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献词

中文版序言

译者序言

前 言

空军准将保罗·蒂贝茨的声明

大事年表

导 言

楔 子

第一章进攻日本本土之日

第二章正确的决定

第三章日本宣传的动机

第四章对日战争简述

第五章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超级大屠杀

第六章批驳对历史不断的曲解

第七章超级大屠杀

第八章史密森尼博物馆筹办“埃诺拉·盖伊”展览是举国之羞

第九章杜鲁门的决策

第十章修正主义者对阵杜鲁门和事实

第十一章南京大屠杀

第十二章马尼拉大屠杀

第十三章极端的暴行

第十四章“地狱船”

第十五章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

第十六章日本领导掩盖真相

第十七章不应重现的十大最可怕的事件

第十八章麦克阿瑟将军

第十九章被歪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第二十章德国纳粹对比日本“皇军”

第二十一章顽固的日本人

第二十二章靖国神社

第二十三章提早投降论

第二十四章原子弹拯救了美国人的生命

第二十五章论著是可信还是“违背事实”

第二十六章修正主义者

第二十七章修正主义者：著作和文章

第二十八章有信誉的作者

附录

感谢声明

译者后记

版权信息

进攻日本：日军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

作　者：（美）雷蒙德·戴维斯将军 丹·温法官

译　者：臧英年

出版人：何林夏

献  词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诺克丝·戴维斯（Knox Davis）。

——雷蒙德·戴维斯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先母玛丽·彼丝·温(Mary Peace Winn)，先父弗兰克·温(Frank M.Winn)；和已去世的姐姐吉恩·温(Jean Winn)上尉，她在二战时服役于海军妇女后援队。据我所知，她是佐治亚州第一位预选军官。

——丹·温

谨将此译作献给我的先父臧啟芳和先母臧王淑清，他们树立了爱国护家、心胸坦荡、助人为乐、正直高尚的典范。

也将此译作献给我的爱妻苗丽华，她美慧细心、诚信待人、爱我助我、无限情深，此乃天赐良缘也。

——臧英年

中文版序言

臧教授和我都相信此书可以帮助当代和未来的世人认清史实，纠正曲解，从而认知：美国使用原子弹促成了日本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收场，有效终止了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的占领，和他们在中国地区推行的诸如恶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杀”一般的种种暴虐可怕的行径和巨大破坏。

此书将说明，原子弹的投掷也拯救了中国人的性命。日军在撤离占领区，返防日本本土之前，每个月要屠杀25万中国人。

2003年10月24日，“南京大屠杀索赔联盟模拟审判”在旧金山市立学院举行。当我向许多中国学生发言时，他们对原子弹的使用表示怀疑，然而他们出乎意料地了解到，原子弹是如何拯救了数百万盟军的生命，免除了他们一旦进攻日本本土时必然的惨重牺牲，否则，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也会就此丧命。再有，当登陆战展开时，将有450 000名战俘被日军处决。而最后，令人震撼的事实是，原子弹结束了战争，也拯救了千百万中国人的生命。

我非常感谢臧教授，他翻译了此书，并与我携手将这份对日战争的真实记录如实展现给中国。

丹·温

美国佐治亚州高等法院资深法官

2014年3月

译者序言

最近两年以来中日钓鱼岛之争已成为引人关注的热门话题。日方的运作和挑衅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日本右翼人士一再登陆主权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其距台湾东北百余里，和日属琉球群岛则逾400里之遥。2012年夏，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倡议要集资“购买”钓鱼岛，同年9月11日，日本前首相菅直人采取行动，将该岛购为“国有”。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则更是变本加厉，先是支持其内阁要员三人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其后又有168位国会议员一并前往，这是二战后近70年来议会成员最大规模的集体出动，声势浩大，前所未有，释放出“军国主义”复苏的明确信息。

安倍晋三又提出修改日本宪法的政见，争取日本右翼激进人士的支持，为2013年7月的日本上层议院的选举造势，其具体主张是降低两院批准“修宪案”交付全民议决的门槛，从三分之二多数改为半数以上通过。而修改宪法内容的目的是，将当前国家自卫队升级为国防军，并恢复拥有对外宣战权。这些重大的改变已尽扫日本原有“和平宪法”的面目和精神，掀起了二战期间亚太地区遭受日军施虐摧残的许多国家的疑虑和不安。日本从此走上“整军经武”之路，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定也产生了不良的变数，并受到负面影响。

如今，美国雷蒙德·戴维斯将军和丹·温法官的英文原著《进攻日本》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便恰得其时，适得其所。此书的翔实内容，可让读者们重温二战历史，了解当年日军横扫亚太地区时，行为残暴，作恶多端，杀人放火而不眨眼的真切事迹。这一段史实既不容误解和忽视，也不容遗忘或掩盖。

更加重要且意义深远的是，吾人要“认识过去，把握当前，开拓未来”，切实理解到，国家式微，外敌入侵，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中华民族的振兴之道既不是醉生梦死，也不是洋洋自得；而是要上下一致，革新图强，人人自立自尊，社会和谐进步，经济繁荣腾飞，政治民主开放。正所谓：成事在我，匹夫有责。振兴中华，共创大业。

臧英年

2014年5月

前 言

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退伍军人、大多数的军事人员，以及大多数有知识的美国人一样，对1995年在史密森尼博物馆内国家航空航天展览馆举行的具有反美、反军事、反杜鲁门意味的“埃诺拉·盖伊”号飞机展览感到震惊和不满。

当丹·温法官要我和他一同将此书向世界展现，以此说明原子弹以及美国适当使用它的历史真相时，我引以为荣地参加了这个计划。

我在贝里琉岛的作战经验和我们在本书提供的证据表明，若是进攻日本本土，几乎整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要牺牲，大部分的海陆军人也将战死疆场。

——雷蒙德·戴维斯将军(退役)

美国海军陆战队荣誉勋章获得者

美国海军陆战队副司令

保罗·蒂贝茨(PaulW. Tibbets)准将[1]，1945年驾驶“埃诺拉·盖伊”(Enola Gay)轰炸机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埃诺拉·盖伊”轰炸机机组人员在飞往广岛前合影。从左到右站立者是：波特中校(John Porter)，万克科上尉(J. Van Kirk)，弗瑞比少校(Thomas W. Ferebee)，蒂贝茨上校 (Paul W. Tibbets)，刘易斯上尉（Robert A.Lewis）和白舍中尉(Jacob Beser)。前蹲者是斯蒂巴瑞克士官长(Joseph Stiborik)，卡罗副士官长(George R. Caron)，纳尔逊士兵(Richard H. Nelson)，舒马德士官长(Robert H. Shumard)和杜真勃瑞副士官长(Wyatt Duzenbury)。

空军准将保罗·蒂贝茨的声明

50多年来，我不断听到日本人和许多不顾史实的历史学家因原子弹投掷广岛一事指责杜鲁门总统、原子弹的使用、我本人和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机组人员。这些相继出现而严重扭曲史实的论调，再加上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计划推出的“埃诺拉·盖伊”展览[2]，已造成一种十分错误的印象，袒护了日方对投掷原子弹和结束战争的片面宣传。

当丹·温法官找到我，要出版一本书，将日本的诸多暴行和使用原子弹以结束一场可怕野蛮之战的事实公之于众时，我感到很高兴。此书问世可以纠正视听，不让那些偏失之见充斥于新闻界，而将历史原貌呈现给当今和后世之人。在本书中，你将读到令你震惊的内容，而且理当如此。书中陈述的诸多事实和统计数字已一再拖延，没能列入我们的历史课本。读过此书，你就会了解到，为尽快阻止日本人行动而投下原子弹，正是杜鲁门总统和我们美国必然的选择。

我要再次引述我所著的《“埃诺拉·盖伊”的飞行》一书中的一段话：

1945年8月6日，当“埃诺拉·盖伊”号飞向日本广岛时，我衷心希望这一原子武器的首次投掷可以获得成功。对我而言，这正是要结束战斗和阻止生命的丧失。事实上，我认为我执行了救生而非杀生的任务。其后若干年里，我接到许多来信，也亲身接触到许多人，他们都告诉我说，若没有我的行动，他们便不会存活至今。同样的，也有人写信或当面问我，对于投掷第一枚原子弹而造成生命的损失，我是否有愧于良心。针对这些发问者，我很快地回答说：“丝毫没有！”

答案至今不变。

53年后，我对原子弹的投掷仍然是“于心无愧”，我知道杜鲁门以往的看法也是这样。

——空军准将保罗·蒂贝茨[3]

（1945年驾“埃诺拉·盖伊”号飞机投掷原子弹于广岛）

大事年表

日本超级大屠杀（导致原子弹的投掷）

19世纪初日本对外贸易的起步。

1868—1873年日本通过议会制转向民主，但天皇仍然是大权在握。

1889年日本制订了新宪法，授权天皇可以宣布开战和停战。

1894年日本成为军事强国，并向中国宣战。中国被迫承认朝鲜独立，日本占领了台湾、澎湖列岛，更威胁了辽东半岛（位于中国东北的南端）。

1904年日本（在英国的协助下）战胜了俄国，控制了部分东北地区，进一步控制朝鲜，也掌控了北海道以北的库页岛的部分地区。

1910年日本完全侵占朝鲜，更其名为大韩民国。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德国手中夺取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

1928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

1928年11月10日——日本裕仁天皇加冕，宣称要“促进世界和平”。

1931年奉天（九一八）事变——日本制造借口，侵占中国整个东北，设立附庸日本的“满洲国”，并扩大侵略，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中国人订此日为国耻日（勿忘九一八）。可以对比的是，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阴诈地偷袭珍珠港，这一天美国对日宣战，并提出“勿忘珍珠岛”的口号。

1932—1945年石井四郎（Ishii Shiro）创建了731部队，这是一支残暴的生化战争军事单位，令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俘虏感染各种病菌，进行实验，最后在此恐怖、非人道的实验中杀害了数千人，其行为一直持续到美国投放原子弹，战争结束才终止。

1933年日本是国际联盟的成员之一，被迫表示不将侵华战争升级，不再继续占领中国的东北。

1933年2月25日——在国际联盟一致通过了对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的谴责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1934年溥仪——中国末代皇帝，作为日本的傀儡，成为“满洲国”的皇帝。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1937年8月，日本轰炸机从台湾和九州起飞，轰炸南京和上海。

1937年11月，日军总指挥部在东京成立，由天皇、陆海军总参谋部负责人组成。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男女老幼。尽管南京大屠杀是在日本野蛮暴行中最突出的暴行，其人数也仅及截至1945年日军屠杀的中国人、东南亚人、菲律宾人和太平洋群岛人共计3000万之众的百分之一。张纯如女士做出详细的研究，在其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中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恐怖事件。全世界人民都应该尊重和纪念张女士，她的著作向全世界提供了此一悲剧的真实历史面貌（张纯如女士于2004年去世）。

1938年日本已经占领中国多数主要城市。

1938年日本宣称要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的新秩序。美其名为中国、包括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整个东南亚带来“共荣”，并准备进军澳大利亚。对此“共荣”一说最大的否定，来自在中国的大屠杀和731部队的暴行，以及对朝鲜半岛和所有被日军占领岛屿及地区的奴役所造成的3000多万死难者。残暴的日本帝国的扩张是上述地区唯一的“繁荣”所在。

1940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并加入德国和意大利成立的轴心国联盟。日本夜以继日地轰炸当时中国的陪都重庆。

1941年7月，日本军队占领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

1941年12月7日，轰炸珍珠港——日本偷袭了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与此同时，日本外交官正假装与美国协商太平洋地区的问题和贸易问题。）日本海空军的突袭造成2 500名美国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击沉和重创8艘美军主力舰和其他小型船舰，并毁坏地面上的200多架飞机。

1941年12月7日，至1942年初——日本占领香港和包括菲律宾、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和西太平洋诸多岛屿，以及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日军在占领巴丹半岛和菲律宾后，启动了12天的“巴丹死亡行军”，让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在行军过程中受到羞辱、折磨与残杀，并视以为荣，宣告世界。

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

1942年7月，中途岛海战——美国太平洋舰队击败日本舰队，击沉4艘日本主力舰，改变了战争的前景。

1942年8—11月，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国在对日跨岛登陆战役中的首次告捷。

1942年10月——美国收复新佐治亚。

1943年11月，塔拉瓦岛（吉尔伯特岛）——美军浴血奋战，收复该岛。

1944年1月，夸贾林环礁（马绍尔群岛）——另一血战，美军获胜。

1944年7月，塞班岛，马里亚纳群岛——美军攻占该岛，30 000日军丧生，其中4 300系自杀身亡。美军伤亡人数是17 000人。

1944年8月，提尼安岛和关岛——美军奋战，伤亡累累，后攻占。

1944年10月，贝里琉岛——美军伤亡逾2 500人后，攻克。日军阵亡10 000人。情报预测是日军军力弱，阻力小。

1944年10月，至1945年7月，菲律宾——菲律宾岛屿众多，战役艰险，美军伤亡80 000人，日军战死250 000人。日军退出菲律宾前杀害200 000菲律宾人。

1945年3月，硫磺岛——攻占该岛时，有23 000名日军在此战死。他们都藏身于地下防御工事的堡垒、山洞和地道里。此役，美军伤亡26 000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役。

1945年6月，冲绳群岛——进攻日本本土前的最后一次艰险恶战。日军在冲绳岛的表现提供了附加和最后的预演：进攻日本本土之战将十分惨烈。

经过浴血奋战，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美军攻占了上述九岛，并做好准备，将展开预定于1945年11月1日启动的日本本土登陆战，其代号为“灭亡行动”。这一天将成为“进攻日本本土之日”。

1944年日本对战俘继续执行“杀绝命令”（见本书第13章，内含1944年1月8日台湾战俘营收获的命令）。一旦日本本土受侵，各战俘营将执行命令，处决在中国和其他各地战俘营的所有俘虏。在原子弹投掷后获得解救的战俘们都说，监守战俘营的日军告诉他们，日本本土遭受入侵时也就是他们的亡命日。曾沦为战俘的莱斯特·腾尼（Lester Tenney）、迈路·罗森（Mel Rosen）、弗兰克·毕哥罗（Frank Bigelow）和其他一些战俘都曾面告本作者此一情况。在此命令下许多中国人将就此丧生。可是，投掷原子弹以结束战争的一道命令则挽救了成千上万人（可能是以百万计）的生命。

1943—1945年

日本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的一贯做法是将被俘的飞行员一律斩首处决。

1945年8月6日——由保罗·蒂贝茨中校驾驶的B-29“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1945年8月9日——第二枚原子弹投向长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日本投降（日本最高战争委员会成员对此决定争辩甚烈）。

这一天应定为“日本投降日”。

1945年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主力舰上日本正式举行投降仪式。

这一天也可视为“日本投降日”。

计划对日本本土的攻击

1945年11月1日——进攻日本本土的开战日。开战时进攻日本的军力将为766 700人，约为欧洲战场登陆诺曼底时最初军力150 000人的五倍。“灭亡行动”执行到高峰阶段时将投入盟军军力5 000 000万人，盟军伤亡人数将以百万计，日方伤亡者将甚于此。日军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仍杀死了许多战俘和无辜平民，作为投降后的报复之举。在《高层的背叛》（Betrayal in High Places）James MacKay: Betrayal in High Places, Lane Publishers,1996。该书中文版参见何林荣译《高层的背叛》，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一书的正文里可以看到，日本投降停止了美军将展开的对日本本土的进攻，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否则，他们都会在驻华90万日军和占领着东南亚其他地区的60万日军的报复行动下送命。

2000年5月25日——日本首相森喜朗说：“日本是一个忠于天皇的神圣国家。”

2001年8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前往靖国神社祭拜供奉于该社的日本军人（其中包括所有的日本“皇军”，他们曾犯下南京大屠杀的罪行，30多年来，杀戮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战俘和东南亚人民）。

“战胜日本之日”——“进攻日本之日”。谁会关心这些？数百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会关心！谁知道？现代人群里，知道这两个日子的人已是百里挑一，难得一见。日本人现在是我们的友人，我们对他们如此小心翼翼，已到了不宣扬二战历史真相和其结局的地步。哀哉！

导 言

1945年8月，美国使用原子弹摧毁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日本投降，从而结束了众所周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原子弹的投掷也成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杜鲁门总统使用原子弹这一决定的必要性、人道立场和智慧，长期以来已成了许多书籍、辩论、研讨和评述的主题，新闻媒体、学界人士和广大民众都纷纷介入其中。杜鲁门总统的立场是，投掷原子弹挽救了许多生命，这包括美国人和中国人，不错，甚而是日本人民的生命。因为没有比投弹更佳的选择了，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地面攻击带来的可怕的杀伤，从而救人无数。退役军人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真实的。然而，若是我们取信于那些不断曲解和摧毁真相的观点，正确的认知就不能在历史的进程中争得上风，而原本平实和简单的真理也会产生动摇。

60多年来，在那个时代准备要担当进攻任务的军人们，都非常厌恶那些认为他们数百万人的生命可以牺牲的修正主义者，也彻底反对任何认为他们生命的价值低于广岛和长崎两市居民的生命价值的观点。

为此，本书要对以下这些简单的问题提供解答：

问：不投原子弹日本会立即投降吗？

答：全面的证明是，他们不会。

问：原子弹拯救的人数比它夺去的人数更多吗？

答：它让许多人死里逃生，其人数以百万计。

问：我们需要怀疑投弹的正确性吗？

答：我们毫不质疑，问心无愧。

在与日本最高统帅部之间的一个秘密通讯里，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Shigemitsu Mamoru）宣布要展开一个“宣传”行动，要立即对原子弹的投掷加以毁谤，这个通讯因受到拦截而暴露。该行动的目的是要转移注意力，让世人忽视日军数十年来的种种暴行，其中包括他们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无情地进行大规模屠杀以及残暴地处置战俘等行为。

60多年来，每逢8月6日，日本的首脑人物都会广泛宣传他们对广岛的造访，并由日本天皇牵头，对原子弹的投掷大加指责，且以“野蛮”之词加诸美国。尽管有许多优秀的文章和书籍支持原子弹的投掷，而对广岛受难者的描述则持续不断，呼应日本立场、认为原子弹不应投掷的说法好似乌云遮日，已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可悲的是，有些人还做了绝对令人难以接受的对比——将此和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相提并论。

由于美国一些持反对原子弹立场的理论者的参与，针对使用原子弹而反美的倾向又更进了一步。1996年，彼德·詹宁斯（Peter Jennings）主持了美国广播电视公司的一个播放战争纪录片的节目，其内容令观众感到不安，似乎他一面倒地同情日本人。在我进行调研时发现，有一本书的作者（利夫顿和米切尔）认为原子弹的投掷“让美国的良心增加了重负”，而且，面对广岛也让我们“神经紧张”。他们认为投弹一事“避开了理性的讨论”。对此，顺理成章的解释是，十之八九的不了解实情的媒体报道都站在反核立场。然而，至今也没有对投弹问题进行一场像样的辩论。

即便如此，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赞同原子弹的投掷。他们接受杜鲁门总统的陈述，认为在日军偷袭珍珠港而导致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投下原子弹是正确的。很多人都说，美国以投弹方式结束战争是事出有因的。但反面宣传一直在进行，这种反面的论调后来达到巅峰。那时投弹飞机“埃诺拉·盖伊”展览计划要在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揭幕，用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战场的结束。这一展览准备在美国首府的史密森尼博物馆进行，主要推动者是一些自以为政治立场正确的教授们（由马丁·哈威特[Martin Harwit]牵头）——对投降的原因缺乏深入了解。他们持反核立场，但从未对投弹一事进行过合理的分析。

他们扭曲历史的一些低劣和错误的论述激起了许多人的抗议，抗议者重视历史的真相（这包括我在内），因而说出了自己对此一事件的看法。此书也附带向他们提出挑战，其中包括加尔·艾波维兹（Gar Alperovitz）、彼德·库兹尼克（Peter Kuznick）、凯·伯德（Kai Bird）、哈威特、詹宁斯、利夫顿和米切尔等人，希望他们可以出面和我们在一个全国性的辩论节目里进行“一场理性的讨论”。除此之外，理应公之于众的是，我们退役军人中的反感情绪正陆续提升……对这一反感最好的说明就正如此书原先的书名所言——“对原子弹闭嘴！”

此书所陈述的事实应传达给全体美国公民和学生们，后者正在不同的高等院校里完成学业：

投掷原子弹绝不降低美国的道德水准或人道立场。

——丹·温法官

附注：

作为一名资深法官，写作此书的初版时，我仍在佐治亚州的高等法院任职。那时，我急于要陈述自己和二战退伍军人对原子弹的看法，且严厉地批评那些反对投弹的修正主义者，虽然该版本内的事实和数字是正确的，但我没有好好地加以备注或说明出处。

在这一版里，我相信，我已更正了那些失误。

初版时，读者们不知道我引用的许多资料是真实的。由于我引用了一些以往没有用过的庞大数字，而没有注明其出处，这让许多人怀疑这些数字未必真实。例如，书中说，自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到1945年8月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人杀死的中国人和东南亚人的人数是3 000万。对日本本土岛屿的攻击战若启动，美国军人的伤亡人数将介乎100万到200万之间。再有，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提及若入侵日本的另一杀伤数字），此书陈述说，日本军民的伤亡人数可能是2 000万人之众。

本书内我将借重可信的作者、无可争辩的数据及合理的结论去说明这些数字一直都是引用得当的。

在本书里我列举了我认为是值得取信的历史学者，也提出了我认为是立场偏激而扭曲历史的一批人。这些修正主义者都是引用一些特殊而难以立足的数字而得其结论。例如，他们论说，一旦进攻日本本土的战争按照原定计划于1945年11月1日发动，美军伤亡的人数将是2万，最多4.6万。本书的内容将会显示，以上数字若有任何依据可循，其结算时间应是原子弹投掷前许多个月，那时便不可能考虑到日本后来在九州快速增兵的行动。日军在九州驻扎的人数从1944年初的10万人骤增到1945年4月28日的22.8万人。到了1945年8月2日，该地驻军人数已接近60万。为进行该地保卫战，日本实际要派遣90万大军（见中央情报局情报《电讯情报手册》[Signals Intelligence]第3页和第46页）。

当这些自以为是、信息灵通的教授们用2万到4.6万人的数字去估算以后进攻九州和本州两地的美军伤亡人数时，有人对他们的评语是：“野猩猩推算都可以得到更准确的数字。”

任何读者只要查阅九州的作战地图，看到美军进攻该地的人数和日军在当地增援后的兵力，再加上本书中谈及的日本“神风”队自杀式飞机可怕的攻击、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敢死队，以及地下防御建筑等在硫磺岛造成过的伤亡情况，读者们就自然会知道这些修正主义者们所提供的极少伤亡数字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加尔·艾波维兹是反原子弹人士里呼声最高和最为坚持的一员，他于1965年首次出版《原子外交》(Atomic Diplomacy)一书，又于1985年再版发行。30年后他又写作了《广岛，使用原子弹的决定》（Hiroshima，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在这些著作里，他坚持说，美军登陆九州是“最初步的登陆”（而事实上该岛有60万以上的日军驻守部队，他们将面对美军766 700人的攻击）。而这一日本登陆日所运用的美军人数将达到盟军在欧洲诺曼底登陆人数（15万）的五倍。

以后我在本书中将引用艾波维兹各书中的详细数字，其写法和我所提出的那些“缺乏可信度”的作者们的写法是同一模式，显示出他们对与日作战，或对所有的战争都缺乏了解。同时，也赤祼祼地展现了他们对军人、美国和原子弹是持有明显偏见的。

楔 子

“埃诺拉·盖伊”机组人员

（第509轰炸机联队重逢日）

1997年7月31日

针对“埃诺拉·盖伊”号的机组人员有一些预测和谣言正在流行，说他们因投掷原子弹而健康受损。

我有幸于1997年7月31日，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参加了第509轰炸机联队成员的重逢聚会。以往我曾有机会和“埃诺拉·盖伊”号的机组人员进行长期密切地交往，其中包括保罗·蒂贝茨准将的部下：领航员万克科、投弹员弗瑞比和无线电员纳尔逊。

我可以肯定地说，机组人员中没有任何人因执行投弹任务而感到身心欠妥。

他们，包括84岁高龄的保罗·蒂贝茨准将，都是状态正常，毋庸置疑。

在聆听他们说话并与他们交谈时便可知道，他们对于原子弹的势在必投是感到遗憾的，但他们决不后悔投下了原子弹。

和蒂贝茨将军谈话时我感觉到，他对投掷原子弹是不可能有任何愧疚之意的，因为若不投弹的话，众多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和陆军战士都要在进攻日本本土时牺牲，而且无数的海军战士和战舰也要在登陆战中遭受重创。有了这些考虑，愧疚之感岂能产生！

第一章  进攻日本本土之日

1945年11月1日，进攻日本本土那天，将成为整个战争史上最可怕的一天。

但由于1945年8月6日原子弹的投掷和1945年8月15日对日战争胜利日的到来，日本登陆战的那一天就幸运地避免了。

对千百万人民而言，免除了登陆战那一天是幸运的，不仅减少了100万到200万美国和盟国人员的牺牲，还挽救了高达2000万日本人的性命（此数字仅就本次进攻而言）。我用了“仅就本次进攻”的说法，是因为除此之外还解救了成千上万未介入进攻日本登陆战的中国、东南亚、西南太平洋群岛各地的人。

反对原子弹投掷的一伙人并不认可这些数字，因为他们不了解登陆战的计划和其防守情况，也无意去加以了解。在其所著的反对原子弹投掷的书籍和文章里，他们从未展示那些作战计划图，或是直到发动日本本土进攻那天之前与日本人全面作战的伤亡人数。

在本书的各种图示里，将明确显示，在1945年8月6日到1945年11月1日，进攻日本的登陆战，会有几十万，甚至将有100万军民死亡。

这些反对原子弹投掷的教授们从未提及的情况是：一旦日本的本土受侵，日军将立即残杀15万美军战俘和约30万的其他国家的战俘。（参阅本书内后面所附“处死全部战俘”的命令和获救战俘的陈述。）

本书后面的篇章将详细说明，日军会将他们在中国、东南亚和所有太平洋群岛所虏获的战俘全部处死。

支持此一猜测的证据是，有记录显示，即使日本天皇已下诏投降，仍然有成百上千的战俘遭受杀戮。

取消日本登陆日是极其合乎人道的。

第二章  正确的决定

此书将以不容争辩的事实说明，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军于1945年8月6日投放原子弹于广岛，于1945年8月9日投放原子弹于长崎，不仅是一个百般适当且正确的军事决定，而且基于所有当时的人道和军事情况，是势在必行的。

不应出现的是，有一些末日教派似的修正主义历史家们质疑原子弹的使用。而无论当时或者如今，都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反对原子弹的投放。显然，杜鲁门总统也应是绝对且毫无疑问地作出其决定的。他应该永远被赞美并被认定为一个伟大的领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任何城市投下原子弹和其他炸弹，就道德立场看来是没有差别的。这和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柏林、汉堡、科隆、不来梅、上海、南京或马尼拉投掷炸弹没有区别，差别仅在于原子弹的影响力不同。

我曾指出，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群岛的数十年间陆续杀死了3000万人，对此，常有人提出质疑。

美国和中国都有不可原谅的疏忽——没能在二战结束后立即收集和保存日军所犯暴行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我们难以准确计算死难人数的多少。不过，后来的研究提供给我们一个大致准确的数字。我采用了当年中华民国外交部的估计，日军屠杀了3500万人[4]。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也提供了3500万人的概括。（本书后面将介绍此联合会。）

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她在研究著书期间发掘出许多日军暴行的新材料，其中包括约翰·拉贝（John Rabe）牧师的日记，里面记载了南京的暴行和死难人数。

张纯如于2003年在旧金山“南京大屠杀索赔联盟模拟审判”现场发表演说（其演讲词在本书里全文刊载）时说，日军杀害的人数在1900万到3500万之间。

第三章  日本宣传的动机

本书也将说明，日本的领导层60年来为何及何以要使用狡猾、自以为是和否定的口吻，一直批评原子弹的投掷，以导致日军的各种暴行从历史的记录里失去踪影。于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杀死了3500万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其数字远超德国的大屠杀），其杀戮手段是旷古绝今的最为残忍和最野蛮的行为——其行为在此章里已难以细述，但开始要谈到的则是，日军对击落被俘的我们（美国）的飞行员极尽摧残后全部斩首。而最丑恶和黑暗的行为是，日本最高统帅部下令，一旦日本本土被攻，就处决所有15万美军战俘（此外，还有可达到30万人的其他国家的政治犯、战俘和被拘留人员）。

第四章  对日战争简述

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了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珍珠港的美国舰艇和军事设施，从而直接导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受到攻击的舰艇和飞机里美军有五艘主力舰受损，又有数千美国军人和平民死亡。

日军受日本天皇的直接批准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在轰炸珍珠港之后，又将这种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野蛮和不人道的战争罪行持续了四年。

这些暴行发生在日军入侵各地之时，受害地区包括中国及当时的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印半岛、菲律宾群岛甚至实际上整个东南亚，以及夏威夷群岛以西和澳大利亚以北的太平洋所有岛屿。

美国人在东南亚和整个太平洋地区跨岛苦战，浴血牺牲，直到美国成功地占领了菲律宾和冲绳群岛才结束。突然间，美国和盟国部队已准备发动一次难以想象的规模最为庞大的进攻，其代号是“灭亡行动”，这便是直攻日本本土的计划。

计划实施前，在珍珠港受袭四年后的1945年8月6日，美国将第一枚原子弹投向广岛，再于1945年8月9日将第二枚原子弹投向日本长崎，约有19万人被炸死，而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迅速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五章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超级大屠杀

为了了解对日战争前后的全部历史，我们必须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帝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50多年，日本不但占领了朝鲜半岛，强迫男人为日军服役，视朝鲜人为奴隶，并以极端的暴行施虐于他们，其中包括对朝鲜人的虐待、强奸和屠杀，甚而是几乎全盘摧毁了朝鲜的文化。他们收掳了朝鲜、中国、马来西亚和所占领的其他国家的妇女，让她们沦为远征各地执行军事任务的日军的性奴隶，名之为“慰安妇”。他们入侵中国，将中国作为试验战场，并于1931年制造了“奉天事件”[5]，以其为借口扩大了对华的侵略。

他们用活生生的中国人在试验室进行非人道的试验，如毒气测试、医学试验、细菌和生化战争实验及瘟疫感染传播试验等等。（见第十五章，731部队）

那时中国的装备很差，难以抵御日军的入侵和屠杀，而且超乎想象的是，中国人伤亡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德国纳粹所导致的伤亡数。（在此后的章节里对此一超级大屠杀有进一步的叙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人对他们数十年来的暴行都是轻描淡写，敷衍而过，偶尔对他们在“亚洲的行为”提出“广泛的道歉”，但从未提及在南京的大屠杀以及在全中国的暴行，或是战争早期在菲律宾的屠杀行径。最初的屠杀发生在巴丹半岛，日军将虏获的7万菲律宾军人全部灭绝；其后的暴行则更进一步，在战争时期，他们在失守菲律宾之前屠杀了15万菲律宾人。

对在巴丹半岛恐怖的“死亡行军”行动里杀害数千美国人的事实他们也从未谈起或承认，尤其是，他们对在杀害这些美国人之前的虐待行为更是绝口不提。（在本书的另一节里指出，这一批野蛮的军人后来居然被祀奉成贵为神灵的日本和平卫士，并获得认可和荣誉而供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从来没有专门指出，日军以反对其他国家的“殖民”政策为名而屠杀无辜达千百万之众。

日本宣称，其占领亚洲和太平洋诸国是要对抗西方的殖民行动，任何人若有兴趣要明其究竟，可以去访问朝鲜、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及一些被日本占领过的大小岛屿上的幸存者。

在日本占领下度日的那些人可以向历史学家们提供占领期间最发人深省的事实真相，即日本的行为和西方帝国主义丝毫无关。日本占领那些国家唯一的目的是要满足他们极端残暴的领土扩张的野心。

日本人扭曲历史已达到令人震撼的地步，他们拒绝承认在以往可怕的军事行动里自己曾经是许多国家、岛屿和人民的残暴征服者。在他们的历史书和时下在日本流传的记录里，他们都不承认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或巴丹半岛“死亡行军”过程中犯有任何暴行。

特别是，他们也自然要忘记和抹杀珍珠港的真相——他们曾经对珍珠港进行了欺骗性的偷袭，使美国成为受难者，导致数千美国人死亡和大部分的海军受损。

让我们不断感到震撼的是，由于那些主要出自日本为实现预定目标的宣传，一些“聪明人”会带着一些歪曲过的历史观念去了解现代历史，无论是这段战争史，还是其他一些史实。

除以后我会在书里指出的极少数书籍对日本人在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扩张的历史有正确的叙述外，就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其他书籍是如此如实地讲述有关的历史。对日本人而言，那段历史被全盘抹杀了。

如今，在所有的百科全书、参考书和历史书里已找不到日军残暴行为的记载。我有一本书是谈论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其中却没有片文只字论及日军在那一时代的恶劣行径。此时此刻，当历史真相不仅是被曲解，更是被全盘掩盖时，那些掌握正确历史观的史学家身在何方呢？

大多数日本人也许要求真相，可是狂妄的武士道和穷兵黩武的极端分子，却和少数的德国人一样，他们都认为“大屠杀”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许多人心里思索的问题是，何以犹太人一直积极地推动有关“大屠杀”的各种展览宣传，并建立相关的博物馆进行各种展示。

但是一旦看到对其他历史的扭曲，我们便易于了解在少数极端分子极力操控这些时代的历史的情况下，“大屠杀”不但是能够被曲解，并已是被完全曲解了。这样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犹太人总是念念不忘地专注于提醒世人：“大屠杀”不容忘却。

同一原则也适用于日本历史。我们一再陈述现在我们和日本人是朋友，要继续和日本人相处，但是我们却不能坐视不顾，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历史、日本霸占绝大部分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历史，以及“超级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都一并被抹杀，而让一些扭曲史实的偏见得逞，对原子弹的投掷和其正当性加以诋毁。

第六章  批驳对历史不断的曲解

面对许多扭曲史实的陈述，退役的空军准将保罗·蒂贝茨要为自己，为杜鲁门总统，为投掷原子弹的“埃诺拉·盖伊”号的机组人员进行辩护，他需要并理当获得全美人民的支持。

有许多美国人正受到被扭曲的历史的蒙骗，而对原子弹的投掷产生偏见和过度分析。出于义愤，本书作者挺身而出，针对1996年5月27日公共电视台播放的广岛纪录片所展示的观点及其他类似偏见加以纠正，此书其他部分将会说明上述播放节目引用的一些研究资料是粗制滥造的。

这一谬误对许多人构成污辱，其中包括二战时在亚太地区所有的军队战斗人员和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及其家属。这些军人在欧洲恐怖的战役中完成任务后又转往只有一半存活率的亚洲的屠杀战场。况且，登陆战里先头部队牺牲比率又将大大超过50%。

对广岛的死伤者既有哀歌又有悼词。一些编年刊物指出，美国人对广岛感到忐忑不安，我们身陷于对原子弹的疑虑，而对原子弹的使用产生了推拒和否认，于是我们需要从原子弹的围困下解脱出来。

显然，这是错误的，正是那些修正主义者不断尝试让我们对原子弹的投掷产生罪恶感。一位名为塞莱斯特·霍姆（Celeste Holm）的美国人在节目里发表了一篇尖酸演说，她引用了可怜的受难者的陈述，展示了无数受难者的照片。这一节目最后的出人意料的结论来自广岛市市长平冈敬（Hiraoka），他用谴责申斥的口吻说：我们要“等待历史的审判”去断定原子弹是否应该投掷。

我们不需要等待历史，真实的战争历史已被一些人透过牵强、狡辩的理论而彻底面目全非，霸占中国和亚洲数十年之久的日军所犯下的暴行也一并因被掩盖而消失了。

美国人不应质疑杜鲁门总统和原子弹的投掷，而应回答以下所有的问题：谁制作了那个公共电视节目？是日本外务省，还是蜂拥朝拜靖国神社的那一批人？

公共电视应该制作另一套节目，让一些头脑清醒的美国人对投掷原子弹进行适当的陈述，并说明为什么我们没有理由感到“忐忑不安”，或者感到坠入“原子弹的围困”，脱身不得。

自1945年8月以后，杜鲁门总统下令投掷原子弹的明智决定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了质疑，当然主要是来自日本人，也来自一些持有偏见的人。他们无意去了解和审视围绕原子弹使用的有关事实。对杜鲁门总统和对美国的批评（于此我要强调，美国使用原子弹是代表了美国的），在许多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节目和活动里似乎变本加厉了。并且，在美国也有许多人攻击使用原子弹此一决定的必要性和道德性。许多日本的高官趁日本庆祝二战结束50周年的活动之机，努力将美国定位为“野蛮之邦”。

野蛮[6]！太讽刺了：发表此一言论的这个国家，在偷袭珍珠港前50年就奴役了朝鲜，其后又践踏了中国，在中国和东南亚杀戮了3000万人，并在占领菲律宾之后的巴丹岛“死亡行军”里虐待和杀害了许多美国军人，其暴行的理由除了极端野蛮，别无其他。

正如我接下来将要细述的，日本军队在当时曾经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军队。我也要重复说，日军在二战前和二战中的数十年里几乎是毫无约束地对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进行“超级大屠杀”，这是有史以来对待人的生命最无人性、最野蛮和最具毁灭性的残暴劣行。是旷古绝今吗？是的。[7]

日本人没有资格和立场去质疑投掷原子弹的道德性或残忍性。

总之，本法官决不要日本人在原子弹使用上代表“我的良心”，同时他们也不配在每年8月前往广岛的和平公园，在使用原子弹方面去充当美国或世界的良心。

第七章  超级大屠杀

面对残忍的德国纳粹党屠杀约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暴行，我们无意转移视线或是轻描淡写。

可是，视其为“大屠杀”，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日本超逾30年的恐怖行径呢？其间，有五倍于600万的人被处死，而这些死难者（3000万人）中的许多人在生前遭遇到花样百出的摧残和折磨，已达到超乎想象的地步。例如，把一个菲律宾的婴儿抛在空中，落下时用刺刀直穿；活生生地将美国空军人员解剖，将他们的器官存放在防腐剂里；活生生地将战俘直接开膛破肚；活生生地割下妇女的乳房和小孩的手臂；再加上吃人暴行，烹食被斩首战俘的肉、肝和其他部位。有些杀戮纯粹是要实现吃人肉的目的[8]。

我想我们可以称其为“超级大屠杀”。

第八章  史密森尼博物馆筹办“埃诺拉·盖伊”展览是举国之羞

50年来，有关原子弹的宣传（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千百万死者的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在“50周年纪念展”于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展出时达到了顶峰。这一展览的主要展出部分是B－29超级堡垒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它于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展览的标题是“交火路口：二战的结束，原子弹和冷战的起源”。这一展览在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建议下只展出“埃诺拉·盖伊”轰炸机的机头部分，这（对美国人而言）是最遭人反感的行为。同时，这对参加二战的美国军人来说是一种特别的污辱，对美国全民的智慧而言也是如此，即便这只是迎合少数持错误历史观的修正主义者的胃口。其牵头人是史密森尼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马丁·哈威特(Martin O. Harwit)。

