蜂鸣器，警察会来。”

不知为何，我有点儿怀疑。

“夫人，我只想知道图书馆是否还——”

“图书馆已经关门很多年，里面的书都不见了。他们现在在那儿举办仇恨聚会。走开，我说，不然我就叫警察了！”

她匆匆走开，每隔几秒就回头张望，以确定我没有尾随。我等我们之间的距离足够遥远，让她不至于感到不适后，才继续沿着美茵大街前行。我的膝盖自攀爬教科书仓库大楼之后开始稍有恢复，但是我还是有点儿跛，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有些房子里拉着的窗帘背后亮着灯光，但是我知道电力不是由中央缅因州电力公司供应的。这些是卡尔曼照明灯，有些是煤油灯。多数房屋漆黑一片。有些是烧焦的断壁残垣。其中一间房屋上面画着纳粹万十字章，另一间喷着犹太老鼠。

这些孩子们很坏，他们很快就会开始撒野。

而且……她真的说了仇恨聚会吗？

在一幢看起来保存较好的房子前面——跟多数房屋相比，这是一幢宅邸——我看到一根长长的横杆，仿佛西部片中的景象。真的有马拴在那里。当天空再次被弥漫的痉挛点亮时，我看到散落的马粪，有些很新鲜。车道上装了大门。月亮又藏进云层，但是无需借助月光我就知道上面写着：“止步！”

现在，在我的前方，我听到有人清晰地说了一个词：“婊子！”

声音听起来并不年轻，不像是那些野孩子的声音，是从我这一边街道，而非对面传来的。那家伙听起来很愤怒。他听起来也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朝着声音走去。

“狗杂种！”那个声音喊道，怒不可遏，“臭狗屎！”

他可能在前面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我在赶到那里之前，听到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一名男子喊道：“继续吧！你们这群狗杂种！继续吧，等我掏枪崩了你们！”

接着传来呼应的笑声。是抽大麻的男孩儿们。那声音明显来自拿屁股对我的男孩。“你唯一的手枪就是裤裆里的东西，我敢打赌枪管还耷拉着！”

又一阵笑声。之后传来巨大的金属声。

“你们这些狗杂种，你们打断了我的辐条！”当男子继续朝他们大喊时，声音带着恐惧。“别，别，别过来！”

云层裂开，月光透过来。借助微弱的月光我看到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中。他处在美茵大街和高德街——如果名字没有改变的话——十字路口的中间。一侧轮子卡在了路面上的坑洞中，轮椅朝左边倾斜。男孩儿们穿过街道朝他走去。让我滚蛋的孩子拿着一把弹弓，上面装了一颗大石子。这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金属的撞击声。

“有老别克牌威士忌吗，老东西？啤酒或者罐头？”

“没有！如果你们不讲点儿该死的礼貌，把我从坑里推出来，至少给我走开！”

但是他们在撒野，他们不会走开。他们准备抢走他身上可能仅剩的东西，或许痛揍他一顿，肯定要把他掀翻。

杰克和乔治融为一体，两个人都怒不可遏。

这些肆无忌惮的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在轮椅里的老头儿身上，没有注意到我正从对角线的方向插过去——就像我在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斜插过去一样。我的左胳膊还没康复，但是右胳膊很正常，先后在帕克兰医院和伊登法洛斯经过三个月的物理治疗，变得更加健壮。我还保留着高中时期学校棒球队第三垒守垒员的精确。我从三十英尺远的地方扔出第一块混凝土块，击中了拿屁股对我的男孩儿的前胸。他一声惊叫，痛苦而惊讶。所有男孩儿——总共有五个——都把脸转向我。他们转过脸时，我看到他们的脸跟那位受到惊吓的妇女的脸一样扭曲。拿着弹弓的那个男孩儿，年轻的滚蛋少年，表情最恐怖。鼻子所在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个凹洞。

我把第二块混凝土块从左手传到右手，扔向个头最高的男孩，他穿着宽松的裤子，腰带几乎勒到了胸骨的高度。他举起胳膊遮挡。混凝土块击中他的胳膊，将他手上的大麻烟卷震落到街上。他看了我的脸一眼，转身跑开。拿屁股对我的男孩跟着他跑开。现在还剩下三个。

“上啊，伙计！”轮椅里的老头儿尖叫道，“他们欠揍，耶稣啊！”

我知道他们欠揍，但是我寡不敌众，而且弹药耗尽。对付青少年的时候，唯一可能获胜的办法就是毫不畏惧，义愤填膺。只管勇往直前，我正是那么做的。我右手抓住滚蛋少年破烂的T恤衣领，左手抢过他的弹弓。他盯着我，双眼圆瞪，毫无反抗。

“你这个胆小鬼，”我一边说，一边将脸凑到他的脸前……丝毫没有顾忌他已经不存在的鼻子。他身上发出汗臭、大麻和污秽的气味。“你这个胆小鬼，只知道欺负坐轮椅的糟老头儿！”

“你是谁——”

“查理·他妈的·卓别林。我跑到法国去只是为了看女人们跳舞！现在，给我滚开！”

“还我的——”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用弹弓敲了一下他的额头。敲得他的一处伤口开始流血，肯定痛得要死，因为他的泪水浸湿眼眶。这让我既恶心，又同情，但是我丝毫没有表露出来。“不给你，你这个胆小鬼。给你一次机会，不然我就把你的蛋蛋给你扯下来塞进你的鼻洞里。只有一次机会。好好把握。”我吸了一口气，然后夹着唾沫对着他的脸大吼道：“滚！”

看到他们离开，我既羞愧又得意，两者平分秋色。老杰克很擅长镇压假期之前吵闹的自修室，但是他的能力仅此而已。新的杰克，乔治那部分，可是经历了许多事情。

我的身后传来一阵严重的咳嗽。咳嗽让我想起阿尔·坦普尔顿。咳嗽停下来之后，老头儿说：“年轻人，看到这些可恶的小鬼仓皇逃窜，我为肾结石生的这五年的气算是解了。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的储藏室里有点儿格兰菲迪帝纯麦威士忌——货真价实——如果你能把我从坑里面推出来，我们可以一起喝点儿。”

月亮又躲进云里，但是当它再次从破碎的云层中露脸时，我看到他的脸。他留着长长的白须，鼻子上插着套管，但是即便过了五年，我仍能毫不费力认出他，让我卷进整个事件的人。

“你好，哈里。”我说。

第三十一章

1

他仍然住在高德街。我将他推上坡道，推上门廊，他掏出一大串钥匙。他需要这么多钥匙。前门至少上了四把锁。

“租的还是你自己的？”

“噢，是我自己的，”他说，“不过不怎么样。”

“不错啊。”之前，他是租的房子。

“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先喝上一杯吧。我想喝一杯。”

门打开了，客厅占据了房子的前半部分。他像吆喝马匹一样让我停下来，点亮了科勒曼灯。借助灯光，我看到家具属于那种“陈旧但仍可以使用”的类型。地上铺着编织精美的地毯。墙上没有普通教育发展证书文凭——当然也没有装裱起来的作文《改变我人生的一天》——但是有很多天主教圣像和大量照片。毫不奇怪，我认出照片中的有些人。毕竟，我见过他们。

“把身后的门反锁起来，好吗？”

我将我们身后漆黑而烦扰的里斯本福尔斯锁在外面，上了两道门闩。

“锁定插销也插上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转动一下，听到咔嗒一声。与此同时，哈里在客厅里转了一圈，点亮了高灯罩煤油灯，我隐约记得在祖母萨莉的房子里见过这种灯。这比科勒曼灯效果好些。当我关掉炽热的白光时，哈里·邓宁同意地点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先生？你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

“杰克·埃平。我想这不会唤起你的记忆，对吧？”

他沉思片刻，然后摇摇头。“有记忆吗？”

“可能没有。”

他伸出手。手略微颤抖。“我还是会跟你握手。

这有点儿不可思议。”

我高兴地跟他握手。你好，新朋友。你好，老朋友。

“好吧，现在这一点明白了，我们可以放心喝酒。我去拿那瓶纯麦芽威士忌。”他朝厨房走去，用胳膊滚动轮椅，胳膊有些颤抖，但依然健壮。轮椅有个小马达，但要么是不工作了，要么是他想节省电池。他扭过头看着我。“你不危险吧？我是说，对我来说？”

“对你不危险，哈里。”我笑了，“我是你的善良天使。”

“这真是奇怪，”他说，“但是这年头，什么不奇怪呢？”

他走进厨房。很快，更多的灯亮起来。舒适的橙黄色灯光。在这里，一切都显得很舒适。但是在外面……世界上……

我到底干了什么？

2

“我们为什么干杯？”我们端起酒杯时我问道。

“为了比现在更好的时代吧。这对你来说如何，埃平先生？”

“这很好。叫我杰克吧。”

我们碰杯，喝酒。我不记得上一次喝比孤星啤酒更烈的酒是什么时候。威士忌尝起来像是加热的蜂蜜。

“没有电吗？”我看着周围的油灯问道。他把灯的亮度都调到了最低，可能是为了省油。

他愁眉不展。“你不是这里人，对吧？”

这个问题我听到过，果品公司的弗兰克·阿尼塞问过。在我第一次造访过去的时候。那时，我撒了个谎。现在我不想撒谎。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哈里。”

他耸耸肩。“我们一个星期有三天能用电，今天是三天中的一天，但是晚上六点左右就停电了。我对州电力公司的信任和我对圣诞老人的信任一样。”

我思考这句话时，想起了汽车上的广告。“缅因州什么时候变成了加拿大的领土？”

他看了我一眼，表情似乎在说“你怎么这么傻”，但是我能看出来他觉得很享受。那种陌生和真实存在的感觉。我在想他上次跟人畅快地聊天是什么时候的事。“从2005年以后。有人撞到你的头，或是出了别的什么岔子吗？”

“说实话，是的。”我走到他的轮椅旁，用仍然灵活且并不疼痛的膝盖蹲下去，给他看我脑袋后面头发还没有长出来的地方。“几个月前，被人打得很重——”

“是啊，我看到你跑向孩子们时瘸着腿。”

“——现在有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我们脚下的地板突然摇晃起来。煤油灯的火焰在颤抖。墙上的照片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一幅两英尺高、摊开胳膊的耶稣石膏像朝壁炉架的边缘抖动。他看起来像是打算自杀。基于我观察到的事物的状态，我不责备他。

“砰响，”当石膏像不再颤抖时，哈里说道，“你记得这个，对吧？”

“不记得。”我站起身，走到壁炉架前，把耶稣像推回圣母身边。

“谢谢。有一半的信徒石膏像都从卧室的架子上掉落摔碎了，我哀悼每一位信徒。这些石膏像是我妈妈的。砰响就是地震。地震频繁发生，主要的地震发生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当然，还有欧洲和中国。”

“现在人们能把船停靠在爱达荷州，对吧？”

我还在壁炉架前，现在看着装了框的照片。

“目前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但是……你知道日本四岛消失了，对吧？”

我沮丧地看着他。“不知道。”

“三个小岛，但是北海道也消失了。四年前像电梯一样沉入该死的海洋。科学家预测这跟地壳有关。”他继续道：“他们说如果这一过程不停止的话，到2080年前后地球会被撕成两半。然后太阳系就会出现两个小行星带。”

