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个社会会好吗 / 熊培云著.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80256-407-7

Ⅰ. ①这… Ⅱ. ①熊… Ⅲ. ①演讲－中国－当代－选集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776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陈 佳    盛利君

特约编辑：马希哲 吴晓斌

字数：248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

目录

自序 /为自由而担责

[革命]如何告别革命

[观念]观念与中国

[在场]围观改变什么

[技术]互联网精神

[道德]为什么要相信道德

[传统]中国人的自由传统

[边界]国界与自由

[人治]人治时代的自由

[资本]从“姓社姓资”到“姓张姓李”

[底线]底线派

[价值]解构，但不嘲弄一切

[人心]人心与制度

[开放]中国应该向中国开放

[公共精神]公知的沦落

[暴力]为什么戾气弥漫

[差异]寻找替罪羊

[宽恕]没有和解就没有未来

[冲突]站在生命一边

[财产]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

[极端]我们总得有些长远打算

[救赎]个人如何改造社会

[时势]识时务者为俊杰

[超越]自由在高处

[责任]大师以后是我们

[阅读]在书里遇见灵魂

[救世主]假如危机来临

后记 / 不在未来，就在去未来的路上

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孟子·尽心上》

自序 /为自由而担责

2012年底，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思想沙龙。与会者多是这些年来在公共领域较为活跃的歌手、导演、商人、网络精英、学者及出版人。那天的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个“中国梦”环节，主持人让最后上台的几位嘉宾谈自己关于中国未来十年的梦想。这样富有时代特征的氛围与场景，对我来说实在太过熟悉。和往常一样，大家集中表达的多是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既安全又有尊严的国家，那里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文化、民主政治，以及持久保障的人权、法治、自由，等等。

还记得1984年，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时的情景。从中国心到中国梦，跨越三十年。不同的是，中国心是以中国塑造中国人，而中国梦是以梦想塑造中国。前者连接过去，后者面向未来。

美国梦，中国梦

这个环节也让我不禁想起了不久前看到的一份有关美国梦的民调结果。据《今日美国》报道，24%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美国梦，40%的人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美国梦，15%的人表示毫无希望，21%的人表示对此并不关心。

什么是美国梦？这个词最初是1931年由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亚当斯在他的著作《美国史诗》中提出来的。“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有机会实现他的美国梦。”“美国梦不是物质丰裕的梦想”，他继续写道，更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其天赋与能力来获得他的成就，而且他们的成就也能被其他人认可，不论他们出生的环境和地位的偶然境地如何”。

我不知道类似的问卷在中国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它是有关国家的梦想，更是个人的梦想。而国家的价值，正在于提供一种相对公正的秩序，使身处其中的个人不必为上访和躲避城管浪费时间甚至丢掉性命，而是专心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谈中国梦，这是中国希望之所在。即使措辞尖刻的言论，也是国家赖以上进的动力。所谓“爱一个国家，先要学会恨它”。这里的“恨”，是“恨铁不成钢”，是理性之爱，是清除坏事物的斗志，更是痛定思痛后的透彻。

你是否实现了中国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个人还好，至于这个国家，让我再想想……这是许多人的态度。至于这片土地未来怎样，是即将到来的崩溃还是持久的繁荣，没有谁准确地预言过。正如过去十几年来我们所见证的，这个国家有太多的变量，也有太多的恒量。有些方面千年不变，有些方面一日千里。

也有人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多赚点钱，能够早日移民美国实现美国梦”。这不是简单的自我解嘲，而是许多人的真实想法或者生活抉择。伴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走出国门。不过在国外我也遇到许多华人，他们苦于去留两难：对异国若即若离，对故乡藕断丝连。就像韩素音在《瑰宝》里说的一样：“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这个社会会好吗？无论是准备离开或回到中国的人，还是久居此地的人，都会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里的水、空气以及食品的质量问题，什么时候会有所改善？不受约束的权力，什么时候能够被关进笼子里？中国会像过去一样终点又回到起点，在麦比乌斯圈[1]上徒劳无功地打转吗？

马斯洛困境

相较于战乱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今天的中国无疑是好时代。从整体上来说，社会也是愈来愈丰富、开放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迎来了一个最关键性的变化，即民众在观念上的脱胎换骨。而这些现代观念也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几个月前，我在德国柏林主持一个“为何我们不能互相理解”的圆桌会议，在与会中西方嘉宾为“中国为何不接受西方人权观念”而吵得面红耳赤时，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们：“各位女士、先生，请回到现实中来，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不接受西方人的人权观念，而在于中国不接受中国人的人权观念。” 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是个复数。同样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关于人权的想法也并不一样。

不是吗？尤其是经过百年来的冲撞、反思和演进之后，中国人的人权观念整体上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诸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私有财产等等，无论来自西方世界，还是来自东方传统，抑或只是来自人心的自觉，当代中国人都已见贤思齐、克绍箕裘、策驽砺钝，使之成为时代精神了。若非如此，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敢于公开批评政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维权的案例和钉子户？只是因为他们是刁民吗？

对于我的这个观点，曾在中国留学的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先生在微博上做出了很有意思的回复：“我七十年代末开始对人权观念感兴趣，是因为发现当时的中国青年，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西方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就有很强烈对自由和人权的愿望。民主墙运动是个例子，还有1980年的基层选举。对我来说，人权观念是从中国来的。”

另一方面，随着公民社会与自由网络的成长、阶层的板结、贫富分化的加剧，也包括前文提到的观念变化，现在社会冲突越来越多。从方向上看，这种冲突既发生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也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拆迁户被逼自焚，有的记者被跨省追捕，有的小贩被追打，有的城管被围殴，有的警车被掀翻，有的县长被扒衣……互联网上，人人举起了话筒，同时又掖进了耳塞。过去听太多了，现在只想说。

当公正与信仰被丢弃，当生命被轻视，暴力被纵容，对话被扭曲，整个社会更是戾气蔓延。相较于执政者所追求的政治稳定，社会成员最关心的是个体的安全感。当然，还有尊严。同在德国的那次会议上，我谈到个体尊严同样会体现在他人的不幸命运之中：你吃一千元的冰淇淋，喝十万元的拉菲，却对旁边沙发上正在强奸妇女的歹徒不敢说半个不字，又有什么尊严呢？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广为人知。这位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将人类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分别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通常，当人的一个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会追求下一个高级需求。

马斯洛没有回答——在什么情况下一种需求才算是得到真正的满足，如何量化？又为什么有些官员在貌似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甚至包括爱和归属需求之后，却没有随之而来的尊严需求？否则，过去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们宁愿背负骂名也不愿实行官员财产公开，不愿启动必要的政治改革？

马斯洛错了吗？似乎没有。从需求层次理论来看，那些拒绝财产公开、抵制进一步改革的人的需求仍然停留在第一或者第二层次，姑且称之为“马斯洛主义”的初级阶段。

反讽的是，当一位已经进入需求第四阶段、试图拥抱一种有尊严生活的公民提出要求，希望某些官员公开财产时，后者可能会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动用手中的关系与权柄，使前者重新回到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个初级层次上。

如果人格化国家，读者还会发现，当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维稳同样面临“马斯洛困境”，即安全需求永无止境，而尊严需求遥不可及。什么时候，这个国家能够满足安全需求，并进入到爱和归属的需求、尊严的需求，乃至自我实现的需求？

光明与黑暗

这个社会会好吗？回望各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曾经有过的腐朽与曲折，实在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将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不是为当下中国不好的一面辩护，只是从时间与人性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演进与文明的共性。英国出现过羊吃人运动，美国出现过食品危机，日本发生过水俣病，但只要对症下药，建立起相应的规则，这些时代的混乱就一一落幕了。问题只在于，那些与正义和秩序相关的规则将在什么时候得以确立。

2012年底，受美国卡特中心的邀请，我到美国考察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在投票之前的若干天里，我在美国东中部的几个城市里问了不少人，他们几乎都准备将选票投给奥巴马。理由也差不多，奥巴马代表公正。然而为什么几个月来美国的媒体和民调机构都在告诉我另一个事实，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票数可能一半对一半，甚至有可能会重演十二年前布什对阵戈尔时各胜一筹的尴尬局面，即罗姆尼赢了民众票，而奥巴马赢了选举人票。

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支持罗姆尼的人哪去了？为什么我很少遇到？当然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抽样有偏差，因为那些天我接触更多的是美国社会的底层，是少数族裔。事实也是如此，投票日的出口民调结果表明，超过九成的非裔、七成以上的西班牙裔美国人都投了奥巴马。

我没有预测错大选的结果，奥巴马的确获得了连任。但是上面的这个细节在不经意间解开了我关于中国的另一个疑团。过去几年间，我在中国接触了许多人，公民记者、自由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员、有良知的律师、有情怀的商人、渴望探寻真理的学生以及热忱的义工，等等。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希望朝着一个开阔的地方去，可是相关改革却举步维艰？甚至国退民进的曲线在近三十年走成了马鞍形？只是因为利益集团作祟，或者有理想的人没有组织起来吗？

前面说了，我的抽样有点小问题。所谓人以群分，如果我仅以眼前接触的人来判断中国的未来，以为90%的人想的都和我一样，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一方面，有太多的做着黑暗勾当的人我从来没有接触到；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我所遇到的人，在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光明形象也未必是其精神全貌。不是吗？一个反感香港人骂内地人是“蝗虫”的上海人或者北京人，也有可能为了自己一己之私而大骂那些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人是“蝗虫”。

关于人性中的幽暗，美国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在其著作《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有过精彩论述。是的，人类社会不乏光明之子，但是这些人总是把社会变革想得太过简单，甚至以为只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多做点牺牲，世界就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走。理论上当然是这样，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无以计数的黑暗之子，他们看重的是现实利益。如果时候到了，他们会滑向光明之子一边，如果时候没到，他们只会死守自己的一城一池，甚至与光明之子势不两立。

光明之子之所以功败垂成，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黑暗之子的力量。在尼布尔看来，虽然光明之子创造了现代文明，但如果不能清醒地理解和应对黑暗，文明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光明之子必须明白自我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力量，他们必须拥有这种智慧，以便能够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引导、调停和控制个体或集体的自我利益。意识到这一点，就知道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变得麻木，不论是非。我平时温文尔雅，有时候也免不了会愤怒，哪怕只是些看似微小的事情，比如在用Google查找资料的时候，好端端的网页总是被重置，这种拦截实在令人生厌。谁不厌恶呢？就好比你心急火燎赶到河边，要到对岸去办件重要的事情，你好不容易找到了桥，正要过去，谁知这桥突然被人拆了。

鼓掌的人

今天的美国，华盛顿的雕塑随处可见。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国父们，对美国独立及宪政的落实无疑居功至伟。但是，伟大的华盛顿并未成就一切，他虽有能力拒受王冠，却没有能力解放黑奴。两百年后，奥巴马有朝一日能够问鼎美国总统，得益于其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是林肯、道格拉斯、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还有数以万计的无名氏。

格莱美获奖黑人歌手Jay-Z曾这样深情地说道：“罗莎·帕克斯坐下来了，所以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马丁·路德·金起步了，所以奥巴马可以奔跑；奥巴马奔跑了，所以我们可以飞。”

1955年，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因为占用公交车的“白人专座”而被逮捕。随后，为了反抗恶法，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发起了罢乘运动。

荷尔普斯有言，“推动世界这部水车运转的水浪，发源于人迹罕至的地方”。罗莎·帕克斯不会想到，那一天筋疲力尽的她，会以坐下去的方式让美国黑人站起来了。2012年的一天，当奥巴马在亨利·福特博物馆里坐上罗莎·帕克斯坐过的编号为2857的公交车，他作何感想？曾几何时，那位黑人母亲，只因为要在这个座位坐下去，竟然会被逮捕。而现在，有着相同肤色的他，当选了美国总统。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座的前几年，有位黑人牧师在公交车上受到侮辱，被白人司机勒令下车，当他号召车上其他人一同下车以示抗议时，却无人响应。然而这件事在罗莎·帕克斯那里不一样了，许多人参与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来，拒乘公交车。从12月5日起，蒙哥马利市的4万黑人开始用各种方式出行，有的人甚至是走20英里上班，就是不乘公交车。381天的坚持，不仅改变了美国黑人的地位，也改变了盛行种族主义的美国。

上图：1955年12月1日晚上的蒙哥马利，纺织工罗莎·帕克斯因为拒绝给白人让座而被捕。一年后的12月21日，这一种族隔离措施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违宪。当天，罗莎·帕克斯再次坐到了白人专座上。持续381天的黑人拒乘公交车的运动结束，罗莎·帕克斯因为“受够了”而成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下图：2012年4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坐在罗莎·帕克斯当年拒绝让座的公交车上，该车现在陈列在亨利·福特博物馆。

[1] 麦比乌斯圈是一种单侧、不可定向的曲面。因A.F.麦比乌斯(1790—1868)发现而得名。将一个长方形纸条ABCD的一端AB固定，另一端DC扭转半周后，把AB和CD粘合在一起，得到的曲面就是麦比乌斯圈，也称麦比乌斯带。沿着8字型平面画线，会无限循环。

我时常听人感叹中国没有华盛顿，其实没有又如何？过去没有不意味着将来没有。别人不做不意味着你不能做。就算你也做不了华盛顿，你还可以做马丁·路德·金。做不了马丁·路德·金，你还可以做罗莎·帕克斯。做不了罗莎·帕克斯，你还可以做一个为他们鼓掌的人。如果你连这也做不了，没关系，你还可以回归动物的本能，就像特里西娅·奈特(Tricia Knight)所做的那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保卫自己的孩子[1]。

身处转型时期，对自由的争取与保护，对公平与正义的谋求，正因为不可一蹴而就，所以更需要日常的持久的参与。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能隐忍的民族，不幸的是，这种隐忍通常都用错了方向。人们有耐心忍受苦难，却没有相同的耐心去结束苦难。

事情也并不那么糟糕。就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看到两条新闻。一是2012年10月14日出版的《东方今报》为冻死在立交桥下的流浪汉降低了报头，并且标榜“我们降低报头，是为尊重生命”。过去这些年，有关降国旗的讨论不绝于耳。其实即使国旗不降，你仍可以像这家报纸一样，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弱者的同情。

二是《新京报》报道了兰州男子陈平福终于被撤诉。陈平福原本是一家国企子弟学校的教师，企业破产后，他靠在街头拉小提琴为生。2007年以来，因为在网上发帖、转帖批评政府，他先是在2012年6月被监视居住，接着在8月被以颠覆国家罪公诉。在兰州市检察院的干预下，法院裁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陈平福说自己发帖不过是“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这样的进步在中国意义深远，在我看来，这是小提琴战胜了大喇叭，是音乐战胜了暴力，是手握权柄的人战胜了自己，站到了良知一边。

精英的迷惘

2012年夏天，我在新加坡参加慧眼中国论坛，其中一个议题是“中国是否会发生动荡”。我无法判断未来中国的走向，但我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比如长期的社会不公正、权力的无所不能以及精英阶层的缺失或者没有真正担当起社会责任。

半年后，我在北京参加百年职校举办的慈善晚宴。那天晚上来的多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有企业家、政府官员，还有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亲临现场，并代表使馆捐了几万美金。短短几个小时，一共募集善款两千多万元。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参加立人图书馆项目，记得在那次年会上，全年的募款目标也不到三十万，而且还颇有难度。在此，我没有贬低草根阶层的意思，而是看到了精英阶层参与救济社会时的效率。

我所理解的精英并非独以金钱衡量，我更倾向于将他们归类于有思想的行动者与建设者，即加塞特所定义的那些对自己有着较高要求、不随波逐流的人。

有网友在给我留言，“故历代仁志之士，举社会变革首当改造自身。从改造自身开始以促社会进步者，乃真精英。若只见批贬社会而不见自身行动者，则为一愤青而已矣。今日之社会，危机所在，非唯制度，在精英阶层之缺失也”。此话不虚。

当然，制度会影响精英的生产与消亡。回想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之所以走向彻头彻尾的暴民政治，正是由于精英阶层的土崩瓦解、全尽无余，所以，当许多人声称要反思“文革”时，我却认为这种反思从一开始便搞错了方向。既然“文革”是中国各行各业社会精英被消灭后的结果，那么最负责任的反思应该是梳理这十年以前的原因，即历史何以至此，而不仅是十年之内愈演愈烈的暴力（结果）。当其他各阶层的精英都被政治精英加以暴力改造、削足适履，当理性与权利的屏障被拆得一览无余，曾经呼风唤雨的政治精英最后同样受到失去理智的暴民的清算，实乃种瓜得瓜，自作自受。刘少奇不能用宪法保卫自己，是因为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保卫宪法的人。

和改革开放以后世俗精英逐渐消亡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精英、文化精英都得到了恢复性成长，政治精英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的观念。如果仅从个人奋斗而言，其中许多人都可以说是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然而中国梦不能脱离中国本身，如果社会发生转型危机，相较于普罗大众，他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为了避免在不同的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暴力循环，避免社会运动蜕变为将张家的猪赶进李家的厨房，精英阶层更应该有紧迫感，以推动中国走出唐德刚意义上的险象环生的“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

而现在，从总体上看，精英仍是迷惘的。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精英本可以是非常幸运的一群，现有体制已积累足够多的恶例，他们只要稍微做点事（比如在任内废除千夫所指的劳教制度、建立民心所向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便足以让他们因此建功立业，留下不朽的名声。遗憾的是，在最近这些年，无雨点亦无雷声，许多人虽然身居高位，却并没有珍惜历史给予他们的机会。至于社会精英，他们当中不乏有心推动社会建设甚至政治变革者，但又不得不在现实的羁绊下踌躇不前——就像河南企业家曹天所遭遇的困境一样，当他宣布竞选郑州市长，得到的教训是他的企业很快被当地税务部门罚税三四千万[2]。

自由与责任

荷马说，“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对此，阿诺德补充说，“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态时，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人被奴役的时候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人争取解放的时候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德，如此一针见血的对比着实让人赞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在被压迫时卑躬屈膝，丧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时，又变得飞扬跋扈，伤及同类？

从概念上说，它关系到对自由与权利的理解。托克维尔曾经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嘲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为仇恨大于自由，法国大革命最终血流成河。反抗与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奴役别人，更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持久的自由秩序，以便让所有人能够在这种秩序中平等地生活。

从政治上说，它关系到对强力的约束。没有谁甘愿受人压迫，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奴役，不是因为这个人强而另一个人弱，而是因为那里奉行暴力逻辑，强者的力量未能得到约束。在此前提下，弱者不得不屈从于强者。同理，只要这种暴力逻辑不被打破，当有朝一日强者转弱，弱者转强，类似恃强凌弱的悲剧仍会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发生了转变，但是暴力的结构并没有变化。如阿诺德所揭示的，在暴力的施与受的双重进程中，人类几乎失去了全部的美德。

从历史上说，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剧终”的革命或者反抗。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而只是为了反抗或者解放本身，就意味着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价值。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哭”，不革命，百姓苦，革命，百姓甚至更苦。当革命因对暴力的迷信而冲出应有的边界，否定人的意义本身，革命不仅毁坏了过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来的方向。

简而言之，转型期的中国，有关自由的思考并未完成。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讲座中我多次谈到，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就在于假自由泛滥、真责任缺失。在政府方面，表现为权力大而责任小，很多方面自我授权，为所欲为；在社会方面，则表现为各种底线的缺失，对于可能到来的时代巨变，社会也没有做好充足的观念或者心理上的准备。

美国著名心理医生弗兰克尔曾经建议美国人不能只在东海岸建一座自由女神像，还应该在西海岸建一座责任女神像。一个从纳粹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人，按说最珍视的就是自由，但为什么他还要强调仅有自由是不够的？因为他知道，与自由对应的还有责任，没有责任也不会有自由。责任女神像的价值就在于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套用《新京报》当年的一句广告词，责任感不仅能使我们出类拔萃，责任感同样会给我们自由。所谓美好社会的密码，无外乎人人能为自由担起责任。

我的人生，我的土地

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尤其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的变革少不了外部力量的卷入。前不久，读到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德国的民主受到了威胁，他还会以老迈之躯冲上街垒挥舞拐杖，但如果将民主引进一个发展中国家，他是一点力气也不愿出的。

我不想将施密特的这段话简单归类为国外政客的势利或者犬儒主义，积极一点说，我更愿意视其为忠告，即不要渴望别人来帮你多做什么，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当务之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

而这也正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缘起之一。近几年来，我之所以在各地做有关“这个社会会好吗”的同题演讲或者讲座，除了探讨当下中国的一些紧要问题，更多的是着眼于将来的建设，希望自己能为这个社会的转型播下一些真正的自由与宽恕的种子。虽然力所不逮，忧思之心却是赤诚。

相较于讲堂前的麦克风，我更喜欢的是书斋里的文字。我不是一个喜欢争强好胜的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好争论的人，就像罗曼·罗兰笔下的奥里维一样，只希望自己能够保持目光明亮。奥里维之所以不愿斗争，并非害怕失败，而是由于对胜利漠然视之。那个时代，谁反对仇恨，谁就被打成叛徒，谨慎的人被称为胆小鬼，有人性的人被称为软弱的人。

今日中国话语暴力与仇恨情绪同样盛行。这里不仅缺少底线派，也缺少茨威格所说的“思想上的英雄主义”；这里不仅缺少中产阶级，也缺少中间意见阶层。在各种“主张的冲突”中，底线派与中间意见阶层往往也是遭受各方误解和伤害最多的，因为他们离开战壕，手无寸铁地走到了枪林弹雨的中央，走到左派与右派、政府与民众等各方火力的交叉点。那又能怎样呢？被民众围攻、被朋友孤立，甚至被权力嫉恨，本来就是独立思想者应受的。客观上说，这也是其价值所在。

在收笔之前，还是让我回到故乡。因为演讲的关系，去年底我回了一趟九江，并且再上庐山。这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遗憾的是，当年庐山孤军浴血奋战的故事，渐渐被国史无知、无情地淡忘。不过，山间有文字的地方总还是免不了让我感到慰藉与着迷。这里不仅有刻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墓，在东林寺的藏经楼外我还看到这样一副对联——“自修自持莫道此间非彼岸，即心即佛须知东土是西天”。而且，我立刻喜欢上了这副对联。

实话实说，我在外地演讲的时候曾经借花献佛，把它赠给了所有在场的听众。现在，借着这本书的机缘我也把它献给所有的读者。这副对联既是决心，也是愿望，更是对“中国梦”的最好注解。当时有人问我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我便自作主张，将它翻译成了几句大白话：我将用心于此生此地，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圆满；这是我的土地，我必让它自由。

与读者共勉。

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写于家中

[1] 特里西娅·奈特是俄亥俄州的一位妇女。2012年10月，一位邻居模仿她患有脑瘫的十岁女儿拖腿走路，奈特一怒之下将他告上法庭。由于奈特录下影像，邻居无可抵赖，因此被法庭判处29天监禁。

[2] 《诗人曹天竞选市长之后》， 《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2月12日。

[革命]如何告别革命

他们使自由的每一个足音都变成一座坟墓，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你们要面包，他们掷给你们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

——丹东

中国到哪里去？谈到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喜欢拿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与之相提并论。比如说它像辛克莱尔[1]《丛林》里的美国，像水俣病泛滥时期的日本，抑或更像政治和解之前的南非——那时候南非也有人会莫名其妙地死在监牢里，而原因据说是他在洗澡时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肥皂。

当然，读者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历史截面，说今天的中国像是某个时期的苏联、北非、阿富汗，甚至中东——理由也许只是前些天中国某个地方竟然也发生了自杀性袭击事件。如果遇到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他可能还会皱着眉头说现在的中国像先秦，像盛唐或者晚清。总之，只要你愿意，总能找到几个可以重叠的特征，将两个天遥地远甚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但那些特征却又是真实的，绝非杜撰。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关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评价似乎同样适于今天的“盛世中国”。这里是朝气蓬勃的新世界，又是悖论满身的旧王国。这里愚蠢与聪明交织，黑暗与光明缠绕。这里有的人踌躇满志，有的人垂头丧气；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家徒四壁；有的人直登天堂，有的人直下地狱。

一

201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西单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和一位法国学者聊天。他说，今天的中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欧，也像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我笑了笑，说如果对照法国历史，今日中国所处的时代既像法国大革命之后，又像法国大革命之前。理由如下：

前者，1789年开启的大革命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成功，革命带来了某些方面的进步，同样带来了预料之外的恶果，甚至一次次回到帝制时代。革命不过是历史转型的开始，而承受了暴力之苦的许多法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已经惧怕流血，从而寄希望于日积月累的社会建设。我曾说中国是“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想必以流汗之世纪代替流血之世纪，也是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之所想。

至于说像法国大革命以前，并不是说社会矛盾使中国一定会再次爆发革命，而是说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心理有着惊人的相似。和路易十五时代相比，路易十六的有限改革已使法国面貌一新：政治由专制走向开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国民自由可谓有增无减，然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生活难以忍受。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所分析的，“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这就好比一个生来手脚都被戴上镣铐的人，当他有朝一日被解除了手铐，自由虽然增加了，但这种局部改善可能让他感受到更深的痛苦，也让他有机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其一，当他开始行使双手的自由时，不仅发现脚上的镣铐会间接限制双手的自由，还有可能将脚上的镣铐视为一切不幸生活的根源，并为此感到羞耻；其二，因为恢复了对现实的疼痛感，在手铐被去除后，他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脚镣同样应该去掉，道理是一样的，而且迫不及待；其三，他不再是个被绑着四肢的人，双手的自由将为他除去脚上的镣铐提供条件。

路易十六的不幸在于，虽然他已经着手改革，但他改革的决心与未来的格局却没有跟上巴黎那些脚戴镣铐的“半自由人”冲向巴士底狱的速度。

谁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从整体上说，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三十年前大有改观。然而，由于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约束，社会间的侮辱与损害日积月累，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权利观念的变化，这个“最好的时代”正积累着某种“最坏的时代”才有的革命情绪。

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李泽厚与刘再复一齐喊出“告别革命”时，他们的思考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而在2011年底，当年轻的韩寒因为“不想再讨好任何人”而公开“拒绝革命”时，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徒”，不得不接受来自各方尤其是“革命派”的冷嘲热讽。无论你是否支持或信任韩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最初对“政治不正确”的讨伐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韩运动”，韩寒的“拒绝革命”是导火索。

二

法国如何终于告别革命——在十九世纪末，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生近百年之后？

法国大革命推翻旧制度，被视为历史的进步。然而革命的马车最终失控，冲进了人群。理性的冒险变成了现实的灾难。此后若干年里，法国更是在帝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说，麻将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来，可历史却从来不给人假设的机会。

盘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首先将功劳记在了第三共和国的国父们身上，正是他们给法兰西带来了一套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建立了两院议会等制度。而他的同行罗桑瓦龙则认为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后，法国的工会、政党、选举委员会、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让法国社会渐渐脱胎换骨。

除此之外，知识阶层的痛定思痛同样功不可没。

大革命发生以后，远在英国的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峡对岸暴躁的法国人不知道珍视本国的价值与传统，正在让法国变成“文明的废墟”。值得庆幸的是，法国没有走上“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十九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从贡斯当到托克维尔，从圣西门到孔德，从雨果到左拉，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法国社会理性和心灵的重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使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以及人道主义、法的精神等在血腥的革命之后得以续接。正是政治与社会的多线并进，使在革命浪潮里风雨飘摇的法国船绝处逢生，像傅勒所说的那样，“大革命驶入了港湾”。

革命的硝烟如何从人心中散尽？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方面，雨果那代人究竟做了怎样的努力与决断，读者不妨随我到法国西部做一次短暂的旅行。

今天，走在布列塔尼乡下，如果你是个我这样的异乡人，一定会爱上那里的四季繁花、雨水涟涟。最动人是在和风朗日，好端端的天空竟会突然筛落一阵明晃晃的太阳雨。然而，早在两百年前，这片土地却比巴黎更腥风血雨，因为它是保皇派的大本营，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杀戮之地。大约十年前，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一份有关革命的判词，一曲人道主义的挽歌。

小说是这样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保皇派叛军枪杀革命的蓝军，纵火焚烧城市，对蓝军驻过村子的无辜村民以死相惩，“烧光杀光，决不留情”。面对贵族的烧杀，蓝军则以暴制暴，绝不宽恕。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蓝军围困以后。本已成功脱逃的朗特纳克，在半路上听到一位母亲绝望的求救，又折返回去营救三个落难火场的孩子，却被蓝军擒获。受其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染，蓝军司令官戈万认为应该以人道对待人道，于是放走了朗特纳克。为此，戈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押上了革命的断头台。根据革命派的法令，“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都必须处以极刑”。而坚持行刑的，正是戈万的老师西穆尔丹。他们原本深爱着对方，然而，革命的教义杀死了革命的信徒，革命的老师杀死了革命的学生。

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消灭旧制度，是为了改造不合理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消灭人。在雨果笔下，当革命的意义超出了人的意义，革命者便只有死路一条——戈万脑袋落地，西穆尔丹举枪自尽。显然，雨果并不诅咒革命，也不反对共和国的建立，他反对的是你死我活背后的换汤不换药。他在《九三年》里安排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险些杀了戈万的保皇派在被捕后求死，而戈万的态度却是，“你要活着。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让一切回到人的命运本身，这才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国大革命。为自由而战，而不是为革命而战，“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三

回顾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改朝换代，或曰“运动”，或曰“起义”，或曰“暴动”，为什么无一堪称革命？因为这些暴力群体推崇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杀戮哲学，爱的都是水浒式反抗而不是穆勒式自由。

整理各式各样的革命，从最终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这种情况有时会被称为“革命”，但是考虑到它并没有促成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朝换代，故而并非真正的革命。即便从一开始有打掉王冠的革命性纲领，但因为结果并不触及上述实质性变化，所以至少从客观上说是革命没完成或者半途而废，例如克伦威尔弑杀了查理一世，大权在握后偏偏又让自己当起了英国国王。“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的现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它们多被视“治—乱”宿命中的一环，与真正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种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这是最残酷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旧制度，同时因为仇恨和急功近利等原因而将革命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最终结果是血流成河——从逻辑上说，如果束手就擒的国王可以被当作敌人杀掉，那么任何反对革命的人也都可能被杀掉，其历史典型是法国大革命。谓其残酷，是因为这里打掉的不只是国王的脑袋，而且有革命者的脑袋。简而言之，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打掉了革命者”。 革命不断吃掉自己的孩子，先是丹东死了，接着是罗伯斯庇尔死了。到最后，最荒谬的一幕是，当革命难以为继，被打掉的王冠又被某个历史的拾荒者捡了起来，戴在自己的头上。

第三种是“打掉了王冠，保住了脑袋”。这是最光荣的革命。它着力改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坏关系，而不是消灭人，更不是照搬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更换血淋淋的统治者。这方面，最成功的是发生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它不是通过流血而是经过各方妥协解决了革命的诉求。经此一役，不仅赶走了倒行逆施的国王，而且在转年英国议会顺利通过《权利法案》，自此英国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原则。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当年的这场革命虽然没有流血，但是詹姆斯放弃抵抗，还是有暴力（或者压力）作为后盾：一来此前有查理一世被革命者杀戮的前例，二来支持议会的义军（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

就此展开，几百年后远在东方的清帝退位或可算是一次“光荣革命”，只是随后的历史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在行进。袁世凯和克伦威尔一样，称帝则不寿，都没有活过六十岁，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然而，历史的演变却没有这样简单明快。众所周知，袁世凯以后的中国，革命复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种革命的联赛，在日本人来之前互相开炮，等日本人走了之后还在互相开炮。

法国历史学家罗桑瓦龙写在《结束革命》里的追问让人警醒——为什么每当这个国家“自以为驶入宁静港湾的时候，深渊和沮丧却总是接踵而至”？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又是暴力的深渊？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

“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2]

为什么“光荣革命”没有流血牺牲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而法国革命暴力不断却在原地转圈，这是盘桓在包括基佐在内的法国思想家们心头的梦魇。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福祉、整体性的自由，在于从此告别革命而非不断革命，否则革命从一开始便已经误入歧途。

必须承认，在经过漫长的、流血的、革命的世纪之后，中国告别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这是这代人最需要面对的现实。如前文中谈到的，法国最终告别革命，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是一个多线并行的进程。今天的中国，若要真正告别革命，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长远的建设。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通过暴力维稳所能够做到。对于中国现在积累的许多问题而言，暴力维稳只是延长导火索，甚至只是加挂火药桶，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造坏的关系）有了另一层含义，即政治改革既是为了拒绝暴力革命，同时也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完成这场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彻底告别革命。

四

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因为看到“多数人暴政”的危害，穆勒坚定地认为全世界让一个人沉默并不比一个人让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当性。

独立思想无论是对于人生还是社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时常沉浸在思维的乐趣之中，不仅在于乐趣本身，还在于思想之中另有国土。只要你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愿意保卫你头脑的主权，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国。

不要让自己内心的火烧出来，同时又不让它熄灭。这些年，尤其在各地的讲座中，我见到了许多热爱思想的人，大家本着一颗自由交流的心，坐到了一起。而在所有的讲座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贵阳，我是在到了之后才知道，邀请我去的是一群爱读书的老年人，因为《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他们拐弯抹角找到了我。多么让人感恩的相遇！还记得那天，阳光正好，我们在花溪公园，贤良桥畔，谈国家与社会，谈读书与阅世，在座者多是白发苍苍。这都是些读书人的种子，在他们身上，我闻到了久违的八十年代的气息。那是一个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美好年代，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思想共和国而又戛然而止的悲情年代。

时至今日，在一个既没有真正完成又没有真正告别革命，在一个暴力还在指挥头脑的年代里，这样美好的记忆在我的生命里毕竟稀缺。好在我们总能够坚持做一些事情。

2011年，《南方周末》报道了我在湖北蕲春参加立人大学的暑期讲学的事。由于学校突然停电，当晚学生们只能点着蜡烛听我讲课。仿佛夜航船，多么浪漫的夜晚啊！然而背后的故事却没有那么浪漫，否则，转天上午在并不需要电的情况下，我们何苦将课堂转移到河滩上？

这是一个势利的时代，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从威权到社会，“统治者思维”无处不在。“认真你就输了！”这是犬儒世界的墓志铭。而我偏偏是个认真的人。苏格拉底说，不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同样，不曾抵抗的人生也是不值得过的。而且我相信，没有哪一个人真能阻止另一个人独立思考。就像弥尔顿说的那样，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思想自由，其荒唐无异于关上园门捉园子里的乌鸦。你以为地面归你管，可是乌鸦另有维度，它还有翅膀属于天空。你一靠近，它便飞远了。

相较于某些官员的一面软弱一面颐指气使，社会成员间自带干粮的互害与自毁更让人失望。有些时候，你只是秉持自己的良心与理性在表达一种观点，然而你得到的可能是一份“死刑判决”。而这也是我这些年的真实阅历。当我谈自由的时候，有网站以“西奴”的罪名将我推上绞刑架；当我谈改良时，又被激进的“革命派”推上断头台；当我谈个体的具体命运，希望社会能够公正地对待一个死刑犯的时候，又有数以千计的留言前来向我索命。虽然你可以宽心地说那只是些“胡言乱语”，但许多人因为种种“暴力话语”而对未来失去安全感，也是千真万确的。

告别革命，同样在日常的话语与行动中。知识分子必须学会谦卑，他应该是理性的奴仆，而不是真理的化身。他反对别人做君王的时候，也必须打掉自己心里的王冠。他必须告别内心的暴力，因爱智慧而肩负道义，但又不被政治激情所淹没，即朱利安·班达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理性之路又是何其艰难，写下《知识分子的背叛》的班达本人，当年曾是何等清澈——他说在二十世纪以前，人类虽然作恶，但是崇善；可是进入二十世纪后，知识分子发明了一套理论，使得政治家不但作恶，而且崇恶。然而，即便是他这样一个小心翼翼的知识分子，一个在德雷弗斯案中坚持正义的法国良心，竟然在后来鬼迷心窍，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政治辩护。

正是因为认同知识分子必须谦卑，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张贴，内容是：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2.不做人身攻击；3.保持主题；4.辩论时要用证据；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7.对话要有记录；8.尽量理解对方。

你很难相信一个充满话语暴力的社会是告别了革命的。温家宝总理担心“文革”再次发生，如果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话语暴力，你会发现，我们需要讨论的根本不是“文革”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文革”为什么没有离去。

顺我者友，逆我者“汉奸”；顺我者友，逆我者“五毛”。在经过上世纪漫长的“革命训练”之后，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学会平等对话。按说，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需要派别平衡，然而在中国想找一个坚定且有底线的左、中、右派却是很困难的。在这里，国家主义者冒充左派败坏左派的名声，复仇主义者冒充右派败坏右派的名声，而你死我活的暴力思维让左派消灭右派，右派消灭左派，左派右派一起消灭中间派。人们似乎只需要符合自己利益或者审美的观点，只有我者和他者，不是知己便是敌人。

2012年的方韩之争，据说有夫妻因为意见不合还离婚了，但愿这不是真的。在此过程中，我真切地见证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如何被污名化。当一些我平素非常尊重的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也开始满嘴“公知”、“母知”以嘲讽他们所反对的人，与“公知”撇清，我看到这个自甘堕落、无善不摧的社会，又在互掷刀剑，自毁长城。

每个人道德未必相同，但总有共通之处，以彰显人的高贵与神性，然而在许多公共讨论中，道德也被污名化。坚守底线的人被嘲笑，理性克制被认为是“抢占道德高地”。事实上，这个时代最流行的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在这个国家，有理想的人尤其必须内心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读书人一生取经，命当如此。我在微博上对灰心丧气的朋友们说，你几时听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管赶你的路，取你的经。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

五

“别绕圈子啦，熊先生，讲讲中国会在哪一年转型成功吧。”当讲座进入提问环节，我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追问。只言片语间，半是对美好生活的心驰神往，半是对困厄现实的焦躁不安，仿佛中国若不转型成功，这日子就真的没法过了。

当然，我并不是这样想的。即使是身处逆境之中，人还有最后一种自由，即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至于中国何时成功转型，我只能一笑置之。我不是手扶墨镜的算命先生，虽然从趋势上相信这个国家终究会朝着一个宽阔的前途走，但也不能断定前面就没有深渊和回头浪。中国仍是个未解之谜。无论你公开支持谁或反对谁，在你之外仍有无数的变量和因果链条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醉后不知天在水，坐在时代浩浩荡荡的梦境里，你不知道风朝着哪个方向吹。

上面的问题时常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说的是现在大学门口的保安都是哲学家了，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三个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对于大多数主张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来说，这些问题通常都不是什么问题。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好好活着，穷尽此生欢乐，是人生第一要务。一旦日子过得不好，比如房屋被强拆，土地被强征，自己被跨省追捕，他们就会问“中国到哪里去”。

中国到哪里去？它不仅是困扰中国人心灵的“终极问题”，也让世界各地的中国学专家茶饭不思，为伊消得人憔悴。如读者所知，这曾经是个已经解决的终极问题——中国将奔向共产主义。然而现在，在经历了上一世纪的迷失以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不再那么好高骛远。他们更想知道的是有生之年能否看到自己所期许的未来。

其实，中国到哪里去并不重要，或者说并非问题的关键。既然你并不能够决定中国的未来，唯一能决定的是自己对人生与世界的态度，那么就想想你自己该到哪里去。这才是你需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悲悯的，就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如果你热爱言论自由，就要毫不吝惜地表达你的自由，你要配得上你的热爱。

我曾经想着以文字立世，军书羽檄，风樯阵马，好不快哉！十几年过去，有时我真觉得自己需要彻底回到内心，我疲倦于和这个国家纠缠不清，我不想让自己过得太支离破碎，我想回到文学，我想另起炉灶，我想和这个时代平起平坐。我很清楚，让我终身受益、恩泽灵魂的是文学，而非时事评论。当我将《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我的心灵圣经，将《九三年》视为告别革命的预言书，我更明白文学与宗教一样，另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在那个文字搭建的城堡里，有着现实世界永远无法剥夺的自由。而在现实世界里，人人生而平等，在灵魂上的平起平坐也是天经地义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宇宙，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是自我世界的帝王。我们的终极问题不是这个国家到哪里去，而是我们自己要到哪里去。我将重新发现社会视为“中国的新革命”，我同样愿意看到“中国的心革命”。我们热心于改造世界，其实我们自己恰恰是那个最需要改造的世界。我这样说，不是落魄的李煜学渔父归隐，吟咏“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不是为了向世界告别，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世界。

六

2007年4月，我在柬埔寨有一次短暂的旅行，痛惜那个国家的破败，哀叹红色高棉政权带来的千疮百孔。而就在此前一个月，一位叫哥沙纳达的法师刚刚逝去，当月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还为他推出了悼念文章。正是哥沙纳达的故事，让我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了更多崇敬之心。

他双手胸前合十，瘦小的身影在柬埔寨中部雨林的羊肠小道中深一脚浅一脚俯首前行。行走时必须时时留意脚下，地雷甚至埋到小路边。湿气模糊了眼镜，汗水却令头顶更加光亮。黄色的袈裟被拉起以免和灌木丛纠缠，下面露出结实的鞋袜。身后诵经之声随鼓点起伏，引领两三百名僧俗步行穿越柬埔寨，只为祈求和平……弹壳从行众头上呼啸而过，炮火四处开花。一些人死去了。怯懦之人逃回家中，法师却一意孤行，穿行于冲突地区。行众时常发现身后跟随了大批难民，和他们一样走痛了脚，带着满载床垫、平锅和活鸡的牛车和自行车一路跋涉……

1974年波尔布特上台后，原本高贵的僧侣作为“社会寄生虫”很快被驱逐出寺院，剥下僧袍，甚至被折磨致死。到1978年，柬埔寨境内几乎没有了活着的僧人。高压统治下的幸存者流亡至泰国边界，在那里建立了难民营。几年以后，红色高棉被赶进丛林，一些有责任心的僧侣在哥沙纳达法师的带领下，开始离开寺院，走向民间。当他们开始“真理朝圣”，每天三四点便出发，而沿路的人们也会早早地在路上守候他们，跟上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告别革命”的队伍在柬埔寨越走越长。

据说有一次，一些和平行者陷入红色高棉武装和政府士兵的交火中。很多士兵看到他们都会放下武器，跪着哭着祈祷：“我们不想打仗，但我们没有办法，但愿我手中枪里的子弹能打进人体却打不死人。”

因为倡导和平，阻止战争，把柬埔寨的难民营、监狱、贫民区、战场当作修行的庙宇，哥沙纳达被人称为“柬埔寨的甘地”。最初读到哥沙纳达法师的故事时，恍惚之间我仿佛看到僧侣们走过的每个脚印里都长出莲花。这是一次次感化人心的旅程。世界如此离乱，但即使是一个手握刀剑的人也在试图找回自己。

先问你要去哪里，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而不是时代去哪里，国家去哪里，世界去哪里。你需要一个怎样的时代，你就是怎样的时代。你热爱怎样的国家，你便拥有怎样的国家。你走到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世界可能还跟不上你，国家可能跟不上你，时代可能跟不上你，但只要你已经在为自由担起责任，你就要有耐心，对未来的日子保持虔敬之心。就像我曾经在新年来临时表达过的——如果三月播种，九月将有收获，焦虑的人啊请你不要守着四月的土地哭泣。土地已经平整，种子已经发芽，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来完成。

2012年5月17日

（摘自《思想国》再版序言，有删节，原题为《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

[1] 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1878—1968）,美国作家，扒粪运动（muckraking）的代表人物之一。《丛林》（The Jungle，一译《屠场》）是一部揭露美国肉制品企业黑幕的作品，推动了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和立法。

[2] 《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55、356、358页。

在哥沙纳达法师的感召下，许多爱好和平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观念]观念与中国

君子忧道不忧贫。

——孔子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也是如此。一方面，三十年的开放与发展让我们走出了“一个主义，一位领袖，一种解读”的时代，能够以各自的审美与知觉来理解这个国家的成败得失。另一方面，几十年来的社会分化与组合也为我们解读这个时代提供了足够多的丰富性。

社会网与互联网

我想先从网络的角度来阐释中国的变化：一是社会网，二是互联网。前者是社会之网，相较于国家而言，也就是借着“state-society”（国家—社会）这组关系看社会领域的消长。后者则是技术之网，但是这种技术并非孤立的，它融合于我们的社会。近十几年来，正是因为互联网及互联网精神的注入使这个社会脱胎换骨。我属于中国最早上网的一批人，在这方面有不少见证与体悟。

A: 社会网

先说社会网的重建。按说，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或者政治存在都是由社会建立的，而社会既然有权利建立一套政治组织，同样有权利建立其他组织。然而，自新政府在1949年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之后，中国社会的这一权利很快被剥夺了。更严重的是，不但建立其他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的权利被剥夺，甚至连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最基本权利也被剥夺了。

在这里，我把过去的六十年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是中国政府（国家）不断集权化的三十年，一切都是政治领袖说了算；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则是去集权化的三十年。

前三十年，国家吞并社会。政治上，有储安平批评的“党天下”，不过很不幸，一个月后他就“向人民投降”了[1]，而且十年后不知所终。经济上，农民养了几千年的鸡，现在成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方式，都一度被禁止，“割资本主义尾巴”，更准确说是“剐资本主义毫毛”。文化上，到“文革”时只剩下了几个政治样板戏。思想上同样无所作为，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一度连自己的语言都丢掉了。

前三十年，资本、社会、文化与思想都被国家没收或充公，除了“剐资本主义毫毛”，还有集体化、大跃进、反右、“文革”，与之匹配的是无所不在的单位体制、计划经济。这三十年虽然在名义上这个时候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吞并社会”、“有主义，无社会”的三十年。考虑到当年的领袖崇拜以及不断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不仅消灭了社会，也消灭了主义，在后来的演讲中，我又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概括为“有主席，无社会，无主义”。直到毛泽东去世，几乎所有中国人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不安中，为什么？因为此时的中国已是一个“无主席，无社会，无主义”的“三无国家”。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这几天在香港，我看地铁里“丰胸只用四星期”的广告一定迷住不少女性。不过没关系，如果你不相信，没人会强迫你去丰胸。可当年中国“赶英超美”，是一种无所逃避的政治动员，一种强制，无论你是否同意，都要做共产主义的丰胸手术，而且不是四星期，可能是一天，一小时，十分钟。就这样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看看大炼钢铁的废铁炉，哪个不像是被报废了的胸。伴随着社会被国家摧毁，中国政治与经济也差不多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就是在这个悬崖边上，七十年代末中国不得不开始政治调整，重新定位国家，重新发现社会。

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这既是中国社会自我解救的过程，也是个体权利不断觉醒的过程。接下来的三十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十年：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最后功败垂成，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十年；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最后暗度陈仓，这是“以己任为天下”的十年；最近十年则是社会与国家充分博弈的十年。从九十年代“背对主义，面向自由”开始直到现在，虽然没有任何权利宣言，但是人人试图从国家体制中抢回自己，并且捍卫已经收复的自由与生活的权利，却是清晰可见的。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从主权到人权，从政治到生活，从官方话语的衰微到民间话语的流行，这是中国人重新发现社会、发现自我的几个维度。草色遥看近却无，许多变化平时不觉得，但回过头看过去十年、二十年的变化，却是如此波澜壮阔。

在这里，我要着重谈到的是最近的十年，即我说的博弈的十年。于建嵘先生曾经谈到一个资料，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上升至9万起，2007、2008、2009年都超过了9万起。群体性事件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其中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其中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和政府与民争利有关。这一切也印证了我所说的，当下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让政府退到该退的地方去，真正维护好社会秩序，做一个合格的管理者，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不受约束，自我授权，继续挤占社会资源，妨碍社会发展。

想想这些年发生了多少起因强拆引发的“钉子户”自焚案！不久前自焚的陶兴尧，他今年已经92岁，参加金门战争时肠子都打出来了，没死。但现在，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与猪场，自焚了。同样的悲剧还有成都的女企业家唐福珍，她也是为保卫自家的房屋在屋顶上自焚……

我有时会问自己，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另一场战争？最不乐见的是上述悲剧不断重演，而政府却在朝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在努力。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维稳费用是否已经超过军费的问题。当我们把大量的税收用于内部安保，以维稳之名平息日常的权利诉求与抗争，与其说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内耗，不如说是一场令人羞耻的内战。

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战争。过去有卫国战争，现在有卫家战争。从网络上的声援可以看出这场零星的卫家战争的波澜壮阔。如果不是被骗去打仗，过去的卫国战争在本质上和今天的卫家战争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当然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卫国战争时期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以暴易暴”，而今日社会对政府仍抱持希望，没有失去最后的耐心。

一方面，社会冲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社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与宽容，你很难想象木子美、芙蓉姐姐、凤姐这样的人在以前会受到媒体的关注——虽然现在很多人还在嘲笑她们，但大多数人并无恶意。这说明社会本身在发生着和风细雨式的改变。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胡适重回大陆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变化，也展示了这个时代过去所走过的弯路。几年前我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做过一些对比，比如他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实就是邓小平的“猫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而“充分世界化”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等等，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胡适的著述中都是可以见到的。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各顾各”，更是胡适所竭力主张的。胡适借易卜生的话说，当世界像船一样沉下去的时候，你的最大责任是要救起你自己。

与此同时，社会的横向联系日渐加强。正是在此背景下，那些被体制驱逐的人，像原来《南方都市报》的喻华锋、程益中等优秀媒体人，即使被体制驱逐，也能在社会上找到很好的落脚之处、容身之所。过去因为国家是唯一的雇主，凡事都得仰仗政府的鼻息，而现在社会可以养育她流浪四方的儿女。

更重要的是，这种进步并不止于被动的驱逐与接收，还体现在你可以主动退出来。在过去，个体只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是没有退出机器的权利的，你退出就是破坏生产工具了。而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由的，可以用脚投票。当年的大饥荒，和农民加入公共食堂退不出来也不无关系：一个月吃掉三个月的粮食，当公共食堂要沉的时候，民众退不出来，他就不得不为国家一些错误的政策殉葬。这一切应了一句话，不能离开的天堂就是地狱。

当然，我说的这个社会网络也不局限于中国，它还包括国际社会。由于商贸、交通与通讯的发展，中国与世界越来越不可分割。中国充分世界化、积极全球化，既是向世界开放，更意味着以世界之力救济一个国家，意味着整个世界将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大陆”与社会网。

B:互联网

接下来说互联网。互联网将数以亿计的网民连在一起，缔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平台。它不只是技术与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文化。

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古往今来，中国人热衷办两件大事，一是修坝——所以从天上看，如今的大江大河都修成了梯子；二是修墙，过去在月球上看到万里长城，现在在月球上可以看到“万里防火墙”（Great Firewall）。如果眼力不错，你还可以在月球上看到你地球上的故乡有人日夜“翻墙”。我们没有Wall Street(华尔街)，但有“Wall State”，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富国墙民”的政策该改一改了。

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八十年代如果政府要禁止某样东西，总还能够动员一些人为政府捉刀，比如“反对‘精神污染’”，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相聚的时候，公开讨论更多的反而是什么样的“翻墙”软件最有效，其中甚至包括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是这个时代的默契。过去借助意识形态完成的政治统治，现在不得不更多依赖技术，而作为被统治者的公民，当他们也掌握了技术，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以技术对抗技术”的层面。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仅从技术层面上来看，人们通过互联网交流是平等、自治的。当然，我也注意到，由于大家接受的信息不一样，“翻墙”运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一个“民意的分裂”。不过，我相信这种分裂会在信息的不断流动中得到克服。

从整体或者趋势上看，我并不觉得政府的这种技术管制有效，毕竟它有悖于人们获取真知、追求自由的本性。就像当初柏林墙尚未完全竖起的时候，就有卫兵冲过去。今日中国，网络更是一种推动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的工具，担负着相较其他发达国家更多的时代重负。民众随时可以端起键盘，成为表达自己公共意见的网民。

网民不同于人民，它是社会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在这个时代却有着极其特殊的现实意义。和人民之虚指不同的是，网民不仅是一个集体称谓，更是一个个意见终端与权利终端，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它兼个人身份与集体身份于一身。网民既是单数，又是复数，既是具体的权利人，也是有着共同意向与利益的群体。当人民变成网民，每个人都是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主体，每个人都是集体利益最真实的代言人。当网民找到自己的麦克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再也不能僭越于权利的网民之上。

