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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土壤不能承受之重

镉病将至

拯救大米

土壤不能承受之重

土壤不能承受之重

重金属污染中国耕地。土壤污染正变成健康危机。

从古至今，中国人习惯将大地比作母亲。现在，“母亲”病了。

早在2006年，环保部公布的数据就表明，中国是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调查，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者合计1.85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十分之一以上。

环保部公布的上述数据，其实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数字。众多研究土壤污染的学者，根据实地调研和研究，认为当前土壤污染数据肯定高于十多年前。

当前，中国到底有多少土壤被污染了？还没有权威答案。

2006年7月起，环保部和国土部联合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这是中国首次土壤污染普查。六年过去，结果仍未公布。

土壤污染可分为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和有机物污染等多种类型。当前中国，最为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主要污染物为镉、砷、铬、铅等，此类污染半数以上由工业“三废”排放造成。由于土壤污染数据极不透明，即便是国内权威的土壤专家，也无法说清全面的情况。

由于土壤污染底数不清，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也迟迟无法启动。但是，中国真实的土壤污染数量，并不会因为普查结果不公布而有丝毫减少——在不透明和缺少法律、缺少应对措施的现状之下，还在迅速增加。

与水、空气污染公众可感可视根本不同，土壤污染从表面上难以看到。少有人知的是，这种隐藏在地下的问题，早已开始侵蚀民众的健康。虽然这种健康问题并不为当地政府认定其因果关系，但当地官方也没有证据排除这种因果关系，更无法对其作出解释。

近日，财新记者分赴甘肃白银、内蒙古包头、贵州赫章，采访了三种类型的典型土壤污染，力图展现这些被污染的土地现状及其带来的健康威胁。

——甘肃省白银市东大沟的污灌污染。用污水灌溉数十年后，白银市数千亩土地上的百姓骨痛流行。科学家的实验证明，土地中的含镉量与日本“痛痛病”地区不相上下，有的甚至更重。

——内蒙古包钢尾矿坝单体巨量污染。这是中国最大的尾矿库之一，单体污染使得6万多亩耕地无法耕种或产量严重下降，地下水污染更让数个村庄不具备生活条件，出现各种莫名的健康问题。数千人20余年来四处呼告。

——贵州省赫章县工矿企业污染。这里是中国有色金属著名产地，铅锌矿等企业密布。贵州省环科院研究表明，该县全部20余个乡镇的绝大多数土样污染严重。

污土上的生民之痛，至今未被官方直面，解决更无从谈起。种种现状显示，中国土壤污染问题到了必须直面的时候，不能再拖，也无法再拖。

——编者

白银病人

40多年的污灌史，让白银市近3000亩土地严重污染，骨痛怪病多年来折磨着村民。

在甘肃白银市四龙镇民勤村东大沟附近，工人把掺了化学试剂的受污染土壤埋入改

财新《新世纪 记者刘虹桥）

2012年12月中旬，严冬肃杀，笼罩着甘肃省白银市乡间。

收割过的玉米田，土地龟裂，秸秆茬子硬生生地挺着。

56岁的民勤村村民武宗禄和妻子正在晒玉米。院子里，房梁上，满是码齐的玉米棒子。这一年的丰收，并没给他带来太多喜悦，因为他得知，吃自家地里产出的玉米、小麦等一切粮食、蔬菜，都会加重对身体的伤害。告知他的人用了一个词：慢性自杀。这句话，来自正在村头进行土壤污染修复工作人员。

2011年，备受关注的白银市东大沟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试点工程在民勤村启动，试图修复这个村因40多年使用工业污水灌溉而被重金属镉、铅、砷等严重污染的65亩农田。

武宗禄耕种了大半辈子的五六亩土地，虽然不在65亩之列，但使用的灌溉水是一样的。从小到大，武宗禄一直吃着家中被污染土地里长出的玉米、小麦、土豆、白菜等。

20年前，武宗禄就开始感到骨痛。起先疼痛在膝盖部位，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到大腿骨，再后来就延伸到腰背。妻子情况更糟糕，手掌无力，伸张困难。

财新记者发现，民勤村50岁以上村民中，这种疼痛较为普遍。疼痛也不只发生在民勤村，约3000亩的东大沟污灌区涉及的十余个村庄，都有类似现象。

他们的疼痛是一种病吗？为什么疼痛？迄今为止，没有医院或疾病控制部门给出标准的答案。少数到实地作过研究的疾病控制部门，至今并未公开结果。

当地医院只将这种痛作为一种个体的病来诊断，要么是“骨质疏松”，要么是“骨质增生”。

实际上，武宗禄等村民身上出现的莫名疼痛，凡土壤研究学者均怀疑与当地土壤严重污染有关。

上世纪30年代起，日本富山县神通川上游铅锌厂流出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河流、土壤，并传导至稻米、鱼虾，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经过数十年积累，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百人被诊断为慢性镉中毒。由于患者全身出现神经痛、骨痛，行动困难，大呼疼痛，这种病也被命名为“痛痛病”。

财新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白银市东大沟污灌区的污染路径，与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极为相似。这是一条完整的污染链条：工厂排放的废水通过浇灌污染农田，重金属在土壤中富集并通过植物根系进入作物的根、茎、叶和果实，最终又通过粮食和蔬菜进入人体。重金属在人体中经过几十年富集后，威胁健康。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员尚琪，跟踪研究部分地区土壤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已有20余年，他向财新记者否认中国出现了“痛痛病”。但他同时认为，中国有些地区土壤污染程度、粮食污染程度可能达到日本神通川地区的水平，受害者之所以未达到“痛痛病”程度，原因是比之日本当年，受害者生活水平提高，饮食更多样且均衡。他并不否认长年食用受污染粮食、蔬菜者出现部分健康问题。他也承认，这方面研究还不足。

白银市东大沟污灌区，只是全国至少3250万亩受污灌污染耕地的一个缩影。据全国污水灌区农业环境质量普查协作组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中国86％的污灌区水质不符合灌溉要求，重金属污染面积占到了污灌总面积的65％，其中以汞和镉污染最为严重。

时至今日，不仅尚无对白银东大沟污灌区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开研究报告面世，全国范围内的污灌区重金属暴露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危害也无法估量。

武宗禄们的疼痛，无人诊断，难以命名，少人知晓。

民勤村怪病

财新记者发现，无名疼痛如同无名瘟疫，民勤村中中年男女很少有人幸免。

村民对病痛的描述一致：疼痛不分季节，不分时间。主要在腿脚和腰背骨头，关节也会发病，严重者全身疼痛。

疼痛自二三十年前在村民中发生，渐渐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疼痛发作时，往往疼痛难忍，关节感到冰寒。当刺骨疼痛阵阵袭来，即便是最强壮的中年男子也不得不服用止痛片。

虽然病痛并不寻常，但因缺乏合理解释，村民无法命名，只好将之统称为“怪病”。去过医院的村民，引述医生诊断，将病痛归因于“骨质增生”或因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大部分受病痛折磨的村民受限于经济条件，并未看病。村中老人纷纷强调，这种疼痛与庄稼人操劳导致的疼痛并不相同。

若将民勤村民的病症与日本富山县“痛痛病”相比照，可以找出一些相似之处。民勤村的村民显然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他们大多也没有听说过重金属镉。至于村边东大沟污水中流淌着的其他重金属和复杂化合物，他们更少了解。

村民都知道上游工厂排放的污水很“脏”，由于缺少检验设备，村民多年来不得不用嘴尝验污水，以判断污水浓度和酸碱度是否可以用于浇灌庄稼。

财新记者沿东大沟走访了沿岸的郝家川、沙坡岗、崖渠水、观音崖、民勤、双台诸村，每个村的多数受访村民都说村中存在骨痛怪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民勤村相距仅几公里的民乐村黄灌区，因为一直使用黄河水灌溉，村民并不患有这种骨痛怪病。

漫长污灌史

东大沟又名沙河，是白银最大的排污沟，也是沿岸近3000亩耕地的灌溉水源。

摊开白银地图，东大沟和西大沟由北向南从城区东西两侧穿过。东、西大沟从白银城区出发，经过工厂和村庄，最终汇入呈“S”形环绕白银的黄河。两条大沟的首要作用，是排放城区和市郊工矿企业污水和城市生活污水。

与玉门、金昌等建国初年兴起的工业城市一样，白银市因矿而生。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对白银地区的铜、铅、锌、黄金等有色金属资源进行大规模开发利用，大批外省移民进入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开拓出一片矿区。自1958年建市以来，以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后改制为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白银公司）为首的20余家大型重金属采选、冶炼、加工厂落户白银。

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东、西大沟开始成为白银工业废水的排污沟，沿岸居民村民不得不用污水灌溉。199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白银市的污水灌溉中，68%为工业废水，32%为生活废水。到2000年，工业废水上升到74%，生活废水占26%。

无法统计有多少污水流入数千亩土地。但这样两个图景或许可以提供部分答案：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被抛弃的矿渣已使郊区两座在全国已属最大型的巨型尾矿坝不堪重负，险象环生；整个白银市，原本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现已基本被掏空，2008年，白银市被评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

上世纪90年代末，白银市政府开始着手解决东、西大沟污灌问题。随后的“引黄提灌”水利工程，至今已为两条排污沟沿岸村民供给十余年灌溉用水。

污灌至今仍未完全从东大沟消失。村民反映，使用黄河提灌水每亩每年要增加300元左右的成本，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由于黄河水位不稳定，位于东大沟中上游地区的村庄，并不能稳定使用提灌水。在无水可用时，东大沟污水仍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即便改灌较为干净的黄河水，40多年污灌史早使这片土地被深重污染。覆水难收，覆“污”更难收。

哭泣的土地

白银市东郊的郝家川村村外，大片土地蒙着一层灰白色的碱花，没有近期耕种过的痕迹，鲜有野草。这片土地因污染已弃耕近20年。

在沙坡岗村和崖渠水村，也有相同的情景。村民向财新记者证实，两村至有近千亩土地被弃耕。一些弃耕地被当地政府编入“退耕还林”计划，零零星星地长着一些白杨树，更多的土地被生命力顽强的蓬草占据。

北方冬日下，这些村庄被远近的工厂烟囱冒出的浓烟笼罩，一片灰霾。

近20年，学者对东大沟污灌区进行的土壤重金属含量和作物籽粒重金属含量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显示，不仅土壤中的镉、汞、砷等重金属含量不同程度超过国家土壤二级标准，污灌区生产的春小麦、玉米籽粒的重金属含量亦超标严重。后者不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更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粮食署推荐的安全限制相距甚远。

一些研究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东大沟地区的土壤镉含量已超过日本“痛痛病”病发地的含量。

1998年，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南仁忠等人曾对白银市的土壤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东大沟污灌区土壤中的多项重金属含量远远高出黄（河）灌区，除铅和锌含量在土壤国家二级标准值范围内，镉和铜均超过国家二级标准。根据国家土壤标准，二级标准是耕地的最低标准。

在此次抽样调查中，东大沟污灌区土壤中的镉含量的算术平均值达到10.36 毫克/千克，最小值达到2.76毫克/千克，最大值更是高达19.32毫克/千克。这意味着，对照更低的国家三级土壤标准，镉含量平均值仍超标10余倍；对照“痛痛病”发源地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土壤的平均浓度2. 27毫克/千克，则超出近3.6倍。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王国利等学者2006年2月在论文中公布的数据则更为惊人。

抽样结果显示，东大沟污灌区民勤村和沙坡岗土壤中的镉含量高达34.84毫克/千克和30毫克/千克，沿岸其他村落的土壤镉含量也严重超标。

虽然植物根系对重金属有相当程度的阻隔作用，但当重金属含量高于植物所能承受范围，重金属仍会进入植物的根、茎、叶、花、果。

西北矿冶研究院环境资源研究所雷思维等人在2007年的报告中指出，东大沟污灌区春小麦籽粒中的镉平均含量最高达到7.4毫克/千克，且春小麦对镉的积累显著高于土壤中镉含量，富集能力强。铜、砷、铅、汞亦在籽粒中检出。

南忠仁等也对东大沟污灌区春小麦和玉米籽粒中的重金属含量作出分析。这份发表于2002年的研究报告指出，东大沟污灌区小麦籽粒中的镉含量平均值达0.61毫克/千克，是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3倍；铅含量平均值为1.29毫克/千克，是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1.3倍。玉米籽粒中的镉和铅含量，也分别达到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2.6倍和2倍。

斯土斯民

迄今为止，尚无机构对东大沟污灌区居民暴露于重金属污染下的健康风险进行全面有效的评估，也没有学者或医疗工作者敢断言村民怪病确实与土壤重金属污染有关。

不过，有零星的报告透露出白银土壤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甘肃省环保监测站、甘肃省环保研究所与白银公司劳动卫生研究所，曾对东大沟两侧的八个生产队20岁以上男女社员进行调查。这项调查认为，沿东大沟两侧的生产队因长期使用含重金属废水，土壤和农作物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污灌区社员可能已受到重金属污染。

上述调查已见于公开发表的论文。尿镉检验结果显示，白银污灌区社员尿液中的镉含量中位数为每升3.28—3.757微克，明显高于人体尿镉正常值（每升2微克以下）。

论文指出，虽然污灌区社员尿镉与发镉含量均未超过文献报道的正常值范围，但明显高于对照区，说明镉对人体已普遍产生污染。报告建议，由于镉在体内有蓄积作用，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治持续加重的污染。

在该论文发表22年后，西北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硕士研究生温飞在其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继续探讨了白银区重金属污染下的人体健康风险。此时，情况已极大恶化。

温飞的问卷调查发现，白银区重金属污染下的居民已经有63.4%表现出了与重金属污染有关的症状，且以慢性中毒症状为主；有过慢性中毒症状的人群占总调查人群的56.6%。

温飞还通过研究饮食、食入、吸入三种暴露途径，估算出白银区居民在致癌物镉、砷及非致癌物铅、锌、汞等重金属污染下的人体健康风险。

模型显示，白银区城市居民通过食入途径摄入的重金属已经接近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风险水平。若考虑到污灌区居民长期使用重金属含量超标的作物，其总体健康风险高出城区区民50倍左右，达67.8人/（10万人·年），即每年每10万人当中有近70人因重金属污染致死。

这一结果超过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近14倍。

温飞目前供职于甘肃省环境科学院，继续从事固体废弃物污染研究。在论文发表近7年后，温飞再度谈论起论文中的研究结论，却表现出一丝谨慎。温飞的顾虑并非来自对论文结论的不自信，而是因他的结论缺乏其他研究来支持。在学术界里，他的报告现已成为论证白银地区人体健康受重金属污染影响的孤证。

“说实话，论文写完后，我有些后怕，此后我也再没做过跟踪研究。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个结果进行识别，也没有考虑到它在公开之后，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温飞对财新记者说。

温飞强调，利用数值模型计算出的人体健康风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仍有诸多考虑不全之处，重金属污染对污灌区居民造成的实际健康影响需要更长时间的跟踪调查。

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白银市的土壤污染状况，并为白银市政府撰写多份环境保护规划的专家建议稿的土壤污染专家南忠仁透露，他此前曾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对白银城郊的土壤镉污染对村民的健康影响进行研究，但立项申请最终了无回音。

“国内在环境健康影响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可能是太敏感吧。”南忠仁说。

虽然学术机构的研究项目被搁置，政府疾病部门依旧掌握着一些基础数据。这些数据未被公开，甚至未告知受到重金属污染影响的村民。不少村民透露，过去几年虽有疾控部门人员前来采集血液和头发样品，但并未告知检验用途，检验结果也未告知。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健康风险评估和基本的健康知识普及，东大沟污灌区的村民对重金属污染和人体健康风险的了解几乎空白。

“我是今年去土壤修复试点里打工，才第一次听说重金属，才知道哪些重金属有毒，才第一次听说如果麦子、玉米里重金属超标就不能食用。可是我们已经吃了这么多年，还能有什么办法？”武宗禄说。

包头坝祸

包钢尾矿坝污染周边6万多亩土地，威胁着7村近5000村民的身体健康。

（财新《新世纪》 实习记者刘志毅）

昏黄的灯光下，58岁的打拉亥上村村民任忠诚，翻开一本绿皮烫金字外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上清楚地写着，从1997年到2027年，任忠诚家四口人拥有村中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不过，和本村其他村民一样，他如今已经不太在乎证书上的数字和承诺了。因为在承包权确认之前，他就已经确认：这地种不成了。

打拉亥上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富裕城市包头市的市郊。全村4500亩左右的土地，自古是包头的蔬菜生产地，直到十几年前仍然是。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土地上的作物开始大量减产，近年已发展到基本无法耕种。

打拉亥上村村民向财新记者介绍，有的品种如枸杞、沙枣抗性强，勉强能长出来，但用井里的水浇过之后，还是无法存活。只有汛期来临的时候，从上游带来的泥土在雨水的浇灌下，能够长出些作物，以弥补部分产量。这种“引雨水、借泥土”的耕作方式无法大规模沿用，却一度成为附近几个村庄里特有的景象。

不仅打拉亥上村，周边超过7个村、近5000人、6万多亩土地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近年官方和学者已就此作出结论，此地区土壤、地下水水质均受到严重污染。