此一展览主要是用各种照片展示了当时惨遭灾难的日本人，还有在广岛、长崎两地投下的原子弹的可怕性。（没有人会不认同两弹投下时瞬间造成的恐怖，美国也从来没有对原子弹可怕的杀伤力加以遮掩。）此一展览最显著的侮辱来自用来描写太平洋战争最匪夷所思和最恶劣的一句说明，现引用在此：“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这是一场复仇战争。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这是一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以维护他们独特文化的战争[9]。”

针对历史真相，这真是滔天谎言。日本偷袭美国（杀死了数千名美国军民），从而发动战争，却被描写成只是要保护他们“独特的文化”。

展览的主持人迈克尔·纽菲尔德（Michael J. Neufield），也发出了骇人听闻的言论。他说，在进攻日本的计划中，更确切地说，是在即将发动的入侵日本的行动里美国可能伤亡的人数，和杜鲁门决定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之间并没有“历史性的关联”。

现在，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些说法。不论有多少美国人将在进攻日本的战斗中死亡，可以避免此情发生的原子弹都不该投下去。可见，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负责人的思想真是太肤浅了。

在展览中最醒目的是对日本“神风特攻队”自杀式飞机驾驶员的悼念，他们被视为英雄。他们充满激情并自杀性地撞向美国战舰，以表示对日本天皇效忠，这种表现不配称之为英雄——为了日本的荣耀，他们冲向美国海军医疗舰“安慰”（solace）号，杀死了六名护士。这是什么样的英雄？！

81位美国国会议员对此一展览表示非常不满，并且正告博物馆说：史密森尼博物馆应纪念和展示美国军人作出的贡献，他们创造、发展并维护了一个自由和平与独立的社会和美国的文化。美国男女军人的勇气和牺牲应被视为对当前和后代美国人的激励和榜样。正如所料，海外退伍军人协会（VFW）、美国退伍军人协会（TAL）和美国空军协会（AFA）都对此次展览表示失望，并指出，日本竟然被视为受害者，尽管数十年以来他们一直用侵略、残暴和粗野的方式对待美国和盟国的军民，在历史上他们也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进行大屠杀，让3 000万人死于非命。

另外一个惊人事件也被揭露出来，在展览筹备期间，主办者没有向退伍军人协会或是展览知识丰富的历史学家，或者向空军征求意见。而仅仅是由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展览计划的内容“联邦快递”给日本人，要求他们快速回复且向他们征求意见。

更令人惊讶的是，此次筹备展览没有向任何二战的退伍军人协会和美国军事机构接洽咨询。而且，日本人根本没有权力插手指点展览的内容。

于是，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空军协会和一个六人审查团出面了。审查团队的成员是：威廉·康斯坦丁（William M. Constantine），退役美国空军准将，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志愿讲解团主席；托马斯·阿利森(Thomas Alison)，退役美国空军上校，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军事航天主讲人；葛瑞格·亥肯(Gregg Herken)博士，历史学家，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太空历史部主席；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退役美空军上校，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前副馆长和终身荣誉资深顾问；肯尼思·罗伯特（Kenneth Robert），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史蒂文·索特（Steven Soter）博士，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助理兼团队秘书。审查团队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让展览内容可以反映历史的真貌。然而，经过这一知识丰富的审查团队的充分努力，将展览内容多次更改之后，马丁·哈威特仍坚持他独断的立场。

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马丁·哈威特将盟军若进攻日本预计的最高死亡人数武断地定为63 000人，这一数字将在展览中公布，并且将会与广岛和长崎两市在袭击下死亡的人数作对比。与几经协商后他最后才同意使用的63 000人这个数字相比，哈威特和博物馆领导层在筹办展览时，最初估算盟军的死亡人数仅25 000人。这是多么荒谬。

虽然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美国空军协会打算继续努力，力求展览内容符合史实，但史密森尼博物馆竟然拒绝在展出上达成任何合理的妥协，而于1995年1月30日取消了整个展览。

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众多博士们一定是对美国军人或军队持有根深蒂固的厌恶感，或是坚持其自以为是的反美偏见，而希望借此展览，直接讽刺在伟大的杜鲁门总统领导下善意地结束了战争的美国军人。

这些人在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重任之下，竟然自作主张要诋毁哈里·杜鲁门总统，而且还有一批帮手也加入了这一貌似风光的行列。

保罗·蒂贝茨准将（退役）和与他同行（执行原子弹投掷任务）的飞行员们不仅不需每到8月6日就得为他们自己进行辩护，相反，每逢此日，我们应该为他们举行纪念仪式并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应该保护他们不受到批评，让全民宣称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是奉命行事的，并且不会再有修正主义者不断去质疑投掷原子弹这一决定的正确性。那时，“埃诺拉·盖伊”整机应该在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荣耀展出，由国会选出适当的爱国者加以评论描述，而不是让一些（自视为）政治立场正确的教授们自作评论。

身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士和人民，和那些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人们为什么每逢8月就得听取那些不当的批评呢？而且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退伍军人，甚而是二战所有的退伍军人，还要去费心思量为何美国人要对在广岛和长崎的死难者更加关心，其关怀程度要超过对其骨肉同胞一旦继续投入太平洋战争将产生的千百万人的牺牲，甚而是无谓的牺牲的关心呢？何以美国人或是其他国家的人会更加关心在广岛和长崎的死难者，而不优先考虑到倘若原子弹不投掷，就会有更多的人丧命于进攻日本本土的战争呢？

假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陈述按照目前的方式继续进行，将来日本的后代就会相信偷袭珍珠港是日本的自卫之举，用以阻止美国舰队进入东京湾，同时相信日本是为抵制帝国主义，才必须要重创和击沉美国太平洋舰的大多数的舰艇。至今，日本的统治者或是日本的历史学家有任何公开记录显示他们认为对珍珠港的偷袭是错误或是不好的吗？他们只是偶尔且不明确地说，他们“对太平洋战争的发生感到遗憾”（只因为他们野心勃勃的军事征服的构想遭遇挫折）。

若有一个美国人说，日本人发动战争是意在“抵制西方的帝国主义，维护其独特文化”，持此论者一定是在反核的情感上产生了扭曲。所有具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会有反核情绪，然而，将“埃诺拉·盖伊”号飞机做适当的展出，绝不是去推广原子弹战争，或是去赞扬原子弹战争，其展出目的应该是对二战结束时事实的陈述。就核能而言，美国的官员和军事首脑都一致坚持杜绝核扩散的立场。

从任何合理的角度来看，筹办“埃诺拉·盖伊”展出的最初设想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一些作者解释标题为“最后一举：原子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展览时说，此展览的目的是要促使原子弹时代前后的年轻人和其他美国公民之间取得沟通。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代人，和其后40年或50年的人群之间存有隔阂。而不论是哪一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人、朝鲜战争时期的人、越战时期的人、50年后甚至是1000年后的人都不应该产生认知上的隔阂。其先决条件是，倘若历史曾加以正确记载，而那些情绪作祟、滋生偏见的人在撰写历史时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说，投掷原子弹是不需要的，投掷原子弹是野蛮的。这种论述是不真实的，也不该引起争议，野蛮之说根本不该引用于此，对投弹的质疑根本不应存在。投弹的决定是正确的、伟大的、适宜的和发挥军事作用的（你也可以说是合乎人道的），美国人今后世世代代都绝不需要对此一决定自我告罪或加以辩解。

在人们对“埃诺拉·盖伊”事件争论不已时，约翰·康瑞（John Correll）正担任《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的总编辑。那时有些积极分子不断地议论该展览，也有人帮忙要把展览加以合理地改善。针对此一争议，约翰·康瑞写了不少好文章议论“积极分子和‘埃诺拉·盖伊’事件”，在其中一篇里他做了精彩的论述，逐条说明那些积极分子的论点是如何的错误且难以立足。

针对展览产生的争议显示了史密森尼博物馆本身具有的突出缺点，尤其是该馆下属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我质疑何以我们会让这批修正主义者主持馆务，就像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领导班子，他们大权在握，可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影响并铸造后代人的思想。

这一群“历史学家”们怀有反核的意识和心态，都展现出一副现代化的“开明”的外貌。哈威特和他身边的一批博士教授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扭曲、重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史实，其所在地正是那所观众最多的博物馆，此情此景实在令人胆战心惊。

在筹办“埃诺拉·盖伊”展览的争议中，正在写书批评原子弹投掷的两位作家投书《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说：“要想在投掷原子弹和我们生性善良之间取得和解真是难上加难。”他们指出，投掷原子弹缺乏公正的评估，是由于“官员的误导和政府的保密”造成的。这是一种低劣的新闻运作，因为美国人民或是政府从来没有对原子弹的使用作出过错误的报道，政府对原子弹的事实也没有进行保密。

读者们不但需要知道，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教授们及其支持者是如何尽其可能地展示美国投掷原子弹是错误的，同时，也需要知道“埃诺拉·盖伊”号飞机最后的归宿。

在1995年的这起荒唐事件发生数年之后的2003年，“埃诺拉·盖伊”号全机组装完毕，被送进了华盛顿西面杜勒斯机场的史蒂文·乌德沃尔哈齐中心博物馆。

这次展览描述了这一轰炸机在当时有如何的改进从而优越于其他轰炸机，并注明：“1945年8月6日，这架马丁公司制造的B29-45-MO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作战时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

展示的要点是描述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对原子弹的使用没有任何评述。

这一展出的主持者是重组后的“核历史和当代政策全国研讨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National Discussion of Nuclear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其成员（持错误立场的）是当年最初坚持“埃诺拉·盖伊”展览要如实展出的一批人。其中有彼德·库兹尼克，罗勃·杰·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广岛市长秋叶忠利（Tadatoshi Akiba），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凯·伯德，诺曼·李尔（Norman Lear）和其他百余位政治热心人士。

此一展览显示我们仍然不愿伤及日本人的感情，因而不愿对他们说：“我们轰炸你们是为了拯救生命，既拯救我们的，也拯救你们的。”

本作者相信，我们要毫无犹疑地正确显示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也正如库兹尼克、秋叶市长、艾波维兹和“委员会”之所求），但也同时要说明原子弹的投掷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教授们和那些积极分子都配合了日本人的宣传，步伐一致地要使我们对原子弹的投掷产生罪恶感。

我们是无罪的。

我们没有罪恶感。

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罪恶感。

我们不需要任何人让我们反省投掷原子弹的正当性。

有主见的美国人对投掷原子弹问心无愧。上述修正论是出于一些“狂妄的政治正确观”，来自50年来日本的宣传所导致的扭曲的思维，而这些宣传意在转移注意力，让我们忽视人类历史中最残暴的罪行，即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时所作所为。

我们都希望原子弹的投掷会产生威慑震撼力，可以防止任何人开启原子战争，且至今一直如此。

原子弹既没有开启也没有参与任何战争，它唯一的一次使用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译者感言：

美国宪法保障其国人享有言论自由，一旦出现有争议的事件，如本章内论及的筹办“埃诺拉·盖伊”展览一事，便会产生“百家争鸣，各执一词”的现象。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如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之辈，便更是立足于个人的学养、经验和价值观，坦率发表其对眼前争议事件的评估和意见。到头来，大多出现“真理愈辩愈明，事实胜于雄辩”的合理结局。我也同意本书作者的结论：“原子弹既没有开启也没有参与任何战争，它唯一的一次使用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本书最后列入了我早年所写的《对原子弹投掷日本的深思》一文，供读者参阅。

第九章  杜鲁门的决策

1945年8月1日，杜鲁门总统得知他已被授权下达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命令。进攻日本的计划命名为“灭亡行动”（第一阶段称为“奥林匹克行动”，计划要攻占日本九州），预定于1945年11月1日开始进攻日本本土（第二阶段称为“小皇冠行动”，预定于1946年3月1日开始，要占领本州）。进攻达到最高潮时盟军将出动500万人以上的兵力，其主力为美军。

杜鲁门总统知道，抵御进攻的日本正规军有230万人[10]，再加上400万陆海军的后备队，还有2 500万人民（男、女和儿童）集合为防御军做后盾。

他也知道，日本人要保护天皇和本土已宣称要“誓死抵抗”。他也知道，在以往四年的历史进程里，美军和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身历其境。杜鲁门总统仔细分析了以往的对日战役和其伤亡情况，首先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血腥战役来看，战役中美军死亡惨重，而日军无一人投降；然后，他又逐一分析了在不同的岛屿战争中伤亡人数究竟如何。

若哈里·杜鲁门总统要估算进攻日本的结果，他只需要集中观察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后五次战役。只提出这五场战役，并非有意贬低或轻视由日军所镇守的其他任何地区的顽强抵抗的重要性，以及直到1945年8月1日美军和盟军以“逐岛迈进”（stepping stones）的方式穿过太平洋群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塔拉瓦岛等）的英勇战斗。同样，我们也不能忘记盟军在中国、印尼乃至东南亚战场和其他地区进行的英勇努力。以下列举的战役将显示，进攻日本会产生重大的伤亡。

马里亚纳群岛

1944年6月15日，由攻击塞班岛启动了马里亚纳群岛的战役，美军于1944年7月9日攻占了该岛。临近的提尼安岛于1944年8月1日被攻克。进攻关岛于1944年7月21日开始，1944年8月10日胜利结束。塞班岛一役美军死伤17 752人，日军死亡人数约25 000到30 000人，其中4 300名日军是在塞班岛被攻占后以自杀方式冲向美军而死亡。日军指挥官斋滕义次（Saito Yoshitsugi）中将命令他的部队要追随他“进攻敌人”后自杀身亡。

塞班岛上阵亡的日军中有4 300人是以自杀方式冲向美军，还有许多日本兵从塞班岛北端的山崖上一跃而下，这是毫无意义的自杀（也许日本人自认为这是意义深刻的）。

对电影观众而言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好莱坞巨星李·马文（Lee Marvin），曾主演过《十二金刚》（Dirty Dozen）、《长征万宝山》（Paint Your Wagon）、《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女贼金丝猫》（Cat Ballou）等影片，他曾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参加过塞班岛以前的一些战役。在塞班岛战役中，海军陆战队第四师第四团的247名战士中只有他和另外5名战士存活下来。他负伤后被送往“安慰”号医护舰休养了13个月。然而，这艘“安慰”号后来受到“神风特攻队”的袭击（本书后面有此描述），导致船上的一些护士和医疗人员阵亡，完成此举的正是日本天皇下属的自杀式“英雄”。

由于他们坚持并决心效死日本天皇，在提尼安岛上几乎所有的日军都奋战到死。美军在该岛战役中的死伤者约为1 800人，在关岛的死伤人数约为7 000人，而日军则极少有人投降。因为关岛丛林密布，许多日军潜入关岛的山谷丛林中藏身而长时间幸存。甚而在日本最高统帅宣布投降后，许多日军也一直没有投降。（在本书另一章里再加叙述）

贝里琉岛

关岛后的下一次残酷战役发生在贝里琉岛。此战役始于1944年9月15日，终止于1944年10月12日。当时预测该战役两天内就可以结束，但即使战役于1944年10月12日宣告终止，其后的一段时间不但仍有致命的小型冲突，而且正如我将后述说明的，该岛在美军已宣布占领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而是在日军最高统帅已宣布投降之后，即战争已经结束的很久之后，仍有日军固守山洞，拒不投降。

此一残酷战役致使美军伤亡8 387人，岛上日军原有10 695人，除301人受俘，其余全部阵亡。在贝里琉岛和在许多其他岛屿一样，日军一心坚持要做的就是杀死美军，多多益善，尽管他们也知道，若是不投降，就会丧命，而他们仍无意投降，在所不惜。

再有，面临要被消灭的必然结果，日军在知道胜利无望的情况下决定战死为止。

有一位军官为本书写下个人的见解，在我心中他是“最杰出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他曾参加贝里琉岛战役，听听他认为进攻日本本土可能面临的情况吧：

在贝里琉岛，就正如我们将在日本本土保卫战时遭遇的情况一样，日军接到的命令是战死疆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德国那里接手占领了贝里琉岛。在崇山峻岭之上有五层山洞，洞口装了铁门，洞内设置了从沉船上拆下的大炮。一旦战争开始，在开火前铁门将会全部打开。洞穴后40英尺（约12米）处安装了机关枪，从小型洞口处往外发射。他们加固了防御的工事：一方面用丛林树叶加以掩藏，一方面也从岛上迁走了原有的居民。我们的侦察工作不周全，没有发现这些防御工事，致使我们的高级指挥官事前宣布“轻而易举，两天攻克”，而我们一登陆就受到了沉重打击。在最初的四天里，我军伤亡6 000人。每一个日本守军都是“以杀死美军为己任，直到阵亡”。

——雷蒙德·戴维斯将军

比照戴维斯将军“轻而易举”的说法，实情是：在海军陆战队登岛前，一切炮轰都已结束，因为执行炮轰任务的主力舰和巡洋舰都已宣称，“有待攻击的重要目标都已不存在”。但当他们登陆贝里琉岛时才发现，那些隐藏的防御工事几乎完整无缺。

因在贝里琉岛战役中的英勇表现，美国海军陆战队雷蒙德·戴维斯将军（退役）受颁了海军十字勋章、紫心勋章和其他一些勋章。此外他还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战役，并在长津湖战役中获得了荣誉勋章。后来，他晋升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副司令。

硫磺岛

接下来的一场战役就是硫磺岛的惨烈之战。战役从1945年2月19日开始，于1945年3月26日宣告结束。就其统计数字而言，这是美国历来经受的最可怕的一场战役。有71 245名海军陆战队员参战，结果有10 087名海军陆战队员阵亡，此外，还有海军战士、海军军医、特种兵和其他人员共3 266人丧生，此次战役的全部伤亡达到26 038人。日军驻岛23 000人，除215人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日军从无投降的打算，他们要为天皇和祖国牺牲，并且要为日本天皇尽量歼敌至死。

在硫磺岛战役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在海军陆战队进攻硫磺岛前的两个半月里，该岛持续受到海空的炮击和轰炸。海上攻击来自主力舰艇的16寸口径大炮和巡洋舰的炮轰，空军的炸弹也灾难性地遍及这一5英里（约8公里）之长的海岛。面临这等轰炸，日军仍坚守在碉堡、山洞和隧道的完整工事里，准备在陆战队登陆时全力反击。

硫磺岛的可怕的伤亡统计数字切实表明，一旦日本本土开战，日军的决心将是倾其全力消灭美军，直到自身阵亡。

菲律宾

战役在1944年冬季发动，由于菲律宾岛屿众多，战役一直延续到1945年7月。在菲律宾之战里，美军伤亡人数约为80 000人。

在菲律宾的战役里，除了日军誓死不降的恐怖情况一如既往，此一战役又增加了更为重要和可怕的情况——在菲律宾，尤其在马尼拉，日军在濒于战败、受俘和撤退之前，最后的残暴之举是屠杀了20万菲律宾人。

这也就生动地说明了在日本本土各岛和其他地区日军战俘营里战俘的遭遇将会如何。在莱特岛，日军5万多人悉数阵亡，其损失十分惨重。

菲律宾的幸存者陈述了另一起残酷事件。在1944年12月14日那天，日本卫兵将150名美国人驱赶进一个防御空袭的地洞，浇以汽油，纵火燃烧，受害者在惨呼外逃时，被刺刀和机关枪处决。这是一些生还者的真实揭露。

“神风特攻队”在菲律宾的战役里首次出现，这是一支由日本人驾驶自杀式飞机实施攻击的特别行动队。驾驶员要为日本天皇牺牲，驾机冲向一艘军舰或是军事设施，用自杀行为去尽全力消灭美国人。

冲绳

冲绳岛位于日本本土之南，长约60英里（约97公里），宽为2—18英里[11]。美军有55万人参加战役，伤亡数为68 000人。日方的全部守军，其中包括正规军8万人和后备队2万人，除极少数受擒外，全部战死。此战役令人震撼的一个数字是有15万平民在战役中死亡。但其中大多数的伤亡，既不是来自炮轰也不是在美日两军交锋之间误伤送命，而是在日军无情地驱使下在夜间冲向美军阵线引发开火，或是被迫踏上隐埋的地雷阵地而被炸身亡。

日军知道他们的失败和死亡已势所难免。他们一心一意要完成的战斗任务便是，在自己失败之前要尽量多地消灭美军。

进攻冲绳群岛，美军用了四个军和两个陆战队师的兵力。这相当于第一波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人数，总计有15万人，更有1 300艘舰船加入战役。陆军和陆战队的伤亡人数达到68 000人。

冲绳岛战役也展示了日军的另一种影响更深远且更致命的方式，那便是使用自杀式飞机。冲绳岛距日本本土很近，只有350英里，这种空袭方式的威力超过了日军以往的任何攻击。这次战役日军使用了6 000多架飞机，其中3 000架是自杀式飞机。结果使美国舰艇35艘沉没，350艘受创，这一战役里美国海军的损失超过了以往所有战役的总和。

学习的教训

这五次战役让我们明白了以下五点：

1． 日军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拒不投降——在冲绳岛、硫磺岛、贝里琉岛、塞班岛和提尼安岛上，他们既没有战胜的机会也没有生存的可能，而许多人宁愿躲在关岛和菲律宾的丛林里，也没有因为必败无疑而投降。

2． 正如雷蒙德·戴维斯将军所言，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守护家园”时会如何表现——“我们得知，日本本土将用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全力以赴去修筑堡垒、据点、漫长的地道和陷阱，决心要守护在这些隐蔽的地点决一死战。一旦攻守战开始，双方伤亡的人数将大大超过以往那些我们所经历的可怕战役。”据戴维斯和其他人所言，他们“在日本投降后观察到”，日本在各地设置的死亡陷阱和防护据点的精密度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3． 日本贮备待用的自杀式飞机将对美军登陆的舰艇予以恐怖的打击（最多可出动16 000架自杀式飞机）。

4． 平民的伤亡数可能在2 000万人左右——这不是像在菲律宾那样的由日军造成的大屠杀，但是参照冲绳岛上军民死亡15万人的事实，便能说明当时在有7 500万日本居民的本土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了。

5． 根据冲绳岛和其他战役的实况进行合理的分析，盟军的伤亡人数应以百万计。

参照冲绳岛、硫磺岛、塞班岛、提尼安岛、贝里琉岛和菲律宾的伤亡人数，杜鲁门总统审阅了定于1945年11月1日在“奥林匹克行动”下进攻日本九州的准备方案。

根据早期的情报，估计在1944年中期，日本防守九州的军力是100 000人，到1945年4月增加到246 000人，并认为到1945年11月1日还可以再增加100 000人。（《电讯情报手册》，6页）在6月18日的汇报里，马歇尔将军和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JWPC）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做了预测，并转达给总统，声称日本的军力增援九州的希望已“降至最低点，甚而是全无可能”。

而实际上，不仅日军增援九州没有被断绝，到了1945年7月29日，美军截获的情报信息显示，已有3个战斗师到达了九州，而另外两个师正在增援途中。（《电讯情报手册》，19页）更令人吃惊的巨大变化是，1945年7月21日美国情报11号文件公布了截获的情报信息，说明日本兵力在九州已达到455 000人，而仅仅6天之后的7月26日，美国情报15号文件又说，日军又增加7万人驻防，总军力已达525 000人，此外，还有一个师在增援途中。这样，在原子弹投放时，日军在九州的总人数已接近60万人，而且人数还在继续增加，那时距盟军计划于1945年11月1日发动进攻的日期还有三个月。

进攻九州所预估的50万伤亡人数早就过时失效了。

在这种可能性之下，杜鲁门总统参加波茨坦会议（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三巨头出席）回来，于1945年7月27日将《波茨坦公告》（本书后附此公告）送交日本，作为指令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否则盟军将展开对日本最后的致命一击。（《代号灭亡[12]》，325页）

1945年7月28日，日本铃木首相在记者招待会里说，日本将宣言视为“无足轻重”（mokusatsu，黙殺）的。

此一日语词可以有多种含义，例如“不发一言，轻蔑以对”，或是“无言终结”。美国外交官将此译为“不值得公开评论”。（《代号灭亡》，326页）

艾波维兹和其他一些修正主义者将这一事件大肆渲染，认为美国官员应该知道此词含意不清，解释不一，例如“以无言去终结”“不加留意”或“不予置评”。[13]史坦利·温特劳布（Stanley Weintraub）所著《最后的伟大胜利》（The Last Great Victory）一书的289页里对该日语做了四种翻译：“全然不理”“不值一评”“无言终结”或“不发一言，轻蔑以对”。温特劳布说，美军截获的情报显示，日本军方“全得或全失”的极端立场胜过了中间路线的力量。

要全面摧毁艾波维兹的看法，我们要在该日语词的后面寻求答案，事实正如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所补充的——日本要继续战斗，直到取胜为止。（《代号灭亡》，326页）

铃木拒绝《波茨坦公告》的事实虽然不需要再取例证，日本的官方新闻媒体《读卖新闻》（DOMEI）将该日语译为“不理会”。（见托马斯和威茨著《埃诺拉·盖伊》一书第232页。）温特劳布在其所著《最后的伟大胜利》一书的第288页里说道，《读卖新闻》特别引述了铃木的发言：“我认为三个国家的《联合公报》只是重复了《开罗宣言》之见，而了无新意。就政府（日本）而言，其中没有任何重要的价值，只能对它完全不加理会，而专注于以获胜结束战争。”

包括温特劳布在内的其他人，都指明说，假如日本要探讨《波茨坦公告》，他们可以透过一些中立国家向美国示意。（罗伯特·布托[Robert Butow]所著《日本决定投降》，145页）

日本掌控的《香港新闻》（Hong Kong News）发布了“审查”后的《波茨坦公告》，其标题是“别恐吓我们”，并宣称，此一最后通牒只是一项缺乏信服力的不智之举。（《最后的伟大胜利》，271页）

铃木首相的特殊用语和他对《波茨坦公告》的明言拒绝足以推翻（保罗·尼兹[Paul Nitze]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认为日本将“提早投降”的说法。此外，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不容争辩的事实，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日本不会提早投降。

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有“六大臣”之称的日本最高战争委员会可全权决定战争是否及如何结束。

此一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海军军令部长铃木贯太郎（Suzuki Kantaro）、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上将（Yonai Mitsumasa）、外务大臣东乡茂德（Togo Shigenori）、国防大臣阿南惟几（Anami Korechika）、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Umezu）上将和海军参谋总长丰田副武（Toyoda）上将。

读者们要知道，在统领日本的14位内阁成员之外，还有其他少数人（包括稔彦王[Konoye]、木户幸一[Kido Koichi]、重光葵、迫水久常[Sacomiyu Hisatsume]、平沼骐一郎[Hiranuma Kiichiro]）可以共同影响投降的决定，而提送日本天皇的最终建议来自“六大臣”。

尽管我们可以假设日本天皇将做最后裁决，而当时日本军方掌握着大局，没有他们的支持，日本天皇的裁决是难以奏效的。

最高战争委员会于1945年7月27日接到《波茨坦公告》，而直到1945年8月10日第二枚原子弹投放长崎，委员会仍然是议论未决。（《日本决定投降》，166页；《代号灭亡》，332页；《最后的伟大胜利》，504页）

最高战争委员会要获得一致通过的结果才能上书日本天皇。假如内阁内部意见不一或是要折中处理，此一内阁便得引咎辞职。这是由于日皇不是调停者或是裁判员，而只是不出声的合作者，决不能以分歧的意见交给他裁定。（《日本决定投降》，167页）

尼兹、艾波维兹和库兹尼克等人未加讨论或从未提出的一桩事实是，最高战争委员会从1945年7月27日接到《波茨坦公告》后，直到1945年8月10日上午（第二枚原子弹投往长崎），关于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都一直是三对三，争执不下。

六巨头都一致同意，除非日本天皇的地位可以保持，否则决不投降。而他们无法确知在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情况下，日本天皇地位是否可以确保。

然而阿南将军、梅津将军和丰田上将都坚持原有立场，在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前还要求三个条件：（1）盟军不得入驻日本；（2）由日军自行解除武器和遣散；（3）战犯由日本法庭加以审判。

显然，这些条件是同盟国不能接受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0日清晨。

铃木说服了六巨头要在1945年8月9日晚由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

日本天皇获知六巨头犹豫未决，就发表了一长篇讲话说：“参照外务大臣提出的纲要，我赞同由海军军令部部长铃木、海军大臣米内和外务大臣东乡三人提出的意见，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

日本最高战争委员会决定接受投降条件，于1945年8月10日首次接受了投降的提议，条件是要保持日本天皇体制不变。1945年8月11日，美国国务卿拜恩（Byrne）回复时明言：“联合国最高统帅权超越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治理权。”（见附录）

这时阿南、梅津和丰田三人仍不满意，但在1945年8月14日最后一次御前会议时日本天皇最终亲自表态，要接受《波茨坦公告》，而且“要立即为他准备一份皇室公告，由他播送全国”。这份皇室诏书于1945年8月14日正告日本人民：日本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的所有条件。

当时，于1945年8月11日，一小股日军参谋军官发动了一场兵变，拒绝投降。以日军少佐火畑中健二（Hatanaka）为首，枪杀了不肯加入兵变的森赳（Mori）中将。兵变造成混乱不久，阿南和梅津两位将军于1945年8月14日成功地镇压了兵变，从而没有影响到投降广播的发布。（《日本决定投降》，210页）

平复兵变后，阿南将军于1945年8月14日切腹自杀。

日本天皇向日本全民广播以后，杜鲁门总统向美国和全世界宣布日本已经投降，正式的受降书于1945年9月2日在美海军主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生效。

第十章  修正主义者对阵杜鲁门和事实

在投掷原子弹50周年纪念日那天，长崎市市长在一个所谓的和平节目中发言说：“让历史裁决投掷原子弹是否正确。”

假如我们对这种谬论不加反驳，假如我们继续等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和投掷原子弹的当事人（只有他们有最真实的观感）都离开人世，而只让日本人和哈威特、库兹尼克以及艾波维兹等一伙人继续扭曲二战和原子弹的真相，以及日本的历史，所有的“历史”真相就会全由日本人垄断解说了。

日本人不断地就原子弹做文章，意在颠倒太平洋战争中侵略者和受害者的角色。我们永远不能让这些人为我们叙述历史。

布鲁斯·李（Bruce Lee）在《行军令——二战隐藏的故事》（Marching Orders—The Untold Story of World War II）一书里写道：“据凯伦·沃佛仁（Karen van Wolferen）（她是研究日本极为出色的西方专家之一）讲，在1980年代中期和后期，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一样（有官方记录为证），在华盛顿（美国）花了许多钱游说宣传——由日本机构出资，供应大量美国学者做有关日本的学术研究工作。”（《行军令》，551页）

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的历史和国际关系教授罗纳德·斯派克特（Ronald Spector）教授说，艾波维兹曾用时40年去推广他的修正主义论。这一“修正主义路线”一直宣称：“没有定论可以说明，投掷原子弹是否提前结束了战争。没有定论说明，假如进攻日本，伤亡人员会是多少。”温斯顿·丘吉尔预估进攻日本的伤亡人数为120万人，其中包括美军100万人[14]。由于艾波维兹、利夫顿、米切尔、库兹尼克、伯恩斯坦和哈威特等人一直针对原子弹的投掷在长期写作和大声呼吁，从而给大众造成一种有关使用原子弹的各种事实都缺乏定论的印象，进而使得一些缺乏深思的人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悬疑未决的。有一句老话是非常正确的，“只要你坚持重复一说，时间够久，声音够大，人们就会信以为真”。

然而，只要你有心去了解事实，并了解杜鲁门总统下令投弹的有关真相，你就会知道，原子弹曾有效并正确使用这一事实是被一致同意和公认的，这也推翻了那些肤浅和非理的谬论。

温斯顿·丘吉尔对投掷原子弹的决定加以肯定地说：“为了避免一场无限的屠杀，为了结束战争，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为了让备受折磨的人民获得安抚，在我们历经沧桑和灾难之后，在强大威力的展现之下，付出少许爆炸[15]的代价，称得上是绝世之作。”

正告拥有博士学位的各位教授——包括哈威特、艾波维兹、库兹尼克、利夫顿、伯恩斯顿和纽菲尔德等——这些尽力诋毁杜鲁门总统决定投掷原子弹时所展现的智慧、聪明和正确判断的人：杜鲁门拥有“人类经验的硕士学位”和“基本常识的博士学位”。哈里·杜鲁门是一位英雄。直到他过世，他对原子弹的处理都是问心无愧的。这一伟大的英国政治家之所言，加上所有其他有关原子弹投掷真相的事实，应该可以盖棺论定地说明：使用原子弹是正确的。

此书列举的修正主义者在批评杜鲁门总统时，不公正地将其描绘为，在决定原子弹投掷时，杜鲁门没有“深思熟虑”。恰恰相反，原子弹事件前后的事实，都证明了杜鲁门的确是大智大勇地作出了这一非凡的决定。

在利夫顿和米切尔所著《广岛在美国：50年的否认》（Hiroshima in America，50 Years of Denial）一书里，他们污辱杜鲁门是“一个脆弱的人，由于他个人情绪抵触，既不能也不愿意承认他个人的悲剧和原子弹投掷所造成的人类的悲剧”，“他的决定是可预见的，而不是必然的。最后他决定在不设防的城市里投下原子弹，因为他专注于原子弹的威力，又不敢不使用它”。

何等的新闻用词！不设防的城市！他们在书中用此词句去影射杜鲁门总统是铁石心肠。但事实上，和其他日本城市一样，广岛和长崎两地是处处设防的。

广岛是畑俊六（Hata Shunroliu）大将统率的日本第二军团的总部所在地，在罗伯特·纽曼（Robert P. Newman）教授的著作第184页，他被描述成一个“视死如归的强悍指挥官”。

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和麦克斯·摩根·威特（Max Morgan Witt）在《埃诺拉·盖伊》一书第165—166页里说，广岛是一个军事工业重镇，家家户户都介入生产，制造自杀式飞机、船艇、炸弹、弹壳、来复枪和手枪。

以上的实况可以对比修正主义者信口雌黄的说法。

杜鲁门总统下令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对原子弹的使用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这一委员会中包括了一些当时在美国声名卓著的人物：国防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国防研究会主席、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兰特（James Corrant）博士；科学研发中心主任瓦尼瓦·布什（Varnevar Bush）博士；科学研发中心战地服务组组长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博士；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William J. Clayton）；海军副部长拉夫·巴德（Ralph A. Bard）。

由史汀生牵头的“临时委员会”考虑过一个建议，就是向日本人展示原子弹的威力（注：不投到日本本岛）。但他们最后认定，这种展示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1． 展示时炸弹可能不会爆炸，其后果不堪设想。

2． 选定一个适当的投掷岛屿后，日本人可能将盟军战俘移往该岛。

3． 难以将日本观测者运往该地点。

4． 日本可能要设法击落投弹的B-29轰炸机。

5． 要完成此一展示，需要日方的志愿参与者，也需要美日双方有通讯渠道，但这一要求在战时难以达成。

6． 展示完成后，日本人可能要费时多周或数月对展示的作用进行争辩。

“临时委员会”最终建议总统，原子弹要尽快投掷在日本的一个军事工业据点，且不预先警告日方。（见美国中情局《电讯情报手册》及道格拉斯·麦克伊钦[Douglas J. MacEachin]著《对日战争的最后数月：电讯情报、入侵计划和投掷原子弹决定》[The Final Months of the War with Japan:Signals Intelligence,U.S.Invasion Planning, and the A-Bomb Decision]）

这一中情局手册指出，美国领导层的指导思想是，进攻日本可能伤亡的人数过于惊人，而投下炸弹可望迅速结束战争。这一构思在日本以出乎意料的众多人数增援九州以前就形成了。

利夫顿和米切尔等人认为，杜鲁门总统所作的决定“是可预见的，而不是必然的。最后他决定在不设防的城市里投下原子弹，因为他专注于原子弹的威力，又不敢不使用它”。此一论述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事实是，在“临时委员会”探讨原子弹事宜时，

也有一组卓越的科学家提供了他们的意见，包括罗勃特·奥本海默（Robert J. Oppenheimer）、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阿瑟·康普顿（Arthur Compton）等。

因此，任何宣称、指责杜鲁门总统独自操作、没有深思慎行、没有接受当世俊杰建议的说法，都是一派谎言。

他们这些方向错误的新闻炒作，意在诋毁人类历史上作出了最及时和最正确决定的人物。应寄语这二位文学天才，哈里·杜鲁门在“人类经验”项下拥有硕士学位，在“普通常识”方面拥有博士学位。哈里·杜鲁门是英雄人物！直到他与世长辞，他对原子弹的处理是问心无愧的。

译者感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末期，哈里·杜鲁门总统作出了最困难，但也是最正确的决定：“将原子弹投向日本，以尽早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伟大的政治家都要面临的一种考验：在关键时刻作出决策，有利大局，毅然决然，义无反顾。杜鲁门总统做到了这点。两枚原子弹投放后，美国还拥有第三枚原子弹可以再投。杜鲁门表示，为减少杀伤，这枚原子弹不可轻言投放，一切由他把关。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也避免了再受一枚原子弹攻击的可能性。

第十一章  南京大屠杀

从1937年12月13日起，在那举世皆知的六到八周里，日本军队在南京以俘虏的男人、妇女、儿童为野蛮残杀对象的暴行，充分展示了日本数十年来持久的“抢光、杀光、烧光”的对华军事政策。其残暴行径包括刺刀杀人、剖腹残杀、开腔取心、砍断四肢、溺水酷刑、挖出眼球等等，成千上万的平民被活埋或烧死，或被用为刺刀演练对象，以及幼儿被投入长江。日本士兵还进行“杀人竞赛”，并将杀人数目传送给日本报纸进行大肆宣传（更详细的说明见本章最后部分）。

解除武装的南京警察被押解到汉西门外遭到集体屠杀。1937年12月23日，千余老人、妇女和幼儿被驱往沙滩，被集体活埋在一个大坑里。另一情节是，六七千人被驱赶至沙滩，被浇以汽油，活活烧死，而一旁的日军在受难者恐怖的悲号里欢声大作。

在南京鸡蛋加工厂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日本人发现以后，将他们屠杀殆尽。日军还强迫数千伤病战俘和老幼难民进入河道，浇以汽油，所有人都被活活焚烧致死。

张纯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详细描述了死难者遭受的可怕的厄运。她在旧金山“南京大屠杀索赔委员会”集会现场发表演说，对日军暴行作了深入简要的说明。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索赔联盟模拟审判”张纯如讲演词

（2003年10月24日于旧金山市立学院）

今天我站在各位面前感到十分荣幸。我要感谢你们今天下午来到这里听我报告。你们其中许多人可能是初次听到二战中这段非常丑恶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集体屠杀的恐怖史实。我们也都知道原子弹被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的事件，以及随后进入了危险的新生的原子时代。这些事件在我们集体的良心上留下了烙印，并留下了伤痕，成为如今我们公认的世界历史。

然而十分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二战期间日本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大屠杀所造成的伤害是懵然无知的。我这样讲，是直指日本人对中国人、东南亚人、朝鲜人，甚而是对我们美国公民所横施的暴行。

我要举出“南京大屠杀”（这是我所著第二本书的书名）一例来说明日本人在他们征服的大多数地区的所作所为。

大约是65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侵占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其后数周内，日本人不仅抢劫和焚烧了这座完全失去抵抗力的都市，而且行之若素地掠夺、摧残并屠杀了30多万中国的平民。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我们便会知道30万人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广岛和长崎两地在原子弹袭击下丧生的总人数还不如南京受难的人数多。在整个二战中，欧洲几个国家死难的平民总数也比不上南京的受难者，换言之，把二战中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平民的伤亡数加在一起，也还是赶不上南京死者的人数——这发生在六至八周内中国的一个城市里。