我一口喝下剩余的威士忌，酒精刺激下，眼泪霎时间模糊了我的视线。当房间再次变得清晰时，我指着哈里五十岁左右时的一张照片。他仍然坐在轮椅里，但是看起来很强健，至少腰部以上是这样。西装裤腿在萎缩的腿上翻腾。他的旁边是位身着粉色裙子的女士，让我想起了1963年11月22日杰基·肯尼迪穿着的那条。我记得我妈妈告诫我千万别把相貌不雅的女人形容成“相貌丑陋”。她们应该算是，她说：“相貌不赖”。这个女人就是相貌不赖。

“你的妻子吗？”

“嗯。那一张是我们结婚25周年纪念日拍的。

她两年前去世了。这种情况有很多。政客们会告诉你是原子弹造成的——自从1969年河内地狱之后已经是28或者29次了。他们会发誓，直到他们累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伤口和癌症直到佛蒙特州扬基核电站发生中国综合症[191]之后才真正开始恶化。‘噢，’他们说，‘佛蒙特州不会有大地震，在这上帝的王国里，不可能会发生，只有普通的小规模摇晃和砰响。’是的。看看已经发生的情况吧。”

“你是说佛蒙特州的反应堆爆炸了？”

“辐射涌向新英格兰全境及魁北克南部。”

“什么时候的事？”

“杰克，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绝对不是。”

“1999年6月19日。”

“对你妻子的遭遇，我很遗憾。”

“谢谢你，年轻人。她是个好妻子。很可爱。她不应该遭受这个。”他缓慢地用胳膊擦拭眼睛。

“我很久没有谈论过她了，但是，很久没有人能聊天了。我再给你倒点儿酒怎么样？”

我用手指示意只倒一点点。我不想在这里待很久。我得迅速理解这个伪造的历史，这种黑暗。

我有很多事要做，尤其是要让我心爱的女人重获新生。这就意味着得再跟绿卡人聊一聊。我不想喝醉，但是再喝一点儿也无妨。我需要酒精。我的情感仿佛被冻结，这可能很好，因为我的意识正在眩晕。

“你是在春节攻势[192]期间瘫痪的吗？”我心想，肯定是的，但是原本情况可能更糟。在上一回合中，你牺牲了。

一开始，他一脸茫然，但稍后他脸上烟消云散。“我想是春季攻势，想想吧。我们把它称为1967年的西贡玩完战。我乘坐的直升机坠落了。我很幸运。那架飞机上的多数人都死了。有些是外交官，有些只是孩子。”

“1967年春季，”我说，“不是1968年。”

“对。你可能还没有出生，但是你肯定在历史课本里读过。”

“没有。”我让他再往我的酒杯里倒一点儿威士忌——仅仅盖住杯底——然后说：“我知道肯尼迪总统1963年11月差点被人暗杀。之后，我几乎一无所知。”

他摇摇头。“这可是我听过的最荒诞的健忘症。”

“肯尼迪连任了吗？”

“对阵戈德华特吗？那是肯定的。”

“他有没有让约翰逊做自己的竞选伙伴？”

“当然。肯尼迪需要得克萨斯。也得到了得克萨斯。康纳利州长在那一轮竞选中像个奴隶一样为他奔波，尽管他非常厌恶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他们将其称为尴尬的支持。因为那天在达拉斯几乎上演的事情。你肯定你不知道这一点？在学校从来没学过吗？”

“你亲身经历过的，哈里。就告诉我吧。”

“我不介意告诉你，”他说，“重提往事，年轻人。别看那些照片了。如果你不知道肯尼迪1964年连任的话，你肯定不会知道我的家人。”

啊，哈里，我想。

3

我小时候——四岁，可能只有三岁——一位醉酒的叔叔向我讲述了小红帽的故事。不是标准童话书里的版本，而是R级[193]的，充满尖叫、血腥以及伐木工斧头单调砰响的版本。我的记忆直到今天依然清晰生动，但是只记得几个细节：比方说，狼咧嘴大笑时的牙齿，浑身是血的祖母从狼裂开豁口的肚子里爬出来。我这是在用我的方式告诉你：如果你想听哈里·邓宁向杰克·埃平讲述的另一套简明世界历史，那么忘了它。不仅是发现事情变得多么糟糕会让你恐惧。而且还因为我将回到过去纠正事情。

然而，有些事情依然没变。比方说，全世界范围内对乔治·安伯森的搜寻。这里没有乐趣——乔治像克拉特法官[194]一样——但是在达拉斯的暗杀企图发生后的1948年里，安伯森几乎成了神秘人物。救星，或者阴谋的一分子？人们依惯例讨论这个问题，听哈里说到这里，我不可能不想到围绕李成功暗杀肯尼迪那个版本的所有阴谋理论。朋友们，我们知道，过去很和谐。

肯尼迪期待在1964年的竞选中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巴里·戈德华特。然而，他只以不足四十张选举团所投的选票胜出，差额仅仅让共和党支持者们认为体面尚存。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开始时，由于宣称北越“对于我们的民主的威胁还不如我们自己的学校和城市中的种族不平等的威胁大”，激怒了右翼选民和军火公司。他没有全面撤出美国军队，但是将他们局限在西贡及其周边地区，我们称之为——奇怪，奇怪——绿色区域。肯尼迪第二任期内没有投入大规模的部队，而是投入了大量金钱。这就是美国的方式。

六十年代大规模的民权改革并未发生。肯尼迪之后不是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而作为副总统的约翰逊无力帮他。共和党人和美国南部民主党人阻挠议案通过长达一百一十天。一位党员还倒地死亡，成为右翼英雄。肯尼迪最后放弃时，做了一场即兴演讲，这场演讲一直会萦绕在他的脑海里，直到1983年他去世：“白人美国已经将议院里填满引火物，现在它会开始燃烧。”

接下来发生的是种族骚乱。当肯尼迪忙于应付时，北越军队击败西贡——将我牵涉进来的那个人在一艘美国航空母舰甲板上的坠机事故中瘫痪。舆论转而开始反对肯尼迪。

西贡沦陷一个月之后，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被人暗杀。刺客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无赖特工，德怀特·霍利。在他自己被杀之前，他声称是受胡佛的指使实施袭击。芝加哥发生大火。美国其他十几座城市也燃起大火。

乔治·华莱士当选总统。但到那时，地震已经开始出现。华莱士对此也无能为力，于是他满足于用燃烧弹让芝加哥臣服。这一节，哈里说，发生在1969年6月。一年之后，总统华莱士给胡志明下了最后通牒：把西贡变成一座自由之城，像柏林一样，或者一座死亡之城，像广岛一样。

胡大叔拒绝了。如果他以为华莱士是在虚张声势，那他就错了。1969年8月9日，河内变成一朵蘑菇云，而二十四年前，哈里·杜鲁门在长崎扔下了代号“胖男孩”的原子弹。副总统柯蒂斯·李梅亲自负责这一任务。在一次全国演讲中，华莱士将其称之为上帝的意愿。多数美国人同意这一观点。华莱士的支持率很高，但是至少有一个人不同意。他的名字叫亚瑟·布莱默。1972年5月15日，当华莱士在马里兰州劳雷尔市的一家购物中心参加竞选活动谋求连任时被其射杀。

“用的是什么枪？”

“我想是点38式左轮手枪。”

肯定是。可能是警用手枪，也可能是胜利型手枪，在另一根时间丝弦上夺去提彼得警官生命的手枪一样。

我从此刻开始走神。“我得纠正这一切，纠正这一切，纠正这一切”的想法像铜锣一样敲打着我的脑袋。

1972年休伯特·汉弗莱当选总统。地震愈发严重。全世界自杀率飞速飙升。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195]遍地开花。孟买的名字没有从“Bombay”改成“Mumbai”。孟买成了癌症风暴中的辐射灰烬。

卡拉奇也是一样。只有当苏联、中国和美国承诺将两个国家炸回石器时代时两个国家的敌对才得以平息。

1976年，汉弗莱在东海岸对西海岸的选举中一面倒地输给了罗纳德·里根[196]。汉弗莱甚至没有保住自己的老巢明尼苏达州。

圭亚那的琼斯镇，两千人大规模自杀。

1979年11月，伊朗学生冲击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劫持的不是66名人质，而是200名。伊朗电视台上人头攒动。里根从河内地狱中学到了乖乖地让核武器待在炸弹舱、让导弹待在发射井里，但是他派出了大量部队。然后人质当然被屠杀，一群自称为基地组织——阿拉伯语是AlQaeda——的恐怖分子开始在这里、那里、到处埋置路边炸弹。

“那个混蛋可以无休止地演讲，但是他对好战的伊斯兰一窍不通。”哈里说。

披头士乐队再度复合，举办了和平音乐会。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人群中引爆了炸弹，炸死了三百名观众。保罗·麦卡特尼[197]在爆炸中失明。

稍后美国中西部燃起大火。

苏联解体。

有些团体——可能是苏联解体后极端流亡分子——开始向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出售核武器。

“到了1994年，”哈里不动声色地说，“那里的油田有很多黑玻璃。在黑暗中发光的那种。恐怖主义已经精疲力竭。有人两年前在迈阿密引爆了手提箱核武器，但是后果不严重。我的意思是，六十或者八十年之后人们就能再次在南海滩上开派对了——当然，墨西哥湾基本上变成了一片死海——但是只有一万人死于辐射中毒。那时，这已经不是我们的问题。缅因州通过公投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克林顿总统认为是一大解脱。”

“比尔·克林顿当了总统？”

“当然不是。他是2004年必赢的提名人，但是他在会上死于心脏病。他的妻子插了进来。她是总统。”

“干得怎么样？”

哈里摆摆手。“不错……但是你无法通过立法制止地震。这就是我们到最后可能面临的结局。”

头顶上，那种冰块撕裂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抬起头。哈里没有抬头。

“什么声音？”我问。

“年轻人，”他说，“没人知道。科学家们争执不下，但我想牧师们可能说得在理。他们说上帝准备毁掉他的所有杰作，就像参孙摧毁大衮庙[198]一样。”他喝光剩下的威士忌，脸颊泛起红晕……据我的观察，他的脸上没有辐射造成的伤口。“在这一点上。我想他们说的可能是对的。”

“万能的耶稣啊。”我说。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听够了历史吧，年轻人？”

够用一生。

4

“我得走了，”我说，“你没问题吧？”

“现在没问题。跟别人一样。”他仔细看着我。

“杰克，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怎么感觉跟你很熟？”

“或许是因为我们总是跟我们的善良天使很熟吧？”

“胡扯。”

我想离开。总而言之，我想经过下次重置，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简单。但是首先，因为这位善良的人在三次生命中都遭受巨大的折磨，我再次走近壁炉架，取下一幅装了框的照片。

“小心点儿，”哈里急躁地说，“这是我的家人。”

“我知道。”我把照片放到他粗糙而苍老的手上，一张黑白照片，从模糊的图像可以看出，是柯达相机拍摄的。“是你的爸爸照的吗？我这么问，是因为只有他不在照片里。”

他好奇地看着我，然后看着照片。“不是，”他说，“这张是1958年夏天一位女邻居帮忙照的。那时我的爸爸妈妈已经分居了。”

我在想女邻居是不是我看见的一边叼着烟、一边拿水龙头洗私家车并喷狗的那个女人。不知怎么的，我确定就是她。声音从我的脑海深处，就像从深井中传来一样，我听到跳绳女孩们的歌声：“我老子开着潜水艇。”

“他有酗酒的毛病。在那时候，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多男人烂醉如泥还跟他们的妻子住在一起，但是他喝了酒就会撒酒疯。”