村民们对污染的来源并不陌生。如果把这些受影响的村子画成点，7个村子连起来就是一个小半圆的弧线。弧的中心，是一个椭圆形的黑色大型尾矿库——包钢尾矿坝。

包头市西郊12公里，有一座占地面积11平方公里，周长13.6公里，储量1.8亿吨的尾矿坝，1965年8月投入使用，用来储存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包钢）选矿厂排出的尾矿浆。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现在这座尾矿坝坝体已高出周边地面20多米。

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王建英介绍，由于水压、毛细作用等原因，尾矿坝内污水通过土壤渗漏，大幅进入周边地区的潜水层，严重污染了附近地下水水质。由于蒸发作用，高盐浓度的渗漏水留在土壤里，造成土壤高度盐碱化。

打拉亥上村最东端，位于包钢尾矿坝西面1.5公里处。根据村民提供的包头市环境监测站1995年、2000年及2006年的监测数据，村里的井水中，硫酸盐、氯化物、氟化物的含量，绝大部分已经超出国家规定的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更遑论生活饮用水标准。

2006年的监测报告认为，这一区域的潜水层地下水总体污染水平比1995年、2000年明显加重，呈逐年上升趋势。通过与包钢尾矿坝内废水组分对比，可以确认两者污染物特征一致。

包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资料称，包钢建厂较早，当初国家对企业环保工作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与要求，所以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

受难的村庄

包头，城市名源自蒙古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

包钢最早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工建设。由于白云鄂博矿区没有水源，不具备建设选矿厂的条件，只能通过铁路将数十公里外矿石输送到包钢厂区内的选矿厂进行选矿。为了方便对选矿后排出的尾矿进行储存，尾矿库就近选址在厂区周边。

1965年8月，该尾矿坝投入使用。目前，选矿厂每年向尾矿库内排入尾矿约700万至800万吨。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目前尾矿坝最大坝高26.5米，并仍在以每年1米的速度升高。其内水位海拔1047.21米，高出西面打拉亥村地面30余米，成为名副其实的“悬湖”。

与打拉亥上村一样受到包钢尾矿坝影响的还有六个村子，新光一村、三村、八村、打拉亥下村、卜尔汉图村、哈业脑包村。

根据2001年包头市九原区政府出具的一份调解意见，仅打拉亥上村、打拉亥下村、哈业脑包村、卜尔汉图村四村就有6万亩“因污染不能从事农业种植的土地”。新光一村老村长石玉山曾说，2000亩土地还剩下不到200亩能够耕作，减产大半。另两村则无官方数据，村民高维程说，两村大约有5000亩土地，均受影响部分减产。

打拉亥村委会出具的《关于包钢尾矿坝对打拉亥村环境污染的报告》中，称村中出现多例牙齿异常掉光或长出双层牙的小孩，村中还出现急剧升高的脑血栓、骨质增生以及癌症患病率。

数公里外的新光一村是另一个受难的村庄。70岁的石玉山曾任该村村长27年，他向财新记者介绍，村子原先是包头的“菜园子”，人民公社时期专门为包钢职工以及包头市内提供优质蔬菜，于是也被称作“蔬菜队”。“蔬菜队”产出的蔬菜品种多，产量、质量好，因此还曾被评为“4号先进队”。

“尾矿坝的地下水渗过来，把这边的地下水全污染了，以后菜就完全没法种了。”石玉山说。村民证实，原先打井打到30多米也就可以喝，但是后来需要到80多米、100多米，而目前，必须是160多米才勉强能喝。

从1979年起，盐碱化的地下水开始影响“蔬菜队”，蔬菜、粮食明显减产。为此，石玉山多次向市里反映情况。虽获得部分补偿，但新光村被污染的消息传开，自此蔬菜、粮食难卖。在现在的新光一村里，财新记者只见到了部分玉米和小麦地。村民说，亩产量不到原来的一半。

村民讲述，近年来，多个村庄的动物出现怪病。牛羊喝了村里的水，吃了地上的草，有的长出异常长的龅牙，长到顶住下颌，最后因无法进食而成批饿死。不少村民的牙齿变为黄褐色，骨质也变得硬脆易折。

“平时走路崴一下，不是骨裂就是骨折。”也曾任过新光一村村长的田雄对财新记者说。田雄举出近年的几个例子：三十七八岁的村民康强，如平时一样在路上走着，“突然一崴，就骨折了”；村民王秀花坐电车时，“一上车，没上去，又一下掉下来了，骨折了”。

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王建英谨慎地表示，虽然目前尚缺乏可以证明的科学研究，但是直观地来看，氟化物的摄入确实使尾矿坝周围的动物和人的牙齿、骨骼出现问题。

在苗菲菲、司万童等于2012年5月完成的《尾矿库渗漏水导致泥鳅氧化损伤与DNA损伤的研究》中，检测数据显示，包钢尾矿库渗漏水所含氟离子量为地下水三级标准的6.2倍。除此之外，亚硝酸盐含量为地下水三级标准的154.5倍，氨氮含量为标准的1594倍，全盐量为标准的4.5倍。

癌症谜团

说起包钢尾矿坝，从小就生活在打拉亥上村的任忠诚感情复杂。他回忆说，建坝时新中国才成立十几年，村民们十分支持尾矿坝的建立，征地时村集体象征性地一亩收一毛钱，但现在看，其污染已让人“想起来生气，睡不着觉”。

打拉亥村村民向财新记者提供了一份1999年至2006年间死于癌症的村民名单。名单显示，八年间共计61个村民因癌症去世，落款处盖有打拉亥上村村委会的公章。

据村民苏永红估计，上述七年间打拉亥上村的平均常住人口应该不足千人。自此，曾经以秧歌调、踩高跷闻名包头的打拉亥村又多了一个名字——“癌症村”。

在打拉亥上村，大多数人不敢体检。因为有太多的先例，怕查出什么不好的病接受不了。“还不如先不顾那么多，给家里多挣点钱。”苏永红说。

其他村的村民虽未像打拉亥上村一样认真作过统计，但也表示村中癌症病人较多。但另一方面，村民和专家目前还无法确认癌症与污染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表明，上述多个村庄的土壤和地下水不仅受到氟化物、重金属等污染，还受到了放射性污染。

包头市辐射环境管理处王晓卿等发表的《包钢尾矿坝周围土壤放射性钍污染趋势及其防治措施研究》援引《包头市辐射环境管理处包头市辐射环境质量报告书（2006年度）》指出，白云鄂博矿开发利用引入的放射性钍，其中90%都转移到包钢尾矿坝中，每年达3160吨。截至2006年年底，钍含量达8.8万吨，其总放射性接近建坝时存放限值。

2006年包头市辐射环境管理处对包钢尾矿坝周围土壤放射性污染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污染范围最远达到距矿坝3公里左右的距离，受放射性污染的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是2002年污染范围的1.5倍，是1998年污染范围的3倍多。

不少专家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均表示，虽然从直观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一地区的癌症发病率确实较高，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但是目前在学术上，还并没有严谨的流行病学调查可以支持该地区的辐射导致了癌症的高发。

十年索赔难

打拉亥上村的贾换小已经76岁，即使走平路也一瘸一拐，却成为近两三年从村里到镇里跑得最勤的人。

为了反映尾矿坝污染的情况，贾换小不断到镇里上访，除了与镇长产生矛盾，他未曾获得实质性结果。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建议他不要辱骂镇长，要一层一层地上访，最后告到北京。而他的现实难题，却是不知该怎么写上访材料。

村里人早已定下规矩来激励上访：只要谁能“跑回钱来”，就能享有10%的提成比例。前提是，村里并不负责上访的费用。规矩定下已经数年，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曾经有几次，村民们拿到了少许的补偿，靠的是与包钢的施工对抗。近年，每当包钢要对尾矿坝坝体进行一些施工作业时，村民们便聚集到坝上阻止其施工。包钢为了顺利施工，往往也会掏出一笔钱。

根据《关于顺利实施包钢尾矿坝工程及污染赔偿问题的会议纪要》（包府办纪字[1996]18号）的记录，包钢向哈业脑包乡打拉亥上、下村、卜尔汉图村、哈业脑包村共支付200万元，作为尾矿坝从建坝至当时对上述四个村污染的“全部”赔偿费用。

包头市上述纪要并且规定，“今后市环保部门要加强对尾矿坝的经常性环境监测”。

2001年1月9日，包头市九院区政府再次调解决定，包钢一次性给予上述四村1996年以来经济损失补偿580万元，并责成包钢“应与哈业脑包乡进行深入研究，将上述四村6万亩因污染不能从事农业种植的土地进行联合开发”。

2003年，在一份包钢与哈业脑包乡的协议书中，包钢同意继续支付四村2001年—2003年补偿额195万元，并资助50万元帮助卜尔汉图村整体搬迁。包钢的条件是，此后不再解决卜尔汉图村的污染问题，并且，哈业脑包村民不得再以任何理由阻拦尾矿坝施工。

2007年，为彻底解决包钢尾矿坝引发的一系列污染和纠纷，包头市政府与包钢就合作出资5亿元，规划占地面积5平方公里，实施“搬迁五村”计划，即对尾矿坝周边新光一、三、八村及打拉亥上、下村五个村1950户、4980人实施整体搬迁。

时至今日，在卜尔汉图村中心集镇，61栋6层住宅楼突兀地立于田间。据财新记者了解，早在2009年，这些新房就已经陆续竣工，但一直无人入住。村民们均向财新记者表示，不能保障生活来源，也没有满意的补偿协议，仅有盖好了却还不知质量是否过关的楼房，他们无法入住。

甚至有村民私下给财新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将投资的5亿元搬迁经费按人头平均分发到各村，每户人家也已可以在包头市区买到一套不错的商品房。

包头市昆都仑区常务副区长史文煜曾表示，2012年5月份将启动搬迁入住工作，当年年底预计70%的村民就能搬入新居。但2012年7月，新建的住房区内工作人员说：“一户都没入住。”2013年1月16日，村民告诉财新记者，“打拉亥村搬上去了不到20户”。

根据财新记者调查了解，同时期，东面的新光村并未获得相应赔偿。打拉亥村“游击式”的抗争比起东边的村子来算得上有些成效，不过这种极其短效的方案，让抗争陷入到无止境循环的僵局之中。

2007年，在再次发生的阻止包钢尾矿车间抬高尾矿坝坝体的施工冲突中，几个村民被拘留。一名老太太拉住自己的孙子不让对方抓走，拉扯过程中她被碰倒在地，最终死亡。最后的处理，再次以包钢的赔偿告一段落。

就在财新记者在当地调查的2012年7月中旬，由于要对尾矿坝及其周边进行防汛施工，村民们再次轮班聚集在坝边的工地内阻止施工。

这次施工的区域超出尾矿坝周边近百米，打拉亥上村村民们认为施工方在未经协商征地补偿费用的情况下，便准备开工。经过施工方与村委会的调解，后来施工继续进行。

有的村民也坚持“和平”地上访，但至今没有没有结果。多个村民向财新记者证实，包钢承诺的每人每年4000元生活补贴费也经常难以落实，“去年（指2011年）的还没发，今年（指2012年）的？想都别想。”

在政府框架内的申访越来越难，村民们面临的是一次又一次石沉大海。任忠诚说，村民们对迟迟没有措施的政府表示无奈，对每年要来好几拨的记者更是“心冷了”。

在以上看似强力的抗争方式之外，法律手段却基本没有被村子里的污染受害者们使用过。

当财新记者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去法院起诉时，村里居民的答案竟然惊人得一致——“政府和法院，难道不是一块儿的？”

坝归何处

资料显示，包钢尾矿库采用了上游式尾矿堆筑堆积坝，是中国广泛应用的堆积坝坝型。这种堆积坝工艺相对简单，操作方便，基建投资和经营费用较少，但相比另外的筑坝工艺，这种堆积坝坝体稳定性较差。

1996年的地震使打拉亥下村的老人张文虎至今心有余悸。他说，当年看到许多房子因为地基不稳，墙都裂开了，东面那个高出地面20多米的尾矿坝“幸好没事”。

实际上，地震造成尾矿坝体出现位移和小裂缝，后经加固才再次投入运行。

包头市地处河套地震带，地质构造较为复杂。

包头市政府专家顾问组高永生、包头市地震局王子义等人于2006年撰文指出，20世纪以来，河套地震带发生5级以上地震13次，其中6级以上地震6次，这些反映了该地震带活动周期长、频度低、强度大的特点。

根据中国地震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分析预测，在未来一个时期，河套地区仍存在发生中强地震的危险。

为了应对尾矿坝的种种负面效应，在包钢的计划中，尾矿坝即将关闭。官方资料显示，2014年，新的选矿生产线将建成投产。

按照包钢的相关规划，到“十三五”时，逐步将包钢选矿厂磁矿选矿系列向北搬迁至白云矿区，届时达到尾矿库闭库目标。

多位受访专家看法一致：闭库会一定程度缓解现有尾矿库污染扩大的趋势，但是已然造成的污染，即便闭库了依旧存在。

目前，怎样治理地下的污染，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经济成本几何，都是尚未研究清楚的课题。

一种应对思路是“变危为宝”，开发利用尾矿坝里的稀土等多种贵重有价元素（参见本刊2012年第50期“危险的宝藏”）。

包钢稀土研究院原院长马鹏起等提出的串级萃取、综合利用的方案，事实上也已经解决了工艺技术问题。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受制于稀土的供需关系，包钢对新技术的应用愿望并不是太迫切。

如今，包钢尾矿坝仍在运行，人坝未了局仍在上演。一些对村里情况失望的村民开始自行搬离，也有个别村民在近期又搬回来——为了在可能获得赔偿的时候，多占一份“人头钱”。

这片土地上，到处是叹息声。

赫章锌痛

因冶炼锌等稀有金属一度繁荣的贵州省赫章县，正在承受污土之痛。

财新《新世纪 见习记者王箐丰）

十余年来，阿维寨的村民蔡大爷一直饱受“风湿病”之苦。夜里，他时常会被疼醒。和本村其他“风湿病”患者一样，刚满60岁的蔡大爷的肩部、手臂、腰部、腿和膝盖等都有明显的疼痛症状。

阿维寨村坐落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妈姑镇深山中，蔡大爷一出生就一直生活在阿维寨。自家种植的土豆和玉米，一直是他的主食来源。科学研究证明，这些食物已被镉等重金属严重污染数十年。

根据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李梅等人2007年的研究，阿维寨土豆中的镉含量为每克0.136微克，玉米中的镉含量为每克0.177微克，主要食物的平均含镉量水平更高达每克0.28微克。国家《食品镉含量卫生标准》的最高允许值仅为每克0.05微克。

蔡大爷告诉财新记者，他家目前种植土豆、玉米等作物的耕地，都曾是以前“土法炼锌”的焙烧场地。上世纪80年代，阿维寨兴起“土法炼锌”，仅在阿维寨下寨的两三百亩土地中，就有上百座焙烧炉。

财新记者了解到，仅在阿维寨，100余户村民的200余亩耕就几乎全被重金属污染。而在妈姑全镇，2.55万亩耕地中，仅直接作为炼锌场地和矿渣堆放地的就有1200多亩，虽然受其污染的耕地比例当地拒绝透露，但从土壤污染主要通过水流达成的逻辑，其规模显然不在少数。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学者岳佳等2009年在妈姑镇采集158个土壤样本，结果全部被重度污染，158个土壤样本平均镉含量为每千克12.4毫克，超过国家规定的三级土壤标准最高限值11倍之多。

沉疴难治

赫章县被誉为“贵州屋脊”，境内高山连亘，平均海拔近2000米。由于地形险峻、交通闭塞，赫章县多年来深陷贫困。

但赫章县境内蕴藏着33种金属和非金属矿，储量大、品位高的有13种。其中煤的远景储量约40亿吨，铁矿石的远景储量4.05亿吨，占贵州省已探明储量的40%，铅锌矿储量居贵州之首，锗金属储量居亚洲第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地开始将有色金属冶炼作为经济发展重心。

上世纪50年代“三线建设”启动之后，地处西南的贵州成为工业发展的重点地区，中央政府开始在赫章县妈姑镇等地布局煤矿和铅锌矿等产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以“发展乡镇企业”为口号，大力倡导“土法炼锌”，到上世纪90年代，人口不到4万的妈姑镇，年产粗锌1.8万吨，产值高达4亿多元，妈姑镇成为赫章县的第一镇，成为毕节地区乃至贵州省发展乡镇企业的模范典型，而赫章县全县的粗锌产量也进入全国前五位，一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左右。

“土法炼锌”的马槽炉遍布妈姑全镇，326国道旁边的马槽炉到夜晚往往还在燃烧，被过往者称为“鬼火”。

有色金属冶炼和煤炭开采，成为妈姑经济的唯一支柱。与此同时，妈姑镇面临严重的生态破坏。阿维寨等“土法炼锌”点，终年浓烟蔽日，草木都被熏黑，桃树、梨树等果树也都不结果。因为土壤和草都受到污染，许多小牲畜和家禽都出现瘫软症状，农民连牲口也不敢喂。在冶炼场地邻近地区，树木的根系整个烂掉。冶炼的炉烟也让人嗓子痒痛难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下令对“土法炼锌”企业进行改良或关闭。赫章县从1996年开始取缔“土法炼锌”，然而这一过程却屡经曲折反复。仅在2003年一年，受国内外锌、铁价格大幅上扬的影响，赫章县马槽炉、焙烧炉、六角炉等炼锌炉迅速恢复到3000多个。利益的驱使使“土法炼锌”屡禁不止，甚至有人把炼锌炉搬到自己家中继续炼锌。直至2006年，赫章“土法炼锌”和土焦炉才被基本取缔。