然而数字本身还不能令人窥其全貌。南京大屠杀所呈现的残暴和惨烈的程度已达到令人费解的顶峰。一位目击惨状的美国传教士说，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妇女被强奸后再被钉在墙上，或加以刺穿，或钉在木板上并让坦克车碾过。男人则被用铁钩穿舌，然后挂起来，或是下半身被埋在土里，让上身被德国狼犬撕碎。婴儿也不能幸免，或是被抛上去，下面用刺刀迎个正着，或是被丢入滚热的水锅。日军各种暴行的残忍程度让城内的德国纳粹都极为震惊。

如今一些日本人宣称，根据一个日本官员的说法，是由于中国士兵或是“中国社会秘密组织”的反抗，日军奋战之余才掀起了大屠杀。然而事实绝非如此。这是一场冷血的、有组织的针对中国无辜百姓和解甲战俘的大屠杀，而屠杀指令由日本最高层权威人士直接下达。

那时日军颁布了“杀尽俘虏”的指令，因此，尽管大多数的中国战俘已缴械投降，对日军已毫无威胁，但日本军人仍然照令执行。

为了追杀中国士兵，以斩草除根，日本人将人力车夫、警察、工人和其他男人都视为可疑的军人而一律杀光。在展开大屠杀的最初几天，日本人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男人，或用机枪扫射，或是把他们活埋，或是对他们实施枪刺和刀砍，进行竞赛，然后将他们浇上汽油，付之一炬。有些屠杀迅速有效，但有些中国人则是受尽折磨后才含恨死去——有的是被活活地剥皮，有的是被针刺遍全身而死，有的甚至被活活吃掉。

在城市里的大多数男人被屠杀之后，日本人的注意力转向中国妇女。毫无疑问，南京大屠杀里的集体强奸暴行是二战历史之最，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中高居第二位的一宗暴行。他们强奸的既有年逾八十的老祖母也有不到八岁的女童；他们把不能直接承受强奸的小女孩的下体割开，甚至轮奸怀孕妇女，然后再剖腹取出未生的胎儿。

如今我不准备再深谈细述这一血腥暴行的细节了，但我必须要指出，当时在南京的日本军官不但认可了强奸的暴行，而且还加以鼓励。有许多证据说明，日本军官对士兵指示说，只要他们事后把强奸暴行加以灭迹，强奸行为便毫无不可——这便是说，一切方便行事，只要事后善加处理。日本军官也加入了强奸中国妇女的行列——日军的高级军官之一谷寿夫（Tani Hisao）在南京城强暴了二十多个中国妇女。

总体来说，日本人在南京至少强奸了2万名妇女和女童，也有其他的估计说，遇暴妇女的人数超过了8万人。然而，这种强暴的全面影响是不能只看人数的统计的。许多妇女在数周集体强奸的暴行下劫后余生，事后却发现已身怀“鬼”胎，她们的惨痛处境又将如何呢？也许，这些因此而怀孕的妇女面临的选择便是，或是以后杀死出生的婴儿，或是养育这个自己永难垂爱的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婴儿。诚然，许多妇女是难以抉择的。一位德国的外交官注意到，在南京大屠杀过后几个月，有“难以数计”的妇女投身长江，自杀送命。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南京大屠杀不仅摧毁了南京的中国妇女的生命，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军用慰安妇这一非法组织的产生，从而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其他亚洲妇女成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奴隶。据说日军在南京集体强奸妇女的暴行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公开指责，于是日本政府为了让日军宣泄有道，就开始自设他们的慰安所。结果，有约20万的妇女——大多数来自朝鲜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被强迫加入日本政府所谓的“慰安所”，以防止日军在中国的其他被占领地区向妇女施暴。1938年，在南京大屠杀后不久，日本人就在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地区开设了首批慰安所。数十年后，日本人辩称，这些慰安所是私人经营的企业，不受日本战时政府的管辖。但是，日本中央大学的一位教授，吉见义明（Yoshimi Yoshiaki）博士，在日本政府档案里找到证据，证明了慰安妇体系的设立是出自日本高层指挥官的授意。

如今说来，许多慰安妇——一些仅十多岁或是更年幼的女子——在战时经年累月地每晚要被二三十个甚至多到50个日军轮奸。这些妇女中不知其数的一些人（日本人藐称她们是“公共厕所”），在获知她们要被征集入所时，便以自杀方式寻求解脱，还有不少人死于疾病和谋杀，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得以生还。这些慰安妇的悲惨遭遇真是令人发指，罄竹难书。有些妇女在受到强奸前，日军先插入高热的铁棍，这是进行“消毒”，以防止日军被传染性病。有些妇女抗议她们的遭遇，就被大卸八块，或是被推滚于满布铁钉的木板，再将她们的尸肉强迫其他慰安妇食用，以警告任何人不得违反日军的指令。

我很希望我能说，这些惨绝人寰的情况只是极少数日军的发狂之举，并不重复出现在其他地区的日军中。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南京大屠杀是政策，它也只构成日本人在亚洲地区通盘暴行的一小部分。在八年战争中，日军杀死了估计1900万到3500万的中国民众，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邻近各国丧生。日军杀人不眨眼，祸及菲律宾人、东南亚人、印度人、英国人和沦为战俘的美军——其中有些人死状甚惨，苦不堪言。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暗设了731部队，在美国和中国战俘身上进行残暴的医学试验，例如不使用任何麻醉剂就在活人身上进行解剖。

谈到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暴行，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这些杀人者和强奸犯都是普通人。这说明了一些原本正常的、守法的男人是如何轻易地被训练成有效的杀人机器的。

基于日本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的问题可以通过征服亚洲便迎刃而解这样一种信念，军国主义在日本盛行无阻——在日本的学业教育里和日本军人的军事训练里，他们都一再被灌输了一些成见，这使他们相信中国人低人一等，甚至是非我族类。

在战场上，年轻的日本人受到指令，即不把中国人当人，而且，借用一个日军中尉的话，中国人是“猪狗不如”。为使日本军人练就铁石心肠，断绝同情心，视一切人类的痛苦于不顾，日军在强制性的命令之下进行杀人演练，例如用枪刺或砍头方式将活生生的战俘处死，从而使谋杀成为家常便饭，轻而易举。

事实上，在日本军人文化里对非人性化的定位，和其对人类生命的贬低，也包括了日本人的生命在内。一位日本退役军人说，经过训练，他相信天皇是凌驾于上帝之上的，在天皇面前，任何生命都微不足道。他也相信，对天皇效忠重若泰山，而他自己的生命则轻似鸿毛，一个日本战士的最高荣誉便是马革裹尸，遗体还乡。

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写《南京大屠杀》一书。当我是幼儿时，父母便告诉我，在二战期间日本使南京血流成河，而我的祖父母也仅以身免。我嗜爱读书，便开始在本地的图书馆寻找有关此一主题的书籍，结果是一无所获。数年之后，我已成年，由于参加了一个在亚洲由“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主办的展览，我便又开始了认真的检索。展览中的照片令我震惊，我知道我一定要写好此书，即便是需要自费出版，也是势在必行。于是我便采访了在美国和中国的二战幸存者，也仔细查看了相关的档案记录，我发现，南京大屠杀真的是世界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暴行。在1937年，它曾是世界新闻，但后来却被遗忘了。

你们知道吗？南京大屠杀实际是双重强暴的史实。第一次强暴发生在60年前，而第二次正是当前日本对历史和正义进行的歪曲和强暴。

至今，日本人仍不对这些强暴负担责任，尽管日本的战时政府正是发号施令、实施强暴的主宰者。有些日本政客早已公开表态，全然否认日军暴行的发生。然而，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在二战中的其他暴行都是不乏确证并难以抵赖的。如今，在南京还有数百位劫后余生的见证人，他们可以确切指认大屠杀的暴行。而且在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个人也发现了许多未经发表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文件——其中包括日记、目击报告、信件、政府电文等——都产生在同一时期，用四种语言对南京事件加以论述。《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美联社、《读者文摘》和《生活》杂志都曾使用大量篇幅披露了大屠杀的新闻，而且此一恐怖事件的新闻短片也仍然存在。

然而，令人甚感惊异的是，与日本相对的德国一再面对其在二战时所施的暴行，负起了道德和经济的责任，但日本人却安然脱身了。德国人已经向受难者付出了相当于600亿美金的赔款，到2005年止，他们还要继续支付数十亿美金。相对来说，日本人几乎是一毛不拔——对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家属是分文不付。德国人一再地向受难者表示忏悔和谢罪，而日本则从未对南京大屠杀中幸存者的家属诚心致过歉。事实上，有些日本官员甚至公开声称大屠杀从未发生，或者说这只是渲染过分的小事一桩。更令人恼怒的是德、日两国在公共教育方面对有关事件处置的差距。在德国，依据法律，他们要在学校里向儿童讲述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而日本则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极力压制研习二战时日本侵略的史实，一方面公开抑止教科书作者从事的宣扬史实的努力，甚至从学校教科书里删除了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战时暴行的细节。

令我最感到愤怒的事实是，日本人继续去靖国神社拜祭他们的甲级战犯。正是这些战犯把日本“高尚”民族的军国主义推上巅峰，从而促使日本军人视人命如草芥，并将其他民族的感情视为微不足道和不关痛痒。祭拜这些人不但在道德方面无以立足，也激起了全亚洲在日军暴行下的受难者们的极度愤慨。类似的行为若发生在欧洲是绝不会受到容忍的。日本人祭拜这些战犯之举，在许多人看来，就道德和政治方面来说，其荒诞无稽的程度正如把希特勒和他的死党们的塑像搬进柏林最宏伟的大教堂里而奉为天神一样。

有人相信，谈历史是危险的，甚至是有碍和平与和解的，因为这可能是重揭伤疤，再掀旧恨。

但我认为，忘记历史更为可怕。对人性施暴的罪行永远不能遗忘，也不容否认，以免危及人类文化的延续。

除非日本肯以事实——全部事实和唯一的战争侵略的事实而不是其他的——去教育它的青年，否则这个国家便会驻足不前。而其起点，便是南京大屠杀。假如一个国家拒绝向其国民揭示基本的历史真相，假如一个国家要向其国民杜撰历史，那么此一国家便也断送了走向民主的未来，并且会让历史再演，重蹈覆辙。

历史已经给我们显示，对以往暴行的遗忘会导致又一暴行。当年，土耳其人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而国际社会对此暴行只是袖手旁观，这也鼓动了希特勒在1939年全力上马他的“最终答案”，并最终让600万犹太人死于非命。事实上，否认和遗忘正是灭族谋杀最后阶段的一部分——首先是消灭受害者，然后是消灭屠杀的记忆。

在我今天的讨论当中，假如你只将一事牢记在心的话，请记住：人类有道德的责任去促使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面对他们的罪恶，并让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永不重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将见证的这个模拟审判是极其重要的。

感谢各位来此听讲。

译者感言：

张纯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杀索赔联盟模拟审判”演讲词值得大家仔细阅读，明其究竟。这篇演讲词注入了她的心血。这样的热情和真知灼见，可让读者体会到日军当年是如何的兽性大发和无比猖狂。她的报告的主旨便是：“人类有道德的责任去促使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面对他们的罪恶，并让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永不重演。”

当今社会需要更多像张纯如女士这样的智者勇士，用扎实的研究做后盾，出版高超的作品，去宣扬历史真相，去纠正谎言误导，去激发爱国情操。再有，诚如她所言：“假如一个国家拒绝向其国民揭示基本的历史真相，假如一个国家要向其国民杜撰历史，那么此一国家便也断送了走向民主的未来，并且会让历史再演，重蹈覆辙。”

第十二章  马尼拉大屠杀

尽管“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队残杀暴行里最为恶名昭著、举世皆知的，读者们也还应该知道在马尼拉发生的类似的暴行。为了解发生在菲律宾的日军暴行的有关细节和情况，我联系了我的朋友，菲律宾的副检察总长劳尔·高柯（Raul Goco）。

他的回复和材料值得另辟一章，用以参照说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灭绝人性的暴行的深入性和真实性。日军在马尼拉的暴行于1945年2月3日至3月3日达到高潮和巅峰，虽不及南京大屠杀持续两月之久，然而，整体上看，日本军队在马尼拉施虐所造成的残暴、非人性的野蛮屠杀和毁灭是同样的罄竹难书和令人发指。

假如你阅览中国、东南亚和其他被日军征服地区的地图，并知道日军于1931年到1945年占据着中国和朝鲜，再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占据着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你便会了解，我们以“超级大屠杀”命名，估计日军屠杀的人数约3000万人是言之有据的。

菲律宾副检察总长劳尔·高柯致丹·温法官函

1996年5月28日自马尼拉

尊敬的丹·温

佐治亚州最高法院资深法官

北马歇尔街735号

佐治亚州雪松镇30125

传真号（404）749-2117

亲爱的丹：

我接到你1996年4月1日的来信，要求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菲律宾横施暴行的有关信息。

现附上《菲律宾自由新闻》杂志86卷第6期，即1995年2月11日登载的两篇文章，其中细述了马尼拉的劫难和解放。

希望此二文可提供你所需的参考资料和数据。

真诚向您致意问好！

您最真诚的，

劳尔·高柯

副检察总长

《菲律宾自由新闻》

1995年2月11日

马尼拉陷落

这并不是一个军团的疯狂行为，而是日本最高统帅部预谋的目的。

根据日本暴行受难者和目击者公证的陈述，我们得到以下马尼拉和其居民遭到全面摧毁的事实。解放马尼拉的美军收集了这些证词，然后集合成一份报告由美国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官送交国防部。为了简化，原有证词的用言大多都加以压缩，但其在发誓之下提供的证词的重要事实均保持不变；为了安全考虑，许多举证者的身份也秘而不宣。

马尼拉被摧毁了，远东以往的骄傲之城已毁于一旦。爆炸和大火已使教堂、修道院和学校沦为废墟，难以辨认。平民遭到掠夺、火焚、饥饿和屠杀，女人被肢解，婴儿在刺刀下送命。

屠城指令来自东京，举凡战俘、军人、菲律宾官员和人民的证词，以及日本的文件都证实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洗劫马尼拉的种种暴行不是出自一批日军的背水一战或自卫反击，而是来自日本最高指挥部的精心策划。

在1945年2月的最初三周里，从圣托马斯战俘营被美军解放开始，日军按照计划，在市中市这座古老的“围城”里逐步破坏了教堂、修道院和慈善机构，将所有最神圣和最具历史性的文物建筑悉数摧毁。

古老的圣托马斯主教大学，是东方天主教第一学府，也是美国首创的天主教学府，最终化为碎石一摊。远东最美的马尼拉大教堂也只剩下残垣断壁。主教的殿堂、医院、修道院和图书馆一律遭到轰炸和焚毁。曾赢得“小罗马”美誉的市中市的一切文物都荡然无存。

在市中市城外，日本人也精心筹划了同样的破坏，将西班牙修女慈善机构予以摧毁。日本人在卢本修道院成立的收容所纵火，使上千的难民丧生，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肯考迪亚大学里躲藏了两千多难民，其中有孤儿、弃婴、病人和从圣乔斯医院转来的精神病患者。日本人有没有对这批无助者心存怜悯，将他们痛快地枪杀致死呢？处决这些妇女、儿童、病人和精神病患者时，他们居然不费一枪一弹，而用铁链拴住大门，用机枪在四周围着以防有人生还脱逃，再纵火烧房，不留活口。

1945年2月10日，一小队日军进入红十字会的建筑，将其内的医生、病人、婴儿、护士和难民全部枪决和刺死。护士们哀求日军放过新生的婴儿和产妇，饶他们一命，结果是她们全部丧命于刺刀之下。然后这批杀手把住处的食物和补给洗劫一空。只有菲律宾红十字会代理负责人莫特斯托·法诺兰（Modesto Farolan）死里逃生，他后来在法庭作证，陈述了这幕惨剧。

2月12日，一名日本军官率领20名士兵闯入拉萨尔大学，其中住有70个人，包括30名妇女和年轻女孩、15名修道士、1名神父和4个家庭的成年男子。他们都遭到枪击、刀砍和穿刺。有的当场丧命，有的后来流血过多身亡。日军还试图强奸受枪击和刀刺后生命垂危的女孩。教室纵火后只有10位受难者生还。逃过一劫的修道院院长出庭作证，描述了屠杀过程。

2月23日，在圣地亚哥城堡长达15英尺（约4.6米）、宽12英尺（约3.7米）的屋子里发现了50具尸体，双手被绑，中弹累累，尸体萎缩，营养奇缺。这些尸体层层堆列，高达数尺。在另一房间里有6具尸体，同一惨象。

同一天里，在一座15平方英尺（约1.4平方米）的小石楼里，又发现了30具烧焦的尸体。一个在日军枪刺下幸运逃生的菲律宾人引导美军发现了这一存尸处，他是从医院转移到这里的58个结核病人之一。他们无粮缺水。只要饥渴难熬的病人提出要水和食物，就会被刺死，抛入这一尸体屋。

2月24日，在一个15英尺（约4.6米）宽、18英尺（约5.5米）长的地牢里又发现了250到300具堆起的尸体，地牢的钢门紧闭。所有迹象都说明他们是饥饿毙命。从尸体的姿态看来，他们曾努力逃生。据打开钢门的美军讲，当时是恶臭迎面扑来。

尽管西班牙国旗还醒目地悬挂在西班牙领事馆前，日本人还是焚烧了领事馆，并将50多人活活烧死或在花园里用刺刀扎死。娱乐场和图书馆都被付之一炬。两所有名的建筑（The house of the Auxilio Social and the Patronato Escobar Espanol）全部遭到焚毁。据估计有90%的西班牙建筑被彻底摧毁。

其他省份也同样遭殃。1945年2月1日，日军炸毁了多明我会在卡拉马的糖业中心。当地有5000多名男女老幼死于非命，而整个城市沦为火海。5名死里逃生的神父出面作证，陈述了这一可怕的经历。

在市中市，大量西班牙神父和修道士被日本宪兵赶进大教堂前的两个避难所里。日军向他们扔手榴弹，用汽油桶和泥土将洞口密封，要致他们于死地。13名奥古斯丁会神父里只有两名生还。用同一手法，日军还杀死了圣方济各和嘉布遣等修道会的神父。市中市之外，还有15位保禄会神父和3位嘉布遣会的神父被杀。

55岁的瓦特·富兰克尔（Walter K. Frankel）是一位外科医生、泌尿学家，也是菲律宾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史教授。他和其他19个人，其中包括男人、妇女、儿童，都被送进一个房间，日本人将其四周浇上汽油，引火焚烧，要逃生的人都被枪击致死。只有富兰克尔、他妹妹和另一人侥幸逃生。富兰克尔作证陈述了这一惨剧。

2月7日，人们在胡安卢纳和莫里尼街口的东南角发现了大约50具尸体，散布在草地上、街道上和充水的地沟里，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婴儿和幼童，三分之一是妇女，大多的尸体都是双手被倒绑。同一天，又有115具男人、妇女、儿童的尸体在火车站附近迪派木材公司的场地被发现。日本人把那些人枪击刀刺后推入阴沟。多数成人和年龄较大的儿童是双手被绑，小孩们被直接杀害，其年龄为两到七岁，还有部分死难妇女是孕妇。

在包括一本日记在内的敌方文件里陈述了1000名平民遭受集体屠杀的事实，军方营部的命令是，将战场上日本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格杀勿论，再火焚灭尸。

在塔伏特大街的絷营地发现了45具妇女尸体，她们都遭到残暴处死并显而易见地被强暴过，也有几个儿童被刺刀扎死。

幸存者们口述的个别残杀事件可谓不计其数，极端残忍。妇女们被日军开膛破腹，割去乳房，刀刺阴部；儿童们则被他们用匕首和刺刀砍刺致死；男人们想从大火焚烧的住屋里抢救财物，在喷火器的攻击下退回住屋，被活活烧死。极少人得以逃生。军医约翰·阿尼斯（John H. Amnese）作证时说，十多岁的女孩们乳头被割下，胸部和腹部受到刀刺，一个10岁女孩和一个两岁小男孩被砍去双臂，5岁以下孩子都受到严重的火焚和刀刺。在此地区任何民营医院里都可以找到其他残杀情况的证明。

部分证词

拉萨尔大学集体屠杀

修道院院长的简要证词

我是一个22岁的护士，我至少有两次目睹到约有75到100名平民遭受屠杀。

——卡洛琳娜·科伦娜（Carolina Coruna）

每一次，约百名日军组成的枪决队让平民在维多利亚和素兰诺大街交会处排成一列，然后用机枪扫射，在近距离内把他们全部枪杀。受害人中的妇女们冲向日军恳求饶命，在到达士兵身前时已被冷血屠杀。

我正在墙中城市（the Walled City）安达街和维路兹一家人同住。一天晚上一个日本卫兵来到家里,他向我们试图藏身的避难所大吼一声：“里面有男人吗？”我会说一点日语，来到门口告诉他：“里面只有妇女和一个两岁男婴。”他命令说：“不要让婴儿出声。”我一回身他就开枪把我打倒，击中我的双腿，让我下半身全部无法动弹。我假装送命，但睁着双眼，看着卫兵。他进入避难所，直接奔向正抱着男婴、手掩其口、不让婴儿出声的维路兹太太。日本士兵挺步上前，用刺刀直穿男婴头部。维路兹太太怒极大吼，日本士兵先迎面开枪，将她击毙，随后又枪杀了她的妹妹。其后我就神志不清，不知道以后还发生了什么……

受害者被刺刀穿透后被抛入死亡间。一个幸存者展示了他背后的刺刀伤，这仅仅是他要求喝水而招致的灾难。部队的军医巡视了现场，但由于被火烧后的尸体难以辨识，死亡原因无法确认，但在部分尸体上可看到胸部和腹部的创伤。

后来又有第三组尸体被发现了。就实况而言，他们是被蓄意残杀的牺牲者，遭受到比其他受难者更凶暴和残忍的处置。是腐尸的恶臭才吸引人们找到这组尸体。搜寻者在有地下室的地区进行搜索时，发现了两扇禁闭的铁门。将两门费劲地撬开后，一股极端的恶臭向搜寻者迎面冲来。地下室的墙厚达5英尺（约1.5米），一扇高处的窗子也紧紧关牢，在铁门后两英尺处有一个锁住的铁杆门，门里是一间不透风的长18英尺和宽15英尺的密室，里面有一些铁杆隔间，积存了大约250到300具尸体，全部溃烂不堪，难以辨认。他们饿死的可能性很大。

估计有400具尸体在圣地亚哥堡内三处被发现。他们是在枪击、刀刺和绝食等各种情况下送命的。

——步兵第129团的报告

第一组约50具尸体是双手倒绑。尸体堆积起来，面朝下，每人身上有3到6个子弹孔。他们的位置显示出，一排人面墙而立，然后从背后开枪。而后第二行、三行、四行的受难者依样处置，陆续倒在前一波死尸上。尸体都萎缩了，有遭受饥饿虐待的迹象。

第二组的30具尸体是在一间15平方英尺（约1.4平方米）的石屋里被发现的。最初被发现时，因临近处大火高温，而无法接近此处。后来从一个逃生的菲律宾人处得知，有58位肺结核病人从一家医院转移到这里，断水断粮长达两周。只要有人讨水讨食，就将其用刺刀穿身，掷进死亡间。

我不想窒息而亡。

——一位神父

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分开后，被驱入大教堂前的避难所。在我那间避难所里有80多人，其中有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是神父身份。约半小时之后，日军在透气孔处投下手榴弹，我们都严重受伤。当我们冲向门口，日军狂笑着以子弹相迎。然后他们用石头、汽油桶和泥土封门，要将我们活埋。那天晚上，我透过泥土层挖出了一个通气孔。早晨一个日本士兵发现了这个孔，朝下开枪多次，再次填塞了通气孔。过了一阵，我又把通气孔掘开。我躺在已腐坏的一堆同伴的尸体之上——他们身上已经生了蛆——许多苍蝇到处飞窜。到第四天晚上，我把洞穴掘大，和另一同伴脱身逃出。

我身体一侧因手榴弹而伤痕累累，我同伴的伤势更加严重。在逃亡中我们大多是滚爬前进，忍受着铁丝网和尖锐石头的折磨，寻找饮水、食物和藏身之处。我们没有找到食物，但我在司法部大楼的厕所便桶里找到水。次日晨我听到有脚步声接近我的藏身处，有一个美国士兵呼唤说：“好了，出来吧！”

我相信我们是那批人里仅有的逃生者。后来我得知，和我们分离的数千菲律宾人都被浇以汽油，焚烧送命。

我，莫特斯托·法诺兰（Modesto Farolan），45岁，是菲律宾公民，我目睹了2月10日在红十字会大楼的集体屠杀情景。

——莫特斯托·法诺兰，菲律宾红十字会代理主任

红十字会人员为陷落的城市马尼拉人民服务的真实事迹是用其医生和护士的鲜血写成的。1945年2月10日傍晚6时，他们都丧命于日军的子弹和刺刀下，一并牺牲的还有他们的病人，以及主要是妇女和小孩的许多难民，他们的家园毁于战火，而拥入红十字会寻求保护，这些人全部在日军冷血的屠杀下丧生。

从2月4日星期日到2月10日止，我属下的医生和护士们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毫不间歇地工作着。从星期二开始整个社区都被日军团团围住了。

星期六下午，一股日军突然冲入红十字会，见人就杀，见人就刺。德·温尼沙（de Venecia）医生，一位外科手术医生志愿者，正和一位助手准备进行两场手术。罗萨里奥·安达娅（Rosario Andaya）护士小姐也正担任义务工作，在主走廊里维持秩序，这时已有大批群众进入大楼，人满为患。当我们听到枪声在大楼内四处响起的时候，安达娅小姐为保护她身旁的母子两人而大声哀求日军枪下留人。我们还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一个手持刺枪的日本士兵撞入了这间临时安置的办公室和手术室两用房，我们都在现场，温尼沙医生刚走到我所在的角落，罗弗瑞加（Loveriza）和德·帕兹（de Paz）两位护士小姐及一助手都躲进屋子的角落里以策安全。首先，温尼沙医生在房屋一角身挨两枪。士兵又转而向他身旁的助手开枪，没有命中，于是她奔向屋角的那两个护士的藏身之处，她们都已藏身在我书桌旁的两张床垫之下，垫下还躲了两个病患。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了两个患者，另一刀刺向先前逃过一枪的助手，而且同时刺中床垫下躲藏的帕兹小姐。士兵看我躲在书桌下，便直放两枪，但都和我擦身而过，只碰到我所戴红十字钢盔的边缘。然后他枪杀了一个年轻母亲和她出生十天的婴儿，又解决了照料此母子的祖母。至此，他认为已经把屋内所有的人都杀光了。

更多的屠杀在建筑大楼的其他部分进行着，我们可以听到受难者面临死亡的哀嚎、儿童们的惨叫，和垂死的母亲、女孩们的呜咽……

2月3日清晨7时，作为美军先头部队的第一批菲律宾侦察队员到达了红十字会地区，他们提醒我们要撤离此一地区，以便进行巷战。我招呼了几个幸存者离开现场。在我们开始奔跑时，日军以机枪向我们滥射。有多少人在集体屠杀中丧生，我无法断言。

战争和记忆

第尼西欧(Dionisio)在逃跑时，看到一个日本士兵抓住一个婴儿，抛向天空，再用刺刀迎上一刺。

——证人：纳蒂·纽桂（Nati Nugui）

50年前，在马尼拉于日军占领下取得解放的战役里首先捐躯的曼努埃尔·科雷柯(Manuel C.Colayco)，在本月里获得追念和哀荣。在他小传的第一节里写道：

“1945年2月3日，科雷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在巴丹服役，任职中尉，后晋升为上尉）会合了美军第一骑兵师44坦克营B连。他们的任务是解放马拉坎南和当地受拘的平民（其中有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被日军拘押在圣托马斯大学内设置的拘留营里。他进入圣托马斯大学大门时，在日军狙击手投掷的手榴弹爆炸下身受重伤。一周后，2月10日，他死于美国陆军第29野战医院。”

就科雷柯而言，他已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曾在巴丹陷落时经历“死亡行军”的艰险，在卡帕斯城的欧唐路拘留营获释后加入了抗日的地下组织。

马尼拉之战将持续一个月，其间在日军残暴的摧毁下有10万平民丧生。日本统帅山下奉文大将（Yamashita Tomoyoki）对部属下令“杀人灭绝，建筑全焚”。许多妇女被刺刀杀害之前都遭到强奸。日本人已弹药绝援，用刺刀是更简易的办法。

在帕斯格城以北地区，人员伤亡较少。2月3日，战争爆发时，在菲律宾大学教育学院就读的一位学生卡门·阿拉布罗（Carmen Arabulo），从三巴乐城伊沙培路街家中住宅的窗口向外望，看到满载日军的卡车噪声大震地驶过。由驾车的菲律宾司机传出的说法是，日军撤退了。卡车是朝向蒙塔班高地驶去。

最后一辆卡车过后，静寂到来，而阿拉布罗仍放心不下，以后要发生什么呢？当天下午5点，全家人开始听到远处有持续的噪声传来，声音逐渐变大，越传越近。美国人！“美国人来了！”

一群幸存者联合起来，成立了“记忆1945年马尼拉”组织，其任务是尽量收集日本人在马尼拉一个月战役里犯下的种种暴行，妥加收藏，以备未来。

在战争中家人全被杀害的派瑞兹-鲁毕欧（PerezRubio，菲律宾科拉松·阿其诺[Corazon Aquino]前总统的礼仪官）说：“在马尼拉发生的一切要说出来，传下去。在亚洲我们不是战争下唯一的受难者。儿时我曾听到南京大屠杀,但我太年轻，不能理解，直到菲律宾面临类似浩劫。然而大屠杀离我们太遥远了。因而极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挺身作证，以免在历史里我们只成为一星半点。日本的后代也要知道他们的先人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其作用是‘避免惨剧重演’。”

派瑞兹-鲁毕欧得以存活是因为他成为日本宪兵队在碧瑶的战俘，该处是由日本式的纳粹特种部队和盖世太保的组织兼管。假如他身处马尼拉，他就会遭遇到和他所有家人一样的死亡结局。他是游击队员，受命前往碧瑶，和反抗组织的另一队友同行，其人为强尼·伊斯梅路（Johnny Ysmael），他是在日军占领区侯塞·劳瑞路（Jose P.Laurel）政府编制下外交部长瑞克图(Claro M.Recto)的女婿。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曼努埃尔·若克萨斯(Manuel Roxas)逃脱到北部，然后去澳大利亚加入麦克阿瑟的部队。然而他们遭到逮捕，被判为死刑。但由于劳瑞路的干预，死刑被改为终身监禁。他们避人耳目地服刑于伯纳姆公园的菲律宾冷藏库，此时它已由日军改为监狱。直到马尼拉解放后不久，派瑞兹鲁毕欧才返回马尼拉，并从原家中一仆人口中得知他全家人的血腥遭遇。

在马拉特城维罗·库兹（Vilo Cuz）街他家的住宅里，有一个无声的庆祝，据说美国士兵已出现在哈里森公园，那里是如今的哈里森大厦。一个家仆和米格尔的兄弟已看到士兵的头盔和日本兵的不同，他们认为这些是美国军人。那是2月12日，同一天在德拉沙路学院（De la Salle College）躲藏的16名传教士和平民遭到日军屠杀。

派瑞兹鲁毕欧说：“我父亲认为快要解放了，于是要家人进餐，因为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将他们撤离。然而，并非是美国军人到来，尽管他们的确已在附近，闯入住宅的竟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所有人都被命令走出去站成一排，那时屋里有30多人，其中包括4个小孩，最年幼的是6个月，另一个为一岁半。除派瑞兹的家人外，还有麦米金一家人，其中有海伦，她是派瑞兹家中长子卡路斯（Carlos）的媳妇，也是约瑟夫·麦米金（Joseph McMicking）上校的妹妹。麦米金上校的母亲，两个姐妹——海伦和康索罗，还有一个曾在巴丹服役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都一并丧生。

派瑞兹鲁毕欧说：“阿尔弗雷德和另一个兄弟是被砍头的。麦米金一家其余的人被枪杀或刀砍。还有其他一些人躲在这个房子里。一个操一口流利英语的日本军官告诉他们要一言不发。一个年轻孩子讲了话，那军官立即近距离向他射击，他当即身亡。那时其他的人都知道自己已面临危境。日军下令，让他们回到家里去。”

“我的家人被分配在楼下两间卧室里，然后房门被关上。他们听到搬家具的声音，以为这些家具是顶住房门，阻止他们逃跑。”

他们不知道日本人准备点燃房间，要将他们活活烧死。他们从窗口向外看，发现日本人正严加防范，以确保无人逃脱。

派瑞兹鲁毕欧说：“我17岁的妹妹鲁普和一些人得以逃出房屋。她从面对维罗·库兹大街的前门溜出。关于她最终如何被杀害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是腿上受到枪刺，流血过多而死。另一是，她先被强奸，再刀刺毙命。如今当我想到这一情况时，我希望她是在第一种说法下丧生的——这让我略减悲伤。”

派瑞兹鲁毕欧58岁的父亲卡路斯，23岁的弟弟加卫尔和两个家仆约瑟和第尼西欧都逃出了焚烧的房屋，奔向巴拉加斯大街。“我父亲立即头部中弹。加卫尔背部受到刀刺。第尼西欧得以越墙逃跑后躲入巴拉加斯大街的草丛里逃过一劫。次日美国人到达，解救了他。”

派瑞兹鲁毕欧说，第尼西欧在逃跑时，看到一个日本兵抓着一个婴儿，抛向天空，再用刺刀迎上一刺。

一对叔父和婶母年事已长，无法脱逃，他们在祷念经文中葬身火海。

第二天，在房前的一个低凹处发现了七八具尸体。其中之一是派瑞兹鲁毕欧58岁的母亲，另一人为其52岁的姨母萝西。

派瑞兹鲁毕欧说：“仆人们的住所也被付之一炬。他们或遭受枪杀，或火焚毙命，其中包括视我如己出的护士塔瑞莎。”

我曾认为日本人是要进行集体自杀，先杀了菲律宾平民，再自杀如仪。在他们眼里菲律宾人多死一个，帮助美军反攻的人就少了一个。也难以确定他们进行屠杀是各自的行为还是集体行动，是一时兴起，还是执行命令。后来的证据说明是后者。日军进行大屠杀是按计划进行的。我们在发现的日记里看到有关的指令，记载了要如何杀死菲律宾人——在射杀时尽量节省子弹，或者用刺刀行凶。

（作者感言：在马尼拉和南京的大屠杀都证明了日本军队是奉命执行任务，由上级批准，将屠杀施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占领的中国地区、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

译者感言：

日军在马尼拉的大屠杀，和先前在南京的大屠杀一样，是他们狰狞面貌的真实写照。这也一再验证了包括日本裕仁天皇在内的日本军事狂热分子是如何用心险恶地发号施令，下达军部，要求以最残暴手段施虐于他们的“征服者”，以打击对方士气，犒赏“英勇皇军”，求得速战速决的效果。再者，在撤防返日前，日本军队要尽可能多地杀伤菲律宾人，这既是宣泄，也是报复。菲律宾人记录了这段史实，这是弥足珍贵和发人深省的。

第十三章  极端的暴行

日本人在中国浙江的暴行

在日军所占据的中国地区，只要中国人对日军或日本治华权威作出微许的抵抗，就会招致日方对中国人残酷的报复，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见到日军士兵的中国人要是不卑躬屈膝，礼敬有加，就会招致鞭打或砍头之祸。我们应该知道且记住的一个以暴行报复的特殊事例便是日军在中国浙江省的报复行动。

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吉米·杜立特（Jimmy Doolittle）率领16架美机于1942年4月18日突击轰炸东京和其他4个日本城市的事迹。这些飞机在日本东侧的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按原计划它将停靠在日本附近，以便让杜立特率领的机群有足够的燃油先轰炸日本的目标，再向中国安全飞去，并越过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区。但是这艘航母被提前发现了，于是不得不转向，往东驶离日本，远离日本轰炸机的飞行距离，以策安全。

所有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应该知道杜立特率机轰炸日本后发生的情况。杜立特中校率领的16架飞机不得不在浙江省的沿海和陆地上迫降。生还者受到当地中国人的拯救和保护。

日本裕仁天皇立即下令要对浙江省的中国人民人道救援行动加以报复。日军焚毁了中国沿海的渔船，村落里若有人救援过美国空军人员便将其全村居民尽斩。日军还向中国人释放生物和化学毒品，约有25万人死于这种可怕的报复行动[16]。

在华盛顿首府的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里有一个精致的展览，纪念杜立特飞行大队人员对日空袭事迹。

该展览也应增列纪念浙江省的中国人民的勇气和牺牲的相关内容——在日本裕仁天皇的指令下，日军对他们进行了可怕的报复和屠杀。

日本所设战俘营的所有指挥官都接到了东京最高总部的指令，一旦日本本土受到攻击，便处决所有战俘营的战犯。此指令便是“处决所有战俘”。正如正文里提到的，在原子弹投掷后获得解救的战俘们都说，监守战俘营的日军告诉他们，日本本土遭受入侵时就是他们的死亡之日。

杀绝命令

1944年1月8日

第2701号[17]文件

（在第2687号文件中被标记为“O”）

以下内容于1944年8月1日发现于台湾战俘营刊物中（这些条目有关薪水、在台湾分营的晋升，一共5条）

以下关于对战俘采取极端措施的回复被送往11军的司令部（台湾第10安全令）。

“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有爆炸或火灾，可以在附近的建筑如学校、仓库或类似的地方找掩护。然而，当形势变得紧急和极端重要时，战俘必须被集中和限制在目前的地点，并要重兵看守以便最后的部署。

这种部署的时间和方式如下：

（1）时间

虽然基本原则是根据上级的原则行动，但在以下情况下可以采取单独行动：

(a)当不使用武器就不能镇压大规模的暴动时。

(b)当从营中逃脱的人有可能成为敌对力量时。

（2）方式

(a)无论他们是被个人或集体处决，以及无论用什么方式，包括炸弹、毒气、毒药、溺水、斩首或其他方式，都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定。

(b)在任何情况下，目标就是不让任何一人逃脱，消灭所有人以及不留任何痕迹。

（3）收件人：总指挥官

军事警察总指挥官

以上适用于第11军，以及台湾战俘营的任何需要绝对安全的辖区。

第十四章  “地狱船”

日本人的诸多暴行令人难以遗忘，“地狱船”的残酷、凶暴及非人道和致死折磨的情况也是如此。

战俘被投入这些船的内舱，运往台湾、上海或日本从事劳役。数百人挤进内舱，没有卫生设备，水米供应微乎其微（有时是完全断绝），诚然是朝不保夕，乃称为“人间地狱”。

实例：

1942年，“鸟取丸”（Tottori Maru）于10月2日离开菲律宾，驶往台湾，再转航到朝鲜半岛釜山，用时30天，再前去日本，又增加12天。到达后已有10多人暴死途中，被抛入大海，另有数百人身受重创。“大日丸”（Dai Nichi Maru）10月30日自马尼拉始航，11月11日起已有人死亡，11月25日该船到达日本时，约有80人丧生。

