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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

作者：[美]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

译者：黄珏苹

版次：2013年8月第1版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3-05660-4

更新记录：
V1.0(2015.11.05)，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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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不说出真相呢？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因为处于躁狂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在我眼中也别具吸引力。大约20年前的那个秋日早晨，这所医院平时看上去冷漠乏味的几座建筑，成为我纤细敏感神经的注意焦点，剧烈地扰动着我的神经系统。我的鼻毛隐隐刺痛，汗毛根根竖起，眼睛飞快地转动游弋，吸取着周遭的一切信息。我开始奔跑，并不是真跑，但是像奔跑一样快速和兴奋，在医院的停车场上来回飞奔，想要用尽我那无穷无尽、让人不得安宁的神奇能量。我急速地奔跑，慢慢陷入疯狂。

站在我身旁的男人是医学院的一位同事，早在一个小时之前，他就停止了奔跑，而且不耐烦地声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当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通常意义上的昼与夜的区分在我俩身上早已经消失了，无休无止的饮酒作乐、大笑争吵，即便不是致命的，也无疑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个时间，我们本该正常睡觉或是工作，本该发表论文而非自毁前程，我们本该阅读杂志、设计图表，或是画些没人看的科学曲线图。

忽然，一辆警车开了过来。尽管处于神志并不十分清醒的状态，我仍能看到一个警察走下了车，将手放在他的佩枪上。“在这种时候围着停车场跑圈，你究竟想要干什么？”他开口问道。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我仅凭自己当时凌乱分散的判断力也明白，要解释清楚我们这样诡异的行为实在很困难。幸好我的这位同事脑筋转得比我快得多，试着将问题的答案引向直觉本能和世俗的刻板印象，他说道：“我俩都是精神病学教授。”警察看看我们，笑了，然后开着警车渐行渐远。

精神病学教授的身份解释了一切。

就在我签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聘书，担任精神病学系的助理教授后1个月内，我就已深陷疯狂境地。那是1974年，我28岁。之后不到3个月我便因躁狂发作而变得判若两人，并开始了一场漫长而又代价巨大的对抗药物治疗的个人战争。而可叹的是，就在几年后，药物却成为我极力鼓励病人采用的治疗方法。我的疾病，以及我与最终挽救了我的生命与神志的药物之间的对抗，持续了很多年。

从我能够记事起，我便对自己的情绪充满恐惧，但偶尔有些时候，也会充满神奇的感激之情。儿时情感强烈；小女孩时性情多变；青春期时则首度经历了严重的抑郁发作；步入职业生涯后，我更是被躁郁症无情的周期循环紧紧缠身。既是由于本身需求也是由于学术倾向，我最终选择了情绪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能了解并接受自己病情的途径，也是我唯一知道的、能试着让自己和其他患有情感障碍疾病的人有所不同的方式。这个数次差点儿要了我性命的疾病，每年真的要夺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不但年轻，而且死得毫无必要，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拥有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想象力与天赋。

中国人相信，要控制野兽，你就必须先美化它。我恰恰在对抗躁郁症的过程当中，以某种奇怪的方式验证了这一点。躁郁症是个既迷人又足以致命的同伴与敌人，我发现它那充满诱惑力的复杂性中，浓缩了人性中最精致最危险的特质。为了与它抗争，我必须首先认识它所有的面貌和无尽的伪装，了解它真正的以及被想象出来的力量。

刚开始时，我认为这种疾病不过是由于自己一向反复无常的情绪、精力和热度过了头，所以在很多时候我给了它太多的权利和空间；再加上我相信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调控自己日渐增长的暴躁情绪，所以在一开始的10年当中，我没有寻求任何的治疗。即便我的状况在临床上已经变得十分紧急，我仍然一再拒绝接受药物的帮助。而不论是我的培训督导还是临床研究专家，都曾告诉过我，药物是能够有效控制我自身疾病的唯一方法。

我的躁狂发作，至少在它早期温和发作的时候，绝对是一种令人迷醉的状态。它带给我极大的快感，无可比拟的思潮涌动以及源源不绝的能量，让我可以把各种新奇的想法转变成文章和项目。而药物，不仅仅会切断这种快速流逝、宛若遨游天际一般的美妙时光，更会带来让人无法忍受的种种副作用。我花了很多年才开始认识到，失去的时光、毁掉的人际关系是无法找回的，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常常是无法弥补的，而当死亡和疯狂成为唯一的选择时，从药物的控制中解脱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我与自己的这场战争是如此不同寻常。在治疗躁郁症方面，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临床问题并非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法——事实上，确实有，而是病人通常拒绝采用。更糟的是，由于缺乏信息、医疗建议不足、害怕玷污名声或是担心生活和职业遭受打击，人们根本不寻求治疗。躁郁症歪曲了我们的情绪和思维，很多时候甚至会摧毁了我们求生的渴望。究其根源来说，这种疾病是生理性的，而我们却可以在心理上体验它。这种疾病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一方面为我们带来快乐，并使我们拥有异于他人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带来无法忍受的痛苦，以及偶尔发生的自杀。

我很幸运，自己不但没有死于这种疾病，而且得到了最好的医疗看护，以及朋友、同事和亲人的帮助。也正因为如此，我开始尽最大的可能，尝试将自己的患病经历展现在我的研究、教学、临床实践以及宣传工作当中。通过写作和教学，我希望能够提醒我的同事们，这种反复无常的疾病看似矛盾的内核，既可能夺人性命，也可能带来无比的创造力；而对于其他人，我则希望能够改变公众对于一般性精神疾病，特别是躁郁症的态度。很多时候，要把学科知识与更为现实的个人情绪体验交融在一起，实在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但是，也正由于摆脱了情绪的束缚，以更深邃的临床科学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我才能够最终过上我期待的自由生活，并拥有必要的经验来增进大众对躁郁症的认知，以及辅助自己的临床工作。

对于如此直白地在书中描写躁狂、抑郁以及精神病对我的侵袭，并承认自己需要持续的药物治疗，我确实也有很多的担心。出于显而易见的资格认证和医院特权方面的原因，临床医生一直不愿意将他们的精神问题公之于众。这些担心通常都会被认为是合理和正当的。我也并不知道，如此公开地探讨此类话题，会对我的个人和职业生涯造成怎样的长期影响，但是，无论结果如何，大声疾呼都比继续保持沉默更好。我已经厌倦了隐瞒，厌倦了压抑和控制自己的能量，厌倦了伪善，也厌倦了藏着掖着行事。

一件东西，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论以何种程度掩藏在什么标题之下，或是以任何词汇来描述，谎言仍然是谎言。即使出于无奈和必须，也仍然是谎言。

虽然我仍然担心自己公开病情的决定会带来什么，但是超过30年的躁郁症病龄至少带给我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明白，似乎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这就像是在切萨皮克的暴风雨中横穿海湾大桥（Bay Bridge），人们也许会逡巡不前，但是已无法掉头。我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从罗伯特·洛威尔的经典问题中获得些许安慰：“那么，为什么不说出真相呢？”

1. 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1917-1977），美国现代诗人，“自白派”鼻祖，主要作品有《生活研究》和《威利老爷的城堡》。——译者注

第一部分
飞向无垠的苍穹

|童年、家庭以及初次邂逅躁郁症|

01 与日共游

我仰头站在回家的路上，咬着我的马尾辫，倾听一架喷气式飞机从我的头顶轰鸣而过。飞机发出的噪声通常很大，而这也意味着它离我很近。我所在的小学就在华盛顿特区郊外，在安德鲁军事基地附近，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飞行员的子女，所以对这种噪声根本是习以为常。虽然早已熟悉，但是它的神奇魔力并没有减少一分，我仍然会站在广场上本能地抬头招手。我当然知道飞行员不可能看到我——我一直都明白这一点，就像我知道即便他真的看到了我，也不会是我的爸爸，但我就是会这么做，不管怎样，至少这可以让我仰望天空。

我的父亲是一位空军军官。他其实首先是一位科学家，其次才是一名飞行员。但是他如此热爱天空和飞翔，身为一名气象学家，他的思想和灵魂都飘浮在天空上。而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仰望天空的时间远比我小心翼翼环顾四周的时间多得多。

飞向无垠的苍穹

每当我提起海军和陆军远比空军的历史悠久，并且拥有更多传奇与优良传统时，父亲总会说：“是的，确实是这样，但空军才是未来。”然后他会接着补充：“而且——我们能飞。”他在陈述这句信条之后，偶尔还会演唱一首充满激情的空军军歌。歌曲中的某些片段我直到现在仍然记得，有意思的是，这些片段竟然会和圣诞颂歌、儿歌以及常见的祈祷书中的只言片语一起，并存在我的记忆当中。大概是由于它们都蕴涵了童年时期珍贵的意义和情感，所以至今仍然震撼心灵。

我一直听着军歌，并对其中的内容深信不疑。当我听到“我们上路，飞向无垠的苍穹”时，我会认为“无垠”和“苍穹”是我所听到过的最为优美动人的词汇；同样，我还会从“越飞越高，与日共游”这句话中体验到无比的愉悦，并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自己也是深爱着无边天际的人们当中的一员。

喷气机的声音越来越大，我看到比我高一年级的孩子忽然抬头向上望去。飞机飞得很低，它疾速掠过我们，很惊险地绕开了广场。就在我们挤在一起、惊恐万分的时候，它飞向树林，就在我们的正前方爆炸了。我们听到令人恐惧的飞机撞击声，并感受到坠毁的惨痛；随之而来的爆炸火焰则闪耀着骇人的魅力。似乎只在几分钟之内，母亲们就倾巢涌进广场，安抚孩子，说失事飞机中的飞行员并不是他们的父亲。对我、我的哥哥和姐姐来说，同样幸运的是，那也不是我们的父亲。

几天之后，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从年轻的飞行员死前发向控制塔的最后信息中，我们得知，他本可以通过弃机逃跑来挽救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知道这么做很可能会让无人驾驶的飞机坠落在广场上，杀死当时所有在场的儿童。

死去的飞行员成了一名英雄，极其生动地体现了“责任”一词所蕴涵的全部意义。他成了一个常人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可实现性，让他的形象更加引人注目，令人久久难忘。在这之后的几年中，飞机坠毁的记忆不断跃入我的脑海，提醒我一个人是如何渴望并追求这种理想的，以及要实现这种理想是多么困难。我再也不会在仰望天空的时候，只看到无边无际的美丽。从那个午后开始，我看到死亡永远无所不在。

哥哥、姐姐和我

像几乎所有的军人家庭一样，我们常常搬家——到5年级为止，我的哥哥、姐姐和我曾就读于4所不同的小学，而我们更是分别在佛罗里达、波多黎各、加利福尼亚、东京和华盛顿各居住过两次。但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妈妈，仍然竭尽所能地让生活保持安全、温暖和稳定。我的哥哥比我大3岁，是我们3个孩子当中最年长的一个，他是我最坚定的同盟。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将他视为偶像，在他和朋友们打篮球或在附近游荡的时候，像小尾巴一样跟随着他，并努力不让他发现。他是如此聪明、公正和自信，无论何时，只要他出现在我的周围，我都会感觉到自己正受到额外的保护。

至于仅仅比我大13个月的姐姐，她与我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人，黑黑的头发，眼睛非常迷人。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她就很在意周围的一切事物，对生活有痛苦的体验和觉察。她充满明星魅力，情绪激烈，性格阴郁。她难以容忍我们封闭的军事化生活方式，在她看来，这完全是对我们的监禁。她的生活中充满了反抗，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地点，她都会恣意放纵自己，挣脱束缚。她憎恶高中生活，我们居住在华盛顿的时候，她常常会翘课跑到史密森尼博物馆或是陆军医学博物馆，或是干脆与朋友一起抽烟喝酒。

她同样憎恶我，经常嘲弄我，把我称为“那个金发的家伙”。她认为我的课业和朋友都来得太容易，我的生活似乎过得太轻松了，而且她认为我在用一种荒谬的乐观态度来看待人和生活，以此来逃避现实的冲击和压力。哥哥是一名天生的运动好手，大学课程和毕业考试全优；我则生来热爱学校，精力充沛地投入到运动、交友和班级活动当中。夹在我和哥哥之间的姐姐成了家中特立独行的一员，她反抗、回击她眼中这个混乱而又艰难的世界。她憎恨军队生活，憎恨不断的变动，憎恨不得不结交新的朋友，并且认为家庭礼仪不过是虚伪无聊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我与阴郁情绪的激烈战斗是在年长一些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来体验一种更为祥和、安全的感觉，确切地说，是一段极其美妙的生命之旅。我认为这是一个姐姐从不曾领略过的世界。

漫长而又重要的儿童时期和青春期早期的大部分时间，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愉快的体验，它们为我奠定了温暖、友爱和自信的基础，成为一道拥有法力的护身符，帮助我以强大的力量积极对抗未来遇到的不幸。我的姐姐没有这样的时光，也就没有这道护身符。这也许就很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不得不各自面对恶魔侵扰的时候，她会将黑暗看作自己、家庭以及整个世界当中的一部分；而我则把黑暗看作一个闯入者，它不过是借宿在我的思想和灵魂当中，我一直将自己与黑暗的战斗看作对外部力量的抵抗。

我的姐姐就像我父亲一样，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清新、脱俗，并且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幽默感。她还拥有一种超群的审美能力。她并不是一个轻松、没烦恼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烦恼也时刻追随着她，但是她拥有惊人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灵魂。她可以伤透你的心，然后再激发出你超常水平的忍耐能力。在姐姐如此耀眼夺目的光彩之下，我总觉得自己平凡得如同尘土一样。

父亲的魅力

说到我的父亲，可以用来形容他的都是一些神奇的词汇：精力充沛、风趣幽默，对周围的一切事情充满好奇，并且能够用充满喜悦的新奇方式来描述自然界中的各种美景和现象。在他眼里，一片雪花绝不仅仅是一片雪花，一朵云彩也绝不只是一朵云彩。它们会幻化成各种情节和角色，是这个充满活力而又光怪陆离的宇宙的一部分。

当时机恰当，并且他的情绪处于高潮的时候，他的热情会感染周遭一切的事物。房间里响彻音乐，各种新奇美丽的珠宝也会忽然出现——一枚月长石戒指、一只装饰有天然红宝石的手镯、一套将海绿色石头镶嵌在金色项坠中的挂件。我们全都摆出倾听的姿态，因为大家都明白，很快我们就会听到很多占据他头脑的新鲜想法。有时候可能会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热情激昂的讨论，认为世界的未来和救赎全部隐藏在风车之内；有时候则认为我们3个孩子必须去学习俄语，因为原汁原味的俄国诗歌有着翻译无法表达的韵味和魅力。

有一次，我的父亲从书中读到，著名剧作家萧伯纳曾立下遗嘱，预留了一部分钱，用以开发一种国际音标，并特别指出，《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Androcles and the Lion）应该是第一个按这种音标翻译的作品。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收到若干份《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的剧本，当然，收到这一著作的还有每一个进入我父亲活动范围的人。事实上，家里早有传言，父亲大约买了一百本剧本来分送给别人。他的慷慨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传染性，我喜欢他的豪爽。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父亲大声朗读安德鲁克里斯治疗狮子受伤的爪子，土兵用唱《前进吧，基督的士兵们》的曲调纵声歌唱《把他们扔给狮子》，其中夹杂着我的父亲有关音标和国际通用语言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重要性——的评论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微笑。

直到今天，我还在办公室里保留着一只陶瓷做的大黄蜂模型，看到它，我会笑着回忆起爸爸拿起它，在它的边缘上注满蜂蜜，然后按照各种喷气机飞行的队形在空中进行表演，其中包括他最喜欢也最受我们欢迎的三叶草队形。毫无疑问，当大黄蜂在飞行中反转向下的时候，蜂蜜会撒满厨房的桌子，妈妈不得不说：“马歇尔，这真的有必要吗？你会把孩子们带坏的。”而我们此时会发出赞许的咯咯笑声，于是父亲又使这场黄蜂飞行表演持续了好几分钟。

这感觉真不错，就像“魔法保姆”玛丽·波平斯（Marry Poppins）成了自己的父亲。几年之后，他送给我一只手镯，上面雕刻着悬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大楼上的法拉第的名言：“没有什么是奇妙到不可能存在的。”而众所周知的是，法拉第曾经多次精神崩溃。这句话本身就让人感觉很不真实，但是这种想法和态度是令人喜爱的，特别是在我父亲当时所处的特殊时刻。我妈妈常常说她总是感觉自己处在父亲幽默、魅力、爽朗和富于想象力的阴影之下。在她看来，对于孩子们，父亲就像一位专门蛊惑儿童的穿花衣的吹笛手，不论是我的朋友们还是邻近居住的孩子，都会为他的超凡魅力所折服。而我的妈妈，她永远是我的朋友们想要与之坐下长谈的对象，我们会与爸爸一起玩耍嬉戏，但是与妈妈促膝长谈。

母亲的美德

我的母亲坚守着这样一个信念：生活发给你的牌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来打这一手牌。而到目前为止，母亲无疑是我抽到的最好的一张牌。她和蔼、公正、慷慨大方、自信，这些优秀品质无疑来自于深深爱着她，并且本身也和蔼、公正、慷慨大方的父母。我的外祖父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一位颇具专业素养的物理学家。据说，他极其风趣幽默，并且对同事和学生都非常友好。而我所熟悉的外祖母就像我的母亲一样，温暖而体贴，总是对周围人表达深刻而又真挚的关切，而这一点又转化为营造友谊并让人感觉放松的超凡能力。她总以他人为重，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她们从来不会因为没有时间或事务繁杂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外祖母并非典型的知识分子，与终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莎士比亚、马克·吐温著作的外祖父不同，她更喜欢加入各种俱乐部。由于受到广泛欢迎，并且天生就是一个组织者，外祖母是她加入的所有团体的主席。在很多方面，她似乎过于保守了——个共和党人，一名民间团体“美国革命之女”的成员，还热衷于参加各种茶话会——所有这些都让我的父亲无比愤怒。她同时也是一位优雅而又果敢的女人，喜欢穿缀满鲜花的服饰；很会涂抹指甲；会把餐桌布置得花枝招展；浑身散发着花香型香皂的味道。她是如此和蔼可亲，绝对是一个超级棒的外祖母。

我的妈妈高个、苗条并且漂亮，不论在高中还是大学，都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学生。她影集里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浑身洋溢着幸福快乐的年轻女孩：常常被朋友们围绕，打网球、游泳、击剑、骑马、参加女生联谊会的活动，或是一副被多个英俊男友环绕着的吉布森女孩的模样。这些照片成功地捕捉到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无比纯真的年代和世界。在那里，我的母亲如鱼得水；在那里，没有灾害的阴影，没有忧虑和悲伤的面孔，也没有内在的黑暗和不安。母亲之所以相信事情总是可以被预期的，一定源于这些照片所反映出的稳定平和的生活框架，以及世代相传的沉稳、荣耀和深入洞察的家风。

一旦母亲离开她父母的家庭，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小巢，那些经过几个世纪沉淀下来的看似稳定的基因，便只能为她面对各种混乱和挫折提供微弱的帮助。但毫无疑问的是，我母亲性格中的坚毅、不屈不挠的信念，以及她所拥有的超凡能力——爱人、学习、倾听和改变，都帮助我成功度过了后来充满痛苦和噩梦的岁月。她并不清楚，要应对疯狂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也不知道应该对疯狂做些什么——我们中没有人知道。但是，仅仅凭借着爱的能力、天生的意志，她却能够充满共鸣和智慧地处理好这一切，没有什么能够让她放弃。

不论我的父亲还是母亲，都对我创作诗歌和在学校表演戏剧的兴趣给予了强烈的鼓励，还大力培养我在科学和医药方面的爱好。他们从没限制过我的梦想，并且有着一种强大的直觉和敏感，能够辨别在什么时候我是随口乱说，什么时候又是庄严承诺。即便是前者，他们也会以善良和想象力予以最大限度的包容。

受到这种强烈热情的鼓舞，我曾经不顾一切地想要在家里收养一只树懒作为宠物。妈妈几乎要被我之前收养过的狗、猫、鱼、海龟、蜥蜴、青蛙和老鼠逼疯，所以对此并不热情。而父亲为我罗列了一堆有关树懒的科普书籍和文献资料。他认为，除了需要了解树懒的饮食起居、生存空间以及医护需求，我还应该写一些诗歌和散文来描述它们对我的意义，设计好它们在我们家中的作息规律，并在动物园详细观察它们的行为特点。他说，如果我能够把上面的内容全部做完，他们就会真的为我找一只树懒。

我很确信，父亲和母亲都明白，我只是喜欢这种古怪的想法，并且以某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狂野与热情，这可以让我感到十分满足。当然，他们是对的。在国家动物园亲眼见到树懒之后，我认为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观察一只树懒更乏味无聊——也许除了看板球比赛，或是观看电视台播放的房屋拨款委员会会议，后者我亲自领教过。告别树懒，回到与狗相伴的平凡世界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开心，我第一次发现，狗的复杂性和信仰牛顿学说的学者不相上下。

初涉医学

相对而言，我对医学的兴趣则持续了很久，而我的父母对此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在我12岁那年，他们为我买了解剖工具、一架显微镜以及一本《格雷解剖学》（Gray's Anatomy），事后证明，后者对当时的我来说实在太过艰深复杂，但是它让我对真正的医学有了大概的感觉和认识。地下室的乒乓球桌成为我的实验室，我花了无数个下午来解剖青蛙、鱼、蚯蚓和海龟，沿着进化的阶梯逐步向上选择更高级的试验品，直到得到一只小猪的胚胎——它那小小的猪嘴和发育完全的小胡须简直让我倒尽胃口，我这才最终离开了解剖的世界。

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我志愿在周末做护士的助手。那里的医生送给我解剖刀、止血钳以及几瓶血浆，让我得以完成许多自制试验。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我的兴趣。在那个女人只能成为护士的时代，他们也从没打击过我成为一名医生的积极性。他们会把我带在身边，让我观察甚至参与一些很小的外科手术。我一丝不苟地看他们如何缝合伤口、更换绷带、进行腰部穿刺，我会站在一旁，托着工具，仔细地观察伤口，有一次甚至为一位病人腹部的缝合伤口拆线。

我总是很早来到医院，很晚才离开，并且带回很多书籍和问题：做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会是什么样？会去接生吗？还是得和死人打交道？我对后者的兴趣格外高，因为曾经有一位医生允许我参加了尸体解剖的过程。那实在是太特别也太恐怖了。

我站在冰冷的铁制尸体解剖台旁边，努力不去看幼小而又赤裸的童尸，但是根本无法做到。房间内的气味很糟糕，而且充斥着每个缝隙和角落，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容器中摇曳的水和病理学家晃动的双手才能拉回我的注意力。最后，为了不再去看我正在看的一切，我找回自己理智和好奇的本色，一个接一个地问问题，每一个答案之后又跟着另一个问题。病理学家为什么要划出那样的切口？他为什么要戴手套？这些尸体解剖出的部分会被送到哪里？为什么有些器官要称重而另一些则不需要？

最开始，这只不过是逃避眼前血腥事件的方式，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好奇成了一种具有主导性的强制力量。我开始关注问题本身，而不再去看眼前的那具尸体。从那之后，我的好奇心和秉性无数次将我带到一个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境地，但也正是这种好奇心，形成足够的距离和屏障，帮助我应对、变通、反思和前进。

精神病医院之旅

15岁那年，我和护士助手小组的同伴一起去了圣伊丽莎白，一所位于哥伦比亚市的联邦精神病医院。这次经历可远比参加尸体解剖恐怖得多。当汽车驶向医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异常紧张，咯咯笑着发表一些学校小女生式的无聊评论，试图以此来缓和自己对一个在想象中充满了疯子的未知世界的巨大焦虑。我想，令我们感到担心和恐惧的，不仅有陌生感、可能的暴力行为，还有即将见到某些完全失去控制的人的预想场景。

“你最终会在圣伊丽莎白度过余生”，虽然这只是我们孩提时期的一句玩笑话，可事实上，我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自己是完全理智和清醒的。一些不合理的恐惧开始从我的头脑中跳跃而出。要知道，我脾气很坏，虽然它很少爆发，可一旦真的爆发，往往会吓坏我自己和波及的任何人。我的正常行为如同真空密封，我的脾气就像是其上的一条裂缝，令人烦恼不安。只有上帝才知道，在我因为教养而进行的强烈自我约束和情绪控制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而裂缝就在那里，我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令我不寒而栗。

精神病医院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严肃阴沉，那里的地面平整宽阔、优雅美丽，到处长满了参天古树。在医院内的很多地方，甚至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和河流的绝佳美景，还有可爱的南北战争时期的建筑物，它们曾是华盛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也透显着亲切的氛围。

但是，我们一踏入病房，建筑和风景所带来的温和优雅立即荡然无存。那里的景象、声音和气味，无不笼罩着一种令人恐惧的疯狂味道。在安德鲁医院，我习惯于见到大量的护士充斥于手术室和病房。这里的护士长却告诉我们，在圣伊丽莎白，平均每位医护工作者要照看90位精神病人。想到一个人要去控制如此多的有暴力倾向的病人，我好奇地问，这些医院工作者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护士长回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药物可以控制绝大部分病人，但是，我们偶尔也必须用水管来制服他们。“用水管？！”一个人怎么会失控到需要用如此残忍的镇压方法呢？这件事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让我无法忘怀。

然而，更糟的还在后头。当我们进入女子病房的休息室时，看到她们穿着古怪的衣服，摆出怪异的动作，站姿僵硬，步伐不安，发出奇怪的笑声，并不时爆发出令人心惊肉跳的尖叫。有一位妇女像鹳鸟一样站立着，蜷缩起一条腿；在我待在病房的那段时间里，她一直对着自己发出空洞的笑声。而另一位病人，看得出早些年一定是一位美人，她站在休息室中间，一边自顾自地说话，一边把她那浅红色的长发盘起再松开。与此同时，她眼睛快速地转动着，观察任何一个试图接近她的人。

一开始我完全被她吓住了，但她同时激起我极大的兴趣，甚至迷住了我。我慢慢地走向她，最后，站在离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我尽可能地控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问她为什么会待在医院里。就在这个时候，我用眼睛的余光注意到，我所有护士助手小组的同伴都站在房间最远的角落里，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我决定站在原地不动，而此时此刻，我的好奇心早已战胜了恐惧。

就在这个过程中，这位病人一直久久地凝视着我。之后，她略微侧了侧身，不再直视我，才开始解释为什么她会待在圣伊丽莎白。据她所说，她的父母在她5岁那年把一个弹球机放在她的脑袋里。红色的球告诉她什么时候应该大笑；蓝色的球告诉她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远离其他人；绿色的球则告诉她什么时候应该做不断乘以3的乘法运算。而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个银色的球从机器当中滚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她把头转向我，用眼睛注视着我，我猜她一定是在检查我是否仍然在听。我当然在听，怎么可能不听呢？整件事情既古怪又吸引人。我问她，银色的球代表什么意思？她专注地看着我，然后眼睛里的光芒消失了。她又开始望向虚空，沉浸在某个内在的世界中。我再也没能知道银色的球究竟代表什么。

虽然为之着迷，我仍然会因病人们的怪异举动感到害怕。房间中弥漫着一种可以被感知的恐怖氛围，而比这种恐怖更为强烈的，是这些女人眼神中流露出的痛苦。我体内的某些部分似乎出于本能地显现出来，并以某种奇怪的方式体验到这种痛苦。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站在镜子前，从自己的眼中看到与她们同样的悲哀和疯狂。

白手套与屈膝礼

纵观我的整个青春期，我感到十分幸运，因为受到积极的鼓励，可以去追求自己在医学和科学方面的兴趣。这种积极的鼓励不仅仅来自于我的父母和安德鲁空军医院的医生，还来自于我父母的朋友们。

通常情况下，空军气象服务队的家属会被分派驻扎在相同的军事基地，而其中有一家人与我们格外投缘。我们总在一起野餐，一起去度假；共同雇佣一位保姆，共赴过数十场电影、晚餐以及军官俱乐部组织的舞会。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哥哥、姐姐与他们家的3个男孩子一起玩捉迷藏；我们渐渐长大，则会一起去打垒球，参加舞蹈课程，参加一些严肃的聚会和略微有些疯狂的派对；而当我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成年人，便最终各奔东西。在华盛顿、东京以及后来又回到华盛顿居住的那段童年时光里，我们6个孩子几乎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的妈妈——一位温和、风趣、热情、独立而现实的红头发爱尔兰天主教徒，为我们营造了第二个家，我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自由出入他们的房子，用足够的时间大口大口享用馅饼、饼干以及数个小时的交谈、温暖和欢笑。她和我妈妈一直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也总觉得自己是她血脉中的一部分。身为一名护士，她总会不厌其烦地仔细听我关于今后在医学院学习、写作和研究计划的长篇大论，并不时穿插进一些“是的，是的，那确实非常有趣”“你当然能做到”或是“你有没有想过……”之类的评论。但是，她从来没有说过“我认为那非常不实际”或是“你为什么不静观一下事态发展再行动呢”这样的话。

她的丈夫是一位数学家、气象学家，他们夫妻简直如出一辙。他总会亲切地询问我最近在做什么项目，在读什么书，正在解剖什么类型的动物以及解剖动机。他会与我严肃地讨论科学和医学，并鼓励我去实现自己的计划和梦想，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他也深切地热爱自然科学。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述物理、哲学和数学，好像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位独具特色的善妒美妇，需要你给予绝对专一的热情和关注。

后来，在经历了别人不断让我降低抱负，或是抑制我热情等令人泄气的过程之后，我才能够充分意识到，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对我的理想持多么严肃认真的态度；也只有到了现在，我才开始理解，不论是在智力还是情感领域，能够尊重和鼓励我的思想和热情，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热情如火的性格很容易让你对打击你梦想的人毫无招架之力，幸运的是，我不但被热心家们抚养长大，同时也是这些热心家心中的宠儿。

还有什么令人感到不满意呢？我拥有最好的朋友；充满了游泳、垒球、派对、男友的生活，充实而又积极；在切萨皮克湾度暑假；还有很多其他新鲜事。但是，尽管拥有了所有这一切，仍然有一种意识在慢慢觉醒，我开始意识到，对于一个热情洋溢、活泼善变的女孩来说，身处一个极端传统和军事化的世界究竟意味着怎样一种现实。

在交际舞会这个陌生的领域内，独立、躁动和少女情怀以一种并不那么轻松的方式交织、碰撞在一起。海军交际舞会让军官的孩子们学习良好的社交礼仪、舞蹈、戴白手套以及其他不现实的事物。它的作用还在于让孩子们了解以下现实——如果他们到十四五岁还没有痛苦地明白的话：将军位列于上校之上，上校则位列于少校、上尉、中尉以及其他所有人之上；而所有人，是的，所有人都位列于儿童之上。而在儿童内部的等级排列中，男孩永远位列在女孩之上。

要将这种令人愤怒的烦琐等级观念挤压进年轻女孩的头脑，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教会她们古老而又荒谬可笑的屈膝礼。我想，恐怕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愿意容忍这种古怪的屈膝礼。在行事和观念一向特立独行、不落俗套的父亲的自由教育之下，我更无法想象有人真的也要我这么做。

整整一排蓬蓬裙摇曳的女孩站在我的面前，我注视着她们依次优雅地行屈膝礼。“胆小鬼，”我默默地想，“胆小鬼。”然后，到我了。我感到体内有些东西快要爆发了。太多次看到女孩被要求表示默许和服从，这已经令人愤怒不已；而更令人义愤填膺的，则是如此多次看到这些女孩自愿遵循表示服从和谦卑的礼仪。所以，我拒绝行礼。

对于其他世界来说，拒绝行礼或许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在这个充满了军事化习俗和法则的世界——一个视符号和服从为一切，一个孩子的不当行为会严重影响父亲升迁的世界——这种拒绝无异于宣布了一场战争。拒绝来自成年人的命令，无论这命令有多么荒谬，都是行不通的。考特妮小姐，也就是我们的舞蹈老师，对我怒目而视。我依然拒绝。她狠狠地说：“杰米森上校会对此非常愤怒。”我说：“我肯定，杰米森上校对此根本不会在乎。”

但是我错了，事实证明，杰米森上校确实很在意。在他看来，不论教女孩子向军官和他们的妻子行屈膝礼这件事多么荒谬，我都不应该对别人粗鲁无礼。我道了歉，在这之后，他和我共同想出了一个妥协性的屈膝礼，一个只需要很轻微地弯曲膝盖并降低身体的动作。这是一个巧妙的处理办法，也是我父亲在面对糟糕的局面时颇具创造性的典型策略。

我虽然憎恨屈膝行礼，但是喜欢优雅精致的晚礼服，喜欢音乐和舞蹈，以及举办舞会的夜晚所散发出的魅力。不论多么渴望自身的独立，我都发现，自己永远会被这个传统世界所吸引。居住在这个高墙耸立的军事世界中，可以带给人一种奇妙的安全感。明确的期待、极少的借口，这是一个完全信赖公平、诚实、勇气，以及崇尚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的社会。诚然，这里的人际关系往往建立在某种程度的愚忠的基础上，但这是因为它不得不承载众多充满热情和堂吉诃德式幻想的年轻人，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冒险。这同样也是因为，它不得不容纳一群缺乏社会经验的科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气象学家，并且大部分人像飞行员一样深切地热爱头顶的蓝天。

这是一个建立在充满张力、浪漫与纪律相互竞争上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兴奋、愚弄、放荡生活和猝死的复杂世界。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19世纪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的好处与坏处都一览无余：文明、亲切、人才辈出，对个体的软弱性异乎寻常地难以容忍。在这里，每个人都被假定为乐于牺牲自己的需求，愿意实行自我控制和约束。

我母亲曾经告诉我一段经历，关于她某一次参加我父亲的指挥官家里举办的茶话会。这位指挥官的太太与所有受邀参加茶话会的太太们一样，她们的共同点是嫁给了飞行员。她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教给那些年轻的太太一切有关礼仪的事情，例如如何举办一场恰当的晚宴派对、如何在空军基地参与社区活动。当对这些话题的讨论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将话题转向了目前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她说飞行员绝不能在飞行的时候愤怒或难过。愤怒会导致判断失误或分心，进而可能引发飞行事故，飞行员会因此丧命。因此，飞行员的太太绝不能在丈夫准备执行飞行任务时与他发生任何争执。镇静和自我约束绝不仅是女人被要求具备的性格，更成了必要的特质。

就像我妈妈事后所说的，每一次当丈夫在飞行的时候都担心得寝食难安，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现在，她还被告知，自己还要为他的飞行事故担负责任。愤怒和不满会杀死他们，所以只能自己承受。比起其他社会，军队的生活显然更重视，也更需要行为检点、彬彬有礼和性格沉着的女人。

假如你在那段充满白手套和宽边帽的单纯岁月里告诉我，两年之后，我将会陷入精神疾病的魔爪，一心求死，我可能会大笑，可能会迷惑，也可能置之不理。但最可能的是大笑不止。

可就在我渐渐开始适应身边的这些矛盾和变化，并第一次感觉自己植根于华盛顿的时候，我的父亲从空军基地退休，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兰德公司找了一份科学研究工作。当时是1961年，我只有15岁，从那时起，我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

从华盛顿到加利福尼亚

我入读太平洋帕沙迪斯高中之时，已经是该学年正式开始的几个月之后了。这种情况虽然对军队子女来说并不稀奇，但是也清楚地提醒我，此后的生活将大不相同。

序幕依旧是例行的转学仪式，即站在一个教室的陌生人面前，用令人难以忍受的3分钟时间来描述自己的生平。在一所充满了军官子弟的学校这么做就已经困难重重了，更何况是在一群富有而又厌倦享乐的南加州孩子面前，情况就更加荒谬可笑了。当我宣布自己的父亲曾是一名空军军官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在说父亲是黑脚雪貂或是北卡罗莱纳蝾螈。全班死一样的寂静。要知道，在太平洋帕沙迪斯高中，能够被承认的家长的职业，就只有“企业家”（即电影行业从业者）、有钱人、律师、商人，或是声名显赫的医生。每当我毕恭毕敬地用“是，女士”或者“不，先生”来回应老师的时候，一连串嘲笑之声更是让我深刻地领略到“平民学校”的特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到无依无靠。我强烈地怀念着华盛顿。那里有我的男朋友，失去他简直让我再也无法快乐起来。他是一个金发碧眼、风趣幽默而又热爱舞蹈的男孩，在我离开华盛顿前的几个月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他是引领我从家庭当中独立出来的导师。就像处在那个年龄段的所有少女一样，我也相信我们的爱会持续到永远。

同样被遗留在华盛顿的，还有一大群好友、关系密切的邻居、真挚的温暖和欢笑、我所熟知并热爱的传统习惯，以及一座带给我家的感觉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我失去了从记事以来就熟悉的、保守的军事化生活方式。我曾待过的育婴中心、幼儿园以及大部分小学都建在空军或是陆军基地。我的初高中虽然是在马里兰一所非军事基地内的学校，但也主要针对军人、联邦政府和外交人员的子女。那里实在是狭小、温暖、没有威胁、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而加利福尼亚，至少太平洋帕沙迪斯高中，对我来说太过冷漠和浮华了。

我就像失去了停泊港湾的小舟，虽然表面上可以迅速调整，去适应新学校、获得新朋友——这主要归功于之前不断转换学校的经验，让我具有能够和他人迅速打成一片的开朗个性，但我的内心却郁闷异常。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哭泣和给男友写信上。我甚至极为愤怒，因为父亲选择在加利福尼亚工作，而不是继续留在华盛顿。我焦虑地等待朋友们的来信和电话。

在华盛顿，我曾是一名学校领袖，是所有团队的领导。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学业竞争，家庭作业既沉闷又机械，不需要多少努力就能完成。太平洋帕沙迪斯高中的一切则全然不同：这里的体育运动很不一样，我从未接触过这些运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证明了自己在运动方面的天赋。更令人沮丧的是，这里的学业竞争非常激烈。我几乎每一个科目的成绩都落在后面，而且不知要过多久才能赶上。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赶上过。从一个方面来看，周围围绕着如此多聪明而又有竞争力的同学，无疑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会让我感到陌生、羞耻和极度挫败。要承认自己确实在学业背景和能力上都技不如人，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尽管这样，我仍然慢慢开始适应这所新高中，缩短自己与同学之间的学业差距，并开始结交新的朋友。

不论这个新世界对我来说有多么奇怪，或是我对于这个新世界来说是多么格格不入，我都开始在现实生活中渐渐步入正轨。一旦熬过这些最初的打击，我忽然发现，高中带给我的是一段非凡的教育经历。其中的某些经历就来自于教室之内。我开始感到，与我的新同学进行完全开诚布公的交谈是多么令人沉醉。每个人似乎都至少拥有一个，甚至两三个继父或继母，当然，这取决于家庭的离婚次数。

朋友们的经济后盾强得惊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性十分熟悉，简直可以为我提供充足的资料和数据，让我开展一项基础研究。我新交的大学生男友则为我补充了实践经验。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而我恰好在那里的药理学系从事周末志愿服务工作。我认为他具有我当时所需要的一切：更年长、英俊、就读于医学预科、为我疯狂、拥有自己的汽车，而且，他像我的第一个男友一样酷爱舞蹈。我们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我结束高中生活，而现在看来，他不过是我逃避家庭、远离纷乱的一条途径，算不上真正严肃认真地投入爱情。

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祖先为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WASP），而我自己正是其中一员。来到加州之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词汇。我一度以为，作为一名“祖先为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就意味着守旧、沉默寡言、行为刻板、毫无幽默感、冷酷无情、平淡乏味、智力平平，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身份好像很令人费解地被他人所艳羡。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对我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概念。它直接造成了校园当中的群体分裂。一些人昼夜歌舞升平，倾向于WASP帮；另一些人则显得不拘小节、疲惫不堪，沉溺在对知识的追求当中。出于某些原因，我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摇摆，但却都怡然自得。WASP的世界为我与过去提供了一条纤细但重要的联结，知识世界则成了我赖以生存的一个部分，更为我将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父亲

过去的终究要过去。一个军事化的华盛顿世界虽然安逸舒适，但是终究离我远去：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的哥哥早在我们搬家去加州之前，就离开家奔赴大学，给我的安全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而我与姐姐的关系一向问题多多，最好的时候也是摩擦不断，偶尔还会敌对，更多的则是彼此疏离。在适应加州的生活上，她遇到的问题远多过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就此进行过交流。我们各自走着不同的两条路，这种差异让我们好像两个从未住在一起的陌生人。

我的父母虽然住在一起，但已是貌合神离。妈妈忙于教学和照顾儿女，同时就读于大学研究所；爸爸则沉浸在他的科研工作当中。他的情绪仍然偶尔异常高涨，每当这个时候，快乐和活力就会倾泻而出，让整个家溢满了温暖与欢笑。但是，他偶尔超越理性的范畴，其宏伟浮夸的想法也开始超越兰德公司所能容忍的最大范畴。记得有一次，他提出了一项计划，要测定几百个人的智商，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死了。他的想法不可谓不新颖奇特，只是太过惊世骇俗，而且与他从中领取薪水的气象学领域毫无关联。

地位的滑落导致情绪的低落，那些在他快乐时充满房间的音乐，现在被一股抑郁的阴霾所取代。在我们搬到加州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父亲的情绪越来越阴暗，我却无力去改变什么，只能一直等待，再等待，希望能够重新看到欢笑、高涨的情绪和惊人的热情。但是，除了偶尔的闪现之外，它们已经完全被愤怒、绝望以及阴冷的退缩情绪所掩盖。一段时间之后，我几乎认不出父亲了。有时候，他完全被抑郁压垮，甚至无法下床，对生活和未来的各个方面都抱着深切的悲观态度。有时候，他的暴怒和尖叫让我不寒而栗、恐惧异常。要知道，我从没见过我的父亲——一个说话轻声细语的绅士——提高嗓门。现在，一连数天乃至数周，我甚至害怕在早餐或是放学回家时见到他。

父亲还开始酗酒，这无疑让一切变得更糟。妈妈和我一样彷徨无助、恐惧担忧，我们都试图通过工作和朋友来逃避这一切。我花比平时多得多的时间来与狗相处——那是我们在华盛顿领养的一条迷路小狗，我与它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一起。夜里它会蜷缩在我的床上，花几个小时倾听我讲悲哀的故事。就像所有的狗一样，它真是一个绝好的聆听者，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抱着它的脖子，哭泣着进入梦乡。小狗、男朋友以及新朋友们让我坚持走过那段家庭生活混乱的岁月。

我很快就发现，遭到黑暗和混乱情绪侵扰的，不仅仅是我父亲一个人。到我16岁或17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我的热情和能量会让周围每一个人筋疲力尽。持续几周神采飞扬、无需睡眠的状态之后，我的思维又会猛然陷入生命中最为阴暗的角落。

我最好的两位朋友——都是男生，他们富有吸引力、喜欢嘲讽、个性强烈，也同样有一些抑郁倾向。尽管我们努力想要过更为正常和快乐的高中生活，但仍然偶尔会成为“问题三人组”。我们3个都担任学校的学生干部，并且都在体育和其他课余活动中表现积极、活跃。除了在学校这片净土时，我们在其他时候也形影不离、友谊深厚。我们会共同欢笑；严肃地讨论死亡；酗酒；吸烟；彻夜玩“真心话”的游戏；积极讨论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向，探讨死亡的途径和原因；听贝多芬、舒曼和莫扎特的音乐；滔滔不绝地就一些与忧郁或存在主义相关的著作进行辩论，其中包括德国作家黑塞（Hermann Hesse），美国作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以及英国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Byron）、哈代（Thomas Hardy）的作品。我们感受到的混乱、阴郁都是那么真实诚恳。后来发现，我们当中的两人都具有躁郁症的家族病史，而另一个人的母亲则开枪射穿了自己的心脏。虽然共同体验了痛苦的开始，但是之后的过程需要我们各自独立面对。我的这个过程比预想中要来得更早。

初逢躁郁

在高三那一年，我第一次遭到躁郁症的侵袭，而进攻的号角一旦吹响，我便迅速丧失了自己的理智。开始，似乎一切都变得轻松起来，我就像一只疯狂的鼬鼠，头脑中充满了计划和热情。我沉浸在运动之中，整晚熬夜，通宵达旦与朋友外出狂欢，阅读那些我并不完全明白的书籍，在笔记本上涂满了诗歌和戏剧片断，并为自己的将来制订了很多宏伟但完全不现实的计划。整个世界好像充满了欢乐和希望，我感觉不错。不，不只是不错，而是感觉棒极了。我觉得自己简直无所不能，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住我。我的头脑似乎很清醒，全神贯注，能够凭借直觉理解先前完全不懂的数学难题。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懂它们。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合理，而且彼此关联，形成了一张壮阔的宇宙关联网。

这种自然世界的法则所带来的奇妙感觉让我兴奋无比，我迫不及待地抓住每一个朋友，想要告诉他们这一切有多么美妙。然而，我对于美妙宇宙的见解显然没有让他们同样感到震撼，相反，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我热情四溢的漫谈是多么让人筋疲力尽：“凯，你说得太快了。”“慢一点，凯。”“凯，我听得好累。”“慢一点，凯。”即便有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出类似的话，我仍然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读出这样的信息：上帝啊，凯，请你慢一点吧。

最终，我真的慢了下来。事实上，这就像是踩了急刹车。与几年后的严重躁狂发作不同，此时我的疯狂并没有野蛮地增长，神经也不曾彻底失去控制。第一次轻躁狂发作，只算得上是真正躁狂发作的一次缩略版。但就像之后几百次的热情高涨一样，它短暂而又迅速地烧干了我体内的能量。这也许令我的朋友们感到厌烦，但是让我在筋疲力尽的同时倍感快乐，并不会让我过度烦恼。

可在这之后，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思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思维不再像水晶球般清澈明晰，而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折磨。我会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同一个章节的内容，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看了些什么。不论是哪一本书还是哪一篇诗歌，都是如此让我无法理解。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我无法跟上老师在课堂上讲述的内容，只能凝视着窗外，全然不知道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已经习惯将思想看作最好的朋友，习惯在头脑中与自己进行无穷无尽的交流，也习惯用思考所带来的快乐和分析能力，让自己从痛苦或烦扰中解脱出来。我理所当然地依赖于思维的敏锐、有趣和忠诚。但是现在，我的头脑忽然开始成为我的敌人：它将我的理想嘲讽为索然无味；它嘲笑我所有愚蠢的计划；它不再把任何事物看作有趣、快乐或是有价值的。

我再也无法集中注意进行思考，却一次又一次联想到死亡：如果我行将就木，做与不做又有什么区别？生命是如此短暂而又没有意义，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活下去？我完全丧失了精力，早上几乎无法把自己从床上弄起来。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要比平时多花上一倍的时间，而且会反复穿着同一件衣服，因为我根本无力决定自己应该穿什么。我害怕与人交谈，尽可能回避自己的朋友，从早到晚呆坐在图书馆。在我迟钝的身体中，有一颗僵死的心和像泥土一样冰冷僵硬的头脑。

精疲力竭的身心

每天早上，我都会带着深深的倦意醒来，体验一个完全陌生的自己，感到生活无比厌烦和无聊。一种灰暗、阴冷的观念占据了我的头脑，死亡、濒死、腐烂，这些词汇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如果一些事物生来便注定要死去，为什么不现在就死掉？那就可以免于等待的痛苦。我拖着精疲力竭的身体和心灵，徘徊在当地的墓园中，反复思考每一座墓碑的主人曾经在世上生活过多长的时间。我坐在墓地，书写着长长的、沉闷而又病态的诗歌，深信自己的头脑和身体正一步步走向腐烂凋零，周围的人早已明白这一点，只是闭口不谈而已。这段令人精力衰竭的过程，穿插着短暂的狂热和焦躁，无论我如何奔跑，也得不到任何解脱。有好几个星期，我会在离家上学前的早饭桌上，往自己的橙汁中掺伏特加，并无法控制地想要自杀。

但是，我拥有一种惊人的天赋，能够让自己的外在行为表现得与内心真实感受迥然不同，因此几乎没有人发现我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当然，我的家人们也没有注意到。我的两个好朋友倒是对此感到十分担心，但是我让他们发誓，绝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父母。还有一位老师注意到了，一位朋友的家长更是把我单独叫到一边，问我哪里出了问题。我则用准备好的谎言来应对：我很好，谢谢关心！

我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在学校被视为正常。也许是因为周围的人太过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注意到他人眼中露出的绝望，特别是当他人还刻意掩藏自己内心痛苦的时候。而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换取不被他人所注意。我知道一定有些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但是并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从小到大，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与朋友或是家人保持一段心理距离。就像雨果曾经写到的那样：“坦率地说，我在很多时候显得非常快乐、心情舒畅，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好像上帝也能够体会到我身体内的欢愉。但是我的灵魂却保持着死亡般沉睡，几千处心灵的伤口不断涌出鲜血。”

想要让自己的心灵和头脑避免如此剧烈的创伤，这根本不可能。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根本无法了解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我明白自己的想法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并真正意识到我是如此抑郁，只求一死了之。这些创伤几个月之后才开始慢慢自愈。回顾过去，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够坚持着活下来，竟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来，要知道，高中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复杂艰辛，距死亡更是一步之遥。在那几个月当中，就像所有丧失了自我、走在死亡边缘、远离庇佑的人一样，我迅速老去。

1. 吉布森女孩（Gibson-girlish），美国插画家吉布森所画的19世纪末美国妇女的典型形象。——译者注

02 生命的一课

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躁动不安的情绪和行为，根本无法支撑医学院的学习生活。威廉·詹姆斯的强烈影响，以及我自身起伏不定的气质，都让我最终下定决心：放弃医学院而选择攻读心理学博士。

18岁那一年，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始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业。那并不是我想去的地方。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首饰盒中珍藏着一枚芝加哥大学的别针，这是父亲送给我的礼物。它由红色珐琅和纯金构成，精致的金链将这两个部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我眼里，这枚别针具有无与伦比的美丽，我很希望赢得佩戴它的资格。另一个让我想要去芝加哥大学的理由，就是这所大学向来以包容，甚至可以说鼓励学生特立独行而誉满全美，而且，我的父亲以及外祖父——一位物理学家，都是那里的毕业生。但是，父亲丢掉了兰德公司的工作，家庭经济条件让这一切不再可能。所以，与大部分去哈佛、斯坦福或是耶鲁的朋友不同，我只能申请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我对此感到极为失望，我是如此热切地盼望能够离开加州，独立自由，去一所相对较小的学校。然而，当我多年后再度回首，才发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确实是最适合我的地方。加州大学为我提供了绝佳而且别具一格的教育，一个可以从事独立研究的机会，以及只有大型学校才能提供的，属于性格激烈的人的避风港。但是，无论它多么美好，都永远无法为我心灵中的痛苦提供有意义的保护。

大学时光

对很多人而言，大学无疑是自己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但是对我而言，情况截然相反。我在大部分大学生活中，始终陷入同狂暴、可怕的情绪作斗争和与之相关的接连恶梦当中。其间只有偶尔几周，或是几个月的时间，我才能够享受到快乐、激情、高涨的热情，以及长时间投入艰苦但是令人愉悦的工作中的幸福。这种不断变换的情绪状态自有其吸引入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它不时唤起我在高中时体验到的那种沉醉、兴奋。那实在是太不同凡响了，我的大脑中会进发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充足的精力则让我可以将任何幻想付诸实践。那些平凡保守的观念被我抛诸脑后，我的裙子越来越短，领口越开越低，我要尽情享受我的青春。几乎一切事物都变得极端而夸张，一张贝多芬交响曲的光盘不够，我要买9张；5门课程不够，我要上7门；两张音乐会的门票不够，我要买上8到10张。

就在我大一那年的某一天，我走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植物园。在凝望流经植物园的小溪时，我忽然清晰地回想起丁尼生在《亚瑟王叙事诗》（Idylls of the King）一文中的某个场景，就是有关“湖中仕女”的景象。在一种激烈而又急迫的冲动驱使之下，我飞快地跑到书店找到了这本书，并买下了它。但在我离开学生中心书店的时候，肩上却扛了沉沉的20本书，这其中有一些是与丁尼生的诗歌有关的，另一些则与亚瑟王的传说只有着微弱的联系，像英国作家托马斯·马洛礼（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怀特（T.H.White）的《永恒之王》（The Once and Future King），还有《金枝》（The Golden Bough）、《凯尔特国度》（The Celtic Realm）、《爱洛绮斯和阿贝拉书信集》（The Letters of Heloi'se and Abelard），以及荣格、英国诗人格雷夫斯（R.Graves）的著作，有关崔斯坦和伊索德的书、某些神话选集，以及苏格兰童话集。

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些书籍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们不仅仅彼此关联，而且蕴藏着一把神奇的钥匙，可以解答我头脑当中对于混乱宇宙观的种种疑惑。亚瑟王的悲剧向我们解释了有关人类本质的一切——热情、背叛、暴力、优雅以及野心。我的头脑在不停运转，力图找到绝对的真理。当然，考虑到我的洞察力所具有的普遍包容性，购买这些书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而它们之间也确实存在某种引人入胜的逻辑关联。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根本无法承受这种冲动购物带来的后果。事实上，我每周都要花20～30个小时打工，来支付我在大学的费用，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满足自己偶尔高涨的购物热情。不幸的，数周的兴高采烈、志得意满之后，我又会再次陷入抑郁的痛苦当中，而银行寄出的透支账单总会在这个时候准时到来。

白昼之后是黑夜

就像高三的时候一样，在能量十足的时期，我的学业总是那么得心应手。在情绪持续高昂的几周当中，不论是考试、实验室研究工作还是论文，对我来说都易如反掌。这个时候，我还会投身于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从校园组织的反战活动到一些更为怪异的狂热行为，例如抗议化妆品公司屠杀海龟来制造美容产品。有一次，我用一幅自制的海报来抗议当地一家商店的暴行。海报上笨拙地画了两只海龟，它们正蹒跚地爬过海滩，头上闪耀着数点星光——在我看来，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警醒意味，让人们了解它们超凡的导航能力。我还在图的下方用红笔写了一句话：“你的皮肤让它们赔上性命。”

可就像白昼之后夜晚必然会降临，我的情绪再次坠入低谷，思维又一次陷入阻塞。我丧失了对学业、工作、朋友、书籍、闲逛和白日梦的所有兴趣，我不知道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带着深深的恐惧，生怕自己无法熬过这漫长的一整天。我会花几个小时呆坐在图书馆，甚至没有力气让自己站起来走进教室。我会呆呆地望向窗外，望着我的课本，把它们重新码放、摆在不同的位置，却一页也不曾翻开，心里想着干脆退学算了。当我去上课的时候，情况仍然没有一点好转，不但没有好转，而且痛苦异常。我根本无法理解老师所讲授的内容，感觉只有死亡才能让我摆脱密密包裹着我的阴郁和压迫。我感到孤立无援，听到同学们充满朝气的谈话更是加深了我的孤独感。我不再接听任何电话，不断地洗热水澡，希望能够借此逃离这种死一般的沉寂状态。

有时候，严重的焦虑会让这种绝望感变本加厉。尽管头脑中不断变换着各种各样的主题，但是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脑中充满丰富多彩的思维内容。脑海中闪现的是各种与腐朽和死亡相关的可怕声音和影像：横躺在海滩上的尸体、烧焦的动物残骸、停尸房中脚趾上挂着吊牌的死人……在这段焦虑的时期，我格外坐立不安、暴躁易怒，而缓解焦虑的唯一方法就是沿着海滩奔跑，或是像动物园里的北极熊一样在房间中徘徊、踱步。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也从没想过要向别人寻求帮助。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病了，我的头脑中压根儿就没有闪现过这几个词汇。

然而，当我在变态心理学课堂上听完有关抑郁症的一课之后，我走进了学生健康服务中心，想找一位精神科大夫。我一直走到诊所外的楼梯间，却只能坐在那里，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羞耻，既不能走进诊所，也不能拔脚离开。我把头藏在两只手掌中间，不停地抽泣，在那里坐了有一个多小时。然后我起身离去，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那里。最终，我身上的抑郁自动消失了，不过那只是短暂的消失，是为下一轮攻击所做的准备和酝酿。

因祸得福

不过，似乎在生命中每一次陷入困境时，我都有因祸得福的运气。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大一的时候。那时，我选修了一门有关人格理论的高级心理学课程。教授在课堂上展示各种评估人格和认知结构的不同方法。有一次，他带来了一套罗夏墨迹测试卡片，并要求课堂上的每个人写下自己的反应。我多年以来望着天空中的云朵，探寻它们的形状，这些付出终于有了表现机会。那天，我的思绪格外活跃，在与生俱来的敏锐基因作用下，我写了一页又一页，事后看来，那全都是稀奇古怪的反应。

我还记得，那门课人数众多，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写的答案传到前面交给教授。他则会随机挑选一部分，大声朗读。在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一些熟悉的句子，这才意识到原来他正在朗读我写的内容。这些内容当中有一部分很幽默，也有一些听上去十分古怪离奇。至少我听上去是如此。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在哈哈大笑，我则低头盯着自己的脚，羞愧得想要钻到地下。

教授念完我写的那份字迹潦草、密密麻麻的报告之后，请写这份报告的人在课后留下来，希望能与之交谈。我肯定，作为一名心理学教授，他一定一眼看出了我是个精神病患者。我害怕极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猜他实际看到的不过是一个热情奔放、果敢决断、严肃认真、心中有些困扰的学生。但在当时，由于我已经对自己的症状表现了如指掌，因此主观地认为他一定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我的问题。

他让我陪他一起走回办公室。就在我开始想象自己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场景时，他告诉我，他教书这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其他人能对罗夏墨迹图做出如此有“创造力”的反应。那些毫无疑问会被某些人看作精神失常的反应，却被他如此仁慈地称为“创造力”。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了解到，原来在荒诞不经与原创思考之间，存在着一条复杂而又模糊不清的界限。他能够对我写的东西给予积极而不是病态的评价，我至今仍然心存感激。

教授询问我的相关背景，我告诉他，自己是一名大一新生，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大夫，现在正在打工支撑学业。他指出，根据学校规定，我不能选修他的课程，因为这是为大三和大四学生开设的。我对他说，我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是课程看上去很有意思，而这条规则实在是太过武断专横了。他听完之后哈哈大笑。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一个会因为独立性而受人尊重的环境中，再也没有考特妮小姐，也没有人要求我去行屈膝礼。教授继续说，他有一个实验室助理的位置现在空缺，并询问我对此是否感兴趣。我当然感兴趣。这意味着我可以摆脱无聊的妇女时装店收银工作，并开始学习进行研究。

那真是一段奇妙的经历：我学会了编码和分析数据、用电脑编程、整理研究文献、设计研究，撰写并准备发表科学论文。我为之工作的教授当时正在研究人格结构，这让我渐渐发现，调查研究个体间的差异是如此令人着迷。我终日沉浸在工作当中，并由此发现，它绝不仅仅带给我受教育的机会和收入，而且是逃避现实的最佳手段。研究工作与上课完全不同，后者就像世界上其他日程一样沉闷无聊，而且把每个人的情绪和表现都假定成固定不变的。相对来说，研究工作则可以让我独立而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这让我感到无比开心。

学校管理者并不会考虑躁郁症患者在行为和能力方面的周期性变换，因此我的成绩单上写满了不及格和未完成的课业。幸运的是，我的研究报告总能平衡这些糟糕的成绩。纵观大学这几年，我起伏不定的情绪状态和已经出现的严重抑郁，无疑让我的个人生活和学业都遭受了沉重的损失。

经过两年的大学生活之后，也就是在我20岁那年，我决定休学一年来摆脱生活中的痛苦烦扰，到苏格兰境内的圣安德鲁斯大学开始新生活。当时，我的哥哥和表兄都在英国的大学念书，他们都希望我能够去英国与他们会合。但是，我深受父亲所挚爱的苏格兰音乐和诗歌的影响，又被凯尔特人冰火相容的民族性格所吸引。虽然我极力想要摆脱父亲阴郁而又多变的情绪所带来的阴影，但却无法摆脱祖先遗留在自己体内的苏格兰血统。我或多或少相信，如果能够溯本归源，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混乱的感受和思维。因此，我申请了联邦奖学金，并第一次成为一名全日制学生。我离开了洛杉矶，开始白天钻研科学，晚上享受音乐和诗歌的一年。

一只需要分解的蝗虫

我的导师曾经说，圣安德鲁斯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个雪会平行落下的地方。他是一位声名显赫的神经生物学家，一个身型修长的英国约克郡人。就像他的许多英国同胞一样，他深信好天气根本就没有进入苏格兰，更不要说文明。我想，至少在天气这一点上，他说得并没有错。圣安德鲁斯，这座古老的灰色石头城就坐落在北海边，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了解深秋和寒冬的刺骨冷风。当时，我已经在苏格兰生活了好几个月，对这种情况深有体会。冷风在圣安德鲁斯小镇的东沙地区显得格外猖狂，而这正是大学的海洋生物实验室所在地。

大约有十几名动物学专业三年级的大学生，坐在这个阴冷潮湿、摆满了鱼缸的实验室里。虽然大家都穿着厚厚的羊毛外套，戴着羊毛手套，但仍然止不住地浑身颤抖、牙齿打战。我这种不速之客忽然出现在高级动物学课堂上，导师的惊讶程度远远大过我自己。在动物学领域中，他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学科——蝗虫的听觉神经——方面的公认权威，而在他发表苏格兰平行落雪的见解之前，他已将我在动物学方面令人发指的无知公之于众。

那天要做的实验是对蝗虫的听觉神经进行电生理记录。除我之外，每个学生都曾受过几年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全都简洁娴熟地分解了需要的蝗虫器官，并开始记录。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的导师也很清楚这一点。我不得不再次怀疑为什么学校要把我放在这么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中。不过，我倒是顺利地完成了把蝗虫从养殖箱中取出来的任务（由于昆虫室里非常暖和，我在里面拖延了好久），并最终把它分解为头、躯干和翅膀这几个部分。但这显然没有什么用。

我感觉到导师瘦长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背后，转过头，正看到他脸上浮现出嘲讽的微笑。他径直走上讲台，画了一个状如蝗虫的东西，又在这个动物的头部划出一个区域，用最刻意造作的腔调说：“杰米森小姐，为了让您有所启发，这儿，就是耳朵。”全班哄堂大笑，连我也忍不住笑了出来。从此，我便在之后的一年中，坦然面对自己毫无指望地落后于课程的尴尬。虽然如此，我却从中收获良多，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无比快乐。

我的蝗虫实验笔记已经深刻地反映了，我一早便认识到自己这方面能力的不足。我会在实验报告之后详细地记录实验方法：“从蝗虫身上取下头、翅膀和四肢，切开胸腹片，露出气囊，找到听觉神经，并从中间切开，以此阻断大脑基底核的可能反应……”报告的结束语则是：“由于错误理解了指导语，并对实验内容缺乏了解，因此没有进行大范围的音高测试。当实验者最终明白了先前误解的指示，听觉神经已经因为过度疲劳而衰竭，同样疲劳衰竭的还有实验者本人。”