妈姑镇的“风湿”

据赫章县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从1986年至1996年，妈姑镇没有一个合格兵员。应征青年的血液里，铅、镉等重金属含量都严重超标。1994年贵州省职业病医院到赫章县进行的铅中毒现象普查结果也显示，妈姑、何家冲等小炼锌集中的地方，1级—3级的铅中毒人群都有，大约占该地人群的30%以上。中毒者血中铅含量比正常人高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蔡大爷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以极低廉的价格把耕地出租给铅锌冶炼者，冶炼者则将阿维寨附近山上的树木大量砍伐，用于搭建“土法炼锌”的简易工棚。“土法炼锌”的废渣都在焙烧场地及附近就地倾倒，废水则泄入流经阿维寨的河沟。“土法炼锌”被逐渐取缔后，原来的焙烧场地又由农民重新进行耕种。除雨水外，流经阿维寨所在山谷的河沟也是灌溉用水的来源，而这条小河正是“土法炼锌”极盛时期排放废水的通道。

就在农民种植农作物的田地附近，至今仍能看到“土法炼锌”时遗留下的黑褐色废渣。当地村民向财新记者表示，土壤污染之后在当地种植的玉米秆，较以前都细了许多，他们早已意识到在“土法炼锌”废弃场地耕种的环境风险。但在此耕种并食用自产的玉米和土豆实属无奈，他们不可能有别的收入来源。

“土法炼锌”使用煤炭加热锌矿石，使金属锌熔出，并挥发、冷却后制成锌锭。由于技术落后，但锌资源回收低（仅为40%—85% ），且导致其他有害污染物）如铅、镉、铜、汞等）随废渣、烟尘和烟气大量排放，“土法炼锌”的重金属释放因子，要比工业化冶炼水平高数十倍。

重金属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危害首当其冲。财新记者在妈姑镇当地走访的多个卫生机构都表示，当地最常见的病种是“风湿”，尤其是40岁以上的居民，出现手脚疼痛、腰酸痛等情况的极为普遍。不单在阿维寨，妈姑镇其他的铅锌矿区及冶炼场地都普遍有居民骨质疏松、骨头疼痛的案例。

刘氏姐妹在妈姑镇中心的何家冲村经营一家饭店，她们都深受“风湿”病的困扰。谈及“风湿”，刘家年龄最小的妹妹说：“关节痛，手也痛，有时候晚上都痛得睡不着，就像是针刺一样。”她们出现这样的症状，短的有两三年，长的已有五六年。

陈大兴一直生活在猫猫厂村。面对财新记者，他抽着水烟坐在凳子上。他说自己膝盖痛，腿脚也麻木，甚至有时头昏眼花，连下坡都要跳跃。他现年50岁，患这种严重的“风湿”已经有20年以上，长期“风湿”之后已丧失劳动能力，家里面的土地都直接撂荒，只有靠孩子外出打工作为生活来源。

而在榨子厂村，多位村民告诉财新记者，全村100多户人中有三四十人都有明显的“风湿”症状。年逾五十的罗阿姨走路需要拄着拐杖，除了腿脚不方便，最近五六年还出现心慌、胸闷的症状。罗阿姨表示，以前吃药还能够止住身体的疼痛，随着身体疼痛的加剧，吃药已经没有效果。

这些“风湿”病患者的共同点是，都以当地生产的土豆、玉米等作物作为重要的主食来源，而最频繁食用的蔬菜是当地产的青菜。

根据李梅等人的研究，阿维寨、何家冲和榨子厂三地的2007年的土壤镉含量均值分别为每千克4.96、17.62和24微克，远远大于国家规定的每千克0.6微克的最高限值。而三地食物中的平均镉含量也都在国家标准最高限值的3倍以上。当地产的青菜则是贵州民间喜欢的酸菜的原料，而像青菜这样的叶菜也被证明是最容易集聚重金属镉的蔬菜。

镉被人体吸收后，主要蓄积在肝、肾中，且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将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质疏松、萎缩、变形等各种病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响人群达数百人。

妈姑镇不少居民的症状都与此十分相似。李梅的研究证实，当地居民的尿镉含量高达每克28.16微克，远高于中国《环境镉污染健康危害区判定标准》所规定的每克15微克的限值。

不少村民怀疑“风湿”与当地环境污染存在关联，但妈姑镇人大主任陈庆碧表示，“风湿”只是西南地区湿度较高环境下常见的疾病，不能将其原因归结到环境污染上。当地疾病控制部门，至今也没有去判定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妈姑镇至今仍是个极端贫困的乡镇。根据官方统计，当地2011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3300元。不少村民都表示，由于贫困，有“风湿”这样的病痛都很少去看医生，有严重的病症更是无钱医治。

污染糊涂账

在妈姑镇乃至于赫章全县，到底有多少土地因为“土法炼锌”而被污染，这个数字至今仍不清晰。

根据妈姑镇官方的数据，妈姑全镇约有1200亩耕地曾作为“土法炼锌”场地或尾矿库，占妈姑镇全镇耕地面积总量25500亩的4.7%。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金瑾表示，这并非意味着当地只有4.7%的土地遭到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通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扩散，其范围不仅限于炼锌场地及尾矿库。西南地区属典型的酸雨地带，酸雨使重金属污染物析出，通过地表径流或地下水等方式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

妈姑镇位于乌江上游南源三岔河上游流域，阿维寨、新官寨等“土法炼锌”区，属于三岔河上游的后河小流域，这也是妈姑镇全镇“土法炼锌”污染的主要地区。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在仅有100多户人的阿维寨，受污染的土地约有200余亩，而新官寨炼锌区的面积更大，“土法炼锌”炉则广泛分布在长4公里、宽0.5公里的狭长地带中。

陈庆碧介绍说，妈姑镇集中进行铅锌矿冶炼的地区还包括猫猫厂、榨子厂、何家冲、黑泥寨和天桥村等地。财新记者实地走访得知，猫猫厂受到铅锌矿和铁矿开采和冶炼污染的土地约有100多亩，榨子厂地区至少有200亩土地受到污染，仅尾矿库面积就超过100亩，另有超过100亩的土地曾作为“土法炼锌”的场地。根据贵州省环保厅夏园等人的研究，黑泥寨、天桥村两地“土法炼锌”废弃地的面积在200亩和50亩左右。

夏园直指，妈姑当地河流沉淀物中发现高浓度污染物已经说明，污染物已通过河流扩散，影响下游。根据2006年吴攀等人的调查，仅天桥村选矿点对后河的河流污染就到处其下游36公里处。

据了解，在妈姑镇以外的26个乡镇也有“土法炼锌”分布，在326国道沿线的野马川镇等地，“土法炼锌”也造成严重污染。野马川镇的尖山村“土法炼锌”废弃场地面积超过150亩，停止炼锌后场地没有得到清理，闲置丢荒多年。野马川镇位于乌江北源六冲河上游，六冲河流域也在相当大程度上遭到污染。

岳佳等在赫章县27乡镇采集690个土样分析显示，赫章县除妈姑镇外的26个乡镇土壤中平均镉含量均超过1毫克/千克的三级国家标准，土壤中镉含量均值超过3毫克/千克的乡镇有12个。

赫章并非黔西北唯一的“土法炼锌”集中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毕节市下辖的威宁、纳雍和七星关区，都曾有大量“土法炼锌”场地。根据夏园等人在2011年的研究，整个毕节市炼锌废弃场地和废渣堆积面积达75000亩。

贵州全省因开矿导致的土壤破坏数据，更为惊人。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张一修等人的研究指出，截至2009年，贵州省因矿山开发及破坏土地31754公顷，即接近46万亩。受到土壤污染的耕地不仅限于冶炼地点和尾矿库，实际的耕地污染面积还更大。

采访者手记：救土先救人

土壤污染受害者的权利不应被长期漠视，更不应该被继续伤害。

（财新《新世纪》 记者宫靖）

编辑这组稿件时，最让人忧虑的，还不是土壤污染，而是各地政府多不愿谈及本地土壤污染事宜。回避土壤污染，在各地已属常态。

多位与各地政府曾深度接触的土壤专家这样解释这种现象：土壤污染在各地均是多年前发生的历史问题，近年才以健康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现任政府一旦承认有污染，就意味着要替前任政府担责，不仅要花费巨额成本治土医人，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稳定事件，所以基本态度是能回避就回避。

然而，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食品安全对应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又系于土地安全。维护土壤健康，确保土地安全，事关百姓的基本福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岂可不察？

让人忧虑的还有，由于各地政府不正视土壤污染，导致污土继续耕种，村民由此自食而受害，还自觉、不自觉地售出污染大米、小麦、蔬菜等作物，再伤害不知情的城市居民。

也由于政府的回避政策，污土之上的村民无法主张自身权利，无处上告，也无据上告。

与多数土壤专家此起彼伏的救土声不同，多名卫生专家认为，当今之际，救人其实比救土更急。土壤污染受害者的权利不应被长期漠视，更不应该被继续伤害。

对于中国重金属污染引发的健康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建立起重金属污染的预警机制，防范有可能出现的新危机。

潘小川表示，近年来关于重金属污染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矿产、冶炼等行业成为矛头指向。随着政策管控的不断加强，近些年工业排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所减轻和改善，但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需要长期积累才会显现，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

潘小川认为，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进入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的环境健康危机高发期。

财新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等处了解的信息显示，中国官方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对少部分土壤污染严重地区的居民健康进行持续监测。近年，该中心研究的结论是，这些居民虽然有健康问题，但尚达到日本“痛痛病”的程度。

这或许有些荒诞，在官方研究过程中，居民在污土上种植作物、吃污染食物均不被禁止。最终，一句达不到“痛痛病”的轻松话语，就让受监测公众常年得不到救助和补偿。有识者由此质疑，难道不是“痛痛病”的病，就可以不管？没有群体性健康危机，污土问题就可以放任由之？

救土救人，中国不能再回避。

土壤的农药危机

农业专家在山东与广东的研究显示，典型农业区的土壤、水和空气中各自可检出100多种农药。

财新《新世纪》记者刘虹桥，实习记者何林璘）

中国公众未来可能长期与农药共存的朴素事实，正一步步为科学研究所证明。

在名牌茶叶、众多农作物、有机食品甚至饮用水源中均检出多种农药残留之后，农业科学家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土壤、空气和水。

2013年1月7日，一项为期近两年的研究发布结果。研究显示，在山东和广东两个典型农业区的土壤、水体和空气中，均可检测出120余种农药，其中不乏已禁用多年的有机磷和有机氯农药。

这份报告部分确证了公众普遍的猜疑——农药残留无处不在。

由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团队进行的该项研究，是中国首次对上百种常见农药进行大范围环境残留研究。

过去，此类研究要么局限于很小的地块，要么仅是针对部分农产品，涉及的农药品种也较少。

上述结果无疑陈述了一个惊人的朴素事实。土壤、水体和空气，是每个人生活无法离开的基本环境要素，其中广泛存在的120余种农药残留，意味着公众谁也无法逃避。

可以庆幸的是，科学家暂时还没有证据证明上百种残留农药损害了公众的健康。由于缺乏标准，科学家甚至无法确证它们对土壤、空气和水污染程度属于何种水平，是严重还是一般，暂时还没有答案。

坏消息是，暂时没有证据，并不代表未知的危害事实就一定不存在。国内外科学界对环境中的农药残留普遍缺乏深入研究，这或许也意味着一些损害还没有被发现。

“农药在深层土壤中不断富集，无法自行分解，土壤的自净能力也无能为力。这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我们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炸。”研究者张斌说。

参与研究的另一位农业专家则认为，他们的研究只是初步揭开了一个“盖子”——农药正在环境介质中持续大量累积，这个基本事实需要政府和科学界进行更多关注。

被农药包围

2012年12月下旬，财新记者独家拿到了这份研究报告，报告名为《环境中的农药：中国典型集约化农区土壤、水体和大气农药残留状况调查》。

张斌是报告的第一作者。2011至2012年间，“绿色和平”委托张斌团队对分别位于广州周边和山东潍坊的两个典型农区的土壤、水和大气环境进行了采样调查。研究者采集了两地共计55个土壤样品、42个水体样品，以及两地持续30天的空气样品，并对180种农药在这些样本中的残留进行了检测。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王婧解释，之所以选择山东和广东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山东拥有全中国最大的蔬菜基地，而广东的农产品也支撑着广州、深圳、香港等很多南方城市的消费。

此项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所有土壤、水和空气样品中均含有百种以上农药。土壤方面，广州周边地区稻田土壤样品检出农药126—145种，蔬菜地土壤检出125—144种；山东潍坊的蔬菜地土壤样品则检出农药123—146种，小麦地检出农药122—134种。

用于灌溉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没有幸免。广州周边地区水样中检出农药131—139种，潍坊水样中检出农药127—142种。

公众对土壤和水中有农药残留或许早有预料，但很少有人相信，空气中也有大量农药残留。结果或许有些残忍，广州周边地区空气中共检出144种农药，山东省潍坊市某蔬菜基地则高达147种。

研究的第二项发现是部分农药在土壤和水中的残留浓度较高。在所采集的广州周边地区和山东潍坊两地土壤样本中，有9%—13%的农药检出浓度超过了400纳克/克，最高则达到约1.3万纳克/克。参照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对有机氯农药残留的标准，以上残留浓度已经远大于国家二级标准（能保障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土壤）。

研究的第三项发现是部分农药会在深层土壤和地下水中富集。有相当一部分农药的残留浓度并不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下降，有些反而浓度有所增加。此外，地下水农药残留和富集现象在两地也十分显著。

“农药对水的污染要比在土壤中的危害大得多。”参与研究的一名专家说。“超过某个残留浓度后，就会导致危害的发生。”

报告指出，当地农民盲目增加农药用量和喷洒次数是导致农药残留浓度高的原因之一。由于担心农业产量不能保证，农民往往通过增加施用农药的种类和喷洒次数，以求作物产量“保险”。

据调查，两地的施药频率都较高。作为更湿热地区的广州尤为显著，当地水稻生长季节农民一般喷药七次至九次，蔬菜基地施药次数甚至可高达十几次。其中，由于价格便宜、使用效果好等原因，敌敌畏、乐果、马拉硫磷、毒死蜱、三唑磷和哒螨灵等六种禁、限用农药在广州周边地区仍被大量使用。这些农药在两地土壤中检出浓度均较高。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前述专家坦承，报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该报告是国内首次针对如此多种类农药进行的环境调查，所采用的方法或仍需进一步完善以确定其精确度。

“但它的价值在于将那些过去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抛出来，希望能引起政府和相关研究者的关注。”专家表示。

缺失的标准

遗憾的是，虽然上述报告在不同环境介质中检测出种类繁多的农药，且部分数值奇高，但由于缺少标准，从这些数值中依旧难以判定这些农药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以及对人体健康有哪些影响。

从事农药应用技术与研究近30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药研究室主任曹坳程表示，在土壤中检测出农药残留，并不能被判定土壤就被污染了，关键在于“量”和“度”。“要知道，我们现在技术发达，非常小的量都能被检测出来。”

财新记者在查阅国家对土壤、水体和空气质量的有关质量标准后发现，仅有很少数条款涉及农药残留。

在土壤标准、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标准中，对剧毒农药DDT和六六六的残留做出了限定。在《生活饮用水标准》的非常规指标中，包含20余种农药。而空气质量标准中，则完全没有设立有关农药的标准。

环境中的农药种类繁多，而且是长时间不间断地输入环境，即便是参考国外对不同环境介质中的规定，也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土壤、水体、空气中的农药残留情况缺少检测，导致的后果是许多农药残留以极其隐蔽的方式进入生活环境中，而人们却未察觉。

研究者已面临标准缺失的尴尬。农业部农药化学与应用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袁会珠告诉财新记者，学界很早就知道农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对土壤、水体、空气等造成的面源污染实际上仅是污染的一部分。然而，污染“程度”如何，在多大量级下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学界知之甚少。

“国内关于农药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评估研究比较少，这导致有不少农药在使用10年、甚至20年后，因暴露出问题才被禁用。”袁会珠说。

不过，要为不同环境媒介中的农药残留情况设立标准，并非易事。以空气中的农药残留情况为例，国内外虽然都有空气飘移造成的农药二手伤害的研究，但由于空气中的农药难以模拟和统计，污染情况难以溯源，这些研究往往只能停留在流行病学研究，难以通过毒理分析、动物实验等方法进行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国家标准仅对剧毒农药加以规定。根据上述研究报告，其替代产品、所谓“低度、高效”农药的高检出量依旧像一把高悬的利剑，杀伤力不容小觑。

曹坳程坦言，当前评价农药优劣的标准是高效、低毒。完全用这一标准进行评估农药未免过于片面。理想的做法是，按照农药的危害性来评价农药，而非“高效”、“低毒”——究竟有多毒，实在众说纷纭。

“实际上，低毒农药在环境中也是不断累积的，并已经形成一种趋势。它也应有浓度限值。虽然累积不一定意味着有害，但却意味着有可能有害。社会上对其残留浓度高到何种程度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的问题，关注度不够。”上述专家说。