死因是饥饿、窒息和疾病，还有潜艇攻击造成的大量死亡。7月里，美国潜艇在鲁桑附近击沉了自拉宝路起航的“蒙得维的亚丸”（Montevideo Maru）号。该船载有1000多名澳大利亚人，其中840人是战俘，其余是平民，无人生还。10月1日，“里斯本丸”(Lisbon Maru)行驶于香港至日本途中，遭到美潜艇袭击，在1800多位英国战俘中，有850多人丧生。（见加万·道斯著《日本战俘》一书，285页）

比较：

1942年1月，威克岛受俘的海军陆战队员和若干工程人员被载入“新田丸”（Nitta Maru）号轮船，在不到两周的日程里快速行驶，自威克岛去横滨，再去上海。中途没受到攻击，除有5人被砍头外，另无死亡。

运输战俘大多数是使用陈旧、差劲和简陋的货轮。战俘对各船都另加命名，正如他们对战俘营守卫员冠以别号一样，用以凸显各船给他们带来的伤病和非人的厄运。如Hosty Maru、Byoki Maru代表着疾病，Stinko Maru、Diarrhea Maru、Dysentery Maru、Benjo Maru意思是“漂浮的厕所”。（《日本战俘》，285页）

日本人没有注明这些船是装载战俘的船只，因而，遭到盟国的攻击是造成这些战俘死亡的主因（除窒息、饥饿和疾病以外）。

“鸭绿丸”（Oryoku Maru）

到了1944年底，日本人开始将能够维持体能的战俘运到日本充服劳役。只要是能站立的人就被认为合格。

“鸭绿丸”于1944年12月13日驶离马尼拉，载有1620名战俘，大多是美国人，他们被紧塞在船舱下。日本平民和军人住于上面舱间。该船驶近苏比克湾乌郎牙坡时，从美国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的战机攻击了这艘没有标识的船，该船于12月15日沉落。约有100人在船上因窒息或缺水死亡，又有约200人在轰炸和落水逃生时中弹丧生。

生还者在乌郎牙坡海军基地的一个露天网球场被拘留了几天。那时，战俘们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又有大量的人死亡，而且这些被拘留的人均遭受到非人的待遇。这批战俘后来迁往圣费尔南多。其中15个病弱伤残的战俘被装上卡车，起初以为是送往比利比德一地接受治疗，直到1946年在战犯审判庭上才知道,他们被送到附近的墓地，被斩首处决，抛入集体坟墓。由日本指挥官都市野顺三郎(Toshino)及翻译官和田(Wada)两人监督执行。其他战俘又被用火车运到拉乌尼翁的圣费尔南多，其中约1000名幸存者登上另一日轮“江浦丸”（Enoura Maru），剩下的则乘较小的“巴西丸”(Brazil Maru)，一并驶往台湾高雄港，于新年元旦日到达。然后，“巴西丸”上的人员再并入“江浦丸”，另有13位英国人和丹麦人留在岸上。然而，1月9日，“江浦丸”在港湾内挨炸重创，350人丧生。幸存者又于1945年1月29日被转移到日本门司港口的“巴西丸”上，这时，从台湾出发的900多人中仅有550人得以存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150多人死于日本、台湾和朝鲜。1945年8月和9月陆续在日本九州、朝鲜釜山、中国的东北和台湾各拘留营获得解放生还的人数是403人，不及最初1620人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前“地狱船”守卫队长都市野顺三郎（Toshino Junsaburo）中尉在横滨被列为乙级战犯而判以死刑，其罪行是谋杀和指挥谋杀至少16人。和田也遭到同样的指控，和田曾是守卫队的正式通译员。他被判有罪，是因为他没有向上级传达战俘要求供应足够的居住空间、食物、饮水和药品，从而造成无数美国和盟国战俘的死亡。他被判终身监禁，参加劳役。所有其他卫兵都判以重刑，只有该船船长矢嶋幹三（Kajiyama Shun）被宣判无罪，“因为他没有机会阻止暴行的发生”。

“顺阳丸”（Junyo Maru）

“顺阳丸”是一艘日本货轮（也是“地狱船”之一），该船被英国潜艇“贸易风”（Tradewind）号击沉，有5000人随之葬身海底。

该船于1913年由格拉斯哥的罗勃·当肯（Robert Duncan）公司制造，重量是5065吨，长405英尺（约123.4米），宽53英尺（约16.2米），深27.2英尺（约8.3米），船舱轮机有475匹马力。为了运载战俘，该船增建了竹质的加层，再用竹子造成隔间。此外，上甲板也装载了战俘。

1944年9月18日，“顺阳丸”遭“贸易风”号潜艇击沉时，所载战俘有1377名丹麦人、64名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以及8名美国人，另有4200名日本苦力。他们都要运往苏门答腊，去修造北干巴鲁和穆阿罗之间的铁路，共有5620人遇难，是当时最大的伤亡。其中只有723人获救，他们被送去修建铁路，其环境的恶劣和在缅甸建造铁路的情况一样，死亡频频，已为常态。（《日本战俘》，286页）

译者感言：

“地狱船”的这一章也说明，二战期间施虐亚太地区的日军的确能够在运输战俘的海途中制造“人间地狱”！惨无人道，无所不用其极。专门载送战俘和救治伤残的船只都应悬挂明显标志和旗帜，意在提醒交战方，不可蓄意攻击，增加伤害。可是日军则刻意反其道而行，运输二战同盟国战俘和平民的轮船，故意不悬挂任何警示，以招引美国军舰袭击，以“自我摧残”的方式令战俘们葬身海底。而另一面，日本的“神风”自杀式飞机也不择手段地炸沉美国的医护舰。这些行径都自然展现了日军一贯的违背常理的残暴作风。

第十五章  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

（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朝鲜、东南亚和针对战俘的种种暴行）

为了能更正确地理解为什么应将日军的暴行称为“超级大屠杀”，我们要看看他们在中国施暴的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大多数都是日本人拍摄的。

不论日本人是有意拍摄，存为记录，用以在日本本土展示，或是以此作为培训资料，鼓励日军进行更多的屠杀，这些照片都充分说明了日军暴行的野蛮疯狂是多么惊心动魄，举世无双。

我将日本人的暴行描述为“超级大屠杀”，其行径是一言难尽，一书难载的，更无法在本书的一章里细述。

但我要提供足够的事实让你了解为什么日本人，包括许多重头人物，其中有重光葵外务大臣、森岛公使（驻葡）、加濑公使（驻瑞士）和冈本公使（驻瑞典），都一致展开宣传，反对原子弹的投掷，将我们视为野蛮，并让全世界忽略举世无双的日军杀人放火、非人运作的极端暴行。

1931年之前日本已开始侵华，1931年9月18日之后愈演愈烈。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对其进行有计划和任意的虐待和屠杀。

在日本天皇的组织和授权之下，日本陆军的731部队、100部队和1644部队等都一一设立，其任务是开发、生产、试验各种用于大屠杀的生化武器。（《死亡工厂》[18]，106页）

这些部队制造了霍乱、鼠疫、炭疽病、伤寒和鼻疽病等各种传染疾病，其病源体用细菌、蛇毒、鱼毒、氰化物和砒霜等配制出来。

他们用各种细菌和病毒在中国男人、女人、小孩、婴儿和美中两国战俘身上进行实验。谢尔登·哈里斯（Sheldon Harris）教授所著《死亡工厂》一书令人震惊地描述了日本731部队、100部队和1644部队的残酷暴行。

哈里斯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他说他难以细述731部队的暴行，这些暴行比“科幻小说”的内容更令人难以置信。

石井四郎（Ishii Shiro）大佐在日本裕仁天皇的指示下设立了731部队、100部队和1644部队，拥有5000多名医生、科学家和供应人员，用以发展化学和生物传染武器。

这些单位聚集了中国的男人、妇女、儿童，以及中国和盟国的战俘，他们被称为“木材”，被用于各种不可想象的最惨无人道的实验。

《死亡工厂》一书（77页）写道，在哈尔滨当地和附近的许多中国人都被用于无数残酷、虐狂和致死的实验。在1939年和1940年有1000多口井遭到鼠疫菌的投放，这种毁灭性的疫病被传布到许多村庄。40个13岁到15岁的中国年轻人被迫吞饮了含有鼠疫菌的柠檬水，感染鼠疫而死亡。而且，日军假装要防范霍乱，给无辜的长春人民注射了霍乱病菌，造成霍乱的扩散流传。1942年7月，石井大佐输送了130公斤的甲型副伤寒病菌、炭疽病菌和数量不详的霍乱病菌到南京去，制造了各种瘟疫，这让石井大佐和其研究人员喜出望外。石井大佐此行将含有炭疽菌的巧克力糖送给当地的儿童，产生了致命的效果。他又在饺子里注射了鼠疫菌，送给释放的3 000名囚犯，让他们回乡散布疾病和死亡。

1940年7月，在一场生化战的攻击下，宁波市和附近的5个乡镇流行了5个月的霍乱、伤寒等瘟疫。该瘟疫其后数年绵延不断，死亡人数极高。

1947年11月到12月，石井大佐获得了战犯审判的赦免权，他曾接受采访，说明他工作的目的是如何使人患染肉毒中毒病、布氏杆菌病、气性坏疽、鼻疽、流行性感染、脑膜炎球菌病、瘟疫、天花、破伤风和土伦杆菌病等。（《死亡工厂》，65页）

许多在石井大佐主持的单位里工作过的军方人员，后来都对用活人进行可怕实验的情形供认不讳。例如：“我犯下了违反人道的罪行。我承认在我工作的731部队里，我曾参与在活人身上进行生化武器的实验，为他们注射具有严重感染性的病菌，而且，我还参加了用致命细菌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实验，这是既野蛮又犯罪的。”

川岛清（KauashimaKiyoski[19]）在苏联接受审判时的供词（《死亡工厂》，58页）：

二战时在中国一个日军单位的医学助手回忆说：“这家伙知道他要完了，因此他没有挣扎。但当我拿起解剖刀时，他开始大声喊叫了。我一刀切开他的胸部和腹部，他发出可怕的吼声，面部在痛苦中变了形。他惨叫的声音难以想象，恐怖至极。而最后他停止挣扎了。”

做此陈述的前日军医学助理坚持不透露其姓名，他解释了要进行活人解剖的原因——作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战俘被刻意注射传染病菌，然而，这只是极端恐怖的开端而已。使战俘感染后，研究人员再将其切开，以了解这种病症对其身体内部所造成的损害。而且剖体时并不使用麻醉，以免影响实验的结果。

日军将731部队的总部设立在哈尔滨附近，目的是开发在二战里投掷的瘟疫炸弹。这些研究计划是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最保密的运作之一。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生化战项目，要培制瘟疫菌、炭疽病、霍乱和十多种其他感染性疾病的病菌。战时在中国工作的一个日本医生汤浅谦（Yuasa Ken）说：“活人解剖也经常作为各种外科手术的练习。先割盲肠，再割去一只手，最后割开气管。一切实验完毕，再注射将其杀死。”

这些单位做医学试验时，也会将患病的囚犯和健康者关在一起，以了解各种病患扩散的情形。医生也把一些人关入压力舱，以测试人体能承受多少压力，直到眼球爆出眼眶。为确定如何处理冻伤，囚犯在冰冻的天气里被拖到外面，暴露双臂，时时浇以冷水，直到双臂冻结，打击时可以发出敲击木板的声音。

医生们甚至用一个仅出生三天的婴儿做实验，用一根大针穿刺婴儿的中指，量其温度，并防止婴儿握拳。受难者也常常被拖往一个名为“安达”（Anda）的射击试验场，被日本人捆在柱子上，供他们进行实弹射击，用以鉴定各种创新技术的有效性。此外，日本人还用飞机向这个区域喷射瘟疫菌或空投带瘟疫菌的跳蚤，以了解可以杀死多少人。

日本陆军经常举行“战地演习”，曾用飞机将带有瘟疫菌的跳蚤投到中国东部的宁波和中北部的常德。同时，日本军人还将霍乱菌和伤寒菌投入中国的水井和池沼。

哈里斯教授所著《死亡工厂》一书用了标题是“军事，掩盖，与魔鬼交易”的整个第15章来说明，战后对日本（生化战）的研究加以保密的部分原因是，美国为取得日本医生的实验数据，给予了他们赦免权，让他们不在战犯法庭上受审。由麦克阿瑟总部首先提出建议，不将石井大佐和其他人送往战争罪行审判庭接受审判。（《死亡工厂》，215页）

葛瑞哥·罗瑞革兹（Gregory Rodriguez）曾发言谴责，麦克阿瑟将军为了从石井大佐处取得731部队的记录文件，对其加以承诺，只要石井交出文件，便可以豁免受审。 “假国家安全之名，远东地区的美军战俘在731部队沦为试验品的事实被掩盖了。”（《死亡工厂》，118页）葛瑞哥·罗瑞革兹曾在沈阳沦为战俘，他告诉儿子，他是日本细菌战试验下的受害者。

弗兰克·詹姆斯（Frank James）从1942年11月11日直到1945年获得解放为止，曾在沈阳沦为战俘。他讲述了战俘们如何被当作试验品的事实，他也被差遣去协助埋葬数百具在试验下丧命的人的尸体。弗兰克·詹姆斯也透露了一桩恶劣的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便是美军当局要他签下保证，绝不泄露这些暴行，否则他将遭受军事审判。（《死亡工厂》，120页）

假如这些暴行还不够令人震惊的话，请看下文：“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曾拥有大量731部队运作的资料，是二战后取自获得赦免的日军石井大佐和其他一些人。这些资料，不但没有加以翻译或是为了在该部队受难的战俘而作为历史资料保存下来，反而都归还给日本政府了。不错！是原样归还给日本政府了。这使我们成为帮助日本否认他们的暴行的同谋，让他们更加抱怨我们原子弹的投掷。”（《死亡工厂》，122页）

在731部队、100部队和1644部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不难预测：“在战争结束前夕，关东军最高统帅部发令，将长春微生物战试验室和它的附属设施全部摧毁。在平房基地的全部建筑物都用强力炸药彻底爆破。一些贵重设备，或是太重难以运输的，都一并打碎。其他设备和许多研究数据和资料，只要能加以保存的，都运回了日本。”（《死亡工厂》，99页）

100部队在撤离长春之前处死了所有的战俘，无论是带菌者还是健康者都无一生还。在营地工作的中国工人们也统统惨遭杀害。战俘和平民雇员们被注射氰化钾毒液，意在一个不漏，但仍有极少数的人幸免于难，存活了下来。

也有几位十分幸运没有遭到毒液注射的人活着讲出了他们的经历。

（作者感言：你同意哈里斯教授所说的吗？他说的这些日本人的暴行已经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了。）

《死亡工厂》详细描述了日本人实行的一些最残忍恶毒的试验和杀戮，但这还只是日军杀人放火的一小部分。我已经告诉过你，日军是人类历史上最不人道、最残暴、最野蛮的杀人队伍。

新西兰作者詹姆斯·麦卡（James Mackay）所著《高层的背叛》一书为证明日军全部的所作所为而提供了最佳的资料来源。野蛮的日军约有400万人之众，他们从1931年到1945年施虐中国，其暴行例如南京大屠杀，以及1941年12月到投下原子弹期间在菲律宾、香港、新加坡、印尼和所有其他占领区的残暴行径。《高层的背叛》描述了新西兰的詹姆斯·高文（James Gowing）上尉的经历，他曾沦为日军战俘，在被俘期间，他学会了流利的日语，日本投降后，担任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下属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战争罪行调查员。

高文写道：

……我决心要让那些懦弱的混蛋们全都受到正义的制裁，他们肆无忌惮地暴打老人和妇女。我亲眼目睹了被俘者遭受的摧残。我尽量忍耐，但在很多情况下我已绝望。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我多次遭受暴打。我看到勇敢的盟军军人们被砍头，也看到一个残病交加的老人被活活打死。在日本的15D战俘营，我几乎饿死，并看见许多战俘在强迫劳动、医疗疏忽和营养缺乏的情况下惨然送命。我将竭尽全力为所有这些遭受苦难和牺牲的人作证，尽管他们的遭遇似乎无人怜悯。命运赐我以良机，让我担任这份最难得和最神圣的工作，让我代表在日本人野蛮行为下的受害者发言。我要为所有牺牲在日军之手的死难者仗义执言，全力以赴。（1947年6月30日）（《高层的背叛》，101页）

高文指证了日本在投降之前和之后屠杀了无数战俘的事实经过。

我将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日本人两次用残暴的报复手段杀害了近1000名战俘。即使违反特定的指令我也要公布以下的事实：在北婆罗州的山打根市，由日军战地指挥官寺内寿一（Terauchi Hisaichi）下令，有560名战俘被迅速恐怖地处决，那时他知道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执行这场集体屠杀的战犯还仍然逍遥法外，首犯寺内寿一据说是在马来亚的柔佛巴鲁的任盖一地病故，而免于绞刑。另一谋杀暴行发生在佐渡岛的相川战俘营，有387名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丹麦奴役劳工被蓄意活埋在400英尺（121.9米）深的矿井下，上面用强力炸药爆炸封顶。这场屠杀发生在1945年8月2日，无人生还。日军这些有预谋的屠杀，除了报复不会是别的。（1945年月15日）（《高层的背叛》，220页）

高文审讯了津田吉郎（Tsuda Yoshiro）中尉，他是日本佐渡岛相川109号战俘营的副指挥官。

津田说，在1945年8月2日那天，他下令将385名盟军战俘下遣到400英尺深的矿井的最深处，之后，卫兵撤回，并引爆了预先埋藏在矿井里的炸药。

看到爆炸完成，津田说：“我知道矿井下有三处爆炸后塌方，所有战俘都被活埋。我返回战俘营，立即向主管少校报告，矿井已被摧毁，有387名战俘被埋在井下。”（《高层的背叛》，251页）

为湮没他们的战争罪行，日本人采取了一贯的做法。津田说，他们将战俘营留存的全部证据都加以毁灭，又将战俘营服役的日本官兵全部遣散返乡。然而，日军部队则伪造记录（在国防部知情之下）该战俘营的军事人员都被转移到了广东日军军部。（《高层的背叛》，252页）

对吉崎三郎（Yoshizaki Saburo）进行审讯时，他承认目击了1942年2月9日在安汶岛拉哈机场的屠杀。吉崎三郎是一个平民身份的译员，他说，他把自己的长军刀借给一个日本陆战队士兵，该士兵随后和其他陆战队士兵一起站在“B”坑附近。他还说，是佐佐木觉太郎（Sasaki Kakutaro）上尉执刀在坟地“A”处砍下了一个澳大利亚战俘的脑袋。然后其他士兵急不可待地陆续上阵，连着砍杀了4个盟军战俘（杀人者的职称和姓名不详），行刑前还用手电一一照亮了战俘的颈部的后面。在坟地“A”处砍杀七八个澳大利亚战俘之后，借刀的士兵将武器还给了他，还一面说，他刚杀死了一个大块头战俘，刀锋已钝，刀面已弯。

吉崎三郎声称，那一晚除了30名左右的丹麦战俘遇害，还有55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斩首。

有关第二次屠杀事件，吉崎三郎说，2月23日他回到安邦城（此前他去了帕索城，暂离了翻译工作），他听到，并也相信，一等伍长山下田次（Yamashita Tasuki）说，在1942年2月15日到20日之间，所有在拉哈机场的剩下的大约80名澳大利亚战俘全部被斩首。并且，他确认说，行刑者是一艘日本扫雷艇上的水兵，该艇触敌雷沉没，他们是为惩罚和报复而进行第二次集体屠杀。

高文的审讯，已证实哈里斯教授的信息是完全正确的。这包括在中国东北地区生化细菌战中心基地的种种暴行（731部队、100部队、1644部队等）。（《高层的背叛》，145—146页）

高文也证实了，正如《死亡工厂》一书所说，这些恐怖部队的成员都获得了不被起诉的待遇。麦克阿瑟总部颁布了令人作呕的指令，既不讨论也不调查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生化和细菌实验设施，这些都没有列入“战争罪行档案”。（《高层的背叛》，180页）

透过个别调查的原字原义，读者可以窥见日军整个非人道的暴行。以下是审查日本佐佐木刚（Sasaki Takeshi）中尉的对话内容：

高文：英勇是武士道精神的一部分吗？

佐佐木：是的。无畏和勇敢来自武士道。

高文：你认为处死手无寸铁的平民或者战俘是对的吗？

佐佐木：是对的，假如这有助于实现军事目的。

高文：你能对军事目的下一定义吗？

佐佐木：是的。平息占领地区和处置战俘。

高文：处置战俘？这是什么意思？

佐佐木：强迫奴役，或是处决。

高文：你了解生命的可贵和死亡的永恒吗？

佐佐木：我认为，受辱重于死亡。死即空，到此为止。处死敌人是让他们从战败和投降的羞耻里解脱。

高文：我发现这很矛盾。日本投降了，你们却负战败之辱而偷生。你们是双重标准吗？

佐佐木：天皇要我们忍人之不可忍。

高文：身为人类，持有武士道精神，你更重视自己的生命，还是更重视数百名战俘的生命？

佐佐木：遵守命令比我自己的生命或战俘的生命都更重要。我只是遵从命令。

高文：谁下令要你处决澳大利亚战俘？

佐佐木：我自己的决定。敌人武力对抗天皇给我添了麻烦，处决战俘是情势所迫。

高文：什么情势？

佐佐木：要长期监守战俘，这份无益的工作由我负担。我们的巡逻队离开我们值班的临时阵地，前去侦查搜索敌人登岸的侦察员。而且对当地的土著也要加以防范，他们有一部分人有武器，对我们不友善。

高文：你是说你一个人留下来监守战俘？

佐佐木：是的。

高文：你没有战刀，从哪儿找到一把？

佐佐木：我们的班长把他的刀留在阵地了。我借用了。

高文：他叫什么名字？

佐佐木：我不记得了。

高文：你知不知道有两个当地农民看到你对战俘行刑？

佐佐木：那无所谓。大多数的土著害怕我们。

高文：你为什么要砍断战俘的脚？

佐佐木：那他就逃不了啦！

高文：我们得到的证词是，你先绑好了战俘，再逼他跪下，然后又把他的腿绑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佐佐木：我怒火中烧，一心要惩罚这个引发战争的白种人战俘。那时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分享一份光荣。

高文：你原先说，你要防止战俘逃跑。你难道不知道砍了他的脚可能是致命的？

佐佐木：他早晚要死。我决定砍他一刀。

高文：你这么做，是有意要先折磨他，让他身受痛苦吧？

佐佐木：他武力对抗天皇，我这样做，是惩罚他。

高文：据当地农民们说，你砍了他的脚，再等了半小时，才处决他。这是故意延迟，好让战俘受到最大痛苦，是吗？

佐佐木：不。我必须要等，因为他失去知觉，趴地不醒有20分钟。我要他保持跪姿，再告诉他性命难保。

高文：你达到目的了？

佐佐木：是的。他略略有些知觉，便挣扎着恢复跪姿。看到他面无血色，血流遍地，我就知道他活不长了。于是，我朝他颈后挥刀，一刀致命。

高文：这种处决，你不认为是野蛮的吗？

佐佐木：日本士兵不抱这种温情思想。

高文：如今战争已经结束了，你不感到后悔吗？

佐佐木：我尽到了日本士兵的职责。

高文：你必须知道，你的这种战争罪行要受到审判。

佐佐木：我已为天皇和我的国家尽忠尽职。战争就是战争。（《高层的背叛》，174—176页）

译者感言：

从高文审讯佐佐木的记录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日本人“效忠天皇”和滥用“武士道精神”的毒害和恐怖性。日军为了“效忠天皇”，可以任意屠杀外国军民，手段残忍，为所欲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势在必行”，而“发扬武士道精神”更可以方便行事，先让战俘受到最大痛苦，再将他斩首处决，且还自狂自满地说：“我怒火中烧，一心要惩罚这个引发战争的白种人战俘。”他显然忘记了，是日本先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才引发了美国对日宣战。再有，高文问及“日本投降了，你们却负战败之辱而偷生，你们是双重标准吗？”佐佐木的巧妙答复是：“天皇要我们忍人之不可忍。”这正是“进退自如，两面通吃”。“杀人放火”在先，“忍辱偷生”在后，而且这还都是遵从天皇旨意。显然，有这种天皇存在，有这些效忠天皇的日本臣民存在，天下是不会安宁的。如今日本又走向修改和平宪法和整军经武之路，并要恢复尊日本天皇为日本法定元首之地位，这岂是亚洲之幸，人间之福？要知道，任何“军国思想”、“个人崇拜”和“群众运动”都是世间祸水，势在必除！

辻政信大佐

按照高文的评估，辻政信大佐是恶毒的日本人里最拔尖的一人。（《高层的背叛》，124页）

辻政信大佐隶属日本国防部战略计划局。他良心丧尽，罪行累累，主宰了在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的大屠杀和对新加坡华人的集体屠杀。

美国和菲律宾部队与日军作战因寡不敌众而全盘溃败，辻政信大佐率军进驻马尼拉时主导实施了以下暴行。300名美国陆战队员被包围在一个空旷的山谷里，弹药耗尽，已待投降。但日军又发起了一阵攻击，美军也只好负隅顽抗。这一进攻是别有打算的。辻政信大佐看到美军弹尽粮绝，日军胜券在握，就下令要置美军于死地。他说：“若美军投降，先俘虏他们，再全部处决。”

在附近山头高处隐身下望的当地农民目睹了这场悲剧的发生——280名弹尽投降的美国陆战队士兵被日军捆绑后排列成行，或刀刺，或枪杀，或砍头，在两小时内全部死亡。远观的农民和妇女祈祷上苍，泪流满面，但无法阻止这一残杀的上演。

辻政信大佐也是“巴丹死亡行军”的指挥官，他使用一切借口尽量杀死更多的战俘。为贯彻他杀人的毒愿，他宣布说：“日本正在进行一场种族战争，为天皇的光荣而战，要让战胜的士兵转移到其他战场，而战俘们要一律处决。”（《高层的背叛》，122页）

在巴丹半岛上，近400名筋疲力尽、弹尽粮绝的美国陆战队员在奋斗突围之后，被迫向人数众多的日军投降。其后，作为囚徒的他们被严密看守，日军指派由台湾来的一小队高山族志愿军将他们全体屠杀。辻政信大佐抵达现场，因大量战俘将被残暴处死而感到心花怒放。他下令说：“杀个精光，全部砍头。”然后近400名白人战士集体遭受最残忍血腥的屠杀，其情其景震撼绝伦，难以想象。（《高层的背叛》，124页）

再举辻政信大佐的一例罪行就足够了。1944年9月26日，美国第14航空大队下属第25战斗机中队第51战斗机组的中尉飞行员本杰明·帕克（Benjamin A. Parker），在执行F1027次任务护航盟军轰炸机群时，被地面高射炮击中。那时，盟军正向缅甸北部的日军阵地进行反攻。虽然有其他飞行员看到帕克跳伞逃生，但其后就毫无音信，下落不明了。

帕克落地后很快就被日军巡逻兵擒获，随即被押送至日军前进指挥所。他在劫难逃，因为该所的指挥官正是辻政信大佐。当时是由辻政信大佐主持审问，他对帕克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但帕克只肯吐露他的姓名、军衔和军籍编号。

其后发生的事，得知于在新加坡接受审讯的日本嫌疑犯之口。当时辻政信怒火中烧，耐心不再，用一炸弹碎片横切了孤单无助的美国空军战俘的脸颊。帕克受到重创，血流如注，之后，辻政信下令用一把不锋利的缅甸刀将帕克砍头处决。一刀砍下，帕克前扑，头颈依然相连，大量热血从颈伤深处喷出，日本士兵紧握他的双臂，将他恢复到跪姿，接着，再用这把钝刀连砍两次，方才头颅落地。然后，辻政信下令，把帕克的尸体“大卸八块，下锅煮熟，一同吃掉”这进一步证实了日本人吃人肉的罪行。。（《高层的背叛》，124页）

关于吃人肉的罪行除了高文的证词，詹姆斯·布拉得利所著《飞行员》一书和其他作者都有类似陈述。

在布卡和布干维尔的战争罪行

125F档案1944—1945年第13军团 “吃人肉”事件

一、吉田幸男（Yoshida Yukio）在接受审讯时拒绝承认自己是吃人肉的参与者，他说他只是目击人。他承认，吃人肉已经发展到“常规行事”，凡是在丛林里刚刚被杀死的士兵都可带回煮熟食用。他无法确认，澳大利亚士兵是死于战斗，还是被有意杀害。

二、原岩寿夫（Haraiwa Masuo）在受审讯时说，他知道吃人肉的事发生过。他又承认说，日本军医会当场对尸体进行切割，将臂膀和肝脏等人体器官取出。有时，死亡过久的尸体会被丢弃。有腐味和生蛆的尸体都被留在战场的原地。

三、这一证词推翻了前周在125E档案的报告记录，那份记录相信澳大利亚士兵战死疆场后未遭受到被煮食的处置。

四、原岩寿夫的供词也证明，在贾巴河附近，日军第13团下属第2营士兵犯下了吃人肉的残暴罪行，在其他一些他无法详述的地方也有类似罪行发生。（《高层的背叛》，223、224页）

努马-努马

1943年7月在努马-努马一地，有8名美国飞行员和另一位随军牧师被证实遭受杀害。

日本第45团第3营前指挥官汤田光臣（Yuda Mitsuomi）为上述暴行提供了线索。他勉强地提供了协助，指出受害者葬身的坟地何在。9具尸体获得指认后，再重葬于合适的墓地。受害者的头颅都有刀砍的创伤，并且是身首异处。肯定的结论是，所有死难者都遭受了斩首之刑。（《高层的背叛》，222页）

档案158D 荷属新几内亚

现已证实，澳大利亚的一位飞行员和一位飞行护士（克雷格修女）于1945年9月初在巴布一地遭到斩首。虽然，这时世界恢复和平已有三周之久，而且此处还是一个荒远之地。（《高层的背叛》，224页）

档案151G1942年巴力士隆集体屠杀战俘事件

前日本少佐日隈冲（Hinokuma Fukashi）接受了审讯。他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这是前供需处参谋官森冈荣作（Morioka Eisaku）少佐在餐桌上亲自细述给日隈冲少佐听的。森冈荣作受到军方的指令，留在巴力士隆，指挥集体屠杀。以下是他讲述的事件经过：

他们尽力用谎言诱引印第安和澳大利亚战俘来到指定的屠杀地点，声称那里有医疗设备、水和食物。在这家废弃工厂后面的屋子里有三小队行凶手蓄谋以待，并在三脚架上安置了重机枪。当所有的战俘进入集合地点，根据伤势轻重而或坐或趴，随后重机枪就立即展开扫射。森冈荣作向日隈冲说，在集中火力的机枪扫射下仍有7个战俘存活，于是他们又再用刺刀一一解决了他们。行凶手们用大炮和手榴弹将6家废弃的工厂炸毁，迅速造好了丧命战俘的简易坟场。最后，161具尸首被陆续堆集在干燥木材的碎片上，再点起一把火，就十分有效地毁尸灭迹了。（《高层的背叛》，240页）

澳大利亚官方下令要找到日军少将西村（Nishimura），他曾残忍地杀害了澳大利亚战俘。当时在新加坡的英国人已经将西村判刑，但在“浮士德式交易”的安排下，西村却被送返东京（高文和哈里斯教授对此一情况有所论述）。

1950年5月21日，西村搭船返日时途经香港暂停，澳大利亚军方命令把西村转移到“千悌轮”（SS Changte），从香港运往马努斯岛。按照程序，他接受了澳大利亚军事法庭的审判，罪名是1942年1月在巴力士隆下令集体屠杀了澳大利亚和盟军的战俘。法庭判他有罪，于1951年6月11日将他绞刑处死。（你不能不爱澳大利亚佬。——丹·温）

高文上尉从东京盟军最统帅部秘密地取出了一些资料，其中包括“日本人屠杀场”（The Japanese Killing Fields）的统计表。詹姆斯·麦克在他著书的附录里引用了这一震撼人心但数据不全的统计表。高文上尉对此作出了一个正面完整的评述。（《高层的背叛》，257—259页）

日本“盖世太保”将盟军战俘投海喂鲨鱼

数百名荷兰、美国和英国战俘于1942年在东爪哇岛受到了虏获他们的日本人的“惩罚”，由声名狼藉的日本秘密警察执行（他们是宪兵身份，相当于德国的“盖世太保”），方式是把战俘们装进竹制猪笼，投入爪哇岛附近鲨鱼满布的海里。这是对人类施暴最为残忍的一例，其详情经后来一个偶发事件暴露出来——一位87岁高龄的荷兰退伍军人大卫·葛瑞哥（David Kriek）于1992年坚持要求将有关事实公之于众。经查阅存放在海牙城的荷兰政府档案馆东印度分部的第5284号档案，证实有60多份目击者的报告，主题就是所谓的“猪笼事件”（Pig Baskets Affair）。

日本人屠杀场表

注：集体屠杀方式包括枪杀、刀刺、砍头。

评述

尽管各种调查不断显示，在确定的地点证实发生过更多的暴行，但以上所述还远非全貌。并且，有更多的实例说明，或集体进行，或个别从事，在班加岛、荷属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地的日军也作恶多端，但这还不能说日军全部的罪行都已被揭穿了。有许多个别处决的案例，尤其是杀害盟军飞行员，虽已被盟军战时罪行法庭所接受，但无法定案。一些其他案件的审查也遭遇到同样的困难，例如日军蓄意以水雷击沉船艇，让大量的船员葬身海底。日本人还将虏获的战俘放进竹制猪笼，用海岸巡航艇运往海面，将囚笼投海，供鲨鱼饱餐。

在海上发生的暴行，虽确有其事，但缺乏生还者提供人证和物证，无法在法律上裁断。但幸而沉船后还有极少数的生还者可以举证说明，他们的救生艇受到冲撞，并遭受机枪扫射。他们提供的事实都是日本人以往全然否认的，但他们无法指认在场的战舰或潜艇。盟军战俘被装入竹笼，投海喂鱼，无一生还，无法出庭作证指陈暴行，但经过调查，确认有1 390名战俘因此死于非命。

最后，本书后文将细述的日军暴行暂且不谈，暴行遍及的区域有中国（包括日军占领下的东北）、英国控制下的香港、朝鲜以及库页岛。因没有适当文件去记录和叙述这些暴行，我们无法窥其全貌。但众所周知的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里有30万中国人被害，且在生化细菌实验下，在中国东北地区有6万受俘者丧生。总之，日军在其所到之处残杀了成千上万名无助的无辜死难者，事实俱在，无可推诿。

最后，为加强以前的论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追究责任而言，事实上，日本在战争期间的罪行只有十分之一得以揭发。当前的实情是，所有的调查和指控都已经平息和停止，于是，十分之九的日本暴行都已逍遥法外，不受惩罚了。与此并轨同行的是，日军对慰安妇的暴行也被有意掩盖，不加追查。大约有25万妇女，其中包括年仅13岁的女童，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只因一人之故，她们无法获得正义的伸张。此人基于政治原因，要替日本掩盖一桩日本的举国之羞，不让与他合作的日本人遭受难堪。现我指出，此人正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见詹姆斯·麦卡所著《高层的背叛》一书）

更多的非人性暴行

詹姆斯·布拉得利在他所著的《飞行员》一书里列举了一位美国海军飞行员被下令屠杀并被众食其肉的惨剧。他于1945年3月9日和其他机组人员一并在父岛上被日本人虏获。

在他被下令屠杀前，已有5位其他的飞行员在该岛遭受处决，被分食。（《飞行员》，322、323页）

弗洛伊德·霍尔（Floyd Hall）少尉被意外砍头的残暴行为就更为恶劣。因为他被日军安排在指挥部，堀江（Horie）少校已经开始喜欢他，并成为朋友，然而，他最后却仍难逃一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于3月9日，也就是弗洛伊德被虏获已近三周后，堀江上校下令说（《飞行员》，284页）：

1.本营士兵要吃美国飞行员霍尔中尉的人肉。

2.冠徹（Kanmuri）中尉负责人肉分配。

3.坂边（Sakabe）学员（医疗队）负责行刑，并取出肝肾器官。

日期：1945年3月9日

时间：上午9时

地点：三日月坡总部（Mikazuki Hill Headquarters）

营指挥官：的场（Matoba）少校

请问，这还有丝毫人性吗？

译者感言：

这是令人血脉偾张、愤怒难已和感慨万千的一章。首先要说的是，在日本天皇的授意下，日本的许多特种部队都在中国东北设立了惨绝人寰的生化试验“死亡工厂”，在中国人和同盟国战俘身上进行残酷致命的各种试验，杀人众多，丧心病狂，旷古绝今。然而，日军这些重大罪行在二战后并没有被加以追究和制裁，只因为美国要利用日本做基地和苏联进行冷战，并在朝鲜战争期间修复武器装备和提供后勤资源而有意放过日本，不加追究。再有，解放战争不断升级，自顾不暇，也失去了将日本定罪和要求赔偿的机会。

细读本章在日本“盟军统帅部”工作的高文上尉审问日本罪犯佐佐木的对话内容，实在令人不寒而栗。佐佐木将一切杀人放火的残暴行为都自认是“替天行道，理所当然；效忠天皇，无所不为”。日军甚至将束手就擒的盟军战俘残酷杀害并分食其肉。这种种行为都说明了，一旦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深入民心，将会产生何等严重的后果。

在这里，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但更要记取教训：一是不让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再启祸源；二是中国人要自立自强，精诚团结，以民富国强的成就立足世界；三是要牢记，盲目崇拜和疯狂追随残暴专权者，会造成祸国殃民的后果。

第十六章  日本领导掩盖真相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原子弹的毁灭性是巨大的。在广岛与长崎投掷两枚原子弹的事实从来都没有被扭曲与隐瞒过。但是此时此刻，只有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何以使用原子弹，且知道使用原子弹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历史才不会视美国人为恶徒。

日本不断对在华战争、侵占亚洲、在亚洲的暴行、二战以及原子弹进行著述与宣传，似乎表明历史操纵在写作者手中。这使人回想起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个故事。在与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首相意见不同时，温斯顿·丘吉尔宣布：“历史会证明这位绝对让人尊敬的绅士在这件事上是错误的。”稍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我知道会这样，因为——这段历史将由我来写。”

迄今为止，日本正告诉世人这段历史是怎样的，因为至今，他们一直都在写历史。

每年的8月6日与8月9日，日本的领导阶层都会将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到广岛和长崎那值得人们同情的一幕。他们让我们倾听那些幸存者与生还者对死去家人的黯然悲伤与深深泣诉；他们让我们看到明仁天皇富有象征性和同情心地去拜访为死去同胞所建的纪念碑。那时，明仁天皇会像一位演员那样，在全世界观众面前表达他的希望：“让世界加深对核武器的了解。”他祈祝：“为了死难者的安息与全世界的和平，愿这样的悲剧永远都不再发生。”演讲时，全然一副大智先知的模样。

而事实是，日军在中国、东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太平洋岛屿进行的屠杀，以及在台北集中营、日本其他的集中营、“巴丹死亡行军”、珍珠港的偷袭和新加坡医院的屠杀，再考虑到如果进攻日本本土将会造成的约2000万军民的死亡，那么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之痛和所有这些痛苦与悲惨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明仁天皇能够像慰问广岛与长崎的死难者那样，来到中国，并祈祷：希望发生在中国的针对3000多万人的超级大屠杀永远不再发生，并保证不会再像对老鼠一样地对人体做生物实验，以准备让日本统治中国、统治东南亚、统治整个太平洋地区，直至统治全世界——那该有多好。如果日本不再继续给美国因为结束战争所采取的行动乱扣罪名的话——更何况日本是开战在先，这也将是一件好事；如果日本领导层能够具体承认其暴行和殖民统治，而不是轻描淡写，泛泛而谈，这也将对后代大有裨益。