网络时代的启蒙运动

继新文化运动、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之后，互联网将中国带入第三次启蒙运动。互联网在今天的中国很像是当年欧洲的咖啡馆，只不过实际上有了质的提升，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很多人谈“启蒙”色变，认为启蒙是一个坏词，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当然我们也要重新定义启蒙，即启蒙必须奠基在自由交流的基础上，而非由上而下的传达与强迫接受，就好比我有个手电，只对着你的眼睛照，然后告诉你这就是你需要的光明，这种启蒙只会把大家带入到一种黑暗的状态。如果你看到的只是手电的光，实际上你已经失去了视觉。

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快捷的信息交换，还有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为新启蒙运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上面谈到，尽管现在有网络审查，有删帖，但从整体上说，互联网毕竟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平等交流的公共空间，人们每天都受到互联网精神的熏陶。现在有的网民把胡锦涛叫“涛哥”，把温家宝叫“宝宝”，合起来叫“什锦八宝饭”，这些去魅的公开表达，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科技改变生活与观念，最终也会改变政治。从子民到粉丝，政治粉丝的出现，领导人由崇拜的偶像变成网络时代的消费品。阿伦特曾经批评后极权时代“伟大让位于魅力”，我倒是愿意看到其中暗含的进步。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高高在上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接受改天换地的新生活，这本身也是一件很有希望的事情。再伟大的人，没有粉丝也会寂寞。

胡适曾经在演讲中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2]。正是这种担当，使无以数计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上半叶走到了社会风暴的中央。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知识分子忙得一塌糊涂，也输得一塌糊涂，到五十年代不但失去了笔杆子，连腰杆子也没有了。在客观上说，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选择，只是他们不像胡适那样有远见，能够预料到一个失去自由与宽容的世界将会面临一种怎样惨烈的后果。就此而言，上世纪的诸多灾难，知识分子群体是难辞其咎的。

现在，拜网络之所赐，几乎一无所成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将包办社会启蒙事业的重任交给互联网。每个网民怀着热忱，或激烈或温和，用鼠标指点江山，用键盘打拼利益，更不忘为无权无势者的当下境遇进行声援与思考。今天的网络启蒙运动，正是通过网民对一系列公共事件的参与得以展开，知识分子在这里遁身为无数网民中的一员，成为“马甲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大改变。原来是知识分子面对面地宣讲大家需要什么样的主义，现在是听众回归自身，问的是我给自己拿什么主意。这是一种从宽泛到具体，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转型期中国没有托克维尔、卢梭、雨果、伏尔泰、孟德斯鸠、洛克、梭罗，但有邓玉娇、许霆、李荞明、孙中介、张海超、唐福珍、陶兴尧、严晓玲……正是这些主角及背后的公共事件，触发了数以亿计的围观者对社会的不断思考，引发了观念的变化或者演进。网民成为媒体的一部分，他们反复重申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舍此，由纳税人供养的国家（政府）将失去意义。

我在天地图书买回一本书，杰鲁巴维的《沉默串谋者——日常生活中的缄默与纵容》，里面有句话打动了我：“发言一人即可，沉默却有赖众人合作。”这可真是一个大尴尬，大不幸！我们经历过那样一个众人一言不发的时代，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这种集体沉默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把大象赶出起居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上大街，指出国王什么也没有穿，因为大家再也无法对恶视而不见。

不自由的媒体也不失自由的精神，这方面，尤其是南方报业等媒体在社会变革中做了很多有益的推动。虽然有“震耳欲聋的沉默”，但在媒体人及许多网络意见领袖的带动下，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就像马丁·路德·金所说的，“当我们眼见真理却一言不发，就是我们开始死去的时候”，“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拜互联网之所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找回了自己的力量，开始以良知和理性去担当，这大概是这个时代最有希望的事情。

观念与变革

中国有四大名著，其中有两部是关于石头的，《西游记》和《红楼梦》。为什么包括《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孙悟空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此外，中国现在还有一部政治“石头记”，就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过去改革刚刚启动，“摸着石头过河”可以理解，而现在中国方向已明，人们疑惑的是为什么有人还要坚持在河里摸石头，他们究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还是站在水里淘金？

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是“中国改革已死”。有权的为没权的制定政策，有房的为没房的制定政策，有车的为没车的制定政策，吃肉的为吃草的制定政策，狼永远有条件热爱羊。和政治上的“不过河拆桥”相比，现在还有经济上的“过河拆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当先富起来的人可以买很多房子，穷人却交不起首付，就像王石说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多数人买不起房，而是少数人买得起房。

如果仅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发展，诸位一定会变得灰心。事实上，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要是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国家与社会、民主与自由、国情与民情、私权与公权等政治概念开始有了相对清醒的认识。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圣物，而是人们日常交往的一部分，是人们谋求进步的工具。国家就像衣服一样，助人御寒取暖，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任凭衣服毁坏自己的健康，甚至夺去自己的生命。即使是一只刺猬，只会让身上的棘刺往外长，以在必要的时候保卫它，而绝不会让它们倒着往里长来伤害自己。

同样，尤其在经历了“多数人的暴政”之后，人们更能够理解为什么托克维尔称自己热爱自由甚于民主[3]。如果不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民主不会是个好东西。

至于民情与国情——好吧，就算中国目前的条件真的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还不适合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那么砌墙的道理你总知道的，我们应该让石头同砌墙线对齐，而不是让砌墙线和石头对齐。换句话说，应该提升的是本地的国情与民情，而不是去否定自由与民主。

至于私权观念的成长，就更不用多说了。迫于舆论的压力，曾经大摇大摆闯入民宅的警察都要向被他们抓捕的在家看黄碟的夫妇道歉了。

近年来，有个典故已经尽人皆知了。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这样说过：“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问题是，当民主取代了君主，君主不能跨进的这个门槛，民主是不是就可以破门而入呢？在革命年代，政府以“人民”或者“公意”的名义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然而时代变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异口同声地说——不可以！

说个笑话。有记者问一位老农：“如果你有一千万，你愿意捐给国家吗？”老农：“我愿意！”问：“如果你有一千头牛，你愿意捐给国家吗？”老农：“我愿意！”问：“如果你有两头牛，你愿意捐给国家吗？”老农赶忙说：“我不愿意!”问：“为什么？”老农：“因为我真的有两头牛。”

在今天，这的确只是一个笑话，许多人只会奉献自己并不存在的利益。如果在大跃进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悲剧：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农民不但失去自己的牛，而且可能丢掉自己的命。

人类的历史，同样是一部观念变迁的历史。回望历史上的许多悲剧，并非都是人性偏恶或者人本自私的结果。事实上，很多人忙碌一生，做的也不过是损人不利己的事业，而这背后的推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观念。为更好说明权利观念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不妨从近百年中国历史中截取三个片断：

其一是1928年，为了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参加革命，中共中央指示湖南、湖北省委实行“烧杀政策”，“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湖南特委执行这一政策后，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到边远乡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此暴行引发大批农民反水、以暴易暴，导致一千多名干部被杀。

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里，曾志特别收录了这段回忆，说明革命一旦违背民众利益将自食苦果，故引以为训。上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暴力盛行，在观念上许多农民并未接受自己是革命的一部分，或至少不认为自己应该不计代价地参与这场革命。当时私权观念仍根深蒂固，当私权遇到暴力，抵抗甚至报复随即萌发。

其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此时革命已经完全压倒生活，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并存，后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民“被集体化”。一部分人选择了抵制，但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将自己奉献出去，包括上交刚刚得到的土地，砸锅卖铁去炼钢，甚至为之献身。随着革命形势的展开，那些自以为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慢慢丢掉了私权观念，直至彻底成为穷得只剩下了祖国的人。内在观念与外在压力合流，方有公有化运动之势如破竹。

其三是本世纪初，革命暴力已经消褪，“建设暴力”犹存，后者以暴力拆迁为代表。此时的民情与五十年代整体上的沉默大相径庭。个体的权利尤其是物权等观念深入人心，“钉子户”由坏词慢慢变成好词，甚至还要引导人民。围观者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上暗含了“观念上的冲突”，他们不再认同强拆者侵害民权的行为。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寄希望于“围观改变中国”。在我看来，围观的价值不只在于提供了一种公共参与时的在场感，还在于“围观改变围观者”，促成他们观念上的变化。也在这个原因，我认为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东部城市群落崛起，不是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不是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开始填满各式小区，不是高速公路穿过越来越多的穷乡僻壤，也不是互联网联接了千家万户，而是观念的变化，是私权观念与公共精神的双峰并起。我对中国未来抱有某种乐观精神，就在于看到了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脱胎换骨。这种变化会孕育新的冲突，也必将使中国获得持久的活力，左右未来中国的蓝图。就像美国是个建立在一定观念之上的国家，中国也将因为自由、平等、自治、民主等观念的普及从此面目一新。

（根据香港大学、《亚洲周刊》讲稿整理，有部分增删。）

[1] 1957年7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的发言稿《向人民投降》，储在文章中称：“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2] 胡适，《这一周》，《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51页。

[3]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序言里提到：“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发言一人即可，沉默却有赖众人合作”——国际特赦组织公益海报

[在场]围观改变什么

盲人说：我提灯而行，是要你们看见我。

——犹太寓言

围观贯穿了人类的历史。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但也有袖手旁观者，喝倒彩者。自从有了互联网，围观之风日炽，是故“打酱油”一词能红透大江南北。虽然“打酱油者”(如“小悦悦事件”中的路人)多被解读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犬儒主义者，但当互联网使跨时间、跨地域的围观成为可能，就整体而言，网络时代的围观被赋予种种积极内涵，所谓“围观改变中国”即是由此而来。在那里，围观几乎成为共同关注甚至集体行动的代名词。

从全景监狱到全视社会

探讨围观改变什么，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观看与被观察如何进入并影响权力格局。关于这一点，全景监狱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切口。

全景监狱（Panopticon）又叫全景敞视监狱，它不是居依·德波笔下的景观社会，而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着重建构的一个概念。在景观社会中，“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而透过全景监狱，福柯看到的却是现代国家密如蛛网的规训体制广泛存在于从监狱到学校、工厂乃至全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最早由边沁设计的全景监狱模型中，监狱由一个环形建筑组成，监狱的中心是一座装着百叶窗且可以环视四周的哨塔。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哨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不对等的是，囚徒在囚室里看不见哨塔里是否有人，以及是否在凝视他们。这种全景敞视又单向透明的结构，决定了狱方可以随时了解囚徒的一举一动，而囚徒却对哨塔里的动静一无所知。在这个权力格局中，权力是可见的（中央哨塔与暴力真实存在）但又是无法确知（囚徒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这是一种规训结构，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每个犯人都会在囚室里循规蹈矩，哪怕有段时间哨塔内空无一人。

人不应该生活在黑暗中，但在单向透明的全景敞视监狱里，生活在黑暗中成为一种特权。简单说，囚徒失去了黑暗的保护，囚徒只能在明处受管制，而权力却在或明或暗中持续运行。这个模型可以很好地运用在一个不开放的政治社会中。电影《V字仇杀队》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只有政府害怕人民，而不应该是人民害怕政府”。在全景敞视监狱里却完全相反，因为那种结构决定了只有政府可以监督（观看）人民，而人民无法监督（观看）政府。

全景监狱模型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或凝视），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学教授托马斯·马蒂森由此想到一种统治方式的转向。在现代社会以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凝视。掌权者依靠武力征服天下，处处显示他们的权威与荣华，对反对者公开行刑以恫吓国民。而国民所能有的态度，不过是羡慕其威仪，畏惧其暴力。而在现代国家，新的政权似乎更喜欢躲在暗处，监视其臣民，而不想被监视。

与此同时，马蒂森也注意到福柯的一个疏漏——没有给与此平行的另一个现代化过程予以应有的重视。马蒂森认为，伴随着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崛起，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权力关系同样在形成。大众媒介不遗余力地将权力从暗处驱赶出来，以形成与全景监狱并驾齐驱的另一权力机制。为此，马蒂森根据“Panopticon”一词杜撰了“Synopticon”。根据“syn”前缀“共同”、“同时”的内涵，Synopticon可理解为“共视监狱”或者“共景监狱”。

对此，齐格蒙特·鲍曼进一步解释，全景监狱设立的条件和作用都是使臣民固守原地——监视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逃跑或至少防备自发、意外和反常活动的发生。而Synopticon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监视行为使监视者挣脱了地域的束缚。而且，纵使他们仍身在原地，但至少在精神上将他们送进了电脑空间。在电脑空间那儿，距离不再有什么意义。对视监狱的目标如今已从被监视者摇身一变，成了监视者。无论他们身处何地，无论他们走向哪儿，他们都可以——而且确实——与那张超越疆域、使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网络挂上钩。

基于福柯与马蒂森的研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杰弗里·罗森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如果说福柯的Panopticon是“the few watch the many”（少数观看多数），而马蒂森的Synopticon是“the many watch the few”（多数观看少数，但它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多数观看少数），那么他所提出的“全视监狱”（Omnipticon）则是“the many watch the many”（多数观看多数），而这种全视监狱恰恰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生活在“全视监狱”之中，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看到谁，谁在观看我们，个人不得不担心自己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现的一致性。[1]

考虑到全景监狱强制人们进入一个可被监视的位置，而对视监狱或全视监狱不需要胁迫强制人们，将Synopticon、Omnipticon分别解读为“共视社会”、“全视社会”或许更为贴切。归根到底，大众传媒的兴起增加了社会能见度，使社会从原先单向透明的权力国家过渡到全景透明的网络社会。在这里，国民的视线能够互相抵达，不仅能够监视政府，也能监视每一个人。与《一九八四》不同的是，这里的互相监视是一种可选的权利，而非渗透到内心的义务与服从。而《一九八四》里所描写的社会是每个人监视每个人，所有人监视所有人，多数人观看多数人，实际上每个人有的只是义务而无权利，他们互相捆绑，将忠诚奉献给一个人，那里才是彻头彻尾的“全视监狱”，本质上说是“一个人观看所有人”（the one watches the all）。

围观互联网

互联网给世人一个多数观看多数的机会。互联网上的围观，除了满足部分人的“看马戏”的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在场或者见证)，它还完成两个功能：一是社会自我监督，二是监督政府。

关于社会的自我监督，比如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网络名人罗玉凤发微博称死者“为中国的人口优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言既出，罗玉凤以及被怀疑与其有签约关系的新浪微博立即受到部分网友的激烈指责。最后新浪微博不得不删除相关内容。正如卡尔·波普尔在《二十世纪的教训》中所坚持的——即使是在一个自由社会，媒体也不能没有底线，因为“自由来自责任”。

对政府或者公权力的监督，尤其集中在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以来的近十年间。一个农家子弟，念完了大学，留在了城市，却因为没有暂住证枉死在广州的收容所里。这起“让眼泪一夜之间撒遍互联网”的悲剧激发了广大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决心。及至最近几年，各种有关强拆、环境污染、政府不作为或者恶意作为的维权表达更是层出不穷。

Forrester Research公司曾就成年网民使用社会化媒体技术比例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瑞典是欧洲参与程度最高的国家，在亚洲则是中国居首。（下页图1、图2）

互联网执政与网络戏剧

与网络围观相伴而生的是互联网执政。“互联网执政”是“新闻执政”一词的拓展。“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的提法源于美国白宫发言人，它区别于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Rulling by Propaganda）。

互联网改变执政观念。执政党对互联网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正由“媒体控制”、“媒体管理”过渡到“媒体合作”。网民的政治参与，部分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的“贫困”，日益影响政治决策和高层思考。即使是那些曾经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的人也渐渐相信，与其把互联网视为挑战，不如顺势而为，使其变成可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机遇。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印度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创造者

36

34

24

22

38

11

评论者

44

46

22

36

27

23

收集者

18

17

12

6

14

5

参与者

32

26

42

22

41

14

观看者

71

67

39

70

39

38

不活跃分子

25

27

31

26

36

56

图1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成年网民使用社会化媒体技术比例

（资料来源：Forrester's Asia Pacific Technographics Benchmark Survey, Q1 2007）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荷兰

瑞典

创造者

10

8

19

8

17

12

评论者

18

22

19

18

17

19

收集者

12

12

4

6

6

27

参与者

4

12

10

5

26

25

观看者

38

44

39

41

41

45

不活跃分子

57

49

57

56

46

42

图2 欧洲部分国家成年网民使用社会化媒体技术比例

（资料来源：Forrester's European Technographics Benchmark Survey, Q2 2007）

政治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善治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互联网上的拦轿喊冤和随之而来的互联网执政并不能实现人们期许的普遍正义，因为互联网并不足以支撑起一套行之有效、一以贯之的规则，不能消解制度上的贫困。所以，在网民毫不吝惜地赞美互联网为中国正在形成的开放社会立约时，更应看到，互联网议政与互联网执政的过度繁荣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其他治理途径的严重缺位与失效。网络更像是政治与社会表达的一个替代品或者集合器，它集街头运动、议会辩论、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等于一身。它表面上热烈无比，却又有着杂烩一切的暧昧。作为博弈工具的互联网，一次次见证了原本可以在法院解决的问题，却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媒体审判”或者“互联网审判”才能推动；原本可以在日常行政中解决的问题，却要通过互联网上风起云涌的声讨“定止纷争”。

波普尔意义上的零星社会工程诚然需要所有人努力，但一个社会的大事小情都要靠民意“计件式推动”，其制度建设就定有不尽人意之处。同样，媒介意义上的网络的介入充其量是一种有限介入，甚至是一种朝不保夕的介入。这也是我将借助媒体关注获得的权利救济称为“眼球权利”之原因所在。在新闻报道或者评论引起公众关注时，那些不被关注的人或事件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着重解决。新闻当事人的出场，因此更像是与传媒、社会共同完成一幕关于社会良知与价值唤回的戏剧。当人们热情褪去，围观不再，原来因为围观形成的价值共同体同样作鸟兽散，至少失去了战斗力。如果不能真正在制度的日常运行中保障这种权利，一旦公众的视线挪开，维权者难免会再度陷入“权利的贫困”，所以许多公共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

当然，即使只是一场场网络戏剧，互联网对中国的改造仍然居功至伟。互联网不仅让中国社会不断进行横向联系，而且不断地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网上日夜不歇的围观与讨论，不仅改变公共事件的进程，而且改变围观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念，而这些人，是中国未来当之无愧的主人翁。

政治国家与网络社会

阿尔文·托夫勒在《再造新文明》中这样区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差异是，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对角流动，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交换着信息。

转型时期，通常也是波澜壮阔的时期。旧事物仍未完全消逝，新事物正在悄然成长，若有一项可能让这个社会脱胎换骨的技术突然出现，假以时日，这个社会整个架构都会在变局中动摇并重建。互联网之于今日中国，正是担当这一角色。

在《重新发现社会》里，我着重强调政治国家与网络社会/公民社会的区别。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中国一切唯政治马首是瞻，是社会横向联系严重收缩甚至归零的时代，政治主导了一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一场变革，将重心由政府设计一切的全能政治国家过渡到社会通过横向联系充分自治的网络社会，也就是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国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取得成绩，也在于不断地扩展了社会网络。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个层面来看，尤其从九十年代以来，除了政治意义上的结社（如成立政党）外，经济意义上的结社（如成立企业）与社会意义上的结社（如成立NGO）已经先后展开。这些经济与社会组织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繁荣，早已有目共睹。

而这一切，首先得益于社会网与互联网的整合或“二网合一”。它包括两方面：从精神层面上说，体现互联网精神的一些技术应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和接受，在和风细雨中开始融入并提升原有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观念，如维基百科让人自然想到维基政府。从社会建设来说，互联网为社会的横向联合提供了货真价实的条件。

2011年7月4日召开的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不过，据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计，在中国至少有300万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这则新闻的关键其实并不在该社会组织被政府承认，而在于此前有这么多社会组织在发育。就在几年前，浙江金华五十多个QQ群的代表聚到一起，宣告“金华市青年QQ群联合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以网络QQ群为会员的民间组织。对此，浙江省民政部门表示“其创新意义、探索价值非同一般”。就实际意义而言，互联网正在改变结社的定义。网络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工作和组织方式。在过去，结社有一个为之长远奋斗的明确目标，而现在互联网上的结社，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选择通过MSN、QQ以及微博进行交流，带来的是互联网时代的社区政治。

清末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经历诸多艰难困苦甚至无谓的流血挫折后，在中国试图平稳地穿越唐德刚说的“历史三峡”，期望完成第二次文化大转型的时候，互联网革命与中国社会的持续变革踩在了同一个节拍上。如果愿意探讨一些更本质、更长远的东西，读者会发现，互联网在中国的拓展，对中国的最大改变既不是技术网，也不是社会网，而是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既是历史点滴的因承，也是无数观念汇集的实体。自由的社会，清新的空气，开放的政府，正直的人们，中华文明曾经领先于世界，后又一落千丈，当它再次打开国门，不只是为了缩小中国落后于世界的时差，而为了收获人的价值与尊严。

（根据课堂讲稿整理）

[1] Jeffrey Rosen ，The Naked Crowd， http://www.spiked-online.com/Articles/0000000CA5FF.htm

[技术]互联网精神

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最后一天，上帝说，要有网，于是我认识了你。

——佚名

前面的讲座中我谈到网络改变中国。如果问网络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答案是联结。

自古以来，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结，比如“喜结连理”、“千里姻缘一线牵”。在那里相遇是美好的。如果被棒打鸳鸯，实际上就是失去了联结，而“妹妹找哥泪花流”的背后，仍是希望能够续接一种联结。如果联系不上，人们还会通过其他的东西建立想像中的联结，比如通过信物，睹物思人。也有通过大自然完成这一联结的，如江河、明月。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开放与技术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越来越方便。打开微博，你能和数以万计的人面对面交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网络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无论是社会网，还是互联网，网络社会首先就是建立起各种联结，而在君权神圣、国家至上的年代，这种联结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中心实现管理的，所以秦始皇统一全国，“书同文，车同轨”，其实都是出于政治传播的需要。只是在道路与通讯落后的年代里，虽然中央试图集权，但往往力不从心。1839年林则徐到广东禁毁鸦片，从北京出发，在路上足足走了61天。这种硬件上的不足，客观上给地方社会的横向联结提供了一定空间。政府失去了联结，政府会面临崩溃。据说在明朝崩溃前夕的1629年，朝廷将驿递系统的国家预算砍掉30%，以缩减开支，结果却导致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各地通信中断，中央的政治控制减弱，地方官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到达京师。

封闭社会的特征是，权力部门力求上传下达，高效传播，同时尽可能阻止甚至割断社会的横向联系。社会在政治压力下也会积极配合，所以像茶馆这种本来是让人们相遇的地方，却会贴上“莫谈国事”的标语。说到底，这是通过政治的有组织来统治社会的无组织。

今天的中国，走在由封闭而开放的中途，兼有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两种特征：一方面，社会的横向联系每日俱增；另一方面来自权力部门的压力仍然存在。只是，现在的这种压力更多来自盘根错节的具体利益，而非像过去那样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统治。

关于社会组织与社会联结的发展，微博是最好的例子。短短几年间，便有几亿用户。由于时代的关系，微博在美国以社交功能为主，但在中国则更多扮演公共抗争和社会动员的角色。

为什么微博发展得这么快？短短两年间，便有数以亿计的用户。在此之前，我们没有看到哪个官员说要大力发展微博，居委会的老奶奶们也没有敲你家的门，直截了当或含沙射影地告诉你必须开微博。然而微博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不过，其间也闹过一些笑话：有官员不小心把微博当QQ，向全世界宣告他正在和谁开房。

此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物流。民营快递公司的发展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在买书方面，我不用跑到实体书店里去挑书，而是在网络书店买书，许多书在当天或者转天便送到了，而且送货员的态度也非常好。过去只有国营邮局时，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这种促进社会横向联系的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且不说行业内部有一些针对民营快递公司的歧视条款，单就公路而言，就已经给物流企业造成了巨大的运营成本压力，高速路桥费、停车费、时不时的罚款等各种税费支出居高不下，使物流企业叫苦不迭。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总共14万公里收费公路中，中国占了10万公里；中国95%的高速公路、65%的一级公路都是收费公路。繁重的公路收费对物流企业的“伤害”可以从一个侧面得到印证，据WIND数据统计，2010年A股19家高速路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全部在35%以上，利润率远超地产、金融业。而整个物流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不到10%，其中仓储企业的利润率只有3%—5%，运输企业只有2%—3%。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时任科协主席黄细花做过一次参与式调查：同一车货物，委托物流公司运送，从广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一车货物不但没钱赚，还亏了3200元。运输成本从广州至北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贵，中国的运输成本如此之高，叫老百姓如何生存？叫老百姓如何不超载？如何不逃费？而这些费用，相当一部分用在高速公路上。所以有人说，公路收费如同吸毒，一旦开始征收，想要收手非常困难。

所以我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里说，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能有今天的成就，关键不在于政府做了什么，而在于政府没做什么。只要放手的地方，或者没有来得及管的地方，一个行业就会很快发展起来，因为人有通过联结相互获利的天性，换句更好听的话说，人有合作的天性。政府一旦干预过多，这个行业就会萎缩，甚至根本就没有发展的机会。互联网能有今天的繁荣，实在是因为互联网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只是生长在书房与办公室里，更生长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

互联网文明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里说过，“历史从来就是在道路的两旁生根发芽的”。这句话很值得回味，我们通过道路、河流聚居，并因此衍生了古代文明，走向了现代文明。时至今日，我们在互联网上定居下来，通过互联网聚居，是不是也在孕育新的文明？

结合自己对互联网的使用与观感，每一位网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互联网的几个特点：对于好学者来说，互联网是信息的海洋、足不出户的图书馆；对于游戏迷来说，互联网是可以万人同沉迷的娱乐天堂；对于孤独者来说，互联网是没有地域之隔的交友俱乐部，在那里总会有人与你臭味相投；对于视听迷来说，互联网是全球最大的音像店，足不出户便可以将想要的影音资料收入囊中；对于心怀天下者来说，互联网是人声鼎沸的时代广场，从新闻到评论、跟帖，可以在第一时间获知刚刚发生的大事小情；对于淘金者来说，互联网是这个时代的富矿，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宝藏。

互联网对中国的改造，不只是建立起各种联系，同时它也在润物无声地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接下来从积极的方面说说互联网暗含了哪些精神，姑且就将它叫做“互联网精神”。

1.  自由精神

大凡心智正常的人，都会向往自由。互联网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普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发明——它穿透无数的边界与墙，拓展了人的自由。这既包括接受信息的自由、表达自由，也包括生活自由、行动自由乃至政治自由。如果说书籍是时间媒介，广播是空间媒介，那么互联网则是一种打通了空间与时间的媒介。过去你必须在图书馆或者办公室里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在家里完成。过去你必须在室内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在户外旅行中完成。过去必须接受把关人的审查才能发表文章，现在你只需轻点鼠标，便可以让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人看到。互联网使人的一切都得到延伸，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听闻各式各样的声音。

由于现实的种种原因，虽然在互联网使用方面会受一些限制，如有的网站因为封锁无法访问，但是这一切也都回到技术层面，以技术对抗技术。单从技术角度而言，互联网管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互联网开放而多中心的结构决定了理论上人们可以抵达互联网的任何节点。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控制互联网就好像是“试图将果冻钉在墙上”。如今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在使用互联网方面的自由有了更多的自由，即使回到没有网线的偏僻乡村，你也可以自由自在地上网。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存在互联网管制，一些有技术的人可以获得他人未能得到的信息，这种马太效应不仅可能造成越来越大的数字鸿沟，而且会形成民意的分裂。

2.平等精神

虽然“数字鸿沟”的存在仍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其蕴含的平等精神。一方面，所有电脑生来平等。只要有网卡，有网线可以接入，它就能上网。另一方面，作为网民，他们也同样有着平等的身份。谁也别想在网上标榜特权。中国有副部级官员、正局级官员，但是没有副部级网民、正局级网民。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生动地提到：“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

3.公共精神

对于每一位网民而言，互联网是一个公私兼顾的平台。通过互联网，你可以处理私人事务，比如发邮件、发私信，用QQ、MSN等网络工具聊天。与此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就某个具体的公共议题进行讨论；孙志刚案、周久耕案、周老虎事件、李庄案、唐福珍案以及使红十字声名狼藉的郭美美炫富事件等等，各种热点讨论层出不穷。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11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截至201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数以亿计的网民构成无数支庞大的围观力量。

互联网既然是一个使人相遇的平台，就无可避免孕育网民的公共精神。时至今日，尤其伴随着网络新生代的成长以及各种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公共事件的具体进程，或者只是围观。然而，这种围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袖手旁观、冷眼旁观。一方面，网络围观是另一种形式的在场表白；另一方面，围观不只是改变公共事件的发展进程，更改变围观者的观念。即使是一位袖手旁观者，也会因为围观而在内心埋下公共精神的种子。正因为网络公共精神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政府官员、普通市民开始意识到对网络要心存敬畏。《尚书·泰誓中》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当怀有公共精神的网民走向可以承载公共精神的网络，网视即已化为民视。

4.开放精神

应该说，正是互联网上热情洋溢的开放精神，造就了互联网上的自由与繁荣。这种开放，首先体现在地理上的开放，从早期互联网雏形阿帕网走出美国军营逐步社会化开始，互联网开放的逻辑就注定会让它冲出美国走向世界。所谓网络无国界，凡互联网可以抵达的地方，人不分肤色种族，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上网。在此意义上，开放不仅增添了自由，更促成了平等。

其次是内容上的开放。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发布与获取信息的平台，信息发布到网上，为人所见，就会被人阅读与传播。活跃于互联网上的一些关键程序，也在支持这种内容上的开放与互联，正是由着这种开放精神的驱使，互联网才有机会从过去的静态网页发展为人人可以互相关注的自媒体，进入“我即媒体”（I the Media）的时代。如果说传统的博客是日志，如今的微博则是“时志”、“分志”乃至“秒志”。晒生活、晒观点、晒理性、晒心灵……在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借助开放的网络发行自己这一份自媒体。

此外还有技术上的开放。包交换理论到TCP/IP协议奠定了互联网的开放框架。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技术上的开放性框架，就没有今天席卷全球的互联网。

5.试错精神

如果熟悉什么是beta，什么是trial，什么是update，就知道互联网上流淌着一种怎样的试错精神，不断试验的精神，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

试错理论的经典解释来自英国著名自由派学者卡尔·波普尔。与那些自称其所坚持或者信奉的理论为绝对科学的思想信徒不同，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之为科学，就在于其可错性，亦即有被驳倒的可能性。一种理论，唯其可能是错误的，才能在检验和批评中继续生存。波普尔把科学的增长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P1-TT-EE-P2，即科学从问题开始→提出试探性解释的理论，即猜测→经过批判性的检验，排除错误，并筛选出逼真度较高的新理论→新理论被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证伪，又出现新问题。以上四个环节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波普尔由此指出，科学最根本的性质就是猜想与反驳，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试错法”，即尝试与清除错误的方法。科学的试错法要取得应有的成果就必须做到既大胆地尝试，又足够严格地检验（正如胡适先生指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互联网的开放与包容使反复测试与飞速发展成为可能。有人说，我们要一个成熟的产品，这个理由当然是好，但在互联网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成熟产品更令人绝望的——因为这意味着这个产品没有了改进的可能。所以Google将敢于犯错视为创新的关键。Google推出的几乎每一个新服务项目都是测试版：一次测试、一项试验、一项进展中的工作、一件半成品。

6.生活精神

互联网是生活的媒介，也是最能体现后现代精神的媒介。打开网页，进入赛柏空间，到处都是生活的气息，都是后现代的气息。工作、学习、交友、聚会，人们之所以对互联网须臾不离，是因为它不仅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更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生活的媒介。在这里，有人精神百倍，投身于事业的打拼，也有人空虚、寂寞、无所事事……因为后者，有人创造了“无聊经济”一词，以网聚“无聊的力量”。人人皆可表达的时代，注定是琐碎的时代。网民不仅在互联网上拼出了无以数计的生活的细节，同样奉献了各式各样的嘲笑。网络消解了权威，一只无辜的羊驼在那里变成了“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网络制造了神话，一句“贾君鹏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在一日内会获得数以千万计的转载。互联网让政治回到了生活，让工作回到了生活，让娱乐回到了生活。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即使穷途末路的维权人士，也喊出了“在生活中维权，不在维权中生活”。

与过去不同的是，手握键盘与鼠标，他们不再是一个构造简单的听话筒，而是一个随时可以走上前台表达的意见终端。网民通过娱乐或者解构重拾生活意义，通过无数网络用语的发明找回生活的语言。他们不仅发明了网络话语，制造了无数草根英雄，而且以自己的方式拒斥他们并不认同的政治话语与政治精英。

7.契约精神

经常出国旅行的人会抱怨一件事情，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插头无法通用，为此你不得不提前准备好一个转换插头。多样性让人赞美，但是有时候也会给人徒增烦恼。同样给大家增加烦恼的还包括各式各样的手机充电器。正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一些行业委员会便制定出本行业内的标准，以协调生产与发展。这也正是公共契约的价值所在，它减少了浪费，增进了效率。

如果没有一个共同遵循的原则，互联网就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间获得如此突破性的发展。虽然今天的互联网装满了各种原则，但是作为一个基于合作的平台，一个开放的平台，互联网正是通过一个个协议完成自身的革新。

8.自治与分权

互联网的发展使其去中心化的特征愈发明显。一方面，各种网站层出不穷，所谓门户网站从来没有起到过门户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网民被新兴的互联网服务尤其是被SNS赋予能量，蝴蝶效应随时可能出现。

互联网的诞生，起因是美国军方试图分散苏联核威慑的风险，因为原有军事网络系统的中央控制中心一旦被摧毁，整个网络就会陷入瘫痪。正是在此背景下，阿帕网在建立之初便遵循了三个原则：灵活性、无指挥中心、每个节点最大程度的独立性。这三个特点，也是今日互联网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去中心化条件下的分权与自治。

互联网结构是一个天然的分权结构，网络上不计其数的网站与社区同样是各自经营与维护。网络把知识下放了，权力从生产者手里转移到了消费者手里。至于徜徉其间的网民，更是充分体验了这种自治精神的好处。互联网刚刚兴起时，最打动网民的就是他们对信息的获取从推（push）变成了拉（pull），而且琳琅满目的选择足以怂恿他们用脚投票。这只是转变的开始。经过从静态html文档到博客的转变，再到今日炙手可热的微博，网民不但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手机表达自己的所想所见，而且能够定制自己的圈子与社群。

9.合作精神

没有谁会否认，互联网首先是人类合作的产物，而这合作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炫目的合作。不仅伟大，而且有用。

具体到互联网应用上，从早期飘浮在互联网海洋上的孤零零的网站，到今天“我即媒体”的微博，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各种形式的合作。合作精神不等同于公共精神，有合作精神的人，并不一定有公共精神，反之亦然，但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会互相促进。

互联网上，多样性已经胜过了专业能力。在网上你可以找到各种兴趣小组，从给最新的影视剧配字幕的翻译高手，到豆瓣网上名目繁多的书友会、碟友会，最让人惊叹的是各种百科网站的兴起，如维基百科、互动百科等。

信息的合作与自由可能要比竞争与私有权更重要。让我们记住这句话。互联网的发展很好地佐证了这一判断。私有更像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它是创造的出发点，而更多价值的实现，仍然少不了交流与共享，少不了众人拾柴，少不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与此同时，随着维基百科的出现，人们也开始探讨是不是可能建立维基政府，那是一种民众广泛参与的全新的决策模式。

文明的棱镜

谈到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比了西方在东方遭遇的两种态度：十六世纪，西方文明主要是以陌生的宗教形象而出现的，而在十九世纪则以新兴技术的面目出现。前者受到了抵制，后者受到了欢迎，结果迥然不同。

为什么接受一种新技术要比接受一种新宗教容易得多？汤因比接着打了一个比方：外来文明有时候就像穿过棱镜的光束一样。在光学中，光谱中有些波长的光比其他波长的光具有较大的穿透力。“在西方对远东的冲击中，西方文明射线中的科技成分克服了阻力，而这种阻力却阻碍了宗教成分的传入。宗教与科技这两种文化成分在穿透力上的不同，不是在远东和西文这两种文明的关系史上所特有的现象……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阻力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最开始科技显得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会成为猎奇的对象，因此遇到的阻力要小，而一旦进入，便会形成一种登门槛效应或者拖拽效应，被冲击的文明会思考这种新科技背后的文化内涵、创新模式甚至政治体制。

回顾近两百年来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流，西方科技的引入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与民情，一方面它有外来文化主动输入的痕迹，甚至暗含暴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人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既包括科技本身，也包括自由、民主、正义等有关人权的现代观念和制度设计。

互联网扮演的正是汤因比所说的“长光波”角色。正如民主并不只是一种制度设计，更是一种思想观念、生活气质和时代风尚，互联网带给中国的也远不是一种新兴技术那么简单。互联网包含的自由、平等、互动、共享、开放、自治等精神，使中国人很快接纳了它，因为在每个中国人内心，早就遥相呼应，埋下了这些互联网的种子。

在某种程度上说，互联网是冷战的产物。它产生于大型科学研究、军事研究以及自由主义文化的交汇点。当原有的军事属性慢慢被剥离，互联网的发展更依赖于大众与技术精英、商业精英的合谋。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过，“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忠诚的有思想的公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确，这是唯一不变的真理”。虽然就技术本身而言，互联网的中心化趋势也在孕育着某种潜在的危机[1]，但我始终相信，那些能使世界走向美好的观念与技术，一定会给中国带来一个美好的前途。

（根据2010年《晶报》讲座内容整理）

[1] 在其他有关互联网的演讲中，作者认为互联网正在孕育危机，即出现了“去中心化的中心化”的悖论。互联网因“去中心化”和“多中心”模式而发展与兴盛，然而经过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具有吞噬效应的互联网也在摧毁越来越多的行业。传统产业大规模向网络移民，开启了一个把所有鸡蛋装进一个篮子里的惊险游戏。

[道德]为什么要相信道德

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

—— 贝多芬

面对道德，当代中国人难免给人一种态度暧昧的印象。一方面，他们贬低道德，不相信道德，似乎要抛弃道德，因为法律才是关键；另一方面，他们又明白无误地宣称中国正在面临一场道德危机，似乎要拯救道德。态度暧昧的背后是一种逻辑上的尴尬：造成这场道德危机的根源，恰恰是人们不再相信道德。

为什么中国人不相信道德，一个自称有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有无数道德君子的国家，为什么面临道德危机？中国人失去道德能力了吗？

不能说当下中国人已经远离了道德生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道德一词在这个国家已经变得声名狼藉。就国家而言，政府一讲道德，民众就会发笑——“请先治理好贪腐问题再说吧！”社会上也有人谈道德，但情况通常不妙，他们常常会被沾上“道德分子”的恶名——“除了道德暴力，你还会点什么呢？”

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道德的批评真是层出不穷，最有名的是黄仁宇的批评，他在《万历十五年》里断言中国历史上两大问题：一是缺少数目字管理，二是以道德代替法律。此前，胡适也曾这样批评空谈道德的人：“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是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讲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情味的国家。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大谈道德、高尚，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明恩溥更是直截了当，在他眼里，当年中国官员的生活和国事文件，就像读卢梭的《忏悔录》一样，里面总是充满着最高贵的情感和最卑劣的行为。

我看到的有关道德的最尖锐的批评，来自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在他笔下，道德有时不过是失利者的良心发现。他讲了个故事，有天晚上，一个人趁着夜色去邻居家的菜园子里偷了个西瓜，回到家里一打开才发现是个生瓜。纪伯伦说，接下来奇迹发生了：这个偷瓜贼突然良心发现，为自己偷了别人的西瓜而悔恨不已。

如果需要，我还可以举出一些对道德进行严厉批评的例子。不过，任何明辨是非的人都知道，上述所有批评，并没有真正否定人应该具有的德性。他们反对的，是虚情假意的道德，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偷梁换柱，而非那些能够真正提升人类精神生活、可被视为“秩序之母”的真道德。以胡适为例，如果他放弃了对德性的追求，在他死后蒋介石也不会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更别说台北有几十万人跑到街上为他送行。

我不是一个热衷于谈论道德的人。但是，如果因为假道德流行，我们便唾弃真道德，这不是大义灭亲，而是“恨令智昏”的自暴自弃。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强盗那里买了一块假翡翠，发觉上当，却不敢找强盗评理，反而怒气冲冲跑回家，砸了家里祖传的真翡翠。

法律如何可能

今日中国社会，比道德沦丧更令人痛心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道德。有人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学家伯尔曼也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就形同虚设”，如果我们承认法律的制定源于一个社会的整体上的道德需要，而一旦所有道德基础都崩塌，那人们为什么要相信法律？如果法律被信仰正是因为它是建立于道德的内核之上，一部没有道德内核的法律又怎么可能得到真正运行？

与此同时，还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当法律不在场，道德也不在场时，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妇女在公交车上被歹徒当众强奸，所有看客都对此置若罔闻。类似“只围观，不救人”的悲剧在中国并不少见，显然，这里缺位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

对于见死不救、见义不为，人们会找出很多理由，比如一个人不敢上去制止，可能是因为陷入了“囚徒困境”，他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帮他。还有一种可能，即“责任分散”，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救？等等。其实最关键的因素，还是道德不在场。

假如这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社会，情况则完全不同：

其一，道德勇气会使人勇敢。

其二，道德底线将打破围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协调每个人集体行动。

其三，道德在场意味着是非在场，道德压力使作恶者畏惧。

奥古斯丁曾经说过，所谓美德不过是一种正确的爱，它让你爱应该爱的，恨应该恨的。在此意义上，道德并非只是品行，更意味着明辨是非。当法律形同虚设或者法律不在场时，社会还没在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在场的道德仍然不失为守卫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为法治不彰而贬低道德，和因为伪善盛行而唾弃道德一样，都是一种自暴自弃。任何一个功能正常的国家，都不会贬斥道德。对于身处转型期的国家，道德与法律更可以互为良药，同舟共济。一方面，善法可以提升道德的水准，另一方面，道德可以打破恶法的坚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道德也被放弃，不但所有的秩序都崩溃了，而且社会也将丧失重生、再造的可能。

正因为法律对应的是权利，托克维尔认为，除了一般道德观念，没有什么观念可以与权利观念媲美。权利观念无疑是道德观念在政治层面的运用。

“全民腐败”与集体自污

网上流行着许多似是而非的话，比如：

“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不公平，而是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真正应该反思的。”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这些话，更不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明明是他们，非要说是你们；明明是你们，非要说是我们；明明是一部分人货真价实的腐败，非要说是所有人趋之若鹜的腐败。通过这种“泛腐败论”，腐败竟变成了人人皆可道德上免责的当代中国文化。同样的论调还有国民性批判，国民性批判实则是一种“反向歧视”加“集体自污”。这不是时人的清醒，而是甘于道德自污的堕落。

我还看到有人说今日中国是“全民腐败”，甚至说“官场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全民腐败”。我代老家村口的老头老太太们问一声：中国何时机会均等“全民腐败”了？那些不掌握任何公共资源者如何腐败？

你指责官员腐败，他说你有什么好议论的，你当官了不也一样腐败？这种现象，无异于城管在打人，你不去制止他，反而责备自己有问题，说如果你是城管，你也会打人。在这种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的社会里，结果只有一个：坏人无所不能，好人无所作为。

所以我说，这种“大家都有病”的逻辑，实际上是在消耗一个社会的道德资源，而这种道德资源，本是推动一个国家社会转型所必须的。

如何以德治国？

我素来反对政府所谓的“以德治国”，但我并不认为“以德治国”一无是处，在这里有两点需要探讨，1.政府如何德治社会？2.社会如何德治政府？

第一个问题，政府参与社会治理时要尽可能体现出自己的德行，而不是要求社会有德行。如果执法者遵从法律，并且有德行，社会自会朝着好的方向走。比如在2012年底，美国有位交警在给一位生活困难的汽车司机开罚单的时候，暗中给了这位司机100美元。正是因为执法者体现出的德行，这条新闻里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最可怕的情况是，政府单方面要求社会在德行之内服从，而自己却在法律之外为所欲为。

第二个问题更为关键。如果世界上有德治，我宁愿将其理解为社会以德行要求政府，而不是相反。前面已经说过，法律源于道德，而道德本应由社会生产，在此基础上授权政府去制定并执行法律。如果道德也由政府生产，那社会便完全成了国家的奴仆——这也正是封闭社会的首要特征，即“有什么样的政府，便有什么样的人民”。为什么我们需要言论自由，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性吗？不是。言论自由的另一个价值还在于表达自己的道德或者价值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需要治理的是公权力的德行。在规则还没有制定起来时，道德力量助其创立；当创立的规则被认为不义时，道德力量助其消亡。套用尼布尔的话来说，人有恶的倾向，所以法律成为必要；人有善的倾向，所以道德成为可能。道德的魅力更在于它沟通人心的能力。人们通常认为，道德是一种自律行为，而法律是一种他律行为。事实上，道德所暗含的感召力（扬善）与羞耻心（抑恶）同样具有他律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艾丽斯·保尔、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备受推崇之原因。在一个充满仇恨和不平等的世界里，他们不仅唤起了同代人勇敢地面对不公，同样以他们的艰忍唤起了统治者的羞耻心。

甘地说：“我们会用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来对抗你们施加痛苦的能力。我们会以灵魂的力量，来对抗你们肉体的力量。我们不会恨你们，但我们从良知出发，却绝不会服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尽可以对我们随心所欲，我们却依然会爱你们……”这就是非暴力的力量，而非暴力的力量，说到底就是道德的力量。

身处转型时期，尤其是在普通民众并没有掌握选票、法律、刀剑等政治工具的时候，道德几乎是唯一的武器。所谓言论自由，在相当程度上是道德表达的自由，否则舆论压力便无从谈起。

没有哪个转型国家，不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撑。道德有可能杀人，也有可能救人；可能捍卫旧世界，也有可能开创新世界。看看《论公民之不服从》中有着怎样的正义，梭罗说，如果政府进行的是不义的战争，那么作为公民就权利拒绝缴税。看看马丁·路德·金在为黑人争取权利时保持了怎么样的克制与宽容。如果还不够，请再看看艾莉丝·保尔，作为一个贵格会信徒，如何在“寂静的哨桩”(Silent Sentinels)运动中为实现平等理念前仆后继。1917年到1919年间，正是因为艾莉丝·保尔及其支持者的坚持，日复一日在白宫前面举旗质问威尔逊总统，才有可能有了随后的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使美国妇女获得了与男人同等的投票权。她们甚至不用喊激烈的口号，只是在举起的旗帜上发问——“威尔逊总统先生，我们什么时候有选举权？”

费城独立宫前面的华盛顿像。 作者摄

1917年到1919年间，艾莉丝·保尔发起“寂静的哨桩”运动。白宫门前，每天都有几位妇女举着旗帜，质问威尔逊总统妇女何时有投票权。1920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承认妇女的投票权，艾莉丝·保尔梦想成真。

康赛普西翁·皮克切特，白宫门前的著名老太太，从1981年开始，她便一直驻扎在这里抗议美国的内外政策。你可以不同意她的观点，但不得不赞叹她以白帐蓬对抗白宫的坚持。作者摄

简而言之，在一个功能正常的国家，选民可以通过选票表达他们的道德诉求或利益诉求，而在一个功能尚未正常的国家，尚未获得选票的人可以通过道德压力来争取选票。

早在高中的时候，我有幸在偏远的农村读到雪莱的诗歌，了解他短暂而美好的人生，并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向导。在后来的英文阅读中，我更惊喜地发现，他曾被甘地视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先驱，进而对他了解更多。可惜的是很多中国人只知道《西风颂》里的雪莱，而不知道《无政府主义的假面游行》里的雪莱。在这首长诗里，雪莱说，如果有人作恶，我们却无法制止，那我们也要像寂静的森林一样挺立，而当作恶者平息了对人民的怒气，回到街上，我们每一位妇女都要鄙视她。如果好人必须把监狱填满，坏人也必须在狱外孤独终老。

“完美的绑架”

还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

其一，尽管我在这里讲道德的力量，但我并不希望道德成为外加的大棒，而希望它成为从人心里长出来的人间食粮。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道德暴力，比如强迫别人按自己的要求爱国。与此同时，我也并不认同公众对精英的道德期许可以简单地归类于道德暴力。当一个精英获得了世界性的话语权，民众期望他说一点有益于社会开放的话，显然是和暴力无关的。

其二，推崇道德并不代表要生产道德完人。在过去，道德被“圣人”与“榜样”所代言，然而这种完美的预设在开放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几十年来以政治要求塑造的道德完人，一旦倒塌，所毁掉的恰恰是道德本身。

如何避免这种“完美的绑架”，最好的办法还是就事论事。比如说，马丁·路德·金并非世俗精神要求下的完人。在他死后，FBI透露马丁·路德·金在全美各地演讲时曾经嫖娼，然而这些细节并不影响世人评价他在追求美国梦时的道德勇气与坚持。

美国人珍惜在马丁·路德·金身上的道德资源，美国人花了15年时间、耗资1.5亿美元为他在华盛顿纪念碑边上建立了纪念园。“我有一个梦，有朝一日，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而是以品行来评判一个人优劣的国度里。我今天就有这样一个梦想。”那一刻，金说出了所有黑人的梦想。

2012年的一个冬夜，我这个纪念园里细细地读过上面的每一个字母，并在下面这句话前面停留许久。

“Darkness cannot drive out darkness, only light can do that. 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 only love can do that.”(黑暗不能驱逐黑暗，但光明可以；仇恨不能驱逐仇恨，但爱可以。)

这里没有法律，没有刀剑，有的只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恒久召唤。真正的道德，是人心的决断。真正的自由，在于你决定要过美好的生活并且为之努力。

道德与神性

常言道，动物知足而不知耻，人知耻而不知足。对于人类来说，知耻是对不知足的一种平衡。所谓道德，归根到底是灵魂上的事情，也正是因为有道德自觉，因为知耻，人才不愧为是一种有着神性的存在。虽然生活的磨难、人性的复杂会时而遮蔽这种神性，但当一个人会为他人的不幸而哭泣，我敢断定，这里有神性的光辉。

相信道德与崇高，同样是给人性一个神性的出口。相信道德与崇高，意味着开始具备一种精神能力，正确地理解生命与生活，并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找到安宁的归宿。我之所以认为康德以后的哲学误入歧途，是因为那些浅薄的哲学家剔除了人所具有的高贵与神性。康德说，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敬畏星空与道德，就在敬畏自然与人的神性。所以康德说，上帝在我头顶，也在我心中。

我曾将人的发育分成兽性、人性和神性三阶段。兽性阶段我活你死，是人最私的阶段；人性阶段人同此心，你我共生；神性阶段为别人活得更好自己可奉献牺牲。人正常发育，从野蛮到文明，即为兽性减少、人性中和、神性上升的过程，所谓善恶，即在于三者混和之比例。

我没有无条件讴歌神性（革命年代的神性常常会沦为一种暴力），也不是在谈进化论（若是进化论，就不会有由神返兽的过程，难道我们还能变成单细胞动物吗？），我谈的是人一生可能的变化，而非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有些事件可以援此解释，比如小时候我在乡下生活时，曾经撕碎过昆虫，作为孩子，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恶，而现在完全不忍，那是因为我心中长出了慈悲心。

回到前文提到的“泛腐败论”，我绝不相信“仇恨腐败”的人都想着自己腐败，我绝不相信批评体制的人都是想进入体制内，我绝不相信中国没有想堂堂正正过体面生活的人。我虽不信神，但我相信人的内心有被掩蔽的神性，相信世界有着某种永恒的秩序。今日中国人若能相信些东西并有所敬畏，有所珍惜，坚持的人多了，这个社会自然会好起来。

（根据课堂讲稿整理）

上图：不要等着有人来带领你，先独自去做吧，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德兰修女）

下图：在非暴力反抗的字典里没有敌人。(甘地)