不过，研究无脊椎动物也是有很多好处的。首先，与心理学研究不同，你可以吃掉自己的实验对象。那些刚刚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新鲜美味的龙虾，格外受欢迎。我们将龙虾放在烧杯中，用本生灯煮熟，大吃特吃。直到某位老师说“一定会有人注意到，我们的实验对象似乎每天晚上都自己从水箱中逃出来”，我们才停止了加餐。

苏格兰的阳光

那一年，我久久徜徉在海边，或是穿过城镇，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城市的废墟中沉思和写作。我不厌其烦地幻想12世纪大教堂的风貌，在如今空空如也的石制窗户框架中，曾镶嵌着怎样令人目眩神迷的彩色玻璃。同样让我无法抗拒的还有学校教堂举行的周日礼拜仪式。就像我们这所建于15世纪早期的大学一样，礼拜仪式也几乎一直保留着最原始的形态。这种中世纪的学习和宗教传统以一种令人眩目的奇妙方式紧密结合。学生们之所以穿着耀眼的猩红色长袍，源自早年一位苏格兰国王的口谕：因为学生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因此必须能够轻易地辨认。正是这些耀眼的红色，与整个城镇灰色的建筑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走出教堂之后，这些身着红袍的学生又会走向城镇的码头，将色彩鲜明的对比延伸到灰暗的海天尽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的回忆中充满了寒冷清新的夜晚，以及身着晚礼服的男男女女。他们穿戴起长手套、丝绸方巾和苏格兰方格呢短裙，身着及地丝袍的女士们肩上，还披着苏格兰格子呢。除了数不清的正式舞会，还有摆满鲑鱼、火腿、新鲜猎物、雪利酒、麦芽威士忌和波特酒的晚宴。那飘动着的猩红色长袍，闪耀在骑着脚踏车的学生背后，食堂、讲堂、花园以及春天野餐时的草地上。无数个夜晚，我与我的苏格兰室友彻夜唱歌、谈心，海边的小山丘上布满了娇艳的水仙和蓝铃草，海草、岩石和帽贝散落在涨潮的金黄色岸边。

每个学期的期末都会有迷人的圣诞礼拜：穿着红色长袍的本科生、穿着灰黑短袍的研究生、古老悠扬的颂歌、像皇冠一样镶嵌着金链的吊灯、雕刻着花纹的木质唱诗班坐椅，标准英国腔和更为柔和、更富于音律的苏格兰腔英语同时朗读经文。在那些寒冷的冬日夜晚，走出教堂会让你感到似乎步入古老的场景，在那里，红袍映衬白雪，铃声悠扬，清澈明朗的月光照耀大地。

圣安德鲁斯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温和地忘怀之前几年所遭受的生命之痛。这一年的经历对我而言，始终是那么刻骨铭心而又甜美温柔。我在大学时期，就一直尝试摆脱自己内心无法解释的疲劳绝望，对我来说，圣安德鲁斯就像一道可以抵御所有渴望以及失意的护身符，是既严肃认真又有欢笑快乐的一年。这一个漫长而又寒冷的北海冬季，反而成了我生命中最温暖的阳光夏日。

迈入心理学的大门

21岁那年，我离开苏格兰，重新回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的情绪和周围环境都骤然转变，而更大的变化则是我的生活步调被打乱了。我努力尝试回归自己原来的世界和生活，但根本无法做到。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完全不必每周打工20～30个小时来养活自己，可是现在，我陷入工作、学习、社交以及纷乱情绪的纠缠和困扰之中。

我的职业生涯计划也发生了转变。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起伏不定的情绪和躁动不安的行为，根本无法支撑自己在医学院的学习生活。特别是前两年，要求在课堂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我根本无法坐着不动，反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自习效果最好。我酷爱研究和写作，一想到自己要被苛刻严格的医学院课程安排牢牢套住，就越来越感到矛盾不安。更重要的是，我在圣安德鲁斯那一年的学习中，读到了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伟大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这让我产生了研究心理学的想法，特别是研究个体在气质和情绪能力，诸如心境和强烈知觉方面的差异性。

与此同时，我开始在第二位提供研究补助金的教授那里工作，他研究的是一些改变情绪的药物（像迷幻药、大麻、可卡因、鸦片剂、巴比妥酸盐和安非他命）对人们心理和生理所产生的效果。这位教授特别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些人格外沉迷某一类药物，例如致幻剂，而另一些人则对抑制或是亢奋情绪的药物上瘾。有趣的是，他与我一样，对和情绪有关的主题有浓厚的兴趣。

这位教授高个、腼腆又聪明，他本人的情绪也常常发生迅速而又激烈的变化。我最初作为他的研究助理，然后成为他的博士生，我发现这段与他共事的经历格外不同寻常。他极具创造力、好奇心和开放性，在学术方面的要求严格而又公正。更为难得的是，他对于我起伏不定的情绪和注意力给予了极为仁慈的理解。在大部分时候，我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直觉，但是却从未言明，只是偶尔会把阴郁的情绪作为话题拿出来讨论。我们的办公室正好相邻，当我陷入抑郁期时，他会问我感觉如何，并说我看上去很累、很忧愁或是很低落，并会问我有什么是他可以帮忙的。

在某一次讨论中，我们忽然发现，原来我们都曾经对自己的情绪进行打分评定，试图以此来发现情绪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他所使用的是10点主观评定量表，从“很糟”到“很好”；我使用的则是从—3到+3的7点量表，—3代表“动弹不得、完全绝望”，而+3则代表“兴高采烈、活力充沛”。虽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谈到使用抗抑郁药物的可能性，但是却严重怀疑这些药物的效果，也担心它们所带来的副作用。而且，就像很多抑郁症患者一样，我们也认为自己的抑郁症状远比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和顽固。抗抑郁药物也许适用于精神病人，适用于弱者，而我们绝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这种态度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的教养和骄傲反而成了禁锢自己的牢笼。尽管我的情绪起伏不定——一段令人眼花缭乱、迷醉其中的兴奋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抑郁低潮——但在我的大学阶段，能够与这位导师在一起进行科学研究，俨然成了我的一处避风港。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因为无法面对这个世界而关了灯，在办公室里倒头大睡。醒来的时候，总会发现他的外衣披在我的肩上，电脑显示器的屏幕上写着：“你一定会很快好起来。”

与这位教授共事的工作经历让我获得了极大的快乐和益处，而另一位我从大一起就参与其工作的教授，虽然更倾向于数学方面的分析研究，也让我倍感满足。威廉·詹姆斯的强烈影响，以及我自身起伏不定的气质，都让我最终下定决心，放弃医学院而选择攻读心理学博士。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拥有美国最好的心理学研究院，因此，我提出入学申请，并于1971年开始了我的博士生涯。

瘸腿疯马

早在我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时候，我就决心要做点什么来改变自己的情绪。这个问题很快就变成了：在去见精神科大夫还是买一匹马之间做选择。考虑到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去见过精神科大夫，而我又是如此坚定地相信自己可以应对这一问题，我很自然地选择购买一匹马。它不是一匹普通的马，而是一匹极端冷酷无情而又盲目神经质的马，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马中的“伍迪·艾伦”，只不过它不具有任何娱乐价值。我想当然地幻想出现电影《弗利卡》中的场景：我的坐骑远远看到我，充满热情期待地抖动它的耳朵，愉快地嘶叫着慢跑到我的身旁，用鼻子轻蹭我的马裤，讨要糖块和胡萝卜。

可实际上我买来的是一只过度紧张、时常跛脚又非常愚蠢的生物。它恐惧蛇、人类、蜥蜴、狗以及其他马匹——简而言之，就是害怕它可能在生命中遇到的任何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让它惊恐得后腿直立，疯狂地脱缰奔跑。不过，如果从好的方面来看，我也可以这样说：当我陷入抑郁的时候，骑上它通常会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把抑郁的情绪抛到脑后；而当我躁狂的时候，反正自己已经毫无判断力可言，这种盲目的狂奔反倒和我当时的心境相得益彰。

不幸的是，买马的决定不仅疯狂，而且愚蠢。我倒不如省下兑现金的麻烦，直接用我的“公共卫生服务奖学金”支票喂它更容易些。兽医建议除了正常饮食之外，还要给它添加一种马类专用的格兰诺拉营养麦片，价格跟一瓶优质的梨子白兰地差不多。除了要给它钉马掌和喂食，我还得买一种特殊的矫正鞋治疗它的跛脚。和这种矫正鞋的价格相比，古弛等世界名牌鞋简直可以丢进垃圾堆。在痛苦而又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射杀马匹和马贩子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既不是梅隆也不是洛克菲勒，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生。我最终把马卖掉了，就像赌徒放弃继续挑战黑桃皇后。我重新回到大学课堂上。

艺术家爱人

在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研究生院是我憧憬的一片乐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研究生阶段算是延续我在圣安德鲁斯度过的阳光岁月。若干年后，当我用冷静的临床医学眼光再次回顾这段岁月，我才意识到，当时自己只是暂时摆脱了症状——这在躁郁症的早期阶段十分常见。如果疾病没有根治，症状仍然会严重复发，可我以为自己又恢复了正常。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任何语言、疾病名称或是概念可以定义我可怕的情绪变化，赋予其合理的意义。

研究生院不仅让我从疾病中得到暂时的解脱，也让我摆脱了本科生学业高度结构化的束缚。尽管我翘掉了一半以上的常规课程，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最后表现得好，中间的过程根本不那么重要。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结了婚，嫁给了一位法国艺术家。他不仅仅是一位天才的画家，更是一位温柔平和的男人。我们是在70年代早期，一位朋友的午餐聚会上认识的。于我而言，那是一个留长发、社会动荡不安、研究生毕业延期以及反越战的年代，我很高兴能够找到一位不关心政治、聪明又没有书呆子气，并且醉心于艺术的男人。我们虽然完全不同，但是都立即喜欢上对方，并且很快发现我们都热爱绘画、音乐以及整个自然世界。当时，我正陷入令人痛苦的紧张情绪中，瘦得像根麻秆。可是，在不受抑郁僵死的情绪困扰时，我的心中又充满了对多彩生活、学术成就以及子女成群的强烈渴望。

如果翻阅当时的照片，你就会发现那个高挑、英俊、黑发、棕色眼睛的温和男人，每次出现时装扮总是差不多。而陪伴在他身旁的那位女性显得变化多端：在某些照片中戴着一顶宽边帽，开怀大笑，长发飞扬；在另一些照片中则陷入沉思，显得苍老许多，穿着也更为灰暗。我头发的长短也随着情绪的跌宕起伏而变化：我会先把头发留一段时间，直到“我简直像癞蛤蟆一样丑”的想法占据了自己的头脑时，我就会觉得一个彻底的改变可能会对自己有所帮助，便会把头发剪得很短。我的情绪、发型和衣着几乎每周都有所不同，而我的丈夫总是那么稳定沉着，在大多数方面，我们俩的性格可以算得上互补。

我们相识几个月之后，便一同住在了一所靠近海边的小房子。那是一段平静正常的生活，充满了电影、朋友，去往大苏尔、旧金山以及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旅行。婚姻带来的安全感、好朋友带来的亲密感以及宽松的研究生学术环境，都强有力地为我提供了宁静和庇护。

精神分析师的教条

一开始，我研究的方向是实验心理学，尤其偏重该领域中与生理和数学相关的部分。但是，遇到我的丈夫之前，我在伦敦莫斯里医院（Maudsley Hospital）进行了几个月的临床研究，这段经历大大提高了我对于临床领域的兴趣，并促使我决定转而学习临床心理学。我原先的课程研究重点在统计方法、生物学以及实验心理学上，现在却变成了精神药理学、精神病理学、临床方法和心理治疗。精神病理学是对精神疾病的科学研究，激发起我浓厚的兴趣。接诊病人虽然非常吸引人，但是却对个人的能力和人格方面要求颇高。

尽管已经学会如何进行临床诊断，我仍然没有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和书本上所描述的躁郁症联系起来。要知道，医学院的学生常常会有一种奇怪的症状，认为自己会患正在研究的那种疾病。可我是其中的反例，总是满怀喜悦地接受临床训练，却从来没有通过任何医学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情绪起伏。现在回想起来，我对疾病的这种否认和忽视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尽管如此，我也注意到，比起我的许多同事，我在治疗精神病人的时候往往显得更加从容自在。

当时，不论是在临床心理学还是精神科医生的培训项目中，精神疾病往往更多地与精神分裂症而不是躁郁症相关。而我几乎没有通过正式渠道学到任何有关情感障碍的知识。此外，精神分析流派在当时的心理治疗界仍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最初两年的心理治疗工作中，我的指导老师全部是精神分析师。治疗的核心也放在对早期经验和冲突的理解、梦与象征符号以及对它们的解释上。

直到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精神病学研究中心担任职务，一种更为偏向医学，注重诊断、症状、疾病和药物治疗的精神病理学方法才问世。我与精神分析师在很多方面意见相左，特别是一些精神分析师反对用药物治疗严重的情感障碍患者，即便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锂盐和抗抑郁剂要比单独使用心理治疗手段的效果更佳。但我仍然认为，早期所接受的心理治疗培训强化了自己精神分析思考中的某些方面，让我获益匪浅。随着时间流逝，我学到的很多精神分析术语早已被抛诸脑后，但当时所受到的教育至今让我兴趣盎然。我一直无法了解，人们为什么非要在“生物精神病学”和“动力精神病学”之间进行不必要的武断划分，难道就因为前者强调的是心理疾病的医学病因和治疗方法，而后者则更多强调早期发展性问题、人格结构、冲突、动机以及无意识的想法？

尽管过分走极端总会陷入荒谬的境地，但是缺乏批判性的想法可能沦落到何种境地，我仍然感到匪夷所思。在我所接受的培训中，我们要学习如何操作各种心理测验，这其中既包括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等智力测试，也包括罗夏墨迹测试。

我的第一个测试对象就是我的丈夫，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理所当然地在韦氏智力测试的视觉表现部分获得了最高分，还不断向我说明如何将那些图形拼接在一起。他在罗夏测试中的表现更是达到了我前所未见的创新水平。在“绘人”测试中，我注意到他格外认真，细腻而又缓慢地绘制自画像——我以为那将表露他真正的内心。可当他最终把图画展示给我的时候，那是一只画得无比精妙的猿猴，猿猴的胳膊甚至伸展到纸张的边缘。

我认为这实在是绝妙非凡，并带着韦氏智力测试、罗夏和“绘人”测试的结果去见我的心理测验课的指导老师——一位毫无幽默感、信奉教条主义的精神分析师。她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用最愚蠢和飘忽不定的方式来解释我丈夫原始的、被压抑的愤怒，他内心的冲突，他充满矛盾的情感，反社会的本质以及严重受损的人格结构。

在我与前任丈夫共同生活的近25年里，我知道他从未说谎，现在却被她贴上反社会的标签。而且，这样一个坦率温和的男人，却被她解释为内心充满冲突、愤怒和严重反常，仅仅因为他在一次测试中表现得与众不同。这实在是太荒谬了，荒谬到让我不可抑制地大笑了好一阵。这无疑使她勃然大怒，更糟的是，还招致了更进一步的负面诠释。我既愤怒又好笑地离开了她的办公室，并且拒绝完成测试报告作业。当然，不用说，我的这种行为也被她小题大做地详加剖析了一番。

我所接受的真正教育大部分来自于我在读博士之前参加的临床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我评估并治疗了形形色色的病人。除此以外，我还完成了两门辅修课程——精神药理学和动物行为学。我格外喜欢研究动物行为学，以至于在修完了心理学系开设的课程之后，我又选修了动物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作为补充。动物系的课程以水生哺乳动物为研究重点，不仅包括海獭、海豹、海狮、鲸鱼和海豚的生物和自然发展史，还涉及很多动物界秘事，例如循环系统在海狮和鲸鱼潜入海中时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调整，以及海豚身上的通信系统。我喜欢这种纯粹为了学习而学习的感觉。虽然学习这些东西对我的研究工作没有任何帮助，但它们仍然是我在研究生阶段所修的最有意思的课程。

杰米森博士

资格考试结束了。我的博士研究课题是有关海洛因成瘾的问题，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创意的课题，我基于此题目写出的博士论文同样毫无新意可言。在完成论文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我拼命把论文中的所有细枝末节塞进自己的脑袋里。论文答辩那一天，我步入一个房间，坐下，面对5个面无笑容、围桌而坐的男人。我知道，如果用文雅的方式来说，自己现在要通过的是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不过，用军事化的语言来形容恐怕更加贴切，我们可以称它为“论文保卫战”。

这5个男人中的两个是我曾经共事多年的教授，其中一位对我很和蔼，另一位则毫不留情——我想他大概是想表现自己的公正无私吧。剩下的3位精神药理学家中，有一位尚未取得终身教职的荣誉，这使他觉得必须让我也饱尝苦头。好在，另外两名教授清楚地看到，他对于统计数据和研究设计的细枝末节太过苛求，不过是为了彰显自己对此的精通，所以最终要求他停止这种喋喋不休的质问。

在3个小时令人目眩神迷的学术演出之后，我终于完成了对自己论文的保卫战。我离开了房间，在走廊中等待他们投票表决，经受等待的痛苦。当我再回到房间的时候，这5名在几个小时前看似十分严厉不友好的男人，脸上都露出了微笑，纷纷伸出手和我握手。令我感到无比放松和愉快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对我说：“恭喜。”

学术世界的仪式是如此纷繁复杂，但又有它独到的浪漫之处。撰写论文和口头答辩过程中的紧张和难过很快就被我忘得烟消云散，记忆中只剩下我畅饮雪利酒、参加各种庆贺聚会、穿着博士长袍被授予博士学位，以及第一次被称为“杰米森博士”而不是“杰米森小姐”时的喜悦和欢畅。我被聘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系的助理教授，有生以来第一次弄到了好的停车位，并迅速加入了教工俱乐部，开始在学术“食物链”中努力向上发展。我拥有一个灿烂光辉的夏天——事后发现，它实在是太过绚烂了，以至于在成为教授不到3个月的时间后，我的精神就陷入了极度混乱当中。

1. 丁尼生（A.Tennyson，1809-1892），英国诗人，重视诗的形式、音韵和辞藻。重要作品有《尤利西斯》、《亚瑟王叙事诗》等。——译者注

2. 崔斯坦和伊索德（Tristan and Isolde），崔斯坦为英国亚瑟王传奇故事中著名的圆桌骑士之一，因误食爱情药，与国王之妻伊索德相恋。—译者注

第二部分
恼人的疯狂

|挣扎在情绪的两极之间|

03 心灵之翼

疯狂当中，孕育着特殊的痛苦、欢欣、孤独和恐惧。当你精神亢奋的时候，这些情绪会格外饱满强烈。你的想法和感受来得如此迅速和频繁，就像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而你会紧紧追随它们，直到涌现出更为明亮耀眼的星星。这个时候，你的羞耻感似乎一扫而空，留下的只有恰当的言辞和举止，以及强大的吸引人的魅力，再乏味的人身上也会涌现出乐趣。你的心中忽然激情荡漾，有一种想要投入诱惑、彻底享受的强烈冲动。

你的全身洋溢着轻松、亮丽、安宁、无所不能以及欣快的感受，但是，在某个时候，一切忽然都变了。这些想法来得太快，也来得太多了，内心的明净清澈被排山倒海的困惑所取代。你的记忆在流逝，朋友脸上的幽默和专注变成了恐惧与担心。之前一帆风顺，现在却犹如逆水行舟——你变得如此易怒、气愤、惊慌、无法控制，完全陷落在心灵最黑暗的洞窟之中。你永远不知道这些洞窟究竟在哪儿，而它也永不会终结，因为疯狂自会营造属于它自己的现实。

这种情况不断持续，反复出现。如果说躁郁症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它会使你丧失部分记忆，最后只有他人还记得你当时的样子，记得你那些诡异疯狂且漫无目的的行为。在经历了用药、心理治疗、绝望和过度服药之后，还剩下些什么？所有难以置信的感受都有待梳理和重整。

有谁因为太客气而不敢说什么？谁又知道些什么？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而最挥之不去的问题则是，它什么时候会再次复发？当然，之后还会有很多令人痛苦的提醒——要吃的药物、怨恨、忘记吃药、吃药、怨恨，然后再忘记，但终究要吃药。你的信用卡被冻结、支票跳票，你要向自己的工作单位解释，要向很多人道歉。断断续续的记忆——我究竟干了什么，友情枯竭或是断裂，婚姻也千疮百孔，而问题总是在那里萦绕：它什么时候会再次复发？我哪些感觉是真实的？哪个我才是真正的我？是那个狂野、冲动、喧闹、充满能量、疯狂诡异的我？还是那个羞涩、退缩、绝望、企图自杀、走向毁灭、疲惫不堪的我？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但是我真希望两者都不存在。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Ⅵrginia Woolf）曾在她颠簸不定的人生中这样概括：“我们的感受中有多少色彩来自于幽深的心灵底部？我是说，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感受？”

我并不是在某一天醒来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发疯的。生命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相反，我是逐渐开始意识到，我的生活和心灵似乎运转得越来越快，直到我接受大学聘书的那个夏天，它们终于疯狂地失去了控制。不过我要承认，从思维敏捷到陷入混乱的整个加速过程，却是缓慢而又充满着美妙诱惑的。

美妙的躁狂

刚开始，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正常。我在1974年7月成了精神病学教授中的一员，并被指派到一间成人病房，完成我的临床和教学任务。我需要为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医生提供诊断技术、心理测验、心理治疗等方面的指导。由于我具有精神药理学的专业背景，一些药物和药物治疗的细节问题也需要我提供帮助和指导。同时，我还担任精神病学系和麻醉学系之间的教员联络人，负责协商、召开研讨会议，并参与一些探讨疼痛的心理学和医学观点的研究。而我个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继续完成研究生阶段开展的一些有关药物的课题。

当时，不论是在研究还是临床方面，我对情感障碍都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我几乎有一整年的时间不受严重的情绪起伏困扰了，我甚至乐观地认为这个问题早已离我而去。然而，任何持续的正常感觉所带来的希望都不过是竹篮打水，且无一例外。

我满怀喜悦和乐观，投入到我的新工作之中。我喜欢教书和临床指导工作，尽管后者在最初让人略感奇怪。我发现，从实习医生到教授，这样一个职位上的转换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困难。不用说，这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薪水大幅提高，而且，我有了追求自己学术兴趣的自由，这更是让我兴奋和陶醉不已。

现在回顾起来，当时我是如此卖力地工作，几乎很少睡觉。睡眠的大幅减少既是躁狂期的症状之一，也是诱发的原因，只不过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一点。即便了解，我也会觉得没什么影响。夏天通常会带给我更长的夜晚和更高涨的情绪，但这一次，它把我引入比以往更加亢奋、更加危险也更加神经质的境地。那个夏天，睡眠不足、繁重的工作以及敏感脆弱的基因，终于使我超越了过去熟悉的精力旺盛的限度，进入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疯狂境地。

舞会上的奔放

为了欢迎大学的新入职员工，校长每年都会举办花园酒会。我后来的精神科医生恰好刚刚荣升为医学院的副教授，他也参加了那次聚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他那冷静和慎重的观察恰好与我当时的自我感觉形成了鲜明有趣的对照。就是在这个社交场合中，他忽然发现自己去年担任主任医生时曾经指导过的这名实习医生，竟然变得如此狂乱和暴躁。我虽然也记得当时或许有点过于兴奋，但记忆更深刻的是和许多人讲话，并感觉自己魅力无穷，一盘接一盘地大吃点心，畅饮各种饮料。我和校长谈了很久，他当然不知道我是谁，不过他要么就是过于彬彬有礼，要么就是像外界所传言的那样格外优待年轻女性，总之和我谈了好半天。不论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我曾一度确信，自己在他眼中具有超凡魅力。

我和系主任的对话同样冗长而又古怪——虽然古怪，但却是一段令人愉快的谈话。系主任并非拘谨保守的人，他想象力丰富，甚至超越了学院派医学的传统界限。由于曾经不小心用迷幻剂杀死了一头从马戏团租来的大象，他在精神药理学界多少有点名声不佳。这实在是一个复杂的，甚至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其中的关键词包括：发情的陆地最大哺乳动物、颞叶、致幻剂对于暴力行为的影响，以及对体积和体表面积的错误估算。

我和他展开了一场漫长而又细致的讨论，探讨对大象和蹄兔进行的研究。蹄兔是一种体型很小的非洲动物，虽然从外表上看与大象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依据它们牙齿的形状，则被认为是大象的近亲。我记不得究竟是哪些讨论细节和共同兴趣构成了这场怪异而极有趣的谈话。我只记得，自己当时几乎毫不迟疑、由衷地热情地表示，我愿意搜索出有关蹄兔的所有研究论文，而这大概有好几百篇。我还表示，自己愿意义务到洛杉矶动物园从事动物学研究，和别人合作教授一门动物行为学课程，再开设一门综合了药理学和动物行为学的课程。

工作场合的狂热

我记得自己在那次花园酒会上兴高采烈、充满吸引力。然而，我的精神科医生后来与我谈论此事时，说出了他不同的回忆。他说，我当时打扮得非常妖艳挑逗，完全不像过去一年中他见到的我那样保守。我反常地浓妆艳抹，而且在他看来，似乎显得太过兴奋和健谈了。他记得自己当时产生了一个念头：凯好像是躁狂发作；而我，还认为自己是如此绚丽奔放。

我的想法似乎开始了互相追逐，各种各样的念头从任意一个缝隙中挤进来，纠缠不清。好像所有神经元都堆积在我头脑的高速路上，我越想着让思维的速度慢下来，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我的热情也开始过度膨胀，虽然我所做的事情之间都隐含着一些微弱的逻辑。比如，有一天，我忽然陷入对复印的狂热：我把3篇文章分别复印了三四十份。这3篇文章分别是：埃德娜·米莱（Edna St.Ⅵncent Millay）的一首诗歌；刊登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篇有关宗教和精神病学的文章；一位知名心理学家撰写的《我为什么不参加案例研讨会》，文中，作者解释了为什么在未经妥善安排的情况下，例行查房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这3篇文章在当时的我看来，忽然具有深刻非凡的意义，而且和我们病房中的临床医护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尽可能地将它们复印并分发给每一个人。

现在，令我感到有趣的并非我的所作所为是典型躁狂期的症状，而是在疯狂即将降临之前存在的某些预见和感知。例行查房确实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不过病房主任并不喜欢我向周围每一个人指出这一点，对我把文章影印给全体员工更是不满。

米莱的诗《重生》（Renascence），是我在少女时就曾读过的作品，当我的情绪越来越狂喜、思维越来越奔逸时，不知为什么，这首诗竟然清晰而直接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虽然我刚刚步入疯狂之旅，这首诗却完整地描绘了我即将经历的循环过程：开始是对世界的正常感知（“立足此地望去，只见三座绵延的群山和一片森林”）；然后进入狂喜和幻想的世界；继而陷入绝望的深渊；最后重返正常世界，并拥有了更高深的意识和更强的领悟力。米莱创作这首诗歌时才19岁，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后来曾多次因精神崩溃入院。尽管如此，由于正身处一种奇怪的状态，我能够感知到这首诗对我有特别的意义，能够完全理解它的内容和精髓。我将它送给所有的住院医师和实习医生，因为它对整个精神病过程和日后复发的可能性做了隐喻性的描述。那些住院医师并不知道我是由于内心的狂热才推荐这些读物，他们对这些文章反应良好，并因为能暂时摆脱常规的医学文献而感到愉快。

购物狂

我在工作场合的狂热行为不断发生，同时，我的婚姻殿堂也开始崩塌。我和丈夫分居了，表面上的理由是我想要孩子而他不想——这确实是事实，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当时的我越来越寝食难安、暴躁易怒，仿佛忽然之间，以前丈夫身上最让我钟爱的优点——仁慈、沉稳、温暖和关爱，现在却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冲动地想要开拓属于自己的崭新生活。

我在桑塔莫妮卡海滩找到了一幢极为现代的公寓，尽管我讨厌现代建筑；我还买了一系列时髦的芬兰家具，可是我真正喜欢的是温暖而又古朴的东西。我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那么冷漠、现代、棱角分明，而它们竟然奇怪地安抚了我日益混乱的思维和烦恼纠结的感觉。我还拥有一片壮观的海景——当然，为此付出的费用也同样壮观。要知道，入不敷出或是像官方的诊断标准中精确描述的那样——“进行毫无节制的疯狂采购”，本身就是躁狂期的一种典型症状。

当我情绪高涨时，即便我想努力尝试，也无法思考有关金钱的问题，所以我干脆放弃了。钱总会从什么地方弄到的，我是如此无所不能，上帝也会帮我的。信用卡已经成为一场灾难，而个人支票的处境更糟。不幸的是，对于躁狂期的患者而言，症状本身就会自然地膨胀个人对经济能力的感受。有了信用卡和银行账户，我几乎无所不能。

就这样，我带着一种紧急和迫切感，买了12只处理毒蛇咬伤的急救箱，买了昂贵的宝石，精美但毫无必要的家具，3块手表——购买间隔不超过一个小时（都是劳力士，而非一般的便宜货。要知道，躁狂期的患者眼中只看得到高档昂贵的货色），以及各种并不适合我的妖艳服装。在伦敦的一次疯狂购物中，我花几百英镑买了所有书名或是封面可以引起我兴趣的图书：有关鼹鼠生物史的书籍；20本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各类书籍——仅仅因为我觉得如果能够让书脊上的小企鹅图案连成一串，将会非常有趣。我觉得有一次自己好像从商店里偷了一件女士衬衫，就因为我无法忍受自己排在一位拿着蜜糖的妇女后面；又或许我只是在幻想偷窃，我不记得了，我完全陷入了混乱。在我躁狂严重发作的两年时间里，我一定花了超过3万美元，至于在频繁发作的轻躁狂期被我挥霍掉的钱财数额，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就在你服用了锂盐，重新返回地面，和所有人的步调保持一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信用额度已经严重透支，不可救药：躁狂发作可不是谁都可以轻松承受的奢侈品。病症本身就颇具伤害性，更不用说还要负担高昂的药物、验血和心理治疗费用。不过，这些支出至少可以在报税的时候得到部分减免。可是，在躁狂期胡乱挥霍掉的财产却无法被国家税务局看作是医疗支出或商业损失。所以，躁狂发作后，你绝对有充分的理由跌入抑郁的深渊。

尽管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我的哥哥看到散落满地的银行账单时仍然手足无措。信用卡账单堆积如山，银行的催账单层层叠叠，我最近疯狂采购过的那些商店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寄来催账单。除此以外，最令人担心的就要数那些讨债公司的威胁信了。

房间中令人惊讶、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场景，无不反映出几个星期前我的疯狂，神经活动紊乱失常。现在，我服用了药物，变得沉闷忧郁，开始反复仔细地审视我胡乱挥霍的遗留证据，就像在挖掘自己早年思维活动的历史遗迹。例如，有张弗吉尼亚州某个标本制作者寄来的账单显示，我曾出于某种理由不顾一切地订购了一个狐狸标本。要知道，我一生都热爱动物，甚至曾想成为一名兽医，怎么可能会购买一只死掉的动物呢？而且自我懂事起，就非常喜爱狐狸，羡慕它们的敏捷、聪明和美丽，我怎么会成为杀死它们的幕后黑手呢？我对自己这种购买行为的本质不寒而栗，对自己心生厌恶，根本无法想象，当这个狐狸标本送达时，我该如何处理。

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追踪这些信用卡账单。在如山的账单中，最顶层的那张来自我购买毒蛇咬伤急救箱的那家药店。当时店里的药剂师刚刚为我配好第一剂锂盐药方，带着洞悉一切的微笑，把我的毒蛇咬伤急救箱以及其他荒谬古怪的东西一笔一笔入账。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而在我情绪高涨、仁慈心泛滥的日子里，反而非常欣赏他的幽默感。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会构成生命威胁的响尾蛇只出现在圣费尔南多谷（San Femando Valley），而我不同，上帝选中了我，也只有我，去警醒世界，在这片应许之地有如此多致命的野生毒蛇正在疯狂繁殖。这就是当时我那虚妄、散乱的幻想中的真实念头。我买下了药店里所有毒蛇咬伤急救箱，想以这种属于自己的微弱方式，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和所有我关心的人。我在药店疯狂地东跑西颠的时候，也想过要写信给《洛杉矶时报》来警示这种危险。但是，当时我已经完全疯狂，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思维来完成一个连贯的计划。

哥哥的香槟

哥哥好像能够读懂我的心，他捧着一个托盘走进了我的房间，托盘上有一瓶香槟和两只玻璃杯。他说，我们可能需要一些香槟酒，因为接下来的工作会有点“令人不愉快”。

我的哥哥绝不是那种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也从不扭绞双手、咬牙切齿。相反，他是一个公正而且实际的男人，慷慨大度，并且由于自己充满自信，也很容易激发出他人身上的自信。就所有这些品质而言，他十分像我的妈妈。在我父母先是分居、继而离婚的那段日子里，他张开了自己的羽翼庇护着我，尽可能地让我免受生活的伤害和自身情绪的困扰。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羽翼始终那么值得信赖。

从我步入大学校园，到毕业并进入职场的这段日子——事实上，直到现在和永远，每当我想要从痛苦或是不安定的状态中解脱，或者只是想远离当前的烦扰，都会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一张机票和亲笔信，哥哥会建议我前往波士顿、纽约、科罗拉多或旧金山等任何他演讲、咨询或是度假的地方，与他汇合。我便会和他在某家旅馆的大厅或是高级餐厅见面，兴高采烈地看着他——一个高大英俊、衣着得体的男人，快速走过房间。不论我的情绪怎样、遇到了什么问题，哥哥总是设法让我感到他很乐意和我见面。而每一次当我到国外去生活——第一次是作为本科生到苏格兰，然后是作为研究生到英格兰，还有两次是利用加州大学的公共假期到伦敦——我知道哥哥总是在几周之内就会到来，他会来检查我的住处、了解我的现状，带我出去吃晚餐，并建议我们到哈查兹、迪伦或是其他书店里“淘书”。我第一次重症躁狂发作的时候，他的羽翼更加紧密地包裹住我。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只要我需要他，无论他身在哪里，都会搭乘最近的一班飞机赶来。

而现在，对于我毫无理性的购物行为，他没有做任何评论，或者他有看法，但至少没有告诉我。作为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他向世界银行的信用合作社申请了一笔个人贷款，还清了所有的欠账。就这样，我用了很多年才慢慢还清欠他的东西。更准确地说，只是还清了我欠他的钱。他对我的爱、仁慈和理解，则是我永远也无法偿还的。

碎裂的生活

我的生活继续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前进着。我的工作时间简直长得惊人，而睡眠时间却接近于零。每当我回到家，屋子里的混乱程度都有增无减：大量新近购买的书籍扔得到处都是，每个房间都堆满了山一样的衣服。而目光所及之处，还有许多根本没有拆开的购物袋。我的家看上去就像曾被一窝鼹鼠占领、居住然后又被遗弃。屋子里还有几千张废纸，堆满了我的书桌和厨房灶台，一直堆积到地板上。有张纸上写满了杂乱无章的诗句，是我几周后才在冰箱中发现的。这首诗的灵感很明显来自于我收集的那一大堆香料。不用说也可以猜得到，这么丰富的收藏全都归功于我的躁狂发作。我将这首诗命名为“上帝是个素食者”，其中的理由恐怕只有当时的我才能理解。像这样的诗歌和文字碎片到处都是。在彻底清理公寓几个星期之后，我仍然会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发现这样涂满了文字的纸片。

我对声音特别是音乐的感受变得格外强烈。每一个来自小号、双簧管、大提琴的音符都强烈震撼着我的心灵。不论是独奏还是合奏，都是那么美丽和圣洁，我仿佛置身于音乐厅中。但很快，古典音乐透露出的紧张与悲伤就开始让我无法忍受。我对这种节奏感到不耐烦，同时也被澎湃的情绪所淹没，立刻投入了摇滚乐的怀抱，拿出我的滚石唱片，并把音量调到最大。我在曲目与曲目、唱片与唱片之间不断游走，试图让心情与音乐相匹配。在我寻求最完美声音的过程中，房间里很快就散落和堆积起各种唱片、磁带和封套。

房间的混乱像镜子一样反映出我内心的混乱。我无法再继续加工自己所听到的东西。我困惑、恐惧并且毫无方向。任何一种音乐都不能让我倾听哪怕几分钟的时间，我的行为是如此疯狂，更狂乱的则是我的心灵。

可怕的幻觉

慢慢地，黑暗开始渗透我的思想和灵魂，不久之后，我便毫无希望地失去了控制。现在，我根本无法追寻自己当时的思维逻辑。各种句子盘旋在我的头脑中，碎裂为短语，再沦为单词，最后只剩下声音。

有一天晚上，我站在卧室中，眺望着如血的残阳点缀在太平洋的尽头。忽然之间，我感到一束奇怪的光芒从我的眼睛后面射出，与此同时，我看到自己的头脑中闪现出一台巨大的黑色离心分离机。一个穿着及地晚礼服的高大背影慢慢靠近分离机，手中拿着一大管鲜血。就在这个人慢慢转过身的时候，我惊恐地发现，那正是我自己。我的礼服、披肩和白色长手套上都沾满了血迹。我看着头脑中的人影小心地将这一大管血液倒入离心分离机后部的小孔，合上盖子，然后按下了机器前部的一个按钮。离心分离机开始运转。

更令人恐惧的是，之前只存在于我头脑中的影像，现在却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周围。我害怕得完全无法动弹。离心分离机旋转的声音，玻璃管碰撞金属的声音越来越大，然后，整部机器忽然破裂成了几千块碎片。血溅得到处都是，溅在窗户玻璃上、墙上、油画上，甚至渗透到地毯里。我望向大海，却发现窗子上的血液已经与夕阳融为一体，根本无法分辨其中的界限。我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喊叫。机器旋转得越来越快，我无法从血腥的场景和机器的碰撞声中挣脱出来。

我的思想不仅越来越疯狂，而且已经转变成恐怖的幻景，那是对于生活全貌和失控心灵的可怕反映。我不断尖叫。慢慢地，幻景终于消退了。我向一位同事打电话求助，然后给自己倒了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等待他的到来。

发现自己疯了

幸运的是，在我的躁狂发作变得众人皆知以前，我的这位同事愿意帮助我处理疯狂的愤怒和幻觉。在我和丈夫分居的那段日子里，他一直在和我约会，并且对我有很深的了解。他劝我服用锂盐，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我当时疯狂易怒、充满妄想，行为也颇具暴力倾向。尽管如此，他还是富于技巧地好言相劝，坚持告诉我他的想法。他认为我得了躁郁症，并劝我去见一位精神科医生。我们一起寻找所有能够查询到的有关这一疾病的资料，尽可能地阅读吸收，再寻找所有已知的治疗方案。

要知道，在1970年，锂盐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躁郁症才不过4年时间，而且尚未在加利福尼亚州广泛使用。但是，从医学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锂盐才是唯一会对我有明显效果的药物。他为我开了锂盐和其他一些抗精神病药物，那只是出于急救的目的，能够发挥短期作用让我可以撑到第一次去见精神科医生。他每天把我早晚需要服用的药片按照正确数目给我留下，然后花几个小时与我的家人谈论我的病情，探讨该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一切。他为我抽血、检测锂盐的浓度，并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他还坚持要我向工作单位请假，这个建议让我最终保住了工作和临床行医资格。这段日子里，他若不能亲自来看望我，就会安排其他人来家中照顾我。

和最严重的抑郁阶段相比，躁狂早期令我感觉情况更糟，抑郁也更具危险性。事实上，在我混乱颠簸的一生中，让我感到最恐怖的事情就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真的疯了。我之前也多次陷入轻躁狂状态之中，但是从没有过如此骇人的体验。以前只不过是好的时候兴奋狂喜，糟的时候则混乱迷茫。那时我已学会如何妥善地与这些症状相处，逐渐发展出自我控制的机制，减少自己爆发出的不合时宜的大笑，并严格限制自己的暴躁易怒。我还避免出入一些可能激发我敏感神经的场合，并且在注意力早已飞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时候，还假装专心致志或是寻根究底。就这样，我的职业生涯不断发展，但是不论怎么做，我的教养、智力或是性格都无法让我免受疯狂的侵袭。

尽管躁狂已经酝酿许久，我也明确地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失控，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我发现自己疯了。我的思维流转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句子只不过说到一半，就忘记刚开始说的是什么。各种想法、影像和句子的片段，在我的头脑当中不断徘徊盘旋，就像在童话中可怕的大老虎，最后融为一摊没有任何意义的死水。过去我所熟悉的一切现在已不再熟悉，我拼命想要慢下来，却无能为力。

一切都于事无补，不论是绕着停车场狂奔几个小时，还是在游泳池中游上好几英里，都丝毫没有消耗我的能量。由于精神过度紧张，连做爱也变得毫无乐趣可言。在做爱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心灵被一道道黑色的光线禁锢住，这让我毛骨悚然。我的幻觉开始停留在世界上所有的绿色植物上，它们缓慢而又痛苦地慢慢凋零——一根根、一束束、一叶叶地枯萎凋亡，而我却无法挽救它们。它们的哀号是如此凄厉刺耳，渐渐地，我脑海中的所有影像都变得黑暗而腐朽。

有一次，我下定决心，如果我赖以生存并且信任有加的头脑不能停止飞速运转并开始正常工作，我就从附近一座12层的大楼顶层纵身跃下。我给了自己24个小时作为最后期限。但我那时根本没有时间概念，几百万个宏大而病态的念头交织在我的脑海中，急驰而过。在那段看似永无止境而令人恐惧的日子里，无穷无尽的药物——氯丙嗪、锂盐、安定——最终发挥了作用。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思想被遏制住了，渐渐缓慢下来，并最终被我控制。但是，我再度认出它的原貌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让我彻底信任它则花费了更长的时间。

我的精神科医生

我第一次见到我后来的精神科医生时，他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精神学研究中心担任总住院医师。他是一个高大英俊、很有主见的男人，拥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轻松的笑容常常可以化解别人对他的敬畏感。他坚定而又遵守纪律，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很在意自己的行事方式。他真心地热爱医生这个行业，同时也是一名优异的教师。在我担任博士前临床心理实习医生的那一年，他负责指导我在成人住院病房的临床工作。

在当时的病房环境中，普遍盛行脆弱的自我、心理和性冲突等乏味的理论预测，他以理性的思考、精确的诊断和极大的仁慈心独树一帜。尽管他坚信早期积极的药物治疗对于精神病患者有效，但也发自内心地深信，心理治疗也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治愈病人或带来持久的疗效。他对病人的仁慈宽厚，以及对药物、精神病学和人性的深刻理解，无一不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我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并陷入严重躁狂的时候，他成了我此生最为信赖的人。就像雪球永远无法抵挡地狱之火，我凭借直觉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口才、思维和策略上胜他一筹。尽管我当时的思维已经混乱不堪，但是这个决定非常明智。

预约第一次门诊时，我不仅病得十分严重，还怀着极大的恐惧和羞愧。要知道，在这之前我从没去看过任何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已经完全——请注意，是完全——丧失了理智，如果不寻求专业帮助，我很可能丢掉工作，毁掉已经摇摇欲坠的婚姻，甚至我的人生。我驱车从大学的办公室前往他位于圣费尔南多峡谷的诊所时，正是南加州的傍晚，也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我为他可能说出的真相而颤抖，也为他可能无法告知我的一切而颤抖。第一次，我无法通过思考或大笑来逃离现状，也想不出任何方法使自己感觉稍微好些。

我按下电梯的按钮，并沿着长长的走廊来到候诊室门口，那里已经有两名病人在排队。发现自己处于这种角色掉换之中，无疑增加了我内心的羞耻感。毫无疑问，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磨砺，但是我已经厌倦各种以牺牲平静、可预期的正常生活为代价的磨砺。也许，如果当时的我不是那么脆弱的话，这一切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但是我如此混乱不堪、惊恐万分、瑟瑟发抖，而我的自信，从我记事起就贯穿在我生命之中的东西，此刻却飞到九霄云外度长假去了。

在候诊室外面的墙上，有一大串或亮或灭的按钮。很明显，我应该按下其中的某个，这样，精神科医生就知道我已经到了。我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只大白鼠，用爪子按机关，想换取食物。这个系统虽然实用，但是会让人产生奇怪的卑微感。我的心渐渐往下沉，办公桌另一端的位置显然并不适合我。

诊断

我的精神科医生打开门，长久地注视我，请我坐下，并说了一些宽慰的话。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是，我确定他说话的方式和所表达的内容都妥当得体。慢慢地，一束非常、非常微弱的光开始照进我黑暗而又惊恐的心灵。第二次会诊中我自己究竟说了什么，我也毫无记忆，但我想，我的语言一定是零散而混乱不堪的。他就坐在那儿，始终保持倾听的姿态，他那1米9的庞大身躯从坐椅伸展到地板上，腿时而伸直时而弯曲，双手交叉，十指相扣。之后，他开始询问我一些问题。

我每天睡几个小时？我是否感到很难集中注意力？我是不是比平时话更多？我说话的速度是不是比以前要快？别人是不是会要求我说得慢一点，或是他们根本听不懂我说的内容？我是不是觉得自己要一直说下去？我是不是比以往精力更充沛？有没有人说很难跟上我的步调？我是不是参与了更多活动，或是开展了更多项目？我的想法是不是奔驰得太快，自己根本无法抓住它们？比起以前，我是不是很难感受到身体上的疲倦和劳累？性生活是不是增多了？我是不是花钱更多了？行为是不是很冲动？我是不是比起以前更易怒？我是不是觉得自己拥有特殊的才能或天赋？我是不是会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场景，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我的身体是不是有过什么奇怪的体验？我以前是否也出现过这些症状？我家族中的其他人是否也有过类似的问题？

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接受一套完整的精神病史检查，这些问题是如此熟悉，我曾经上百次地询问别人。现在一旦轮到我去回答，还不知道结果如何，又首次体会到身为病人的迷茫、困惑，我还是紧张、焦虑。对于每个问题，包括有关抑郁方面的一长串附加问题，我几乎都回答的“是”。这也让我对精神病学的专业性产生了更深刻的敬意。

渐渐地，他作为一名医生的经验和本身的自信都开始发挥作用，就像药物一样，能逐渐平息躁狂的骚乱。他清晰、直接地告诉我，他认为我得了躁郁症，需要服用锂盐，服药时限可能还不好说。他的诊断让我惊恐万分——要知道，当时对这一疾病及其预后的了解都十分有限，但同时也让我释然：我听到了一个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不谋而合的诊断，因而感到放松。尽管这样，我仍然试图抵制他的诊断。他耐心地倾听着我罗列各种可能导致我崩溃的复杂理由：婚姻危机的压力，成为精神学系教授的压力，过度工作的压力。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对此我颇感愤怒，但也如释重负。他在诊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清晰思路、显而易见的关怀以及直接传达坏消息的态度，都使我敬佩万分。

挑战

从那之后的许多年里，除非我身在英国，否则每周都会约见他一次。当我极度抑郁、企图自杀的时候，我们见面的频率更高。他几乎上千次挽救了我的生命。是他看着我走过疯狂、绝望、美妙又可怕的爱情遭遇、幻灭与胜利、症状复发、一次几乎致命的自杀、我挚爱男人的死亡以及我职业生涯中的大悲大喜。简而言之，他从始至终看着我处理心理和情感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坚定又慈祥。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药物对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不论是在我的能量、活力还是创造力方面——但是从不曾忽略躁郁症对我的损害和对生命造成的威胁。他能够轻松应对模糊性和复杂情况，还能够在嘈杂和迷雾中做出准确的判断。他始终以尊重和专业的态度，运用智慧来处理我的问题，并且坚定不移地相信，我有能力抗争、适应，并最终痊愈。

尽管我是由于疾病的缘故才去找他，但是他让我在其他方面也受益匪浅。比如说，我现在了解到，对于病人来说，思维和大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气质和情绪明显又深刻地影响着我的人际关系以及工作，而我的情绪又会因人际关系和工作而得到强有力的塑造。对我来说，真正的挑战也许在于了解这种互动的复杂性，学会区分锂盐、意志和内省在康复和痊愈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这既是心理治疗的任务，同时也是它智慧和天赋的体现。

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我已经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锂盐和心理治疗，我该怎样维持正常生活。锂盐防止我进入诱人但极具毁灭性的兴奋状态，减弱了我的抑郁，并且帮助我理清了杂乱无序的思想。它让我放慢速度，平静舒缓，避免摧毁我的事业和人际关系，也让我不用住院，继续活下去，并接受心理治疗。当然，不言而喻，心理治疗也起到非凡的作用。它可以解释我混乱的原因，控制可怕的思想和情感，为我带来了控制的力量和希望，也带来了从疾病中学习的可能性。

药物永远无法让人逐步重返现实。它只会使人莽莽撞撞、歪歪斜斜地回到现实中，有时甚至快得令人难以忍受。心理治疗既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经受了精神错乱、神经过敏、兴高采烈、迷茫困惑以及绝望无助，其程度超乎想象。但也正是在这个避难所里，我始终相信，或者说学会了相信：我早晚有一天可以应对这一切。

药物永远无法解决我不想服药的问题，单纯的心理治疗也无法防止我陷入躁狂和抑郁的泥淖。这两者对我来说缺一不可。正是靠着药物、自身的怪癖和韧性，以及这种独特、奇异、刻骨铭心的心理治疗的帮助，我才能够最后活下来。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了解到药物对于我的生活有多重要，而对于服用锂盐的必要性缺乏判断力，让我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04 怀念土星

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陷入疯狂。作为一名气象学家的女儿，在那些充满了瑰丽幻觉的夏日里，我经常飘浮在云端，在大气圈外层翱翔，一次又一次穿过云层，越过繁星，穿过布满冰雪的极地。时至今日，我仍然能够从心灵中看到耀眼的光影分裂、转移，看到变化多端、鲜明动人的色彩闪动在数英里长的光圈表面。这个星球拥有转轮烟火般的光环，一些苍白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的卫星围绕着它。我还记得自己在幻想穿越这些卫星的时候，吟唱着《带我飞向卫星》这首歌曲，感到这一切简直太有趣了。当然，所有我所见到和感受到的，不过是我头脑中的幻觉，或是内心渴望的零散片段。

永恒的土星

这一切是否真实？当然不是。至少，“真实”这个词所蕴涵的所有含义它都不符合，但它是否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毋庸置疑。即便我早已摆脱了精神紊乱，也开始服用药物，但它仍然是我永恒记忆中的一部分，伴随着“普鲁斯特式”的忧郁。自从那次灵魂的神游之后，土星和它的结冰环又平添了凄婉的美丽色彩。现在，如果不是悲痛万分，我再也无法看到土星的影像了。心灵的遨游所带来的张力、辉煌和绝对的自信，让我很难相信自己真的愿意摆脱躁郁症的困扰。

即便身为一位临床教师和科学家，读了很多研究文献，知道不服用锂盐会产生的危险后果，但是，在初次诊断后的好几年时间里，我仍然不愿意按照医生的处方来服药。为什么我会如此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更多次的躁狂发作，长时间、具有毁灭性的抑郁症状接踵而来之后，我才愿意遵医嘱去服用锂盐？

毫无疑问，我的不情愿主要来自对自己患病这个事实的根本否认态度。对于早期的躁郁症发病患者来说，这是一种常见的反应，完全和直觉背道而驰。情绪本是生命中极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关系到个体对自己的评价。因此，即便是极端病态的情绪和行为，都可以被看作是暂时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是对生活的正常反应。而对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恐惧失去过去的自我和处境，要放弃心灵和情绪的展翅翱翔，实在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即便随即袭来的躁郁症几乎要了我的命。

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以为，我会为重返“正常”而感到高兴，会对锂盐心存感激，并因此拥有正常的睡眠和能量。但是，如果你曾经体验过群星闪耀在你的脚下；体验过星球的光环穿越你的双手；习惯了每晚只睡四五个小时，可现在却要每天睡上8个小时；习惯了几天乃至几周连续熬夜，现在却无法做到——那么，要适应这种中规中矩的时刻表，需要作出很大的调整。这种时刻表虽然让大多数人感到非常舒服，但是对我来说，它是崭新的、苛刻的，从表面上看缺乏效率的。而且，令人恼火的是，它无法让人感到兴奋和陶醉。每当我抱怨自己能量不足、活力下降、情绪低沉时，人们总会说：“哦，至少你现在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了。”

我知道，他们只是想要安慰我，没什么别的意思。但是，我的对比对象并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不仅如此，我喜欢将现在的自己与过去处于最佳状态的自己进行比较，后者也就是我在轻躁狂的状态时。现在这个正常的自己，和我最具活力、效率最高、情绪最激烈、最兴奋外向的时候实在是相距甚远。简而言之，我实在无法适应现在的角色。

我真的十分怀念土星。

与锂盐的战争

在我服用锂盐后不久，我与锂盐的战斗拉开了序幕。1974年秋天，医生首次为我开了锂盐的药方。到了1975年春天，我就违背了医嘱，自行停药。一旦我最初的躁狂症状和随之而来的严重抑郁渐渐消退，我便为自己罗列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抵制服药。其中一些理由纯粹是心理上的，其余的理由则与血液中的锂盐浓度过高所引发的副作用有关。可在当时，这种浓度却是控制病情所必需的。（在1974年，病人所服用的锂盐在血液中的浓度标准远高于现在。许多年来，我一直服用较低剂量的锂盐，而早期治疗阶段的不适应已经消失。）最初10年，服药的副作用真的很难应对。为了达到治疗效果，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少数病人服用锂盐的剂量甚至达到了中毒的水平。

毫无疑问，锂盐在我身上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就像教科书上描写的一样，锂盐格外适合我这样的躁郁症患者：严重的躁狂症状、明显的躁郁症家族史，而且躁狂在抑郁之前而不是之后发作。但是，这一药物也严重影响了我的精神生活。这种让我信赖的药物会在一个月内多次引发严重的恶心和呕吐，这是由于我体内的盐分、饮食、运动或是荷尔蒙的变化都会让锂盐水平过高。为此，我不得不长期睡在浴室的地板上，枕着枕头，用我在圣安德鲁斯穿的那件温暖的羊毛长衫裹住身体。

我简直记不起自己有多少次突然严重病倒，更令人尴尬的是我在一些公共场所的表现，从演讲大厅到饭店、旅馆，甚至在伦敦国家画廊。（在我转而服用缓释锂盐药剂之后，这种情况明显好转。）每当我陷入中毒状态，我会开始步履蹒跚并因混乱失调而走路撞墙，语言也含混不清。这些症状不仅让我几次被送到急诊室，接受静脉注射来缓解中毒迹象，更让我无地自容的是，这些症状让我看上去像服用了什么毒品或是喝得酩酊大醉。

一天晚上，在我结束了在马里布（Malibu）的骑术课程之后（期间我两次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警察要求我在路边停车。他们让我接受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非常详细的道路神经检验——我根本无法走出一条直线；没办法用手指指着鼻子；也无法用指尖轻敲拇指。当警察用手电照射我的眼睛时，天知道我的瞳孔当时是什么样子。直到我翻出了装满药物的瓶瓶罐罐，把我的精神科医生的姓名和电话告诉了警察，并表示愿意接受血液测试后，他们才肯相信我并没有嗑药或是酗酒。

在那次事件之后不久，也就是我刚刚学会滑雪的时候，我来到犹他州一座高山的山顶。当时我并不知道高海拔和剧烈的运动都会提升血液中的锂浓度。我变得毫无方向感，完全无法找到下山的路。幸运的是，我的一位同事知道我当时正在服用锂盐，而且他恰好是一位药物使用方面的专家。见我没有在约定的时间与他碰面，他便开始担心。他怀疑我陷入了中毒状态，并与滑雪场的巡警一起寻找我。最终，我安全下山，只不过是以我并不喜欢的平躺方式。

恶心、呕吐以及偶尔的中毒，虽然在很多时候令人沮丧和尴尬，但是远远赶不上锂盐对我的阅读、理解和记忆能力产生的严重影响。在一小部分情况下，锂盐会导致视觉调节方面的问题，进而导致视线模糊。它还会损害个体的注意力和注意广度，并影响记忆力。

阅读是我曾经的智力和情感生活的重心，它忽然变得遥不可及。我曾经习惯于每周读三四本书，现在完全不可能。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没有通读过一篇严肃的文学作品或是学术著作，由此引发的挫折和痛苦是无法衡量的。在无名怒火的驱使下，我曾重重地把书籍扔到墙壁上，也曾把医学杂志丢出办公室。相对于书籍，阅读杂志更为轻松省力，因为杂志文章更为短小。但这同样存在不少困难，有时候我不得不反复阅读同一个句子，或是做很多注解，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即便如此，我阅读的内容仍然会不时从我的头脑中消失，就像冰雪落在炽热的人行道上。为了解闷，我开始练习刺绣，并绣了无数的靠垫和屏风，以打发原先用于阅读的时间。

诗歌的慰藉

谢天谢地，阅读我一直深爱的诗歌还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现在对它更加迷恋。除此以外，我发现儿童读物要比成人书籍更简短、印刷字体也更大，相对来说更适合我阅读。我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童年时读过的经典故事：《彼得·潘》《欢乐满人间》《夏洛的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绿野仙踪》。多年以前，正是这些书籍为我开启了一个难忘的世界。现在，它们再次向我吹来和煦美丽的春风。在所有的儿童书籍当中，我最喜欢重读的就是《柳林风声》。我发现自己有时会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当中。记得有一次，看到一段描写鼹鼠和它的房子的文字时，我完全崩溃，一直哭泣，无法入睡。

最近，我重新翻开了《柳林风声》。自从恢复了阅读的能力之后，我还未从书架上把它拿下来过。我试着去找那段曾经让我感动得刻骨铭心的话。经过短暂的搜索之后，我找到了心中的那段文字。为了寻找世界的光明和开始一段冒险旅程，鼹鼠和他的好友大鼠已经远离地下的家很久了。在一个冬日的夜晚，正在奔波赶路的鼹鼠忽然嗅到了浓烈的家的味道，这让他的回忆像“潮水般奔涌而来”。他不顾一切地想要重返故居，并努力劝说大鼠和他一起回去。

“请停下来，大鼠！”可怜的鼹鼠苦苦哀求着，心都要碎了，“你不明白！那是我的家，我的老家！我刚刚嗅到了它的气息，它一定就在附近，离这里非常近。我必须找到它，必须！哦，回来吧，大鼠！求求你，请回来吧！”

大鼠虽然一开始并不情愿浪费时间这么做，但最终仍然陪伴鼹鼠去找它的老窝了。在听过圣诞颂歌，并且在炉火前享用过一杯淡味啤酒作为睡前饮料之后，鼹鼠回想起自己之前有多么怀念这曾经熟悉的温暖和安全感，所有这些“亲切的事物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就在我重新阅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清楚地记起自己在病中阅读的感受。当时我刚刚开始服用锂盐，是那么怀念我的家、我的思想、我生命中的书籍以及那些“亲切的事物”。我过去的生活中，大部分事物都各得其所、各司其职，没有任何可怕的事物会在其中进行破坏。而现在，我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我的心理问题强加于我的破碎世界中。我是如此怀念我所熟悉的过往岁月，那个时候，疯狂和药物还没有将它们可怕的触角深入我生活的各个方面。

帮助自己接纳锂盐，使其成为生活之一部分的若干准则：

1.在宾客来赴晚宴或是新情人留宿家中之前，清空你的药品柜。

2.记得第二天要把锂盐重新放回药品柜里。

3.不要为自己缺乏协调性，或是丧失了曾经出色的运动能力而感到羞耻、尴尬。

4.在你把咖啡溅得四处都是，签名写得就像8岁小孩的字迹，或是无法在10分钟内系上袖扣的时候，学会一笑置之。

5.当人们开玩笑说打算“吃点锂盐”的时候，记得保持微笑。

6.当你的精神科医生告诉你，锂盐能够帮助你解决生活中的混乱时，一定要明智而且深信不疑地点头称是。

7.在药物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耐心。重新阅读《圣经，约伯记》，保持耐心。认真思考“耐心”（being patient）和“病人”（being a patient）这两个词之间的微妙关联。

8.不要因为无法轻松阅读而恼怒。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要知道，即便你能够读懂，很可能也会忘记大部分内容。

9.要适应现状、接受自己丧失了一度拥有的激情和能量的事实。试着不要去想你曾经拥有过的激情夜晚。也许没有这些夜晚才是最好的选择。

10.要经常意识到，自己已经大有好转。当然，你周围的其他人也会不厌其烦地指出这一点，而他们说的很可能是真的。

11.要心存感激。千万不要动停止服用锂盐的念头。

12.当你真的停了药，并因此陷入躁狂和抑郁之中时，可以预期，自己会听到来自亲人、朋友和医生的两种典型说法：

“我真不明白，你之前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我告诉过你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13.重新把药放进你的药品柜。

难以割舍的躁狂

最终证明，我之所以持续抵制锂盐，心理方面的因素远比副作用重要。我只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真的需要服药。我曾对自己高涨的情绪痴迷成瘾，深深依赖它所带来的张力、欣快和自信，以及它引发他人高涨情绪的感染力。赌徒们愿意牺牲一切来换取赌赢时的狂喜；可卡因成瘾者甘冒失去家庭、事业乃至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短暂的高亢能量和情绪。而我和他们一样，发现轻躁狂的状态是如此让人沉醉，且能萌发创造力。我无法放弃它们。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意志强烈的父母、自身的固执任性以及保守的军人家庭教养方式，我发自内心地相信，我应该有能力克服遇到的任何困难，而不是依赖像药物这样的外力帮助。

我并不是唯一有这种念头的人。我的姐姐就坚定地反对我服用锂盐，并且对我的最终妥协深感厌恶。她过去一直强烈地抵制清教徒式的教养方式，现在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她明确地表示，我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撑过”躁狂和抑郁状态；选择药物来降低这种经历所带来的痛苦，只会让我的灵魂凋零。她越来越恶化的情绪，再加上她对药物所持有的危险而诱人的观念，让我很难与她维持良好的关系。

多年以前的一个夜晚，她斥责我“屈从于药物作用之下”，让“锂盐驱逐了自己的感觉”。她还说，我的人格已经凋零，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现在的我不过是以前的我的躯壳。这席话击中了我最为敏感的神经，而我猜她完全知道这一点。她彻底激怒了当时正与我约会的男友。他曾经看到我病入膏肓的样子，并认为保持这种疯狂毫无意义。他试图幽默地转移话题：“你妹妹可能只是过去的她的一个躯壳，但是这个躯壳已经让我无法消受了。”但是，我姐姐对他的话默然不理。这一切都让我的内心痛苦不堪，再一次对自己服用锂盐的决定产生了怀疑。