日本的领导层尤其应该承认（也为后代留下文字记录）发生在中国和东南亚的骇人屠杀以及集中营里的暴行，记录下731部队的种种暴行——用人体做毒气、瘟疫及其他军用产品的实验；他们尤其应该承认“南京大屠杀”，并言之凿凿地正告全世界：希望这种惨剧永不重演。

美利坚合众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希望：世界永远不再使用原子弹，不再看到发生在珍珠港的事件与“巴丹死亡行军”；不再看到40%的战俘和被关到集中营中的人们被杀害；不再经历中国千百万同胞遭受奴役，其他弱小国家备受欺凌这样的惨剧；不再看到活人遭受肢解，或被注射瘟疫与细菌，以测试迈向死亡的时间表；不再有像日本的731部队那样的部队，把人的生命当作各种实验的样品，好像人类与害虫无异。我们希望所有这一切再也不会发生。

明仁天皇应该允许极少数的日本历史学家出版一些对日军侵略作出真实叙述的书籍。这些极少数的历史学家有足够的胆量与勇气，真实地描述了日军侵华及发生在中国与东南亚、太平洋岛屿的那些可怕的、残忍的、骇人听闻的行为。日本天皇与领导层应该允许日本的历史学家及历史书反映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真实历史，而不是把珍珠港事件仅仅看作一件偶发或未发的事件。日本的天皇应该让日本的历史表明：偷袭珍珠港事件是日本犯下的错误。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日本官方对日军偷袭珍珠港，轰炸美国舰队，炸沉大部分美军舰艇和杀死数千美国人的行为加以认错。

日本天皇应该好好地读读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家希尔顿·哈里斯所写的有关731部队的《死亡工厂》。日本天皇也应该让日本的历史教授家永三郎（Ienaga Saburo）出版他的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书籍。家永三郎一直被压抑和排斥，因为他试图揭露日军暴行，尤其是恶名昭彰的731部队在无数中国人身上所进行的细菌生物实验。家永三郎的历史书籍受到日本文部省审查并被禁止出版，他甚至不能再发表任何东西。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出版这部真实而历经艰难的历史作品而努力。这一令人尊敬的人直到去世，都没能促使日本或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刊载任何史料，以叙述日军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所犯下的暴行。

对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行为，日本除含糊其辞、轻描淡写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发表过言论，说“巴丹死亡行军”的暴行是错误的。

签订投降协议之后，日本那些令人难以想象的大力宣传几乎立刻把他们罪恶的战争史涂抹得干干净净。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再允许它继续下去，而让我们付出无辜受害的代价。

二战结束后，日本马上摆出一副俨然对原子弹、战争、世界和平拥有良知的样子来。然而，在他们开始议论世界上其他人的良心如何之前，他们必须首先在良心上深刻反省他们自己那残暴、空前绝后且可怕的军事历史。

有一句美国南方的老话说：挨了原子弹“并不能使他们成为口头祈祷的善士”[20]。

译者感言：

日本民族具有自律性强和内心高傲的倾向。从明治维新开始，在亚洲国家里日本是第一个全心向西方学习的国家，而且成效显著，国力日强。进入19世纪末，他们为了掠夺资源，扩张领土，便在亚洲首先向中国、朝鲜两邻国发难，据朝鲜为已有，掠台湾于其后。1931年又发动“九一八事变”，正式展开了侵略中国，征服亚洲的序幕。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种下了1945年8月上旬连遭美国两枚原子弹轰炸的恶果。

日本的共识是：“大老美打败了我们，这和中国无关。”直到今天，日本还是不尊重中国，所以他们既不为日本二战期间对中国的极端暴行真诚地道歉，反倒在十多年前特别选定8月15日（日本投降日）那天，由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国会议员们出面，集体前往“靖国神社”拜祭二战甲级战犯在内的阵亡将士灵位。

如今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更是变本加厉地推动军国主义的复兴，频频在钓鱼岛事件上制造争端，向中国挑衅。中国必须励精图治，自立自强，两岸携手，共御外患。

第十七章  不应重现的十大最可怕的事件

和平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政治上正确”和“对历史进行歪曲”的人，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主张，或者说是希望再也不要使用原子弹。

结合我们所知道的发生在二战期间及之前的一切事件，让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列出一个“十大最可怕的事件”的名单，全世界都不希望它们再次重演。

1． 日本在占领其他国家时对千百万人的屠杀（3000多万中国人、东南亚人、太平洋诸岛人）。

2． 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约600万犹太人遇难。

3． 作为“待行的败退计划”的一部分，屠杀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俘，在类似巴丹式的死亡行军中折磨和杀害战俘，折磨和杀害所有被击落的空军飞行员。（日本，二战）

4． 偷袭一个毫无准备的国家（例如日本偷袭珍珠港，二战）。

5． 作为“待行的败退计划”的一部分，屠杀菲律宾平民。（日本，二战）

6． 在军事实验中解剖人体，特别是活人。（日军，在中国的731部队等，二战）

7． 在活人身上进行生物疾病或者毒气实验。（日本，二战）

8． 用包括婴儿和儿童在内的活人进行刺刀练习，来锻炼士兵杀人的本领。（日本，二战）

9． 进行自杀式飞行攻击训练，宣扬在被俘虏之前自杀是光荣之举。教导上百万的平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将天皇当作神灵并为他效死。（日本，二战）

10． 使用原子弹（当然，除非为了解救上百万的生命）。

第十八章  麦克阿瑟将军

对读者们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麦克阿瑟将军本人，以及他在计划进攻日本本岛时肩负盟军统帅之职所起的作用，直到在日本投下原子弹。

麦克阿瑟将军在军事和许多其他方面都是一位卓越非凡的领导者。在1933年西点军校毕业时他成绩最好，全班居冠。以往只有两位西点毕业生比他的成绩更好，一位毕业于1884年，另一位毕业于1829年（美国内战时的南军统帅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将军）。

1930年麦克阿瑟将军已晋升为陆军参谋总长。1934年他离去该职，被任命为美军驻菲律宾的统帅。到了1941年7月27日，他又出任了美军远东区总司令。

他曾信心十足地公开表示，他能够抵御日本对菲律宾的入侵。时至1942年，他的预言被全部推翻。

1942年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菲律宾总统奎松（Manuel Quezon）赠送麦克阿瑟将军以50万美元的厚礼，他本该拒收这一非同寻常的馈赠才好。

另一个非同一般的历史事件是，1942年初他支持了菲律宾总统奎松要和日本单独谈判议和的构想，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不知此事。

此建议使罗斯福总统十分震怒，他命令麦克阿瑟将军和奎松撤离菲律宾。（《代号灭亡》，46页）

麦克阿瑟将军的自负让他满怀野心地要领导进攻日本的计划。这将是历来最庞大的军事进攻，远远超过了盟军在欧洲诺曼底登陆的规模。然而，这种自负很可能让整个进攻部队陷于险境。

在早期的计划里，麦克阿瑟和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曾预估，要占领日本南方九州岛，盟军的预计伤亡人数约为105 000人。

那时，准备进攻九州岛的美军配置是766 700人。其后，透过“特种情报”截获的信息得知，到了1945年8月1日，日军在该岛布置的军力不是美方预估的35万人，而是60万人。（见《麦克阿瑟的特种情报》，222页；《电讯情报手册》地图，16页和18页）美军联合参谋总部获得了日军在九州岛大量集结的情报后，对按照原计划进攻九州岛一举获胜的前景有所担心，而准备改变进军九州岛的“奥林匹克”计划，要另谋良策。他们也就此咨询了麦克阿瑟的意见。（《电讯情报手册》，34—35页）

当他被问及是否可以转移目标，去进攻日军协防力量较弱之处时，麦克阿瑟可怕的自高自重的态度就显露无遗了——他回答说：“你们得到的报告称南方九州岛有重兵驻防，这一报告是不可采信的。”

麦克阿瑟拒绝有任何改变，置情报信息于不顾地回答说：“我们就快采取行动了，在整个西南太平洋的战役里，情报信息都一贯指出敌军军力在大量地增加。而毫无例外的是，这些情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电讯情报手册》，35页）

麦克阿瑟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无论是他自己的情报，还是“特种情报”截获的信息都过于低估了在西南太平洋地区敌方的军力。

卫罗比将军（Willoughby，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在情报工作里的失误是十分罕见的。（《电讯情报手册》，35页）

麦克阿瑟置一切于不顾，要按照原订计划行动，尽管他自己的情报和“特种情报”都指明日军已大量集结，并且他的情报官卫罗比将军已开始预测说，日本守军和盟军人数的比例是1∶1，这“难以获得胜算”（《麦克阿瑟的特种情报》，222—223页）。

不只是联合参谋总部，后来所有论述麦克阿瑟的作家们都一致察觉到麦克阿瑟的危险倾向。《麦克阿瑟的特种情报》223页的原文是：“就满足麦克阿瑟的虚荣心来说，如今他将统率大军，进行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两栖作战，拥有14个军的军力，超过了欧洲诺曼底登陆的9个军，这是重大的吸引，且他志在必得。幸而，投掷原子弹终结了战斗，也中止了麦克阿瑟将军野心勃勃地要在现实的‘奥林匹克’战役里逞英雄的计划。”

波马所著《代号灭亡》一书，和《电讯情报手册》35页都记载了麦克阿瑟的自负和危险倾向。

这不是麦克阿瑟初次不顾情报从事后果堪忧的战役了。在刚刚返回南太平洋担任美军统帅时，他的第一个建议（有人说是“指令”）是立刻进攻新不列颠的拉包尔。那时，麦克阿瑟可以调动的美国和澳大利亚部队及飞机都不足以攻占拉包尔城，他的计划遭到全面否决。（《代号灭亡》，46—47页）更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是，哈里·杜鲁门总统于1951年解除了麦克阿瑟在韩国的美军统帅之职。麦克阿瑟挑战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朝鲜战争高峰期间，建议使用蒋介石统率的部队在大陆开拓第二战场，并派遣美国和“南韩部队”跨过鸭绿江。

杜鲁门总统和联合参谋总部害怕此举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杜鲁门总统下令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所有的职务。

他返回美国，享有英雄返乡的美誉和待遇，还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了演说[21]。

这也使得杜鲁门的声誉在美国公众心中极度下降。许多历史著作的陈述都言及此事，见《20世纪纪事》（Chronicle of the Twetieth Century）一书98页。

后来，对朝鲜战争分析研究的结论是，杜鲁门总统（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是正确的。到如今，杜鲁门的声望在美国公众心里与日俱增，而麦克阿瑟的声望则每况愈下。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原子弹之举没有征询麦克阿瑟的意见，直到1945年7月29日他才收到通知：原子弹已经造好，有待投掷。那时，麦克阿瑟和尼米兹（Nimitz）海军上将同时接到指令，要他们对投放原子弹作准备。而其实，尼米兹上将从1945年1月27日起就知道生产原子弹的计划了。

日本投降后，《时代杂志》的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采访了麦克阿瑟，从而揭示了麦克阿瑟对原子弹的看法。怀特注意到：在珍珠港受袭9小时后，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克拉克基地停放的飞机也遭到摧毁，他极为震惊，并向华盛顿谎报了军情。

西奥多·怀特谈到麦克阿瑟时说，他以种种胜利掩盖了他“重大失误”的事实。麦克阿瑟怪罪原子弹结束了他这样英雄式的军事人物的光辉时日，但对原子弹可能拯救了数百万生灵的重要性却绝口不谈。怀特引述麦克阿瑟的说法是：“学者和科学家在未来的战争里已经偷走了军事专家的贡献，让麦克阿瑟之类的人士落伍。”

他感到悲伤，因为他熟悉的战争模式已不存在。此一访问内容见斯坦利·温特劳布所著《最后的伟大胜利》一书436页。

麦克阿瑟向联合参谋总部提出并坚持要进攻九州岛的想法实在令人不寒而栗。（尽管情报说明，攻守军力之比是1∶1。）

后来在韩国他曾抗命于杜鲁门，那么他会以同样的方式对付联合参谋总部吗？

不容置疑的是，他无法说服联合参谋总部，因为后者十分了解麦克阿瑟好大喜功，有忽视情报信息的倾向。

詹姆斯·麦卡所著《高层的背叛》一书描述了麦克阿瑟将军如何指令战争罪行的调查员，对最坏的战争罪行（如731部队等）永远不要进行调查，甚而指令完全不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讨论。

从1945年开始，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这些战犯获得了赦免，其他一些战争罪行也被全盘忽略。到了1949年，对恶迹昭彰的大多数战犯进行战争罪行起诉的举动都已中止，而进入1950年，麦克阿瑟又下令全面停止对所有战争罪行的追诉。

我们在麦卡的书中对麦克阿瑟最后的观感是：“大约有为数25万的女人，最年轻的仅13岁，她们被迫成为慰安妇，受到性奴役的虐待，而无法伸张正义，只因为有一个人以政治为理由去掩盖一个国家的丑闻，以免与他合作的日本人严重蒙羞。我说的此人正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我们建议，任何人若想切实了解日本人最残暴的罪行和我们美国政府对战犯的审判是如何的失败，请读《高层的背叛》一书。

>

译者感言：

麦克阿瑟将军的确是一位自大自负、目中无人的将领。例如二战期间，他应命和杜鲁门总统在太平洋一美军基地见面，但他设法让自己的专机比杜鲁门总统的专机延后落地，这样他就免去了在机场迎接总统的必然礼仪。中国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前夕，美军已经有情报获知中方有参战的可能，但是麦克阿瑟自以为是，不以为意，认为中方介入“无关宏旨”。这一错误判断，也造成了在中方出兵后，美军准备不够而伤亡大增的后果。

麦帅又在朝鲜战争期间擅自对外发言，影射美国政府对他的支持不够，对他的指挥作战造成不良影响等。这看上去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实际上是违反军纪，最后他被杜鲁门总统下令撤职。二战后美国统治日本期间，他为了取得日方的通力合作，以抗衡苏联，展开冷战，竟放纵了日本战犯，使其未受应得制裁，并压制了对日本在二战中罪行的调查，这种偏失作为不只是他个人行径的一大污点，更助长日本二战后不认错的态度，并给如今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苏提供了动力，并埋下伏笔。

第十九章  被歪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此书的读者一定要尽力掌握日军惨无人道的有关事实。他们强奸、虐待和杀害受害者，在人体上（这包括战犯、妇女、儿童）进行实验，注射霍乱、鼠疫、炭疽和鼻疽等毒菌，并且杀死战俘，吃其心肝食其骨肉。（见詹姆斯·布拉得利所著《飞行员》284页以及詹姆斯·麦卡所著《高层的背叛》一书的184、211和223页。）

只要了解以上事实，你就可以想象，为何麦克阿瑟和他的驻日军事统帅部虽代表美国，却决定不让全世界知道日本的极端暴行。

日本在世界上新兴的面貌是“帝国民主”（本作者授予之称），因此要加以“消毒”，以免让全世界（主要是美国公民）知道，日军曾大量屠杀中国人、朝鲜人和其他亚洲人——受害总人数远远超过德国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数字。

美国的战俘和军人从对日战争战场上归来所获得的军事命令是：不要公布日本的暴行和他们自己所受到的非人道的待遇。对日军在1931年到1945年8月之间的残暴行为进行掩饰遮盖和全盘抹杀的情况已延续至今。

彼德·詹宁斯所著《二十世纪》（The Century）一书，本应对1900年至2000年间的史实有一正确的叙述，其中虽大量谈及1941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太平洋战场，但是绝口不提日本当时屠杀了1900万到3000万人的事实，不仅于此，甚至是全文也不见一字来列举日本的暴行。

《读者文摘》数十年来陆续印制“世界年鉴”，该书一直包括以下内容：

亚太地区之战

战争暴行。这场战争带来了20世纪暴行之最。据估计纳粹政府有计划地屠杀了500万至600万犹太人，其中有300万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也屠杀了吉普赛人、政治对手、病残人士和其他被视为低贱的人。此外，大量的斯拉夫人，尤其是领导者，也遭受杀害。

平民死亡。德国炸弹夺走了7万英国平民的生命。日军占领南京，屠杀了约10万中国人民。苏联军队、东欧联队、自由法国行动队和其他组织的反击行动也造成了重大的伤亡。美英两国轰炸德国，受害人成千上万，就像美国投弹于日本，仅广岛丧生者就有8万到20万人。二战中约有4500万人民死亡。

历史另页：

《20世纪纪事》（1374页），纪事出版社克立夫顿·丹尼尔（Clifton Daniels）总编辑写道：“我们的世纪之书终于完成了。”此书由普伦蒂斯·豪路（Prentice Hall）商业公司（赛蒙和休斯特公司的下属公司）发行。该书有数节谈及纳粹大屠杀，而对日本的暴行和大屠杀一字不提。

佐治亚州雪松镇的雪松镇高中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人类事件中的美国历史》（Untied States History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ents）的作者是三位历史学者：麦休·唐尼（Matthew Downey）博士、詹姆斯·吉斯（James Giese）博士和菲·麦特克夫（Fay Metcalf）博士。

此书中有数页记载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希特勒的德国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然而，它丝毫没有提到在二战前后从1931年到1945年的亚太地区，日军残杀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和东南亚人的一切暴行。

最不可恕的是，日军于1941年12月前对中国人和朝鲜人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残忍、非人道（兽性）的折磨、解体、杀害和吃人肉的种种暴行，其后直到1945年9月，又以同样手段对付了中国、朝鲜、东南亚、美国和盟军的战俘，这些事实都被秘密掩盖了。

事实上，甚至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仍有许多美国和盟军的战俘在日军的报复下丧生。

在正常出版的百科全书和高校、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里都没有记载上述的事实。

有一些历史学者非常关心原子弹的投掷，以及“埃诺拉·盖伊”展览的情况，并对二战的结束持有偏见，针对以上日军暴行事实他们却一言不发。这些人包括艾波维兹、利夫顿、库兹尼克、马丁·舍温（Martin J. Sherwin）、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彼德·詹宁斯、凯·伯德、约翰·科茨沃斯（John H. Coatsworthy）。科茨沃斯，哈佛大学校长，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埃诺拉·盖伊”展览撤展时，他以轻蔑的口吻批评了主张撤展的政客、游说团体和评论作者们，说道：“如果你们真正要做的是宣传，那又何必雇用专业的历史学家和博物馆专家去做认真、周密的展出工作呢？”他们没有细查展览的错误所在，就下结论说，应该让他们这些号称历史学家的人按照自己的意见，将“埃诺拉·盖伊”展览按原样展出[22]。

当历史记载中全面删除了在整个二战期间和前后数十年里日军的累累暴行的时候，科茨沃斯本人和美国历史学会到哪去了？

当艾波维兹等人对原子弹投掷的这段历史偏见重重、扭曲事实的时候，科茨沃斯本人和美国历史学会哪去了？

在日本于1945年9月2日签署了投降书之后，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就立即向全世界展开宣传——因为美国使用原子弹，应该将美国人定位成战争罪犯。该宣传的目的是避免日本裕仁天皇被定为战犯，让西方人士的注意力转移，不去注意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军在占领中国时犯下的暴行，以及其后日军继续对盟军战俘实施的超乎想象的暴行。宣传的用意是要分散全世界的注意，去掩盖二战前和二战时数十年间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超级大屠杀——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纳粹屠杀的规模。

据1945年9月15日截获的日本最高军事统帅部的信息，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说，由于美国人对日本虐待战俘的行为进行强烈指责，日方的对策便是要大肆宣传原子弹投掷的不当。

从那时开始直到今天，对历史真相的扭曲持续不断。日本人已成功地将世人的注意力全部投向原子弹的使用，而完全忽略了日本推行的超级大屠杀。

布鲁斯·李在《行军令》一书的549— 551页细述了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是如何与日本驻瑞典、瑞士和葡萄牙的三位公使联手，共同推动诋毁原子弹的恶意宣传的。

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准备推出“‘埃诺拉·盖伊’1995年展览会”时，不少持有偏见和扭曲史实真相的人士都支持错误的数据，对原子弹的投掷心有偏见，并持有明显的反美观念，他们包括利夫顿、米切尔、库兹尼克，伯恩斯坦、凯·伯德等人。

译者感言：

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之所以在战后美国的媒体和书刊报道里绝少提及，甚而是全盘忽略，应有三个重要的促成因素：

1. 美国为满足与苏联抗衡和冷战对峙的需要，而开始大力扶植日本的振兴，以日本为驻防基地，因此便有意“高抬贵手”，不再难为日本和追问日本对华的战争罪行。

2. 新中国于1951年参加朝鲜战争，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对抗，美国因此放弃了责备日本、为中国仗义执言的立场。

3. 当时中国的内战正在延续，无力去理会和纠正日本歪曲二战史实的宣传工作，这便让日本抹杀历史，蒙骗世人的歪招得逞了。

第二十章  德国纳粹对比日本“皇军”

一定要把日本军队和德国纳粹进行比较。德国纳粹残忍地杀害了约600万犹太人，其卑鄙意图是消灭整个犹太民族。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人宣称自己是优秀民族，注定要统治整个世界。德国设有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他们残忍地对待选定的囚犯、市民和任何人。德国的纳粹与“盖世太保”在历史上都有完整的记录，他们的残暴行为无从减轻，尤其是他们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

日本战俘营里的伤亡率为100%

早在1935年，“大日本青年会社”（Greater Japan Young Men’s Society）就有陆军上校桥本（Hashimoto）最先开始向日本的青年人灌输他们才是统治世界的优等民族的思想。此时日军对杀人已经习以为常，1943年10月7日威克岛100名平民被杀就是一例。

与德国纳粹相比，整支日本“皇军”就是一台杀人、蹂躏与残害别人的机器，视他国的人民为害虫或鼠类，可进行刺刀屠杀、活人解剖、细菌实验以及不经麻醉就挖人眼、割掉生殖器、砍四肢和其他类似的残忍行为，以发挥其“武士道精神”。武士道使日军的任何残暴、疯狂、置人于死地的行为都在效忠军队或天皇的名义下得以推动。在日本，宪兵队可以算是日本的“盖世太保”。宪兵队对囚犯及平民实施了上述的种种暴行。德国“盖世太保”的残忍程度比起日本宪兵队来可真是相形见绌，不足为道了。

比起德国的纳粹及“盖世太保”，日本“皇军”中还有一个731部队。731部队不仅是日本军队也是迄今世界所有军队中最为残忍、最为凶暴、最可憎的部队。731部队在中国进行各种医药实验及生物实验，尤其是从事活体解剖活动，专门研究人在失去某种器官、接受注射或感染某种病毒后可以活多长时间才死去，并观察那些不幸的受害者在死亡之前经受各种致命性实验的结果。在日军投降后，731部队在中国的哈尔滨释放了大量染有瘟疫的老鼠，此举导致三万余人死亡。

德国并没有对战俘进行常规的折磨与残杀。大约有3%的战俘死于德国的战俘集中营，而在日本，却有45%的美国战俘死于日本的战俘集中营。战俘除了在难以想象的情况下惨遭杀害，100%在集中营内都遭受过最惨无人道的饥饿、酷刑与羞辱。企图逃跑的人，等待他们的是酷刑与死亡，日军会将这些人公开示众，把他们绑在柱子上用刺刀刺死或是用绳子吊起来活活打死，“以儆效尤”。其间，日军会运用任何借口杀害战俘，随心所欲，尽管所有国际条约都禁止惩罚那些企图逃跑的战俘。

当我们谈及战俘集中营的数字统计时，要列出集中营中的战俘死亡比例；当我们谈及某些战役时，要谈及死亡和受伤人数总和，即伤亡人数。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用死亡人数加上受伤人数作为“伤亡”统计的话，那么二战同盟国在日本战俘集中营中的战俘伤亡率是100%。每一个存活的战俘都遭受了类似战场上的伤害，不是遭受刺刀刺伤、殴打、酷刑，就是遭受饥饿摧残。是的，伤亡率是100%。

在声名狼藉的“缅甸—泰国铁路集中营”的美国战俘照片。1945年8月他们获释时已身形枯槁，仅存一息。有133名战俘在修筑“死亡铁路”时丧生（图载《国际战争退伍军人杂志》1995年9月刊）。

第二十一章  顽固的日本人

假如我们对日本人效忠日本天皇的痴迷坚持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日本天皇和日本领袖宣布投降后的情况就确切证实了这是不容怀疑的。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正式投降后许多年，还有不少日本军人孤零零地死守在太平洋战争的一些海岛上。武士道精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他们要为天皇而战，死而后已。在战争结束后若干年他们仍展示了这种精神。

一个名为横井庄一（Yokio Shoichi）的日军班长，坚持到战争结束27年后的1972年。他说：“日本军人接受的训示是宁可牺牲于疆场，不可屈辱投降。我是为日本天皇和日本精神而生的。”

有许多日本军人在关岛的森林里隐藏下来，他们多年来一直攻击并杀死岛上的原住民和军人。其中一个美国士兵帕特里克·贝茨（Patrick Bates），在关岛遭到日本人的突袭，死于1945年12月14日。

有数百名日军在战后继续藏在丛林里，不断制造问题，直到上述的横井班长投降为止。美军陆战队第三师三营的士兵帕特里克·贝茨在亚皮皮海滩上遭突击致命的战斗，发生在日本正式投降后4个多月，突袭战里有六名日本士兵被歼，十多人被俘。关岛有茂密的丛林地带，为藏身者提供了良好的隐蔽所，日军利用此地藏了许多年。

最利于日本人藏身的自然是菲律宾，其中包括日军曾占领的最大岛屿吕宋岛。在1945年8月20日和10月23日之间，有218名日军被歼，67 000人被俘，地点是北吕宋岛。11月里又擒获了许多战俘，其中包括有700人之众的一大批投降日军。到1946年2月，藏在山上和丛林里的日军估计仍有4 000人。其中，约有800人藏在吕宋岛，600人藏在维萨亚群岛。

1946年2月22 日，在马尼拉湾附近的鲁班岛上，美军塔拉克营队和约30名日军交火，这批日军一直在该地区进行骚扰。该营隶属美军86师，在此战役中歼灭日军6人。1946年1月1日，有20名日军进入美军第345连部哥瑞夫斯（Graves Registration）驻地，主动投降。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

另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发生在贝里琉岛上，那里有一批战后幸存的日军。1947年4月21日那天，有33名日军出现在由海军上校福克斯（Leonard O. Fox）率领的美国陆战队巡逻队面前，交枪降旗，宣布投降。日军的领队者是山口（Yamaguchi）上尉。

美军攻占贝里琉岛并于1944年10月宣布战争结束。在贝里琉岛上留驻的大部分日军于1945年9月2日集体投降，而部分死硬派日军坚持对抗到1947年3月。拒降的日军指挥官鼓吹他的领导方式是，言降者一律枪决，并指令：若在与美军遭遇战中受伤就必须自杀。

贝里琉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部获得了增援，也增设了“受降行动部”去结束战局，直到最后日军山口上尉向福克斯上校投降，缴上武士刀、战旗和部属的士兵。

因此，安排“埃诺拉·盖伊”展览而最终又撤展的那些教授，和在著作里提出日本人是如何急待投降的那些人，都应该仔细分析一下日本人被灌输巩固的观念——“遵守自古以来的武士道精神，并誓死效忠日本天皇”。

让我在不容争辩的一连串事实里再增列另一重要证据，来说明日本人不曾也不会念及投降。日本的新兵、家乡守护队员和平民，连儿童，都要接受训练：身怀炸药包，滚到坦克车下，引爆自尽，奋勇杀敌。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加以编队训练，使用老式武器和削尖的竹竿。他们接到的指令是：天皇希望他们誓死不降；他们的标语是：“万众一心，视死如归。”

《本土决战公告》

（日本国防部，1945年4月20日）

作战规章公布的内容是，士兵要“身护天皇”。他们应当“视死如归”，相信报效国家会有金刚不坏之身，并乐于成为不朽帝国的基石。

“决战期间，伤病人员不可撤到后线”，而要继续战斗，并“奋勇杀敌”，决不退却。男人要战死疆场。其他的规章是：

·禁止救护伤员。

·战斗部队不得撤退。

·运行部队里的每一单元都是作战单元，其中包括后援、补给、医疗等，都一律做好战斗准备。

·没有武器的士兵要拾起战死的敌人的武器。

·负伤士兵和病号要和作战部队并肩前进并参加决战，不得落伍。

在《本土决战公告》发布后，传遍日本的口号是“男女老幼人人参战，到死方休”。人人都要唱一首歌，曲名是“亿万灵魂为天皇”。在决战来到时会出现“亿万勇士光荣牺牲”的场面，又一说是“万弹齐发”。

一些狂热者还提倡自愿牺牲。例如，1945年6月，大阪的一个军官倡议说：“由于全国粮食缺乏，敌人入侵在即，我们需要杀死那些老、幼、病、残的人。我们不能让他们拖累日本而导致灭亡。”

（以上材料引自波马和艾伦所著《代号灭亡》一书259页。）

第二十二章  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帝国宫殿北端。为了知道日本人怎样看待历史和战争，美国人民应该了解靖国神社。这是一座国家神社，日本人建造它是为了供奉所有为日本而战和在所有战争中死去的英雄，包括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他们在军队中服役、为日本战死，他们都被视为神，不管他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残忍和野蛮。

靖国神社也供奉了在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里虐待和杀害美国士兵的日本军人还有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野蛮杀害了30万中国人的日本士兵。那些曾经蹂躏中国和亚洲，在二战中及战前侵占大半个中国的过程中，参与杀害3000多万中国人的所有士兵也被包括在内。他们的行径也是所有军事侵占中最野蛮的。

其中供奉的还包括日本的“神风特攻队”，他们用自杀的方法攻击船只，不管是军舰还是医疗船，造成了美国海军的大量伤亡。此外，还有在二战中用自杀方法杀害美军护士的日军敢死队员。一位“神风特攻队”队员的纪念匾上这样写道：“自杀行动者，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悲怆的勇敢给敌人以恐怖打击，整个国家都会感谢他们，为他们的超级忠诚和无私服务而热泪盈眶。”当我们读到或想到这些为天皇而死的忠诚且狂热的自杀飞行员时，我们应该记住乔治·巴顿将军对他的部队的警告，他说，在战争中“你的任务不是为你的国家而死，你的任务是让那些杂种（敌人）为他们的国家而死”。

面对二战，让我们倍感侮辱的是，有些日本老兵仍然站在靖国神社外面，分发他们的小册子，说什么“二战中的日本军队是在进行一场高尚的战争，要把亚洲从白种人的殖民主义中解救出来”。

在靖国神社的博物馆的中厅里，展示着40英尺（约12.2米）高的人体自杀鱼雷，以及“樱花飞机”——一种“神风特攻队”自杀攻击用的轻型飞机。

总之，任何服役者，不论他们是多么恶暴残忍，一旦战死，就被奉为神灵。

对了，即使他不是在战斗中为天皇而死，也会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战争中的甲级战犯即使已被处死，也在神社中被奉为英雄。战时的首相东条英机（Tojo Hideki），以及其他所有被宣告有罪的战犯，都会在那里被当作神一样来供奉。

就此我要强调说，我们惩治日本战争罪犯的工作做得太差劲了，只惩治了很少的几个。

日本人说，“靖国”的意思是“和平的国家”，神社的目的是颂扬“自1850年以来牺牲的战士们，正是因为他们，日本今日才得以享受和平”[23]。

这一日本神社侮辱了美国、中国、朝鲜、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和所有日本曾占领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而日本政府还指责我们要在史密森尼博物馆展出“埃诺拉·盖伊”历史事件的真相。他们竟胆敢如此！竟也有一些狂妄偏激的美国人支持日本，将扭曲历史的内容列入计划推出的“埃诺拉·盖伊”展览会。与此同时，5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小心翼翼，十分不愿以任何方式去触怒日本人，正如我们以“太平洋战争”[24]为名，并容许日本人怪罪我们投掷原子弹，视我们为侵略者，而日本人则以受害者自居。战争结束60年后，日本以极端的口吻指控美国人行为野蛮，这种指控已达到巅峰状态。

可靠的信息表明，也有值得赞扬的日本人。大多数的日本人希望战争和暴行的事实能够公布出来，并不支持这个导向错误、满是污点的神社。可是那些狂热的自称爱国者的极少数人，却总是能够在篡改历史的问题上趾高气扬并且势力庞大，这真是太让人遗憾了。

让我们拿靖国神社肮脏卑劣的实质与美国对发行一枚历史邮票的可怜做法相对比。

1994年12月，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美国邮政局制作了一套10张的纪念邮票。这套邮票被命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最后的胜利”，最后的一张邮票上是一个蘑菇云的图案，并配有“1945年8月，原子弹加速了战争的结束”的文字。这完全是历史真实的写照。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激怒了日本人，给了他们为原子弹再折腾一场的机会。在日本以及少数美国的白痴和克林顿总统都一致指责这枚邮票“缺乏同情心”之后，白宫对邮政局施压要求重做图案，结果被换成了杜鲁门总统宣布战争结束的照片。

如果你读了这本书和其他一些对日本人的正确的描述，你就会明白对于“缺乏同情心”这个词，日本人绝对不配对中国、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使用。

许多人抱怨邮政局没有骨气，但真正没有胆量的是克林顿总统和白宫官员——他们不支持邮政局，也不敢说这枚邮票展示的是美国有权庆祝的历史事实。实际上，这不仅不是“缺乏同情心”，而是事实。如果根据这些人的逻辑，中国和美国甚至都不能庆祝战争的结束。

事实上，我们（为了尊重日本人的感情）叫它“V-P日”（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而不是“V-J日”（对日战争的胜利[25]）。

第二十三章  提早投降论

（罗伯特·纽曼教授加以辩正）

所有修正主义者都宣称日本（在原子弹投掷前夕）已准备投降了。然而他们并没有仔细研究二战后诸多证词提供的事实，而只接受来自“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USSBS）的结论。此结论实际上是出自保罗·尼兹一人之手，他一手包办地写好了“研究组”负责出版的重要报告——《日本结束战争的挣扎》（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和《总结报告》（Summary Report）。

针对上述报告和其结论，罗伯特·纽曼教授将其称为“违反事实的意见”。尼兹在这份报告里自以为是地说：

根据一份关于所有事实的详细调查报告，再加上在世日本领导层证词的支持，本次调查的意见是即使没有原子弹的投掷，没有苏联（对日）的参战，也没有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和打算，日本也可能早于1945年11月1日，或至迟于1945年12月31日，必定要宣布投降。

计划在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以结束二战为主题做展出的作者们，包括艾波维兹、库兹尼克、哈威特博士，还有许多其他的修正主义者都完全采信了“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尼兹）的结论。

罗伯特·纽曼教授完成了一篇论文驳斥了“提早投降”之说。此论文研究到家，理由充分，获得了众多好评（有许多名家点评），于1995年发表于美国历史学会太平洋岸分部的《太平洋历史博览》（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杂志。

纽曼教授将其发表的全文交给保罗·蒂贝茨准将（“埃诺拉·盖伊”号飞机机长），再转交我处。

其论文的标题是：“结束对日战争：保罗·尼兹的‘提早投降论’违背事实”。

纽曼教授全文如下：

1944年9月9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下令成立一个“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去尽量正确地评估以战略轰炸击败德国的有效性。保诚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的总裁富兰克林·第欧利额（Franklin D’Olier）被任命为组长，组员来自民间，并获得军方参谋业务的支持。来自民间的一些骨干后来都名噪一时，事业辉煌，其中包括乔治·鲍尔（George Ball）、约翰·盖布瑞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保罗·尼兹。

1945年6月，调查团成员尼兹、鲍尔和欧维路·安德森（Orvil A. Anderson）将军（空军部人事署署长）都从欧洲调到华盛顿，由他们建议提出最为有效的轰炸日本的计划。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协助对日本的空袭计划，此时尼兹说：“夫瑞德·西路斯（Fred Searles）和我获得的结论是，即使不投掷原子弹，日本也可能在几月内投降。”“我的看法是，到1945年11月日本就会投降了。可是联合参谋总部有不同的看法[26]。”尼兹从9月27日到12月4日是在日本。有一段时间他手下有上千人为他工作。到了12月，大多数调查团组员回到华盛顿，开始整编资料和写报告。调查团的不同部门共提出了数十个报告，但其中只有三个报告最后为组长办公室（也就是尼兹）所认可。三个报告中的两个都认为迫使日本投降不一定需要原子弹。这种违反事实的最顽固的说法出现在《日本结束战争的挣扎》报告的全文及其《总结报告》里：“根据一份关于所有事实的详细调查报告，再加上在世日本领导层证词的支持，本次调查的意见是，即使没有原子弹的投掷，没有苏联（对日）的参战，也没有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和打算，日本也可能早于1945年11月1日，或至迟于1945年12月31日，必定要宣布投降。”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违反事实的意见。尼兹的意见没有立刻被联合参谋总部和杜鲁门接受这件事也显然使尼兹耿耿于怀。“于是在调查团的正式报告里尼兹对联合参谋总部和杜鲁门反戈一击，认为他们对日本的进攻计划和投掷原子弹都是错误之招。”（见纽曼原著171页）

纽曼教授针对尼兹号称掌握“所有事实”的说法是：“宣称可以在仅仅两个月内就掌握所有的事实并作出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真是岂有此理，令人可笑。尤其是调查者对当地的文化的了解是贫乏的。但是这一基本的审慎观点并没有让批评杜鲁门的人望而却步。加尔·艾波维兹、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布莱凯特（P.M.S. Blackett）、博耶（Paul Boyer）、葛瑞格·亥肯、保罗·凯克斯科麦蒂（Paul Keckskemeti）、罗伯特·麦舍（Robert Messer）、里昂·西高（Leon Sigal）等筹划在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展出以结束二战为主题的展览的人，和许多其他的人都完全取信了“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结论。

尼兹的又一理论是，饥饿可以导致日本投降——有可能，但是疑问重重。这如何保证日本投降的确切日期？饥饿要维持多久才能奏效？以饥饿为投降的原因是难以估计的。在太平洋的孤岛上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军人宁愿挨饿也不投降。

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是占领日本工作组的成员，他说：“在战争最后一两年，日本军人囤积了可供数年使用的大量食物、服装、原料、设备和资金，藏在军火库、山洞和其他隐蔽处。”因而，靠饥饿迫使日本投降的推论是难以立足的。

尼兹和一些修正主义者都假设，如果在周边加紧对日本的禁运，直到有足够的人因饥饿送命，就可以迫使阿南惟几将军和他手下的死硬派军人宣布投降，这是一种在道德上更能接受的中止战争的方式。然而，很多理论家不认可这一结论。不论我们假设日本要饿死多少人才会投降（100万、200万还是1 000万），饥饿致命仍然是一种可怕的死法，更何况，老幼病残等弱势人群肯定首当其冲，率先受害。而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是，“千百万”人要为效忠日本天皇而死。我们只能就此争论，而不能对这一“饥饿投降论”信以为真。原子弹夺走20万人性命是可怕的，但若有200万人因饥饿致死岂不是更可怕？

《日本结束战争的挣扎》一书告诉我们“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是如何知道日本可能及早投降的：“证据主要来自调查组搜集的证词。”

但是，纽曼教授取得了一些日本官员的证词，他们在审讯中否认了“提早投降论”：

1． 内务部民防局局长馆林三喜男（Tatebayachin Mikio）不接受“提早投降”说。

2． 商工部电力局局长荒木万寿夫（Araki Matsuo）不接受。

3． 1945年动员局局长、海军部前部长、前外务大臣丰田贞次郎（Toyoda Tijiro）不接受。

4． 1943年日本总动员局长椎名悦三郎（Shiina Etsusaburo）不接受。

5． 铃木内阁内务大臣安倍源基（Abe Genki）不接受。

6． 军事备战和整备局局长吉积正雄（Yoshizumi Masao）少将不接受。

7． 1941年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Nomura Kichisaburo）海军上将不接受。他相信日本人宁愿战死疆场，“我们国家的命运是继续这一非常不智的战争，直到终点”。

8． 皇子稔彦王，曾任议会主席，作为日本首相他曾三次接受审讯。他说，停止战争最大的阻力来自军方。他认为，若是日本天皇早于1945年7月提出结束战争的主张，就会导致政变。到了8月，“天皇颁发诏书才减少了动乱的风险”。是什么因素促使8月的情势改善呢？稔彦王直言不讳地说：“战局不利，局势恶化是主要原因，然后原子弹投下，再加上苏军入侵，就大力促成了下一步[27]。”

至此若还不够清楚，请看审讯记录0504号文件的谈话内容：

问：假如没有投原子弹，你认为战争还要持续多久？

答：我难以估算。

问：你最终的估计是什么？

答：可能要持续到年底。

问：不会在11月1日前结束，对吗？

答：可能要超过那个日期。

问：你说过，日皇若不下诏书（宣布投降）战争还可能会打到今日。你是这么说的吧？

答：自然，这一说法是有条件的。他们能做的是有限的，但他们会尽力做他们可能做的。

问：他们不是已支撑到极限了?