“我知道。”我说。

他再次看着我，目光更加犀利，然后笑了。多数牙齿已经脱落，但是笑容依然可爱。“我怀疑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多大了，杰克？”

“四十。”尽管我敢肯定我看起来显得更苍老些。

“也就是说你是1971年出生的。”

实际上是1976年，但是如果不谈我钻进兔子洞里，像爱丽丝在镜中世界一般度过的五年，这还真没法跟他说明白。“很接近了，”我说，“照片是在科苏特街拍摄的。”我用德里的腔调说科苏特。

我敲敲埃伦，她站在她妈妈的左边，我想起了跟我在电话上聊过天的成年版——把那一位称作埃伦2.0吧。还想起了——必然的——埃伦·多克蒂，我在约迪认识的和谐版本。

“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但是她是红头发，对吧？缩微版的露西尔·鲍尔。”

哈里无言以对，瞠目结舌。

“她演喜剧了吗？或者别的什么？在广播或者电视上？”

“她在缅因州加拿大广播公司上做DJ秀，”他无力地说，“不过你怎么……”

“这是特洛伊……和阿瑟，也叫图加……这是你，你妈妈用胳膊抱着你。”我笑了，“就像上帝安排的一样。”如果能继续保持那种状态就好了。如果。

“我……你……”

“你爸爸被人谋杀了，对吧？”

“是的。”鼻子里的套管倾斜了，他将它推正，手缓慢地移动，像是在睁着眼睛做梦。“他在朗维尤墓地为祖父母献花时被人枪杀。距离这张照片拍摄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警察逮捕了一名叫比尔·图尔考特的男子——”

噢。我没看到这一点。

“——但是他有足够的不在现场证据，警方不得不放走他。凶手一直没有抓住。”他捧起我的双手。“先生……年轻人……杰克……这有点儿疯狂，但是……你是不是杀害我爸爸的凶手？”

“别胡说。”我拿过照片，挂回墙上。“我1971年才出生，记得吗？”

5

我沿着美茵大街往前走，回到前面破败的毛纺厂以及废弃的快闪便利店。我低头前行，没有看“塌鼻子”和“屁股孩”跟他们的同伙是否还在附近。我想如果他们还在附近哪个地方，他们会跟我保持安全距离。他们以为我疯了。可能我真的疯了。

“我们这儿的人都疯了”是柴郡猫告诉爱丽丝的话。然后它就消失了。当然除了大笑之外。

据我的回忆，大笑停留了一会儿。

我现在的理解更加深刻。不是说所有的方面都明白。我怀疑就连卡片男也未必完全明白（他们在履职一段时间之后，几乎仍然什么都不明白），但是这不能对我不得不做的决定有所帮助。

当我钻下锁链时，远方想起了爆炸声。这并未让我惊跳。我想现在有很多爆炸。当人们开始失去希望时，肯定会有很多爆炸。

我走进便利商店背后的浴室，差点绊倒在羊皮夹克上。我把夹克踢到一边——我即将前往的地方不再需要它——缓慢地跨过成堆的箱子，箱子看起来酷似李的狙击手掩体。

该死的和谐。

我挪开足够的空间，进入角落，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身后的箱子重新码好。我迈着细小的步子往前走，再次想起人在黑暗之中试探楼梯顶端的情形。但是这一次没有台阶，只有双重影像。我往前挪动，看着我的下半身闪闪发光，然后我闭上眼睛。

又一步。再一步。现在我的双腿感到温暖。

我又走两步，阳光将我眼皮底下的黑色照成红色。我再走一步，听到脑袋里的爆裂声。当爆裂声消失时，我听见织机发出的“沙——呼，沙——呼”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肮脏的废弃公厕的臭味已经变成纺织厂满负荷运行的味道，那时，环保署还不存在。我的脚下是开裂的水泥，而不是剥落的漆布。我的左边是巨大的金属容器，里面装满边角布料，上面盖着粗麻布。我的右边是烘干房。时间是1958年9月9日上午11点58分。哈里·邓宁再次变成小男孩。卡罗琳·波林在里斯本高中上第五学期，可能正听着老师讲课，也可能在做白日梦，梦见某个男孩，或者梦见几个月之后怎么跟爸爸去打猎。萨迪·邓希尔，还没有嫁给扫帚先生，正住在佐治亚州。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跟海军陆战队一起在南中国海。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还是马萨诸塞州的年轻议员，做着他的总统梦。

我又回来了。

6

我走到铁链前，钻了过去。在另一边，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排练着下一个动作。然后我对着烘干房尽头说话。在拐角处，绿卡人靠在墙上。不过扎克·朗的卡片已不再是绿色。卡片已经染上浑浊的赭色阴暗，介于绿色与黄色之间。他不合时宜的外套灰尘扑扑，之前神采奕奕的毡帽变得破败。他的脸颊，之前刮得十分整洁，现在长满胡楂……部分胡须已经发白。眼睛布满血丝。他没有喝酒——至少我没有闻出酒味——但是我想他很快就会去喝上一杯。毕竟，绿色前线位于他的狭小活动范围之内。在脑海里紧握所有这些时间丝弦肯定痛苦不堪。多重过去已经很糟，再加上多重未来呢？任何人都会借酒浇愁，如果有酒的话。

我在2011年待了一个钟头。或许更久。对他来说是多久呢？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

“感谢上帝。”他说……跟他之前说的一样。但是当他再次伸手捧起我的手时，我把手缩回来。这是——还有外套、帽子，以及帽圈上的卡片——酒鬼的双手。

“你知道你该做什么。”

“我知道你想让我怎么做。”

“这跟想不想没关系。你得最后一次回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会从餐馆出去。很快餐馆就会被拉走，届时，引起这一切疯狂事件的气泡就会爆裂。泡沫存在了这么久，真是个奇迹。你得结束这个轮回。”

他又把手伸过来。这一次，我不仅把手缩回来，还转身跑向停车场。他跑着追我。我膝盖受伤跑不快，他离我非常近。我能听到他就在我身后，我跑过有天晚上在坎德尔伍德小屋院子里看到并不予理睬的普利茅斯复仇女神一样的汽车。然后就到了美茵大街和老路易斯顿路的交叉路口。在另一边，永恒的乡村摇滚乐叛逆少年站在果品公司前面，一只靴子靠在墙上。

我跑过火车轨道，担心受伤的腿会在石块上背叛我，但是朗绊了一跤，跌倒下去。我听到他喊叫——绝望而孤独的叫声——立即感到一阵同情。那家伙有艰难的责任。但是我没有让同情减慢我的脚步。爱情的力量是残酷的。

路易斯顿快线公共汽车抵达。我蹒跚着走过交叉路口，司机朝我按响喇叭。我想起另一辆公共汽车，装满前去观看肯尼迪群众的汽车。当然他们也是去看肯尼迪夫人，肯尼迪夫人穿着粉色套装。玫瑰花摆在座位上，在两个人中间。不是黄色，而是红色。

“吉姆拉！回来！”

这就对了。我就是吉姆拉，罗塞特·坦普尔顿噩梦里的怪物。我瘸着腿经过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已经甩开了赭卡人。我会赢得这场比赛。我是杰克·埃平，高中教师；我是乔治·安伯森，有抱负的小说家；我是吉姆拉，每走一步都威胁着整个世界。

但是我继续往前跑。

我想到萨迪，高挑、优秀而美丽，我继续往前跑。容易出事的萨迪会绊倒在名叫约翰·克莱顿的恶棍身上。在他身上，萨迪将受到的伤害远胜胫骨之痛。“为爱而迷失的世界”——是德莱顿说的还是蒲柏说的？

我在泰特斯雪佛龙前停下来，急促地喘气。街对面，快乐白象的业主，垮掉的一代，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看着我。赭卡人站在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巷子口。显然，他朝那个方向只能走到那里。

他朝我伸出双手，这很糟糕。然后他双膝跪地，双手紧抱在胸前，这更加糟糕。“请不要这么做！你知道这么做的代价！”

我知道，但是依然继续前行。交叉路口旁圣约瑟夫教堂前有座电话亭。我把自己关进电话亭，翻看电话簿，投进一角硬币。

的士司机赶来，正吸着好彩牌香烟，收音机调到了WJAB。

历史重复着自身。

最后的笔记

1958年9月30日

我藏进塔马拉克汽车旅馆的7号。

我从鸵鸟钱包里掏钱付账，钱包是一位老伙计给我的。钱，跟在红加白商店买的肉和在梅森男装店买的衬衫一样，留了下来。如果每次造访都是一次彻底的重置，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存留下来，但重置并不彻底，它们依然存在。钱不是阿尔给的，但至少霍斯蒂特工让我跑路，这对整个世界来说可能是件好事。

抑或不是好事。我不得而知。

明天是10月1日。在德里，邓宁家的孩子们会期待着万圣节，并已经开始计划他们的装束。

埃伦，那个红发女孩儿，打算装扮成夏秋冬春公主。她将永远没这个机会了。如果我今天去德里，我就能杀掉弗兰克·邓宁，挽救埃伦的万圣节，但是我不会。我也不会去达拉姆避免卡罗琳·波林被安迪·卡勒姆枪伤。问题是，我会不会去约迪？我无法拯救肯尼迪，这根本不可能，但是世界未来的历史会不会脆弱到不能承受两位高中教师相遇并相爱？结婚，伴着披头士乐队的乐曲《我想握住你的手》舞蹈，并过上平平淡淡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她可能不想跟我扯上任何关系。我们也不再是35岁和28岁。这一次我会是41岁或者43岁。我看起来更显老。但是我相信爱，你明白。爱是可以随身携带的魔法。我不认为爱在星星上存在，但是我的确相信血脉会呼唤血脉，思想会呼唤思想，心灵会呼唤心灵。

萨迪跳着麦迪逊，表情兴奋，面带微笑。

萨迪让我舔她的嘴。

萨迪问我想不想进去吃奶油蛋糕。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么问是不是太过火？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在这儿干了什么，你会问，既然我已经放下我善良天使的翅膀？我已经写了下来。我有支钢笔——迈克和博比·吉尔送给我的那支，你记得他们——我沿着马路走到市场上，又买了十支笔芯，墨水是黑色的，很适合我的心情。我还买了二十几本拍纸簿，被我写得只剩下一本。市场旁边是家西部汽车公司商店，我从里面买了一把铲子和一只扁平箱，带密码的那种。全部费用加起来是17美元19美分。这些东西足以让整个世界变得黑暗肮脏吗？那位银行职员，他的人生轨迹——仅仅是通过我们短暂的交易——会被改变，他身上会发生什么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曾经给了一位高中橄榄球员一次当演员的机会，他的女友毁容。你可以说我不负责任，但是我更加清楚，不是吗？蝴蝶展开了翅膀。

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整日写作，从早到晚。有时一天十二个小时，有时十四个小时。奋笔疾书。我的手也变得酸痛。我将手在水里浸一会儿，然后继续。有些晚上，我去里斯本路边餐馆，对于散客有优惠：30美分。我坐在小吃店前的折叠椅里，靠近孩子的游乐场。我又看了一遍《夏日春情》。还看了《桂河大桥》和《南太平洋》。我看了恐怖双片连映《苍蝇》和《陨星怪物》。我在想我造成了什么改变。我在想，如果我拍死一只虫子，对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或者四十年之后有什么改变。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的确知道。过去很执拗，原因跟龟壳很顽固是一个道理：因为里面的肉很嫩，毫无防备。