太过接近像姐姐这样的人，会产生我无法承受的后果。因为她代表了我未服药时心中根植的那份诱惑，代表了教养的声音，不断重复着“应该依靠自己来处理一切问题”，也代表了找回逝去的情绪和激情的强烈吸引力。我开始——也仅仅是开始——意识到，除了我的情绪之外，我的生命其实也处在危险之中。然而，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中，从来没有“不斗争就缴械投降”这样的说法。我一直被教育要努力撑下去，要依靠自己，不要把问题丢给他人。

但是，回顾一下这种盲目的愚蠢和自大所带来的危害，我不免奇怪，自己以前究竟在想些什么？我同样被教育要为自己而思考，那么，为什么我从没有质疑过这些苛刻的、与自我依赖毫无关联的信条？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种自我挑衅有多么荒谬？

任性的患者

几个月前，我向精神科医生要了一份自己的病历。阅读它们的时候，我非常惶恐不安。在1975年3月，也就是我服用锂盐之后的第6个月，我就自行停了药。这一做法让我在数个星期之内就陷入躁狂中，接下来是严重抑郁。同年，我重新服用锂盐。就在我阅读医生对当时情况的记录的时候，我惊恐地发现这个模式竟然不断重现：

1975年7月17日

由于严重的抑郁发作，病人选择重新服用锂盐。开始的剂量保持在每天两次，每次300毫克。

1975年7月25日

病人出现呕吐反应。

1975年8月5日

病人对锂盐的耐受性增强，并且因躁狂症状比自己想象中更为严重而深感沮丧。

1975年9月30日病人

再次停止服用锂盐。她要证明自己可以不依赖它来应对压力，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975年10月2日

病人坚持停用锂盐。躁狂症状已经出现，而病人对此一清二楚。

1975年10月7日

由于易怒、失眠、无法集中注意力并且程度越来越严重，病人开始重新服用锂盐。

我的固执任性一部分可以归咎于人类的天性。对于病人来说，无论得的是急性还是慢性疾病，很少有人会不折不扣完全按照医嘱服药。一旦疾病的症状有所改善或是消失，坚持服药就变得格外困难。对我个人而言，一旦我感到有所恢复，就丧失了继续服药的欲望和动机。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吃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我很难适应。此外，我也很怀念自己情绪高涨时的状态。而一旦我感到自己恢复了正常，就很容易否认这一疾病还会卷土重来。尽管大量研究文献已经明确表示，躁郁症不仅仅会再次复发，还会更猛烈、更频繁地再度复发。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相信，自己一定是例外。

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锂盐没有任何药效。恰恰相反，关于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证据十分令人信服。不仅如此，我还知道它对我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也不是因为道德的考量，我并不反对使用精神类药物。正好相反，我一直都无法容忍反对用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精神科医生与心理专家。我也十分反对临床医生们以某种尺度对医学疾病（例如帕金森综合征和乳腺癌）和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症、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进行划分。我发自内心地相信，躁郁症绝对属于一种医学疾病。我同样相信，除了少数罕见的情况之外，不采用药物治疗躁郁症的医生，应当算得上渎职。尽管拥有上述这些想法，我仍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会认为自己应该不依赖药物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应该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

锂盐的悖论

我的精神科医生非常严肃、认真地听取了我所有的抱怨——个人的疑惑、药物副作用、家庭教育塑造出的价值观，但是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我需要服用锂盐。感谢上帝，他拒绝接受我错综复杂的推理，我认为自己应该至少再试一次不用药物。他一直保持着基本客观的洞察力：问题不在于锂盐的药效是否存在问题，不在于我是否很怀念自己亢奋的情绪状态，也不在于服药是否与家庭背景赋予我的某些价值观相冲突。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是否打算选择间歇性地服用锂盐，哪怕这样必然使得躁郁症一次又一次复发？就像他所看到的一样——现在我痛苦而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不但介于疯狂和清醒，也介于生和死之间的选择。

我的躁狂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并且变得更具“混杂性”（也就是说，之前我的欣快阶段是“白色躁狂”期，现在逐渐蒙上越来越严重的抑郁阴影）；我的抑郁症状越来越重，有严重的自杀倾向。就像我的精神科医生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没有什么药物不存在副作用，而综合考虑，锂盐是所有药物中副作用最小的。很明显，相对于以往那些残酷而又无效的治疗手段——锁链、放血、裹湿布、精神病院、用冰锥刺进脑部，锂盐疗法已经有相当大的改善。尽管目前抗痉挛类药物具有非凡的疗效，并且副作用更少，但对于很多躁郁症患者来说，锂盐仍然是最为有效的药物。当时的我对此完全了解，只不过确信程度比现在要低一些。

事实上，在所有这些理由背后，我真正秘而不宣的恐惧在于锂盐可能不会产生作用：如果我服用了它，却仍然发病该怎么办？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没有服药，就不会看到自己恐惧的一幕发生。我的精神科医生很早就看出了隐藏在我灵魂深处的这种恐惧，并且在他的医疗观察笔记中巧妙地捕捉到这种担忧：

病人将药物视为治愈的希望，同时也是治疗无效时的自杀方式。她担心服药会让她丧失最后的解决途径。

躁郁症患者的话

几年之后，我身处一家旅馆的舞厅当中，周围挤满了超过1000名精神科医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正在疯狂饕餮。要知道，免费的食物和饮料不论有多么糟糕，都可以让这些医生暂时远离阴沉的工作角落，重见天日。新闻记者和作家常常会谈到，精神科医生们会在8月份大规模流动，而在5月——你可能会注意到，这同时也是自杀高峰期——大概有15000名形形色色的精神科医生奔赴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度大会。我和几位同事也将在大会上发言，主题是躁郁症的诊断、病理生理学基础以及治疗的最新进展。

毫无疑问，我对自己正在承受的这种疾病能够吸引大范围的听众深感高兴，那时正是社会最关注躁郁症的一年。但是我也知道，不可避免地，这个当红的角色早晚会被像强迫症、多重人格障碍、恐惧症，或是任何其他能够引发专业人士兴趣的精神疾病所取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种，也许是治疗方法上的突破；也许是能够产生最鲜艳的正电子断层扫描仪（PET）影像；也许是主角曾卷入某起特别昂贵难缠的官司；又或者是因为逐渐成为保险公司愿意理赔的对象。

我被安排演讲有关锂盐治疗的心理学和医学方面的内容，所以，就像以前一样，我摘引了“某个躁郁症患者”的话作为演讲的开始。我念的时候就好像在读别人写的东西，可实际上，那却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无穷无尽的提问终于结束了。我的精神科医生望着我，用确信无疑的声音说：“躁郁症。”我很欣赏他的直言不讳，并且衷心地祝愿他家的田地蝗灾泛滥、房屋倒塌。在寂静中，我内心升腾起令人难以置信的暴怒。我愉快地微笑着，他也回报以微笑。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这个临床情境的真实性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共鸣。因为几乎所有精神科医生都处理过躁郁症病人以微妙或是不怎么微妙的方式抵制治疗的问题。最后一句话“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引起了哄堂大笑。叙述过程中的这个幽默放在现实世界里却并不那么轻松。不幸的是，每年都有上万名病人拒绝服用锂盐。结果几乎都是造成疾病不可避免地复发，甚至酿成悲剧。在我和锂盐抗争的几年之后，我终于从我的一位病人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它成为一个特殊的警示物，痛苦地提醒着我反抗所带来的高昂代价。

急诊室的故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属医院的急诊室中，总是活跃着各种各样的住院医师、实习医生和医学院学生，同样活跃的是疾病和死亡。人们快速地走来走去，带着优异才智、良好训练和苛刻环境所培养出来的活泼自信。尽管我是出于很不幸的原因才被叫到急诊室的——我的一位病人因为急性精神疾病而入院，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感染上这种兴奋的步调和混乱的节奏。忽然，从某间检查室里传来一声令人血液凝固的尖叫——叫声充满了恐惧和掩藏不住的疯狂。我迅速跑过走廊，途中遇到过一位护士、一位正在填写病历表格的住院医师，以及一位手拿咖啡、正在研究医生参考手册的外科住院医师，他的绿色消毒衣的短袖上夹着止血器，脖子上则挂着听诊器。

我推开发出尖叫声的房间的门，心猛然往下一沉。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值班的精神科住院医师。我们彼此相识，他向我报以同情的微笑。然后我看到了我的病人，他四仰八叉地被绑在病床上，手腕和脚腕都被皮带捆住，还有一条额外的皮带绑住他的胸部。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胃中一阵翻腾。尽管他被重重束缚，我仍然感到十分害怕。

要知道，就在一年以前，他曾在接受心理治疗时，在我的办公室把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当时，我不得不叫来警察，将他强制押解进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研究中心的封闭病房。但是，就在72个小时之后，有赖于美国司法系统令人感动的盲目智慧，他被重新放回社区，我再度肩负对他的照料职责。这时，我注意到有3名警察站在病床边，其中两位把手放在佩枪上。显然，他们一定认为，这个人“不论对自己还是他人都是个麻烦”，即便法官并不这么看。

病人再次尖叫，那是一种非常原始而且令人恐惧的声音。造成这种效果，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非常害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既高又壮，而且完全陷入了疯狂。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可以感受到他整个身体都在不由自主地颤抖。我从未在任何人的眼中看到过如此的恐惧，也从未看到过如此严重的内在混乱和精神痛苦。谵妄性躁狂会有多种表现，每一种都可怕得难以描述。住院医师已经为他注射了大剂量的抗精神病类药物，但是还没有发挥药效。他现在充满了幻觉、偏执，几乎语无伦次，并且同时产生幻听和幻视。他的状态让我想起了电影中那些被困火海的马儿，它们的眼神充满了恐惧，而身体却因为惊吓而无法动弹。

我用力压了压放在他肩膀上的手，轻轻地摇动他，说：“我是杰米森医生。你被注射了安定剂，我们要送你到病房。你会没事的。”他看了我一眼，再次尖叫了起来。“你会好起来的。我知道你现在并不相信，不过你会康复的。”我仔细阅读了放在旁边桌子上的病案，厚厚的3份，都是这个病人的。考虑到他曾无数次入院，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话究竟有几分可信。

他会康复的，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这种康复会维持多久，却是另一个问题。锂盐对他有着良好的药效，但是一旦他的幻觉和绝望无助的恐惧消失，他就会立即停药。不论是住院医师还是我本人，都无需去看他在进入急诊室时血液中的锂盐浓度，因为那一定是零。而这一定会导致躁狂发作，继而是带有严重自杀倾向的抑郁。他的生活会充满难以言喻的痛苦和破坏性，而他的家庭成员也无法幸免。严重的抑郁恰恰是他躁狂发作危险性的一个镜中暗影。

简而言之，他的病虽然严重，但并不罕见，锂盐效果很好，但他却不肯服用。当我在急诊室里，站在他旁边，忽然觉得，从许多方面来考量，自己和其他人为了治好他的病所付出的大量时间、努力和情感，好像希望都很渺茫，或者说根本是白费力气。

渐渐地，抗精神病类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他不再尖叫，也不再疯狂地试图挣脱皮带的束缚。他的恐惧减轻了，也不那么吓人了。过了一会儿，他竟然用一种缓慢而又模糊的声音对我说：“不要离开我，杰米森医生，请，请不要离开我。”我向他保证，会一直陪伴他进入病房。

我知道，在他住院、法庭出庭、家庭会议以及阴暗抑郁的过程中，我已经成为贯穿他生活的一个部分。作为他多年的精神科医生，我多次听他讲述梦想和恐惧，充满希望但最终毁灭的人际关系，宏伟但崩塌了的未来计划。我曾领教过他非凡的韧性、勇气和智慧，我相当喜欢并尊重他。但是，由于他不断拒绝服药，我越来越感到挫败。基于我个人的经历，我当然可以理解他对于服用锂盐的种种顾虑。但是，我也只能理解到某个程度，一旦越过这个程度，我便很难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再重复可预期的、痛苦也不必要的躁郁症反复发作。

带着枷锁前行

无论多少心理治疗、教育、劝说或是强制都不起作用。医疗和护理人员提出的治疗方案也不起作用。家庭治疗没有用；不论是住院、人际关系破裂、财务危机、失业、坐牢的经历，还是平白无故浪费自己富有创造性、受过优秀教育的良好思维，都无法产生影响。我和其他任何人想到的方法都无济于事。

几年内，我请了数位同事为他进行咨询，但他们和我一样，根本找不到影响他的方法，他抵制药物的盔甲是如此坚固而又密不透风。我曾花了好几个小时与我的精神科医生谈论这个病人，这么做一部分是为了寻求对他的临床建议；另一部分也是想证明，自己停用再服用锂盐，并不是一个无意识或不愿承认的过程。他的躁狂和抑郁症状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也不会产生什么美好的结局。无论是药物还是心理学，都无法让他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持续吃药来维持正常。锂盐对他确实有效，但他就是不肯吃。我们之间虽然建立了关系，但仍然不够深厚。他病情严重，甚至可能因此丧生。这种疾病每年要夺走上万人的生命。我们能够为他做的事情很少，这真让我感到心碎。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属于自己的枷锁艰难前行。

05 死亡的召唤

由于我不肯坚持服用锂盐，终于尝到了自己酿成的苦果。我的精神病性躁狂复发，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漫长、撕心裂肺、阴暗且带有自杀倾向的严重抑郁。这种状况整整持续了一年半。

那段时间，从早上睁开眼睛一直到夜晚进入梦乡，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痛苦难耐，根本找不到任何快乐和激情。一切一切——所有的思想、言语或是动作，都是那么费力。所有曾经耀眼夺目的东西都变得平淡无奇。

我开始觉得自己鲁钝、无聊、能力不足、思维不清、昏聩不明、反应迟钝、无精打采、冷酷无情、了无生机。我彻底怀疑自己是否拥有做好任何一件事情的能力。我的思维如此缓慢，衰竭到根本无法发挥任何作用。这团不幸、错综复杂而又混乱的灰色情绪唯一的作用，就是不断提醒我，自己的性格有多少缺陷和不足，并让我绝望无助地在痛苦中承受这一切。

拒绝入院

这段时间里，我每周都会去见我的精神科医生两三次，并再次开始服用标准剂量的锂盐。除了追踪记录我的服药状况之外，我的精神科医生还记录下我因抑郁发作而生的，残酷无情而又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存在的绝望、无助和羞耻感：

病人不断产生自杀念头，想要从医院楼顶跳下；病人持续处于自杀的高度危险当中，完全不接受住院的建议，而在我看来，她的情况也不符合《加州强制入院法则》；对未来充满绝望，担心复发，也害怕处理自己的感受；病人自我感觉十分尴尬困窘，并表明不论自己的抑郁症状如何发展，她都不会“逆来顺受”；病人在陷入抑郁时不愿意与人打交道，因为她觉得自己对他人而言是不堪忍受的负担；她害怕离开我的办公室。已经多日不曾入睡。绝望。

那时，我的抑郁发作曾经有过短暂的缓解，但最终恐怖而又无法避免地卷土重来：

病人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支离破碎。无助地发现自己的抑郁感再次降临。

我的精神科医生不断尝试劝我住进精神病医院，但被我断然拒绝。一想到自己要被锁起来，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要参加治疗性的小组活动，并且不得不忍受屈辱和隐私权受到侵犯，我就不寒而栗。那段时间我正在封闭的精神病区工作，我可不希望自己是没有开门钥匙的人。但是，最令我担心的是，如果公众知道我曾经住院，那么即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我的临床工作和行医资格也将被暂时中止。如果遇到最坏的情况，它们将被永久取消。

我始终拒绝入院，加州关于强制入院的法则更多地考虑律师而非病人的权益，即便我真的被强制送入医院，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离开。而且，就算我真的住进了医院，也不能保证我不在病房内自杀，要知道，病房内的自杀案例并不罕见。（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我和我的精神科医生以及家人达成了一个明确的协议：如果我再度陷入严重抑郁，他们有权利在必要的情况下违背我的意愿，让我同时接受电痉挛疗法和入院就诊，而前者正是治疗某些严重抑郁症类型的最佳方案。）

“成功”的自杀计划

那个时候，尽管我已经接受最好的医疗看护，但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只想一死了之，结束一切。我决心实施自杀，冷血地决定不向别人透露一丝我内心的计划和想法；这一点我做得相当成功。就在我尝试自杀的前一天，我的精神科医生在病历上写下的唯一一句话就是：严重抑郁，非常安静。

在暴怒中，我奋力扯下了墙壁上的浴灯，并感到暴力贯穿了我的全身，却无法脱离我的身体。“上帝啊！”他叫着冲了进来，然后静静地停住了。天哪，我一定是疯了。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担心、害怕、恼怒、无奈以及“上帝啊，为什么会是我”的复杂情绪。

“你受伤了吗？”他问道。我转过头，快速地转动眼睛，扫视着镜中的自己。我看到鲜血从胳膊上流了下来，染红了我那美丽又性感的睡衣。就在一小时前，这件睡衣还在一段激情中发挥着截然不同的美妙作用。“我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我向自己低吟着，却无法将它说出口，那些词汇无法倾吐出来，而我的想法又变化得太快，根本抓不住。我不停地用头撞墙。上帝啊，请让它停止吧，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知道自己再次陷入了疯狂。我想，他是真的关心我。但10分钟后，他也开始尖叫，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被疯狂感染的狂野神情。我们两人之间的亢奋情绪似乎在相互影响和叠加。“我不能就这样丢下你。”可是我却说出了一些着实恶毒的言语，竟然还夸张地想要扑上去扼住他的喉咙。他终于无法忍受，离我而去。他看不到我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我无法传递出这一点，而他也根本无法了解。

再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了，我无法思考，也无法冷却这种可怕的混乱。我一个小时前所产生的伟大想法现在却变得无比荒谬可笑，我的生命已经完全崩溃。更糟的是，它还具有强烈的破坏性。我的身体再也不适合居住了，它是如此容易暴怒和哭泣，充满了毁灭性和狂野的力量。面对着镜子中的主人公，我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怪物，我并不认识它，但是却必须与之分享自己的思想，并与它一起生活。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杰基尔会在海德完全掌控自己之前杀死自己。那一天，我服用了大量锂盐，心中却没有一丝悔恨和遗憾。

在精神病学圈子中，如果你自杀死去，就会被冠以“成功”自杀这一头衔。不过这种成功实在是不要也罢。而在我18个月难以言表的痛苦岁月中，我开始承认，带有自杀倾向的抑郁其实是上帝使躁郁症患者待在所属之地的一种巧妙方法。这么想确实管用。严重抑郁所带来的痛苦日复一日加剧，就像动脉中的血液一样贯穿全身。这是一种残酷无情、无法缓解的苦痛，我找不到一扇希望的窗口，找不到任何逃脱这种残酷生活方式的途径。阴冷的想法和感受暗潮涌动，主宰着那些恐怖的、无眠无休的夜晚，让我在绝望中无处可逃。

在清教徒的理念中，有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所谓的“成功”与“不成功”，完全取决于自杀这一可怕的终极行为能否实施。那些没能“成功”杀死自己的人不仅软弱，而且无能，因为他们甚至无法让自己死掉。然而，自杀从来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很少能够展现出个体在较好状态下的缜密智力。因此，它通常是带有冲动性的，并不一定按照人们最初的计划行事。

其实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那个时候，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无法容忍自己正在慢慢变成一个筋疲力尽、惹人厌烦的人。我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困扰朋友和家人的沉重包袱。我在头脑中建立了一种偏执的联系，认为就像我幼年时亲眼见到的牺牲自己来挽救他人性命的飞行员一样，我能为自己关心的人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杀，就像任何一个人为了使某只动物免受持续的痛苦，都会将它杀死一样。

实施自杀

在某个时期，我曾买了一把手枪，但是在一次理性思维的作用下，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精神科医生，并心不甘情不愿地丢掉了它。在这之后的好几个月里，我常常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属医院8楼的楼梯间，不断抵抗自己向前迈出一步、纵身飞出楼层边缘的念头。虽然自杀性抑郁并不会让人变得体贴、善解人意，但是一想到家人不得不去辨认我摔得支离破碎的尸体，这种念头就变得毫无可行性。所以，我决心找到一种看似完整循环、充满诗意的自杀方式。锂盐，尽管它最终挽救了我的生命，但是在那段特殊的时期，却是我无尽悲哀和痛苦的根源。就这样，大剂量服用锂盐成了我最终的选择。

为了避免服用的锂盐被呕吐出来，我特地跑到急诊室，搞到了一张开有止吐药的处方。然后，我静待由朋友、家人和精神科医生共同组成的“防范自杀”阵线出现纰漏。万事俱备之后，我就把电话移出自己的卧室，以防我会不经意地拿起它——我绝不能接听电话，因为我深知，这一举动很可能会引起监护者的警觉。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处于暴躁易怒状态的我，一把又一把地吞食药片。在这之后，我便蜷缩在自己的床上，静候死神的降临。

但是，我从未料想到这样一个事实：服药后我的大脑会与警醒时截然不同。所以，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会出于本能地去接听。就这样，我挣扎着，几乎半昏迷地走到客厅的电话旁。我含混不清的声音立即引起了哥哥的警惕。当时他正从巴黎打来电话，想要了解我的情况。在听到我的声音之后，他马上联系了我的精神科医生。

如果不是为了自杀，没有人会选择服用锂盐这种痛苦的方式。要知道，锂盐常常被用来训练土狼，使它们不再攻击羊群。通常，只要吃过一次浸过锂盐的羔羊尸体，土狼们就会恶心到这辈子都不再攻击羊。尽管我服用了药物，防止自己把锂盐吐出来，我仍然比土狼更难受。此外，它还让我很多天都处于恍惚的昏迷状态，不过考虑到当时的情境，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友谊的珍贵

我尝试自杀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得到了一位朋友的细心看护。正是他，让我对友谊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温暖、机智、精灵古怪的人，他的大脑就像堆满了杂物的阁楼。他总会被包括我在内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物吸引，并且写过很多吸引人的有趣文章，像《肉豆蔻精神病》和《福尔摩斯的个人习惯》等。他是如此忠诚，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并且总能忍受我的坏脾气。不论在时间还是金钱上，他都表现得十分慷慨，坚定不移地相信我终将走出抑郁的阴霾，变得活力四射。

有时，尽管我告诉他自己想要一个人待一会儿，他仍然会在稍后的凌晨一两点钟打来电话，了解我的情况。他不但能够通过声音判断我当时的状态，而且不论我怎么要求独处，都会坚持跑过来。通常他会使用这样的借口：“我睡不着，你不会拒绝过来陪伴一位朋友吧？”由于深知他其实只是想检查我的状况，我会说：“当然，相信我，我当然可以拒绝。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我现在情绪很糟。”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又会打来电话：“求求你，求求你，真的求你了。我确实需要人陪伴。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点冰激凌。”就这样，我们总会在一些稀奇古怪的时间碰面，我的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感激。因为他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我觉得，自己对他而言并不是沉重的负担。这份友谊真是弥足珍贵。

幸运的是，他同时在周末担任急诊室医生。我尝试自杀之后，他和我的精神科医生一起为我制订了医疗看护和监督计划。我的朋友持续地监护我，检查我血液中的锂盐和电解质浓度，并不断陪我散步，帮助我脱离药物的影响，就像让一条受伤的鲨鱼在水箱中来回游动，让水流过它的鱼鳍。他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我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大笑的人。和我丈夫一样，当我极端易怒、烦躁或是困扰的时候，他总能使我变得温和平静（当时我已经与丈夫分居，不过仍然常常联系）。我的这位朋友陪伴我走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日子，除了我的精神科医生和家人，他算得上是我最大的救命恩人。

我欠我精神科医生的恩情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记得在那段灰暗的岁月里，我不下一百次地坐在他的办公室，每一次都在想，他究竟会说些什么，好让我感觉好一些并继续活下去。可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说，这实在是很可笑。但也正是由于他没说出那些愚蠢的、盲目乐观和施以恩惠的话，正是由于他所传递出的那种无法通过言语表达的共情和温暖，正是由于他所投入的智慧和时间，以及他坚定地相信我值得活下去，才让我延续了生命。

他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人，而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总是乐于承认自己在知识和治疗方面存在的局限，以及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虽然很难用言语来表达，但是最能体现他对我的重要意义的一点，就是他使我明白：从自杀重返生活的道路是十分寒冷严酷的，而且还会越来越寒冷；但是，凭着钢铁般的意志、上帝的恩赐以及终将出现的转机，我必将走完这条道路。

亲情的温暖

我的妈妈同样神奇非凡。在我深陷抑郁的那段漫长日子里，她为我烹制了一顿又一顿美味佳肴，帮助我洗衣服、负担医疗账单。她还得忍受我的暴躁易怒和令人厌烦的抑郁情绪，并开车载我去看医生，带我去药房，还陪我购物。她就像一只温柔的母猫，睁大她那充满母性光辉的眼睛，轻轻咬住迷途小猫的脖子，以免它走得太远。不论是在情感还是实质上，她都能带给我大量的安全和庇护。她那令人钦佩的伟大力量慢慢渗透进我枯竭的内心，配合药物对我大脑的作用，以及心理治疗对我的心灵所起到的安定作用，使我走过了那段不可思议的艰苦岁月。如果没有她，我根本不可能活到今天。

很多次，我不得不挣扎着上完一堂课，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词不达意。我的思想已变得嘈杂混乱，而我只能透过它们才能完成教学任务。唯一能够让我继续撑下去的动力，就是母亲多年以前灌输给我的信念：意愿、勇气和责任，是使我们的存在达到最高人性状态的最终途径。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每当我遇到可怕韵风暴，母亲都用她的爱和坚定的价值观，为我提供持续而有力的支持，如阵阵和风。

生命的复杂性远远超乎我们的理解。父亲在性格方面给予我的，就好像一匹极端狂野、阴郁、难以驯服的野马。它没有名字，也没受过任何约束。我的母亲则教会我如何去安抚它，给予我爱和纪律来驯服它。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仅凭直觉就了解自己的爱马布塞弗勒斯一样，她了解我并教会我：驾驭野兽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面向阳光。

难以启齿的事情

不论是躁狂还是抑郁，都具有暴力性的一面，而暴力绝不是一件易于启齿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个女人来说。狂野地失去控制——身体攻击、用最高的嗓门尖叫、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跑，或是冲动地想要从车上跳下来——不仅使别人心惊胆战，对自己而言更是可怕之极。在盲目的躁狂状态中，我曾多次做过上述几乎所有的疯狂事情，其中有些甚至重复发生。我始终深切而又痛苦地意识到，要控制或是理解这些行为是多么困难，而要向别人解释这些行为就更是难如登天。

在我精神病发作时，也就是我黑暗易怒的躁狂期，我总会摧毁自己珍爱的东西，并将自己深爱的人推向崩溃的边缘。那个时候，我曾被可怕的外力强行约束，被人拳打脚踢推倒在地板上，双手被反锁在身后，并被迫吞下药物。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从这些行为中恢复过来的，也不知道自己与朋友、情人的关系如何在经受了这种黑暗、强烈而具有摧毁性的能量打击之后仍能维系的。就像尝试自杀一样，这种暴力使周围每一个关心我的人都身心俱疲。如同知道自己曾试图自杀一样，知道自己曾经狂暴失控同样迫使人必须努力调整自己，才能面对这个完全偏离本来面目的“我”。

试图自杀之后，我不得不调整心中的自我形象，原先那个充满了热情、希望、能量，对生命满怀爱和梦想的年轻女孩，已经变成一个单调乏味、悲痛易怒的女人，她一心求死，并服下了剂量足以致命的锂盐。在每一次暴力的精神病发作期之后，我仍然要试着调整自己心中的自我形象，以前那个懂事、说话柔和、高度自制、对他人的情绪和感受十分敏感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暴躁易怒、丑陋疯狂、口出恶言，并且完全丧失控制和理性的人。

真正的自我、教育所灌输的正确待人处世之道，以及在那段可怕的黑暗躁狂期和混合状态下我的真实表现，这三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令我无比困扰。我想，对于我这样一个生长于极为保守和传统世界的女人来说，这一点显得格外突出。这些差异似乎与母亲的温和优雅相距甚远，那段充满了军官舞会、塔夫绸和丝缎礼服、优雅及肘手套、缀在手腕处的珍珠纽扣的宁静岁月更是无比遥远。要知道，在那段岁月里，你唯一需要操心的就是在参加军官俱乐部的周日晚宴前，检查长袜上的缝线是否笔直。

躁郁症更爱女人

在我生命中最重要也是人格成型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生长于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当中，被教会如何体谅他人、谨慎周到并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全家人每个周日都会去教堂，而我回答所有成人的问话，在结束时都会加上“女士”或“先生”。即便父母对我的独立精神大加鼓励，也只限于学业和智力方面，而非离经叛道的社会行为。

然后，忽然之间，我变得毫无理性而且充满破坏性，无法预期又难以控制。礼仪和规范根本无法约束这种情况。上帝显然已经无处可寻。海军军官舞会、志愿护士小组也根本无法与这种疯狂分庭抗礼，它们原本也不是为此目的而存在的。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暴力是如此可怕，远远超出了一个文明和可预期的世界的容纳范畴。

自从有记忆以来，我就倾向于丰富且强烈的感受，热爱并体验着美国诗人戴尔莫·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所说的“喉咙中溢满狂喜”的状态。然而，狂喜的另一面却是暴躁易怒。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些激烈的情绪并不算太坏：除了为我的个人生活增添了不少浪漫色彩之外，还为我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很多积极的帮助。可以想象，它们曾触发并推动了我大部分的写作、研究和倡导工作，驱动我尝试和创造。它们也让我产生对生活状况的不满，并无休无止地希望得到更多。但是，当这些不满、激情或是无休无止的渴求转变为过度的愤怒，我就开始持续地体验到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这种愤怒与我从幼年时就一直仰慕的温和而家教良好的女性形象格格不入。

从某种程度来说，抑郁症状更多与社会对于女性的定义相关：消极、敏感、无助、无望、受创、迷茫、乏味以及缺少野心。而躁狂状态则更多源自于男性的特征：躁动不安、激动、攻击性强、善变、能量充沛、富于冒险精神、浮夸空想，以及对现实状态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所表现出的愤怒或是暴躁更容易被人们容忍和理解：人们会默许领导者或是航海家们拥有更广阔的性情变化空间。

自然而然地，女性和抑郁更多被放在一起，而女性与躁狂之间的关联则鲜有人关注。这一现状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而两者的躁郁症发病率则几乎相同。在通常状态下，躁狂会影响绝大多数女性。她们常常会被误诊，即便有幸接受精神治疗，治疗的质量也不高。而且她们极有可能出现自杀、酗酒、药物滥用和暴力行为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就像患有躁郁症的男性一样，她们也常常为周围的人和社会贡献大量的精力、热情和想象力。

躁郁症是一种既能够终结生命，也能够承载生命的疾病。就像火既具有创造力也具有破坏力的本质一样。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曾经这样写道：“一股力量穿过绿色的导火线，燃放了花朵，也燃放了我的青涩岁月。它摧毁了大树的根茎，是属于我的毁灭者。”躁狂期正是这样，它是一种奇特的驱动力、一个毁灭者、一团燃烧在血液中的火焰。幸运的是，在医学学术界中，血液中燃烧一团烈火并非毫无好处，特别是在我争取终身教职的过程中。

1. 杰基尔和海德（Jekyll and Hyde）是19世纪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所著小说《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Hyde）中的主人公，杰基尔医生是一位善良的绅土，因为服用了自己发明的药物而变身成另一个凶残的人——海德，他在这两个身份之间来回穿梭变化。——译者注

06 纯男性俱乐部

“终身教职”是一流大学中最接近血腥运动的一种竞赛：竞争激烈，需要全身心投入，刺激、迅猛、毫不留情，而且充满了男性阳刚之气。在大学的医学院任教，除了日常的科研和教学任务之外，还必须从事各种临床工作。因此要争取到终身教职，可谓难上加难。综合所有因素来看，在这样一条众所周知的格外艰辛的道路上奋斗，同时拥有女性、非医生以及躁郁症患者这三重身份，可不是什么巨大的优势。

获得终身教职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学术和经济上的保证。在刚刚担任讲师职务的几个月内，我便开始陷入躁狂发作的阴影中。从1974年到1981年这段争取终身教职的过程中，我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远远超出在医学学术界激烈竞争的难度。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段岁月也是我与疯狂作斗争，避免自己走上绝路，并勇于面对自身疾病的过程。随着时光流转，我的决心也日益坚定，希望能够从所遭受的痛苦中获得积极的力量，也试着让自己的疾病有所好转。获得终身教职之时，也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和转机的时刻，标志着我终于获得自己一直渴求的稳定状态和不停寻求的最终认可，代表着我已经在常人世界中投身于竞争，并最终存活下来。

广泛的兴趣

我担任教学和临床工作后不久，就被指派到成人住院病房工作。很快我就变得焦躁不安，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板起面孔向病人解释心理测验的结果。平日尝试解释罗夏墨迹测试就已经像进行猜谜探险游戏，现在更是让我觉得还不如去解释塔罗牌或是星象图。这可不是我当初念博士的初衷。我开始理解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的名言：“接受了20年的学校教育后，他们才开始安排你白天值班。”所不同的是，虽然我已经念了20年的书，却还是不得不上许多夜班。

在担任教职的最初几年，我的学术兴趣十分广泛，几乎到了荒谬的程度。除了别的事务之外，我还酝酿展开一项针对蹄兔、大象和暴力之间关系的研究（花园酒会的余波）；撰写研究生期间研究迷幻药、大麻和鸦片制药的报告；考虑和哥哥合作，共同研究海狸筑坝行为的经济学意义；在麻醉学系开展疼痛和乳房幻影综合征（phantom breastsyndrome）的相关研究；和他人合写大学用的变态心理学教科书；与他人一起研究大麻能否减轻癌症患者接受化疗时的恶心及呕吐症状；此外，还要试着找出一种合理的方式在洛杉矶动物园进行动物行为研究。这些工作实在太多也太过零散，我的个人兴趣最终迫使我将注意力焦点集中于自己当时的行为及其诱因上。我逐渐缩小自己的工作范畴，专注于对情感障碍的研究和治疗。

我渐渐对躁郁症格外感兴趣。我一门心思想要改变人们对躁郁症的看法及治疗态度。我和两位在研究和治疗情感障碍上都具有十足经验的同事一起，决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一个院外门诊部，专门诊断和治疗躁郁症和抑郁症。我们从医院申请到的资金足够请个护士，再添置一些档案柜。医疗主任和我花了几周时间来设计诊断和科研表格。然后我们针对第3年的精神科住院医师及博士前心理科实习医生，一起制订了一项教学计划（完全符合临床轮流实习或受训经历的标准）。我身为非医师，却担任医疗门诊的主任，这曾引发一股反对的浪潮，但大部分医院同事，特别是门诊的医疗主任、精神病学系主任和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院的院长，都鼎力支持我。

风生水起的事业

在几年时间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情感障碍诊所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我们评估并治疗了几千名情感障碍患者，开展了大量兼有医学和心理学色彩的研究，并教会精神科住院医师和临床心理学实习医生如何诊断和治疗情感障碍患者。我们的诊所成了最受欢迎的培训基地。由于所治疗疾病的特质和严重程度，这个诊所一直是一个人们来去匆匆、忙碌不堪、紧急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地方，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温暖并充满欢笑的场所。医疗主任和我虽然鼓励员工努力工作和长时间投入，但也非常支持下班后的欢笑聚会。要知道，在治疗具有自杀倾向和潜在暴力倾向、精神错乱的病人时，我们自身也必须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尽可能为实习医生和住院医师们提供指导，并给予他们大力支持。

灾难性事件虽然极其罕见，但也确实发生过。一次，一位聪明能干的年轻律师无视所有劝他入院治疗的尝试和努力，并随后向头部开枪自杀身亡。事发后，教员、住院医师和实习医生便不断召开小组或是大组讨论，一方面希望了解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在抚慰遭受重创的死者家属的同时，对负责临床工作的员工给予支持和帮助。在律师自杀的案例中，住院医师虽然已经竭尽所能，但仍然因为病人的死亡深受打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认真能干的医生，他们因失败感受到的痛苦也就越深。

我们非常强调药物和心理治疗并重，而不只强调药物单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对病人及其家属的教育，提高他们对疾病和治疗方法的了解。由于我自己就身为病人，因此特别能够意识到心理治疗对病人了解其疾病原因有多重要：它使病人能够活下去，获得痊愈的机会，也使病人学会消除对药物的怨恨，并直面不用药的恶果。

除了教授有关区别诊断、精神药理学以及情感障碍的临床实务等基本内容外，我们的研究还围绕以下几个重点来进行：为什么病人拒绝服用锂盐和其他药物；哪些临床状态最可能引发自杀，如何减轻其影响；心理治疗对于抑郁症状和躁狂症状的长期影响；在轻躁狂状态下，疾病都具有哪些积极因素——例如增强了精力和感知能力、提高了思维的灵活性和原创性、情绪体验更加强烈、性需求增加、视野开阔、灵光乍现频繁。我尝试鼓励临床医生们去了解，这种疾病既有其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而正是这些好处使很多人沉醉其中，甚至成瘾而难以自拔。

为了让住院医师和实习医生了解抑郁期或躁狂期患者的发病体验，我们鼓励他们去阅读来自于病人和患有情感障碍的作家的第一手文字材料。同时，我还向所有住院医师和门诊的同事们做了一场圣诞演讲，重点讨论了患有严重抑郁或躁郁症的作曲家所创作的音乐。谁能想到，这场非正式的演讲竟然衍生出一场音乐会，由我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音乐系的一位教授在1985年共同举办，当时的合作对象是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为了提升公众对于心理疾病，特别是躁郁症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向爱乐乐团的执行总监提出建议，希望演奏曲目以曾经患有躁郁症的作曲家的音乐为主，这其中包括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艾克托尔，柏辽兹（Hector Berlioz）和雨果·沃尔夫（Hugo Wolf）等作曲家的作品。爱乐乐团合作十分积极，在费用上也处处给予优待。

不幸的是，就在我们签订合同后的几天，加州大学忽然宣布开始一项重大的金融改革，所有教职员工均不得以个人身份接受私人募捐。我因此背负上了25000美元的私人债务。就像我的朋友所指出的那样，要想靠音乐会的门票来支付这么一大笔钱，实在难如登天。不过，尽管如此，演出当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庞大的罗伊斯大厅座无虚席，音乐会获得了圆满成功。它也拉开了我们在全美各地举办一系列音乐会的序幕。它还催生了第一部由我们制作的公共电视特别节目，这之后的一系列内容都是围绕躁郁症和艺术主题的。

在建立以及运作这个诊所的过程中，我都有幸得到我所在院系系主任的大力支持。尽管我并非医生，而且他也知道我患有躁郁症，但他还是力挺我成为医疗门诊主任。他不但没有因为我的疾病而限制我的临床和教学工作，反而在确定我正在接受良好的精神治疗，并且门诊部的医疗主任也已了解我的基本病情之后，鼓励我结合自身的状况研究出更好的治疗方法，并协助我一起改变公众对这一疾病的态度。

虽然系主任从没明说，但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是在我第一次严重躁狂发作之后，就知道我已患上此种疾病。我的病房主任当然也知道我的情况，信息大概就是这样迅速向上传播的。无论怎样，我的系主任始终将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医疗问题来对待。他第一次向我提到这件事是在某次会议上，他将手臂轻轻放在我的肩上，对我说：“我知道你有些情绪问题，对此我感到很遗憾。但不管怎样，你可一定要吃锂盐。”在这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起我的近况，确定我仍在服药。他非常坦诚直接，对我大力支持，从没表示过要我停止或是减少临床工作。

既是患者又是医生

然而，要公开和别人讨论自己的疾病仍然让我感到十分忧虑。在第一次精神病性躁狂发作后很久，我才收到了“加州医学考核委员会”（California Board of Medical Examiners）核准颁发的行医资格。从开始服用锂盐到通过委员会的笔试和口试，期间我亲眼目睹了很多医学院学生、临床心理学实习生和住院医师因为精神疾病而无法完成学业。这种情况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事实上，大部分研究生院和医学院都会鼓励患病学生去接受治疗，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重返自己的临床工作岗位。但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教师的最初几年里，一直十分害怕有人发现我的疾病，害怕自己会被检举到医学院或是核准执照的委员会，也害怕自己会被迫放弃临床和教学工作。

这份工作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压力，但我却如此深爱它。医学学术工作为我提供了丰富有趣而又多变的生活方式、众多的旅行机会，以及一大批忙碌而又精神抖擞的同事。尽管压力很大，但是他们如饥似渴地投身于临床实践、论文发表和教学工作当中。这些压力会随着微小的情绪变化被放大数倍，即便我服用了锂盐，也未见丝毫好转。

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平息了激动的情绪。对我来说，身体正常时，就是写作、思考、接待病人和教学的最佳时机。当我陷入精神疾病时，日子则变得不堪忍受：我会连续几天或是几周在门上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呆呆地望向窗外，睡觉，考虑自杀，或是看着我的天竺鼠在笼中不停打转（这也是我在躁狂发作时，疯狂采购的产物）。在这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还能撰写文章，也无法理解自己尝试阅读的期刊文章。至于指导和教学工作，对我来说更变成一种折磨。

上述情况就像是大海的潮汐，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当我陷入抑郁时，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进入我的头脑，我也无法创作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我处于躁狂或轻躁狂时，则会在一天内写出一篇文章，思想更是如泉水般涌动。我还会设计出新的研究项目、迅速完成病例和信件，并且“消灭”担任门诊主任必须应付的成堆官僚文件。就像生命中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阴森常常因为壮丽而消失，而壮丽继而也会因为阴森而消亡。这是一种激荡的生命循环：宏伟，恐怖，可怕，无法言表的困难、美好和难以预料的简单、复杂、有趣，同时也是一场无法逃脱的噩梦。

幸运的是，我的朋友们不是自身情绪也有些起伏不定，就是对我情绪的混乱状态有着惊人的容忍度。在我担任助理教授的那些年，我花了大量时间与他们待在一起。我也经常外出旅行，有时是出于工作需要，有时则仅仅是为了娱乐。我还会与住院医师、朋友和同事一起打壁球，不过，由于锂盐严重影响了我的协调性，所以运动的乐趣只能浅尝辄止。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壁球上，更体现在骑马上。自从我多次在跳跃中落马之后，我好多年不再骑马。现在，回首往事，我觉得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糟。但事实上，每当我不得不放弃一项运动时，我放弃的不仅是这项运动所带来的乐趣，还有自己熟悉的、作为运动员存在的那部分自我。躁郁症迫使一个人去面对许多日渐衰老的层面（既包括生理也包括心理），这使人未老先衰。

生活继续以快速的步调行进，我则以疯狂的速度，横冲直撞地争取终身教职和同事们的认可。当我躁狂时，这种步伐显得太过缓慢；当我正常时，疯狂的速度则显得还不错；而当我抑郁时，这种步调对我来说简直遥不可及。除了我的精神科医生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倾吐自己所遇到的困难。也许有人可以，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去尝试。因为在成人精神病房，女医生如凤毛麟角，我们院系仅有的几名女性都集中在儿童精神病学方面。她们无法为我提供任何保护来帮助我抵抗内心阴暗处的讨厌鬼，她们自己需要对付的讨厌鬼就够多的了。尽管大多数男性都很公平、公正，其中有些人甚至格外支持我。但是，仍然有一些男人对女性持极荒谬的观念，如果不亲身经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牡蛎先生

牡蛎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能让人经历上述体验的人。牡蛎先生的雅号来自于他的圆滑本质。他是一名资深教授，总是那么傲慢，自视甚高。但是其智力和情感水平只能达到小型软体动物的进化程度。对于女性，他考虑的永远只是胸部，而非头脑。而大多数女性两者兼备，这种情形总是让他感到恼怒。他认为凡是进入医学学术界的女性都存在根本上的缺陷。而由于我特别反对差别待遇，所以会格外令他气恼。我们在“任用与晋升委员会”共事，我是唯一一名女性成员。每当他偶尔出现在会议上时（牡蛎先生向来以最少在医院出现却赚钱最多而恶名昭彰），我就会尽可能坐在他的正对面，然后乐此不疲地观察他那一副想保持彬彬有礼却不成功的窘态。

我常常能感觉到他认为我多少带有些怪胎的成分，但由于我还不是非常可怕、吓人，所以一桩好的婚姻也许还可以拯救我。而我，则会虚伪地称赞他，说是因为他的努力，才让更多的女学生进入我们的学院。他极度没脑子、欠缺智慧，而他也从未尝试对此做出弥补。所以，听到我的恭维，他会充满怀疑地看着我，然后报以迷惑而又烦恼的微笑。如果不是他院系大权在握，他的可笑本可以更讨人喜欢些。而且，他总会通过各种方式明确地表达自己对女性的态度：他语带双关的色情意味十分不堪，而他对我或其他女医生的傲慢态度更是令人怒火中烧。

在很多方面，他简直就是一幅自我嘲讽的漫画。很明显，在他手下工作的女性就像是在百米冲刺大赛中比别人晚十几秒起跑。幸运的是，终身教职的评审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制约和平衡；至少在我所熟悉的两所最好的大学——加州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整个操作系统非常公平、公正。像牡蛎先生这样的角色要获得终身教职，也绝非易事。

加入纯男性俱乐部

最终，像老鼠一样在晋升的迷宫中来回穿行后，我终于收到了来自委员会的信函，通知我成功地晋级到迷宫的第二层——如地狱火海般的副教授职位。为此我庆祝了好几周。在一个美丽的夜晚，我的一位好朋友为我举办了一场迷人的宴会，来宾足有30余人。她的花园露台上摆满了鲜花和蜡烛，简直美不胜收。我的家人则提供了香槟，以及作为贺礼的巴拉卡水晶杯，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的亲人和朋友都清楚地知道，这场庆功宴不仅仅意味着我完成了一场重要的学术仪式，更代表了我多年以来与严重精神疾病所做的顽强斗争。

但是，直到我的一位同事，一位纯男性的“波西米亚俱乐部”的成员，拿了一些俱乐部的酒到我家时，我才真正理解了终身教职的深刻含义。“恭喜你，教授，”他边说边将酒瓶递给我，“欢迎加入纯男性俱乐部。”

第三部分
以爱为药

|爱情与爱人之死|

07 军官与绅士

有一段时间，我曾真诚地相信，一生中遭遇到的痛苦是有一定限度的。由于躁郁症带给我如此多的痛苦和不确定性，我认为生活一定会通过其他方式补偿我。然而，就像我也相信自己能飞跃星际，在土星的光环上滑行；也许我的判断中还欠缺什么东西。罗伯特·洛威尔，这个时常疯疯癫癫却很少犯傻的男人，一下子就击中了幸福的要害：如果我们在隧道尽头看到了灯光，那一定是一辆迎面开来的火车。

有一阵子，在锂盐、时间和一位高大英俊的英国绅士的爱情的共同作用下，我以为自己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尽管有些捉摸不定，我还是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那个温暖而又安全的世界。我开始了解到心灵所具有的神奇的治愈能力，只要有些许机会它就能发挥作用。我也了解到，耐心和温柔是如何将支离破碎的世界重新拼接完整的。那个被上帝摧毁得七零八落的世界，凭借一种盐类元素，一位一流的精神分析师，以及一位男士的爱意，几乎恢复如初。

英国情人

在我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员的第一年，我就遇到了大卫。那是在1975年，我陷入严重躁狂发作后的第6个月。那个时候，我的大脑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相当易碎，但和过去隐约保持一致的存在形式。我的灵魂如履薄冰，情感筋疲力尽。我的真实生活大部分处在巨大的内心阴影的夹缝当中，但外在的行为表象，在我所谓的正常同事之间，还算处于保守的范围内，所以至少从专业角度来看，表面上一切正常。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带着惯有的怨气打开了住院病房的大门。恼怒的原因不是病人，而是今天的日程里安排了员工会议。这意味着护士们将把她们积累已久的怒火发泄到精神科住院医师身上。而后者则凭借自身的绝对权威和更高的学历，对此麻木不仁。病房主任起不到任何作用，只能任凭愤恨、嫉妒和敌意完全占领整个会议，令人绝望。在这个特殊的病房，对病人的护理不得不退居次席，让位于工作人员的神经质、内部争斗以及自我沉溺。拖到实在不能再拖的时候，我才慢慢地步入会议室，找了一把远离炮火轰击范围的椅子，坐下来静观这场不可避免的不愉快事件将如何发生。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与病房精神科医生一同走进来的，是一位非常高大英俊的男士，他望着我，露出了迷人的微笑。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名访问教授，也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的精神科医生。我们几乎一见面就喜欢上了对方。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在医院的咖啡厅喝了一杯咖啡。我发现自己竟然用一种长久没有出现过的开放态度来面对他。他言语温柔、安静且善于思考，从不会过于急迫地触碰我仍旧伤痕累累的灵魂。

我们都热爱音乐和诗歌，都有军队背景。而且，由于我曾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留学，所以对于那儿的城市、医院和乡村，我们也有着共同的体验。他对于英国和美国在精神病学实践上存在的差异十分感兴趣，我便叫他为我的一位最为棘手的病人做咨询工作。

这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孩坚信自己是一个女巫。他很快翻阅完有关这个女孩的医学和心理学病案，这些文字记录全都来自于她那充满戒备、易于受惊的心灵。他在保持医学专业性的同时，对她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仁慈。就像我后来所感觉到的一样，女孩凭借直觉就可以完全信任他。他的态度既温暖热情又实事求是，我喜欢观察他用温和的措辞重述问题，以此赢得这位女病人的信任，并深入到她偏执的心灵深处。

英国绅士大卫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那几个月当中，我们经常在一起午餐，地点通常选择在大学的植物园里。他不断邀请我共进晚餐，而我则不断告诉他不行，因为我仍处于婚姻关系中，并且我和丈夫初次分居后，又再次生活在一起。大卫返回伦敦后，我们经常通信，但我的主要精力用于教学、主持门诊工作、争取终身教职以及处理婚姻问题。另一次躁狂发作的侵袭也不期而至，就像夜晚永远跟随在白昼之后一样，紧随而来的是一段漫长的、令人完全无法动弹的抑郁期。我和丈夫仍然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并且经常看望对方，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达成一致，认为婚姻已经无法修补。在我第一次躁狂发作并冲动地离开他之后，我就认为我们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机会，但是我们仍然努力尝试。我们谈了很多，在多次进餐和饮酒时讨论各自的错误和继续下去的可能。虽然充满了良好的意愿和真切的关怀，可是由于我发病后的种种所作所为，我们的婚姻再也无法挽回。在此期间，我写信告诉大卫，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我的丈夫分手了。

生活仍在继续，交织着临床会议、撰写论文、接待病人，以及指导住院医师、实习医生和研究生的工作。我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别人会发现我病得多么严重，我有多么脆弱。但是，奇怪或者说幸运的是，敏锐的洞察力极少为学院派精神科医生所有。

浪漫之旅

之后，就在大卫离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8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大卫坐在我的椅子上，玩着一支铅笔，嘴角露出灿烂的笑容。他边笑边对我说：“你现在肯定愿意与我共进晚餐了吧？我等了这么久，而且走了这么远的路。”当然，我答应了。在他返回伦敦之前，我们一起在洛杉矶度过了几天美妙的时光。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在英国待上几周。尽管我当时仍处在长期自杀性抑郁的恢复阶段，思维仍然处于停顿状态，感受到的是一片令人难以忍受的灰暗，但我相信，与他在一起，情况将有所好转。

事实确实如此，而且好到无法想象。在晚春的傍晚，我们一起沿着圣詹姆斯公园长时间漫步；在他所在的俱乐部一边共进晚餐，一边俯瞰泰晤士河；我们还一起在海德公园野餐，而他的公寓就隔着一条街。渐渐地，那种疲惫不堪、警戒和丧失信仰的感觉消散了，我开始再次享受音乐和绘画，再次欢笑，再次创作诗歌。长夜和清晨的巨大激情让我又一次开始相信，或者说回忆起，生命的感受对于爱是多么重要，爱对于生命的感受又是何其重大。

由于大卫白天需要在医院工作，所以我重新融入自己曾如此热爱的伦敦生活。我在公园长时间散步，多次参观泰特美术馆，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广场周围流连，漫步在自然历史科学博物馆。我接受大卫的建议，从西敏寺码头乘船到格林威治，再乘船折回。还有一次，我搭火车前往坎特伯雷，这个地方我已经多年不曾到访，但却从来不曾忘记。虽然以前都是用躁狂的目光来看待它，我却一直对这个地方有着萦绕不去的神秘回忆：幽深富丽的彩色玻璃、冷峻的声音、贝克特谋杀案场所的朴素阴郁，以及大教堂地板上强烈而又转瞬即逝的光影图案。这一次，我跪下却没有狂喜，祈祷但心中没有信仰，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到访的陌生人。唯一和原来一样的感受，就是坎特伯雷带给我的那种静谧与温柔。

就在这种毫无信仰的跪拜过程当中，我忽然记起，自己从昨晚起就忘记服用锂盐。我忙取出自己的药品包，打开瓶盖，瞬间所有的药片滚落在大教堂的地板上。地板很脏，周围人又很多，我感到十分窘迫，根本无法弯腰捡起药片。不过，这可绝不仅是窘迫，而更像一种报应：

这意味着我必须让大卫为我开一张处方，也就是说，我不得不告诉他我的病情。带着满心苦楚，我不禁联想到，上帝每次打开一扇门的同时，总会关上另一扇窗。然而，我绝不能脱离药物。上一次我一停药，几乎立刻就陷入躁狂的魔爪，我可不想像上次那样再熬一年。

坦白

那天晚上，在我们睡觉之前，我把自己患有躁郁症的事实告诉了大卫。我十分担心他对此的反应，并且懊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这一切。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得出，他正从个人和医学这两个角度，仔细思索我说的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是爱我的，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他也像我一样，完全清楚这种疾病的发病过程是多么不确定。他是一名军官，出生于极端保守的家庭，疯狂地想要孩子。可是躁郁症是具有遗传性的。这是一种大家闭口不谈的疾病，它是不可预测的，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希望自己是正常的，希望自己可以在除了此地之外的任何地方。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白痴，奢望别人能够接受自己刚才所说的内容。我等待着一个婉转而又礼貌的告别，毕竟我们还没有结婚，甚至还没有太多时间来正式交往。

终于，漫长的等待结束了。大卫转向我，用他的臂膀抱住我，柔声说：“真倒霉啊。”我立即放松了下来，并为他话中所透露出的真实所震撼。确实很倒霉。终于有人能够理解这一点了。除了感到轻松宽心之外，我头脑中残存的幽默细胞还产生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想法：大卫的措辞很像是剧作家沃德霍斯（P G.Wodehouse）小说中的对白。我立即把这个念头告诉他，提醒他沃德霍斯描写的那个角色一定会这样抱怨：“没错，他并非不满，但也不是非常满意。”我们为此笑了很久，气氛虽然仍有些紧张，但令人难受的坚冰已经被破除。

大卫给予我的慈爱和包容不可能再多了，他一个接一个地问我问题：我曾经历过哪些状况？什么是最糟糕的？什么最令我感到害怕？当我生病的时候，他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不知怎么的，这次谈话之后，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变得更加轻松和容易了。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独自面对和处理所有的痛苦与不确定；我也清楚地知道，他是真诚地想了解我的病情并照顾我。

从那晚起，他就开始行动。我曾向他解释说，由于锂盐在我身上产生了极为罕见的副作用，我的视力和注意力都受到了很大影响，根本无法一次阅读两页纸以上的文字。因此，他开始为我朗读侦探小说家维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和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他一边用手臂拥抱着我，一边不时轻抚我的头发，就好像我是个孩子。时间点滴过去，凭借他无限的耐心、机智、温柔以及对我和我基本健康状况的强大信心，我终于击退了对不可预期的情绪和暴力的恐惧，这种恐惧曾如梦魇苦苦困扰我。

大卫一定清楚地知道，我对重返正常状态充满了绝望，所以他才会一步步地通过自己的方式令我感到安心。第二天晚上，他一回到家就向我宣布，有两名英国陆军高级军官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这两人都是躁郁症患者。我们与这两位军官及其夫人共度的两个夜晚都令人难以忘怀。其中一位军官是名将军，他优雅、有魅力，而且非常聪明、神志清醒。虽然有时他的眼神中会流露出躁动不安，言谈中也略带悲伤（这种悲伤会被他语气中的讥讽色彩冲淡），但除此之外，他就和我们在伦敦或是牛津晚宴上遇到的典型绅士没有任何不同：生气勃勃、信心满满，带给人无限欢乐。另一位军官同样非常出色——热情、聪明，并且就像将军一样，拥有非常纯正的上流社会口音。他的眼睛里同样偶尔会闪现出悲伤的神情，但仍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同伴，并且多年以来始终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两次晚餐过程中，我们都闭口不谈躁郁症，但事实上，正是这两个夜晚的“正常状态”令我如此心安，也对我极其重要。将我介绍给这两位如此“正常”且来自于我从小便熟悉的世界的人，不过是大卫凭借直觉做出的众多仁慈行为之一。英国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曾经这样写道：“正是因为人类仁爱的历史，才使得整个世界能够为我们所忍受。否则，没有仁慈的言语、仁慈的注释、仁慈的书信……我会认为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个百无聊赖的笑话。”自从认识大卫之后，我感受到的世界再也不曾百无聊赖。

离开伦敦的时候，我带着深深的忧虑。不过，大卫经常给我写信，与我通电话。深秋时节，我们一同在华盛顿度过，我终于再次体会到自我的存在，并得以再次享受丧失多年的生活乐趣。这段11月的时光成为我头脑当中一段温柔而又浪漫的回忆，我们在寒冷天气中长久漫步，探访古老房屋、更为古老的教堂、薄雪覆盖下的18世纪的安纳波利斯花园，以及蜿蜒流经奇沙比克湾的结冰河流。在傍晚，雪利酒和晚餐时包罗万象的交谈填满了所有的时光。夜晚的我，则充分享用性爱的欢愉和久违的不被打扰的安睡。

永失我爱

大卫重返伦敦后，我也回到洛杉矶。我们常常互通信件和电话，彼此思念对方，同时也投入各自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五月的时候，我抵达英国，和他一起在伦敦、多赛特和德文郡度过了两周温暖的初夏时光。一个周日的早晨，做完礼拜后的我们爬上了山顶，去倾听教堂的钟声。这时，我注意到大卫忽然停住，站着不动，而且呼吸沉重。他开玩笑说这是晚上做了太多剧烈运动的缘故。我们都笑了，事情也就此不了了之。

之后，大卫被派遣到了位于中国香港的英国陆军医院，他为我做好了前去那里看望他的安排。在信中，他事无巨细地告诉我，他为我们安排了哪些晚间活动、他希望我见到的人，以及在附近小岛共享野餐的计划。我简直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然而，就在我们相聚之前的某个晚上，我正在家中撰写教科书当中的一章，忽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这个时间有人敲门让人感到很奇怪，我猜不出可能是谁，而更奇怪的是，我忽然想起母亲说过，飞行员的妻子最怕军中牧师来敲门。我打开门，一位邮差送上了大卫的长官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大卫在加德满都执行一项一般性医疗任务时，由于严重的心脏病突发去世了。那年他44岁，我32岁。

当时的我几乎没有任何悲伤，我只记得自己坐了下来，继续我的工作。过了一会儿，我给我的妈妈打了电话，我还同大卫的父母和长官通了电话。即便在我们讨论葬礼的计划安排时（由于陆军需要在大卫的遗体被运送回英国之前验尸，所以葬礼需要延迟好几天），大卫的死对我来说仍然毫不真实。

我在极度震惊的情况下，完成了一系列行动：我订了机票；在第二天早上上了一节课；召开了诊所的员工会议；换发了护照；收拾好我的衣物，并仔细收集所有大卫写给我的信件。我一登上飞机，就立刻将这些信按照书写的日期排好了顺序，并且决心在抵达伦敦之前，绝不去看它们。第二天，在海德公园，我终于坐下来阅读，却发现自己只读到第一封信的第一段，就无法控制地抽泣落泪，再也没办法继续看下去。从那天起，我再也不能打开或是重读他写给我的任何一封信。

葬礼

我到哈罗德百货商店买了一顶参加葬礼用的黑色礼帽，然后与大卫的长官一起在他们的俱乐部共进午餐。从工作职位上看，他是英国陆军的一名精神科主治医师，而从性格来说，他是一个和蔼、坦率、善解人意的好人。他已经习惯与那些丈夫意外死亡的女人打交道，知道她们会不顾一切地否定现实，所以也非常清楚地看到，我根本还没有开始接受大卫去世这个事实。

他和我就大卫谈了很久，说了很多他与大卫交往和共事多年的经历，告诉我大卫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医生和朋友。他还说，他认为读上一段尸检报告“虽然会非常令人难过，但是会很有帮助”。表面看来，这是为了让我明白，没有任何治疗或是医学干预手段可以挽救大卫的心脏病，但实际上，他很清楚地知道，冷血的医学语言足以震醒我，让我开始去面对整件事情的终极含义。这么做确实很有帮助，但真正使我重返现实的并非那些可怕的医学细节，而是准将的这句话：“一名年轻的军官将护送罗瑞上校的遗体，乘坐英国皇家空军军机，由中国香港至布里兹·诺顿空军基地。”大卫不再是罗瑞上校，也不再是罗瑞医生，而是一具尸体。

英国陆军对我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切。照理说，军队应该习惯于死亡，特别是猝死，但是他们从这一传统中找到了治愈心灵的方法。军方举办的葬礼完全按照他们的方式来进行，其间充满了安慰、庄严、神圣和可怕的终结意味。大卫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很坦率、机智、实事求是并充满同情心。他们一方面清楚地表示希望我能够节哀顺变，另一方面却尽可能地让这个可怕的情境更易于接受。他们从来不让我落单，但也绝不会在我身旁逗留；他们会不断为我斟上雪利酒和苏格兰威士忌，还为我提供法律顾问。他们经常坦诚而又幽默地谈到大卫，使我根本无法否认现实。

在葬礼过程中，准将坚持要我与大家一起合唱赞美诗，并且在特别令人难过的时刻用手臂抱住我。当悼文中提到军官和绅士时，我小声告诉他，自己真希望跳出来大声说：大卫在床上也一样勇猛。他听后忍不住笑了起来。看到大卫一米九的身躯缩成一小盒骨灰的荒谬情境，我觉得无法忍受，极力想要远离他的墓穴。尽管如此，准将仍将我推向前去看，要我接受事实，并相信只能如此。

思念如流水

在英国，余下的时间我都与朋友一起度过。我开始渐渐了解，自己所期待的未来，以及一直以来所依赖的爱和支持，现在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卫的死让我想到无数的事，还有许许多多的悔恨——丧失的机会、无益且损伤感情的争吵，但真实的情况已经不容改变。很多的美梦已经化作泡影，例如我们要生一屋子孩子的计划。似乎每件事都已经成空，但幸运的是，悲伤和抑郁截然不同。悲伤虽然意味着伤心、可怕，但并没有失去希望。大卫的死并没有将我推入无法忍受的黑暗当中，我也从未因此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朋友、家人甚至陌生人带给我的巨大关怀和仁慈，也确实带给我很大的安慰。