答：当然了，他们已经接近极限了。可是军方不以为然，他们不认为已快到达终点。

问：那么，假如苏联没有出兵，我们没有投下原子弹，他们就不会被迫而投降吗？

答：军队已在山里掘了洞穴藏身，而他们的作战计划是一石一洞处处为营，漫山遍野时时作战。

稔彦王清楚地说明了，要结束战争，能够“克服陆军的阻力是一桩大事，是关键所在”。他反驳了“提早投降”之说。（纽曼教授指出，“害怕暗杀”的恐惧至大，使得任何主张提早投降的和平论者都哑口难言。每一个主张和平的积极分子在战后接受采访时都说，一旦他的主张公之于众，他遭受暗杀的结果就势在难免。）

9． 木户幸一（Kido Koichi）——最高参议院院印玺的掌管人，他也是主张和平的阵营里的主将。他和日本天皇很亲近。尼兹的“提早投降论”说他是日本人里唯一的支持者。此说没有事实基础。

纽曼教授发人深省地说明了尼兹如何给木户幸一 “加压”，让后者支持了尼兹的11月1日“提早投降”论。

起初，木户不接受尼兹的立场。最重要的阻力来自军方，他们决心要继续战斗，尽管木户认为国防大臣阿南上将实际是渴望和平的。那么原子弹产生了什么作用呢？“原子弹的重大效果是迫使那些要争取较好投降条件的‘中间分子’改变了看法，使他们认为战争必须停止。要问起是苏联参战还是原子弹投掷对军方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我难以回答。”

有许多讨论谈及决定投降时日本内阁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让军方顺从的有关问题，然后审讯员直指其要点：

问：（可能是尼兹）假如原子弹没有投掷，而且苏联没有参战，你认为战争还要维持多久？

答：我已经说过，在6月初我们就作出决定，要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那时原子弹还没有投下，苏军也没有参战。我们已经作出了决定。

问：投掷原子弹和苏军参战显然让政府各部门更快地同意结束战争。我们要知道的是，加速的程度如何。

答：这不是时间快慢问题。事实上是，这封死了主张继续战斗者的嘴，让结束战争的任务更容易达成。若没有原子弹的投放和苏联的宣战，我怀疑结束战争的政策是否可以那么顺利地推动。很容易想象军队内部会爆发大规模的动乱。

问：那么我们可以将你的意见适当地解释为：即使没有苏联参战和原子弹投掷，战争可能也可以在11月1日之前结束了？

答：我个人认为11月1日之前可结束，因为结束战争的一切努力都已尽到了。

这便是第一个和仅有的支持“提早投降”的设想认定，来自日本战时的领导者。尽管这是加压和诱导下的成果，但是却从木户口内吐出。他也说原子弹的威力远大于常规炸弹，而尼兹不想听此说法。但这还不是木户最后的话。

木户说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列入“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所有事实”之内。阿诺德·布莱克曼（Arnold Brackman）在他所著《另一个纽伦堡》（The Other Nuremberg）里，统计了木户的大量表白：“他的日记有4920条记载，他在巢鸭拘置所接受审讯的记录填满了755页……木户的美国律师……将他的委托人直接送上受审台作证。在木户开始他长达一周的审问前，他先宣读了一个297页之长的自述。”在所有的这些证词里，找不到任何暗示说若没有原子弹的投掷和苏军入侵，日本会提早投降。

1947年10月16日那天，木户登上了证人台，接受“东京战争罪法庭”（Tokyo War Crimes Trial，远东地区的国际军事审判）的审讯。发问的审讯员没有“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这样的偏见，木户在回答时的陈述和他在调查团的供词恰恰相反。他指认在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对日本产生了重大的震撼，又有雪上加霜的苏军参加太平洋战争……我想唯一的出路便是由日本天皇广播公告全国……停止战争”。没有调查团的加压，他明确地表示他不相信在日本本土遭受入侵之前，战争可以结束。“我内心感到满足，我产生了作用，让我的2000万无辜同胞免于战争的死难，也减少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伤亡，假如日本奋战到底，以上的伤亡就在所难免[28]……”

10． 丰田副武（Toyoda Soemu）海军上将，海军前参谋长（军方六巨头之一），最高战争指导委员会成员。

当日本首相铃木于7月争取通过投降决议时，丰田上将和日本国防大臣阿南及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共持反对立场。

问：在战争期间什么时刻，海军会接受日本天皇停止战争的宣告？

答：这难以回答，因为在8月15日天皇已发布了停战的诏书后，我们发现要让前线作战部队平静下来颇有困难，他们都蠢蠢欲动，很难加以控制。我不认为投掷原子弹和苏军参战两个因素是结束战争的直接原因，但是我认为这两个因素帮我们结束了战争，而没有在日本造成很大的混乱。

丰田副武论及日本人遭到常规轰炸后士气低落，但他认为这一立场无助于提早投降的假设。他告诉“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说：“此轰炸对人民士气的影响不如我们最初想象的那么可怕……为了避免再多遭一天的轰炸，我们就得结束战争的说法也不存在。”安德森将军就此逼他进一步说明，常规性的轰炸已尽可能地迫使日本人投降了，美国空军也想要证实这一点。丰田没有屈服认可。他承认说：“假如轰炸再继续几个月的话……我们就难以继续战争了。”但是8月里他是投票赞成战争要延续下去的。

有一些审讯可能会提供给尼兹一些证词，支持“提早投降”的假设。但可惜的是，这里没有那样的证词，而唯一存在的就是木户勉强提供的说法。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也讯问了十多个其他日本高级官员，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说法都是“原子弹不投下，日本是不会投降的”。他们之间没有人说战争会提前结束。

纽曼教授指出，在尼兹的档案里还有很多其他有关的证词，但尼兹都置之于不顾地作出了他的结论。

日本国会对策委员长远藤三郎（Endo Saburo）中将也接受了讯问。他军人作风十足，十分乐于在7位美国人面前强调日本人的战斗精神。他说，日本人是为正义而战，“胜利”本身不是大事。当提及拿破仑和希特勒都以失败告终时，他说：“战胜或战败不是主要目的。所以我告诉我的部下，他们要决一死战，不论胜负……他们要乐于牺牲，知道这是无以避免的，应该尽忠职守。”远藤没有专门论及日本何时会投降一事，但他已充分展现出“宁死不降”的态度。

船川敦康（Funada Atsuyasu）是信息部部长和前任外交官。他说，铃木内阁要投降，但是“军人里的死硬派坚持反对，直到苏军参战和原子弹投下，他们的希望才完全破碎。参战和投弹两事大大支持了企求和平者的立场”。

曾于1945年在广岛担任第二军指挥官的畑俊六（Hata Shunroku）元帅也受到讯问。他也是一个至死不屈者。他对部下强调，日本最后在本土的决战是可以获胜的。部队人员要深穴藏身，躲过最初的轰炸：“我们决定要在海滩上誓死战斗……然而，当原子弹投下广岛后，我相信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只好投降。”

平沼骐一郎（Hiranuma Kiichiro）是最高参议院的主席，于1941年在刺杀行动里受伤，他是促成投降的元老里最重要的一员，被认为是几位主张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的日本领导人之一。他认为投降的原因是：“最重大的因素——原子弹临头，日本已面临最可怕的毁灭性的威力，而日本应战的能力已到此为止。”

11月2日，“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讯问了河边虎四郎（Kawabe Torashiro）中将，他是帝国总部的副统帅，他曾经在菲律宾和琉球群岛的战役里指挥日军自杀式飞机的行动。他热烈支持决一死战，并准备在日本本土保卫战中登上自杀式飞机为国牺牲。他相信他的部下已在易于修复的跑道附近妥善地隐藏了足够的自杀式飞机，可以逃避或承受美方的任何轰炸和炮击。“我们相信也许我们会战败，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毫无胜算；但是我们要求永不放弃地继续战斗下去，运用我们可以生产的所有的自杀式飞机，而且我们要奋战到底，全力以赴。”

舰队司令永野修身（Nagano Osami）上将曾在进攻珍珠港时担任海军参谋长，在战争结束前担任御前最高海军顾问。

问：“上将，你认为若没有苏军参战和两枚原子弹的投掷，战争可以结束吗？”

永野答：“这两件事不发生，日本也无法获胜。但是，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可以持续战争很长一段时间，并导致你方大量的伤亡。”

迫水久常在日本投降时正担任日本内阁书记长官，他是主和者之一，他于12月11日接受讯问，其交谈内容是“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记录里最有趣的一段。审问由大卫·杜鲁门（David B. Truman）主持：

问：在获知广岛被原子弹袭击时心存何想？

答：7号早晨我听到这个消息就和首相通了电话，向他报告有关情况。政府的每一个人，包括军方在内，都知道假如新闻属实，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继续作战下去。没有原子弹的国家不能抵御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结束战争的机会来了。不需要去怪罪军方、生产人员，或是其他任何对象——只须将一切归罪于原子弹。这是好的借口。有人说原子弹相当于拯救日本的自杀式飞机。

问：你认为若是不投原子弹，战争还会持续多久？

答：我们已经要求苏联人介入调停，我们可以期望最终获得答复。假如答复结果不理想，我们求和的最后一招是和美国直接通讯。但是要寻求良机有些困难，我想你也理解。铃木首相正在寻求结束战争的机会，原子弹提供了这个机会。

多数批评杜鲁门总统的人都认为，原子弹并“没有改变日本人的心意”。这种指责既是错误的，也是不相关的。原子弹创造了一种情势，让和平论者和日本天皇可以取胜。

日本投降时担任首相的海军上将铃木贯太郎于12月26日接受了审讯。在所有人当中，他的供词是最有潜力，可以彻底推翻“提早投降”的假设。只可惜，当时“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民间领导都留在了华盛顿首府。审讯是由安德森（Anderson）将军、加德诺（Gardner）将军和民间身份的保罗·巴然（Paul Baran）及勃登·费许（Burton Fisher）提出问题。铃木是有问必答，他甚而谈及日本天皇对他的指令，以及他于1945年4月7日被任命为首相时的艰难处境。他说：

我感觉到，从长远来看，日本在空袭下难以避免这种几乎是全面摧毁的结果，于是只考虑B-29这一个因素，我也确信日本应追求和平了。《波茨坦公告》发布不久，在B-29轰炸之上再增加了原子弹的投掷，这又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理由让我们放弃抗争，并且也给予了我们最适当的时机去公开谈判，寻求和平。我认为，只在B-29空袭的打击下，我们就已经前途无望。不过，在原子弹投掷前，美方最高战争指挥部不认为只靠空袭便可以击败日本，而准备采取登陆战。此外，也有许多知名人士认为美国只靠空袭就可以战败日本。然而，美国最高战争指挥部不相信此想，他们正计划在登陆点和敌人决一死战，并要为迎接登陆战做好一切准备。他们一直在进行这种计划，直到原子弹投掷下来，其后他们相信，美国有了这一超级武器，就不需再计划采用登陆战了。这时我们便决定最好是弃战求和了。

以上的陈述最为清楚并最有依据地说明了日本为何在那一特定时机要宣布投降。

11月24日，负责防御日本本土入侵的第12集团军参谋长高岛辰彦（Takashima Tatsuhiko）少将受到审讯。审讯内容揭示了一个血腥恶战的到来。高岛已成竹在胸地安排了作战计划，他的部队信心十足地要使麦克阿瑟的部队受伤惨重而退出本州。他是一个充满武士道精神且十分自信的人，他相信是懦弱的文人出卖了他。

问：在海岸上这些部队如何保护他们的阵地？

答：大多数人藏身在洞穴里。在各个地区，他们都躲在战壕里。至8月我们已经在排与排之间建了交通沟道。到了11月，连与连之间的通道也将建好。最好的深穴可以抵御一至两吨炸弹的袭击。8月时，地下坑道的长度已达到和当地海岸线同样的长度。

问：假如我们按照你的预估而展开攻击的话，你估计你们的胜算如何？

答：我认为我们会获得胜利，我们可以成功地把你们从海滩击退。

问：投掷原子弹有没有让你改变想法？

答：我们的计划没有变化。对人民的打击很大，但对军队没有影响。我们的士兵修筑的深沟足以自卫，只有一个地区因用水泥灌筑而不能挖沟。

这场惊人的审讯是由两个美军上校和一个上尉共同执行的。没有更高职位的官员在场。

高岛贬低了原子弹的作用，但投降显然在他的考量中是不值一谈的。

海军参谋总部空战专家高田利种（Takata Toshitane）海军中将两次接受审讯。高田利种知不知道美军攻占了塞班岛就可以空袭东京，日本已注定在战争中失败呢？不错，他知道美军轰炸可以摧毁日本的工业力量，但他说：“我们寄望于在美军实际登陆作战时可以毁灭进袭的舰队——虽然日本无法取胜——我们可以让战争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1944年11月以后，富冈定俊（Tomioka Sadatoshi）海军中将充任了海军参谋总部的执行官。他十分熟悉日本的情报和计划，他身负重任，参加了硫磺岛、冲绳岛的战役和九州的备战。塞班岛失守后他知道日本已无法取胜，但他说：“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大量杀伤你们的部队，以造成你们士气的重挫。我们估计你们登陆日本本土作战时的先头部队会遭受30%到40%的伤亡。”他预算美军会在1945年7月或8月进攻九州。因此“我们觉得你们国内有压力存在，希望可以速战速决……你们不能只靠轰炸取胜，所以你们必然会进袭日本本土。”以上谈话内容没有任何提早投降的暗示。

11月7日接受审讯的是若松只一（Wakamatsu Tadakazu）中将，他直到1945年7月都担任广岛地区第二集团军参谋长，后任国防部副部长。他承认日本在1945年面临的缺陷，说道：“日本只希望可以击退首批登陆的敌军，而至于防范第二批和第三批的入侵，日本就无能为力了。但是，我们计划退入山区继续抵抗。”

提早投降？没有原子弹，没有苏军，没有入侵，可能吗？仔细查阅“生还在世的日本领导层的供词”——甚而包括“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于1945年短短两个月内所搜集到的不完整的取样信息在内——也只有木户一人的说法支持尼兹的论点，而其他所有人的供词都说明日本准备无限期地奋战到底。没有原子弹和苏军，日本会何时投降呢？唯一可靠的回答来自罗伯特·布托，他答复夫瑞曼·迪森（Freeman Dyson）之问时说：“日本领袖们也不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结论的弊病不只是来自尼兹的“提早投降论”的固有成见，也来自条件不足而对历史速下的结论。没有人对日本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从而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再加上没能确切地学习掌握审讯搜集的资料，以便提出更深入的问题。很明显罗伯特·布托充分抓住了这次机会，于1945年完成了他对日本投降的论述，直到1995年此一论述还保有最高的价值。

于此，我们不可能对“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没有搜集的资料去作完整的评述，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1949年12月23日那天，美国陆军远东指挥部下属的军事情报局历史处审讯了日本稻叶正夫（Inaba Masao）中佐。1945年他担任日本国防部军事局预算课课长。他积极参加一个组织，决心要“意志坚决，继续奋斗”，全然不顾在8月11日那天正为投降条件苦苦构思的内阁。这组人越过了日本国防大臣阿南的职权，在报纸上发布了一个火辣的宣言，号召所有的日本人去“吃草，吞土，死守战壕”以满足摧毁高傲敌人的需要。

太平洋调查的出版物《日本结束战争的挣扎》里最关紧要的一点是，该调查内容完全漏载了一个事实：稻叶和其他5名低级军官在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于8月14日广播发布的前一天夜晚企图发动政变。这是一个惊人的疏漏。布托用了16页的篇幅写了“最长的一日”的文章（载于《东京和波罗·欧托》[Tokyo and Palo Alto]一书， 1968年），叙述了这一特殊事件。《日本结束战争的挣扎》里有心漏载这一事件，其用意是明显的。这是要湮没意图阻止日本投降的此类疯狂行动，好让尼兹违反事实的结论令人取信，不被推翻。

甚而迟至8月14日，异见分子武力侵入宫殿，谋杀了宫殿侍卫长森赳中将，企图阻止天皇的广播，并企图杀害铃木首相，且在首相官邸擒人无获之下，将官邸付之一炬。甚至在天皇广播后仍有其他动乱发生。可以说，1945年8月的投降是冒险过关。尽管已发生广岛和长崎事件，又谣传第三枚原子弹将投向东京，日本投降的实现也不是即刻就会轻易到来的。

除忽略了这一最后的紧张事故外，《日本结束战争的挣扎》的内容也犯了其他的错误，若有更多时间，更加用心且免持偏见，这些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些错误积小成大，就巩固了“提早投降”之论。该书（第3页）提及当东条首相于1944年7月被小矶国昭取代时，“小矶接到天皇的指示，要他对日本的基本情况重新构想，展望战争的结束”，布托反驳了这一论述。《日本结束战争的挣扎》第5页里说：“日本天皇在1945年2月主动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召见了国家重臣，他们一致认为日本已必败，求和要优先。”日本天皇侍从长藤田尚德（Fujita）接受讯问的记录里否认了以上的说法。

《日本结束战争的挣扎》提到：日本皇太子稔彦王告诉“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天皇于1945年7月密令他和苏联人谈判，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第7页和13页）在稔彦王的讯问笔录里无此记载，而外务大臣东乡的证词也持相反立场。《日本结束战争的挣扎》（第12页和13页）说，1945年4月铃木被任命为首相，天皇告诉他要不顾代价争取和平，而且所有内阁大臣都知晓此事。以上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

《日本结束战争的挣扎》承认原子弹缩短了战争，加速了和平（第12页），但是该报告的主调仍然是忠实地反映尼兹在调查展开前的意见：常规的轰炸和海军封锁应已促使日本不可逆转地走上投降之路；饥饿是关键，原子弹的沉重袭击则无关宏旨。

也许比这些偏见和失误更有杀伤性的是，“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调查报告完全没有采用麦克阿瑟总部通过对日本电讯内容进行解密，于投降前夕所搜集到的大量的情报。不论调查团在战后如何搜证，也不论日本本土在轰炸下是如何破碎荒芜，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所截获并解密的绝大部分电讯内容都表明，日本在本土受侵时（“奥林匹克”行动）既有决心又有能力进行抵抗。

日本求和派要透过莫斯科争取有利的停战协议，其企求是脆弱的，是不坚定的，此一事实已尽人皆知。而日本军人蛮横跋扈、无往不利的“维护疆土，背水一战”的意图和努力则在解密的电讯里屡见不鲜[29]。

纽曼教授指责尼兹报告的结论说：“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炮制了一个说法，认为“日本投降的决定”只是需要花点时间而已；主和派要击溃主战派；不论原子弹是否投掷，日本投降已为期不远。

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审讯内容里缺乏支持这一论调的基础。永远也没有人会知道战争持续多久。

译者感言：

作者仔细搜集了可靠的资料，说明了日本在原子弹投掷前后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以及主和与主战两派的明争暗斗。主和派已认定日本应立即投降，主战派则要玉石俱焚，奋战到底。但是原子弹巨大的杀伤威力已锁定了日本的败局，并彻底打垮了主战者困兽犹斗的最后的意志。这便迅速结束了二战，拯救了千百万生命，使他们免于在日本本土进攻战役里惨重牺牲。原子弹“救生”而非“杀生”的地位也由此确立。

第二十四章  原子弹拯救了美国人的生命

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我要概述一下，假如杜鲁门总统没有下令投掷原子弹，而我们必须要进攻日本本土，美国面对这一情势可能伤亡的人数。

请查看地图和军力的布置情况。请查阅所有估计伤亡人数的书籍和数据。马歇尔将军、威廉·里西（William D. Leahy）海军上将、尼米兹海军上将、担任联合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的史汀生、麦克阿瑟将军以及杜鲁门总统的书籍和函件，以及战后其他文件，都估算死伤人数将超过25万，而在马歇尔将军、史汀生和杜鲁门的文件及另一些文件里，估计伤亡人数达到100万人。（《电讯情报手册》，26页）

还要切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都有军事经验，男女老幼都被组织起来，持有战死不休、自杀成仁的心态；日本拥有成千上万的自杀式飞机、自杀式潜艇、自杀式人力操纵水雷；还有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都被教导，要用自爆弹和手榴弹与敌偕亡；还得加上严密周到的防御工事、堡垒、战壕和四通八达的地道。

那么你就要接受一位将军的结论，相较于本书以前提到的联合参谋总部、麦克阿瑟将军、马歇尔将军和所有其他的领导们，他更有资格对计划进攻日本时的伤亡人数作出评估。

此人便是雷蒙德·戴维斯将军。他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了首次险恶的登陆战，再决战于贝里琉岛（赢得海军十字勋章、紫心勋章），这是另一场和日军的血腥战斗。他率领海军陆战队参加了朝鲜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此战他获颁了光荣勋章）。他也曾在越南战地担任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被公认是历来最卓越的阵地战将领之一。

为充分了解日本人的情况，日本投降后他前往日本，代表美国海军陆战队，去实地考察日军准备的防御阵地中的工事、堡垒、机枪掩体、地雷阵、自杀式飞机和自杀式潜艇等等。

根据戴维斯将军和许多其他人在日本投降后的观察，日军设置的精密的死亡陷阱和防御工事的可怕程度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请观其内容：

在预计攻击日本时的伤亡人数时，以我在贝里琉岛的经验和我对大量美国军队的了解（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六个师），连同我战后观察日本在九州和本州设置的可怕的防御工事，日方将在进攻中誓死抵抗，我相信任何对伤亡的统计都将达到100万至200万之间。

有人预测（我不得不默默赞同），作为“奥林匹克”军事行动和“小王冠”军事行动的先头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取得战争胜利时将损失殆尽。

——雷蒙德·戴维斯将军

第二十五章  论著是可信还是“违背事实”

罗伯特·纽曼教授比我更加委婉，他用“违背事实”一说去形容尼兹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对史实的扭曲。

在本书里我列举了我认为是可信的历史作者，然后我也提出了我确认是基于自我打算而对历史抱有偏见的一些作者。

所有修正主义者的结论都依靠一组不可靠的特殊数字，该数字锁定为，若于1945年11月1日对日本发动攻击，死伤人数会达到20 000—46 000人。本书的正文将要说明，这些数字，若有任何可靠性，也都是在原子弹投掷前几个月时适用，而没有考虑到后来日军驻守九州的人数急增情况——先从1944年的100 000人增加到1945年4月28日的228 000人，再陆续膨胀到1945年8月4日的600 000人。（《电讯情报手册》，23页、46页）

任何读者只要查阅九州地图所显示的准备进攻的美军人数和日军的增援力量，就可以充分判断，修正主义者对死伤人数的估算是如何违背事实了。再加上重大杀伤将来自“神风”队自杀式飞机、妇女儿童的自爆弹、自杀式潜艇、自杀式人力操作水雷和地下防御工事等可怕的进攻处境，修正主义者所引用的死伤人数就显得更加离谱了。

确切情报说明，日军在九州的军力人数在1945年4月28日已达228 000人。因为，在1945年4月3日，美军联合参谋总部已下令让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和美军远东舰队司令兼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拟定计划，做好攻占九州的准备。

艾波维兹是反对原子弹投掷的修正主义者中最活跃最知名的一员，本书读者必须要对他所持理论的众多错误之中的一个要点加以关注和透视。他在所著《原子弹外交》（Atomic Diplomacy,1965年初版，1985年再版）一书简介篇的第11页里说：

首先应细心知道，进攻日本的死伤人数在50万到100万的估计是1946年春天才提出的，这大约是《波茨坦公告》发布和8月6日原子弹投掷后8个月了。我们要知道，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高级幕僚都无疑知道全面入侵日本已无必要。而重要的问题是战争能否在11月1日之前结束，这是选定要向九州发动“初期登陆战”的日子。再有，要知道，此一选定的日期在波茨坦会议结束整整三个月之后，距广岛投弹日也不足一周就是三个月了……

把九州战役视为“初期登陆战”，他显然完全不了解进攻九州的计划，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切战争都缺乏了解。

进攻九州就是进攻日本，没有“初期”之说：766 700名美军要投入作战。相对来说，二战时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战里动员的部队仅150 000人。

经过30年的研究，艾波维兹仍坚持他对历史的扭曲，在他后来出版的《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决定》（Hiroshima,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一书的579页里，他又指责了“临时委员会”提出的投掷原子弹的建议，极度扩大了他对战争的误解：“很少人能掌握到的事实是，能够引发大量伤亡的入侵战不大会在1946年春天之前启动，当‘临时委员会’开会时，距11月即可能在九州展开登陆战的时刻仍有5个月的时间。”他暗示说（实际上说），九州登陆战的死伤不会惨重，但蓄势以待要对抗766 700名美军进攻的日本守军已超过600 000人（人数还在继续增加）。

第二十六章  修正主义者

由加尔·艾波维兹牵头的修正主义者所执理论的根据是，日本已经准备投降，美国也知道日本天皇主动采取的行动——“美国官员知道日本天皇已开始结束战争的行动”（《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决定》，237页）。

美国通过电讯拦截而获知日本天皇的动向，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和新闻。日本外务大臣东乡已代表日本天皇促使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Sato）向苏联建议，让苏方接待日本皇太子稔彦王讨论停战的事。（《行军令》，533、534页）

然而修正主义者将“讨论停战”和“投降”等量齐观，这真是离事实过远。

修正主义者应知道，日本驻苏大使佐藤虽然试图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交谈，促使苏联政府（斯大林）接见日本皇太子稔彦王“讨论和平”，但实际上他知道日本应该直接向美国求和。（《行军令》, 540页）

美国截获的日本电讯显示，不仅日本天皇没有准备向美国投降，日本的领导层甚而拒绝了佐藤的建议，而要透过苏俄进行谈判。这充分说明，日本是要讨论“和平的条件”，而不是意在投降。

在截获的日本电讯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佐藤提出：“若要会见莫洛托夫，我一定要知道日本政府是否有一个结束战争的具体明确的方案；否则，我不会要求立刻会见他。”（《行军令》,533页）但直到1945年7月30日，日本政府都没有结束战争的计划。

史坦利·温特劳布在《最后的伟大胜利》一书289页里又肯定了日本无意停战这一观点，文内引用了东乡对佐藤说的话：“不论我多么努力要说服军方去和美国人或英国人进行直接谈判，我都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不会听劝。所以，我们一定要设法透过苏联进行协商，此外，别无其他结束战争之途。”

所有本书内列举的修正主义者——艾波维兹、库兹尼克、利夫顿、伯德、伯恩斯坦等人——都主要依赖一个作者和一个来源，那便是“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保罗·尼兹。

他们都彼此效法，毫无例外地依赖尼兹之说——“准备投降”，“日本已被打垮，他们早已心知肚明”，“日本已有投降的意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决定》，477页；尼兹书写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报告，尤其是《日本结束战争的挣扎》之内容。）

除罗伯特·纽曼教授的论述是全面否决保罗·尼兹“提早投降”一说之外，我们知道尼兹、艾波维兹、库兹尼克这伙人完全忽略了以下的事实：在原子弹投下后（虽然理论上日本天皇可以决定停止战争），从1944年8月直到战争结束，日本“最高战争机构”（“六大臣”）实际上掌握了战争的进度，尤其是掌控了是否及何时结束战争。该机构成员是：

1． 首相：日本海军铃木贯太郎上将

2． 外务大臣：东乡茂德

3． 国防大臣：阿南惟几陆军上将

4．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上将

5． 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陆军上将

6． 海军参谋长：丰田贞次郎海军上将

每当尼兹、艾波维兹、库兹尼克等人谈及日本人“有意投降”“天皇准备投降”“日本有投降意向”等内容，这些论点都会在我们已知的“最高战争机构”的运作下被压倒和摧毁。

日本于1945年7月27日收到《波茨坦公告》，而日本的“最高战争机构”透过首相铃木贯太郎宣称，日本对此公告“不予理睬”“不发一言”“不屑一顾”“不予置评”，视其为“无足轻重”。（《日本决定投降》，145、146页；《最后的伟大胜利》，289页）关于“不予理睬”的处置方式，本书在其他地方进行了充足的讨论。直到8月14日为止，这一“最高战争机构”在商议是否在《波茨坦公告》条件下投降时，仍然是3票对3票的僵持局面。（《日本决定投降》，201页；《最后的伟大胜利》，289页。）

1945年8月14日，该机构要求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以解决机构成员存在的分歧，其中铃木、东乡、米内三人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梅津、阿南和丰田三人持反对意见。

会后，日本天皇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同意铃木、东乡和米内三人的立场——应立即行动，结束战争。这六大重臣也无须讨论，他们应迅速进入和平运作。（《日本决定投降》，206—208页）

日本“最高战争机构”准备了宣布日本投降的天皇诏书，由日本驻瑞士和瑞典大使将此决定通报同盟国。次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日本全民广播了此诏书。（《日本决定投降》，208—209页）

艾波维兹和库兹尼克等人忽略不谈的事实是，梅津、阿南和丰田三位主战到底的死硬派，相当于战争最高决策机构成员的一半，提出了四条日本投降的先决条件，这显然不同于铃木、东乡和米内的主张——只要求保留日本的天皇制。直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向该机构宣布日本投降的最后决定时，此三人仍然坚持要获得三项条件：一是，日本不接受盟军占领；二是，由日本人自行解除武装和解散部队；三是，战犯由日本自设法庭受审。（见麦克伊钦著、中情局发行的《电讯情报》，36页；《代号灭亡》，331页；温特劳布著《最后的伟大胜利》，505页；布托教授著《日本决定投降》，207页。）

这三项条件绝不会被同盟国接受。

第二十七章  修正主义者：著作和文章

接下来，我将对修正主义者作个别列举，我希望读者们由此了解到，他们对使用原子弹（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日战争）的批评是完全缺乏依据的。

为何他们没有可信性：

1． 他们对美军计划进攻日本本土的伤亡人数的估计是有欺骗性的（甚而是一派谎言）。他们都坚持在其著作里一再地重复说，执行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伤亡人数是20 000人到63 000人（上限）。

这些以历史学家自诩的作者重复使用这些数字，但完全忽视了以下事实：美军准备于1945年11月1日发动的九州登陆战的军力是，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共达766 700人，而九州约有600 000日军驻守。而此一数字与日俱增，到了1945年11月1日，大可增至900 000人。（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处长查理士·卫罗比[Charles Willoughby]在他1945年7月28日的备忘录里提出了这个数字。正如纽曼教授在《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的194页所提到的，而道格拉斯·麦克伊钦的《电讯情报》里也引用了同样估计数字。60 000人的预测是指在1945年7月1日时的军力。）

请看以下数字：塞班岛日本守军30 000人（几乎全部战死），美方伤亡17 000人。在琉球群岛，日本守军107 000人几近全军覆没，美方则死伤68 000人。再加上琉球群岛有100 000当地平民死亡，简单的数字观念可以告诉你，若有600 000名日本守军防御九州，766 700名美军准备进攻，两军交战的死伤人数将是惊人的，其总数将数倍于修正主义者勉强设定的进攻日本时为63 000人的最高死伤人数。

你必须要知道，令人惊讶的是，这一63 000的死伤估计还是针对整个日本本土被攻时的伤亡人数，包括预定于1946年3月1日在“小王冠”计划下进攻本州的死伤者。

本州的日本守军约有200万人，斯坦福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对修正主义者低估的数字批评说：“这已超过令人可笑的地步，简直是太离谱了。”

我尽量在书内其他地方细述了伤亡预估的可靠数字。

2． 这些修正主义者的意见是无法令人取信的，他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就断言，日本可能在1945年11月1日之前投降，而最迟不会超过1945年12月31日。

有一人持此武断说法，那就是保罗·尼兹。他的依据只是日本天皇的心腹——御前掌玺官木户一人而已。（见前文）

尼兹垄断了发言权，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报告里说明了原子弹投向日本的效果。尼兹“写下并掌控了这份报告，事实上他一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亚洲战场时就形成了他所坚持的意见。他是这份调查报告定稿时的主笔者”。（参阅保罗·尼兹《从广岛到真相大白：决定的核心》[From Hiroshima to Glasnot：at the Center of Decision]一书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报告）

这一错误的结论本书已加以讨论，罗伯特·纽曼的著述也显示出这种结论是毫无事实依据的。

加尔·艾波维兹，《原子外交》（Atomic Diplomacy,1965年初版，1985年再版）

另一著作：《广岛，使用原子弹的决定》

艾波维兹博士是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曾在布鲁克林学院和诺特丹大学任客座教授，针对原子弹的主题，他也写了很多其他著作和文章。

针对一旦进攻日本将会造成的死伤人数的预估他犯了绝对的错误。他在《广岛，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一书第515页里断言：若免除1946年的全面进攻，“可能会减少46 000人的牺牲”。你可能注意到，我强调了“1946年的全面进攻”一词，借以指出艾波维兹对进攻计划是多么缺乏真正的知识，他也不了解盟军进攻日本本土的规模远远大于诺曼底登陆时摧毁希特勒纳粹部队的军事行动。艾波维兹还认为进攻日本的军事行动只是“初步”的。这是何等的历史学家？

他引用马歇尔将军早期提出的估计——在进攻九州的前30天里死伤人数约为31 000人。这一数字后来完全失效了，日军于1945年8月6日的驻守人员数字和1945年11月1日可能的军力都大大超过了上述的预估。

巴顿·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ein），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

身为总统幕僚长的里西海军上将，在他1945年6月18日的日记里将美军最大的伤亡人数定为63 000人，伯恩斯坦教授就采用了这个错误的数字。此一数字也一再被许多修正主义教授们所采用。

在1995年未能展出的“埃诺拉·盖伊”展览里，伯恩斯坦教授就提供了这个数字给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负责人马丁·哈威特使用。伯恩斯坦教授就是支持1995年那场漏洞百出的“埃诺拉·盖伊”展览的积极人士之一。

罗勃特·利夫顿和葛瑞哥·米切尔

两人为《广岛在美国：50年的否认》一书的作者。

这本书更强烈地攻击了原子弹和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本人。利夫顿还出版了《死里逃生：广岛的幸存者》（Death in Life: Survivors of Hiroshima）和其他著作。利夫顿是一位出色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曾在约翰·杰学院（John Jay College）和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院执教，并担任“暴力和人类生存中心”的主任。葛瑞哥·米切尔是著名作家，曾获得哈佛大学戈德史密斯书籍奖（Goldsmith Book Prize），也曾任《纽约时报》杂志编辑之职。他写了很多有关原子弹的文章。

《广岛在美国》一书被称作“有里程碑之誉的心理研究”，该书声称，原子弹投掷后，“杜鲁门总统的余生在不自觉的罪恶感里度过”（然而两位作者从来没有见过杜鲁门，他们的诊断真是太神奇了）。这两位作者又宣称，50年来，所有的美国人都对广岛和原子弹怀有复杂的罪恶感。

在该书的第34页里，他们嘲笑说，在战争中“相信美国是道德高尚的”，因为“我们（指美国）偶尔才使用不人道的武器——例如喷火筒”。在同一段里，他们说我们对欧洲和日本进行的轰炸应该受到谴责。

利夫顿教授和米切尔先生最好不要听到，美国陆战队六个师的战士和在亚太地区作战的美国陆军士兵向反对使用喷火筒的一个美国人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我以前曾经说过：“持这种想法的人也会要求我们使用消毒的子弹了。”

这些作者的偏见在《广岛在美国》一书的119页显现无遗。他们说的是，杜鲁门“要展现他的权势，才在不设防的城市投下原子弹”。（我们在日本已取得了制空权，难道就不该向任何日本都市进行攻击吗？？）

彼德·詹宁斯，作家

彼德·詹宁斯和陶德·布鲁斯特（Todd Brewster）合著了《二十世纪》一书，对20世纪的历史作出陈述，这段时间自然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的投掷。

在本书前面部分，我们已经讨论了《二十世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扭曲，对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暴行的忽视，以及为何它的观点是错误的，尤其是此书第252页的内容。

彼德·詹宁斯也是美国ABC电视台的全美时事评论员。1995年7月27日那天，他主持了一个热门时段的电视节目，标题是“广岛：何以投下原子弹”。

艾波维兹所著《广岛，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一书的出版人克诺夫（Knopf）说，詹宁斯特制的节目取材于该书。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特制的电视节目的论点和修正主义者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看法完全一致，也显示了其偏见。而且，詹宁斯拒绝使用“空军协会”向他和他的制片人所提供的任何材料。（《空军杂志》总编辑约翰·康瑞为此举证。）

彼德·库兹尼克

彼德·库兹尼克是华盛顿首府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著名教授和历史学家，也是原子研究所所长、原子弹及核子问题的写作者和讲演者、美利坚大学核子教育计划中心的两位创始人之一，组织了“核子历史和当前政策全国研讨委员会”。

彼德·库兹尼克和马克·塞尔登全面参加了论战，极力反对将“埃诺拉·盖伊”展览的内容做任何修正。

库兹尼克教授每年夏天都会在日本广岛主持一个研讨会，主题是：原子弹不需要投掷。

彼德·库兹尼克还写了几本书，也发表了许多文章，以此反对使用原子弹。

保罗·尼兹

保罗·尼兹在日本主持了“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工作，完全控制并编写了其官方报告。

所有的“提早投降”论者都是从保罗·尼兹和他发布的调查报告里吸收信息并形成其看法的。这一报告的最终结论在罗伯特·纽曼教授的研究文稿里彻底破碎。（该文稿列入了保罗·尼兹的简历）

保罗·尼兹写了《从广岛到真相大白：决定的核心》(From Hiroshima to Glasnost: at the Center of Decision)一书，出版于1989年。

他曾任重要的公职：1963—1967年任海军部部长，后任国防部副部长、美国战略武器缩减谈判代表团成员，再任国防部助理部长，负责国际事务。

我本人、纽曼教授和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保罗·尼兹针对原子弹的意见全盘错误，偏见十足。