[传统]中国人的自由传统

我山之石，可以攻玉。

——作者

鹅城的百姓也来了吧？最近流行《让子弹飞》，许多人看了都很激动。今天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金条，只发言，没想到还是来了这么多人。

陪我一起来的还有刘瑜，我知道许多人主要是来看她的。刘瑜是我佩服的思考者。我们“青梅竹马”，从小在同一个湖边长大，她在湖的东北边，我在湖的西南边。不过，这湖有点大，是鄱阳湖。后来，我们都上了大学，然后出国念书，接着又做了几年同事，她是《南风窗》驻美记者，我是驻欧记者。再后来，就是我们写的两本书都得了图书奖。现在，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又坐在了一起。

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两本书：一本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另外一本是房龙的《我们的奋斗》。和前一本相比，知道房龙这本书的人并不多。它的英文原名是“Our Battle”，如果译成“我们的战斗”也许更准确些。

1937年希特勒出版《我的奋斗》，紧随其后，1938年房龙出版《我们的奋斗——对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回答》。从书名不难看出，这是一本反纳粹的书。1939年，德国入侵房龙的故国荷兰，一年后房龙的《宽容》再版[1]。鉴于世界局势每况愈下，出版商建议房龙删去最后一章，理由是最后一章对世界过于乐观，里面充满了崇高的希望和欢呼。为此，悲观的房龙给书特别加了一篇后记，题为《这个世界并不幸福》。房龙说，“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伴随我的结束语，比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合适”，因为现在正在被践踏着的宽容，过去不曾实现过，将来大概也不能够实现了（很凑巧，今天正好是两个人的祭日，一个是海子，另一个是贝多芬）。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非但“宽容的理想惨淡地破灭了。我们的时代仍未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而且，“很明显，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点过早。在近六年的发展中，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开始使最抱有希望的人们相信，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纪”。

事实上，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二十世纪，它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科技上的成就，但就其造成的苦难而言，远比中世纪严重得多。中世纪让我们看到的是蒙昧时期的荒诞，而在科技昌明的二十世纪，我们看到的却是理性的冒险和文明的野蛮。二十世纪人类不仅发明了机关枪与集中营，而且将它们普及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当年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曾经流行一时，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这里一度被奉为“当代三大怪杰”。

即使是在今天，我也不认为人类彻底走出了野蛮。且不说三四十年前中国的“文革”，就是在1994年，非洲还发生了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有近百万人被杀，平均九个卢旺达人就有一个被杀掉。当然，真正导致人被杀的，不是杀人者的武器，而是杀人者的观念与行为。

“这个世界并不幸福”，虽然今天的世界比房龙时代大有进步，至少在世界和平方面是这样，但许多人并不幸福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上，人类并非只是处在文明的风险之中，同样处于大自然的危险之中。最近日本地震、海啸以及随之而来的核危机也表明这一点。我们无法改变大自然的观念，但是可以改变人类自身，让我们可能经受的人祸越少越好。人性不分古今中外，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其实在人性方面并没有明显提高，真正有所改变的是观念，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施与的行为。关系变则人心变。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是美国，美国可以说是一个建立在观念上的国家，而诸种观念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传统。

先秦群星闪耀时

常常听人说起，中国没有自由传统，尽是奴性与黑暗。这点我是非常不赞同的。往近处说，有王国维和陈寅恪，他们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推崇，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自由传统。此外还有胡适、储安平。传统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因为它被淹没了，就否定其存在。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日渐开放，这些曾经被淹没了的思想，今天已经广为人知。

回溯古代，中国也有自由传统。先秦时期，更是群星闪耀，否则，胡适何来信心“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如果大家对先秦诸子涉猎不多，不妨从《吕氏春秋》开始读。很遗憾历史没有留下编纂者的名字，而只有“吕不韦门客”这个集体称谓。

这是一部杂家经典，里面收集了各门各派的学说，绝对算得上是春秋时期中国思想的集大成者。透过其中许多寓意深刻的故事，甚至可以说，《吕氏春秋》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现代性，有着并不亚于甚至超越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比如对财产权和人身权的重视，对生命和自然秩序的敬畏，对地方自治和包产到户的肯定，对言论自由和精神独立的颂扬，对种族平等、人权高于主权的推崇，包括我们今天讲得比较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可以在《吕氏春秋》里找到。像《重己》、《贵生》等篇目，完全应该收入中小学教科书。关于《吕氏春秋》，去年在燕山大讲堂我提到过。为了更好地探讨中国古代的自由传统，先向大家介绍《恃君览》一节中的两个小段，看看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有着怎样的自由思想与国家伦理。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

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

第一段的意思是，凡人所具有的本能，爪牙不足以保卫自己，肌肤不足以抵御寒暑，筋骨不足以趋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击退和禁止强悍之物，然而人还是能主宰万物，控制禽兽，降服凶害之毒虫，寒暑燥湿不能为害，这不仅仅是人们先有准备，还因人们群居在一起。群众聚集在一起，对彼此都有利。这段话和克鲁泡特金在1902年出版的《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观点相近，克鲁泡特金认为自然界的法则并非只有达尔文主义中的竞争和适者生存，还有合作、互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进化的主要因素。他认为，这一理论是对达尔文生存斗争学说的一种补充。没有互助，达尔文的学说就不是完整的。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想以此理论证明，由于人类具有互助的本能，没有国家和没有任何权力支配的社会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较之有国家和有权力支配的社会可能更完善。无论你是否赞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人类需要合作，否则无以生存。

第二段讲的是国家的起源。正是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会产生以强凌弱的种种矛盾，故而需要秩序。如果没有君主的部族或者国家，他们的人民有如麋鹿禽兽，年轻的役使年老的，年老的畏惧强壮的，有力的人被认为是贤德之人，残暴傲慢的人受到尊敬，日夜相互残杀，没有停息之时，以此来灭绝自己的同类。圣人深深懂得这样带来的祸患，所以替天下做长远的考虑，没有比设置天子更好的了；替一个国家做长远的考虑，没有比设置君主更好的了。设置君主不是让君主谋取私利，设置天子不是让天子谋私利，设置官长也不是让官长谋取私利。

同样是这段话，有个西方人在两千年后想明白了。他是十七世纪活跃于英国的霍布斯。霍布斯有个著名论断——“人对人是狼”，是说在没有国家之前，人与人之间互相侵害，为了避免狼战，人们缔约成立了国家。霍布斯最开始是拥护君主专制的，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二部分《论国家》中，在坚持王权绝对的观点的同时，又试图表明，当君主已无法再履行保护臣民安全的职责时，臣民就可以解除对他的任何义务，并转而服从于一个新的君主。

从《恃君览》可以看出，中国的古人已经有现代国家观念了。国家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的，而不是为了统治者的各层官员而设的。诸位知道，中国古代还有“吊民伐罪”一说，意思是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暴君，那么其他国家就有义务前去慰问那里受苦的人民，讨伐有罪的统治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吊民伐罪实际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契约精神，如果君主有悖于民众，那么民众就有理由推翻他；二是当暴政发生，来自外部的正义力量可以对其进行干涉。这实际上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那些不认同“人权高于主权”的人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联合国正是基于人权高于主权这一价值而建立的。

其实，在认同主权高于人权的人里面，意见和出发点也并不相同。一种人把主权当实体来崇拜，更多是情感因素，作为一种单方面的意义赋予，这方面其实是无法讲道理的，只好各自保留意见。另一种人把主权当工具，认为主权是保卫人权的工具，如果没有主权的保护，人权就得不到保护，所以主权比人权重要。这里有个逻辑上的问题。主权像衣服，为我们御寒，主权的确很重要，但是谁能说我们的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呢？另一部分人则将主权当作自己谋利的工具，他们做了侵犯人权的事情，却又拿主权为挡箭牌，禁止舆论对其说三道四。更有甚者，比如说现在的利比亚，据说卡扎菲为了抵抗国际干涉，还骄傲地宣称已经组织了人盾、肉盾。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卡扎菲政权高于一切，它既压倒了主权，也压倒了人权。被选作人盾、肉盾的人民，就像“国家储备肉”一样在关键时期被派上了用场。我以为这不只是简单的不人道，而是天大的罪恶。

《吕氏春秋》是怎么看国际干预呢？在《荡兵》一节里有这么一段话：

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

意思是，古代圣王主张正义的战争，而没有废止过战争。战争由来已久，与人类一起产生。

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振乱》）

这段话讲的是，如果社会太乱，人民的痛苦不能再增加了，如果人民水深火热，无处申诉，那么贤明的君主和有才干的人就应该起兵讨伐，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中国有个成语叫东征西怨。这个典故在《尚书》和《孟子》里有都记载，讲的是商汤的王师向东边征讨暴君时，西边的老百姓表示不满，因为商汤没有先去拯救他们，那儿也有一个暴君。孟子里还有一句话与此相关，“诛其罪，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滕文公下》）。所谓“吊民伐罪”，就是慰问受苦的百姓，讨伐有罪的统治者，这是古代贤明君王必须承担的道义。现在就国际干预而言，观点不一，但在中国古人多半是主张干预的。即使墨子反战，其守城也可以理解成另一种形式的干预。主张不干预，有的是希望主权独立，有的则是为了保持作恶的特权，就好比有的人不想管别人打孩子，其实暗含一种肮脏的交易，即我不管你打你家的孩子，你也不要管我打我家的孩子。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曾经将此解释为“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君权”。

接下来，如果你不是一个暴君，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君王，但是别人觊觎你的土地，你不给他，他就杀戮你的人民，这时你会怎么选择呢？《吕氏春秋》有一篇题为《审为》，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不忍为也。皆勉处矣，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以养害所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这里的太王亶父，也就是周文王的祖父。他居住在一个叫邠的地方。狄人攻打邠地。太王亶父献上皮毛布帛，狄人不肯接受；献上珠宝玉石，狄人也不肯接受，因为他们最想要的是土地。太王亶父考虑再三，就对臣民们说：“与别人的哥哥一起居住却要使他的弟弟被杀，与别人的父亲一起居住却要使他的儿子被杀，我不忍心这样啊！大家都勉强住下去吧，当我的臣民和当狄人的臣民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我听说，不应该用养育人民的土地来危害所要养育的人民。”于是太王亶父拄着杖离开了邠地。可是臣民不舍得他，还是成群结队跟着他，于是他们又在歧山上建成了国家。

太王亶父又称古公亶父，是个广施仁政很有德行的人。孟子曾经赞扬他专情妃子太姜，不娶其他妻妾，故而“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据说后世以“太太”尊称已婚妇女，便和太姜有关。但就弃城一事，肯定有人会说周文王的祖父太软弱，这不是投降主义吗？什么反抗都不做，太不政治正确了吧？按现在的政治观念，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会这样评价周文王的祖父。当然，有的人会退一步想，周文王的祖父在我弱敌强的时候如果不走，恐怕也就没有了后来的西周了。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周文王的祖父知道，和土地相比，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不以所以养害所养”，这里说的是土地，即不应该用养育人民的土地来危害所要养育的人民。同样的道理，国家本是用来保护大家的生命和自由的，人民成立国家，也不是让它来危害人民的。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句话：“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在周文王的祖父看来，如果只是更换统治者，如果狄人能够像他一样善待自己的臣民，自己离开了，虽然自己损失不小，可是人民损失并不大。但如果打仗使许多臣民丢掉性命，不啻让这些臣民因为自己的占有欲而作了不可挽回的牺牲。

这种相对开放的政治观念在今天许多国家可能都行不通，但它也不无道理，更不能将之简单地理解为“投降主义”。当年德军侵略巴黎，巴黎放弃了抵抗，最后的结果是巴黎保存下来了，德军也被消灭了。宁为玉碎不难，难的是在乱世之中不为瓦而伤玉。如果不考虑戎狄的侵略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周文王的祖父的做法甚至有点现在“让渡主权”的意味。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中国的古人明白统治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被统治者的利益，政治国家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自身的利益。简单说，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便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国家的观念，其中有些观念甚至至今还有些超前。

翻阅《吕氏春秋》，你会发现许多与现代政治伦理相关的章节。比如《贵公》：“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同样是在《贵公》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这些都是在讲公平的重要性。又比如《去私》里有这么一句话：“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遂长焉。”这些话和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原理[2]颇为神似。

再看《用众》里的这一段：

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观之，吾未知亡国之主不可以为贤主也，其所生长者不可耳。故所生长不可不察也。

一个人生长在A地讲A地的语言，生长在B地讲B地的语言，如果将生长地对调一下，他们会讲被调换之后的地方的语言。亡国之君并非天生就是个亡国之君，而是受制于其所生长的环境。我不认为这里讲的是简单的文化决定论，相反，它可以用来批评所谓的国民性或者国情论。今天有人讲中国人的素质不适合民主，其实你若给中国人一个搞民主的环境，民主就会慢慢搞好。

透过上面这些细节，包括前面有关人权与主权的辨析不难发现，今天被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推崇的很多西方理论，其实在中国古代都能找到精神源流。只不过，我们有些自由传统被秦以后的帝王专制给淹没了。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不仅在《吕氏春秋》、《孟子》里有，如果你去读老庄，会发现这片土地曾经充斥着一些怎样的自由观念与社会理想。

这些都是我为什么不赞同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由传统的原因。当然，先秦以后，随着秦政的建立，中国的自由传统受到严厉的打压，但就事论事，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自由传统。这对于那些有担当的古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良知与自由精神也从来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泯灭。

为何失去自由？

法国的电视里经常会有些政治辩论，偶尔也会有中国人参加。记得有一次，当一位法国媒体同行批评中国不自由时，一位来自中国的资深记者赶紧反驳说：“中国是个自由国家啊！”

当时我很不以为然。不过有时候，我倒真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尤其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更感觉到国内自由了。美国算什么自由社会啊，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有可能被起诉，盗版也不好买。生产者在消费者面前不自由，政客在选民面前不自由，选民在法律面前不自由，法律在宪法面前不自由，宪法在宪法修正案面前不自由。中国不一样，虽然PM2.5的值会高一点，可我们这里到处是自由的空气啊。

在报纸上，除了朝鲜，我们可以公开批评任何国家。我们可以谴责美国总统，也可以批评本国的领导人，责怪他们平时太不注意身体。我们的电视连续剧也可以反映现实，《大追捕》就拍了犯人通过绝食抗争，因为狱警吃得竟然比他们还差。

我们的互联网，除了有防火墙，也是自由的。在那里，你想对谁施暴就对谁施暴，你想拉一支队伍就拉一支队伍，建立水军，建立五毛党，建立百度文库，把有版权的作品都扫描一遍。马丁·路德·金说，“I have a dream”。我们也敢说，“I have a Dreamweaver”[3]，而且是免费的。

我们的政府也自由啊，想限购就限购，想涨价就涨价，想给自己涨工资就涨工资，想预算多少就预算多少。想搞计划生育就搞计划生育，想拆迁就拆迁，想征地就征地，想多征税就多征税，而且是长征啊。胡适不是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吗，我们的老百姓都记住了。

关于自由的内涵，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里已经讲得很好，“自由社会首先是一个责任社会”。从逻辑上说，我们这个社会最缺的不是自由，而是责任。中国人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也绝不是一夜之间就毁掉的。社会变化也有其内在的肌理，一个社会，无论变好，还是变坏，都有一个演化的进程。

关于中国人的自由传统，讲两个历史细节。

一是1945年3月，美国有个报纸主笔协会代表到中国来，因为这个组织有助于推动战后中国的新闻自由，当时的《大公报》发表社评《欢迎新闻自由》，里面有句话：“坦白地说，中国有四千多年的文化，并首先发明了印刷术，但从来没有过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然而转天，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发表了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长马星野的文章《中国言论界的自由传统》。马星野说：“我们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四千年来一贯的民本主义精神，一贯的反对暴君，一贯的尊重清议，一贯的有是非善恶，如果我们一笔抹杀，以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都是舶来品，这种荒漠如何能培植出新的花果？”

而在此前一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评，题目就是“拥护新闻自由”：“中国人是先天的爱好和尊重言论自由的。中国人最相信文字的力量。中国人对于语言文字有一种最高的爱好。据说仓颉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这就是说，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恶在颤栗了。”

二是1953年9月11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上，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漱溟发言说：“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以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视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转天，毛泽东批评梁漱溟，认为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随后几天，毛泽东还在会议上对梁漱溟使用了“以笔杀人”、“伪君子”、“彻底反动思想”等词语。有意思的是，就在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辩时，一开口便有人将他打断，最后会议决定对是否让梁漱溟发言进行表决，除了毛泽东等少数几个人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话外，绝大多数人都举手表示了反对。就这样，曾经在延安与毛泽东可以聊上几天几夜的梁漱溟被剥夺了言论自由。这个历史细节十分耐人寻味：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渐渐失去了反对的声音，既非一日之寒，也非毛泽东一人所能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像申纪兰这样的人大代表，以一辈子没有投过反对票为荣。

我在前面谈到《孟子》和《吕氏春秋》里的政治思想，包括后面讲的这两个细节，不过是在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由的传统，而且也曾经达到了不起的高度。像老庄，完全是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与此同时，我想强调的是，一个社会想获得自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一个社会失去自由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在家重读《吕氏春秋》，暗自感慨为什么先秦那么多有深度有高度的思想与观念，却没有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极端政治力量的无情打压，另一方面也因为社会没有自觉地传承。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我们更是否定了太多的东西。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认为我们传统毫无价值，索性打倒了事。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关于这一点，殷海光先生在给他的学生林毓生的信里有一点解释，他认为五四人的内心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to be free”（争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然相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4]。殷海光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非常深刻的。那一代人，因为一心要求解放，所以挣脱一切束缚的激情，什么都想推翻，想打倒，其实内心是茫茫然的，只顾现在一时的感受，而不计将来。最后的结果是过对了河，却上错了岸。当然我并不赞同殷海光信中对胡适的批评，一来胡适并非简单的“终生崇拜美国文明”，他也试图“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来我认为胡适的价值恰恰在于他谋求的是“to be free”，而不是“to be liberated”。

最近许多人都在微博上争论要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孔子像。尽管不完全赞同孔子的一些主张，但我并不反对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雕像。我反对的是只立孔子像。中华民族有着丰厚的思想资源，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值得纪念。如果尊重传统并希望找到有利于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更应该树立那个时代思想家的群像，而不是继续在膜拜与打倒孔子之间做极端的钟摆游戏。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竖立起先秦时代的群像，公平地对待古人的创造与智慧，客观上说也是在续接这片土地上的自由传统。

根据（2011年单向街书店演讲稿整理）

[1] 《宽容》于1925年首次出版，是一部描写人类思想发展史、畅销近百年的通俗历史读本。房龙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从不同宗教派别的冲突中寻找背后的深层根源，鞭笞了人类年深月久的无知与偏见。

[2] 在哈耶克那里，“自发社会秩序”是他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耶克亦常用“自我成长的秩序”（self-generating order）、“自我组织的秩序”（self-organizing order）、“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等术语替代。在有些地方，哈耶克用希腊语cosmos来意指这种自发秩序，并称之为“成长的秩序”（a grow order）或“内生秩序”（a endogenous order）。哈耶克并不完全排除人为的引导作用，只是强调人类理性的局限与社会的复杂，社会制度不是有意识的理性设计产物，试图有意识地对演化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设计将极有可能带来更差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3] Dreamweaver是由Macromedia公司所开发的著名网站开发工具。

[4] 张斌峰编，《殷海光文集》，第四卷（书信与随笔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3页。

[边界]国界与自由

必须经过祖国这一层楼，然后更上一层楼，达到人类的高度。

——罗曼·罗兰

今天主讲的是“国界与自由”。关于国界与自由，前人已经讲过很多了，比如富兰克林说过“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和我要讲的内容比较契合。巴甫洛夫也有一句名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这句话可以引申一下——“愤怒没有国界，但愤青有国界。”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并不完全认同巴甫洛夫的这句话。比如说你发明了一种特效药，能治好地球上成千上万的人，却因为“科学家有国界”而不肯造福于全人类，只肯造福同胞，那你的逻辑就有问题。

《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序言原本有个标题，叫做“问世间国为何物”，我觉得是个很有意味的题，很多人的确不知道国家是什么，又爱得那么深。后来出版社觉得这个标题有点敏感，便没有放上去。事实上这篇序言的部分内容2009年国庆时已经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了，标题就是“问世间国为何物”。我能理解出版社朋友们的一点担心。今日中国，虽然已经收获了不少进步，但总还是有一些人死守着陈旧的观念，你“问天”可以，但“问国”则意味着某种风险。最后在出版时，我做了简单的技术处理，将标题放在了最后。

还是先从国家讲起。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指责某某是“卖国贼”，这里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卖的又是哪个“国”？美国说朝鲜是一个“流氓国家”，这“流氓国家”指的又是什么意思？设想一下，如果现在有人突然骂你的国家是一个“流氓国家”，在座的各位会不会觉得紧张？“哎呀，他竟然骂我们都是流氓？！”如此一来，举国皆流氓，在座的同学有的是男流氓，有的是女流氓，回家还会看到老流氓。总之，如果你对国家这个概念不了解，难免会愤愤不平。事实上，这里的国家，和我们平常理解的、倾注了许多情感的国家并非相同概念。

首先从词义学上来说。不得不承认，由于过去在语言、翻译等方面的原因，在中文语境下，有时候讲清楚一个概念是件十分麻烦的事情。比如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我讲到权利/权力，是一定要写在黑板上，或者用英文Right或者Power。否则，大家不知道你究竟在讲哪个。

“国家”一词在中文里同样乱成一团。当一个人在骂另一个人是“卖国贼”，或者称赞一个人“爱国”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国”究竟指什么。同样美国人说朝鲜是个“流氓国家”的时候，这国家指的又是哪个？

为了讲清楚什么是国家，我们也不妨借助英文。在英文中，“国家”至少可以分别对应“state”、“nation”、“country”、“land”等词，这些词在汉语里都有“国家”的意思，但区别也是明显的。

“country”主要是指有主权的统一的国家，往往侧重于疆土，有时也指全体国民。

“state”侧重于政权，指的是政权意义上的国家。前面说了，美国说朝鲜是流氓国家，其英文“Rogue state”的原义是指“流氓政权”，而不是骂这个国家都是流氓。

“nation”侧重于国民、民族。所谓“民族主义”，即是从这个词演变而来。

“land”则指国土意义上的国家，但基本属于文学的范畴；与此相关的词还有motherland。

接下来不妨着重分析一下“state”和“nation”的区别。从属性上说，“state”是由国民缔约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具有工具属性；而“nation”不仅体现在国家由谁建立，也说明国家为谁服务，因此具有本体属性、社会属性。简单说，“state”是国家与政权，而nation则是社会。如此一来，state和nation不仅不是同义词，而且形成父子关系了。从现代政治伦理上说，是nation缔约建造了state，而不是相反。

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内涵，不妨再举几个例子。

杜甫写过一首诗叫《春望》，第一句就是“国破山河在”（后来有人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将这句话改成了“国在山河破”）。这句话其实包含了两种国家，“国”是state，政权意义上的国家；“山河”是land，是地理意义上的国家。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里的“土地”是land，是山河，同样被我们解释成国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在印度急需大量懂英语的人参军，蒋介石在1943年发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几个月动员了十几万大中学生从军。这里的“河山”是land，是country，而“十万青年”作为国民，则接近我们讲的nation这个概念。如果考虑到发出号召的是国民政府，是state这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那我在上面讲的四个国家概念就都有了。今天，我们仍将这四个国家概念捆绑在一起用，似乎说明六十年来这个国家仍未脱离某种紧急状态。

两种国界

什么是国界，大家首先会想到地理概念上的国界。

古往今来，国界并非一成不变，像电影《投名状》里的人一样，“抢钱，抢粮，抢地盘”，当然还包括抢女人。如果有人能够制作一份国界演变地图，从春秋战国到现在，中国国界的变化恐怕会像气象云图一样充满变数。时间倒流一千年，各位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我来自江西，生于1973年，如果早一千年前出生，我的祖国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南唐，我的国家领导人是“垂泪对宫娥”的李后主。如果你生在广东，一千年前是南汉人；生在北京，一千年前就属于辽国，归萧燕燕（萧太后）管。

整个世界也一样，殖民地扩张时，世界地图更是瞬息万变。到二十世纪更是独立出许多国家。当然，独立也未必都是好事。新加坡当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完全是“被独立”。对此李光耀一直耿耿于怀，有一种被马来西亚“休妻”的耻辱。李光耀在《风雨独立路》写道，新加坡是个小岛，退潮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地带，所以繁荣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没有半个北京大。直到现在，新加坡还想着重回马来西亚，可马来西亚说时机不成熟。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年的民族独立只是瞎折腾。先争一个平等权利，再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合作。李光耀希望新加坡能够加入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保障华人和印度人的权利。这种谈判有点像欧盟，并不是简单地谁吞并谁。将来国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不清楚，有一种观点，包括马克思也认为，有朝一日国界会伴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失。

另一种国界是指国家与社会（state-society）的边界，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所对应的国界。这个我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讲得非常详细。我将过去六十年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是国家压倒社会，吞并社会，吞并了个人，是有主义无社会，人成了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国家成了巨大的变形金刚；后三十年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社会权利意识获得成长的三十年，国退民进的三十年。当然，后三十年后期也出现了严重的国进民退的现象。

这两种国界，都与国家有关，一个向外，一个向内。前者可能表现为扩张，也可能受欺凌。发展到今天，还有一种可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决定国界有无，决定主权的让渡。在这方面，欧盟无疑是先行者。尽管它还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不能将其归于简单的乌托邦实践。后者则表现为国家或者政权对本国国民的态度上。如果国家统制一切，就会走向哈耶克所说的奴役之路。

说到这里，我也重提知识分子的责任。这让我想起法国知识分子。在一百多年前，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为德雷福斯辩护，便是在控制国家权力不践踏公民。同样，在阿尔及利亚去殖民化过程中，包括萨特和阿隆在内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走上街头，支持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去殖民化运动。

控制国界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当年的日本国民没有能力控制国界，任由军国主义泛滥成灾，冲向邻邦，终于生灵涂炭。1949年后的中国，因为新建立起来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同样导致灾害绵绵。

春秋大义

社会不是空洞的存在，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讲几个例子，来说明国家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强调国界的重要性。

一个是在1933年，董时进与胡适就如何抗日展开的讨论，我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讲得比较详细，在这里就不多讲了。胡适的观点很明确，如果救国只是让百姓都去送死，那不如不救国，干脆亡国好了。这也是胡适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绝不能用集体的利益或者长远的目标等名义，让个体白白送死。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从精神来源上说，让人很自然想到美国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事实上在中国传统里并不缺少这种精神资源。

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就是要找出中国古代的智慧。我常说古罗马是世界文明的草图，其实中国古代思想也有这样一份精神草图。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人权观，即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君权，这和哈维尔讲“人权高于主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大一统的中国，使春秋战国的许多思想渐渐淹没了。

当然，孟子说的这个“民”，还不是个人的概念。那个时代并不缺少对个体权益的强调，比如老庄、杨朱。《吕氏春秋》大家都听过，但里面具体讲什么，很多人并不清楚，只知道有吕不韦这个人，和秦始皇的妈妈闹过绯闻。历史上，吕不韦是位了不起的人物，知道搞政治投资，他不是像有的黑社会老大一样，赚点钱就买个官来当，而是直接问鼎王权。而且他不只是投资皇宫，还投资子宫，也就是投资到未来皇帝的妈妈身上，只靠一夜风流便做了未来的太上皇。是不是真的，反正历史书是这么说的，当年我们都不在现场，已无从查考。

吕不韦是个杂家，他的历史贡献远不只创造了秦始皇，还在于汇集门客编修了一部《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中许多章节谈的就是个人主义的东西。而在谈个人自由与国家（或者天下）的关系方面，最有名的一篇是《贵生》。《贵生》不仅观点好，而且讲了些意味深长的故事。

故事一

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

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最感动的就是他如何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不过后来的国王没那么幸运，其中有三代国王（越王不寿、越王翳、诸咎）都被杀了。最后被杀的这个国君有个儿子叫错枝，得知自己马上就要当国君了，害怕重蹈前辈覆辙，于是就偷偷跑到大山里，在一个山洞里藏起来。本来以为别人再也找不到他，可以平安无事，躲过这场灾难，谁知道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越国的臣民就找来了，将山洞堵了个水泄不通，严严实实。先是呼唤错枝，希望他能出来继任国君，但是错枝不搭理，然后这些臣民就放火烟熏，就差往里灌水了，最后错枝从山洞里被熏了出来。外面还有辆红旗牌轿子在等着他，让他返回京城。这个即将登基的国君好像去送死一样仰天悲叹：“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后来错枝做了一年国君，最后还是被杀了。

这个悲催的王子在历史上还有个名字，叫“搜”。《吕氏春秋》和《庄子》里都称他为“王子搜”。回想这一幕，你会想这历史上最早的人肉搜索在越国。这注定是最厉害的搜索引擎，名副其实的“搜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名字就叫《搜王》。

王子搜不是不想做王，而是不想为做王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害怕，所以通过逃亡的方式请辞。不幸的是，他的大臣与人民不答应。这种强迫就很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派的口号，“你不想自由，我强迫你自由”。革命使人民失去消极权，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悲剧。王子搜的悲剧同样在此，“你不想当王，我强迫你当王”。像王子搜这样的故事被记录下来，说明中国的古人对此是有所思考的。人不仅有不做奴才的权利，也有不做国王的权利。

故事二

尧以天下让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尧帝在位的时候，曾经想过要将天下托付给子州支父这个人。子州支父的回答是：“哈哈，让我做天子没什么问题，不过我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哪里会有空闲去治理天下啊？”就这样拒绝了尧帝的建议。

经过权衡，子州支父认为天下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负担不起的重负，他不愿意用这个负担不起的重负来压垮自己，他尊重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从权利逻辑上说，也是尊重了他人的生命价值。这个故事还讲了另外一个道理：只有那些不愿意以天下为理由，来损害任何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才能够担当天下，才可以托付天下。回想人类历史上许多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其中不乏伟大的心灵，也有不少恐怖的故事。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在乎，怎么可能真正在乎别人的生命呢？一个不怕自己流血牺牲的革命者，当他只是想充公你的家产时，是不是还会觉得你付出的不够多呢？

一个人，如果为了革命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卖掉，他也可能把别人的孩子拿去卖掉；他不尊重自己的生命，那剥夺别人的生命也是很正常的。背后的逻辑是，我都能把我孩子贡献出去，把我的生命贡献出去，我收你一点地、一点粮食算什么？！《吕氏春秋》中对谁来做王，有什么资格，通过什么方式，都有很好的叙述。既不通过天下来害自己，也不通过天下来害别人。《水浒传》被列入中国的四大名著，然而“替天行道”的背后，却是杀人如麻。

故事三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国家是个珠宝盒，国民是珠宝。国家的意义在于保护这些珠宝，否则就会闹买椟还珠的笑话。一个国家烧在空中的焰火再漂亮，也不如老百姓脸上的笑容灿烂。再看这一段：

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

这个故事讲的是目的和手段。这时候的圣人对于一切人类行为，都要弄清楚“要达到什么目的”与“用什么来达到这个目的”。假设今天有人用随侯的宝珠做弹丸去打岩上的麻雀，人们就都会嘲笑他，那么为什么要嘲笑他呢？因为在这里，被用来做手段的事物的价值是那样的贵重，而当作目的的事物的价值却是那样的轻微。

回到前面提到的胡适，若抗日意味着将老百姓骗到前线上去白白送死，生命都没有了，国家有什么意义？国民都没有了，国家有什么意义？

今天中国，每个人都在找回自己，担负自己的命运。《重己》篇里有这么一句：“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这段话说明了为什么应当轻物重生。即使失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失而复得，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读到这段话，再想想政府鼓励银行职员与持枪歹徒搏斗，以保卫国家财产，你会作何感想呢？

透过先秦时期的这些故事，不难发现我们的祖先在个体自由等方面有很深的洞察。一个人幸福与否，往往在于他是否能够自主选择：如果有权利选择，再坏的生命也可能是个喜剧；如果没有权利选择，再好的生命也有可能是一个悲剧。

南唐后主李煜便是这样走向悲剧的。李煜是千古词帝，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谁的词有他写得好。如果他不做皇帝，大概也不会被宋太宗给毒死。和前面讲的错枝一样，他生来就是做王的命，最后都被害死掉了。能够选择自己生活的，比如说爱德华八世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国王，因为爱上了已经离过两次婚的辛普森夫人，要跟着她私奔，王位都不要了。这事差点引起英国的宪政危机，虽然有人因此威胁要把爱德华八世给杀死，但毕竟只是说说，他只要退位就好了，不像王子搜，到最后落了个先熏后杀。

两种“毛主义”

说到这里，我还想补充两个人，以便更好地说明个人与自由和国家的关系。一个是墨子，另一个是杨朱。两位都是“毛主义”者，但是观点完全不同。

墨子讲究勤苦，为天下人奉献，希望自己和门徒都能够像大禹治水一样“腓无胈，胫无毛”，也就是为天下操劳，把脚上的毛都磨得一根不剩。

杨朱则相反，用孟子的话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就是说你不要以公共利益、天下利益的名义来拔我腿上的哪怕一根毫毛。一个是一毛不拔，一个是一毛不剩。当然，毛在这里只是一种隐喻，它可以拓展到一个脚趾、一条腿、四肢乃至整个生命。

关于秦朝，有句话是“天下苦秦久矣”。当革命者或者执政者以天下之利的名义剥夺民权民财，对于只想过安生日子的民众来说，则是另一种刻骨铭心的创伤——“天下苦天下久矣”。今天看来，杨朱承认人有自私的一面，恰恰是市场经济、宪政国家的基础之一。开放社会要做到开门大吉，但宪政国家首先要做的是关门大吉，即能将公权与多数人的暴政挡在私宅的门槛之外。法国作家司汤达在小说《红与黑》里说到牢房的坏处是“自己想出去出不去，警察想进来就进来”。如果我们保卫不了自己的房屋，别人想进就进，我们的房屋就是半个牢房了。

墨子和杨朱两个方向,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墨子有点像左派，追求社会公正，主张奉献，走到极端就是让个人为天下奉献牺牲。杨朱相反，像右派，以个体利益为本位，自由优先，只顾自己，走到极端则是极右，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天下的一切。极左与极右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自己牺牲天下，区别只在于招牌，前者标榜天下优先，后者标榜个人优先。所以说，真正可怕的既不是杨朱的一毛不拔，也不是墨子的把自己腿上的毛都拔光了，而是自己一毛不拔，却将别人腿上的毛拔光了以利天下。墨子需要注意的是，人有奉献牺牲的自由，但人也有不被强迫奉献牺牲的自由，即消极自由。杨朱需要注意的是，人有守全自己的义务，但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必要时也要担起对他人的责任，需要有公共精神。反过来说，墨子与杨朱的主张，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是两条可以互补的底线。墨子的深刻独到之处在于提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杨朱的深刻独到之处在于提出了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墨子当以杨朱为底线，兼爱天下而不强迫天下；杨朱当以墨子为底线，自私自利而不失社会责任。

从这方面讲，我们的传统里有一些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相抗衡的东西。晚清的时候，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复兴，很多人重视杨朱的理论，包括梁启超。他说：“昔中国杨朱以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观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足”；“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当然，梁启超对杨朱之学在态度上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欲取杨学为近代的个人奠基，另一方面又不满其颓废消极的人生观。当民国初年个人主义在中国开始蔓延，梁任公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严复对此也有矛盾心理，所以在强调个人本位的同时，也强调公共精神。

孟子当年说过一句话，“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如果天下之言，一半归杨，一半归墨，这个社会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不同的观点之间可以形成互救与平衡。可怕的是只剩下其中一种观点。儒家看似中庸，但是一旦推到极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危险了。这也包括奉行于二十世纪的各种政治理论。如果“一毛不拔”被推至极端，最后会没有公共精神，如果墨子被推至极端，也会变成一种对别人的强迫。

前面提到的两位“毛主义”者和真正的毛主义者毛泽东显然不同。毛泽东当年搞集体主义，是把墨子的精神学到了极致。大跃进的时候，可谓“拔天下而利一毛”，让老百姓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送到人民公社去做赶超英美、建设人间天堂的实验。不久前我在《炎黄春秋》上读到一篇题为《“国进民退”的危害和根源》的文章，文中谈到《共产党宣言》里对“消灭私有制”的解释：“（共产主义）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但“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简单说，马克思“不是要使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使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在极端的年代里，为了一个远大理想，我们不只是丢掉了财产、丢掉了传统、丢掉了知识，甚至连整个灵魂都丢掉了。在那里，人民像被国家塑造的变形金刚，想变成什么模样，就变成什么模样。

国界与自由

没有谁不向往幸福生活。有的就地改造，有的用脚投票。用脚投票就像《诗经》里说的，如果你觉得这地方不好，“誓将去汝，适彼乐土”。国界不是特别壁垒森严的时候，大家是可以用脚投票的。但在封闭社会，用脚投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周朝的时候，有人到岛上去拓荒，姜子牙认为这是对周王的不敬，就把他杀了；乾隆年间，荷兰人把一些华人杀了，荷兰人非常害怕，跟乾隆皇帝道歉，但是乾隆说杀得好，这些人不在自己家里好好干跑到外面去拓荒，你帮我维持了统治，解决了问题。

韩国有一部片子叫《北逃》，这是一部有关饥饿与自由的片子。我不知道朝鲜人是不是感谢中国，但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是感谢朝鲜的，因为朝鲜的存在让中国人感觉自己过得很幸福。否则，那些朝鲜人为什么要逃到中国来？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难道吃饱肚子比祖国还重要吗？”

回顾中国历史，秦始皇修长城，朱元璋禁海，使中国变成一个内斗国家，积贫、积弱、积斗。而现在不一样了，社会越来越开放，虽然不能逃禅，但你若是不想在这个国家生活，堂堂正正移民总还是可以。随着世界政治市场的形成，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适合自己生活的国家。当然，移民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现在不是有句话，叫“富贵能移，贫贱不能移”么？移民需要技术，也需要点经济基础。

与世界各地移民潮相对应的是，曾经被视为保家卫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开始受到重新审视。美国的南部是十九世纪打仗打出来的，当时墨西哥人不肯放。但是现在每天都有大量的墨西哥人偷渡到美国，每年光死在路上的就有几百人。为此，墨西哥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偷渡美国的主题公园，让游人冒险。在美国1400万非法移民中有600多万是墨西哥人，墨西哥裔移民也超过了1000万。如果你的制度好，其他方面好，不用你去征服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的资金、人才都会往那边跑。客观上说这个作用并不亚于战争。美国在世界各地打仗，但是他们并不侵占那里的土地，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头脑。

关于地理上的国界，我也谈点自己的经历。我在欧洲做记者的时候，经常会做些采访。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离开法国，从巴黎北站买了一张去柏林的票，没有安检，也没有检票，就上车了，一直到终点站，一路上就查了一次票，下车也没有要出示票据，没几步我便走在柏林的大街上了。记住，这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它比我们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还要方便。我们的铁道部连个检票工作都做不好，进去检一次，车上检一次，出去还检一次。铁道王国的员工们互不信任，重复作业。就这样，我们的铁道部还给自己打90分，我猜想满分是不是一万分。

那天我特地去柏林墙下转了转，柏林墙的厚度也就是一巴掌宽，实际上并不厚，但当时东德人为了离开东德，想尽了办法，有搞热气球的，飘下来不知道是在东德还是在西德，躲在里面不敢出来，直到有边防兵说，“出来吧，你们自由了，这是西德”。有打弹弓的，把自己打出去。还有挖地道的。办法非常多，有的为此丢掉了性命。我在整理讲稿的时候，发现在墨西哥还有人发明了一种人肉炮弹，能将想偷渡的人直接从墨西哥一炮打到美国去。

电影《窃听风暴》里有个关于昂纳克的笑话，和柏林墙有关系。昂纳克是东德的总书记，早上上班，昂纳克对着太阳说：“早上好！”太阳就说：“书记早上好！”中午，昂纳克说：“中午好。”太阳就说：“书记中午好！”但是到了傍晚，昂纳克说：“傍晚好！”太阳半天不说话，昂纳克很生气：“我跟你说话，为什么不理我？”太阳就说：“你傻啊，我都已经到了西德了，我还要搭理你吗？”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笑话。你大权在握时，连太阳都畏惧你。一旦离开你，你就什么都不是。这个笑话对封闭国家可谓极尽嘲讽。一个人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对它毕恭毕敬，离开以后，就嘲笑它，看不起它。这样的国家是非常没有尊严的，因为它不是靠幸福、认同感、价值观以及对国民提供必要保护等笼络国民，而是通过围墙来圈住国民。这不是文明国家，是野蛮国家。这不是政治，是养猪。当年的东德人很庆幸，他们已经结束了这种猪圈里的野蛮生活。

最后和大家说说我前不久去日内瓦的一点感受。为此，我还特别写了篇《国界与自由》的文章。这次旅行勾起了我的一些历史回忆，正好跟这篇文章的主题有关。当时雪莱、拜伦、罗兰等，因为自己的国家不欢迎他们，就流亡了，瑞士成了那些逃国难的人的自由之邦。我去了位于瑞法边境的一个瑞士村庄，那里过去的岗哨没了，从那个村庄跨过一条小溪，直接就到法国了，国界不存在了。当时我有一种想法，当年这个国界为大家捍卫着自由，现在也是为了大家的自由，欧洲一些国家取消了国界。简单说，国界是为自由而生，也为自由而死。我们为了保卫自己，成立国家；划定国界，是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但条件成熟时，国界本身也是可以取消的，欧盟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更耐人寻味的是，曾经为抢夺这个村庄及周边地区而打得头破血流的一个个封建领主早已灰飞烟灭，而两个法语国家也不再兵戎相见。这个小村庄，当年法国争过，瑞士也争过，争来争去，到如今实际上这个村庄不属于任何国家，而只属于这个村庄里的人。由此我想到，如果全球每个国家公民的财产得到很好的保护，政府有底线，民众的财产是属于民众，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会越来越少，这也是一个共同的底线。普世价值的意义也在此，我们讲普世价值，并非只是为了中国成功转型，还在于让中国如何面对世界。我相信，如果各个国家能够遵守一些共同的价值与规则，不仅国界会越来越开放，而且这个世界离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也不会太遥远。

（根据2010年燕山大讲堂第69期演讲稿整理）

[人治]人治时代的自由

在奴隶决定他不再做奴隶的一刻，他的镣铐就脱落了。

——甘地

关于法国启蒙运动，一直争论不断。有的人视之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传播与社会自我觉醒的运动，并由此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乃至席卷世界的革命浪潮；有的人因为质疑紧随其后的革命意义，看到了二十世纪诸多“理性的灾难”，故而清算这场“激进的运动”，包括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也被视为罪恶的源头。

避开上述两种政治化的解读，还有人索性钻进十八世纪的故纸堆里，“自下而上”研究启蒙运动。这个人是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透过当年纳沙泰尔印刷工场保留下来的五万封书信，达恩顿断定所谓启蒙运动不过是一桩桩生意的拼盘——“生意就是生意, 即使它关乎启蒙！”

几年前读《启蒙运动的生意》，虽然我并不十分认同达恩顿尤其是他关于知识精英的一些观点，但是书中那位在乱世中左右逢源的庞库克 (1736—1798)倒是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

把百科全书关进巴士底狱

庞库克是位精明的书商，1768年他购买了狄德罗版《百科全书》所有版权，多少有些冒险。在此前后，《百科全书》曾几度遭禁，都近乎灭顶之灾。1757年达米安弑君案发生后，大受刺激的路易十五下令任何书写或印制反教会、反政府的文字，甚至只是涉嫌扰乱思想的人，都将被处死。《百科全书》被政府查禁后，一直对百科全书派怀恨在心的教会更是不忘深入迫害。在庞库克接手后的1770年，因被人告发，六千册《百科全书》像思想犯一样被巴黎警方关进了巴士底狱。

事实上，在此前，狄德罗出版事业一直很不顺利。在此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生平。狄德罗1713年10月出生于法国兰格尔一个富裕的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个刀匠。大学毕业后在巴黎当了一个流动书商。1746年，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录》一书出版，他在书中谴责了暴君的压迫，并怀疑上帝的存在。这本书刚刚问世，立即被巴黎议会下令焚毁。几年后他又出版了《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引起教会势力的仇恨。他被扣上“思想危险”的罪名，关进了监狱，三个月后才得以释放。一年后，受英国钱伯斯出版社出版的百科全书启发，他准备编辑出版《百科全书》，然而这书还在征订阶段，他就以“思想危险”的罪名被捕入狱，坐了几个月的牢。若不是他不屈不挠，恐怕是一点出版自由也没有。

《百科全书》第一、二卷出版后，教会指派三名教士逐条审查，指责为“异端”。有的作者因为害怕被起诉开始出逃。路易十五时期，1757年，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1757年1月5日，当路易十五从凡尔赛宫出来时，一个男人突然冲向他并且从侧面刺了他一刀。此人名叫罗伯尔－弗朗索瓦·达米安。因为受到了刺激，所以他昏了过去。清醒后，他以为他要死了。他召来了一个神甫，把王国托付给了王储，还向王后请求宽恕，原谅他让她遭受的痛苦。最后达米安被处五马分尸并烧掉！达米安犯了最严重的罪行：弑君罪！这次行刑便是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开端。

路易十五时代是法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因为这次谋杀，随后的4月16日，路易十五发布诏书，书写或者印制任何反对教会和国家的文字，甚至只是涉嫌扰乱思想的人，都将被处死。而《百科全书》也因此成为攻击对象。爱尔维修[1]的《论精神》被视为对教会和国家的冒犯，百科全书因此受牵连，而被查禁。教会也要求所有教徒，凡持有此书者，都应该将书焚毁，否则会被逐出教会。

庞库克“顶风作案”且能够有所作为，与以下若干因素不无关系。

首先是他有资本的力量。按照达恩顿的说法，庞库克堪称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媒体大王，他先后投资过16种报纸。1786年，在庞库克买下法国最悠久的报纸《法兰西报》后，有人嘲笑他准备将全法国的出版业据为己有。而投资《百科全书》，只是他众多生意中的一种。

其次是相对开放的环境。为了规避被法国查抄的风险，庞库克将《百科全书》的印制工作交给了位于法瑞边境的纳沙泰尔印刷工场（有点像在中国卖盗版电影光碟，自十六世纪以来，就有瑞士运输队徒步翻越侏罗山脉向法国运送禁书），因为纳沙泰尔受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保护。这位哲学家国王对知识分子网开一面。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君主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略有不同，因此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市场政治。因为审查制度，到1769年，法国边界有几十家印刷公司。大家觉得在启蒙运动中有利可图。与此同时，达恩顿也承认，“他们热切地希望在《百科全书》的思想上做投机生意，他们打算为庞库克印制《百科全书》时所具有的热心既来自利己主义，也来自对启蒙运动的兴趣”。正是各方面的因缘际会，促成了法国以外的市场政治的形成。

这方面，狄德罗也是得了市场政治的好处的。由于没有正式的工作，狄德罗的晚年生活十分拮据。为了给女儿购置嫁妆，他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图书。自称为“开明君主”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知道后，便派一名代表来巴黎，用1000英镑买下这批图书，并仍由狄德罗代为保存，同时聘请他为女皇的图书管理员，发给年俸。后来狄德罗前往彼得堡，除了在俄国各地旅行，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讨论哲学问题，还被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接收为正式院士。

人人有利可图

与此同时，1774年路易十六上台法国社会进入历史的转型时期。和前任相比，这位国王更能倾听大臣意见，并且着手包括图书出版等方面在内的改革。一些思路开放的官员认为图书生意应当像买卖小麦一样自由，为此他们对可能冲破旧制度樊篱的庞库克颇为关照。

如达恩顿所说，“路易十六的官员们滥用权力来支持庞库克，他们把《百科全书》当作一种用以牟利的商品。他们使这部书逐渐进入法律上看是处于中立的意识形态立场的状态，并成为旧制度下具有资金密集和高度政治化特征的利益和权力游戏。庞库克玩这个游戏比出版业中的任何人都要好，他成功地推动了巨大的国家机器保护自己的利益。正是那些一度被用来摧毁《百科全书》的力量，在它传播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力量”。

达恩顿还注意到，路易十五时代出版《百科全书》要冒政治风险，而现在需要面对的更多是商业风险，比如遭遇盗版。因为在路易十六时代，官方更倾向于从经济的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百科全书》。

“出版第一版《百科全书》需要勇气。第二版的出版商还不得不勇敢地面对政府的迫害。但是三种四开本以后的出版商所要面对的危险就仅仅是商业上的了——外部的盗版和内部的背叛。从路易十五时期到路易十六时期，官方政策发生了变化，法国当局更倾向于从经济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百科全书》。”

专制或者人治条件下，相对自治情况下，人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但终归是做有利于自己的事。庞库克的左右逢源，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但也开拓了市场；迎合了权力，同时也破坏了专制的原则。

百科全书曾经被政府查禁，而庞库克却因为向当权者输送利益，使自己成了政府保护下的特权企业家。如达恩顿所揭示的，转型期的路易十六时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尤其在最后的几年里，当政府试图重新构造体制基本元素，却不打算触动其结构时，情况更是如此”。至于庞库克出版《百科全书》的目的，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目的，那就是个人利益。“如果能够增加财富，他甚至准备拥抱敌人。”

如此意味深长的演化，可视为王权式微的表象，即传统意识形态渐渐失去其统治和动员能力。越来越多路易十六的官员试图从庞库克的生意中分一杯羹。巴黎的警察总监有权没收盗版《百科全书》，书报总监在他主管图书交易的政府机构中保护庞库克的利益；外交大臣为庞库克想出口图书时开放边界，向庞库克的对手关闭边界。对于庞库克来说，他们都是凡尔赛最有权势的热心肠。

转型期总是充斥着这样似是而非的矛盾。路易十五时代被残酷打压的图书在路易十六时代却被一些官员重点保护。至于这些官员是否构成“滥用权力”，答案就像庞库克的形象一样暧昧。

不必去怀疑此时的法国仍是人治社会，然而人治社会有人治社会的自由。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经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这句话表明即使是在一个法治国家，人的作用仍是至关重要的。法治国家尚且如此，更别说是在人治国家了。这样说并不是说人治社会较法治社会有更多自由，而是说手握权柄的人若是愿意担当，即使是在人治社会，也可以立竿见影地拓展人治社会的自由。相较路易十五的极权时代，路易十六时代更像是后极权时代，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权力下放也让各级官员有更多机会运用人治时代的自由。

当一个社会由封闭渐次开放，社会成员间日益增加的生意与重合的利益必将拓展这个社会的自由（尽管有些生意因无底线而糟糕透顶）。是的，庞库克破坏市场，但他也开拓市场；庞库克迎合权力，但他也在腐蚀旧制度的铁幕。

同样吊诡的是，人治社会的自由，有时比法治社会少，有时又比法治社会多。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色情业虽被明令禁止，却有着相当庞大的地下产业。

中国社会曾经千百年滞步不前，与“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的官市、宫市不无关系。当政府垄断一切，强买强卖，百姓实无生意可做，言何进步？而《百科全书》能够一纸风行，正是得益于各种生意的聚集。这桩“十八世纪最大的生意”让官员、思想家、书商、铸字工、印刷工以及印刷厂老板走到一起。

1777—1780年间，当时有100台印刷机在为四开本《百科全书》工作。在有关《百科全书》的生意中，印刷厂的老板和工人看到了订单，开明的官员看到他关乎开放时代的理想，食利的官员看到了权力寻租下的有利可图，思想家看到了自己的思想成果变成铅字，而庞库克和书商们看到了启蒙运动的生意。至于购买《百科全书》的读者则主要有两种：一是求知者。到1777年，百科全书不只是启蒙运动的化身，同样是“人类知识的总解决”。有了这套书，就等于有了私家人类知识宝库，你便不用买其他书了。人们是这样想的，庞库克也是这样暗示的。《百科全书》迎合了所有急功近利的求知者。二是爱慕虚荣的人。据说最初买《百科全书》的读者在买书之前要仔仔细细地检查这件物品，用手指摩挲纸页，举起来对着光看，挑剔地检查字母的开头、印痕和清晰程度、页边的宽窄以及总体的设计是否典雅，等等。如果不合要求，会大吵大闹。这个举止，很像是现在买某款奢侈品。