还有别的。日常生活的多种选择和可能就像我们随之起舞的音乐。就像吉他上的琴弦。拨动琴弦就会产生悦耳的声音。一种和声。但是增加琴弦的数量。十根琴弦，一百根，一千根，一百万根。那样声音会相乘。哈里不知道那宛如冰裂的声音是什么，但是我坚信我知道。那就是太多的琴弦创造的和声。

将C调唱得足够响亮而准确的话，能震碎水晶。用你的立体声演奏正确的和声音符你就能震碎玻璃。接下来（至少对我来说）如果你在时间这把乐器上添置足够的琴弦，你就能震碎现实。

但是重置每次几乎都很彻底。当然，它会留下残留。赭卡人说了这一点，我相信他的话。但是如果我不做巨大的改变……如果我不做别的，只是去约迪再次跟萨迪初次相遇……如果我们碰巧能彼此倾心……

我希望这会发生，心想很可能会发生。血脉会呼唤血脉，思想会呼唤思想，心灵会呼唤心灵。她会想要孩子，我也会。我告诉我自己，一个或者几个孩子也没什么区别。或者没有很大区别。或者两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毕竟，那是大家庭的时代）。我们会平静地生活。我们不会兴风作浪。

不过每一个孩子就是一朵浪花。

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朵浪花。

“你得最后一次回去，”赭卡人说你得结束这个轮回。“这跟想不想没关系。”

我真的忍心为了我心爱的女人置整个世界——可能是现实本身——于危险之中？李的疯狂显得微不足道。

帽圈上插着卡片的男人在烘干房旁等着我。我能感觉到他在那里。或许他没有发出思想的电波，但是感觉的确像有。回来。你不必做吉姆拉。还不太晚，还可以做回杰克。做个好人，做个善良天使。别管拯救总统，拯救世界。趁还有时间，赶紧回来。

是的。

我会的。

我可能会的。

明天。

明天很快，不是吗？

1958年10月1日

仍然待在塔马拉克。仍然在写作。

我对克莱顿的不确定是最糟糕的地方。我把最后一支笔芯拧进笔管时在想克莱顿。现在我还在想克莱顿。如果我知道她不会受到他的伤害，我想我就可以放手。如果我把自己从等式中减掉，约翰·克莱顿还会出现在蜜蜂树巷萨迪的住处吗？

或许看到我们在一起他才疯掉的。但是他知道我们的事之前就跟踪萨迪到了得克萨斯。如果他故技重施，这一次他可能会割断萨迪的喉咙而不只是划伤她的脸颊。德凯和我不会在那里阻止他，当然。

不过他可能的确知道我们的事。萨迪可能写信给萨凡纳的朋友，那位朋友可能又告诉另一位朋友，然后萨迪跟一个男人——一个不知道扫帚的男人——在一起的消息传到了前夫的耳朵里。

如果因为我不在那里惨剧都不会发生的话，萨迪就会没事。

淑女，还是老虎？[199]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天气转凉，秋天到来。

1958年10月6日

昨晚我去了路边餐馆。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周末。星期一他们会贴出“本季关闭”，并加上“59年双倍精彩”的话。最后的节目包括两部电影短片，一部《兔八哥》卡通片，和另两部恐怖电影《恐怖盛宴》和《心惊肉跳》。我坐进平常坐的折叠椅，《恐怖盛宴》我看得心不在焉。感觉很冷。我有钱买件外套，但是现在我不敢买什么东西。我总是担心买东西会招致改变。

当第一部电影结束时，我走进小吃店。想喝杯热咖啡。（我心想这不会改变太多，又想，你怎么知道呢。）出来时，儿童游乐场上只有一个小孩儿，仅仅一个月前，幕间休息时里面满是小孩儿。那是个小女孩儿，穿一件牛仔夹克，明亮的红色裤子。她正在跳绳。看起来像罗塞特·坦普尔顿。

“一路向前走，路上泥水流，”她唱道，“我踢到脚趾头，脚趾头鲜血流。你们都在这儿？数一数，一二三四五！我最爱，是蝴蝶！”

我无法逗留，浑身哆嗦得厉害。

或许诗人会为了爱而牺牲整个世界，但是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不能。明天，如果兔子洞还在那里的话，我准备回去。但是回去之前……

我在小吃店里买的不止是咖啡。

1958年10月7日

我从西部汽车公司商店里买的带锁的箱子放在床上，敞着。铲子放在衣柜里（我不知道女仆会怎么想）。我最后一支笔芯里的墨水不多了，但是没关系。再写两三页就写完了。我会把手稿放进箱子，然后将它埋在我之前处理手机的池塘附近。我会将其深深掩埋在那柔软乌黑的土壤中。可能有一天，有人会找到它。或许就是你。如果有未来，并且有你存在的话，当然。这我很快就会知道。

我告诉自己（既抱有希望，又满怀恐惧）我在塔马拉克的三个星期不会改变太多。阿尔在过去待了四年，结果回到了完整的现实……尽管我承认我怀疑他跟世贸中心浩劫或者日本大地震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我告诉自己没有关联……但是我禁不住会这样想。

我也应该告诉你，我已不再把2011年当做现在。菲利普·诺兰[200]是“没有国家的人”，我则是个没有时间范围的人。我怀疑我将永远如此。即使2011年仍然在那里，我也将成为一位陌生的造访者。

我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张明信片，上面是停在大屏幕前的汽车。这是里斯本路边餐馆小吃店里出售的唯一一种明信片。我写下留言，并填上地址：得克萨斯州约迪镇约迪高中迪肯·西蒙斯先生收。我开始写德诺姆联合高中，但是约迪高中直到第二年或者第三年才改名为德诺姆联合高中。

留言的内容是：“亲爱的德凯，当你的新图书管理员到来后，请留意她的安全。她需要一位善良天使，特别是1963年4月。请相信我。”

“不要，杰克，”我听到赭卡人低声说，“如果约翰·克莱顿准备杀她但是没有得手，改变就会发生……而且，你已经亲眼目睹，改变从来都不是积极的。不管你的出发点多么善良。”

但那是萨迪！我告诉他，尽管我不是一个轻易会哭的人，现在眼泪却开始流淌。泪水刺痛眼睛，灼烧脸颊。是萨迪啊，我爱她！有人要杀她，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回答就跟过去本身一样执拗：“结束这个轮回。”

于是我把明信片撕得粉碎，扔到房间里的烟灰缸上，点火烧掉。没有烟感器鸣响，向世界警报我的所作所为。只有我自己的啜泣声。像是我亲手杀了她。很快我就会烧掉装着手稿的箱子，然后回到里斯本福尔斯，在那里，赭卡人无疑会非常高兴。我不会叫出租车，我想借着月色一路走回去。我猜我想说再见。我并没有真的心碎。如果心能碎的话。

现在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上床睡觉，我会把泪水浸湿的脸埋在枕头上，向我无法相信的上帝祈祷，求他派一位善良天使让萨迪能够活下来，能够爱，能够跳舞。

再见，萨迪。

你永远不认识我，但是我爱你，亲爱的。

世纪公民（2012）

1

我想有名的富客汉堡之家现在已经不在，被里昂·比恩取代，但是我不敢确定。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在因特网上查证过。我只知道，在我经历了所有冒险之后它依然在那里。周围的世界也依然在那里。

至少目前如此。

我不知道比恩是因为那是我在里斯本福尔斯的最后一天。我回到萨巴特斯的家，补了一觉，然后打包两个手提箱，载上猫咪，开车南下。我在马萨诸塞州小镇韦斯特伯勒停下来加油。一个男人对生活没有具体的希望和期待感觉也很好。

我在韦斯特伯勒的汉普顿酒店住了第一晚。

那里有无线局域网。我访问网络——心跳加速，眼前闪着光点——访问了达拉斯《新闻早报》的网站。敲进我的信用卡账号（这一过程重复了几次，因为我的手指抖得厉害），进入档案资料库。

有关一位不知名的攻击者袭击埃德温·沃克的新闻出现在1963年4月11日的报纸上，但是4月12日的新闻没有萨迪的消息。接下来的一周没有，两周仍然没有。我继续搜索。

我在4月30日的新闻中找到我要找的内容。

2

精神病人砍伤前妻，之后自杀

厄尼·卡尔弗特撰稿

（约迪）77岁的迪肯·“德凯”·西蒙斯和德诺姆联合学区负责人埃伦·多克蒂星期天晚上迟来一步，未能阻止萨迪·邓希尔被严重砍伤，但是对于这位备受欢迎的28岁图书管理员来说，情况原本可能更糟。

据约迪镇警官道格拉斯·里姆斯的描述：“如果德凯和埃利没有及时赶到的话，邓希尔小姐几乎肯定会丧命。”

两位教师带来了金枪鱼焙盘和面包布丁。两位对自己的英雄行为都不愿多谈。西蒙斯只说道：“我希望我们能更早赶到。”

据里姆斯警官透露，西蒙斯制伏了来自佐治亚州萨凡纳、比自己年轻许多的约翰·克莱顿，幸亏多克蒂之前将焙盘扔向克莱顿，分散了他的注意。西蒙斯卸下了他的一把小型左轮手枪。克莱顿随即掏出伤害他妻子的匕首割断了自己的喉管。西蒙斯和多克蒂小姐试图阻止流血，但是无能为力。克莱顿被宣告当场死亡。

多克蒂小姐告诉里姆斯警官克莱顿可能已经跟踪他的前妻数月之久。德诺姆联合高中的职员已经得到过警示，说邓希尔小姐的前夫可能很危险，邓希尔小姐本人还提供了一张克莱顿的照片，但是多克蒂校长称克莱顿伪饰过自己的外貌。

邓希尔女士被救护车转移到达拉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已无大碍。

3

我不是一个轻易会哭的人。但那天晚上我哭了很久。那天晚上，我一直哭到睡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第一次睡得很沉，很宁静。

活着。

她还活着。

一生留下伤疤——噢，是的，毫无疑问——但是还活着。

活着，活着，活着。

4

世界还在那里，依然和谐……抑或是我让它变得和谐。当我们自己创造和谐的时候，我猜我们将其称之为习惯。我成了韦斯特伯勒学校的代课教师，然后变成全职教师：我一点也不奇怪，当地高中的校长是位具有雄心壮志的橄榄球怪人，名叫博尔曼……就像我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认识的一位教练。我跟里斯本福尔斯的老朋友们保持了一阵子的联系，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这就是生活。

我再次检查达拉斯《新闻早报》的档案，在1963年5月29日的报纸上找到一则很短的消息：约迪图书管理员出院。消息很短，几乎没有什么详情。只有她的健康状况和未来的计划。没有照片。隐藏在第20页、夹在打折家具广告和上门推销广告中间的短消息，从来都没有图片。这是生活的真理之一，就像你在厕所里或者洗澡时电话总会响起一样。

回到现在的国度之后的一年里，有些网站和搜索话题我有意避开。我是否受到诱惑？当然。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你每找到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比方说发现你心爱的女人从前夫的手里幸存下来——就会遇到两件让你伤心的事。一个搜索某人消息的人可能会发现这个人已经死于事故。吸烟过多死于肺癌，或者自杀。在这个案例中这个具体的人很可能是由于酗酒和安眠药的共同作用而死亡。