记得我离开英国重返美国的那一天，一位英国航空公司票务柜台的服务人员问我，此行的目的是公务还是休假。近两周以来一直克制得无懈可击的情绪刹那间土崩瓦解，我泪流满面地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这位服务人员立即升级了我的座位，使我尽可能不受他人的打扰。他一定也通知了空乘人员，因为他们都非常亲切、周到，让我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从那一天起，只要有可能，我都会选择英国航空公司的客机，而每一次，我也会提醒自己，小小的善行会产生怎样的重要意义。

回到学校后，铺天盖地的工作反而对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而在我奔赴英国期间，有几封大卫发来的信令我不知所措。接下来的几天，我又收到了两封延迟派送的大卫的信件。在这之后，来信就可怕但又不可避免地完全终止了。随着时间推移，大卫去世所带来的震惊渐渐消退了，但我对他的思念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他离世几年之后，我受邀谈及此事。我便以一首埃德娜·米莱创作的诗歌，作为对此的终结：

时间根本无法缓解，

你们告诉我，时间会抚平我的伤痛，其实却是一派谎言！

对他的思念流淌在细雨的呜咽中；

对他的向往徘徊在潮汐的涨落中；

所有的山巅积雪消融，往年的落叶烟消云散，

但去年的痛苦爱情却仍在继续，堆积心头，让我的故思无可安放。

上百个地点让我不敢逗留，因为都寄放着对他的回忆，

只有当我踏入某些他从未涉足或是展颜的静谧之地时，

心情才会暂时平静。

我说道：“这里没有他的一丝回忆。”

然后独一人憔悴，思念如流水。

时间最终确实带来了解脱，但是时间本身也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充满了辛酸与悲凉。

1. 贝克特（S.T Becket，1118-1170），英格兰亨利二世的大臣，后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因反对亨利二世控制教会事务而遭杀害。——译者注

08 那天下雨了

大卫之死累积的痛苦和不确定性，加上我自身的疾病，严重降低和限制了我对生活的期待。我沉湎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并用尽各种方法封闭自己的内心，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外界接触。我努力工作，主持诊所、参与教学、投身研究并撰写书籍，它们虽然不能替代爱情，但是都很有趣，而且赋予了我支离破碎的生活某些意义。由于已经深刻了解到不持续服用锂盐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我一直按时服药。生活因此变得比我曾预想的更为稳定和可预期。我的情绪依旧强烈，性格也仍然很容易波动，但是我已经可以更为确定地制订计划，绝对的黑暗状态越来越少，而且不再趋向极端。

不过，毫无疑问，我内心的伤口并未彻底愈合。在做教员的8年时间里，尽管经历了持续数月反复发作的躁狂和抑郁症状、自杀未遂以及大卫的去世，我却从来没有放下过手头的工作去度个长假，或是离开洛杉矶，去疗养自己内心刻骨铭心的伤痕。所以这一次，我动用了教授可以享用的最高福利——整整一年的休假，前往英国。就像多年前的圣安德鲁斯之旅一样，这一年也成为一段温柔而又美妙的插曲。甜蜜的爱情、大量属于自己的时间，以及伦敦和牛津的美妙生活，共同给了我的思想和心灵一个难得的机会，让那些早已被撕裂的伤口慢慢愈合。

疗伤之旅

我之所以选择去英国，从学术上讲，是为了研究那些患有躁郁症的英国著名艺术家和作家，也为了与同事共同撰写有关躁郁症的教科书。这些工作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在伦敦的圣乔治医院，另一部分则在牛津大学进行。这两个地方的研究工作虽然带来了不同的体验，但同样令人感到快慰。

圣乔治医院现在已经是一所大型的教学医院，位于伦敦最为贫困的街区内，充满了一所优秀的教学医院应该具备的活力。这所医院已经有250多年的历史，曾经出现过爱德华·詹纳和著名外科医生约翰·亨特，以及其他许多在医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临床医生和科学家。这所医院还是小母牛“小花”的最后栖所，詹纳正是用它完成了他著名的天花疫苗试验。它那略显破旧的硕大牛皮就悬挂在医学院图书馆的玻璃下面。我第一眼看到它时，由于距离较远而且没有戴眼镜，还以为是一幅古怪但美丽的抽象画。当我发现它是一张牛皮，而且不是来自普通的牛，而是医学史上一头极为著名的牛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小花”旁边工作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在它的陪伴下，我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工作，或是思考工作的时候，我常常会抬起头来，一次又一次地观望它那色彩斑斓、美丽炫目的皮毛。

在牛津的日子则完全不同。我当时是莫顿学院的一名高级研究员。这所学院是牛津最早的三所学院之一，创建于13世纪。同时期建造的还有学院内的教堂，里面有巧夺天工的彩色窗玻璃。学院内的图书馆建于一个世纪之后，是英国最好的医学图书馆，也是最早将书直立放在架子上，而非平放在箱子中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较少收藏早期的印刷书籍，据说是因为这所学院相信印刷术不过是一阵短暂的时髦，永远无法取代手稿的作用。这种极端膨胀的自信完全不顾及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而牛津大学至今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这究竟是让人恼火，还是令人发笑，全要看你当时的心情和所处环境了。

在莫顿，我拥有一间可爱的卧房，可以俯瞰整个运动场。我可以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中阅读（尽管十分困难）和写作，只有在学院服务员早晨送咖啡和下午送茶时才会被打断。我几乎每天都与一群高级研究员共进午餐，他们是一群十分有趣，偶尔有些古怪的资深讲师和教授，几乎来自于牛津大学所有院系，其中有历史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只要有机会，我总会和阿利斯特·哈代（Alister Hardy）爵士坐在一起。他是位海洋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迷人的绅士和讲故事的高手。我会花几个小时倾听他讲述他早年去南极进行科学研究的经历，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宗教经验的本质的研究。我们对于威廉·詹姆斯和狂喜体验的本质有着共同的强烈兴趣，而他更是可以游刃有余地在文学、生物学和神学等多个领域穿梭游走。

莫顿不仅是牛津大学中最古老和富裕的学院，同时也以拥有最精美的食物和美酒闻名。正因为如此，我常常留在牛津大学吃晚餐。那些夜晚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最古老的年代：晚餐时，一边与导师们交谈，一边畅饮雪利酒；排成一列走进古老而又美丽的晚餐大厅；饶有兴趣地看着那些身穿黑袍、高矮参差不齐的大学生在导师进来时起立致敬（这种敬重的态度颇具吸引力，看来屈膝礼也并非一无是处）。然后，导师和学生都会低头用拉丁语进行简短的祷告。等院长坐下后，便立即响起学生们拉椅子、大笑和隔着长桌叫喊的巨大嘈杂声。

在高处的餐桌上，谈话和热情都会相对收敛一些。席间总会进行典型的牛津式聊天，内容往往充满睿智、引人发笑，但偶尔也会紧张得让人喘不上气。珍馐和琼浆全都记载在以艺术字和纹饰装点的优雅菜单上。晚餐过后，我们鱼贯进入较小的餐厅，在更私人化的环境中，与院长和同事一起享用白兰地、波特酒、水果和裹着糖衣的生姜。

很难想象有人可以在这样的晚餐之后继续工作，但是，我所见到的在牛津任教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写过4本以上艰涩冷僻的权威著作。他们一定拥有特殊的肝脏和头脑，不论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但对我来说，喝下去的葡萄酒和波特酒总会让我醉眼朦胧。当我拖着自己的身体，登上开往伦敦的最后一趟火车时，我总会凝望车窗外的夜色。这样，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别的世纪，快乐地迷失在不同的世界和时代中。

尽管我每周要去牛津好几次，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伦敦度过。徜徉在公园和博物馆为我带来了大量愉快的时间。漫长的周末，我则会与住在东萨塞克斯的朋友共同度过。我还会沿着沙丘漫步，俯瞰着脚下的英吉利海峡。在这段时间，我重新开始骑马。当我在寒冷而雾气笼罩的深秋跃马穿过海德公园时，生命活力的美好感觉再次涌现在心头。而当我策马在萨默塞特的郊外奔驰，经过山毛榉树林和农田的时候，这种感觉便会更加强烈。我已经忘记在微风、细雨和美景中敞开胸怀的感觉了，但我仍然可以感觉到，生命正慢慢地注入身心的细缝当中，之前我还以为自己的身心已经全部死亡或是彻底休眠了。

故地重游

在英国的一年让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之前的生活不过是在勉强维持、避免痛苦，而不是积极地投入并探索人生。这次，我有机会摆脱疾病和死亡的回忆，躲开繁忙的生活与临床教学工作，和我在圣安德鲁斯读大学的时光截然不同。那时，我获得了久违的表面平静，能够有个疗伤和思考的地方，但重点是疗伤。这次则不同，在英国的这一年，虽然缺乏圣安德鲁斯所具有的凯尔特风情和奇幻特质——我想，这一点恐怕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与圣安德鲁斯相比——但是，这次我找回了自己，找回了我对生活的热切希望，还让我重拾了对爱情的信心。

我终于开始面对大卫的死亡。在一个寒冷但晴朗的日子，我拜访了他位于多赛特的坟墓。墓园中的美丽景色令我大吃一惊。参加葬礼时，我对这一带并没有任何印象，更谈不上注意到它的宁静与美丽了。我想，死一般的寂静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慰藉作用，只不过没有人愿意寻求这样的慰藉。我将一大束长茎紫罗兰放在他的墓前，坐下，用手轻轻抚摸着墓碑上雕刻着的名字。

我回忆起我们在英国、华盛顿和洛杉矶共度的时光，那似乎已经是很久远的往事了，但我仍然能够看到他，高大英俊，站在山丘的顶端，抱着手臂向我微笑，就像我们过去在英国乡间散步时他的样子。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跪在圣保罗大教堂领圣餐的围栏前，充满特别的亲密感。我仍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用手臂紧紧拥住我，将世界阻挡在安全港之外，带来安全与温暖。我多么希望他能够看到我现在一切都好，也希望能够回报他曾给予我的仁慈和信任。但是，坐在墓园中，我想到最多的却是大卫因为英年早逝而丧失的一切。就这样，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中足有一个多小时，然后才忽然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思考大卫所丧失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共同失去的。

大卫对我的爱和接纳超乎寻常，他的坚定和仁慈支持我，也拯救了我。但是，他最终还是离我而去了。正因为有了他，我的生命才得以继续，而现在，在他去世4年之后，我又找到了一种不同的爱情，对生活有了全新的理解。他是一位优雅、感性并且充满魅力的英国人，我们在那一年之初相遇。由于个人和职业环境的原因，我们彼此都清楚，我们的爱情关系只能维持短短一年。即便如此，这段关系仍然开启了我封闭的生命，温暖了我冰冻的心灵，让我重新成功地找回爱情与欢笑。

一见钟情

在我早先一次访问英国期间，我们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初次相遇。毫无疑问，我们对彼此一见钟情，感觉十分美好。那晚，我们都没有注意到餐桌上的其他人。后来我们也一致同意，我们都从未被如此强烈、超乎理性的情感力量所牵引。几个月后，我在伦敦休一年的长假时，他打电话邀请我赴晚餐。当时，我在南肯辛顿租了一间小屋，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家饭店。这次晚餐延续了我们初次见面时的感觉。他可以轻松了解我，这一点让我十分着迷，而他的强烈个性更是让我倾倒。在葡萄酒喝完之后，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回头。

当我们离开饭店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大雨。他用胳膊搂住我，然后我们快步跑回住所。一到我家，他便紧紧地抱住我，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很久很久。我可以感觉并嗅到他外套上的雨水，感到他的臂膀环绕着我，并且愉快地回忆起，这些气味、雨水、爱情和生命是多么的美好。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男人在一起了，在了解这一点之后，他对我便格外温柔体贴，充满爱意。

我们尽可能多找机会见面。由于我们都倾向于强烈的感受和情绪，所以总是很容易带给对方慰藉。同样地，在必要的时候，也会留给对方很大的空间。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他拥有惊人的直觉，聪慧、热情，偶尔深沉、忧伤。他对我的了解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他能轻而易举地看出情感状态或是情绪的复杂性，而他本人的特点更使得他可以理解并尊重非理性、狂野热情、矛盾、变化以及对立的情绪。我们对诗歌、音乐、传统和反传统都有着相同的兴趣，而且也都一直了解，光明的背后总有黑暗，就像黑暗的背后也有光明一样。

二人世界

我们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充满了讨论、渴望和爱情。我们活在香槟、玫瑰、白雪和雨水中，活在彼此崭新生命中的一个热烈而又神秘的岛屿上。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了他有关自己的一切。而他，就像大卫一样，对我的躁郁症给予了极大的理解。

我告诉他这件事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用手捧住我的脸，在我的面颊两边各轻轻一吻，说道：“我简直想象不出来还能怎么爱你。”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又补充说：“对此我并不感到十分惊讶，但它确实可以解释在你勇敢坚毅的性格中存在的某些脆弱成分。我很高兴你能告诉我这一切。”他说的是真心话，这绝不是为了尴尬而随口说说的，他之后的言行都进一步证明了他话中的真意。他完全可以理解、体谅和预见我的脆弱，与此同时也熟知并热爱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这两者都被他印在心间。他一边保护我免受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一边钟爱我对生命、爱情、工作和人们的那份热情。

我告诉他自己对服用锂盐心存顾虑，但是又不得不靠它来维系生命。我还告诉他自己与精神科医生讨论过，是否可以降低服用锂盐的剂量，希望以此来减轻某些病态的副作用。我想尝试，但又害怕会再度引发躁狂。他则认为再没有比现在更安全、更受保护的时期了，他将自始至终在一旁保护我。

与我在洛杉矶的精神科医生以及伦敦的医生讨论之后，我非常缓慢地减少了锂盐的用量。效果非常惊人。就像是长期生活在半失明状态下，如今忽然拿掉了眼前的绷带一样。在减少药量几天后，我在海德公园沿着蜿蜒的小路漫步，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脚步确实比以前轻快了，而周围的景象和声音，也像是被拿掉了层层阻隔的薄纱。鸭子的呱呱叫声听起来更加持续、清晰和强烈，人行道上的凸起看上去也更为引人注目。我觉得自己更有能量和活力了。更重要的是，我又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读书了。简而言之，这一切都是那么奇妙非凡。

那天晚上，我静静等待我那位情绪强烈的英国绅士出现。我一边刺绣，一边看着窗外雪花飘落，听着肖邦和英国古典音乐大师艾尔加（Elgar）的作品。忽然之间，我开始意识到音乐是多么清晰和深刻，而望着雪花等待他的到来又是多么美丽、忧伤。我体验到更多的美，也体验到更多的哀伤。他终于到来，风度翩翩，刚刚从一场正式的晚宴中归来，戴着黑领结，白色的丝绸领巾歪斜地围在脖子上，还有一瓶香槟躺在他的手里。我放上降B大调舒伯特第21号钢琴奏鸣曲，那优美激昂的旋律让我心神激荡、潸然泪下。我为所有丢失却不自知的强烈情感而哭泣，也为能够再次体验到它们喜极而泣。直到今天，当我听到这首乐曲，仍然会感受到那天晚上心头涌现的美丽的哀愁，以及神志清醒和感官蒙蔽之间的微妙平衡。

有一次，我们一起共度数日，完全没有与外界联络。他送给我一本爱情作品选集。他特别标出了其中的一篇短文，其内容不仅描绘出那几日美妙的时光，也是对整个一年的真实写照：

感谢你陪伴我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周末，

他们告诉我，那天下雨了。

1. 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英国乡村医生，发明了牛痘接种法。约翰·亨特（John Hunter），英国医生，1977年成功实施了第一次人工授精技术。——译者注

第四部分
躁郁之心

|医学、伦理与观念|

09 爱情注视下的疯狂

我害怕离开英国。自有记忆以来，我的情绪首次如此平稳，我的心灵重获新生。我未受药物影响的那部分大脑，也在牛津和圣乔治的启发、熏陶下，处于最佳状态。我很难想象要放弃在伦敦的这种平和安逸的步调，更难以想象丧失每晚充盈的激情与亲密。英国使我停止了以往持续不断的思考——“万一”“为什么”以及“如果当时怎样”，它还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平息了我与锂盐之间的殊死搏斗。这场搏斗本来就毫无意义，而且让我损失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在我能够重新体验到自我之后，我再也不愿失去一点一滴时间。生命是如此珍贵，不容蹉跎。

然而，这一年还是不可避免地过去了：英国冬日的雪花和热白兰地逐渐变成了初夏的细雨和白葡萄酒。玫瑰和马匹出现在海德公园，美丽而轻柔的苹果花绽放在圣詹姆斯公园树丛的黑枝丫上。在我离开之前，漫长、静止的夏日阳光为这些日子平添了一抹爱德华式的富丽色彩。我很难回想自己在洛杉矶的生活，更无法想象要重返那种混乱的日子：负责大型的大学诊所，里面塞满了病情严重的患者；教书；以及接诊众多患者。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还能否记起进行精神病史检查的具体细节，更不要说教别人如何去做了。我不愿离开英国，更不愿回到洛杉矶，那个城市不仅意味着繁重的学术工作，也让我想起精神崩溃以及接踵而来的、冰冷疲惫的无力感。除此以外，还要假装自己一切正常，摆出讨人喜欢的样子，其实心中充满了恐惧。

然而，我的这一系列担忧大错特错了。在英国的这一年不仅帮助我休养，同时也具备治愈和恢复的功能。教学又再次充满了乐趣；指导实习医生和住院医师的临床工作又像以前一样令人感到愉快了；而接诊病人则给了我机会，去尝试将从自己经验中得到的东西付诸实践。精神上的耗竭让我付出了长期的惨痛代价，但奇怪的是，我只有在再次感觉良好、充满活力、情绪高涨之时，才能真实地感受到代价之高昂。

工作的乐趣

我的工作进展相当顺利。我花大部分的时间与他人合著了一本有关躁郁症的教科书。我很高兴自己又能够轻松地阅读、分析和熟记医学文献。要知道，在不久之前，要理解这些文献对我来说还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在我负责撰写的这部分内容当中，我不仅融合了科学和临床医学，同时也加入了许多个人体验，结果令人很满意。我曾一度担心，这些个人体验会不适当地影响我的写作——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强调的重点上。不过，我的合著者对我患有躁郁症的事实知道得一清二楚，其他许多临床医生和科学家也会审校我们撰写的内容。

尽管这样，我仍然发现，自己常常会用自身经历的某个部分来强调某一特殊的现象或是临床实践。大部分我撰写的章节，包括自杀、服药的配合度、儿童及青少年期、心理治疗、临床描述、创造力、人格与人际关系、思维障碍、感知和认知等，都受到自我强烈信念的影响，我认为这些领域往往受到人们忽视。而在其他一些章节中，像是流行病学、酒精和药物滥用，以及对躁狂和抑郁状态的评估，则更为直接地检视了现有的精神病学文献。

在临床描述那一章中，我讨论了轻躁狂与躁狂、抑郁以及躁郁混合状态的基本特点，以及在这些临床状态下潜在的躁郁特征。撰写的材料不仅来自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教授的经典临床著作，以及众多临床研究者的大量数据资料，也包括了很多躁郁症病人的作品。其中很多描述来自于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极为清晰和生动地刻画了自己的躁狂期、抑郁期和混合状态。其余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我的病人，或是从精神病学文献中摘录的片段。当然，在其中很少一部分例子中，我也采用了对自己个人经历的描述。这些文字都是我多年来出于教学目的整理的。这样，在临床研究、症状发生频率，以及欧洲和英国医学文献中经典的临床描述中间，穿插着躁郁症患者亲自书写的诗歌、小说和自传描述。

由于个人经历和临床经验，我发现自己常常会强调躁郁症的致命性、躁狂混合状态的恐怖焦虑，以及处理病人对于锂盐等控制情绪的药物的抵触情绪的重要意义。要以更理智、更学术的方式进行写作，我必须摆脱自己的感受和过去。这不但令人耳目一新，也强迫我必须以更结构化、更客观的方式来看待自己所经受的混乱。这个领域的科学不仅令人兴奋，更为新的治疗方法提供了现实的期望。尽管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强烈而复杂的情绪和行为竟然被浓缩成一个毫无生气的诊断名词，令人颇有些不安，但临床医学领域内快速发展的新方法和新发现十分引人入胜。

我发现，自己格外钟爱制作无数数据表格时的秩序感和执着感。将一个个数字、百分比填入摘要表格当中；评论不同研究采用的各种方法，并试着总结大量文章和书籍，从中找出核心观点——这一切都带给我心安的感觉。就好像我在孩童时，一旦感到害怕或是难过，就会问问题。尽可能找答案，然后再问更多的问题，以此来摆脱焦虑，并形成理解框架。

降低锂盐剂量不仅使我再度清晰地进行思考，而且让生动而强烈的个人体验回归我的生活。这些元素曾经构成了我真正性格的核心，失去它们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高剂量的锂盐使我的情绪和性格受到了严酷的限制，这反而让我无法应对压力。而低剂量的锂盐，就像加州为预防地震灾害而制定的建筑物法规，让我的思维和情绪都可以有些许的起伏波动，这反而让它们更加稳定。随着我不断环顾周围的世界，我开始渐渐地意识到，这种平静和可预期性是大多数人所拥有，并且在他们一生中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东西。

另一个世界

在我念本科的时候，曾经教导过一位盲人学生学习统计学。每周一次，他在导盲犬的引领下，来到我位于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小办公室。与他一起工作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对我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我也看到他与导盲犬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这条狗一陪主人进入办公室，就会立即蜷缩在他的脚边睡觉。随着教学工作的进行，我渐渐可以自如地问他一些问题，例如：失明究竟是什么感觉？身为一名年轻的加州大学盲人学生是什么感觉？在生活和学习上不得不依赖他人又是什么感觉？几个月之后，我已经开始对他的生活状态有所了解，尽管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某一天，他忽然问我，愿不愿意在大学图书馆里的盲人阅览室为他进行辅导，而不是在我的办公室。

我花了些工夫才找到那间阅览室。刚一进去，我就呆住了，恐怖地意识到整间屋子处于完全的黑暗之中。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一点灯光，六七个学生或是弯腰伏在书本上，或是专注地倾听着他们录下来的教授讲座的磁带。这个奇怪的场景让我的脊背冷汗直流。我的学生听到我来了，连忙站起身来，走向电灯开关，为我打开灯。那个时刻是如此宁静和清晰，我此时才意识到，自己根本什么也不了解，我完全没有理解另一个人的世界。只有当我逐渐进入一个情绪更为稳定、生活也可预期的世界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对这个世界所知甚少，也完全不清楚在里面生活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在许多方面，我都只是这个正常世界中的一个陌生人而已。

这是一种令人冷静的想法，而且有利有弊。我的情绪仍然会不时激烈地变幻，使我有时沉浸在心灵处于边缘的美妙感觉当中。白色躁狂充满强烈激昂的精力、绝对确定的目标以及源源不绝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坚持服用锂盐就变得难上加难了。当黑色疲惫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我又会低头承认，自己患有一种可怕的疾病，它会破坏所有的快乐、希望和能力。

我开始渴求大部分同事所享有的日常规律，也开始体会到让自己的思维浮出水面是多么劳神费力。的确，在我情绪高涨的几周里，我可以完成很多工作；但是，新提出的项目和许诺总是要在灰暗的时期完成。我似乎一直在追赶着自己思想的尾巴，在新的情绪和体验之间不断康复和沉沦。新事物开始丧失新鲜和光彩，而仅仅积累经验也不再具有任何意义，远不及我期待探索这些体验所能达到的深度。

我情绪当中的极端成分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但是，一种轻微的、间歇发作的不稳定，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多年之后，我终于确信，对我来说，某种程度的心理平稳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绝对必须的。然而，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仍然相信，只有狂乱的激情才能催生出强烈而又持久的爱情。这一念头让我总会去选择性格气质与我极为相似的男人。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混乱和强烈并不是维系爱情的必要支柱，它们也不一定可以改善现实生活。正常的人并不总是那么乏味无聊，可能恰恰相反。变化和激情尽管通常更加浪漫和刺激，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却并不利于我们对他人产生更稳定的体验和感觉。

当然，一个人在面对友谊和家庭的时候，往往会凭直觉产生某些信念。但是，当你陷入一段感情，能够反映、加强和保持自己反复无常的情绪和性格气质时，这些信念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我已经与第二任丈夫共同生活了20余年，我从他那里愉快而又痛苦地明白了这种爱的可能性，以及它的稳定与成长的可能性。

再见了，加州

我第一次见到理查德是在华盛顿的一个圣诞舞会上，他与我预想中的完全不同。我以前就曾经听说过他。他是一位著名的精神分裂症专家、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神经精神病学主任，同时也是超过700篇科学论文和一些书籍的作者。但是我完全没想到，与我在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下交谈的他，会是一个英俊、谦虚、具有沉稳魅力的男人。他不仅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很随和。于是在那两个月，我们常常见面。

在我们相遇后不到一年，我就到伦敦去度另一个长达6个月的假期，然后返回洛杉矶完成休假后的工作，并计划搬去华盛顿。我们的整个交往过程虽然短暂，但令人安心。我如此喜欢与他在一起，并且发现他不仅异常聪明，而且充满想象力，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开放的思想，同时也很容易相处。即便在我们刚刚开始交往的阶段，我就已经无法想象没有他生活该怎样继续下去。我辞去了医学院的教授职务，带着由衷的遗憾离开了加州大学这所我热爱的学校，并且为自己放弃了一个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而倍感焦虑。然后，我开始参加一长串同事、朋友和学生举办的告别宴会。不过从整体来看，我对洛杉矶却并没有太多的留恋。对我来说，它从来就不是什么天使之城，离开它让我感到无比快乐。我飞在它数千英里之上，然后落在几千英里之外。这个城市充满了濒临死亡、粉碎单纯的信念以及心灵不断迷失受伤的痛苦回忆。在加州的生活也许笼统看来还不错，甚至可以说非常好，但是，我一旦回到华盛顿去生活，就很难看到这一点了。这座永远充满希望、迷乱和无限复杂的土地，对我来说似乎也只是一个希望而已。

理查德和我搬进了一座位于乔治城的房子，并迅速证实了我们的直觉：我们之间存在着太多不同。他性格沉稳，我则情绪激烈；我反应灵敏，他却很少留意周围的事情；他不易动怒，我则正好相反；他对世界总是很温和，有时甚至根本不注意，我则对痛苦和快乐都很敏感。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和大部分做法上，他都是一个奉行中庸之道的男人，而我既容易伤害别人，也容易体验到伤害，也许还很容易去触碰并尝试治愈我们彼此的伤害。音乐会和歌剧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他来说却意味着折磨。同样令他感到痛苦的，还有漫长而毫无边界的谈话和超过3天的休假。

我们几乎完全不匹配。我的内心充满了上千种的激情和黑暗抑郁，这让情绪总是平稳沉静的理查德感到很难应对，或者说，很难严肃地正视我那强烈而反复无常的情绪。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如果我问他此刻在想些什么，那绝不会是有关死亡、人类状态、关系或是我们两个人的主题，而永远是科学问题，偶尔是关于某位病人的问题。他在进行科学和医学实践时表现出的浪漫和强烈激情，恰恰是我在追求生活中其他部分时的情感。

很明显，他根本不会在享用漫长的晚餐和美酒时，深情地凝视我的眼睛；也不会在深夜一边畅饮咖啡和波特酒，一边与我讨论文学和音乐。事实上，他根本无法长久静坐，其兴趣范围更是小得可怜。他不怎么喝酒，也不碰咖啡，对于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艺术的确实性完全缺乏兴趣。他忍受不了诗歌，并由衷地诧异，我怎么能够将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毫无目的的闲逛——像是去动物园、参观美术馆、遛狗——一只可爱、个性独立、非常害羞的矮脚长耳猎犬，名字叫“南瓜”；或是与朋友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但是，在共处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却一次也没有怀疑过彼此的真情。

“爱”的药物

爱情，就像生命一样，其奇怪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想象。我们共同的学术兴趣——医学、科学和精神病学——都很强烈，而彼此本质上的差异正好让我们拥有了各自独立的空间，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而多年以来更将我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与理查德在一起的生活变成了我生命中一个安全的港湾：一个极为有趣的地方，充满了爱和温暖，并且永远向更广阔的海洋敞开怀抱。而就像所有的安全港一样，在保持魅力和安全的同时，它还总是让我不费吹灰之力地抵达。

我第一次告诉理查德我患有躁郁症，是在我们刚刚认识后不久，他看上去非常吃惊。当时我们正坐在位于圣地亚哥的戴尔·科罗拉多饭店的大厅当中，他慢慢地放下汉堡包，直视着我的眼睛，相当冷静地说：“原来是这样。”他表现得格外亲切仁慈，就像大卫，罗瑞所做的那样，他也详细地问了我躁郁症发作时的情况和病情对我生活的影响。也许因为他们都是精神科医生，所以他也在医学层面上问了我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例如：当我躁狂的时候会出现哪些症状？我的抑郁症状有多严重？我是否曾经自杀过？我过去都服用过哪些药物？我现在在服用什么药物？有没有副作用？他永远都是那么沉稳和令人安心，无论自己多么担心，却总是仁慈而又机敏地将这些担忧放在内心深处。

但就像我早已知道的那样，抽象水平上的理解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理解。我已经从根本上怀疑没得过这种病的人是否真的能够了解它。尽管我们是如此渴望、期待人们能够接纳和理解这种疾病，但这也许根本就不现实。要知道，这是一种很难让人产生同情心的疾病。一旦焦躁或是阴郁的情绪转变为愤怒、暴力或是精神病，理查德就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很难将之看作一种疾病，而是把它看作任性、愤怒、无理取闹或是令人厌烦的行为。我失去控制时所做出的举动，在他眼里却是刻意和可怕的。我通常根本无法表达出自己的绝望和痛苦，事后更难从这些伤害性的行为和可怕的言语中恢复过来。这些可怕的黑色躁狂症状，连同它们焦虑、凶猛而野蛮的部分，对理查德来说是如此难以理解，而对我来说，则同样难以解释。

再多的爱也无法治疗疯狂，或是点亮一个人阴暗的情绪。爱，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但是通常，我们还是不得不依赖药物，无论这种药物能否发挥作用，也不论它所带来的副作用能否忍受。从另一方面来说，疯狂确实可以，而且经常用它带来的不信任，极度悲观、不满、躁动的行为，特别是野蛮的情绪来扼杀爱情。相反，以悲伤、嗜睡、动作迟缓和缺乏变化为主要特征的抑郁，则更容易被人们从直觉上理解，也更容易解决。安静的哀伤既不具有威胁性，也很容易被理解，愤怒、暴力以及令人恼火的绝望则正好相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经历和爱情教会我们很多应对躁郁症的方法。有时候，我会笑着对他说，他的冷静和沉着抵得上一天300毫克的锂盐剂量。这很可能是真的。

偶尔，当我处于恐怖而又具有破坏性的情绪剧变中时，我会感到理查德的安静沉稳就近在咫尺。这让我不禁想起拜伦描写彩虹的美妙诗句：“宛如希望降临在垂死者的床前，彩虹落在狂野湍急的瀑布旁边；当万物横遭毁灭，狂急的流水卷走一切，彩虹却依然晴朗鲜艳如前。”

就像，在痛苦折磨当中，

爱情，注视着疯狂，容颜依旧。

即便爱情不能治愈，它也一定是一剂强力的药物。就像英国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所写的那样，它也许不像人们曾经预想和期待的那样纯粹与抽象，但是它确实很持久，也确实会慢慢成长。

10 谈及疯狂

在即将离开洛杉矶时，我收到了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具谴责性，同时也最让人不愉快的一封信。它既不是来自我的同事，也不是来自我的病人，而是来自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看到了一张我的演讲的宣传广告，为我将“疯狂”一词作为演讲的主题而愤怒异常。在她的信中，我不但感觉迟钝、粗鲁无礼，而且很明显，丝毫不了解患有躁郁症这样一种可怕的疾病究竟是怎样一种痛苦的感觉。我不过是一名踩着那些精神病患者的尸体，爬往学术更高等级的医生。这封信的恶毒言语令我无比震惊，同时也大感厌恶。但也正是这封信，开启了我对有关“疯狂”的语言的长期而又艰深的思索。

疯人疯语

在用以讨论和描述精神疾病的语言中，客观描述、陈词滥调、精确的临床用语以及含有侮辱意味的词汇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传统词汇和短语的混乱、误解和淡化。在一个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感受和权利越来越敏感的社会，我们不再清楚，像“疯子”“疯狂”“发疯”“狂热”或是“确诊的精神病患者”这些词汇究竟该用在哪些地方。例如，富有表现力、机智幽默的语言——像“到松鼠城一游”（“松鼠”在美国俚语里就是疯子的意思）“缺少了苹果的野餐”（古怪、头脑不清）“发神经”或是“没了气泡”（英国潜水员形容“疯狂”的短语）——是否应该让位于“准确”且“易于理解”的词汇，并由此被束之高阁。

我的一位朋友在一次急性躁狂发作后，准备出院回家时，被医院强制要求参加一次团体治疗。这次治疗的目的在于提升病人的自我意识，鼓励这些即将出院的病人不去使用、也不允许别人在他们在场时使用“疯子”“精神病”“神经病”“神经错乱”等词汇。院方认为，使用这些词语将使病人“长久丧失自尊和自惭形秽”。我的朋友认为这一行为充满了恩赐的色彩，也非常荒谬可笑。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虽然可能有点过分热心，但这不失为一条值得称颂而且带有专业性的建议。要知道，在错误的场合用错误的语气说出这些词汇，会让病人感到锥心的痛苦，而病人对这种麻木不仁和偏见的记忆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毫无疑问，不加审查和修正地滥用这些词汇，不仅会导致个人的痛苦，同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在工作、保险业和整个社会造成大范围的歧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认为已经存在几个世纪的、充满排斥意味的词汇就是影响公众态度的罪魁祸首，那么这种假设值得商榷。它无疑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使我们认为眼前这种极为艰难的现状可以通过一个轻松简单的答案来解决。同时，它也忽略了词汇中蕴涵的智慧和讽刺，这两个强有力的角色对形成自我概念和社会改变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很明显，我们需要自由、多样化、智慧而且直接地使用语言，来形容异常的心理状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急需改变公众对于心理疾病的观念。当然，这个议题需要视内容和重点而定。例如，科学就需要高度精确的语言。而大多情况下，公众的恐惧和误解、对科学的需求、通俗心理学的愚蠢以及心理健康倡导者的目标往往纠结在一起，造成极大的混乱。

双相情感障碍

体现这一点最好的一个例子，恐怕就是当前日益流行的术语“双相情感障碍”造成的混乱。美国精神医学会发行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简称DSM-Ir），在这份权威性的诊断系统指南当中，双相情感障碍有极重要的位置。尽管我一直将自己的疾病看作躁郁症，但是DSM-Ir将其定义为“双相情感障碍I型，具有复发性，带有严重的精神病特征，在两次发病的间隔则表现为完全康复”。在所有我“符合”的DSM-Ir诊断标准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条就是“过度沉迷于享乐活动”。

很明显，作为一名临床医师和研究者，我深深相信，为了追求准确性和可靠性，科学和临床方面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精确的语言和构成DSM-IV核心的明确诊断标准上。如果失去精准与客观，再优雅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也不会被病人或是家属所接受。然而，作为一个人，同时也是一个病人，我发现“双相”一词非常奇怪地令人不悦：它似乎模糊和缩小了自己所代表的疾病；而“躁郁症”这种描述则同时抓住了我所患的疾病的本质与严重性，而没有尝试去掩饰真实的状态。

很多临床医生和病人都感觉，“双相情感障碍”较之“躁郁症”，所含有的侮辱成分更少。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当然，承受疾病之苦的患者有权力去选择让他们感觉更为舒服的用语。但由此也产生了两个疑问：“双相”一词是否算得上医学上的精确术语？改变一种状态的名称是否真的能够换取更大程度的接纳？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双相”指的是同时有躁狂症状（或轻躁狂）和抑郁症状的个体，与那些只患有抑郁症的个体相区分。就这点来说，它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将情感障碍划分为双相和单相这两类，就等于假定抑郁症与躁郁症在临床和病因学上都存在差异。而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也缺乏科学证明。同样，它还假定抑郁症紧紧固守在自己的一端，而躁狂症状群则整整齐齐地坚守在两极的另外一端。将两种临床状态两极化的做法，公然违背了躁郁症起伏不定的特征，同时也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躁狂是否仅仅为抑郁症的极端表现。它还弱化了“躁狂一抑郁”混合状态的重要性。要知道，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而且在临床上颇为重要，构成此类特殊疾病研究的理论核心。

对心理疾病的态度

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要最终让精神疾病摆脱屈辱的命运，究竟是仅仅依靠语言的改变，还是需要对公众进行积极的教育？是依靠成功的治疗，像锂盐、抗痉挛药、抗抑郁剂和抗精神病药物；还是不但能够成功治愈患者，而且可以吸引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疗法（例如抗抑郁药物百忧解，它在改变公众对抑郁症的观念和认识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从遗传或是生物学上找寻精神疾病的致病因素，还是依赖于脑成像技术——诸如正电子断层扫描（PET）和磁共振扫描（MRI），使我们可以通过视觉确定这些疾病及其在大脑中的位置？是通过发展血液测试技术，最终确定精神疾病是一种医学上的疾病，还是促进立法——就像美国的残疾人法案，以图获得帮助，争取使精神疾病也获得和健康保障系统中的其他疾病一样的地位？虽然进展非常缓慢，但是人们对心理疾病的态度正在逐渐改善，这主要得益于成功的疗法、积极的倡导和立法3个方面的共同成就。

主要的精神健康倡导团体大部分由病人、家属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构成。他们在教育公众、传媒及政府方面格外有成效。尽管在风格和目标上各有差异，但是这些团体为成千上万的病人及其家属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和帮助，也通过抵制缺乏专业能力和尊重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提升了社区的医疗服务水平。他们鼓励、纠缠甚至劝诱国会议员（这些议员中有很多人遭受情感障碍的折磨，或是家族中有精神疾病患者），主张增加研究经费、提出平等对待精神疾病患者的建议，并通过立法禁止在职业和保险领域歧视精神病人。

正是这些团体以及成功研制出各种治疗方案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让我们这些精神疾病患者拥有更为轻松的生活，不论我们是将自己称为“疯子”，还是写信抗议别人这么做。正是由于他们，我们现在才能就涉及自己和人类状态的微妙语言进行争辩。

11 可怕的双螺旋

坐在靠近会议室后门一张随时可以迅速逃离的椅子上，吉姆·沃森坐立不安，他眯着眼睛东张西望，还猛打呵欠。他的手指交叉放在额头上，焦躁地轻轻拍着。他虽然不时专注地听着会议报告，但注意力往往转瞬即逝。他一会儿扫一眼自己手中的《纽约时报》，一会儿又沉浸在自己的星际幻想当中。

吉姆并不善于在自己感到厌烦的时候伪装成很感兴趣的样子，我们也无法知道他是在思考眼前的科学问题——有关躁郁症的遗传及分子生物学，还是在琢磨政治、八卦、爱情、建筑、网球或是任何占据他思想的热门事物。他是一个个性强烈、直率坦诚的男人，绝非一个让人无动于衷的角色。对我而言，他绝对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人。吉姆独立又有个性，在这样一个日益平淡枯燥的世界中，他就像一匹斑马傲然伫立在马群当中。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一个人因为发现了生命的构架而获得诺贝尔奖，那么他当然很容易表现得独立而又变幻莫测。

但显而易见的是，正是这种潜在的性格——强烈、充满竞争性、富于想象力且勇于打破传统——成为促使他探索DNA结构的原动力。

DNA之父

吉姆显而易见的旺盛精力同样非常吸引人。不论是在智力还是体力上，他的高速运转都令人筋疲力尽。要想在晚餐桌上的讨论或是冷泉港的散步中跟上他的脚步，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的太太坚称，自己只要感受一下空气中的能量，就能判断出吉姆是不是在家里。然而，无论吉姆这个人多么有趣，他首要而且主要的身份仍然是一名科学领袖：不久前，他还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冷泉港实验室（The Cold Spring Harbor L曲oratory）的主任，也是“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GenomeResearch）的首任主席。最近几年，吉姆的兴趣转向寻找诱发躁郁症的致病基因。

要想科学地理解躁郁症，最终必须依靠分子生物学，所以我开始不断投入更多的时间来了解这片未知的领域。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围绕着各式各样奇怪的动植物开展研究——例如玉米、果蝇、酵母菌、蠕虫、老鼠、人类和河豚。它还有一个古怪的、快速发展的、偶尔还非常有诗意的语言系统，有大量术语，如“质体”“高密度粘粒”“三螺旋”“染色体漫步”“基因猎人”以及“基因制图者”等。这个领域追求的是所有理解和洞察的根本和基础，相当于物理学界对夸克和轻子的探索。

这个让吉姆眯着眼睛东张西望、呵欠连连的会议，关注的正是躁郁症的遗传基础。会议的目的就是召集临床精神病学家、遗传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让这些平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积极探索躁郁症致病基因的研究者，分享他们在实验方法、研究发现，以及已分析过遗传原因的躁郁症患者家谱图等方面的信息。一幅又一幅的家谱图被投影到屏幕上，有一些家谱图中患病的家庭成员很少，另一些则有大量完全涂黑的方块和圆圈，分别代表着患有躁郁症的男性和女性。而一半涂黑的圆圈和方块分别代表患有抑郁症的女性和男性，s、十字和斜线则表示曾经尝试自杀的个体。每一个全黑或是半黑的标志都代表着一个遭受痛苦的生命，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含有黑色方块和圆圈越多的家庭，越是这些科学家心目中的“好”家庭（即遗传信息更多、更有用的家庭）。

当我环顾会场，我认为在这些科学家中间，在某张家图谱中，很可能找到导致躁郁症的基因所在的位置。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因为一旦这个基因被锁定，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更及时也更精确的诊断，也就可以找出更具体、更安全也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案。

黑盒子战斗

幻灯片结束了，窗帘被拉开，我的目光越过吉姆·沃森，越过窗外的苹果树，回忆起多年以前我顺密西西比河而下的一次旅行。与我一起进行这次旅程的，是莫恩斯·休乌（Mogens Schou），一位丹麦精神科医生，他是首创以锂盐治疗躁郁症的第一功臣。当时，我们决定逃掉一天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年会，好好欣赏一下新奥尔良的美丽风光，而我们发现，实现这一想法的最好途径，就是雇一条船沿密西西比河顺流直下。

那是令人愉快的一天，而在我们讨论了各式各样的话题之后，莫恩斯忽然转向我，直截了当地问我：“你研究情感障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当时吃惊和不安的表情一定和我的感受一样夸张。莫恩斯立即就转变了话题的方向：“那么，让我来告诉你我研究情感障碍的原因吧。”接着，他告诉我，他家族当中的所有躁郁症和抑郁症病例是多么具有毁灭性。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多年前疯狂地寻找医学文献，希望从中找到任何新鲜的、实验性的治疗方法。约翰，凯德（John Cade）于1949年，将一篇有关锂盐治疗急性躁狂发作的论文发表在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澳大利亚医学杂志上。莫恩斯就立即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艰苦的临床实验，用来证明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他轻松地谈论着自己家族的精神病史，并强调，正是这种强烈的个人动机驱使他进行所有的研究。他还明确表示，他怀疑我投身躁郁症的临床研究也是怀着同样的个人动机。

我无路可退，但同时也感到释然，因此决定诚实地交代自己的家族史。很快，我们就开始在餐巾纸的背面画各自的家谱图。我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家族中竟然有如此多被涂黑了的圆圈和方块，还有很多问号（例如，据我所知，我的叔祖父自成年之后，终其一生都在精神病院度过，但是我并不清楚医院对他的诊断）。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父亲一方祖孙三代当中，躁郁症患者层出不穷，代表自杀的星号遍布。相较而言，我母亲一方则格外清白整洁。任何对人性稍有了解的人，都看得出我父亲与母亲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而家谱图就是这种差异的一个具体表现——而且是很有象征意义的黑白之别。

莫恩斯一直在绘制他的家谱图，但是当他从背后偷看了我家族中的患病人数之后，便立刻笑着承认自己在这场“黑盒子战斗”中败下阵来。他还注意到，代表我的圆圈不但涂成了黑色，而且还附有一个星号（将一个人的自杀尝试缩减成一个简单的符号，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开始对我的疾病、锂盐、锂盐的副作用以及我的自杀企图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与莫恩斯的交谈让我获益匪浅，一部分原因是他积极地鼓励我在研究、写作和教学当中运用自己的经验；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与这位资深教授谈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不仅对我所遭受的一切有所了解，而且还运用他个人的体验深刻地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不论我与锂盐之间展开了怎样的战斗，我现在都已经痛苦地意识到，没有它，我不是早就死了，就是生活在国家精神病院中。也许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一样，都应该将莫恩斯家谱图当中的那些黑色的方块和圆圈看作自己的恩人。

遗传病

躁郁症是一种遗传病，这个事实毫无疑问带来了非常复杂，而且通常令人难过的情绪。这其中的一种极端情况就是，它让你觉得自己极其羞耻和内疚。

多年以前，当我还住在洛杉矶的时候，我曾去一位同事推荐的精神科医生那里看病。经过检查，并发现我多年来一直服用锂盐之后，他就我的精神病史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同时，他还问我是否打算要孩子。由于之前我所接触的医生全都极具智慧和同情心，所以我非常坦率地交代了自己的躁郁症病史，同时也明白地表示，自己是“对锂盐反应良好者”。我还告诉他，自己非常非常想要孩子。

他听到之后，立即问我是否打算在怀孕期间服用锂盐。我告诉他，对我来说，停用锂盐所带来的问题要远远大于锂盐可能对胎儿造成的影响，所以我会选择继续服药。在我说完之前，他就打断我，问我是否知道躁郁症是一种遗传病。我强忍住没有告诉他，我这一生都在研究躁郁症，而且，我也不是傻子。我只是淡淡地说：“是的，我知道。”这个时候，一个我至今仍然可以感觉到其冰冷和专横的声音传来：“你不应该要孩子，你有躁郁症。”他口中的这句话就好像是上帝的真理，而他一定在心中对此深信不疑。

我感到非常厌恶，简直厌恶至极，而且极其羞耻。我决心不做出任何会被他解释为非理性的行为，所以只是问他，他这么担心我有孩子，是认为我因为患有这种疾病所以没办法做个好母亲，还是不想让我再把一个躁郁症病人带到世界上。不知是他故意忽视还是根本没有明白我的挖苦，他回答说：“两个都有。”我气得快要疯了，穿好我的大衣，猛敲了几下他办公室的门，对他说：“去死吧！”然后转身离开。我穿过街道回到我的车子里，坐下，浑身颤抖，痛哭到筋疲力尽。残忍有很多种形式，而他所做的不仅仅残忍，还非常业余和无知。这一次的遭遇就像在我的心口快速地深深划了一刀。

最难忍受的遗憾

奇怪的是，尽管我身患躁郁症，却从来没想过因此不要孩子。即便是在我最阴暗的抑郁期，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出生。我确实想到过去死，但是这和后悔自己出生完全不同。我非常高兴自己被生下来，格外感谢生命，并且不愿意没有下一代，孤单度过一生。综合所有因素来看，尽管我的生命中充满了骚动，而且不时变得十分可怕，但我仍然拥有美妙的人生。

当然，我也有很多担心，这在所难免。比如说，我能完全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吗？如果我陷入严重的抑郁该怎么办？更可怕的是，如果我躁狂发作，丧失判断力，或是变得异常暴力、无法控制，又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如果孩子们也患上躁郁症，看着他们与抑郁、绝望、无助以及疯狂苦苦斗争，我又有何感受？我会不会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身上的任何病症？或是错误地把他们的正常反应看作疾病的信号？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反复思考过上千遍，但从来没有想过不要孩子。尽管那位为我检查的医生冷酷地宣称我不该要孩子，可如果能像大卫和我当年所计划的那样，我会很高兴地生一屋子的孩子。可惜事情并不如我所愿，大卫死了，而理查德，这个自大卫死后我唯一想要与之生孩子的男人，在上一次婚姻中已经有了3个小孩。

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难以忍受的遗憾。但幸运的是，我有两个侄子和一个侄女。他们拥有各自的奇妙之处。而我从他们身上获得的快乐简直难以用笔墨来形容。成为姑姑本来就是一件极为享受的事情，更何况侄子和侄女是如此善于思考、独立自主、善解人意、聪明绝顶，并且想象力丰富，与他们相伴你绝不会感到无趣。

我的侄子们就像他们的父亲那样，对数学和经济学格外感兴趣，他们是些安静、机智、思想自由，而且温柔迷人的小伙子。而我的侄女，现在只有11岁，年龄比她的哥哥们小得多。她已经赢得全国性的写作大奖，并且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你会经常发现她蜷缩在椅子里，或是涂涂写写，或是向你询问某些词汇和人物，或是照料她饲养的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或是在家庭讨论中以锋利的言辞坚持自己的观点。她是那么激情澎湃、敏感多情、卓尔不群，总有办法在能言善辩的兄长、父母和其他成人面前维护自己的主张。我简直无法想象，失去这3个孩子，我的生命中将留下怎样一片空白。

道德难题

尽管我强烈支持通过科学手段努力寻找导致躁郁症的基因，但也不时担心找到这一基因的真实意义。很明显，如果能从持续的基因研究当中得到更好也更早期的诊断，更具体、更安全的治疗方法，那么，无疑躁郁症患者及其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会从中获得巨大的益处。事实上，要实现这种获益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但是，孕期诊断检查又会因此存在哪些危险呢？准父母们是否会选择打掉那些携带躁郁症基因的胎儿，即便这种疾病是可以忍受的？（有趣的是，最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问躁郁症患者及其家属，他们是否会打掉受到躁郁症影响的胎儿。结果发现，很少有人会因此而选择堕胎。）而如果我们真的消灭导致躁郁症的基因，是否会冒着将世界变得平淡枯燥的危险？这是一个公认的复杂难解的科学问题。那么，酷爱冒险的躁郁症患者面临的难题又是什么？这些好动不安的个体和其他人一起，共同推动了艺术、商业、政治和科学的发展，他们是否会像云豹和斑鸠一样，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呢？

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伦理问题，特别是躁郁症还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不论是严重还是较轻的躁郁症，似乎都和艺术特质以及丰富的想象力息息相关，因此贡献极大。不仅如此，它还影响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以及商业、宗教、军事和政治等多个领域的领袖。另外，由于躁郁症是种常见疾病，症状出现在性格、行为和认知方面，因此对个体的人格、思维方式和精力有微妙的影响。使情况更为复杂的事实是：其他遗传、生化以及环境因素（例如长期暴露在光线中，光线的剧烈变化；严重的睡眠剥夺；生孩子；药物以及酒精使用）也多少会成为这种疾病的诱因，并产生和成就伟大事业密切相关的认知和性格特质。

这些科学和伦理问题确实存在，但幸运的是，它们已经被美国联邦政府的基因组计划（Genome Project）和其他科学家、伦理学家纳入重点考虑的范畴。不过，它们仍然是极端困扰人的问题，并且将长期持续存在。

科学所拥有的一项非凡能力，就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产生新问题。它进展神速，美妙异常，而且会为人类带来极大的希望。

现代神经科学的进步

坐在医学会议典型的坚硬、不舒服的椅子上，我已经陷入半梦半醒的状态。旋转式幻灯机咔嗒、咔嗒的声音，使我的头脑陷入半催眠的状态，暂时停止了运转。虽然我的眼睛还睁着，但头脑却像是在吊床上轻轻摇动，安歇在脑壳最深处的角落。房间里既阴暗又乏味，户外却是一片美丽的雪景。

当时，我正和一组同事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任何稍有头脑的人来到此地的目的都是滑雪。可现在会议室里还有超过100名医生，幻灯机仍在不断咔嗒、咔嗒地放映。我发现自己已经第100次思考：疯狂并不意味着愚蠢，我为什么要坐在屋子里，而不是在外面滑雪呢？忽然，我的耳朵竖了起来，一个平淡、麻木的声音含糊地说，要报告“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大脑异常结构的最新发现”。我那结构异常的大脑立刻警惕起来，脊背上也冒出了一阵冷汗。那个声音继续含糊地说着：“在我们所研究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发现大脑的很多小区域存在高信号病灶（focal signal hyperintensities，即多水集中区），这代表脑组织存在异常状态。这就是神经科学家有时称作的‘不明光亮物’。”听众们都赞赏地笑了起来。

我可再也承受不起再损失任何脑组织了。天知道，我那次服用锂盐几乎致命，把多少大脑灰质送入了阴曹地府。想到这儿，我笑得比别人牵强许多。演讲者继续说：“这些不明光亮物的医学意义目前尚不清楚，但据我们所知，它们与一些特殊状态息息相关，像是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多重硬化症，以及血管性痴呆症等。”

我想得没错，我实在应该去滑雪才对。但我的头脑违背了自己明智的判断，反而更关注屏幕。幻灯片是如此引人入胜，我发现自己总会被最新磁共振扫描技术带来的脑结构图的惊人细节深深吸引。大脑扫描图有种特殊的吸引力，特别是高清晰度的磁共振影像和正电子断层扫描仪带来的色彩斑斓的扫描图。例如，在正电子断层扫描图中，抑郁状态下的大脑会呈现阴冷、凝滞的深蓝、暗紫和墨绿色；同样是这名患者，在躁狂状态下，大脑则会像圣诞树一样闪亮，呈现明亮的红色、黄色和橙色。科学用色彩和结构无比精准地抓住了两大特点：抑郁期的冰冷死寂和躁狂期的生动亮丽。

现代神经科学令人心神振奋。不断探索追求新的领域，更是使人充满浪漫和驰骋太空的感觉。神经科学是如此优雅，而投身其中的科学家更是年轻得令人自惭形秽，各项发现也快得令人咋舌。就像分子生物学家们一样，脑部扫描的研究人员一般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从事领域的不凡之处。只要是有心有肺、有血有肉的人，都会被他们的冒险精神与热忱深深打动。

虽然有违本意，但我仍然被这一科学领域深深吸引。我想要知道这种高信号是躁郁症的诱因还是结果；想要知道它们是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更为显著；想要知道它们在大脑中的具体位置；想要知道它们是否和我以及许多躁郁症患者所体验到的一样，与方向辨认和面孔识别问题有关；还想要知道，如果父母其中一方患有躁郁症，那么存在发病危险的孩子，是否会在发病之前就出现大脑的异常。

我的临床思维开始琢磨各种影像发现的视觉效益，它们至少可以在以下3点上，说服我那些教条主义且疑心重重的病人：（1）大脑确实存在；（2）他们的情绪是与大脑相关联的；（3）如果不按时服药，就会对大脑产生特殊的损害作用。我的思绪从躁郁症患者的个人角度转向作为研究和治疗者的专业角度，上述想法让我分了一会儿神，但和以前一样，个人的兴趣和关注还是重新占据了我的头脑。

我一回到自己现在执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抓住正在研究磁共振扫描的神经科学领域的同事问个不停，还急匆匆地跑到图书馆，翻阅了所有已知的材料。毕竟，从认知层面上相信这种疾病存在于大脑之中，和亲眼看到它是有很大差距的。即便很多文章的题目多少有些含混不清，例如“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基底神经节体积和白质高信号病灶”“双相情感障碍的脑结构异常：脑室扩大和高信号病灶”“运用磁共振扫描技术发现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大脑皮层异常”等，我仍然坐下来逐一阅读。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在32名接受扫描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有11幅脑扫描图（34.4%）显示出高信号病灶；而在正常对照组当中，只有1幅（3.2%）表现出这种异常。

我对所谓的“正常对照组”这个词嗤之以鼻。继续往下阅读，我发现，就像临床医学当中所有的崭新领域一样，其中的问题要远远多于答案，而且研究者并不清楚这些发现的真正含义：它们可以被归结为测量上的问题；可以被解释为饮食结构或是治疗史上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一些与躁郁症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或是做出任何其他的解释。

虽然疑雾重重，但是那些不明光亮物可能真的有什么重要意义。奇怪的是，在阅读了长长一系列的研究报告之后，我反倒觉得安心了很多，也不那么害怕了。科学进展神速，这个事实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希望。如果脑结构变化真的存在意义和价值，那么我非常高兴，第一流的研究者正在为之努力。如果没有科学，不但没有了这种希望，也不存在其他任何希望。

无论如何，这一切确实为“丧失理智”（losing one's mind）这个概念注入了新的意义。

1. 即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因发现DNA的分子结构，与两名英国科学家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医学奖。——译者注

2. 不明光亮物（unidentified bright object），此处借用了形容飞碟的名词——不明飞行物（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译者注

12 行医资格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轻松简单地告诉别人你患有躁郁症，即便真的有，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过。因此，尽管听过我告白的人都表现得十分理解，有些人甚至格外令人感动，但我仍然不时遇到一些残酷、高傲或是缺乏起码同情心的反应。直到最近，公开谈论我的病症仍然是个不可思议的想法。这种不情愿的态度一部分来自专业方面的考量，另一部分则来自我的倾吐对象，即同事或朋友不时表现出的残忍。无论他们是否故意为之，我辛酸地称之为“鼠心因素”。

鼠心先生

鼠心先生是我之前在洛杉矶的一名同事，也是我当时真心相待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位言语柔和的精神分析师，我很喜欢与他一起在早晨共饮咖啡。虽然不很频繁，但我们也偶尔会一起外出，吃一顿漫长的午餐，畅谈彼此的工作和生活，感到非常惬意。一段时间之后，我忽然有一种常见的不舒服感。要知道，每当在一段关系中，彼此的友谊或是亲密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而我仍没有向对方提及我的躁郁症时，我都会体验到这种感觉。毕竟，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疾病，而且会影响我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情绪、气质、工作和我对周遭事物的反应。如果不和对方讨论我的躁郁症病情，这段友谊就必然会逐渐流于肤浅。在内心深深叹了一口气之后，我终于决定向他坦白一切。

当时，我们坐在马里布一家面朝大海的餐厅内。在简短地描述了我的躁郁症和自杀尝试之后，我把目光转向了海洋中一堆遥远的岩石，静静等待他的反应。那是一段漫长而寒冷的等待。最终，我看到泪水从他的面颊上流过。在当时的我看来，这种反应实在有点过火，因为我还刻意对自己的躁狂和抑郁症状轻描淡写。不过他似乎完全可以体验我真实经历的痛苦，这一点还是让我大为感动。接着，鼠心先生抹去了眼角的泪水，告诉我他简直难以相信这一切。他说自己“感到失望至极”。他曾经以为我是那么优秀，那么坚强。我怎么会想到去尝试自杀呢？我当时在想些什么？这实在是一种既懦弱又自私的行为。

我忽然恐惧地意识到，他是认真的。我彻底呆住了。他听到我患有躁郁症后产生的痛苦，似乎远远超过了我实际患有此病的痛苦。有那么几分钟，我觉得自己就像伤寒玛丽一样。然后，我感到自己的心意完全被辜负，受到深深的羞辱，并且自己的秘密暴露无遗。他的担忧却没完没了。我真的曾经神经错乱吗？他用温柔的声音，似乎带着无限关心地问我，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能够应对学术生活中沉重的压力吗？我不得不咬牙切齿地向他指出，事实上，我已经应对这些特别的压力许多年了。而且说实话，虽然我比他年轻许多，但是我发表的论著却远远多过他。

午餐剩下的部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是一场苦难的折磨。我还用讽刺的语气告诉他——尽管他听不出来，他大可不必担心，因为躁郁症并不传染（不过，看他对待世界那种枯燥乏味、过分执着且毫无幽默感的态度，真得了躁郁症反而会对他大有帮助）。他在座椅上显得手足无措、局促不安，并回避与我的目光接触。

第二天早晨，一只装有一打长茎红玫瑰的纸盒被送到我的诊所，里面还装有一封卑怯的道歉信。我想，他的本意大概是好的，但是这并不能挽救他那坦率的反应所带给我的伤害：他是正常的，而我不是，以及那最具杀伤力的字眼——他对此“感到失望至极”。

心中的秘密

我不愿意向别人公开自己患有躁郁症，原因还有很多，其中一部分原因纯属个人因素，大部分原因则是出于职业角度。

个人方面的原因主要涉及家庭隐私，特别是这种疾病被认为是遗传性的。而且，一般人都认为，自己的事情最好不要到处张扬。同样，我还非常担心（也许有点过分担心了），在知道我患有躁郁症之后，别人对我为人处世的看法会发生改变。在“滑稽可笑”和“言行不当”（一个可怕而且能定罪的字眼）之间，只隔着一条细线。被认为“性格刚烈”或“多变”，和被不屑一顾地贴上“不稳定”的标签，两者之间也只有一道狭窄的缝隙。而且，由于虚荣心作祟，我很害怕自己自杀的尝试和抑郁症状会被看作是软弱和神经质的表现。不知为什么，我并不介意自己被看作间歇性的精神病发作，反而很在意自己被归入到软弱和神经质的行列当中。最后，我也深恐，公开谈论或撰写自己生活中极为隐秘的部分，会让我在某一天回顾这一切的时候，发现这些经验完全丧失了它们应有的意义。如果自己说得太过随意、太过频繁，我担心这些体验会变得遥不可及，也害怕这些体验会变成别人而不是自己的东西。

然而，我对讨论自己疾病的主要担心，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于职业的范畴。起初，担心集中在：“加州医学考核委员会”知道我的病情之后，会拒绝批准我的行医资格。而随着时间流逝，我已经不怎么害怕这种行政决定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已经构建起精密的系统来实施临床安全保障，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以及相应缓解措施都告知同事，并与我的精神科医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现在我日益担心的事情，反倒是自己在教学和研究中的专业性和客观性是否会因此受损。例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我要向一大批我所负责诊所的精神科实习医生和心理学实习医生做讲座和提供指导；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要在住院病房和情感障碍诊所中教导住院医师和医学院学生。一想到他们也许会因为顾虑我的感受，而不说出他们的实际想法，或是没有提出他们应该并且打算提出的问题时，我就感到畏缩不安。

许多诸如此类的担忧也渗透到我的研究和写作当中。我曾在医学和科学杂志上发表大量有关躁郁症的文章。同事们会不会因为我的病而对我工作带有一定的偏见？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想法。

科学的好处之一，就是一个人的工作不是被人重复，就是无人能重复，因此偏见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散。然而我还是担心，一旦公开自己的病情，同事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我去参加一个科学会议，在我提出问题或是挑战演讲者的时候，我的问题会被看作出自一个研究并治疗情感障碍多年的专家，还是一个出于私心的人极为主观的个别观点？脱下学术客观立场的外衣，我看到的前景非常可怕。当然，我的工作无疑也一直受到我情绪和体验的强烈影响。它们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教学、指导工作、临床实践，以及我选择的研究项目——总称为躁郁症，可细分为自杀、精神病、躁郁症的心理因素和治疗、拒绝服用锂盐、躁狂和躁郁症的积极作用，以及心理治疗的重要性。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必须考虑鼠心先生在马布里的午餐谈话中巧妙涉及的一个问题：我真的认为，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可以治疗病人吗？