未知风险待解

王婧就此研究评价称，农田离消费者的餐桌一点也不遥远——如果一块农田连空气都藏着100来种农药，种出的食物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由于长期使用农药，环境中累积了大量的有毒物质，其影响范围可能远高于人们的想象。王婧指出，这些农药不但会危害鸟、鱼、蜂类等农田生物、导致农田生态破坏，还有部分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及婴幼儿的生殖发育。

王婧说，研究已显示，环境中低毒、小剂量的农药暴露，对人体的健康影响体现在慢性疾病上。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证明，农药与帕金森综合症、慢性呼吸疾病、癌变等疾病存在关联，但关于农药对健康产生的具体影响仍缺乏足够权威、全面的研究。

袁会珠告诉财新记者，农业研究系统和医学系统相互脱节是缺乏相关研究的重要原因，而且，国内对农药使用的健康影响的长期观察数据十分有限。

前述农业专家认为，土壤是农药污染环境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从土壤出发，农药会通过深层土壤的渗透进入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污染。这种污染一旦造成，难以修复。而滞留在表层土壤中的农药会与空气产生互动，不断释放有毒有害物质。

专家反问说：“国内尚未出现因农药在环境中的残留所导致的中毒死亡事件，但这不代表二者没有联系。现在的癌症得病率这么高，很多人都把这些问题归于食品安全问题，那么食品危害来源于哪里呢？难道不是来自于环境吗？”

源头减量难

农药是把双刃剑，一刃指向粮食稳产，一刃指向环境污染。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农药使用国。农业部资料显示，每年，约有175万吨农药使用于农牧林业生产，但农药施用量仅有约30%作用于目标生物，其余的70%进入环境。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单位面积农药用量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王婧指出，“这些流入环境中的农药不仅对人的健康构成威胁，更让脆弱的农田生态系统遭到重创，使其需要依赖更多的农药来维持，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在耕地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的中国，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得到扭转。”

但上述专家接触到的农村施药现实却表明，害虫抗药性的增加和对化学防治方法的依赖，使得人们陷入不断增加农药使用量的怪圈。

在耕地面临着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又从2009年起全面实施粮食增产1000亿斤的战略规划。从农药和化肥施用量逐年增加的数字可以看出，粮食增产的实现依然十分倚重农药和化肥的投入，农业生产模式转型并非易事。

农业部显然意识到农药长期使用的危害性，曾于2011年设下到2015年全国农药使用总量减少20%的目标。但在2012年11月，该部将此目标的完成时间推迟到2020年。

“每天都有近5000吨农药洒在中国的耕地上，推迟五年对中国的环境和食品安全意味着什么？”王婧问。

危险的宝藏

中国最大的尾矿库之一包钢尾矿库，一方面潜在价值富可敌国，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严重。变废为宝却难以举步。

财新《新世纪》实习记者刘志毅）

如果从高空俯瞰包头市，在主城区以西数公里，黄河之北十余公里处，可见一个黑灰色的庞大椭圆形“湖泊”，占地达11平方公里之广。

它并非真实的湖泊，是内蒙古自治区大型国企包头钢铁集团的尾矿库。这座高出地面20余米、由土和混凝土围成的尾矿库，内中已堆存近1.8亿吨细粉末状的尾矿，是中国最大的尾矿库之一。

在这座城市以外，这座已使用60多年的尾矿库原本鲜为人知，但近两三年以来，该尾矿却成为全国新闻报道中的常客，甚至部分外媒也亲临探访。

该尾矿成为新闻明星，一方面在于其富可敌国的潜在价值。该尾矿内富集930万余吨稀土资源，以及众多其他稀有金属。业内对该尾矿的估值，从1万多亿元至十多万亿元不等，最高曾达到80万亿元。即便按1万多亿元计算，已达中国GDP的1/30，超过全球许多小国的GDP。

稀土元素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广泛应用于电子、石化、冶金及众多高新领域。稀土是全球重要战略资源，中国保有其资源量一半以上，而尾矿稀土的最初来源白云鄂博矿区则是全球第一大稀土矿。

2012年上半年，中国A股市场上因传言该尾矿库可能注入上市公司包钢股份（600010.SH）或包钢稀土（600011.SH），两股股价逆势上扬，涨幅一度翻倍。直到包钢集团声称该尾矿库属于集团而非两家上市公司，此轮爆炒才终结。

让该尾矿成为新闻明星的另一面，则是连篇累牍的负面新闻。媒体发现，该尾矿库环境污染极其严重，至少七个村的6万余亩良田的土壤被污染，其中2万余亩已不能耕种或减产严重，3000余村民近十余年来为此事到处呼告。

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已有相当数量村民因此尾矿付出严重的健康代价。不仅如此，该尾矿因存在放射性污染以及潜在的溃坝风险，业已成为包头市及周边地区的严重环境隐患。

一座尾矿库，集天使与魔鬼两副面孔。求解之道早已昭明，通过科技手段变废为宝已成为政府、企业的共识。但是，在现有科技手段和全球稀土格局之下，实现并不容易。

宝藏与灾难

数月之前，财新记者曾登上尾矿库的坝墙。从一根大钢管引出的众多小钢管，其时正向库内注入类似稀泥、深棕黑色的尾坝水，库内相当面积因此呈湖泊状；而更远处，已干涸的矿渣泥，则像黑灰色的滩涂地。

宝藏就在面前。包钢稀土研究院原院长马鹏起对财新记者指出，该尾矿库的资源价值，相当于又一座白云鄂博矿。此语分量尤重，因为后者是全球第一大稀土矿，工业储量达3600万吨，占全世界的36%。

公开的学术论文显示，此1.8亿吨矿渣之中，所含稀土元素比例，比百里之外的白云鄂博原矿更高。与原矿相比，尾矿所含的稀土平均品位已从5.5%提高至7%以上。对尾矿库矿渣取样分析显示，这些矿渣成分为：铁15%、稀土（REO即稀土氧化物）7%、铌（Nb2O5）0.14%、萤石（CaF2）23%。仅萤石之价，其实已超包钢集团前期提取的铁的价值。

对该库最高的估值来自包头市政府专家顾问组，其估值达80万亿元。该份报告的摘要部分至今可在包头市政府专家顾问组网站找到。其表述称“包钢尾矿坝（库）内储存有稀土（钍）、铌、铁、萤石等富集了的珍贵宝藏，匡算潜在价值大数为80万亿元左右，相当我国2010年GDP的近2倍”。正是这个估值，引爆了2012年资本热炒包钢系股票的行情。

2012年11月上旬，曾参与上述报告的前包头市政府专家顾问组成员熊家齐，向财新记者否认了80万亿元估值。他说：“这个数值肯定太高，我们一批老同志可能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建议媒体不要采用这个数字。”

也有学者依据稀土含量进行过计算，认为估值有十多万亿元。但事实上，对该尾矿库进行估值并不容易，因为仅稀土元素就有十几种之多，每种价格不同，且波动极大。

马鹏起数十年研究该尾矿库，他在论文中认为，按2008年全年12个月的平均价计算，该尾矿库仅稀土价值达5000亿元，其他矿藏价值超过6000亿元，因此在1万亿元以上。

稀土界学者对尾矿库估值有不同看法，但对其严重的环境污染却有共识。学者一般认为，包钢尾矿库的建立，是在困难时期进行的错误决策，把宝藏放在了错误的地方。

财新记者了解到，在上世纪50年代建设包钢时，由于白云矿区没有水源，不具备建设钢铁厂和选矿厂的条件，只能在百里外包头市郊区靠近黄河的地方建设钢铁厂和选矿厂。最终，尾矿库就近选址在厂区周边。

官方资料显示，目前，包钢选矿厂每年向尾矿库内排入尾矿约700万—800万吨。此外还有包钢稀土华美公司及冶炼厂往尾矿库内排放工业废水（酸性水），每年约210万立方米。

上世纪70年代末，尾矿库引发的环境污染开始显现。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王建英告诉财新记者，由于水压等原因，尾矿库内高度盐碱化的污水通过土壤渗漏，进入周边地区的潜水层（地表以下第一个稳定水层），严重污染了附近地下水水质。

那时起，尾矿库周边耕地肥力开始下降，动植物陆续受到影响。如今，大片耕地无法正常种植农作物，几乎全部荒废，潜水层地下水无法灌溉或供人畜饮用。共计超过7个村、3000多人、6万多亩土地受到影响。王建英说，污染物在地下水的带动下，还在以每年20—30米的速度逼近黄河。

打拉亥上村在包钢尾矿库西侧1.5公里。根据村民提供的包头市环境监测站1995年、2000年以及2006年的监测数据，村里的井水中，硫酸盐、氯化物、氟化物的含量，绝大部分已经超出国家规定的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数倍至数十倍不等，遑论饮用水标准。财新记者发现，遇到同样危害的还有打拉亥下村、新光一村、三村、八村等村落。

变废为宝探索

在民间环境危害之外，内蒙古、包头市两级政府以及环境学者则担忧该尾矿库的放射性危害以及潜在的溃坝风险。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三废治理研究所废物安全研究室副主任孙庆红等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尾矿库附近区域Y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较包头市区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在尾矿库南部、东南部升高明显。当然，研究人士目前尚未找到这些放射危害对人体产生实际影响的证据。

由于近年国内多地发生尾矿库溃坝灾害，而包钢尾矿库临近内蒙古最大城市包头市以及中国北方最重要河流黄河，一旦溃坝，后果不堪设想。此外，该库位于地震多发地区，地震威胁也如影随形。

公开媒体报道显示，每遇地震和严重汛情，内蒙古自治区和包头的各级领导即到现场督察，开会部署安全工作更是每年的常态。

在稀土学界，一直呼吁官方和包钢集团自身将该尾矿库变废为宝，利用新科技提取稀土，同时逐步消化该库可能的环境风险。

为回收矿藏中的稀土，上世纪80—90年代，包钢集团就与长沙矿冶研究院合作，开展了物理法的选矿工艺试验。该试验利用弱磁-强磁-浮选法，使尾矿中铁的回收率达79%—80%，稀土的回收率约20%。但这种物理方法对于稀土的回收率不高，不具备实用价值。

沈阳化工大学应用化学学院副教授于秀兰曾于2009年撰文，介绍从包钢尾矿中提取稀土的化学方法——脱氟-碳热氯化法。该方法可将稀土的提取率提高至84%。

“我们做的是氯化方法，但是稀土学界好多人都不支持氯化反应，因为污染严重，所以申请资金也困难。”于秀兰告诉财新记者。

于秀兰称，氯气的大量使用有危险，产生的氯化物对环境隐患极大，因此现在尾矿稀土回收，主要仍用浮选法。氯化法之外的其他化学方法，也仅在实验室研究阶段。

多名学者指出，当前对尾矿中有价元素的综合利用，仍旧只能在物理法的思路内寻求突破。

2010年，包钢技术中心助理工程师张永、包钢稀土研究院原院长马鹏起等共同撰文，公开发表了一种新的尾矿利用工艺，称为“串级闭路工艺”。

文章指出，以此工艺回收包钢尾矿库中的稀土，可以使稀土的精矿品位达到60%，回收率达到87%，完全可以达到工业生产的标准。该工艺还实现了对萤石一定程度的回收。

在进一步的稀土的精炼生产过程中，酸法与碱法是两种主要方法。马鹏起告诉财新记者：“新的回收方法将稀土精矿品位提高到60%以上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稀土的工艺，也消除了稀土冶炼阶段的污染问题。”

但马鹏起颇为遗憾地表示，“串级闭路工艺”的成功，可以说从科技上解决了工艺技术问题，“但新工艺却没有硬件、没有新厂房来支持应用，目前还只是个实验。”

有出路，没动力

“这个方法虽然好，但是他不用你的，也没办法。”马鹏起解释道，“因为愿望没那么迫切。”

财新记者了解到，在现实情况下，不但尾矿中的稀土未开始利用，包钢集团本身仍旧在沿用上个世纪老的工艺进行选矿。该选矿思路以选铁为主，而非以价值更大的稀土元素为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包钢研究机构人员告诉财新记者，包钢长期开采的铁矿主要是稀土伴生矿，如果估算一年产量在1000万吨钢，按照5%—6%的伴生比例来算，就可以产出大约50万—60万吨的稀土，但是全世界的市场不过十几万吨而已。

既然正常开采铁矿的现行工艺顺带回收的稀土就已数量惊人，造成市场供过于求，那么耗资开采尾矿库中的稀土对于企业和当地政府来说，就没有了内在动力。显然，这是导致尾矿库环境危害的更深层次原因。

马鹏起指出，对于包钢集团而言，钢铁生产已经具备很大的生产规模，要保持产量，那么必须保持开矿量；如果减少自己开矿而从国外进口贵得多的矿石，就将面临亏损。

“用自己的矿，虽然在稀土上是浪费了，但是对于铁精矿而言，则是便宜了。”马鹏起解释。

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永、马鹏起等所发表的从尾矿中回收稀土的新方法，还有不少专家提出，包钢选矿的思路应当从根本上转变。

多年从事稀土污染、矿冶废物回收利用研究的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张雪峰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当先提炼矿石中的稀土，后提炼钢铁，从源头将稀土的利用率提高，这是提高冶矿效率、减少污染的最好方式。

“现状是，（包钢）先选铁，再选稀土，而铌根本没有利用；我们提出的一个新思路是，先选铌、稀土，最后选铁。铁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包钢实际上是利用了最不值钱的东西，而把最值钱的东西留下了。”张雪峰指出。

马鹏起更是建言，包钢集团应减少原矿的开采量，“全世界用多少稀土，我就供应多少，然后把矿山保护起来，作为国家和企业的储备。”

公开资料显示，包头白云鄂博铁矿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再过25年左右，铁矿区的稀土将被开采完。

马鹏起提出，若以稀土为本位进行开采，则可以开采得久得多，同时还可以把其他的铌、钪、铁、萤石等全部利用起来。

“可能我这样采1吨，比现在采3吨产生的价值还要高。最关键的是，这样做可以减少环境危害，为中国的未来储备资源。”马鹏起说。

事实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曾于2005年、2006年联合十多名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提出类似的呼吁与建议，当时曾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批示。然而，建议在包头至今未见落实的迹象。

新的思路与技术都已经出现。差的，只是政府和当事企业的抉择。

稀土污染赣州

数十年来无序开发稀土，造成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但污染有多大，学界和官方均欠缺深入研究。

财新《新世纪》记者刘虹桥，实习记者刘志毅）

稀土，正让中国处于国际贸易争端的风口浪尖。欧盟、美国和日本于2012年3月联合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指责中国限制稀土出口违反世贸规则。

在争端白热化之际，2012年6月20日，中国国务院发布首部稀土白皮书《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以23％的稀土资源供应全球90％以上的市场，半个多世纪的超强度开发，已造成资源枯竭和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江西赣州，正是白皮书中介绍的稀土污染环境的典型。2012年4月，国家多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发布了赣南环境报告。报告称，稀土开采污染遍布赣州的18个县（市、区），涉及废弃稀土矿山302个，遗留的尾矿（废渣）达1.91亿吨，被破坏的山林面积达97.34平方公里；其中，仅治理残留的废渣就需70年。

同在4月，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在公开发言中指出，经初步测算，仅恢复治理赣州因稀土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就需要380亿元。

位列元素周期表57到71的15个镧系元素被称作“稀土元素”。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也被称作“工业维生素”，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

国土资源部门2009年对稀土资源储量的核查数据显示，中国稀土资源储量为1859万吨，约占全球总储量的23%。其中，有“稀土王国”之称的江西赣州是南方离子型稀土矿的最主要产区，占全国离子型稀土开采总量的八成以上。

财新记者日前赴江西赣州实地调查，发现当地数十年来无序开发稀土，确实造成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但污染有多大，学界和官方均欠缺深入研究，尚是一笔糊涂账。

多位学者认为，380亿元环境损失之说，应仅为初步测算；如何恢复被破坏的环境，道路并未明确。如今的稀土行业大整顿，到底能否预防新的污染，也受到学者质疑。

龙南污染样本

赣州，近几年诞生了众多造富神话。据江西卫视报道，仅2011年，因稀土价格上涨，赣州市就诞生了数十个千万富翁。

繁华背后是惨痛的环境代价。以龙南县为例，稀土开采破坏山林面积达17.77平方公里，约占全县毁林面积的两成。曾经青山绿水的秀美之地，如今是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重灾区。

2012年8月中旬，财新记者进入曾经年产稀土30吨的龙南县足洞矿区，抬眼就望见数座地表土裸露的光秃山丘。矿区深处，光秃山头更多，裸露的山体截面愈大。砖红色的地表土和黄白色的基岩，在连绵的绿色山林间显得异常突兀。

龙南、定南、全南三县，是公认的赣州三大稀土产区，龙南重稀土储量和质量为世界之首。2011年8月17日，由于稀土开采指标耗尽，赣州市向全部稀土矿区下发停产通知。通知至今未解冻。

停采一年，足洞矿区稀土矿山上仍寸草不生。矿区山脚下的山间平地上，如今则野草疯长，如不是村民指认，已难以辨识出这里曾经是耕地。当地村民称，从矿山流下的稀土水污染了耕地，庄稼长不起来，村里的耕地大多已荒废多年。失去收入的村民，只能外出打工。