萨迪独自一人，没有人拍醒她，将她按到冷水淋浴下。我不想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

我利用因特网备课，利用因特网查看电影列表，每周一两次我会用因特网查看热门视频。我就是不用它来搜索萨迪的消息。我想，如果约迪有份报纸的话我可能会更受诱惑，但是当时没有，现在肯定也没有，因为因特网正逐渐扼杀印刷媒体。此外，老话说得好：“千万不要从节孔里偷窥，否则你会苦恼。”人类历史上是否出现过比因特网更大的节孔呢？

她从克莱顿手下幸存下来。我告诉自己，我对萨迪消息的接收最好到此为止。

5

如果我的高级英语班上没有一位转校学生的话，消息就会到此为止。时间是2012年4月。本来可能是在4月10日，袭击埃德温·沃克四十九周年的日子。她的名字叫埃林·托利弗，她家从得克萨斯州基林市搬到了韦斯特伯勒。

那地方我非常熟悉。在基林，我买了橡胶安全套，药剂师会意地邪笑。“别干违法的事，年轻人。”他告诫我。在基林，萨迪和我在坎德尔伍德小屋共同度过无数个甜蜜夜晚。

在基林，有份名叫《基林周报》的报纸。

在她上课的第二个星期——到那时，我的高级英语班上的这位新学生已经结交了几位新的女朋友，也吸引了好几位男生，正在顺利适应——我问埃林《基林周报》现在是否还在出版。她的脸霎时亮起来。“你去过基林，埃平先生？”

“很久之前去过。”我说——对于这句话，测谎仪的指针肯定会纹丝不动。

“还在出版。妈妈经常说她只用那份报纸包鱼。”

“上面还有约迪活动专栏吗？”

“上面有达拉斯南部每个小镇的活动专栏，”

埃林咯咯地笑着说，“我敢打赌，如果你真想看的话，你能从网上找到，埃平先生。网上什么都有。”

她说得绝对正确，我拖延了一周时间。但有时候，节孔的诱惑力真是太大了。

6

我的意图很简单：我会去档案库（假设《基林周报》有档案库的话）搜索萨迪的名字。我明知这么做不可取，但是埃林·托利弗无意间搅乱了我业已平静的情绪，我知道只有查看之后我的心才能恢复平静。结果是，根本不需要访问档案库。我发现我要找的内容并不在约迪活动这一栏，而是在时事报道的第一页。

“约迪为7月份的百年纪念挑选‘世纪公民’”，大标题写道。标题下面有张照片……她现在八十岁，但是有些脸你无法忘记。摄影师可能已经告诉她侧着脸，以便隐藏左脸，但是萨迪坦然面对镜头。为什么不呢？伤疤结了很久，划伤她的人已经长眠地下。我以为这会让她的脸更有性格，但是当然，我有偏见。在爱人的眼里，天花的疤痕也很美丽。

六月底，学校放假以后，我打包手提箱，再次前往得克萨斯。

7

得克萨斯州约迪镇一个夏日的黄昏。约迪比1963年面积更大，但也大不了多少。萨迪·邓希尔曾在蜜蜂树巷上居住过的地方有家箱包厂。理发店已不复存在，我曾经给森利纳加过油的城市服务公司加油站现在变成了7-11连锁店。阿尔·史蒂文斯过去售卖叉角羚肉汉堡和牧豆薯条的地方变成了地下通道。

约迪百年纪念的演讲已经结束。被历史学会和镇议会选定作为世纪公民的女士演讲非常简短，镇长的讲话缓慢而冗长，但是很有见地。我听说萨迪担任过一届镇长，还在得克萨斯州议会中任职四届，但她还做了很多其他事情。她做了很多慈善工作，不遗余力改进德诺姆联合高中的教育质量，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在休息日做志愿者。参与了得克萨斯州图书馆为盲人学生设立的项目，投身改善退伍军人的医疗服务行动，并不遗余力（一直坚持到80岁）为家庭贫困的精神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1996年，她有机会进入美国国会，但是她拒绝了，理由是她在基层有很多事可做。

她没有再婚。从未离开约迪。她依然很高，身体没有弯曲，但是患有骨质疏松。她依然美丽，颀长的白发从背上几乎流淌到腰部。

现在所有的演讲结束，美茵大街道路封闭。

两个街区长的商业区两端都竖着旗帜：

街舞，晚上7点直到午夜！

你一定要参加！

萨迪被表达祝福的人团团围住——有些人我仍然认得——于是我走到DJ台前，那地方以前是西部汽车公司商店，现在是沃尔格林零售连锁店。负责唱片和CD的是一位六十岁上下的男子，头发稀疏发白，挺着个啤酒肚。但是我在哪里见过他的方腿粉边眼镜。

“你好，唐纳德，”我说，“你还留着这堆碟片。”

唐纳德·贝林厄姆抬起头，看着我笑笑。“一直随身携带。我认识你吗？”

“不认识，”我说，“我妈妈六十年代初参加了你主持的舞会。她说你偷了你爸爸的大乐队唱片。”

他咧嘴笑起来。“是的，挨了一阵痛骂。你妈妈是谁？”

“安德烈娅·罗伯逊。”我随便说了个名字。安德烈娅是我第二学期美国文学班上最优秀的学生。

“对，我记得她。”模糊的笑容表明他并不记得。

“我想你之前的老唱片早就不在了吧？”

“天呐，不在了。早就不在了。但是我有各种大乐队的CD。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是的。但是有点儿特别。”

他笑了。“没关系。”

我告诉他我的请求，唐纳德——跟之前一样急于讨好——答应了。当我朝街区尽头走去时，我来寻找的女士正向镇长走去。唐纳德在身后叫我。“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安伯森，”我回头说，“乔治·安伯森。”

“你想在8点15分要吗？”

“准时。时间很关键，唐纳德。让我们期待时间配合吧。”

五分钟之后，唐纳德·贝林厄姆播放了震撼的《舞步回旋》，得克萨斯夕阳之下，舞者满街。

8

8点10分，唐纳德播放了阿兰·杰克逊[201]的一首舒缓的舞曲，连成人都可以跳舞的曲子。演讲结束之后，萨迪第一次一个人独处。我走上前去。心跳加速，似乎摇撼着整个身体。

“邓希尔女士？”

她转过身，笑着微微抬头。她很高，但是我更高。一直如此。“嗨。”

“我叫乔治·安伯森。我想告诉你，对你所做的一切，我很敬佩。”

她的笑容变得疑惑起来。“谢谢你，先生。我认不出你，但是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熟。你是约迪人吗？”

我再也不能穿越时空，更不能读懂心灵，但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在梦里听过那个名字。

“是，也不是。”在她穷究这个问题之前我问道，“能告诉我是什么燃起你对公共事业的热情吗？”

她的笑容现在从嘴角黯淡下去。“你想知道这一点是为了——”

“是因为暗杀吗？肯尼迪被暗杀？”

“嗯……我想是吧，从某种角度上说。不管怎么说，我愿意设想我可能会接触更广阔的世界，但是我猜是从那儿开始的。那件事给得克萨斯这块地方留下了……”她的左手不自觉地举到脸旁，然后放下。“……这样的伤疤。安伯森先生？我是在哪里认识你的？因为我的确认识你，我敢肯定。”

“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她愈加困惑地看着我。我瞥了一眼手表。8点15分。时间差不多了。除非唐纳德忘记，当然……我想他不会忘记。套用五十年代老歌里的歌词来说，有些东西是注定的。

“1961年的萨迪·霍金斯舞会。博尔曼教练的妈妈髋部骨折了，是谁陪你跳舞的？你记起来了吗？”

她张大嘴巴，然后缓缓合上。镇长和他的夫人走过来，看着我们正聊得投入，又转身走开。我们现在身处我们的小胶囊里，只有杰克和萨迪。跟很久以前一样。

“唐·哈格蒂，”她说，“当时跳得就像白痴一样。安伯森先生——”

但是她话没说完，唐纳德·贝林厄姆的声音就从八个高高的扩音器中传来，正好准时：“好的，约迪的朋友们，现在是来自过去的冲击波，一首举足轻重、出类拔萃、应邀播放的曲子！”

然后音乐开始，来自久已消失的乐队的铜管前奏：

“吧哒哒……吧哒哒迪咚……”

“噢，上帝啊，《喜悦心情》，”萨迪，“我们曾经伴着这首歌跳过林迪。”

我伸出手。“来吧。我们来跳。”

她笑了，摇摇头。“恐怕我跳摇摆舞的日子早已远去，安伯森先生。”

“但是你还可以跳华尔兹。就像唐纳德过去常说的：‘只管从座位上站起来。’请你叫我乔治吧。”

大街上，人们成双成对地跳着吉特巴。有些甚至想跳林迪，但是没有人能像我和萨迪当年跳得那么出色。远远不及。

她抓起我的手，好像在梦里。她就在梦里，我也在梦里。跟所有甜蜜的梦一样，梦很短暂……但是正是短暂铸就甜美，不是吗？是的，我以为如此。因为时间逝去后，你永远无法找回。

舞会灯光挂在街头，黄色、红色和绿色的灯。萨迪绊倒在别人的椅子上，但是我有所防备，轻易用胳膊接住了她。

“对不起，我很笨。”她说。

“你一直都是这样。这正是你的一个可爱之处。”

在她提问之前，我把胳膊绕过她的腰。她也用胳膊抱住我的腰，仍然抬着头看我。灯光从她脸上滑过，照亮她的眼睛。我们紧扣双手，手指自然交叠，对我来说消逝的这些年就像一件既太重又太轻的外套。在那一刻我只希望：她没有繁忙得无暇找个好男人，一个消除约翰·克莱顿扫帚和一切的男人。

她对我轻声说话，声音在背景音乐里几乎难以辨别，但是我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我总是能听清楚。“你是谁，乔治？”

“与你在另一重生命中相识的人，亲爱的。”

我们伴着音乐，穿越时空，尽情舞蹈。

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

缅因州洛弗尔市

2009年1月2日—2010年12月18日

后记

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但是两个问题仍然困扰着大家：李·奥斯瓦尔德真的是扣动扳机的人吗？果真如此的话，他是否独自一人参与行动？我在《11／22／63》中所写的内容并不会回答以上两个问题，因为时空穿越只是有趣的虚构。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好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依然存在，我想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满意的回应：卡伦·卡琳。不只是历史的注脚，而是注脚的注脚。而且……

杰克·鲁比在达拉斯拥有一家脱衣舞表演夜总会，名叫旋转木马夜总会。卡琳的母亲，艺名叫做小林恩，在夜总会跳舞。在暗杀发生当晚，鲁比接到了卡琳小姐的电话，说她十二月份的房租还欠二十五美元，急切希望鲁比能借钱给她，免得她被扫地出门。他会帮忙吗？

杰克·鲁比脑子里正被别的事情占据，对她言辞粗鲁（实际上，这是达拉斯才华横溢的杰克唯一的一面）。他非常震惊备受尊敬的总统在自己的城市被人暗杀，并反复向朋友和亲戚表示这对肯尼迪夫人和她的孩子非常糟糕。想到肯尼迪夫人不得不回到达拉斯参加奥斯瓦尔德的审判，鲁比十分痛心。这位遗孀会成为全国的奇观，用他的话说。她的悲痛将成为小报的爆料。