两难困境

当我于1986年冬天离开加州大学重返华盛顿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大学的医学院中继续教书，并获得学术职务。由于理查德曾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所以他认为我一定会喜欢那里。依他的建议，我接受了精神病学院的聘书，在搬回东部的几个月内，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理查德是对的，我几乎立即就喜欢上这所大学。而且，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我从中享受到的乐趣之一，就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员工非常认真地对待教学工作。另一种乐趣则是那里完美的临床看护。不过，随着时间流逝，行医资格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看着眼前一大堆必须阅读的正式医院任用表格，一种深刻的不安油然而生。文件的首页赫然印着“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几个大字。向下扫视，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这是一份行医资格的申请表格。想到往往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我决心直截了当地回答所有问题。在一系列有关职业责任、医疗事故保险和职业惩处的问题上，我迅速地在“不是”那一栏打着钩：在以前的申请中，是否曾因为失职或职业责任问题而卷入诉讼？我的医疗事故保险承保范围有无约束或限制？我的行医资格是否曾被限制、暂停、临时吊销、正式或非正式地遭到申诉、无法换新，或是被取消？我是否曾经受到任何医学机构的纪律处分？我是否还需要接受尚未裁决的纪律处分？

谢天谢地，这些问题很容易回答。在这样一个诉讼蔚然成风到荒谬可笑的年代，我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因为渎职而被起诉。但是，接下来的部分——个人信息，又使我的心跳加速。果然，没过多久，我便看到了那个不能简单在“不是”上打钩的问题：

你现在是否患有某种疾病，或是正因此接受治疗，包括药物或者酒精滥用，而这会损害你在本院恰当地履行职责？

而在5行之后，赫然写着如刽子手般残忍的话：

我已经充分了解，任何在申请表上的谎报或是疏漏，都会导致我因此被医学院拒绝任用或是彻底免职。

我重新阅读了一遍“你现在是否患有”这个问题，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在这个问题旁边写下了“依据我与精神病学院系主任的讨论”。然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给我在霍普金斯大学的系主任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愿意与我共进午餐。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医院的附属餐厅见面。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健谈和风趣，我们愉快地就院系活动、教学、研究基金和精神病学系的政治问题交谈了几分钟。在这之后，我的手便开始在大腿上扭动，心也提到了嗓子眼，我终于告诉他有关行医资格表格、我的躁郁症，以及我正在因此接受治疗的事情。事实上，我在霍普金斯大学最亲近的同事已经知道我的病情，因为我习惯把真相告诉和我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医生们。例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就曾将自己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与我一起建立情感障碍诊所的医师们，也和我担任诊所主任期间的医学主任医生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系主任也知道我正在接受躁郁症治疗。我当时就认为，现在也仍然觉得，必须采取恰当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我的躁狂或严重抑郁影响我的临床判断。如果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不仅病人的护理会受到损害，也会将我的同事们置于难以防卫的职业和法律危险中。

我向每一位与我亲密共事的医生清楚地言明，自己正处于良好的精神科医生照料之下，正在服用药物，而且没有任何酒精或是药物滥用问题。我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对我的病情和临床诊断能力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直言不讳地询问我的精神科医生（反之，如果我的精神科医生对我的临床判断感到担心，也可以随时与我或是任何他觉得需要的人进行沟通）。我的同事们都同意，一旦他们对我的临床判断产生质疑，都会直接告诉我，立即结束我对病人的护理责任，并通知我的精神科医生。

我想他们每个人都曾在某个时间与我的精神科医生进行过交谈，以此了解我的疾病和治疗的进展情况。幸运的是，还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担心我的临床表现而与他接触的。我也从来没有主动放弃自己的行医资格，尽管我曾经为了病人的利益而取消或更改治疗安排。

我虽然一直很幸运，也非常小心谨慎，但是，我或者任何医生都存在自身疾病干扰临床判断的可能。有关医院行医资格的问题并非不公平或是毫不相关。虽然我并不喜欢回答这些问题，但它们的存在是绝对有道理的。严格地说，行医资格是一种特殊权力，而非一种个人特权。当然，真实的危险来自于这样一些临床医生（或者说，来自于所有的政治家、飞行员、商人，或是其他对他人的福利与生命承担责任的人），他们或是出于羞耻，或是害怕行医资格被取消，害怕被医学院、研究生院或住院部开除，因此不敢去寻求精神治疗。由于不接受治疗和指导，很多医生生了病，不仅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将他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很多时候，为了尝试治疗自己的情绪问题，很多医生酗酒或是滥用药物。患有抑郁症的精神科医生给自己开抗抑郁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其结果却常常是造成重大灾难。

医院和专业组织必须承认，未经治疗的医生、护士和心理学家可能对他们正在看护的病人造成巨大的危险。而医院和专业组织也必须鼓励和倡导有效的治疗，制定安全保障方面的相关纲领，并建立起明智、非家长式的督导体系。医生未经治疗的情感障碍不仅会对病人造成危险，同时也会危及医生本人。每年都有许多医生自杀，其中许多是极为优秀的医生。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直到近期为止，美国每年自杀死亡的医生，其数量相当于中型课堂的人数。绝大部分医生是因为抑郁或是躁郁症而自杀，但这两种疾病都是完全有办法治疗的。更为不幸的是，医生不仅患情感障碍的比例比普通人群更高，而且更容易获得有效的自杀途径。

医生们当然需要首先治愈自己，但他们也需要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他们所在的医学和行政系统必须鼓励治疗，提供合理的指导原则，同时绝不容忍能力不足或危害到对病人的照料。

我的系主任曾经骄傲地指出，医生的存在就是为了治疗病人，而病人绝不应该为医生的问题和痛苦而付出任何实质性的或是医学上的代价。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告诉他自己患有躁郁症，并且需要和他就行医资格进行讨论之后，等待他的反应时没有一丝恐惧和不安。我望着他的脸，希望能够从中看到他的感受。忽然，他绕过桌子来到我的身旁，用力抓住我的手，微笑着说：“凯，亲爱的，我现在知道你有躁郁症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笑了：“如果我们开除医学院里所有患有躁郁症的员工，那么，恐怕不仅我们的人数要大为减少，连气氛也会因此变得沉闷、枯燥不堪吧。”

1. 伤寒玛丽（Typhoid Mary），本名玛丽·梅伦（Mary Mallon），是美国发现的第一例伤寒病“健康带菌者”。据推测，她在做厨师期间共造成51人感染伤寒病，其中3人死亡。——译者注

13 情绪人生

就像拜伦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构成的。我们都只能在自身性格的局限中游走生活，实现其可能性的一小部分。与躁郁症共处30年的经历，让我不断意识到它所带来的限制和可能性。

孩童时期，我眺望高远、明净的天空，看到其上充满浓烟和火焰，便感受到一种不祥、幽暗和死亡的特质，它至今仍然存在于我的心间，并以某种方式与生命的美丽与活力相互交融。那种存在构成了我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不需费力便可回想起那段岁月中无穷无尽的黑暗、筋疲力尽，以及教学、阅读、写作、接待病人和维持人际关系所耗费的巨大精力。而在内心的更深处，则布满了躁郁症刚刚降临时伴随而来的各种难忘影像：暴力、彻底的疯狂、令人羞愧的行为，以及我体验到的野蛮情绪，而它们对别人的影响更是残酷得令人不安。

然而，无论这些情绪和记忆是多么真实、深刻的恐惧，它们总会因为其他情绪和生命力带来的欢欣与生机而得到补偿和抵消。每当我体验到一股灿烂充沛的躁狂热情缓缓降临时，都会被它的盎然生机带回到早年充满热烈激情的岁月中，就好像一个人会因为某种浓烈的气味而深陷于回忆的世界。躁狂为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注入了生动的色彩，创造了热烈的心境，就像战争的阴霾、爱情和早年回忆所带来的感动一样。正因为如此，我用躁动不安但具有热烈激情的过去，换取舒适安逸的现在，整个交换过程可谓苦乐参半。

回首往昔

逝去的时光偶尔仍然会像海上女妖一样召唤我。尽管已经日渐稀少，我心中充满诱惑的欲望仍然存在，想要找回早年的那种躁狂与热烈。回过头来，我感到不论是那个性格刚烈的年轻女孩，还是那个多变、饱受困扰的少妇，都拥有高远的梦想和无穷无尽、浪漫的渴望。

一个人要怎样才能抓住那种热烈激情，或是再次体验通宵达旦跳舞的那种辉煌感受？如何在土星的光环中滑翔起舞，重新经历那种怪异的躁狂热情？一个人该如何找回充满激情的漫长夏日，带有紫丁香、兴奋狂喜和为花园围墙上的杜松子酒倾倒的回忆，以及一直持续到太阳高照或是警察光临的狂放不羁的阵阵欢声笑语？

我对早年的岁月仍然有复杂的感情和渴望，或许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生命中的情绪格外强烈，使我对往事的怀旧中增添了一抹痛苦的色彩。这让人很难将过去抛诸脑后，而生活有时会变成哀悼失去的情绪的一首挽歌。我怀念失去的强烈感受，下意识地想要找寻它们，就像我仍然有时会把手伸向脑后，妄图感受那早已剪去的浓密长发的重量；就像逝去的情绪仅留一丝痕迹一样，脑后剩下的只是一抹虚幻的重量。不过，这些渴望现在也不过是渴望而已，我并不强求自己找回这些强烈的情绪，因为它的后果实在是太可怕、太宿命，也太具有破坏性。

理智与情感

然而，失控而强烈的情绪总是格外有力，在理智与感情的古老对话中，其结果似乎也总是支持更为有趣和充满激情的感情方。较为温和的躁狂好像能够带来（而且总是转瞬即逝）寒冬中的春日和无与伦比的生命活力。然而，在白日的冷酷光焰中，旧病复发的现实痛苦和毁灭性，又会将我从令人依恋、强烈而又温柔的片刻回忆中拉回来。

想要降低用药剂量，以便重温这种情绪的任何尝试，都会迅速被冰冷的客观事实浇灭。因为温和的情绪会迅速变成狂热，最终成为无法控制的疯狂。我实在害怕再次变得病态的抑郁，或是陷入恶毒的躁狂之中，这两者中的任意一个都会将我生活的各个层面、人际关系和我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撕碎。这一切让我绝不会考虑去改变目前的治疗方案。

尽管我对自己的病情持基本乐观的态度，但我也通过许多不同的观点了解到，将来我的病情是否会复发，仍然是听天由命。因此，当倾听有关躁郁症治疗的最新进展的演讲时，我知道这绝不仅仅出于自己的职业兴趣。当我在其他医院做医疗讲座时，也常常会去探访那里的精神病房，看看他们的隔离病房和电痉挛疗法控制室，并在医院的庭院内游荡，心里不断盘算，自己需要住院时会选择哪家医院。我的头脑当中一直有某个部分在做着最坏的打算，而另一个部分则深信，如果我做好万全准备，最坏的情况就绝不会发生。

和反复循环、剧烈变化的躁郁症相伴多年，使我更加豁达、更有准备、也更有能力去应对服用低剂量锂盐带来的巨大情绪和精力波动，而这种波动是不可避免的。我完全同意诗人艾略特传教士式的信念，即凡事都有定时，建造亦有定时，而“风吹破松散的窗玻璃也有其时”。因此，虽然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精力、创意和热情的起伏，但现在的我已经可以在这种如潮汐般的波动中游刃有余。我的头脑仍然不时像个充满灯光、欢笑、声音和各种可能性的嘉年华舞会。这种欢笑、纵情和轻松自在充斥我的身心，也从我的身体流淌向其他人。这些闪亮璀璨的时刻会持续一会儿，只是很短的一会儿，然后就继续前行。

我知道，自己高涨的情绪和希望会短暂停留在摩天轮的顶端，然后就像它们忽然降临一样，再忽然坠落至幽暗、阴沉和疲惫的深渊。时间会渐渐流逝，这些情绪也终将过去，而我也会再次找回我自己。但不知何时，这令人兴奋异常的嘉年华舞会能回到我的头脑当中。

来来往往，去去回回，这样的优雅和无神论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狂乱的色彩和声音已经不那么古怪与强烈；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幽暗和阴沉同样也不再那么漆黑吓人。正如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所说：“星光下，是一个怪物翱翔的宇宙。”但是，随着时光流转，一个人见过太多怪物之后，就不再为未来可能遇到的东西惶恐不安了。

尽管我的夏季躁狂期还会不时出现，但已经不再恐怖异常，先前美艳绝伦和灿烂辉煌的感觉也黯然失色。躁狂因为时间流逝而停滞，因为长串令人疲惫的经历而变得缓和，也因为药物的作用而被制服。现在，它们只是在每年7月，融合阴暗的抑郁情绪和高涨的热情，偶尔还带点危险地短暂出现一回，但是它们也终究会过去。经历过这样的洗礼之后，一个人便会对死亡和生命有着更为深入的体验。我经常听到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钟声轻柔地响起：“你必死。”我对之深信不疑，它使人更加深刻地生活，带着自己仍然存在的急迫和感激。

内心的防洪堤

我们每个人都在建造内心的防洪堤，试图借此来抵挡生命中的悲哀以及头脑中压倒性的力量。而不论我们用何种方式来实现这种抵抗——通过爱、工作、家庭、信仰、朋友、否定、酒精、毒品还是药物，我们都需要终其一生，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筑起这道防洪堤。这其中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要将这些防洪堤建造得高大坚固，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港口，一个可以远离痛苦折磨的避难所，同时也可以让新鲜的海水自由流入，避免水质过咸。对于拥有像我一样的思维和情绪的人来说，药物是这堵墙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它，我根本无法经受住心灵海水的不断冲击，毫无疑问地将走向疯狂和死亡。

但是，于我而言，爱是防洪堤中更为超凡脱俗的一个部分。是它帮我抵挡恐惧和惊吓，与此同时为生命带来了美丽与活力。当我刚开始构思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在个人生活背景下描写情绪和一种情绪疾病。但随着我不断笔耕，书的内容逐渐以爱为主题：爱作为一个支持者、更新者，同时也是保护者。每当死亡的阴影掠过我的头脑和心灵，爱都会重新创造出希望并重建生命。爱情的极致使得与生俱来的悲哀更容易忍受，也使生命之美得以充分显现。是爱，为我在阴郁的季节和肃杀的天气中，带来御寒的斗篷和照亮前方的灯火。

在很久以前，我就彻底放弃了幻想能拥有一个没有风暴的人生，放弃了奢望一个没有枯萎和杀戮季节的世界。生命实在是太过复杂，太过变化无常，以至于我们只能顺其本来面目生活。而我，从本质上来说又太过多变，只能留心提防，避免尝试去控制那些不可控制的力量。推动力和困扰因素总是同时存在，并且将继续存在下去，直到如诗人洛威尔所形容的最后一刻：“手表被人从手腕上取下。”正是这些焦躁不安、暗淡凄凉、具有强烈说服力和疯狂热情的时刻，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生命，改变了一个人的工作性质和方向，并赋予了一个人爱情和友谊最终的意义与色彩。

尾声

我经常问自己，假如拥有选择的权利，我是不是还愿意选择“拥有”躁郁症？如果我无法获得锂盐，或者它根本对我不起作用的话，回答将会是简单的“不”，而且这个答案中充满无尽的恐惧。但是锂盐确实对我很有效，所以我有勇气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奇怪的是，我想自己会选择拥有这种疾病。其原因恐怕非常复杂。

抑郁发作的可怕程度远远超出了语言、声音或影像所能描述的范围，因此我绝不愿意再经受一遍这样的痛苦。它使你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疑云遍布，缺乏自信和自尊，无法享受生活，不能正常地走路、交谈或思考，精疲力竭，夜晚充满恐惧，白天忧心忡忡。它让你感到年老、衰弱、死亡步步逼近，让你头脑迟缓，优雅与协调尽失，让你变得丑陋，体验不到生命精彩的可能性、性爱的欢愉、音乐的美妙和欢笑的可贵。总之，它没有任何益处可言。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完全理解抑郁的感受，因为他们经历过离异、失业或是生死离别。但是，这些体验至少都是带有自我感受的。而抑郁发作平淡空洞，令人无法忍受。当你陷入抑郁的时候，人们无法待在你的身旁，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甚至也尝试这么做。但是你和身边的人一样清楚地知道，自己简直乏味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你易怒、偏执、毫无幽默感、了无生气、吹毛求疵、颐指气使，并且不满足于任何保证。你不但自己受到惊吓，还让别人惊恐万分。你一点也不像原来的自己，并且你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恢复本来面目。

那么，为什么我还是会选择拥有这种疾病呢？因为我真诚地相信，由于躁郁症，我感受到更多的东西，感受也更加深刻；拥有了更多的体验，体验也更为强烈；给予了更多的爱，也得到了更多；因为哭得更多，所以欢笑也更多；因为经历过所有的冬日，所以更能欣赏春天；因为死亡如紧身衣一般，所以更了解生命的意义：因为看到人性最善良和丑陋的部分，所以慢慢了解关心、忠诚和豁达的价值。

我曾经看到过自己头脑与心灵的长度、宽度和深度，看到了它们是多么脆弱，也最终明白了它们深不可测。在抑郁发作期间，我曾为了穿过房间，不得不数月跪在地上，手脚并用爬着前行。但是，不论是在正常还是疯狂时期，我都要比自己认识的大多数人跑得更快、想得更快，也爱得更快。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的病有关——它使得事物更加强烈，也赋予我很多观点。我想它使我测得了自己头脑的限度（善于留住我所偏爱的事物），以及我在教养、家庭、教育和交友上的极限。

无休无尽的轻躁狂和躁狂为我的生命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知觉、感受和思考。尽管当时的我精神错乱，充满幻觉、妄想和狂热，我仍然能够发现自己头脑和心灵当中的一些崭新角落。其中一些角落是如此美丽非凡，令人难以置信，让人屏住气息，愿意立即为之死去。另一些角落则粗俗丑陋，我从来不想知道它们的位置，也不想再见到它们。但是，新的角落永远存在，当我因为爱或药物的支持，重新感受到正常的自己时，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对生命感到倦怠，因为我知道，这些无边无际的角落里，总会呈现出无边无际的风光。

译者后记

之所以承接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完全是因为对躁郁症这种疾病的好奇。

在当今这个格外令人浮躁和沉重的时代里，患抑郁症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其流行程度甚至超过了感冒和发烧。可有趣的是，那些一个个声称自己得了抑郁症而跑进心理诊所的来访者当中，10个中有8个却根本连一条抑郁症的诊断标准都够不上。所以，我们这些心理咨询工作者常常会打趣地说，自己看了好几十个“抑郁症”患者，可连真正的抑郁症状都没有看到。

后来，看到了这本书，才翻了几页就被作者生动的描述吸引住了。与书本上僵死的诊断标准和症状描述不同，本书呈现的是一种完全发自内心的感悟和体验，让一个深受躁狂和抑郁双相情感障碍折磨的病人形象跃然纸上，让我们可以立体而又直观地看到一个游走在兴奋和低沉边缘的痛苦灵魂。

尽管已经从事了将近5年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其间也接待过形形色色的各种来访者，但是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在认真读完这本书之后，才感到自己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躁郁症，感到自己走进了一个躁郁症病人的内心。所以，尽管本书并未涉及过多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巧，但是我相信它仍然能够为众多的心理学临床工作者带来很大的帮助和启迪。正如一位心理治疗师前辈所说的那样，对病人的理解远比技术更加重要。

接下来就是艰苦的翻译过程。不得不说，本书作者的语言不但生动而且华美，这在阅读的时候固然令人赏心悦目，但是作为译者，要将它不失本意地转换为同样流畅灵动的中文，却实在是难如登天。所幸我得到了许多心理学同仁的帮助：高隽、秦漠和王雨吟对我的英文理解和把握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易春丽和黄峥为我提供了有关医学专业知识词汇的矫正，夏海伟和李松蔚则帮助我审校了全文。尽管得到了朋友们的大力协助，但是由于能力有限，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还望读者们海涵。最后，希望所有阅读本书的朋友都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自序

年轻时，我以为无所畏惧以及对爱的从容态度，可以让我实现任何目标，躁郁症却让我改变了这一看法。当躁郁症第一次发作时，我变得不再确定，疑虑渐渐滋生——我的心智是不可信的；在现实面前，这一点显得无可辩驳。我的大脑需要悉心的照料，而我必须学着适应这个需要。我要尽量避免生活中的波动，甚至逃避爱情。

我抑制自己的心智去奔逸，并将感情封锁起来；即使非常留意，我也并不确定能认清自己的心智或感情。在躁郁症侵袭我的大脑之前，好奇心驱使我去探索未知的领域；而在那之后，我从生活中退缩回来，并将梦想渐渐淡忘。我学着改变思维方式，与残酷的现实和平相处。用世俗的标准来看，我做得相当不错。

我满足于现有的生活，在学术和临床工作中找到了目标。我写书、教课、治病、与躁郁症抗争。我努力工作，尽力去了解自己所患的疾病。最终，我适应了，开始与我的疾病相安无事。我的生活以一种缓慢而时断时续的方式，渐渐出现了可预测性，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平静；我以前从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这种平静。我对此心存感激。因为我没有理由去期待其他的方式，我想当然地认为，平静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没有热情或其他东西扰动我心扉。我依然逃避爱情。

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尽管也许没有感觉起来那么长。直到我遇到了一个男人，他彻底改变了我对生活谨小慎微的态度。他对我长期抱持的信念不以为然，他认为要控制心智并不一定要先控制感情。他想象着我屈服于恐惧之前的样子，并且爱上了想象中的我。他用宽厚与优雅激励我去抗争；他用欢笑瓦解我的小心谨慎。他会说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话，因为他本能地知道，我会被他的冷幽默和优雅的风度所折服。

我确实被他迷住了。他能巧妙地处理我飘忽不定的情绪，并且不让它破坏我们的激情。他喜欢我的无所畏惧，并把这份礼物重新送回给我。我多变的天性在他看来并不是令人烦扰的，反而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引导我去冒险，并与我共同承担风险；他还劝我要发自内心地写作。他爱我，爱那个我早已忘记曾存在过的“我”。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20年。他既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当他患病，不久于世时，他面对死亡的方式又教会我如何优雅地离开。他唯一没有教会我的，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教会我的，是如何与永远失去他的悲痛抗争。

有人说，悲痛就是一种疯狂。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悲痛中包含着理智，正是这部分理智引起了悲痛的情绪，而疯狂中则没有。总之，悲痛是一种具有强烈生命力的人类情感。悲痛为伤心的人们提供了一条路径，使他们得以找到自己的应对方式，即使最终寻到的只是一条凹凸不平的小道。然而，悲痛又如此难以捉摸，人们一开始往往不知道有这样一条小道存在。因为我本人患有躁郁症，所以我对疯狂颇为了解，但对悲痛却知之甚少，经常分不清什么是悲痛，什么是疯狂。一旦悲痛如烟雾般蒸腾开来，便久久萦绕不去。

第一部分
他让我安心

如此喜爱你的良善，

为我寻求心安；

如此喜爱我的心灵，

它自己找到了宁静。

——汤姆·冈恩（Thom Gunn）

01 有他陪伴，夫复何求

死亡逼人作出冷酷的决定。5年前，在我丈夫临终前那一晚，我守候在他的病房内。那时，我因恐惧而变得混混沌沌。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对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他直率地对我说：“怀亚特夫人，我们必须谈谈你丈夫希望如何处理临终事宜。”我不由自主地望向我的丈夫，这些年来，因为有他的存在，让我挨过许多痛苦煎熬的日子。曾有一刻，我摸到丈夫的手依然温热，不禁安下心来。然而，那时的安心是如此虚幻，任何来自垂死时刻的安心都不切实际。我和医生开始商量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事情。

我的丈夫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早在几年前就说明了自己的意愿，作出了详细的临终医疗安排，省却了我此时痛苦的权衡。他无比精确地罗列出在什么情况下，他希望不再卖施维持生命的措施，主治医师可以根据他的临终安排，以他为样本，向医学院的学生和住院医师讲解如何撤掉各种维持生命的设备。我的丈夫——怀亚特医生，用他精确的临终嘱托告诉人们，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医生。

我对自己说，理查德还是一位老师，就像他喜欢教导如何享受生活一样，他也很乐意教导如何面对死亡。他可以笑着谈论死亡，并把一切都考虑周全；当然，他更愿意继续活下去，把这种教导的机会留给其他人。他手掌的温热可能是虚幻的，但对他智慧的追忆却真真切切。此时有他相伴，我感到宽慰与愉悦。

要签字确定终止理查德的生命是困难的，但同时又一点都不复杂。他目前的状况，以及他先前作出的详尽安排，使得我虽然迟迟不愿落笔，但终究无法逃避。这是最后的，也是必要的举措。更让人痛彻心扉的决定是，我们要在哪里度过这最后一个夜晚。无论是人的本能，还是爱情或友情的冲动，都告诉我应该陪他度过这最后的时刻，不论他是不是已经不省人事，也不管他是不是不会再醒来。从远古开始，相互扶持、相互安慰、相互陪伴的愿望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如果是在遇到理查德之前，在他影响我面对世界和应对忧虑的方式之前，我一定会整晚陪在他身边，不肯也不可能

睡觉。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方式，不能共度最后一夜在我看来是离奇而可怕的。

但是，理查德给予了我不同的思考方式，我对如何度过那一夜的想法应该和理查德的想法一样，而与其他人或我以前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是去睡觉，非常现实。“你不睡觉的代价太大了。”他在很多场合，无数次地对我说：“你熬夜熬得太晚了，这会让你躁狂发作的。吃点东西，睡觉去吧。”

理查德让我知道，治疗、爱和睡眠是让我的心智保持在控制之中的三样东西。他的爱即将消逝，至少那种我能轻易感受到的爱将不复存在。只留下我自己来照顾自己，应付曾经是他一手包办的现实问题。如果留在医院陪他，这个不眠之夜过后，我会有好几天难挨的日子，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缺乏睡眠会让我的大脑失控。我本可以诅咒这个弱点，但于事无补。我曾太多次试图抗争，但一次次带给自己毁灭性的伤害，这次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如果我任性而为，毫无疑问，我很快就会陷入躁狂。在心碎之后，心智也随之崩溃。理查德会死去，我会病倒，葬礼却依然要筹备，而我不得不面对没有理查德的日子，不得不接受理查德已沉睡于地下、变得冰冷、再也无法相见的事实。我会失去理查德，失去清醒的头脑，以及我长期以来一直在追寻的平静。为了不让未来变得无法承受，我必须暂时离开这个让我拥有未来的男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说有些背叛的感觉，但它符合理査德理智的行事方式，也是为未来保存实力的方法。

我轻轻吻了一下理查德的额头。他身上连着各种监测仪器，闪烁的数字显示情况越来越糟。我离开了病房，告诉护士如何能联系到我。我们作为夫妻的最后一晚，就这样在各自冰冷的床上分别度过。我们近20年相濡以沫，这一晚的分离却好像把彼此隔开了千山万水。第二天，理查德就会离开人间，他的敏锐思维，以及他对我的庇护都会随之而去。

天生一对

理查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医生兼科学家，他生命中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身份了。从还是一个小孩开始，直到离开人世，他都毫无保留地热爱着科学。没有什么快乐能超越解决关于自然或人脑的难题带给他的快乐。我爱他这一点。他的热情执着、古灵精怪，以及对生活多样性的宽容态度，使得和他在一起的生活充满喜悦；即使不是时时刻刻，但肯定从不乏味。和他在一起时，我不记得自己曾感到过无聊。当然，我有几次离家出走的经历，但是无聊？真是从未觉得。

早些时候，理查德曾写信给我，说爱情对他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体验。他在很多情况下说过这种话，并觉得这是我们关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快乐和脆弱之源。一开始，我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因为我们相遇时，他45岁，我38岁，无论对生活，还是对浪漫的关系，我们都有所阅历。他很安静，但毫无疑问，很有魅力；他长得俊秀端正，并且浑身散发着自知和自信；他是那种让人求之不得的倾听者，总是对对方的话充满兴趣；他是那种让女人着迷的男人，就像猫薄荷对猫咪的诱惑，而他自己对此却毫无察觉。

我们简直是天生的一对，拥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对自然世界充满好奇；对同事们的个性与趣事满怀兴趣；研究偏离正轨的大脑让我们如痴如醉；另外，我们都能让对方开怀欢笑，并乐观地相信每天都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能从中发现乐趣。

后来才发现，我们都有重获新生的经历：10年前，理查德得过霍奇金病，而我则饱受躁郁症的折磨，而且差点自杀成功。我们都知道，多亏了科学的神奇和医生们的帮助，我们才能继续此生，因此觉得应该有所回报。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一次次化险为夷，或者生活应该易如反掌。我们都是历尽艰险才走到今天，但在环境和机遇方面还算幸运。

理査德从小患有阅读障碍，因此他很早就知道要努力去克服困难。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有问题。当时，老师把同学们分成几个阅读小组——海雕组、雄鹰组、猫头鹰组和知更鸟组。知更鸟组的同学经常会把书拿倒，理查德毫无疑问被分在了知更鸟组，而且是这个组里垫底儿的。他阅读起来非常吃力，读过的内容也几乎完全记不住；他在单词拼写方面也很糟糕，书写更是一塌糊涂。他开玩笑地说，自己的动作协调能力和蛤蜊有一拼。

理查德对待阅读障碍的态度，反映了他对待日后生活中各种困难和问题的态度。他很达观很冷静，并且非常努力地去应对。理查德的继父是芝加哥的一位反垄断方面的律师，对天文学非常感兴趣。他鼓励理查德学习科学，并经常带他参观科学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非常适合理查德这种善于处理图像和创意，而不善于处理文字的头脑，博物馆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和他的继父都没有把阅读障碍等同于智力不足，理查德按照他的阅读节奏，在当地的图书馆里一本本地慢慢阅读科学书籍。

在读大学、读医学院期间，以及在当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和进行科研工作期间，理查德每天都要比别人多工作四五个小时。但他坦然接受这一切，并对能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心怀感激。我从没听到过他对要花那么多时间来阅读或撰写科学论文有一句抱怨，也没听到过他对审阅实验室里年轻科学工作者的手稿有一句推脱之词。理查德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遗传了优秀的头脑，并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大多数时候，他会对自己常犯的拼写错误和阅读错误付之一笑。在事业取得成功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去鼓励和他一样有阅读障碍的年轻人。

理查德的聪明才智和严格自律获得了回报，他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学位，做过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科的住院医师，并成为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首席神经精神病研究员。在此过程中，理查德独立完成和与人合著了800篇学术论文以及6本书。人们经常会问他，“你真的有阅读障碍？有阅读障碍的人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多东西？”他会笑着答道：“我千真万确患有阅读障碍，相信我。”对于理查德来说，写下每一句话都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而且他不得不反复阅读写完的论文和文章。理査德每次写完处方，都会让病人给他读一遍，以防有错。除了奇思妙想和无穷的热情之外，其他所有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来之不易。

对于理查德，生活就是一场冒险，其中既有有待探索的世界，也有有待解决的问题。问题越困难，他越会去钻研、去克服，越不肯放弃；他会转换不同的角度，直到发现看待问题的新方法。理查德用自律和创造性来应对问题，而我的思维却是躁动不安的，很快就会产生挫败感并放弃努力。

理查德的脑子总在不停地运转，而且是全脑动员。他的好奇心和执着在医学和科学领域获得了最大回报，他为了解和治疗精神分裂症，以及其他脑部疾病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针对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理查德只是做些咨询，但他热爱临床工作，并从中收获了满足感。他对临床检查以及推荐治疗方案都兢兢业业、周到细致。我和他曾一起看过很多病人，他的友善和耐心深深打动了我；他鼓励病人问问题，说出他们心中的恐惧。

由于取得了杰出的专业成就，理查德多次获得为成年阅读障碍者设置的玛格丽特·伯德·罗森奖（Margaret Byrd Rawson Award）。在第一次获奖时，他说他把阅读障碍看成是伪装起来的福气：

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面对失败，并重新振作，这对我有很大帮助。我不像那些能力出众的同事，他们的思维是线性的，而我的是螺旋形的。在经过很长时间，已经想了很多其他事情之后，我的思维会再次回到原来的主题上。我必须不断重新学习一个主题，这让我比别人更有机会发现易被忽略的联系。学习是长期的投资，并且需要懂得生活的哲学，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不管生活的竞赛会持续多久，理查德都会一直坚持下去，他在生活中获得了完胜。如果理查德认为一个问题值得他付出时间和努力，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而我则非常幸运地成为了他的这类问题。理查德的好奇和沉着使得与我相爱变得比本应该的要容易了些。从一开始他就念念不忘我那些可爱的品质，而对于我比较扰人的个性，他则尽量保持着超然的茫然不知状。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即使受环境所迫，我们也依然不离不弃。理查德本性里有喜欢看人积极一面的倾向，这对我们的关系很有帮助。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第一个圣诞节，当时我住在伦敦，他回家后写信给我，说起我们的关系所面临的挑战，但他说的方式非常绝妙。他写道：“有两件圣诞礼物我永远会记得。一件是我大约7岁时得到的一辆电动火车，另一件是去伦敦与凯相会。我可以把凯和电动火车相提并论吗？可以。电动火车在不脱轨的情况下能跑多快？当它真的脱轨了，我会把它捡起来，重新放回轨道上，最终它转弯时的倾斜角度会越来越陡。我对你也是一样的。”调整倾斜角度需要耐心和技术，而理查德对此特别擅长。

不完美的爱情

在性情的关键方面，我们并不相同：理查德对工作的热情胜过对人；我的情绪则强烈而多变。在我们一起生活之初，我的躁郁症引发了我们之间极大的误解与不和。在症状稳定下来之前，躁郁症让我们痛苦不堪。要不是理査德的小心呵护、过人才智，以及应对疾病和与我相处的巧妙手段，我们走不到今天。精神疾病能摧毁一段最好的关系，即使关系处于最稳固的阶段；它不念旧情，让彼此心生厌倦。起初，我们觉得维持情感关系真的很难。

坏情绪具有传染性，它会从受其折磨的人那里传给其他人，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精神科临床医生也很难不受躁狂或抑郁病人的影响。对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或卷入过深的人，几乎不可能再保持平和。情绪会暗暗地发挥作用，影响力非凡：他的绝望将引发你的绝望，他的怀疑和愤怒将导致你的疑神疑鬼和勃然大怒。既关切又不受影响的状态是唯一的救赎，但达到和保持这种状态非常困难。没有人能对挑衅和刺激无动于衷，因为这不符合人性，根本不要期望有人能做到。

在我和理查德相处的最初几年，我的情绪依然很不稳定。虽然我不会出现未经治疗时那种极端的躁狂或抑郁发作，但轻微的躁狂和迷乱还是会反复侵袭我，然后又一路坠入短暂、危险、神经极其脆弱的抑郁期。虽然发作时间短，但抑郁的破坏力丝毫不减。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发现，地中海的风暴可能只会持续几个小时，但在这几个小时里，它的狂暴足以倾覆一艘轮船，把一船的人都淹死。情绪也像地中海的风暴一样猛烈。我已经习惯了自己反复无常的情绪，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承受它。

理查德不仅对爱情没有什么经验，而且对随之而来的日复一日的疾病也没有准备，但他对此拥有独特的力量。无论在临床上还是理论上，理査德对躁郁症都有深入的了解，知道躁郁症的遗传性，但他并不把我的躁郁症当作疾病看待。理査德天生好奇，从小养成了细心观察的习惯，并且对古怪的行为具有包容体谅的心态。即使在极恶劣的情况下，他也能让我欢笑，毫无疑问，他爱我。

有一次，我们为一件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具体原因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当时觉得很重要。情急之下，我抓起一个精致的小瓷兔子，猛地扔向卧室的墙。那是姑姑送给我的礼物，我给它取名“雪球”。瓷兔子瞬时四分五裂，摔成了细小的白色碎片，除了带着粉色斑点的一只耳朵和一只小爪子外，其他部分碎得面目全非。我用眼角余光看着理查德，他一脸吃惊，接着却笑起来。为了不再刺激我，他将后背转向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继续笑。他越努力越控制不住，我都能看见他的肩膀在抖动。“锂盐用得太多了。”停顿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你没瞄准目标。”

我本想尽量不让自己笑出来，但这完全是徒劳的，最后我们俩都倒在地板上，尽情地笑起来。我的怒火永远敌不过理查德的风趣。第二天傍晚，理査德下班回来时带给我一个小包装盒，里面是他从园艺店买的一只白色的瓷兔子。他事先写好了一张纸条，拴在了兔子的脖子上，纸条上写着：以此纪念已成碎片的“雪球”。我们给新的瓷兔子取名“雪花”，它现在依然在我的书桌上，再没被扔过。

理查德用科学和幽默来解决我的情绪问题。他几乎对每一件能够测量的事情都做了一丝不苟的记录，比如我血液中锂的水平与情绪的关系、月经周期与情绪的关系、季节与锂的水平及情绪的关系、锂的剂量及甲状腺药物与我的甲状腺检查结果的关系。在一次我躁狂发作的时候，他从早到晚地评测我的情绪，并把结果用红色、绿色和黑色的圆点记录在图表中。显然，我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项目，这不仅有利于把握我的病情，而且也能让他有兴趣一直参与其中。由此，他与我的情绪之间保持了足够的距离，而这有助于驯服病魔。

理查德陪我去看过几次精神科医生，他是去学习的，有时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很尊重医生，我从没听他提起过想修改医生的用药或治疗方案。他向我的医生寻求过建议，想知道应对我的抑郁和躁狂的最佳方式。

理查德认为睡眠对我的情绪稳定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因为他广泛研究并论述过睡眠的生理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切实感受过我熬夜、睡眠过少的后果。如果我12点之后还没睡，轻度的躁狂就会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慢慢发展，除非用药（这通常也是理查德第一步要做的），否则我高涨的情绪、激增的狂热就会升级为不得不就医的严重问题。每当我外出旅行时，比如去英格兰或苏格兰，我知道理查德迟早都会打电话问我：“你已经睡了吗？”而我一般都还没有一丝睡意，但我会说：“当然，我已经睡着了，但被你吵醒了。”“去睡觉。”他大笑着说。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会再次打来电话，我们会变种方式进行相同的对话。这种做法既不烦人也不严厉，但它确实让我的情况越变越好。

尽管采用了种种方法，理查德和我不时还会觉得我的病太难对付了。如果可以，我宁可自己生活，也不愿意应对其他人的反应。有时，疾病的严重性让我们没法再互相打趣。

一天晚上，我们在理查德的书房里聊天，他问我抗精神病药恶性综合征（neuroleptic malignant syndrome）的症状，这是一种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后引起的罕见的、致命性的综合征。一开始，我以为他要在给精神科医生写的一本书里提起这种综合征，毕竟他研究过并写过相关的论文。但我发现他的措辞有些不对劲儿，比如他问的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而不是“当病人遇到这种情况”。环顾书房，我发现理查德的医生包放在角落的文件柜上面。这有点奇怪，尽管我以前从未注意过。为什么他把医生包拿回家，而不是放在我们租来的办公室里？

我问他能否看看他的包里都装了些什么。他对这个提议明显有些不快，极不情愿地把包拿来递给我。包里的东西不多，有处方本、听诊器、测血压用的布袖袋以及反射锤，但翻找了一会儿后，在包的底部，医疗工具的下面，我找到了我想找的东西：一个注射器和一小瓶抗精神病的药物。不用问，这是为我准备的，以防我变得狂躁。看着这个注射器，我想起了早些年刚出现精神问题时，被强行用药的情景。我觉得被人设了圈套，更重要的是，他背叛了我。我转过身，看着理査德，他也看着我，就像他已无处可逃。理查德是我的丈夫，但也是医生，他必须尽最大努力来控制他无法确定是否会复发的疾病。这是一种恼人的疾病，我们俩都受够了。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用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语气说：“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药物是不完美的。”他再次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是不完美的，你也是不完美的。”他在桌旁坐下，看起来疲惫而忧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都没说话。我们所面临的选择是冰冷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无法挣脱。之后，他静静地说了一句：“爱情是不完美的。”这是我听到的关于应对疾病的不确定性的最真实、最令人心寒的话。理查德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我也尽力了。我们拥有的爱情是不完美的。那天晚上，对我们、对我来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不得不由衷地、毫无保留地承认，理查德的意愿是好的，他的判断也是明智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理查德和我找到了能控制我的疯狂、让我的大脑保持健康的方法。找到这些并不完善的方法费了我们很大劲儿。用理查德的话说就是，我的大脑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一个敏感的碱性池塘。只有锂盐、爱情和睡眠的微妙组合才能保持其活性。理查德将它们比喻成“水草、蜻蜓和一两只负责清洁的蜗牛”。就像理查德非常喜欢的漫画形象史努比一样，他经常重新布置我们的思维世界，使生活变得更为有趣。

只要不会造成情绪问题，理查德会时不时地在我的“池塘”里增加新成员。一次，在我们睡觉前，他没头没脑地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往里面放一条锦鲤。”还有一次，他问我觉得加个水熊虫怎么样。也许锦鯉和水熊虫很合得来，或者锦鲤会把水熊虫吃掉，谁知道呢。我们必须考虑睡眠和药物、爱情和工作的精确配比，它们就是我大脑中的“锦鲤和蜻蜓”。理查德用科学和奇思妙想照料着这个池塘，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让池塘太平无事、生机勃勃。

理查德对我的疾病的接受程度很深，但也不是完全接受。在我发病的时候，他也曾被激怒，有时则会不知所措或冷静地保持着距离，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妄加判断。他知道我的病是不受意志控制的，非常令人痛苦，而且我在尽力掌控它。他相信躁郁症是疾病与自我的复杂互动，除了尽量去了解它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降低它的复杂性。

“疾病或失调有它们自己的特点。”在经过了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后，理查德写信给我说：“但它们必须体现在某个人的身上，离开了这个人，它们就不能展现出特点。如果没有进入某人的肺部，那么结核杆菌只是一种细菌。类似地，一个人的特点也体现了疾病的特点。你的情况比肺结核的形成更复杂，因为病因根植于你的基因，你生来就与之相伴，永远也摆脱不掉。基因在你的身体里交织缠绕，就像在碗里相互缠绕的一缕天使之发。没有人会爱上一个基因，但会爱上这个基因所导致的一切，这个基因所经历的一切，以及它所影响的一切。”

理查德还在信中描述了多年前他的霍奇金病的治疗情况，那是一种对身体损伤很大的放疗与化疗的结合。疾病虽然治愈了，但代价巨大。理查德写道：“我们都渴望恢复生病前那个比较完整的自我，至少我们过去认为它是完整的。疾病和治疗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或伤痕，但这些痕迹或伤痕对我们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已经成为你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比你更幸运，因为你不能以我爱躁郁症的方式去爱霍奇金病。”

理査德无数次为我驱散了心中的阴霾，有很多次，特别是在我们相识之初，毫无征兆的绝望会发动突然袭击，将所有的希望一扫而空，几近将我吞噬。当我还住在英国时，我写信给他说：

与你一起度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快乐时光后，我发现自己在伦敦的情况很糟糕——抑郁、沮丧、绝望。正如我所料，疾病一再来袭，令我厌倦，在经过长时间的极度抑郁后，最终都会陷入绝望。为什么要反复发作？有什么意义呢？人生来就是要死的，感觉良好不过是虚幻，它只会令生病的人感到被愚弄，感到困惑不已。有那么短暂的瞬间，我会想，我还有理查德。如果他在，他会抱紧我，与我做爱，为我沏茶，给我吃药，好让我安睡，度过这艰难时刻。你给予的甜蜜和信任之中，总会有片刻的停歇，抑郁和绝望则会趁机扑来。在某次发作中，我完全被击败了。无论我做什么，疾病总会让我不得不服输。悲痛在我的心里越积越多，它总是伺机再次爆发，以提醒我健康的感觉来了也终会离开。

甜美回忆

陷入抑郁的那段时间特别难挨，但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一点也不沉重。相反，在认识理查德之后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很健康，情绪高涨。我们拥有的乐趣多到应接不暇。我们一起工作，为病人做咨询，合作完成了很多论文和项目。我们的心智都存在着某种混乱，但彼此不同，相互的陪伴让我们找到了宁静。

理査德经常对我说，我对他的接受与爱，为他创造了一个稳定沉静的世界，以前他从不知道有这样的世界存在。想到自己冲动多变的性情，他的话着实让我震惊。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在说反话，他答道：不是。我接着说，也许是因为有不幸的婚姻或其他让人焦虑的关系做比较，所以我才显得能令他平静。他答道：不是。也许我说的有点对，但大部分不对。我又接着说，也许我的作用就像兴奋剂，以一种反常的方式，给他没有条理的思维引入了秩序。他说：也不是，你为我创造了一个安静的世界。

一次，他写信给我说：“你的沉静是我的庇护所，你的激情极富吸引力，让我变得多愁善感。最重要的是你对我的接受与理解。这种接受具有融合的力量，让我爱上了你。”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奇怪，爱情竟能将如此不同的心灵结合在一起，安抚他们，给他们以丰沛的希望和幸福。

我们俩是非常好的互补。理查德是一个保守的人，在对同事的感情表达上比较内敛，而我们的关系让他发现了他以前不了解的表达方式。一旦他习惯了这种方式，他便喜欢上了。在情感的坚冰开始融化之初，他曾写信告诉我：“昨天我用手臂揽着实验室的同事，这是正常的不正常之举。也许这种方式一直潜伏在那里，只等着适当的刺激来释放它。”尽管他在进入更富感情的世界时铸蹲不决，就如他所说：“当我发现感情的投入会带来时间的损耗时，我开始想恢复自己以往的冷淡态度了。”但他发现，更富感情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回报，而且实验室之外也有生活。

当明白了这些之后，理査德和我尽情享受着在一起的时光。我们有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每周我们俩会有几个晚上外出，有时是出去玩，有时是工作，还有的时候兼而有之。我们都很喜欢华盛顿这个城市，都对政治非常着迷；每到一个新城市，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前往它的动物园、自然博物馆或科学博物馆。

我们俩都是电视剧《住家外星人》（ALF）的超级粉丝，它讲的是来自魔马克星的一个外星人ALF的故事。它是一个橘黄色、毛茸茸的小家伙，长着8个胃。一天，它从自己的星球跌落到一个住在郊区的小康之家的车库里。我们狂追这个节目，甚至耽误了工作，还在一次晚宴上造成了尴尬。当连续剧结束，看到ALF被军队抓获，再也回不到自己的星球时，我们伤心极了。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为它编织不同的命运，比如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医生（那儿的一位同事很擅长为幻想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了的病人做集体治疗），做一名战地记者，或者做联合国的一名翻译。我们还为它的收养家庭和魔马克星的同伴们精心制订了计划。理査德为ALF绘制了复杂的新行星，以及新的星系，在其中，我们添加了星星、星座，还有ALF最喜欢的食物——猫。虽然有更具建设性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笑啊、画啊，像变魔术般地创造着，好像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后来，我们还给ALF的行星添加了山脉、岛屿、内海，以及美味的新品种猫咪。

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是那么有趣。我记得在洛杉矶的某个春季的一天，我们是以参观恐狼骨架开始的，而在那天结束时，我手脚并用地在床罩与床之间爬行，穿梭于绿色、粉色的塑料草丛，寻找软糖和黄色的棉花糖小鸡。理查德把床变成了逼真的放复活节彩蛋的篮子，里面不仅装着塑料草和软糖，还有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巧克力彩蛋和兔子。

那是精彩的一天，就像我们共度的很多日子一样。我们先去参观了拉布雷亚沥青坑博物馆（La Brea Tar Pits），里面有40000年前被沥青困住并保留下来的剑齿虎、恐狼以及地獭的化石。在博物馆的墙上悬挂着大约400具恐狼骨架。理查德立刻被这些化石吸引了，他着迷地看着这些骨架，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并把我叫过去，让我指出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在比较过三个之后，我就烦了，它们看起来都差不多，我就走开去看大地獭了。只要对方在旁边，我们可以和两人在一起时一样快乐地独处，并急切地盼望着在午餐时分享我们的思考和想象。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能眺望到太平洋的餐厅用餐。理査德喝完一杯酒后，拿出了两张纸，他说：“写下第一个进入你脑海的事物。”这很像精神科医生在做自由联想时会说的那种蠢话，虽然理查德是精神科医生，但这不是他的风格。然而，理查德坚持要这样做，就像他以往想到一个新主意或新计划一样要坚定实施。他递给我一张纸，在纸的顶端，潦草地写着“理查德”。在名字下面，他分了三类——月份、鱼和树，并用线条分隔开每一类。他说：“写下当你想到我时，你会联想到的事物，我也会写下对你的联想。”于是我们按照列表开始了。一旦理査德安排了一个游戏，想不玩是不可能的。我们边喝酒边写答案，然后查看对方写下的内容。

“我是哪个月份？”他问。

“5月初。”我说：“那我呢？”

“9月。”他毫不含糊地答道：“你是不折不扣的9月。”

理查德慢慢地品着酒，我们继续玩游戏。

“我是那种鱼？”他问。

“虹鳟鱼。”我说。他点点头，表示赞同。

“那我是什么鱼？”我问道。我想象他的回答应该是奇异的珊瑚鱼，或是逆流而上的大马哈鱼。

他坏笑着说：“凤尾鱼。”

“我讨厌凤尾鱼。”我说。他是知道这点的。

“是啊，但我爱它们。”他甜蜜地微笑着。

“这不公平，我可是把你想成虹鳟鱼的。”

他大笑着说：“但我就是虹鳟鱼啊。”

当然，他的确是虹蹲鱼。

决定是什么树非常容易：他是垂樱，优雅而温和，有着繁复的枝杈。他说我是山杨，高高的，适应力强，周期性地散发出光彩。

在美食、美酒与欢笑声中，这一切在当时都极富意义。只要想起这件事，我仍能觉得，理査德是5月初，是虹鳟鱼，是垂樱。

1. 霍奇金病（Hodgkin’s disease），又名淋巴网状细胞肉瘤，是一种慢性进行性、无痛的原发于淋巴结和结外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译者注

2.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译者注

3. 精神科医生一般用情绪稳定剂等药物来控制或降低躁郁症的发作频率，最常用的药物是锂盐。——译者注

4. Angel Hair Pasta，一种比较长且极细的意大利面。——译者注

02 紫丁香与罗马戒指

理査德和我在1994年的秋天结了婚，这差不多是从我们相识到理査德去世的中间点。我们在罗马和威尼斯度过了短暂而无比快乐的蜜月，之后我们回到华盛顿，理査德继续他的科学研究，而我接着写一本一年后将出版的书。远离现实世界烦恼的蜜月结束了，我写的这本坦诚地解释躁郁症的书将我们彻底拉回现实。

理查德清楚地我应该写这本书。“当然，它会引发一些后果，”他说，“有些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而有些后果并不明晰。”疾病的自我披露会使我成为众矢之的，这无疑会给他带来难堪。无论从舆论上还是从经济收益上看，这本书都可能一败涂地。但他仍然认为，写这本书是正确之选。饱受心理疾病困扰的患者及他们的家人，非常需要了解有关这种疾病的任何信息。

作为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科学家、心理健康的长期倡导者，以及治疗严重精神疾病的医生，理查德和任何人一样，深知公开探讨疾病的必要性。但从个人层面来看，他是躁郁症患者的丈夫，切身感受过疾病造成的伤害。他也看到我和其他患者如何受到歧视政策的不公平对待，如何被同事们在医学教学及实践中无意说出的不友善话语所激怒。

理查德明确表示，只要有必要，他会不遗余力地提供情感和经济上的支持。前者是针对舆论批评的，后者也不是无足轻重。从高中毕业以来，我一直在经济上很独立，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期间，我始终边上学边打工。后来，为了偿还助学贷款和医疗费用，还清在躁狂发作时，因挥霍无度而产生的巨额欠款，我曾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习惯了独立，不想在经济上依赖理査德，但作为一种选择，我感谢他的好意。他相信，并让我也相信，爱情能帮我们渡过难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会患难与共。如果没有理查德的鼓励，我不可能完成《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上）（An Unquiet Mind）将我的真实生活公之于众。这本书对其他人的帮助有多大，我对理査德的亏欠就有多大。

艰难抉择

把我的患病史写成一本书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我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拥有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执照，还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获得了行医资格。我是一名研究者，而我所研究的内容、所写论文和书籍的主题，恰好是自己所患的疾病。因此我知道，如果将我的病公之于众，同行将会质疑我工作的客观性。这本书深刻展露了我的个人特性，它迫使我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得不放弃临床实践。这么做对事业和经济收入的影响非常大。

我用了很多年来接受临床训练，并从事了近20年的临床治疗工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情感障碍诊所做负责人时，我对承担各种临床职责感到很享受，乐在其中；并先后在洛杉矶和华盛顿开设私人诊所，诊所一直很受欢迎。不能继续诊治病人是一个损失，我知道我会后悔做此写书的决定。我热爱临床工作，真不愿意就此放弃。

我同时也是年轻医生和本科生的老师。像大多数人一样，父母从小教导我，不要把私人问题公之于众，要自己克服解决。我父亲是一位空军军官兼飞行员，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个性特点，那就是面对困难时沉静、克制。我母亲是一个热情的女人，她在处理个人问题上同样很内敛。他们都认为，独自应对个人问题，不表现出脆弱，是盎格鲁-撒克逊系白人新教徒的、无可辩驳的、正确的行为准则，它就像空气的存在一样毋庸置疑，就算成为了圣公会教徒，也不能有所动摇。多年来，这种顽固的向虽然有所缓和，但依然十分谨慎、自制。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将恐惧隐藏起来，把自己封闭得像一个墓穴。我不承认自己有恐惧，也绝不认输。

我喜爱并信奉这样的世界观。我最崇敬的人是那种很少抱怨，坚韧地生活，从不将自己的奋力挣扎公之于众的人。这种信仰给予他们一切尽在掌握的优越感，使他们很难感知到痛苦和个人的缺陷。基于这种确信，他们认为凡事都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这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但这种信仰是我所了解的唯一信仰。

这种价值观可能更适合生活比较简单的年轻女孩，但不适合我，我的世界比较复杂，充满了与精神疾病的抗争。我的天真已经随着我的健全心智一起瓦解了，而且再也没有恢复。童年时，父母教导的行为准则对我成年后的经历几乎没有指导意义。疯狂和绝望让我不得不屈服，我的价值观摇摇欲坠。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以及教授这门课程的老师，我当然知道自己所患的这种精神疾病的破坏性。隐藏自己的问题、不表露感情虽然是可敬的，而且不用很费劲就能做到，但这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对精神疾病的默默承受会孕育出无声的丑恶，并造成不必要的痛苦，甚至死亡。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忍受以沉默来面对躁郁症。虽然父母教导我，个人的问题要自己面对，自己处理，但他们也教导我要独立思考，对他人怀有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像个伪君子，为了职业上的自保，刻意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渐渐磨灭了我的天性，让我表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我研究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即躁郁症）已经20年了，创立和领导过一个专门治疗这类疾病的大型诊所，还是著名大学教学医院的全职教授。这么多年来，我的病一直控制得很好，如果我不将这一切公之于众，恐怕再也没有人能这样做了。

我向家人、朋友和同事征询建议。母亲和哥哥都强烈反对我这样做，他们认为我经历了那么多苦痛，在个人生活和事业方面，都不堪一击，觉得我对自己的脆弱性估计不足。我的父亲也患有躁郁症，他则鼓励我忠实地写出我所经历的一切。他说，我的决定是正确而勇敢的，我不必就书中关于他的部分征得他的同意。

朋友和同事分成了两派，没有受过临床训练的人更倾向于认为，开诚布公是一件好事，一部分是因为这样做能造福其他病患，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相信诚实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解脱；而另一派则非常坚决地认为，一旦我公开了自己的病情，批评之声将不绝于耳，并会对我的事业造成非常坏的影响。他们提醒我，我的生活刚刚安定下来，何苦冒险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波动呢。那些临床医生对我公开疾病的做法态度更不乐观，像我一样，他们看了太多临床领域同行之间互相歧视、互相倾轧的现象，对这个行业的宽容性不抱什么幻想。

最后，我和我的精神科医生丹尼尔·奥尔巴克（Daniel Auerbach）讨论了这个决定。他是一流的临床医生，从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助教，第一次精神病发作起，就一直为我诊治。我们一起权衡了这个决定的潜在损失及可能的益处。与其被同事贴上躁郁的心理学家的标签，我宁可被他们看成是碰巧患有躁郁症的心理学家。对此，我非常谨慎。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事业受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为这个问题费心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以心理学或精神病学为专业的人还会给我造成一些特殊的困扰：他们会用警觉的眼神观察我的一举一动，评估我的情绪，还会竖起耳朵听我言辞中隐含的情绪。这种前景令人胆寒。

丹尼尔理解我想直面自己疾病的愿望，与我探讨了公开我的疾病、自杀经历以及最初对药物的抗拒会引发什么结果。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为沉默所付出的代价。但他也知道，一旦公开疾病，我的骄傲会给身体带来重创。对我来说，从童年起，骄傲就是一种代价很高，但很持久的力量。除了骄傲，没有什么能一直支持我前行。公开疾病等于给竞争对手，以及这些年来被我惹恼的人，提供了伤害我的手段。

丹尼尔的建议周全、谨慎，充满了呵护，没有无奈俯就的意味。他说，如果我认为可以这样做，并彻底考虑清楚了，我就可以去做。他也提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那就是这样做会很困难，的确如此。但他没有说这种困难是无法克服的，结果证明也的确可以克服。

我必须毫不隐瞒地描述我的病情和生活，否则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这意味着我要去重温那段混乱、矛盾的生活，并将其公之于众：我曾不止一次产生幻觉和妄想，曾连续数月因抑郁而什么也做不了；我的行为有时古怪至极，令人不安，以任何人的标准来看，我都病得很严重；我曾试图自杀，差点因过量服用锂盐而丧命，虽然锂盐是我在医药杂志中介绍过，并强烈建议其他病人服用的药物，我自己却曾经很不情愿服用它，即使服用，也是断断续续的。人可以期待理解，但不要以为真能得到。

后来，我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科室主任保罗·麦克休（Paul McHugh）谈了这件事，一部分是因为我尊重他的判断，一部分是因为我必须这样做。我告诉他，我希望把自己奇幻交错的世界写出来，也许会对别人有所帮助，但不想因此使精神病科或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处于尴尬位置。我们都知道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别人的揶揄：“谁在掌管着精神病院？”而更现实的问题将来自法律、教育和临床方面。没人能预测公众和媒体对此的反应。

在我表达自己的担忧时，主任认真地倾听着。等我说完，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说：“知道吗，凯，你顾虑的太多了。”他提到了传奇式的外科医生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Halsted），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首位外科手术主任。“大家都知道，霍尔斯特德可卡因、吗啡成瘾。”保罗说：“在他毒瘾发作时，同事们会承担保护他的病人的责任，同时他们也会尽量照顾好霍尔斯特德。因此，他可以继续他的研究、著述，并培养年轻的外科医生。”他停顿了一会儿，以便让我领会，又接着说：“医院也会为你那样做，因为这是医院的责任。”

他太理解我了，明确地表达了对我的支持，并对我说，如果科室里有谁为难我，一定要告诉他。他还安排我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院长一起吃午餐，院长也给予了我充分的支持。他再次表达了主任的看法：医院会努力消除精神疾病的耻辱恪印，他希望我的行为能让其他医生以更轻松的心态来找出、接受及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院长和主任都明确地表示，他们会竭尽所能支持我的决定。

他们代表一所杰出的教学型医院，给予了我衷心的祝福。我当然不会天真地以为，这在医学院和医院里是很常见的。虽然这不是寻常做法，但具有示范作用。通过这种做法，人们会有所领悟，并能够继续前行。

毫无疑问，理查德的建议和支持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他鼓励我写书，在我畏缩不前时，他推动我；在面临严酷的现实时，他把我搂在怀里，安慰我。他不是那种遇到困难就会放弃的人，他也不会让我放弃。

各界的反应

1995年春季，我在《华盛顿邮报》上公开了我的精神疾病，同年秋季，我出版了自传《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上）。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我的文章后不久，理査德和我参加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度会议。尽管大多数同行对我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感到震惊，但都支持我把它写出来，言辞也很友好。然而，也有很多时候，情形令人并不舒服。有人会假装没看见我，什么也不说就走开了。我从没幻想过精神科医生会比别人更有同情心，或在尴尬的情况下更擅长找到恰当的言辞，但我依然被他们的沉默所刺痛，感到一阵阵彻骨的寒意。在一些人看来，我应该觉得难堪，如果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就会令我难堪。

在我的书出版之后的那个冬天，我参加了一个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医学会议。一位丹麦同行对我说：“没有一位丹麦医生会写你写的那些东西。”其中完全没有赞美之意。在回酒店的路上，透过商店橱窗，我看到里面新鲜的郁金香，在北方的冬夜里，它们显得分外绯红和美丽。我再一次感受到深深的孤独，就像多年前，我作为年轻女性参加学术会议时所感受到的那样。学术会议本质上是非常男性化的，显示出灵长类动物互相争夺领地和支配地位的特点。为了不受其影响，我那时常会买些鲜花放在酒店房间里。鲜花带来的那一抹亮丽的色彩，那些许美丽的痕迹，代表着我作为一名女性的私密空间。

如今，事隔多年，在斯德哥尔摩，孤立无助感又一次袭来。我走进花店，买了一大束红色郁金香放在了床边的桌子上，以对抗那位同行的恶语。参会的大多数瑞典、丹麦、挪威的医生会努力做到对我友善，表达他们热情的支持。但有时无意中，他们也会让我一下认清现实，情绪变得低落。

尽管有些同僚表现出冷淡与回避，但大多数人还是友善和接纳的。在都柏林的会议上，爱尔兰的同行让我喜出望外。圣巴塞洛缪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的院长向我祝酒，庆祝我的勇敢。都柏林大学的同行们也出乎意料地友好。一位精神科医生送给我一本叶芝的诗集，并附上一张便笺，上面写着“谢谢”。另一位医生送给我一束橘红色的罂粟花和矢车菊，它们美得令人窒息。晚餐后，另外两位同行带我来到邮政总局——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的中心。他们指着库丘林（Cuchulainn）的雕像，笑着说：“也许你会愿意看到它。”

如今我的个人生活暴露在了公众面前，这让我一时很难适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每遇到麻烦，我会安静地躲起来。成年后，我刻意用欢笑、工作和掩饰来隐瞒我的精神疾患。而现在，我的疾患彰显于字里行间，彰显于我的演讲中以及电视屏幕上。尽管如此，诚实地面对自己，不再游离于自己所属群体的边缘，让我感觉不错。我不再只是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终于也可以公开谈论自己的疯狂与恐，我不会再感到疏离和虚伪。