事实上最开始百科全书也的确是奢侈品，因为一部四开本的《百科全书》，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半的食品预算。直到后来删除了图版，减少了冗余部分，《百科全书》的价格才慢慢降了下来。早在路易十五时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巴黎的贵族妇女都喜欢在梳妆台上放上两本精装的《百科全书》。这种做法很快成为巴黎上流社会妇女的一种时尚。为此，几位近臣上奏路易十五，如果在每一位夫人、小姐的梳妆台上都放有这套《百科全书》的话，那将会危及国家的安全。路易十五于是下令对该书予以查禁。但这场“梳妆台风波”并未能真正阻止《百科全书》的出版发行，订单依然从四面八方飞来。也是因为这种内在的驱动，《百科全书》在相对宽松的路易十六时代能够四处开花。

当有着共同利益的人越来越多，便会形成一场或明或暗的运动。旧制度一夜倾塌之前，必定有无数个体的利益经年累月穿墙凿壁。正如《让子弹飞》里的射满弹孔的铁门，只要时间到了，轻轻一推它也就开了，咣当落地，薄如蝉翼。

庞库克本人并非完全是个唯利是图者。我更愿意将他看作是一个做时代进步生意的人。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至终于全面开放，正是因为有无数人在做时代进步的生意。与其说庞库克是个现实主义者，毋宁说他是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他的生意是成功的，而从理想的角度，他的理想没有得到最终实现。庞库克曾经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希望通过编纂一套《方法百科全书》创建“人类在任何时代都从未建立过的颂扬文学、科学和艺术的最美的纪念碑”。当然，最后他并没有真正实现他的愿望。一方面，没多久法国大革命爆发，印刷厂的工人们都跑去印革命小报了。革命年代的庞库克再也不能像路易十六时代那样如鱼得水。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知识树在十八世纪以后分枝越来越多，有关知识的记录远非几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1798年12月19日，庞库克死了。他的女儿说：“十八世纪最庞大的项目……超过个人能力的项目，它使出版者的财产、健康和生命都为之耗尽。”

（根据课堂讲稿整理）

[1] 启蒙思想家，洛克的信徒，相信后天教育。

[资本]从“姓社姓资”到“姓张姓李”

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像资本主义，而美国反而变得越来越社会主义。从全世界来看，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

——罗杰斯

几年前网上开始流行一张题为《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的图片。图的上半部分取自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画中人声鼎沸、商旅往来，好一座繁华似锦的城池！而图的下半部分，同样是这座城池，却变得满地狼藉、举目萧条——因为“城管来了”。再后来，有好事者又PS了些图片，如“强拆队来了”，整个市集变成了光秃秃的操场。最耐人寻味的是最后一幅，一切又似当年繁华景象，只是多了个图注——“新闻联播来了”。

因为宋朝的开放与繁华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不杀士的传统，今日的文人墨客对这一时代多有乡愁。即使像汤因比那样的大学者不也曾表示，如果有机会穿越，他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在许多西方学者眼里，宋朝不仅可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媲美，其工商业发展更是成就非凡，甚至可以说，宋朝时的中国正在告别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国家。只可惜，这辉煌的文明因北部游牧民族铁骑的踏入而落得瓜果飘零。此后，这个国家虽然借着民族融合继续开疆拓土，但并未散去重农抑商的魔咒。

检讨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改朝换代并非只是换统治者而不换统治关系，它还有可能让刚刚成长起来的东西——甚至被称为“革命性成长”——被战乱与整肃所湮灭，资本主义与工商业文明永远处于“覆灭—萌芽”状态。如此悲剧轮回，不过是“春风吹还生，野火烧又尽”。“富不过三代”，更是此地文明被不断消解的金科玉律。

不要枉自慨叹人世凉薄。人们因自私而立公约，因有恒产而有恒心，本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商业追求自由、开放、平等，追求精神自治、公平竞争，它分解政治权力，天生反对垄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富含契约精神和开放精神的商业文化可以算是现代性的起源。商业被许多前现代统治者所抑制，也正是因为商业暗含的平等性、不确定性和颠覆性。而当帝国将臣民如庄稼般种进地里，在那里不是人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人民。那里没有商业，有的只是人被栽种，人被收割。

重农抑商的结果就是扼杀现代性。而皇帝以天下为私产，成立无限政府，怎容得了奴才拿着主子的东西偷偷换来换去，坏了秩序。当然，无限政府通常也会背负无限责任。王朝兴，家天下；王朝灭，则家破人亡，覆巢无完卵。

与前朝相比，清王朝的覆灭不算悲惨。二十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那场“天鹅绒革命”常被解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此措辞着实太过慷慨。就当时中国国情论，资产阶级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根本没有多少财富去支持这场革命。否则，当年的孙中山与袁世凯怎么都会忙着找列强“当衣服”借钱。据说，在与袁世凯议和的头天晚上，孙中山还在找日本人筹款北伐，只因为没借到，才有了“革命不彻底”。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当陈独秀试图革中国资产阶级的命时，胡适很不以为然。虽然自洋务运动以后，中国有了些实业救国者，有了些民营资本家，但远没有像欧洲一样形成一个阶层。胡适说，你若真要这样革命，得先拿着放大镜去找资产阶级。谁能料想，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胡适当年的想象。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时，那个光学仪器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走出三十余年的封闭，改革开放使中国得以重新探路工商业文明，在原有政治组织（国家）之外，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独立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资本主义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人们争吵的不再是制度上的“姓社姓资”，而是财富的“姓张姓李”。简单说是意识形态主导的主义之争开始让位于具体的权利之争。然而，与此同时，当“建设暴力”开始摧毁民宅甚至逼人自焚，当故乡因为污染成为回不去的地方，当生化工厂生产的有毒雾霾使人们既看不清时代的方向又望不见附近庙宇的时候，这个时代步步逼近的种种危险同样让人警省。

没有田园牧歌式的人性与资本，也没有田园牧歌式的社会与商业，这世界善与恶同在。绕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还是让我们回到温和而睿智的雷茵霍尔德·尼布尔[1]。这位洞悉人性光明与幽暗的思想家指出马克思对于人性方面认识的不足，但也承认“与其他任何一种权力形式一样，财产既具有防御性，也具有进攻性”。换句话说，资本可以是好的东西，它组织生产，促进流通，为人类的美好生活不断推陈出新。与此同时，资本也有可能变成一种坏的东西。如果资本成为一种不被约束的力量，甚至与权力勾结，被用来组织暴力拆迁、暴力征地，将三聚氰胺注入牛奶然后送进我们的肠胃，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不是给人带来创富机遇与财务自由的资本主义，而是羊吃人式的遭人唾弃的“野蛮资本主义”。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万恶的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野蛮。

无论是面对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社会都应有能力竖起屏障，守住公正的底线，以抵抗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各自越界或合谋。热爱，但要留有余地。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保留一种权利，以反对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原载《看历史》杂志2012年第2期，原题为《双面资本》）

[1]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是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是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美国社会，是美国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 著作主要有：《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人的本性和命运》、《对基督教伦理学的阐述》、《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等。

[底线]底线派

不能制约自己的人，不能称之为自由的人。

——毕达哥拉斯

对面的灯光很耀眼，我一下不太适应，像太阳一样照着我，让我看不见台下的诸位。这可真应了梭罗的那句话，“那些让我们失去视觉的光明，对我们来说是黑暗”。

“干”与“士”

这个社会会好吗？先说段盛世危言。大家知道前不久利比亚打仗了，有的人说欧美太坏，总盯着人家中东和北非的石油。如果这个推断是真的，我担心中华民族是不是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因为中国地沟油储量比中东石油的储量多多了。这么好的液体黄金，哪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垂涎欲滴啊？

我说完大家就笑。原来美国不打我们啊，没啥危险。美国不会攻打中国。一来如果美国真的想要地沟油，我们可以派些城管，将我们的核心技术护送到美国。二来美国可以以自由之名解放世界上任何国家，唯独不能解放中国，因为中国本来就是自由国家啊，而且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比美国要自由。

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政府。看看我们有些官员是多么自由啊，想为人民服务就为人民服务，想跨省追捕就跨省追捕，想多征税就多征税，前一段时间新闻不是说了，到第三季度政府已经把全年的税都征满了，增长率27.4%，比GDP翻了快两番。

如果你因此断定通过一百年来的努力，中国人争自由只争到了政府的自由，那你又大错特错了。我们的社会也是世界第一自由的。我们有闯红灯销记录的自由；我们有不排队的自由；我们有在牛奶里添加三聚氰胺的自由；我们有活用标准答案COPY一切正版的自由。

此外，我们还享有世界最多的言论自由。比如说在温州发生动车相撞事故后，凤姐说，撞得好啊，为计划生育作贡献了。

类似的“自由言论”还有很多，我们还有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声称希特勒是值得尊敬的一个德国领导人，现在反对希特勒的人是无知，而且杂志也堂而皇之登出来了。如果在欧洲，这已经算是公开支持纳粹的言论了。

这就是中国式的自由，上有天花板，下面无底线。从本质上说，实际上是两种无底线，既没有制度上的自由底线，也没有价值观上的不自由底线。结合起来是上面被封顶，下面被击穿，从结构上看很像一个“干”字。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字——“士”，那是一种顶天立地的挺拔形象。“干”字则完全相反，是一种无底线社会的沉沦结构。

伏尔泰没说过的话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广为人知。在特定语境下，它精彩绝伦。问题是人真的有说一切话的权利吗？伏尔泰会誓死捍卫一群人站在他家窗台下高喊“我杀你全家”的人说那句话的权利吗？如果伏尔泰生在纳粹德国，他会誓死捍卫希特勒要清理掉所有犹太人的言论吗？我相信不会。为什么？因为言论自由和任何其他涉及他人关系的自由一样，都是有底线和边界的。

而且，事实上伏尔泰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借着这个机会，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最早提出这句“名言”的是英国女作家伊夫林·霍尔（Evelyn Beatrice Hall）。她先是在1906年出版的《伏尔泰的朋友们》一书中“引用”了这句话，后来又在《书信中的伏尔泰》中再次“引用”。这事和爱尔维修有关系，爱尔维修在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里算得上个人物。虽然伏尔泰并不喜欢爱尔维修的《论精神》，但当这本书受到教会和当局攻击之时，伏尔泰还是挺身而出，为其辩护。为此，霍尔在书中这样评价伏尔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从此便成了他的一贯态度。”由于这个学术上的不严谨，其后许多人都以为这是伏尔泰的原话。不过后来霍尔明确表示，她只是用这句话概括了伏尔泰的思想，而不是引用了他的原话[1]。

自由国家、自由社会必然是建立于一定的底线之上的。美国能够有今天的繁荣与自由，是因为美国的国父们和后继者们自始至终都在为美国的底线而努力，并将这些底线陆续写在了美国宪法和宪法修正案中。我们讲法律，讲政治伦理，讲道德，讲共同善，讲世界和平，其实也是在谈论什么是底线以及如何构筑底线。没有哪个国家和社会，可以脱离人类的公序良俗与社会底线而正常运行。底线不仅可以守住过去的文明，同样可以避免一个国家滑向黑暗。当然，站在权利的天平上，区别什么是底线也很重要，有的规则表面上看是底线，实际上是高压，比如中国古人发明的给妇女裹脚。

勒庞与言论自由

在欧洲，人们可以不打折扣地批评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言论自由没有底线。比如2005年，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N）主席勒庞在极右翼周刊《里瓦罗尔》（Rivarol）上说了这样一番话：“就法国而言，德国人的占领并没有特别不人道，在（法国）这样一个55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里出现一些误杀在所难免……”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法国媒体和政界一片哗然。一些非政府组织将勒庞告上了法庭。三年后，勒庞被法庭判处3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同时还需缴纳１万欧元的罚金，而采写这篇访谈的新闻记者及《里瓦罗尔》杂志社的社长也分别被处以罚金。

勒庞的辩护律师解释说，那些言论只是“闲聊”，并非采访内容，但巴黎轻罪法庭并不这样认为，法庭判定勒庞的言论“篡改历史”，“企图引起人们对纳粹在法国领土上犯下的诸如迫害抵抗运动战士和流放犹太人等反人类罪行的怀疑”，犯下了“赞美战争罪行和否认反人类罪行存在的同谋罪”。法庭也不是凭空捏造罪名。1990年法国颁布了相关法律规定，禁止任何基于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对他人进行歧视的言行；否认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定的反人类罪行，也是犯罪行为。

如果我们熟悉历史的逻辑，就会发现法国出台这样的法律，不是为了限制言论自由，而是保卫言论自由。因为在纳粹横行的时代，人们不仅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甚至连生命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世界上任何反人类的极端主义，包括纳粹的恶行不正是通过那些无底线的言论不断扩张，直至棍棒上街、血流成河的吗？

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给我们的言论自由以一个底线呢？一方面，要切实保护大家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也不让言论冲出自由的边界。比如说，“文革”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那么多的混乱与痛苦，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出台一部类似的法律，限制那些公共领域对“文革”大加赞美的言行呢？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我们打破禁区，把历史的“马赛克主义”丢到一边，好好地研究这段历史以及我们需要反思的其他所有历史。据我所知，现在不少学生对许多并不遥远的历史近乎一无所知。比如说，有一次上课我在黑板上写了“地富反坏右”几个字，许多学生竟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于是我一点点解释，解释完了就有同学开始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面政府是可以划定一个阶层的，为了稳定，政府不这么做，你说怎么做？”我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做就是做了，你为什么认为一定要去做？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一个国家因为阶级斗争而搞得四分五裂是真正的稳定吗？在此我无意展开相关讨论，我只想顺带说一句，现在很多人已经有了权利的观念，但这种权利的观念更多是自己的权利，而非人人共有的权利。

底线派

一个社会若要有持续的创造和发展，要有引以为荣的精神生活，就必须有共同的底线，有符合人性的基本的价值观。

几年前的孙志刚案，大家都还记得。一个农村的孩子进了城，考上了大学，最后在广州莫名其妙地死掉了。他不幸的命运让眼泪一夜间洒遍了互联网。很多人觉得非常悲哀。当时网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媒体是不是太偏心了，是不是因为孙志刚是大学生，所以才报道那么多，而如果是农民工，可能就没有那么关注了。我无法假设当时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生孙志刚的死比农民工孙志刚的死触动了更多的人。如果孙志刚只是农民工，许多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对他只是抱以同情，而大学生孙志刚的死，却让他们想得更多。或者说，大学生孙志刚的死，折射了更多的东西。

将心比心，我也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小时候我的父母对我没有太多的要求，只希望我能考上大学，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在城里过很好的生活。对于农民来说，实现“鲤鱼跳龙门”，这人生理想、个人奋斗就差不多完成了，接下来就像童话里说的，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本来，孙志刚也应该像他父母所期望的那样，在城里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谁知道他却暴死在收容所里。这是一个可以触动任何个人奋斗者的悲剧，也是现实中国的缩影与警示。一方面，人们必须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仅有个人奋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社会没有共同底线，个人奋斗就像在峡谷里走钢丝，你走得过去是侥幸，走不过去是命运，一阵微风也许就能将你吹下钢丝，跌落悬崖。与此相反，如果社会有方方面面的共同底线，个人命运将会大有改观。所谓共同底线，首先是制度底线。如果承认农民工有进城务工的权利，那么必须填平遣返收监农民工的陷阱；如果承认收容遣送条例是恶的，那么就必须立即废除这个条例，而不是等到死了人后才去反思；如果承认枉法裁判将污染社会正义的水源，就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法治得以运行；如果承认犯罪嫌疑人享有最基本的人权，就必须禁止各种形式的刑讯逼供；如果承认言论自由是公民不可或缺的自由，就必须杜绝所有针对这一自由权利的跨省追捕；如果承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必须让推土机在私人住宅前低下傲慢的头颅；如果承认健康是每个家庭的第一民生，就必须以严厉的监管使食品生产商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在这样的共同底线之上，人们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安全。以权利为中心的共同底线的价值，就在于使峡谷上的无数钢丝集结成网，使人们即使走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也能如履平地。

以权利为中心的共同底线同样包括共同的价值观与责任心。所谓普世价值，作为人类渡尽诸世纪苦难后获得的精神遗产，正是奠基于人类的共同责任之上。每个人的价值观未必相同，但总有一些共通之处。每个人都有吃饭的权利，这就是普世价值。就像资中筠先生讲的，为什么古往今来各国都不约而同地把剥夺他人自由的监狱当做一种惩罚手段？这说明人的天性是要自由的，而这种自由就是普世价值。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即使是观点相异的各党各派，也会有共同的价值观。

梁文道和我这样谈论过自己，他在香港因为讲公正讲得比较多，所以很多人将他称作左派，而在大陆因为讲自由讲得比较多，所以很多人将他称作右派。为什么同样是一个人，给人的印象却不一样呢？为什么左派与右派的标签会同时贴在一个人身上呢？这种交集所蕴含的正是一些可以被称为共同底线的东西。法国人讲左派代表心灵，右派代表头脑。左派与右派的冲突是心灵与理智之间的冲突。但不管怎么冲突，人既需要心灵，也需要头脑。

这些年来，我注意到中国左派与右派之间有很多争论，而且各派常常互以为耻，甚至无法坐在一起谈话。当然，中国的左派和欧洲的左派有很大区别。许多人自称左派，实际上是国家主义者，而真正意义上的左派，反而是在中右派那里，于是便有了个很中国特色的词，叫“自由左派”，如秦晖先生就是“自由左派”。言下之意，既讲公正，也讲自由。几年前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有人说我是“欧洲左派”，也是因为我既讲自由，也讲公正。我们生活在充满悖谬的标签世界里，这固然有语言的贫困：一方面，没有标签和命名，有时候讨论无法展开；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些标签与命名，讲不清道理又像是我们的宿命。考虑到观念形成的复杂性，也不愿为某个团体背书，所以我没有主动接受过任何派别性的称谓，左派、右派、自由主义者、中间派、公共知识分子……我代表不了任何人，每天都在变化，我甚至代表不了昨天的自己，我只能代表此刻的自己发言。

有些东西却是一以贯之的，如果非要将我划入某个派别，我愿意承认自己是“底线派”。无论什么标签之下，左派、右派、自由主义者、中间派、公共知识分子……大家都需要一个共同的底线。

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开放，观点越来越多。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举例说左派和右派的主张分别为A+B和A+C。有意思的是，他们不会为共识A一起流汗奋斗，而是为自己的B和对方的C的不同争得头破血流。宁愿为差异而争斗，而不是为共识而努力，这不得不说是个悲剧。如果这个国家的精英，能够为共同底线而努力，我相信当下的许多问题会好解决得多。

在底线派眼里，宪政也不是什么高远的事，不过是求一底线；有尊严的生活也不是什么高远的事，不过是求一底线。今天很多被我们视为天花板的东西，其实在别的国家也不过是一底线。康德曾经说过：“人类在内心里有其尊严，因此他是万物之灵，而他的根本义务也在于不去否认在其人格当中的人性尊严。”我很喜欢这句话。愿每个人都能守住自己的灵魂，愿人性尊严成为这个社会需要共同守卫的底线；愿今晚难以触摸的天花板，在明天清晨我们醒来的时候已经下降为我们的底线。

（根据2011年广西师范大学演讲稿整理）

[1] 霍尔后来在1939年5月9日的一封信中向读者承认自己的疏忽：“您在我的著作《书信中的伏尔泰》中读到的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是我本人的话，我不应将它用引号引起来。我无意中犯下的错误误导了您，使您以为这是伏尔泰的一句话。请接受我的道歉。”霍尔的这封信后来被收入1943年出版的另一本书里。

[价值]解构，但不嘲弄一切

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戈拉

大概十多年前，我看到这样一个笑话：

爷爷抱起孙子，给他人生的道理。讲完后，爷爷问孙子有什么感想。孙子说，爷爷你嘴好臭。

后来，我把这个笑话当作一个关于解构的故事写进文章里，以此诠释这个解构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旧制度、旧思想与旧权威，看似铜墙铁壁的意识形态统治等等，都将面临来自信息接收者的挑战。

“文革”时期流行“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唱者与听者毫无防御地接受字面上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意义是失控的。而今天任何政治口号，都会被社会以各自的方式解读。解构主义长驱直入公共生活的各个细节。2012壬辰龙票刚在微博上露了一下脸，就立刻引发诸多议论。有的说“威武庄严，一身正气”，有的说“凶神恶煞，霸气外露”。有的说这只飞龙出门忘记戴博士伦，不小心撞钢化玻璃上了。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解构的本质，说到底就是阅读者或者信息接受者，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意义的控制。这方面，无论是伊瑟尔[1]的接受美学理论，还是霍尔[2]的积极解码理论，都已经做了深刻而有力的论述与铺垫。

在此之前，洛克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如果个人不控制意义，或者说意义在个人的经验之外，暴政就会在附近徘徊”。我说我自己的写作在于控制意义，亦在于此。毫无疑问，解构不仅对于瓦解旧世界有着摧枯拉朽的作用，对于各人守住自己的精神城堡，也有着非同凡响的积极意义。今日中国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社会脱去政治中心的重轭，使个体重新获得了解构政治、文化与生活的主权。

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集合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诸种特征，而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解构盛行。在那里宏大叙事变得与这个社会似乎毫无干系。一盘散沙的世界，人们回到自身，拒斥千篇一律、高高在上的意义。和过去相比，每个原子化的个人都可能一事无成，但又都可能呼风唤雨。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回到上面那个笑话。如果那个小孩对任何言说者都抱之以“你嘴好臭”，而且小孩成了大多数，这个世界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然而，现实似乎正在走向这样一种残酷——而今网络上，谁还敢高扬理想的旗帜，又有几场严肃的讨论不是以哄堂大笑收场？

十几年前，我可能还在无节制地赞美这个解构的时代。我承认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解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些动辄想回到大一统时代的思想，我自然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些人只看到时代在交媾，却没看到时代在孕育。新的文化，将成长于种种解构之中。

与此同时，必须强调的是，我反对解构一切。实话实说，尤其近两年来，我渐渐开始厌恶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解构、赏玩与戏仿主导了一切，没有灵魂的庙宇，没有神圣的存在，没有理想的生活，更没有谁为崇高与尊严而战，在那里人心必须接受大张旗鼓的嘲弄。

解构与嘲笑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旋律。但是，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不可能只有解构，而无建构；只有瓦解，而无黏合；只有自由，而无责任。没有敬畏，没有尊敬，没有神圣，没有向上的力量。一个社会，不能贫困到没有一个职业有尊严，没有一个人值得尊敬。

最可笑的是人人互称“老师”。中国人管谁都叫“老师”，一方面和中国人信各种各样的神在逻辑上如出一辙：表面尊敬，实际上多是因为功利或者怯懦而进行廉价的精神上的行贿——不得罪你，而且相信总有一个是灵的；另一方面，甚至连资深作家们也开始在网上称木子美与仓井空为“老师”时，我不知道这些“老师”究竟给了他们怎样的教诲与恩情。但我知道，在人人互称“老师”的社会，老师已经死了。

事实上，就连解构主义思想家们也承认，并非所有东西都当被解构。德里达便提出了“正义的不可解构性”（l’indeconstructibilité de la justice），因为“正义”是对他者无条件的义务或者说是责任，是一种“非对称的责任”。世界有一套运行的机制，正如各种计算机程序并不能解构二进制原理。从逻辑上说，如果一切都可以解构，解构也将归于虚无。

解构，但并不嘲弄一切。有时候我真觉得人类自康德以后误入歧途，需要回到康德重新出发。在康德那里，人仍有敬畏，世间仍有未知之物，康德的哲学为宗教与正义留有余地。不幸的是，十九世纪，上帝死了，二十世纪，人类也死了，剩下的只是孤零零的个体。

“认识你自己。”古希腊达尔斐神庙里的这句话广为流传。同样是刻在那座神庙上的另一句话却被忽略了——“凡事不可过度。”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过去历史是一条时间的长河，人们踏足其中，能望见过去，也能望见未来。而现在，时间的河流消失了。人们只是自顾自站在各自的脚盆里，只有嘲弄，没有敬畏；只有哄堂大笑，没有热泪盈眶。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28期）

[1] 伊瑟尔（Wolfgang Iser），1926生，德国文学理论家，接受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本文的召唤结构》（1970）、《隐含的读者》（1972）、《阅读行为：审美反应理论》（1976）。

[2]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生，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研究学者，主要论著有：《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1973），《文化研究：两种范式》（1980）,《“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1982）。

[人心]人心与制度

“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

“我是藏在你的心里呢，花呀。”

——泰戈尔，《飞鸟集》

有时候我真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年代。比如说现在医药发达了，老太太们通过补钙身体变得硬朗，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多大年纪也能一个人上马路了。不过，很不幸，很快我们发现这又是一个糟糕的年代，刚补完钙的老太太不小心摔马路上，可是世风日下啊，没有人愿意去扶了，因为我们精神上没补钙，你想去扶老太太，发现自己腿软了。

小悦悦事件

最近网上都在热议小悦悦事件。这事比不扶老太太更让人揪心。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两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随后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辆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女童身上再次开了过去，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只有最后一名拾荒阿婆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

孩子最后死了，她来到人间好像只为测试这个世界有多么凉薄无情。十八个路人视而不见，只有一个拾荒阿婆肯上去帮了忙。两相对比，网上炸开了锅。大家都变得很悲愤，中国怎么了？这事传到了国外，国外也议论纷纷，说中国丢掉了自己的灵魂。

发生在小悦悦身上的悲剧，让大家不约而同想到最近几年的一些讨论。从2006年南京“彭宇案”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帮人会惹祸上身，于是纷纷表示再也不扶老太太了。有人说，扶老太太可以，但现在没时间，先得赚足了钱，够赔了才行。讨论就这样一天天发酵。就在前些天，还有一张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南通一位老太太在超市门口失足摔倒，恰巧卡在栏杆中间，因为没人帮忙，老太太挂栏杆上给卡死了。照片看起来很悲惨，像是受刑一样。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不愿救人？刚才讲了，有的人怕惹祸上身，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私或自我保护是人之本性。世界上的人并非都像孟子那般追求“舍生取义”，甚至连孔子都承认，如果有仁人掉到井里，不要试图救他，以免自己也给掉进去了。这个问题是被孔子骂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宰我问的。孔子的学生里，他最喜欢的“在贫如客”的冉雍，而最讨厌的正是宰我。孔子的回答虽然不如孟子“舍生取义”那么豪迈，但也不能归类于简单的势利。

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猪和猫是好朋友，有一天猫掉进坑里，猪拿来了一捆绳子，猫叫猪把绳子扔下来，结果猪把整捆都扔下去了。猫说，这样你怎么拉我上去啊？！你应该拉住绳子的另一头。话音刚落，猪跳进了井里，拉起绳子的一头，说现在可以了。猫看着猪就哭了。

人有顾虑是正常的。我想孔子大概也不是反对救人，只是强调救人需要方法，不能同归于尽。孔子不反对猪救猫的态度，反对的是猪救猫的方法。

还有一种情况，我称之为“建设性否定”。有不少人，他们断定彭宇案是“枉法裁判”，所以通过不作为进行报复。彭宇案变成了罗生门，真相如何，我们不在现场，不得而知。但是网民抓住判决的理由不放——“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他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网民说了，根据这里的“社会情理”，助人为乐是不存在的。为了抗议相关判决（准确是判决理由），参与讨论的这些人也表示将不再扶老太太。潜台词是我们并非不想扶老太太，只怪法院将我们逼上梁山。如果法院能够维护公正，老太太还是可以扶的。

这种辩解也有问题。若真是法院的错，为什么犯错成本由其他跌倒的老太太来支付？事实上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彭宇是被冤枉的。[1]

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因为有彭宇“被诬告”的案子撑腰，现在也可以在网上理由气壮表示自己再也不扶老太太了。这种表态不是为了指导他将来的行为，而是为了证明自己过去不扶老太太是合理的，而且是有先见之明的。许多人表态再也不扶老太太，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认定了正义的水源已经被污染。然而，对于这些人来说，更严重的是另一件事情，即他们的良心也被污染，甚至失去了自净的能力。

换一个角度，为什么拾荒老太选择了救人？网上的讨论列出了若干条理由。比如，她不上网，所以没有被网上的那些负面信息“洗脑”或干扰；她并不富有，如果救人上当，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多心计，在我看来一个判断就够了，那就是拾荒老太良知未泯。

小悦悦的悲剧引起了讨论，除了道德上的指责与自省，也有人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是不是可以给见义勇为立法？是否应该给人心一个宽阔的出口，激励社会向善？而这些讨论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什么是人心与人性？什么是好制度与坏制度？

人心与人性

关于人心与人性，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争论。要了解什么是好制度，就必须先对人性有所了解。在这里我简单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

先说中国传统中的人性论。儒家对人性没有统一的认识，孔子没有指明性善或性恶，而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人的善恶会随着环境变化。

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孟子认为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是善的礼乐教化，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而这种人皆有之的善性，起初只是道德的萌芽，只有经过不断地自我修炼，才能进入完美的道德，即“人皆可以为尧舜”。

与孟子相反，荀子信的是性恶论。荀子虽然是儒家，但也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孔子崇“仁”，孟子尚“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孔子注重“克己”、“修身”、“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从“性善”出发，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等，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实现“仁政”理想。如果说孔、孟的思想倾向于理想主义，荀子的思想更倾向于现实主义。孟子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即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和孟子、荀子的善恶论不同的是告子，告子曾经与孟子讨论人性的问题。告子持中性论，认为人无所谓善恶，就像水一样“无分于东西”、“无分于善不善”，你从东方开口子，它就向东流；你从西方开口子，它就向西流。不同时代人性表现得也不一样，周文王、周武王时候，人心善，而周幽王、周厉王时候，民心好暴。告子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食、色，性也”。在他看来饮食男女等自然属性是人类的本性。

西方也有不少关于性恶与性善的论述。比如霍布斯的性恶论。霍布斯认为人性本恶，因而权势成为人类共有的普遍意向，而人常常受到自己内心无止境的欲望的驱使，从而人的激情常常凌驾于人的理性之上而不能自已。人性的这种状态在没有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情形之下，还处于“自然状态”时，必然导致争斗。为了结束这种争斗，人们必须寻求一种“公共权力”，也就是说为了保障生命的安全，人们必须通过契约转让权利，从而建立国家。又比如洛克的“白板论”。洛克把人的心灵看作一张白纸，没有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理性，好比一块洁净的石板，人通过对外界的感觉和内在的反省得到的观念写在石板上面。洛克认为人的一切意志、感情和理性活动，都是由人的欲望决定的。人总是追求使自己身心快乐的事物，逃避使身心痛苦的事物，人的这种趋向决定了道德上的善恶。

人性的问题非常复杂，归结起来，性善论倾向于道德上的自救，性恶论倾向于制度上的他救。不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只按着一个方向走。性善论与性恶论所射出的射线并非两道平行线。事实上，善与恶在很多情况下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绝对的概念。同一件事，在A看来是善，在B看来是恶，可能因为这件事善恶兼有，区别只在于目的和手段。比如一个儿子，为了救病重的母亲，去抢了一家超市。一个事实行为可以分解成几个目的行为。抢超市是恶的，救母亲是善的，那为救母亲而抢超市是绝对的恶，还是绝对的善呢？回顾人类历史，以善的名义作恶的事情早已不胜枚举。

有两句话很值得回味。一是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等于形同虚设”。另一句出自美国神学家尼布尔——“人有公正的能力，民主成为可能；人有不公正的倾向，民主成为必须。”为了更好地理解后一句话，在这里我们不妨换一个说法，“人有恶的倾向，民主成为必要；人有善的倾向，民主成为可能”。我为什么要引用两位思想家的话，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我想说明的是，善与恶都是人的本性中的一部分，因为人性有恶的一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法律、制度乃至国家来协调；因为人性有善的一面，这些用于协调人际关系的人造机器才能够正常运转。

好制度与坏制度

2004年的一天，我去了马克思的故里特里尔。这是德国最古老的小城，曾经做过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在一个醉意醺醺的酒吧里，我和一位当地人交谈。我说马克思在中国有不少故事啊。这位当地人神情有些不自然，紧接着说：“其实，马克思只是一位哲学家。”马克思通过他的思想影响了世界。关于他的思想，如果需要我来做一个评价，我想说的是，他看到了资本的恶，又低估了资本的善；他看到了人性中的恶，又高估了人性中的善。

过去，我们将资本视为万恶之源，忽略了资本同样有善的一面。现在我们推崇资本，甚至连各地的环保局局长都被安排了必须完成的招商引资的任务，我们又忽略了资本的恶，即资本若是成为一种不受约束的力，同样可能作恶，重现“羊吃人运动”，印证马克思当年的担忧。至于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则几乎是一对悖论。一方面，他看到了人性中的恶，读到了人性中的贪婪与异化；另一方面，当他希望建立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他又高估了人性中的善。如尼布尔所说，马克思没有意识到即使是普世化的财产也有可能变为当权者谋取局部利益的工具，因而缺少对两种人的防范：一是那些掌握着经济社会化过程的人，另一种是掌握着经济和政治双重权力的人。在尼布尔看来，人既自私邪恶，又绝对自由，两者加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人性与社会。总的说来，坏人并不比好人真的坏多少，他们不过是得到了为非作歹的机会。

那么什么是好的制度，什么又是坏的制度？我以为使人向善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使人向恶的制度就是坏制度。这不算什么新观点，应该说是一个共识。邓小平当年也讲过，有了一个好的制度，好人可以充分做好事，坏人无法做坏事；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好人不仅无法做好事，有时还会变坏。具体到毛泽东所犯下的错误，邓小平认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拍过《背马鞍的男孩》的伊朗导演萨米拉虽然年轻，可是她的这句话却足够精彩——“导致我们不自由的，不是坏人，而是坏的关系。”这坏的关系里，当然包括因制度形成的关系。好的制度形成好的关系，劝人向善；坏的制度形成坏的关系，使善良的人泯灭良知，让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你让猫去设计一个不吃鱼的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还是一个吃鱼的制度。

孟子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意思是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固定的心志，只有士人能做到，至于老百姓，假如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坚定的心志。如何让人拥有恒产，具体到现代社会，宪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是使人拥有恒产的一个制度性保障。

崇尚心学的王阳明同样讲过这样一句话：“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如果从制度设计上来思考王阳明的这句话，也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湮没人的善良的制度，也是生产罪恶的制度。

在民主国家，选民倾向于把票投给兼具美德和能力的人。选民有这个权力，这是制度性的保障。如果是选坏蛋呢，会是怎样一个结果？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的时候，由于有“右派”指标，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为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为了完成这个指标，最后便有了“选右派”的闹剧。比方说一个单位的人在一起开会，大家平时都很熟，谁也不好意思直接指出谁是右派，也怕自己挑头吃亏，如果这时候正好有个人膀胱不够大，出去上厕所了，在座的互相递个眼色，等那人回来，就成“右派”了。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我估计其中有不少膀胱经不住考验的最后就成了“右派”。

回到前面的讨论，小悦悦的悲剧发生后，有人将制定《见义勇为法》重新提上日程，希望通过这样一部法律来拯救沦落的良心。对此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具体细节需要斟酌，但我认为从制度上为那些善良的人提供保障的思路总是对的。在这方面，美国、加拿大等国实行的《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2]倒是为中国提供一个出路。

好制度并非只有宪政，确定几个原则然后分权制衡了事，它还包括一系列使人向善的细节，给人性一个善良而宽阔的出口。而这仅靠内心的道德是远远不够的，人需要外在的约束来协调生产生活。举例说，现在汽车越来越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红绿灯、没有左右行驶的相关规定的街道。仅凭着各位司机的道德去协调谁先走？我相信再心气平和的人，也会因为堵车逼出“路怒症”。相较于道德的含混不清，红绿灯对人的行止作出了精确的规定，以是非超越善恶。红绿灯制度的建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一旦建立起来，你会发现原来文明如此简单，归根结底就是要建立起一套人们能够遵守的秩序。

向善与自救

我常常会遇到有人提这样的问题：改变不了世界，我将做什么？既然世界是堕落的，那我跟着堕落好了。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个世界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人类对这个世界有意义吗？也没有意义。我想全人类灭亡了对这个世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和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一样，我也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但是人类为什么没有跟着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跑呢，为什么人类还在寻找爱情并创造、发展自己的文明呢？这是因为虽然世界没有意义，但是人类能够思想，能够控制世界的意义。我们被莫名其妙带到这个世界上，人生本无意义，但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意义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

人类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人类会创造一个意义的世界。而这个意义世界，表面上看是人类共有的，实际上却是由古往今来的每个人分别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控制意义的不同能力和不同角度，它不仅构成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表明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控制意义是一种能力。即使制度不尽如人意，你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本心。即使没有《好撒玛利亚人法》，你仍然可以扶起摔倒的老太太。你不能因为世界错了，也跟着错，甚至为此沾沾自喜，以为你不孤独，以为沐浴了堕落世界的荣光。老太太只是肉身摔倒了，而我们却忍着心肠不去扶她，那时候，摔倒的不只有老太太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良知。

有时候，我们太喜欢斤斤计较，又太容易弃城投降。我们希望世界按着我们的要求存在，一旦世界不按我们的要求存在，我们便跟着那个我们并不喜欢的世界跑。我们太在乎外部世界的回馈而轻视内心的坚守。为什么我喜欢王阳明的一些东西，因为他看到了人心另有世界。王阳明说：“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他的另一个名字是王守仁，这个名字已经将他的心学概括了。

诚拙禅师在圆觉寺弘法时，法缘非常兴盛，每次讲经，听众往往挤得水泄不通，因此就有很多的信徒提议，要兴建一座宽敞的大讲堂。有位信徒就用袋子装了五十两黄金，送到寺里给诚拙禅师，说明是要捐建讲堂用的。诚拙禅师收下后，没什么特别的表示，就忙着做别的事情了。这信徒很不满，就问诚拙禅师为什么不道谢。诚拙禅师就和他说：“你捐钱给佛祖，为何要我道谢？你布施是在自做功德，如果你要将功德当成一种买卖，我就替佛祖向你道声‘谢谢’，你也把‘谢谢’带回去，从此你与佛祖‘银货两讫’吧！”

这是个非常有教益的故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行善，是受着自己良心的驱使去做的。行善不仅让我们参与对美好世界的追求，而且帮我们守住内心的世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感激呢？

说到这里，我想起另一个故事。越战时美国男子每晚都点根蜡烛在白宫前抗议。有夜下雨他还点着蜡烛站在那里，有记者忍不住问他：“你真以为你一个人拿着根蜡烛站在这里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吗？”那男子说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这位男子叫穆思特，是美国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达自己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看法。对此，有的人会泼凉水，“说了也白说”。其实，从不说到说，你已经在改变世界。有些话有时看起来无用，但是说出来你已经在改变自己，成就你自己。

在制度成为一种逆境、社会自甘沉沦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救？就集体而言，自然是要建立共同底线。没有共同底线，每个人都像是在黑暗中的沼泽地里行走。就个体而言，是要守住自己的价值观。中国人精于学乖，如今很多人，其实自己还没“吃亏”呢，就都开始抢着学乖了，而且学乖学到透支的地步。这样过一辈子，就像没活过一样。为什么不带着自己的价值观上路，即使遭遇挫折总也是你自己的生活。

每天晚上，A.J. 穆思特都会点着蜡烛站在白宫前面表达自己的反战立场，风雨无阻。一位记者看不下去了，便问他：“你真的相信自己能够改变这个国家吗？”穆思特回答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为了不让这个国家改变我。”图为六十年代穆思特参加反战集会。

[1] 2012年初，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志伟首次以官方名义披露，彭宇的确与另一位当事人徐寿兰相撞，同时批评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在判决书中运用经验法则推理出的“显然与情理相悖”是导致该案由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的关键。随后，《法治周末》在长文《彭宇案检讨》认为，法官以个人“经验法则”推理出来的“人性恶”，使得彭宇案的判决摧毁了“路见危难，援手相助”的传统美德。

[2] 《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是关于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条文。《好撒玛利亚人法》目的是重点保护医疗人员、警方、消防人员在紧急事件中，救助受伤人员时不必因抢救中出现的问题而承担民事责任，除非上述人员疏忽救助或是救助方式错误或是有意延误。

守住自己的价值观，未必要你去做多大牺牲，首先要做到的只是不比坏，不跟着沉沦的世界一起跑。每次看到书店里教大家怎么世故圆滑、心狠手辣的书时，总免不了叹气。可这些所谓智慧，偏偏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小宪法。别人骂你汉奸，你就骂他五毛，这也是一种比坏。我所理解之独立精神：一独立于威权与商业；二独立于民众；三独立于自己过去之荣辱。此外，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观点，不以说服他人为目的，保持一颗自由交流的心。若无自由交流之环境，再加上一条，即“不比坏”。别人强迫你不强迫；别人断章取义你不断章取义；你不必学人去做脏话的奴隶，那不是你要的平等。

不随着世界沉沦，以自己的存在昭示世界的一点希望，既是自救，也是救世界。在此我也继续说说前面未能尽兴的孟子。孟子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在我看来他的很多思想要比孔子深刻，境界也比孔子高。西方有句谚语，“敌人越多，荣誉越多”。孟子的重要性同样体现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他的态度上。《孟子》里像“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等等在我们今天看来很有现代性的话语，后来都被朱元璋给删掉了。

孟子的一生，除了说事论理，反抗暴政，同时是个满怀慈悲、热爱生活的人。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与此同时，孟子尤其强调个体自救的价值。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不能自暴自弃，空着安全的住所不住，舍弃正确的道路不走。走邪路！

世界好坏，终逃不过人心与制度。孟子讲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人心再好，也不能代替制度；法律再好，总还是由人来执行。人心向好，社会会往好的方面走；制度向好，社会也会往好的方面走。最可怕是人心坏了，制度还在鼓励这种坏。制度坏了，人心也自甘堕落一起坏。这个社会会不会好，实无灵丹妙药，只取决于大家在救济人心与制度方面做了多少加法。

在孟子若干涉及个体自救的篇章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对于那些甘愿随坏制度沉沦或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句话，更是穿越两千年历史的鼓舞与警省。好社会不会从天而降，在它没有到来之前，每个人最紧要做的，还是救起自己。正如船沉时最要紧的也是先救起自己，而不是自暴自弃，比自己和船哪个沉得更快。我们不能等着天下好了才决定做一个好人。每个人都可以是美好世界的种子。种子多了，时令到了，社会自然会朝着好的方向走。

（根据2011年湖南大学演讲稿整理）

[开放]中国应该向中国开放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阻力。

——福柯

今天这个题目是“打开——中国走向世界还是世界走向中国？”，题目虽然好，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讨论的。作为价值判断来说，我相信台下的大家和台上的大家会有一个共识，即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也要走向中国。而且历史也已经表明，中国如果不走向世界，世界也会走向中国。

对于今天这个场地，我也很有感触，因为以前在台上光特别亮的时候，我们在上面看下面是黑压压一片，但是今天的会场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多中心的会场。我看到在座的大家也都在有光的地方，这是我看到的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情，这也表示后面的交流也会是一种自由交流的状态。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最有希望的还是寄希望于一种自由交流的状态，而非互相强迫或者征服。

作为价值判断，中国应该走向世界，世界也应该走向中国。但是作为事实判断来说，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还不是完全开放的中国，不光是有伟大的政府，还有“伟大的防火墙”。而且相对于世界来说，世界也不是完全向中国打开的。这有各方面的原因，同样是一个国家，比如美国在世界各地他们可以免签证，但是能向中国免签证的国家和地方就非常少，而且官方护照才好一点，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个世界也不是完全打开的。当然，中国早已经不是今天的朝鲜那样极端封闭的国家，不像电影《北逃》揭露一样，有那么多因饥饿而外逃而被射杀的悲剧。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开放的世界或者要建设繁荣的社会，它必须是开放的。说到美国，以我的理解，它的打开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有条件地向世界打开，它有移民政策，会把世界各地比较优秀的人才吸引过去，这是向世界打开的一部分；但是我也注意到，美国的繁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不光是向世界打开或者有条件地打开，而且还向本国国民打开。讲到这儿我可能有点跑题，但是既然是以开放性的话题来谈开放，我尽量跑题说，以符合开放的原则。

在2010年5月份，江西抚州有一个钱明奇的案子，炸市政府、检察院，这一天我发了微博，我说这一天的中国发生三件事，一是朝鲜的金正日访问中国，中央政府以最高规格接待金正日；二是一些网络上的青年才俊，他们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资格竞选人大代表；三是钱明奇炸政府。我说这几个剖面似乎代表中国未来三条出路：第一条是政治国家（上层）拥抱朝鲜，第二条道路是公民社会（中间阶层）拥抱欧美，第三条道路是底层民众投向阿富汗。

我听梁文道兄说起最近独立候选人的情况，他用了一个词“全军覆没”，开始以独立竞选要参加选举的陆续退出，没退出的，据说投票的时候是警察帮到场的居民投的。这第二条道路被堵死。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说世界向中国开放还是中国向世界开放，而是中国要向中国开放。

前几天刘瑞琳女士给我看了一本书，讲民国时候开放社会的一本书，说一个国家从开放社会走向封闭社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因为政府不断地塑造人民，让他们跟着政府节奏走。今天的中国不一样，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或者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半开放半封闭的社会。在这样的时候，其实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因为他们也在不断地塑造政府。我们今天的希望也是通过讲座、通过写书、通过日常的交流、通过写微博不断地促进政府的改造，来促进社会新的观念的形成，这种开放用“理想国沙龙”的口号来说，也是我们借助这个开放来“想象另一种可能”。

（根据2011年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演讲稿整理）

[公共精神]公知的沦落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

由于多在公共领域发言，近些年来我曾被不少媒体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时而还会入选一些年度榜单。我敢断定，最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词。因为太过美好，以至于有人还在担心这一概念会因某种压力而朝不保夕。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记得当时人们是多有期盼的。我也不例外。因为推崇艾米尔·左拉，在每年时事评论课快结束时，我还会给学生们播放电影《左拉传》，和那些即将走向社会的年青一代分享《我控诉》里的清醒与担当，沐浴至今仍未褪去光芒的“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假如没有左拉的挺身而出，蒙冤的德雷福斯完全可能会死在牢里。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的中国与世界，都需要有公心的知识分子，都需要有良知与勇气。然而当有媒体记者将我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且询问我对此“身份”有何感想时，我的态度是既不公开拒绝，也不安心接受。

不公开拒绝是因为我乐见其成，希望有更多知识精英能够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共同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底线和理性。至于不安心接受，一是我自觉写作时瞻前顾后，做得很不够，自惭形秽；二是不喜欢被人贴上标签。我信奉“要么成为自己，要么一无所成”，只希望用自己概括自己的一生，而非某个外加的具有评价性质的身份。更何况，如读者所知，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年代，这片土地上什么都可能缺，独不缺各式标签与“帽子戏法”。

左拉功成名就后，一度因为沉迷于优渥生活而不问世事。左拉向老朋友塞尚展示自己新近淘到的古董。塞尚说，你变了，有才华的人应该享受贫穷，否则他的才华将和他鼓起的肚子一样养尊处优，无所作为。电影《左拉传》剧照

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黎明报》上发表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即著名的《我控诉》，为军方谍报案中的替罪羊德雷福斯鸣不平。随后，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在法庭上，左拉说军人用手中的枪保卫国家，知识分子用手中的笔保卫国家。1910年，德雷福斯重获自由。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短短几年间，“公共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与“汉奸”、“五毛”相提并论的坏词。而这也是我在持续几个月的方韩大战中，看到的最让我痛心的一幕。

这个社会还没有学会理性讨论，由于种种管制的存在，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公共知识分子被缩略成“公知”，在被污名化之前，先是被廉价地滥用。任何在公共领域发言批评几句政府的人便成了“公知”，贺卫方是“公知”，罗玉凤竟也是“公知”。继而又有人创造了“母知”。

我时常感慨汉语被新话与脏话统治，任何美好东西在这个世界都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

微博之上，处处枪林弹雨。在此起彼伏的谩骂声中，有的人选择了自我了断，删微博走人，再次印证“劣币驱逐良币”；有的人索性比坏，看看谁骂得更狠，一来二去，便有了“良币追逐劣币”。守不住自己，良币也变成劣币了。

我尊重拂袖而去的消极自由，但不支持“怨憎敌人枪法不准，索性自己吞枪自尽”的荒诞。知识分子必须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

无需讳言这是一个势利的世界，一个“统治者思维”无处不在的世界。公共知识分子的表达压力不仅来自威权，同样会来自民众——想想左拉当年如何被围攻，愤怒的同胞焚烧他的书稿，在法庭外高喊“绞死左拉”，只因为他为蒙冤入狱的德雷福斯说了些公道话。

今日中国社会，一个人如果指出国王没穿衣服，他是勇敢的批评者；如果他指出民众可能也没有穿衣服，那么他就成了懦弱的背叛者。常见的情形是，早上出门时，你还是“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昨晚你对弱者深切的同情和对权力的大胆批判博得了民众的好感；很不幸，晚上回到家时你可能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败类”了，因为中午你表达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反对者希望折断你手中的铅笔，而那顶和某个铅笔型号有关的帽子也该轮着你戴了。

其实，无论别人赞扬还是诋毁，你还是那个早出晚归的你。这世界，总有人会相信你，理解你，也总有人不会相信你，不会理解你，而你的时间终究有限，不要去纠缠比坏，不要易粪相食，你只负责真思考与讲真话。在 “自杀”与“杀人”之间，在逃之夭夭的出世与争强好胜的入世之间，知识分子一人一座城池，可以通过守卫自己的理性与价值观从容立世，做最好的自己。我常以“以己任为天下”自勉，也是承认你若守得住自己，也便守得住世界。

（根据2012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专栏文章整理，原题为《守得住自己》）

[暴力]为什么戾气弥漫

生命本来是一次光荣的冒险，结果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

——房龙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过于闭目塞听，都不会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今日中国社会暴力流行，戾气弥漫。大街小巷，人们憋着莫名的火气，细微的磕碰都可能引起一场骂战。回家打开电视，没几分钟你便会听到主人公痛断肝肠的哭喊——“我要报仇”。接通网络，各式有关暴力与怨憎的新闻扑面而来：有人开车冲撞行人，有人持刀杀幼儿园小孩，有人冲进讲堂朝老者扔鞋……即使是你量身定做的微博，也会因为某个不合时宜的观点“听取杀声一片”。

回望词语的江山，这优雅的汉语，形神兼备，凝练丰盈，曾是多少人的精神家园！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温婉别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悠远。即使一旦归为臣虏，也有“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人生壮阔……

传统儒家文化不忘熏陶中国人如何知书达理，风范儒雅，修齐治平。林语堂在《中国人》中强调中国人注重人格培养，诸如和平主义、知足常乐、稳重、耐力等等构成中国人“老成温厚”的性格。在他看来，中国人欢乐、幽默、大度、心平气和，具有那种在艰苦环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无与伦比的天才，正是这些精神使他们得以享受这个平凡的生活。而这一切，恰恰是当年欧洲人所欠缺的。

然而环顾当下，人们不再就事论事，动辄暴戾相向。此情此景，你忍不住要去叹息要去寻问，这世界怎么了？这古老而优雅的汉语，何以戾气缠身，落魄至此？那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优雅中国，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转型期的社会戾气

戾气，或曰暴戾之气。这种遇事即爱使狠斗勇、取径极端的心理或风气，会以多种暴力形式体现出来，如话语暴力、行动暴力以及其他各种隐性的暴力与强迫。

应当说，社会戾气首先反映的是诸多社会成员的情绪，其次才构成或者反映所谓的社会心理。而若要探讨社会心理之形成，就必须对此一时代特征有所把握。今日中国社会仍处于“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途，即我们通常说的转型期。无论社会转型还是政治转型，变身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三十余年改革开放，至今已经积累大量社会矛盾与政治问题，并在近十年来得到充分发酵。

具体到当今社会戾气的形成与发展，除了以往尤其是革命年代的暴力思维、暴力崇拜影响犹存，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权力的不受约束与社会公正的长久缺失。而社会戾气、弱者心态只不过是由政治失序与社会失序诱发的一种反抗形式。