当然，除非李·奥斯瓦尔德黯然倒下。

达拉斯警察局的所有人跟杰克至少都有点头之交。他和他的“妻子”——他这么称呼他的小腊肠狗希巴——经常造访达拉斯警察局。他分发夜总会的免费入场券，当警察造访他的夜总会时，他赠送免费饮料。于是11月23日，星期六，当他出现在警察局时没人留意。当奥斯瓦尔德被带到媒体面前，声称自己无辜时，鲁比正在那里。

他带了枪（没错，又是一把点38式柯尔特眼镜蛇手枪），他已蓄谋杀掉奥斯瓦尔德。但是房间里很挤，鲁比被推到后面。然后，奥斯瓦尔德安然离去。

于是杰克·鲁比放弃了。

星期天临近中午，他去了距离达拉斯警察局一个街区远的西联汇款公司，给小林恩汇了一张二十五美元的汇票。然后他闲逛着走进警察局。他以为奥斯瓦尔德已经被转移到了达拉斯县监狱，所以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警察局前他感到很惊讶。人群中有记者、新闻采访车，还有普通观众。转移行动没有如期进行。

鲁比带着枪，慢慢走到警察局的车库。毫无阻碍。有些警察甚至向他问好，鲁比也向他们问好。奥斯瓦尔德还在楼上。在最后一刻，他还问看守他能不能穿上毛衣，因为他的衬衫上有个洞。绕道取毛衣花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但是这已经足够——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鲁比射中了奥斯瓦尔德的肚子。当一大堆警察将杰克按倒在地时，他还喊道：“嗨，伙计们，我是杰克·鲁比！你们都认识我！”

奥斯瓦尔德随即死于帕克兰医院，没有机会做任何陈述。因为那位急需二十五美元的脱衣舞者，因为奥斯瓦尔德想穿毛衣爱炫耀，他没有得到审判，没有机会认罪。他有关1963年11月22日的事件最后的陈述就是：“我是个替罪羊。”关于他所说的是否是真话的争论从未休止。

在小说一开始，杰克·埃平的朋友阿尔认为奥斯瓦尔德是独行枪手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五。在阅读了跟此话题相关、几乎跟我一样高的一摞书籍和文章之后，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八，甚至百分之九十九。因为所有这些描述，包括阴谋理论家们的描述，都给我讲述了同样简单的美国故事：这是一位醉心名声而又十分危险的无名小卒，发现自己正好处于合适的位置，能够赌赌运气。成功的几率很高吗？是的。那种几率跟彩票中奖的几率一样，但是每天都有人中奖。

我准备写这部小说时读到的可能最有价值的材料包括杰拉尔德·波斯纳的《结案》；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罗伯特·陆德伦[202]一类的疯狂的东西，但是很有意思）的《传奇》；诺曼·梅勒[203]的《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以及托马斯·马隆的《佩因夫人的车库》。最后一本书精彩地分析了各种阴谋理论家以及他们从一个随机事件中寻找规律的欲望。梅勒也很出色。他说他进行这个项目（包括广泛地采访在明斯克认识李·奥斯瓦尔德的苏联人）时相信奥斯瓦尔德只是阴谋的牺牲品，但是最终——不情愿地——相信恶心的沃伦委员会是正确的：奥斯瓦尔德是独自行动的。

然而，一个有理性的人很难相信。奥卡姆剃刀原理——最简单的解释通常是最正确的。

威廉·曼彻斯特的《总统之死》也让我受益匪浅——深受感动，甚至倍感震撼。他对有些情况的理解大错特错，他用华丽的辞藻大肆渲染（比方说，说玛丽娜·奥斯瓦尔德“眼光锐利”），对奥斯瓦尔德动机的分析既肤浅又充满敌意，但是他的巨著，发表于达拉斯那个午餐时间发生的悲剧四年之后，写作时间最接近刺杀时间，写作之际，很多参与者还活在世上，他们的回忆依然清晰。在杰奎琳·肯尼迪有条件的同意下，大家都向曼彻斯特讲述故事。尽管他对灾难发生之后的描述有些夸张，但是对于11月22日有关事件的叙述既令人胆寒又异常生动，如同亚伯拉罕·泽普鲁德[204]电影的文字版。

呃……几乎所有人都向他讲述了故事。玛丽娜·奥斯瓦尔德没有，这可能跟曼彻斯特后来对她的严厉态度有关。玛丽娜（我写作此书时依然活着）将视线放在丈夫的懦夫行动之后获利的机会上，谁能责备她呢？有意读她的全部回忆录的读者可以从《玛丽娜与李》中找到，作者是普丽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我不怎么相信她说的话（除非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印证），但是我佩服——有点儿不情愿，真的——她的求生技巧。

本来，1972年我就想写这本书。我之所以放弃了这个想法，是因为作为一名全职教师，需要的调查工作令人畏缩。当我最终决定继续时，我很自然地找到老朋友拉斯·多尔帮忙研究。他还为我的另一部长篇《穹顶之下》提供了系统支持，这一次他应付自如。我写这篇后记之际，我的周围摆满研究资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拉斯在我们对达拉斯详尽（而又疲惫）的旅行中间拍摄的视频，以及一英尺高的电子邮件回信，这些是针对我的各种问题——从1958年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到世纪中叶的窃听装备——给予的回复。是拉斯找到了埃德温·沃克的住址，地点正好位于11月22日车队行进的路线上（过去很和谐），也是拉斯——经过研究达拉斯的各种档案——找到那个最奇怪的人，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在1963年可能的住址。顺便提一下，德·莫伦斯乔特先生1963年4月10日晚上在哪里？很可能不在旋转木马夜总会，也许他在将军遇袭时有不在场证据，但是我没能找到。

我讨厌用奥斯卡金像奖获奖感言的口气烦扰读者——我对这样的作家非常愤怒——但我还是得向其他人员致敬。第一位是加里·麦克，达拉斯第六楼博物馆馆长。他回答了不计其数的问题，有时候在我愚蠢的脑袋明白之前得讲两三遍。我的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之旅非常必要，他用无尽的智慧和广博的知识让我深受启发。

还要感谢妮古拉·朗福德，第六楼博物馆的执行董事，以及藏品和知识产权董事梅甘·布赖恩特。达拉斯公共图书馆历史部的布赖恩·柯林斯和雷切尔·豪厄尔让我观看了老电影（有些非常有趣），展示了1960年到1963年达拉斯的面貌。达拉斯历史学会的研究员苏珊·理查兹也提供了帮助，还有埃米·布伦菲尔德，戴维·雷诺兹，以及阿道弗斯酒店的工作人员。老达拉斯人马丁·诺布尔斯载着我和拉斯在达拉斯兜了一圈。他带我们去了已经关闭但依然矗立的达拉斯电影院，奥斯瓦尔德被抓的地方。还带我们去了埃德温·沃克以前的住所，去了格林维尔大道（不再像沃斯堡之前的酒吧和妓院区那么令人厌恶），去了梅赛德斯街，但是2703号已不复存在。房子的确是在一场龙卷风中被吹走……尽管不是在1963年。向迈克·“沉默的迈克”·麦凯克伦致敬，他出于慈善目的捐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想感谢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和她的丈夫，肯尼迪的助手迪克·古德温，帮助我思考如果肯尼迪幸存下来的话，最糟糕的情况。他们认为，乔治·华莱士会成为第三十七任总统……我越想也越觉得有可能。我的儿子，小说作家乔·希尔，指出我没有考虑到的时空穿越的几个后果。他还想出了一个更新鲜、更好的结尾。乔，你行。

我想感谢我的妻子，我的第一位特别的读者，最严厉最公正的批评家。她是肯尼迪热情的支持者，在肯尼迪遇刺之前不久亲眼见过他，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塔碧莎一向是个反向投资者（这并没有让我惊讶，也不应当让你惊讶），站在阴谋理论家们一边。

到目前为止我有没有弄错事实？当然有。有没有对事实加以改变来适应我的故事发展？当然有。打个比方，李和玛丽娜确实去了乔治·布埃的欢迎聚会，出席者主要是该地区的苏联流亡分子，李确实憎恨这些背叛祖国苏联的中产阶级公民，但是聚会比书中的时间晚了三个星期。李，玛丽娜和琼确实住在西尼利街214号，我不知道谁——如果有人的话——住在一楼。但是我确实拜访过（花了二十美元），如果不能利用这一布局我会感觉很惭愧。那是个多么狭小的地方啊。

然而，总的来说，我尊重事实。

有些人会反驳说我对达拉斯市过于苛刻。请恕我不敢苟同。总之，杰克·埃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允许我这么随意，至少在1963年达拉斯与我的描述并无二致。肯尼迪降落在拉菲尔德那天，达拉斯是个充满憎恨的城市。南部联邦旗帜迎风飘扬，美国国旗被倒挂。机场有些观众举着“帮助肯尼迪扑灭民主”的标语。不久之前，十一月份，阿德莱·史蒂文森和“小瓢虫”·约翰逊夫人都遭到达拉斯选民吐口水。这些朝约翰逊夫人吐口水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主妇。

今天的情况有所改进，但是人们还能从主街上看到“手枪禁止带入酒吧”的标语。这是后记，不是社论，但我坚信这一点，尤其是基于我国当前的政治氛围。如果你想知道政治极端主义可能导致的后果，请看电影《泽普鲁德》。特别注意第313帧，肯尼迪被爆头的地方。

搁笔之前，我还想感谢一个人：已故的杰克·芬利，美国最伟大的幻想家和作家之一。除了《人体入侵者》之外，他还著有《一次又一次》，依我的愚见，那是一部伟大的时空穿越小说。本来，我想将此书献给杰克，但是去年六月，一位可爱的小孙女在我们家降生，于是泽尔达抢了风头。

杰克，我相信你能理解。

斯蒂芬·金

缅因州班戈市

[1]匿名戒酒会是一个国际性互助戒酒组织，1935年6月10 日在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成立。其宗旨是让酗酒者通过分享各自的经历、感受与希望，以互相帮助戒酒。所有成员对外均保持匿名。

[2]约翰·欧文（1942— ），美国小说家，奥斯卡最佳剧本奖得主。

[3]摩斯奶奶（Anna Mary Robertson Moses）是一位普通农妇，生活在纽约州北部的农场里。她虽然从小就喜欢作画，但是繁重的农活让她根本没有机会听从内心的召唤。整整60 年，她都没有碰过画笔。直到 78 岁，奶奶退休在家，从临摹明信片开始，一点点画起来，就这样，被埋没了大半辈子的才华一下子喷涌而出。其后 23 年，直到去世，她举行过 15 次个人画展。她画中所描绘的乡村生活大多来自她的儿时记忆，异常抚慰人心。

[4]康妮·弗兰西斯（1938— ），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摇滚天后。

[5]特德·威廉斯（1918—2002），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一生都效力于波士顿红袜队曾经获得两次美联 MVP、六次打击王和三次三冠王。

[6]美国亨氏集团公司创始人亨利·约翰·亨氏发现，美国人的一日三餐过于单调乏味，于是在 1896 年打出了堪称经典的销售广告：57变——一年52周外加5个节日（圣诞节、感恩节、新年、独立日和复活节），向顾客提供57类不同的佐餐食品。从此，57这个神奇的数字成为亨氏的代名词并一直沿用至今。

[7]柯尔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长诗《古舟子咏》为其脍炙人口的代表作。

[8]缅因州是美国最早大规模生产的软饮料莫西的产地，福尔斯市有每年一度的莫西软饮料狂欢节。狂欢节由销售莫西软饮料的弗兰克·阿尼塞街角商店（公司正式名称为肯纳贝克果品公司，本地人称之为莫西店）发起。