马克·赛尔登

马克·赛尔登是康奈尔大学教授，也是研究日本和亚太地区事务的“专注日本”（Japanese Focus）组织的主任。他和彼德·库兹尼克两人积极安排了“埃诺拉·盖伊”展览的内容，在教学和写作两方面都反对原子弹的使用。针对此一主题，他写了很多书。

马丁·舍温

马丁·舍温是达特茅斯和塔夫斯学院（Dartmouth and Tufts）的教授，和凯·伯德同任“广岛言论历史学家委员会”（Historian’s Committee for Open Debate on Hiroshima）的主席。1944年筹办“埃诺拉·盖伊”展览时，他正担任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顾问，他抱怨说，“埃诺拉·盖伊”机组人员完成投掷原子弹任务后“毫无悔过”之意。他的偏见由此可见。

秋叶忠利，广岛市市长

秋叶市长被彼德·库兹尼克聘任为“核子研究机构”教育计划的主持人。

这位市长加入了彼德·库兹尼克和上述委员会的行列，反对“埃诺拉·盖伊”展览，最后展览不得不改于杜勒斯（Dulles）机场展出。

约翰·科茨沃斯，哈佛大学教授和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约翰·科茨沃斯反对修正“埃诺拉·盖伊”展览的错误，而且轻蔑那些政客、游说团体、评论作者，说道：“既然你们真正要做的是宣传，那又何必雇用专业的历史学家和博物馆专家呢？”

科茨沃斯对展览出现的问题未加研究就表态说，应该让这些自称历史学家的一批人按照他们的意愿推出展览。

作者感言：

上述的许多教授都以为自己忠于历史，但他们都采用了保罗·尼兹的错误推论去建立他们“提早投降”的理论（和他们低估的伤亡数字），显然他们都不了解有关的事实（或是实际的证据）。

谈到有关的证据，使我想起数年前在法庭里发生的一桩事，伊万德·霍利菲尔德（Evander Holyfield）控告迈克·泰森(Mike Tyson)咬下他的耳朵。这个案子以伤害他人罪提出控告，主要目击证人说，被告者“把另一人的耳朵咬下”。

目击证人一再陈述这一点，但是当时他所站的地方并不能看到咬耳朵的过程。见到有机可乘，辩护律师就气势汹汹地逼问：“你并没有直接看到他咬下耳朵，你看到了吗？”证人说：“没有”。

律师又问：“但是你告诉我们，你确切地知道，被告人咬下了对方的耳朵？”

证人说：“是的。”

然后律师又问：“假如你没有看到他咬对方的耳朵，你怎么能够毫无疑问地说，他咬下了对方的耳朵呢？”

证人说：“我看到他把耳朵吐了出来。”

案件结束。

日本人直到1945年8月15日才投降，那是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1945年8月6日）后第9天，也是第二枚原子弹投掷长崎（1945年8月9日）后第6天。这就不需要再提出其他证据去补充说明日本人原来是“不准备投降”的。

他们原来不准备投降。

第二十八章  有信誉的作者

这些作者们展示了他们通过真实研究取得的事实真相，和上一章列举的修正主义者们的立场绝然不同。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纽约时报》畅销书）

张纯如从厄巴纳市伊利诺大学获得新闻学学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写作研究班毕业。

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前言，是由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威廉姆· 柯比（William C. Kirby）所写。他称誉此书为研究南京大屠杀最早最详尽的著作。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实况和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做了最详细的研究。她于2003年10月24日在旧金山城市大学“南京大屠杀索赔联盟模拟审判”的讲演词已收入本书。《南京大屠杀》一书里详尽的分析来自她用心搜索和研究的成果。（本书作者参加了这一集会并在会中就原子弹问题做了发言。）

她的著作和研究引用了约翰·拉贝的日记这一重大发现，这是一个德国商人在南京屠城时留下的详尽的目击记录。后来耶鲁神学院的报告核实了张纯如的研究和著作内容是可靠的。

《美国教会对1937—1938年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记录》

该文载于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不定期刊物第9辑。

此刊物于1997年发行，主编人是玛莎·斯莫利（Martha Lund Smalley）。

其内容说明了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极为恐怖的罪行之一；也说明了尽管罪行已铁证如山，日本政府仍然在否认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甚而谴责美国和中国串通一气捏造事实，以证实日本是一个残暴的民族，挨原子弹是罪有应得。

《慰安妇》

洪波兰（Poland Hung）博士主编，2000年9月由美国“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The Chinese Holocaust Museum）出版。

该书图文并茂，描述了慰安妇（更正确地说是“性奴隶”）的处境。此外，也有很多著作论及慰安妇，说明日本是如何搜捕和发送各种年龄段的妇女充当慰安妇，供日军奴役。

麦克道格（Gay MacDougal）

麦克道格女士卓有名声，专研妇女性奴役问题。

她受到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ub-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任命，进行一项研究——主题是有组织的强奸/奴役行为，以及奴役式的不人道和违背国际刑法的有关问题。

麦克道格女士于1999年6月2日在东京向日本律师协会提出了她的分析报告：“关于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法律责任和解决有关问题的建议的分析”。

她的报告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方实施性奴役之举作出了详尽和扼要的叙述。

中央情报局的电讯情报

道格拉斯·麦克伊钦于1998年12月完成以下报告：《对日战争最后几月：电讯情报、美国计划和原子弹投掷决定》（The Final Months of the War with Japan: Signals Intelligence, U.S.Planning and the A. Bomb Decision）。

这一报告由两个单位携手完成，分别为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的“情报和政策研究计划”。该报告研究的是：1945年，即对日战争接近尾声时，电讯情报在美国军事计划里发生的作用，尤其是该情报对盟军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所作出的贡献。该报告对知名的军事历史学家爱德华·德瑞（Edward Drea），即《麦克阿瑟的特种情报：1942—1945年间密码解密和对日战争》一书的作者，表示感谢。

该报告细述了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决定使用原子弹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它也特别驳斥了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这些人认为，美国进攻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灭亡行动”）的伤亡人数少到只有20 000人到63 000人，为此，该报告举证说明日本在九州的驻军人数已大增，“三倍”于最初的估计数。

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博士，哈佛大学校长

科南特博士受到美国总统的任命，成为“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对使用原子弹作研究并提出建议。他和委员会其他成员看法一致，积极建议杜鲁门总统使用原子弹。战后他也促成国务卿史汀生写出了使用原子弹的有关情节。

本书的正文也据实说明了使用原子弹是正确的和恰当的。

约翰·康瑞

1995年，当“埃诺拉·盖伊”展览在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展出而产生争议时，约翰·康瑞正担任《空军杂志》总编辑。

在“埃诺拉·盖伊”展览内容得到修正，更适于在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展出时，许多积极分子（细述于本书正文中）不断地攻击负责将展出内容改进更正的一些机构。约翰·康瑞就此事写了许多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是“积极分子和‘埃诺拉·盖伊’”，文内细述了修正主义者们的立场究竟有多么偏误。

该文对“埃诺拉·盖伊”的争议做了言之有据的分析，并彻底揭示了许多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究竟是多么怪异。

加万·道斯（Gavan Daws）

著有《日本的战俘：二战时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俘》（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 POW’s of Word War II in the Pacific）一书，由纽约州威廉·毛诺公司发行。

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U）进修学院太平洋地区历史研究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后来被选为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该书详细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以饥饿、殴打和残杀手段虐待战俘的种种暴行。

爱德华·德瑞

著有《麦克阿瑟的特种情报：1942—1945年间密码解密和对日战争》一书。

爱德华·德瑞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研究分析处处长。他精通日文，另著有《1942年日本大选》（1942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麦克阿瑟的特种情报》一书对特种情报的运用作了详细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的电讯内容被破解，这些情报被美军在太平洋作战时充分利用，并用以认定使用原子弹结束战争是正确之举。

另一本《南京大屠杀》

有关南京大屠杀事迹的另一书是《南京大屠杀：照片中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The Rape of 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作者是詹姆士·伊（James Yin）和扬石。

此书前言由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开普敦大主教戴斯蒙德·图图（Desmond M. Tutu）撰写。

书中刊载了400多张大屠杀的历史照片，其中许多是日本人拍摄的（本书采用了其中的一些照片）。

赫伯特·毕克斯（Herbert P. Bix）

著有《日本延迟投降（裕仁和现代日本的形成）》（Japan’s Delayed Surrender,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n Japan]）一书。于2000年在纽约由哈波·考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社发行。内容绝佳！

他是驻日历史学家，揭示了裕仁天皇作为一个军事狂人，深深介入了日本的战时活动，并受到麦克阿瑟和日本法庭人员的掩护，共同导演了战犯法庭的供词，掩盖了他参与的罪行。

阿诺德·布拉克曼（Arnold Brackman）

著作：《另一个纽伦堡》（The Other Nuremberg），纽约：威廉出版社，1987年。

阿诺德·布拉克曼，美联社记者，报导了东京甲级战犯的审讯（其中包括国防大臣东条英机）。

布拉克曼取得了许多日本战俘营生还者的证词：日本战俘营的指挥官告诉他们，一旦日本本土遭袭，他们将被全部处死。

他在旁听审判后得到的结论是，南京大屠杀和所有日军犯下的暴行都不是一般战争里常见的孤零偶发事件，而是“有计划的、执行政策的、东京掌握的”团体行动。

罗勃特·布托教授

著有《日本决定投降》一书

布托博士于1951年到1952年间在日本进行了一年的研究。

《太平洋历史评论》说：“他的研究结论将持久不衰，他准确地评论了促使日本作出投降决定的诸多人物、事件、政策、政治和压力所在。”布托博士在书里充分说明了，直到1945年8月9日，第二枚原子弹投掷后的第四天，日本的军事领导者，包括日本首相重光葵在内的“六大臣”，以及少数其他掌控人物和日本天皇等，才改变了拒不投降的原有计划，被迫同意投降了（详情见本书正文）。

詹姆斯·布拉德利

畅销书《父辈的旗帜》（Flag of our Fathers）一书的作者。该书叙述了硫磺岛之战。他的父亲正是该战役中攻占折钵山峰并树起国旗的战士之一。

詹姆斯·布拉德利的另一著作《飞行员》叙述了美国空军袭击日本的事实。该书也记载了二战结束前夕日军在父岛上的暴行。此岛在硫磺岛附近，被日军占领，又扣压了几位俘虏的美军飞行员。书中详细说明了日军在岛上吃人肉的事实，记录了日军指挥官下令处决美国战俘空军少尉弗洛伊德·霍尔的可怕过程，其目的是“得其肉而食之”。

林达·霍姆斯（Linda Goetz Holmes）

著有《暴发横财》（Unjust Enrichment）一书，于2001年经斯塔克波尔出版社（Stackpole Books）出版，描述了日本公司是如何使用美军战俘，在战争爆发后快速积累了财富的。

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参加了原子弹的研发工作。二战结束后，他说过“原子弹不是必要的”的话。后来，在1995年3月，他参加了一场在得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海军上将尼米兹博物馆的聚会，到会的是在巴丹、科雷希多等地日军战俘营的幸存者。他们泪流满面地感谢他说，投掷原子弹救了他们的命。他们也向泰勒博士展示了日军“杀绝命令”的复印件。于是，泰勒博士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被当年的战俘们视为救命恩人，在深受感动之余，他表示说：“这是一个令人坚信不疑的事实——我们必须要对战俘们加以援手。我们必须要争取和平。”

林达·霍姆斯出席现场，她撰文给澳大利亚的报纸，并将聚会情况载入她的《暴发横财》一书。

谢尔登·哈里斯

哈里斯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诺斯瑞基分校终身荣誉教授。他写了《死亡工厂：日本生化战争（1937—1945）及美国掩盖的真相》（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一书，于1994年在伦敦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在美国和加拿大出版。

该书细述了731部队、100部队和1644部队所进行的可怕残暴的活动。这些部队生产了霍乱菌、炭疽、鼠疫、鼻疽、伤寒和其他病原体，由日军提供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战俘用于实验。他们都成为史无前例、最残暴和毫无人道的试验品。再有，中国的男人、妇女、儿童也都被任意抓来进行不可思议的实验。最大的实验站是设立在中国哈尔滨附近的731部队。哈里斯教授用了十年时间对这一可怕的运作进行了研究，他描述了这些人是如何被当作试验品而受到各种感染，怎样在活人身上加以解剖进行外科手术，以此了解受到感染的牺牲者的病情。据哈里斯教授说，在这些活人受难者身上进行的残暴实验“超过了科幻的境界”。为了进行有关瘟疫的实验，日军在中国人使用的成千上万的水井里投下了疫菌。

哈里斯教授揭露了一个事实，那便是主持以上实验的日本指挥官石井大佐和他部队里成千的工作人员，尽管都曾在1937年到1945年期间滥杀无辜，但是通过协商，由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总部将他们的战争罪行完全赦免。这群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作为战犯遭受审判，尽管他们是亲自犯下了一些最残忍的战争罪行。

莱斯特·腾尼（Lester Tenney）博士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财经教授（已退休），著有《我的地狱之行》（My Hitch in Hell）一书。

他写下了在“巴丹死亡行军”里九死一生的实况。作为战俘的他受尽折磨和打击，几乎在行军中一命呜呼。同时，他也目睹在这一非人道的“死亡行军”里有许多同伍战士和菲律宾士兵被虐待和处决的情形。

他指出，约有12 000名美国和菲律宾军人投降后，日本军方在1942年4月发出的命令是：“在巴丹作战时要将对我军进行抵抗的敌人全部消灭，任何美军战俘若不能继续行军到达集中营，一律在公路200米外处死。”

在“死亡行军”的12天65英里的行程里，日军以杀人为乐，极尽残暴，无以复加。腾尼对此作出了详尽的和惊心动魄的叙述。

他在这12天的行军里备受折磨，之后又被送到日本的三井公司（Mitsui Corporation）充任奴役劳工。之后，他在该公司的煤矿里工作了3年半，受苦受难，不一而足，直到1945年9月获得解救为止。

战前腾尼的体重是185磅（约83.9kg），被解救时仅重101磅（约45.8kg）。每位战俘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而只有少数“幸运”的战俘得以生还。在和莱斯特·腾尼、梅尔·罗森（Mel Rosen）、弗兰克·毕哥路（Frank Bigelow）、爱德华·杰克福特（Edward Jackfert）以及其他一些战俘交谈之后，我不但了解到他们是何等的幸运，也想到一个可以适用于他们的成语，就是“大难不死，劫后余生”。

德留绢枝（Tokudome Kinue）

日本政策研究学会82号文件：

“被迫成为劳工的战俘起诉日本公司”

德留绢枝是一位日本作者，她写了大量的文章，为日本战争罪行下的受害者伸张正义。这些文章在许多报章杂志上发表，其中包括《潮》（Ushio）、《论座》（Ronza）、《外交论坛》（Gaiko Forum）和《朝日新闻》（the Asahi Shimbun）。2000年，她获得了东京大学社科院的“安倍奖助金”（Abe Fellowship）来专门从事日本战争罪行赔偿问题的研究。

她是一位卓越的日本女士，声誉卓著，写出了历史真相，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从实道来。

凯伦·帕克（Karen Parker），律师（法学博士）

凯伦·帕克住在美国加州旧金山，从事律师业务，专注于国际人权与人道（军事冲突）法，任职于法国斯特拉斯堡人权国际法协会。

她是一个人权法专家，尤其专注于“性奴隶”（慰安妇）方面。这些受难者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受到日军的奴役，她十分恰当地将她们定位为“战时被强暴的受难者”，在她们当中有各种年龄段的女人，其中包括年仅12岁的女孩。她们分别来自朝鲜半岛、中国、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西亚、缅甸和菲律宾，在自己的家中被掳掠，然后被分配到各地去满足日军的兽欲。凯伦·帕克也曾坚持不懈地代表许多在战时被强暴的受难者，起诉日本，争取赔偿，让日本政府承认其所施的暴行。最终她们获得了一些小额的赔偿，也在日本法院获得一些重要的判例，说明日军曾经“运输性奴隶”，但是，她们仍然无法获得足够的赔偿，也不能取得日本政府全面的承认。即便这一伟大律师的工作已经证实了战时被强暴的受难者的申诉可以获胜，但也只有极少的生还者可以出庭作证。

彼德·李（Peter Li）

著：《日本战争罪行（寻求正义）》（Japanese War Crimes[The Search for Justice]）

彼德·李曾担任《东亚：国际季刊》（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的总编辑，也是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城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亚洲研究和比较文学副教授。

李教授搜集了许多资料，充分说明了日军暴行累累的有关事实，也证实了暴行申诉的可靠性。他的书提出了强有力的观点，要让日本向历史交代，要他们承认在二战期间和早在1931年之前所犯下的暴行和战争罪行。

麦克·本田（Mike Honda），美国加州山宏市国会众议员

麦克·本田是日裔美籍，我曾见过他，听过他讲演，并赞赏他。他的父母和亲戚都是美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过监禁。他曾在美国国会推动议案，呼吁日本不要否认二战时在中国、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地犯下的暴行。他也曾呼吁日本要承认性奴役事件，赔偿受难者，并修正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他积极活动，促使美国政府承认在二战期间拘留美籍日人是错误的，并为纠正错误付出了一些赔偿。

他也同样积极地运作，力图促使日本承认，自1931年以前直到1945年9月二战结束，日本犯下了暴行。他是向日本的二战暴行讨回正义的积极人士之一，应获得特殊的荣誉和称赞。

詹姆斯·麦卡

《高层的背叛》一书的作者。该书于1996年在新西兰奥克兰城由塔斯曼出版社（Tasman Books）发行。

该书叙述了二战时新西兰空军中尉詹姆斯·高文的事迹。1944年3月9日，高文所乘的军舰被日军击沉，他沦为战俘，直到1945年9月才恢复自由。被俘期间他天天写日记，记录了他本人受日本人虐待和其他战俘遭受日本人虐待、断食甚至杀害的事实经过。受俘期间他学会了日语。

二战结束后，他被派遣到东京的第二澳大利亚战争罪行调查处，在麦克阿瑟将军的管辖之下，担任澳大利亚情报部陆军上尉。

高文参加调查并审阅了日本一些最令人发指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曾参加肉食新西兰和盟军战俘的一些罪犯。

此书是一个珍贵的资料来源，显示了麦克阿瑟总部曾直接下令，赦免日军石井大佐在陆军部队的残暴罪行。并且，在对一些最著名的战犯的调查进入最后和最关键的过程时（这些战犯里包括已承认肉食战俘，并将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盟军战俘残忍砍头，虐待杀害其他平民和战俘的一些人），总部突然下令要停止调查，并将这些恶迹昭彰的战犯们释放。更加难以理解的是，麦克阿瑟总部还命令将这些最残暴的战争罪行的有关文件全部销毁。

此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因为高文上尉收存了一些他审讯和调查过的战犯的记录资料，所以留存下了一些重大战犯的犯罪记录。

他这些做法，对保存部分历史真相颇有贡献，因为日军的战争罪行正被刻意湮没和忽视，而这些罪行的残暴凶恶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本书内也列举了一些有关的实例。

布鲁斯·李

著有《行军令——二战隐藏的故事》一书，1955年由皇冠（Crown）出版社发行。

布鲁斯·李是《读者文摘》出版社的首任总编辑和该社的白宫通讯员也是《新闻周刊》训练有素的研究员。在1962年至1963年间，他花了13个月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美国陆军档案室研究太平洋地区的二战历史。

这是一本出色的书，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那段时日，并且深入地估算出一旦进攻日本本土按计划实现，将造成庞大的伤亡。作者陈述了许多事实，也引用了塞缪尔·哈本（Samuel Halpern）的推断。哈本是华盛顿美国战略情报局策划人，协助拟定进攻日本的最高机密计划。他一再被告知，进攻日本前30天的伤亡人数约为50万，而3个月下去，进攻和占领日本造成的伤亡人数可以轻易达到150万人。（《行军令》，489页）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GLOBAL ALLIANCE TO PRESERVE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IN ASIA）

此联合会由多个组织联合组成，致力于纠正错误，恢复事实原貌，专门针对的是中日战争的史实——始于日本侵占朝鲜（1910年），持续到二战期间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对抗。

此会于1995年组建，正赶上“埃诺拉·盖伊”展览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展出前的争议时刻，而许多曲解二战历史的说法也在那时涌现，那年也是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此一庆祝因受到某些激进人士的干扰而黯然失色，他们趁此时刻攻击美国说，使用原子弹去结束二战是残忍无情的。）

该会最大组成单位是“受拘者权益中心”（Center For Internee Rights），其中包括平民身份的拘留者、日军的战俘（和同情支持者，我是其中之一）。第二大机构是“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盟”（Alliance to Preserve the Truth of the Sino-Japanese War），其总部设立在加州圣何塞市。

“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地狱船”的幸存者、科雷希多岛的幸存者、慰安妇（性奴隶）幸存者、威克岛和关岛幸存者，以及一些其他人，都辖属此一联合会。各分会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美国的旧金山、华盛顿，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台北，以及和许多其他城市。

此联合会每年举行两次讨论会，在北京、多伦多、旧金山、上海各地轮流举行，此外也有不少特殊会议在上述城市不定时召开。

此书列举的大多数值得信赖的作者们都是此联合会的成员，他们都参与了许多有关的工作。

丁元是该会常务理事，李竞芬是会长，列国远是常务副会长，此外，还有吕建琳和李培德等领导人士。他们竭力工作，要维护战争史实的真貌，尤其是向全球公告日本人的暴行，并不断加压，迫使日本承认错误，作出道歉，并且对被奴役的慰安妇（性奴隶）和二战时沦为日本劳役的战俘们进行赔偿。

他们的研究很全面，收集的暴行照片是最珍贵的（其中不少在本书内已展示）——他们的收集远超过我们国家档案馆的收集（这是可悲的）。

附  录

62号文件

哈里·杜鲁门的文件：总统秘书的档案

白宫华盛顿1953年1月12日

亲爱的凯兹教授：

您1952年12月4日的来信刚到达我处。

当在新墨西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到达波茨坦时，既带来欢欣鼓舞，也引起纷纷议论，而焦点是，这将对正在进行的对日战争产生什么作用。

第二天，我告知丘吉尔首相和斯大林元帅，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丘吉尔首相了解了相关情况并感谢我以此相告。斯大林元帅微笑着感谢我告诉他，但我确信他没能体会到其重要性。

我召集了国务卿贝尔纳斯、国防部长史汀生、海军上将里西、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将军、金上将和一些其他人员出席会议，以共同讨论应如何处置这一可怕的武器。

我问了马歇尔将军，假如在东京平原和其他日本地区登陆作战，伤亡人数估计会有多少。他的意见是，这种进攻最初的伤亡至少是25万人，其后美方损失将达到100万人，而敌人的损失也将等量齐观。对此，在场的陆海人员都一致同意。

我也问了国防部长史汀生，日本哪些城市专用于战备生产。他立即指出了广岛、长崎和一些其他城市。

我们发出最后通牒，但被拒绝了。

在从波茨坦返美途中，我下令将原子弹投向广岛、长崎两座城市，那时我们正在大西洋上空。

您在信上指出，在7月25日，斯匹兹（Speats）将军已受命准备投掷原子弹。当然，军事情势的运转需要及时启动，这是军令使然，然而最后的决定权操之我手，且直到我们从波茨坦返回途中我才下令。

投下原子弹结束了战争，解救了生灵，也让自由国家们有机会面对现实。

在日本投降征象显露时，苏联在日本投降前不到一周的时间内采取了行动，以共分一杯羹。苏联对战胜日本毫无军事贡献。但日军投降后，苏联占据了东北，也囊括了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半岛。

哈里·杜鲁门（签字）

詹姆士·凯兹教授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东59街1129号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

雅尔塔协议[30]

（1945年2月11日订于雅尔塔）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应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临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求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措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与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约瑟夫·斯大林

富兰克林·罗斯福

温斯顿·丘吉尔

1945年2月11日

波茨坦公告[31]

（1945年7月26日于波茨坦）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此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

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待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

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

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建立。

十一、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被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以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日本乞降照[32]会

1945年8月10日

尊敬的詹姆斯·贝尔纳斯

美国国务卿

先生：

我荣幸地通知您，日本驻瑞士公使已经根据其本国政府的训令，请求瑞士政治部向美利坚合众国作如下的通知：

日本天皇切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以便天下生灵得免因战争的持续而沦于浩劫。日本政府为服从天皇陛下的圣旨起见，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仍处中立地位之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以便对诸敌国得以恢复和平，不幸这些为促致和平的努力，业已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陛下恢复全面和平，希望战争造成之不可言状的痛苦能尽速终结起见，乃作出下列之决定：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宣言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二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这事的坦白表示，能迅速获致。

在转达上述信件时，日本公使附带提出其本国政府请求美国政府通过瑞士为媒介，转交它的答复。同时已通过瑞典为媒介，向英国政府、苏联政府，以及通过瑞士为媒介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同样的请求。中国驻伯尔尼公使通过瑞士政治部已得到上述请求的通知。

请相信我将在您认为方便的任何时候接受美国政府的回答并将它提交给政府。

格瑞斯里（GRASSLI）

瑞士政府临时代办

中苏美英对日本乞降照会的复文[33]

贝尔纳斯国务卿致函

1945年8月11日

麦克斯·格瑞斯里

瑞士政府临时代办

代办阁下：

八月十日之照会奉悉。兹复者，美国大总统已嘱鄙人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致函阁下，俾经由贵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

关于日本政府来电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条款，然有下列一点“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日本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吾人所采立场如下：

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最高统帅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俾波茨坦宣言之规定能获实施，且须对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发施号令停止积极行动，交出武器，此外并须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在实施投降条款时所需之其他命令。日本政府在投降之后，应立即将战俘及所扣侨民运至指定之安全地点，俾能速登同盟国之运输船只。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至波茨坦宣言所规定之目的达到为止。

贝尔纳斯（签字）

美国国务卿

日本天皇投降诏书[34]

1945年8月14日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错置，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之臣民：

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安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曩者帝国所以对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庶几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若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纵有陆、海将士之奋战，百官有司之奋勉，一亦众庶之奉公，各自克尽最大努力，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若仍继续交战，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之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之所以卒至饬帝国政府联合公告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共为东亚解放合作之各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之意。念及帝国臣民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裂。而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轸念也。惟今后帝国将受之苦难，固非旬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耐其难耐，忍其难忍，以为万世开太平之基。

朕于兹得以护持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等臣民共在。若夫为感情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失误前途，失信与世界，朕最戒之。

宜念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期发扬国体之精华，勿后于世界之潮流。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御名

御玺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书[35]

1945年9月2日（东京时间）

我们谨奉日皇、日本政府与其帝国大本营的命令，并代表日皇、日本政府与其帝国大本营，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元首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的，及以后由苏联附署的公告各条款。以下称四大强国为同盟国。

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我们兹命令驻扎各地的一切日本武装部队及日本人民，即刻停止战事，保存一切舰艇、飞机、资源、军事及非军事的财产，免受损失，并服从同盟国最高统帅，或在他指导下日本政府各机关所要求的一切需要。

我们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即刻下令日本的一切武装部队及不论驻在何地的日本控制下的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他们自己及他们所率的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我们兹命令一切民政的、军事的与海军的官员，服从与实行盟国最高统帅认为实践这一投降所适当的一切宣言、命令与指令，以及盟国最高统帅及在他授权下所颁布的一切宣言、命令与指令，并训令上述一切官员留在他们现有职位，除非由盟国最高统帅或在他授权下特别解除职务者外，继续执行非战斗的职责。

我们兹担承日皇、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忠实实行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文，并颁布盟国最高统帅所需要的任何命令及采取盟国最高统帅所需要的任何行动，或者实行盟国代表为实行波茨坦公告的任何其他指令。

我们兹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即刻解放在日本控制下的一切盟国军事俘虏与被拘禁的公民，并给予他们保卫、照料，维持并供给运抵指定地点的运输工具。

日皇与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服从盟国最高统帅，盟国最高统帅将采取他们认为实行这些投降条款所需要的一切步骤。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四分，于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签字之，并根据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及日本国政府之命令且以其名义。

重光葵

受命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签字

梅津美治郎受命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签字

一千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午前九时八分，于东京湾为合众国、中华民国、联合王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及与日本国存在战争状态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受诺之。

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美国代表切斯特·威廉·尼米兹

中华民国代表徐永昌

英国代表布鲁斯·弗雷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扬科

澳大利亚联邦代表汤玛斯·布列梅

加拿大自治领代表劳伦斯·摩尔科斯格雷夫

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菲利浦·勒克莱尔

荷兰王国代表康拉德·埃米尔·兰伯特·赫尔弗里希

英联邦新西兰政府代表伦纳德·蒙克·伊希特

日本天皇9月2日诏书[36]

朕业于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而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款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款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

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

御名

御玺

内阁总理大臣稔彦王

国务大臣公爵近卫文麿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

外务大臣重光葵

运输大臣小日山直登

大藏大臣津岛寿一

司法大臣岩田宙造

农林大臣千石舆太郎

国务大臣绪方竹虎

内务大臣山崎严

商工大臣中岛知久平

厚生大臣松村谦三

文部大臣前田多门

国务大臣小畑敏四郎

陆军大臣下村定

感谢声明

谨向许多协助本书写作出版的人士和组织表示谢意[37]。

Beth Newman 和Mary Henry，她们在我两个儿子Frank C.Winn 和Nick Winn的法律事务所担任法律事务助理，利用在事务所的闲暇时间完成了大量的打字工作，并协助我进行了本书的编辑工作。

Frank C. Winn和Nick Winn，让我使用他们的办公室，并和他们的助理从事本书的相关工作。

Darice W. Lewis是我的女儿，她协助我组织了全书的写作。

Doug Elliott是我的好朋友，在写作初期他十分勤奋地帮助我在电脑上搜寻我需要的材料。

Brenda Dempsey利用她的闲暇时间完成了我的原版书《问心无愧》大量的打字工作。

Dick Campbell 住在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凯克城，获得“国家原子能博物馆”的许可，将原子弹的蘑菇云照片交我用于此书。

Senator SamNunn这位国会参议员对我帮助很大。

Carol Leadenham 在斯坦福大学“胡佛馆”工作，她尽心引导我在该馆进行了一些调研工作。

Raul Goco是菲律宾副总检察长，也是我的好朋友，本书的重要篇章“马尼拉大屠杀”的内容由他提供。

Karen Parker是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专家，她给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Alex Albert在美国参议员 Paul Coverdell办公室工作，在本书写作初期，他帮助我和蒂贝茨将军结识。

Johnson Printing Company是在佐治亚州雪松镇的出版公司，对我颇有帮助。

Bob Steed是一位作家，也是我的好友。他对我很有帮助。

Dick Parker是我在雪松镇的一位朋友，他出版了“反光镜”系列书籍，对我帮助不少。

Alex Hawkins此一好友曾加盟美国橄榄球联赛，也是著名的幽默作家，他对我鼓励至大。

Kiela’s Photo Lab是位于佐治亚州雪松镇的一家摄像馆属于Kiela Beam，对本书的照片、地图和封面制作贡献良多。

“Alliance for Preserving the Truth of the Sino-Japanese War”该组织的成员在我写书的全程里与我协作。Ignatius Ding一直帮助我，Betty Yuan 会长对我大力支持。Kansen Chu是该组织的前任主席，他本人、他的妻子Daisy Chu, 还有Eugene L.Wei、Victor Yung、Tony Chang（《星岛日报》）、Cathy Tsang（创会时的副会长）和该组织一些其他会员，在加州圣何塞市朱感生和周云菊夫妇开设的“海陆餐馆”里对我设宴款待。这是一个信息丰富、史料十足的工作午餐，佳肴美味，一食难忘。Ping和Jane Tcheng两位对我出版此书颇有帮助。此书译者Gregory Tsang（臧英年教授）也对此书出版加以援手。

Brigadier General Paul W.Tibbets, Jr.（蒂贝茨准将）是我要深深感谢的人。我们曾一再讨论原子弹的使用、修正主义者的观点，以及如何反驳他们。他所著《驾驶“埃诺拉·盖伊”》（Flight of the Enola Gay）一书的新版值得人人一读。蒂贝茨将军于2007年11月1日（星期四）与世长辞，享年92岁。

General Ray Davis（雷蒙德·戴维斯将军），我对他要致以最深的谢意。他与我携手完成此书，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可信度。在本书修正版出现前他已过世。我认为他是极为伟大的军事英雄之一，也是我结识者中人格高尚的一员。

一位友人向我问及此书的写作，我回答说：“当一位四星上将和一个低阶的陆战队少校在一起，你认为谁要为谁写书干真活？”

丹·温法官

佐治亚州最高法院资深法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丹·温服役于太平洋战区美国陆战队空战部队，曾获得“卓超飞行十字勋章”和“空军奖章”。）

附录二

《时代杂志》“原子弹投放广岛60周年专刊”

《时代杂志》“原子弹投放广岛60周年专刊”

译者按：美国《时代杂志》于2005年8月1日出版的一期主题是“原子弹投放广岛60周年专刊”。该刊以一位广岛被炸后幸免于难的日本妇女（时年22岁，2005年已82岁高龄）手持原子弹爆炸的照片为封面，登载了多篇重要文章，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下的幸存者、投弹者和历史学家论述了他们对原子弹投掷的感受和意见。

我征得本书作者丹·温先生的同意，将该专刊中数篇文章译为中文，载于本书附录。我以往在海外华文报纸发表的谈及原子弹投掷日本的文章也列入本书，供读者一阅。

《原子云下的生活》一文的开头说：“原子弹投掷日本结束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并劝导了全世界永远不要再使用核子武器。但为什么这一状况如今面临破坏？我们应如何加以应对？”该文的结束语是：“自从1945年8月6日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对原子弹感到焦虑不安的情况下，而且我们一直会这样继续下去。但是我们一直还活着[38]。”

《劫后余生》一文里刊载了多幅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幸存者当年和如今的照片，60年后仍有约85 000人生存至今，他们虽大难不死，但其后身心深受折磨，苦不堪言。这些照片强烈地提醒世人，炸弹（或战争）会对人类生命产生巨大的改变，以及人类在绝境幸存后的生命力有多么坚韧。

另一个占两页篇幅图文并茂的报道标题是：“火焰成雨”和“今日的核武世界”。

火焰成雨

引言——“埃诺拉·盖伊”轰炸机的飞行员们在调转机头返航之际目睹了广岛被炸的惨象，他们在机舱内的对话内容是非常不同的。一位飞行员欢欣鼓舞地说：“战争结束了！”而副驾驶员罗勃·刘易斯则说：“我的上帝呀，我们刚刚做了些什么？”8天后战争就结束了，而核战毁灭性的威胁却刚刚开始。

“埃诺拉·盖伊”号——原子弹由B-29超级堡垒携带，飞机只留下了机尾的枪座，其他武器全部被拆除[39]。在执行任务的前一天，机长蒂贝茨用他母亲的名字将飞机命名为“埃诺拉·盖伊”号。

爆炸——“埃诺拉·盖伊”号于8月6日上午8点15分17秒投下原子弹，43秒之后，广岛市的绝大部分已化为灰烬。

原子弹——“小男孩”原子弹的引爆原理和开枪相似。一个小的爆炸力推动铀“弹头”通过6英尺（约1.8米）的弹镗攻进铀物质的核心，启动原子分裂。原子弹并没有直接着陆。为了让原子弹充分发挥杀伤力，在弹尾装置的雷达引信于广岛上空1900英尺（约580米）处引发爆炸。

爆炸后果——广岛市上空升起的蘑菇云高达8英里（13公里）。“埃诺拉·盖伊”号飞机的机尾枪手在该机远离广岛350英里（560公里）处还可以看到这股蘑菇云。

死亡人数——估计是66 000到140 000人。有许多人是死于原子辐射线。

今日的核武世界[40]

如今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英国都拥有远程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投掷于数千英里之外。后来兴起的例如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已拥有发射近程核弹的能力。

美国和俄罗斯拥有全球最多的核弹头。虽然他们的库存量在减少，而有一些其他国家却正努力加入核武行列。

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核武大国，朝鲜也声称拥有核武器。伊朗可能将是下一个。

投掷原子弹的人们[41]

驾机投弹广岛和长崎的美国军人都知道他们的任务将改变世界。其中四位在世者于2005年亲自讲述了他们的见闻。

万克科（2005年已84岁），B－29“埃诺拉·盖伊”号投弹于广岛时的导航员。

当保罗·蒂贝茨上校在1944年被选为（投弹任务）指挥官时，他指命我为机组导航员。他告诉我：“我们要从事一桩工作，但目前我还不能告诉你是什么，而此事一旦大功告成，就会结束或大大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我那时想到的是，啊！不错！伙伴，我以前也听过这一说法。

我们选了气候良好的一天。在这天的简报里我们获知了各自登机的分组情况。我们要去执行投弹任务。斯维尼上尉要驾驶仪表飞机，乔治登上摄影飞机，保克上尉要驾驶一架监测气候的飞机。在晚上10点或11点的时候，我们获得通知，要我们睡觉休息。想想看，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已接到投掷原子弹的命令，但既不知道是否会成功完成任务，也不知道此举是否会将投弹的飞机摧毁，我思索再三，难以

万克科赠译者亲笔签名

成眠。

我们的起飞时间是凌晨2点45分。到达机场时，我们见到执行“曼哈顿计划”的现场灯火通明。我说，这像是好莱坞首映式。士兵狄克·纳尔逊（Dick Nelson）说，这像是超市开张典礼。而现场有不少提问、摄影和录音采访，可说是样样俱全。我们登机起航，我未发一言。导航员的任务是让飞机从提尼安岛按照预定航线直飞广岛，准时到达。全程用时12小时15分钟。

“埃诺拉·盖伊”号轻装上阵——一个巨大的金属舱，仪器充足，人员齐备。所有的炮塔和枪炮——除机尾的枪座保留外——凡不是急需的，一律拆除。这就让飞机减轻了6000磅（约2721.6千克）。

此行和执行其他任务一样，飞行中有人在读书，有人在打盹。直到飞机投弹的一刹那，10 000磅（约4 535.9千克）重弹下投，飞机因减重而迅速跃起。保罗立即将飞机进行160度大转弯。我们转弯时，飞机下降了2 000英尺（约610米），并立即以最快速度飞离了现场。然后，原子弹被引爆了。在飞机里我看到的是一片白光，强烈闪烁。其后不久，第一股震动波直击我们，机身剧烈晃动起来。我们向外看，想知道被袭目标的情况，但是什么也看不清，因为整个广岛市已被黑烟飞尘和碎片掩没，这是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所致。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升起，估计已高达42 000英尺（约12 802米），这也是你们后来常见到的那幅图像。

看到此一景象，你就知道一股巨大的能量已经释放。这时有一个想法立即盘踞每个人的心头。有人在说，“战争已结束了”。我也这么想。你可以想象，没有任何人——即使是最极端的，最穷兵黩武的，最不关怀其本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可以对抗这一威慑力量。

摩瑞斯·杰普森（Morris Jeppson 83岁），“埃诺拉·盖伊”号武器测验官

我们在午夜吃了早饭，登上卡车直驶机场。我的任务是测试原子弹装置的所有电子设备，其中包括操纵电路的电池、计时钟、气压开关和正在运作的雷达。

我要在投弹前半小时将原子弹调配到待发状态。我的最后一项工作是爬进炸弹舱，把三个测试的插头拔走，它们都被涂成绿色，大小和装盐瓶（餐桌上用）差不多。这些插头隔绝了测试系统和原子弹的通路，以防止原子弹的电压传入测试系统。我移走了这些测试插头，换上三个红色引爆插头，将原子弹准备停当。其后，一切就自行运作了。