在赣州，稀土以离子状态吸附于黏土矿物表面，矿体呈土状且疏软。稀土分布广、品位高，元素齐全，放射性较低，具有采、选、冶容易等优点。

正是由于上述特性，赣州稀土开采几乎没有技术门槛。1994年以前，居住在矿区周围的村民，几乎人人会提炼稀土。龙南县黄沙乡六旬老农用一句话总结了当地的“土方法”：“到矿山上挑一担土，拿桶把土、化肥、食盐等混在一起搅，沉淀一阵子，就可以拿去卖了。”

规模稍大的稀土开采者，则使用硫胺对稀土矿进行野外池浸，再利用草酸或碳铵进行沉淀，最后通过酸溶进行稀土分离或制造稀土氧化物。使用这种池浸工艺，需完成表土剥离、矿体开采、运矿浸池、回收稀土浸出液、排出尾矿等环节。开采后的矿山基本被夷为平地，基岩裸露，而深达数米的浸出池边又堆起由尾砂构成的小山，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作“搬山运动”。

据统计，采用池浸工艺，每生产1吨稀土氧化物最多可产生约2000吨尾砂和表土剥离物。这些尾砂不仅占用土地，还残留有一定量的浸矿剂，会对矿区环境产生持续影响。

1994年以来，原地浸矿工艺作为“八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成果在赣南地区推广开来。所谓原地浸矿就是在不破坏矿体地表植被、不剥离表土开挖矿石的情况下，利用一系列浅井交换土壤中的稀土离子，对置换后的溶液进行回收，从中提取稀土。但财新记者采访获知，因池浸“土办法”工艺简单且成本低廉，目前仍被广泛采用。

龙南县汶龙镇里陂村村民谢日声告诉财新记者，自临塘稀土矿于1995年开始开采以来，居住在下游的20多户人家的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就受到污染。从山上流下的溪水发酸、发臭，还散发一股怪味。村民不得不自铺管道，从2公里外一座未开采稀土的山上引水。

据谢日声介绍，他家离矿区较近的耕地大多废弃，只剩下家门口一小片地还能种水稻。但已无法种两季稻，一季稻结出来的稻米颗粒也非常干瘪。

污染糊涂账

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之外，稀土开采还造成了水源污染。

财新记者走访发现，龙南县多处矿区附近相当数量居民有不同程度的氟斑牙。有村民称，不少人不到50岁，牙齿就快掉光了。但村民无法证实这与稀土污染有关。

黄沙乡黄沙村矿区附近一村民表达了他的忧虑：搞稀土开发后，河里的鱼绝迹了，村民不敢引水种庄稼，不敢下河洗澡；家里虽然打了深水井，但并不清楚井水有没有受到污染。而且，从未有政府部门来检测过灌溉水源和井水水质，也没有人告诉他哪些水是安全的。

财新记者发现，虽然基层科研人员对赣南稀土矿区的环境问题进行过零星研究，但权威学界并未对当地稀土污染有过定性定量研究，稀土开采造成的真正环境影响，整体而言是笔糊涂账。

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直言，虽然稀土污染问题近年来在媒体上被炒得比较热，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依旧是一个不那么主流的研究领域，受到的关注不多，现在已知的情况也非常有限。

根据江西省工信委公布的数据，2011年，江西全省稀土行业全年利润仅为65亿元，同比增长493%。据此推断，2010年，江西稀土行业利润仅为15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即便考虑稀土价格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波动，赣州稀土产业创造的总利润也难以弥补380亿元之巨的环境损失。

不过，尚未有公开信息披露380亿元的环境损失是如何得出的，其筹措方式和来源也未明朗。

在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对380亿元环境治理经费提出质疑。一般而言，在制定环境修复方案之前，需对具体情况进行摸查，如采集各个污染点的土样、水样进行实验室分析，从而掌握各个地区环境问题的具体情形，在此基础上再制订方案。

“以我目光所及，这样的前期研究还很欠缺。的确，大家都认识到稀土开采带来的环境问题，但如此拍脑门得出的数字，其实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述专家称。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环保所所长杨运华对质疑意见表示赞同：“稀土开采量不同、稀土矿品位不同，产生的尾砂、尾水情况也不同。现有的量化研究是针对具体个案进行的，要对赣州市如此之多的稀土矿山的情况做出准确估量，还需要具体、详尽的检测。”

治污路径未明

面对稀土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政府并非没有采取治理措施。

在足洞矿区废弃矿山，龙南县已于2011年投入800余万元进行试点治理。治理者希望通过植桉树和草皮，逐步恢复废弃矿山的表层植被。

财新记者走访了正在做修复的山坡，与未开采的山头相比，这片山坡植被依旧稀疏，新种植的草地还不能完全覆盖山坡。带领财新记者实地查看的村民透露说，他曾近距离观察过，不少桉树苗并未存活。

实际上，多位土壤修复专家也认为，即便克服技术障碍，以复垦、恢复植被等方式实现环境恢复也并非易事。以桉树为例，虽然桉树对土壤中的氨基有较强的吸附作用，但其效果并不明显。要完全吸附掉土壤中的污染物质，可能需要几十年的周期。

2012年6月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根据该意见，稀土开采环境遗留问题的解决，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以及稀土尾矿综合回收利用，都将获得政策扶持。

涵盖工业污染源控制、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等460项污染治理重点项目的“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工程”，预计将获得180亿元的投资。

不过，若按工信部副部长苏波此前在公开发言中披露的数字，即便180亿元的“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工程投资”，全数投入赣南稀土矿区环境治理，仍不足以覆盖380亿元之巨的治理费用。

一个现实问题是，即便投入高昂的环境治理经费，其治理效果也未可知。

多位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治污专家指出，学界对稀土开发造成的山体破坏、土壤和水源污染的情况知之甚少，国内也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环境综合治理的成功经验，甚至连稀土元素的毒性在国际上都尚存争议，因此轻言380亿元治理经费或70年治理时间均非理性说法。

一位业内资深的环境修复专家表示，且不管用70年时间能否解决好既有的环境问题，而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管理者，都无法为解决一个环境问题做出长达70年的治理规划。

“领导们五年一换，他们能管得了70年吗？”一位环境专家如此诘问。

新污染之忧

学者担心的不只是既有污染的治理，还有新污染的产生。

从2011年下半年至今，中国的稀土产业经过一轮环境整顿。具体到赣州，未来稀土业将可能出现两大变化，一是原地浸矿技术将成主流采矿路线，堆浸、池浸等污染较大的工艺将被淘汰。二是大企业、大资金将对散乱的小企业、小矿山进行整合，实现规模化。

学者认为，这种变化并不能杜绝新污染的发生。首先即是原地浸矿技术并不能让人放心。

尽管中国稀土白皮书称中国稀土开采冶炼技术世界领先，一位熟悉赣南稀土情况的本地研究者却表示，被官方广为认可的原地浸矿工艺仍然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

与池浸等被淘汰的工艺相比，原地浸矿工艺具有“原地打井，边开采，边渗透，边交换”的特性。相关课题成果介绍称，该工艺极少破坏植被，不开山体，母液收集率大于90%，实现工业用水闭路循环，稀土资源利用率达七成以上，每1吨稀土产品产出尾矿比池浸工艺少220吨。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王少军在其2012年1月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原地浸矿法灌注的硫铵液，会造成附近植被根系萎缩，致使植物根系逐步丧失蓄水保土的作用。此外，开挖漕液孔会产生大量泥沙，构成孕育泥石流的物质来源。

王少军在地理遥感影像和野外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指出，仅在赣南稀土重要产区定南县，就存在两处高度危险泥石流区，分别位于老虎坑和赤竹坪稀土矿开采区内；此外，还有八处中度危险泥石流区和12处低度危险泥石流区。

这些环境影响也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在财新记者获得的一份赣州市信丰县上报高层政府的说明材料中，该县矿产资源局写道：采用原地浸矿工艺的矿山，虽然没有直接破坏地表植被，但是灌液孔布置的不合理或者雨水通过灌液孔入渗，都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崩塌，“漫山遍野的灌液孔，使得崩塌、滑坡灾害在时间上、地点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加大了防治难度”。

事实上，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稀土开发造成的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一个无法迈过的门槛。

美国、澳大利亚等稀土储量大国执行着与中国不同的稀土开发策略。这些国家把稀土资源开发的重心放在稀土中下游产业链而非上游矿产采选，将本国稀土作为潜在的战略资源储备保护起来，转而从中国进口廉价稀土。

在稀土储备同样丰富的美国，世界第一大稀土矿芒廷帕斯稀土矿，曾一度因环境污染问题被关停。直至中国于2007年开始对稀土实施出口限制，芒廷帕斯稀土矿才重新开工

练江之殇

以环境换取经济利益，练江成为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污河，从源头到出海口几无净地，而偿还历史旧账非一代之功。

财新《新世纪》记者屈运栩）

华能电厂在广东省汕头市海门镇拟建新机组的消息传出后，历时近20年的练江污染问题终于集中爆发。2011年12月20日，海门镇近千人到镇政府聚集，阻塞深汕高速公路海门入口，造成深汕高速公路海门段堵塞四小时。

停建机组以及治理练江污染是海门人最直接的诉求。当天下午，汕头市政府即表态，暂停上马华能电厂的两台新机组。

污染问题远非暂缓新建电厂机组可以解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条地处东南沿海潮汕平原的河流流域内，着力发展各类高污染产业，造就了好几个全国服装和电子垃圾拆解的名城、名镇。几乎毫无监管，练江成为当地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污河。2001年，练江历经近十年污染，水质成为劣Ⅴ类，并持续至今。

现在，这条潮汕平原三大河之一的河流，已成为地图上一条扎眼的黑带。从家庭式作坊获得巨大经济收益之后，沿岸百姓也成为长期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多年来，虽然一系列治理文件相继出台，但汕头市环保局指出，练江治污面临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沿岸产业转型不易以及无害化处理工程推进缓慢。

练江，在经历近20年只追求经济利益的粗放式发展后，已水浊难清。

工业名镇的代价

练江发源普宁，流经汕头市潮南、潮阳两区，全长72公里，流域面积1353平方公里。财新《新世纪》记者从练江水源地普宁白水坑沿河而下，看到整条河流主干道和多条支流，都呈深不见底的黑色。

与乌黑河水相伴，练江两岸各类工厂鳞次栉比。从上游普宁开始，到下游潮南、潮阳，沿岸几乎每个市镇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有些甚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业名城名镇。

最著名者包括：“中国衬衣第一市”普宁，市内服装企业近1500家，年产服装13亿件，衬衣3.5亿件；“中国内衣名镇”潮阳区谷饶镇，全镇从事针织内衣生产经营的各类市场主体共3000多家，其中企业1080家，上规模企业139家，家庭作坊2800多户，从业人员约7.5万人；“电子垃圾之都”贵屿镇，共有3000多家家庭作坊式的电子拆解作坊。

三个地区的相关产业均在上世纪90年代起步于手工作坊，经过近20年发展，迄今仍是工厂与作坊混杂。其环保问题一直以来缺少监管。

在贵屿经营电子垃圾拆解12年的吴老板告诉财新《新世纪》，刚开始进入这一行业时就是看上拆解电子垃圾的高额利润。2006年前后，铜、金、铂金价格高企，他一年拆解电子垃圾的收入，相当于从事农业活动收入的一百倍以上。

贵屿镇村民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最早的垃圾拆解只是简单的手工作业，最大的污染来自作坊冲洗电子垃圾的水，直接排入河涌。到后来，部分工厂开始采用剧毒氰化物溶液提取贵金属，废液也直接倾倒在地里或者排入河涌。

贵屿的污染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已引起国外媒体关注，但很多村民对此并不理解。“之前怕记者来，觉得曝光了就不给做了。”吴老板说。

财新《新世纪》记者在各镇走访时发现，大多数从事工业生产的村民，在被问到是否向练江排污时避而不答。谷饶镇一间内衣印染厂的老板说：“下来的水已经是黑的，我们排不排有什么区别？”他在谷饶开厂11年，如今已经拥有两辆汽车和多处房产。

汕头市环保局相关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印染、电镀、电子垃圾拆解，这些用水量大、污染严重的企业成为潮阳、潮南支柱产业，无疑对环境破坏极大。然而在强大的经济利益和环境之间，政府和村民一开始都选择了前者。

即使近年来练江污染已成为揭阳和汕头心头之痛，有环境风险的工程项目仍在上马。在练江的出海口海门镇，2009年6月底和9月底，华能海门电厂1、2号机组工程投产发电。该项目属六台100万千瓦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的一期工程。而直接引发海门群体事件的3、4号机组项目，在2011年11月的环评中已被国家环保部暂缓修建。

多位海门渔民反映，电厂运营后，他们夜间出海捕鱼时常常看到从电厂流出大量深色污水，有刺鼻臭味。

逃离练江

20年里，练江成为沿岸各地换取经济利益的牺牲品。从源头到出海口，这条河流已体无完肤。

绿色和平组织2011年《时尚污染》报告指出，在谷饶附近十个取样点的地表水监测结果显示，谷饶镇周边地表水PH值、重金属等含量均超标，部分取样点超过国家Ⅳ类标准几十倍。土壤底泥样本的重金属含量也全部超标。

巴塞尔组织2000年一份报告显示，在贵屿北林地区，地表水中铅含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可饮用水标准的2400倍。河岸沉积物铅含量是莱茵河荷兰段底泥的212倍，而莱茵河底泥已经被判定为有害废物。铬含量是美国环保署认定的土壤临界含量的1338倍。

汕头大学医学院对贵屿污染情况跟踪多年，其研究结果显示，练江环境激素（PBDEs）含量超过香港地区河流的10倍至1000倍。而练江的罗非鱼环境激素含量达115ng/g, 相同激素在香港河流鱼类中的含量仅4.1ng/g。该报告同时指出，贵屿地区儿童血铅超标率高达81.8%，而全国平均水平为30%。

贵屿癌症患者数量多，也早已不是新闻。当地耀辉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告诉记者，近十年来，贵屿患癌症的人数明显增加。但由于很多人员都是外来打工者，得病后也往往回原籍治疗，迄今无法统计患病人数。

如今的贵屿，早年很多经营电子垃圾拆解的本地人，在赚到钱后已经将工厂转手给外地人。在此经营电子拆解生意的陈姓四川老板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因为污染严重，前两年贵屿需要到外地买水，很多本地人都搬出了贵屿。“能走的都走了，我也做两年够本回家。”

出海口更是集污染“大成”。广东省海洋渔业局2011年4月发布的《2010广东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海门湾练江出海口附近海域为中度污染，每年从练江排入海洋的污染物9.4万吨。同期内，潮汕地区另一条主要河流榕江排污14.1万吨，但其长度和流域面积均为练江的近3倍。

由此，近海的养殖业受到致命打击。近一两年来，海门渔港的养殖业几乎全部停止。在海门打渔的广东江门人郭水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在他家乡很多人依靠养殖为生，但两年前他来海门时，却发现这里没有养殖业：“整个海门不养鱼，可见污染到什么程度了。”

有渔民笑称，海门渔港现在就是“老人与海”，最年轻的当地渔民也已经超过40岁。因为污染，捕鱼生活越发艰辛而收入微薄，年轻一代纷纷选择离开海门。

治理困局

事实上，政府对治理练江一直不缺乏目标和决心。2008年、2009年两年，广东省环保厅将谷饶镇和两英镇印染企业环境污染问题，列为十大重点环境问题挂牌督办事项之一。

早在2004年，汕头市练江流域综合整治工程即全面启动。当年的报道称，整个整治工程将有望于2010年完成。根据早前的广东省整治目标，练江水在2005年应该达到可饮用的Ⅲ类标准。

然而，各项计划一直未能落实。汕头市环保局提出，一方面，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包括清污一类的工程都无法开展；另一方面，练江流域治污工程也成为政府和当地居民间旷日持久的战役。

练江流经的潮汕平原，人口密度极高。仅以练江普宁段为例，该地区人口175万，常住人口135万，流动人口40万，是广东省平均水平的6倍。随着工业快速发展，外来人口逐渐增多，配套的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练江沿岸居民早已习惯直接将生活垃圾扔进河，多年无人过问。部分村镇近年来明令禁止倾倒垃圾，村民便在沿岸堤坝附近就地焚烧垃圾。

沿岸华侨村村民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十多年来，村里多次向上级反映生活垃圾污染问题，一直没有处理。直到2007年，因村里有大祭祀活动，才向村民筹钱请人清理了内河涌的垃圾。

早在1999年，练江流域就计划筹建垃圾填埋厂，因征地困难一直无法推进。普宁地区第一个污水处理厂直到2008年才开建，2011年投入试运行。汕头练江流域三个污水处理厂于2009年开始动工，到2010年和2011年间开始试运行。

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也面临现实问题。汕头市环保局指出，练江流域各镇工业从业人员过百万，工厂多以家庭作坊为主，只能盯住少数排污重点企业。“几十万人的生活，要是都关了，他们吃什么？”该局污染控制科人员说。

根据广东省环保厅2011年11月发布的《重点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环境工程建设）前三季度进展情况》，汕头市共淘汰练江流域落后产能造纸企业九家、印染企业四家。揭阳市关闭练江流域四家小漂染厂、两家小火电厂，取缔土法炼油、炼铝等“十五小”企业二十家。但关停工厂的数目和区域内数以千计的企业相比，可谓九牛一毛。

练江上游水源减少以及各市镇截留河段，进一步影响了河流的治理。公开资料显示，练江主水源白湖坑原为一级天然湖泊，但上世纪开始围湖造田数千亩。1949年以来，练江各段纷纷建立水闸蓄水，练江实际上已经被围成一段段死水。