官员倚权自重，民权意识觉醒。官民对立愈烈，社会戾气日增，二者成水涨船高之势。谈到官民之间的分野与对立，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贪官污吏“以权（力）谋私”不被有效禁止，底层社会“以权（利）谋生”却不得不时刻遭受城管的暴力驱逐，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在城乡改造与建设中，一连串触目惊心的自焚事件也阻止不了种种恶性强拆的发生。

难的不是给枪管打结，而是人类抠动扳机的欲望。作者摄于联合国总部。

如此日积月累，不仅让民众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安全感，也对权力部门缺乏信任感。由于政府的种种越位与缺位，社会的失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并且“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与精英阶层，以及他们可能结成的同盟。社会随时可能分化、组合成“我们—他们”两大阵营。正气被戾气裹挟前行，这种紧张态势渐渐发展为“见官即仇”、“逢官必反”乃至“逢不同意见即反”的心理和事件。

社会成员之间，互害型社会成形，“阴谋论”泛滥，世界一分为二，没有中间地带。独立表达意见的中间阶层，也难免被贴上各种标签加以声讨。正如扎米亚京的《我们》所揭示的世界，那里只有直线，因为所有曲线都是不文明的。当强者继续肆无忌惮的时候，弱者隐蔽的暴力倾向也被激励。即使像马加爵那样锤杀数位同学者，也被有些人视为“底层英雄”，事实上被杀的同样来自社会底层。社会溃败、社会暴戾化似乎变成了对吏治腐败、公权暴力化的一种回应与反制。

戾气的螺旋

一个社会，面对经年累月的不公平与非正义，如果没有基本的愤怒与憎恨，自然不正常。但若是只剩下愤怒与憎恨，甚而发展为一个戾气弥漫的互害型社会，将正义的诉求扭曲为一种以血还血的报复、仇恨的宣泄，乃至殃及无辜，只能说这个社会不仅失去了爱的能力，也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

关于这个时代的“杀气重”、“戾气重”，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取景器。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自媒体时代正在到来。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它见证了普通民众公共精神的成长，许多人忙里偷闲，开始关注公共事务，试图表达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网上喊打喊杀的话语暴力也让我们看到许多言说者缺失察纳雅言、包容异己的公民之德或君子之风。

每个人似乎都急于表达，而非倾听；急于征战，而非协商。在嘈杂的广场上，相遇的不是人，而是各式各样的噪音。网络的匿名性与便利性使许多人断章取义，借题发挥，最终汇流成一股股“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话语暴力。“汉奸”、“走狗”、“卖国贼”、“爱国贼”、“五毛党”、“美分党”、“倒贴党”、“装×犯”、“意淫犯”、“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各种帽子满天飞舞。有好事者甚至成立网站，虚拟了沾着血色的绞刑台，声称要绞死他们所要反对的人。

为什么网上会有那么多人喊打喊杀，破口大骂？遇到自己不赞成的观点，一些无能力表达的人会借着简单粗暴的谩骂表达内心的不满以及对言说者的蔑视，而有能力表达的人也常常会在具体交流过程中因为“树敌太多”而心灰意冷。网民需要网络意见领袖表达他们需要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视自己为“意见领袖总司令”，希望被他们钦点的意见领袖能按他们的意思排兵布阵，只表达符合他们意愿的观点，否则便是对民众的背叛，甚至被怀疑身份。

传播学有个“沉默的螺旋”的理论，意思是指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或被群起攻之），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最后结果是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由此可见，“沉默的螺旋”并非只有沉默一端，亦有鼓噪一端，会促成“戾气的螺旋”。当一个人因为某个观点触犯众怒而被讨伐，即使是同意其观点的人，也会退避三舍，而反对者会被互相激励，社会戾气由此螺旋上升——这也是网络上中间意见阶层严重缺位之根本原因。极端情况下，有些网民自成正义之师，甚至急于行动，将网上的暴力延伸至网下，不只是对异己的言论不宽容，甚至出现人身攻击。而这种攻击性及排他性群体的形成，正是基于“我者—他者”的模式。和历史上的许多悲剧一样，被攻击者被单方面赋予了单一身份，被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

单一身份与暴力

阿马蒂亚·森试图通过《身份与暴力》一书为我们剥开许多难解之结。在他看来，人们因“我者—他者”征战，无异于“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无所谓进军与撤退，泥淖之中只有自相残杀。如此场景足够可怕，茫茫黑夜，就像行走于影片《大逃杀》里的荒岛之上，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敌人，暴力无所不在。

回到社会生活，身份本是一个中性词，身份认同也并不必然带来灾难。甚至，它还是一个好东西，因为身份认同会给人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是人类生活丰富性与友情的源泉。然而阿马蒂亚·森同样看到，“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因为单一的别无选择的身份认同同样会杀人”。回顾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当那些黑人被告知自己是胡图人，而且“我们憎恨图西人”的时候，“无知的民众实际上是被套上了单一而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刽子手带领着酿造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人爱自我标榜，也爱给别人贴标签，喜欢以局部代替整体。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标示一件物品，通常是为了增加其辨识度。然而，当我们将某个人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并且将其简化为唯一身份的时候，暴力便已经在酝酿。因为别无选择的单一身份抹杀了人的多元群体特征与多重忠诚。它像海水一样，可以将每个族群、每个人围成一座座孤岛，从此孤立无援。

阿马蒂亚·森说：“诋毁他人做法的基础，一是对他人予以错误的描述，二是制造这些是这个可鄙弃的人的唯一身份的幻象。”回顾人类历史，路易十六被杀头，因为在革命者眼里他的唯一身份是暴君。犹太人被赶杀，因为在纳粹分子那里他们的唯一身份是犹太人。同样，在中国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当一个人因为“地主”、“黑五类”、“阶级敌人”等别无选择的单一身份而被批斗时，他身上所有其他关系或者身份属性便立刻消失了。此时，他不再是一位父亲、儿子或者丈夫，不再是乡亲邻里，甚至也不再是劳动者。他只是“寄生虫”、“剥削者”、“伟大事业的破坏者”等污名的集合体，其他归属关系的消失切断了他应得的一切救济渠道与同情心。

如前所述，今日中国帽子满天飞，这些帽子在公共讨论中也沦为单一身份，不仅导致话语暴力，而且衍生出基于单一身份的杀戮与残酷。2010年3月23日，郑民生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名小学生。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郑民生恨令智昏。然而，面对如此悲剧，有人仍坚持认为郑民生此举系“弱者”的无奈反抗，而这些官家和富家的孩子并非无辜，因为他们一出生即有“原罪”，既然享有父辈依靠特权占有的更多社会资源，就应该承受更大的社会风险。当郑民生冲进幼儿园的时候，“官二代”、“富二代”成了这些孩子单一的、别无选择的负性身份。正是这些标签，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

从反抗到自由，另一种可能

中国自古并不缺正义的诉求，也不缺反抗，然而血流成河的反抗并没有换来美好社会，反而往往加重了社会的互害。为什么？

李慎之在给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作序时曾感慨中国的两个传统，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前者主忠，中国大体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是“亚洲价值”的摇篮与基地；后者主义，“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靠的是朴刀棍棒说话的江湖。

有个问题李慎之自己也迷惑不解——前后二者究竟哪个才是中国的大传统？是关公，还是孔夫子？“中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废弃无人了，唯一的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

如果以大小两个传统来看中国，治世编户齐民，孔子的大传统被歌颂，关公的小传统被压制。而到了改朝换代时，游民四起，小传统便会迅速膨胀。而民众，奔走于两极，要么归于臣民，要么归于暴民。

李慎之难分两者何为大传统，何为小传统，实在是分不清传统中国究竟是臣民多些，还是暴民多些。因为他们此消彼长，并无定局。中国历史上虽然起义无数，仍不过是从暴民到顺民的过程，所谓“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即使“皇帝轮流做”，有幸完成了改朝换代，也没有完成中国的革命，因为并没有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与私民，没有使中国社会脱胎换骨。

从热爱反抗到热爱自由，这恰恰是一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现代意义上的反抗，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走完臣民与暴民的钟摆，而是为了建立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如米奇尼克所说，“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

自由需要反抗，但反抗并不必然带来自由。以自由为目的的反抗，指望建立的是人人可以享有自由秩序；而被戾气包裹的反抗，你死我活的反抗，不能包容异己的反抗，没有慈悲的反抗，不尊重他者权利的反抗，往往会因为抛弃了权利原则而走向自由的反面。

在此意义上，身处转型期的国家，若要减少社会暴力与戾气，除了在政治上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培育公民。而培育公民的关键，就在于培养其权利观念，做到托克维尔当年所期许的，“能使人们用以确定什么是跋扈和暴政的，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论美国的民主》）。

换句话说，能够拓展并捍卫自己的自由，同时不对他人喊打喊杀的，正是权利观念。无媚骨，无戾气，有的只是权利观念下的高贵与优雅。在那里，完成我者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即承认自己与他人都属于某个“命运共同体”或者“权利共同体”，同时又拒绝单一身份认同，即承认个体身份丰富性的，也正是权利观念。

（根据课堂讲稿整理）

[差异]寻找替罪羊

人们所拥有的感觉是如此迟钝，以致对这样的场面最后见怪不怪，不以为然了。那时候，母亲带着她们的孩子去看刽子手行刑，就像今天她们带孩子去看木偶戏一样。

——勒庞，《革命心理学》

替罪羊（Scapegoat）是舶来品，然而寻找替罪羊的现象却贯穿了人类的历史与文本，不分古今国界。

《圣经》里上帝让亚伯拉罕以羊代子奉献的记载，古犹太人在“赎罪日”以羊转罪的习俗，中世纪席卷欧洲的猎巫运动，因黑死病流行而杀死犹太人及其后纳粹对犹太人的斩尽杀绝，古墨西哥阿兹特克的“杀神”仪式，恐怖分子对平民发动的袭击等等，都是见证。这一现象同样多见于中国历史。商亡于妲己的论调揭开“红颜祸水”的替罪羊原型。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揭示的实为中国版“猎巫运动”：由于“妖术”流行，大批乞丐与和尚作为替罪羊惨死狱中。而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对“地富反坏右”的清算，亦具有寻找替罪羊之特征。时至今日，“临时工”常常被一些出事单位或部门用来撇清责任。几个月前，深圳还有遣返“治安高危人员”的新闻。如此荒诞的指令，难免让人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净化城市驱逐坏分子的运动。

就词源学而言，英文scapegoat来得多少有些曲折。在古希伯来文《圣经》中，那只因替罪而被放生的羊叫Azazel，而Azazel在后来被误译成goat that departs（分离之羊），后来就说成了escape goat（脱逃之羊），字面上毫无“替罪”之意。直到1530年威廉·廷代尔翻译的《圣经》版本中，英语中才有了scapegoat这个词，并在十九世纪发展出非宗教用法，代指替人受过。

相较而言，中译“替罪羊”一词可谓直指要害——转祸与替罪。当然，相关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少见。史书与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关于人祭的史料与原型。除了“受气包”、“背黑锅”等俗语， “李代桃僵”、“借刀杀人”还被收入了著名的“三十六计”。之所以说借刀杀人与替罪羊有关系，是因为执刀者有替罪之累。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死刑或限制死刑，除了人道主义原则，还因为他们在死刑犯身上或多或少看到了一些替罪的成分。一个人的十恶不赦可能掩盖这个社会经年累月的罪错。虽说人人都是社会人，但在死刑犯那里，社会通过死刑定格并撇清了一切。

吉拉尔与替罪羊机制

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金枝》里谈到古希腊时代的替罪者，在最热闹的殖民城市马赛，“一遇到瘟疫流行就有一个出身穷苦阶层的人自愿来做替罪羊。人们用公费整整养他一年，拿精美的食物给他吃。一年期满时就让他穿上圣衣，用神枝装饰起来，领着他走遍全城，同时高声祷告让人们的全部灾害都落在他一人头上。然后把他扔出城外，或在城墙外人们用石头将他砸死。雅典人经常豢养一批堕落无用的人，当城市遭到瘟疫、旱灾或饥荒这一类灾难时，就把这些堕落的替罪羊拿出两个来献祭：一个为男人献祭，另一个为妇女献祭。……色雷斯的阿卜德拉城每年大规模地清城一次，并专门选出一个市民用石头把他砸死，作为替罪羊，或代替所有其他人作出生命奉献。在砸死他的六天以前先除去他的市民资格，以便让他一人担负全市民众的罪孽”。

这里说的“自愿”有主动献祭的意味，却十分值得斟酌。以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若非有某种显性或隐性的强迫，没有人甘愿受罪——即使是从前乡土中国械斗时为族人替罪的“杀人犯”，也是迫于某种交换（比如为生活所迫，族人答应代养其父母儿女等）而甘愿到官府那里抵命。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弗雷泽笔下的“金枝国王”会寻找替身。

“金枝国王”指的是居住在内米湖畔的古意大利人如何进行王位交接的奇异习俗。在那里，部落的命运被认为与其半人半神的国王的健康密切相关。当国王的身体出现虚弱迹象时，他必须赴死，因为唯有在他还算健康的时候，才能把他的神圣灵魂及时迁移到继任者的躯体中，以保证这颗神圣灵魂的平安及部落的福祉。当然，求生乃人之天性，所以有的国王便找来替身，让他风风光光做几天“临时国王”然后再“垂泪对宫娥”，从此呜呼哀哉。

献祭的背后，是古人知识的局限与对世界的不安，而替罪羊的作用就是抚平这种不安。不过，对于弗雷泽的见解或研究视角，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勒内·吉拉尔很不以为然。在《替罪羊》一书中，吉拉尔指责弗雷泽所提出的替罪羊概念只是祭祀仪式上的替罪羊，是一种主题式的、片面而粗俗的迷信，“仅仅以祭祀仪式的意义使用替罪羊一词，并将之普及，从而大大损害了人类学”，而在现代意义上“替罪羊”一词应该指迫害行为与表征的无意识机制——替罪羊机制，即当人们处在危机中或者混沌状态时，迫害者为了恢复被损害的秩序或者他们所需要的秩序，煽动人群，使他们相信受害者有罪，是灾难之源，从而将现实中所有使人际关系和现有秩序恶化、混乱的罪过都归咎到受害者身上。他们坚信只有团体把这些毒素清除，才能带来新的和平与秩序，以一个人的死亡换来大家的生存。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十足的势利行为，是“多数人的暴政”，如吉拉尔在《圣人与暴力》一书中所指出——他们坚信将不幸归咎于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可以被他们轻而易举地干掉。

在吉拉尔看来，寻找替罪羊首先是一种迫害行为，而人群具有迫害的倾向，他们急于行动，急于寻找易接近的、能满足他们暴力欲望的原因，他们梦想在团体里清洗腐蚀团体的不纯分子，清洗破坏团体的变节分子，他们总是相信一小部分人，甚至一个弱不禁风的人都可能极大地危害整个社会。人群总是潜存着暴力，一个顺势而为的口号就会使大家行动起来，而且肆无忌惮。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如此解释群体何以犯下暴行：“孤立的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意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更重要的是，掌握话语权的人群还能为正义命名。

夺命的标记差异

吉拉尔提出“迫害文本”的四种范式：一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描述，即一种普遍的混乱的表征；二是对造成混乱的“嫌疑者”的指控；三是这些被指控犯罪的嫌疑者身上是否有特殊的标记，作为选择受害者的普遍标准，这些标志往往与指控并存；四是暴力本身。

具体到替罪羊机制运行的特点，吉拉尔同样强调有四：其一，暴行是真实的；其二，危机是真实的；其三，挑选牺牲品不是根据人们给他们的罪名，而是根据他们具有的受害者的标记，根据所有可使人联想到他们和危机有罪恶联系的标记；其四，整个运作的方向是把危机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并通过消灭他们，或至少把他们驱逐出受污染的团体，来化解危机。

依照吉拉尔的说法，既然危机首先是社会危机，因此我们普遍趋向于用社会原因特别是道德原因来解释危机。最终是人际关系在瓦解，这些关系的主体对现象会完全陌生。但是人不是自我指责，而必定是责备整个社会。他们可以信口雌黄，或者指责其他人，这样容易揭露他们，觉得这些人似乎特别有害，嫌疑分子被指控犯下特殊的罪孽。

吉拉尔说：“一个人的受难标记带得越多，他就越可能大难临头。”以神话中受迫害的俄狄浦斯为例，他既是国王，又是替罪羊。“他残废的身体，弃儿、外国人、暴发户的身份以及国王的地位使他成为一个受难标记的大杂烩。” 也就是说，替罪羊机制的发生遵循这样一个过程：危机开始→标记差异（寻找替罪羊）→实施暴力（完成替罪与转罪）→危机结束。在此过程中，标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人歌颂“差异”给世界带来丰富性，不忘像罗素一样感叹“万物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但替罪羊机制的作用却是标记并消灭差异，完成多数人对个体或者少数派的迫害。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能是被命名后的创造性存在，正如比利时在卢旺达殖民时用尺子量出胡图族与图西族一样。

在这里，真正致命的敌意是，种种受难标记最后会缩略成一个单一的身份，如“奸细”、“卖国贼”、“奸商”、“恶魔”、“流氓”，从而被施加暴力，成为公共戏剧中的牺牲品。这种简化使受迫害者的其他身份消隐，其他权利不复存在。比如说，当一个地方治安出现问题，“外来人口”很快被标示出来。2011年7月22日挪威发生惊天血案，凶手布雷维克在被捕后声称不少欧洲国家领导人、记者和公众人物是“A级叛徒”，应该“执行死刑”，因为他们允许多元文化存在和移民进入。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疯狂的敌意让人哭笑不得又不寒而栗。

回顾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的种种争论，同样是各种标记、帽子满天飞。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左右之间、草根与精英之间的对立使这些标记有了动员社会的魔力。以“富二代”、“官二代”为例，一方面，这些标记可以被当作炫耀财富与权势的资本；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使这些人受到来自民意的狙击，成为不公平社会里的替罪羊。比如涉及命案时，当事人被汹涌的民意推上风口浪尖，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存在我们不安全”成为群众毫不妥协的口实，当一个罪犯不得不额外为时代不公正、没有安全感等等担负责任时，替罪羊机制便开始启动了。

而一旦判决迎合民意，当权者与民众之间完成一个合谋。民众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社会也恢复原有的平静，至于相关罪错因何发生，可能无人过问。在此意义上，无论消灭“清白的替罪羊”，还是“有罪的替罪羊”（我称为“替罪狼”），寻找替罪羊只在于化解一时的危机，在于恢复过去的平静，而不在于开创一个可以期许的未来。进一步说，错误的归罪与替罪，只是对过去的蹩脚的清算，它并不能消除将来甚至当下的罪恶之源。

双刃剑与双边缘

有关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群体不会统一思考，却急于寻求统一的行动。

为了说明标记所具有的隔离或抽取作用，吉拉尔提出社会“平均数”的概念。社会“平均数”被认定为社会的“正常”状态，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越偏离这一位置，或高或低，受迫害的危险越大。或高，这有点类似中国人常说的“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或低，又有落井下石。个体或者少数派的生活和行为的任何异常，都有可能成为被歧视和被迫害的理由。

基于社会“平均数”的假定，吉拉尔认为，在替罪羊机制中，这种偏离同时具有“双边缘”效应——不仅贫穷人处于社会边缘，或称外边缘，而且还有第二种内边缘，即富人或者有权势者也处于社会的边缘。

回到历史场景，不仅和尚、乞丐、游民、性工作者等边缘群体会在危机中成为替罪羊，即使王公贵族同样不能幸免。的确，风和日丽的时候，有钱有势者享受着穷人望而兴叹的多重保护和特权，而一旦危机来临，这些养尊处优的人很快就成了被谋财害命的对象。“权势使暴力合法化，但在危机时期，他们却成为暴力的对象，引发被压迫者的神圣的起义。”不是么？改朝换代的中国，当臣民转为暴民，承担无限责任的皇族将面临被斩尽杀绝的噩运。革命的年代，英国绅士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法国公民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及其王后。革命并不意味着血流成河，被杀的王公贵族并非都是罪不可赦。他们被杀不仅为旧制度赎罪，而且被当作革命年代的分水岭，革命者急于用杀头来表明他们与过去决裂的决心。

革命暴力遵循的逻辑是：“最好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死去，团体就不死了……”所以罗伯斯庇尔喊出了“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需要生！”，而玛丽·安托瓦内特必须死，则是因为她有诸多优先特征或者标记——她不仅是王后，而且是外国人，甚至还是一个被怀疑参与乱伦的女人。

内边缘与外边缘像是飓风的内外两边，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双边缘只是一种幻觉，因为风平浪静的“飓风眼”并不存在，所有人都在飓风之中。群体运动赋予人们以翻云覆雨的群体力量，同时使每个人都成为混乱世界里的孤儿。权利的逻辑遵循的普世原则是，只要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过程是势利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被贴上与众不同的标记；只要这种迫害机制存在，一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意味着所有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寻找的替罪羊。

古老的敌意

2011年7月20日，北岛在香港书展上做了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援引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北岛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和他所处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保持某种紧张的关系。

北岛所谓“古老的敌意”显然是文化而非权利意义上的，其所描述的不是针对具体他者的敌意，而是人与世界、人与自己的一种“紧张关系”。它表面上是一种敌意，实际上是一种批评与自省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上的自觉与坚持也是一个写作者安身立命的根本。

与此内省的“古老的敌意”相比，替罪羊机制的运行则有赖于另一种“古老的敌意”，一种势利的、外向的迫害与撇清。寻找替罪羊，将自己的罪错痛苦转嫁给他人，这种“古老的敌意”像“自私的基因”一样贯穿着人类的历史与文本。无论神话、宗教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起源，相关踪迹随处可见。

正如王尔德所说，“绝大多数人是他人”。在吉拉尔笔下，每个人对于他人都有一种“模仿欲望”——人只希望他人所希望的东西。受此欲望驱使，人们相互模仿、竞争，这种不断增强的同质化趋势会不可避免地螺旋升级，从而引发冲突和暴力，导致相互间的斗争与迫害。人类社会就是在暴力和迫害的起落中交替发展，而替罪羊机制似乎是一种维系此一发展的“建设性暴力”。

能否站在权利的基础上拒斥这种暴力？事情并非那么令人绝望。因为人类不仅有竞争，还有合作；不仅有你死我活，还有共生共存；不仅有替罪，还有担当；不仅有暴力，还有权利；不仅有报复，还有和解；不仅有刑场上冷眼狂欢的看客，还有沉静思虑的旁观者。理性的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菩萨畏因，凡夫畏果”的历史内涵，既然世间万物都逃不出一个因果律，简单与错误地归因不但于事无补，不能防患于未然，反而会积累新的错恶。

“我们相互宽宥的时候到来了。如果我们还在等待，我们就再也没有时间了。”虽然洞察群体世界里的黑暗，吉拉尔本人并没有因此放弃希望。在他眼里，人类世界的许多悲剧，不过是一场场“滑稽的误会”。不幸或让人不安的是，这种“滑稽的误会”每天都在发生。

（根据课堂讲稿整理）

[宽恕]没有和解就没有未来

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

——纪伯伦，《沙与沫》

感谢凤凰网和对外贸易大学安排了今晚的演讲。对外经贸大学以“博学、诚信、求索、笃行”为校训。在中国，“博学笃行，知行合一”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我不敢自夸博学，也不敢说笃行，但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此时此刻，除了良知和求知欲的驱使，以及我所渴望的自由交流的乐趣，没有其他什么力量将我推到你们面前。

遗憾的是，这次演讲以“宽恕与和解”为主题，没想到“有人要来捣乱”。这些让我觉得有些荒谬，我想和解却不知道和谁和解，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声称要来捣乱的人在哪里。不过，虽然临时换成了一个小场地，好在有互联网，相关内容仍可以借助网络传播，让刚才扑了空的朋友能看到。

《重新发现社会》虽然引起较多共鸣，但很惭愧，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太少。有些道理，有些细节，还没有讲清楚。所以我今年给自己列了两个计划：一是出版《自由在高处》，从个体层面解释自救与自由；二是安排“这个社会会好吗？”系列讲座，也是要面对具体的个人。具体原因，我后面会谈到。

“这个社会会好吗？”这个大问号既是疑问，也是期许。它说明我们都是热心肠，还关心这个社会。否则，何必去问社会好不好？罗曼·罗兰说过，一个人如果觉得他的国家不可救药，心情也就开朗起来。储安平也讲过类似的话，当时国民党要封《观察》杂志，他写信反抗，说你还封我杂志，要知道我现在连批评你们的兴趣都没有了。所以说，我们批评国家与社会，被批评者都应高兴才是。我们的疑虑是什么时候能够翻过这一页。沉疴与新病，层出不穷的悲剧，令人愤懑。微博里的中国，更是步步惊心，荒诞凄凉。现在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上一天微博所受的伤，要看一个月的新闻联播再加一场春晚才能缓过来。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坐到了一起，分享各自关于如何建设一个好社会的主张。

在此前的几次讲座中，我谈到中国暴力充斥。二十世纪更是一个血流成河、臭名昭著的世纪。直到现在，暴力的幽灵仍然无所不在。

相信诸位都见证过网络暴力。即使一个旁观者，本来去打酱油的，回到家，发现提回的是一瓶子唾沫。前些天，我发现网上有个“记账党”把茅于轼、李承鹏还有我若干人等都归于“西奴”，并扬言要将我们绞死，要上门清算，每个人的照片上都画上了红色的绞索。我不知道这样的网站，为什么在中国能够长期存在。我简单浏览过，他们也不是一般的糊涂。比如他们谈到“为什么要记账”时是这么说的：“我们常发现，西奴们老干些突破底线的事情，或脑残底线，或道德底线，或常识底线。”

捍卫“常识底线”我能理解；捍卫“道德底线”我也能理解；但是捍卫“脑残底线”，我就不能理解了——有谁会把“脑残”当个宝贝去守卫呢？我不知道我和这些人有什么深仇大恨。上网十几年，我甚至不忍心说半句伤害别人的话。我只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更没拿美国人的半毛钱，当年在法国留学时花的也全是自己的血汗钱。可那些心怀恶意的人，为什么嚷着要将我绞死呢？只是因为他们心怀恶意吗？我不能断定有朝一日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但能肯定这个国家充斥着太多的暴戾之气。如果我这样的人是“西奴”，那唐僧得是“西奴总干事”了。然而谁都知道，唐僧只不过是一个执着取经的人，当妖精们都想方设法吃他的时候，他却从来没有想过去祸害妖精。

回到街道与乡村，除了权力不被约束而形成的暴力，更有社会暴力。有的人跑到幼儿园里杀小孩，有的人开车上街撞人，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也不只一起两起。个案连在一起，就是现象；现象长期持续，就变成了时代特征。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在面对这些零星的杀害时，都会满腔愤怒。此时，即使只是关心自己的安全问题，你也会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关于药家鑫案

关注我微博的人，一定注意到我最近参与了网上有关药家鑫案的讨论，而且被许多人骂得狗血淋头。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想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以及我内心深处的忧虑和大家说说。

这个案子去年底我已经注意到了，心想这学生真是丧尽天良，怎能不但不救人，反而杀了人呢？我承认，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该死了。按现有法律，他是完全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对于被杀的那位农妇，也只有一闪而过的同情，没有继续关注。今天的中国，悲剧实在太多。在这个漫长的转型期里，中国人正在被异化为一个特殊的物种。各类垃圾食品让我们在肉体上百毒不侵，连绵不绝的悲剧让我们在精神上麻木不仁。矿难死多少人竟然有指标，意思是多死几个人那不叫死人，而叫“超标”。前些天，有位朋友和我谈起，他和某个市的城建局长聊天，那局长负责拆迁，说希望能建立一个拆迁死人指标。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在有些官员眼里老百姓的命真是一钱不值。难怪前些年有地方官员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哪个地方拆迁不死人？”

接下来是到了今年4月份，网上突然有了许多关于药家鑫杀人案的讨论，而且夹杂着有关废除死刑的讨论。当时我很奇怪，怎么会将药家鑫案与废除死刑放在一起讨论呢？如果真要讨论废除死刑案，这一定不是什么好时机。虽然仍不是很留意这件事情，但当凤凰网邀请我就此写专栏时，我还是欣然接受了。

我承认，在死刑没有废除的情况下，如果只是按照现有法律判处药家鑫死刑，我并无异议。不过，此时我更关心的是背后一些东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药家鑫不死，则法律死”……如此群情激奋的场面似曾相识。尤其在看过若干主帖和留言后，我发现点燃网民怒火的不是药家鑫杀了人，而是作为“军二代”的药家鑫杀了人。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出于某种对时局的忧虑，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写点什么。我同时注意到，当萧瀚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时，立刻被恶言恶语包围。有人甚至威胁说，如果药家鑫不死，最后就拿你抵死。有几个学者出来，说几句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大众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都是稀罕物。为什么要将不同于自己意见的人，讨伐干净，一个种子都不留？

我知道站在民意的对立面表达意味着某种危险，但我更在意的是知识分子有话不说的另一种危险。就像一位网友后来私信给我的，“如果知识分子说的话，都和老百姓一样，要知识分子做什么”？通常的讨论是抛砖引玉，而我此次见证的却是抛砖引砖，抛砖引刀。

我承认药家鑫罪大恶极，自始至终，我从来没有否定这一点。我只想陈述我在群情激奋背后所看到的问题，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表明自己对于死刑的态度。随后我在微博上简略谈了五点：

1.铡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最重，落在别人的脖子上最轻。

2.当你说一个人必须被判处死刑时，你可能不只在表达一个观点，而且在参与杀一个人。

3.废除死刑不等于废除刑罚。死刑之外，刑罚之威慑仍在。

4.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此社会无宽恕、无对生命之敬畏。

5.若我被杀，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

寥寥几句，都是我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想法。事实上，我所想表达的更多是对生死与刑罚的态度，而不只是在谈药家鑫案。很快，微博上已有了几百条回复，多半是针对我的人身攻击，“我先杀了你……”云云。由于一时仓促，又被微博限定了字数，许多观点无法及时展开。当夜我在凤凰网的专栏文章里作了相关补充：

“铡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最重，落在别人的脖子上最轻”，是一句西谚。在此我想说明的是，一个人是不是要被判处死刑，应该由主持正义的法官来定，而作为民众，虽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不能轻言生死。毕竟，无论自己还是他人，无论亲疏，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你可以痛责罪犯，但就人的生命本身而言，应该本着一视同仁的、审慎的态度。由此才有第二点的强调，“你可能不只是在表达一个观点，而且是在参与杀一个人”。而这也是我担心的，先不论药家鑫最终结局如何，在中国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审判经常受到来自官方（上级部门的干预）或者民间意见（所谓“民愤极大”）的影响。如今虽然已告别了群众运动的年代，但因为“民愤极大”导致犯案者被判死刑的事情时有发生。我还记得，2000年天津有一位叫刘金凤的女子便是在媒体密集声讨之下被处以极刑。民意一旦主导法庭，代表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就不再是法庭，而是政府能够接受并利用的分贝最高的那部分民意。

第三点，关于废除死刑的争论中，很多人误以为废除死刑就等于废除了刑罚，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对于罪犯而言，终身监禁的活刑，其惩戒作用并不一定比死刑差。这在研究废除死刑的国家那里，都有充分的讨论。至于有人担心有门路的杀人犯两三年就可能出来。若真如此，从逻辑上说最要改变的当是堵住相关司法漏洞，而不是让原本可能不死的人为制度的漏洞去死。

至于“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此社会无宽恕、无对生命之敬畏”，这个判断来自我多年所得的经验与判断，相信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识。举例说，2005年11月9日，艾绪强在王府井开车撞人致多人死亡，有些悲剧乃社会之大不幸；而在庭审过程中，部分受害者家属希望分割艾绪强可卖的器官以求赔偿，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大不幸？我的这句话被许多人误解，他们以为我是在说应该在没有任何惩罚的前提下宽恕或者包庇罪犯。这当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在意的是这种人人喊杀背后暗藏的危险。

最后一句话，“若我被杀，请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我承认，我很犹豫是不是要写下这段话，它甚至像是一份简单而决绝的人生告白。我能有此觉悟，也许是因为内心里有慈悲的种子，乐于接受宽恕的意义与价值。

以上是我大致的一点想法。随后几天，我又发了十几条微博，沿着先前的思路，除了从观念上讲自己关于死刑的态度，也从细节上分析了“军二代”这个标签背后的内涵。遗憾的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耐心看我在说什么。我的主要观点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废除死刑问题与废除药家鑫死刑的问题。我谈废除死刑问题，并不是谈废除药家鑫死刑。我只希望法庭公正。在我看来，“药不死，法律死”这个口号是有问题的，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不公正，法律死”，因为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僭越了法庭审判。我的意思是，公众应该着力守卫的是程序正义，而不是结果正义。

其二，符号化与仪式化的问题。药家鑫作为杀人犯，如果当死，应该由法律判决。理由是“药家鑫杀人”，而不是“‘军二代’药家鑫杀人”。我说政治审判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密室，一种来自广场。他们都是对法庭的操弄，都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我在大学开了一门政治传播学的课程，其中一堂课讲的就是替罪羊机制[1]。当然，严格说药家鑫并非简单的替罪羊角色，因为他并非完全无辜，他的不幸在于这个社会充斥了太多的不公正，而他作为“军二代”很快被符号化。

不要用唯一身份来定义一个人的生死，否则它就是新的“血统论”与“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几年前马加爵杀人案中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出身底层，锤杀了几位同学的马加爵竟被有的人美化为英雄，称作“小马哥”。如果药家鑫必须死，也请就事论事，让法院来裁决，前提是，他是因为杀了张妙而死，而不是因为中国已经积累了太多的不公平，因为民意压力而死，这些不是他该承受的罪过。如果他的父亲干预了司法，请把矛头对准他的父亲；如果媒体操纵民意，请把矛头对准媒体。司法独立应当一不屈从于官府，二不屈从于民意。我理解许多声讨者，他们是中国的良心，在做第一种努力。而我在做第二种努力，因为全民审判让我深感不安，“药不死，法律死”的流行语让我想到法国大革命的“要么路易死，要么祖国生”。然而，路易死没有终结流血，而只是开始。如果药当死应是法律让他死，而非全民审判。药被符号化，其危险在于法律审判变成政治审判。政治审判有两种，一种来自当权者的密室，一种来自民众聚集的广场。二者皆恶，都不完全就罪者具体案情就事论事，都不可避免将其符号化。两种审判都认为不消除某个符号就无安全感，并以此昭告背后力量。然而我说，每个人都是具体生命，都不可以用生命担负时代之重。

其三，是否“选择性宽容”。有人说我是“选择性宽容”，其实不是。我反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杀路易十六，杀玛丽·安托瓦内特；我反对伊拉克杀已经束手就擒的萨达姆；我反对革命年代的中国杀地主，杀资本家，杀知识分子，杀反动派，杀林昭，杀马燕秦，杀杨佳。我反对一切形式的针对人的杀戮，即使是“合法的杀戮”。

其四，如何站在被害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是的，大众需要正义，但他们要求的正义是否与被害者一家所要求的完全吻合？当大家拼命喊杀，甚至要求绝不和解的时候，是不是形成了另一种干预，除了干预法庭，也在干预张妙一家人的选择？假如张妙的家人选择刑事和解，会不会被公众视为一种对正义的背叛？这种群情激奋、全民审判是不是也有另一种倾向，也就是把张妙的家人逼到另一种意义上的绝路。如果药家鑫不死，他们就失败了。有人甚至说，张家的孩子绝不能用药家的钱，“如果用了那用命换来的钱，孩子长大后心会安吗”？照此逻辑，所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都将陷受害一方于不义。

简单的复仇并不能真正帮到张药的家人。我认为此时更负责的做法是促成张药两家适度和解（当然决定权在张家），不要让张家活在仇恨的伤痛里，也不要让张家为背负匡扶正义的民意压力而一无所得。杀了药家鑫，不过是让主张杀他的人获得“天堂五分钟”[2]的快感。可以看得见的结果是，在一个孩子失去妈妈以后，另一位母亲又失去儿子，两家永无和解之日。而断头台下观众什么也未失去，还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

其五，政府尤其需要反思。我认为群情激奋的背后，最应反思的是政府。为什么“军二代”、“官二代”能够激起那么多的愤怒？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说过，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当恶人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民怨越积越深，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在此意义上，针对“军二代”药家鑫的群体讨伐，是网民对不公正社会的一次示威。

这些天，我看到不少原来认识的朋友写文章在骂我，甚至有人要求我忏悔。前几天读到一条新闻，“辽宁省鞍山市14日发生一起致10人死亡的恶性杀人案”，紧接着又看见一篇回应我的文章，标题竟是“仇恨是我们仅有的权利”。作者认定我参与讨论是“秉承主子意图”，是出于维稳的需要。一个人如果想栽赃你，解释其实是无用的，此前也有人认定我收了药家的钱。对于类似污蔑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为了各自的理由，除了下跪，就是举刀，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是否还有中间道路？

两位母亲的故事

接下来说说两位母亲的故事。

一位是德国母亲。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四个失业青年钻到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随后四人被捕并被法院判处死刑。出人意料的是，案发后普方的母亲专程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相关案情后，老人竟然写信给地方法院，希望法院网开一面。不过江苏省高院最后还是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拒绝了受害者家属的求情，维持死刑的判决。但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同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

另一位是中国母亲。她叫梁建红，家住河北邯郸。我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主持人还特别连线了她。几年前，梁建红唯一的儿子在结婚前10天，因为500元工资未能及时给付而被工友捅了十几刀。谁知道为了给年轻的凶手留一条生路，她竟然不顾亲友阻拦指责，忍悲含痛进京为凶手求情。在法庭上，凶手当庭跪倒哭叫妈妈，法官、检察官、凶手家属、辩护律师无不泪下……凶手最终被轻判有期徒刑12年，重获生机。

梁建红说：“我今天想跟法庭说，能轻判他就轻判他吧。都是父母养的，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就是判他死刑，我儿子也活不了了。有就让他赔我点钱，赔不了就算了，看见他就想起我儿子。宋晓明还年轻，我就当是行好了，不要求严惩他……” [3]

听完上面两个故事，诸位也许渐渐能理解我前面说的“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了。宽恕有可能在你的仇人身上拓展你的生命，而同态复仇必定是终结一切。有罪者如果能够真诚地悔过他对另一个人的杀害，他会尽量去弥补他的过失，去帮助受害者完成生前未完成的事情。一个人被杀，国家再杀杀人犯，实际上连续做了两次减法。死者及其家人除了捍卫“杀人偿命”的古训，究竟又得到了什么？

最后的绞刑师

这些年，我参与了不少有关废除死刑的讨论。除了写文章，去年还在日内瓦参加了世界第四次反对死刑大会。全世界废除死刑已是大势所趋，问题只在什么时间实施。有专家说中国大概还要三十年。我常听人说，现在还不到时候，所以就不要讨论了。这种说法和天上掉馅饼一样过于天真。你若不在春天播下自救与宽恕的种子，秋天来了又有什么收获呢？哪个国家废除死刑是一拍即合、一帆风顺而没有漫长的讨论与等待呢？

我不是一个激进的废除死刑论者，废除死刑的确需要一些条件。在各种条件中，我认为有些观念上的澄清是必不可少的。

死刑是残酷的，当一个人死了，意味着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救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是一种灭绝希望的惩罚，也是将人世间所有过错追加到一个人身上的惩罚，而行刑者将自己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就像美国大法官布伦南说的那样：“死刑确实是令人畏惧的刑罚。一州所精心策划的对一个人的杀戮，从本质上说，是对被处决者人性的否定。当一个人被绞死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与他的关系的终结。死刑执行就是在说：你不适合这个世界了，到另一个世界去碰碰运气吧！”

有的人认为，设立死刑让人有安全感。但在我看来，死刑并不能增进中国人的安全，只是为中国人多增加一种死法。真正安全的是谁也不被杀。社会不杀人，国家也不杀人。而当国家可以“合法地杀戮”，社会也可以“合理地杀戮”，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就是人可以被杀，区别只在于理由。死刑作为一种彻底解决方案，因此具有教唆功能，从国家做公共杀人犯延伸到社会私刑泛滥，消灭人就是解决问题。

实践证明，死刑的废除并不会增加凶杀率，而在拥有死刑的国家，死刑的负担落到了穷人、无辜者和社会底层人员身上。就像美国的法学家们指出的，只要死刑还在适用于被社会遗弃者，立法者就会满足于维持现状。对于有的人来说，死刑意味着一种心理补偿，意味着权力与不幸者默而不宣的合谋。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杜塔尔分析的那样，死刑“可以安抚民众对自己遭受灾难的不满，满足他们的复仇心。失业的商贩、面对物价飞涨而工资贬值的工人，只有在看到比他们更不幸的人时，才能勉强接受自己的不幸”。[4]

还有一些人，认为死刑是别人的事，永远与自己无关。这让我想起了《最后的绞刑师》这部电影。主人公是一个叫Pierre Point的人，因为果断、迅速，创造了7秒半完成行刑的纪录，成为英国公认的第一绞刑师。Pierre Point一生绞死过很多人。对此他习以为常，觉得只是在做一份工作。当学徒问他绞死人时是什么感受时，他说没什么，“当我进入行刑室，生活中的那个我就被关在门外了”。然而，有一次当Pierre Point发现自己将要绞死的是他的一位朋友时，那个长期被关在门外的自己走进了行刑室，看着他，一个职业绞刑师行刑。那一刻他才明白，绞死一个人并不是与他无关的事情。

有的人可以端起一杯蚂蚁吃，有的人却不忍心踩死厨房里的一只蚂蚁。每个人的同情心虽然不一样，但是人性大体还是相通的。什么时候“人伤我痛，人苦我悲”？这部电影其实是在讲一个有关共情的故事，当一个人与你建立起某种联系，才会慢慢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体验他的心情。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西安音乐学院的同学会为药家鑫求情，而网上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甚至有著名音乐人出来呼吁要抵制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就业。这样做，在我看来是危险的。人们喜欢标签化一个人，药家鑫杀了人，于是他就只是个“杀人犯”而不再有人的其他属性了，而为他求情的同学也因此变成了为杀人犯求情的人。

刑事和解

与废除死刑相关的另一个议题是刑事和解。传统的所谓刑事和解的范围仅仅限定于刑事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公诉案件在中国是不允许和解的。传统刑事诉讼往往是强调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和对犯罪人的定罪量刑，对被害人的考虑很少甚至不加考虑。在精神补偿方面，一般只是通过对犯罪的刑事处罚来满足被害人的报应情感，而对其他精神损害是顾及不到的，也没有办法恢复；在物质补偿方面，传统的刑事诉讼更是显得无能为力。虽然刑法规定犯罪人对于被害人受到的经济损失要给予补偿，但被害人获得赔偿主要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又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先刑后民”、赔偿范围不全面、程序不具体、执行难保证等不足，加上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在被害人中除了极少数人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部分损害赔偿外，大多数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得不到应有赔偿。这些年有个变化是，刑事和解包括死刑案的刑事和解开始在一些地方得到实践。比如在2006年，河南一位男子因为恋爱遭女友母亲反对而将女友杀死，事后得到受害者家属的谅解，没有被处以死刑。

当然，将重刑犯纳入刑事和解中本身也有很多争议，今日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也会使重刑犯的刑事和解能力分化。比如说，一个富人杀死一个穷人的孩子，富人的孩子可以下跪求饶，同时拿100万来和解，但是穷人的孩子杀死富人的孩子，他除了下跪，可能没有其他谈判能力了。

刑事和解制度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以被害人方意愿为中心。简单说，刑事和解本身便是站在被害人角度来考虑问题。一是为了实现对被害人的补偿；二是和解为被害人所接受。回到药家鑫案，张妙被杀，家人是不是接受和解，关键在于她丈夫，而不在于法官的调解，或者民众对正义的追求。现在的问题是，那些自称追求正义的人，是否真的站到了受害者一方考虑问题呢？

当良知与理性激辩

接下来的情形诸位大概都知道，由于表达了这些不合时宜的观点，该轮到我“民愤极大”了，许多网民留言对我喊打喊杀——“先扎你八刀”。正如马丁·路德·金说的：“在纽约有人朝我扔鸡蛋，我想那是黑人民族主义组织鼓动的结果。他们早就听说我主张以温和的爱的方式解决问题，于是就把对白人的愤恨和不满转移到我身上。他们觉得我居然说要他们去爱他们痛恨的人。”不过谢天谢地，好在这一切只是在网络上。如果是在一个广场上，面对这样一群人，我会不会成为“人民公敌”被碎尸万段呢？

这次参与让我进退两难，进退失据。几天后，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请我去做节目。当时我并不想去，联系我的人和我解释，只需要我谈自己的观点，节目不讨论药家鑫是不是该死，我才勉强答应了。不过到了现场我立刻傻了，演播室电视屏上面的主题就是“药家鑫该不该死？”，而且节目按意见分成了两桌，大家都站着，像是对垒。接下来的场面对我来说很尴尬。我不想参与辩论却又不便退出，而赞同和反对判处药家鑫死刑的人吵得面红耳赤。这是一次很难熬的经历，我看见大家像讨论房价该不该涨一样讨论药家鑫该不该死——更准确地说，是在争吵。尽管如此，从后来连线梁建红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凤凰卫视还是在想尽可能地弥合社会伤口。然而，这种和解的姿态很快被有的嘉宾认定是一场阴谋。

经历了这些争论，我整体印象是，当良知（道德激情）与理性争辩时，良知（道德激情）往往会占上风。这不只是因为坚持理性的人难以咄咄逼人，还因为他们无时不受来自自身的感性的折磨。至少我是这样。我是个感性充沛的人。从感性的角度来说，我在愤怒的人们身上看到希望。一个农妇，两岁孩子的母亲，被一个公子哥开车撞了，紧接着又被连捅了八刀，如果大家不愤怒与声讨，这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在此意义上，我说那些愤怒的人是这个社会的良心。他们没有麻木，还有正义感。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可能会痛责我，而我却不会痛责他们。

有朋友批评我很不明智地介入了这场讨论，然而，既然独立思考与表达是我生命所托，我为什么要趋炎附势？那些要我看看张妙家痛苦心声的人，不要以为我铁石心肠，我也是农民之子，我了解底层的所有艰辛，但我的理性无法要求我只与死者家人痛哭一场。生活的磨砺、理性的成长让我节制自己的眼泪。这个国家多大的苦难，最后都是哭一场了事，然后不长记性，只等着下一场眼泪的盛宴。汶川大地震，全国抱头痛哭一场，到头来还不是作鸟兽散，有必要的反思吗？有确保中小学校舍安全的法律出台吗？哭完了，这个公共事件也就过去了。

关于未来，我最深切的忧虑

接下来谈谈药家鑫之外的事情，说说我最真切的忧虑。近几年来，在我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的问题是，一个充斥着暴力思维和复仇情绪的国家，如何迎接它的转型？

回顾中国历史，这片土地的确是盛产臣民与暴民。《周书》里有句话： “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意思是说，君主善待他们，则像牲畜一样；不善待他们，则是仇人。不论是牲畜还是仇人，都不是正常的公民关系。而中国的小说作为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载体，里面也多是快意恩仇，而很少有和解与宽恕。

《史记·刺客列传》里有“豫让报仇”的故事。他的主人智伯侵略别人却被人灭了，由于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他想着替他复仇，先是自残为阉人，混到赵襄子那里扫厕所，被抓到后，人家赵襄子觉得他是个义士，了不起，就没杀他。后来他还要继续复仇，怕被认出来，又给自己毁了容，还吞了炭，让自己的声音都变了。杀了几次没杀成，最后请赵襄子给他一件衣服，砍三刀算是把仇报了，然后这人自杀了。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豫让虽然不是小人，但的确是将复仇演绎到了极致。有人可能会说，不错啊，这家伙折腾一辈子，士为知己者死，也算是青史留名了。这种判断太过浪漫，只是看到了隔世的传奇，却没有看到现实的残酷。简单的事实是，这个人像机器一样一辈子跟着仇恨走，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

这世界上没有比找仇人更容易的事情了。找朋友需要对方确认，有一定难度，而找敌人自己说了算，而且还有可能像疑人盗斧一样，玩起了预言实现的游戏，越找越激动。卡尔·波普尔说：“马克思主义一开头就错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找敌人，不是在找朋友。”从地主到资产阶级，从知识分子到官员，找到最后，不仅国内人人互相为敌，在世界上没剩几个朋友，是朋友的最后也多“叛变”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我特别介绍一本书，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按“记账党”的说法，图图大主教应该是“西奴”了。不过，这位“西奴”并不吝惜自己对西方的批评。1984年，也就是他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那年冬天，图图大主教曾在纽约这样嘲笑殖民时代的白人——“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 ，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中国的半殖民地时期虽然早就翻过去了，但是转型期却是出人意料的漫长。清华大学的秦晖先生曾对比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中国的城乡二元分治，认为若干年前中国农民的待遇甚至还不如白人治下的南非黑人。如果翻开图图大主教的这本书，你会发现转型成功之前的南非同样经历了一个“躲猫猫”时代：

南非人记得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间神秘死亡的人。当局称这些人自杀了，有的用皮带上吊了，有的洗澡时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则从牢房或审讯室跳窗自杀。这些话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却根本无法让黑人相信。我们还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残而死。黑人觉醒运动的年轻学生领导人史蒂夫·比科就是其中之一。据说1997年9月，他和审讯者发生不可思议的无理争吵时，以头撞墙。史蒂夫被赤身裸体用警方的卡车走了1500公里送到比勒陀利亚，据说是要接受治疗，可是到达不久他就死了。谁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在他被监禁的伊丽莎白港对他进行急救，或者为什么必须让他赤裸着处在昏迷状态下被送往比勒陀利亚。

当变革时代终于到来，图图大主教激动地回忆起自己有了选票之后的喜悦：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堕入情网的那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后的美人。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做梦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睛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残酷现实中。有人表达出了这种梦境的特征，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然而，有选票并不意味着南非的转型已经成功。这个刚刚改头换面的国家必须重新面对过去的人和事，是和解还是清算？南非选择了前者，不是无条件的和解，而是有条件的和解和宽恕，图图大主教、曼德拉等人清醒地意识到，大规模的清算将会导致南非族群再次面临分裂。为此，南非成立了一个以图图大主教为首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图图大主教说：“我们完全可以实行冤冤相报的司法正义，让南非倒在废墟中——如果这样也称得上胜利，那就真是皮鲁士式的胜利，得不偿失了。……我们国家的谈判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无条件大赦（或全民遗忘）这两个极端方案。”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迫害者完全坦白自身所犯过与赦免要求相关的罪行。以这是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说出真相的人会获得自由，拒绝说出的将面临被捕、起诉和下狱的命运。

由于致力于和解与反种族隔离，1984年图图大主教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十年后，曼德拉和南非国民党的德克勒克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同一年，同在非洲的卢旺达却发生了数百万人死亡的种族大屠杀。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知道，造成这场大屠杀的起因，不是物质的匮乏，也不是种族的不同，而是仇恨，是比利时殖民以来形成的仇怨没有得到化解。

南非的和解，是一个良性互动的结果。白人德克勒克总统敢于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政权，甚至是交给曾为世仇的对方，这意味着他有可能会被支持者抛弃。而走出牢房的曼德拉也成为和解与宽恕的化身，让白人信任，让政治正常的脚步得以推动。当然，更重要的是南非当时已经形成了和解与宽恕的文化，就像图图大主教说的那样，不希望新生的南非因为仇恨重新倒在废墟之中。

中国不是南非，但它将面临所有转型国家都会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即一旦变革到来，政府与民众该如何面对历史，是冤冤相报，还是走向和解？而和解，可能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才有可能完成。二十世纪的中国，积累了太多问题需要重新面对。我无法知道将来的中国会走到哪一步，更不敢断言它是不是会走上南非所选择的“第三条道路”，但我确信改革也罢，合作也罢，革命也罢，真正伟大的社会变革是让所有人都活下去，而不是一部分人活下去，而另一部分人死掉，否则社会痛苦将永无穷尽。而且我确信，如果没有一个宽恕与和解的环境，不仅未来的转型危机重重，现实中的推动也将举步维艰。就人性论，没有谁愿意将自己放到一个十足危险、毫无希望的境地里去。