《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上）出版后，我收到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反馈。大多数反馈是充满善意的，也有很多令人烦恼。宗教性质的谴责非常普遍。有好几百封来自原教旨主义基督徒的来信，他们怒斥我违背上帝的意旨，放弃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还有一些人认为，我的病是对我没有真心接受耶稣的教义，或祈祷不够真诚、不够勤勉的报应；是因为我对撒旦敞开了心扉，所以魔鬼进入了我的头脑，疯狂与绝望是我罪有应得，今生甚至来生也无法解脱，我将万劫不复。为此，我对宗教极端分子对精神疾病的不宽容与仇恨有了更多的认识，它们令人不快、令人恐惧。

具有中世纪性质的信仰让我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我是魔鬼的化身，并对我进行恶毒的攻击。其中有一位女士，给我寄来一段摘自圣经的祈祷词，并写信说，我没有孩子是件好事，至少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个躁郁的疯子。还有人写道：“你显然不知道你和其他躁郁症患者受苦的原因。你怎么能想到要孩子，把另一个疯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呢？”

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恶毒地反对用药物治疗精神疾病，他们经常会带着可怕的愤怒来发表观点。还有一些很享受躁狂症或将兴奋性的精神失常看成是天赋的人，谴责我是医疗体系的同谋，给精神病患者推荐药物。还有很小一部分人觉得，我对躁郁症的写作太过感性化。

有些人质疑我的精神病经历实际上只是不够理智的结果，或者用更科学的说法来说，那只是一种意识状态。在书中，我描写过躁狂发作时，曾认为自己踏上了前往土星的旅程，但当时我认为自己非常正常，这是很明显的精神病症状。很快我发现，在星际旅行方面，我是个胆小鬼。很多精神病患者描述过他们去往火星、土星以及更远星系的旅行。有些人将星际旅行看成是发病的表现，其他人则把它看成是自己正常精神生活的有益扩展。一个人眼中的疯狂可能是另一个人眼中的天赋。

很多人希望相信并没有什么离奇古怪、疑难杂症，相信心智一旦形成，就不会发生改变。解释怪异和失常行为的说法有很多；希腊人想象出一些神，来解释他们不能解释的现象。人们会为混乱的心智、绝望的情绪，或者生与死的愿望编造理由，这是人类的本性。科学的解释非常复杂，对很多人来说，不如想象或宗教那么令人满意，也不如星象、体内毒素或童年创伤这样的解释有趣。科学家和医生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与大众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距。

还有一些人很不满，认为我拥有很多优势，比如收入有保障，有朋友、同事和家人的支持，却还要写书发牢骚。他们认为，我不可能真正理解精神病患者的痛苦。一位同事喝醉了之后，在我们的下属面前慷慨陈词，她认为我有着“优渥的”成长背景，没有权利来写双相情感障碍的痛苦，我太自以为是了。这种言辞让我无法容忍，它的不可理喻程度已然超出了要向一位精神病学教授来解释双相情感障碍的痛苦，而更像是说癌症的痛苦会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刻薄的言辞让我感觉糟透了，只有理査德能让我稍微好过些。他会说，把信放到一边，别在意那些丑恶。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重读它们，过一个星期再读。他的学术论文曾遭到过尖锐的批评，以他的经验来看，过一段时间再读时，批评绝不会还如此令人难过。通常他会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建议一起出去吃饭。他知道，温暖、欢笑、分享彼此受过的尖刻评价或恶意批评，能减轻我的伤害。

在渡过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后，理査德计划去东海岸的切萨皮克湾度周末，他知道我从童年起就非常喜欢那里，希望这次旅行能让我摆脱沮丧和忧郁。他坚持除了吃、睡、散步、做爱，什么都不干。不谈论工作或疾病，不纠结于决定的对错，也不去想那些充满敌意的来信。

那个周末，我又一次陷入了理查德的爱河，而正如他所愿，我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热爱。一天下午，他开车出去兜风，回来时每只胳膊下面都夹着一只胡杨木雕刻成的天鹅。一公一母，雕刻得十分精美。理查德说，天鹅是终生相伴、生死相依的。

令人担忧的年轻患者

尽管有一些批评和猜忌，但大多数人的友善超出了我的想象。冷酷或指责远远没有热情和友好多。因坦诚而收获的放松感，已然抵消了失去隐私的不适，以及对各种威胁报复的恐惧。

更重要的是，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状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生活非常痛苦，受到卫生保健体系毫不掩饰的不公正对待，一贫如洗，经常遭到暴力侵害。最可怕的是那些精神疾病所导致的孩子、妻子、丈夫，或者父母自杀。所到之处，我看到的都是饱受精神疾病摧残的痕迹，也看到了与之抗争的人们所表现出的坚靭性、创造性和宽容大度。

这种破坏性与慷慨大度的混合在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身上体现得最明显。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读到我的书，一方面是因为双相情感障碍的平均发作年龄是18岁左右，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那个年龄，由于对自己的躁郁症感到不确定和恐惧，因此特别孤独。对于有抑郁问题或其他心理问题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自我感受与同伴们情绪饱满、无限活力之间的对比实在是太鲜明、太刺目了。

大学一般都没有能力应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学校管理层通常认为，这些问题是短期的，是由校园暴力或自杀事件引发的。一旦度过眼前的危机，这些心理或精神上的问题也会消失。在我所到过的校园，学生们不仅向我讲述了精神疾患带给他们的痛苦与绝望，也说到教授和学校管理层对他们缺乏理解；没有充足的医疗保障；担心被要求休学后不能重返校园；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可怕的，并因为扰乱了室友的生活而深感内疚。抑郁症造成的广泛影响更让我大受震动，从系主任、秘书、足球队员、校长、学院理事，到音乐系学生、医科大学预科学生、商学院学生，任何人都可能受到其影响。

在和学生们的交谈中，很多人谈到自己曾自杀过。我通常会问他们：“你和父母说过这件事吗？”几乎没有人说过。他们毫无例外地会问我：“你担心自己再发作吗？你是如何保持健康的？”我告诉他们，恢复健康和保持健康都非常困难，但不是做不到。我发现自己在说理查德曾说过的话：吃药、了解自己的病情、有问题要咨询医生、注意睡眠、有用药和饮酒的常识、有社交生活。我告诉他们，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糟糕的疾病，但如今得这种病还不算太糟，因为科学发展迅速，公众也越来越理解这种疾病。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诊断和治疗都相对较早。

我被这些学生的勇气深深打动，他们在与病魔的抗争中不断学习着、竞争着、爱着、活着。我钦佩他们应对严酷的、不可预知的命运的方式。他们很少像同龄人那样，认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更懂得欣赏生活。我很享受在用餐时、在研讨会上、在演讲前后与他们的交谈，并从中收获了很多。能得到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这让我感到无比奇妙。如果在公开我私密的梦魇与脆弱之后，每个日日夜夜都只有他们与我相伴，我也会心满意足，不再忧惧。

这些与我交流的学生们表现出了他们的慷慨和视野。在旧金山的加州大学医学院，患有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的学生为其他有类似问题的学生和住院医师建立了支持小组，并命名为“红地俱乐部”。我很高兴他们邀请我去做演讲，以纪念一位自杀身亡的颇受欢迎的解剖学教授。演讲结束后，他们送给了我一本第一版的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的诗集《生活研究》（Life Studies）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精心挑选的礼物。非常巧的是，我在教学中一直用到其中的几首诗。洛威尔在诗中写道：

我的头脑有些不对，

我听到病恹恹的灵魂在每个血细胞中哭泣，

就像我用手扼住了它的咽喉……

我自己就是地狱。

我把这本书一直放在书桌上，用洛威尔和那些学生们的地狱提醒自己，一些人能从痛苦中受益。

我的主要交流对象是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或医学院的学生，但由于年龄更小的学生也经常会遭遇情感障碍，因此我也和几百名患有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的儿童交流过。他们和年龄大些的孩子体验到同样的痛苦与恐惧，但由于年纪小的孩子病情通常更严重，而且他们不能像大孩子那样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疾病，他们的日子更加难过。

一天下午，我前往南弗吉尼亚州的一所高中做毕业典礼致辞。这所学校主要教授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学生，九年级的一个班即将毕业。礼堂很破旧，与华盛顿地区那些精英汇集的私立学校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象征胜利的拱门用黑色气球装饰，这显然不同于传统的装饰方法。每个孩子都备受精神疾病的煎熬，如同生活在地狱里，而这并不是他们理所当然应该承受的。这里不是充盈着数学辅导、曲棍球练习以及大提琴课的世界，而是承载着痛苦、医院、精神错乱、自杀企图与药物的世界。但这里同样也充满了勇气、毅力、黑色幽默以及活在当下、珍视体验的态度。

这里的孩子们很勇敢，而且令人钦佩。一小队毕业生走上舞台，接受毕业证书，他们队形散乱，步调也不整齐，发出沙沙声的录音机在播放着《威风療凛进行曲》（Pomp and Circumstance）。我能清楚地记得自己有多少次强忍住眼泪，以免在公众面前哭出来。这只是无数这类孩子的一个缩影。精神疾病对年纪小的孩子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孩子们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

几年前，在科罗拉多州与一群这样的孩子交谈时，我就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孩子们的年龄介于7岁到17岁，他们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我们谈论着与抑郁和躁狂抗争的感受、服用药物带来的副作用、集中注意力和学习有多么困难，以及交到朋友和得到家人的理解是多么不切实际。他们非常了解这些事情，而他们还那么年轻。我们也谈到了希望，谈到精神病人如何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虽然这很难，但并不是做不到。我尽我所能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在我就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孩子走过来，把他的小手放在我的手里，看着我，问道：“你真的还好吗？”

我用胳膊搂住他，感到他在我怀里抽泣，我对他说：“是的，我很好，真的很好。你也会很好的。”他看上去有些不相信。我从包里拿出钥匙链，把塑料的兔八哥装饰品取了下来；多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我告诉小男孩，这是我的特别幸运符，因为它有四个兔脚。孩子的脸上展现出了笑容。我把那个兔八哥送给了他，并向他保证，兔八哥会带给他像我一样的好运。

我希望祝福能成真，但这个世界和这个孩子的病会有自己的发展方式，我不确定运气能带给他公平与美好。

浪漫之旅

在首次公开我的躁郁症6个月之后，我和理査德在罗马度过了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当时他要在罗马做一个医学演讲，而我也正在罗马，作为纪念英国诗人济慈诞生200周年系列演讲的一部分，我要在美国学会罗马分会进行发言。有几天，我们一起毫无目的地闲逛，晚上和朋友们小聚。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在所住酒店的屋顶，一起享用了一顿浪漫的晚餐。之后的一个下午，我独自在博尔盖塞花园散步了很久，当回到房间时，理査德正在写论文，不过很明显，他搞了些小名堂。

“我给你准备了些鲜花。”他说。

我向四下张望，什么也没看见。

“不过，你要先找到它们。”

他笑得很开心，显然为自己的安排感到得意。我又环顾了一遍房间，还是没看到鲜花。只差浴室没看了，我打开了浴室的门。理查德绝对是超水平发挥。浴缸里漂满了白色、粉色和淡紫色的花朵，非常惊艳。我越仔细看这些花，越觉得它们眼熟。

果真如此。济慈一雪莱纪念馆（Keats-Shelley House）的工作人员为了感谢我的演讲，送给我一束玫瑰和紫丁香。在我出去散步的时候，理查德把花茎剪掉，让花朵漂在了水上。这很省钱，而且符合理查德的风格。

他急切地说：“继续看，跪在地上你才能看到。”我觉得有点滑稽，而且因为对玫瑰过敏，有点气喘。我肌下来仔细查看浴缸里的花朵，很快，手变得又湿又冷，膝盖也疼了。终于，我发现一朵玫瑰的茎上用夹子和皮筋拴着一个小药瓶。药瓶里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去床上找一找。这是一个寻宝游戏，对此理查德很在行。

我花了点时间寻遍那张超级大床，终于找到一个小红盒子。这是罗马一家珠宝店的盒子，里面铺着丝绸，丝绸上是一枚古董金戒指。我还在枕头下面找到一张纸条。有阅读障碍的理查德在上面潦草地写道：“谢谢你带给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我知道，对你来说，谈论自己的病并把它写出来，是很艰难的。我为你骄傲，不止是作为丈夫，也作为你的同事。”

第二天早上，理查德将新戒指浸在许愿池（Trevi Fountain）的水中，然后把它戴在了我结婚戒指旁边的手指上。他说，当他不能陪伴我的时候，这枚戒指会代他陪着我，减轻冷酷的沉默或尖锐的批评对我的伤害。在我们回到华盛顿之后，批评并没有使我消沉，理査德用他独有的方式，忠诚地守护着我，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当情况转好时，他由衷地感到开心。

在罗马的那些日子，我们尽情欢笑、做爱，觉得我们会永远这么幸福。这些亲密无间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让我依然确信，我拥有理查德，我们彼此拥有，这就足够了。

时间就这样流逝着，我们不相信它会有终结。爱情让我们抛却了旧病复发的恐惧，忘记我们随时可能会面临死亡。这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但并不持久。

1. 该书简体中文版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 即“祖先为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简称WASP。——译者注

3. 库丘林，也译作库夫林，是爱尔兰传说中的英雄。他父亲是太阳神卢格（Lugh），母亲是人类，所以他作为半人半神存在。——译者注

第二部分
最后一杯香槟

医学界有一个规矩，当病人没有康复的希望时，医生可以要来两杯香槟，和他的病人默默对饮。病人能够理解香槟的意味，此时无需令人繼尬的语言。

——理査德·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

03 不完整的部分

在诊断出霍奇金病IVB期时，理查德32岁，在1973年，这等于被宣判了死刑。在他的胸部有一个巨大的肿瘤，生长速度很快，癌症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脾脏、肝脏和骨骼，有两节椎骨已经碎裂。理查德说，除了认真地看一看人寿保险条款，写一写正在做的实验，想一想该如何与三岁的女儿和几个月前刚出生的双胞胎儿子告别外，已经别无他法了。

理查德的同事坚持让他去西海岸找亨利·卡普兰（Henry Kaplan）咨询一下。卡普兰医生是斯坦福的肿瘤学家，他倡导对霍奇金病进行激进大胆的治疗。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理查德接受了大剂量的放疗和化疗，这救了他的命。理查德将其归功于卡普兰医生的无所畏惧和卓越才干。他说，他没有因为卡普兰医生创造的奇迹而感到特别惊讶，因为这是由一位医生创造的，而不是由远古的信仰或祈祷创造的。相反，这加深了他童年的信念：科学能够完成不可思议的事情。

理査德赶上了医学迅速发展的早期阶段，他的余生受惠于临床科学家，尤其是亨利·卡普兰。理查德把被诊断为霍奇金病后的近30年的时间看成是生命的馈赠，既不是应得的，也不觉得受之有愧，那是一项惊人的医学功绩。他不认为放疗遗留下的后患对他不公平，并知道自己对科学有所亏欠，对医生怀有无法撼动的感激。什么也改变不了理查德的这些基本信念。

此后的20年里，理查德都很健康。第二个10年我们俩生活在了一起，他健康的身体让我们麻痹大意，以为过去的健康问题真的过去了，不会再影响我们的未来。然而紧接下来的10年，理查德患病的时间远多于健康的日子，生与死的周旋尤其令人忧伤。卡普兰的疗法非常了不起，但并不完美，科学在发展过程中通常如此。曾治愈了理査德癌症的放疗，后来又进行了三次，前两次几乎置他于死地，而最后一次真的害死了他。

对抗淋巴瘤

我们都知道，放疗可能会引起后续的损伤。白血病及其他迟发性癌症通常不采用放疗的方法。近期，医生观察到有不少接受大剂量放疗的霍奇金病患者都死于“无声无息”的心脏病。由于理查德是斯坦福早期临床试验的参与者，因此医生建议他做一个心脏应力试验，但试验最终不得不被叫停。在我们结婚的前一年，理查德被查出左冠状动脉前降支有99.9%被堵住了（心脏病学家将之隐晦地称为“寡妇制造者”），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接受了治疗。经过4次住院治疗，他的心脏又恢复了健壮，并维持了几年。我们比以前更加小心谨慎，但没有想到他还在为以前从霍奇金病中死里逃生而偿付代价。

生活永远都不会那么轻松。1999年的夏天，理査德突然毫无征兆地患了重病。他的体重锐减，呼吸困难；不再才思敏捷、充满好奇。他变得没精打采，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与我曾爱过的那个男人判若两人，我都快认不出来他了。理查德迅速地衰弱下去，就像慢慢融化的邪恶女巫；在理查德生病前，他一直非常喜欢“女巫”这个形象。

扫描结果显示，理查德的肝脏、直肠壁和肺部都有肿瘤。没人试图美化眼前严峻的现实，尽管在不经意的一刻，我的脑海中闪过了墓地的景象，但依然支吾地说着肿瘤学有了怎样的进步。我的话听起来很没底气，不像是真的。理查德怀疑地看着我：治愈他体内像群岛一样分布的肿瘤没有任何希望。理查德和我虽然天性乐观，但不失理性。

那天夜里，我们都无法入睡，忧心忡忡、坐立不安。我们聊一舍儿，沉默一会儿，一会儿开灯，一会儿关灯。我们査看理査德过去的医学教材，想找到可以暂时缓解恐惧的只言片语或统计数据，但书中对癌症的探讨已经太过时了。我们设想了很多“要是……就会……”的情况，然后互相缠绕在一起，退缩进我们的集体自我中，以远古哺乳动物的方式抵御着绝望。

第二天的情况好了些，部分是因为那是白天，不是夜晚，而且已经不可能更糟了。理查德初步的活检结果给我们带来了一点希望，他可能得的是淋巴肿瘤，而不是转移性的实体肿瘤。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淋巴瘤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代表着一线生机。我的同事帮我们预约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肿瘤专家。如果理查德死了，与为他赴汤蹈火相比，我更愿意为他去赴死。

理查德·安宾德（Richard Ambinder）是霍普金斯医院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方面的主管，他看了一眼理查德，说：“你看起来病了。”这句话本身并不足以让我们信任他，因为这算不上明察秋毫。然而，他对各种诊断与治疗的可能性，解释得非常清晰、严谨，并且特别关注理查德急剧恶化的身体状况，这令我们对他刮目相看。他说，理查德的核磁共振结果清楚地显示这是恶性肿瘤，它的发展速度很快。如果理査德不马上接受大剂量的治疗，他就会死掉。我们被安宾德的直率和能力所折服，听到还有救，都松了一口气。

安宾德说他会咨询医院的病理学家，也是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的同事。如果结果是恶性实体肿瘤，理查德生存的希望就不大；如果像他预料的那样，是伯基特淋巴瘤，理查德就有可能活下来。安宾德拍着理查德的肩膀说，他和霍普金斯医院的工作人员会照顾好他。然后转向我，对我作出同样的保证。他把理査德带到了自己的病房，一直跟他谈论着他们的研究方向以及当年作为霍普金斯医学院学生时的一些共同体验。几个星期以来，我头一次在理査德的眼中看到一丝生气，同时也看到他从医药、科学和霍普金斯医院三位一体的信念中汲取着能量。

安宾德告诉我们，那位病理学家会在当天晚上跟我们交流他的诊断印象和治疗建议。事情开始有所进展，每个人都在尽力。安宾德雷厉风行，不浪费一分一秒。

当晚病理学家打来电话，说他几乎可以确定，理查德得的是伯基特淋巴瘤。他和安宾德的意见一致，如果理查德不马上开始化疗，他没有活下来的可能。病理学家的直截了当，以及对病情和预后的细致描述，对我们下决定很有帮助。他和安宾德没有给我们罗列一堆复杂、互相矛盾的选择。除了化疗，其他方法都毫无意义，何必要浪费时间呢？

安宾德说，如果理查德对化疗有反应，他的病情可能会产生迅速而惊人的改善。事实正是如此。那天晚上，我在理查德病床边的椅子上睡了一夜，早上醒来时，发现他正微笑地看着我，就好像自己已经死里逃生了，并且不是勉强地活过来，而是远远逃离了死神。“我喜欢这位医生。”他说：“非常喜欢。”

在理查德对化疗产生显著反应的几周之后，安宾德建议进行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医生会从理查德的骨髓中采集干细胞，注入血流中，替代原有的病理性造血干细胞。为了杀灭残余的癌细胞，理查德要进行8天剂量非常高的化疗。之后，再将事先采集的干细胞通过静脉移植到体内，促使其增生。通过安宾德费尽心力地详细解释，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理查德将接受的是高风险的治疗，而他本人也是高风险的病人。死亡的可能性很大，这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理查德的病迁延日久，他的头发幵始脱落，总是呕吐或干呕。由于类固醇的作用，他会产生短暂的精神错乱。一天，他说自己像蛇蜕皮一样蜕掉了肠子。抗癌药物被直接注入他的脑脊髓液。理查德在治疗过程中承受的痛苦，是我无法想象的。然而，他始终保持着冷静，以嘲讽的态度应对生活，表现出实至名归的耐心。

1999年12月，理查德接受了骨髓移植，我们接下来只能等待：等待血液检查和扫描结果；等待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最折磨人的是等待着移植的骨髓产生救命的细胞。人体正常白细胞总量应该是4000~11000个，而理查德的白细胞数量曾一度降到了只有30个。那段时间，他比任何时候都紧张，密切地关注着移植的成败。

我知道，当理查德感到痛苦或担忧时，他会转向内在，开启想象，这次也不例外。一天，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就去回想自己所知道的河流名称。其他日子里，他还会回想星星、星座，或者病毒、细菌的名称。在特别难挨的一段时间里，他在脑海中一块骨骼一块骨骼地构建童年时在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Chicago's Field Museum）中看到的恐龙骨架。当健康状态好转之后，他精妙的创造性又复苏了。一天早上，当我走进他的病房时，发现他花了大半个晚上想象出一个房间那么大的大脑，并准备开始探索它。理查德走过大脑的一条条沟壑，沿着绳索滑到大脑黑质——这是他曾经研究过，并特别喜欢的部分。他在脑室中游泳，在视神经上跳来跳去。理查德在渐渐好转。

大多数时候，他睡觉，我做针绣，有时我会给他读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或安东尼·德·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的《风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当他好些时，我会给他读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的《汀克溪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这是我们认识后不久，他送给我的。我们曾一起细数各位博物学家与科学家；为了写一本有关热情洋溢的书，我正在研究这些人。像我一样，理查德爱上了威尔逊·本特利（Wilson Bentley）的雪花世界。很多次，当我走进他的病房时，发现本特利的雪花摄影集摊开着，理查德枕着它，或把它放在枕边，睡着了。

冬至那天，理查德出院了。他非常虚弱，但很高兴能看到医院以外的世界。为了便于理査德接受集中的门诊护理，我们在霍普金斯医院附近的巴尔的摩酒店过的圣诞节。那段日子很不好过，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免疫系统更是不堪一击，但我们很快找到并适应了一种平静的节奏，这种生活也不是一无是处。每天早上，我陪理查德去肿瘤科门诊验血，然后等着听结果；每天的数字都有其特殊意义，太高或太低都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我们很喜欢和其他癌症患者交流，因为这让我们更有信心。下午，我们会在房间里听圣诞颂歌；或者理査德睡觉，我看书。晚上，我们依偎在一起，享受着这个季节和彼此的体温。

理査德的情况越来越好，他的体重开始增加。我们觉得越来越有希望，对他某次短暂的发烧或疲劳，也不那么忧心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开始做爱了。生活在慢慢地、悄悄地恢复。在移植手术几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回医院进行例行的随访，等待着安宾德告诉我们理查德最新的检查和扫描结果。虽然我们有理由乐观，但在肿瘤专家的办公室里等结果，怎么都会让人的担忧多于乐观。

安宾德大步走进房间，兴高采烈。这是一个好迹象，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喜气洋洋的人。他对理查德说：“我认为你已经康复了，你战胜了癌症。”我们已经习惯了安宾德的直率以及略微的悲观主义，一时愣在那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最后我们终于完全反应过来。

当时的喜悦心情让我永生难忘：理查德微笑地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一起看着安宾德，而安宾德也微笑地看着我们。这是一次与最好的医生一起走过的既可怕又亲密的旅程。安宾德带着理査德经历了致命的疾病，经历了风险极高的治疗过程。他的医术高明，为人直率而友善，从不为做不到的事情许诺。他拥有人们理想中的医生的各种品质。就像任何人对救命恩人的感情一样，我对他充满了感激和尊重。理查德对他的尊重可以与他对卡普兰的尊重相比拟。他说，安宾德是医生的医生、科学家的科学家，这是理查德所能表达的最高评价。

我们也非常感激霍普金斯医院的其他医护人员，用抽象的方式表达就是，我们感激霍普金斯这家杰出的教学医院。理查德坚信，他的医生生涯，以及他所做的很多科研工作，都直接受益于他在霍普金斯医学院所受的教育。对于我来说，从在霍普金斯医学院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爱上了它。我们有强烈的霍普金斯情结。

有时，在其他医院做完演讲或参加完大巡诊回来，我们会将在别处的经历与在霍普金斯的经历进行比较。无论我们是否客观，其他医院从来都不具有可比性。我们当然知道，某家医院科研做得很好或有医术精湛的医生，但理查德通常会用带着浪漫意味的口吻总结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霍普金斯就是与众不同。”无数次，当我们谈到霍普金斯，觉得无以言表时，就会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霍普金斯就是与众不同。”

与安宾德会面之后，我们决定要做些什么来纪念此刻。基督教教徒可能会建议我们在医院的小教堂纪念一下，但理查德是犹太人，他不信仰基督教。他静静地说：“让我们去赫德大礼堂吧！”这是我们曾经接受教导，并教导过学生的地方。我们坐在医院的这间大阶梯教室里，都陷入了沉思，努力去理解安宾德说的话。我们俩谁都没有说话，空气中只有平和与安宁。最后，理查德搂住我，再一次环顾阶梯教室，说道：“我爱这里。”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理查德一头扎进他的科研工作，我们还经常会朋友，讲座的安排多到不得不取消一些的程度。理查德继续研究精神分裂症，并重新开始治疗病人；我则很高兴可以继续写我的书。我们在弥补失去的时间，以及未履行的责任。这是一段神奇的插曲，它很轻柔，充满了爱意和感激，本该持续下去，可惜并没有。

再陷深渊

在与安宾德那次令人欣喜的会面6个月之后，理查德回霍普金斯医院做随访检查，他后期的扫描结果不是很好。安宾德说他的肺部有一个团块，看起来像肿瘤。安宾德咨询了胸外科医生，相关医生并不认为那是肿瘤，但我们都更相信安宾德的直觉，都觉得很不踏实。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耐心等着肺部的活检结果。

我们猛地又跌回理查德被诊断为伯基特淋巴瘤时的黑暗之中，但在确定他得了肺癌之前，我们尽量继续保持正常的生活——会朋友、工作、相爱，但忧惧再一次出现。我们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确定，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会产生一阵冰凉的恐惧，不禁在心里默默地问：这是不是我们最后一次？我们还有多长时间？他会死吗？什么时候？在哪里？

安宾德有可能错了，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这种渺茫的希望支撑着我们。11月过去了，进入了我和理查德都很喜欢的12月，我们尤其喜欢华盛顿的12月。妈妈和我买来圣诞树、刺柏花环，给圣诞树挂上了小灯。我们像之前的每一年一样，听圣诞颂歌，看《主教之妻》（The Bishop's Wife）；并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静观最高法庭对布什诉戈尔一案的判决结果。我们也在等待理查德的活检结果。12月中旬，结果出来了：理査德得了肺癌，已经扩散到了两侧肺叶，手术已经没用了。

我们最初的反应是回不过神儿，接着是震惊。这种反应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接下来是噩梦般的经历。我们各自喝下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爬上床，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我们一般不会把困难看成是命运对我们的不公，也不会质疑为什么我们如此幸运，拥有朋友，拥有彼此，但这次是个例外。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会到：这不公平。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化疗、一次骨髓移植和漫长的提心吊胆之后，我们刚刚恢复了正常生活，或者说我们自以为的正常生活。为了战胜理查德的淋巴瘤，我们消耗着情感的储备能量，一旦知道他被治愈后，我们急不可待地抛却那段经历。我们已经再次习惯了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不再整日忧心忡忡，又开始做爱，并能够开怀大笑了。我们几乎已经卸下了病态嘲讽的盔甲。

那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我几乎没睡，不停地伸手去触摸理查德，把我的头紧靠在他的肩膀上，倾听他的呼吸。理查德比我现实，他服用了很大剂量的安定，睡得很沉。第二天早上，我们决定随遇而安。虽然不知道理查德还能活多久——他这种肺癌的存活时间大约是6个月，但我们一直很享受彼此的陪伴，所以决定不让死亡的阴影影响我们的享受。在急切地寻找一线希望之际，我们意识到，此时我们比以往有更多的时间互相陪伴。这确实是件好事。

无论如何，上午和下午就那么过去了。我在壁炉里生了一堆火，放上了圣诞颂歌，并告诉理查德，我计划了一个浪漫之夜——音乐、红酒和炉火前的晚餐，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对他有求必应。

理查德开始咳嗽，一种很深、很吓人的咳嗽。我慌了，马上作出了最坏的假设：我们拥有的时间会比想象的更少。我从来没有这样愤愤不平，心想：够了！上帝从来没有打开一扇窗。我的怨愤是不成熟的。理查德慌乱地指着壁炉，那里充满了黑烟。很快，客厅里、整个家到处都充满了黑烟，我们好像生活在《亚当斯一家》（The Addams Family）的噩梦中。看起来应该是有麻雀在我们的烟囱里筑了巢，它们被烤灼，我们被烟熏。

理查德和我踉踉跄跄地来到房屋的顶层，也顾不上圣诞颂歌和浪漫了。我对自己当时的慌乱感到闷闷不乐，为自己精心计划的浪漫之夜变成了一场可笑的烟雾逃生而感到绝望。我甚至连第一个晚上都搞不定，以后的几个月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理查德看出了我在想什么，他搂住我。

“谢谢你生的火。”他说。

空气中充满了静默。

他突然问道：“你知道烟雾会致癌吗？”

紧跟着是一阵可怕的沉默。然后，我看到了他脸上的笑意，我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虽然即将面临的事情不可预知，也糟糕至极，但至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而且我相信理查德的聪慧会有所帮助。

理查德的预后情况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我尽量减少授课及学术任务，以便留在家中照顾他。我们取消了去达沃斯、伦敦和罗马的行程，但保留了几周后去洛杉矶的计划。在那里有挚友和家人，我们可以读书，沿着海边散步，尽情放松。理查德还活着，我们没有去管死后的事情。

当然，这是一个悲伤的圣诞节，但有时我们却过得很开心，甚至比平时笑得更多，比平时更需要对方，以更温柔的愉悦方式来对待彼此。这是最后一个圣诞节的想法使一切都显得更加迷人可爱。生活奇妙地恢复了正常，这可能是对未来的一种弥补。在得知死亡临近时，我们去笑、去爱，不把任何事看成是理所应当的。

圣诞节前的一周左右，我们在乔治敦和好友加洛夫妇一起吃饭，他们在理查德接受化疗和骨髓移植的漫长时间里，都对我们充满关切。鲍勃是一位滤过性病原体学家，也是一位艾滋病研究者。在和理査德聊天时，他突然停下来，看着理査德说：“太棒了，我真不敢相信你看起来好多了。”我的心咯噔一下。两天前霍普金斯的病理学家刚确诊了理查德的肺癌，我们还在想该怎么跟朋友和同事们说呢。

理查德将诊断结果告诉了他们。鲍勃看起来很受打击，好一会儿都没说话，这对鲍勃来说是不正常的。他和理查德的关系非常近。鲍勃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实验室的主任，他们都做了几十年的医生。不用说大家也都很清楚被确诊为不宜进行手术的肺癌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刚做过骨髓移植手术后的虚弱状态下。我能看出鲍勃完全明白了，也能看出理查德也看到了鲍勃对病情的艰难领悟。

鲍勃打破了沉默。他让理查德一回家就把活检结果传真给他，并允许他问那位病理学家要一份活检时用的活细胞。他会咨询其他科学家和肿瘤专家，看看哪些方法会有帮助。他的实验室最近合成了一种天然化合物，能够促进细胞死亡。他想也许这种化合物能被用来抑制癌细胞的增生。为此，他建议在通过基因改造后、已经没有免疫系统的老鼠身上植入理查德的肺癌细胞（后来这些老鼠被命名为“小理查德”，一段时间内，肿瘤细胞应该不断生长，然后死掉，但它们没有死）。鲍勃说，他会研究一下理查德的肺癌类型，并会与实验性疫苗和基因疗法方面的专家沟通，还会给国家癌症研究所、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得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和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同事打电话。他会立即与霍普金斯医院理查德的肿瘤主治医师联系。

那天晚上，友谊、红酒，以及科学战胜理查德癌症的可能性——不可能的可能性，让我们有了足够的希望来面对未来。在朋友的鼓舞下，加上对科学的信念，我们没有屈服，陷入绝望；这只是体现朋友、同事和陌生人的友善与才能的无数事例中的一个。拯救理查德的过程发生在一个医疗科技还处于令人紧张、担心的时代。如同今天一样，希望与死亡的预测可以合理地并存；生或死的概率瞬息万变；科学只能暗示，而不能保证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们的困难在于，要判断出合理的希望与不切实际的希望，要利用一切可能挽救理查德生命的新技术，同时还要意识到他随时可能死去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受这一事实，应对这一事实成为了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不想做徒劳无益的努力——尝试每一种新的、未经证实的疗法，但也不想放弃任何能挽救或延长理查德生命的探索。

黑暗中的美好

每当回首圣诞节那段黑暗而精彩的日子时，我依然能想起我们对彼此的体贴与爱恋，依然能感受到朋友和同事带来的温暖与友善。恐惧仍会在不知不觉中袭来，让我们无所适从一阵子，但爱情、友谊，以及时间有限的紧迫感通常能帮我们避免沉沦。理查德在我们的客厅里召开实验室会议，并像以往一样，工作到凌晨。我烤了一些圣诞饼干，用这些年来收集的装饰品忧伤地点缀着我们的圣诞树。我在树枝上挂满了姜饼做的雪花、玻璃做的糖棒，挂上了一个丑陋的陶土胡萝卜——是我们在波多黎各的学术会议上得到的，还挂上了6个我们在伦敦时买的手工玻璃球。我唯一没有点缀上去的就是我的记忆。

像往年一样，理查德把天使安放到圣诞树的顶端，但今年，我不得不帮他一把，他太虚弱了，有些颤抖，我们都警觉地感知到了这一点，互相对视了一下，抱在了一起。当意识到他将不久于人世，不知道明天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时，我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密。

我们几乎每天都开车穿过石溪公园，那是一个很大、景色优美的公园，离我们家不到一个街区的距离。我们在公园里搜寻小鹿，每次总是理查德先看到。我们沿着小溪能开多远就开多远，还救过一只在林荫路上游荡的闭壳龟。我们还发现了一处景观，小路杂乱地交错在一起，以前从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公园的美景带给我们一类我们之前认为无足轻重的愉悦，对此馈赠我们心怀感恩。

一天，我们回到曾居住过多年、位于乔治敦的老房子。我们把车停在房子外面，坐在车里感慨我们在前院修建的小池塘。这个小池塘的修建过程和后期的各种问题，让我们对彼此的差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争论中，我们的差异从来没有那么明显过。我们决定买一些睡莲，因此必须去一趟位于马里兰州的睡莲农场。这对我们来说，有一点点儿冒险，因为我们俩谁都不了解睡莲。为此，理查德不得不向销售员描述池塘的尺寸。

“我觉得一株睡莲就够了。”理查德说。

“我同意。”销售员说：“两株对你们来说有些多了。”

“她想至少买七八株。”理查德说，然后冲着我问道：“为什么我们不买三株呢？”

在回华盛顿的路上，我的腿上放着三株睡莲，聊着我们对睡莲是多么一无所知。一阵沉默后，理查德说：“你不会弄来太多金鱼吧？”

“当然不会。”我有点不高兴地答道：“我买的金鱼数量肯定对池塘来说是合理的。”我看着理查德，他正怀疑地看着我，然后大笑起来。

“没错。”他说：“我能想象。你把附近的动物都喂饱了。”

在金鱼方面，我把我认为在睡莲上的欠缺都弥补了。我们至少买了100条。两个夏天还没过完，睡莲就已经挤满了整个池塘，而且开始侵占满是石头的池边。金鱼也满了，尽管有时闪电会电死一些，但它们依然“鱼丁兴旺”。

一天傍晚，理査德拿着一条被吃掉一半的金鱼走进厨房，把它在我的眼前晃了晃。“恭喜。”他说：“我们在为浣熊提供露天大餐，它们吃完后还把朋友也叫来了，最后还给大马路也捎了一条。”金鱼继续生生不息，浣熊也继续到我们的池塘里来打鱼，从来没停过。很多年之后，我问理查德，他是否还记得我们的买睡莲之旅，以及池塘里多如牛毛的金鱼。他哈哈大笑，说：“我怎么可能忘掉？”

我想，直到我们坐在车里看着老房子前那个小小的池塘，看着大片大片的美丽雪花从天而降的时候，我才充分意识到那是多么令人感怀的欢乐；我们曾经那么幸运，轻易就拥有如此多的欢乐。

那个圣诞节是安静而亲密的。我妈妈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喝咖啡，在圣诞树前拆礼物。壁炉已经成为理查德笑话我的一个把柄，现在它被清理干净，烧得正旺。理查德送给我一副从罗得岛州纽波特买的金耳环，附的便笺上写着：“幸运与不幸时都戴着它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以及随后的几年中，我正是这样做的。它们成为我的情绪与期望的风向标：不幸时，它们是我的护身符；幸运时，它们是希望或快乐的象征。我们和朋友们共进晚餐，开车在附近转，欣赏飘窗内点亮的圣诞树如何让黑暗的冬夜欢快起来。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美好的圣诞节。

在品尝着威士忌、奶油甜脆饼以及恐惧的滋味中，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

无所亏欠

安宾德将理查德转托给戴维·埃廷格（David Ettinger），霍普金斯医院的肺癌专家。事实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对我们在全国各地咨询医生和科学家的意见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在这些科学家和医生中，有两位是我们多年的朋友，他们是冷泉港实验室的吉姆·沃森（Jim Watson）和马里兰大学病毒学研究院的院长鲍勃·加洛。吉姆联系了无数他那个领域的专家，追踪着还未发表的临床试验结果，邀请我参加冷泉港实验室关于实验性癌症疗法的会议，并把我介绍给了哈佛的朱达·福尔克曼（Judah Folkman），通过他的介绍，我们相信他的疗法能有效地延长理查德的生命。

鲍勃·加洛不仅与几十位肿瘤学家、基因治疗专家以及疫苗研究人员交流，而且还尝试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杀灭理查德的肺癌细胞。他还把我们介绍给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著名的癌症疫苗专家杰夫·施洛姆（Jeff Schlom），他和他的妻子凯瑟琳为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后来我们成为了挚友。

冬去春来，2000年的春天也即将过去，我们以一种平静的节奏生活着。上午和下午，我们通常在卧室对面的房间里度过，那里的采光最好，成为了我们私密的、不受打扰的宁静港湾。理查德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用笔记本工作着；我读书、写书，或者做针绣，看着那本关于热情洋溢的书的手稿在慢慢增加。理查德在写学术论文，同时也是一本小书《癌症的故事》（Cancer Tales），其中记述了他患淋巴癌和肺癌的经历。晚上，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看电影，有时我会看书，而理查德则埋头进行他的研究工作，经常直到凌晨。

与埃廷格在医院的会面通常会打破我们的宁静生活。我们一路忧心忡忡地开车前往，焦虑地等待着，然后即使不是忧心如焚，也是充满担忧地听着他给我们解释。我们在医院里度过了很多时间，当理查德验血和作扫描的时候，我就绣那有着一簇簇郁金香图案的挂毯；现在的我已不忍再看那个挂毯了。在做化疗的房间里，我们的时间会好过些：理查德会听《哈利·波特》书的磁带，我会看书或做针绣；我们拉着手聊天，有时也会和其他病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聊天。

生活以它自己的方式慢慢展开。2001年的春天，理査德慢慢觉得身体越来越好，尽管扫描结果显示他的肺部肿瘤在一点点长大。显然，化疗没什么效果，我们四处捜寻还处于实验阶段的治疗方法。我们与乔治敦大学的疫苗专家交流，他说由于理査德刚做过骨髓移植，并不适合进行疫苗试验。不过，他说如果有必要，他会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体恤使用声明书。如果按照国家癌症研究所研究草案的规定，理查德很难参与到实验中，然而，他真的愿意签知情同意书吗？在我们看来，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理查德本人就是医生兼科学家，在国家健康研究所作过30年的临床研究，如今，他得了致命的疾病，如果他不愿意签，谁会愿意？

幸运的是，我们的朋友杰夫·施洛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肿瘤免疫实验室的主管，他帮助理查德完成了极度复杂的申请程序。同时，理查德和埃廷格咨询了朱达·福尔克曼，并决定尝试他的治疗方案（这个治疗方案的目的是减少肿瘤的供血）。我们发现，有很多治疗方法正逐渐变得可行。理查德自我解嘲地说，他很乐意处于科学发展的最前沿，即使最后证明那是有害的。

理査德接受着标准的肺癌治疗，也接受了一些实验性的疗法。他比肺癌的预期存活时间多活了一年，这一年是科学的馈赠，也是很多人为挽救他的生命所作出的努力的结果。但他肺部的肿瘤依然在长大，没有规律性，有时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都不长，但确实还在变大。

科学和医药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它们也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由于我们生活在不可思议的科技时代，理査德的生命才得以延长。但知识还是有其局限性，理查德依旧会死去。我们都很了解这种局限，在研究和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的过程中，我们目睹了这种局限，也能豁达地看待它，理查德更是如此。

在我们接受临床教育时，老师经常会引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第一位主任医师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ier）的话：“在寻找绝对真理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不可实现的目标，但对于那些‘不完整的部分’，我们必须知足。”我就是想达成那不可实现的目标，就是想让理查德活下来。我理解“不完整的部分”的含义，但我不甘心。

春天来了，我们会在一大早开车前往潮汐湖欣赏樱花，有时也会去罗斯福岛。大多时候，生活看上去一切正常，因为我们清楚它根本就不正常，这种表面上的正常甚至显得更加迷人。我们依然经常在石溪公园里开车游荡，通常会带着我们的巴吉度猎犬“南瓜”，一路上听着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和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的歌。这些小小的、共享的爱好公园、华盛顿的美景、福斯特和罗伯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持续的快乐。

那年春天，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中，理查德的同行们给予了他很大的尊重与荣誉，这成为了理查德的快乐之源。尽管同事们这样做是因为他快死了，但理查德并不认为这是令人忧伤的。相反，他非常享受这些荣誉。第一个荣誉来自一次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学术会议，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称赞理查德是精神病学界、科学界以及医药界的杰出人物。理查德陶醉于这样的称赞中。

同行们认可理查德在认识大脑及精神分裂症方面、在改善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治疗方面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也认可他是一位宅心仁厚的好老师。在向理查德表示敬意的晚宴上，当时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谈论着理查德在精神病学领域的突破性工作。接着，他大笑着说，理查德被《自然》杂志拒绝的优秀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理查德热爱这些讨论与会谈，也热爱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仁们给予的慷慨与热情。在那里，他是受聘教师，与很多医生、科学工作者都合作过。

国家健康研究所也对理查德表示了不同寻常的敬意：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整天的学术座谈会，随后在海军俱乐部共进晚餐。许多全球最杰出的神经科学家都认为理查德对他们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影响，并感叹于他的风度与坚韧不拔，称他是一位慷慨大度的导师，充满了科学的创造力。理查德被这些称赞深深地打动了，我认识他的这些年来，很少看到他哭，但在听到这些话语时，我看到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同侪的尊重是无价的，理查德以及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在《癌症的故事》中，理查德写到，正是同侪的认可支持着他熬过生病的日子，帮助他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他知道自己被大家爱戴，并清楚自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相信每个人都有义务回馈生活，特别是那些享有优势的人。如此多的他曾教导过或曾一起工作过的科学工作者给予的由衷感激与欣赏，使他相信自己无愧于生活，已经尽自己所能地作出了回报。他几乎从不谈论或写作有关死亡的话题，但在广受称赞的那段日子里，他写下了如下的文字：

很多人每天都会想到死亡。你们可以说我肤浅，但我很少会关注自己的死亡。很久以前，我认为如果偿付了对生活的亏欠，便不会担心死亡。在成长的过程中，我非常幸运——被给予了许多，也因此亏欠了许多。我曾经很健康，在美国出生并成长，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幸进入医学院，完成了医学训练。33岁时我患上了霍奇金病，当时我认为自己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好事，已经无所亏欠。当霍奇金病被成功治愈后，我的人生账户又入不敷出了，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我尽力去做好事。当然，有很多时候，我可能无意中伤害了他人或做了错事，但在我看来，我始终保持着人生账户的盈余，一直觉得自己无所亏欠。对于我来说，无所亏欠就意味着不必忧虑死亡。

理査德的死亡观与我的不同，在我眼里，死亡是不可想象的、令人恐惧的，但理查德为我展现了一种颇令人羡慕的死亡观。

1. 表示肿瘤具有侵犯性且已经无法手术切除的病情。——译者注

2. 此书是指作者的《天才向左，疯子向右（下）：躁郁症与影响世界的人》，该书简体中文版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3. 威尔逊·本特利是生活在佛蒙特州的一位农民，是世界上第一位拍摄雪花的人。——译者注

4. 即罗伯特·加洛（Robert C. Gallo）和玛丽·简（Mary Jane）。“罗伯特”简称为“鲍勃”。

04 流星雨

在理查德去世前，我们意外地享有一段悠长的回光反返照期——他比预期多活了一年。在同行们纷纷表达了敬意和称赞之后，理查德建议去加州度假。没有要做的演讲，没有要安排的日程，我们可以尽情放松，和家人、朋友在一起，享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暂时不去担忧即将来临的永别。这是一段完美的插曲：理查德还算健康，在位于洛杉矶帕利塞德的家中，他有时用笔记本工作，有时晒着太阳睡觉上午，我会海边的石崖上，眺望远处的太平洋，或看着石崖下的滚滚波涛。下午，我会坐在理查德旁边看书。

到处都是南加州的气息与色彩：香甜的茉莉花、刺鼻的桉树、带着钩子一样小刺的三角花藤，以及柑橘和灯笼海棠：像纸一样薄薄的花瓣，还有一丛丛蓝色的木槿。理查德特别喜欢樟脑树，而我喜欢桉树。我们会开车在帕利塞德的街道上转，把车窗打开，吸着扑鼻而来的气息，感到无比开心。理查德说，早在几个世纪以前，人们就开始用樟脑来治疗躁狂症。他坚持把车停下来，收集一些樟脑树叶。“以备不时之需。”他笑着说。我告诉他，樟脑对我来说，比他装在医生包里的抗精神病注射剂更好接受，所以我收集了满满一包油光闪亮的叶子。我们把这些叶子放在篮子里以防躁狂的侵袭，理查德说，这不仅能防躁狂，也能让蛀虫敬而远之。

我们去看望朋友和家人，拜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侪。晚上，我们会沿着蜿诞的街道开上家后面的小山，望着洛杉矶的华灯以及圣塔莫尼卡湾上方的月光。我们会在那里停留一会儿，感慨自己是多么幸运。

与理查德的这次旅行，让我与加州重归于好，这本是很久以前就应该实现的。洛杉矶曾一度让我恼火：我爱它，又否认它，试图摆脱它。我在洛杉矶长大成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的城市：在这里，我第一次懂得欲望和疯狂、第一次做爱、第一次恋爱。洛杉矶是我最初体验激情与失望的城市：在这里，我第一次精神失常；即使20年之后，我依然为当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感到羞愧。但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聆听到舒曼的钢琴曲、贝多芬的《庄严弥撒》（Missa Solemnis）；在一个夏日的傍晚，第一次看到月亮升起；第一次读到叶芝与洛威尔的诗，以及达尔文的作品。我对洛杉矶的感情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两句话表达清楚。

我生活中大部分的恐惧、惊异都与南加州四季不分的奇怪气候纠缠在一起。华盛顿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家，而加州则是令我混乱与困惑的地方。只有大瑟尔（Big Sur）对我来说是简单的，我毫无保留地爱着它，因为它充满野性，非常美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让我获得平静。在大瑟尔，即使我变得疯狂，那也是迷人的疯狂，我的思绪踏上了前往土星、土星环、月球，以及更遥远星球的旅程，它们具有惊人的美丽。我沿着大瑟尔的海滩漫步，将所有的不安驱散，在那里，我独自一人享受着肆意。也是在那里，我找到了孤寂的美丽，并相信自己终究会回归。我始终与南加州保持着距离。

现在，理查德的重病使得我对加州的嫌隙看起来即使不是任性，也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理查德快死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加州之旅，其他任何事都不重要。在对绝望与疯狂的思虑上，我已经浪费了太多生命，不是加州想这样，而是我。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写道：与某地保持距离的人，如果能作出让步，他会发现，让步就是救赎。对我来说，这句话千真万确。当用一种更宽宏大量、更谨慎周到的眼光来看待西海岸时，我旧有的不满悄然消失。

理查德不需要让步，他从不在生活中挑起不必要的争斗，这使他拥有一种我不具备的人格力量。我们喜爱在加州度过的那些时光，将我们的生活包裹在6月的阳光里，包裹在加州奇特的气味以及超现实的色彩中。理查德以他的方式帮我弥补了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重要东西。

最后的夏天

一天下午，我和他坐在长椅上眺望大海，像蜥踢一样享受着阳光，聊着一些琐碎而亲密的小事。过了一阵儿，理查德用平静的语气说：“我们应该聊聊葬礼。”我尽量保持声音平稳，但那是不可能的。

“哦，当然。”我说。

尽管我们沐浴在阳光下，一切都那么祥和，但理查德的建议并不出乎意料。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去见过克拉克·奥勒（Clarke Oler）主教了，当我还在洛杉矶生活时，他就是教区的首席神父。我们已经相识25年了，而且关系很近，理查德特别喜欢他。他主持过我们在圣奥尔本主教教堂举办的结婚仪式。我们向他咨询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必须准备的事情。根据理査德的要求，我们谈得很具体，谈到了葬礼上的音乐以及悼文。后来，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当我和理査德坐在长椅上眺望大海时，我们又继续这个话题，谈论着葬礼上的颂歌、护柩者以及古代的葬礼仪式。无论多少阳光都无法带走进行这些讨论时我所感到的寒意。

我们就这样一直讨论着，谢天谢地，理査德终于说：“就聊到这儿吧，咱们去买你的生日礼物。”他建议去圣维森特大道的一家商店，我们以前曾去过。他一进到店里就要求见珠宝设计师，他告诉设计师：“她喜欢月亮石和海蓝宝石。”他灿烂地微笑着，魅力打动了设计师，而我无可救药地再一次被他迷倒。随后他一直跟进为我定制的手镯的设计过程，他肯定事先已经设想过这个手镯——海蓝宝石和月亮石相间，中间用精致的金链连在一起。他希望海蓝宝石是椭圆的，而月亮石是圆形的。这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手镯。

几个星期后，手镯被寄到了华盛顿。它美得人，由一串变幻的灰色宝石和淡蓝色宝石构成。它就像一个喜怒无常，但魅力无穷的人。理査德试着把手锡给我戴上，但搭扣太光滑了，他的手抖得厉害，结果没能戴上。因此我们打算沿用理查德的传统，让它受洗。以前我们曾将新买的珠宝浸入过罗马的许愿池、鸡尾酒或北海中，这次理查德把它浸入了一小杯达尔维尼中，那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种麦芽威士忌。“为了我们，为了你，为了爱情。”他说，并给手镯施洗礼。后来我还是戴不上。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我始终无法独自戴上这个手镯。它是一个精巧的宝石串，因爱情而诞生，但戴上它并非易事，就像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最后一个夏天非常美好。从洛杉矶回到华盛顿时，萤火虫已经像繁星一样点亮了花园的夜晚，天空被夏日的闪电照亮，让人联想起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安魂曲》（Requiem）中的《震怒之日》（Dies Irae）。理查德能吃些牛排、玉米和黄桃馅饼了，这给了我们一种幻觉，好像他还比较健康。夏日的傍晚，我们会和朋友们欢聚，说说笑笑，时间悄然而逝。对理查德和我来说，朋友就像夜晚的月亮和星星，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

我们的话题很跳跃，从同事的绯闻到科学界的丑闻，从干细胞研究到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我们感叹宇宙的精妙，设想世界会以怎样的方式终结。伴着一杯杯美酒，我们从傍晚聊到深夜，把医生的告诫“要少喝酒”完全抛在了脑后。我们聊罗马、聊政治、聊家庭、聊各型各色的细菌，畅谈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会希望政府具备的能力。这些充溢着友情的夜晚是无价的，大家对理査德的死都心照不宣。这是一种强烈而温柔的友情，帮我们应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减少了孤独与无助感。

在理查德患心脏病、淋巴瘤和肺癌的这些年里，我们的性格得到了很好的磨合。以前，我们之间的差异时不时会造成关系紧张，但现在，共同的本性超越了差异，让我们无比和谐融洽。我们的敏感与怪癖渐渐磨砺成一种更共通、更复杂、更交融的特征。我强烈的情绪和时而发作的愤怒随着时间、随着严峻的局势，在逐渐消退。理查德保守的风格也发生了改变，变得更热情、更外向、更细致入微。他对别人的感情越来越能产生共鸣，不再把自己的心完全封闭起来。以前他对我的爱欲更多是身体上的，但现在有了更深的眷恋。尽管只是不在他跟前一小会儿，但当我回到房间里时，他都会以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方式拥住我，只是为了感知我的存在，享受我的陪伴。

后来，当没有力气洗澡的时候，他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体会他已不能感受的世界。当我洗完澡之后，他会闻我胳膊和脖子上的沐浴气息，深深地吸入金银花、百叶蔷薇、菩提花浴盐或桉树的香气。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反而会取笑我的那些瓶瓶罐罐。他曾对朋友们说，凯是香味控，为什么别人只需要1瓶，而我却需要7瓶？

理查德保留着他作为男人最基本的隐私，但开始更多地接触其他人。熟人和同事看到了他更温暖的一面，而这曾经只有我和少数亲近的朋友才了解。现在，当脆弱的理査德寻求我的抚慰时，我很高兴自己能带给他平静，自己是他可以信赖的人。很多年来，我一直需要他，依赖着他的爱以及他对事情的判断；通过他，我重新发现了真实自我之上的一些假象。现在，他从我这里获得了他曾给予我的支持，一切都是如此公平。

不减的工作热情

夏天静静地过去，理査德的健康状况还可以支撑他做科研、看病人。我继续写书，在霍普金斯医院上班，照顾理查德。他右肺的肿瘤还在长大。

9月初，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受到了攻击。在第一架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大楼40分钟前，我乘坐的飞机刚刚起飞，去参加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召开的会议。在美国航空77号班机撞上五角大楼西侧20分钟后，我乘坐的飞机着陆了。当我抵达卡特中心时，特工处的车一路鸣着警报在街道上呼啸而过。

亚特兰大与华盛顿之间的电话线路中断了，当时已经过了我平时与理査德通电话的时间。最后，我们终于接通了电话，他描述着当时的可怕景象：成百上千的华盛顿人焦急地走在康涅狄格大道上，手里拎着公文包，打着手机，一脸的茫然无措。我感到很不安，因为当时的我离理査德、离华盛顿那么远，却又回不去。所有航班都停飞了；沿着东海岸的公共汽车、火车也停滞不前；在亚特兰大机场关闭后的几个小时里，所有租车公司的汽车、卡车都被一抢而空。我唯一的希望是租到一辆豪华轿车，但即使如此，也要等到两天后。所以，我只好像得了强迫症似的一直看CNN的新闻，与理查德保持着联系。

在遭到袭击的那个晚上，我们和前总统卡特及其夫人一起共进晚餐，他们是平静、沉着和坚毅的，表达了他们从独特的视角所看到的美国力量——广袤的土地，具有创造性、坚韧性的人民。接下来的几周过得飞快，我们在当晚感受到的那种显而易见的爱国情绪中度过；此时此刻，爱国主义是很必要的，再多也不为过。

一路回家的旅程令人心里很不舒服，从佐治亚州到卡罗来纳州，到处都降了半旗。收音机里不停地播放着纽约和华盛顿在废墟中搜寻死难者的消息，描述着喷气战斗机如何掠过这两座城市的上空，受命应对国家的危难。而在我的脑海中，飞机撞向五角大楼的影像挥之不去。我的父亲，作为一名军官，多年前曾在那里就职。五角大楼曾是坚不可摧的，但现在，那里却有如此多的死难者。

在华盛顿，特工处的车在康涅狄格大道上疾驰，在石溪公园、国家动物园巡逻，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驻扎着高炮连，在国家机场，到处都能看到手持机枪的士兵。头顶上，时不时能听到F-16战斗机轰鸣而过。这是紧张的时刻，但也是体现善意的时刻。到了晚上，附近的餐馆挤满了互相给予安慰的华盛顿人。理查德和我几乎每晚都和朋友们在一起，甚至连陌生人之间都变得更加体贴了。这座城市是脆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

“9·11”事件之后的几周里，理査德投入到医疗准备事务中。他把医疗器械，包括抗生素、抗病毒药物以及肾上腺素都集中在一起；给他自己和我分配了要阅读的资料：他读炭疽病和瘟疫，我读天花和肉毒杆菌。当我嘟囔着说，我想看瘟疫的资料时，他笑着说：“这很公平，上个周末是你选的电影。”我们都对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在精神疾病方面的并发症了如指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大家和各种机构在市政府的召集下，通力合作。理查德参与了国防部的一个大型研究项目，评估精神疾病早期干预措施的效果。他与五角大楼的同行合作，帮助起草应对大规模暴力事件造成的心理与精神创伤的指导原则。10月底，在一个美丽秋日的早晨，我们开车前往弗吉尼亚的艾尔利，参加由国防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和司法部联合举办的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构建联邦政府对大规模恐怖袭击造成的精神创伤的应对措施。

我们怀着两种思虑参加了这个会议：一个是对理查德的癌症不断恶化的思虑；另一个思虑远不如这个紧迫，那就是担心华盛顿再次遭到攻击。当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怀有这两种思虑。这是两种毫不相关的思虑，各自悄然地掠过。有时它们会相遇，比如我们在艾尔利的日子。乡间是那么可爱——田野里有一捆捆干草，脚下是黑色的核桃夹。我们坐在花园的长凳上，静静地聊天，好像理査德肺部的肿瘤没有在生长，好像我们参加的会议不是为了消除城市所遭遇的浩劫而引发的精神创伤。

会议期间，我倾听着理查德的见解，像以往任何一次一样，他的有理有据深深吸引着我。他认为，我们是适应力很强的物种：在丛林里、在上一个冰河期、在毁灭性的洪水中、在母亲的子宫里，我们都体现出了这种能力。现在我们依然能发挥这种坚韧的适应性。他和其他人用事实证明，政府不应该仓促启动一些听起来很好、但没有数据支持的项目。例如，科学证据有力地证明，类似心理疏泄（psychological debriefing）的干预方法，利弊几乎一样大。但有一个心理工作坊还是向发生自然灾害，比如飓风、地震或洪水的地区派送过心理疏泄员。事件之后，这些心理疏泄员又齐齐聚集到了纽约，正如希腊的名医希波克拉底所说：我们首先要注意避免引起伤害。理查德还谈到了在精神病易感期防止自杀和精神失常的方法。

我坐在房间的后部，认真地听着。理查德快死了，但依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我爱聆听他的话语，我爱他的思考方式，我爱他。那天夜里躺在床上，听到他不停地咳嗽，我难以入眠。这个世界将失去他，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理查德的咳嗽好好坏坏，我们的担忧也随之起起伏伏。从艾尔利回来后不久，理查德去霍普金斯医院进行每两个月一次的例行检査。每次检查之前，我们都会很担心。然而，这次与以往不同，他肺部的肿瘤没有明显的增长。埃廷格显然很吃惊，也很高兴，我们同样开心而惊讶。理査德一直在接受哈佛的朱达·福尔克曼开发的一种实验性疗法，这种疗法通过摄取多种药物来切断肿瘤的血液供应，每天还要注射两次干扰素，以加强他的免疫系统。理查德已经活过了这种癌症的大限，我们希望他能成为新出现的一类癌症病人——病情既不恶化，也没有改善；他们带着癌症存活。这种可能性，以及新的实验性药物和疫苗疗法的可能性，让我们拥有了足够的希望，来否认不时侵扰的咳嗽、肿瘤期刊上冰冷的数据，以及来自其他医生的令人气馁的结论。

没有你就没有我

秋末，理查德将他的兴趣和热情转向了即将出现的狮子座流星雨。从他还是个小孩子，继父第一次带他去芝加哥的阿德勒天文馆（Adler Planetarium）时起，他就爱上了星星和天空。继父鼓励他阅读与星星有关的书籍，这成为理查德克服阅读障碍的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理查德童年时对天文的热爱一直持续到现在。天文学家预测，2001年11月的流星雨风暴将是21世纪天空中出现的最壮观的景象。在流星雨期间，观测者每小时能看到10颗流星，而流星雨风暴时，有可能达到每小时1000颗，甚至10000颗或者更多。我们绝不应该错过这样的夜晚。

我们凌晨4:30起床，开车驶入石溪公园，那里已经挤满了汽车。华盛顿可能对人性已经感到了厌倦，但对美依然保持着开放。流星雨非常壮观：伴随着盘旋在头顶上的空中预警机发出的光亮，绚丽的绿色、白色、蓝色的光向各个方向迸发出去，划过天空。我想这一切是多么完美，我们能够一起观看这惊人的自然美景，理查德能活着看到这一切。这是对理查德善行的回馈。

在观看的时候，理查德充满热情，但他谈论流星雨时的语气却异常轻柔。他说：“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短暂啊。”然后他说起那些在阿富汗的夜空下观看流星雨的年轻美国士兵们。他们有些人会看到狮子座流星群，有些人会看到即将要轰炸的目标，还有些人会看到炮弹爆炸。理查德好奇地想，本·拉丹会看到什么？他是否也会对发光的尘粒和流星雨产生同样的敬畏？

我们在公园里坐了很久，看着落下的流星许愿，怀着一种甜蜜的放纵感亲吻着。仰望星空常会引起一种深切的恐慌，感到相对于宇宙，人是如此渺小。但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这样的恐慌。大自然极尽其美丽，我们相守在一起。那一刻就像我们时间项链上的一颗小小珍珠，我不会用它去交换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圣诞节是一段充溢着灯光、颂歌和朋友的时光。理査德觉得身体不错，但我知道，这会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倒比往年少了些忧虑。或许是觉得该来的就让它来吧，或许是我们已经将面对死亡时必然会有的可怕想法都想过一遍了。这毕竟是欢庆的时刻：装点圣诞树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每一件饰物都会减少一些灰暗的情绪。