汕头市海事局污染控制科相关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由于练江实施分段截留清捞计划，通海航道已经停航两年。在停航前，练江水量逐年减少，而河底淤泥沉积，已经几乎失去航运功能。

他还说，河流上早期的水利工程多以防洪为目的，然而分段截留后的练江几乎失去了自净能力。时至今日，一旦发生暴雨，练江内涝依然严重，不同的是水从清的变成了黑的。

另一方面，练江流经两市，现在的汕头市潮阳区曾独立为市，各地市之间的治污协调一直是个难题。

在经历多年等待后，广东省环保厅终于在2010年出台了针对普宁和汕头两市的《练江污染整治工作方案》（下称《工作方案》）。此后，两市也相继根据方案制定了更为细化的工作。汕头市2011年一号文就提出将实施练江流域建设项目的环保限批。

根据《工作方案》，到2012年底，练江流域经济和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流域内县（市、区）及干流两岸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60%以上，生活垃圾基本得到收集和处理，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以上。至2015年，流域水体水质持续改善。至2020年，流域水体水质恢复农用水和景观用水功能，交接断面水质基本达到Ⅴ类。

相对于污染的严重，要完成这样的治污目标谁也不敢拍胸脯。对于整个练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恢复，汕头市环保局相关人员摇头道：“历史欠账太多，这是一两代人的工程了。”

镉病将至

镉病将至

中国已存在数量较庞大的镉损害人群；隔断镉从土地到大米到人体的通道刻不容缓。

财新《新世纪》记者刘虹桥）

不愿面对的，终成现实。

早在2011年以前，部分大米镉含量超标陆续进入公众视野，学者研究检测也证明确有此现象。2011年2月14日，镉超标大米问题正式浮出水面。官方也终于有所表态，各地政府纷纷表示将进行摸查或调查。但此后鲜有下文，也未有一地政府承认过本地存在“镉米”。

时隔两年，潜规则终被戳破，广东首开先河。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2013年2月27日刊发题为《湖南万吨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餐桌》的调查报道，再次引爆“镉米”火药桶。广东官方也由此开始全面严查，迄今数次公布抽检结果，总计发现150多批次的大米及米制品镉含量超标。广东抽检出的不合格大米，很大一部分产地为湖南，也有来自广东本地以及江西、广西等地的大米。

事件发酵至今，“镉米”主要流出地的各省份官方，几乎都保持沉默。“镉米”受害者不只在广东，最大受害者其实是产地农民，在无奈与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已食用“镉米”十多年甚至数十年。

日本著名的公害病“痛痛病”，就是人体长期食用含镉的食物而引起的慢性镉中毒病症之一。伴随着中国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镉等重金属污染江河并大范围污染耕地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参见本刊2013年第3期封面报道《土壤不能承受之重》）。土壤污染基本上是不可逆的，若不及时采取镉阻断措施，终将变成健康危机。

现实如此严峻，应对却迟缓乏力。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因镉而病？

财新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虽然官方口径并不承认中国已发生“痛痛病”，但肝肾损伤、肾性骨病等镉损害已被学者确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尚琪还认为，理论上中国的一些镉污染区可能存在非特异性镉危害，其表现是人群各种疾病发（患）病率和死亡率增加。只是，由于中国的非传染疾病监测体系等还未建立，此类镉危害无法被观测到。

财新记者还从权威渠道确证，中国存在数量较为庞大的镉损害亚临床状态人群。他们体内的镉负荷达到或超过正常值上限，虽然暂时观测不到镉损害症状，但未来仍可能发展为受损害者。

更令人担忧的事实是，中国目前仍未实施全面有效的镉阻断措施。即便是在发现严重土壤污染的地方，“镉米”等有害农产品仍在正常生产。

“痛痛病”病因揭开，成为日本从不惜代价工业化转向环境保护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的镉伤害仍在继续，健康救赎，何处起步？

——编者

一篇关于中国镉中毒患者尸体解剖的学术论文，近期引起中国环境界的重视。这篇论文是1949年以来，首篇记载中国镉中毒死者详细尸检信息的文章。

2009年夏天，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两位村民罗柏林、欧阳树枝先后死亡。湖南省官方成立的调查组随后介入调查。尸检报告显示，两名死者体内尿镉严重超标；污染区内571名村民尿镉超标，其中208人被诊断为镉中毒。不仅如此，4000余亩土地被镉污染，大米等农作物也被镉污染。

2012年2月，承担死者尸体解剖工作的医学工作者常云峰、文继舫等人，将两位死者的尸检结果整理成论文，在《国际法医学》期刊上发表。

这篇论文认为，44岁的罗柏林和61岁的欧阳树枝的死亡，与镉中毒有极为密切的关联。

一年后，随着“镉米”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篇论文也引起中国环境学界的重视。

镉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的威胁公共健康的十种化学物质之一，镉及镉化合物对人体的致癌性已被广泛证实。镉主要在人体肝、肾部积累，镉让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造成肾小管等脏器损伤，导致肾功能不全，并使人体骨骼代谢受阻，继而引发骨骼病变。

人体中的镉均来自外界。来源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工作场所出现职业镉暴露；另一种是通过土壤、水、空气、食物等外在环境途径接触，即环境镉暴露。前者仅为一般职业病范畴，后者则事关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

财新记者在浏阳实地调查后发现，当地曾存在过严重污染的化工厂，前述论文中两名死者之一的欧阳树枝是浏阳市湘和化工厂的职工，为职业镉暴露者的可能性较大；另一名死者罗柏林，也曾在该化工厂工作三年，于死前一年才离开，也存在职业镉暴露的可能性，很难定义为纯粹的环境镉暴露者。

但双桥村的镉污染仍有标本意义。双桥村200多名镉中毒者，多数没有在涉事化工厂工作过，只是接触过被镉污染的耕地、饮用水、稻米等，符合环境镉暴露的条件。

财新记者还发现，从2009年被诊断为镉中毒至今，短短四年中，居住在化工厂方圆1200米范围内的镉中毒者中，已有21人死于癌症等疾病。其中13人年龄低于浏阳市平均寿命73岁，有6人年龄在60岁以下。

当地政府给予这些死者1万至5.9万元不等的经济补偿，但不承认其死亡与镉中毒有关。当地医院拒绝检查死者死因与镉中毒之间的关系。未证之亡，让双桥村其他镉超标居民生活在恐惧中。

双桥村的镉健康损害，是中国众多镉污染区造成人体健康损害的一个缩影。近二三十年来，耕地中的镉，一直通过食物链等途径，在居民体内蓄积，爆发的临界点何时来临？

随着“镉米”问题曝光，镉危害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事实证明，广东省对镉米的全面严查，带来的是积极的效应。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前提是公开，只有正视问题的存在，才有可能化解危机。积极展开污染土壤调查，查清污染土地上农作物情况，由此甄别受害人群数量，并全面公布相关数据，刻不容缓。

官方表述中，中国尚无确证任何一例因环境镉暴露而致死的病例。

湖南逝者

在罗柏林与欧阳树枝之外，湖南省还有两例疑似镉中毒死亡的案例。

2006年2月，在距浏阳市双桥村50公里外的株洲市天元区新马村，66岁的罗少坤在未查出病因的情况下去世。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未进行尸检。

在罗少坤死后，罗家八人在医疗机构查出尿镉、血镉含量超标，尿镉浓度最高达到国家职业性镉中毒诊断标准的8倍。罗家人因此怀疑，罗少坤之死与镉中毒有关。

当地政府随后组织新马村1800多位村民集体体检，最终有1100多人被诊断为尿镉、血镉超标，近200人达到严重程度。这其中，年仅四岁的刘冰洁病情最严重，尿镉达18.7微克/克（肌酐）。

2008年3月24日，经过长达两年的治疗，刘冰洁还是离开了人世。在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上，慢性镉中毒被列为死因之一。其他死因还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重度贫血、上消化道出血、多器官功能衰竭等。

罗少坤与刘冰洁生前没有职业镉暴露机会，他们体内所吸收的镉只可能来自环境暴露。

即便是浏阳市双桥村的死者罗柏林和欧阳树枝，其镉中毒也不能完全归于职业镉暴露。因为他们同居住于被镉严重污染的双桥村，与其他村民一样吃“镉米”、饮“镉水”。罗柏林之妻彭孟霞从未在化工厂做过一天工，其尿镉含量也达到5.3微克/克（肌酐），轻微超标。

2003年3月，浏阳市镇头镇政府将长沙市湘和化工厂引进双桥村。2005年3月和2006年下半年，湘和化工厂两次非法炼铟。在环保部门取缔炼铟生产线后，工厂又于2008年4月至11月进行非法炼镉。

炼铟、炼镉的原料一般来自铅锌矿的尾矿渣，镉在自然界通常与铅、锌伴生。最终，事故调查组判定，浏阳市镉污染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多途径镉污染。

近四年过去，每一个镉中毒者死去，都会引起一阵恐慌。在罗柏林和欧阳树枝之后，据村民的不完全统计，受污染的双桥村、涧口村和普华村，至少已有21个昔日的镉中毒者死去。

最近一位死去的村民名叫叶有志。2013年3月1日，他死于家中，年仅54岁。他的家人称，叶有志从未在化工厂工作过。

2009年，叶有志被查出尿镉含量10.6微克/克（肌酐）、微球蛋白5527.67微克/克（肌酐），并出现肾脏等多脏器功能受损。2012年8月，叶有志的尿镉浓度进一步升高，达21微克/克（肌酐）。家人回忆，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附属医院的医生曾说，叶有志“花多少钱也治不好”，因为“尿镉太高，肝肾功能也已受到损害”。

2013年春节前，叶有志再次病重。由于家中难以筹集住院款，叶有志最终病死在家中。据妻子唐建平回忆，叶有志去世时全身浮肿，多瘀斑，脚部发黑并起泡溃疡，肛门出血。

统计村民死亡名单的双桥村村民罗金芝告诉财新记者，这些生前曾检出尿镉超标的村民死后，政府都按一定标准给予“安葬费”。一位死者家属回忆称，“安葬费”与死亡年龄和尿镉超标程度有关。一般来说，死者越年轻，“安葬费”就越高。

镉病迷踪

在双桥村之外，中国的镉健康损害的全面图景并不清晰。但有限证据的指向，让人无法乐观。

2010年9月24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中国山西省环境医学研究所诊断了四名镉中毒患者，其中至少一人在X光检测中可观察到部分骨头软化、变形，因之被怀疑为“痛痛病”。不过，这一报道并未透露病例的更多细节。截至本刊发稿，财新记者也未能从相关部门证实此疑似“痛痛病”的真实存在。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廙与瑞典于默奥大学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院职业医学教授Gunnar ·F·Nordberg等共同组建中国镉研究（ChinaCd）团队，在国际资金的支持下，对位于中国的一些镉污染地区进行多年跟踪研究。

2002年9月，ChinaCd团队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出版的《人类环境研究》期刊第六期第31卷上发表文章《中国环境镉暴露下的低骨密度与肾功能不全》称，中国东部某地镉接触人群中存在前臂骨密度降低的现象。这是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首次确认存在与环境镉接触相关的“肾脏-骨损伤”效应。

ChinaCd彼时的研究显示，中国某污染区居民甚至已在镉污染环境下生活36年左右，充分接触阳光的情况下，仍可观察到相应的镉对骨不良效应。不过，该镉污染区居民的骨密度变化程度未达日本“痛痛病”水平，后者的重要病征是骨质疏松、骨质软化和多发性骨折。

2009年7月，金泰廙等在《国际环境学》期刊第35期上发布了一份对上述镉污染区居民的十年跟踪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在切断主要的镉暴露渠道十年后，一些居民的尿镉和血镉浓度仍在升高，他们的前臂骨密度也在持续降低，并出现骨质疏松症状。这种骨密度变化在尿镉浓度高于10微克/克（肌酐）和血镉浓度高于5微克/升的高暴露人群中最为显著，女性尤甚。研究指出，镉在人体内的作用效果是长期而持续的，即便在降低镉暴露水平后，镉仍会对骨密度产生影响。

ChinaCd团队还观测了上述污染区居民肾脏损伤情况。他们2008年发表于《环境研究》期刊第108期上的论文《一项中国人群在大米中镉暴露减量后的肾功能评估》显示，在暴露阻断（即不再食用污染稻米等农产品）前尿镉水平高于10微克/克（肌酐）的当地居民，肾脏损伤在三年后仍在恶化，且这种损伤是不可逆转的。

在肾脏损伤、肾性骨病和疑似“痛痛病”之外，镉的致癌性也在环境镉暴露研究中被证实。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发布的指导意见《镉暴露：一项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中指出，“已有充分证据表明，长期职业性镉暴露会促使肺癌的发展；有限证据认为，镉还可能导致肾癌和前列腺癌。”

2006年，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发的论文《环境镉暴露与癌症风险》，报告了低镉污染浓度暴露下的人体尿镉含量与所有癌症及肺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两项基于美国人群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仅就男性而言，尿镉含量达到0.28微克/克（肌酐），会显著增加癌症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率（指计算所有因素时的死亡率）。

一项由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广东省疾控中心合作完成、发表于2011年9月《生物微量元素研究》的研究显示，经过基于年龄、性别、具体死亡原因的污染区死亡率与全省死亡率的对比分析，研究组发现，长期环境镉暴露会增加全因死亡、心血管和所有癌症死亡率。

研究指出，在靠近广东省大宝山矿区横石河沿岸的三个村庄，居民血镉含量平均值达到24.1微克/升，其中距离矿区最近的上坝村居民血镉平均含量达34.8微克/升。这三个村庄死于癌症的男女两性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66岁与65岁，显著低于低暴露区及全省癌症死亡年龄的中位数。此前报道显示，上坝村因癌症死亡高发，是远近闻名的“癌症村”。

这份研究对不同暴露区进行对比后发现，污染区居民的所有类型的癌症风险与环境镉暴露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也就是说，环境镉暴露水平越高，当地居民患有癌症的风险就越高。

过去两年间，财新记者曾走访多处镉污染区，也发现当地居民的一些不寻常的健康问题。

在甘肃白银东大沟污灌区，耕地中的镉含量超过“痛痛病”发源地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土壤。污灌区多个村落居民向财新记者描述了折磨他们的骨痛病，疼痛来自腿脚和腰背骨头。近20年，疼痛已逐渐成为不少当地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吃“镉米”多年的多位村民向财新记者反映腿软、骨痛的情况，村民将这种难以名状的怪病称为“软脚病”。一些学者在论文和公开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称不少村民已出现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

在镉污染严重的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妈姑镇，不少居民有一种遍布全身的神秘“风湿病”。据他们描述，发病时手脚疼痛，骨痛如针刺般袭来。

未知伤害

研究员尚琪供职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近20多年，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镉的健康损害研究，试图描绘中国镉损害的全貌，目前还未做到。

尚琪告诉财新记者，通过他20多年的研究，有两点结果让他欣慰：一是“以多发性骨折为主要症状的‘痛痛病’病例，在中国一例也没有发现”；二是“以骨质疏松为代表的严重骨质损害，也暂时观测不到”。

尚琪上述较为乐观的结论有其根由。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就开始研究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镉污染地区的居民健康问题。大余县钨矿选矿废水造成大范围土壤污染，当地居民于1965年起就暴露于镉污染之中。

2009年，尚琪所在的项目组经过19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当地镉污染仍在继续加重。但是，即便是在大余这样高暴露地区，居民中尿镉、血镉超标最严重者，仍未出现以肾脏和骨骼损伤为代表的镉的特异性损害。

对于前述ChinaCd团队在中国一些镉污染地区进行的骨密度和肾脏损伤跟踪研究，尚琪未作评论。但尚琪承认，在中国一些镉暴露水平与日本“痛痛病”发生区相当或更高的地区，经过几十年的环境镉暴露，理论上可能出现肾脏和骨损伤。“我没观察到，但不能排除其不存在。”

未观察到“痛痛病”，并不意味着尚琪是中国镉问题“乐观派”。相比“痛痛病”、肾脏损害与骨损伤等具体损害，更让他忧虑的，是镉的非特异性损害。尚琪解释说，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可以分为特异性和非特异性两种，前者指镉对靶器官如肾脏、骨骼的损伤，后者指镉对人群疾病和死亡率的影响。他认为，在中国众多的镉污染区里，人体镉伤害也持续多年，通过降低人体抵抗力等方式，镉导致多种癌症和各种身体疾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尚琪撰写的《环境镉污染人群健康危害特点及相关问题》一文中称：“长期、大量地暴露于镉，摄入水平超过生理负荷时，会引起人群各种疾病的发（患）病率和死亡率上升，但由于我国的非传染性疾病与死亡监测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目前我国还缺少镉污染对人群发（患）病率、死亡率的可信数据。”

尚琪还向财新记者透露，为对中国镉污染区人群健康损害做出整体评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年刚刚完成一项5000余人样本的全国性调查，抽样范围基本覆盖中国主要的镉污染地区。

尚琪指出，抽样结果还未最终得出，但初步信息已显示，样本中尿镉浓度超过5微克/克（肌酐）的比例“很大”。根据现实观察，这些镉中毒者普遍尚未出现临床症状，目前被列为亚临床态的观察对象。