准备工作的关键是万事周全，保证爆炸。以往试验爆炸的经验告诉我，投下炸弹，飞机抖动，约43秒后产生爆炸或闪光。我数到43秒，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一刻我真正开始担忧起来。但两三秒后，飞机前面的人员报告说，闪光到来了。我知道自己的计时不正确，原子弹实际上投掷成功了。

俯看下去，只见巨大的云团升起，地面上的毁灭扩展开来——火焰冲天，黑烟四起，云团扩散。这时大家才比较清醒地想到，无数人已经随城市一起灰飞烟灭了。这时没有欢乐，仅仅只是任务完成了。

此刻我们都感到疲倦了。飞机落地时，有数百人在场迎接，其中还有海陆空三军的高级将领。我湮没在人潮之中，但这也无关紧要了。机组人员去参加了任务报告会，但没有人确切知道我个人和我们机组人员的任务是什么。之后我回到我的帐篷。我床位上坐的是海军上尉杰克·斯考特（Jack Scott），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一同成长，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根本不知道他已来到了岛上，他告诉我说：“我是从岛上另一端来到这个海军基地的。那边有一个很好的军官餐厅，我们去美餐一顿，痛饮一番吧！”于是我们驱车前往，共同用餐。在场的还有几位海军军官。其中一位对我说：“你今天干了什么？”我想到的只有一点，我说：“我想我们今天结束了战争。”

跨越道德的边界

——为什么美国的领导者们对投掷原子弹的想法从未质疑[42]

1945年4月12日，哈里·杜鲁门将左手放在一本廉价版的《圣经》上，宣誓就职美国总统。13天之后，他首次接到一个重要的军事简报，主题是美国正在努力开发原子武器——在历经三年多的大量开销、努力和紧急运作后，这一计划已迅速进入高潮。这时，国防部长亨利·史汀生和主持此一重大原子弹生产计划的莱斯里·克罗夫斯（Leslie Kloves）都不急于向新任总统申报此事，因为有关原子弹的重要决定都预先确定了。按照计划，他们和总统的对话于4月25日完成。史汀生告诉杜鲁门，“在四个月之内我们很可能制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此会议只进行了45分钟。会议的设想是此一武器研制完毕就立即安排投掷，越快越好，在场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异议。

该设想也正是最初积极创建“曼哈顿工程区”的原动力。克罗夫斯在强力推动该设想的实现，大家精力充沛，全力迈进，集中思考原子弹的使用目的、开发和最后使用，从未对以上设想产生严重的挑战和质疑。

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始于1939年，那时爱因斯坦博士提醒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德国正在使用铀-235研发原子弹。对此，美国存有惧心，不能让德国抢先一步成为核弹第一国，便立即启动了核武开发计划。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若原子弹及早研发出来，应该是会投向德国的。

而实际的情况是，在原子弹研制完成前，欧洲战役已经结束了。史汀生于1945年5月1日组建了一个称为“临时委员会”的组织，负责对原子弹投掷日本提出有关建议。学者们对这个存在仅一月之久的委员会加以研究，想要发现在该委员会商议决定的过程里是否论及了原子弹应否使用的问题，而探索结果是一无所获。史汀生交付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如何使用”而非“是否使用”这一新型武器提出建议。委员会成员只在餐后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里讨论了可否在一个无人岛上显示原子弹的威力，并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意见。委员会一致的建议是，“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愈快愈好”。

令人局促不安的实情是，同盟国的领袖们随后都毫不犹疑地带领其国家进入了原子时代。杜鲁门后来写下：“我视原子弹为军事武器，从未对它的必然投掷产生二念。”丘吉尔也同意说：“我也从来没有听到有任何微小的建议，要我们另做安排。”没有存在任何和他们意见相左的记录。1945年8月6日投下原子弹也许是人类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页，却是势在必行的。

在日本，广岛的毁灭最初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43]。日本科学家对广岛受到的损害进行了研究，并怀疑美国只有有限的放射性原料可以生产数枚原子弹。他们宣称，广岛原子弹的投放很可能是无法重复的唯一表演。（对美国原子弹威力的如此低估就说明了，若是只在另一处——无人岛——投弹去显示原子弹的威力，将是毫无功效的。）后来，苏联于8月8日对日本宣战，第二枚原子弹于8月9日投向长崎，日本裕仁天皇方难得一见地展示了他的政治影响力，否决了一些主战将领的立场——他们力倡全心奋战，至死方休。日本天皇提及原子弹已展示空前的毁灭力量，并说道：“我满怀悲痛，批准发出文件，接受同盟国提出的条件”——指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原子弹毫无疑问地加速了对日战争的结束。但这也激发了一个道德争论，绵延至今。这一争论所涉及的问题超越了原子弹本身的范畴，其由来甚远，在战前就开始了。

1933年，美国国防部主办了新型武器系统的设计竞赛——战略性轰炸。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意、日三国都对敌对国的平民进行了轰炸，而美国和英国在计划使用军事武力时采用的战术构思是，以大量的战略突袭力量为主体，直击敌人的军事地区。在欧洲，美国B-17和B-24轰炸机群在进袭德国城市时尽力集中攻击高价值的经济和军事目标。但是在对日战争的末期，远程飞行的B-29轰炸机则计划大范围地轰炸日本66个大都市，使日本平民丧生人数达到90万人——这个杀伤数字远远超过广岛和长崎两市死亡人数的总和。

毁灭这两座不幸城市的武器让我们知道，一项技术创新可以给人类的未来带来十分可怕的后果。但是美国在认为合法的战争工具[44]可以用于平民目标时，已跨越了可怕的道德边界。这的确是一个有意的决策，也是在进行道德争论时应正确关注的要点[45]。

译者感言：

美国《时代杂志》2005年8月1日专刊内的多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论及原子弹的投掷及其影响。人类显然是天造万物中能对大自然和其同类造成最大损害的唯一物种。生存、生活、享受、贪婪等种种需求都促使人类展现出他们最佳（例如爱人若己、推己及人等）和最坏（例如凶恶残暴、唯我独尊等）的品质。今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前景要在个人取舍、道德规范、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科技发展、政治体制和全球互动中取得协调、平衡和安置。再有，如今“全球化”“信息化”和“都市化”的进程已势不可挡。这些都给人类今后的生存和延续带来了许多疑问和重大挑战。

我们恳切希望今后核能仅用于和平建设，而各种太空卫星也不会演变成“祸从天降”、防不胜防的杀人武器。1945年原子弹的投掷不但提前结束了战争，也更明示了世人，人类需要互爱，社会需要和谐，国际间需要互助与合作。若世人能明此道理，则当年原子弹的爆炸便可转化为远离战祸、世界和平及人类幸福的先声。显然，时至今日，离这一理想境界还甚远。

广岛忆往[46]

前言：著名飞行员保罗·蒂贝茨于2005年回忆60年前他和其他机组人员如何提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飞行员只能依据工程师的说法，相信他们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去逃避爆炸的冲击。他竭尽全力操纵飞机进行一个60度俯冲，同时需要立刻让这一笨重的超级飞行堡垒来一个155度大转弯。强大的震动波正以每秒1 100英尺（约335 米）的速度袭来。假如他转弯失败而不能逃离振动波的追击，飞机和机组12名成员就将毁于一旦。飞离现场43秒之后，耀眼夺目的强光射入驾驶舱，使机尾枪手目瞪口呆。一个温度高达1亿度的火球在下方出现。

从驾驶舱的窗口看出去，一朵庞大的紫色蘑菇云已达到45 000英尺（13 716米）的高度，还在继续攀升，他很怕这股云会吞噬了飞机。地面火焰缭绕，黑烟冲天，整个城市都难以辨识了。身为陆军航空队的正驾驶员保罗·蒂贝茨上校宣布：“伙计们，你们刚刚投下了历史上第一枚原子弹。”

副驾驶罗勃·刘易斯在他的飞行记录本上简单写下：“我的上帝！”

那是1945年8月6日，蒂贝茨和他的机组人员驾驶B-29“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刚刚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枚原子弹中的第一颗。这一铀原子炸弹在城市上空的1 900英尺（约580米）高处爆炸，释放了相当于4 000万磅（约18 144 吨）TNT炸药的破坏力。此炸弹的别名是“小男孩”，它将城里4.1平方公里（约10.62平方千米）范围内的一切夷为平地，这是该城市面积的60%，其中有66 000日本居民在爆炸中丧生，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伤害。据估计，此一爆炸最终夺走了20万人的性命。

三天后的1945年8月9日，一枚重达10 800磅（约4 899千克）的钚原子弹投向日本长崎，其破坏威力超过4 000万磅TNT烈性炸药。该城一半被彻底摧毁，39 000名日本居民立即丧命。其后又有约2万人死于原子弹爆炸的副作用。

日本在6天后正式投降。

责任、荣誉、国家：在这桩历史意义重大的事件发生60年后，90岁高龄的蒂贝茨说：“我从来没有感到有一丝遗憾。”“我是美国空军人员，身负重任，要尽力缩短战争。这是一桩光荣的任务，我已成功执行。”

蒂贝茨于1966年后退役，退役前已为空军准将。他念念不忘有千万生灵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枚原子弹下毁灭。然而，他也立即指出，假如日本那时不投降，进攻日本本土的大战即将开始，而因此造成的死难者会以百万计。

蒂贝茨说：“要了解，每一个战时的士兵、海军、陆战队和空军人员的任务便是争取胜利，愈快愈好。”“在我看来，‘小男孩’‘大胖子’都挽救了逾百万生灵。救人活命，何愧之有？”

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们都同意，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免除了盟军进攻日本本土而造成双方可预见的大量伤亡。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和道德论者持不同意见，然而，日本飞行员渊田美津熊（Fuchida Mitsuo）不居其列。

蒂贝茨讲，在二战后的一个军人接待会里，渊田向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渊田，我们能够谈一谈吗？”渊田察觉到这位美国飞行员不了解他的用意，就接着说，他曾经带领首批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蒂贝茨回忆说，他当时的答复是：“你们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你想想看，你们对我们是如何下手的？”译注：指的是原子弹投放日本。渊田反问一句。

这两位久经沙场、劫后余生的飞行员寒暄了几分钟后，渊田坦诚地对蒂贝茨说：“投原子弹是对的。不然，日本会抵抗入侵，奋战到底，无分男女老幼，各个参战，尽其在我，至死方休。”

蒂贝茨说：“那将是一场大屠杀。时至今日我都相信，杜鲁门总统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贝比·鲁斯投掷者：蒂贝茨在12岁时不会知道他今后的命运已经冥冥中注定了，那时他坐上了一架双翼飞机，从乘客座舱处向下面迈阿密赛马场的露天看台投掷了贝比·鲁斯糖块译注：以美国最有名望的全垒打棒球手命名的食品。。他的母亲埃诺拉·盖伊·海格德（Enola Gay Haggard）和父亲保罗·沃菲尔德·蒂贝茨（Paul Warfield Tibbets）都希望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未来会成为医生。而那一天，当驾驶员道格·戴维斯（Doug Davis）将他的韦科9型飞机减速并侧身飞行时，年幼的蒂贝茨兴奋地目睹了地面上的观众争抢乘降落伞落地的糖果的一番情景。这是他首次乘飞机。但那时他已知道这不会是他最后一次的飞行经验。

蒂贝茨说：“我很想让我的父母如愿以偿。但是，飞行对我的吸引力很强大，而我的抗拒力则是微乎其微的。”

1937年，蒂贝茨成为飞行学员，一年后在凯利机场获得飞行执照。1942年，他被指派为97轰炸总队下属340轰炸大队的指挥官，其后他驾驶B-17飞行堡垒在欧洲上空执行了第一次白日出击的任务。他完成了25次飞行作战任务后，被转派到阿尔及利亚去主导执行北非战区的轰炸使命。1943年，蒂贝茨返回美国，负责测试波音公司新造的超级飞行堡垒B-29的作战性能。

由于他熟悉B-29轰炸机的性能，蒂贝茨最后被任命负责指挥最高机密的509混合机队。他的责任是训练飞行机组人员投放“小男孩”和“大胖子”，并主持多架B-29轰炸机的改装工程，以便携带并投掷两枚原子弹。1945年春天，509机队下属的1500名士兵、200名军官和15架B-29轰炸机秘密地进驻马里亚纳群岛中的提尼安岛北部。如今，当他被问及“小男孩”和“大胖子”，以及他在开启原子时代中的角色，他都可以自由应对。他执行了任务，并以此为荣，他说，继续向前吧！

这位退役的将军在谈到他于军中服役的29年生涯中的其他冒险经历时，会更加轻松自在。例如，他回忆说，在1938年他还是个年轻的中尉时，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和当时的约翰·巴顿译注：二战期间，美国著名的将军。他指挥坦克军团，战功赫赫，在非洲战场和在1944年6月的盟军登陆诺曼底战役中屡建奇功。中校进行打靶竞赛，“巴顿是每分必争，输了25分都不情愿”。在白日向纳粹德国进行轰炸时，他驾驶了B-17领航轰炸机。再有，1944年他负责教导两位女驾驶员：多拉·道赫蒂（Dora Dougherty）和蒂蒂·慕尔曼（Didi Moorman），她们成功驾驶了B-29超级空中堡垒，让一些不敢轻易驾驶这种易出意外的机型的男飞行员感到羞愧。这两位女士是美国战时妇女后援队里获得驾驶B-29战略轰炸机资格的仅有的两人。

蒂贝茨拥有的关于原子弹投掷的丰富知识和新飞机试飞的深厚技术经验，在二战后得以派上用场。1946年，当原子弹在南太平洋比基尼岛进行试爆时，他担任了该任务指挥官的技术顾问。在1950年代初，美国发展第一代喷气式战略轰炸机，在试验和开发B-47高空喷气机时，他担负了重要的责任。他也曾在法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服务，并参与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的筹建工作。

退役后，他在瑞士驾驶了里尔（Leer）喷气客运机，后来又在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城的高级喷气机航空公司任职。1952年，他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之前，在该公司“空中的士”服务领域做了许多工作。1985年，他从该公司退休后，已累计近400小时的里尔客机的飞行经验，并获得了货运飞机驾驶员资格。他获选进入了国家航空名人堂。

蒂贝茨也和好莱坞人士打过交道。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在1952年发行的《轰炸广岛记》（Above and Beyond）一片里扮演他。电影演员们演得很到位，蒂贝茨在他1955年的著作《埃诺拉·盖伊》里写道：“当历史事件变成娱乐节目时，经常会扩大渲染，提高悬疑性和振奋度，但一般不会超出可能范围。”

他又解释说：“电影的描述也不是处处皆准。《轰炸广岛记》影片剧作家描述说我讲了‘啊，上帝！我们做了些什么？’这句话，我没那么说。我记得，罗勃·刘易斯在他的飞行记录本里写下了‘我的上帝’。”

他又补充说，“埃诺拉·盖伊”号机袭日本时，舱内对话的录音带事后交给了一个陆军资料室的军官，结果丢失了。

蒂贝茨知道，他将永远被认定为将人类第一枚原子弹运往其毁灭目标的驾驶员。他既不自满，也不掩饰他的角色。他感谢杜鲁门总统在战后与他分享的话：“你计划和完成了那一任务，你永远不要为此寝食不安……那是我的决定，你别无选择。”

日本突袭珍珠港而对美开战。如今他们已得到十倍偿还。但战争还没有结束。有了这种炸弹，我们就新增了一种极先进的摧毁力量，让我们原有的军力更加充实。我们正生产这种炸弹，更有威力的炸弹也在发展研制之中。这是一枚原子弹，它驾驭的是宇宙的基本力量。我们把这种类似太阳热源的威力释放出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毫无疑问的，我们将要彻底摧毁日本的作战能力。

——杜鲁门总统声明

于“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投弹广岛16小时后

广岛轰炸日的进程表：

1945年8月6日凌晨2时——“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携带“小男孩”原子弹从提尼安岛开始了它的长途飞行。两架观察机装载了相机和科学仪器跟随前往。

6时——原子弹在飞机上设置妥当。保罗·蒂贝茨上校向机组人员宣布，飞机携带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

7时——日本雷达探测到飞机正飞往日本，在广岛地区拉响了空袭警报。随后，一架美国气象机飞临广岛上空，但不见轰炸机踪影。

7时25分——“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在26 000英尺（约7 925米）的高空飞抵广岛。

8时——日本雷达监测到有两架B-29飞机已临空。无线电台很快加以播报，催促市民进行掩护。许多市民对播报置之不理。

8时9分——“埃诺拉·盖伊”机组人员确定了下面的城市正是广岛，并接到信息说气候良好。

8时16分——投弹完成。

詹姆斯·卡罗尔（James V.Carroll）

《美国军团》杂志助理编辑

2005年发表于该杂志

译者感言：

此文描述了二战末期轰炸日本广岛的美军机长蒂贝茨的生平和理念，也披露了杜鲁门总统在广岛投弹后义正辞严的有力声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偷袭美国珍珠港在先，遭受原子弹痛击在后。这正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日本右翼军国势力抬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牵头冒进，而美国为维护其远东利益，与日本有里外唱和之嫌。面对时势，如今中国的最佳出路就是自立、自强、自护、自保。在发展经济建设之余，要在社会、环保、教育、法治、人权和施政领域里纠正偏失，力求改进，反腐倡廉，振奋民心。这也符合“天助自助者”的基本道理。

对原子弹投掷日本的深思

臧英年

2005年8月，我在许多英文报刊上看到一些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60周年为主题的相关报道。60年前原子弹投放日本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它结束了二战，改变了世局。如今对该事件加以回忆和检讨是意义重大的。

要探讨原子弹的投掷，有三个方面应加以阐述。一是原子弹开发的背景，二是原子弹投掷的原因，三是原子弹投掷的影响。

原子弹开发的背景

给原子弹的制造提供必要条件的核裂变的原理和实验工作在1939年就起步了。其后许多世界强国的物理学家都各自展开了相关的科研工作，其中领先的是德、美两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早就特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警告，说德国已在研制原子武器。美国官方便也决定进行原子弹的研发，要抢在德国之前研制成功，以准备用于德国战场。于是，二战时期美国最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项目“曼哈顿计划”应运而生。此一计划在高度保密的安排下进行，征集了美国一流的科学家和其他工作人员，耗资十亿美金，开发研制改变世局的惊人武器——原子弹。

1945年7月16日，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的白沙导弹靶场试爆成功。此一消息立即传送给正在欧洲和丘吉尔、斯大林进行波茨坦会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他便知道有此利器在握，一旦投掷日本，其极大震撼力应可逼令日本政府改变其死守本土、决战到死的初衷。

8月6日，第一枚重达五吨、命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由美国一架B-29空中堡垒轰炸机在日本军事基地广岛上空投下，三天后，即8月9日，第二枚命名为“大胖子”的原子弹又落在日本长崎。8月15日，全世界便都听到了日本裕仁天皇的广播，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那一天我还是高一学生，正在四川三台县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突然电影银幕上出现了“日本投降了！”五个大字，在场的观众欣喜若狂，呼声雷动，那股狂热的场面和情景令我至今难忘。

原子弹投掷的原因

原子弹研发成功后，有必要在当年8月上旬两投日本吗？有些人，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持反对意见。其说法是，那时的日本已兵疲马倦，败相毕露，即使美国不施以原子弹的利器，日本的投降也为时不远，所以用原子弹袭击日本是不必要的，是不人道的。若引用不久前日本长崎市市长伊藤一长的说法便是：“当时的日本已经基本丧失了战斗能力，财力人力濒于枯竭，而美国以早点结束战争和减少牺牲者为由使用了原子弹。经历了爆炸的人认为，这是把人作为原子弹爆炸试验品的举动……而且根本没有使用的必要和理由。”

在引用支援投放原子弹的各方面论说之前，我要先提出我自己的一些意见。伊藤市长的某些说法不全错，那时的日军已经基本丧失了战斗能力，但是，那时装备齐全的日军却丝毫没有丧失在其占领区疯狂杀伤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囚禁在押的战俘的力量、倾向和动机。

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陷南京后，屠城六周，至少杀死30万中国人民；1942年4月18日，16架美机轰炸了东京和其他四个城市，执行任务后，美机已无法返回原来起飞的航空母舰，只好在中国浙江省的海域或陆地迫降，幸存者被浙江人民救起并保护起来。日本裕仁天皇立即命令日军对浙江人民的人道主义的救护行为进行报复。日军摧毁了浙江沿岸的渔船，只要发现某村救助过美军飞行员，就全村灭绝。日军还对中国人使用了生化武器，估计有25万人在这次日军的报复暴行中丧生。另一例是日军在二战末期撤离菲律宾时，在马尼拉市屠杀了10多万名菲律宾人，作为他们临别的“赠礼”！

再有，东京日军统帅部于1945年夏季对其亚洲各占领地的司令部发出了一道密令，命令战俘营的指挥官在撤离战俘营时，把所有战俘全部处决，再设法掩饰屠杀事实。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军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一书的作者美国丹·温法官在该书的前言中说：“由于处决所有战俘的命令包括所有中国战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日军不投降，他们在中国占领区将施行多么残忍的暴行！如果他们得知自己的本土被入侵，那么不知道这支曾经实施过‘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的军队还要杀害多少中国人！所以，我希望中国和中国人民了解投放原子弹对于你们的重大意义，也希望你们不会以此事件来怀疑美国人的道德与人性。”

美国《纽约时报》在2005年8月9日读者投书栏刊出了好几封读者来信，陈述他们对原子弹投放广岛的看法。其中一封信来自二战期间曾投身欧洲战场的美国陆军军人，他在来信中说：

炸死了许多日本人是令人伤感的。可是百万雄师的美国军人正准备从欧洲战场调入亚洲地区参战，若没有杜鲁门总统下令把原子弹投掷日本，我们中有许多人是不会活到今天的。

另一封读者来信写道：

日本人只说他们是原子弹下的牺牲者，却绝口不谈正是他们野蛮的行为才导致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我曾经住在日本，并参观了两市的纪念馆。但参观后我感到很悲伤，馆内陈列对千百万被日军残暴地强奸和杀死的人，丝毫没有悔过之辞。

担任机长，于1945年8月6日飞往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空军上校蒂贝茨于1998年著书说：

当“埃诺拉·盖伊”号飞机飞向日本广岛时，我衷心希望这一原子武器的首次投掷可以获得成功。对我而言，这正是结束战斗和阻止生命的丧失。事实上，我认为我执行了救生而非杀生的任务。

蒂贝茨上校说得一点不错，对日战争若不是因为原子弹的投掷而提前结束，那么盟军部队要攻占日本本土，必得经过长期惨烈的厮杀，盟军部队和日本军民的伤亡都将以百万计。先前日本长崎市市长伊藤一长说：“美国以早点结束战争和减少牺牲者为由使用了原子弹。”他的强词夺理已到了令人不齿的地步。难道他缺乏基本常识，不了解日本人也因原子弹的投掷而少死了上百万！更何况盟军攻入日本本土，不但是彼此人员死伤惨重，地面的一切建筑和设施也将化为废墟！

伊藤市长最可耻的一说是：“经历了爆炸的人认为，这是把人作为原子弹爆炸实验品的举动。”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东北哈尔滨设立了731部队，对许多活人进行无麻醉解剖，以及许多让人体经受百般折磨、病菌侵身、裂眼冻骨等残忍酷刑的种种实验，而最终悲惨死去的无辜者不才真正是日军暴行下的“实验品”吗？

二战时美军的巴顿将军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他在对部下发表演说时讲：“你们的任务不是为国家而死，你们的任务是让敌人首先为他们的国家而死！”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便正符合巴顿将军所言的精髓。广岛是日本的重要军备生产和武力集结之地，被选为投弹目标也是理所当然。

最后，让我们再看看杜鲁门总统在原子弹投下广岛16小时后的正式宣言，他说：“日本突袭珍珠港而对美开战。如今他们已得到十倍偿还。但战争还没有结束。有了这种炸弹，我们就新增了一种极先进的摧毁力量，让我们原有的军力更加充实。我们正生产这种炸弹，更有威力的炸弹也在发展研制之中。这是一枚原子弹，它驾驭的是宇宙的基本力量。我们把这种类似太阳热源的威力释放出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毫无疑问的，我们将要彻底摧毁日本的作战能力。”

杜鲁门总统发言后第三天，第二枚原子弹投向长崎。苏军也乘机于1945年8月8日向日本宣战，而进军中国东北。日本国内主战阵营便也溃不成军，日本天皇乃于8月15日宣告世界：“日本投降了！”

所以总结来说，原子弹是势在必投，并投之有效。

原子弹投掷的影响

当然，美国将原子弹投下去，美国的军威立显。那时美苏在二战时的合作已进入尾声。苏军于8月8日向日本宣战，既是捞便宜，又是趁火打劫。美国又于8月9日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这也发生了阻吓作用，终止了苏军在最后一分钟插手日本本土的打算。

合理的推测是，美军原子弹不投向日本，苏军便不会真正要和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开战，因为打硬仗和捡便宜是两回事。苏联早先和日本签署了互保中立的条约，便是日苏双方各有“互不动武”的如意算盘。这样，苏联就可以专心对付德国，日本也可安心挺进亚洲，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最后苏联见到首枚原子弹直落广岛，日本投降已迫在眉睫，斯大林便也当机立断，下令挥军入中国东北了。

二战结束后，由苏联和美国各自领导的东西阵营立刻进入了冷战阶段。这时苏联和中国率先进入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俱乐部”，其后多国跟进，又有法国、英国等国陆续成为原子弹“俱乐部”的会员国。自广岛原子弹引爆后，至今世界上已陆续有了525次的核爆试验，幸好尚没有一次是作为战争的武器而施放的。在美苏军备竞赛的巅峰时刻，两国各拥有上万枚的核弹头，若万弹齐发，可以摧毁全球数十遍！

2002年，美俄两核弹大国共同签署了一个削减核武库存的协定。美国要将蓄势待发的5 000枚核弹减至2 000枚左右，完成期限是2012年。2003年由美国牵头，另有10个国家回应，共签了一个《不扩散核武安全协定》，意在逐渐全部销毁核子武器。可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诚心诚意去实现其目标。早在1968年，许多国家就曾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协定》，但这也只是纸上谈兵，成效微微。当然，已拥有核武的国家不希望别国再加入其行列，但这种期望是缺乏说服力和约束力的。美国民主党一位资深的前参议员说得好，他说核武拥有国希望别国不要再加入核武阵营，便正好像是吸烟的常客希望别人不要吸烟一样，“别人既不会接受其劝告，也不会回应吸烟常客的号召，去劝阻任何人不要吸烟”。

但无论如何，自从广岛原子弹引爆后，此一事件显示的破坏力已颇有成效地警告了所有国家，引爆原子弹是“事不可为”。至今，人类还没有去再度尝试原子弹攻击之举，尽管他们既会做又能做此事。

当然，美国政府已曾一再发表声明，不能容忍像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国家拥有核子武器。但国际专家的通论是，即使朝、伊两国拥有核武，它们也不会首先动用，以免导致举国毁灭之灾。而唯一令人担心的是，一旦世间的极端恐怖分子取得了核弹，他们可能会不计后果地将其投向他们要攻击的敌人。

全人类理想的展望

由于“全球化”的推动和普及，人类守望相助、荣辱与共的要求和趋势也日益高涨。至此，人类也必须在“爱我族类”之余“爱护自然”，不能有意或无意中去浪费或破坏大自然的资源与平衡，以造成贻害子孙、万劫不复的灾难。

但由于国家之间贫富不均，体制各异，这使得国际上理想的目标、妥善的沟通和通力的合作都难以实现。所以，世界上有实力的先进国家和有潜力、正力争上游的发展中国家都得高瞻远瞩，诚心合作，并视共同促进落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文教和政治的发展为己任。其目的是让国家步入发达正途，让社会得以建立良好的风气，个人逐渐奠定爱已利人、尊重生命、关怀环境、万物同宗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条件。

这一目标自然是兹事体大，任重道远。可是，已制造和曾投放原子弹的世人除非拥有自动自发的信念、爱心和自律，去造福世人，捍卫和平，否则他们以杀伤和报复为目的，再度引爆核子武器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且挥之不去的。

8月，香港的凤凰卫视正在连播二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援华作战，在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艰难任务中，有500架飞机坠灭，1 500人丧生，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与日军精锐部队正面交锋时，更是前仆后继，牺牲惨重，但最终克敌制胜，名扬四海。

想当年这些中美战士都存有一个共同信念，那便是：日寇侵华必败，中国振兴必成。二战时一位投身美国援华飞虎队的美国飞行员，当年二十多岁的英俊少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他最近来到昆明参加庆祝抗日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在接受电视访问时说：“60年前我们来华参战的重要目的是，让中国重获自由。”

重获自由的中国也应具有全民奋发、举国兴旺的新气象，相信这经过全民的努力奋斗，一定能够实现。

本文于2005年9月在西雅图《西华报》发表。2013年春季，美国与俄罗斯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核武器缩减计划”，成效如何，有待观察。如今世界上科技先进国家又逐渐进入了发展太空和网络对抗的领域，其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的影响，难以预料。

译者后记

有缘相逢

2004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由总部在美国旧金山的“世界抗日史实维护联合会”主办的“九一八事变研讨会”，有幸结识了一并参会的本书作者丹·温先生。我们相见恨晚，从此结交。随后他委托我协助他，作为该书英文中译的校订者和联系人，与发行该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打交道，将他所著的《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一书在中国出版。我欣然应命，该书于2005年9月顺利出版。

二次合作

五年后的2009年，丹·温先生又在美国出版了《进攻日本》一书，是前书的扩展和修订版本，增添了很多材料，内容也更丰富，讲述了二战时日军的暴行以及盟军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和投掷原子弹的历史真相。他希望此书的中译本可以在中国出版，献给中国读者，并由我完成翻译工作。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追叙历史，内容翔实，发人深省，寓意深远，就接受了此一任务。

在中国不断进步、和平崛起的过程里，日本与中国摩擦不断。如今亚洲局势动荡，国际经济衰退，中国也面临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双轨并行的复杂挑战。此时此刻，中国需要掌握正确的信息，有慎思明辨的头脑，并需要具有报国热忱的广大人民关心国事，参与活动，身体力行，各尽其职。阅读此书，细加思考，可以提醒和激励读者提高他们的爱国情操。

我尤其佩服本书作者丹·温先生的智慧、热忱和执着。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亚太地区的史实和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真相，他已先后出版了四本书，分别为《无愧于心》《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进攻日本》和《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以上的著作里，他揭示了日军的残暴罪行，日本战后的掩非饰过，原子弹势在必投的原因以及杜鲁门总统的正确决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自负与失误。这也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尽人皆知”和“一目了然”的，个人的私心和政治的运作往往会成功地掩盖真相，欺骗世人。如今我们乐见丹·温先生挺身而出，著书立言，对史实予以拨乱反正，还以真貌。

译书过程

我承认，翻译此书并不是一气呵成的。近几年我在大陆专注于控制烟害的义务工作，只是断断续续地在翻译，犯了“三天打鱼，两天撒网”的大毛病。幸好有我爱妻苗丽华的近身提醒和鼓励，并花了许多时间查对书中涉及的大量的日本人名的正确中文译名。在2013年春季，我终于将本书初步译完，并开始寻找出版社出版。

作者感谢的对象都以英文原文出现，未加翻译。为了增加本书的知识内容和可读性，我特意征得本书作者同意，将2005年8月1日美国《时代杂志》出版的“原子弹投放广岛60周年专刊”里的几篇文章译为中文，增列在本书的“附录”里。同时我也将自己以往在海外报刊上发表过的《对原子弹投掷日本的深思》一文列入附录，以飨读者。

译后有感

在翻译此书和参阅有关资料时，我有许多感想。

一是，忽略历史和试图改写历史的行径都是任意妄为，难以持久的。二战期间，日本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绝对是侵略，是兽行，是贪婪，却美其名为“抵制侵略性的西方殖民”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种颠倒黑白和自圆其说是难以立足的。二战后，德国承认和检讨希特勒及纳粹党人的罪行是迅速的、深入的、真诚的，但日本却一面掩饰罪行，一面转移目标，忘记是日本首先偷袭珍珠港，反而怪罪美国“不人道”地投下两枚结束战争的原子弹。

二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中国，军阀内斗，生灵涂炭，给予日寇以侵华之便。二战结束后，中国又两岸分裂。1951年美国和日本共同签署了《旧金山和约》，排除了中国的参加。美国代管琉球群岛到1972年归还日本时，又将台湾外岛钓鱼岛的管理权交给日本。从此，埋下了中日争岛纠纷的导火线。

中国今后若要防止日本政要再参拜靖国神社，收回钓鱼岛管辖权，就要靠中国整体实力的壮大，即真正的民富国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便更是兹事体大，任重道远。

三是，历史的演变和时局的变化常常受到一些偶发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重大的转向和不同的后果。例如，希特勒早年对犹太人形成的偏见，导致他掌权德国后展开了对犹太人的清洗和大屠杀。

四是，国家体制是影响国家动向和兴衰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是天皇制，二战之际日本人崇敬裕仁天皇，而他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好战黩武者的劫持，让日本的军事外侵一再扩张，对亚太地区造成巨大的损害，但最终作恶自毙，让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痛苦收场。二战期间日本军人效忠天皇、战死疆场的强悍作风也使战争更为惨烈，人员伤亡更多。

应有的教训是，任何众人蜂拥的狂热，不论是效死天皇、种族歧视、宗教牺牲还是领袖至上，都是人间祸水，造孽无穷。

此外，我们必须认清的一点是，日本人普遍具有坚忍、守法、自律和自强的优点，和谐相处，注重礼让，这也增加了日本社会的亲和力和稳定性。然而，日本人民要提高警觉的是，不要被私欲膨胀、贪心不足的政客牵引，再走上扩充军备、破坏和平、制造麻烦、长城自毁的歧途。

多年执教于耶鲁大学，现已八旬高龄的卡甘教授说得好，“民主是人类经验丛林里最稀有、娇贵和脆弱的花朵”，要滋养和培育民主，甚而只是维持其存在，都要靠“自由、自治和自强的公民”，再加上“卓越的领导”。他又进一步阐明，这种公民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是良好教育的成果。中国必须增加教育的投入，改善教育的内涵，提高人民的素质，重视人才的运用，方能面对全球化、城市化的挑战。

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是战胜国，而日本是战败国，但日本因受到美国刻意的扶植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今后中国要实现和平统一，一定要不断改善和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在双方开诚布公与精诚合作之下，互利互补，建立共赢。那样，处理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便都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力量，而振兴中华、贡献世界的理想也可以逐步实现。所以，两岸的和平统一也要经过不断地探索磨合以及共同的努力去推动和实现。

结尾一言

我很荣幸能和本书作者丹·温合作，将其大作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此书应广为传阅，好为众人提供一份营养十足、内涵丰富的精神食粮。在安排出书的过程里，我获得了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职多年的好友杨更琪先生的大力协助，最后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出版此书。我十分感谢杨先生的支持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投入。再有，此书译文的录入由梁红霞女士完成，也感谢她对此书的贡献。

臧英年

2013年7月4日完稿

[1]译注：1959年，蒂贝茨晋升为准将。

[2]译注：展出主题是指责原子弹的投放。

[3]译注：此宣言写于1998年。

[4]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记录，“日本侵华：（1931—1945）中国伤亡3500万人”。

[5]“奉天事件”，又称“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口日本军人失踪，向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进行攻击。其后，日军扩大战争，占领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先前，日军在掌控的南满铁路线上埋藏了炸弹，将乘车北上的张作霖大帅炸死，制造了东北局势的混乱，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做好了准备。

[6]针对日本人的一个难忘的统计数字：日本集中营里美军战俘的死亡率是45%，而德国集中营里的死亡率是2%到3%，谁更野蛮？？日本军方是刻意折磨和杀戮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俘。

[7]德国纳粹在二战时集体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是人类历史里为消灭一个种族所采取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既残暴又不人道的行动。

[8]见[美]詹姆斯·布拉得利(James Bradley)《飞行员》(Flyboys)，第284页。

[9]“For most Americans, this was a war of vengeance. For most Japanese, it was a war to defend their unique culture against western imperialism.”

[10]进攻日本本土的预定日期为1945年11月1日，而在之前的8、9、10月这三个月里日本常规军的人数将急速增长，因为百万大军将从中国和东南亚调回日本，准备参加防御战。到1945年11月1日，其总数预计可达到300万人。

[11]1英里=1.609千米（公里）。

[12]Thomas B. Allen, Norman Polmar: Codename Downfall, Simon & Schuster, 1995.

[13]“不予置评之说，仅见艾波维兹一人使用，作者未见有其他出处。"

[14]戴维斯将军的预估伤亡人数是100万到210万人，前已引述。

[15]指原子弹投掷。

[16]译注：王国林教授著《轰炸东京——中国救助美国飞行员纪实》一书。于2002年在新华出版社出版，是翔实细叙有关史实的精心之作，值得阅读。

[17]译注：参见［美］丹·温著《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第81页。

[18]Sheldon H.Harris: Factories of Death, Routledge,1995.

[19]日本731部队少将指挥官。

[20]原文是“Make their mouths into a prayer book”。

[21]译注：麦帅在演说里说出了“老兵不死，只会逐渐消逝”的名句。

[22]该展览内容片面批评原子弹投掷不当，对其“止战救人”的正面效果避而不谈，在开展前遭受到各方社会人士的指责，最后被迫撤展。

[23]很多美国公民和我们的盟友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而日本因此才得以享受和平。

[24]译注：不直指“对日”战争。

[25]我们真不知道，在太平洋地区我们还和其他哪个敌手打过仗。再有，正是许多美国和同盟国的公民在二战中的惨重牺牲才换得日本人如今享受和平。

[26]读者们可就此发现，尼兹是一位速成的对日作战专家。

[27]译者注：日本宣布投降。

[28]他协助日本天皇广播了投降诏书。既然他使得日本免于奋战到底，他就不会相信尼兹的“提早投降”一说。

[29]见爱德华·德瑞（Edward Drea）《麦克阿瑟的特种情报：1942—1945年间密码解密和对日战争》（MacArthur’s Ultra: Code-breaking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2—1945），1992年。

[30]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8页。

[31]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77页。

[32]参见《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17页。

[33]参见《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19页。

[34]参见《武侯文史资料 第9辑》，成都市武侯区政协联络与文史委员会编，2005年，第29页。

[35]参见《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23—324页。

[36]参见郭瑞民著《日落时分——日本投降全纪录》，白山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37]译注：为保持原貌，英文姓名和组织名称不另中译。

[38]译注：这份焦虑来自两方面。一是恐怖主义者用于恐怖袭击，二是掌握核弹的独裁者突然首先发难投弹。

[39]译注：为了减重，以利飞机顺利执行投弹任务。

[40]原文标题为“The Nuclear World”。

[41]译注：原文标题为“Young Men and Bombs”。

[42]译注：作者大卫·肯尼迪（David M.Kennedy），他是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正在完成《美国国有品质》(American national character)一书。

[43]译注：促使日本立即宣布投降。

[44]译注：对城市进行战略轰炸。

[45]译注：争论的焦点是，在攻敌取胜、尽其在我和道德规范、人性善良之间产生了冲突或无法两全的情况下，应如何取舍，何去何从。

[46]广岛忆往译注：原刊《美国军团》（The American Legion）杂志，标题为“History over Hiroshi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