大多数傍晚，我们在炉火边度过。“凯，”理査德会故意逗我说：“你不想生一堆特殊的火吗？”我们和我妈妈坐在一起，聊天、听圣诞颂歌、喝红酒、盯着火苗发呆，快快乐乐，恍若梦中。未来并不是不重要，只是暂时被放在了一边。理査德快死了，妈妈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狗鼻子变白了，走起路来也不灵活了，但我们享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虽然我们面临着岌岌可危的未来，但这是亲密团聚的季节，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悲伤吗？”有人问诗人道格拉斯·邓恩（Douglas Dunn）与妻子共度最后一天的感受。“是的，但也是美丽的。世界在此刻静止，时间到了尽头。”

像过去的每年一样，我们开车在附近转，看各家各户窗子里透出的圣诞树上的灯光。在圣诞夜，我们也像以往一样，观看《主教之妻》。理査德一边小口吃着梅子布丁，一边发表着他对为什么洛丽泰·扬（Loretta Young）会与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私奔，而不和大卫·尼文（David Niven）在一起的一贯见解。每一年，我都会说：“你更像加里·格兰特，而不是大卫·尼文。”我还会说：“如果你在那里面，加里·格兰特根本没机会。你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男人。”这是我的真心话。

那个圣诞节时，理查德瘦得吓人，他的容貌看起来与年龄相符了，而之前从来都显得很年轻。他的头发不再浓密乌黑。我俯身亲吻他，说：“你仍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男人。”

他看着我微笑，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水。

“真的？”他问。

“到目前为止，你是最帅的。”我说。

我们就这样过着日子。那年的一月中旬下了第一场雪，雪花轻柔地、厚厚地铺满公园，覆盖了我们的院子和小树。理査德睡得更多了，吃得更少了，但只要他睡觉时我在他的旁边，我就觉得我们的小小世界是完好的。理査德在霍普金斯作了一次又一次的例行检查，他的左肺肿瘤有一点新的浸润，但埃廷格似乎没有对此表示担忧。虽然这在我看来不太好，但我不是肿瘤专家。埃廷格认为理查德的病情已经稳住了，建议保持现有的治疗方法。安宾德来到埃廷格的办公室看望我们，他很高兴理査德至少看起来还算健康。理査德说：“你看起来总是有些吃惊，因为我还活着。”安宾德笑了笑，没有否认。

情人节那天，理査德带我去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用餐。那是一个严肃而悲伤的傍晚。我们唯一一次讨论了他死后，我会发生什么事情。显然，他对应该如何说这件事已经考虑了很多。他先告诉我，他有多么爱我，我给他带来了多少快乐。他说，他希望自己能对我说，即使他死了，也会在天上看护着我，但我知道他不相信这些东西。他相信的是爱情持久的影响力。他说：“你有好朋友、家人和同事，还有好医生和好工作，这些都很重要。你要学会照顾自己，按时吃药，睡足觉；没有人再在你身边提醒你了。”他就好像事先排练好了这段话，接下来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但没有你，我该怎么办？”我问他。

理査德绕过桌子，来到我身边，用胳膊搂住我说：“我不知道，但你会没事的。”

自从三年前理查德被诊断为淋巴癌时起，我就没有在他面前哭过，但此时眼泪却无法控制，顺着我的脸颊滑落。理查德拿出他为我准备的情人节礼物，也许他认为这会让我好过些。第一份礼物是一个国家健康研究所的文件夹，正面有一个玻璃烧杯的图案，理查德用一些红色和粉色的心形图案把文件夹装饰了一下，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不过我很喜欢。

在文件夹里，有两张纸，一张是《癌症的故事》手稿的献词页。上面写着：献给凯，没有你就没有我。非常直白，非常符合理査德的风格。另一张纸是理查德15年前写给我的一封信的复印件。当时我住在伦敦，正处于极度抑郁的状态中。一天晚上，他从华盛顿打过来电话，对我的抑郁表示非常担忧。他想知道当我感到绝望，仿佛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他能为我做些什么。他说，在临床上，他了解抑郁症，但他不了解我个人的抑郁情况，他被吓坏了。

我重新读着很久以前他写的信，感慨我们如何逐渐了解了彼此；我们是那么幸运，能拥有对方；他的错误拼写依然让我发笑。“我喜欢你对‘flare’的拼法，比正确的拼法更好。”我抽噎地对他说。他看着那封信说：“嗯，它在我看来是正确的。”阅读障碍并没有动摇他对单词应该如何拼写的信心。

亲爱的凯，

在生活中，我曾见识过黑暗，但昨夜我听到了彻底的黑暗。12岁那年，我参观肯塔基的猛犸洞国家公园。导游说到洞里比彻底黑暗还要黑20倍，我当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至今，我仍无法从科学角度理解它，但如今我感觉到了它。那就像一个黑洞，将所有的光都吸走了。听着电话，我仿佛感到自己的生命在通过电话线被吸走。不幸的是，我们无法交流这个问題，我也不可能穿越到电话的另一端。好像所有物质和能量都湮没了，这种感觉让我想起自己童年最隐秘的梦魇。

与你在一起看来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样，我就能看着你，给你裹上毛毯，在床边备一杯水，如果必要，还可以找来锂盐和甲状腺剂。所以，我需要了解一些指导原则，我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担心。最关键的问题是抑郁的长度，还是深度，还是两者的结合？如果问你，你是否吃药了，我需要问得很具体吗？如果问你，你吃饭或喝水了吗，我需要问多少卡路里、多少杯吗？什么迹象能告诉我，你犯病了？在洛杉矶，我可以打电话给丹·奥尔巴克，但在伦敦，我应该打电话给谁，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还是达林顿夫妇？

黑洞的存在令我忧心，但我也很高兴我看到了它。

当爱上一颗星星的时候，你也要一并接受太阳耀斑（信中为“solar flairs”，应该为“solar flare”）和黑洞。

爱你，

理查德

1985年11月28日

就像这封信最后一段写的那样，他一直认为我是一颗感情强烈的星星。他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说：“为了你的太阳耀斑和黑洞，为了我们看到的流星雨。”盒子里是一枚金戒指，上面有16颗小星星。他把戒指在我的酒里浸了一下，戴在了我的手上，就在结婚戒指和罗马戒指的旁边。

“为星星干杯！”他说。

我提醒他，我曾在自己写的一本书中引用了《唐璜》中的几句诗：“我远远赶不上那些使用水蒸气与玻璃而乘风破浪去发现星体的人，我还是希望能驾诗歌而凌云。”

“为你干杯！”我说：“为安全的航行干杯！”

现在回想起来，我送给理査德的情人节礼物绝对是乐观的礼物。我预定了4月初在大瑟尔度一周的假。我们不曾一起到过那里，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现在去做虽然不太现实，但并不是不可能实现。旅程很长，但处在可控范围内。到了大瑟尔，我们就可以看书、沿着海岸线开车兜风、细细思考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尽情放松、尽情快活，再一次让时间停驻。虽然理查德表达了他对实际操作的担忧，但兴致益然。回到家，他坐在大瑟尔的地图旁边，我看得出他很开心。这次旅行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希望与死亡的竞赛。

到了4月，我们知道去不了大瑟尔了，因为理查德病得很厉害。我告诉他，我要取消在加州大学的演讲，以及大瑟尔之旅，但他强烈反对我这样做。“你已经很累了。”他说：“我们还要面对更艰难的时刻。”我争辩说，没有他，我哪儿也不想去，但他坚持让我去。

他说的对，我确实累坏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三年来，我定期带他去霍普金斯接受检查；他住院时，我去探望他；有时一天两趟地奔波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我和他一起等待扫描和验血结果；看医生；到处咨询；按照处方准备药物；阅读有关他的疾病与治疗的资料；料理家务。我的工作落下了很多，多到让人绝望，我必须努力保持自己的心理承受力，还要让理查德以及朋友、同事们不要消沉。最让人精疲力竭的是，我很担心他的病。

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我会去加州大学做演讲，在那里停留一天，然后开车去大瑟尔，在那里停留两三天。我妈妈说，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她会到华盛顿来，帮我照顾理査德。她也很同意理查德的想法，认为我确实需要休息几天。她说我从电话里听起来疲惫不堪，这让她很担心。她像理查德一样，觉得大瑟尔之旅正是我需要的。怀着内疚与忐忑的心情，我离开了理查德，我害怕他的情况会变得更糟，担心可怕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

理查德和妈妈是对的，我需要大瑟尔。站在海边，看着大瑟尔的海滩和高山，我内在破碎的部分得到了修复。即使这种修复只能支撑我挨过理查德的死，它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大瑟尔让我恢复了一些元气，我转而将它们带给了理查德。

到达大瑟尔后不久，我去了菲佛海滩，在那里读了离开华盛顿之前，理查德给我的纸条。“我们很久以前就想一起来大瑟尔，但没有成行。”理查德用他孩子般歪七扭八的字写道：“虽然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其他事情，但此生这个心愿无法实现了。你是知道的，我不相信有来生。但在大瑟尔，你会感知到我与你同在。爱你，理査德。”

我在海滩上漫步、读书，在阳光下睡觉，睡了很久。仅仅这样过了一天，我就意识到自己真的累坏了。理査德和我每隔一小时左右就会通一次话，他说自己感觉好些了，这让我的自责有所减轻。我重新读了最喜欢的一本书《永恒之王》（The Once and Future King），亚瑟王面对灾难时所表现出的决心与乐观，深深震撼了我。通过读这本书，通过认识理查德，我现在更加理解了这种力量的珍贵。

天气非常好，这在大瑟尔并不常见。我吃着加州的朝鲜蓟、无花果、杏仁和核桃，放松自己，让阳光、微风、海洋与大树将我填满、充盈。我看着大海，眺望远山，从中汲取着力量。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除了理查德，我不会和任何人一起来大瑟尔。

支离破碎的曰子

当我回到华盛顿时，理查德的情况更糟了。在两周之内，他变得比以往更喘不上气了，而且体重掉了将近10斤。他得了急性肺炎，几乎吃不下东西，睡得更多了。我看着他的生命在一天天地消逝。在临近死亡时，我们变得难以想象的亲密。躺在床上，我们彼此紧靠在一起，能够感知到对方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是一种长久而私密的告别。

4月中旬时，埃廷格告诉我们，理查德的病进一步“发展”了。他说话的语气让我们看不到希望。鲍勃·加洛已经为理査德登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实验性药物的试用，并把他的医疗记录和扫描结果寄给了范德堡大学的基因治疗专家。理查德还登记参加秋季进行的国家健康研究所疫苗治疗实验，但看起来他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理査德开始试用分子靶向抗肿瘤新药易瑞沙（Iressa），目的是检验这种药物对肺癌的有效性。虽然我们怀疑所谓的“已显示出很好的前景”，但也没有其他更多选择了。他的体力越来越差，在电脑前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经常连从椅子上站起来和坐下去都很吃力。朋友们来得更加频繁，但待的时间也缩短了。

我们的傍晚是安静的，从那时开始，日子变得支离破碎。我们等待着，希望现实不像我们知道的那样。理査德经常睡着，而我躺在他旁边，无法入眠。我每天给他读几个小时的书，尽管他通常会睡着。朋友和同事们依然来去匆匆。4月底，我和理査德决定为挚友们举办一次家宴，感谢他们的友谊和不遗余力地挽救理査德的生命。这是我们最后的家宴，但它棒极了。我在桌上摆了很多高矮不一的蜡烛，还有从花园里采的杜鹃花。我们吃着木瓜、酸橙、糖姜、无花果和鲑鱼，喝着香槟，一切都熠熠生辉、美好动人，知心的朋友们令那个夜晚分外温暖。

第二天，我去石溪公墓为理査德和我自己选墓地。理査德病得太厉害，没法跟我一起去，但他了解这个公墓，因为我们去参观过几次圣·高登斯（Saint-Gaudens）为纪念克洛弗·亚当斯（Clover Adams）而雕刻的《亚当斯像》。那是4月的最后一天，树上开满了鲜花。我用手机打电话给理查德，描述着不同的墓地，问他喜欢哪个。我们最后选择了公墓旧址中的一个位置，靠近一棵古树，并能看到一个长着睡莲的池塘。理查德很高兴能长眠在睡莲池塘旁边，并笑着建议我去看他的时候，可以时不时地往池塘里放些金鱼。这是件令人神伤的差事。

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我一步也不离开家。只要不在理查德身边，我就会魂不守舍、焦虑不安。只有与他在一起时，我才能安心一些。5月初，鲍勃·加洛向埃廷格建议，让理査德尝试另一种药，那是他的实验室研制的，已经显示出抗癌的效果。理查德在服用易瑞沙的同时，又开始服用加洛的药，并接受着福尔克曼的实验性治疗。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新鲜乳酪和罐头桃子，依然保持着淡定与快乐。他没有抱怨，有体力的时候会写写科学论文，没有体力的时候会让我给他念书。

我必须去面对一些令人伤感的事情。有些是小事，比如去买带面纱的黑帽子，销售人员很体贴，她像我一样保持着沉默；有些则不然，比如安排葬礼事宜。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问我，我丈夫是否知道我在这里。我很奇怪他会这样问，回答道：“当然知道。”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但很多妻子不会告诉丈夫她们来这里。”他说。

我对理査德充满感激，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感激他处理死亡问题的直率，敬佩他不拒绝接受无法避免的事情的态度。我选了一个朴素的桦木棺材，并向殡仪员解释说，理查德本想将尸体投入大海，但我想为自己保留他的身体，也为了让其他人可以祭奠他。我还告诉镇仪员，理查德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科学工作者，他救过很多人，我非常爱他。我本不需要告诉一个陌生人那么多，但我后来发现，不只我一个人这样做。

在那个哀伤的5月，我和理查德继续讨论着从加州就开始讨论的葬礼计划，只是现在不是坐在阳光下的长椅上，并且深知时间已到了尽头。理查德倚在床头的靠枕上，我背倚着床尾坐在地毯上。我们商量哪些朋友可以作为护柩者，哪些可以作为引领员，由谁来写悼文，由谁来读悼文。在转入乔治敦基督教堂之前，我曾是拉菲特广场圣约翰教堂所辖教区的信徒，那里的教区长是我们的朋友约翰·哈珀（John Harper）。他在理査德生病期间，曾多次来看望理査德，还带来一些圣歌磁带，里面都是些在葬礼上最常使用的圣歌。理查德问是否能在葬礼上使用圣诞颂歌，神父认为这样不妥。理查德和我大笑起来，理查德根本不是信徒，但比我还喜欢圣诞颂歌。

理查德让我给他念《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中的葬礼仪式，问圣经中是否有关于医药或科学的段落，我说我也不知道。后来跟我的教区长斯图尔特·肯沃西（Stuart Kenworthy）谈起此事，他建议从《路加福音》中选读一段。接着我们开始选圣歌。理查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然后又从哈班给的磁带中选了两首。他问我最喜欢哪首，这样他可以加进一首我特别喜欢的圣歌。

我们躺在床上，听着我推荐的三首圣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理査德仍不忘揶揄逗我，他说道，他不会选《你真伟大》（How Great Thou Art）。对我最喜欢的《引路慈光》（Lead, Kindly Light）他既不喜欢也没有不喜欢，所以也不会选这首。他要求再听一遍《永生神就是灵》（Immortal, Invisible, God Only Wise）。由于阅读障碍，他一生都搞不懂诗歌，因此他老实地说：“我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但我喜欢这个音乐。”最后他选择了这首我喜欢，而他自己搞不懂的圣歌。正如他所说，他不必搞懂。

我们没有将葬礼的所有程序都过一遍，只是从《公祷书》上选了一些内容来读；我们在洛杉矶举行的婚礼上也是用的这本《公祷书》。我们还按照葬礼的顺序播放了圣歌，《奇异恩典》选的是杰西·诺曼（Jessye Norman）演绎的版本，因为理查德喜欢。当《奇异恩典》播放完后，我看到理查德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听起来真棒！”他说：“就是它了！”理查德很容易笑，我就没那么容易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理查德一点儿没见好。他睡得更多了，虽然已经用了氧气，但他仍会像离开大海的鱼一样，不停地喘息。两种实验性药物对他都不起作用，这让我感到一种冰冷的忧虑，挥之不去。我又来到以前去过的那家殡仪馆，上次为我提供咨询的殡仪员体贴而直接地向我保证：“我们会照顾好您的丈夫。”他说他们曾为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和约翰·肯尼迪提供过琪仪服务。我告诉他，我丈夫会很高兴知道这些，特别是瑟古德·马歇尔也是他们提供的服务。我转身准备离开。

“再会。”他说。

我本想应答一句，但已伤心得不能自已。

那是2002年的6月，前院的毛地黄长得很高，金银花爬满了石墙。我采了满满一抱粉色和白色的芍药，把它们摆在卧室里。与理查德相伴的17年中，我从没在6月初就看到这么多的蝴蝶。我想抓住一只小小的白蝴蝶，让它与理查德做伴，但我抓不到它。而且，就像理查德说的，我不应该去抓那只蝴蝶，因为蝴蝶本该在花园里自由地飞翔。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丝的嫉妒或遗憾。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风景区，沿太平洋有160公里长的崎岖美丽海滨，从蒙特雷正南的卡梅尔向南延伸至圣西米恩的赫斯特堡。——译者注

2.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译者注

3. 浸润是指恶性肿瘤细胞在质和量方面异常的分布于组织间隙的现象。浸润和转移均为恶性肿瘤的生长特性，它们共同导致恶性肿瘤的播散。浸润是转移的前奏，但并不等于一定发生转移，然而转移必定包含浸润的过程。

4. 此书是指作者的《天才向左，疯子向右（上）：躁郁症与伟大的艺术巨匠》，该书简体中文版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5.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年），美国诗人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美国著名法学家，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译者注

6. 瑟古德·马歇尔（1908—1993年），美国法学家及首位美国最高法院黑人大法官。——译者注

05 星光的欣喜

最后的日子，我们大多是在卧室对面的房间里度过的，我们一起看书或写作。理查德写了一篇曾答应为同事的书写的序言。他很疲惫，时不时就睡着了，但这种安宁、私密的生活很美好。我给他念前一天写的关于热情洋溢的书，这是从他得淋巴瘤时就养成的习惯。我在书中引用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一段话，于是理査德让我给他读史蒂文森关于青春与衰老的散文。

我给我们各准备了一杯茶，然后开始读。“我们可能会将自己鲁莽的岁月与雷厉风行的时光进行比较，”史蒂文森写道，“我们拥有的只是模糊的感觉与触觉，不再有鲜明的观点。我们被生活驱使着转来转去，看到各种各样的观点，直到只有傻瓜或无赖才能一直秉持他们的见解。我们看到生活中的一种情况，就说自己已经了解了，即使是最精妙的观点也只不过是一种印象。”

史蒂文森认为，无论一个人如何仔细地研究和探索，他的理解都是不完备的，只是一种印象而已。理査德对史蒂文森的这个主张很着迷，他对此似乎既感到振奋，又感到不安，并谈到他所研究的科学领域中，知识的偏颇、不完备以及不断改变的特点。对精神分裂症及大脑的了解在迅速增加，但无论我们知道了多少，真正了解的部分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少的，而且很多已知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最后，他遗憾地说，自己再也不能参与到未来的发现中去了。他永远无法了解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以及预防的方法。他现在不知道的科学知识，在20年后会成为司空见惯的常识。

他说的没错。科学发现既是恩惠，又是令人恼火的事情，因为很多发现会被新的发现所取代。除了说对新知识的追求自有它的回报，而且会引出更新鲜的知识之外，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慰藉理查德的遗憾。对于医学研究来说，回报来自于减轻病患的痛苦和拯救生命。我提醒理査德，他是多么热爱科学工作和医生工作，他极大地改善了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他将自己的热情、好奇心、严谨的理性传递给了成百上千他培养的年轻科学工作者。对于学生、同事，包括我在内，他都是一个严于自律、充满想象、绝不放弃的最好典范。

“也许吧。”他说。

他知道我说的是事实。同事和他教导过的学生都对他的学术成就与品格表达了敬意。虽然死亡的临近可能会让他们的表达有些夸张，但同侪的称赞显然是真诚的。

“也许吧。”他说。

他微笑着，心情变得好起来。

理査德不想死，但他不怕死。他不想终止对大脑的探究，但他知道自己曾满怀激情地投入过。他用自己杰出的头脑研究那些不幸者的大脑，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死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他真正地活过。

弥留之际

那天夜里，我在理査德的臂弯里躺了很久，想着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想着他的种种。几个月来，我都很平静，满怀着理査德能活得更久的希望。当我早上醒来时，理査德正在大口喘息着。

我们马上开车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医生检查后说，理查德双侧的肺都呼吸衰竭了。他说，这很可能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如果幸运的话，可以通过插入胸管来减轻他呼吸的困难。医生给理查德做了手术。那天晚上我一直坐在他的身边，他看起来没有好转，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

探视时间已经过了，护士坚持让我离开病房。深深的不安感攫住了我，那时，我才理解小动物被从将死的同伴身边带走时所感到的那种原始的悲痛。我在医院里已经工作了近30年，知道这个规矩的必要性；规矩是需要遵守的，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

当我准备离去的时候，理查德说：“我爱你，亲爱的。”

“我也爱你。”我弯下腰与他吻别：“明天早上见。”近20年来，我们每天晚上都这样互道晚安，但这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早上4点，重症监护室的医生给我打电话，说理查德的健康状况恶化，凶多吉少。

“您最好尽快来医院，怀亚特夫人。”医生说：“他很可能挨不过去了。”

我开车驶向医院，那简直是一场噩梦，冲进重症监护室的一路更是可怕。当我最后来到理查德的病房，看到他的那一刻，我知道，他快离开了。他已经失去了意识，身上插着各种管子，连着监控器和人工呼吸机。尽管处于无意识状态，他也要与呼吸机抗争，因为早期的放疗损伤了他的食道。

理查德再也没有恢复意识。他的脸因为抗感染的点滴而肿胀起来，血压也一直很高。到入对重症监护室的第二天，他已经肿得面目全非了。医生们认为理查德活下来的希望几乎为零，他们说，即使理査德逃过了迅速蔓延的脓毒症，也很难想象，他这样的肺部情况怎么能脱离开呼吸机。我盯着监控器上的数字，它们忽高忽低，我的心情也跟着起起伏伏。

我的教区长斯图尔特·肯沃西来医院探望我们，很奇怪，跟他聊了一会儿之后，我感觉好多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直达本源的慰藉方法。也许因为牧师从洗礼到死亡，看到了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因此他们比其他人对死亡有了更深刻、更实际的观点。我发现自己很难承受理查德身体状况的变化，并告诉肯沃西，我怀疑自己永远也无法消除脑海中理查德那张肿胀的脸。其实，这是最不重要的问题，但它纠缠着我不放。肯沃西说，过段时间我就会放下的。他建议我把自己最喜欢的理查德的照片摆在房间各处，最终我会记住他曾经的样子。这是一个好建议，很实用，而且有效。

肯沃西走后，我拿起《公祷书》，查找死者葬礼的部分，然后开始朗读，开头是这样的：“我是死者的复活和生命，耶和华说。”我心想：还不到时候，很快就会听到这些的。我随即把书合上，就像任何人在那种情况都会想到的一样，我想从过去的事情中寻求安慰，并为即将发生的不幸做准备。

站在理查德的床边，我翻查着祈祷书，为他最后一次大声诵读。那是我们在洛杉矶的婚礼上，牧师宣读的祈祷文：“让彼此的爱将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让爱成为他们肩膀上的斗篷、头顶上的王冠。无论在工作与友情中、在睡眠与清醒时、在快乐与悲伤时、在生与死中，都保佑他们。”

当生命与我们同在，死亡遥远得不可想象时，这些祈祷文对我来说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我已经听过爱、友情与快乐的祈祷，现在我听到了不同词汇的力量——悲伤与死亡，但我也听到了爱。

不久，主治医师来到病房，对我说：“怀亚特夫人，我们必须谈谈你丈夫希望如何处理临终事宜的问题。”他很直接、很职业，也很体贴。我们将理查德先前作出的详尽安排整理了一遍，各种细节非常明确，决定了在什么情况下撤掉维持生命的设备。我到医院附近的旅馆里睡了几个小时，担心睡眠缺乏会引发躁狂。我非常希望他能熬过今晚，这样当他离开时，我还能守在他身边。

他熬过来了。第二天早上，重症监护室的医生问我，在他们讨论理査德的状况时，我是否愿意在旁边一起听。我听了他们的讨论，很明显，理査德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心脏、肺、肾脏、肝脏都衰竭了，其他的脏器也在衰竭。他的瞳孔固定并扩大了，已无活下去的希望。我们又看了一遍他事先的指示，我决定停掉控制血压的药物，撤掉呼吸机。这是一个简单直白的决定，相对于前几天监控器上混乱的数字，它显得很扫兴。但事实是，他已经走了，只是在等待着我的认可。怀着冰冷入骨的恐惧，我承认理查德已经死了。

由于医疗的需要，重症监护室必须照明非常好，而且没有遮蔽，但护士们尽量让理查德的死保有隐私。她们的做法细心体贴，同时也是习惯性的。她们移开了塑料管和嗡嗡低鸣的机器，拉上了床边的窗帘，把灯调暗。他还有一口气，但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谢谢你带给我的快乐。”

我对自己说，我想让我的丈夫回来。这成了我接下来几周的祷文——我想让我的丈夫回来。

我看着理查德的身体，它曾经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承受了如此多病痛。拜书所赐，我想到了一个最高尚的形象，那就是《沃特希普荒原》（所）里性格豪爽、开通明达的兔子首领榛子。当榛子死的时候，它把自己的身体留在了沟渠边，灵魂毫无疲惫地跑开，穿过树林，进入了快乐之地。榛子的公正与自信总让我想到理查德，它轻快地挥别生命的形象确实让我感到很安慰。

从这里开始，我真正了解到语言的宽慰作用。很快我就发现，在悲伤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形象并不都是令人宽慰的。思绪会向两个方向延伸，可能勾起令人烦恼或令人愉快的记忆，可能缓解悲痛，也可能增加不安。这些思绪是无法预测的。当然，我本应该知道这些，但无论还会想起什么，榛子的形象都是在我最需要安慰时的一份馈赠。

我把头放在理查德的肩膀上，痛哭起来。然后，我与他吻别，走进另一个房间，填写各种文本。

那天接下来的时间被各种实际事务填满了：解剖许可、安排葬礼、该通知谁、该做什么；从未考虑过为什么要做这些。理查德离开的那个晚上，我的妈妈和哥哥、理查德以及我的挚友一起坐在草地上，喝着薄荷朱利酒。那是一个6月初的美丽夏夜，尽管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度过了一段令人愉快的时光。大家彼此很亲密，回忆着往昔，欢笑着。我和理査德非常不同，所以闹出不少笑话。像以往一样，我的朋友杰里米要了一瓶香槟，建议为理查德干杯。我们举起酒杯，为理查德祝酒，为理查德和我，为我们这帮朋友，一一举杯。因为有朋友和家人的陪伴，我和理査德的最后一年不仅变得可以承受，而且出乎意料的美好。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继续这样做着，使我能够承受失去理查德的痛。

我的一位同事和他的妻子，也是理查德和我的好朋友，从巴尔的摩驱车过来参加那天的晚餐。他们不仅带来了体贴与关怀，分享着记忆，还给我带来了安眠药。在我可能失眠的时候，安眠药可以帮我避免陷入躁狂。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太可能给医生打电话，并在药房外等待。我的同事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按照处方准备好了安眠药。这虽然只是小小的善意之举，但非常重要。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不仅是精神科医生，也是情感障碍方面的专家，我为此受益良多。让我尤其受益的还有他们的同情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们经常给我打电话，看看我是否有充足的睡眠，是否远离了躁狂和抑郁。

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殡仪馆打电话给我，让我带几件理査德的衣服过去。我很害怕做这件事，但又不得不做。我挑了一件我在伦敦给他买的衬衫，配我们结婚那天他系的领带和灰色宽松长裤。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选这些很正式、不舒服的衣服，但好像一般人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个可怕的、无谓的过程，我一直在哭。几天后，当理査德的尸体被送到殡仪馆时，我必须去进行正式的确认。他变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了。我又签署了一份死亡文件，要求他们把棺材合起来，不允许其他人看理查德的尸体。

葬礼

葬礼在乔治敦的圣约翰教堂举行，离我的教区教堂有几个街区的距离，那个教堂正在维修。圣约翰教堂装点一新，服务完备。独唱者把《奇异恩典》唱得精彩绝伦，我猜想理查德是否在认真地聆听这些歌词。我认为自己很了解这首圣歌，但只有在那天下午，唱给长眠的理查德的时候，我才听出了“危险”和“慈悲”的真正含义，上帝的慈悲将引领理查德回家。我想理查德不会认为自己是“慈悲”的，但我认为他至少是某种类型的慈悲。当然，理查德也不会从圣歌的意义上来理解“回家”，尽管如此，这仍是一种善意的演绎，为理查德作出的演绎。

鲍勃·加洛和吉姆·沃森致了悼词，表明理查德是一位科学家、一位医生，也是一个善良的人。让我髙兴的是，鲍勃提到了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时，理查德在所有人面前，突然对我说：“我爱你，你是那么漂亮。”在悼词中，鲍勃接着说，理查德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我哥哥慢慢走近教堂的讲坛。我看到他的眼睛扫过理查德的棺木，然后用手指拨弄领带，这是他集中思路时常会做的动作。他挺直后背，把讲稿放在读经台上，开始读悼词。他代表我们全家表达了对理查德的前妻和孩子们的慰问，并对理查德的医生和同事们表示感谢。然后，他说起葬礼上用的那张照片，那是我和理査德在谢南多厄河谷结婚时照的。他说，据他和妈妈对理査德的观察，他们认为理査德不像我，“他感动的方式一般会是安静而含蓄的”，但那天他简直是跑着上了温彻斯特郡县法院的楼梯，哥哥正在楼梯顶端的平台上等着，看到他一脸的欣喜和渴望。我哥哥说：“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充满魔力的一天。”

那的确是充满魔力的一天。我和理查德曾多次在谢南多厄河谷度周末，浪漫的回忆，以及由橡树、桦树、苹果树和山胡桃树构成的美景，吸引我们去那里结婚。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在夏日的山谷里欢快地骑马，带着马到河里游泳。谢南多厄河谷离华盛顿不远，理査德坚持在来回的路上，可以播放保罗·罗伯逊唱的《情人渡》（Shenandoah）。我们真的一遍遍地放这首歌。谢南多厄河谷真是结婚的好地方，那是完美的一天。当仪式结束后，我们和妈妈、哥哥在乔治敦喝着香槟，吃了一顿宁静的晚餐，然后开车返回华盛顿，满心欢喜。

那天晚上，理查德和我第一次以夫妻身份做了爱。事后，他温柔地对我说：“晚安，怀亚特太太。”

陶醉在性爱的欢愉与新婚的幸福中，我马上就要进入梦乡，心里想着：这个称呼真是陌生又美好，太不可思议了。

“晚安，怀亚特先生。”我喃喃地答道。

安静了一会儿，我感到理查德的身体因为笑而在颤抖。“你可以叫我理査德。”他说。

在幸福的痴笑和深深的爱恋中，我进入了梦乡。我们知道生命是有限的，但那天晚上却相信时间会对我们非常慷慨，就像爱情那样。

在理査德的葬礼上微笑是多么奇怪。他死了，我只能对自己微笑，这是悲痛使然。欢笑与绝望比邻，麻木与敏锐相近，记忆与遗忘相依。我不得不习惯它们，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一点。坐在理查德的棺木旁边，我所清楚的只有，那段曾带来欢乐的记忆，现在却令人悲痛欲绝。

我的思绪转回到葬礼，开始诵读我为理査德选的诗。那是苏格兰诗人约瑟夫·麦克劳德（Joseph Macleod）写的《爱情之歌》（love Song）：

你的抚摸会让我们明智，

你的安静令这成为事实；

欢乐是星光，

照亮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想为理査德要来星星和宁静，我想为我们要来欢乐。

我随着理查德的棺木一起来到石溪公墓，天上下着倾盆大雨，一路上我感到既孤独又陌生。墓地的接待人员已经走了，天气这么糟糕，下葬仪式在一个小小的教区教堂举行。古老的话语总能给人以慰藉：“尘归尘，土归土，让往生者安宁，让在世者重获解脱。”我把黄色的郁金香放在理查德的棺木上，隔着桦木亲吻他。理查德不在我身边，他也没有离开。我出了教堂，走进滂沱大雨中。

第二天早上，天气恢复了大雨前的晴朗。那是一个洒满阳光的上午，理査德在那天下葬。墓穴很深，这明显在提醒我，我的棺木会与理查德的保持一定距离。我低头看着理查德的棺木，努力想用什么方式来告别，但我的脑中一片混乱，根本没法思考。除了“我爱你”之外，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道别的话。相反，思绪陷入一堆可怕的问题和恐怖景象中。

理查德在失去意识之前，最后想到的是什么？当医生们给他连上呼吸机和监控器时，当他们给他注射，将管子插入他的喉咙时，理查德有什么感觉？会害怕吗？会疼吗？他是否还有机会思考其他的事情？会去期望什么吗？在知道他病得这么厉害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留下来陪他？为什么我要遵从愚蠢的规矩，按照护士要求的去做？

我不知道如何能把思绪停下来，只能任由各种想法和影像在脑海中闪现。我再一次翻査《公祷书》，找到了在结婚仪式上，我们用过的另一段祈祷文。那曾是多么美好一天，充溢着幸福的一刻。

“在共同的生活中，给予他们所需的智慧与挚爱。”牧师对我们说：“他们是彼此在困境中力量，在迷惑中的指引，在悲伤中的慰藉，在欢乐中的陪伴。”

我将失去迷惑中的指引，欢乐中的陪伴，我将失去他带给我们的共同生活。

1.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年），苏格兰小说家、诗人与旅游作家，也是英国文学新浪漫主义的代表。——译者注

第三部分
失去

圣诞柴火带着冰霜在熊熊燃烧，没有风掠过，大地睡了。

万物忧郁地睡着，

静静地感到有什么正在失去。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Lord Tennyson）

06 野花与花岗岩

在理查德逝去后的几周里，时间过得乱七八糟，闯入脑海的记忆也变幻莫测。我搞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想的，很快也不再继续尝试去搞明白。震惊感暂时保护着我，但这种保护是不可靠的。我之所以知道那肯定是震惊，是因为我是被动地完成了那些需要我做的事情；而之所以是 可靠的，是因为记忆总在我最不希望它出现的时刻出现，面对可怕的现实：理查德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可能有很多规则决定了哪些记忆会进入脑海，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我从来分辨不出这些规则。逻辑来自于置身事外，而不来自于深陷其中。

理查德死后，有些实际的问题需要处理，很多惯例需要遵循。我不得不从一件事开始着手，然后不可避免地会跟着一堆事。我开始整理理查德的东西。这以前是我们的一个雷区，但现在却是对我有意义的事情。我要整理他的书桌、他的书和衣服、他的论文和财务文件，以及效果不够好的药物。

显然应该从书桌开始。我很快便发现他有太多的事情要继续，在开始整理后不久就停手了。桌上有一个玻璃碗，碗里放着一串钥匙，有我们家的钥匙、他办公室的钥匙、圣伊丽莎白医院和国家健康研究所病房的钥匙，还有实验室的钥匙和车钥匙。大多数钥匙上贴着标签，但现在谁还在乎这些标签？他的钱包也放着书桌上，无论是把它拿起来，还是放在那里不动，对我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在钱包里，有一张我留着长发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快乐地笑着，那是一种我再也不可能拥有的笑容。钱包里还有信用卡、驾照，以及一个对普通人来说不寻常的东西——行医许可证。证上写着，理查德在哥伦比亚特区经过合法注册，允许实践医术。理查德是否被“医术”二字所吸引？我不知道，也无法问他。

我不安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最后又来到了他的书房。我怔怔地盯着他的书看了很久，取下来几本，完全不能有条理地整理它们。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及其防卫机制》（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 of Defense）映入我的眼帘：它一直在这里吗？为什么会在理查德的书架上？他可是死硬的精神病药理学家和生物精神病学医师。我翻看封面，里面有一张藏书票，写着：理查德·怀亚特医学博士珍藏。看来这是真的，理查德保存了一本安娜·弗洛伊德的书，太奇怪了。页边空白处没有笔记，也没有在任何词句下面划线，这让我更觉得奇怪了。而在《分子生物学基本实验方法》（Basic Methods in Molecular Biology）和《中脑边缘皮质多巴胺系统》（The Mescorticolimbic Dopamine System）两本每的空白处，则写满了理査德歪歪扭扭的字迹。我感觉好了些，这才是我所认识的理査德。当整理完他写的或与人合著的书之后，我暂时不再动他的书架，我还没准备好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感受理查德的那么多面。随着理查德的离开，有一件事开始变得很清楚，那就是工作、书籍和观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有趣。我再也不能穿过门厅，去问理查德关于科学或医药的问题，或者诱惑他上床。他永远消失了。

当然，家里到处都有理查德的影子。他的文件柜很多，里面的东西给我带来一些快乐，同时也令我心碎。有5个满满的抽屉，里面装的都是这些年来我写给他的信、卡片和其他零七八碎的东西。没想到他一直保存着，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也为他深知我有多么爱他而感到宽慰。我从来没问过他是否知道我有多爱他，而现在他不在了，再也不能平复我那些突然而至的不确定感。我是否经常让他感觉到他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一切都太晚了。

在另一个抽屉里，我找到了理査德记录的有关我的病的笔记：情绪图表，用药情况，和锂盐相关的研究论文，并在页边写着注释和疑问，以及几页与躁狂有关的书的复印件。非常详细，让人觉得踏实。现在谁还会来做这些？谁又能像他那样关切、那样有见地？在一个标着“自杀”的文件夹里，理查德在里面放了一封我写给他的信，信中有一段文字被用红色的括号括了起来：

星期四是我几乎自杀成功的周年纪念日。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它永远与我的祈祷、失败、死里逃生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会倒一杯酒，为自己干杯，为生命干杯。无论怎么说，这段记忆都是可怕的，此刻我希望自己能被紧紧地抱住。你让这一切变得不再那么糟糕，让我不再那样孤独。

我坐下来，重新读这封信。

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年里，理査德从来没有忘记这个黑暗的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为生命祝酒。后来，我发现理查德会在他的预约本上，将那一天标注为“凯”。随着他的离去，太多的事情就此终结。

在其他抽屉里，我找到了理査德这些年来写给我的信的复印件。刚读了一两封，我就悲伤地读不下去了。我把它们放进一个箱子，想在几个月后，等我的情绪平稳一些时再打开。而整整5年，我都没有打开那个箱子。在我读到的第一封信里，理査德告诉我，他为什么爱我。他写道：

你的笑容照亮了整个房间，但吸引我的是笑容的背后。那里有自信，但没有傲慢；那里有脆弱，但没有软弱；那里有自我保护，但不失善良。你带着幽默去领悟，带着欣赏去感知，带着判断去理解。你根据判断来做事，但让直觉当你的向导。

这就是理査德眼中的我吗？一定是这样，因为信是写给我的，签着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这封信，很髙兴现在能拥有它。还会有男人这样爱我吗？没有他，我该怎么办？我想让我的丈夫回来。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等理查德吃晚餐，看见他穿过房间走进来。我从桌边站起来，迎向他，满心的欢喜与快慰，但还有一丝犹疑，便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很轻柔地说：“是的。”

我哭着醒来，身边空无一人。

怀念

我本应该想到理查德，这个在床罩下面寻找复活节彩蛋的发明者，无数浪漫活动的创造者，会给我留下什么，来帮我挨过悲痛。在第二天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在他的电脑下面找到一封手写的信，依然是他那种向下倾斜的歪歪扭扭的字体。在信中他写道，我们能够认识彼此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他从我那里学会了如何去爱。接着他又写，也许我此时已经从绝望与慌乱中解脱出来了一些。他非常感激生命给予我们的额外时间。在他患病前，他一直认为他爱我胜过我爱他。并不是说我不爱他，而是因为爱对他来说是新鲜事物，而对我来说不是。“然而，在过去几年里，”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在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里，我都看到了你的爱。我比你所能知道的更爱你。”

我手里拿着这张纸条，坐在他的书房里，努力去回想我为他做了什么其他人不会做的事情。我想不出任何事情。也许是在他的陪伴下，我毫不掩饰地表达着自己的快乐，总是充满着热情和欢笑。爱情永远在那里，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来维系，就像星星按照它的轨道在运行。

在他放药品的大箱子里，我找到了另外两个信封。信封里装着现金和说明。第一个信封里的钱是用来还信用卡的，他用信用卡为我买了生日礼物。那是一对海蓝色的宝石耳环，用来配前年他在加州为我设计的项链。耳环在他死后几天寄到了我们家，那段日子我好害怕过生日。

在第二个信封里，理查德放了足够买一只短腿小猎犬的钱，他想让我在14岁高龄的南瓜死后，再买一只。他一直觉得我需要另一只狗，因为南瓜太老了；他还担心我会因为南瓜的死而过于伤心。我坚持认为，南瓜已经习惯了作为家中唯一的一只狗，它会很难适应其他动物的闯入。

当然，在理查德死后的几个星期中，南瓜也需要有人来安慰。很多天来，它连着几天拖着身体在各个房间里转，在理查德原来看书的椅子旁睡觉。而我几乎不能去看理查德的椅子，总会想起他坐在椅子里读书或打字的情形，还会忆起那些阳光洒满房间、我为他念书的下午。几天之后，我终于想到自己去坐坐他的椅子，以帮助南瓜适应理查德的缺失。我意识到，如果是理查德，他可能只用几分钟就能想到该怎么办，而不像我，需要好几天。

南瓜特别迷恋理查德，理查德总是对我们的朋友说，毕竟它是一只母狗。雌性总会被他吸引，理查德喜欢用南瓜名字的由来作为例证。南瓜来到我们家时只有10周大，一开始，它和理査德的关系是有些抵触的。理查德一开始并不想养狗，而且最初坚决不许它和我们一起在卧室睡觉。

“它竟跳到了我的长沙发上，这实在太过分了。”他曾开玩笑地说：“但我若是付钱，让它跑到另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沙发上接受治疗，我会被人骂的。它肯定是因为看到了我们卧室里发生的原始一幕，而造成了精神创伤。”理査德口中的精神分析总是令人尴尬，一般都是他在哈佛实习时的残留记忆。与其他事情相比，他最不可能改变自己对精神分析的看法。

事实上，一段时间后，理查德对南瓜变得很友善了。那时，它还是一只小狗，爪子上还有粉红的肉垫；耳朵很长，甚至会把自己绊倒。理查德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恶魔”，直到临死前，他都一直这样叫它。其实，南瓜特别害羞，是最温顺的短腿猎犬，它跟攻击性挂不上一丁点儿关系，理查德却坚持叫它“小恶魔”。一天，他建议检验一下我们各自给它起的名字，看看谁的能胜出。他说，检验的方法必须客观、科学。他坐在客厅的一端，我坐在另一端，然后把南瓜放在我们俩中间的位置。

“你叫它。”他说。

“过来，南瓜。”我对它喊着。南瓜坐在那里，脑袋立起来，听着我的声音。对于短腿猎犬来说，别想着让它们做什么，它们就会做什么。南瓜期待地坐着，只是动了动尾巴。

理查德笑了。

“来这儿，小恶魔，”他诱惑着南瓜，“到理查德这儿来。”

它径直向理查德啪嗒啪嗒地走了过去。

“科学已有定论，我就不说什么了。”理查德说。

在婚礼那天晚上，我让理査德坐在客厅里，准备向他展示我送给他的第一份结婚礼物。我想要让南瓜表演一个节目，回击理査德对它的“抱怨”；不像我们在公园里遇到的其他狗，南瓜不会玩任何把戏，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教它把戏没什么意义。

理查德曾说过，南瓜学不会任何把戏，我也教不会它。如果我教会了它，我想理查德就不会这样说了。在婚礼前的几天，我和南瓜一丝不苟地练习着。当理查德和我从谢南多厄河谷回来后，我把南瓜抱到客厅里，它的脖子上系着白色蝴蝶结，我在它的鼻子前摇晃狗饼干。

“说话。”我说，它马上叫了起来。我们看着理查德，等着他的认可。沉默了一会儿，理查德笑了起来。

“真了不起。”他说：“不乱叫的狗狗才是好狗狗，你现在教会了它乱叫。”

结果，因为我忘了给南瓜吃它应得的狗饼干，它开始发疯似的不停地大叫。这让理査德更得意了。

“真聪明，小恶魔，”理査德大笑着说道：“睡觉去吧。”南瓜上了它的床，我们上了我们的床。

现在，我坐在我的阅读椅上，面对着南瓜，它正在理查德的椅子里睡觉。我意识到，不是没有理查德，我无法生活下去，而是没有理査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生活。生活必须基于信念。

在理查德葬礼之后的几周里，我试图去读收到的好几百封慰问信，但发现一次不能看超过两封信。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写得太好了，他们都对理查德有敏锐的观察，对他充满了赞扬，有时会让我感觉他又活了，但这对我既是帮助也是伤害。他们认为理查德的性格特点是：感情内敛、谦逊低调、温和儒雅、富有魅力，这些也正是我对理查德的认识，也是我最怀念他的地方。许多人提到了他的智慧，以及他对层级比他低的同事的慷慨与宽容。几位欧洲的科学工作者使用了“有教养、通情达理”这样的词，这会是理查德非常喜欢的评价。一位同侪写道，找到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方法就是对理查德最好的告慰。

真希望理査德能读到这些信，能知道大家对他的品质有这么高、这么一致的评价，知道他的思维与做事方式以及面对死亡的方式赢得了如此多的尊敬。“很多人会只想着自己正遭受的痛苦，这无可厚非。”理查德的一位朋友兼同事写逋“但他的思绪仍会漫游在宇宙间，搜寻并观察那些罕见而有趣的事物。”

很多人充满善意地认为，我给理查德带来了巨大的快乐，这由衷地让我感到欣慰。英国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写道：“如果我了解足够多的化学知识，我就会知道由两种非常不同的化学物质——你和他，形成的化合物的名字。”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思忖着什么化学物质符合他的特点。我的思绪杂乱迟钝，除了锂和铷，我什么也想不出来，它们是我写书探讨过的元素，在很多化学性质方面，它们是相反的。它们不能以我希望的方式化合。我在想，如果是理查德，他一定会很快想出合适的化学物质，而且一定很巧妙。但是理查德不在了。

无法安慰

理查德死了。作为化学爱好者和天文爱好者，理查德应该会喜欢诗人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的诗句：“所有组成我们身体的化学物质，最初都来自遥远、荒蛮的星球。”我现在依然拥有着已经去到遥远地方的理查德。虽然这是一种原始的安慰，但也是安慰。

绝大多数慰问信是追忆理查德的，并没有提供如何应对他的离去的建议。这也不奇怪，因为没有人能提出有意义的建议。死亡超越了所有事情。曾经教过理查德的两位教授结婚了，他们在来信中写到的话无疑是事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性越发明显。他们这样写道：“我们知道，爱会创造不同，送上我们的爱。”

我最认可的建议来自我的一位诗人朋友，他谈到建议是徒劳无益的。“在应对类似的突发事故时，我会拼命工作、喝酒，让自己处于恍恍惚惚、绝望凄凉的状态。可我不敢说这也许是最好的解脱方法，我知道这话根本站不住脚。其实，说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话，只是在为自己给不出有价值的建议找个借口。我会想着你，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一点都不好，但知道他想着我，知道他明白语言和建议的局限性，对我也是有帮助的。

我经常去理查德的墓地。在他下葬后的第二天，我从花园里采了一些卷丹，放在了墓穴的红褐色土地上。我也给他带过白色和杏色的金银花、八仙花和矮牵牛花，它们不仅让光秀秃的土堆显得漂亮了，而且更有家的感觉。附近池塘里的睡莲长得很高，开着黄色的花。我仔细地看着，那里没有金鱼。我想，理査德想到金鱼一定会笑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墓地上的土渐渐变实了，我也渐渐以固定的方式出现在那里。我带去的每一捧花，无论是最后一次带去的几枝金银花，还是金光菊、木槿，都留下了它们生命的印记和孤独的痕迹。它们死了，理查德死了。我们都会死去，这就是自然。

在最初的几周里，有一个早晨，我大声地对他说：“亲爱的，昨晚下大雨时，我想你。今天早晨雨不下了，我依然想你。在想这雨还会不会再下时，我还是想你。”然后我说不下去了，因为一想到他独自一人躺在深深的地下，我就难以承受。我不知道天有没有下雨，也不知道自己有多想念理査德。尽管如此，一切依旧祥和。我想象着墓地管理员会很快给理査德的墓地铺上草皮，也许我可以种上一些树和花。我喜欢待在那里，我喜欢他的陪伴。

有一些深沉、美好的东西吸引我去他的墓地，与他相伴，感悟曾经的我们，以及我们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在一起时，充满活力与感知力，但这一切都变了。我不得不像他那样，去想象和创造，以便让我们能以与之前不同的方式在一起；我不得不以不同的方式去了解他。我所知道和感觉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毫无疑问地表明，我们不能一起变老了；他的离去造成了很多可怕的事实，这是其中之一。但有些事情并没有随他而去，我不会让它们离去。

一天下午，我来到理查德的墓地，发现上面铺了一层新土，这是用来填补已经被压实的部分的，这样一来，他的坟墓就高出了地面。看来一切都结束了。理查德的坟墓不再是新坟，现在他只是公墓中众多死者中的一位。对我来说，他只是刚刚离去，但对大自然和教区的土地来说，却不是这样。

不久，他的墓碑立好了。当靠着墓碑，用手指划过花岗岩上他的名字时，我感觉好受了些。那时正值夏末，树叶开始飘落。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在理查德的坟墓上盖上厚厚的一层。我面对着墓碑，认定那就是他头的方向，但当意识到自己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时，我倒吸了一口气。我不知道自己站在理査德的什么位置，这让我感到无所依傍。为什么这很重要？它就是重要，非常重要。我必须将注意力从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上转移开。我走到车旁，拿出《美国东部树木实地指南》（A Field Guide to Eastern Trees），又回到理查德的墓地。他会很高兴看到我能比平时对大自然有更系统化的了解。我放下了刚才那些可怕的念头，开始思考橡树和西卡莫槭。

理查德的葬礼过了一周之后，正是我的生日。妈妈和我一起前往公墓，她给理查德带了一枝百合、一枝白玫瑰，我带去了粉红的鱼尾菊、金银花和紫色的矮牵牛花。我们静静地站在那里，非常伤感。妈妈看起来悲痛至极，她和理查德的关系非常好。我想去安慰她，就像她过去安慰我那样。但是我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我们只是默默地站着。

“他把你照顾得那么好。”妈妈最后说道。

“是的，当然。”我在心里想。妈妈一定会担心，如果没有理查德，我能否继续正常地生活下去。他们曾共同分担着对我的担忧；他们都是克制、内敛的；都曾被我的大手笔、豪爽的气概，逗得哈哈大笑。现在，一切都变了。她又要独自承担起对我的责任。我用手臂抱住她，对她说，我会没事的。我相信自己会没事，我相信她最终也会相信的。

“我会想念他。”妈妈轻声说道。

那天晚上，我戴上理查德送给我的新耳环，与朋友和家人一起庆祝生日。其实，我完全没有心思。之后，妈妈建议我看一段录像，那是几年前理查德的一段演讲。人们请他说说和一位躁郁症患者结婚的感受。在他做完演讲后不久，我们三个人一起看了那段录像，之后就被束之髙阁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但妈妈看起来很想看，我记得在演讲中，理查德反复说妈妈有多好。妈妈是我认识的最不虚荣的人，我知道，她只是想再听听理查德说这些话。对于我来说，我想看看健康的理查德，但是担心自己能否承受。不过这是早晚要做的事。

观看那段录像既是令人不安的，也是美好的。看到自己不再拥有的东西会让人难过，但令人欣慰的是，我曾拥有过。在录像中，理查德谈到我的时候，充满了爱意与困惑。他以宽容的态度描述着我那可怕的情绪，满怀热情与爱恋地叙述着我的兴高采烈和激情澎湃。他谈到了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圣诞节，当时我们正为我们的小圣诞树是否需要12串圣诞灯而发生争执。他认为我太浪费，而我认为他不明白根本没有圣诞灯太多这种事，难道有人会觉得快乐太多吗？

他说，当我被激怒或焦躁不安时，维持我们的关系是很费力的，但他也说，他觉得很值得去努力。他还讲到我们俩如何共同面对我的疾病，如何设法掌控它。他说，重要的是，对我的优点要予以热情的支持，对我的不足不要太苛责。他说他非常喜欢我的热情洋溢，并提到了一个细节：在他演讲的前一天晚上，我给他读有关大象的内容，并感叹它们惊人的生活习性。

他没有因为得这种疾病的人有时会变得很狂暴，很难与之相处而退缩，他更重视的是爱情而不是疾病。在录像中，他一如既往的英俊、聪明，充满生机，让我思念得心都碎了。它不仅令我心碎，同时也给予我勇气。我独自思忖，自己是多么幸运，曾经拥有他的爱、他的尊重、他的欲望，但现在……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难过。

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中，不经意的记忆碎片让理查德一次次回到我的生活中，并留下了它们的印记。理查德虽已故去，但好像依然还在。当我在辗转难眠的夜晚想他时，他在；当我努力不去想那些闯入脑海的过往时光时，他也在。一天早上，我来到国家动物园，想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最后，我来到斑马区。当我看到斑马看着我的时候，是什么让我想起了理查德？我差点忘记了，我和理查德的第一次约会是在这个动物园里，我们一起仔细地观察斑马。理查德问我，我知不知道斑马的条纹各不相同，不仅不同斑马的条纹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匹斑马左右两边的条纹也不同。我说自己并不知道它们左右是不对称的。

“好吧，让我们看看这是不是真的。”他说。

没想到，除了条纹，我了解到更多有关斑马的事情。理查德高兴地告诉我，斑马会吠叫，也会嘶鸣，它们喜欢长得高的草，跑起来像一阵风。它们的条纹非常奇妙。我们又回到条纹的问题上，我们花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理査德带的笔记本上描画出所看到的条纹的宽度、曲度以及逐渐变窄的样子。因为斑马，我开始爱上理查德。

20年后，我又站在那里，面对斑马笑着、哭着，试图重温理査德思维的魔力，以及当时那种奇妙的感觉。虽然已经不能完全找回我想要的那种感觉，但我停留在斑马区绝不是出于偶然。我的思绪在寻找着自己认为应该保留的记忆，它知道什么需要被好好地保管、保持它们的鲜活。理查德天生的古灵精怪和好奇心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我的头脑，进入了我的生活。

理査德在医院做骨髓移植的时候，我给他读过《风沙星辰》中圣埃克絮佩里描写的迫降撒哈拉沙漠的过程：

我们的家园其实是一颗迷失了方向的星星。我曾踢过一块黑黑硬硬的石头，大约有拳头那么大。它是一种由熔岩形成的石头，不可思议地出现在300多米深的地层中。在苹果树下铺着的单子只能接住苹果，在星星下面铺着的单子只能接住星团。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无疑地知道天空中掉落的石头来自哪里。

可以确定无疑的是，理査德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我的头脑。这些想法只可能来自理查德。我很欢迎这样的时刻——理查德式的想象漫游入我的思绪中。对我来说，它们让理査德好像活了过来，让我像以前一样又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还不想摆脱他，为什么要摆脱呢？

难挨的日子

理查德死后一个月，我返回了霍普金斯医院，发现它对我来说失去了某种魔力。同事们的能力与敏捷的思维以及标志着医院特色的奥斯勒式医学传统（Oslerian tradition），都因理査德的死，以及每次来霍普金斯医院做例行检查时所萦绕的忧惧感而变得黯然失色。我们曾那么单纯地爱着霍普金斯，但现在，这份爱因理查德的治疗失败而变得模糊不清了。我知道，一段时间后，这份爱还会回来，但它会变得更复杂。对理査德的治疗是杰出的，它曾抵御了致命的疾病。在我自己的领域里，我将看到更多这种杰出与失败并行的情况，它能让我更好地理解霍普金斯医院，更加欣赏它。

回到霍普金斯医院的第一天很难挨。回到熟悉的世界以及同事们的关怀体贴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在给住院医师们做了一个演讲后，我不得不离开。生活在继续，教学在继续，科学和优秀医生们在继续，但我无法继续。我的思维乱七八糟，不只是在返回霍普金斯的第一天。我既无法退回过去，也无法继续前行。我根本不能精力充沛地去做任何事情。经过癌症中心时，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反感。我想逃离，想忘记在那里发生的一切。

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坐立不安。它不是由躁郁症难耐的焦躁引起的，而是一种因我的悲伤而起的心烦意乱。我走来走去，试图缓解我的不安定。这样做的确有效，但效果甚微。我没法参加完一个晚宴，总是半途就离开了；很少能看完一场电影或听完一场音乐会。阅读也是断断续续的，一本书才看几页，就放在一边了，再拿起来的书可能各式各样。每次都是看一两章，就置之不理了。我开始重读《沃特希普荒原》，希望重新投入到理査德和我曾一起朗读过的书中，但我变得焦虑不安，因为我知道等待兔子们的命运是什么。无论是小说还是非小说类的图书都不能带给我解脱。

以前当我陷入抑郁的时候，明明感觉糟透了，我也会假装自己没事，现在看来，这种假装对处理我的悲痛与他人关切之间的真空地带，有很大帮助。理查德死后，我用了比自己本以为所需的时间更长的时间来重新振作，当然也比大多数人认可的时间更长。在理査德去世后，一位神经大条的同事让我为一本精神病学期刊审査一篇论文。“我的丈夫刚刚去世。”我发现自己恶声恶气。

“可已经三个月了。”他说。

确实，已经三个月了。

时间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于用商务手机日理万机的人来说，三个月已经足够长了。而我的世界是缓慢而迷乱的，对时间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我无法想象自己能从内心生活与悲伤中走出来，将思维转换成评审论文所必需的冷血思维。我需要自己与理查德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因为很快，我将不得不开始没有理查德的余生。这是时间之间的时间，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愿走出去。

在同事和朋友看来，我已经没事了。一方面我没有陷入抑郁，另一方面我唯恐给认识的人造成负担，怕他们知道我真实的忧伤状况会担心。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表现出悲痛，我希望自己能表现出来，但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我有多么想念理查德。同时我还感到一种压力，不想让别人太为我担忧。轻微程度的悲伤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欢笑或安慰的话能够减轻一些悲伤，或者转移注意力的话，就更好了。我确实跟几位朋友承认自己很悲伤；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坦白。我一直觉得向别人寻求帮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可以敞开心扉、表露真情地寻求帮助。但是，我只伸出了手，却没有说出请求。

幸运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是，人们继续过着他们的生活，我想我让他们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这既让我开心，又让我觉得很遗憾。我想告诉他们，我依然很伤心，比他们认为的更伤心。但是我没有那样做，而是笑着。虽然我在配合着他们，但有一部分的我在另一个世界飘荡。

一天，国家健康研究所寄来两箱理查德的个人物品。我坐在地板上，一件件地仔细查看，感到一阵阵的心痛。我不知道会发现什么，这有点像圣诞节，但不是真的。在第一个箱子里，有两张理查德放在桌上的照片：一张是结婚那天哥哥给我们俩照的，另一张是我正在欢笑的照片。我的笑容那么灿烂，就好像这个世界美妙绝伦，就好像生活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箱子里还有一些有关精神分裂症、医学和神经生物学的书，以及一台旧的脑立体定位仪和一个凯思内斯郡（Caithness）的镇纸，那是我去苏格兰出差时给他买的。我还在箱子里找到一张梵高《白玫瑰》（White Roses）的巨幅印刷品，它来自在国家美术馆举行的电影《梵高传》的首次公映。我会保留书和照片，把梵高作品的印刷品送给他的一位朋友。

该怎么处理这台脑立体定位仪呢？它是脑组织移植系统的一部分，用于研究帕金森病的治疗方法，理查德和他的同事开发了这套系统并申请了专利。我卸下其中的部件，调了调圆弧里的长螺钉，感到有些困惑。我该把它扔掉吗？这些部件该放在哪儿？我坐在那里没动，心里盘算着：留下还是扔掉？最后我把那些零部件捡起来，拿进厨房，放进了一个花瓶里。它们倒向花瓶的一侧，就像一束金属花。它们被保留了下来，但变了样子。我把花瓶放在了我们的结婚照旁边，笑了。我想理查德会喜欢这个安排。

不断会有使人惊慌不安的来信，有时还会令人恼火。官僚机构很擅长惹人反感，在这方面，加州医学委员会不亚于任何官僚机构。“敬启者：”其中一封信是这样开头的：“加州医学委员会行医执照发放部门得到消息称，理查德·怀亚特医生可能已经故去。如果这是真的，委员会对怀亚特医生的家人、朋友及相关人士表示慰问。由于行医执照发放部门要进行必要的文件变更，因此请提供一份死亡证明的复印件。”加州医学委员会想念怀亚特医生的。

理査德走后几个月之后，我去了英格兰。我计划做一个演讲，并想着如何逃离自己所深陷的世界。一到英格兰，我就扎进了伦敦图书馆，找来一堆一堆的书——詹姆斯·巴里（J. M. Barrie）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自传，以及有关星星的书。我将自己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沉浸在那本关于热情洋溢的书中。我钻研着有关宇宙中星星和星系数量，以及钻石星尘重量的文章；研读着与麝香百合及变形虫的DNA碱基对相关的书籍。我知道理查德会对这些主题感兴趣，因此觉得和他很贴近，但几乎没有再陷入对我们过去美好生活的怀念中。我突然意识到，自从理査德死后，这是我第一次完全投入到一件事情中，我已经从感情上抹去了那份缺失感与痛苦。这使我燃起一线希望，从中获得了鼓舞。

然而，这种欢喜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图书馆大门处戛然而止。刚一走出大门，我就突然想起了被从记忆中抹去的所有事情。我打算做什么？我要去那里？我怎么能忍受没有理査德的伦敦？我跟谁谈论星星和变形虫？我给谁买领带？我想让我的丈夫回来。

真相再一次出现，我想让我的丈夫回来。

几天后，在华威大学举办的有关自杀的欧洲会议上，我努力完成了自己的演讲，旁听了一些其他的临床论文。我本应该在会议上发表意见，但我只能记得几项有关自杀的社会风险因素：失去配偶、独居、未婚。很明显，不仅疾病使我的大脑很脆弱，我的心理也是脆弱的。我对自杀已经非常了解，不想再听到这些。记得有一次，理查德这样来总结《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他说这是一个“关于一头猪被一只蜘蛛保护，以及它们如何互相照顾的故事”。我们就是那种方式：保护与被保护。那时我不会想到“风险因素”。