在采访中，尚琪多次强调，在中国当前的镉污染现状下，卫生部门制定的镉中毒判断标准即5微克/克（肌酐），太过严格。

不过，即便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尿镉含量10微克/克（肌酐）作为筛选标准，在上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的全国调查初步结果中，超过者的比例“依然很大”。

呼吁镉阻断

令人痛心的是，镉污染目前仍在继续。那些受了伤害的人还得继续忍受伤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公布的数据，典型的日本“痛痛病”病人，通过食物摄入的镉平均每日达600微克。

在以稻米为主要食物的中国南方，从大米中摄入的镉含量不容小觑。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翟丽梅等人，在2008年发表于《环境科学期刊》上的论文《与集中式采矿活动相关的区域性农田镉污染与潜在的健康风险：以中国郴州为例》中披露，在湖南郴州地区柿竹园周边一个村庄，当地居民通过大米和蔬菜日均镉摄入量可达596微克。

在财新记者查阅的多份中国镉污染地区报告中，日均镉摄入量超过600微克的地区并不在少数。Nordberg等人在1997年6月发表于《总体环境科学》上的论文《居住在中国某污染区的人群镉暴露及肾功能生物监测》透露，该研究团队在中国某镉污染区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在1995年时的日均镉摄入水平可达到1850微克，超出“痛痛病”病人日均摄入量2倍。1996年，这一地区居民被告之不能再食用这些镉富集的大米。

尚琪称，除媒体和文献已报告的污染区，镉污染在中国很多地区广泛存在。在镉污染区，长期生活和食用当地稻米、蔬菜的居民，尿镉超标更是普遍现象。

由于无法改变当地农业现状，尚琪等学者研究大余县镉危害20多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污染区居民吃“镉米”20余年。“当地现在还是这样，没有阻断。”

现实的严峻程度远超想象。仅以土地污染严重的湖南省为例。2009年，由雷鸣、孙国新、朱永官等来自中科院、厦门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英国亚伯丁大学的八位专家组成的调研团队，在美国《环境科学与技术》第三期刊发一项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结果。研究团队从遍布湖南省的受矿区影响的稻田取了100个大米样本，65%的大米样本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中的镉含量限制。将这些大米与本地市场购买的122个商品粮样本进行分析比对后发现，这些受污染的稻米已通过正常渠道流入当地市场和全国粮食供应网络。

尚琪指出，中国部分地区的镉污染程度不比日本“痛痛病”地区低，之所以没有观察到“痛痛病”，是因为中国有三个幸运之处。首先是中国土壤镉含量本底值相比日本较低。其次是镉危害严重时恰适中国改革开放，人们温饱不愁，饮食多元化，而日本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痛痛病”爆发一大原因是战后居民饮食单一。第三是镉危害虽然严重，但大批污染区年轻人离开农村进城务工，等于实现了天然的镉阻断。

“但政府不能凭着这些幸运沾沾自喜，尽管没有‘痛痛病’，中国仍有一堆的镉健康伤害问题。”尚琪说，“现在的情况是，镉一旦进入土壤，很难去除；一旦进入人体，短时间内也无法排出。能做的事情，最紧要的是切断镉污染进入人体的通道，在污染地区实施有效的镉阻断措施。”

尚琪所指的镉污染阻断，指改变污染耕地的土地利用方式，如污染土地禁种稻米，探索“镉米”的非食用利用。

2013年1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文件正式确认中国未来将实施镉阻断措施。对污染严重的耕地，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依法划定为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

“现在果断实行镉阻断，年轻一代在未来才不会有严重的镉健康问题。”尚琪说。

“镉村”后遗症

（财新《新世纪》记者刘虹桥）

春回浏阳河。2013年3月，双桥村村民罗金芝家的院子里，有两个盛着新土的脸盆，一个长着五棵茄子，一个生长着六棵辣椒。

51岁的农妇罗金芝神情苦涩。世世代代种田的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如今守着土地不能种。2010年，罗金芝与邻居罗建春坐车到10多公里外，以1000多元价格买回一货车土，用花盆、脸盆种蔬菜吃。

“村里的土地有毒，一点儿进嘴东西也不能种。村里把地统一承包给花木公司了。”罗金芝说。

双桥曾是浏阳河畔一个秀美的湘中村庄，河水在村外流淌，肥沃的土地养育着全村3000多人。

镉污染于2009年春夏之交被发现。污染来自长沙湘和化工厂。这个工厂在2003年落户双桥村，是镇头镇政府招商引资项目。村民曾为工厂的到来而欣喜，100多人进厂就业。

工厂后来非法炼铟，土地、水和空气都被污染。有人死去，有人病倒，有人抗争，有人恐慌。

镉灾骤发

从2008年4月起，怪事频频光临双桥村。

村民彭孟霞清楚地记得，当时院里的井水一下子不能喝了。井水有一股铁锈味。用水洗手后，手上黏黏的。烧水煮饭的锅子，也总出现一圈黄色或白色的小细泡，像是坏掉的猪油沫子。

当年12月，罗金芝五岁的侄子突然胸闷、全身无力。小男孩被转送至湖南省儿童医院，查出铅中毒。

至2009年3月，双桥村查出至少14例儿童铅中毒病例。同在3月，双桥村大路组一个一岁的女婴被湖南省儿童医院检测出尿镉浓度超标，高达14.9微克/克（肌酐）。

镉，这个陌生的化学重金属元素，由此为村民知晓。一些怀疑身体出现问题的成年人，主动到湖南省劳卫所和邻近的江西省进行身体检查，多数查出体内尿镉超标。

2009年4月2日，双桥村阳塘组、茶坪组、齐心组数百村民向湖南省政府、省人大、省环保厅等多个官方机构投递联名信，要求有关部门彻查污染。

4月16日起，镇头镇政府开始组织湘和化工厂员工体检。5月21日，村民罗柏林参加体检。6天后的27日晚，罗柏林左腿出现大块紫色瘀斑，被亲友连夜送往株洲市第一医院。入院仅几小时，罗柏林就陷入深度昏迷。28日下午，罗柏林身亡。

罗柏林死后次日，愤怒的家属与村民抬着尸体在镇政府门前抗议。此时，双桥村已有至少40人查出尿镉超标。

6月初，在村民集体要求之下，镇头镇政府开始给化工厂500米范围内的村民进行体检。

同在6月，双桥村村民自行筹钱，抽取地下水样和耕地土样，由罗金芝等人乘飞机送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检测中心。检测结果显示，地下水和土壤中的镉含量严重超标。罗金芝本人在此前的体检中，亦被查出尿镉超标1倍有余。

恐慌在蔓延。一些村民不再食用自家粮食。湘和化工厂多位工人病倒的信息开始在村民中传播。双桥村村民这才了解到，湘和化工厂早有外地员工疑因镉中毒被送至株洲市的医院，最终都被老板用钱打发走了。

官方调查组最终得出的土壤和作物检测的具体数据，至今没有正式对外公布。根据2012年发布的一份外文文献透露的数据，湘和化工厂周围1200米范围内，土壤样本中的镉含量平均超过国家标准16.5倍，蔬菜样本中的镉含量平均超过国家食品标准规定的镉含量最大限制的2.55倍。在1200米至3000米范围内，土壤中镉含量超标3.6倍。

“这事结束了”

2009年6月27日，浏阳市政府开始正面处理湘和化工厂污染事宜。当日，浏阳市成立多部门参与的“浏阳市长沙湘和化工厂镉污染事件处置工作指挥部”。不巧的是，村民欧阳树枝在次日死亡。

6月27日当天，政府宣布长沙湘和化工厂永久关闭。同时，镇头镇政府开始以每天12元的标准向受害居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一些体检中镉超标严重的村民，被安排至湖南省劳卫所进行治疗。尿镉单项超标的村民则得到了多种维生素片、钙片、凉茶等作为治疗药物。

浏阳官方立即宣布变更双桥村土地用途。政府工作组先初步划分出土地污染区范围。2009年9月，镇头镇政府拿出初步解决方案，提出改变受污染耕地用途，不再耕种庄稼，转为发展花木产业。

2010年初，镇头镇政府与双桥村各组组长签订耕地租赁协议，由镇头镇政府牵头，将各组土地集中后统一发包给浏阳市万盛花木有限公司，租赁时间从2010年5月1日起，共计20年。

针对双桥村的土地污染治理也迅速展开。据浏阳市政府提供的资料，2009年以来，浏阳市共投入960.8万元，由湖南永清环保修复有限公司对湘和化工厂厂区外土地进行治理。同时，还有近3000万元被用于镇头镇双桥村、干口塅村和普迹镇普华村31个村民小组4817.7亩土地的整理。

2012年7月27日，国家专项拨款1600万元、由湖南省永清环保修复有限公司承建的湘和化工厂镉污染环境修复技术示范项目验收成功。这一工程，也是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国家级重点项目。

根据项目的实施方案，永清盛世环保有限公司采用LSS分子键合技术和“化学固定-土壤改良”两种技术对污染土壤进行对比性修复，将土壤中的镉离子浸出、固化，使修复后的土壤实现无害化。

镇头镇宣布土壤治理成功的时间更早。在2011年4月19日，镇头镇政府发布《关于切实做好现阶段镉污染事件后续处置有关事项的通知》称，经上级农业部门检测，污染区所属耕地各监测点重金属含量已达标，可以用于耕作。

2013年2月末，双桥村镉污染事件已过去近四年。财新记者进村不到半个小时，驻村的镇头镇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在浏阳市官方的安排下，浏阳市镇头镇人大主席袁锋、市环保局局长何善兴和该局总工程师林琼国接受了财新记者的采访。

袁锋告诉财新记者，污染区内目前的尿镉超标人数已降至261人，尿镉与β2微球蛋白双超标人数已降至27人，其他人都已经“治好了”。

“我们这里（指镇头镇）没有镉中毒，轻微镉中毒、慢性镉中毒这种说法都是没有的。这么说，群众容易恐慌。”何善兴说，“要说在湖南，我们这里的污染情况真不算厉害的，都是媒体炒作的结果。”

林琼国否认湘和化工厂曾对地下水和地表水源造成污染。据她介绍，双桥村井水水质一直是达标的，地下水并没有被污染，湘和化工厂污染浏阳河的说法也不成立。

在随后的交谈中，一位浏阳当地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双桥村事件已经平息，政府安置了死者，照顾了生者，治理了土地，能想的办法全都想了，尽了全力。

“这事结束了。”这位官员对财新记者直言不讳。

惨重代价

真的结束了吗？至少对于污染区内的村民来说，没有。

“当地在几年时间内使数百名村民尿镉降低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一位权威专家对财新记者说，镉健康损害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当地实施镉阻断（切断食物链）后，村民体内的血镉指标就是不用吃药，也会很快降下来。但是尿镉指标，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医疗手段使其显著下降。

死者罗柏林的哥哥罗立雄，即便在当地官方口中，至今仍然是“双超”的27名村民之一。

他说，三年多来，他从湖南省劳卫所附属一院领取的药物只是多元维生素、苹果酸钙和金水宝等辅助治疗药物。

2010年后的每年春节前后，镇头镇政府都会对尿镉超标村民进行“跟踪监测”。但多位村民说，他们对湖南当地医院的检测结果已不信任。不少村民近年放弃参加政府组织的体检。

污染土壤的修复是世界难题，中国国内目前还没有成功修复大片镉污染土壤的先例。日本对镉污染也只能采取较原始的客土法，即深埋或取走表层污染土壤，换上未污染的客土。不少村民认为，湘和化工厂的镉污染并未真正去除。湘和化工厂虽已夷为平地，但仍是威胁村民健康的巨大污染源。

近年，原湘和化工厂厂址周围多棵树木被发现死亡，双桥村的村民陷入二次恐慌。

2012年8月14日，罗金芝等人取家门前的耕地表层土与化工厂表层土，送到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进行检验。该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耕地表层土样镉含量达6.89毫克/千克，而化工厂表层土中的镉含量高达93.8毫克/千克，远远超出国家土壤二级标准。超出国家土壤二级标准，意味着土地不可耕种可食用作物。

不过，村民自发采样送检的结果，没有得到浏阳市环保局的“认可”。林琼国表示，土壤采样有非常严格的标准，采样点的分布和取土条件都需专业人员来把关。

村民对赔偿问题也多有不满。多位村民告诉财新记者，2009年时政府按每人12元的标准短暂补贴过37天。湘和化工厂资产拍卖后，镇头镇政府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方式，完成了对村民的补偿。污染区内居民每人获得1600元至3800元补贴，尿镉超标者再增加1200元至1400元额外补贴。

这种索赔方式被村民称之为“一次性索赔”。这份《人民调解协议书》还规定，村民在接受赔偿款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湘和化工厂或政府赔偿任何损失。

由于不满这条规定，时至今日，彭孟霞、罗金芝、罗建春等村民仍未在调解书上签字。

这场环境事件中没有赢家。浏阳市政府和镇头镇政府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浏阳市环保局局长何善兴说，湘和化工厂开办数年，只为浏阳市上缴了1000多万元的利税，但为了收拾它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残局，政府几年间的投入已数千万元。

2010年，浏阳市人民法院对湘和化工厂法定代表人骆湘平、厂长黄和平、总技术员唐文龙做出刑事判决，三人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执行。

困窘生活

镉污染事件尘埃落定，村民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他们签署了前述土地转包协议和《人民调解协议书》后，没有了土地，继续索赔也不被政府支持。

一系列的现实困扰袭向村民：无地可种，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他们得花钱到集市买菜、买米。每年，花木公司按商品粮收购价向村民支付每亩700斤稻米的土地租金。在2011年，罗金芝一家共得到约2500元，远不够家人生活。

2009年以来，已有至少21位在原化工厂1200米污染区范围内的村民陆续死亡。他们身患肝癌、肺癌、肠癌或心血管疾病，并最终死亡。在此前的集体体检中，他们都曾检测出尿镉或β2微球蛋白超标。

政府按每人1万元至5.9万元的标准，向家属支付安置费用。村里的生者中，还有不少是癌症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或肾病患者。村民每遇疾病，就会不自觉地与镉污染进行联系。

2009年秋天，50岁的罗柏林之妻彭孟霞带着女儿和儿子迁居湘潭，寄居在哥哥的老房子里。现在，他们一家的生活仍要靠哥哥接济。每日清晨5点，彭孟霞就要去扫大街；早上8点，再去做一份全职工作。

“镉米”大事记：从传言到现实

2011年之前，多位学者对中国多地的市售大米镉含量进行研究检测，屡屡发现市售大米镉超标现象。

2011年2月14日，财新《新世纪》周刊发出封面报道《镉米杀机》，揭示了当时已浮出水面的镉超标大米现象。报道不仅指出市面上流通有大量“镉米”，更指出最大受害者其实是“镉米”产地的农民，他们多数在无奈与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镉米”十多年、甚至数十年。

2011年3月4日，当年全国“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称，中国正加紧调查“镉大米”事件，未来对“已经不适宜种植水稻的地方将改变种植结构，不适合农业用地的转为其他用地”。

2011年9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称，中国疾控中心正在进行经由大米的镉污染调查。

2013年1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文件中，国务院首次正式提出将对国内已污染耕地实施分类管理，并采取包括种植业结构调整在内的措施。对污染严重的耕地，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依法划定为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

2013年2月27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发表了《湖南万吨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餐桌》的调查报道。报道称2009年深圳粮食集团从湖南省多个中储粮直属粮库采购上万吨大米，经深圳质监部门质量标准检验，该批大米重金属镉含量超标，这些米最终可能流向广东居民餐桌。

2013年3月初，有关报道引起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广东省高层迅速部署各地各部门开展大米专项检查行动，并对重点地区进行了督导检查。

2013年3月至4月间，广东省多个地级城市质监部门陆续公布信息，称正在对市场流通的湖南大米进行严查。

2013年3月末至4月底，湖南大米大范围滞销局面出现。兰溪米市所在的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农业局局长李新华，在接受央视财经频道记者采访时承认，兰溪米市整个粮食生产加工收购的情况，已经下降了70%到80%。

2013年5月16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2013年一季度广州餐饮环节抽检情况：大米及米制品镉含量超标率达44.4%。

2013年5月17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称，一季度该局抽检18批次大米及米制品，结果8批次镉超标，其中6批次镉超标大米的产地为湖南省。

2013年5月21日，湖南省攸县官方发出回应文件，向外界具体披露了广州市食品部门通报的攸县四个批次不合格大米的镉含量范围，称原材料稻谷主要收自当地农户，主要销往广州和攸县等地。

2013年5月22日凌晨，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公告称，广东省质监局、工商局及粮食局三大职能部门近期共抽检大米成品1557批次，其中31批次镉含量超标。按产出省份划分，不达标大米中，14批次来自湖南，4批次来自广东，4批次来自江西，2批次来自广西，7批次产地未标明。

2013年5月23日下午，广东省公布广州、深圳、珠海等10地市大米镉含量抽检不合格名单。10地市共抽检2208批次大米及米制品，结果发现120批次镉含量不达标。不达标批次中，68批次不合格大米的产地为湖南地区，其次为广东，少量来自于江西。

2013年5月24日下午，广东省又公布11个地市大米镉含量抽检不合格名单。11地市大米镉含量抽检914批次，不合格6批次，其中3个不合格批次的原料原产地来自湖南，其余来自广西等地。至此，广东省21个地市全部公开了抽检结果。