[9]威利·旺卡是英国儿童文学作家罗尔德·达尔（1916—1990）的小说《查理与巧克力工厂》中的一位天才巧克力制作商，他准备了五张金券，全世界购买旺卡牌巧克力的孩子都有机会，只要发现藏在包装纸里的金券，除了参观工厂外，还能得到足够吃一辈子的巧克力和其他糖果。

[10] 1946年，法国电影评论家将当时流行的具有“黑色或黑暗”主题和情绪的美国犯罪片、强盗片和侦探片命名为“黑色电影”，后来“黑色电影”指一种特殊风格的犯罪电影，往往关注于性与道德的腐化。

[11]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935—1977），昵称猫王，知名美国摇滚乐歌手与演员，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音乐家之一，常被称为“摇滚乐之王”。

[12]詹姆斯·迪恩（1931—1955），美国著名电影演员。此处是对这位年轻人的戏称。

[13]艾伦·杜勒斯（1893—1969），任期最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14]根汁汽水，root beer，用姜和其他植物的根制成，不含酒精，盛行于美国。发明于 19 世纪，喝起来有种直冲头顶的清凉香气。

[15]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1919—1965），美国小说家。她最著名的小说是《摸彩》（1948年），作品用一种令人迷惑的直白方式对人类的残酷和愚昧进行了讽喻。

[16]丹尼与孩子们组合是1955年于费城成立的四重唱乐队。

[17]小理查德（1935—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摇滚巨星，摇滚世界的历史缔造者之一。

[18]雷·怀利·哈伯德（1946— ），得克萨斯乡村音乐歌手、作曲家。

[19]里昂·比恩户外用品（L.L.Bean）是美国著名户外用品品牌，创始于 1912 年，创始人里昂·比恩是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

[20]阿尔·戈尔（1948— ），美国政治家，曾于 1993 年至2001 年间在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担任美国副总统。2000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败给布什后成为著名的环境学家，由于在环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上的贡献受到赞誉，并因而获2007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21]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美国作家。代表作为《天使，望故乡》。

[22]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作家。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

[23] “孤星旗”（Lone Star Flag），得克萨斯州的州旗。

[24]弗雷德·汉普顿（1948—1969），非裔美国激进分子，黑豹党伊利诺伊斯分会副主席。

[25]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SLA），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美国反越战和争取民权运动的左翼激进组织。

[26]帕蒂·赫斯特（1954— ），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孙女。1974年2月4日在加州柏克莱被美国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绑架。

[27]奥利弗·斯通（1946— ），美国电影导演、编剧、演员，他的电影作品多为政治和战争题材，包括《刺杀肯尼迪》。

[28]威廉·曼彻斯特（1922—200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品为《光荣与梦想》。他是肯尼迪总统的知己，撰写了《总统肖像》、《总统之死》和《短暂光华》三部充满深情的回忆录。

[29]卡洛斯·马塞洛（1910—1993），意大利裔美国黑手党成员，40年代成为新奥尔良匪帮头目。

[30]林登·约翰逊（1908—1973），美国第35任副总统和第36任总统。

[31]奥卡姆剃刀原理，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提出，其要点是，不采用不必要的信息是获得最佳解释的最快途径。

[32]布法罗·鲍勃（1917—1998），美国儿童节目《好滴毒滴秀》主持人。

[33]露西尔·鲍尔（1911—1989），美国著名喜剧女演员。

[34]大卫·克洛科特（1786—1836），美国政治家和战斗英雄，战死于得克萨斯独立运动中的阿拉莫战役。

[35]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任期为1829年至1837年。

[36]格罗弗·克利夫兰（1837—1908），美国第22和24任总统，任期分别为1885年至1889年和1893年至1897年。

[37]1941年美国电影《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中的人物。

[38]杰瑞·李·刘易斯（1935— ），美国摇滚乐的先锋人物，著名乡村音乐家、歌曲作者和钢琴家。

[39]埃德蒙·马斯基（1914—1996），1955年至1959年任缅因州州长，1980年至1981年任美国国务卿。

[40]休伯特·汉弗莱（1911—1978），曾任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1965年至1969年间任第38任美国副总统，1968年代表民主党角逐美国总统，最后败给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

[41]泽维尔·库加特（1900—1990），西班牙裔美国乐队领队，成长期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度过。

[42]麦圭尔姐妹，美国流行音乐三人组，成员包括克里斯蒂娜·麦圭尔（1926— ），多萝西·麦圭尔（1928—2012）和菲利斯·麦圭尔（1931— ）。《甜蜜时光》为其最流行的歌曲之一。

[43]艾佛利兄弟，美国乡村摇滚歌手，两位成员分别为艾萨克·唐纳德·“唐”，艾佛利（1937— ）和菲利普，“菲尔”，艾佛利（1939— ）。

[44]谢布·伍利（1921— 2003），美国性格演员、歌手。代表作为 1958 年推出的《紫色食人兽》。

[45]休·欧布莱恩（1925— ），美国演员。

[46]史提夫·麦昆（1930—1980），著名好莱坞动作片影星。

[47]美国神经学家奥利佛·萨克斯（1933— ）的一部神经病学案例书，出版于1985年。

[48]约翰·埃德加·胡佛（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任职长达48年。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最富争议的人物。

[49] 《机密》是美国杂志，1952年至1953 年为季刊，随后改为双月刊，至1978年停刊。

[50] 《激流四勇士》是美国作家詹姆斯·迪基（1923—1997）于1970年发表的小说，1972年改编成同名电影。

[51]多丽丝·黛（1924— ），美国歌手、演员。美国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有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电影“票房皇后”之称。其四次婚姻都以离婚或丧偶结束。

[52]格伦·米勒（1904—1944），美国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乐队的领队，音乐家，作曲家。

[53]艾德·麦克马洪（1923—2009），美国喜剧演员、游戏节目主持人和广播员。

[54]亨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男演员。1942年凭借在《卡萨布兰卡》中出色的表演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提名。1951 年凭借《非洲女王号》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55]洛丽泰·扬（1913—2000）， 美国女演员，曾获得1947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56]阿瑟·穆雷（1895—1991），美国舞蹈教练、商人。以其名字命名的连锁舞蹈教室在全世界享有盛名。

[57]保罗·班扬是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伐木巨人，他十分机智，拥有超人般的力量和敏捷。

[58]雷·布拉德伯里（1920—2012），世界闻名的美国科幻小说家。代表作有《华氏451度》、《火星纪事》、《太阳的金苹果》、《R代表火箭》、《明天午夜》等。

[59]乔治·克鲁尼（1961— ），美国演员，导演及编剧，以演出长篇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著名，并跻身好莱坞一线影星的行列。

[60]格拉海德是有关亚瑟王的传说中最纯洁的一位圆桌骑士，肩负寻找圣杯的使命并成功找到。

[61]罗伯特·米彻姆（1917—1997），美国演员、作家、作曲家和歌手。被认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英雄电影的先行者。

[62]柯克·道格拉斯（1916— ），美国好莱坞知名一线电影演员。

[63]迪安·马丁（1917—1995），美国歌手、电影演员、电视明星以及喜剧演员。

[64]二战时期，年轻的空军战士常常要半夜驾驶飞机出征，因为不知道他们能否返航，他们的女友们每次都穿得很美地去送别。这样，午夜飞行成为一种浪漫。

[65] 《吉姆·克劳法》泛指 1876 年至 1965 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66]保尔·鲍尔斯（1910—1999），美国作曲家、作家、翻译家。

[67]杰恩·曼斯菲尔德（1933—1967），美国电影、剧院、电视女星、夜总会艺人、歌手。五六十年代好莱坞的性感符号。

[68]威利·洛曼是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1915—2005）的剧本《推销员之死》中的主人公推销员。

[69]布兰奇·迪布瓦美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田纳西·维廉姆斯（1911—1983）的剧本《欲望号街车》中的女主角。

[70]康韦·特威蒂（1933—1993），美国乡村音乐艺术家。

[71]费林·赫斯基（1925—2011），美国早期乡村音乐歌手。

[72] 20世纪50年代，一名叫维吉尼亚·泰伊的美国家庭妇女，在被催眠的状态下说自己名字是布里代·墨菲，并用一口纯正的爱尔兰腔讲述了自己前世的生活。她对爱尔兰的描述被证实天衣无缝，这段经历曾是证明前世存在的有力证据。

[73]弗雷德·阿斯泰尔（1899—1987），美国电影演员、舞者、舞台剧演员、编舞家与歌手。

[74]巴里·蔡斯（1933— ），美国女演员、舞蹈家。

[75]惠特·比斯尔（1909—1996），美国演员。

[76]伊娃·嘉宝（1919—1995），美国女演员，社交名流。

[77]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1888—1965）的诗歌《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公。

[78]切特·亨特利（1911—1974）和戴维·布林克利（1920—2003）于 1956 年创办了一档晚间黄金收视时段的名牌新闻栏目《亨特利 - 布林克利报道》，在此后的15年间，为全国广播公司创造了可观的收视率，这个栏目也是美国电视史上第一个由两人搭档主持的新闻栏目。

[79]弗兰克·西纳特拉（1915—1998），著名美国男歌手和演员，曾获奥斯卡奖，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流行男歌手。

[80]英国著名小说家玛丽·雪莱（1797—1851）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人造怪物。

[81]拉什·林博（1951— ），美国右翼电台主持人、记者、作家，自由主义运动者。

[82]格伦·贝克（1964— ），是美国著名网络电视制片人。同时是媒体名人、广播台主持人、作家、企业家以及政治评论员。以格林·贝克为名的广播脱口秀节目在全美风靡一时。

[83]美国通俗杂志，1882年至1978年间印行。

[84]米奇·曼托（1931—1995），1974年被选人名人堂的美国职棒球员。他职业生涯18个球季都效力于纽约扬基队。

[85]华伦·斯潘（1921—2003），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左投手，21 个球季都待在国家联盟。

[86]伯德特（1926—2007），美国职棒大联盟先发投手，主要效力于波士顿和密尔沃基勇士队。

[87]汉克·阿伦（1934— ），美国职业棒球员和棒球名人堂的成员之一。在1957年的密尔沃基勇士队得到唯一的世界大赛戒指，同时也获选当年大联盟最有价值球员。

[88]埃迪·马修斯（1931—2001），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美国职棒大联盟三垒手。主要效力于密尔沃基勇士队。

[89]托尔金（1892—1973），英国作家、诗人、语言学家及大学教授，以经典史诗奇幻小说《霍比特人》、“魔戒三部曲”与《精灵宝钻》闻名于世。

[90]唐·拉尔森（1929— ），美国职棒大联盟投手。

[91]赖尼·杜伦（1929— 2011），美国职棒大联盟后援投手。

[92]雷德·舍恩丁斯特（1923— ），美国职棒大联盟二垒手。

[93]托尼·库贝克（1935— ），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在纽约扬基队效力九年。

[94]雷德·巴伯（1908—1992），美国体育评论员。

[95]安迪与奥皮是美国六十年代情景喜剧《安迪·格里菲斯秀》中的一对父子。

[96]巴德·舒尔伯格（1914—2009），美国著名编剧、作家。

[97]在英语中，“degree”一词有多个义项，在这里是“温度”与“学历”双关。

[98]霍尔顿·考尔菲德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主人公。

[99]利奥·迪罗谢（1905—1991），美国职棒大联盟内场手及经纪人。

[100]欧文·华莱士（1916—1990），美国畅销书作家。

[101]布鲁斯·史普林斯汀（1949— ），美国摇滚创作歌手，吉他手。

[102]尼采有句名言：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103]杰瑞·李·刘易斯（1935— ），美国摇滚歌手。