图图大主教、曼德拉等人清醒地意识到，转型后的大规模清算将会导致南非族群再次面临分裂，让正在崛起的南非重新倒在一片废墟之中。

[1] 见本书《寻找替罪羊》一文，175页。

[2] 出自电影《天堂五分钟》（Five Minutes of Heaven），指的是在杀死仇敌时所获得的像是上了天堂一般的五分钟甜蜜与快感。

[3] 详见《燕赵都市报》，2008年12月13日。

[4] 贝纳尔·勒歇尔博尼埃，《刽子手世家》，新星出版社，2010年8月。

我有一个朋友，几年前给我写过一封信，悔恨自己一事无成，因为“日日耕耘，却忘了播种”。我写文章、做一些演讲，也是希望能为未来的中国播撒一些和解与宽恕的种子，因为没有和解就没有希望，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后记

本文根据作者2011年4月18日在对外经贸大学的讲座草稿整理而成。当晚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让这次讲座轰动一时。

很感谢那晚随我一起走出会议室并在月光下继续完成交流的读者与学生。那样的场景至今想起依旧为之动容。离开学校后，我和凤凰网的几个朋友去雕刻时光咖啡馆坐了很久。回想当晚的经历，从开始不知道谁来捣乱到后来乱成一团，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微博也是刷得欢天喜地。我是真真把眼泪都笑出来了。那次经历是我在2011年遇到的最欢乐的事情。

与这点浑然天成的欢乐相比，此前因在网上参与药家鑫案讨论而被群起攻击的经历，则让我多少有些痛苦。不过我并无怨憎。在我终于失去耐心，偃旗息鼓之时，已经明确表达当时的态度——其实我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强迫也没有想着伤害任何人，更没有违背我的理性与良知。对于各种明枪冷箭，讽刺挖苦，甚至咒怨，我说了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修炼——“我绝不以刀剑回敬你们，只拾起你们的刀剑，削好我手中的铅笔。”

真正值得补记的是药家鑫案的后续，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场争论的全貌。

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许多人如愿以偿，药家鑫死了。他们认为得到了正义，而我看到的只是多杀了一个人。我注意到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此前发的两条微博：

一条是对网民说的：“二审结束后，药家鑫留下两条遗愿：一是让我们看望一下张妙的父母，二是让我们看望一下张妙的孩子。2011年5月26日，在律师的陪同下，我们看望了张平选夫妇及张妙的孩子，并给张平选留下20万元现金，做为他们养老之用。”

另一条是对死者张妙说的：“现在这20万也被你父母不知出于何故退回来了，我们也会把这20万用专门的账户存着留待你的父母和孩子将来确实需要的时候再来拿，因为这是药家鑫最后的愿望，做父母的一定会去完成。张妙，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父母和孩子，愿你早日安息，落土为安！”

意料之中的转变是，药家鑫死后，药家开始被网民同情，而在网上散播药家鑫是“军二代”等谣言的张显（受害方代理人）很快成为网民攻击的对象。这一场景让我欣慰，同时也让我深感悲哀。整个过程中，张显无疑是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问题是，现在攻击他的那些人，当时为什么要相信他，并跟着他走？这种攻击的背后，是不是暗藏着自我撇清？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些私信和留言，有的来自曾经对我恶言相向的人，他们说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开始总觉得后面有太多黑暗的东西，于是激烈地想撕开它，后来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而张显依旧只求胜负，不问是非，毫无悔意：“一切幻想都是无用的！没有张显作代理，药家鑫一样被公正法律判死刑！家里没有四套房和200平方米住宅，药家鑫也一样会判死刑！药庆卫不是军官药家鑫不是军二代，药家鑫也一样会判死刑！药庆卫是穷人药家鑫不是富二代，药家鑫也一样会判死刑！药家鑫的外公是穷的退休职工，药家鑫也一样会判死刑！”

我不知道我在讲座中提到的那位声称“仇恨是我们仅有的权利”的人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他是否看到《南方周末》关于挪威男子布雷维克的那则报道。2011年7月22日，32岁的挪威男子布雷维克因为憎恨穆斯林、多元文化和外来移民，在首都奥斯陆的政府大楼引爆炸弹，造成8人死亡，又伪装成警察，对在于特岛上参加夏令营的年轻人进行枪击，导致68人死亡。2011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的报道《欧洲极右势力蔓延引人深思》称“80％挪威民众要求判处嫌犯死刑”，而《南方周末》随后披露的真相是八成挪威民众对死刑说不。

一位挪威人这样评价布雷维克：“我们对这个‘疯子’的态度，是给予更多的民主、宽容和爱，这些价值观正是布雷维克想要破坏的。我们要确保这个‘疯子’不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对于挪威人而言，死刑已经太遥远。早在1902年，挪威开始施行《一般公民刑法典》时，已对绝大多数罪行取消死刑，1979年废除了最后与战争相关的其他死刑罪名。

关于药家鑫案，再后来的事情变得近乎滑稽。2002年2月8日，原先口口声声不要药家“带血的钱，侮辱农民的钱”的张妙家人与张显开始向药家讨要放弃的20万元钱，而药家因时过境迁而拒绝再付，为此双方代理人大打出手，直到再次对簿公堂。

此时，一年前要求正义的人们都散了。这一切，就像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谈到的，“集体情感曲线一开始时是比较缓慢地上升，然后便是急速攀升，接下来则几乎是直线下降”。

这是一场全输的游戏。张家没有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赔偿，心有不甘。曾经“向全体网民谢罪”的药家永远失去了儿子，余生尽是伤痛。媒体陷入是否有媒介审判的道义之争。法院一次次被怀疑是否坚持了程序正义。而我也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自责。我自责当时没有尽力表达自己的主张，抨击不择手段的人；我自责在无休无止的谩骂中我终于拂袖而去；我自责在弘扬理性与呵护良心之间我进退失据。然而我也知道，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自己是多么的无足轻重。至于这个被仇恨浸泡得千疮百孔的社会，只是多看了一幕“正义的戏剧”。在戏剧终于落幕之时，这个社会更安全了吗？

[冲突]站在生命一边

重要的不是治好病痛，而是带着病痛活着。

——加缪

第一次到早稻田大学来做这个演讲，作为“校友”，我自然有很多话要说。各位一定有些好奇了：熊先生什么时候在早稻田大学读过书啊？是啊，我是读过早稻田大学的，当然不是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而是中国的“早稻田大学”。那是在我年少的时候，我时常在炎炎烈日下，在暴风雨中，和我的父母一起在早稻田里忙“双抢”[1]。在故乡的早稻田里，我学会了吃苦耐劳，有了农民一样坚毅的品格，懂得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洞悉了万物生长需要一个过程。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中国对日本的了解，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多。但我清楚地知道，上世纪中国人所遭受的许多苦难与日本侵华有很大关系。日本的侵略不只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直接的苦难——我家祖上的房屋便是被日军烧掉的；我就读的第一所大学南开大学也是被日军炸掉的。这也是日军在中国摧毁的第一所大学——而且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感谢现场的翻译将我的意思传达给你们。中国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因为长期看日本动漫，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日语水平。而我只会说几句骂人的日本话，而且都是小时候从中国的抗日电影里学到的。

在座的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听过的一个笑话。有个国际班，有一天老师给大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就粮食短缺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时下面立即叽叽喳喳闹起来了。

首先是朝鲜学生站起来说：“什么是粮食？”

接着是美国学生站起来说：“什么是短缺？”

再接下来是一群中国学生站起来了：“老师，什么是自己的观点？”

这个笑话是中国人讲用来自嘲的。不过，在座的中国学生不要灰心，昨天我从NHK的一位朋友那里了解到，日本学生已经抢在中国学生之前问完了那个问题。据说现在上课的时候，日本学生也不太爱讨论问题。当然，我相信在座的不管是中国学生，还是日本学生，都是爱思考的，是关心中国、日本乃至世界的各种短缺的，否则大家也不会坐在这里听我发言。

回到中国这个议题，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已经不是过去的旧模样，它正在脱胎换骨，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自己的想法，迎接变革时代的到来。而这也正好涉及我这次要讲的主题——中国的新革命。借着这个机会，我想着重讲两个问题：一是我对当下中国的理解；二是就中日关系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革命已经开始

想要知道中国向哪里去，先要知道中国从哪里来。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苦难深重、暴力充斥的国家。回顾近现代化历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英法联军及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国共再次内战、暴力土改、全民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可谓革命无数、暴力不断、血流成河。

中国要不要告别革命？当然要。前提是中国必须先有真正的一场能够使这个国家告别革命的革命。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中国学者喊出了“告别革命”，但他们要告别的革命，只是“不断革命论”里的革命。事实上，能使这个国家与社会脱胎换骨的革命，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完成。而这场革命，过去说是从王权转向民权，现在是从政治国家转向公民社会。

没有谁会无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绩。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4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而且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的版图。但具体到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个领域并非齐头并进。

今天的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众，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共识，即承认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也就是说不光是民间，官方也认为中国需要改变。所谓转型，说到底就是要从一种不好或者次好的状态，转向一种更好的状态。那么，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已经转型到什么地步了呢？我的答案是，如果说中国转型成功需要走完三米的话，目前它走完了一米半，即正在中途。我是从组织发展的角度得出这一论断的。通常我们将一个国家的组织形态分为三类，包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即所谓经济结社、社会结社和政治结社。首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衡量经济组织发展的经济结社，到现在已基本完成。最初只有个体户，接着有了小作坊式的民营经济，再后来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在经济结社的自由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已经与世界接轨。这就是说，你如果想去办公司、办企业的话，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去办好了。通常政府不但不会阻挠你，而且还会鼓励你，因为你办得好的话，会带来GDP。如果我们将这个指标定为一米的话，虽然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磕磕绊绊，中国可以算是走完了这一米。

相较而言，社会组织的发展则是一米只走了半米。一方面，中国这些年的确出现了不少NGO组织，正是这些组织不断为社会增加活力，化解潜在危险，并带来开放社会的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某些方向还有顾虑或缺少经验，现在许多NGO并没有被正式注册，处于合法又非法、或明或暗的状态。既有的一些有官方背景的NGO组织，由于国家社会不分，成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也因此被人嘲笑为“新政府组织”（New-Government Organization），而不是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至于政治组织的发展，从政治结社的角度来说，因为还没有真正独立的维权组织和政治组织，它还处于接近于零的状态，或者说正要起步的状态。随着社会矛盾与经济矛盾的累积，中国内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从方向上看，中国迟早会走完这剩下的一米半，区别只在于谁来支付成本以及成本的大小。至于如何打破这一僵局，重新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民众的积极推动，同样需要有远见、有魄力的政治家开创局面。

简单说，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上有成长，但还没有形成足够开放的政治和功能正常的社会。中国走在转型时代的中途，可能向好的方向走，也可能向坏的方向走，也可能原地踏步，僵持不前，总之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有一点非常有希望的是，中国民智已开。现在不光是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即使是一位进城卖菜的农妇，被城管打了几次后也有自己的观点了。也是这个原因，我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伴随着个体经验累积和社会开放带来的民众观念上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中国人只能背诵伟大领袖的观点，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急于表达而疏于倾听，暴力情绪与暴力思维也在四处蔓延，许多底线共识还未达成。过去的这些年，我在中国不少地方做过演讲，同时写书，写博客，但我注意到，有些人将我视为敌人，甚至以各自虚拟的方式为我竖起绞刑架。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都只是话语上的暴力，其实话语暴力作为一种精神暴力与行动暴力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观念指导行动，都是对人的完整性的摧毁。所以这两年我也一直在强调，中国不仅要有稳定社会的中产阶层，而且要有稳定社会的中间意见阶层，增强社会理性，使这个社会不至于朝着任何一个极端的方向狂奔。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中国是“改革与革命赛跑”。在我看来，中国革命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而是已经发生。而且影响未来中国的这场新革命，不再是暴力的对决，而是人心的决断，是所有人都回到人的价值本身重新出发。它区别于二十世纪初几乎弃绝传统的“五四运动”，也区别于八十年代尚未建立在私权之上的第二次启蒙运动，中国面临的是第三次启蒙运动，即在个体权利基础上缔结一个全新的国家。在这场新的运动中，启蒙并不意味着观念的暴力，社会反抗也不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为了获得恒久的自由。有此意义上，我相信中国终将朝着一个开阔的地方前进，也相信中国会因为有更多的人担起自己的命运而担起东亚与世界的命运。

日本印象

这是我第一次来日本。和日本人看中国一样，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也是暧昧的。

一方面，日本的确有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在日本的这几天，东京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一是环境保护与城市建设方面，这里空气质量很好，晚上灯光亮堂亮堂，毫无污浊之气。早上从出宾馆走上大街，感觉像是走进了森林，不由自主想做深呼吸。东京虽然人口多，但也并不人满为患，因为公交发达，调控有度，街上私家车很少。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政治与社会生活井然有序。为了了解日本的国民教育，我还特地去了东京的教科书图书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没有政治课，取而代之的是公民课和社会课。而且在这些教科书里，我没有找到任何军国主义的影子，反而是看到了昂山素季的照片，这多少让我有些惊喜。让我眼前一亮的还有东京的书店和乌鸦一样多。我知道书店对于一个城市是何等重要。没有书店的城市，就像是没有水源的大山。此外，这里还有NHK这样的公共电视台。当我想进东京的某个区役所[2]时，没有任何人出来阻拦，只差直接走进各议员与各党派的办公室。因为这段经历，我甚至对“役所”这个词很感兴趣，觉得“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就应该是“为人民服役”。中国足球为什么踢不好？那是因为中国最优秀的守门员都调去给政府机关看大门了。

中国和日本都是爱学习的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在向中国和世界学习的过程中，既不断接纳新的文明，又没有丢掉自己的传统。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乎学遍了世界上任何可以学习的国家，包括英国、德国、美国、法国、苏联、日本、新加坡等等，不能说没有收获，但教训也不少。比如，没有学到最精华的东西，反而把自己好的传统也丢掉了。同样让我好奇的是日本国民对本土产品的支持，这几天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的马桶用的几乎都是TOTO牌？这在中国完全是不可能的。每有“反日”风潮的时候，虽然中国人也讲支持国货，可是国货总是对不起支持它的人民。关于这一点，诸位只要去中国有公共厕所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了，那里的小便器，通常都有几个不是扎着绷带，便是放着个塑料篓子，因为没用多久就坏了。

另一方面，由于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诸多苦难，加上这段历史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中国人对日本总是保持某种警惕，甚至延续仇恨。这种仇恨也要一分为二地看，有的是真仇恨，有的则是一种审美上的反应。几十年来轮番上映的抗日剧使三样东西深深地植进了中国人的皮下：一是日本国旗，二是刺刀，三是日本人杀中国人，后者是一组组血淋淋的意象。我遇到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她和我说，虽然自己在日本住了很多年，但是每次看到日本国旗的时候，心里总是很不舒服。尽管理智告诉她民主化后的日本和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不一样，但她还是和很多人一样，近乎本能地将太阳旗当作内心深处的一块鲜艳的伤疤。

需要说明的是，仇恨军国主义包括荧幕上的日本人并不等于仇恨日本人民。有时候你会发现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憎恨，更像是一种“遥远的憎恨”，一种意象或者概念上的憎恨，真是近距离接触日本人，有些人甚至会表现出近乎无度的热情，否则你很难解释加藤嘉一和苍井空为什么在中国会受到热捧。当然，如果具体到街头运动中的抗日风潮，那就另当别论了。让人蒙羞的是，中国人在街头抗日，最后往往会演变为中国人清算中国人。

日本反对日本。作者摄于京都大学

[1] 抢收和抢种。七月南方早稻成熟收割后，要在立秋时插下晚稻秧苗，以免收成大减，甚至绝收。

[2] 即区政府。

日本横滨外国人公墓。这里长眠着为横滨开港初期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十九世纪的人们，大约有40多个国家的4500名外国人。作者摄于横滨

中断的和解

这些年我走过中国以外的一些地方，常常会有一种心痛的感觉，为什么在其他国家一个城市能保留千年以来的文明，而中国许多城市却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这次来到东京，我也有一种身临故乡的感觉，仿佛并没有真正走出中国，不为其他，只因为在这里看到了满街的汉字。这是我第一次直观地体验了什么是汉文化圈，而且这是一种和我去香港、台湾时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与此同时，我也有另外一种心痛，为什么中国被称为日本的“文明的故乡”，却在二十世纪承受了由日本侵华带来的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中日之间在战争结束六十多年后仍没有形成真正的和解？

这让我想起二战以后的法德和解。从普法战争到一战再到二战，法德之间的冲突或者世仇比中日之间更漫长也更曲折，和解谈何容易？和中日关系不太一样的是，法德之间你来我往，都有输赢，而不是像中日关系一样几乎一边倒，只是日本军队跑到中国奸淫掳掠搞“三光”政策，仿佛远行的儿女要将父母之邦湮没于灰烬。日本战败后，中国甚至连该要的赔偿都没有要，更没有像法国军队介入德国一样一度参与对日本的的接管，再加上后来钓鱼岛的事情，真是火上浇油。除此之外，普法战争最初是法国人发起的，最后法国反而被打败了。而且从历史上看这场战争让两个国家都有意外之喜，德国完成了统一，法国也因为第二帝国倒台建立了第三共和国，而在普法战争中被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也在一战后被重新归入法国。

有战争就有伤亡，加上后面又有两次世界大战，和解终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好在二战结束以后，法德之间的和解开始启动，有关欧盟的早期设想在酝酿——事实上，这一理想在康德和雨果的作品中已经表露无遗。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与心理上的和解，从长远说，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欧盟。在巴黎，我印象最深的电视频道是ARTE。这是1992年由法德合资建立的公共电视台，总部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和德国的巴登巴登（Baden Baden），宗旨是推广优质节目与世界艺术与文化，节目多以法德双语播出，里面也有一些关于二战的影片和谈话节目。ARTE由法国与德国各出资百分之五十，董事会成员比例是法德各半，并轮流担任董事长与总裁。那时候我便在想，为什么中国和日本之间不能搞一个这样的公共电视台呢？

如果我们愿意回到历史，不难发现，其实中日和解在日本投降时便早已经开始了。1945年8月16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翌日，当时中国著名的报纸《大公报》并没有急于渲染两国的仇恨，而是试图从此埋下和平的种子。为此我还特别找出了当天的这篇社论：

日本投降了！抗战结束了！在八年苦战之余，得见这胜利的伟大日子到来，我们真是欢欣，真是感激，在笑脸上淌下泪来。

在批评日本的军国主义之后，文章接着写道：

老实说，我们除了深恶痛绝日本军阀的严重错误及万恶罪行外，却从不鄙视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诏书时的东京景象，以及内外军民一致奉诏的忠诚，实在令人悲悯，甚至值得尊敬。日本这民族是不平常的，只要放弃了穷兵黩武的思想，打开了狭隘骄矜的情抱，在民主世界的广野上，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可以复兴的。

透过这些文字，诸位不仅可以看到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宽宏大量，也能看到他们理智清明。不过，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年日本的确是战败了，但这个战败了的国家从此励精图治，很快重新站了起来。而中国，号称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又一次滑向内战的深渊。1949年以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大陆又深陷“不断革命”的暴风骤雨。老子讲，“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可中国这场从肉体到精神，打得山河破碎的内战，却持续了几十年时间。真正的和平或者告别革命，是在改革开放渐渐淡去革命意识形态后才慢慢实现的。

说到中日关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并不糟糕。我还记得那时候有许多文化产品进入中国，甚至是开风气之先。如电视连续剧《聪明的一休》、《排球女将》、《血疑》、《阿信》，等等。在东京的地铁站里，我好像还听到《铁臂阿童木》里熟悉的音乐。那个时代的中国也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它更多只是文化民族主义，一种自救、自省的民族主义，一种抱团取暖的民族主义。就像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里所唱的一样，只是奋进，而无仇恨。或者说这是一种糅杂了社群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想民族主义。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极端民族主义抬头，但对于这一浪潮，中国的知识分子整体上是清醒的，对此也多有批判。同样，当社会逐步走向开放，即使政府觉得民族主义有助于团结或加以利用，但也不想引火烧身。以我的理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因为缺少信仰或意识形态的支持，将难以发展成为一种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许多人只是在做极端民族主义的生意，而不是为极端民族主义冲锋陷阵。我想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日益开放的世界里，极端民族主义都将失去市场。

不管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还是从国家内部环境来说，今日中国尤其需要一种和解文化。内部有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和解，外部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解。东亚的和平必须有中日之间的和解。在此，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中日两国做得都很不够，既没有共同面对历史，也没有着眼于未来的建设。历史是一面镜子，法国人讲“了解是为了宽恕”，中国人也讲人不能两次绊倒在同一块石头上。为了东亚的永久和平，就必须了解共同的苦难历史，以避免苦难再次发生。

在封闭的年代里，以史为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在那里，人们惧怕谈论历史，因为今天谈论昨天的问题，明天可能就被捕了。然而今天的中国，虽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关二十世纪各阶段历史的梳理与反思正在多线程进行。具体到中日和解方面，日本方面作为施害方理应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和耐心，以增进两国的了解与交流。

站在生命一边

站在早稻田大学的讲台上，很高兴看到这里的大学精神是“独立的学问”。做“独立的学问”既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也是知识分子能受到社会尊重的唯一真实的原因。此前，我注意到日本1947年开始实施的宪法里的几条规定，包括第9条的放弃战争，第19条的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不受侵犯，第23条的学术自由不受侵犯等等。这些条款不只是法律条文，更是对底线价值的坚守。日本需要底线，中国需要底线，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需要底线。有底线的国家不会屠戮本国国民，有底线的社会不会纵容本国军队践踏他国的领土。独立的学问和底线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将一个社会带进天堂，而在于不让它滑向深渊。

我知道早稻田同样是作家村上春树的母校。村上春树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和支持者，他在耶路撒冷领奖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并备受推崇：“在一道坚固的高墙与一个撞破在墙上的鸡蛋之间，我永远会站在鸡蛋一边。”他的意思是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道坚固的高墙，而鸡蛋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不管那道墙可能多么对，也不管那鸡蛋多么错，他都会站在鸡蛋一边。这话在道义上说当然是对的。我的母亲也告诉我一句近乎真理的话：“人的眼泪总是向下流的。”对底层和弱者的同情既是人类的美德，也足以体现人的神性。

与此同时，我也会提出一点点疑问，即如何化解鸡蛋与墙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去简单地站队。就个体生命而言，我也决不鼓励鸡蛋扑墙。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无论政府还是普通人，都没有理由鼓励他人多做牺牲。为了避免更多的不幸，我想到了一个相对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把一切交给时间：让母鸡孵出小鸡，让小鸡长成大鸡，让大鸡飞过墙，让有生命的东西被留存，让无生命的东西被抛弃。总而言之，我愿意站在时间一边，站在生命一边。我相信时间可以消灭一切，也可以成就一切。

（根据2011年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稿整理）

[财产]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

没有土地，就没有灵魂。

——电影 Far And Away

有幸参加蓟门书院的首场讲座。何兵老师说，为了让蓟门书院能够坚持办下去，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一个关心政治又有思想的人到这里来，最应要探讨的就是什么是正确的政治导向。如果请来的学者，说的都是混账话，违反人类基本价值的话，慢慢地就不会有人来听，那你这书院肯定就会办不下去了。

我的新书《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封面有棵大树，树底下有两个人。曾经有人说像断臂山。其实不是。那是两个失地农民，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弟弟。我们上了大学，就没有地了。同样遗憾的是，封面上那棵挺拔的大树，被树贩子连根挖走了。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缘起。

树底下是一块稻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在这里干过许多农活，尤其是夏天忙“双抢”的时候，和父母一起割禾打谷子。在我的要求下，那时候家里还买了台收音机，可以边干农活边听节目。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崔健的歌曲《一无所有》。记得当时主持人先是播了一段清唱，没有音乐，然后解释说这不是电台出了播出事故，而是一种新的技术，从日本流行过来的，叫“卡拉OK”。

这是八十年代末的事情。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那个时代的许多歌曲都和“在路上”有关。社会由封闭向着开放的地方走，同时有着一些忐忑不安的心情。就像《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里唱的一样，冬天来临的时候，或者你在外面的世界混得失意落魄的时候，你还可以回家。八十年代，不仅有诗歌和远方，还有回得去的故乡，能不美好吗？而今天，许多事情都变了。年少时我们离开故乡，说要去远方。如今故乡已成远方，我们却再也回不去了。与故乡沦陷相关的是，在他乡我们生活得也并不幸福。为什么有那么多得抑郁症的人？为什么许多人都在说自己没有安全感？古人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在物质上较过去有前所未有的增长，却不得不生活在“易粪相食”[1]的环境里？上传播学的课程时，我和学生讲到“广告是天堂，头条是地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新闻联播是天堂，微博是地狱”。征地、强拆、自焚、屠婴、跨省追捕……新闻联播里形势一片大好，可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微博里的中国更真实？

中国在发展，中国的问题也在发展，在累积，在发酵，在酝酿危机。我无法给大家一个关于中国前景的答案，我只想简单探讨一下影响中国历史而且至今未解的两大症结：一是暴力问题，二是土地问题。

A.暴力问题

先说暴力问题。

臣民与暴民，像是中国历史的两个钟摆。它们一静一动，控制着社会运行的节奏。我不想说中国文化就是暴力文化，但是中国人备受暴力摧残却是千真万确的。有时候，你甚至不得不感慨中国人对暴力有着举世无双的耐心。据说石达开被捕后，他5岁的孩子和刚刚出生几天的幼子，按清律应该凌迟处死，但因为太小，不够凌迟的3000刀，所以要养大了再凌迟。当然，更多的暴力是说到做到，立等可取。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而死，成了民族英雄。可就在那时候，有个郑姓学生不愿罢课，结果被拥入教室的同胞乱刀砍死。

过去一百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集中了人类的很多苦难。中国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都是主场作战，死了很多人。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之间、之后，各个暴力团体之间还要打联赛。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抗日战争，国共全面内战……“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先是把国家打成焦土，接着又打成热土。现在有中国人跑到国外去招商引资，喜欢说中国是一片“热土”，这“热土”直接就翻译成“hotland”。外国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意思经历过无数次混战的中国人最清楚。

最后还不过瘾，又搞出了集体化、大跃进、反右、挑动群众斗群众，最后“三年自然灾害”，死了3600万人（根据杨继绳《墓碑》一书中的数据）。二战全世界死亡的人数是5600万至6000万之间，中国是1800万，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够把中国二战时死亡的所有人挖出来再枪毙一遍。

按照叶剑英的一个说法，“文革”十年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过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但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法国差不多死光了，都快赶上我们在各电视剧里消灭的日本鬼子的数量总和了。

一个对内穷兵黩武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过得怎样呢？暴力又究竟消灭了什么呢？我们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不是真的一穷二白呢？我的回答是，整个二十世纪，暴力消灭了中国各行各业的精英。

今天回过头来，如果我们愿意抛开过去的所谓政治正确来直面历史，就会发现革命年代的种种残酷里，最伤中国元气的是消灭了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在此，我们暂不讨论当年的国民政府作为精英政府如何被赶到台湾，这是政治力量本身的角逐，成败自有原因，我更关注的是社会领域。比如说，曾经被当作专政对象的地主阶层。今天我们知道，“地主”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是一个好词，讲的是住在本地的人。所谓“尽地主之谊”，讲的是做东道主，只要你有客人来访，你就是地主。当然，讲地归其主时，也会说到地主，那是经济与社会关系，而非政治关系。但是二十世纪政治运动狂飙突进，这个词变成了一个政治词汇，有这种特殊身份，不仅要没收财产，如果有必要，还要没收生命。根据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在这场暴烈的运动中，大批地主，大概有100万到200万被处以死刑，而且，发动起来的群众还经常对地主实施无节制的野蛮暴力，并由此导致一些“额外死亡事件”。而这个数据还不包括1949年以前。

再说资本家，最早陈独秀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要打倒资产阶级，但是胡适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没有多少资本家，准确说是这个阶级并不存在。当然，陈独秀后来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1938年他还写了文章《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只是革命形势不是他所能左右。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在当年不幸的商界精英中，最有代表性也最为悲情的是卢作孚。卢作孚不仅致力于乡村现代化，同样是首屈一指的“中国船王”。1938年10月，在日军进犯湖北后，他坐镇宜昌，指挥船队昼夜奋战，将全部人员物资抢运到四川。此举被他的好友晏阳初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抗战期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有85艘船被炸沉炸伤，117名船员牺牲。不幸的是，这位中国人不能忘的实业家，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因养子揭发而“畏罪”自杀了。

什么是知识精英，我愿意把这个荣誉给想那些有深刻见解同时又有独立精神的人。储安平、梁漱溟、胡适、董时进，他们有相同的独立精神，命运却各不相同。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性，成了一帮唯唯诺诺的鼓掌机器。关于这一点，看看梁漱溟如何在政协会议上被与会者投票剥夺了发言权，就知道这些人不仅是自己失去了独立精神，而且还参与迫害有独立精神的人。

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有社会分工，需要有各行各业尽心尽力的人。如果农民不种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生产，知识分子不思考，所有资源都用于革命，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尽心尽力于各自行业的人，本是各行各业的精英，而当他们因为上了政治的战车而丢魂落魄，失去自主精神时，他们不但不再是精英，甚至连最普通的人都不是了。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说过，如果法国在一夜之间失去50位最优秀的科学家、50位最优秀的军事家、50位最优秀的艺术家、50位最优秀的思想家、50位最优秀的诗人，那么法国将变成一具僵尸！大家想想，当年的中国所毁灭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中的精英，何止50人？

今天我们又有精英了，不过有朋友和我说现在是“三英战吕布”，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一起对付布衣。当然这个格局和三国里不一样，三国里“三英”是以多敌少，而现在的三英，是以少敌多。精英如果和社会越来越远，最后难免会被社会风潮所吞没。现在的社会，暴力情绪滋长，如果不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长此以往，能不出大问题吗？而这也是上一世纪的教训。

说到暴力，在这里我将之分为三种：一是内部暴力和外部暴力；二革命暴力和建设暴力；三是硬暴力和软暴力。

先说内部暴力和外部暴力。前者是国民之间的暴力，有社会成员或团体之间，也有国家针对社会的暴力；后者主要是指来自外部的暴力入侵。历史演化过程中，有的当年看是外部暴力，现在看则是内部暴力。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后来的三国等等，甚至包括蒙古和满人消灭宋朝和明朝，因为后来相互同化，外部暴力演化为内部暴力。

有一次，我和几个学生谈到，中国人反思历史时不要只是看到外部暴力，更要看到内部暴力。就像唐德刚先生所说，中国历史上外部暴力是偶发，而内部暴力却是常态。与此同时，我还举了太平天国杀人如麻的例子，说明内部暴力的残酷。有位学生不同意，说外部暴力那是侵略，而内部暴力是我们国家的自我演化，那是不一样的。这个说法当然是错误的。杀人就是杀人，你不能因为是熟人杀人就杀出感情来了，好像熟人杀你比陌生人杀你更高尚，更值得同情或更具合法性。

打开中国历史，通常都是先有内部暴力，然后才有外部暴力的乘虚而入。比如李自成灭了明朝，随后为清朝所灭。民国军阀混战，日军大举进攻。很不幸的是，和平年代也并不持久，像两宋，没有被内部暴力中断，也会被外部暴力中断。我曾经说过，“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实从国民政府到民间社会有很多人都是希望多流汗、少流血。各地掀起的“救活农村”、拯救农民的乡村建设运动。可惜这一切蓬蓬勃勃的景象，被日寇入侵带来的血流成河无情中断。于官方，如阎锡山者只能喟叹“我辈从前终日汗劳，真可谓白费力三字”；于民间，梁漱溟在邹平建起的乡学村学也被本地暴民焚为灰烬，有的乡建干部甚至被暴民杀害。

再说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一个指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暴力，一个指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暴力。两种暴力可能同时出现。比如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至少是革命暴力和建设暴力并存的年代。也正是在这种双重压力下，许多农民失去了刚刚得到的土地。比如说合作社，最初很多农民并不想加入，有的甚至将牛偷偷杀了，但是又迫于革命暴力（如果你不加入，就是搞反革命破坏），最后这些农民不得不加入了。而此前政府承诺的退出权也作废了。农民开始只是要土地，后来听说还有天堂，他们便将土地重新交了上去。客观上说，当他们不能有自己的财产，许多人已经倾家荡产了。人民不只是上了革命的战车，也上了建设的战车，革命与建设一体，人不仅是国家的农民，而且是国家的战士。退不出的天堂是地狱，当社会成员不能决定什么是自己的幸福，不能决定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当农民自身的意义被建构起来的国家意义所吞没，农民不只是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活，甚至连自己也都失去了。在那样的极端年代里，绝食不是为命运抗争，而是破坏生产工具。这里所说的“回不去”，其实也包括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到了农村，到最后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才回到了城里，有的女性甚至不惜奉上自己的肉体。

时至今日，革命暴力已经褪色，建设暴力则有增无减。最典型的是一切为GDP让路，为政绩让路，为某些官员的头脑发热让路。更别说前面提到的，当权力与资本合谋，由暴力征地与暴力拆迁等主导的所谓的建设，本质上说无异于抢夺民财，因为弱势一方完全失去了议价权。闾丘露薇前不久出了本关于利比亚的书，她是战地记者，有的记者可能很羡慕她。不过，如果真是要做战地记者，何必舍近求远，看看现在因为征地拆房引起的冲突，就知道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战地。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起城管打人的事件。鉴于城管的威名，有人开玩笑，“中国承诺对外绝不率先使用城管”。仅有这一点承诺显然是不够的，中国还要承诺“对内绝不使用城管”。

这种建设暴力，也包括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被上楼”。当政府继续主导一切，所谓“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新农村被建设”，官员们想得更多的是统一规划，整齐划一。他们当中很多人根本没有文化保护的观念，也不知道文化为何物，你如果让他们保护长城，他们就会给长城贴上瓷砖。等这古迹装修完了，他还会得意洋洋地递你一根烟，“兄弟，我这修得不错吧？”

说到这里，我想起最近的一则新闻：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山谷深处有一个叫梅德尔的小镇，发现了一座价值达12亿美元的金矿，然而该镇的450名居民经过辩论和公投，拒绝了加拿大开发商的开采要求。许多居民担心金矿开采会让他们的生活失去平静，同时会让风景如画的山谷变成“微缩版的克朗代克”。克朗代克是加拿大西北部育空地区的一个区，位于阿拉斯加以东，在十九世纪末，那里兴起淘金热，导致地表伤痕累累，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如果这个金矿在中国，结果怎样，大家可想而知。即使村民们想保护他们的环境，也是不可能的。他们连一块贫瘠的土地都保护不了，何况是一个大金矿？

第三个是硬暴力和软暴力。硬暴力指的是真刀实枪的暴力、日常的肢体冲突等等，而软暴力则更多是文化、心理上或者精神层面的。现在软暴力最多的地方就是互联网。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网上遭遇过话语暴力。温家宝总理说“文革”在这片土地上可能会重来，我想说的是，“文革”从来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离去。

我承认，我非常喜爱我们的母语。我相信汉语的意境之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语言都比不了的。而且，在汉语里，原本也有许多敬语。然而今天，汉语差不多被用成了世界上最肮脏的语言，暴力化与粗鄙化让每一个词语都变成了脏话。许多参与公共讨论的人，比较的不是各自的理性，而是谁的脏话更多。《一九八四》里的新话和社会日积月累的脏话湮没了古典而优雅的汉语。

汉语何以沦落至此？这和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各种革命有什么关系？说到古典而优雅的汉语，我想起了李叔同，他写的《忆儿时》、《送别》等歌词，让我时常觉得那是“最后的汉语”。然而，年轻的时候他也曾仗剑挥刀，为祖国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当年因为熊希龄参与善后大借款，李叔同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诛卖国贼——不杀熊希龄，不能救吾国》。那时候李叔同已经有32岁，当然是在他皈依佛门之前。

针对现在网上硝烟弥漫的话语暴力，有心人将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时制定的《对话守则》贴到了一些中文论坛上。立刻被改头换面。本来哈维尔谈的是对话的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一到中国立刻就被击穿了。后全能主义社会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它在很多方面像后现代社会又超过了后现代社会。比如，意义被瓦解的时候，不仅粉碎崇高，也粉碎底线。同样荒唐的是，人们试图以一种自嘲甚至自我作践的方式来寻找自尊。“我就是条狗，那又怎样？你想做人，太虚伪了吧？”在那里，崇高不再是可以被标榜的生活，而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这也是为什么当有人指责我抢占道德高地的时候，我反驳说现在不是抢占道德高地的时候，现在流行的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B.土地问题

接下来说第二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土地问题。自古以来，没有谁不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也是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目标。李自成起义时直接喊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也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孙中山当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这个纲领实际上是三民主义的前身。驱除鞑虏，民生与民权问题，可以说都和“平均地权”有关。蒋介石精英政府最终被共产党打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实现“平均地权”。关于这一点，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谈到过，蒋介石围剿红军，剿完后将土地还给了地主，却没有来得及去想为什么当年红军一句“打土豪，分田地”便能在赣南待上六年。而国民党的军官也很痛心，因为“几十万弟兄的尸骨，仅换来一个地归原主”。[2]

关于土地所有制，经历了两个极端，王权时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主义时期是“普天之下，莫非国土”。前者属于国王，虽然名义上其他人拥有土地，但是连臣子的命都是国王的，何况土地？后者属于人民，表现上属于所有人，但是因为由政府代管，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而中国的农民，因为户籍等原因，只能生活在农村，实际情形是我讲的，不是农民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农民像国家的水稻一样被种在稻田里，为国家生长粮食。

1949年后的前几年，在五十年代初各地农民基本上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对于土改，董时进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且，顺着土改的逻辑，他预见了农民最终将失去土地。董时进认为中国没有欧洲的封建制，在先秦就已经消失了。中国是“自由买卖，诸子平分，没有世袭”。中国“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也表明中国没有大地主，而是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不过是只有小贫和大贫之分而已。董时进认为土改的最终结果是把一切土地社会化，这即是收归国有，最后的结果将是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这与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恰恰相反。那时候全国的田地都归政府管理，由政府组织集体农场，农民都变成政府的雇工，成群结队的为政府耕种。收获物除一部分用来养活农人而外，其余全部都须缴给政府，供给城市人民、工厂工人、公教人员、军队等食用，或者运输出国。这个说法到后来的确是一一应验了。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通过集体化，国家变成了军营，每个人都成了国家的战士。

今天我们讲宪法，会说“八二宪法”比前面几部宪法有大进步。这在很多方面当然是成立的。比如说“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但这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至于《五四宪法》，有些细节就值得推敲了。今天很多学者也在讨论，相较于《五四宪法》，《八二宪法》取消了土地私有制，究竟是不是进步？1954年宪法三次提到“土地”。第一次是在序言里，第二次是第八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从“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几个字可以看出，这时候土地是私有制的。第三次是第十三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尽管第十三条可能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构成威胁，但至少说明那个时代农民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而现在各地愈演愈烈的冲突，许多都和土地问题有关。政府希望延续土地财政，资本热衷于“圈地运动”，农民希望自己的土地不被侵占，所有买了房子的人都不愿意看到“房地分离”。

不存在的天堂，不存在的地狱

以上讲了两个未解决的问题，一是暴力，二是土地。回顾历史，这两个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暴力可能带来土地，因为暴力也可能失去土地。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历史上一直是通过暴力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是用土地解决暴力问题。

今天有关土地私有化或者叫“土地确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呼声也有质疑，在这里，且不说土地私权相较公权是一种分权，我仅就有些混淆视听的说法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第一种说法认为，土地私有化后，农民会卖地换酒喝，所以不能把土地还给农民。这基本是胡话。农民没有土地的时候，也有房子，他们为什么没有将房子卖掉换酒喝？农民知道房子对他们生活的用处，难道就不知道土地对于他们的用处？

第二种说法认为，土地私有化后，农民的孩子交不起学费，会把土地卖掉交学费，所以不能把土地还给农民。这是没良心的话。如果一个国家逼得农民不得不卖土地来给孩子交学费，那么最应该问的是学费为什么那么贵，农民为什么那么穷，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将赖以维生的土地拿去卖了交学费。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能因为有的女性因为生活所迫去卖身，而否定她们拥有自己的身体。

第三种说法认为，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具有社保功能，如果农民卖掉土地，农民失去社保，社会将因此发生动荡。这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话。凭什么城里人可以有社保，在没工作的情况下享受最低工资标准，而农民却没有？他们的一生，从不少给国家直接或者变相交各种各样的税费，支付各种各样的成本，凭什么他们的社保要在土地上出？如果农民有基本社保，即使卖掉土地，他们也不至于老无所依。

第四种说法担心，土地私有导致土地兼并怎么办？这当然是个现实问题，但是提这个问题的人，也可以问问自己的房子为什么未被兼并。从逻辑上说，如果真的被人强拆了，那也不是因为房产私有，而是因为房产私有没有得到有效或彻底的保护。客观上，如果政府退出土地市场，土地的社会性兼并还有政府作为第三方进行调节，而现在呢，为什么有的被拆迁户走到了自焚的地步，因为权力与资本合谋兼并，社会却毫无还手之力。

类似的糊涂观点还有一些。对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地权变迁史，我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即过去是用并不存在的天堂坚持让农民上交土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集体化），而现在是用并不存在的地狱坚持不把土地还给农民（所谓把土地还给农民天下就乱了，农民就妻离子散了）。至于许多人关心的如何启动私有化，其实看看一些国企如何搞MBO[3]就知道了。如果是MBO，让农民“就地私有化”自己的土地，我相信他比国企MBO公正一万倍。区别只在于国企管理者有权决定MBO，而农民却没有这个权力。

有意思的是，现在参与讨论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你说中国应该民主化，有人会留言说“民主化不是万能的”。同样，我说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时，也有人会说“土地私有化不是万能的”。这是个逻辑问题。那些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有几个说过土地私有化是万能的呢？否则，就不只李昌平、温铁军等“国土派”会反对我的观点，就是大街上那些卖伟哥的也要反对我抢他们生意了。是的，土地私有化不能治阳痿早泄，不能治牙疼，这都是事实。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是我们自己的。”小时候听《游击队歌》，慷慨激昂。最近我注意到两条新闻：一是因为暴力拆迁，云南昭通一农民在征地赔偿现场引爆炸药。二是黄岩岛问题使中国与菲律宾两国关系紧张。有的人说我自己家的土地都保不住，为什么要保卫黄岩岛？按现在的主流价值观，这句话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你不能无视这句话所折射的现实矛盾与社会心理。

把土地还给国民，国民对国家才会有真正的归属感。有土地的人，死后不会将土地带走；没土地的人，通过奋斗会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样的社会是有希望的。土地私有的意义，不仅在于分权，还在于它可以让人更好地安排人生，更有恒心地创造，为未来作更长远的打算。国民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社会才不至于被颠覆。

最后，我想和大家谈谈《乱世佳人》。这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美国小说。这不只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土地与美国精神的小说。为什么郝思嘉能够回到陶乐庄园，一切就可以从头再来？为什么“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因为她有土地。郝思嘉的父亲临死前给她说的一句话就是，“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拥有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像郝思嘉一样，即使是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也能握起一把泥土，担负起自己与家族的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孕育未来的中国精神。而在我所理解的中国梦里，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根据2011年中国政法大学蓟门书院演讲稿整理）

[1] 语出复旦研究生吴恒，指食品生产者清楚自己制作的食品是垃圾，故从来不吃。但是，大家都抱此心态，则每个人吃的都可能是垃圾。这正是“互害型社会”的典型表现。

[2]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2011年11月，163页。

[3] Management Buy-Outs，“管理者收购”。

[极端]我们总得有些长远打算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王充《论衡》

我的生活似乎和“南”字有缘。出生在江南西道（江西），江西的省府在南昌，读的大学叫南开，写的专栏也主要在南方报业，在《南风窗》做记者，做评论员时《新京报》还算半个南方系。在我心目中，南方和巴黎一样，不只是一种方向和地理，更是一种精神气质。我很喜欢南方阳光温暖，雨水充沛，万物生长，自由而婀娜。

这些年我常会提起巴黎曾经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有些读者会认同我的说法，有些读者可能也会因此批评我是不是有点盲目崇拜法国了。其实我只是说出我对美好事物的真情实感。康德说，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征。我同样相信，传播美乃是一种道德责任。

对美的审视理应一视同仁。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传统里面，美本无高低贵贱之分。我既然可以在异国他乡看到生命中的美好，同样不会无视近在眼前的中国。同样，我也看到中国传统虽然有很多问题，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否则，我很敬重的作家，写《瓦尔登湖》的亨利·梭罗同样深受东方智慧的启发，他所倡导的有关亲近自然、简朴人生、崇尚道德、回归自我的许多理念，也都能够在中国传统中找到精神源流。就在前几天，我还在《巴黎评论》上读到有关亨利·米勒的一段采访。米勒说自己本质上是个中国人，因为他时刻想着“退隐乡间，生活静思”。

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找到许多方法来证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其实也还不赖。无论种地还是渔猎，修道还是逃禅，中国古人曾经在这里闲适生活过。时至今日，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较古人条件无疑已大大改善，不过若要说到幸福，很多人反倒是在心里给自己打上问号了。这几年，我参加过不少有关幸福的论坛，与会嘉宾不约而同地谈到幸福感的缺失。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生活越来越动荡不居，欲望越来越膨胀。讨论到最后，总还是会聚焦到“人格尊严”、“安全感”等几个关键词。话题就从这里展开，先说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看似欣欣向荣的时代里反而失去了幸福感？这是一个疑窦丛生的时代，“十万个为什么”已经不够用了。但是，如果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相信其他许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没有底线与不留余地

内地时事评论员有三个法宝：用朝鲜谈我们的过去，用苏联谈我们的现在，用台湾谈我们的未来。现在我要讲个苏联笑话。

话说三个外国人在一起聊什么最幸福。英国人说：“最幸福的事情是冬夜回到家，然后穿着羊毛裤坐在壁炉前面。”法国人说：“最幸福的事情是找个金发女郎一起去地中海边度假。”苏联人说：“最幸福的事情是半夜有人敲开你的房门说‘伊万，你被捕了’，而你由惊转喜，告诉他‘您弄错了，伊万在隔壁’。”

这就是著名的让人笑中含泪的“伊万邻居的幸福”。我讲这样的笑话，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人随时都可能面临被逮捕的命运——尽管跨省追捕的确存在——而是强调在公权力不被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人们会失去安全感。无论什么时候，权利被侵犯的逻辑是一样的。关于这一点，大家回头看看过去几年间在重庆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不只是在公权力面前没有安全感，面对社会也一样。为什么在中国人与人交往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戒心？说到底，还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你会看到，若非必要，很少有人愿意在公共场合公开自己的名字。而在欧美等国家，家庭住址上的信箱都会明白无误地留下自己的名字，陌生人见面多不避讳谈论自己，握手时首先说的可能不是“您好”，而是自己的名字。我虽不赞成政府强推实名制，但也并不认为实名制一定会减损言论自由。我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名字都要隐藏起来的人，能够充分享受言论自由。

今天，在这里我尤其想说的是，这个时代有两样非常病态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整体上的幸福感：一是没有底线，二是不留余地。

先说没有底线。我一直在强调自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如果非要说是个什么派别，我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底线派。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底线了。这是件坏事情，当然也是件好事情。说它坏，是因为今天中国各行各业都失去了底线；说它好，是因为我们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得不承认，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社会，这个国家沉浸在一种常年“比坏”的氛围中，大家感受最深的是食品安全问题。中国教育里有两门课程是失败的，一是政治，二是化学。一门太假，一门太真。我在网上看过一则视频，化学课上老师用各种添加剂试制出了一瓶饮料。这些饮料在做完试验后当然会倒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饮料却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我们的肠胃。在这样的饮食条件下，你怎么可能有安全感？即使你腰缠万贯，如果天天都要吃垃圾食品，又能有什么尊严呢？

国在山河破。作者摄于云贵高原

同样，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不少强拆房屋与强征土地的恶性事件。你住在自己家的房子里，先是被人停水停电，紧接着被人放进毒蛇，如果你还不走，半夜突然闯进一群手持棍棒的人，将你从床上抬走，紧接着推土机便将你的房子夷为平地。你去找警察，得到的回复竟是“拆错了”。明眼人都知道，这不是拆错了，而是这个社会的政治与商业伦理、道德与法律都失去了底线。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穿着一身的名牌，挎着一个皮包，包里除装了些银行卡，还有一堆能够证明你身份与能力的证件，可你走在一片沼泽地里，你会幸福吗？而这就是一个无底线社会的所有真相——每个人都像是在黑暗里的沼泽地上行进，每个人都面临深不可测的危险。

再说不留余地。不留余地的同义词是涸泽而渔、焚林而猎，落到现在就是疯狂发展、疯狂消费、疯狂耗费资源。在欧洲，没有哪家餐馆不提供干净体面的刀叉，而在中国，现在很多小餐馆提供的都是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饭盒、一次性纸杯、一次性桌布、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消费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有数据表明，仅为生产一次性木筷，中国一年将失去500万立方米木材。

卖车和卖房已经成为中国的两大支柱产业，高昂的房价使许多年轻人从此失去了理想。过去我们讲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现在他们已经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北京地铁一号线。他们承受了太多来自社会和内心的压力。汽车也正在成为一种祸害，现在哪个小区不是停满了汽车，稍有点钱，就一定要买大排量。前不久，北京一位朋友告诉我，为了解决停车问题，他所在的小区已经开始砍树、铲草坪。就这样，最后一点乡村元素，也要被驱逐了。如果还不觉得我们有问题，那就看看世界最喧嚣的城市纽约是如何保有它的中央公园的。[1]

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模式”。我承认这些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然你也可以说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但是我更倾向于从教训的角度来看这个模式，而不是从经验的角度。秦晖先生说过，中国模式是“低人权优势”。资中筠先生也提到过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参加某会议，一个德国人说：“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她说你高估中国了，我们还有许多困难。他摇头：“你们连工人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过你们！”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人力资源上的润泽而渔。同样严重的是对环境的破坏。随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现在已经很少有江河湖泊没有受到污染。由于受水资源、航运等产业布局因素的影响，重化工业大多沿江或沿河布置。据统计，全国21 000多家石化企业中，位于长江、黄河沿岸的石化企业达13 000多家。为了GDP增长，我的老家所在的县正在成为亚洲最大的有机硅生产基地。现在生态危机由东部向中部转移。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写到的兰阿姨，她的老家在江苏海安的一个村子，村子现在成了“癌症村”，男人快死光了，赶上出殡的，连抬棺材的人都找不着了。前几年，在我老家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也出现了“癌症村”。

最近看到一条让我非常震惊的新闻，讲的是去年湖南郴州的一位高中生，为了筹措购买iPad和iPhone的费用，卖掉自己的一颗肾脏。首先是江湖险恶，据说原来定的价格是一个肾20万的，结果他只拿到两万。生活多么美好啊，从此有了一部肾状的iPhone；生活又是多么残酷啊，要卖肾！如果我们还有点爱心，就请珍爱我们身边用iPhone的朋友吧，因为他可能只有一个肾。

这是一个多么苦涩的笑话，多么真实的悲剧。有记者做过调查，现在卖肾已经成了一个产业链条。有的人真是为生活所迫，比如家里有人生病了，交不起医药费，没办法，他只好去卖肾。这样的理由让我们同情到悲愤。还有些人却是因为消费了自己消费不起的东西，比如将信用卡刷爆了，还不起，于是去卖肾。说什么呢，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太争”了。还有比这荒唐透顶的事吗？然而这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模式吗？我们这代人拼命地求增长，拼命地消费，拼命地破坏环境、透支未来，以至于我们的空气和土地里都长满了毒。人人希望这个世界在我们离去的时候比我们来的时候要好，可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有信心这样扪心自问么？一个国家，没有长远打算，追求幸福不量力而行，只管今天不顾明天，这和那些小年轻的卖肾模式又有什么区别呢？