2013年5月24日，新华社发表题为《“镉大米”：核实三月无结果 “保密”还是“护短”？》的报道。报道指出，面对“新华视点”记者的追问，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就有关情况核实了近三个月仍旧没有明确答复。该省受损的农民、停工的米厂、忧心的公众，仍在浓重的“镉霾”中茫然等待。

2013年5月27日，财新《新世纪》周刊发表封面报道《拯救大米》，以详实调查发问：湘米镉超标危机爆发，消费者陷入惊慌，米农遭受重创，政府应做什么？

拯救大米

湘米镉超标危机爆发，消费者陷入惊慌，米农遭受重创，政府应做什么？

（财新《新世纪》记者郑道）

湖南大米，近半年来因为含镉量超标问题，一再成为全国公众关注的焦点。

多年来，广东省一直是湘米的重要流入地。2013年5月22日凌晨，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下称广东食安办）公告称，近期省工商局、省质监局共抽检出31批次镉超标大米。按产出省份划分，其中14批次来自湖南，4批次来自广东，4批次来自江西，2批次来自广西，7批次产地未标明。

此前的5月17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2013年一季度广州餐饮环节抽检情况：大米及米制品镉含量超标率达44.4%；抽检18批次，8批次镉超标，其中6批次镉超标大米的产地为湖南省。

镉，原子序数48，是一种有光泽银白色重金属，化学符号是Cd。镉不是人体必需物质，对人体有百害而无一利。198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出具全球意义的12种危害物质，镉被列为首位。

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化学物质，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物质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稻米，再进入人体。这条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

学者曾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

镉米问题近年在中国各地多有曝光，但此次曝光集中于湘米，且暴露的问题如此严重，实属首次。

广东省《南方日报》2013年2月27日发表题为《湖南万吨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餐桌》的报道，称2009年深圳粮食集团从湖南省采购上万吨大米，经深圳质监部门检测，该批大米镉含量超标。

上万吨湖南镉米的来源，包括“国字号”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下称中储粮）在湖南省的多家直属库。报道中点名的中储粮湘潭直属库发送了1200吨早籼米，长沙直属库发送了2000余吨。此外，湖南粮食中心批发市场发送了5000多吨。

《南方日报》的该篇报道还称，该报记者在广州市场随机抽取多批次湖南大米，“结果均显示镉超标，属于不合格产品。”

根据这一报道，中储粮湘潭库、长沙库、益阳库、湖南金霞公司、湘潭县裕湘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等多家粮库相关负责人，均承认“湖南普遍存在大米镉超标的情况”。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湖南省是中国大米产量排名第四的省份，占全国的11.01%，达1100多万吨。

湘米镉超标问题曝光两个多月以来，湖南省的米农、米商受到严重打击，湘米在全国多个省市滞销。

在闻名全国的湖南省兰溪米市，多位米商向财新记者估算，当地至少有70%左右的大米加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多位湖南米农也告诉财新记者，如果湘米继续滞销，他们有可能考虑从下半年起将双季稻改为单季稻，甚至弃种大米。

在湖南大米的原主要销售省份之一广东，2013年月3月至今，因镉米事件影响，湖南大米严重滞销。财新记者在广州和深圳等地的粮油市场中，难觅湖南大米踪影。

重创湘米

对于此次风波，湖南官方及本地媒体选择了沉默。民间恐慌气氛却在蔓延。

距离广州700多公里的湖南省益阳市兰溪米市再受打击。

“这两天，价格往下掉，货也没有人要了。一个多月前，价格虽然没涨，但还有人要货，现在又停了。”5月20日，益阳市佑林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彭佑林对财新记者说，“政府没有说法，也不见哪个部门有说法，影响越来越大。”

全国十大米市之一的兰溪米市，位于益阳市东部的赫山区兰溪镇。据官方资料，兰溪米市拥有170多家大米加工企业，其中有国家重点规模工业企业19家。这些企业年消化稻谷约200万吨，接近湖南稻米产量的五分之一。

4月中旬，财新记者探访兰溪米市，看到一派萧条景象。“现在，大部分企业属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彭佑林对财新记者说，“粮食再卖不出去，到明年就不一定撑得住了，如果这样就只能改行了。”

“以前，这个时候（4月份——编者注）是销售旺季，但今年广东、福建的订单全停了。”益阳大良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孙友良对财新记者说。

孙友良介绍，“平时每天卖一两百吨，现在勉强卖几十吨。早籼米没有人要。总体销量下降了60%。”孙友良称，以前，大宗订单来自广东、福建、云南等省份，如今只能卖给湖南本地的大米零售商。

同在兰溪米市，益阳金成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志成说：“这次几乎是灭顶之灾。1万多吨早籼稻库存，一粒都没有卖出去。”他去年以每斤1.38元收购的大米，今年每斤1.34元都卖不出去。

4月下旬，兰溪米市所在的益阳市赫山区农业局局长李新华，在接受央视财经频道记者采访时介绍：“对于兰溪镇的大米加工企业来说，目前市场形势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目前整个粮食生产加工收购的情况来看，已经下降了70%到80%。”

兰溪米市是湖南大米市场的晴雨表，湘米镉超标问题引发的市场反应是全省性的。多家媒体的实地采访显示，湖南省的常德市汉寿县等地的米商，也与兰溪市米商一样，处境艰难。

在米商之外，湖南的米农也受到严重影响。在《南方日报》2月27日的报道刊发前，湖南省早稻已基本完成插秧，因此2013年早稻种植未受波及。但财新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米商已普遍不敢和米农签订单，湖南省晚稻种植可能受到影响。“（镉超标）这个问题不解决，以后散户农民的稻米，我们也不敢收了。”米商彭佑林说。

4月初，包括国家粮食局专家在内的相关人员，来到兰溪米市。

“我被叫去先后开了六次调研会，专家们都在讨论镉超标这个问题。”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曾家岭村种粮大户曾文亮对财新记者说。

“湖南米是部分超标？哪里产的米超标？超标米是不是都不能吃？”这些曾文亮想知道的问题，调研会没有形成明确结论。

曾文亮说，2012年的稻米还有五六十吨没卖出去，如果再没有销路，他计划将往年的双季稻改成单季稻。

“农资成本很高，价格下跌了也卖不出去，种了就会亏本。”曾文亮认为，这轮大米镉超标风波，如果到今年第一季稻收割时还不能解决，上个世纪90年代湖南稻田大面积抛荒的现象，有可能再次上演。

对于此次风波，湖南官方及本地媒体选择了沉默。

湖南省民间的恐慌气氛却在蔓延。不少民众对于本地大米的质量产生怀疑。益阳市一位滕姓居民对财新记者说，不少人不敢吃本地米，买外地米吃。

多少超标？

从当前形势看，全国多地公众已对湖南产大米不再信任，广东、福建等主销地大量米商选择拒卖湖南大米就是明证。

广东省此次对库存大米镉超标情况的检查及披露情况较为透明。

广东食安办5月22日凌晨紧急发布的全省大米质量抽样报告显示，广东省质监局对全省618家（目前广东共有729家大米获证企业，其中111家停产）大米生产加工企业成品库房中的大米产品进行抽样，开展重金属镉含量项目的检验，共抽检大米成品762批次，合格751批次，不合格11批次，合格率为98.6%；广东省工商局共组织抽检大米342批次，其中镉含量项目合格322批次，不合格20批次，合格率为94.2%。

显然，湖南省官方也需要尽快调查清楚并公布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该省多少比例大米镉超标，又有多少比例没有超标；二是哪些产地或品牌的湖南大米可以放心食用。唯有如此，没有镉超标的那些湘米才能重拾市场信任。

面对央视镜头，4月初，湖南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站长尹丽辉承认，湖南大米镉超标的情况确实存在，但镉超标大米“应该还是占少数”。

财新记者调查发现，早在十年前的2003年，一份来自致公党湖南省委的相关调研报告就显示，湖南全境“约有20%的稻米受到镉、铅等重金属污染，个别地区镉的最高含量超过安全卫生标准的46倍”。

湖南本地的多名学者，也对湖南省的稻米镉含量有过研究。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教授童潜明向财新记者介绍，2005年，他曾对洞庭湖区常德、临澧、益阳、南县、宁乡、汨罗等六个工作区的早、晚稻米进行测量分析，结果让他沮丧。

童潜明介绍，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即0.2毫克/千克，素有“湖南粮仓”之称的洞庭湖区，在那次测量中，“稻米40%以上超标，蔬菜几乎全部超标。”

2009年，由中科院、华南农业大学、厦门大学和英国亚伯丁大学的Williams、雷鸣、孙国新、Andrew、朱永官等八位专家组成的调研团队，在美国《环境科学与技术》第三期刊发的一项调研结果，披露了更为惊人的情形。

这个科研团队对湖南全省矿区及市面上的稻米进行了抽样调查。其中，在湖南全省范围（矿区）采集的100个稻米标本中，只有15个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对镉、铅、砷的要求，65%的稻米超过国家食品标准对镉的规定。

这个科研团队甚至在论文中直言，在检测样本中，湖南北部17%、南部45%、中部64%和东部86%的稻米，“不适合供人类食用”。

2010年，前述论文的部分作者Williams、雷鸣及孙国新等人，又在中国《环境科学学报》第11期发表的一篇论文称，研究团队在湖南市场抽检了112个大米样品，结果64%的大米样品镉含量低于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值。换言之，有36%的大米镉超标。

超标多少？

在镉超标大米比例之外，公众关心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湖南的镉超标大米，镉含量有多大？

日本等国的大米镉含量标准宽于中国1倍，为0.4毫克/千克。中国国内多位受访学者，由此将国内镉含量超过0.4毫克/千克的大米称为严重超标米，将超过国标即0.2毫克/千克、低于0.4毫克/千克的大米称为轻微超标米。

财新记者调查发现，湖南省的镉超标大米两类皆有。产自土壤污染区的严重超标稻米，目前比例不明。

南京农业大学农研所教授潘根兴告诉财新记者，2008年4月间，他的研究团队曾向湖南省株洲市新马村村民索要两份原产米做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其镉含量分别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的2.5倍。

2006年1月，新马村发生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因不明原因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

当年9月11日，湖南省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认为新马村饮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镉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镉等重金属严重超标。

类似的严重污染，还发生在株洲市数个工业区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中，以及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近年已被禁种稻米——编者注）等多地。

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向财新记者证实，新桥、霞湾和建设等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政府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已经发放20多年。

前述学者雷鸣等人在论文中指出，湖南省的污染区，精米的镉含量为0.65毫克/千克。衡阳常宁市水口山矿区稻米样品的镉含量最高，其次是来自株洲清水塘冶炼区和湘潭锰矿区的稻米。

湖南省的另一类镉超标大米为镉轻微超标大米。从当前采访情况看，此类镉超标大米可能占超标米中的多数。

2005年，湖南当地学者童潜明对洞庭湖区常德、临澧、益阳、南县、宁乡、汨罗六个工作区的调查结果显示，晚稻米镉含量平均有0.23毫克/千克至0.26毫克/千克。

雷鸣等人在《环境科学学报》刊发的论文也显示，在湖南市场大米样品中，镉的平均含量为0.28毫克/千克。

2011年，一位熟悉湖南省稻米质量、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财新记者，湖南省相当大数量的未污染稻田，土壤酸性较大，目前种植的部分稻种在此情形下镉吸附能力强，进而导致大米镉轻微超标。

他还认为，来自所谓土壤污染区和非污染区的两类镉超标米中，非污染区镉超标米所占比重可能更大。

镉从何来？

湖南部分大米镉超标，镉从何来？

湖南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站长尹丽辉，对央视解释了部分湖南大米镉超标的原因。

尹丽辉说：“湖南本身是鱼米之乡，也是农业大省，另外一个我们也是有色金属之乡，这两个东西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湖南农业产地的背景。特别是有色金属的开发带来了污染，特别是湘江流域这一带，这也是一个现实。”

稻米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稻田，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的观点与尹丽辉一致，认为湖南1949年后数十年的有色金属冶炼释放了大量的镉，这种有害物质通过水系的灌溉，污染了相当大数量的农田。

简而言之，稻田的镉污染主要来自常年的灌溉用水，而水中之镉，来自铅、锌、金等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过程中的管理不善。

作为“有色金属之乡”，湖南铅、锌等有色金属产量长期居全国前列。洞庭湖水系的湘江、资江、沅江及澧水四大流域，是湖南农业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仅湘江流域两岸就有超过1600家大中型工矿企业。

据湖南省官方的数据，聚集了湖南省60%人口的湘江流域，为其贡献了七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也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其中以重金属污染为甚。

河北农业大学刘春在2011年为完成硕士论文，曾赴湖南省调研。

刘春的调研结论是，湘江在四大流域中，土壤污染程度最为严重，资江、沅江次之，澧水流域尚无污染。在包括砷、镉、铬、铜、锌、铅、镍七种重金属、类金属中，“镉污染最为严重，超标率达到88.6%，其中重度污染占9.1%。”

在水系灌溉污染之外，湖南当地学者童潜明认为，磷肥的施用是另一个重要污染途径。

童潜明作此判断的一个证据，是他对洞庭湖区六个工作区的研究显示，镉通过不同途径输入土壤的数值，灌溉水为0.013克/亩，磷肥为0.11克/亩。“这充分说明施用磷肥对增加土壤镉（含量的影响）不能忽视。”

他还对洞庭湖区浅层土壤与深层土壤中的镉含量作了检测对比，结果发现浅层土是深层土的2.57倍。而且，在没有任何工矿业污染源的地方，用于耕作的表层土壤，含镉量也超过深层土壤。

国外也有研究证实磷肥存在镉污染。普林斯顿大学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一项研究披露，德国对莱茵河治理的相关数据显示，通过采取对降尘和灌溉水向农田土壤排放镉的限制措施后，1988年的流域镉排放值比治理前减少57%。学者认为，多出的镉排放，可能与施用磷肥有关。

“磷肥是一个来源，但贡献多少难以评估，因为很少跟踪试验。”学者陈能场说。

部分水稻学者的研究还将矛头指向稻种。多项研究显示，目前被广泛用于种植的部分稻种，产量虽高，但对镉的吸附力较强。

已有的研究还指出，化工厂扬尘以及道路通行车辆的尾气，也会造成部分稻田地壤和水稻本身镉污染。但学者普遍认为，其数量应该较小。

未完成的研究

近年来，湖南省政府已经开始初步着手解决稻米镉含量超标问题。

本世纪初，湖南省开始推动“湘米优化工程”。此工程主要针对大米的外观、口感等方面，并未提到大米镉含量等问题。

但至迟2012年，湖南省官方开始重视大米镉含量，尽管相关研究较为低调，少为人知。

2012年2月，湖南省为了摸底稻田镉污染情况，启动了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稻米镉污染消减及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研究”。

根据相关资料，这一项目由十余家科研机构共同参与，计划用三年时间，对湖南省稻田镉污染家底不清、镉低吸收水稻品种筛选滞后、耕作技术不配套以及快速检测技术起步晚等问题，提出科学对策。

这一项目围绕重金属镉通过“农田土壤—植物—籽粒—大米”向人体迁移的食物链过程，开展全省稻田土壤镉含量分布状况、镉低吸收水稻品种筛选、稻田土壤镉钝化及耕作技术和稻米镉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的研究。

项目除了明确镉污染稻田的重点控制区域，亦力图实现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镉污染消减与阻断。

前述相关“稻米镉污染消减”项目的启动，表明湖南官方或已重视这一问题。但很明显，目前的力度及效果远未让人满意。

据财新记者了解，“稻米镉污染消减”项目部分子课题已经完成，但项目何时验收、成果何时推广，还没有确切的安排。

然而，没有等到湖南省的这项研究需要的三年时间结束，空前的湖南镉米危机就爆发了。

危机让众多无辜的湖南米农、米商受到牵连。但在媒体连续数月的追问之下，湖南省官方却缄默以对。

2009年4月，湖南学者童潜明曾给湖南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致函。函件称，对于洞庭湖区大米是否存在镉严重污染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希望组织专家学者对此进行研讨。但这样的讨论一直没有到来。

据财新记者了解，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时任相关领导曾就大米镉含量有关问题作出批示。这些批示多数要求“防止炒作”。

“如果当年就超过0.2毫克/千克、不超过0.4毫克/千克的镉轻微超标大米是否安全，是否对人体产生危害等问题展开公开讨论，湖南大米也不至于现在面临这个处境。”童潜明说。

虽然有沟通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层的渠道，但这一次，学者童潜明和农民曾文亮一样，依然没有从官方获得任何明确的说法。

正是湖南官方的沉默对待，在一定程度上使湘米镉问题持续发酵，使省内米农和米商以及省外的湖南米顾客，陷入一种未知的恐慌。

秧苗已经插到了田里，湖南米农曾文亮却开始担心收入。2013年，曾文亮已播种了千余亩稻田，他不敢想象未来可能无人收米的情形。

“这大米我们吃了千百年，祖祖辈辈都在吃。怎么就有问题了？这个事，必须有一个说法。”曾文亮说。

兰溪米市的米商彭佑林一再重复说：“（我）不敢再收购稻谷了。等这轮早稻上市，估计也没有人敢收了。”他认为，起码散户（单个农户）的稻谷，米商肯定不大敢收，因为没有检测报告。

截至本刊发稿，在广东、福建等地的米市中，湖南大米依然少有人买。

本刊记者李雪娜、刘虹桥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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