[104]马迪·沃特斯（1913—1983），美国最伟大的布鲁斯音乐家之一。

[105]德里和达拉斯的原文分别为Derry，Dallas。

[106]比尔·马泽洛斯基（1936— ），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终身效力于匹兹堡海盗队。

[107]特洛伊·肖恩德尔（1940— ），美国歌手。

[108]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等，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09]克拉克·盖博（1901—1960），美国电影演员。1934年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1939 年饰演《乱世佳人》中的白瑞德，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110]米基·鲁尼（1920— ），美国电影演员。身高仅1米57。

[111]亨利·方达（1905—1982），美国著名电影、电视、舞台剧演员。

[112]美国五十年代儿童喜剧电视节目《我们这一帮》中的人物。

[113]米基和西尔维娅是美国蓝调音乐男女组合。

[114]西斯科·基德是美国小说家欧·亨利（1862—1910）于1907年创作的小说《绅士之道》中的西部人物。

[115]里奇·瓦伦斯（1941—1959），美国歌手、曲作者、吉他手。

[116]洛克·哈德森（1925—1985），美国电影演员、电视演员。

[117] E. 霍华德·亨特（1918—2007），美国情报官员。曾协助尼克松策划“水门窃听”，导致尼克松政府垮台。

[118] 《圣诞颂歌》的开头是Silent night，Holy ningt（寂静的夜，神圣的夜），估计被儿时的迈克误听成了Silent
Mike，HolyMike（沉默的迈克，神圣的迈克）。

[119]萨迪·霍金斯舞会，通常由中学或者大学主办的非正式舞会，特色是由女生主动邀请男生跳舞。

[120]鲍比·莱德尔（1942— ），美国摇滚歌手。

[121]艾尔·乔森（1886—1950），美国演员和歌手。

[122]里诺（Reno），美国著名的离婚城市，位于内华达州西部。

[123] 《布鲁克林黑街》是美国作家小胡伯特·塞尔比（1928—2004）于1964年创作的小说，揭露了吸毒、街头暴力、黑帮强奸、同性恋、异装癖以及家庭暴力等社会现实。

[124]霍华德·休斯（1905—1976），美国著名航空家，工程师、企业家、电影导演、慈善家，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125]上述两位明星曾在1959年合演《枕边细语》。

[126]金·诺瓦克（1933— ），二十世纪 50 年代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迷魂记》主演。

[127]诺曼·梅勒（1923-2007），美国著名作家、小说家。

[128]欧文·肖（1913-1984），美国著名作家。

[129]约翰·韦恩（1907-1979），美国电影演员，曾获 1969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130]基南·怀恩（1916—1986），美国演员。

[131]原文为What did you buy dat jar of
Vaseline fo。模仿带黑人口音的英语，也可以理解为“你买那罐凡士林花了多少钱？”

[132]朱迪·加兰（1922-1969），美国女演员及歌唱家。

[133]曼托瓦尼（1905-1980），意大利裔英国轻音乐大师。

[134]克劳迪娅·阿尔塔·“小瓢虫”·泰勒·约翰逊（1912-2007），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妻子。

[135]吉米·斯图尔特（1908-1997），美国电影、电视、舞台剧演员，1941年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136]伍迪·艾伦（1935—），美国电影导演、编剧、演员、喜剧演员、作家、音乐家与剧作家。

[137] 1931年同名美国电影中的人物，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新药，服用之后就化身为另一个邪恶的自我。

[138] 《天猎》是英国诗人弗兰西斯·汤普森（1859-1907）的一首著名诗歌，曾对托尔金等人产生影响。

[139]强纳森·法兰森（1959—），美国小说家和散文家。

[140]约翰·奥登（1599-1689），据说是 1620 年第一位从“五月花”号踏上普利茅斯土地的人。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1887—1882）写于1858年的诗歌《迈尔斯·斯坦狄什求婚记》讲述了这些早期美洲移民的生活及爱情故事，面对年轻的奥登和另外一位追求者迈尔斯·斯坦狄什，也是奥登的船长，性格独立的女主人公普丽希拉质问奥登：“你为什么不替自己说话呢？”

[141]查克·贝里（1926—），美国吉他手、摇滚歌手与作曲家，开创摇滚乐的先锋之一。

[142]英国诗人雪莱（1792—1822）1817年的诗作《奥兹曼迪亚斯》中的诗句。该诗描写的是公元前13世纪时期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143]安·兰德（1905-1982），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著有《源头》、《阿特拉斯耸耸肩》等畅销小说。

[144]詹姆斯·梅雷迪思（1933—），美国民权运动分子、作家、政治顾问。

[145]比利·葛拉罕（1918—），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经常担任美国总统顾问。

[146]比利·詹姆斯·哈吉斯（1925-2004），美国基督教新教福音传道者。

[147]巴蒂斯塔（1901-1973），古巴军事领导人、总统。1959年被卡斯特罗所领导的游击运动驱逐出境，史称“古巴革命”。

[148]原文为Great Stupid America，缩写为GSA。

[149]扫罗是圣保罗的希伯来文名。因家乡为大数，根据当地的习俗也被称为大数的扫罗。《新约圣经》中提到，保罗在往大马士革路上，决定改信基督，从此成为后世所知的外邦人使徒。

[150]阿德莱·史蒂文森（1900-1965），美国政治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51]此处指烟头堆成的小山。

[152]为每年的12月26日（圣诞节翌日）是英国与大多英联邦国家庆祝的节日。这一天传统上要向服务业的工人赠送圣诞礼物。

[153]迪克·戴尔（1937—），黎巴嫩裔美国冲浪吉他演奏家。

[154]爱尔莎·兰切斯特（1902-1986），英裔美国性格女演员。

[155]意大利中部城市，二战中盟军军队于1944年1月22日在此登陆。

[156]兰道夫·斯科特（1898-1987），美国电影演员。

[157]原文false evidence appeoring real，首字母缩写为FEAR（恐惧）。

[158]此处原文为Fuck everything and run，首字母缩写亦为FEAR。

[159]拉尔夫·阿伯内亚（1926-1990），美国民权运动领袖。

[160]美国民间组织。1958年12月9日成立，以反对共产主义，提倡极端保守主义为宗旨。

[161]墨西哥人嗜吃豆子，如此称呼墨西哥人带有种族歧视成分。

[162]冯·兴登堡（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元帅，魏玛共和国（1925—1934年）第二任总统。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使之上台掌权。

[163]美国著名“离婚城市”，欲离婚者在该地住满三个月即可离婚。

[164]维吉（1899-1968）和戴安娜·阿尔比斯（1923-1971）均为美国摄影师，分别以拍摄黑白照和非正常人的照片闻名。

[165]英语中习惯将自己放在后面，以示对别人的尊敬。

[166] 《跟米奇一起歌唱》是1961至1966年间在美国上映的电视剧。

[167]赞恩·格雷（1872-1939），美国作家，以西部边疆小说见长。

[168]维若妮卡·蕾克（1922-1973），美国著名女电影演员，依靠遮住右半部脸颊的发型成名。

[169]爱德华·霍普（1882-1967），美国绘画大师。

[170]吉恩·奥特里（1907-1998），美国乡村音乐歌手、演员。

[171]意指愚蠢、没用的人。

[172]暗指怀孕生子。

[173]该油画与自由女神像、芭比娃娃、野牛镍币和山姆大叔称为美国文化的五大象征。

[174]尤内斯库（1909-1994），罗马尼亚及法国剧作家，荒诞派戏剧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175]让—克洛德·杜瓦利埃（1951—），1971年至1986年任海地总统。

[176]约翰·福德（1894-1973），美国著名电影导演。

[177] 《卡萨布兰卡》中的经典台词之一。

[178]维克·莫罗（1929-1982），美国演员。

[179]乔治·罗梅罗（1940—），编剧、导演、制片、演员，被誉为现代恐怖电影之父。

[180] 《沃尔顿一家》是美国1972年9月至1981年6月间上映的电视剧。

[181]诺曼·洛克威尔（1894-1978），美国画家及插画家。绘画作品大都经由《周六晚报》刊出。

[182]美国总统的官方进行曲。

[183]奥列格·卡西尼（1913-2006），美国时装设计师，生于法国。

[184]可可·香奈儿（1883-1971），法国先锋时装设计师，香奈儿品牌创始人。

[185]阿兰·金（1927-2004），美国喜剧演员。

[186]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流行的对脾气暴躁的人的称呼。

[187]乔·弗雷迪是美国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广播及影视剧中虚构的洛杉矶警察局侦探。

[188]赫克托·休·芒罗（1870—1916），英国小说家。

[189]汤米·李·琼斯（1946—），美国演员、导演、编剧。1993年出演《亡命天涯》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190]拓郎勇气：一种最先出现在“黑暗塔”系列中的虚构的汽车。

[191] 《中国综合症》是美国1979年的电影片名，影片主要围绕一起核电站事故展开，据说核反应堆的冷却水如果烧干，会烧穿地球，美国所处地球的对应面正好是中国。

[192] 1968年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正规军和越共游击队联手，针对越南共和国（南越）境内各军民指挥体系枢纽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该攻势是越南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地面行动，共有2500多名美军丧生。

[193]在美国电影分级体系中，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进入影院观看的级别。

[194]约瑟夫·福斯·克拉特（1889-1937）：美国法学家，他曾任纽约高级法院的法官在1930年的贿赂投机中神秘失踪，1937 年被合法宣告死亡。

[195]原教旨主义是指某些宗教群体试图回归其原初的信仰的运动。他们认为这些宗教内部在近代出现的自由主义神学使其信仰世俗化、偏离了其信仰的本质；一般提倡对其宗教的基本经文或文献做字面的、传统的解释，并且相信从这些阐释中获得的教义应该被运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196]罗纳德·里根（1911-2004），美国右翼政治家，第 33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67—1975年），第40任美国总统（1981-1989年）。

[197]保罗·麦卡特尼（1942—），英国摇滚音乐家、创作歌手以及作曲家，披头士乐队队员。

[198]参孙是《圣经·士师记》中的一位犹太人士师，生于前11世纪的以色列，玛挪亚的儿子。参孙凭借上帝所赐的极大力气，徒手击杀雄狮并只身与以色列的外敌非利士人争战周旋。他徒手摧毁大兖庙，压死了在庙中的敌人，自己也牺牲了。

[199] 《淑女，还是老虎？》是美国作家弗兰克·斯塔顿（1834-1902）在1882年所写的故事，这个故事已成为关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寓言。

[200]美国作家爱德华·黑尔（1822-1909）的小说《没有国家的人》中的主人公。

[201]阿兰·杰克逊（1958—），美国90年代著名的乡村音乐男歌手。

[202]罗伯特·陆德伦（1927-2001），美国惊悚小说作家，有现代惊悚小说之父的美誉。

[203]诺曼·梅勒（1923-2007），美国著名作家、小说家。代表作为1948 年出版的《裸者与死者》。

[204]亚伯拉罕·泽普鲁德（1905-1970），1963年11月22日在自己的女装商店用家庭录影机记录下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录像，这段时长 26.6 秒的录像成为总统遇刺最珍贵的史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