关于现在与未来的两种极端

一百年来，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前一个极端是乌托邦压倒一切，而后一个极端是不仅没有了乌托邦，甚至最卑微的理想主义都已经销声匿迹。难怪有人感慨今天的世界，性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而理想却正在变成一种难以启齿的隐私。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踌躇满志，二是万念俱灰。回顾过去一百年中国的发展，像是暗合了这两出悲剧：前半部分是踌躇满志，为了将来，什么都可以做到，毁灭现在也在所不惜；后半部分是万念俱灰，没有长远打算，所以浑浑噩噩，只有现在而没有将来。一个是为了未来而毁灭现在，一个是为了现在而毁灭未来。

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说“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有的读者只看到浪漫的抒情，其实我是想通过这句话概括过去百年间的中国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试图建立一个人间天堂，最后的结果却是人间天堂没有找着，人间故乡反而也搞丢了。一个人若是只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奋斗，现实的东西就会离他远去。农民参加革命，主要是为了土地，而当他们也开始向往共产主义生活，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而加入人民公社时，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家里的锅碗瓢盆。

回顾革命年代的历史，很多人都觉得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然而，暴力泛滥的年代终究是残酷的。当时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可谓动用了一切手段。另一方面，革命激情也淹没了古老的生活。为了遥远的甚至并不存在的美好生活，人们丢掉了脚踏实地的作风，失去了对现实的理性判断，直至酿成了“三年灾害”等人道主义灾难。农学家董时进当年关于不能搞人民公社的警告，完全被建设共产主义的激情所淹没。

前不久我去石家庄做节目，在火车上遇到有个人在和别人说“文革”时期如何好，比如“社会风气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承认，革命年代人们物欲不如今天强，但是那时候的人们并非没有物欲，而是无物可欲。小偷倒是想去你家偷东西，可你家里除了毛主席像章还有东西可偷吗？听我这么一分析，那人觉得有些道理，便收回了刚才的话。

现在还在说“文革”好的人，在我看来不是没良心就是没头脑。且不说“文革”的某些好是否真实，从逻辑上讲，拿今天社会最坏的东西和“文革”时期最好的东西比，也是得不出“文革”比现在好的结论的。为了远大前程而不断革命，中国究竟得到了什么呢？诸位看看这段话：

1966年8月，丢在胡同口垃圾堆的六条尸体，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直接拉火葬场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一位干了一辈子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逼着校长在阳台抱着尸体跳舞，校长承受不了，干脆跳楼自杀。那阵子，许多人都觉得死了比活着更美好。

这是萧乾写在《北京城杂忆》里的真实故事。有人说我在造谣，我说我没有造谣，不信你去翻，在110页。谢天谢地，这样“死了比活着更美好”的社会渐行渐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社会的观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当年近乎虚妄的集体主义走到了斤斤计较的个人主义。从理想回到现实，这是古老生活的回归，是社会的进步，然而如上所述，伴随着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上升，中国社会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说革命年代的问题在于理想主义导致火灾，而现在的问题却是没有了理想主义的火种。社会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政府不顾一切赚GDP同样是短视行为，有了问题就维稳，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管住一天是一天。

一切向“政绩”看，向钱看，向权力看，向部门利益看。有些政绩在建设这个国家，有些政绩则像“弥达斯效应”[2]一样损害这个国家。拜金主义、涸泽而渔让我们收获了现实的金子，却丢掉了未来的粮食。而没有这些粮食，未来的我们将只能守着金库饿死。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而是一个“临时代”：没有过去的理想，没有未来的责任；没有长远的幸福，也没有恒久的痛苦；自由得而复失，希望若无还有；在祖先的土地无家可归，在自己的祖国寻找祖国。从政府到社会，从创造者到被创造者，一代代转瞬即逝，因为此地此时，一切都是临时的。

在过去，我们的先人是有时间感的。比如，因为有自己的土地，可以几代人建造房屋，祖祖辈辈在那里居住。我们的先人会祭奠祖先，传承他们的文化，也会面向未来，延续家族的血脉。这些东西，有的可能会被当作落后思想被讨伐，但你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时间感，让生命与文明在时间的长河里得以延续。我们的古人，写东西时还想着藏诸名山，今天有几个写作者有此打算呢？有几个人想着花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写一部作品？更别说像张载那样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作自己的使命。这个时代，仿佛一切意义都被掏空，人们只顾眼前，一代身份不明的临时工统治这个时代的一切。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一代人生产，一代人消费，一代人狂欢，一代人哭泣，一代人创造一切又终结一切。

因何而来，为何而去

告别革命的年代，告别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今日中国政治失去往日神圣的光环。伴随着观念的变化，宏大叙事与政治意义的瓦解，负面新闻的日积月累，被遮蔽的历史浮现，外部世界的推动，社会环境的耳濡目染，这个时代不仅有精神领域的信仰危机，而且有现实政治中的信任危机。

信仰危机是去政治化以后的巨大虚空。由于传统文化出现断层，新的公民文化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种虚空越来越真实。随之而来的是，除了部分人继续坚守信仰或者另寻信仰外，更多的人选择了成功学和功利主义，沉迷于金钱与权力的游戏，离心灵生活越来越远；对于现实生活则采取两种态度：一是逃避，二是不信任。这种态度同样体现在现实政治之中。一方面，很少有人愿意为社会尽责，更别说多做牺牲，大多数人希望搭顺风车享受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对一切事物都抱有一种苛责和不信任的态度。而政府官员所面临的，不只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失效，同样深陷“塔西佗陷阱”[3]。有人可能会说，管他呢，官还不是照做？在此且不说官是不是可以照做，我只想举个例子，说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官是不是有尊严？大家看看互联网那些所谓“逢官必反”的评论，哪个官员有尊严呢？2010年10月16日是中国的重阳节，这一天我在某个门户网站上看到一则关于钓鱼岛的新闻。打开后面成千上万的留言，我看到了什么？若是搁在九十年代，里面的评论大多数会是“打倒小日本”之类的话。然而现在，我看到的被置了顶转了无数次的留言却是以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中国的贪官、裸官在这一天“不得好死”。我们知道欧美等民主国家会有官不聊生，但是不管社会如何挑剔，如何扒粪，他们是有尊严的。然而中国官员群体在互联网上收到的更多是不信任和无休无止的嘲笑。当然，一切事出有因。关于这一点，铁道部原发言人王勇平可谓深有体会。而他那句惊世骇俗的“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不仅没有填埋“塔西佗陷阱”，反而是将这个陷阱越挖越深。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了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我们总该有些长远打算。至于什么是长远打算呢，还是让我们看看我们为什么出发吧。二战时英国有个钉子户不搬迁，导致军用机场无法修建，全国一致谴责和责骂。丘吉尔知道此事后却说：“我们和德国人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如果拆了他的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呢？”暴力的价值在于保障民权而不是剥夺民权。面对此起彼伏的暴力拆迁和暴力征地，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有长远打算，就应该管住所有针对民权的暴力，尽快落实土地所有权。如果我们有长远打算，面对环境被过度开发，未来被过度透支，就请官员告别GDP崇拜和土地财政，为社会福祉而不是为政绩执政。

社会发展与危机应对都少不了社会组织，如果我们有些长远打算，面对社会越来越高的参与服务的热情，就应该放开社会组织的注册，让国民能够为社会与个体的权利组织起来，不要让公民单打独斗，像一个亚细亚的孤儿。

文明的再造少不了文化的积淀。经过几十年发展与积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器物时代，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如果我们有长远打算，那些负责精神产品生产的人，请用你们的心智才情，去努力完成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无愧于这个时代。

几年前谈慈善时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四十岁之前安顿自己的身体，四十岁之后安顿自己的灵魂。”其实一个国家何尝不该如此？我们这个国家，从1949年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是时候停下来想一想如何建立起真正属于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了，是时候真诚地面对一切人与事，以安顿这个国家的灵魂了。

温家宝总理说要警惕“文革”再次发生。如果我们有些长远打算，就应该放开相关历史研究，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就不要让“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研究却在中国之外。如果我们有些长远打算，政府就应该告别“统治者思维”，努力重建信任，在尊重宪法的基础上，建设一个以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多元文化为支柱的国家。如果宪法有需要修正的地方，也应该在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上着手修正。现在社会，互联网和各种科技及实名手段使社会如生活在玻璃屋里，如果我们有长远打算，也请执政者走到阳光下，将你关于这个国家的长远打算告诉养育你的人民。过去的几个月，王立军逃到了美国大使馆，陈光诚也逃进了美国大使馆，世界议论纷纷，如果我们有长远打算，就请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让法院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闸门。中国革命一百年，不要再让我们觉得这片土地上只有租界才是安全的。

（根据2012年岭南大讲坛演讲稿整理）

[1] 中央公园坐落在纽约曼哈顿岛的中央，占地843英亩（5000多亩），是一块完全人造的自然景观。设计者在一开始便考虑到，公园四周将是居民唯一可以见到的自然风光，并成为他们游览的中心。这种有预见性的城市公园设计方案，也成为世界城市规划的宝贵案例。

[2] 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国王弥达斯获得了点石成金的魔力，但是他很快发现这种能力并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因为他的手接触到食物，食物变成了金子；碰触到女儿，女儿也变成金子。

[3] 塔西佗陷阱是指当政府不受欢迎时，无论是出台好政策还是坏政策都会得罪人民；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人民都倾向于不相信。

[救赎]个人如何改造社会

在历史的社会转型时期中,最悲哀的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极度沉默。

——马丁·路德·金

我《联合早报》的一位朋友，因为金融危机的原因，前段时间回了新加坡。我很能理解他离别之时的伤感。国家不幸诗家幸，我们虽不希望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苦难，但对于一个记者来说，一切真的像费正清说的那样，转型期的中国是“统计学家的地狱，是记者的天堂”。

我当年去法国留学，刚去几个月就想回国，尤其因为孙志刚案的缘故，那时候我觉得时间在中国这边，我的热情在中国这边，我不能只是在互联网上看中国。和中国的这个大时代相比，现在的法国甚至整个欧洲都显得很乏味，哪像今天的中国，每天都在上演现实版的好莱坞大片。

我说这些话，不是在夸耀我们这个时代，而是强调这个时代虽然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总还是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做。有一句话不是说，你的价值在于你的敌人的分量。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价值在于这个时代苦难的分量，以及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多大的改造决心与勇气。

个人如何改造社会？这话听起来有些雄心壮志，因为它暗中断定“个人可以而且能够改造社会”。通常，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个人势单力薄，无法与社会抗衡，改造社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此，我的判断是个人是可以改造社会的。就个体而言，你是社会的一部分，当你发生改变时，意味着社会也随之改变。虽然这种变化很微小，但不管有多小，它在客观上都是真实的。就社会影响而言，“蝴蝶效应”积聚。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次微小的改变或者介入，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摧枯拉朽的小风暴。

第一，以己任为天下，救起你自己。

过去我们常说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种崇高的情怀，但是如果你明白好社会从何而来，就知道更可靠的说法应该是“以己任为天下”。电影《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这个人包括你在关键时候需要救起的他人，同样包括你自己。

退一步说，如果你自己都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一个假躯壳，你又怎么可能真正救得起他人？如果你甚至都不能判断这个时代朝着哪个方向走，看到小区里有人装了个卫星天线便跑到公安局去报案，你又怎么能帮得了他人呢？

第二，找到你的兴趣与使命。

我是个幸运的人，很早就知道了自己兴趣和使命，只是由着自己的心性做些喜欢的事情，日子过得也简单。我常和我的学生们说，在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是找到你的兴趣，寻到你一生为之努力的事情，也就是发现你自己的使命，这比学到任何东西、找到一份好工作重要得多。有人可能会说，这太不现实了。我承认，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然而事实上，我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只不过我所尊重的现实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正如海明威说的，很多人花一辈子才明白的道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实在太少。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松软的泥土，这些不需要争取便可得到的大自然的恩赐，我们却在用一生的奋斗远离它们。

人类发展到今天，即使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人也都已做到衣食无忧。然而，有几个人在按着自己的兴趣生活，几个人寻得了自己一生的使命呢？“这样的生活是为什么？”我常常会想起卢安克有此一问。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什么是我们一生的选择与期许。生由不得我们，父母因为一夜风流将我们带到世界上；死由不得我们，顽皮的死神总有一天会在不经意间将我们带走。生死之间，是我们近乎茫然的今生今世。如果在有生之年，永远不能够心有所想、身体力行，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人生无穷役，那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与指望了。

第三，以独立之心，做合群之事。

人需要有独立的精神。如果你还不确定独立精神有多重要，就去网上找一段视频来看，看看当年中共九大是如何开会的。1969年“愚人节”那天，大会开幕，在场的一千多位代表，无一不举着红宝书，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看视频，好像只有林彪不太一样，只是把红宝书当扇子用。会场变闹场，真可谓丑得繁花似锦。

这些丢了魂的代表，能作出什么理性的决议呢？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

这不是说独立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客观上说，也没有谁能够脱离群体生活。2009年去台湾旅行，我最大的收获是对慈济会的缘起有了些了解。据说，证严法师在年轻的时候，见着一个孕妇小产，跑到医院却因为交不起八千元的保证金而不得不抬回去。她为此十分忧伤，后来又有些机缘，让她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既然佛教说“人人都是观世音”，如果能团结一些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事，那么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了。如果能集合众人的善心与力量，济贫救难不是难事。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多么遗憾啊！多年以来，我只顾写作，独自一人，却忽略了可以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牵手做事。常听别人说“以出世的心情，做入世的事业”，而我期望自己能够“以独立之心，做合群之事”。

第四，保持一点抵抗的精神，守住自己的良心一厘米。

人需要合群，否则社会无法运转，但是合群并不只是跟着群体走，无论什么时候，人都要保持一点抵抗的精神。这种抵抗的精神，可以让你不至于在茫茫人海中丢失自己，甚至与船同沉。

一个社会没有底线，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公民的抵抗精神的丧失。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抵抗的。重庆现在的情况大家看到了，长此以往，必定会酿成更大的权力的灾难。其对于体制内的人，中国的法律也特别设立了抵抗权。比如《公务员法 》第五十四条便明确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从两个方面明确了公务员的责任：一是提出“纠错”而没有被上级接受，公务员也应当立即执行；二是如果盲目唯上，执行了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公务员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有人解释这条法律还有陷阱难以规避，但是，抵抗权这个概念在中国法律中确立起来，已经是一个进步。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律学者在这方面几乎没做什么有意义的推广。

这个时代需要进步，这是共识。在还没有取得进步之前，需要保留耻感和痛感。所以，每当我在新浪被删帖时，我都会表示抗议。也许你改变不了什么，至少你可以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让我不能理解的倒是有些人，他们会出来说，“其实他们也不容易”。还有一些人，看到一条貌似政治不正确的帖子时会说，“肯定要被删了”。林语堂说得对，“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有些人发言，另一帮人会说，你这话没有“理性，建设性”，可是发言是他的权利啊。为什么要完成你预设的目的？为什么要让发言者成为你心目中的谏臣？

抵抗精神，不只是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更在日常生活中。而且，抵抗精神也不只有面向国家的公民不服从，还应该有面向社会、面向人群的个体不服从。面对国家施与人民的不公，你可以像雪莱、梭罗、托尔斯泰、甘地、艾莉斯·保尔、穆思特、马丁·路德·金一样反抗，但这些先贤的抵抗并不止于不道义的权力，还包括他们不能接受的文化、时兴的观念。一方面要引领时代，跟得上时代，另一方面，也要和时代保持一点距离，所以梭罗去了瓦尔登湖边。

第五，心有所想，身体力行。

我向来认为，中国人从不缺少扶危济困、改造社会的热忱。我也知道自己平素是如何懈怠，一事无成。日复一日，漫不经心，忙于种种芜杂之事，而我们最想做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都停留于美好愿望，或未得机缘，或缺少行动，终不能像证严法师一样，做到“有愿、立志、力行（努力行动）”。好在我有所醒悟，知道自己点滴做事的意义。人人多流一滴汗，社会少见一滴血。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大环境，那就改变小环境，如果小环境也改变不了，至少可以改变自己，所以我说，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是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你不能决定中国有没有华盛顿，但你能决定自己是否成为那个为华盛顿鼓掌的人。

第六，悲观是卧底，不要活在恐惧里。

我承认，恐惧乃人之常情，人不能没有恐惧和敬畏之心，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要依靠人内在的恐惧得以正常运转。否则，人会无法无天。

但是，有美好理想的人不能终日生活在恐惧的怀抱里。“出师未捷身先死”是悲剧，更大的悲剧是很多人还没出师，便被自己吓死了。恐惧应该是用来增进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消灭我们的理性。

不要用过去毁坏我们的现在和将来，也不要用归纳来全盘指导我们的生活。归纳不是科学，它只有心理基础，而没有逻辑基础。不要相信“历史告诉我们”那样的鬼话，罗素说过，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自己终有一天会被主人拧断脖子。反过来说，即使你每天的努力都没有让你自由，你也是归纳不出你将永远不自由的结论的。没有你在，这个世界都会变化，何况有你？

我说悲观是卧底，是因为悲观会里应外合摧毁我们的斗志。以我有限的观察，许多人有理想却一无所成，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处世悲观，过度强调环境的负面因素，然后用这种负面因素指导自己的生活。别人限制你一次，你限制自己一生。这种过度的自我审查与其说是慎思慎行，不如说是自我毁灭。

第七，相信时间。

人是时间单位。许多人不自由，是因为失去了时间维度，而只在空间的牢笼挣扎。因为相信时间，你知道一辈子什么最重要，也知道从容做事情。我自小在农村生活，陪着自己撒播的种子走过四季，知道万物生死枯荣都有一个过程。

第八，相信人心大势。

我说过，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对囚犯如此，对狱卒也当如此。柏林墙从砌砖的第一天起，就有守卫者逃向了西柏林，说明柏林墙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坍塌。今天的中国，正在回到常识，回到人的意义本身。人人都想有美好生活，所以更要相信人心大势，相信良知美善，相信只要大家努力，自由的天性将会让这个社会朝着开阔的地方走。

第九，保持一颗慈悲而宽恕的心。

梁漱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梁培宽，一个梁培恕。“宽恕”暗含，足见梁漱溟之用心良苦。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很少能见到有关“宽恕”的文化。打开电视，调到电视剧频道，用不了五分钟你就会听到“我要报仇”。真正想改变社会的人，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敌人，只有努力想救济的人。

人人都有权利拥有美好生活。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

第十，相信因果律，相信你的努力终有报偿。

我们常常被告知世界有多少规律，物理规律、化学规律，甚至还有历史规律。有些被证实了，有些需要改进，有些被证伪。我不知道世界究竟有多少规律，以及它们的前景如何，但我始终相信一条规律，那就是因果律。如果你懂得因果律，就会知道中国走到今天，或好或坏，是各种原因共同推进的结果。果很简单，是福是祸，常常一眼即可洞穿，而因却是千条万缕，没有谁能说得完整。背后的逻辑却很清楚，今有恶果，是昨有恶因。今日种下善因，明天会有善果。这也是为什么佛经里讲“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平常人只害怕灾难的来临，有担当的慈悲的人想得更多的是灾难将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继而努力防范。

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我想无论是对于社会的进步，还是个人的发展，这一切都需要个人的努力，个人的见识，需要人心的决断。如果你天天浇水、施肥，却看不见庄稼长出来，先不要怨天尤人，先停下来想一想你是不是忘记将种子埋进泥里。如果该做的你都做了，我相信只要时令到了，一切努力终有报偿。

(根据2010年单向街书店讲座整理)

[时势]识时务者为俊杰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

——罗曼·罗兰

2004年春天，我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机会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80岁，那天我们聊了三四个小时，随后我整理出来近两万字的评论。印象最深的是在访谈开始时抱一先生的一句话：“别看你是记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听我说，我就很吃亏，没有收获。”

抱一先生是位智者，他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我们两个人的，这就是抱一先生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三”。相反，如果我们的交流只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等于一”。

2005年10月，我在北京大学讲如何办一份好的政经杂志时提到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闻与思想”，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又补充了一点——“识时务”。现在，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谈谈什么是“识时务”。我想，所谓时评就是“识时务”，“识时务”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我相信“参与一个时代的书写”，最关键处就是要“识时务”。

现在，国内的时评写作与平台建设的确有大进步。不久前，《东方早报》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全国媒体时评版的编辑名单，我很惊讶，出国几年间，国内几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报纸开辟了时评专版。

谈到“时评”，我想分两部分来讲，一是“时”论，二是“评”论。讲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该以怎样一种态度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首先讲“时”论。

回国后，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请我吃饭，谈到他做的一篇新闻。大意是有一个安装卫星天线的公司，给小区装卫星电视。他进行了暗访，发现能看成人台，于是带执法人员去把这个“黄窝”公司给端了。

听到他这样做新闻，我很生气。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时代感，要知道中国正在往哪条路上走，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问题要克服。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与世界接轨，媒体应该尽可能走到时代的前列，而不能帮着做封闭社会的事，拖社会进步的后腿。大家想一下，看卫星电视与上互联网有什么区别？互联网上有黄片，为什么没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联网，那么我就可以在家看卫星电视，看法国电视五台。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选择倾听他人言论的自由，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讲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国需要从生活与经济入手救赎政治，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社会改造。所以我说，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坚定了一个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难的时代都是伟大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是幸运的，当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为。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更像是生活在法国十九世纪的伟大转型之中。在这个时代，法国出现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光辉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国，已经略显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聊天，他和我谈到一件事。一个法国朋友对他说：“我们气色不好，因为我们为明天忧虑；你们气色好，因为你们总觉得明天会更好。”换言之，欧洲人害怕明天会失去现在的幸福，中国人希望明天得到他们今天的幸福。一个为明天忧虑，一个为明天奋斗，精神状态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论。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孟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说，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后，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有点像是在讲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称之为“转型期”，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大时代。它很诡异，诡异就在于时代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上面讲的偷鸡贼。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寓言，并不是所有的偷鸡贼都不能立即从良。但是，治理国家不是个人道德改造，社会不是人，它很复杂，有很多利益，盘根错节，不是意识到不该偷鸡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与人类进步的渐进性，我想，我们目前的改良大体上仍是好的，虽然有时琢磨起来会让我们痛苦不堪。

改良不同于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上，至少是朝着一个可期的好的方向走。当然，改良最重要的是必须坚守已经取得的成绩，步步为营，你给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应一年偷一次，就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认老百姓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那就应该制定物权法，将它落实下来。改良不会完美，但是我们希望它每天都进步。

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历史上所谓的革命，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场面：面对偷鸡贼，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将偷鸡贼的两只手都给剁了，偷鸡贼从此不能偷鸡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结队，从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鸡了。历史上的这种荒诞，对于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智力还是热情，都是一种羞辱。所以我说：“革命从未成功，改良仍需努力。”

我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其中谈到了革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当然，要明确的是，专制是坏东西。但是革命专制比既有专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归结为直径和半径的区别。下面两个图分别是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图一中，圆心a代表中央权力，王权专制是从圆心a到圆周b，是条半径；而图二中红色恐怖却是首先暴力夺权，从圆周c到圆心a，然后再实行革命专政，从圆心a到圆周b。即整个路线是从圆周c穿过圆心a再到圆周d，它带来的恐怖或灾难是一条直径。当然，从长远讲，革命有时也会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它的灾难性、破坏性的确是无比巨大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从理性上建设国家，进行改良。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种联系，使社会从星状体走向网络体。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期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当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热衷于讨论“风险社会”，我想，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

我们还可以看下面这组图，这是我刚画的，都是二十根直线。图三中二十根线围着一个中心点，是一个星状体，图四是横竖十根线垂直相交，有点像是围棋盘。

图三，我把它比作一个封闭的社会，任何一个端点与其他端点建立联系都要通过中间这个点——权力中心。在这种格局下自我实现或社会救济的道路只有一条，如果中心垮了，周边的任何一个端点都不能互相抵达，简单说，不能互救互济，体制崩溃，社会同时也瘫痪了。而图四（画成球体可能更准确些），交汇点明显增多，任何两点之间的断裂都不会影响全局。我想知道从左上角的a点到右下角的b点有多少条路线可走，我数学不是很好，于是找来了数学博士、硕士，还有一个拿过数学竞赛奖的学生帮我一起算，几个小时也没算出来，都说太复杂，路线太多了。当然，在这组模型中，精确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社会救济与价值实现方面有怎样的优势。

近两三年间，时评以“公民写作”的姿态攻城掠地，可被视作中国新闻界或者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它可以上接到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是背景与八十年代又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广义的传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的兴起；二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细节，八十年代更多的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争，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有关《河殇》的争鸣等，而九十年代以来，从产权改造到立法，讨论，从“共赢”的提出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胡锦涛关于台湾和日本问题发表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立场，我想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从共产主义渐进到“共生主义”的大脉络应该是清晰的。这种清晰同样表现在公共事务上。举例说，今年夏天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大讨论，便是在政府鼓励下进行的，和以前“关门立法”相比，是个进步。而且，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立法观念上也在进步，比如江平先生的开放式立法与人道主义立法渐渐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也取得了成绩。

当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巴黎和美国的华人朋友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担心的是中国社会的“犬儒化”，犬儒主义流行，说回到中国后碰到一些大学教授只和他们谈装修和买车的事，不谈社会，不谈责任。

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谁都不应该在社会运动中当逃兵，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人在社会之中，是无法逃避政治的。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社会，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几年前孙志刚事件给我的最大触动是：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个人的幸福是可疑的。所以我说，要每个人都来奋斗，将每个人脚底的钢丝结成网，抑制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一味指责他们。我们要学会乐观地观察事物，必要的时候，不妨进行一些“积极性误解”。所谓“积极性误解”，不是浅薄的乐观，不是阿Q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从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上谈一个社会的进步。面对中国的没落，胡适曾经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这种自救看起来很自私，但是，有时恰恰是这种只顾自救的小私的“跳蚤”，长出了天下大公的龙种。

按以赛亚·柏林的区分，自由分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关于这一点，我和何兵教授有过交流，何教授说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这个归纳很好。进一步讲，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不但不矛盾，而且可以互为基础，互相促进。一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能争取到货真价实的消极自由，那么真正的自由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自私，而在于自私得是不是彻底，从世界中将自己打捞出来，别人侵犯你的权利时，你是不是有底气为自己撑腰。事实上，任何公正的契约，无论是国家之间、个人之间，都是在充分自利的情况下进行的。

前不久我参加中欧文化论坛，有不少中国学者到会，和他们一桌吃饭时，我就有些不适应，因为我听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悲观话，而且他们互相附和。法国作家于连·格林讲：“一切悲伤皆可疑。”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悲观也十分可疑，一方面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积极地做事情；另一方面，要明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悲观是个圈套——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你多一份悲观，这个社会就多一份悲观。从这个角度上讲，心怀希望也是一种责任。

当然，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我愿意通过理性的分析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我要说的是，今天的中国，比八十年代有一个大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脚踏实地的进步，是不停留在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层面的进步。简要地说，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最后功败垂成；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暗度陈仓。当然，这也是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解构基础上的进步。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进步，是因为我坚信自由价值优先于民主价值。自由是个体权利，民主是群体权利，没有个体的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体的民主。另外，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大选时，常常有百分之二三十的选民放弃投票的机会，而对于自由，却没有一个人公开或主动放弃，除非他神经不正常，是受虐狂。

所以，我把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特征概括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

有人讲，那你这是不是自由主义者？我说我不是，可能有人不信。我看到网上喜欢我文章的朋友在博客上将我归类为“自由主义者”。我想说的是，在李敖跑到北京大学宣布放下自由主义之前，我早就放下了。这个道理我以前已经在网上和一些自由主义者讲过。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在关天茶舍认识了成都的王怡先生，王先生很有才情，做事也很坚决。有一天，他在茶舍发帖子表态要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就此回了篇帖子，指出：要自由，不要主义。理由是，自由一旦变成主义，思想的鸟笼就编好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归类于某种主义，而是将不同的主义以知识的方式归类于人，在不断地证伪中解放自己。如果我们笃定信奉某种主义，难免会变成主义的律师，时时为它做无罪辩护。于是观念的主人变成观念的仆人，背离求知与改造社会的初衷。所以我说，人要为追求真理而献身，而不是为真理献身。追求真理的主体仍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的理想、事业、行为献身，而不是一个真理的教条。后来的讨论中王怡说“要争夺青年”，我的观点是，这样夺来夺去其实也是对青年不尊重，最好的办法是让青年自作主张，无人可以争夺。让每个人都属于自己，再谈其他的才有意义。我们这代人要做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抢回我们自己。

如卡尔·波普尔所讲：我们是通过知识寻找解放，而不是通过某种主义寻求解放。在世界思想史上，有两个人影响了我，一个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另一个是中国的胡适，我认为他们是真正懂得自由与时势的人，是真正识时务的俊杰。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我们在电视或小说里经常能看到，被用得十分狼狈。在电视里，当我们听到这句话时，所看到的画面通常都是一个叛徒在给刚被抓到的地下党做思想工作，所以我现在给你们讲“识时务者为俊杰”，躲在门外偷听的人可能以为我在用钢丝床哄骗你们这些“地下党”投降。

然而，事实上呢，“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成语典故最早是用在诸葛亮身上。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当年满世界找能人志士，和他一起去打天下，流落到荆州，后来被蔡氏兄弟追杀，飞跃檀溪，逃到襄阳的水镜庄。水镜庄里有个著名隐士司马徽，人称“好好先生”，又叫“水镜先生”，意思是“心如明镜”，很会鉴赏人才。当时的诸葛亮、庞统、徐庶等人都曾经向他求学问道，研究东汉如何实现暴力转型。

刘备呢，求才心切，要求司马徽谈时务。司马徽很谦虚，就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意思是说，我不过是个社科院的，哪懂什么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里的俊杰有卧龙、凤雏两人。这里的卧龙是指诸葛亮，而凤雏是指庞统。后世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来指那些认清形势、了解时代潮流者，才是杰出人物。孙中山后来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讲的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现在的时务就是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有人讲，中国的传统很封闭，这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从骨子里讲，中国人是具有开放精神的，比如说中国的“天下主义”——事实上，“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中国落地也只是近代的事。前几天我无意中翻开《诗经》，发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很值得回味，在这里，自然与人，人与人，彼此都有开阔的心胸，都愿意互相接纳，所以我说这句诗是一幅关于开放社会的壮丽的人文风景。

有人说老子是个自由派。但是，老子主张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自由自在。“小国寡民”，这是典型的封闭社会。《道德经》第八十节这样写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闭社会吗？老子讲人至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为什么会鸡犬相闻呢？既然鸡犬相闻，传播不就已经完成了吗？如果我们承认所有的开放都是通过传播来完成的，那么，老子能封闭社会吗？所以我说，走向开放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现在搞封闭社会，搞“老死不相往来”，连古代的鸡狗都懒得听你的，要隔着历史向你抗议。

我相信中国的多元化与开放是大势所趋，所以当那些搞儒学的教授、研究员建议把儒教当作中国的国教时，我坚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统，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关于开放的写作，今年超级女声决赛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同发了我执笔的社论——《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网上反响十分热烈。有人说重新找到了九十年代《南方周末》“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时的激动、热忱与希望。香港与美国的媒体都立即谈到了这篇社论。然而，有意思的是，同一天，一篇很像是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式的文章悄悄在网上流传，说超级女生是中国“颜色革命”的前奏，有些网民猜测这是有人授意探风的，但是，没有人响应它写第二篇文章。这说明中国人都很明白，都想清楚了，不想再为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背黑锅了。要生活，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我在上面分析了中国当下的时势。改革开放不到30年的时间，伴随着全球化、网络化、跨国传播的发展及中国社会内部的产权革命，中国正在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这种前进虽然有时显得冗长缓慢，却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不可能逆转的。现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网络化、国际法、全球治理、人权高于主权等关涉到开放社会的重要理念也正在被中国人接受。因此，我希望大家对中国的改造要有信心，即使将来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也将是前进中的挫折。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脉络。

现在我讲第二部分——“评”论。

首先做一个区分。我在前面“时”论部分讲的要“识时务”，是个眼力问题，现在在“评”论部分要讲的是立场，是个脚力问题。

我从1995年开始写作时事评论，曾经在报纸上开过几个专栏，但是整体上做得不好，不是我脚力不好，而是报纸脚力不好，不但不能引领中国进步，反而拖中国进步的后腿。当时报社领导讲了句流芳千古的话——“评论可以写，但不能有观点。”

当然，这样的评论比较难做。因为有没有观点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还得取决于听众。蚊子在嗡嗡叫，谈不上要表达什么观点，鲁迅先生却说人家是在杀人之前搞演讲；一阵风吹过去，大概也没有表达什么观点，但是神经质的林黛玉却听到了风在哭诉。

我说中国媒体现在有进步，除了人心开放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市场化。尽管现在还不充分，但是成果是显著的。比如说现在邀请我开专栏的几家报纸，不但有专栏评论，还有社论，彼此都在竞争。当然，这是朱学勤先生讲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脚并用的时代，大胆一点的编辑记者往往会因此失去工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都市类报纸有自己的社论是一个大进步，这个进步尤其体现在社论作者队伍的多元化。至今仍有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一些报纸的社论怎么会找到远在巴黎的你来写呢？当然，这首先要感谢的是互联网，感谢MSN，传播改变生活。

相较而言，此前党报的社论，可谓千篇一律，大部分是转发《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社论，偶尔也有本报所谓“政治高人”写的。这些社论的传播，就是一句唐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些梨花，不是以救济社会为特征，而是要统一思想。显然，这种上传下达，过手不过脑的传播方式不利于国家思想库的形成，不利于国家理性与人民理性的建设。

只有当我们站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下，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中国媒体今日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立竿见影响。举例说《南方都市报》，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先生年轻有为，很有号召力。我在巴黎，文凯邀我写专栏时还附了一句话：“南方都市报颇有些雄心大志，要刷新中国时评界的面貌，希望可以跟诸位共此征程。”

“南都”的确是份让人眼热心动的报纸。孙志刚案见报当天，南都配发的社论是孟波先生（《新京报》评论版现任主编）执笔的《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我在上面提到网络之于中国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这在孙志刚案有所体现。事实上，2003年4月25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据说广州媒体也被立即告知“不得继续报道”，但是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在当天中午立刻以《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为题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没多久，我们在Google简体中文网站上可以检索到四五万条与“孙志刚”相关的信息，一夜之间，眼泪洒遍互联网。

如果说评论是报纸的灵魂，那么社论就是要让这颗灵魂担起责任。我相信，真正有自我意识的媒体都应该有自己的社论，有纯洁的、仅属于这一叠新闻纸、代表这张新闻纸的真实立场的社论，真正做到以时评干预社会，改良社会。

写时评或社论，是书斋里的孤独演讲，演说者与听众彼此都看不见。有人会问，这个书斋演说者究竟应该保有怎样的态度，应该坚持怎样的立场参与社会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一文中提到过，这也是我逢人便讲的三个独立。

第一，要独立于威权与商业，不能受权柄或钱财的指使作违心之言，甚至颠倒黑白；换句话说，如果我不能行使积极自由，但至少要坚守消极自由的底线。

第二，要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间万物都在变化，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惩罚过你或对你有所奖赏就在文字上进行报复或网开一面，否则就有损于一个写作者的公正立场；在评论上报恩与复仇，是对自己的轻视，对文字的冒犯。

关于上面的独立，在1932年胡适和丁文江创办的《独立评论》发刊词上亦有所表述：“我们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其所谓“不迷信任何成见”和我说的“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有相通之处。我们既要防范来自他人或历史的成见，也要防范来自自己的成见。

第三，要独立于民众，做到“虽千万人，吾说矣”。一个参与时代的书写者，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经历、学识与良心，而不是所谓的人民。事实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够纯粹，能够真正代表自己是上天最丰厚的奖赏，我们何必贪心，代表一切？人——这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有时更应该像大海一样坚定，不要因为陆地上人多而否定自己的汪洋海水。我讲人人都是思想家，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国，但媚众和专制一样，都会破坏一个人在精神上安身立命，在思想上立国。它可能不会夺走你的匹夫之勇，但会夺走你的独立精神。

以前我只讲这三点独立，独立很重要。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里说，考察人类理性发展史，人类理性的所有杰作，几乎都要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同时又受到迫害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独立思考是艰难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是它真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借今天的机会，我想再补充一点，即第四点，要学会自由交流。这就是我说的“在独立中思想，在思想中合群”。

不久前，我和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莱姆先生聊天，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衡量人类进步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我前面讲的三个独立，可以归类为自由，而自由交流，我更想将它纳入合作的范畴。

我把时评当作启蒙运动的延续。我十分赞同哈贝马斯关于启蒙的立场——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传统的否定，又不放过对现代性的各种弊病的批判。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事业，甚至如贝克所讲，现代性才刚开始。但是我认为启蒙需要重新定义。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时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康德举了未成熟状态的例子：有本书能代替我理解，有位牧师能代替我拥有良知，有位医生能代替我选择食谱。这几个例子，不幸预言了此后启蒙运动何以陷入困境，即启蒙者大包大揽，争当牧师与医生。具体到中国，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历史的分野，在胡适从《新青年》阵营出走时就已经注定了。胡适的主张是：“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国家不是建立在每一个奴才上的。”然而，陈独秀认为真理在握，认为每个人跟着他争自由才能有自由，这种思维不论主观上多么进步，但是在客观上只会制造一批批的奴才。

为什么启蒙运动误入歧途呢？我想从“光”这个概念上做一些挖掘。

在法语中，启蒙是lumière，英文是enlightenment，都是光明的意思。启蒙，不停留于指出黑暗，关键是要有光。谈到光的作用，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匡衡凿壁”这个典故。

西汉时期有个经学家，名叫匡衡，他很好学，但是呢，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邻居家夜里点蜡烛，但是烛光却照不进来。匡衡于是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让烛光照射进来，借着那点微弱的烛光读书、做笔记。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光有什么意义？显然，匡衡挖了一个小孔并不是要看那根蜡烛，而是利用这些光来看别的东西。假如匡衡凿壁只是为了偷看邻家的烛光，就不会传为佳话，匡衡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他在历史上将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窥光癖”。

我之所以解构这个故事，是想说明老百姓需要光明，但只是拿它当工具用，借助光明来理解世界，而不是奉作神灵，把自己一辈子都浪费在墙上的那个破洞里面。他们要用这些光去照书本上的字，照亮他的前程，而不是去信仰与膜拜。

然而，我们不乐见的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启蒙者都是以高于人间的姿态，俯视世界。他们自信真理在握，略作思考便可以为尘世开出包治百病的偏方。就像在黑夜里打手电筒，他们不是谦卑地把光打到远处，照亮道路、田野与山峦，让你自己判断该往哪儿走，而是对着你的眼睛照射，告诉你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光明。那一刻在你眼中，除了他们手电里射出的光亮外，你什么也看不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在光明中失明”，那些被启蒙者此时不过是口喊“光明万岁”的木偶。它甚至不如我们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至少你知道黑暗是存在的。

所以我主张，启蒙最重要的是自由交流，启蒙的真正实现，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公开地、平等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以上我说的几点，应该是一个书写者参与时代命运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中国的进步需要中国人的人格独立，同样需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自由交流，我把它视为一种思想上同时也是行动上的合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进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如布莱兹·帕斯卡所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根据2005年11月8日南开大学演讲整理）

[超越]自由在高处

在那做梦的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

——博尔赫斯

很高兴到央视来做这个讲座。一来因为我做过媒体工作，非常了解媒体人在这个时代遇到的困境；二来不论困境如何，总还是有很多人在积极地做事，保持着生命昂扬的本性和进取之心。而我也愿意和这些人交往，并从中获取能量。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和我交往最密的媒体朋友主要在两个地方：一是南方报业，一是央视。这很有趣，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南方报业大胆敢言，锋芒毕露，像是“叛军”，而央视四平八稳，总在关键时候定调子，像是“中央军”、“御林军”。甚至有人认为，虽然两家媒体都被骂过，理由却不太一样，南方报业是因为做得太好，而央视是因为做得太差。这样过于脸谱化的评价难免有失偏颇，会让我们忽略一些好的东西。据我所知，张洁、李伦、庄永志、柴静诸君都做过不少好的节目。相信这样守护良知与独立精神的人在央视以及其他中央媒体里还有很多，大家日拱一卒的忍耐与坚持，谋求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决心，都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

而且从整体上说，国内绝大多数媒体都抱着一种热切的态度，希望中国能朝着一个开放、宽阔的方向走。这是我们时代的默契。像《环球时报》那样鸡立鹤群，一见“阴谋”就兴奋的媒体，毕竟为数不多。

什么是“自由在高处”，最极端的理解恐怕就是在身居高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有网友看到预告，就说要想自由在高处，你先得给我找个直升机。

直升机当然不是我能解决的。我想谈的是对自由与时势的理解。我相信大家都趴着的时候，你站起来你就在高处了。为了讲得更清楚些，我会同时谈到几部电影。电影在我这里从来不只是一种艺术，更是思考现实的工具。

有关自由概念的理解

A. 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关于自由有很多说法。它究竟是好词，还是坏词，得视条件而定，在此不妨简单罗列一下。

有些自由是被歌颂的。比如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这里的自由同时是自由女神，妖娆的乳房，不仅唯美，而且哺育现代文明。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个自由也是好词。胡适在晚年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则将自由放到了次好的位置。

有些自由是被质疑甚至被诅咒的。自由有时候是个好词，有时候模棱两可，有时候则绝对是个坏词，正如“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

卢梭曾经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L’homme est né libre, 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这里自由也是好的。但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变成了自由引导野兽。对此抨击得最厉害的是罗兰夫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这里，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坏词。当然，我们知道这种以强制为前提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其实质是奴役。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谈到法国大革命：法国人希望平等，但当他们在自由中找寻不到平等时，就希望在奴役中找到它。

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边上有座朝鲜战争纪念碑，纪念碑墙上的标语写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里的自由区别于上文的liberté(即英文的liberty)。同样是自由，它对于美国人是个好词，可在朝鲜官方看来又是一个坏词。

同一个人，他还可能既要求自由，又要求被奴役。站在皇帝面前，马丁·路德讲过这样一句名言——“这是我的立场，不能后退一步。因为我的良心只能是上帝话语的囚徒。”在皇帝面前，路德是自由的；但在上帝面前，他又是不自由的。他那么乐意，那么清醒，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平常我们说自己是“良知的囚徒”，这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愿奴役论”了。

有些自由无所谓好坏，只在于各有取舍。Beyond在《海阔天空》里唱的“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里自由指的是身心自由，是freedom，它是好东西，但和现实往往会有冲突。而裴多菲的蜜月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Life is dear, 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实际上包括了三种自由：生命、爱情以及后面特指的“政治自由”。有的人愿意为了政治自由抛弃生命与爱情，有的人不愿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理解也不同。二十世纪中国的许多革命者，今天回过头来想当年如何出生入死，恐怕也有新的理解。

有关自由的理解还有很多。有些叙述则完全等同梦话，如奥威尔写在《一九八四》里的辩证法，“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这里的自由，不过是把手伸进手铐的自由，不是真自由。

B. 两种自由

最近一年来我对国家这个概念谈得比较多。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两个自由的概念，即上面已经涉及的liberty和freedom。

先说liberty。自由小姐（Miss liberty）用的就是这个词。帕特里克说“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宁死），用的也是这个词。从词义上说，fiberty既指自由权，也有“冒昧、失礼， (对规章等的)违反行为，不客气”等含义，作为复数用时还包括“特许权、自治权、选举权、参政权、使用或留住权、活动范围、特许区域”等意思。而在哲学意义上，还有“意志自由”的意味。从这些意思中可以看到，liberty主要协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当年严复翻译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时，直接把这本书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意识到freedom和liberty不是相同的自由，所以他将freedom称为自由，而将liberty译为“自繇”，以示区别。

说到严复的谨慎，这里不妨补充一下他对“right”一词的翻译。1862年，丁韪良将“right”译为“权利”，对此严复并不满意，认为这是“以霸译王”。因为“right”一词有是非之分，并不只有中文世界的“争权夺利”，还有正义，所以严复后来将它译为“民直”、“天直”。为解除国人对“right”一词的误解与误用，尤其是在政治纷争中的有意歪曲，只讲“权利”，不论“是非”，胡适一再对“权利”一词重做解释。1933年，胡适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义权”。胡适说：“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民权的保障》，原载1933年《独立评论》第38号)

为避免词义与语音上的混淆，最近这些年又有人提出以“利权”代替“权利”，并由此重新引起了一场有关如何纠正“权利”一词的讨论。由此可见，权利一词的问题一直未解决，成为好问究竟者心中的隐痛。

另一个词则是freedom。在电影《勇敢的心》里，当手帕从天空徐徐落下的时候，华莱士当众喊的那个词就是“freedom”。它倾向于指个体的自由。我讲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指的也是这个自由。

张佛泉（1907—1994）是胡适派自由主义群体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曾经在《自由与人权》一书中区别过这两个词：liberty多指政治方面的保障，可以开列一张明晰的权利清单；而freedom 含义比较模糊，多指人的意志自主性，并无公认的标准。以赛亚·伯林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说，所谓消极自由，说到底就是免于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可以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考虑到liberty是政治上的保障，是一种底线自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liberty理解为一种消极自由；而freedom作为一种进取的自由，可被视为一种积极自由。

C. 政治底线与思想自由

海涅曾经提醒法国人，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养出来的哲学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海涅抱怨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那里成了血迹斑斑的兵器，甚至成功预言了费希特和谢林关于民族优越性的浪漫信仰，会在德国追随者那里造成反对西方自由文化的可怕结果。

不过，对于海涅的提醒，伯林并不完全赞同。理由是，如果这些教授能够产生致命的力量，那么化解这种危机的力量，不也来自其他思想家或者教授么？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并不害怕某种极端的理论，而是害怕没有与之相抗衡的理论。当观点使世界倾斜，平衡世界的仍是观点，而不是消灭观点。

在伯林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为自由预留一个底线，即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人就会彻底失去自我与自由。为此，我们应当在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的权威之间，划定一道界限，使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褊狭，都将构成专制。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你不要自由，我强迫你自由”。如果宗教、意见、表达、财产的自由等等在大革命时期得到保护，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就会是另外一种面貌。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伯林认为积极自由的政治观过于强调理性的指导功能，因而容易转化为父权式的教化政治，继而陷入专制主义。为避免遭此厄运，他主张西方自由主义的精义在强调消极自由。今日中国，生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多数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消极自由优先于积极自由。一个社会，如果人们能享受消极自由，便已经是一个大进步。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慢慢获得的开放、进步与宽容，是和大家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理解分不开的。即使是为众人批判的犬儒主义者，又何尝不是在享受消极自由。虽然没有公共精神，但并不参与作恶。回想几十年前打家劫舍、“向党交心”的中国，如果我们所求不多，这已经是革命性的进步了。

你即你选择

卢梭有关自由与枷锁的言论感动了无数人，也让无数人平添惆怅。不过，即使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中，生活仍可以选择，仍有希望。因为你即你选择，你的世界也在于你如何选择。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人可以自主地生活，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不自由，很多是自我施加的。

有个苏联笑话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

问：“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警察？”

答：“没有。”

问：“为什么？”

答：“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学会了自己逮捕自己。”

实际情况可能比这还糟。翻检任何极端年代的历史，都不难发现，那些学会自我逮捕的人，通常还会想方设法，以一种貌似善良的口吻、慈悲的情怀去逮捕别人，告诉你不要胆大妄为。一个人，无论有多高的才情，有多强的创造力，如果听从了这些劝告，失去了自主生活的能力，他的人生就真的要被这些老好人给摧毁了。所以我说，相对于政府层出不穷的禁令，这种为人们日常所见，在和风细雨中摧毁他人人生的劝告，才是大家更需要防范的“温情脉脉的恐怖袭击”。尽管我一直保持着理性、温和思考的作风，但总会有人提醒你这也不要写，那也不能写。对于这些善意的劝告，我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始终坚持一个看法，如果这个环境已经在给你做减法，你首先该想到的是给自己做加法，要相信时代每一天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相信我们的国家要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这个世界充满了洗脑的书，比如《送信给加西亚》，执行是第一位。但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自主选择才是第一位的。正如穆勒所说，人区别于动物的首要之处，不在于人有理性，也不在于发明了工具和方法，而在于能选择，人是在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的基础上成为自己。伯林也说过，没有哪个社会实际上压制其成员的所有自由；一个被别人剥夺了全部选择自由的人，既不会是一个道德主体，甚至不能从法律或道德上称之为人。

大环境可以决定你的自由度，但你内心还有一个小环境，那里有你对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权。而这完全在于你的觉悟，在于你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只要你足够独立和自由，你可以DIY一个属于你的美好世界。正如电影《美丽人生》所揭示的，即使是集中营，你也可以将它变成一个游乐场，哪怕它转瞬即逝。此所谓，你可以摧毁我面向自由的创造，却不能摧毁我对自由的向往。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因为绝望而想自杀，你仍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赦免你自己，选择不对自己的生命行刑，让自己有机会从头再来。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今天的大学生忙着国考，忙着一毕业就工作，而且最好一步到位，不挪窝才好。可梭罗不这么想。一百年前，在美国独立日那天，带着一把斧子，梭罗去瓦尔登湖畔盖了个木屋，他想过一种可以试验的生活。正是在那里，梭罗完成了《瓦尔登湖》的写作，并且借着“公民不服从”的精神影响了托尔斯泰和甘地。这样自主生活的人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少见，既有从德国来的卢安克，也有许多本土的义工。

如果你考上了公务员，必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样的时候，也是可以选择的。前不久，我在日内瓦参加第四次世界反对死刑大会，遇到来自台湾的一群青年，大概都只有二十多岁，他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废除死刑推动联盟。记得当时领头的女孩还在得意地说台湾已经四年没有执行死刑了。自2006年起台湾没有执行死刑，有44名死囚尚未处决，因为法务部长没有签字批准。几天后，我回国看到一条与此相关的新闻：“台湾的‘法务部长’王清峰首度以首长的身份，发表一篇名为理性与宽恕的文章，明确主张台湾应该暂停执行死刑，即使丢官也不在乎，甚至愿意为死刑犯下地狱。”辞职时，王说了一句话，“要我杀人，真的办不到，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理念不合而走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觉得在官场无法施展抱负，人还是可以选择的。

2010年年初，我回老家，遇到一位民政局的官员，他在当地负责基层民主建设，主抓各村的选举，推动村民自治。虽然和很多人一样，他也认为基层民主选举有太多阻力，但既然还有空间做事，就一定要将这个空间用足，所以他会不厌其烦地跑到乡下去督导选举。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官员还坚持写了一本厚厚的“民主日记”，记录自己推动基层民主的甘苦。今年去巴黎之前，为了读完这些日记，我甚至来不及收拾行李。他的积极作风以及他的思考深深地打动了我。

不自由，仍可活

A.不自由，毋宁死？

一句“不自由，毋宁死”，激励了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独立而战。但是，没有人相信帕特里克是为了让大家去做人体炸弹送死。活着还是死去，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活得更好，活得有尊严。

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古往今来，人类的思想总有相通之处。就是这个“不自由，毋宁死”，我也在《吕氏春秋》找到了相应的论述：

冬日，作者来到瓦尔登湖畔，久违的林间气息，仿佛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梭罗说，爱是无法治疗的，除了更深地去爱。 作者摄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叫子华的哲人对生存状态进行了分类：“全生是一种上佳的状态；亏生是要差一些的状态；死亡是更要差一些的状态；迫生是一种比死还要糟糕的状态。” 这里的全生、亏生和迫生，可以说是关于自由的三种状态：一是完全自由，二是部分自由，三是完全不自由。转型期国家正好处于亏生的状态。按照子华的理论：“全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的各种官能需求都恰如其分得到满足；“亏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的官能需求只能部分得到满足，“亏生”的状态所以出现来自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不够，“亏生”的程度取决于对生命价值的不尊重程度，“亏生”的状态越严重，就反映对生命价值的愈发不尊重；“死亡”，对于这个人类生命个体的状态还缺乏了解，大概是和没有出生的时候情况差不多；“迫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各个官能需求都没有得到恰当的满足，而得到的又刚好是这些器官所不需要的，甚至是排斥的，也就是所谓不得自由、遭受耻辱地活着。你想看《南方周末》，他逼你看《环球时报》；你想林青霞，他非逼你想猪八戒……也就是说，如果我得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不如死掉了。全生是100分，亏生是50分左右，死掉是零，而迫生则是一个负数。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