那年秋天，在理查德和我的结婚纪念日那天，我戴上了罗马戒指和星星戒指，来到了理查德的墓地。我努力去回想我们婚礼的场景，却无法摆脱他现在已冷冰冰地躺在地下的念头。在生与死面前，记忆是苍白的。我在想，土地会冻冰，地上花瓶里的水也会结冰，理查德会怎样呢？我现在独自一人，而他是彻底孤独的。我不能为他做任何事情。一个人可能想到很多很多事情，很多他之前认为绝不会去想的事情。我感觉到了大海，感到困惑与麻木。我不知道自己想的或感知的是什么，一切都那样纷繁杂乱、变幻不定、互相冲突。

我坐在理査德墓地旁的大理石长発上，给自己读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和罗伯特·布里奇（Robert Bridge）的诗。我把布里奇的一首诗的最后一节大声读给理查德听：

我不会让你离开。

用一千只手把你抓紧，

尽管你说了再见！

我用双手把你抓紧，

绝不会让你离开。

然而，我不得不允许他暂时离开一会儿。

那年的11月再一次出现大量的流星雨。我试图重新振作起热情，但我做不到。夜半，我走到外面寻找流星，但那里只有一轮圆月，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凌晨5点我再次出去寻找，这次看到几颗，但没有理查德在身边，它们根本无法让我惊叹。任何事情都不能与一年前在公园里我们共度的那个清晨相提并论。我不曾想到自己会放弃观看流星，但事实确实如此，我回到了屋里。

圣诞节的回忆

我知道圣诞节期间会很痛苦，只是希望不要太痛苦。有那么多关于圣诞节的记忆，它们好像就在眼前。理查德喜欢白色的圣诞灯，而我喜欢彩色的。理查德喜欢闪烁的灯，而我喜欢不闪的。每年我们都会为他挂上几串闪烁的白灯，为我挂上几串不闪的彩灯。这看起来乱七八糟的，但有它独特的可爱之处。在理查德离世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圣诞灯，所以我索性什么也没做。

一天傍晚，当回到家时，我看到赛拉斯·琼斯（Silas Jones）已经给圣诞树挂上了我们那种奇怪混杂的灯。赛拉斯·琼斯曾为我和理查德工作过很多年，他既是好朋友，又像是父亲。在这样的灯光中，理査德与我在精神上又聚到了一起，它照亮了这个屋子和院落，带给我那个寒冷季节中温暖的一刻。

装饰圣诞树是一件令人忧伤的事。我把一件件装饰品挂在树上——姜饼雪花、玻璃糖棒、丑陋的陶土胡萝卜，还有从伦敦买回来的手工玻璃球，也在树上挂上了我们的记忆。作为一种哀悼，我没有挂金箔做的闪光片。当然，没有人会注意到这点，但对我来说这很重要。童年时，圣诞节令人兴奋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金箔做的亮片，没有它，就好像进入了四旬斋（Lent）。

我不得不再去买些灯。真希望能把这件事告诉理査德，还好我可以想象出他的大笑。这也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但想象出的欢笑时刻并不能持久。当正要走出家门时，我听到什么东西轰然倒下的巨响，然后是一些细小的碎裂声。圣诞树倒了，凝聚着我们感情的几件重要的装饰品在壁炉前的砖地上摔得粉碎。我并不迷信，但当时却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我和理查德的研究助理一起吃午餐，在聊天中，我提到我的圣诞树倒了，这让人觉得很不吉利，而且以前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听到我的话，她的脸变得惨白。她说，前天晚上，她的圣诞树也倒了，这种事也是第一次发生在她身上。有三件装饰品摔坏了，包括一件理査德10年前送给她的装饰品。我们一致认为，也许这是理査德在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和我们开玩笑。

那天下午，我把从圣诞树底部砍下了的树枝靠在了理查德的花岗岩墓碑上。我听着《真挚来临》（Adeste Fidelis），这首歌在我的心中回响，就像一条流淌的小河。那天夜里，理查德进入了我的梦境。开始时很好，我们聊着去夏威夷参加会议的计划，我问他：“你的身体能经受住飞那么远吗？”

他看起来非常健康，一脸吃惊地说：“当然。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我如释重负，心想也许是我搞错了。

我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他把我紧紧抱住，就像以前那样，安慰我说：“我知道现在是圣诞节。亲爱的，我很抱歉。”然后他就离开了。梦境是如此真实，这比完全不梦到他更糟糕。

圣诞前夜，我无法走进我的教区教堂，那里有我们太多的记忆。我害怕遇到认识的人，就去了纽约大道的长老会教堂，参加那里的烛光圣餐仪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妈妈还是一位年轻的新娘时，她就在这座教堂里做礼拜，聆听着伟大的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布道。妈妈经常说，他的布道给战争中的华盛顿带来了目标感和疗愈的力量。在南北战争时，林肯也在这里寻找慰藉。看来我应该来这里。

我努力跟着唱圣诞颂歌，但做不到，在唱最后一首颂歌时，我从教堂里逃了出来。外面已经开始下雪，树木和地面一片银装素裹，冬天的第一场雪非常美。也许是因为圣诞前夜的魔力，我想到了要在圣诞节的早晨在理查德墓地的雪地里写上“我爱你”，这个想法让我的心情好多了。开车回家的路上，随着心情的改变，这场雪看起来好像是在给理查德的墓地作装饰。它不是童年时令人欢快的雪，而是历尽沧桑后使人感到压抑的雪。

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独自过过圣诞节。朋友、家人和同事们想到了这一点。在圣诞节前，鲍勃、玛丽、杰夫、凯瑟琳、杰里米、妈妈、哥哥和我一起来到“1789”——乔治敦的一家餐馆。我和理查德有一个传统，每到纪念日或一些特殊的日子，我们都会来这家餐馆。我们结婚那天的晚餐就是在这里吃的。

因为理查德和我都非常喜欢威尔逊·本特利的雪花作品，所以，为了对朋友们的友情表示感谢，我送给他们每人一个雕刻着雪花的水晶镇纸。我们给自己起名为“雪花俱乐部”，以此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像冰晶一样聚到一起，形成了像雪花一样独特而牢固的联结。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经历，不同的经历塑造了我们不同的个性，但我们彼此联结，走到了一起。不论境遇是好是坏，朋友之间永远充满了欢笑、友善和慷慨的给予。我完全信任他们，就像理查德一样。

在理査德死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这个新成立的雪花俱乐部的成员一起在壁炉前听颂歌，一起为理查德举杯。这份温暖与友谊帮我克服了一些对理查德的思念，比我想象的更有助益。只有当大家安静下来，陷入沉思时，我才感到自己快要哭出来了。杰夫看着我，我能明显地感到他的关切，所以即使在安静的时候，情况也不像原本可能的那样令人感伤。这是冬天里最重要的一夜。

圣诞节的早晨，我脆弱不堪。我的躁动不安与几天前的宁静平和如出一辙。我感到阵阵尖锐、强烈的悲痛。我失去了伴侣，这是一种原始的动物的情感。我并不抑郁，只是充满了悲伤。我生命中的激情与快乐看起来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都与理查德有关。但是，理查德不在了。

我想让我的丈夫回来，我再一次对自己说。这是一种单调的诉说，没有减轻我的恐惧，没有祈祷的作用。

圣诞节的夜晚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可怕。我第一次想到自己是需要圣诞节的。我需要沉浸在承诺、欢乐与緬怀中，它们来自古老的仪式、圣诞颂歌，来自朋友的陪伴，来自黑暗中的灯光。理查德活着的时候要生活，理査德死后，生活还要继续。我几乎说服了自己。

在理査德离开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我慢慢发生了转变。恐惧渐渐消退，某种平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世界。也许这是幻觉，但轻柔的颂歌、教堂中的烛光，既美丽又忧伤，它们在圣诞节后的一段时间里持续发挥着慰藉的作用。

在诗人丁尼生的朋友亚瑟·哈勒姆（Arthur Hallam）死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他写道：

我们不唱了；沉静的感觉

悄悄来临：安息是最恰当。

我们说：“安息者睡得最香。”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失去理査德的痛苦得到了缓解。我带着玫瑰去他的墓地，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挑衅吧。地上花瓶里的水冻得很结实，我便把花散放在雪地上：猩红的花瓣映衬着白雪与花岗岩，映衬着生活中的不幸与狂暴。

新的一年，一个人

新年一开始并不顺利。南瓜病了，行动变得迟缓而呆滞。当我给它喂食时，它会把头扭向一边。即使喂它最喜欢的蓝莓和斯提尔顿奶酪，它也一口都不吃。兽医说，它患了肝癌，而且已经扩散了；它的时日不多了。兽医建议实施安乐死，我和赛拉斯商量了一下，都觉得这是最仁慈的做法。

在南瓜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穿上了理査德的一件衬衫，希望在它生命的终点多少有点理查德的存在。在兽医给它注射镇静剂和硫喷妥钠（sodium pentothal）时，我和赛拉斯温柔地抱着它。南瓜平静地离开了，这与理查德死时古怪丑陋的情形完全不同。它的耳朵光滑柔软，像平常一样长长地耷拉在脑袋两边。这是一种安静的、有尊严的死。

南瓜一死，家里变得空空荡荡。不像理査德的死，这回不会有让人分心的葬礼计划，不会有前来吊唁的客人和亲朋。夜晚，我的身边会出现新的空白、新的无声无息。再也听不到南瓜抽鼻子或打呼噜的声音，再也听不到它在自己的床上打转的声音。6个月前，我有两个可以说晚安的对象，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南瓜和我们一起生活了近15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现在，这个与理查德联结的重要纽带消失了。南瓜死了，理查德也死了。

赛拉斯想到了一个办法来缓解失去南瓜的悲痛。一天下午，他拿着一些短腿猎犬的照片来到我的书房，这些猎犬是由一个救助组织养育的。他把照片放在我的桌上，说道：“我知道这太早了，但可以考虑一下。”在走向房门时，他又加了一句：“有只小狗喜欢蹦蹦跳跳，看起来很可爱。”我说，谢谢，但现在考虑这些还太早。我的心已经碎了，很难修复。

赛拉斯既聪明又有直觉，他很了解我。他留下的照片和介绍激起了我的好奇，我别无选择，他太了解我了。那只喜欢蹦蹦跳跳的短腿猎犬已经6岁了，与其他9只狗一起生活在寄养之家。它看起来精气十足，去看看它也没有坏处。

几天后，我们开车去弗吉尼亚看那只狗。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如此。那条将近25公斤的短腿猎犬看到我就跳了起来，舔着我的脸。我从理查德留下的猎犬基金中取出一部分交给了救助组织。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泡泡”。每个看到它的人都会知道为什么给它起这个名字。南瓜是一只害羞而胆怯的狗，对生活总是感到很满足；而泡泡是活泼欢快、勇敢无畏的。它们没有一点相同之处，这也许是天意。

在回家的路上，泡泡一直坐在我的腿上，鼻子伸在窗户外面。它与赛拉斯和我相处融洽，好像它一直都认识我们。当我们到家时，它径直跑进花园房，四下张望，跳上沙发，像猫一样沿着沙发背走。它大致扫了一眼我们的花园，然后优雅地在我新买的白色垫子上躺了下来，可爱地蜷伏着，看起来很舒服。泡泡来到了我家。

在一个曾有那么多悲伤和死亡的家里，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是一件好事，也是必要的。

生命重新开始。

泡泡来到家中后不久，我开车去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做演讲。大学的前任校长和夫人曾是理查德的挚友，他们对我非常友善。我在他们家住了一晚，早晨他们为我送行，还送给我一袋他们自己做的姜饼。回到家后，我把姜饼放在了泡泡够不到的台子上。但结果证明没有什么地方是它够不到的；它把椅子变成了活动梯子，鼻子成了定位装置，用来确定移动椅子的方位。那天晚上，我走进卧室，看到泡泡在沙发上睡着了，鼻子下面垫着什么东西。我一开始以为它捉到了一只松鼠，后来发现竟是那袋姜饼。它从厨房台子上够到了那个袋子，把它拿上了楼，正用它的鼻子守护着姜饼。接下来的几天，它一直不让那个袋子离开左右，但始终没有吃那些姜饼。

有时，我能看出泡泡曾在有孩子的家庭中生活过的痕迹：对它招手，它会举起爪子；为了得到宠爱，它会没羞没臊地仰面躺在地上打滚，乱踢爪子；它还会表现出失去过什么重要东西的脆弱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很类似。它失去了原来的家庭，我失去了理查德。现在我们拥有了彼此。虽然与失去的不同，但这样也不错。它对我的感情就像对那袋姜饼一样温柔。

春天到了，我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精神病学会的会议，无处不感到理查德的缺失：与同事们一起用餐时，我孤身一人，不再是夫妇中的一个；在科学论文报告会期间，我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跟上演讲的进程。第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我回到酒店的房间，大哭起来。没有了理查德，这些会议对我毫无意义。其实，没有了理査德，任何事看起来都失去了意义。

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参加研究报告展示环节，倾听年轻科学工作者罗列他们的数据。他们满怀激情，还没有对生活变得小心谨慎。强迫自己去参加是对的。我开始明白，工作是一种拯救，聆听新观点和有前景的临床发现很重要，而且对自己有支持作用。理查德在我们最后一个情人节时告诉过我这一点，他说：“你的工作很重要。当你想念我的时候，它会有帮助，它能把我们拉近。”他是对的。工作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具有内在价值。著述和教学可以将人们带出悲伤，抵消它的影响。好奇心驱使人前行，探索赋予人生活的内容。

理查德对科学与观念具有浪漫的情怀。这是我爱上他的一个原因，也是在最初糟糕的日子里，理査德的一部分一直与我同在的原因。我们共同分享的思想可以长久地存在着，在初次见面时，它让我们彼此吸引；在理查德生命的最后一天，它是我们谈论的话题。理查德非常重视理念与思想，他从不浪费自己的头脑或时间。

我是在瑞典隆德大学做演讲时想到理査德的这个特点的。那是正值12月初，古老的大学城到处都亮起了灯，家家户户和商店的橱窗里都透出小小的白色灯光，点点灯光与美丽夜色驱散了黑暗。我心痛地想，我本可以和理査德一起来这里，分享小城中的经历，聊一聊这里的人们与历史，和他做爱，躺在他的臂弯里入睡。我们都非常喜欢大学城，特别是有几百年教学历史的古老大学城。我们喜爱它们的感觉、它们的理念。

在隆德，我与瑞典的同行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但我很想念理查德。他应该会注意到许多事情，应该会爱上隆德以及其学术思想的历史。他也会喜欢这种历史所承载的严肃性。一天晚餐时，我注意到隆德大学的教授都戴着两个戒指：一个是结婚戒指，另一个是当他们获得博士学位时，大学授予他们的。这是一位瑞典同行告诉我的。我觉得这不同寻常，代表了对知识的敬畏，就像对上帝或配偶的敬畏一样，这一定会打动理查德。

理查德死后，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必须完成那本有关热情洋溢的书，还要与同事合作完成一本1400页的有关双相情感障碍与复发性抑郁症的医学教材的修订工作。除了努力工作，我别无选择，但这也是一种福分。理查德生病这些年来，我荒疏了自己的事业，我想回归，我也需要回归。

理查德死后的第一年是最艰难的，那种从未体验过的痛楚令人难以承受，临时拼凑的慰藉方法效果甚微，而且零零碎碎。但这一切在慢慢发生改变。理查德逝世一周年纪念目标志着一个并不宏大，但具有象征性的时刻。在有关双相情感障碍的国际会议上，同行授予了我一个奖项，并让我发表几句感言。我说：“我的生命得益于在座的几百位科学工作者与临床医生们的辛勤工作，也得益于每一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这是我最真实、深切的感受。”接着我说：“理查德恰好是在一年前去世的，是他鼓励我把自己的疾病写出来。作为丈夫、同事和朋友，他以各种能想到的方式支持着我。”说到这儿，我说不下去了。如果再继续说下去，我知道自己会崩溃的。

同行们看出有些不对劲，他们以最体贴的方式帮我恢复常态。他们开始鼓掌，不断地鼓掌，一些人吹起了口哨、欢呼起来。这是一种意外的、真诚的回应，不仅带给我当时非常需要的温暖，而且还提醒我，工作非常重要，工作的底蕴是爱、是生与死。当然，我了解这些，但同事们让我重新真正地去重视它们。房间里所有人都在履行他们的职责：努力减轻他人的痛苦。那一刻虽然只是一年中短暂的瞬间，但我感到获得了重生。

我们信仰伟大或渺小的事物，赋予它们本身实际拥有的意义，或者我们需要它们拥有的意义。我来到理查德的墓地，一手拿着桔色郁金香——我会永远给理査德带鲜花来，另一只手拿着锤子，准备把冰砸开。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用？是为了用鲜艳的色彩抵消花岗岩的灰白吗？但这不会持久。

据传闻，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曾表示，即使世界会在明天终结，他也会在今天种下苹果树。每个圣诞节，我都会去理査德的墓地，带着常青的树枝、郁金香和玫瑰。我会用树枝包裹在郁金香和玫瑰的外面，帮鲜花抵御寒冷，好让它们尽量多绽放一段时间。即使这份美丽不能持久，但想到它曾相伴在理査德的左右，也让我很开心。我不想让理査德被遗忘，不想让他孤独地躺在那里。

1. 詹姆斯·巴里（1860—1937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译者注

07 哀悼与忧郁

理查德死后，我没有陷入抑郁，也没有有变得疯狂。我的确悲痛欲绝，但不是抑郁症的绝望；我也焦躁不安，但不是躁郁症的躁狂。我的思维有些混乱，但不是精神错乱。我能够进行推理并想象比现在更美好的未来。我没有想过自杀。理查德的死唤起了我内在阴暗的部分，我不得不将正常的悲优#与病态的抑郁进行比较。它们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也具有容易混淆的相似之处。

理查德死后，我没有像抑郁症病人那样，丧失对自我的感知，失去日常生活的方向。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失去了未来生活的重心；我失去了许多梦想，\但没有丧失梦想的能力。理查德的离去是灾难性的，但不是致命的。

我知道，抑郁会把人变得冷酷无情、缺乏变通，对什么都无动于衷，这种痛苦是无法缓解的，但悲痛不同。它一波波地袭来，不知不觉地控制我。当我感到自己的活力，觉得已经摆脱了悲痛时，它又会给我重重一击。当我对自己说，我可以很好地应对理查德的死，生活中新的快乐让我有了信心时，一股无法承受的渴望之流会把我抛得远远的，让我感到心都凉了。

我学着在随时可能袭来的悲痛中生活。关于理查德的记忆会毫无征兆地压向我，就像突然想起的某种气味，进入本已将它们遗忘了的思维空间。我把自己蜷缩起来，就像猎物在抵御猎食者。“他不可能已经死了”，我为此责问上帝，再一次陷入失去理查德的痛苦中。在每次新的交锋之后，我都会明白“他不会再回来了”的事实。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摇摆不定越来越少，我越来越清楚地认到，他不会再回来了，他已经离开太久了。

悲痛通过间接的方式教会人们生活。它是一位执着的老师，精明而残忍。它的攻击有时轻柔、隐晦，有时强烈、迅猛。每次当我思念理查德的时候，它都会出现，有时零敲碎打，有时全面攻击，直到有一天，我可以将他、将曾经共同生活的我们，摆到一个比可以忍受的位置更远的地方。记忆与遗憾绕开了我的理性思维，自顾自地长驱直入心灵中已经溃烂的部分。

我艰苦地与之对抗，充满了对悲痛的轻蔑。如果理查德不能留下来，我便会斥责悲痛，“不要把他带回来”。但悲痛自有它的教导之法，对理查德的思念以固有的方式来了又去，完全不受我的控制。悲痛在亚当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经过绝妙的进化，它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最好的。思绪中的理查德必须再次出现、再次离去。他必须以某种方式离开，为的是让我给他找到一个新的位置，找到一种新的方式与他在一起，为的是生活能够继续。这样一来，我勉强找到了某种信念上的平衡。

悲痛VS抑郁

正如C. S.刘易斯（C. S. Lewis）所说：“悲痛是一个蜿蜒的山谷，其中任何一个峰回路转，都会带来全新的景致。”确实如此。悲痛带来的教训来自它的出其不意，来自它关于过去与未来的变换的视角。人们常常能意识到痛苦，但它造成伤害的力度却在改变。悲痛是忍耐度的同谋，它已经作好了安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将自己耗尽。抑郁与此不同，它会采取行动，让自己持续存在。抑郁是恶毒的，它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破坏。悲痛也许与抑郁有某些相似，但它们完全不属于一类。

从身体感觉上看，悲痛时的感觉也比抑郁发作时的感觉要好得多。虽然我睡不踏实，但还算比较好。当我睡不好时，药物也会管用。我的思维缩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宇宙。从本质意义上看，我是孤独的。悲痛，像抑郁一样，是一段多数时间无人陪伴的旅程。陪伴我的只有梦境与过去的记忆。未来被搁置一边，完全没有方向。悲痛使我的体力与活力衰减，但还足够支撑我渡过难关，而抑郁绝不会手下留情。当人们陷入抑郁时，精疲力竭感深入骨髓，使人们体会到难以承受的绝望。抑郁让我感到自己被榨干了、被耗尽了。理查德死后，情形并不是这样。我的心虽然碎了，但它依然跳动。

我的头脑自己清楚，理查德死后，一切都不正常了，我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得到修复。与世隔绝可以让我完成自我修复，而悲痛也迫使人与世隔绝。在悲痛中时，独自一人被证明是有助于恢复的；而陷入抑郁时，独自一人则很危险。理査德死后，我对死亡的思考是必要的，也是适当的。这些思考围绕着理查德的死，而非我的死；而在抑郁中，我会想到自己的死亡，并希望去死。人在悲痛时，死亡是痛苦的原因；而在抑郁时，死亡是痛苦的救赎。

在理査德死后的几个月里，我感到特别不安、烦乱。我与我的精神科医生交流，担心自己的病会再度发作。他确定地告诉我说，我这种不安是悲痛不可避免的部分，可能也是必要的部分。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变得不那么令人沮丧，它绝不是躁郁症那种扰人的狂躁。同样，悲痛中的忧伤也不像抑郁中的忧伤那样极端。它并没有抹杀我的理性。虽然在理査德死后的几个月中，我感到了深切的不快与烦乱，但没有失去希望。

在抑郁时，我的心情永远是黯淡凄惨的，而悲痛时却不会这样。当感到悲痛时，朋友和家人会觉得我性情不稳定，变化无常，但通常还能符合社会的要求。我虽然将自己的能量储藏了起来，但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召唤出它们。就像雨中的蝴蝶，我找到躲雨的地方，将自己的翅膀紧紧地合起来，直到我必须飞走的时候。当不得不飞时，尽管我飞得小心翼翼，而且飞不远，但一段时间后，天气就会变晴朗。即使在最悲痛的时候，我也相信最终会云开日出，但在陷入抑郁的几个月里，我则没有这样的信念。

理查德死后，我的思维没能保持清晰理性，而是一片混乱。不过这种混乱与抑郁中所体验到的混乱不同。无论在悲痛中还是在抑郁中，我都会反复陷入消极思维，忧郁的想法不断翻涌而出，让我怀疑自己再也不能创造、再也不能爱了。然而，当抑郁发作时，这些想法不仅是忧郁的，而且承载着死亡，具有惩罚性。忧郁的沉思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悲痛使我变得松懈、懒散。记忆时不时冒出来打破我的平静。然而，它们偶尔也能带来甜蜜，也算一种生活的调剂。我并没有总去想生活是多么没有意义，相反，我想到的是失去生活的痛苦。失去爱情的人还能够怀有希望，但在陷入抑郁的头脑中，希望无处容身。在悲痛时，人们会感到生活有所缺失，但不会感到整个生活都不存在了。抑郁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抑郁的人感受不到生活的脉搏。

悲痛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敏感性。在悲痛者看来，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太强烈了，以至于无法忍受。为了消除痛苦，他们需要遮蔽物、酒精或其他的麻醉剂。悲痛者能够看到、感受到太多的东西，正如罗伯特·洛威尔所说：“好像失去了一层皮肤。”

理查德死后，我本能地避开任何可能引发微小情绪波动，或者可能触动心弦的事物。我挣扎着，不让自己被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压垮。之所以在理查德的墓地我能感受到抚慰，一部分就是因为这种扰人的敏感性。我知道，在那里能找到安宁，古老的树木以及墓地的寂静无声让我感到很舒服。我喜欢上了土地的颜色，鲜艳亮丽的颜色在那时的我看来是具有入侵性的，它们刺激着我的神经。

理查德死后的几个月里，我没有在家里添置任何色彩鲜艳的东西。我挂的是淡棕色的窗帘，买的都是暗色的亚麻制品和浅褐色的衣服。那段时间，我的一切几乎都是淡棕色的，后来我将那段时期称为“反女装时期”。买新连衣裙时，我想到的是要避免别人的注意，将自己隐藏起来。与夏天女装的特点正相反，它们是拘束的、暗淡的。

理查德离开时，我的某些部分被凝固住了，需要时间来慢慢融化，否则我会在悲痛之海中溺死。生活必须逐渐恢复，当时我的心只对外界开放了小小的一部分。我本能地求助于音乐，但它没能带来我本以为它可以带来的安慰。只有圣歌让我的神经得到了安抚，带来了预期的抚慰。舒曼和贝多芬的音乐撕扯着我的心。他们的音乐通常能带来极大的愉悦，但现在却以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方式将我穿透。这种音乐的美是世俗的，而非超自然的，它们太过强烈，是一种过于直接的情感冲击。舒曼和贝多芬唤醒了我内在的某些东西，但当时最好不要去碰它们。因为悲痛，我做出了完全不理性的行为，将自己所有的古典音乐收藏都送人了。我只想远远离开那份痛苦。

我用其他方法来保护自己敏感的神经。在理查德死后的第一个圣诞前夜，我去的是纽约大道的长老教会，而没有去自己所属的圣公会教堂，为的是不碰见认识的人，不去想起与理查德在那里共度的时光。我甚至抵抗本能的反应，不希望在夜深人静时，记忆的潮水会突然奔涌而出。我不想走出教堂，不想在清爽的夜晚散步，不想听钟声的鸣响，不想撞上飘落的雪花。这些都是对我的感官的冲击。

尽管属于圣公会教堂，但之后的很多年，我经常去的是纽约大道的长老教会，因为在那个圣诞节，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更温和：不太坚持古老的仪式；没有跪垫，也不用跪拜；而且更公众化。他们在教堂的长椅上举行圣餐仪式，而不是在圣餐台上；他们把酒倒在小酒杯里，而不是银制的圣餐杯中。圣诞前夜的颂歌比圣诞节早晨的颂歌更能给人以安慰。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繁复仪式令人神经紧张，简洁的苏格兰教会传统可以抵消它的影响。

尽管如此，长老教会的圣诞仪式只给予了我极其微弱的宽慰。当仪式接近尾声时，教堂的灯光暗了下来，每个人拿着一根点亮的蜡烛，一起唱着《平安夜》。我哭了，非常思念理查德，因为《平安夜》是他最喜欢的圣诞颂歌，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挡有关理查德的记忆奔涌而出。

“在绵绵细雨中，我思念他。”米莱写道：“在潮水退去时，我思念他。”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理查德。

一开始，诗歌带来了音乐无法提供的安慰。理查德死后，虽然我读得断断续续，但很深入。而当陷入抑郁时，读诗根本不可能给我安慰。事实上，抑郁时我无法集中精力去读任何东西，诗歌对我毫无意义，文字只能让我觉得冰冷。当陷入抑郁时，任何事物都不能打开我的心扉或给予我勇气。我呆滞迟钝，无法接受生活，除了脉搏还在跳动，我的一切已经没有一丝生气。只有当不再抑郁时，我才能再次感受那些令人沉醉、令人疯狂的诗歌。

与抑郁不同，悲痛使我能从那些描写失落与痛苦的优秀诗篇中获得安慰。理查德死后，我本能地读起了丁尼生的《悼念》（In Memoriam）。17岁时我就读过这首诗，当时我首次抑郁症发作，险些自杀，刚刚恢复过来。无论当时读还是理査德死后再读这首诗，我都发现它是一篇惊人的作品，一首充满怀疑与爱的诗，就像一段穿越痛苦、感情丰沛的旅程。这首诗让人们理解了悲痛的复杂与凶残，它是一首关于遗憾、重生与就此放下的诗。在《悼念》中，丁尼生的悲痛非常真切，这种赤裸裸的痛楚有一种独特而明确的力量。

扰动不安是这首挽歌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最初吸引我的特点之一。丁尼生的诗让人想到各种咆哮、爆发和怒斥的画面——“乌鸦被刮得四下飞扬；粗大的树枝在空中狂舞。”“在悲痛中，存在着狂野的躁动。”他在诗中问道：“能否平复绝望与狂野的躁动，去投入一个怀抱？”大自然被描绘成“对生命毫不在意，如此野蛮而残忍”。在丁尼生看来，悲痛是一种令人厌恶、暴力的东西：“邪气入体痛楚袭来，心力衰竭病入膏肓。”时间是“在四下狂乱飞舞的灰尘，生命是带着灼人火焰的暴怒”。

丁尼生的诗之所以能给予我安慰，是因为他把悲痛描绘得如此痛楚，就像我感受到的一样。他写出了令人恐惧的失去、孤独的夜晚和无人分享的时光。在描绘悲痛时，他也展现出令人惊愕的美丽，他提供的安慰不是那种轻易能够体会到的安慰。每一个忌日、每一年的圣诞节、每一次新年钟声，在丁尼生的眼中，都具有短暂的、不断改变的含义。

丁尼生关于悲痛的诗是曲折的。获得的感悟会消散，获得的信念会离去，对死亡的接受有时也是不完全的。然而，为了不让死亡挡住生命的道路，我们必须接受死亡。丁尼生在描绘鸣响的钟声时，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鸣响送别的钟声，对着狂野的天空，

对着飘过的云彩，对着结了白霜的灯。

这是一年最后的时刻，

在夜晚鸣响送别的钟声，让他死去吧。

用钟声送走旧的，迎来新的，

在纷飞的雪中，鸣响快乐的钟声，

这一年即将过去，让他离去吧，

用钟声送走谬误，迎来真理。

鸣响送别的钟声，告别悲痛……

悲痛改变了人们如何体验死亡的性质。在痛苦中存在着智慧，它并非不可救药的煎熬。痛苦不会一直持续，绝望不会无限期地“与四月的春光同在，或者总在夏夜的月光中感到悲伤”。

我发现在旧的一册《悼念》中，我用括号把最后几行诗句括了起来。理查德死后，我把这几行诗写了下来，以此代表我可以获得诗中描绘的那种成长的信念和希望。丁尼生写道：“多年的悲痛重造了血液，改变了构造。爱没有变少，而是增多。”

遗憾没有了，

但爱比夏天时更丰沛。

我随着爱成长，

变得比以前更完美。

爱虽然改变了，但依然拥有。读《悼念》就像在极度恶劣的天气中，将一个夏日的花环抛过一段无法逾越的篱笆。我能够看到篱笆另一边的生活：虽然翻越篱笆非常艰难，但花环让我看到了前进的目标。丁尼生帮我度过了那段黑暗时期。文字产生了作用。

能否被安慰也是悲痛与抑郁之间重要的不同。虽然在悲痛时，我们并不是总能获得安慰，但这是有可能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会为我们找到应对悲痛的方法。抑郁却比悲痛更难被别人理解，它不能像悲痛一样，引发其他人礼节性的友善。人的本性使我们远离抑郁者，而非悲痛者。这一点非常不同。悲痛会将认识死者的人，将想念并哀悼死者的人凝聚在一起，从古至今，这都是普遍的、必然的人类行为。人们会容忍因悲痛而变得疲惫、混乱的人，并给予他们时间：丧亲之痛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从第一次死亡、第一次悲痛开始，祖先们就开始知道应该如何来应对。他们会制定最原始的悼念仪式：应该敲哪个钟；为什么有的人戴面纱，有的人不戴；如何别悼念胸针。而对于抑郁，社会则没有提供这样的指导与认可。悲痛和抑郁都属于人类的情绪状态，但我们对待它们的方式非常不同。应对悲痛的仪式是为了保护悲痛者不被疏远，而抑郁本质上就是令人疏离的。只有当悲痛延续了太长时间，太难抚慰时，人们才会表现出疏远。也就是说，当悲痛开始渐渐变得像抑郁时，人们才会疏远悲痛者。

躁郁症的馈赠

从17岁开始，我就对抑郁和躁狂有了清楚的认识。理查德死后，我所感知的是悲痛，而不是抑郁或疯狂。在他死后的头几天，悲痛将我淹没，我看不到出路，一天有好几个小时都处在恐惧之中：如果疯狂卷土重来怎么办？他不在了，我该怎样来保持精神健全？但这种恐惧持续的时间不长。

事实上，对疯狂的切身感知就像一位熟练的导师，指引我走出了悲痛。令人奇怪的是，对绝望与幻灭的熟悉竟然有助于我应对理查德的死。我只是很担心旧病复发，但没想到与躁郁症的抗争让我懂得了更多。我可以较好地应对极端的情绪，并且非常了解情绪的变化有多迅速。我把遭受痛苦看成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我的疾病与性情彼此联系紧密，这使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懂得，矛盾的、不断变化的情绪像稳定一致的情绪一样，是真实和有意义的。我知道平静可能只是过渡状态；我也知道光明与宁静就在混乱与黑暗的不远处；我还知道以前痛苦的经历并不能保证我未来不再遭遇痛苦，也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对理查德的死有所准备。

从实用的角度看，较长的躁郁症病史让我牢牢记住了需要高度警惕的症状。如果睡得太少、变得躁动不安、感到绝望或想到自杀，我就知道自己该警惕了。我对此非常小心，也许有些过分了。疯狂以另一种方式让我对悲痛有所准备。它给我提供了一种不带感情的评估标准，能让我借此来检验悲痛中的自己是否理智清醒。它还给予我对疯狂中所体会到的恐惧的尊重。

疯狂是那样残忍，它远远超出了悲痛。当认识了悲痛之后，我才以一种怪异的方式，第一次了解到疯狂时的自己病得有多严重。疯狂与悲痛之间的区别是精神错乱与困惑糊涂之间的区别，是颈动脉被扎一刀与濒死的悲伤之间的区别。这让我更尊重自己的头脑，对它的呵护也更加温柔。

悲痛的人性化特点将躁狂和抑郁的痛苦置于某种情境中，它是用言语无法描述和安慰的痛苦。虽然悲痛，但我没有失去理智，这份理智捍卫了悲痛与精神错乱之间的严格界限。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哀悼是生活中自然存在的部分，而非病态。他写道：“尽管悲痛包含着远远偏离了正常的生活态度，但我们从不会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将哀悼者送去接受医治。我们确信一段时间之后，人们能够战胜悲痛。”不过也有例外，有些悲痛者确实需要针对抑郁的医疗措施，但绝大多数人不需要。悲痛不是疾病，它是必要的。

逆境是对逆境最好的准备。自身的经历使我相信，对理查德不顾一切的思念最终会过去，我的坐立不安会让轻松自在取代，夜晚也会变得不那么难挨。在绝望与思念中，我秉持这样的信念，相信在某一刻，对生活的爱会突然重现。我曾经历过那么多从黑暗到光明的循环，因此相信自然会保持它的节律。理査德死后，我经常对自己说，既然我曾幸免于疯狂，便能幸免于任何事情。在理智边缘的生活让我自律，并养成了一种严格的乐观主义。理査德教会我不要在困境中降低对生活的期望，不要挥霍爱。

很多年以前，从自杀中死里逃生之后，我从拜伦的诗中摘抄了几句，一直保留着，作为勇气的来源：“看吧，他主宰了自己，并使他的痛苦屈服于自己的意志。”由于精神上患过严重的疾病，所以我不可能比较轻易、快速地克服悲痛，但它帮助我将悲痛看成是人之常情。

“福气可能会突然从石头里冒出来，”乔治·麦凯（George Mackay）写道：“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悲痛就是这样的石头。它给予生者许多，它将时间放慢，让人们逐渐适应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与死者的关系。它将时间打碎，让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哀悼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哀悼。

记得有一天下午，在华盛顿的国家历史博物馆里，我站在装着猫头鹰标本的玻璃盒子前，思绪万千。像这样把野生动物制成标本，假装它们在栖息，看起来有违自然的野性。但是如果它们不是死的，没有被制成标本，我怎么可能这么清楚地看到它们的翅膀和爪子？怎么可能欣赏到它们羽毛和喙的复杂精细与美丽？如果没有它们的死，我就不可能看出是什么让它们得以生存。我当然更喜欢看到它们飞行、捕食、用嘴叼着老鼠，但它们死后，我也可以满怀敬畏地仔细观察它们的身体构造和比例，尝试分辨出雪鸮与东部鸣角鸮有什么不同。死亡并非一无是处。

尽管我们斥责悲痛，就像斥责死亡一样，但它教会人们必须寻找一种方式，重新开始生活。悲痛迫使我们亲近死亡，它将过去最重要的事情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终有一死的生命得到解脱。《圣经》的《传道书》告诉我们，所有人都会死。所有人必须死，出现在《大宪章》（Magna Carta）的第一条法令中。悲痛让我们懂得，所有人都会死。

“有时我认为，寻找痛苦、记忆痛苦是我们将自己与整个人类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唯一方法。”格雷厄姆·格林写道。悲痛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很多事物会随着死亡而遗失，但不是所有。生命不会轻易逝去，爱亦如此。死亡中包含着优雅与高贵。生命在继续。

08 莫名的色彩

在谢南多厄河谷，人们常说：春天每天都向山上爬30米。就像悲痛一样，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春天已经来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冬天，适应了冬天对待你的方式。你不了解新的季节，它是陌生的，从死亡中诞生。

在理查德刚刚离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内在有一个生命的蓄水池。在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家人一起欢笑——无论多么黑暗，只要有笑声就有生命。从朋友们的脸上我看到了生命，从家人的温暖中我感受到了生命。在我所爱的人们以及陌生人所给予的友善中，我看到了生命的可能。

理查德离开几天之后，我去参加一个英国大使的小型宴会。吉姆·沃森因为与人合作发现了DNA结构而将被封为爵士。这是我和理查德一直期待参加的活动，但现在我只能独自驱车前往。要不是因为我与吉姆多年的友谊，以及对他在理查德生病期间给予的无私帮助的无限感激，我是不会参加这个活动的。当转过马萨诸塞大道，进入使馆区时，我想起了接完吉姆邀请我们参加授勋仪式的电话后，理查德对我说的话。

“我希望我还能活到那会儿。”理查德笑着说：“为了看到沃森下跪，我愿意付出任何东西。”

想到这些，我笑出了声，理査德好像和我一起坐在车里。只要有理查德在，我就能因为拥有他的记忆而欢笑，这是生命的源泉。

那是6月里一个温和的傍晚，花园里开满了玫瑰。理查德会非常喜欢这个活动的一切：华盛顿夏夜的轻柔、朋友的陪伴、对科学界重大发现的高雅的庆祝仪式。那天晚上确实包含了这些美好的事物，但让我重新对生活怀有希望的是英国大使馆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从帮我停车的随从、在门厅处核对姓名的工作人员，到大使本人。大使的妻子对我说：“夫人，我为你丈夫的故去感到很遗憾。”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对我非常重要。这比对哀悼者的客套更进了一步，是对我的悲痛的承认。女王和政府的授勋仪式在继续，关于科学的交流在继续，人类的善良在继续，我也在继续。

时间良药

我的心在慢慢地融化，慢慢地恢复生命。一段时间后，在理查德死后几个月中曾让我无法面对的事情，现在又可以给我带来快乐了。一天晚上，我想看看自己现在是否能聆听以前曾引起我痛苦的音乐。我放上了《奥菲欧》（Orfeo），它令我心碎，但那是一种给人以生命希望的心碎。音乐在让我心碎的同时，也在治愈那些裂口。

每天、每星期，我都在生命中前行，思索着在不得不求助于睡眠或坐立不安之前，自己究竟恢复了多少。最终我试着去听舒曼和贝多芬的音乐，它们没有再次引起我的痛苦，而是让我感到了深切的愉悦。之前不得不把它们搁置一边的经历，让我现在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它们的美。我更爱它们了，因为它们曾显示出我内在的脆弱。

重新开始生活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也很美好。生活就在我面前，屏障已经被抛开。我的性情和对未来的好奇使得我很难远离这个世界。生活必须重新开始，缠绕在五朔节花柱（maypole）上的丝带必须被解开。未来必然比过去更吸引人。我曾不能坦然接受悲痛，曾对生活感到不耐烦。我用了太多的时间来陪伴疾病与死亡，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感伤与怀旧在悲痛的一开始是必要的，但现在它们会妨碍生活的继续。血液必须流向身体组织：我想一把拉开那幅单调乏味的浅褐色窗帘。哀悼迫使我思考死亡，但设想未来才是生活。如果我想认真对待理查德以及我的生命与死亡，我就必须继续生活。时间确实具有治愈的力量。

理查德曾时常和其他霍奇金病患者谈起自己的患病经历，希望给他们勇气和实用的建议。一位曾多次与他交流的女士因霍奇金病死了。理査德给她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了时间与悲痛。“我曾对时间的治愈能力感到困惑。”他写道：“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在伤痛周围的成长，或是从伤痛处离开的逃亡。任何事物都无法填补那片空白，但新事物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痛苦并没有减少，但生活的动力会把它稀释，这使得悲痛的时间和痛苦的程度都减少了。”他是对的。生活的动力势不可当。

理查德死后的几周和几个月中，我从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中寻求安慰。现在，我从它们之中寻找继续生活的动力。我再一次摘抄了丁尼生的诗句，还摘抄了道格拉斯·邓恩的《挽歌》（Elegies）。我重读了格雷厄姆·格林的《恋情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ffair）和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的《日暮之歌》（Sunset Song）。我回头翻看威廉·布拉福德（William Bradford）写的《普利茅斯开拓史》（Of Plymouth Plantation），在这本书上，我曾做过很多页边笔记。我用这本书提醒自己意志力对于战胜逆境的作用，让自己看到生活实际上没有那么艰难。我抄写下爱德华·托马斯、路易斯·麦克尼斯和托马斯·哈代作品的精彩片段，并把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不情愿》（Reluctance）的最后几行写下来，贴在了镜子上。

“心仍在苦苦寻觅，”他写道，“但脚步却在问‘去何处？’”

啊，何时人心才不认为

顺应情势的变迁，

带着理性的优雅去屈服，

低头接受爱情或季节已结束

比背叛还不如？

除了接受爱情已经以一种方式结束了之外，我别无选择，但听任事情发展则是一种背叛。除了我，没人能够抗拒这种放任自流。我对自己说，去做吧。回首往事会使人获得安慰，但它已经开始令人感到窒息，正如本·琼森（Ben Jonson）所写：“阴影会扼杀成长。”理查德死亡的阴影拖得很长。

有关理查德的记忆还在不停地进入我的脑海，然后又离开。这些记忆有时会产生不快，有时则为我的生活增添了甜蜜的时刻。关于他的梦也在发生改变。开始我总梦到他来到我身边，接着就离去了，这样的梦充满了丧失感。后来，我的梦渐渐变得不那么残忍了。

在一个梦中，我站在草地上，看到一个男人氯气中毒，呼吸困难。我对他说：“等一下，我丈夫是医生。他很快就会来了。”

当想起来理查德已经死了，他不会很快来这儿时，我的心一沉，过去那种恐惧再次袭来。但理查德出现了，微笑着，我感到他的温暖将我笼罩。生活又恢复了正常。我心情放松地醒来，因为理査德第一次在梦中没有离开我。

有一天，我在写那本有关热情洋溢的书，伸手去拿装有关于乔伊斯·普尔（Joyce Poole）的访谈内容和笔记的文件夹。乔伊斯·普尔是一位在肯尼亚研究大象的生物学家。在文件夹中，我找到一封理查德发给她的邮件。“凯今天不在。”他写道：“她对等待您的答复已经有些失去耐心了。我想，对于活力充沛的人来说，没有耐心可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特点。她就是这样。希望今天晚些时候我能给她读您的回复。这是她一直在等待的。”理查德还提供了他自己对热情洋溢与创造力的完整观察，他是完全自发地去做这些的。这就是理査德，他好像乘着降落伞轻轻地降落在别人观念的复杂丛林中，并让自己无拘无束。

马克·吐温在妻子死后对一位朋友说，对妻子的记忆就像间或出现的优雅感觉，“对很久以前细小亲密往事的记忆就像落入一片寂静中的星星。”不久前，我读到一篇文章，说宇航员发现，有古老的一群星流以每小时160万公里的速度飞驰过银河。我很想与理查德分享这个消息。会不会一想到星星，我就会想起理查德？我还会想念另一个男人吗？

我紧紧地与自己偏爱的记忆相伴。有些记忆不肯离去，有些记忆我不想让它们离去，因为它们是关于理査德、关于我们的。当我情绪低落或想念他时，我愿意去唤起这些记忆——在洛杉矶看恐狼骨架，谈论山杨和虹鳟鱼的日子；在罗马，浴缸里飘满玫瑰和紫丁香的景象；将戒指浸入许愿池的一幕。有些关于理查德的事物保留了下来，但发生了改变。一看到理查德在加州为我设计的月亮石和海蓝宝石的手镯，我就感到痛心不已，所以把它拿到珠宝店改成了一条项链。

《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过一只带着一个棕色瓶子到处游的小章鱼。“有人在它旁边放了一个更漂亮更豪华的瓶子，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有一个多桅杆的帆船。这只章鱼观察了一阵这份厚礼，想了一会儿，然后捡起自己深爱的棕色瓶子游开了。”我非常理解这只章鱼。像它一样，我不想要有帆船的新瓶子，只想要自己曾经拥有和深爱的瓶子。

无尽的思念还是会时不时涌上心头。一天，我打开《普通精神病学纪要》（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看到一篇有关精神分裂症的文章，作者是理查德。我的心立刻狂跳不已，心想，一定要拿给他看。如果他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上，那么他一定还活着！接着，我看到他名字的旁边有小标，于是去查看页下注，脚注中写着：“已故。”当然是已故。那天晚上，我突然醒来，想起自己忘了服锂盐。如果理查德在，他会问我是不是服药了。我严厉地对自己说，他已经死了！够了，让这一切都过去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理查德的记忆更多是带来安慰，而非痛苦。每每想起他，感觉是甜蜜的，不再是锥心的刺痛。我开始明白，悲痛存在一个时间界限，它最终会结束。我还活着，我爱理查德，但也爱生命。悲痛开始渐渐消退。

“尽管这是一个充满烦恼的白天和夜晚，”威廉·布拉福德写道：“但上帝给了他们一个令人快慰与振奋的早晨。”生命就在悲痛的对岸，早晨就在艰难黑夜的边缘。

就应该在这里

悲痛改变了日常生活，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世界变得一片狼藉。《启示录》（Revelation）中的大龙用它的尾巴扫过天空，将星星抛向地球，重新安排了天空。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不再是我以前知道的状态。理査德曾为我创造了一片宁静的天地，我们以一种轻柔的节奏生活着，不像我以前那样一路疾驰。他是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的一种永恒。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使他恒久不变，但我需要改变，我们的关系必须改变。我不想失去理查德，但除非我们的关系对生活中各种可能性保持开放，否则我就会失去他。

我把要做的事情列了一个清单。我要重新开始打壁球；尽量把《傲慢与偏见》再看一遍；对我所喜爱的自然事物，比如梅花、斑袋鼬和眼镜熊，进行更具实质性的了解，但不失玩票的性质。我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想去了解的自然现象清单，梅花、斑袋鼬和眼镜熊是首选。我要系统地研究神经病学；要去游览圣彼得堡和奥克尼群岛；还要看看能否安排一次肯尼亚之旅，去那里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观察大象。我要重新开始每周在国家美术馆的午餐，以及国家动物园里的散步。这看起来是一个可行的清单，我把它贴在镜子上，就在摘抄的弗罗斯特的诗句旁边。

我想要去更好地了解理查德。神经外科医生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强调，一个人的工作成就永远不会死。我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决定从头到尾认真阅读理查德的所有文章，以此来更加深入地理解理查德的科学工作。我的决定看起来有点像愚公移山，因为理查德写过800多篇文章，很多文章的专业性非常强。我尽我所能地去读，尽量多读。我以为自己了解理查德的学术兴趣，但其实并不了解。追随着他在科学领域中的思维历程，我觉得与他更贴近了。

我还通过其他途径去增进对理查德的了解。理查德非常喜欢听电子书，也喜欢让我给他念书。读书对我来说轻车熟路，但我不曾以理查德的方式去了解过书，所以考虑着像他以前那样听书。在理查德去世三年后的圣诞节，我带着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的《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去了他的墓地。他曾经很喜欢听迪内森的书，还鼓动我也这样做。我以自己没时间为理由，从没有去尝试。如今，坐在他墓地旁边的长凳上，我开始大声朗读：“我在非洲有一个农场，它在恩贡山的山脚下。”我不断地读啊读啊，感受着文字的美丽与韵律，直到我不得不停下来为止。

迪内森写的是非洲，但当我环顾四周时，认为她写的感受也适用于此时此地的我。她写道：“早上你醒来，心里想，就是这里，我就应该在这里。”在圣诞节的早晨，在理查德的墓地旁读着书，我独自思量：我就在自己应该在的地方。这个城市是我的家。我在华盛顿度过了童年和成年期中较美好的阶段，在这里理查德和我相遇并相爱，在这里我们一起生活、工作。华盛顿是他长眠的地方。我们将一起长眠于此，直到地老天荒，或者直到教堂明令要求更换墓地。

那个圣诞节的早晨，我陷在生与死之间，但我希望自己能不可阻遏地投入到生命中。我与理查德有过盟约，但我对未来同样有所承诺。“今夜，我看到星星被困在水下。”道格拉斯·邓恩写道：“在我们与爱情的简单盟约上，我签了字。一只手递出一个苹果，另一只手握住墓园的土，在那里逝去的人记得我。”

在私底下以及公开场合，我的所作所为都遵照着与爱情的盟约。在理査德的墓地，我种下一棵垂樱，看着它成长，渐渐变得优雅温驯、枝繁叶茂。我终于完成了那件绣花挂毯，前前后后绣了差不多10年。挂毯的图案是海军蓝的背景上有一个百叶蔷薇的花环。在伦敦时，我就开始绣了，在我们婚礼的晚上，我说要把它送给理查德，作为结婚礼物。那天晚上，我们一起躺着，倾听保罗·罗伯逊唱着本·琼森在17世纪写的歌词：

我曾赠你玫瑰花环，

不是为把我的敬意达传，

只求它把希望承载，

但愿它永不枯败。

你对它轻吐芳息，

后又将它归还，

从此它便蓬勃，芳香。

但我确信，是你令它这般卓越绝然。

这是一首诗的最后一节，这首诗写出了爱的超然特质，写出了重生与复兴。它说出了我对理查德的感觉。在我们婚礼的那个晚上，挂毯其实已经几乎完成了，但还差一点儿。这很像我的做事风格——激情总是大于成果。10年之后，我重新拿起绣针，但已经太迟了，理査德再也看不到它。这使我对自己很气恼，因为曾对时间如此漫不经心，因为没有完成那个花环。我想理查德不会在乎，但我在乎，我遗憾那么多事情都未做完。

后来，我把理査德收藏的一些照片捐给了霍普金斯医院。照片照的是艺术家安娜·舒雷特（Anna Schuleit）为马萨诸塞心理健康中心的病人们送上鲜花的情景。理查德曾在那里做过住院医师。安娜发现，在精神病医院工作的人都很了解：精神科病房里的病人，不像外科和内科病人，很少有探视者给他们送来鲜花。她为此深受触动，创造了叹为观止的作品“花开”。她用28000盆盛开的鲜花填满了整座建筑，按4个楼层安排了不同的颜色。她用450多平方米的草皮铺满了整个地下室，在走廊、办公室和病房里种了2000盆非洲紫罗兰、三色堇、蕨类植物和石南。15000盆橘黄色郁金香被运到波士顿，安娜用它们来丰富色彩，表达对医院以及在医院生活、接受治疗的人的尊敬。其中有几百盆郁金香，后来被移植到一所州立精神病院精神病人的无名墓地里。

理查德早期在马萨诸塞心理健康中心接受培训时，经常与那里负责临床培训的人进行热烈的争论。他觉得对精神病人，例如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病人，使用药物必须经过证明的做法很令人费解。这些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会他去质疑精神病学中已被广泛接受的惯例，也坚定了他找到治疗精神疾病新方法的决心。

我认为把这些照片捐给霍普金斯医院，与理查德对其科研与临床传统的崇拜与感激是相称的，另外，这些照片也许能让人们想起那些尽其所能地减轻精神病患痛苦的医生与科学工作者们。

苏格兰诗人乔治·麦凯·布朗（George Mackay Brown）曾谈到过事物的保存。他说：“根深蒂固的信仰，只要一旦存在过，就永远不会逝去，即使是最不易持久的海浪的飞沫、三叶草的气味或潮湿石头上映出的星光，都不会逝去。”语言、思想和行为永存，即使它们不是以人们希望的形式存在，但它们永远不会消逝。

投入生活

悲痛让我明白，即使其他事物都不再向前发展，我也必须设想没有理查德陪伴的生活。他在我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不应该危害到我的未来。重新构建理查德以及我们的关系意味着重新构建我自己。在这方面，我没人可以咨询，只能靠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想象。我曾经常对陷入躁狂或抑郁的病人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岛。你的任务就是把能让你活得更长久、更美好的事物带到岛上，比如爱情、美丽、娱乐、朋友和有意义的生活。看看毛伊岛，人们将一切都带到了这个岛上，昆虫、小鸟、风……这是你的生活，它很短暂。去关心你的小岛，不要让它长满野草，不要把它转交给其他人。理解各种可能性，明白其中的危险，远离胸襟狭隘、虚假刻薄。

发明一个地方是我最擅长的事情。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在自己周围创建了一个世界，用它来承载我旺盛的激情，避免我的梦想受到伤害，并对它们进行整理。年幼的时候，我曾非常喜欢图画书《凯蒂没袋子》（Katy No-Pocket）。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天生没有育儿袋的袋鼠妈妈。当建筑工人给了它一个木匠的围裙之后，它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它不仅能在围裙的口袋里装进自己的宝宝，还能装进其他动物的宝宝。拥有很多形状不同、大小各异的口袋的主意让我着迷，这样我就可以用这些口袋来装我的点子和计划了。在我的设想中，我在口袋里装着笔记本、彩色铅笔、万花筒、放大镜、书、小瓶子和迅速壮大的宠物鼠一家。

上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了一个精神上的木匠围裙。我想象自己的头脑生活在一个有很多房间的乌龟壳里。我在门钩上挂着云彩，用一箱箱的星星装满壁龛。我的显微镜、书和实验用品都有各自的区域，还有一间脏兮兮的房间留给我的蜥蜴和宠物鼠。在中心位置，我为叽叽喳喳的小鸟、鹦鹉和大角鸮建了一个开放的鸟舍。有时在上课的时候，我会缩进自己的壳里，从门钩上取下云彩，给它吹气，然后放飞，让它自己飘荡。有时我会从箱子里拿起一颗星星，为它画素描，旋转它，或者用我的手给它做摇篮。还有些时候，我会把宠物鼠装扮成牛仔女孩。

这只乌龟虽然是虚构的，却能让我感到安心。我是一个外向的女孩，行动迅速，很爱说话，把自己想象成乌龟看起来一点也不恰当。但是，在壳里漫游可以让我躲过无聊的讲课，可以让我在混乱中创造秩序，将四分五裂的想法和白日梦整理成形。

后来，我创造了一个精神避难所，它帮助我与疯狂、抑郁进行抗争。整理经验、保持平静是我人生奋斗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理查德对我是有益的，他帮我避免了自己的思维飞向各个方向。他用他那种宁静的方式将我的思维一次次轻轻地压下，将它的小瀑布控制在河堤内。在他活着的时候，我较少幻想，也不需要用想象中的地方和强制保持的节奏来构成我的小岛。但当他死后，我再次求助于这种构建，以帮助我克服悲痛。未来就像其他想象中的地方一样，虚幻不真实。

我决心要继续我的生活，在这方面，写那本有关热情洋溢的书给了我帮助。在理查德还活着的时候，这本书给了我目标，给了我们决心。我很喜欢我所研究的这些人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激情，理查德也很喜欢他们。每天早上，我会把自己写的内容读给他听。这是我们共同的乐趣。在他死后，写一本关于乐趣的书在我看来是荒谬的。热情洋溢的主题不仅显得荒唐可笑、索然无趣，而且毫不相干。我想不通自己怎么会觉得这个主题很重要。我发现，从本质上看，热情洋溢这个主题很难对我的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而且非常难写。我曾编造出理查德从早到晚发生的故事，想把他的死亡拒之门外。但是，这种做法没有什么效果，它就像是我的另一种让人懊恼的热情。

当悲痛不可避免地逐渐减少，我再次投入生活时，写一本有关乐趣的书似乎成为了可以理解的，而且确实是很美妙的事情。在理查德去世前，我已经写了有关爱与热情洋溢的内容，并说明了为什么它们对于人类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必须想着如何结尾，才能以某种形式体现理查德为我提供的资料。对此，我确定无疑，这种确定来自于忠诚，而非理性。

最后一章聚焦于美国先驱者们的发现，以及他们无尽的乐观精神。它成为了一篇有关人类想象力与不屈不挠精神的专题文章。我对自己说，这一章是为理查德写的。它既是理查德的死带给我的启示，也是我送给理查德的纪念。我知道，这一章中的所有内容都是为理查德写的，从这一点出发，我毫不费力地完成了这本书。

在最后一章里，我写了在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人们，他们除了希望和意志，身无长物。他们发挥意志的力量，坚忍乐观，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想象，最终战胜了大风大浪、饥荒与疾病，幸存了下来。我详细叙述了罗尔瓦格（O. E. Rölvaag）关于达科他平原以及拓荒者韩萨的伟大冒险故事。韩萨的内心永远是盛夏时节，永远会感到神圣的不满足。他超越了想象，大踏步地迎向未来的奇迹。罗尔瓦格写道：“拓荒者是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并最终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的人。”我还写了惠特曼与査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豁达随性的精神，以及其他志在高远的人士。

最后，我写到从死亡中诞生的生命：曾尸横遍野、寸草不留的索姆河战场现在遍地开满了鲜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使在德国刚刚轰炸完的伦敦，著名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仍注意到了那里的生命与美。他写道：“街道边盛开着泽菊、铃兰以及白色、淡紫色的丁香。即使在灾难与毁灭中，生命依然存在。”

通过写作，我发现自己又恢复了生机，就像理查德告诉我的那样。而且到最后，我发现这比我认为的要容易。我在为理查德写作，也在写理查德，我写他对发现的热情，对新观点、新视角的由衷喜悦。我写他如何在我的躁狂和抑郁发作之后，帮我恢复生机；写爱情以及爱情如何以它自己的方式、在它自认为恰当的时间给予回报。我写快乐的奥秘、爱的欢喜。理査德虽然死了，但爱与理念不灭。理査德教会我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本能地会考虑得更长远，会选择面向未来。

即使知道自己的想象只是昙花一现，我们仍会去想象。两年前，当我在苏格兰参加圣安德鲁斯大学一年一度的讲座时，我打开窗帘，看到外面下雪了，老球场和市镇笼罩在飘雪中。北海（the North Sea）—片白茫茫，只有凭借想象，人们才能知道它的存在。目之所及美得令人窒息。我和一位朋友一起前往小礼拜堂，在礼拜堂的一端，有一个大雪人，石头是它的眼睛，脖子上围着一条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围巾。到下午茶的时候，各种大小、各种形态的雪人出现在老球场、学院的花园，以及市镇的花园里。在很多地方，学生和居民们堆起雪人，这既是对时间的挑战，也是献给想象力与无常的礼物。

第二天早上，小草从雪里钻出来，但三个雪人仍站立在老球场上。不用多长时间，球场的工作人员就会把雪人弄碎，前一天魔法会消失。不过没关系，雪人的创造者已经在创作的过程中获得了快乐，他们完全知道自己的作品生命短暂。雪人短暂的生命使得它的存在成为一种辉煌。“给予的手正在获取，”苏格兰诗人威廉·苏塔（William Soutar）写道：“获取的手要赠予：树枝总是因为果实或积雪的重压而折断。”

想要紧紧抓住爱是我们的本性，悲痛让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为了抓紧爱，我必须找到捕获并转换它的方法。我所知道的唯一方法是写书，写这本关于理查德的书。这本书中有爱情以及爱情带来的点点滴滴，有死亡以及随死亡而逝的丝丝缕缕；有爱的绵长不绝，也有悲痛的深刻教益。

我又一次回到大瑟尔，靠窗坐着，远眺礁石和大海。拿起多年前写《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上）时，理查德送给我的钢笔，想起他当时对我说，要发自内心地去写，我就是那样做的。这次我依然会发自内心地去写，但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坐了很长时间，看着窗外大瑟尔的礁石，在认识理查德之前很久我就认识它们了。我写了起来，写爱与希望的恒久；写与之生活了近20年的男人——我的丈夫、同事兼朋友；写无畏、崇高以及爱情的力量。我将全部感情倾注在书中，当我走在大瑟尔的海滩上时，理查德就在我的身边，在我渐渐变得平静的思绪中。当我离开大瑟尔时，他依然会和我在一起。我们曾经对大瑟尔之旅不抱希望了，但现在它成为了现实。让我们一起面向未来吧。

1. 五朔节花柱的习俗源自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自16世纪以来，村民把木柱子竖立起来，柱子上装饰着村子里各种建筑物及工艺品的图案。五朔节花柱是很多欧洲节日的一部分，尤其是五朔节（May Day）。

译者后记

本书作者凯·杰米森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精神病学家，而她本人同时也是躁郁症患者。这本书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杰米森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她与丈夫近20年的生活，以及丈夫患癌症、病故前前后后的经历与情感变化。

我不得不重复很多人对这本书的评价，那就是作者的写作非常真诚，这种真诚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生活是不完美的，爱情是不完美的，但不完美中的美好更令人动容。

作为一名躁郁症患者，她有时热情如火，有时情绪低沉，与躁郁症患者相处并非易事。虽然我们在书中看到很多她与丈夫的浪漫往事，比如在浴缸里洒满花瓣，从花瓣中发现寻宝的线索等。但同时，他们的婚姻中也有很多棘手的、令人无奈、疲惫不堪的时刻，比如当杰米森看到丈夫医生包里的注射器时，当理查德患癌症期间，随着治疗、诊断的开展，他们的心情与希望像过山车一样起起落落时……

这是一本感情真挚、充沛的作品，同时充满一种客观、冷静的观察。在丈夫离开之后，杰米森经历了一段无比悲痛的时期，她将悲痛与抑郁进行了深刻、细致的比较，这种独特的视角进一步加强了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视角，使杰米森在丈夫去世后没有躁郁发作。

作者在写作中引用了很多优美的文学作品与诗歌，为这部自传增添了几分动人。由于本人对英美文学所知有限，书中难免有翻译不到位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能完成这本书的翻译，离不开朋友及家人的帮助，在此我要对黄宁、王鹏、巩樱、崔凯、范文斌和曲晓东表示感谢。