但如果真是因为“不自由”，就要“毋宁死”，我也是不赞成的。

其一，“迫生不若死”，逻辑上有问题。一方面，如果你的生命处于“迫生”的状态，那么首先应该消灭的应该是“迫”，而不是“生”；另一方面，不能因为生命中有一部分不自由，就宁愿牺牲其他的自由。

其二，相较于“不自由，毋宁死”，我更相信“不自由，仍可活”；相信不鼓励个人牺牲，都来担起责任、积极行事的世界会更好。关于如何积极生活，我在《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一文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得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当你对罪恶视而不见，恶施加于人心上的恐怖魔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现在的中国已经有很多自由，值得大家守卫与继续拓展，所以我愿意重复我时常说的两句话，“你多一分悲观，环境就多一分悲观”，“你默许自己一分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平常我们常会看到，如果有哪家媒体做了一个略显出格的报道，或者哪个作家写了有锋芒的书，立即会听到有人说，这家媒体要倒霉了，那本书要被封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心理预期不仅在为相关惩罚提供合法性或者民意基础，更是替人执政。中国人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中国人在预言惩罚方面却有着无人能比的参政意识。

其三，不自由，仍可以创造。

我常听到人们抱怨体制有问题。这一点谁都不会否定，否则我们目前这个时期就不叫转型期了。问题在于，作家、导演和学者们的无所作为，是否完全因为体制的原因？体制问题是否已经成为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心安理得的挡箭牌？

我一直喜欢看伊朗电影，在这方面有不少体会。按说伊朗的电影审查比中国要严格，但是为什么伊朗拍出了许多优秀的电影，如《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黑板》、《樱桃的滋味》、《橄榄树下的情人》，等等。我一直想写篇文章来谈伊朗电影中的“禁忌与悲悯”。常听中国人抱怨本土作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语言上的隔阂影响了相关作品的理解与传播之外，我想这和中文小说缺乏悲悯的情怀，对人类的普遍关心分不开的。

B.霍金和鲍比

2004年冬天，我在巴黎惊喜地发现法文版的《活着》。在我看来，《活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具有人类大情怀的伟大小说。记得那天下午，我站在圣·米歇尔大街旁的Gibert Jeune书店里不断向法国朋友推介这本小说。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超越人世无常之上的生生不息的生命与力量。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到两个人，他们都在用生命践行我所说的“不自由，仍可活”。

一个是广为人知的霍金。2006年霍金访问香港时，有位香港青年曾因意外导致全身瘫痪希望能安乐死，有记者以此为例询问霍金是否曾因身体残障而感到沮丧，又是怎么克服的？霍金的回答是：“我有自由选择结束生命，但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无论命运有多坏，人总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有希望。”在丧失语言能力的情况下，霍金表达思想的唯一工具是一台电脑语音合成器。他用仅能活动的三根手指操纵一个特制的鼠标器在电脑屏幕上选择字母、单词来造句，然后通过电脑播放出声音。通常造一个句子要五六分钟，为完成一个小时的录音演讲，他要准备约十天。

“我尽量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况或者为这种病阻碍我实现的事情懊丧，这样的事情不怎么多。”此时，我们更能体会到他为什么钟爱《果壳里的宇宙》这一书名。“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 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那些认为这个时代不如意的人，同样要调整心态，像在一个正常时代一样生活。

另一个人是法国ELLE杂志总编让·多米尼克·鲍比，也是影片《潜水钟与蝴蝶》里的主人公。如果你觉得人生漫长，无所作为，就看看他是如何写完一本书的。

1995年12月8日，由于突发性血管疾病，鲍比陷入深度昏迷，身体机能遭到严重损坏。医学上称这种病症为闭锁综合征（locked-in syndrome）。他不能活动身体，不能说话，不能自主呼吸。在他几乎完全丧失运动机能的躯体上，只有一只眼睛可以活动，这只眼睛是他清醒的意识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工具。眨眼一次代表“是”，眨眼两次代表“否”。他用这只眼睛来选择字母牌上的字母，形成单词，句子，直至一整页的文字。他只负责活着，不去想“活着还是死去”这个无聊的问题。他必须不知疲倦地在“yes or no”之间做选择，为了写一本见证他生命的书。

对于鲍比来说，他的身体像潜水钟一般沉重，心绪却如蝴蝶一般自由。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时代太过沉重，太多困厄，时常让你艰难行事，你也可以将这个时代比作潜水钟，而你的自由精神却如蝴蝶飞舞。

自由在高处

最后给大家出一道题，解释为什么“自由在高处”，解释为什么你站起来了你就在高处，你就有了神性。站起来，你就超越了空间看见了时间。

题目是：请挪动其中一个数字（0、1或者2），使“101－102=1”这个等式成立。注意：只是挪动其中一个数字，只能挪一次，而且不是数字对调。

好了，题目就说到这了，您可以先合上这篇文章好好想想，看看是否能够很快想出答案。我不想吹牛，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是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做出来了的。而当我把这道题转述给一些朋友时，我发现他们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远比我要多得多。有一位朋友，冥思苦想两个小时后终于放弃。他当时是多么绝望啊！我至今未忘他那痛苦的表情。然而，当我将答案告诉他，他彻底崩溃了。

几年间，我问过男男女女很多朋友，尤其是思想界与媒体界的一些朋友，偶尔也有想出答案来的，但的确花去了他们很多时间。比如有一次，几位电视台的朋友请我吃饭，我便给他们出了这道题。接下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吃，等其中一位“哎呀”一声道出答案，一桌菜早凉了。

当然我也没少“外通外国”，拿这道题折磨西方人。都说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比东方人强，至少在这道题上，我认为是不见得的。今年初，在从瑞士到巴黎的列车上，为了解闷，我让同行的几位瑞士和法国旅客做这道题，竟无一人能答。随后，在巴黎到北京的飞机上，包括一位意大利人、一位德国人和一位中法混血儿，也都没有答出来。待知道答案时，他们的表情同样是有些无奈而痛苦的。我这道题，让西方也崩溃了。

我无法拿这道题测验古人，但是以我的观察，我知道今人，无论国界，无论东方与西方，时常会困于某种思维陷阱。

也许有的朋友已经想到了答案。在公布答案之前，我还想谈一部电影。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看过《肖申克的救赎》。我刚念完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电影是《勇敢的心》，但自从看了《肖申克的救赎》后，我更愿意将后者视为我一生的教材。这部片子影响了很多人，里面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主人公安迪本是一位银行家，因为被错判入狱，不得不在牢狱里度过余生。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相信“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后来，如其所愿，这位银行家成功越狱。这是一部关于个体自救、关于希望的影片。现在我们一起回顾片子里的三个经典镜头。

其一：安迪和狱友一起修葺监狱的屋顶，并且与狱警达成交易，获得在屋顶上喝啤酒的权利。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安迪的好友瑞德这样叙往：“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沐浴着温暖的春光，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顶。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其二：安迪坐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反锁房门，将监狱广播的音量调到最大，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此时，镜头拉升，所有囚徒抬头仰望天空，恍惚之间，这座消失了音乐的肖申克监狱像是洗礼人心的教堂。

其三：安迪从下水道逃出，站在泥塘里，在电光雨水之下，张开双臂，体味久违的、失而复得的自由。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里的三个镜头都与高处有关。无论是在屋顶上喝啤酒，仰听自由的乐声，还是张开双臂欢呼自由，自由都在高处。而我所出的这道题，也是答案在高处了。

一切很简单，你只需将“102”中的“2”上移，变成平方便大功告成，接下来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等式：101-10²=1。

为什么这道题让许多人终于放弃，想来还是因为思维定势吧。一说到“挪动”，他们首先与最后想到的都是左右挪动。而如果你能够总揽全局，不受制于这种约束，让这里每个数字都东奔西突，活跃到在你的眼前跳舞，你就会很快找到答案了。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找到答案的。

其实，有关这道题的分析何尝不能适用于我们的社会与人生。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陷于一种横向的思维，一种左右的思维之中，而很少有一种向上的维度、个体的维度、神性的维度和时间的维度。

于社会而言，你会发现，许多人在国家没有向上筑就底线的情况下，大谈左右之争，其实中国当下最本质的交锋是国家与社会的上下之争；当刀客在幼儿园里杀小孩，竟被解释成底层社会的维权表达，在这里，生命同样被淹灭了神性。

于个人而言，有些人困于单位文化，人为物役，直至彻底被体制化。他们很少超拔于单位之上，为谋理想选择出走。所谓成功，也不过是落得个左右逢源，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却遭流放。

世界就像是一个广场，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处张望，你是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什么时候，当你能超拔于时代的苦难之上、人群之上，你能从自己出发，以内心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才可能是自由的。

回到安迪，他之所以能够从肖申克监狱里逃出，正是因为空间禁锢了他，而时间又拯救了他。一天挖不完的隧道，他用十九年来挖；一天做不完的事，他用一生来做。我说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的意义亦在于此——我们都是时间的孩子，如果你的一生都像安迪一样追求自由，知道自由在高处，那么你的一生就是自由的。

（根据2010年中央电视台内部培训演讲稿整理）

[责任]大师以后是我们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孟子·公孙丑下》

虽然自小生活在中国的农村，但我仍可以肯定地说，我是在大师的照耀下长大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对我的人生造成深远影响的大师，有许多都是来自法国。我可以这样简单描述我的生活轨迹：罗曼·罗兰将我带到法国，维克多·雨果将我带回中国，我在书里引用最多的是托克维尔，在课堂上谈得最多的是福柯，我回到家里梦见的是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醒来后，我经常和别人说的一句话是帕斯卡的——“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过去的中国也是有大师的，但他们似乎主要生活在先秦时代。孔子、庄子、老子、墨子、杨朱等思想家，对后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这种影响一定还会持续下去。相较而言，今天的中国思想倒是显得非常匮乏。而今的中国媒体喜欢造大师，等哪天大师活不下去了，他们又哭着说“世间已无某某某”。没多久又挖出个白胡子，称其为大师。纪伯伦说树是大地写在天空的诗，我们把树砍倒，变为纸张来记录我们的空虚。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大师的价值似乎也只在于填补媒体和我们的空虚，而不在于引领精神，答疑解惑。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家，消灭苦难的唯一法宝就是遗忘。回顾我们的大师成长史，有的大师在年轻时虽有建树，但总体上仍是资质平平，然而伴随着更有才华、更有立场的同辈死了或者被消灭了，而他却活了下来，即使后来并没有出过什么成果，人们还是乐于尊他为大师。由此不难发现，这种尊敬所指向的可能不是他的才学，而是他活过了苦难的年代，活成了凤毛麟角。在此意义上，大师在中国有时候不过是文化寿星的同义词。说到这里，有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遗憾：为什么自由的法国能出大师，不自由的俄罗斯能出大师，但是比法国更自由、比俄罗斯更不自由的中国却难出大师？

当然，出于对知识与理性的信仰，无论中国，还是法国，我是希望我所处的时代能够多出一些大师的。我想有大师的产生，大致有四个条件：一是他所处的时代是个承上启下的时代，二是他恒久地关注时代的苦难，三是他有超出常人的智慧与心灵，四是他进行关键性的创造时在肉体上不被消灭。从这四个方面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可以出大师的时代。前三个条件其实在哪个时代都差不多，第四个条件现在也有了，和秦朝相比，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步了，从大的范围来说，至少现在还是个“焚书不坑儒”的时代。

大时代，有苦难，有智慧，有反思，再套用中国媒体很庸俗的标准，关键是人均寿命也增加了（在过去，一个人若要成为有大师，要活得足够长，活到大家发现他）。而且现在媒体这么发达，过去大师出现时，可能死了多年以后才为世界所推崇，而现在大师还没做什么，可能就被媒体发掘出来了。

我这样说，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公平。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也是有大师的，他们需要有心人不断去发现，因为这个国家总是在忘却自己的历史，淹没自己的大师。比如我非常敬仰的胡适先生。

1919年6月，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做了一场主题为《今日青年之弱点》的演讲。他以长者的身份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语重心长的告诫。随后，28岁刚刚回国的胡适登上了演讲台。与章太炎的“消极的忠告”不同的是，胡适讲的是积极的观念。演讲最后，胡适以一句荷马史诗为演讲作结——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在此，我想以这样一句话作结：“Après les maîtres, c’est nous.”（大师以后是我们。）不要太在意谁是大师，谁将成为大师，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不是大师，而是自由思想的灵魂。无论是法国，还是中国，我相信只要我们带着内心的诚恳与自由精诚努力，不必等到明天，今天的世界便已经有所不同。

（根据2012年法国驻华使馆“大师以后”圆桌会议发言稿整理）

[阅读]在书里遇见灵魂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古诗十九首》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人类喜欢命名，喜欢控制意义，现在一年365天，每个日子都排满了。我是一个连生日都不过的人，平时只知读书写字，哪有时间管什么“读书日”。我对“读书日”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设立世界读书日的建议是由西班牙提出的，其灵感来源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传说。一位美丽的公主被恶龙困在深山里面，有位叫乔治的勇士英雄救美，只身杀死了恶龙，解救了公主。然后，为了配合未来“世界读书日”的诞生，奇迹出现了——恶龙血到之处都长出玫瑰。英勇的乔治便摘下一朵玫瑰送给了公主，而公主也回赠乔治一件礼物，那是一本书。

传说没有说明公主从哪里变出了一本书，以及书的名字。按说公主是可以靠着这本书战胜恶龙的，培根不是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吗？我都想好了这样情节：公主把书打开，恶龙凑过脸来，完了，一个字也不认识，落荒而逃，嘴里还在喊：“惭愧啊，我没文化啊！”

不过传说没有这样写，因为传说需要英雄救美，而这本书也是当奖状发给乔治的。再后来，4月23日被称为“圣乔治节”，加泰罗尼亚人开始有了在这一天赠送玫瑰和图书给亲友的习俗。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赶巧这一天同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朱熹辞世的日子。

中国人与书

女人给男人送书，男人给女人送花，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一个关乎智慧，一个关乎美。男女互相送，合起来就是男人希望女人有身段，女人希望男人有头脑。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女人只有身段没有头脑也是不行的。比如同样是送书，别人都送一本《自由在高处》给男朋友，男朋友懂得了什么是自由、责任和宽容，而你却送他一本《中国不高兴》或者给他订了全年的《环球时报》，结果弄得他整天“没头脑和不高兴”，总想着砸家乐福和美国大使馆的玻璃，那你就真把你男朋友给害了。

说到读书与买书，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书读得比较多，通常两小时便可以读完一本书，读书不为考试，不需要背诵，重要的是理解，而不是记忆。我周围也有许多爱读书的朋友。不过，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爱读书的人是很少的。有的人几年也不买一本书，终于买了一本，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终究不是个俗人。家里有本书，就像考了个读书人的证。人家说了，中国的书价那么贵，那可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买的，难免有点成就感。事实上，熟悉书价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书差不多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我在港台买书，通常一本书合人民币百元左右。几年前从法国回来，我花译书得到的两千欧元（合人民币两万元）也只买了两个小箱子的书，因为一本书就要人民币两三百元。中国的书价贵么？当然不贵，自从有了网络书店的大幅度折扣，这书价差不多回落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水平了。而过去十年间，中国几乎所有的物价都在成倍增长，唯独书业萧条。一年拿了百万元稿酬的人，竟然能上“中国作家富豪榜”。如果这也叫富豪，我敢说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差不多解决了。

现在读书人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不清楚。2009年有个数据，说的是以色列人均每年读书64本，中国不到5本。不过大家别高兴太早。这不到五本的书里，恐怕还包括一本卖绿豆的养生书、一本向军队学管理的洗脑书、一本教你如何搞关系的厚黑学……为了节省成本，这些书还有可能是在大街上买的盗版书。按说在校大学生应该会多看点书，但也不尽然。因为要考试、要保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看教材。有一年有外校保研的女生到南开来面试，总成绩排在第一，我们便问她读过什么有影响力的书，谁知道她只能说出几本教材的名字。再问，想了半天只能想出一个书名——《红楼梦》，而且还没看过。我并不完全否定教材，但教材和我们通常说的读书是两回事。读教材就像站在公园门口看导游图，而真正的读书却是要到公园里亲自逛。如果是徜徉在一个墓园里，你还要抚着某块墓碑坐下来，想想这个伟大的死鬼生前究竟在忙些什么？意义何在？

最近有段话在网上非常流行：“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该国人的头脑，而头脑则取决于读书多少。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这个口吻很像是当年被广为传播的撒切尔夫人的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据说这段话来自《低智商社会》，作者是大前研一，日本非常有名的学者。后来，这段话还被转引到了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上。其实是以讹传讹。我曾经看过这本书，从一开始我便不太相信这句话是大前研一说的。在我印象中，它主要批评的是日本的政治与社会，比如年轻人过得越来越没有理想，不想买房子，也不想买车，有个手机就可以了；对英语、IT和金融知识漠不关心，有的人甚至甘愿把钱存在负利率的银行；而小泉更是愚蠢，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他就转不过弯来。而书中对中国虽然稍有涉及，但也只是几句无关痛痒的赞扬。比如中国的城市建设，我们觉得像摊大饼一样有问题，但在大前研一看来，这是“孔雀开屏效应”呢。

为什么有人杜撰了这样一句话并且能让它广为流行呢？能不能简单归因于中国人的自我歧视？首先，我得承认我很反感任何伪托之作，既污蔑了别人，又轻贱了自己。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段话触及了中国人内心的痛处。不是吗？今天中国到处是按摩店、洗脚房，而实体书店岌岌可危、寥寥无几。我们这个国家，有人负责洗头，有人负责洗脚，唯独书没有人看了。当然，这也不全是事实。至少我知道自己还是花了些钱买书的。即使现在囊中羞涩买不起书，也可以在图书馆里看书，或者在网上读书。我相信，任凭风吹雨打，中国读书人的种子世代不灭。求知是人类天性的一种，人类共有之天性构筑若干普世价值，我不相信唯独中国人无此天性。

我在这里推崇读书，不是说什么书都值得读，或者都必须读的。一方面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读完世界所有的好书，你能读到的，不过是你目力所及的和你有缘的书（值得庆幸的是，伴随着中国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书开始进入普通人的视野。只能与毛主席语录缘定终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有些书可能不但不能为你的人生做加法，反而会给你的人生做减法。如果要问现在中国最流行什么书，只要看看机场书店和地摊上有哪些书重样就知道了。什么《男人不狠，地位不稳》、《男人不狠，万事难成》、《女人不狠，地位不稳》、《活学厚黑学，妙用潜规则》……都是“成王败寇学”。这些书在我眼里基本只能算是江湖秘术了。不过，对于正直的人来说它们也并非全无用处，至少大家可以借此管窥一下我们的上流社会一个个慌慌张张都在忙什么？这个国家，过去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现在流行“男子无德便是才”。事实上，即使是青楼里的女子，质量也大不如前。有人不是感慨吗——以前最当红的头牌是“卖艺不卖身”，现在却是“卖身不卖艺”。当然，如果你懂什么是接受美学，知道如何控制文本的意义，那些“成王败寇学”、“供批判用”也是可以的，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些年，我们总是听到有人在说中国的教育有问题，我承认。但我认为比学校教育更严重的是在社会教育。比如说今天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仇视情绪，二战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这不是课本上教给我们的，而是电视机，是电影院。直到今天，我们的电视里还是整天播放“我操你祖宗，小日本鬼子”，还是“我要报仇”，而电影也不忘将那些能够激起仇恨的画面当作卖点。所以我们有此感慨，看欧洲人拍的二战片，看完后只想远离战争；而看中国人拍的二战片，看完后你想立即发动一场战争。在此我无意诋毁中国的导演，断定他们是在播种仇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我们回望历史，只是还原烧杀奸淫的场面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关于人性、关于历史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样是对二战包括纳粹的反思，大家可以看看《辛德勒的名单》、《朗读者》、《送信到哥本哈根》、《美丽人生》、《帝国的毁灭》是怎样的水准，就明白这种差距了。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其实是很有深度的，可惜许多中国人无缘一看。

讲这些例子，我想说的是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没有灵魂的、粗粝的世界里。我们不仅不直面秩序与法律，也不面对信仰与心灵。我们缺少提升理智与心灵的文化氛围。这个时代的文化生产者是有愧的，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生产出好的能够引领时代的产品；这个时代的文化管理者是有愧的，因为他们的过度介入阻碍了许多深刻的、有价值的创造。结果是像《水浒传》这样的电视剧拍了一遍又一遍，只知道炒剩饭。而事实上，被尊为“四大名著”的几部作品，只有红楼梦让我们能够看到灵魂，而其他几部，全是打打杀杀的“成王败寇学”。有朋友和我说“四大名著”是“四大绝望”。如果真是“四大绝望”倒好了，就像古希腊的悲剧一样，我们是能够在绝望中看见灵魂的，然而在《三国演义》，尤其是《水浒传》里，我们哪里见得着什么灵魂呢？《水浒传》里没有英雄，只有杀气。我记得有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是否知道梁山，另一个说：“知道啊，那里个个都是好汉，杀人不眨眼。”

难怪刘再复当年这样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如果说《水浒传》是中国的一扇地狱之门，那么，《三国演义》是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最黑暗的地狱在哪里？最黑暗的地狱不在牢房里，不在战场里，而在人心中。《三国演义》显露的正是最黑暗的人心，它是中国人心全面变质的集中信号。也就是说，以《山海经》为标志的中国童年时代那种单纯的人心，发展到《三国演义》已全面变质变态，彻底地伪形化。《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

在这里，我不想否定这些作品的其他意义，但被封为“四大名著”，它们对中国人心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也是因为意识到暴力主义与权谋至上对人心的破坏，中国民间流行着一句话叫“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我把它们拿出来说，并不是说它们一无是处，而是希望中国能够多一些关注人心、关注灵魂的作品。当然，在余华的《活着》、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我看到了这种努力。

读书与灵魂

几天前参加河北卫视读书栏目的颁奖会，我主要表达了以下两层意思：一是感谢出生在农村，让我接受大地山川、日月星辰的哺育，能够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社会，接时代的地气；二是感谢读书。我说如果上学改变了我的生活，那么读书则改变了我的人生。前面已经说过，上学和读书是不一样的。上学像完成任务，学完了最后还得接受别人的考核，而读书则完全则是另一回事，是你在寻找你所需要的东西。

接下来，我想借着这个机会简单地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年少时曾经读过的几本书，以及它们究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我读小学时，对我有影响的是《中国古代寓言选》。这是我的第一本课外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带我到县城买的。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母亲当时有些犹豫，大概是看到上面有插图，以为是本故事书，对我学习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我执意要买，她便问了问旁边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八十年代戴眼镜的人显得很有文化。那位眼镜叔叔说这本书将对我的学习很有帮助。这本书算是我的第一本文学启蒙书或者传统文化启蒙书。

中学时我已经可以自己买书了。有一次带着本自编的诗集去九江市投稿，有机会在一家书店里买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诗人作品选》。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的。因为一下子认识了那么多世界一流的诗人，泰戈尔、海顿斯坦、普吕多姆、叶芝、黑塞、米沃什……

那时候很喜欢泰戈尔，我还用水彩专门画了一幅他的画像，挂在老家的楼上。他写在《流萤集》里的几个短章，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比如第11首：

让我的爱情

像阳光一样

包围着你

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

中学时情窦初开，这样的诗歌不只是美，而且给我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爱与自由。

接下来是第99首：

痛苦之火

为我的灵魂

照亮了一条璀璨的小经

越过哀愁

我无法断定这是不是我第一次在中学课本以外读到“灵魂”二字，但我肯定这首诗成了我灵魂的一部分。当我再次翻开这部诗选（唯独这本书，被我单独装在一个盒子里），我仍然认为它的每一篇很值得品读。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这本书的编者翻译家宋兆霖，他也是《简·爱》、《双城记》、《呼啸山庄》等名著的译者。

我至今能背诵的还有瑞典诗人海顿斯坦的《我的生命》：

继续悄悄地走下去吧，我的生命！

我不愿把你摆进橱窗展览，

让你碌碌无为地浪费宝贵时光。

我从不说：“来呀，快来握握这位大师的手，

是它引得如此神奇美丽的花儿怒放！”

当我被可信的朋友背弃，

当厄运落到我的头上，

我没有端起盛满泪水的银杯

对过往的行人诉说：

“啊，请搂住我的脖子，哭吧，

可怜可怜我，让我们一起痛哭一场！”

啊，在你广袤无边的天地里，

我最大的不幸不过是一小片阴云，

我要默默无声地走向我的墓地。

这里也有“灵魂”这个词。再后来，也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读到了《雪莱抒情诗选》。因为这本书，我知道了“COR CORDIUM”这句拉丁文，我一直深爱着它，译成中文是“众心之心”的意思。雪莱死后，亲友将这几个字刻在了他在罗马新教徒公墓的墓碑上。

在《译者附记》里，杨熙龄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却有着一颗热烈地泛爱大众的大心；在平庸的人们中间生长，却从大自然汲取了百灵光怪的幻想；受尽自私的人们的折磨，而厌恶自私，把自私弃绝，保持着灵魂泉源的澄澈；怀着温柔的同情，又时时忿激的抗争；思索着人间种种相，驰骋在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的领域上，探索人类的前途，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坚贞，忠于人类，以幽婉的小曲安慰自己在人世遭到失败，以嘹亮的号角声宣告人类新春的将到……

当时我就在想：啊，这不正是我所经历的童年吗？这不正是我所要的人生理想吗？雪莱以及其他许多诗人的诗歌让我开始触及生命与灵魂，触及人性中不曾看见的高贵的存在，有了歌德所说的那种“高尚的烦恼”。说到雪莱，我想在此补充的是，他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被许多人忽略了。今天我们说非暴力思想或者“公民不服从”思想可以马丁·路·德金、甘地上接到艾莉斯·保尔、托尔斯泰，直至梭罗，事实上，在梭罗之前，雪莱在他的诗歌《无政府主义的化妆游行》（the Masque of Anarchy）中明确地提出了“非暴力抵抗”（nonviolent resistance）的原则。在诗中，雪莱对他的民众说，任凭暴君欺凌，任凭骑士的弯刀飞舞，就像“失去了天空的星星”（sphereless stars）扑面而来，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你们寂静地站立，坚定如森林。当然，雪莱在这里所坚持的并非不是放弃抵抗，任人宰割，完成所谓“what they like, that let them do”（他们想做什么，就让他们做），而是相信英格兰觉醒的人们，有着暴君不可抵挡的道德和舆论力量。当行凶者怒气渐消，当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女人，只要其站立就指点他们，他们也会羞愧到无地自容。雪莱相信世界有公理和道义，而且公理和道义必将胜出，因为“You are many—they are few”（你们茫茫一片，他们少得可怜）。也正是这种“非暴力抵抗”的精神，圣雄甘地一次次在他的演说中提到雪莱的这首诗。如果大家明白非暴力抵抗的价值，就知道其意义并不低于雪莱的另一首诗——著名的《西风颂》。

虽然我读过很多书，也因此明白了些事理，但是恩泽我灵魂的，恰恰是我年轻时有幸接触到的那些文学作品，包括上大学时读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此，若干年后我还特意去了法国中部的乡下去寻访它的作者罗曼·罗兰。

在座的有学宗教的，也有学文学的。我虽有信仰，至今未信宗教，也不专修文学，但我知道宗教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看来，宗教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文学，其他三分之二是律法和仪式（起源于英国的贵格教或可除外）。文学未必呈现彼岸，但是宗教中的彼岸通常都是通过文学的形式讲述出来的，所以读《圣经》的很多章节就像读文学作品。我这样说不是断定宗教就是文学，而是强调文学和宗教一样，都在试图并有勉力支撑起一个超脱于现实之上的观念的世界、平行的世界。简单说，在此岸之内造一个彼岸，让此岸的人在此一彼岸容身与休息。

除了上面提到的诗人，我同样喜欢普吕多姆，他的诗歌里面总是充满意象。下面这首《疑惑》，也是我读高中时非常喜欢的诗。

白色的真理躺在深深的井底。

大家或从不注意或小心避开；

我独自在那冒险，满怀忧郁的爱，

我穿过最黑的夜爬到了井里。

我尽可能把绳子拖得最长；

我把它一直放到了头：我四顾，

眼珠惶恐，我伸出双臂摸触，

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触到，我在悠晃。

而它却在那里，我听见它在呼气；

我像个永恒的钟摆，被它的引力所吸，

我来来回回，徒劳地在暗中触摸。

难道我不能延长这飘荡的绳索，

也不能重见欢快地诱我的日光？

难道我该在恐惧当中一辈子摇晃？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读到有关个人而非爱国主义的真理的意象。它让我看到了真理之难寻，看到追求真理之艰辛。它不是一群人的“我去、我去”的抛头颅、洒热血，同唱《国际歌》或《欢乐颂》，而是一个人在暗夜里孤独无望的触摸。那只进退维谷的永恒的钟摆，常常是书生的宿命。

雪莱之墓碑，众心之心。

读书人与书生气

我到底是个幸运的人。这些年，我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书籍展开。读书、写书、出书、教书，与书友交流。我的生活，真应了萨特写在《词语》里的那句话——“我在书里结束我的生命，也将在书里开始我的生命。”我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与事，也一次次见证了书籍对人的影响。我之所以对这个社会有信心，也是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所到之处，处处是读书人的种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电子书，谈纸质书的消亡，但我想，不管将来书以怎样一种形式出现，书作为一种知识的载体一定会与人类的生活同在。

我拉拉杂杂地说了一些自己的经历。最后，如果需要我对书籍或者阅读的意义作一个总结，我主要想谈两点：

一是书籍延续了人类生命的长度与广度，让我有机会重建自己的时空。

就在不久前，我在微博上发问，大意是说近六十年来中国本土有哪些思想家或作家对你的精神生活构成了影响。答案五花八门，但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或者作家真不多。当然，只要国门是开放的，本土精神资源匮乏并不会必然影响我的成长。和上一代人相比，我无疑是幸运的，毕竟在我成长的八十年代开始有一些书可以看。虽然那时候我生活在相对闭塞的中国与偏远的乡村，但我还是借着几本好书，得以重建我的时空，遇见了泰戈尔、雪莱、海顿斯坦、罗兰、雨果、托尔斯泰……虽然他们无一与我生活在同一时代和同一国家，但我依旧见证了他们的智慧与美。

二是书籍塑造并丰富你的灵魂，让你成为你自己，且与众不同。

西赛罗说过，“没有书籍的屋子，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卡莱尔说，“书籍里横卧着过去的灵魂”。我很难想象这么多年，如果没有书籍，我的世界将是怎样。我也许会在乡村终老，对世界一无所知，就像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我也许走在城市的街头，成为我所厌恶的人群中的一员。读书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倾听。我相信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的内心一定是谦卑的。因为从他开始读书的那一刻起，他便已经开始在寻找书中光亮的东西。我心目中的好书，有两个功能：一是能够塑造我的灵魂；二是能够使我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交往。好书的价值，在于通过它人们能够DIY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上的祖国，能够重组自己的意义世界。好书不仅能够让你与众不同，而且能让你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被时代的风潮所淹没。

我们应该怎样表达自己对那些提升人类理智与心灵的书籍的感激之情？从逻辑上说，我们所受到的书籍的恩典，实则是受了那些具体而优秀的人类之子的恩典。所有人与书的相遇，说到底都是人与人的相遇。我们感谢书籍，更要感谢藏在书籍背后的具体生命，无论他们活着还是死去，书籍的意义在于使他们的生命得到拓展或延续，并与我们有缘相遇。正是因为书是创造者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说“焚书就是坑儒”。美国首都华盛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墙壁上有一句英文：“When books are burned in the end people will be burned.”这是德国诗人海涅的一句话，意思是如果一个地方开始烧书而不加以制止，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们烧人了。

一个社会，没有书籍是可怕的。在并不遥远的年代，甚至包括你们的父辈都有过只有远大理想却无书可读的经历。没有书读的社会不仅是荒诞的，而且是可耻的。好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离我们渐行渐远。通过书籍，以及各种辅助技术，我们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好书。通过与无数有智慧的灵魂的交流，我们可以做一个“self-made man”(自我塑造的人)。世界是荒诞的，我们通过读书寻找意义、控制意义。

中国古人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徐志摩一生寻爱，并且立下誓言：“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其实，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享受读书的乐趣，又愿意寻找，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在书中找到相伴一生的灵魂之伴侣。“世界读书日”又被人称作“读书人的情人节”。在这样的节日里，愿诸位在接下来的阅读生活中能够遇到更多影响自己一生的好书，也愿诸位能够带着读书人特有的书生气走进社会。

几十年前，殷海光先生在给他学生的一封信里曾就读书问题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类有食色等生物性的欲求必需满足。这是无可厚非的。科学技术在这些方面对人类已经帮了许多忙；但是，在有些地方实在帮忙过火，发生反作用。电视就是邪魔的东西。Radio（收音机）更是烦躁之源。没有高深灵魂的人才亲爱这些玩意。书则是人类最高级的心灵满足的发明。感谢上苍，我们居然是读书人，并且真爱读书，并且说到最后又是为读书而读书，真是有幸！”

我虽不完全赞同殷海光先生的这个观点，但很喜欢这句话——感谢上苍，我们都是读书人。借着这个机会，我也愿将这句话转送给诸位。由着殷海光先生的这句话，我想更进一步说：感谢上苍，我们都是有书生气的读书人；感谢上苍，我们在读书与写书的过程中学会了一点一滴地努力与担当。几十年来，我从不诲言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因此有人批评我太过书生气。在我看来，读书人就应该有书生气。试问，读书人若是没有了书生气，要你读书人何用？正如军人要有军威，读书人最最可贵的正是书生气。书生气本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它会让你仁慈温柔，也会让你无所畏惧。

（根据南开大学2012年读书节演讲稿整理）

[救世主]假如危机来临

……他自由了。这种自由具有双重的结果。人失去了他以前曾享受到的安全感，失去了所属感，感到孤独与焦虑。

——弗洛姆，《逃避自由》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2008年德国电影《浪潮》给出只有五天的惊人答案。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影片中，教师文格尔为了让在民主政治中成长起来的学生真实地体验极权政治，他将班级改名为“浪潮”组织，而自己则当选为领袖。一方面他要求组织成员统一着装，佩戴同样的标志，行同样的军礼以消除个体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则不断给学生灌输给集体观念与荣誉感。让他们沉醉于志同道合的友爱与理想之中。短短五天后，一个自由散漫的班级就演变成了一个绝对服从的暴力团体。

八十年前的经济萧条，催生了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四十年后的一次课堂实验，它又如洪水猛兽般复苏。当经济危机再次来临，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是期待救世主降临，还是就事论事，投身于日常的改造？

民主与独裁，恋爱与抢亲

问：从电影里的真实故事说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法西斯在当时可以说已经是臭名昭著了，为什么在短短的五天之内，人们还是会走向绝对服从，走向纳粹？民主与独裁，究竟是怎样一种较量？

答：我想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对纳粹本身认识得还不够，缺乏足够警省。其实极权政治也是一种日常政治，以至于许多人虽然卷入其中，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纳粹的许多罪行是看不见的。而且，很多词语也被转换了。比如杀人不叫“杀人”，而是叫“解决”、“处理”、“消化”。二是人性有弱点，人的善恶是和环境互动的，会和外部危机里应外合。我曾经说“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土匪”，并非刻意诋毁中国人，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展开的。同样，你也可以说每个西方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海盗。一个人，即使受文化熏陶从了良，暴力、独裁的种子还是有的，至于是不是能发芽，还要看外部条件与互动过程。

除此之外，法西斯美学也有迷人之处。关于这一切，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极权主义理论通常都是一种“末世论”，一种天堂理论，一味鼓吹将带着人类走向某种终极世界、人间天堂，它就像是极权政治领袖或者“终极革命家”为人类做最后一桩买卖。不计后果、孤注一掷是其本质，把所有的东西，都投上去，于是便有了“大人物做大事也出大事”的悲剧。独裁政治就是这样，一方面它“做好事”肯定有效率，比如建国家大工程，立刻能做起来；但是做坏事也是非常有效率，由此可能在一夜之间使一个国家进入某种崩溃状态。

简单说，民主像自由恋爱，而独裁像抢亲。民主和恋爱一样，是很麻烦的事情，是一种可选择的生活，它是要时间的。与此相反，独裁为了抱得美人归会不择手段，只要结果不论过程，追求的也是“霸王硬上弓”的效率与快乐。

需要注意的是，革命变形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即革命的手段压倒自由的目的。而民主若不是为自由而生，民主也会出现问题，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主权，表面上是在搞民主，但实际上仍是民主的手段压倒了自由的目的。

从新生走向毁灭

问：影片中蒂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在学校经常被人欺负，为了博得同学的好感，他甚至用白粉讨好身边的人，却依然被大家嘲笑为“软脚虾”。 “浪潮”组织的成立使蒂姆获得“重生”。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他的老师文格尔则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这里蒂姆所代表的是哪一类人或怎样一种社会心理？

答：蒂姆更像是一个底层小人物，在平时生活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然后他在“浪潮”这个组织里获得一个新的生命，他不再是“软脚虾”，而是巨龙身上的一部分，他觉得自己被赋予了力量，成为新世界的主人。所以在文格尔说要解散“浪潮”他崩溃了。而这一点，组织缔造者最初也是没有想象的。

问：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极权统治的建立，同样得益于无数蒂姆这样的人推波助澜？同样，走到最后又会彻底失控。

答：是这样的，就像科学怪人弗兰克斯坦一样。先是你创造了这样一个科学怪人，但他也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欲，自己的利益，而这可能不是创造者能够控制的。到最后，你的创造物可能反过来会吃掉你。在“浪潮”组织里获得“新生”的蒂姆，最终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这个组织也一样。当文格尔决定解散“浪潮”时，蒂姆这名狂热分子、忠实的组织拥护者因为无法接受理想王国的幻灭，枪杀一位同学后，在绝望中吞枪自尽。

乌托邦与“牛皮书”

问：整部影片中，观众可以看到关于独裁的种种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对言论自由的取消，标榜团结的仪式，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以及对未来利益的虚妄许诺，等等。“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帝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向奴役之路。如何理解极权体制下的平等？

答：极权社会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通常，我们提倡的平等首先是每个人精神上的平等，是人格上的平等，这种平等是没有排他性的。比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与义务对等，思想自由等等，政府不能为一部分的利益消灭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左派讲平等，右派讲自由。极左是讲平等过头了，就突破自由的底线，所谓人人平等只是一种甘受奴役的状态。极右是讲自由讲过头了，突破平等的底线，人分三六九等，也没有平等了。在此意义上，极左与极右的结果是一样的，即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既没有了平等，又失去了自由。

具体到极权组织内部，至少有三种不平等：

一是领袖与民众不平等。法西斯这个词不是二十世纪才有的，它源于拉丁文“Fascis”，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拉丁文原义是指捆在一起的棍棒，中间插一把斧头。“Fascis”是权力的象征，罗马皇帝最多，有24捆，大法官只有6捆。同时棍子打人，斧头杀人，象征着“万众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到二十世纪，就发展出了信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极权主义。像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一样，“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希特勒和其他德国人显然是不平等的。同样是出书，希特勒当年把罗曼·罗兰、托尔斯泰、马克思的书都烧了，但是他的《我的奋斗》呢，全书用德国良种小牛的牛皮制成，文字全手工抄写，封面是用钢铁纯手工打造，目的是一千年都不发乌、不生锈、不变形，因为第三帝国至少要维持一千年。现在政府有白皮书，希特勒当年是有“牛皮书”。你知道，实际上历史上许多乌托邦纲领就是“牛皮书”。我们通常说“吹牛不上税”，但像希特勒这样的掌权者却是吹大牛，犯大罪。

二是组织成员与非组织成员之间不平等。你要想在极权政府谋一官半职，找到事做，首先得宣誓向唯一领袖和政党效忠，加入他们的组织。这实际上已经将公民分为几等，就像古罗马的“拉丁权利”一样，虽然名义上是生活在同一国家里，但许多人是没有参政权的。

三是普通组织成员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一方面，就像“浪潮”里的一样，有人如果想退出，就意味着自杀，意味着背叛，其他成员可能会加害于你，所以并不真的亲如兄弟。

关于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成员的政治属性，由于他们是“组织之我”而非“个体之我”，日复一日被异化和去个性化，每个人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同志”变是“同质”，所有人都是相同型号的螺丝钉和组织符号，少了哪一个，都没有关系，都有别人补上。在此意义上，因为没有“人”，没有自我，“人人平等”更是无从谈起了。

危机中的救世主

问：法西斯主义产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不是可以说经济危机为法西斯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土壤？人们期待一种有着绝对权威的权力出来力挽狂澜，是不是一种很自然的要求？

答：与其说是因为大萧条带来法西斯，不如说是因为绝望和恐惧。危机来临时，人们生活在各种真实或想象的绝望之中，恐惧使他们急于摆脱困境，并将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某个横空出世的强有力的人身上。一个人绝望的时候会怎么喊呢？他会喊自己的名字么？不会。即使是一个努力自救的人，也会希望得到来自外部的救援。比如，你掉水里了，除了挣扎，你还会近乎本能地喊“救命”。

在古代，落入敌手的中国遗民苦盼故国的军队来拯救他们，就像陆游写的那样，“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1930年代落入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德国和美国其实都在等待着这样的“王师”，只是两国最后走的路径并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拯救与被拯救的过程中，被拯救者可能支付意想不到的成本。俗话说，“饥不择食，渴不择饮”。为了摆脱困境，人们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失去自由也在所不惜。人的弱点是，当他极度需要某样东西的时候，他已经拥有的东西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其实是弗洛姆讲的“逃避自由”的根本前提。

1931年的德国，在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失业人口占了全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工人斗争高潮迭起。这时候，希特勒像救世主一样在德国各地演说。就像《浪潮》里的文格尔一样，他的每个字都洋溢着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怀。他控诉着人民的苦难、民族的仇恨与共和国政府的无能，这让处在绝望中的德国人民信心倍增，甘愿跟着他的奋斗走。我说“良心没有替罪羊”，其实理性也是一样。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那样一个时代，希特勒的确是恶行累累，但他在德国获得很高的民意支持也是真实的。那时候的美国也有相似的声音。堪萨斯州州长则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一个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民意是很好操纵的。戈林当年说过，煽动民众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正处在危险之中，比如国家要被侵略了，而你可以拯救他们。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恐惧之中。推动历史前进的东西，很多时候都不是勇往直前，而是一览无余的恐惧。消费者“买涨不买跌”，也是由于这种心理。

问：那我们现在换位思考，如果说是你，在1933年的德国，你会推选希特勒做领袖吗？

答：这个无法假设，不过下面有道题倒是很值得回味的。话说有三位不记名的候选人，请你根据他们的档案材料选出其中最优秀的一位做你国家的总统。第一位，曾经因违反规定被两次赶出办公室，读大学时还经常吸鸦片、酗酒；第二位，曾经长年吸烟，长期嗜酒，还信一些神神怪怪的巫医、巫术；第三位，曾经是国家的战斗英雄，喜欢素食，从不吸烟，偶尔喝点啤酒，年轻时不曾违法，也没有任何犯罪前科。

你会选谁呢？如果不问政见是非，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三位。结果呢？上述三位候选人中，第一位是丘吉尔，1940年开始出任英国首相；第二位是罗斯福，他不仅当选了美国总统，而且四次连任；第三位则是我们这里谈到的希特勒。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只有等历史翻过那一页，你才会恍然大悟。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复杂性，我非常认同朱利安·班达写在《知识分子的背叛》里的一些观点，知识分子要尽一切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持自己的清明理性，而不是一味跟着理想的激情和政治的浪潮走。

汉娜·阿伦特说，绝大多数的恶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以极其平庸的方式发生的。在纽伦堡审判中声称“一听到文化，我就想拔枪”的戈林在二战前不也曾经说过——“谁虐待动物，谁就伤害德意志人民的感情”？若是生活在今天的德国，戈林成为热心公益事业的环保主义者，也不是没有可能。

美国为什么没有纳粹化？

问：就在希特勒还忙于奔走演说，用口头上的土豆、面包和黄油鼓舞国民斗志之时，大西洋彼岸刚刚上任的罗斯福，则面对着一个愁云惨淡的国度。同样由于经济大萧条，这一年冬天美国自杀的人数激增三倍。艰难的生活，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为什么美国最终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答：美国当时没有走上法西斯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有很好的个人主义和自由、自治的传统。美国人很实际，美国宪法是在大家拿着枪的基础上打下来的，有自己的领地，再形成契约。所谓“合众国”，实际上是很多个国家合在一起，而且美国乡镇，也有特别高的自决权。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社会比较多元化，虽然对有色人种有歧视，但是还不至于像德国人一样把犹太人当替罪羊，非要斩尽杀绝。与此同时，美国的历史包袱也轻，它不像心高气傲的德国，在一战战败了，时时想着复仇。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美国人对政府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尽管他们需要政府，但也一直在限制政府的权力，以防止有组织的公权力越界。这一思想，早在美国国父们对宪政的精心设计中已经体现出来了。若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美国恐怕也早已面临灭顶之灾。

问：当时的美国选择独裁还是民主，似乎只有一步之遥。您认为罗斯福靠什么制止了美国社会动荡和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保住了它的民主与自由？

答：没有比空头支票更好开的，国民需要你给他摘个月亮，你就答应将来给他们摘个月亮。希特勒就是通过这些远景，让德国人跟着他走。与此相比，罗斯福的改革都是就事论事、针对当下的。罗斯福新政的最大贡献是给了美国人一种脚踏实地的安全感，而不是像希特勒一样给德国人一针兴奋剂。除非哲学家，人是不会无缘无故绝望的。政治家最需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像诗人一样抒情，像画家一样画画。

罗斯福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经济上的干预，所谓凯恩斯主义；二是对社会救济与尽责，比如通过了一些法律和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并建立了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使美国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更多是政府的权力，而对社会的救济，则主要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能只讲权力而不讲责任。关于这一点，罗斯福的觉悟是很高的，他说：“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者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

政治上还权，经济上还利

问：罗斯福新政使得美国重振经济，并且避免了美国滑向法西斯主义，这对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答：危机来临时，民众希望有强力（或者救世主）介入，对于社会来说，的确是一个容易产生动荡的时候。在我看来，危险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权力的扩张，二是极端势力的抬头。前者主要来自政府的自我授权，后者则来自民众的目光短浅。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一旦极端势力上台，就有可能将一个社会的自由全部葬送。

因为有上述两点担忧，也便需要下面两种努力。

一是从制度上使政府权力得到有效约束，不能因为有一点风吹草动，政府便可以削减社会的自由。政府作为服务与管理机构，理应增进社会的福祉，提供合乎正义的公共产品，给民众以货真价实的安全感。具体到当下，在由政治国家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做到政治上还权，经济上还利。政府垄断的越少，社会发展的空间就越大；政府越不与民争利，民众的幸福指数就会越高。

二是增进公民社会的培育，使社会能够充分自治，拓展更多的自由，同时分解风险。如果人人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同又深知极端主义有可能摧毁一个社会的自由，当极端主义抬头时，他们自然而然会起来抵制，就像前几年法国大选时法国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反对极右势力勒庞一样。开放的环境，良好的公民教育，成熟的社会自我组织，符合正义原则的价值观与制度设计，对法治与自由的坚定信仰等等，都是抵制极端主义的有力武器。

从大的环境上说，中国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公平正义，使社会能够做到平稳转型。当然，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危机时刻，也都需要一些外部力量的支持。国家和个人一样，虽然时刻不忘自救，但也有义务取长补短，分享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既然人有自利的倾向，人心向背也有如市场，那么最好的结果就是集人类共有的智慧与善，一起做“社会进步的生意”，既成就社会，也成就自己。

（根据2009年阳光卫视

《警惕：经济危机下法西斯主义的复苏》谈话节目整理）

后记 / 不在未来，就在去未来的路上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收尾，书稿快完了，我也快完了。昨天世界末日，我还在通宵达旦地忙碌。我真是怠慢了世界末日。它来时，我在敲字；它走时，我还在敲字。不过这种感觉还算不赖，它敲它的钟，我敲我的字，我与世界末日井水不犯河水。

几天前，我在学校上了末日前的最后一堂课。快下课时，有学生向我提了一个末日问题：“老师，假如世界末日真的来临，而你只能带三样东西，你会带什么？”我低下头，发现自己桌上的东西正好是三样：一个随身带的本，一支笔，还有一瓶水。我说，“就它们了”。

这都是些我平时出门最常带的东西。水维持我的肉体生命，纸和笔记录我的精神生命。它们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没想到我这么轻松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我把每一天都当末日过了吧，即使末日真的来临，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安排，没有什么值得格外畏惧。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生命多一些了解，就知道没有谁是一天死掉的。你夜以继日活了一辈子，也就夜以继日死了一辈子。每一天死一点点，每一天里都有无数生死轮回。所以我说，“我看到今日镜中的自己，像是看见初生的婴儿；我看昨日照片中的自己，又像是遇见亡灵”。

向死而生，带着点末日心情生活是美好的。它让你知道生命中什么最重要，知道什么是浮华与虚饰，知道这世界从来没有什么天长地久，有的只是尽自己的本分花开花落。正如这些天，我废寝忘食整理手中的这部书稿。

这个社会会好吗？我只能给出愿望，却没有能力在书中给出答案。今日中国有太多维度与变量，看不清的链条与因果，但是无论如何，它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今天和昨天不一样，明天和今天也不一样，早上和晚上不一样。而这种变化，也为一个社会由坏向好提供了无数种可能。我的演讲与写作，不过是种种变量中极其微细的一种。我愿以我的能力为未来的中国种下善因，也期望它结一些善果。至于将来究竟如何，只能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

“或许我们毕生都难以实现我们所怀抱的理想和最美丽的梦想，也达不到我们最热切的期望。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已经尽到了他应尽的职责，而且不负朋友们对他的期望，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经历，一种辉煌的成就。”南非成功转型之前，曼德拉在信里这样对朋友说。我不相信这一代中国人的努力会一无所成，即使不如预期的那样美好，至少我们也在成就自己。而这永远是一个美好社会的基石。

不在未来，就在去未来的路上。借着这个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几年来我在各地遇到的读者朋友，南开大学的学生师友，他们的鼓励与帮助给了我莫大的慰藉。感谢理想国团队。同时感谢谢刚先生和新星出版社几年来的支持和理解，尤其要感谢好朋友于飞，书中部分演讲事宜，正是由她帮着忙前忙后联系。所有深情厚谊，不可分割。

最后，同样要感谢耐心看完这本书的读者。这个社会会好吗？合上这本书，你也许觉得这个问题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要怎样的时代与人生。或许你也和我一样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你能决定生活在怎样的社会，而是你能选择过一种你认为美好的生活。

作者谨识

2012年12月22日，世界末日翌日

他生产思想，而克利斯朵夫则生产活力；他不想改造世界，而是想改造自己；他满足于在自己身上进行责任心的永恒斗争，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奥里维说：“我不愿意憎恨……我愿意公正地对待我的敌人，在一切狂热当中，我愿意保持目光明亮，以便能够理解一切和热爱一切。”

——熊培云，《寻访罗曼·罗兰》

Table of Contents

自序 /为自由而担责

[革命]如何告别革命

[观念]观念与中国

[在场]围观改变什么

[技术]互联网精神

[道德]为什么要相信道德

[传统]中国人的自由传统

[边界]国界与自由

[人治]人治时代的自由

[资本]从“姓社姓资”到“姓张姓李”

[底线]底线派

[价值]解构，但不嘲弄一切

[人心]人心与制度

[开放]中国应该向中国开放

[公共精神]公知的沦落

[暴力]为什么戾气弥漫

[差异]寻找替罪羊

[宽恕]没有和解就没有未来

[冲突]站在生命一边

[财产]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

[极端]我们总得有些长远打算

[救赎]个人如何改造社会

[时势]识时务者为俊杰

[超越]自由在高处

[责任]大师以后是我们

[阅读]在书里遇见灵魂

[救世主]假如危机来临

后记 / 不在未来，就在去未来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